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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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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老大學餘韻,重溫大學精神:逝去的大學 陳遠 編 謝泳 等著    
何謂大學?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常問常新的問題。或許老大學的流風餘韻,可作為現代大學的一種借鑒。全書分三輯:第一輯「大學與校長」選取當時名勝一時的大學中最著名的校長,如蔡元培、竺可楨、梅貽琦、張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或敘述他們創建學校之時的艱辛,或敘述他們在大學生存環境發生轉變之際的境遇以及選擇。第二輯「大學往事」,選取了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雲南大學等過去少為人提起的大學,看看發生在過去這些校園裡的故事,當知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所在。第三輯「大學理念」是近年來時賢對於過去大學留下來的資源的一種梳理,可謂是對當下教育的諫言。    
同心出版社 出版        
  第一輯 大學和校長 《逝去的大學》回眸老大學餘韻   
  文/陳遠 
  在一次和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的聊天中,我們談及過去的教育和當下的教育。黃先生感慨地說:「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黃先生此語是有感而發:1949年以還,在大學結構上曾經有過兩次重大的調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稱「院系調整」,另一次大規模變動是上個世紀末的所謂「院校合併」。前者學習蘇聯,後者看似學習歐美,實則好大喜功。 
  我想黃先生的意思是說「我們過去的大學本來有很好的傳統,何必總是去學習外國呢。」這本書,就是一本關於「過去的大學」的書。 
  過去的大學,大抵如一個人,時間久了,變形成種種個性,在校則成為校格。過去的大學生,從他的言談舉止就可以判斷出他是從哪個學校畢業的,就是因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養成,有賴於校長,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過去的大學校長都有一種較高的自覺,那就是在一所大學篳路藍縷的開創時期發凡起例創建制度之後,將自己置於制度之下而非凌越於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開的張伯苓、光華的張壽鏞。曾經擔任過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又對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開沅先生對此體會頗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中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校長責任重大,不僅其辦學理念、謀劃決策關係著學校的發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體現的品格、作風,也悄然無聲地對眾多師生產生某些影響。」校格之養成,此之謂乎? 
  1949年之後,隨著環境的改變,過去大學的環境也隨之改變,一些大學消失了,如燕京大學、光華大學;一些大學改變了,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過去大學的流風遺韻,只留在曾經在那裡讀過書的人們殘存的記憶或者後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鍾叔河與朱純二位先生所編的《過去的大學》,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義」的「大學往事」,鍾先生乃當代出版大家,編出書來自然有大匠之風,編書這種事,大學者不屑為,小學者不能為,以先生之學識、之地位而編《過去的大學》,其人文關懷,令後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陳平原先生編出一本《北大舊事》引起一時紙貴,謝泳先生有感於此,倡議編一本《清華舊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專深,只好把過去存在過的大學籠而統之,編成這本《逝去的大學》。但是在私意中,也確認為中國除了北大與清華兩所至今仍受世人矚目的國立大學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也有值得感念之處,他們在北大與清華之外,也算是開闢了中國大學的「第三條道路」。 
  本書分三輯:第一輯「大學與校長」選取當時名勝一時的大學中最著名的校長,或敘述他們創建學校之時的艱辛,或敘述他們在大學生存環境發生轉變之際的境遇以及選擇。不僅記「其跡」,而且記「所以跡」。蔡元培、竺可楨、梅貽琦、張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這一串名單,可以作為過去大學校長的一個縮影,從中當可窺探出過去大學的發展史。第二輯「大學往事」,選取了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雲南大學等過去少為人提起的大學,這些大學至今多已不復存在,看看發生在過去這些校園裡的故事,當知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所在。第三輯「大學理念」是近年來時賢對於過去大學留下來的資源的一種梳理,可以看作是對當下教育的諫言。 
  記得蕭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這樣一句話:一九四九之後,不作興把自己的書獻給誰了。工作之餘,我編了一本這樣的書,我也沒有想過把它獻給誰,如果非要把它獻給誰的話,我首先要獻給的是我自己。因為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總想做個與眾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學比較,怎麼看怎麼像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後來我在書上讀到大師們的風流遺韻,不由得對養成他們的環境產生興趣,這也算這本書的由來。如果還要獻給誰的話,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正在大學裡讀書的莘莘學子以及跟我一樣曾經在校園裡讀過書並且迷惑過的人們,我們不能改變周圍的環境,但是我們能夠改變自己。 
  (此文為《逝去的大學》一書序) 
  《逝去的大學》 陳遠 編 謝泳等著 同心出版社出版 2005年3月第一版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靈魂(1)   
  文/陳遠 
  司徒雷登,1919年擔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學的校長,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 
  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 
  1918年,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躊躇滿志地度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生日。他有理由躊躇滿志,因為從他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以來的活動以及收到的效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也是在這一年,位於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籌劃醞釀已久的合併初步達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從來沒有想到,他之後的命運會與這所合併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彼此之間可以互為代名詞。然而,在當時別的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將來時的燕京大學校長的最合適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學生志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撥·史庇爾(Robert E. 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瞭解中國,於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後改名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F. S. 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身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裡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於這項任命卻並非心甘情願,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在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經得心應手,而且正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並且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著名的《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他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位燕京老教師的回憶中體會哈利·盧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於1936年的《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侷促地住在城內,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 
  雖然司徒雷登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任命並不情願,但是他並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創建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他服務於自己的祖國美國也沒有什麼衝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是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為燕京大學尋找新的地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6月份他到達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後的第一次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學生遊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後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於6月8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不過,讓司徒雷登頭疼的不是這突如其來的尷尬,這種局面對於熟悉中國形勢的他來說,也許是意料之中。 
  雖然一開始曾經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長的位置,這個問題就會來困擾他。在他後來的回憶錄裡,他回憶到:「當時學校一點現款都沒有。」而學校當前的情況卻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則沒有辦法發展。根據司徒雷登的學生韓迪厚回憶,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這樣的景象:那裡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手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 
  沒有辦法,只有自己來。那個不負責經費的約定對於他來說,不過是一紙空文。他開始在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下募捐資金。募捐資金難免遭逢尷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覺得,即使募捐不成,那麼也要和對方交為朋友,以便之後燕京大學的道路能夠更加順利。不過,他內心深處的感受,則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曾經感歎:「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如今美麗的燕園還在,只不過已經更名為北京大學。司徒雷登是怎樣找到了這個地方?又是如何把它變為燕京大學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這個地方,他找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種非凡交際能力,結果,這位督軍僅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為獎學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募捐上和尋找校址上,否則,他僅僅稱得上是燕京大學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會成為它的靈魂人物。 
  哈佛燕京學社 
  過去的大學校長,往往把學校內知名教授的數量看得比什麼都要重要。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與之相比,司徒雷登沒有說出過這樣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裡對於這一點卻深以為然。在燕京大學初創時期,他延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在他們的協助以及影響之下,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上個世紀20年代,燕園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張東蓀等名宿……名師出高徒,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等,都是那一時期的學生。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靈魂(2)   
  而真正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上世紀初期,司徒雷登瞭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863-1914年)有一筆巨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並聲明遺產中一部分用於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但司徒雷登設法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司徒雷登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裡為自 
  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 
  出任大使晚景淒涼 
  我們可以注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之後所說的那句話,在說那句話的時候,他完全是以一個中國人自居並為此感到欣喜。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不僅把燕京大學看作自己畢生的事業,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國事業的一部分,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在當時的燕大師生當中受到極高的推崇。而由於燕京大學的成功以及它的影響,司徒雷登在中美兩國的聲譽也在上個世紀中葉達到了巔峰。 
  有一件事特別能夠體現燕京大學以及司徒雷登在當時中國的影響。1935年,那時候的燕京大學已經享譽國際,當時對於政府的一些部門來說,它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有一次司徒雷登發出了這樣的抱怨,蔣介石知曉之後,立即為司徒雷登在南京勵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講。那次演講,蔣介石臨時有事,未能參加,但是在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率領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張群、何應欽、陳誠在內的各院、部和三軍負責人近200人出席了這次集會。在這次演講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的種種狀況介紹給當時的官員,以至於此後的燕京畢業生在應聘政府職員的時候,政府部門都不得不對他們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對於學生更是像一個慈祥的長輩,在燕京學生人數較少的時期,他能夠準確地說出每個學生的名字。後來學生逐漸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這一點。當時燕京有個規定,未名湖裡禁止釣魚,但是有個學生忽視了這個規定,正當他手持魚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時候,一個慈祥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來:「這湖裡面的魚不錯吧?」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司徒雷登也在考慮著是否把他經營了許多年的燕京大學遷往後方,但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決定讓這所大學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園升起美國的星條旗,以表示此處屬於美國財產,又特別在大門上貼上公告,不准日軍進入。司徒雷登本人並不認同共產黨,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學裡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學的校友、旅加拿大學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後發出這樣的感歎:「星條旗啊!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讓你頓增光彩。」由於司徒雷登這種兼容並包的胸懷,在那段風雨如晦的歲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這個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中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就滿臉笑容地對司徒雷登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彷彿就是一體。那所由他的朋友們捐贈給他作為居所的庭院,位臨未名湖,冰心先生給它起了個詩意的名字:臨湖軒。但是司徒雷登並沒有一個人獨享它,而是作為學校的辦公地點,所以,很快地,這座庭院成為了燕京大學的標誌。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學生必定來到這裡,給這位受他們尊重的校長祝賀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這所庭院離開人世,她的墓地成為了燕大校園中的第一座墳墓。也許,從那個時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學融為了一體。 
  他本來應該一直生活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裡,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選擇。在他即將離開北平的時候,在某個中美聯誼會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他突然發現了已經認識了多年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他的即席發言中,他把自己與胡適作了一番比較,他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指胡適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不過,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對此則有不同的回憶。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請教當時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成員陳芳芝,陳芳芝回憶說:「在離開燕園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經對他說:『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 
  但是長於治校的司徒雷登對於政治顯然沒有對於教育那樣瞭如指掌,這段大使生涯讓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過去的老朋友蔣介石,以至於1950年司徒雷登的75歲壽辰,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請示蔣是否以蔣的名義贈送鮮花,蔣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學生們,也不能完全瞭解他的一片苦心。據林孟熹回憶,1948年5、6月的一個下午,燕京的學生代表在臨湖軒就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交換意見,氣氛劍拔弩張,因為燕大過去給他的教育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隨著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國的飛機,離開這片他曾經生活了50年並曾經深深熱愛過的土地。在飛機上,他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在那裡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這一側,毛澤東主席則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這位老人再也支撐不住,一下子中風臥床不起。在他身邊的,只有過去一直支持他的秘書傅涇波。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王公的後人,在司徒雷登臥床不起的日子裡,體現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風,像一個兒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邊。恐怕也只有他,能夠體會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涼。 
  作者簡介: 
  陳遠,1978年生。畢業於河北科技大學。近年來關注於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化生態。現供職於某報社。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1)   
  文/《陸志韋傳》編寫小組 
  陸志韋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心理學家、語言學家、詩人和教育家。他長期從事心理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是我國心理學開創者之一。1894年2月6日,陸志韋出生於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舊稱烏程縣)南潯小鎮,1937年「七七事變」後,研究心理學的條件受到限制,他轉而從事漢語音韻和語法的研究。1952年後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研究語言學,成 
  為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之一。 
  陸志韋先生為人正派、學識淵博,為教育事業做出過很大貢獻。然而1949年以後,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才幹無法充分發揮,身心受到損害,1970年不幸去世。1979年,黨和國家為其恢復了名譽。 
  1926年,美國在華傳教士司徒雷登正擔任著燕京大學校長的職務,他路過南京時看望陸志韋先生。在陸家,他們兩人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而且特別談到了燕京大學的發展鴻圖。那時,燕京大學剛從北京城裡的盔甲廠遷到西郊的海澱,學校的局面亟待展開。司徒雷登發現陸志韋先生正是他辦學事業中所需要的人才,於是流露出擬邀請陸先生北上燕京大學執教的想法。 
  1927年4月5日,陸志韋先生應燕京大學之聘,出任燕京大學文學院心理學教授,兼任心理學系主任。時年33歲。 
  那時燕京大學校園還在大興土木。建築師們在未名湖西南岸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校園主體建築群的模型,供有關人士參觀提意見。貝公樓、穆樓和睿樓已建成,而適樓、姊妹樓(也就是甘德閣和麥風閣)還在施工中,燕園已經有了初步輪廓。水塔已建成(那時叫博雅塔),它採用了中國密簷式佛塔的形式,而實際上是一座供水用的高位儲水塔。塔影倒映在未名湖寧靜的水面上,堪稱京西一景。鍾亭也修成了,一口明代的大銅鐘懸掛在亭中央,每隔半小時敲響一次的鐘聲,總是那麼深沉而渾厚。校工周大爺每到該打鍾前的5分鐘,就拎著個馬蹄表從貝公樓東門出來走到鍾亭,看著表,差幾秒鐘就舉起錘來,準時敲下去。燕園的生活就像這鐘聲那麼穩重、準時,似乎人們所稱道的燕大效率,就是由這位和藹認真的老校工掌握著的。 
  陸先生來到燕園時,燕園的建設方興未艾,燕京的教育事業前景開闊。對一位年輕的學者來說,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燕京大學的心理學系尚在初創階段,基礎較為薄弱。陸志韋先生到校之後,努力籌劃,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裡,就把這個系建設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系科。系裡擁有一個有上千冊心理學專業書籍的圖書室、兩間心理實驗室、一個實驗動物飼養間、一間暗房和一間隔音室。這些都是講授科學心理學所必須的,在當時也可以稱得上是具有先進科學水平裝備的系科了。 
  現代心理學是現代科學中一門新興的學科。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它脫離哲學的母體只有幾十年短暫的時光。人們常常誤認為現代心理學是神秘的、唯心的或不科學的,在當時的中國,尤其如此。陸志韋先生等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把西方的現代心理科學引進到我國的教學中來的。 
  陸志韋先生到了燕京大學之後,除了為創建心理學系而努力工作之外,還積極參與校園內的其他社會活動,深受燕京大學教職員同事們的愛戴。1928年他被推舉為燕京大學教師會的主席,曾多次為謀求中國教職員工的利益而仗義執言,與校方力爭。 
  陸志韋先生是一位涉獵面極廣的學者。他勤奮好學,博覽群書,記憶力極強,知識面甚廣。到燕京大學執教之際,他已經是一位在心理學方面有不少著述、在學術界知名度相當高的學者了,故在當時心理學界,有「南潘1北陸」之譽。30年代他所講授的「系統心理學」課程,被認為是在國內僅有的。他在國際心理學界,也有著一定的地位。 
  陸志韋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莊重嚴肅,其實,他也常常十分幽默。在心理學系的實驗室裡,飼養著幾十隻小白鼠。這是供研究實驗用的,飼養費用由哈佛燕京學社供給。白鼠是舶來品,它們的飼料也是舶來品,其中就有美國的克寧奶粉。沈道璋先生曾在做實驗時說:「這小東西比人還貴族!」說著用小匙舀了點奶粉放進自己嘴裡。陸先生笑著說:「你也是小耗子了!」還有一次,心理系的師生在用迷路箱(Maze)測試小白鼠的學習曲線。從下午2點開始,一般的情況只需6小時左右小白鼠就能到達終點。可是這次到了晚上7點鐘,它還沒走完一半路程。陸先生來看時,笑著對參加實驗的幾個人說:「可能這小耗子不夠餓,沒興趣找東西吃!」又過了一會兒,他從家裡拿來幾張蔥油餅給沒有吃飯、堅持做實驗的人吃,說這是對他們忍饑的誘獎(Incentive)。 
  陸先生對打橋牌十分感興趣,從500分、拍賣橋牌到定約橋牌都能玩,而且能耐心地教給初學者,經常約一些教師和同學到他家去玩。 
  1933年,陸志韋先生獲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又去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心理學(主要內容是神經學技術),時年39歲。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裡優越的實驗室條件,他整天埋頭在實驗室裡做實驗研究工作。經過一年緊張的研究與學習,1934年完成進修歸國。 
  主持校務 
  陸志韋先生從美國途經上海抵達北平,才到家就聽朋友說,司徒雷登已準備推舉他當燕京大學的代理校長。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推舉陸先生作燕京大學的代理校長,是因為根據當時國民政府的規定,外國人辦的教會大學必須由中國人當校長。而那年春天,原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吳雷川先生因年事已高,又與司徒雷登在辦學方面有不同意見,已經辭去了校長職務。這就需要物色一位合適的繼承人選,於是乎就遴選到陸志韋頭上了。其原因,筆者估計大概有幾點:第一,陸志韋先生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他是埋頭治學很少過問政治的人,因此受政治上的動盪的影響會小些。第三,當時國內教育界人士中常有派系之爭,而陸志韋沒有介入任何派系,一直處於超然地位。此外,他受的是美國的教育,是美國托事部或基金組織易於同意的人選;同時,他在洋人面前能替中國教職員工說話,維護中國教職員工的利益,也能夠被大多數中國教職員工所接受。就這樣,1934年夏,陸志韋被任命為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時年40歲。 
  燕京大學當時由校長與校務長雙重領導。校長之設立完全是為了應付國民政府關於教會學校要由中國人當校長的規定。而校務長的職務,則是為了向美國托事部和基金組織負責。校務長的英文名稱叫President,校長的英文名稱叫Chanellor。這兩個字在美國人看來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大學的一校之長。不過在當時的燕大,學校實權主要掌握在校長手裡。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2)   
  陸志韋先生答應只代理1年,可是事實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變」日寇佔領了北平後,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長的職務,而由司徒雷登擔任校務長和校長兩個職務,以應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擾。但是陸先生仍然要協助司徒雷登處理學校很多行政事務。 
  1934年陸志韋先生從美國進修回國後,本來打算繼續深入生理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於時局動盪,學校經費短缺,無法創造條件來進行心理學的實驗研究工作,他就只 
  好轉而研究語言學方面有關心理學的問題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說略》一書的自序中說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語言學之大要,由語言而旁涉音理,初亦無志於古音……」他對於兒童語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對古詩音韻的研究等,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他認為「兩隻耳朵一支筆,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著儀器走」。 
  支持進步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 
  從陸志韋先生到燕京大學執教到1937年夏天為止的11年間,中國大地上始終戰火連綿。先是軍閥混戰,然後是北伐戰爭,再以後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並建立了偽「滿洲國」。國民黨「先安內後攘外」,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妄圖消滅中國共產黨的內戰。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塊安靜的樂土來供學者們致力於學術研究。 
  陸志韋先生代理燕京大學校長期間,日寇侵華日甚一日,政局多變,環境惡劣。廣大進步青年學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國運動。陸先生對學生的愛國行動一貫積極支持,對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運動十分不滿。他利用代理校長身份和在學術界的名望,千方百計與國民黨當局周旋,盡量使愛國學生不吃虧或少吃虧。 
  那幾年中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使陸先生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有了一定的認識。1937年夏天,蔣介石召集全國各大學校長赴廬山「集訓」,陸先生托故沒有參加。 
  1936年底魯迅先生逝世後,在北方各大學裡很難找到能開大型追悼會的地方,燕京大學卻得到陸校長的支持,在燕園舉行了北平追悼魯迅先生的第一次大會。這次大會衝破了當局阻止各校追悼魯迅先生的禁令。那時,經常有一些進步學生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或傳訊,陸校長不斷為他們具結保釋,王汝梅(現名黃華)就是其中的一個。中國革命的友人斯諾是燕京大學的教員,應當說,只有當時燕園的那種環境,才給了他一個創作的良好機會。陸志韋先生與一些重要的共產黨人也有所接觸,鄧穎超同志就曾在斯諾掩護之下,暫居燕京大學。 
  在「孤島」繼續辦學 
  1937年「七七事變」後,平津淪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紛紛撤退到內地。燕京大學的行政領導也曾討論過是否撤退的問題。後來校方認為,燕大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大學,學校屬於美國財產,日寇沒有什麼理由對它進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沒有同時撤退。果然,日寇因顧忌於與美英尚有外交關係,沒有佔領校園,於是總算保留了燕京大學這麼一塊處於敵人刺刀叢中的自由學習園地。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私下稱這個敵偽包圍下的孤島為敵後抗日根據地。那時,平津一帶淪陷區很多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撤退到後方去的青年學生,紛紛奔向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則盡量多招生,以便培養更多的抗日愛國青年,因此,學生人數猛增。 
  陸志韋先生雖已不再擔任代理校長,但仍參與校政。當時,日本侵略者飛揚跋扈、氣焰囂張,雖說尚未佔領學校,但是刁難與磨擦則無時不有。例如,他們要求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慶祝」日本侵略軍攻佔中國城市的遊行,學校沒有同意。又如,他們借口說燕京大學既然是一所國際性大學,那麼就不能沒有日本籍教授,於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實際上是三個監視愛國師生抗日活動的特務。在這種形勢下,為了維護這塊自由學習園地,使之不被敵偽的奴化教育污損,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應由學校自己聘請。於是,校方主動聘請了一位真正的學者、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教授,這才搪塞過去。燕京大學就是這樣不斷應付日寇的種種無理要求,堅持真理,堅持學術自由,維持課業,勉為其難地苦撐了四年。 
  這期間,在燕園裡人們可以收聽短波廣播,可以談論抗戰消息,《義勇軍進行曲》不時在校園中飄蕩。四年間,曾有不少學生要轉到大後方或延安去學習、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學,學校都為他們送行,由陸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的老師邀請他們吃晚飯,叮囑他們要記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預祝他們一路平安。不但替他們絕對保守秘密,並且大都向他們資助一些路費。 
  陸志韋先生在這幾年裡,除了協助辦理校務和帶心理學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漢語的語音史。西南聯大曾約陸志韋先生去執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拋下無依無靠的家庭,同時也認為應該堅持在燕京大學為國家教育事業繼續出力。當然,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對蔣介石的偏安政權不抱什麼希望。 
  對於國民黨後來的假抗戰真反共的政策,對於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生活,以及對於國際上的政治動態等,陸志韋先生經常在各種不同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論是相當激烈的。那時,雖然燕園是在美國人庇護下,但敢於直言不諱談論抗日問題的並不多見,因而他贏得了全校師生們的讚譽。 
  這個時期的學子們很難埋首於課堂學習。不關心政治的超然態度既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陸志韋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斷地刺痛著他的心靈。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和繼之出現的無數次愛國學生運動中,身為燕京大學代理校長的陸志韋先生雖然不便正面參加進愛國學生的行列中去,卻總是想方設法保護青年學生。 
  「雙十二」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位將軍對蔣介石實行「兵諫」。 
  在中國共產黨的調停下,國民黨同意國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傳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陸先生也異常興奮。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為全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從此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定的好感。 
  1938年,燕京大學學生馮樹功騎自行車行經西直門外白石橋時,被一輛橫衝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消息傳到學校後,群情激憤,紛紛提出要日本軍方嚴懲肇事兇手。燕京大學當即以書面向佔領軍當局提出抗議,並在校內組織召開了追悼會。追悼會是由陸志韋先生主持的,他拖著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筆直地站在講台上,面色陰沉,頭深深地垂下,臉上的肌肉在抽動。禮堂內一片肅穆,足足有兩分多鐘的靜寂。這難忍的沉默使全體與會者們透不過氣來!突然,他用嘶啞悲痛的聲音講道:「我……我講不出話來!因為我這裡(這時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塊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是,我相信,不僅是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同樣的壓力!」這時台下鴉雀無聲,人們似乎都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覺到了感情在交流。接著他又說:「死者有一顆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卻被假、丑、惡給毀滅了!……他嚮往美好的境界,嚮往正義、友誼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卻是黑暗、不義和殘忍……死者不可復生,但我們生者決不能忘記死者!永遠、永遠不能忘記!」人群中的飲泣聲,突然爆發成一片大聲的哭泣!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3)   
  在淪陷了的北平城,日本佔領者殺個把中國人還不是司空見慣的事,中國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學裡卻引起了這麼巨大的風暴,侵略軍怎可能不懷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裡,燕京大學是一顆眼中釘、肉中刺,但一時又難以對燕大下手。 
  保持民族氣節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軍國主義者偷襲珍珠港,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早晨,陰霾籠罩北平,蓄謀已久的日本侵略軍,橫衝直撞地從西苑兵營奔赴海澱,包圍並佔領燕京大學。美麗的燕園遭受到屈辱,自由的學習園地受到敵寇鐵蹄的踐踏;堅持真理的師生,處於日偽監視下。 
  那天凌晨,還在日寇採取行動之前,英籍教授林邁可夫婦和班維廉夫婦四人,從廣播中聽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消息,當機立斷,駕汽車直奔西山,投向了平西解放區。他們走後,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職員,除了一位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因屬中立國僑民)和日籍的鳥居龍藏教授外,全部被日軍逮捕,旋即遣送到山東省濰縣的集中營關押起來。 
  日寇佔領燕園後,當即宣佈解散燕京大學,對在校師生實行「甄別」,隨後將大部分師生逐出校門。15名教職員及十餘名學生先後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職員是: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蔡一諤、周學章、洪煨蓮、鄧之誠、陳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趙承信、蕭正誼、劉豁軒等。他們被關押在北平炮局日本憲兵隊監獄。 
  被逐出校園的師生,有些陸續潛往內地,在四川成都華西壩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學。 
  陸志韋先生等被捕之後,日寇妄圖利用他們在學術上和教育方面的造詣和威望,讓他們出山事敵,為偽政權塗脂抹粉。在監獄中,敵人用盡了威逼利誘的種種伎倆,結果卻大失所望。陸志韋先生等大義凜然,不畏強暴,絕不屈膝事敵,充分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日寇無可奈何,就改變方法,從肉體上、精神上對他們施以摧殘與蹂躪。但陸志韋、洪煨蓮、鄧之誠、趙紫宸、趙承信、侯仁之先生等,彼此勉勵,強自支撐,相濡以沫,在生死關頭,在極端嚴酷的境遇下,堅信總有一天會雲開霧散,重見光明,未名湖畔必將重新迴盪起那洪亮的鐘聲。 
  在敵人的監牢中,敵人的淫威儘管未能摧殘先生們的堅強意志,卻極大地戕害了先生們的身體健康,大家的體力大為下降,疾病叢生。陸志韋先生更是被折磨得渾身是病,孱弱之至,瘦得皮包骨頭。日本侵略者曾哄騙陸先生說,只要寫了「悔過自新」書,便可出獄。陸先生不為所動,拿著敵人給他的紙筆,嚴肅而認真地寫了四個大字:「無過可悔」,充分體現了他的浩然正氣!在敵寇的監獄中,他親眼看到,日本人對共產黨員或有共產黨嫌疑的人頻施酷刑,相對來說對他卻沒那麼殘暴。對此他仔細琢磨,得出了一條道理,就是:「共產黨對他們威脅大,而我對他們沒有威脅力;日本人怕的是共產黨,而我不是日本軍閥所害怕的人!」這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 
  在獄中放風或倒恭桶時,陸先生和其他幾位燕京人相遇,偶爾還能匆匆說上一兩句話。這對陸先生來說是無比欣慰的,因為他看到這些燕京人是那麼堅強,敵人也奈何不了他們。 
  陸先生入獄之後,家中只有陸夫人帶著孩子們度日如年地苦撐著。儘管環境極端惡劣,但還是有不少燕京人來家關照、安慰。陸家被趕出燕園時,就有學生來幫忙搬家。物理系的學生張象乾幫著搬家時,再三叮囑陸家的孩子們講話要小心,他認為很可能有特務在監視著。以後的情況應驗了他的預見。 
  探監每月只有一次。所謂「探監」,只是送些洗換的衣服和少量食品,根本見不到被探望的「犯人」。頭兩次探監是陸夫人和趙承信夫人及陳其田夫人搭伴去的。儘管每次探監時看守都說「好好的,快出去了」,可是親人們還是能夠從取回的衣服上仔細地覺察到獄中人的情況在惡化。到了5月,陸夫人發現陸先生衣服上那不同於臭蟲血的血跡,知道陸先生正在患著重病。她立即進城到從前在燕大校醫處工作,當時任德國醫院院長的郭德隆大夫處求援。郭大夫判斷陸先生病情惡化,他給陸夫人出主意,由德國醫院接收「取保監外就醫」。5月中旬,日本佔領軍當局通知陸家,允准取保接陸先生外出就醫。兩天後,由李榮芳夫人陪同陸夫人,帶著陸卓明去日軍監獄接人。此時,陸先生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蠟黃,不能走路。日寇讓雇來的一輛人力車進獄中把陸先生拉出來。陸先生一見大家就說:「想不到還能看見你們……」人雖孱弱,但目光炯炯,滿腔仇恨盡在不言之中。 
  在德國醫院就醫期間,除家屬外,一律不得探望。經過醫生們(大多是舊友或學生)的悉心醫護,奄奄一息的陸先生居然轉危為安,並奇跡般地逐步康復起來。 
  在敵人監視下生活 
  陸志韋先生出院回到家中療養時,槐樹街上來往的小販多了起來。那時陸家不時變賣衣物,於是就有收破爛的強行進門收購。 
  不久,日本侵略者又陸陸續續逮捕了一些燕京人,審問兩三天後又放出來。陸卓明、田麗麗(燕大教員田洪教之女)等都在被捕之列。卓明等被放回來的次日,日寇又通知陸先生去受審,實際上仍是逼他出山,替日偽政權服務。陸先生斷然拒絕後,日寇惱羞成怒,竟以「違反軍令」罪名,判處陸先生一年半徒刑,緩刑二年。陸先生回到槐樹街家中後,在敵偽特務嚴密監視下被軟禁起來。 
  這期間,陸家幾次受到敵偽軍警的搜查與騷擾,不少珍貴的稿件散失了。 
  除了敵特監視之外,日本侵略者還專門指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憲兵官兒來陸先生處做工作。燁田隊長和楊翻譯官不時來家「訪問」,有時坐下聊上幾句,有時硬要和陸先生下棋。談話間總會直接或間接地勸陸先生「出山」,為「大東亞共榮圈」效力。陸先生則以病體未癒婉拒,並整天埋首在線裝書堆中,以此表明自己的志趣。經過幾次三番軟磨硬逼都未奏效之後,日本人只好放棄了勸降拉陸下水的企圖。但還是有一些已經失節之徒不斷到陸家勸說。對此,陸先生則一概斥退,並曉之以大義,告誡他們來日方長,不要太短視了。 
  鐵蹄下的生活是極度困難的。陸先生蟄居海澱成府村期間,經濟相當困難,一家老小靠當賣度日,間或也有親友送些錢物周濟。這期間,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曾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友人給予他一定的幫助。凡在這一段時間裡所借用的錢物,陸先生都折合成美元(因為當時偽幣不斷貶值,難以計數,老百姓私下裡有美元黑市交易)寫成借據,在抗戰勝利後都陸續清還了。從這點也可見陸先生一絲不苟的耿介性格。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4)   
  陸先生儘管自己生活困難,仍不忘接濟和幫助其他受苦人。一次,陸家變賣了些衣物從西苑換來兩小袋玉米,陸先生和卓明背著玉米到海澱去加工磨成棒子面。回來的路上,看見原來在燕大當臨時工的老張的老母親餓死在路邊,身上蓋了半張破席,頭露在外面。過路的人說:死了人露腳別露頭呀!陸先生便叫卓明用破席把死者頭蓋上,可腳又露了出來。後來,一些燕園故舊湊錢把她掩埋了。還有一次,有一位書商送給陸先生一點麵粉和一小包白糖。那一點點白糖陸先生硬是分成了許多份,分送給附近的病人當藥引子吃了!一位婦女來說 
  ,她的公爹和男人都病得爬不起來了(其實主要是餓的),求乞兩小包白糖當藥引子。這是最後的一點白糖了,陸夫人給了她,並難過地勸說道:「明知老的沒救了,兩小包都給年輕的或許還有用!」老人第二天就去世了,而年輕的也只多挺了一個星期! 
  陸先生在受著監視、生活困難的環境中,仍然致力於學術研究,他的漢語語音學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除修訂《古音說略》、《詩韻譜》等著作外,還努力研究近代漢語音韻,也就是關於普通話語音史的探索。前人的研究,著重在文獻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證疏釋,而陸先生則從語音史的角度探討近代漢語語音的形成和發展規律。他在這一領域涉及的廣度、深度是前所未見的。他把11世紀到17世紀出現的幾種重要的音韻資料作了比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現代語音學的原理對其所代表的音系,進行描寫和說明,提出對近代漢語音韻發展的新見解,寫了《釋中原音韻》等九篇論文,集成為《古官話音史》(他去世後出版)。書中的處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也有獨到之處。 
  在成府村舍中,陸先生每每蹺足遙望那久已蒙塵的燕園,心潮起伏,熱淚盈眶。這時陸先生的心中即已期望著不久的未來,大地重光之日燕京大學復校之時的重大任務了。 
  1943年下半年,日寇的監視開始漸漸鬆懈了些。儘管陸先生是從敵人監獄中被判刑而緩刑放出來的受監視的人,燕京大學的同仁和學生們仍不斷來家探望。有時幾個人坐下來吃點茶,談談心,分析分析時局,交換一些有關戰局的看法,甚至偷偷地收聽短波廣播新聞。這樣,大家對形勢看得越來越清楚了,深知不要多久,侵略者就會失敗,從而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此外,大家也數次談論研究過燕園重光之日要做的工作。 
  經常到陸家作客的人中,有些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地下工作者,像費璐璐、劉仁樹同志等。陸先生對他們的為人和他們所做的工作是清楚的,他曾不同程度地支持過他們的工作。例如費璐璐同志常為解放區採購藥品,而藥品又很難一下子直接運到解放區去,於是她就利用陸家做中轉站。白天趁敵人不注意的時候把藥品運出城,儲藏到陸先生家廂房裡,等方便的時候再轉運到平西解放區去。敵人怎麼也想不到陸家在被監視的情況下還敢做這種事,而費璐璐正是利用了這一點。而陸先生也並沒有因自己是敵人注意的人而不敢支持這項工作。愛國主義和正義感在陸先生蒙難之時變得更加深了。 
  在成府村閒居的幾年中,和陸志韋先生最談得來的人中有一位藍公武先生。藍公武要去解放區的前夕,與陸先生促膝長談,打算約他同行。陸先生這時心裡非常矛盾。誰不想逃出敵寇的桎梏,奔向自由的天地,投身抗日的大業呢?他已認識到共產黨以謀求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為己任,人民信賴共產黨,跟著共產黨有可能實現自己從小就幻想過的平等社會。但是,他同時也想到了家,在敵人監視期間,陸夫人含辛茹苦操持家務和教養子女,吃盡了苦頭,現在他怎能忍心拋下她和孩子們出走,而且他們又不可能與自己同行。還有一樁,就是他出獄時是由張子高先生做保的,自己一走,保人可就吃苦了。經過反覆思忖,最後只得放棄跟著藍公武一起走的想法,含著羨慕的眼淚送別了他。 
  重建燕京大學,領導復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億民同慶,萬眾歡騰。 
  8月16日,陸志韋先生等燕京大學同仁到城內去歡迎被日本侵略軍關押了四年、剛剛恢復自由的司徒雷登。次日,陸先生約同洪煨蓮、林嘉通、蔡一諤、侯仁之等五人,與司徒雷登在東交民巷三官廟開會,研究了有關接管燕園、清查校產、召集舊日教職員、籌劃復校事項。決定成立復校工作委員會,由陸志韋先生主持復校的一切籌備工作。 
  這時,日本侵略軍尚未徹底放下武器,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也未飛來,北平城內還處於混亂狀態。一些原燕京大學的教職員工在學校被侵佔的四年中,或以做苦力、干零活為生,或靠當賣度日,寧肯餓死,不肯降敵。如今終於盼來了勝利,並聽說陸志韋先生在組織籌備復校工作,大家奔走相告,紛紛趕來報到。當時,有的淪陷時期為日偽做過事的原燕大教職員也想回來。陸志韋對他們的態度是:淪陷時期低薪被迫掙口飯吃而又無大罪的,可以回來;高層人員任偽職的,不得回來。足見陸先生既寬宏大量,又堅持原則。 
  8月21日,燕京大學復校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並立即投入工作。委員會以陸志韋先生為首,工作班子裡有各個學科的知名教授,也有教務、總務等處室的骨幹人員,還有一大批中年講師、助教以及當年被迫輟學的高年級學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大家不計報酬,不分職位高低,在慶祝抗戰勝利的狂歡之餘,專心致志投身於復校和籌備工作。 
  8月23日,日寇投降後的第八天,一支燕京人的隊伍,在陸志韋先生的帶領下,邁步重新走進了蒙恥忍辱近四年的燕園。 
  燕園的大門半閉著,校內的草坪上,雜草叢生,垃圾遍地,破碎的文件紙張隨風飄蕩。日偽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正準備撤離。未名湖水十分混濁,水面上漂浮著雜物與泛起的沉渣。房舍門窗支離斑駁,室內傢俱、書籍狼藉滿地。真是滿目瘡痍,不堪入目,好端端的校園竟被糟蹋得不成樣子! 
  已經投降了的侵略軍軍部仍欲拖延交還燕園的時間,經過交涉,他們答應先交還校園的一部分。8月26日,復校工作委員會即派人接管了燕園的南部,也就是當時的女部區域。 
  陸志韋先生認為,當時已是8月末了,秋季學期即將開始,為了多為國家培養中興人才,早日復課是必要的。但時間已十分緊迫,各方面的條件也很困難。怎麼辦呢?於是他發動大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結果一致認為,時間再緊也要爭取,困難再大也要克服,無論如何一定要爭取早日復課!四年的時間已經讓敵人給搶奪走了,勝利後的時間不能再稍有耽誤。最後,陸先生與大家議定:先招收一個年級的新生,力爭在10月份開學。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5)   
  9月1日,教務處的復校工作班子開始在燈市口公理會內借地辦公,投入大批人力準備招生報名、入學考試以及復課開學的各項準備工作。緊接著在平津等地報紙刊登招生廣告,預告9月12日開始報名,22日至23日在平津兩地舉行入學考試。 
  新生報名、考試的一切工作都嚴格按照燕京大學原來的辦法和程序進行;一切表格與考卷也和以前的格式相同。就連「智力測驗」這門燕京特有的考試科目,也完整地趕擬出試題 
  來。整個工作完全體現了燕京大學戰前的特色。 
  燕京大學復校並開始招生的消息一經傳出,大批青年學生趕來報名應試,其中有輟學數年堅持等著勝利的青年,也有已經在其他學校就讀著的學生,報名人數之多超出了預料。原來只打算招一個年級的新生先復起課來,但為了照顧廣大青年學生的願望,陸志韋先生與復校工作委員會經過研究,決定多招一個年級的預備班,給入學考試中在某一科目上稍差一點點的學生以就讀的機會。 
  考試、判卷、計分等一系列繁重而又細緻的工作,在僅僅一周的時間裡完成了。陸志韋先生帶領全體教授、講師、教員親自動手,出色地完成了新生錄取工作。 
  10月3日新生發榜。同時,由招生委員會向被錄取的新生發出錄取通知。一些趕來報到的老同學還按照燕京老傳統組成了迎新工作委員會,新生錄取通知書中同時附上了迎新工作委員會給新同學的祝賀信和入學須知等。這一切都一仍舊制,是許多教職員和老同學千方百計搜集整理、趕印出來的。 
  10月上旬,燕園南部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面貌煥然一新。復校工作委員會組織人力,幾天裡就把學生宿舍四個「院」和適樓的一些教室佈置停當,為新生來校上課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0月8日新生報到。東城米市大街青年會前一片歡騰氣象。一張張剛剛洗去淪陷時期飽受屈辱的淚痕的臉,幸福地微笑著,興高采烈地擁向新生報到處。老同學和中年教師們忙著接待。那時,燕京大學原有的校車已不知去向,復校工作委員會就從投降了的敵人那裡接管了四輛軍用大卡車,把新同學一車又一車地接送到了燕園。 
  10月10日上午9時,復校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在貝公樓舉行,禮堂裡濟濟一堂。老師們都找出了封存多年的各色各樣的學位禮服,戴上了四方博士帽。陸志韋先生容光煥發,神采奕奕,闊步走上主席台,主持了開學典禮。這一年,燕京大學分別在北平與成都兩地開學。 
  「當……當……」未名湖畔土山上鍾亭裡的古鐘,在沉寂了1036天之後又敲響了。聲音洪亮、餘韻雋永的鐘聲,伴著燕園人的歡聲笑語在天空中迴盪。它仍舊按照燕園人的習慣,恢復了每半小時一次的報時。 
  陸志韋先生在領導復校工作期間,以超人的精力、出色的組織能力和認真負責的精神,奇跡般地完成了各項工作。那時司徒雷登正忙于飛渝會見國共兩黨領袖,隨後又蒞蓉視察戰時燕大,校政主要由陸先生主持。在短短的個把月時間裡,陸先生和洪煨蓮、侯仁之、林嘉通、蔡一諤先生等共同組織起學校的教務、總務、財務、學生生活輔導等方面的工作班子。在教務方面,組織起了文、理、法三個學院的教師隊伍以及預備班的教師隊伍。圖書館也加緊進行了整頓,並準備先開放一個大閱覽室。復校開學一開始,就開出了文、理、法等三個學院的必修課和幾十門選修課。 
  當時,由於時間十分緊迫,有人主張先開些大一年級的必修課,用上大課的辦法,先開起學來再說。可是陸志韋先生及幾位復校工作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認為,辦學就要認真辦,燕京大學就是燕京大學,必須保持和發揚它的傳統和特色,再困難也要按燕京的優良傳統保質保量地辦好。在這一點上也體現了陸先生等一絲不苟的治學作風。在陸先生等人的號召下,各學科的知名教授熱忱地響應,例如鄧之誠、聶崇歧、前獨健、趙紫宸、李榮芳、高名凱、侯仁之、胡經甫、褚聖麟、蔡鎦生、林昌善、徐獻瑜、沈道璋、趙承信等,都擔負起大一各科概論課的教學任務。 
  這些知名學者,在淪陷期間沒有屈膝事敵,而是堅持真理,大義凜然,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抗戰勝利後,他們也沒有居功邀賞或稍事休息,而是空前熱情地、忘我地奮鬥在復校工作第一線。先生們大都沉痾未癒,身體孱弱,但卻精神抖擻,努力工作。沒有教科書就自編講義,沒有教具就土法製造,理科實驗開不出來,就先畫圖講解,來年暑假再補作實驗。大家的共同心願是:一定要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精神重新發揚;讓美麗而恬靜的燕園再煥發青春;讓久居鐵蹄下的苦難同胞們從這「野火燒不盡」的民心中看到希望;讓還盤踞在校園北半部的敵寇們看看我們中國知識界的力量;也要讓那些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爭名利爭地盤而遲遲不能辦好受降接管工作的國民黨當局的大員們看看和比比。 
  從8月15日日本軍國主義者宣佈無條件投降,到10月10日燕京大學復校舉行開學典禮,這期間僅僅56天!在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要把一所被敵人武力侵佔近四年的綜合大學恢復起來,有許多事情要做:要接管並維修校園校舍;要召集並組織起教職員工的隊伍;要進行新生入學考試及評卷錄取工作;要準備開學開課,準備教材教具,還要安排好教職員工及學生的生活……此外,一方面還要與已經投降但仍極為傲慢、狡猾的敵人交涉追索校產,逼促他們及早全部交還校舍校產,追錄已經散失了的學校檔案資料;另一方面還要與美國教會學校托事部取得聯繫,以獲取辦學的經費。更令人氣憤的是,還要與那些從後方飛來或就地搖身一變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周旋。陸志韋先生帶領復校工作委員會的同仁們就是這樣嘔心瀝血、事必躬親、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終於把這項按常情在短短五十多天的時間裡難以辦到的事辦成了! 
  燕京大學復校了,幾百名青年人歡欣鼓舞地湧進了燕園,未名湖畔又出現了莘莘學子的身影;朗朗讀書聲又伴隨著校鐘的洪亮響聲在湖光塔影中迴盪。那些還賴在校園北半部的日本侵略軍的殘兵敗將坐臥不寧,再也賴不下去了。10月19日清晨,太陽剛剛升起的時候,最後一群日本侵略者丟盔棄甲,灰溜溜地夾著尾巴滾出了燕園。 
  重主校務 
  復校後,陸志韋先生任燕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代理校長,司徒雷登仍為校務長。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學的創建人之一,從1920年起一直是燕京大學的校長或校務長,1945年秋季燕京大學復校以後司徒雷登即不多過問校政。正當以陸志韋先生為首的復校工作委員會忙於招生、籌備復校之際,司徒雷登啟程赴重慶、成都等地。同年11月,美國托事部召司徒雷登返美述職,翌年7月,美國政府任命他為美國駐華大使。所以燕京大學當時的學校行政工作實際是在校務委員會的領導之下進行的。校務委員會除陸志韋先生任主席外,洪煨蓮先生、林嘉通先生、蔡一諤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都是復校工作的中堅力量。復校初期,學校由於被侵佔四年而元氣大傷,校舍破損,校園荒蕪。加上因國民黨接收大員橫徵暴斂,社會百業蕭條,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因此學生生活日益困難,學校經費也因美國托事部一再削減撥款而十分拮据。作為代理校長的陸志韋先生主持全校行政工作,日理萬機,教務處、總務處和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的許多具體問題,都要由他來解決,而且還要不斷和美國的托事部打交道,確實耗費了他許多心血。他曾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那時物價飛漲,學校經費十分拮据。我要對付美國托事部,要做我最不喜歡做的事,就是向洛氏基金會爭取撥款。為此,要接待應付在華或來華的美國人,還要對付國民黨各派系的人物干預學校。由此可以想像他當時工作量之大,困難之多。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6)   
  陸志韋受的是美國教育,到燕京大學來也是在幫美國人辦學,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對美國人的態度是不卑不亢的,並無一般人所認為的那種洋奴相。他曾說過:「是美國人出錢辦的燕京大學,但燕京大學不是為美國人辦的!」並常常以「盜泉之水,可以灌田」這句話,表明他的辦學態度。燕京大學的同仁們常說:「只有陸先生敢和美國人反駁。」美國托事部的做法是要人們按照他們的想法辦學,而陸志韋先生卻一貫主張要按中國的需要來辦學。為此,在與美國托事部打交道中經常發生爭執。1941年初,美國教會在中國辦的13所大 
  學的托事部要成立聯合托事部,組成一個系統,按一個模式辦學。陸志韋先生對此堅決反對,他主張按中國的需要各自辦好學校。他的意見雖為大多數中國教職員所擁護,但卻沒有被美國方面所接受。例如燕京大學要辦工科的問題,從30年代末期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燕京有些人士就議論過。戰爭之後大家更加認為,中國必將興起建設的高潮,因此中國需要大批工科人才。特別是陸志韋先生,他一貫認為要振興中華就要發展科學技術事業,大力培育科技人才,使我國以科學技術的優勢,躋身於世界上先進國家、民族之林。燕京大學過去曾辦過制革、化工等應用學科,培養了不少實業人才。在此基礎上再加以擴大,辦起機械、電機等工科是很切合實際的。1945年復校之後,在陸志韋先生的倡議下,開辦工科的意見又一再被提了出來,但托事部卻不肯答應。最後,陸先生不顧托事部的干擾,向國內一些民族資本家募集捐款興辦了工科課程。對此,托事部聲稱不承擔責任,並且一直耿耿於懷。 
  1946年夏初,成都燕京大學決定復員回平,師生們分批陸續北上。陸志韋先生主持了迎接復員來平師生的組織接待工作和蓉平兩校間的各項協調工作。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曾擬邀請陸志韋先生出席廬山會議,陸先生聞訊後即向校內同仁們明確表示不去!會後,蔣介石派人送來一枚「勳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時期所表現的民族氣節。陸先生從樓上把勳章拋到樓下,說:「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還發什麼勳章!」並寫了一篇四六文,勸他們放下屠刀,諷刺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又發動內戰。 
  陸志韋先生不僅對蔣介石,對國民黨其他派系人物也持這種態度。李宗仁為了通過陸志韋與司徒雷登拉關係,於勝利後的一天,攜夫人到陸家。尚未進門就大嚷:「陸校長,我來過田園生活。」落座後談話中,已流露出意圖。於是,陸志韋馬上對次子卓明說:「你去帶他們游燕園,過田園生活吧。」遊園回來,陸家已煮好自種的老玉米,陸說:「每個人吃兩個。」這樣,始終未容李說出自己要說的話。 
  大約在1947年末或1948年初,胡適先生來訪,談話間談到了國內形勢。胡適先生勸陸先生把燕京大學遷到南京去。這時候在燕京人內部也有人在議論著是否南遷的問題。陸先生說:「我不走。……誰要走,自己走。要校長下令南遷,不可能!」這樣,胡適與陸志韋先生從20年代開始的友誼就此結束了。 
  1947年至1948年間,學生運動處於高潮中。有一個國民黨人對陸先生說:共產黨在燕大都鬧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裡面,你也不管管!陸先生回答說:燕大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學生們追求真理有什麼可指責的?連美國教員也支持學生呢! 
  學校經費在聯合托事部不斷削減撥款的情況下日感拮据。托事部想從經濟上使陸志韋先生就範,陸先生與托事部的矛盾越來越大,終於在1947年暑期矛盾激化。陸志韋先生一怒之下,藉故休假一年,不理校政。但他仍留在校內,一方面休養身體,一方面讀書。那時,國內解放戰爭已轉入反攻階段。陸先生對時局十分關心,雖然休假在家,但總是為校內行政權逐步落入外國人之手而擔心。因此,他時常還要以在野身份出面干涉。學生們對陸先生是十分敬仰的,他們說陸先生好像一位慈祥的父親。由於陸先生的高風亮節和對同學的愛護,使同學對他不但有崇高的「敬」,而且對他還有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愛」。 
  1947年除夕,學生會邀請陸志韋先生在全體師生新年同樂會上講話。陸先生一上台,台下便掌聲雷動,達四五分鐘之久。下面摘錄當年《燕大雙週刊》第52期上的一段記載: 
  ……陸先生講演大意說:在目前這個年頭,完全不感覺苦惱的人當然是麻木、墮落,然而快樂的人不一定都是墮落。從心理學觀點看,一個人的苦悶、悲哀、煩惱,都是沒有接近生活的表現。一個人如果真正面對生活,則不論環境怎樣困難,心情怎樣痛苦,他都是快樂地、振作地奮鬥下去。因此,他覺得今晚舉辦的新年同樂會並非沒有意義。他又舉北平人過舊年的對聯:「人過新年,二上八下;我辭舊歲,九外一中。」他說:二上八下者包餃子,九外一中者捏窩窩頭。今年物價這樣漲,教職員或者還可以湊合吃頓餃子,大多數學生可只有吃窩窩頭了。由此證明人的慾望非常簡單,過新年只不過要求吃頓餃子而已。……凡是生活在燕京的,不論嘴裡怎樣說與民同樂、民主,但實際生活並未與民眾連在一起。環境越困難,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越會感到這一點。1948年中國的情形將更壞,可能演變到人吃人的地步!但大家不要以為中國無希望。如果有飯吃的人都肯對無飯吃的人發一點慈悲,也許有點希望!反正明年吃苦是定了。但無論怎樣今晚也該樂一樂,這樣才有點人的樂趣。……(《苦中作樂之新年同樂會》) 
  陸志韋先生在講話中還展望了1948年的形勢,他明確地指出,局勢快要變了,但是天快亮前更黑暗,1948年的環境會更加困難,大家要有思想上的準備。為了迎接光明的到來,大家還要度過一段更加艱難的日子。陸先生的講話,引起了與會同學和教職員工的共鳴。 
  支持愛國反蔣的學生運動 
  1948年夏天,面對越來越嚴酷的環境,在各方面人士苦苦相勸之下,陸志韋先生斷然挺身而出,力撐危局,復任燕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這是因為形勢逐漸惡化,只有陸志韋先生才能應付國內和國外的局面。在陸先生休假期間,原代理校務長的美國教授竇維廉已調去協和醫學院任教,燕京大學便沒有再請校務長,只是找了個美國人作校務委員會的執行幹事,以便於同托事部打交道。因此,陸先生在燕大師生的心目中,實際上就是校長了。這時,國內的形勢日益緊張,國民黨在軍事上屢遭失敗的情況下,對各大學進步師生的迫害日甚一日。同時,學生運動也就一浪高於一浪。在歷次的反迫害、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中,燕京大學的教職員工在陸志韋先生領導下,總是千方百計地支持學生,保護學生。除了發表支持的宣言外,每當學生們進城去遊行示威,總會發現有中外教師緊跟著。有人誤以為是在監視,其實這都是受陸志韋先生的委託來保護學生的。每次遊行勝利歸來後,總會有學校派來的汽車把體弱的同學接回去。遇到有國民黨特務或警憲搗亂,外籍教師就會出面把他們嚇回去。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7)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的北平特別刑事法庭對燕京大學31位同學發出拘捕傳票。當天的各地報紙上也都刊登了國民黨對全國範圍內各大學學生的拘捕傳訊名單,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單」。19日晨燕京大學便被國民黨軍警包圍了,並要進入學校搜捕。當時正是暑假,黑名單上的31人中,有些同學已經畢業離校,有的是暑期回家了,但也有些同學留校未走。作為校務委員會主席,陸先生挺身而出,一方面與國民黨當局交涉,以贏得時間,一方面採取措施,勸說名單上的同學緊急撤離。到當日下午2時名單上的同學都已安全撤離 
  學校之後,陸先生才與國民黨派來的軍官開始了談判,講好約法三章:(一)軍隊不入校,徒手警憲進來三四十人。(二)只查人,不查物件;只查學生,不查學校。(三)只查名單上的學生,不查不在名單上的學生,他們無論有無嫌疑皆不得逮捕。並提出學校不予合作,只派校警領路,其餘一切由警憲負責。陸先生把這一切通知了學生自治會,並表示:「如果警憲臨時交出第二批名單,校方絕對不予理睬,並立即向當局提抗議,就說學校沒法辦了,請他們接管好了!」 
  下午4時左右,來了60多名警憲,準備進校搜查,陸先生按約法三章議定的條件,只讓40名警憲徒手進校,並召集全校師生到貝公樓大禮堂講話。 
  會場內擠滿了師生員工,講台下國民黨警憲虎視眈眈。當陸先生步入會場時,全場鴉雀無聲,每個人的心都像灌了鉛似的沉重。陸先生態度極其嚴肅,內心的悲憤凝集在他的目光中。他的聲音有些哽咽。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這樣的聚集,在燕大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從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點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點鐘。所不同的,那一天來的是仇敵,是日本人,今天來的卻是我們的同胞!是同胞,將來共患難的日子還多著吶!」聽到這裡,不少師生飲泣起來,而會場上的國民黨團長和警憲們卻都臉色蒼白,侷促不安。陸先生接著說:「軍警搜查學校,在民主國家是非常事件。但是,學校說的話已不能見信於人,我們沒有力量拒絕搜查。而且我站在學校行政的立場上,對於『非常』時期的『特殊』法令,連意見都不能表示。」他深知師生們對此無比憤慨,他再三地解釋說:「我並不是怕事。我出生入死,是曾為中華民族經過患難的……我對於同事們負責,特別中外籍教職員,因為用民主的眼光來看,今天你們會看見看不慣的事。我作為中國人,只有慚愧!同學們要守紀律,有話事後再說,一切由我負責。……凡是不屬於本案(指「八·一九黑名單」)的人,不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許逮捕。關於這一點,我用性命來擔保!」說到這裡,陸先生悲憤之情凝於眉梢,眼含熱淚,注視台下,神態嚴肅至極。台下師生靜聆陸先生講話,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空氣好像都凍結了。陸先生的話像一支利箭刺向國民黨反動派,在場的軍警呆若木雞,不知所措。 
  學生自治會本來要求派代表監視警憲的行動,被陸先生勸阻住了。陸先生還表示說:「中西教職員,要有不放心的,你們可以跟在後面觀察觀察,將來有個見證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們去,你們自己負責。」於是40名徒手軍警憲,後面跟隨了一大幫中外觀察者,由校警領路去校內各處搜捕黑名單上的30名學生(原為31名,其中吳其進已畢業留校兩年,曾經被拘捕並由校方保釋)。當然,陸先生心中有數,結果是一無所獲。 
  陸先生的講話,鼓舞了同學們與反動勢力鬥爭的勇氣。學生自治會在被搜捕後發表的《抗議全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告社會人士書》中,引用了他開頭的幾句話,並對陸先生的愛國行動予以肯定。 
  迎接解放 
  1948年秋天,局勢急轉直下。東北即將全部解放,四野大軍準備進關,國民黨的殘兵敗將麇集平津。這時,平津各大學紛紛議論是否向南撤退的問題。胡適曾向陸志韋先生發出向南遷移的邀請,燕京大學也有些人動搖了,也來遊說陸先生,勸他作出燕大南遷的決定。幾年來,陸志韋先生逐步看清了國民黨腐敗、專制的本質,對它已不存在任何幻想。而通過與進步學生和共產黨人的接觸,對共產黨已有了一定的認識,特別是和葉帥的交往,對他影響很大(軍調部在北平時,葉劍英同志去訪問過他,贈給他毛主席著作和從延安帶來的毛毯)。因此,他拒絕了胡適南遷的邀請,胡適走的第二天,他和卓明談起此事時說:「誰要走,自己走。要校長下令南遷不可能。」他並與燕大主張南遷的人展開激烈的辯論,指出燕大絕不南遷,原因是:第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一定會過得更好些;第二,要撤退,退到哪裡去?無處可去,因為全國都會解放;第三,學生必須留下來,他們的前途在此地,我也要跟他們一同留下來。在陸先生和大多數進步教職員的支持下,燕京大學決定留了下來。這也給南方的各教會大學作了榜樣。當然,陸先生當時並不知道他的決定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與「八·一九黑名單」的災難同時降臨到人民頭上的是金圓券。那是國民黨政府通貨膨脹、經濟崩潰的必然結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學生生活之苦可想而知。1948年春季開學,報到學生845人,其中425人獲得了助學金。到秋季開學時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申請各種救濟。那時,學校經費也十分短缺,美國托事部經常以各種借口延宕撥款,而物價飛漲,朝夕有別,教職員工的生活也受到威脅。陸先生一方面向托事部力爭,一方面在國內向民族企業家求援,千方百計把燕大維持下去。 
  解放戰爭的炮聲自遠而近,遼沈戰役之後,東北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華北人民解放軍也盡拔京畿附近各城,戰爭已逼近北平了。1948年12月11、12日,國民黨的軍隊像潮水般地沿著公路從西北方向往城裡撤退,有騎兵,有步兵,也有機械化部隊,白天擠滿了道路,夜裡在燈光火把的照明下也在撤。看來人們企望已久的日子快到了。為了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垂死掙扎,學生自治會組織了護校活動,外籍教員也參加了日夜值班。西校門正在交通要道上,為了避免亂軍闖入,就關閉起來,並由幾位外籍教員值守,以應付那些見了同胞像凶神、見了美國人像孫子的國民黨殘兵敗將。陸志韋先生以及學校其他負責人,通夜在臨湖軒值班應變。 
  12月13日,天色陰沉,冷風陣陣。隆隆炮聲從西北方向傳來,隨後又是不斷的機槍聲、步槍聲。過不多久,打開校門一看,已見不到國民黨潰逃的軍隊了,路上靜悄悄的。槍炮聲自清晨至黃昏斷斷續續,並且延續了一夜到天明。全校師生幾乎全部通宵未眠,緊張的氣氛中夾雜著歡樂的情緒,因為不言而喻,天快亮了!夜裡,在校園北側的圓明園舊址裡發生了前哨戰,密集的槍聲就在咫尺之外,照明彈的白光劃破了燕園的夜空,流彈已飛進朗潤園,打到了小山坡。15日黎明前,有人輕輕拍著西校門,說:「開門吧,別怕,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一位美籍教員半信半疑地讓校警把門開了個縫,他發現在門外站的不是國民黨的軍人,而是一位十分年輕的解放軍幹部和兩個士兵。這位幹部沒有佩帶武器,而那兩個士兵是全副武裝。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麼和善:「請問在戰鬥中燕京大學有沒有受到損害?」又問:「燕京大學是否需要什麼幫助?」看來,這個日子終於到來了,燕園解放了。   
  陸志韋與燕京大學(8)   
  陸志韋先生在12月16日召集教職員開會,他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解放了!」 
  他提醒大家說,這個變革是個偉大的變革,是比起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換代或是革命都要偉大的變革! 
