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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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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等違背慈禧的宣戰詔書
  李鴻章等封疆大員不聽慈禧宣戰詔書而實行「東南互保」

  1900年6月21日,農曆五月廿五,清帝國發佈《宣戰詔書》,向八國聯軍開戰。慈禧在《詔書》中說:「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他給盛宣懷的電報裡說:「廿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並要盛轉告張之洞和劉坤一。於是,在盛宣懷、張謇、余聯沅等人串聯下,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封疆大員不聽朝廷而實行「東南互保」。

  考察團經費:朝廷無預算 地方來支援

  考察大臣確定之後,接下來就是從中央各部、全國各地調集隨行人馬,組建考察團。當時頭一件難辦的事是出洋經費的籌措:庚子賠款使清廷的財政幾近枯竭,另外,清廷並無財政預算一說,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籌措。於是,戶部與外務部給南、北洋大臣和湖廣總督發去急電求助。各省紛紛響應,直隸、湖北、江蘇各認十萬兩作為今後幾年的出使經費。就連新疆這樣的邊遠省份也認籌了一萬兩庫銀。兩個月後,各省已認籌了銀子八十餘萬兩。

  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和袁世凱達成妥協後,孫中山、黃興等人出於制約即將出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的目的,堅持袁氏在革命黨勢力範圍內的南京宣誓就職,而袁世凱深悉「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的奧妙,不願離開北京這個北洋軍閥的大本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曾就此問題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竟以多數票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的決議。孫中山、黃興聞訊震怒……黃興尤怒不可遏,兩手插入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黃興遽曰:『政府決不為此委屈之手續,議院自動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廖仲愷的入黨《誓約書》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為: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溥儀的師傅陳寶琛給袁世凱算的易卦「自作孽,不可活」

  民國初年,陳寶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師傅。一天,陳看見再無別人,就從懷裡拿出一紙條,神秘地對溥儀說:「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儀見卦詞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陳解釋說,這是說皇上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兇惡,不能危害於他,是個吉卦。陳師傅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寬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並搖頭擺腦地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兇大憨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於我乎?」

  曹汝霖遞交「二十一條」後感歎: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歎:「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上與學生約法三章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孫中山的實際權力被剝奪後辭去大總統通電: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1918年5月,廣州非常國會在西南軍閥的收買操縱之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製。孫中山的實際權力被剝奪,他在廣州無法主事,便向非常國會提出辭去大元帥職,並發通電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餓肚皮的北京教授們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孫中山首次在公開場合被尊稱「國父」
  巴黎的少年共產黨

  1923年,「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周恩來為此次大會寫給國內青年團中央的報告說:「選舉新執行委員會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體、覺奴。」「裸體」即汪澤楷,「伍豪」是周恩來。

  陳獨秀談牌經以為掩護罷工組織會議

  陳獨秀在上海指揮過多次罷工運動,每有重大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麼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等問題,都是工運幹部和他一起開會決定的。經常是夜裡到某同志家裡開會。向警予回憶說,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時候才開完會出來,在弄堂裡,陳獨秀一面走,一面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開了鐵門放大家出去之後,陳才不再談牌經以為掩護。

  孫中山首次在公開場合被尊稱「國父」

  孫中山辭世,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餘,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兩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中山先生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當時台灣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紛紛舉行追悼會,台灣民報亦尊稱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表彰其「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之偉大事跡,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婚通告:《我們的今日》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宋家的新成員,自此正式得到國際列強的承認,為蔣以後的統治找到了靠山。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張作霖: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張作霖,威逼利誘張與日本加深合作,遭張拒絕,張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汪精衛: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汪精衛: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汪精衛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見到從前一同反蔣的人,總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隊隊員,被主人叫來「打短工」的。覃振勸汪,沒必要那樣替蔣介石「背黑鍋」,汪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一女不如一饅頭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記者報道說:「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為墟,糧米盡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愷店,三區老鴉店,五區寧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歲幼童僅易千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為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寧不值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賬而換得此幼女。」

  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決心服從統一中國的人。

  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跟張學良見面,蔣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張學良出於他的「領袖情結」,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慨然離去,交出軍權,出國考察,代蔣受過。張曾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決心服從統一中國的人。」

  北李如在,哪用吾輩哭先生

  李大釗靈柩停放六年,無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趙紉蘭帶著女兒來到北平,請北大代辦安葬。蔣夢麟校長答應了。當其時,國民黨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裡也到處捕共產黨人。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葆、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願發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魯迅捐50元。公葬之際有兩幅輓聯廣為流傳,其一: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輩哭先生。

  為革命籌款買槍枝子彈打劫自家叔父

  王樹聲是知識分子出身,在紅軍隊伍裡打了很多游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教過他很多這方面的知識。符一度決定搶奪一些財物,好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有一次,隊長派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去打浮財,兩個知識分子想了半天,覺得無處下手。最後王想起他自己的家鄉,有一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常去,一切路徑都很熟悉。兩人等到天黑,蒙面從後面溜進去,掏出手槍,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王樹聲來,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老太太跟兒子商量,拿出50元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侄孫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現洋,說一聲:「謝謝您家!」就趕緊跑了。

  許世友:張國燾是中央的代表,反他不是反對中央嗎?

  許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軍,張國燾來鄂豫皖之後,曾中生、許繼慎等人(曾是曾希聖的哥哥,兩人後來都被張國燾殺了)對張國燾的許多做法都很不滿。他們曾經召集過包括許世友在內的一些人開會,議論張國燾,許世友不發言,後來一定讓他說,他就說:「張是中央的代表,反對他不是反對中央嗎?中央不比我們高明?」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今後我要大休息了。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正在伏案書寫絕筆詩,他一邊手不停揮,一邊鎮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臨場記者當日報道說,瞿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二華里多,至刑場,系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歌,《國際歌》是用俄語唱的。到達刑場後,瞿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36歲。 






 
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蔣介石: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1935年,蔣介石就曾在國民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社會中的一服興奮劑」,「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上海民眾為誰獻上「民族魂」旗

  1936年魯迅去世的時候,從10月20日至21日,有一萬餘人自發的前往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的遺容。葬禮上,在哀樂聲中,一面由上海民眾獻上的白底黑字的長方形旗——「民族魂」,由宋慶齡、沈鈞儒等輕輕的覆蓋在楠木靈樞上。

  閻錫山:小六子(張學良)太蠻幹了,已元氣大傷。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多次勸諫蔣介石無效後,聯合楊虎城發動兵諫,囚禁蔣介石,這就是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事變後,張學良致電閻錫山,希望他能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接電後,閻錫山立即召開軍政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閻錫山在會上說:「小六子(張學良)太蠻幹了,已元氣大傷。」經過反覆研究,他們決定擁護南京政府,營救蔣介石,譴責張、楊。

  在張、楊數次電報的催促下,閻錫山到西安事變的第三日,終於發出了致張楊的函電:「兩兄震機電及漢兄元未電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

  宋美齡不顧凶險營救蔣介石: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西安事變中,宋美齡不顧凶險,去西安營救丈夫。她走進蔣被軟禁的房間,蔣見其如見幽靈,驚訝得張開嘴,露出滿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話:「你為什麼要來?」宋美齡說:「我來看你」。蔣把早上讀到的《聖經》中的一段翻給宋看:「耶和華將會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蔣介石勸張學良不要送他回南京: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變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張學良見逼蔣抗日目的已經達到,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執意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許多人規勸他不要送,以免蔣報復。但張學良堅信蔣的人格,當他陪蔣到機場時,蔣介石對張學良說:「我們兄弟兩人,大仁大義,從不抱怨,將來歷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很激動,更表示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蔣說:「我們兄弟兩人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蔣勸張不要送,張動了感情,堅持己見,於是一起登上了飛機。

  「別時容易見時難」

  馮友蘭晚年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當寫到「中國近代美學:奠基人——王國維」(第六冊,全書第六十九章)時,涉及「意境」問題,聯想到「七七」事變前後自己的真心實感,特意寫下一個附記說:日軍進北京城後,他和留守的清華校務會議的人覺得清華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吳有訓和他一起巡察清華園,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裡守著沒有意義了。」馮頓然覺出幻滅之感,以為他們守清華為的是替中國守一個學術上教育上完整的園地,北京已淪陷,他們還在守著,豈不是為日本服務?過了幾天,他就和吳有訓同往長沙去找清華。他讀清人黃仲則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以為所寫正是一種幻滅感,反覆吟詠,倍覺沉痛。到長沙後,馮住朋友家中一小樓上,經常憑欄遠眺,見欄下一臘梅花,頓覺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亡國痛油然而生,深刻極了,沉痛極了。

  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日軍飛機被炸死後,他寫過「以血洗血」「永遠不要掛起日旗來」

  1939年11月,日軍出動飛機轟炸浙江奉化縣偏僻的小鎮溪口,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蔣聞母遇難,星夜兼程趕回溪口。一見母屍,立即昏迷過去,醒後嚎啕大哭,幾天寢食不安。在其母遇難處豎碑一座,蔣經國親筆題寫「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後,蔣經國還寫過「永遠不要掛起日旗來」的文章,以示復仇之志。 






 
這些天遇上的怎麼都是這號中國人
  「這些天遇上的怎麼都是這號中國人?!」

  為了抓住楊靖宇,圍追楊的日軍晚上點起了篝火,以守代圍,白天再繼續一步一步地縮小包圍圈,還反覆查看雪地裡的腳印,終於找到了楊靖宇的蹤影。面對滿山遍野的敵人,楊終於打完了所有的子彈。圍追的鬼子越來越近了,就連「呼哧呼哧」的喘氣聲都能聽得到。突然有個穿黃大衣的鬼子大聲對將軍說話:楊靖宇你還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國話突然從鬼子中間傳來,楊靖宇將軍吃驚不小,他馬上發現原來又是個漢奸!氣得渾身直抖,狠狠地說了句:「這些天遇上的怎麼都是這號中國人?!」

  「可憐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傾國傾城貌」

  汪精衛貌美,徐志摩跟胡適曾一起去見汪,胡當時曾有「我見猶憐」的話。汪偽政權出台後,浙江報紙刊出一幅有關汪的漫畫,題為「可憐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傾國傾城貌」,立刻引起讀者的指責,有的說汪有糖尿病,活該!為什麼要可憐?有的說所謂「可恨」,實際上是讚美,是吹捧漢奸,破壞抗戰。

  「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開有二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週年紀念大會,蕭軍在會上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引起與會作家的不滿。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當場與蕭軍在主席台上展開論辯,蕭軍舌戰群儒,越辯越激烈,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要看個結果,無人退席。辯論從傍晚至深夜,大會主席吳玉章見雙方僵持不下,站起來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大家都應以團結為重,我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應當檢討檢討!」蕭軍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丁玲緊接表態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錯,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有關係!」蕭軍火了:「既然如此,你儘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不願附在『牛』身上,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蕭軍說完,拂袖而去。

  解除日本對於文明的威脅

  抗戰期間,宋美齡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引用中國諺語「看人挑擔不吃力」,她說:「我們不要忘記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國孤立無援,抵抗日本軍閥的淫虐狂暴……中國國民渴望並準備與你們及其他民族合作,不僅為我們本身,且為全人類建設一合理進步之世界社會,這就必須對日本之武力予以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解除日本對於文明的威脅。」

  從今天起,台灣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簽字後陳儀向全世界廣播:「從今天起,台灣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極為有意義之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此日便成為「台灣光復日。」

  「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近代以來調停或干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馬寅初曾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在一篇社論中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餘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於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歷,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佈謠言……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佈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楊虎城全家與其秘書宋綺雲全家被特務殺害

  1949年,李宗仁代總統宣佈釋放政治犯,特別下令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兩人。當重慶《中央日報》刊出消息後,負責看押楊虎城的龔因彥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絕執行。李宗仁見命令不能兌現,便打電報給重慶市長楊森,要他釋放楊虎城。楊推說毛人鳳不在重慶,不知楊虎城關在什麼地方。當時重慶報紙便刊出大字標題新聞「毛人鳳在哪裡?」最終楊虎城全家與其秘書宋綺雲全家被特務殺害。其小女兒各僅八九歲,在兇手們用刀殺宋氏夫婦時,她們哭了起來。「不准哭!」特務們殺死宋氏夫婦,就走向孩子,兩個小女孩不約而同地跪了下去,合著小手,連連向兇手作揖,而終不免慘死。

  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麼?!

  國共和談時,張治中舉例說:我們中國這個大家庭原來是哥哥當家,可是沒有當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幹,能把家管好,當然哥哥就該把鑰匙交給弟弟;但不管怎樣,兄弟總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當成罪犯……周恩來責問張治中: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麼?!你們國民黨從1927年算起,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這筆賬人民是要清算的!你們一小撮反動派挑起了全面內戰,這些難道僅僅是沒有管好家嗎?!

  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金岳霖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階級立場上跟羅素完全一樣。解放後,他們曾質問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為什麼不去迎接?」艾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第二天上課時,艾回答說:「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裡,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覆」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那只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個中國人追趕著

  1958年春,「除四害」如火如荼地展開,取得驚人的成效。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中國沒有蒼蠅。一位加拿大人記述他在中國的一條鐵路線看到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場面: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正在鐵路邊上忽東忽西地發瘋般地狂奔,顯然在用一塊布摔打著地面。「原來她正在追趕著一隻蒼蠅呢,以便打死它。」他說,「我在中國近一個月期間,沒有看見一隻麻雀;我堅持數蒼蠅,看見一兩隻蒼蠅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個中國人追趕著。」

  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廬山會議,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說:「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瞭解。」

  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後,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莊。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著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陣,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佔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裡,廟被徵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只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下一步遷到哪裡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歎:「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簽這個名!

  1962年,楊偉名寫就《當前形勢感懷》,他把稿子念給村支委的幾個人聽。一向支持楊偉名的支部書記賈生財,還沒等楊念完,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老楊,這篇東西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簡直好極了,要不要我簽名?」大隊長趙振高,是個不到30歲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態:「好,我也簽上名。」副書記樊益山說:「說得不錯,可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簽這個名!」這個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的農民,在超經濟強制及極權思維深入人心的時代,要求尊重價值規律。楊最終死於「文革」,為後人稱為「平民思想家」。

  我被單獨關押,其實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

  張元勳回憶說:林昭走進接見室時,其臉色蒼白而瘦削,長髮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一半已是白髮!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有絆帶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門內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個室內三十雙眼睛都一齊注視著她。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髮分理給我看:在那半是白髮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髮揪掉後的光禿頭皮。她又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接見,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鬥爭會沒有開,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裡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髮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裡面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扣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的無法脫下。

  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聽到樓下有人叫媽媽「許憲民」的名字,她急忙開門。面對她的驚懼神態,來人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70年代中國赴美代表團給不起小費

  70年代,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美代表團。當時什麼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得用美元。於是中央緊急下令全中國的所有銀行將美元收集起來,共找出38000元,成了當時赴聯合國唯一的現金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工作人員給不起小費。 






 
主席目送大家退場
  周恩來的機智:主席目送大家退場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後,毛澤東主席因身體衰弱一時無法站立。周恩來急中生智,向大會宣佈,請代表們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場。30年後,有人為該照片文字配上標題:「周恩來的機智」。

  1978年,第一份包產到戶的保證書

  1978年12月,在小崗村嚴立華家,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等20個農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寫下包產到戶的保證書,保證書說:「我分田到戶、每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周作人: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

  建國後,周作人生計無著,只能為人做翻譯。1952年,他受出版社之托,為蕭蕭校訂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後來蕭蕭笑嘻嘻地告訴別人,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說:「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

  張國燾:我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1976年,毛澤東去世,有人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張國燾,張長歎:「我們都年華消逝!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張國燾晚年特別愛聽中文廣播,他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

  《一份血寫的報告》帶回北京後,陳禹山先交給部主任盧雲審,而後由副總編殷參和總編楊西光審,但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無產階級專政、揭露黨的領導、太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稿子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正是這一指示,《一份血寫的報告》見報時,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幹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聽後,在電話裡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麼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麼寫?」 






 
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
  咸豐季年,天下糜爛,幾於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婦人自戕。

  此真帝者之言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豐奕□)長且賢,恭親王奕訢明而敏。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訢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道光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儲於文宗。論者以為可惜,因奕訢在清末有「賢王」之稱,才具開展,思想明敏,勤於國事。咸豐清極,不能振拔,短命而死,政事終歸慈禧獨攬。

  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

  順天科場案發,柏葰以宰輔主試,而容應試舉人「遞條子」舞弊。按例當斬,又按例皇帝有臨時恩典權。當時咸豐皇帝持硃筆頗遲疑,並云:「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順在旁對曰:「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上意猶未決,肅順即奪硃筆代書之。柏於是被處斬。

  你的翎子再好,怕也護不住後脖子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寵信,在宮內宮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負到同治的頭上,小同治在宮裡用泥巴塑了一個小人,早晚用劍砍泥人的腦袋,一邊砍一邊喊:「殺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對安德海都極為反感,議政王奕訢對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裡誇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連聲附和。奕訢看了,實在忍不住自己的厭惡,便冷笑著哼了一聲,說:「你的翎子再好,怕也護不住後脖子。」從此對他動了殺機。

  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楊銳等人很為光緒權力受制約不平,光緒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於是流言傳至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緒本欲赴頤和園給太后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光緒倉皇返回,太后到光緒寢宮,把奏章都捲走,召光緒罵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慄不發一言,良久,囁嚅曰:「我無此語。」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於是傳太后懿旨,說: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臨朝訓政。凡光緒變法興革,盡反之。

  亡國君

  清末殿試,有貢士名叫王國鈞,名字含義本不錯,國鈞者,國家和重任也。王國鈞在殿試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卻說:「好難聽。」因為這三個字與「亡國君」相諧,實在太不吉利,王國鈞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終。

  臥薪嘗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國下罪已詔,自責之後,提出:「近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訓誡。臥薪嘗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瞞朝廷如故……」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辛丑條約》簽訂後,慈禧發佈「罪已詔」,詔中對列強的「寬大」處理表示感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又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想建煉鐵廠以為制鋼軌之用,委託駐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訂購機器,英方說要先將煤焦及鐵砂樣品寄英化驗,才可視其品質決定設計煉鐵用的機器。薛以告張,張說:「中國之大,何處無佳煤佳鐵?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於是英國梯特賽廠遂依其所用酸法煉鐵,設計色麻爐兩座運到中國,其時張之洞已改任湖廣總督,大冶發現鐵礦,有人建議在大冶設廠,張之洞說:「大冶路遠,照料不便,若建於漢陽,吾還能看得見鐵廠的煙囪也。」於是在龜山建廠,地址狹小而一帶水田,斥巨資經營,又於各處徵詢煤礦,最後得馬鞍山煤,灰磺並重,實不適於煉焦,所煉生鐵,實不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慈禧七十大壽前一年的科舉考試主持官員名字:明年吉慶,壽景能成

  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壽,前一年的科舉考試主持官員,十分留意「吉慶之兆」。朝廷經考核,派出各省鄉試的主考,副主考。頭兩批放的是雲貴兩廣,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劉彭年、張星吉、吳慶坻、達壽、景方昶、錢能訓、駱成驤,將此名字聯綴起來,就成了「明年吉慶,壽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以慈禧七旬萬壽的名義下的詔赦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適應時代潮流,允諾在國內實行改革。在這一年,以慈禧七旬萬壽的名義,下詔赦免戊戌獲罪人員,詔曰:「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復原銜,其通飭緝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體開釋。」

  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憲政考察團剛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積極排滿的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吳樾也當場身亡。當時報刊輿論紛紛譴責這種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準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艱難,奮勇前行。但清廷主張緩行,載澤又接到日本來電,說日本國內將有暴動,也請他緩行。考察大臣中,紹英受傷較重,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以功以能 首推袁氏
  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1912年1月14日,孫中山答覆袁世凱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離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兒寡母逼宮。

  1912年2月12日,大清國皇室發佈遜位詔書

  1912年2月12日,大清國皇室發佈遜位詔書:前因民軍起義,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受項城侮辱,今又見侮於段

  徐樹錚做了國務院秘書長,處處秉承段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放在眼裡。一次,因公佈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到總統面前蓋印,當黎問及三人情況時,徐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難堪,連連歎息:「昔受項城侮辱,今又見侮於段。」

  兩千元一個兵

  葉恭綽去見段:「現在既然已經參戰,無論多少總得派點軍隊參加。不知已做怎樣的計劃?」段說:「他們(段說話時喜歡用他們二字)的意思想出一萬兵。」葉問:「出一萬兵?準備了多少錢呢?」段說:「不是有參戰借款嗎?」葉說,「從中國到歐洲,要走許多的路程,要花許多的時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也不知道,兩千元供應一個兵恐怕不夠吧?」段問:「怎麼是兩千元一個兵?」葉說:「參戰借款只有兩千萬,出一萬兵,不正是兩千元一個兵麼?」段至此默不作聲。葉這時才明白,段根本無派兵參戰的意思。

  跳下蓮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蓮台

  段祺瑞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對張紹曾不能不買賬,故派遣親信張超赴津敦聘張紹曾為「善後會議」代表。張超謁見張紹曾,正值張紹曾與友人對奕,張超略陳來意,呈上老段的聘書,張紹曾沒拆看就放在一邊,只顧下棋,沒有開言。張超木坐一旁,感覺很窘,見張紹曾始終沒加理會,忍不住說:「請總理給我一封回信,我好交待執政。」張紹曾奕完一局,遂寫下四句偈語:「跳下蓮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蓮台?法輪常轉原無我,一唸唸嗔浩劫開。」

  喧鬧自治和立憲活動

  吳佩孚於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之後,各地方軍閥為抵制大軍閥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曾號召「湘人治湘」,後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1922年12月,趙恆惕甚至公佈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趕走在川滇軍;是年4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6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制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陝西更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制定省憲案」;湖南公佈「省憲法」後,浙江、廣西、四川皆公佈;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佈自治。短短三四年內,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喧鬧一時。 






 
這一群土匪學生
  這一群土匪學生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的衛隊旅製造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北京警衛司令部代警衛司令李鳴鐘驚慌失措,跑去對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楚溪春說:「晴波,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楚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只好報告段執政吧!」於是二人趕到吉兆胡同段宅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同吳清源下圍棋,見二人進屋,馬上聲色俱厲,大聲說:「李鳴鐘,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接著對楚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二人趕緊退出。

  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北伐勝利後,中國各地又有擁兵自重的地方大員成為新軍閥。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蔣介石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說:「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

  韓復矩在山東被稱為「韓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審案。一次,省參議員沙月波僱用了一個名叫小道的聽差,年僅15歲,沙參議讓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韓青天」坐堂審問一批盜犯,他一時好奇,站到大堂一邊看,執法隊竟把他也推上了車。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韓聽見了問什麼事?執法兵說,「報告主席,他說他是送信的。」韓回答說,「送信的也該槍斃!」這個孩子當時嚇昏了,如此被糊里糊塗拉出去槍斃。事後,沙參議帶著小道的母親哭到省政府找韓,說執法隊誤將小道推上汽車槍斃了。韓青天笑笑說:「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我也不叫沙參議為難,給他娘五百塊錢過日子吧。」

  我們跪在豬欄門口餵豬,只要豬肥就好了

  1935年,桂系久蟄思起,企圖聯合廣東等方面組成反蔣的統一戰線。劉斐和國民黨居留廣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劉每次去陳濟棠那裡談話,陳手裡常端著一隻水煙袋,談著談著,陳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但陳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非常不滿。白崇禧挖苦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餵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只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 






 
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西安事變中,周恩來去見蔣介石,開口說:「蔣先生,我們有10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歎氣:「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他是什麼東西,也配同劉峙比

  1938年1月,蔣介石將韓復矩槍斃於武昌,臨刑前,韓大呼冤枉:「我丟掉山東該槍斃,劉峙稱『長腿將軍』,統率十幾萬大軍,一夜之間失地千里,為何逍遙法外?丟掉上海、南京、武漢,又該槍斃哪個?」蔣聽見此話,咬牙切齒:「娘希匹,他是什麼東西,也配同劉峙比!」

  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為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

  汪精衛死後,南京偽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偽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

  1946年10月,曾琦當面對蔣介石說:「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 






 
發行公債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
  發行公債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

  孔祥熙做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為政府斂財,手段無奇不有,但他最欣賞的是濫發紙幣。孔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籤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0億元,為抗戰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6年後能買一隻雞,10年後的1947年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

  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歷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閒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起來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蔣經國的上海「打虎」,自1948年8月21日正式任命,至11月5日請辭正式獲准,共計70天。這70天中,蔣的環境與心情,寫在《滬濱日記》中。蔣經國引過一位先生來信:「官吏白做了兩個月的工作,民眾白吃了兩個月的苦,並且窮的仍窮,而富的還是一樣的富」。他說:「這句話說得太心痛。」 






 
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
  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

  1949年,國共和談失敗,劉斐受托勸廣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稱要犧牲到底,白則以為可以回廣西打游擊,劉認為他們除了向共產黨投誠已別無出路。白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劉斐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白默不作聲。談話也就在沉默中結束了。

  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延安時,毛澤東問黃炎培感想怎樣?

  黃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因為地主全部都是台灣人,所以國民黨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國民黨一到台灣即開展「土地改革」,用以解決退台後生機問題。有人說:「因為地主全部都是台灣人,所以國民黨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曾國藩生性詼諧,愛說笑話。他對門下子弟李鴻章和俞樾曾有評語:「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章士釗評康有為文章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如受電擊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裡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
  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

  齊白石崇拜王闓運,曾拜王為師,但王闓運私下說,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胡適認為這個評價很不公道。

  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

  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來學習好了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調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黎大總統墓誌銘》售價幾千塊"袁大頭"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誌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文寫墓誌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想不自由,毋寧死耳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寅恪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他還寫道:「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
  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筆名是一個夢的結果

  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髮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髮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享受低價馬克之福

  20世紀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國學生,趁戰後德國馬克大幅度貶值之機,紛紛到德國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李金髮為了改變一下自己的環境,亦於1922年冬與林風眠等人結伴而行,一起到柏林遊學去了。當時德國正處於經濟極為困難的「凶年」,他們則是一群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髮就把寫於德國的第二本詩集題名為《食客與凶年》。

  此地無銀三百兩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裡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麼辦。胡適之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只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要我寫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評它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只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歎:「雅量,真是雅量。」

  避火

  葉德輝為大藏書家,他喜歡在珍藏的圖書中,夾入一兩張春宮畫片,其友陳子展問他何故。他說:「避火。」因為「火神原是個小姐,服侍她的丫環達三十六位之多,後被玉皇大帝貶為灶下婢,因此她變得躁急易怒。她平時穿淡黃色,一發威時便穿紅衣而引起火災,但因出身閨閣,在盛怒之時,若看到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來,避了開去。」 






 
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常書鴻在巴黎有10年時期,那正是現代主義猖狂一時、不可一世的時候。常無法接受那些顛狂的技術,甚至對畢加索,他也只是喜歡畢的早期作品,對其後來立體主義的畫風深惡痛絕,他年輕的妻子葉蘭卻喜歡藝術的新奇。有一次,他指著畢加索的名畫《鏡前的婦人》說:「這是繪畫變了質,實在令人嫌惡!」葉蘭辯護說:「這是令人嫌惡的,可是,薩特說

  得好: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傲慢與偏見

  張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時候也吵架,有一次話不投機,爭論起來了。金岳霖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傲慢與偏見》是女作家簡·奧斯丁的著名小說。),張奚若馬上說,你才真是缺乏理智與情感(《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說。)。

  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

  趙元任與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親愛的語堂,你近來忙些什麼?)」林語堂非常喜歡。

  說了你也不懂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陳寅恪愛做對子。1926年,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並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一天,陳對學生說:「我有個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大家哄堂大笑。(康有為號南海聖人,是梁啟超老師,故國學院學生是「再傳弟子」;王國維當過遜清廷南書房行走,是溥儀老師,故國學院學生也是皇帝「同學少年」。)

  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

  1930年,時任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去看陳寅恪,送其所編的《科學與文學》。陳隨手翻一翻便說:「志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當即誦出:「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額「儒將風流」。因羅在北伐軍中為少將,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說。

  孫行者

  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劉文典請陳擬國文試題,陳出對對子「孫行者」一題,一時引起輿論大嘩。

  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麼長

  1935年,胡風發表了《林語堂論》、《張天翼論》,轟動文壇。林語堂誤以為是魯迅化名批評他,魯迅則語:「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麼長!」兩篇萬言大論使文壇為有這樣一位理論家震驚,尚不認識胡風的雪葦以「偉大」許之,後來雪葦卻為此吃盡苦頭。

  生死場

  胡風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他為文壇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蕭紅《生死場》的最早讀者,直覺蕭是有才華的女作家:「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襟。」「這裡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裡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蕭紅的這部傑作原沒有書名,胡風讀後,給它起名為《生死場》。

  一個不適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歷史時期當上了一個注定犯錯的領導者

  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不適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歷史時期當上了一個注定犯錯的領導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捷足先登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也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裡。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蔣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兩人分手後,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蔣隨即轉回去想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後趕到書主處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書買走了。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36年底,丁玲在聶榮臻部隊裡工作,收到毛澤東電報,是毛專門寫給她的一首詞《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絕對

  1937年,閻錫山路過江蘇無錫,登錫山遊覽,忽然對他的隨從們說:「我有個對子的上聯: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請大家對個下聯。」隨從們無人能對,閻十分得意,登報公開徵求下聯,好長時間,無人應徵,幾乎成了絕對。1945年,范長江跟陳毅到安徽天長縣時,突然靈機一動,對陳說:「有了,有了,閻錫山對子我對起來了!」他的下聯是:「范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

  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沈從文第一次登台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裡擠得滿滿的。他抬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裡陡然一驚,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鐘。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忙迫中10多分鐘便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胡適耳裡,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系暫行遷往南嶽。當時,在南嶽的哲學家除了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還有鄭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緊張教授、撰述之餘,學者們也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意見;金岳霖有嚴重的畏光症,經常戴一幅眼罩;鄭昕則喜歡喝酒;搞邏輯的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打油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

