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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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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 
簡介
 
  【作 者】柏楊著 

  【叢書名】經典柏楊 

  【形態項】 211頁 ; 22cm 

  【讀秀號】000005078757 

  【出版項】 古吳軒出版社 , 2004 

  【ISBN號】 7-80574-864-0 / I267.1 

  【原書定價】 CNY22.80 網上購買 

  【主題詞】雜文(地點: 中國 年代: 現代)雜文 

  【參考文獻格式】柏楊著. 醜陋的中國人. 古吳軒出版社, 2004. 

  本書收入: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起敬起畏的哲學、缺少敢講敢想的靈性、對事不對人、只我例外、謀利有啥不對、沉重的感慨等文章。

  柏楊,台灣著名作家,人文大師。據柏楊自己推算,1920出生於河南輝縣。1949年去台灣。自1950年代用郭衣洞之名開始創作,1960年用筆名柏楊寫雜文,揭露中國文化的病態與台灣社會的黑暗面。目前定居台北。   柏楊一生念過無數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因屢屢被學校開除,從沒有拿過一張文憑,為此還造過假文憑。一生中娶過五個妻子,每一次婚姻都伴隨過一段如煙往事。少年時代打過繼母,青年時代從過軍,和蔣氏父子都有過面對面的經歷,多次企圖自殺,無數次被學校和單位開除,曾遭遇十年牢獄之災,在七十年代幾乎被將決……   柏楊一生著述豐厚,《柏楊版資治通鑒》在台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其中《醜陋的中國人》在當代華人世界中流傳最為廣泛。 
 


 
序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距前集雜文之出版,已四閱月矣。四閱月中,世界上 花樣百出,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天氣,當我為前集寫序時,天正嚴寒,一襲老棉袍在身,凍得 發抖,巴不得去偷點銀子,裝上洋式暖氣。現在為本集寫序,天已盛暑了矣,雙手揮扇,都 木法度,既驅不走熱,也驅不走蚊。天氣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對鏡自照,一代英 雄,迎面出現,只不過白髮蒼蒼,真是老啦。可是,老啦雖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蓋正人君子聞善言則拜,柏楊先生聞善言則□。正人君子聞過則喜,柏楊先 生聞過則怒。正人君子有學有術,柏楊先生則不學有術。君如不信,不妨說兩句善言教我聽 聽,或指出我一點過失試試,恐怕有你吃不了兜著走的鏡頭。柏楊先生與別人不同的是,我 寧可被舒服的話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萬人稱讚,你有啥辦法哉? 為志此盛,特將在台北自立晚報上的專欄,剪貼出書。

  是為序。甲辰年五月於台北市柏府 
 


 
吳剛伐樹我洗缸——為大陸版序
 
  柏 楊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報社舉辦一連數場的講演,邀我參加。我擬定題目:「醜陋的中國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訴我說:「中國人有什麼醜陋的?你關住門說給自己聽吧!」結果不聲不響,就把我從名單裡開除。

  一九八三年,位於台中的東海大學學生自治會,邀我講演,我講的題目仍是「醜陋的中國人」。自治會主席問我能不能改一下題目,我說:「再改仍是醜陋的中國人」。他請示訓導處,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內容不要太過分。我當然遵命,但有一個請求,就是給我一個完整的錄音帶。學校答應的聲音如雷貫耳。講演那天,進到大禮堂,發現前四五排,坐的全是軍事教官。會場雖然擠滿了學生,氣氛卻顯得肅殺。講完之後,大家依例鼓掌。過了十幾天,學校把錄音帶寄來。放在錄放音機播出:「各位長官、各位同學……」接著是一片寂靜,惟一聽到的是帶子旋轉聲,原來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講詞,全被洗掉,多少有點傷感。對付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出獄不久、狼狽不堪的專欄作家,一個堂堂大學堂,竟用這類小動作相待。我是這麼重要嗎?我不認為我是這麼重要。但既然連一個大學堂都認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華一同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計劃的邀請。在五月花大樓住了三個月,我們充滿了驚奇、愉快、滿足,和豐富的回憶,其中的一項就是我在愛荷華大學,再次地講演「醜陋的中國人」。在一個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俱樂部的教室裡,聽眾三分之二是黃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敘述講演的過程,只說講演結束的時候,剎那間,我感覺到一片幽靜,好像深谷那樣的幽靜。連一聲禮貌性的鼓掌都沒有,而聽眾們卻一個一個站起來,紛紛離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沒有出現。一位台灣留學生,開車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們相對無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後,一卷錄音帶,才輾轉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誰送來的。香華請一位華人朋友呂嘉行先生幫我整理下來。假設這時候,錄音帶發現空白,我一點也不稀奇。然而,呂先生全部記下來之後,竟沒有一點空白,真是感觸良深。我們的東海大學和人家的愛荷華大學,在這一點小動作上,怎麼竟有這麼大的落差?我向愛荷華大學致敬。

  《醜陋的中國人》除了中文本外,還有三種譯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譯本出版時,我和香華受邀從台北飛到東京。在新書發表會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記者,逼著我問:「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站在我們日本土地上,對你自己的同胞,無情地指責和揭發,使我們日本人看不起中國人。請問你會不會感到羞愧?」我回答說:「我想,以各位流利的華語和各位訪問中國時所寫出來的報道,我請各位誠實地,用你的專業榮譽保證,誠實地回答我,在看到《醜陋的中國人》之前,難道你就看得起中國人嗎?你難道從不恥笑中國人嗎?」大家互相看看,尷尬地點點頭。我說:「你們事實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國人,但因為你們是日本人,不便講出來,如此而已。」忽然間,他們哄堂大笑,是那種有節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國人的缺點,正因為我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你們所看到的,多是虛驕的中國人。而現在,二十世紀七○年後,有檢討能力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國人誕生,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陸。在香港一下飛機,立刻陷於閃光燈和記者群中。有記者問:「你對『醜陋的中國人』的遭遇有什麼意見?」

  我能有什麼意見?

  然後,二○○三年,神舟五號發射成功,北京新華社一位記者先生,用越洋電話向我訪問。我為這項成功感謝上蒼,但他告訴我一個消息,說:「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政府應該把製造航天飛機的經費,救濟嗷嗷待哺的窮人。」我問:「你們對待這些反調,採取什麼行動?」他說:「什麼行動都沒有,誰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剎那間,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覺到中國的科技不但在進步,而且我們的人文素質也同時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醜陋的中國人》可以在大陸正式出版了。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悅,感謝上蒼!

  吳剛伐樹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傷

  千年揮斧樹仍在

  井蛙洗缸費思量

  屈原徒懷家國恨

  諫臣鮮血灑刑場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賴幾人不尋常 
 


 
醜陋的中國人
 
  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 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 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 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 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不 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聽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 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笫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到非常高興,感謝各 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 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 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 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看把他 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 不過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 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 把錄音帶寄來,只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 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 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瞭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 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 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瞭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 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 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 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裹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 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 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燙替你 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燙全身脫 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只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 難過和憤怒外,只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 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 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 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 嗚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歎了一口氣 「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歎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 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 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 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 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 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長長遠的, 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 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 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 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 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 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 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 好起來?

  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 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 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 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怎麼能夠站得起來?在馬來 西亞,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裹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 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馬來 人的心胸不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 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 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 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同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 法國將阿爾安斯、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 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 麼一同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想 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癡如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 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普路斯,一邊是土耳 其人,一邊是希臘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 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 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只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 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縻 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 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 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 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 --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 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 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唸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 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 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 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 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 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 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 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 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 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 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 斷的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予?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 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 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 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 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間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 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 問題。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 來。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於打悶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 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 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 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 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裹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 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 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 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縻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 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因 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 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 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 面指教。]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 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准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那裹都 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講得怎麼樣?」我說:「還 是不准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 經過若千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 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 找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 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 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 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 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 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 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 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 個大漏洞。記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劇(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 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我不要這個藥,我寧願死。你 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 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 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 腥等熱饒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別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裹充滿了羨慕。這樣 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最 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 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別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 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 鋪。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裹,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 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冰 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裹有潮濕的霉味。我問:「你們不能弄乾 淨嗎?」她說:「不能。」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我們自 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噪 門最為叫座。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兩個廣東人在那裹講悄悄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 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正耳語。」

  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 只要聲音大、噪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裹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我想這幾點足使中 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因為吵、髒、亂,自然會影響內心,窗明幾 淨和又髒又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口本人。看起 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曰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 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 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 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 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 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 起,三巨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虱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 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 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只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 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 人不團結。」我一面講,一面痛徹心腑。

  中國人不但不團結,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 書。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任何一個華人社會,至少分成三百六十 五派,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中國有一句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 尚沒水吃。」人多有什麼用?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瞭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說他不了 解,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來美國,住在一個在大學教 書的朋友家裹,談得頭頭是道,天文地理,怎麼樣救國等等,第二天我說:「我要到張三那 兒去一下。」他一聽是張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說:「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說:「我 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國學校教書,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還 講什麼理性?所以中國人的窩裹鬥,是一項嚴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 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 國人。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 嚴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一塊從中國來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質問他 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那人說:「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你現在高樓大廈,我現 在搞的沒辦法,我不告你告誰?」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譬如說,在美國這麼大的一 個國度,滄海一粟。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誰告你?就是你身邊的朋 友,就是中國人告你。有許多朋友同我說: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你可要特別注意。特 別小心,他不但不會提升你,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因為他要「表示」他大公無私,所以我 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我常聽人說:「我們同猶太人一樣,那麼勤勞。」我覺得這話應該分 兩部分來講,一個是,中國人的勤勞美德,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幾千年下來,中國 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勞,現在已不存在。第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像報紙上說 的: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不得了啦,三個人有三個意見。但是,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 一旦決定了之後,卻是一個方向,雖然吵得一塌糊塗,外面還在打仗,敵人四面包圍。仍照 舊舉行選舉!各位都現白,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沒有反對黨的選舉,不過是一 台三流的野台戲。在我們中國,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中國 人在決定了之後。卻是三個方向。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有人提議到舊金山,表決決 定到紐約。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們會去紐約。如果是中國人,哼,你們去紐約,我有我的自 由,我還是去舊金山。我在英國影片中,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有的要爬樹,有的要游泳, 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表決通過爬樹,於是大家都去爬樹。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 因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時候,大官還 要照個相,表示他降貴紆尊,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裹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 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 我控制,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 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 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 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 裡很難過。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 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證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 諒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 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 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侯,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 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只因為我太忠厚。」看 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 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 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 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 話--要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因 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 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暱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 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 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 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 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 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裹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 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顏觀色,轉彎抹角,問他 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 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 辭:「唉!我不行啊!我那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於。好比這次請我 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我 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 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 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 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 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 「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 「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 平輩朋友,還沒有關係。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 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 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體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 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 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 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 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 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不只台灣如此,大陸尤其嚴重。今 年(一九八四)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 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 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 軟體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 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 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 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只能在書上看 到,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馬上 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 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 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 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 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就。但是要保持這個奇 跡,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 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 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 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 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 開方向盤,同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 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 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 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 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 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噗通 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 淒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 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還 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 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 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 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 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 大,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 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 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 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 怕什麼?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 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只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 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 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 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 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 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 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 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 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 《資治通監》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 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 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 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 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膠口袋 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 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 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 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 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 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 什麼要那麼同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 「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 子,就知道樓有多高。」「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 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 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漿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闆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 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 就空手回來。老闆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闆問他:「你為什麼不 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闆又罵他混蛋。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 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 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闆會誇獎他說:「你太聰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 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 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 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鑒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 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有認識字的人,都 在那裹註解孔丘的學說,或註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 允許這樣做,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 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至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 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 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 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 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 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只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 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鑒賞家本身就 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 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 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鑒賞家。

  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從不揭露對方陰私,因為這樣做 選民會免得你水準不夠,喪失選票。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不但專門揭露陰私,而且製造 陰私,用語惡毒。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人民一定 要自己夠水準,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準,還去怪誰?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我們卻直著脖 子叫他萬歲。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使人痛心,選民在排著隊選 舉,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有人就問:「怎麼不給我呀?」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民主是要 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現在,常有人講:「政府放寬多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就一 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象。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 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 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鑒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 下。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假畫出籠,真畫家只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 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 「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 沒有鑒賞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不 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因為中國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 淹死。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最後一點,我的感想是:我們中國人口太 多,僅只十億張大的口,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使我們想到,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 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我們就能鑒賞自 己,鑒賞朋友,鑒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唯一的一條路。

  謝謝!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紐約《台灣與世界雜 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報》;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論壇報》。 
 


 
中國人與醬缸
 
  本文是柏楊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國紐約孔子大廈的講辭。

  今天主席給我的題目是「中國人與醬缸」,如果這是一個學術討論會,我們就要先提出來,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醬缸?我想我不再提出來了,因為這是一個畫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種現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個定義的話,這事的內容和形式卻模糊了,反而不容易瞭解真相,在這種情況之下,討論不容易開始。

  記得一個故事,一個人問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認為人是有輪迴轉生的,說:「我現在的生命既是上輩子的轉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輩子是個什麼樣的人?既是下輩子又要轉生,能不能告訴我下輩子又會轉生什麼樣的人?」這位得道高僧告訴他四句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這輩子過的是很快樂的生活,你前輩子一定是個正直寬厚的人;假定你這輩子有無窮的災難,這說明你上輩子一定做了惡事。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話,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話,當然不認為有前生後世,但請你在哲理上觀察這段答問。

  我的意思是,這故事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個國籍的人,大多數都有中國血統,這個血統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變的。不高興是如此,高興也是如此。我們所指的中國人是廣義的,並不專指某一個特定地區,而只指血統。

  中國人近兩百年來,一直有個盼望,盼望我們的國家強大,盼望我們的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來,我們一直衰弱,我們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視,原因在什麼地方?當然我們自己要負責任。但是,從文化上追尋的話,就會想到剛才所說的那個故事,為什麼我們到今天,國家還不強大?人民還受這麼多災難?從無權無勢的小民,到有權有勢的權貴,大家方向都是一樣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喪。

  我記得小時候,老師向我們說:「國家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但是我們現在呢?輪到向青年一代說了:「你們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這樣一代一代把責任推下去,推到什麼時候?海外的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為慇勤。今天我們國家遭到這樣的苦難,除了我們自己未能盡到責任以外,傳統文化給我們的包袱是很沉重的,這正是所謂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頓博物館,看到裡面陳列著我們祖母時代的纏足的鞋子。我親身的經驗是,像我這樣年紀的婦女,在她們那時候都是纏足的,現在你們年輕人聽來簡直難以想像。為什麼我們文化之中,會產生這種殘酷的東西?竟有半數的中國人受到這種迫害,把雙腳裹成殘廢,甚至骨折,皮肉腐爛,不能行動。而在我們歷史上,竟長達一千年之久。我們文化之中,竟有這種野蠻部分?而更允許它保留這麼長的時間,沒有人說它違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數男人還認為纏小腳是值得讚美的。而對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據歷史記載,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錢有權人家,都可自己閹割奴僕。這種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紀,也就是宋王朝開始後,才被禁止。這種情形,正說明我們文化裡有許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裡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說到醬缸,也許年輕朋友不能瞭解。我是生長在北方的,我們家鄉就有很多這種東西,我不能確切知道它是用什麼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國飯館吃烤鴨的那種作料就是醬。醬是不暢通的,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那樣澎湃。

  由此死水不暢,再加上蒸發,使沉澱的濃度加重加厚。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所謂前生因,就是這樣。

  中國文化中最能代表這種特色的是「官場」。過去知識分子讀書的目的,就在做官。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場」,是由科舉制度形成,一旦讀書人進入官場之後,就與民間成為對立狀態。那個制度之下的讀書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錢。從前人說,行行出狀元,其實除了讀書人裡有狀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時候對其他階層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種衣服,不能乘某種車子。封建社會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為前提。封建社會控制中國這麼久,發生這麼大的影響和力量,在經濟上的變化比較小,在政治上卻使我們長期處在醬缸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標準為標準,以官的利益為利益,使我們的醬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濃。

  在這種長期醬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們中國人變得自私、猜忌。我雖然來美國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現象,覺得美國人比較友善,比較快樂,經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國朋友家裡看到他們的孩子,雖然很快樂,卻很少笑,是不是我們中國人面部肌肉構造不一樣?還是我們這個民族太陰沉?

  由於民族的缺乏朝氣,我們有沒有想到,造成這樣的性格,我們自己應該負起責任?中國人的人際之間,互相傾軋,絕不合作。這使我想起了一個日本偵探長訓練他的探員,要求他屬下看到每一個人,都要懷疑他是不是盜賊。這種心理狀態用於訓練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國人心裡卻普遍地有這種類似情況:對方是不是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好處?形成彼此間的疑懼,這種疑懼使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

  我們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有資源,有人口,八億或者十億,能夠同心協力的話,我們在亞洲的情況,哪裡會不及日本?

  由於長期的專制封建社會制度的斫喪,中國人在這個醬缸裡醬得太久,我們的思想和判斷,以及視野,都受醬缸的污染,跳不出醬缸的範圍。年代久遠下來,使我們多數人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氣,一切事情只憑情緒和直覺反應,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為價值,都以醬缸裡的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為標準。因此,沒有是非曲直,沒有對錯黑白。在這樣的環境裡,對事物的認識,很少去進一步地瞭解分析。在長久的因循敷衍下,終於來了一次總的報應,那就是「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外來文化橫的切入,對中國人來說,固然是一次「國恥紀念」,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未嘗不是一次大的覺醒。日本對一些事情的觀察,跟我們似乎不同。十八世紀時,美國曾經擊沉了日本兩條船,使日本打開門戶,日本人認為這件事給他們很大的益處,他們把一種恥辱,當做一種精神的激發。

  事實上,我們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現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至少在座的各位,說不定頭上還留著一根辮子,女人還纏著小腳,大家還穿著長袍馬褂,陸上坐兩人小轎,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鴉片戰爭提早到三百年前發生,也許中國改變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發生的話,整個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這個「國恥紀念」,實際上是對我們醬缸文化的強大衝擊,沒有這一次衝擊,中國人還一直深深地醬在醬缸底層,最後可能將窒息而死。

  鴉片戰爭是一個外來文化橫的切入。西方現代化的文明,對古老的中國來說,應該是越早切入越好。這個大的衝擊,無疑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嚴厲挑戰,它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物質文明,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謂物質文明,像西方現代化的飛機、大炮、汽車、地下鐵等等,我們中國人忽然看到外面有這樣的新世界,有那麼多東西和我們不一樣,使我們對物質文明重新有一種認識。再說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也給我們許多新的觀念和啟示。過去我們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一切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產品。

  以前中國人雖有一句話,說「人命關天」,其實,人命關不關天,看發生在誰身上?如果說發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個人的話,當然關天。但如果兇手是有權勢的人,人命又算得什麼?所以還是要看這關係到誰的問題。古聖人還有一句話,說「民為貴,君為輕」,這不過是一種理想,在中國從沒有實現過。以前的封建時代,一個王朝完了,換另一個王朝,制度並沒有改變。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於舊王朝的,就是燒房子,把前朝蓋的皇宮寶殿燒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們燒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說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燒「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來,並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樹,而只以燒房子來表示不同。這使我們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幾千年竟沒有留下來幾棟古老建築。

  中國政治思想體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東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的話,但這也不過只是一種希望和幻想罷了。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絕對不會和庶民同罪的,中國人向來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這回事,雖然以前有人說,我們也有自由,可以罵皇帝,但我們的自由極為有限,在統治者所允許的範圍內,有那麼一點點自由。人民或許可以罵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裡罵。自由的範圍很狹小,當然可以有胡思亂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觀念,卻完全沒有。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當然,我們在感情上也不得不這樣認為,否則就難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還有另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民族為世界文明建立了鋼架,像他們的議會制度、選舉制度,和司法獨立、司法陪審制度等等,為人類社會,建立了一個良好結構,這是它對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貢獻,也是西方社會能夠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再浪費的選舉,總比殺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對於西方一些好的東西,我們必須有接受的勇氣。有人說西方的選舉不是選舉人才,是在選舉錢,而這種錢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負擔得起的,即使這樣,浪費金錢,也比浪費人頭要好。

  一切好的東西,都要靠我們自己爭取,不會像上帝伊甸園一樣,什麼都已經安排好了。中國人因為長期生活在醬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產生一種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記得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忘記了影片的名字,一個貴婦人,她某一面是美麗、華貴,被人崇拜,另一面卻是荒淫、無恥、下流,她不能把這雙重人格統一起來,後來心理醫生終於使她面對現實,她只好自殺。我們檢討自己病歷的時候,是不是敢面對現實?用健康的心理,來處理我們自己的毛病?

  我們應該學會反省,中國人往往不習慣於理智反省,而習慣於情緒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對太太說,你對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摜,說:「我怎麼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還做菜給你吃?」這動作就是一種不友善的表示,這樣的反省,還不如不反省。

  自從西方文化切入以後,中國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變化,在道德觀念上也起了變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飯,現在你要打一下,試試看!年輕朋友很幸運的是,傳統之中 

  一些墮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領域中,如藝術、詩歌、文學、戲劇、舞蹈,都起了變化和受到影響。

  一說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準有人扣帽子,說「崇洋媚外」。我認為崇洋有什麼不可以?人家的禮義確實好過我們的粗野,人家的槍炮確實好過我們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學問道德種種比自己好,為什麼不可以崇拜他?中國人沒有讚美別人的勇氣,卻有打擊別人的勇氣。由於我們的醬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國人「橘逾淮則枳」。橘子在原來的地方種植生長出來,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個地方去,卻變成又小又酸了,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營救我的孫觀漢先生,他曾將山東省大白菜種子,帶到匹茲堡來種,但種出來的菜,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種本事,學什麼,像什麼,而中國人卻學什麼,不像什麼。日本人這種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學人家的優點,學得一模一樣。中國人只會找出借口,用「不合國情」做擋箭牌,使我們有很好的拒絕理由。甲午戰前,日本人到中國海軍參觀,看見我們的士兵把衣服曬在大炮上面,就確定這種軍隊不能作戰。我們根本不打算建立現代化觀念,把一切我們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曬在大炮上的衣服拿開,也都推說「不合國情」。

  像台北的交通問題,原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多少年來,卻一直解決不了。我想如果對違規的人施以「重罰」,幾次下來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來應該要教導他們「禮讓」,認為禮讓才適合我們國情。我們已經禮讓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還要再禮讓到什麼時候?我們設了一個行人穿越馬路時的「斑馬線」,「斑馬線」本來是保護行人的,結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馬線」上。我有個朋友在台北開車時橫衝直撞,到美國來後常常接到罰單,罰得他頭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規則,這麼簡單的事,中國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說起別國的長處,就有人號叫說「崇洋媚外」。事實上,美國、法國、英國、日本,他們有好的,我們就應該學;他們不好的,就不應該學,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有位美國人寫過一本書《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並沒有人說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醬缸文化太深太濃,已使中國人喪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緒之中。一位朋友開車時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問他為什麼,他開玩笑說:「表示我不忘本呀!」我們希望我們有充足的智能認清我們的缺點,產生思考的一代,能夠有判斷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們的醬缸變淡、變薄,甚至變成一壇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國人非常情緒化,主觀理念很強,對事情的認識總是以我們所看見的表象作為判斷標準。我們要養成看事情全面的、整體的概念。很多事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發掘,就比從一個角度探討要完全。兩點之間的直線最短,這是物理學上的;在人生歷程上,最短距離往往是曲線的。所以成為一個夠格的鑒賞家,應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有鑒賞能力的社會,才能提高人們對事物好壞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見過老戲劇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經六十多歲了,臉上皺紋縱橫,簡直不堪入目。可是,這對他藝術的成就,沒有影響。當他唱《小放牛》的時候,你完全忘了他蒼老的形象。大家有鑒賞分辨的能力之後,邪惡才會斂跡。好像我柏楊的畫和凡?高的畫放在一起,沒有人能夠分別,反而說:「柏楊的畫和凡?高的畫一樣!」那麼,真正的藝術家受到很大的打擊,社會上也就永遠沒有夠水準的藝術作品。

  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中國人包容的胸襟不夠,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機場搭飛機,在機上小睡了一個鐘頭,醒來後飛機仍沒有開,打聽之下,才知道他們在鬧罷工。我驚異地發現,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談笑自如,這如果發生在我們國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樣了。旅客准跑去爭吵:「怎麼還不起飛?怎麼樣?難道吃不飽?鬧什麼罷工?罷工你還賣票?」他們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我是領航員,說不定我也參加罷工。從這裡面也可以看見所謂大國民的氣度,美國這個國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這麼多膚色和種族,還包容了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風俗習慣,甚至包容了我們中國人的粗野。

  這種風度說明一個大國的包容性,像裡根和卡特在電視上辯論的時候,彼此之間各人發表政見,並沒有做出粗野攻擊。裡根並沒說,你做了幾年總統,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沒有說,你沒有從政經驗,這個國家你治理得好呀?雙方都表現了極好的風度,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質。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特別鼓勵大家都參與政治,但如果有興趣參與,就應該參與,因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幹什麼的,一條法律頒布下來,不但金錢沒有保障,連自由、生命也沒有保障。

  但我們不必人人參與,只要有鑒賞的能力,也是一樣。這種鑒賞,不但在政治、文學、藝術上,即使是繪畫吧,鑒賞的水準也決定一切。那些不夠格的,像我柏楊,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畫,不敢拿出來,否則別人一眼看出來高下,會說:「你這是畫什麼玩意兒?怎麼還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鑒賞的能力,社會上才有好壞標準,才不至於什麼事都可打個馬虎眼兒,大家胡混,醬在那裡,清濁不分,高下不分,阻礙我們的發展和進步。

  我的這些意見,是我個人的感想,提出來和大家討論,還請各位指教,並且非常感謝各位。 
 


 
醬缸國醫生和病人(代序)
 
  話說,從前,有個醬缸國,醬缸國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辯論他們是不是醬缸國。而最熱鬧 的事就是醫生和病人的爭執,結果當然是醫生大敗,大概情形是這樣的:

  病人:我下個月就要結婚了。大擺筵席,你可要賞光駕臨,作我的上賓。我的病化驗的 結果如何?

  醫生:對不起…我恐怕要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化驗的結果就在這裡,恐怕是三期肺病: 第一個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說我咳嗽:你剛才還不是咳嗽,為什麼不是肺病?

  醫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樣。

  病人:有什麼不一樣?你有錢、有學問,上過大學堂,喝過亞馬遜河的水,血統高人一 等,是不是?

  醫生:不能這麼說,還有半夜發燒......

  病人:不能這麼說,要怎麼說才能稱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發燒,我家那個電扇,用 到半夜能把手燙出泡,難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醫生(委屈解釋):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璧是個牙醫,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難道他們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岳生:那當然不是,而是綜合起來……

  病人:好吧,退一萬步說,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麼關係?值得你大呼 小叫!外國人還不照樣得肺病?為什麼你單指著鼻子說我。我下個月結婚,誰不知道,難道 你不能說些鼓勵的話,為什麼要打擊我?我跟你有什麼怨?有什麼仇?你要拆散我們?

  醫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說……

  病人:我一點也不誤會,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喪母,沒有家庭溫暖,中年 又因強姦案和某財害命,生了大牢,對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滿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別人幸 福,看不得國家民族享有榮耀。

  醫生:我們應該就事論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論事,坦白告訴你你當初殺人時,是怎麼下得手的,何況那老太太 又有恩於你。

  醫土(有點恐慌):診斷書根據你血液、唾液的化驗,我不是平空說話。

  病人:你當然不是平空說話,就等於你當初妁刀子,不會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 樣。你對進步愛國人士的侮辱已經夠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說他們都得了三期肺病, 你不覺得可恥?

  醫生:老哥,我只是愛你,希望你早日康復,才直言提醒,並沒有惡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個血淋淋的劊子手,有良心的愛國人士會聯和起來,阻止 你在「愛」的障眼法下進行對祖國的謀殺。

  醫生:我根據的都是化驗報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國大學化驗......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這個喪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賤骨頭,我嚴肅的警告 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價。

  醫生(膽大起來):不要亂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說理,我過去的事和主題有 什麼關係?我們的主題是:「你有沒有肺病」?

  病人:看你這個「醜陋的中國人」模樣,嗓門這麼大,從你的歷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惡毒 心腸,怎麼說沒有關係?中國就壞在你們這種人手上,使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全害了三期肺 病,因而看不起我們。對你這種吃裡扒外的頭號漢奸,天理不容,錦衣衛(努力咳嗽),拿 下!

  當然不一定非錦衣衛拿下不可(柏楊先生就被拿下過一次),有時侯是亂棒打出,有時 候是口誅筆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罵
 
  中國文字中最無法下界說的,莫過於「罵」,罵本來的意義應該是一種侮辱,你閣下罵 了柏楊先生一頓,我准跳高。而柏楊先生罵了你閣下一頓,你也不會放過我,准回敬曰: 「干你娘」。不特此也,三國時,代諸葛亮先生在兩軍陣前,碰見王朗先生,幾句「皓首匹 夫,蒼髯老賊」,王朗先生一聽,大叫一聲,活活撞死馬下,這真是恆古之大罵。不過,罵 之為物,用之於廉恥未泯的朋友,其效尚宏,這年頭王朗先生者流不多,多的是正人君子和 道貌岸然。諸葛亮先生如困生到現在,罵了半天,別人無事,照漾嘻嘻笑而笑嘻嘻,他自己 死怕反而會大叫一聲,活活撞死馬下也。

  主要的是,「罵」一入官場,其意義即大變特變。柏楊先生在官崽大學堂擔任教習,教 的就是「挨罵學」,對此有精闢的闡揚,有志之士,可往旁聽。夫「挨罵為陞官之本」,有 些人想挨罵還不可得。蓋你收了紅包的結果,如果不是挨罵,而是法律裁判,就一切都完了 蛋矣。我們家鄉有句俗話曰:「打是親,罵是恩」,指父母對子女而,言而能給你官做的人 就是父母,被人給官做的就是兒子孫子重孫子。君讀明史,讀到明末種種鏡頭,一定拍案叫 絕。魏忠賢先生不過一個被閹割了的地痞,可是因他可以給人官做,中央文武百官以及地方 文武百官,幾乎全都拜在他的腳下當乾兒子乾孫子乾從孫子,擠不到子孫圈裡的官,便如喪 考妣,以頭碰牆,恨不得吃兩斤巴松。既有如此跳圈之狂熱,則像二「章」先生那種操操他 的媽,或罰罰他的跪,不但不是侮辱,簡直是一種異數。有些人在子孫圈之外徘徊流涕,想 自己的媽被操,想跪上一年半載,還沒有人肯下手哩。

  時代進步,罵也跟著進步,操媽罰跪的時代已經過去,內容遂變得十分複雜。有那麼一 天,我在街上過見一個場面,兩位都是從小汔車裡鑽出來的人物,無眼鏡的問曰:「老闆叫 你去幹啥?」戴眼鏡的答曰:「挨了一頓罵,慘啦,慘啦。」我當時就告老妻曰:「記住那 傢伙,他馬上就要陞官。」老妻不信曰:「挨罵的人還能陞官?你真老糊塗。」愚婦之見, 真是可歎。果然,前天翻報,陞官圖中有他的玉照.

  蓋挨罵學的精華全在於,此那就是說,老闆大人呀,請瞧請瞧,你操我媽也,罰我跪也 好,我仍然狂熱的愛你忠,你不給我官做,你狗崽的還有天良乎?而老闆大人也是如此想 法,我操他媽,罰他跪,他都不變,安全可靠,莫此為甚,我不給官,給王八蛋官乎。壯 哉,一到末世,就安第一。古書上可惜沒有寫出頂撞李鴻章先生那位知府的姓名,否則我敢 打包票,他準沒有前途。想當官的朋友必須把握此項秘訣,第一步是先往子圈裡跳,第二步 是取得挨罵格,第三步是使老闆自覺他是黃天霸,第四步是「挨罵學」、「買西瓜學」、 「難得糊塗學」、「一臉忠貞學」出籠。包管你明天就坐在大辨公桌之,向周棄子先生埋怨 曰:「這局長真不是人幹的。」你敢跟我賭一塊錢哉?