  就在北平圍城、燕園解放、城內外電話尚通的日子裡,國民黨人隔著火線,在電話裡向 
  陸志韋發出最後「召喚」。正巧陸志韋不在家,卓明根據父親的意願回答說:「我們不走。」陸志韋回家後,同意兒子的答覆。他輕鬆地說:「不要管它,我們看解放軍去。」他不但決心留下來,而且對在燕京大學工作的絕大部分中國人都願留下來而感到高興。他願和他們一道把燕京大學維持下來,把這座國際上有聲望的大學從美國人手裡接過來,轉交給自己的祖國。他懷著美好願望,領導燕京大學,走向新的時期。 
  (選自《文史資料選編》第40輯,1991年出版)   
  張壽鏞與光華大學(1)   
  文/王慧章 
  在五卅反帝愛國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後,社會上傳誦著古代的一首《卿雲歌》,其中有兩句歌詞是: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上海有兩所中國人自辦的著名的私立大學,一所是馬相伯先生辦的復旦大學,另 
  一所就是張壽鏞先生辦的光華大學,兩所校名都取自這首《卿雲歌》。復旦、光華,象徵著復興中華,反抗帝國主義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紗廠職工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傷多人,工人罷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聲援這一反抗運動,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的口號。公共租界的英帝國主義就開槍屠殺我愛國同胞,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五卅慘案」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愛國反帝怒潮,從上海擴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漢口、長沙、青島、重慶、海豐、陸豐等大小近500個城鎮,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五卅運動」揭開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華大學就是這場愛國運動的直接產物。 
  英國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黃昏,有個原聖約翰肄業並曾目擊慘案真相的交通大學的學生聶光樨奔至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辦的一所教會大學)報告這一事件,全校的空氣頓時震盪。當晚學生們就集會商議,決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慣例去學校教堂做早禱,而是去思顏堂開會,並約好也是聖公會辦的幾所中學的同學前來參加。6月2日再次開會,決定於6月3日在大學圖書館前升起中國國旗。30多年來,聖約翰大學的旗桿上一直飄揚著美國國旗,而這次卻升起中國國旗,顯示了久被壓抑的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甦醒。 
  誰料未隔多久,同學們發現國旗被校長卜舫濟奪去,經推代表交涉無效,於是向童子軍團借了一面,仍懸半旗,為五卅慘遭屠殺的烈士志哀。一時掌聲雷動。卜舫濟聞聲出現,勃然大怒,蠻不講理,將旗擲地,踐踏於腳下。當場宣佈:學校從當天起放暑假,全體學生必須立即離校!同學們壓不住心頭的怒火,附中同學楊子英睹此情況,放聲大哭,憤慨地說:國旗橫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體離校,許多愛國教職員工也紛紛響應,這就是歷史性的「六三」離校事件。 
  籌百年之大計兮,信根本在樹人 
  從聖約翰大學離校的師生員工決心訴諸社會,另建學校。獲得許多學生家長的支持,特別是一些愛國的社會賢達的贊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張壽鏞和王豐鎬(省三,1858-1933年)兩位先生。 
  「五卅慘案」爆發,張壽鏞適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滬道尹。他對帝國主義者殘酷屠殺中國人民,激起無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報仇雪恥,主張教育救國,籌百年之大計兮,信根本在樹人。「六三」離校事件後,他一方面以淞滬道尹的身份與英國帝國主義租界當局進行交涉,處理善後,同時應聖約翰大學大批離校的師生員工要求,立即著手籌辦光華大學。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熱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務人才。光緒六年(1880年)補博士弟子員。光緒二十一年到宣統初年(1895-1909年),他曾幾度隨從出使西歐各國,並當過駐日使館的參贊和橫濱總領事,辦過鐵路、煤礦,主管過洋務局、農工商礦局、電話局等,後來又擔任浙江交涉使。民國七年至十四年(1918-1925年),先後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員和淞滬督辦。晚清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舊中國涉外人員,畏帝國主義如虎,以荏弱屈服、喪權辱國聞名。可是這位官職並不太高的王省三,卻不畏強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內,曾經驅逐擅自在杭州城內開設洋行的日商,還收回被強佔的寶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和張壽鏞都有子弟在聖約翰大學、中學讀書,「五卅慘案」發生後也都離校了。王省三走訪張壽鏞,曾經有這樣一段話:國旗辱矣,學生逐矣,悲憤淒慘之情狀,雖在道路尤為傷心,況兩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滬西法華鄉(舊大西路底)置有地產六十畝,表示願意捐獻,建築校舍,創辦大學,以容納從聖約翰離校的師生員工。他表示:這些地產,本來是打算遺給家屬的,如今我已經和家人商量,與其日後讓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興學,讓大眾子弟受益。他還對張壽鏞這樣說:收回教育權,固吾志也。張壽鏞、王省三辦學的倡議,得到另一位學生家長、曾任江蘇省交涉使的許秋帆的贊助。其時,王省三、許秋帆都已年邁,公推張壽鏞為創建的光華大學校長。第一批師生員工550多人就是從聖約翰大學憤而離開到光華的,從此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這樣一所著名的高等學府了。 
  創建光華大學,不辭奔走呼號 
  1930年,即光華建校後5週年,張校長曾寫過一篇《光華五週年紀唸書序》,其中有一段談到當時創校的艱辛:方其經營之時,狂奔疾走,呼號相及,借甲償乙,補屋牽羅,托缽題緣。這一點,頗似張伯苓先生之創辦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可以說也是托缽題緣來的,有人因此背後說張伯苓先生為化緣的老和尚。 
  為了急於安置聖約翰離校的師生員工,開始時在上海霞飛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東湖路)租賃了校舍,並在楓林橋蓋了十多間茅舍作為中學的講堂。《序》中描寫當時的情景說:篳路藍縷,疲於奔走,凜凜焉懼風之飄搖!中學的學生以茅屋為講堂,寒天暑地,眩湧其中,師若弟宴如也。張校長寫這篇《序》時,已度過困難時期,不僅建立起了大學和中學校舍,還蓋起圖書館和體育館等。他聘請著名的教育行政專家朱繼農為大學教務長,廖世承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陸士宴),繼而延聘到許多國內著名學者教授。當時社會輿論認為上海各大學的師資,以光華為首。 
  張校長創辦光華大學的中心思想是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教育權,他認為要使國家盡善盡美,必須植基於大本大原,而這個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說的百年樹人。 
  光華大學有座六三堂。是為了紀念聖約翰大學反帝愛國師生「六三」離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啟發國人深沉純摯之愛國觀念,以無負聖約翰離校師生之義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資產階級的有志人士,他們的愛國感情常常表現在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前者是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對民族經濟的壓迫和掠奪,後者則是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張壽鏞先生在創辦光華大學時曾說:這所大學締造之艱,非身歷其境者不知也;後來六三堂建成,又說:及其堂構即成,居息得所,明窗淨幾,左圖右書,萃佳子弟與良師益友濟濟一堂,油然喜樂,有不復記憶昔之所遭者矣!張校長認為,物質之建設難而實易,而精神之貫徹易而實難。   
  張壽鏞與光華大學(2)   
  張壽鏞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把光華大學辦好以來實現百年樹人的理想。為了進一步說明張校長的辦學思想和他對光華的感情,有必要瞭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場生涯和政治態度。 
  張校長的家世和早年經歷 
  張壽鏞(1875-1945年)先生,字伯頌,號泳霓,別號約園,鄞縣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書家、財政經濟家,為明末抗清就義的民族英雄張蒼水(煌言)的後裔。父親張嘉祿(1850-1900年),光緒三年(1877年)進士,光緒十五年(1889年)後,先後任山東道、雲南道監察史、轉兵科掌印給事中。甲午戰敗之後,曾慷慨上書,參奏李鴻章。他說李鴻章自日本人耀兵於疆起,始終主和議,因而屢誤軍機,讓葉志超孤軍海外,不增援兵,不派巨艦,而只派了一些小艇,甚至在天津設了糧台卻不運送軍餉,前線三軍彈盡糧絕,致使黃海一戰,定遠等五艦被擊沉,喪失了海權,威海、旅順陷落,終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他斥以李鴻章為首的丁汝昌、盛宣懷、張士珩輩為庸儒貪墨,朋欺朝廷。從那時起,到辛亥革命,張校長在江蘇八年,歷任許多差使,包括,仕學館提調、警察局提調、淞滬厘局提調等(按清制的提調,是在機關內部處理事務的職員,不是長官)。還當過布政司衙門專管財賦和人事的藩署總文案兼新政文案,海運會辦和度支公所宛榷科長。他的官職雖不大,但辦事能力很強,任藩署總文案期間,每晨5點鐘起床,至12點始入寢。辦公室分排了七張桌子,每張桌子上放著各類文件,而每個文件都要他這個總文案閱讀蓋章,否則藩司不閱。他說:我的經驗,根源於此,特別是後三個事務,直接與財政有關,為他以後在財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這裡附帶講一件發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發生在宣統三年(1911年),粵、湘、鄂、川人民反對所謂鐵路國有(實際上是清政府把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的鐵路風潮。風潮初起時,當年與袁世凱齊名的岑春□奏調張壽鏞入川處理,他道經武昌,那是在武昌起義前五天。當時在湖北的湖廣總督是殘酷鎮壓蘇浙農民起義發家的瑞澉,張壽鏞向瑞澉進言:革命黨在湖北頗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辦,突然結毒於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聽了笑著說:你中了張四1先生的毒了!張壽鏞聽了又直言進諫說,我不是為革命黨人說情,而是為政府愛護青年著想。革命黨人是殺不盡的。據他的《會議》中所說,他當時向瑞澉說這番話是大膽的,希望瑞澉會良心發現。然而這個愛新覺羅氏的末代皇裔,嗜殺成性,對人民哪裡會有什麼良心。據《清史稿》載,瑞澉照告密的名冊,按名捕之,捕獲了32人,嚴刑拷打,把其中3人處死,並命令追緝逃亡。於是湖北新軍騷動了(新軍有不少是革命黨人),3人被處死刑後第二天,武昌起義就爆發了。 
  當時,革命青年中有位帶頭人叫蕭湘,張壽鏞向瑞澉大膽進言時,蕭湘已被監視,也許礙於張謇和張壽鏞的情面,瑞澉沒有被逮捕,而是驅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後,張壽鏞見到了蕭湘,他說我說過革命黨人是殺不盡的,那被殺的幾個,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殺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為北洋政府理財 
  從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變」(1911-1931年),張壽鏞先後當了十多年的財政官員,為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理財,遍嘗官場生涯甘苦辛酸,終於長揖辭官,以辦學、編書為樂。 
  在北洋政府時期,他的第一個差使是辦上海稅務。這在當時被稱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為時僅三個月就卸任了。接著,從1912年到1915年,他應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請,當了浙江省財政司長(後改稱廳長)。由於他是浙江人,而且與朱介人相處較好,得以發揮他的才能,當時,浙江省的年稅收入連國稅在內只有1600萬元,辛亥革命時發了200萬元軍用,尚且有百萬元外債,財政十分困難。在他任中,把每年稅收平均提高兩千二三百萬元。除上繳國稅、收回軍用票、清償外債外,及至他離任那年,還庫余80萬元,老百姓的負擔反而減輕了。他採取幾個措施:第一是治亂。包括制定稅則章程,他不顧屬吏謾罵,嚴禁貪污和苛捐雜稅。第二是興業。照他的說法是調查土宜,振興物產,也就是利用浙江當地資源來發展生產,從發展生產中來增加國家稅收。從那幾年中,因收入上繳償債,用在地方建設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還是辦了些好事,如修建馬路,開闢西湖市場等。 
  從1915年到1918年,他擔任湖北省財政廳長。那時已進入軍閥混戰年代。湖北的財政比浙江更難治理,他以在浙江時的辦法,而且管得更嚴更細。曾做調查土宜、振興物產方案計兩三萬字,當時,湖北督軍是軍閥王占元,為擴充地盤和勢力,掠奪民財,增發官銀局鈔票。張校長不肯附和,就離開湖北。 
  1920年,張壽鏞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蘇省財政廳長。當時,江蘇督軍是李純,因張校長不是他的親信,被擋駕了,後調派為山東省財政廳長。但山東當權者強調魯人治魯,實際上也是變相擋駕,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動辭職離去。 
  此後,北洋政府數度調他去北京任財政部秘書、總務廳長、庫藏司長以及執政府秘書、上海南北和議秘書等,一度還在北京籌辦勸業銀行。然而張校長均不感興趣,自稱:此數年中,最無足述,流露了他對仕途的厭倦。 
  後來,張校長所寫的追憶詩作,很能說明他當時的心情: 
  我亦與君少年游,久恥文章互標榜。 
  相期願作太平民,坐看蘭階秀色上。 
  那識蘭芳猶昔時,荊榛遍起遂生悲。 
  但聽哀猿連臂叫,問天天醉天無辭。 
  滄海橫流震盪甚,區區何足擊皇慈。 
  又: 
  錙銖積累十三載,霧散煙消一剎那。 
  地窄雉飛雖帶箭,奮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運,洗淨甲兵造山河。 
  長歌激越聽者喜,曰吾流輩感蹉跎。 
  數度被軍閥擋駕,做了些最無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財政,卻歷盡坎坷,像只箭傷的鳥,然而他的心情卻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滄海橫流,聽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歲月,仍保持他昔時的蘭芳,說明他是有所抱負的。後來他決心不做官,專心辦光華大學,為再造山河創百年樹人的大業。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張校長在北洋政府統治的末期,又擔任浙江省財政廳長。當時浙江督軍是北洋軍閥盧永祥,屬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財政司長任內,清償積債,且有盈餘;第二次重任此職,積欠又達數百萬元,人民負擔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戰爭爆發,盧永祥戰敗下台,他也隨之去職。   
  張壽鏞與光華大學(3)   
  關於上海總工會的一段史實 
  1925年5—9月,張校長當了一百天的淞滬道尹。他在任職期間處理「五卅慘案」之際,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6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總工會成立。它與全 
  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和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結成了愛國反帝的統一戰線,罷工、罷課、罷市。慘案發生後,北洋政府派大員查辦,當時統治蘇、浙、皖的北洋皖系軍閥盧永祥派軍隊彈壓。但業已任命的淞滬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與英帝國主義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滬道尹張校長身上,慘案發生那天,有大批學生被英國巡捕逮捕,經過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釋了被捕學生。對上海總工會的成立,盧永祥知道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密令軍隊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總工會。張校長身為上海地方長官,堅決反對。邢士廉軍隊在上海,理應受地方長官節制,但是他堅持要按盧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總工會。張校長對他說:工會要改進是可以的,解散則不可以。如果你要這麼辦,我決不簽署。這或許是當時上海總工會得以保存下來的一個因素。 
  為國民黨理財到長揖而去 
  從張校長的家世、經歷來說,他與清政府是有些淵源的;但與國民黨卻無任何淵源。可是為什麼他又能歷任江蘇省財政廳長、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等要職呢? 
  張校長擔任這些官職時間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話:迨國民革命軍到達滬、寧,承蔣介石先生致電虞洽卿約我以談,始與蔣先生相見。時蔣先生欲以江、浙兩處財政相屬,我再三辭讓,結果以江蘇省府委員兼財廳任事。 
  這段話說明張校長與蔣介石初次見面,是在北伐軍初抵滬、寧,蔣介石叛變之前;其二,蔣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蔣介石為什麼會通過虞洽卿邀請張校長相見呢?這除了他們三人都是寧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為張校長在江、浙兩省和上海財政界、金融界卓有聲望。 
  國民革命軍初到上海時(1927年2月22日),軍費開支十分龐大,而財源涸竭。北伐出師時,曾發行公債1000萬元,但認購者寥寥無幾。國民革命軍第二任財政部長孫科接任時,攜帶《新債計劃》赴上海籌款,遭到當地以江浙財團為主的金融界一致謝絕。孫科吃了閉門羹,無可奈何!兩天以後,財政部修訂組織法,增設次長一人,由孫科慕名堅邀無淵源的張校長出任其職。 
  孫科也罷,宋子文也罷,他們堅邀張校長就任財政次長的目的,無非是利用他與江、浙財團,上海金融界鉅子如李馥蓀、錢新之、陳光甫、胡筆江等等的關係。 
  無須諱言,張校長當年確實在財政上給孫科、宋子文以至蔣介石解決過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於國民黨(他本人並非國民黨)把軍閥打倒之後,致中國於富強;但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卻使他很快對蔣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國泰民安,而蔣介石帶來的是越來越亂的亂世。這種心情的轉變可見諸他的一些詩句: 
  龍潭 
  初九龍為潛,野心來狼子。 
  末謂朝無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斷金,燦燃見易理。 
  (自註:龍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論也。) 
  詩中龍潭之役,是指北閥戰爭中軍閥孫傳芳對南京的反撲(1927年8月下旬,戰役發生於南京、鎮江之間的龍潭)。張校長身為江蘇省財政廳長,留在南京,為國民黨軍隊籌備軍餉。那次反撲以孫傳芳的失敗告終,但南京一度相當危急。他稱孫傳芳為狼子,贊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為仁、勇、知。他對打倒孫傳芳之流的舊軍閥是高興的,慶幸朝中有人。但後來事實證明,趕走了舊軍閥卻迎來了新軍閥,這也許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漢廷疏,長揖儲君去。 
  此去非鳴高,欲遂讀書趣。 
  聊反重由言,業豈籍官舉。 
  社稷與人民,典墳乃師傅。 
  深愧漆雕開,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顧。 
  己巳離潤州,辛未辭政務。 
  一身便覺輕,朝朝對緗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財政部任上,先後辭去江蘇省財政廳長和財政部次長職務。他認為:一個人要做出一番事業,並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別是當了30年財政官員,在他自己看來是「不堪回首」的。張校長在辭職後所寫的一詩云:「烏鵠不煩洗染勞,天然美質雪雲濤,飛飛雲月今宜息,豈畏風霜惜羽毛?」實是這種性情的寫照。 
  這裡還有一個故事,可能與他的「退休」有關。1929—1930年間,他的兩個兒子同時被綁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蔣介石說情,因為他知道蔣介石與上海大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的關係。宋子文去見蔣介石,不料蔣介石竟把臉一沉說:「贖票與綁票同罪!」這一下把張校長氣壞了,只得忍氣吞聲,東借西貸,拼湊一筆巨款把兩個兒子贖了出來。從此,他更加無意仕途,不願再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風霜歷練見明駝 
  許多事實證明,自從光華大學創建以來,張校長嘔心瀝血,全力辦好這所學校,他常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當年,在校學生張令杭家境清寒,由張校長資助就讀,並囑其課餘校對《四明叢書》,及至大學畢業。此五十年前事,如今這位同學已年逾古稀,「春風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長對他的栽培,猶時時記在心間。張校長曾為光華成立紀念賦詩: 
  金榜與洞房,人生惟兩喜。 
  賓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註:余於光華成立以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復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學台今忽值。 
  (自註:從前稱學台為學政。) 
  所期光國華,名駒千里駛。 
  誓將與終身,中途豈棄置。 
  他把光華成立稱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雖未中進士,但也得了舉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兒育女,操持家務,為他分擔憂樂。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幾個月),正好是「花燭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詩中說:「佛祖糟糠同氣味,書聲唄韻總神仙」,伉儷情篤是一快事。後來,光華的同學說:「張校長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張壽鏞與光華大學(4)   
  光華大學校訓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張校長在王陽明學說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貴在實行,不尚空談」,要「說得出,做得到」。從光華當時開設的專業來看,除政治、社會、教育、文學和歷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關發展實業的,包括土木工程、經濟、會計、銀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對在培養人才上「閉門造車」,以致「車不合轍」。他主張光華畢業的同學應當力求使自己所學的知識能「合轍」,這就是他所說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張校長在《己卯光華年刊序》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有史以來,艱難困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向之所謀海防、江防、陸防者,今日漸漸移而至於腹地;向之所謂財源與夫貨幣等等,今或左右於他人之手;向之所謂工商者,今無一不與鄰國相聯繫,甚且得操縱之……我以生貨往,彼以成品來,盤剝之餘,幾何無不取膏血而盡之也!」這些話說得很沉痛,表明「國難愈甚,志氣愈堅」(引自張校長:《贈寧波效實中學己卯畢業同學序》)。他認為「人生於世,惟志是視,志之所在,雖千回百折而必有以達其志」(引自張校長:《光華五週年書序》)。他認為強寇壓境,只是一時的「艱難」,是「狼突豕奔」,還比較容易「應變」;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養,或者培養出來的人不「合轍」,那麼他日的艱難將更甚,以致會被人「鯨吞蠶食,其患無窮」。這說明他把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同當時中國的「救窮」、「救亡」聯繫起來。 
  這種思想,在他給兒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個兒子將從經濟系畢業,在選擇職業問題上徵求他父親的意見。張校長在回信中說:「我是曾經滄海之人,甚不願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學政治經濟,當然在此路上走。不過要專精一些。專精談何容易,全在學識與經驗,書本上所得與經歷上所得,兩者必須貫串。至於經濟更是立國之本。我不願談政治,而恰願談經濟。中國大病是在貧字。貨棄於地,而書生以不治生產鳴高,如何不窮?!汝要做官,必須以做官救一般之窮為志趣……」 
  大學的學生,也像當時所有大學一樣,有左、中、右各派。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很有影響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光華大學有個小組,組長是蘇靈揚。據同學回憶,1933年冬,蔣介石的白色恐怖越來越殘酷,上海各大學的進步學生八十多人,並有一位教授,於12月21日同時被捕,其中有光華大學學生十四人,包括詩人田間(童天鑒)、作家周而復(周德)等。這些學生被捕後,張校長出於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向當時上海特別市市長吳鐵城力保。張校長主持正義,對校中進步教師也力加保護。1930年,光華政治系教授羅隆基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維護人權,批評國民黨專制。當時教育部竟飭令光華大學把羅隆基撤職。為此,張校長於1931年1月19日呈文國民政府,文中說:「今旬奉部電遵照公佈後,教員群起恐慌,以為學術自由從此打破,議論稍有不合,必將陷此覆轍,人人自危!」當時蔣介石故作姿態,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張校長即就題發揮:「夫因政治而著於行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羅隆基僅以文字發表意見……略跡原心,意在匡救闕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擬請免予撤職處分,以示包容。」但蔣介石並不「給面子」,據1931年1月18日胡適致陳佈雷信(稿)中提到羅隆基時說:「此事即無可挽回。對此,也可見張校長能上書據理力爭,確實是有一番勇氣的。」 
  光華大學在張校長專心擘劃下發展得很快。校基擴大了,又陸續興建了科學館、體育館、健身房、療養院、實習工場,以及豐壽堂(取王豐鎬與張壽鏞名字而成)為大禮堂等。不幸在抗戰爆發後,全部建築物毀於敵火。張校長在一首詩中沉痛地記述此事。 
  育材國之本,三樂原不離。 
  經營十四載,不恤身為羈。 
  一旦風雲翳,遂令日月虧。 
  (自註:光華大學經營十四年,去歲校舍悉毀。) 
  他把這場浩劫比作「日月虧」。但他並不氣餒,一方面把大學、中學轉入租界,賃屋上課;另一方面,親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設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張仲銘慷慨捐贈基地六十餘畝,在成都草堂寺附近興建金碧輝煌的新校舍。抗戰時期,光華大學成都分校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抗戰勝利後,改名「成華大學」。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又併入四川財經學院。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公共租界。為了避免日偽玷污光華名義,張校長毅然解散光華大學和附中,化整為零,以「誠正學社」名義收納文學院師生;以「格致學社」名義收納理、商兩學院師生;另以「壬午補習社」名義收納光華附中的師生,使絃歌不絕。此外,他在自己家裡開辦「養正學社」,親編講義,講授史學大綱、諸子大綱等課,所謂「雨淋日炙全不管,風霜歷練見明駝」。他履行了與光華同始終的誓願。 
  老翁七十無他望,坐看專家奕奕神 
  張校長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辦學之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即「書」字:讀書,著書,編刻《四明叢書》,替國家購書,整理個人藏書。辦學,實際上也就是讓青年有地方安心讀書。 
  他退出官場,就一面讀書,一面編訂鄉邦文獻。他有詩紀曰: 
  藏書如不讀,滋味哪知長? 
  琳琅廿萬卷,槧刻不尋常。 
  取之自怡悅,聊作鞭貧糧。 
  編目猶非易,盡讀豈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風挹炎涼。 
  吳月先看罷,鄉獻逮津梁。 
  (自注,先辭江蘇財政廳長,再辭財政次長,編《四明叢書》得七集。) 
  張校長編纂《四明叢書》,是他對於浙江文獻事業的最大貢獻。這部叢書搜集之廣,卷帙之繁,是全國鄉邦文獻中所罕見的。叢書中的每一種都有張校長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從北京圖書館、天一閣、文瀾閣、劉氏嘉業堂等公私藏書中輾轉採訪抄得的。歷代文人不乏重視鄉賢遺著或鄉邦文獻,但像張校長那樣編刻《四明叢書》,無論謄寫、雕版、印刷,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資助,全靠個人的心力,這的確是一件艱辛的事情!他在這部巨著的序中說:「壽鏞飄零海上,時值用兵,雙鬢已皤,一卷不釋。讀元次山詩,曰:『斯世雖亂,吾心不亂』。積一二月之心力,匯五百載之文獻,槍林彈雨之中,汗竹秋燈之下,勉寫成篇,以報鄉先哲於萬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書之意乎?!」《四明叢書》與其他鄉邦文獻比較,是有其獨到之處的。國外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1973年,日本宮崎大學教授山內正博,在巴黎舉行的第29屆國際東方學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張壽鏞的思想》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說:「張壽鏞是一位(中國)南方文化傳統的忠實繼承者。他……編纂了《四明叢書》,對叢書中的各書分別寫了序言,並作了註釋。通過這些序言和註釋的內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應麟、王守仁、黃宗羲一脈相承。張壽鏞的思想雖然有時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們的思想基礎上有所創新,在當地流傳甚廣,在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中是有力的武器。」   
  張壽鏞與光華大學(5)   
  山內教授指出張校長繼承、發展了浙東學派的思想。這種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據的:他發現並肯定張校長在編纂《四明叢書》和撰寫序、跋時所透露的對日本侵略者的義憤和仇恨!事實確是如此。《四明叢書》一至七集陸續刊印於1933—1940年間。這7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從步步進逼到大舉入侵的年代,張校長不僅在選擇鄉邦文獻中重節義之士,而且所寫序跋隨著抗戰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為山內正博所說的「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中的有力武器」。 
  張校長的愛國思想不僅躍然紙上,而且付諸實踐。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後,上海各界成立抗敵後援會,他應邀任委員,同時參加救國公債勸募總會,與地方人士一起積極支援抗戰將士。1938年6月,他不辭辛勞,從上海到香港、飛重慶、至成都,親自與川中教師多方擘劃光華分校的創建。1941年8月1日,日軍佔領上海公共租界,他閉門謝客,堅決拒絕日偽的威脅利誘。 
  張校長在抗戰時期還有一個重要貢獻。他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教授鄭振鐸和藏書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搶救淪陷區流失的古籍。從1940年初到1941年底,兩年之中共收購珍貴古籍一萬五千部左右。這是祖國的文化瑰寶,經他們搶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奪或炮火所毀,或流失海外。現在台灣省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約有三分之一是他們當年搶救出來的。待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之後,這筆民族遺產將更放其光輝! 
  張校長私人藏書達一二十萬卷,積聚時間主要是從1920年起到1939年近20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書籍的刊刻年代為序,編了一本善本書目,其中除幾部元刊本之外,絕大部分是明刊本,達735部。明刊本中,萬曆、嘉靖兩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還有一些抄校本,計254種,其中較珍貴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覽》1000卷。 
  1952年,張校長的藏書4萬餘冊,以張師母蔡瑛的名義,全部捐獻國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揚。現在,有一部分書籍存於北京圖書館(現改名為國家圖書館),有一部分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四明叢書》全部雕版則捐贈杭州浙江圖書館。 
  張校長有六子十女,孫輩眾多,而當他垂暮之年,身邊子女卻很少。他以著書、講學、課讀孫輩自娛。他除編纂《四明叢書》外,其他著述尚有:《約園雜著》一編、續編、三編,《史詩初稿》上、下兩冊,《約園演講集》、《史學大綱》、《諸子大綱》各一冊,以及經他校定的《鄉諺證古》等。他尤喜吟詠,淳樸自然,發自性情。1938年入川,歸來輯成《游蜀草》一卷,記其所游,歌頌祖國壯麗山河! 
  張校長60歲時,他的後人為他刊行《約園雜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別提到他教育子女的這樣一段話:「一個人立身處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則一切不肯犧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輕,太輕則認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兩句話: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縱觀他的一生,可以說他是把這兩句話作為自己實踐的出發點的。因而在抗戰時期,環境雖然險惡,他卻能處之泰然,對抗戰必勝,始終抱樂觀態度,對國家的未來,一貫充滿信心。 
  1945年7月8日(陰曆五月二十九日)是他七旬壽誕,光華師生、校友趨前祝賀,他在病榻上以兩句話來勉勵大家——復興中華!復興光華! 
  那天,他還賦《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漢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過吾春。 
  顛狂世界天生我,艱險工夫事在人。 
  今後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見聞真。 
  老翁七十無他望,坐看專家奕奕神。 
  這是年屆古稀的張校長一生的自我總結,也顯示了他對未來的展望。 
  在另一首《七律》中,有這樣兩句話: 
  長於歸來知國況,百般策劉在氓寬。 
  他在病危的時候仍舊念念不忘祖國的復興,並向從重慶歸來的長子詳詢抗戰勝利後的振興計劃,他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使老百姓過寬裕的日子——「藏富於民」。 
  1945年7月15日,祝壽之後僅僅7天,張校長即與世長辭,惜未能親眼看到抗戰勝利。但是他盡瘁教育事業的精神,直至今天,還為光華大學和附中的師生深深地懷念著的!   
  南開教父嚴修(1)   
  文/梁吉生 
  南開大學創辦人嚴修(1860-1929年) 
  嚴修是南開大學的奠基人,是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積極變革封建教育、倡導新式教育的先驅者。人們高度評價這位20世紀的愛國教育家。1929年,嚴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 
  公報》即發表社評,稱他「不愧為舊世紀一代完人」。60年後,即198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二次會議通過議案,褒揚嚴修一生倡導新學的功績和培育英才對祖國的貢獻。 
  嚴修(1860-1929年),字范孫,早年受過系統的封建科舉教育,中進士、點翰林,終於攀上封建統治階層,做過清朝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但是,嚴修不同於一般封建官吏。強烈的民族正義感和敏銳的洞察力使之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國勢阽危的嚴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顢頇的封建營壘,率先大聲疾呼:中國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於這種信念,1898年,嚴修棄官回津以其嚴氏家館為基地,進行改革舊式教育、興辦「西學」的試驗。1904年,在家館的基礎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開中學。由於他的積極倡導,天津成為北方教育的先進地區。 
  20世紀初葉,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為教育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大學教育之設施及擴充,為我國目前最急切之要求」。嚴修不失時機地適應社會的呼喚,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開始試辦高等教育。1916年,他與張伯苓校長大膽開辦專門部和高等師範班,這可謂南開辦大學的濫觴。 
  這是艱難的一步。高等師範班只辦了一屆,終因師資匱乏,經費短缺,難以為繼。嚴修沒有灰心氣餒。他與張伯苓商定,先由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高等教育,隨後即於1918年嚴修赴美參觀考察。嚴修以半年的時間,或去美國大學旁聽教育理論課程,或走訪美國東西各地,對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葛林奈爾大學、舊金山大學等學校的學制、行政管理、辦學經費、教育教學方法及設備、圖書情況詳細調查研究,特別對美國私立大學教育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 
  在美期間,他還與張伯苓一起廣泛接觸了中國留學生,如李建勳、鄭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鄧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鮑明黔、張耀翔、凌冰、朱家驊、劉廷芳、侯德榜、鄧以蟄、顏任光、張默君等。他們對美國教育的切身感受給予嚴修很多啟發,嚴修還從這些留學生中為未來的南開大學物色骨幹教師。 
  1918年底,嚴修、張伯苓回到天津。他們對創辦大學教育充滿了信心和勇氣。正如張伯苓在南開師生歡迎他們的集會上所說的:「這次我與嚴范孫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後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來,考察他們的國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國之根本。並且一國的人才全由大學產生而來。現在我國教育不興,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奮,要立即創辦大學。」 
  1919年初,舊歷春節剛過幾天,花甲之年的嚴修不顧體弱多病和剛剛喪子的悲痛,偕張伯苓開始為籌辦南開大學僕僕於京津路上。為了就近與張伯苓等人籌商大學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開學校內設立辦公室。嚴張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討論南開大學立案事,在六味齋約見蔡元培、胡適、陶孟和,徵求建立大學的有關建議,在中山公園會見梁士詒、曹汝霖、周自齊等籌募辦學經費。不久,嚴張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請求閻錫山、曹錕、李純等協助辦學,以後又派人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敦請鼎力襄助。 
  為了籌款,向人求見,嚴修和張伯苓不知坐過多少冷板凳,挨過多少次白眼,但為了辦成南開大學,他們並不自悲、自慚,誠如張伯苓所說:「雖然有時向人家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 
  嚴修等人的努力終見成果,於是從1919年4月起開始興建大學校舍,5月成立大學籌備課,擬訂校章,規劃系科,組織招生,9月錄取周恩來、馬駿、張平群等96名學生,25日舉行開學典禮,嚴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蒞會,私立南開大學誕生。第二年開始招收女生,這是中國近代私立大學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學府。 
  應當說,南開大學得以奠定鞏固始基並獲初步發展,是與嚴修的努力與名望有著極大關係的。胡適在分析南開教育時,曾對嚴修在天津地方、直隸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對教育的信念、對新時代新學識的虛心接受給予很高評價。可以說,沒有嚴修,就沒有南開。 
  嚴修在南開大學最初發展中,曾以個人財力、物力給過學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贈南開大學購書款2000美元,同年還贈中文書籍30餘種數百冊;1922年捐地5畝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數十種古籍捐贈南開大學圖書館。20年代,南開大學接受幾筆大的社會捐款,也無不緣自他的名望和關係。如1921年江蘇督軍李純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嚴修,並派員與嚴修之代表洽商撥交手續的。1922年嚴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開大學震義銀行存款票據8萬元,也是經由嚴修轉交南開大學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學樓)的起建,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時稱羅氏基金團)捐助建築及設備費12萬多元,而建築費的另一半則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嚴修好友袁世凱的堂弟。他之所以「秉承慈命,朝達夙願」,固然主要在於南開大學「聲譽日隆,傾動中外」,但嚴修與袁氏家族的特殊關係也是原因之一。 
  官紳出身的著名實業家和教育家盧木齋是嚴修的兒女親家。1927年經嚴修促成,盧木齋捐出10萬元興建南開大學圖書館。這幢新式圖書館佔地920平方公尺,可容納讀者300人,藏書20萬冊。1928年10月17日,南開大學校慶之際,同時舉行圖書館落成儀式,嚴修等親臨出席,觀禮來賓達400餘人,成為當時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圖書館被命名為「木齋圖書館」(今行政辦公樓)。 
  嚴修不僅從物質上給予南開大學支持,其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對學校早期的辦學宗旨、專業設置、教學內容和人才培養模式等無不有著重要指導作用。嚴修主張「講中學以通經致用,講西學以強國富民」,強調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特別注重人格修養和校風建設。對於南開文科的發展,嚴修曾擬與梁啟超聯合,吸納優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國建立學術地位和影響,梁啟超對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將文科全部交我,我當負責任」,「南開文科辦三年後,令全國學校文史兩門教授皆仰本科供給」。後來,梁啟超這個計劃未能實現,他又計劃在南開設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學校采半學校半書院制,院舍在南開,課程與南開保持相當的聯繫,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學。嚴修對此十分贊成,多次與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設置上,嚴修支持張伯苓發展應用科學的主張,使南開大學比較適應了天津及北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南開教父嚴修(2)   
  在辦南開教育上,嚴修一直把張伯苓視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張伯苓。張伯苓最初主持南開教育是極不容易的,社會上並不理解南開大學建校的初衷和主張,認為南開大學要以實用為科學的重點,是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張伯苓只配做一個職業中學校長。面對社會的壓力,正是嚴修給予了張伯苓堅強的支持。歷史已經證明,張伯苓的確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開之所以辦出驕人的成績,南開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所著名大學,張伯苓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說,嚴修慧眼識賢才,他給南開大學選了一位好校長,這也正 
  是他對南開的最大貢獻。 
  嚴修慧眼識賢才,還表現在他對周恩來的器重和資助上。1913年周恩來考入南開中學。在南開這個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環境中,周恩來很快顯露出品學兼優的才能,得到嚴修的格外賞識。1917年周恩來中學畢業赴日本求學,翌年4月嚴修去美國考察教育途經日本,受到周恩來熱烈歡迎。在幾天的時間裡,周恩來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嚴修下榻旅館留宿徹夜長談。同年年底,嚴修、張伯苓回國又在日本停留。嚴張告訴周恩來南開將設大學,歡迎他回母校就讀。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來回到天津,經嚴張同意免試進入南開大學文科,開學前4天,嚴修在私宅設宴歡迎周恩來。 
  周恩來入大學後,成為南開和天津青年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者。他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組織「覺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第一線,帶領廣大進步青年學生請願,遊行示威,抵制日貨,開展以科學、民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1920年1月遭反動當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減鬥爭銳氣。同年7月勝利出獄。嚴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來。他與張伯苓商量以他在南開設立的「嚴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出國深造。10月,他給駐英國公使顧維鈞寫信,為周恩來介紹去英國留學。 
  周恩來到達歐洲後,一直與嚴修書信往還,保持密切聯繫。嚴為資助周恩來,特在嚴家賬目上為周立了戶頭。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給周支票攜走外,以後周恩來在歐洲的3年,都是他讓人轉寄的,每半年一次,準時不誤。如1921年嚴修日記載有:2月27日「李琴湘來,余將補助李福景、周恩來之學費,交伊持去」。1922年舊歷正月初五,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特去拜謝嚴修。 
  嚴修在經濟上對周恩來的幫助,不僅使之免受饑餒之苦,而且周恩來不必像其他旅歐學生那樣勤工儉學。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中說:「周在歐洲時,他本人的經費支持者是南開大學一位創辦人嚴修。與其他中國學生不同,周在法國時,除短期在雷諾廠研究勞動組織外,並未參加體力勞動。他從一位私人教師學習法語一年後,即以全部時間從事政治活動。」周恩來在歐洲參加共產黨後,有人曾勸嚴修不要再給周恩來以資助,但他不為所動,以「人各有志」奉答,繼續寄錢給周恩來。對此,周恩來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說:「嚴老先生是封建社會一個好人。」 
  南開大學作為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進程中,以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創辦新式大學的成功典範,嚴修為她的早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對教育的極大熱情和無私奉獻精神,使人感懷和欽敬。嚴修去世後,南開大學召開追悼會。張伯苓高度評價嚴修的辦學功績,他說:「嚴先生道德學問,萬流共仰!個人追隨頗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開之有今日嚴先生之力尤多。嚴公逝世,在個人失一同志,在學校失一導師,應尊嚴先生為校父。」嚴修逝世後,南開在世界各地的校友發起捐款,在南開中學興建「范孫樓」,敬塑嚴修銅像。1992年10月17日,南開大學又在中心花園敬塑嚴修半身銅像,以為永遠紀念。每逢他的誕辰或校慶紀念日,南開師生和校友都來這裡憑弔。   
  張伯苓的最後五年(1)   
  文/司徒允 
  南開大學創辦人張伯苓校長(1876-1951年) 
  一 
  1946年,合組「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復校,南開大學此時正式改為國立,儘管這所著名的私立大學早在抗戰開始不久即已事實上被納入了國立體制。這一年,張伯苓的實足年齡剛好是七十歲,年屆古稀的他仍被任命為國立南開大學校長。以當時國立大學校長的在職年齡,張無疑已屬高齡,不過此前他發願要再服務教育十五年,壯心依然。為此他遠赴美國治療困擾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體上的障礙。因而這一年大部分時間他是在美國度過,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據說當時趕往車站歡迎張校長歸來的各界人士和民眾超過了三千人。這個時期,無論對南開還是對張伯苓個人,似乎都進入了發展的「巔峰」狀態:返津復校的南開大學儘管困難重重,但佔地面積較先前有了成倍的擴展,為將來發展預留了廣大的空間;張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設想,南開中學除已有的天津、重慶兩所外,還要在上海和東北某地再建兩所。看來,「大南開」的藍圖,化為現實已經指日可待。 
  張伯苓早年矢志辦學,為籌款「化緣」,與各時期軍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關係,但在北洋時期無論是黎元洪請他出任教育總長,還是奉系主政時讓他擔任天津市長,他均極力辭卻,不為所動。以他的學生們的觀察:「先生眼光遠大,知道一下海就身敗名裂,自身不保,南開學校亦隨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張伯苓刻意迴避政治的態度發生了改變。1930年張伯苓南下拜訪蔣介石。此前,蔣派國民政府秘書錢昌照(後任教育部常務次長)考察平津地區高等教育情況。據錢回憶:「在天津,我看了南開大學,和張伯苓詳談。他對蔣稱頌備至,說中國富強要靠蔣。南開大學辦得比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後,寫了一個比較詳盡的報告。我還對蔣說,南開大學辦得不差,但經濟比較困難,蔣立即打電報給張學良,叫張學良每月補助南開大學幾萬元。張學良照辦了,張伯苓頗為感激。」張伯苓的南下謁見蔣介石,有著上述具體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較早關注東三省命運的張伯苓更是感觸頗深,進而把挽救民族危難的希望寄托於南京國民政府。鑒於中日之間必有一戰,張伯苓於1936年在重慶購地籌建南渝中學(後稱重慶南開中學),蔣介石率先捐助大額開辦費用,使該校順利建成並開學,嗣後成為陪都時期的教育重鎮之一。「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決心抗戰,張伯苓應邀參加第一期廬山談話會,會上力排「低調言論」,主張抗戰到底。未幾,天津南開大學慘遭日軍炸毀,張伯苓的幾十年心血毀於一旦,其內心之憤怒和痛惜不難想見。蔣介石隨即接見張伯苓和北大、清華等校的校長,明確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作為一個政府首腦,國難當頭的這番表態是足以感召和聚攏當時教育界的經典話語。本來對蔣氏即懷有感激之情的張伯苓,經此番遭難,更增強了政治上對蔣的親和力。第二年,他在蔣的邀約下加入了國民黨,其後又出任戰時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主席團主席等職;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來學校規模不大、學科遠未健全而聲譽良好的南開大學由政府當局決策,與北大、清華合組國立性質的聯合大學,先長沙後昆明,構成抗戰期間大後方高等教育的翹楚。 
  這樣,抗戰勝利後「凱旋」天津的張伯苓,其身份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顯不同,他不再只是作為社會賢達的南開校長,而是在此底色上疊加了某種政治色彩。這段時期天津新聞媒體在報道地方頭面人物的活動時常常有這樣的排序:「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天津市長杜建時……」,恐怕這並非只是因為杜乃南開畢業,與張有師生關係所致,而是凸顯了此時張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於此,處在復校階段的南開大學就地區環境而言,就顯得比較有利甚至優越。張伯苓早期艱難辦學,從切身體驗中認識到政治與教育相互關係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適等教育界人士鍾情於「教育獨立」理念的言行,在張看來是不現實的。他鼓勵當年南開畢業後赴美國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學生歸國到南京政府監察院從政,而辭去國內大學的聘約,即是出於依靠政治強勢扶助教育(學校)的現實考慮。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龍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樣想法。當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開同仁和校友表示,要擺脫政治,專心教育,但事實上已難以做到。 
  二 
  不過,南開大學正式改為國立之後,不僅辦學經費仰仗於國庫,辦學規劃和決策也須得到教育部認可,其自主權較之私立時期大大削弱。雖說有得也有失,但對於張伯苓來說,還是顯得不很適應。1946年夏,張伯苓呈報《南開大學復員計劃》,擬將復員後的南開大學建成由五個學院、二十多個系組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綜合大學。但是教育部的批復卻只同意設立文、理、工、商四個學院、十六個學系,原計劃中預備籌建的醫學院和法律、新聞等系未獲批准。教育部顯然慮及現有師資、圖書館設備等辦學條件不足,從而壓縮了原計劃。可是以張伯苓一向自主辦學的風格,對教育部批復的感受無異於使南開雄心勃勃的發展規劃遭遇了挫折。此後,教育部長朱家驊親臨南開大學視察,張伯苓現場說法,提出了包括圖書館、教員和學生宿舍建築費等在內的九十多億元(當時幣值)的特撥經費要求,然而教育部隨後實際下撥的經費卻尚不及所請數額的一半。張伯苓不免大失所望,對朱家驊頗有意見。 
  曾經一度接替張伯苓代理南開大學校長的何廉教授在晚年所述回憶錄中認為:教育部對南開不肯特別行以方便,是由於教育界的派系因素在起作用,在「北大集團」壟斷高等教育主導權的情況下,南開很難得到應有的照顧,因為「在1948年,和那些最好的國立大學相比,南開可能是惟一的行政管理上仍然自主的高等院校」。何廉教授進一步指出:「南開作為一個大學和張伯苓作為一個大學校長,從未得到北大領導人的重視」,無論蔡元培還是胡適,都認為南開主要是技術性和職業性的學校,張伯苓「不欣賞自由教育,事實上在南開大學的課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來,其定向是鼓勵職業的、實際的和技術性的學習」。何廉先生作為 「現場當事人」之一,披露了民國高教界的某些內幕,涉及張伯苓與朱家驊「不睦」的深層背景,具有相當的可信性。的確,張伯苓屬於從底層湧現出來的實幹型人才,其自身並不具備深厚的人文素養,在民族危機的現實急需和倣傚美國實用教育模式的雙重作用下,他更傾力於相對功利化的教育,加之私立辦學經費有限,就愈加遠離「虛文」。事實上張伯苓輕視人文學科的取向也曾受到來自南開內部的批評,據邢公畹教授載述:「張伯苓校長早年辦大學,重理工而輕文史的情況很嚴重,有見地的又極受校長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張子田教授,為此深感遺憾,乃至當面批評張校長,認為從一個辦教育的人來說,這是一種破壞學術界『生態平衡』的短見。」   
  張伯苓的最後五年(2)   
  其實,何廉的說法還只是就一般背景而言,可聊作參考。考慮到1947年內戰方酣,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的實際情形,教育部自身究竟有多少經費可用來滿足各高校嗷嗷待哺的迫切需求,實在也是個疑問。何況原本並不充裕的經費被脫韁野馬般暴漲的物價抵消之後的實際所得也就愈加少得可憐,而這又是教育主管當局所無可奈何的。張伯苓對朱家驊的抱怨即便確實也事出有因,而後者的操作難處也不應全然視而不見。問題在於,面對以北大為領頭羊的近代中國高教體系,張伯苓領導的南開選擇哪怕是部分地融入其中而換得相當的認同,還是 
  依舊像私立時期那樣自外於這一體系,追求特色而「獨往獨來」?無論如何,張伯苓是眷戀自己獨打天下的往昔歲月的,這可以從他反覆強調南開發展史的言論中得到證實,「南開經驗」的成功已使他建立起牢固的信念。所以,南開大學改為國立以後,他仍然夢想「十年之後恢復私立」。然而,現實裡國立南開應如何度過「磨合期」而與現行教育行政體制實現良性互動,張伯苓卻顯得思想準備不足。而在教育部看來,南開大學要真正納入國家管理系統,就必須放棄行之多年的「家長式管理」,而這一觸及人事的敏感問題恰恰又與所謂「北大集團」對南開和張本人的認知及評價互為因果。隨著不久後張伯苓出任南京政府考試院院長,教育部終於等來了更迭南開人事的機會。 
  三 
  1948年由國民黨導演的「行憲國大」之後,蔣介石出任總統,他提名張伯苓擔任考試院院長。張伯苓一生辦教育的「清譽」和他近十年來與蔣的相互信任關係,應是他獲得此項提名的兩個關鍵因素。考試院與行政、立法、司法、監察院並稱「五院」,乃國民黨實行「憲政」的五大支柱之一。考試院院長一職長期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擔任,戴死後蔣介石曾有意請胡適繼任,被胡婉辭,幾經考慮最終決定請張伯苓出山。張伯苓最初亦曾猶豫,以致推辭,但天津市長杜建時銜蔣之命極力敦促,陳佈雷也專電懇請:「我公不出,將置介公於萬難之地。」張伯苓性格中具有誠篤仗義的特點,他素來持「你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待之」的做人處世準則,終於允其所請,復電稱:「介公為救國者,我為愛國者,救國者之命,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不過,他提出一個重要的附加條件,即兼任南開大學校長一職。張伯苓的意思很明顯,南開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據說,蔣介石默許了這一附加條件,然教育部方面則存在異議。 
  張伯苓急電當時在美國的何廉,要他速歸代理南開大學校長一職。何廉深得張校長器重,自他加盟南開,該校的學術研究局面為之一變,南開經濟學科令世人刮目相看。何幾次放棄他處高薪聘約,效力於南開,對張伯苓尊重有加,感情深厚。抗戰期間,何廉一度從政,擔任經濟技術部門的管理工作,但仍兼任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應召而回,他同意由張伯苓居校長之名,由他實際主持校務。對此,教育部長朱家驊頗有保留,認為在張的影響下,何很難放手管理校政,他援引有關大學法的規定,現任政府官員不得兼任國立大學校長,指張伯苓的「戀棧」與法規不合。此前,北大資深校長蔣夢麟即因兼任行政院秘書長最終不得不辭去校長一職,促成此事者,主要是朱家驊和傅斯年等人。朱氏曾約張長談,力求說服對方,卻未能如願。何廉提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變通方案:張伯苓赴南京履職期間,向南開請長假,張請假期內,何廉代理校長,這樣既顧及到有關法規,又照顧了張本人對南開的眷戀之情。對此,張伯苓自然欣喜,而朱家驊卻不置可否。就在張伯苓與何廉交接校長職務的次日,行政院的人事變動決定見諸報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3日行政院第二十次會議決定接受張伯苓辭去南開大學校長職務的辭呈;任命何廉為南開大學代理校長。」對此,張伯苓大感驚詫,而何廉則認為「很明顯,這是教育部搞的對張伯苓的一次突然襲擊,將他從南開大學校長職位上拉下來。張伯苓感情上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所以,不久即離津到南京」。 
  張伯苓真正到南京考試院視事的時間甚短,他曾表示,「對考試院的業務,向來不熟悉,我可以學」,多少有些既來之則安之的意味。頗有意思的是,南京方面為張伯苓配備的考試院下屬多為有南開背景的人員,如沈鴻烈任銓敘部長、田炯錦任考選部長、雷法章任考試院秘書長等。不知事屬巧合,還是有意為之,不久,時局逆轉,南京百官紛紛作鳥獸散,張伯苓年邁體衰,隨即避往重慶南開中學,那裡是八年抗戰時期他的避難棲息之地。 
  考試院院長的這段經歷,是張伯苓從政的「頂巔」,也是日後在新中國的環境裡使他「身價大跌」的原由,即所謂「一腳踏在臭水溝裡」。本來一位辦教育卓有功績的社會賢達,轉瞬間竟成了「前朝遺老」,當年為之扼腕歎息者不乏其人。他的學生周恩來在1945年冬為軍調處執行部成立來北平,與南開同學、時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負責人的丁履進談道:「(張)校長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應該參加國民參政會這類的政治工作。」反映了中共方面對張從政不以為然的態度。 
  被後人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胡適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張伯苓的從政表示了「惋惜」。且看1947年3月18日的胡適日記:「下午四點,蔣先生約談,他堅說國府委員不是官,每月集會二次,我不必常到會,可以兼北大事。我對他說,現時國內獨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蔣先生前幾年把翁文灝、張嘉璈、蔣廷黼、張伯苓諸君都邀請入黨,又選他們(廷黼除外)為中委,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誤了」。此時胡適任北大校長,剛剛推卻了要他出任考試院院長的「好意」,又在為蔣介石請他兼任國府委員一事而苦心說服對方。在胡適看來,社會上應有好人站在政黨之外,「獨往獨來」,必要時替政府說話,更有收效,而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了獨立發言(包括批評)的資格。基於此,他認定張伯苓等人的置身政府之內,得不償失。因此,胡適在國府委員,乃至其後的行政院院長、總統等「官位誘惑」面前,還是把持住了自己,保有一個「獨立之身」。雖然胡適與國民黨人的淵源瓜葛較之張伯苓更為深厚複雜,但在拒絕官職方面,胡適畢竟表現出更多的個人選擇,這裡確有某種自由主義的理念在起作用,而這恰是偏重務實的張伯苓所欠缺的。 
  四 
  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74歲的張伯苓在新中國只逗留了短短一年兩個月又二十餘天。其間,他先後兩次中風,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慶,幸而經治療恢復過來;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發病九天後去世。關於張氏這段最後歲月,現存的文字資料並不完整,其中令人質疑或相互矛盾之處頗不少。總的感覺是,張伯苓的處境十分不妙,其精神狀態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連不斷,難以融入正在改天換地的新時代。   
  張伯苓的最後五年(3)   
  重慶易手前幾天,蔣介石父子接連三次勸請張伯苓去台灣或美國,張謝絕了,留在大陸。張謝絕蔣氏的托詞據說是「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云云,而以當時接觸過張的南開校友觀察,此時張「精神衰微,體力已竭,願終老故鄉」,顯然身體因素不容忽視。不過,從他病逝前數月與部分南開校友在津聚會時得意地宣稱「咱南開到處有校友,北京有周恩來,在台灣還有吳國楨」的情形揣測,他選擇留在大陸或許內心也有某種把握。素來善於做統戰工作的周恩來恐怕不會輕易讓老校長「淪落海外」,通過特定渠道捎話給張也未可知。不過 
  ,由於張伯苓留在大陸,這面南開的旗幟隨之發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兩側的南開校友們明顯地賦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致在他身後竟有兩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遺囑」流傳……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國,張伯苓無疑得到早年學生周恩來的特別庇護,政治上沒有像對舊政權軍政要員那樣進行清算。張氏夫婦搭乘飛機回到北京,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暫住傅作義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來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可能會遭到激進學生的鬥爭。1950年9月中旬張伯苓終於回到故鄉,可是「城郭依舊,人面已非」。當時進步的南開師生對歸來的老校長並不歡迎,態度冷淡,許多同學認為他是「戰犯」,沒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記就已寬大他了。只有一批南開故舊在情感上給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間溫情。他希望暑期到南開大學暫住一段時間,特意徵求南開大學黨支部意見,卻未得到任何答覆。不久,南開校慶來臨,他早早準備前去參加有關活動,但南開中學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變得沉默孤獨,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歎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與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愈挫愈奮」的虎虎生氣相比,其晚境之淒涼無奈,適成兩極。 
  張伯苓逝世後,除天津報章刊出張家的「哀啟」和由他人代筆起草的「張伯苓遺囑」外,大陸新聞媒體一片寂然,無任何評論和深度報道。即使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臨弔唁一事也未作公開披露,好像僅是一項個人活動。周恩來在審讀張氏遺囑時,從政治高度表示遺憾說:「可惜少了兩句話,即張伯苓應表示悔過,向人民低頭。」直到張伯苓逝世後44天,才由張的朋友和學生在南開女中禮堂舉行了一個小型追悼會,致悼詞者乃早先南開大學秘書長、張氏遺囑(大陸版)代筆人黃鈺生(字子堅)先生。這篇30年後才公開發表的悼詞,洋洋萬餘言,新舊觀念混雜,既有飽含深情的真知灼見,也不乏追隨時代話語的笨拙努力,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裡堪稱一篇難得的用心良苦的紀念文字。其中寫道: 
  ……張伯苓40多年間為教育、為中國,辛辛苦苦,勞碌奔波,到處碰壁,失敗了再起來,起來了又失敗,愈失敗愈奮鬥。他是中國新教育的啟蒙者,也是一代人師。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張伯苓是孫中山時代的人,而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人。他是真誠的愛國者,甚至於他在政治上的錯誤,也由於他愛國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錯誤地方上去了,如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節的失足,他歎息老境不能參與這個偉大時代的工作,他悲傷他是被新中國所揚棄的人,他悲傷在新社會裡無有他的地位,他悲傷他不如他的老友顏惠慶,他悲傷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傷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裡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 
  悼文最後列舉張伯苓讀罷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等文後的感悟,特別申辯道:有人說,張伯苓沒有形式地向人民低頭,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頭了,如果天假以年,這位老人或者還要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後,在南開大學的各院系便陸續展開了對張伯苓的批判,諸如「人格卑鄙」、「不學無術」、「公、能教育旨在陞官發財,為蔣介石服務」、「其辦學是搞改良主義」之類不實之詞、誅心之論像污水一樣一股腦潑向辭世不久的張伯苓。有的單位要求教師逐一表態,批判過程中出現不易理解的問題則派出工作組專門加以輔導。一些老教職員即使發出「不和諧之聲」,也迅即淹沒在一片政治聲討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更對張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對於張伯苓逝世的反應和評價則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灣、美國等地報紙和通訊社反應迅速而強烈,《紐約時報》刊發專題文章,稱頌南開校長張伯苓「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家」。台灣各界舉行公祭,蔣介石親致祭文,黨政元老幾乎傾巢出席。在台的南開校友隨後陸續編印有關紀念冊、紀念文集、傳記和專著,對張伯苓的辦學功績給予高度評價。當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兩岸對張伯苓的認知趨於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情。兩地南開人頗有「歷盡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識」的感受:張伯苓不僅是南開的旗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領域一個頗為獨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創獲的近代中國私立辦學的成功經驗,值得倍加珍視。而他的晚年經歷,說明教育與政治之間攸關損益的微妙聯繫,也集中折射出當年政治對壘勢若水火已無中間地帶可言的嚴酷現實。 
  作者簡介: 
  司徒允,原名張曉唯,筆名司徒允,1957年生,天津市人。現任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中國蔡元培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社會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生平與思想研究。著有《蔡元培評傳》、《蔡元培與胡適——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近代教育的吉光片羽——民國文教名人史事考述》等。   
  記校長唐蔚芝先生(1)   
  文/凌鴻勳 
  在上海交通大學六十年的歷史當中,任職校長最久貢獻最多,而對於學術風氣、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長影響的,當首推唐蔚芝先生。先生之於交大,有如北京大學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開大學之有張伯苓先生,都是一個大學學府建立過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學校的榮譽是離不開的關係。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監督以至民國以後任校長連續十三年多,在這 
  時期內,國家由專制轉入共和,在學校則由普通科轉入專門科,在學風則漸由恬靜而入於動盪。五四運動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辭職家居。計長校的十餘年,不但對於學校的學科及設備打了不少的基礎,即對於學生人品的造就、體格的鍛煉和國學的修養,更有深遠的啟示,至今一般同學在社會上務實求是躬行實踐的風氣,實孕育于先生長校的時期。 
  筆者於前清宣統二年(1910年)初受業于先生之門,中學文憑、大學文憑都系先生所授與,派遣赴美也是先生的保送與敦促。曾在先生長校時,一度在校任教,先生辭任校長,曾短期代理其事。自後在上海,在無錫,以及抗戰時在內地就教于先生,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在上海南陽路謁見,曾承先生贈以《茹經堂全集》一部為最後一次之謁見。離開上海時,先生年事已高(時已85),且已失明多年,隱居上海,不問外事,從此音塵不接,消息渺然。今茲交通大學舉行建校六十週年紀念,自不能不對此經師人師表其最崇敬之意。筆者自慚不學,不克對先生述其萬一,然在台同門中稍知先生者亦無多人,為就所知先生之事記其概略,至關於國家之大節,治學之源流,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作者不敢妄擬也。 
  先生名文治,生長於一個書香之家。前清光緒初年,即從幾位有名老師肄業,知道文章應先從立品始。16歲入太倉州學,18歲中舉人,28歲中進士,分發在戶部補了主事之職。依先生的早年經歷,這完全是科舉時代仕進途程的一個典型。而先生的功業乃在32歲時考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一個新的轉變。時在光緒甲午我國對日戰敗之後,國勢脆弱暴露於世,外交問題漸為當時朝野所注意。先生在總理衙門曾有如下一段的自述:「閱各國條約事務各書,並評點萬國公法,及曾惠敏黎純齋諸家文集,自是於經濟之學粗得門徑。」其時先生專辦機要文電,因此常值夜班,每至天明。在值班之暇,常在條約櫃內取閱與各國所訂條約,加以研究。又以暇時學習俄文,每於晚間油燈之下,對中俄各條約的文字細加校對。先生目力之受傷實開始於此時。未幾戊戌政變,繼以拳民起事,京中發生戕殺德國公使及日使館書記官之事。拳民在京市起義,先生仍赴總署辦事。某日拳民數百人首裹紅布擁入總署辦公室,時總署已散值,僅剩先生一人,拳民謂署中妖氣極盛,且聽說署內洋文書極多,都要燒燬,如有通洋語之人即系奸細,應即殺卻。先生力予駁斥,謂與洋人交涉不能不通洋文,至殺人須依法辦理,不能亂殺。拳民無奈,轉向先生說,要給先生焚香升表,如表能上升,便是好人,否則先要殺卻。後來將表焚燒,果能上升,未將先生殺害,先生付之一笑,其臨難不苟免如此。拳事既平,翌年辛丑,清政府與各國議和,先生參與其事。和約既成,清政府派大臣那桐赴日為道歉專使,以先生為隨員。先生因得出國赴日,於遞國書後在日參觀各項事業,憬然於日本維新之效。明年英國新王愛德華加冕,先生又隨專使大臣載振赴英致賀,並順道訪問法、比等國,轉程赴美遊歷,經日本返國,周行八萬里,自是更注意於歐美諸國所以致富強之道,使先生於治學治事之餘,對於國際情勢,與新政設施,增加不少觀感。先生有代載振所編英軺日記敘述至詳,其時先生年38歲。 
  先生歸國後,適清政府設立商部(後改農工商部),以載振為尚書,廣攬人材,以伍廷芳陳壁分任侍郎,徐世昌與先生分任左右丞。雖先生對於外交學研究已有數年,雅不願捨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設有通藝司,專管鐵路、輪船、電信,以及工業、礦務之事,先生致力於交通事業乃自此始。曾請准頒布鐵路簡明章程,為後來鐵路法規的張本。又令各鐵路督辦大臣按期填送表譜圖冊,自後始有初步的鐵路統計。又如釐定全國鐵路軌制,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吋半為標準軌距,以及頒布路務議員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類初期交通建設擘劃的功績,乃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並創立北平祖家街之工業學校,又為商務印書館與上海科學儀器館立案成立。先生41歲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農工商部尚書。正在先生年富力強勵精圖治之時,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制,凡正缺官員有父母喪即須開缺,先生於是開缺居喪,而農工商部自後即一蹶不振。 
  其時郵傳部已成立,任尚書者為先生在商部時之同官陳壁。所有路電郵航之事,已由商部移歸郵傳部主辦。上海交通大學之前身,即高等實業學堂,亦由商部移歸郵傳部管轄。於是陳氏奏請以先生任此校監督。先生到校以後,將普通工程科改為鐵路工程科,後改為土木科,創設電機工程科、商船科與鐵路管理科,自是學校教育始以交通事業為對象,實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課程水準,增加試驗設備,建築圖書館,每年派遣畢業生赴國外深造及實習。先生在校則提倡國學,自編大學國文講義,星期日自己授課,每年舉行國文大賽,並提倡體育、拳術、音樂、演講,倡導軍事國民教育,使學生實行實彈操練,大開教育界風氣之先。先生設教以勤儉敬信為訓,以求實學務實業為鵠的,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為人生大節,儉以養廉為立品之始基。當先生在商部時,有某巨商請辦鐵路,又有某巨商請辦銀行,曾向先生致送巨金,皆為先生所峻拒斥責。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員,而寒素逾常人,其淡於榮利與安貧樂道的風格,即此一點已給予後進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先生少受業於王紫翔先生之門。初攻性理文學,常書毋不敬、毋自欺六字於座右。18歲開始作讀孟札記,理學亦日進。20歲始從事經學,受業南菁書院先後院長黃元同王先謙兩先生之門。尤喜治易經,作周易大義,額其齋曰茹經堂,著述之盛自此始。自游京師,獲交當世賢俊,始稍周旋於世故。25歲始授徒。館於顧氏家。自通籍從政後,更注意經世之學,為文亦以奏折或公牘一類為較多。戊戌年清室醞釀政變,先生「謹殫竭血誠以維國脈」一折為人傳誦,有聲於時。自長滬校後,編成曾子大義二卷,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八卷,古人論文大義二卷,論語大義二十卷,孟子大義七卷,大學大義一卷,中庸大義一卷,為學生習文治學之範本。離校以後之十餘年間,著有十三經提綱十三卷,周子大義、程子大義、朱子大義、張子大義各若干卷,洪範大義三卷,性理學大義十四卷,政治學大義四卷,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八卷,尚書大義二卷,詩經大義九卷,禮記大義五卷,陽明學發微七卷,紫陽學發微十二卷,周易消息大義五卷,此皆先生70歲以前著述之大者。自後以完全失明,猶以口授著述無一日或息。先生生於叔季,雖抱匡朝政抒國憂之盛德宏願,而不獲多見於功業,退而講學,以正人心維世道為己任,聞風感發,立德立言,可謂不朽矣。   
  記校長唐蔚芝先生(2)   
  作者簡介: 
  凌鴻勳(1894-1981年),字竹銘,廣東番禺人。民國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被任命為交通部南洋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期間(民國十三至十六年),舉辦了工業展覽會、修訂了規章制度、恢復了每年一次的國文大會、創辦了工業研究所、確定了校徽、規模宏大的體育館也竣工落成。於1981年8月15日病逝於台北。著有《鐵路大意》、《台灣工業概況》、《 
  抗戰8年交通大記事》、《橋樑學》、《工廠設計》等書,被譽為一代工程鉅子。   
  憶吳有訓校長二三事   
  文/陳蜀堯 
  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學校實行軍訓,小學叫童子軍,大學和中學早上要出操,每週要穿軍裝上軍事課講步兵操典。軍事課不上了,學生思想放縱不羈,生活自由散漫。不少學生頭戴洋氈帽(稱博士帽),上身穿灰軍裝,下面是筆挺的毛呢西裝褲,尖頭皮鞋閃亮光,手拿Stick(又叫文明棍);有的鼻上還架著金絲眼鏡,在沙坪壩、松林坡游來逛去,一副滑稽相 
  。中大柏溪分校全是一年級新生,相對的奇怪裝束少些,但穿一半軍裝一半西裝的人很多,成天泡在柏溪小鎮的茶館裡打撲克聊天,學習風氣很不濃。新到任的校長吳有訓特地到分校在大操場集合全體學生講了一次話。他說:「大學,不單是學校大、院系多、同學多、教授多,更主要的是大學生受高等教育要有大的抱負,大志向。八年抗戰,前方將士流血犧牲,全國人民艱苦卓絕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現在勝利了,百廢待興,國家需要人才,同學們趕上時候了!你們要加倍努力學習,將來事業有成才能很好報效祖國,不要空度時光。古有名訓:『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他還舉例說:「普法戰爭(1870-1871年)法國戰敗,德國(當時叫普魯士聯邦)向法國索取賠款,以當時法國的財力,需要50年才能償還清。科學家巴斯德發明了微生物發酵技術用於葡萄酒釀造,生產效益大大提高,法國很快還清了戰爭賠款。英國科學家牛頓為了研究地心吸力,思想集中在實驗上,居室為貓開了大小兩個洞,讓大貓鑽大洞,小錨鑽小洞,忘掉了小貓可以鑽大洞的笑話。」 
  1946年秋天,中大復員南京。當時文昌橋的學生宿舍尚未建成,都住在大禮堂後面臨時木棚裡,睡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一天深夜突然棚子外面吵吵嚷嚷,原來是警察從妓院抓到一位學生送回中大。據那位被抓的學生講,他是在夫子廟逛夜市出來在貢院街被人推進去的,泡了兩三個小時走不脫。當時的南京政府就在夫子廟前的貢院街。東西貢院街都有妓院,那位中大的學生是被市政府的警察抓來的。第二天吳校長親自找那位學生談話,講了許多做人準則、道德意識,青年人前途為重,要以此為訓,好自為之。末了提筆在宣紙上寫「德之賊也」四個字相贈,並告訴他學校已將他除名了。 
  六朝松旁的「梅庵」,是紀念中大最早的前身兩江師範的創始人,清朝大書法家李端清(字梅庵)先生修建的。藝術系的教室就在梅庵,北牆外是北極閣、雞鳴寺和台城,西牆外是丹鳳街。教室北面至西牆約二百餘平米的空地是一片茂密陰森的金竹林。黃昏時候雙雙對對的情侶在此幽會,甚至白天上課時間也有人前往摟摟抱抱,我們叫它「鴛鴦赴會」。吳校長叫總務處把竹林斫了,在原地建了個亭子,親自書寫題名「移風亭」。移風亭由於離學校行政大樓較遠和地處僻靜,學生會的幹部和系科代表常來此地開會,學運中罷課遊行回來總結也多是在此開會。移風亭成了民主亭。 
  二次大戰後,太平洋美軍物資通過「救濟總署」在上海、南京傾銷,有些東西經申請批准即可得到,即使在街上買也很便宜。有一種快餐,體積只有半個磚頭大,內裝幾片壓縮餅乾、一小聽鐵皮罐頭奶酪、一小包湯粉、兩支香煙、兩根火柴,外包裝紙是用臘浸過的。吃完了用罐頭盒裝滿水,點燃包裝紙,燃完水也開了。在野外使用十分方便,我們星期天出外寫生畫畫帶上一盒,一天的餐飲都解決了。1946年聖誕節,在四牌樓中大操場四周擺滿了這種東西,另外還有麵粉、黃油、奶粉、餅乾,軍靴、毛毯、皮夾克……那天吳校長偕夫人也來操場走了一圈,我見到有人向他捧上一大聽黑啤酒想送他,吳校長搖搖頭用手杖撥開,不屑一顧。 
  吳校長居家非常節儉,吳師母常接一些繡花活計貼補家用。40年代南京的小汽車很少,國民黨的部長級官員不一定都有小車,政府卻為吳有訓校長配了一部漂亮的小轎車,但他很少用。一次吳師母生病,總務處安排校長的小車送師母到醫院看病,吳校長不同意,說:「轎車是給我公務用的,家屬用了不好交待。」那時沒有出租車,只好叫黃包車拉師母去醫院。 
  國民黨政府復員南京後,撕毀了毛主席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所達成的和平建國「雙十協定」,挑起全面內戰,鉗制言論自由。很快通貨貶值,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終於爆發了1947年五·二「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愛國學生運動。之後中大教授會屈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開除大批學運活躍分子,吳校長也被迫離開南京去了美國。 
  20年代吳有訓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理學博士學位。他在物理實驗中對「康普頓效應」做出了重大貢獻。1927年康普頓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康普頓效應」正式命名為「康普頓—吳有訓效應」。這次吳先生訪問美國仍然是和康普頓教授研究核原理。 
  解放戰爭發展很快,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政府土崩瓦解,吳有訓很快回到香港。1949年4月26日南京解放,12月1日全市慶祝遊行,當中大的隊伍到達新街口時,突然有人大聲叫:校長!校長!大家向人行道望去,見吳有訓正向大家招手。他仍然是穿著一身灰色派力斯長衫,拿著黑布雨傘當手杖。這時有幾位同學跑上前去將他簇擁到隊伍中來,說說笑笑,一同呼喊慶祝口號。 
  不久,吳有訓被任命為上海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隨後中國科學院成立,他和生物系教授秉志同時被任命為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還兼任新中國第一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有關報道慶功會上,中國科學泰斗吳有訓先生和他多年的學生、助手錢三強、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王大珩、趙忠堯、趙九章等核專家一起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表彰和接見。 
  作者簡介: 
  陳蜀堯,南京大學校友,中國美術家協會雲南分會秘書長。   
  羅家倫重建中大(1)   
  文/王運來 
  1932年,羅家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1941年去職,計達10年之久。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羅家倫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一、易長風潮 
  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說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因為此時的中央大學仍漂蕩在「易長風潮」的餘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由於經費等原因而辭職。是年底,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調任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曾任廣東省政府常務委員會代主席,稟承當局旨意行事,壓制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為師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中大學生怒打對外無能、對內傲慢的外交部長王正廷,衝擊首都衛戍司令部、圍攻中央黨部,要求出兵抗日,搗砸詆毀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館,校長朱家驊引咎辭職(同月即被任命為教育部長)。1932年1月8日國民政府任命桂崇基為中大校長,為學生所反對,月底桂即辭職。於是政府改任原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為中大校長,任卻堅辭不就,校務便由法學院院長劉光華代理。6月間劉光華又辭代理職務,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此時中大全體教師因索欠薪,宣佈「總請假」,發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為中大代理校長,學生因「反對政客式人物來當校長」而對段群起毆辱。最高當局甚為震怒,為此解散了中央大學;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7月上旬,行政院議決蔡元培、李四光、錢天鶴、顧孟余、竺可楨、張道藩、羅家倫、周鯁生、譚伯羽、俞大維為中大整理委員會委員,整理期間由李四光代行校長職務。8月26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羅家倫為中大校長。 
