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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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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之脊 作者:王宗仁     
  我是一個曾經在青藏公路上跑過車、履歷表上有過七年青藏奮鬥史的"老高原"。這塊高地平均海拔高度為四千米。當年我剛二十歲出頭,腳踏油門,西寧--拉薩;拉薩--西寧,哪一年都要跑上五六個來回。下高原內調時,朋友問我:"在生死線上馳騁七年,有何感想?"我回答:"還沒跑夠!"   
  時隔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九○年夏天,我重返崑崙山;從一踏上西寧的青藏公路零公里處的那一刻起,我就強烈地感到:曾經很熟悉的一切,似乎都變得陌生了!   
  我的步伐是充滿憧憬的,因而有時很輕鬆:這步伐又難免摻雜著某些怯懦,因而有時很緩慢甚至猶豫。果然,我一上日月山,就陰差陽錯地感到:離太陽近了,離死亡也近了。   
  青藏高原嚴重缺氧!   
  按人體正常需要氧氣的比例計算,西寧缺氧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格爾木缺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崑崙山口以上缺氧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如果誰把這些當成是聳人聽聞的戲言,那麼,就請他結識一下他肯定認為是"畸形人"的青藏線人吧!紫紅色的臉龐像祖輩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關節變粗、指甲凹陷的手像深埋在沙包裡的紅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訥的神情是因為不少人至少忍受著兩三種高原病的折磨……   
  他們當初上青藏線時並不是這樣。青藏線人在改造高原的同時,高原也改造著他們。而且這種互相改造還在繼續著。   
  崑崙山西大灘泵站的窗台上,罐頭盒裡種著一棵海棠。盒上寫著兩個字:"忍耐"。   
  我對"忍耐"二字頗感興趣。因為青藏線人正是靠著它,才在這人跡罕至的地方生存和苦鬥過來的。   
  正在這當兒,江澤民總書記來到崑崙山下,接見了兵站部的連以上幹部。他在講話中說:"你們青藏兵站部組建以後,常年在青藏線上執勤,完成了許多重要任務。你們在自然環境和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情況下,培養和鍛煉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鬥的革命精神。"   
  忍耐,共和國軍人獨有的品格!   
  兵站部先後有十多萬人在這裡生活和戰鬥過,其中的六百多名同志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是在沒有槍聲、炮聲的和平環境中的獻身啊!崑崙山下的那片一眼望不到邊的陵園,覆蓋著密密的白茨和紅柳,呈現出一派蒼涼、悲壯的景象。   
  那麼,活著的人呢?   
  他們只知道抗爭!      
第一章 活的雕像   
  我很吃驚:會有這種事麼?如果是在那個"為綱"的年代,這肯定是一個"新動向"。可是,給我講這件事的兵站部的這位副部長,卻非常鎮靜,甚至顯得有點兒冷漠。   
  他說,在他經過唐古拉山的那天夜裡,有人污染了山巔的漢白玉石雕像,將機油黏糊糊地潑在了像身、像座上。他還說,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兩次了。第一次的那個人是兄弟部隊的一位老兵,他一邊潑灑著機油,一邊發洩著:"雕像!雕像!老子在西藏干了十幾年了,誰給我雕過像?"   
  副部長說完就走了,像吹了一陣風似的輕淡。   
  我卻陷入了沉思,而且很有幾分惱火!   
  西部本來沒有雕像。一九八九年十月,青藏兵站部上高原執勤三十五週年之際,青海、西藏二省區動了心思,在唐古拉山建立了這座石像。那是一個頂風斗雪的軍人石像,它象徵著青藏線的一萬多名官兵。   
  整個一支特別能忍耐的隊伍被污染了   
  轉而我又想:何必動火呢?生活中什麼樣的人都會有的,那些污染別人的人首先向人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污穢;何況真正奉獻著的西部軍人是不會有雕像的,因為任何刀工精湛的藝術家,都難以塑造出他們的靈魂。   
  活的雕像是活的靈魂。他們有一顆不怕污染的潔淨無瑕的心。   
  A   
  西紅柿價值的昇華   
  那是一個夕陽久久不肯從山巔墜落的黃昏,崑崙山口某油庫壯觀、新奇的一幕使我大開眼界。我多日來苦苦覓尋的東西,想不到會在這時候輕而易舉地得到了!   
  我國第一條橫跨世界屋脊的一千零八十公里的格爾木至拉薩地下輸油管線就是從這個油庫伸出的。它擔負著百分之百的進藏油料的輸送任務,近十年來共計有一百五十萬噸油料從這兒源源湧出,流往西藏。但是,此時我的注意力並不在那氣勢磅礡的架在山脊的"油龍"上,而是在崑崙山北麓的玻璃溫室裡。這是一個菜園,它的美景、壯景實在不亞於仙山瓊閣。當它猛然間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竟驚訝得找不出合適的詞兒來形容它。碧綠?翠綠?油綠?似乎都顯得蒼白。後來我發現溫室的粗糙的土坯牆上歪歪扭扭地刻著三個字:"雪山綠",我的心頭忽然一亮!有了:綠,雪山綠,軍綠。青藏線人之魂!   
  大飽眼福!這個寸草不生的亙古野灘,千年雪山下的這方綠地。我認為四千里青藏線唯獨這裡景色最誘人。不信麼?下面一組從這方綠地上長出來的數字,就足以讓你理解我的心情為何那樣激動!   
  一個南瓜六十八斤;一個茄子五點八斤;一條黃瓜四點一斤;一個蘿蔔三斤;一個西紅柿二點一斤;豆角一米長;辣椒二十七公分……   
  倉庫唐主任站在彷彿灑了一層熱乎乎的麵湯的玻璃房中間,抹了把鼻尖上的熱氣,以七分自豪、三分神秘的口氣對我們說:   
  "我們庫裡共有三個這樣的溫室,加在一起約一畝半地。崑崙山的暖房是四季種菜,常年收穫。吃菜的旺季有三次。第一次在春節前後,第二次是三四月間,第三次就到了國慶節了。現在是六月,你們正好趕上了青黃不接的淡季。"   
  說著,他搖了搖足有二米高的"辣椒樹",頗有一點炫耀的意思。然後,唐主任摘了個西紅柿塞到我手裡,說:   
  "上次軍報江永紅記者來暖房,逮住這西紅柿就吃起來,那傢伙吃得滿嘴淌水,真饞人!重二斤的柿子被他兩口就消滅了。他說在這個地方吃西紅柿比在北京進'全聚德'還來勁。江記者這個人痛快!"   
  我拿著西紅柿,卻怎麼也張不開嘴,怕羞。   
  我知道他們這菜種得很艱難。羊糞是從一百二十公里外的西大灘撿來的,人糞肥是從一百八十公里外的大柴旦運來的,水是從五公里外的雪水河拉來的。單算經濟賬就貼進去了老鼻子!種菜人說:我們在高原種菜種的是一種精神,一種追求。   
  我想到剛才在倉庫辦公樓前的空地上看到的那一株株"羊糞草",頭髮絲一樣的葉子,很硬,直扎手。主人說,那是頭年從西大灘撿來的羊糞裡的草子落地長成的。夠頑強了,羊兒沒把它嚼碎,屙出來,它便從崑崙山深處挪到了戈壁灘上。   
  這就是精神麼?   
  我找到了當初在崑崙山倡導種菜、幾經失敗、終於染綠了戈壁的這個倉庫的原政委,現任兵站部副部長耿興華。   
  "你實現了多少代人夢寐以求的願望,在這塊羊都不拉屎的地方種出了菜。"   
  "我們種菜與其說是為了吃,不如說是為了看。"   
  "看菜?太新鮮了!你能不能講講你們是怎麼看的?"   
