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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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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民主:親密關係的變革  作者:安東尼·吉登斯                       
   本書對現代社會的性、性別、愛和身份認同的複雜關聯作了有趣的分析。事實上,性現在在公共領域中持續地發揮重要作用。在過去幾十年裡,性革命發生了,性代表著一種潛在的自由王國,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男人對女人的性控制遠不止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偶然特徵,當那種控制開始失效時,我們看到男性的性強制性更明顯地表現出來。親密關係的變革可能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體制有著顛覆性的影響,因為對性現在產生影響的這些變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導論   
  性徵(sexuality)似乎是一個非公共性的主題,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但本質上是一個私人性的關注點。人們或許會想像,它也是一個永恆的東西,因為它具有某種生物性,且對於人類生命的延續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事實上,性現在在公共領域中持續地發揮重要作用。在過去幾十年裡,性革命發生了,很多思想家將革命的希望維繫於性上,對他們來說,性代表著一種潛在的自由王國,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人們應當如何解釋這樣的斷言?這個問題促使我寫作本書。我著手論述性,我發現我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同樣在論述愛和性別。論述性的著作本身易於性別化,在某些男人所著的最為著名的性研究中,根本就沒有提及愛,性別也只是作為一種補充物出現。今天,在人類歷史上,婦女第一次宣稱和男人平等。我下面並不打算分析性別不平等是如何貫穿於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相反,我關注的是感情規律。在此,婦女——過著日常生活的普通婦女和有自我意識的女性主義群體——開闢了某些重要的可概括的變化。這些變化從根本上是探究「純粹關係」的可能性,這種關係也即性和感情的平等關係,其涵義對於先前的性別權力形式而言是爆炸性的。 
  浪漫之愛的興起為純粹關係的起源提供了一個案例研究。理想的浪漫之愛長期以來更多地是對婦女而非男人的願望產生影響。浪漫之愛的理想對婦女狀況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有助於將婦女放在「她們的地點」——家中;而另一方面,浪漫之愛可以被看做是一個主動的激進的同「男性化」的現代社會的婚約。浪漫之愛預示著,長久的感情紐帶可以在那種紐帶本身的內在品質的基礎上同他人建立起來。它是純粹關係的預示,儘管它也同純粹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我所稱之的可塑性性徵的出現對於純粹關係內在的解放是至關重要的,對婦女對性快感的宣稱也是至關重要的。可塑性性徵是一種去中心的性,它脫離了生殖的需要,源自於嚴格限制家庭規模的趨勢中,最初出現於18世紀晚期的某地。但是作為現代避孕和新的生殖技術的傳播結果,它又有進一步的演化,可塑性性徵可以成型為人格品質,因而在本質上和自我相關,與此同時——原則上——它使性脫離了陽物統治,脫離了自負的男性性經驗。 
  現代社會有一種隱蔽的感情,然而,它趨向公開化。這是一個男人的性追求史,他們同公開的自我區別開來。男人對女人的性控制遠不止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偶然特徵,當那種控制開始失效時,我們看到男性的性強制性更明顯地表現出來。這種衰退的控制也產生了一種增長著的男性對待婦女的暴力潮流。此時,一種感情深淵出現在兩性之間,人們無法確切地說它在多大程度上會取得溝通。 
  然而,親密關係的變革的根本可能性是非常真實的。有些人宣稱親密關係可能是壓抑性的。如果它被看做是長久的感情禁錮要求的話,那顯而易見,情況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將它看做是平等的個人紐帶的相互協商,它的表現就完全不同,?密關係意味著對個人關係領域的大規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領域的民主相提並論。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密關係的變革可能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體制有著顛覆性的影響,因為在其中情感滿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經濟增長的社會世界極其不同於我們眼前所知曉的世界,對性現在產生影響的這些變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日常實驗,關係,性(1)   
  在小說《邂逅之前》中,朱利安·巴恩斯討論了一個名叫格拉海姆·亨利克的人的命運。他是經院歷史學家,離開妻子,開始與另一位女子交往。小說開始時,格拉海姆年近40,已有15年的婚姻生活,「在生命的中途,」他已經能「感覺到在走下坡路了」。在一次否則便是例行公事的派對上,他與安妮邂逅。安妮曾經是一位不知名的電影演員,後來成了時裝採購員。由於某種原因,這次邂逅攪起了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的希望和興奮的感覺。他感到「與20年前的一個自我久已斷裂的溝通突然恢復了」,「能再一次產生愚蠢的念頭和理想了」。 
  在一連串的幽會之後,他們的關係有了圓滿結果。於是,格拉海姆拋開妻兒,與安妮同居。離婚手續就緒,兩人結了婚。這部小說主要講述格拉海姆逐漸發現安妮以前生活中的情人的過程。她幾乎不隱瞞什麼,但如果他不直接詢問,她也不主動透露什麼。格拉海姆越來越執迷於安妮的過去,發現她過去的性生活細節已經成了一種需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觀看安妮在影片中扮演小角色的片斷,仔細查看每一個交換目光或其他跡象,看它們是否表明她與某一特殊的男人有曖昧關係。有時,她承認曾與某男人有染,但大多數情況下則堅持沒有性來往。 
  故事的終極發展是殘暴的,結局幾乎完全顛覆了該書大部分風格體現的冷漠的幽默。功夫不負有心人,格拉海姆終於發現他最好的朋友傑克——他曾坦誠地向傑克講過安妮「在遇到我之前」的生活問題——幾年前曾與安妮有過曖昧關係。格拉海姆安排與這位朋友見面,彷彿要與他繼續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似的。但他隨身帶了一把刀,一把「六寸長、一寸寬的錐形尖刀」。趁傑克轉過身去忙於什麼的當口,格拉海姆將尖刀刺進了傑克的後背。傑克迷惑不解地轉過身來,格拉海姆又在他的「心臟和生殖器之間」連刺數刀。行兇期間,他的手指掛了彩,貼上橡皮膏後,他坐了下來,面前擺著他喝剩下的咖啡,那是傑克為他燒的。 
  與此同時,格拉海姆的徹夜未歸使安妮越來越感到不安,她給當地警察局和醫院打過電話,打聽他的下落,全無結果,於是便在他的寫字檯上查找線索。她找到了一些文件,那是格拉海姆偏執般地調查安妮的過去所得到的一些證據——她發現他已經知道了她與傑克的關係(這是她沒有主動告訴格拉海姆的惟一一次性接觸)。她來到傑克的公寓,看到了格拉海姆,還有傑克血跡斑斑的屍體。不知道為什麼,她聽從了格拉海姆的勸慰,鎮定下來,還讓他用幾碼長的曬衣繩把自己捆了起來。格拉海姆估摸著,在她來不及衝向電話求救的這段時間裡,他足以實現他的目的。「沒有什麼告別台詞,沒有什麼鬧劇情節」,格拉海姆操起刀,深深地從兩側刺進了自己的喉嚨。關於安妮——「他愛安妮,對此沒有任何疑問」,但他低估了她。安妮尖叫著用頭撞破窗玻璃,跳了下去。當警察到來時,扶手椅已經無法挽回地浸透著鮮血,格拉海姆死了。小說結尾的幾段暗示說,安妮也自殺身亡——出於一時疏忽或我們不知道的什麼原因。 
  《邂逅之前》從根本上說不是關於妒忌的一部小說。通讀格拉海姆搜集的關於安妮的材料,安妮認識到她「不能用妒忌來形容他」。重要的是「他無法面對她的過去」。所有引文均出自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皮卡多出版社,倫敦,1986。結局是暴力的——就該書其餘部分的半滑稽格調來說,這有些不協調——但卻是冷靜的。格拉海姆的暴力是一次失敗了的嘗試,即旨在控制的嘗試。小說家並未清楚交代其緣起,這說明格拉海姆本人也不清楚他為什麼這樣做。格拉海姆試圖在安妮的性史中發現的那些秘密與他對一個女人的期待密切相關:安妮的過去與他所期待的不一致——她的過去與格拉海姆的理想不符合。這是一個情感問題:他認識到讓安妮根據他的期待來安排她以前的生活該是多麼荒唐的事。然而,她的性獨立,甚至在他未為她「存在」之前,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以至於釀成了暴力毀滅的結局。在格拉海姆這方面,他試圖保護她不受她在他心中激起的暴力的侵犯。但她不管怎麼說自然捲了進來。 
  小說描寫的事件是獨具當代特色的:作為對普通人生活的探討,小說的背景不可能是一個世紀前的時代。它假定相當程度的性平等,而且特別倚重這樣一個事實,即今天,在進入一種「嚴肅的」性交往之前(甚至期間或脫離這種交往之後),一個女人有許多情人這本是尋常之事。當然,總是有一少部分婦女,對她們來說,性多樣化,並把性多樣化作為平等的標準,是可能的。但大多數婦女都可分為貞節和放蕩兩種,而「放蕩的」婦女只存在於禮儀社會的邊緣。「貞節」一直是根據一個女人對性誘惑的拒絕來定義的,這是受不同制度保護的一種拒絕,如在陪伴下的求婚,強迫的婚姻,等等。 
  另一方面,男人傳統上一直被視為——不僅自視為——出於身體健康而需要性多樣化。男人在婚前與許多女人有過性接觸,一般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婚後的雙重標準是一個真實現象。如勞倫斯·斯通在他對英國離婚史的研究中所說,直到相當晚近的時候,關於男人和女人的性經歷的一種嚴格的雙重標準才存在。對妻子來說,單單通姦行為就是「對財產法和遺傳思想的不可饒恕的違背」,一旦被發現就要遭受極嚴格的懲罰。對比之下,丈夫的私通則被普遍「認為是令人遺憾但卻可以理解的小毛病」。勞倫斯·斯通:《通往離婚之路:1530~1987年的英國》,第7頁,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1990。   
  日常實驗,關係,性(2)   
  在一個性越來越平等的世界上——即便這種平等遠沒有完成——兩種性別都要根本改變相互的看法和行為。要求婦女做到的調整相當大,但是,也許由於這位小說家是位男性,所以,這些調整在書中既沒有充分地再現出來,也沒有得到極為同情的刻畫。格拉海姆的前妻芭芭拉被描寫成一個十分苛刻的人,格拉海姆為她的態度所困惑;當他對安妮產生矢志不渝的愛情時,他對安妮的觀點和行為也幾乎沒有更深的理解。我們甚至可以說,除了對安妮以前的生活進行鑽研外,他實際上一點兒都不瞭解安妮。 
  格拉海姆試圖以傳統的方式處理芭芭拉和安妮的行為:女人是有感情的、富於幻想的,她們的思維過程不是沿著理性的路線進行的。然而,他對這兩個女人充滿激情,在故事發生的時候,他尤其對安妮充滿激情。現在的妻子不是一個「放蕩的女人」,他也沒有任何權利把她當作那樣的女人對待。當她與格拉海姆結婚後去見傑克時,她堅決地拒絕了傑克的挑逗。然而,格拉海姆無法擺脫髮生在他「控制」她之前的那些行為所帶給他的恐懼感。 
  小說家巧妙地傳達了格拉海姆第二次婚姻的開放的實驗的性質,這與第一次婚姻有著本質的不同。顯然,格拉海姆的前一次婚姻更像是一個「自然給予」的現象,是以傳統的「男耕女織」的分工為基礎的。與芭芭拉在一起時,婚姻是一種事物狀態,並非是生活的特別補償,就彷彿做一種你並不特別喜歡的工作,但卻要盡職一樣。對比之下,與安妮的婚姻是一系列複雜的相互作用,必須經過經常的協商和「解決」。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第55頁以後。在第二次婚姻中,格拉海姆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那是在他年輕時幾乎沒有出現的世界。這是性協商的一個世界,是一個「關係」世界,其中,「忠誠」和「?密」等新的術語成為首要的了。 
  《邂逅之前》是一部關於在一個經歷深刻變革的社會世界上男性焦慮和男性暴力的小說。婦女不再接受男性的性控制了,兩種性別都必須認真理解這一現象的含義。個人生活已經成為一個公開投射,造成新的要求和焦慮。我們的人際存在正經歷著徹底的變化,使我們都捲入了我所說的日常社會實驗之中,更廣泛的社會變化要求我們多多少少都要從事這種實驗。姑且從社會學角度更充分地說明這些變化,而這關係到婚姻和家庭,也直接關係到性。   
  社會變化和性行為(1)   
  莉蓮·盧賓1989年研究了美國上千名從18~24歲的異性戀者的性史。在這個過程中,她提出的證據揭示了過去幾十年中「男女關係發生的幾乎驚人的比例變化」。莉蓮·盧賓:《性戰》,第8頁,法法爾、斯特勞斯和吉魯斯出版公司,紐約,1990。40歲以上的調查對象的早期性生活都與年輕的調查對象的早期性生活形成了戲劇性的對照。作者在前言中?自證實了老一代人提供的情況,她本人就屬於那一代。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結婚,結婚時是個處女,是「循規蹈矩」的一個女孩,而且從來不會做「出格」的事。當時給性剝削劃定清楚界限的並非她一人,她和朋友們都遵守一種共同的行為準則。她的未來的丈夫是個積極的參與者,為保證這些準則得以實施:他關於性行為的「對錯」標準與莉蓮本人的標準是相符的。 
  女孩婚前的貞節是兩種性別都讚賞的。如果她們與男朋友發生過真正的性交,也幾乎沒有人公開這樣的事實——許多女孩只可能允許與自己正式定婚的男孩發生性關係。性比較活躍的女孩都要受到其他人的詆毀,而且要受到佔了她們「便宜」的男性的詆毀。正如女孩的社會聲譽取決於她們抵制或抑制性誘惑的能力一樣,男孩的社會聲譽取決於他們所能達到的性徵服。一位45歲的調查對像說,大多數男孩只能通過「與那些女孩即妓女鬼混」才能成功。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今天的青少年性活動時,好壞女孩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仍然適用,如男性徵服的倫理仍然適用一樣。但其他人的態度,尤其是許多青少年女孩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女孩們感到她們有權在適當的年齡從事性活動,包括性交。在盧賓的調查中,實際上沒有青少年女孩談論為了人們所期待的定婚或婚姻而「拯救」自己。相反,她們講的是一種傳奇和忠誠的語言,這種語言承認其早期性參與的無限潛力。因此,在回答盧賓提出的關於與男朋友的性活動的一個問題時,一個16歲的調查對像說:「我們相愛,所以沒有理由不應該做愛。」然而,當盧賓問她打算與這位性搭檔維持多久時,她的回答是:「你是說我們是否要結婚嗎?回答是不。或者我們明年還會在一起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明年距現在還相當遙遠。大多數青少年都不能相聚如此之久。但是只要我們在一起,就不會與別人約會。這是一種忠誠,不是嗎?」莉蓮·盧賓:《性戰》,第61頁,法法爾、斯特勞斯和吉魯斯出版公司,紐約,1990。 
  在前幾代人中,對性活躍的女青少年來說,傳統上是扮演純真的角色。這一關係在今天通常被倒轉過來:只要必要,純真就會扮演世故的角色。據盧賓的發現,女孩性行為和態度的變化比男孩要明顯得多。她的確與一些男孩談過,他們都對性與忠誠的關係特別敏感,他們拒絕把性成功與男性勇武等同起來。然而,大多數男孩都羨慕與許多女孩約會的男友,同時譴責與許多男孩約會的女孩。在盧賓的抽樣調查中,一些女孩模仿傳統的男性性行為,而且是公開地、無所顧忌地進行模仿。面對這種行為,大多數男孩都報以憤怒的反應。他們仍然需要純真,至少是某種純真。盧賓採訪的年輕女人中有幾個恰值結婚前夕,她們認為有必要向未來的配偶隱瞞她們以前的性經驗的範圍。 
  盧賓的研究與其他調查構成了反響,適用於一切年齡組合。其最驚人的發現之一是性活動擴展的多樣性,其中,大多數人都參與或認為適於讓別人參與進來,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因此,在40歲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中,在青少年時期進行過口交的還不到1/10。在續後的每一代人中,比例逐年增長。在目前這一代青少年中,儘管不是普遍的實踐,但口交卻被認為是性行為的正常組成部分。盧賓調查的每一個成年人現在至少都有過這種經歷——這居然是在一個其法典仍然把口交列為「施虐行為」、在24個州里仍被列為非法活動的社會裡發生的。 
  男人大多歡迎這樣一個現實,即女人們變得越來越樂於從事性活動,他們聲稱,在較長期的性交往中,他們想要在知識和經濟上與自己地位平等的女性。然而,據盧賓的發現,當面對這種選擇的暗含意義時他們表現出明顯的深切的不安。他們說女人「喪失了溫情」,她們「不知道如何妥協」,「今天的婦女不想當妻子,她們想要妻子」。男人宣佈他們想要平等,但是,許多人也主張他們或是拒絕做讓他們做的事,或是對此表示神經質。「你怎樣幫助養育孩子們?」盧賓問傑生。用傑生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對強壯好勝的女人應付自如」的人。他的回答是:「我當然樂意盡我所能。我不想作一個缺席的父?,但是,總要有人承擔更多一點的責任……我不想說我能做到那一點,因為我做不到。我有我的職業,而且這個職業對我非常重要,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標。」莉蓮·盧賓:《性戰》,第146頁,法法爾、斯特勞斯和吉魯斯出版公司,紐約,1990。 
  現在,大多數人,無論男女,在結婚時都積累了相當多的性經驗和知識。從偷偷的撫摸或非法的幽會到比較安全的、然而也更咄咄逼人的新婚之夜,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什麼突然的過渡了。今天,大部分新婚夫婦都有過性經驗,婚後也沒有什麼性實驗期了,即使當事人以前沒有在一起生活過。   
  社會變化和性行為(2)   
  然而,盧賓的調查表明,成年男女之間的婚後性期待要遠遠超過前幾代人正常的婚後性期待。女人期待著接受和提供性快感,許多人都把一種補償性的性生活視為令人滿意的婚姻的一個根本要求。今天,結婚5年後有婚外性接觸的女人實際上與男人的比例相同。雖然仍然存在著雙重標準,但女人卻不再容忍這樣的觀點了,即男人需要多樣化,理當婚外冒險,而她們卻不應該那樣做。 
  從這樣一項在一個單一國家的有限人數內進行的調查研究中,我們能搜集多少關於一般社會變化的資料呢?我認為,我們基本上能夠為這項研究獲得我們所需要的資料。無可爭議的是,盧賓勾畫的這種發展,從廣義上說,在大多數西方社會裡普遍發生——而在某種程度上,在世界的其他地區也同樣發生。當然,不同的國家之間、亞文化和社會—經濟層面之間都要有很大的差異。比如,有些群體與所描寫的這些變化無關,或主動抵制這些變化。有些社會比另一些社會擁有更長的性容忍的歷史,它們所經歷的變化也許不會像在美國那樣激進。然而,在許多國家,抵制壓抑性的性價值背景的這種轉化正在發生,這些性價值比標誌著幾十年前的美國社會之特點的那些性價值更令人窒息。對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的人們來說,尤其是對女人來說,現在發生的變化是戲劇性的和顛覆性的。   
  異性戀、同性戀(1)   
  盧賓的研究僅只涉及異性活動。她決定排除同性戀,這很奇怪。就事實而言,如金賽已經表明的,相當高的比例的男人,和相當比例的女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時間裡都參與過同性戀行為。金賽發現,只有50%的美國男人「專門參與異性活動」,即是說,既不參與同性戀活動,也沒有同性戀的慾望。18%專門參與同性戀活動,或堅持雙性活動。在婦女中,2%是徹頭徹尾的同性戀者,13%參與某種形式的同性戀活動,還有15%據說有同性戀衝動,但沒有付諸行動。阿爾弗列德·C金賽等:《人類男性的性行為》,桑德斯出版社,費城,1948;《人類女性的性行為》,桑德斯出版社,費城,1953。 
  金賽的發現在當時驚動了迷惑不解的大眾。然而,在過去的1/4世紀裡,各種變化對同性戀的影響與對異性活動的影響一樣大。甚至在金賽的巨著面世之時,同性戀在臨床文獻中仍然被視為病理學上的問題,某種形式的性心理紊亂,和一系列其他的病症——戀物癖、窺淫癖、易裝癖、男性色情狂、女性色情狂等等。它仍然被許多異性戀者視為性變態——即是說,視為特別非自然的,應該受到道德譴責的。然而,「性變態」這個術語本身現在似乎從臨床精神病學中完全消失了,許多人對同性戀的反感已經失去了醫學職業的潛在支持。 
  同性戀的「出世」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過程,在一般的性生活中發生了重要影響。它以自我描寫的「男同性戀」的流行為標誌,依據這樣一個反射性過程,一種社會現象可以通過集體參與而被佔用和改造。當然,「男同性戀」意味著色彩、開放和合法性,是發自曾經由許多實踐同性戀和大多數實踐異性戀的個人所持的同性戀形象的一聲呼喊。在美國城市和歐洲的許多城市地區出現的男同性戀文化社區為同性戀提供了一個新的公共面貌。然而,在比較私下的個人層面上,「男同性戀」這個術語也帶有越來越廣泛的性指涉,即把性作為自我的性質或屬性。一個人「具有」一種性徵,男同性戀或相反,這可以反射地加以掌握、質疑和展開。 
  因此,性成為自由流動的東西:「男同性戀」是一個人可以「成為」的東西,「發現自己已經是的東西」,與此同時,性本身對許多客體開放。於是,1990年發表的《金賽研究所的新性學報告》描寫了一位65歲男人的情況,在長達45年的幸福婚姻之後,妻子去世了。在妻子死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愛上了一個男人。據他自己所說,他以前從未對一個男人產生性吸引,或幻想過同性戀行為。這樣一個人現在公開改變了他的性取向,儘管他面對著「如何對孩子們說」的問題。瓊·M雷尼施和魯思·比茲雷:《金賽研究所的新性學報告》,第143頁,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90。幾年前他能夠想到會如此改變「性」生活的可能性嗎?他完全與格拉海姆一樣進入了一個新世界。 
  「關係」概念在男同性戀的亞文化中與在大多數異性戀人口中一樣出現了。男同性戀通常擁有多個性搭檔,與某人的接觸也許僅只曇花一現——從艾滋病到來之前的浴室文化中可見其一斑,艾滋病的到來導致了浴室文化的實際消失。在70年代末進行的一次研究中,美國大約600名男同性戀者回答了他們共有多少性搭檔的問題:大約40%的人說在500名以上。瓊·M雷尼施和魯思·比茲雷:《金賽研究所的新性學報告》,第144頁,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90。 
  我們似乎在這裡發現了一個蔓延的男性性活動的社會宇宙,在這裡,一夜的風流變成了任意的10分鐘的交配。事實上,絕大部分男同性戀者和大多數女同性戀者在任何特定時間內只與一個搭檔有同居的關係。上引的研究表明,大多數人至少在兩年以上的時間裡與一個主要搭檔保持關係。金賽研究所於80年代初基於對幾百名男同性戀者的採訪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實際上,所有男同性戀者在特定時期至少能保持一年的穩定關係。瓊·M雷尼施和魯思·比茲雷:《金賽研究所的新性學報告》,第145頁,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90。男女同性戀者比大多數異性戀者較早地發展關係,這裡「關係」一詞的意思是指現在用指個人生活時的意思。他們必須在沒有傳統上確立的婚姻框架的情況下、在搭檔之間相對平等的條件下「相處」。 
  「性」在今天得以被發現、開發和用於不同生活方式的發展。它已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或培養的東西,而不再是被個人視為注定的事物狀態而接受的自然條件。在一種可以被調查的意義上,性似乎發揮著自我的一種可鍛性功能,是身體、自我認同和社會準則的一個基本接合點。 
  手淫的情況最充分地展示了這些變化,它曾經被視為性失敗的可怕象徵。手淫與同性戀一樣也公開「出世」了。金賽報告發現,90%的男人和40%的女人,在其生活的某個階段都有過手淫的經歷。新近調查的數字表明,其比例在男人中達到100%,在女人中達到70%。同樣重要的是:手淫被廣泛推薦為性快感的主要來源,人們積極鼓勵把手淫作為改進兩性性反應的模式。W.H.馬斯特爾和V.E.約翰遜:《人的性反應》,利特爾、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頓,1966。 
  上述變化以哪些方式比較經常地與個人生活的轉變相互作用?過去幾十年中的變化何以與對性行為的比較長期的影響相關?回答這些問題就是研究「性」的緣起,「性」是什麼?它何以成為個人所「擁有」的東西?這些問題將是本書所關注的問題。但是,一部特殊的著作近年來一直主導著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我們可以通過對這部著作的批評評價開始探討這些問題:這就是米歇爾·福柯講述的性史。   
  異性戀、同性戀(2)   
  為防止可能的誤解,姑且強調指出:全面接觸福柯的思想在本書研究中是不合時宜的。我也不想做這樣的嘗試。福柯卓越的創新以前人所未想到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關鍵問題。然而,在我看來,他的著述在他所精雕細琢的哲學觀點和公開提出或暗示的一些歷史主張上,也有嚴重缺點。福柯的崇拜者將會失望:我不會詳盡論證這些主張。然而,我與福柯的區別顯見於我所提出的論點中;我把他的著作主要用作澄清這些論點的陪襯。   
  福柯論性(1)   
  在《性史》中,福柯著手攻擊他所稱之的「壓抑假說」《性史》共三卷,卷1是《導論》,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這裡的討論主要同卷1相關。這一著名提法。根據這一觀點,現代體制迫使我們因為享用它提供的利益而付出代價——增長著的壓抑。文明意味著規訓,規訓轉而又暗示著對內驅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內在的。誰談現代性,誰就是在談超我。福柯本人似乎接受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某些相似觀點,他將現代生活在本質上同「規訓權力」的興起聯繫起來,同監獄和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的組織如公司、學校、醫院等等聯繫起來。規訓權力被認為是生產了「馴服身體」,這種身體活動受到控制和調節,而不能依據慾望衝動自發地行事。 
  權力在此主要是表現為某種控制力。然而,如福柯所逐漸意識到的,權力也是一種生產現象,它不僅僅是限制性的;身受規訓權力的人對它的反應並不一定總是馴服的。權力因而也可以成為生產快感的手段:它不僅僅站在快感的反面,「性」不應該只是理解為社會力量務必抑制的驅力,相反,它是「權力關係的極其密集的轉換點」,它可以通過它所產生的能量——它被注入了權力——被用來作為社會控制的焦點。 
  性在現代文明中並沒有被驅至地底,相反,它被持續不斷地討論和探究。它變成了「偉大布道」的一部分,且代替了更為古老的神學布道傳統。有關性壓抑的陳述和超驗布道彼此相互強化;爭取性解放的鬥爭是它所譴責的權力的自我—同一機制的一部分,福柯充滿修辭性地問道,還有任何其他的社會秩序如此持久如此普遍地為性所充斥嗎? 
  在涉及「壓抑假說」時,19世紀和20世紀是福柯主要關注之所在。在這段時期,性和權力以幾種不同的方式相互纏繞起來。性轉化為一種秘密,爾後,這種秘密又不得不被無休止地搜尋和遮掩。以手淫為例,醫生和教育者發起全部運動來圍攻這個危險現象並表明它的後果。然而,給手淫如此之多的關注,甚至使我們懷疑其目的不是根除手淫,而是使個人的身心發展井然有序。 
  福柯繼續論證道,精神病學家、醫生及其他人所劃分的大量的性倒錯也是如此。這些反常的性行為形式既是向公眾展示的,又被製作成個人行為、人格、自我—認同的分類原則。其結果就不是對性倒錯進行壓抑,而是給予它們「一個分析的、可見的和永恆的現實」;它們「植根於身體中,溜進了地下行為模式裡」,這樣,依據前—現代的法律,雞姦就被界定為一種受禁行為,但不是一種個人的品質或行為模式。然而,19世紀的同性戀,卻變成了「一個要人,一種經歷,一個病史」,也變成「一種生活類型,一種生活形式,一種形態」。「我們不應該想像」,用福柯的話來說: 
  當時代對某類性行為——它能再生產勞動力和家庭形式——賦予一種調節作用的時候,以前所能容忍的一切東西都會引起注意並被賦予一種貶義名稱……正是通過對邊緣的性行為的隔絕、強化、鞏固,權力、性、快感的關係才擴散、繁殖且對身體進行測度,並穿透了行為模式。福柯:《性史》,卷1,第47~48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 
  很多傳統的文化和文明都曾鼓勵和滋生色情藝術,但只是現代西方社會才發展了一門性科學,按照福柯的觀點,這是通過將大量性知識的自白原則結合起來而產生的。 
  性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現代懺悔的焦點。福柯指出,天主教懺悔總是對信徒的性生活的一種調節手段。它涉及的遠不止是性草率行為,牧師和懺悔者都同樣地在倫理框架內對坦陳這些不檢點行為進行解釋。作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教徒越來越有規律地堅持自白,而整個程度也被強化了。不僅僅是行為,而且連思想、幻覺及所有與性有關的細節都要被考慮和審查,在基督教義中,我們所承繼的肉體——它包括靈魂和身體的結合——是頗具現代特徵的性興趣也即性慾望的大致根源。 
  18世紀晚期的某些地方,懺悔式的自白變成了訊問式的自白,它被滲透進不同話語中——從病史、科學治療一直到無恥的文章諸如匿名的《我的私生活》。性是文本建構起來的「秘密」,這些文本既有要滅絕性的,也有對性進行禮讚的。抵達這個秘密之途據認為是解開了「真理」,性對於現代性的「真理體制」特徵而言是基礎性的。現代意義上的自白「是全部的程序,根據這些程序,主體被激發起來生產有關其性徵的某種真理話語,這種性徵能對主體自身產生影響」。米歇爾·福柯,「肉體的懺悔」,見柯林·戈登:《米歇爾·福柯:權力/知識》,第215~216頁,哈費斯特出版社,1980。 
  成群結隊的專家、性學家,形形色色的醫生都打算著手探究他們幫助建造的這個秘密。性被賦予一種巨大的因果權力,且似乎對許多不同行為產生影響。米歇爾·福柯,「自我的技術」,見魯特·H馬丁等編:《自我的技術》,泰法斯托克,倫敦,1988。「同其他禁令不一樣,性禁令持續地與說出自我真相的義務相關。」(第16頁)調查中傾注了大量的努力將性轉變成了某種隱私而難以察知。像瘋狂一樣,性不是業已存在的某種現象在等待著理性分析和療效式的糾偏,當對於性的考察生產出將「正常性徵」和病態性領域區分開來的文本、手冊、調查報告時,性快感就變成「性徵」,性的真理和秘密就通過對這樣一些「發現」的尋求和獲得而分別建造起來。   
  福柯論性(2)   
  性的研究以及性話語的創建在19世紀導致了不同的知識—權力語境的發展。其中之一涉及婦女。女性性徵被視為,也隨即被壓迫式地看做病態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種與兒童有關。兒童的性行為積極活躍,這一「發現」同兒童的性徵「違反自然」這一斷言緊密相連,更進一步的語境與婚姻家庭有關。婚姻中的性是要負責任和自我調節的,不僅要局限於婚姻之內,而且應以專門的和不同的方式進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許的。家庭規模的控制被認為是自發地從有節制的快感尋求中出現的。最後,一系列的性倒錯被明確界定,對它們的診治模式也被描述出來。 
  對福柯來說,性徵的發明是與現代社會的形成、鞏固相關的某種不同進程的一部分。現代國家、現代組織都依賴於跨時空的對人民的微觀控制。這些控制隨著「人體的解剖—政治學」——致力於調控身體力量的身體管制技藝——的發展而產生,「解剖政治學」隨即成為更為廣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權力領域的一個焦點。福柯:《性史》,卷1,第142頁。 
  福柯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傷腦筋。畢竟,為什麼還要拉長另一種話語來添加到業已存在的多樣性上?令人感興趣的是「性徵機制」,也即身體和快感的確定經濟的出現。福柯:「肉體的懺悔」。福柯越來越多地注意到了這個與自我相關的性徵機制,他對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於在對其進行考察的時候表明這個問題。米歇爾·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臘人關注的是對「自我的呵護」的培植,但是以一種與現代社會秩序中自我的發展截然相反的一種方式來進行的,福柯有時將極端偽裝下的自我呵護貼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亞海灣」的標籤。在這兩種有關自我的態度之間,則是基督教的影響。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層階級中間,自我的呵護被整合進了文明的、美學的存在倫理中。對希臘人來說,福柯告訴我們,食物和飲食比性要重要得多。基督教用業已廢棄的自我觀來代替古典觀點:自我有待於描述,它的真理有待於識別。在「自我的加利福尼亞海灣」中,「由於心理學或精神分析學,人們被設想為發現了真實的自我,將自我同可能混淆自我、外在於自我的東西區分開來,對自我的真理進行描述。」米歇爾·福柯:「論倫理的系譜學:當前著作概覽」,見保羅·拉賓芬:《福柯讀本》,第362頁,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86。有關福柯和自我的最好的間接討論,見露易斯·瑪卡蕾:《福柯和女性主義》,政體出版社,劍橋,1992。   
  性徵和體制變化(1)   
  「性徵」,如福柯所言,確實是首先出現於19世紀的詞語。這個詞早於1800年代就存在於動物學和生物學的技術行話中,但直到20世紀末它才被廣泛運用於與今天意義上的這個詞有密切關聯的事物中。《牛津英語詞典》對這個詞的定義是「性的特質或具有性的特質」。這個意義上的這個詞出現於1889年出版的一本書中,這本書關注的是為何婦女容易染上男人能夠避免的多種疾病,而這正是從女性的「性徵」進行解釋的。斯蒂芬·海絲:《性困境》,第7~16頁,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1982。它最初是同抑制女性性行為的意圖密切相關,這一點在那一時期的文學中大量地體現出來,性徵作為焦慮的源泉出現,它需要解決;渴求性快感的婦女尤其不自然,正如一個醫學專家所寫:「男人的天性(性亢奮)對女人來說是個例外。」斯蒂芬·海絲:《性困境》,第17頁,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1982。 
  性是一種社會建構,它在權力的領域內活動,它不僅僅是一套或許找到或許沒找到直接釋放的生物刺激。然而,我們不能接受福柯這樣的主題:從維多利亞直到最近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條對性的「關注迷戀」的直接演進之路。有關這個觀點的一個說法,見海絲《性困境》。通過維多利亞的醫療文學而揭示出的性,在那裡被有效地邊緣化的性,同今天作為日常現象的性——它有成千上萬的書籍、文章和其他的描寫資源——之間存在大量的對比,更有甚者,正如一代代的婦女所尤能證實的,維多利亞時期及其之後的壓抑在某些方面十分真實。勞倫斯·斯通:「西方歷史景觀的激情依戀」,見威廉姆·格林和伊斯爾·佩爾森:《激情依戀》,自由出版社,紐約,1988。有很多有關壓抑假說的討論。如彼德·蓋依:《資產階級經驗》,卷1,1984年;卷2,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1986。還有詹姆斯·馬霍德和克裡斯汀·溫伯格:《莫捨檔案》,阿諾出版社,紐約,1980,這本書討論的是卡莉亞·莫捨對45名維多利亞婦女進行的研究。她的問答者中有34%的人說她們「總是」或「常常」是在性活動中經歷性高潮。這個比率同研究婦女的金賽報告相當。另外一本由羅拉德·海姆寫的著作:《帝國和性徵》(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1990)指出,如果僅限於英國,「維多利亞主義」就不能被理解。家庭中的「壓抑」,就男性殖民者而言,還伴隨著在帝國領地廣泛的性放縱。 
  如果我們陷入福柯所發展的總的理論立場內的話,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難理解這些問題的。在福柯的理論中,活躍的力量只是權力、話語和身體。權力在福柯的著作中以一種神秘的方式活動,而作為人類主體所積極取得的成就的歷史卻罕見存在。我們先因此接受他的有關性的社會本質的論斷,但要將它們設置在一個不同的解釋框架內。福柯不顧及性別而過於強調了性,他對性和浪漫之愛的聯繫保持沉默,而浪漫之愛正是同家庭中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一種現象。而且,他對自然性徵的討論主要還停留在話語的層面上——就這樣停留在話語的特定形式上。最終,人們會質疑他的與現代性有關的自我觀念。 
  福柯斷言說維多利亞時期的性是一個秘密,但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它在不同的文本中和醫學文獻中無休止地被討論。主要因為福柯所給出的一些原因,各種各樣的醫學辯論現象十分重要,然而,認為性在公眾所能見到的材料中被廣為表現、分析和概述則顯然是個錯誤。醫學雜誌和其他的准官方出版物只有為數甚少的人能夠看到,而且直到19世紀後半期,絕大多數人還無法讀寫。將性限定於技術性的討論區域,這事實上就是一個審查模式;這種文學無法為大多數人所瞭解,甚至無法為大多數受教育的人瞭解。這樣的審查明顯地對女性的影響比對男性的影響更大,很多已婚婦女根本就沒有任何性知識,只是知道它和令人討厭的男人慾望有關,並且還只能忍受。一個母?對他的女兒說了這樣的名言:「?愛的,婚後你就會碰到些不快的事情,但別管它,我就從不管它。」引自卡羅爾·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29頁,維亞哥出版社,倫敦,1982。 
  這是一個女同性戀者阿博爾·霍莉鮑芙在1980年代為婦女進行的呼籲,她要求大聲地公開揭示尚未完全表達出來的婦女渴望: 
  所有那些缺乏柔情也不想溫柔的婦女;所有那些不瞭解自己但試圖發現自己的婦女;所有那些甘作女性的情人的婦女;所有那些喜歡操男人的婦女;所有那些感覺像男同性戀者而不是女同性戀者的婦女;所有喜歡人造陰莖、穿透、服裝的婦女;所有喜歡流汗、說髒話、看情人臉上掠過的想要她的表情的婦女;所有那些迷途的、需要用她們試探性的激情觀進行試驗的婦女;所有那些認為男同性戀者激情熾熱的婦女,所有這些婦女,她們在哪?阿博爾·霍莉鮑芙:「對未來的慾望:激情和快感中的激進希望」,見卡羅爾·S.范斯:《快感和危險:對女性性徵的考察》,第403頁,芬特利奇出版社,倫敦,1984。 
  福柯所注意到的對於性的迷戀很明顯地是在霍莉鮑芙的迷狂的規勸中;但是,至少從表面看來,還有什麼較之這更不同於福柯所描述的冗長乏味的男性權威的醫療文本?我們如何只是通過區區一個世紀的時期從一個極端到另一極端?   