  羅家倫,字志希,浙江紹興人,生於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為北大《新潮》雜誌社的發起人之一。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這份5月4日當天北京惟一的印刷品傳單,在該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運動」一詞。還被遊行隊伍推選為代表,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說帖。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歷史,又轉往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務學校代理教育長。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發生,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遭日軍慘殺。羅家倫時任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處長(蔡為外交處長),受命與日軍的師團長交涉,其膽識頗為國民黨上層人物所稱道。三個月後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時,他被任命為首任校長,時年31歲。可見,羅家倫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與器重,可另一方面,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五三」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這樣的校長客觀上易為學生所接受。於是,中大這場「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六字」治校方略與「四字」學風 
  1932年9月5日,羅家倫到校視事。聘任孫本文、張廣輿為教務長和總務長,以接替竺可楨和錢天鶴在整理期間所擔任的職務。確定文學院院長汪東等人為甄別考試委員。接著,便公佈了教育部批准的學生甄別實施辦法8條。通過甄別考試,開除學生19名,合格的學生於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開始授課。是日,在全校大會上,羅家倫作了頗有影響的《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說,陳述其出任校長的遠大抱負和治校方略。 
  羅家倫認為當時中國的國難異常嚴重,中華民族已瀕臨死亡,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這個使命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和社會的腐敗,而最重要者卻在於沒有一種「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羅家倫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否則,「便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為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 
  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佈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同時他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 
  而欲達上述之目的,羅家倫認為就必須養成新的學風。於是,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個字的新學風。「誠」,就是對學問要有誠意,不把學問當作陞官發財的途徑和獲取文憑的工具;對於「使命」,更要有誠意,應向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走去。「樸」,就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不以學問當門面、作裝飾,不能尚纖巧、重浮華,讓青春光陰虛耗在時髦的小冊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頭用功,不計名利,在學問上作長期艱苦的努力,因為「惟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是大無畏的雄,以糾中華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後的柔弱萎靡之風。而要挽轉一切纖細文弱的頹風,就必須從善養吾浩然正氣入手,以大雄無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氣,女亦須無病態。「偉」,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開眼界,努力做出幾件大的事業來,既不可偏狹小巧,存門戶之見,又不能故步自封,怡然自滿。 
  本著這樣的思想,羅家倫在中央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三、「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羅家倫認為,大學校長的首要之舉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頓校務的第一步就是從延聘師資入手。一方面他極為挽留原有良好教師,一方面隨時添聘專門學者。當時大學的教師分專任和兼任兩種,而羅家倫則主張教師隊伍以專任為主,其原則是「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數年之後,中大兼任教師即由110人減至34人。而這些為數不多的兼任教員,均為某一學科的專家,為政府或其他學術機關所倚重,「本校所欲羅致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者」。   
  羅家倫重建中大(2)   
  若以所授課目而論,1934年時專任教授的課目就佔到了3/4,這就充分保證了師資隊伍的穩定和質量。羅家倫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無怪乎教育部長王世傑在回復蔣介石的提問「羅志希很好,為什麼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時,這樣作答:「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合,不管是什麼人,他都不接受。」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實屬不易。羅家倫重視師資,不僅在於延聘,而且還體現在對教師切身利 
  益的關心上。當時公教人員斷薪是司空見慣的事。可羅家倫為了解除教職員的後顧之憂,在經費吃緊、時有短缺的情況下,總是極力維持定期發薪,絕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項,他也毫不含糊。 
  羅家倫親手修剪的中央大學這棵茂盛的「梧桐樹」,引得天下「鳳凰」競相飛來。1933年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10餘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如留美的數學博士孫光遠和曾遠榮,化學博士莊長恭,生物博士孫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羅宗洛;留學法國、受業於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煥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華大學教授胡坤院、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師就任過教授的張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學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後被羅家倫選聘為教授的還有:經濟學家馬寅初,藝術大師徐悲鴻,詩人、美學家宗白華,農學家梁希、金善寶,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建築學家劉敦楨和楊廷寶等。在此期間,先後被聘任為「三長」和各院院長的著名教授有孫本文、張廣輿、陳劍修、查謙、汪東、李善堂、李學清、莊長恭、孫光遠、戴修駿、馬洗繁、鄭曉滄、艾偉、蔡無忌、鄒樹文、周仁、盧恩緒、戚壽南等。一時間,中央大學群英薈萃,學術景像一派繁榮。 
  四、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 
  中央大學原有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8個學院。由於1932年7月整理委員會將設於上海的商、醫二學院劃出(分別定名為國立上海商學院和國立上海醫學院),因此,中大實設6個學院。羅家倫掌校後,根據國家需要和學科發展趨勢,對中大的院系設置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充實。 
  鑒於國難深重、國內航空事業近於空白這種狀況,羅家倫電邀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的羅榮安回國,來中大創辦自動工程研究班(後改為機械特別研究班),培養了我國最早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於1938年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航空工程系。1935年,羅家倫考慮到當時中國亟需醫務人才,同時為充實中大學科起見,於5月份再度創辦了醫學院。6月又主辦國立牙科學校。從此奠定了中大7院的格局。 
  在羅家倫任期內,中央大學還先後添設或恢復了心理學系、化學工程組和畜牧獸醫專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學院改為師範學院的同時,又在該院增設了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體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學這種7院40餘科的規模當時在我國是絕無僅有的。 
  羅家倫在擴充院系的同時,還致力於教學質量的提高。在課程開設方面,他制訂了8條「整理學課大綱」,要求各院系據此擬訂課程,以求課時數的集中,刪除不必要的課目,明確劃分必修課和選修課,使學生集中時間和精力從事專業課程的學習,建設若干核心課程,不因人因事而變更;修業年限至少須滿四年,以免除爭求速效所可能帶來的弊端。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教學活動的穩定性,加之優秀教師的安心授課,就使得中央大學的教育質量不斷得到提高。 
  為了繁榮學術和促進高深學問的研究,在羅家倫的倡導下,中大校務會議決定發行兩種學術刊物,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叢刊」,登載專門研究之著述,分為《文藝叢刊》、《社會科學叢刊》、《教育叢刊》和《農業叢刊》;另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專篇」,對於特別有價值的著作,專印成冊。同時,羅家倫從研究條件和社會需要來考慮,不遺餘力地謀求中大與社會事業和學術機關的合作。如,與江寧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與中央棉產改進研究所合作種棉實驗,在江蘇省推廣純良棉種,開辦中等學校教職員暑期講習班,與實業部合編《中國經濟年史》,進行全國兒童問題咨詢,主持高中英語和數理化測驗,進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調查和滇邊地理考察,等等。這一系列研究活動,既對國計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寬了學校研究經費渠道,還增強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 
  為了確保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羅家倫還制訂了學校行政工作的三條原則:(1)厲行節約,縮減行政費;(2)力持廉潔,養成廉儉風氣;(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學校有限的經費,主要用於教學設施的改善。羅家倫上任後的前5年,用於校舍建築方面的經費達87萬元,先後建成或擴建了圖書館、體育館、生物館、東南院、南高院、牙醫院、音樂教室、游泳池和學生宿舍等。至抗戰前夕,中大已頗有最高學府的恢宏氣勢。圖書雜誌也大有增加。接受東南大學圖書館時中西文藏書共有4.8萬冊,而1937年中大圖書館收藏圖書已達40.7萬冊(中、西文各半)。1932年至1937年間所購中文書中善本極多,不勝枚舉;西文書中也大多是較珍貴者,如Geographical Journal,連續刊行134年。最貴的雜誌達7000元一套,但為了研究的需要,羅家倫均不惜巨資,全部購齊。此外,由於院系學科眾多,教學研究所需的儀器、設備、標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學亦大量購進。 
  五、玫瑰色的甜夢 
  經過幾個春夏秋冬的努力,羅家倫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實」。1934年時,他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機到了」。因為:(1)首都大學在國家用人的時候,決不應只是上千人的大學;(2)中大地處市中,車馬喧囂,市氣逼人,不適宜研討學問、培養身心,養成「高尚純樸」的特殊學風;(3)四牌樓校址不過300餘畝,湫隘逼窄,實無發展餘地,而工學院又亟需擴大面積,添建實驗室;(4)農學院與校本部分離,教學設備不經濟;(5)師生食宿,雜處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觸、問難質疑。所以,羅家倫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覓校址,建造一個能容納5000至10000名學生的首都大學!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築費暫定為240萬元,並訓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按月撥付遷校建築費8萬元。羅家倫量後選定南郊石子崗一帶為新校址,因為那裡氣象宏大,山林起伏,佈置曲折有致,非常時期宜於防空;離秦淮河上游不遠,有一支流從此經過,不僅增加校景,而且還有工程和農業上的用處。此外,北面是龍盤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樹木蔥蘢的牛首山,東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見滔滔長江,於地質實習十分便利。羅家倫還特邀曾為蘇聯五年計劃設計學校建築的德國專家來南京察看,也認為地點很得適宜。對於這個新址,羅家倫充滿了美好的嚮往,認為「這二水三山的中間,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1935年11月。內政部頒發公告,徵得石子崗8000畝土地為中大新校址,並由教育部聘請葉楚傖等9人為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羅家倫懸賞5000元,在全國進行圖案設計招標。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鑿井動工,深達200餘米。5月,工學院和農學院主要建築著手興工,預計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遷入。孰料,新址剛剛動工,便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數月之內,上海、南京相繼陷落。羅家倫另建新址的藍圖被日軍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學也不得不舉校西遷。那二水三山之間的學術都城,便永遠地成為羅家倫的「玫瑰色的甜夢」。   
  羅家倫重建中大(3)   
  羅家倫離開中大後,歷任新疆監察使、台灣當局駐印度大使、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及國史館館長等職。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功過是非自有人評說;而作為一位校長,他於中央大學確有頗多建樹。   
  羅家倫與中大(1)   
  文/何善川 
  執掌中大十年校政 
  國立中央大學,民國時期作為首都大學,「冠全國中心之學府,樹首都聲教之規模」,其在全國各類高校中的地位和影響,當可想見,因而管理也實屬不易。從1928年到1949年的 
  21年間,該校校長八易其人,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而獨羅家倫先生,執掌十年校政。在當時國難當頭、戰禍頻仍的艱苦條件下,羅家倫憑著執著的信念和堅韌的毅力,使得中大獲得較大發展。 
  羅家倫(1897-1969年),字志希,浙江紹興人。1914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在北大求學期間,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鼓吹自由民主,與傅斯年等共同創辦的《新潮》雜誌,成為當時繼《新青年》之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第二種最有影響的刊物。「五四」那天,北京13所學校3000多人的大遊行,羅家倫一直走在隊伍的前列,並被推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國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希望各國給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那天所散發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傳單,就是羅家倫起草的,宣言主張「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斷然表明:「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宣言雖只有180多字,卻寫得大氣磅礡,字字鏗鏘,極富號召力。23天之後,亦即5月26日,羅家倫以「毅」為筆名,在《每週評論》第23期「山東問題」欄內,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為《五四運動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運動」這一重要概念。它的意義不在於名詞的推敲,而在於將「五四」這一事件,作為一場醞釀已久的民族自決運動。這位「五四」運動的健將,直到晚年,對於「五四」的激情和稱道,始終未衰。 
  1950年「五四」31週年之際,羅家倫在台北《中央日報》上發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舊強調「五四」是文化意識的覺醒,是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它是以愛護國家民族為骨幹的,「無論你贊成五四也好,反對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國近代史上自有其劃時代的地位」。 
  改制清大歸教育部 
  1920年秋,羅家倫獲得上海工商界鉅子穆藕初資助留美,從1920年到1925年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研讀歷史、哲學,1926年回國。出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教授,隨後參加北伐,加入國民黨,曾做過蔣介石的秘書、中央黨務學校教務主任和代理教育長等職。 
  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長蔡公時等,在負責交涉時,被日軍挖眼割耳殘殺,時為該會教育處長的羅家倫,受蔣介石委派,與熊式輝一道,涉險調查,嚴責日軍,其膽識頗受國民黨上層所賞識。3個月後,1928年8月時年30歲的羅家倫被委派為國立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1932年,羅家倫離開清華大學,同年8月,當羅家倫帶著一腔熱血和勃勃雄心,準備在清華大幹一番的時候,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的勢力控制了華北,閻系人物提出「清華人管清華」的口號,校園裡掀起「驅羅運動」,羅家倫被迫辭職。儘管如此,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羅家倫對清華所做出的成績,依舊是令人矚目的,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使清華改歸教育部,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牽制。當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陳寅恪先生,談到這點時說:「志希在清華,把清華正式地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 
  發展中大教育事業 
  羅家倫離開清華後,曾受聘為武漢大學教授。1932年8月,羅家倫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當時的中大正處於動亂之中,先是易名風潮,1927年6月到1928年4月,10個月內,四易校名,先後經歷了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隨後又是易長風潮,1931年到1932年,兩年不到,7易校長(含代理及未到任),最後只得由國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員會,由蔡元培任委員會主席,當時的羅家倫是委員之一,後不到兩個月,整理委員會解散,由羅家倫出長中大,至此,這場易長風潮遂告平息。 
  有鑒於國難當頭,作為首都大學,應當對國家和民族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所以羅家倫上任伊始,在對全校師生作的《中央大學之使命》的講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結晶,也是民族團結圖存的基礎,決心把中大辦成一所兼容並蓄的大學,就像十九世紀初的柏林大學一樣,肩負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責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先養成一種良好的學風,於是他進一步提出了「誠樸雄偉」的新學風,勉勵中大人對於「學問事業應當一本誠心去做,人與人之間以誠相見,樹立崇實而用笨功的樸厚學術氣象,以大雄無畏相尚,挽轉纖細文弱的頹風,以造成一種偉大崇高的意境。如此這般,中大便可以為復興民族的參謀本部自任」。 
  與此同時,羅家倫又提出「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實,在充實時求發展。這樣,中大於易長風潮之後,遂進入了一個穩步發展時期。其學科建設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8個學院,自中大整理委員會決定把地處上海的商醫兩院劃出獨立後,南京僅存6個學院,羅家倫根據社會急需和學科發展趨勢,對中大的系科設置,不斷地進行調整和擴充,1935年再度創辦醫學院,使中大成為當時學科最為廣泛、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擁有7個學院,30多個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國之首。在教學科研方面,羅家倫多方延攬人才,注重教授專任。1933年8月,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10多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1934年,專任教師的課目已佔四分之三,確保了師資隊伍的穩定和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提倡科研,鼓勵辦刊,先後出版了《文藝叢刊》、《教育叢刊》、《農學叢刊》和《社會科學叢刊》等一系列有影響的雜誌,一時間,學者名流雲集中大,科研氣氛隆盛,聲譽鵲起。在改善辦學條件方面,羅家倫上任之後,擴建了學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館、東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圖書館,不僅使閱覽室的面積擴大了4倍,而且書庫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同時,圖書雜誌數量也大有增加,據統計,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購置圖書計中文書63381冊,西文書34828冊;中文雜誌286種,西文雜誌233種。這一切都有力地推動了中大教育事業的發展。   
  羅家倫與中大(2)   
  石子崗畔玫瑰甜夢1934年,羅家倫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期」到了。當時的中大逼處都市中心,四面環街,車馬喧囂,不宜研討學問,熏陶身心,校部面積僅三百多畝,湫隘狹窄,實無發展餘地,且師生食宿,雜處市井,難以溝通;教學試驗,分散隔離,極不經濟,處處都障礙著中大的發展。於是,羅家倫打定主意,另覓新校址,要把中大建成一個能容納5000到10000學生的真正首都大學,同時也實現他的「一個玫瑰色的甜夢」。羅家倫的設想,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不僅得到了當時教育部長王世傑的贊成,而且也贏得了蔣介石的首肯。於是,1934年1月,國民黨的四中全會上便通過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築費暫定240萬,並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撥付遷校建築費8萬元。隨後,羅家倫派人四方勘探,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終於選定了中華門外的石子崗一帶作為新校址,該處北對巍巍紫金,南連蔥鬱牛首,東倚天印方山,西眺滾滾長江,山陵起伏,曲折有致,林木茂盛,風景極佳,而且交通便利,與首都各文化學術機構,仍可收彼此合作之效,實在是從事學術研究的理想場所。後來羅家倫曾作過一首《憶南京》,抒發了他內心的美好嚮往與懷念:我又想到了雨花台南,崗名石子,橋喚鐵心。 
  南望牛首,東望方山,北望紫金。 
  山頭放眼望呵,大江雄渾,秦淮澄清。 
  這一水三山之間,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新校址選好後,羅家倫懸賞5000元,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圖案設計招標,經公開評定後,由興業建築公司繪圖承建,共圈地8000多畝,預計30個月完成。倘真如願,中大必將成為一個「環境優美、格局軒昂的全國最大的近代式大學」,正如羅家倫自己所認為的:「本校是否能成為國家完善之學府,當視新校址是否建築遷移而定。」可是,就在新校址動工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盧溝橋的槍聲響了。 
  力排眾議西遷重慶全面抗戰的爆發,南京政局的危殆,不僅使得中大城的建設戛然中止,而且遷校的問題,又逼呈眼前。當時敵機轟炸頻繁,中大圖書館、實驗中學、大禮堂和牙醫專科學校都遭到了破壞,羅家倫在大禮堂的辦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在這種情勢下,羅家倫即刻召開了教授會,議決兵分三路,分赴重慶、兩湖和成都,另覓新校址,最後考慮到重慶不僅是戰時大後方的中心,而且地勢複雜險要,宜於防空和固守,在那裡建校可以獲得相對持久的穩定,所以,羅家倫力排眾議,決定西遷重慶。其後的事實證明,他的果斷決策是合乎時宜的。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予中大西遷。可以想見,整所大學的千里大遷徙,其工作是極為艱巨繁雜的。當時南北各大學在遷移過程中,都備嘗艱辛,損失嚴重,而中央大學一舉西遷重慶,1937年11月初,就在重慶開學復課,八年抗戰中,教學從未間斷,損失最小,秩序最為穩定,這在當時全國高校中,確是絕無僅有的奇跡。西遷後的中大分為四個部分:重慶沙坪壩本部、柏溪分校、成都醫學院和貴陽實驗學校,其中沙坪壩本部松林坡,僅是一個小山丘,緊鄰重慶大學,佔地不足200畝,為了能保證中大迅速復課,整個校舍工程,僅用了42天時間,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簡陋的宿舍。入川後第二年,學生人數激增,羅家倫又爭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擊兩個月,建起了44幢校舍。1941年羅家倫在離開中大時的告別演說中,曾不無幽默地說:「造化的安排,真是富於諷刺性。我在南京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新校址,但這點領至局部而未完的餘款,竟使我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在重慶沙坪壩和柏溪兩處造成兩個小規模的新校舍,使數千青年,沒有耽誤學業,真可以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西遷後的中大,時常受到敵機的襲擾,沙坪壩的圖書館、校舍,成都醫學院等都曾遭到破壞。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對沙坪壩的空襲作過詳細統計,有一個月空襲高達28次,有一天多達5次。頻繁的空襲,使得鑽防空洞成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就在如此簡陋困頓的教學條件下,在呼嘯不斷的炸彈聲中,校長羅家倫繼續執著地謀求中大的發展,擴大辦學規模,延聘名流學者,增設新興系科,將原教育學院調整為師範學院,同時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又創辦了「國立中央大學研究院」,分設9個研究部。在羅家倫最後離開中大時,中大在學科建設上,共擁有7個學院,一個研究院,56個系科,9個研究部;學生人數,1938年在南京註冊時為1072人,到1941年6月增為3153人;所開課程,在南京最後一學年,共開524種,1941年的下學期則為829種,成為當時全國高校中門類齊全、院系眾多、規模最大的大學,以致在抗戰初幾年的統一招生中,把中大作為第一志願填報的考生,曾占當時全國考生數的三分之二。1941年8月,由於經費拮据,特別是CC派勢力對於中大的滲透,羅家倫已到了精疲力竭、不敢支撐的地步,被迫辭職。羅家倫離開了中大,從此也就離開了教育界。其後擔任一些閒職,赴台後,曾歷任「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及「國史館館長」等職,1969年12月25日,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等症並發,病逝於台北,享年73歲。 
  作者簡介:何善川,淮陰師範學院歷史與社會學系副主任。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後歲月   
  文/馬亮寬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灣大學校長近兩年的時間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後歲月。 
  臨去徘徊 
  1948年冬,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局已定,開始著力經營台灣。而台灣大學校長莊長恭到任不到半年,乃悄然離職攜眷返回上海,讓杜聰明代理校長。國民黨當局為安定台灣,權衡再三,決定讓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於1948年8月從美國治病後回國。 
  當教育部長朱家驊要其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時,傅斯年立即嚴辭拒絕,但朱家驊並沒有改變決定,親自找傅斯年晤談,又讓傅斯年的幾位朋友輪流規勸遊說,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強接受了任命,但並沒有前去上任,仍處於徘徊狀態。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節日的喧囂,此時胡適剛從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與胡適聚會共度歲末,兩人置酒對飲,相視淒然。一面飲酒,一面談論時局。在國共之間,他們一直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合法政權,以在野的身份參政議政,而目前國民黨政權失敗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從,難以決斷。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戀鄉土之情頓生,思前想後,兩人都十分傷感,不禁潸然淚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時,台灣有關人士函電催促其迅速上任。莊長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辦理交接手續。杜聰明於12月18日、20日分別緻電、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駕,蒞校主持。陳誠於1月5日就任台灣省主席,同日致電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電報說:「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鉅艱。」陳誠與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須認真考慮的,他將自己關在一個房間,三日三夜未出房門,繞室踱步,反覆吟詠、書寫陶淵明《種桑長江邊》的詩句,考慮去留問題,最後決定暫且去台灣就職,但仍懷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帶全家去台灣,並且已買好了機票,臨時決定,把部分親屬留下,退掉了機票,對他們說:共產黨對文人還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來。臨行又把許多圖書、家產留了下來。1月19日,傅斯年只攜帶部分親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飛機去了台灣。次日到台灣大學就職,並繼續兼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職務。 
  身殉台灣大學 
  傅斯年到任不久,台灣發生了學生運動,台灣當局大肆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傅斯年對當局不經任何手續到台灣大學逮捕師生十分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進行交涉,要求沒有確鑿證據不能隨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確鑿證據逮捕台大師生也必須經校長批准,並且相約成為一項制度。有文字記載,蔣經國當時曾負責軍警特憲事務,他要台大某人資料對某事調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專門寫信要求。信中說:「孟真先生道鑒:茲派員前來洽取於某有關文件,即請面交帶回,以供參考。」 
  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要求各機關學校實行聯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員幾人相互監督,相互保證對方思想純正,沒有染上共產思想,萬一發現聯保中有人思想不純正,保證人都要受連累。台灣省當局也要求台灣大學師生辦理這種手續。傅斯年出面對國民黨當局說:凡是在台灣大學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他一個人可以保證,有問題發生,他願意負全部責任。結果台灣大學沒有實行聯保制度。當時有些人攻擊台灣大學有些院長、系主任是「共黨分子或親共分子」,說他們把持的院系是「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許多學生受其影響。傅斯年對此公開發表文章進行反擊,在文章中強調:「假如我對於這樣的舉動妥協了,我念這幾十年書的工夫也就完了,還談教育嗎?我不能承認台灣大學的無罪學生有罪,有辜的學生為無辜,此之為公平。不能承認任何人有特權,此之謂公平。……寧可我受誣枉。我既為校長,不能坐視我的學生受誣枉。」他去世後台灣的一些報紙評論:「傅斯年先生在台大兩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1949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訪問台灣,當時國民黨政府剛退守台灣,迫切需要美軍的保護,因此視麥克阿瑟為太上皇。麥克阿瑟專機到達台灣時,蔣介石親率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等政要到機場迎接,並通知傅斯年到場,傅斯年雖然去了機場,但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第二天重要報紙刊登的照片,當天在機場貴賓室就座的僅三人,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長及政要垂手恭候,三軍總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則坐在沙發上,口叼煙斗,蹺著右腿,瀟灑自若。當時報紙新聞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任台大校長期間正是台灣的非常時期,其侄傅樂成回憶說:「他(傅斯年)經常每日在校辦公6小時以上,一進辦公室,便無一分鐘的休息,有時還須參加校外的集會……他那希望台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蔣夢麟主持召集的農復會會議,主要討論農業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學生出國深造問題。傅斯年想藉機多保送台大學生出國留學,在會上頻頻發言,提了許多意見和建議,據蔣夢麟回憶:會議進行兩個多小時,傅斯年講話最多。午飯後他又去省議會,列席省議會第五次會議,此次會議參議員咨詢的主要是有關教育行政的問題,多數由教育廳長陳雪屏作答。下午5時40分左右,參議員郭寶基咨詢有關台大的問題,包括國民黨教育部從大陸運到台灣保存在台灣大學的教育器材的失盜和放寬台大招生尺度問題,這些問題須由傅斯年答覆。這兩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盜之事,使傅斯年相當憤怒。此事出在台灣大學,一向嫉惡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要除惡務盡,清除所有敗類,現在參議員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當激動,引起突發性腦溢血,6點10分會議結束後傅斯年倒在議會大廳,經搶救無效,在晚上11點左右去世。 
  台灣大學在校園內擇地安葬了傅斯年,並專門建造了一座羅馬式紀念亭。從此,傅斯年安葬地稱為「傅園」,每年都有許多人前往祭奠憑弔。 
  作者簡介: 
  馬亮寬,1959年12月出生,男,漢族,山東菏澤人,研究生學歷,民革成員,教授,現任聊城市政協副主席、民革聊城市委主委、聊城大學學報主編。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歸來(1)   
  文/周懷宗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國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主張教育救國,曾受孫中山之召,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0年3月5日。香港九龍。 
  在這一天,蔡元培先生死了。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子監祭酒、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燈塔,在曾經的故國山水、如今的異邦城闕里,懷著悲愴與孤獨,懷著未完的理想溘然而逝。他死後,港紳羅旭蘇爵士代表港督及香港各界致祭文曰:「惟公之來,斯土之光!」而我們,這個讓先生苦心孤詣、心力交瘁,連午夜夢迴時都悚然驚醒的國家,這個擁有兩千年教育史的民族,卻早已把先生的衣冠遠遠地拋到了無法追憶的角落裡。先生字孑民,我想先生生前身後,都一直在這個幾萬萬人口的泱泱國度裡煢煢孑立、踽踽獨行。先生的思想高標見嫉,先生的事業千秋難竟,先生的疑問無人解答,先生的心境冷暖自知。 
  北大驚雷 
  中國人向來都認為書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書生治國一樣,永遠是「一腔熱血辦壞事」,因為書生往往太過於天真和浪漫,太過於理想化。蔡元培是個異數,這個從科舉考試的漫天妖焰裡浴火重生,從八股取士的銅牆鐵壁中打破樊籠之後,仍舊從容不迫,絲毫也不帶煙火氣的謙謙君子,在把北京大學辦成中國近代最大的文化集散地和論戰戰場之後,還能那樣地氣度雅致,那樣地休休有容,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慈祥地看著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變革的忠厚長者,正是他,為中國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學府,帶來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為中國文化的重新架構提供了基地,也為中國文化的萬古長夜點燃了一豆明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這只是中國幾千年政治史上一次極其普通的任命,但卻是中國文化史、中國教育史和中國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一個舉動,它牽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變革的腳步。蔡元培甫下車,就在北大發表了一篇讓整個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顫了一顫的就職演講: 
  「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進入大學不應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應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必須抱定為求學而來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軌。 
  「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負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 
  葉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職演講和緊接著的一系列雷厲風行的鄙政改革,讓一片烏煙瘴氣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來之前的暗流湧動,而中國新生代的精英分子們,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復甦前的滾滾熱浪。一批「五四干將」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即將應運而生。 
  學之大者 
  一般人認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培養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攬胡適、陳獨秀、李大釗、辜鴻鳴、吳稚暉、錢玄同、劉師培、馬敘倫、陳漢章、梁漱溟、黃侃等進入北大,使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等等諸子百家、三教九流匯聚一堂,「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談」,「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他「提倡課外的高尚娛樂,組織各種社團,使學生藉其所參加的社團來互相砥礪,頓時呈現出蓬勃的朝氣。又在校中倡辦各種刊物,從此爭奇鬥艷,各抒所見」;他對謬種流傳的封建教育思想「學而優則仕」進行撥亂反正。使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始發陣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壁壘和中國文化振興的緣起之地。凡此種種,都是中國教育史上開天闢地的壯舉,都足以讓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對中國教育最大的貢獻,是他對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體制改革理論橫批八字可盡:教育獨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政治家是以謀現世幸福為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1922年,蔡元培發表的《教育獨立議》提出:「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書》所寫「大學教育」詞條稱:「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卻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制。苟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並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這真是中國幾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驚世駭俗的論調。中國的學問向來是以政治為馬首,中國的學問家們,也向來是以政客們的臉孔是瞻。這位東方的普羅米修斯,為我們盜來了文明的火種,燒燬了政治在學校大唱傀儡戲的舞台,徹底顛覆了中國腐朽的教育體制。讓我們擁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可是,他的絕世情懷,他的良苦用心,他的偉大思想,又有幾個人能理解呢?愛因斯坦曾評價甘地說:「後世子孫很難相信世界上曾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而對於這位曾在中國大地上走過的先哲,我們又有誰,能明白他的堅苦和孤獨呢? 
  萬世師表 
  蔡元培是一個真正的長者,他絕不虛言造作,絕不光說不練,他「做給你看」。這位兩榜進士、欽點翰林,不會用激烈的言辭去指責別人,他只是用他的身體力行,用他的親力親為表達了他對中國士大夫的清高和偽善最大的駁斥。讓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黨國要員們慚愧難當,讓那些空喊進步,卻不敢以身作則的鑽營之輩汗顏無地,也為後世子孫們留下萬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馬上任北大校長,馬車駛進北京大學校門時,工友們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傳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長竟然走下馬車,摘下他的禮帽,向這些雜工們緩緩鞠躬回禮。北大校長貴為內閣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禮?先生用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沒什麼,我做給你看,你們這些寄生蟲們!」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間,北大學生運動開始萌芽。「五四」期間,學生被捕之後,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禮堂束手無策的學生,從容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從明天起照常上課。」蔡元培擔負黨國重托,怎能同情反動學生?先生用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沒什麼,我做給你看,你們這些暴君們!」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歸來(2)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去世。此時的蔡元培名播宇內,提親的自然紛至沓來,但對自己再婚,蔡元培心中早有規矩,他在牆上貼出再娶的條件:1.須天足;2.須有知識;3.男方不娶妾;4.男方死後女方可再嫁;5.雙方意見不合可離婚。蔡元培既為人師表,就該負維護禮教之責,怎能標新立異,破壞宗法?先生用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沒什麼,我做給你看,你們這些老頑固們!」 
  蔡元培以一己之力,為中國的老百姓爭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為中國帶來新的風氣,其立身、立言、立德,足以風世而為萬世師,讓所有的中國人在一百年以後,還享受著先生的恩惠,他真當得起「萬世師表」四個字了! 
  薪火誰傳 
  1928年,先生掛冠封印,天涯遠引,從此再沒能回來。而先生離去後的北大,真正能繼承先生教育思想的,只有胡適和馬寅初。但儘管他們為先生未竟的事業奔走呼號、殫精竭慮,北大卻再也不復昔日的風采了。 
  先生對胡適有知遇之恩,胡適對先生教育獨立的思想自然奉為圭臬。早在1922年5月,他在燕京大學座談時就反覆引述《教育獨立議》的觀點。1932年7月,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明確表示反對:「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致於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1937年抗戰之初,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議及教育,他再次申明「教育應該獨立」的意見:「其涵義有三:1.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2.政治的勢力(黨派的勢力)不得侵入學校。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聘任,皆不得受黨派勢力的影響。3.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胡適趁國難時期重申教育獨立的思想,認定「文化不亡,則民族終不會亡」。接掌北大之後,胡適更加不遺餘力地推行先生的教育理想,他擬訂《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呼籲修正現行大學制度,「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和責任」。其用心之苦,可見一斑。但此時「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胡適空有一腔熱血,徒喚奈何! 
  馬寅初接掌北大,已經是1949年以後,他雖然有心發揚先生的理想,可惜他的人格力量並未足夠為當局重視。先生的精神,竟成廣陵遺曲,從此絕矣! 
  蔡元培在黑暗的中國掀起教育體制改革的風潮,獨力承擔起中國文化復興的重任,在中國的教育獨立、女權平等、平民教育、德育美育等領域都有開山之功,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還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一百年來,他的功績無人可及,他的風采無人可及,他的先知先覺,他的百年孤獨,亦無人可及。蔡元培最後病死香港,病死在中國人最恥辱的地方。先生的心情如何,我已不忍去想。如今,舊山河已經還回來了,先生的魂兮魄兮,也該回來了吧!   
  教育思想家胡適(1)   
  文/冉雲飛 
  胡適先生因倡導文學革命,年輕即「暴得大名」,識與不識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適之」作為向人炫耀的資本、攀附主流社會的名刺;眾人追慕影從,必然給人好邀眾譽之嫌,於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便暗藏著許多人的「婉而多諷」,這與「暴得大名」聯袂糾結起來向胡適暗示老成耆宿們的不滿。博學敏慧的胡適,自然不費力就能看出這是響鼓未用重錘。「暴 
  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適作為評騭北大喜稗販新潮的斷語,同樣他在1923年6月《一師毒案感言》中說社會對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責備也就愈嚴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來,受的責備比常人更多更大。」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必須付出的社會學意義上的代價和經濟學意義上的成本。簡言之,「率性」的胡適是可愛可親而文學的胡適,「做聖」的胡適是中規中矩而教育的胡適,二者如影隨形,互為表裡,兩相交匯,成就了一個言人人殊的胡適。順帶而言,50年代海峽兩岸尤其是大陸知識分子猛烈炮轟他,固有專制高壓的現實、可悲可恥之士風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種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紛起,眾聲喧嘩,大多「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章太炎語),而胡適卻能維持其較長的「社會領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於物的過人本領外,恐怕與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國教育界發揮的特殊影響有關。 
  一 
  胡適關注教育之早,足以證其天才早慧。17歲在中國公學讀書時,他主編的《競業旬報》的第一宗旨便是「振興教育」,比如他在《競業旬報》第26期撰文抨擊中國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點內核置諸現代,仍不失為先鋒的吼號,「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廣開女學堂」,因為「這女學堂便是製造好母親的大製造廠」。後來他進一步申引其見地,撰《大學開女禁的問題》一文,從更深廣的社會意義來續其說。尤其是他留美時所寫的《非留學篇》,應算是中國現代留學教育的重要文獻。 
  留學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一環,是最終開創自家的新文明,以便與國際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國的現代化需求,非主動自變,而是被動開門。他人的擾攘、別國的侵略與我們落後挨打的現實,使得我們在開門時,有一種屈辱扭曲的心態,此種矛盾,此種變態,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爾曾說,世上有兩件事最難:愛一個自己不愛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牆。而像義和團那種「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牆」的可笑的壯烈,胡適這樣的天才先進,自是雖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強盜猛捶我們的門,我們便不得不開,開了過後,便要尋思與他較量乃至合作,謀得自己的利益。但這種過程對慣於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國民,自是難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胡適也不免。因此他激憤地說:「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揆諸彼時的實情,面對國家的衰變,胡適的吶喊實在有非常之道理。現今看來,留學之去向,固然多半還是由貧國向強國去學,但究留學之內涵中,實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學習的成分,不足以「大恥」來聳人。但胡適強調留學不是最終目的,只是開創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僅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促使我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盡快完善起來,否則留學歸來會最終無所依憑,留學的意義也就喪失了。「今若專恃留學,而無國內大學以輔之,而留學而歸者,僅可為衣食利祿之謀,而無傳授之地,又無地可為繼續研究高等學業之計,雖則年年遣派留學,至於百年千年來於國內文明無補也,終無與他國教育文明並駕齊驅之一日耳。」 
  胡適這話,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們現今鼓勵留學生來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學子歸國,但實際效果卻並不理想。雖有可「傳授之地」,但教育體制並不好,難以發揮更大的傳授之效,個人價值得不到較好的實現;雖可「繼續研究高等學業」,但研究條件與水平,自是與國外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國內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際因素使人擾攘不堪。當然更主要的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主義教育觀在文明步伐較快的地區日趨式微。當然,與祖國連接的臍帶始終是無法割斷的,何況海外學子為祖國所作的貢獻,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抹殺的。復次,胡適論及留學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實業而輕文科,三曰不講求祖國之文字學術。一、三兩點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轉,可暫時擱置勿論,單說重實業而輕文科。重實業而輕文科,今日留學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為例,實比胡適當時所言之事實更甚。「我國向五大洲32個國家派出留學人員1750人,其中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的1445人,占826%,學習和研究外國語言的282人,占161%,學習和研究社會科學的23人,占13%。」事實上,去外國留學的這種技術至上的思想,實是沉溺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執迷不悟,也是實業救國過頭的及時反應;更是我們自己過分強調技術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專才教育的結果。固然,沒有實業的發展,沒有經濟的騰飛,國不強,民不富,要說國家之變革,有點近乎癡人說夢,且市場經濟的發展哪怕還不完善,但的確包蘊著一點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經濟發展了,就自然帶來社會文明的全面進步和改革嗎?恐怕只有實足的妄人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們應該深知,習一先進之國的文明,非學該國積澱甚久的精神內涵不可,尤其是該國在制度方面的創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劑,這一切都必須是習人文科學的人來實現。 
  胡適對念茲在茲的中國留學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著實的建設,細緻的主意,他認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針,在於為吾國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們要想努力創造一個新文明,胡適的言論當有指路之功。 
  二 
  國家既處衰變之期,民眾亦處頹唐之時,外侮日重,內亂頻仍,國之不保,民之將墮,使有識之士,心有不甘,奮身躍起。像面對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醫手齊聚,於是各種方略紛紛出籠,胡適未必不知狂傲的龔自珍憤然後的謙虛:「何敢自矜醫國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見死不救,何況國之將傾,在實用主義教育大師杜威那裡得來的訓練,配以胡適好名「做聖」的心態,於是他便以教育救國為己任。 
  先不妨切實地說,如果我們稍微放了眼光大膽去看,「教育救國論」、「實業救國論」、「科學救國論」等方略都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應急措施。這也是不發達國家在「被動」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緊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復,非動大手術,即最終邁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不可,捨此別無他途。胡適的確是希望國民過上好日子,後來又與人獻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們這個慣弄權術,以玩人為要務的國度,除了可堪尊敬的書生之誠,實無它用。而胡適作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中堅,之所以不能在國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複雜,誠非三兩句話能一網打盡。這可能與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樣,分析計劃經濟將「通往奴役之路」,從而將自由主義建立在經濟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關,使其自由主義成了只與別的主義不同的另一個烏托邦,而他又不具備另外的烏托邦所具有的強烈的煽惑功能。國家多難,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藥者多,希藉此而一勞永逸,但猛藥的副作用是,療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夾帶而入,或許最終轉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術。而胡適用的是調和之中藥,藥力雖有,且無副作用,但有幾人能有這樣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療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教育思想家胡適(2)   
  不能去煽惑民眾起來鬥爭,自然就不能順應眼下民情,又要去「做聖」,更多的時候需要的是背時,而教育救國便是其背時的一個體現。胡適面對當時政府的腐敗,國家內外夾擊的困難,他走的是溫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無能,但又不同意學生因此罷課而荒廢學業。他多次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演講,呼籲學生不要以罷課來作為革命的響箭,因此他認為「救國必須從自己下手」,而學生自救的方略則是「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並引用易卜生的話說,就是要自鑄成器,國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認為法國生物學家巴 
  斯德和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就是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顯例。胡適這些話對那些熱衷革命的人來說,當然是冷水澆頭。我們理解那些下猛藥的人,但猛藥的副作用,卻沒有人來管,則是不好的,只有等幾十年後像韋君宜這樣的學生老革命,來寫《思痛錄》以反躬自省。而胡適的觀點素來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證明的喜歡革命的人,罵得狗血噴頭,包括一些借此吃飯的研究者,至今這種論調仍可謂甚囂塵上。倘使革命成功後,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會說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們有嗎?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換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腦袋,我想沒有人敢或者願跟他們打賭,胡適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們都知道,教育是人類文明和經驗的傳遞工具,並且自身負有對社會前進的必不可少的創造性,教育作為文化傳承方式來講,有其延續性和滯後性,因為教育總是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當今世界風行終身教育,但終身教育卻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學校教育的基礎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無論教育怎麼發展,總是有其難以超越的階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階段學什麼,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規定,這說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階段輟學或失學,其損失是難以彌補的。胡適的話與干革命的人,應該說兩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適的道理從文化繼承層面上來講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則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比如,唐詩它既屬於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義則就是屬於唐朝,因為它不可能影響當今政局,至多作為歷史的一個研究對像而已。也就是說教育有不囿一黨一派的超越性,這在民主國家尤為明顯,你不能說美國現在的教育是民主黨(克林頓)的教育,而前幾年則是共和黨(布什)的教育。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教育救國不是一黨一派的事,而是千秋萬代的基業。 
  胡適強調教育救國應從自身做起,明確個體的權利,然後再履行自己的責任——救國,這是明智的選擇,沒有個體的進步,整體的進步就是一句空話。經濟學家茅於軾有個很妙的、說明個體與集體關係的比喻:集體無飢餓,只有個體才會飢餓;集體沒有痛癢,只有個體才有痛癢。意思是說,我們應該首先關注自己的痛癢,然後再及其他。這說明個體的利益與權利應受到保護,才是社會得以向前發展的原動力。如果教育不從個體選擇及其利益作為基本出發點,那麼「教育救國」完全以集體和國家利益相號召,國家主義教育就會像一柄雙刃劍,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會形成二戰前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教育,以服從國家利益為最高旨歸,剝奪受教育者自身選擇的權利和自由,受害者終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適 「教育救國論」的根基建立在個人利益之上,與其堅持自由主義的政治和哲學理念有關,由此,至少在理論上可避免統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話語霸權,來實行教育上的獨裁。 
  三 
  如果說文學改革使胡適「暴得大名」,那麼對傳統國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適在教育文化界的影響垂諸久遠。因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學改革更為廣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說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學改革之前,留學美國的胡適便參照西方現代文法,來實施對我國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說是國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覺者,他用淺近文言撰寫《吾我篇》、《爾汝篇》、《詩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後這篇文章裡說:「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統系之文法,則事倍功半,自可斷言。」接著他又在1915年寫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得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斷論,文言是一種半死的語言,白話是活的語言,相應的,文言文是一種半死的文字,白話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決的便是,舊式標點中只有一個句號和一個逗號,所造成的對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胡適便與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同等人一起參考西文的標點符號,而制定出我國新式標點十二種的議案,並在1920年頒行全國。其對文化教育普及的影響之深巨,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胡適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偉。他單刀直入地指出舊式標點符號的弊病有三:一為「常人不能『斷句』,書報便都成無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為「意思有時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誤解」;其三為「沒有標點符號,決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標點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礎,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國語的文學」的先聲。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陳規,實施白話文之普及,由於難以找到一個「國語統一」的標準,就必須建立一個簡便易行的倣傚規則。胡適以一個文學家的敏銳眼光,看出了「國語的文學」必須建立在「文學的國語」基礎之上,「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後來他再談中學畢業生的國文水準時,覺得對古文要求過高,降低了學古文的標準。 
  胡適所談的中學國文教育裡,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著對學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們作為人的尊重,對今日中學語文教育仍有相當針對性的有兩點:其一是特別強調實踐的機會,因此後兩年安排「演說」與「辯論」,在他看來,能演說與辯論的人,沒有國文不好的,沒有不會做國語文的。其二,他主張從古小說裡理解古文,而不是從乾癟癟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讀本》,這是實踐他「文學的國語」的見解,因此他倡導用「看書」代替「講讀」。而我們現今的中學語文教育之不堪,簡直到了要讓人發瘋的地步,語文教學之僵死呆板彷彿《聊齋》裡的關於鬼的故事,實在讓人恐怖;考試答題之繁瑣無趣,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只配做一標準的考試機器,真可用殘酷二字來形容。從《北京文學》到《滇池》的「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無一不是民情洶洶的討伐之聲,於此可觀中學語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們教育界的一些老爺們只管省事,哪管要給學生帶來一點可憐的樂趣,與胡適倡導的「活的」中學語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教育思想家胡適(3)   
  四 
  語文在學校教育中各學科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甚至有學科中心之領銜作用。由於語文作為其他學科工具的基礎地位,因此解決語文教育的革新問題,必然為其他學科的改革奠定了前提,同時也顯示了語文教育革新對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五四」運動後,文化教育界興起了兩個熱潮:一是白話刊物紛紛創刊,二是平民教育的勃興。前者,不用說,胡 
  適是其中支持創辦白話刊物的幹將,後者胡適亦不落人後。平民教育與蔡元培先生倡導的「勞工神聖」有相通之處,胡適與蔡元培、李大釗等16人共同發起了一個「工讀互助團」,旨在提倡半工半讀,以利平民之識字及文化提高。這些都是西方教育機會平等和普及教育的思想在中國的反映,更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直接體現。雖然並沒有取得什麼驕人的成績,但這種舉動本身就是對過往的「精英教育」的一種反動。 
  為了更好地普及基礎教育,胡適參與了有名的壬戌(1922年)學制的制訂。學製作為教育制度的子制度,極為重要,它能反映出教育上是重普及還是重提高,尤其是決定著考試制度的性質,而考試制度又會影響教學,乃至反映出該種教育制度的教育目的觀等等。這次學制尚未改革之前,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對學制會議的希望》的短評,他主張教育的精神,而非為學制而學制,並認為新學制裡中學部分最為切要。這反映他對普及基礎教育的熱望。此次學制改革,將小學7年改為6年,將中學4年改為6年(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取消預科,師範學校6年,也可單設後3年,大學修業年限為4-6年,這樣,以前的日本學制就轉向改為英美學制。雖然中國考試制度的金字塔型結構並沒有因此學制轉而改為歐洲的梯型結構和日本、美國的穀倉型結構,這與我們人口眾多、以淘汰性而非資格性考試方式有關,此種弊端實承科舉考試制度而來,非三朝兩夕所能斷改。但胡適參與制訂的7項學制標準中有4項與杜威的思想有關:加強職業教育,實行選課制和彈性制,下放大學預科至高級中學等。新學制以兒童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縮短了學制,中學加強了文理科的融合,提高中等教育和師範教育水平。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有開創之功,此種學制延續到1949年,解放後廢棄已久,但改革開放後又承此制,可見此學制的生命力和相應的科學性。 
  解放後,學制之變化極為頻繁,1951年10月1日,政務院命令正式頒布新中國第一個《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稍後受「蘇式」學制的影響,尤其是「文革」初期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影響深遠:「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可以從此看出,以胡適為主制定的壬戌學制的一些影響,比如學制要縮短,比如既要學這樣又要學那樣,這既有平民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職業教育的影響,也多少有民粹主義教育的影響。胡適與毛澤東的相識,是在1918年8月,後胡適在《每週評論》上贊《湘江評論》:「在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毛澤東後來找胡適談湖南教育界驅逐張敬堯的事,並說:「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後來斯諾在《西行漫記》裡記載有毛澤東的回憶,說喜歡《新青年》,愛好陳獨秀、胡適的文章。眾所周知,後來雙方越走越遠,而到了50年代,胡適作為戰犯和資產階級學者,遭大批士人承官方旨意的猛烈批判。據學者周策縱先生的研究(《論胡適的詩》),稱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受胡適早年詞《沁園春·新俄萬歲》的影響,周先生說毛澤東未必有意摹仿胡氏,但在下意識裡尚未擺脫少年時代受胡的影響,兩詞結尾分別為: 
  胡詞是:「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毛詞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學者羅志田的分析是,毛澤東寫此詞時,心中有胡詞在,而且是對胡詞的回答。胡適詠俄國二月革命,但亦可一般地理解為新俄的十月革命。毛澤東寫此詞時頗感自豪,回答胡氏,我們的革命將要趕超俄蘇革命。「就像胡適一生都有為中國『再造文明』的夢想一樣,集馬克思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於一身的毛澤東又何嘗沒有一個趕超英美最後並趕超社會主義老大哥而『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夢想呢?」毛澤東晚年大改學制,是否心中有個胡適,不敢遽下斷言。但老年時的一些舉動與少年時代的某些影響有種隱秘的通道,是得到心理學家的認可的。 
  五 
  胡適對教育之重視,幾乎貫穿著他的一生。他在各個時期對教育的奔走呼籲,既存教育救國之心,也是他對西方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進教育理念認同的結果。他認為教育是接受人類遺產的必要途徑,是人類文明積累和傳遞的重要環節,是立國之本,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基礎。這既是他本人讀書治學的經驗,也是遍觀民國社會弊端後所開的藥方。 
  胡適相信教育應該獨立,盡量少受政治風潮的波動、受政府三天兩頭更替的影響,加之他常看到學生鬧學潮(並不是所有的風潮都沒有道理,學潮之討論是另題,不在此列),給教育的負面作用,以及對學生的直接影響。他認為,東漢已經有很發達的大學(像胡先生這樣的高人也不免好古,於古代去找現代的印跡,我是不贊成此說的),但因為大學是作為國家官制的一部分,而一朝一代之天下即專制主義,學校作為傳載文化的工具,必然隨王朝的滅亡而未得保留,或者有所損傷,也就不利於搞持續的創造性研究,而不像西方的大學,政府的上台與下野,並不影響大學之存亡。因此他呼喚大學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有獨立的管理機構,有獨立的管理制度。胡先生似乎搞忘了,西方絕沒有我們這樣漫長的專制傳統,而且教會在他們的世俗生活中有極大的影響力,有不少大學都得教會之助,得以建立和發展,而我們的社會政治系統中,在專制制度的淫威下,哪有什麼能獨立的漏網之魚,真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臣民」。不行民主制度,要想大學管理制度、經費來源上獨立,要想思想自由、精神無羈,實在比登天還難。但教育之獨立,思想之自由,胡先生這個夢確是深得我心。 
  另一方面,他覺得教育若不獨立,受制於一黨一派,必為黨派利用,成為黨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為效忠教育的犧牲品。他批評教會學校時指出:「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認為政府對於教育只管分撥經費和任免行政人員。他為此擬了教育獨立的三項具體措施:「(一)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二)政治勢力(黨的勢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任聘,皆不得受黨的勢力的影響。(三)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們的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學讀經之類。」這三點自然都是中國教育中自由主義思想的空谷之音,但在專制國家實難實現,且不說別的,單說要中央禁止無知疆吏干涉教育一項,即不可能實施。首先你必須不證自明地相信中央是開明而不昏庸的,他們享受著不被懷疑的豁免權,其實,這豁免權首先就應該被懷疑;退一步說,他們開明可靠,是否就可以證明他們不勾結,因為利益之網是千絲萬縷的,你要他禁止無知疆吏,他只有在暗中乾笑兩聲。事實上,制度刻酷吃人,不管在這種制度中的人,就像胡適這樣的大才如何努力,也極難實現與此制度冰炭不容的「教育獨立」。弄到後來,胡適自己執掌了北大,也主張「黨政軍團與學校合作」來「疏導教育」學生。誠如鄧小平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教育思想家胡適(4)   
  當然不是說壞的制度,就一事無成。在專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況下,在相對開明的時期,即相當於胡適倡導的「好人政府」主政,也還是可以在校內維持一小點民主自由權利的。比如1917年經胡適提議,在北大實行了類似於歐美大學教授會的「教授治校」,5年後他在紀念北大校慶24週年時,說到「教授治校」的好處,他認為使北大「從校長、學長獨裁製變為『教授治校』制,這個變遷的大功效在於:(1)增加教員對於學校的興趣與情誼;(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學校的基礎穩固,不致因校長或學長的動搖而動搖全體。」2可以說,在專制制度下能爭得這種權利,對辦高等教育儘管也只是權宜之計,但也屬難得。說到北大的發展,胡適仍動情地回憶起蔡元培先生的好處來,一是真正提倡學術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獨攬大權,充分尊重教授會的意見。因此教育的獨立若先從此處著手,循序漸進,待大環境之改善,最終獨立而獲自由,雖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絕非遙遙無期。 
  胡適的教育理念,還關涉到體育、音樂、讀書、學生的修養與擇業、教育家傳記、書院史料等等,難以備述。他對中國現代教育的貢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小視的。即使在20世紀行將結束的今天,我們對胡適的判斷依然是混亂而奇怪的,我們從來不願意有自己的判別標準,又受著意識形態的可笑愚弄,於是只得出了一個漫畫式的胡適。現在當然不說他是走狗了,只說他沒與國民黨統治者作生猛的較量,甚至還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問說這話的人,對當下現實中的混亂和暗昧作過多少批評與指陳?儘管你並不因此而喪失對胡適批評的權利,但你批評起胡適來是否就問心無愧?清代史學家錢大昕在評價古人時教導我們:「不卜年代,不揆時勢,強人所以難行,責人所以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異·序》)我想評價胡適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應該堅持這個原則吧。 
  作者簡介:冉雲飛,男,1965年生於重慶酉陽鄉下,1987年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著有《沉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莊子我說》等各類專著十數部,現供職於某刊。   
  校長當如竺可楨   
  文/雷頤 
  浙江大學現在是全國著名高等學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調整」以前,其學術聲望更高,長期是屈指可數的極少幾所享譽全國的綜合性大學之一。在浙大的發展歷程中,從1936年到1949年擔任校長達13年之久的竺可楨先生可謂厥功至偉,公認為浙大學術事業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範、浙大的靈魂。而這13年是國難當頭、內戰不止的13年,竺先生 
  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動盪險惡的環境中將浙大辦成全國著名大學?新近出版的《竺可楨全集》(1-4)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在許多文章和演講中,他反覆強調辦好大學有三個關鍵要素:教授、圖書儀器和校舍建築,而在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為重要。因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因此,他總是想方設法延請有真才實學的教授到浙大任教,並且能在至艱至難的環境中穩定教授群體。在欠薪成為家常便飯的當時他想盡種種籌款辦法,雖然有時未果,但廣大教職員工卻為他的誠心所動。而時局的激烈動盪,學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重要「戰場」,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對此,一向主張學術獨立、教育獨立的竺可楨更是竭盡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擾,維護學術和教育的尊嚴。在現代中國的急風驟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幹為浙大營造了相對安定的學術、教育氛圍,吸引了許多一流學者、教授。 
  他認為學術獨立、教育獨立的重要一點是學者、學生要有獨立的思想,經常提醒大學生「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們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須有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然後在學時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處世方能不負所學。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智識,而重在開闢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求智和不斷研究的能力。」 
  由於浙大是從「求是」學堂演變發展而來,他時時提醒浙大師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靈魂,所謂「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認真理、是非,而不問利害、不為名利所動,不屈服於政治的壓力。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以黨治校」、「黨化教育」,作為國立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自然無法公開徹底反對,但在實際管理中,他總是將這類「黨治」減至最低,而且一有機會,他就不厭其詳地宣揚學術、教育獨立。 
  在1936年為紀念母校哈佛大學三百週年之際,他寫了《美國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感言》一文公開發表,在文章最後,他意味深長地寫道:「哈佛辦學方針主要有兩點,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謂Academic Freedom。反對政黨和教會的干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課目,不能全注重於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予以充分發展之機會。這兩點主張與英國大學的方策一樣,而與意大利、德意志、蘇聯各國之政策,則大相逕庭。世界各國辦大學教育之分野,在這兩種主張上,是很清楚的。有一點哈佛大學亦可以昭示我們的,即為哈佛大學的校訓『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們對於教育應該採取自由主義或干涉主義,對於科學注重純粹抑注重應用,尚有爭論的餘地,而我們大家應該一致研究真理,擁護真理,則是無疑義的。」如果說在國難當頭,他認為這種「黨治」還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話,那麼在抗戰勝利後,他認為大學即應實行民主管理。 
  抗戰勝利後,許多人都在深思中國的前途、命運,一直關心國家、社會和民族命運的竺可楨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發表了《戰後國家與學校諸問題》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抗戰勝利,國難已靖,大學的辦學方針「應以理智為重,本校『求是』校訓,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貪污,學風不良,非道德之咎,實社會有不合理之處,今後大學應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楨先生與國民黨許多高官都是往來甚密的好友,與其中一些人還有親戚關係,蔣介石本人對他也頗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長,即由蔣「欽點」。後來,蔣又想讓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為他婉拒。然而他卻能「出污泥而不染」,絕未以此作為驕橫之資,更未利用這些關係為自己謀任何利益,與「黨國」有如此之深的淵源卻能贏得包括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左派師生在內的全體師生的敬重,委實不易,顯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1949年以前,作為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但對共產黨的主張也並不贊同。由於校長的身份,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潮」十分反感,多次公開表示反對,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是讀書。然而,在幾次學潮中,他雖反對卻走在隊伍的前列,為的是保護學生,怕手無寸鐵的學生「吃虧」。他雖不贊同、甚至反對左派學生的「鬧事」,然而卻堅決反對國民黨抓捕學生,保護了不少他並不贊同其政治觀點的學生。而且一旦有學生被捕,他總是極力營救,一定要到獄中看望他們;如果受審,他一定要到庭旁聽。在1949年夏國共鬥爭最激烈的時刻,他冒著生命危險堅決反對了國民黨特務在逃跑前對左派學生下毒手。「愛生如子」,是所有學生對他的評價。 
  他認為「宇宙間,有兩種很偉大的力量,一種是『愛』,一種是『恨』」,而人類的命運就寄托於「愛」能否戰勝「恨」。「世界現在還充滿了仇恨、殘暴和妒嫉,霸道橫行。這還是因為仁愛的教育沒有普及之故」,因此「辦教育者,該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對學生充滿愛,無論自己是否同意學生的思想觀點。竺先生對學生這種無私、無畏的愛應成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應捫心自問:能像竺先生那樣愛學生嗎? 