  一個人甘心當奴才,甘心被罵,是他真的「忠貞在此,諸神退位」乎?當然也有一種祖 傳的奴才胚,以當奴才為榮的,不過恐怕是大多數都另有天地。不管你怎麼整我,只要能給 我官做,我就興興頭頭,前仰後合。於是,所有的看家本領,就在這種情勢下,五光十色, 大批出擊。有些人一看小官崽大衣而車門,就大叫不得了啦,不知道在暗室之中,小電影的 節目還更為精彩,這是時代的需要,無可奈何者也。有一個問題在焉,有心的人不妨四打 聽,在中國歷史書上,幾乎到都有責備別人「忘恩負義」的宣言,不外是某人焉,原來沒飯 吃,要不是我拉他一把,早餓死啦,可是他忘恩負義,罵他兩句竟不肯接受,某人焉,原來 當課的,我連升他八級,教他當處長,可是他忘恩負,竟不跳樓。嗚呼,只要隨便走走,所 碰見的,簡直全是這種有於人的人,而所感歎的,又無不是別人如何如何的忘恩負義。人聽 啦,好像中華民族忘恩負義的風氣特盛,真是毛骨悚然。

  幸而事實上頗有研究餘地,人是有權力慾的,羅素先生有一本巨「權力論」,認為權力 是人類進化的動力,和唯物論,唯心論,鼎立而成為第三種學說。所以人們對權力的來源, 無不誠惶誠恐。該來源如果是選民,則他忠選民。該來源如果是君主,則他忠君主。該來源 如果是柏楊生,他忠柏楊先生。該□源如果是官崽二抓牌,則他效忠官崽二抓牌。這裡面最 大的分野是,效忠於選民,他可以維持他人性的尊嚴。如果效忠於楊先生,我既操他媽又罰 他跪,必要時還要他聞屁□糞,他的自尊心恐怕很難維持。一個沒有自尊心的人,要想他像 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一樣,倔強不變,可乎?在另一方面,使人最大的困惑是,明明用的是奴 才,□異想天開,希望該奴才像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從前對人,以國士待之,則國士 報之。而今對人,以奴才待之,□希冀以國士報之。用玩奴才的手段去結死黨,怎不到處喊 人心不古哉?一個月幾百幾千薪金雇別人的勞力,到時候□要他從十八層樓往下跳,不跳就 是忘恩負義,如果顛倒過來,老闆大人閣下自己往下跳乎?即令有格外的施恩,已用格外的 諂媚報答之矣。人的性格是一貫的,他為啥向你低頭?為啥你操他媽罰他跪他還滿面紅光? 是因為你給他官做,一旦你稀里花拉,不能給他官做啦,再想如法炮製,自然不接受,蓋他 去找別的能給他官做的人啦。這個道理,比柏楊先生張口向你閣下借一塊錢,都明白,沒啥 好商量的也。

  中國知識份子走的路,兩千年來,都是固定了的,咬定一個主子,吃人一碗賞下來的 飯,不但沒有第二路可走,而且除了這一條路外,想活下去都有點困難.自然而然的就產生 了「人生以做官為目的」的地下哲學,一切為主子服務矣.歷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應推叔 孫通先生,研究他一生的奇遇,可看出中國六化所缺少的靈性倒底哪裡去啦.他閣下原來是 秦王朝的「待詔博士」,陳勝先生揭竿叛變後,消息傅到咸陽,二世皇帝嬴胡亥先生表示民 主,特向大家徵求意見,諸生三十餘人說老實話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 下發兵擊之。」嬴胡亥先生一聽,勃然大怒,叔孫通先生瞧在眼裡,一臉忠貞學出籠,急忙 奏曰:「諸生解皆非,夫天下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柏 楊先生按:這一巴掌拍的結實〕,法於下,吏人秦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 竊,何足置齒牙哉。邵守尉令捕誅,何足憂。」嬴胡亥先生是一個短命鬼,當皇帝不到三 年,就被子孫圈中堅份子趙高先生一刀,戳穿尊肚。滿朝文武似乎只有叔孫通先生摸了個 准,蓋昏庸驕愎的傢伙,最大的特徵是喜歡聽順耳的話。諸生們老老實實說真話,嬴胡亥先 生當然大怒,「這種地頭蛇頭目,中國多的很,犖犖大者,又有二人焉,楊廣先生和朱由檢 先生是也」,叔孫通先生信口雌黃了一頓,就立刻渾身舒服。史書上說,嬴先生馬上就賞了 他二十匹西服料,一件大衣,另外,升他為正式「博士」。

  叔孫通先生回到家裡,那些大敗的人心裡不服,找他理論,問曰:「陳勝明明是叛變, 你為啥說了一大堆,不嫌諂媚得過火呀?」請看他閣下如何應對,答曰:「你們不知我也, 我不把他弄得暈暈忽忽,而像你們一樣,也說真話,咱們今天還能平平安安回家哉?」這是 一個千古不滅的鏡頭,上下交相騙,而國砸矣。嗟夫,我們能責備叔孫通先生騙乎?地頭蛇 一手拿著皮鞭,一手拿著「帛二十匹」、「拜為博士」,威迫利誘,逼你非騙不可。換了柏 楊先生,左一思,右一想,恐怕說出來的話,比叔孫通先生還要使他閣下過癮。但叔孫通先 生高明的地方是,他在陞官發財之後,並沒有鬼迷心竅,沾沾自喜,看準了秦王朝馬上就要 打烊,乃捲起行李,逃之夭夭,投奔別的主子去啦。大概他的霉氣未退,所投奔的對象,一 個個也跟著打烊。先投奔薛,薛已降楚,再投奔楚,楚又滅亡。輾轉了若干年,沒有立腳之 地,最後歸漢,劉邦先生瞧他穿著儒生衣服,又寬又大,幌來幌去,簡直從心眼裡討厭。叔 孫通先生何等聰明,就立刻改裝,短衣短褲。

  叔孫通先生跑來跑去,並不是孤伶伶的跑,而是有一群學生──以他為首的子孫圈,在 他的屁股後,跟著跑。希望有朝一日,劉邦先生給老師一個官做,以便吃菜的菜,喝湯的喝 湯。可是想不到叔孫通先生不但不向劉邦先推薦他們,反而把些三竿子打不著的強盜匪徒之 類,硬往裡拉,於是學生全體嘩然,且看史書上如何寫吧,漢書云:「通〔叔孫通〕之降 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大猾者,知識份子瞧不起粗線條,口頭上佔便宜的話 也。叔孫通先生解釋曰:「劉邦現在拚命打天下,你們能斗一下?當然先推薦潑皮亡命之 輩。各位同志且稍安勿躁,我忘不了你們。」果然,劉邦先生拳打腳踢,搞出了一個王朝, 當了皇帝。而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將軍也好,當初大家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不分彼此, 咬耳朵摸屁股的朋友,天下是大家打下的,要高興當然一齊高興,「群臣飲宴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把劉邦先生搞得焦頭爛額。叔孫通先生抓住機會,建議「共起朝儀」,共 起朝儀的結果是劉邦先生大悅,曰:「俺今天才知道當皇帝之妙也。」於是,叔孫通先生趁 著主子大悅之際,緣竿而上,把他的學生薦了上去,劉邦先生乃一一發表他們為「郎」, 「類似現在次長、司長、科長之類的官」。叔孫通先生也真會做人,劉邦先生不是賞了他五 百斤黃金乎?他也轉送給學生,學生歡呼雷動,贊曰:「叔孫先生真是聖人,知當世務。」

  我想讀者先生現在可以瞭解「聖人」的定義矣,聖人者,「知當世務」,能弄到官做, 也能給人官做之人也。社會上很多奇異的事情,便由此發生,在洋大人之國,不學一定無 術,而在我們中國,不學硬是有術,誰使他有術乎?官使他有術也。那也就是說,官就是聖 人,官大啦,道德學問也跟著。大有很多場合,大官崽端著嘴臉,猛訓小官崽曰:「你看的 只是局部現象,而我看的是全局,我必須考慮到全局。」直把小官崽訓的張口結舌。其實他 懂得啥叫全局?他如果有眼光看全局,早買麻繩上吊矣。他的哲學根據就是官大學問,大蓋 遠在兩千年之前,叔孫通先生起,聖人就和官崽結合,化而為一,弄得既官且聖,既聖又 官。一旦柏楊先生的洋女婿,〔按:柏楊先生令嬡於前年和美國一位擦皮鞋的紐約隆重結 婚,好不可羨。讀者先生不必送禮啦,原地肅立致敬即可啦〕,只要由他向當朝一品提一提 他岳父如何如何,依目前風氣,凡洋大人一提的,無不身價十倍,則我當個地震局局長,准 不成問題。走馬上任之後,用不了三天,我就是地震專家矣。蓋只有手中有權,便是聖人, 說啥都懂,訓起人來,頭頭是道。

  叔孫通先生最大的功勞是代編字典的「聖人」定義,要想當聖人,非有權給人官做不 可。有權給人官做,才能玫訓詞而勉後進,否則便不值一文也,不要說社會上啦,就是在至 高的大學堂裡,年頭也有不對,柏楊先生想當年唸書時,對教習們由內心發出敬意,老師布 鞋長髮,棉袍上都是補釘,敬意反而更增。現在恐怕不太簡單,一個有權給學生官做,或有 力把學生弄出國的教習,才有份量。別瞧把孔丘先生恭敬的昏頭轉向,那是孔丘先生死啦, 如果他閣下還活著,去國立台灣大學當教書試試,恐怕沒有人聽他「言寡尤,行寡悔」那一 套。

  除了為「聖人」下定義外,叔孫通先生還作了一件啟示,那就是老闆大人和子孫圈的關 系,在於能不能給他們好處,諸生追隨叔孫通先生東跑西跑,總算死心塌地矣,書上雖沒有 詳加描寫,但主奴間的感人事,一定很多很多。可是逐漸的他們不耐起來,來了個窩裡反, 群起而向老師提出質問。幸虧老師身懷絕技,不負眾望,否則僵到最後,一哄而散,那才精 彩。故任何老皮大人必須有官在手,前面不是提過明末皇帝朱由檢先生乎,別看他凶暴起, 惡氣沖天,一旦李自成先生進了北京,他閣下沒猴子玩啦,再不能給人官做啦,大家立刻就 表演「眾叛親離」,以致他親自敲鐘召集百官,都沒人理。歷史上對該現象十分浩歎,其實 沒啥可浩歎的,怎樣聚,怎麼樣散,沒有把他綁起來獻給新老闆已算高級文化矣。

  韓非子曰:「王者與師處,霸者與友處,亡國之君,與奴隸處。」開創大局的領袖,尊 敬他任用的人,像周武王姬發先生對姜子牙先生,尊之為尚父;像齊桓公姜小白先生對管仲 先生,尊之為仲父;像漢昭烈帝劉備先生對諸葛亮先生,甚至表示把政權都願讓給。他其次 則把他用的人當作朋友,這例子多如牛毛,劉邦先生和蕭何、韓信、張良,一直是穿一條褲 子的關係;苻堅先生和王猛先生,一見傾心,成為至友;李世民先生的左右手,也都情若兄 弟。可是,「亡國之君,與奴隸處。」嗚呼,創業之世,用人唯才,年長者成了老師,年輕 者成了朋友。等到政權穩定,進入守成,用人便不管才不才啦,只瞧瞧資格如何,這就開始 發僵。等到末世,天下大亂,用人安全第一,就只有子孫圈矣,子孫圈中人都是靠聰明而被 賞飯吃,而不是靠智慧換飯吃的,老闆大人左一看焉,一堆諂媚的臉,頌他天縱英明;右一 看焉,一群舉業的臉,頌他不同凡響。他怎能不飄飄然而暈暈忽,偶爾操操媽,罰罰跪,自 理所當然。 
 


 
買西瓜學
 
  鄭先生的難得糊塗學精義,在於他並不否定聰明,你別看那些高官貴爵一個個腦滿腸 肥,固無一不是絕頂聰明之人。也必須有絕頂的聰明,才能裝恰到好處的糊塗。如果他根本 沒有聰明,跟豬一樣,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聰明成份不夠,裝起糊塗來不能恰巧好處,也 不會有啥前途。於是一切二抓學問,從此而。出試舉一個例子說明,好比說柏楊先生忽然大 權在握,可以給你官做啦,有一天,我教你去買一塊錢的西瓜,並面授機宜曰:「你出得大 門,往南走,約二里處,一瓜攤在焉,有個老太婆在那裡賣瓜,一塊錢一斤,快去快回。」 你閣下聽了我面授的機宜之後,心中不禁笑曰:「這個混蛋老頭,往南走三千里也沒有賣西 瓜的。」

  然而成敗就在這裡分曉,心裡笑歸笑,你的嘴臉必須嚴肅的表示對柏楊先生敬如神明。 然後出了大門,頭也不扭,逕往南而去,一面赴一面罵曰:「這一帶都是無主亂墳,西瓜在 何方?哼,狗屎倒不少。」走了足足一個小時,〔你如果有雅興的話,去找妓女小姐風流一 個小時亦可,〕然後垂頭喪氣回來,〔注意「垂頭喪氣」四字,精華在此。〕見了柏楊先 生,立刻面色蒼白,氣喘如牛,作憤怒而又害怕之狀,結巴曰:「南邊沒有賣西瓜的呀,我 找了一小時,腿都跑斷啦。」柏楊先生大怒曰:「混蛋。」你曰:「是適適。」柏楊先生仍 大怒曰:「王八旦。」你曰:「是適適。」這時候你閣下脖子上最好適時的流出點汗水,以 示恐慌,雙膝最好再努力發一點抖,以示緊張。柏楊先生瞧在眼裡,龍心滿意,乃曰:「你 往北找了沒?」曰:「沒,沒有。」柏楊先生曰:「為什麼不找?」你曰:「你老人家沒, 沒,沒教我往北呀。」柏楊先生乃跳高而開台灣之省罵曰:「幹你娘,簡直是豬,存心把朕 氣死,你還有資格作官?錦衣衛,拿了。」於是你誠惶誠恐,如喪考妣。

  寫到這裡,性急的朋友一定沉不住氣,瞪眼曰:「你既教人頭也不扭,又教人垂頭喪 氣,弄得如此結果,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也。」其實妙就妙在這裡,蓋觀察二抓牌有 沒有前途,不能從他被踢不被踢上看,須從他有沒有圈圈上看。這不是說圈裡人便永不會被 踢,圈裡人搞得太惡形惡狀,照漾會被免職讓位,但與圈外人不同的是,圈外人一旦被踢, 那適真正的被踢,想再爬起來恐怕是難哪哪哪哪哪難。而圈裡人便不然矣,被踢固然被踢, 但過了幾時,等到主憤平息,照漾有得官做。明白這個原則,柏楊先生雖教錦衣衛把你閣下 「拿了」,儘管放心,第二天,我的龍心一想:「咦,他不過腦筋不靈活罷了,這種買油錢 不能買醋的人,最忠貞可靠。」說不定馬上就派你當軍機大臣,你就有得混也。

  我剛才強調「頭也不扭」,就是鄭板橋先生「難得糊塗學」裡重要的一章,想做官的朋 友應特別注意,「頭也不扭」的學問大啦,你不扭頭,是表示你聽話,你如果一扭頭,就糟 到了印度國,會教你後悔的巴不得沒有從娘胎裡生下來。蓋扭頭不要緊,要緊的是你一扭 頭,必然看見北邊有一個西瓜攤,該攤的西瓜,又圓又大,又甜又嫩。你如果做官藝術非常 之高,急忙再把尊頭扭回來,假裝沒看見,也不被別人發現,那算你三生有幸。萬一三生不 幸,被發現,打了小報告,說你「心懷叵測」,「奸險陰□」,你的官就得垮。如果你做官 藝術不,高認為柏楊先生不是教你買西瓜乎?往北買同漾是買,何況明知南邊沒有西瓜哉。 於是你往北買啦,又便宜又好,一塊錢買了三百八十斤,吃一口能香死人。柏楊先生大嚼之 後,當然對你大加稱讚,說不定立刻就升你當吏部侍郎。可是,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裡,當天 晚上,夜靜更深,我心裡想曰:「他能幹固然能幹,但他有腦筋,能判斷,而有腦筋能判 斷,就是一種危險。」想到這裡,打了一個冷顫。好啦,不用多久,就有一個人抓住你的小 辮子一摔,你就尊嘴啃地。

  至於要你努力「垂頭喪氣」,其用意也是如,此一則表示你買不到西瓜時內心的痛苦─ ─一想起來給你官做的柏楊先生口渴發毛,而你又愛主情,切當然心中有慼慼焉。一則也避 免發現北邊那個西瓜攤。如果你精神飽滿,挺起脊樑,昂然而進,別人瞧見,咬我的耳朵 曰:「你看,他沒有達成任務,還高興哩。」這還用打聽啥結果乎?或者是你在回來途中, 走著走著,猛一抬頭,前面有賣西瓜的呀,不禁叫曰:「老頭真是糊塗,明明北邊有,偏說 南邊有,教我跑冤枉路!」教你跑冤路?咦,就憑你這種想法,明明不服氣我天縱英明,更 不服氣我是大思想家以及大什麼家,我不教□衣衛送你頂帽子,已經夠皇恩浩蕩啦,你還想 當官往上爬呀。

  吾友蒼頡先生想當年造字,鬼神曾經夜哭,蓋□盡宇宙精華。因文字之產生,人間就有 更多麻煩,更多悲慘。柏楊先生如今發明了「買西瓜學」,據說鬼神不但沒有夜哭,反而歡 聲雷動,觀察家並且發現他們有為我造一個銅像的可能。蓋這種學問,有志之士,只要照著 葫蘆畫瓢,無不前途輝煌,猶如一盞明燈,懸在高處,照得做官之路,如同白晝,儘管閉著 眼睛往前走就成啦,用不著左碰右碰,碰了個頭腫臉青,還不知道原因何在哩。

  一個人必須徹底明瞭這種學問,才能對歷史上許多奇怪現象,獲得解答,否則的話,一 輩子都是一盆漿糊。一些正人君子,差不多每天都鼓勵別人精忠報國,老帝崽趙構先生更親 筆寫了該四個字贈給岳飛先生,而岳飛先生竟也當成了真,把它刺到背上,這一場精忠報國 的結果,國人皆知之矣。還有一個較小的例,似乎也可以介紹,晉王朝時楚王司馬瑋先生奉 詔發兵殺汝南王司馬亮先生,等到把司馬亮先生殺掉之後,當皇帝的司馬衷先生和當皇后的 賈南風女士,翻臉不認賬,說司馬瑋先生「矯詔」,逮捕斬首。司馬瑋先生臨死時把皇帝親 筆寫的詔書拿給行刑官看,泣曰:「這是假的乎?」行刑官看啦,不禁落淚,然而有啥辨法 哉?

  這種學問流行的結果,反淘汰的醬缸文化遂不可收,拾歷史上,多半是忠臣義士和英雄 豪傑,才受殺受辱。蓋國家越危險,越瀕臨覆亡,愛國志士越是心如火焚。眼看大廈要塌, 忍不住伸手扶一把;眼看巨樓要傾,忍不住叫喊一聲。這一扶和這一喊,便完全違反「買西 瓜學」和「難得糊塗學」的神聖原則。嗚呼,當大家都非常舒服的時候,偏你有見解有判 斷,你不危險,難道我危險乎。

  一個中國人幾乎從懂事那一天起,就有人扭住耳朵,教訓個沒完。不外鼓勵他愛國愛 鄉,公平正直,不畏強梁,堅持真理。從小到老,如果把每天所聽到的教訓加起來,恐怕至 少可裝十火車。而困惑也就困此而生矣。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子焉,出國的前夕,他們在家 開惜別座談會,偏偏我碰上前去串門,看他們桌上擺了一巨盤鴨蒸肝鴨翅膀,又有老酒,便 也擠而坐之,喝了兩盅,聽老頭訓子曰:「我兒,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做一個頂天立地 之人,咬定牙齒,擇善固執,只要對得起天地良心和國家民族,不要管別人的看法。」作兒 子的坐在一旁,面色嚴肅,洗耳恭聽,唯唯答應,老頭話匣子一開,簡直有說三天的趨勢, 我忍不住插嘴曰:「老哥,你說的這些話,古書上都有,去書店買一本名人格言語錄之類瞧 瞧,上面固多的是。不過我要問你,年輕人如果真的照著你的指示去幹,你知道將產生啥結 果乎哉?」

  嗚呼,二十六史就擺在架子上,只要有工夫去翻,隨時都會發現聖人的教訓簡直實踐不 得,一旦有人真的遵話炮製,就要流年不利。閒來無事,你不妨姑妄猜猜,歷史上被殺被辱 的,是忠臣多乎?抑奸臣多乎?實在是難開尊口。聖人教你愛國,好吧,你愛國試試,因為 你愛之切,所以責之苛,因為責之苛,二抓牌自然嘿嘿冷笑。好像一條木船,有人鑿洞,你 喊曰:「不要鑿啦,再鑿就沉啦。」有人用淡水洗澡,你喊曰:「不要洗啦,再洗就全體渴 死啦。」有人把帆布剪下做西裝,你喊曰:「不要剪啦,再剪船就走不動啦。」有人把槳鋸 下做梳妝台,你又喊曰:「不要鋸啦,再鋸寸步難行啦。」全船隻聽見你閣下一個人大嗓 門,好像就你聰明,別人幹這也不對,幹那也不對。嗟夫,你不被扔到海裡,難道鑿洞鋸槳 同志被扔到海裡乎?那些鑿洞椐槳同志,一個個都是忠貞之士,信心堅強,認為船永不會 沉,你要是向他一提「沉船」,他尊臉上的青筋立刻暴起三寸,吼曰:「你說啥?船會沉? 你是何居心?」

  其實,正人君子聰明齊天,其瞭解比柏楊先生深刻的多矣,大多數中國人努力的目標只 是「當官」,而不是當英雄豪傑。但正人君子比柏楊先生□高明一倍,他們不但不肯把心裡 想的放到桌面上,反而另外準備了一套專門放到桌面上的話,隨時隨地,登台演奏。於是, 沒有一個人的嘴巴不是崇敬愛國志士和英雄豪傑的,但大多數心理並不心甘情願去當愛國志 士和英雄豪傑。如此這般,口心不一,你騙我,我騙你,看起來把別人騙住啦,實際上誰都 騙不住誰。不過誰也不肯用手把表面上糊的那層白紙戳破,結果大家靠著那層白紙過日子, 都假裝著不知道白紙底下有膿血交流的爛肉。在這種局面下活著的人,自然知道怎麼選擇 矣。

  夫「官」是啥?有人說是「公僕」,到目前為止,恐怕還不見得。我想對「官」字下定 義下得最正確的,蒲松齡先生是其中之一,君看過聊齋誌異上的「夜叉國」乎?話說徐先生 乘船出海做生意,一陣大風,把他閣下吹到夜叉國,娶了一位夜叉太太,生了二子一女。有 一天,夜叉太太攜一子一女,出去打麻將時,徐先生思家心,切就和大兒子徐彪先生開溜。 回家之後,徐彪先生做官做到「副將」。又有一天,一個商人在海上也被大風吹到夜叉國, 見了徐彪先生的弟,弟乃告之曰:「你哥哥做了官啦。」弟弟曰:「官是啥玩藝?」現在且 聽聽該商人的介紹詞。他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百喏,見者側目,側足立, 此名為官。」如果經柏楊先生翻譯成白話,你就更會心跳,曰:「出則汽車飛機,歡呼迎 送,宴會訓話。入則高坐辦公桌後,簽字蓋章,紅包滾滾,權勢滔滔,見者裂嘴而笑,半屁 而坐,為之拉車門而穿大衣。此名為官。」英雄豪傑的辱戮如彼,二抓牌的光彩如此,還有 啥可說的。

  官既然如此之妙,要想人不選擇它,而去選擇下場必糟的道路,恐怕有點違反人性。吾 友紀德先生曾曰:「當你在氣質、靈性、見解、判上,愈進步的時候,你所獲得世俗的榮耀 越少。當你在權勢、金錢、地位、官職上,愈進步的時候,你所獲得世俗的榮耀越多。」似 乎是古今中外一也。於是遂呈現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既倒楣又遭殃的愛國志士和英雄豪 傑,另一個極端是既富且貴,又闊而抖之的官崽群。夫「官」是坐汽車,乘飛機,訓話簽 字,去外國落戶傳種的唯一捷徑,教人之不愛之若狂,可乎!

  有一種現象,玄妙異常,讀者先生天天看報,不知道注意了沒有?每一新官出籠,報上 必大為賣勁,官大的,報上所賣之勁大,連祖宗三代都寫了上去,至於生而不凡,異稟異樣 等等,更不在話下。官小的,報上所賣之勁亦小,不過登張照片,吹吹他過去幹過啥就行 啦。一個人當官也好,陞官也好,當然熱鬧一番,不過如果只在圈裡熱鬧,我們沒啥可講, 一旦上了報,便與小民有關了矣。柏楊先生每看見報上這類照片,或看見其莊嚴的姓名,便 不由看得發怔,又敬又羨,眼前遂浮起各種影子──有汽車的影子焉,有洋房的影子焉,有 報劉一丈書上那種「厚我厚我」的影子焉,有官場現形記上那種「黃豆汗珠」的影子焉,有 出國考察、視察、開會、存款的影子焉,有端起嘴臉訓話,教我們小民忠君愛國努力工作的 影子焉,便不由的七魄蕩蕩,三魂渺渺。

  看起來夜叉國對官的介紹,還不夠淋漓盡致。只有一點頗為精彩的,那就是官之所以動 人心魄,全因為官和物質享受不可分,黃道周先生當初如果不是被清軍活捉,而是坐著八抬 綠呢大轎,則雖然是他賣了國,當了漢奸,但他的遭遇,你說能相同乎?大漢奸洪承疇先 生,史書上只記載他母親罵他,夏曾佑先生罵他,還有別的幾位忠臣烈士罵他,好像人人都 在罵他,實際上他那時的官大矣,曰「武英殿大學士」,曰「七省經略」,報上不但登他的 照片以及祖宗三代的照片,恐怕連祖宗七代的照片都得往外冒。他閣下駕到之處,所受的榮 華富貴,黃道周先生能望具項背哉。

  凡享大福的,都是精通「難得糊塗學」的官,以秦檜先生而論,很多人雖然不肯明言, 但心裡恐怕都有此一念,當秦檜要比當岳飛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北伐不北伐,「二聖」 還不還、小民水深火熱不水深火熱,關俺屁事?尤其是所謂「二聖」,當兒子當弟檔的趙構 先生都巴不得他們砍頭,秦檜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可惜未王朝時代沒有報紙,否則找本合 訂本看看,恐怕岳飛先生準被攻擊得狗屁不值,專欄焉,社論焉,特寫焉,正人君子的談話 焉,影印出□的通敵叛國證據焉,萬人唾罵的通電來信焉,包管天天都是滿版。嗚呼,當岳 飛先生被明正典刑之,日報上一定登出秦檜先生出席啥會,向與會人士,呼籲團結救國的消 息,你敢和我老人家賭一塊錢乎?

  好啦,最後說一件故事,以告結束。未王朝初葉,姑蘇太守吳伯舉先生,被當時的巨號 二抓牌蔡京先生非常欣賞,一年之中,連升三級,做到「中書舍人」,他如果有柏楊先生這 兩下子,善盡昧天良而猛拍馬屁,早不得了啦。可惜他竟沒有柏楊先生這兩下子,不得不垮 了下來。有人為他向蔡京先生講情,你猜蔡先生說啥?他曰:「既要做官,又要作好人,兩 者可得兼耶?」咦! 
 


 
難得糊塗學
 
  昨天有一位朋友,到柏府串門,對這幾天研究英雄下場的大作,傷心曰:「你這麼一 說,英雄豪傑都沒有好下場,好像古人都沒有你聰明。」嗚呼,他實在是太低估了古人的大 智大慧,難道用得著柏楊先生千百年後哎喲一聲,眾人才恍然大悟哉!我們老祖宗時代,便 早有此發現,不過大家已經被醬,知而不說,不像柏楊先生窮極生瘋,潑皮膽大,剛剛一知 半解,便趕緊拉開嗓子亂嚷。君不見,乎真正的仁人君子,和識時務的俊傑,對任何英雄豪 傑的勾當,都不會去幹。種玉麟先生之放洋,有人笑;六君子之死,也有人笑。前不已言 之,人人都稱讚岳飛,可是如果請他閣下當岳飛,他恐怕嚇得稀屎都拉出來。你如果一時心 血來潮,冒險犯難,別瞧朋友在公開場合恭維你,關得門來,有得笑你傻也。蘇東坡先生 曰:「他人生子要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我子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貴閣下明 白了吧,在醬缸裡,只有佑愚且魯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見解骨氣才能的人,便只合有數不 盡的災難。

  蘇東坡先生的愚魯政策,千萬不能依字面解釋,如果依字面解釋,則歷代下來,林林總 總,大小官崽二抓牌豈不一個一個都是白癡乎?嗚呼,誰要說他們是白癡,誰連白癡都不 如。鄭板橋先生曹在這上面悟出「難得糊塗」的學問,早柏楊先生一百年,真是了不起的人 傑也。他閣下是清王朝中葉人,醬缸文化一直醬了兩千年,才被他戳破了一個小洞,使我們 後生小子,有所遵循,誠功德無量,偉矣大矣。柏楊先生從前曾想辦一個「做官之道函授學 堂」,後來改為「做官大學堂」,又改為「官崽大堂」,「二抓大學堂」,將來會不會四改 五改,我不知道,不過不管名稱怎麼改,我發明的那些種種陞官固位的學問,依然價值連 城,如果再加授「難得糊塗學」,就更包羅萬象。鄭板橋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國官場,也看穿 了醬缸。

  鄭先生開宗明義曰:「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糊塗更難。」柏楊先生小時候讀之, 簡直越看越不懂,心裡想,聰明當然難,遇到一個算術題,呆瓜算了三天都算不出,而柏楊 先生一算就出,是呆瓜這種人值錢乎?抑柏楊先生這種人值錢乎?是該呆瓜有前途乎?抑柏 楊先生有前途乎?而鄭板橋先生硬是瞪著眼說聰明沒啥了不起,反過來糊塗蟲倒難得難得, 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敲門磚學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馬純上仗義疏財」,寫的是馬二先生的故事,馬二先生屬於中國傳 統文化中知識份子代表人物,他對蘧公孫先說的那段話,真知灼見,驚天地而泣鬼神,世人 不可不焚香拜讀,書上曰──

  「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 『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 『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 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這便是孔子 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梁齊,這便是孟子的

  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就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 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 便是唐人的舉業。到了未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 未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文法。則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 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 你官做?』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留他吃飯,結為性命之交。」

  嗚呼,不僅蘧公孫先生如夢方醒,便是柏楊先生也如夢方醒,讀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馬 二先生住址的,務請來信見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飯,結為性命之交,而且還非請他當官崽大 學堂校長,兼授他的「敲門磚學」,以明義理不可。夫舉業者,做官的敲門磚也。要想做 官,就得認清時務,在言揚行舉的時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遊說時代,我就周遊列 國,舌如彈簧。在賢良方正時代,我就賢良方正。在詩詞歌賦時代,我就既作詩又填詞。在 理學大盛時代,我就連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時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時尚找不到 馬二先生,無法請就明王朝以後的時,代指出當行的舉業。但依其「敲門磚學」精神類推, 以後到了袁世凱洪憲時代,柏楊先生就努力贊成帝制,至少也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表示非 有個皇帝出來不能救中國。到了雲南起義,再造共和時代,柏楊先生自然跟著義憤填膺,同 樣的也要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贊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後,到了 東亞共榮圈時代,柏楊先生的舉業就是喊天皇萬歲矣,否則那個給我官做?壯哉,「那個給 我官做?」對小孩子來說,有奶便是娘。對二抓牌來說,能給我官做的就是主子。於是耶穌 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權給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黃圈圈紫 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舉業朋友,以頭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頂之者有之,以鋼鑽鑽洞 者有之,以忠貞學挖窟窿者有之,以聽話學鞏固地盤者有之,熱鬧哄哄,好不過癮。 
 


 
人才
 
  社會上嚷嚷得最厲害,連耳朵都震聾的一句話是:「沒有人才」,也難怪有此嚷嚷,多 少年來,無論大事小事,幾乎沒有一件事不窩窩囊囊,丟人砸鍋。小民固然望人才如大旱之 望海龍王,便是高高在上的二抓份子,私慾滿足之餘,也想到人才之妙,而興「沒有人才」 之歎。好像中國氣數已盡,人才到,此嘎然而止,絕了種啦;舊有的人才死光,再沒有新的 人才啦。尤其是二抓牌,坐在辨公桌後翹起尊腿,自得其樂,偶爾抬頭一瞧,四周站的全是 給他們官做的子孫圈,想操其媽就操其媽,想罰其跪就罰其跪,自己一咳嗽就有人研究該咳 嗽的哲學基礎;自己一搔耳,就有人立刻以頭碰地表示搔得好呀搔得好。而那些圈外之人, 有的不准操他媽,有的連罰站都不接受,有的多嘴多舌,有的專唱反調,有的不聽話,有的 更為荒唐,竟然說我的咳嗽是害感冒,而搔耳不過因為癢。嗚呼,在他閣下的尊眼之中除了 奴才,就是亂民,同樣也是沒有人才。

  問題就在於,中國真的氣數已盡,人才也真的絕了種乎哉?恐怕多少有點量餘地,唐太 宗李世民先生有一次教封德彝先生舉薦賢良,好久沒有消息,李世民先生催他,你猜他說 啥?他也是絕種論,答曰:「非不盡心也,但於今未得奇才。」好像凡是奇才之士,額上都 刻著字,他一揀就揀到了手,既然沒有刻字的,便木法度,於是李世民先生曰:「但患己不 能知,安可誣一世人。」這一個釘子碰得響亮,千載以下,仍在耳際繚繞。還有後高祖姚興 先,也有一釘,他梁喜先生物色人才,也是過了很,久再催促,梁公也是絕種論,答曰: 「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姚興先生曰:「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四海乎?」李世民先 生和姚興先生,僅憑這個釘子,就應該名垂寰宇。有的人動不動就歎沒有人才,應該馬上送 到地方法院,去吃誹謗官司。