  性徵和體制變化(2)   
  如果我們同意福柯的意見,回答這些問題就相當容易。可以這樣斷言:維多利亞式的對於性的迷戀最終是被弗洛伊德帶到了一個頂點,弗洛伊德從他對歇斯底里婦女的困惑著手,繼而將性看做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大約在同一時刻,哈佛洛克·艾利斯和其他的性社會學家著手工作,他們宣稱對可欲求的性和必然的性這兩方面的性快感的尋求。從這裡開始,通過金賽、馬斯特和約翰遜直到這樣一本書《自己享受性》,不過只跨越了幾小步。這本書從性的角度將讀者同一個收音機聽眾作了對比:「問問自己為什麼不胡亂擺弄接收器。你多久享受一次在瞎弄旋鈕時偶然碰到的一個意料之外的節目?」保羅·布朗和卡羅琳·芙爾德:《自己享受性》,第35頁,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79。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要解釋這些變化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就必須將重點轉離開話語,進而尋找在福柯的分析中所嚴重缺乏的因素。有些涉及長期的影響,而其他的則局限於一個更近的時期。 
  儘管這些長期趨勢因為對後來階段產生影響,故它們貫穿始終的重要性是根本性的,但我還只是簡要地說明這些長期趨勢。在19世紀期間,婚姻紐帶的形式就大部分群體而言是以對經濟價值的判斷和考慮為基礎的。浪漫之愛的觀念,主要地存留於資產階級群體,它通過眾多的社會等級而擴散,「羅曼司」變成了求愛的同義詞,它還是觸及大眾的第一種文學形式。浪漫之愛的觀點的傳播趨向於將婚姻關係同更為廣泛的?密關係區分開來,並賦予它一個特殊的意義。丈夫和妻子越來越被看成是一個相互的情感公司中的合作者,這甚至比他們對於孩子的義務更為重要。「家」變成一個與工作判然有別的環境,至少是個人可以尋求感情支撐的地點,這就恰好同工作環境的指令性相反。對性的含義而言,尤為重要的是,大家庭的壓力——這也即是所有前現代文化的特徵——以一種嚴格的方式趨向於家庭規模的壓縮。這樣的實踐,看起來是個簡單的人口統計,但就性徵而言,則是將手指放在歷史的扳機上。對於大多數婦女而言,性可以從懷孕、生育這個永久循環中分離出來。 
  家庭規模的壓縮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現代避孕方法引入的結果。當然,生育控制,長期以來就有鼓吹者,而且大都是婦女。但是家庭控制活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在大多數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英國官方意見到那時還對此充滿強烈敵意,只是當皇室醫生洛德·道遜在1921年對教會的一次講演時,官方意見才表示出了變化。洛德·道遜勉強宣佈:「生育控制在此應當維持,不論好歹,這是個已然的事實,也必須接受……無論怎樣譴責,這都不能廢除。」他的觀念攪起軒然大波,《週日快報》以此作答:「洛德·道遜,該滾!」引自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38頁。 
  有效避孕不僅僅意味著不斷增強的避孕能力。同上述所提到的影響家庭規模的其他因素一道,它也表明了個人生活的轉變。對婦女而言——在某種不同程度上,對男人而言也是如此——性變得更靈活,它可以不同方式被構形,也變成個人的潛在「財產」。 
  性徵作為將性同生育的緊密狀態相分離的持續過程的一部分而逐漸成型。由於生育技術的進一步精雕細琢,這種分離到今天已完全實現。既然觀念可以人為地產生,而不僅僅是人為地具有,性徵最終就是完全自律的。生育可以不需要性行為,這是對於性的終極「解放」,性因此就可能完完全全地變成個體或個體之間的某種特質。 
  可塑性性徵的建立——它同古老的生育、?屬、生殖剝離開來——是過去幾十年性革命的前提,就絕大多數文化中的大部分婦女而言,在絕大部分歷史中,性快感——如果說可能得到的話——在本質上總是和反覆懷孕的恐懼聯繫起來,也即是說和死亡的恐懼聯繫起來。因為在生育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婦女死亡,而嬰兒的死亡率則居於壓倒性的高比率。這些聯繫的中斷因而也就是帶有根本意味的一種現象。人們會說,艾滋病重新將性和死亡聯繫起來,但這不是舊事復發,因為艾滋病不分性別。 
  過去30年或40年的「性革命」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性允諾中的性別混淆這一步驟。它包括兩種基本因素:其中之一是女性性自主革命,這是這一時期的關注點,但它也有可追溯至19世紀的先例,這一點被芭芭拉·厄倫雷契等編的《再做愛》(豐塔那出版社,倫敦,1987)更詳盡地發展了。這對男性性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這個革命尚有大量的東西未完成;第二個因素是同性戀,包括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大量湧現。這兩種同性戀在性取向「正派人士」之前就明確標劃出了新的性背景。這些發展的每一種都同60年代社會運動宣稱的性解放主張有關,但是性解放對於可塑性性徵出現的貢獻既非必定的也非直接的,我們在此討論的是比起60年代的運動所引起的更為藏而不露的和不可逆的變化,儘管60年代的運動較之以前更有利於無拘無束的性徵的討論而顯得十分重要。   
  體制反射性和性徵(1)   
  在分析性演化的時候,福柯斷定話語成為它所描畫的社會現實的構成部分,這一點他無疑是對的。一旦有一個新術語來理解性徵,那這些術語所表達的觀念、概念和理論就滲透進了社會生活本身,且有助於重新規劃社會生活。然而,對福柯來說,這個過程就是「知識—權力」穩固而單向地對社會組織的闖入。無需否認它同權力的聯繫,我們只是更應該將這種現象看成是體制的反射性,看做是不斷地運動著的現象。說它是體制式的,是因為它是現代背景中社會活動的基本結構要素,它在這個意義上又是反射性的:用來描述社會生活的術語通常進入社會生活並改變社會生活——但這不是一種機械過程,也不一定是以一種可控制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因為它們變成個人或群體所採納的行為框架的一部分。 
  體制反射性的某種擴張是相對近期的現代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徵。不斷增加的地理流動性,大眾傳媒以及眾多其他因素已經暗自毀壞了社會生活中的傳統要素,這些傳統要素長期抵制——或逐漸適應——現代性。持續的反射式的吸納知識就不僅僅造成一種破裂狀態,它還準確提供了一種變革動力,這種變革波及個人的和全球的行為語境。在性話語區域,較之公開出版的提議尋求性快感的文本有著更為深遠影響的,是那些在實踐中有關性的報告、分析和評論。金賽的報告,同那些緊隨其後的報告一樣,目的在於分析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行為領域會發生什麼。這同所有的社會研究的意圖一樣。然而,當它們揭開了最初的辯論循環、再調查和進一步的辯論的時候,它們對此也發生影響,這些辯論變成公眾領域的一部分,而且還有助於改變非專業的性行為觀點以及它們本身的混亂。無疑,這些考察的「科學」投射有助於減緩對某種特殊的性實踐行為的道德不安感。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研究的興起,表明了也有利於在普通的、日常性實踐層次上加速的反射性。 
  根據我的意見,所有這些都同懺悔無甚關聯,甚至是在福柯使用的最一般的意義上也是如此。福柯對這個主題的討論,儘管確實具有挑釁性,但一看就是錯誤的。我們能夠同意,治療和勸告,包括精神分析,隨著現代社會的成熟而變得愈來愈突出,儘管它們的中心性不是如福柯所說的那樣是他們為性懺悔提供了調節程序這一事實的結果。福柯:「肉體的懺悔」。即使我們僅僅考慮精神分析的話,同懺悔作的對比也太牽強而缺乏明證。在這種懺悔中,個人據認為是能夠容易地提供被要求的信息的,然而,精神分析則認為是緣自於過去的情感阻塞,棲居於個人的自我理解和自律的行為中。雅克-阿蘭·米勒,有關福柯「肉體的懺悔」的論稿,也可見馬克·庫森和阿薩·胡森:《米歇爾·福柯》,第212~215頁,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1984。 
  福柯對現代社會中自我演進的解釋也應以一種相當基本的方式存疑。我們不是將自我看成是一個特殊技藝的建構,而應當認識到自我認同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尤其是在最近期是大成問題的,高反射性的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是自我—認同的公開性和身體的反射性。對於那些力爭擺脫先前存在的性別角色的婦女來說,「我是誰」這個問題——貝蒂·弗麗丹稱之為「沒有名字的問題」貝蒂·弗麗丹:《女性奧秘》,企鵝叢書,哈蒙茲沃斯,1965。——伴隨著一種特殊的緊張感浮出表面,對同性戀者而言,無論男女,情形也大抵如此,他們抗議主導性異性戀的陳舊範疇。這個問題是性認同問題,但又不僅僅如此。今天的自我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反射性的規劃——或多或少是同過去、現在、未來的持續質詢。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和自我認同》,政體出版社,劍橋,1991。這是在一個豐富的反射資源中間所實施的規劃,這些資源包括各種各樣的治療和自助手冊、電視節目和雜誌文章。 
  針對這種背景,我們可以以不同於福柯的角度來解釋弗洛伊德對於現代文化的貢獻。弗洛伊德的重要性並非是他對性的現代關注給出了最有說服力的闡述,相反,弗洛伊德在性和自我認同的關係處於完全模糊狀態之際卻揭示了這二者的關係,同時也表明這些聯繫是頗成問題的。精神分析被弗洛伊德看成是征服神經症的方法,直到今天,許多精神分析實踐者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它,它所喚起的許多其他治療形式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可以治療神經症——儘管它在這方面的成就頗有爭議,然而,它的特殊意義在於,它為創建一個自我的反射性有序敘事提供了背景和一個豐富的理論資產和觀念源泉。在一個治療情境中,不論是不是經典的精神分析類型的情境,個人(原則上)能夠將他們的過去和現時的危機性聯成一體,聯成一個他們相對滿意的感情故事鏈。 
  適用於自我的也適用於身體。身體,非常明顯地,在某種意義上是性的領地。像性和自我一樣,身體在今天也充滿著反射性。身體總是被裝飾,被悉心打扮,有時,為了追求完美體形,還要整容或節食。然而,怎樣來解釋我們今天對身體形象和身體控制的明顯關注——這些關註明顯地不同於那些傳統的關注方式。福柯有個答案,這個答案引出了性徵。現代社會,福柯說,同前現代世界相比,取決於生物權力的產生。然而,這至多只有一半的真理性。身體成為控制權力的焦點,這是事實,但是,不僅如此,它也成為一個自我認同的可見的攜帶者,並且不斷地被整合進個體所養成的生活方式中。   
  體制反射性和性徵(2)   
  身體的反射性隨著現代意義上的節食的發明從而以一種根本的方式加速了。這樣一種節食同古代節食當然迥然不同,它作為一種大眾現象不過幾十年歷史。節食同營養「科學」的引進有關,因而也同福柯意義上的控制權力有關。但是,它也將身體發育和身體形貌的責任毫不含糊地交由節食者本人。個人吃什麼,即使是那些物質貧困的人吃什麼,都變成一個反射性的包含著飲食選擇的問題。今天發達國家中的每個人,除了那些貧困潦倒者之外,都在節食。隨著全球市場日益增長的效率,不僅飲食豐富,而且各種各樣的食物原料可供消費者長年選擇。在這種環境下,吃什麼是一種生活方式選擇,而這又受烹調書籍、大眾保健小冊子、營養指南等的影響,且通過它們建立了生活方式。飲食無序作為我們時代的病症取代了歇斯底里,這令人奇怪嗎?這樣一些無序主要對婦女,尤其是年輕婦女產生影響,這令人奇怪嗎?因為節食和個人競爭的社會變革語境中的身體形象、自我認同、性徵聯繫起來,消瘦的身體就不再是迷狂獻身的證據,而是世俗戰爭強度的證據。   
  倒錯的衰退   
  然而,我們應怎樣來解釋呢?它怎樣成為這樣的性行為——曾經備受譴責,有時還是非法的,但現在被廣泛地實踐,且在很多圈子中被積極提倡?而且,描繪這個表層故事的輪廓相當容易,性社會學家,連同弗洛伊德或至少是他的某些不正統的追隨者,大大地顛覆了倒錯概念的道德內涵,弗洛伊德極具爭議的《性徵理論的三篇論文》,最初出版於1905年,它試圖表明同倒錯有關的性的特徵不局限於小部分的非正常的人群,而是每個人的性徵的共通特徵。因此,弗洛伊德得出結論,將倒錯這個詞作為譴責的術語來用是不合適的。希格蒙德·弗洛伊德:「性變態」,見《性徵理論的三篇論文》,第160頁,標準版,哈加斯出版社,倫敦,1953。哈弗洛克·艾裡斯也同樣宣稱這個詞是不可接受的,他用「性偏向」來代替它。 
  在隨後的日子裡,可以這麼說,一些興趣群體和運動開始積極宣稱同性戀的社會可接受性和合法性。他們甚至反對偏向這一術語。於是,舉例來說,在美國,像Mattachine協會和Bilitis的女兒們這樣的組織是在麥卡錫主義的高潮退卻時建立起來的。大的男同性戀社群的不斷建立為新的群體和協會的繁榮作了準備,多數人促進了少數人的性嘗試。為確保公眾對同性戀的容忍而進行的戰鬥導致其他的意在激發性多元主義的組織「浮出海面」,正如傑弗裡·韋克斯所說的: 
  在無序雜亂的小島周圍,不再是一個巨大的正當的大陸,相反,現在我們可以目擊到一片片島嶼,大的和小的……新類型和少數愛慾群體出現了。當特殊的嘗試、特定的習性和需要變成性認同繁殖的基礎時,老的類型歷經了一個分支過程。傑弗裡·韋克斯:《性徵》,第四章,塔法斯托克出版社,倫敦,1986。 
  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性多樣性,儘管被許多充滿敵意的群體視作性倒錯,還是走出了弗洛伊德的病歷本中而進入到日常社會世界。 
  根據這些術語來看,倒錯的衰退可理解為自由民主國家語境中爭取自我—表達權利的某種程度上的成功鬥爭。勝利取得了,但雙方的對抗還在繼續,已取得的自由仍可能被保守潮流貌似有理地一掃而空。同性戀仍面對著根深蒂固的偏見以及十分常見的公開暴力,他們的解放鬥爭遭遇到的抵抗可能同妨礙婦女獲得社會和經濟平等的持續阻力一樣深重。 
  沒有理由懷疑這樣一個解釋。然而還有另外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它暗示多元主義對於倒錯的早期替代是變革的廣泛基礎背景的一部分,這種變革是現代性擴張的必需成分。現代性和自然世界的社會化密切相關——這指的是作為人類行為的外在特徵的結構和事件被社會化的組織進程的逐步替代。不僅僅是社會生活本身,而且通常是「自然」的東西都逐漸由社會組織系統所主宰。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和自我認同》。生殖曾是自然部分,異性戀行為不可避免地是其焦點,一旦性變成社會關係的「必需」成分,作為一個已討論過的變革結果,異性性徵就不再是其他一切事物據以評判的標準。我們尚未到達這一步:異性性徵僅只是作為其他性徵中的一種嘗試而被接受,但這確是生育社會化的潛在含義。 
  倒錯的衰退的觀念同另一些觀點並非不一致,因為寬容在公眾領域總是要被爭取。然而,它對這個現象提供了更為結構性的解釋,在這種解釋裡,可塑性性徵的出現有一個原初位置。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對可塑性性徵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首先我要轉向福柯所特別忽視的東西:愛的本質,尤其是浪漫之愛的觀念的出現。愛的演化同性徵的出現一樣也是現代性的一個現象,它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同反射性問題和自我認同問題連接起來。   
  浪漫之愛與其他依戀   
  B馬林諾夫斯基通過對特洛比利安島人(Trobriand Islander)的研究深思熟慮地指出:「愛是一種激情,這無論是對馬來西亞人還是歐洲人而言都是一樣的;它或多或少都會使心身備受摧殘;它導致許多困局,引發許多醜聞,甚至釀成許多悲劇;它很少照亮生命,開拓心靈,使精神洋溢快樂。」B馬林諾夫斯基:《野蠻人的性生活》,第69頁,倫敦,1929。在古代埃及遺留下來的早於公元前1000年的歷史文物中,還保留著大量的情詩,它們把愛描繪成對自我的全面毀滅。儘管也有治療的力量,但總好像是一種疾病:她的目光令我心曠神怡她一睜開眼睛我的肉體就青春煥發她的鶯聲燕語讓我健壯有力懷裡摟著她我的疾病就無影無蹤——哦,她離開我已有七天了!轉引自MS博格曼:《愛情行為的解析》,第4頁,紐約,1987。 
  儘管「激情」一詞的世俗用法是相對現代的,十分不同於意指宗教激情的古老用法,但把激情之愛這個術語是司湯達的,但我不沿用他賦予這個術語的意義,也不沿用他提出的劃分愛情的分類標準。人們還可以順帶瞭解,在社會學發展的早期階段,它就同對愛的本質的沉思以及對兩性分工的思考難以分割地糾結著。司湯達深受Dde特雷西的影響,並稱特雷西關於愛的論著是「關於意識形態的著作」。他用這個術語是指稱「關於觀念的話語」,但這種話語又採取了社會調查的形式。孔德對於愛的關注也在其晚期著作中有明文記載,他同克洛斯爾德·德瓦克斯的關係又確證了這種關注。可是到現代社會學形成的「古典」時代,這種影響已經消失了。比如迪爾凱姆儘管在其他方面廣泛地參考了孔德,但對孔德晚期著作用力甚微,而且以蔑視的口氣提到他。作為愛和性依戀的類屬聯繫的表達行為卻是有道理的。顯示著激情之愛的是一種急切的渴望,極力要求從那種容易與激情之愛產生衝突的日常生活俗務中分離出來。同他人的情感糾纏是普遍帶有滲透性的——它如此強勁以至於使個體或兩個以上的個體漠視正常的義務。激情之愛具有一種只能存在於宗教迷狂中的魔性,世間萬物突然無比新穎;然而,與此同時,它又不可能讓單個人為之著迷,個人旨趣是同愛戀對像緊緊地維繫著的。在個人關係層面上,激情之愛又類似於奇理斯瑪魅力,尤其具有破壞性;它將個體從生活世界連根拔起,讓個體時刻準備考慮極端的抉擇和激進的犧牲。弗蘭西斯科·奧爾伯羅尼:《陷入情網》,蘭登書屋,紐約,1983。從社會秩序和社會義務的角度看,有理由說激情之愛是充滿風險的。幾乎毫不奇怪,無論是什麼地方,激情之愛都不曾被視為婚姻的充分必要基礎;相反,在大多數文化中,它都被視為對婚姻的難以救藥的損害。 
  激情之愛是一種多少帶有普遍性的現象。我下文要立論,這種現象應該同更為特殊的文化現象即浪漫之愛區別開來。下面我要嘗試辨識浪漫之愛的幾個顯著特徵,追尋其中的意蘊。我的意圖是進行最為樸素的分析,並不想寫一部哪怕是微型的浪漫愛情史。不過為了展開分析,一種非常簡要的歷史解釋又是必要的。   
  婚姻、性和浪漫之愛   
  在前現代的歐洲,大部分婚姻都是契約式的,是以經濟條件而不是以彼此間的性魅力為基礎的。在貧困者的婚姻中,有一種組織農業勞動力的手段。那種以永不停息的艱苦勞動為特徵的生活不可能激起性激情。據說,17世紀德國、法國的農民中間,已婚夫婦之間幾乎不存在?吻、?暱愛撫以及其他與性相聯繫的肉體愛戀形式。但是,男人們涉入婚外關係的機會常常是很多的。米歇爾·米特盧埃爾和萊恩哈特·西爾德:《歐洲家庭》,第129頁,牛津,1982。但這些觀點在史學家中間引起了爭論。 
  只有在貴族群體之間才存在性放縱,這種性放縱在「體面的」婦女中間被公開地認可。性自由與權力互為因果,而且性自由就是權力的一種表達;在特定的時間地點,貴族階層的淑女們充分地從生殖要求和恆定的日常俗務中解放出來,能夠去追逐她們獨立的性快感,當然,這實際上與婚姻毫不相干。大多數文明似乎都創造了這麼一些故事和神話,它們明白無誤地傳遞著這樣的信息:那些通過激情之愛來創造永久依戀的人命中注定有災難。 
  在婚姻的「貞潔」性關係與婚外關係的放縱激情之間作出的清楚區分,在歐洲之外的其他貴族之間亦是共同的;歐洲的特異之處在於,與基督教道德價值緊密相關的愛情理想的出現。尼可拉斯·盧曼:《作為激情的愛》一書中以非常靈活的方式討論了這一點。第五章,政體出版社,劍橋,1986。有一種戒律規定:人應該為了認識上帝而獻身於上帝,且經過這個過程而獲得自我—知識,這條戒律成為男女神秘整體的構成部分。暫時理想化的其他類型的激情之愛在這裡同一種更持久的對愛的客體的依戀聯繫起來;一種確定的反射性甚至已經在很早的時代就顯現出來了。比特麗斯·戈特利布,「神秘婚姻的意義」,見羅伯特·懷頓和塔瑪拉·卡·哈瑞汶:《法國歷史上的家庭與性關係》,賓西法尼亞大學出版社,費城,1980。 
  浪漫之愛在18世紀以後開始成形,它利用了這些理想,又吸收了激情之愛的某些要素,不過又漸漸同二者區別開來。浪漫之愛把一種敘事觀念導入個體生命之中——這種敘事觀念是一種套式,從根本上延伸了崇高愛情的反射性。講故事乃是「羅曼司」這個詞的應有之意,但這被講述的故事現在被個體化了,把自我與他人都鑲入了一種同廣闊的社會進程沒有特殊指涉的個人敘述之中。浪漫之愛的興趣與小說的出現大體一致,這種一致關係乃是一種新發現的敘述形式。 
  與浪漫之愛相聯繫的複雜理念第一次把愛與自由聯繫起來,二者都被視作是標準的令人渴求的狀態。激情之愛永遠是解放式的,但解放的意義僅僅是因為和俗務與義務發生了決裂。也正是因為激情之愛的這一品質才使之從既存的體制中脫離開來。與之相反,浪漫之愛則直接把自身納入自由與自我實現的新型紐帶之中。 
  在浪漫之愛的依戀中,崇高之愛的素質容易高高在上主宰著性激情的素質。這一點的重要性決不能過分地強調。浪漫之愛情結在這方面,就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中發現的那些特徵一樣,具有歷史的罕見性。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倫敦,1976。愛既與性分離,又和性糾纏不清;「德性」開始獲得對於兩性都是新穎的意義,它不僅意味著天真純潔,而且還意味著這樣的人物品質:將他人辨識為一個「特殊之人」。 
  人們總是認為,浪漫之愛涵蘊著轉瞬即逝的兩性吸引——「一見鍾情」。雖然這種即刻的吸引也是浪漫之愛的成分,但它一定要十分明確地與激情之愛的性慾/縱慾的強烈衝動分開。「一見」是交流的姿勢,對他人性格的直覺把握,正是這樣對他人的吸引過程,人們才使他的生命,如人所言,顯得「十分完美」。 
  「羅曼司」理念,在19世紀它所承納的意義上既表達著、也促進了從整體上影響社會生活的世俗化變遷。勞倫斯·斯通:《1500~1800年英國的家庭、性別與婚姻》,第189頁,霍夢德斯華斯,1982。現代性與理性的興起不可分,因為對自然過程與社會過程的合理理解終歸要取代神秘主義與宗教教條的武斷法則。在理性中情感沒有地位,僅僅淪落在理性之域外;但實際上情感生活在日新月異的活動條件中也再度被有序化了。現代時期伊始,風流韻事、愛感魔力、春藥迷情都是「聰明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的法寶。男男女女轉而求助於這些法寶,是為了控制性慾依戀的多變雲雨、無常性事。或許他們還可以去向牧師請教。但是,無論是個人依戀還是在其他領域的依戀,個人的命運都依附著一種更廣闊的宇宙秩序。「羅曼司」就如18世紀以來一直被理解的那樣,仍然迴盪著從前的宇宙命運的觀念,但是又把這種觀念和瞻望開放未來的姿態相融合。羅曼司並不像從前人們普遍理解的那樣,它再也不是一種特殊的不真實的魔咒,呼喚著虛構領域中的可能性。相反,它成為一種控制未來的潛在捷徑,對於那些為浪漫之愛所支配了生活的人們而言,它還是一種(從根本上)保障心理安全的形式。   
  性別與愛(1)   
  有人指出,浪漫之愛是男人專為對付女人而捏造的一種詭計,進而讓女人心中充滿枉然非真的故事和虛無縹緲的夢想。然而這麼一種看法實在不能說明浪漫派文學的魅力,也不能解釋女性在浪漫文學流傳中所起的重大作用。1773年,在《淑女雜誌》上有位作家誇大其詞地指出,「若大的大英王國鮮有妙齡淑女不是萬分貪婪地閱讀大量的愛情故事和傳奇小說」。同一位作家還酸溜溜地補充說,這些出版物「有意要傷風敗俗」。勞倫斯·斯通:《1500~1800年英國的家庭、性別與婚姻》,第189頁,霍夢德斯華斯,1982。從19世紀初葉開始,與日俱增的浪漫小說與愛情故事(有的還是出自女性的手筆)像潮水一樣湧向書店,直到今天也還是湧流不減當年。 
  浪漫之愛情結的興起必須相關於幾種影響來理解,這幾種影響從18世紀以來改變著婦女們的形象。其一是人們常常說到的家庭的營造;其二是父母與子女之間正在發生改變的關係;其三是有人名之為「母愛有發明」這種東西。至於婦女的地位問題,上述三者更是十分緊密地整合為一體了。安·達利:《發明母?》,倫敦,1982;參見伊麗莎白·巴汀納:《母性神話》,倫敦,1981。 
  正如阿里亞斯所提出的那種著名的觀點所告示的那樣,不論童年是不是相當晚近的歷史的創造物,無須爭議的是,在「壓抑的」維多利亞歷史時代所有階層內的父母—子女相互關係模式(patterns of parentschild interaction)都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維多利亞時代父?的嚴肅刻板都是傳奇。然而,到19世紀下半葉,家庭環境中各方面的父性權力已經開始衰微。因為當男性位於生產系統的核心時,男性主宰家政的公則尚且可以理解,但隨著家與勞動場所的分離,上述公則就漸漸被弱化了。丈夫握有絕對的權力,這千真萬確;但是父母和子女之間情感上的溫馨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性,這又常常軟化了丈夫對於絕對權力的運用。婦女在養育子女方面的控制力量隨著家庭的微型化而日益增長,孩子們被視作是脆弱而易受傷害的,需長期的情感教化。正如瑪麗·賴安指出的,家政的中心已從「父性權威」向「母性教化」發生轉移。瑪麗·賴安:《中產階層的搖籃》,第102頁,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 
  在母性的現代建構中,對母?的理想化是一條重要線索,它無疑直接哺育了廣為傳播的浪漫之愛的價值。「賢妻良母」形象重新塑造了一種活動與情感的「雙性」模式。男人認為女人是迥然不同的、不可認識的,關涉著一個外在於他的特殊王國。異性對異性彼此神秘,這種觀念並不新鮮,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在這裡顯然已成為全新要素的正是母性與女性的聯繫,女性作為人格品質,這種品質廣泛充溢著,它支撐著女性性徵的觀念。正如於1839年出版的一篇論及婚姻的文章所說,「男人給妻子的人格與行為立法,她也給他的性情與意向立法,他的統治靠法則,她的統治靠勸慰;……女人的王國是柔情蜜意的王國;……愛撫是她的命令,眼淚是她的威脅。」弗蘭西斯卡·M堪西安:《美國之愛》,第21頁,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 
  浪漫之愛從根本上是一種女性化的愛。正如弗蘭西斯卡·堪西安早在18世紀末葉之前就已揭示,如果完全以婚姻關係來表達愛,那麼這種愛就像同情之愛一樣聯繫著夫婦雙方為管理家政或經營農場而必須彼此承擔的責任。正處在世紀轉折之後而問世的《美好家庭》(Wellordered Family)之中,班傑明·瓦茨沃斯對於已婚夫婦寫道:「愛的義務在彼此互惠,雙方要一對一地予以履行。」弗蘭西斯卡·M堪西安:《美國之愛》,第15頁,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隨著區域分工,愛的養育主要地成為婦女的任務。關於浪漫之愛的觀念顯然與女人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有關,也與她同外在世界的相對分離有關。這種關於浪漫之愛的觀念的發展也表達了女人的權力,即對面臨剝削的自治性的矛盾斷言。 
  對男人們而言,把家庭環境的溫情慰藉與情婦和妓女的性事快樂區分開來,就可以處理浪漫之愛與激情之愛之間的矛盾衝突。但是,這種區分一如既往地接受了「體面又可尊敬的」愛情的女性化,這又很容易助長男性對於浪漫愛情的玩世不恭態度。占統治地位的雙重標準沒有留給女人這種退路。浪漫之愛與母愛,這兩種理想的融構讓女人開發了新的?密關係領域。在維多利亞年代,男性友誼大大地失落了同志之間彼此擁有的相互投入的品格,同志關係——男性同志關係的情感基本上被貶斥到邊緣,只有在極度臨界性活動中,如體育比賽或其他業餘活動中,在參加戰爭的活動中,才談得上同志之情。對大多數女人而言,情況則正好在相反的方向上發展。女人們作為善解人意的靈魂專家,她們在階層分化的廣大幅度內以人格平等和社會平等為基礎廣結廣交;友誼——女人之間的友誼一方面有助於緩和對於婚姻的失望,另一方面對於她們自己也有合理的報償。正像男人們一樣,女人們也按照愛來評價友誼,她們在友情之中找到真正的坦誠交流。南希·柯特:《女性的枷鎖》,耶魯大學出版社,1977;傑尼西·羅依蒙德:《對朋友的熱情》,婦女出版社,倫敦,1986。   
  性別與愛(2)   
  狂熱地消費浪漫小說與愛情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消極性的實在見證。個體在夢境幻覺中追逐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而無法得到的東西。從這個角度看,浪漫的故事之虛幻性,之非真實性表現了這種軟弱卑微,即無能為力去接受、去面對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受挫的自我認同。但是浪漫文學過去是(現在還是)一種希望的文學,一種拒絕的文學。它常常拒絕把平靜的家庭當作惟一卓著的理想。在許多浪漫的故事裡,女主角在跟幾種不同類型的男人勾搭調情之後,也發現具有穩重可靠的品質的男人才是她可以依靠的夫君。但是,起碼是司空見慣的是,真正的白馬王子都是花俏輕狂的冒險狂徒,其顯著特徵是異域的形象、不凡的個性,但是他在拈花戀柳追求放浪生活時總是蔑視人間公則。 
  讓我們歸結一下這個觀點。雖然浪漫之愛同時也帶有激情之愛的遺跡,但它畢竟完全不同於激情之愛。激情之愛從來沒有像浪漫之愛那樣從18世紀末到相當晚近的時代一直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力量。與其他的社會變革一道,浪漫之愛的觀念傳播深深地捲入了影響婚姻和其他個人生活環境的重大轉型中。浪漫之愛設想了某種自我審視的方式。如:我覺得別人怎樣?別人覺得我怎樣?我們的感情是否足夠「深厚」,能支持長期的依戀嗎?不同於反覆無常、無根無源的激情之愛,浪漫之愛的一種不同的方式將個體從更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分離出來。它為長期生活提供軌道,指向一種在希望之中但又切實可行的未來;它創造一種「共享的歷史」,幫助把婚姻關係與家庭結構的其他方面區別開來,使婚姻關係具有特殊的首要地位。 
  從其最古的源頭,浪漫之愛提出了?密關係問題。這種?密關係與慾望、與世俗的性徵是不相容的,其原因與其說是因為被愛的那位被理想化了(雖然此乃這個故事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如說是因為它假設了一種心靈的交流,一種在性格上修復著靈魂的交會。另一位本著其實然的存在滿足了一種缺乏,但是直到確立戀愛關係的個體都並不必然地認識到這種缺乏。而且這種缺乏直接地與自我認同休戚相關——在某種意義上,有欠缺的個體因之變得完整。 
  浪漫之愛借助激情之愛形成一束與超驗性相一致的特殊信念和理想;浪漫之愛也許結束於悲劇,靠道德上的犯罪而延存;可是它也會獲得輝煌的勝利,征服世俗的陳規陋俗,拒絕折衷和解。這種愛在兩種意義上投射,它一方面緊緊依戀著他人並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來發展的道路。儘管多數作家十分專注於刻畫第一方面的特徵,但第二方面起碼也同等重要,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第一個方面。正如19世紀流行的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樣,浪漫傳奇中如夢似幻的人物形象遭到了理性主義批評家——有男人也有女人——的輕蔑,這些批評家在這些故事中讀出了一種荒誕的病態的避世精神。在這裡我們所持的觀點是,浪漫傳奇無論如何都是那被剝奪者的反事實思考,在19世紀和後來世代,這種思想都對個人生活處境的重大改良產生了積極干預作用。 
  在浪漫愛情中,典型的激情之愛導致的對他人的極端迷戀經過整合而形成了富有個性的「追求探索」定向(Characteristic orientation of the 「quest」)。這種追求探索是一次長途漂泊的旅程,自我認同期待從他人的發現中得到效用的確認。這個故事有積極主動的人物形象,在這一方面現代愛情故事與中世紀騎士愛情傳奇正相反,在後者的故事中女主角常常是相當被動的。現代浪漫小說中的女性大多都獨立於天地之間浩氣凜然,而且以這種方式得到一成不變的刻畫。傑尼西·A拉德衛:《理解羅曼司》,北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4。在這些情節中征服主題絲毫不像是性徵服主題的男性翻版:女主角體會並融化了一個男子起初無比冷漠和有意疏遠甚至公開敵對的心。因而是女主角積極地創造了愛。反過來,她的愛又把她自己變成被愛的對象,以熱情化解了另一人的冷漠,以熱情取代了他人的敵意。 
  如果只是把浪漫之愛的倫理意蘊理解為一個女人藉以遭遇公正先生的手段,那麼這就失之膚淺了。儘管正像在生活中一樣,在文學中也常常以這種方式再現浪漫之愛,但是,捕獲另一個人的心實際上卻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創造一部相互敘述的傳記——一部生命歷史。女主角馴服、柔化和改變看似放蕩不羈、桀驁不馴的所愛對象的男性品格,使彼此相愛的情操可能成為他們共同生活的主導目標。 
  長期以來,浪漫之愛情結的這種固有的顛覆性受到愛情與婚姻、愛情與母性之間的關聯的抑制;那種一旦確立真愛永存的觀念也參與了這種抑制。當許多人認為婚姻完全是永恆的,浪漫之愛與性夥伴之間結構上的趨同性就變得清晰明白、一望便知。這種趨同的結果也許是苦惱不堪的歲月,在作為婚姻套式的愛和延續婚姻的要求之間只有非常稀薄、脆弱的關聯。然而一種即使不是特別有益但也行之有效的婚姻可能通過兩性之間的勞動分工而得以維持,其中丈夫負責勞動,妻子負責持家。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理解,作為「體面」女性的標誌,把女性性關係嚴格地框范在婚姻當中是何等重要。因為這同時也讓男人們與正在悄悄生成的?密關係領域保持距離,保持著以婚姻作為女人的首要目標的狀態。     
  《親密關係的變革》第二部分   
  愛、承諾和純粹關係   
  80年代末,夏蓉·湯普遜對150名美國青少年的立場、價值觀和性行為進行了調查,其受試者來自不同的階層,具有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夏蓉·湯普遜,「追尋明天:或女性主義與少年羅曼司之重構」,見卡路爾·S.瓦恩斯:《快感與風險·探索女性性徵》,倫敦,1989。她發現,在時間較長的受試過程中,男孩談論性(他們常常不談論愛)的方式和女孩的回答之間存在著許多重大的差異。男孩似乎不能用一種和想像的未來相聯繫的敘事形成談論性,卡路爾·S瓦恩斯:《快感與風險·探索女性性徵》,第350頁。而只能大致地講出偶然的性故事論段,像什麼早期異性遊戲或各種各樣的性徵服。但當詢問女孩的時候,湯普遜發現,她們幾乎都能夠不要暗示就講述一段頗長的故事,「這些故事浸潤著對於?暱關係的驚奇發現,痛苦的情緒,和自鳴得意的快樂。」夏蓉·湯普遜,「追尋明天:或女性主義與少年羅曼司之重構」,見卡路爾·S.瓦恩斯:《快感與風險·探索女性性徵》,第351頁,倫敦,1989。她指出,女孩天生就具有很類似於職業小說家講故事的技巧與本領,有能力複述複雜的故事情節,說起來還事無鉅細,有條不紊;有許多女孩還能滔滔不絕地講幾個小時,根本不需要測試主持人的太多幫助。 
  湯普遜認為,自我敘述的這種流利性很大程度上源於這麼一個事實:這些自我敘述已經是一再重複過了。這些自我敘述的故事產生於女孩彼此之間多次交談,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不僅在對話過程中出現過,而且還固定成形了。湯普遜承認,她本人比這些女孩長一輩,而那些故事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專門為她而編撰的,然而被調查者的反射性解釋又在她身上引起共鳴,她也像她們一樣深深地被這些故事所吸引。她覺得自己「被托付給某種像初戀一樣有價值、有意義、有預見性的東西,此時初戀情人把這種東西理解為未來的預兆」。因為,作為更強烈的反射性共鳴者,她認定自己有「對羅曼司的嗜好」。   
  追尋—羅曼司   
  湯普遜把少女故事中重要的主題樣式名之曰:「」。羅曼司使得性關係與對未來的期待一致;在對未來的期待中,性交活動被認為是迂迴地接近終極戀愛關係的方式。性從來都是一個閃光的策略,並伴隨著對命運追求的羅曼司。但是,對浪漫之愛的追尋不再意味著要將性活動推遲到那種夢寐以求的關係出現之時。與一位新的伴侶發生性關係,可能是所追求的命定遭遇的開端,但一般說來並非如此。下面就是一位受試者對羅曼司的敘述: 
  我們發現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地方,我們開始一起趕公共汽車回家,然後我們又不想趕公共汽車,而想步行回家,這樣,我們就有更多時間談話。我倆都已經有了對世界的獨特看法……我們開始談學校,最後還談到了中國……不出3個月,我們就這麼戀愛了……這是令人驚異的。夏蓉·湯普遜,「追尋明天:或女性主義與少年羅曼司之重構」,見卡路爾·S.瓦恩斯:《快感與風險:探索女性性徵》,第361頁,倫敦,1989。 
  是的,令人驚異,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在25年前一個追求少年性關係的人身上。因為這個愛情故事是個女同性戀者的羅曼司。明顯地體現在湯普遜著作中的重大發現之一是,性多樣性與執著的羅曼司觀念同時並存,雖然二者有時也處在動盪與衝突的關係中。湯普遜所測試的同性戀少女中,她們似乎都認為同性戀羅曼司和異性戀羅曼司一樣不可抗拒、引人入勝。 
  從不可追溯的年代開始,說一個男孩「失去童貞」似乎是不倫不類的說法,即使今天亦復如此。在男孩看來,初試雲雨是一種有益的收穫,它對未來生活具有保護意義,但無關於自我的核心面,而只不過是諸種男性能力的標誌之一。對於女孩而言,貞操仍然是某種被認為是被放棄的東西。對大多數人而言,問題不在於是否要放棄這作為早期性經驗構成部分的貞操,而在於如何選擇正當的時間與場合放棄它。男孩對第一次性嘗試迫不及待,女孩則「不緊不慢,希望不要操之過急」。這件事同浪漫敘事直接相關。女孩向自己、也暗暗地向第一位性伴侶(不論是她還是他)提出的問題是:我的性活動能讓我決定未來的生活道路嗎?性活動能給予我性權力嗎?對許多人而言,初次性體驗都是一種考驗:未來的浪漫前景能否美夢成真。 
  正如「追尋—羅曼司」這一術語所示,少女們對羅曼司的追尋並不只是一系列被動消極的渴望——「總有一天我心中的白馬王子會到來。」儘管在許多方面充滿痛苦和極度不安,這種追求卻依然是一種積極主動的信奉未來的過程。湯普遜對羅賓做出了回應,她發現被調查的少女們並不必要為實現性解放而奮鬥,因為自由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問題即是要不顧男性的態度來運用這種自由,這種男性態度往往不只是對過去時代的繼承。因而,少女們在此是作為主要的社會實驗者而出現的,對此,湯普遜作了非常恰當的解釋: 
  在某種程度上,少女們正在奮力解決19世紀女權主義者所預言的難題;這些女權主義者在當時就反對割裂性與生殖的聯繫,因為這種聯繫正好構成了女人說服男人的惟一方式,她說服他對這種關係作出自我承諾。但這最終只是個幻想而不能強制的問題,因而必須面對性、羅曼司和?密關係的解構,重新協調性別紛爭。夏蓉·湯普遜,「追尋明天:或女性主義與少年羅曼司之重構」,見卡路爾·S.瓦恩斯:《快感與風險:探索女性性徵》,第360頁,倫敦,1989。 
  迫於上述使命的過度壓力,少女們往往試著以守為攻,皈依於先前存在的觀念與行為方式,接受雙重標準,「夢想當母?」,「又渴望永恆的愛」,二者具有同樣的吸引力。但許多人發現自己已經完全背叛了早先確立的標準、規範與禁忌,並以許多方式調校著它們;對於這些調校方式,人們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資源,但這些方式卻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只不過是權宜之計,必待以可能出現的未來事件予以重構,因而它們是開放的。 
  到了少年時代後期,許多女孩已經體驗過了苦惱的戀情,意識到羅曼司再也不會等同於恆久的愛戀。在一種高度反射的社會裡,她們不僅接觸到,而且還在電視與書本媒介中積極主動地尋找五花八門的有關性、人際關係和影響力量的討論,這些討論都極大地影響了女人的立場。在實際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追求活動中,這些女孩子所把握的浪漫之愛情結的零散要素再也不是完完全全地維繫於婚姻了。所有的女孩真正認識到她們要通過有酬勞動使自己的生活大多能自食其力,大部分人認為勞動技術乃是她們將來獨立自主、安身立命的基礎。在湯普遜所測試的女孩中,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大都具有中產階級家庭背景——才認為工作是他們未來生活意義的源泉。一個女孩說:「我想,我現在要做的是找一份我喜歡的工作……如果我嫁給某個人或跟某個人生活然後他們又離開我,我就什麼也不害怕,因為我是完全不依靠別人的。」但是,正如湯普遜在同別的女孩交談時又發現,女孩很快回到了羅曼司與性主題:「我要與一個男孩建立理想的關係;我想,我要別人愛我、關心我,正如我愛別人、關心別人一樣。」   
  女人、婚姻與關係(1)   
  只是在過去一代人中,女人們自立運動才意味著離開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時期,除了少數婦女,對於所有人而言離家都意味著出嫁。與大多數男人不同,大多數女人還繼續把走入外在世界與形成某些依戀等同起來。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甚至當一個人還是單身,僅僅在預期未來關係的時候,男人們常常用「我」的口氣說話;而女性對自我的敘述總傾向於用「我們」的口氣表達。上述引語中一望便知的「個體化言語」被暗度陳倉的「我們」所修飾改變了;正是那種人要「愛和照顧」,並從「我」之中塑造出「我們」。 
  與今天那些更年輕的年齡群體之中的人相反,較年長的婦女們對於性的經驗幾乎總是納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談論的人並未結婚。艾米莉·漢柯克在80年代後期研究了20名美國婦女的生活檔案記錄,這些婦女出身於不同的階層,年齡在20~75歲之間,有的仍然生活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些是再婚,還有些是離異或寡居。在她們看來,婚姻是一個女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體驗——雖然許多人必須向後回溯重構她們的過去,因為在她們第一次結婚時,對婚姻的認識與今日有天壤之別。 
  讓我們對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漢柯克採訪她時,她39歲。汶蒂的生活履歷證明,部分由於外在世界的變化,部分由於她本人必須克服的個人生活危機和生活變遷,從而產生了一種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識。汶蒂出生於新英格蘭一個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嚴格遵循的行為法則是「行為正當舉止得體」,她是4個孩子中最年長的大姐。她用嫁人的辦法來掙脫父母的嚴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動、非常有意識,她是以跟人私奔來完成其壯舉的(「私奔」經過幾十年後已成了一個古字)。汶蒂認為結婚與進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認為,婚姻就是「再造繭蛹,同時又使你再蛻變為一隻完美的蝴蝶」。 
  對她未來丈夫的依戀促進了她的獨立性,至少,在她看來事情是這樣的:「與一個新的人建立這種關係,是我採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獨立意義的行動,從這裡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為也是一種假設的物質上的依托。「我想,不結婚才是更加激進,但這決不會是我的選擇,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是個未婚的人,這是肯定無疑的。」她不想只當一位家庭主婦,因此決定不會像她自己的母?那樣過著一種褊狹的生活,因為那種生活的最高關懷永遠是家庭——是鍋前灶後。汶蒂當上了中學教師,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當她身懷六甲成了准母?的時候也沒有辭去工作,而是改為半日制教學。 
  後來,她丈夫在一次偶發的事故中喪生,她經歷著人生最嚴重的危機,喪失了作為一個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這個事故不僅是生離死別,而且還是失落依戀。她的安穩感與成就感原以這種依戀為基礎,因而,失落依戀成為一種心理創傷。儘管仍要哺育愛子,她還是感到「一下子被拋回到少年時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們共同生活;她認識到自己為了一種整體感而多麼依靠著婚姻,因而成功地謝絕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樣,完全是由愛情而發,最後水到渠成,所以梅開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復歸」的構成要素。但是這時,她已經比初婚的時候具有更寬闊的視界:「帶著一種產生於災難與混亂中的自我意識去做事,這有助於你認識到自己的潛能,你可以像一個雕塑家那樣把它更清晰地刻畫出來。」汶蒂跟第二個丈夫又生了幾個小孩;她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繼續在她的工作中獲得滿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職業成就。 
  與汶蒂相比較,海倫的經歷完全不同,當她接受研究者測試時,已49歲。在她成長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極端「缺乏自信,幾乎到了一種心理變態的程度」。在大學裡,她碰上了一位事業有成、頗有名氣的教授,並和他結了婚。為了結婚而甘願輟學、放棄自己的大學生活,她的自我價值感基本上依賴著丈夫的抱負與功名。正如她後來說的,她管理著他的生活,就像一個「僕人」或者「管家」。當她丈夫宣佈要跟她離婚時,他們正生活在大學住宅區;由於他具有專業職位,她必須離開,帶著孩子到別處生活。和汶蒂不一樣,海倫的父母沒有邀請她回家,也沒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聲援和物質上的資助。 
  首先是被絕望所壓倒,其次又為孤獨所折磨,海倫最終想回到大學,半工半讀而完成學業。她始終認定自己無可救藥,處在「勞動婦女」的低社會層次,直到她謀到一份出版發行行業的職位。在她接受測試時已成為一名成功的編輯。漢柯克把她描述成一個敏銳犀利善於諷刺的人,全身充滿嘲諷的智慧。然而她表面的強悍後面卻隱藏著絕望與自憎,這是她婚姻之終結留給她的「財富」,她一輩子都不可能從中恢復過來。她感到是束縛在一種「空虛無聊的」生活中,不是致力去塑造自己的未來,而是任自己繼續「向無限漂泊」。她還總結說,「你問我什麼是我的成年生活?空虛,這就是一切。在35歲時,我就已是具行屍走肉,現在已近天命之年,但我甚至不能夠描述這過去的15個春秋。我撫養孩子長大,但是,完全沒有了時間感。」全部引文出自艾米莉·漢柯克:《少女之間》,倫敦,1990。   
  女人、婚姻與關係(2)   
  一個相當滿足而且十分成功的女人,一個孤獨痛苦而且絕望憔悴的女人,兩個故事都夠平庸,儘管兩個人的命運都滲透了相當的痛苦。既然在這兩個女人的故事中愛都不是主導一切的主題,那它們又告訴我們哪些有關愛的道理呢?不難發現也不容爭議的是,婚姻對兩個女人都是陷阱,即使這個陷阱是每個人主動、故意地跳進去的。汶蒂能夠從痛失愛侶的災難中恢復過來,但海倫不能如此,她孤獨地面對環境壓力,永遠抬不起頭來。每一個都是為愛而嫁人,其中汶蒂為愛而兩婚,但是每人都並未完全認清,都把結婚當作是對獨立自主的肯定,當作捏造一種有限的自我認同的方式。誰知道假若第二個丈夫離棄她,汶蒂是不是能夠有效地掌管自己的生活? 