  "在冬天下雪的時候,或是夏天裡飛砂走石的日子,我下了班就常常蹲在溫室裡看那紅亮亮、脆鮮鮮的西紅柿,瞅著它長個兒,看著它變紅。一看就是半天兒,忘了吃飯,連抽煙也忘了。身後不知啥時候蹲了好些同志跟著我看菜,我竟然沒有發覺……"   
  "連飯都不吃了,你這可真是看飽了肚子。"   
  "豈止是看飽了肚子,不少人看了這希罕的蔬菜,在這兒蹲得住了。原先總有一些人年年鬧騰著要從我們庫往外挪。這個地方是'三隻蚊子一盤菜',誰願意留下?自打這'崑崙菜園'出現後,便再也沒有人提'外流'的事了。我是政委,平時常常給大家上政治課,教育同志們要在崑崙山扎根。現在我覺得,這個菜園似乎幫我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   
  我理解。不僅是理解,更多的是對開闢"崑崙菜園"、並把蔬菜的價值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的高原人的發自內心的欽佩。   
  我對耿興華刮目相看了,我由此推想他這個人的內心世界一定很豐富。去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五集電視系列片《西部沒有雕像》後,在全國反映強烈。也許你還不知道,耿興華正是這部電視片的作者之一。有人不解了,一個管"豬圈、菜地、豆腐房"的行政幹部,哪來的雅興寫劇本?不奇怪,把這個耿部長與九年前在崑崙山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菜園的耿政委聯繫在一起,一切都迎刃而解。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耿興華不但懂這個,而且會"變"。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需要一種不甘寂寞的精神,而且要把這種精神昭示給高原以外的人。他不需要人們的讚揚,只求大家對高原人能夠理解。   
  耿興華在青藏線上整整工作了三十年。我和他是老戰友,曾在一個宣傳處的辦公室裡工作過。他是大家公認的演講起來具有相當誘惑力的演講家。容易激動的人能寫出好詩,耿興華的詩作不多,但不乏精品。七八年前,報刊版面幾乎全部被那些朦朧詩充斥著,耿興華認真研究了其中的代表,不懂,就是讀不懂。他去請教一個對朦朧詩相當欣賞的人,竟然也說不出什麼名堂來。於是,他熬了幾個晚上,寫了一組從青藏線的生活海洋裡打撈出來的詩,發在《青海日報》副刊的頭條。大家說:"蓋帽了!"沒有想到這次我見到他,他還不顯老,近五十歲的人了,當年那血氣方剛的小青年氣質並沒有減少。人嘛,就應該這樣,即使一百歲了,也不可把十八歲的風流磨掉;也應該跳舞,也應該寫詩,也應該女的穿短裙男的戴戒指;也應該像耿興華那樣有"看菜"的勇氣和寫詩的雅興。   
  活的雕像就是要活得這樣滋潤!   
  B   
  三十二年,暖塊石頭也孵出雞娃了   
  我想起了兵站部王根成部長,他是在另一種夾縫裡生活、並不斷獲得安慰、信心和樂趣的青藏線人。   
  這是一個八百里秦川的包谷渣支撐起來的一米八個頭的烈性漢子。不認識他的人,只要瞅瞅他這個頭兒,看看他那古板中滲透著幾分森嚴的臉,你就會得出結論: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他幹不成的!   
  他在青藏線上呆了三十二年,和他一起上高原的人都早已下山了,他卻還歡歡實實地幹得很起勁。有人說,全兵站部翻越唐古拉山次數最多的人是王根成。他是從班、排、連,到營、團、師,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上來的;光在師職的崗位上就已經蹲了八年。用一個戰士的俏皮話說:"八年暖塊石頭也孵出雞娃了。"那麼,他在青藏高原上這三十二年呢?又能孵多少"雞娃!"不論在哪個崗位上,王根成都是黎明即起,不停地工作;他只記得今天哪些事情要急辦,明天又有哪些事情要籌劃。他彷彿永遠也不知道什麼叫疲勞,什麼叫艱苦,什麼叫犧牲;彷彿他天生就該在這個世界屋脊上扎根、苦幹似的。   
  我和王根成是一個火車皮拉來的戰友,我們都是那個全國人都知道的法門寺所在地陝西扶風縣人,入伍後又在一個部隊開汽車。一九六五年我調到首都工作,他仍像西藏的犛牛一樣在雪山上超負荷行進。這期間,他作為青藏線上的先進個人和先進單位的代表來北京開過幾次會,我們匆匆地見過面,但卻未及深談。這次,我一到西寧,他就趕到招待所來和我寒暄,當著眾多的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人的面將了我一軍:"還記得不?當時我在六連當排長,你是代理副指導員。一次檢查內務,你提溜起我們一個駕駛員扎得鬆鬆垮垮的背包批評我說:'你這個排長是怎麼當的,帶的這兵能打仗嗎?'"這事我確實記不得了;即使當時批評過他,那也是有口無心。三十年前的事他還記得這麼清楚,可見他沒有把老戰友忘掉。   
  我的這位老鄉沒有給"江東父老"丟面子,他在青藏線上是幹出了名堂。開汽車時,他是全團唯一的萬里車駕駛員;當連長時,他們的連隊被總後樹立為標兵連隊;當團長時,全團的出車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這在青藏線上是少有的。最近中央軍委還授予他們"青藏高原模範兵站部"的光榮稱號。還要怎麼樣呢?確實"夠意思"了!   
  每一次成功都必須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又不能不和相應的痛苦甚至眼淚連在一起。   
  這次,我和王根成關起門來做了一次談話;當然是推心置腹的了。   
  "你的身體狀況到底怎麼樣?"我問。因為這次我們見面後我就發現,他雖然還是那個黑臉大個的王根成,但已經不那麼壯實了。宣傳科王志雷同志也給我通了個"情報":"去年在唐古拉山頂舉行雕像落成典禮,他講話時好個喘喲!當晚他在沱沱河兵站住宿,半夜裡斷了氧氣,差點出了麻煩。"   
  王根成回答:"身體是有點不如當年了。去年春天我到了拉薩,幾個單位的負責同志匯報工作,我聽著聽著,忽然腦袋'轟'的一聲,眼前一黑,暈了過去。大概只過了幾秒鐘,我又清醒了,我看到匯報的同志依舊在講著。他們什麼也沒有發現,我什麼也沒說,繼續聽匯報。這種情況過去從來沒有過。事後,我問自己,是不是不行了?五十歲的人了!這使我想到上次去北京的事:一住進賓館就感到頭疼,想吐,接著就是發燒,什麼也不想吃。難受了好些日子,後來回到高原才好了。"   
  他是笑著講這些事的,一聲歎息也沒有。我看到的還是我們從悶罐車上下來進軍營時的那種笑。   
  "身體的事馬虎不得,你還是到醫院認真檢查一下為好。"   
  "就這個樣了,身體沒什麼大病,一下子還要不了命,但也不容樂觀。總之,我不想那麼多,幹事要緊。兵站部這一攤子頭緒多,事情雜,沒有人挑頭是不行的。"   
  青藏運輸線離開了兵站部這支部隊是要癱瘓的,而這支部隊又離不開一個好部長。根成的擔子是很重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根成在兵站部上高原執勤三十五週年大會上講話時,有一段話講得非常動情,他說:   
  "青藏線三十五年艱苦創業的歷史,充分體現了青藏線人的風貌,展現了青藏線人的赤誠,表現了青藏線人的情懷。今後怎麼辦?我還是那句話:'不怕損身子,不怕苦妻子,不怕誤孩子,不怕捨父母。'我們要在高原上幹下去,這是黨和事業的需要。"   
  這洪亮的嗓音好悠長,它借助擴音器送到了兵站部每一個人的心裡,連在北京的我似乎都聽到了。好個"四不怕"!沒點決心和氣派誰敢講?   
  這"四不怕"現在在青藏線上叫得很響,可是,你知道嗎?原來它是一首順口溜,曾被人們視為青藏線人的牢騷話。原話是:"損了身子,苦了妻子,誤了孩子,捨了父母。"那年,總後勤部趙南起部長來崑崙山視察工作,有人在匯報時把這四句牢騷話也給端出來了。趙部長聽了,馬上就作了糾正,說:"我看這四句話不是牢騷話,恰恰是我們青藏線官兵們犧牲、奉獻精神的真實寫照。非常了不起啊!同志們,你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將軍講這番話時,眼裡含滿了熱淚。   
  據說,王根成在大會上高聲呼喊"四不怕"時也是熱淚盈眶的。   
  C   
  他的經歷中寫著一個鮮艷的字:"愛"   
  我過去不認識他。   
  那天到格爾木22醫院去檢查身體,我看到他肩扛大校軍銜,一下子就對他產生了幾分莫名其妙的敬意,同時距離也拉開了。可後來竟是他帶著我檢查身體,外科內科,樓上樓下,滿口鄉音,說他讀過我寫青藏線的不少作品,我們的距離又縮短了。   
  這時,我才知道他就是余忠江院長。其實,他的名字我早就聽說過,而且曾經想過寫他。在青藏線上的知識分子中,他是很受人敬重的,原因是他在這兒扎扎實實地蹲住了,一蹲就是二十六年!他走了知識分子應該走的、但至今仍有人在猶豫的路。   
  我真不相信他就是我想像中的那個大學生,那個余忠江。離開老家關中都二三十年了,怎麼還是滿口老陝話?如果不是這身威武的軍裝,他簡直像個從風裡雪裡走來的哈薩克牧民,身板那麼壯實,待人那麼和藹。就是穿著軍裝,他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斯文、秀氣,倒像一個高原汽車部隊裡的團長。我跟著他在病房裡走了至多不過半小時吧,他就跟那麼多人打招呼,好像這裡的每個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一位看樣子在尋找X光透視室的蒙古族老媽媽在走廊裡東張西望,他便上前給老人指了方向。還有一位檢查身體的軍人找錯了科室,他又把他領到了二樓。我對他說:"你不用陪我了,我自己會把所有項目檢查完的。"他聽了笑笑,說:"還是我帶著你方便,你們多少年才能來一次呀!"   