  1938年4月,范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拼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范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只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只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用菜刀去救國救民
  用菜刀去救國救民

  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閒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實秋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後來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有人說,當我們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瞿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浪漫田漢

  田漢性格浪漫。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請田漢吃飯,講明一桌,結果田漢帶去三十人。黃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這一手,準備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漢即席賦詩,也是哈哈大笑。

  字字句句,樸質沉痛

  徐鑄成說,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於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於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到了天地境界了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紅豆

  抗戰時期,陳寅恪執教於昆明西南聯大。一日在舊書店購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錢謙益舊園中所拾之紅豆一粒,他後來寫道:「自得此豆後,至今歲忽忽二十年,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復省視。然自此重讀錢集,不僅籍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陳自述說:「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詞,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二毛子

  葉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停)!」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有學生問他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彙》裡查不著,怎麼辦?他說:「那個《詞彙》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錢鍾書說葉先生太懶,鄭洪年稱他為「外國名士派」,聞一多則呼他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國故。

  老實說,你看不懂的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師生的這段對話,對殷海光影響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卻。 






 
聞一多的俯衝和汪曾祺的高射
  聞一多的俯衝和汪曾祺的高射

  汪曾祺上過聞一多的《楚辭》和《唐詩》課。他記得聞一多講《楚辭》的開場白:「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汪當時對政治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聞先生對他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他寫信給聞先生說:聞先生對他「俯衝」了一通,並且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不同的意見。聞先生回信說:汪曾祺對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當時傳為趣談。

  無須道人

  吳昌碩人極矮小,至死84歲,頭上仍盤一小髻,似道士一般,無須,故治有「無須道人」一印。初一見面,幾與老尼姑無異,耳聾,但有時其子女小聲談老人貪吃零食等等,他肯定會開口聲辯自己並不多吃。有人說:他的聾,是做作的。他晚年如有人請吃酒席,逢請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時就腹痛不已。朱疆村跟他老鄉,交誼最深。朱集成語贈他:「老子不為陳列品,聾丞敢忘太平年。」

  何必徒勞兩腳耶

  吳湖帆畫名卓著,而忌憚遊山玩水,中年後受馮超然影響,以一榻橫陳,自樂不疲。張大千曾囑陳巨來勸之,以為應多游名山大川,以擴眼界,以助丘壑。吳笑對陳說:「你告大千,吾多視唐宋以來之名畫,丘壑正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勞兩腳耶。」

  我畫無師

  馮超然曾對陳巨來說,我畫無師,在松江當學徒時,買得一部同文書局印的《三國誌》,像繡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張插圖,我用油紙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畫人物,無論什麼姿態,我都能畫。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獻給時代的禮物

  1949年5月,胡風對綠原說:「你所歡呼的時代來了,希望我們的朋友都有禮物獻給這個時代。」他自己獻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

  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

  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是在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回信:「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毛澤東十月十三日。」

  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是一種侮辱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當然是其中之一,群眾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余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憑心而論,余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適身在美國,抱著一種近似隔岸觀火的態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這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煌煌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裡,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共產黨裡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裡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污,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

  劉白羽本為作家,但在運動中整人厲害。在作協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污,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則相當「正經」,他會跟人談什麼作品、作家。有一次他問韋君宜:「你青年時代最喜歡哪個作家?」韋說她喜歡屠格涅夫,劉就此談下去,說他自己以前喜歡契訶夫,像那條狗木木,叫人永遠忘不了,還有那篇《困》,哎呀怎麼怎麼困呀!困死人了……韋君宜承認,他的審美眼光令人歎服。 






 
讀書也用人海戰術
  人海戰術

  1958年,在「雙改運動」(教育改革與科學研究改革)中,全國高校興起每人多讀一本書的活動,它的意義在於:把這些書加起來,就超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讀過的書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我們實際上是用人海戰術,百以當一,一個人讀一本書,一百人就一百本,這就賽過一個讀過八十本的人。」

  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

  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周作人最後改定的遺囑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談到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說:「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他所問的究竟是什麼

  馮友蘭自稱善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的文章《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發表於1957年1月8日《光明日報》,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伯達。馮訴苦說,陳的「思想相當混亂,叫人不知道他所問的究竟是什麼。」

  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

  王敬義每次離開梁實秋家的時候,總要偷偷在其門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實秋對此一直裝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問梁實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嗎?」梁微笑著說:「我早知道,因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好色但不迷色,非色鬼

  卜少夫曾說:他好酒但不嗜酒,並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贈一聯曰:「海枯石爛從來少,燕叱鶯啼盡可夫」,把酒女海燕與他的名字嵌在聯句首尾,頗有諷勸之意。他不但不介懷,且欣賞聯句並將之公諸《新天》,遍示好友。

  年年難過

  周棄子年青時即享有文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提出並且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抗日救亡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周晚年在台灣自號未埋庵主,窮困甚於高陽,兩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貸。一年年關迫近,高陽無接濟動靜,來訪的張佛千問:「是否需要我給高陽打個電話去?」周忙擺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經在為我著急,何況他的年關也是年年難過呢。」

  鄉下人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建國後,他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居家艱難,長期住在胡同裡。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歎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新三從四德

  胡適在台灣,曾創作了一首「新三從四德」詩: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教授不敢向學生提問
  教授不敢向學生提問

  李敖在台大屬於那種「眼高於頂」的傢伙,對教授、對上課的態度便是一例,但他確實是出類拔萃之輩,其功力早已超過一些教授。那時考研究所必須通過口試,而主試者,便是院長沈剛伯和姚從吾等著名學者,大家環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間,但無人提問,因為李敖的學問他們最瞭解,實在無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還會被李敖反問一通,豈不大失臉面,於是大家都望著他笑。最後,院長沈剛伯發話了:「你還要穿長袍嗎?」眾人遂大笑,錄取了李敖。

  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作為大出版家,王雲五跟張元濟不同。張是純粹的夫子,搞出版仍關注一個「學」字;王雲五不然,他著眼於一個「商」字,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業猶如開飯館,要飯館出名,必須要有名廚,廚子比老闆還重要。他要擁有支配全飯館飲食的全權,才能端出來精彩的菜餚,以饗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我就從沒有懷疑過他和某某是夫婦

  張光直一生給無數人寫過推薦信,而有一次,一學生在香港找工作,用人單位要這個學生的結婚證,但該學生的結婚證弄丟了,用人單位請證人寫證明材料,於是請了張光直先生。張證明說:從我認識他的那天起,我就從沒有懷疑過他和某某是夫婦,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如此,至於結婚證不見了,那是常有的事。我得找找,說不定我的結婚證也找不著了。

  不……著……急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誌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只有「不……著……急」三字可以奉告。

  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

  1978年3月,北京開科學大會。潘懷素在溫州對黃河清說要去北京獻禮,獻自己樂律研究成果的禮。行前,潘先發電報給科學大會、郭沫若、黃鎮。電文由潘口述、黃記錄,非常長。那時電報費一個字7分錢,花了黃半個月工資。潘執意親自赴京,黃傾囊而出,給了他40塊錢,買了張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臨別前夕,黃河清寫了首詩呈先師: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當奏純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對黨「咬牙切齒」

  馬三立對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說,健身要因人而異,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採取不同的鍛煉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堅持搓臉、磕牙、搓頭髮;每天用手摸腳面,用腳踢屁股,扭腰轉身,拍打前胸後背。」「文革」時,馬三立在「牛棚」每天堅持搓臉、磕牙兩次,每次10分鐘。他偷著磕牙時,被人發現了,硬說他對黨「咬牙切齒」,於是,大會批、小會鬥,他才中止了磕牙。 






 
一手抓著花,一手抓著錢
  一手抓著花,一手抓著錢

  錢鍾書言語刻薄,有語不驚人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後,錢鍾書、施蟄存等人應邀到王府便飯並獲贈樣書。離開王家後,錢鍾書指著《手掌集》封面圖案對施等人說:辛笛手中抓著一朵花,他印出來了,但他另一隻手抓著錢(當時辛笛在銀行任職),卻不印出來。

  哭哭啼啼沒有出息

  李敖喜歡海明威,海明威講過人可以被打敗但卻不可以被打垮的話,這一點,李敖做到了。他曾經嘲笑過大陸的「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他有權講這個話,他在黑獄裡受了10年折磨,出來後春風不改,笑容依舊,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馬挺槍再次上陣搏殺,而且越戰越勇。讓我們真是無話可說,只能講,這個人真是條漢子!

  星空非常希臘

  1973年,餘光中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給教授們講演,在滿座博士之前,他朗誦自己的新詩:「星空非常希臘」。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時,一位聽眾虎地站起來,劈頭說:「你這詩不通,希臘是名詞,怎麼可以當形容詞?而且崇洋媚外,中國天空也有藍的,形容藍天為什麼一定要找外國?」餘光中愣住了,緩過神來,銳詞相譏,說什麼文學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亂說。結果惹怒了更多人,講演不歡而散。

  錢鍾書批評陳寅恪

  錢鍾書曾在余英時等人面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余恍然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鍾書正在余家作客,這句話余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自殺是骯髒的

  葦岸確診肝癌晚期後,考慮過放棄治療,不驚動任何人,悄悄離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後一口氣;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別人世;也曾考慮倣傚詩人海子的做法,並同詩人林莽、王家新談論過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來強力勸阻他:「自殺是骯髒的。」葦岸受到了震動,最終打消了這些念頭。 






 
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光緒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師,在南京與兩江總督曾國荃預商軍事,談畢,嘮起家常,左問:「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曾說:「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曾國藩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曾國藩親筆寫《愛民歌》,為後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先聲,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

  即今不圖,我為彼虜

  劉銘傳任台灣巡撫之日,曾登滬尾炮台,東望日本,感慨不已,「即今不圖,我為彼虜矣!」未幾,醇親王薨,李鴻章孤立,戶部忽奏請:「天下海軍,十年內毋增艦炮。」劉銘傳喟然歎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其籓,亡無日矣!」鴻章爭之不得,銘傳上疏求去,去四年而朝鮮之難作。

  放入日本教科書的一封家書

  甲午戰爭之時,淮軍統領衛汝貴帶軍向朝鮮開拔。開拔前,衛把餉銀24萬兩之三分之一匯往自己家中,其妻與夫書一封說:「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衛果不負妻望,平壤之戰一開,他和葉志超棄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後才找回清軍大隊。日本人看到這封家書,視為奇聞,將其作戰利品,一度放入自家教科書裡。

  北洋三傑:王龍、段虎、馮狗

  袁世凱受命到天津小站練兵,除了自己的親兵親將,也起用一批武備學堂的畢業生。段祺瑞與王士珍、馮國璋調到小站,就很快受到袁世凱的賞識和重用。一次,袁世凱請德國軍官觀操,那軍官用馬鞭指著王、段、馮三人稱讚說:「他們不愧為傑出的將才。」因此,三人被吹捧為「北洋三傑」,後來,更形象化地稱為「王龍、段虎、馮狗」。

  「菩薩轉世」的段祺瑞

  直皖戰爭失敗後,段祺瑞終年在家裡表示懺悔,和靳雲鵬、吳光新等人交往了一些所謂高僧法師之流,在一起講經說法。那幫和尚貪圖他的佈施供養,恭維他是菩薩轉世,為了救度眾生,才降在人間來的。段居之不疑,宣稱在佛前發下了宏誓大願,從此不問世事,皈依三寶,並說:「這班軍閥窮兵黷武,禍國殃民,都是阿修羅王轉世,來造大劫的。我雖是菩薩後身,具有普渡眾生的慈悲願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雖大,難勝群魔。」聞者傳為笑談。

  盡完孝道再當兵

  曹錕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

  神助

  1925年2月,陳誠指揮炮兵連參加第一次東征,在關鍵的棉湖戰役中發揮了作用,使戰局轉危為安。他自己說:「我的炮兵連只有幾尊舊式七五山炮,炮彈少得可憐,但每發必中,似有神助。」當別人稱讚他立下戰功時,他謙虛地說:「我當時並沒有把握,也許是總理在天之靈保佑著我們。」 






 
軍神劉伯承
  軍神劉伯承

  劉伯承年輕時與北洋軍作戰,被一顆子彈打進右眼,造成右眼球壞死,醫生決定開刀把壞死的眼球和爛肉割掉。劉伯承不願使用麻醉劑,因眼睛離腦子太近了,擔心麻醉劑影響腦神經。手術做完,劉告訴醫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記著刀數,一共是72刀。」醫生感動地說:你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你可以被稱為「軍神」。

  孫傳芳說:「秋高馬肥,正好作戰消遣」。

  蔣介石北伐誓詞

  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舉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北伐誓師典禮,當是時,蔣發表北伐誓詞稱:「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弔民伐罪,遷厥凶酋;復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吳佩孚自愧用兵不是對手蔣介石

  北伐戰爭中,汀泗橋攻堅戰最為激烈。1926年8月27日,北伐軍攻佔該橋後,吳佩孚的部隊退守賀勝橋。吳聞訊親抵賀勝橋,先槍決旅、團、營長九人,後派大刀隊督陣,於是日晚反撲汀泗橋,北伐軍不得已撤出。28日晨,汀泗橋再為北伐軍所奪,旋又為敵馬濟部奪回,兩軍激烈拉鋸,直至國民革命軍總預備隊第一軍參加戰鬥,方於29日攻克汀泗橋。當汀泗橋戰鬥激烈進行時,蔣介石於28日抵蒲圻,親赴前線。因戰況慘烈,又有將領請求暫停進攻,蔣答道:「北伐成敗關鍵,在此一戰,如果稍一洩氣,以後就再也沒有爭取勝利的機會。吳佩孚的軍隊,已經是孤注一擲,只要我們能堅決堅持到最後一分鐘,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對此,吳佩孚日後曾贊蔣曰:「其用兵之妙和堅定撐持,我自愧不是對手。」

  在肉搏中呼喚你的名字

  會昌戰後,陳賡對張國燾說,葉挺和錢大鈞的戰鬥,是他所遇到的第一個惡戰,比他兩次參加東江戰役的戰況還要激烈。尤其是在會昌城下進行肉搏戰的時候,雙方作戰的中下級幹部,多是黃埔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有很多是好朋友:在黃埔時,或同隊同班;在軍隊時,或同營同連。現在竟成為國共兩個陣營的人,在肉搏中,彼此叫著小名或諢名對罵。那邊罵這邊:「中共為什麼要造反?」這邊罵那邊:「你們為什麼要做反革命的走狗?」雙方有些人一面像瘋狗一樣地混殺,一面又忍不住在那裡暗掉眼淚。陳賡在前線目擊此種情形,也為之心酸,但也只有硬著心腸喊殺,督促同志往前衝鋒。

  他要是叫我賣命,孬種才會含糊

  蔣、馮、閻大戰前,孫殿英去洛陽參加馮玉祥召集的軍事會議,當他和馮見面的時候,馮緊握他的手說:「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們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對滿清這一點,我幹的是活的(指驅逐溥儀出宮),你幹的是死的(指盜陵)。」孫聽了這番話,滿臉通紅,忸怩不安,卻很受感動,事後對人說:「總司令真偉大,他要是叫我賣命,孬種才會含糊!」 






 
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馮玉祥在察哈爾一帶抗戰,蔣介石調中央軍逼其解散,馮的老部下龐炳勳躍躍欲試,激怒了宋哲元等將領,宋授意馮治安和秦德純去當面問龐,他們對龐說:「聽說大哥要打馮先生,是嗎?」龐看情形不對,趕緊解釋說:「這怎麼能夠。不錯,是有人叫我打馮先生,可是請二位老弟想一想,他是我多年的老長官,我怎麼能夠打他呢?」馮治安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也不相信你會打馮先生;如果真的要打,那麼,我們就要對不起大哥了!」龐趕快說:「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人談判停戰。

  劉戡同何應欽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灑了一地,何沒辦法,只好說:「假使你是軍分會的代委員長,我是師長,我以這種態度對你,你作何感想?」劉沒說話就走了。何對留下來的符昭騫說:「要抗戰,首先要軍隊服從命令,目前華北的情形就不是這樣。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隊集中通縣,他們卻到廊坊去。要傅作義部隊集中高麗營,他們卻到長辛店去。像這種情況,如何談得上抗戰。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人談判停戰。」

  1933年,陳濟棠拒絕蔣介石調兵赴贛剿共,他宣稱:「不要說日軍佔了北平,就是日軍佔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去江西剿共。」

  剿赤軍要選定時辰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劉湘焦急萬分,因為各軍都想保存實力,影響剿匪戰事,必須物色一位可以統一指揮的人主持軍事,他最敬奉神道設教的老師劉從雲,於是劉被禮請出任「剿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劉到任後,駐節南充,自稱便於居中策應。其命將出兵,不但要選定時辰,還要指定方向,為一般所未聞。一次命潘佐率部截斷紅軍後路,但又根本不知地形。潘師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進,則面臨大山,又遇斷巖。以電話向其請示,則回話責說:「你不曉得軍隊要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請示人員氣極,答以「是不是還要臨巖捨命」,一時傳為笑柄。

  忠孝不能兼全

  趙登禹忠誠果敢,一生勤苦耐勞,慷慨好義,有燕趙豪傑的風度,生得體格魁梧臂力過人,傳說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綽號「打虎將」。七七事變,日寇進犯南苑,他躬冒戰火,身先士卒,和頑敵死拼,我軍士氣為之大振。趙不幸身負重傷,士兵勸他離開火線,他含淚答說:「命在旦夕,你們不要管我。城內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訴她說:『忠孝不能兼全,萬一不幸,她兒子為國死了,也是光榮,不用以我掛在心裡!』」話說完,就與世長辭,年僅42歲。

  在這次戰事中,軍人大概都要死的

  抗戰時期,有一記者碰見一軍人自願去河北組織游擊隊,軍人表示,對於中國的最後勝利,他是有確信的。記者問:「中國打勝以後,你打算做什麼事情?」無名軍人很冷靜地說:「那時候,我已經死了,在這次戰事中,軍人大概都要死的。」

  願把身軀易自由

  續范亭在抗日戰爭期間以「剖腹自殺」的方式抗議「不抵抗主義」。1935年,他赴南京呼籲抗日,在中山陵放聲痛哭:謁陵我心悲,哭陵我無淚,瞻拜總理陵,寸寸肝腸碎。戰死無將軍,可恥此為最,靦顏事仇敵,瓦全安足貴?又賦絕命詩一首:赤膊條條任去留,丈夫於世何所求?竊恐民氣摧殘盡,願把身軀易自由。 






 
南京丟失是誰的責任
  南京丟失是誰的責任

  1938年1月,蔣介石到河南開封主持軍事會議,責問韓復矩不發一槍之罪,韓頂撞蔣說:「山東丟失是我應負的責任,南京丟失是誰的責任呢?」蔣聲色俱厲:「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問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

  決以死拼以報國家

  1938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殂擊敵軍南下的籐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發出了「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他在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

  1938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說:「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

  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

  張自忠死前親筆諭告所部各將領:「看最近之情況,敵人或再來碰一下釘子,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

  長沙不守,軍人之職何在

  抗戰期間,蔣介石曾起意「不守」長沙,薛岳不以為然,他說:「長沙不守,軍人之職何在?」白崇禧以「長期抗戰,須保持實力」相勸,薛也不聽,他說:「湘省所處地位關係國家民族危難甚巨,吾人應發抒良心血性,與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揮下,中國軍隊與日軍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會戰,取得殲敵各4萬多、4萬餘、5萬多的勝利。薛岳受到蔣介石嘉獎,美國總統杜魯門為薛岳頒發一枚自由勳章,以表彰其在抗戰中的貢獻。

  鹿死誰手,唯在能守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4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

  留著肉給日本人來吃

  抗戰期間,魏德邁任蔣介石的參謀長,他對中國軍隊多有指責。例如他堅決主張兵員的給養,一定要使每人每日有3600卡路里的熱量,所以每人每日必須吃肉半磅,黃豆或花生米四分之一磅及少量奶製品、水果、油鹽等。當時何應欽曾以「中國人從幼不必吃肉,只吃飽就行了」,俞飛鵬曾以「補給鮮肉為難事」來推諉,都遭到魏德邁的駁斥,魏說:「最好你們留著肉給日本人來吃。」 






 
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
  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

  第二次緬甸戰役開始,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如下山猛虎般撲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佔領新平洋,12月29日攻佔於邦。當日軍俘虜被帶到孫立人的面前時,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加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這樣辦。」命令被迅速執行。

  祝上帝保佑你們

  1944年夏,中日會戰,蔣介石要方先覺「死守衡陽」,日軍兩次攻城失利,乃調重兵圍攻。到8月6日拂曉,日軍突破陣地,擁入城內,雙方展開激烈巷戰。方先覺等向蔣介石發出電報說:「敵人今晨已由北門衝進來,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生等只有一死為國,來生再見。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同叩魚(6日代號)。」蔣介石給方先覺等的答覆是:「祝上帝保佑你們!」「魚電」後第二天,即8月7日晚上,方先覺等決定投敵。

  做老百姓也光榮

  1946年初,余漢謀的第七戰區、第十二集團軍均同時被撤銷,廣東全省劃入張發奎所轄,餘部六十三軍、六十五軍先後脫離余漢謀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氣憤,他不以為意地說:「抗戰已經勝利,洗雪了我國甲午以來五十多年的奇恥大辱,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大家如能團結一致,遵照總理遺訓,做個老百姓也是光榮的。」

  林彪也是黃埔學生 也反對你蔣委員長呢

  1947年,龍雲最忠實的部下張沖投向共產黨,新華社播出這條消息,蔣介石為之大驚,立即責備龍雲說:「張沖是你的部下,你要負責。」龍雲回答說:「不錯,張沖是我的部下,那麼請問,林彪也是你蔣委員長的黃埔學生吧,為什麼林彪也會反對你蔣委員長呢?這又該誰負責呢?」

  他敢來,我就開機關鎗打死他

  40年代末,蔣經國在上海整頓金融秩序,強迫市民把金子銀子兌換金圓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黃紹閎問薛岳:「如果小蔣硬要你把金子去兌金圓券,你怎麼樣呢?」薛岳開口就罵:「丟那媽!我們辛辛苦苦搞了幾十年,出生入死,才掙得這些金子,如果兌成了轉眼一錢不值的金圓券,以後我們吃什麼?他敢來,我就開機關鎗打死他。」

  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什麼!

  1948年10月,蔣介石在北平與傅作義通過北平防守大計時,突然接到宋美齡的信,信中說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抓了擾亂金融的孔令侃,要蔣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蔣於是不顧北平防務大事,飛往上海,傅作義因此對蔣更失信心:「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什麼!」

  我有生以來從未受過這種侮辱

  蔣介石獨裁,雖下野仍控制軍政大權,宋希濂唯蔣命是從,招致何應欽不滿,在電話中兩人爭執起來,何氣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負責指揮全國軍隊,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麼行政院長,國防部長。」說完把電話掛了。何氣得面色發紫,立即去李宗仁處說:「這成什麼體統,這成什麼體統!我有生以來從未受過這種侮辱!」李宗仁亦無可奈何。

  掉進了共軍的「口袋」還強硬

  杜聿明和黃維同為中共戰犯,在獄中表現大為不同。兩人都想有所建樹,杜聿明想發明「無極發電機」,黃維則要發明「永動機」。黃維的計劃得到公安部領導批准,試驗成果交由郭沫若的中國科學院簽定,結論是屬於空想,予以否定。但黃維仍堅持試驗,結果在很長時間裡受批判,而杜則主動收回自己的空想。他們都想入第一批特赦名單,但黃維堅持試驗,並做出許多對自己不利的事,直到 1975年才最後特赦,比杜聿明晚了16年!時人以為杜比黃要靈活。在戰場上也如此,杜是有名的「撤退專家」,黃是軍事上的「書獃子」,掉進了共軍的「口袋」還強硬。 






 
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近代以來,憂患成疾,人們多願如孫文後來總結的「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戌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回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裡歎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復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倫敦,勸說嚴復支持革命。嚴復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1894年6月,孫中山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為「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在「思以清議救天下」的陳范手裡,《蘇報》成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報。康梁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由維新轉向保皇,陳對汪文溥說:「中國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蓋偕我以文學餉國人,俾無再如迷途。」《蘇報》言論從此轉向革命。

  虛君共和

  梁啟超曾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聯合韓文舉、歐矩甲、唐才常等名人,致書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以便使康黨同仁及康門弟子們走出一條新路來。康有為大為光火,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氏拘於師威,最終還是打點行裝而赴命。清帝遜位前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康師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是沒有前途的,就勸康道:「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捨異路,愴悢何言」。

  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捨革命外無他

  1902年5月,陳范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捨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彭家珍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革命方法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種族革命VS政治革命
  種族革命VS政治革命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孫中山駁斥保皇派立憲制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

  孫中山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礡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

  同盟會的接頭暗號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麼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麼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1905年《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做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但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甚至吹捧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覆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幫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后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肅親王審汪精衛謀刺攝政王案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覆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卻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孔子嫡裔來做「虛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曾舉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闓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廖仲愷眼中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後,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並不那麼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說:「俄國革命以後,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麼強有力地改變了國家的歷史和人民的命運。

  漸進與革命的爭論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週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革命進行的三個階段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說:「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胡適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他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中道主義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天下為私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國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院長,負最高政治責任,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為不可……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來比喻我們。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週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

  詞。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和平改革勿傷元氣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戌變法、庚子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並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娜拉走後怎樣

  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世人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作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

  革命不可輕言告別

  李朝暉說,革命不可輕言告別。 






 
夏曾佑:神州長夜之獄,誰人之過
  關於華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討論時質問:神州長夜之獄,誰人之過?

  康有為反問王照: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條路如何來得及?

  慈禧問: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來找我?

  孫中山問嚴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魯迅在日本留學初期時問: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林覺民問: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

  魯迅在五四期間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19年初,王光祈問: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

  劉半農在詩中寫出了文明轉型時代的國家意識: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達夫在《沉淪》中問:祖國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強大?

  陳獨秀在愛國聲中問:此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問:從來如此,便對麼?

  20年代,孫中山問:在完成了現代工業化之後,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鷹犬,還是做東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佈舉行善後會議,邵飄萍持批評態度,他說:「所謂善後會議者,不過一班寒酸措大,聚訟之庭,嚼字咬文,與人民之實際生活有何關係?」

  徐志摩在詩中自承:我不知道風向哪個地方吹?

  毛澤東在思考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陳獨秀問:(現代中國)究竟是城市支配農村呢,還是農村支配城市?

  陳濟棠問胡適: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28年,林彪在井岡山上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蔣介石問: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張伯苓問李濟:人類學有什麼好處? 






 
梁實秋:我不知道是誰家的走狗
  梁實秋問: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誰家的走狗?

  艾青寫詩時問: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時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30年代,陳獨秀被捕,章士釗為之辯護,章問:黨即國家乎?

  1935年,吳景超的猜想。後來是李約瑟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的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晏陽初問:為什麼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楊靖宇被捕前問:這些天遇到的怎麼都是這號中國人?

  瞿秋白贈給獄醫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著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

  胡適問葉公超,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問金岳霖: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大肆搜捕共產黨,在發現了陳佈雷的女兒陳璉是共產黨後,蔣介石曾大為驚訝、震怒。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感慨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麼?」 






 
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巍在朝鮮訪問後問:誰是最可愛的人?

  梁思成問:是這樣的北京城門,是這樣的北京城牆,為什麼要拆?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

  讓我活活挨餓?」

  顧准借用魯迅的名言問: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王賡武問:「文革」究竟埋沒了多少天才?