  正像大多數被漢柯克測試過的婦女一樣,汶蒂和海倫兩人都追求擺脫她們母?所過的那種生活,她們把母?們的生活等同於被束縛的家庭生活。但這種擺脫過程又是充滿張力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想和母?分離,又不拒絕母?的女人氣。在此,我們不將使愛和婚姻聯結在一起的永恆化態度視作是一種「終極狀況」,同時也不存在那種意圖,即通過採納工具價值而簡單進入男性世界的意圖。就像漢柯克所描述的另一些女人一樣,這些女人真正是些拓荒者,正在穿越沒有航標、也沒有地圖的區域,當她們在婚姻、家庭和工作的本質中遇到挑戰和面對變化之時,她們就標出了自我身份的轉向的標記。 
  悖論在於,婚姻被當作一種工具,用它來完成對獨立性的測量。我早些時候就指出,浪漫之愛是同未來賭博,就女人而言,它是對未來的一種明確控制,這些女人在(現在被逐漸理解為)?密關係的問題上精明老練。在現代發展的早期時代,對於婦女們而言,愛與婚姻之間存在著一種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聯繫,但是,即使在那時,與高瞻遠矚的女權主義作家的干預十分不同,婦女們事實上是在探索其他的道路。在婚姻與「外在因素」的傳統婚姻根源之間的斷裂,給女人身上強加的力量遠遠大於給男人身上強加的力量,那些男人在婚姻和家庭中原始地發現了規避經濟個人主義的避難所。在男人們看來,依照一種期待的經濟職業生涯對未來進行拓殖,這就易於通過計算來推進一種平行的但實質上完全不同的拓殖時間的形式,而這種形式為浪漫之愛所提供。對於這些男人們而言,至少在表面上,愛也還仍然接近於激情之愛。 
  當汶蒂和海倫第一次過婚姻生活之時,婚姻對於她們來說就已經是自相矛盾的;但也注入了更高層面的反射性。沒有「外在」支撐,婚姻就不會受到珍視;婚姻派給婦女以一種作為賢妻良母的明確地位。就在她們生活的早期階段,對她們而言,婚姻問題就已不僅是「找一位男人」,而是聯繫著很不同於她們母?一輩的使命與關懷。像汶蒂和海倫這樣的婦女為重建?密生活而開拓了道路,在這種?密生活的背後聳立著的是第一章所討論的變革的全部重要性。如果說,少女並沒有過多地談婚姻,這不是因為她們已成功地完成了向非家庭式的未來的轉變,而是因為她們不僅參與、而且支持對真正意義的婚姻及其他的緊密個人紐帶的改組。她們只談論這樣的關係,對婚姻不置一辭,對她們而言,這是十分正當的。 
  「關係」一詞,意味著與另一個人的?近而持久的情感維繫,它的普遍使用卻僅僅是相當晚近的事。為了清楚揭示這裡出現的問題,我們可以引進「純粹關係」這個術語來指稱這種現象。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政體出版社,劍橋,1991。一種純粹關係與性純潔不相干,它是一種限定概念而不僅是一種描述概念。它是指這麼一種情境,在此,一種社會關係的達成沒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為個人可以從與另一個人的緊密聯繫中有所獲,這樣一種情境只有在關係雙方都對關係滿意的情況下才能持續下去。對大多數在性關係上「循規蹈矩」的人們而言,愛曾經是通過婚姻而與性相聯繫;而現在,兩個人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多地通過純粹關係來實現。對許多人,但並不意味著對所有的大眾集團而言,婚姻關係正在日漸改弦易轍,變成一種純粹關係形式,這帶來了許多隨之而出現的後果。再說一遍,純粹關係是普遍性的重構?密關係的一部分。這種純粹關係還出現在異性婚姻之外的其他性語境之中;它以一些因果相關的方式平行於可塑性性徵的發展。浪漫之愛情結有助於敞開一條性領域的純粹關係的構成之路,但現在卻又被它協助產生的某些影響所弱化了。   
  女人、男人、浪漫之愛   
  迄今為止,所論一切幾乎都是有關女人的。如果浪漫之愛情結首先是由女人所發展,後來在某種程度上又首先被女人所消融,那麼對男人又將如何呢?面對女人所創造出來的變革,男人們除了保持自己穩固優先地位的反動捍衛者的角色之外,就對這些變革無動於衷,巋然不動嗎?幾乎自不待言,男人們也介入到了該書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實驗中。但是,我覺得有理由對大體上把男人排除在外的浪漫之愛的演變提供一種解釋。男人們在目前這方興未艾的變動中總是些遲鈍的落伍者,在某種意義上說,至19世紀晚期以來,他們一直如此。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今天才是男人們發現要成為男人,也即是說,他們發現自己的「男子氣」頗有問題的第一個時期。在既往時代,男人們假設他們自己的活動構成了歷史,而女人幾乎存在於時間之外,永遠自生自滅,幹著同樣的事情。 
  像女人一樣,男人們也陷入愛戀,墜入情網,這貫穿了有文學可考的歷史。在過去兩個世紀,他們也受到了浪漫之愛的理想的影響,不過,這種接受影響的方式與女人們非常不同。那些處在這種關於愛的觀點主宰之下的男人已經同特指意義上的「浪漫者」這樣的多數區別開來。他們從來都是些出身於富貴之家的夢想之士,他們恭順於女性的權力。這樣一些男人抹殺了純潔與污穢的女人之間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在男性性徵中又是舉足輕重的。浪漫者仍然沒有平等地善待女人,他沉迷於某一個別的女人(或隨之沉迷於幾個女人),圍著某一女人而組織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恭順行為並不是一種平等的姿態。他實際上並沒有參與這種正在興起的對?密關係的探索,而更多地返顧於先前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浪漫之士並沒有直覺地把愛的本質理解為與拓殖未來和重構自我認同相關的組織個人生活的方式。 
  對大多數男人而言,浪漫之愛與引誘律令處於張力之中。這個觀點正好更多地意味著浪漫之愛的修辭貯存在大多數好色之徒的巧智交往當中。從影響著婚姻與個人生活的巨大變化與轉型開始,男人就大致把自己排除在發展著的?密關係領域之外。浪漫之愛與?密關係之間的聯繫被抑制了,而戀愛行為緊密地與接近行為糾合在一起:接近一個德性和聲譽都受到保護的女人,至少要到締結婚姻。也僅僅在引誘或征服的技巧方面,男人才容易成為戀愛專家。 
  在體驗、教養與教育方面,兩性之間永遠存在著鴻溝。「這些癡心妄想的女人!她們為何要圍著我團團轉!詩人是千真萬確的:有她們在或沒她們在,一樣都活不下去!」(阿里斯托芬語)。但是,在19世紀,出於上述所論的理由,女人的一種新的方式對於男人而言是捉摸不透的。正如福柯所堅持認為的那樣,那種試圖認識女人的話語使女性的性徵成為「一個問題」,把女人的疾病當作來自黑暗深淵的社會剝奪形式;也正是這些話語使女人變得神秘莫測。然而,她們之所以如此令人迷惑,也還起因於她們正在合力創造的變革。 
  男人們需要什麼?在某種意義上說,19世紀以後兩性都不僅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而且這種回答是兩性都理解的。男人需要在其他男人中間獨拔而出,佔有地位,這種地位受到物質獎勵,又連接著男性共同體的儀式。但是,在現代性的發展進程中,男性又在此誤讀了一種關鍵趨勢。對於男人而言,自我認同是在勞動中被追尋的,但是他們不能(我們常常要補充說大體上不能)理解:為了把一種連貫的敘述投向未來,這種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包括了一種對過去的情感重構。他們無意識地在情感上依賴於女人就成為他們力求在女人身上尋求答案的神秘;對於自我認同的追尋在這種沒有公開承認的依賴性中被遮蔽了。男人所要的東西正好就是女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得到的東西;因而毫不奇怪,男性作家,包括《我的私生活》的講述者,也都沉迷於那種只有女人才能揭示的秘密,但愛的征服中又因為那種紊亂完全不能揭開這種秘密。   
  浪漫之愛對融匯之愛   
  在我們的時代,由於女性的性解放與性自律的強大壓力,浪漫之愛的理想幾近裂成碎片。浪漫之愛情結與純粹關係之間的衝突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就一般來看,每一種形式都越來越表現為日漸增長的制度反射性的產物。浪漫之愛依存於投射性認同,即激情之愛的投射認同,這種認同作為手段,使投射性伴侶彼此吸引和互相聯繫。投射在此創造了一種與他人共命的一體感,而且毋庸置疑,在男子氣與女子氣之間的既成差別又強化了這種一體感,伴侶的每一方都在互為反題的意義上得以定位。他人的特性是根據直覺而得以「認識」的。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投射性認同直達某種?密關係的發展。向他人敞開自己,即我們現在名之曰「融匯之愛」的情境,它在某種意義上乃是投射性認同的反面對立物,儘管這種投射性認同有時也給這種融匯之愛開闢了通途。 
  融匯之愛是積極主動但又偶然飄忽的愛,因而它與浪漫之愛情結的本質很不和諧,對後者而言,愛是「天長地久」、「獨一無二」的。在此,我們今天「分崩離析的社會」表現為融匯之愛的後果,而不是起因。作為一種現實可能性,融匯之愛越是鞏固,某一「特殊人物」的發現也越是稀微,它就越可稱得上是種「特殊關係」。 
  與融匯之愛相反,浪漫之愛在性別地位上總是不平衡的,這是因我們上面討論過的影響之故。浪漫之愛的平等觀源遠流長,它內在於下述理念:一種關係可能是產生於雙方的情感投入,而不是來自於外在的社會標準。實際上,浪漫之愛在權力上是十二分不平衡的。對女人而言,夢想浪漫之愛最後卻使她們大多成了家庭生活的嚴肅附屬者。融匯之愛假設了在情感的予取上的平等性;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愛的維繫也越是接近於純粹關係的原始樣態。在此,愛就發展到了?密關係的程度,發展到了每一方都準備向對方推心置腹公開關懷與需要的程度,甚至伴侶彼此之間都十分看重因而易受傷害。男人掩飾起來的情感依賴性棲居於他們的意願和能力中,因而變得十分脆弱。人們總是把理想的男人表現得十分冷峻而不可接近,在這個意義上,浪漫之愛的意蘊又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了這種取向。但是,由於這種融匯性的愛消解這些作為外表的特徵,現在人們對於男性情感脆弱性的認識乃是一目瞭然的。 
  浪漫之愛是性愛,但它又排除了縱慾技術、性滿足與性快樂,尤其是在羅曼司的幻想形式中,一概被假想為受到了浪漫之愛所喚起的縱慾力量的擔保。融匯之愛首次把縱慾技術引入夫妻關係的核心,使夫妻彼此之間的性快感的成功成為一種關鍵的要素,無論這種關係是維持亦或消解。性技巧的培育、給予和體驗性滿足的能力,無論在男性方面還是女性方面,都是通過大量的性知識、性建議與性訓練而被反射性地組構起來。 
  在非西方文化中,我們早些時候就已經提到,縱慾技術常常是一種女性的專長,幾乎總是局限於某些特殊的團體;縱慾技術是姘妻、妓女或少數宗教團體的成員所培育出來的。融匯之愛是在如下一種社會中才發展為一種理想:在這個社會中幾乎每人都有機會達到性活動的最高境界;它假定「可敬的體面女子」與在某種意義上處在正統社會生活範圍之外的人之間的分裂業已消失。不像浪漫之愛,融匯之愛並不一定發生在一夫一妻制當中,一夫一妻制具有性的排他性含義。使純粹關係建立起來的是雙方都接受,並「直到進一步認識到」每一方都覺得從這種關係中獲益匪淺,從而使這種關係的延續具有價值。性的排他性在這裡的關係中起著重要作用,正是在這種程度上伴侶之間彼此決定了這種關係是理想的關係或本質的關係。 
  浪漫之愛與融匯之愛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對立也值得注意:正像一般的純粹關係一樣,融匯之愛與異性戀並沒有特殊的關聯。羅曼司理念已延伸到同性愛戀的領域,而且具有在同性伴侶之間發展起來的男子氣/女人氣之間的區別。我已經指出,浪漫之愛包含一些容易藐視性差異的特徵,但浪漫之愛情結仍然明顯是以異性伴侶為指向的。融匯之愛,儘管並不一定是雄雌連理,儘管還仍然圍繞差別而構建起來,但它預示了一種純粹關係的模本,在這個模本中,認識他人的特徵乃是舉足輕重的。它是一種愛情版本,一個人的性徵在這裡面成了一種必須被協調而納入一種關係之中的因素。 
  我暫時想擱下這麼一個問題:融匯之愛實際上是如何形成的、多大程度上成為當今性關係的組成部分?對此,我們只能存而不論。因為,純粹關係中還有其他方面,其他意蘊存在,還有它與自我認同與人格獨立的關係,這些是必須首先予以討論的。在這種討論之中,我廣泛採用——儘管是批判的語氣——醫療著作與自助手冊為研究的導引,這不是因為它們對影響個人生活的變化提供了精確可靠的解釋——不論什麼情況下,它們大多在本質上都是實踐手冊;而是因為,它們表現了自己試圖標畫和幫助塑型的反射性進程。其中許多也是具有解放性的:它們指向那些可以把個體從阻礙其獨立發展的影響中解放出來的社會變革。它們作為我們時代的文本,與羅伯特·阿利亞斯所分析的中世紀行為手冊、或者埃爾文·戈夫曼在研究交互作用秩序時所運用的禮儀著作,都是可以媲美的。   
  愛、性及其他的癮   
  「當我們在教會慈善機構為窮人做三明治時,有一個女人的穿著打扮我怎麼也看不上眼……在性病診所我試圖勾搭隊伍中的另一位病人……當我的男朋友到外地時,我與他最好的朋友睡覺……」這是天主教徒在私下裡懺悔自己的行為不端嗎?不,這些話是在嗜性者匿名互誡協會(Sex Addicts Anonymous)斯蒂文·查普利和戴維·泰爾伯特:《燃燒的慾望》,第35頁,西格奈特出版社,紐約,1990。的一次聚會上所作的公開陳述。SAA受戒酒療法的啟發,是對嗜酒者匿名互誡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直接倣傚。還有其他的組織和分會:嗜性者匿名互誡協會和既嗜性又嗜愛者匿名互誡協會主要是針對異性戀者的;諸如性強迫行為者匿名互誡協會之類的團體則是同性組織。SAA團體採用嗜酒者匿名互誡協會倡導的「十二步」恢復療法;按照這種方法,協會成員應首先承認他們受到某種自己無力控制的強迫性行為的支配。嗜酒者匿名互誡協會的「聖經」中所列的第一步是:「我們承認自己對酒精無能為力——我們的生活已變得難以控制而混亂無章。」SAA要求其成員以作出同樣的承認開始,然後逐步克服自己對性慾的屈從。 
  為了扭轉福柯所論及的那種趨勢(這種逆轉是頗為有趣而且是意味深長的),SAA的倡導者——他們大多都不是醫務人員——已尋求將性癮醫學化。他們提出,應將這種「情況」作為「性慾過度亢奮症」列入診斷手冊。這種看法未免有點牽強,而聲稱人口中有很大的比例受到這種病的折磨那就更為牽強了。然而這樣說倒符合酗酒的情況,據估計美國成人中染有酒癮的人數多達1/4。醫學界花了很長時間才正式承認酗酒為一種癮,即使它有明確的生理學根據。 
  性癮乍一看只不過像是另一種怪癖——或許是一種利用輕信的大眾的新方式,因為一個得到公認的精神病學範疇可以幫助有關當事人獲得醫學基金,尋求研究支持並把自己裝扮成新型的專家。但是這裡發生的情況要比這個觀點所暗示的複雜得多,無論是在性活動領域還是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性癮只是過去5年來急劇增加的得到公認的各種癮中的一種。對另一些東西,如毒品、食物、工作、吸煙、購物、鍛煉、賭博都可以上癮——而且,撇開特定的性成分,對愛和家庭關係也是如此。喬伊斯·迪澤勒和詹姆斯·迪澤勒:《如果你真的愛我——在家庭中怎樣擺脫一種癮》,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1989。這僅是非常廣泛的文獻材料中的一例。為什麼近段時期來癮受到如此廣泛的談論?要回答這個問題——它關係到我整本書的論點——不妨讓我們看一看性癮的問題,並且考慮一下在何種意義上(如果有的話),它不是一種淺薄的治療新花樣而是一種真正的現象。   
  性與慾望(1)   
  「女人需要愛,男人需要性。」假如這句陳詞濫調正確的話,那麼就不會有什麼性癮的問題了。男人好色,恨不得性夥伴越多越好,這完全是他們的男性本性所使然。女人渴求愛而壓制了所有的性傾向,則是為了獲得愛與被愛的報償而付出的代價。 
  然而至少是在當今世界,這一古老的觀念可以被推翻了。女人需要性嗎?是的,從總體上說,女人們第一次可以把獲得性快樂作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關係的基本組成部分,而不必再背上蕩婦的名聲。男人需要愛嗎?他們當然需要,儘管表面上似乎正好相反——也許他們比大多數女人更需要愛,不過這一點還有待進行多方面的探究。因為男人在公共領域中的地位是以對?密關係的變革的排斥為代價而達到的。 
  所以,我們不妨看一看,如果這種說法被推翻,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結論。我將從一位年輕女子格麗的艷史開始,她與明尼阿波利斯地區的一個SAA團體有聯繫,並且參與了夏洛特·卡蘇所作的一項調查女性性癮的計劃。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卡蘇的書對性癮問題作了精彩的思考,我在以下的章節中大量吸收了它的觀點。像許多治療文獻一樣,我從頭至尾參考了這本書,不過,我是按照加芬凱爾的「文件分類法」來對待它的:既把它作為有關個人和社會變化過程的文件,也把它作為這些變化的徵候。在她加入SAA之前,格麗過著一種人格分裂的生活,就像任何一位上班時可能是正直誠實的謙謙君子而下班後則可能是一門心思從事性徵服的色狼的男人一樣。那段時期她在一所學校當助教。晚上她有時去上上別的課,但也經常光顧單身酒吧,就在她加入SAA前的那幾個月,她同時與4個不同的男人有性關係,而這些男人中每一個人都並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當她發現自己儘管比以前更加小心但仍然染上了性病時(這是她一生中的第12次),她感到生活出現了危機。為了查出可能已受到傳染的其他人,她必須要與不下於14個她在短時期內與他們發生過性關係的男人聯繫。 
  她不能夠使自己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因為她覺得打這些不得已的電話有損尊嚴,她無法面對這種侮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擔心她一直定期與他們約會的這些男人會發現她對他們口是心非。她第一次瞭解到性癮這一概念是在她偶爾讀到當地報紙上的一篇有關這方面的文章的時候,文章提到當地醫院開設了一個治療性依賴的診所。她產生了上那家診所去看看的念頭,但實際上她又打電話叫來一位男朋友,與他共度了一個晚上。幾天以後她才與那家診所聯繫,而這期間她又出了一件風流韻事。格麗和她的姐姐上一家酒吧並結識了兩個男人。在與其中一位開車回她的公寓時,發生了交通意外。她描述道: 
  當我們回到家時,我感到暈暈沉沉的。甚至在這種情況下,我仍然想要做愛。平時做愛我可以拋開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但那天晚上我卻無法做到。干的時候我毫無感覺、直想嘔吐。當那傢伙當晚回家時,我得到了解脫。我沒有興趣再見到他,但他第二天沒有給我打電話卻又傷了我的自尊心。我以使男人追求自己為自豪。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86頁,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 
  格麗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並且常常想到自殺。在那家診所指點她加入了SAA團體之後,她一連幾個月努力避免任何性接觸。這期間她因涉嫌福利詐騙而被拘留:當局指控她在得到其教職之前曾領取了她沒有資格得到的福利救濟金。這一指控是令人可疑的,而她則成了當地這起轟動一時的案件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好幾個婦女權利組織的支持。 
  在法庭上,幾個受到同樣指控的、先於她出庭的婦女都認了罪;然而她卻力陳自己無罪,最後,對她的指控被撤消了。格麗因此成為了一個旨在為那些因要求得到福利救濟而受到懲處的婦女們平反的團體的重要成員。她說她逐漸看清了「婦女是如何受到鄙視,她們為了設法生存下去會得到多麼嚴厲的判決」。為她們的權利而鬥爭,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的」。「以前,」她說,「性是獲得權力的一條途徑……是我所知道的惟一途徑。」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439頁,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她開始與一個男人建立一種新關係,跟他住在一起,盡量不與別人發生性關係。 
  格麗的行為是否就像那一長串男性勾引者一樣,是試圖盡可能地嘗試各式各樣的性生活嗎?我想答案理所當然是肯定的。她通過利用色相來進行某種追求,這只能被看成是一種對自我—認同的受挫的尋求;這種努力並不是傳統的追求愛情。她主動追求男人,而不只是待在家裡等他們打來電話。她的自我評價與其性技能密切相關,這包括她獲得和給予性快感的能力;而且她還記錄那些被她所「征服」的男人的數量。 
  然而,她的故事確有著某種絕望的、悲劇性的色彩,這種情況有時也見於同類男性的經歷中,但通常沒有那麼明顯。當今完全可能有某些女性採取某種類似於傳統上男性所持有的把性慾看做是自己性行為的組織性動力的態度,而不會產生太多的心理問題。但即使有這樣的女性,格麗也肯定不在其中,因為她的行為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原來,她的父母都是酒鬼,她的父?不僅酗酒而且脾氣暴躁,常常向孩子們發洩。他把家裡的4個女兒都給姦污了;格麗學會了對他「友好」——換言之就是接受他的性要求——以保護自己和姐妹們免受可能的毒打。有一次她向當地保護兒童權益機構的官員報告了父?的惡行。當一位社會工作者來家裡調查時,她的父?竟能使他相信沒有什麼不正常的;但在那人走後,父?便對她大發雷霆、拳腳相加,此後她再也不敢作任何公開的抱怨了。   
  性與慾望(2)   
  格麗「需要性」。她是試圖把嘗試新的性經驗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結合起來。她早就懂得,在一個她對其實際影響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給予了她一種控制手段。格麗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虛幻,而且也的確如此:她的行為實際上就像一位喜歡尋花問柳的男人,卻沒有那種為大多數此類男人視為當然的物質支持,或廣泛的正式承認。她可以召來男人,主動尋找新的性夥伴,但她進行性交往中在某個方面卻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男人則不受限制。許多、也許是大多數男人仍然覺得女人像他們慣常對待女人那樣對待他們是不恰當的,而且具有威脅性,需要不斷的性認可已成為格麗性格的一部分——但她卻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會環境中尋求這種認可。   
  癮的性質   
  在斷定把格麗的行為說成是性癮這一點是否合理之前,先讓我回到一個比較一般的層面,思考一下癮這一概念的可能含義。癮的概念最初幾乎完全與對酒精或各種各樣的藥物的化學性依賴相聯繫。一旦這個概念被醫學化,它就被界定為一種身體反常:在這種意義上癮指的是生物體的一種狀態。不過,這一概念掩蓋了癮表現為強迫性行為的事實。甚至就化學性依賴來說,癮事實上是可以根據某種習慣對個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影響以及戒除它的困難程度來測定的。 
  所有的社會生活從本質上說都是慣例化的:我們日復一日地重複著習慣性的行為模式,而這些行為模式既形成了我們的個人生活,又在更大程度上再生產了我們的行為所促成的那些慣例。但這些慣例並不是千篇一律的。克雷格·內肯在行為模式、習慣、強迫性行為和癮之間作了一組有益的區分。克雷格·內肯:《上癮人格:根源、儀式和恢復》,赫茲爾頓出版社,明尼蘇達,1988。行為模式只是一種有助於安排日常生活的慣例,但個人在需要時可以改變它。例如某人一般在早上帶狗出去散步,但必要時也可以改在傍晚。習慣是一種比行為模式更具有心理約束力的重複性行為;必須有非同尋常的意志力才能改變或戒除它。習慣性行為常常以「總是」這個詞來形容——「我總是在晚上8點吃晚飯。」 
  強迫性行為是一種個人感到單單通過意志力很難或不可能戒除的行為,重複這種行為可以使緊張狀態得到緩解。強迫性行為通常表現為刻板的個人儀式,例如某人為了感覺到乾淨必須每天洗40或50次手。與強迫性行為相關的是一種對自我失去控制的感覺;一個人可以在一種迷糊狀態中進行這種儀式行為。如果不能從事這種行為,那就會引起強烈的焦躁。 
  癮是強迫性的,但不是那些較次要的儀式;它們影響到個人生活的廣泛領域。癮具有剛才所提到的種種行為表現,而且還包括其他的行為表現。可以把癮界定為一種被迫從事的模式化的習慣行為,停止這種行為會引起無法控制的焦躁。通過緩解焦躁,癮給有癮之人提供了一種安慰之源,但這種經驗多多少少總是暫時的。斯坦頓·皮利:《愛與癮》,新美國史,紐約,1975。所有的癮從本質上說都具有麻醉作用,但這種化學性的效果,如果有的話,並不是上癮經驗的基本要素。 
  下面是癮所具有的一些特性。 
  1「高峰體驗」。高峰體驗是個體的人在尋找某種行為的意義之所在時所挑出的東西歐文·戈夫曼:《交往儀式》,艾倫·萊恩出版社,倫敦,1972。——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的普通的、凡俗的特性相分離的經驗。這是一種短暫的欣快感,當個人體驗到它時,就會產生一種「特別」的感覺——即片刻的解脫感。有時候(儘管不是總是),高峰體驗既是一種鬆弛的感覺又是一種勝利的喜悅。在上癮之前,高峰體驗本質上就是一種報償性的體驗。不過,一旦形成了一種癮,無論涉及什麼感覺,支配其內在特性的要素就是解脫。 
  2「自我沉醉」。當一個人對某種特定的經驗或某種行為方式上癮時,力求獲得高峰體驗的努力轉變成了自我沉醉的需要。自我沉醉減輕焦慮並且把個人引入癮的麻醉性階段。從心理上說,自我沉醉是必要的,但它遲早會被沮喪和空虛感所取代;而這種循環會一再開始。 
  3高峰體驗和自我沉醉都是某種形式的「暫停」。個人平常的努力奮鬥暫時處於停滯狀態,而且顯得無關緊要了;個人似乎處於「另一個世界」,而且可以用一種玩世不恭甚或蔑視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平時的活動。然而這些感覺常常會突然逆轉,並且可能轉而厭惡所上的癮了。這種不滿通常表現為由於無法控制這種癮而產生的絕望;不管個人的意願如何,都會發生這種情況。 
  4上癮是對自我的放棄,即暫時放棄對那種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數情況下常見的保護自我—認同的做法作反思性的關注。某些形式的高峰體驗——例如那些與宗教迷狂相關的體驗——與那種戰勝或失去自我的經驗有著特別的關係。不過在上癮經驗中,這些感覺通常是宗教迷狂的世俗部分;自我錯位感是擺脫焦慮的感覺所固有的。 
  5喪失自我感後來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癮通常不是一成不變的行為方式,而其重要性往往是逐步上升的。可能會發生一種否定性的反饋過程,其中對上癮行為日甚一日的依賴引起的不是日益增長的幸福感,而是恐慌和自我毀滅感。 
  6上癮經驗感覺像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驗,這意味著癮發作時任何別的東西都無濟於事。然而,從個人的心理狀態方面來說,各種癮在功能上常常是相同的。一個人想努力戒除一種癮,結果卻屈從於另一種癮,從而被鎖進一種新的強迫性行為模式中。她或他可能兼有兩種上癮行為,例如酗酒和嗜煙,或者有時候用一種癮來緩解另一種癮所引起的焦渴。可以在個人的心理結構中用「壓條法培植」上癮行為,以便使那些不那麼嚴重的癮或強迫性行為遮沒那種核心的癮。各種癮在功能上往往可以互換這一事實有力地支持了以下結論:它們標誌著一種根本無力克服某些種類的焦慮的無能。 
  7癮的自我喪失和自我厭惡特徵並不一定等同於放縱。所有的癮都是變態的自律,但這種反常可以向兩個方面發展——解脫或束縛得更緊。我們可以看到表現在食物癮中的這兩種趨向,它們表現為強迫性的暴食和/或厭食性的禁食。儘管食慾過盛和厭食似乎正相對立,但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並且常常作為同一個人的習性而並存。   
  癮、反射性、自主   
  在西方國家,不同階層的人很久以來就一直在消費酒精以及其他成癮性毒品。但他們並沒有被稱為隱君子。例如,直到19世紀,習慣性的飲酒到了足以擾亂公共秩序的程度時,還只是被看做「社會問題」。認為一個人可以成為隱君子的觀念始於19世紀中葉左右;直到後來這個術語才被廣泛使用,而酒癮這個術語被廣泛使用則要更晚一些。用福柯的話來說,隱君子這個詞的發明是一種控制機制,即一種新的「權力/知識」網絡。然而它也標誌著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計劃道路上邁出了一步,這種計劃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畢竟,隱君子是「走極端」的人,「走極端」這個詞不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還涉及對個人命運的拒不接受。 
  癮標誌著一種對個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進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癮的特別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來予以理解。癮必須從這樣一個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在這個社會中,傳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遭到更為徹底的摧毀,而自我的反射計劃則相應地顯得尤其重要。在個人生活的廣泛領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習慣所規定的地方,個人只好不斷地進行生活方式的選擇。此外——這是至關重要的——這種選擇不只是個人態度的「外在的」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選擇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換言之,生活方式選擇是自我的反射敘事的構成要素。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劍橋,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為一種身體反常這一事實使人們忽略了癮、生活方式選擇和自我—認同之間的聯繫。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諾受到了阻礙,以至它被認為是一種疾病,與任何其他的疾病沒有什麼兩樣。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誡協會的早期綱領已經承認,戒癮意味著對生活方式進行深刻的改變和對自我—認同進行再審視。就像心理療法和勸告療法的情況那樣,參加聚會的人會感受到一種批評或指責被懸置的氛圍。成員們被鼓勵公開地袒露自己最隱秘的關切和擔憂,而不必擔心受窘或有辱罵性的反應。這些團體的主旨是對自我敘事進行重寫。 
  在一個後傳統秩序中,如果個人想把個人自主和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安全感結合起來的話,那麼自我敘事其實必須不斷地進行重寫,而生活方式實踐則必須不斷地與其保持一致。不過,自我實現的過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因此,癮能具有如此廣泛的性質便毫不奇怪了。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任何模式或習慣都可能成為一種癮。癮的概念在傳統文化中幾乎沒有意義,在那裡一個人今天做昨天做過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傳統存在連續性,而且一種特定的社會行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認可為是正確和恰當的,那麼幾乎就不能把它稱為一種癮;它也並不具有什麼明確的自我特徵。這種情況下個人別無選擇,但同時也無須在自己的行為和習慣中顯露自己的身份。 
  那麼,癮從反面顯示了在某種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計劃走上了後期現代性的舞台中心。癮是闖入(也許以一種非常間接的方式)自我的反射計劃的行為方式,但拒絕受制於這種計劃。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癮對個人都是有害的,因而不難看出為什麼在戒除它們的這個問題上有如此多的治療文獻。癮是不能進入未來的,而其本身也不在個人現在必須加以反省的那些主要關切的範圍之內。 
  每一種癮都是一種防衛反應,而且是一種逃避,即承認缺乏自主性,這給自我的能力投上了一層陰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劍橋,1991。就不太嚴重的強迫性行為而言,羞愧感僅為輕微的自輕,即反諷式地承認「我似乎只是被這玩藝給迷住了」。在比較明顯的強迫性行為中,自我的完整性從總體上說受到了威脅。更加廣泛的社會準則對這種情況的形成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那些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受到關注的癮不太容易識別,無論是被這種癮所涉及的個人還是其他的人——也許要等到有某些危急情況的介入才會被識別。正如我等一會兒將要指出的,性方面常常是這種情況,而對於工作來說也是如此。一個有著一份體面工作、因害怕遭辭退而拚命工作的人,可能一干多年而不肯完全承認他(或她,這較為少見)的行為中的強迫性質。只有當其他的事件介入時,他之忘我工作的防衛性質才得以彰顯——例如當他失去職位而身心崩潰,或者婚姻破裂時。可以說,工作對他而言就是一切,但它也是一種暫停,一種減緩他不能直接控制的其他需要或渴望的長期的麻醉性經驗。正如這一措詞所表明的,他已習慣於經常性的忘我地工作了。   
  性的含義(1)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回到性癮這個問題。某些人可能傾向於爭論性是否在與工作相同的意義上是強迫性的。有人可能會提出反對,說對正常性行為的需要是所有的成人都具有的基本傾向;如此說來,幾乎每一個人無論如何都會對性上癮。但一種需要的存在並不決定其滿足的方法。對食物的需要也是一種基本傾向,然而食物癮在今天已變得非常顯著。當一個人的性行為被不斷地尋求自我沉醉所支配時,性就像其他的行為模式一樣是強迫性的;不過,這種自我沉醉卻不斷地導致羞愧和不適當的感覺。就自我的反射計劃而言,癮是與選擇正好相反的行為;這個看法對性癮就像對其他的行為方式一樣有效。 
  強迫性的性行為必須在某種環境背景下來加以理解,在這種環境中,獲得性經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而且性認同構成了自我敘事的核心部分。女人需要性嗎?她們當然需要,如果這被理解為是堅決要求性自主和性滿足的話。然而想一想這種情況所顯示出的巨大變化吧。任何認為「壓抑假說」不正確的人都應該考慮如下事實:僅僅是在大約75年以前,在英國,未婚先孕的少女被成千上萬地送到教養院和精神病院。1913年通過的「智力缺陷法案」准許地方當局認定和無限期地拘留那些貧窮、無家可歸或只是「不道德」的未婚懷孕的婦女。因為當時普遍認為,非法懷孕本身就是智力低於正常水平的一個標誌,因此該法案的各項條款可以、而且也確實被廣泛地運用。來自比較富裕家庭的未婚先孕的少女有時可以做非法人工流產——比較貧窮家庭的少女也可以做,但要冒相當大的生命危險——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們仍然是為社會所遺棄者。對性和生殖的無知被認為意味著智力低下,但這種無知非常普遍。一位1918年出生於倫敦的婦女,在喬伊·麥爾維爾所作的一項口述歷史研究中接受訪問,回憶起她母?在每晚睡覺時都要對她耳語一番,告誡她千萬不能發生婚前性行為,否則她就會精神錯亂。她沒有詢問為什麼未婚媽媽被送進收容所。她只是想,「噢,她們活該;她們偷嘗了禁果,她們已經瘋了。」喬伊·麥爾維爾:「淺藍色」,《新政治家和社會》,第2頁,1991年,3月號。 
  女性們難以應付她們所促發的那些變化,這確實有什麼奇怪的嗎?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樣,性行為中的強迫性是受挫的自主性。假定預先存在有性定向,那麼與大多數男性比較而言,這一事實對大多數女性具有不同的含義。對於今天的兩性來說,性預示了?密關係的希望前景(或凶兆),其本身涉及自我的各主要方面。格麗的不穩定的安全感與她需要反覆證明自己對男人的吸引力密切相關。她可以從頻繁的艷遇中獲得性快感,但卻沒有建立任何較為長期的依戀關係(直到她的生活後來發生了改變)。我們可以說她已經將一種男性的性行為模式內在化了,把性經驗與一種見異思遷的追求聯繫起來;但是,由於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原因,這無異於一種破壞性的策略。正如卡蘇所評論的:企圖盡可能多地擁有性夥伴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有性癮的女性陷入了一個怪圈之中,一方面她們首要的力量之源是性徵服,另一方面她們卻又通過性行為來滿足自己對溫存和愛撫的需要。潛在於大多數女性的性癮行為之下的是一種對不斷發展的關係的渴望。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57頁,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 
  女性的強迫性的性行為採取的形式五花八門,這強化了如下結論:它是某種潛在的綜合征而非其明確的表現,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某些例子中,強迫性的手淫(也許每天幾次)是主要成分;某些這樣的女性幾乎沒有性夥伴。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一種在幻想層面上對性的迷戀式專注(這被一位女性描述為「一種充滿恐懼的對性的專注」)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58頁,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則是主要特徵。就許多人而言,性行為類似於飲食失調中的那種循環。一段時間的性亢奮狀態之後,性似乎變得令人厭惡了,以致個人幾乎不再想有更進一步的性接觸。大多數這樣的女性似乎都可以達到性高潮。性高潮既是身體和情緒放鬆的時刻,也是勝利的時刻;但許多人在性前夕階段就達到了高潮,在此階段她們感到特別活躍甚至狂喜。 
  男性性行為的強迫性往往不同。在形容男性的詞中沒有蕩婦這個詞的對應詞,而且尋花問柳的男人常常受到欽佩,尤其是其他男人的欽佩。據卡蘇記錄,當她在一次聚會上向一個男人提到她正在寫一本有關女性性癮的書時,他的反應後來變得眾所周知:「你的意思是有些女人對性上癮?嗨,我真想見見她們。」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279頁,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然而有許多證據證明好色的男人並不找放蕩的女人,事實上還往往厭惡她們。就這些男人的性交往所及的範圍而言,女人歷來被分成兩類:那些必須被「追逐」因而可以被征服的,和那些在某種意義上超出道德界限因而「無關緊要」的。查普利和泰爾伯特:《燃燒的慾望》,第1章。 
  男性中的性癮並不完全與對多樣性的執迷相聯繫。就像女性的情況那樣,它可以表現為強迫性的手淫,往往與滲透於個人從事的幾乎所有其他行為的性幻想相聯繫。有時,「性癮」的發洩只集中於一個人身上。據蘇珊·福華德所作的一項研究所述,查理報告說他每天必須與其性夥伴性交數次。他對自己行為的描述是老練的反射,而且自覺地運用了有關癮的語言:「那星期我們本可以性交10次,但如果第11次她說『不』,我會覺得遭到了拒絕,因而會對她惱火。我現在知道這是不公平的,但當時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的『自我沉醉』正在離我而去。」蘇珊·福華德:《恨女人的男人與愛他們的女人》,第68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88。   
  性的含義(2)   
  那些朝三暮四,最為花心的花花公子,把對性追求的熱衷與對他們的慾望對象的幾乎無隱蔽的輕蔑結合在一起。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們追逐女性的那種急切和一心一意使普通的求愛顯得草率和隨意,而那種不顧一切的勁頭常常會危害到他們的婚姻、事業和健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薩諾瓦情結》,第17頁,袖珍本圖書公司,紐約,1988。那些被不遺餘力地追逐的女人,一旦到手便漸漸淡漠了——儘管與此同時也有許多這樣的男人試圖通過保持一種持續關係而在他們的逢場作戲之外尋求穩定性。這樣他們就常常必須施展最狡猾的欺騙和掩蓋手段。 
  追求性徵服所引起的無非是那種為其他的癮所表明的絕望和幻滅的惡性循環。下面是上面所引的那位作者所談到的自己的經驗,這最終使他加入了一個性癮自助團體: 
  我認識到我一直用來避開痛苦的那些措施本身已變得使人感到極度痛苦:追逐女色對我來說不再「奏效」。為追求自己的癮我已失去了很多,如今在我最後一次征服後不到幾分鐘,我的內心充滿了空虛感。除了射精那種身體上的釋放外,性不再給予我任何東西;我常常完全不能達到性高潮。女人們不再是愛的對象,甚或不再是慾望的對象。我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當我進入她們的身體時,我仍然厭惡我的那些性夥伴,而且由於知道我是多麼需要她們,我的厭惡就更甚。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薩諾瓦情結》,第289頁,袖珍本圖書公司,紐約,1988。 
  他繼續補充道,某些花花公子聲稱他們的行為對他們不是一個問題,這是很難從表面上來加以認可的。一個男人這樣回答他的質詢:「發現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則不行。」然而,在這位作者對這些男人進行訪談時,他們對女人的擔憂和畏懼之情很快就溢於言表;他們談及自己的風流韻事時的平靜與這種事本身的狂亂性質恰成對照,而且頗似其他的癮所特有的那種自我克制。他們用以掩飾自己行為的那些話頗類似於嗜酒者用以證明自己酗酒正當所說的那些話:「就這一次」,「這並不傷害任何人」,「我的妻子是絕不會發現的。」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薩諾瓦情結》,第283~284頁,袖珍本圖書公司,紐約,1988。 
  廓清這種討論的要旨是重要的。不應該將追逐女色與一夫一妻制的固有模式對立起來,好像「忠誠」是可以根據性關係專一來界定似的。追逐女色當然與我後面所稱謂的插曲式性行為有關,但二者並不是一回事。它們之間的聯繫是強迫性。   
  性與勾引(1)   
  我們可以假定,男性強迫性的性行為只是從其傳統束縛中被解脫出來的男性性行為。畢竟,不是一直都存在著多種有錢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的文化麼?卡薩諾瓦不就是這種男性英雄原型——他也受到許多女性的讚美——和今天的詹姆斯·邦德的祖先麼? 