  醫院政治處的一位同志告訴我:昨天晚上余院長幾乎一夜未曾合眼,為了一個病人住院動手術的事。原來,有個回民青年脾破裂,醫生決定給他實施手術。可是,這個病人死活不肯做手術,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錢。醫生給他講了脾破裂的危險性,請他一定慎重考慮。可他在晚飯後竟然悄悄地走掉了。晚上余院長知道了這件事,他問科主任:"病人現在在哪裡?""崑崙旅社。""那好,我派車,你們馬上把他給我找回來!"主任坐著院長要來的車趕到了旅社,對病人說:"我們的院長請你回去做手術。他說,不做手術你的病會很危險的。"病人說,"就是死了,我也不治。沒有錢呀!""院長講了,先治病,錢的問題以後再說。如果你實在很困難,我們就給你盡義務。解放軍的醫院怎能為了錢,把病人推出去不管?"病人放聲哭了起來。他終於坐著醫院的小車又回到了病房,余院長正焦急地等著他……   
  後來,我在和余忠江院長交談時提起了這件事,他的回答十分明確:"作為醫生,救人是天職,病人的生命高於一切。因為'錢'的事打官司到我這來的,我就回答:搶救人命第一;不要因為錢,把本來可以搶救過來的病人耽誤在我們醫院裡。"   
  我想,只有走過許多冰天雪地,走過許多荊棘的人,才能說出這種話。余忠江的經歷是應該讓人們羨慕的,因為他在青藏線上吃了太多太多的苦頭。   
  來高原那年他剛二十五歲,從第四軍醫大學畢業時,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個"火燒一切,油炸一切"的歲月。他被分配到汽車連隊給司機當助手,任務是擦車,打黃油,加水,加油,緊螺絲,打掩木,給駕駛員扛行李。幹這些事要說當時他不委屈那是騙人的話,但是他還是干了,而且是很稱職的助手。一次,車隊到了不凍泉兵站,他發高燒,40℃,戰友們很焦急,好不容易給他弄來一碗糖稀飯,可他高燒得糊里糊塗,一口也不想吃。第二天起床後滿被窩裡都是稀飯,他還是要堅持跟著車隊上拉薩,連裡領導和同志都說:"老余呀,你必須下到西寧去!"他說:"我只能上不能下。"他把被子拴在篷桿上,晾著,繼續上山了。接下來的第二趟任務,車隊一到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兵站,他又發高燒,比頭一次還厲害。兵站的醫生勸他下山,說太危險。他呢,搖搖頭,指指山上。這趟任務他是吸著氧氣才完成的……   
  余忠江在連隊整整當了一年半的助手。   
  後來,他又調到坐落在崑崙山中的納赤台兵站當了五年軍醫;再後來,才調到西寧的325醫院外科工作。一九八九年又調回崑崙山下的22醫院。二十多年來,他出版了三本醫學專著,發表了十五篇論文。   
  他是從荒蕪、嚴酷的青藏線上站起來的一個大學生。熱情與冷漠、苦澀與甜蜜編成了他的既簡單又複雜的經歷。他的經歷中寫著一個鮮艷的字:"愛"。對祖國疆土的愛,對疆土上忍辱負重的人民的愛!   
  今年他已經四十九歲了,這個年齡上高原應該說是顧慮重重的。我以試探的口氣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他說:   
  "一個人在這個醫院呆的時間總是有限的,但是22醫院要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是沒有疑問的。醫院的興衰與這裡的每個人都有關,我們每個人都應為醫院的發展做出應該做的工作。"   
  接下來,他給我講了他來醫院後著重抓的幾項工作:關於知識分子成才的工作;關於下大力解決設備的問題;關於解除知識分子後顧之憂的事情……   
  他有甜蜜的昨天,也肯定會有甜蜜的明天的!我堅信。   
  D   
  成熟與蒼老是同步增長的嗎?   
  在這裡,我要向讀者介紹一個青藏線上的"第三代人",以及他的感情,他的苦樂,他的願望。   
  文義民,三十九歲,汽車某團政委,任現職已經快三年了,這之前他曾在兵站部任過組織科長、政治部副主任等職。他所領導的團隊連續六年沒有發生重大事故,這個成績很了不起,在全軍的汽車團裡也是創紀錄的。他們的團黨委連續六年是兵站部的先進黨委,六年中有四年被上級評為"全面建設先進團"。就在我採訪期間,又從北京傳來佳音:總後勤部批准給這個團記集體二等功一次。   
  年輕的政委挑了一副重擔,在風雪高原上帶出了一個過硬的團隊,令人欽佩。我想,他的感情一定很豐富,要說的話一定很多。出乎我的意料,他是那樣的簡單、明瞭。下面是我們的對話。   
  "你是個稱職的團一級黨委的領班人,我很想知道你這些年是怎麼走過來的。當初在你挑起這副重擔的時候,大概總會有人投來懷疑的目光吧?"   
  "別人怎麼看,我無暇去顧及。在團裡這些年,我工作中有甜頭也有苦頭;甜頭沒吃夠,苦頭也沒嘗足。所以,我總覺得還有奔頭。"   
  "甜頭、苦頭?能不能具體談談?"   
  "主意是黨委拿的,事情是大家干的,工作中有點碰碰磕磕的事是難免的。只要大家的出發點是為了團隊建設,分歧總會消除,矛盾總能解決。工作幹完了,大家都滿心輕鬆,誰還去記那些不愉快幹啥?對啦,我們還及時提出一些口號給一班人敲敲警鐘,防止不好的苗頭釀成大禍。比如,為了使黨委成員在包括'枕邊風'在內的閒言碎語面前不暈頭轉向,我們提出'要消除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防止你信得過的人搬弄是非。我們還有一條警語:"注意一個敏感點,用人要出於公心',這就是提醒主要領導成員警惕自己在使用幹部上不搞親疏、厚薄那一套。就這些。我所說的甜頭、苦頭正是由此得到的。"   
  "你們團長孫傳章是位老同志,聽說你們配合得很默契。你對這位'老高原'是否尊敬多於信任?"   
  "不全對。尊敬和信任是一致的,也是互相的。我們團長入伍時間比我長,在高原汽車部隊工作的經驗比我豐富,這是他的資本。但由於他並不保守,他的這些優勢也成了我們這些後來者的一筆財富。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我對他愈是尊重,信任感也就愈增強了。"   
  "有沒有挪挪窩離開基層的想法?比如往內地調調,或者到上級機關去作?"   
  "沒想過。我覺得還是在線上幹工作痛快,在基層幹工作痛快。幹好了痛快,幹錯了也痛快。我不怕出力,年紀輕輕的,有的是汗水。我最膩味那種疙疙瘩瘩的、斤斤計較的麻纏事情了。我們這兒沒有,可以說是一片淨土。雪線是一片淨土。"   
  一位中尉找文義民接長途電話,是沱沱河兵站打來的,說有一台車的水箱壞在途中,請示怎麼辦。他接完電話,剛坐下,又從納赤台兵站打來長途,還是車隊的什麼事情要他拍板,他出去了……   
  就在他來來回回接電話的當兒,我仔細打量了一下這位年輕的政委的外貌。   
  中等個頭,胖墩墩的,顯得渾身都是力氣;西藏的風把臉膛鍍成黑紅色,雙手格外粗壯、結實;綠軍裝已褪得呈灰白色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從崑崙山敲下來的一個岩石人!只是有一點令我有些傷感,他好像不是三十九歲的人,有些蒼老、憔悴。我當然是指外表了。難道青藏線人的成熟與蒼老是同步增長的嗎?      
第二章 忍者為強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裡海拔四千七百米。與其說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說是要讓高山反應對我進行一次考驗。   
  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參照數:年齡的增長與高山反應的強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說年輕人中有高山反應的只佔百分之二三十的話,那麼四十歲以上的人則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這使我想到了這樣一個不容置疑的現實:我要寫的這批領導者肯定是忍受著比年輕人多幾倍甚至十幾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堅持工作的。有這樣一個數字,使我一想起來心裡就顫慄:一九八五年以來,兵站部因各種高山病奪去生命的團以上幹部就有十五人,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四十四歲!那天當我到格爾木陵園去尋找這些"早去的黑髮人"的墓堆時,我的心像灌了鉛一樣沉重。太遺憾了!這塊墓地太大,不規則的墓堆又多又亂,且多數墓前沒有立碑,只有枯黃的沙棘、駱駝刺在熱風中悄然地搖擺著,一片死寂和荒涼。我實在難以找到他們的歸宿地,只得含著淚水向他們三鞠躬,然後便告別了。   
  我終於"自投羅網",可惡的高山反應徹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狽極了,除了還有一口微弱的呼吸外,身上的其他部位都彷彿不是我的了。腦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關節都在發酸,不想吃任何東西,卻想吐,哪怕走幾步路都覺得頭重腳輕,直打趔趄……   
  也許是有了這次高山反應的實際感受,我對那些在青藏線上奮戰的戰友們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長關茂福是以抽煙而聞名全線的。不要說全青藏線,就是在全國,如果要舉行"抽煙大賽"的話,他也蠻有資格名列前茅!   