  龍應台在台灣跟「對手」較量時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80年代初,潘曉問: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

  余傑在世紀末問: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 






 
蔣廷黻說琦善超越時人
  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國及潤芝宮保(胡林翼)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就被迫賦閒,回鄉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志諸君」中,「中堂(指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閒,亂世則幫忙而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德皇威廉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其意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復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於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時中國之情與李之真實地位也。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鴻章去世,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繼任直隸總督。

  張之洞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對部下嚴格,部下「小有過失,訶責之聲達於戶外」。曾與袁世凱相會於保定,袁率部屬中有直隸藩司楊士驤,因出身翰林故,為張之洞引為同調,座間張惟與楊士驤娓娓而談,於袁世凱若無睹,所談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贊一詞。士驤敏於應付,甚為之洞讚賞,張後來對人說,「不意袁慰庭作總督,藩司仍有楊蓮府!」袁聞此事,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士驤笑曰:「縱便香帥有此意,司裡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論者以為張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濟,無能鎮懾袁世凱,反為後者所輕,至於袁跋扈不臣,問鼎輕重。

  黃遠庸說,《紅樓夢》中李宮裁笑平兒云:你奶奶還要什麼鑰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總鑰匙——袁世凱與梁士詒的關係「頗復似之」。 






 
汪精衛:肅親王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嚴復說:黎元洪「德有餘而才不足」。

  王闓運曾評論他兩個根基最好的弟子:一個是廖登廷(即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個是楊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猶能自立」,楊則「隨風轉移」。

  譚人鳳說宋教仁「英而不雄」,並說:「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蔡東藩評論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只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鋒芒太露,英氣未斂」,「不少晦其鋒芒,儲為國用」。

  左舜生說宋教仁,「鋒芒甚銳,政權欲也極強,當國會選舉期間,他乃以一在野黨領袖資格,在各處演說,大逞雄辯,對袁政府多所指責」,因此遭人暗殺。

  左舜生說宋教仁是一個書生:「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見陳宦,懼然曰:「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語傳遍京師,人初以為太炎偏執,後乃服太炎神慧,而陳宦深恨之,乃設計囚太炎於龍泉寺。

  芥川龍之介說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師。

  周作人說:章太炎是中國最後一個樸學家。

  辜鴻銘曾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只有二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蔡元培: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傅斯年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

  陳銘樞說陳獨秀: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蔡元培:「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像已亡矣!」

  1940年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佈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誰是蔣介石的五老
  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中共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秘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枴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胡漢民談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章伯鈞與女兒章詒和議論男人的相貌,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當然是汪兆銘啦。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那汪精衛漂亮在那兒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我看,儲安平眼睛也有俠氣。」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為那是孫中山「喚起民眾」、「抉助農工」的具體化,他稱陶是「孫中山死後一位孫中山」。

  魯迅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徑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瞿秋白談魯迅,說他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李長之說: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在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個和尚。

  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如處子」。

  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陳炯明給他的印象是:「意志堅強,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著孫逸仙,但認為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

  鄧鏗曾為彌合孫中山、陳炯明之間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對人評說兩人:孫中山遇事勇銳,間或要求過高;而陳炯明則過於持重,每不肯降心相從,常使自己左右為難。

  張奚若說:「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適: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胡適說: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願。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說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於赫胥黎」。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統治。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陳獨秀說李大釗:「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章士釗說李大釗:「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梁漱溟說章士釗:「行嚴先生,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復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說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

  馬寅初說:蔣介石的光頭腦袋就是「電燈泡」,裡面真空,外面進不去。

  胡漢民說蔣介石:「為人私慾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復興的領袖。」

  馬一浮見蔣介石一面之後,說蔣神情氣象偏狹,有劉裕偏安之才。

  何廉說蔣介石:「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張學良: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
  張學良曾對趙四小姐說:「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這個年輕人認為自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麼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佔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他認為軍閥多「望之不似人君」。對趙四小姐說:「蔣介石言談舉止,像領袖的派頭,閻錫山不行,穿個大衫,像個買賣人似的。」

  張群說: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晏陽初說:盧作孚是個完人。

  梁漱溟說盧作孚:「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

  李公樸稱武訓為「現代的聖人」。武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因其沒有文化,外人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熊十力極少稱許別人,但他對馬一浮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

  賀麟評論馬一浮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

  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

  鍾開萊是數學天才,年輕時卻受過林語堂影響。許多年後,鍾已是斯坦福大學數學系主任時,他特為去香港看望林語堂——晚年的林語堂一度住港——鍾看後大失所望,說他看到的林語堂「精華全失」。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裡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捨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陶孟和說丁文江:「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曾稱頌梁漱溟為「中國的聖雄甘地」。

  梁漱溟說:熊十力「晚年一頓能吃一隻雞」。

  金岳霖說:據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

  張申府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岳霖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說: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見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說張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的可快。」 






 
徐悲鴻:張大千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徐悲鴻說過:「張大千,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徐復觀批判錢穆的歷史觀,是「良知的迷惘」。

  傅斯年說:丁文江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在個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位理學大儒」。

  羅家倫說:段錫朋身上既有儒家氣象,又有墨家傳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羅家倫說:傅斯年是元氣淋漓的人。

  王芸生說張季鸞:「先生之視報業,一非政治階梯,亦非營利機關,乃為文人論政而設,而個人則以國士自許。」

  江亢虎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人,梁漱溟說,他是一個善於投機取巧的人。

  宋美齡遠離祖國多年,在美國度過了性格成型的時期,已經變得如此美國化,以致她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了。她的口頭禪是:「只有我的臉像個東方人」。

  黃侃為人無行,時人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鄭超麟說:蔡和森是「囚首垢面而談馬克思主義的新王安石」。

  瞿秋白說蔣光赤:「這個人太沒有天才!」

  周培源夫人王蒂澂說張奚若:「完全是西方的」。

  張幼儀說:林徽因是「一位思想更複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

  章伯鈞說:「羅隆基是一個好的在野黨議員,但是是一個蹩腳的在朝黨部長。」

  張大千說:三百年來,能得倪書神髓者,(台)靜農一人也。

  胡適說:吳稚暉是「中國近三年來四大反理學的思想家之一」。

  曾樸自稱是「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

  金岳霖晚年對自己學生的政治選擇仍持批評意見:「殷福生(殷海光)這個人,我非常不贊成他,他為什麼要反對中國共產黨,逃到台灣?」 






 
胡茵夢:李敖是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者
  胡茵夢說李敖並非「具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只是「一個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者」。

  李敖自承晚年成了演員。

  林海峰口訥訥若不能言。金庸說:他在武俠小說中,寫了郭靖這樣一個拙實的人物,稱為俠之大者,十餘年來,在實際世界裡,並沒有碰到過;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認為:先生的姨妹張充和的悼詞:「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確切的。

  1988年晏陽初98歲壽辰之際,裡根總統在給他的賀辭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於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1989年布什總統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辭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 






 
我自橫刀向天笑
  先斬後奏

  丁寶楨做山東巡撫時,大太監安德海以給太后置辦龍衣為名,出京沿運河南下,丁命人將其捉拿押解到濟南,親自審訊。安德海破口大罵,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奉太后之命南下,你們抓我是自尋死路。丁寶楨當即反駁:太監出宮違反祖制,我作為封疆大臣也沒有接到朝廷的聖旨,你這一定是欺詐無疑。於是決定先斬後奏,連夜將安德海正法。消息傳來,朝野上下一片歡騰,曾國藩由衷稱讚:「稚璜(丁寶楨字),豪傑之士矣。」李鴻章說:「稚璜成名矣!」

  中國因變法而流血者 請自嗣同始

  變法失敗,譚嗣同從容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吾與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勸他東遊,譚不聽,再四強之,則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故及於難。

  我自橫刀向天笑

  譚嗣同還在牢房牆壁上的題詩道:「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臨刑前,他仰天浩歎:「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

  康有為多次上清帝書,曾專折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請預定開國會期。及至變法六月,代折請定立憲開國會,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之意。據稱當時廷議不以為然,而光緒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答稱:「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

  變法維新,以身許國

  寇連材以太監之身哭諫慈禧,在家寫《上太后書》,書與太后,慈禧大怒,聲色俱厲地問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複述明其無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規威脅說:「本朝成例,『內監言國事者斬』,你知道不知道?」寇說:「家規早已被你破壞得不成樣子了,國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壞得不成樣子了,而今我參加變法維新,就是以身許國,不怕拋頭顱,灑熱血!」慈禧即命內務府把寇連材關押起來,半月後移交刑部處斬。臨刑時,寇神色不變,從容就義,年僅28歲。光緒聽到噩耗,痛哭流涕,幾日不思飲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間祭祀寇連材而立。

  光緒雖久知道韜晦,而英銳之氣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補副都統也,光緒對他說:「你這要與旗人共事了,他們都糊塗哇!」袁世凱之留京議訂憲法時,光緒冷語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對。

  丈夫當自立,安能耐此辱哉

  劉銘傳年十八,土豪假團練虐其父。豪去,銘傳自書塾歸,怒謂諸兄曰:「丈夫當自立,安能耐此辱哉?」徒手追豪,請決戰,豪於馬上回頭狂笑曰:「孺子!敢當我哉?我把刀給你,你能殺我,就是一條好漢!」銘傳手舉豪刀斬殺之,乘其馬,舉其頭,登高大呼曰:「某豪虐鄉里,吾斬之,能從吾者當保吾裡。」眾人大喜,歸者數百人,遂築堡寨為其長。

  孔子改制,豈以一兩江總督供養而易之

  張之洞對康有為宣揚孔子改制學說不以為然,委梁鼎芬面康轉達,並許以負擔康的費用。康有為冷言以對:「孔子改制,大道也,豈以一兩江總督供養而易之?」張康由此生隙。

  那拉氏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

  唐才常、譚嗣同兩人曾自命一個是「橫人」,一個是「縱人」。均以變法維新縱橫天下為志,譚既前赴臨難,唐誓為「後繼」。然唐才常組織自立會起義準備不足,很快流產,事洩後,唐在漢口被張之洞捕獲,旋即被殺。審訊時,唐說:「我們的舉動,張之洞以為是造反,實際我們是討賊。討的那一個?就是那拉氏,她非但是我們中國的罪人,並且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戊戌年造許多罪惡還不夠,現在指使義和團,殺人放火,盲目排外,攻擊使館,危害國家,難道張之洞還不明白嗎?」據說,滿堂的胥吏鴉雀無聲,好像都被麻醉了。 






 
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
  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

  陳獨秀20歲時,與革命黨人吳樾相爭刺殺滿清五大臣,竟至於扭作一團、滿地打滾。疲甚,吳問:「捨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答:「自然是前者易後者難。」吳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別。後吳引彈於專列,就義,重傷清二臣,時年26歲。

  終生不履日地

  李鴻章搭乘美輪迴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李鴻章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現在又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肉體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係,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著掉到海裡的危險將他扶上船。

  我是為中華民族謀出路

  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許多留學生踴躍入盟。谷思慎擔任山西分會負責人,閻錫山是同盟會爭取的對象。閻入盟前曾問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職,為什麼要參加同盟會,另謀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說:「我不是為個人謀出路,而是為中華民族謀出路。」

  為革命以身相許

  陳璧君有俄國十二月黨人之風,她與汪精衛並不認識,當汪精衛決定去刺殺攝政王時,她作為革命黨人鼓勵汪說:你去幹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就這樣,她跟汪精衛睡了一晚。

  孫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

  張靜江初遇落魄的孫中山,表示願意為革命捐資,他把名片給孫說:「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當盡其所能。孫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兩人約定,孫需要經費時,即給張發去「ABCDE」五個英文字母中任何一個字母的電文。這些字母分別代表1、2、3、4、5萬法郎。1907年,孫中山為起義四處籌款無著,一籌莫展之時,突然想起了在法國輪船上邂逅的張靜江,就跟黃興說起此事,黃興不信,最後病急亂投醫,叫胡漢民按地址向巴黎發了一個只有「C」字母的電報。同盟會人聽說此事,或笑孫幼稚可笑,或說孫滑稽荒唐,或跟孫打賭:「就憑一個C,能討來三萬法郎,豈非太陽從西邊出?」不到二十天,一紙三萬法郎的匯票,從巴黎匯到東京的同盟會總部,令孫黃大喜過望。

  滿奴來何為

  1908年,清廷欽差、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巡視南洋,馬來亞華僑陳文襄當面斥罵楊:「滿奴來何為?豈吸四萬萬內地國民之脂膏猶不足,而必及此別鄉離井骨肉,艱難困苦之華僑耶?若雲撫慰,內地國民,日加殘害,何有華僑?華僑回國,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陳後來在廣州參加革命犧牲。

  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

  當中華革命軍在山東發動反袁之前,吳大洲、薄子明到東京向孫中山報告,說:「山東組織起義,現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給我們一筆經費,馬上就可發動。」孫問:「要多少錢呢?」吳說:「至少要1000元。」孫說:「好吧,昨天南洋華僑才匯來1200元,你們就拿1000元去吧。」過了兩天有人向孫說:「吳大洲等說的話靠不住,他們將錢拿到手在外面亂花。而我們在此生活都很困難,先生為什麼輕易信他們的話受他們的騙呢?」孫說:「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那怕一百件革命事業有九十九件失敗,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勝利。」言者為之語塞。

  吾志已經決,願君自重

  吳樾為安徽桐城人,性格豪爽,讀書通大意,好談時事,出鄉訪天下士。其鄉前輩吳摯甫有重名,為蓮池書院院長,他欣賞吳樾,就幫助吳求學。而樾志不在此,學習無成就,只是作文有桐城風味,為同時少年所不及。當趙聲遊歷到保陽時,與吳於酒樓相遇,談話極為投機。趙論革命大勢,擘分兩部,一暴動,一狙擊。吳樾慨然說:兵革之事,請君任之,君為其難,吾為其易,吾志已經決,願君自重。趙聲說:你不找個副手嗎?吳答說:秦舞陽之前例在,人多轉心棼,不如一個人做事專注。聲壯其語,一拊手而計定。 






 
區區心肝,何屑顧及
  區區心肝,何屑顧及

  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捕後,審問者說:「明日當剖爾心肝矣!」徐大笑語:「區區心肝,何屑顧及!」他在供詞中自稱「專為排滿而來」,斥責清廷以立憲為名,行集權專制之實。指稱:「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恩銘搶救無效死亡,徐被處極刑,臨刑時視死如歸。清廷對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銘,肝為恩銘衛隊分食。

  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

  林覺民在黃花崗起義前給妻子遺書:「......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此人不除,共和必難成立

  1912年1月,清帝退位的消息傳出以後,親貴良弼、鐵良、毓朗等人極力反對,他們成立宗社黨,要求維持君主立憲。擔任軍諮使的良弼,自請督師南下,與革命軍決一死戰。彭家珍對人說:「有此軍事知識,且極陰狠者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難成立,則此後生民塗炭,何堪設想乎!」他表示要挺身而出,以暗殺良弼為己任。

  吾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論功行賞。柳亞子則說陳范:「時南都興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陳范功績,多次要求政府發還清廷沒收陳的財產,並對陳有所撫恤。陳說:「謝諸君,勿以我為念,養老之資現猶勉能筆耕硯耨,聊免饑寒……吾輩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他晚境淒涼,孤身一人,貧病交加。章士釗說他,《蘇報》案後,「亡命十年,困躓以終,不聞有何怨言。」

  吾輩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

  唐紹儀辭職後,蔡元培亦呈請辭職:「敬乞大總統速任教育總長,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職,即屍位之咎早一日解免。」當他到總統府向袁世凱當面辭職時,袁對他說:「我代表四萬萬人留君。」蔡元培說:「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

  一戰時,不少人願振興民族工業。范旭東等人辦鹼廠,勸陳調甫擔起制鹼的技術責任,共同奮鬥。陳說:「我能力薄弱,要我擔負此重大責任,等於要孩子當家。」范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決心,就能成功。」又說:「為了這件大事業,雖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幹出來。」陳大為感動,即相約共同為鹼業奮鬥。他們到廠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鹽坨,形如小山,數之不盡。范對陳說:「一個化學家,看見這樣的豐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 






 
康同璧:我是支那第一人
  若論女子西來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有為在海外亡命的時候,其女康同璧曾隻身到印度探問父親。其時中國女子很少出門,休說到外國去。故康同璧自豪於此,寫詩說:「若論女子西來者,我是支那第一人。」中共開國,毛澤東接見康同璧,就吟此詩向康致意。

  我是笑你們這些飯桶,連一個姓蔣的都無人敢殺

  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如亡命客一樣在東京過苦難日子,袁世凱仍不放心,派蔣自立到東京去刺殺並收買國民黨人。湘支部長覃振認為蔣是一個大威脅,召集同鄉開會商議對策,許多人主張行刺,但問何人願去,卻又無人答話。座中有人指著林修梅說:他是軍人,應該可以去幹。林推說無手槍,荊嗣佑說他家正有一個朋友寄了一支手槍,可以借給林用。林又說還要一個人同去,替他巡風。座中無人答應,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驚動了會眾。原來是新到的桃源留學生吳雪梅,其人年齡不過十八九歲,大家問他為何發笑,他神氣地說:「我是笑你們這些飯桶,連一個姓蔣的都無人敢去殺他,還想打倒袁世凱嗎!」覃振奇其言,忙問他:「看來你倒是一個好漢,有勇氣敢去行刺麼?」吳答說:「怎麼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們的黨員。」大眾歡呼道:「如此我們今天就歡迎你入黨。」登時要他填了入黨誓約並置酒歡迎。晚餐過後,吳頭都不回地去把蔣自立刺殺了。

  為抗敵而死,雖死無怨

  1919年春,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從德國手中收回青島的要求遭到拒絕,「二十一條」不但沒有取消,竟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北京學生決定於5月7日舉行全國示威遊行,表示誓死抗爭的民意。匡互生徹夜難眠,熱血沸騰,與相知好友月下密談,決計為國犧牲,寫好遺書,將後事托囑友人,說:「我死後,要家人知道。我為救國而生,為抗敵而死,雖死無怨。」

  不以年齡論英雄

  1923年,年僅20歲的吳國楨轉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面試時,教務長看到面孔孩子氣的吳國楨說:「年輕人,你還沒有成熟。」年輕而才氣橫溢的吳回答說:「先生,依照年齡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種不成熟。」教務長聽罷立即錄取了吳國楨。

  頭可斷,工不可復!

  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軍閥抓住了工會主席林祥謙,逼令他下令復工,林拒絕。當劊子手砍斷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時,林祥謙說:「頭可斷,工不可復!」

  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1925年12月7日,邵飄萍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以厚紙銅版精印,全是最近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個人物後面都有他親自寫的評語,如:馮玉祥將軍、孫岳將軍、岳維峻將軍、「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鍾鱗將軍、「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將軍、「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他不斷地發表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連只相信暴力的「馬賊」張作霖也慌了手腳,馬上匯款30萬元贈給邵飄萍,企圖堵他的嘴。他收到後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上揭露張作霖。他曾和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居正為老同盟會員,曾在上海策動反蔣,被當時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出賣,把居正騙到司令部扣留。後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見蔣介石,蔣要居寫悔過書才能考慮釋放。居夫人對蔣說:「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1927年李大釗就義,報紙上發表消息有謂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駁說,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陳獨秀被捕,他為之辯誣,說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我堅決反對這種漢奸的作法

  1933年初,日軍侵佔山海關,北平吃緊。劉戡率部奉調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慘遭損失,被迫撤離陣地悲憤自殺,因被手下及時搶奪了手槍,自殺未遂;後調北平擔任城防。劉派參謀處長符昭騫負責指導構築工事任務。日本的一個憲兵連要來看中國軍隊新構築的防禦工事,劉戡堅決反對,並且表示如果日軍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對日本人開槍。為此事他和符昭騫一道去見何應欽。何對劉說:「工事一定要構築,日本軍人要看就讓他們看,絕對不許打。」劉說:「我決不讓日本人看我們的工事,倘若他們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來拼。」何說:「你為什麼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來死?」劉憤怒地拍桌子說:「我到北平來是奉你的命令來的,我並不是怕死,我堅決反對這種漢奸的作法!」

  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瞿秋白剛被捕時沒有暴露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當時上海的魯迅等人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就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條裙子寄給蔣介石,附上一詩《為中日戰爭贈蔣介石及中國軍人的女服有感而詠》:「枉自稱男兒,甘受敵人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願往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

  自問對國家民族對領袖可告無愧

  1938年5月,張自忠寫好最後的信後即揮軍渡河,在南瓜店與敵人遭遇,雙方兵力既懸殊,武器更不如,張將軍指揮部隊奮勇進攻,激戰九晝夜,日軍傷亡慘重,不知道這支中國部隊何以這樣能打。後來聽說其中有張自忠將軍在,乃增援反撲,務期要消滅張將軍所部,以絕後患。最後張被圍於南瓜店之十里長山,敵人以飛機大炮配合轟擊,彈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內,從早晨戰鬥到晚上,張所部傷亡殆盡,將軍身中六彈,屢次倒地,屢次爬起衝殺,左右請遷移指揮所暫避,張堅持不許。到了最後彌留時,告左右說: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民族對領袖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志向。

  寫歷史還是創造歷史?

  蔣廷黻非為純粹學者,故交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沒有正面作答,他以慣熟的外交辭令回答:「濟之,現在是到底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李是研究上古史的專家,蔣不好當面貶低「寫歷史」的貢獻,況且自己也曾寫過十多年的歷史,但他顯然對「創造歷史」更有興趣並引以「自豪」。

  聞一多:天洗兵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大遊行時,忽見下起雨來,有些學生正要散開。聞一多卻走上高台,大聲說道:「武王伐紂誓師時也下了大雨,武王說這是『天洗兵』,是上天給我們洗兵器,今天,我們也是『天洗兵』。」於是遊行照常舉行。

  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

  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這八年,他為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頗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便給上海市長吳國禎去電話: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

  乾坤特重我頭輕

  遇羅克有詩,贈友人: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

  中國這個原子彈,全是自己製造的

  鄧稼先跟楊振寧從高中到大學,再到美國留學,一直是好朋友。鄧稼先回國後「把自己與『文明世界』有關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楊振寧到北京到處找鄧稼先,有關部門只得給鄧稼先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安排了一個「家」。楊振寧一看書櫃裡的書都帶著圖書館的標籤,知道這不是鄧稼先的真家。最後,為楊振寧送別的時候,鄧稼先忍不住請示周恩來,能不能告訴楊振寧,因為他就問一個問題:中國的核試驗、原子彈,是不是靠中國人自己搞的?在飛機場,鄧稼先對楊振寧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句真話,我就在做這件事。中國這個原子彈,全是自己製造的。」楊振寧當時就衝進洗手間大哭。

  無名女子保骨灰

  江小燕獲悉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後,瞞過父母,冒險來到了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裡的工作人員被她打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等到一堆鱗片樣的屍骨端到她面前時,她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錢為傅雷夫婦買一個骨灰盒。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傅雷夫婦負屈身亡的經過,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幾年來,一直過著一種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慘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婦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別二十多年的傅聰,第一次回國就趕上了父親的追悼會,百感交集之餘,得知父母的遺骨能奇跡般地保存下來,全仰仗於一個素不相識的無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處打聽。見到江後,他們一再表示要「有所謝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於禮貌,她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一俟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從此再也沒有找過傅氏兄弟。 






 
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
  胡林翼多次說:「天下糜爛,特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給曾國藩寫信說:「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為其忍,為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污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曾國藩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為「滌生」,以求改過自新。十年過後,他從苦讀的考生變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發現身上毛病不但滌除未盡,反而越來越多。於是痛下決心,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歡吟詩作賦,尋章摘句,而沒有把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認為癥結在於好名,同樣「可恥」;給地方官員寫信,口氣親熱了點,那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應該重寫一封,「作疏闊語」;喜歡侃大山,爭口頭上的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黃段子過嘴癮,「聞色而心艷羨」,是「真禽獸」。於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貴州當差,以為「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他到任「遍謁光榮,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李鴻章二十歲言志:「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之後,病體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話語鏘鏗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

  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復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錫麟遊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歎唏噓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其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 






 
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發,身上穿著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以排滿革命為職志,到安徽謀差得巡撫恩銘信任,任警察學堂總辦。而徐因此伺機刺殺恩銘,徐被捕後被恩銘衛士分食心肝。有人問徐:「恩撫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蓀說:「恩待我是私交,我對他是公義,私交何得勝過公義?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為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先生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只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慾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 






 
欲立志,先絕欲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遊蕩,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蕩,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蕩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淨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許春草對人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漢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穌,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協。」自從皈依基督,到86歲終年,無論大事小事,許都以耶穌的真理為指南,他的所有活動,貫串著一條十字架的紅線。他喜歡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說:「我天天背負三個十字架,一個是國家、一個是教會的、另一個是家庭的十字架。」在這三個十字架的重壓下,他有時有如耶穌基督走上各各地那樣,心力交瘁;有時像以利亞在亞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屢蹶屢起,終成圓滿。

  徐志摩與其原配夫人離異而與陸小曼結合,徐之友好,多貽書勸阻,其師梁任公亦以千言書致徐,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書中說:「嗚呼,志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復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一天傍晚,老闆開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就直奔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樂院。他常常在音樂院大門口徘徊,傾聽院牆內的絃歌音琴。這一天,冼照例在大門盤桓時,忽然看見一個中國青年從裡面走出來,冼星海不顧一切走上前,不管對方聽不聽,就做了一番自我陳述。此人正好是馬思聰,馬對眼前這位「南國簫手」也早有耳聞,但沒想到冼星海如此窮困潦倒。馬答應引冼星海見他的導師奧別多菲爾,冼星海自此如願以償音樂夢。 






 
演,就是為這一個觀眾演
  塞克孤僻怪異,而做事認真。他首次登台,在《父歸》中飾演主角,而觀眾除本校學生外,只有一個廚子買票入場。大家都說只有一個觀眾,停演算了,塞克說:「演,就是為這一個觀眾演。」演出竟一舉成功,廚師拿著淚水浸濕的手帕離開劇場,完全被感動了。

  1936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期間,汪精衛受暗殺,刺客為王雲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槍無大礙。當時,陳璧君聽說後趕到現場,汪精衛受了重傷,滿臉是血,跟陳說,我完了,我完了!陳罵汪精衛說:你剛強點好不好,你硬一點好不好,干革命的,還不早晚就有這一天,早晚會有這個結果!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面對現實,有堅強意志,只要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盧作孚聰明絕頂。抗戰期間,因為要跟美國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陽初的妻子雅麗讀英文,晚上有空來讀一點。半年之間,就能看英文報紙。武漢失守後,大量後撤入川的人員物資滯留宜昌,盧親自指揮民生公司船隻,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經過40多天奮戰,終於將全部人員的物資設備搶運進川,該壯舉被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

  盧作孚實業救國,絕對無私。抗戰時,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卻無錢作罷。他到美國為公司借款時,晏陽初也在美國為鄉村學院募捐。晏對盧說:「作孚,外國人很注重衣冠,你這樣不修邊幅,恐怕會吃虧。」於是帶盧去做西裝,教盧打領帶。盧學會後,晏陽初又說:「閣下這個頭,外國人看,會以為是一個和尚。」盧於是再聽勸告,留起長髮,用心學梳頭。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以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後生小子們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卡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成捨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等多刁難過他,甚至置他於死地,他經歷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只是報以微笑。成捨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且談鋒如昔。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裡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海光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干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段錫朋律己甚嚴,近於苦行主義,臨終時說:「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有欠人錢。」

  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總希望自己能為國家做點貢獻。有一天,她對陳憲章說:「咱們為國家捐架飛機,你看中不中。」陳問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錢?坦克多少錢嗎?飛機,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陳為此改編了一部戲《花木蘭》,常香玉在全國跑了兩年,義演籌到人民幣15億元,捐獻了一架名為「香玉劇社號」的米格15戰鬥機。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於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捨,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雷鋒做了好事從來不對人講,有次他抱病在工地運磚,人們再三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說:「這是我應該干的。」在瀋陽車站給一位山東大嫂買了車票,她問他在哪個部隊,叫什麼名字時,他說:「叫解放軍,住在中國。」雷鋒寫有《雷鋒日記》,他的事跡由此傳開。

  60年代初,中共最高決策層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核武器,蘇聯嘲笑中國無能:中國人民連褲子都不夠穿,竟妄想製造核武器。為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了著名的「核褲論」,回擊了蘇聯的嘲弄,並鄭重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

  「文革」中,馮友蘭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鬥」,群情激昂,馮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寫作刻苦,為寫一個中篇,他曾連續伏案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廁所裡。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才上床休息,中午12點起床後又開始工作。曾記自己辛苦創作《早晨從十二點開始》,對人說:「我很累,累得要命,」又說:「搞創作這是傻瓜幹的事,精明人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成捨我從事新聞業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進了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說話,他每天仍掙扎著手書「我要說話」四個字。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面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 






 
革命 女人 書
  犬養毅曾問孫中山:「您最喜歡什麼?」孫答:「革命!推翻滿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歡什麼?」孫注目犬養毅夫人,笑而不答。犬養毅催問:「答答看吧。」孫回答說:「女人。」犬養毅拍手:「很好,再次呢?」「書」。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響,袁世凱自小雖然輕視讀書,卻喜愛兵法,立志學「萬人敵」。嘗自謂「三軍不可奪帥,我手上如果能夠掌握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喜好兵書,常常不惜重金搜羅購買各種版本的兵書戰策,被人譏笑為「袁書獃」。

  黃興曾寫詩: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向落暉。又詩說:入夜魚龍空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辜鴻銘怪名滿天下,他在北大講英國詩時,對學生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又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洋《離騷》」是指密爾頓的一首長詩。羅家倫等學生在教室裡對辜很尊重。五四運動時,辜在一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是暴徒,是野蠻。羅家倫受不了,質問辜:「先生,你從前寫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知『內中國而外夷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辜氣得臉色發青,大眼睛鼓起來,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著講台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王懿榮愛好文物收藏,他對出土文物較多的河南、陝西等地,遊歷時總是留連依依,不忍離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曾說,「東坡說岐山購物慚,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纏十萬貫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

  傅增湘,字沅叔,為民國後校勘古書最多之人,平生所校書在千部以上。曾由天津赴北京圖書館校書,住館106天,校書342卷,因該館停閉才告一段落,可謂一癡。傅精於版本、目錄、校勘之學,對古籍沉浮情況瞭若指掌,王國維歎謂:「此間無書,有則必為沅叔所得,雖書肆不能與之爭。」

  1910年,陳獨秀給蘇曼殊寫信,問他「有奇遇否?有麗遇否?」當時陳剛與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問蘇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

  宋教仁認準事理便堅決去做,不為做事做任何掩飾。在民初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之後,宋教仁到處演講。他認為實現民主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賦詩抒懷,躊躇滿志,甚至致電袁世凱,寄厚望於袁。在武漢,譚人鳳曾好心勸戒:「責任內閣實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並明確向宋透露:會黨頭目應某已經從政府那裡領取了巨額款項,需要戒備。生死攸關,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陳其美、徐血兒等也勸他防備暗殺,他仍如無事人一般:「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

  陳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復會中僅次於章太炎的二號領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從南洋帶回的華僑捐款,陶予以拒絕,並說:「你好嫖妓,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國期間,高語罕、傅斯年、羅家倫、遂子、葉枚等人,在德國遊學為鄰,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則是信仰上的敵人。高語罕常於清晨到遂子家,所忙多為黨務,高深信共產主義,遂子極為反共,因其時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並為一家。然兩人表面上親熱,實則貌合神離。遂子回憶說,老高年邁40,發已微白,近視眼,十足地學者風度,稍為酸氣,同志們叫他「高老頭子」,渾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對遂子說:「昨夜實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雖可笑,但不失其為老實話,並證明他無桃色事件。

  1921年,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兩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處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通知,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征請到家中,楊親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胡適朱征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法師就坐。法師把籐椅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後,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裡頭,兩根籐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他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朱湘脾氣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認,「吾愛友誼,但吾更愛詩藝。」他跟徐志摩、聞一多最終沒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處處碰壁,工作丟了,夫妻散了,朋友斷了。他說,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後又「悔過自新」重提君憲。民國後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佈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於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週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吳宓苦追毛彥文,有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愛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洲四海共驚聞」。朋友們覺得不對頭,要金岳霖去勸勸他。金對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而宣傳。」吳很生氣:「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岳霖說:「我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不應該宣傳。」