  不過,在前現代文化的語境中,娶兩個或更多的妻子一般與性徵服本身沒有多大的關係。事實上,所有的一夫多妻制社會都有盲婚制度。娶幾個妻子需要有物質財富和社會聲望,而且前者是後者的一種表徵;納妾也同樣如此,這是一種公認的風俗。卡薩諾瓦在前現代的文化中沒有位置:他是來自一個處於現代性開端的社會的人物。他對妻妾成群沒有興趣,即使這種事情是可能的。對於他來說,性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尋求,使其結束的不是由於達到了自我滿足或由於明智,而僅僅是由於年老體衰。男人需要愛嗎?噢,他們當然需要,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恰是卡薩諾瓦的生活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好對女人獻慇勤的男人」,這是一個有效的措詞,因為與表面意思相反,它表明了誰從屬於誰。 
  這樣的男人愛女人,儘管他們不可能只愛一個女人。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部分導源於恐懼的愛,但有趣的是,就我們所知,卡薩諾瓦並沒有那種對女性的赤裸裸的輕蔑,而這種輕蔑似乎非常接近於今天的花花公子,以及至少是某些男同性戀者表面顯示出的態度。他決不是一個值得模仿的人物:在晚年時他竟以強姦來作為延續自己的性生活的手段。不過,在他比較年輕的時候,他試圖照顧他曾愛過並離棄的那些女人,而且常常積極地為她們物色合適的丈夫。哈夫洛克·埃利斯這樣談到他:「他愛過許多女人,但沒有傷害過幾顆心」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學》,第189頁,黑尼曼恩出版社,倫敦,1946。,不過這一評價肯定過於寬容了。與眾不同的是,卡薩諾瓦在其《回憶錄》中諂媚地寫到了與他有過風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許多在事情發生很久以後、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學而作的評論中對她們是不惜筆墨地大加奉承。 
  卡薩諾瓦是一個勾引者。他到處拈花惹草的時代背景是:其時未婚小姐被認為應該保持自己的貞潔,而且在除了貴族以外的大多數群體中,已婚婦女通姦如果被發現會有災難性的後果。他的勾引行動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較長期的努力,因為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即使目的達到了,這個過程也並不一定就此完結,因為他還常得確保在事後不使小姐的陪媼、保護人或?屬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們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強烈抵制的那種個人生活變革的產物。他們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勾引者,在這個時代中,勾引實際上已經過時了,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的被迫性。在一個與女人發生性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容易(儘管這只是由於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這一點至關重要)的社會裡,「勾引」失去了許多意義。追逐女色這一行為在自相矛盾的同時反映了這種根本的變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薩諾瓦情結》,第241頁,袖珍本圖書公司,紐約,1988。 
  當今的好色之徒可能顯得像是來自上一個時代的守舊者,只帶上青黴素、避孕套(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並做好了面對艾滋病危險的準備,大膽地靠近他們的獵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論證不錯的話,那麼追逐女色之徒就是當今性世界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他們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首先關注的是性徵服和權力的行使。但是,如果勝利得來是如此容易,那麼勝利還有什麼價值呢?如果對方不但是願意,而且也許同樣急於發生性關係,那麼還有什麼可體味的呢? 
  當一個男人面對一個堅持自己的平等權利的女人時,維護勾引的權力(憑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徵性地把她們「幹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戰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裡克所發現的,女性性權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貞潔的和淫蕩的或墮落的女人之間所作的古老區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決於對貞操的破壞,那麼這種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動力。勾引者試圖奪取或支配的那種「真誠」與性方面的貞潔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會產生了。在純粹關係的語境中,真誠仍起著一種基本的作用,但變成了一種每一個夥伴都指望對方具有的倫理品質。 
  在比較傳統的時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險家,他不僅向每一個女人挑戰,而且向整個性規則系統挑戰。他是貞操的破壞者,而且還騎馬執矛衝向別的風車,因為勾引意味著挑戰性保護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體快樂之輩,而是在一個性開放的世界裡尋求刺激之徒。這種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種高峰體驗——不過這種高峰體驗後來往往變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們與其說是放蕩的浪子,倒不如說是在一個其中性與?密關係前所未有地緊緊結合在一起的環境中的不自覺的反革命。融合之愛意味著?密關係:如果達不到這種愛,那麼個人就準備離去。花花公子們通過耍手段而不是對性夥伴的尊重來維持那個必要的「潛在空間」。他們期待著下一次可能的艷遇,因而使出渾身解數以求「脫身」。他們常常是浪漫愛情修辭學的行家,但卻不能由之造就一個情感連續的自我敘事。因此,一個在進行勾引時游刃有餘、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結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腳、張口結舌,從而不顧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實是處在卡爾·克羅斯的戀物慾者的地位上,後者渴望的只是一個女人的鞋,而他則必須以得到整個人為滿足。   
  性與勾引(2)   
  某些這樣的男人一年中與上百個女人發生過性關係,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們「需要愛」?在一種特別急切的意義上。他們對女人的依賴是十分明顯的,實際上這對他們的生活有著支配性的影響。從前,勾引無疑可以等同於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礙的領域——即男性的現代性領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義,這一定位便成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薩諾瓦那樣——既作為貞操的剝奪者,但也作為性隔離生活的潛在的拯救者——對每個性夥伴都「特別?密」。現代的性冒險者已經拋棄了浪漫之愛,或者只把它的語言用來作為勸誘的修辭。因此,他對女人的依賴只能通過性徵服機制來予以確認。可以認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關係和自我—認同的反射建構之間的聯繫;但是他受縛於女人而不能把她們作為有能力給予和接受愛的獨立的人來對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愛她們又離開她們」的人。其實,他根本不能「離開她們」,每一次離去都只不過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   
  相互依賴的社會學意義   
  花花公子通常具有與浪漫之愛情結密切相關的一些品性,這些男人可以讓女人情不自禁六神無主,也可以在女人面前獻盡慇勤死乞白賴,或許還會成為精於此道的情場老手。一些對這套把戲心領神會的女人盡可以順勢撈一個露水性伴,以尋求曇花一現的興奮和歡樂。一碰到這種女人,男人身上那些使女人神魂顛倒的魅力就會立刻黯然失色,或者會被她們精明的察覺所控制。 
  大多數被上述男人追逐的女人根本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樣。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薩諾瓦情結》,第244~248頁,袖珍本圖書出版社,紐約,1988。卡薩諾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險家和作家,浪蕩公子,當過間諜和外交官。「卡薩諾瓦」指那些像卡薩諾瓦那樣亂搞男女關係的浪蕩公子。相反,一旦與男人開始建立關係,她們很可能就會深陷其中(而難以自拔)。這種女人的生活會被一些災難性的羅曼史所點綴,或者會陷入一些與男人沒完沒了、痛苦不堪的感情糾葛當中,而那些男人卻用這樣或那樣的手段虐待她們。簡而言之,這些女人具有相互依賴性,這已經成了治療文學的老生常談:即儘管相互依賴性絕不僅僅限於女性,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它已成為描述那種曾被稱為普通「女性角色」的術語。參見考萊特·多林:《灰姑娘情結》,第34頁,袖珍本圖書出版社,紐約,1981。 
  互相依賴型的女性是些操碎了心的人,她們需要養育別人,但在一種完全或部分無意識的層次上,她們又預感到自己的付出會遭到拒絕。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痛心的反諷啊!相互依賴型女性恰恰最有可能捲入與一個花花公子的關係漩渦。她準備著,也許渴望著去「解救」男人;而男人則需要這種寬容,因為除非他徹底的口是心非,而且完全隱藏了自己的真實態度,否則其他的女人也會拒絕他。   
  相互依賴的本質(1)   
  「相互依賴性」一詞是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逆向反射性」的範例。這一術語不是專家創造出來的,而是從那些與自身的酒癮作鬥爭的人中產生的。在早年的嗜酒者自助小組,嗜酒被認為是人沾染上的一種人格缺點。人們以為,嗜酒者離開家庭環境,與染有同樣毛病的人在一起會康復得最好。後來,人們認識到,嗜酒者可以感染與他經常接觸的他人;但大多數人還是相信,嗜酒者只有在治癒之後才能成功地重新融入家庭環境。然而,人們最終明白:如果嗜酒者重新返回那種其他家庭成員都依然如故的關係或家庭,他們幾乎不可能保持冷靜;整個關係也都經常圍繞嗜酒者的酒癮打轉轉。 
  其他人的生活,通常以一種微妙的,有時甚至以巨大的破壞性方式,依賴於嗜酒者的依賴性。為了解釋這種情境,人們首先創用的一個術語是「認可者」,指一個人,通常是性夥伴或配偶,最常見的是婦女,她自覺或不自覺地支持了某個人的嗜酒行為。當這些人忍受的痛苦等同或超過了那些靠酒精生活的人的痛苦時,認可者的觀念就被「相互依賴性」的觀念所取代。安尼·威爾遜·沙伊夫:《互相依賴,誤解—誤待》,第11頁,哈珀與羅出版社,舊金山,1986。 
  「互相依賴」這一術語一旦變得如此普遍化,就會引起某種誤解。它是在一種具體的語境中發展起來的,這個語境裡有一個明顯的「上癮者」,而其他人對他的行為產生反應。這一概念傾向於暗示一種在誰依賴誰方面的優先權;它似乎指產生的一種繼發性上癮,即面對嗜酒者的認可者。當這樣使用這一概念時,它便混雜了兩種事情:一種是一個人的酒癮折光到另一個人身上,後者圍繞嗜酒者建構自己的行為;另一種是關係的相互影響特徵。說得更複雜些,相互依賴性常常不是與某個具體的關係相聯繫,而是與一種人格類型相聯繫。這正如一位著者所說: 
  互相依賴型的人從她所實際接觸到的任何一個人身上尋求贊同。她不是圍繞某一個人建構她的生活,而可能圍繞好幾年「黃金搭檔」跳舞,除了她的情人之外,也許還會有她的父母、女友、老闆和超市的僱員等。她圍繞別人的需要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喬迪·海伊斯:《精明的愛》,第31頁,艾羅出版社,倫敦,1990。 
  讓我用以下的方式來簡潔地陳述我們正在討論的概念。相互依賴型的人是這麼一種人,為了保持一種基本的安全感,需要另一個人或另一組人界定他(她)的需求;如果不對他人的需要作奉獻,他(她)就無法感到自信。相互依賴性關係是這樣一種關係,在其中個體在心理上維繫於自己的夥伴,而夥伴的行為受某種強迫力所控制。我將用固定化關係一詞來表示這麼一種關係,在其中關係本身成了迷戀的對象。在固定化關係中,個體不是圍繞先在的他人的酒癮來建構自己的生活;而毋寧說,他們需要那種關係來滿足一種非此無法滿足的安全感。固定化關係以其最溫和的方式佔據在習慣當中。當相關各方以互相敵對的方式聯繫起來的時候,這類關係就更易變得難以駕馭,他們無法使自己從中擺脫出來。 
  我們可以假定,固定化關係在任何一種本質性的形式上都比相互依賴性關係更普遍。固定化關係建立在強制性的依賴之上,而不是相互依賴性之上。任何一方顯然都不是成癮者,然而雙方都依賴於一條聯繫的紐帶,它或者是一種日常化的義務,或者是一種實際上對關係雙方有破壞性的東西。固定化關係通常假定了角色的分離。每個人都依賴於其夥伴提供的「變相」;但誰也無法完全認識,或完全屈從於自己對他人的這種依賴本性。男人們傾向於進入這種固定化關係,以至於深深捲入與他人的聯繫之中,但是對這種聯繫性要麼不理解,要麼主動地否認它。而對於女人們來說,強制的依賴性更經常地與家庭角色聯繫在一起,後者已經成為一種物戀——儀式性地捲入諸如家務瑣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設法在治療水平上幫助他人擺脫迷戀關係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響那些關係的有關結構轉化的線索。在此我們又一次碰到了純粹關係呈現的中立性,以及與自我反射目標和融會之愛模式之間的密切關係。依戀的紐帶:1不允許將對自我和他者的監視看成純粹關係的核心;2將自我—認同隱藏於他人或固定化的慣例之中;3防止向他人開放是?密的前提條件;4傾向於保存不平等的性別差異和性習慣。 
  每一種治療計劃的第一條律令都是反射性的:即認識到你有問題,然後憑借認識的力量去著手解決問題!在嗜酒者自助小組,「降至最低點」是一個經常用來描述一些人精神狀態的術語,他們會說:「糟到極點,我就會開始變好。」在做出決定之後,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一種打擊來促使你採取行動。這打擊可以是遭到拒絕、遭遇車禍或受性伴虐待,也可以是不省人事或者受內心焦慮的煎熬。這些傷害性的後果就如同給健康的身體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一樣。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340頁,曼德裡恩出版社,倫敦,1990。採取行動的決定通常涉及一個問題:要保障迷戀性關係之外的其他人能提供幫助,因為這是獲取原初距離和支持的最重要方式。 
  反射意圖的發展包含著對作為基本出發點的選擇的認識。在這裡要強調指出,選擇意味著對一個人所承受的局限和壓抑的評價:這是一種評價機會的方法。有著者將反射的時刻稱作「自我交談」。自我交談是一種重新安排,一種思考的途徑,審察現成的慣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或者放棄(如果可能)。對選擇的認識意味著對那些支持依戀性模式的「消極計劃」的克服。下面是依戀性計劃的一些表白:   
  相互依賴的本質(2)   
  「我不能做」;「我知道那樣做不行」;「我不是那塊料」;「我創造性不夠」;「我絕不可能有足夠的錢」;「我與老闆合不來」;「我似乎從未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完所有的事……」 
  如此等等。沙德·海爾姆斯戴特爾:《選擇》,第47頁,袖珍本出版社,紐約,1989。 
  我們應該擺脫那種幼稚的、近乎極權主義的禁令的束縛,以避免產生如下所有這些想法:相當明顯,「我不會做」,「我知道那樣做不行」以及其他的說法,通常可能是對任何既有語境中的機會的切實的評價。反射性是從迷戀中解放自己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儘管如此,那種計劃對於行為的重要性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可見,選擇直接反映到自我的本性。知道一個人需求什麼,有助於確定他是什麼樣的人;而找到一個可靠的自我—認同是確認需求什麼的基礎。「每天可能有一千次的瑣碎的選擇。所有選擇都值得考慮。」沙德·海爾姆斯戴特爾:《選擇》,第97頁,袖珍本出版社,紐約,1989。但其中有些選擇更重要一些。強制性關係,誠如治療性文學雖用語不多卻反覆闡述的那樣,拉開對自我—認同進行反射探索的序幕。因此,卡蘇把互相依賴的個體準確地看成「一些其核心身份未得到發展或未被認識的人,這些人維持著一種依賴於外部接觸而建立起來的虛假的身份」。   
  迷戀與親密問題   
  相互依賴型個體習慣於從他人的行動或需要中發現自己的身份;但是,在任何一種迷戀關係中,自我都趨向於和他人融合,因為迷戀是基本安全的最初來源。在治療或自助組的早期階段,人們所表明的目標之一就是「放任不管」,即放棄相互依賴性所特有的控制他人的企圖。她被鼓勵著努力擺脫他,或自己擺脫掉授權給他人的「無言契約」。這是一個很難完成的過程,儘管表面上顯而易見:她的談話將不再持續地集中在「他」想什麼或做什麼,「他們」說什麼,「我的丈夫」或「我的情人」說什麼。在酒鬼伴侶扶助小組,放任不管被貼上「愛情分離」這樣一個庸俗透頂的短語標籤,以稱謂這樣一種真實的現象——形成一種能力,即相互依賴者既可以繼續關心他人又不必背上被他或她迷戀的包袱。海伊斯:《精明的愛》,第63~64頁,艾羅出版社,倫敦,1990。 
  那些乍看起來似乎是鼓勵個人主義甚至自戀的東西,更應該被理解為一個為融匯之愛提供可能性的根本出發點。它是將他人視作獨立存在者的前提,而這個人可以因為她(他)所特有的品性而被愛;而且,還提供了一種機會,讓人從一個已經破裂或瀕臨破滅的關係的痛苦糾纏中解脫出來。下面這些是一位治療醫生列出的新習慣的特徵,可能會替代舊有的、更具強制性的特徵:你可以聽聽朋友的麻煩——只是聽聽——不要試圖去救助他(她)。 
  不要僅僅關注於某一個人,應對許多人感興趣。 
  不要重返「犯罪現場」——你以前的情人生活的地方,或你們兩人曾去過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找一些更有趣的地方去遊覽。 
  若得不到你渴望的人與事,那就享受你能得到的人與事。 
  不要忍受虐待,你可以拒絕這種關係。 
  如果你剛剛和情人吹了,而他常在某個時間來電話,你就在那個時間裡找另一個令人愉悅的追求者。海伊斯:《精明的愛》,第73頁,艾羅出版社,倫敦,1990。 
  明確個人界限被認為是非迷戀性關係的基礎。為什麼?答案再次直接關係自我及其反射性。從心理學上說,界限建立了屬於他的東西,從而抵消了投射性認同的影響。某個關係內部的清楚界限,對融匯之愛和?密關係的維持顯而易見是重要的。?密並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納,而是知道他(她)的特點並使之與自己的特點相適合。具有悖論意味的是,向另一方開放卻要求有個人的界限,因為這是相互交流現象;它還需要敏感性和機智,因為這並非不同於隱私生活。開放性、敏感性和信賴之間的平衡在關係中發展,這種平衡決定著個人界限是否分化,而分化會阻礙而不是鼓勵這種交往。C.愛德華·克羅塞:《?密關係:成功關係的策略》,第156~158頁,戴爾出版社,紐約,1988。 
  這種平衡也預示了一種權力平衡,這就是純粹關係連同它所承諾的?密關係,取決於日益增強的婦女自主性和可塑性性徵而不再受制於雙重標準的原因。上面所提到的那位治療醫生還提供了一個圖表來鑒別迷戀關係與?密關係的不同特徵:迷戀關係親密關係沉迷於「找個人去愛」需要當下的滿足優先發展自我渴望長時間的滿足;逐步發展關係強制伴侶做愛或獻身權力不均衡有選擇自由關係具有平衡性和相互性使用權力控制他人和解、協商或輪流領導非協商原則,尤其當問題不好解決時操縱缺乏信任試圖改變伴侶以適應自己的需要分享需求、情感,以及欣賞伴侶對自己所意味的意義直接坦白適度信任(即知道性伴依據自己的個性可能會如何行事)接受彼此的個體性關係建立在幻想及對不快之事的迴避上關係一成不變期望一個伴侶會救助另一個沉迷(被對方的問題和感情所困擾)激情混雜著恐懼為一些問題責怪自己或伴侶痛苦和失望循環出現關係處理一切現實關係經常變化通過雙方進行自我關照愛意分離(放任對方的同時,積極關注對方的幸福和成長)性源自友誼和關愛共同解決問題舒適感和滿足感循環出現海伊斯:《精明的愛》,第174~175頁,艾羅出版社,倫敦,1990。 
  這是虔誠的心理囈語嗎?也許是吧,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右欄中的一些斷言自相矛盾嗎?毫無疑問就是如此,儘管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斷言也表達了個人生活的真實矛盾。然而,我不認為上述的可能性只是一廂情願;它們反映了?密關係轉化的某些傾向性特徵,後者正是本書通篇力圖證明的。從中誰會看不到日常生活的民主化的例證和方案呢?比較一下左右兩欄的內容,會揭示出一幅解放的圖景。這不僅是「獲得自由」:因為這裡描繪的?密關係有實質性的內容。我們初步看到了獲得解放的個人天地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親密關係、親屬關係、父母身份   
  ?密關係的轉化有關性和性別,但並不局限於此——這一事實會支持我將在後面詳盡展開的一個論點,即此處討論的是作為整體的個人生活倫理的根本轉換問題。像性別一樣,?屬關係曾一度被視為是自然獲得的,是由生物性的、婚姻的結合所創造的一系列權利和義務。一直頗受爭議的?屬關係,已經被各種現代機構的發展嚴重破壞,只剩下核心型家庭在極其孤獨地支撐著。如果不細緻地考慮這一問題,就會認為這種觀點被誤解或至少被誤導了。在分居和離異的社會群體中,核心型家庭產出多樣性的?屬關係,比如與所謂重組家庭相關聯的?屬關係。然而,當這些聯繫屈從於比以往更多的協商時,其性質會發生變化。?屬關係過去常被想當然地認為是彼此信任的基礎;而現在,為了取得信任必須通過協商和討價還價,承諾在此就很像性關係中的同樣問題。 
  珍妮特·芬奇在分析當今的?屬關係時談到「解決問題」的過程。珍妮特·芬奇:《家庭責任與社會變化》,第192~211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89。人們必須處理好如何去對待?屬的問題,並在這種行動中創立一種新的日常生活倫理。她在承諾語言方面明確地討論了這一過程。人們傾向於通過「協商性承諾」來組織他們的?屬關係,因此努力為處於特殊情境的?戚解決「適宜去做的事情」。例如,一個人不打算借錢給妻弟,因為在家庭或更大範圍的社會群體中,這被限定為一種責任;而將錢借給他是因為這人已經與他者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承諾,這限定了借給他錢是一件正確的事。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與上述情況有多大區別呢?顯然,在成人與孩子的相互關係中,有一種明顯的權力不均,特別是在孩子年齡尚小的時候。鑒於這一事實,人們可以假設關係的性質與所提供的關愛幾乎沒有關係,因為雙方都有一些有束縛力的既定的社會責任。然而,人們還是有足夠的理由來懷疑,在如今的許多群體中這種責任還有多大束縛力。表明這一點的最好辦法,是沿著帶有明顯協商性色彩的父母—子女關係「上溯」到孩子早年的某些特性。許多父母現在既是繼父母,同時也是生父母。繼父母通常接受一些面向孩子的義務和權利,但在芬奇看來,這些義務和權利在今天一般是孩子與成人之間的「協商性承諾」。或者以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義務為例。在某些環境和文化語境中,人們多少有些想當然地認為,父母可以指望他們的孩子提供物質和社會支持。但是,發展的趨向顯示出,那些支持依賴於鍛造這種關係的性質。 
  決定性的影響似乎可被描述為累積義務的構成。珍妮特·芬奇:《家庭責任與社會變化》,第204~205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89。比如,在一項對母女關係的研究中,一位調查對像回答說:「母?與我一起生活,因為我們選擇這種方式,我們彼此喜歡……我們共居一家,一起歡笑……我是獨立的,我的母?也是如此。我們一起生活,而不僅僅是我照料她。」J.劉易斯和B.梅內迪思:《關愛人的女兒》,第54頁,盧特萊支出版社,倫敦,1988。她感到有義務照料母?,這是長期共同居住的結果;但相互喜愛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像芬奇指出的,累積義務的觀念有助於讓我們懂得,經過一段時間,應給單?或雙?提供各種形式的照料是如何變成某一個孩子的「顯而易見」的義務;而為何另外的孩子卻可能不以為然。珍妮特·芬奇:《家庭責任與社會變化》,第205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89。 
  父母與年齡小的子女之間的關係,情況更複雜些。父母不僅比小子女更有權力;而且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塑造了孩子的人格和性情。然而,若認為童年不受純粹關係世界的影響,那肯定是不正確的。母?身份的社會進化預示了如下觀念並賦予了具體形式,即母?應該與子女建立慈愛關係,這種關係給孩子的需求以特殊的照顧。20世紀早期出版的子女撫養手冊建議父母不要對孩子過於?密,其根據是過於?密會減弱父母的權威。後來這一觀點得到了發展,認為父母應該設法與子女之間培養起?密的情感關係,但是孩子的自主性也應適當承認。H加德林「孩子管教與自我追求:一種歷史闡釋」,《兒童成長和行為指導》,第12卷,1978。就像一些人用自戀這個詞指稱現代社會中自我的處境一樣,另一些人認為父母—子女的相互關係已經轉向更大限度的「寬容」。但是,用此作為標籤來指稱人們努力發展一種替代舊式子女撫養的策略,是不充分的。關係的性質突現於眼前,即強調?密關係以代替雙?的權威性。雙方需要敏於感受和理解對方。H加德林「孩子管教與自我追求:一種歷史闡釋」,《兒童成長和行為指導》,第12卷,第75~82頁,1978。   
  父母與孩子(1)   
  有關互相依賴性或穩固性關係的治療學討論,幾乎無一例外地建議,那些渴望與他人發展?近關係的個體應該「從內心救助孩子」。在這裡,父母與年輕子女的關係,再次以一種與純粹關係和融會之愛方式相似的基本方式呈現出來。對於?密關係的獲得,為什麼「擺脫過去」就如此重要呢?這是因為,許多形式的治療從心理分析開始,進而走入病人的童年經歷,回答這一問題可以更好地為理解現代一般文化中的治療和對話的重要性提供進一步的線索。 
  我們可以在治療學的指導下再次進行討論,蘇珊·福華德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因為她提出了如何「醫治過去」的建議。蘇珊·福華德:《恨女人的男人與愛他們的女人》,班坦出版社,紐約,1988。她的論述集中於分析一個叫妮奇的年輕婦女的病例,她的婚姻正經受著麻煩。她無法在自己的婚姻關係中為自己辯護,當丈夫與她生氣時,她感到受盡屈辱和無助。治療醫生讓她回憶童年裡讓她產生這種相似感受的事件,從而從這些事件中找到一個扎根在她心靈深處的特殊事例。她的父?一直想讓她彈好鋼琴,儘管她對此並不太感興趣,但她還是努力取悅父?。當她在他人面前演奏時,會變得緊張起來,使她的演奏水平大為下降。在一次演奏會上,她太緊張了,以致漏掉了人們要求她演奏的一首曲子中的整整一段。會後在回家的路上,父?告訴她,出了這麼大的亂子,他不知道如何再去面見那些過去的聽眾。她讓父?在眾人面前丟了臉,從那以後她變得粗心大意、心不在焉,懶得再去練琴了。 
  她曾經多麼想討好父?,可現在感到徹底破滅了。用她的話講,「我只感覺死到臨頭」。治療醫生發覺,她在婚姻生活中再次扮演了童年時的角色,因而「失去了成年自我」。蘇珊·福華德:《恨女人的男人與愛他們的女人》,第193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88。福華德讓她拿來一張她自己還是小女孩時的照片,當她們一起看照片時,妮奇想起了許多其他的情景,都是些父?以同樣方式讓她感覺羞恥的事情。於是,福華德建議她到當地學校去,找一個能讓自己想起自己那麼大時情景的小女孩。福華德的想法是,她可以想像那個女孩以她曾經感受過的相同的方式經受著羞辱;由此她可以認識到在事件最初發生的時刻她是多麼的幼小與無助。正是這個「童年內因」使她在丈夫批評她時變得那麼恐懼和膽怯。 
  後來治療醫生讓妮奇想像她的父?就坐在眼前的空椅上,讓她向父?說那些她一直想說但從未能說出的事情。她用憤怒而顫抖的聲音大喊:你怎麼敢那樣待我!你怎麼敢以那種方式羞辱我!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我一直尊敬你。我崇拜你。你難道不知道對我的傷害有多深嗎?我所做的事沒有一件讓你滿意。你讓我覺得一敗塗地,你這個傢伙。為了能得到你的一點愛,我曾願意為你做一切事情。蘇珊·福華德:《恨女人的男人與愛他們的女人》,第195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88。 
  讀者——至少是男性讀者——可能會被激將出一句話:這樣對父?不公平。因為,畢竟她父?可能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不管父?的主觀意圖是什麼,女兒感覺到一種難以擺脫的羞辱。依據福華德的說法,在消除妮奇長期積聚的對父?的憤怒這方面,這種療法與其他療法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 
  治療醫生讓她將自己眼裡所感覺到的父?所有的消極方面進行整理。於是她列出了一長串:我粗心大意我自私自利我沒有思想、愚鈍我平庸無能我不夠格我讓家人為難我讓人失望我忘恩負義我是個壞蛋我是個失敗者我得過且過我懶惰,終將一事無成她很快明白,她將自己對於自己的許多看法都搬用過來了;然後她回到她所寫的全部條目上,並重重地寫了一筆:「過去和現在都不是這樣!」與她對父?的看法相比較,她總感到母?是慈愛的和給支持她的。下面是她感覺到的母?對自己的積極性看法的清單:我聰明伶俐我溫柔甜蜜我漂亮迷人我慷慨大方我天生有才我工作努力我性情好我精力充沛我很可愛我是周圍人的樂趣蘇珊·福華德:《恨女人的男人與愛他們的女人》,第198~199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88。 
  妮奇列出這個清單以後,在上面潦草地畫了一筆:「這是真的,一直是這樣。」她後來漸漸承認,父母對她的看法並非像她想的那樣極端化。比如父?經常誇獎她聰明、漂亮,有體育才能,她漸漸學會「為她內心中的小孩重新安排父母」,並驅除了內心深處那個挑剔的父?形象。福華德沒有提到妮奇能否有效地改善與不常見面的父?的關係。她最終摒棄了那個希望自己父?「總是我所想要的父?」的幻想。這樣做是令人「痛苦和憂傷的」,但能獲得更大的自由。所有的精力,在過去被她用去尋找毫無結果的父愛;現在可以用來追求那些對她有積極影響和有意義的活動。蘇珊·福華德:《恨女人的男人與愛他們的女人》,第202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88。   
  父母與孩子(2)   
  我並不關心這些特殊的治療技術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與經典的精神分析或其他療法相比效果如何,後者以一種更微妙的方式關注人的無意識。培育「內心的孩子」意味著恢復過去——即回溯和重新捕捉半記憶性的或壓抑的童年體驗的過程——但目的僅在於釋放它。關鍵在於現在和將來,與過去決裂的嚴峻性表現在以下事實上,即放棄過去需要經歷一個令人痛苦的過程。我們現在是不是在談論另一個需要破除的毒癮呢?在比以前討論的這一術語更為寬泛的意義上,我想是如此。治療醫生鼓勵妮奇「拋開」那些有破壞性的性情,它們對她的態度和行動有某種程度的強制性控制。 
  痛苦的意義大量瀰漫在治療文學當中。比如,可以看看對斯蒂芬·格羅和康妮·徹奇提供的「愛的打擊」的分析。斯蒂芬·格羅,康妮·徹奇:《愛的打擊:破碎的心如何康復和再愛》,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倫敦,1989。格羅有關愛的打擊的想法,是在他從事治療越戰退役老兵的工作中發展起來的,那些士兵遭受了戰鬥的疲憊,通常被廣泛地稱為炮彈休克。關於戰爭苦役心理內涵的權威研究,請參見威廉姆·薩根特:《為心靈而戰》,班坦出版社,1959。從越南返回的士兵承受著心理扭曲、感情遲鈍的痛苦,無法與除戰友之外的任何人建立?近關係。格羅注意到,在士兵的體驗與人們在嚴肅愛情關係終結時的反應之間,存在著對等關係。這種比附看起來可能把戰爭苦役帶來的痛苦瑣碎化,但事實上,人們對既定關係破裂的反應強度,有時幾乎與康復一樣大,幾乎與康復所拖延的時間一樣長。 
  當關係終結時,即使對一個「拒絕者」而不是被拋棄者來說,對方的形象、與對方的聯繫習慣以及對復交的期待,事後也會持續好多年。放棄那些否則會在目前將其轉換為迷戀性特徵的習慣是令人感傷的。愛的打擊有一個「心理的旅行時間」,要完成可能需要好幾個月;但究竟持續多長時間,取決於個人在感情方面捲入那些讓個體不得不回憶的事情的程度。聽從決裂,即「主動分手」通常只有在脫離關係的後期階段才能達成,那時痛苦和責備已經得到了實質性的處理。 
  將已經解體的成人關係中的放任不管與將成人從童年事件和心靈創傷的強制性糾纏中解放出來(比如像妮奇的經歷)的努力做比較,並不是異想天開的事。在這兩種情況中,都有一個與過去心理進行認識和情感交涉的事,也都有對自我敘述的重寫。在兩種情況中,無法「擺脫」很可能意味著重複相似的行為模式,構成一種循環而找不到一條自主的自我發展道路。「正視愛的打擊的經歷,從在關係中出錯的地方吸取教訓,能將痛苦轉化為有助於成長的經驗,為你提供洞察力和處世技巧,從而增強你下一次建立關係的能力。」格羅和徹奇:《愛的打擊:破碎的心如何康復和再愛》,第28頁。 
  在說明成年子女與其父母之間的關係時,需要用想像去努力思考有關「恢復」的事情,當考慮到一個人克服了失去愛侶的情感損傷時,這種思考方式會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童年似乎是一個為以後比較獨立地加入成人世界做準備的時期,而不是一個讓成年人從中逃脫的人生階段。然而,與其他關係一樣,父母—子女關係是一個人必須擺脫的關係(儘管是不正式的),因為這與成人愛情關係的解除具有相同的方式。假定我們採取不同尋常的步驟,將父母—子女的牽連關係看成僅僅是由個體構成的而個體又從中脫離的關係之一,那麼問題馬上就明朗了。從治療的觀點看,許多父母—子女關係將會被看成是有嚴重缺陷的——如果子女們不是本質上依賴於他們的父母,人們可以希望他們脫離開這種關係。我將努力闡明,如果我們用看待與踐踏他人需要的人結婚的同一方式來看待「品行不端」的父母,就會得出一些有趣的結論。   
  有毒的父母?(1)   
  讓我隨著蘇珊·福華德對妮奇的情況的概括性治療工作,進一步提供一個證明父母對其子女「有毒」的狀態的全面說明。蘇珊·福華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們的有害影響,重整你的生活》,班坦出版社,紐約,1990。什麼是有毒的父母呢?有一種普遍的說法,認為不管父母對其子女的影響表現得如何,父母都會是錯誤的;沒有一個父母能覺察到或能完全答應子女的所有需要。然而,有許多父母總是以傷害孩子個人價值感的方式對待子女,這可能導致孩子一生中很長一段時間要與自己的童年記憶和形象進行鬥爭。有毒的父母 
  傾向於將反抗或個體差異看成人身攻擊。他們通過強化子女的依賴性和無助性來保護他們自己。他們不是促進子女健康發展,而是下意識地暗中破壞這種發展;他們經常自以為是在為子女的最大利益而行事。他們可能這樣說:「這是培養性格」或「她需要吃一塹長一智。」但是他們的否定性招數實際上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摧毀了處於萌芽狀態的獨立性……以前受過不良對待的每一個成人——甚至那些成就卓著的成功者——骨子裡都是一個自身感到無力和恐懼的小孩子。蘇珊·福華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們的有害影響,重整你的生活》,第16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90。 
  福華德辨別出多種多樣的有毒父母。有些只是「感情方面不足」的父母。他們並不為他們的孩子待在「那裡」,讓孩子感覺到父母必須保護他們,或者讓孩子無窮無盡地從那裡尋找父母之愛的紀念物。這些父母有意無意地放棄了對子女應盡的責任。另一類不同的有毒父母是那些控制者。孩子的情感和需求服從於父母的情感和需要。以這種方式教養出來的孩子的典型反應是,「為什麼不讓我過自己的生活?」 
  這些類型的父母之毒是相對溫和的;其他類型的則更直接地暴露出殘忍性。酗酒再一次以一種重要的方式顯現出來。在父母中的一人或雙方都有酒癮的大多數家庭,產生出一套掩蓋這一事實的系統手段,在這種環境下孩子實際上被要求成為同謀,這往往會對孩子自身的人格發育造成極其有害的影響。「這個家沒有嗜酒的人」是給外人提供的印象,但在家庭成員內部卻在孩子身上負載了超常的壓力。 
  再有一些是言語和肉體施虐者。所有父母時不時說一些孩子感覺受傷害的事情;如果那種傷害是可以覺察的,那麼也許大多數人會努力用友好或道歉的方式去修補創傷。然而有些父母多多少少都以不斷挖苦、侮辱或點名批評的方式攻擊他們的孩子。「如果有人把你的底細抖出來,他們會知道你身上的每個毛孔都流著惡臭」,在福華德的調研對像中,就有一位父?這樣罵過女兒;他肯定常常說女兒身上的氣味是多麼難聞。蘇珊·福華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們的有害影響,重整你的生活》,第106~107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90。 
  言詞方面的經常性侮辱還伴隨著對孩子的體罰。肉體虐待在美國聯邦法律中被定義為「身體致傷,諸如青腫、燒傷、鞭痕、割傷、骨折;這些傷是由腳踢、拳打、口咬、擊打、刀割、鞭笞、擰打等等引起的」。法律規定不許體罰孩子,但是在美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只有在父母使用暴力的極端情況下,這些規定才會被執行;許多這類事情從來不會引起警方的注意。那些其父母對其漠不關心的孩子,所受的損傷可能會以另一種挫折感的方式表現出來;然而,「棍棒下面出孝子」的古訓當然還會被一些父母經常奉行著,他們相信,體罰是引導孩子尊重權威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最後,還有父母對孩子的性虐待,據我們目前所知的情況,這種現象以各種虛偽形式影響著相當比例的孩子子,男孩女孩都有。亂倫已被認為不僅是一種隱秘的渴望,而且在很多家庭中實際上存在著,這些家庭已擴展到社會各個階層。即使是狹義的亂倫,指不包括視覺和言語上的性騷擾,僅指直接刺激身體性感區的亂倫,也非常普遍,比社會福利專家和家庭問題專家以前一般認為的要普遍得多。研究發現,18歲以下的孩子中,大約有5%的人在某個時刻受到過父母(包括繼父母)的性調戲。大衛·芬克爾霍等:《家庭的黑暗面》,塞致出版社,1983。如果把其他家庭成員也算在內,對孩子的性虐待的程度會高得多。絕大多數,但不是全部的性虐待都是男人做的;和強姦不同,對孩子的性虐待不僅僅是男性犯罪所獨有的。男孩子成為亂倫受害者的頻率幾乎與女孩子一樣高。父—子亂倫是最易常見的一種類型,但是兒子被母?調戲的事也並不稀罕。 
  請問各位有毒的父母:難道我們這裡所說的不是許多父母長期以來對待孩子的慣用方式嗎?尤其當我們考慮到那些不是太過激的、不是太具有侵犯性的虐待方式時,情況更是如此。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情況確實如此。在一個家庭規模縮小的時代,對於父母來說孩子變得更「值錢」了,但此時萌發了一種觀念,即孩子應當服從長輩和比他更優秀的人。然而,即使在其萌生階段,這種觀念也隨時可能被一種舒暢的?密氛圍的創造所顛覆——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男性法則,受父權統治的支持。父?的法則是將孩子束縛於傳統,束縛於對過去的特殊的闡釋;在這種情況下權威性大致只剩下教條式的斷言了,在很多情況下得靠體罰作為後盾。歸功於「母性認同創造」的部分成果,後來出現了一種較為溫和、較為平等的養育子女的形式,它可以給孩子以更多的獨立自主性。當今正處在進一步轉變觀念的時代:孩子與父母的關係,包括與其他家人的關係,正在向關係這一術語的現代意義方面轉化。   
  有毒的父母?(2)   
  再來看看福華德給那些渴望重建與有毒父母的糾葛關係的人提出的建議。即使治療的過程會很漫長,但人們必須學會兩條首要的法則:「作為一個沒有防禦力的孩子,你無需對別人對你所做的事負責!」和「你現在有責任採取積極的步驟針對此做些事情!」如何才能做到這些事情呢?人們建議個體首先應設法從父?或母?那裡獲得並確立情感自立的標準。她(他)必須學會以一種自主的方式「響應」而不是僅僅「反應於」父母的行為——即使在與記憶中的父母?的相互作用關係中,而不是在與活生生的父母?的關係之中,也應如此。作為這一過程的一部分,治療醫生建議人們對現實中的父母本人或假想中的父母說「我不能」,「我不願」——這是一種維護自主性的方法。下一步的目標,就是要重估父母—子女關係得以建基於其上的那些術語,以便使相關各方都能盡可能地平等對待對方。於是,「我不能」,「我不願」就不僅僅是一種阻撓手段,而且是一個協商的立腳點,依據這個立腳點個體能夠進行自己的選擇。因為「缺乏選擇與陷入困境直接相關」。蘇珊·福華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們的有害影響,重整你的生活》,第211頁,班坦出版社,紐約,1990。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對貫穿本章始終的一些線索進行總結歸納了。有毒父母問題使人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反射性的自我投射、純粹關係與新興的重建個人生活新倫理方案之間是如何關聯的。宣佈從父母那裡獲得「情感獨立」是一種手段,它同時開始改造對自我的敘述和對自己權利的維護(也引導人心悅誠服地承擔責任)。個體行為不再依據對童年日常生活的強制性的重演來構建。這直接對應於對後來生活中形成的迷戀的克服,這些迷戀通常源自早年階段形成的習慣。 