  我永遠忘不了和關茂福見面時他留給我的那個印象:雙腿盤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裡捏一支煙悶抽,一句話也不說。那臉色極不正常,不僅僅是黑,而且泛著一種不多見的紅,還有一種不常見的黃,我真說不上來這是心臟有了毛病還是肺有了毛病後在臉上的表露。但我總覺得他有病,而且還不是小病。他不說話,只是用眼角的餘光掃著煙頭上的灰燼。轉眼一支煙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煙……   
  這能叫"採訪"嗎?我主動打破了沉默,問他一天能抽幾盒。他說,沒數過,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問:"從什麼時候開始抽上煙的?"他說:"說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後不久吧。那會兒剛到線上,好像到了外國一樣感到不習慣,他媽的!高山反應把我折騰苦了,咬著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煩死人了!怎麼辦呢?於是,我想到了抽煙,用煙消愁,用煙解悶……"   
  這以後,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紹了關站長的一些經歷。他是一九七九年從北京總後通信團主動要求上青藏線的。當時本來是要調他所在單位的另外一個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經質,一聽說青藏線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長,就死拖著不肯來。關茂福一向看不慣這種人,便找到領導說:"他不去我去!"就這樣上來了。十一年的時光他全是在崑崙山以上的地區工作的,其中有六年是在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唐古拉山機務站度過。他常對大家說,他是拍著胸脯上高原的,如果趴在線上不是太丟份了麼?說來也怪,自從他抽上煙以後,高山反應反而離他而去了,他再也不存在不適應在高原上工作的問題了。但是,從此抽煙便成了甩不掉的黑影伴隨著他,而且越抽越凶,以致變成了癖好。他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但不能不抽煙。不久,他就有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咳嗽,夜裡咳嗽,一邊抽煙一邊咳嗽。但他從沒有想到過要減煙、戒煙……   
  我又問他:"你的身體怎麼樣?"   
  他說:"自我感覺良好,沒有什麼不舒服的。"說著,就又接起一支煙抽起來,沒完沒了地咳嗽著。我坐在一旁感到很難受。   
  另一個同志插話告訴我:"別聽站長瞎說,什麼'自我感覺良好'?他有病,我們都這麼認為。可他從來不檢查身體,也很少去看。醫生經常催他去檢查身體,他說他不會有病,檢查那玩藝兒幹啥?不久前,兵站部派醫療隊上線再次給大家檢查身體,他又躲得遠遠的不露面。他就是這樣,好像醫生是他的天敵,他怕醫生就像老鼠怕貓一樣。他肯定是有病的……"   
  關茂福問:"肯定?有什麼憑證?"他狠狠地剜了人家一眼。   
  對方不再說話了。   
  我在沱沱河那天夜裡,因為高山反應睡不著,早晨六點鐘就起床了。剛走出客房,我就看見值班室門口蹲著一個人,嘴邊閃著一明一暗的火星。我想:準是關站長!聽人說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幹活。就抽煙。他的飯量很小,每天抽的煙要比吃的飯多得多。   
  就在頭天夜裡,站上的丁醫生以沉痛的口吻告訴我:前幾天關站長出現了血尿,尿出的血足足有碗大一攤!大家勸他到格爾木去檢查一下,他還是那句話:"自我感覺良好。"當天夜裡,他同樣一直工作到兩點鐘。   
  各種名目繁多的高山病像枷鎖一樣套在青藏線人的脖子上,如果沒有那種"我要活,我要干"的精神支撐著這些孱弱的軀體,他們隨時都會倒在雪原上的。我的腦海裡留下了多少這樣的形象,我終生敬重這些形象!   
  鏡頭1:在西藏邊境的聶拉木縣境內,夜色沉沉,一盞噴燈吐著藍色的、微弱的光焰。噴燈上放著小鋁鍋,鍋裡的麵條在翻滾,卻怎麼也煮不熟。這兒海拔六千二百米,屬喜瑪拉雅山系,水的沸點為六十攝氏度,食品都是半生不熟地就下嚥。   
  圍著噴燈而坐的是兵站部副部長魏廣坤、汽車某團副團長白信歧、汽車某團副政委李榮池。高山反應一點也不饒過這些虔誠的老兵,應該有的反應他們都有了,一個個顯得疲憊不堪,面容憔悴。   
  魏廣坤:"生也罷,熟也罷,咱們都得吃點,要不身體垮了怎麼完成任務?"   
  白信歧舀了一茶缸稀飯,用自製的小木筷在缸裡撈了撈,硬硬的米粒根本不與水相粘。他把這缸稀飯遞給副部長,又拿出了第二個茶缸……   
  原來,兵站部的三個汽車連隊將要到這兒來執行任務。這是一條新路、險路,有"進來出不去"之說。三位領導便作為先遣隊來探路。近半個月中,他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段路都要親自踏勘、丈量,發現了四十公里的路面極窄極險,八十處擱不下汽車的兩個輪子。他們與當地軍民聯繫,修寬、鋪平了公路。   
  荒郊野嶺,風吹日曬,再加上高山反應的折磨,使三個老傢伙變得簡直像野人。   
  鏡頭2:他是管線團的營長,每天的活動範圍就是上下唐古拉山的一百公里地段。十五年來天天如此。如果有一天腳板不在這山路上磨蹭,不見見分佈在山中的戰士,他就感到失去了什麼,他就嚥不下飯睡不好覺。說也怪!高山症怕他,從不沾他的身子,他可以大步流星地在山坡上追趕地鼠。終於有一天,也許是他上山後的第十個年頭吧,他感到生活太單調,太枯燥,他很想見到妻子、兒子,做夢都想。可是,他們在數千里外的四川,見不著;懷念二老雙親,可是兩位老人已經謝世,嚥氣前他也不在他們身邊;他想逛逛都市的夜景,可是唐古拉山上除了風雪,還是風雪……   
  他煩躁過,詛咒過,沒有什麼用;伴隨他的依舊是可怕的單調。於是從某一個早晨開始,他比部隊早起床半個小時,跑步到江河源頭的橋下,衝著積雪皚皚的山峰大聲呼喊:"我--愛--高--原"!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聲音洪亮。他肆無忌憚地喊著,反正他的部屬聽不見,他們還在夢中。   
  每天這樣呼喊過以後,他覺得心裡很充實,日子也過得有意義了,不讓他呼喊不行,因為他心裡沉積的東西太多、太多了!   
  鏡頭3:青藏公路跨越過五千七百米的唐古拉山後的第一站,便是安多泵站。泵站旁邊的山坡上有一個新堆起的小墳頭,那兒長眠著副指導員張明義的不足兩歲的兒子小龍。   
  兵站部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來高原探親的所有小孩,都不得到格爾木以上地區去。因為前幾年發生過好幾起孩子被高山病奪去生命的悲慘事件。一九九○年春節前夕,張明義的愛人帶著兒子從老家來到格爾木,住在招待所等候丈夫下山過團圓年。她幾乎天天都打電話到安多,催丈夫快下來,說兒子想爸爸都快想瘋了!張明義何嘗不想早一天見到妻子、兒子?可是他不得不在電話裡如實地告訴她:"春節期間站裡沒有幹部,我恐怕暫時還下不來。"   
  她失望了。最失望的還是兒子小龍,他從離開家鄉那天起,就一直念叨著要見爸爸呢!   
  她為兒子著想,顧不得許多了,就悄悄走出招待所,站在格爾木路口攔了輛汽車,帶著小龍到了安多。   
  張明義自然抱怨妻子的莽撞,但是當他看到妻子那渴望見到丈夫、兒子渴求見到爸爸的眼神時,心頭的氣便消了不少。站上的戰士們也替她說話:   
  "副指導員,你也太少點人情味了。嫂子大老遠跑來看你,難道就為了聽你的一頓批評?再不要怨天怨地了,咱們大家歡歡喜喜地過年吧!"   
  張明義總算點了點頭,他盼望著這個年過得吉祥如意……   
  然而,可惡的高山反應終於還是向正在世界屋脊上過新年的小龍襲來!剛過了初一,他就發高燒,並不斷地說著胡話。張明義夫妻倆彷彿預感到孩子要發生什麼不測,趕緊找站上醫生給孩子打針,但打了針也沒用,高燒根本不退。他們又張羅著將孩子送到拉薩或格爾木去搶救,但已經來不及了……   
  第二天,小龍就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媽媽抱著孩子的屍體不放,她絕對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是真的!她對著兒子的臉,一邊哭泣一邊說:"龍兒,你沒有去,你沒有去!你睡著了,媽媽等著你醒來,你一定會醒來的!"   
  她把兒子的屍體整整抱了三天,也不肯放下。站上的同志也跟著她哭了三天。   
  張明義的心像被甲蟲咬著了一樣疼痛,他既不相信小龍會永遠離開自己,又害怕聽見妻子以及站上同志的那悲愴的呼喚和哭聲。他強忍著內心的痛苦,還是勸說大家要"節哀",要上班工作。誰也不聽他的招呼,他只得拿上鐵鍬一個人到山上去給小龍挖墓穴……   
  這樣的鏡頭還很多,它們留在我的腦海裡,攪得我的心裡沒有一刻平靜。   
  採訪兵站部副部長包楚忠時,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兵站部范銀瑞政委特地向我介紹過包楚忠的情況:心臟病,腦血管供血不足,高原性低血壓……   
  他今年四十四歲,在兵站部領導班子中是最年輕的,去年才從管線團團長的位置走進了副部長的辦公室。他要干想幹的事情還很多,不少同事在他榮升副部長後羨慕地說:"鋪在包楚忠面前的是一條彩虹路。"可是他這一身病……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了這麼多病的?"   