  作者簡介: 
  雷頤:男,祖籍湖南長沙,1956年出生於湖北武漢,中學畢業後下鄉數年,然後當兵,後復員當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畢業,獲歷史學學士學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 1985年 畢業, 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副研究員。   
  梅貽琦的選擇   
  文/陳遠 
  在清華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長與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適之校長卒於同年,這就是梅貽琦。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的校長是好當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長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蕩,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與胡適之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麼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長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近年來也常為時賢所徵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1948年底,傅作義將軍息兵,共產黨軍政人員開始駐入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關於這一點,許多人的記憶並不相同。據梅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地跟他說起當時離開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麼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捨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麼,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不過,在別人的筆下,同一情形卻有另一番描述,梅貽琦離校那天,當時也在清華任教的吳澤霖教授在學校門口碰見梅,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葉公超是清華當時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觸比較多,他對於梅貽琦的評價,大致是可信的。從梅貽琦的為人來推測,他是不大可能「什麼也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的。 
  梅貽琦的選擇,是基於他對共產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當時對於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經保護過,但是他那樣做是為了保護學校,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馬列主義,也不大贊同當時的共產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都曾經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黨的態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想到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產黨統治下是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時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調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並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系調整中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蕩然無存。此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貽琦由美飛台,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三個大學校長(1)   
  文/傅國湧 
  大學作為社會的精神文化中心,傳播人類先進文明和道義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紀威廉·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奠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以來,它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 
  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的出現不過短短一百多年,但它產生不久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讓後人幾乎只能仰望,這是與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擁有過蔡元培、蔣夢麟、竺可楨這樣的大學校長分不開的。我之所以同時想起這三位大學校長,首先是因為這三位深刻影響了中國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寧紹平原,他們的家鄉相去不過方圓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竺可楨是紹興東關人(現屬上虞),蔣夢麟雖是寧波余姚人,也靠近紹興,少時曾在紹興中西學堂求學兩年。他們都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在20世紀前半葉,這片土地上湧現的人物真可謂群星璀璨,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驚歎號。 
  其次,蔡元培和蔣夢麟、竺可楨這兩個同鄉後輩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蔣夢麟在紹興中西學堂求學時,蔡元培是學校的監督,還是他的老師。「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南下,推薦年輕的蔣夢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長,那時他留美歸來不久,儘管獲得過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博士學位,畢竟沒有實際經驗,蔡元培卻一眼看中了這位早年的學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動盪的亂世中,始終穩穩地把著北大的舵。蔡元培名義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長,「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在他在職而不在校期間,就由蔣夢麟代理校長,即使蔡元培在校,蔣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們密切的關係,從蔣夢麟的《蔡先生不朽》、《試為蔡先生寫一篇簡照》等充滿深情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從他近似回憶錄性質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楨最初在什麼時候相識,但20世紀20年代後期,蔡元培籌建中央研究院時,就邀請竺可楨籌建氣象研究所。後來竺可楨出長浙大也得到蔡的贊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許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時代的北大為榜樣的。 
  三個人中以蔡元培年齡最大,影響也最大,他出生於1868年,受過完整的舊式教育,中過進士,點過翰林,辦過學校,又長期在歐洲學習、研究,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蔣夢麟生於1886年,從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時進的都是教會學校,留美近十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教育學博士,還是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學生。他們兩位都是以教育為志業的,都做過北大校長、教育部長。生於1890年的竺可楨從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後在復旦公學、唐山路礦學堂學習,留美8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從1936年出任浙大校長,直到1946年他還兼任了十年的氣象所所長。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從事科學研究,辦大學不是他的專長,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學辦成了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著名大學,培養了無數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後人深思的。我以為竺可楨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養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當作人生最大樂趣的知識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說:「這種傳薪播火、蓽路藍縷的學術使命感和文化責任感,遠非職業精神、敬業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們體悟了竺可楨校長關於大學是『社會之燈塔』之謂。」 
  正是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熱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國大學的品質,使這些大學迅速和世界接軌,融入了人類主流文明。蔡元培、蔣夢麟身上所體現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楨身上體現的浙大「求是」精神,無論在今天還是在明天都不會過時,也只有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時代。 
  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國家無權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學應該是塑造完善的個人,致力於真正的學術,教授和學生都應該成為真理的追求者,學術自由與教育獨立乃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必須途徑。蔡元培先生長期在德國學習、研究,深受洪堡的影響。他曾說過,德國近代的發展是基於成功的高等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小學教師,造成了一代優秀的公民。作為教育家,他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說:「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而德意志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發端於此。」 
  民國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屆教育總長,邀請另一位教育家范源濂為次長,范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後來他自「把兩個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之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蔡元培做教育總長為時很短,他的教育理想並沒有得到實踐的機會,不久他就再度赴歐洲學習、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才一舉奠定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教學自由的原則,開創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凱脫下皇袍,在一片唾罵聲中死去。光復會老會員、國會議員陳黻宸、北大教授馬敘倫等向教育部推薦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還在猶豫,不少老同盟會會員也有不同意見,有人堅決反對(如馬君武),認為北大太腐敗了。孫中山認為,北方需要傳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帝王思想和官僚習氣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帶有全國性的教育,主張他去。所以國民黨把他看作是「隱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極其重要的革命棋子」。這些說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長北大的動機狹隘化了,其實從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從他以後在北大的作為看,他的目光要遠比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傳播革命思想」這樣簡單化的政治目標可以涵蓋的。 
  當年北洋軍閥的手伸得還不是太長,他們還懂得有所敬畏,並不是直接插足他們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領域,教育基本上還是教育家們的事。他們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們選擇的只是一個有經驗、有學問的蔡元培,讓他來辦大學,和他的政治態度沒有太大的關係。   
  三個大學校長(2)   
  眾所周知,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八個字,一方面他聘請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一方面北大教師中又包括了一些學術上有造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張君主制)的學者,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等。他認為大學就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大學應該廣攬人才,容納各種學術、思想,讓其自由發展。他聘用辜、劉等是因為他們的學問可為人師,是尊重講學自由和一切學術討論的自由。籌安會發起人劉師培在北大講《三 
  禮》、《尚書》、訓詁,從沒宣講一句帝制;辜鴻銘拖著長辮教英詩,也從未利用講台講復辟帝制。他曾對攻擊劉、辜的學生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在中國這個自古以來習慣專制、好同惡異的社會裡,蔡先生這種容納異己的民主作風、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開創了一代新風。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並包的北大,各種思想、各種聲音都可以並存,是一個多元、開放、寬容、民主的大學,超越了單純的黨派觀念和「革命棋子」的狹隘性,不僅造就了傅斯年、羅家倫,也培養了高君宇、張國燾等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大學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裡,「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他用人不分信仰、黨派、學術見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當時的軍閥政權之外、各種社會勢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氣魄,是大手筆,前無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國民主的搖籃,蔡先生則是中國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為偉大的功績正是給北大這一民主搖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點「五四運動」以來20世紀的編年史已經可以作出充分的證明。 
  他鼓勵學術研究,提倡社團活動,其中新潮社、國民社等在「五四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學生社團都產生於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這位校長的支持。為培養學術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經費中撥出2000元來給傅斯年、羅家倫他們的新潮社辦《新潮》雜誌(當時北大每月的全部經費不過4萬元),並由學校負責印刷發行。 
  在大學領導體制上他第一次實行民主辦校、教授治校,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評議員包括各科學長、主任教員、各科本預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選,任期1年,期滿得再被選。組織各學科(系)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教學工作。各教授會設主任1人,由教授互選,任期2年,並由各科教授主任組成全校統一的教務處,負責主持全校的教學工作。教務長由各教授會主任推選,任期1年。 
  蔡元培領導的北大不僅為現代中國大學教育樹立了一個嶄新的楷模,也促進了思想界、知識界的轉變。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陳獨秀、胡適等的熱情倡導下,青年學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學的浪潮,終於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有人說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和陳獨秀辦《新青年》對「五四運動」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傅斯年1943年說過一番話:「猶憶『五四』以後有人說,北洋政府請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辦學,無異豬八戒肚子中吞了一個孫悟空。『五四』之後,南至廣州,北至北平,顯露出一種新動向……激動了青年的內心,沒落了北洋的氣焰,動盪了社會上死的寂靜。」由蔡元培創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經成為北大綿延不絕的火種、傳統。 
  蔣夢麟:「謹守蔡校長余緒」 
  1919年以後,蔣夢麟主持北大達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為一所現代性的大學,與他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 
  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個小村莊的教育家,從少年時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後在紹興中西學堂及上海、余姚的教會學校求學,進入浙江高等學堂時他已能夠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歲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他「尚未成熟的心靈」終於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費留美資格,留美近十年,成為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 
  回國之初,蔣夢麟曾辦過《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強調教育要按照學生的要求設計,目標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僅僅6個月發行量就達到1萬份。由於這個刊物與北大師生「知識上的密切關係」,1919年初,他被聘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離京南下。7月23日,蔣夢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務,這時他不過30歲出頭。在北大學生歡迎會上,他第一次發表了有關他辦學思想的演說。他指出:國家民族的地位是由歷代文化積聚起來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這些觀點成為蔣夢麟以後一直遵循的辦學方針。 
  除了三度代行校長職權,蔣夢麟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主持日常事務,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們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在他們主持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北大的三項治校準則。同時,他還認為學生自治會應該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寫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為兩點,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長期間,也就是「五四」以後的7年,面對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而且始終為經費問題所困擾。如果沒有高度負責的精神,沒有勇挑重擔的態度,要在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年頭,要使北大能始終穩步發展是難以想像的。「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當年對全體教師說的話,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風範雖然無法與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個有擔當、能負責的人,一個做事的人。他曾感歎:那時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政府只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日夜奔忙的惟一報酬,就是他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這些感慨,無疑是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 
  作為職業教育家,他對無休止的罷課很不以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態度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府太腐敗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一句話,就是希望學生以學業為重。   
  三個大學校長(3)   
  1926年,北京發生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有三位學生慘遭殺戮,蔣夢麟悲憤欲絕。3月24日,他在北大全體師生參加的追悼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面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 
  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他「潸然淚下」。接著,他對政府的暴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他「不禁放聲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發出佈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後停課一星期,以志哀悼。」 
  這是一貫不贊成學生從事政治活動的校長,面對政府殺害自己學生時的態度,有了這些真實、生動的歷史記錄,我想其他的話都是多餘的了。 
  1930年12月,蔣夢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長。他延聘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並按照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提出了「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在他領導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學科研水平都有明顯提高。 
  這一時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為校長他不僅要忙於校務,還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應付日本方面的騷擾。「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進逼,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佔領河北北部,成立所謂的「自治政府」,並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聲明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他也是簽名者之一,甚至差一點被劫持到大連去。宋哲元派人勸他離開北平,但他堅持留在北大負起自己的責任。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後遷往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常委會共同主持校務,歷時9年,寫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輝煌篇章。蔣夢麟回憶:「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幸靠同仁們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其中當然凝結著他的一份心血、智慧與汗水。 
  從1919年到1945年,蔣夢麟前後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他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幹練,在那黑暗而動盪的亂世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上升,這一奇跡是與他的辦學思想分不開的。他說在北大任職期間,蔡元培先生有關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始終謹記在心,遵照執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書中深情回憶:「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 
  竺可楨: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傑地靈,南宋以來「尤成為衣冠人文薈萃之邦,學風盛極一時」(竺可楨語)。浙江大學源遠流長,其前身求是書院創辦於1897年,是中國最早實行近代科學教育的四所高等學府之一,以培養講求「實學」(即「新學」、「西學」)的人才為宗旨,後改為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1828年改名為浙江大學。陳獨秀早年曾在求是書院求學,邵飄萍、陳佈雷、邵力子等都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 
  浙大學生對民主、科學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學風之中,「五四」以來的歷次學生運動中,他們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學生最早響應「一二·九」運動,12月11日就聯合全杭州學生冒雪上街遊行示威,並準備赴南京請願。校長郭任遠勾結軍警入校逮捕了12個學生自治會代表,因此爆發了驅逐郭任遠的罷課鬥爭。罷課持續了一個月,蔣介石親臨浙大平息學潮。為了緩和人心,他接受陳佈雷的建議,任命竺可楨為浙大校長,從而揭開了浙大歷史的新一頁。 
  1936年4月,聲望卓著的科學家竺可楨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長郭任遠被學生趕走的背景下,在爭得校長獨立用人權、當局不得干預的許諾後,走馬上任的。這是浙大學生「一二·九」運動中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果實。 
  竺可楨1910年赴美留學,1915年參加了趙元任、楊杏佛等發起的中國科學社,在《科學》雜誌發表過不少文章。1918年獲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後回國,先後在武昌、南京執教,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1928年起擔任氣象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現代氣象學和地理學的奠基人。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上任伊始就發表了《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的演講,要求學生「致力學問」、「以身許國」,提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強調「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闢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廢止軍事化的管理制度,學習西方先進的教育經驗,繼承並發揚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的自由民主的辦校方針,主張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時,他十分讚賞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書院以來一脈相承的樸實嚴謹的傳統學風,並把它概括為「誠」、「勤」兩個字,稱浙大「學生不浮誇,做事很勤懇,在社會上聲譽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遷廣西宜山時,竺可楨通過校務會提出以「求是」作為浙大校訓,他說一方面是要將求是書院以來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學的校訓(拉丁文Veritas)「不約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對一年級新生作了《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講話,深刻、精闢地闡述了「求是」的涵義。「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而要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勞,富於犧牲的精神,「憑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韙」,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堅持真理,不惜為真理而獻身,鮮明地提出要「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舉布魯諾為了真理被燒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年近古稀還要被迫認罪;達爾文、赫胥黎等為舉世唾罵。「但是他們有那不屈不撓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後勝利。」   
  三個大學校長(4)   
  他講話後的第二天,日軍18架飛機在浙大的臨時校舍投下118枚炸彈。就是在如此艱險、嚴酷的條件下,竺可楨先生概括並提出了「求是」校訓。 
  在他民主、自由的辦學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彙集了不少崇尚科學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實學、有社會責任感的好教授,在他們身上同樣體現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楨這樣的校長,有了費鞏、王淦昌、蔡邦華這樣的教授,作為「流 
  亡大學」,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歷經五省、跋涉五千里這樣顛沛流離的戰爭環境下,奇跡般地從抗戰前只有文理、農、工3個學院16個系的地方性大學一躍而成為有文、理、農、工、法、醫、師範7個學院27個系的綜合性大學,不少專業在全國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農業、數學等,並創建了數學、生物、化學、農經、史地5個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學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在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佔有了重要的一頁。 
  竺可楨所確立的「求是」校訓不僅是治學準則,也是做人的準則。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體力行者。他尖銳地批評「一般知識分子往往只顧利害,不顧是非,這完全與陽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訓『求是』的精神相背謬的」。 
  竺可楨當了13年浙大校長,他一貫支持校園民主,1940年,他大膽起用無黨無派、敢於仗義執言的政治學教授費鞏出任訓導長。在費鞏支持下創辦的《生活壁報》是浙大學生的一個民主論壇,推動了校園民主的蓬勃發展(1948年改名為《費鞏壁報》)。每當危急關頭,竺可楨總是義不容辭地站出來,承擔責任。對浙大每次發生的學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關心,積極主動地營救,態度極為誠懇。就這一點而言,他對學生的真誠愛護,在上個世紀的大學校長中恐怕無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運動時,他親自走在遊行隊伍前面保護學生;他一再拒絕國民黨政府要他下令開除學生的威脅,斬釘截鐵地說:「吾人總須愛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評政府而開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於子三被殺害的第四天,浙大學生自治會舉行普選。這一天的竺可楨日記中寫道:「此次為第一次普選制」,當選者中「左派幾佔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為必層出不窮也。」但愛護學生是他作為校長的天職,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難,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過。整個於子三運動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強暴、不顧個人安危、全心全意愛護學校和學生,成為學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當得知於子三死訊趕到監獄探視屍體時,竺可楨即嚴詞拒絕在「於子三自殺身死」的證明上簽字,並在南京對《申報》記者說:於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義執言,率先衝破新聞封鎖,擊破了「於子三自殺身亡」的謊言,消息見報後震驚全國。蔣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斷然拒絕:「報載是事實,無法更正」。並公開表示:「一本過去理智態度、求是精神,決不畏難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棄追求真理。」他還對浙大全體師生鄭重宣告:「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將永遠留在不滅的史冊中。他身上所體現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品質,半個多世紀後依然讓我們肅然起敬、激動不已! 
  竺可楨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求是」精神對塑造老浙大莘莘學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後人很難想像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譽為「東方劍橋」、「民主堡壘」絕不是偶然的,是和這位好校長分不開的。 
  作者簡介: 
  傅國湧,生於1967年,現居杭州。獨立撰稿人。主要著作有《脊樑——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2001年)、《金庸傳》(2003年) 、《百年尋夢》(2004年)、《葉公超傳》(2004年)、 《追尋失去的傳統》(2004年)、《筆底波瀾》(2004年)等。     
  第二輯 大學往事   
  聖約翰大學(1)   
  文/林語堂 
  我很幸運能進聖約翰大學,那時聖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由於我刻苦用功,在聖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我總算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我被選為ECHO的編輯人而進入了這個刊物的編輯部。我學英文的秘訣就在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這本英文字典,並不是把一個英文字的定義一連串排列出來,而是把一個字在一個句子 
  裡的各種用法舉出來,所以表示意思的並不是那定義,而是那片語,而且與此字的同義字比較起來,表現得生動而精確;不但此也,而且把一個字獨特的味道和本質也顯示無遺了。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我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去。這樣precarious永遠不會和dangerous相混亂。我對這個字心中就形成一個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覺,而且永不易忘記。這本字典最大的好處,是裡面含有英國語文的精髓。我就從這本字典裡學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語。而且這本字典也不過佔兩雙襪子的地方,不論我到何處去旅行,都隨身攜帶。 
  當時學習英文的熱情,持久不衰,對英文之熱衷,如鵝鴨之趨水,對中文之研讀,竟全部停止,中國之毛筆亦竟棄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來水筆。此時以前,我已開始讀袁了凡之《綱鑒易知錄》。此時對中文之荒廢,在我以後對中國風俗、神話、宗教做進一步之鑽研時,卻有一意外之影響,詳情當於次章論及。在聖約翰大學,學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無妨害,可照常畢業。 
  當時有一位中國教師,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課。將近100頁的民法,他繼續不斷地讀,然後解釋,這樣一點鐘上大約十行,這樣一本如此薄薄的書,就可以拖長講上一學期,每點鐘講完那十行,便如坐禪沉思,向我們學生凝神注視,我們也同樣向那位老先生望著。因為學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將頭腦鎮定靜止,我們大都乘機帶進別的書去偷看,藉以消磨時間。我分明記得當時暗中看達爾文、赫克爾(Haeckel)的著作,還有張伯倫(William Howard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之基礎》(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 Century),這本歷史對教歷史的教授的影響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訴我們可以坐汽車到美國,他於是成了學生們的笑柄。在民國十九年之後,聖約翰改成中國式的大學,裡面的情形也就與前大不相同了。 
  誠然,聖約翰大學能舉出優秀的畢業生如顧維鈞、施肇基、顏惠慶等,他們都曾任駐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論,聖約翰這個大學似乎是為上海培養造就洋行買辦的。 
  一直等我進了哈佛大學,我才體會到在大學時代我所損失的是什麼。聖約翰大學的圖書館有5000本書,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我對這整個的圖書館,態度很認真,很細心,其中藏書的性質,我也知道,我在這方面是頗為人所稱譽的。來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頓·麥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還有一位瑞邁爾(Remer),學識都很好;還有一位美國布魯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為對聖約翰大學極具熱心,自動義務來教書。 
  校長卜舫濟博士(F.L.Hawks Pott),娶了一位中國的淑女為妻。他治事極具條理,據說他固定將一本長篇小說每週讀一章,一年讀畢。在他的圖書室裡,我看見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後來為Elmira學院的院長。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大會後每日早晨在校園的步行一周。在大會與全體禱告之後,帶著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監陪同,他各處去察看,要在回到辦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兒哪些事要做。我相信,倫敦伊頓學校校長安諾德博士對學校的理想,是認為學校是訓練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學校的理想一樣,安諾德博士他自己總是和學生一同做早晨的齋戒。現在中國好多有地位的領導人物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我在聖約翰大學將近二年級時,學校又增加了一塊私產,與原校產相接,有喬木,有草坪,極為美麗。我就在此美麗的環境中度過愉快的時光。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麼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划船隊的隊長。我從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學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彎球和下墜球。最出色的是,我創造了學校一英里賽跑的紀錄,參加了遠東運動會,只是離獲勝還遠得很。學校當局認為這種經驗對我很有益處。我記得家父當時在上海,到運動場去看我,很不贊成我參加比賽,認為這與智能的比賽毫不相干。 
  我從來沒有為考試而填鴨死記。在中學和大學我都是畢業時考第二,因為當時同班有個笨蛋,他對教授所教的各種學科都看得十分正經。在大家拚命死記準備考試得高分時,我則去釣魚消遣。因為聖約翰大學瀕蘇州河灣,所以可以去捉死鰻魚、鰷魚和其他小魚,以此為樂而已。在二年級時,休業典禮上,我接連四次到講台上去接受三種獎章,並因領導講演隊參加比賽獲勝而接受銀杯,當時全校轟動。鄰近的女子大學聖瑪麗大學的女生,一定相當震動。這與我的結婚是有關係的。 
  我曾經說過,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大都如此。我一畢業,就到北京清華大學去。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態吧。不僅是我的學問差,還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質的影響呢。我過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國戲,其實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從中國戲裡得以知道中國歷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淚衝倒了一段萬里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 
  為了洗雪恥辱,我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京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京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 
  我該怎麼辦呢?我無法問別人杜詩評注的問題,因為好多擁有哲學博士的教授,或是電機系的教授,他們中國文學的知識之貧乏,和我是伯仲之間。我找到了賣舊書出名的琉璃廠,那條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舊書鋪。由於和書商閒談,我發現了我在國學知識上的漏洞,中國學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與書商的隨便攀談,我覺得非常有趣,甚至驚異可喜。我們的對話比如:「這兒又有一本王國維的著作《人間詞話》。」其實我是生平頭一次發現他的此一著作。又如:「這兒又有一套《四庫集錄》。」後來,我也學會談論書籍,甚至談論古本了。   
  聖約翰大學(2)   
  民國六年到民國七年,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的風暴衝擊到全中國,我是民國五年在聖大畢業的。中國那時思想上正在狂風急浪之中。胡適之博士在紐約已經開始提倡「文學革命」,陳獨秀則領導對「孔家店」的毫不妥協的激烈攻擊,攻擊儒家思想如「寡婦守節不嫁」、「貞節」、兩性標準、纏足、扶乩等等。胡適向中國介紹自由詩,提倡用白話寫新詩,易卜生劇本《傀儡家庭》,以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蕭伯納的戲劇。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科學、工藝,而且在現代政治組織,甚至文學、戲劇、哲學。所有的青年學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來一陣清風。其實吳稚暉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說「把線裝書扔入廁所裡去」。周樹人後來也隨著說「所有中國的古書都有毒」。 
  胡適在民國七年回到北京時,我以清華大學教員的身份也在場歡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國,當時引用荷蘭神學家ErasBmus的話說:「現在我們已然回來。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報上寫文章,支持用白話寫作,理由是歐洲各國文學在15與16世紀興起時,都是用當時的白話,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適之注意,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朋友。 
  作者簡介:林語堂(1895-1976年),福建龍溪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小品文。1935年後,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京華煙雲》、《風聲鶴唳》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   
  回憶金陵大學(1)   
  文/陳裕光 
  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響的私立金陵大學,創辦近一個世紀以來,培育了很多人才。金陵大學的許多校友分佈於國內外,在各個領域內發揮所長,受到當地社會的重視。其中在南、北美洲,金大校友有三四百人;台灣也有四五百人,分佈於政治、實業、文化、教育、農業等各個方面。比如,以「經濟復興」為號召的台灣農業界中的大部分骨幹為金大 
  農科畢業生。 
  旅居國外的金大歷屆校友,在不少地方有校友會組織。去年夏天,我應在美校友的邀請,遠涉重洋,前往訪問,會見了美國各地不少的金大校友會同學,昔日莘莘學子,今已兩鬢斑白。近年來,不少僑居國外的校友,出於熱愛祖國,陸續回來講學、訪問,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對我這個老校長,也關切備至。 
  我今年95歲,在貧窮落後的舊中國,縱有「科學救國」抱負,也只能是紙上談兵。現在共產黨勵精圖治,祖國春風駘蕩,特別在三中全會以後,制定出富國強民的現代化宏圖,舉國上下,氣象萬千。我年事雖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 
  我青年時在金大前身匯文書院附中讀書,後入金大直至畢業前後達十年之久。1925年至1951年,我重返金大,由教授至校長,又歷26個年頭,與金大的歷史淵源很深。現在加憶一些親歷目睹,作簡略敘述,因時日久遠,疏漏、片面之處在所難免,希識者匡正。 
  一、創辦經過 
  上世紀末,所謂「泰西各國」鯨吞蠶食,加緊對我侵略,我國國勢日蹙。它們憑藉不平等條約,各自在華攫取特權,西方各式人物蜂擁而至。當時,美國基督教會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甚多,他們一面傳教布道,一面創辦學校,先後在中國設立了13所高等學校(即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杭州的之江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廣州的嶺南大學,福州的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成都的華西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濟南的齊魯大學,武漢的華中大學)。金陵大學是美國教會在華最早開辦的大學之一,也是規模較大的一所。在舊社會,是國內外知名的大學之一,向由美國教會選派美國人擔任校長。 
  金陵大學由南京匯文書院等三所教會學校合併而成。先是美國教會中的美以美會、長老會、基督會相繼派出傳教士,在南京創辦匯文書院、基督書院與益智書院。其中開辦最早的是匯文書院,創建於1888年,距今已近一個世紀。院長就是後來在上海創辦《新聞報》、《英文日報》及《亞洲文會》雜誌的福開森(J.C.Ferguson),他與清末兩江總督劉坤一,郵傳部尚書、航政大臣盛宣懷及一些北洋官僚頻有往來。此人來華時不過20歲左右,原是南京地區的一個傳教士,操一口南京話,精通中文,活動能力很強。他很早脫離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據說是因為匯文書院院長待遇不高。去職後受盛宣懷之聘,為上海南洋公學監院。福開森居中國60年,對東方,尤其是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興趣很濃,收集古代金石書畫甚豐,後悉數捐贈金陵大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福開森被日人囚於集中營,後美日交換俘虜,返回美國。1945年病故。 
  我於1905年入匯文書院附屬中學。匯文書院是美國教會在南京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校,中學部又稱「成美館」,大學部稱博物館、醫學館、聖道館。博物館即文理科,1928年立案後改為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館即醫科,曾辦有鼓樓醫院。 
  這一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1900年。這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當時長江下游雖沒有像直隸、山東那樣處於風暴中心,也是風聲鶴唳,南京的美國傳教士同樣受到了中國人民愛國運動的衝擊。這時,美國傳教士也開始對在華辦學重新估計。為了適應中國的現實,從多方面改變中國人對美國教會的感情,教會學校必須提高教學質量及辦學水平,而三個書院分散,既不利於管理,又不利於提高質量及擴大教會的影響,幾經醞釀,1907年,基督、益智兩書院合併為宏育書院。1910年,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又合併為一,定名為金陵大學。 
  合併計劃的第一步是購置土地,擴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國芝加哥一家公司設計承包。建築材料除屋頂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從國外進口。新校舍從1910年開始設計、動工,至1915年秋,長達5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後的金陵大學校舍,中西合璧,美輪美奐,十分宏偉,基地面積達2000多畝,與鼓樓巍然並峙,為當時南京最大之建築。 
  二、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辦校宗旨是培養學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養「基督犧牲與服務精神」,以「造就健全國民,發展博愛精神,養成職業知能的根本」,實際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宗教氣息十分濃厚,宗教儀式十分嚴格,宗教課為必修課。每逢禮拜,師生必須參加。後來,除本校師生外,不少校外教徒也加入了禮拜行列。基督教義為許多人所接受。 
  合併前,學校最高行政管理權操於美國傳教士和美國差會幹事之手,合併後,中國籍的教職員工人數雖有增加,但行政領導、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職員仍為美國人。原來的文理科有所擴充,增加了幾個系,醫科停辦。1914年成立農林科,後又增設農業專修科。 
  金陵大學的經費,開始時多仰賴美國教會撥給,學生不僅免收學費,甚至還另給津貼,但學生還是寥寥無幾,因為當時社會上對「洋鬼子」辦的洋學堂,心存疑慮,多不願送子弟入學。後來,西風東漸,家長們開始改變看法,把子女送入教會學校求學的逐漸多起來,學校開始對部分學生收取學費,我就是在開始收費後進去的。 
  教會學校重視英語,這對教師、學生都一樣。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僅英文一項,就要過五道關:聽力、讀力、作文、語法、字量(常見字的字義及用法)。在課本方面,除去國文、中國經史等課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課程,包括文娛活動,全部採用英文,連助教指導實驗、運動場上運動員的口語、學生助威的啦啦隊,也無例外。我是學化學的,必須讀英國文學史、英文修辭學、英國古典文學。由於一系列的強制措施,金大學生的英語水平一般都比較高。30年代華東四大學(金大、聖約翰、東吳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語辯論會,金大常佔優勝。除英語外,學生對其他學科也能勤奮學習。寫到這裡,使我想起辯論會上的特殊現象:其他學校師生都是西裝革履,而平時既穿西裝、也穿中裝的金大學生,在辯論會上一律長袍馬褂,滿口流利英語,一般學究打扮,直到現在,我還印象很深。我這個校長,在金大20多年,從未穿過西裝,作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體現,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裝。   
  回憶金陵大學(2)   
  金大教學用的教材、圖書雜誌、儀器設備乃至有些生活設施,有一時期也從美國運來。一句話,從行政到教學,很少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這一現象至1928年向中國政府立案後才開始改變。教授當時皆為美國傳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下,才聘請華籍人員。中美教職員的待遇有很大差別,等級高低也很明顯。華籍教師中出過國的比未出過國的高。 
  金大有「鍾山之英」的美稱。對學生要求不論學習上還是品德上一向從嚴。30年代初,各省興辦大學,師資鹹感不足,金大畢業生多為徵聘對象。高等學府是這樣,政府機關、金融界、實業界、科學機構,也有金大校友躋身其間。當今積極工作,以期為人類社會貢獻力量的金大學生,國內、國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時在美國紐約州教育局立案,畢業生可同時接受紐約大學的文憑與學位。並可直接升入紐約大學或任何美國大學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與歐美大學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長為美國人包文(A.J.Bowen),教務主任兼社會學教授是美國人夏偉斯(G.W.Sarivis)。夏偉斯在金大推行一種美國式的計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10個學生,必須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計算成績,並硬性規定五等生開除。結果很多學生不來了,教授們意見紛紜,有的公開進行抵制。後來被迫取消。如華籍哲學和中國文學教授劉伯明,對此即表反對。這位劉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畢業生,是中國學生中最早獲得美國哲學博士學位的一位愛國學者。他在金大擔任國文系主任,熱愛祖國古典文學,試圖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西方哲學思想結合起來研究,但未能實現。他的教育思想與某些美國傳教士格格不入,又對外籍教師的一些生硬作風不以為然,遂憤而辭職,受聘去國立東南大學擔任副校長。劉伯明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為人所熟知。此外,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同學,他們來到金大,不僅為了學習外語、科技和書本知識,他們有抱負,有愛國主義思想,關心學校前途。所有這些都是隨後由中國人當校長的精神準備。 
  由於當時金大的經濟命脈掌握在美國教會手裡,校長和主管財務人員,都直接由美國教會指派。主管財務人員初稱司庫,立案後改稱會計主任。坐這把交椅的是美國女教士畢律斯。她來華時才20歲左右,解放初離開南京時,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獻身精神、精明能幹的老小姐。1927年我當金大校長後,她是配備給我的英文秘書。 
  三、動亂中接任校長 
  1927年,我國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北伐軍勢如破竹,摧毀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統治。「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呼聲震天動地,一向被稱作「睡獅」的中國人民覺醒了。北伐軍氣壯山河,一舉攻克南京,南京城內新舊交替,一時顯得紛紛擾擾。市上盛傳國共合作政府即將在南京成立,這使外國傳教士心驚膽戰,紛紛作離去的打算。校長美國人包文看到中國政局動盪,形勢逼人,也產生了辭職返美的念頭。那時,原文理科長美國人夏偉斯已回美國,我正暫時代理文理科長職務。包文耳聞目睹,感到外國人當中國大學的校長已不合時宜,認為校長一職,還是中國人出任為好。為此,他曾多次找我談話。他認為我出身金大,留學美國,與金大源淵較深,對教會情況比較瞭解,而且在北京師範大學又有過行政領導的經驗。我對行政領導素無興趣,不善於應付人事,以前所以離開北師大來寧,就是因為怕挑行政領導的擔子。因此,我婉言回絕了包文的邀請。後來,局勢進一步變化,包文再次對我提起此事,我的態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國傳教士全部撤離南京,包文正式辭職。7月,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政府,規定教會大學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始准立案。於是,先由中國籍教授、職員組成臨時校務委員會維持校務。至此,金大開始在名義上由中國人領導。校務會初設委員5人,由農林科長過探先、文理科長陳裕光、教授劉靖夫、劉國鈞、李德毅擔任,公推過探先為召集人。後來出於需要,委員名額增加到11人。同年11月,金大理事會在上海開會,突然作出決議,推選我為校長。電報發來,局面已成,難以推辭。就這樣,我當上了金陵大學的第一任中國校長,直到新中國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調整,金大完成歷史使命時為止,前後共24年。 
  在我還未正式擔任校長之前,我曾主動向即將成立的大學院(國民黨仿照法國的大學院制,實屬教育部)聯繫有關學校前途與立案等問題。擔任校長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請立案(當時具體立案條例尚未產生)。我認為在我國辦校,理應尊重我國主權,立案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大多數中國教職員工及學生贊成我的看法,鼓勵我的行動。次年即1928年獲批准,是當時國內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會大學。繼金大立案之後,其他教會學校先後呈請,其中最晚的是上海聖約翰大學,該校因聖公會主教、美國傳教士持懷疑態度,一直拖到1947年塗羽卿擔任校長後,始向中國教育部註冊立案。名義上中國人當了校長,實權,尤其是經濟大權,依然掌握在美國教會手中。我這位中國校長,幾乎很少過問。 
  立案後,我本著革新的精神對學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學,進行了一些調整與改革,以適合我國國情。主要是貫徹科學精神,實行教學、研究、推廣的「三一制」(即三結合)。重視發揚「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務會常務委員會,十多位常委幾乎每週有一二次集會,討論、研究校務,並對各項重大措施制定決策。這種共和精神,體現在學校的各個方面,包括學生有自己選課方便的學分制,它是金大師生長年累月積聚起來的一種精神力量,是推動金大不斷前進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愛國主義思想、學術自由思想。 
  立案後,理事會改為校董會,增加了中國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國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二,美國人占三分之一,又將各院院長、系主任及各級領導逐步改由中國人擔任。教職員工中,中國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實行這種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難,但在全校師生支持下還是完成了這一改革。這在當時的教會學校中,可以說是開了風氣之先。 
  四、文、理、農三個學院 
  金大原設文理、農林兩科,立案後擴充成為文學院、理學院和農學院,以符合國家大學至少三院的規定。文學院設立歷史、政治、經濟、國文、英語、哲學、社會及社會福利行政等八個系,初以研究為主,後重應用及推廣。如社會服務深入社會基層,為婦女、兒童服務,同時還關注南京人力車伕的福利;經濟系以合作經濟為主。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在國際友好人士、新西蘭人路易·艾黎領導下,文學院許多師生參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協助開展「工合」並開辦「工合訓練班」,我本人在成都時,也曾擔任「工合」國際委員會副主席(名譽主席是宋慶齡)。1944年我去美國考察時,曾在華盛頓做過有關「工合」的報告,呼籲國際友人給「工合」以更多資助,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   
  回憶金陵大學(3)   
  文學院成立了歷史研究所,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學院除原有課目外,加強了課程設備及師資力量,增設化學工程與電機工程課,後來又增設化學研究所。抗戰期間,理學院鑒於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車技術人才缺乏,又添設汽車專修科,前後舉辦7年,直至抗戰勝利復員返回南京始告停止。 
  理學院推行電化教育時間早,歷史長。從1922年開始,一直間歇地延續到解放後院系調整。抗日戰爭時期,為適應客觀需要,還辦過二年制的電化教育專修科、三次電化教育人員訓練班。電化教育內容包括教育電影的翻譯、製作和幻燈片的製作、發行。電化教育攝制人員的足跡遍及上海、北京、江蘇、安徽、河南、江西、山東、河北、綏遠、福建、廣東、湖南等省市,拍攝各種有關地理、工業、農業、手工業等方面的教育電影,到全國100多個點巡迴放映。有一年日全蝕,理學院院長曾偕同中國天文學家組成的觀測隊,前往西伯利亞、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攝日全蝕電影,後又製成《日蝕》教學片一部,對群眾進行科學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內遷成都時期,每週一次露天放映教學電影,經常有許多人觀看。 
  除文、理學院外,原來的金陵神學院與金大脫鉤,本著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課由必修改為選修,宗教集會改為自願參加。在此時期,教學方針強調學以致用,學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適應社會需要」。我個人提倡學生思想自由,並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團契、討論會、讀書會(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瞭解社會實際,接受進步思想,因此,學術空氣十分活躍,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面貌。 
  金大農學院歷史悠久,初創於1914年,開國內四年制農科先河。它的主要特點也是教學、研究、推廣「三一制」,重在聯繫中國農業實際,不尚空談。其中對推廣一項尤為重視,師生足跡遍及全國十多個省的農村,受到各地農民的歡迎。其他如教學、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譽鵲起,聞名國內外,農科是一主要因素。 
  1912年,農科斐義理教授向在南京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及黃興、黎元洪等30人,籲請贊助規模頗大的農義會,這是使遭受水災的農民開植荒地、以工代賑、自謀生計的辦法,深受孫中山先生等人之讚許。隨後又請求提倡造林,經臨時政府批准,並規定清明日為植樹節(後改為3月12日)。金大的林科就是在此基礎上開始成立的。當時,北京農商部設立的林業學校已解散,青島大學林科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也告停辦,國內大專院校設農林科者只有金大。 
  農林科成立後,在南京、安徽等地購買土地,開闢農場,並在學校附近開辦農事實驗園,培育新品種,同時接受各省保送的官費生前來就學。山西閻錫山、南通張謇等都曾選送學生前來學農,金大也曾派人前往指導植棉。1922年,上海各紗廠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來源,曾聯合要求並資助金大農學院推廣植棉。為此,金大開辦了農業專修科、農業推廣部,並在各地設立試驗農場。20年代初,美國教會曾派一位教授來金大,專教棉花育種試驗,後培育成第一號優良棉種,稱為「百萬棉」,在江蘇、安徽等農村推廣。繼棉花之後,農科又培育成稻、麥新品種,從事推廣,收效不小。 
  金大農林科立案後改為農學院,下設八個系和一個部:農業經濟系、農藝學系、植物學系、動物學系、森林系、蠶桑系、園藝系、鄉村教育及農業推廣部。另辟農場及試驗場多處,其中農藝學系共有總場一所、分場四所、合作場八場、區域合作試驗場五所、種子中心區四所。僅總場就有農地1700餘畝,蠶桑系桑園有230多畝,試驗場面積100多畝,種植桑樹數萬株,對改良中國蠶桑業起了一定的作用。 
  農業經濟系曾對土地利用情況作過一次廣泛調查。截至1931年止,調查範圍包括遼寧、綏遠、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廣東等十幾個省,還曾作過人口調查及水災調查。對水災調查的結果,曾細加分析,後交水利和賑濟單位作預防水災之參考。 
  1930年,美國農業部出資,在金大教授美國人卜凱(J.L.Buck)支持下,農學院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全國農村經濟調查。這次調查,動員了眾多的師生參加,事後寫了一份長達數千頁的英文報告(後譯成中文,名為《中國農家經濟調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位卜凱,原為安徽宿縣地區的傳教士,熟悉中國農村情況,寫過不少有關中國農村的報告,在美國被視為中國農業專家,擔任過美國國務院的中國農業顧問。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聯合國遠東救濟總署署長。在金大,他曾倡力「東方文物研究所」,羅致不少名流學者,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語言、語法、中國少數民族史、中國古籍等,前後達20年之久。 
  卜凱的前妻就是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她自幼生長在中國,是一位「中國通」,先後寫過五十幾部作品,多取材於中國農村。她曾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滸》翻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大地》(Good Earth)是她的成名作,曾改編為電影。賽珍珠和她丈夫卜凱在金大任教。卜凱在農學院,賽珍珠在外語系。由於她上英文課時常常誇誇其談,離題萬里,引起學生不滿,後來反映到校長室。我轉告了學生對她的看法,希望她引起注意,她就被調走了。此事曾引起部分美國傳教士對我的不滿,他們說我不尊重賽珍珠,「使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屬可惜。」我當時也深感不安,但又無可奈何。 
  根據1940年出版的《金大農學院研究設計一覽》所載,農學院創辦宗旨,在於「授與青年以科學知識和研究技能,並謀求我國農業作業的改良、農業經營之促進、與夫農民生活程度之提高」。 
  1934年,日本駐南京公使館在鼓樓百步坡豎立一座鋼架式旗桿,懸掛太陽旗。金大師生義憤填膺,自動籌款,於大禮堂南側建立了一座鋼管式旗桿,1935年8月落成,高出日本旗桿10尺,以示中國人民不可侮學院在這些方面,確實作出了一定的成績。當然,有些屬於社會的根本性問題,要改善、改革,就不屬農學院的範圍了。 
  金大農學院培養了大批農業科學方面的人才,在國內農業科學陣地上,金大校友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各地有關農業單位和大專院校,主要負責人也多系金大農科出身。農學院歷屆畢業生,稱得上是遍地開花。如在國外,著名的研究煙草的專家、美籍華裔學者左天覺,也出身於金大農學院。左天覺對吸煙及健康問題頗有研究,在減少煙草有害成分、生產無害或少害的安全煙草方面,作出了貢獻,為此曾獲1978年國際煙草協會的最高科學獎和美國政府授予的美國科學獎。目前,他主持美國安全煙的研究與生產,擔任美國貝茲維爾農業研究中心的煙草部主任,也是中國農業科學研究院聘請的第一位外籍名譽研究員。去年6月,他回國講學時表示,要把世界各國辦農業教育的長處,提供給中國參考。他說他要為中國的農學院培養高水平的人才作出貢獻。   
  回憶金陵大學(4)   
  五、圖書館、中國文化研究所及博物室 
  金大對圖書館一向重視,早在20年代初,農業經濟系即成立農業圖書研究部,收集中國古今農業書籍及各種圖冊,編纂《先農集成》及《農業索引》,為搜集、整理我國農業文獻,做了大量的工作。圖書館對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遺餘力。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後,搜集工作抓得更緊。文化研究所附設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數百片,包括《老殘遊記》作者 
  劉鄂陪嫁女兒的甲骨片。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名畫真跡,如海內僅存的南唐畫家王齊翰(晉卿)所作的「挖耳圖」,圖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題跋。此圖原為端方所有,福開森以巨金從端方手中購得,在福開森眾多的收藏中,「挖耳圖」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件。 
  金大圖書館的管理和圖書的收藏、整理,是與圖書館學專家美國人克萊門斯(H.C.Clemons)、中國教授劉國鈞、李小緣等人的努力分不開的。他們為豐富金大圖書,鞠躬盡瘁,值得人們深深懷念。 
  圖書館建成後,在命名問題上曾出現過意見分歧。有人為了紀念在動亂中被流彈打死的金大副校長、美國人文懷恩,主張命名為「文懷恩圖書館」,並在館前豎立文懷恩的銅像,考慮到金大師生的反帝愛國情緒,結果圖書館落成後,既沒有寫文懷恩的名字,也沒有豎立他的銅像。 
  六、西遷與復校 
  1936年,我去美國考察,把已經辭職的原校長包文請回金大,當我的顧問,因當時金大美國教師人數不少,暴露出來的問題也不少,需要他來幫助解決。他們夫婦兩個回來後,果然幫了我不少忙。但終因金大內部人事比較複雜,使我難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雖然我一向對個人得失,特別是經濟效益,無所縈懷,但對更好地開展工作,多少有些阻礙。記得有一次,美國教會派了一位年輕的哲學博士來金大擔任教育系教授,此人業務平平,卻一心想當作家,經常把他的作品寄往美國發表。有一天,他外出拍攝不雅觀的街景,為我校同學所見,認為他選拍的鏡頭是對我國的有意侮辱,要他當眾交出膠卷並賠理道歉。此事鬧到校長室,我及時向包文談了這一情況,包文寫信給美國教會,不久,此人便奉命調離返美,但事後卻有人批評我偏袒學生。諸如此類的矛盾,常常使我左右為難。 
  「七七事變」之前,美國教會一度設想調整在華的教會大學,考慮把分佈在江浙兩省的教會大學聖約翰、東吳、之江、滬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六校合併成為一所「華東大學」。後因抗戰爆發,不了了之,但醞釀、研究了很長時間,也開過不少次會。 
  當我第二次從美國回來不久,就爆發了「八·一三」抗戰。由於國民黨消極抗日,日軍長驅直入,淞滬很快棄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許多單位一樣,積極作內遷打算。經與另一教會大學——成都華西大學商洽,決定遷往四川。在遷校問題上,一部分美國傳教士對局勢估計不足,對遷校抱無所謂態度,顯然他們認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國大使館保護,不怕日本人干擾。教育部開始時態度曖昧,表示公立大學都遷了,你們教會大學不遷也無所謂。還說目前需要幾個大中學校撐場面。在這種情況下,金大只得宣佈開學。但20多天後,局勢更形惡化,教育部突然通知閉校停課,卻又表示無法幫助解決遷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發動群眾,依靠師生員工的力量,四處借車輛、船隻,運送行李傢俱及人員。最後分3批從下關出發,經漢口抵成都,前後歷時3個月,備嘗艱辛,全體教工在西遷中表現得同心協力,十分團結。金大校本部遷成都華西壩,理學院遷重慶,次年3月,在四川開學。當時內遷成都的,除金大外,還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最後還有燕京大學,加上原來的華西大學,一共有5所教會大學集中一地,顯得十分熱鬧融洽。 
  在遷校中,圖書館庫藏的圖書,因運輸困難,未能全部裝運,大約只運了總數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隻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遙遠,沿途押運起卸,圖書館人員均躬親其事,十分辛苦。 
  西遷不久,金大又恢復了蓬勃氣象,但麻煩與困難還是不少,如行政與經濟無法統一,戰時遷校單位分散。在這種情況下,要有一個綜合性的推進計劃是不容易的。 
  1944年,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國各大學推派教授赴美講學並考察。校董會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國期間,校長職務由農學院院長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頗想暫時卸去學校行政重擔,到美國去換換空氣。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軍投降。八年艱苦抗戰終於勝利結束,舉國歡騰,金大師生得以重返家園,極為歡欣鼓舞。於是,計劃遷回南京。 
  抗戰八年,處境雖然困難,但金大科系仍有發展,學生人數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戰勝利後,學校於1945年11月組織了復校委員會,我於年底赴南京,接洽復員事項。事畢於1946年1月趕回成都,最後由復校委員會決定4月15日提前放假,4月底開始復員。幸賴全體師生員工之努力,不僅圓滿完成艱巨的遷返任務,還維持了教學的正常進行,使金大於該年9月得以在南京如期開學。經過八年動亂,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於做好本身工作。在復員後的頭一年,金大的設備儀器大有補充,各學院所屬學科也有所發展。但國民黨挑起內戰,金大學生同其他學校的進步學生一樣,以愛國為己任,熱情澎湃,奮起反飢餓、反內戰,積極參加各種愛國運動。儘管國民黨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當局負責控制學生的情緒,加強對學生的管教,儘管我平時要求學生埋頭讀書,少問外事,但我反對國民黨的黨團活動干擾高等學府,更反對隨意侵犯人權,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學生的活動。記得從1947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發生金大師生被捕事件,我對此是很不以為然的。這些被捕的師生,後來多由校方設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蔣政府派車來接中央大學校長和我兩人到蔣宅,蔣介石當面提出,學生頻頻鬧事,要我們對學生嚴加管束。其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生的愛國正義行動,豈是強力所能阻擋。我們二人回答說:我們已經勸告,但要過於管束,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反抗。 
  復校後,金陵大學接受了福開森捐贈的千餘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貴的銅器書畫。早在抗戰以前,我就得知福開森酷嗜中國古代藝術,研究並收藏大批我國古代書畫、銅器、瓷器,聽說考古學家商承祚還專門為此幫助福開森編寫過一本小冊子。大約在1930年左右,校董會開會,我與福開森並肩而坐。談話中,他不時吐露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嚮往,並說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當即表示,希望他對金大有所捐贈,以作紀念。他頷首允諾,後因抗戰爆發,沒有兌現。此前,我曾去北京福開森家中作客,親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書房中,不但字畫、古籍多,歷代瓷器也琳琅滿目。福開森死後,他的女兒根據遺囑,把乃父捐贈給金大的文物轉給了金大。這批文物,前幾年曾在內部陳列展出,現存南京大學。   
  回憶金陵大學(5)   
  解放前夕,關心我去留的海外眾多校友、親友希望我去大洋彼岸。但最後,經過深思熟慮,我還是決定留下。因為我當時的想法是,我過去的「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理想在舊中國眼看已沒有可能實現,那麼在共產黨領導下能否實現呢?這問題就促使我帶著積極企望的心情留了下來。建國以來的事實告訴了我,祖國如旭日東昇,各方面事業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科學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和成就,使我能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深受鼓舞,深感祖國前程無比遠大。 
  作者簡介:陳裕光(1893-1989年),化學家和教育家,字景唐。原籍浙江鄞縣(現寧波市)。1915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化學系。次年赴美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有機化學,於1922年獲得博士學位。留美期間曾被選為該校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主辦《留美中國學生月報》(英文版)及《中國留學生季刊》(中文版)。1922年從美國回國後,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理化系系主任及代理校長。1925年到南京以後,任金陵大學化學系有機化學教授。1927年起擔任長達20多年之久的金陵大學校長。   
  回顧東吳大學法學院(1)   
  文/譚金土 
  在法學教育史研究界,歷來就有「北朝陽、南東吳」的說法。「北朝陽」是指北京的「朝陽大學」,它是民國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導、北京法學會同仁集資創辦的國內第一所專門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學。「南東吳」則是指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東吳大學法學院是由美國人創辦的一所以研究英美法為主、兼及國內法的比較法學院。上海的東吳大學 
  法學院是蘇州東吳大學的一個分部。 
  蘇州東吳大學是由美國基督教差會監理公會開辦的教會大學,1900年11月在美國田納西州取得執照,核准開辦「文學、醫學和神學系,以及可能被認為適宜的其他系科」,校名為「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的中文名)。東吳大學建有3所預備學校:蘇州的第一中學、上海的第二中學、湖州的第三中學。上海第二中學在1914年聘請了美國人蘭金(C.W.Rankin)當校長。蘭金先生是一名在上海租界開業的律師,他希望除了在中學工作外,還可以為東吳大學做些其他有益的事情。 
  時值辛亥革命取得勝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規範來鞏固,憲法要編寫,各類法律條文要起草,新建的政府需要設立各級法院並配備法官、檢察官,還要有大批的律師為社會各界提供法律服務。由於當時的中國法律人才奇缺,盡快培養中國的法律人才是當務之急。誰來擔當培養這些人才的工作呢?蘭金先生憑借他的職業敏感抓住了這個機遇,他想,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和在上海法律界的朋友們的法律知識,為新生的民國政府培養法律人才作出貢獻。 
  當時,在上海有許多與領事法庭、特別是和英國最高法院以及美國在華法院有關係的律師和法官,更不要說中西結合的「會審公廨」的法官和律師了,在上海還有一些在國外獲得法律學位的歸國留學生。為什麼不利用第二中學的教室辦個夜校,聘請那些從法庭下班後的司法人員,為那些完成了白天學業後的學生們進行法律知識的培訓呢?蘭金先生為此徵詢了美國法庭的羅炳吉(Charles S.Lobingier)大法官的意見,羅炳吉熱心地支持這個計劃,並答應做兼職講師。其他的一些律師也隨之答應充當兼職講師。其中,在1922年至1949年期間,美國在華法院首席檢察官陸賚德(George Sellett)博士就曾長期在東吳大學法學院當兼職講師。 
  1915年9月3日,「中華比較法律學院」(即東吳大學法學院)正式成立,蘭金先生任教務長。一開始,學生人數不到10人,而講師卻有十多人。1918年6月,首批7名學生被授予法學士學位。1924年以前,東吳大學法學院一直利用位於上海昆山路20號的東吳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教室上課。1924年,東吳大學法學院搬到了昆山路11A號,從此,法學院才有了自己的教室、辦公室、餐廳和宿舍。 
  蘭金先生與東吳大學的合約1920年到期,此後由美國人劉伯穆(W.W.Blume)先生接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務長。1927年4月,劉伯穆先生辭職,由吳經熊博士接替教務長的職位。 
  據劉伯穆後來回憶,法學院於1915年創立時,要求在新生資格審查期間,所有被錄取的法學院學生必須是正規中學畢業後並在被認可的學院或大學裡修滿兩年課程的學生。並且,所有申請者都要有運用英語的能力,審查期末還要求申請者具有運用官話(即北方話)的能力。 
  這種做法是效仿美國的法學院的經驗,但不久,美國法學院的入學條件提高了。所以在1924年到1925年的學校招生佈告中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計劃進入法學院、特別是希望到國外繼續研究深造的學生,都必須要在入學前完成文學士課程(或至少三年課程),這是參照於美國著名法學院目前的入學要求。」 
  一個準備就讀法律的學生首先要在東吳大學文理學院修完3年課程,然後再到法學院專攻法律課程,他花6年時間才可以取得文學士和法學士雙學位。這種捆綁式的法學教育是美國著名的法學院校採用的辦學方式,這樣做也大大提高了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教學質量。 
  東吳大學法學院辦學之初,常規的法律課程是每天3小時,從週一到週五,每天下午4點30分到7點30分上課。將課程設在傍晚時分是為了便於兼職的法官和律師來上課。同時,學生也可以利用白天的時間來做一些兼職工作以資助自己。 