  有毒父母的背景,會阻礙個體發展一種自我敘述,使其無法將自我敘述理解為一種「傳記式評價」以感覺到情感上的滿足。自尊心的缺乏,通常以無意識的或未被承認的羞愧方式出現,就是一個嚴重的後果;更為嚴重的是,個人無力在感情平等方面接近其他成人。逃離有毒父母的影響與維護某種倫理原則或權利是密不可分的。試圖通過追溯童年經歷而改變與父母的關係的個體,實際上是在要求應得的權利。孩子不僅有權得到衣食和保護,而且有權要求情感方面的關愛,要求尊重他們的感情,考慮他們的觀點和情感。一句話,適用於成人之間融匯之愛關係的特性,並不亞於與成人—孩子之間關係的關聯。 
  對於尚處於孩子階段的人,尤其是還不會用語言說出其需要的小孩來說,維護權利的說法是反事實的。在道德觀念方面,他們必須由大人造就。這種見解有助於說明權威問題。當父母—子女關係越來越接近純粹關係時,情況可能會變成:父母的觀念失去了對於孩子傾向形成的優先性地位——結果是「寬容」會大行其道。但是,這絕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個人空間的解放可能並不意味著權威的消失;而相反,強制性權力讓位於權威關係,後者可以一種原則性的方式得到保護。對於這個問題,我將在本書的「結論」一章中進行更為細緻地討論。     
  《親密關係的變革》第三部分   
  個性紊亂,性煩惱   
  有人說,「在卷帙浩繁的關於性和性徵的文獻中,論述男性性徵者極為鮮見……男性性徵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司空見慣,人們對它似乎已經熟視無睹了。」安迪·麥特卡爾夫與馬丁·亨弗利:《男人的性徵》前言,第1頁,普魯托出版社,倫敦,1985。僅就弗洛伊德及其許多追隨者對男性性經驗抱有的先入之見而言,這是一個古怪的判斷。然而,如果依據性所激發的情感和衝突、而非依據性活動本身來理解,上述觀察還是有道理的。 
  男性性徵在迄今一直盛行的「分離和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中是不成問題的。其本質由一系列社會影響所掩蓋,而所有這些影響現在已經或正在受到顛覆。其中包括:1男人對公共領域的控制;2雙重標準;3依據雙重標準而把女性分成純潔的(可婚娶的)和不純潔的(妓女、娼婦、姘頭、女巫)兩種;4依據上帝、自然或生物學來理解性差異;5認為女性的慾望和行動愚蠢或非理性而加以問題化;6依據性別進行勞動分工。 
  這些現存的社會形式越是破裂——儘管所有這些仍有立足之處——男性性徵就越陷入困境,往往會成為衝動。如前章所示,男性性衝動可以解釋為一種偏執但卻脆弱的日常行為,這些日常行為已經脫離了以前的支持。至少從其公共製度的領域來看,這種衝動構成了可與現代性本身的苦難歷程相媲美的一種「奧德塞」——涉及控制和情感距離但卻處於暴力邊緣的一種「奧德塞」。   
  性徵與精神分析理論:寫在前面的話   
  弗洛伊德發現的可塑性性徵——載於《三篇論文》——是一個非凡的成就,與其對男性和女性性發展的闡釋並不十分吻合。按弗洛伊德的描述,那種發展是「天生的」,在兒童生長的環境中,其性能量是以特定客體為指向的。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可塑性性徵上,並提出女孩子何以妒嫉男孩子的問題,而非理所當然地接受基於特定體質的妒嫉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以不同於弗洛伊德的方式重新建構「男性」的起源。 
  俄狄浦斯的過渡時期標誌著弗洛伊德成熟的性心理分析的里程碑,在《三篇論文》中並非舉足輕重。那部著作寫成時,俄狄浦斯情結理論只具雛形。因此,儘管弗洛伊德後來依據續後的發現修正了《三篇論文》中提出的論點,但是,關於性徵不具有內在客體、男性和女性性徵具有同等功能等觀點已經讓位於這樣一個假設,即男性和男性性徵是衡量一切的標準。男孩子的優越性在於他們的陽物是可見的,作為性刺激的源頭而更容易被找到。對於男孩子如對於女孩子一樣,性發展是件可怕的事:陽物由於是可見的,因而也是易受傷害的,男孩子與父?的爭風吃醋是一種極為矛盾的混合情感,既標誌著失敗又標誌著自身的獨立。而就較深刻的意義上說,小女孩是被剝奪了,她那明顯的缺乏是其生存所固有的。她從一開始就被剝奪了,因為她生來就「被閹割」了;她只能以一種二極方式獲得異性性徵,她知道由於沒有陽物,所以她永遠不能佔有母?。通往女性的直接途徑並不存在。 
  就其陽物妒嫉觀念的重要性而言,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不能指望成為女性主義作家的靈感源泉。事實上,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學的相遇已經證明為心理學和社會理論做出了重要和創新的貢獻。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新和最佳討論,見特瑞莎·布勒南:《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學之間》,盧特萊支出版社,1989。然而,在朱麗婭·克裡斯蒂娃、露絲·伊瑞格蕾等深受雅克·拉康和後結構主義哲學影響的作者與楠茜·肖多羅、多羅茜·迪奈斯坦或卡洛爾·吉利甘等受客觀關係學派左右的作者之間已經產生了重要分化。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觀點存在著深刻的差異,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些差異卻又可能是誇大其詞。這個不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表面看來最重要的因素:即後結構主義的影響。 
  我希望不熟悉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的人將原諒我在下兩個段落中使用相當難解的詞彙。據後結構主義思想,事物沒有本質;一切事物都是由流動嬉戲的能指構造的。正如女性主義與弗洛伊德的爭論及其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所折射的,這種觀點表現為對「本質主義」的批判。如果總是從反面界定意義,依據相反的方面界定意義,那麼,「性身份」或更普遍的「性認同」就是用詞不當。這種觀點在拉康論證的「分裂」現象中找到了進一步的支持:主體只通過誤認顯示自身。 
  在我看來,對「本質主義」的批判無論如何都是以一種被錯置的語言理論為基礎的。安東尼·吉登斯:《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文化生產》,載吉登斯與喬納生·特納:《當代社會理論》,政體出版社,劍橋,1987。意義不是通過無休止的能指嬉戲,而是在實用的場合中,通過差異界定的,這毫無疑問。在邏輯的層面上,語言的語境從屬性質絕對沒有理由消解連續的認同。「本質主義」是不倫不類的問題,除非從經驗上說明自我認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或破碎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從類的性質上把男人與女人區別開來。 
  更為重要的是拉康提出的命題,即婦女被明確排除在象徵界和語言之外,這至少被一些女性主義者所利用。比如,對伊瑞格蕾來說,不管她對拉康的其他批評如何,對女性來說都不存在指意的經濟:女性都是雙重意義上的一個「洞」。然而,這一立場是拉康在象徵與「父?的律法」之間建立關聯的結果。我們似乎沒有充分理由接受這一觀點。肖多羅提出了比較合理的見解,即「男性語言」,如果存在的話,往往比女性語言更具工具性和理論性——但在某些關鍵方面,「男性語言」既表示剝奪也表示統治。因此,在這裡的討論中,我將依據客觀關係方法,而非拉康的方法。然而,拉康式的女性主義理論的一些重點還需要牢記在心——尤其是對性認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堅持。一旦丟掉後結構主義的透鏡,那就沒有理由不把這些重點保留在客觀關係的語境之中。   
  社會心理發展與男性性徵   
  依據肖多羅,人們可以證實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裡——尤其是、也許僅僅是在當代社會裡——母?的影響勝過了父?和其他照顧者的影響。楠茜·肖多羅:《母性的再生產》,加州大學出版社,伯克利,1978。兒童對母?的最初感受實際上恰與閹割和無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視作無上的權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認同和一種潛在的?密關係首先是通過與一位無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認同發展而來的。要獲得牢固的獨立感,所有兒童都必須在某個階段擺脫母?的影響,並因此解除母愛。不言而喻,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迴。男性自我認同的根源與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關,這是此後一直縈繞個人無意識記憶的一種喪失感。基本信任是本體安全的根源,在本質上是妥協的,因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愛戴信任的那個成年人拋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來,對兩種性別來說,陽物,作為對陰莖的想像性再現,是從女性統治的幻想衍生其意義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爾:《弗洛伊德與女性性徵》,載《國際精神分析學雜誌》,卷57,1976。它象徵著分離,但也象徵著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階段,陽性力量與其說來自純粹的男性優越性,毋寧說來自母?和父?權威領域的分離。陽物表示擺脫了對母?的壓倒一切的從屬,也表示獨立於母愛和照顧的能力,是兒童早期尋找獨立的自我認同的關鍵象徵。陽物妒嫉是一個真實現象,如傑西卡·本傑明所說,這種妒嫉表示男女兒童與父?相認同的願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傑西卡·本傑明:《愛的紐帶》,維拉哥出版社,倫敦,1990。俄狄浦斯階段的到來證實了男孩與母?的分離,但作為交換,卻給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這與自由決不是一回事。陽性因而充滿了生氣和抗爭,而男孩的精力卻掩蓋著一種原始的喪失。 
  在習慣的層面上,?密關係越是變化,俄狄浦斯的過渡就越是趨於「和睦相處」:即父母和孩子們基於對對方權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來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問題首先是由法蘭克福學派提出來的,最近又由男性活動團體提出來,在此可以從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方面來看待。父?不是特別嚴厲的懲戒人物,因為早年的大多數懲戒都是由母?執行的,用漢斯·列奧瓦爾德的話說,父?(或理想的父?人物)比母?「慷慨」。漢斯·列奧瓦爾德:《俄狄浦斯情結的衰退》,載《精神分析學論文集》,耶魯大學出版社,1983。在此,我們看到進入男性心理發展的一種恥辱感,儘管與女孩子相比,內疚佔據突出的位置。最最重要的並不完全是與明顯的懲戒人物的認同,這種認同是對養育的防禦性拒絕。 
  因此,男性的自我認同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哺育的,其中,趨於自足性的動力與具有潛在危害的情感缺陷並駕齊驅。一種自我認同的敘事已經勢在必行,以便寫出被剝奪童年母愛的痛苦。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具有普遍性,但在當下語境中,重要的是男性性徵在母愛——如果真的有過母愛的話——極為重要同時又已失去的環境中所造成的特別矛盾的結果。不錯,陰莖就是陽物,但是,今天,陽物仍然保持的權力越來越聚焦於陰莖,甚或說把性交作為其主要表達。 
  以這種方式理解現代社會中的陽性有助於說明典型的男性性衝動。許多男人都通過對女性的審慎觀察被迫尋找自身缺乏的東西——而這種缺乏可以在公開的憤怒和暴力中顯示出來。在治療文獻中,說男人「不能表達情感」或無法交流情感已是習以為常的了。但這太過於粗魯。我們應該說,許多男人都不能建構一種自我敘事,這種自我敘事能使他們與逐漸民主化的和重建的個人生活領域達成一致。   
  男性性徵、衝動、色情文學   
  在現代社會環境中,男性性徵的脆弱性在當代療法的個案研究中均有文獻記載。西德爾·弗爾馬尼說,「不管陽性是什麼,它對男人都是非常有害的。」她討論的個案研究資料為這一觀察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西德爾·弗爾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陸》,第13頁,曼達林出版社,倫敦,1991。與女人相比,更多的男人易於產生性急躁;然而,他們也把性活動與生活的其他部分分隔開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們能夠找到穩定和一致的方向。 
  當女人確定出她們與男性隱蔽的情感從屬性的共謀並加以拒絕時,趨於偶發性慾的那種驅策力便會具有更大的衝動性質。如我試圖表明的,羅曼蒂克式的愛總是攜帶著對這種共謀的抗議,儘管在某些方面這種愛也幫助支持了這種共謀。婦女越是追求融匯之愛的倫理,男性情感從屬就越難以維持;但是,對許多男人來說也就越難以對付這種倫理所意味的赤裸的道德。僅就陽物實際上變成了陰莖這一點而言,男性性徵便易於在包括使用暴力在內的武斷的性主導與有關性能力的持續焦慮之間被撕得粉碎(這些焦慮最常見於持續了一段時間的關係當中,在這種關係中,性行為已經無法與各種情感區別開來)。參見邁克爾·羅斯:《已婚的同性戀男人》,盧特萊支出版社,倫敦,1983。 
  男性性焦慮大多是隱而不見的,只要上述起保護作用的各種社會條件仍然存在的話。如果婦女表達性的能力和需要直到20世紀還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來的話,那麼,同時發生的男性心理創傷也同樣被隱蔽起來了。萊斯利·霍爾分析了許多男人寫給瑪麗·斯托普斯的信,闡明了這種性質的性騷動和絕望——決不是那種無所顧忌的淫慾或魯莽放蕩不羈的性慾。萊斯利·霍爾:《隱蔽的焦慮,男性性徵,1900~1950》,政體出版社,劍橋,1991。陽痿、夢遺、早洩、對陰莖大小和功用的擔憂——這些以及其他焦慮在信中反覆提及。與斯托普斯通訊的許多男人謹慎地指出,他們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壯」,「體格超過一般」,「結實,強壯,身體非常健康」,等等。 
  由於缺乏性知識而引起的焦慮是一個恆定主題,正如長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樣。不能引起對方的性反饋是常見的一種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樣如此。一個人曾這樣說:「我們兩人從來沒有感到最緊密擁抱時的那種滿足,本能和理性告訴我情況應該如此。」萊斯利·霍爾:《隱蔽的焦慮,男性性徵,1900~1950》,第121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數信訪者所產生的性憂慮或是集中在性交失敗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擔憂上。缺乏「陽剛之氣」威脅到男女之間的寶貴關係,而不是抽像問題。 
  儘管我不想詳盡討論這些問題,但前面的分析有助於說明大眾色情文學的一些特徵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色情文學可以視作性的商品化,但這種觀點是非常偏激的。當下色情讀物的大爆炸基本上是指向男人的,大部分只供男人消費,而在形式上則與低調情感和高密度性活動的流行做法相並行。異性色情文學表明了對標準化場面和姿勢的偏執式關注,其中,在實際的社會世界上本質上被消解了的婦女的共謀又得以明確的重申。安迪·摩耶:《色情文學》,載麥特卡爾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徵》。軟色情雜誌裡婦女的形象——通過插入正統的廣告、非色情故事和新聞而被標準化了的形象——都成為慾望的對象,但從來不是愛的對象。她們使人激動,激發性慾,但從本質上說是偶發的。 
  女性的共謀都被風格化了,因此,婦女通常都受到這種風格化的描寫。軟色情文學的「體面」是其吸引讀者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向人們暗示婦女是性慾望的客體,而非主體。色情雜誌的視覺內容把女性性徵中性化了,對?密關係的威脅被消解了。通常情況下,婦女的目光凝視著讀者;在此,陰莖再次成為陽物,這是男人能夠向女人施加的無上權力。有些色情雜誌開闢專欄供讀者商討性問題。但這種期刊登載的大部分信件迥異於斯托普斯收集的信件。與以問題為指向的信件相對照,這些信件主要記敘勇敢的性行為;但也同樣是分散的偶發的插曲。 
  在這些偶發插曲中有一個流行主題,即性快感,實際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現的。這些故事講述性交中進入極樂境界的女人,但她們總是受陽物的擺佈。女人抽泣、喘氣、顫抖,但男人則沉默無聲,精心安排著即將過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達得到了細膩的描寫,遠遠超過對男性經驗的描寫。女人的銷魂狀態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故事的主旨並不在於理解女性性快感的源泉和性質,或產生移情作用,而恰恰在於馴服和孤立女性性快感。安迪·摩耶:《色情文學》,第68~69頁,載麥特卡爾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徵》。事件是根據女性的反應來描寫的,但是,這樣就把女性慾望變成與男性慾望一樣是偶發的了。於是,男人開始瞭解女人需要什麼,並如何根據自己的條件應付女性慾望。 
  色情文學由於其替代性質是很容易使人上癮的。女人的共謀被肯定,但色情再現無法阻止男性性徵的矛盾因素。女性表現的性快感帶有一個價格標籤——因為能夠為這種瘋狂狀態提供證據的人也可以認為是強行提出必須滿足的許多要求的人。失敗並不公開表現出來,而作為未予言表的慾望前提潛伏起來;對女人的憤怒、譴責和敬畏無疑與這些故事表露的忠誠融為一體。軟色情文學的標準化效果也許說明了它之所以受大眾歡迎的原因,而非這樣一個事實,即更明顯的色情讀物在市場上並非唾手可得。至少就其某些表達方式而言,硬色情文學可能更具威脅性,儘管其公開性似乎更迎合男性的「渴求」。在此,權力不再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女人共謀的凝視——而似乎更加開放、直接和武力施行。當然,對一些人來說,這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然而,硬色情文學也在陽物性徵的外圍運作,在另一端揭示可塑性性徵危險的放蕩不羈。   
  男性性暴力   
  武力和暴力是所有統治秩序的組成部分。在正統的政治領域,問題在於權力達到了何種程度的霸權地步,這樣,當合法秩序垮台時就只能訴諸於暴力,或從另一個角度看,暴力表現了國家權力的本性。在有關色情文學和性暴力的文獻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爭論。有些人認為,硬色情文學的發展,尤其是在暴力得到直接再現的地方,描寫了作為整體的男性性徵的內在真實。安德列·德沃金:《色情文學:佔有女人的男人》,婦女出版社,倫敦,1981。人們進而指出,對女人施加的暴力,尤其是強姦,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主要工具。蘇珊·戈裡芬:《強姦,泛美罪行》,載《堡壘》,卷10,1973;蘇珊·布朗米勒:《與我們的意願相悖》,企鵝叢書,倫敦,1977。強姦展現了陽物統治的現實。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與女性的暴力與其他形式的恐嚇和騷擾之間存在著一種連續而非明顯的斷裂。強姦、毆打甚至謀殺婦女與非暴力的異性遭遇、即對性客體的壓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裡茲·凱利:《殘存的性暴力》,政體出版社,劍橋,1988。那麼,是否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色情文學是理論而強姦是實踐呢?回答這個問題時,重要的是確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長期壓迫女性的組成部分,或是否與本書探討的變化相關。 
  如前面關於男性性徵的探討所示,壓制和侮辱女人的衝動也許是男性心理學的發生學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儘管這樣一種觀點無疑是有爭議的),在前現代文化中,男性對女性的控制從根本上說並不依賴暴力實踐。這種控制是通過男性特有的對女性的「所有權」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則而得到保證的。婦女常常被男性施與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場合;然而,同樣重要的是,她們在公共角逐場上受到保護,而男人卻要相互施與暴力。在前現代的歐洲,強姦之所以「主要發生在邊境、邊疆、殖民地、戰爭狀態和自然狀態,在燒殺劫掠的入侵軍隊中」羅伊·波特:《強姦具有歷史意義嗎?》,載希爾瓦納·托馬塞利和羅伊·波特編《強姦》,第235頁,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於此。 
  這個名單長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這種狀況下,暴力極少是施與婦女的:在這些「邊界」地區,暴力公開發生,而強姦不過是其他殘酷和屠殺活動之中的一種,參與這些活動的主要是從事毀滅和被毀滅的男人。這種邊界環境的一個特點是,婦女並不像正常情況下那樣不介入男性領域,男人也不能保證她們的安全。 
  在現代社會裡,情況不同了。婦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無名的工作場所,從本質上解除了過去把兩性隔絕開來的「分離和不平等」的劃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經成為性控制的基礎,這在現時代要比以前更有意義。換言之,現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無能,而非緣自天衣無縫的連續的父權統治。暴力是對女性共謀的衰弱的一種破壞性反映。 
  除了戰爭狀況外,今天,男人對待女人也許比男人相互間的對待更粗暴。男性施與女性的暴力有許多種,但是,至少有些產生了前述的影響:暴力使性徵成為偶發的了。這也許是主要的——儘管當然不是惟一的——把這種暴力與色情文學聯繫起來的特徵。如果情況屬實,那麼,不言而喻,色情文學,或大部分色情文學,就是霸權統治的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為二極支持而非作為陽物權力的例子。 
  當然,聲稱只有一種男性標準將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積極地歡迎變化將是虛假的。此外,性暴力並不僅僅是男人的活動。婦女在家庭場合常常向男人施與身體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戀關係中也並非不尋常,至少在某些環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國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戀的強姦現象、身體的毆打和用槍、刀和其他致命武器進行的攻擊。卡雷·羅貝爾:《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圖,1986。與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數男人都是為了增進女方的性滿足而要求解決性問題的。有規律地嫖娼的許多男人都希望充當被動的而非主動的角色,不管這是否涉及實際的性受虐實踐。有些男同性戀者在被動從屬的狀態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許多人也能交換角色。他們比大多數異性戀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別力,將其局限於性慾區。一位男同性戀者說道:「有些幻想束縛我們,有些幻想釋放我們。……性幻想一旦自覺地應用就能創造一種抵抗秩序,一種破壞,和我們無法逃脫的一個微小空間,尤其是當它們把主動和被動、男性和女性、統治和被統治之間鮮明而壓抑性的區別攪混在一起的時候。」轉引自林·塞加爾:《緩慢行動》,第262頁,維拉哥出版社,倫敦,1990。   
  女性性徵:互補性問題(1)   
  如果我們接受這一原則,即每一種性別都是另一種性別所不是的東西,那麼,在女性性徵與男性性徵之間就將有一種簡單的協調。事物並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為所有兒童在性心理發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從今天的視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麼局限性,他都是第一個闡明這一現象的人。女孩也有類似於男孩的性史——儘管對弗洛伊德來說,其原因在於她們的早期性徵「表現出徹底的男性特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論性的三篇論文》標準版,霍伽斯出版社,倫敦,1953。當兩性都發現小女孩缺少什麼東西時,差異便介入進來;每一種性別都認為她被閹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來,從心理學上說只有一種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儘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視——一直到產生閹割的幻想時——但她很快就意識到她所缺少的是陽物,因此想要擁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結階段,女孩的經歷並非與男孩的經歷直接構成互補。如弗洛伊德所說,「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時發生對父母一方的愛和對作為對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論文》標準版,霍伽斯出版社,倫敦,1953。女孩脫離母?,責怪她缺乏陽物,儘管她同樣無法與父?認同,或把攻擊移植到父?身上。 
  在對弗洛伊德的「逆轉」中,肖多羅等作家從類似的觀點出發,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來假設的更大的一種互補性。據他們所說,女孩保持著男孩已經經歷過的性心理發展的那些特徵;男孩形成一些特徵,形成對世界等事物的一種工具性態度,而女孩卻不具備,或只有細微的表現。從一開始,母?與男孩的關係就不同於她與女孩的關係。她認為男孩相當不同於女孩,並以較「自戀」的方式去愛女孩。喬治,斯坦伯連:《男性幻想/男同性戀的現實》,第159~160頁,海馬出版社,紐約,1984。每一種性別都有所得,每一種又都有所失,儘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較強烈的性別認同,但自治和個性感卻較弱;男孩有能力從事獨立活動,儘管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價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題,姑且修改並歷史地追溯這種解釋,試圖表明何以應該避免對互補性的過分強調。母?身份的發明創造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裡是無上的權力和無上的愛,在前幾代人中情況並非如此。然而,那種權力和愛也相關於兒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們對兒童自治性的重視也強似以前的典型強調(儘管有許多經驗性例子證明這種重視大多受到了阻礙)。 
  男孩與母?的決裂導致這樣的後果,即他對婦女的依賴被掩蓋起來了,並在一種無意識和往往是自覺的層面上受到否認;在後來的生活中很難把性徵融入自我的反映性敘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於壓抑的不是愛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這對保持?密關係極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機會獲得這種自治性,這與其說取決於表達情感的稟性,毋寧說取決於交流。這種交流能力應該視作與男性易於發展的那種「工具性能力」一樣重要。 
  在?密關係方面男人對女人的依賴不僅僅表現在性領域裡,而且也可以體現為友誼。俱樂部或體育隊等組織由於其全部男性的特點而提供了發展和鞏固兄弟情誼的環境。然而,從純粹關係特點的角度看,兄弟情誼——來自共同而且獨特的男性經驗的紐帶——與友誼並不是一回事。對美國200名男女的一次深度研究表明,2/3被採訪的男人都說不出一個?密朋友來。而即便有的話,那個朋友也是個女性。在被採訪的婦女中,3/4都可以隨口說出一個或更多的?密朋友,對她們來說,朋友實際上永遠是女性的。已婚或單身女性都可以舉出作為?密朋友的其他女性。莉蓮·盧賓:《?密的陌生人》,哈珀與羅出版公司,紐約,1983。見司徒雅特·米勒:《男人與友誼》,蓋特維出版社,倫敦,1983。 
  承認陽物權力對男孩和女孩來說都是一次衝擊——因為他們已經發展的能力受到了威脅,即便沒有被這一發現完全推翻的話。就男孩的情況看,在性這方面,陽物成了一個能指,表示要控制女人的一種模稜兩可的能力。然而,陽物越是變成陰莖,它就越在集冒險與快感於一身的偶發性遭遇中得到「驗證」。這裡所說的環境並不是什麼互補性,而是一種相互錯置,在男孩和女孩的情況中還涉及一些矛盾因素。女孩要與父?認同的願望受到嚴重挫折,儘管不必像男孩那樣把個性分隔開來。不難看出,在女孩的心目中對男人的理想化何以與交替出現的對男人的絕望如此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父?象徵著分離和對世界的「影響」,然而,他也是遠不可及的。女孩愛的能力與壓倒一切的被愛和被照顧的慾望融合在一起。 
  說順從是女性性心理發展的獨特特點,就彷彿臉譜一樣,這有道理嗎?我認為沒有道理。無論男孩還是女孩,順從和控制的衝動都是相互關聯的,被控制的願望是對母?早年影響的壓抑性意識的強大殘餘。男性和女性都發展了照顧別人的能力,儘管這種照顧有各種各樣的形式。男孩在嬰兒期間或之後如果不是徹底地在心理上疏遠母?的話,他就能保留照顧對方的能力和願望;但是,這種照顧正常情況下具有「工具」性質。在情感支持的意義上,哺育與女孩在嬰兒期間發展的各種能力是相對應的。然而,甚至在這裡,由於兩種性別矛盾地發展而假定一種性別的能力僅僅是對另一種性別的能力的補充,也將是錯誤的。   
  女性性徵:互補性問題(2)   
  「缺席的父?」,在兒童成長的早期僅僅作為一個影子存在的父?,對女孩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可能由於距離遙遠而被理想化,但他也似乎是個危險人物——他造成的恐怖氣氛往往是他魅力的一部分。由於不像母?那樣成為兒童生活的中心,父?也不太可能具備母?的交流技巧。必須「改變」、征服父?,而父?又遠不可及,似乎在無意識的層面上高不可攀。若要獲得自治性,就必須制服父?的倔強的性格;其悖論在於,如果要完全征服他,女孩就會認為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因為他不是作為對母?的性佔有者而贏得女孩的尊敬的,而是因為他保持的「距離」。 
  憤怒和愛的慾望點燃了男人偶發的慾火;這往往是性受虐和順從慾望的基礎,與恥辱相關的一種綜合征。然而,憤怒和恥辱也構成女性哺育的特點。女孩愛母?,但也恨母?:在通過與父?認同而疏遠母?的過程中,她把憤怒轉到父?身上。儘管父?已經被理想化,但他彌補了她為了征服他而不得不犧牲的一切。他的遠不可及,比之兒童喜歡的母?的臨近性,進一步增進了這種矛盾情感。男人不值得信任;他們總是讓你失望。 
  要更充分地理解恥辱與性心理發展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弗洛伊德關於女性的闡釋,在他的闡釋中,女性與自戀密切相關。據弗洛伊德言,女人體內含有大多數男人都缺乏的一種自戀因素,這是女孩對其「閹割」事實反應的結果。女孩戒掉手淫,不再對陰蒂感興趣,因為手淫顯然並不足夠。她的愛慾開始發散,而非集中在基本的快感部位。她僅僅從男性慾望的反射中看到自身。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話說,女人的需要並不「在於愛的給予」,而更在於「被愛」;「符合這一條件的男人便受到青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論自戀》標準版,第14卷,第89頁。婦女不需要別人的羨慕,但需要欣賞和敬重。她們在早年就被剝奪了自戀的證據,此後只能在愛她的他者提供的愛的鏡像中尋找安全感。不必說,男人並不符合這一要求,並不能滿足女性的愛慾。因此,婦女常常抱怨其男性搭檔笨拙,並不真正知道何以給她們帶來滿足等等。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爾:《女性性徵》,第76~83頁,密執安大學出版社,1970。 
  弗洛伊德得出的結論固然有其正確的地方,但用以得出的結論的論點卻不然。這些論點提出了兩個不相關的問題:一方面是女性性徵與身體的愛慾化,另一方面是希望肯定被給予愛。我們可以假定,這兩種性別在與母?決裂後實際上都需要有仍然被愛的信心。然而,男孩對愛的需要,與弗洛伊德的觀點相反,比女孩的需要更大、更迫切,這主要因為這種需要易於掩埋得更深。男孩的信心來自陽物規則(證明其社會地位和權力),而在性行為領域,則來自偶發性慾。這種性慾否認點燃這股慾火的情感依賴性。 
  弗洛伊德對女性性徵的闡釋給後來的精神分析文學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婦女的性徵從本質上被視作被動的,這是強化了當下各種原型的一種觀點。僅就當下性行為的變化而言,這已是顯而易見的了,甚至這樣一種描寫也是與現實相符合的,這是社會對婦女限制的結果,而非其永久的性心理特徵。當然,性貪婪的女性始終與被動的女性相共存;弗洛伊德的描述強調了一方而犧牲了另一方。 
  弗洛伊德談到的這種發散的愛慾應該被正確地視作對「損失」的狀況具有潛在的顛覆力量,而非是否定的反動。陰蒂在功能上並不等同於陰莖,由失敗所限定的女性性快感也不能滿足男性制定的標準。可以假定,兩種性別在嬰兒時期大都有從身體獲得性快感的能力。男孩放棄了這種能力而熱衷於集中於陽物的部位,這是俄狄浦斯過渡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女孩則更傾向於保留這種能力,因此更能夠把特定的生殖器快感與其他經驗和聯繫統一起來——事實上,她們往往認為缺乏這些廣泛聯繫的性活動是不值得的。謝爾·海特:《婦女與愛》,海盜出版社,倫敦,1988。   
  性別、親密關係和關懷   
  姑且總結一下上述討論的含義。如弗洛伊德所認為的,性心理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普遍特徵是可能的,甚至是非常可能的,但我還是把那個問題擱置一旁。近代的社會化的一個獨特特徵,標誌著現代社會大多數階層的一個特點的特徵,始終是母?在照顧嬰幼兒方面的重要作用。母嬰關係受到「母?身份的發明」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其他變化,這些變化把現代與前現代制度區別開來。母?的主導作用對兩種性別都發生深遠的心理影響,是今天性別差異各個最流行的方面的根源。 
  男人有?密關係方面的問題:我們在治療文獻中以及在別處一遍又一遍地聽到這一斷言。但那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建議的分析是合理的,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說婦女比大多數男人更容易產生同情心。用一句俗語說,我們也不能認為婦女以不同於男人的方式表達情感。?密關係歸根結底是情感交流的問題,在人際間平等的語境中與別人、與自己交流情感。婦女在革新現代情感交流這方面已經奠定了擴大?密關係領域的基礎。有些心理稟性就是這一過程的條件和結果,正如一些物質變化使得婦女要求平等一樣。在心理層面上,男性在?密關係方面的困難主要由於兩件事:一是對婦女採取的一種分裂式觀點,這可以溯至對母?的潛意識敬仰;另一件是被淹沒的自我的情感敘述。在婦女不再與陽物角色共謀的社會環境中,男性的心理創傷便更加清晰可見了。 
  就個人的情況看,一切心理動力機制都是複雜的,男性和女性心理之間並沒有直接的互補性。因此,對作為整體的「男人」或「女人」加以概括化,甚至不顧前現代或非現代文化的多樣性,都必須加以限制。如在本書的其他部分一樣,當我無條件地談到「婦女」或「男人」時,總是有一個隱蔽的括弧,意思是說「在許多情況下」。比如,如前面所強調的,偶發性性徵不僅僅限於男人;它是一種權力機制,其防禦性屬性對婦女也是有用的。「男人不能愛」的思想顯然是虛假的,據前述的理由,不能將其直接等同於男性的?密關係障礙。大多數男性性慾都是由受到挫折的求愛激發的,而愛既是欲求的對象,又是恐懼的對象。在?密狀態下,許多男人不能把別人作為同等人來愛,但卻能夠為能力低下的人(婦女、兒童)或與他們享有某種未言明的關係的人(朋友、兄弟會成員)提供愛和關懷。 
  ?密關係障礙也不僅限於男人。婦女與男權的關係是矛盾的。要求平等在心理上與尋找在情感上疏遠和權威的男性人物相左。因此,基於對方的平等和獨立能力而發展的尊敬同時為兩種性別提出了問題,這些問題無疑也滲透到同性戀關係之中。此外,情感的交流本身並不足以構成?密關係。僅就交流與自戀緊密相關這一點而言,交流是獲得權力的手段,而非為發展融匯之愛提供條件。 
  失敗的男性:這一主題與父權統治持續的現實相一致嗎?性勞動分工在本質上仍然完好無損。無論是在家裡,在工作單位,還是在現代社會的大多數環境中,男人都不願意放掉手中的權力。權力有利於利益,顯然。純粹的物質考慮有助於解釋這種情況。然而,僅就男權是以婦女的共謀、以婦女提供的經濟和情感服務為基礎這一點而言,男權並不穩固。   
  純粹關係中的諸種矛盾   
  尤其是就前章所論的心理特徵基本上或部分地被定位在無意識之中這一點而言,它們構成了新出現的純粹關係世界內部的基本張力。為追根溯源,我將集中探討同性邂逅——尤其是女同性戀者中純粹關係的諸方面。把這一探討放在對男女性徵的心理特徵的闡釋之後,這個策略看起來有點兒怪。但是,為了看一看把男女分離開來的心理分化會在何種程度上顛覆純粹關係,思考一下其內在動力還是值得的——而在某些方面,當排除異性因素後,這些研究就會順利進行了。 
  姑且不論這份資料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將嚴重依賴那些絕妙的反思性文獻的某些部分,這就是海特報告。海特調查的目的在於「繪製意識形態革命的進程的圖表」,但也轉達了這樣一種意識,即所分析的文獻直接促進了那個進程。海特的第一篇「調查文章」於1972~1976年間發行,繼後發表了基於在美國對3500名婦女所作調查的第一部調查報告。這一調查和續後各份報告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於強調了對性徵的研究不能僅僅通過「專家」——如金賽、馬斯特斯、約翰遜之流——的思考,而應依據平民百姓的敘述。用海特的話說,這一項研究的目的是「讓婦女定義自己的性徵」,讓她們「說出關於性的感受,她們如何界定自己的性徵,性徵對她們意味著什麼」。 
  海特在研究中發現(卷3),只有11%的婦女與其他女人發生過性關係;還有7%偶爾有過這種性關係。這些數字並不具有特殊的統計學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40歲以上的被調查者中有相當比例的人生平第一次陷入與女人的性關係。實際上她們以前都處於異性婚姻關係之中。80%以上的女同性戀者在研究的當時都已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性關係。 
  大部分女同性戀者都可能保持長期的性關係,但是,她們很難獲得一種安全感。一位婦女評論道: 
  一種沒有規則的反常關係是很難維持的。在傳統的婚姻關係中,如果傳統教育所塑造的角色碰巧適合兩個個體,那麼,那種安排就是再好不過的了。……但在同性戀關係中,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規則,真的,所以,你得在相處過程中制定自己的規則。你每時每刻都得努力弄清楚如何維持下去。 
  然而,由於「傳統」婚姻正在消失,在這方面充當先鋒的正是同性戀者——那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實驗者。他們長期以來一直經歷的恰恰是異性夫婦越來越普通的經驗。   
  純粹關係:破裂與建立(1)   
  在早期的異性婚姻中,配偶雙方通常把以前的性接觸「載入史冊」而使其對未來無關緊要。婦女通常帶著完好無損的「貞潔」走進婚姻,而男人的不檢點則被歸屬於偶發性性徵的範疇而被接受。然而,今天的關係既要與以前的關係區別開來,又要與個人可能捲入的其他關係(不管是性關係與否)區別開來。以前配偶關係中的一方可以繼續留在一方或雙方的記憶裡;即便以前的情感紐帶已經徹底破裂,但眼下的關係中仍然可以充斥著過去的情感殘餘。如果承認成年人的個人情感都帶有童年經驗的印記,那麼,失落的經驗也不例外;而在純粹關係的領域,個體往往要應付眾多諸如此類的過往事件。 
  由於同性戀關係是經過協商達成的,尤其是由於同性戀自我認同的「開放性」,關係的破裂對女同性戀者來說就是一次苦難的歷程。「關係破裂時,我真的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一個同性戀者,不知道她是否是我愛的惟一女人。」這是一個女人與第一個與她發生性關係的女人分手時說的話。她還說,「我的許多女同性戀朋友也與我一樣,第一次關係破裂是災難性的,因為這使你對一切重又產生懷疑。」她還經歷過一次維持幾年之久的關係的終結。下面這段話是有代表性的: 
  有時,我真煩透了不斷確定關係並使其順利發展的生活。比方說,我真的能到達某座高原,終於能在那裡收穫我的勞動果實嗎?即使你跑完了最後一段路程,他們也還會離開你而投向一個更年輕的、或更聰明的、或更年老的、或其他什麼女人——或男人! 