  林徽因與梁思成夫婦向來坦誠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惱地告訴丈夫,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該如何取捨。梁思成聞言,內心顛簸,終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暈黑,決定把抉擇權完全交給妻子。他對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說與金教授聽,大邏輯學家面對千載難逢良機,選擇棄權:「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魯迅曾經含蓄地向許廣平透露說:「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後來,魯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確地承認自己面對愛人時的自卑膽怯心理:「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愛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在和田漢等人通信中說:「花呀!愛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漢性情浪漫,他撞見郭沫若在後園澆水,氣忿郭氏的「煙火氣太重」。他在情感失意中曾創立「南國電影劇社」,他說:「酒、音樂與電影為人類三大傑作,電影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晝造夢也。」 






 
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20世紀20年代,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4個月,棄政治而去,他說:「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適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司徒喬曾畫了一張半邊是笑臉,半邊是哭臉的自畫像,他在上面題寫了一句話:「含淚畫下去啊,蠢人!在藝術的牢獄裡過你的一生!」

  宗白華赴德國讀書時,路過巴黎,朋友們各有功課,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國話,居然在巴黎整整遊玩了一個月。凡是朋友們未去過的地方,他都去過了。他說:「有什麼因難!街道呢?我有地圖。用錢呢?我有當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價,也弄不清是生丁、法郎(生丁,centimes,1法郎=100生丁),但我有妙法,便是拿一張當五法郎的票子出來,他們自會找補我。坐電車坐汽車,我只須把地圖上我要去的地方指與他們一看,他們自我載去,到了目的地,自會請我下車。車費呢?我只須把現錢抓一把攤在手上,他們自會如量的收取,在我只覺得他們過於廉潔,過於老實……」

  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圖書館讀書約會,徐志摩也常湊過去和他們聊天,梁思成不願受到騷擾,便在門上了貼一張紙條,大書「Lover want to left alone」(情人不願受擾)。

  很多人以為魯迅是條硬漢,很少人注意到魯迅的愛,更少注意魯迅大愛的品性。魯迅自嘲是「淺薄的人道主義」。蕭紅曾問魯迅:「你對我們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說:「是母性的。」

  1933年6月,梅志在韓起夫婦家裡認識了胡風。此前,韓起曾在胡風面前誇獎過梅志,兩人見面後,清純秀美的梅志理著短髮、穿淡藍色布旗袍的模樣,便牢牢地印在胡風的腦海裡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他終於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跡:「我不能再隱瞞了,只有你才能給我一個歸宿,只有你才能將我從混亂的感情中挽救出來......」那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他們開始了日後長達51年的共同生活。

  1935年12月,66歲的熊希齡和33歲的毛彥文在上海結婚,五年後,熊病死於香港。當熊追求毛到手後,毛要求他剃鬚,他答應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長鬚剃去。有個老朋友對他說:「秉三,你已經66歲,年紀不小了,何必多此一舉呢?」他笑著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舉呀!」

  張伯駒愛唱戲,在其40壽辰時,余叔巖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義演。上演的是由余叔巖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陳繼先飾馬岱,陳香雲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張伯駒飾諸葛亮的《空城計》。前面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小翠花、王福山《丑榮歸》。「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後,章士釗特作打油詩云:「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張春橋化名「狄克」攻擊蕭軍的小說,認為作者「不應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指責作品「不夠真實」。後又攻擊蕭軍是「魯門家將」,魯迅的「孝子賢孫」。蕭軍氣憤地跑到編輯部,恰巧張春橋在場,蕭問:「那篇侮辱魯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誰寫的?」一個與張春橋合辦報紙的青年承認是他的所為。「好,我也沒工夫寫文章來回答你們——我們打架去,如果我打輸了,此後你們可以隨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們;如果你們敗了,不允許再寫此類文章,否則我來揍你們……」張春橋和另一人都年輕氣盛,面對挑戰,欣然答應。

  瞿秋白與楊之華臨別時,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兩半:「這五本是你的,這五本是我的,我們離別了,不能通訊,就將要說的話寫在上面罷,到重見的時候,交換著看吧!」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後,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後,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周作人做漢奸的消息傳遍全國,艾青寫詩說:「周作人,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我們!」 






 
馬克思第三個外孫女嫁給誰了
  有一次,曹禺見吳組緗進來,便偷偷對他說:「你看,錢鍾書就坐在那裡,還不趕緊叫他給你開幾本英文淫書?」當時清華圖書館藏書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開放,但許多同學都摸不到門。吳組緗聽罷,隨即走到錢鍾書的桌邊,請他給自己開錄三本英文黃書。錢鍾書也不推辭,隨手拿過桌上一張紙,飛快地寫滿正反兩面。吳組緗接過一看,數了數,竟記錄了40幾本英文淫書的名字,還包括作者姓名與內容特徵,不禁歎服。直到解放後,錢鍾書還愛考問吳組緗:「馬克思第三個外孫女嫁給誰了?」吳組緗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擊說:「你專會搞這一套!」

  殷海光問金岳霖對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說:「據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殷說:「先生好打人、罵人。我親眼看見他在梁漱溟背後打三拳,還罵他是一個笨蛋。」對此,金岳霖說:「呃!人總是有情緒的動物。是人,就難免打人罵人的。」

  廢名很佩服其同鄉熊十力,常跟熊談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後,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一次,兩人在一起論僧肇,一言不合,大聲爭論,外人在外聽得酣處中突然靜止,原來兩人已經扭打在一起,很快廢名氣哄哄地離開熊家。但到第二天,廢名又到熊家,跟熊討論起另外的問題了。

  在延安,塞克與王明常有來往。一次他們在一起喝酒,先喝低度酒,用的是茶壞,喝著喝著,興致來了,王明非要用大杯子,而且換上烈酒,任何人都得喝。這次塞克被灌醉,回去的路上,他掉進河裡,鞋子、褲子全濕了。王明對塞克讚賞有加,針對塞克之怪,稱他是中國的普希金。那時塞克仍想去新疆,一次他與王明說:「我還想去新疆。」王明回答說:「塞克先生當然是喜歡自由的,但我還是希望你能留在延安。」

  葉挺在獄中發願,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發剃鬚。他在《囚語》中說,漫漫長日,在囚室中特別愛撫鬚沉思:覺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

  冼星海垂危時期,想到自己的童年、家鄉,他低聲地對人說:「江南真美呀!江南真美呀!」突然,他激動地大聲說:「我腦子裡充滿著音樂!充滿著音樂!」

  王實味性格直露。到延安後,經常跟人聊天。王伯彥跟他是老鄉,在省裡就是地下黨員,平時言行十分謹慎,來延安後,仍然小心翼翼,第一次見面,王實味就勸王伯彥:「已經回到自己家了,還拘謹什麼?!」他看到小戰士穿的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著棉絮,發牢騷說:「發這樣的棉衣,不知是給人暖和還是讓人風涼。」

  葉淺予在重慶辦畫展,邀徐悲鴻參加,徐觀摩後當場購兩幅舞蹈人物,對葉的畫給予高度讚揚,認為「中國此時倘有十個葉淺予,便是文藝復興大時代之來臨了!」不久又請葉到他家中看畫,對葉說:「你喜歡什麼畫,可任選一幅。」葉高高興興選了一幅「烈馬圖」。

  盧作孚生活非常簡樸,常年穿一套中山裝,人長得很瘦小。為了節省梳頭的時間,他剃光頭。張岳軍先生(即張群)有一次跟他開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聞一多上課別緻。據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吳待秋至儉,陳巨來曾問他,你如此節儉,有多少鈔票邪?吳說:我每隔一個時期,必以鈔票買黃金藏之也,故鈔票至多500元耳。陳又問他,現在有多少金子邪?吳答:畫家哪能與做官比,吾畫了幾十年畫了,至今只有130餘斤而已。陳問:放在銀行嗎?吳笑說,那會付保險費的。說完,即指自己睡的大床:「你看,這床四隻腳特別粗大,是我定做的,中間全空,可放許多金條金塊的。」又指房間兩個大馬桶,說:「吾雖有女僕,倒馬桶的事,必須太太自做,因為馬桶完全是夾層的,放金子呀。」吳得意的說,雖有強盜,亦想不到馬桶底裡有金子也。隔了一年,陳巨來戲問:現在有幾百斤了?吳說:150斤還不到。 






 
我不要你的馬,我要你的女人
  畫只能由畫家主動送你,而你決不能向畫家討要。這是規矩,也是修養。章伯鈞有不少齊白石的畫,卻沒有一張徐悲鴻的畫。其實,章伯鈞跟徐悲鴻的關係要比齊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現在多認為徐悲鴻的馬是他最拿手的。而章伯鈞始終認為悲鴻的油畫,特別是裸體女人畫,是他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濟深)家中,徐悲鴻對章伯鈞說:「伯鈞,我送你一匹馬吧。」章伯鈞說:「我不要你的馬,我要你的女人。」徐悲鴻聽了,搖頭說:「那些畫,是不能送的。」

  張愛玲初戀時,給胡蘭成信中有一句好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著十分懂得對方,所以有傾城之戀。

  1948年,毛澤東在西柏坡給正在湖南大學法學院任教的李達去信說:「吾兄乃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盼兄速來參與經營。」明年,李達到北平見到了毛,兩人會面都很高興,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李達睡在毛的床上。李達從這份難得的殊榮中聯想到嚴光「加腳於帝腹」的故事,他向小老鄉唐棣華講了這個故事後說:「嚴子陵加腳於帝腹,忘其尊貴。我可沒有忘其尊貴加腳於帝腹。因為我要秘書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讓。」

  陳寅恪曾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他在晚年自挽說:「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功成名就人士,打高爾夫球是其象徵,王永慶自難例外。他早年對此道樂此不疲,但是由於時間寶貴,性子又急,每次等不到黎明即起,並派人用大手電筒照射,完成了這種本應悠閒的活動。當球迷們來到球場時,發現他早已經打完,準備「上班」去也。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過四次電話。一次他太太把他帶到電話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電話號碼撥好了,對方說話,才遞給他,殷海光拿起聽筒滿頭大汗,打完電話,幾欲昏倒。

  聞捷曾自嘲說:「我是一個詩歌上的詩人,愛情上的癡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審查,工宣隊故意不讓他與戴厚英從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聞捷送戴上車後,「兩手蒙臉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會上,聞捷說:「我對小戴的感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沒有她……」

  「文革」時期,錢鍾書下放勞動,楊絳曾指小山窩棚問道,可否終老於此。錢想了想,說:「沒有書讀。」

  「文革」中,趙人偉借給顧准一本英語的《茵夢湖》。顧准看完,還給趙時說:「我已經哭過了。」 






 
王八蛋李敖
  王敬義與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說,故兩人雖未謀面,彼此也相知。後來,王到台灣去,得以謀面。李敖:「喂,他媽的王敬義!」王敬義:「喂,王八蛋李敖!」

  王序曾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年,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辦公室的門,他緊張得幾乎無所措手足,只是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

  1985年9月21日,古龍去世,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怎麼我的女朋友都沒有來看我呢?

  呂叔湘為人認真,葉至善說,文章經過呂叔湘的法眼,心裡可踏實許多。葉聖陶家無論是誰,看到文章裡的錯字病句,就忍不住說:「要是呂先生看到了,肯定氣得夠嗆!」呂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語句作鬥爭,努力維護著漢語的純潔。80年代中,呂發現《人民文學》上的錯誤實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寫信去一一訂正。雜誌上於是發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經地向呂叔湘表示謝意,可是這封短短的感謝信,竟然也是錯誤不斷,甚至把呂的名字寫成了「呂淑湘」。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錄》一書中有一幅插圖,是一對雙胞胎姐妹的裸體像,李自述在獄中曾對著圖手淫,插圖下李敖的說明文字是:「於是,那天晚上對著雙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總統無權捕我
  恭親王與慈禧爭辯,慈禧說:「汝事事抗我,汝為誰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無以應。

  1903年,溫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靂埠錫礦作工,多年的苦難煉出了他剛烈的性格。一次,當地技師無理鞭打他,他憤怒地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麼打人?瞧不起弱國國民嗎?」一拳把那個技師打得血流滿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余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羅文幹出任王寵惠好人內閣中的司法部長,時被政敵陷害,發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須有的官司。當時北京東城警察署長去捕人,到羅的住宅,羅極為鎮定,只是問:「拘票在哪裡?」署長出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結果仍為警察署長強挽以去。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的軍隊節節敗退。5月,日本大使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要張答應,日軍幫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煙袋摔斷,大叫:「我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並趕走了大使芳澤。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不與魔鬼結盟
  193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來廈門,廈門國民黨領導多向林森告狀,說許春草抗拒黨的領導,以致廈門無法發展黨務,要求林森採取措施解決問題。林森原和許春草相識,派葉獨醒去請許春草到他的行館談談。許春草問葉獨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麼?」葉老先生說:「大概是為了建築工會的問題,人們向他告狀,子超想和你談談這個問題,總是希望建築工會向黨部登記,接受黨的領導。」許回話說:「獨醒兄,你我無話不談,你回去轉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個東北斷送給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沒聽到你說一聲正確的話,如今我許春草辦一個民眾團體,沒有向黨部登記,你林子超就和我過不去,我決不去見他。至於登記備案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人民反對暴政,沒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記。孫中山先生反對袁世凱,我就沒有聽說他去向袁世凱備過案。」在這裡他實踐他那句經常引用的格言:「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

  日本佔領北平後,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吳佩孚出山,但遭到吳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採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吳佩孚在招待會上,首先親筆撰寫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接著吳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唯一交涉對象。」吳的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惱羞。

  日本侵佔華北後,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華北偽政權的建立,以為當時住在平津的官僚軍閥適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計劃以靳雲鵬、吳佩孚之一任總統,如兩人同時上台,則分任總統、副總統,而以曹汝霖為總理。經過分頭接洽之後,靳雲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復法統。」曹汝霖與喜多誠一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相識,對參加偽組織的問題,他既不敢公然拒絕,更不敢再給自己加一層罪戾,只用「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等周旋。正在舉棋不定時,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並囑他不必離開北平,因此曹才決定不在偽政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虛雲上人在昆明辦滇藏佛教分會時,雲南民政長官羅容軒秘訪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數十萬,多對上人供養,羅從上人處證實上人積蓄過百萬,便向上人要錢。虛雲帶羅容軒出房走進大殿,手指菩薩說:「他若開口說給你多少錢,無論多少我都給你!」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陳佈雷勸徐鑄成做官,加入國民黨。徐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

  史量才辦《申報》,力排眾議延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並推薦張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覆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蔣介石曾想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通過王的江西同鄉、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不甘心,又派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於是就有了這番對話,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著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1938年抗戰開始後,傅斯年對國民黨高層的腐敗非常憤慨,他直接上書給蔣,歷數當時任行政院長職務的孔祥熙的諸種貪贓劣跡。蔣不理睬,他便再次上書,態度更堅決。國民參政會也成了他抨擊孔的舞台,使得社會同憤,輿論嘩然。蔣不得已設宴請傅,問傅對他是否信任,傅回答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1940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俞頌華離開重慶到香港。他說:「我們所珍重的是名節……名利身命,糞土而已!」香港淪陷後,他在友人的店中當管賬員。在日機的轟炸下,他坦然地對朋友說:「吾人所重者,志節。身命土苴耳。今其試驗時矣。」

  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樂斯去東南視察,故意繞道去他的家鄉江山縣。他們到達一處農家門前停車,下來後,一位老農連忙招呼兒孫們為他們搬出桌椅,叫人沖茶。戴很得意地向梅介紹他家鄉人如何好客,如何對遠方人有禮貌。為表示親近,戴笠用家鄉話和老農交談起來,滿以為會受到更大的歡迎。誰知他的家鄉話一出口,老農便問他貴姓,等他說出之後,老農馬上大聲對他家人說:「我道是什麼人?原來是戴春風,不要衝茶了。桌椅給我搬進去!」他的孫兒們立刻「撤座」,弄得戴笠無法應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譯向梅樂斯解釋。隨從們責問老農,老農很乾脆地說:「別的人我們還願意招待一下,戴春風他自己清楚,他在我們家鄉幹過什麼?他的母親還住在家裡,他敢把我怎樣,他還要不要娘?」原來戴笠年青時為江山縣有名的惡棍,家鄉人恨之入骨。他雖然發跡了,但有骨氣的人始終看不起他。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因為張東蓀自中共建國後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葉篤義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張拒絕了,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劉鬃要新鳳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吳祖光離婚,說:「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新鳳霞說:「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收到了鄧寶珊(時任甘肅省長)呈送的一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他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省委領導人的埋怨、擔憂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他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並不是什麼大事,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1967年元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胡風在四川服刑,有人讓他揭露周揚,為胡拒絕。胡風對自己的論敵周揚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哪裡是講文藝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兒子居然評起周揚來了!」

  50年代初,林徽因為了保護北京城牆,曾在人代會上據理力爭,還闖進過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爭辯。據說,彭真說不過她,最後拿出毛澤東的批示來才將她壓下去:「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以後,「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標語貼滿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內部運動」中,喬冠華被造反派批鬥多次。有一個時期,他還被迫在北京飯店一側的王府井街頭叫賣小報,形銷骨立。喬冠華被揪走以後,有一天他偷偷打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我寫東西怎麼辦?」龔澎堅定地說:「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就不要進家門。」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動,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人們逼著梁漱溟對批林批孔表態。於是81歲高齡的梁漱溟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並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於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他每會必到,認真傾聽。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處之泰然,會議的間隙他居然還打太極拳。到了9月底,政協開了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談談對批判會的感想,他只說了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讓主持人目瞪口呆。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章瘋子
  1906年7月,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太炎獲釋出獄到日本,章在歡迎會上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章瘋子由此有據。

  梁鼎芬曾問章太炎:「聽說康祖詒(康有為)欲作皇帝,真的嗎?」章答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為之大駭!

  韓衍生活清貧,有時窮得靠典當衣物度日。高語罕後來回憶說:「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蕭然!他被刺時,還是穿著我的一件舊綢棉袍,」「家徒四壁,盆中只餘糙米三升。」韓把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戲稱為:「講地獄學,作天台游。」有一年春節,他在綠雲樓貼出「盤古第二,乞丐無雙」的對聯。

  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裡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未必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

  袁世凱做總統後,以禮賢下士自居,曾派專使迎王闓運到北京,接見時,命秘書以車恭迎。王闓運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補褂而入。當汽車抵總統府大門時,其時尚存一牌樓叫「新華門」,王問袁秘書,此何門邪?告以乃新華門。王說:我觀之似新莽門也。及見袁世凱,袁說:現已民國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裝了,乃夷服也,我著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1915年,袁世凱加緊復辟帝制的活動,章太炎寫信痛斥袁違背就任總統時期的誓詞,袁接信後,大為震怒,想殺掉他,但恐為輿論所不容,自我解嘲說:「章太炎是瘋子,我何必跟他認真呢?」章瘋子外號,從此馳名天下。袁死後,章獲釋南下,雲南名士趙藩(成都武候祠名聯作者,素有「病翁」之稱)送給他七絕詩一首:「君是浙西章瘋子,我乃滇南趙病翁。君豈真瘋我豈病?補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對此詩甚為欣賞,晚年常讀與人聽。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以為自己再無恢復自由的希望,就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他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提到兩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後,國粹便中斷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為莫大憾事。」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不怕孤立。」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忘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忘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我已經有五六個月不親近女人了
  陳翔鶴說:郁達夫跟他們多次逛胡同,達夫的方法,是一條胡同、一個班子的慢慢看,先點若干班子的名,然後挑一個姑娘到她屋子裡坐坐,或者一個也不挑。有一次,他對一個姑娘說:「讓我抱抱吧,我已經有五六個月不親近女人了!」這個姑娘就向他的懷裡坐下去。

  楊步偉曾說:「我就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時即「膽大妄為」,上家塾時,啟蒙老師說,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飯桌上批評孔夫子浪費東西:「他只吃方塊肉,那誰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邊邊呢。」結果,遭到父母一頓臭罵,罵她對聖人不恭。她還捉弄先生:「趙錢孫李,先生沒米;周吳鄭王,先生沒床;馮陳褚衛,先生沒被;蔣沈韓楊,先生沒娘。」被長輩斥為沒有規矩的「萬人嫌」。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北伐勝利後,傅斯年等人在蔡元培家吃飯。幾個人喝醉了酒,傅斯年肆口胡說: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元培聽了,很不耐煩,說:「這除非你作大將。」

  唐蘭博學。民國時期,他在天津教家館,任教之餘,還給天津《商報》辦學術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辦,用不同筆名發表,內容涉及經學、小學、諸子、金石、校勘以及詩詞等等。吳其昌曾對他壯語:「當今學人中,博極群書者有四個人:梁任公、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鄧之誠性情狷介,對同輩人多所臧否,在課堂上經常說:「城裡頭有個胡適。」他對學問要求甚嚴,常說:「研究學問每年都要有所長進。」

  魯迅的脾氣是很倔的,曾有魯迅不願見者上門求見,魯迅讓保姆告訴來人說他不在,來人卻聲稱他親見魯迅回了家才來敲門的,魯迅大怒,大聲向保姆說:「你去告訴他:說我不在是對他客氣!」夏衍曾回憶說,魯迅不喜歡田漢,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歡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領袖人物籐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漢對籐森成吉大談自己與日本唯美主義「惡魔」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魯迅很反感,魯迅對夏衍低聲說:「看來,又要唱戲了。」魯迅起身退席,給田漢一個很大的難堪。

  華羅庚讀初二時,他國文老師是胡適的崇拜者,要學生讀胡適的作品,並寫讀後心得,分配給他讀的,是胡適的《嘗試集》。華羅庚只看了胡適在《嘗試集》前面的「序詩」,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詩是:「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為之轉一語,自古成功在嘗試。」他的「讀後心得」說:這首詩中的兩個「嘗試」,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個「嘗試」是「只試一次」的「嘗試」,第二個「嘗試」則是經過無數次的「嘗試」了。胡適對「嘗試」的觀念尚且混淆,他的《嘗試集》還值得我讀嗎?

  梁實秋聽梁啟超演講,見任公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騮先作校長,朱是黨國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滾蛋。國文系再三挽留,朱親自出馬挽留,他還不肯,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懇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孤竹君之二子
  郭沫若和郁達夫編輯《創造》季刊,銷路不好,他們去問時,書店老闆很冷淡地答覆他們:「2000本書只銷掉1500。」他們兩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但還沒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郁達夫突然跑向街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作手槍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郭沫若則傷心兩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聞一多父母為其在鄉下娶妻,使得聞極為不滿。但詩人的怨憤發洩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洩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繫這樁非甘心情願婚姻的條件。他跟父母說:「……我為大人犧牲,是我應當並且心願的,如今唯敢求於倆大人者,只此讓我婦早歸求學一事耳。大人愛子心切,當不致藐視此情也……如倆大人必固執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謂倆大人為麻木不仁也!」

  陳夢家是聞一多的學生,同樣不修邊幅,兩人相處頗為相得。而聞曾寫一短簡給陳,稱之為「夢家吾弟」,陳回稱他為「一多吾兄」,聞一多大怒,把他大訓了一頓,在這種禮節方面,聞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訪他,談起馮友蘭、胡適和金岳霖。熊十力對三位學人都不放在眼裡,他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老夫」,馮友蘭不識字,金岳霖所講是戲論。聽罷此語,即使對熊十力盛氣凌人已有所聞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扎,梁漱溟終於逃脫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葉淺予自學成才,對學院派言論敏感。他與徐悲鴻初次見面,徐無意中給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認為,中國畫的造型基礎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國畫非得從素描寫實入手。而當時中國畫壇上,能畫素描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蔣兆和,一個是他自己,還有半個是梁鼎銘。葉淺予聽了很不舒服。

  冒孝魯為人狂傲,逾於老父,每讀父詩文,必指摘之,連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認而已。蓋其國學造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詩文就正時,至多讀三行,即言:好好。便擲還了。有一年,冒求太極名家樂幻智為之醫病,樂以氣功治癒後,兩人暢談虛字語助詞。樂云:讀通《論語》,虛字也通了。冒孝魯自此稱樂老師不已矣,並對人曰:斯人非徒以拳術鳴也。

  1940年浙江大學流徙到遵義,在艱苦的流亡時期,竺可楨邀請費鞏擔任訓導長。費鞏接受了職位,同時表示:「吾不要訓導長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錢來,要求拿這筆省出的錢用在學生物質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後身體力行,親自動手燒開水為學生殺臭蟲。學生宿舍燈光太暗,他花費精力設計了一種亮度大而煙氣小的植物油燈,拿自己的工資購買玻璃、鉛皮等材料,製作了800多盞分發到各宿舍。學生們稱之為「費鞏燈」。

  王實味到延安後,做了特別研究員。時延安物資匱乏,特別研究員的待遇相當高。毛澤東每月拿五元津貼,王實味可拿到四元半,比當時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半塊。當時邊區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從外面買來的少量斜紋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給領導、學者穿,這就是當時的「幹部服」,作為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也享受這一待遇。1941年冬季,發棉衣時,因王瘦削,沒領到合適的幹部服,他就跟著範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從前山吵到後山,從山下鬧到山上,最後范把自己的一份給了王才平息風波。王只要了帽子,因為范個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為延安四怪之一。毛澤東曾派李卓然上門邀請塞克到毛住處晤談,被塞克拒絕,原因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他不去。這事很快傳來,後來鄧發勸他說:「去吧,不去不好的。」鄧發還主動願意陪塞克一起去,這樣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楊家嶺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問:「塞克同志你去楊家嶺嗎?」塞克聽了很不好意思。 






 
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也寫不出
  冼星海拙於言辭,表面看近於木訥,內心熱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圍環境時時發生衝突。有時,他無處發洩,就將隔壁人家飛來的小雞打得滿屋亂飛,他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也寫不出。」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

  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是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日本投降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區去,毛澤東專門找一些著名人士談話,高長虹也被邀請。哪知一開始談話,就不和諧。毛澤東問:「高長虹先生,抗戰勝利了,你有什麼想法,是留在延安,還是到哪個解放區去?」高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想到美國去考察經濟。」毛聽了高的話,當時就生氣了,請他立即出去。

  抗戰勝利後不久,胡秋原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寫信,抗議「美國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領土的主權完整。」赫爾利邀請他面談,胡到了大使館把赫爾利駁得體無完膚,赫氏就王顧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斷他說:「如果大使先生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要告辭了!」赫恭敬送胡出門,說:「胡先生你是我見到的中國人中,罕見的勇者。」胡答:「不對,像我這樣的中國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會或宴會上少見而已。」

  中共建國後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只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紺弩找一番托詞。

  李敖對自己的文字極其自信,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國的白話文,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很多讀者看了一本李敖的書,便忍不住到處搜尋李敖的書來看,因為李敖的文字極為真性情,敢說敢做而且幽默迭出。他自稱:有話直說,有屁直放,小心求證,當仁不讓。

  葉公超名士風範,他做所謂「外交部長」時,笑呵呵地公開宣佈:「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來了。」而他被蔣介石訓斥後,回到部裡必定訓斥司長。有人說:「他的脾氣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準去見他時會遇到那一季,大家憑運氣,可能上午去看時還好好的,下午就被罵出來了。」 






 
像不像蘇格拉底
  「雷震案」之後,在公開場合下,殷海光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傅樂成有一次與之談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說了一句:「怎麼得了啊!」這時他的心情,正像當年在西南聯大那個寒夜中長吟李白的那首詩一樣:「拔劍四顧心茫然」,頗為絕望。後來殷海光生病,傅樂成與杜維運去醫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發一言;繼而杜維運也上前搭訕,態度仍是一樣,弄得我們十分尷尬。」離開醫院,傅樂成無奈地對杜維運說:「你看他像不像蘇格拉底?」

  「文革」後,蕭軍復出。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重返文壇,有講話中說:「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來竟埋在土裡……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裡了,現在從土裡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老年蕭軍仍愛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頭破血流,蕭知道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小伙子,對著打人的流氓家門連續叫罵,要他滾出來,見個高低,否則,就不是他老子的「種」。打人者縮了頭沒出來,老朋友竟也再沒受到欺負了。蕭軍說,對於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訓它們,而不能禮讓,對於流氓,就應該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語:有理講倒人,無理打倒人。

  「文革」後,多人為聶紺弩的冤案奔走,戴浩與聶夫人周穎拿到了有關政策文件,周穎先看文件,一邊讀,一邊說:「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周穎要聶也看看,聶不看。他還帶著冷笑譏刺戴浩和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

  聶紺弩在文懷沙家看見錢鍾書送文的詩,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俠亦溫文」一聯,第二天就送來了題贈錢鍾書詩一首:「詩史詩箋豈易分,奇思妙喻玉繽紛。倒翻陸海潘江水,淹死一窮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頭巾。吾詩未選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錢看後頗為欣賞,以為聶有王船山的風味,並為聶誦出王詩:「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濟訪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見面邀請,林對見面似乎很滿意,他對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馬行空」,「不拘泥陳腐」。辭別時,林說:「我是個老學者。我學習過馬克思主義,但沒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證,這次出國訪問會讓我的國家受益的。」

  1985年,胡風去世,除了海外,國內一片寂然,唯有聶紺弩詩見諸報端:「精神界人非驕子,淪落坎坷以憂死。千萬字文萬首詩,得問世者能有幾!死無青蠅為弔客,屍藏太平冰箱裡。心胸肝膽齊堅冰,從此天風呼不起。昨夢君立海邊山,蒼蒼者天茫茫水。」聶還有一詩寫胡風:「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便住華居醫啥病,但招明月伴無眠。奇詩僅止三千首,定不隨君到九泉。」