  "今年四月。當時我跟著車隊正在線上跑,那天到了藏北高原的那曲鎮,突然覺得不行了,心口疼,喘不過氣來,渾身乏力。一量血壓。低壓四十,高壓五十,我當場就昏了過去!兵站立即採取了急救措施,才沒使我倒下去。然後又把我送到西藏軍區總醫院搶救,病情總算控制住了……"   
  他還告訴我:這麼多的病不可能是一天就染上的。特別是在高原這地方,任何一種高山病都會糾纏你幾年、十幾年,到最後變得表象化了,也難以醫治了。他說,幾年前他就感到身上常常不自在,只是一直未向別人說過罷了。   
  我對包楚忠的情況還是瞭解一些的。他參加了修建格拉地下輸油管線工程的全過程。管線通過唐古拉山上下一百公里地段的工程就是他擔任副營長時完成的。他是總指揮,為"油龍"跨越世界屋脊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刻,我坐在他這間並不算寬敞的辦公室裡,卻像走進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空間。   
  一千零八十公里的"油龍"彷彿就盤繞在這間屋裡。不!整個管線的設計全長並不是一千零八十公里,而是一千零七十六公里;多出的這四公里是包楚忠一步一步量出來的!   
  那是一九七六年三月,管線施工進入最後一道工序:試壓,埋樁。就是從管線的起點崑崙山口至終點拉薩,要對全部的管道進行試壓,即最後的驗收,然後封溝埋樁。這項工作的艱巨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能坐車,必須步行;二是要進行超負荷的手工勞動。無疑,又是一個硬仗擺在施工部隊面前!   
  包楚忠站出來挑起了這副重擔。   
  當時,在格爾木22醫院工作的他的愛人毛玲,再有半年就要生孩子了。這之前,兩人已商量好,他陪愛人回老家江蘇度產假。基地指揮部的洪司令員得知這個情況後,當面對包楚忠許諾:試壓工作過了唐古拉山以後,讓他和愛人一起回家。這時佔據包楚忠心頭的已經是管線了,回家的事他沒有更多地去考慮,只向愛人簡單地說明了情況,就帶領著試壓隊上線了。   
  這是一件多麼細緻、繁雜而又原始的操作!每八十公里為一個工作段,採用往管道裡面塞球的辦法,然後再打進高壓氣來判斷管子的密封程度。有時,球進入管道打不出來,他們只好將耳朵貼在管子上面,一段一段地探聽。事後,包楚忠開玩笑地說:"我的耳朵都快要在管道上磨出厚繭子了。"埋樁的任務也不輕鬆,每公里一個樁,全靠用皮尺一點一點地丈量。管道從河裡穿過,包楚忠就和大家一起下河;管道從山頂上跨過,他們就攀登高山。   
  有一次,他們幹完活已經是晚上八點,回宿營地沒有汽車了,幾個人只好站在路邊攔車。一輛又一輛汽車從面前駛過,就是攔不住。眼看夜幕越來越濃重,他們心急如焚,卻沒有任何辦法。就在這時,一輛地方的車停下來加水,包楚忠走上前叫了聲"老師傅",好話說了幾籮筐,司機卻耷拉著眼皮理也不理,最後不耐煩地一揮手,開起車來顛了。無奈,包楚忠和同志們只好步行回營地。可以想像得出,在五千多米的雪地上已經幹了一天重活的人,又要步行近五十里路,該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回到駐地已是十二點多了,包楚忠正要鋪床睡覺,忽然發現剛才那位地方的司機恰好在他們的宿營地借宿,幾個戰士正說說笑笑地給他燒火做飯呢!包楚忠心裡的氣不打一處來,他走上去還沒有說什麼,那人就趕忙站起來,耷拉著腦袋,擺出一副聽候受審的可憐相。包楚忠強壓著心頭的火氣,只說了一句:"你呀,你今晚吃了我們的飯,應該說說有些什麼感想!"   
  那人始終沒說一句話,可想而知:他那頓飯是吃得非常彆扭的。   
  十月底,試壓工作順利地通過了唐古拉山。這時洪司令員趕到唐古拉山,對包楚忠說:"小包呀,我以前說的話不能算數了。國家要求管線必須在年底試通油,我們要突擊完成收尾工程,你還得堅持把試壓工作搞到拉薩。只好先讓毛玲一個人回老家了,她的思想工作由我去做。"   
  司令員親自打電話給醫院,安排毛玲回家的事。這下可苦了毛玲,她等了丈夫半年多,現在還得隻身一人回家。更要命的是,離臨產只剩下十來天了。當她匆匆忙忙地趕回家的第五天,孩子就出生了,家裡人說:"你沒把娃娃生在火車上就夠好了!"   
  年底,包楚忠完成任務,到了拉薩。   
  這時候,他們丈量出來的管線的總長度為一千零八十公里,比設計圖紙上的數字多了四公里。包楚忠臉上浮現出一種抑制不住的笑容,同時他也感到渾身乏力,頭也昏昏沉沉的……   
  採訪結束前,我問他:"現在身體弄成這個樣子,你打算怎麼辦?"   
  他望望我,彷彿沒有考慮就回答說:   
  "怎麼辦,我也說不清楚。在高原上工作的,哪個人身上不帶著幾種病?我才四十歲。"   
  是的,他的病是氣候惡劣、嚴重缺氧的青藏線對他的必然饋贈。他呢,還必須以忍耐的精神給這條線繼續奉獻。他已經在雪線上走了十八年了!   
  我想起了一首似詩不是詩、像歌不是歌的順口溜,悲悲淒淒,朦朦朧朧,怪揪人心的:   
  "一言難盡,二目無神,三餐不思,四肢無力,五臟翻騰,六神無主,七上八下,久久難眠,十分難受。"   
  高山反應就是這種滋味,每一個青藏線人都嘗過它。      
第三章 冰下熱泉   
  那天,我們的汽車剛駛進格爾木市的轉盤路,一塊木牌上的數字就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兒的海拔高度是二千八百米。同車一位夥伴高興地感歎道:"我們上山了!"   
  其實,格爾木根本不算山。幾乎所有的青藏線人都這麼認為。在他們的眼裡,這個嚴格說來是個戈壁小鎮的格爾木,是比八百里秦川還要坦蕩的平川,是比內地那些省會還要繁華的"小上海"。他們心目中的山是指崑崙山,那兒海拔四千七百米;是指唐古拉山,那兒海拔五千七百米;是指喜瑪拉雅山,那兒海拔六千多米。"山人"有與眾不同的山的概念,自然也有與眾不同的對山的感情。   
  一位團長這樣對我說:   
  "在線上呆的時間長了,一旦回到格爾木,看見那些樹呀水呀樓房呀,心裡那個美勁兒真難以形容,巴不得像抱著兒子似的親親它們。我想,這大概就像你們北京人在外出差時間長了,重新踏上長安街一樣。可是,說來也怪,如果在格爾木呆久了,心頭又感到很寂寞很枯燥,像丟了魂兒了一樣,天天盼著上山!"   
  "這是為什麼呢?"我問。   
  他回答:"軍營在山上,我們的戰士在山上。帶兵人不能離開部隊,心安理得地呆在'小上海'呀!"   
  "可是,格爾木畢竟是你們的家,你們的妻子兒女都在那裡呀!"   
  "青藏線人的家應該在線上,連我們的妻子兒女也這樣說。"   
  我仍然有點兒難以接受。線上的風雪咬人肉,線上氧氣"定量"供應,可惡的"線"曾經吞噬過多少人的生命!他們卻還是那樣愛山,那樣將感情的瓊漿潑灑在線上!   
  我想起了格爾木大站站長馬尚武。在青藏線上也許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和戰士們有那麼多的故事。   
  老馬是兵站工作的"總管家",管著東線、中線和北線的所有兵站。我這次一回到青藏線,汽車部隊的同志就告訴我:近年來沿線兵站的住宿、伙食狀況大有改觀。就說吃飯吧,各個兵站都有自己的"風味飯菜";納赤台兵站的砂鍋豆腐,五道梁兵站的煎餅,沱沱河兵站的烤餅,還有唐古拉山兵站的麵條,都已經聞名於高原了。住宿情況從一九九○年起也有了明顯的變化,汽車兵們再也不用帶著沉重的鋪蓋上線了,每個兵站都實現了"旅館化"。沱沱河兵站三層樓頂上那四個鮮亮的紅字:"源頭賓館",非常引人注目,幾里地以外就可以一覽無餘。   
  我採訪馬尚武那天--六月七日,正好是他的四十二歲生日。既然趕上了,我就請他談談生日的感想。   
  他說,他在山上呆了二十二年,雖然調來調去,卻總也沒有離開兵站工作的崗位。這二十二年中,除了一次到北京參加總後黨代會外,再也沒有出過潼關;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日月山、唐古拉山、擋金山之間的公路上打發掉的。   
  這樣的生活肯定是很枯燥的,我想。   
  他不再往下說了,兩個粗壯的指頭捏著一支煙,不住地捻著、捻著,彷彿要從中捻出什麼名堂來似的。   
  煙點著了,他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一縷縷煙霧。他以十分喜悅的語氣告訴我:唐古拉山兵站有了溫泉浴池,去年修的,嚴冬裡水溫也有六十攝氏度。   
  接著他給我讀出了一個數字:二百。最多的時候一天有二百名戰士在山上洗澡!   