  海特的調查對像大多承認,純粹關係中存在著一種以忠誠為核心的結構矛盾。要長相廝守、共創歷史,個體就必須把自己托付給對方。即是說,她必須在言行上為對方提供某種保證,使其關係無限延續下去。然而,當今的關係並不像過去的婚姻那樣是一種「自然狀況」,在沒有極端境遇的情況下當然會持續下去。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某個特定時刻多多少少有些隨意地提出終止關係,這是純粹關係的一個特徵。若讓一種關係冒永久持續之險,那麼,承諾就是必要的;然而,毫無保留地承諾意味著在未來遭受更大的傷害,如果關係破裂的話。 
  海特的調查對像中大約有3/4涉及愛情方面的不安全感。「我總是懷疑她是否真的愛我,或是否我更愛她」;「有時我感到愛,有時感到被忽視了。我滿意嗎?不」;「我感到自己比她更需要照顧。我感到了愛,但似乎缺乏安全感。我想讓她再多一點地需要我。可如果她太多地依賴我或耗盡我的精力,我會極其不願意的。」然而,大多數人認為與其他女性的性關係比與男人的性關係更?密和平等。人們普遍意識到,應該發展新的愛情模式,同性戀關係為此提供了一個語境,這是顯而易見的。如一位婦女所說,「墜入愛河是爆炸性的、偏執的、非理性的、妙不可言的、陶醉的、夢幻般的。愛是長期的努力、信任、交流、承諾、痛苦和快樂。」 
  在往往短命的性刺激與持久的關心別人的形式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衝突。然而,許多人也觀察到,強烈的性反饋和滿足取決於他們對對方的?密程度。80%以上的人說能夠與其配偶自如?密地交談。「她專心得令人敬佩,每當我需要時她就注意到我,我對她也一樣。我更容易表達我的願望,我也鼓勵她做她想做的事,說出她的任何感受。」前面各段中的引文均引自謝爾·海特:《婦女與愛》,海盜出版社,倫敦,1988。經濟上的不平等並不像在大多數異性關係中那樣明顯;而共同做家務似乎較為普遍,儘管這常常引起衝突。 
  在純粹關係中,信任得不到外部支持,必須基於?密關係得以發展。信任是對對方充滿信心,也是對共同抵制未來創傷的能力充滿信心。這不僅僅是信譽的問題,因為信譽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信任對方也是拿個體實際能否誠實做人的能力做賭注。性關係趨於二分制(不能混同於一夫一妻制)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那種無意識慾望的結果,即要重新獲得嬰兒獨自佔有母?的那種感受。一個人在另一個人身上看到的「特性」,如弗洛伊德所說,就是這個意義上的「重新發現」。然而,性關係的二分制性質也可能由於假定的信任的性質而得以強化。因為我們所談論的對人的信任並不是能夠無限擴展的一種品質。 
  兩個個體共建的歷史在某些時候必定是向他人關閉的,使其成為一般化了的「外部」的一部分。排他性並不能保證信任,但卻是激發信任的一個重要因素。?密關係意味著暴露不可能展示給眾目睽睽的情感和行為。事實上,吐露內心的隱秘是可能引發他者信任、從而導致被追求的主要心理標誌之一。不難看到?密關係假定的這種自我敞開何以在不保留自治性的同時產生相互依賴性。如果向他人的心理「奉獻」不是相互的,而且沒有合理地得到平衡的話,那麼,個體就很可能在不考慮他人的情況下定義自己的需要,期待著他或她能滿足這些需要。 
  當然,關係的一方可能確信她或他有一個朋友圈,以及在艱難之時可以依賴的人。然而,由於信任不能無限地擴展,在做出判斷時就必然有一些優先的選項。正如相愛的人一樣,朋友通常情況下要求有一些?密的表示,這是特別向他們發出的信息。向朋友比之向愛人吐露更多的情感和感受的人完全可能在與愛人的關係上有所保留。對許多異性夫婦來說,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已由這樣一個事實得到了「解決」,即婦女常常發現很難與其男性配偶「交談」。她們能夠容忍與其他女友保持?密關係的跡象,但這是丈夫或男性愛人所拒斥的。   
  純粹關係:破裂與建立(2)   
  在某些條件下,純粹關係能夠為自我反思提供有力的社會環境。如治療手冊所說,界限、個人空間等等是個體所需要的,他們用此發展關係而非滑入相互依賴之中。然而,這裡顯然也有產生張力和衝突的餘地。一種關係所發展的共同歷史可以掩蓋外部世界的麻煩;一方或雙方都可以產生依賴性,但不完全是依賴對方,而是依賴這種關係和固定的日常生活,以此擺脫其他的社會任務和義務。在自治性和依賴性之間達到平衡並不是沒有問題的。 
  自我認同的變動性質大可不必與純粹關係的要求相吻合。信任必須適應雙方可能遵循的不同發展軌道。總是要允許給信任以某種自由。信任某人意味著放棄對某人的密切監視,或迫使他們依據某種特定模式活動。而給予別人自治性則大可不必用於滿足對方的各種需要。人們「越來越疏遠」——這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然而,這可能產生更加微妙的影響。比如,自我敘述的轉化不管是怎樣引發的,都典型地影響到關係中權力的分配,並可能將其推向相互依賴的關係。   
  女同性戀與男性性徵(1)   
  每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來說都是一塊黑暗的大陸,而前章的討論充分表明了情況何以如此。海特的調查對像中有許多清楚地表明了逃離男人的性注視時所產生的輕鬆感,即便她們仍然繼續著其異性接觸。海特的發現與夏洛特·沃爾夫等人的發現不謀而合,即雙性婦女對其他婦女往往表現出比對男人更大的依附性,甚至當她們處於異性婚姻之中時亦然。夏洛特·沃爾夫:《雙性性徵》,四重奏出版社,倫敦,1979。 
  可塑性性徵如果得到充分發展的話將意味著對陽物持一種中性態度。海特或沃爾夫的研究中幾乎沒有哪個婦女能夠或傾向於在男女之間自由往返,不管她們怎樣混淆她們的性經驗。然而,女同性戀者確實打破了婦女天生屬於一夫一妻制這一定式。海特的大多數調查對象都把一夫一妻制視作一種理想,如果她們已經處於相當長的一種關係之中的話。但這與其說是對這種性實驗表示反感,毋寧說是對信任的中立性的一種認識。許多婦女談到她們或她們的配偶都很難繼續一夫一妻的關係,至少在對方強烈的身體吸引力消失之後是如此。 
  男人的偶發性性徵顯然相關於一種無意識努力,即馴服和征服全能的母?。那種極端的性冒險在女人中似乎極為少見。然而,我們知道,要征服母?的慾望並不僅僅限於男性心理,而且,有些女人以雜交作為緩解承諾的手段,這個承諾乃是一種基本關係的前提。「她是一個可怕的調情者,」一位婦女這樣評說她的情人: 
  而且死不悔改。我已經忍受3年了。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兩年。最後……我搬了出去。我仍然與她見面,和她睡覺,但我也和其他女人睡覺。在那漫長的時間裡我一直眼睜睜地看著她和別人一起出去,然後,我決定也試一試——現在我喜歡這樣做,我再不敢說我基本上屬於一夫一妻制的了。 
  在基本關係之外發生過或正在發生性關係的女同性戀者在比例上少於異性已婚婦女,但其數量仍然是相當大的(在海特的調查中占1/3)。「我在關係之外有過性關係,每一個人都有過」;「我喜歡女人。我喜歡調情。我喜歡那種勾引」;「我並未墜入愛河;我在滿足淫慾」——你不認為這是異性戀男人而非同性戀女人在說話嗎? 
  但這是有差別的。大多數異性戀婦女都隱瞞其婚外性關係,但在同性戀者中,非一夫一妻的性關係要麼在對方的認可之下進行,要麼很快就傳到對方的耳中。其理由似乎是女人對女人的交流水平要高於異性關係。擺脫一夫一妻制往往是公開談論的話題,而一夫一妻制與其說是傳統婚姻標準的殘餘,毋寧說是輿論確立的準則。其他聯繫雖說從一開始就沒有公開過,但總是會在某一時刻暴露出來的。 
  一些婦女似乎懷念與男人接觸的那種偶發性性關係,但在與其他女人保持關係期間卻相對少見。女人繼續與男人發生性關係主要是出於這個原因。另一位婦女說,「我發現,在與女人的這種本質上屬於非人格的性接觸中幾乎不可能像與男人接觸那樣『有味』。在接觸的過程中你不可能不瞭解其他女人——更多的談話,更多的撫摸——你至少與她們交了朋友。」據海特提供的數據,60%的女同性戀者在關係破裂後仍與過去的愛人保持長期緊密的朋友關係。在《婦女與愛》中,海特實際上於兩處談到這種現象,即610頁和641頁,顯然沒有注意到內容的重複。其所給的數字在這兩處稍有不同,一處為64%,另一處為62%。 
  關於女同性戀者的報告有一個顯著特徵,即對強烈的追求性快感性質的關注。女人需要性嗎?這些女人當然需要性,而且積極追求性滿足,在婚姻內外都如此。如果性快感可以用肌體反應來衡量——如許多人所說,這是一個模糊的指數,但當與過去婦女遭受的性剝奪相比較時卻並非沒有價值——那麼,同性戀活動似乎就比異性戀活動更成功。此外,在這種性經驗中,付出和獲取更加平等了:「我們之間有一種契約,這是與男人的經驗所不可媲美的」;「我喜歡女人的方式,身體,激情,溫柔/權力」;「與女人發生性關係我從未感到有壓力。我過去總是被男人施加壓力。」就大部分來說,這些強調似乎與性反饋相吻合,並有助於產生性反饋。這些婦女證明這樣一種想法的虛假性,即對女性身體的愛慾化只能以犧牲生殖器快感為代價。實際上,二者是同步進行的,是完全與可塑性性徵的影響相吻合的。 
  在同性戀關係中,無論男女,性慾與繁殖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性戀婦女的性慾幾乎完全出於純粹關係的可見含義組織起來的。即是說,性反饋的可塑性主要是由對方的感受輸導的,即辨識出她們喜歡什麼、能夠容忍什麼。如通過性虐和被性虐的癖好可以重新獲得辨別力。一位婦女說: 
  我喜歡粗獷激情的性活動,因為這種性活動超過了許多婦女在自己周圍建構的「溫柔」的障礙。沒有退縮的感覺,如進行政治上正確的溫柔的性活動時所產生的那種感覺——我的一個朋友將其標示為「S和L」(即甜蜜和溫柔)。我現在的愛人和我試著來一點S/M和奴役,發現這非常刺激和性感。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經過雙方同意的,而「底線」(由人的不同而不同)總是有限度的,同時又產生奔放不羈的幻覺。我們所做的事情中包括拍打、鞭打、拽頭髮、口咬,但從來不造成傷害或留下印記。其誘人之處就在於那種完全無所顧忌的感覺。謝爾·海特:《婦女與愛》,海盜出版社,倫敦,1988。   
  女同性戀與男性性徵(2)   
  在此,我們看到陽物的回歸,而且是以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許是正確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種不同的解釋。在女同性戀關係中(如在男同性戀中一樣),純粹關係中「禁止」的態度和特徵實際上可以以行動表現出來,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權力的實施。由於僅限於性的領域,並轉變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樣由外部所決定,所以,控制也許有助於緩解攻擊性,否則這種攻擊性也將在別處發洩出來。 
  如在其他方面一樣,在女人對女人的性關係中看似倒退的特徵實際上可能為在道德上可辯護的異性活動提供了模式。經雙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為獲得有益性經驗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卻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徵可能會成為一個領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壓力的殘餘,反倒作為許多自我探討的道德建設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壓力。在此,人們也許從德·薩德的作品中讀出一種不同於已往的意義。在德·薩德的作品中,權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並通過變態行為表現出來。陽物統治著一切,性徵則被抹掉了任何溫柔的痕跡——或彷彿如此。然而,德·薩德把女性性徵與繁殖完全分離開來,宣揚其逐漸從陽物統治的擺脫。他再現的性活動聚焦於性活動範圍內的一切其他因素,可以看做反諷式的隱喻手段,表明性徵本身的清白。   
  同性性徵與偶發性接觸   
  偶發性性徵在一些女同性戀俱樂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發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尋歡為主,即尋找臨時的性搭檔。一個剛剛接觸酒吧文化的新人說,長期以來,「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繼續說,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然後,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聯繫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現場的魅力」。「就是那麼簡單……在酒吧裡沒有人會對可以帶回家與老母見面的人感興趣。」錫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羅敷:《薩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頁,斯坦出版社,紐約,1977。 
  短期的非個性化的聯繫在女同性戀關係中決非不存在。僅就許多男同性戀者都相互建立起長期的性紐帶這一點而言,我們不應誇大男女同性戀之間的差異。然而,一些男同性戀者的偶發性性徵的強化卻是女同性戀群體所遠不可及的。比如,當洗浴房存在的時候,來洗浴房的許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裡尋求多次性經驗;如果在幾個小時之內只有一次性經驗的話,他們大多會失望的。馬丁·霍夫曼在對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採訪過一個年輕人,他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過大約50次性接觸。馬丁·霍夫曼:《男同性戀的世界》,第49~50頁,基礎書局,紐約,1968。 
  如男同性戀者從事性活動的各種群體場合一樣,洗浴房的性活動一般是隱蔽的。到那兒去的男人除了最隨意的談話之外,通常相互間沒有社會交往。他們絲毫不瞭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稱呼各自的名字。在此,臨時性被賦予一種新的意義;與這種接觸相比,《巴黎的最後探戈》中描寫的異性艷遇彷彿成了一種情深義重的糾纏。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經結婚,已是兩個孩子的父?。男性雙性性徵在今天的男性性行為中如此典型,以至於成了有如異性性徵一樣「正統」的性指向。不時從事偶發性同性性活動的「異性戀」男人的比例近來已有顯著增長——儘管受到艾滋病的衝擊。據研究者們估計,在美國,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後生活期間都與其他男人有過性交往;還有人認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爾·弗爾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陸》,第23~30頁,曼達林出版社,倫敦,1991。 
  以這種偽裝出現的偶發性性徵的防禦方面似乎再清楚不過了。這可以視作男性從性徵、自我認同和?密關係等關係的一種總體逃逸。在婦女不再充當共謀的地方,偶發性同性性徵便成為男人串通起來抵制性別平等的一種努力。在婚姻關係中承諾給對方的各種權利由於偶發性接觸的間離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對拒絕與女性進行任何性接觸的較公開的男同性戀者也可以做同樣的描寫嗎?僅就對女性的厭惡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這一點而言,男同性戀者在某種意義上通過安全置身於外而解決矛盾的情感。然而,僅僅從否定的方面看待偶發性性徵的趨勢將是錯誤的。與女同性戀者一樣,男同性戀者也對傳統異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質疑。如人們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樣,一夫一妻制總是維繫於雙重標準,因此維繫於父權制。它是對男人提出的規範要求,但許多人只能報之以違背。而在一個可塑性性徵和純粹關係的世界上,必須依據承諾和信任的語境「重構」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指的不是關係本身,而是指把性的排外性作為信任的標準;「忠貞」除了指信任對方所假定的那種誠實外不具有任何意義。 
  偶發性接觸雖然並不構成一種控制手段——或一種癖好,如霍夫曼描寫的例子所示,但事實上卻是對可塑性性徵提供的各種可能性進行的探討。由此看來,甚至在非個性的、曇花一現的接觸中,偶發性性徵也可以是日常實驗的一種肯定形式。它揭示了可塑性性徵(隱含的)真實:性擺脫了古老的對區別性權力的臣服。因此,洗浴房文化中男同性戀者的偶發性性慾表達了一種大多數異性關係(包括臨時關係)中所沒有的一種平等。就其本質來說,它只能以性實踐本身的形式賦予權力:性感受是惟一的決定因素。這當然是偶發性性徵在去除其衝動特點時所能提供的快感和滿足。 
  男同性戀性虐狂 、皮帶王后、穿粗布的群居者——這些不僅僅是對異性關係中男性的諷刺反駁。他們也是可見的對男性的顛覆,同時證實了陽物權力所否認的理所當然的東西:在現代社會中,自我認同,包括性認同,乃是一種反射線成就。在一種平行的意義上,非個性的偶發性性活動是對由於參與「外部」統治而顛覆了性快感這一現象的批判。這完全可能是防禦性的和強制性的,甚至受其外部影響的驅使。只有通過在其他社會生活場合平等對待各種影響而汲取營養時,才能充分認識其內在的平等。偶發性性徵往往會成為逃避?密關係的一條途徑,但它也提供促進或加工?密關係的一種手段。性的排外性僅僅是保持對對方的承諾、達到誠實的一種方式而已。這種排外性儘管是陽物統治的核心,但偶發性性徵是否本質上與新出現的純粹關係的標準不相協調,卻一點也不清楚。   
  男人與女人:同路還是殊途?(1)   
  「30年來我一直是同性戀者。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有過長期的關係,但幾乎沒有人能『白頭偕老』。我們為此而焦慮——我們認為異性戀夫婦遠比同性戀夫婦廝守得長久。」海特研究中的一位婦女提出這一灼見,還說:現在情況不同了。情況的確不同了。海特研究中描寫的同性戀關係往往很難相處,為許多問題所困擾,並為時不長。然而,與同性戀關係相比,異性戀關係往往看上去是一個戰場,在那裡,進攻和公開的戰鬥與兩性間深切的不滿混合在一起。海特發現,她用作抽樣調查的所有異性戀婦女都說需要與丈夫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大部分人報告說,當他們試圖創造更緊密的交流時都會遇到抵制或情感疏遠。婦女對對方持續的不忠誠感到絕望,儘管有相當一部分人也保持婚外聯繫。在她們期待著持續的愛的地方卻出現了情感的枯竭。海特是這樣描寫的: 
  許多婦女知道在婚姻關係中她們不會得到相同的情感支持、尊敬或敬重。然而卻很難對一個男人確切描述他是如何逐漸改變態度的。促使這種情況發生的一些方式在表現上如此微妙,以至於當一個婦女忍不住表達沮喪的情感而保護自己時,她發現幾乎說不出什麼理由來:指出所說或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會顯得小題大做。但一旦總合起來,那麼,毫不奇怪,甚至這樣一件小事也會引發一場大戰——或確切說,會導致永遠不會和解的另一次離異。這些小事削弱關係,使婦女生氣,最後使愛情減少到一種不過是淳樸的忍耐。謝爾·海特:《婦女與愛》,第73頁,海盜出版社,倫敦,1988。 
  正如可能的交流一樣,平等是?密關係變革的一個內在因素。今天,男人向女人發怒就其實質來說是反對婦女在家裡、工作單位和其他地方的獨斷專行。反過來,婦女向男人發怒是因為男人以微妙和並非非常微妙的方式否認婦女所要求的物質特權。對婦女來說是經濟貧困,對男人來說是情感貧困:難道這就是兩性之間關係的嬉戲狀態嗎?男女雙方自命的辯護者都會這樣認為的,儘管每一方都可能譴責另一方沒有完全承認給對方帶來的痛苦。 
  赫伯·戈德伯格揀取作為心理傷害的男性主題,描寫了「男性面臨的危險」,談到了作為神話的男性特權。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臨的危險》,西格奈出版社,紐約,1976;《新男性》,西格奈出版社,紐約,1979,及其他著作。戈德伯格敏感地觀察到了影響性別和性徵的那些變化,並對婦女運動表示同情。然而,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在海特調查中以及在無數治療手冊中引起反響的婦女對男人的抱怨——男人缺乏情感、感覺麻木等——被視作男人必須肩負的令人不愉快的負擔。 
  在此,癖好似乎又一次起到核心作用。戈德伯格認為,許多男人都變成了「木訥」,被他們幾乎不理解的動機所驅使。現代文化浸透著「商業木訥,高爾夫木訥,體育木訥,花花公子木訥」:所有這些木訥都「遵守男性遊戲規則」,結果,「已經失去或逃離了他們的情感和對自身作為人的意識」。婦女抗議並已經掙脫了束縛她們的家庭環境和這種環境給他們自身發展帶來的局限。男人仍然被禁閉在養家?口的角色之中,儘管男人為女人提供的經濟利益現在非但受到青睞,反而遭到白眼。「像男人一樣行動」的必要性已經刻下深深的印記——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也是婦女所期待的——但由此產生的種種壓力卻是沉重的。據戈德伯格言,男性佔有特權的觀點公然不顧所有那些個人傷害的統計數字:在壽命、患病率、自殺、犯罪、事故、酗酒和吸毒等方面,婦女一般要比男人幸運。 
  男人在誠實的反思時刻會捫心自問,「所有這些對我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得到了什麼?我對未來能期待什麼?」這種人將不知道如何做出肯定的或樂觀的回答。她的變化與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堅持舊的方式,他就會被譴責為大男子主義和性歧視。如果他盡最大努力承擔新的責任而同時不提出平等要求、甩掉傳統束縛,那他只能感到負載過重,已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他完全拋棄傳統的男性風格,他會驚恐地發現在大多數女人甚至大多數其他男人的眼裡,他變成了看不見的、沒有性感的和沒有價值的人,那些人會對一個沒有工作、地位和權力的男人棄之不顧的。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臨的危險》,第3頁,西格奈出版社,紐約,1976。 
  據戈德伯格言,在當代關係中,男人往往陷入一種認輸的境地。女人會說,「你害怕?密和情感的溫暖,」這往往是事實;但她們事實上一直在尋找她們所敬仰的男人,有自治力、控制力和事業心強的男人。女人逐漸對起初吸引她們的那些特點感到憤怒,因為她們越來越看不起男人所最能提供的那些關懷形式。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163頁,西格奈出版社,紐約,1979。 
  女性主義的反駁以迥異的方式看待這一切。據芭芭拉·厄倫雷契言,男人比婦女更早一些時候反叛先存的性別角色。芭芭拉·厄倫雷契:《男人的心》,普魯托出版社,倫敦,1983。早在30或40年前,人們指望男人結婚,養活妻子;不這樣做就會在某些方面受到懷疑。然而,在某一時刻,男人開始對結婚和滿足經濟需要感到厭煩。他們仍然需要獲得經濟成功,但不必相信應該承擔為他人工作的責任。要無拘無束,男人就得過單身生活;他能夠在不滿足娶妻生子的社會要求的情況下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在厄倫雷契看來,似乎對傳統男性的勤勞生活提出質疑的垮掉分子和嬉皮士進一步強化了已經發生的變化,因為他們蔑視婚姻、家庭和家庭責任。   
  男人與女人:同路還是殊途?(2)   
  厄倫雷契認為,醫學和心理學無意中促進了男性叛逆;它們表明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現代生活的緊張和壓力的影響的。在19世紀,男人的壽命長於女人;隨著心臟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取代了以前的主要疾病,如結核病或肺炎,隨著嬰兒死亡率越來越低,婦女的平均壽命開始長於男人。男人變成了弱性別,至少在某些醫學圈子裡,這個事實被認為是男人需要比女人更努力地工作造成的。尤其是冠心病,其患者大多是男人,因此被解作男人承受更大壓力的表現。在此,戈德伯格的觀點是與上述觀點針鋒相對的:「心臟病造成的長期恐懼將顛覆女人要分享丈夫工資的要求,而且,不僅如此,還會把養家?口的角色指控為給男人設下的『致命陷阱』。」芭芭拉·厄倫雷契:《男人的心》,第86頁,普魯托出版社,倫敦,1983。 
  其結果如何呢?在厄倫雷契看來,戈德伯格的觀點可以使男人獲得雙豐收。他們可以擔當養家?口的角色,同時不丟掉優越於婦女的經濟地位。「男性的面具」可以剝去了,與此同時,男人也可以避免長期的家庭義務,而集中精力追求自己的快樂。一種社會氛圍已經創造出來,滋生了「不負責任感、自我放縱和對其他人的要求報以孤立主義的淡漠」。芭芭拉·厄倫雷契:《男人的心》,第169頁,普魯托出版社,倫敦,1983。男人贏得了自由,而婦女仍然在等待。男人獲得的經濟獨立仍然是婦女所得不到的,她們必須把男人甩掉的那些責任承擔過來。婦女,尤其是趨於獨立育兒的婦女,在窮人中占很高的比例。男人違背了在前一個時代裡立下的養家餬口的契約。   
  兩性的分離(1)   
  就這些分析之間的分歧來看,每一作者提出的實際解決辦法都各不相同,這並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厄倫雷契的方案基本屬於經濟性質。在缺少必要的男性資助的情況下,婦女應該有最小限度的足夠收入供養家庭,這主要體現了勞動市場上的機會均等。沒有固定收入的婦女同時也需要育兒必需品、職業教育和政府支持。厄倫雷契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即這樣做可能意味著婦女會主動放棄男人;男人將短暫地進入女人的生活,使後者成為家庭的真正基石。兩性之間的調和是可能的,這要基於「成年男女之間恢復的忠誠和信任」,但這決沒有保證。芭芭拉·厄倫雷契:《男人的心》,第182頁,普魯托出版社,倫敦,1983。 
  戈德伯格的建議幾乎都是關於自我認同的。男人要重新界定男性,以便克服把他們與「內在經驗」分離開來的那些影響。他們必須避免貼標籤,這些標籤是用來支持人們盲目地遵守行為原則的——擔心被人看做一個膽小鬼、弱者、失敗者、不成熟的人、陽痿之人或厭惡女人者。他們應該培養與其他男人的友誼,以便提供女人能夠相互提供的那種支持。重要的是,每一個男人都要打破這樣一種觀念,即與他建立關係的那些女人都應該是被動的、可愛的;相反,他應該期待著與獨立的個體女人建立關係。男人應該發展其「女性的一面」,「獲得情感、從屬性需要、被動性、流動性、嬉戲性、感性、脆弱性,並抵制永遠承擔責任」。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254頁,西格奈出版社,紐約,1979。不要熱烈地追求改變這個世界, 戈德伯格告誡男人說:首先要改造你自己。 
  毫無疑問,新的情感對抗已在兩性之間展開。男女的憤怒之源甚至比前述的現象更加深遠。陽物不過是陰莖:對男女兩性來說這是多麼無情和令人窘迫的一個發現啊!男性對權力的要求取決於一塊吊懸著的肉,它現在已經與繁殖沒有什麼獨特的關係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閹割;婦女現在至少能在認知的層面上認識男人,將其視作與那個男性器官一樣無用的贅疣。 
  如前所述,對男性來說,保持基本信任從嬰兒時起就與主宰和控制相關,包括自我控制,這些主宰和控制源起於一種被壓抑的對母?的情感依賴。緩和這些被壓抑的慾望,或顛覆這些慾望的客體,這種需要與對愛的需要相抵牾。在這些情況下,男人可能大量遠離女人,把承諾等同於陷阱,同時,男性對女性施加的暴力可能會遠遠超過眼下所看到的程度。 
  然而,矛盾的依賴關係不僅僅限於男性。由恥辱引發的憤怒也是女性性心理發展的特點。陽物向陰莖的轉型對婦女來說具有令人不安的含義,因為其作為自治性的能指的角色對其自身完善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女性羨慕男性意味著男性能夠逃離母?的控制;婦女的共謀就衍生於可以用愛來馴服的那種特別的「壞」。許多婦女都恰恰渴望得到不給任何承諾的男人;事實上,出於已經解釋過的理由,對承諾的厭惡往往增大了他的吸引力和他提出的挑戰。 
  所有這些都對異性戀關係發生了深刻影響。異性婚姻在表面上似乎保有其在社會秩序中的核心位置,使得前述的女同性戀關係充其量成為邊緣現象。事實上,純粹關係和可塑性性徵的興起極大地顛覆了這種表面現象。如果正統婚姻並未被廣泛視作許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種,如它實際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樣,那麼,這部分是由於制度性滯後的結果,也部分由於吸引和厭惡的複雜混合,這是每一種性別相對於另一種性別的心理發展所造成的。純粹關係越是成為個人生活的原型,這些自相矛盾的態度就越清晰地顯現出來。純粹關係產生各種依賴形式和相互依賴形式,但也產生上述的分裂後果。 
  有些婚姻可能仍然是約定的,或只是為了生養孩子而維持著。而孩子的在場——在「第一家庭」或「繼父母家庭」裡——往往既造成一種關係的緊張,又能使其穩定,未接近純粹關係的大多數異性婚姻(和許多同性關係),如果不進入相互依賴的關係之中的話,都可能轉化為兩個取向。一個是同伴式的婚姻。配偶間的性交往程度很低,但在關係中卻牢牢嵌入了平等和相互同情。這是一種晚期現代的婚姻類型,是以友誼模式建立起來的。另一種形式是把婚姻作為配偶雙方的基地,他們相互間只有些微弱的情感投入。這有別於舊的「標準的」異性婚姻,其中,男性把婚姻作為開始運作的一個地方,而妻子則為他組織賴以維持穩定生存的手段。在此,配偶雙方把婚姻視作相對穩定的環境,他們從這裡出發面對更廣闊的世界。關於另一種不同的分類,見謝爾·海特:《婦女與愛》,第521~523頁,海盜出版社,倫敦,1988。 
  而在個體的生活經驗中和一般的社會生活中,這些類型中的每一種又都可能朝純粹關係發展。兩性間的攜手並進或分道揚鑣取決於純粹關係的約定程度和能否永久實施。戈德伯格和厄倫雷契提供的視角各有其缺點。厄倫雷契在闡釋男人愈加嚴重的不負責任感時把大量不同的資料彙集在一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與垮掉的波西米亞、心臟病學、馬斯洛的人類潛能心理學以及按戈德伯格提供的線索追溯男人運動的種種嘗試統統混為一談。所有這些都是針對男人「嚴重的不忠」的,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自由而犧牲了女人。但實際情況當然要比她的敘述複雜得多。各個自戀潮流標誌著上述傾向的一些特點,但也提出了反駁男性統治論的一些男性觀點。如戈德伯格等人所提出的,男性自由主義承認男女之間的平等,認為男性與經濟工具性之間的紐帶應該解除。厄倫雷契所說的男人的「逃避承諾」實際上與現代意義上的「承諾」的開始相偶合,即性關係向純粹關係的轉化。這對男人來說也是產生混合後果的一種現象,而非僅僅對女人——如果男人對女人的內心情感依賴被識別出來的話,則尤為如此。   
  兩性的分離(2)   
  另一方面,戈德伯格低估了經濟和社會束縛的力度,正是這些束縛阻止婦女在私下和公開場合獲得平等地位——這主要相關於這樣一個事實:婦女仍然從事生兒育女、主持家務的工作。父權制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中根深蒂固。他還小看了影響到男女行為的心理抵制的力量,以及性心理形成的矛盾性。「一個好人何以不能是性感的?一個性感的人何以不能是好人?」——這是發自內心的呼籲,不僅僅是不切實際的女性拒絕接受性別平等的完整內涵。這在男性偶發性性徵的傾向中有其對等物,其原因我們已經論述過了。 
  沒有人知道純粹關係的到來將在何種程度上比其產生的後果證明更具爆炸性而非整合性。?密關係的變革與可塑性性徵一起提供了可以導致兩性和解的條件。然而,所涉及的不僅只是更大的經濟平等和心理重建,儘管實現這一目標極其困難。在結尾的幾章中我試圖說明這何以是極其困難的。     
  《親密關係的變革》第四部分   
  性,壓抑,文明   
  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性是解開現代文明的鑰匙嗎?許多人,大多數是來自政治光譜上的進步人士,都予以肯定的回答。至少據通常的解釋——儘管這些解釋的確不充分——弗洛伊德將是一個例外,因為他把他的性觀點與關於現代文明的保守觀點聯繫起來了。然而,弗洛伊德的追隨者們卻往往把他的觀點,或他的某些觀點用於激進目的。現代文明是壓抑的,這毫無疑問;但是,把性表達從其束縛中發放出來會產生一種影響深遠的解放。如愛德華·卡彭特所說,性「是首要的,然後才是手眼口大腦;從腹部和臀部之間放射出對自我、宗教和永恆的認識」。愛德華·卡彭特:《選集》卷1:《性》,扉頁,GMP出版公司,倫敦,1984。   
  性與壓抑:賴希(1)   
  你們這些虛偽的名人把我嘲弄 
  你們的政治由此發達 
  只要你們統治著這個世界? 