  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

  錢鍾書拒絕新聞界採訪,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好吃,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雞是什麼模樣?」他也從不做壽。在他八十歲要過生日時,家中的電話一度鬧翻了天。學士通人,親朋好友,機關團體,紛紛要給他祝壽,他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準備為他開一個紀念會或學術討論會,但錢一律堅辭。對這類活動,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錢鍾書出名後從不參加任何會議是出了名的,對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各種學會他也一律謝絕掛名。楊絳因翻譯《唐·吉訶德》而獲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大獎,西班牙駐華使館請她,第一任大使邀請,她謝絕了;第二任大使送來正式的書面邀請,她正式地書面謝絕了;第三任大使通過原社科院院長馬洪去請,她才賴不掉了。錢鍾書不無得意地對人說:「三個大使才請動她!」 






 
林則徐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
  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后說:「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纔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庚子事變後,袁世凱訪榮祿,兩人對「立憲」、「練兵」做過一番深談。袁氏歸後,對心腹說:「滿員中止一榮中堂,而暮氣已甚。余則非屍居,亦乳臭耳,尚何能為?」榮祿則對同僚說:「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駕馭之。」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惟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蔭、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為人樸實,翁則客氣,潘真率,翁則一味藹然,雖其門下士子亦無不答拜,且多下轎深談者。潘對王伯恭說:「翁叔平雖然做了皇上的老師,其為人專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說:「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後來又說:「翁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范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范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兩人意見合起來,就是由小學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發明厚黑學,從中外古今的歷史來考查,發現從古及近的大人先生們沒有一個人脫出厚黑範疇之外。最初的靈感來自三國英雄。他說,曹操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什麼都不畏懼,真是心黑到了極點。劉備的成功全靠臉皮厚,依附這個依附那個,而且生平善哭。他們一個心肝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並為雙絕,誰也奈何不了誰。而孫權呢,心黑比曹操差一點,臉皮比劉備薄一點(比常人還是厚多了),於是三人誰也降服不了誰,只能將天下一分為三。他由此為起點發明了厚黑學,並自封厚黑教主。別人問他為什麼罵人,他就說:「我那裡敢罵人,我是在罵自己。」

  張伯苓比較了美國與德國一戰時的交戰情況:「比起來德國是整齊,美國是散漫,然而美國能勝德國,其中不無原因。德人為機械的,其腦筋為兵官,其靈魂為國,為大皇帝,為國魂;美國人則一人算一個,如不打即不打,打則手腳打,腦筋亦打,靈魂亦打。這個分別,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主體的,德國人是有頭有戶,美國人則純然是民主精神,個人都為頭,組織起來則整然有序,散之則各自為主。」

  林琴南古文情調的譯述傾倒過一代人,本人卻有怪脾氣,他曾九謁崇陵(德宗陵),自稱「清室遺民」,而又是贊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國初立,他毅然剪去辮發以為諸老倡。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他勸告同鄉人陳寶琛、鄭孝胥,說是此舉不僅足以危害國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對自己矛盾的行為,他解釋說:「我中過舉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覺是一個遺民了,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佈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啟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

  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孫中山曾說:「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俄國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國和英國在岸上大喊,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孫中山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但是,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赴俄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書給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還

  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廷黻對軍閥不滿,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丁文江責備他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瞭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更有貢獻。」

  張國燾曾和陳獨秀為黨務爭吵,陳對張國燾的做法極為氣憤,他說:「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這等於僱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張國燾冷笑說:「我看你雖然不贊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更生氣,追問說:「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顧頡剛說,中國的古史是一篇糊塗賬,二千多年來隨口編造。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裡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顧稱這種現象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丁文江主張直接干預、改良政治制度。他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能力。」胡適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談政治的誓言,「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義」演講,說:「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1923年,蔣百里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他以為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候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顧維鈞認為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眾情緒激昂,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顧維鈞對這一點最有反感。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人的家,那裡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驊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他掌管全國文教,頗有建樹。他的信念是:「我們教書的今天參加中樞政治,至少要為文教方面做點事。」他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進中國教育制度的現代化,他說:高等教育「應求充實,勿事鋪張,必須提高研究學術之程度,並注意於實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應切合社會需要,救濟國民生計」;同時,「對於成年文盲之充斥,須力謀掃除」。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裡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費鞏年輕時學成回國曾取道蘇聯,朋友問他對蘇聯的印象,他說:「總的印象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標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麼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著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 






 
明白的人不用辯,糊塗的人辯什麼
  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糊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佔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燬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佈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驊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產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喫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與輕與重。」周作人答說:「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蔣百里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王陸一系「三原才子」,於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征哀詞,應者數百,惟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復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於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面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於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陳獨秀晚景淒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也。」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194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參政會議代表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五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一見傅斯年就以學生身份請傅代他向胡適問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長談。毛給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時可謂有天壤之別:北大時毛澤東是窮弱書生,旁聽者,傅是風頭人物,學生領袖;延安的毛澤東有很強的個人權威,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並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禮堂,看到各地領導獻來的密密匝匝的錦旗、決心書等,傅情不自禁地說:「堂哉皇哉!」

  陳光甫對王世傑說,國民黨若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張季鸞以國士自許,他對王芸生說:「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作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胡風曾給綠原寫信,談到盧卡契:「我們只要能有這樣的理解,就好辦了,其實他說的也只是常識,但他能懂得,而且有決心這樣做,這就使我們亞洲小民不勝羨慕之至了。但我擔心還是不會在亞洲得到注意的。這不僅是『思想上的懶漢』問題,還有一個只要劍而不要經的傳統嗜好問題,用劍,那是多麼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風的命運後來果然比盧卡契悲慘得多。

  1948年,國民大會召開,余漢謀被委任為陸軍總司令。一年後,他就職廣東綏靖主任,回到廣州激憤地對人說:「我以前沒有做過京官,很少接觸黨國要人,總以為他們對國家大事會有一套辦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幾個月陸總,和他們接觸多些,才使我認識到這班官僚飯桶。二三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絕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 






 
張恨水: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20世紀50年代,中共請人給自己提意見。在中華全國新聞界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吳冷西點名要張恨水發言,張站起來,馬上說:「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桿,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桿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反右期間,江蘇省成績太差,毛澤東問江渭清:「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江說:「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毛說:「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江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毛澤東派彭真、康生來督陣。江渭清請彭真來省委常委講話,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因為見省委常委和各地市縣主要領導中無一人打成右派,彭真不悅道:「江蘇為什麼不打右派?江蘇還有沒有右派?」江渭清說:「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毛澤東在廬山會義期間跟「秀才」們坦言,他40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在江西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毛澤覃發脾氣,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剛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他說,胡適對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最不滿胡適的,是他並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滿足於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1962年,楊振寧與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台灣學術界主流曾對錢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見」,而楊聯升對錢卻極為推重,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認為錢之《朱子新學案》提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原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惠浴宇對極左思想給中共帶來的破壞有深切陳述,他說:「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賈植芳跟胡風感情極深,胡風逝世之後,他極為悲痛,在追悼會上嚎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認為,胡風有忠君思想,並為此所累。他挽胡風聯說:焦大多嘴吃馬糞,賈府多少有點人道主義;阿Q革命遭槍斃,民國原來是一塊假招牌。

  沈從文訪問美國人,老朋友鍾開萊對他說:「你在《從文自傳》中寫殺人,讓犯人擲爻決定生死,說犯人活下來的機會占三分之二(陽爻、順爻:開釋;陰爻:殺頭。),那不對,應該是四分之三(陽爻一,順爻二:一陰一陽與一陽一陰;陰爻一。)」

  阿城說:我的許多朋友常說,以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當會出現在上山下鄉這一代,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質是狹窄與無知,反對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質限制,而在意識上變得與它一樣高矮肥瘦……又不妨說,近年評家說先鋒小說顛覆了大陸的權威話語,可是顛覆那麼枯瘦的話語的結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顛覆中學生範文會怎麼樣呢? 






 
中國之大,竟尋不出幾個明白的人
  王照說:「中國之大,竟尋不出幾個明白的人,可歎可歎!」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徵,並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孫家鼐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

  康有為有《草堂示諸子》詩云:「聖統已為劉秀篡,政家並受李斯殃,大同道隱禮經在,未濟占成易說亡。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只有一公羊,群龍無首誰知吉,自有乾元大統長。」

  1907年,陝西留學生黨松年等人在東京創辦《秦隴》雜誌,請張鳳翽寫稿,張說,「你們這些醋桶子用筆桿子革命,我們軍人革命,要用槍桿子。」一笑了之。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魯迅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林紓曾說:「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國維說:「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新文化運動時,柳亞子響應反孔言論,主張「非孝」,說父子應以兄弟相稱。他寫詩給兒子柳無忌:「狂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爾公。」他還進一步主張廢除倫常,在一首詩中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

  李大釗說:人生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最艱難的時候改造國運。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陳光甫說:「天地間事物有重於金錢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遠勝於得一人之金錢。」「上天不負苦心人,為社會服務,利在其中矣。」 






 
做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則出命,「我出命」。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顧維鈞曾反覆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惲代英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同事,被捕後,蔣勸降不成就將其殺害。惲坦然處之,他在獄中寫詩: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蔣百里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郁達夫談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於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歷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歷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跡,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歷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1937年,傅雷為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下獻辭:「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首先要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面,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只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復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復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僕人一樣困難。」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回答道:「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蔣介石曾向侍從室的唐縱說:「在現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
  張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有人說,舉目四望,當世已無教育家。

  馮友蘭曾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在表面看起來,似乎很不注重哲學,但在骨子裡,我們這個世界是極重視哲學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數國家裡,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學。在這一點我們可見現在的人是如何感覺到哲學的力量,每一種政治社會制度,都需要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必須有了理論上的根據,那一種政治社會組織,才能「名正言順」……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都立一種哲學,以為道統,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係。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名聞海內外,他以為中國落後是因為不能「在數字上管理」,「數字管理也可稱為經營上的管理。在一些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通過金錢、金融的方式來管理,彼此的關係不能以金錢、資金等數字化概念來描述,這就是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社會,如中國明末的農業社會。印度農村社會也是如此,不依金錢交易關係,而按照種姓制度,以種姓分工來管理。現今世界上不少地區,將社會習俗與宗教溶為一體,實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會,回教的中東和北非社會等,也都屬於不能實行數字管理的社會。欲實行數字上的管理必須廢除特權、社會隔絕情況。」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聶紺弩不僅寫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長篇小說人物論,而且他的詠《水滸》、《紅樓夢》等書中人物的律詩也在朋友間傳誦一時。如他的詠林沖的句子:「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慷慨悲涼,催人淚下。

  聶紺駑有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殷海光說:「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

  顧准說:「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余英時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楊振寧說:「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北島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路遙常說:「靠寫小說掙稿費賺錢,就和靠賣血賺錢一樣。」

  陳映真說:「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況……我始終認為,只要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沒有解決,只要資本主義不是人類最後的答案,人類就留下了對於社會主義選擇的可能性。」

  葦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於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王小波說:「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 






 
名人經典遺囑
  袁世凱自挽:「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孫中山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40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1916年11月8日,蔡鍔溘然長逝,年僅35歲,去世前口授蔣百里代寫遺電:「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於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在川陣亡將士及出力人員,懇飭羅、戴兩君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

  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魯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施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張自忠給馮治安留下臨陣遺囑說:「無論做好做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弘一法師臨終寫下「悲欣交集」四字。他致夏丐尊的遺書:「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月□日遷化,曾賦二偈,附錄於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謹達不宣。音啟。」遺書的月日,都空著,他圓寂後,由侍疾僧補填。

  羅振玉挽自己說:畢世寢饋書叢,得觀洹水遺文,西陲墜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殘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淪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蹕,壬申於役,丁丑乞身,補天浴日竟何成。

  盧作孚自殺前,留下一紙遺書,只有兩行字:「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周作人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說:「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50年來的心願,識者自當知之。」並在遺囑前說:「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遺言裡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15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汪曾祺說:「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裡,這,才叫活著。」

  穆旦詩:「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錢鍾書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他的名言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馮友蘭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

  李澤厚給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寫序,開首句為:「82歲高齡的宗白華老先生的美學結集由我來作序,實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贊一言?」

  黃萬里遺言:萬里老朽手啟予敏兒及沈英夫婦弟妹: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萬里遺囑,2001年8月8日手筆候存。 






 
江忠源包送靈柩,曾國藩包作輓聯
  曾國藩愛寫輓聯,以至於他給活人生挽。活人忌諱死,他就偷偷地寫。某年新春,好友湯鵬到曾府拜年,延入書房聊天,看見硯台下壓著幾張紙,以為是新作詩文,便要拿來看看,豈料曾死死護住,怎麼也不給看。湯搶將過來,原來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十幾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敬挽」一番的輓聯稿。湯大怒,拂衣而去,自此斷交。而江忠源篤於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他一定想法送友人屍骨返鄉。時人撮合兩人行跡,說是「江忠源包送靈柩,曾國藩包作輓聯」。

  左宗棠挽曾國藩:「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李鴻章挽曾國藩:「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左宗棠為陶澍撰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鄭孝胥挽張勳:「使我早識公,救敗豈無術;猶當歌正氣,坐得桑榆日。」

  張勳死,王雨辰挽說:「江西只有兩個人:不幸李烈鈞敗亡!更不幸這位大帥死亡矣!這怎麼得了啊;在下要問一椿事:是從前清朝好呢?到還是活在民國好呢?咦恐怕難說吧?」

  趙爾巽在清朝即有人望,國變後他出任編撰《清史稿》的總裁,開始以史家眼光看待時局。張勳死,他寫輓聯:「英雄成敗皆千古,師友交期盡九原。」

  章太炎挽孫中山:「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初萌,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是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楊度挽孫中山:「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陳炯明挽孫中山:「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章太炎挽孫中山:「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李大釗挽孫中山:「廣東是現代思潮匯注之區,自明季迄於今茲,漢種孑遺,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類皆孕育萌興於斯鄉,先生誕生其間,砥柱於革命中流,啟後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餘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中華為世界列強競爭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經濟侵凌,甚至共管陰謀,爭思奴隸牛馬爾家國,吾黨適於此會,喪失我建國山鬥,雲淒海咽,地黯天愁,問繼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億兆有眾,惟工與農,須本三民五權,群策群力,遵依犧牲奮鬥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

  陳炯明之死,吳稚暉挽以聯曰:「一身外竟能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十年前所索悔過書,黃泉送達,定邀師弟如初。」

  朱執信不幸遇害,孫中山聞訊極為悲痛,「如失左右手」。陳獨秀在輓聯中稱譽說:「失一執信,得一廣東,得不償失;生為人敬,死為人思,死猶如生。」

  於右任寫陳其美詩:「十年薪膽余亡命,百戰河山吊國殤。霸氣江東久零落,英雄事業自堂堂。」

  1916年10月31日,黃興在上海病逝,蔡鍔在日本接到噩耗,致輓聯說:「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貫徹實行,是能創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驚起揮淚,難為臥病九州人。」

  梁啟超挽康有為聯:「祝宗祈死,兩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殘;西狩獲麟,微言遂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 






 
不因南海讓當仁
  蔡元培挽梁啟超:「保障共和,應與松坡同不朽;宣傳歐化,不因南海讓當仁。」

  陳少白挽梁啟超:「五就豈徒然,公論定當憐此志;萬言可立待,天才端不為常師。」

  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挽子聯:「考史詩所載,沈湘捉月,文人橫死,各有傷心,爾本超然,豈期邂逅罡風,亦遭慘劫;自襁褓以來,求學從師,夫婦保持,最憐獨子,母今逝矣,忍使淒涼老父,重賦招魂。」

  王國維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稿葬於清華塋地。」

  陳寅恪挽王國維聯:「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造命倍傷神。」

  趙元任挽劉半農聯:「十載唱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

  厚黑教主李宗吾去世後,任瑞如先生輓聯說:「教主歸冥府,繼續闡揚厚黑,使一般孤魂夜鬼,早得陞官發財門徑;先生辭凡塵,不再諷刺社會,讓那些污吏劣紳,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李堅白挽李宗吾說:「寓諷刺於厚黑,仙佛心腸,與千正言先後輝映;致精力乎著述,賢哲品學,擬廿四史今古齊名。」

  蔡元培挽魯迅聯:「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做空頭文學家。」

  1942年陳獨秀去世,陳銘樞挽曰:「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蔣介石挽胡適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路翎死後,牛漢輓聯:「天下之大事業多艱奈何容不下路翎忠貞之輩;文藝多艱人才多難且問為什麼左痞廟堂不衰。」

  馮友蘭挽梁漱溟:「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啟功挽梁漱溟:「紹先德不朽芳徽,初無意,作之君作之師,甘心自附獨行傳;愍眾生多般苦諦,任有時,呼為牛呼為馬,辣手唯留兼愛篇。」 






 
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
  左宗棠以狂出名,一次與曾國藩議事,兩人不和,曾說:「季子自鳴高,與我心期何太左!」(季高,左宗棠字)左對曰:「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

  左宗棠曾題神鼎山一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左將此聯派專人送胡林翼轉曾氏,請共同刪改,試探胡曾兩人意向。胡拆看後,一字不動,加封轉曾,曾將「似」改為「未」,原封退胡,胡拆閱,在箋尾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

  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問鼎之意。

  曾國藩打下南京以後,勸其稱帝者不少。一天晚上,曾國藩審完李秀成後,入臥室休息,30員將領集於前廳,要求曾氏接見。曾國藩問九帥(即其弟曾國荃)來了沒有?等抱病的曾九帥來後,曾良久不語,後命左右取來大紅箋紙,揮毫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擲筆而去。眾人咋舌,歎息,點頭,木然呆之。曾國荃始憤然,繼則凜然,對眾人說,誰敢有什麼話說,此事我一人承擔。眾人聽後才散去。

  丘逢甲「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年僅14歲由父親陪同到台南參加院試,得到主考官丁日昌的賞識。丁出上聯「甲年逢甲子」。丘對以「丁歲遇丁公」,因此被丁贈以「東寧才子」(即台灣才子)的美譽。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辛丑議和,李鴻章與張之洞意見分歧,李說:「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反唇相譏:「少荃(李鴻章字)議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當時文人認為這是一幅絕對,妙趣天成。 






 
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慈禧為廢光緒,曾向各省督撫發密電徵求「廢立」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刻回電反對,說出了日後流傳甚廣的名言:「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1904年,慈禧70大壽,章太炎寫下一副對聯,傳誦一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當時山河破碎,大廈將傾,而朝廷為祝壽仍然要大慶,仍然要收重物,故章如此。當時在湖北的辜鴻銘也口占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清末,段祺瑞帶兵去打漢口的革命黨,他忽然帶頭給清家打來一個電報,說什麼兵力單薄,糧草缺乏,勸清家皇上退位。這一來把清朝給交代了,成立了民國,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段祺瑞當上陸軍總長,執掌全國兵權。世人稱段,「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張勳復辟,黎元洪避難日本使館。段祺瑞「再造共和」,繼任總理,他親至日本使館謁黎,請其復職。黎以此次明令張勳率兵入衛,釀成巨變,應負全責,愧對國人,決心下野。黎通電語極痛切,系出於饒漢祥之手。此君長於駢體。通電之末,有警句云:「豈有辭條之葉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辜鴻鳴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只見一個茶壺倒多個杯裡,未見多個茶壺往一個杯裡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離京赴天津,隨即南下上海、杭州。離京前,他曾留下一則《啟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他寫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1921年底,張作霖擁立親日派的梁士詒組閣,梁與日本密商山東問題,答應用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同意將該路作為中日「合辦」。吳佩孚得知後立即痛罵梁內閣「賣國媚外」,張作霖則公開指責吳佩孚作亂,破壞統一,兩派衝突漸趨激烈,指責電報你來我往。其中吳佩孚馳電回擊張作霖說:「《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為欺世。」

  張宗昌能詩,其《笑劉邦》曰:「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其詩中「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娘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其二,《俺也寫個大風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陸小曼對徐志摩說:「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初期困難重重。在經費的籌措問題上,主要靠個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會良好聲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軍閥楊以德就給南開捐助很多。學生因此抗議,反對曹、楊為學校董事,認為不能以校董換取捐款,否則有損南開名聲,張伯苓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林語堂撰聯自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世稱其為「幽默大師」,他曾舉釋迦、基督、孔孟老莊之言來闡釋幽默精義,說是「我們人都是有罪的,但我們也都是可以被寬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吳稚暉勸馮玉祥放棄干戈,馮親擬一電報致吳:「南京吳稚暉先生:頃接先生之電,迴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復先生一電,文曰:『革命數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豈不太好看乎?請先生諒之。馮玉祥寒日。」

  吳佩孚到北平後,華北局勢日趨嚴重,駐北平國民黨高級負責人經常有所更動。從張學良、何應欽、黃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時,蔣介石擬派人迎吳南下,因吳表示不願而止。當時上海商會電箴吳保持晚節,吳有皓電回答說:「生平期關岳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
  邵元衝到廣西遊玩,見李宗仁、白崇禧,私談後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郭沫若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寫「國難聲中懷知堂」,說是「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說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假使他「到南邊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麼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

  抗戰期間,愛國華僑陳嘉庚向重慶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此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而遭囚禁中的一段歷史:「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裡,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蘇青著有《結婚十年》,其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權,她要的是婦權——家庭主婦的正當權益。其婦權主義綱領僅將聖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戰中,甘地與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與尼赫魯等人一同被捕,蔣介石多次呼籲雙方和解。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面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宋遂及時轉告羅斯福,羅告印度總督:「無論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絕食而亡。」印督答稱:「如彼欲死,似無辦法。」宋美齡插手,使英國政府極為惱火,向外長宋子文抗議,宋答說:「這件事不足為奇,因為蔣夫人是位婦女,說話時會感情重於理智。」

  顧維鈞的態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抗戰期間,文化界人士聚會重慶。一天,曹立庵陪柳亞子和郭沫若在重慶街頭小飲,酒至半酣,柳亞子乘興對郭沫若說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聽心領神會,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詩人畢竟是英雄。」吟罷兩人相視大笑。

  抗戰結束,中國報紙流行「八年抗戰,最後慘勝。」

  夏濟安與卞之琳是同事,過從甚密,日記中頗多涉及卞、張之戀。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補牙齒,酒後發牢騷云: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國民政府自稱要結束「訓政」,舉行所謂「全民大選」。競選活動激烈,於右任參選,其人書法聞名國內外,連夜趕寫了近千幅「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準備分贈國大代表,以示親切和拉攏。記者問他參選有何後盾,於答:「我有條子。」記者大吃一驚,於恆無私產,何來金條?原來是指其趕寫的條幅。

  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裡是做學問的樣子?」 






 
少數騙子統治多數啞子
  民國時,王亞南說:「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麼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答道:「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的時候,遇見聶紺弩,其時餐廳的服務員都神氣得很,催她們上菜,帶搭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指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還不好?」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因為「我們都被隔離於社會,想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思想現象已經沒有了基本條件。」他跟儲說:「我現在只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裡搜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沉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陳寅恪在抗戰時寫給勞干、陳述的信中說:「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到了60年代,中共高級幹部胡喬木、陶鑄拜訪陳,陳談到自己的書稿難於問世,發牢騷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趕緊勸慰道:「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學張元勳冒充未婚夫探監,林昭同樣機智回答獄方,事成。會面時,林昭揭示說:「我們這裡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裡謬誤已是習慣!」林毫不顧忌在場之「政府」,她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麼能是政府呢?我怎麼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林彪倉促「叛逃」,其乘坐飛機被空軍雷達發現,空軍司令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攔截,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後期,馮友蘭、魏建功、林庚、週一良四名教授進江青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舒蕪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道。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後,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

  1979年,當張志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各種媒體之中時,整個社會震驚了!無數雙善良的眼睛面對張志新美麗的眸子流下了淚水,一時間,人們用淚水寫下的詩歌傳誦在中國大地:

  「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韓瀚:《重量》)

  「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淨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熊光炯:《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我們有八億人民,我們有三千萬黨員,七尺漢子,偉岸得像松林一樣,可是,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卻是她,衝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廈的棟樑!」(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以電報形式發到後者手中,其中談到蔣最愛的言論:「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國家。」大加讚賞說:「旨哉斯言,何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待;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廖還在信中說:「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清希珍重,佇候復音。」

  唐德剛說:「中國的近代史就如過三峽,非兩百年不為其功,現在已快出峽,約再有三、四十年,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就能走出坦途。」此為他一生治史之結論:「三峽論」。

  李敖說了這麼一句話:「神話有三種:第一,盤古開天地;第二,台灣獨立;第三,台灣反攻大陸。」 






 
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
  陳光甫說:「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上海銀行是苦出身。」「銀行一事是為耐勞守苦者終身之職業,但絕非吾人投機發財之地。」

  冰心晚年,當人問起她的近況,總是平靜地說:「我是坐以待斃。」既是斃,也是指幣,表示她坐等稿費的來臨。

  當時有人問美國越戰紀念碑設計者林瓔:「你認為人們會喜歡你的設計嗎?」林瓔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他們會被感動。」

  沈君山為人稱台灣四君子之一,他早於鄧小平主張「一國兩制」,後為區別鄧公國策,稱為「一國兩治」。

  於省吾說:「在讀書人中,我是有錢的;在有錢人中,我是有學問的。」

  啟功常有妙語,他的「自敘」:「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閒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識超。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繁繁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從此後,定收攤歇業,再不胡抄。」

  啟動又有自撰墓誌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
  甲午戰爭前,中國和日本在朝鮮進行較量。中國作為朝鮮的宗主國,在保護方面措置失宜,使日本得寸進尺,清軍從朝鮮退到遼東,屢戰屢敗,屢敗屢退,當時有歌謠諷刺:「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

  徐大椿作《道情詩》說: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過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只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維新變法失敗,袁世凱以兩面派手段得到慈禧賞識,陞官發財。當時社會上曾有民諺,語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清末,京城流傳順口溜說:太醫院的藥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祿寺的茶湯,鑾儀衛的刀槍,金魚池的婆娘。譏諷它們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來,中國人被騙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無數,這些人被稱為「豬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樣。當時閩粵人的孩子,到了16歲,為父兄的便特別戒嚴地吩咐說:「行路時須警惕著,提防別人拐你去賣豬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時失蹤,第一個判斷必定是說:「哼!又被人拐去賣豬仔了!」

  晚清時候,袁世凱、張之洞、岑春暄為最具實力的封疆大吏,陳夔龍說:「時論南皮屠財,項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傳幾遍中外。又謂南皮有學無術,項城有術無學,西林不學無術。」

  清末宣統初年的時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謠云:「清受天命,十傳而亡。」查清廷由順治而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為十傳。又有宣統拆字謠:「日宣三德,歷算三統。」解云:「宣統二字,皆暗合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果真宣統三年而絕。

  民國代替了王朝,似乎翻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但社會混亂,政治腐敗不見減少,且更形嚴重。其間尤以袁世凱篡權竊國「八十三天皇帝夢」最為醜惡,其時有對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復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騂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辛亥革命後,漢人剪除辮子成為去舊圖新的標誌,張勳頑固,清帝退位後仍表示忠於清室,所部禁止剪辮,被稱為「辮帥」。1917年6月14日,張帶領數千「辮子軍」開進北京;7月1日,張勳擁溥儀復辟。這一下,京城很多剪辮子者都慌了,有歌謠云:「不剪辮子沒法混,剪了辮子怕張勳。」一時間,有假辮子風行北京城。誰知,真假辮子風行僅12天,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便攻入北京,宣統皇帝溥儀再次宣佈退位,一場鬧劇很快收場。又有歌謠云:「宣統回了朝,禿頭要開瓢。宣統跑了,禿頭好了。」 






 
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
  一戰期間,段祺瑞政府從日本借參戰款,也練了「參戰軍」,卻未曾派過一兵一卒去參戰。他本意是練兵打內戰,故時人說他對外是「宣而不戰」,對內是「戰而不宣」。

  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後,全國各地各界函電交馳,施行救援。其安徽鄉人也不甘人後,識與不識,皆為之說話。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認為陳「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鹹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准予保釋。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說:「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里後進,保全省釋。」六年後,胡適跟陳獨秀提及時還念念不忘:「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

  1938年,隨著日軍的迫近,廣州的滄陷迫在眉睫,當時主持廣東省、市軍政大計的余漢謀、吳鐵城、曾養甫等要員完全束手無策,以致小報上曾出現了這樣的笑話:「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抗戰結束,劫收開始。當時淪陷區流傳不少關於劫收民謠:「河裡漂來的(乘輪船前往的)不如地裡滾來的(附近坐汽車去的);地裡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乘飛機去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原來就在那裡與漢奸打成一片的特務),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麼都快)。」

  1946年,台灣省所徵稅款提高了58倍,據說有一位老人向稅務官質問:「你們把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的稅金都一起向我們要嗎?」當時人形容為「狗去肥豬來」,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貪官則是肥豬,又說:「前門剛趕走了狼,後門又躥進了豬。」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閉,組織妓女學習勞動技藝,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妓女們自編自演活報劇,唱道:「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

  柳亞子在故鄉有稻田千畝,建國後政府徵糧觸動其財產。其鄉間戚友為無法交納徵糧款,紛紛致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亞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寶後》一文中,就正在進行的土改所觸及自身的利害發出了「有代價補償」的感慨:「余雖土改後喪其田戶,以濫竽充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故月得大米若干,猶不虞凍餒。」

  「文革」後期,曾有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悄悄流傳,準確地概括了極左路線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夏衍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紀90年代初,高陽、唐浩明的歷史小說流行起來,市井謠傳:經商要看《胡雪巖》,做官要看《曾國藩》。 






 
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
  肅順對滿人暴戾,對漢人謙恭,他曾對人說:「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故其受賄,亦只受旗人,不受漢人也。漢人中有才學者,必羅致之,曾國藩、胡林翼之握兵柄,亦皆肅順主之。辛酉政變,肅順被捕,亦與其得罪滿人戚貴有關。

  天津教案發生後,清政府立刻命令曾國藩火速查辦,曾知道洋人難纏,臨行前給兒子寫好遺書,準備以死赴任。曾到任後屈從洋人意思,先後逮捕80多人,一時輿論大嘩,不少人指責他「畏葸辱國」,還有人說他媚洋害民。曾自己也感歎:「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民初,逐僧毀寺漸成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上山,指名捉拿虛雲。虛雲隻身往見。李根源責問:「佛教何用?」虛雲答說:「自古立國皆以政教並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為之折服。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張作霖在孔子誕辰的時候,會脫下軍裝,換上長袍馬褂,跑到各個學校去,向老師們打躬作揖,說我們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虧諸位老師偏勞,特地跑來感謝云云。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龍泉寺,陸建章負責執行。陸說袁曾手示八條保護太炎,如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抄;毀物罵人聽之,物毀再購;早晚派人巡視,恐生意外,等等。陸對人說:「太炎先生是今之鄭康成。黃巾過鄭公鄉,尚且避之。我奉極峰命,無論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護之;否則並黃巾之不如了。」

  馮玉祥逼宮後,接管清室寶物。張作霖聞訊大怒,急想染指故宮寶物。1928年5月,北伐軍兵臨城下,張調動數百輛軍車,準備把故宮博物院的寶物擇其貴重者全部運往瀋陽。交通銀行經理葉恭綽往見張說:「大帥差矣!人家一向造馮玉祥的謠,說他逼宮盜寶,但無確實證據,說說而已。如今大帥調用數百輛大車公然入故宮搬取寶物,則將來人們就會說盜寶的是張大帥而非馮玉祥了。」張聞言恍然大悟,連聲說:「我幾乎上了大當,快把車子撤去。」

  韓復矩曾視察青島大學,由青島市長沈鴻烈陪同。沈市長介紹時說:「主席,這是我們自己的學校,你不必客氣,有什麼指示,儘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韓主席沒有什麼指示,他只「嘿嘿」了兩聲之後慢條斯理地說,「我沒有什麼話說,各位老師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韓復矩的山東省政府成立不久,就開各廳處預算審查委員會。為使收支相符,有人提議削減教育經費,全體贊成,教育廳長何思源堅決反對,兩下爭執甚為激烈。話到激昂處,何說:「這不是我個人的事,事關後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這樣;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這一下使韓無法躲閃,結果他表示決不減少教育費,以後每年還得增加,最後他站起來說,「決不欠你的教育費,你放心吧!」

  1941年,張大千跋涉8000里,到達敦煌。到達千佛洞那天,天還沒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燈入洞探視。原訂計劃是到那裡觀摩三個月的,第一天大概地看了一些洞,他對太太和子侄說:「恐怕留下來半年都還不夠。」張大千觀察千佛洞時發現,千佛洞在坐西面東的山崖上,早晨有陽光射入,再加上氣候乾燥,毫不潮濕,所以洞內的內藏能長達數百年而不損壞。不過,三百多個洞窟之間,路徑卻崩壞了,他只好一面探洞觀畫,一面修路開道。「老實說,我到敦煌之初,是抱著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視了千佛洞之後,眼見每洞由頂到底,都是鮮明的壁畫,瞠目驚歎之餘,真是自覺渺小。」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殷海光面對當時的思想爭論,曾問金岳霖:「哪一派是真理?」金沒有正面答覆,他沉思地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問:「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說:「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

  段錫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藍雲白,段錫朋卻讓女兒看樹下泥築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著他們穿什麼,住什麼,」段說,「大多數人就這麼活著的。這是我們這輩的過錯,也就是你們的責任了。」

  1995年,作家鄧賢已經在他的長篇巨製《日落》中說:「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曲解了歷史,現在糾正還來得及。」他在另一部歷史反思著作《大國之魂》裡說:「歷史可以忘卻,但不應篡改。」 






 
我死後,華夏文化亡矣
  章太炎說:我死後,華夏文化亡矣!