  君讀過王安石先生論孟嘗君之文乎?孟嘗君田文先生是戰國時代三「君」之一,也是三 「君」之首,他閣下有一次出使國,昭王嬴稷先生打算逮捕殺之,以除後患。田文先生聽 啦,急得團團轉,轉到最後,人才出焉,一個圈裡人善於竊盜,乃夜入秦宮,把田文先生送 給嬴稷先生一件價值五十萬美金的海勃龍大衣,偷了出來,轉獻給嬴稷先生的寵姬,該寵姬 想那一件大衣想得要命,一見大喜,乃在嬴稷先生眼前,用了點功夫,這才放他回去。走到 函谷關,值半夜,按當時的法律,雞鳴才開關,田文先生第二度團團轉,恐怕嬴稷先生改變 主意,派兵追趕,一旦追趕得上,便尊命休矣。到了此時人才又出,另一個圈裡人善於雞 叫,就當場表演,叫了兩下,別的公雞在夢中被該叫聲驚醒,糊里糊塗也跟著叫,結果你叫 他也叫,關門大開,他才算逃脫虎口。田文先生逃虎口之後,用不著說,一定芳心大喜,拍 屁股曰:「幸虧我天縱英明,人才叢生。」即令他閣下沒有這麼說,恐怕也會這麼想,想到 得意之處,難免一番沾沾自喜。

  然而王安石先生□覺得頗不對勁,他有一篇「讀孟嘗君傳」,字數不多,且抄在下面: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 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 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先生認為,以齊國面積之大,人口之多,只要有一個半個人才,便足可以強盛, 足可以把秦整的七零八落,田文先生根本就不會被叫到秦國去,受要囚要殺之辱。正因為田 文先生左右充滿了雞鳴狗盜之徒,真正人才,才落荒而逃。

  王安石先生為田文先生上了一個尊號,曰:「雞鳴狗盜之雄」,中國歷史上這鏡頭很 多,有些人看起來精明能幹,小聰明如連珠炮,忽冬,儼然儼然,實際上不過一個「奴 才總管」、「一圈之長」而已焉。夫二抓牌尊眼中,人才和不聽話是不可分的,事實上人才 有些時候也確實不聽話,蓋奴才頭「操」奴才的媽,奴才馬上就在門口掛匾誌慶;一圈之長 罰子孫圈跪,子孫圈馬上就削半截。如果劉備先生操諸葛亮先生的媽,或苻堅先生罰王猛先 生的跪,恐怕他們很難忠貞不誤。不特此也,縱然二抓牌於心不忍,其奴才一看,咦!你怎 敢不把親娘獻上去呀,顯然還有保留,這種人不可靠不可靠,也無你立足之地。

  前已言之矣,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開創之初,無不人才濟濟。可是到了後來,圈圈出 籠,就非關係不行,而「才難」了矣。「才難」似乎並不對題,教頭目舒服的人才固多的 是,只不過教國家興隆強盛的「才」才「難」。初期的姜小白先生,大智大慧,想吃山珍海 味,就找易牙,想當聖人,滿足滿足自尊和虛榮,就找開方,想玩玩女人,就找豎刁,想治 治國,把齊國弄強,就找管仲。等到管仲先生一命歸天,他把國事寄托到前三個人才身上, 就糟了大糕,其結局如何,世人盡知,活活餓死不算,連□首都生了蛆,還沒人發現。我們 向不以「死」來衡量人,對不得善終的忠臣義士和英雄豪傑,敬意沒有稍衰,但把齊國弄成 那種樣子,姜小白先生之昏,千載以下,尤使人跺腳。

  人才和奴才誓不並立,奴才永遠成不了人才,而人才也永遠成不了奴才。表面看起來, 越是末世,人才越少,左也窩囊,右也紕漏。古人談到一個王朝的衰亡,往往歎曰:「氣數 已盡」,到了無可奈何之時,也只好這麼一歎。不過柏楊先生以為,似乎並不見得,蓋氣數 盡者,人才絕也。問題恐怕是,越到末世,不但人才並不越少,相反的,人才反而越多。君 不見舊政權垮台,新政權成立,在新政權下,不都是人才如雲乎哉?秦王朝末尾幾年,只剩 下趙高先生一人,可是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張良先生,韓信先生、蕭何先生,固是秦王朝屬 下的亂民也。隋王朝末尾幾年,也只剩下虞世基先生一人,可是唐王朝開國功臣李靖先生、 尉遲恭先生、魏徵先生,同樣隋王朝屬下的亂民也。

  末世政治最大的特徵,是把人才一一逼成亂民。這並不是說處心積慮的要別人反,而是 「天下為私」的結果,有些醬不住的人,不得不反。君一看水滸傳便知,像林沖先生,高太 尉手執鋼刀,咆哮曰:「你反不反?不反,老子就殺!」頭目高坐堂上,凶態可掬,當然不 怕你反。張三反焉,大刀一揮,喀嚓一聲,殺掉其頭。李四反焉,大刀一揮,喀嗦一聲,殺 掉其頭。只見他舉刀如飛,威風凜凜。可是「反」是他閣下努力製造出來的,所以即令活活 累死,也殺不完。殺來殺去,終於遇到一個脖子硬的,不是喀嚓一聲啦,而是噹啷一聲,大 刀震落在地,一個新政權出現。戰國時代毛遂先生的故事,可幫助我們瞭解末世何以「才 難」,平原君趙勝先生那一套話,聽起來能把人氣斷了筋,他曰:「大丈夫處世,像把錐子 放到口袋裡,尖端會立刻透出來。閣下在我這裡三年,默無聞,也沒有一個人說你好話, 恐怕你沒啥沒啥。」毛遂先生曰:「假如我被放到口袋裡,尖端早透出來啦,而是我根本沒 有被放到口袋裡呀。」蓋口袋已被圈圈紮住,誰都放不進去,舉目所及,不是在垃圾箱裡爛 著,就是已上了梁山,讀史至此,涕淚交集。 
 


 
賞飯學
 
  提起黃天霸先生,恐怕無人不知。柏楊先生家鄉,小孩子們有一首兒歌,遇到有人緊追 一個問題時,對方即唱之以作回答,曰:「啥繕繕,黃天霸,對你說,你害怕。」可見黃公 的威力,及於頑童。他閣下正是打漁殺家蕭恩先生所說的「奴下奴」人物,有一次,侍奉他 的主子「施大人」施不全先生,路過落馬湖,落馬湖上強盜如林,左搞右搞,竟把施不全先 生活捉去。黃天霸先生慌了手腳,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如漏網之魚,東查西訪,後來找到 了一個老頭,該老頭是知道施不全先生下落的,黃天霸先生大喜過望,拍他的肩膀曰:「你 的前程,包在我身上。」老頭立刻磕頭如搗蒜。我想,該老頭磕頭似乎磕得太早,如果仔細 想想,老頭的前程好像不是包在黃天霸先生的身上,而是黃天霸先生的前程反而包在老頭身 上。該老頭如果不說出施不全先生的所在,黃天霸先生不但前程沒有啦,失落了主子,君知 是該何罪乎?勢必連尊命都沒啦。然而他不但不感謝老頭,反而教老頭他感謝他,這種賞飯 學,真是一個典型的嘴臉。中國社會上似乎處處都有黃天霸,天天都在「你的前程包在我身 上。」

  中國知識份子是世上界最可憐的一種動物,五千年來,以純書生取得政權的,只有王莽 先生一人,具次頂多劉秀先生算上一個。其他頭目,這個「高祖」焉,那個「太祖」焉, 「祖」字輩的頭目,無一不是耍流氓耍出來的。然而王莽先生□落得萬世唾罵,蓋他閣下夾 在兩個姓劉的王朝之間,而東漢又是以西漢為號召,靠西漢那塊招牌吃飯的。知識份子則是 靠東漢吃飯的,就只好努力向姓劉的忠貞矣。假如王莽先生的政權能維持八百年之久,也成 了「啥祖」,情況恐怕會大大的不同。不要說八百年之久啦,就是他閣下之後的王朝不是姓 劉的,而是姓張王李趙,或是姓柏的,新王朝成了正統,具罵至少也輕得多。哀哉,王公。

  中國知識份子能有王莽先生那種成就的不多,大多數只有一條路擺在腳前,那就是嫁雞 隨雞,嫁狗隨狗,追隨一位頭目,聽憑擺佈。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拚命向有前程的 頭目那個圈圈裡跳,永遠寄附在別人的尾巴上。主子闊啦抖啦,就大吃大喝;主子垮啦,大 家樹倒猢猻散;主子對這種情形自然也「眼睛是雪亮的」。讀者先生千萬不要被古書弄花了 眼,以為主子對奴才會「坐以論道」,該古書都是知識份子寫的,硬往臉上抹粉,教人起雞 皮疙瘩。宋太祖趙匡義先生把劉昌言先生攆走了之後,有一次早朝,心裡癢得忍不住,問左 右曰:「他哭了沒?」原文是:「昌言涕泣否?」後來把呂蒙正先生免職,又是心裡癢得忍 不住,又問左右曰:「望復仕,目穿矣!」被錢若水先生聽見,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的 地位再,高竟不值錢如此,當晚就捲了行李,告老還鄉。

  其實趙匡義先生還算道德學問齊了天的。明王朝亡國之君朱由檢先生更糟,他閣下一時 興起,把大臣們弄到朝堂,一字排開,向他們行上一揖,以示民主──那時的術語是以示 「尊師敬道」,可是過不了三天,□把他們一個個掀翻在地,打得哭天喚地,兩腿都斷。朱 由檢先生昏蛋乎?昏蛋當然昏蛋,但也是政治制度和時代風氣使然,黃天霸哲學在作怪也。

  柏楊先生親自瞻仰過的,有兩人焉,一位是李鴻章先生,此公歷史上的功過,自有公 論,我們不談。我們談的是他腦筋中的「賞飯學」。他認為凡是比他官小的,都是靠他吃飯 的,既都是靠我吃飯的,不教你跳樓,又不打你□子,而只是罵罵,該沒關係吧。他的口頭 禪是「操你媽」,終於有一天操到了自己的媽。記不得啥書上看見的啦,有一位知府老爺, 聞「操」之後,肅然曰:「卑職不敢操大人的媽。」李鴻章先生最後一次當官,是八國聯軍 之役,太監拿著詔書,三更半夜敲他的門。清王朝之例,凡大臣「賜」死,都在半夜,別看 李鴻章先生操人媽時,其勢洶洶,一聽敲門,他自己的媽有被賞他飯吃的人「操」之可能, 就涕淚交流,召集家人,泣曰:「子子孫孫,切勿為官。」開門一看,原來升啦,他是否又 勸他的子子孫孫可以照樣為官,書上沒有交待,真是遺憾。

  第二位是馮煥章先生,此公伙夫出身,做到當朝一品,其官之巨之大,不用說矣。他大 概是李鴻章先生的嫡傳弟子,平生以黃天霸自居,把部下當成玀豬,想罵就罵,想訓就訓, 西北軍閒話軼事中,差不多都和「罵」「訓」有關。後來當兵役部長,又當汀北省政府主席 的鹿鍾麟先生,在電話上挨了一頓臭罵後,馮煥章先生千里外還餘怒未息曰:「混蛋,給我 罰跪一小時。」他答曰:「報告總司令,已經跪下啦。」說跪下真跪下,就在電話機前跪了 一小時,奴態可掬,使人起敬。

  從前帝王時代,再大的官見了皇帝都得磕頭如搗蒜。太平天國一鬧,滿清政府的前程明 明是包在曾國藩先生上的,結果黃天霸出現,曾國藩的前程反而倒轉過來包在滿清政府身 上。他閣下見了慈禧太后那拉蘭兒女士,跪在地下,一跪就是幾個小時,因為那拉女士特別 看得起他,〔醬話謂之「聖眷甚隆」〕,要和他長談故也。後來看他閣下跪得實在可憐,才 特別開恩,准他──咦,讀者先生切莫快嘴,以為準他坐下,他離坐下的距離還遠哩。而是 准他爬下,當然不是爬到泥地上,而是爬到錦墩上。再到了後來,該「文正公」實在太老, 才第三度開恩准他作日本人狀,蹲到自己的小腿上。不特此也,滿清王朝中再高的官,見了 皇帝和那拉蘭兒女士那個爛女人,都自稱為「奴才」,這個稱呼太絕,可列為人類十大奇觀 之一。不要說叫啦,便是聽一聽都過癮。可是,所有的大臣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當奴才 的。像曾國藩先生,身為滿清王朝「再生父母」,可是他想當奴才還不夠格,蓋只有圈裡人 才有資格當奴才。若曾國藩先生,只能自稱為「臣」。我們不妨在這裡順便研究研究他閣 下,曾先生能成功一番事業,當然頗不簡單。但我們注意的□是他閣下的做官之道,真是有 空前的心得,出任官崽大學堂校長,包管勝任愉快。尤其對「固位」之術,更有一手,為了 自己的官,視別人性命前途如糞土。一攻入南京,馬上解散湘軍,以便他的官穩如泰山。此 公的眼光惜乎只──於歷史醬缸,而不敢稍微掙扎,只知道從歷史上從取得陳舊的教訓,而 沒有智慧向西洋吸收新的知識,所以他的境界只好──於當官,他的學問也只好──於固 位,不能進一步對國家民族有何裨益。

  貴閣下不要以為「罵」是一種侮辱,有此一念,天地不容。從想當奴才都當不上的鏡 頭,可知當奴才有奴才的妙用,這妙用和「聽話學」有關。嗟夫,奴才最大的特徵是聽話, 主子大罵特罵,是在侮辱我,乎非也,實際上□是看得起我,蓋「挨罵為陞官之本」,一個 人不管你作了啥喪盡天良,亡國滅種之事,李鴻章先生焉,馮煥章先生焉,一見你就破口大 罵,不但「操」你媽,還「操」你家所有的女人,尊心儘管放寬可也,准啥屁事都沒有,蓋 你已經被認定是他的人啦。即令垮台,前不已言之乎,過兩天又可當別的官焉。可是一旦二 「章」先生見了你客氣非凡,握手言歡,喊你「老哥」,呼你「賢弟」,然後含笑送客,好 啦,你還想當官?當個屁吧,不祭出法律要你的尊命,已是你祖宗積德矣。 
 


 
說不准學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對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於是義和團徒子徒孫氣得□胸打 跌,群起而攻之。彼時還不流行立法委員提質詢,說誰動搖國本的學問,所以攻了一陣,也 就偃旗息鼓。我想現代人物最大的特點是蠢血沸騰,從沒有時間真正坐下來和真正冷靜的想 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華,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這麼比一比,其思想就有問 題。至於比的對不對,是不是那麼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時祖挺先生對北齊帝國皇 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項羽?」幾乎 把他閣下活活打死。其實高演先生舔項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權在手,就有資格踢 騰。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一直傳統到現在,自然日益發揚光大。

  香港自由日報上有馬五先生一篇短評,介紹了一則香港故事。一個三作牌向街頭無牌熟 食檔收了六元港幣賄賂,結果被判有期徒刑六個月。馬五先生贊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 人對殖民地的政風皆另眼看待,認為黑暗面大過光明面,區區六元港幣規費,何足道哉?然 而法院卻執法不□,對公務員的貪污行為,決不饒恕。收受六元賄賂,本質上與六十萬元賄 賂,並無區別,非法貪污則一也,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貴在人人奉 如神明,它即發生靈驗,擁有禍福人群的權威。假如執法者受著人情或某種外來勢力的干 擾,稍有瞻徇,而枉法或執法以從事,法律的尊嚴即蕩然無存,誰也對它不發生信奉的觀念 矣。因此,我想到中華民國司法界在台灣的若干現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遠 甚。例如同樣是公務員,經由太太之手收受賄賂,貪污有據,有的夫妻一併判刑坐牢,有的 竟宣告無罪,還要官復原位,顧盼自雄。法官可以聲稱「奉命不上訴」,訴訟處理必須「配 合國策」,這算世界上那一類型的民主法治規範乎?至於行政人員遇到收取紅包,已視為義 所應爾的常情,靡然成風,肆無忌憚。像香港警士取六塊錢的規費這回事,如果是在台灣, 他會招來徒刑之災乎?」

  柏楊先生所以引用馬五先生原文,因馬五先生的尊頭比柏楊先生的硬,頗可以抵抗各種 飛帽。不過如論起學問來,他閣下就差得遠啦。他不是問該貪污六元賄賂的三作牌,在台灣 會吃官司乎?意思是說,如果他在台灣,決不會吃官司。其實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楊先 生發明有「說不准學」,可供參考。馬五先生說他簡直要發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贊 許一百年以前的腐敗舊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於一個官吏之身,聽他隨意處理,他受 著王道仁政的思想影響,對一般人民,反而比現在這樣口稱法治,行屬人治的後果好的 多。」

  在堂堂進步繁榮的台灣,竟使人想到連黑暗的專治時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楊 先生勢非聞過則怒,以示忠貞不可。幸虧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馬五先生說的,帽子鋪掌櫃 的如欲飛帽,千萬別飛到我頭上來,務請認清目標,逕向他閣下猛扣可也。不過偶爾有時 候,一些不長進的朋友,也跟著會發出一陣同樣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學院派的方式找根據 啦,且說說京戲吧,君看過「四進士」乎?真是絕妙好戲。話說開店的老頭宋士傑先生,不 甘屈辱,頂撞了縣太爺幾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縣太爺豈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 官司打將下來,鬧到最後,公堂之上,宋士傑先生翻出縣太爺受賄的底牌。其中有幾句對 話,世人不妨洗耳一聽。

  縣太爺曰:「宋士傑,你好厲害的狀子。」

  宋士傑先生曰:「大人,你好厲害的板子。」

  縣太爺悻悻然曰:「好漢漢,等我回到衙裡,再和你算賬。」

  宋士傑先生笑曰:「怎麼,老哥,你還打算回去呀?」

  縣太爺一聽,打了一個冷顫,真的當堂就被摘下紗帽。

  嗚呼!雖然那是一個公開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時代,但也是個說得準的時代。以一個 開小店的老頭,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會得到某種懲罰,真是奇跡。今天便不然矣, 不但開小店的老頭說不準,連名震海內外的馬五先生都說不準,還茫茫然問曰:「這算世界 上那一類型的民主法治規範?」當然是「說不准類型的民主法治規範」。即以該香港的三作 牌而論,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個月,馬五先生以為如果在台灣,准啥事都沒 有,恐怕不太見島,說不定經過法官自由心證了一番之後,說他動搖國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無,興之所至的,中國人便只好恍恍惚惚過日子,能 二抓就二抓,能亂兼就亂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訓別人不要二抓。越是 聲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們社會就好像一幅畢加索先生的調顏料板,五光十 色,好不可愛。洋大人見之,伸大拇指曰:「進步進步。」或點頭讚歎曰:「提高提高。」 結果苦了一些既無啥可抓,又無啥可兼的老弱殘兵,用別人買一雙皮鞋的錢,來養活全家。 養活全家不算,不時的還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節約救國。

  我們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國傳統文化中什麼都有,獨缺靈性。我說什麼都有,那是真的 什麼都有,不信的話,翻開古書瞧瞧,聖人也漢,君王也漢,篇篇言論,頭頭是道,而實際 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黃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權覆亡,異族入主中國,憑我們的想像,一定 以為官民同心,一致對外了吧。如有抗敵英雄,也一定會被人頂禮膜拜。黃道周先生在福建 被清軍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義,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經之地,有千里之 遙,沿途所見,不但沒有一點亡國現象,那時適逢新年,中國小民還一個個穿新衣,戴新 帽,訪親戚,拜朋友,玩龍燈的玩龍燈,趕廟會的趕廟會,鑼鼓喧天,熱斗非凡。偶爾抬 頭,看見一隊韃子兵,押著一個白髮老頭,繩困索綁,頭上戴枷,手上戴銬,腳上帶鐐,不 僅大為驚奇,連猴戲都不看啦,一擁而上,看起老頭來啦。經韃子兵介紹,原來他名叫黃道 周,犯了叛亂之罪。大家一聽,啊呀不好,叛亂罪是要殺頭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頑 童,揀起石子摔到黃先生頭上,以示薄懲。比較懂事的老年人乃歎曰:「這麼大年紀,不知 安份,竟去造反,真是個大傻瓜。」嗚呼,不要看書本上、報紙上,或二抓牌講演時猛烈推 崇忠臣義士,推崇的無微不至,實際上真正的忠臣義士,無不寂寞可憐,被人「歎曰」也。

  這是一種不講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榮華富貴的傳統,把中國人的靈性醬得 欲僵欲死。凡是有異於這種氣質的行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厭惡。不僅小 民如此,應該最具有靈性的知識份子,也是如此。君看過「康聖人顯形記」乎?十九世紀九 零年代出版,說的是康有為先生戊戌政變和結局,其中敘述六君子臨刑的那一段,是全書精 華,讀者先生,不可不看個仔細。書上曰--「那隸卒當先走到康廣仁等六人面前說道: 『恭喜,恭喜,諸位老爺們,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聞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 由得心內一驚,彼此相視,一言不發,惟林旭忽吟詩兩首道:『青蒲飲泣知無補,慷慨難酬 國士恩,欲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 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林旭將詩吟罷,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監門,直望刑部大堂而來。 但見堂上兩旁,皆列著營兵,個個手執刀斧,好不森嚴可畏,當下健役將六名官犯,押到堂 下,當由監斬官點名已畢,困綁手上前,將六人剝去衣服,當堂背綁停當,各在背後插了標 記。監斬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營兵差役,均各前後押護而行。出了刑部門,各官犯乘沒□ 騾車,一隊隊刀斧手、長槍手、馬隊、步隊、洋槍隊,犯車兩邊,每乘車有八名刀斧手圍 護,劊子手在後跟隨。末後,監斬官頭戴大紅斗笠,身披大紅披風,押解在後。真是弓上 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隊隊整齊。出了宣武門,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經過,那些看熱鬧 的一層層擁擠不開。只見得劉光第坐在車中,兩目雙垂,一言不語,自己悔恨已遲。林旭仰 面朝天,浩然而歎。楊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夢末醒。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皆有懊悔之 狀。兩旁觀者,莫不互相議論,皆因康有為一人作亂,連累許多官家子孫,身首異處,他□ 逍遙法外。你言我語,議說紛紛,不一會,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處,每名仍有八 名刀斧手,擁護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隊、洋槍隊、馬隊、步隊、圍繞四周,直圍得如銅牆鐵 壁一般。監斬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時三刻,即便行刑。一會只聽得值時官報道:『已交 午時三刻,請即行刑。』監斬官聞報,當即勾絕了六人名字,忽聽喝道:『行刑牌下。』那 劊子手那敢怠慢,高舉鋼刀,只聽一排炮聲,這六名官犯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 名,一旦化為烏有。」

  看殺六君子熱鬧的人,和看殺黃道周先生熱鬧的人,有啥不同也歟?時間上雖然隔了三 百年,民族靈性□依然如故。該書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遲」、「有懊悔之狀」,真 是以豬玀之心,度龍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該書作者雖沒有歎他們曰:「真是大傻瓜」,□ 更明目張膽的譏笑那些為了實踐一種理想,而犧牲了「富貴功名」的愛國鬥士,認為不合算 不合算。嗚呼,偉大嚴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竟成了知識份子的嘲弄對象,這正是中國 社會上特有的娼寮氣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去拚命鼓吹對權勢的馴服,和對富貴 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貴功名,化為烏有。」嗚呼,中華 民族復興之機,看來使人緊張。於是有人就說,黃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聖人顯 聖記」之書,乃清末之書。現在已不是那個時代,現在是啥繕繕繕時代矣。啥繕繕繕者,吉 祥蓬勃之詞,我們不加論列,蓋論列了恐有未便。我們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 久,都沒有什麼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繼續被醬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還要更重。

  一九五八年種玉麟先生和他的幾位青年朋友,駕著「自由中國號」小舟,橫渡太平洋, 報上天天有讚揚他的新聞,社會上也天天有座談會、茶話會、交誼會,等等之會,對他恭維 備至。有一天,柏楊先生拜訪一位作家,(尊名說不得,說了就挨揍),他是負責編「特 刊」的,我問他感想如何,他搖頭而露牙,冷笑曰:「一個小浪就沉到底啦,這種傻事,我 不幹,我不幹。」

  其實不但他不幹,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幹,蓋靈性被醬之後,正人君子,就有兩副嘴臉, 一曰群眾嘴臉,一曰子弟嘴臉。對群眾時一副嘴臉,對親人時又是一副嘴臉。或上得台盤, 或寫起文章,或致起訓詞,或坐在辨公桌後,是一副嘴臉;該嘴臉也,凜凜然大義滅親,不 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裡,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兒女,便另是一番嘴臉也。種玉麟先生 駕一隻帆船,上面有若干現代化的設備,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時期,危險是有的,但並不 就等於往火坑裡一跳。作家老爺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為可觀矣。我有一位當官的朋 友,出席某學堂座談會,慷慨陳詞,唾沫橫飛,差一點就當場自殺,以表他視死如歸。可是 回到家中,小兒子告訴他已寫信給種先生,要求也參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來,罵曰: 「船翻了怎麼辨?」並引用聖人之言曰:「務虛名而得實禍,務虛名而得實禍。」

  從前的醬缸固是醬缸,□是大醬缸,還偶爾有點空隙。自從來到台灣,大醬缸變成小醬 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見解,也跟著更淺、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雞皮疙瘩。大家 有口皆碑,說種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別人去傻,自己並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讚揚張 三,目的是希望別人當張三,自己並不希望當張三。大家都讚揚李四,也是希望別人當李 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過日子,如果讓自己當李四,怕全家都哭上三天。咦,對岳飛先生, 誰不尊敬?問題是有幾人願意自己當岳飛?又有幾個人願意自己的兒子當岳飛?不過研究起 來,也不能怪誰。中國立國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榮結局的民族英雄。翻開歷史書看看,凡 是有幹才,有眼光,有見解,忠心耿耿,為國盡忠,拯救國家民族的英雄豪傑和愛國志士, 幾乎全沒有好下場,不是被殺,便是被辱。五千年來,凡當權的傢伙,幾乎是除了二抓牌, 就是二抓牌。那就是說,中國的歷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勝忠敗,劣勝優敗的反淘汰歷史。血 跡斑斑,可以一個王朝接一個王朝查考,也可以一個人接一個人查考,包管能把你查得奄奄 一息,油然「歎曰」。 
 


 
人生文學與歷史
 
  這是柏楊於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舊金山斯坦福大學歷史系的講稿。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真是非常的榮幸,能夠在加州最高學府之一──斯坦福大學,和各位見面。我是這麼樣的興奮,在從鳳凰城到舊金山的飛機上,我就想像今天和各位見面的情況。我那時的心情,和現在的心情印證起來,完全一樣。在我來講,這是一個很榮譽而傳奇性的遭遇。今天主席給我出的題目太大了,我覺得很不敢當。在紐約時,接到李玲 

  瑤女士的電話,告訴我這個題目,我非常感謝,但是我感覺到我不能勝任。前天,我在鳳凰城,翟孟斌先生在電話中再提醒我,這樣一來,我不但感覺到不能勝任,而且非常惶恐,因為我沒有資格講這麼大的題目。我之所以接受,是因為我有這樣一份勇氣,我願意就這個題目,提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她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在沒有開始正題之前,我願意報告另一個感想,那就是印第安人──美國的主人,真正美洲的原居民──他們給我的印象。我參觀過印第安人的廢墟,也參觀過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也曾經和印第安人碰過面。雖然時間這麼短,交談那麼少,但是印像卻十分深刻。尤其是有一次在Carefree時,我去附近四十分鐘車程的一個印第安人廢墟,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手工藝,他們現在的手工藝和六百年前的手工藝比較,無論是形式或者花紋,編織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簡直完全一樣。由這件小的手工藝品上,使我想到和瞭解到,他們目前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命運。我們不能想像這麼一個偉大的、歷史悠久的民族,會在美國政府給他們的保留區內,苟延殘喘。印第安人本身的遭遇,和他們悲痛的歷史,他們被欺騙、被屠殺、被羞辱之後,有什麼樣的反應?我自己有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們的反應令人沮喪。我認為,印第安人目前面對的,不是經濟或道德問題,而是滅種的威脅。我不是一個預言家,不是一個算命先生,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和一般朋友告訴我的種種事跡作為根據。各位,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猜想,再過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許長,或許短,印第安人總有一天要滅種。因為他們對現代文明拒絕吸收。固然他們目前有他們的保留地,他們不侵犯別人,別人也不侵犯他們,但是這個保留地是美國政府的,也可以說是白人賞賜給他們的。當然,在理論上,在感情上,我們可以說,那不是賞賜的,那是印第安人自己爭取來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們的感情不是文學的,不是詩的,而是理性的話,就知道這點保留地出自美國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說出自於美國白人的贖罪態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國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場將非常淒涼。我們是不是應該有這樣的看法:一個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當我看到印第安人廢墟,和他們文化的停滯,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會不會有一天,中華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樣?有一個朋友說,這不可能,因為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人口又這麼多。我想這僅是一種情緒上的慰藉,假如說五千年歷史就可以保證一個民族不滅,不曉得根據什麼理論基礎?宇宙蒼茫,五千年只是剎那之間的事,人類還要生存五千億年呢,和五千億年相比,五千年所佔的是個很短的比例。還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決定一個民族的興亡;當初歐洲人第一次登陸美洲的時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遠超過白人。

  這種情緒上的懵懂,使我非常難過,覺得我們中國人是不是遇到一些問題了。一個很突出的困惑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中國不能強大?我們具備了各種強大的條件。那麼,一定是促使我們不強大的條件,遠超過促使我們強大的條件。雖然我研究歷史沒有師承,是用土法煉鋼的那種方式(笑聲),不過我卻是很認真地煉。現在我把土法煉鋼的心得,向各位報告一下,提供各位一些參考,並且請各位指教。

  這裡我想起了一個故事,美國有家公司,派他公司裡面的一個職員,到歐洲考察,考察了幾個月回來之後,向他的公司當局提出一份報告。報告上說,歐洲無論在技術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後,比不上美國。這份報告大概寫了一兩百頁,呈送到董事會,董事會立刻通過一項議案,把這個職員開除。董事長說,我們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發掘歐洲的長處,不是教你發掘他們的短處,我們的長處用不著你發掘,不需要你提醒,我們需要的是瞭解他們比我們強的地方,需要發掘我們自己的缺點,然後才可以改進,我們不聽自我歌頌的聲音,這種聲音聽多了,會使我們麻木陶醉,會使我們的產品品質降低,會使我們的公司倒閉。

  這個故事,我們說它是個寓言也可以。不過,無論如何,這故事給我們很大的啟示。所以我今天所要報告的,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長處,而是探索妨礙我們中華民族進步,使我們中國到現在還不能強大起來的原因何在。剛才午餐時候,幾個朋友談起求學的事情,大家都在憂愁,孩子都要上大學了,要繳很多錢。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發現:中國人無論自己怎麼苦,怎麼困難,總要讓孩子上學。有些民族就不見得是這樣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開闊得多,這是我發現的中華民族的一個長處。我想這一類中國人的優點,不必再提了,因為人們提得太多,而且我們不提它,它還是存在。所以今天的報告,只談我們中國人的缺點。專門談優點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認清缺點,才可以自救。

  第一,中國雖然有五千年的歷史,但五千年來,對人性尊嚴摧殘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減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戰國時候,君臣之間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個榻榻米上。一直到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的叔孫通制定了朝儀,就是在劉徹當皇帝的時候,也就是儒家學派當權的時候,叔孫通制定這個朝儀,使帝王成為一種很莊嚴、很肅穆,甚至很恐怖的權威。大臣朝見皇帝時,有衛士在旁邊監督,任何人態度不合乎規格,像偶爾抬一下頭之類,就要受到處罰。這樣的改變,使得君王遠離人民,跟人民保持一段距離。 

  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們總還有一個座位。到了十世紀宋王朝,連這個座位也開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論道的日子,一去不返。這是一個很小的變革,但它象徵的意義很大,那就是說,君和臣、官和民,距離愈拉愈遠。到了十四世紀明王朝,人性的尊嚴更受到徹底的傷害,誰也沒辦法想像,一個君王會對自己國家的人民,這麼仇視。明王朝建立了一種「君父」觀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說,皇帝就等於你的父親。這種觀念一經建立,所產生的流弊,無窮無盡。其中最可怕的徵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轄你的傢伙認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來,就在金鑾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這種廷杖制度,這種君父思想的結合,使中國人的自尊,幾乎泯滅,使中國人的人格,幾乎摧殘殆盡。中國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時候,不喊出聲音(笑聲)。常常有堅強的官員,當他被打的時候,痛苦得在地上擺動頭部,把自己的鬍子都擦掉了,卻拒絕喊叫。這是那時代人們惟一可以辦得到的,可是,卻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層面。

  我們常常說漢民族是一個同化力非常強的民族,到目前為止,的確如此;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有好幾次,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最後都被同化。好比說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時候,他變法革新,採取漢民族的方法治理國事。又好比滿清,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這兩次外族最大的侵略,最後都是漢民族得到勝利。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到,他們最後固然都吸收了漢文化,繼承了漢文化,但是吸收的卻是漢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結局也只好最糟。吸收漢文化的結局,並沒有使他們的民族更強大,反而使他們的民族和我們漢民族,共同墮落。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佈鮮卑人不能講鮮卑話,一律都要講漢話,而且要改成漢姓氏,然後更採用了漢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宮廷制度,更採用了其士大夫門第和門閥制度,這些是北魏以前沒有的。他們原來是荒原上的遊牧民族,心胸開闊,尊卑之間的距離,也非常微弱,而現在卻用人力加以破壞。

  聽眾:請問什麼叫廷杖?