  招生佈告中說:「辦學的目標就是使他們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辦學的重要目的是培養一代能為中國新的、更好的法律制度作出貢獻的人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民法、英美法、中國法三個系統的法律制度課程一併開設。在學習三個法律系統的基礎課程的同時,學生可以作比較。對於學校的學習計劃,哈佛大學的M.O.哈德遜教授在學校的一次發言中說:「對國內法的教學建立在對英美法及民法進行比較的基礎上,你們學校是我所知的惟一的真正名副其實的比較法學校。」 
  在1920年至1927年這段時間,只有與中國法有關的幾門課程是用漢語教學的,而其他大多數課程都是用英語教學。廣泛的英語訓練使得學生以後能在英國和美國順利完成他們的研究學業。 
  學校在1921年組織了一個實習法庭(模擬法庭),法庭在週六晚上開庭,由學生充當律師、陪審員和證人,從外面請來的律師、法官和本校的一些教師充當法官。輪流演示3套法律程序——中國法庭(用漢語)、混合法庭(中、英互譯)以及英、美法庭(用英語)。 
  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教學方式也比較特別,開始是採用「教科書式」的教學方式。1923年以後,引進了美國法律院校普遍採用的「案例教學法」。大概因為英美法屬案例法,熟悉大量的經典案例是培養成功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必備條件。同時,「案例教學法」一反條文式的、死記硬背的、枯燥乏味的教學方法,使法學教育顯得生動活潑,樂於為學生接受。 
  1920年時法學院只有一位專職教師,即教務長,其他教師都是由當地的法官和律師兼職的。採用兼職教師的辦法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兼職教師解決了當時師資緊缺的矛盾,但兼職人員業務上的壓力常常使他們根本無暇來上課,不停地調課打亂了學校正常的教學計劃。為此,建立專職教師隊伍的工作成為學校的當務之急,早期在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到國外深造回國的校友就成為首批人選。 
  1922年,一份以中英文兩種文字印刷的法學刊物《法學雜誌》以季刊的形式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出版。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教務長劉伯穆先生這樣寫道:「法學雜誌的方針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重含義:第一,將國外法律原理介紹到中國,並使外國瞭解中國的法律原理;第二,推進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較研究;第三,在中國廣泛傳播這些法律原理知識,為中國法律改革作準備。」   
  回顧東吳大學法學院(2)   
  一位中國學者在1936年寫道:「中華比較法學院在它20年的歷程中共有95位畢業生到國外大學去深造。近來一則報道表明有72名畢業生現在在學院和大學從事教學工作;40名在中學當行政管理人員和教師;1名畢業生成為一所公立法律學校的校長,3名成為私立法律學校的校長;有31名當了法官;41名在政府部門工作;有7名成為立法院編纂委員會成員;2名在教會工作。上海工部局中的9名律師中,有7名是比較法學院的畢業生。」 
  由於人們所熟知的原因,20世紀50年代初,教會大學絕跡於中國大陸。東吳大學的命運也是一樣。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絕跡已經50多年了,在我們討論教會大學的種種弊端之時,也應該客觀地分析這種新式高等教育對中國的貢獻。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章開沅在《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的序言中說:「中國教會大學誠然是與西方殖民主義相伴而來,並且其初始階段又主要是為基督教的傳播服務。但到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猛烈衝擊下,中國教會大學不能不作相應的調適,經過本土化、人間化、學術化的艱苦歷程,逐漸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曾在金陵大學任教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B.Fenn)在《教會大學在變革的中國》一文中這樣說:「教會大學的貢獻,是培養了一大批有良好訓練且在社會各層面有很大影響的男性和女性,而這正是國家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中國教會大學的重要貢獻還在於增進國家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友誼。通過學校提供的語言、知識、價值和外國教職員,引進了西方好的東西。同時,也通過他們,中國的知識被翻譯和示範而介紹到西方。他們擔任精神的和文化的使節,協助向東方解釋西方,向西方解釋東方,雖然受到帝國主義的牽連和外洋性格的妨礙,作為西方文化的介紹者,他們參與了中國文化、社會和政府的偉大革命。」 
  在我們回顧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歷史的時候,覺得芳威廉博士的評價是妥當的。   
  從無錫國專到清華國學研究院   
  文/謝泳 
  有一年蘇州朋友黃惲送我一冊《國專校友會集刊》第一集,1931年6月出版。是校友會自印的刊物,封面刊名是董康楷書題字,大32開本,前有唐文治和錢基博序言各一篇。 
  無錫國專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學校,雖然是私立,但名氣極大。我隨便翻 
  看了一下這冊校刊,感覺很特殊。無錫國專是民國九年年底由施省之捐款創辦的,當時名為國學專修館,館長是唐文治。《集刊》是30年代初出版,但文字還是文言,內容全部都是國學方面的。國專建立在「五四運動」後第二年,它的出現可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國學的激進態度有關。「五四」以後,在振興國學方面,國專的努力應該說是很成功的,它的努力有一個特殊意義,那就是在新學術潮流對傳統學術形成衝擊時,傳統學術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國專的選擇是教育,是人才。 
  從這本集刊上看不出國專的教學課程設置,只從書中的大事記中找到一點點痕跡。1928年,錢基博到國專作了教務主任以後,學校的課程發生了一點變化,「本院原定學程與國立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大致相等」。可見它的教學也有與時代相適應的一面。同年中央大學派員到國專調查教學情況答覆:「極稱辦理完善。」同時大學院還派柳詒征來國專調查並認為:「呈報條例符合成績優良即於9月20日批准立案。」以後國專得到教育部經費「每學年洋3000元」。國專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要開設黨義課、三民主義試驗和軍事教育訓練。 
  在現代社會裡,要想保持完全的傳統教育方式,有相當的難度,但國專相對調整好了這個關係。以學員人數說,第一班招了30人,以後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間,最多一次招了50人。人數雖然不多,但卻出了很多國學方面的著名學者,如唐蘭、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王蘧常、陳鍾凡等,這些學者最後都落腳在了中國的現代大學裡。這本集刊出版時,國專已畢業(含修業和函授)學生9屆,從他們的籍貫上看,除了少量四川、福建、安徽和廣西人外,其餘都是江浙人,我從它的這幾屆校友錄上看,沒有發現一個北方人。 
  無錫國專學生的最後去向,特別是到了1949年以後,基本上是在中國各大學裡的中文和歷史系,這個經歷成了他們一生的驕傲。也可以這樣說,單就學校的總人數說,國專的學生不算多,但就專業人數來說,卻不算少。當時中國大學裡中文和歷史系的學生人數多則十人,少則三兩人是常見的事。國專從時間上說,比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時間,所以它的學生中的優秀者又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如吳其昌和蔣天樞,這其實是一個系統。幾十年以後再看,中國文史哲的天下,大體可以說就是由這兩班人來支撐的,這只要看看從1926年以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生的名單就可以了。這兩個國學教育機構一為國立、一為私立,而且都沒有長期維持下來,它們的中斷也預示了國學研究的最後命運。這兩個國學教育機構,前後興起的時間恰好有一段學術上的連續性,正是這種連續性,延續了國學研究的生命。在他們以後,這一領域裡再出現像他們那樣的大學問家就很難了,這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無錫國專特別為人看重的原因,因為是他們在國學面臨衝擊的時候,挽狂瀾於即倒。歷史在事後看有時候很讓人害怕,如果沒有這兩個機構,中國後來的國學研究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真不可以設想。附帶說一句,錢穆和錢鍾書雖然不是無錫國專出來的,但實際上他們和那裡有更深的關係。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是無錫國專的教務主任,錢穆早年的學術生涯也是在無錫開始的。想不到中國傳統學術的生命,最後與一個江南水鄉連在了一起。 
  作者簡介: 
  謝泳,1961年生,現居太原。著有《舊人舊事》、《中國現代文學的微觀研究》、《學人今昔》、《書生私見》、《教育在清華》、《逝去的年代》、《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等等。   
  思想的關聯(1)   
  ——在一家民間報館與一所教會大學之間 
  文/張國功 
  2002年6月17日,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民間報紙《大公報》誕辰一百週年的特殊日子。此前,關於舊年《大公報》(1902-1949年)的研究性專著《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 
  報》,都已經在大陸得以出版並引起讀書界的廣泛關注。據瞭解,王芸生先生的傳記也在編輯出版之中,這是繼徐鑄成的《報人張季鸞先生傳》之後姍姍來遲的另一《大公報》靈魂人物的傳記;復旦大學出版社與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套「大公報百年報慶叢書」共十冊書以作紀念,叢書包括《大公報一百年社評選》、《大公報一百年頭條新聞選》、《大公報一百年新聞案例選》、《大公報寰球特寫選》、《我與大公報》、《大公報一百年副刊文萃》、《大公報小故事》、《大公報特約專家文選》、《大公報歷史人物》、《大公報一百年》等。在讀書界影響頗深的報紙《南方週末》與雜誌《書屋》,亦相繼刊發專輯長文,以助《大公報》百年紀念。學術界對這張在風沙撲面的現代大力標舉「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方針為宗旨,堅持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的舊年《大公報》的研究,正逐漸走向深入,日益屏棄以前慣常的階級分析方法教條與框架,而有了更多的歷史唯物主義色彩、學術品格與思想史意味。 
  今天逐漸基本認同的一種看法,就是把《大公報》視為中國現代史上自由主義思想之堡壘,把《大公報》人群體看作現代史上具有自由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將其言行喻為「比較公正的裁判」。百年回首,在近現代這一特殊時空中,民間報紙可謂多矣,惟獨《大公報》與自由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追溯起來,偶然中有其必然。筆者以為,這種自由主義精神與報格的培植與養成,從大的方面說,是曇花一現的時代大環境使然——王綱解紐、兩極對立等等特殊時代的政治語境,使奉行中道而行、自由主義的《大公報》有了生存的空間;從文化生成與機制建設這一稍小一層次來說,還和這張報紙與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最大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關係密切,深受「燕京精神」之影響與熏染有關。探討《大公報》與燕京大學之間的關係,可以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大公報》的自由主義色彩找到一條隱幽的思想史線索。 
  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進程與古代有一點極大的不同,就是現代傳播媒介開始在文化發展與思想融鑄過程中發揮出重要作用,成為一種任何人都不可輕忽的「勢力」。在20世紀之初的新文化運動浪潮中,知識界對宣傳媒介的重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美國教育家、傳教士司徒雷登,憑著他對時代的敏感意識,從中看到了中國對新聞出版人才的需求及燕大作為教會學校在這方面可能施展的廣闊空間,從1924年即開始籌創燕大新聞系。據史靜寰教授在《狄考文與司徒雷登——西方新教傳教士在華教育中不無得意地說:「有一段時間,中國新聞社派往世界各大國首都的代表幾乎全是我系的畢業生,他們在中國報紙編輯人員的地位也同樣突出。」新聞史研究者公認,燕大新聞系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受過系統教育的新聞工作者,是亞洲「第一所完全的新聞系」。 
  客觀地說,由於不平等條約的庇護與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移植,在無地自由的中國現代史上,教會大學擁有一個政治上相對自由、思想上相對民主、文化上相對開放的小環境。宗教信仰上的自由選擇、思想觀念的寬容開放、學術研究中的獨立不依、師生關係上的民主平等、社團活動的蓬勃活躍,都使教會大學與當時的國立大學有著明顯不同。作為教會大學的突出代表,燕大典型地體現了這些特色。「燕大是在中、美兩國註冊的大學,因此體制和風氣上都深受美國『校園民主』的影響。與其他國立大學不同,燕大不設『訓導處』,而代之以『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它的目的既不是統制思想、監視行動;它的手段也沒有專以記過、開除、偵探、取消公費等方法對待同學。』因此,燕大的學術空氣非常自由,『要是你願意,你可以從馬克思研究到克魯泡特金,一直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最初八年,燕大新聞系教育全都是美國式的,因為四名教師不是美國人,就是接受美國教育的。當時,所有的新聞教科書或參考書,沒有一本是中文的。」作為現代派傳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將燕大校訓定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在校歌中強調「踴躍奮進,探求真理,自由生活豐;燕京,燕京,事業浩瀚,規模更恢宏」。他還說:「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繼續保持濃厚的基督教氣氛與影響,而同時又使它不致成為(哪怕看起來是)宣傳運動的一部分。不應要求學生去教堂做禮拜,或強求他們參加宗教儀式,不應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至於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的事」。 
  史靜寰在《狄考文與司徒雷登》一書中說,由於教會學校的特殊地位,也由於司徒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辦學思想,凝聚成一種「無形的燕京精神」,「有人說『堅持真理、崇尚民主、辦事認真、勤奮進取、熱情開朗』是燕京精神;也有人認為是親密、健康、平等的人際關係,『中國人和外國人,教師和學生,都彼此關心互相照顧,親如一家』是燕京精神。對燕大校友來說,無形的燕京精神體現在燕大的校歌、校訓之中,體現在燕大師生的舉止、言行與風度之中。總之,燕京精神是以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為基礎的,是對中國舊教育傳統的否定,正像一位燕大校友所說:西方民主有缺陷,但比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要高一個層次,燕大的民主精神培養了一個人的民主觀念。」史為此特意主持了一項問卷調查,在對300名校友進行「燕大的生活最令人懷念的地方是什麼」及「燕大這所教會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對於你的成長產生的主要影響是什麼」兩個非標準化問題時,有一半的人提到了校訓,提到了燕大的民主、自由精神及平等、融洽的人際關係。 
  如上論述「燕京精神」,並非隨意拉扯游離,而意在說明一個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對其思想信念與人生踐行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以研究現代思想史與知識分子問題見長的學者謝泳曾說:「我近年在研究中國早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時,較為看重他們早年的教育背景,因為一個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對於學術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這樣,對於從政的自由主義官員也是這樣,雖然他們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我們如果放寬歷史的視野,就會發現,這些人最終價值理念的歸宿,都要回到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上。這是前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個主要特點,現在的知識分子是不是這樣,我不好說,但前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體是這樣的。」   
  思想的關聯(2)   
  可以想像,沐浴著「燕京精神」成長的燕大新聞人,很早就會在心中或隱或現地根植下了自由主義的種子。在校園中,燕大新聞系學生就以《燕京新聞》與《燕大週刊》為基地,踐行自己的新聞信念。這兩份報刊,一直堅持新聞自由。就《大公報》而言,領導層人物中,早期的「三巨頭」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先生有著留學(日本)背景,後入的總編輯王芸生先生則是自學成才。他們幾人的思想觀念固然對《大公報》的報格有著重要的影響。 
  但另一方面,就像郭根先生在《記徐鑄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義報人》中所說的那樣:「一般認為,《大公報》的成功,是由於胡政之先生的經營以及張季鸞與王芸生先生的文章,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並非全部。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於中層幹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分子,無論是內勤與外勤。」大體可以這樣說,社長與總編輯們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張報紙的風格與思想走向,但同樣重要的是,這種風格與思想的達成與實現,需要通過那些中間層人物的名記者、名編輯們來加以踐行與推展。 
  而令我們驚訝的是,《大公報》的中堅人物,多是出自燕京!出自燕大新聞系的,就有朱啟平(名記者,太平洋戰爭中活躍一時的隨軍記者,參加過1945年8月19日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日本受降儀式的三名中國記者之一,發回的長篇通訊《落日》傳誦一時,被公認為「狀元之作」,被選入大學新聞教材。其後又任駐美特派員兼聯合國記者,赴朝鮮戰地採訪,通訊享譽海內外)、蔣蔭恩(桂林《大公報》編輯主任,曾先後擔任燕大、北大、人大新聞系教授、主任等,門生遍及全國新聞界)、蕭乾(《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歐洲二戰戰場上極少的中國記者之一、著名作家)、劉克林(《大公報》記者的「後起之秀」,抗美援朝時任新聞主筆。建國後入中宣部,曾是《九評》寫作班子的主筆)、唐振常(名記者、著名學者)、唐人(原名嚴慶澎,後以小說知名)、譚文瑞(後來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等人。其中蔣蔭恩後來還曾擔任燕大新聞系主任一職。另有女記者楊剛(解放時以地下黨員的身份一手促成了《大公報》和王芸生留在大陸,後執掌過上海《大公報》,擔任了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和改組後的《進步日報》黨委書記,解放後成為政治活動家,先後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書、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等職),雖是英文系學生,但與燕大新聞系埃德加·斯諾、蕭乾等師生關係密切。——事實上,除了楊剛,今天學界所公認的《大公報》的自由主義,正主要體現於上述這些名記者、名編輯的文字與行事之中。50年代,上述人物幾乎無一倖免地被打成「右派」,遭受厄運,這正可反證他們思想底色中塗抹不去的自由主義思想在那個時代的「不合時宜」。 
  由於自50年代起,中國思想界受政治風向的影響,對為中國現代教育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教會學校進行了極其激烈甚至是粗暴的批判,教會大學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這一定性下再無存在空間。在《楊剛文集》、《蕭乾研究資料》、《朱啟平通訊集》等編輯於80年代的著作及有關回憶錄中,我們很少見到這些名記者們對當年燕京母校的回憶與敘述(在唐振常先生晚年的懷人、自傳等文字中,我們欣喜地讀到一些篇什涉及舊年燕京),思想的影響與熏陶,被歷史的忌諱抹去了可見的線索,被遮掩在粗線條的文字之下,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的深入挖掘。 
  倒是在1998年北大校慶一百週年之際,出身燕大的知名學者李慎之先生在《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一文中說:「自由主義雖然以北大為發祥地,但是一經傳佈,其感染力是很強的。漸漸地以全國各大學為中心,都出現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50年代併入北大的燕京大學,其校訓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自由主義流行在許多校園中和社會上,又通過《大公報》、《申報》這樣的媒介,擴大了它在社會上的影響。」這種概括,可謂是一語中的。 
  及至今日百年報慶之時,林放在《〈大公報〉與燕京學子情》一文中說:「回顧半個世紀多來,燕京學子和《大公報》如此密切的交往,源於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公報》的辦報方針是『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體現著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學生們所嚮往的是公正、平等的社會。抗日戰爭勝利後,由王芸生授意,蕭乾執筆撰寫的社論《自由主義信念》一文,可謂是『大公報人』與『燕京學子』思想融合的體現。此文周恩來總理閱後,曾評價說:『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時,能不感奮。』這一共同的思想基礎,正是燕京新聞系學子願意投奔『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的《大公報》忘我工作之緣由。而《大公報》也願為這批有著同一理想追求的學子,提供為他們展示自己智慧和才能的舞台,由此,共同鑄就了不解的情結。」這種論斷,更是對一種歷史本相客觀而又確切的評說。 
  除了畢業生與社會服務之間的「供銷」關係,燕大與《大公報》的另一種密切聯繫,就是許多知名《大公報》人曾到燕大任教。早在燕大新聞系創辦之時,《大公報》就曾與焉。盧祺新在上述一文中語焉不詳地說:「天津大公報的名發行人胡霖(政之),對燕大新聞系創設的成功,貢獻極大。」30年代初,王芸生與曹谷冰等也曾到燕京登台為學子講授新聞課程。1942年,燕大在國難中遷至成都,聘蔣蔭恩講《新聞概論》及《採訪寫作》,他還曾任新聞系主任一職,對重振燕大新聞系貢獻極大;聘《大公報》主筆張琴南講新聞社論、編輯學,一直到50年代初期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燕大成都校友會在《抗戰期間遷蜀的燕京大學》一文高度評價了《大公報》人對燕大新聞系的貢獻:「燕大成都時期,新聞系能夠做出出色成績,是和蔣蔭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謙和的作風分不開的。蔣蔭恩先生尊重每一個學生的思想與才能。他始終不渝地強調新聞真實,要尊重事實,要客觀公正,竭力培養學生獨力思考、獨立工作、千方百計采寫獨家新聞的堅強活動能力。」 
  還有一樁事也可以說反映了燕大與《大公報》關係之密切。1941年美國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將榮譽獎章授予《大公報》,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傳媒獲得的最高國際性榮譽。獎狀中有云:「該報自1902年創辦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能堅持積極性新聞之傳統……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殊地位。」而如前面所述,我們知道,密蘇里新聞學院與燕大,有著互助合作的良好關係。   
  思想的關聯(3)   
  民間性報紙與教會大學,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兩者都有著比其他文化機構更多的免於政治干擾的自由。這使得稀薄而可貴的自由主義因子能夠得以在那樣的環境中得到更好的培育。在文化劇變的現代史上,具有現代品格的媒體與高校、社團之間,往往形成一種「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思想關聯互動型關係以激動潮流,為古老的中國注入了新鮮的活力,明顯的如《新青年》與北大、《學衡》與南京高師、文學研究會與《小說月報》之間。同聲相求、推波助瀾的關係,使它們在一度因「王綱解紐」而相對開闊的時代平台上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合力。燕大與《大公報》之間的思想牽繫,值得中國現代新聞史、教育史及思想史研究者深入關注。 
  作者簡介:張國功,男,江西人,1972年生。現為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編輯。編余偶爾作文。近年興趣稍集中於近現代新聞出版史、教育史等。   
  如是我聞:為復旦百年華誕作(1)   
  文/陳四益 
  復旦大學很快就要過它的百年誕辰了,好像該為它寫點什麼,但幾次坐到電腦前,卻不知從何說起。驚天動地的事,讓親歷者去說更為親切,我經歷的,不過是些小事,但參之平日所聞前輩先生的講述,似乎也還可記,因題之為「如是我聞」。 
  校名 
  大概是1958年,正逢大躍進,什麼都喜歡「大辦」——大辦農業、大辦鋼鐵、大辦教育、大搞科研……講形勢,大好;講成績,偉大,反正「大」總是好的。受了這種好大氛圍的影響,學生中對「復旦」這個校名很感不滿。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蘭州大學……不是以省為名,就是以市為名,顯得很大,惟獨地處上海的這所綜合性大學卻叫「復旦大學」,一點也沾不到大上海的光。於是,要求將「復旦大學」改名為「上海大學」的呼聲頓起,在學生中最為強烈。 
  以往,特別是1957年之後,學生中有了什麼問題,總是黨委出面,或勸阻,或解釋,或鼓動,或批判,這一回不知為何,卻把陳望道校長搬了出來。在一次全校大會上,望老用他那義烏官話對校名說了一番話,話不多,卻充滿了感情。他說:「『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現在『光華』已經沒有了,『復旦』還是留下的好。」老實說,如果不是望老,換了其他人,學生未必買賬。但他老人家這樣說,大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改校名的事從此不再提起,但我們心裡總還覺得「上海大學」來得響亮。後來聽前輩先生說得多了,才知道望老那番話,不僅是對一個老校名的依戀,還飽含著一種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的熱烈情感。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我們只知道是《卿雲歌》中的一句,但並不清楚從中摘出「復旦」二字作為校名,其中的曲折與艱辛。復旦的創辦人是馬相伯(名建常),他弟弟就是中文系學生都知道的中國第一部文法專著《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當時上海的學校多是外國教會主辦,如「徐匯公學」就是法國教會辦的。馬相伯先生信教,還是法國教會的神職人員,但他想要出資辦的,是一所中國人自己辦的學校。清朝晚期,眼見大清國運氣數將盡,列強瓜分之勢已成,愛國的中國人,總想自強自立,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辦自己的學校,培養救國的人才,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相伯先生的想法,得到了不少愛國青年的擁護,如後來名聲很大的邵力子、於右任等,雖然都已經有了科名,也都表示要拋棄舊學,學習新知,到馬先生創辦的學校重新學習。於是就有了「震旦公學」的成立。邵、於等人,既是公學的學生,也受馬先生之托,主持校政。「震旦」,即佛經中所謂「中國」,拉丁語的「東方」,那校名就有日出曜於東隅的意思。學校一反法國教會的辦法,全用中文授課,政治傾向趨近於當時的革命黨人。學校的政治傾向,引起了官府和教會的雙重注意,因此壓迫隨之。法國教會強力要把「震旦公學」收為教產,要馬先生交出治校權。此舉遭到教師、學生的強烈反對。最後迫於無奈,以馬先生為首的一部分師生便毅然脫離震旦,另立門戶,重新開辦了一所新的學校,這就是「復旦公學」。馬先生的破門離教,不知是否也同此有關。辛亥革命成功後,馬先生成立校董會,特邀孫中山先生任校董會主席。過去復旦校慶是5月5日,就因為1921年的這一天,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解放後,把校慶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上海的5月27日,有當時的理由,今天看來,實在大可不必。 
  光華大學的成立,與復旦有相似之處,不過時間較晚,是在1925年「五卅」之後。由於學生罷課,聲援罷工,並為死難烈士降半旗志哀,聖約翰大學校長美國人卜舫濟竟當著學生面,降下並撕毀了中國國旗。學生憤起抗議,宣佈脫離學校,校方便列名開除。只有同是教會學校的滬江大學表示了同情,願意收容被開除的學生。不堪忍辱的師生決定另起爐灶,在上海鄉紳王省三和寧波人張壽鏞等資助下,辦起了光華大學。 
  瞭解了這一段歷史,對於望道先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那番話,才有了真切的理解。光華在院系調整中歸並了,留下了復旦。一個校名,就是一段歷史。而復旦這一名之立,包含了多少前輩的心血、期望、理想和為此不懈奮鬥的精神。校名在,思念也在。那一代人就是這樣奮鬥過來的。懂得過去,才懂得珍惜學校的榮譽。 
  校歌 
  恕我孤陋寡聞,打進學校到離開,15年間,不知復旦曾有校歌。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北京開校友會,會前發的材料中才見有校歌一首,頗感詫異。歌詞中「復旦復旦旦復旦,巍巍學府文章煥」,尚嫌泛泛,但後面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卻大有意味,覺得有此幾句,就有了復旦立校的根本。 
  校歌的歌詞是誰作的?有人依據歌詞,以為是陳寅恪,因為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這幾句話,今之君子都津津樂道,以為是陳氏發明,校歌歌詞精神既似,便加附會。其實,復旦的校歌作於「五四運動」之後,大致是20年代初,而陳寅恪這篇銘文寫作的年代已經是20年代末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五四」之後,幾千年的精神禁錮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獨立曾是中國進步知識界一種普遍的思潮,非獨陳氏所有,也非復旦獨有。 
  想到陳寅恪的原因,自然還因為他曾是復旦公學的學生。現在講陳氏,大多只說他負籍西洋,講學清華,以及後20年間事,對於他求學於復旦公學,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復旦自有其傳統。它很少以學生中出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師曾在復旦傳道授業而自誇。這是它的大氣處。即如孫中山先生擔任校董會主席一事,又有幾人知曉?更何況陳氏。一所大學,到了只是沉醉於往日光榮的時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準的自信。我希望復旦在今後也不要沾染這種庸俗的時尚,要緊的是把學校辦好。 
  校歌的作者,聞之於前輩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時期著名的詩人劉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話詩的倡導者之一,有《舊夢》等詩集出版。我讀過他的《白屋說詩》,起先發表於徐蔚南編輯的《復旦週刊》,後來結集成書,內容主要是講《毛詩》。在當時,那是非常解放的見解。快要一個世紀了,年輕的朋友對劉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復旦的師生,為了他那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也應當記得這位校歌歌詞的作者。   
  如是我聞:為復旦百年華誕作(2)   
  校長 
  復旦的禮堂,我讀書時叫「登輝堂」,是紀念校長李登輝的。現在已經改名為「相輝堂」,馬相伯、李登輝,花萼相輝,是完全應該的。何況抗戰時,復旦在重慶的校址,就是有「相伯堂」的。 
  李登輝先生字騰飛,福建人,印尼華僑。此李登輝,當然不是台灣那個現在還活著的李登輝。這是一位很有民族氣節,愛護學生,人格高尚的可敬的教育家。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國,大約在1913年,受馬先生之請,到復旦主持校務。復旦後來的發展和李登輝校長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孫中山先生擔任校董會主席時,復旦的校址在「李公祠」,是李鴻章家的祠堂。到了北洋時期,復辟勢力抬頭,李家狀告復旦佔用家產,要收回祠堂。後來遷往今天復旦的校址,創建之功,李校長有大力焉。校舍的興建,從最初「相輝堂」西面那三座樓(我讀書時的編號是100號、200號和300號),到後來數學系的那座西式樓房(子彬院),都是在登輝先生主持下,募集愛國華僑的捐款建造的。三座樓是愛國華僑簡照南等先生捐款,子彬院則是靠澳大利亞華僑的資助。學校西南角一所有飛簷的兩層小樓,原是登輝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湯珮琳女士是一位醫生。湯珮琳女士逝世後,登輝先生把這座小樓也捐作校產,作為校醫所,為紀念湯女士,起名為珮琳院。我進校時依然如此,後來校醫所搬遷,這座小樓成為經濟研究所所址,好像已經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了。為了復旦,登輝先生可說是盡其所有了。 
  聽前輩先生講述李登輝校長的故事,有兩件使我深受感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民族危急,國難深重,舉國上下要求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青年學生的情緒尤為激昂。復旦大學本來就有愛國的傳統,加之校舍也在淞滬戰爭中毀於日軍炮火,三座樓的屋頂被轟毀,女生宿舍被夷平,當此之際,學校中哪有一張平靜的書桌!而市政當局,秉承南京當局的旨意,大力鎮壓。復旦地處華界,軍警隨時都可以入校抓人。有一次,警察襲來,要校方配合抓捕抗日學生。李校長勃然大怒,對他們說:「為什麼要抓他們?因為他們要抗日?我就是抗日分子,你們要抓,就先抓我吧!」義正辭嚴,警察無言以對,只好無功而返。一個校長,能這樣不顧一切地支持學生的愛國舉動,在壓迫到來的時候,敢於挺身而出,保護學生,是何等難能可貴。如果壓迫一來,便筋軟骨酥,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出賣學生,那樣的校長是沒有資格為人師表的。 
  1935年,北京爆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北京學生組團南下請願,上海學生群起呼應。復旦和交大的學生結隊到北火車站,也準備前往南京請願抗日。上海市長吳鐵城軟硬兼施,命李登輝先生到北站勸說學生返校。登輝先生既擔心學生去南京遭遇不測,又顧及學校的前途,只好前往。他剛對同學們說了句:「同學們!你們聽不聽李校長的話?」學生們便齊聲高喊:「對的就聽,不對的就不聽!」登輝先生前往勸說本非情願,看到學生們高昂的愛國熱情和他們「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感動得淚如雨下,再沒有作任何說詞。 
  從那以後,南京方面更覺得登輝校長不可信用,為加強對復旦的控制,想把校長換掉。由於登輝先生在師生中深孚眾望,頂替不成,便派蔣介石欣賞的吳冕(南軒)到復旦任副校長。這個吳冕,曾被派往清華,因受抵制,做了幾天沒有進過校門的校長。清華是用庚款辦的,可以不受南京教育部的節制,復旦就不行了,但他人雖進了復旦的門,依舊是個不受歡迎的人,難於有所動作。到了抗戰時期,蔣介石又派他到中央大學當校長,同樣激起了中大學生請願抵制,仍沒有成功,只好派他當了個地處敵占區無法上任的英士大學校長。全國解放前,他隨蔣政權逃離大陸,最後卒於台灣。 
  抗戰期間,登輝先生固守上海,因為辦正式學校要受汪偽政權的干預,李校長堅持只辦一個補習部,幫助不願在汪偽學校學習的學生得到就學的機會。他沒有看到抗戰的勝利,病逝於上海。而老校長馬相伯,也於抗戰時期病故於越南的諒山。 
  復旦能有這樣兩位校長,是復旦的幸事,也因此始終堅持著愛國、興教、維護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原則的傳統。在紀念復旦建校一百週年的時候,這兩位校長是不可忘記的。 
  作者簡介: 
  陳四益,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進過工廠,當過記者,退休前為《瞭望週刊》編輯。   
  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1)   
  文/智效民 
  20年前,馮友蘭在回憶清華大學往事時,曾對「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體制予以很高評價,與此同時他又不無遺憾地說:「當時教授會經常討論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是哪一種人才呢?是通才呢,還是專業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課程設置方面要求學生們都學一點關於政治、文化、歷史、社會,總名之 
  曰人文科學。如果是專業人才,那就不必要有這樣的要求了。這個分歧,用一種比較尖銳的提法,就是說,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兩種主張,屢次會議都未能解決。後來,折中為大學一、二年級,以『通才』為主,三、四年級以專業為主。」究竟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不僅是清華大學,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教育始終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國人就會繼續喪失思考和創造的能力,甚至淪為會說話的工具,任人驅使的奴隸。好在近年來國人開始對1952年院系調整有所反思,清華大學也正在改變單純工科大學的形象,但是我們對通才教育的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前輩學者的水平;再加上整個社會長期被金錢第一、專家至上、高速發展等急功近利的觀念所困擾,這使「人」的培養大受影響,「機器」的製造仍在進行。為此,回顧一下當年清華大學教授們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見,應該有助這個問題的解決。 
  一、梅貽琦如是說 
  說到清華大學的通才教育,梅貽琦是最有力的倡導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於天津。他早年就讀於南開中學的前身「嚴氏家塾」和敬業學堂,20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學生,赴美國專攻電機工程,學成後返回清華任教,並擔任教務長、校長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離開北平。 
  俗話說「賣什麼的吆喝什麼」,作為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士,梅在學校裡倡導專業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況學科教育即專業教育,乃是20世紀中國的一大主題。據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中,就有「大學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學科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的規定。在這種方針政策的指導下,「國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數,以鼓勵更多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科」,也就理「所」當然了。 
  梅貽琦是1931年擔任校長的,為了糾正上述偏頗,他上任不久就告誡學生:「有人認為學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習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見似乎窄小一點。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瞭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加增效率。這是本校對於全部課程的一種主張。盼望大家特別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開學典禮上以「教授的責任」為題發表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委婉地批評了有些學生熱衷於開會、宣傳之後,又誠懇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僅僅在建築設備方面之增加,而實在教授之得人。……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兩相關聯的。凡能真誠努力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近年來國人對梅先生「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很多人並不明白大師乃是博極古今、學貫中西的通人,這種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養出來,才能發揮其作用。然而,我們的通才教育在哪裡呢?多年來人們不斷呼喚大師,渴望諾貝爾獎,卻不知道沒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師出現,更不要說諾貝爾獎了。 
  第三年,梅又在開學典禮上說,聽說今年的新生大多數願意學理工科,「這大概是因為社會方面近來注重理工之故。理工為實用科學,固宜重視,但同時文法課程,亦不宜過於偏廢」。他介紹說:為避免新同學在選修專業時有「匆率勉強之弊」,學校決定今年入學的「一年級新生並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時,可不必即決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內細細體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習何科較為適當,然後再決定」。這種設想在當時不算什麼,但是放在今天卻是空谷足音。與那時的學生相比,我總覺得現在的青少年可憐得很:且不說初中畢業後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點的也只能去職業高中接受專門訓練;也不說為了適應高考,進入高中後又要面臨學文科還是學理科的命運選擇;單說考大學的時候,要在眾多的學校和無數的專業中填報志願,就讓人無所適從,於是所謂填志願就有點像押寶,其參照系往往是什麼樣的專業在畢業後好找工作;至於個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則幾乎不加考慮。這種拉郎配式志願選擇,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幾乎沒有兩樣。 
  到了1941年,為慶祝清華建校30週年,梅校長又在《大學一解》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主張。文章說,從心理角度來看,人格可以分為「知、情、志」三個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卻只注重「知」的灌輸,不重視「情」與「志」的培養,再加上學校課程太多,學生壓力很大,學校生活不利於人格修養,這就導致「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的狀況,造成只知隨聲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眾議、自作主張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裡「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也就在所難免了。梅的說法讓我想到,近年來每逢發生重大事件,在電視採訪中幾乎看不到不同的聲音。許多大學生和專家學者往往像留聲機似的,只會重複權威發言人和社論的聲音。這大概就是「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吧。 
  在這篇文章中,梅還反覆強調「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古訓,並反駁了「大學期間……應為通專並重」的折衷主張。他說,大學教育之所以「應在通而不在專」,應以「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是出於以下一些考慮:第一,生活大於事業,事業不過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識是一般生活的準備,專識是特種事業的準備;第三,從社會需要來看,也是「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第四,如果讓沒有通識基礎的專家治理國家,其結果不是「新民」,而是擾民(這一點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基於以上理由,他提出專才教育, 
  必須改革;通專並重,「窒礙難行」;「通重與專」,方為上策。   
  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2)   
  1943年,梅貽琦又在《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一文中再次強調:「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的學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等學院所要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通才,甚至於兩個方面以上的綜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於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把專家貶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聽,不過比起馮友蘭的「機器」之喻,還算客氣。梅又說:「我認為目前的大學工學院的課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課程而論,工學院所能造就的人才還夠不上真正的工 
  程師」,更不要說培養工業方面的領袖人才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要養成這種人才,「於工學本身與工學所需的自然科學而外,應該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旁及愈多,就會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瞭解」。相比之下,「嚴格的自然科學的認識倒是比較次要」的了。清華大學素有「工程師的搖籃」之譽,但是按照梅校長的標準,許多人恐怕很難勝任。基於上述思想,梅主張「要造就通才,大學工學院必須添設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 
  二、潘光旦如是說 
  潘光旦,字仲昂(一說號仲昂),1899年生於上海寶山。他是1913年考入清華學校的,1922年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先後攻讀生物學、動物學、遺傳學、人類學、優生學等專業,192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上海幾所大學任教,並參與胡適等人的新月社活動。直到1934年他才返回母校任社會學系教授,並兼任過系主任、教務長、秘書長、圖書館長等職。在清華大學,潘是通才教育的又一重鎮,「他的治學原則是通,而『通』的原則又歸咎到人」,因此大家說他的「人文思想較他的優生學更有名」。社會學系是清華園的一個大系,儘管系裡有人與他意見相左(比如陳達教授就主張「專一」),但是該系還是享有「通才製造所」的美稱。通才教育又稱「自由教育」和「普通教育」,潘光旦於抗日戰爭時期寫了許多涉及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文章,後來收入《自由之路》一書。 
  書中有許多深刻的論述。比如該書有一篇文章是討論自由、民主和教育的。文章說,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個人要自由,社會也要自由,「不過社會的自由終究是建築在個人自由之上」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一個「百分之一是獨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順民」的國家裡,要維持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怎樣才能獲得個人的自由呢?文章認為這正是各級學校、特別是大學教育的任務。但事實上我們的學校卻不是這樣,那些職業技術學校姑且不論,就連大學也成了造就高級匠人的場所。潘先生感慨地說:如果「舉世全是匠人,而沒有幾個通人」,那種錙銖必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在所難免了。 
  這話讓我想起愛因斯坦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嚴厲批判。愛因斯坦說:「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的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競爭這種破壞性經濟鬥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於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在一個螞蟻窩裡的個別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麼是為生存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各個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也就是說,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人們是有能力避免弱肉強食的。不幸的是有人仍然把競爭奉為社會生活的鐵則,這就使社會結構喪失彈性,人際關係極度緊張。近年來師生仇殺、父子相殘等曠古未聞的悲劇時有發生,通才教育的長期缺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愛因斯坦還說:「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認為學校必須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後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種觀點。生活所要求的東西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採取這樣的專門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當作死的工具來對待。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儘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理論,並且學會了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會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其培訓內容的人來,他一定會更好地適用進步和變化。」 
  多年來,我們總以為愛因斯坦是一位單純的物理學家,以為他是學有專長的楷模,殊不知他也是主張通才教育的。大約在1999年秋,《中國文化報》組織了「科學與人文對話」座談會,一位科學家在會上說:由於學科分工越來越細,學科之間的交流也越來越難,所以我們的社會更需要一大批「搞科學的愛因斯坦,而不是什麼都不懂的愛因斯坦」。他強調:「如果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愛因斯坦,每一個人都成為自己專業的愛因斯坦,我們的社會不就更美好了嗎?」這種對專業的偏執、對社會的曲解和對愛因斯坦的誤讀,不僅反映其知識的狹隘,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教育的失敗。 
  潘光旦在1948年7月前後還寫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題為《論教育的更張》。文章說,「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條件是分工合作」,這也是專業教育的主要依據。但是我們要問,人究竟是為了分工而存在呢,還是在此之外還有其獨特的人的價值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以螞蟻為例,說螞蟻的分工是一種本能,而人的發展卻有無限的可能性。假如我們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學生像螞蟻似的,訓練他的某一種能力,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非人非「蟻」的世界。 
  文章還說,普通教育的出發點是以每一個人為目的的,如果過早地把學生納入一個狹窄的專業範圍內,就不僅不能顧及人的共性,還會扼殺人的個性。這樣的人只能「是一個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礎」,它與工廠所要求的「同樣標準」截然不同。前者是為了向學生提供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後者卻是要把產品造成一模一樣的類型。文章認為,專業教育所造就的專家除了一技之長外,還有很多短處。但是不少人卻因為有一技之長,就非常自負。於是這種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難,衝突也越多,「國家的和諧康泰越不可問」。   
  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3)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教育就理工農醫而言十有九是訓練,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傳,就學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對於這種狀況,他有一個很深刻的比喻:馬戲班子訓練各種動物,讓它們模仿人的行為,是為了賺錢;如果我們的教師也幹起類似的勾當,那就和馬戲班的老闆差不多了。他還說,就是訓練和宣傳,也未必多多益善:腳掌上的皮繭固然能越磨越厚,但是要想讓其他地方的皮膚也磨出老繭來,恐怕下十倍的功夫也是枉然。更何況,過度的宣傳和訓練還能引起疲倦和反感,其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該文引起很大反響,吳景超教授在他主編的《新路》雜誌發表這篇文章時,還刊登著名教授吳澤霖、周先庚、樊際昌的討論,其中又以樊的意見最有啟發性。 
  樊先生指出:「或有人說,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是人類努力的標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缺乏這種理想,也就不會有文明的社會。我們的答案是,這種理想必須先尊重個人的存在,必須以個人為目的而不以個人為工具。在任何以個人為工具的社會秩序裡,只有人格的被摧毀,而不會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說,今日這種悲慘的局面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責任,政治經濟的措施幾乎有壓倒的力量,使教育無能為力。這是推諉責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會化』『制度化』等等空洞名詞者的看法。在他們眼光中,具體而囫圇的整個人格並不存在。」按照這一觀點,不論你有什麼樣的理由、特點或特色,包括歷史背景、文化傳統、民族習慣、社會風俗、國家體制、經濟制度、國民素質、地理位置等等等等,我們的教育都應該以人為目的,不然這就不是一個「人」的社會。 
  三、馮友蘭如是說 
  上述討論是有其深刻歷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哈佛大學的教授們提出過一個報告,題為《一個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這份報告是在反思戰爭、反思人類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那裡的教授們發現,多年來過分強調社會分工和專業教育,有抵消人類合作、增加社會衝突的可能,這不僅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破壞,也對民主自由構成巨大威脅。他們認為,自由社會必須由自由的人組成,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自由的個體,惟有充分尊重這個事實,人們才能獲得自由。基於這一認識,他們提出自由人格的產生,有賴於普通教育的努力。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普通教育強調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達。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會大大增加;不「通」,就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抗日戰爭勝利後,馮友蘭就應邀去美國幾所大學講學,應該對美國學術和教育界的這一動向比較關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國的,這正是國內戰爭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儘管如此,清華園仍然是荷花籐影,絃歌不絕。大概是受那份報告的影響吧,再加上梅貽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華大學類似的呼籲也日益高漲。到了1948年2月20日,也就是農曆正月十一下午3點,工學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館樓上的231號教室,討論通才教育的問題。會議由陶葆楷院長主持,與會者有我們熟知的錢偉長、梁思成等國內第一流專家。會議認為:大學工科教育與職業教育不同,它的目的是把學生培養成「對社會及人生普通問題有相當之認識」的有理想的工程師,因此「各系專門課程應予減少」,「屬於手藝性質之訓練,應利用假期辦理」。此外,為了使工科學生有時間和精力思考各種問題,還應該「吸收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的訓練」。 
  5月28日,《清華旬刊》發表署名曉宋的文章:《嚴重的工程教育問題》。文章首先介紹了工學院即將舉行改善課程的大討論,陶院長希望同學們要多多發表意見。與此同時,搶救教育危機委員會也發放了調查表與討論大綱,機械工程系的同學還發出呼籲,可見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緊接著作者指出:去年工學院教授會已經「一致指出了過度專門的不良傾向」,但如今大家還是「被壓在繁重的功課負擔下……累得連讀報的時間也沒有,更談不到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了。他問道:我們的教育當局「是不是曉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學生當成塑料是罪過」?文章最後希望同學們要展開徹底的討論,爭取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實現。 
  6月10日,清華大學自治會舉辦有關教育問題的學術報告會,從美國歸來不久的馮友蘭在會上發表《論大學教育》的演說。馮先生1895年生於河南唐河,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翌年赴美國留學,192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從1928年開始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兼任系主任、院長、秘書長等職,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才離開水木清華,他對那裡有著特殊的貢獻和感情。 
  我注意到,這篇演講稿好像並未被收入馮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馮友蘭先生年譜簡編》中也沒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演講中馮先生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大學的性質,二是教育的目的。關於前者,他說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是宣傳機關,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個處室,而是一個傳授知識的教育部門,一個追求真理的研究單位,一個「獨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專家集團。這些話看似簡單,卻包含著學術、教育要自由獨立的深義。至於後者,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而不是要把人訓練成工具或機器。在這方面,大學與職業學校有明顯不同。馮先生說,職業學校重在「有用」,它訓練出來的學生可能有一技之長,或者有某種「特殊機能」;但如果以為這就夠了,那麼我們的學生就會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個「器」,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人。 
  在這次演講中,他還對「人」是什麼、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謂『人』,就是對於世界社會有他自己的認識、看法,對以往及現在的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文學、美術、音樂等都能欣賞,具備這些條件者就是一個『人』。」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指出,大學教育除了給人專業知識以外,還應該讓學生養成一個清楚的頭腦,一顆熱烈的心。只有這樣,他才可以對社會有所瞭解,對是非有所判斷,對有價值的東西有所欣賞,他才不至於接受現成的結論,不至於人云亦云。 
  馮先生還說,大學教育的目的之所以應以「君子不器」為準則,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人類不僅僅是面臨吃飯、穿衣等「有用」的問題,也就是說除了吃飯、穿衣之外,還有許多其他需要;第二,許多知識和學問對於人生的作用,在短時間內是看不出來的,有些甚至永遠也看不出來。強調「有用」,其實是無知的表現。再說,許多「有用的學問已有職業學校及工廠去做了」,這就更需要我們的大學去研究那些看似無用的知識,傳授那些好像沒有出路的學問。在談論上述問題的時候,這位哲學家還不無幽默地說:按理說學校訓練出來的人一定是會做事的,然而學哲學的能做什麼具體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種職業學校,就是沒有『哲學職業學校』!」   
  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4)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清華大學三十七週年校慶之際,馮友蘭曾在《清華的回顧與前瞻》中說:「清華大學之成立,是中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在對日全面戰爭開始以前,清華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對於融合中西新舊一方面,也特別成功。這就成了清華的學術傳統。」他還說:「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變化如何,我們要繼續著這個傳統,向前邁進。」2沒過多久,清華園就隨著政權的易手而發生巨變。在此期間,馮友蘭以校務會議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務。那時他恐怕不會想到,僅僅過了兩三年,這座具有光榮學術傳統的清華園竟變成了一所單純的工科大學,那場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的討論,也以後者佔據上風宣告結束。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愛因斯坦為《紐約時報》撰文說: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儘管如此,清華大學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以俄為師」的不歸路。於是老清華的消失,包括清華傳統的淪喪和通才教育的失敗,也成了馮友蘭的一塊最大的心病。 
  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多的苦難。從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的入侵開始,中間經過軍閥統治、日軍侵略與大規模的內戰,一直到50年代的政治運動、60年代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靈塗炭。有人說苦難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對苦難的不是「人」,而是「機器」或「工具」,是否也會有思考呢?總之,當清華大學已經走過90個年頭之後,倘若我們仍然不能領悟通才教育的意義及其作用,我們就不能清除產生專制和腐敗的土壤,整個社會的人格猥瑣、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頓就會加劇。長此以往,一個多世紀的世界強國之夢,也只能是遙遙無期。 
  作者簡介:智效民,1946年生於山西太原。1964年高中畢業後因「家庭問題」未能考上大學,遂下鄉插隊。1971年回城後曾在小學、中學任教,1986年調入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著有《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往事知多少》、《心理的單間》等。   
  三所著名教會大學集體「消失」(1)   
  文/李楊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會大學:中國資格最老的聖約翰大學、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滬江大學、馬相伯先生創辦的震旦大學,集體「消失」於「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 
  1952年秋,上海。落葉繽紛的季節。聖約翰、震旦、滬江,這三所著名學府走到了盡頭 
  。 
  這三所學府都是教會創辦的。聖約翰是中國資格最老的教會大學,滬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會大學,震旦大學則由愛國神甫馬相伯先生創辦。 
  伴隨著院系調整的鼓點,它們集體「消失」。院系分別併入復旦、交大、同濟、華師大,原址上建起了華東政法學院、第二醫科大學、上海機械學院。 
  與革命運動頗有淵源的復旦大學,則接收了聖約翰、震旦、滬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學、金陵大學等文、理科的有關係科,變得強大起來。 
  轉眼半個世紀過去,教育界感到:蘇聯模式有其歷史作用,但它培養的人才太「專」,缺乏適應能力和創造力,人文精神無從談起。人們開始思考那場院系調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資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學喚醒了這個城市的記憶。 
  清末民初:教會大學初現中國 
  和北京的燕京、輔仁等名校一樣,上海這幾所大學也是教會創辦的。 
  說起來並不難理解。在美國,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到芝加哥大學,無一不有教派背景。它們都經歷了漫長而完整的「世俗化過程」。 
  教會在華辦學與傳教幾乎同時開始。100年前,清政府宣佈:外國人在內地開設學堂「亦無庸立案」。在興辦新學的熱潮中,借助留學的便利,教會學校開始高速發展,對社會影響日深。據統計,出席第一次國民黨會議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佔了十分之一。 
  聖約翰大學是中國資格最老的教會大學。1879年美籍猶太人施約瑟在梵王渡(今萬航渡路)創辦上海聖約翰書院,1896年改組成為滬上惟一高等學府。 
  1903年,震旦大學由「毀家興學」的著名教育家、愛國神甫馬相伯先生在盧家灣創建,創立之初學生中沒有一個天主教徒。1905年,馬相伯與耶穌會教士的辦學思想產生衝突,馬相伯轉而創辦復旦,震旦由耶穌會全面接管,校址位於現第二醫科大學。 
  震旦大學是天主教背景,聖約翰由聖公會創辦。相比之下,滬江大學的傳教士則來自提倡自由主義的「低派教會」——浸會。 
  1906年,滬江大學校董會選擇了楊樹浦西北岸一塊面積165畝的荒灘地,開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滬江大學正式開學。和聖約翰一樣,滬江大學除了國文外,其他均以英語授課。 
  「這所學校以它『什麼都缺』惹人注目:學生、教師、宿舍、圖書館和實驗室都缺。」當時,一位滬江大學的傳教士(教師)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響下,大學最初是傳教的副產品,後來卻發展成為有相當規模的產業,但一直是賠錢的。據資料記載,學費佔了辦校資金的很大一塊,此外由教會資助,每年的維持費和土地、房子都由教會提供,傳教士(教師)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資。後來中國人的捐助開始增大,但始終沒有佔到主體。 
  從清末到北洋政府,教會學校「自顧自」地發展著,不受中國政府制約。它們所發的文憑來自美國,便於學生留學。 
  黃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認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頒布《外人在華設立學校認可辦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長須為中國人,中國人須占校董會名額半數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滬江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是時年31歲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劉湛恩。1929年3月18日,滬江在國民政府立案,成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會大學。 
  華人校長是「本地化」的應有之義。真正麻煩的是大學「校產」的歸屬。1929年7月,滬江校產的租賃協議簽訂:作為校產擁有人的「美國董事會」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徵性租金把校產租給「滬江校董會」(管理者)。 
  立案程序並未對高校產生什麼影響,只是統一了教學大綱。20年代初期的學制改革已經將原先的「日式教育」改為「美式教育」;而國民政府的教育體制也是美式。 
  在短暫的和平時期,聖約翰、震旦、滬江的畢業生一批批進入上海社會,為母校贏得了聲譽。僅聖約翰就培養了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林語堂、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潘序倫、施肇基、王正廷、經叔平……他們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則遠超父輩。 
  「這些學校培養了一批自由知識分子,或者說『自由職業者』。」王立誠如是說。 
  王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專著《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會大學的學生世俗化程度頗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學費。聖約翰曾讓張愛玲負擔不起學費,中途輟學。 
  大學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師抱怨「課堂上都是異教徒,沒有人禱告」。到1924年震旦學生共392人,其中320人為非教徒;到了30年代,滬江大學則連神學院都不辦了,一心一意搞職業化教育。 
  王立誠如此描述它們的畢業生:「帶點洋話,知識水平比較高,學到的東西在租界經濟圈裡派得上用場:學醫可以開診所,學商科可以當經理……」 
  這段時間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學校領社會風氣之先:聖約翰校訓「光和真理」,辦的教育「比美國還要美國化」,其商科學的是經濟學理論;滬江注重中國化、學以致用,其商科的專業必修課包括「商業管理」、「商業心理學」、「市場學」、「風險管理」等;此外,滬江化學系聞名全國,還率先創辦了社會學系,夜校也為時人稱道。 
  雖然如此,但在當時,這些「外資私人辦學」的社會影響和學術水平已經難與國立的清華、北大相抗衡。因為辦大學需要大筆投入,只有燕京能與一流國立大學抗衡。 
  淪陷—解放:滬江兩任校長的命運 
  1937年11月,日軍進佔上海,滬江的校園被日軍侵佔,後雖經交涉,仍不允許復校上課。學校本部只得遷往城中區商學院,與聖約翰、東吳、之江等組成教會聯合大學,繼續開課。 
  劉湛恩堅持宣傳抗日、支援前線、救濟難民,不為日偽當局所動。1938年4月7日,劉在靜安寺路大華路(今南京西路南匯路)候車時被日偽買通暴徒暗殺。殉國殉教,求仁得仁。   
  三所著名教會大學集體「消失」(2)   
  抗戰勝利之後,滬江大學遷回軍工路原址,迎來了最後一任校長凌憲揚。41歲的凌1927年畢業於滬江大學商科,1929年獲南加州大學工商碩士學位。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建立中央印製廠,負責印製鈔票。 
  在教學上,兼工商管理學系主任的凌力主擴充滬江的傳統強項——商學院,提高淘汰率,以實現其「學術復員」。 
  除了教學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四處討錢養活學校。他向美國援華聯合會、聯合國救濟總署及國民政府伸手「拉贊助」。1947年中,凌憲揚訪美120天走了59個城市,對捐助者作了91次演講。 
  面對通貨膨脹,凌甚至做些投機生意讓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7.5萬美元修教工宿舍。經校董會批准,他用這筆還沒有到位的錢從政府那裡囤積了一批平價紙張並高價售出,用售得的錢來造房子。 
  1948年初,米價一日三跳。10月蔣經國改革失敗之後,這位掙扎著辦學的貨幣銀行學專家終於「不知道為了讓教師養家餬口,到底該給他們多少錢」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後迎來了解放。面對新政權,凌憲揚分析:「共產黨人可能對我們的課程設置會施加一些控制,但我們想他們不會接管學校。……我們將留在這裡,只要學校還能辦下去。」凌拒絕擔任國民黨的中央銀行發行處處長,拒絕離開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的妻兒都在這裡。在這個時刻他們選擇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樂。……只要我對大學還有用,我就會堅守崗位。」 
  1949年5月,楊樹浦剛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園裡「革命群眾」的噓聲,無奈辭職回家。滬江大學從此沒有校長,只有校務委員會。 
  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進入了高校。凌憲揚於4月被捕,1960年死於獄中。 
  大道無行:高等教育「一邊倒」 
  新中國的教育被分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開放三個階段。「十七年」是新中國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教育部接辦「鬧情緒」的私立輔仁大學。 
  在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中,已經逝世的陶行知被點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隨即停止活動,民間辦學至此中斷。 
  在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看來,1952年是個「多事之秋」: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許多學科被取消;學分制改為學年制;採用蘇聯教學大綱……還有,招生和就業的兩個口子被「扎」起來了,「自由知識分子」已無立錐之地。 
  「院系調整」之後,全國的綜合性大學由55所調整為14所;私立大學全部被改為公立。聖約翰、震旦、滬江的負責人都對解散各自的大學表示了熱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調整。與1952年不同的是:變「條塊分割」為「條塊結合」,變「專業化」為「綜合化」。學分制等被丟棄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莘莘學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舉行了母校「建校一百週年慶祝大會」。在西藏南路青年會賓館,聖約翰、滬江的校友會仍在活動,每年校慶都有大小不等的聚會。滬江校友會還和機械學院合作,重新辦起了夜校。 
  記憶中的影像日漸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不同的大學,相同的命運   
  文/陳遠 
  自上個世紀北大百年肇始,學界談論大學漸成風氣。不過,時賢所提及的大學多為聲名顯赫的國立大學,譬如清華,譬如北大,又譬如說中大。眾人評說國立大學,自有他的道理,且不說國立大學得天獨厚,有強大的國家財政支撐,又有眾多精英為其建制殫心竭慮,但就在資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讓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動。更何況現代大學問題重重,幾近 
  積重難返,也不由得讓人懷念過去的老大學、老故事。 
  國立大學的歷史受人矚目理所當然,然而這不是說私立大學就理應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國立大學的備受矚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學被有意無意地「打入冷宮」。舊上海三所私立大學(大同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相似的命運,或許可以為我們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 
  在中國教育史上,大同、大夏遠遠不如南開、光華等私立大學那樣有名,但在當時,這些學校都曾經名盛一時。 
  大同大學創辦於1912年3月19日(時稱大同學院),其創辦人均為北京清華學堂的教師,他們因為不滿清華學堂陳舊的教育方式辭職一同來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預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使他們在一起創辦了「立達社」,並想用立達社來改革中國的教育。大同大學即是這一思路的產物。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名字:胡敦復、平海瀾、朱香晚、吳在淵、葉上之、郁少華、張季元、顧養吾、顧珊臣、華綰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原規定「社為干,校為枝」,即大同大學只是立達社興辦的一個試點學校。大同大學的辦校經費不向社會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團體贈款,僅依靠社員自集經費。這種書生氣十足的辦學方式當時幾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對——這來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態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憂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一如既往地把大同大學辦了起來,並且成為了當時舊上海雖然是最窮但是教育質量卻非常高的大學。由於經費不足,立達社於1920年開始接受社會資助,但是並沒有改變大同私立的性質,也並沒有因為接受資助而使教育淪為金錢的附庸。 
  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是學潮最為頻繁的時候。學潮有的時候是因為國是,但也有時候是因為人事糾葛、派系鬥爭。當時的環境對於教授還是比較寬鬆的,教授們在大學之間可以自由流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實在不行還可以自己創辦學校。大夏大學的創辦者們當初大概就是這樣一種心態。1924年6月,廈門大學三百餘位教師和學生鬧學潮離校到了上海,在原來廈門大學教授歐元懷、王毓祥、傅式說等人的幫助下成立「大廈大學籌備處」。「大廈」即「廈大」之顛倒,後來取「光大華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學。大夏跟大同比起來顯得很幸運,她不像大同那樣困頓。這是因為當時有一個叫何縱言的學生,這個學生有一位顯赫的哥哥,叫何應欽,引得社會名流紛紛捐資。我們可以單看當時的校董名單就可以想見其陣容:吳稚暉、汪精衛、葉楚傖、邵力子、張嘉森、馬君武、傅式說等。說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馬君武、何昌壽、邵力子、郭沫若、田漢、何炳松、李石岑、朱經農、程湘帆等。當時炙手可熱的杜月笙也曾經屢次幫助大夏。可見大夏當時的盛況。 
  與上述兩所學校相比,光華大學相對來說還算是沒有被現在的人們完全忘記,時賢論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張壽鏞。這所學校同樣也是學潮的結果。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強行阻止學生組織起來的聲援鬥爭,這對於一個大學校長來說本來也無可非議,校長的主要責任畢竟在於維持學校的正常進行,不過當時學生並不好惹,尤其是一個外國校長在涉及民族情緒的事情的處理體現得更是淋漓盡致。6月3日,部分學生發動「離校」運動,中國籍教師孟憲承、錢基博、張壽鏞等17人為支持學生也同時宣佈辭職。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雖然在離校這個事情上支持了學生,但是並不意味著可以放棄學業。隨後由張壽鏞負責籌劃經費,王省三(其子王華照是當時的學生)捐出大西路90畝地作為校址,成立了光華大學。在張壽鏞的管理下,僅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光華大學就發展成為了舊上海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之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進駐租界,光華大學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偽的控制和教育。 
  這三所大學相似之處頗多,首先是創辦年代(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創辦地點(上海)以及創辦的原因(學潮或者人事糾葛),其次是性質相似,都是私立大學,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權。不過,意味深長的還在於它們共同的命運——被解散、取締、或者併入其他學校。這自然要提起上個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這次院系調整表面的理由是為了加速中國工業人才的培養,或者說速成。但它的深層理由卻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也就是說,首先它要打破國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這次院系調整中,原來國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標誌就是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的消失。」(謝泳《從院系調整到大學合併》)本來科學知識的研究、傳授本無階級、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兩個不同的領域。然而,隨著解放初期教育改革運動的不斷擴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調整就成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對舊世界的所有一切來一場脫胎換骨的徹底改造的指導思想在教育領域內的具體表現,這樣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來,把一些純屬學術方面的問題納入了政治思想範疇。50年過去了,當我們紛紛質問為什麼我國不能產生像哈佛、耶魯這樣著名的大學的時候,我們是否有人記得那些大學一直存在著私學傳統,在教育自治上有著絕對的權力?我們是否還能記起在以前,我們也曾有過這樣的學校? 