  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將在廣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辭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料,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托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捨此則無可禦侮矣!」

  曾國藩認為,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拜上帝,不僅是他的敵人,也是全民族的敵人。他在「討賊檄文」中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話是:「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18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殺,遺書說:「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現了其「必將死義以救末俗」的志願。梁的自殺,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新舊兩派的人物都對他為道德理想獻身的精神表示極大的敬意。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於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陳其美有一口頭禪:「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為人題詞書贈還愛寫以下一類壯詞:「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兒大節,光與日爭。道之苟直,不憚鼎烹。渺然一身,萬里長城。」「有萬夫不當之慨,無一事自足於懷。」 






 
天下沒有最後結論,天下也沒有停頓
  民國時期,馮友蘭曾給洋人講《莊子》。有一天,他走進一個叫恆石安的外國人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給人家說:你們西方人總想找個你們可以停下來作最後結論性的發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沒有最後結論,天下也沒有停頓。《易經》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後一卦是,未濟,「尚未完成!」

  五四運動時,李大釗年僅30歲,年輕的教授說:「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日,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馮玉祥在任「陸軍檢閱使」時,原配夫人劉德淑病逝,有些原來抱獨身主義的北京姑娘,放棄了永不嫁人的主張,想成為陸軍檢閱使夫人。馮玉祥選擇的方法很特殊。他採取當面考試的辦法以定成否。他問對方:「你為什麼和我結婚?」許多姑娘羞澀地回答說:「因為你的官兒大,和你結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說:「你是英雄,我愛慕英雄。」這樣的回答,馮玉祥將軍都是搖頭,以表示不可!當馬伯援介紹李德全和馮玉祥見面時,問李德全為什麼要和他結婚,李德全爽直地說:「上帝怕你辦壞事,派我來監督你!」馮對這一回答,頻頻點頭,認為這個女子不凡,隨即奠定了兩人結婚的基礎。

  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遊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隻屎克螂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面時忽然滾回原地,屎克螂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嘗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都說,它的恆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1927年7月,林巧稚以優異的成績從廈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了。父親林良英問她畢業後打算做些什麼?她說想考協和醫科大學。「協和?那得幾年?」「8年吧。」林巧稚故意說得很輕巧。 繼母在一旁大聲嚷起來:「啊,8年?那得多少錢啊!」「每年總要四五百個大頭(銀圓)吧。」林巧稚囁嚅著低下了頭。「上大學幹什麼?女孩兒家,嫁個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現在已經是20出頭的人了,再上8年學,還嫁給誰呀?」繼母說。林巧稚倔強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輩子也不嫁!」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台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魯迅從不以為在上海「亭子間」的寫作會脫離社會,他說:「這也是生活。」「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左翼思潮興起時,一些追求進步的青年自居信徒,黨同伐異。徐懋庸曾對魯迅說:「對於他們(指胡風、黃源等)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此魯迅反問道:「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魯迅還說:「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魯迅去世前: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蒙文通年青時曾請教何拔儒:「先生,主流歷史學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說:「歷史不是一次就寫定的,誰寫在最後,誰寫得最好。」何講了自己在留學期間聽到的許多故事:發現集合論的康托爾、發現非歐幾何的羅巴切夫斯基、發現群論的伽羅華,都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康托爾、羅巴切夫斯基很年輕就獲得了教授頭銜,但是他們產生了新創見後,不被自己的老師、朋友、親人、同事所理解,並備受打擊,被逼瘋,被逼死或被逼去參加決鬥。這種現象也許長期難以改變,因此他願意埋名鄉里,多做些具體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捕,他在獄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寫詩說:「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裡爬出!我只能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台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盡快動身去台灣。林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20世紀50年代初,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錢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戲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講是互不嫌棄
  1962年的夏季,李萬春帶著內蒙古京劇團進京匯報演出。章詒和受父母命前去登門拜望,告辭的時候,李萬春一家人把章送到大門口。李萬春握著章詒和的手說:「回去給令尊大人問好,給令堂大人問好,再替我問候黃(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這四個人是什麼人?這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級的四大右派,被統戰部圈定為農工黨的「章黃李(李)反黨集團」。李萬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與發配內蒙,皆源於此。章詒和大為感動,一下子哭了。李萬春不知所措,李的夫人李硯秀在一旁勸慰道:「別難過,戲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講的就是互不嫌棄。」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箇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樑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在寫給兒女的信中,他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歎: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瞭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蔣勳偶爾路過一家裱褙店,看見台靜農的一副對聯:「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在蔣眼裡:「台先生的字體盤曲扭轉,彷彿受極大阻壓的線條,努力反抗這阻壓而向四邊反彈出一種驚人的張力,筆畫如刀,銳利地切割茫然虛無的一片空白,」蔣因此震動,「書法在中國已經不是為了視覺享受的藝術,書法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美學」。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成捨我16歲時立下志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

  由於身患重病,葦岸在醫生和親友的反覆勸說下,被迫像吃藥一樣地開了葷,一度中斷了堅持一輩子的素食,為此,他在臨終前深表愧悔,讓妹妹記下他最後的遺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間沒有把素食主義這個信念堅持到底(就這一點,過去也曾有人對我保持懷疑),在醫生、親友的勸說及我個人的妥協下,我沒能將素食主義貫徹到底,我覺得這是我個人在信念上的一種墮落,保命大於了信念本身。」 






 
不願和人再談文學
  1898年,曾樸認識了陳季同將軍後,方才知道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他曾勸林琴南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聽不懂他的勸告,他對胡適說:「我在畏盧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後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准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云:『狗與華人不准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濱,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游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為寫出《大同書》後,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

  《蘇報》案發生後,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甚麼功名呢!」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歎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五大臣出國考察遇刺,紹英受傷較重,端方急欲啟程時他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孫中山前妻盧夫人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徵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唔夠,更唔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啟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頌華、李仲武等由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合派到蘇俄採訪。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調查方法,因為他們並無新聞記者的經驗。俞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一度社會上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孫中山到北京後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推薦中醫。但是孫中山不願服中藥,他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仍舊一再勸他吃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只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

  郁達夫敏感。在北伐勝利的歡呼聲中,他就懷疑革命投機者引發左右的攻擊。國共分裂後,他又直率地對美國記者和好友徐志摩說:「我不是戰士,只是作家。」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訐,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聯除了他的名,他長時間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我來劍橋,不是為了得學位的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學歷當助教,破了清華先例,但卻是教授會一致通過的。再一年半升講師,然後當了兩年研究員。1936年,他26歲,就到英國留學了,就讀最著名的劍橋大學。但他不願讀博士學位,只求做個Visitor(訪問者)。因為做訪問者可以衝破束縛,同時攻讀七、八門學科。他說:「我來劍橋,是為了求學問,不是為了得學位的。」直到後來,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文憑。

  任鴻雋曾對新入學的學生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才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什麼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裡,怎麼能組織起來為抵抗強日。」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教授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鄭昕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面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岳霖的邏輯課,金教授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1949年1月,傅作義召集北平的學者名流開會。徐悲鴻說:「北平是一座聞名世界的文化古城,這裡有許多宏偉的古代建築......希望傅作義將軍顧全大局,服從民意,使北平免於炮火摧毀。」康有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兒康同璧慷慨陳辭:「北平有人類最珍貴的文物古跡,這是無價之寶,絕不能毀於兵燹。」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辭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選·自敘》一文中,他說:「……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範的制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雷震在獄中可以看報,但是報紙被切割得厲害,很多地方都成為天窗。雷抗議,監獄負責人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面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面沒辦法,就改用墨來塗,不再切割了。但這種做法只是掩耳盜鈴,重要的新聞,還是可以「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回國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是什麼了。」

  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墓碑要面對太平洋
  殷海光口述遺囑,在遺憾對不起太太和孩子兩事後說:「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法有一個最後的交待,《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只是一個開始,何況我又一直在改變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灣,希望在東部立個大石碑,刻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體化灰,撒在太平洋裡,墓碑要面對太平洋。」

  趙樹理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回鄉住了一陣,回來做報告,說農村的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他舉例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解放後,群眾運動不斷。葛劍雄曾記譚其驤晚年,為又一次運動的結束寫了一份小結,葛見譚寫得奇快,不像學術文章那樣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驚奇。譚長歎一聲:「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寫過多少,無非是罵自己吧!」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徵,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有人說,馮友蘭的哲學著作一直含有「應帝王」的成分,隨時代政治風氣變化而相應改變。但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裡,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盡。經歷了多年的反覆與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說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也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四邊形期的混亂狀態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鍾開萊對沈從文說:「數學研究到達一定境界,就像文學創作中寫抒情詩。」沈從文因此寫道:「表達一抽像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

  成捨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陳岱孫在北大為他舉行的95歲壽辰上說:「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學校教書。」 






 
壞人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啟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姚學塽極為讚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胡林翼年輕時才華嶄露,在著名循吏陶澎幕府格外受到青睞,後來成為陶的女婿。胡在陶任兩江總督期間,徜徉於秦淮河溫柔鄉中,陶氏嚴禁僚屬冶遊,只是不責備胡林翼,並且說,潤之(胡林翼字)他日為國宣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為,卻是預償以後之勞累的。胡氏後來任湖北巡撫,式馬倥傯,軍書旁午,力疾從事以至於死。

  沈葆楨少時膽子極小,夜裡聽見貓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觀念,問曰:「你敬仰歷朝歷代的忠臣孝子嗎?」葆楨回答:「當然敬仰。」沈母隨即舉例說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萬折不撓的故事,問兒子:「你知道他們的膽子從哪來的嗎?」葆楨說:「他們天生大膽。」沈母說:「不對,因為他們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裡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報效國家,所以膽子就大了。」隨後又經常有意讓沈葆楨獨自往返陰森可怕的地方,一來二去,沈葆楨的膽子也就練大了。

  李鴻章母親精明能幹,她特別「多產」,共生了六子二女。生計窘迫的李文安大感煩惱,寫詩發牢騷:「難得多累怨丁添,煩碎高堂問米鹽。」她聽了以後把眼一瞪:「我教孩子發奮讀書,長大後都能成為棟樑之材,哪還怕什麼貧窮?」她天生一雙大腳,嫁到李家,下田勞作,立下汗馬功勞。鴻章兄弟顯達後,這雙大腳也鬧出不少笑話。李作直隸總督,將母親接來天津同住,各級官吏紛紛設家宴迎請,以示巴結。每當出門坐上八抬大轎,老太太總要將一雙大腳伸出簾外,招搖過市,引得路人紛紛駐足圍觀,成為街議笑料。李面子上下不來,於是苦苦哀求老媽將腳收斂一點。老太太勃然大怒:「你老爸當年也不敢說這般話,沒有老娘這雙大腳,誰供你們讀書做官?」說罷倒頭便睡,絕食三天,以示抗議。李只好連跪三天賠罪告饒,從此任憑老媽為所欲為。 






 
汝務近名,不務蓄德,非先世之志也
  張壽波幼時天資聰穎,過目能誦,24歲時中廣東省鄉試第七名舉人。光緒二十年赴北京,聯名「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後,其母吳太夫人教訓他說:「大易,天地閉,賢人隱。汝猶未解耶?汝務近名,不務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學,以補汝短。」張於是東渡日本求學,後聲譽日隆,所到之處,聲響非凡,時國事鼎沸,張又投紅十字軍,其母斥曰:「一代廢興,劫運難測,絲棼難理,綱絕難舉,汝宜安分,毌戾祖宗遺教也!」張因此收心。

  康、梁神離貌也不合時,康有為曾訪周善培,問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稱趙先生(指趙熙)。你為什麼那樣服從趙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從他,就答覆說:「趙先生只同我講學問,學問的道理是方的,我無法違背他,只有服從他;你同任公變法以前也是講學問的,變法以後,就專講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圓的,你有你的辦法,他有他的辦法,自然他對你就有從有違。還有一個重點: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趙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趙先生從來未向我要過一個錢、薦過一個人。你對任公是否如此,請你反省一下。」康有為聽了很不滿意。

  魯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長子,負擔著家庭門楣的重任。但這種對愛的渴求成為他深厚的人道主義底色。沒有遊戲,也沒有相應的讀物,當長媽媽踩死了伴他讀書生活的隱鼠,他憤怒了,公開向長媽媽詰問,並從此對長媽媽產生了憎惡。他憎惡長媽媽,並不僅因長媽媽踩死了他的隱鼠,還因長媽媽總愛向人群中「切切察察」,總限制魯迅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都要管束。但是,當長媽媽用藍布衫為魯迅包回魯迅渴望已久的四本繪圖《山海經》,魯迅一下子把長媽媽敬若神明,以前謀害隱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後,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紀念長媽媽,魯迅寫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徐世昌少時家貧,其母劉氏系桐城派劉大櫆的後代,頗有修養,教子很嚴。一次,徐世昌與弟世光見桌上有三塊糕點,都爭著要多吃一塊,劉氏大怒,擲糕點於地,不准他兄弟倆吃,說:「你們如果從小就不兄友弟恭,長大了怎麼辦?」

  程潛少時,學習刻苦,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程潛伴如豆油燈,搖頭晃腦,琅琅出聲。一夜,月懸中天,程潛正襟危坐,一遍又一遍地誦讀《詩經》,恰逢屋簷下一小偷駐足,賊盜為程潛抑揚頓挫之聲所迷,禁不住撲哧一笑。後來,此小偷對鄉里一農民說:「程家的後生讀得真認真,將來定有出頭之日。」

  於右任少時喪母,家貧,父親於新三在外經商,由伯母撫養。稍長,父親回來,用心督促兒子學業。遇到必背課文,兒子背誦一遍,他跟著背誦一遍。且背書時如師生禮儀,肅然異常。右任背書時,須先給父親作一個揖;父親背書時,將書本端正地放到桌案上,兒子站立一旁,父親向書本恭恭敬敬地作一個揖,而後背誦。「一燈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情景在當地傳為佳話。

  羅振玉為培養翻譯人才,開辦了東文學社。一次,他在一同捨學生扇頭上看到一首詠史詩:「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羅對此很欣賞,他認為寫詩的青年會有大出息,於是開始關照寫詩的王國維,在王生活困難之際,羅振玉包他學費,讓他在社內兼職,使其無後顧之憂。 






 
放低天倫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
  林長民、林徽因父女喜歡文學與藝術,林徽因對人說她是父親唯一的知己。其父女關係非同尋常,「中郎有女」,林長民生前常以此自喜,但他也曾慨乎言之:「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

  溥傑年少時,生活養尊處優,曾無意中在窗玻璃上寫了「小米半斤」四字,為其母發現,大發雷霆,嚴厲地責備了溥傑一頓,主要理由是:計算糧食,有失身份。

  丁文江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一個士紳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為將來走科舉道路作準備。他13歲時,「出就學院試」,適遇知縣龍璋,「龍大歎異,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併力勸遊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

  程潛參加同盟會後,從事革命,舉凡辛亥、討袁、護法諸役,莫不為民前驅,其鄉人慶之,其母則說:「男兒以身許國,除暴安良,分內事耳,何以慶之?」為績而不輟,人復勸休止,則又說:「人貴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1920年,在上海國民黨總部工作的孫鐵人在《大晚報》上讀到他昔日的學生聶紺弩的詩作,大為驚異,馬上致信報社總編、好友胡石庵:此生頗有文才,但尚需開拓視野,這樣才不致埋沒鄉間。他邀請聶紺弩去上海,聶由此走進了革命和文化的隊伍。

  沈從文18歲時到北京來謀生,他住在一會館的小亭子間裡寫小說。冬天到了,涼快透頂,下大雪時,沒有爐子,身上只兩件裌衣,他就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地寫小說。郁達夫去敲門:「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麼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郁看吃飯時間到了,邀請沈從文去附近吃了頓飯,內有蔥炒羊肉片,結賬時,一共約一元七角多。飯後兩人回到小亭子裡談了一會兒,名作家告辭,留下他的一條淺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後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錢。沈從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蔣百里曾帶兩個孩子到德國,一個鄉下老太太對他說:「兒女求學固屬重要,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重視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產生憂鬱或孤獨的情緒,學習求好了,身子卻弄虛了,精神也被消磨殆盡。這種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用處?因此之故,除求學外,父母還須注意兒女們的周圍環境,讓她們跟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蔣回頭提醒孩子:「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外極可寶貴的學問。」 






 
就是落鐵,也得去
  顧頡剛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母親對他要求甚嚴。一次天降大雨,顧想藉故逃學,對母親說:「今天雨太大了!」母親說:「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

  錢穆幼年時聰明,家中來客,客人多出題考之,其父唯唯不答一辭。一晚,客人帶他出去炫示,其父亦不禁止。第二天,父子過一橋,其父問:「識橋字否?」錢點頭曰:「識。」問:「橋字何旁?」答曰:「木字旁。」問:「以木字易馬字為旁,識否?」答曰:「識,乃驕字。」父又問:「驕字何義,知否?」錢又點首曰:「知。」其父就此挽著錢手臂,輕聲問道:「汝昨夜有近此驕字否?」錢穆聞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語。

  華羅庚從16歲開始自修,五年後,他動手寫數學論文投稿,當他的《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學》雜誌刊登出來後,驚動了清華大學的熊慶來教授。熊慶來看完這篇文章,問周圍同事:「這個華羅庚是哪國留學生?」恰好有江蘇籍的教員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個小同鄉名叫華羅庚,便道:「這個華羅庚哪裡教過什麼大學,他只念過初中,聽說在金壇中學當事務員。」熊慶來驚奇不已,迅即作出決定:「這個年輕人應該請他到清華來!」

  王靜安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裡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隨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並非同種,你的國將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小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

  顧維鈞雖以外交幹才稱,卻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書楊玉清每天從古文中選一點材料抄給他,他夜晚回家去讀。他對楊玉清說:「一個中國人,當然應該把中文學好。一個人不能說年紀大了就不求進步。我應該學中文。你這樣做,是幫我的忙。」

  章乃器年輕時尋找人生出路,當他從一本薄薄的經濟學教材緒論裡讀到「通商大埠,常位於大江大河下游」時,立馬為之傾倒,讚歎其為「一切古書裡找不到的知識」,從此與經濟學結下不解之緣。

  鄧寶珊幼年喪父,因家境貧寒只讀了幾天私塾就失學了。15歲當兵至新疆伊犁後,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是他識字太少,連一封報平安的家信也不會寫。他打聽到駐地附近有一位能斷文識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師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鄧寶珊恭恭敬敬地說明來意,但這位老先生哼哼嘰嘰了老半天,態度曖昧,始終沒說一個「行」字。老先生家裡,除了他的老伴外,別無他人。鄧寶珊見先生家水缸已空,二話沒說,抓起扁擔,就去挑水,水缸擔滿了,便悄聲離去。從這天起,鄧寶珊天天來挑水,卻不提投師的事。這樣一連挑了十幾天水,老先生被感動了,找出一本《秋水軒尺牘》,說:「來吧,就學這個,認會一篇背一篇!」過了半個多月,在老先生的指點下,鄧寶珊熟識和背會了書中15篇文章後,就自己動手給家裡寫出了第一封信。 






 
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奴才建造的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王世傑、李四光等人與蔡元培謀創在原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基礎上籌設武漢大學。李四光為武大選中偏僻荒涼的羅家山(後取聞一多建議改為今名「珞珈山」)和獅子山一帶為校址,王世傑受任為武漢大學校長,他對國民政府宣稱:「要我當校長,就不是一個維持武大現狀的校長。武大不辦則已,要辦就應該是一個新的、國內一流水準的大學。武漢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於美國,武大應與此重要地位相稱。」王后來很看重自己對武大的拓荒之功,曾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武漢大學校長銜。

  1931年,《中學生》雜誌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先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阿炳為小道士時,師父教其吹簫、吹笛、拉胡琴、彈琵琶、學昆劇、京戲,待其極厚。一次中秋之夜,師父帶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師徒兩人駐足二泉池畔,但見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師父諦視良久,自言自語:「二泉啊二泉,我何時才能替你譜一首曲呢?」他告訴阿炳,惠山二泉從很遠很遠的古代傳來,可以從中聽到來自古代的聲音,有「關關雎鳩」之聲,有「呦呦鹿鳴」之聲……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臨終寫道:「若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囑止此二語,語不及私。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梅沒有表態。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的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

  黃炎培對黃萬里教育甚嚴,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黃炎培多次教育下屬說,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三,戒驕傲。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

  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鑒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林海峰初履日本,吳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誡他:「追二兔不得一兔。」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住院治療,而有師生晝夜輪流守護。陳後來對梅貽琦校長說:「想不到師道尊嚴,今日尚存於教會學校之中。」幾十年後,梅認為:「辦了幾十年教育,陳先生這句話,對我是最高獎賞。」 






 
「自改革」的命運
  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志》,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其時,無人採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歎,說:「除非夢卜復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官極重下情,他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其所作所為因此得海內外讚賞,交口稱其為「應變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終沒逃脫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東京筆戰,梁啟超被圍剿甚烈,其中以汪精衛攻擊最力,梁任公自稱多淚多辯之人。不料若干年後,汪精衛亦被圍剿,汪此時深有體味,亦自言為「多淚多辯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準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第二天,革命黨人攻佔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要推出一位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絕說:「誰同你們造反?」他逃往黃土坡參謀家中躲藏,當義軍把他找出來時,他仍忿忿地說:「這不是胡鬧嗎?誰同你們胡鬧呢?事先既未與聞,事後又不通知,這不是兒戲,北洋兵一到,將如之何?」他被擁到諮議局樓上,推為都督,仍拒絕在安民佈告上簽字,連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黨人李翎東用槍逼著他的腦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後見革命大勢已成才表示接受。後人稱他是「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凱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被人稱為「籌安會六君子」。袁世凱稱帝后,全國反對,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陝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於壓力,也先後宣佈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

  顧維鈞12歲時,跟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為同學。袁幕府中張衡山會看相,他說,這兩個孩子皆非等閒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為此把女兒許配給了顧維鈞,是為顧第一次婚姻。

  顧維鈞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顧在倫敦的社交場合結識了「糖王」黃奕柱的愛女黃蕙蘭。據說顧曾找過一個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為他佔卦這門親事。卦占結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顧意始決。兩人在倫敦結婚,時人稱「一鎊緣」。

  陳誠在黃埔軍校任特別官佐。有一次,陳誠晚間訪友,待到歸來,已近天明,但他毫無睡意,乃索性挑燈夜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恰逢蔣介石查夜,見有人如此勤奮攻讀,通宵達旦,便走向身邊,問其姓名職務,陳誠畢恭畢敬作答,蔣大加讚賞:「我黃埔軍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陳誠深為蔣青睞。

  1925年,由於鄭振鐸的介紹,李金髮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入會號為「149」。入會後,他常參加文學研究會的聚會,因此能見到那時的「文壇鉅子」:沈雁冰、傅東華、葉紹鈞、夏丐尊、趙景深等人。近距離的接觸,使李金髮覺得,這些當時中國文壇上聲名赫赫的人物,「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髮因此與文藝若即若離,最終走上棄文從政從商的道路。

  1928年初,蔣介石因為北伐軍快進入山東省,特向中山大學要山東人隨軍入魯。戴傳賢就推薦何思源,寫信給蔣,由何帶去。戴在信中說,近幾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說何精通幾國的語言文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說,何是一個最孝道的人。蔣看完信後,對何大加辭色。 






 
悲哀的繼承者
  郁達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難者,在內是兇惡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孫荃發洩,百般挑剔,辱罵孫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屍」。「你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生存在這個世上的呀?」隨後又責怪自己,撫慰孫荃,詳細解釋發怒的原因,孫荃聽了反替他抱不平,為他痛哭,直到兩人相抱而泣,這就是郁達夫說的「悲劇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龍兒出生了,他稱龍兒是兩人「悲哀的繼承者,一看就覺得是一個神經質的薄命的相兒」。稱其出生「多此一舉」。龍兒果然早夭。

  麗尼婚後,妻子不巧懷孕,因家窮,無錢生養,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買了一大包奎寧,想要打胎。沒想到妻子吃了奎寧後,腹痛如絞,麗尼嚇得不知所措。妻子說:「快拿筆來,我寫遺囑,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長輩到來,才趕緊把病人送醫院搶救。

  1932年鄂豫皖根據地反四次「圍剿」時,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局異常緊張,無法回家看望妻子,只是讓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回來悄悄地對他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還是打他的仗。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徐向前一直打聽妻子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徐向前問周純全:「為什麼要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說:「沒有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王世鏜少年時即喜歡臨摹龍門石刻,謂「有古拙博大之風」,後由文字學研究入手,日耽翰墨,30年不倦。於右任偶然間得遇其書,驚問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漢中困居,以鬻字餬口,大為駭詫,以為如此奇才,埋沒窮鄉僻壤,實國人之羞。於設法將王老先生請到南京,相見恨晚,盡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遺簡影本以饗王世鏜,並廣為稱譽,予王以監察院參事名義,專事書法。

  魯迅加入左聯,與周揚等人關係不睦,深惡痛絕,以至在見到闊別兩年多的馮雪峰時,未及寒暄,劈面就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 






 
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
  抗日戰爭時期,曹聚仁曾做過戰地記者。有一次,他因追趕隊伍,途徑皖南小鎮深渡。當時,小鎮沒有旅館,只有飯鋪。曹聚仁想找一個房間,店伙說樓上有一個房間,不過,要和別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緊張,曹聚仁只能將就。「哪知房中有兩張床,右邊那張床,住著中年婦女,帶著一位十六歲少女。……到了半夜,那婦人一定要她女兒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聲不響,真的睡到我的身邊來了。也就糊里糊塗成其好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欠了飯店六塊大洋,身邊又沒一文錢,只好聽店伙的安排,走這麼一條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倆付了房錢,叫了一輛獨輪車,送她倆上路,還送了十塊錢。她倆就那麼謝了又謝,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希望讀者不必用道學家的尺度來衡量這一類的課題;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臨別時,那婦人暗中塞給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來是腥紅血跡的白手帕,我當然明白是什麼了。在戰時,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中所寫的,一位手拿兩隻麵包鳧水過河去的德軍,彼岸的法國少女便投向他的懷中來了。所以,吃飽了飯的道學家,在邊上說說風涼話,實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講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那裡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戰的時候,周留在北平,蔣夢麟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周果然沒有走,後來因漢奸罪被關押在南京。蔣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帶信,說法庭要蔣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蔣有沒有這件事?蔣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被暗殺後,魏建功、李霽野、李何林先後辭職返回大陸。台靜農獨留了下來,他說:「實在是因為家眷太多,北方天氣冷,光是一人一件過冬的棉衣就開銷不起,台灣天氣暖和,這一項開銷就省下來了。」 