  柏楊:廷杖就是打屁股(笑聲),四個宦官把趴在地上官員的四肢伸展開,拴起來,然後用麻袋把頭套住,由兩個宦官按住大腿。當皇帝宣佈廷杖一百時,那麼就打一百。通常廷杖不能超過一百,假如超過一百,就會死於杖下。那些執行廷杖的幫兇,會察言觀色,假如皇帝只是恨你,並沒有殺你的意思,那麼打一兩百下也不會致命。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於死地的話,那麼三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普通情形下,官員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時,往往用行賄的方法,施刑時聽起來聲音很大,看起來很痛,但不至於死,即使血肉橫飛,也不至於傷到筋骨,也就是說光是痛,不會斃命。他們這些人都受過訓練,他可以用一張紙包滿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紙卻不破。這是一種殘忍的刑罰,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傷痕,而事實上裡面的筋骨都已經斷了。在廷杖制度下,人性尊嚴完全被摧殘。十四、十五世紀,歐洲已是文藝復興時代,中國卻在實行廷杖,使人歎息。

  我們再回來講剛才的主題,蒙古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土之後,對漢文化,採取抗拒態度。九十年之前,他們怎樣來到中土,九十年之後,也怎樣地離開中土。對漢文化,沒有受到一點感染。滿清政府建立之後,繼承的是中國大黑暗時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對新的政權,有一種腐蝕作用。以致清王朝雖有那麼強大的武力,但經過一百年的政治腐蝕,到了最後,一發不可收拾。人權觀念被這種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封建勢力,一天天地摧殘,簡直幾乎泯滅,對中國人的影響太大了。中國人的自尊心沒有辦法保留完整,假如說有保留的話,也只有如魯迅先生說的阿Q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緒上滿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內心上獲得充實。我想情緒上的滿足和內心上的充實,是不一樣的。舉個例子來說,我到你家裡拜訪,看到你的房子這麼漂亮,主人學問這麼高,我佩服你,羨慕你,回去之後我會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樣,有那麼好的學問,住那麼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說,住那麼好的房子,誰知道他的錢是偷來的還是搶來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場大火,燒個精光(笑聲)。我們民族心理上長期受到壓制,只好用這種情緒,使自己平衡。

  第二點要報告的是,中國五千年歷史,只有三個黃金時代。第一個黃金時代是春秋戰國,那時候各式各樣的思想、各式各樣生活方式,同時並行。第二個黃金時代應該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貞觀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過一百年左右。第三個黃金時代,應是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清王朝中葉。中國五千年歷史裡,只有這三個黃金時代。其他的四千餘年呢,幾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戰爭。西方有位學者,曾經做過一個統計,證實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每年都有戰爭。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更是一樣,我自己也曾做過這種統計,而且寫了一部《中國歷代戰亂編年史》初稿,發現中國歷史上也每年都有戰爭。但以中國為單位統計和以世界為單位統計,意義完全不一樣,因為世界地方太大,中國和世界比較,中國就太小了。尤其是中國版圖到明王朝的時候,跟紀元前二世紀秦王朝大小一樣,比現在的版圖,要小一半。

  在這麼小的版圖裡,如果每年都有戰爭,而且還只是有記載的戰爭,沒有記載的戰爭,還不在我們統計的範圍,可看出中國的動亂非常可怕。一個王朝取代另外一個王朝過渡期間的大混亂,總有三五十年,由政權的奪取到政權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後政權再腐敗,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戰重新到來,陷入治亂相迭的惡性循環。中國人可以說是長期地,甚至永遠地生長在貪污、混亂、戰爭、殺戮、貧窮裡面,因之中國人始終沒有安全感,總是覺得惶惶不安。我們有這麼悠久的歷史,又有這麼大的國土,中國人的心胸應該磅礡四海,非 

  常開朗才對,只因為長期的貧窮、殺戮、忌猜,使得我們心胸,反而十分狹窄。只求今天能過得去就可以了,明天的事情怎麼發生,我不知道,戰爭要綿延到什麼程度,我也不知道。戰爭影響水利,水利工程被破壞之後,接著來的是大旱災,旱災之後,又是大蝗災,這樣的旱災、水災、蝗災,赤地千里。在歷史上,「人相食」三個字,不知道出現過幾十次幾百次。我們認為我們是高級文明的民族,怎麼會發生這種人吃人的野蠻行為呢,實在是我們的災難太多了,而且患難也太久了。不必說國家民族,就個人來說,一個人如果貧窮太久,苦難受得太多,他對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一種不信任的心理反應。我坐牢要出來的前幾天,一個官員叫我,告訴我說:「報告一個好消息,你要出去了。」我說:「吃什麼豆腐!」(笑聲)那官員說:「你為什麼不相信呢?我能騙你嗎?」我要求他拿證明給我看,因為我相信得太多了,受到的欺騙也太多了,每一次都失望。一個在患難中太久的人,他就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權利(笑聲)。一個民族也是一樣,太久的折磨,人們認為,一個新王朝來了之後,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結果幾乎沒有一次不落空。有人問,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建築,而外國有呢?那是因為中國的建築是用木料做的,它會腐爛掉。我認為這不是原因,原因是,一個新的王朝興起之後,就會用一把火把它燒掉(笑聲)。秦王朝留下來那麼好的阿房宮,可是項羽認為那是民脂民膏,那是暴政,所以放了一把火。等過幾天呢,他自己也蓋了一個(笑聲)。再過幾天呢,又來了另外一批人,又說你這是民脂民膏,是暴政,又把它燒掉。這種不成熟的情緒,就足以造成長期的貧窮,使中國人的自尊心沒有辦法建立,中國人的心胸沒有辦法開闊。有一句格言說,多難興邦(笑聲),我們先要瞭解,格言都是情緒的,在某一種特定的條件之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學的。「難」如果太多,就沒辦法興邦(笑聲)。對格言一定要有認識,譬如說,「哀兵必勝」,那可不見得,哀兵失敗的很多。一支大軍最後被消滅,哪一個不是哀兵(笑聲)。像迦太基對抗羅馬,到最後幾乎全國皆兵,可以說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後還是被羅馬消滅了。哀兵不見得獲勝,多難也不見得興邦,而是說,多難必須恰到好處的時候,才能興邦(笑聲)。而中國呢,就是太多難了,所幸多難還未多到把我們消滅的程度,但是已經多到使我們失去靈性。

  第三,我們從歷史上發現,中國社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就是所謂的「官場」,官場來自科舉制度。有一點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日本吸收了中國全部文化,他把中國所有的東西都吸收過去,小自榻榻米、木屐(笑聲),大至政府組織、政治制度等,卻只有一點沒有吸收,使得日本後來明治維新時,能夠一下子強大起來,而未造成阻力,這一點就是科舉制度。中國的科舉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貢獻,但也造成了中國的官場。官場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蛛網,看也看不見,摸也摸不著,但是你可以感覺到你已進入了盤絲洞。中國「官僚」這個字,不能用Bureaucrats來翻譯。中國官僚有他的特徵,效忠的對象絕對不是國家,也絕對不是領袖,他只效忠於給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變,官場不變。所以滿洲人統治藏人、蒙古人、漢人,都分別針對那個民族的弱點。對藏人呢,用喇嘛教,把喇嘛請到北京來,當成大爺,極盡恭敬之能事。對蒙古人呢,用婚姻手段,把所有的皇女公主,都嫁給蒙古王子,她們生的兒子,就是我的外甥(笑聲),把那些小王子從小養在宮廷裡,叫我舅舅啦,叫我公公啦,等你長大以後,怎麼可以反對你的舅舅、公公呢。滿洲人的皇女公主,絕對不嫁給漢人。他們統治漢人的方法,就是科舉,他們知道漢人有個毛病,就是好做官(笑聲)。我有給你做官的希望,你就會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識和人性尊嚴,全部交出來。所以官場是一個神秘的社會層面,官場有特殊的行為標準和價值觀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換了,他還是做他的官(笑聲)。他也不怕國亡,亡了國,只要你給他官做,他還是做他的官。於是花花世界,只不過是官的發威場所,自然形成了官官相護,非常複雜的關係。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官場現形記》,這是一本分析中國官場結構的書,你不要用文學的眼光去看這本書,而要用研究社會問題的眼光看這本書。因為官場這種關係建立,使得我們中國的人際之間的關係,更趨微妙。我想各位在美國這麼久,是不是發現,美國的人際關係,比中國的人際關係要單純得多?中國有句話說,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是什麼呢?就是人際關係處得好不好。有出京戲《審頭刺湯》,有一個法官,另有一個陪審官,另外還有一個美麗的年輕寡婦,她的丈夫被謀殺了。在審判中,她抱著一個人頭在哭,如果這個人頭是真的話,那麼這個案子就可以了結,如果是假的話,這個案子發作起來,會牽連很大,要死很多人。陪審老爺喜歡這個美麗年輕寡婦,這個女子也向他暗示,她可以嫁給他,於是這位陪審老爺就堅持這個人頭是真的(笑聲)。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結案了,表示不願嫁給他了,這位湯老爺馬上堅持人頭是假(笑聲)。我們中國人永遠就在這種官場關係裡,是非不明地反反覆覆,一會人頭是真,一會人頭是假,到底人頭是真還是假,誰都搞不清楚(笑聲)。官場帶給我們這麼多的困擾,我想在座的各位專家學人,很多曾經回國做過事,或是將來可能回國做事,我想你遭遇的困難,不是工作的本身。比如說你要造一個原子爐,如果你根本不會,那麼這是屬於工作上的問題;可是你要造原子爐缺個螺絲釘,管理螺絲釘的這個人呢,他請假出去了。他感冒了,當然要請假,總不能說不准感冒吧,可是事實上,他不是感冒,而是打麻將去了(笑聲)。他為什麼去打麻將呢?那是因為你跟他的關係搞得不好,你的原子爐造成造不成,跟我有什麼關係?原子爐造不成或者是爆炸了,我一點也不在乎(笑聲)。如果你說國家受了傷害,受傷害就受傷害,我還是照樣做我的官。這就是官場景觀,這種幾千年累積下來的病態,一直維持到國民革命軍北伐,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可是,軍事北伐,政治南侵,事實上是官場的毒素南侵。本來革命同志之間的感情是非常純潔的,不過一旦卷在官場裡面,就變得非常複雜,複雜到一個健康的人不能承擔的程度。於是社會上的人際關係,就變得跟強力膠、糨糊一樣,一旦沾上,想脫也脫不掉,想甩也甩不掉。我不曉得各位回國之後有沒有這樣的發現,舉個例子來說,假如你回國,朋友請你吃飯,如果你膽敢回絕的話,那友誼從此就一筆勾銷。這就是官場的習性,人際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的扭曲。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他需要這種官場的關係呢?因為這樣才能使他的官位,更加穩固。我有個朋友回到台灣去,一些不相干的人請他吃飯,吃飯之後就托他帶些東西到美國來(笑聲)。這並不是他有意跟你做交換條件,而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因為吃過一餐飯之後,就變成朋友了,朋友就要互相幫忙(笑聲)。官場的現象就是這個樣子,如像你造原子爐,這原子爐很危險,是不能碰的東西,可是他會認為,我們都是朋友,碰一下有什麼關係(笑聲)。往往一個人在當官之前,跟當官之後,變成了兩種人。這句話本身是不合邏輯的,只能說一個人的官性太興旺的時候,人性就消滅了。他沒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須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回復(笑聲)。因為官場的存在,使得中國對於做事的方法,有特別一套,使我們文化發展的軌道,經常脫離方向。

  第四點報告,我覺得孔丘本身是個很偉大的人物,知識淵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對社會有很大貢獻。從孔丘發展出來的儒家和儒家學派,對中國人的影響,更非常深遠,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嚴格一點地說,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對進步的。儒家這個「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禮所用的司儀,因為他瞭解祭祀程序,遇到國家重要典禮的時候,必須有這樣的人提供意見,這種人在本質上當然是崇古的。那個時候,沒有新興的禮樂,必須用古時的禮樂,為了維持他的飯碗,必須先維持他職業的穩定( 

  笑聲),所以他必須崇古。我們不用崇古這個不好聽的名詞,但可以說他們非常保守。這種精神在中國造成堅強的保守意識,而中國社會在這種意識之下,因而喪失了創新的動力,因而也沒有了自我檢討、自我反省、自我調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時候談起美國,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國」面前班門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聽之(笑聲),好比有人講到美國的種族迫害,對印第安人無情的殺戮,對黑人的虐待,對中國人的歧視。我曾參觀過安琪兒島,看到中國人留下來的字和慘苦的詩句。美國這些缺點是不是真的?當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還要壞。但是我們應注意到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們有沒有改正的能力?有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現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沒有的話,我們就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前途;假如有的話,我們就覺得這個國家偉大,充滿了活潑的生命。美國以前也有吊人樹的,可是現在沒有了,美國以前對囚犯用過水牢,可是現在逮捕人的時候,他們會把憲法第幾條念給他聽。美國有錯誤、有偏失,但是美國有改正錯誤的能力。可是,我們中華民族,卻沒有這個能力。長久的崇古,不求上進,保守,使這個能力喪失。在歷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變法把秦國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在未變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們過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訴他們一定要分開來睡,可見那時他們是一個怎麼樣野蠻落後的國家。商鞅變法,並不是變出一個原子彈,也不是物質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會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變,他成功了。那時候是紀元前四世紀,到現在兩千餘年,中國卻沒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個想要突破的人,最後都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場,是車裂,是五馬分屍,儒家學派也常常宣揚這些改革人的下場,阻嚇中國人進步(笑聲)。歷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學問和工作能力,無懈可擊,可是他的改革卻遭到那麼大阻力。像張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樣淒慘,他剛死了之後,家就被查封,他的兒子活活餓死;一直到康有為的戊戌變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學派有一種說法:「利不十,不變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沒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絕不可以改革,這種觀念正是我們中華民族不能進步、不能強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變都沒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點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說你現在要從斯坦福開車到聖荷西,我認為你不可以開車去,因為汽車可能出車禍;你應該步行去,因為利不十,不開車(笑聲)。這樣的看法你怎麼說吧,而且開汽車還要先去學開車,浪費時間,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會來撞你(笑聲)。如果步行,既可以節省金錢,又可以增進健康,而且沒有危險,各位聽了我的話,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開車了。事實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們就應該變,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遠不可能。昨天晚上,幾位朋友談到漢字拼音化問題,有人講這樣毛病,有人講那樣毛病,當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沒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緒上反對,有的是理論上反對。可是假如你要它一變,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處,天下根本沒有這樣的怪事。因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問司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漢王朝一直不變蕭何的法律可以嗎?司馬光回答說,當然可以,正因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亂變,才使賊盜橫行,假如一直不變的話,堯舜時代的美風善俗,就會保持到今天。各位,這種人真是妨礙中國進步的蟊賊。司馬光是一個官場老將,他一當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廢除,包括效果已十分顯著的募役法。蘇東坡和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都提出反對,司馬光馬上翻臉。這說明時代絆腳石是不論是非的,不為人民的利益著想,也不效忠國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馬光不是一個政治家,不過一個官場混混罷了。

  第五點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國……

  (此時因換錄音帶之故,錄音中斷了。)

  改朝換代的內戰之後,接著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複恢復悲慘:戰爭,殺戮,死亡。有人說美國這地方很好,生活水準很高,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假如美國人口增加十億,把中國內地的人口搬過來,美國就有十二億了,你看會有怎樣的情況?(笑聲)人口問題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國要想強大,人口一定要拚命減少。有句話說:人多好幹活,人少好吃饃。饃,就是饅頭、麵包。在過去的時代,人多的確好幹活。而現在呢,人口多了沒有用,一百個人不如一個計算機(笑聲)。人少好吃饃,這句話倒是一個很簡單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養兩三個孩子,還能夠維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兩百個孩子,生活怎麼維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費、學費、衣服費等,用什麼開支?中國人口太多,貧窮太深,官場太厚,競爭太厲害,這些原因使我們中國人呈現一種現象:就是髒、亂、吵,和永不止息的內鬥(笑聲)。中國人講起話來,來勢洶洶(笑聲),使我們喪失了禮貌。在洛杉磯的時候,有人問我對美國的印象怎樣,我說我覺得美國是個禮義之邦。又問我中國是不是禮義之邦呢?我認為中國絕對不是禮義之邦(哄堂大笑)。中國人是這麼粗野,幾乎隨時都準備給對方一個迎頭痛擊。各位一定可以發現,中國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為災難太多,痛苦太多,憂愁的時間太長,使中國人笑不出來。所以我覺得美國是個歡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觸到的美國,是一個非常快樂、善良、樂於幫助別人的民族。而中國人比較憂慮,總是充滿了敵意,非常擔心自己的利益。於是我們成天惶惶然,為了自衛而虎視眈眈(笑聲)。有人說美國有種族歧視。當然有種族歧視,事實上不限於美國,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種族歧視,但是美國至少包容了我們,不但包容我們的人,也包容我們的沒有禮貌、髒、亂、吵,和不停的內鬥。

  以上是我的一點心得,毫不隱瞞地提出來,也是我來到美國「考察」,回來後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實報告(笑聲)。

  我們的優點,不必再說了,因為說來說去,它還是存在;不說,它也不會跑掉。我提出我們的缺點,這樣才可以促使我們自我反省。這些缺點已經非常嚴重,在我們醬缸文化裡,我們面臨這麼多複雜的問題,應該怎樣的反應呢?我略為報告我的意見。

  這些問題,如果它是問題的話,我們最重要的反應,應該是培養我們的思考能力。幾千年下來,一切東西都由別人──聖人或有權勢的大官之類,替我們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樣做才對呢,中國人似乎需要練習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兒子到新幾內亞去探險,被土人吃掉了,這件事發生之後,台北報紙登出來,很多人說,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我就不會去。這次我在鳳凰城一位美國朋友家裡住了五六天,主人的十六歲女兒Margret,到洪都拉斯去幫助當地人,使他們瞭解眼睛衛生的常識。洪都拉斯的衛生跟中國相比的話,要比我們還差,當地非常的髒,以致這個女孩一覺醒來,竟然發現有一頭豬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裡的時候,她恰巧服務結束,回家向她媽媽報告,眉飛色舞地說,明年她還要再去,因為那個地方太貧窮落後了,需要去幫助他們,她母親立刻鼓勵她再去。我們中國人也許會想,要是我的話,我才不去呢。可是那個美國媽媽卻誇獎她的女兒,認為她的女兒有見解,有愛心,以她女兒能夠為別人獻身服務的表現,引為驕傲。她並不是向我表示她的愛心,我又不能給她官做(笑聲),也不能給她股份(笑聲)。我在她的眼中,不過落後民族的一員。而是那個媽媽內心深處真摯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國人就聰明多了。因為中國人太聰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猶太人在內,恐怕都沒有中國人這麼聰明。假如是單對單,一個人對一個人的話,中國人一定是勝利者。但是如果是兩個人以上的話,中國人就非失敗不可,因為中國人似乎是天生地不會團結(笑聲)。團結的意義是,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拋棄一部分。比如現在有兩個圓形物體,必須用刀削成兩個較小的方形,才能緊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別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幹了,這樣怎麼能團結(大笑)?中國人是太聰明了,沒有一個人敢說中國人不聰明,中國人聰明到什麼程度呢,聰明到被賣到屠宰場的時候,還拚命講價錢,多賺了五塊錢,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這種情形,中國人太聰明,太聰明的極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為,不自私的想法,都會被譏笑為傻子。中國人不夠寬容,凡是一個人心情厚道,寬恕別人,讚揚別人,就會被人罵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臉,你竟然敢反抗;人家違法,你竟然敢據理力爭,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險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發財,你去做了,大家當然說你是傻子。我覺得一個中國人必須多少有一點傻子的心情,然後我們這個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話,就會像印第安人一樣,日漸沒落。有句俗話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可見得人不自私的話,就會被別人認為不可救藥。我們能不能夠從自己開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別人,只是從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認為的傻事?

  總結我的意見,我們不要把人際關係搞得那麼複雜,先從自己開始,從自己的孩子開始,訓練起來!譬如,美國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媽媽告訴他,吃飯之後要把東西收拾好,弄乾淨,放在那裡。這種教育應該從本身開始,從孩童時代開始,我們應該把這種訓練當作一種起步和一種里程。中國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書上(笑聲)。我們希望這些美德都能出現在我們的行為上,看看我們自己是不是可以辦到。今天我報告我自己的意見完了,佔用的時間太多,還請多多原諒,多多指教(熱烈掌聲)。

  聽眾A:我覺得問問題起碼要十分鐘才夠。

  主席:對不起,只有兩分鐘,因為很多人都想提出問題。

  聽眾A:柏楊先生剛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殘人權的問題,你提到明王朝摧殘人權,其實西方情形也差不多。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樣經過君主專制的洗禮,為什麼能夠產生後來那種個人自由主義的人權觀念,為什麼中國就不能產生……

  主席:停一下好嗎?你的問題已經超過了兩分鐘。(笑聲)

  柏楊:這不是討論,這是考試(笑聲)。不過用不著考,我已經是博士,是綠島博士(笑聲、掌聲)。可惜我沒有能力答覆你這個問題,就好像我們沒有能力瞭解為什麼西洋人吃飯用刀叉,中國人吃飯用筷子一樣。文化的產生是逐漸的,這兩種文化在最初沒有交通,互相影響的可能性很小,每個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發展。個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運,往往被一個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轉變方向。但我們不曉得這個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麼,或是在什麼地方。

  聽眾B:我想就這位先生所提的問題,向您再請教。剛才我聽您的演講,得到以下這樣的感想,覺得您對中國文化的結論是這樣下的:因為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過去是一個專制的文化,有一個專制的政體,因此今天社會上才會演變成這樣一種風氣,也就是官場風氣。因此,我想剛剛這位先生的問題,還是可以解釋出其中的道理,因為您認為既然有了專制政體的大前提在,因此才產生這樣的風氣。既然兩個文化都有同樣的歷史傳統,為什麼今天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依照您的結論來看,似乎結果應該一樣。我也許是亂替柏老的結論下個卷標,我想您的結論是文化遺傳論。記得容格曾經說過,文化是可以遺傳的,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樣的觀點,子孫也會受到影響,因此我們過去有專制政體,即使我們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在我們今天的文化中,可能還留有過去文化的專制因子。容格從心理學的立場提出這樣的論點,但今天很多人卻認為大有問題。第二點,聽了您的講演,使我們過去非常樂觀的年輕的一代,有點難過。以我來講,可以說是年輕的一輩,是新生代的一員,我始終覺得我們這一代,在整個社會風氣和思想方式上,一定要和我的前輩不一樣。譬如說我今天並沒有做官,我不能保證我將來做官是不是變成只有官性沒有人性(笑聲)。但我覺得,有一天我到了那個場合,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過去的人要少一點,人性還要多一點。但是您今天這樣一講的話,我覺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樣,謝謝您。

  柏楊:我想我只是講歷史事實,因為時代和環境的轉變、教育的導向,現時代可能不再會這樣。而且我相信你的誠心,也相信你做得到。

  聽眾B:我想您的詮釋,也許跟我的不太一樣。

  柏楊:我要強調一點,中國的專制政治和西洋的專制政治,在深度和廣度上,差異很大 

  。西洋歷史我還沒有開始念(笑聲),不過我覺得有所不同。比較起來,中國專制是極端的,西洋宮廷裡只跪一條腿,只有對上帝才跪兩條腿,對人恐怕很少跪兩條腿。中國不但跪兩條腿,而且還要磕頭,而且還要磕響頭(笑聲)。清王朝末年有句話說:多磕頭,少說話。所以我想中國專制的內涵、專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樣。我看過法國路易十四一幅油畫,路易十四很偉大地坐在當中,大臣坐在旁邊,皇后也坐在旁邊,這種情形在中國不可能發生,中國的大臣一定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地跪在下面。

  聽眾B:我想……

  主席:請等一下,讓別人有機會問問題。

  聽眾C:我從小就看過柏楊先生的書,今天能看到柏楊先生,感到非常感動。講到中國人的個性、民族性、政府,剛才柏楊先生從古代史一直談到近代史,而我們對現代史比較關心。第一個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柏楊先生來美國之後,講話的開放性,有多大?您講話能講到什麼程度才能夠回到台灣……(笑聲)。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人的個性常常因為政府而受影響,譬如政府常常喜歡愚民,很多地方明明大家已經知道了,他還是要壓住,讓大家感覺很多事都是很Secret。不講實話也是中國官場想要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聽眾F:我手邊有本《柏楊語錄》,我們談太多話不行,主持人剛才說的。我想我們的民主還有一個特點,你這本書裡沒有提到,就是不可以提政治問題(哄堂大笑,掌聲不絕)。

  聽眾G:今天柏楊先生談到學術問題,您研究歷史得了五個結論,前四個結論我可以百分之八十同意,最後一個結論說,中國人口太多,所以造成我們今天這種不幸,這個問題我有個疑問。日本,他的國家很小,人口也很多,但他們生活水準很高,他們沒有接受我們官場文化的缺點,所以有今天的成果。我認為不是我們中國人口太多,才造成我們這種不幸,假如我們把工商業做得很好,假如我們改變了我們的病態和缺點,我們中國人可以維持這個現狀,甚至我們更可以容納一倍的人口。我們不應該說中國人口太多,就要限制我們的人口,就要去侵略人家,或者互相殘殺。這是個現象,現象和結果是不能融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並不是我們人口太多造成不幸、災難、貧窮。我們很可以在中國這麼大的領土上再容納多一倍的人口,沒有問題(笑聲)。假如我們的科學、文明的發展,可以達到一個水準的話,我想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會低於日本。

  柏楊:我非常贊成你的見解,應該是這樣的。不過,「假如」的前提太多,而在這些「假如」實現之前,人口仍是很大的問題,太多的人口才使我們的工業、科學、文明,永不能發達到「假如」的那種地步。

  聽眾G:這個我能夠接受,您的結論是說從歷史的研究、學術的觀點,指出中國的人口太多,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不幸。我的意思是說,其他的四項結論,我贊成。而人口太多,並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將來我們中國人口是不是再增加下去?我們還會不會繼續這種不幸?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值得研究。

  聽眾H:柏楊先生談中華民族的問題很有趣,我有一個錯覺,不曉得是因為您有顧忌不願意講,或者是……總之,我有個印象,中華民族是有這麼多的缺點,自私得沒有救藥。但是關於中國現代史,柏楊先生沒有提到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轟轟烈烈的鬥爭。在解放以後,一九四九年之後,建設整個社會主義,在整個過程中,一方面在經濟方面、物質方面……建立一些科學基礎,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識形態上,做很多教育的工作,不知道柏楊先生願不願意評論這件事……

  柏楊:這是政治問題,我們不談。我們只談歷史,同時,這個我也不太清楚(笑聲)。

  聽眾I:我有一個要求,請問您,關於簡體字,我想聽您的意見。

  柏楊:我贊成簡體字,而且更贊成應該進一步改成拼音文字。昨天晚上,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就談到這個問題,不過大家的意見不一致。因為反對拼音字的人,心裡有一個結,這個結必須解開。拼音文字太需要了,譬如說打電話,我問貴姓?我姓劉。這劉字怎麼寫吧,在電話上恐怕沒辦法講清楚,我說你去查字典,你也不敢肯定第一次就查到,甚至查第二、第三次都查不到,查得你火冒三丈(笑聲)。過去,我們責怪古文沒有標點符號,不能斷句,看起來簡直不懂。各位讀過《元史》沒有?蒙古人的名字像冰糖葫蘆一樣(笑聲),簡直分不出有幾個人。現在雖有了標點符號,可以斷句了,但方塊字的最大缺點更呈現出來,那就是既不能隔字,又不能連音。不能隔字,即令字字認識,也看不懂。不能連音,方塊字像一盤念珠掛在那裡,我們要費很大的力氣組合,才能弄清楚。好比說,「我從馬來西亞來」,「馬來西亞」應該連,跟最後一個「來」字之間,應該隔。否則的話,「馬來」了,「西亞來」了,如果一個孩子名叫「西亞」,問題就大了(笑聲)。今天打字這麼快,計算機這麼快,都不是方塊字可以勝任的。我一直嚮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機,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不再做爬格紙動物。不過漢語拼音化並不容易,主要的是我們有心理障礙,認為我們用ABCD是英文字母,拼出的是英文。其實不是,我們要瞭解,這個ABCD就是中文字母(笑聲),拼出的字,就是中文,就不至於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覺。是的,它們是中文,是華文,不是英文,也不是德文,假如說用ABCD拼出來就是英文的話,德國人可能會氣死,法國人也可能會氣死。文字完全是工具,就好比車子,你買了就是你的,他買了就是他的。其實,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實行的話,第一個先餓死的就是我,因為我就靠方塊字吃飯(笑聲)。但是我覺得自己的生命很短,政治的理由也很短,民族文化非常重要,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各位在美國,你會發現第二代孩子們會講中國話,但不會寫中國字,那麼難,你怎麼教他?好比說中國的「國」字,怎麼寫?怎麼填到那方塊裡去(笑聲)?要認識這個字,除了死記以外,沒有他法。以致孩子們高喊:「我恨死中文!」這還不能使我們猛醒?我們不要增加我們民族向前邁步的困難,應該大家腳步向前,不要自己為自己加一個腳鐐,加一個手銬,不要為老祖宗活,不要為過去活!為什麼為他們活?應該為孩子們活。拼音化之後,古書看不懂就看不懂算了,現在並沒有拼音化,你還不是看不懂(笑聲、掌聲)。過去的事,老祖宗的事,交給幾個人,讓他們去廟堂裡打掃。我們不要為祖宗活,要為孩子們,為下一代,為國家民族的未來活。假如中國有一天,忽然爆出冷門,威震世界,中國人一咳嗽,地球就發抖,中國話可以成為世界語言,但中國字絕對無法普及,所以必須改成拼音。

  今天我講中國這麼多缺點,有人聽了一定很洩氣,我覺得我們應該聽的,正是這些,而不是優點,假如我們講我們的美德、我們的聰明……最後,我們還是不能夠受到人家尊重,我們自己也不能自尊。要知道,中國人的災難,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災難,也是全世界的災難。一隻小船沉下去就沉下去,一隻大船沉下去,引起來的漩渦會把附近的船都吸引下去。日本人為什麼來侵略我們?只怪中國不爭氣引誘他動手(笑聲)。我覺得我們應該自救,自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缺點,假如不知道自己的缺點,整天去想得意的事,恐怕有點像賈寶玉意淫(笑聲)。

  聽眾J:我常聽到兩句成語,一句是「以不變應萬變」,另一句是「報喜不報憂」,您有什麼看法?

  柏楊:「以不變應萬變」,我不敢有意見(笑聲、掌聲)。「報喜不報憂」,我想這是官場特徵。

  聽眾K(美國人):您今天演講的題目好像是專門說中國人的壞話,我想請您也說說美國的壞話(笑聲)。就您所看到的書,及您在美國所看到的事,您覺得美國有什麼地方,應該向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學習?

  柏楊:關於美國人的壞話,美國人自己已講得太多了,這是我非常羨慕的地方,因為美國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調整的力量。自己有錯的地方,都自己講出來,自己能接受,自己能鑒賞,這一點我們中國人不能。你要是講美國人好,人家就說你為什麼不是美國人,不把鼻子拉高(笑聲)。有人講這是崇洋媚外,我覺得崇洋很好嘛,有什麼不好,不但要崇洋,而且要徹底地崇洋,我如果有權利,我一定規定每個人不崇洋不行,哪一個人不是從頭到尾都是洋?而且各位還住在美國,而我還住在台灣,我覺得這是醒悟不醒悟的問題,我們應該把人家的好處一條條列下來,好的地方,我們就應該學,我們如果希望像美國一樣強大,我們就需要向美國人學習,美國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美國當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為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國的郵政就壞,投遞既慢,而又經常放假。但我們也應該慶幸美國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國是那樣,他就僵化了。

  聽眾L:柏楊先生是一個博士,是一個病理學家,他今天說我們喪失了民族自尊心,應包括柏楊先生自己在內。今天他說的話,把我們五千年的歷史說到墳墓裡去了,不能使我們喚起民族精神,這一點我今天來聽,覺得很遺憾。我覺得中國受了封建思想的餘毒很濃厚,再加上儒家思想,假如我們把儒家思想轉變成法治思想,從人治轉變為法治,建立法律制度,就會彌補過去的許許多多缺點。因為過去都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假如我們今天建立法條,你該做幾年就做幾年,不要去破壞它。我今天是個廚子,如果我要我的兒子也繼承做廚子,這便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禍患。我們希望柏楊先生告訴我們怎樣去治這個病,我們不能放棄。您說崇洋,在座的許多中國人,並不見得在美國就崇洋,這一點希望柏楊先生諒解。這一點,您錯了,這是我一點意見。我希望柏楊先生講的五千年文化不至於在五千年後仍充滿了封建、廷杖、官場。希望從今而後能改革,從人治變成法治,走向光明的未來。

  柏楊:我跟你的意見完全一樣,追求的也完全一樣。

  聽眾M:在大學時,我讀過柏楊先生的一些作品,覺得柏楊先生喜歡用諷刺、潑辣、尖酸的筆法,來揭發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今天又聽到您講了中國人這些缺點,我們心裡的感觸很深,覺得很痛心,很洩氣,很難過,但我覺得這就好像看病一樣,病已經看出來了,就要對症下藥。我不知道柏楊先生作品中是不是能告訴我們如何去面對這些。另外我想請教柏楊先生談談台灣文壇的情形,推薦一些好的作品給我們。您比較欣賞哪些作家?