  聽說最近有一個關於促進民辦教育的法律要實施,不過我在想:現在我們還有多少私學的傳統?面對現在眾多如企業一般運作的民辦大學,我看不到一絲大學的影子。   
  清華風物今安在?(1)   
  文/陳遠 
  歷史常常誕生於偶然之間,但是偶然誕生的歷史往往又能對後世產生重大的影響,比如說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的誕生眾所周知是因為國恥,但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作為國恥的八國聯軍侵華事件與清華大學的誕生均無必然之聯繫。但是歷史的詭誕,偏偏讓這兩件沒有必然聯繫的事件聯繫在了一起,箇中原由,恰可用本文的開端作為解釋。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梁誠有一次往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談話中這位美國的國務卿無意說出了「賠款原屬過多」,長於涉外的駐美公使當然不會錯過良機。於是,梁誠一方面要求美方帶頭核減賠款數目,一方面又急報中國政府,建議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還多餘的款項。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銀子再掏出來返還中國,梁公使想必大費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終於有了眉目,美國總統在國會宣佈「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繁眾之國度能漸漸融洽於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翌年12月31日,美國國務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駐華公使柔克義:總統於1908年12月28日的實施法令種植事賠款從1909年1月1日開始。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華人稱之為「國恥紀念碑」的「游美學務處」的由來。 
  今年3月份,我曾到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家中與先生進行過一番關於梅貽琦校長的對話,那篇對話最初經我整理,殊不盡人意,後來硬著頭皮令黃老審閱,黃老不辭勞苦,又經一番加工,幾近重新寫過,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見黃老治學行文的嚴謹。那篇文章後來發表在我供職的《中國產經新聞》,隨後我即因報社操作的不規範而離開報社,賦閒在家。其時,黃老以其多年研究清華校史的大著見贈。《圖說老清華》即為其中之一。 
  賦閒在家,除了抓緊時間另覓飯轍,更免不了讀書自遣。黃老的幾本大著伴我度過大半無聊的時光。《圖說老清華》以清華的校史為綱,借圖片描繪老清華的輪廓,對於像我這樣一個「愛讀書不求甚解」的人來說,在讀圖的過程中遙想清華的故事,自然是最愜意的事。 
  清華前期人物,周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華學堂改稱學校之後的第一任副校長,在首任校長唐國安卸任之後順利接任,任職期間,於清華建樹頗多:硬件如四大建築(大禮堂、科學館、圖書館、體育館)的興建,軟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並舉」的倡導,均為可圈可點可歌可泣之事。而尤為不可不提者,則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請「逐步擴充學校,設立大學部」,此為清華成為中國獨立教育事業之開端,在清華校史上可謂濃墨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書之,洋洋數頁,塗抹修改之處頗為不少,可見周校長擘畫清華藍圖之心血。據黃老統計,在1959年公佈的中科院學部委員中,這一時期的學生達28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學校長的氣象學家竺可楨、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人口學家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學家金岳霖,等等。早年的甲所與乙所為校長住宅,簡陋而古樸,與我現在所居住的小房子幾近相同。所不同者,當然是前者寬敞許多。這一時期梅貽琦已學成回國,在清華出任教務長(1926-1928年),不過其時周詒春已離任,當時的校長為曹雲祥。 
  這一時期的教師合影看上去也頗具意味,譬如1921年的教師群體:國文部的梁啟超諸人一律長衫馬褂,而其他各部則均為西服革履。遙想這一群風流人物行走於清華園的情況,令人忍俊不禁。服飾的不同,其實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多元性。 
  國學研究院也是在這一時期得以成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4位各具姿態,可謂天作之合。而吳宓則是國學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這時任教於中文系並兼系主任,劉崇則是歷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後來當了雲南大學校長的熊慶來先生,當時則是算學系的教授並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師如葉企孫、陳岱孫也都身居要職,他們當時的照片看上去年紀都不大,好像都在30歲左右的樣子。於是我就想我怎麼就沒有早生那麼百八十年?就算不能在清華當個教授,去清華當個學生還是可以的吧?後來梅貽琦所說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可謂淵源有自。 
  轉眼到了1928年,清華學校鳥槍換炮,改稱國立清華大學,光聽名字就氣派了很多。不過,國立清華大學可不光是名字聽起來氣派,雖然在此之前的清華學校幾經曲折,甚至有幾位校長竟然為學生所驅趕,連首任國立清華大學的校長羅家倫也不能逃脫這樣的命運。不過平心而論,羅校長氣魄極大,於清華之奉獻在清華校史上亦有舉足輕重之位置。羅校長在接管清華之初即強調師資之重要,他說:「要大學辦好,首先要師資好,為青年擇師……必須以至公至正之心,憑著學術的標準去執行。」他又說:「研究是大學的靈魂,專教書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無進步。」此可視為後繼者梅貽琦「大師論」的濫斛。其在職期間,開放女禁、淘汰冗員、調整學系、興建土木均有雷厲風行之勢。惜乎這位黨國新貴作風比較專斷,最終為清華師生所不容。羅校長離校之後,大家都認識到清華的校長不太好當,無人再敢輕易接管清華這塊燙手的「熱山芋」。而梅貽琦「生斯長斯」,雖知前途艱難,但依然臨危受命。梅先生有句名言:「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其人沉默寡言,但卻受眾望所歸,於是清華上下對此均無異議。梅先生為清華校史最為出活的校長,清華教授治校之傳統可謂自梅先生始。此傳統常為時賢追懷與擊贊,非有大氣魄大胸襟者不能為。此期間清華不惟大師林立,且英才輩出,如1929級的王昌、沈有鼎、施士元,1930級的李健吾、蕭滌非,1931級的余冠英、夏鼐、錢思亮,1933級的吳祖湘、林庚、喬冠華、萬家寶、錢鍾書等等不一而足。各種學會在此時期空前活躍,諸如中國文學會、史學會、社會學會、哲學會、物理學會等等,少者十餘人,多者則達六七十人,譬如化學會。若非此後戰亂頻仍,清華於學術上的建樹實在不可估量。 
  1937年盧溝橋事變,7月29日北平淪陷。清華、北大、南開奉命南遷,始遷長沙,後輾轉而入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凝視當時的校舍,不由令人心酸,其時的女生宿舍,竟還不如筆者中學時代所住的集體宿舍,想來教授們的住宿條件也強不到哪裡去。無怪乎費正清訪華時要驚歎他的老友們是如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依然保持學術熱情的了。聯大的三位常委中,張伯苓曾經是梅的業師,蔣夢麟的資格也要比梅貽琦老,當時張蔣二位卻有意讓梅多擔其事,毫無間隙之心。梅處事則事事體現至誠至公,使得三校均無意見,殊為難得。當時的聯合大學並非別無分號,但是持續時間較久且成績卓越者則只此一家。剛才說到教授們的生活條件艱苦,但是這時教授著述的數量卻為數不少,文理科的教員均有碩果纍纍,這可以從存留的照片上看得出來。師生們的民主活動亦是此起彼伏,比較著名的有張奚若和吳□的演講,從照片上來看,聽者甚眾,幾達數千人,令人艷羨不已。如今就演講條件跟以前比起來已經是大為改觀,且不必有生命危險,但此情此景則不復見矣。   
  清華風物今安在?(2)   
  抗戰勝利後梅先生依然掌管清華。遠在抗戰前夕,以梅為首的清華校當局曾制定過一個「大清華」發展計劃。按照這一計劃,復員之後的清華有了很大的擴充。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頻仍的內戰和無休無止的學潮。及至1948年梅先生選擇去台,清華的歷史便從此告一段落。 
  如今清華的後人中,據我所知,梅貽琦的公子現已80高齡,居北京。年前我曾想到府上拜訪,惜乎老人住院,未能成行。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要當面問問老人:清華風物今安在?想來老人不會笑我迂腐。   
  雲南大學:被遺忘與被損害的(1)   
  文/周重林 
  夫大學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學術生命與精神。——熊慶來 
  隨著畢業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渴望對這所大學有更深入的瞭解,結果令我十分沮喪,這是一所缺乏個性和沒有記憶的大學。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在圖書館呆了整整兩天,希望找到 
  有關雲大的一些較為系統的書籍,這種期望的結果與若干年前一樣,無功而返。已經翻亂了的《東陸春秋》,遠遠不能滿足我的需要,手中搜集的,是散亂、零碎的隻言片語。以前我一直相信,會有人寫出一本有自己歷史與個性書,哪怕是諸如《北大往事》的集子也可以,而不是如《雲南大學志》那樣流於枯燥資料的堆積。 
  現在完全可以肯定,隨著玉溪校區、「軟件學院」的紛紛建立,一個新的雲大很快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然而在如何表達內心喜悅的問題上,這所學校顯得過於無動於衷和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更大的面積,更多的教學樓與更龐大的人群,是不是一定伴隨著更濃厚的文化氛圍? 
  在施蜇存的回憶中,雲大美麗而富有氣度,是「群賢畢聚」之地。在他的《懷念雲南大學》裡,記敘了外地學生初到雲大時的驚訝:如此一個邊陲之隅,竟會有這般富麗堂皇的建築?法國式的傑閣察樓,希臘式的圓柱和高而寬敞的教室。他說的是會澤院,這是以大學創辦人唐繼堯的家鄉「會澤」命名的。會澤院「縱七丈,橫二十三丈四盡,凡二層」,前有石階95級,使得每一個站在面前的人都會產生登高仰止之感。78年前,唐繼堯先生就是在此給青年學生致訓詞的。他說雲南大學旨在「培養優秀人才,伸張正義而發達民治」,並說「……希望諸君以德育為主。今之亂世極矣……欲因挽救,專賴此一般青年」。昔日的青年,在「一二·一」運動中,在「反美扶日」的運動中,在「七·一五」事件中,奉獻出他們的青春與熱血,為雲南乃至中國的自由與發展付出了一切。稍後到來的熊慶來,也住進了會澤院,這位肩負著「為桑梓服務」和延續「學術生命」的中年人,是那樣地滿懷憂慮:「欲成為有一健全學術生命之大學,距離尚遠,因之在精神上之表現,吾人亦未認為滿足。」要辦出另一個清華,談何容易,更何況當時國家內憂外患。誠然,如果沒有極端困難的環境,也就無法窺到熊公的天才之處。「夫大學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學術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學術生命與精神。」吾校同仁及同學,於此意均深為重視,而有卓然之態,故在個人生活極艱苦之時,或學校環境極動盪之際,校內工作每能不受影響。……因時局之劇變,財才艱難,物價狂漲,待遇調整,遠不能適應需要,同人物生活,每瀕絕境,然絃歌從未中斷,而課外之研究工作,繼續推動者仍復不少……余故深感慶幸。」 
  那些口口聲聲嘮叨雲大輝煌的人聽到了嗎?那些大肆口誅筆伐雲大的人聽到了嗎?什麼才是雲大的傳統,什麼是雲大的精神?今天的雲大,比起二三十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儘管如此,學校仍然在擴大建設,畢竟「硬件」是辦學的先決條件。可是,這也恰恰能說明問題,當年的經濟困難打了如今的雲大一記響亮的耳光,更好的物質條件並沒有遏制教育水平的下滑,許多老師忙於創收而無暇顧及教學,大學越來越像街門和工廠,成了晉陞與腰包鼓脹的又一個亮點。 
  我們有必要追問雲大落後的原因是什麼,加入「211工程」的雲大並不意味著什麼,新的契機給我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間,1949年以來,熊慶來留給雲大一個意味深長的背影,歷史的歎息聲如今顯得異常沉重。我總是希望在雲大的某個地方與熊公相遇,當這樣廉價的願望都成為烏托邦時,我對四合院那對身份不明的男女雕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厭惡。 
  1983年,《美國新聞及世界報道》,按照《財富》為大企業排名的方式,即以學術聲譽、生源質量、資金捐助、師資力量等諸多項目對大學進行綜合排名。後來這種標準被中國的大學引用,成為高中生報考志願的重要指南,許多大學將排名當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標準之一。雲南大學1998年排名在54位,到1999年,下滑到72位,2000年又有所下降,其中生源質量在綜合大學中最差且一年不如一年。在痛心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質疑大學教育是否可以標準化? 
  實際上,大學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才加工廠」,尤其是在教育產業化之後更加突出。另一個尷尬的事實也出現了,作為教育的消費者,我們竟然無法選擇其他的產品,即使我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教育過早轉型改變了教育本身的目的與方向。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人性的充分實現或人格的健全發展,大學應該是引導年輕心靈追求智性、激情和創造力的土壤。而這片土壤已變得乾澀了,她越來越缺乏人文情懷與思維的樂趣。不重視內心與靈魂,不關心想像力與創造力,只灌輸大量的事實,成為教育的毒瘤。許多教師主要關心效益,告訴學生信息社會需要什麼,尤其是學分制下,大多數教授的知識都是以學分形式標明「現金價值」,這種價值在教授的各門課程之間很少區分或全無區分。學生只需在一定學習時間內便可以機械地取得學位。賺取學分成了學生修習相關課程的惟一動機。他們從來不問,為什麼把這些東西灌給他們。令人諒異的是,許多大學生的抱怨只是對「大學工廠」的不滿,停留在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繳了錢,卻沒有取得相應的資格證(英語四六級,計算機等級……)?於是許多培訓學校在高校周圍遍地開花,迅速走紅。學生從一個「工廠」轉到另一個「工廠」,只是為了把自己鑄造成好的螺絲釘,以便更好地去適應社會需要?如果有人讀了一本教師沒有指定的書,馬上有人不解,那會有用嗎?對於這些人來說,背英語單詞遠比看托爾斯泰有價值得多。讀書的目的和理由仍是它可能帶來什麼外部獎賞。 
  這樣的教育是危險的,它導致學生過於重視社會角色,而忽略自我;視學生為機器或動物,而忽略自我,視學生為機器或動物,絲毫不觸及內在價值選擇。近來媒體披露的「26歲腐敗」現象,充分說明了這點。那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擁有高學歷和高收入,為什麼會過早腐敗,原因很簡單,教育培訓了他們很好的技能,卻沒有塑造他們健全的人格。一面提醒學生不要淪陷為「空心人」和「邊緣人」的金子強教授,一面卻將課堂講學模式化和僵硬化,並不時周旋在各種企業的花環之中,靈魂教育變成一場可恥的謊言。 
  吳松校長所要面對的,除了把新的雲大推向世界以外,最大的難點還在於如何還原出教育本來的目的與功用,如何延續雲大固有的學術與文化傳統。既然有「三四十年代的輝煌」,雲大的復興之日就有日可待。在大學已並非個人英雄時代的前提下,我們每一個雲大人都有理由承擔起建設雲大的任務,也要有獻身終極價值的勇氣,並主動改造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社會。   
  雲南大學:被遺忘與被損害的(2)   
  當喬傳藻先生在課堂上痛快淋漓地斥責北學樓二樓的兩個廁所臭不可聞時,我依稀看到了另一幅景觀:更多的閱覽室,更豐富的書刊和更好的閱讀環境。把充滿大量動漫圖書和時尚雜誌的租書室理解為「廁所」,是我所聽過最為過癮的見解。沒有誰會相信,畫著胸脯比頭還大的漫畫書會給人什麼創見。大學三年多的生活,我找到了某種內心豐富的途徑,為自己慶幸之餘,也為那些終日奮戰在英語單詞中的人擔心,更為那些兜售廉價和偽劣知識的老師感到悲哀。也或許,內心豐富的途徑不只一條,但願每個人都能找到。 
  作者簡介:周重林,出生於1980年。曾供職於《中國青年》,後為大番茄傳媒媒介經理。與友人策劃出版「快樂閱讀·時光書系」之《麗江的柔軟時光》、《烏鎮的似水年華》、《大理的遊俠時光》等。獨立主編有《天下普洱》。現為雲南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研究員,首席策劃。   
  復旦與南開 李登輝與張伯苓   
  文/王昊 
  對於多少南開和復旦人來講,2004年與2005年將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南開和復旦將分別迎來她們建校的百週年紀念。除了與時下許多大學各式各樣的百年紀念有著相似之處外,南開和復旦的百年則更具特殊意味。這是因為,假使中國歷史上沒有南開與復旦,不獨近代中國私立大學發展史,甚而一部近代中國教育史都會是另一番模樣。歷史雖然不可能被改寫 
  ,但是少了復旦和南開,一部近代中國的教育史一定不會有那樣好看,不會那麼異彩紛呈。 
  其實,從個人角度講,很久以來卻不願意「走近」復旦,更不願將她與南開兩相比較,這種情感多半是基於一種妒羨。近幾十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復旦的發展十分驕人,此評價若是復旦人的夫子自道,則未免有自誇之嫌。不過,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難發現,現在從販夫走卒到墨客騷人,一旦話題關涉到中國大學,則言必稱「北有北大、清華,南有復旦、南大(南京大學)」。此種議論,儼然已經成為時下評價中國大學的一種思維和話語定式。相形之下,南開的發展則略顯沉悶,甚至南開人自己看來,南開這幾十年的發展多少有些默默無聞,缺少激情。因之,每當論起復旦與南開,不免讓人有些氣短,會別有一番滋味湧上心頭。 
  復旦的陳思和先生曾提到,解放後的院系調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學者進入復旦,從而一舉奠定了復旦的學術重鎮格局。這是復旦人的自識,不過,陳先生後來講的更為精彩,那就是即使在國家意識成為教育主導的歲月中,復旦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學術精神依然能夠被新老復旦人自覺地承傳。可見,復旦厚積薄發的關鍵還是在於復旦幾輩學人的精神傳承,在於復旦優良的學術環境與學術傳統。本來,對於復旦的成績,作為外人總要有些阿Q精神,「我們先前比你好得多呢」。然而,口舌上的義氣之爭,於己並不能獲得什麼更多的好處,徒增自大與無知,最終不免為人恥笑。 
  話說回來,一個學校的發展總會因時代際遇、社會環境、地理環境、政治、經濟等條件的影響,每個學校的發展,也會受到辦學者辦學理念的左右,自然不必追求同一路數和模式,也不必對他人亦步亦趨。但提起復旦和南開,特別是解放前的復旦和南開,兩者間確實存在著不少引人興味的相似之處。上海、天津;馬相伯、嚴修;李登輝、張伯苓;復旦公學、南開學校;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同樣驕人的話劇與體育……復旦與南開本身有著不盡的可相比較的話題,有心人自會細細體味。 
  在追懷兩校百年的光榮和夢想之餘,更令人不能忘懷的自然是兩位校長,復旦之李登輝,南開之張伯苓。在當年國人的心目中,民間辦學北有張伯苓,南有李登輝。很多復旦和南開校友在回憶文章中,對此也多有涉及,復旦校友梁大鵬先生在《懷李故校長登輝博士》的文章中,曾講:「國人皆知,李故校長畢生致力教育,和嶺南大學之鍾榮光校長,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校長,同一作風,互相輝映。」張、李二人,一位北方大漢,錚錚然,講話擲地有聲,極富親和力;一位儒雅之士,親切平和,不事張揚。兩人身上都不乏一代文化精英的魅力,據後人回憶,「張伯苓演講一口純正的天津話,那絕不是被某些影視中混混兒褻瀆了的天津話,那是一口極其純樸、厚重,極具感染力、鼓動力、號召力的鄉音。」純樸、厚重,還應加上一點——堅毅,這足以讓我們對伯苓校長的人格魅力展開無盡的遐想。對於李登輝校長,因為畢竟是復旦門外之人,不能對李校長的音容笑貌妄加揣度,不過,從復旦校友的回憶中,還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校長當年謙謙君子的風度與氣質。唐振常先生曾回憶,許多老北大校友在懷念蔡元培先生時,多情不能已,涕泗滂沱。這種情感同樣體現在老復旦與老南開校友的身上,李登輝、張伯苓兩位校長,同蔡先生一樣感動後人。張、李兩位校長畢生服務於中國教育,儘管他們的教育生命和實踐已經終結,但是他們留下的教育事業依然枝繁葉茂,他們的教育思想依然會給人以無盡的啟示。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翻開一部中國近代教育史,不難發現,多少私立大學都已經灰飛煙滅,雖然如今的復旦與南開亦非當日的復旦與南開,但至少復旦精神、南開精神依然被傳承了下來,被融入了復旦人和南開人的血脈之中。 
  說到人格魅力,梁先生的「同一作風」,真是一語破的,對此,復旦和南開的校友們自然會心有慼慼焉!儘管李校長之後,錢、吳、章數位校長出長復旦,但是在復旦人眼中,李校長對於復旦卻有著更為特殊的象徵意義。李登輝致力復旦大學的建設40年,一句「服務、犧牲、團結,是復旦的精神,更是你們的責任」,讓多少復旦人銘記於心。張伯苓校長亦畢生奉獻南開,「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是他對南開人的要求和希冀,至今為南開人心口相傳。時人每論教育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則必稱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的大學、大師、大樓之論,其實,當年張、李兩位校長亦有相似之論。大凡有為之教育家必會有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和思想,豈非私見! 
  張伯苓之於南開,李登輝之於復旦,從文化的角度應該有極有意思的文章可作,至少很能釣復旦人和南開人的「胃口」。比較復旦和南開兩校,自然也有著更大的可發揮空間,同為私立學校,在辦學體制、學科結構、教育方法、教學管理、人才培養等諸方面均有可資挖掘的內容。研究這兩所在中國歷史上較具代表性的私立學校,不僅僅是為了從當日中國教育資源中汲取經驗和教訓,更重要的是為當下中國民辦教育提供一些辦學思路和觀察視角,為中國教育發展尋找一個觀念的突破口,將中國高等教育引向一個更高的水平。 
  作者簡介: 
  王昊,1977年生,山東招遠人。現工作於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講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教育史、南開校史研究。   
  老清華教授面面觀   
  文/唐少傑 
  老清華(1911-1949年)的師生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個群體,當年的校園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談論著他們,今天讀起來仍然興味無窮,從中能夠感受到濃濃的人文氣息,那真是一個令人流連的時期。 
  沒有一個大學生沒有議論過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華的學生如此大膽又如此深情地大面積、公開化地大談特談教授甚至是校長的。我們不得不為當時學生的大膽驚歎,更不得不為那時的寬鬆的師生氛圍驚歎。從中能夠領悟出的遠不止是一幅幅教授眾生相。 
  常言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句話好像特別為我們的劉叔雅先生而設的。 
  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號教室裡,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榖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即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猿…… 
  ——一幅多麼不堪的形象。這是發表在1934年《暑期週刊》上的《教授印象記》中劉文典先生的畫像。一位有著清新優美的文筆、綿密新穎的思想的學者,在學生的想像中該是位風流倜儻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個狀貌奇偉的古老先生,怎知是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嗎?其實不然,他先抑後揚,馬上極力抒寫劉先生學問的淵博精深,對學生的懇摯,對國事的熱忱,其精神的力量遠遠蓋過了相貌的不足,矗立著的仍然是一個可敬可愛者。 
  在學生筆下遭遇相同命運的遠不止一個兩個: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個五短身材的人,禿光著腦袋,穿著寬大的衣服,走起來蹣蹣跚跚的,遠遠看去,確似護國寺裡的一個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確確是俞先生麼?」——這是相貌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比如陳寅恪先生:「裡邊穿著皮袍外面套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邊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面孑孓而來。」——這是衣著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比如馮友蘭先生:「口吃得厲害。有幾次,他因為想說的話說不出來,把臉急得通紅。那種『狼狽』的情形,使我們這般無涵養無顧慮的青年人想哄笑出來。」——這是口才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還有的「汗流浹背,喘呀,喘呀,上課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開口就「唾沫星兒,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過山炮彈,坐在前排聽講的同學們,怎會不大遭其殃,連聲叫苦」,或「下堂了,大家還沒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煙已經又吸掉了三分之一」。——這是舉止與學問之不成正比。 
  但千萬不要以為清華的學生在貶抑他們的先生,恰恰相反,他們為擁有這樣看似與平常人無異而實際上是些天才們的教授而深深地驕傲,而且不論他們的外貌舉動如何乖戾(當然只是一小部分),個性如何的奇特,卻無一例外地都淵博、盡職、和藹與可愛,是一些不會混淆、不可取代的學術泰斗。 
  雖則面上嚴肅一點,而心腸是最軟不過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資本主義過剩生產,已達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著瞧著,原來裡面裝的是一肚子的詞源呀。——那是楊樹達先生。 
  有時你看到吳先生獨自呆呆地立著,嘴角浮漾著輕微的笑影,那笑,無形中由苦笑而有時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剎那間,像在荷葉上飄過的輕風,一切終歸沉寂,他畢竟意識到自己是個學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儼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吳宓先生。 
  雖然是福建人,可是國語講得夠漂亮,一個字一個字吐得很清楚,而不顯得吃力。在上課的時候,學生沒有一個敢出聲的,只靜心凝聽,因為他的聲音是有節奏的,有韻律的,能使人如同聽音樂一樣,起著一種內心的快感。——那是陳岱孫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載咱們主任自己開汽車往西山的消息,這就是咱們主任萬能之一。他自己開車,半路上掉了一個輪子,三個輪的車還一直走,及發現前面有一個輪子在滾,才知道自己的汽車掉了一輪,不萬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煬先生。 
  循循善誘地每堂課都寫給那許多筆記,所以同學們不愛再發出什麼問題,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時,不禁要去一問。很怪,那時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層紅雲,好像是個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來答覆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學生的心目中,每個教授都是獨特的,最棒的,不論是有著「兩道濃黑的劍眉,一雙在眼鏡裡閃爍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詩人教授聞一多,如同「耶穌下誕那天給你送東西來的北極老人」似的體育教授馬約翰,還是「無論他身上哪一點,都有點兒哲學味兒似的」哲學大師金岳霖,「真個把西洋式尖頭鰻的氣味表現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鳳,抑或弟兄教授——「把時間權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薩本鐵和「給分數是很摳的」弟弟薩本棟,一人一種風範,一人一個世界。 
  是這些教授本身為作者提供了鮮明的範本,更是同學們栩栩如生地刻畫了這些「教授印象」。當年的清華園有這群卓越不凡的教授固然是大幸,同樣的,有了這些妙筆生花的學生給後來的人們留下這些形象,不也是大幸?   
  49年前國立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1)   
  文/謝泳 
  一、國立大學校長的來源及大學理念 
  嚴格說來,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只是20世紀以後的事。主要以當時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的建立為標誌,其他大學的建立時間大體在這前後。1當時中國大學的主要格局是 
  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三種形式。 
  國立大學的概念裡包括了省立大學和市立大學,私立大學的概念裡包括了教會大學。1926年10月,國民政府公佈的「私立學校規程」中規定:「凡私人或私法團設立之學校,為私立學校,外國人設立及教會設立之學校均屬之。」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學組織法》規定,除了國立大學以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當時這三種大學的實際地位雖然稍有差異,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於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 
  本文討論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主要指國立大學的校長,不包括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的校長,也不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及其控制地區建立的大學及它的校長。 
  20世紀早期,中國國立大學校長的來源從法律制度上觀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學組織法》第九條規定:「大學設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大學校長由國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由省市政府分別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除國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職。」從後來國立大學校長的實際操作觀察,早期成為國立大學校長的主要是傳統的士子,如北大校長嚴復、蔡元培、蔣夢麟等。私立大學的校長大體也不例外。如南開的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和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這個現象說明,中國早期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還是傳統的讀書人。同時也說明中國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的過程比較順利。它有兩個特點:1.大學制度的設計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蔣夢麟。2.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從一開始就居於教育的主導地位。蔡元培、蔣夢麟都做過教育部長和大學校長。 
  早期中國大學教育的主要模式來自歐美,越往後受美國教育制度影響越重。上世紀30年代,研究中西比較教育制度的常導之認為,英美兩國傾向地方分權,其學校制度上容許較多的迴旋餘地,其他各國均傾向中央集權,全部學制皆出於最高行政機關的一貫規則。常導之說:「從多數國家之行政及學校制度中,皆可發現其所受於德法兩國之影響,即美與蘇俄,亦非例外。蘇俄在其建國初期中,頗有一舉而擺脫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之成法,而另起爐灶之勢;惟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其學制上顯然受了外來的影響。英國在世界經濟及政治上之勢力,遠較德法兩國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則在所屬領地以外,似乎影響他國之處不多。至於美國制度似乎僅能在我國博得最多之讚美者。」 
  常導之最後這句話,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教育所受影響的一個總結。法國教育權集中於中央,國立大學校長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國大學多私立,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德國大學的行政權集中於大學的評議會,校長由評議會選舉。中國國立大學校長的產生大體源於這三種模式的綜合影響。一般說來,校長由政府任命,但權力集中在由教授組成的評議會中,特別以國立清華大學最具代表性。 
  中國國立大學校長在完成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過渡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比較早地接受了大學獨立的思想,他們並沒有因為校長是政府任命,國立大學主要經費來源於政府撥款就放棄對這一現代大學理念的接受。1919年6月,蔡元培發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時曾說:「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當時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中國國立大學校長已完全確立了現代大學校長與政府之間的基本關係:國立大學經費來源於政府撥款為天經地義,而政府不能以大學經費來源於財政撥款就對大學事務隨意干涉。這一認識已成為中國國立大學校長的共識,1949年以前中國高等教育的成功主要得之於這一理念的形成和落實。傅斯年曾多次講過,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政府的責任第一是確立教育經費之獨立,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第二是嚴格審定校長,保障他們的地位。 
  中國早期研究教育行政的夏承楓認為:「大學為最高學術機關,應有校政自治學術自由的精神。政府對於大學的管轄,應有其限度。教授治校為近代大學行政的普遍現象。即取集權的法國,近亦取消高等視察員,許大學有相當自由。大學應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評議機關,俾漸能趨於自治一途。大學以學術為中心,不同的學說在一大學可以並存。大學生以研究為中心,應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學的自由,亦非可輕易取得,是在大學本身的學術化。中學式的大學,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學自由的真義。」他還說:「迄至目前,一般資助大學者,尚無以贈與金錢為取得控制權之手段者。在國家方面今日對於大學所付與之撥款,多於戰前十倍,然始終完全承認允許大學自由之必要。然而英人一般認為此中伏有危機,並以為大學之自由苟以任何形式被侵害時,皆當警戒並竭力反抗雲。」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以後,曾有控制國立大學的意圖,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戰爆發後,中國各主要大學撤退西南,正是靠了幾位國立大學校長的努力,才保持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命脈。雖然從此以後中國國立大學的學風受到一些影響,但大體沒有變壞。周鯁生在同一信裡還表達了他對當時北京大學的看法,他認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學最令他懷念,以後就有官僚化甚至衙門化的傾向。 
  由於比較強烈意識到國立大學校長在大學和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國民政府1934年修訂的《大學組織法》第九條規定:「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 
  1937年7月,胡適在廬山談話上就多次說過,教育應該獨立,其涵義有三:1.現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2.政治勢力(黨的勢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任聘,皆不得受黨的勢力的影響。3.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 
  1912年4月,蔡元培邀請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長時就說過:「教育應當是立在政潮外邊的。」   
  49年前國立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2)   
  1948年,北大50週年紀念時曾有一個「社會主義及蘇聯文獻展覽」。 
  「展覽說明書」是這樣寫的: 
  洎自民國五年蔡孓民先生長校,以兼容並包之精神聘請各派著名學者來校,奠定學術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運動之勃興。一時眾說爭鳴風氣大開,始成大學之所以為大 
  。其時,陳獨秀李大釗二先生首先介紹社會主義思想與新青年。其後李大釗先生主持本校圖書館,匯求社會主義文獻甚力。旋招軍閥之摧殘,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學優良之傳統橫告滅絕者經年。民國十八年冬,本校社會科學院設有社會主義之理想及其統系,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學。二十年,蔣夢麟校長返校,胡適、劉樹榿、周炳琳三先生分長文理法學院,去舊布新,步入校史之復興時期。本院遂請陳啟修講授馬克思經濟學說研究,許德珩先生講授社會制度研究(內容分封建制度、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三部分),趙乃摶先生講授社會主義(內容分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其他社會主義等),秦瓚先生講授馬克思學說研究,盧郁文先生講授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文獻之匯求遂為法政經濟紀錄室工作之一。抗戰軍興,該室所在之紅樓為敵寇憲兵隊侵佔,是項文獻,胥告劫散。學校南遷之後,趙乃摶先生繼續講授社會主義於西南聯合大學。勝利復員以還,復得許德珩先生講授社會制度,吳恩裕先生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講授馬克思經濟學說,陳振漢先生講授比較經濟制度(內容分資本主義制度及社會主義制度),吳惟城先生講授蘇聯政府。至於社會主義文獻之采錄,前由經濟學系自總圖書館書庫檢出敵偽時期毀去目錄卡片並加禁閱之劫餘舊藏西文書籍,復自教育部平津區辦事處收回偽新民會中央總會劫持並列為禁書之本校藏書,旋由方經恢復之法政經濟紀錄室於接收偽新民學院等敵偽機關圖書資料中備加搜羅,為數遂大有可觀。其中尤以偽新民學院劫掠前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藏書中最眾,其書目卡片具遭毀棄,書籍藏諸密室,並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記,以事禁閱。年來積極從事極端繁重之整舊工作之結果,十年禁書卒得重見天日。同時,增新工作亦在極端困難之條件下積極進行。茲值五十週年校慶,特選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諸國文字社會主義及蘇聯文獻之一部,都一千餘冊,以供展覽,並資慶祝。 
  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時任大學堂總監督的嚴復成為北大首任校長由此看出當時中國國立大學的大概情況。1949年以前,中國國立大學校長主要活動在北洋和國民政府兩個時期,在這兩個時期裡,越往後政府對國立大學的控制意圖越明顯,但因為國立大學校長通常由具廣泛社會聲望的人擔任,所以在政府和國立大學校長之間,形成了一種有合作但更有獨立的關係,政府對國立大學校長的干涉並不嚴重。 
  二、國立大學校長與學潮 
  1949年前的中國是一個動盪的時代,真正安定的時間並不長。在這個時代裡除了外患以外,還有不斷的內爭。這樣時代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能發展,實屬不易。這個結果是中國知識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國國立大學校長能在政府和大學之間保持平衡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對大學獨立所保持的相當尊重,應當肯定。在動盪的時代裡,政府和大學可以說是天敵,因為有大學就有學潮。1949年前的中國學潮,從「五四」到「三·一八」,從「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後學潮發生的原因越簡單,明顯特點是黨派介入不斷加深。學潮是國立大學校長和政府之間最矛盾的事。既要保護學生,又要對政府負責,在兩者間找到平衡點是很難的,但中國國立大學的校長在這方面表現傑出,他們沒有因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對政府惟命是從,而是在保護學生的首要前提下,調適自己與政府的關係。 
  有大學就有學潮。中國國立大學的校長很少不曾遇到過學潮的,無論大小。在那個時代裡,沒有平息過學潮的國立大學校長,不能說是真正的大學校長。大學校長的社會聲望常常是在學潮中確立的。在中國國立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中有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對待學潮。蔡元培說過:「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20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勸阻他們了。他們因激憤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這是蔡元培對學潮的基本態度,大體代表了中國國立大學校長對學潮的一般認識。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對待學潮的態度上也非常有獨立性。40年代末,國民黨特務有一次要來清華逮捕學生,先送來了一個名單,大概有幾十個人。這個名單本來可以不給清華,因為負責人是清華畢業生,對梅貽琦有相當的尊重,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學校為此開了校務會,梅貽琦極力主張通知黑名單上的學生馬上離開學校,使這些學生免遭逮捕。當時國立大學校長在對待學生這一點上大體是相同的,這些大學校長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對學生上,無論是一般的罷課還是大規模的學潮,無論學生是出於什麼動機,有什麼背景,國立大學校長總是以保護學生為自己的職責,在學生和政府之間,學生比政府重要。 
  國立大學校長知道教授和學生出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責怪教授和學生,而是先去解脫他們,使他們免於任何迫害。國立大學校長似乎有一種自覺,這是國立大學校長的基本行事原則。1937年,「七七事變」前,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被捕後,成為當時北平轟動一時的大事。當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文學院院長是胡適。這三位是著名的紅色教授。但蔣夢麟和胡適卻多方奔走,設法營救,最後使三位教授獲得釋放。在教授和學生受到威脅時,國立大學校長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間非常重要的調節因素,他們的選擇非常重要。   
  49年前國立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3)   
  三、國立大學校長的時代環境 
  從國立北京大學最重要的幾位校長嚴復、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和傅斯年(代理)的思想觀察,其自由主義思想較為突出。中國知識分子較看重美國高等教育模式,也與這個知識背景相關。晚清歷史處境中的國立大學校長,是在傳統與現代轉型中發揮作用的。在嚴復生活的時代裡,仕途與學術大體並不衝突,一般讀書人進退餘地很大。從晚清到民國,雖然時 
  代變了,但這個時代的轉換,對社會基本結構的震動並不很大,創造民國的領袖人物在很長時期裡是與晚清的舊臣在共同進行政治活動,雖然衝突不斷,但並非你死我活。民國初年中國政治的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是漸進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傳統沒有發生斷裂。科舉的廢除,新政的實行,立憲運動的興起和地方自治的熱潮等等,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基本是正面的。當時因為有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為不能再進入仕途的讀書人預留了空間。如政府沒有限制民間辦學的合法性,從法理上保障了民間辦報紙、辦出版社和通訊社及宗教活動的自由等等。在國家之外,社會力量隨處可見。在國民政府面臨困境的時候,選擇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可見政府還是有借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誠意。中國文化的命脈從近代以來基本保持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手裡,國立大學校長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徵。 
  1949年前的中國社會,有一個社會賢達的群體。這個群體由前朝官員、地方紳士及各行業中具有社會聲望的人士構成,國立大學的校長是這個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它的形成與當時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相關。這些人一般都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為社會各政治力量認可的社會聲望。他們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動,只是一個中間性質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戰勝利後,聽說胡適將出長北大,曾引起很大反響,社會對胡適寄予厚望,當時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給胡適寫信,表達對他的信任。胡適當時還在美國,他在給朱家驊、蔣夢麟的一封信中說:「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兄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夢麟兄之歸……」當時胡適對蔣夢麟在北大的作為很肯定,以為他的步入仕途是「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當時的情況是蔣夢麟離開後,蔣介石想讓胡適或傅斯年出任,因為傅斯年在國內。蔣介石先讓教育部長朱家驊徵求傅斯年的意見,而傅斯年則說北大校長非胡適莫屬,絕無自薦意,並為此上書蔣介石。這說明政府認同胡適和傅斯年是文化界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這個評價是蔣介石的幕僚陶希聖的判斷,唐縱在他的日記中說:「與希聖談轉移自由分子對政府之惡感,希聖認為胡適之為最恰當之人物,可惜適之不能歸。其次傅斯年對西南聯大亦頗能影響,如果自由思想派能瞭解政府,則青年學生不致為共黨所愚。」 
  中國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後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可以理解為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是平衡的。從嚴復、蔡元培經蔣夢麟到胡適,作為國立大學的校長,他們和政府之間,基本是一種諍友的關係,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這種關係,是建立在一種相互信任基礎上的,有人格和知識作最後的底線。蔡元培和胡適他們曾有過「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時期尊重過這種意見。當年無論北大還是清華,都曾有過名教授從政的先例。從早期的羅文干、湯爾和到後來的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與何廉等,可以說,早期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與政府有過「蜜月」時期。這種「蜜月」的建立有兩個條件:一是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當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早期歷史上,政府官員和他們有天然聯繫,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學。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僚主要來源於科舉,科舉的傳統是特別看重同年科考,這一傳統到了現代轉化成同學同校之誼。 
  1949年前,中國國立大學校長在政治活動中曾產生過很大影響,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緩衝力量,在國家與社會發生對立時,他們居間調停,化解矛盾。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沒有這種力量。國民政府時期,大體保留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起碼尊重,有衝突,但主導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政府是強者,他們的合作是強弱之間的合作。凡強弱關係能保持合作,必是強者一方有大的誠意。「七七事變」前,國民政府召開廬山談話會,當時主要國立大學校長基本到會,表現了政府對所有社會力量的尊重。 
  中國國立大學校長與政府的關係,其實主要是政治關係,而不是一般的謀生關係,它的主要意義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際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歷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政權轉換,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並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 
  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後的首任北京大學校長,但他和政府之間已沒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與新政府之間只有屈從,沒有獨立。中國大學校長身上的獨立性到了馬寅初這裡就絕跡了,他是中國國立大學校長中最後一位在政府和校長間顯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學歷當年   
  文/楊建民 
  前不久見到一篇文章,讀畢後才知道,通數國多種語言,學問淵博的大學者陳寅恪先生雖在西方多個國家遊學多年,卻沒有獲得個什麼「博士」學位。對此,陳先生這樣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年年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他還說,自己從20多歲到德國,立志盡量多學幾種語言。他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知識找資料上,至於有沒有學 
  位,並沒有放在心上。 
  其實,抱著與陳寅恪先生同樣心思,不多關心學位,而最終成為飽學之士的文化人,還頗有那麼幾位。例如近年來筆者曾研讀過的著名翻譯家、詩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廣州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讀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聽從李寶榮老師關於真正有志於文學,就應該去歐洲文化的中心———法國的教誨,前往歐洲遊學。在法國,他結識了現代派詩人保爾·瓦雷裡。瓦雷裡告訴梁宗岱,求學要務求實學,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從精義入手,不必為虛名去鑽某一學科的牛角尖。這些深刻見解,給了梁宗岱很深的影響。在歐洲的幾年裡,梁宗岱曾潛心到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著名學府遊學研讀,廣泛吸收西方文化營養,並沒有為學位的單一學科束縛。回國後翻譯了許多西方詩文作品,質量頗優;他的不多的文藝理論著作,近年來集中重版,仍獲得很高聲譽。 
  到西方學習,卻又並不專攻什麼學位,可以知道的,應該還有翻譯家傅雷、美學家宗白華、詩人艾青、作家兼記者蕭乾等人。他們都在西方遊學有年,卻似乎沒有專攻「碩士」、「博士」學位,但從今天看去,他們的學識和成就,在各自領域應屬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國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學位,但同樣做出很大貢獻的學人。譬如王國維。王國維是上個世紀初少有的學貫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學者。他在史學、哲學、教育、文學、文字、音韻、版本目錄等領域,均有重要建樹。在蒙元史科、漢魏石經、殷墟文字、漢簡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謂新學舊學,熔於一爐。但說起學歷,卻有限得很。他從7歲起讀過近10年「私塾」;後來在「東文學社」半工半讀了兩年半日語和英文。兩次「鄉試」皆未中,加上16歲時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當「中專」學歷吧。 
  魯迅先生人們十分熟悉,他的小說、雜文創作之外,還有《漢文學史綱要》和開一代時風的《中國小說史略》等學術著述。他到日本留學是學醫,進的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歷算不得高,而且所學與他後來從事的專業基本「不搭界」。 
  著名學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學、佛學、東西文化著稱。但他的學歷,是畢業於順天中學堂。大約相當於專科吧;現代學者舒蕪先生,早年廣泛涉獵哲學及文化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頗有影響的論文;在大學教授過「墨子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歷代詩選」等課程;近年來發表數種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當影響;而他的學歷,是「高中未畢業」…… 
  粗粗舉了以上這些例子,其實是想談及與此相關聯的一個問題。以上這些學人,雖然沒有到西方攻什麼「學位」,在國內也沒有甚至「大學本科」學歷,但是,環境卻並沒有因此而拘牽他們的手腳,而是給了他們各自發揮自己才華的一片天地。 
  陳寅恪先生,雖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回國後卻立即被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後來又在數所高等學府擔任教授。他關於歷史、文學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學位,而是他的學識能力,給了他施展長才的機遇。 
  梁宗岱先生,要說學歷也只是大學「未畢業」,但就在歐洲遊學期間,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聘書,請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國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當時年齡不過28歲。後來他又在著名的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執教,可以說絲毫未受「學位」影響。他後來的成就與這種不看重「學位」的重用有很大關係。 
  傅雷先生後來成為著名翻譯家,以翻譯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享譽讀書界;宗白華先生長期在著名學府任教授,以「美學散步」的人格學風影響深遠;蕭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尤其晚年與夫人文潔若先生完成「天書」《尤利西斯》的翻譯,使他的文藝才能發揮盡致…… 
  王國維先生學歷雖不高,但他的學術成就卻贏得廣泛認可。他的關於《紅樓夢》的研究,他的《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在學術一路,均可稱為開山之作;他的史學研究使他被譽為「史學大師」,他還擔任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而這導師僅有4人,是梁啟超、陳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並沒有受到「學歷」影響。 
  魯迅先生不用多說,他以「醫專」學歷,後來在北師大、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擔任教授之職。他後來的文學成就與這些教職應當有所聯繫。學校營造的學術氛圍使他的學術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給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們讀魯迅雜文,常驚歎其犀利,而雜文寫到耐讀、耐時光打磨,絕非隨隨便便看到報紙發一段議論可及。想來今天少有幾位雜文作者可以完成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那樣的一流學術著作。 
  梁漱溟先生,雖只是中學畢業,但蔡元培先生讀到他的《究元決疑論》一文之後,馬上請他到北京大學任教。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如陳獨秀、馬敘倫一流,而梁漱溟當時只不過24歲。這樣的重用,對他的學術生涯無疑有重要影響,他所取得的學術成果與蔡元培先生別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係。 
  舒蕪先生雖然「高中未畢業」,但後來卻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並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職務時,年僅22歲,用今天話說,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舉例子可以看出,這些學人或並不過分注重學位,或沒有多高學歷仍孜孜以求,基於的外部環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實學,「學位」並不十分重要,學校、甚至著名學府照樣可以聘用,這使得學人們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學位」上;重在廣泛涉獵而非早早被一個專題束縛起來。倘使當時亦如今天這般過度看重學位,以無文憑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說升職等為限制,那麼,陳寅恪、梁宗岱、宗白華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問題;大約魯迅、梁漱溟、舒蕪等人不可能進高等學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來,當年這種注重實學、不慕虛名的開放風氣,真正體現了對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為人們念及,他「兼容並包」的吸收人才觀念更屢屢為人推重,這或許與人們感於今天過於重視學位、缺乏對人才特殊性注意有關。在時下職稱考評、晉陞都與學位緊緊捆在一起的情狀下,我們來溫習一下這些不重學位,或沒有很高學位的文化人對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瞭解那一代人如此開闊、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許並非沒有啟發意義吧!   
  大學學費:相隔六十年(1)   
  文/陳明遠 
  近年以來,學費問題,特別是大學學費的問題,已經成了百姓家庭關注的焦點。本文考證了20世紀30年代我國大學學費的實際情況,並將歷史和60多年後的現狀做一比較分析。 
  雖然19世紀末年滿清政府有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和南洋公學等設置,但實際上直到 
  辛亥革命以後,我國才正式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20世紀20—30年代,我國的大學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杭、廣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區;大學制度和規模逐步走向現代化、正規化。此後20年間,我國各大學先後培養出了幾十萬名大專畢業的專門人才,成為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從此,進入大學校園讀書,成了每一個平民子弟的夢想。 
  可憐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貧寒的家長,甚至是幾代文盲的家長,為了讓他們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學校徽而節衣縮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難以想像的努力和犧牲啊!一個催人淚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經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為了培養兒子成為一個大學生,便以賣笑所得的錢,供兒子的學費。這部無聲影片的解說字幕中寫道:「每當孩子回家向她講述學校生活時,她的心靈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臉上露出了難得的光彩。」這是阮玲玉所創造的一個最燦爛的藝術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國電影史上流芳百世的傑作。 
  通常認為,在舊社會,上大學幾乎是富家大戶和貴裔子女的專利,一般勞動人民無力負擔那樣昂貴的學費,因而對於大學校門難以問津。 
  那麼,20世紀30年代我國各類大學需要多少學費呢?當時一個普通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大學生,需要負擔多大的代價呢?恰好這就是我的研究項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準確地給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國的大學分為三大類:國立大學、私立大學,還有教會大學。學費最便宜但是也最難考取的,是清華、北大、北師大、交通大學、中山大學這樣一些主要由國家教育專款支撐的國立大學;而被稱為「貴族大學」的協和、燕京、輔仁和上海聖約翰、滬江等等,這些具有西方(特別是美國)背景的非常洋氣的教會大學,近乎為外國大學的分部,學費特別昂貴;另外一些借助捐贈和基金會補貼的私立大學,如天津南開大學、北平朝陽大學、中國大學、中法大學、上海復旦、大同、大夏、光華大學等,學費介於兩者之間。 
  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 
  我查閱了1932年修訂的《國立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簡章》,其中第14條明文規定—— 
  北京大學學費每年銀圓20圓,分兩期,於每學期開學前交納: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圓;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圓。又,體育費每學期銀圓1圓。這就是說,北大學生每年交費共22塊銀圓。宿費全免。 
  30年代清華大學以及北平醫學院、工學院、法商學院等等的學費跟北大基本一樣。 
  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等,學費都是每學期10銀圓,每年20銀圓;但此外須交宿費12圓。 
  鐵道部所屬的交通大學(總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設有分部)的學費為每學期20銀圓,每年40銀圓。 
  又,1936年制訂的《國立北平(北京)師範大學學則》規定:「本大學不收學宿費」,「入學新生除辦理註冊手續外,須交納保證金20圓」,「本大學學生所交納之保證金於畢業(或病故)時發還,但自請退學或因故由學校令其退學者,已交納之保證金概不退還。」 
  全國各地的師範學校一律不收學宿費。 
  30年代教會大學的學費 
  我又查閱到1934年修訂的《燕京大學本科教務通則》中關於納費的規定:「本大學學生,每學期須於註冊時,依照下列費用表納費:本科正式生學費55圓;特別生附習生學費每學分5圓(學生以學分為交學費標準者,每學期至少需交學費15圓);宿舍費(電、爐、水等)20圓;醫術費(藥費另計)2圓;體育費2圓;雜費2圓。這就是說,30年代燕京大學本科正式生的學費每學期銀洋81圓,每年162圓。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會大學,如輔仁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以及廣州嶺南大學的學費,跟燕京基本上一樣,每年大約160銀圓。 
  30年代私立大學的學費 
  我還查閱到私立天津南開大學的學費。據吳大猷教授回憶:「南開的經費,學宿費為一主要來源。學費每年60圓,宿費兩學期30圓(每年共須交費90圓),這與國立大學(如北大)之學費每年約20圓錢,自是很高的;但與教會大學(如燕京、嶺南等)比較,則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學學費第一學期26銀圓,第二學期25銀圓,每年共51銀圓;私立北平鐵路大學(私立鐵道學院)學費每學期29圓,每年58圓。 
  又,1934年制訂的《私立中法大學組織大綱》規定:「本大學本科學生每年應該納下列各費:(甲)學費全年30圓,分兩學期交納,每學期各15圓;(乙)實驗費每學期5圓,不足補交,有餘退還。此外,須交納保證金10圓。」這個學校是由留法預科改辦的,不必住宿,所以學費比較低,合計大約45圓。 
  1933年制訂的《北平私立朝陽學院學則》規定:各科系學生每年納費如下—— 
  學宿費52圓,講義費10圓,圖書費2圓,制服費2圓,體育費2圓,新生入學費2圓,雜費1圓,共計交費71銀圓。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學,被公認為學費比較昂貴(因為當時上海市生活程度為全國最高):復旦、光華、大同、大夏,所收學費如下—— 
  上海復旦大學每年學費100銀圓; 
  上海光華大學每學期學費50銀圓,每年100銀圓; 
  上海大同大學每學期學費60銀圓,每年120銀圓; 
  上海大夏大學每學期學費45銀圓,每年90銀圓(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費)。 
  總之,在30年代我國的大學收費情況大致分為3種: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圓,師範類甚至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圓不等,中間數約為90銀圓;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 
  30年代學費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額 
  30年代我國民眾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又是如何呢? 