  我頓覺渾身輕爽!這二百多名戰士把渾身的疲勞都洗掉在世界屋脊上了。   
  後來,我到了沿途的兵站,採訪到了許多馬站長的故事。   
  老馬有個習慣,下到兵站後第一個要去的地方便是食堂和客房,看看過往部隊的吃住稱心不稱心。如果這兩件事在他眼裡"不及格",你即使是條泥鰍也休想滑過去!   
  第一個故事:從五攝氏度到十五攝氏度。   
  他一走進唐古拉山兵站的客房,就感到滿身上下都灌進了冷風。不對呀!這怎麼能住人?他一看牆上的溫度計:不足五攝氏度。真是亂彈琴!大站規定,客房溫度不得低於十五攝氏度,卻讓他們給"偷"去了十攝氏度!   
  他把兵站的兩個頭頭叫來質問:"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裡,如果讓你們的兒子在結冰的房裡過夜,你們會怎麼想呢?"   
  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來。原來鍋爐出了毛病。   
  馬尚武到了鍋爐房,只見兩台鍋爐只有一台燒著。另一台呢?他們回答:"壞了,修不好。"老馬提高嗓門說:   
  "你們修不好為什麼不找我?我要是連一台壞了的鍋爐都弄不好,這個站長還當個什麼勁兒?"   
  大站後勤處處長袁海珠連夜被請了上山,還帶著兩個修理工。鍋爐很快修好了。   
  客房的溫度恢復到了十五攝氏度。這是馬尚武用胸膛暖出來的十五攝氏度呀!   
  第二個故事:"怪味"稀飯。   
  老馬在沱沱河兵站就餐,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飯,感到甜絲絲、苦津津的,怪味!他用筷子一攪,碗裡翻上來幾片橘子瓣。明白了,他們是在用鹹水煮飯,而為了壓住苦味,在拿橘子罐頭打"馬虎眼"哩!原來,沱沱河兵站沒有淡水,吃水得到一百五十里外的雁石坪去拉。一台車從早到晚來回跑,也滿足不了過往部隊的用水。如果再遇上車子出故障或司機有病,斷了淡水,站上便只好用當地的鹹水做飯。今天這頓橘子罐頭稀飯使馬尚武的心裡苦澀了好久,也發現了坐在格爾木大樓裡根本不可能發現的問題。自己偶爾吃一頓又苦又甜的飯無所謂;如果拿這種"糖衣稀飯"經常去糊弄過往部隊,就是一個不能容忍的問題了。他想,單方面地責備沱沱河兵站是不公平的,大站有責任,領導有官僚主義作風。馬尚武回到機關不久,大站就給沱沱河兵站增加了一台拉水車,還配備了一名技術熟練的司機。   
  在青藏線上,軍官對士兵的愛像崑崙山一樣深重。這裡有千年不化的"永凍層",但永凍層下有噴湧的熱泉。   
  我結識了一位團長,瞭解到他的許多愛兵故事,在這裡隨便說兩個吧。   
  長江源頭是永凍層地域,地形變異,常常裂縫,蓋起的營房經常由於地殼陷裂而倒塌。這樣,部隊只能住帳篷,即使到了隆冬零下四十多度的時候,戰士們也只能在帳篷裡苦捱。不光冷,而且風沙也很大,一刮起來,滿帳篷都是沙子。戰士們只好用枕巾蒙著臉睡覺,第二天起床後,枕巾上的沙子足有一指厚!在部隊住帳篷的長達兩年的時間裡,團長、政委和參謀長、主任以及後勤處長,也輪流來到這個"帳篷軍營"裡和大家實行"五同"。這些年齡比戰士們大一倍還多的"老兵",常常被奇寒和高山反應折騰得頭疼,四肢無力,但是他們仍然堅持和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團長說:"我們不忍心把戰士們扔在這裡,自己去住大樓。"尤其叫戰士們永生難忘的是,一九八八年夏天,總後劉安元政委在視察青藏線時特地來到這裡,走進每一頂帳篷看望戰士們,和大家一一握手,最後還和全體同志在帳篷前合影留念。劉政委臨走前為部隊題詞:"赤誠奉獻"。戰士們很自豪地說:連老將軍都來過我們的"帳篷軍營"!   
  一次,一個戰士在唐古拉山施工時,因高山反應得了肺水腫,昏昏沉沉。團長便讓出自己的車,送他到格爾木去住院。臨行前,團長緊握著戰士的手,說:"你不要緊的,咱們在格爾木見。"之後,他便乘坐大卡車下山了,誰知,剛走出一百公里,到了雁石坪時,噩耗就傳來了:那個戰士死了!他匆匆趕去,看著戰士早已閉上的雙眼,拉著戰士的手,痛哭失聲地說:"你怎麼能走呢?不是說好了咱們在格爾木見面嗎?我這個團長沒當好,沒有救活你……"   
  這件事已經過去好些年了,這次這位團長給我講起來時還止不住流著傷心的眼淚。我相信這眼淚是真的,這感情是真的。這裡的一切都是真的。殘酷、冷漠的環境是真的,在這種環境裡人與人之間純樸、無私的感情也是真的!   
  在高原採訪中,我臨時動意,想換個視角,讓基層的同志說說他們的領導。   
  下面有關范銀瑞政委的事,是一位宣傳幹事提供的。他說:   
  "我記得是從一九八六年前後開始吧,我們兵站部和所屬各單位的領導們形成了這樣一個不成文的'家規':春節期間到線上去看望指戰員,和基層的同志一起過團圓年。你們大概想像不出,我們這些遠離家鄉、遠離父母的戰士們在冰冷的雪線上過年是多麼難熬啊!這時候如果領導幹部出現在線上,雪山就多一份人情,戰士們就少一份憂愁。我們的范政委今年春節前夕,給老伴提出他倆一起到線上和大家過年,開始老伴還有點顧慮,一是感到自己一個家屬上線合適嗎?二是覺得我也有兒有女,平時他們東一個西一個各有各的事,難得有個團聚的機會,好不容易等來個春節可以坐在一起了,自己卻要上線,孩子們會咋想呢?范政委的'思想發動'蠻有攻勢,他告訴老伴,春節期間山上的戰士們缺少文化娛樂活動,看場電影都很困難,他們太寂寞了,咱們上去和他們包包餃子,聊聊家常,大家歡迎著呢!這樣老伴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欣然答應上山。   
  "春節的前兩天,范政委和老伴從西寧出發了。這時候在內地春節的氣氛早就濃濃的了,可青藏線上卻比平時顯得更冷清更空曠。這大概是正常現象,內地越是熱鬧,就越是映襯出這裡的荒涼。這兩個特殊的客人自然給青藏線增添了意外的親切氣氛。他們在每個兵站、泵站、機務站都要停留,給指戰員們拜年、問好。除夕夜,他們是在唐古拉山以南的安多兵站和大家一起辭舊歲,大年初一他們來到了青藏公路制高點上的唐古拉山'三站',和指戰員們迎來了新年度的第一天。同志們忘不了范政委發表的那篇充滿激情的新年祝詞,他恭喜大家把腳下的世界屋脊作為新的起點,更上一層樓。他說,咱們生活在世界上最高的兵營裡,這是一個讓多少人羨慕的地方!我想,我們只有在新的一年裡幹出最出色的成績來,才不會辜負這個崇高的地域稱呼。同志們對於他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   
  "初一下午,范政委和老伴告別了積雪半尺深的唐古拉山,返回格爾木。路上他幾次讓司機把車開快點。哦,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家,孩子們還等著爸爸媽媽過年哩!"   
  講到這裡,這位宣傳幹事停了停,望了我一眼,說:   
  "在內地的軍營裡,如果一個軍長、師長帶著夫人下部隊,那是要遭到指戰員們的嘲弄的。可是在青藏線上,當范政委和老伴不管出現在哪個軍營的時候,指戰員們都對他們報以長久的、發自內心的掌聲,大家只差喊一聲萬歲了!"   