  柏楊:我先說第二個問題,陳映真、王拓、三毛、袁瓊瓊、陳銘磻、楊青矗,都是第一流的,不過我看得並不很多,因為我的眼睛在坐牢時受了傷,沒有辦法集中看小字,台灣的報紙字又特別小,這個問題可不可推薦我太太來答覆。

  張香華:柏楊忽然給了我一個難題,不過,我坐在這裡一直在想另一個問題,因為剛才一位先生說柏楊今天講的話,使我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我想就我的瞭解,把他的意見解釋一下。我想柏楊的意見,並不是說我們國家一點前途、一點希望都沒有。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自我反省。他講崇洋,這是一個事實。崇洋,這個名詞應該看怎樣理解,試看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物質的享受,崇洋已經是非常明顯。不過我想他剛才有句話沒有講得很清楚,而在別的地方講演時,卻十分強調,就是,我們崇洋,但不媚外(掌聲)。我們承認美國比我們強,我們應該向他學習,但我們不需要去乞求他,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用自憐的方式來生存,而是怎樣改進,怎樣想辦法,很快地超過他們,我想這是柏楊心裡的話。很抱歉,我擅自作一補充,因為我整個思想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掌聲)。

  柏楊:關於李玲瑤小姐問到該用什麼方法,我想到一點。我提出來都是些病態的東西,我想大家都很難過,我自己也很難過,因為我們當初聽到的中國是很光榮的,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後來我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別人正跟蒙古人作戰時,他在後方卻擴充地盤,抄別人的後路,最後更篡奪政權,完全為自己打算。等到別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塗,把在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損之後,朱元璋卻坐收其成。發現這件事之後,我是那麼沮喪。我想我們能不能復興我們的民族,要從我們能不能承認自己的缺點、承認自己的錯誤開始。假如連缺點、錯誤都不承認,又怎麼改革?怎麼進取?過去,我們一直不肯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因為我們已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一旦發現缺點,簡直就沒辦法活了。而一個有自尊心的人,會承認自己缺點、自己錯誤的,只有中國人大多數死不認錯。我們也有檢討,但檢討的結果都是因為自己太好了(笑聲)。所以我們一直受人家欺負,今天被張三欺負,明天被李四欺負,後天被王五欺負。中國人每個人都應該有能力來檢討自己,不要抱怨,不要總是專講別人。在台北時,有對夫婦吵架,找我評理,丈夫凶巴巴地說,他太太不愛他。我就說,如果想教人愛你,第一個條件必須要自己可愛(笑聲)。如果自己不可愛,怎麼教人家愛你?如果自己要別人尊重的話,必須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條件,這個條件不是罵一罵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號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隨地吐痰,可是你總在這裡吐痰,教人怎麼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間去,假如在大街隨便撒尿,又教人怎麼尊重你?所以我想我們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決條件,一定要知道我們不如別人的地方。中國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認錯,一認錯就被認為是崇洋?是的,為什麼不崇洋?我們現在整個思想體系、經濟思想、學術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權思想,都不是老祖宗傳下來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都是從外國來的,哪一個是傳統傳下來的?我們的物質生活,如汽車、飛機、眼鏡、理頭髮的方式、房子、刮鬍刀,都不是中國發明家發明的,所以我覺得不是崇洋的問題,而是學習的問題。現在台北人喜歡吃土雞,我也喜歡吃土雞,洋雞沒有人吃,不好吃就沒人吃,洋雞也沒有人要。只要好的,就會有人要(笑聲)。但中國人的神經,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麼會產生這種結論?崇洋不過學他們的優點,假如有一天美國人統統抽鴉片煙自殺了,我們總不會跟進吧。我們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這是我們民族生存發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來怪去都在怪別人,這個民族就沒有救了。不但發生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後果都一樣。印第安人老講白人殺光了他們,把白人恨入骨髓,僅僅恨有什麼用?自己復興才對!你不能復興,白人將來可能殺得更多。我覺得我們不要責備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認我們錯誤之後,承認自己的缺點以後,才有復興的可能性。只怕承認了之後有些人自己的神經先行崩潰。

  聽眾O:柏楊先生,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可是今天聽您的演講,覺得您的人很可愛(笑聲)。這是真話,現在有個要求,不知道文字獄是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色。在西洋歷史上,我還沒有找到像中國過去文字獄的case,不知道您對這種文字獄,將來有沒有多寫文章,發掘明王朝以後,中國文字獄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影響。

  柏楊:謝謝您的意見,我自己在牢房裡搜集了不少資料,準備寫一部《中國冤獄史》, 

  中國冤獄(包括文字獄)之多,真是舉世無雙(笑聲)。

  聽眾P:柏楊先生,我最贊成您寫這部冤獄史,您是綠島大學畢業的,我是島外小學畢業的,我也像您一樣。

  柏楊:你坐過幾年?

  聽眾P:半年。

  柏楊:幼兒園、幼兒園(聽眾大笑)。

  聽眾Q:您在《早起的蟲兒》書中推崇科幻小說,教人不要看武俠小說,原則上我非常同意,不過倪匡說過:不看柏楊的雜文是人生的一大損失,不看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人生的另一大損失,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樣?第二個問題是,聽說您在綠島時看了很多算命的書(笑聲),我覺得算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很神秘,不知道您的感想怎麼樣?

  柏楊:當我寫那篇文章時,我還沒有看到金庸的作品,因為那時他的小說還不能進入台灣(笑聲)。我覺得看過金庸的武俠之後,別的武俠都不能看了。我看過王度廬、不肖生……很多武俠,但看了金庸的之後,別的都比下去。金庸的文字水準、意境水準,都非常夠,尤其他的武俠小說在海外流行,意義更大。因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學作品很吃力,武俠小說無形之中,使人受到感染,使中文得到普及。他確實寫得不錯,我很佩服他,他用這樣的筆法寫出來,的確是空前的。我在坐牢時買了很多算命的書,因為十二年後出來,時局都變了,我可能沒辦法謀生,我預備在街上擺卦攤(笑聲、掌聲)。我研讀了一年多,後來有人告訴我,政治犯不准當算命先生,我就沒有再研究了。談到命運,我自己是相信命運的,年輕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運,我年輕時也不相信。

  聽眾R:您贊成簡體字,又贊成羅馬拼音……

  柏楊:不是羅馬拼音,而是漢語拼音。因為你的說法涉及到……

  聽眾R:您提到金庸武俠,贊成他的詞句優點,這是不是關係到字形的優點,或者僅是讀音的優點?如果簡化,甚至只剩下漢語拼音,那麼字形優點和詞藻優點是不是只能靠音的優點存在?

  柏楊:我想你把音變成形之後,「形」、「音」、「義」,仍會結合一起,密不可分。中國人看到「笑」字覺得在笑,可是美國人看到laugh也會覺得在笑,人賦給「形」什麼意義,它就有什麼意義。人看到花固可覺得她在笑,也可覺得她在哭。改變後,字和義會重新結合。

  聽眾R:那需要多久時間才能重新結合?

  柏楊:頂多一個禮拜(聽眾大笑)。我的意思是說拼音很容易,一個禮拜就會了。方塊字搞十年也搞不通。

  聽眾S:我覺得今天最開心的是能夠在國外看到您,在那麼多年的牢獄之後。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請教,您怎麼能在經過那麼多苦難之後,有今天這樣的心情出現在大家面前,您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情,把這些苦難擺平?這是我希望自己學到的,能不能請您講一點?

  柏楊: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改變,在牢房裡該哭我就哭嘛,該快樂我就快樂嘛。有人說牢房裡一定每天愁眉苦臉,這證明他沒有坐過牢。十年愁眉苦臉那不是要愁死掉了?該快樂的時候就快樂(笑聲)。再一個就是我有這樣一個看法,人生遇到像我這樣的災難,甚至嚴重到像我這樣要被判死刑,後來判了十二年,十二年是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往往不能適應。家中發生變故,有的是妻子離開丈夫,有的是丈夫離開妻子,而這些夫妻當初都是經過海誓山盟的,現在都變了。另外一個現象是友情上的刺激,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有的你平時以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現在也突然變了。有些人沒有什麼交情,他反而可以交託。但這一切我都有一個觀念,我認為這都是個案問題,不是普遍性的。好比說我坐牢才兩個月,我的前妻就離開我,不到兩年就跟我離婚,我就把離婚書寄給她,她說你的東西怎麼辦?我說什麼我的東西?家裡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東西,我告訴她我授權給她,把她認為是我的那些東西,全都扔到馬路上,因為我在台灣沒有親人,沒有地方可以寄放。我認為這是個案,並不是所有女人都這樣。男人也是如此,丈夫變心了,也只是那個男人如此,並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笑聲)。朋友一樣,有的朋友怕你借錢,有的朋友落井下石,或者根本不理你,或者表現更強烈,要求把你槍決算了,這也是個案,只是某些人如此;還有另外的人願意幫助你,事實上也是這樣,我覺得我並沒有落空,落空了,不當朋友就是了。

  聽眾T:現在有一條補償法,柏楊先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為冤獄要求賠償。

  柏楊:冤獄必須要政府自己承認是冤獄才行。像我,就不是冤獄(笑聲)。

  聽眾T:柏楊先生,你是愛情專家(笑聲),美國有位婦女提出一個看法說,美國現在為什麼通貨膨脹?就是因為離婚率太高了。您有什麼看法?

  柏楊:這一類事情,每個人都可以提出一個看法。好比,我認為美國通貨膨脹是他們紙張太過於浪費的緣故(笑聲)。台灣因沒有紙張,所以報紙不能開禁,所以不能增加篇幅,就是因為美國浪費了太多的紙(笑聲)。

  ……

  主席:如果大家已經沒有問題了,我們的座談會就到此結束,因為今天晚上柏楊先生還要趕到柏克萊大學去做另一次演講(掌聲)。 
 


 
起敬起畏的哲學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寫到這裡,準有人號曰:「我們有『仁』呀!」提到「仁」,話就得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書上有「仁」,行為上「仁」的成分實在稀薄,所以我們動不動就拉出來亮相的「仁」,只能在書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並不是「愛」,「愛」也似乎並不是「仁」,「仁」是當權派對小民的一種憐恤和同情,乃施捨的焉,賜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兒園教習對小孩子的焉。事 

  實上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恭敬」和「恐懼」。有些是由敬生懼,像孩子對父親。有些是由懼生敬,像娼妓對嫖客,像大臣對皇帝,像小民對官吏,像囚犯對獄吏。君不見朱全忠先生當了皇帝後大宴群臣的節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罵曰:「老三,你這樣造反,不怕滅族呀?」弄得不歡而散,史書上立刻稱讚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實他哥哥只是恐懼「滅族」而已。正史上這種節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懼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聞問矣。《紅樓夢》上,賈寶玉先生對林黛玉女士曰:「我心裡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這話的真實性,說賈寶玉先生愛他的祖母,愛他的娘,一點不假,如果說他也愛他爹,恐怕問題重重。全書中就是用顯微鏡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點愛老爹的跡象,而全是恐懼。一聽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轟頂,一個孩子對父親竟是這種感情,在潛意識裡,他恐怕巴不得老頭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學使皇帝和臣民之間,官吏與小民之間的距離,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嚴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為玉皇大帝蓋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層地獄,替閻王老爺挖煤。」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也是中國必然要倒霉的一種氣質。 
 


 
缺少敢講敢想的靈性
 
  不知道哪個傢伙,大概是被稱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發明了宦官這門學問。男人雖是男人,生殖器卻是割掉了的,該一類朋友,有男人的用場,而沒有男人的危險,真是絕大的貢獻。故當皇帝的一直樂此不疲。嗚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義。可是這種割掉生殖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來,包括所謂聖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覺得它不對勁,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國聖人之多,道貌岸然之眾,又專門喜歡責人無已時,而對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視若無睹, 

  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人覺得不對勁,但因該事和皇帝的綠帽有關,便不得不閉口不言。如果皇帝聽了他的建議,廢除宦官,找一批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雲,恐怕綠帽繽紛,殺氣四起,屆時真的服巴拉鬆了斷。歷史上任何一個吃冷豬肉的朋友,雖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裝沒看見。

  第二個原因是,五千年來,君焉臣焉,賢焉聖焉,都在渾渾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沒有一個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國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這種敢想敢講的靈性。皇帝有權殺人,他就是「是」,不要說割掉幾個男人生殖器沒啥了不起,就是殺掉千人萬人的腦袋,也理所當然。積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給我官做,你幹啥我都贊成。 
 


 
對事不對人
 
  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捨,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道。」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施捨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妓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鴇,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說的,一說就說到紅包上,柏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於後者,也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准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麼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我們自己也將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福祿泰耳先生曰:「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拚命為你爭取說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義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闖紅燈,我自己也不闖。大家都不准隨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讚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權。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壞它。可是這玩意一到了中國,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對闖紅燈,只是反對別人闖,我自己卻可以闖那麼一闖。我反對隨地吐痰,只是反對別人吐,我自己卻可以想怎麼吐就怎麼吐。我贊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卻不能跟別人平等。我贊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們遵守制度,我自己聰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種拘束。蓋我閣下如果不能例外,豈不 

  有失面子,活著還有啥勁?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釋為「面皮」,言其只顧外表一層,不管實際內容。有人解釋為「尊嚴」,言其虛榮第一,實質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經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種產品。因精神衰弱,做賊心虛,所以處處必須用驕傲來彌補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佔便宜,所以才處處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進社會的原動力。但這種自私心一旦超過某種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間門口,等著斷氣。嗚呼,一個計劃也好,一個辦法也好,一個會議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謀事的傢伙第一個念頭就是:「俺可以在裡面有多少好處?」那就是說,俺可以弄多少錢?享多少權?少負多少責任?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在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著屎臭球死也不放。 
 


 
謀利有啥不對
 
  孫觀漢先生認為「舊觀念」和「醬缸」名異實同。柏楊先生想,它們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舊觀念中也有好的,在舊觀念下產生的行為,也有和日月並明的。只有醬缸蛆觀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墮落的、惡毒的。

  在「舊觀念」中,一直到今天,人們還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關。蓋我們的文化本來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卻被長期的封建政體和 

  儒家學派聖人們,群策群力,連推帶打,活生生地塞到醬缸裡。大家最初還嘰哇亂叫,後來醬成了醬缸蛆,不要說教啦,連哼的聲音都歸於沉寂。孟軻先生的學說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的,這位不曰利的祖師爺,為千萬個醬缸蛆制下了仁義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楊梅大瘡,鼻子都爛塌啦,卻把面具一戴,喊曰:「都來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鎮靜而心裡奇癢的狀態之下,儒家朋友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當然多的是,但公務員中也有壞蛋,卻從沒有聽說過有「奸官」的(不過,「贓官」一詞倒層出不窮)。夫商人以正當合法的手段賺了錢,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有人眼紅。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卻他媽的高貴得不得了,人人蹺起大拇指稱讚他「有辦法」。

  一位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的學生,向柏楊先生談到他的教習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講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不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該院這學期最後一節課時,曾對儒家的那種「正其誼不謀其利」學說,迎頭痛擊。傅先生鼓勵學生用正當合法的手段賺錢,「謀利」不是一種恥辱,談錢談利也不是一種恥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種光榮。儒家那種口不言利,口不言錢,但心裡卻塞滿了錢和利的畸形觀念,必須糾正過來,社會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學生轉述這段話時,對傅先生充滿了尊敬。柏楊先生聽這段話時,對傅先生也充滿了尊敬。蓋中國人心中那塊隱藏的私慾,必須取消,這塊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於心死」,嗚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謂。也有一種現象不知道讀者老爺注意到沒有,中國人講仁義說道德的嗓門,可是天下嗓門中最高的,聰明才智和判斷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問題是,千萬不能碰到心裡那塊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塊保留地,就立刻糊塗成一罐糨糊,什麼原則,什麼邏輯,都會女大十八變。

  沉重的感慨 

  在中國社會上,俠義情操已被醬成了「管閒事」,對之沒有一絲敬意,更沒有一絲愛意,而只有譏嘲和忌猜。或尊之為「傻子」,或尊之為「好事之徒」,成為千古以來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來最大的殷鑒。年輕人血氣方剛,可能考慮不到這些,即令考慮到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楊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豈能惹這種無聊的麻煩?這正是我老人家聰明之處,世人不可不知。蓋中國人最大的特點是聰明過度,中國社會正是由這種無數聰明過度組合而成。而聰明過度是吝嗇同情心的,這不能怪誰,同情心一豐富,就聰明不起來。

  中國人同情心的貧乏,使狄仁華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團沸騰的靈性被醬成一條麻木的醬缸蛆,要它活潑起來,恐怕非一時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護自己
 
  聖人曰:「知而不行,不為真知。」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僅瞭解團結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為上團結,就不算真瞭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國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學派的藥太多,吃得跟柏楊先生尊肚一樣,害了消化不良之疾。蓋儒家在原則上只提倡個體主義而不提倡群體主義。孔丘先生對那些「有教無類」的二級聖人,教來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體行為,但涉及的份量卻比蚌殼裡的珍珠,還要稀而且少,大多數言論都是訓練個體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兩個項目,一個項目是教小民如 

  何地藏頭縮尾,國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維護自己的身家財產;用兩句成語,那就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個項目則是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小民無依無靠,用御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其成語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話,是躲禍消災的最高準則,其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翻譯成白話,就更明白啦:

  危險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危險的社會,千萬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來弄個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趕緊保持距離,能溜就溜。國家大治,而你卻沒有弄個官,丟人;國家大亂,你卻弄了個官,也同樣丟人。

  這段「聖人教訓」充滿了聰明伶俐和見風轉舵,人人變成了滑不溜丟的琉璃蛋。別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當官,等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他卻腳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個人佔盡啦;把兒子女兒送到美國「傳種」的老頭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統,可當孔孟學會理事矣。在勢利眼裡,只有努力適應,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識分子連可能有瓦片掉下來的地方都不敢去,則對政治的腐敗、小民的疾苦,事不幹己,看見了就假裝沒看見。蓋看見難免生氣,生氣難免要嚷嚷,嚷嚷難免有禍事。嗚呼,儒家的全部教訓中,很少激發靈性,很少提到權利義務,很少鼓勵競爭,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於現狀,躊躇滿志。啥都可幹,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險。所以孔丘先生誰都不贊成,只把窮得丁丁噹噹的顏回先生,當成活寶,努力讚揚他的安貧氣質,卻不敢進一步研究研究使這位二級聖人窮成這個樣子的社會責任,更沒有想到應如何去改造這個群體的社會,而只是瞎著眼教人「窮也要快樂呀」。一旦每個中國人都這麼快樂,國家民族就墮落成原始社會。 
 


 
尿入骨髓
 
  不認真,不敬業,悠悠忽忽,吊兒郎當地「混」,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特徵。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淚滿面。蓋不認真不敬業的結果,必然產生強大的文字魔術詐欺。嗟夫,「真」在歷史文件中沒有地位,中國的歷史文件就跟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樣,也不得不走錯方向。在這種走錯了方向的腳步聲中,中國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去追求「美」,追求「善」。獨對「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搖頭,要想他不搖頭也可以,那就得打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認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殺或曲解真實的事實,可 

  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證明等於八,把月亮證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術的知識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認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醬缸蛆也偏偏心甘情願地──而且用一種潘金蓮喝尿的精神,來堅信自己並沒有受騙。怪不得蘇西坡先生歎曰:「尿入骨髓,化作醬缸淚。」該淚流到今天,都沒流完。 
 


 
洋人進一步,中國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質上是充滿了靈性的,可是再優秀的細胞都可能墮落成致命的癌,靈性有時候也難免墮落成殭屍。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樓梯,成了對殭屍的迷戀。孔丘先生是驅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結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為一,這是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最早最先的災禍。孫觀漢先生曾在《菜園裡的心痕》中對此生出很大的困惑,蓋外國人遇事都是進一步想的,中國人遇事卻退一步想。嗚呼,「退一步」,這正是儒家那種對權勢絕對馴服的明哲保身哲學。其實,「退一步」只不過是果實而已,在孔丘 

  先生當時,這種思想已經十分濃厚,他閣下對社會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決的方法,不過他的解決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個新的時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後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殭屍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堯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畫一張藍圖掛到祖先的尊臉上,以便當權派有個最高榜樣。但這種本意被時間沖淡,也被醬缸蛆曲解。於是,「古」也者,就成了黃水直流的香港腳,無論幹啥,如果不捏捏該腳,就不算搔到癢處。必須捏得齜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喲,才是真本領,才算舒服得沒啥可說。死祖先進而化成活殭屍,不但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成了萬能的百事通,而且還忠勇俱備、品學並臻。道德高漲時,一輩子連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聽哪個醬缸蛆說過,孔丘先生到死都是個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為萬世法者也)。

  對殭屍迷戀的第一個現象是:「古時候啥都有。」凡是現代的東西,古時候都有,原子彈有,輻射線有,飛機大炮有,汽車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殺爾有,拉稀屎有,人造衛星有,公雞下蛋有,脫褲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無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個題,醬缸蛆都能寫出一大串古時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潛移默化,中華民族遂成了一個膚淺和虛驕的民族,蓋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過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塊大石頭擋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虛幻境裡,閉著尊眼,猛想美女如雲。

  ──閉著尊眼猛想美女如雲,是一種「意淫」,說這話還是「直八哲學」,如果說老實話,對殭屍的迷戀簡直是一種他媽的手淫,更要斫喪元氣。

  第二個現象比第一個現象還要使人怒髮衝冠,那就是:「古時候啥都好。」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須啥都「好」,才算夠水準。這種畸形觀念,大概秦王朝統一中國時就很嚴重,惹得皇帝老爺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報告,於是陡起殺機。嗚呼,柏楊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贊成焚書坑儒,而只是說「古時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並不是最近才抬頭的新興勢力。兩千年來,不要說是一種思想,像硝鏹水一樣侵蝕著靈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謂「好」,似乎不是指東西好,大概再偉大的醬缸蛆,都不好意思說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機關鎗好,騎牛騎驢比開汽車坐飛機好。所以,古時候啥都好者,可能限於四個節目(但這四個節目卻是大節目,已夠中國人奄奄一息),該四個節目者,曰「人好」、「事好」、「書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紹,大家的口頭禪就是「人心不古」,這口頭禪真是口頭禪,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這口頭禪就會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沒有經過大腦,也沒有經過心臟。蓋他閣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頂了尖,不但不會坑他騙他,甚至當他坑了古人騙了古人的時候,古人還要溫柔敦厚地向他獻旗感恩。古時候的好人說起來車載斗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連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過於唐堯帝伊祁放勳先生,他連國家元首都不幹,而把寶座像燙山芋似的拋給姚重華先生。姚重華先生也是好人大學堂畢業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拋給姒文命先生。然而他們還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許由先生,一聽說有人教他當皇帝,就好像誰向他念了三字經「干你娘」,趕忙跑到亞馬遜河,把耳朵洗了個乾淨。

  權力是有毒的,當權派當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時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爺差不多,一個部落的酋長,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來一點規範,開始有點舒服,於是姒文命先生進了棺材後,他的兒子姒啟先生就硬是不肯放。這未免使醬缸蛆臉上沒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詐欺戰術,硬說小民非跟著他走不可。姬發先生父子起兵叛變,把殷紂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燒死,如果依照醬缸蛆的原則和邏輯,這種行為實在該入十八層地獄吃閻王老爺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們父子尊臉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詐欺戰術。孟軻先生就很文藝化地說他閣下向東征時,西邊的小民就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向南征時,北邊的小民也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聽起來真是悅耳,蓋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讓他妙到颱風眼裡吧。

  古時候的「人」既然都「好」,則古時候的人幹出的「事」,像法令規章之類,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話,碰都不能碰。如果膽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槍扎到醬缸蛆的屁眼裡,聽他號聲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個紙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頓,恐怕早亡了國──早亡給西夏帝國,還輪到金帝國動刀動槍?王安石先生曾說過一句衝擊力很強的話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對醬缸蛆真是個致命的一扎,所以醬缸蛆屁眼紅腫之餘,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點可供讀者老爺參考的,凡是抨擊王安 

  石先生最烈,或對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贓的,用不著調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賭一塊錢,他準是條大號醬缸蛆)。他閣下最後仍大敗而歸,實在是醬缸蛆太多,難以抵擋。

  在歷史上,「祖宗家法」成了豬八戒先生的五齒耙,對任何改革,用五齒耙當頭一築,就能把人築出腦門癰。嗚呼,現在學堂裡,都是學生坐著聽,教習站著講,蓋學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個小時,真能站成香港腳。而古時候私墊,卻硬是教習坐著講,學生站著聽。這是我們這個自吹為禮義之邦的規矩,可是這規矩到了宮廷那種獸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變了花樣。卻是皇帝學生孤零零一個人坐著聽,大臣教習呆愣愣一個人站著講。宋王朝時,韓維先生曾建議教習也應該坐,這請求並不過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劉邠先生馬上反對。後來程頤先生也建議教習該坐上一坐(他閣下雖然也是一個醬缸蛆,卻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陣),鬧嚷嚷了一陣,屁股仍沒著落。蓋這玩意是祖傳的家法,動不得也。

  這只不過是屁例子,比屁還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國專制政體下最後一次變法百日維新,就是毀到這五齒耙上的,嗟夫。這個五齒耙亂築中華民族,築了兩千年之久,築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氣的份,沒有吸氣的份。迄今為止,殘餘的醬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堅決地主張繼續亂築,有人偶爾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動搖國本。」嗚呼,這種國本,如果再不動搖,中華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動搖。 
 


 
最大的殷鑒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傳統文化,當然有優秀的一面,介紹這一面的朋友太多,說的話寫的書,更排山倒海,用不著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優秀的重量。我們現在面對的,卻是五千年從沒有見過的巨變。一種嶄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鐵如泥的利刃一樣,橫切面地攔腰砍過來。如果拒絕接受消化,只有斷成兩截,血枯而死。美國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佈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廢墟,每一處都使我們膽戰心驚。印第安人幾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謂保留地,用不著睜眼亂瞧,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裡準是窮鄉僻壤,一片荒涼。雖不能 

  說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農作物,往往難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遠,也就是距交通線有學堂的地方太遠。其實太遠也沒啥,多走幾步路就行。問題在於,印第安人壓根兒拒絕接受現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現在,他們還可以在保留地馬馬虎虎過日子,過的是兩三百年前美國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長老爺想到沒有,一旦有一天(這一天不是不可能來臨),美國人口急劇增加到十億──別說十億啦,十億能嚇死人,假如美國人口急劇增加到三億四億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賭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驅逐出保留地,趕到落磯山區,在那裡,深雪沒脛,無盡荒山,他們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場,最後只好全體餓死。蓋那些保留地的貧瘠不毛,在現代科學技術之下,開水利、施肥料,都會變成良田。目前美國政府還不在乎,到那時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國政府絕不可能永遠允許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這是遠慮,而遠慮基於近憂。前已言之,近憂是他們頑強地堅持他們那種故步自封的傳統文化。舉個例子說吧,直到今天,他們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繼續幾千年來的勇敢內鬥,部落與部落間經常仇深似海,不可開交。美國政府前去干預,酋長老爺曰:「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好吧,悉聽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寧,你們即令把自己人殺了個淨光,都沒關係,白人樂於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對歸化為美國人的落後民族,一向採取「厭而遠之」的態度。對印第安人如此,對中國人也是如此。就在華盛頓機場,曾上演一場鏡頭。吾友海倫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爺麥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對他相當熟悉,不必細表。表的是某一天,海倫女士在等飛機,站得兩條玉腿發酸,看見一個空位,就走過去坐下。不久一個中國人從廁所回來,發現座位沒啦,一臉不高興,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國人用廣東話罵起大街,措辭骯髒下流,寫出來准吃風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紹,曰:「這女人的屁股怎麼不丟在你大腿上呀,偏丟在我的位置上,騷到我身上來啦。」想不到海倫女士是言語奇才,啥話都懂,她正氣憤中國同胞亂占座位,更氣憤中國同胞難堪的粗野。於是,一跳而起,用廣東話向他們回報,教他們注意自己的教養。兩位廣東老鄉不但不對自己的失禮道歉(注意,中國人沒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罵起來。候機樓霎時吵成一團,華洋黑白,一齊圍上來觀看奇景。白臉警察聞聲趕來,在一旁歪著尊脖,仔細欣賞。麥卡菲先生聽到嬌妻大發神威,趕忙奔來救駕,白臉警察攔住他曰:「老哥,這是他們中國人內鬥,咱們千萬別管。」麥卡菲先生曰:「老爺容稟,我不管不行,因為吵架的是我太太。」這則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對中國人(無論你是華裔、華人、華僑),就是如此這般,跟對印第安人一樣,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為啥排斥現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說他們始終懷恨白人的罪惡,有人說他們的民族天生僵固,沒有接受新觀念新事物的細胞。這兩種原因都有點怪,因懷恨而拒絕接受敵人的制勝法寶,可謂其蠢如豬。因天生缺少力求上進的細胞,可謂其情堪憐。但至少有一點致命傷是明顯的,可能因為生理上的緣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灣山地同胞,還要兇猛百倍。富蘭克林先生在他的自傳上,曾喟然歎曰:「酒毀滅了印第安人,但沒有酒,印第安人寧願死。」柏楊先生沒有資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說明,無論啥原因,結出的果實都是一樣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瑪古堡,看到印第安廢墟,和他們用野草編織的籮筐,六百年後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圖案,一點沒有分別,不禁老淚縱橫,似乎看到,陰風四起,黑雲漸布,日暮途窮,蒼茫朦朧,一幕即將來臨的巨大悲劇,正在死寂的氣氛下進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幾百年,當他們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這個古老民族全族覆滅之時。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除非賜給他們吸收現代文化的靈性。而迄今為止,上帝仍沒有賜給。反而,卻像《聖經?約書亞記》上所說的,決心使他們:「沒有一個留下,將凡有氣息的,盡行殺滅。」

  寫到這裡,讀者老爺一定大吃一驚曰:老頭,你三天沒照梨花鏡,就自以為三頭六臂,當起預言家啦。我可不是要當預言家,而只是聯想到中國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華與印第安兩大民族,雖然有許多不相同之處,卻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最相同的一點是,大家都有濃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緒,這情緒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動容。可是卻因之使我們無法面對現實,對現代化深拒固閉,對有些已經毛病百出的傳統文化,仍摟在懷裡,沾沾自喜。類似乎這些相同之點,都是致命之點。

  印第安朋友的傳統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們肯吸收現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說易如反掌,蓋房子裡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發搬進來就功德圓滿。中國人屋子裡卻塞滿了長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鐵板凳、木板凳、帶刺的板凳、滑不溜丟的板凳,如果不動心忍性,把它們扔到化糞池裡,新式沙發就永遠進不了大門。印第安人是個活榜樣,這個可哀的紅臉民族,跟西藏岡底斯山的犛牛群一樣,低著頭,朦朧著眼,蹣蹣跚跚,有意無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絕種的死亡之谷。聽到他們蹣跚的腳步聲,和世代的辛勞喘氣,心都裂成碎片 

  。有人說,你別杞人憂天,中國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強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下,人多可沒有用。印加帝國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裡去啦。有人說,中國人聰明呀,聰明確實聰明,但把聰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質,動不動就翻天印和窩裡鬥,聰明反而會被聰明所誤。似乎只有自慚形穢、痛改前非的覺醒,才能躲過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難。 
 


 
把羞愧當榮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調查大家對體罰的意見,提出報告說,百分之九十一的教習,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長,及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認為只要不造成傷害,適當的體罰是應該的。這個調查表示,開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戰周瑜和黃蓋一樣,兩情相悅,一方面願打,一方面願挨。「中國心理學會」和「中國心理測驗學會」的聯合年會上,也提出討論,與會的若干英勇好戰型的朋友,在學院派魔術名詞的雲霧中,要求把現代課堂,恢復成為古代刑堂。而身為「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楊 

  先生的命運恰恰相反,在「台灣省議會」中,現身說法,說他小時候讀書,就是因為教習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獲益良多。「國立陽明醫學院」教習劉家煜先生,還要建議教育部,認為教習對學生,可以作適當的幹活。

  最精彩的還是台北《自立晚報》記者楊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標題是:「愛心乎?體罰乎?運用得當最為重要。只要避免學子誤入歧途,教育局何須硬性規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話,她報道曰:「據瞭解,台北市某著名國民中學一位男老師,他的『教鞭』和『教學』同樣有名,上課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籐條(柏老曰:好一個大刑伺候的場景),然後和學生約法三章,每次考試距離標準成績幾分,就打幾下。結果,這位老師的班級,成績總是特別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學率高)。他的大名全校響丁當(柏老曰:他如果在講台擺上鋼鍘,大名丁當地恐怕能響到倫敦),學生都期望讓他教(柏老曰:這得作一個科學調查才算數,不能用文學的筆法),許多畢業後的學生懷念的竟是『排隊打手心』(柏老曰:剛考上聯考的老爺老奶,還可能有此一念。以後下去,恐怕不見得),足見實施體罰與否,並不重要(柏老曰:在該響丁當的教習看,恐怕是實施體罰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體罰所帶來的意義。」

  這段文章是醬缸文化的特有產品,遠在一○六八年宋王朝,這種產品就已經上市。當時皇帝小子上課聽教習講書,是坐著的,教習卻像跟班的一樣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習王安石先生尊師重道,建議應該也賜給教習一個座位。消息傳出,醬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醬缸蛆人物呂誨先生,好像誰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來,提出殺氣騰騰的彈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嗚呼,古之時也,有些教習以站著伺候為榮。今之時也,有些學生以「排隊打手心」為榮。記得一九一○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一個遺老爬到縣衙門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頓板子,然後如釋重負曰:「痛快痛快,久未嘗到這種滋味矣。」這比打手心的涵義,就又進一層。

  百思難解的是,奴性在中國何以不能斷根?中國文化中最殘酷的幾項傳統:其中給女人纏小足、閹割男人和體罰,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嚴禁體罰,是它所作的少數正確決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竟面臨挑戰。問題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腦髓的人,才會身懷絕技,把羞憤硬當作榮耀。有英勇好戰型的人不足奇;有呂誨這樣的人,有甘於「排隊打手心」這樣的人,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危機。如果這種羞辱竟能變成榮耀,則世界上根本沒有榮耀矣。被羞辱而又其樂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馬虎眼,包藏禍心,再不然,準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張體罰的朋友,強調只要有愛心就行。嗚呼,愛心,愛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著愛心的美麗畫皮。父母為女兒纏小腳,為了她將來好嫁人,是愛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為了「刑期無刑」,也是愛心。試問一聲,教習對學生,一板子是愛心?十板子一百板子還是不是愛心?報上說,教習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盪,他同樣也堅持他是出於愛心。分際如何劃分?內涵又如何衡量?愛的教育中絕對沒有「修理學」鏡頭。至於「適當」,啥叫適當?誰定標準?又用什麼鑒定?「只要不造成傷害」,事實上,任何體罰都造成傷害。好比說,只要不造成傷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爐裡,這話比輪胎漏氣的聲音還沒有意義。任何人在開揍時,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眥俱裂。而這種邪惡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還沒有動手,就已造成傷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絕對權威的感情蹂躪,像教孩子自動伸手待打,那根本沒有愛,只有恨──雙方面互恨,因為那是一種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學生對「排隊打手心」都不在乎,羞恥心便蕩然無存,體罰也失去被認為「好」的一面的意義。考試有標準答案,不合規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鎮壓,孩子們的自尊、靈性和最可貴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喪。至於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習,因為教育部嚴禁體罰,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學生」。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學生打得鬼哭神號的手段,就束手無策,怠工棄守,教育部應請他們捲鋪蓋走路,介紹去賭場當保鏢。

  柏楊先生沒有力量反對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學生老爺,提個秘密建議,如果打到你頭上,你雖不能起而抗暴,但你應該跟柏楊先生對侯仰民先生一樣,記恨在心,來一個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戰分子的教習,可能發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後見。」對這種地頭蛇,你就更應該永遠不忘,給他來一個真的十年後見。

  然而,這並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這次調查結果,願打的跟願挨的,所佔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喪。夫教育的目的在培養人性的尊嚴和榮譽,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於摧毀人性的尊嚴和榮譽,可說是教育界二十世紀十大醜聞之一,說明醬缸的深而且濃,也說明我們教育畸形發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炫耀小腳
 
  抗戰之前,柏楊先生曾在報上看到過一位記者老爺的西北訪問記。該記者大概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長大,一旦到了甘肅河西走廊,對女人的小腳大為驚奇。該報道原文已記不得啦,只記得大意是,他訪問了一位小腳老太婆,該老太婆談起當初纏腳的英勇戰鬥時,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纏腳纏死的,也有女孩子纏了一半不肯纏的。」該記者形容曰:「當她說這些時,故意把她的小腳伸出炕頭,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績。」這段評語一直印在腦海。嗟夫,醬缸蛆炫耀傳統文化,跟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殘廢小腳,你說說看,有啥區別 

  ?