  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 
  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每個家庭必須有兩個人同時做工方能維持生計。所以,一般勞動人民家庭若要供一個孩子上大學,只能是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交大、北師大等等,或免費的師範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師大有許多大學生來自勞動人民和小市民家庭,這是眾所周知的史實。   
  大學學費:相隔六十年(2)   
  而私立大學或「貴族化」的教會大學,對於工農子弟來說確實是上不起的。 
  特殊情況如清貧的青年周恩來能上天津南開大學,是因為減免學費的緣故。 
  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 
  三分之一;或者說,教會大學的昂貴學費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年工資的三分之二。怪不得當時有人說,教會學校是培養「高等華人」和「精神貴族」的溫房;而北大、北師大則洋溢著「平民意識」。這是足以引發我們深思的。 
  3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起點月薪一般為50銀圓;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銀圓。一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職員等等,月薪在100-200銀圓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圓;一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圓。這些人群組成社會的「中間階層」或者叫做白領勞動的「中產階級」,魯迅在《二心集序言》裡面就認為自己屬於「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參看《魯迅全集》第4卷151頁),他們正是勞動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當時我國的大學生們多數來自這樣的中間階層。原因之一是這個階層熱愛知識,並且以他們所掌握的知識為社會服務;原因之二,是他們的勞動所得能夠保障子女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學費,一般說來,大學學費不高於他們一個月的薪金。他們中間,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國立大學,收入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學。我曾經統計分析了當時許多高等院校的大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本文因篇幅所限,茲不贅述。 
  從貨幣購買力看大學學費 
  為了便於將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生活作定量的比較分析,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早就提出了「生活費指數」、「生活程度」、「物價指數」和「貨幣購買力」等科學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專題研究中,由統計數據計算出:30年代銀圓1圓對於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力,約相當於1997年的人民幣30元。這個基本換算率,已經得到一些學者的認同。舉幾個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塊銀圓可以買6斤好豬肉,或20張公園門票,或兩本不太厚的書;北平1塊銀圓足可以請客涮羊肉,上海1塊銀圓可以買兩份西餐。最豪華劇院的入場券為2銀圓,梅蘭芳等「國劇大師」的票價為1銀圓;一般電影票價為2角-8角銀圓。 
  讀者很容易把這些價格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參照。 
  如此說來,在30年代國立大學每年約22銀圓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660元;私立大學每年約90銀圓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2700元;「貴族大學」每年約160銀圓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4800元。 
  又,據新華社消息,教育部門發出通知:「從2000年9月新學年起,對北京地區高校年度學費標準進行上調,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專業一般高校為每年4200元,重點院校為5000元;理工科專業一般高校為4600元,重點院校為5500元;外語、醫科類專業一般高校為5000元,重點院校為6000元。師範、體育、農林、航海、民族專業等享受國家專業獎學金的學生免繳學費。」 
  那麼我國目前人民收入狀況如何呢?據報刊資料,14家調查機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2000年我國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 
  還有一個統計資料是有關「我國兩億城鎮居民」收入狀況的。國家統計局公佈:1999年我國兩億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據「十五計劃」,到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將達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將達到8000元。 
  這就是說,我國2000學年的大學學費,相當於14個相對發達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達到「兩億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國立大學的學費佔據市民家庭生活費份額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說,目前我國大學的學費至少相當於普通職工4-8個月的工資。這樣沉重的負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難道可以說是合情合理的嗎?(至於廣大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狀況,肯定比城市差得遠;但因為缺乏可靠的統計資料,本文暫不能進行討論。) 
  由此看來,大多數市民家庭為子女上大學的學費問題而苦惱、而發愁、而焦慮,是應該給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視的。 
  幾點建議 
  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如何方能得到緩解呢?我的初步建議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切實提高工薪階層按勞取酬的實際貨幣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國家教育經費,從而在實質上降低大學學費。 
  (三)普遍發展和加強獎學金製度,鼓勵優秀學生,保障傑出人才的培養。 
  (四)對於貧困學生、特別是貧苦農民子弟實行有效的助學金政策;等等。 
  現實可行的目標是:把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降低到5%-10%,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兩三個月的平均工資。而這個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歷史上曾經達到過,在今天也一定可以達到的。 
  以上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當全面。但事關國計民生,事關中華民族的未來,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和關注。     
  第三輯 大學理念   
  大學之魂(1)   
  文/蕭雪慧 
  無論風雲變幻、世事無常,人們始終對大學抱有比別的許多事物更為特殊的期望。然而提及現今中國大學狀況,這個話題不輕鬆。 
  幾十年間,人們看到,當政治風暴來臨,它掙扎、顛簸,然後是一次次地隨浪沉浮;當 
  一切市場化的非理性狂潮襲來,它幾乎不加抵擋就順潮而行;當一個個彼此矛盾衝突的潮流飛快地迭出,它又帶著眩暈感落入漩渦,在裡面亂轉。大學與自己置身其間的社會實況了無界限,被風浪打得、潮流沖得丟魂落魄。恐怕這就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學狀況的基本寫照。 
  這副尊容與人們期待的形象差得太遠。 
  一 
  大學的形象關乎人們對大學這一事物的認同,也關乎大學的自我身份認同。大學應該呈現什麼形象?還是讓我們從世界上的偉大學府那裡尋求答案吧。 
  歷史悠久的巴黎大學,稱得上現代大學鼻祖。它在中世紀時期率先打出「師生自治聯合會」的旗幟,並率先以罷課鬥爭確立了自治地位,爭得了結社、罷課的自由特權。從此,大學作為教師和學生自治團體昂然於世,在此後若干個世紀中,巴黎大學最經常地使用了罷課手段來維護和擴大自治權。這種對外的鬥爭展示出了大學的獨立形象。在校內,這個教會的第一神學院發展出一種自由論辯的傳統,提出各種令人不安的問題,進行最熱烈的討論、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這又展現出大學的另一基本風貌——對知識和真理的無私追求。它還一開始就以國際性面對世界。即使在當今世界也彌足珍貴的世界主義,早期就從這裡發散出去,但它同時又以「傳播法蘭西精神最活躍的發源地」而著稱。可以說,巴黎市享譽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蘭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學熔鑄出來的。 
  歐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學,巴黎大學的姊妹學校博洛尼亞大學,是作為法學院開始自己的校史的。誕生之初,就以富於使命感的形象出現於世。早期,她致力於使羅馬法重放光芒,讓古羅馬文明光照人間,這種努力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到來作了準備;當意大利處於豺狼包圍中之時,她又站在鬥爭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詩人卡爾杜齊所說:「在戰火中,在博洛尼亞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人們聽到了法學教授用拉丁文發出的呼號」;本世紀末葉,歐洲聯合的事業艱難曲折,她又在1988年900年校慶之際起草和發起了簽署「歐洲大學憲章」,憲章不僅重申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原則,重申大學的崇高使命——維護人類精神文化價值、創造和傳播知識,還高舉歐洲聯合的火炬,呼籲推倒精神壁壘,實現歐洲科學文化一體化,推動歐洲古老的聯合夢向現實邁步。 
  牛津大學,這個世界頂尖人物的搖籃,詩人馬修·阿諾爾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確當的描述。他寫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狀的神韻,在不斷召喚我們走近我們大學的目標,最完善的理想……」,「敬愛的夢想家啊,你的心是這樣羅曼諦克,你這樣慷慨地獻身於人,獻身於非屬於我的事物和英雄,但從不下顧沒有教養的庸人!失敗了的事業,被放棄的信仰、不吃香的名聲,難以置信的忠誠——都在你這裡找到了家!」詩人寥寥數語,便讓人窺見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質:理想主義、博大、寬容、同情失敗者。 
  劍橋大學,很少有人準確知道其生辰屬肖,但卻很多人熟知她產生了思想學術史上光彩奪目的璀璨群星,熟知這個學術上常開風氣之先,孕育了許多科學、文化巨人的著名學府事事講傳統。關於劍橋的講傳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金耀基先生的《劍橋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動人的引文:「1918年當諾貝爾獎得主湯姆遜爵士就任三一院長的那一天,三一的『偉大之門』是關得深緊的。身穿學袍的湯姆遜莊嚴地用鐵環在大門上敲叩。整條三一街都可聽到那清脆的聲音,門房應聲,呀然開門,有禮貌但很正經地問來客尊姓大名,所為何事?湯姆遜說明來意,把英王的任命書交他手裡。門房即請他稍候,隨即又把大門砰然關上,並疾行過『偉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證書呈交資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驗明證書無誤後,隨即依資歷深淺,魚貫而出,列隊在大門迎迓新院長。」劍橋對傳統的謹守由此可見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她的傳統中「一直有變動,在變動中又強勁地維繫著傳統。」無論世事怎樣瞬息萬變,人們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她有一種任憑舉世中風狂走,我自卓然獨處的孤傲和鎮定。 
  至於哈佛大學這個後起的世界頂尖大學,本世紀初,哲學家威廉·詹姆斯說:「真正的哈佛」乃是一個「無形的、內在的、精神的哈佛」,這就是「自由的思想」與「思想的創造」。它以超越實用性的長遠眼光致力於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於喚起對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勵自由探索、自由審視、自由創造,並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80年代,哈佛拒絕授與裡根總統榮譽博士學位一事便顯示了這個看重自由和創造的偉大學府十足的底氣。 
  在上述這些大學通常留給世人眼中的傳統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我們又有幸聽到一些世界著名大學的現任校長談大學。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說,大學「追求新思想、新知識」,它「總是站在批評的最前沿」,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學副校長說,「大學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斯坦福大學校長則說,大學是後工業社會的「軸心組織」…… 
  如果說巴黎大學生氣勃勃的鬥爭精神,博洛尼亞大學高擎理想主義旗幟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劍橋的孤傲、恬靜和書院氣息,哈佛的內在精神……是以各自獨具的特色共同體現了對一種大學理想或者說大學靈魂的執守,那麼,當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長們的談話則表明,這些大學在對理想的執守中又發展和豐富了它。不論是作為批評和創造的前沿,還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或是後工業社會的「軸心組織」,由它們標示的大學形象都是相當現代的,但內蘊在這些現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風暴搖撼、不受時光溶蝕的大學之魂:以超脫於任何潮流,超脫於任何階級、派別和權力機構的獨立精神去保持和發展人類自由知識和人類價值。正是成為大學之魂的獨立精神,使大學在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創造與毀滅兩種力量無休止的衝突中始終代表著創造的力量,在人類苦苦追尋理想的過程中,大學則既是人類在意識中進行偉大探險的先鋒,也是世世代代人類賴以支撐的理想和精神價值的守護者。忠於偉大的理想,擔負起傳承偉大遺產的使命,又忠於光榮的探求,去開拓思想和知識的疆域——這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傳統。這傳統是一種自我滋養的創造性源泉,也是大學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穩定流向的力量。開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動在忠實執守著的傳統中。   
  大學之魂(2)   
  二 
  大學的獨立以及作為獨立標誌的自由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鬥爭爭來的。歐洲所有古老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爭獨立的鬥爭。巴黎大學還在雛型階段就為了取得自治權而聯合和鬥爭。作為教會的神學院,巴黎大學一開始就處於教會的嚴密控制下;作為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教學和學術中心,王權和地方行政當局也覬覦著這塊地盤,千方百計要插手和干預 
  它的內部事務。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夾擊下,巴黎大學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在與教士進行過無數次爭執和鬥毆後,巴黎大學付出了流血的代價,取得國王特許證書,擺脫了主教們的監督、控制和干涉。接著又是與警察的長期鬥爭。 
  1229年,巴黎主教借學生與市民的衝突對學生提出起訴,攝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學生。在與國王的警察發生激烈衝突中,學生死傷很多。師生憤然罷課,並撤出巴黎。罷課和撤離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因為正如當時一位紅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學教授學習美文學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會的天堂」,但師生的撤離出走使這個一直在巴黎城有力傳播著的潮流「衝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這個潮流將「因而減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條溢出河床的大河,湧進許多溪流然後乾涸」。 
  1231年,長達兩年的罷課帶來的「大河乾涸」的威脅使得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以創異端裁判所和維護教皇特權著稱,但正是他發佈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和結社權、罷課權、授予學位的專一權這三大特權。並確認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監護人。這份由教皇親自製定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徹底擺脫主教控制而取得作為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和王太后承認。從此,就如13世紀另一位教皇亞歷山大四世所說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樹」,它吸收了歐洲各國最好的學生和許多來自各國的最優秀教師,巴黎大學則成了「法蘭西國王的大公主」、「教會的第一所學校」,而且還是神學事務中的國際仲裁人。但學生仍然經常罷課、打架。他們既反對教皇的監督,也拒絕國王的監護。在很多時候,不論是主教們還是國王的警察都對巴黎大學無可奈何。這種為了獨立自治而不屈鬥爭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1968年從法國開始,波及歐美、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就肇始於巴黎大學,這次學運是大學生對僵死、停滯的教育體制和社會不公的抗議,也是這所大學的獨立精神、罷課傳統在現代的一次大展現。它導致了戴高樂政府下台,還結下一個碩果——《富爾法案》在當年11月頒布。這個在法國教育史上影響深遠的法案再次明確重申了大學自治的原則。 
  當今歐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學中,除了由喬治二世出資建於18世紀的格廷根大學由於國王明智,做了該做的事而不去干預不該干預的事,它有幸一開始就不受干預地自主辦學;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學都有著與巴黎大學相似的為獨立自治而鬥爭的經歷。其中,博洛尼亞大學早在12世紀就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那裡取得特許狀,外籍大學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亞市的法律管轄。但市政當局限制教授們在各個城市自由流動,並干預他們的職稱授予。一系列衝突觸發了罷課,引起大學師生遷移出走。當局被迫讓步,1278年,博洛尼亞大學最終獲得獨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反對國王干涉的鬥爭得到教皇保護,這打下了獨立自治的基礎。但這兩所大學在維護和擴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過程中,不斷發生「學袍」與「市鎮」的爭執、械鬥。幾乎是每斗一次,市鎮就吃一次虧。歷史上,甚至發生過劍橋大學校長把劍橋的市長剔出教會的事。 
  在所有這些鬥爭中,大學表現出來的社團精神、不受任何派別控制的獨立性和表示異議的傾向,使大學成為一種令社會上各種勢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誠如法國著名史學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無論對教會、國家世俗政權還是地方當局,「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馬。它是無法歸類的。」大學時而與教會勢力鬥,時而與世俗勢力鬥,它們利用國王的特許狀反對教會控制,又利用教皇的保護反對國王和其他世俗勢力。大學就在這二權之爭的縫隙中擺脫了教權和王權的控制而獨立,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世俗政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 
  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這不完整,還應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在知識這個廣闊無垠的「國土」中,它的主人是學者。這種三元分立的社會格局保護和激發了歐洲社會的活力,使歐洲在表面的混亂下奔騰著洶湧不息的創造力。而大學,由於其傳統的獨立精神、批判創造精神和理想主義,它既開風氣之先,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創造力源泉,又「樹立標準、展示理想、堅持價值」,為歐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教會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說到大學的「樹立標準、展示理想、堅持價值」,當然會令人想起牛津、劍橋不為世風所撼的古典神韻。這一對大學中的孿生子以對人生中永恆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關注對抗工業文明時代的物質主義,以對失敗者的同情和充當忠誠、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價值的東西的家園和庇護所的姿態傲視炎涼世態和短見的實利主義;也會令人想起懷抱偉大夢想的博洛尼亞大學,它致力於在意大利重現古羅馬文明的輝煌,致力於喚醒由這個古老文明傳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飽經戰亂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歐洲推動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國家的聯合;還令人想起「不平則鳴」的巴黎大學。葉芝有一句詩,大概是「一陣瘋勁來了,連穿緇衣的死人也會搖醒」,把這用於巴黎大學,非常傳神;尤其會令人想起所有這些大學堅持把自己作為人類對話基地,頑強地堅守著真正知識生活的條件:自由、自治、超然、獨立…… 
  所有這一切,無不閃現著理想主義的光輝。在這光輝映照下,人類在數世紀中追求的自由、寬容等基本價值猶如亙古長明的燈塔,激流漩渦不能吞沒,狂風暴雨不能熄滅。而大學本身,在世界還並不寬容並不自由的情況下,它就是自由和寬容這一人類理想的象徵。大學自誕生以來,一直張開雙臂接納來自四面八方的學者和青年學生。在這裡,學者們獨立地提出問題,異常活躍地進行思想交流和學術探索;青年學生們則從這裡學會如何思考、如何對話和進行思想交鋒,並從這裡獲得廣闊的視野去觀察世界。大學的寬容和自由還使人們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發展。無論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熱情,還是對內心生活的專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勵和包容。這裡也醞釀和容納各種見解,不論這些見解是傳統的、守舊的,還是新奇的、怪異的,都有立腳之地。   
  大學之魂(3)   
  40年代兩度到過劍橋的蕭乾先生在《負笈劍橋》一文中記敘了他當時的所見所聞。他驚異地發現,在這個孕育和催生劃時代科學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學教授專注於鬼學研究,曾對他大談人鬼之間可以互遞信息。更令人驚異的是,雖然偌大個劍橋,除了此公,無人信鬼,雖然不是沒人對此公有非議,但鬼學家既沒有被大學評議會除名,也沒有遭同僚們孤立、歧視或鄙夷,當然,更沒有被討伐。鬼學家在劍橋安然無恙地存在著,安然無恙地繼續著鬼學研究。這樣的現象,在中國大學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是這種連鬼學都可以容忍的學 
  術自由,可以解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和達爾文進化論這些驚世駭俗的理論何以能相繼在劍橋問世。 
  關於學生的自由,裘克安編著的《牛津大學》一書中有很有意思的記敘。牛津的學生有許多社團、學會俱樂部供他們自由選擇。創立於1826年的「牛津協會」是牛津眾多學生社團中的一個。這個協會每週舉行一次辯論。題目一般預先確定,發言人各擇贊成的或反對的一方,力陳己見,駁斥對方。最後進行表決,以觀聽眾傾向。最有名的一次辯論是在1933年2月9日舉行的。題目是「本會在任何情況下將不為國王和國家去打仗」。如此怪論,經過辯論,竟以275比153票通過。當時輿論嘩然,視之為青年墮落的證據。其實,當「二戰」爆發後,大學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戰場,為國捐軀者極多。然而,牛津對怪論的包容給了學生不受拘束地發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條件,學生得以在各種觀點和見解的交鋒中去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並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礪而成熟。而眾多學生社團的存在則不僅折射出學生課外生活的豐富和自由,還體現出牛津大學的一個基本的教育思想,這就是牛津大學副校長盧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談的、也是牛津在傳統上一直奉行的「自學、獨立思考、觸類旁通、全面發展」。 
  其他大學也有同樣的風範。是自由和寬容使置身於大學中的師生去掉了心靈的桎梏,讓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長;是自由和寬容,使大學具有一種朝向未來的張力。記不清是誰曾把歐洲的中世紀喻為一條很長很長的神秘隧道,走進去的是正統基督教,走出來的卻是羅馬天主教。可以套用這個有趣的比喻換個說法:走進去時沉寂無聲、了無生氣,出來時卻喧鬧沸騰、攝人心魄。無疑,正是作為中世紀最重要發明物的大學,在促成這神秘變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學擁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權在「無聲的中世紀」孕育了使歐洲大放異彩的文藝復興知識精英,推動了風靡全歐的新知運動;在此之後,同樣是大學推動了知識向廣闊領域開拓,向縱深地帶挺進。即使在謊言可以任意傳播,真理被當作異端搜索和鎮壓的專制暗夜中,大學仍是一塊自由的綠洲,由這裡點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燒掉謊言編織的帷幕。 
  在由大學展示的理想和堅守的價值中,世界主義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識無國界,真理無國界。大學作為知識聖殿和追求真理的場所天然地傾向於人類合作和世界一體。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喚和由各個大學來體現和傳輸的世界精神與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構成了一種建設性關係,成為一種使覺醒中的民族精神免於狹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義狂熱一再威脅人類的當代,大學傳統的世界主義精神更是一副解毒劑,它突破由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樹起的藩籬,注目於被種種誇大了的差異所掩蓋的人類共同特性,透過多樣性來揭示人類的統一性,通過對生態危機、人口爆炸、核威脅等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的研究來揭示人類共同命運。而大學在科學、文化領域進行的越來越廣泛的國際合作則展示了一種人類團結的可能前景。 
  說到大學的民主性,誠然人們也許會根據部分大學,例如牛津、劍橋曾在歷史上長期作為貴族學校而存在的事實提出異議。然而,在等級分明的中世紀歐洲,是多數大學首先突破等級的界線而面向一切有才華的人。牛津、劍橋這樣的貴族大學以另一種獨特方式體現出民主性,譬如,它們共同奉行的「自學、獨立思考」的教育方針,校長的選舉制,重大問題通過投票決定,等等。至於前面提到的「牛津協會」辯論,其實就是作為現代民主國家一大特徵的議會辯論的預演,青年學生在這類活動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質的最好訓練。最重要的是,在近幾個世紀人類爭取平等的鬥爭中,大學以對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 
  建於18世紀的格廷根大學當時在收費上就有一條規定:貴族生註冊費是平民生的6倍。這種「不平等」的收費規定體現了處於專制社會中的格廷根大學稟持著一種不分貧富、人人享有平等學習權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運動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國的大學,不論它們是建於殖民地時期還是獨立戰爭之後。這些大學致力於打破部分人對高等教育的壟斷,致力於使學校成為擴散學問的地方。而且,大學遍佈各個社區的條件,也在事實上使大學向每個公民打開了大門。而在歐洲,發生在1968年的巴黎學潮對歐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強有力的推動。在巴黎學潮前,歐洲高等教育比較落後。當時,蘇聯大學生人數3倍於歐洲共同體,美國則5倍於歐洲共同體。「五月風暴」中的大學生受正義感引導,激烈反對僅能接納少數人進大學、導致許多優秀人才被埋沒的法國教育制度。學潮後經過改組而大大擴展了的巴黎大學提出的教育主張是:大學應該通過教育民主化與社會不平等作鬥爭。還提出殘疾人、婦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勢群體都應有權接受大學教育。基於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歐美大學還逐漸承擔起終身教育的新職能。 
  這些大學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們不僅有堅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銳地反映了時代的需要,並始終站在變革最前沿。 
  獨立自治、開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稟持理想以及在執守這些傳統理念與作為變革前沿之間保持張力,是大學在數世紀中展示出來的形象,也是大學之為大學的基本特質。比照比照這些特質,時下中國大學從中可否認出自己? 
  作者簡介: 
  蕭雪慧,女,倫理學家。1982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哲學系。現供職於西南民族學院文學院。主要著作有《倫理學原理》、《主體的沉淪與覺醒》、《自我實現——主體論人生哲學》、《理性人格——伏爾泰》、《守望良知——新倫理文化視野》、《復合人格——馬基亞維利》、《教育:必要的烏托邦——蕭雪慧教育隨筆》、《獨釣寒江雪》等。另發表有大量學術文章以及隨筆雜文等。   
  何謂「大學」(1)   
  文/郭汾陽 
  過去鬧得沸沸揚揚的「青年必讀書目」,今天又在一些高校實行了。拋開魯迅、胡適、梁啟超他們爭論的「語境」,在今天不僅僅是「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和「汲取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對今天的莘莘學子來說在當下世界「機器人」與「人機器」的交替運作中,「重理工,輕人文」已經積重難返,「人有病,天知否?」這已不是危言聳聽的新聞了。 
  清晨綠陰草坪上,學子們喃喃的會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濃情詩句嗎?黃昏碎石小徑下,學子們切切攀談的會是「生抑或死是一個問題」的悵惘猜想嗎?對異國語言的苛求、陣陣相因陳詞濫調的機械背誦、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傳統方式……活生生窒息了那麼鮮活跳躍的頭腦。「老師呵,你說的那些書我真的一點也看不進去呢!」「老師喲,功課太重,你不要誘惑我們可好?那些書有什麼用呢?」這是時常聽到的話。初,與之辯;繼,默默;終,還是我「迂」吧。你看:畢業要通過外語什麼什麼「級」的考試,可曾有母語的「水平考試」?求職要專業成績外加關係黨票公關面容姣好口齒伶俐,可曾瞧你終極關懷顏柳大楷詩意地棲活在大地上? 
  百年了,大家都在加緊做著「世紀回眸」的工作,有人說:「清華園裡可讀書。」有人問:「百年校慶慶什麼?」有人悵悵:「過去的教授。」有人自審:「我們這是怎麼了?」 
  大學,怎麼叫「大」?蔡元培說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學之學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五四」新文化發源地的北大;竺可楨說大學就是「求是」之地,「辦大學者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還要有「真理的蘄求」與「但知是非不計利害」的作人原則,「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哉,此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義」,斯乃有「東南民主堡壘」之譽的浙大;張伯苓說:「教育之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並進而不偏廢」,這才有湧出周恩來的南開;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才有水木清華大師如林的場面,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撐。這些話,睽違已久了,大概是背時的迂腐話了,可怎的新世紀的今天聽起來卻沁人心脾,讓人緬想不已?今天的大學,可曾再有如是的磅礡大氣? 
  大學,當然不獨是大教室大圖書館大操場大食堂大實驗室,它的應有之義,一是要有「大」校長,起碼是個教育家,不單單是大會計師和大乞丐,他須有大氣。 
  二要有大師,不獨是各抓著各領域的「大師」。竺校長說得好:「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裡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作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的培育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他是深諳吾國傳統道德和彼岸民主自由思想的精魂的,且身體力行,於是一校乃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蘇步青說:「凡竺校長要我幹的事,我都干。」為什麼?譚其驤說:「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當校長時那樣繼續辦下去,我是不會離開浙大的。」為什麼?回首今天週遭,上海王曉明憤憤:「知識界中竟有這麼多卑瑣、狹隘、怯懦和無恥!」充斥著這麼些人,又如何轉移風氣、培塑新人呢?很多人說:社會如此,學校自非世外桃源。然而他們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竺校長在抗戰西遷途中,目睹時艱,有一番對學生的講話,今天聽來仍覺親切:「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但大學猶如海上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低道德之標準。切記:異日逢有作弊機會是否能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此乃現代教育試金石也。」那麼,今天大學教育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嗎?不止一次為了「教授」們的行藏臉紅、嗟歎,沒有操守的人卻大講著「人文精神」,令人想起魯迅沉痛而又耐人尋味的話:「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不要說執著堅忍的俄國了,庶幾連「過去的教授」都可望而不可及時,那實在是一種大悲憫。今天的「教授」,已非個體的沉淪,而是群體的墮落,湖南曾國藩「風俗厚薄實視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還有震頑立廉的力量嗎? 
  大學之三,是「大學生」。校長、教授,其「大」當視其培育之大學生能稱「大」否。「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者」,是宵小。工匠專能,罕能稱大。竺校長標高清響:「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會、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這個「領導人才」其實絕非心存魏闕的癡想和野心,實在就是說「國家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多錢來培植大學生」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鄙校有個好傳統,每屆新生入校,大門前必懸一醒目語,即竺校長當年向新生所發問:「諸位為什麼來本校?」「諸位出校後將何所為?」意味深長。在他看來,以中國之貧弱,大學生之可憐人數,當仁不讓須為「社會上各業之領袖」,然而「既要成為領導人才,社會棟樑,那麼只是掌握一些專門知識、專門技能是不夠的,應該知識廣博,擁有科學頭腦,做到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考,而不致於盲從」。今天很難有更多的大學生這樣要求自己了。許是時代已變遷,竺校長的「一個民族內憂外患、貧窮落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別是大學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沒有科學頭腦,輕信、盲從,這樣的民族有亡國的危險」,在今天國運昌盛時很難入耳,然而一旦有事難免不露出窘相,庶幾也可以用「單向度」、「空心人」這些話稱今天的大學生了。那麼,他們「幸福」嗎,「豐滿」嗎,還會把「求是」不僅限於求知的態度和方法且去定位於一個人的責任、理想、處世立身的要義嗎? 
  大學是出知識分子的地方。從上世紀中葉有了這個稱謂始,什麼是「知識分子」百年來頗多歧義。以眼前的現實來說,就是指受了相當程度的教育、從事腦力工作而已,像西方學者標榜其為「一些對神聖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對其所處環境的本質和導引他們的社會規律具有不尋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對我們尚感「奢望」,人們也樂於津津於自己紹興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的「知識分子」社會地位旱澇保收無下崗之虞但腦體倒掛囊中羞澀的小樂惠處境。「過去的校長」氣局是可觀的,1926年《京劇》評選「新中國柱石」十佳人選,蔡元培獲首選就是一個證明。理想的知識分子稱號,應有之義是應該包涵科學、人文、民主、自由以及浪漫主義、民粹主義氣質的,他是以求知識為目的而不是下降它為手段的,他也能夠「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的,他的思想原則是「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可為『我』之一部而不為其所同化」,綜合百家,超越背景的局限和世俗的顧慮,以瞭解、解決社會問題為職志的。這中間,大學應有的品位,如李敖所說,是應「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地方,而現在恰有人主張知識分子的分解、縮小、專業化也就是鼓勵他們工具化的單一角色。   
  何謂「大學」(2)   
  掌聲響起,人們散去。「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了的眼淚要跟著蔡先生的微笑一齊出來,我不知道巍然在我面前的是高山呢還是大海」(川島);「李(叔同)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把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更重要。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緣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先後,故能令人景仰」(夏丏尊);「過去的學生」也真有福氣,得一代宗師沾溉,沐浴「後先」,讓一生有了底氣。 
  回眸世紀,亡羊補牢,又有了「必讀書目」(復旦、清華)。從美國撰文紀念竺校長的謝覺民先生說:「現在大學教育只注重各種專門知識的傳授,而忽略品性德行的陶冶,積重難返,流弊甚深。」他懷念的竺校長,是「莊敬自強,有為有守,既有國學素養,又具科學腦筋」,這樣的人今天是不多了。當幾所知名高校世紀末幸逢華誕的時候,喜慶之餘,也應該沉思一下了。 
  作者簡介: 
  郭汾陽,浙江大學副教授。   
  中國現代大學的「制度設計」(1)   
  文/謝泳 
  中國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時間並不長。 
  去年紀念北京大學建校100年,有文章把北京大學的建校時間作為中國現代大學出現的標誌,這當然只是一家之言。 
  我個人傾向於認為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以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大學部為標誌。因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不能是一個雛形,而應該是一個初步具有現代性格的大學。那麼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大體上說,它應該具有這樣一些條件。 
  一、綜合性大學,那些單純的技術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大學,正如柏林大學的創辦人。紐曼所說:「實用的知識乃是不足稱道的」。 
  二、中國傳統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男女同校的意義就顯得特別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學,很難說得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三、穩定的科系設制,特別是學院和系的建立成為一種基本體制。 
  四、各類研究機構的制度化。 
  五、選課制的設立。 
  六、大學出版社和相關學術雜誌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學生的自治程度較高。 
  八、大學中普遍的體育運動。 
  以上這些條件也只是一個大概的說法,比較起來,當年的清華大學較為接近這個標準。現代大學的觀念有很多,但對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生轉化的國家來說,以上那些條件是較為重要的。因為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出現,並不單純是一個國家在技術上的進步。在中國,大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義上。 
  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出現,是20世紀20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卻表現出了很強的後來居上的特點。從整體上說,中國現代大學從建立到初具規模,其中特別優秀的像清華、北大、中央大學等,可以說只用了大約10年的時間,就已成為世界著名的大學。抗戰爆發時,中國現代大學建立的時間也就是10年左右,但那時像北大、清華都可以說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了。為什麼中國現代大學能夠有此成功呢?關鍵是大學的制度設計。 
  中國現代大學教育雖然起步較晚,但現在大家公認,它的起點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學接軌,須知這一切都是在當時政治未上軌道的局面下完成的。這個成果應當歸功於本世紀初那一代傳統的讀書人,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完成的,但他們又是能開眼看世界的中國讀書人,本世紀初,中國辦大學的那些人,都很開明,他們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這是中國大學教育的幸運。也許是中國有私人講學和書院制度的傳統,所以在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中呈現出很強的適應性,這是中西文化融合過程中,較少障礙的一種轉型,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能夠迅速發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國大學教育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就是本世紀初,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是一批傳統的士子,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的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和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如果是個別人,也許是特例,但現代大學教育史向我們顯示,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葉恭綽在做交通大學校長的時候,1921年他在交通大學開學時有一個演講,他說:「諸君皆學問中人,請先言學問之事。鄙人前自歐美歸來,目擊其新潮,頗有思感。嘗以為諸君修學當以三事為準衡:第一,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達於學術獨立境界。第二,人類生存世界貴有貢獻,必能盡力致用方不負一生歲月。第三,學術獨立斯不難應用,學術愈精,應用愈廣,試申言之。夫學術之事,自有其精神與範圍,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國積習以衡文為進取之階,於是百藝均廢惟儒術僅存。雖科舉之制為其歷階,亦由學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學術為兩事也。美國工藝之盛甲於世界,然說者謂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致學術之精神不敵歐陸,此又不辨利祿與學術為兩事,是故求學術造詣之深,必先以學術為獨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誘,而後讀書真樂,此所謂學術獨立非必與致用分離。」然後又說:「交通大學自成立以來,積極改良已為有目共見,雖因出世甚晚,較之歐美先進相形見絀,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窺見,彼之失敗我未身嘗,倘以最新最後之方法猛晉追求,未必無同趨一軌之日,是在我大學同仁之努力矣。」從葉恭綽的這番話中,可以大致看出本世紀初那些辦大學教育的人的眼光。 
  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有兩個先天的優越性:一、大學制度的設計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學生,蔣夢麟是留美的學生。二、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從一開始就居於教育的主導地位。像蔡元培、蔣夢麟都是做過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人。現代大學的萌芽時期,最需有好的設計者,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幸運。制度的設計在於理念,在於對國家進步的強烈感情,在於對世界文明的誠意。中國早期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們可以說都是具有這樣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學。可以這樣說,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得是非常好的,是一個一開始就具有世界胸懷的制度。我們舉幾點來說。 
  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就明文規定,除了國立大學以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特別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裡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佈的「私立學校規程」中就明文規定:「凡私人或私法團設立之學校,為私立學校,外國人設立及教會設立之學校均屬之。」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曾說過:「從全國範圍來評論,有些教會大學已處於中國最好與最有效率的大學之列。而且,由於他們興辦得較早,所以他們就有更大的影響與更多的優勢。」對於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於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在待遇上各種形式的大學地位是平等的。 
  《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的觀念可以說深入人心。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上就多次說過,教育獨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後,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他們認為,大學校長絕不能由官員兼任。   
  中國現代大學的「制度設計」(2)   
  總起來說,中國現代大學制度是以國立大學(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為主要格局的。這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全部傳統。後來這個傳統中斷了。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的最終消失,帶給中國大學的損失,50年來已經看得很清楚,這用不著多說。現在許多人連什麼是私立大學都不清楚了,以為只要不是公家出錢來辦大學,那就是私立大學,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學是怎麼一回事。 
  私立大學在大學的地位上和國立大學是平等的,事實上做到做不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辦大學的人要有這樣的理念,就以文憑來說,不能因為是私立大學,就取消獨立發放文憑的權力,教育的最終檢驗是社會的認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學的教育質量得不到社會的認可,那麼它自然就沒有生源,沒有生源,它就維持不下去,自然就要關門,所以我們大可不必為私立大學的前途擔憂,也不必對私立大學存有過多的成見。以為教育一旦開放,就會天下大亂。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家,從古代的私人講學到現代的私立大學,都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從私立大學到民間教育家,我們本來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是後來中斷了,不是中國人就沒有能力辦好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等,在當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國立大學比肩的私立大學,而且它們都是綜合大學,具有非常優良的人文傳統。它們的校長張伯芩、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鏞先生,都是永遠讓人懷念的教育家。現在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辦好私立大學,而是有沒有這種誠意,就像當年把土地還給農民一樣,現在也要有勇氣把辦大學的權力還給民間,這才是真正對中華民族負責的態度。 
  胡適在《談談大學》的演講中曾說過:「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佔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胡適認為私立大學有其優點,就是它「比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學有自由獨立的傳統,它的前途也就很讓人有信心。中國民間和海外有很多對中華民族有熱情的人,他們投資教育的實力也非常強大,如果管教育的人能在如今擴大招生的基礎上,再把眼光放遠,重振私立大學,重新設計現代大學制度,那我們的教育就會讓人有全新的感覺。   
  私立教育的反思:傳統與現實(1)   
  文/謝志浩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碩果僅存的文明古國,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在於中國建立了一個富有彈性的「差序格局」,這個「差序格局」存留了氏族社會的血緣宗親的遺風,並且成為一種非常深厚的心理積澱,它能夠有效地聯結家族文化和國家體制。這種聯結從文化上看,需要中介組織和中介人。但中國社會並沒有很好的中介組織,能夠擔當中國古 
  典社會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國古典社會有著重大的擔當。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的軸心時代,孔子集大成地開創了中國的私學傳統,開創中國私學傳統的孔子後來居然成為中國文化中的「聖人」,這是非常有趣的。這是否表明中華文化是一種非常注重教化的文明。 
  我們可以回眸中國哲學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韓愈、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黃宗羲、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胡適、馮友蘭、毛澤東……哪一位不是中國教育史上燦爛輝煌的人物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中華文化是一種教化文化,中國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這種理念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雖然歷經滄桑,但依然有著非常強大的生命力。中國文化是一種向善的文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所以歐洲文化和中國文化是兩種文化類型,古希臘文化是一種「知」的文化,他們的哲學理念是「愛智」,西方的賢人認識事物可以完全離開人自身,可以說越抽像越好,最好建構一個龐大的邏輯體系。 
  中國哲學在路徑上就變成向善的。中國哲學毋寧說是教育學。「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規劃了中國古典社會的文化結構,並且由於孔子門人和在傳弟子的堅忍不拔的努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馬克思曾說古典中國社會是一袋馬鈴薯,當然是一種隔靴搔癢之論。如果中國真是一袋馬鈴薯的話,那麼近代文明的曙光恐怕就會率先在東方升起,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區域,集中在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一帶;歐洲文明並沒有自己的中心地帶,很大程度上這種文明在近代以前並沒有吸引力和凝聚力,這倒非常有利於文化間的碰撞、交流、融合。單純依靠政治和經濟的力量,中國古代是不會有那麼廣大的區域的,所依靠的恰恰是非常具有彈性和凝聚力的教化作用。中國建設和培育現代文明、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的是現代的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學、民主理念的公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和障礙,這些障礙多數來自古典的文化結構。因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是意思自治的「契約」,中國古典社會恰恰是「身份」,由「身份」到「契約」便是中國的現代化。 
  時賢指出,西方特別是歐洲國家實現現代化有著傳統的精神資源,諸如希臘自然法、羅馬私法,意思是說,西方的現代化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從這樣的理念出發,似乎中國古典社會沒有任何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資源,其實已經陷入歐洲中心主義的套子裡面了。直到現在,2003年4月5日,我在講選修課的時候,還有一位學生固執地認為歐洲和美國就是現代社會的中心,此種情況絕對不會改變。這位學生中毒之深,可見一斑。現代化並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現代化也絕不會僅有一種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體。再說,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家,許多古典文化的資源也不是一句話就能扔掉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存在和全球化的時代,對待各種文化,應該有一個文化自覺的理念,應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對待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民族文化有一個自覺,深切認識國家的歷史和現狀。 
  通過我們對中國歷史精神資源的梳理,我們看到,中國具有深厚的私學傳統,這種私學傳統在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中具有重大的擔當,為古代中國文明做出了令人難忘的貢獻。孔子、朱熹、武訓是中國私學的傑出代表。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私學傳統煥發了新的時代風采和神韻,張伯苓和陳嘉庚便是私學的經典代表,他們為中國貢獻了南開大學和廈門大學。陳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禮的代表人物。他對中國文化並沒有深透的研究,他為什麼能夠傾其所有進行廈門大學的建設呢?私學傳統對他有強烈的觸動。這個「私」,絕對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地擔當一個國民對社會的責任。近代中國社會命途多舛、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官學根本不能承擔國民教育。以陳嘉庚先生為代表的企業家,受傳統文化的熏陶,興起了捐資助學的義舉,這種行動的背後,未必有多麼高深的理論,是一種非常樸實的作為。近代中國,特別是民國時期,文化生態、政治生態、經濟生態之間呈現著一定張力的互動,相對來說,經濟生態和文化生態之間,具有較為和諧的互動。那時候的企業家,特別是成功的企業家,多是儒商,他們識大體,為了在社會上更為體面,企業家往往願意和文化人交朋友,喜歡捐資助教,以便能夠擁有源源不斷的人才,最終使企業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社會聲望。那時候的企業家確實具有很大的社會擔當。 
  張伯苓先生出身北洋,目睹時艱,對作育人才有一種自覺。張先生認定:中國將來之希望,純在人才之多寡。本校之創立亦即其以教育人才為目的,其引全國人民皆能覺悟,學校正如一小試驗場,場內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會之能力,將來進入社會,改造國家,必有成效。毅然與嚴修老先生聯袂進行現代新教育的實踐,本著「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精神,創立了南開系列學校,南開大學成為中國近代私立學校的典範。相對私立中學、私立小學而言,一所私立大學的成功對社會的影響既深且遠。我們看到,近代中國社會有許多事情沒有走上軌道,但是,近代中國的報館、出版社、大學辦得是異常出色的。 
  具體來說,《大公報》、商務印書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燕京大學,對啟迪民智、推動文明、促進現代化,厥功甚偉。張伯苓先生並沒有因為南開大學是私立學校,便降格以求,張先生和嚴修老先生都認為,他們所從事的是一項社會事業,在為中國培育人才。所以他們的目光非常正大、視野非常寬廣、理念非常純正、操守非常巍峨。張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盡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學校的經費,除了學費,主要是募捐。張伯苓先生風塵僕僕,在國內外奔波勞累,時有所獲,便建設一個新南開。但籌得巨款張校長安於陋室。張學良為答謝張校長幫助整理東北大學,前往張宅拜望,怎麼也沒想到僅有兩扇小門的小院子,竟是張校長的公館。後來張學良歎曰:「偌大的大學校長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張伯苓先生可以稱為中國近代私立學校的聖人,並與蔡元培先生、梅貽琦先生、竺可楨先生一起成為百年中國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學校長。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私立教育的反思:傳統與現實(2)   
  時序進入20世紀50年代,隨著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流傳久遠的中國私學傳統遭到了無情的抨擊和殘酷的對待,到了1956年,私人所舉辦的一切事業,學校、企業都被掃除盡淨,官辦學校、官辦企業壟斷一切。中國近代所形成的市民社會夭折了。政府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都納入了計劃經濟的軌道,這種政治安排的結果便是政黨逾越政府、國家逾越社會。50年來中國所實行的一套制度安排,從表層看似乎是學習蘇聯,其實從社會學的視角觀察,這套制度安排的文化理念還是「鄉土中國」的老一套。只不過血緣宗親的 
  不平等換成了城鄉的不平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平等、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的不平等,在經濟領域,國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不平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不平等,在教育領域國立大學、省立大學的不平等。 
  所幸1978年開始,歷史開始回到正常和健全的軌道,私人的領域和空間開始擴展。經過長時間的脫臼,斷裂的歷史似乎穿越時空隧道,一夜之間,好像回到了從前。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25年了,這一段時間說短也不算太短,中國又是一個史學傳統異常發達的國家,總應該有些史家對這段歷史進行系統總結和理論提升。我們初步梳理這段歷史,發現一個規律:哪個領域率先允許民間人士進入,那麼這個領域的改革就相對比較深入,這個領域肯定湧現風雲人物,必然對中國社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中國農村誕生了那麼多傑出的企業家,我們內心油然生出一種敬意,我們以往太低估中國農民的智慧了。中國市場准入制度如此不平等的情形下,農民企業家扎根在中國這片熱土,堅強地挺過來了。一個理性的政府應該是現代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市場體系的監督者,絕對不應該同時又是市場中與民爭利者。 
  25年來,中國的知識界對當代中國的出版業亦有一個公正的判斷。除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幾家老店,河北教育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迅速崛起,不能不說是中國出版界主事者讓權的結果。中國教育界主事者從來都沒有想到在大學也來個真正的改革,大學變成了官場和市場的雙重奴僕,現代大學精神在悄悄地哭泣。大學裡聚集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這些人理應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智囊團,主事者把大學的權力下放,我覺得至少中國大學不會像現在這樣死氣沉沉,說不定還會生機勃勃呢。 
  一個健全的社會,政治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之間必然有一個很好的互動。改革開放25年,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經濟領域,私營企業有一個很好的生長。我們說很好的生長,並不是說政府為私營經濟提供了寬鬆的環境,而是私營經濟突破重重關鎖,一躍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點都不錯的。私營企業家已經聚集了大量的財富,但是他們還不知道花在什麼地方。他們發展到一定程度對社會必然有自己的關懷,有公心的企業家對社會肯定有擔當,這是沒有問題的。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發展到這一步。不追求聲望的企業家是不可思議的,只有捐資於學校這樣的社會事業,才能保持長久的聲望。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往往喜歡向希望工程捐資。九年制義務教育應該由政府來擔當,政府在義務教育上的缺位,必然影響一個民族的未來。香港李嘉誠先生、邵逸夫先生喜歡向國立大學捐資,這是企業家自由的選擇,我們無由干預。 
  近十年來,中國私立教育有一個恢復和發展,但是這些學校生存所依托的往往是學費收入。最關鍵的是,所有私立學校的創設人,著眼的是把學校作為一個企業,致使中國私立教育一開始便採取市場化的模式。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國的私立學校一開始,路徑就走錯了。中國私立教育和當代中國的公立教育其實是一對並蒂蓮,學校的品位極低。為什麼?主事者沒有基本的人文關懷。所以依然處於粗放型經營階段,還沒有走上內涵再生產的路徑。這裡我們不討論私立中小學,只說私立高等學校。幾乎所有的中國私立高等學校都是職業學校。我在和一位私立高等學校的主事者交流時,這位自認為有教育家理念的校長,所念念不忘的是培養高級技工。技工還需要高等院校來培養,豈不怪哉?我們已經說過,中國是世界教育資源大國,所以學生的來源是絕沒有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私立大學的校長更應該具有教育家的情懷,而不是企業家的頭腦。 
  中國《教育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盈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奇怪的是幾乎中國的私立大學都以盈利為鵠的,和《教育法》的規定正好背道而馳,這真是萬分奇怪的事情。其實我們仔細考究,中國公立學校在1992年以後,便奔向市場化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學的人文關懷早已經被摒棄了。這時候我們要使私立學校不以盈利為目的,近乎兒戲了。這並不是說我們認同或者支持私立學校企業化,而是前面有公立學校的「榜樣」,百年中國史上的張伯苓先生、陳嘉庚先生那麼好的榜樣便不為人所知了,不要說讓私立學校的校長具有張伯苓先生的大學理念,就是給他們談教育的公共性,他們都覺得異常奢侈。對他們來說,創設私立學校就是為了盈利,在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一些私立學校的校長甚至成為「明星企業家」。在當代中國,不要說理論是灰色的,就是法律都是可以虛置的,我們只能承認,生活之樹常青。費孝通先生曾經就社會學被破壞30年,沉痛地指出:一門學科可以揮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來。百年中國史上如此燦爛輝煌的私立學校傳統,通過批判《武訓傳》已經揮之即去達50年之久,一個民族,有多少精神資源可供如此浪費、棄置? 
  魂兮歸來! 
  作者簡介: 
  謝志浩,男,1965年11月生,漢族。副教授。1989年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是稀有物種,無熊貓嬌貴,喜遇蕭延中先生。隨之分配到河北輕化工學院(現科技大學中區)工作。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及中國學術史、中國大學史的教學研究。系閉門造車,其車糙極,拙極,貽笑大家。守先待後,薪火相傳;兼容並包,文化自覺,是所望言焉。   
  淺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教育目標(1)   
  文/楊東平 
  中國近代大學的建立,大約可以1895年的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和1898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開辦為起點,迄今已經百年。但其由舊入新,成為現代大學的轉換,大致發生在「五四」之後。比較顯著的坐標,如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教育部頒布的《大學令》;同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在蔡元 
  培手中完成了現代性的改造。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傳統大學逐漸完成了這種更新,與更多的新建立的大學一起進入現代之列。 
  這意味著對大學的功能、性質、使命、制度組織等等作出新的認知和構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大學精神。在這一過程中,不難找到從「中體西用」到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各類社會思潮、思想文化的表現和標本。同時,社會政治結構和官方意識形態的變動,使國家的教育目標與大學的宗旨處於一種緊張的互動之中;民族危亡的緊迫壓力、民族振興的直接需要,更是顯著地影響了大學理念的形成。 
  確立現代大學教育目標的基本問題包括: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繼承、批判或改造的態度,它既涉及中西文化的「體用」問題,也有源自西方的高等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的任務;在國家的發展目標和人的發展目標之間的恰當定位(國家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大學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取捨、選擇(培養專家,還是通才)等等。在20世紀上半葉,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等不同類型大學的實踐,舊學或留學生出身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校長的追求,都豐富、補充著現代大學理念的形成,從不同方向回應了現代大學面臨的這些問題。 
  一 
  清末早期高等教育的舉辦者,多是舊學出身的紳商和知識分子,如創辦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的官僚型紳商盛宣懷;協助張之洞策劃三江師範、與馬相伯、嚴復創辦復旦公學的「狀元資本家」張謇。1927年至1934年任暨南大學校長的鄭洪年,是光緒年間的舉人;暨南大學的另一位校長何炳松,是清末的秀才。曾任嶺南大學校長、成為教會大學「華人校長第一人」的鍾榮光,16歲中秀才,28歲中舉人,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教育學。蔡元培早年連中秀才、舉人、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 
  在這批舊學出身的大學校長中,1907年至1920年主長交通大學的唐文治,是十分值得重視的。這位官至商部尚書的清末進士,在新教育的實踐中,集「國學大師,工科先驅」於一身。作為國學大師,他是精神上的傳統主義者,有「讀經救國」的主張,他晚年的教育實踐,是按照書院的模式創辦了聲譽卓著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但作為交通大學校長,他是行動上的改革主義者,奉行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以「求實學,務實用」為辦學宗旨。在他手中,交通大學成為一所學科齊備、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現代工科大學,秉承「修齊治平」的儒家理想,唐文治認為對大學生應「以道德端其模範,以規律束其身心」,使其「蔚為通材」;大學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全國實業為主,並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在辦學中強調道德育人,德才統一,知行合一;主張文理兼通,兩文並重,既重數學、物理、外語,又重中文學習,使學生由「文理兼通」而達「體用兼備」。他為交通大學撰寫的《工程館記》集中表達了洋務運動以來主流的教育理念:「維余平生之志願,在造就中國之奇材異能,冀與歐美各國頡頏爭勝……吾願諸生勤究物之質,更培養性之靈,庶幾體用兼有,以捍外侮而致太平矣。」和許多早期高等教育的舉辦者一樣,唐文治明確地將大學的培養目標定位於「造就領袖人才」,以期將學生「分播吾國,作為模範」。這既是當時高等教育作為精英教育的實際狀況,也體現了一種培養聖賢的儒家理想。他鼓勵學生「欲成學問,當為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為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必先砥礪第一等品行」。在這個方向上,唐文治鮮明體現了大變革時期傳統儒學的現代生存,其辦學實踐是將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大學教育相融合、儒學精神與現代科學教育相結合的最初嘗試。 
  在大學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結合中國國情,從而使西方教育中國化,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庶幾是一種必然的文化選擇,或者文化交流中的必然反應。 
  張伯苓在南開大學開辦之初,就意識到過於西化的教育脫離中國實際的後果。他於1928年頒布的《南開大學方針方案》,明確提出以「土貨化」為南開今後發展之根本方針。所謂「土貨化」,他解釋為「乃關於中國問題之科學知識,乃至中國問題之科學人才。吾人為新南開所抱之志願,不外『知中國』、『服務中國』二語。……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目標的大學」。針對中國「愚、弱、貧、散、私」五大弊病,提出南開的教育方針著重以下五點:重視體育,提倡科學,團體組織,道德訓練,培養救國力量。1934年,張伯苓提出「允公允能」的校訓,以「培養學生愛國愛群眾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國之人才」。許多學貫中西、思想十分「西化」的學者,其情感和個性大抵是中國化的,文化之根仍深植於中國。他們用中文古典解讀、傳播現代大學理念,深入人心,流誦至今。如梅貽琦以《大學》之語作大學精神之新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1929年創辦浙江大學教育系的鄭曉滄闡釋大學的教育理想,稱英國大學理想,在養成Gentlemen,此即中國「君子」理想;德國之培養專門學者Scholar,於中國當謂「士」。「我國本有『士君子』一名詞,然細按之,亦自有別。大概『君子』尤重行誼,而『士』則必學問上有相當之造詣者,方足當之。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養,後者則重學問上之修養。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義,而取其旨趣之所在,則今日之大學學生,不可不勉為績學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風。」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的潘光旦也持此說,認為大學教育根本就是「士」的教育。他解釋,這一方面是理性的教育,能夠「推十合一」,思想開放明智,既不「氾濫無歸」,也不「執一不化」。另一方面,是情志的教育,情緒、意志的培養,如古人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可殺不可辱」、「士見危授命」等。他認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矢志不渝,也沒有教我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他將西方大學理念與中國儒家理想相結合,提出一個全新的教育概念——位育。他解釋說,《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謂「位育」,就是「安所遂生」。可以說,在最高的境界上,古今中外的教育理想是大致相同、可以溝通的。   
  淺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教育目標(2)   
  無論唐文治的辦學實踐,還是其他學者以中國文化譯解西方理念,都有一種自覺的追求:將西方教育文化資源本土化和民族化;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育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背景和層面,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眾多教育家參與的極具規模的鄉村教育、平民教育運動,蔚為潮流的「博士下鄉」,所作的都是這種努力。 
  二 
  20世紀上半葉近現代大學校長的主體,是接受西方教育、留學回國的知識分子,形成文科學者和科學家、工程師這樣兩個群體,前者典型如胡適、蔣夢麟、羅家倫等;後者典型如梅貽琦、竺可禎、茅以升等。他們作為「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傳播者,強烈地輸入了西方大學的人文主義精神,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價值。對於大學精神和大學制度而言,突出表現為確立「教育獨立」、「學術自由」的價值。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以樹立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風氣而聞名。蔡元培強調「大學以思想自由為原則」,「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厥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制……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元培並且強烈地鼓吹「教育獨立」,認為「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的原則,並非僅為北京大學等少數大學所循,而是多數大學的共識。潮流所至,連相當一批教會大學,也努力爭取這種自由。較早捍衛「教育獨立」的實踐之一,是1905年馬相伯的震旦學院抵製法國天主教會控制,辭職離校,新組復旦公學。於是復旦校歌中唱道:「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綱無羈絆。」1927年起任金陵大學校長的陳裕光,在學校努力發揚以「愛國主義思想、學術自由思想」為本的「共和精神」。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是哥倫比亞大學杜威的學生,他在1928年任華人校長後,削弱學校的宗教性,增加學術性,提倡「團結、民主、進步、學術、自由」的「滬江精神」,使之成為孕育民主精神的重地。 
  30年代之後,中國教育的精神風向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三民主義教育,政府加強了對大學教育的干預,國家主義、權威主義的價值逐漸高漲。當時大學對學術獨立、精神自由價值的守護,表現為一些學校和校長、教授對黨化教育的抵制,對大學的學術權力、教授治校制度的堅守。例如,在1934年的《大學組織法》事實上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之後,清華大學和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仍堅持執行教授會、評議會的制度,直至50年代初。1940年6月,西南聯大教務會議通過公函,嚴詞反對教育部統一大學教學的規定,教育部不得不默許聯大對各項訓令可變通執行。 
  事實上,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從發展之初,便負有富國強兵、民族自強這樣直接的責任,具有很強的國家功利主義色彩,其與自由主義價值的衝突是必然的。反映到大學的教育目標上,這種分歧就是:為國家,還是為個人的發展。 
  外敵入侵、國難當頭的局勢無疑強化了對大學和大學生社會責任的需求,這與儒家知識分子「士」的理想是相當吻合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意見極具代表性。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主要是培養「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這種人才需具備四種基本條件:第一,肯犧牲自己,努力為國,以天下為己任;二,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遠慮,不肯盲從的品質;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氣概;四,健全的體格。 
  作為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的校長,羅家倫特別強調大學為國家服務的功能。1929年,他提出一個國立大學的存在,應盡兩種義務:「(一)對於人類知識的總量有所貢獻;(二)能夠適應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1941年,他提出目前中國的大學應該有三種任務:「第一,是要為國家民族培養繼起人才。第二,要為人類增加知識總量。第三,要能把握住時代精神和需要。」他對大學為國家民族服務的理解,似不限於短期的現實需要。在1932年任中央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中,羅家倫提出中央大學的使命就是為中國「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其具體含義:「第一,大學必須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第二,必須使各部分文化在這個共同意識之下,成為相互協調的……精神一貫、步驟整齊,以趨於民族文化之建立的共同目標。」他說:「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現,而民族文化之寄托,當然以國立大學為最重要。」 
  國家、社會政治與大學的關係及其對大學的塑造,是高等教育哲學的基本主題。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中,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也有不同的面貌。1918年,張伯苓在美國考察後,就意識到了兩種不同的高等教育,言極精闢:「一為英法美之制度;一則日德之制度。前者專為計劃個人之發達,後者性近專制,為造就領袖及訓練服從者之用(是即服從紀律)。」社會本位還是個人本位、國家主義還是個人主義,這種文化衝突在新教育建立之初,便已呈現,並貫穿了現代教育的發展。 
  創辦復旦公學的馬相伯就堅決反對自秦漢以來的「奴隸之學」、「為人之學」,要求學生力求自主,「求之一己,而無與人者也」。他在學校實行多種形式的學生自治,以「發展個人自治能力及養成高尚人格」。 
  蔡元培則強烈地反對工具論的觀點,聲稱:「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蔣夢麟集中反映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教育價值,尤其是個人本位的理念。他從反對中國封建時代培養統治者的教育,所謂「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類,進而反對教育為國家「培養主人翁」的流行說法,認為是讀書做官的一種翻版,這樣的教育只能成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從民族的和社會的經濟獨立及一般的繁榮與文化上著眼」,「為民眾謀利益」。他主張「養成健全的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主張教育的產品應是這樣三種人:活潑的個人——體力、腦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方針的人;能改良社會的個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會求社會進化的社會一分子(而不是主人翁);能生產的個人——知道勞工神聖、學會科學技能、具有獨立生產能力的「勞工」。   
  淺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教育目標(3)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潘光旦十分強調在社會結構、社會秩序中個人的重要性,他直截了當地說:「教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每一個人的人格的培養」。他批評那種認為「教育的目的是社會的」、「教育必須配合社會的需要」等等說法,將「社會」、「社會需要」變為宰制個人的「半神秘的實體」,而將人變為被動的工具。因而,他強烈地批評「黨化教育」、在大學進行「訓導教育」、將「宣傳」等同於教育等等做法,崇尚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認為:「要個人生活與人格的健全發展,要通性、個性、性別三節目的不偏廢,責任端在教育, 
  在一種通達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要社群生活與群格或國格的健全發展,要秩序、進步、綿延三節目的不偏廢,責任端在政治,在一種通達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自由教育與民主政治的相輔而行,互為因果,是我們一向認識而主張的。」直至今日,我們的教育理想仍然徘徊在強調國家、社會,與強調自由、民主、個性發展,這樣兩種不同價值的張力之間。 
  三 
  現代大學的理念和教育目標,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理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衝突。與西方科學教育逐漸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源流中分離出來,並與之相抗衡這樣的背景很不一樣。在中國,廢止科舉、發展新學的一個基本動因,就是針對舊學「無裨實用」的積弊。因而,洋務時期發展起來的早期高等教育,均以武備、船政等「實學」為主,並伴隨「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這樣急切的動機。這種強烈的功利主義價值直接體現在大學的培養目標上。 
  1912年,蔡元培起草的《大學令》,確立了「學」與「術」的分離,以「教授高深學問,養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大學教育宗旨。但在大學內部,究竟實施什麼樣的教育,一直存在爭論。1925年,清華大學張彭春教務長把大學分為普通科和專門科,遭致許多老師、學生的反對。後實行通才教育,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仍有學生反對。有學生給學校寫信,要求早一些接受專門訓練。教授們的意見也不一致。蔣廷黻稱,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學家希望學生在第一年就接受專門課程,教文學和社會學科的同事則希望晚一些開始專門課程。朱自清就反對過早進行專門教育,他認為「大學教育應注重通才,不應該一味注重專家……學生倘若只需要專業訓練就滿足,他們應該到專科學校去」。馮友蘭後來回憶說,清華大學教授會經常討論而並沒有完全解決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即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折中之後,實際的教育模式為大學一、二年級,以通才教育為主,三、四年級,以專門教育為主。 
  大學的通專之爭後來擴大到了社會上,是因為30年代之後政府的教育政策發生了明顯轉變。1931年公佈的「確定教育實施趨向辦法」,規定「大學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為原則」,招生政策偏重實科,縮減文法科的規模。1934年國民政府修正公佈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的教育方針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抗戰爆發後,政府更是力倡「實用科學」,限制文科和理科的發展,在公費留學待遇上加以區別,引起教育界的非議和爭論。 
  在科學技術、經濟十分落後的中國,尤其在戰爭時期,培養大量專家以為實用,是十分現實而迫切的任務。然而,即便在當時,眾多知識分子並沒有喪失對教育、科學清醒的理性認識。朱自清認為「大學生多只擁擠在工學院和經濟系裡,這是目光短淺,只看在一時應用上。這是大學教育不健全的表現。」雷海宗批評當時的大學教育,為求「專精」、「研究」的美名而捨本求末,「一般的學生,因根基的太狹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談不到,廣泛的博通又無從求得;結果各大學每年只單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識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專門研究,又不能正當地應付複雜的人生」。朱光潛撰文解釋西方大學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認為係一種「寬大自由的教育」,其目的「不僅在訓練一技之長而尤在養成宏正通達之士;不僅在傳授知識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學才識具備之完人與培養健全之士風。此非謂大學生可不具備專門職業之知識與技能,但以此為未足。理想的大學生應退可為專才,進可為通才,以其所學施之於特殊職業,固可措置裕如;施之於領導社會,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謂『寬大自由教育』者其義如此」。從事高等工程教育的梅貽琦敏銳地意識到對於中國的工業化而言,需要的不僅是技術人才,而且是組織人才,所謂「工業建設的領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術人才之下」。「真正的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瞭解……嚴格的自然科學認識倒是比較次要」,而我們卻僅僅注意了技術的訓練和專家的養成。針對政府重實科輕文理科的政策、所謂「通專並重」的培養方針,梅貽琦認為是不可行的,認為在大學期間,「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因為「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這是真正的遠見卓識。今天,我們看到了太多只是擾民的官員和專家。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通才教育。橋樑專家、曾任北洋大學校長、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的茅以升,提出高等工程教育培養專才目標,引起非議。他認為中國的工程教育抄襲美國,「廣泛不精」,偏重理論,教育與工程生產脫節。但是,細察他所提出的「專才」目標,卻並不是片面單薄的專家,而近似通才的要求了。他提出「專才」的八個目標是:善於思想;善用文字;善於辭說;明於知之;明白環境;科學知識,知其所來,及運用方法;富於經濟思想;品德純潔,深具服務之精神。 
  和今天的情況相比,應當說那時的教授學者對於大學實行通才教育,有更多的共識。 
  中國高等教育的童年是豐富、爛漫和充滿活力的,半個世紀前前輩的探索和思考是我們今天向新世紀出發的重要的精神資源。儘管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學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大學教育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仍然是相同的;甚至,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急於趕超的位勢和心態也大致相似。實現教育現代化的目標,不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顧,需要重溫我們中斷已久的晚近的傳統,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從而在新的世紀,重新弘揚作為一個教育古國的大學之道和文明之光。   
  淺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教育目標(4)   
  作者簡介: 
  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民間環境保護組織「自然之友」副會長,中央電視台談話節目《實話實說》總策劃。著有《通才教育論》、《城市季風》、《未來生存空間》、《最後的城牆》、《傾斜的金字塔》、《學問中國》(教育部分)等。編有《教育:我們有話要說》、《大學精神》。   
  大學之道與教育理想(1)   
  文/胡宗健 楊金磚 
  一位大二的中文系學生常同我談及他同窗五年的好友A。A在高中讀書時就是一位好寫手,小小年紀就有一些豆腐塊的詩文見諸報端了。可是在高校的兩年裡,再也不諳此道,而成了精於應酬的交際花。甫入高校校園,他立即與班主任打得火熱,爾後,則頻繁地出沒於團委、學生處、宣傳部和系領導的辦公室及私人住處,這時自然少不了做些家務活兒,當然也 
  少不了與其對飲漫酌。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為小心奉承的系列化運作。這一二年情感投資的所獲是豐盛的,學校中上層都信任他,學生官已拜至校園最高層,這使他更堅信了「走出書本」、「衝出書齋」的初衷不可動搖。 
  對這位A,我起始愕然,繼而又覺得,在官本位的氣候下,無權的「英俊沉下僚」,A的這一選擇,又屬必然。如今,由這一官本位所輻射出的種種負面效應,如學術作假、學術泡沫、考生作弊、讀書無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獨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現在奉行的商業和經濟邏輯,有些做法誠然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但是沒有考慮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學的理念,始見於18世紀洪堡創辦柏林大學時。「洪堡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發展個人的一切能力和個性,使之成為像古希臘人和法國人那樣意識到自己尊嚴的、有教養的、獨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也基本體現了這些原則:『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這就是說,大學的社會責任意識不能隨著外部各種力量的介入而趨於淡化。它是知識的權威機構以教育培訓和資格認定的形式來控制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流動;以知識佔有的不平等來構築合理化的社會不平等;它是蓄養高品位文化的世襲領地,從而培養一批批具有高貴精神氣質的成員;它是理想主義精神的堡壘,最崇尚精深的學術品格,拒斥現實的功利主義,厭棄弄虛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視角,對卑污、貪婪和腐朽提出無情的批判,以趨向人們心中的社會價值權威的角色。正因了這種高品位文化和價值觀權威的自信,才賦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深切的關懷。 
  這種對社會深切關懷的大學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現得最為執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馬上任,執掌當時惟一的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同年12月17日,在校慶20週年紀念會上,蔡校長發表講話,先從在德國遊學時觀賞萊比錫大學500週年紀念以及柏林大學百年校慶的感受說起。感受之一,校齡只有萊比錫大學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學竟能後來居上。因此,校齡只有柏林大學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學,「苟能急起直追,何嘗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 
  紀念的話說過,即進入正題。其時蔡元培正關注「大學改制」,此後一個月發表的《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開篇便是「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最善」。紀念會的講話,也是以德國大學為標本,讚揚北大之由注重「實用」逐漸轉為強調「學理」:本校當20年前創設時,僅有仕學、師範兩館,專為應用起見。其後屢屢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造科、農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國元年,始並經科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本年改組,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之發達相類。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與他遊學德國的經歷大有關聯。正如羅家倫所說,「他對於大學的觀念,深深無疑義地是受了19世紀初期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位大學者的影響。」柏林大學的榜樣,在蔡元培的視野裡,一是強調研究自由,一是主張注重學理。前者發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與兼容並包兩大「主義」,後者則演變成為以文、理兩科為中心的辦學思想。遙想當年,陳獨秀這些大家名流那樣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於: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元培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見。這「兼容並包」化作燕園的文化造血機制,使北大獲得了絕非「一元論和獨斷論」,而是學術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20年代時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屢經風潮,至今猶能巍然獨存,決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則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滄桑巨變,但何謂代代相傳的「北大學風」?這便是。 
  至於思想自由,它當然具有較大的涵容性,儘管理解的千差萬別,但獨立的膽識、感受力、判斷力和鑒別力則是其根本。這一思想不僅適用於學校與教師,也適用於教師與學生。譬如,作為今天的現代教育家,我們竟沒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開啟心智的教學授課方式。一部《論語》,實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試題折磨、窒息學生思維的現代教師們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標準化課本、標準化考試、標準化答案基礎之上的反個性的現代教育模式倒應該從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 
  一次,顏淵、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於夫子身旁,夫子卻對他們這種樣子不以為然,說:「盍各言爾志?」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學生們隨隨便便地在一處坐著,其中,有個叫曾點的學生甚至無拘無束地自個兒在一旁擺弄樂器玩兒。這時,夫子拿出「個人志向」的問題要他儘管照自己的意願回答。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位弟子都踴躍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輪到曾點,「點,爾何如?」老師發問了,曾點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鏗爾」,這才丟開瑟來回答老師的提問。而被扣上「師道尊嚴」帽子的夫子卻那樣寬厚,那樣平等溫和,「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這就是他當時對微顯躊躇和自覺不恭的曾點發出的鼓勵。「師道尊嚴」在哪裡?我們今天能見著這種尊重學生個性和思想自由的態度嗎?也正因了孔子的這種態度,曾點才能無所顧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標準南轅北轍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大學之道與教育理想(2)   
  與其說孔夫子是師道尊嚴,在這兒,毋寧說是學道尊嚴。這當然不是夫子在裝扮自己,而是他教養人才的一貫立場。對此,我們可以從孔子在不同場合的一系列言論中看得出來: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來,只知不能識的人,只學而不思的人,舉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惡為己之好惡的人,縱使修得滿腹學問大約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簡單地歸結於知識的獲得,而在於獨立的見解,超拔的鑒識和判斷,卓越的洞悉和創見。 
  蔡元培在執掌北大時期,是這一思想自由學風最鼎盛的時期。正像魯迅所指出的,正是這一學風,培養了北大師生的獨立精神,培養了他們對既成的文化、知識、權力進行不斷質疑與批判的精神。 
  魯迅說:「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蔡元培離任校長之後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辭去北大教職。有人問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覺得當時教育不對,對學生毫不關心;先生應與青年為友——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梁先生的看法,讓我們想起上述《論語》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應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狀況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來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們對教育的理解已變得非常狹隘。 
  我們素有視讀書為改變身份地位、加官晉爵之當然途徑的傳統。事實上,也幾乎是惟一的途徑。這種情況,決定了我們並無「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識從未成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義。並且即使作為手段,其主旨也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發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來作為獲取知識(技術職稱)的手段,作為一己的利祿之途。我們關於「幸福」的理解,大體是「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當然還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因此,讀書和「求功名」幾乎是同義的,並千百年來為國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義比較盛行的時候,同時在人們的眼裡,「拜金」又與權力聯繫在一起,這樣,加官晉爵這種傳統意識形態就更會深入人心並隨時可能激活的。所以,當前教育確實難脫傳統的陰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風。易名者,系講究品牌效應也,正確一點說,是拔高品位也。從來未聽說將大學易名為學院的,而是學院易名為大學,學校易名為學院,甚至幾個中專相聯合易名為學院。「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百家』之學府也」;「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蔡元培語)。按照這些標準來衡量今天的新大學新學院,合格者幾何? 