  續著范政委的故事,我還要補充一件事。也是春節的除夕之夜,在崑崙山頂有一輛北京吉普拋錨了,年輕的司機鑽上爬下地修了近一個小時,急得滿頭淌汗,卻怎麼也修不好。這輛車上坐著管線團團長姚太平,他本來是去給沿線泵站的指戰員拜年的,沒料到車子行至崑崙山出了麻煩……   
  除夕,崑崙深處夜沉沉。   
  我想,這陣子在唐古拉山頂的溫泉浴池裡,想必有戰士正開心地擊水、沐浴吧!   
  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泡一個溫泉浴,那才叫愜意呢……      
第四章 醉沉心底   
  踏上青藏線,我就聽到了一個新鮮的名詞:酒文化。   
  "酒文化"的發明專利屬於兵站部副政委趙信。趙信這個名字大概對不少人並不陌生,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崑崙英豪》就是他主編的,這本書在青藏沿線頗有影響,我們所到的地方幾乎都可以聽到指戰員們在議論它。它翔實而生動地記錄了青藏沿線部隊世代創業的艱辛和樂趣。趙信是從青藏線土生土長起來的秀才。一九五九年入伍後他在五道梁兵站拿了四年油槍,為數以千計的過往汽車加油。這四年中他所吃的苦,比他入伍前十八年在甘肅臨夏貧困山區所經受的艱難還要多。正因為這樣,這四年成為他人生道路上成長的四塊堅實的基石。前幾年他又到華中師範大學學習了兩年,攻下了大專文憑。趙信對誰都是這麼講:"沒有青藏線,就沒有我趙信。"   
  當"酒文化"這個詞兒對我還是一種懵懵懂懂的夢幻時,我只好去請教他。他笑了:玩笑話。借題發揮!借題發揮!   
  他終於給我講了"酒文化"的真實含意:高原上的春節免不了很寂寞,不少同志無處可去,無事可樂,便自己掏腰包買些酒聚在一起打撲克,輸者喝一杯酒後要穿著新衣服鑽桌子,地上潑著水,誰衣服上的泥水沾得多,誰就是最後輸家,惹得同伴們哈哈一樂。他們要的就是這一樂。   
  這就是"酒文化",文雅的名稱與粗野的動作相結合的產物。不必過於認真地推敲它的嚴密性,我想只要它給青藏線人寂寞的春節增添了一層歡樂,就應該給它記功。   
  我問趙信:"你們兵站部的頭頭也參加這種'體力勞動'嗎?"   
  耿興華回答:"如果你能在春節期間來到線上,就可以親眼看趙信唱著青海花兒喝酒鑽桌子了。"   
  只能是春節,平時他們夠忙的了,根本無暇有這份閒心。   
  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頭頭們鑽桌子各有特色,各屬其派,像趙信那種鑽法是屬於說說唱唱鑽,耿興華是罵罵咧咧鑽,范政委是痛痛快快鑽,景主任是老老實實鑽。當然,也有根本不喝不鑽的,那就是後勤部部長黃倔頭了。他在工作中原則性強,照章辦事,這在兵站部是出了名的。即便是八小時之外的生活他也是很"正統"的,從來不抽煙,不喝酒,不看戲,不打撲克。趙信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不抽煙,不喝酒,死了不如一條狗。"當時,黃部長就坐在我身邊,他聽了連笑都不笑,只搖了搖頭。還有一個始終與鑽桌保持距離的人,那就是王根成部長,但是他有個與"酒文化"類似的理論:"要長壽,抽煙喝酒吃肥肉。"   
  人類的一切文化娛樂活動只能在社會實踐中產生。"酒文化"在青藏線上這種特殊的環境中應運而生,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青藏線人是很能喝酒的,對此我這次重返高原很有體會。即使到了崑崙深處的軍營,你在吃飯時也能有一瓶茅台或五糧液擺在桌頭。你如果不喝,那就不夠朋友。"朋友來了有好酒"嘛。正是在青藏線上,我對"以酒消愁"這句話開始動搖,在我所接觸到的高原人與酒的故事裡總帶有那麼多開心的笑聲。當然,笑後也難免留下幾分苦澀……   
  這是一件流傳很廣的頭號新聞:管線團的四個常委被一個從北京來的"毛丫頭"灌倒了!   
  我來到管線團,問幾位"團總"是否有這樣一個"悲劇"。他們沒有否認,只是辯解。政委張玉道說:"我們都很清醒,起碼我們團長沒有醉,他有過一口氣喝三十杯的紀錄。"   
  團長姚太平的話就更表現了對那位"女酒仙"的不屑一顧:   
  "那個'毛丫'太狡猾了,開始她拿著橘子水和我們乾杯,誰也沒有把她放在眼裡,沒想到後來她竟然拿起玻璃杯倒上白酒和我們較真起來啦,這時我們每人起碼已十杯八杯下肚了……"   
  我還是聽出點味兒來了,他們是敗下陣的。這伙平均年齡四十歲出頭的雪山男子漢沒能防住一個"毛丫頭"的進攻,太有些那個。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忍受這種屈辱的。   
  張政委對我感歎:"我是一九八五年到管線團代理政委的,考驗我一年才正式下命令,據我所知,這麼長的考驗期是少有的,都快烤糊了。團長是我們班子裡的老大哥,四十六歲了,把二十六個春秋奉獻給青藏線了!"   
  陳雷副政委提供了這樣的情況:一九八二年,張玉道在汽車團當教導員跟車隊到西藏林芝運木料時,汽車翻溝,他的四根肋骨被砸傷,還有一根脫位。從此他年年五月前後都要犯腰疼病,痛起來直不起腰,他就捂著肚子彎著腰上下班,讓人看了心酸。就是這樣他還堅持到線上去,光去年深入線上的時間就一百三十九天……"   
  張玉道打斷了陳雷的話:"一九八八年總後給我立了三等功,還要怎麼樣?團長在青藏線上呆的時間長,工作比我幹得苦。去年,團裡接受了給西藏輸送'航煤'的任務,他強忍著胃疼在線上一個泵站一個泵站地檢查工作。一次他累得出了血,昏倒在地,被送到衛生隊搶救,一邊打吊針他手裡還一邊拿著電話指揮線上的輸油工作……"   
  "吃飯了!"團長在隔壁大聲喊著,他是故意在打斷政委的話。   
  一桌豐盛的飯菜在迎候我們。那瓶清亮亮的五糧液顯得格外惹眼。   
  我不會喝酒。和我同來的小楊也是"半瓶醋",一杯酒下肚,臉就紅得像雞冠。我們都不行,甘拜下風。張、徐二位堅決不手軟,說,來到管線團不喝酒,沒門。團長還說:你們不用擔心犯錯誤,這酒是政委從家裡帶來的。看來,二位"團總"非把我們灌醉不可。上次在"毛丫頭"手下敗的,這回要從我們身上贏回來。   
  也許,他們沒有想到,這回他們真的醉了,我們倒很清醒。於是才有了下面張玉道酒後的一番話,才有了小楊的一番眼淚,才有了我們這次採訪的一個意外收穫。需要說明的是,張玉道的話是我和小楊的記錄稿,未作任何加工、渲染。我們之所以把它公佈於眾,是因為我們認為,那天張玉道如果不喝酒,他是不會講這麼多話,也不會講這些內容的話。一個堂堂的團政委,平時往指戰員面前一站,那種威嚴勁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即使平時與同志們閒聊,該講什麼也是很有一番選擇了。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影響著一團人馬。其實,政委也是青藏線人,也有他的心事、他的苦衷、他的私房話……人們想知道這些,但都無法知道,一個團政委對全團的誘惑力是不是就表現在此?   