  老太婆炫耀小腳是一種至死不悟,醬缸蛆炫耀醬缸則是一種至死不悟兼虛驕之氣。孫觀漢先生上周寫了幾個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實雜誌》單頁上曰:「中國人在『倒運』時期,心理上尚有這麼多自誇自傲,我真怕『走運』時期來臨!」孫先生顯然對未來感到隱憂,不過,「欲知來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滿了自滿自傲,絕不會有一天成為真正的大國,敬請放一百二十五個心可也。但孫先生的隱憂卻發人深省,嗟夫,中國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真應該父母兄弟,抱頭痛哭,把過去的一切都搬出來檢討。然後,吸鴉片的戒掉鴉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牌九,偷東西的戒掉偷東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進醫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斷手斷腳的立即裝上義肢。然後,一齊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種的播種,挑土的挑土,澆水的澆水,這個家才能夠興旺。如果大家只會張著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們從前是多麼好呀,恐怕只能限於過去好,現在可好不了,將來更好不了。 
 


 
臭鞋大陣
 
  其他地方所沒有,惟獨台灣特有的,就是「臭鞋大陣」。不管去誰家,都要攻破臭鞋大陣,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樓梯之後,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每家門口,都堆滿了臭鞋。我說臭鞋,只是觀感上的,既不能一一拿起來放到鼻子上,當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說每一隻都臭而不可聞也。但如果說它奇香,也應該查無佐證。

  每家門口都堆臭鞋,實在是二十世紀十大奇觀之一,有新鞋焉,有舊鞋焉,有男鞋焉, 

  有女鞋焉,有大人的鞋焉,有兒童的鞋焉,有高跟的鞋焉,有低跟的鞋焉,有不高不低跟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後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過到處漏孔的鞋焉,有類似柏楊先生穿的一百元一雙的賤鞋焉,有類似「台灣省議員」陳義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雙的闊鞋焉(陳義秋先生還有價值四百五十元的闊頭,那屬另一可敬範圍,心裡有數,不必細表)。群鞋畢集,蔚為奇觀。

  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陣,跟契丹帝國蕭天佐先生在三關口布下的天門大陣一樣,暗伏奇門遁甲,詭秘莫測。於是有的鞋仰面朝天,有的鞋匍匐在地,有的鞋花開並蒂,有的鞋各奔東西,有的鞋張眉怒目,有的鞋委屈萬狀,有的鞋鞋相迭,有的則把守在樓梯之口,形成現代化的絆馬樁。主人之出也,先伸出腳丫,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樣,在臭鞋大陣中左翻右踢,前挑後鉤,直到頭汗與腳汗齊下,才算找到對象。客人之入也,比較簡單,但如果遇到像柏老這類朋友,襪子上經常有幾個偉大的洞的,就得有相當勇氣,才能開脫。而有些朋友則鞋上是有帶子的,你就得耐心的觀光他們撅起的屁股,如果屬於千嬌百媚,當然百看不厭,如果是屬於老漢或討債精之類,就無法不倒盡胃口,尤其有幸或不幸的人,客人如果太多,一連串把屁股撅起,就更顯示臭鞋大陣的威力。

  然而,臭鞋大陣的最大威力,還不在使人伸腳丫或撅屁股。伸伸腳丫,撅撅屁股,等於活動活動筋骨,也是有益於健康之舉。問題是從臭鞋中所宣傳出來的那股異味,實在是一種災難。從前南方蠻荒地帶,有一種瘴氣,誰都弄不清瘴氣是啥,有人說是毒蛇猛獸口中吐出來的,有人說是妖魔鬼怪布下的天羅地網。我想那分明是一種空氣污染,人們冒冒失失闖了進去,輕則頭昏腦漲,重則一命歸陰。而中國公寓中家家戶戶的臭鞋大陣,使得整個樓梯,從根到梢,無處不熏人欲嘔,可稱之為公寓式的瘴氣,一個人如果從二樓走上十樓,他至少要衝過十八個臭鞋大陣。而每一個大陣的臭味都是具有輻射性的,透過氣喘如牛的尊鼻,侵入咽喉和肺部,積少成多,累瘴成癌,恐怕現在砍殺爾大量增加,醫院門庭若市的場面,即與此有關。

  得砍殺爾也不嚴重,頂多死翹翹。嚴重的是為啥外國都沒有這種景致,而中國獨有?沿梯而上,一堆臭鞋連一堆臭鞋,即令不得砍殺爾,也會得鼻腔癌。縱是現代化大廈,走出漂亮的電梯,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鞋,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室內裝潢得跟凡爾賽宮一樣,金碧輝煌,卻狠心在門外堆起一堆臭鞋。這似乎包含著一個嚴肅的課題──絕對的自私兼絕對的自卑。自私的是,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東西,推到大門之外,教別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亂如麻的玩意,推到大門之外,教別人去心亂如麻。把自己嗅了就會中毒的奇異怪味,推到大門之外,教別人去中毒。

  ———一切一切,只想到自己,沒想到別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沒想到別人的利益;只要自己家裡一塵不染,不管公眾場所如何髒亂;只要自己舒服,別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陣之中,氣絕身亡,他也毫不動心。

  自卑的是,對解決不了的事情,「眼不見,心不煩」,乃「鋸箭桿學」的傳統干法,只要俺家像個神仙洞府就好啦。從前之人,還掃一掃門前雪,現在不但連門前雪不掃,還把自己家裡的雪堆到那裡。古詩不雲乎:「雙手推出門外月,吩咐梅花自主張。」現在則是:「一腳踢出臭鞋陣,推給別人胃潰瘍。」六十年前的事啦,那時柏楊先生年紀方輕,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他慷慨大方,舉世無匹,當下就買了四兩排骨請客,預備教柏老過過饞癮,他太太不知道怎麼搞的,一不小心,把那塊偉大的排骨掉到茅坑裡。該朋友不動聲色,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撈了出來,洗了一下,照樣下鍋。一直等到酒醉飯飽,他才宣佈真相,那時的柏老已經十分聰明,念過洋學堂的衛生之學,立刻就要往外嘔吐,他跳起來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吼曰:「嚥下去,嚥下去,眼不見為淨,這都不懂,還上洋學堂哩。」

  那一次我可真是嚥下去,一則捨不得吐,一則被他掐得奇緊,吐不出也。這事早已忘光,最近碰見大批的現代化的臭鞋大陣,家家戶戶,都在眼不見為淨,才覺得胃腸有點不舒服。 
 


 
為別人想一想
 
  在中國,只拚命想到自己,視別人如無物的現象,多如驢毛。對方如果竟然膽敢證明他也存在,而且有獨立的人格,麻煩可就大啦,小者吵嘴,大者打架,再大則一頂帽子罩下來,不是說你小題大做,就是說你惹是生非,不是說你不知道安分守己,就是說你不知道溫柔敦厚,亂髮牢騷亂罵人。而亂髮牢騷亂罵人者,一一都在卷宗裡,後果堪哀。

  柏楊先生安居汽車間中,將近十月,頭頂之上,都是富貴之家,而就在二樓陽台的欄杆 

  外邊,屋主支起鐵架,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盆景賞心悅目,當然妙不可言。但該屋主每天都要澆水兩次,而且每次都澆得淋漓盡致。有一次,酷日當空,柏老在門前買了一碗豆花,蹲在那裡正吃得起勁,忽然大雨傾盆,傾了我一頭一臉,剛吃了半碗的豆花,也蕩蕩乎變成滿碗,心裡詫曰:「這是何方神聖,賜下這種宋江式的及時之雨。」抬頭一看,原來能源出在澆花上,而屋主老爺已經龜縮在案,不見蹤影。我本來要大聲開罵的,怕罵了要挨揍,就沒有罵。又想上樓找該傢伙理論,心裡一想,我這個三無牌恐怕不是對手,只好作罷。於是不久我就練就一種三級跳的奇功,只要他閣下手提噴壺,拋頭露面,我就一躍而入,或一躍而出,身上滴水不沾。

  這種欄杆上列盆景的奇觀,在公寓式的樓房之上,幾乎觸目皆是,有些更前後夾攻,在屋屁股的陽台上也羅列一排,則下面曬的衣服就要遭殃。而且日久天長,鐵架生銹,忽然有一天塌啦,下面的朋友豈不要腦袋開花。即令不塌,鐵架孔洞奇大,萬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塊石頭,尊頭同樣受不了。實在想不通,住在上面的傢伙,為啥不為下面的人想一想。

  和這同屬奇觀的是懸掛高樓的一些冷氣機。嗚呼,巍巍大廈,七層焉,八層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層焉,高矗天際,美輪美奐,儼然小型皇宮,卻每個窗口都突出一個黑漆漆的小棺材。既大小不同,也式樣不一,每個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輸尿管,晃晃當當,迎風招展。好像一個雍容華貴的貴婦人生了一身膿瘡,把全部美感都破壞無遺。然而我們擔心的倒不是美感,而是萬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樣,由老而銹,由銹而斷,忽地撲通,翻滾而下,砸到路人的尊頭之上,據我瞭解,那效果可比傾盆大雨厲害。我們再一次地想不通,有錢的大爺,為啥不為路人想一想。

  公寓的威脅不僅是後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也有先天的胎裡毒。柏楊先生為了謀生,每天要經過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兩次之多,每逢駕臨到一個名「國泰寶通大樓」的龐然大物,就怦然心動。心動不是想搬進去住,我可是從沒有這種想法,猶如我從沒有想搬進吾友伊麗莎白二世的白金漢宮去住一樣。我之所以怦然心動,是它的窗子。蓋別的大樓,窗子都是左右拉的,只有「國泰寶通大樓」的窗子,卻是向前開的焉。

  夫窗子向前開,空氣的流通量,當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兩倍,屋主老爺住在其中,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但問題也就出在這上面,向前開的現象是,每個窗戶都跟衙門一樣──作八字形,金屬的窗軸是惟一的支柱,這支柱再粗也粗不過放盆景或冷氣機的鐵架。即令是鋼的吧,鋼也有腐爛之日。好吧,俺的窗軸是鑽石做的,那就算鑽石做的。可是窗架窗框總不能也是鑽石做的吧,窗軸如不先壞,窗架窗框也會先壞。一旦壞啦,恐怕倒霉的仍是行路的朋友。如果它不垂直而下,來個天女散花,散到馬路之上,坐汽車的朋友,也難逃此劫。

  最主要的是,風力的強度,隨著高度而比例增加。比例的數字,柏楊先生一時想不起來(這非關記憶不好,如果你閣下欠我銀子,看我記得清楚),只彷彿記得,紐約的帝國大廈,如果地面是一級風,屋頂就是八級風,而八級風足可以把一個人像稻草一樣捲起來拋到半空,以致遊客們不得不像幼兒園一樣,「大家小手牽小手」,或戰戰兢兢,緊抓欄杆,膽小鬼還得用一條繩索綁住纖腰。

  台北「國泰寶通大樓」固然沒有紐約帝國大廈那麼高,但風力的遞增定律,卻是天下一樣。該大樓現在是新蓋的,還沒有跟颱風老爺碰過面。而且即令撐過一次兩次,柏老也不相信那細細的窗軸能長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強風,萬一表演炸彈開花,別人的態度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問可是誓不敢當。於是又想不通,當初設計的工程師老爺,為啥不為窗外人想一想。

  寫到這裡,敝孫女拿了一張表格,教我老人家填寫。表是啥表,不必說啦,反正是臨表泣涕,不知所云。尤其使人淚落如雨的是,表上留給填表人應填項目的位置,空白奇小。像「住址」欄的「省」、「縣」、「市」、「路」、「街」、「巷」,上面的空格,小得簡直是在主辦視力測驗。有些空格倒是比較大方,留的位置較大,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見的地步,想把要填的字擠進去,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筆,外加上一副世界上最精細的顯微鏡。「閱讀書籍」欄,奇窄而且奇短,填三本兩個字書名的書,都得冒汗,一個人一生如果讀過三十本書,僅填表就能填出近視眼。更想不通,製表人為啥不為填表人想一想。

  這些都是小事,但從這些小事,可看出心理上的癥結。澆花水傾到你身上,冷氣機掉到你頭上,窗子把你砸得稀爛,填表填不進,那都是你的事,原主錢大力猛,就是這麼干啦。不出事時,誰嚷嚷都沒用,嚷的嗓門稍大,則招災進禍。一旦出了事,血肉橫飛,官蓋雲集,開會如儀,號叫著要追查責任,結果查來查去,除了死人有責任外,誰都沒責任。嗚呼,這癥結跟家家戶戶門口的臭鞋大陣一樣,是一目瞭然的,過度的自私和自卑,使頭腦不清兼老眼昏花。 
 


 
不會笑的動物
 
  記得若干年前,有人曾對民族舞蹈演員面無笑容感到詫異,主持人答曰:「那一幕是『宮女怨』,宮女當然愁眉苦臉。」但後來演至《喜相逢》、《萬壽無疆》,仍愁眉苦臉如故,不知主持人如何說詞。過去我曾想到,可能黃種人天生地不會笑和不喜歡笑。可是到了日本一瞧,他們那些黃種人不但會笑,也喜歡笑,除了車掌小姐會笑外,連開那單調如棺材的電梯小姐也會笑,乃大吃一驚。於是再追究中國人所以笑臉甚少的原因,可能是百年來戰亂頻仍,哭的時候多,依生物學「用進廢退」的定律,再加上整天無米少鹽,以致想笑都笑不 

  出。

  中國人的缺少笑容,對觀光事業是一種威脅。但最大的威脅仍在中國人對陌生人的態度上,柏楊先生為謀生走遍各省,發覺除了北平一個地方外,幾乎無一處不「欺生」。

  人類是一種會笑的動物,但中國的女護士和女車掌例外。關於這一點,大家吶喊了十餘年,大概公共汽車管理處和台大醫院(台北醫院也很精彩)當局忙於搞紅包,無暇改進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變。看情形,除非把鈔票摔到她們臉上,便是老天爺都無法教她們齜齜牙。

  另外,女店員的面孔,似乎也應納入改進之列。當你進店之時,活像一頭貓撞進了老鼠窩,小眼睛全充滿了敵意地望著你,如你索物,則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後告曰:「貴得很。」你問:「還有好的乎?」曰:「更貴。」我有一個朋友,在外語學堂讀書時,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託行,因購一件價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癟,該老闆伸頸細瞧其領牌,不屑曰:「你外語學堂畢業,當個翻譯官,一個月也不過五六百元,還是省點吧。」不過結果大出老闆意料,吾友竟然有錢買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當顧客看了兩件不買辭出之時,上至老闆,下至店員,無不怒目而視,口中唸唸有詞,一種像被雞姦了似的嘴臉,全露了出來。於是,有人曰:沒有關係,他們見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須知觀光事業發達後,洋大人如過江之鯽,將逐漸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窮,久而久之,劣根性復發,難免終有一天,華洋一視同仁。

  坐計程汽車沒有小賬,應是中國惟一值得大吹之事,但僅此一項,難廣招徠。不二價運動應設法展開,凡是在台北中華路買過東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地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上當不上當全憑運氣。柏楊先生從前曾發明一定律曰:「還他一個你根本不想買的價,包不吃虧。」結果不然,前日往購一皮箱,要價三百,我以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樣不好,乃大聲曰:「七十元。」料想他寧去自殺,也不會賣,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嗚呼,如何使中國人以善意和誠懇對待陌生人,不僅是觀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中國人好像是一種不會笑的動物,聖人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每個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籬笆就像西柏林圍牆一樣,活生生築了起來。笑固然和「重」、「威」並不排斥,但天長日久的冷漠,卻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嗚呼,中國人不但對別人從不關心,似乎還對別人充滿了忌猜和仇恨。前天報上有則消息,台北峨嵋餐廳一個夥計病故,老闆不給錢,家族們就把棺材抬到餐廳抗議。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機也就沒付賬。嗟夫,抬棺材對不對是一個問題,我們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對活人的意義,難道只是「倒霉」?難道沒有一點哀傷之情? 
 


 
禮義之邦
 
  一個人的教養和全民的品質,在人際關係第一層面的接觸上,完全顯現出來。貴閣下還記得《鏡花緣》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國」,對禮義之邦的定義是:「聖聖相傳」、「禮樂教化」、「八荒景仰」。其實他閣下不過見了商店買東西時童叟無欺一件事,就五體投地。而在美利堅,童叟無欺早已稀鬆平常,不僅僅價錢不欺,服務態度更使人歎為觀止。柏楊夫人在拉斯維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貨銀兩訖,正要包裝,發現右腋下有塊米粒大,彷彿可以看得見的黑斑,老妻曰:「哎呀,這是啥?」店員老奶拿 

  起來,映著日光細瞧,歉然曰:「確實是一個汗漬,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話,我去問問老闆,看是不是可以減一點價。」接著鼕鼕鼕鼕跑上二樓,再鼕鼕鼕鼕跑下,說可以便宜兩塊美元。

  這件事對我來說,無疑當頭一棒,蓋被店員虐待,已成習慣,一旦春風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親個嘴。如果換了台北,或換了香港,一場警匪槍戰的節目,鐵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膽量吹毛求疵,店員必然橫眉怒目,迎頭痛擊:「怎麼,你說啥,黑斑?笑話,我怎麼看不見?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窩底下,有啥關係,你是舉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買主還有老實的,現在發票都開好啦,你想退貨?減價?莫名其妙,以後買東西時先背地裡數數自己的家當,銀子不夠時少充闊佬!怎麼,你不服氣呀,我們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禮義之邦,向來賓至如歸的,你不敢不如歸呀!撅嘴嘟囔,好像誰欺負你似的,我們這麼大的公司,還在乎你那點碎銀子?你們這些文化根基太淺的外國土包子,我也懶得去報官。反正一句話:買不起,算啦,拿來。」

  拉斯維加斯是純觀光的賭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來一次兩次,坑這些人絕無後患。但他們卻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樣,親親切切,正正派派。 
 


 
三句話
 
  中國人初到美國最大的困擾,是美國人的禮貌多端。馬路上隨隨便便擦肩而過,似乎好像碰那麼一下,也似乎好像沒有碰那麼一下,對方總要致歉曰:「對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膚相親,那聲「對不起」就更如同哀鳴。即令你低頭猛走,撞個震天響亮,也會引起一迭連聲的向你「對不起」。這個動輒「對不起」場面,實在難以招架。在我們中國,卻是另一種鏡頭,兩人一旦石板上摔烏龜,硬碰了硬,那反應可是疾如閃電,目眥盡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準是:「你瞎了眼啦。」對手立刻還擊,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 

  是故意的,你還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聲,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門曰:「碰了人還這麼凶,你受過教育沒有?」對手也拉嗓門曰:「碰了你也不犯殺頭罪,你想怎樣,教我給你下跪呀,哼,你說我碰了你,這可怪啦,我怎麼不碰別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贓呀?」事情進化到如此地步,軟弱一點的,邊走邊罵,邊罵邊走,也就是鳴金收兵。剛強一點的,一拳下去,殺聲大作,馬上就招來一大堆看熱鬧的群眾,好不叫座。

  請讀者老爺注意,從第一碰到作鳥獸散,我們聽不到一聲「對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認錯學」,在這件街頭小景上,充分發揚光大。所以柏楊先生認為中國同胞已喪失了說「對不起」的能力,每個中國人都像一個火焰噴射器,只有據「力」力爭的勇氣。

  西方文明的特徵之一,是承認別人跟自己同樣的存在,同樣的應受到尊重,所以總是小心翼翼表達這種尊重。踩了你的尊腳固然「對不起」,實際並未踩到只不過幾乎踩到也「對不起」,咳嗽一聲固然「對不起」,打個其聲如蚊的噴嚏也「對不起」,正在談話他要去撒尿固然「對不起」,廚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對不起」。旅客們最常見到的節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從中間穿過,他們也要「對不起」。然而絕大多數的洋大人,一見你舉起照相機,都會像呆瓜一樣,停下來站著傻笑,等你按下機關之後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國同胞,麻木已慣,不會有啥反應。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們不甘寂寞,總是要開上一腔。這時候不再是「對不起」啦,而是「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的威脅,跟「對不起」給我的威脅,同樣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費到這兩句話上,實在難以瞭解。柏楊先生雖然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可是到了美國,要想逃出這兩句話的網羅,卻比登天都難,你越踢騰,他越「謝謝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腸而過,他們固然「謝謝你」;就是去買東西,東西到手,他們也要向店員「謝謝你」(換在中國,不要說顧客啦,就是店員能說聲「謝謝你」,天花板都會感動得塌下來);銀行提款,櫃檯老奶眼睜睜看你把白花花銀子拿走,也會「謝謝你」(讀者老爺不妨到中國銀行打個轉,便知端詳);到衙門辦事,臨走把證件交還你時,也要「謝謝你」(貴閣下到咱們中國各衙門試試,包管你立刻發思洋之幽情);一旦開快車或不該轉彎處硬轉了彎,警察老爺交給你罰單,也要「謝謝你」(台北街頭開罰單的結果,恐怕是一個板起晚娘臉,一個口吐三字經)。在洛杉磯時,吾友周光啟先生帶我去停車場開車,臨出大門,繳出銀子,取回單子,他也冒出一句「謝謝你」。我訓勉曰:「老哥,禮多必詐,你不給錢,他放你一馬呀,有啥可謝的?」他想了半天也沒想出非謝謝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謝謝你」如故,把我氣得要死。

  柏楊先生印象最深的「謝謝你」,是彈簧門奇案。我老人家經過彈簧門時,向來都是推之而過,然後撒手不管的。到美國後,當然一切如初。朋友屢誡曰:「老頭,這裡是番邦,你可別把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帶過來,千萬看看後面有沒有人,再慢慢松回原處。」笑話,我來美國是遊歷的,不是給人管門的,我走過的彈簧門比你見過的都多,還用你上課乎哉。於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門向後猛彈,屁股後一位白臉老爺發出一聲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幾乎跪下討饒(本來我要腳底抹油,偏偏聞聲趕來救駕的閒人太多,沒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腦震盪,白臉老爺瞧我的長相打扮,以為準是新幾內亞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沒敢追究。事後朋友告曰:「你沒吃過豬肉,也應看過豬走,請學學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愛國之道。」嗚呼,原來洋大人經過之後,總要停步扶門,直等到後面客人魚貫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緩緩放手的。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對這種規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滾瓜爛熟,也因而不斷聽到後進的洋老爺洋老奶一連串的「謝謝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繼續崇洋了一陣。不過,三天下來,就恢復原狀,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門恭候,屁股後跟進的黃臉朋友,嘴裡都像塞了干屎橛,沒有一個人說聲「謝謝」。我就御手一鬆,管他媽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嗚呼,要想從中國人口中掏出一句「謝謝你」,恐怕非動用吾友豬八戒的五齒耙不可。

  ──事實上美國的「謝謝你」,跟「對不起」一樣,已成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連剛會講話的小娃,媽媽給他擦屁股,都會說「謝謝你」,這使得它發展到氾濫之境。貴閣下看過強盜搶銀行的鏡頭乎,彪形大漢掏出手槍,教櫃檯老奶把銀子裝了個夠,然後脫帽曰:「謝謝你。」這才撤退。不過,柏老的意思是,寧可氾濫,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要特別聲明一點,「對不起」和「謝謝你」,都和笑容同時並發,於是,自然蔓延出來另一句話:「我是不是可以效勞?」我老人家這麼一把年紀,從大陸到台灣,從山窩到都市,從三家村到洋學堂,從牙牙學語到聲如巨雷,「對不起」、「謝謝你」雖少如鳳毛麟角,倒偶爾還聽到過,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勞」這句話,可從沒有聽有誰出過口的。

  平常日子,我們都是朋友開車接送,威風凜凜,趾高氣揚。可是有一次卻抓了瞎,我和 

  老妻從華盛頓中心區,坐地下鐵到春田鎮,春田鎮是地下鐵盡頭,必須再坐一程出租車,才能到請我們吃飯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國的出租車比柏楊先生身上的銀子還少,我們在車站東奔西跑,眼看天又漸晚,急得像兩條喪家之犬。一位年輕的美國朋友看出我們出了毛病,前來詢問,他是不是可以為我們效勞?真是傻瓜,這還用問。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馬路中央,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最後攔阻了一輛,大概司機老爺趕著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閣下俯在窗口說了半天,才招手喚我們過去。等我剛想清楚,想問他一聲尊姓大名,他已揚長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們只好就在那裡打地鋪過夜。 
 


 
排隊國
 
  美國人是一個喜歡幫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為你效勞」並不只是油腔滑調一句應酬,而是劍及履及的一種行動。除了紐約和一兩個大碼頭地方外,只要你臉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顏色,準有人上前問這一句話。你如果胸懷大志,答曰:「對呀,俺正需要幫忙,借給五千億美元周轉二十年,行不行?」結果當然不行。但假設你只不過迷了路,他閣下恐怕要忙上一陣,總要跟你說上一個仔細;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楊先生一樣,任憑他說得天花亂墜,仍然不敢聽懂,他可能拉著你東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孫公子,他是販夫走卒。柏楊夫人 

  因為腰傷未癒,臨行時帶著一個特製的籐牌,作靠背之用。這籐牌在台灣用了半年之久,始終默默無聞,可是一到美國,它卻立刻樹大招風。無論走到那裡,總有白臉老爺認為她閣下的尊腰隨時都有從當中卡嚓一聲,折成兩截的可能。飛機上、火車上,更像龍袍加身,連站都不敢站,剛一欠屁股,就有人脅肩諂笑曰:「我是不是可以為你效勞?」當然不可以,她要去茅坑屙屎,豈有別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後只好憋著,以免盛情難卻。

  中國人際之間的關係,向來不流行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對樂於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地稱之為「好事之徒」。膽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則現成的形容詞,就像響尾蛇飛彈一樣,尾追而至,咬定他「愛管閒事」,這種離經叛道之舉,必然的「別有居心」。所以,換到台北街頭,你就是蹲在那裡上吐下瀉,我敢跟你打一塊錢的賭,恐怕是沒人扶你一把。記得去年,柏楊先生跟一位美國朋友西格裡曼先生在台北看電影,一位觀眾老爺忽然口吐白沫,從座位上栽倒在地,電影院來了兩個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著多問,當然是送醫院去啦。誰知道散場後一瞧,他閣下竟原模原樣被扔到側門通道的水泥地上,好像他不是「龍的傳人」,而是從蚩尤部落捉來的俘虜,人潮雖然洶湧,卻無人為之駐足。西格裡曼先生大為吃驚,歎曰:「中國人跟紐約人差不多啦,這麼冷漠無情。」

  他閣下沒說跟美國人同樣冷漠無情,是他聰明之處,否則我這個愛國心切的中國老漢,可能認為他比喻不倫,語帶諷刺,「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他之特別提出紐約,因紐約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營,據說外國人占紐約總人口的五分之四,以致美國人一提起紐約,就誓不承認是他們的城市。

  ──然而,生為中國人,身在中國地,要想幫助別人,也不容易。柏楊先生在《猛撞醬缸集》中,就努力嚷嚷過,一個沒有高貴情操的人,永不瞭解別人會有高貴情操,也永不相信別人會有高貴情操。「好事之徒」、「愛管閒事」、「別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對方有助人一念,亂弩立刻齊發,見血封喉。吾友楊希鳳先生,是一位出租車司機(他閣下經常載我二老,前往鬧市兜風)。一個雨天黃昏,載得一位落湯雞女人,在車上不停發抖,牙齒咯咯猛響,楊希鳳先生遂動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從洗衣店取回來毛衣毛褲,乃建議曰:「小姐,你可以把濕衣服脫下來,換上一換,等你到家再還我。」那女人一聽要她脫光,立刻杏眼圓瞪,號曰:「色狼,你要我報警呀。」把他閣下氣得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騰先生,乃中國文化大學教堂教習。一次在公共汽車上,一位女人(對不起,又是女人)陽傘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個稀爛,他趕忙揀起,巴巴地擠到後座,交還於她。感謝觀世音菩薩,這次那女人比較有文化,沒罵「色狼」,但也沒有「謝謝」,只用死魚般眼珠猛瞪,一語不發。李瑞騰先生只好大敗,向我歎曰:「老頭,你說,咱們中國人是怎麼搞的?」嗚呼,中國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叢生的山頂洞時代,身上穿著刺蝟一樣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兩隻大眼,心神不寧地向四周虎視眈眈。

  現在回頭介紹柏楊夫人的籐牌,這籐牌功用可大啦,不但惹得洋大人處處「效勞」,甚至遇到排隊,也總是讓她排到前面。夫排隊者,是人類文明外在的寒暑表,從一個國家的排隊秩序,可以準確地判斷它們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國只兩個月,就想提議把「美利堅合眾國」,改成「美利堅排隊國」。蓋美國排隊,不但氾濫,而且已造成災難,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兩道朋友,竟把那麼多寶貴時間,浪費到排隊上。上飛機排隊,下飛機排隊,檢查行李排隊,繳驗護照排隊,買郵票排隊,寄封信排隊,窗口買票排隊,付錢取錢排隊,等公車電車排隊,上公車電車排隊,去廁所排隊。最使人不耐煩的,是無論大小飯鋪,也要排隊。