  但為著撐起這個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製造學問和學術,製作專業和教授,於是泡沫學術、泡沫專業應運而生,於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教授」就橫空出世。其結果這些「教授」又喚起一些不學無術之徒採用百般手段,通過買版面和購書號的方式,進而大量炮製學術垃圾——論文和著作,於是堂而皇之的惡性循環愈演愈烈,幾乎達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質量的下降,學生眼光太窄,以獲得某種謀生技能而滿足,「才」氣不足,整體素質粗劣;學術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務實,不追求真理,神聖被消解,崇高被顛覆,學術被納入現行的商業秩序,喪失了自身的精神價值向度。所有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趨勢彷彿不可遏制,即使有誰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難成功地捍衛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對於大學教育的既有影響。這是現代高等教育的內在困境。 
  這種濁氣與泡沫、假冒與偽劣,已遍及各個角落。所以謝泳在《過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說到過去的教授,我們年輕的一輩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後卻不大相同。……就學術而言,今日的教授更應當感到面紅耳赤心有愧才對。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誌,而是工資的一個級別,一個分配住房的資格,再加上一個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而已。」這裡謝老夫子的話雖有些偏激,然對當下的思考卻是嚴肅的,並不是空穴來風。 
  但是,無論如何,高等學校總不應該成為假冒的學術產品市場和交易所之類。「大學就它所從事某些高等學問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發展為目的,而非以現實的特殊功利為目的而言,可以說它是象牙塔。」這「象牙塔」裡的成員,當然不是遠離塵世的世外高人,但也應是具有一定社會身份和真才實學的人士。換言之,高校的教師質量是保持學校聲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優秀的教師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還能夠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學能否成功,關鍵在於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師資隊伍。世界級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學校長除洪堡、蔡元培外,還有哈佛大學前任校長科南特,90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長博克,前任加州大學校長麥克·黑姆,斯坦福大學第五任校長史德齡和被譽為「硅谷之父」的副校長兼教務長特曼,都不約而同地以全力實施他們心中的教師和學術頂尖的戰略目標。 
  斯坦福大學創建之初,創始人斯坦福先生馬上著手抓教師隊伍建設。據第一任校長喬丹回憶說:「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優秀的教師。但他堅決不要那種徒有虛名或游手好閒的人擔任教授。」按照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學的第一批教師人數雖少,但都是拔尖級的。斯坦福大學經歷了首任校長奠基,第三任校長韋伯的起飛之後,到第五任校長史德齡和副校長特曼任職時已開始了更大發展階段。全面提出「學術尖頂」構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釋說:「一個運動隊裡與其個個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個能跳7英尺高。」同樣的道理,他主張:如果有9萬美元在手,與其平均分發給5位教授,每人得1.8萬美元,就不如把3萬美元支付給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讓其他人各得1.5萬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會不惜工本。在樹立尖頂系科上,特曼考慮的突破口有三個:化學、物理和電子工程。結果,化學這個項目稍遜,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學教授卡爾·傑拉西和威廉·約翰遜,並因他們的到來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學成績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發現核磁共振現象而獲得1952年諾貝爾物理獎。電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掛帥,從而使「硅谷」成為該大學「教育」與「實業」結合的典範,並使該大學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的核心。   
  大學之道與教育理想(3)   
  路易斯·特曼還同桑代克一道並稱教育心理學的創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數」(IQ)概念為西方多數國家所廣泛接受。 
  從斯坦福大學的經驗看出,大學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學術廣大。這一無形養成的學風,使北大的後來人能容納不同的學術觀念。……北大這個『大』的特點,誰能善於利用它誰就能從中受益。……不能說其他大學不具備這種『大』的特點,似乎北大給人的 
  印象最新」(任繼愈語)。這段話是任繼愈先生就國內的北京大學與其他大學作出比較而言的,自然不會提到國外的大學,但在學術氣度的廣大上,當年的北大與斯坦福大學是一致的。然,比較起來,斯坦福大學的氣度多見諸於工科,北大的氣度多見諸於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詮釋他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論時所說:「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常樊然並峙於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正因為這樣,數十年來在這裡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在歷史思辨中的敏銳的洞察力,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務長馬寅初,50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長,50年代的大學校長與當時的蔡校長,其所處環境及責任、權力等均有很大差別。即如此,人們仍然感覺到馬校長不時露出稜角。發表《新人口論》,主張控制人口增長,單槍匹馬與權威挑戰,與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節。 
  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貝婁在給《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一書作序時說,在公眾輿論控制的社會中,大學應當成為一個精神的島嶼。有了這個精神島嶼,大學才不會淪為一個精神荒蕪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為一個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這個精神島嶼是否有點像精英機構?這樣說可能要遭到非議,因為精英就難免有些超凡脫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圍牆封閉起來。如果是圍牆的話,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脅和弄虛作假等時尚的誘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實學的知識風尚保護在裡面,又有什麼不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斷言,沒有知識上真刀真槍的精英,就會削弱社會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沒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會也往往會流於鄙俗,成為人慾橫流、私心膨脹、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場。   
  校長和制度誰更重要?(1)   
  文/周然毅 
  談到大學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對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這些昔日的大學校長們懷念不已。的確,在中國,一個大學的興衰與校長的人品胸襟及辦學思想極有關聯。 
  一個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學者。即使不是一流的學者,也應該是二流學者。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不是學者,沒有體驗過做學問的艱辛,便很難理解學者、關心學者、尊重學者;學者的特點是獨立思維,不人云亦云,以這種思維去辦學,自然會既尊重大學之共性,又力爭辦出個性、辦出特色。在這一點上,中國大學曾經有過很好的傳統,早期的大學校長幾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學問家,以致幾十年後人們提起的時候仍親切地稱之為「×××校長」,不像今天的許多大學校長是什麼都不是的「幾不像」:你說他是學者吧,可又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你說他是政客吧,但他又有「教授」頭銜,不過,認真一看就明白了,原來是個「管理教授」。 
  其次,大學校長應該是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回顧那些有名的大學校長,哪一個沒有令人稱道的辦學思想?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遂成為北大校訓。清華校長梅貽琦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看看那個時代的大學校訓,就知其校長是有思想的教育家。再看看今天許多大學的校訓都是些「團結、勤奮、求實、創新」之類,師範院校則都是「為師為學、求實求新」、「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之類的玩意,千篇一律,毫無特色,索然寡味,可見今天的大學校長們已經沒有什麼創造性的辦學思想了。 
  我曾經翻閱過一本叫做《中國大學校長訪談錄》的書,收錄了報社記者對100多位大學校長的訪談。應該說,被訪談的校長基本代表了中國高校校長的水平。遺憾的是,在這本被稱為「質量相當高」的訪談錄裡,我們卻沒有發現多少可以值得稱道的教育思想,儘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決心要爭創一流,但總讓人感覺到是你抄襲我、我抄襲你,或者都在根據同一個模式辦學,真不知道這些校長們拿什麼來「創一流」。 
  當然,今天的大學校長中也不乏可圈可點之人,比如以延攬人才著稱的湖南師範大學前任校長張楚廷,以高揚人文教育大旗著稱的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儘管他們的教育思想無法與蔡元培等前賢比肩,但在大學校長普遍思想貧乏的今天,他們的那麼一點「異樣」就足以鶴立雞群了。我常常感到困惑,歷史在前進,新中國成立以後,教育家怎麼就絕跡了呢?其實不難理解,就像其他學科領域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家一樣,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就是用一個模式來鑄造人,哪裡能培養出思想家呢? 
  再次,作為大學校長,應該具有極強的人格魅力。用流行的話說要德才兼備,如果說學術成就和教育思想是大學校長必備之「才」的話,良好的個人品行及開闊的胸襟便是大學校長應有之「德」。大學校長的人格魅力源於對學校的責任感和對教職員工以及學生的關愛。有資料這樣記述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為人:「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畢生事業,以校為家,很注意與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關係,時時處處表示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愛。每年新生入學,他必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茶會或設宴招待;在校園裡遇到學生,總要親切地問候交談;如有需要他幫助解決的問題,他會盡力幫助解決;許多教職員或學生結婚時,請他做證婚人並在他的住所舉行婚禮;日寇佔領北平後他曾設法營救被捕學生,也曾協助學生投奔解放區……他好像是燕京大學這個大家庭裡的家長。」燕京大學「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孩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 
  儘管這些記載不排除溢美的可能,但是基本事實是可信的。像司徒雷登這樣的大學校長恐怕今天已經不再有了。今天的大學校長已經高高在上,且不說普通學生難得一睹尊容,便是教師,也難得「親近」了。也正因為如此,湖南師範大學前任校長張楚廷把分給自己的住房讓給住房困難的教授,每有教授調離都要親自送別,這些便被傳為佳話。 
  蔡元培時期的北大之所以成績斐然,除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得力之外,也得益於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在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傳為佳話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校長蔣夢麟先生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裡、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裡,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今天的一些大學,文科學者當校長便發展一番文科,理科學者當校長又重視一番理科,弄得學校像打擺子一樣。20世紀80年代,一所歷史上有名的以文史見長的大學,因為理科學者當校長,重點發展理科,結果,文史專業漸趨衰落,到90年代初,梯隊青黃不接,學術水平大降,已經危機頻頻了。回想蔡先生「兼容並包」的人品與胸襟,確實令人肅然起敬。 
  一校之長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對於有知恩圖報傳統文化心理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好的校長就是一種無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這樣形容竺可楨之於浙江大學的重要性,蘇步青說:「凡是竺校長要我幹的事,我都干。」譚其驤說:「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當校長時那樣繼續辦下去,我是不會離開浙大的。」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學變成「東方的劍橋」。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成功也與三位校長的人格力量不無關係。 
  1937年,平津淪陷後,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前後共計8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本來三校聯合,教育部任命了三位常務委員,即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由三人輪流擔任主席。但張伯苓因在重慶另有任事,便將自己的職責委託給蔣夢麟,蔣夢麟則常年不到昆明,將兩副擔子委託給了梅貽琦,於是,常委會主席一職就落到了梅貽琦的肩上。梅貽琦與聯大教授同甘共苦,成為後人的美談。按規定,梅貽琦可以配備一台汽車和一名司機,但為了節省經費,梅貽琦先是辭退了司機,改由自己駕車,後來乾脆連汽車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慶,買好回程機票後恰遇有郵政車開往昆明,於是退掉機票乘郵車返回,為學校節省了200餘元路費。梅貽琦的4個子女都在聯大上學,有一次,教育部補助聯大學生,梅卻不讓自己的子女領取補助。正是因為梅貽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延攬了大量的人才,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奇跡。看一看這樣的辦學奇跡,想一想在辦學條件不知優越多少倍的今天,我們的許多大學還在靠給求職者簽訂服務期限合同、否則要賠款多少多少來維持教師隊伍的「穩定」,今天的大學校長們難道不應該好好反思嗎?   
  校長和制度誰更重要?(2)   
  今天,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這些教育家、大學校長的名字,仍然令我等聽來如雷貫耳,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之後再沒有出現教育家,再沒有出現可以與他們比肩的大學校長!為什麼50年來竟出不了一位堪稱教育家的大學校長?是中國沒有人才嗎?美籍華人學者潘毓剛教授曾經意味深長地說:「中國有沒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國即使一萬人裡出一個人才,也比外國的人才多。……關鍵是要有一個健全的體制。如果沒有健全的體制,即使有人才也發揮不了作用。」 
  不是因為沒有人才,而是我們的體制太不利於人才脫穎而出。有人尖銳地指出了現行校長任命制度的弊端:「大學校長、副校長的任命權集中於中央各部門(包括教育部)。由此,高校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校長主要對上負責。在這種體制下,往往最適於做校長的人不一定能得到上級認可。而上級任命的校長往往並不是最佳校長人選。……實際上,在高校這樣的智力密集區,採取民主競選校長或教授委員會投票選舉校長的條件早已成熟。中央部門沒有必要介入校長的產生過程。實際上往往是越管越亂,越管越死。……目前由於校長的行政色彩,往往不少人想做校長不是因為它是一種責任,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權力,是一種待遇。」 
  嚴格地說,政府任命的校長只是「政府」的官員,而不是「大學」的校長,政府的官員首先當然是對政府負責,人品好一點的可以在對上級負責的同時兼顧大學,而人品不佳者則只把大學當成加官晉爵的一站。大學的校長應該由大學認可,由代表大學的教授會選舉產生後,由大學舉辦者發文聘任,而不是「任命」。「聘任」與「任命」的含義是不同的,「聘任」含有「我請你來管理這所大學」的商量語氣,而「任命」則是「我讓你來管理這所大學」的命令或施捨語氣。兩種不同語氣下的校長,自然會在惟大學還是惟上上作出選擇。一般說來,通過教授會選舉產生出來的校長都會對大學負責,把辦大學當成一種事業來對待。同時,教授會也有彈劾校長、罷免校長的權力。此外,應該廢除大學一切行政人員,包括校長、書記的行政級別,實行一套獨立的、區別於黨政機關的幹部制度,實行嚴格的任期制,在位時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任期滿後就是一個普通的職員,不再享受什麼廳局級之類的待遇。 
  正如我們所知,人類歷史上治理國家的方式只有兩種:法治和人治。從理論上說,在法治的社會裡,法律至高無上,政治的清明與否,並不取決於誰來做官,而取決於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國度,雖然也有種種法律,但往往權大於法,有法不依,政治是否清明,常常取決於誰來做官即官員的人品如何。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無疑是一部「人治」的歷史,人治的歷史裡雖然不乏公正廉潔的好官,但卻有太多的專制和黑暗。於是世世代代,對明君、清官的期盼和對昏君、貪官的抨擊便成為中國老百姓的集體無意識。無疑,大學的管理也是如此。雖然蔡元培、竺可楨們都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難得的優秀校長,但是,他們對大學的管理畢竟屬於「人治」,靠他們個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極其脆弱的。事實證明,隨著他們的離去,這種人格力量消失,人格平台也就出現裂痕,最終土崩瓦解,他們所開創的那個大學的黃金時代也從此一去不返。 
  所以,對於一所大學來說,校長是重要的,但校長又是靠不住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住。……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比之人格平台,更為穩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國外的一些大學就是這樣做的。 
  據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田長霖介紹,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教授會的權力是非常大的,整個學校的學術政策和規劃全部指派給教授會,「校長、副校長、院長、副院長、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會的委託,執行教授會制定的學術方針和規劃,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動和執行」。教授會由學校的全體教授組成,由於人多,不可能有效地執行、運用權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員會,各委員會的成員由委員委員會指派。委員委員會相當於常務委員會,大約有六七個成員,這六七個成員是從全校教授中普選出來的。每個委員會有五至十五位成員,權力非常大,比如經費預算委員會可以決定哪一個系給多少教授名額,科研委員會負責校內科研經費分配,教學委員會負責全校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安排、學時學分分配,學術規劃委員會負責整個學校、學院、系的發展方向規劃,學校的行政系統無權干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系裡提出來的,也必須由教授委員會裁定。教授會制定整個學術方針、規劃政策及評聘任命教師,行政機構中的校長只有3%的決定權。教授會和校長行政系統是兩個永遠相互鬥爭、相互制約的機構。田長霖認為,這兩個系統非常好,是該校成功的一個方面。 
  其實,對於中國大學來說,「教授治校」並不是陌生的東西。回顧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中國的現代大學教育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很快便能與西方大學接軌。主要原因就是那時辦大學的人,很能將西方大學先進的管理方法「拿來」,為我所用。有些東西,直到今天仍不過時,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視文理滲透、改年級制為選科制的思想與實踐,梅貽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與實踐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奮鬥目標。想一想現在的大學校長、書記們也一趟一趟地往國外跑,卻沒見學到什麼東西,也難怪,那時辦大學的人多是學貫中西的大家,而如今的校長、書記們很多連外語都說不上兩句,出國不過是公費觀光旅遊而已,還能指望他們學到人家什麼好的經驗! 
  「教授治校」在舊時的北大和清華即已發展得較為完善,而且在兩校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史上,最早提出並實踐教授治校主張的當屬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發現,德國的大學管理十分民主。校長和各科學長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選,校長由各科教授按年輪流擔任,全校從不會因為沒有校長而出現問題。 
  因此,他回國後,極力主張仿德國大學制度,實行民主治校。1912年,他在《大學令》中提出:「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可隨時召集評議會,自為議長。」並對評議會的職權作了規定。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改革北大過去由校長獨攬大權,一切校務均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等少數幾人辦理,連各科學長都無權參與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凡學校法規、學科的設立與廢止、課程的增減與改革、聘請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項,均須經評議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實施。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校長是當然的議長。評議員包括各科學長和主任教員、各科本預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選,任期1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選出評議員19人。各學科(學系)亦設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工作,學科教授會主任由各學科教授互選,任期2年。   
  校長和制度誰更重要?(3)   
  蔡元培此舉的目的是改善學校管理體制,將權力下放,把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授,調動教授的積極性,增強教授的責任感和主人意識,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讓真正懂得學術的人來管理學校。後來的事實證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學質量,促進了學校的快速發展。「五四運動」中,蔡元培迫於軍閥勢力壓迫,離職出京,北大雖群龍無首,運動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為蔡元培建立的評議會和教授會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一位學生所言:「蔡校長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評議會、教授會共維校務,而同仁等亦各本 
  素日之修養照常力學,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 
  清華大學也有教授治校的傳統。早期中國大學的體制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1928年以前的清華即遵此制。當時雖亦仿美國大學設教授會和評議會,但其僅為校長的咨詢機構,權力甚小。1928年,羅家倫入主清華,次年改校、系兩級制為校、院、系三級制。按大學組織法,院長應由校長全權任命,但教授會認為院長系學術領導,校長應根據教授會的選舉結果任命,後經協商,雙方作了讓步,改由教授會每院選出兩名院長人選,校長擇一任命,這一辦法後來成為清華的傳統,直至1948年底。 
  1929年4月,羅家倫辭職,後復職。1930年,羅家倫被學生驅逐出校。是年,閻錫山派喬萬選任校長,但喬乘汽車上任時被學生拒之門外。1931年,教育部任命吳南軒為校長。這樣,從1929年到1931年,清華基本上處於校長職權癱瘓狀態。在此形勢下,教授會的權力大大鞏固、加強,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過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規定,教授會的職責是審議教課及研究事業改進方案、學風改進方案、學生考試成績及學位授予事宜。實際上教授會的權力大大超過了此範圍,比如在院長任命上,已形成教授會選二、校長擇一任命的制度,校長聘任講師、教授亦須經教授會同意。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及教授會互選出來的7名評議員組成,負責議決學校重要章制、預算、建築及其他重要設備、各系的設立與廢止等事項。學校的權力機構實際上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三方組成,以評議會的權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會的核心機構,而校務會則成了評議會的執行機構。 
  吳南軒到清華後,不經教授會選舉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長,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經教授會選舉而拒絕上任。吳便從校外聘請了文學院院長,並指定教務長兼任法學院院長,又弄來教育部令,解散聘任委員會,將校章中教師「由校長得聘任委員會之同意後聘任之」改為「由院長商請校長聘任之」,此舉遭到清華教授與學生的強烈反對。 
  1931年5月28日,教授會通過決議請教育部撤換吳南軒,並恢復清華舊制,否則全體教授將於大考後離校。學生會也兩次召開代表會,歷數吳的劣跡,並決議全體同學整隊前往吳南軒以及他任命的教務長、秘書長、學院院長住宅,請其即日離校。在此情況下,教育部不得不於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灝代理校務,翁推薦清華原教務長、時在美任留學生監督的梅貽琦接任校長,梅於12月3日回國上任。1梅貽琦上任後,堅決站在教授一邊,維護和強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繼蔡元培之後創造了又一個成功的辦學模式。這一模式即使在抗戰中的西南聯大也絲毫沒有削弱。 
  今天,當我們提起戰時西南聯大,仍對其創造的教育奇跡感歎不已。它不僅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同時培養了何炳棣、鄒儻、王浩等人文學家。1955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部473名委員中有118名出身於西南聯大,占249%。 
  回頭看看過去中國大學的輝煌,不能不讓人感歎:假如北大和清華在50年代以後能夠一如既往地按照當時已經基本穩定下來的教授治校方式來管理、發展的話,今天絕對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哪裡還用得著像現在這樣去「爭創一流」呢?同時,北大、清華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夠毀於一旦,也說明要實行教授治校,還需要寬鬆的外部環境。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按魯迅先生的說法,好的經驗,我們先把它「拿來」,為我所用,不管這經驗是西方的,還是我們先人的。這裡不存在「全盤西化」、「厚古薄今」的問題。   
  呼喚教育家   
  文/謝志浩 
  1998年是個值得回憶的年份,前有北京大學100週年紀念,後有新浙江大學的成立。但讓人不理解的是資格很「老」的北京大學沒有一本像樣的校史。堂堂北大竟人才匱乏無人捉刀?!非也。早些年北大所出校史僅僅是1898-1948年這50年間的滄桑,100週年的紀念會上竟拿不出來1948-1998年這50年間的一半校史,據說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筆者不才, 
  不知道這「眾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蔡先生是現代中國的聖人,讓人感念的地方特別多。但我想他老人家在北大的時間並不特別長,可他開創了一種風氣。北大百年自然引發了對他老人家的懷念。但是蔡先生的事業是需要傳承的,蔣夢麟、胡適二先生是繼承了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這應該是公道話。現在讚揚胡適先生還可以,但有人僅講了蔣夢麟先生幾句好話,就惹得一些人老大不高興,提出商榷。可以看得出來這幾位先生是用心良苦的。 
  細心想來,1949年以後有教育行政而無教育事業、有教育政策而無教育理念。於光遠先生認為1949年以後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錯了,而是沒有教育思想,給人啟迪多多。不過,筆者看來,1949年以後迄今,我們的大學是離教育越來越遠。這種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較奇怪的:泯滅教育的教育。我們訓練出大量的沒有節操的順民,這是現今我們痛感人心惟危的一個主因。現在只是問題暴露得比較徹底,而且大家反思比較徹底。以前我們種下種種「因」,不收成某種「果」是反常的。 
  扯遠了。我們想一想,1949年以後的北大還有沒有教育家,現今大家比較推崇馬寅初老先生。馬先生是非常重視氣節和名份的。依筆者看,馬先生比較符合「士」的行為標準,儘管他竭盡所能治理北大,但是卻不能夠成為教育家。這些毫不影響馬先生在國史中的地位,筆者對馬先生「敢怒敢言見精神」異常崇仰,並視先生為傑出的思想家。這裡有一個問題,教育家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可稱為教育家?本人和時賢的見解有特別的不同。 
  (1)是否一個人當了多年的校長即成為教育家?回答是否定的。依我看,教育家首先應是學者,官僚就不配稱為教育家。根據我的體會和觀察,中國近代教育家有3種類別:蔡元培式、梅貽琦式、竺可楨式。清華校長梅貽琦本身為學者,但在學術上並無足稱道;可他心特專,一輩子服務於清華,可稱職業教育家。清華真有幸,有這樣一位專心致志的好校長。竺可楨先生乃一代氣象、地理大師,學術上有傑出的成就,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位聲名顯赫的學術大師來浙江大學,其輻射力自可想見。竺先生只問事實、不計利害的求是精神,使浙大由一般地方大學而成「東方的劍橋」,自是情理之中。有關蔡元培先生,時賢議論太多太濫,但許多人都沒議到點子上。其實,蔡先生真可稱得上政治家辦教育。他老人家改造舊北大的成功實踐,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現今的大學校長學不好,學不了,也不能學、不敢學。 
  綜合3位教育家,體察到教育家應有學者情懷、教育情懷和人間情懷。通俗地講,教育家具備學者的素質、大學的理念和民胞物與的情懷。 
  (2)教育官一般不是教育家。翻閱有關教育人物大詞典。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只要在教育口當過幾日官,都無一例外地是「教育家」。這可怎麼好?這樣一數,我們在1949年以後可以弄出一串「教育家」。 
  有一種現象異常奇怪,在其他部門,官員和學者的分界非常自然。但在教育部門就怪得很,隨便什麼人都可當教育部門的領導,而且一當教育部門的領導就能成為「教育家」,仕而優則學。這對古代的祖制真是一個不小的革命。 
  欠缺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家,是誕生過孔子的國度的最大恥辱,也是1948-1998年這50年間最大的失敗。真正的危機是,我們似乎從不承認這種失敗。具有重大擔當的北京大學回眸百年歷程時,竟然還飄飄然地標榜:我們是有過蔡先生的。荒唐的是蔡先生的辦學理念後輩人沒能真心體會過,這是蔡先生執教過的北京大學的頂大悲哀,也是大陸所有大學的心傷。 
  能夠說我們是蔡先生的不肖子孫嗎?真的沒有大學校長為中國現代學術而開拓嗎?事情不能絕對。但有一部分校長是有心而無力的。 
  提到中國大學的改革,時賢的議論都集中在諸如緊缺的經費、破陋的筒子樓、課程和教材的革新。這些問題的確令校長頭痛,但在我看來這些僅僅是皮毛,而根本在於教育生態圈。劣質的教育生態圈是致使教育先天不足的主因。 
  要想產生和成長大批教育家,首要問題是改變劣質的教育生態圈。現今這個圈依然雜草叢生。教育和政治、經濟、社會還處於一種劣性循環,大氣候還沒有根本的改觀,小氣候中綱舉目張的「綱」也沒能解決。諸如教育的理念大學的個性還沒有被提上議程。 
  為什麼到現在這些問題都沒解決?說來話長。一言以蔽之,我們究竟在中國建立以民主和自由為目標的現代大學,還是建立專制和獨裁的封建大學? 
  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但願這美好的企盼不是虛願。   
  關於留學制度的隨想(1)   
  文/謝泳 
  一、想起鍾叔河 
  因為錢剛的電視片在央視播出,這些天來容閎和早年幼童留美的故事又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容閎的經歷和他的故事引出的是一個古老文明如何走向現代的話題,其中留學制度的形 
  成和發展是它的核心內容。 
  錢剛在上世紀80年代是有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但他後期報告文學寫作已轉向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思考,那時他的《海葬》曾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我記得他當時的興趣是在李鴻章,這次看到他寫容閎,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寫作衝動,雖然是歷史題材,但他是一個有現實關懷的作家。我在上世紀80年代末曾與錢剛有過兩次接觸,但後來失去了聯繫。我對他的思考和工作一直很關注,他主政《南方週末》的時候,我曾寄過一本我的新書給他,但不知道他收到沒有。這次看到他的新作,我佩服這個老朋友不懈的努力。我想起了胡適的老話,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說到中國近代留學制度,我先想到的是兩個湖南人。一個是舒新城,一個是鍾叔河。1939年舒新城出版了《中國近代留學史》,在以後關於留學制度的研究中,這本書是必看的參考書。以後對留學生和留學制度的多數研究,其基本思路大體不出舒新城這本著作。從學術史研究角度觀察,沒有舒新城的著作,以後關於留學生和留學制度的研究會有很大困難,因為除了研究方法以外,舒新城的著作中保留了非常豐富的歷史材料。 
  舒新城的這本著作在上世紀80年代曾由當時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過。但80年代是一個重現實輕歷史的時代,讀者的熱情在當下,對於歷史的關注是淡漠的。雖然相關的歷史研究著作已出版過不少,但在讀者中還沒有形成興趣中心。十幾年以後再來觀察,早年關注歷史的學者現在多數引起了讀者的注意。 
  80年代初期,鍾叔河主政湖南嶽麓書社,出版了很多文化積累方面的書。他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和他的學術專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曾名重一時,錢鍾書一生極少為人作序,但卻對鍾叔河的這本書非常推崇。容閎《西學東漸記》就在這套叢書中。它的標點者之一楊向群,多年以後成了我和程巢父編輯的《追尋儲安平》一書的責編,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歷史在事後觀察,可能會有一些特殊的感想。與這套「走向世界」叢書幾乎同時,還有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偏重於介紹西方的各種思想。當年,我對於這套叢書的興趣遠遠超過前一套,想來和我有一樣經歷的青年會有同感。但90年代以後,人們常常想起的倒是鍾叔河編輯的書了,因為時代精神發生了轉換。 
  二、留學制度的形成 
  作為一種教育制度,留學制度的形成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主要制度。當它成為一種穩定的制度以後,它在功能上取代了科舉制度,也可以說成為一種近似文官制度的東西,特別是早期留學生,大部分進入中國社會的上層。誇大一點說,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基本來自留學生。舒新城曾說過:「如無留學生,中國的新教育與新文化絕不至有今日。」決定中國留學制度形成的關鍵人物是曾國藩、李鴻章和丁日昌。因為一種新制度的建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人物。但作為文化建設的留學思路,卻是容閎最早提出來的。舒新城對他的評價是:「無容閎,雖不能一定說中國無留學生,即有也不會如此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許是另一個樣子。」舒新城這個邏輯裡還少了一個環節,那就是傳教士。中國留學制度的起源與他們分不開。1847年,最早把容閎、黃寬、黃勝三位中國青年帶往美國的是傳教士布朗夫婦。 
  容閎的建議是幼童赴美,容閎建議的主要目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選擇幼童赴美,應該說是容閎的遠見。他當時建議的年齡是12到14歲。後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對學生的選擇大體也是這個年齡。這個年齡的意義在於這些學生可以真正融入美國生活。因為同時還派了漢文教習,他們在美國沒有忘記漢文。從中國後來留學生經歷的統計中,可以看出,早期幼童留美和後來庚款留美學生成才比例較高,因為這個年紀容易徹底接受美國教育,同時建立與美國社會生活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在成年留學生中建立相對較難。1910年清華第二批庚款70名學生中出了胡適、趙元任、竺可楨、張彭春等對中國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的人。1922年清華放洋的94名學生中出了沈有鼎、聞一多、梅貽寶、羅隆基、潘光旦、雷海宗、吳澤霖、薩本棟、高崇熙、黃子卿、張心一等各學科的著名人物。 
  近年考察中國重要歷史人物教育背景時,留學教育成為觀察和分析他們人生經歷的一個主要變量。大體說來,人們對留學英美的評價較高,對留學日本的學生評價次之,對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另有認識。 
  三、留美學生的影響在文化教育 
  中國早期留學生學成以後,多數回到中國報務,特別是公費留學生。自費留學生回國的比例也相當高,這主要得之於中國傳統教育的功勞。胡適早年寫《非留學篇》時曾提出過「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的」,可見其思考之深遠。另外,當時回國的留學待遇也相當優厚。中國早期留美學生主要出自清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在一個留美學生國內最高學歷的統計中,北京大學只排在第7位,西南聯大排在第11位。從前15名的大學觀察,留美學生除了清華以外,主要出在教會大學。留美學生最主要的服務機關是當時中國的高等學校,遠遠高出留日學生。 
  早年任教中央大學的常導之在《各國教育制度》一書中曾說:「從多數國家之行政及學校制度中,皆可發現其所受於德法兩國之影響,即美與蘇俄,亦非例外。蘇俄在其建國初期中,頗有一舉而擺脫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之成法,而另起爐灶之勢;惟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其學制上顯然受了外來的影響。英國在世界經濟及政治上之勢力,遠較德法兩國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則在所屬領地以外,似乎影響他國之處不多。至於美國制度似乎僅能在我國博得最多之讚美者。」常導之最後這一句話,很有意思,也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教育所受影響的一個總結,它與中國留美學生主要在高等學校從教有關。 
  如果以1949年為界來分析,當時從政官員的主要留學教育以英美為主。特別是外交方面,實際折衝外交問題的是顏惠慶、顧維鈞、陳友仁、王正廷四位。他們都在外國受過教育,並都熟悉外國的政治經濟情形。1935年出版的一本《最近中國外交關係》〔波拉特(Pollard)著,曹明道譯〕中曾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國際公法有外交經驗及通曉國際情形的相當人物所決定。這些外交官員中,有許多曾在中國教會學校畢業的。有幾位是曾在美國英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大學裡得到高等學位的。實際上他們都能操一國或幾國語言。所以內閣和黨系可往復調動,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當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員,卻終是在這種留學階級的青年手裡。他們曾在巴黎與華盛頓會議裡,聲訴本國的怨嫌。他們決心要努力達到中國應受主權國待遇的原則。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業中,他們曾培植基礎。」書中還引了一位美國人的話說:「大家曾說過並且說得很對,要是中國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顯示像外交人員所常顯示的才能,尤其在這10年中,中國便將成為世界大國之一了。」   
  關於留學制度的隨想(2)   
  四、留日學生的影響在政治和軍事 
  舒新城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中曾引述當時一份文獻指出過,中國留日學生一度激增的主要原因是「路近、文同、時短、費省、及留學生頭銜好與國內政局不安6種原因。」據許多研究中國近代留學史的著作指出,中國留日學生人數雖然眾多,但真正在日本讀完大學的並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和特約生為主。從出身觀察,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家境貧寒者占相 
  當比例。早年研究中國教育行政的中央大學教授夏承楓在《現代教育行政》一書中認為:「留日學生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增至萬餘人,在政府是病急亂投醫,在留學者是取其價廉而成功易。」留日學生中後來成為革命家和軍人的很多。舒新城說:「中國軍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幾十之九可從明治40年振武學校一覽之學生名冊中查出,其影響於中國軍政者可謂大矣。」從文學界來說,左翼作家中也以留日學生為多。而「新月」作家則以留學英美學生為主。 
  上世紀80年代初,三聯書店曾出版過實籐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我當時買了一本,但沒有細讀,就送了一個朋友。90年代以後,費了許多周折,我才又找了一本。國內外對這本書的評價非常高,國內研究中國留學史的,還沒有人能寫出這樣一本著作。書中有一章是專講現代漢語與日本詞彙影響關係的,材料豐富,分析細密,很給人啟發。他在分析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時,認為「一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國的政治史。」書中專門有一節是講「亡命客與留日學生」關係的。所謂「亡命客」是指當時逃到日本的中國政治家。他特別指出,當時留日學生與「亡命客」在日本志士的參加和援助下,「三類人物匯合在一起,頻頻往來於中日兩國之間,從事革命活動」。他在分析了這些人物的活動情況後說:「最遺憾的是大部分日本志士後來卻挑唆日本軍閥侵略中國。」這些研究視角都是很獨特的。 
  以留學背景分析中國近代以來人才的變化是有意義的,但留學背景也有其特殊性,並不絕對與留學生的思想變化有直接關係,以留學背景為評價尺度,只是一個大概的思路。 
  留學制度是中國近代以來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在後來的很長時期內,這一制度的功能便發生了變化。早期留學制度呈開放性,面向世界,英美、歐陸和日本等,都是留學的主要去向,但這個去向後來改變了,由面向世界變成面向前蘇聯和少數東歐國家,而且已不作為常態教育制度存在。留學生制度的改變,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社會各領域中主導力量的基本結構,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1)   
  文/高增德 
  《書屋》1999年第4期有關自由主義及其傳統的三篇文章,儘管觀點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然而卻能自圓其說,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氣氛對頭,各展其長,各陳其論,有學術爭鳴的態勢及其寬宏大量,既容許自己講話,也要讓別人說理。朱學勤先生雖然針對的是一種文風,他不僅提出應當「有話好好說」,而且自身力求體現正常的學風,我以為這本身就是自 
  由主義所要求的精神。 
  還有,就自由主義而論,對於近現代的中國來說,雖然是舶來品,雖然最終在這塊土地上未成為政治主流,但是畢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過的歷史,畢竟不能不承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理念變革中國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義作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雖然在中國沒有過實踐的傳統,但是與之相適應的思想傳統、學術傳統卻是有的,其具體的表現是:不僅形成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群體及其學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及其思想遺產。不管對自由主義喜歡不喜歡,作為一種曾經出現過的知識分子群體及其學派、傳統及其思想遺產,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視的。 
  下面專門論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 
  如果說中國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話,我以為應上溯到蔡元培,應視蔡元培為自由主義者的代表。綜觀蔡元培一生,他不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其業績貢獻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業最為突出,集中體現在創辦和治理北京大學的成就上。假如要對蔡元培進行知識分子劃類的話,毫無疑問應歸為自由主義者,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視為自由主義的領袖人物或先驅人物。他作過教育總長,任過北京大學校長以及大學院院長,前後的思想與實踐,可以說是影響全國、影響後世、影響深遠的。特別是在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時,其成就和影響更加顯著,教授多數是自由主義者,憑其理念,研究高深學問、培養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維護學術尊嚴;憑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反對政府惡行,改良社會,努力實踐其價值標準。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始終堅執其自由主義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則,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張及其實踐,概括地講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應超越政黨政治而獨立。在《教育獨立議》(1922年)、《提議教育經費獨立案》(1927年)等文中,他強調「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持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影響」。何以要如此?因為「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進步的……教會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會是差別的。」,而於大學中更應貫徹與實現之。他指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說到學術自由時,他強調「研究者進行學術討論有絕對自由,絲毫不受政治、宗教、歷史糾紛或傳統觀念的干擾。即使產生了對立的觀點,也應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合理的說明,避免混戰」。更難能可貴的是以上觀點,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貫之,堅執不渝。 
  其五,他堅持教授治校,視之為保障教育獨立的根本要義和措施。這一主張,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提出,在經過幾年的實踐後,到1925年在《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一文中更加系統地作出了詳述。請注意:他這篇論文是以北京大學為例來重點地介紹教授治校制度,並以此來說明這項制度在中國現代大學及其教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的。他說到原北大行政組織時,認為「這種組織形式形同專制政府;隨著民主精神的高漲,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這一改革,首先是組織了一個由各個教授、講師聯合會組成的更大規模的教授會,由它負責管理各系。同時,從各科中各自選出本系的主任;再從這些主任中選出一名負責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務長。再由教務長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進行教學管理。至於北大的行政事務,校長有權指定某些教師組成諸如圖書委員會、儀器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和總務委員會等。每個委員會選出一人任主席,同時,跟教授、講師組成教授會的方法相同,這些主席組成他們的行政會。該會的執行主席則由校長遴選。他們就這樣組成了一個雙重的行政管理體制,一方面是教授會,另方面是行政會。但是,這種組織形式還是不夠完善,因為缺少立法機構。因此又召集所有從事教學的人員選出代表,組成評議會。這就是為許多人稱道的北京大學『教授治校』制。」 
  以上所說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辦北京大學時思想及其主張,他辦學校,就是要辦成高等學府,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他強調,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學來,要做官去讀法科大學,要做生意,要發財,去讀商科大學。他甚至主張北京大學只辦文理兩科,道理就在於此,要研究高深學問。這個高等學府是殿堂,這裡就是要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是什麼?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在這裡,我以為唐振常先生的話是有道理的,「今天強調北京大學的傳統,北京大學的傳統是什麼?我想應該是自由主義,而不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任何學校、任何參加愛國運動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學,它的傳統,它所獨具的東西,就是自由主義。今天回過頭來說蔡元培是個自由主義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義,我看是非常恰當的,應該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先驅。」 
  當然,蔡元培的自由主義,不止於教育方面,而他之辦大學的思想及其主張,本基於他社會政治思想的擴大和延伸,應該說他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們從《蔡元培全集》中,不難從《社會改良會宣言》(1912年)、《關於不合作宣言》(1923年)、《我們的政治主張》(1922年)、《與〈國聞週刊〉記者的談話》(1926年)、《〈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序》(1935年)等篇中,領悟到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權、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為價值標準;以公開而受監督、為全民利益、保障個人自由、促進個性發展為基本原則;以教育與學術為根本途徑;以階級互助、和平漸進方式推進社會發展,主張與惡勢力不合作;重視人權問題,大力宣傳人權思想,長期為保障人權而鬥爭。   
  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2)   
  在這裡,不能不提到1922年4月,以蔡元培為首發表的政治宣言,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簽名者共16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朱經農、張慰慈、高一涵、徐寶璜、王征、丁文江、胡適。在16人中北京大學占11人,可視為自由主義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發表之初,曾影響當世,後來成立的王寵惠內閣即被稱為「好人政府」。但是他們的努力最後失敗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國惡勢力強大,沒有民主基礎,即使好人政府也難敵之;中國民眾覺悟及其要求不 
  高、力量不強,僅有一些知識分子難成氣候;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見實際上並不統一,後來發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興起的好人參加政府,時間不長又演變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動,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張。在他看來,不論好人參加政府,還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義者的理念體現。 
  雖然這次好人政府的行動並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義」,「好政府」要有兩個涵義卻有著深遠價值。這兩個涵義是:「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還強調「好政府」要有三個原則:一是一個「憲政的政府」,「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二是一個「公開的政府」,「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三是「有計劃的政治」,這種「計劃是效率的源頭」。 
  當然這種「好政府主義」,從理論上來說,主要是針對無政府主義,從實際上來說,是針對北洋軍閥這個壞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學的一批知識分子改良社會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顯然帶有自由主義色彩。據《胡適的日記》載,在1922年5月11日胡適擬撰出《我們的政治主張》後,「打電話與守常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請幾個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贊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於次日,約會者均在蔡元培家開會商議,「他們都贊成了,都列名做提議人」。從這裡可見,蔡在《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稱他為領袖人物是名副其實的,當然稱胡適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這裡,我們還需指出,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是蔡元培開創和奠定的,而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繼任者是認可這個傳統和繼承了這個傳統的。可以說從1917年至1949年這個歷史時期所一以貫之的,正是自由主義傳統。 
  下面恕我再引用這幾位繼任者的言論,來說明他們在堅持自由主義傳統方面所作的努力。 
  蔣夢麟1919年任北大總務長,1923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長。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主張。他指出:「本校屢經風潮,至今猶能巍然獨有,決非偶然之事。……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上,作激烈的辯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已屢經試驗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蔣夢麟不愧為蔡之得意門生,從這番話中不難看出是得真傳的。故蔣對接續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是有他的功勞的。 
  胡適的一生精力,可以說絕大部分時間都貢獻給了北京大學:於1917年回國後,就深得校長蔡先生的賞識和信任,並委以重任,成為一直是有職有權的人物。頭年是哲學研究所主任,次年為英文部主任;1919年代理教務長,翌年轉為正式教務長;1922年成立國學研究所,就任編輯部主任,主編《國學季刊》,並兼校務委員等職。先後任過哲學、外國文學、英國文學、教育、中文等五個系的主任;1931年出任文學院長;1946年擔當校長,直到1948年底止。可見胡適在北京大學的作用和影響,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遠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衍化為一種與保守主義、激進主義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響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說胡適不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遠流長者成為自由主義傳統者,又非北京大學莫屬了。 
  傅斯年在抗戰勝利後代理北京大學校長,雖然前後只有一年,但是從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論主政北大,還是執長檯大,其言論和實踐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傅在論及大學的良好學風時,歸結了四句話:「寬博的胸懷,愛人的氣度,堅貞的風節,樂善疾惡的習慣,都是造成良好的學風所必需要的。」他又強調:「這個好的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師生相愛的誠意,愛校愛國愛人民的心願。」在這裡,他認為:「沒有自由的思想,便沒有學術的進步。」要求得科學進步和學術發展,必須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學進步和學術發展之前提條件。 
  文章到此,本該結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他是首先發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呼喊的第一人,顯然應視為開中國自由主義先河的人物。早在1903年即將英國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翻譯出版,他在「譯凡例」中宣稱:「須知言論自由,只是平實在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實,雖出自仇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為自由。」在嚴復看來,「自由者,各盡天賦之能事,而自承之功過者也」。「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後則有自由之權;合自主之權,於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這裡顯然指明,有了天賦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會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沒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難以實現;沒有思想自由,學術難以「黜偽存真」。寫到這裡,我又覺得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應該上溯到嚴復,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肯定對北京大學有著重要的啟導意義及其作用。當然,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深入研究。   
  關於教育的幾點隨想   
  ——讀《教育:必要的烏托邦》文/陳遠早就知道蕭雪慧先生出版了一本關於教育的隨筆集,在市面上找了好久也沒有見到,於是給蕭先生打電話索書,蕭先生告訴我她手頭的樣書已經被朋友們索要得所剩無幾,但是她會盡快給我寄來。幾天後,我收到了蕭先生寄來的書。 
  我承認閱讀這本書不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因為凡是有良知的人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都會被書中的敘述和現實的境況刺痛靈魂的深處,尤其是像我這樣對於當下的教育有些瞭解的人。 
  在本書選入的文章中,《教育:必要的烏托邦》是作者用力最重也是著筆最多的篇什。在文章中,蕭先生尖銳地指出了當下教育最為嚴重的三個問題,一是提供教育機會的不公正,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義務教育名存實亡;二是「中小學教育從教育思想、培養目標到教材內容、課程安排都貫穿了一種政治功利主義,孩子的個性和願望完全不受尊重」;三是「大學因缺乏學術自由、教學自由而喪失了她作為學術和教學自治中心的地位」。然而當下的教育與這一目標恰恰相反,它在少數利益集團的壟斷下變得極其狹隘。在摩羅等人編著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中,摩羅寫道:「我們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狀態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盡可能地切斷學生跟人類文化和大自然的聯繫。它只得告訴學生在人類所有的思想財富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壞的,是對人類精神有損害的。」這種不公平的、狹隘的教育如果不盡快改變,那麼我們民族的未來岌岌可憂。 
  在《南橘北枳的「教育產業化」》一文中,蕭先生對近年來盛行的「教育產業化」的說法進行了批駁。從理念上來講,我並不反對「教育產業化」這種提法,1949年以前的南開、光華、燕京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以及蕭先生文中提及的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都在教育產業化上有過成功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可以產業化,教育的目標、其基本的理念卻不可以產業化。尤其需要澄清的是,教育產業化並不意味著政府可以減少對教育的投資或者不對教育進行投資,因為從教育成本與教育收益上來看,個人誠然是教育的收益者,但是社會才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對此我們可以做一個複雜的計算。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對教育成本可以精密地計量計算,而對教育收益進行精密的計量計算幾乎是不可能的,下面的計算方法儘管精密,也只是大致上的精密。 
  在這裡,我們採用如下計算方法:每名畢業生的社會直接成本=(學制期各年各項費用支出總和-無關費用)×(學制期各年平均在校生數總和÷學期制)個人直接成本=學雜費+書籍文具費+生活差距費-助學金(獎學金)教育收益通過教育收益率來計算:Σnt=1Et(1+i)t=Σnt=iGt(1+i)t教育成本收益比值:1《教育的投入與產出研究》王善邁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V/G=Σnt=1Et(1+i)t÷Σnt=1Gt(1+i)t教育收益現值:Epdr=Σnt=1Et(1+i)t-Σnt=1Gt(1+i)t貼現後的個人教育成本:G=Σnt=1Cet+Cit1+i=Σnt=1Gt(1+i)t預期教育收益貼現值:V=Σnt=1Et(1+i)t式中,V=n年收入的總貼現值Et=第t年的教育收入R=利率,即教育的機會成本Cet=t年的直接成本Cit=t年的間接成本G=n年的總成本貼現值i=內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然而無論是通過計算還是通過已有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教育的個人收益率一般均高於教育的社會收益率,但是有一個常識性的事實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會的發展卻是歷百年而不衰經千年而不竭的,從教育收益的長期性多效性和擴展性等特性考慮,教育的個人收益在社會收益的面前幾近於零。 
  因此我認為,「教育產業化」只可以作為在多元化辦學格局下的一種思路,而不能成為政府逃避教育投資的借口。 
  在《大學之魂》一文中,作者著重闡述了大學中的「不服從」傳統。在這一點上我與蕭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學的職能和功用決定了她應當是一個保存、發展、傳播價值和文化遺產以及誕生新思想的機構之所在,這一根本目的決定了大學的超現實性和超功利性,也決定了大學的精神在於對學術的探求。賈誼有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我覺得這倒頗為符合大學的精神。對於這一點,陳平原先生在《北大傳統之建構》一文中有淋漓盡致的闡述,陳先生在搜集了嚴復(《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1912年)、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開學式上的演說詞》,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適(《北京大學》,1922年)、李大釗(《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感言》,1922年)、蔣夢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魯迅(《我觀北大》,1925年)、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劉半農(《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賢的文章一一加以註解闡釋,最後意在指出大學的精神重在對學術的探尋與建構。誠然,學術的探求精神與「不服從」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政治高壓致使學術的獨立性無法保存的時候,「不服從」便成了學術獨立的前提,半個世紀以前的陳寅恪在這方面給後人樹立了極好的典範,但是說到底,陳先生的「不服從」還是著眼於學術而非對當局的干涉。而對學術的探求精神,如果從嚴格的規範來說,本身就包含了「不服從」的外延。(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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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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