  從這個意義上講,那瓶五糧液是打開張玉道心靈奧秘之門的催化液。   
  他躺靠在沙發上,滔滔不絕地說著……   
  "……別人以為我張玉道只有一個兒子,不是的,我兒子不是獨生子,他曾經有過一個哥哥,那是我的老大。當時,我在汽車團當教導員,兒子在老家要做手術,家裡來信要我回去在手術單上簽字。按說我愛人完全可以幹這個事,可她見孩子病得淒惶,一拿上手術單就嚇得昏倒在地。我當時正在沒黑沒明地跟著車隊在線上跑,哪能為簽個字就回一趟家?沒辦法,我只好給我愛人單位寫信求助,請他們的黨委書記替我這個做父親的為孩子簽了字。可是,手術沒有成功,孩子死了!我愛人承受不了這沉重的打擊,生病住進了醫院。好心的醫護人員怕她想不通尋了短見,派人白天黑夜地守護著。孩子病時我脫不開身,現在愛人住了院我仍然離不開青藏線!我再次求助地方政府,在我愛人的病情稍微見輕時,讓他們派人把她送到蚌埠火車站,她一個人拖著虛弱的身子在火車上、汽車上搖晃了快一個星期,才到了部隊,到部隊的那天我在外出車,也沒法去接她。後來,總算好了,她隨軍了,我們結束了兩地生活。不久就有了第二個孩子。誰知,這娃娃的身體也不壯實,三天兩頭鬧病,也曾住院做過一次手術。你們說有意思嗎?在手術單上簽字的還不是我,而是我的愛人。她是閉著眼睛簽的字呀,她不會忘記幾年前的那個沉重打擊。我是被岳父招上門的女婿,是盡兒子的義務的。我看這樣評價我一點不過分:對老人,我是個無暇盡孝的兒子;對妻子,我是個欠了債的丈夫;對兒子,我是個不稱職的父親。青藏線人!青藏線人的精神負擔有多重……"   
  他站了起來,很激動地用拳頭砸著自己的膝蓋。我分明看見他的眼裡飄著淚花。   
  坐在我身邊的小楊哭了,淚汪汪地哭出了聲,鋼筆尖上流出的墨水把採訪本污染了,他也沒發現……   
  我呢,心裡亂極了。我永遠不認為張玉道講的是醉話。我絕對地作證,他確實沒有喝多少酒。三杯酒,能把這位雪山漢子灌醉?他心裡有話,他要說,要說……   
  後來,我們採訪了汽車某團團長劉祥元,我和小楊有了提防,就是不許擺酒。他們照辦了。沒想到,這也不靈,飯後劉團長也似醉非醉地給我們講了許多話。我真弄不大明白,青藏線人的胸腔裡到底貯存了多少苦楚!他們把北京來的客人當最知己的人看待。   
  劉祥元說:   
  "今天上午,就是你們來前的兩個小時,我還和部隊一位同志談心,他的父親去世了,家裡有些困難,我們準備救濟他一下。"   
  他停下來,好像在考慮一個沒有想成熟的問題。許久,他才接著說下去:   
  "失去親人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這點我的感受也許比別人深一點。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我的兒子、爺爺、岳父、姐姐、父親五位親人相繼去世,我都沒有回家為他們送終。部隊任務吃緊,不容我回家啊!為了不影響部隊的情緒,我連一塊黑紗都不能戴。記得那是我父親過世以後,我心裡難受得好些天都平靜不下來。父親為了養育我們兄妹幾個,一輩子歷盡人間艱辛,現在離我而去,我越發地思念老人家。活著時沒有給他盡孝,死了總該表表兒子的一點心意吧!於是,我找了一雙白鞋穿上,按老家人的風俗這是為故去的人戴孝。我穿上白鞋一出門,有人就發現了,問:'團長,你怎麼穿個白鞋?是不是家裡有事啦?'我連忙說:沒有!沒有!第二天就換下了這雙鞋……"   
  五個親人離開了人世,表面還得若無其事。你以為團長就那麼容易當麼?   
  全團同志都不會忘記,正是團長(當時他還是參謀長)悲痛的時候,國務院下達了在拉薩實行戒嚴的緊急命令,他們團也要進藏執行緊急運輸任務。劉祥元的肩頭擔子重呀:老團長要上調去兵站部工作,政委因長期在高原苦鬥身染高山病,頭二十天剛病故,副團長、副政委已決定轉業。他抹平心頭因失去親人的痛苦,不怕超負荷重擔壓在肩頭的硌痛,白天黑夜地忙著組織戰勤運輸工作,每個連隊的出車動員都由他去做,然後一一送他們踏上征途。最後他也登車上了路,任現場指揮。在整整的二十五天裡,他是一份心思四處操、一根腸子八處掛,今日崑崙山,明日唐古拉山,一會兒拉薩,一會兒當雄。任務完成了,他也垮了,本來壯實的身子只剩下一百零八斤了,血壓有毛病了,肝也有了毛病……   
  醫生說,這是累的,必須住院。   
  其實,醫生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只有劉祥元自己最清楚:五個親人去世,他心靈上的創傷能小嗎?過度的勞累,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他的身體能不垮嗎?   
  在青藏線上,我們訪問了數十名各級領導幹部,使我奇怪的是好像他們每個人的心裡都貯存著一段不願或不宜向人們公開的帶淚的故事。這些肩上扛著兩道槓、幾個星的"官"們,原來心裡負擔也是那麼沉!我想,戰士可以向團長、營長傾吐心事,也應該允許團長、營長、連長向戰士交心,大家不要仰視他們,要讓他們回到群眾中來。當知道了他們在感情上有了壓抑而痛苦的時候,應該理解他們。因為他們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室兒女,也有七情六慾……   
  我認識了一位在團隊工作的總工程師,四十一歲,北京鋼鐵學院畢業。人們說起他對青藏線的貢獻總要提及這樣一個數字: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他畫的圖紙有二千多張,兩輛解放牌汽車也載不完。依我看,兩車圖紙固然可觀,但他的貢獻更重要的在於:一個知識分子以風雪嚴寒壓不倒、山高缺氧拖不垮之勢在世界屋脊上屹立了十多年,這個形象對多少人是巨大的鼓舞啊!好幾個人告訴我,周圍的人對這位總工程師有三個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線上的時間最長,哪一年也不少於二百天。特別是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情時,他拿起包包就到線上去了。二是他至今還是夫妻兩地生活,每年回內地休假,他幾乎都是提前十天或半月回隊。三是他經常堅持打掃公共廁所。一個年近半百的高級知識分子幹這樣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經就這三個問題向他提問,希望他敞開心懷談談。他似乎對這樣的談話很不感興趣,搖搖頭轉身就走了。我也覺得這是個怪人,這次見面後也提出了這個老問題。他倒沒有回絕,說:"很簡單,在團裡數我年齡大,是全團同志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幹點老大哥的事情來。"看來,一些人們認為很神秘的事情,說穿了,點明了,其實很簡單。總工不會喝酒,但是愛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們那天一起就餐時,他主動提出擺酒,我怎麼也推辭不掉,便答應小抿幾口。果然,只喝了一杯老窯,他就離開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來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   
  看來他並沒有完全醉過去,一邊唱一邊"將"我和小楊的"軍":"今年春節,兵站部范政委上山給官兵拜年,聽了我唱的歌,一口氣連干了八杯。你們是好樣的,就應該舉起杯子來……"   
  不會喝酒的我,也經不住他這麼折騰,不得不拿起杯子連灌幾下,竟然也覺頭漲漲的,眼前的總工在旋轉……   
  我總覺得在這位總工身上,似乎還潛藏著某種更深層的東西,我捉摸不透。這麼說來,他周圍的人對他的看法還是有道理的……   
  說實在的,這次回青藏線採訪,我好像每時每刻都在醉濛濛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費琢磨。   
  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個外表看來永遠那麼文靜、輕鬆的張安發,也有一段傷心的事。我應該叫他小張,雖然他現在是格爾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裡他永遠還是那個在青海日報發表詩歌的小張。我記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協會時才二十五歲。後來,他當了兵站部宣傳科科長,詩寫得少了。再後來,他上了崑崙山當了政委,就索性擱筆了。政治委員寫詩,人家要戳脊樑的。這次來到格爾木,我才知道在他榮升到崑崙山之前,還和愛人林芳有過一段小小的"較量"。小林在西寧一所中學任教,她當時對安發說,你這"官"當到科長這個份上也差不多到了頭,我看咱求個安穩你就轉業到地方算了。安發是同意愛人這想法的。在他心裡還有個小算盤,到了地方說不定還可以重新搞創作。可是,正在這當兒,組織決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變了主意,反過來給小林做工作了,說那麼多老同志在山上幹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下來,我怎麼好意思見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對,就說,那好吧,我的心跟著你一起守崑崙山。這是雪山女兒的話,張安發感到了愛情的溫暖、幸福。   
  他進崑崙山了。留下林芳一個女人管一個家。終於有一天發生了矛盾,張安發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寧了。調皮的小兒子因為不聽老師的話挨了幾句批評,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寧她認為所有該找的地方,就是不見兒子的面,急得她直哭。她一個長途電話撥到崑崙山找到張安發,不分青紅皂白便問:你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嗎?   
  安發對我說:是的,我也知道我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兒子的父親。青藏線上的政委就得時時刻刻把崑崙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我的心受到了顫動,"把崑崙山放在心上",他這話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點什麼:難怪那麼多的青藏線人都有那麼多的心事,原來因為這沉重的崑崙山,崑崙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採訪。臨行前,張安發給沿途兵站打了電話,特地交待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們不要強人所難。   
  果然,沒有一個兵站給我餐桌上擺酒。   
  我很滿意,但又好像失去了點什麼。   
  我發現這次青藏線之行,我似乎開始要喝酒了……   
  這是我蓄在心頭已久的願望:登上崑崙看看日出。   
  六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約定的時間攀上了崑崙山的一座峰巔。令人掃興的是:東方灰濛濛的一片,不見一點霞光。   
  我感到崑崙山突然變得那麼低;正因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願望才未能實現。   
  這是我一九九○年重返青藏線時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們再往上攀,登上崑崙山的山脊。"朋友提議說。   
  "山脊?在哪兒?"我問。   
  "那不是嗎?到處都有,有山就有山脊。站在崑崙山脊上看青藏線風光,看青藏線人,肯定'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於是,我們向山脊上攀去……   
  青藏高原之脊王宗仁1939年生,陝西扶風人。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報告文學《歷史,在北平拐彎》、《周冠五與首鋼》、中篇系列報告文學《青藏風景線》、散文集《季節河沒有名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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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之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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