  對於排隊,絕不是吹牛,我可不在乎。不但我不在乎,全體中國人都不在乎。不過美國排隊跟中國排隊,內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這就跟美國的斑馬線跟中國的斑馬線大不相同一樣。蓋中國人排隊,只是一種學說,美國人排隊,卻是一種生活。台北排隊只算半截排隊,上車排隊,本來排得好好的,可是車子一到,卻像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立刻土崩瓦解,爭先恐後。英雄人物殺開血路,跳上去先搶座位,老弱殘兵在後面跌跌撞撞,頭腫臉青。嗟夫,真不知道當初辛苦排隊幹啥?為了搶一個座位,或為了怕擠不上車,來一個豕突狼奔,還可理解。而對號火車汽車,座位是鐵定了的,既飛不掉,又不怕別人的屁股帶鋼釘,真不知道為啥還要猛搶。美國人好像一生下來就注定排一輩子隊,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國因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隊來,鼻孔緊挨後頸,前擁後抱,「縷衣相接聞喘息,滿懷暖玉見肌膚」,遠遠望之,儼然一串親密的戰友。只洋大人排起隊來,無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車輛出入口或街口巷口,還會自動中斷,一派淒涼光景,不禁為他們的國運悲哀。在紐約時,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擁擠聞名於世的銀行取款。我心裡想,這傢伙准聽說過我在台北擠公共汽車的武功,教我異地揚威,自當奮身圖報。一進大門,只見櫃檯一字排開,每個櫃檯只有一個顧客在那裡唧咕,心中大喜,一個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後,想不到朋友卻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鎖喉戰術,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為他的魯莽行動道歉,還埋怨曰:「老頭,你幹啥?」我沒好氣曰:「我幹啥?我排隊呀,自從到了你們貴國,俺可說是動輒得咎,排隊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沒犯法,是犯了規矩。」原來櫃檯前面有一條線──跟飛機場檢驗護照的那條線一樣,後面的人都得站在那裡,不經召喚,不得亂動。而那裡已排了五六十人,他們要等到櫃檯前顧客走了之後,櫃檯老爺老奶御手輕招,才能像跳豆一樣跳過去補缺。嗚呼,美國立國的時間雖短,規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縟節,不知道影響不影響他們的民心士氣。

  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大小飯鋪,也要排隊,這就太超出我偉大的學問範疇。自從盤古開天闢地,從沒有聽說飯鋪也要排隊的。柏老在舊金山第一次到飯鋪吃飯,一走進去,就被老妻拉出。嗟夫,根本無隊可排,當然大步進場,拉來拉去怎的?誰知道即令鬼也沒有一個,也得站在那裡,等待侍女像領屍一樣領到座位之上。如果沒人來領,就是當場餓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印象最堅強的是大峽谷之夜,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晚上仍開張的小館,那小館倒皇恩浩蕩,特免排隊,但客人們必須先到櫃檯登記尊姓大名,然後蹲在門口聽候傳喚。侍 

  女老奶一出現,大家把她當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聖母瑪麗亞,張著祈求盼望的大眼,惶恐不迭地望著她。聽她張金口,吐玉音,傳喚某某先生可進去啦,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歡聲雷動,大喊大叫。咦,何必多這一道手續乎哉。台北就絕對不是這種景氣,一群餓殍殺到飯鋪,明明客人已滿坑滿谷,照樣深入虎穴,揀一張看起來杯盤狼藉,快要吃完了的桌子,把它團團圍住。桌上食客對這種陣勢,早已司空見慣,任憑餓殍們怒目而視他們的尊嘴,他們的尊嘴仍細嚼慢咽,氣不發喘,面不改色。最後,興盡而退,餓殍們升級為座上客,另一批新餓殍又洶湧而至,再圍在四周,恣意參觀。非洲草原上胡狼歪著脖子看鱷魚大嚼的鏡頭,重新上演,好不刺激。

  最傷心的是,美國的很多中國飯鋪,也逐漸染上這種惡習,放棄了我們傳統的「看吃」文化。人人都說美國是一個自由國家,我的意見有點相反,僅只排隊,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 
 


 
到底是什麼邦
 
  僅看紙上作業,中國是禮義之邦。但在行為上,我們卻倒退到蠻荒。

  我最大的心願是:願中國最早成為禮義之邦。這話聽起來有點刺耳,一位朋友吹鬍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國現在是冒牌的禮義之邦啦。」柏楊先生曰:「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國現在還沒有資格當冒牌的禮義之邦,而簡直是原始的蠻荒之邦。」一言未了,我順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才算沒有昏倒在地,只坐下來發喘。我想,發喘的 

  愛國之士,一定層出不窮,這就空口無憑,必須請貴閣下不要用情緒作直覺的判斷,讓我老人家先領你參觀參觀。

  第一個節目請參觀婚禮。

  即令離婚次數最多的電影明星,也都會認為結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則既離之矣,何必再結之乎哉?蓋在生命歷程中,結婚乃一項躍進與突破,一男一女離開了所習慣的固有環境,跳到另一隻船上,組成以彼此為中心的家,共同掌舵,駛入陌生而使人興奮的海洋。這是多麼重要的改變,所以,無論中國古老的傳統儀式,或西洋移植進來的宗教儀式,都是莊嚴的,在莊嚴和歡樂中充滿了這種改變的祝福。不要說古老的啦,縱在四十年代,鄉間婚禮,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親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轎或坐車,回到新郎家後,一拜天地,感謝上蒼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郎新娘互拜之後,這時才正式成為夫婦。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義。在肅穆的音樂聲中,新郎佇立聖壇之前,新娘挽著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聖壇之前,父親把女兒,哥哥把妹妹,交給新郎,再由牧師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佈他們結為一體。

  然而,不知道啥時候開始,大概是清王朝滅亡後不久吧,中國人既嫌磕頭太舊式,又嫌教堂太洋派,就發明了四不像,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結婚」。婚禮遂不成婚禮,而成了鬧劇。禮堂也不成禮堂,而成了叭蠟廟。貴閣下聽過京戲乎:「叭蠟廟,好熱鬧,也有老來也有少,也有二八女多嬌。」賀客很少祝福的心聲,差不多都是前來逛廟會的。有些更東奔西跑,找朋覓友,眼目中根本沒有婚禮,只有社交。蓋大家雖然同住一個城市,卻往往兩年三年四五年,不見一面,只好把結婚禮堂,當作酒樓茶館。於是,嘰嘰喳喳,人聲沸騰,約典禮後打八圈麻將者有之,約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於敘敘離情,打聽打聽消息,感慨感慨年華老去,罵罵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屬平常。證婚人在台上滿腹經綸,聲嘶力竭,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聽得見,連他自己都聽不見。而介紹人者,往往是旱地拔蔥,臨時拔出來的,固不知新娘姓啥,也不知他所擔任工作的神聖性,偶爾還扮演一下打諢角色,把鬧洞房的一套端出,當著家人親屬的面,滿口下流黃話,猥褻的程度,使美國《花花公子》的編輯老爺聽啦,都得向派出所報案。老醜小丑,碰碰擠擠,說它是菜市場,還算積德,乃是親友蒙羞、上蒼垂淚之場也。

  第二個節目,請參觀喪禮。

  死亡比結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一個人可能結很多次婚,卻只能死一次亡,那是生命的終結,永遠的終結。拋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奮鬥的成果和至愛的親眷,撒手歸西。殯儀館是他旅途的最後一站,過此一站,便永遠停留墳墓中央。喪禮的氣氛,不僅莊嚴,更無限悲傷。古人「吊者大悅」,只是「悅」喪葬的儀式合禮,並不是高興他死得好、死得妙。然而,現在流行的喪禮上,經常出現一種現象是,弔客一進門,先到靈前鞠躬致祭,家屬在靈旁跪地叩頭,悲痛時還有哭聲,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兒寡婦,哭聲更斷人腸。可是,該弔客一扭身,家屬哭聲還沒有停止,他就一個箭步,跳到另一個弔客跟前,大喜曰:「哎呀,柏老,好久不見啦,看你面團團若富家翁,把老朋友都忘啦。」柏楊先生也大喜曰:「我正在找你哩,總是被他媽的一些紅白帖子纏昏了頭,走,咱們找地方擺擺龍門陣。」走到門口,迎面又來一物,兩個冷血動物立刻撅屁股曰:「部長大人呀,你老人家安好。」部長大人則點頭含笑,握手而進,兩個冷血動物顧不得走啦,正在尾追賠笑,其他弔客已一哄而上,禮堂也就變成了社交俱樂部。其實,即令沒有此一物駕臨,喪禮也是婚禮的翻版,弔客們很少懷著悲傷悼念的心情,差不多也都是前來逛廟會的。於是,結婚禮堂的鏡頭,在殯儀館中,回放一遍:嘰嘰喳喳,人聲沸騰,約典禮後打八圈麻將者有之,約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於敘敘離情,打聽打聽消息,感慨感慨年華老去,罵罵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屬平常。孤兒寡婦在靈旁頓首痛哭,聲嘶力竭,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聽得見,連他們自己都聽不見。事實上,殯儀館既成了社交場所,自然呼朋引類。而呼朋引類,自然他鄉遇故知,自然笑容可掬。洋大人嘗抨擊中國人麻木冷酷,老羞成怒之餘,也只好發喘。嗚呼,殯儀館之地,孤兒寡婦傷心之地,上蒼痛心之地也。

  第三個節目,請參觀餐館。

  餐館是中國禮儀最茂盛之處,也可以說,所有禮義的精華,全部集中在餐館的「二戰之役」。第一戰是「避位之戰」,有資格坐首席的傢伙──他就是主客,大都屬於位尊多金之輩。好像首席上埋伏一條毒蛇,該傢伙發誓不肯上坐,於是其他各色人等,包括主人在內,群起而推之,群起而拖之,群起而高聲吆喝之。該傢伙口吐白沫,抵死不從。有些人眼明手快,還來一個「先下屁股為強」,一屁股坐定,吶喊曰:「這就是首席啦。」有的被搞大敗之後,只好委屈萬狀坐上去。等到首席坐穩,次席三席四席,每一席次,都要殺聲震天,鬧上十數分鐘或數十分鐘,才能塵埃落定。席間你敬酒,我敬菜,又是一番混戰,能把人累死,這且不表。表的是曲終人散,第二戰爆發,那就是「避門之戰」,大家像企鵝一樣,擁在門口,好像門檻之外,就是深不可測的陷阱,只要邁出一步,就會跌下去餵狼。於是,你不肯走,他也不肯走,坐首席的傢伙,這次拿定主意,縱被分屍,也不前進一步。又是一陣喊聲震天,該傢伙終於在掙扎中,被轟了出來,年老色衰之徒,立腳不住,還可能被轟得尊嘴啃地。

  上面不過是犖犖大者,至於其他種種,也無不怵目驚心。好比,貴閣下去百貨公司買件襯衫吧,公共汽車站排隊,就會首當其衝,嗚呼,一個國家是不是禮義之邦,在排隊上可一目瞭然。而中國公共汽車站的排隊,到今天都有異於外夷,蓋外夷是排成一條線,只中國同胞擠成一大堆。車子還沒停住,群雄立刻就人海戰術,一擁而上,擠得大人跳、小孩叫。貴閣下如果認為這裡真是禮義之邦,循規守矩,恐怕一輩子不但上不了車,還要被罵為白癡。假使你勃然大怒,不坐車啦,安步當車,那麼,轉彎抹角時,問問路試試?好不容易找到百 

  貨公司,女店員一個比一個火眼金睛,你本要買十六寸領口的,她們就有本領把十三寸的賣給你,膽敢拒絕,晚娘臉立刻出籠。假如你膽大如斗,第二天去退貨,火眼金睛馬上變成青面獠牙,你能活著逃出,算你三生有幸。

  嗟夫,太多的中國人,身上都是倒刺,肚子裡全是仇情敵意。愛國之士最喜歡自詡中國是禮義之邦,我想僅看紙上作業,古書上倒是說過,中國確是禮義之邦。但在行為上,我們的禮義卻停頓或倒退在一片蠻荒階段。如果不能實踐禮義,再寫三千萬本書,再寫三千萬篇文章,蠻荒仍是蠻荒。 
 


 
不講是非,只講「正路」
 
  勢利眼主義最大的特徵是不講是非,而只以勢利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訴我一件故事,該故事發生在他的故鄉浙江,他有一個親戚,在抗戰期間,製造淪陷區通行的偽鈔,用以在淪陷區採購槍彈醫藥打游擊。該親戚不幸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槍決犧牲。當他的死訊傳到他村莊的時候,正人君子聽啦,無不搖頭歎息曰:「這個孩子,什麼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嗚呼,這就是中國人對一個抗敵英雄的內心評價,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滿了憐惜,卻並沒有絲毫敬意。這正 

  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於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罄盡,是非標準,顛之倒之,人與獸的區別,微乎其微。惟一直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利眼。

  柏楊先生曾介紹過《唐聖人顯聖記》,現在再介紹一遍,以加強讀者老爺的印象,該書作者用的是一個筆名「伏魔使者」,他閣下對戊戌政變六君子殉難的悲劇,有極使人心魄動搖的評論,曰:「只聽一排槍炮聲,六名犯官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請注意:「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在勢利眼看來,啥都可以,賣國可以,禍國可以,當奴才當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六君子惟一的錯處是沒有得到富貴功名,沒有走「正路」。寫到這裡,忍不住又要歎曰:「血淚流盡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滿襟。」嗟夫,每個中國人都努力走富貴功名的「正路」,中國社會將成一個什麼樣子?用不著到關帝廟抽籤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為止,仍有成群結隊的人在提倡富貴功名的「正路」,你說急死人不急死人。

  留華學生狄仁華先生曾指責中國人富於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沒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絕對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勢利眼──冷漠、殘忍、忌猜、幸災樂禍,天天盼望別人垮,為了富貴功名而人性泯滅,而如醉如癡,而如癲如狂。 
 


 
一盤散沙
 
  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人,多少都有點崇拜權勢,但似乎從沒有一個社會和從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對權勢這麼癲狂,和這麼融入骨髓。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人,也多少都有點自私,但同樣地也從沒有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麼自私到牢不可破。這話聽起來有點憤世嫉俗,說出來也覺得危機四伏,可能惹起愛國裁判大怒,亂吹哨子。不過理是應該說的,不是應該怒的。

  有一種現象大家無不樂於承認,那就是,中國同時也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國留學生,無論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學業成績,差不多都比該本國學生拔尖。辜鴻銘先生在英國學海軍,他的分數遠超過日本留學生伊籐博文先生;蔣百里先生在日本學陸軍,學科兼術科,都是該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時候比現在還要小氣鬼,忍受不了外國學生的優越成績,才把他閣下擠下來。這些是遠例,近例最驚天動地的,莫過於圍棋大王吳清源先生和圍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橫衝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壇的優美環境所致,但更是中國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說中國人的聰明遠超過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點,中國人的聰明絕不亞於洋大人。──中國同胞沾沾自喜,當然沒啥爭議,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黨,都不能說中國人聰明差勁,大不了說中國人群體差勁。洋朋友往往把中國人叫做東方的猶太人,當然是輕蔑,但同時也是一種敬意和畏懼。猶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過一毛不拔罷啦,而其他方面的貢獻,若宗教,若科學,若藝術,無不震古爍今。試看世界上經濟大權,不是握在猶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開山老祖耶穌先生,不就是猶太人乎,現代科學巨星愛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猶太人乎。

  中國人是聰明的,但這聰明卻有一個嚴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須「一對一」,在個別的較量中,一個中國人對一個洋大人,中國人是聰明的,好比說吳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單槍獨馬,就殺得七進七出。可是一旦進入群體的較量,兩個中國人對兩個洋大人,或兩個以上的中國人對兩個以上的洋大人,中國人就吃不住兼頂不過。孫中山先生曾感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嗚呼,用中國的一個沙粒跟洋大人的一個沙粒較量,中國的沙粒不弱於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國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較量,水泥可是堅硬如鐵。

  一盤散沙的意義是不合作,我們說不合作,不是說中國人連合作的好處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個徹底。醬缸蛆先生忽然發了罡氣,他能寫上一本書,引經據典,大批出售古聖古賢以及今聖今賢關於合作的教訓。柏楊先生如果也發了罡氣,我同樣也能引經據典寫上一本書──不但寫上一本書,簡直能寫上一火車書。但問題是,不管經典上合作的教訓如何茂盛,那些教訓只止於印到書上,行為上卻不是那麼回事。 
 


 
《春秋》責備賢者
 
  中國文化另一個使人傷心欲絕的現象是:「《春秋》責備賢者」。發揚這種學說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閣下對人生有深度的瞭解,對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部《論語》,堆滿了格言。他向當權派提供了統御之術,並向大傢伙保證,如果用他那一套統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鐵打的啦。這一套當時頗不吃香,但經過董仲舒先生奮勇地推薦,西漢王朝皇帝劉徹先生採用之後,果然發生強大威力。不過他閣下理論中最糟的是「責備賢者」,他閣下為啥產生了這種畸形觀念,我們不知道,可能是勉勵「賢者」更上一層樓吧。君 

  不見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腸寸斷,可是老頭卻氣壯山河曰:「你是我的兒子,我才打你呀,別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還不打哩。」無他,俗不雲乎:「打是親,罵是恩,不打不罵是仇人。」你是賢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證兼誅心之論;你如果不是賢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濫,請我責備你,我都不屑責備你。

  責備賢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確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結果也難逃「天下沒有一個是好人」的厄運。勉勵「賢者」更上一層樓當然是善意的,但在實踐上,自由心證兼誅心之論一齊爆發,一定產生「責人無已時」的絕症。這絕症就是挑剔沒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誰誰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間。蓋人性是較弱的,都有犯錯的時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亂想把不穩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會想別的女人,孟軻先生也會為目的不擇手段。

  對惡棍連咳嗽一聲都不敢(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說「不敢」,只好說「不屑」),對「賢者」卻挑剔個沒完。人是一種會犯錯的動物,也是一種會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動物,努力挑剔的結果,每一個人都成了虎豹豺狼。於是乎,存心壞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沒有人責備他,不但沒有人責備他,遇到「德之賊也」,還原諒他,猛勸責備他的人適可而止哩。而力爭上游的朋友,反而永遠受不完的抨擊。這種「責人無已時」的毒牙,只有一個後果:逼得人們感覺到,做好人要比當惡棍困難得多。

  中國社會是一個恍惚萬狀的社會,有時候恍惚得連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則故事,只簡單幾句,恭抄於後: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

  《世說新語》上也有一則故事,也只簡單幾句,也恭抄於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這些話使人聽啦,比沒有聽還糊塗,說了半天,到底說的是啥?懂的朋友請舉手,我就輸他一塊錢。可是司馬師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書上稱為「景獻羊皇后」、「弘訓太后」)卻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過不管怎麼吧,老太婆對女兒指示的結果,並沒指示出一條應走的路。我想這種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狀態,似乎仍與「責備賢者」有關。老人家教訓子女,當然不好意思鼓勵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著天良鼓勵他力爭上游,蓋中國傳統文化是專門用「責備賢者」的毒牙咬力爭上游的。你再賢都沒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窩裡,大喜過望吶喊曰:「他屁股上有個疤呀。」結果你不但賢不起來,反而弄得一身臭。

  「責備賢者」與「嫉妒」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雞蛋裡找骨頭,但形式上卻不相同,「責備賢者」因有美麗的外套,所以就更惡毒、更害人。嗚呼,我們給「賢者」的愛太少,而只一味地責備,責備,責備,責備,責備。

  孫觀漢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話,那就是:「中國社會上,讚揚的話總是等人死了才說。」蓋在中國社會,對活人的讚揚幾乎絕跡。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責備人,挑別人的眼,只要一開口,就好像從懸崖上栽下來的飛車,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閣下看過《所羅門的寶藏》乎,兩位財迷被土人捉住,綁到廣場,表演砍頭。甲先生知道再過一個小時,就要日蝕,乃嚇唬酋長老爺,說他法力無邊,可以把太陽吃到肚子裡,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遠沒有了太陽。酋長老爺半信半疑,甲先生說,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們瞧瞧。酋長老爺下令暫緩執行,看他能耐如何,於是他就念起咒來。嗚呼,他會念啥咒?只不過他閣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醜話連續罵三天三夜都不重複一個字。於是,你瞧他口沒遮攔吧,陰陽頓挫了一個小時,天昏地暗,太陽果然被他吃到肚子裡,不但救了老命,還撈了不少寶貝。

  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專門培養這種水手本領,責備起人來,如果不用膠布趕緊貼住他的嘴,他的醜話就永遠沒有句點。再加上搖頭擺尾,擠眉弄眼,就更勇不可當。可是你要請他老人家讚揚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張口結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誰值得他讚揚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讚揚,他也想不出用啥話去讚揚。

  一切絕症都淵源於中國文化中的愛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過「忠」、「恕」而已,獨缺少愛———當然啦,抬起槓來,不但其中有愛,而且愛還多得受不了。不過,「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濃些,愛的成分似乎淡如雲煙。 
 


 
虛驕之氣
 
  有些人似乎害著翹尾巴瘋,一談到美國,尾巴就翹起來曰:「美國的文化太淺!」(也有說「沒有根基」的,也有說「沒有深度」的,反正他們那玩意沒啥。)美國文化是不是淺,是另一個問題,即令他淺啦,我們才更不好意思。好像書香世家的破落戶,披著麻片,蹲在破廟裡,仰仗著別人殘茶剩飯過日子,卻號曰:「俺祖父大人當過宰相,他祖父大人不過是一個掏陰溝的。」不但不滿面羞愧,想想自己為啥窮,反而洋洋得意對方出身不高。嗚呼,真是奇事處處有,只有中國多,這句話應該是別人挖苦我們,而且誰要是這麼一提,都得 

  打上一架!現在自己卻往外猛冒,實在是虛驕過度,一時轉不過彎。

  虛驕只是暈暈乎乎的自滿──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著被子胡思亂想。孔丘先生當年費了好大的勁,才發明了「古」的種種,然後托古改制。現代中國同胞不費吹灰之力,就有個美利堅合眾國擺在眼前,可以看得見,可以摸得著,還可以鑽到裡頭研究研究,體驗體驗,為啥還用虛驕之氣,把這個活榜樣拒之於千里之外?

  我們並不是說美國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國真好得像一朵花,他們就用不著三作牌和監獄啦。但有一點卻是絕對可以提供我們學習的,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一種很厲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硫磺坑出來)留學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話,曰:「你認為美國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覺得美國的生活方式怎麼樣?」大體上說,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最廣最強的公道。

  虛驕之氣最大的壞處是自己給自己打堵牆,把自己孤立在水桶裡,喝得尊肚跟柏楊先生尊肚一樣的奇脹,於是就再也灌不進別的東西,頂多灌一些洋槍洋炮鐵甲船。至於更厲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藝術、禮義、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精神,不要說再也灌不下去,簡直望一眼都會皮膚敏感。

  我們也並不一定要傚法美國,傚法傚法德國,傚法傚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復興之快,真是可怕。中國同胞研究他們所以這麼快爬起來,發現了很多原因,若馬歇爾第四點計劃焉,若韓戰焉,若他們的工業基礎焉,聽起來有這麼一個印象,好像他們復興都是靠的運氣。嗚呼,大家似乎忘了一點,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國家,可是他們的國民卻一直是一等國民,擁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潛力。好像一個三頭六臂的好漢,冬的一聲被打暈在地,等悠悠甦醒,爬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條好漢。而我們這個三期肺病的中國,一時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風一吹,當場就連打三個偉大的噴嚏,流出偉大的鼻涕,有人勸我們吃阿司匹林,我們就說他思想偏激、動搖國本,結果一個倒栽蔥,兩個人都架不起。

  提起來傚法別人,臉上有點掛不住,大丈夫固應該頂天立地,轟轟烈烈,讓別的小子又羨又妒。問題是,這種場面,在漢唐之時,確實是有的,可是時背運停,洋大人紛紛崛起,打也打不過,罵也罵不贏,只好往事如煙。現在惟一的辦法只有學學他們那一套,而且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虛驕之氣,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樣,一股勁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腳,以表示過去纏得好、纏得妙,則只有走另外一條路,該路是一條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虛驕之氣使我們產生一種錯覺,認為我們絕不會亡,理由是漢民族最富於同化力,證據是我們已亡過兩次啦,一次亡給蒙古,一次亡給滿洲,結果還不是來個鷂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夾著尾巴而逃?———滿洲似乎還要慘,連尾巴都無處夾。這理論和證據可增加我們的自信,但並不能保證以後就不再亡。有一點要注意的,再偉大的民族,當他沒有滅亡以前,他是從沒有滅亡過的,而該民族在絕種以前,也是從沒有絕種過的。然而他們竟滅亡啦,也竟絕種啦,是虛驕之氣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竅,對內在外在的危機,有一種葉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結,認為危機根本不是危機,於是乎危機兌了現,哭的是千萬小民和後代子孫。當希臘祖先張牙舞爪,光著屁股,初到希臘時,克里特島已有燦爛輝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鐵,還有高度的藝術成就。然而,只不過兩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後起之秀的希臘人征服之下失了蹤。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國的宮殿,現在還在秘魯荒山中發現,從那些宏麗的建築上,可看出他們文化程度之高(當印加帝國登報招標蓋那麼好的房子時,中國人還是野蠻民族,在茹毛飲血哩)。可是他們而今安在哉?

  柏楊先生說這些,可不是專門洩氣,而是我們要認清,競爭是無情的,天老爺並不會因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別派六丁六甲,謁者功曹,像保護唐僧一樣保護中國。趁著還活在世界上,應該趕緊鍛煉鍛煉,把尊肚裡的髒水吐出來(吞點瀉鹽拉出來也行),多吃一點有養分的東西。現在我們哀悼那些在歷史上被滅了亡、絕了種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別的後生也來哀悼我們,千言萬語一句話:「勿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恐龍型人物
 
  ———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國人第一要務。

  吾友趙寧先生,在他的專欄中,指出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裡,明明是一隻小貓的,一看影子那麼龐大,就自以為是隻老虎。嗚呼,趙寧先生誠目光如炬,不過,柏老得補充補充,蓋自以為是隻老虎,那還是日正當中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則不僅僅自以為是隻老虎,因為斜照的影子更為龐大,他簡直還自以為是頭恐龍,一個噴嚏,地球 

  都會震動哩。這種恐龍型人物,滿坑滿谷,觸目皆是,馬路上、商場上、房間裡、衙門裡,以及每一個行業的每一個角落,都會碰到。重則碰得你命喪黃泉,輕則碰得你膀胱發緊,小便頻仍。

  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萊塢電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聖盃》,不敢確定),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飛人。他閣下本來有一套精密設計的裝備,那是一對結實的輕金屬翅膀,綁在兩臂上,就可跟鳥一樣滿天亂飛。可是當他一上檯面,面對皇帝老爺的隆重介紹和黑壓壓一片群眾的歡呼,就忽然尾大起來,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樓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麗妻子,在後面苦苦地追趕哀號,告訴他沒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聽,反而認為連自己老婆都唱反調,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腳猛踹嬌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幾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捨,一直到了盡頭,江湖郎中把蓋子一蓋,嬌妻只好掩面痛哭。接著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頂,群眾的狂熱使山搖地動,他的信心更如火燒,張開雙臂,仰面向天,朗聲誓言:「沒有翅膀,照樣可以飛。」於是,姿勢優美,凌空而下,只聽撲通一聲,跌成肉醬。

  ──跌成肉醬的後果是禍延嬌妻,上自皇帝,下至觀眾,一致認為受了欺騙愚弄,這種跳塔自殺的節目,人人都會,有啥可看的。他們鼓噪起來,眼看就要暴動,皇帝老爺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繼續去飛。她當然不會飛,但在槍尖圍逼下,只好含淚爬上樓梯,為她丈夫的虛驕,也付出一團肉醬的代價。

  這是歷史故事啦,現實的場面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華航空公司」一架飛機,在馬尼拉降落時,機長吳黌先生,就有這種膨脹鏡頭。聞見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報》上說他:「藝不高而膽大」,恐怕太過於客觀,蓋在主觀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階段,認為沒有翅膀,跟有翅膀沒有分別,只要信心堅定,就是武功高強。他早已發現降落的高度不對勁,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重來一次。反而收回油門,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減速板,使飛機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時,下降的趨勢更勇不可當,鼻輪和兩個主輪,三點式同時重重落地,一聲響亮,剎那間翅膀折斷,引擎脫落,大火沖天,飛機化成灰燼。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燒死,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輕重之傷。

  ──吳黌先生一個人虛驕,四十餘人遭難。比起江湖郎中只不過夫妻兩人斷送殘生,似乎更價值連城。

  就在吳黌先生表演一手之後的次月──三月,司機老爺許萬枝先生,也有表演。他開的是遊覽車,滿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堂」的學生,作畢業旅行。行駛途中,車掌小姐照例介紹她自己和司機,當介紹許萬枝先生時,稱讚他是最好的司機。許公龍心大悅,而且為了表示他確實與眾不同,就在危險萬狀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盤,舉起雙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謝服務小姐的推薦,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優美的駕駛技術,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雖不用方向盤,照樣可以開得四平八穩。當他抱拳的剎那,全車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聲音。但許公神色自若,並且對那些喊出聲音的膽小鬼,嗤之以鼻(有沒有像江湖郎中踹嬌妻那樣踹了乘客幾腳,報上沒有記載,不便瞎猜),蓋那太傷他的自尊心啦。於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終於把車子撞到萬丈深淵,十七位大學生死亡。

  ──無論如何,許萬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機。他跟吳黌先生不同,吳黌的虛驕,只斷送別人的生命。而許萬枝先生的虛驕,卻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面幾件壯舉,柏楊先生都沒有親身參加,只有一件事,我卻是榮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請吳基福先生診治眼疾,最初的幾個月,每天都需要靜脈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針,只好把針劑帶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診所,每天前往挨戳。該診所的那位女護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亂搞,本也心甘情願,可是她閣下跟許萬枝先生的功夫一樣,同是天下高手,許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盤開車,護士小姐則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總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處,還咭咭呱呱,前仰後合。我懇求曰:「老奶,請你看著點,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掛著簾子似的,刷的一聲拉下來曰:「這有啥好緊張的,我閉著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陣劇痛,我就哎喲,她曰:「我打針打了整整十年,從沒有出過錯,你這個老頭,怎麼還像孩子這麼難伺候。」回到家裡,左臂一片鐵青。第二天再去,指給她看,她曰:「沒啥,沒啥,用熱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換打右臂,回到家裡,這條不爭氣的右臂也跟著一片鐵青。一個月下來,她談笑風生不輟,而我老人家的兩條胳膊幾乎成了兩根木炭。

  ──一個女孩子的虛驕,柏楊先生就得為她贖罪。幸虧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劇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當場就在她玉足前滿地打滾矣。

  恐龍型人物最大的特徵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裡。眼看太陽就要沒啦,影子也要沒啦,但他卻覺得一切都是永恆的。一個人只要駕了一陣飛機,就自以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開了一陣汽車,就自以為雙手凌空,仍能轉彎抹角。只要當了幾年護士,就自以為閉著 

  眼睛就可以找到靜脈血管。

  於是,一個人只要有了一點錢,他就覺得神通廣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裡稍微有點權,他就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教對方領教領教他手裡的玩意。只要出了兩本書,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歡呼。只要當上一個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著高漲,職位比他低的傢伙,都成了豬八戒的脊樑──無能之輩。只要弄到一個學位,不管是青蛙媽死脫,或跳蚤打狗脫,他就以為連對同性戀都是權威。只要會說幾句英文,如果不在談話中夾幾個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煙。只要認識幾個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隨時隨地亮出招牌。

  ──至於柏楊先生,自從巷口擺地攤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孫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開後門洗衣裳。」讚揚我是偉大的聲樂家之後,我就覺得台灣這個小島簡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鋪蓋捲好,準備出洋去當貝多芬的教習(我最近就要寫一大文,揭發貝多芬《田園交響樂》十大謬誤,讀者老爺拭目以待可也)。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和龐大的國土,中國人理應見多識廣,充滿深厚的氣度和胸襟,卻有這麼多恐龍型人物晃來晃去,好像參加恐龍競技大會,各顯各的神通。跟我們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實在教人越想越糊塗。沾沾自喜和浮誇膚淺,只有使一個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裡,惹人生厭生畏,自己卻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東西,再沒有長進。大多數人都如此,中國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來的事,中國人走兩個極端,不是沮喪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嗚呼,跳出影子,別當恐龍,祛除虛驕,應是中國人的第一要務。 
 


 
崇洋,但不媚外
 
  《封神榜》是中國的《伊利亞特》,神仙如雲,妖怪似雨,雖然最後都歸結於邪不勝正,但雙方打鬥過程,仍花樣百出,轟轟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厲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閣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蓋世奇寶,只要口中唸唸有詞,喝一聲「疾」,該蓋世奇寶就被祭升空,砸將下來,不要說人的血肉之軀,就是喜馬拉雅山,都能一劈兩半。這還不算叫座,叫座的是連把法術傳授給他的師父廣城子先生,都無法抗拒,一見殷郊先生翻臉無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飛天外,落荒而逃。

  柏楊先生這些時吉星高照,忽然間也遇到了這種蓋世奇寶,不過時代不同,現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換姓,另行修煉,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這句話被現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還要雷霆萬鈞。洛杉磯一次聚會上,我正頭頂石臼,努力演唱,一位聽眾老爺忽然傳來一張字條,上面寫曰:「老頭,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認為美國一切完美,而美國絕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完美。」稍後,洛杉磯《南華時報》刊出鐸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觀念,應該猛批。柏楊老頭也像許多剛踏上美國本土的老中一樣,迷失在這個社會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慚形穢,接著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夠呆上個三年五載,相信觀感必會大不一樣。」