  用匕首刺戳和謀殺! 
  威廉·賴希的《聽著,小傢伙!》就是以此開頭的。該書的標題迴響著貫穿全文本的一種偏執狂式的進攻性,但也為賴希終生追求的一種激進社會改革的幻想辯護。威廉·賴希:《聽著,小傢伙!》,紀念出版社,倫敦,1972。由於勇敢地向權威挑戰,賴希受到各種團體的迫害,從正統的精神分析學派、各宗教組織和美國政府,到那些他描寫為「紅色法西斯分子」的人們。賴希是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學派的性激進分子,他的思想受到了所有這些團體的詆毀,更受到許多其他團體的詆毀。 
  賴希是資產階級婚姻的剋星,在生殖器性徵——其挫敗或培養——中發現了解決現代性種種疾病的線索。賴希與之對話的「小傢伙」實際上是男性的一員,但卻不僅僅是普通的流浪漢;他代表著所有那些對傳統奴顏婢膝的人,自以為健康的神經病人,包括掌權者。賴希直言不諱地說,這小傢伙「齷齪卑鄙,骯髒無能,固執死板,空虛乏味」。他是自己的奴隸主,他受自己的焦慮所驅使,又試圖阻止別人獲得自由。 
  賴希認為小傢伙的神經病是性能量的抑制所致;但他決不是像他的敵人所譴責的那樣在宣揚性放縱: 
  「你是個齷齪的小傢伙!」他公然說。 
  你駕駛著汽車和火車開過偉大的伽利略發明的座座大橋。你知道嗎,小傢伙?偉大的伽利略有3個孩子,但卻沒有結婚證書。你不要對學齡兒童講這些。難道你沒有因為這個原因折磨過伽利略嗎?…… 
  你絲毫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是你的色情思想和不負責任的性態度使你落入婚姻法的囹圄之中的。…… 
  你沒有女人,如果你有的話,你只是想「睡」她,以此證實你內心裡的「男性」。你不懂愛…… 
  你知,我知,人人都知道你在永久的性飢渴狀態下到處閒逛;你貪婪地盯著每一位異性;你用下流的玩笑和你的朋友們談論愛……一天夜裡,我聽到你和你的朋友們在大街上散步,齊聲喊著:「我們要女人!我們要女人!」威廉·賴希:《聽著,小傢伙!》,第43、61頁,紀念出版社,倫敦,1972。 
  「你乞求歡樂,但安全對你來說更為重要。」 
  ——威廉·賴希《聽著,小傢伙!》,紀念出版社,倫敦,1972。 
  賴希把性與權力對立起來,在「小傢伙」的統治中看到了他極力反對的獨裁主義的起源。性,如果得到適當的表現,乃是我們主要的幸福之源。凡是幸福之人都擺脫了對權力的渴望。「感到活生生的生活」的人從對自我潛力的哺育中獲得一種自治性。以「充滿愛意的擁抱」為指向的性提供了超越控制的方法——用賴希的話說,是擺脫失控的性慾望的束縛的一條途徑。一旦擺脫了「被驅使的性慾」,即企圖「在每一位女招待的屁股上都掐上一把」的性慾,人們就應該「公開洋溢在愛情的幸福之中了」。威廉·賴希:《聽著,小傢伙!》,第111~112頁,紀念出版社,倫敦,1972。 
  何以創造這樣一個局面呢?賴希說,不能僅僅依靠政治改革,而要靠大眾性格的改革。對賴希來說,性格是一種防禦構造,用以抵禦生活之沉浮的保護性「盔甲」。他把性格描寫成自我的慢性畸形構造,表現為僵死刻板。一個人形成這種盔甲以保護他不受外部和內部的傷害,儘管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價;盔甲是由於裡比多得不到釋放而形成的。「自我的堅強」需要經歷各種不同的過程。與某一令人沮喪的現實的認同,或更明確說,代表這個現實的個人給予這種防禦以有意義的內容。焦慮產生於由令人沮喪的他者引發的攻擊意識,這種焦慮反過來把苗頭指向自我;一個人的能量就這樣受到了阻礙,沒有得到能動的表現,而成為顧慮。這些能量被收斂起來對性衝動構成了抑制,所以性衝動只能以強制的方式才能表現出來。 
  賴希的療法通過破壞個人的「神經官能平衡」來刺透性格盔甲。對許多人來說,自發性享樂的能力源起於性快感,由於施虐、貪婪和自私而變得扭曲了。性格是虛偽的標誌,然而,虛偽卻可以改變,以至於產生快感。通過把裡比多從性前期的固定狀態釋放出來可以打破神經官能的平衡。在治療期間,嬰兒的生殖器焦慮被重新激活,但卻是作為恢復性高潮潛力的一個手段,這種潛力是作為扭曲的性心理發育的結果而喪失的。威廉·賴希:《性格分析》,視野出版社,倫敦,1950。 
  據賴希所說,弗洛伊德寫作《文明及其不滿》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賴希闡釋現代性過程中呈現的「危險」。威廉·賴希:《性亢進的功能》,第165~168頁,法拉、斯特勞斯和吉魯克斯出版公司,紐約,1961。在賴希看來,弗洛伊德錯誤地把現代制度與一般文明等同起來。賴希預示了後來馬爾庫塞勾畫的路線,指出現代文化具有特殊的壓抑性;但他拒不接受死亡本能的觀點,認為破壞性產生於被挫的裡比多。弗洛伊德曾有意通過封鎖他自己思想的激進含義試圖顛覆性解放的可能性。威廉·賴希:《性革命》,第247頁以下,法拉、斯特勞斯和吉魯克斯出版公司,紐約,1962。 
  這種看法有一些道理。福柯曾提出,弗洛伊德體現了現代人對性的關注,弗洛伊德在後來的著述中有意修正他以前對裡比多的「誇張」強調。這一先例為後來的精神分析行業的大多數人所效仿,甚至拒斥死亡本能的概念。賴希自詡為真正信仰的辯護士。現代社會是父權制社會,它對一夫一妻制的強調有助於發展性格的獨裁主義特點,因此,支持了一種剝削性的社會制度。在這一現象背後,是早期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即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化,在母系社會中,嬰兒和青少年的性壓抑還是未知的。   
  性與壓抑:賴希(2)   
  賴希認為,沒有性解放的社會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自由和性健康是同一回事。他提倡婦女享有性表現的平等權利,但同時又特別注意兒童和青少年的性權利。兒童應該有權與他人進行性遊戲,有權手淫;他們也應該受到保護而擺脫父母的管制。青少年應該擁有無拘無束地滿足性需要的機會,這樣,他們就可能成為未來社會變化的動力。賴希認為同性戀是受挫的裡比多的產物;他認為同性戀將隨著進步的性解放而消失——如色情文學一樣。 
  許多人認為賴希的後期著作怪誕異常,這是在生命趨於終結之時自身失常的一個人的思想。然而,其發展方向卻是重要的,事實上,在其前期與後期著述之間有許多明顯的聯繫。賴希很久就對弗洛伊德的談話療法表示懷疑。據賴希所說,自由聯想往往避開了而非有助於揭示病人的問題。他逐漸認識到,身體及體格有其自己的表現語言;為了真實地評價一個人,治療專家不應該讓病人長時間地談話。「病人一停止說話,身體的情感表現就顯而易見了。」「機能療法」的基礎就是通過生殖器亢進促進性表現。然而,其基本目的是要讓個人通過身體來表現自己,從而「在極深遠的程度上消除語言」。威廉·賴希:《性格分析》,第362頁,視野出版社,倫敦,1950。賴希認為性能量被禁錮在個人的肌肉組織裡,這一思想帶有19世紀關於歇斯底里的觀點的殘餘,但也預示了20世紀末把「緊張」視為一種身體病理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對身體的反射性控制被視為心理障礙的關鍵。這裡用不著懺悔:賴希拋棄了談話療法而熱衷於鬆弛、按摩和祛除身體緊張等方法。   
  赫伯特·馬爾庫塞(1)   
  馬爾庫塞也識別出趨向激進主義的「精神分析學的隱蔽傾向」。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11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馬爾庫塞對埃裡克·弗羅姆和其他「修正主義者」持批評態度,他像賴希一樣試圖揭示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解放潛力。裡比多得到了拯救,但是,死亡本能卻始終在提醒人們純粹的快感是有限度的。一切文明都假定是對生死衝動的「基本壓抑」,但在現代社會裡,經濟制度提出的各種要求引入了一種歷史的、可有可無的壓抑負擔。在適應弗洛伊德的「現實原則」的過程中,個人事實上是在響應一種剝削性統治形態的迫切需要。 
  馬爾庫塞對弗洛伊德的解釋與拉康的解釋有相似之處,儘管其結果相當不同。與拉康一樣,馬爾庫塞批評自我心理學,十分強調無意識。然而,與拉康相反,馬爾庫塞認為,無意識的恢復為激進的社會批評提供了有力的中介;對馬爾庫塞來說,這是因為自我心理學接受現實的世界。通過轉向弗洛伊德意義上的各種本能,我們可以揭示社會壓抑的各種機制,也可以賦予現代性的解放前景以內容。 
  馬爾庫塞對解放的可能性的判斷是由幾個重要的概念步驟組成的,如把壓抑分成基本的和剩餘的壓抑,並給現實原則加上行為原則。換言之,有些壓抑形式產生於現代制度的「內在禁慾」,一旦超越了這些制度,這些壓抑就煙消雲散了。用精神分析學的術語說,這些壓抑「按要求是多餘的」。行為原則是在面對特殊社會秩序的(非永久性)歷史現實而非心理現實時暗示的一種原則。比如,馬爾庫塞描寫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就是一種社會形態,那裡存在著剩餘的壓抑。然而,他迄今一直注重勞動語境中的剩餘壓抑。 
  對馬爾庫塞來說,解放與首要的快感相關,他把快感與享樂主義嚴格區別開來。現代工作紀律只有在身體被解除性慾時才是可能的。如果允許裡比多從剩餘壓抑中逃脫出來,它就會威脅或完全破壞那個工作紀律。馬爾庫塞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證明,享樂主義「體現了關於社會的一個正確判斷」。對肉慾的追求恰好擊中剩餘壓抑的核心,因此固有一種批判稜角。而享樂主義卻是無政府的,只有與真理相關時才具解放性質。在這個意義上,真理與福柯所說的性的「真實」大相逕庭:它是與幸福和審美欣賞準則相一致的快感。在幸福的問題上,馬爾庫塞與柏拉圖是一致的,幸福是「服從真理標準」的快感。赫伯特·馬爾庫塞:「論享樂主義」,載《否定》,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68。 
  馬爾庫塞指出,在《文明及其不滿》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中,弗洛伊德把文明的壓抑性,不是與各種本能本身的昇華聯繫起來,而是與性關係的排外性聯繫起來。弗洛伊德說,「性愛是兩個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第三個人只能是多餘的或令人不安的。」轉引自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48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一對兒戀人不會對任何其他人感興趣;文明不能容忍這樣,因為文明依賴於更大的團體間的關係。在此,弗洛伊德彷彿再造了傳統上對性愛激情的抵制。然而,如馬爾庫塞所正確地看到的,性愛可在雙重意義上具有解放力:當視對方為平等之人而尊重時,愛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框架,但也在肯定的意義上與更廣大的社會公民相容。「自由性愛」不僅與「永久的文明的社會關係」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這種關係的條件。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49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 
  馬爾庫塞常常用弗洛伊德反駁弗洛伊德,以表明弗洛伊德對現代性的心理需要的闡釋既是革命的又是保守的。於是我們看到,弗洛伊德認為原始自戀在現代文明中的殘存不僅是神經官能症,而且是一種「可選擇的現實」。尤其是,儘管不完全是在與性的關係上,自戀可以產生「與宇宙合一」的博大感覺。自戀主義通常被解作通過從更大的世界中隱退而對其進行的防禦性適應(這裡,我們還可以說,不僅弗洛伊德,而且像克裡斯托佛·拉什和福柯等當代文化批評家都是這樣解釋自戀的,如福柯描寫的「自我的加利福利亞海灣」),這揭示了一種超越潛能。自戀「可能成為客觀世界新的裡比多發洩的來源和儲存庫——把這個世界改造成一個新的存在模式」。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138頁。 
  馬爾庫塞對生殖器性慾的性質的評價截然不同於賴希的評價。馬爾庫塞說,弗洛伊德提出,兒童的性興奮採取普遍化了的身體性亢奮的形式,後來集中在生殖器上,這是性心理發育的正常過程。(實際上,如在第7章所指出的,弗洛伊德認為集中的生殖器性愛是男孩子的特點;女孩子則不得不以比較分散的性愛形式「應付一下」。)在馬爾庫塞看來,弗洛伊德沒有看到,向生殖器性愛的趨進是對現代社會秩序強加的各種快感可能性的一種限制。「生殖器暴戾」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身體需要參與工業勞動的部位都被剝奪了裡比多。恢復身體的性功能,恢復與審美欣賞相關的性愛的原始意義,是未來革命變化的必要組成部分。馬爾庫塞並不完全贊成可塑性性徵,而把「性變態」,包括同性戀,視為對生殖器性暴戾的行為批判。這些行為批判標誌著對性行為破壞生育予以抵制的場所。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164~166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   
  赫伯特·馬爾庫塞(2)   
  對馬爾庫塞如同對弗洛伊德一樣,死亡本能並不完全是一股破壞力。人的創造性是生死本能結合的結果,而現代文明所面對的問題是,死亡本能已經脫離了其與裡比多能量的必要的相互作用。死的願望已經融入到現代紀律嚴格的機械的性質中來,而這種紀律不僅僅充斥於工作場所。對異化勞動的克服將釋放剩餘壓抑,同時也把死亡本能與性快感的資源重新聯繫起來。擺脫繁重的勞動不僅使身體,而且使自然恢復了性愛,因為生殖器性愛的突出性關係到對自然環境採取的工具性觀點。「非壓抑性昇華」將是恢復與自然之和諧關係的基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2。 
  一種非壓抑性文化——一種僅僅保持基本壓抑的文化,馬爾庫塞認為,在某些方面將是心理的倒退。它將是文明的一次逆轉,同時又是一次征服,是為了進步而後退。擺脫了「性」,愛慾便具有了文化建構的能力,而且遠遠超越了當代社會的文化建構能力。只要有政治理論存在,我們就能從查爾斯·傅立葉那裡比從馬克思那裡學到更多的東西。基於狂熱的迷戀、不是激情的愛而是愛慾在群體的愛和友誼中的綻開的愉快合作,將成為社交活動的主導媒介。用馬爾庫塞的話說,「隨著性慾轉化為愛慾,生命本能將發展其感性秩序,同時,理性變成感性,致使其為了保護和豐富生命本能而容納和組織必然性。……壓抑性理性讓位於一種新的滿足的合理性,在這種合理性中,理性與幸福融為一體。」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179~180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   
  性激進主義的各種可能性(1)   
  對於像賴希和馬爾庫塞一樣認為現代文明固有壓抑性的任何人,一個主要的難點源自福柯所注意到的公眾的性迷戀。現代制度的成熟與越來越多的限制無關,而與其幾乎無處不有的越來越高的聲望相關。馬爾庫塞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提供了一種解答。性放縱與解放根本不是一回事。性的商品化是普遍的,但色情卻多多少少被從視野中徹底清除了。馬爾庫塞認為,西方最初發展階段對性慾所持的抵抗態度已經成為人們積極的選擇,而以快樂的外表掩蓋其壓迫性的「性自由」則不然。以前為法律所不容的一種意識被保存了下來;我們現在看起來似乎更自由了,但事實上卻生活在臣屬之中。 
  今天誰來為賴希和馬爾庫塞的思想辯護呢?幾乎沒有人。而問一問為什麼則是有所教益的。福柯會說,賴希和馬爾庫塞與他們的宗師弗洛伊德一樣,也為壓抑假說所騙。他們每個人都相信,現代社會依賴於高層次的性壓抑,這首先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中顯示出來。他們的這種假說是錯誤的,因此,他們提出的其他觀點也就值得懷疑了。然而,撇開壓抑假說不談,賴希與馬爾庫塞以及福柯之間觀點的差別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迥然。壓抑性的昇華機能喪失並不是福柯所要用的術語,而且與他的思想是相異的,但對他來說,如對其他人一樣,當代的性放縱是一種權力現象,並不是通往解放的道路。福柯沉思說,「也許有一天會有一種不同的身體和快感經濟」。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59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馬爾庫塞和賴希會同意這種觀點,儘管他們兩人對其最終結果的看法都比福柯刻意闡述的還要全面。 
  要理解這些「性激進派」觀點的局限性(以及在我看來是這些觀點的持續重要性),我們必須撇開福柯而訴諸於其他人。賴希和馬爾庫塞在著述中幾乎沒有談及性別或現代社會秩序中影響愛情關係發展的那些變化。賴希大量論述愛和父系家庭。在這方面,他至少步弗洛伊德的後塵,認為美好生活是基於愛情、工作和知識「三大支柱」建立起來的。然而,在他的著作以及馬爾庫塞的著作中,我們都沒有看到關於性別和愛情本身作為革命影響的系統理論。性通常被描寫為彷彿是兩性共棲的,這是認為裡比多無性別特徵造成的直接後果。馬爾庫塞似乎偏偏忽視了弗洛伊德對性心理發展的不同途徑的分析。雖然賴希和馬爾庫塞都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熱情支持者,但在著作中並未闡釋婦女鬥爭在家庭環境和其他地方的影響。缺乏對愛情的關注是馬爾庫塞著作的一個難解的特徵——儘管瞬間的反思將提醒讀者這樣一種缺乏是大多數社會理論的特點。馬爾庫塞強調的現代性的困境大多是男性主導領域裡的困境。我們只能假定,愛又一次被置於幕後的某處,被當作實際已經成為的婦女的專業。在前台,只有工薪勞動的世界,這自然被當作男性的事業。那麼,馬爾庫塞描寫的現代性的負擔與戈德伯格等人闡釋的「被毀壞了的男性」就形成了強烈的共鳴,這還有什麼令人吃驚的嗎? 
  馬爾庫塞沒有解釋他所痛斥的性放縱源於何處。在我看來,賴希以及以弗洛伊德關於文明和壓抑理論為起點的任何人,實際上都沒有對此作出解釋,不管這種放縱得到多麼激進的處理。激進地處理弗洛伊德的理論旨在表明,他視之為一般文明之特點的東西實際上是現代秩序所特有的。那個秩序被表現得比其實際要牢固得多,可以抵制任何變化。事實上,如果現代制度依賴於性壓抑,這將增進而非減緩其進一步發展。說「性放縱」是一種扭曲的性形式就為增進自由化的過程提供了一個標籤,但並未說明這個過程何以發生。此外,這些思想家們並未在這種自由化中看到進步的跡象;性放縱的增長並未威脅到把我們埋葬在包容一切的規訓制度之中的無形大廈。 
  福柯把西方對性的先入之見作為研究的起點,並對壓抑觀念提出質疑。對性的關注,包括「性」本身的發明,是把監督作為生成權力的手段而加以普及的結果。這樣的權力起初集中在作為機器的身體上——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斯·韋伯、甚至馬爾庫塞的影子——後來又集中在影響繁殖、健康和長壽的生理過程上。現代社會並非像前現代社會那樣基於剝奪生命的權力,而基於開發生命的權力之上,「反覆地投資生命」。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39~142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我們可以說,前一種影響標誌著福柯對苦行主義的接受,現代社會生活被認為浸透著這種苦行主義。如福柯所說,代表第二因素的「生活與歷史之間的接觸」再次成為別的什麼了。人類幾千年來生活在自然的招牌之下。自然環境支配著人類活動:人口增長大多受自然無常變化的控制。然而,大約從18世紀開始,這些過程便逐漸屈從於人類的控制了。 
  據福柯言,性之所以成為如此重要的一種關懷,是因為它構成了關係到身體發育的兩大影響之間的主要接合點。它是「接觸身體生命和接觸類生命的一個手段」。「個體生存之所以對性進行最細密的追求,其原因就在於此。人們在行為中、在夢中追求性;人們懷疑性是致成最微小的蠢事的基礎,將其回溯到最早的童年。」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46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把性當作權力使性成為一個秘密,但在福柯看來,也把「性」構造成可嚮往的東西,我們必須在從事性活動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個性。在福柯看來,賴希對性壓抑的批判正是這種批判試圖解放的性的囚徒。自19世紀以來性行為方面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卻沒有伴隨著賴希所預見的其他變化,這個事實表明,這種「反壓抑」的鬥爭本身就是性領域的一部分,而非對性的顛覆。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30~131頁。   
  性激進主義的各種可能性(2)   
  然而,我們在第二章中加以批評的福柯自己的觀點並不多見。福柯所說的權力——按自己的意志秘密做事的那種「權力」——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是性別權力。被削弱了力量的、被排除在現代性的核心舞台之外的,是婦女,她們享受性快樂的能力被否定了——與此同時,她們開始建構基礎革命。愛,以及勞倫斯·斯通所說的那種情感個人主義,正處於家庭組織變化的核心,在影響?密生活的其他變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這些變化在較一般的意義上並非源起於國家或行政權力。如果接受而且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權力既是生成的又是分配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些變化並非產生於權力而是產生於權力的缺乏。 
  福柯特別解釋了生物權力的抑制形式何以由更能動的形式取代的原因。第一種是由創造共謀勞動力的要求所控制的;第二種與20世紀的一個晚期發展階段相對應,在這個階段,勞動力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屈從於直接控制了。這樣的過渡一經實現,性便被疏導入多樣化的社會線路,並多多少少因此而無所不在。 
  這個觀點當然沒有說服力,即便僅只涉及狹義上的性行為,更不用說影響較為普遍的個人關係的變化了。它意味著我們的性迷戀衍生於性慾作為話語現象的純粹擴張,使其進入了它以前不在場的區域。我認為,生物權力並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樣能解釋前幾章中討論的性態度和觀點的變化。這些變化至少在某方面是鬥爭的結果,不可能否認其中所涉及的解放因素。恰如賴希和馬爾庫塞所預見的,也許不是解放,但也不僅僅是福柯所建議的掙脫纏結的蛛網的鬥爭。婦女已特別贏得了性自由,不管這種性自由仍然多麼不全面,但與幾十年前的情況相比已是非同尋常了。不管還有什麼樣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現遠較開放的關於性的對話了,實際上整個人口都捲入了這種對話,這是前幾代人所無法想像的。   
  制度性壓抑和性的問題   
  我們因此來重新思考性與權力的關係,首先思考的是這樣一個斷言,即這種權力一事無成。權力的生成方面,與其分配特性一樣,與社會組織的特殊屬性、與固定團體和個人的活動、以及與制度反射性的不同語境和模式密切相關。性不是「權力」創造出來的,而至少就任何直接的意義上說,性的蔓延也不是它對這種「權力」的至關重要性造成的。 
  在我看來,生物權力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福柯所構想的生成學的意義上是不存在的。相反,我們可以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區別出幾條組織和個人變化的線索。現代制度的管理發展應該與自然和生殖等基本過程的社會化區別開來,並直接與性相關,但不能用福柯建議的方法加以分析。這些反過來應該與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和與其相關的個人生活的革新區別開來。 
  至於監督的作用,我們可以同意福柯的觀點,與個人生活的大多數其他方面一樣,性也徹底陷入了權力體系的擴張之中,並受到這種擴張的重建。現代組織,包括國家,在前現代文化所未知的諸方面滲透到局部活動之中。科學的話語——包括社會科學——都直接捲入了這些活動。然而,如前所述,管理權力的創造遠遠超過了福柯所承認的一種辯證現象。監督的擴展為調動和對抗性權力創造了空間。一個具有發達的制度反射性的社會是一個高度負荷的社會,使個人和集體參與的形式成為可能,這些形式從本質上改變了性領域。 
  可以認為,頗具特性的現代性運動趨向於內在指涉系統的創造——即由本身固有的內在原則所決定的活動秩序。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第5章,並散見於各處,政體出版社,劍橋,1991。在前現代文化中,社會生活的某些獨特領域易於受到「外部」影響的支配(有時作為自然而然的現象而被傳統穩定下來,但也包括生物和物理因素)。然而,隨著現代制度的到來,這些越來越屈從於社會介入。於是,「偏離」的發明使一些雜亂的外部特徵社會化了,其中包括貧窮、流浪和瘋狂,所有這些曾幾何時都被當作自然的生存界限,當作「上帝的意志所給定的」東西。偏離是社會構成的,同時,又通過隔離的過程與社會活動的主要領域相區別。同樣,疾病與死亡,過去曾是生物對社會施加影響的「 限定點」,現在也越來越社會化了,從視野中消失了。 
  被隔離的自然與性在一個重要方面通過繁殖的社會化連接起來。雖然現代避孕法是繁殖作為一種內部指涉系統的最明顯的技術表現,但卻不是其原初的動力。這主要源於繁殖與福柯提到的馬爾薩斯式狀況的分離。米歇爾·迪恩:《貧窮構成》,盧特萊支出版社,倫敦,1991。一旦家庭規模開始受到嚴格限制——主要從家庭內部發展的一種限制——繁殖就會基本上受生兒育女的慾望的支配,這種慾望把生兒育女當作一種自治的關懷。童年和母性的發明在這裡找到了根源。只要性行為與繁殖、與傳宗接代緊密相關,「性」就不會有獨特的存在。性活動分化為以繁殖為取向的和以性愛為取向的兩種——那種分化也把婦女分成純潔的和不純潔的兩種。 
  性一經成了個人的財產,壽命就越具有內部指涉性,自我認同就越被視為反射性的組織化努力。正如性可以被構成這樣一個領域一樣,性也隱退到幕後,在物理和社會的意義上從視野中消失。性現在是以?密為基礎鑄造與他人之關聯的一種手段,已不再根植於世代承繼的一種固定的?緣關係。激情被世俗化了,脫離了性愛激情,並重新組織成浪漫的愛之情結;激情被私有化了,並得到了重新定義。 
  被說成是「經驗的隔離」的東西米歇爾·迪恩:《貧窮構成》,盧特萊支出版社,倫敦,1991。是現代制度越來越激進地衝破傳統的結果,是其控制系統越來越侵入社會行動先存的「外部系統」的結果。其結果是道德和倫理特徵的消解,這些特徵曾把社會活動與超驗因素,與自然和繁殖關聯起來。事實上,這些都是為了換取現代社會生活提供的慣例的穩定。一種本體安全感基本上源於慣例本身;無論何時,既定慣例一被打破,個人就在道德上和心理上變得脆弱不堪。僅就迄今所論而言,這種脆弱就性別來說顯然不是中性的。 
  隔離是一種壓抑形式,一種「忘卻」,但隔離並不假定一種愈加深重的內疚。相反,與反射性自我規劃相關聯的羞恥機制,儘管並不完全取代涉及內疚焦慮的那些機制但卻與之交織在一起。傾向於羞恥感的一種上升趨勢——感到自己無價值,生活空虛,身體又是一個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機器——是現代性內部反射系統的普及造成的。反射性自我規劃為自治和幸福帶來了如此眾多的可能性,必須放在大多缺乏倫理內容的慣例的語境下加以理解。性活動易於受到那種「空虛」的困擾,受到對難以表述的完善感的追求的困擾,這種追求影響到兩種性別,儘管是以不同方式。對男人來說,這是一種不懈的追求,志在克服各種不充分的情感,這些不充分的情感深深刺痛了必須拋棄母?的小男孩的心。對女人來說,最突出的是「尋找」所慾望的但卻得不到的父親的「傳奇」。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有對愛的渴望。   
  偏執的現代性   
  在此,我們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說現代文化中存有一種普遍的對性的先入之見究竟意味著什麼。似乎以馬爾庫塞的方式進行的一種解釋會把商品化作為這種先入之見明顯存在的主要領域。性產生快感;而快感,或至少是快感的許諾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品營銷提供了槓桿。性意像在市場上幾乎無處不有,成為一種巨大的銷售手段;可以認為,性的商品化是轉移大眾視線、使其脫離真正需要的一種手段,不管這些需要是什麼。因此,可以依據從取決於勞動、紀律和自我否定的資本主義秩序向以培養消費主義因而培養享樂主義為核心的秩序的運動來解釋性的重要性。 
  然而,這樣一種觀點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它並不說明性何以具有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性是消費主義的一個有力輔助,那一定是因為對性的一種動力關懷已經存在了。此外,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性是焦慮的、不安的,充滿了張力。快感被太多的對抗性傾向所包圍,所以,性構成了享樂主義消費社會的核心這一提法聽起來是有道理的。 
  另一種觀點可能也是取自福柯的。性將是我們的「真實」,是現代文明一種普遍化了的懺悔原則的核心。我已經提出一些理由證明這個觀點在分析層面上是不可行的;將其作為現代文化的一個描寫性特徵也不是很令人信服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即刻受到其他療法的挑戰,這些療法都對他賦予性的絕對重要性提出質疑。「性作為真實」這一觀點已經取得某些進展,但我們幾乎不能說它已成為整個現代思想的能動原則。 
  第三種解釋可能指向性癖好現象。性在現代社會中的核心性可見於今天性行為的強制性質。可以說,這在強制性色情文學、淫穢雜誌、電影和其他媒體中是顯而易見的,也顯見於許多人對性體驗的一味追求。這在描寫上是很充分的,但我們還是要問這種情形源於何處,也要考慮這種事物狀態何以在假定以性壓抑為基礎的社會裡產生。 
  我認為,這些難解之謎可以以下列方式解決。性作為這些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被隔離或私有化了,母性就是依據這些過程被發明出來的,成為女性領域的基本構成因素。性的隔離大多是社會而非心理壓抑的結果,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對女性性反應的限制或否定,和對被認為毫無問題的男性性徵的普遍接受。這些發展是兩性之間的古老劃分、尤其是純潔與不純潔婦女的劃分的重寫,但卻是以新的制度模式重新塑造的。性越是脫離繁殖、融入一個正在出現的反射性自我規劃之中,壓抑的制度體系就承受越大的壓力。 
  事實上,婦女負有管理現代性已安排就緒的改造親密關係的責任。制度性壓抑的體系從一開始就由於把婦女從公共領域排除出去而承受著壓力。男人繼續進行的對女人本性的探討不僅僅是傳統性別他性的一種表現,而且也是對自我認同和?密關係等未得到承認的領域的探討,這是男人幾乎尚未進入的重組的社會生活領域。因此,性確確實實成了兩性所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儘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關注的。對婦女來說,問題是把愛構成交往和自我發展的一種媒介——相關於男人以及孩子的一種媒介。女性性快感要求的提出構成了重構?密關係的基本組成部分,是與公共領域裡的任何追求一樣重要的一種解放。對男人來說,性活動成為強制性的,致使其仍然孤立於這些隱蔽的變化。   
  性解放   
  福柯的著作發表之後,出現了關於的種種提法,而且都與賴希和馬爾庫塞的觀點大相逕庭。其大部分是可塑性性徵這一主題的變體。可以認為,對「正常」的異性戀所作的「生物證明」已經瓦解。過去所說的性變態不過是性愛得以合理表現、自我認同得以合理定義的方式。對多種性傾向的承認與對生活方式的多元性的接受相對應,這是一種政治姿態: 
  言說的性變態者,在早期性學家的巨著中只在經過巧妙偽裝的公共論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現在已經名正言順地高談闊論了。他們不再需要用克拉夫特-埃賓格或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拉丁文或散文打腹稿,或進行醫生與病人之間複雜的移情與反移情。他們通過小冊子、雜誌和書籍,採用高度色情化了的背景的符號,用鑰匙、色彩和服裝等精密的語碼,通過大眾媒體和比較世俗的家庭生活細節,來發表自己的街頭政治。傑弗利·韋克斯:《性以及對性的不滿》,第213頁,盧特萊支出版社,倫敦,1985。 
  「激進多元主義」的方法是試圖提出性選擇綱領的解放嘗試;但並不主張這些綱領代表一致的道德原則。多元主義的激進價值並非衍生於其驚奇效果——幾乎沒有什麼能使我們驚奇了——而衍生於這樣一種認識,即「正常的性愛」只不過是許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種選擇。「主觀感受、意向和意義是判斷某項活動的優點的關鍵因素。而決定性因素是對作出選擇的語境和環境的意識。」傑弗利·韋克斯:《性以及對性的不滿》,第219頁,盧特萊支出版社,倫敦,1985。性多元主義的倡導者們提出,性多元主義不是對性的屈服,而是提供恰似福柯所提出的一種可能性,即克服性施與我們生活的控制。 
  然而,不言而喻,這樣一個目標是模糊的,任何只強調選擇因素的性解放都只能面對一連串的攻擊。性解放的意義和潛力需要以不同方式加以理解,儘管接受可塑性性徵的合理性無疑是這個問題的組成部分。對此,幾點暫時的見解可能會有所助益。把性能量與現代社會秩序的規訓特點相對立的任何觀點都不可能有多大的價值。把比較怪異的或非傳統的性形式視為先鋒,並利用這個先鋒打擊正統觀念的堡壘直至其屈服,這樣的觀點也不會有什麼價值。最後,如果性多元主義將為人們所接受,那麼,它必須不僅只提供一種不經意的都市主義,尤其是在性本身固有的其他問題,包括性別差異和純粹關係的倫理學等問題都未得到解答的情況下。 
  我已經論證了性在今天對我們實際具有的重要性,不是因為性對於現代性的控制系統的意義,而是因為性是另兩個過程之間的連接點:即經驗的隔離和?密關係的變化。當傳統的行為模式帶著其全部的道德豐富性——以及不平衡的性別權力——被現代性的內部指涉秩序所取代時,性與繁殖的分離和繁殖的社會化便得到了發展。同時,當過去「自然的」東西愈加社會化並部分成為直接結果時,個人活動和相互作用的領域便開始得到根本的改變。性是說明這些變化的隱喻,也是它們表現的焦點,尤其是在反射性自我規劃方面。 
  經驗的隔離把個人與一些主要的道德參照點分離開來,在前現代文化中,社會生活就是根據這些參照點來維護秩序的。在這些文化中,與自然和與傳宗接代的關係都由傳統的實踐形式和具有宗教內涵的倫理符碼來協調。內部指涉系統的引申把個人保護起來,使之不受人類生活的生存界限的干擾,但卻對這些生存界限提出的問題未予解答。可以認為,性使我們接觸那些已經失去了的經驗領域,從而獲得了強制的性質,以及興奮和危險的氛圍。其極樂或許下的極樂的諾言具有「倫理激情」的迴響,這正是超驗象徵主義的靈感來源——當然,不同於生兒育女的性的那種培養起來的性慾,很久就與宗教性相關了。 
  結論 
  如我所說,現在幾乎沒有人讀賴希或馬爾庫塞的著作了。然而,他們各自幻想的非壓抑性秩序仍保有一些美的成分,而把這些美的幻想僅僅打入忘卻的冷宮則根本不是明智之舉。如性激進分子所聲稱的,性是進行根本政治鬥爭的領域,也是獲得解放的媒介。賴希和馬爾庫塞都強調,一個非壓抑性社會應該是性越來越脫離強制性的一個社會。因此,解放假定在可塑性性徵普遍化的語境中行動的自治性,僅就解放創造一種個人生活的倫理學這一點而言,它與性放縱相區別;這種倫理學使幸福、愛和對他人的尊重三者的結合成為可能。 
  性激進分子假定,甚至在我們開始思考這種事物狀態之前,一個雙重的革命秩序就是必不可少的。社會必然要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巨大的心理變化也將是必要的。然而,如我所說,如果性壓抑首先是與性別權力相伴為伍的社會隔離問題的話,那就要換一個側面來看待事物。我們沒有必要坐等一場社會政治革命來推進解放事業,這樣一場革命也不會有所助益。革命過程在個人生活的基礎結構中已經在進行。?密關係的變化推動著心理的和社會的變化,而從潛在意義上說,這種「自下而上」的變化可以通過其他更公開的制度擴散開來。 
  我認為,性解放可以成為對社會生活進行大規模情感重組的媒介。然而,在這個語境中,解放的具體意義並不像性激進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是一些實在的心理特性或行為模式。更有效的是從程序上來理解,將其解作對個人進行激進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我看來,談論性解放者必定談論性民主。這裡,關鍵的不僅僅是性。個人生活的民主化作為一種可能性從根本上引申到友誼關係,而關鍵的則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親屬的關係上來。   
  作為民主的親密關係(1)   
  私下領域的民主化在今天已不僅成為議事日程,而且已在純粹關係的保護之下成為一切個人生活的隱含性質。民主在公共領域的培養大體上首先是男性的事——婦女最終主要通過自己的鬥爭也能設法參與進來。個人生活的民主化是一個不甚明顯的過程,這恰恰部分由於這個過程不是發生在公共領域,但其含義卻同樣深刻。迄今為止婦女在這個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骨幹作用,即便如在公共領域中一樣,其終極益處是面向每一個人的。 
  民主的意義 
  首先值得考慮的是正統的民主意味著什麼,或可能意味著什麼。關於民主再現等的特徵問題存有很大爭議,但在此我不想涉及這些問題。如果要對各種政治民主的方法加以比較的話,如戴維·赫爾德所表明的,那麼,大多數方法之間都存有共同因素。本章第一部分我追述赫爾德的思想。見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政體出版社,劍橋,1986。這些共同因素都旨在穩定個人之間「自由和平等的關係」,從而促進一些結果的產生: 
  1為人們發揮潛力、表現不同個性創造條件。這裡的主要目標是,每個個人都應該尊重其他人的能力及其學習和加強自身稟賦的能力。 
  2保證不濫用政治權威和武力。這假定了在某種意義上決策是由受決策影響的人來協商的,即便這些決策是由代表大多數人的少數人制定的。 
  3個人參與決定相互聯繫的條件。這種情況的前提是,個人接受其他人判斷的真實合理的性質。 
  4擴大經濟機會,發展可利用資源——這包括這樣一個前提,當擺脫了物質需要的負擔時,個人能最有效地實現他們的目標。 
  自治性的觀點把這些不同願望聯結起來。自治性意味著個人自我反思和自我確定的能力:「思考、判斷、選擇和實施各種可能的行動進程。」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第270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86。顯然,當政治權利和義務與傳統和固定的財產權緊密相關時,這種意義上的自治性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然而,當這些聯繫消解之時,向自治性的運動就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了。個人如何最有效地確定和調節其聯合的條件,對這一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懷實際上是對現代民主的一切闡釋的特點。促成自治性傾向的那些願望可以概括為一個一般原則,即「自治性原則」: 
  在決定自身生存條件的過程中個人應該是自由和平等的;即是說,他們在確定創造和限制可得機會的框架時應該享受平等的權利(因此負有平等的義務),只要他們不利用這個框架否定其他人的權利的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第271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86。 
  因此,民主所意味的不僅僅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我發展的權利,而且還有(分配)權力的憲法限制。「強者的自由」必須受到限制,但這不是對所有權威的否定——不然的話就只能在無政府的情況下才能如此。權威是可以據其自治性原則證實其合理性的,換言之,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共謀何以強化自治性,對此可以給予可辯護的理由。憲法權威可以解作一種隱含的契約,這種契約所採取的形式就是同等地位的人之間相互公開協商的聯合條件。 
  提出自治性原則而不闡述實現這個原則的條件是沒有益處的。那麼,這些條件是什麼呢?其中之一是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必須是平等的——在政治領域內這通常是「一人一票」規則所追求的結果。每個個人的公開選擇必須具有同等地位,在某些情況下要符合必要的資格,這是由於被證明為合理的權威的存在所使然。此外,還必須有有效的參與;必須為個人提供說話的工具。 
  公開爭論的論壇是一定要提供的。民主意味著討論,使「更有效的論證」有機會與其他決策手段相抗衡(而最重要的決定則是政策的決定)。民主秩序為中介、協商和必要的妥協提供製度安排。公開討論這一行為本身就是民主教育的手段:參與與別人的爭論可以導致更開化的公民的出現。在某方面,這樣一種結果產生於個人認知視野的開闊。但也衍生於對合法的多樣性——即多元主義——的承認和情感教育。在政治上受過教育的對話者能夠以積極的方式疏導其情感:由信念而說理,而非通過論戰或情緒化的抨擊而執迷於不良思想。 
  公眾責任是民主政體的又一基本特點。在任何政體中,決定是代表他人做出的。公開爭論在正常情況下只是就某些問題和在特定關頭才是可能的。然而,所做出的決定,或已制定的政策,必須接受公眾的審查,如果有這個必要的話。責任不可能是連續的,因此與信任攜手並進。信任產生於責任和開放性,同時也保護責任和開放性,是貫穿整個民主政治秩序的一條線索。這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因素。 
  把自治性原則制度化意味著明確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必須是實質性的而非形式上的。權利具體規定隨政體資格而來的特權,但也表明個人相互承擔的和政治秩序本身所承擔的職責。權利從本質上說是授權形式;是促成性機制。職責具體規定為所授予的權利付出的代價。在民主政體中,權利和職責是協商的,永遠不能簡單地假定——在這方面,它們迥然不同於中世紀的封建領主權或簡單地根據個人的社會地位確定的其他權利。因此,權利和職責必須成為不斷的反射性注意的焦點。   
  作為民主的親密關係(2)   
  應該強調的是,民主並非像批評家們常常斷言的那樣必然促成同一性。民主不是多元主義的敵人。相反,如上所述,自治性原則鼓勵差異性——儘管這個原則堅持不應妨礙差異。民主是特權的敵人,這裡,特權被定義為擁有權利或財產,群體的所有成員不能公平地使用這些權利和財產。民主秩序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剷平」過程,而是為個性發展提供一個過程。 