  「九一八」事件後,中國有了亡國的危險。在多事之秋,以生存為第一目標的閻錫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國民政府三方之間。他說:「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不願離開經營多年的山西,幾乎成了他的原則。到國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國人陳納德傳話願接閻錫山脫險,閻說:「不死太原,等於形骸,有何用處!」閻錫山最終丟棄了太原這一命根子,但如他說:「東山的土地爺到西山就不靈了。」

  雲南起義前夕,盧漢派楊文清去遊說張群:「起義是雲南人民的強烈願望,我們是順應民意棄暗投明而起義的,希望張先生和我們一致行動。」張群答說:「你們的起義行動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國民黨的確是無法挽回了。蔣先生過去所作所為,連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和蔣先生的私人關係你們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們一致行動。如果你們要把我當作俘虜看待,交給共產黨,我想他們也不會對我怎麼樣的。要是你們讓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後也不再做什麼事,到海外做個寓公算了。」 






 
你還有十五年大運
  建國初,馬連良夫婦從香港回到北京,離港之前,曾請星相家算命卜卦。這個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壘街的袁樹珊。卜算的結果,袁說:「你(馬連良)還有十五年大運。」後來果然。

  1950年,劉仁靜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聯繫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說不見;李立三辭以不在家;吳玉章稀里糊塗接見了他,談話不久,秘書就進來提醒吳,說此人不可接觸;寫信給廖承志,廖不答覆。劉不敢去打擾毛澤東和周恩來,但一次他去參加譚平山的追悼會和周不期而遇,只見周恩來迎著來賓隊列和每個人一一握手,臨到劉時卻看也不看一眼越過他和下一個握手,使劉十分難堪。劉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後一次和周見面時,周還親切地和他開玩笑,而現在自己卻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聯繫,並幫他解決了一些困難。最後劉少奇出面和他談了一次話,態度、口氣之嚴峻,也是他沒有料到的。他只記得中心意思是:你劉仁靜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否則就只能餓飯。這次談話後,他用了劉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師。

  1956年,中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梨園行聞風而動,見大大小小的商店、藥鋪、飯館以及像樣和不怎麼像樣的作坊,都掛上了「國營」或「公私合營」的牌匾;所有的店員、夥計、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資;成不了「角兒」的演職員眼饞了,說:「連資本家都穿上了幹部服,怎麼我們仍舊是藝人?」名角張君秋南下到武漢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門接待他的人問:「您的劇團是國營的嗎?」能背大段唱詞的張君秋,一時竟慌了,不知該怎樣應答。還沒「國營」的他,不能說「國營」;尚處「私營」的他,又羞於說「私營」。支吾一陣後,張君秋紅著臉,含含糊糊地說:「我們是歸公家領導的。」一回到北京,張君秋立即要求「國營」。

  邵洵美在1958年繼續肅反時被捕入獄,這位盛宣懷的女婿,在獄中受盡煎熬,他不聽大家的好意勸告,即對粥湯米粒要慢慢品嚐,甚至要留著吃,幾乎每餐飯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總是氣喘吁吁地說:「我實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見了胡風分子賈植芳,「呆滯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賈說:「我們不是一塊在韓待桁家裡吃過螃蟹嗎?」

  1961年9月,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鍾望陽為龍榆生摘帽,龍賦《賀新郎》(淚湧情難抑)一闋。自此後,龍的處境稍勝於前。龍為什麼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在《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報告》中說,「約1961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樂學院在《悼詞》中則說:「在他的最後幾年中,還接受了黨交給一項有關某一部門的專門任務,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說:「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他很快死於非命。 






 
主席:請救我一命
  李達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信:「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7月19日。」毛澤東看信後指示:「陶鑄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毛澤東,8月10日。」王任重後來說,毛曾當面指示他: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他也向毛保證:「武大的革命師生決不會對李達採取過分的行動。」

  「文革」中,批鬥陳景潤的人宣佈:讓哥德巴赫猜想見鬼去吧!1+2有什麼了不起!1+2不就等於3麼?吃著農民種的糧食,住著工人蓋的房子,有解放軍戰士保護著,還領著國家的工資,研究什麼1+2=3,什麼玩藝兒?偽科學!陳騰地跳上桌子,一步便邁向洞開的窗戶,縱身往下一跳!命不該絕。他從三樓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擋了他一下,一個罕見的奇跡!跳樓的陳景潤安然無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點皮,有涔涔的鮮血冒出來。一個造反派干將,見到跳樓後平安無事的陳景潤,說:「真不愧是個知名的數學家,連跳樓都懂得選擇角度!」

  鍾惦斐在干校裡掏廁所特別用心,而且創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個空罐頭盒,在上面打兩個眼兒,穿鐵絲,掛在棍上,可掏出深坑裡的糞,就是他想出來的。他掏過的廁所空空洞洞,纖塵不染,後來干校快結束了,讓大家填一份履歷表,其中有一項是特長和今後志願。鍾惦斐除自己的電影理論專業之外,特長填了「掏廁所」,志願一欄中,寫的是:清潔工人。   

  錢鍾書、吳曉鈴兩人曾在干校裡燒開水。這兩位是有名的大學問家:錢著有《圍城》、《談藝錄》、《管錐編》等書,吳是解放後出版《西廂記》最早注本的注者,戲劇專家。錢老和吳老成天圍著鍋爐燒水,燒得「兩鬢蒼蒼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風老往膛裡灌,水老燒不開。裡頭加熱,外頭加冷。還有人不自覺,去打熱水洗臉洗腳,這種時候兩位老人就會用充滿「忿恨」的眼光盯著這些人!   

  1978年全國第4次文代會後,沈從文長期冷落的門庭重新變得熱鬧起來,各色各樣的拜訪者接踵而至,國內的報刊也開始出現重新評價沈從文文學成就的文章。與沈從文有過多年友誼的蕭離解嘲似地說:「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漲。」對這一切,沈從文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在談到他的文學創作時,他總是輕輕地揮著手:「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施蟄存主編了30年代大型綜合性文藝刊物《現代》,並使《現代》「成為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文壇對施蟄存誤會很深,他跟魯迅的論戰,使得魯迅給了他一個「洋場惡少」名字,因為這個名字,施蟄存後半生吃盡了苦頭,並從文壇上銷聲匿跡。施蟄存自嘲說:「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

  世紀之交,壽者榮辱。上海文壇的百歲老人,有章克標、巴金、施蟄存等人。一次李歐梵拜訪施蟄存,談到要為他賀百歲壽辰,施說:「一百歲對我還有什麼意義?」「我是20世紀的人,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才勝臣十倍
  康有為未捷前,上萬言書,大談時政,又著《新學偽經考》以驚鄙儒,一時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為宣尼復生,遂呼為康聖人。禮闈既捷,聲名愈大,虛聲所播,光緒皇帝亦頗聞之,將為不次之擢。翁同和竊窺上意,就力保康有為,說是「其才勝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規,乃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為如此言語,可以不至受過矣。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對沒有來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開凌辱,如肅親王善耆、御史陳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糞、運石頭,當時國內外報紙爭相報道,蔚為奇觀。懷塔布當時官居禮部尚書,是慈禧太后的姻親,被用來拉車,一個洋鬼子坐在車上,手拉韁繩,不時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響,懷尚書回頭笑說:「老爺子別打了。這條路小人一天跑幾趟,不會拉錯地方的。」

  《辛丑條約》後,清廷下「罪己詔」,始施改革,幾乎盡行康梁當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特權的擴大又導致腐敗的加深。孫中山當時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

  良弼留學東京士官學校,親見革命風潮之烈,歸而語滿人大佬說:「不用害怕,這些人每月給他們數萬金銀,賞一頂戴,他們就會閉口了。」後來的袁世凱也是對付人事裡手,慣技就是以錢鋪路,黃遠庸因此說袁世凱是良弼的徒弟。黃的車伕與一車伕當街吵架,站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嗎?現在是共和時代,大家對付著罷了。」黃以為對付之思想亦是專制教育之體現,又說這位巡警是袁世凱的徒弟。

  袁世凱做總統後,極為提倡尊孔,他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1913年起,他連續發佈了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復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12月,到天壇祭天。

  嚴復年輕時對清政府的昏庸顢頇大為憂慮,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戰爭後,嚴復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李鴻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從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覆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都統,又征為資政院議員。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嚴復長子嚴璩也升到二品銜的高官。一家與清廷的關係密切起來,他也因此對革命持否定態度。辛亥革命以後,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於共和」。

  1915年,袁世凱推行帝制後,徐世昌要求辭職。當袁勸他贊助時,他說:「舉大事不可不稍留迴旋餘地,若使親厚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為謀轉圜矣,某當此時而求去,非為自身計也。」隨即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袁稱帝后,封他為「嵩山四友」之一,特許不稱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23年7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忿然宣佈:「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辨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孫中山應邀北上,但到天津後,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張作霖在宴會上說:「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只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則雖流血所不辭。」

  胡漢民曾對張學良說,當年在總理面前是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面去辦外交,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因此,汪精衛習慣了,他跟誰都說假話。而胡漢民是辦內務的,得說實話,他在總理面前什麼都說,結果得罪了總理。

  1927年,井岡山的邊區特委開會時,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寫上各人的出身。陳正人讀過兩年師範,雖然未讀完初中,在這些大老粗中間,他算是知識分子了。當開會選舉,他當選為特委書記時,有人說:「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結果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陳為譚的部下,書記的事情卻都是陳正人來做。

  北伐完成,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根基穩固,開始不買元老們的賬。某日,張靜江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對蔣發洩不滿,要求大家向蔣進言。吳稚暉說,蔣先生個性倔強,自信力極大,大家不宜進言。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吳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痞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混跡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幹,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1954年4月,吳國楨見到剛從台灣來美的胡適,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相當一致。談話中,胡適問及台灣政治犯的人數,吳回答說大約一萬餘人。胡適說:「你錯了,我剛回來,我估計超過十萬人。」後來,胡適再度親近蔣介石,回到台灣並撰文為蔣辯護,甚至指責吳國楨的「背叛」。吳只好公佈了這段談話。

  潘懷素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潘同鄧演達交情很深,1930年和鄧演達在上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他們在屋裡開會,季方是在門外站崗放哨的。建國後,季方做了主席,潘懷素是布衣學者之身。有一次潘懷素去找季方,季對潘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反右期間,有關方面要龍雲承認跟陳銘樞結成了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龍雲當場拒絕,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起,這個事怎麼能行呢?

  溥儀被改造後,政府組織他和其他戰犯去東北參觀,他們去當地農家參觀,主人劉大娘不知他們是何人,憶苦思甜,控訴在偽滿洲國時代的悲慘生活,由蔬菜又談到從前吃糠咽菜的時代。劉大娘順手拉開屋角的一隻甕蓋,讓溥儀看看裡面的大米。她的獨生子笑起來說:「大米有什麼可看的?」她立刻反駁說:「現在沒什麼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頭看見過幾回?」溥儀受不了了,站起來向劉大娘低頭說:「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同去的幾個偽大臣將官也站了起來:「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務部大臣……」「我是搞糧谷出荷的興農部大臣……」「我是給鬼子抓國兵的偽軍區司令……」劉大娘呆住了,最後擦著眼淚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吧!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1962年,陳虞孫率上海評彈團赴港演出,歸來後,各方請他作報告者頻繁。一次他與眾人開會,中間他去聽了一個電話,回到會議桌上,拂然不悅,厲聲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講香港怎麼怎麼不好……」真情流露一剎,而上台講演仍大罵香港。

  60年代初,郭世英、張鶴慈和曹天宇等年輕人敏於思考,他們對時代社會感動痛苦、無能為力又想做點什麼。他們的傾向受到父輩和公安機關的嚴密注視。郭世英的父親郭沫若曾跟翦伯贊談論孩子們的思想,並把年輕人的文字給翦看,問翦感想。翦反問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們年輕時。」翦伯贊說:「可惜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這一套不行了。」 






 
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後二十三條」。會前,鄧小平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一般匯報會,就對毛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同劉少奇發生爭執後,毛澤東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在羅儀鳳的安排下,由章詒和和章立凡聯絡,章伯鈞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一生的最後會晤。章伯鈞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李健生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章伯鈞說:「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章乃器穿的卻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章詒和說:「章伯伯,你怎麼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文革」中,吳□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關進一間房子,吳不時歎氣,廖沫沙想開玩笑為他消愁,說:「我們兩個成了名角,假如我們不來。這場戲就唱不成了。」吳苦笑:「我們唱的是什麼戲呀?」廖想吳□是北京副市長,相當於古代的地方官,聯想起陶淵明,說:「這齣戲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釗寫完《柳文指要》,交給中華書局,書中有很多提法在當時獨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館館長,中華書局不敢擅自決定,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宣傳的康生說:「我們紙張那麼緊張,出他這部書幹什麼?不給他出。」於是中華書局把書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除了自己讀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讀),還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看,並讓康生認真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然後,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於是指示中華書局積極出版這部書。

  任繼愈在「文革」中曾請求回干校勞動,他開始背糞筐時覺得不好意思,揀糞只揀牲口糞,一次碰到一堆人糞,揀不揀?他在糞邊徘徊了一陣,這時,他想到毛主席這樣一段教導:「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毛主席的教導使他豁然開朗:原來不是糞髒,而是自己的思想髒。他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改造世界觀的決心:「關山千重從頭越,貧下中農是吾師。」

  金岳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使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裡,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文字緣同骨肉深
  龔自珍說,文字緣同骨肉深。

  咸豐七年(1857年)12月,英法同盟軍攻陷廣州城。葉名琛被捕時,隨從指著河水示意他投河自盡以免遭辱,葉睜大眼睛不說話。後來,葉名琛被挾至加爾各答,被囚禁的地方叫鎮海樓,據說他這時「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次年,葉名琛死在異鄉。當時的人怒他辱國辱身,作了這樣的對聯來描述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胡林翼圍攻安慶時,曾視察軍情,策馬登山,瞻盼形勢,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賊之必滅,胡已有成算。只是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每與胡論及洋務,胡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說:「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變期間,一批守舊官員力主收撫義和團,向各國宣戰,且偽造了英國公使的照會,內有要求那拉氏不再干政,還政光緒的話。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光緒亦在坐,侍郎許景澄見情勢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陳說,向英國一國開戰已無把握,向各國開戰,尤無理由。又說義和團不可恃,如此蠻幹,恐有亡國之禍。說話間聲淚俱下。光緒聽了,拉著許的手大哭起來,慈禧大怒,高聲喝道:這是什麼樣兒。決意宣戰。許被處死。

  鄒容說:「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鍾》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臥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淒然淚下,幾失聲」。 






 
有生無樂,得死為佳
  1907年,楊篤生與於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膽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兩人關係因此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秋瑾被捕後,山陰縣令李鍾岳不肯刑訊逼供,只是讓秋瑾自己寫供詞,於是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傳世的絕命詩。李鍾岳離任到杭州賦閒之際,每天反覆念叨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兩句話,對秋瑾之死深自內疚,認為自己無能讓秋瑾活下來,別人雖可原諒他,自己卻無法抗拒良心的責備。痛苦悲憤之餘,他逐漸產生了以身殉道的念頭,經常獨自一人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視默誦」,並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責下他自殺身亡,離秋謹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後蕭條,幾不能棺殮。

  韓衍問:「銅與鐵者皆金類也,刀,何怨而斷志士頸;銅,何德而鑄志士像?」

  良弼被殺後,京城風雲至急,趙秉均、胡唯德、梁士詒三人入朝見隆裕皇太后,隆裕掩面泣云:「我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們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地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臨時政府會議期間患病,告假南歸。2月25日去逝,臨終之際喊道:「死後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延年到蘇聯學習時,吃飯、穿衣、住房,皆為學校供給。雖然是黑麵包,裡面常有乾草,菜也只是配給,不能吃飽,但陳對鄭超麟說:「我一生未曾過這樣好的生活……」

  榮宗敬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陳光甫引申說:「上天簡直不使我們做人。一般人生來都是窮苦,國內謀生艱難,生在山東的跑到東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廣東人到歐美去求生活。」

  武訓對上義學的孩子們說:「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

  1924年,於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萍水相逢百日間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鬚髮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33年2月,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艱苦努力,使國際聯盟在日內瓦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中日衝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於有利地位。就在此時,日軍發動了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急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使他們能夠繼續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國軍隊一再潰退,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麼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這種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表示「自報告書公佈後,軍事方面重要甚於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輕移,惠等心餘力拙……應請准於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鈞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堪。」

  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陳寅恪曾有送北大學生詩,說是:「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詩說:「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瞿秋白絕命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他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後,淚滴滿紙。

  魯迅去世,蕭軍和胡風守靈三夜,蕭軍多次念叨:「先生沒有死,他會坐起來談話的。」當黃源通知他時,他竟怒目圓睜地抓住黃:「你誆我?」

  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我們都是喪家之狗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只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1939年,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去延安,但陳拒絕了,最終客死四川江津,臨死前為乞食曾給一地主抄家譜。王康參觀當地陳之舊居,留言道:「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作家譜,痛煞後來人。」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在重慶,積壓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惡以熱淚和喧天的鑼鼓、爆竹聲,狂歡地表達出來。當戴季陶的親友紛紛祝賀時,戴一反常態地說:「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將有千百倍艱苦要忍受,必須提高警惕,何賀之有呢?」他早已認識了中共的燎原之勢和國民黨的金玉敗絮本質。他後來絕望自殺,震驚朝野上下,也使蔣介石大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噓」。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告別溪口,蔣經國追憶說:「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唅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不久,在鄭振鐸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爭論,陳從周目睹其情其境說:「她指著吳□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鑄成在北京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一起喝酒,面對山雨欲來,徐鑄成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宋雲彬慘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麼萬一了。」

  1957年,徐鑄成被打成右派,《文匯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說了一句話:「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規模的圍攻,要他交代。他步出會場即跳樓自殺了。

  反右期間,欽本立和徐鑄成去見柯慶施,柯慶施對徐說,我已對欽本立說過,《文匯報》的事不能由你負責。可你的一隻腳早踹入右傾泥潭裡了,你自己得從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讓你下樓。柯還搬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

  拆城樓像割肉;扒城牆像剝皮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牆也正在被熱火朝天地拆除著,北京城到處是毀牆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只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甕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要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里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干了。」

  於右任在台灣思念大陸,寫下《雞鳴曲》、《國殤》等大量詩詞。《雞鳴曲》云:「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望雨》則謂:「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濕神州望故鄉。」至於《國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文革」時在天津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的馬敬雲處理過不少老一輩名人的落實程序,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馬說:「這個老太太當時70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著,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有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只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餘幅,六姨太大著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1966年8月27日,在「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屍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才借到這筆錢。陳的六個未成年的孩子後來度日之艱難可想而知。「文革」後,中共北大附中支部賠償陳家2500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可是我要錢作什麼?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會上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裡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裡,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林徽因去逝後,金岳霖挽說:「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死後多年,一天,金岳霖鄭重其事地邀請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飯店赴宴,眾人大惑不解。開席前,他才宣佈:「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頓使舉座感歎欷噓。 






 
我這一輩子生活的像是一隻野狗
  安娜晚年拒絕見郭沫若,她談到自己時說:「我這一輩子生活的像是一隻野狗!」

  「文革」期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批鬥「黑幫」,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鬥大會之後,都要被「遊行示眾」,在大院裡轉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頭,手裡拿一面鑼,「當當」地敲,眾人圍觀,孩子們投石塊,吐口水。為了區分眾多「黑幫」的不同身份,他們被要求每人用一塊黑布寫上白字,縫在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

  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

  吳□受難後,其弟吳春慘死,其女吳彥自殺身亡。吳彥曾說:「如果有顆手榴彈,我就拿著它衝到姚文元家裡炸死他。」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麼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們呀!」

  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孫荃對郁達夫始亂終棄的負情始恨終憐,她在富陽以82歲高齡去世前,很少離開郁家老屋,堂屋裡始終掛著郁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

  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因三十萬言書獲罪,受三十年牢獄流徙之災)」。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獨為其開脫,說「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 






 
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後,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麼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麼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麼生活下去呢?」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捨、翦伯贊夫婦、范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於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伕,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幹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殷海光晚年,孤獨絕望。但學生們愛戴他,老友們想寬解他。有一次,傅樂成委婉地對他說起兩人當年在西南聯大曾經說過的「旋轉乾坤」之類的豪語,殷海光半晌無語,最後閉目搖頭說:「如今已是智竭力窮了。」

  王芸生晚年最為痛心的,是他在60年代寫下的《1926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這個文件從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員催促成章,這是他的長篇悔過書。他說,這是他「自掘墳墓」。

  胡繩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哀哉,尚饗。」

  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惟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只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只寫「史記」紀錄歷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與社會變革。

  張遠山曾有短暫的教書生涯,有一天上課時,他給學生提問說,請舉出一次人生傷心的經驗。半天無人應答,後來一個女生站起來,慢慢地說:「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 






 
林則徐:禁止茶葉大黃
  林則徐認為英國的戰鬥力不高,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他還認為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黃,只要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國人的死命。

  鴉片戰爭之後,東南沿海出洋謀生者漸多。1858年,在商訂《中美天津條約》時,美國代表曾向直隸總督譚廷襄建議,「中國應派領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國僑民」,卻被譚以中國「向不遣使國外」為由拒絕。美國代表進一步說明中國僑民人數「不下數十萬」,且部分僑民「卒皆富有,似頗有保護價值」。譚說:「大皇帝撫有萬民,區區浪民,飄流海外,何暇計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數計,何暇與此類遊民計及錙銖?」

  李鴻章對曾國藩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遊戲報》載有《觀美國影戲記》,這是一篇最早的中國人影評。文章說:「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影燈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後歇涼,偕友人往觀奇焉。座客既集,停燈開演,旋見現一影,兩西女作跳舞狀,黃發蓬蓬,憨態可掬;又一影,兩西人作角抵戲;又一影,為俄國兩公主雙雙對舞,旁有一人奏樂應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種種詭異,不可名狀、人生真夢幻泡影耳。」

  孫中山倡導革命時不為人知,在有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中,最早注意孫的有章太炎。但章開始時附和當時流行看法,認為孫是個「不學無術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盜」。後來又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以為孫「精通洋務,尚知辨別種族」。

  清末,立憲之議大開,各省紛紛選舉議員組成省議會以期行民主之制。張懷芝身為將軍,素以勇敢見稱,當他聽說一班文人瞎鬧,要求清廷縮短預備立憲期時,帶軍隊衝進議會。眾議員正群情激奮,忽見如狼似虎的官兵頓時啞炮,張見此很是得意,登台發表即興演講:「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為民之父母的古訓,現在,我是官,諸君為民,也就是說,我相當於你們的父親,你們就好比是我的兒子。父親有令兒子必須遵守,不然則為不孝。先人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還請諸位好自為之。」

  1913年5月,袁世凱讓梁士詒給國民黨人傳話說:「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吾力未嘗不能平之。」

  黃侃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哪裡懂得革命是什麼東西
  廖仲愷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愷,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愷立即斥責戴季陶:「哪裡懂得革命是什麼東西!」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一黨專政」。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很多人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不合國情的。錢端升、陳之邁、吳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贊成「新式獨裁」。周佛海說,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它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

  魯迅敏感,絕不妥協。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50。」

  1934年2月,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倡導以禮、義、廉、恥的規律,貫注於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變化國民氣質,使人人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及實踐力行的習性,以求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時人流傳一段子,山東的軍閥省主席韓復矩譏笑這個運動時說:「新生活運動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後左邊誰去走呢?」

  張伯苓治校,虛心而立足傳統,遇有問題就向教授請教,而其實用教育思想也暴露無遺。經濟學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會議,會中極力強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又一次,張伯苓問李濟,由於李一直想對全國人做頭部測量。張就問他:「告訴我,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感到不快,斷然回答說:「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活動多年,隊伍龐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會一些年輕人開座談會歡迎他,曹日昌帶頭向他提了許多問題,把座談會開成了質詢會。梁正襟危坐,一聲不吭,直到問題提完了,才簡單地回答一句:「這些問題,在我的《鄉村建設理論》裡都有答案。」座談會就如此結束。

  抗日戰爭爆發後,蘇聯答應供應中國武器。中方派楊傑將軍為團長,前往莫斯科商談購買武器事宜。蘇方將楊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樂部中,目的是對楊的任務盡量保密。楊自認他本人非但是個偉大戰略家,而且也是個外交魔術師。一次,楊要蔣廷黻對路透社發表聲明,謂蘇軍將在兩周內對日開戰。蔣說他不做這種毫無根據的聲明,並且請教他:如果發表這種聲明,有什麼好處?楊認為蔣是十足笨蛋,無法瞭解他的謀略。他說,一旦日本看到這種聲明,他們就會先發制人,主動進攻蘇聯,日蘇就真打起來了。 






 
節電:將鍾撥快一小時
  抗戰期間,重慶電力非常缺乏。燈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會議上蔣廷黻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每年四月一日將鍾撥快一小時。孔祥熙第一個表示反對,他說他從未聽過這種辦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將時間提前或錯後,他說他同意提早辦公時間,但不同意隨便將鍾撥快。徐堪極力支持孔的意見,譴責蔣干擾時間,破壞自然。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遂被採納了。

  商震好誇耀。早年常說,「我妻(商妻楊曾照)英文字筆記本有三尺多厚。」從開羅會議回國後,商震常對人說:「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夠完善,在開羅時,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極為得意。

  鄭天挺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此帶出唐朝婚禮制度,是極重要的事。

  陳璧君被捕後,堅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語堂好刻薄,他曾說:「不管怎樣,無論怎樣混法,能混過這上下五千年,總是了不起的,說明我們的生命力很頑強。」

  20世紀50年代,藍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紅學觀點,經毛澤東過問,名聲鵲起,多有單位請兩人作《紅樓夢研究》報告。有人記得的只是報告中時髦的語言,李希凡和藹地提到周汝昌發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說:「我們非常歡迎,」又補充一句:「我們自然更希望他再寫一篇他對自己的看法。」藍翎開講則問:「傳說藍翎是李希凡的愛人,請大家看一看,像嗎?」贏得一堂笑聲,他卻冷冷加問一句:「恐怕這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吧?」

  韋君宜回憶說,「文革」時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編輯「政治拔高」之力,如編輯要求寫入「抗美援朝」,把小標題《堵擋》改為戰鬥性強的《阻擊》,把《讓房》改為《讓房破陰謀》,浩然苦笑語:「我不同意這麼改,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保護一點我的藝術創作……」但他最終接受了編輯要求,小說出版後他成為紅極一時的「作家」。浩然晚年說:「《金光大道》圓了我的夢……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衝擊,被關三年。出獄後,並不見有絲毫牢騷,而字字諍諍幾如「無產階級革命派」,又毫無肅殺之氣,一脈溫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詩人的白朗寧,或簡·奧斯汀。一天,她遇到黃宗江,問黃:「宗江,你吃過什麼苦?」黃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氣風發地自問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慶吃不上雞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們缺乏階級仇恨。」

  韓三洲回憶,「文革」期間,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發言,慷慨激昂:「林賊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真不知好歹,都當上二把手了,還不知足,還想篡黨奪權!要是換上我們工人階級,肯定好好幹!」

  季羨林晚年以中國話說出了中國文化將領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該是中國人世紀。 






 
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
  李鴻章按兵不動,曾國荃得以順利攻佔金陵,曾氏兄弟,因此獲得剿滅太平軍「首功」。金陵城攻下不久,李鴻章前來拜會,曾國藩親自出城到下關迎接。李滾鞍下馬,要行參見大禮,曾國藩急忙跑上前去,用手挽起說:「我們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真正應該感謝的是我們。」

  曾國藩晚年,英雄氣短,聲名雖盛,而成事已難。曾生平心病,一是剿捻無功,一是處理天津教案違心失當而丟了直隸總督,兩件大事代之者均是李鴻章。天津教案善後,李繼曾任直隸總督,新舊更替,曾對李鴻章說:「我遇困境,鹹賴汝繼,汝才勝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為我所薦也。」

  慈禧曾說:「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聰明之人,嘗聞人言英女王維多利亞事,彼於世界關係,殆不及予之半。……英為世界最強國,然亦非維多利亞一人之力。英多賢才。各事皆由巴力門(國會)議定,彼惟畫諾而已。我國大事,皆予獨裁,雖有軍機大臣,亦惟贊襄於平時,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譽甚佳,海內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亂,為夢想所不及。綜計生平謬誤,即此一舉。」

  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因此,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

  民國元年章太炎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紙上發表,題目特別:《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太炎罵了他們所反對的人,第二天他們發表章的言論時,題目改作:《章瘋子居然不瘋》。

  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對於乃父的帝制運動,頗不謂然,縱情詩酒,不聞世事,別人談起帝制的事情來,他總是「掩耳疾行」。而其兄克定不放心,常對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豆燃箕的詩句諷刺他,克定大怒,兩人吵起來。克文說:「你要做曹丕,難道就不許我做曹植嗎?」袁世凱得知後,大罵兩人:「你們這兩個畜生,怪不得外人罵我是篡位的曹操,你們兩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嗎?有你們這兩個寶貝兒子這麼一鬧,我這個名正言順的曹操,還用來分辨嗎?」

  1913年9月,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親擬入黨誓約。他嚴格規定,凡欲加入中華革命黨者,皆須重寫誓約,加按指模,以示堅決。黃興勸孫:誓約上「服從孫中山先生再舉革命」一詞和蓋指模一事極為不妥,「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陳其美當面讚揚孫:「你是最偉大的人,由你統治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哪有你這樣的人?」孫中山認為:「陳其美是最瞭解我的人。」 