  「崇洋媚外」這個蓋世奇寶,大概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之後,才煉成正果,為害人間的。這奇寶的內容,可用一個老漢朋友的吼叫作為代表:「你們這些崇洋媚外的傢伙(這還算客氣的,有時候簡直成了『漢奸』、『洋奴』、『賣國賊』),千言萬語一句話,無論是啥,都是美國的好,要說美國科學好,我還服,要說連美國的文化比我們好,我就不服,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事,也要學美國?」

  ──怒吼的不僅這麼一位老漢,而是很多老漢,事實上很多小漢也同樣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壓大增。

  這裡涉及到一個重要課題,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和並沒有因果關係的兩種行為,不經大腦,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實在是高級技術人員。「崇洋」與「媚外」相距十萬八千里,風馬牛互不相及,經過如此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動不動就掏將出來「猛批」,災難遂無遠弗屆。不過受傷害的並不是被詈為「崇洋媚外」之輩,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說根本沒有人崇洋媚外,這種動物可多得要幾籮筐有幾籮筐。而只是說,更多的朋友,卻是「崇洋」而並不「媚外」。在洛杉磯會場上,我一時緊張,忘了自己客人身份,把臉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問與會的紳士淑女,為啥不坐獨輪車而開汽車來瞧老頭?開汽車就是崇洋。為啥不梳辮子,不束髮盤到頭頂,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樣?左分右分模樣就是崇洋。為啥女士們不纏三寸金蓮,走路一擰一擰,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為啥男人不穿長袍馬褂,或更古的京戲上寬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為啥不吸水煙旱煙,而吸紙煙雪茄?吸紙煙雪茄就是崇洋。為啥煮飯時不用煤球木柴麥秸,爬到灶頭吹火,而用電爐瓦斯?用電爐瓦斯就是崇洋。為啥不睡土炕,而睡彈簧床水床?睡彈簧床水床就是崇洋。為啥見了頂頭上司不撲通一聲跪下磕頭,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燈夜讀,而用電燈?用電燈就是崇洋。為啥寄信時不托朋友順便帶去,而弄張郵票一貼,往一個密封筒子裡一投?貼郵票投郵筒就是崇洋。為啥不去看皮影戲,而去看電影?看電影就是崇洋。為啥不拉著嗓門猛喊,而去撥電話?撥電話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紳士淑女媚外。

  回到國內,心裡更沉重得像掛個秤錘,覺得事情必須弄個一清二楚,才能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轟隆隆閱兵大典剛過,各位讀者老爺的記憶猶新,夫洋槍洋炮、洋鼓洋號、洋指揮刀、洋軍樂隊,哪一樣不是崇洋產物,可是,卻又哪一樣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產物,又跟媚外怎麼攀上內親?深入家庭社會一瞧,簡直更成了驚弓之鳥。寫稿也好,寫文也好,寫黑信告柏楊先生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筆、鋼筆而不用毛筆,原珠筆、鋼筆(加上打字複印)固努力崇洋者也,與媚外又有何干?客廳也好,辦公室也好,公共場所也好,只坐軟綿綿的沙發,而不坐硬邦邦的長板凳,軟綿綿沙發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門,他當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發起酒瘋,找了個頭,要把他家的抽水馬桶砸個稀爛。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馬桶後,我還要砸電視機、砸收音機、砸電冰箱、砸瓦斯爐、砸電話、砸電燈……最後還是他家姑娘,大學堂畢業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賢,不知道禮讓大義,而竟訴之於法,召來警察,把我轟出大門,才算結束這場鬧劇。否則,一頭下去,他們可是住在十二樓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沒地方放。不過,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該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嗚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爺一旦大發神威,把中國人「崇洋」所得到的東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國還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煙曰:「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世也要學洋人?」咦,真是一個糨糊罐,這還要問,我們在做人處世上,當然更要崇洋,更要學習洋人的優點,但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過了頭,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襲傳統一筆勾銷,猛學洋大人的投票選舉。接著把封建制一腳踢,猛學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經濟制度上,摒棄五千年的重農輕商,猛學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棄五千年做官為惟一途徑的人生觀,猛學洋大人多層面結構。在文化上,整個大眾傳播工具,包括報紙、電視;整個藝術創作,包括小說、詩、話劇、繪畫、音樂,又有哪一樣不是崇洋崇得暈頭轉向。可是,豈全國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緒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語意學上的差誤,經不起思考,經不起分析。鐸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國住上三年五載,相信觀感必會大不一樣。」這是可能的,但也不見得。我們盼望中國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學習。我們盼望中國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學習。我們盼望中國人一團祥和,要求崇洋學習說「對不起」、「謝謝你」。我們盼望中國人排隊,要求崇洋學習一條龍。我們盼望中國人尊重斑馬線,要求崇洋學習嚴守交通規則。我們盼望中國人過彈簧門緩緩鬆手,以免後面的人腦震盪,要求崇洋學習佇立以待。我們 

  盼望中國人都有開闊的俠情,要求崇洋學習笑容滿面,樂於助人。我們盼望中國人身體健壯如牛,要求崇洋學習把時間花在運動上,不花在窩裡鬥上。———這一切,怎麼扯上他媽的媚外?面對彬彬有禮的洋大人,我們難道不自慚形穢,反應該「不忘本」到底,橫眉豎目到底?古書曰:「知恥近乎勇。」死不認錯只要情緒衝動,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圓滿。而知道啥是羞恥,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智能。

  ──鐸民先生在「自慚形穢」下,緊接著「妄自菲薄」,這兩句話同樣沒有因果的必然關係。自慚形穢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發憤圖強。日本老爺的明治維新,就是這麼搞起來的。情緒激動的夾纏,屬於風火輪戰術,中國人特質之一。

  美國一位教授寫了一本《日本第一》,沒有一個美國人怒詈他崇洋媚外。柏楊先生只不過寫了幾篇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亂飛。嗚呼,你就是掐著我的脖子,我還是要嚷:「絕對崇洋,但不媚外!」還請讀者老爺思量。 
 


 
集天下之大鮮
 
  殖民地意識下的社會,以母國的語文為最高級、最尊貴和最神聖的語文。中國雖然沒有當過殖民地,但中國人有殖民地意識。留華學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蘭人也,在台灣八年,他發現他去店裡買東西,講中國話時,店員愛理不理,可是一講英文,店員馬上就變成了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雖然中文呱呱叫,當買東西時,仍是用英文。嗚呼,白安理先生也屬於少見多怪,固不僅店員如此,他如果到高階層打打轉,恐怕他會發現英文更威不可當。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聯合報》上,有一段新聞,一字不改,恭抄於後。

  新聞曰:

  台灣郵政的服務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務不周的時候。紐約州立大學校長約翰托爾,最近到台灣訪問時,曾希望透過台灣良好的郵政服務,去約晤一位學生家長,卻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寫成「透過良好的郵政服務」,以加強壓力,可謂神來之筆,真得遞佩服書)。

  約翰托爾校長,到我國訪問時,住在台北圓山飯店,他用英文寫了一封信給他學生羅玉珍的家長,希望見面談敘,結果因這封信未附註中文地址,由於時間耽擱,待羅玉珍的父親羅明鑒收到信時,已過了約定時間,托爾也已返國。羅明鑒認為郵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個不合理)。

  托爾校長於四月二十四日,隨美國大學校長訪問抵華,在二十七日寫信給就讀紐約州立大學羅玉珍的家長,約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時見面敘談,結果這封信五月初才送達羅玉珍家裡。

  羅明鑒指出,他收到信時,信封上雖加注中文地址,但郵局已加蓋「退回」的戳記,上面並註明「寄交國內之外國郵件封面,應附註中文地址」字樣,顯然是此信退回圓山飯店後,再由別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羅明鑒說,外籍人士不一定會寫中文,郵局上項國內涵件應注中文地址的規定,應僅指國人相互通信而言,對外籍人士投寄未附註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應立即按照所寫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郵局人員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郵政人員誤認為是國人投寄信函,以後決予改進。

  這則新聞真是集天下之大鮮,這位可敬的羅明鑒先生因未能及時晉見洋大人,失望後跳高之情,躍然紙上。郵局明明規定:「寄交國內之外國郵件封面,應附註中文地址。」羅明鑒先生卻解釋為:「應指國人相互間通信而言」,「對外籍人士投寄未附註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嗚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郵局老爺是不是都要拆開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單音節就退回?有些華裔的美國人,如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 H. Sun,根本沒有洋名,郵局老爺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麼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內籍假洋鬼子」?這還不說,中國人在美國用中文寫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灣用阿拉伯文寫信,泰國人在台灣用泰文寫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郵局老爺迫不及待地承認錯誤,真不知錯在哪裡,誤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證改進,更不知哪裡可改,啥地方可進。

  我們對這種現象,沒啥可說,只是提醒一點,在如此強大的殖民地意識、洋奴意識壓力下,中國人的嘴臉,已經大變,變得可憎! 
 


 
你這樣回答嗎?
 
  ──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

  張香華

  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麼?」耶穌說:「我若說得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得是,你為什麼打我呢?」

  ──《約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

  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驗。

  在館子裡,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你知道她為什麼這種態度?」我還沒找出適當的答案,他卻幽默地說:「她不喜歡我。」

  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著T恤上印著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搖頭歎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宇,和私人開設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裡上演酬神戲,你知道他們演什麼?」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

  ──今年七十餘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後十餘年在中國內地以及台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學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從一九三○年起,司神父開始習中文,曾經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家的學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熟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內地北方,一面傳教,一面做中國民俗研究、歌謠收集工作,並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表過學術論著三十餘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而不察,或察而不覺的現象。我心想,為什麼不請他就「醜陋的中國人」這個主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瞭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感情之濃,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豐富的學識和修養,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跨國性和跨民族性的啟示。

  司神父說:「你不在乎我的話令你驚奇?」

  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禮義之問,卻說:「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範。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於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因為禮應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導。」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吟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該是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 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是雙重標準。」

  我問:「從什麼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生這樣的印象?」

  「交通現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作為一個國民,應該盡什麼義務,完全沒有觀念。交通規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別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恐怕是生我的氣。平時,常常有人說我太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準談論中國人。其實,我很不願意傷中國人的感情。」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感情受傷,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

  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術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某位中國學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位學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露慍色,拒絕和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者的辦公室,準備再試試和他溝通。誰知道學者明明在辦公室,卻教秘書小姐說:「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難而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你想,連學術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著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度來討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於『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瞭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 

  是『和』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 k『agathos,美與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我靜靜地聽著。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詩,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不著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那句話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餚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嫻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著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著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並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地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地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態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態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態,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時態或數量觀念。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確。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請進一步說明,好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別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上,並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並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只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地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接著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錘、斧頭的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的發明與運用,只限於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徵。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和大眾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地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 

  生說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做幹活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著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他曾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語。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作怪誕,甚至把他當做一個瘋子。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只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所以,人民對法律產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所以,對法律只有產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續說:「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我說。

  「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爭取,不是只坐著等政府來改善。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地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並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爭、貧窮、外侮、內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界上別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復興,為什麼中國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感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殷。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復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標,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致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別人是怎麼活的。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說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他從書架上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牴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了。這次在我來台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偽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著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著護衛著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內,惟我獨尊,閉鎖的心態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在內政上矛盾與衝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劃得多。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換。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fight 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惟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舉世無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勳,並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正因此,二次戰敗後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復興的軌道。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德國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復興得慢,實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的。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感與好奇。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到利瑪竇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日後到中國的種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

  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道《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紐約》,應中國留學生邀宴的文章。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佈,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頓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吃人肉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丟中國人臉的事,他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邪的書。司神父對這些留學生的意見,感到異常震驚,他說:

  「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滸傳》是中國人的恥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慾,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邪惡的人物、淫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這種『自欺』(Self-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蒙騙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中國人當他們一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於外交能力。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性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人近代紛亂迭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楊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何?」

  「中國人的確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感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清楚。」

  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躋身於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處,偶然才和上流社會的中國人打交道。我發現上流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流人士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中產生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責任,應採取變革,竟毫無概念。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變。」

  我想起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高昂地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並不是完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精神,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慇勤,實在是令我心折,儘管他們語言粗魯,但,在我的面前,他們從不失敏感和纖細。」

  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受過很強烈的反對。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雖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但,卻後繼無人,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我會開玩笑地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你說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適時出現」的柏楊
 
  朱洪海

  中國大陸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發生並貫穿於這個年代的一系列變革,讓人們震驚、興奮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懷舊聯繫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開始,大陸恢復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結束,大約有六百萬的青年學生 

  先後走進校園,他們當中,年齡小的剛剛成年,也有三十幾歲的大齡學生。他們一般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當他們與八十年代狹路相逢時,正是他們人生意識的成長時期,因而一方面他們續傳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時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們思考的深度遠超他們的師長,又遠非後來人可比。這一代人,本文所稱「八十年代人」這個概念並非時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選擇「八十年代人」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因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對傳統的大反思中表現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舊停留在「科學」與「民主」的認定上,沒有在現實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視,更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恰恰是柏楊先生鮮明的現實批判,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啟蒙,給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彌補。

  一、適時出現的柏楊

  幾乎所有能夠持續生長的事物,都必須有著它的緣分。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沒有緣分,於是中國錯過了可以依托海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機會。後來的乾嘉盛世,不過是歷史中國最後的繁榮,《南京條約》於是成為必然。

  大陸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極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說《歸來》(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張揚也是沒有緣分。他的「錯誤」在於這部小說創作得太早,所以在當時他只好成為「反革命」,坐牢四年,幾乎被槍決。但是後來的張揚依舊沒有緣分。若干年後,這本小說的總印量達到了四百三十萬冊,然而張揚拿到的全部稿費只有兩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的八十年代初期,還沒有後來比較完善的稿費制度,張揚的緣分可謂糟糕至極。

  緣分有時看起來只是和某一個人有關,但就是這個人往往是在意味著一個時代。

  柏楊來到大陸的時候,恰好也剛剛是他應該來,也正是大陸需要他來的時候。

  有關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幾年開始陸續有了一些總結性的文章,內容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但是,顯然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總結性的基礎上,我們好像還不清楚曾經走過的這個年代,對於我們的未來有多麼重要。

  八十年代,我們沒有給予它應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們出發的地方,今天的中國,那些能夠讓我們振奮的,幾乎都是從那裡開始起飛的;我們出發的原動力,歸根結底是來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醞釀。這就是八十年代對於我們的意義: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在八十年代產生這種文化醞釀,來自於眾所周知的文化反思,從一首詩、一篇小說、一部電影開始,從反思文學開始,反思的波瀾彙集成河最終波及到思想界。內部的異化也為外來的聲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各種學說、流派與思想喧囂而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猶如一個開放的花園熱鬧非凡。在這熙攘的人群中,應該有四個人,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尼采和薩特在八十年代初來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幾乎達到了震撼的程度;緊隨其後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記他,是因為他第一次給予了中國人完整的性觀念。

  第四個到來的是柏楊。

  「醬缸文化」來到大陸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陸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時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其轟動效應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陸。「醬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國民性批判」剛好呼應了大陸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運動,於是,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醜陋的中國人》,導致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

  在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階層,柏楊是若干核心詞彙當中的一個。愛荷華演講的第二年,《醜陋的中國人》就被大陸出版社介紹給了大陸讀者,有人估計,當時的發行量高達幾百萬冊,柏楊先生震撼性的聲音,讓學子們爭相閱讀。當時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核心媒體,幾乎都重點推出過有關柏楊的討論。

  迄今為止,柏楊先生兩千萬字的文學、史學著作多數都在大陸出版過,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但是柏楊帶給大陸的核心影響則是「醬缸文化」。「醬缸文化」的到來加速了破冰之旅的進程。

  從文化界開始的反思在整個社會引發了全面碰撞,人們都感受到社會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又步履維艱,明顯的特徵是進兩步退一步,新時期的改革萌芽在嚴重的爭議中艱難生長。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顯然不夠徹底,因為反思的出發點都是站在了傳統的基礎上。對於傳統,中國人是抱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的,但是問題在於何謂精華?怎麼知道不會由於眼神不好、大腦遲鈍,緊抱不放的精華實際卻是糟粕?並且由於時間的轉換、地點的不同,糟粕與精華之間也會互相轉換的。

  這時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們還沒有能力認知這一點。

  於是,當「醬缸文化」帶著「國民性批判」到來的時候,連一向激進的青年學子們都驚異得變了臉,柏楊先生把傳統給連根拔了。

  爭議之大不必細說,即使在大陸以外的華人圈,柏楊兩個字也可以成為一場爭論的開端 

  。在大陸校園的學生宿舍裡,幾乎每個房間都為柏楊召開過專門的「臥談會」。

  大陸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開始思考的是:我們的傳統是什麼?

  八十年代,從打碎傳統文化開始,也打碎了人們心中的價值體系,柏楊先生在這個打碎的過程當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說,柏楊的到來是「適時出現」,就是因為他參與並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而假如柏楊遲到的話,相信對於彼此,那樣的錯過,是無法用「遺憾」這個詞彙可以表達的。

  舊的東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驀然處於浮游狀態,面對著驟然開闊的世界,進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開始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價,不知向何處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與延續

  還是要強調這句話,迄今為止對於八十年代的認識,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十年,對於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十年,對於中國人來說,高度濃縮著心靈的痛苦與掙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猛烈的撕裂與陣痛。

  將柏楊先生納入到八十年代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離開了這個年代,在中國大陸,柏楊將不再是柏楊。

  因為八十年代的本質,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

  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務,不僅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完成,其實我們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將要肩負這個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續。這個延續實際上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開始,曾經被長時間地中斷過,能夠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這個八十年代,並且一度達到過高潮。

  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學術命題,若干年來,卻被學術界如此長久地忽略著。

  與「五四」時代相比,八十年代與其共同之處,就是逐步開始秉承其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處就是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出現魯迅那樣的領袖級人物,僅僅出現了號角式的人物,柏楊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楊卻是整個八十年代惟一能夠與「五四」時代的魯迅遙遙相對的人物。與魯迅相比,繼其「染缸文化」之後,柏楊提出了「醬缸文化」;魯迅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柏楊的觀點更直截了當:醜陋的中國人!

  不同的時代,兩位人文大師,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中國人,你怎麼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魯迅的思想時是毫無障礙的,他們認為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是和他們毫無關係的,那是舊的中國人。剛剛從「文革」荒漠中走過來的他們沒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魯迅作品的文化內涵。

  但是柏楊的到來,在「八十年代人」當中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柏楊的指責,不僅直接指向了當代國人,顯然也指向了他們。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語道破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的,柏楊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這時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不等,普遍接受著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進入大學在當時是年輕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們當中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全部是從文化的荒漠中走來,對文化的渴望,表現得如饑似渴。他們喜歡一切新的東西,而且很容易接納。在社會大環境全面反思的影響下,他們一反過去的盲從,逐步開始進行獨立的思考,他們會全面地接納尼采,而後又分析地看尼采。這樣的幾年大學教育之後,他們開始迥異於上一代人,同時又大大不同於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準確地說,高等教育給予他們的不僅僅是一門學科的技能,或者說他們主要不是來學習技能,他們最大的收穫是得到了素養,這不是可以從書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園文化所賦予的。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會很容易地,把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從一群年輕人當中分離出來的原因。

  柏楊到來的時候,他們當中只有一小部分剛剛離開校園,但是依舊保持著校園時代的敏銳和渴望!

  柏楊的到來確實讓他們振聾發聵,他們所曾經津津樂道的,他們所曾經引以為榮的,他們所曾經堅定不移的,在柏楊這裡,僅僅因為一本薄書,一切就都動搖了。

  《醜陋的中國人》的確在這個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裡加了一把乾柴。「八十年代人」在學習近代史時無不哀傷憤懣,他們也會思考近代中國人遭遇恥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觀點將之歸結為清政府腐敗這一表層結論,擋住了他們繼續思考的去路。以他們當時的認知能力,他們可以把民族衰敗和船不堅炮不利相聯繫,可以和一個政府的無能相聯繫,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難以置信: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也會和這個民族的興衰有關係。

  同樣,他們也很難體會到魯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魯迅說日本人在砍中國人的人頭的時候,周圍的中國看客卻在笑著看熱鬧。「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時候,他們也在笑,因為他們不覺得這個染缸和自己有什麼關係,那是別人的事。

  不知不覺間,他們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醬缸文化」卻讓他們笑不出來了,柏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身上的國民劣根性。比如,錯誤與指責都是送給別人的,自己永遠是對的,很乾脆地告訴他們,中國人的醜陋,就存在於他們身上。

  這一次,他們笑不出來了。

  柏楊給了年輕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們開始比較徹底地思考著中國人和中國人的文化。

  就這樣,在他們最重要的成長年代,他們遭遇了柏楊,記住了他的警告。他們從心底,感謝柏楊!

  在整個的八十年代,這一代人還沒有發言權,始終是時代的腳步影響著他們,他們只是一批一批地離開校園,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然而他們以變化宣告了他們的存在,終究有一天,他們的變化,會反過來影響時代的腳步。

  他們最大的幸運在於,他們是生長在八十年代,一個充滿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個充滿著「五四」精神的年代!

  三、以尊嚴為核心,中國人文精神的建立

  「醜陋的中國人」該怎樣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楊自己,也沒有能夠給出答案。關於這一點,柏楊先生本人也承認。當時有讀者問,既然中國人醜陋,那麼應該怎麼辦?

  柏楊也不知道。

  柏楊得到這個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後,這就是他的新作《我們要活得有尊嚴》!在二○○三年的中國大陸,這本書被稱做《醜陋的中國人》的姊妹篇。

  而歷經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陸,在歷經了十年的陣痛後,在「打碎」的二十年後,尊嚴,也逐漸地成為媒體上見報率最高的詞彙之一。

  一個有意思的命題就是,假如柏楊當年能夠給出答案的話,那麼會怎樣?

  而另一個非常現實的事實則是,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的確還不知尊嚴為何物。

  當時聽說美國人到別人家裡做客前,一定要先打電話預約,大多數人不能夠理解。那時也不存在隱私意識,公開詢問對方的收入是很常見的,不告訴才是不正常的。

  在這樣一種文化水準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楊先生帶著他的尊嚴來,很有可能會被看做怪物。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被奉為萬物之靈,但是在現實生存中,個人的精神自由與獨立追求卻往往被群體精神所壓抑。因為中國文化所強調的核心不是個人,而是群體。個人權利的空間僅僅局限於獨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想,卻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烙印,舊有的價值體系被打碎後,他們開始尋求個性的解放與人格的獨立,然而八十年代沒有能力給出答案。進入到九十年代後,面對蓬勃發展的經濟大潮,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慾中遭遇到全面阻擊,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是比較迷惘的,這個過程,整整持續了十年以上。

  「物慾」似乎是這個年代的核心詞彙。

  受西方「後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西方現代文明的「物化」或「異化」,對中國人文精神的考量則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拜金主義盛行!關於這種考量,我們會在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中看到他對黃金的詛咒。

  關於中國文化的思考在這個時候變得嚴峻起來,所有的疑問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中國文化究竟能給現代人提供怎樣的精神家園?

  這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問題,它直接關係到了當代國人的價值重構。中國人的價值觀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後,過於長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這個時候,「八十年代人」陸續開始在各個層面嶄露頭角。比起八十年代,他們漸漸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有些微弱,但是他們廣泛地存在著,由此所彙集的聲音漸漸顯示出了新的力量並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階層:「精英階層」。

  柏楊的名字在這個時期由於特殊原因逐漸淡出他們的視野,但是柏楊關於國民性的思考,對這時的「精英階層」留下的深刻影響還在,這種思考在九十年代後半期漸漸上升為主流,並達成了共識性的聲音:文化的根本問題在於人的問題!

  同當時的中國經濟軟著陸相似,中國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時期嘗試著自己的軟著陸。不同於八十年代的是,這一次似乎沒有出現號角似的人物,而是整個「精英階層」在推動著這個變化。

  「精英階層」的共識是:文化的主體是人,人既是社會主體,又是自身存在的價值主體。不同的主體範疇直接導致了人要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角色。對人自身問題的忽視將會導致人的物化,從而形成全社會性的物慾,人的存在、價值和尊嚴也將被遺忘。

  由此,「尊嚴」這個一向被國人保留在字典裡的詞彙,開始浮出水面並屢屢見諸報端。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由柏楊引起的那場關於中國人的大討論,很難想像會有如此廣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參與了價值重建的過程。

  新的價值體繫在新世紀初開始呈現出了它的雛形,這就是以尊嚴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樹立個人的人格尊嚴、生存尊嚴、道德尊嚴,做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人。這就要求在講究自身尊嚴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尊嚴,這種尊重,實質上就是對他人價值存在的一種認同。

  「誠信」也開始成為新的流行詞彙。

  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從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應,回顧這二十餘年的時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續之路。

  能夠完成這樣一個階段性任務,要歸結於幾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響、與世界接軌、自我反思下全民素養的逐步提高、面對成長的煩惱付出代價後所取得的經驗。「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齡大約在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精英階層」,在這條延續之路上表現出了不可忽視的力量,並且成為推動今天的當代中國的中堅力量。

  在他們走過的路上,始終充滿著八十年代的聲音。那聲音裡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薩特、弗洛伊德和柏楊。

  四、新的中國與新的中國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國大陸的尊嚴核心逐步確立的時候,柏楊再度帶著他的新作《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來到了大陸,並且一度成為二○○三年大眾解讀尊嚴的普及本。

  從「醜陋的中國人」出發,柏楊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後,雙方幾乎同時會師在尊嚴這個坐標點上。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會發現存在於大陸與柏楊,或者說兩岸之間的一些驚人的巧合:八十年代,當走出「文革」陰影的大陸在陣痛中反思時,在台灣則同樣在反思著的柏楊,其思想不僅震動台灣,並且風靡大陸;隨後,在大陸出現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現象,與此同時,在柏楊的作品中,也出現了就這一現象挖掘國民劣根性的文章:而當新世紀初大陸開始倡導尊嚴的時候,柏楊的尊嚴也剛好來到了大陸。

  同為中國人,兩岸在經濟發展,甚至一定的意識形態上有著極大的差別,然而雙方在同一個階段,所反思、所面臨的卻經常是共同的命題。同文同種的文化發揮出的功力,我們無法看到和觸摸,但它卻如此的強大!

  在今天的大陸,尊嚴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的詞彙,以其為軸心的變化幾乎同樣是可以觸摸的。從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階層」,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同樣也在以積極的姿態展示著這種力量。

  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廣州一收容所錯誤收容並非法致大學生孫志剛死亡一案,引發的對公民生存權的全國大討論。大討論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已經實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收容站轉制為救助站。這樣的結果,大大出乎大討論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們的預料,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中國大陸第一次依靠網絡言論的力量,影響了一個案件的發展,其結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

  另一個更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於「非典」的爆發和蔓延,「公眾知情權」成為今年最流行的詞彙之一。幾乎全國的媒體都參與過這場討論,今天如果用Google搜索「非典知情權」,將會查找到一萬六千條以上的資訊。

  最新的變化則是,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實施,條例最大的變化是取消了原來登記時需男女雙方單位出具的介紹信,同時可自願參加身體健康狀況檢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變化,能夠傳遞出的信息就是,當代的中國人已經懂得理解尊嚴的內涵,並且在生存中開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楊先生去香港,有記者問,他曾經批評中國人醜陋,現在經過好長一段時間,中國人進步了嗎?柏楊笑說:「要進步很難,這是文化導致的。不過,如果倡導誠實文化,以誠實做基礎,提倡尊嚴、尊重、包容、理性,遠離傳統的『謊言文化』就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就是這個開始,讓我們感受到了中國人新的氣象,看到了「精英階層」的影子,聽到了八十年代的餘音。

  歷經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後的中國人文精神,或許從現在開始還要再經歷十年的建構。

  或許本文的觀點會被認為過於樂觀,因為柏楊先生從醜陋到尊嚴,筆鋒所指的國人病症並沒有消失,甚至還像頑疾一樣地存在著,甚至還可能迸發出新的病症。

  孫志剛致死案不過才發生半年,從媒體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還在發生著;更多的知情權還停留在口頭上;結婚登記不用介紹信剛剛是幾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結論,是否等同於加減法一樣簡單化了?

  事實上,上述變化以及二十年來的變化,讓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雛形,這是從「五四」以來不斷付出代價也不斷努力的結果。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國民精神基礎上的,正是從魯迅貫穿到柏楊作品中的國民性。

  晚清政府曾經把自己的一敗再敗歸結為船不堅炮不利,由此開始了洋務運動,然而船堅炮利後仍然逃脫不掉失敗,事實上是晚清的國民精神已經完全腐爛了。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曾一度陷於物慾橫流當中,但物質的相對富有同樣也無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於這種缺失,讓我們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醜陋中的醜陋。

  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國人進步的曙光,這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二十年以來,從「五四」運動開始近百年來中國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現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續,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正如柏楊笑言:「要進步很難,這是文化導致的!」

  還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楊。

  對於「八十年代人」來講,柏楊是一個導師。當「八十年代人」成為「精英階層」時,今天的柏楊對他們已經沒有當年的影響力,當年的學生和導師,在近二十年裡以不同的路徑,是一起尋找到了尊嚴這個坐標的。但是這絲毫無損柏楊的魅力,因為學生是從導師的震撼下出發的。

  一個沒有經歷過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讓他和一群兒童一起開始接受學歷教育,那麼這個人在小學階段可能會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終他一定會輸掉這場比賽,因為這種智力開發對他來說實在是太晚了,在他錯過了應該接受智力教育的階段後,就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

  柏楊對於「八十年代人」的意義就在於此,在一個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楊遇到了一群剛剛走出荒漠的,充滿渴望的、充滿激情的年輕人,於是他們把他作為自己的導師。他們之所以接受柏楊,就在於柏楊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對柏楊,大多數的「八十年代人」都懷著一種感念之情。

  而柏楊對於「精英階層」的意義則在於,當年他成功地把國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們心裡,並由他們帶到了今天,當他們以精英的身份在各個階層發出各自的聲音的時候,那裡面,總是能夠聽到柏楊的聲音。

  借助六百萬精英,柏楊推動著中國人的進步!

  這就是柏楊的價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陸版《我們要活得有尊嚴》責任編輯,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柏楊,依然在影響「八十年代人」
 
  陳曉明

  我想針對朱洪海先生這篇論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楊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楊思想對八十年代人的影響」這幾個概念做點補充說明。

  我以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個時代,我理解為一 

  個「高度濃縮」的時代,事實上它壓縮了整個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變成以一種怪異的方式成為一種「超歷史」的存在,對那些斷裂的東西累積到八十年代全部爆發出來,包括人力資源的堆積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級的大學生,當時我十八歲,是班上年紀最小的,二十歲畢業後我留校教書,我的學生最大也有三十五歲了,所以當時的思想構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說是非常混亂的狀態,它壓縮了好幾個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個壓縮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幾個思潮壓縮在一起。「文革」以後我們有一種「思想解放運動」,也叫做「撥亂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為什麼會發生,所以這時人們借用了各式各樣的思潮去解釋。最早也因此引進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學史、文學理論、西方社會學、哲學等方面。這讓年輕一代非常興奮,我們甚至是清晨三四點鐘爬起來去買書,只要是來自西方的,我們全盤接收。

  第三,我認為是堆積了無數的歷史願望。作為這樣一個壓縮的時代,人們有巨大的歷史願望,主要當然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當時我們知道了香港、台灣,它們都在亞洲,都屬於中國,但是它們卻發展這麼快。記得當時有個電影導演寫了一篇文章,說他在訪問了香港、台灣後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銀座的台階下哭。他說,一九四五年後日本是戰亂的一片廢墟,中國大陸當時也都在同一個歷史起跑點上,為什麼現在的日本是這樣?所以他坐在那裡痛哭。其實我們這一代人對於國家、民族都有深切的愛,就是「哀其落後,怒其不爭」,常想,我們怎麼就處在這樣的一個境況當中呢?所以當時對傳統的反思、批判,實際上正是懷著對於國家、民族振興那樣一個巨大的願望。但因為這種願望的表達很困難,所以轉為對過去傳統一種冷峻的批判與痛斥。

  朱洪海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柏楊先生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期進入了中國大陸,恰好契合了當時對傳統反思的思潮,我想這個把握是非常準確的。中國大陸對傳統的反思,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未來,許多的研討會都曾經討論過,但是大家感覺到對傳統的批判好像都不夠強而有力。換句話說,這些批判表達了很多現實的情緒,但卻找不到一個強力的資源。有一點現象我要說明,就是和「五四」的關係,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變得非常曖昧,對傳統的批判到了這一時期卻極少被提起。但是柏楊先生宣言式的語錄出現時,我想是為年輕一代對傳統的反思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證,就像是火柴一樣點燃了某種東西,所以鬱積在那裡的材料突然間發光了,我覺得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

  最後就是關於進一步的影響,就是柏楊到了九十年代,那些八十年代的人都變成社會重要的支柱力量,這些人經過時代的洗禮、磨煉,將會對九十年代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覺得柏楊先生對中國人全面而深刻的解剖,還依然在影響著「八十年代人」!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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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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