  理想並非現實。具體的政治制度何以發展這樣一種完美的框架,這是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思想中有一些烏托邦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現代社會頗具特色的發展傾向是趨於這些烏托邦因素的實現。換言之,烏托邦主義的性質與清晰的現實主義因素達到了平衡。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第154~158頁,政體出版社,劍橋,1990。   
  個人生活的民主化   
  親密關係的可能性意味著民主的許諾:這是我在前幾章中提出的主題。這一許諾的結構來源是純粹關係不僅在性的領域、而且在父子關係的領域的出現,以及親緣和友誼等關係形式的出現。我們可以預見為個人的民主秩序制定的倫理框架的發展,在性關係和其他個人領域中與一種融會之愛的模式相一致。 
  如在公共領域一樣,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是相當大的。如前幾章所表明的,在異性戀關係中尤其存有深刻的張力根源。兩性之間深刻的心理和經濟差異起著阻礙作用。然而,在此,烏托邦主義可以再次隨時被現實主義所抵消。有助於改造個人行為環境的那些變化已經發生,它們都趨向於民主性質的實現。 
  自治性原則為這些過程提供指導線索和最重要的實質性因素。在個人生活領域,自治性意味著反射性自我規劃的成功實現——這是與別人平等相處的條件。反射性自我規劃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發展,即允許與過去相關的自治性,這反過來又促成了對未來的殖民化。如是觀之,自我的自治性就允許固存於民主秩序之中的對對方能力的尊重。自治的個人能夠如此對待對方,並認識到其各自潛力的發展並不是一個威脅。自治性也有助於成功地控制關係所需要的個人界限。當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用作發揮舊的心理稟賦的工具時,或在相互依賴的情況下建立起相互強制性的地方,這樣的界限就被僭越了。 
  上面提到的公共領域中民主的第二和第三個條件直接影響到個人生活的民主化。暴力和虐待關係普遍存在於性領域和成年人與兒童之間。這種暴力大多產生於男人,而且是針對比自身軟弱的人的。作為民主的一個解放理想,禁止暴力是至關重要的。然而,關係中的強制性影響顯然不僅僅採取身體暴力的形式。比如,個人可能有濫用語言和情感的傾向;俗語說的好,婚姻代替不了尊重。避免情感濫用也許是平衡權力關係的最難的方面;但是,指導性原則顯然是尊重對方的獨立觀點和個性。如一位?密關係嚮導所說,「沒有尊重,耳朵會變聾,態度會變酸,最後,你琢磨不透你何以會與這樣一個人生活在一起,如此無能、愚蠢、不可靠、遲鈍、醜陋、惡臭、邋遢……你不知道你何以非要選擇一個搭檔不可。『我一定是發了瘋了。』」C愛德華·克羅塞:《親密關係:成功關係的策略》,第45頁,戴爾出版社,紐約,1988。 
  「個人參與決定其聯繫的條件」——這一說法例示了純粹關係的理想,表達了傳統與當代婚姻之間的根本區別,切中改造?密關係的各種民主化可能性的要害。當然,這不僅適於一種關係的發起,而且適於關係的繼續或解除中固有的反射性。不僅僅需要對對方的尊重,而且要對對方敞開胸懷,這樣才能符合上述標準。向對方隱藏真實意圖的個人不可能提供合作決定各種關係條件所需要的屬性。以關係為主題的每一個治療文本都將表明,向對方直抒胸臆——作為交往而非傾吐情感的手段——何以是民主有序的互動關係的約束性願望。 
  權利和義務:如我試圖闡明的,在某方面,權利和義務限定實際的?密關係。?密關係不應解作一種相互描寫,而應解作限定實際活動日程的一系列特權和責任。權利作為獲得?密關係之工具的重要性在已婚婦女爭取平等地位的鬥爭中顯而易見。婦女首先提出離婚的權利就是一例,這似乎只是一種否定的贊成,但實際上卻產生重要的平衡效果。其平衡效果不僅僅是授權逃離一種壓迫性關係,儘管這很重要。這種效果限制了丈夫強行控制權的能力,因此,有助於把強制性權力轉變成平等的交往。 
  沒有義務就沒有權利——政治民主的這一基本律令也適用於純粹關係領域。只有在對對方承擔責任、把特權與義務相平衡的情況下,權利才有助於消解武斷的權力。在關係中如在別處一樣,必須認為義務是可根據其內部協商加以修改的。 
  那麼,責任及其與權威的關係呢?責任和權威——在其存在的地方——在純粹關係中都與信任密切相關。沒有責任的信任完全可能是片面的,即是說,無意中變成依賴性;沒有信任的責任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對方的動機和行動進行連續不斷的細察。信任需要有對方的可信度——不需要不斷查賬的有據「貸款」,但必要時可以進行定期審查。被對方認為是可信的是對個人誠實的認可,但在平等的背景下,這種誠實也意味著揭示行動的理由,如果有必要這樣做的話——實際上,影響對方生活的任何行動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成年人之間純粹關係的權威性是作為「專業化」存在的——一個人具有特殊發展的能力,而對方卻沒有。在此,不能把對對方的權威性混同於父子關係中的權威性,尤其是涉及少兒的關係時。父母與少兒的關係能是民主的嗎?可以是民主的、也應該是民主的,恰如一個民主的政治秩序一樣。愛利森·詹姆斯和阿蘭·普魯特:《建構和重建童年》,法爾默出版社,巴辛斯托克,1990。詹姆斯和普魯特提出的研究童年的「新範式」與這裡所提出的觀點緊密相關。換言之,實驗性地與成年人享有同等地位是兒童的權利。由於兒童太小而不能理解其後果因而不能與兒童直接協商的行動,應該得到反事實的證明。其假定是,如果兒童足以自治到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與成年人協商,那麼,協議便可達成,信任便得以維護。   
  機制(1)   
  在政治領域,民主涉及憲法的制定,正常情況下,也需要設置就政策問題進行公開爭論的論壇。純粹關係語境中都有哪些相應機制呢?僅就異性戀關係而言,婚姻契約曾經是權利法案,本質上把這一聯結「分離但卻不平等」的性質形式化了。把婚姻轉變成忠誠的能指而非忠誠的決定因素,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情形。近似於純粹形式的一切關係都保持著一種隱含的「滾動契約」,當雙方都感到不公平或壓迫時,都可以訴諸這個契約。滾動契約是一種法律手段,是雙方就關係性質進行公開討論的基礎,但由始至終都是可協商的。 
  下面是一本「守則」,是以自助手稿擬定的,旨在幫助婦女發展較滿意的異性關係。其作者指出,個人應該首先把在以前的關係中出現的問題列成目錄——主要是她認為是自身的問題和以前的情人的問題。她應該與對方共用這本守則,對方也應該提出與此相一致的一套規則。 
  規則1:當我發現自己試圖給我喜歡的一個男人留下印象,大談特談我自己而不向他提出任何問題時,我將停止行動,集中思考他對我是否合適。 
  規則2:一旦發現消極感覺就立刻表達出來,而不要等到它們積少成多——即便這意味著給對方帶來不安。 
  規則3:我將設法彌補與前夫的關係,從自己身上尋找被傷害的原因,不把他說成惡棍,也不把自己說成受害者。 
  規則4:當感情受到傷害時,我要對對方講出我的感覺,而不是板著面孔,進行報復,假裝不在乎,或耍小孩子脾氣。 
  規則5:當我發現自己是在填補空白(關係中的「死」區)時,我將停下來,自問對方近來是否給我很多回報。如果沒有,我將向他索取我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自己改善處境。 
  規則6:當我發現自己給對方並不需要的勸告,或把對方當小孩子看待時,我將停下來,深呼一口氣,讓他自己去琢磨,除非他請求幫助。芭芭拉·德·安吉裡斯:《每個女人應該知道的男人的秘密》,第274頁,索森斯出版社,倫敦,1990。 
  這樣一個目錄初看起來讓人臉紅,不僅僅令人難堪地幼稚,而且完全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如維特根斯坦深刻教導我們的那樣,把規則作為規則來陳述改變了規則的性質。可以認為清晰地闡明這些規定可能剝奪了它們產生正面效果的所有機會,因為只有它們在被認為當然的情況下,一種關係才能順利地發展。然而,我認為,這樣一種觀點沒有切中要害。社會生活中積澱的差異性權力可能不會改變,如果個人拒絕反思地檢驗自己的行為及其暗含的正當理由的話。這些規則不管看起來多麼單純,如果應用得當,都有助於把個人的行為從無意組織起來的權力遊戲中挖掘出來。原則上,它們用來增進自治性,同時又要求對方的尊重。 
  一種滾動契約並不涉及絕對的道德準則。這項契約衍生於一個特殊的「關係問題目錄」,目錄上所列的各項以前都是「消極因素」。所論的個人感到她過分關注給她所感興趣的男人留下什麼印象,恐怕吐露自己的恐懼和需要會使對方不安,並願意母?般地對待對方,等等。當然,這樣一種「憲法」只有在與上述其他因素結合起來時才是民主的;它必定表明自治和平等的個人的匯合。 
  自由和公開交往的迫切性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這種關係是其自身的講壇。在這一點上我們又回歸到原處。自我的自治性,對強制性的突破,是與對方進行公開對話的條件。這種對話反過來又是表達個別需要的媒介,以及反射性地組織關係的手段。 
  民主是乏味的,性是刺激的——儘管也許很多人認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民主準則何以影響性經驗本身呢?這是性解放問題的本質。從本質上說,這些準則把性與分配權力隔裂開來,最重要的是與生殖器權力割裂開來。?密關係變化中暗含的民主化包括但也超越了「激進的多元主義」。對性活動沒有劃定任何界限,而自治性原則的概括化和協商後的純粹關係標準所引發的那些界限除外。性解放包括可塑性性徵與反射性自我規劃的統一。比如,只要自治性原則和其他相關的民主標準在各個方面都得以維持,就不必對變化無常的性慾施加什麼限制。另一方面,在這種性慾被用作一種剝削性控制模式的地方,不管隱蔽與否,或在它表達一種強制性的地方,都不會實現解放的理想。 
  政治民主意味著個人有足夠的資源以自治的方式參與民主進程。這在純粹關係領域同樣適用,儘管如在政治秩序中一樣,重要的是要避免經濟還原主義。民主願望不必意味著資源的平等,但顯然有那方面的趨勢。民主願望的確涉及包括資源在內的經過反射性協商的權利契約,將其作為關係的限定性部分。在異性戀關係中這一律令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男人和女人在可用的經濟資源、生兒育女和家務勞動方面所負的責任是不平衡的。民主模式以這些領域裡的平等為前提;然而,其目的大可不必是完全的平等,就如同據自治性原則協商的公平安排一樣。任務與報酬的某種平衡將得到協商,致使每一方都是可接受的。勞動分工可以確定,但不是簡單地依既定標準繼承的、或由帶給這種關係的不平等經濟資源所強加的那種分工。 
  在更寬泛的社會中存有一些結構條件,這些條件滲透到純粹關係的核心;相反,這些關係如何決定涉及更寬泛的社會秩序。公共領域的民主化,而不僅僅是民族—國家層面上的民主化,為個人關係的民主化提供了本質的條件。但其反面也適用。在純粹關係的語境中,自我的自治性發展對於更大群體的民主實踐涵義深遠。   
  機制(2)   
  在最廣延的層面上,個人生活的民主化與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種民主可能性之間存有一種對稱。考慮一下今天全球策略和衝突分析中突出的位置交涉與原則協商之間的區別。在位置交涉中——可以等同於缺乏?密關係的個人關係——在談判中每一方都採取極端的立場。通過相互威脅和磨擦,一方或另一方被制服了,於是便得出一個結果——如果談判到此時還未完全破裂的話。以更加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全球關係趨於原則性的談判。這裡,各方的相互作用以發現相互的基本關懷和利益開始,首先辨識出一定範圍內的可行選擇,然後進行篩選。所要解決的問題與對對方的敵意是區別開來的,因此既可能堅持談判的實質內容,又可能對對方持支持和尊重的態度。總之,如在個人領域一樣,差異可以成為交往的手段。   
  性、解放、生活政治(1)   
  沒有人知道能否在全球層面上發展一個民主制度的框架,或從另外的角度看,世界政治能否滑入可能威脅整個行星的一種破壞性。沒有人知道性關係能否成為非永久性聯繫的一片荒漠,既有情感厭惡又有愛,同時又有暴力的疤痕。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有充分理由持樂觀主義態度,但在一種已經放棄了天意的文化中,我們必須依據公認為危機的背景來制定未來的藍圖。全球現代性規劃的開放性質在日常社會實驗的不確定性結果中有其真正的對應物,這也是本書的主題。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確切地說,民主並不足夠。解放政治是現代性內部指涉系統的一種政治;它的目的是控制分配性權力,而不能面對權力的生成方面。它拋開經驗的隔離所提出的大多數問題。性在現代文明中極具重要性,因為對於日常生活所必須提供的技術安全來說,性是過去所發生的一切的聯結點。它與死亡的關聯對我們來說已是怪異的和難以想像的,如同它對生命的參與是顯而易見的一樣。性已被禁錮在對自我認同的尋求之中,性活動本身只能於瞬間實現這種自我認同。「放下你那顆熟睡的頭,我的愛人/我那不忠的胳臂上的人。」如此程度的性慾是失敗了的愛,注定是無休止地在解剖學和身體反應的同一性中尋求差異。 
  在激情的私有化與性在公共領域裡的浸透之間存在著張力,在這種張力中,以及在今天使男女分化的衝突中,我們看到了新的政治議事日程。尤其是在其與性別的關聯中,性導致了個人政治的產生,如果僅只與解放相聯繫,這就是被誤解了的一句話。我們所說的生活政治學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第7章,政體出版社,劍橋,1991。是關於生活方式的一種政治學,在制度反射性的語境中運作。它關注的不是狹義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種種決定,而是對這些決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準確地說,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經驗的隔離擱置一邊的那些道德和生存問題挖掘出來。這些是把抽像哲學、倫理思想和非常實際的關懷融合在一起的問題。 
  生活政治學的領域涵蓋一些存在著進行局部區別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僅就這個問題聚焦於壽命、被視作一個內部指涉系統而言,反射性自我規劃只能以控制為指向。它除真實性之外別無道德性,這是那句古老的名言「願你的自我真實」的現代翻版。然而,今天,傳統已經逝去,「我將是誰?」這個問題難解難分地與「我將如何生活?」的問題糾纏在一起。在此,許多問題自行呈現出來,但僅就性而言,性認同的問題則是最明顯的。 
  可以認為,兩性之間達到的平等程度越大,男性性徵和女性性徵的先存形式就越是聚斂於某種兩性同體模式之上。情況也許如此,也許不是如此,這要依差異在流行的性政治學中的復興而定;但無論如何,如果我們不努力確定兩性同體的內容,它就會空洞乏義,而這是確定價值的問題。只要性認同是依據性差異建構起來的,如是提出的困境就被隱藏起來了。男性與女性的二元符碼實際上不承認任何中介實例,把性別附屬於性之上,彷彿二者是同一事物。於是,性別的屬性便被描述為以下幾點。 
  1每一個人都必然是男性或女性,不存在「居中」者。 
  2個人的身體特徵和行為特點據一主導性別模式而被解釋為男性的和女性的。 
  3在可行的性別地位的行為模式限閾內,性別特點依據常規得以衡量和評價。 
  4如此構成和重構的性別差異被用來具體確定性認同,同時把「跨性別」因素過濾出去。 
  5行為者依據「自然給予」的性認同監控自己的表象和行為。霍利·丹佛爾:《性別傾向——面對雙重性的局限》,第147~149頁,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布魯明頓,1989。 
  這些影響仍然發生著作用;男性易裝癖儘管在精神分析學文獻中不再被視為性變態,但仍然受到普遍攻擊,這個事實表明了這一點。婦女的情況由於更具含混性而顯得更有趣,她們具有或培養男性的表徵。現代社會中表象、行為和服裝的流行標準使得女人在這些方面更相似於男人,相反的情況則通常是不能容忍的。然而,雙重性還是易於得到推行:如果一個人不「真的」是男人,那麼,她就必然是個女人。拒絕打扮成「女性」的婦女常常會受到騷擾: 
  我不穿女式服裝,我不化妝,或攜帶女士包和像女性一樣做事。我的男朋友對我說這是我之所以被人糾纏的原因,而我知道這是事實,但我拒絕那樣做。穿著女式服裝很不舒服。不能像現在這樣坐著。就好像你有固定的走路姿勢一樣。化妝就是這樣一種殘酷的細微差別。霍利·丹佛爾:《性別傾向——面對雙重性的局限》,第128頁,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布魯明頓,1989。 
  不平衡的性別權力與根深蒂固的心理稟賦的結合把雙重的性分化牢牢地固定下來;但在原則上,對事物可以進行完全不同的組織。由於解剖學已不再是最終目的,性認同就越來越成為一個生活方式問題。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性差異將繼續與類的繁殖機制聯繫起來;但這些差異已不再有充分理由在行為和態度上與明顯的斷裂達成一致。性認同可以通過與表象和行為舉止相關的各種性格構造來形成。兩性同體的問題將根據可證明為受歡迎的行為來解決——而別無他法。   
  性、解放、生活政治(2)   
  性認同的問題是需要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然而,似乎非常可能的是,這是約翰·斯托爾坦伯格稱作「拒絕做人」的一個因素。約翰·斯托爾坦伯格:《拒絕做人》,方塔納出版社,倫敦,1990。拒絕男性性徵與接受女性性徵並不是一回事。這又是一個倫理建構的問題,不僅把性認同,而且把更廣義的自我認同與對對方的道德關懷關聯起來。陰莖是存在的;男性的性僅只是生殖器,即男性性徵的自我核心。有些信仰適於男人而不適於女人,反之亦然,這一想法隨著生殖器逐漸萎縮成陰莖而可能消失。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對社會和自然界的控制和男性領域通過「理性」而成為焦點。理性在有序調查的指導下脫離了傳統和教條,同時也脫離了情感。如我所說,這與其說是巨大的心理壓抑過程,毋寧說是理性與情感之間的制度分化,一種嚴格遵循性別路線的分化。把婦女與非理性相等同,無論在嚴肅的氣質上(瘋狂),還是在看似不太重要的時尚上(婦女作為變化無常的生物),都把她們變成了現代性的低級情感勞動者。由此,情感以及情感所激發的社會關係形態——愛和恨——都被看做難以熔鍛的倫理思考。理性砍掉了倫理學,因為很難找到經驗論證來證實道德信念;然而,這也因為道德判斷和情感被視作反倫理的。瘋狂和變幻——無需任何努力就能看到這些與道德要求距離多麼遙遠。 
  弗洛伊德通過闡釋女性心理重新發現了情感,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情感仍然與理性要求緊密相關,不管認識在多大程度上受無意識的隱蔽力量的支配。「沒有什麼能夠……像思維那樣攪動情感」:隨著其因果力量的不斷增長,情感仍然是理性的另一面。情感與倫理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也許它們被推得更遠,因為「哪裡有本我,哪裡就有自我」這一命題意味著理性領域可以得到實質性的擴展。如果倫理需要存在,那麼,那就必須存在於公共領域;但事實證明這難以表明它們的合理性,它們易於受到權力的攻擊。 
  充滿激情的愛原本是許多激情中的一種,對此的闡釋易於受到宗教的影響。大多數情感傾向都可能是激情,但在現代社會中,激情被縮減為性領域,而一旦進入那個領域,其表達就越來越悄言無聲了。今天,人們不情願地或窘迫地承認有激情這種事,甚至在性行為本身這方面亦然,這部分因為它作為「強制力」的地位已被癖好所篡奪。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激情在給我們提供安全的日常生活背景中沒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我們視之為信仰的動力的話,誰能夠沒有激情地生活呢?情感和動機是內在相關的。今天,我們認為動機是「理性的」——如在企業家方面就是對利潤的強力追求——但如果情感完全抵制理性評價和倫理判斷,那麼,動機除非作為目的的手段或作為動機的結果,否則就永遠得不到評價。這是韋伯在解釋早期工業家的動機時所看到的,他認為宗教信念給這些工業家以動力。然而,韋伯把現代性的特殊問題視為當然的事,甚至提高到認識論的高度:這個特殊問題就是評價情感的不可能性。 
  作為一種生活政治,情感問題並不是恢復激情的問題,而是要為評價和證實信念而發展倫理準則的問題。治療專家說,「瞭解你的感情。」然而,在這方面,治療與現代性共謀。其言外的規訓是「評價你的感情」,而這樣一種要求不能僅只是心理交往的問題。情感不是判斷,而由情感反應所激發的傾向性行為則是判斷:評價感情就等於要求建立標準,並根據這些標準進行判斷。 
  隨著現代性的晚近發展,情感在許多方面成了生活—政治問題。在性領域,情感作為交往手段,作為忠誠於別人和與別人合作的手段,則尤其重要。融匯之愛模式意味著一種倫理框架,用以在個體和群體生活的進程中培養非破壞性情感。它為復興愛慾提供了可能性——不是作為不純潔女人的專業技巧,而是作為性在社會關係中的生成性質的愛慾,這種社會關係是通過相互的而不是通過不平等的權力形成的。愛慾是感情的培養,這是在群體語境內通過身體感覺表達的感情,是給予和接受快感的一門藝術。剝奪其特有的權力,它就能復興馬爾庫塞所說的那些審美特性。 
  按此定義,愛慾就與性關係中所有情感的工具性相對立。愛慾是在廣泛的情感目的內部重新整合的性慾,而這些目的中最重要的就是交往。從烏托邦現實主義的觀點看,愛慾被從那種意志的征服中拯救出來,從德·薩德到巴塔依,這種意志的征服似乎突出了它的特性。如前所述,薩德的宇宙不是診斷而是批判,是一種揭示其對立可能性的反烏托邦。 
  過去,性與繁殖相互構造。等到它徹底社會化了時,繁殖便作為生物現象外在於社會活動了。它組織?緣關係,同時也受這種關係的組織,並把個體生命與世代的接續聯繫起來。當直接與繁殖相關時,性便是一種超驗媒介。性活動鑄造了與個人限度的聯繫,同時又預示了其不相關性的前景,從與世代循環的一種關係來看,個人生活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象徵秩序的組成部分。對我們來說,性仍帶有超驗的回聲。然而,這是實際情形,因此必然環繞著懷舊和幻滅的光環。一種沉溺於性慾的文明是這樣一種文明,在此,死亡已經剝去了意義,生活政治在這點上意味著革新的精神性,從這個觀點看,性與致力於經濟發展和技術控制的文明並不相左,而恰恰是其失敗的體現。   
  譯名對照表(1)   
  abortion墮胎addictions癮sexual性癮addictive relationships上癮的關係and intimacy和關密關係affective individualism情感個人主義AIDS艾滋病Alcoholics Anonymous嗜酒者匿名互誡協會alcoholism酗酒amour passion see love,passionate激情之愛anatamopolitics解剖政治學see also biopower也見生物權力anger憤怒aphrodisiacs激發性慾的Aries,P.阿里亞斯autonomy自主of children兒童自主in pure relationships純粹關係中的自主and women自主和婦女Barnes,J.巴恩斯Benjamin,J.本傑明bereavement喪? 
  biopower生物權力bisexuality雙性戀body language身體語言bondage束縛Cancian,F.堪西安Carpenter,E.卡彭特Casanova de Seingalt,G.J.卡薩諾瓦Catholicism天主教教義character (in Reich)(賴希理論中)的性格children兒童childaduse虐待兒童childrearing撫養孩子and men撫養孩子和男人「child within」 concept「孩子內心」觀點invention of childhood童年的發明and parental authority兒童和父母權威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of兒童性心理發育see also families; fathers;mothers; parents也見家庭,父?,母?,父母Chodorow,N.肖多羅Christianity基督教Church, C.徹奇civilisation see society文明,見社會codependence相互依賴and addiction和癮and childhood influence和童年影響commitment承諾and homosexuals和同性戀male flight from男人對承諾的逃避and pure relationship和純粹關係complicity,female see under power女性共謀,見權力compulsion強迫and addiction和癮conception,artificial人為觀念confession concept懺悔觀念female comradeship女性情誼contraception避孕counselling咨詢Dawson, Lord洛德·道遜death死亡death instinct死本能see also bereavement也見喪? 
  democracy民主personal個人民主mechanisms for民主機制political政治民主dependence see codependence依賴,見相互依賴deviance,sexual性反常socialisation of性反常的社會化see also pluralism也見多元主義diet節食discourse, sexual性話語see also novels也見小說divorce離婚domesticity see under women,work家庭生活,見婦女、工作economic factors經濟因素see also work也見工作Ehrenreich,B.厄倫雷契Elias,N.埃裡亞斯Ellis, Havelock哈夫洛克·埃利斯emancipation see sexual,revolution解放,見性革命emancipation, sexual性解放emotion, and reason情感和理智episodic sexuality變化無常的性徵and intimacy變化無常的性徵和?密關係lesbians and men compared女同性戀者和男人的比較and motherfigure變化無常的性徵與母?形象and women變化無常的性徵與婦女eroticism愛慾see also men; women也見男人;女人essentialism本質主義exclusivity排外性experience, sequestration of經驗的隔離families家庭patriarchal nature of家庭的父權性質size of家庭規模fathers父? 
  「absent father」缺席的父? 
  and daughters父?和女兒patriarchy see families and sons父權制,見家庭和兒子fear恐懼feminism女性主義fetishism拜物教Finch,J.芬奇Formani,H.弗爾馬尼Forward, S. quoted被引用的福華德Foucault, M.福柯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性史》Fourrier, C.傅立葉Frankfurt School法蘭克福學派freedom,sexual see emancipation,sexual;sex sexual equality;sexual revolution性自由,見性解放、性平等、性革命   
  譯名對照表(2)   
  Freud, S.弗洛伊德 
  and female sexuality弗洛伊德和女性性徵 
  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文明及其不滿》 
  Three Essays《三篇論文》 
  Frieden, Betty貝蒂·弗裡丹 
  friendship友誼 
  female女性友誼 
  male男性友誼 
  Fromm, E.弗羅姆 
  gender性別 
  identification problems認同問題 
  「Gerri」格麗的 
  Goffman, E.戈夫曼 
  Goldberg, H.戈德伯格 
  guilt罪 
  Gullo, S.格羅 
  Hall, L.霍爾 
  Hancock, E.漢柯克 
  hedonism享樂主義 
  Held, D.赫爾德 
  Hendrick, G.亨德裡克 
  Hite, S.海特 
  Hoffman, M.霍夫曼 
  Hollibaugh, A.霍莉芭芙 
  home家 
  separation from workplace與工作地點分開的家 
  women leaving婦女離開家庭 
  homosexuality同性戀 
  changes in同性戀的變化 
  commitment in同性戀中的承諾 
  and dominance同性戀和支配 
  identity problem of 同性戀的身份問題 
  and love同性戀和愛 
  as model作為模式的同性戀 
  plastic sexuality in同性戀的可塑性性徵 
  homosexuality(cont.)同性戀 
  see also lesbianism也可見女同性戀 
  hysteria歇斯底里 
  idealisation理想化 
  incest亂倫 
  inequality不平等 
  intimacy?密關係 
  and addictive relationships?密關係和癮關係 
  and families?密關係和家庭 
  female problems with女性?密關係問題 
  and male friendships?密關係和男性友誼 
  male problems with男人的?密關係問題 
  and personal democracy?密關係和個人民主 
  and romantic love?密關係和浪漫之愛 
  rules for?密關係的規則 
  and seduction?密關係和勾引 
  transformation of?密關係的變革 
  and marriage?密關係和婚姻 
  and men?密關係和男人 
  Irigaray,L.伊瑞格蕾 
  Kasl, C.卡蘇 
  Kinsey Reports金賽報告 
  New (1990)新版金賽報告 
  kinship relations?屬關係 
  「working out」解決?屬關係問題 
  see also children; fathers;mothers; parents也見孩子、父?、母?、父母 
  kissing接吻 
  Krauss, K.克羅斯 
  Lacan,J.拉康 
  Lash,C.拉什 
  Last Tango in Paris《巴黎的最後探戈》 
  Leowald, H.列奧瓦爾德 
  lesbianism女同性戀關係 
  and male sexuality compared女同性戀關係和男性性徵的比較 
  and plastic sex女同性戀關係和可塑之性 
  and pure relationship女同性戀關係和純粹關係 
  breaking up of女同性戀關係的破裂 
  letting go放任 
  libido裡比多 
  life politics生活政治 
  loss, experience of缺失的經驗 
  love愛 
  companionate和諧之愛 
  confluent融會之愛 
  and children愛和孩子 
  and intimacy愛和?密關係 
  see also pure relationship也見純粹關係 
  and family和家庭 
  and intimacy和?密關係 
  passionate激情之愛 
  romantic浪漫之愛 
  and confluent love和融匯之愛 
  and intimacy和?密關係 
  and marriage和婚姻 
  and passionate love和激情之愛 
  questromance追尋羅曼司 
  women and女人和浪漫之愛 
  motherhood母性 
  and sex愛和性 
  loveshock愛情撞擊 
  「Loving Detachment」愛情分離 
  madness瘋狂 
  Malinowski, B.馬林諾夫斯基 
  Marcuse,H.馬爾庫塞 
  marriage婚姻 
  changes in婚姻變化 
  companionate和諧婚姻 
  conventional慣常婚姻 
  as womens aim婚姻是女人的目的 
  engagement婚約 
  extramarital sex婚外性 
  female女性婚外性 
  male男性婚外性 
  and love婚姻與愛 
  mens flight from男人逃離婚姻 
  and pure relationship婚姻和純粹關係 
  stresses in婚姻重點 
  see also polygamy也見一夫多妻制 
  Marx,K馬克思 
  Maslow,A.馬斯羅 
  masochism受虐狂 
  masturbation手淫 
  medicine藥 
  men男人 
  dominant role of男人的主導角色 
  economic role of男人的經濟角色   
  譯名對照表(3)   
  friendships男人友誼male liberation男性解放psychology of男人心理學compared to womens男人心理學和婦女心理學的比較conquest ethic男人征服倫理and intimacy男人和?密關係sexuality of男人性徵and romantic love男人性徵和浪漫之愛sexual addiction性癮sexual development性演變see also bisexuality;homosexuality也見雙性戀,同性戀and violence男人和暴力vulnerability of男人的脆弱性emotional lack情感缺乏flight from commitment逃離承諾Mental Deficiency Act (1913)智力缺陷法案mothers母? 
  and children母?和孩子invention of motherhood母性的發明mourning感傷的My Secret Life《我的私生活》Nakken, C.內肯narcissism自戀「Nikki」妮奇novels, romantic羅曼司小說objectrelations approach客觀—關係探索Oedipus complex俄狄蒲斯情結orgasm性高潮lesbian女同性戀性高潮parents父母toxic parents有毒父母see also children; families;fathers; mothers也見孩子、家庭、父?、母? 
  passion see under love激情patriarchy see under families父權制penis envy陰莖嫉羨see also under power也見權力permissiveness 承諾personal boundaries個人界限perversions see deviance,sexual性倒錯,見性反常phallic power see under power陽物權力plastic sexuality可塑性性徵and marriage和婚姻and women和婦女lesbian和女同性戀pluralism, sexual性多元主義polygamy一夫多妻pornography色情作品poststructuralism後結構主義power權力in homosexuality同性戀中的權力in society社會中的權力over children對兒童的控制phallic power陽物權力female complicity with女性和陽物權力的共謀in relationships關係中的權力see also biopower也見生物權力pregnancy懷孕prostitution賣淫psychiatry精神病專家psychology see Freud and under men; women心理學,見弗洛伊德以及男人、女人pure relationship純粹關係and children和孩子and democracy和民主and marriage和婚姻see also autonomy見自主questromance追尋—羅曼司rape強姦reflexivity, institutional體制反射性and marriage和婚姻reverse reflexibility逆向反射性Reich, W.賴希relationships關係fixated穩固關係see also marriage; pure relationship也見婚姻,純粹關係repression, institutional體制壓抑in Marcuse馬爾庫塞的體制壓抑in Reich賴希的體制壓抑repressive hypothesis(Foucault)壓抑假說(福柯)reproduction生殖separation from sex生殖和性的分離homosexual implications同性戀含義and status of men人的地位respect尊重romance羅曼司in lesbianism女同性戀關係中的羅曼司see also under love也見愛Rubin,L.盧賓Ryan,M.瑞安Sade, Marquis de德·薩德security安全seduction勾引selfesteem自尊selfidentity自我—認同and addiction和癮and homosexuals和同性戀and men和男人and pure relationship和純粹關係reflexive反射的self talk自我談話and women和女人in marriage婚姻中的自我認同sex性aberrant性反常democratic性民主double standard性雙重標準in Foucault福柯論性knowledge of性知識oral口交permissiveness性允諾premarital婚前性in romantic love浪漫之愛的性sexual equality性平等social changes in性的社會變化heterosexual異性戀的社會變化homosexual同性戀的社會變化   
  譯名對照表(4)   
  social preoccupation with社會對性的關注 
  derivation of性來源 
  as truth作為真理的性 
  see also episodic sexuality;men; plastic sexuality;pluralism; women也見變化無常的性徵,男人,可塑性性徵,多元主義,婦女 
  Sex Addicts Anonymous嗜性匿名者互誡協會 
  sexual identity see selfidentity性認同,見自我—認同 
  sexual radicalism性激進主義 
  「sexual revolution」性革命 
  and deviance性革命和反常 
  and homosexuals性革命和同性戀 
  shame羞愧 
  shellshock炮彈休克 
  society,non repressive非壓抑社會 
  see also repression也見壓抑 
  sodomy口交 
  Stoltenberg,JJ斯托爾坦伯格 
  Stone,LL斯通 
  Stopes,MM斯托普斯 
  stress強調 
  Sunday Express《週日快報》 
  Thompson,S.湯普遜 
  transvestism易裝癖 
  trust信任 
  violence暴力 
  female女性暴力 
  male男人暴力 
  virginity貞潔 
  Wadsworth,B. quoted被引用的華茲華斯 
  Weber,M.韋伯 
  Weeks,J.韋克斯 
  Wittgenstein,L.維特根斯坦 
  Wolff,C.伍爾夫 
  womanising see seduction玩弄女性,見勾引 
  women女人 
  autonomy of see under autonomy婦女自主,見自主 
  codependent相互依賴的婦女 
  complicity with male dominance婦女同男性支配共謀 
  economic position婦女的經濟地位 
  and family婦女和家庭 
  and marriage婦女和婚姻 
  psychology of婦女心理學 
  mens incomprehension of男人對婦女的誤解 
  needs of婦女的需要 
  passivity of婦女的順從 
  and romantic love婦女和浪漫之愛 
  vulnerability of婦女的脆弱性 
  sexual activity婦女性行為 
  sexuality of婦女性徵 
  conquest ethic婦女征服倫理 
  diffuse eroticism婦女擴散的愛慾 
  equality婦女性平等 
  sexual activity婦女性行為 
  sexual addiction婦女性癮 
  sexual pleasure婦女性快感 
  womens movements婦女運動 
  work工作 
  domestic家務 
  sharing of分享家務 
  and sexual discipline工作與性規訓 
  and women see under women工作與婦女,見婦女 
  see also lesbianism; love romantic;marriage 
  可見女同性戀者,浪漫之愛,婚姻   
  譯後記   
  本書是安東尼·吉登斯的一部重要著作。《政治研究》對它的評論是:它是「吉登斯教授的一個重要成果,它既是政治正確的,又是有趣的,是一部令人愛不釋手的書」。確實,這本書對現代社會的性、性別、愛和身份認同的複雜關聯作了有趣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吉登斯的立場在政治上是正確的(PC),他對婦女、孩子、同性戀者等等弱勢群體的價值訴求和利益訴求進行了辯護,這種辯護建立在理論和經驗的恰當融合的基礎之上,而這種理論的模型是清晰的,經驗則是社會分析式的。 
  儘管吉登斯想寫的是一部能夠吸引大量讀者的著作,為此,他盡可能地避免專業術語,但是,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仍時感困惑,翻譯過程中的困難超過了我們事先的想像。就我們來說,對付困難的惟一辦法就是耐心,但耐心只是一種態度,我們知道,解決問題,除了態度外,還需要能力,如果本書的翻譯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的話,當然是我們能力欠缺的原因。 
  本書的翻譯出版得到了薛曉源先生和程曉燕女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本書的翻譯分工如下: 
  序、導論、第二章由汪民安譯。 
  第一章、第十章由陳永國譯。 
  第三章、第四章由胡繼華譯。 
  第五章由嚴澤勝譯。 
  第六章由張進、孟登迎譯。 
  第七章由李舜華、陳永國譯。 
  第八章由張怡、陳永國譯。 
  第九章由潘守文、陳永國譯。 
  譯者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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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的變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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