 
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後,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田桂鳳跟譚鑫培合演《宋江殺惜》,田自負演技高超,在扮閻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樓」時,她極力賣弄,即興編排,使扮演宋江的譚手忙腳亂,難以應付,非常狼狽。譚央求田說:「念咱們二十年交情,給我留點面子吧!」田說:「誰人不知我們兩人的交情,還留什麼面子?」譚只得任她擺佈。戲演到「殺惜」了,譚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時多得多的身段,淋漓盡致地進行表演,就是不把閻婆惜殺死。扮演閻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沒有戲唱,十分難堪,想下台卻又下不了台。她最後只好向譚求饒:「你早點把我殺了吧!」觀眾大笑。

  1925年12月27日,張作霖以黃土鋪地的儀式再度進入北京,像其他手中有點實力的軍閥一樣,他想以「臨時總統」或「大元帥」的名義於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嘗一嘗當「元首」的滋味。楊宇霆極力反對,勸他在軍事上沒有把握之前,不要過早行事,以免到處樹敵,張作霖聽從了勸導,但心有不甘,說:「我終究非幹一次不可。」

  張愛玲為出版小說《傳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樣。她那天穿的奇裝異服,使整個印刷所的工人停了產。百分之百的回頭率,讓張愛玲深感滿意,於得意之中,張愛玲對跟她聊天的女工說:「要想讓人家在那麼多人裡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那女工嚇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壽衣一樣了嗎?」張愛玲說:「那有什麼關係,別緻就行。」

  陳公博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當他勸汪精衛拖蔣一道投日時,汪夫人陳壁君曾對他斥責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梁漱溟在桂林偶遇陳樹芬,時梁已50歲,陳比梁小6歲,卻一直未婚,梁愛上陳,成為抗戰期間轟動廣西的新聞。當時傳梁漱溟正在留鬍子,為了更顯得像男子漢,以博得愛人的芳心,在婚禮上梁又刮了鬍子,梁說:「一個老新郎在婚禮之前總是要刮刮鬍子的。」梁的朋友們對梁再婚表示祝賀,說梁「為我們這些中年夥伴們贏得了榮譽。」

  吳昌碩在70歲前,曾納一妾,不到兩年,即跟別人而行。吳唸唸不已,自己解嘲,笑著對人說:「吾情深,她一往。」

  抗戰期間,蔣介石身受美國人的壓迫,一度「極為焦急」,曾問陳佈雷:「美國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憤然說,「我何愛乎四強?」 






 
王部長原來在練太極拳
  王世傑英語極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歡表達。一到說不出來時,總是把兩手交叉起來使勁地轉動。在《中美商約》簽定時,對手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簽約前,雙方照例有幾句「今天天氣」一類的寒暄客氣話,可是王世傑的客氣話就是始終不說出來,只見他兩手交叉著,像車輪一樣地轉來轉去。在場的一個記者悄悄地說:「王部長原來在練太極拳。」惹得在場觀禮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曾向蔣介石請示就職典禮時的服裝問題。蔣回答應穿西裝大禮服。李宗仁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趕製一套高冠硬領的燕尾服,熟知就職前夕,侍從室又傳出蔣先生的手諭說穿空軍常服,李只得照辦。就職典禮開始,禮炮21響過後,贊禮官恭請正副總統就位時,李宗仁突然發現蔣介石並沒穿軍常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李佇立其後,活像是蔣的侍從副官。蔣李關係自此更加惡化。

  王雲五有「博士之父」之譽。台灣設置博士學位之議,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灣最早的博士生導師之一,指導的博士生也最多。在一次宴會上,王借醉意說:「人家說我沒上過學堂,沒讀過書,沒有學問。其實我的肚子裡至少裝了幾十個洋博士和土博士。」後來他榮獲韓國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後,又忘記怎樣穿戴博士服了,在大家的幫助下,他穿上後極為興奮。

  劉家昌曾懷疑李翰祥給他戴了綠帽子,當眾打了李翰祥。有人告之李不可能偷他的老婆,說了半天,劉若有所悟,但最後大聲說:「但是,但是,我不是王八,這怎麼成?我已經招待記者,當眾宣佈我是王八了!」

  李慎之曾把人民出版社的年輕編輯邵宏志調到《美國研究》雜誌社,邵作編輯很是敬業。有一次,她改動了李慎之的文章,讓李大為不滿,倚老賣老說:「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長,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沒想到,邵編輯義正辭嚴地回答道:「我們現在說的是文章,而不是過橋與吃鹽和飯的問題」。 






 
我不能先爾死!
  甲午戰爭後,當時最有學問的大臣之一榮慶開始從明代抗倭的歷史中尋找良策,但他最想要的是「清閒」,「養氣讀書,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願也。」他在阜成門外散步,「近臨河甸,綠樹蔥蘢,葭葦瀰漫,令人動出世之想。」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洩痢,數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進讒,說,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慈禧聽了大怒,說:「我不能先爾死!」後果然,光緒先於慈禧一日「龍馭上賓。」

  1914年初,殺害宋教仁的應夔丞自上海越獄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凱實踐其「毀宋酬勳」的諾言。軍政執法處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鐵路火車上將應殺死。這件事使趙秉鈞感到兔死狐悲,他為應鳴不平,逕自發電通緝殺應兇犯,並抱怨袁世凱說:「如此,以後誰肯為總統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採用嚴密的特務網對其周圍的人進行監視,以防被人暗殺。周東郊說:「盛世才對任何人都不信任,連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岳父邱宗浚、姻襟汪鴻藻都不放心,都有專門特務跟蹤。」

  1936年,胡宗南任第一軍軍長時,駐紮徐州。一次他的父親從孝豐老家去看他,找到他的司令部。衛兵進去報告,胡卻說:「此人我不認識,叫他回去。」衛兵出來回報胡父,胡父十分詫異,對衛兵說:「你一定傳錯了,他是我的兒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會不認識我呢?你再去對他講,叫琴齋(胡宗南的號)自己出來見我。」衛兵只好再進去報告,胡宗南立刻翻臉說:「哪裡來的混賬老頭,這樣無賴,快把他攆走!」隨後派一心腹副官去跟蹤他父親,等副官回來報告他父親住在哪個旅店後,胡才化裝著便衣去旅店看他父親,對他父親說:「以後你不要隨便到司令部來找我,現在給你三百塊錢,你快快回家吧!」把他父親氣得要死,大罵兒子勢利,一怒之下,錢也沒拿,向孝豐同鄉借了點盤纏就回了老家。

  1947年,《改造日報》的記者陸立之前往東京,尋訪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慘景:家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了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了蔣介石......」

  20世紀50年代,陳立夫在台灣被投置閒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國謀生。他去向蔣介石和宋美齡辭行時,蔣夫人送了一本《聖經》給他,說:「你在大陸負了那麼重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很難適應。送你本《聖經》唸唸吧,也好在心靈上得些慰藉。」陳立夫不客氣地指著牆上蔣介石的肖像說:「夫人,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

  反右時,嘉山縣某單位僅僅因為差一個名額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劃右派指標。曾希聖親臨該縣視察指導工作。該單位領導向他匯報敵情時信誓旦旦道:「該抓的都抓了,實在沒有右派了。」曾拍案而起曰:「這不就是右派言論嗎?」於是,該領導只好乖乖地將自己劃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輕的朱學淵在北京「上訪」,天天在「八大學院」閒逛。有一天「清華井岡山」斗王光美,他和幾個朋友去看熱鬧,見到她被紅衛兵拉成「噴氣式」,頸子上掛著用乒乓球串聯成的「項鏈」;陪斗的有羅瑞卿將軍,是用籮兜抬出來的,他跳樓把腿跳斷了。在地質學院他還見過彭德懷,彭剛從四川被揪回來。30多年後,朱學淵在美國做物理學教授,回憶說,彭德懷那倔強的面容,還留在他的記憶中。不知道是出自何種直覺,他很同情彭德懷和羅瑞卿。

  1968年12月10日,在監獄般的301醫院病房內,田漢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鏡和其他幾件衣物擺在病房裡,沒有人來取,沒有親人和朋友來與他告別。當他離開人世之時,廣播裡正狂熱地播放著他的歌,歡送青年學生們「上山下鄉」:「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絃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此時馬已84歲,他不久後即死去。

  「文革」期間,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批鬥會上,千家駒掛上五塊牌子,還要自己佈置會場,打掃

  衛生。開完會,經批准,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為1928年被捕過,從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沒想到的是,這句話竟然被其親兒子揭發,為此他又增加了一項罪名和懲罰,規定天天勞動前,要向毛主席請罪。

  洪秋聲是字畫裱褙專家,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在「文革」中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露是天食 飲露充飢
  太平天國後期,楊秀清向洪秀全報告國事的困難,說曾國藩的軍隊已經逼近,洪回答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乎?」快要滅亡時,南京絕糧,洪秀全令百姓飲露充飢,說露是天食。

  請客送禮是官場通例,或稱「陋規」,曾國藩也曾為此辯護,以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李蓴客也因此抱怨張之洞送他的「禮」太輕,以至於「午後至陶然亭,張之洞來,我避之。」

  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皇帝,遭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全體西方列強的反對,心裡一直憤憤不平,想把光緒徹底廢掉。徐桐、崇綺、啟秀三人想藉機「邀寵於太后」,並自比伊尹、周公,他們擬好的廢帝詔書卻被榮祿燒燬了,榮進宮哭陳慈禧說:「各國都認為皇上是明主,非臣口辯所能解釋。」再三懇請太后不要貿然行事。

  張之洞長子落水殞命,張為此痛悼萬分,至於時時涕泣,梁鼎芬寫信勸說:「憂能傷人,況涕泣乎?」為了替張之洞解憂,梁請康有為等人到總督衙門來陪張之洞談學說禪,「粲花妙論,人人解頤」,「西賓相對,可以釋憂。」

  章太炎在上海時,常與孫中山、廖仲愷、蘇曼殊等人來往,以在孫家時為多。太炎能獨自僱人力車往孫家,但對自住的裡弄地名卻記不清楚。因此由孫家回來時,必由人陪送。有一次,孫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孫家,門口僅有一輛人力車,章坐到車上即令拉車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輛車時,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車工人在半路上問往哪裡,章說「家裡」,問你家在哪裡,章說在馬路上弄堂裡,弄口有一家煙紙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車上一直在馬路上轉圈子。

  蔣光赤常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發牢騷,他常說:「外國作家常得女讀者來信讚賞,但中國女讀者從不曉得寫信給作家。」

  1926年,陳德征繼任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隨後又掌握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文教機關的大權。紅極一時,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國日報》發起「民意測驗」,「選舉」中國的偉人。揭曉時,第一名竟是他陳德征,第二名才是蔣介石。老蔣一怒之下將陳押至南京,關了幾個月後,命令各機關,對陳「永世不得錄用」。 






 
又被蔣介石賣了一回
  大革命後,於右任是主張「汪蔣合作」最力的一個人,故很得蔣介石的重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簡直是於右任當家。但很快胡漢民就把於趕下了台。於常住上海,不時還去南京。左右勸說:「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於答:「我有我的辦法。」左右更說:「你有什麼辦法,就是到頭來歎一口氣說,又被蔣介石賣了一回。」

  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七個半月之後,終獲自由,而遺恨不盡,對蔣絕不原諒。他對吳鼎昌說:「我在南京給他當了幾年家,想不到他翻臉不認人,最後耍出這樣的流氓手段!」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對黃侃卻頗多嘉許,他勸黃侃著書。黃卻謂須待50歲後再從事紙筆。1935年,黃侃50歲生日,章太炎親贈他一副對聯云: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對聯內無意中藏了「絕命書」三字,黃侃愕然。當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林森去世後,風傳吳稚暉將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吳對人說:「不可以,不可以,千千萬萬個不可以。我有一個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曠地上去拉屎,你們想,那成什麼體統,豈有一國元首,會像我那樣的?」吳又說:「我這個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當了國民政府主席,就要經常接見外國的外交使節。我看到有些亞非國家的公使、大使,穿著他們本國的服裝,像演戲一樣,會禁不住笑出來的,那樣不免有失國體。所以這差使最好讓更適宜的人去當。」

  金岳霖會忘記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電話給陶孟和,陶的服務員問「您哪兒」。金忘了,答不出來,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可是服務員說不行。金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只好求教於他的人力車伕王喜,王說:「我不知道。」金說:「你有沒有聽見人說過?」王喜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提醒了金岳霖。 






 
我苦哉,我苦哉
  魯迅去世的電報到達八道灣後,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條,通知「魯迅的母親」。老太太悲痛至極,只能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說:「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滿意兒子的不能任事,她後來對俞藻說:「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後家裡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老太太說:「難道他說苦哉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閻錫山率部退到臨汾。他和第二戰區的行營政治處住在同一個小村裡。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處的秘書主任劉岱峰,當時有決死十總隊的隊長武玉山跑過來報告工作,說他在部隊中建立起軍隊不許擾害老百姓,軍官不許打罵士兵等等新辦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產黨員)插話說:「好,這是八路軍的辦法。」閻錫山聽了說:「什麼八路軍的,一切辦法都是造化的,誰用就是誰的。」

  在延安,張景秋擔任了一個小組長的職務,終日忙忙碌碌,笑逐顏開。有一次,王實味一本正經地對張景秋說:「張景秋,我看見你,就想起魯迅說的笑嘻嘻的臉。」張非常氣憤,又覺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後來寫了一首詩《笑》貼在自己的炕頭:我從只能哭的地方來,現在要放聲笑了!這笑聲有人不喜歡,明天我還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長虹很重視培養文學人才。他曾發現了曾克,除寫文章褒獎外,還要去看看曾克。當時曾在私立重慶復旦中學教書,他去了,把一張紙條交給校工,自己在門口等,曾克來到校門口,大聲喊:「哪位是高老師?」他不答應,卻拿出一張報紙交給曾克,正是刊登他寫曾克文章的報紙,報頭上寫著幾個醒目的字:「我約你談一談,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慶的某簽名場合上,他恍惚起來了,記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邊的人說他姓潘。可是,他還是想不起來,並且問「阿里個潘呀?」

  抗戰期間,朱家驊等人決定向蔣介石獻九鼎,銘文由劉起訏起草,顧頡剛定稿:「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蔣介石知道後,大罵朱家驊:「這是無恥!」「太糊塗,是侮辱我!」「這種作法,不僅給我侮辱,也給黨侮辱,怎樣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 






 
什麼今天要槍斃我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

  1946年,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放話說: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都行!章伯鈞說:「就是給我幹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羅隆基則說:「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張愛玲說:「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

  20世紀50年代,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沈從文對人說,「啊呀!真了不起呀!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認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20世紀60年代,為了揭露向達鄙視靠馬列做學問的「陰暗心理」,翦伯贊舉例證明,說:「北大老教授湯用彤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時,做了個後記,裡面說到自己『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看了則說:『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幾遭沒頂之災,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於是來了個「你說什麼我就承認什麼」,甚至加上荒唐的編造,叫做「雙料特務」,這些自然以後都澄清了,他什麼也不是。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不善言辭的老實人說:「反正遲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電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重了。到10月國慶,李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他的妻子張洛進來看了,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

  週一良著《畢竟是書生》,或有論者以為周無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輩以為周自責太過,承擔了不必承擔、也無法承擔的內疚,據說,周是有勇氣,良心的,他坦然將某位老先生匿名寄來的字條「無恥之尤」壓在玻璃板下。錢文忠以為,「畢竟是書生」不是膽怯的求恕之詞,其中包含著一股極難領略的傲然之氣。對晚輩,周只有在認為你孺子可教時,才會在字幅上鈐上「畢竟是書生」之印,否則只蓋白文名章。

  蔣介石死後,錢穆自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弔祭情況,稍遣哀思」。 






 
無法對歷史作交代
  孔令晟曾任蔣介石晚年的侍衛長,他回憶說,蔣介石對是否讓蔣經國承襲重任,心中曾有長期的衝突,並曾認為這樣做,將「無法對歷史作交代」。

  葉秀山讀書成癡。1976年,他住乾麵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間,他的書桌就在窗下。有一天,他的鄰居在窗下批評他說:你現在還坐得下來讀書?他問出了什麼事,原來由周恩來總理逝世引起的事態越來越大了,大家都到天安門去憑弔,致哀。於是葉接受批評,找了

  個時間也上天安門去了,只見那人山人海,莊嚴肅穆,凝重氣氛,向所未有,張望之間,遇到幾位同事,以目示意心照不宣。葉說他因此體會到走出書齋之重要。

  費孝通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我們都是戰鬥劇中的演員,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會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時我也扮演批判別人的壞角色,譴責和寫大字報反對別人!我們不得不演……我變成了旁觀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觀察別人的過程中,也有機會觀察自己。我想,經過那些年我的確懂得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一些。」

  韓石山曾經評點史鐵生的名作:《我那遙遠的清平灣》。史因為下鄉致殘,韓說,不管史的這篇小說如何,僅是那抒情的題名就讓人不敢恭維,那哪裡是寫受難之地,分明是遠方姥姥的家嘛。

  曹禺說:「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使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明白了,你卻殘廢了,這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人老了,丑,沒有一點可愛的表演,上帝把你的醜臉都畫好,讓你知道自己該死了,該走了。」

  王小波在國學熱中說,古宅鬧鬼,老樹成精,一門學問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妖怪。就說國學吧,有人說它無所不包,到今天還能拯救世界,雖然我很樂意相信,但還是將信將疑。 






 
多磕頭,少說話
  穆彰阿恭維曹振鏞:「老師德高望重,京師誰人不知?聲名如師者,怕空前絕後矣!學生正欲求教為官之道。」曹大笑:「告訴你也無妨,此亦無他,唯多磕頭,少說話而已。」

  池州秀才楊長年為了進謁兩江總督曾國藩,撰《不動心說》呈上:「今置我於粉白綠黛之側,問:『動心乎』?曰:『不動』!今置我於紅藍頂戴之傍,問:『動心乎。』曰:『不動』!」為了晉見中堂大人,美人官爵,一概置之度外。曾的幕僚李鴻裔在文後批曰:「白粉綠黛側,紅藍頂戴傍,萬般都不動,只要見中堂。」

  李鴻章、程學啟攻佔蘇州,採用了騙降後殺降的手段,其欺瞞和屠殺之舉,使英國人戈登「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發誓要消滅李、程。後來李鴻章對他進行安撫,他仍然持保留意見,拒絕接收朝廷賞給他的一萬兩銀子,他在朝廷的褒獎令背面寫了一段話:「由於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丁日昌做江蘇巡撫時,曾認真查禁「淫書」,他開出了一長串書目,從《肉蒲團》、《燈草和尚》、《濃情快史》、《繡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廂記》、《水滸傳》、《紅樓夢》。他認為《紅樓夢》寫盡癡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決不露一個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馳,這就是所謂「大盜不持干戈」。當蘇南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帶親信將領遊覽無錫的惠山,當時因躲避戰爭,山上出家當尼姑的特別多,劉因此飽覽秀色。丁日昌知道後,一本正經地勸他:「省三,你現在已經貴為提督了,還這麼不檢點,難道不怕世人恥笑麼?」劉銘傳反唇相譏:「丁雨生,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正經了,想當年你剛到我們軍營的時候,到處收羅西洋春宮畫冊,送給我部下的將校,讓大家幫你說好話,保你往上爬,你現在倒忘了。」

  梁鼎芬、於式枚、文廷式三人相貌性格各不相同,體型卻差不多,所以衣服冠履可以換著穿,親密無間,當時的士子十分妒忌,認為他們是同性戀。據說,梁、於都有「暗疾」,即「天閹」,不能接近女色,只有文廷式正常。梁、於成家後,都把夫人寄居在文廷式家裡,並且對外聲稱「禮教非為吾輩設也。」梁尤絕,在一次和朋友飲酒時,居然吟出「有子萬事足,無妻一身輕」的句子。

  慈禧忙做60大壽時,翁同和等大臣上奏要求,能不能壽誕從簡,節約宮中開支補充前線的軍費,慈禧說:「誰要是令我一時不快樂,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樂。」 






 
辭西席,就東床,張佩綸不是東西
  張佩綸字幼樵,是晚清著名文士,與張之洞、陳寶琛、黃體芳一起號稱「清流四健將。」傳說張佩綸被李鴻章招進府後,一入內室商量事情,看見李的女兒詩作,讚歎不已,以為是其知己。李讓他為小女留意擇婿,張問:「才學地位要什麼樣的?」李說:「像你這樣也就可以了。」張立即跪下央求:「門生剛剛喪偶,而女公子又是文字知己,所以斗膽要求當相爺的女婿了。」李只好答應,張聽到相爺承諾,從地上一骨碌爬起,跑到外面逢人便告:「相爺許我做女婿了。」民間對聯如此損之:「養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辭西席,就東床,張佩綸不是東西。」

  清末,慶王奕劻大權在握,而對時局無動於衷,他本是臭名自甘的貪官,無能無志輔佐清廷。清政府覆亡後他仍忙於摟錢,死後家人為其請謚於遜清小朝廷,宣統說:「是喪吾國者,何謚為?」悻悻不已地給他賜謚了一個「密」字。

  陳家鼐好吹牛,在日本時,其老鄉們成立組織冷落了他,他就跑到陳其美處,聲言湖南的黨人都聽他的話,他可以統統喊來參加中華革命黨。陳其美信以為實,又誤以為他是國會議員陳家鼎,故請孫中山委他為湘支部分長。他得到委狀之後,便當街拉人,在路上見著同鄉人便一把拉住要他入黨,並向人說:「中山已委我做湖南革命黨人的領袖,不信請看委狀。」說著就把委狀捧出來,湘人皆嗤之以鼻。

  袁世凱稱帝未揭幕之時,朱啟鈐、梁士詒等人為之積極籌備,其子袁克定為幕後主持,每天改造《順天時報》一份進呈袁世凱,亦系克定主謀。「臣記者」薛大可(薛在每日出版之《亞細亞報》中,自稱臣記者),更無日不趨奉於袁克定身邊。幫忙幫閒如此。

  1915年8月,楊度、孫毓筠、劉師培、嚴復、李燮和、胡瑛等組成「籌安會」,鼓吹復辟帝制。袁世凱說過自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永不使帝制再現於中國」,就問計於徐世昌和梁士詒等人。徐世昌說:「我們可以召開國民會議,由國民代表決定國體,選舉皇帝,這樣別人就沒話可說了。」梁士詒反對說:「召開國民會議需要許多手續和很長的時間,這太慢了。我看,我們可以搞全國請願聯合會,逼參政會開會。」於是,總統府前便出現一隊又一隊的請願「群眾」,其中一支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們。

  趙秉鈞內閣被人稱為「國民黨內閣」,這個臨時現湊的政黨內閣,人多非笑之,以為此非政黨內閣,乃系內閣政黨。內閣組成不久,趙就變了腔調,有人問他加入政黨的事時,他說:「我本不曉得什麼叫政黨,不過有許多人勸我進黨,統一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同盟會也送證來,我也有拆開看看的,也有擱開不理的,我何曾曉得什麼黨來?」有人說親眼見過他送到統一黨和同盟會的黨證。他則搖著頭說:「此恐怕不是我寫的吧!」

  1913年3月以後,盛宣懷當上了漢冶萍公司的董事長和輪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長。在二次革命期間,他污蔑說「革命流毒忽又劇作」,一再要求袁世凱政府迅速派兵鎮壓。他操縱輪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壞革命軍對該局所屬船隻的調用,一面積極地為袁世凱軍隊運兵運械。盛稱袁世凱:「實超軼乎漢高、宋祖而上之,方之華盛頓、拿破侖亦有過無不及。」 






 
收到這筆錢做亡命費也好
  自宋教仁死後,國民黨議員中多數在京中尋找投靠。袁世凱在選舉總統時,拿出一筆大款子交給他的一些走狗,分頭去向議員們收買選票,價錢是每票大洋8000元。據說在京的國民黨籍議員,沒有一個不依價出賣。武陵人鍾傑坦白說:當大選時他在京閒著無事,也受袁黨的熟人之托,替他們向同鄉各議員去買選票,沒有碰到一個人的釘子。問到覃振時,他很痛快地說:「橫豎袁世凱要當選的,收到這筆錢做亡命費也好。」

  民初,雲南唐繼堯與顧品珍爭雄。期間顧品珍一度佔上風,唐多次電催趙世銘第五旅反攻。趙世銘回電說:「世銘一生部下,兩次師生,雖肝腦塗地,都不足以報知遇之恩。無如風雨連綿,道路泥濘,寸步維艱,奈何。」趙曾歌頌唐繼堯說:「唐會澤之心思,岳鄂王之心思也;唐會澤之事業,岳鄂王之事業也。」

  陳延年被楊虎手下的特務抓捕後,真實身份沒有暴露。他托汪孟鄒設法營救。汪找胡適,胡適說:「獨秀之子,我一定營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請蔣介石的大紅人吳稚暉出面說情,如此陳延年將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吳當著胡適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沒有用了,小陳可怕,太可怕,勝過其父十倍。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吳隨即給楊虎發去賀電:「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因此被劊子手亂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轟頂,痛心疾首,一直到後來,只要一提起陳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著大腿說:「說不得,說不得!」

  1928年,張靜江任浙江主席後,住湖濱「來音小築」。一天張和他的姻親周覺言語衝突,相互拍案大罵,說:「大家都是閶門(蘇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氣活現。你有什麼本領,還不是亮見亮!」

  塘沽協定後,黃郛以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在懷仁堂設宴招待各方頭面人物,席間黃郛得意之餘,大談其秦檜,說:「人們都說秦檜不好,其實如果沒有秦檜的議和,南宋就不一定還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見汪主和,見馮言戰,見蔣和戰皆好
  陶希聖為人陰沉,善於察言觀色。人們將其歸入無行文人之列,他「見汪主和,見馮言戰,見蔣委員長和戰皆好。遇國罵共,遇共罵國,遇法西斯國共都罵。」

  1932年初,有一個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學生楊周熙(時在軍政部辦的交通研究所當隊長)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送給蔣介石看。蔣交康澤審查,並考核作者。康澤把楊找來,問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楊直截了當地說,「我聽說現在有一個運動,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趕快寫這本書出來,不然,就會落伍啦!」康澤向蔣介石呈復,說楊投機。蔣把書名中的「法西斯化」改為「復興運動」,內容照舊。

  1932年,張元濟的兒子張樹年自美國留學歸國,想進商務印書館,張反對,稱:「我歷來主張高級職員的子弟不准進公司,我應以身作則,言行一致。」

  1932年夏,劉湘在渝召集二十一軍管區教育會議,由劉主持,致詞大要為「我統一四海後,先要發展土產,如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須不依靠科學亦能致富,閉關亦能自守。」何魯時為重慶大學理學院長,起立發言說:「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劉登時面紅耳赤,隨即退席。

  戴季陶做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唯才是舉,給人以「天下人才盡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達分數線的學生沒有被錄取,戴在國民會議上要求從嚴處分自己,蔣介石無奈只有罰扣其薪金三個月。

  1934年,由熊式輝和楊永泰提議,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以「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復興」的「新生活運動」。宣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時人有嘲諷此事者,撰對聯為:上聯: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聯:忠孝仁愛禮義廉(意「無恥」)。

  汪精衛投靠日本後,召集各方勢力會談,以期盡快建立政權。王克敏和梁鴻志都對日本方面負有藉著擴大華北特殊職權問題故意延宕汪偽政權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會談如涉及國旗、汪黨流入華北、在華北建立政治分會和隴海鐵路的管轄權等等問題時,都與汪爭得面紅耳赤。他還譏諷汪說:「你應當向我請教。跟日本人處事,應虛與委蛇。日本人難纏,你同他條件談得再好,他到一定時期,也能翻臉不認賬。」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說:「我們60多歲人,做漢奸沒幾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極端痛恨王克敏。

  成捨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實行高度的壓迫和剝削。以艱苦抗戰作口實對職工採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時間,嚴定處罰辦法。甚至規定職工伙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終不許。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消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在吃午飯,成捨我到食堂宣佈這個消息,並說:「你們看,羅斯福是金元王國的總統,營養應當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見營養的關係不大。」話未說完,全室嘩笑。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韜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係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韜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徐恩曾回答說: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產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產黨」。鄒韜奮氣憤之餘只說了一句話:「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麼辦!」

  張國燾年少多才,在北京青年學生界及早期中共黨內,張之英氣皆不讓他人。他的革命精神促使他參與了中共黨的創建。但他一旦脫黨,英雄的一生也就劃上句號。在武漢,他見到蔣介石說:「委員長,兄弟在外糊塗多年。」

  盛世才反蘇反共後,誣人通共,十分起勁。他曾親審丁慰慈,查問拿了多少盧布。丁不勝拷打,向盛世才說,你說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認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人自誣。丁只好從拿五萬說起,盛嫌少,毒打之下,盧布數由五萬升到十萬、二十萬、三十萬,還是遭受刑罰。丁索性自誣拿了一百萬,結果盛世才又嫌多。於是丁又從九十萬、八十萬、七十萬、六十萬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體無完膚時,丁說出五十萬,盛世才認為與其「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結論是:「丁慰慈!你早說實話,不就少吃那麼多的苦頭了麼?」

  陳公博為漢奸行為辯護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只有苦熬,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唸唸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唸唸他的歷史和人格。」 






 
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
  1947年初,徐鑄成拒絕政府投資10個億控制《文匯報》的意圖,當著陳立夫、吳國楨、宣鐵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說:「《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話談到最後,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對徐鑄成說:「佩服佩服。今天這個場面,你能頂下來,真不容易。我宣鐵吾對不起你,曾封了你們七天門;今後,你再怎麼罵,我要是再動手,不是人養的。」徐回答說:「言重了,我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

  1958年的大躍進高潮時,山東范縣跑得更快,其縣委書記宣佈,范縣兩年即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書記把共產主義描繪成「新樂園」:「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李敖買下「國泰信義公寓」一套房子,發現有問題,就去找公司理論。老闆蔡萬霖很傲慢地說:「李先生,你知道我們蔡家兄弟是什麼出身嗎?」李敖說:「你們是流氓出身。」蔡愣住了,看李敖接著說:「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麼出身嗎?告訴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過我會寫字,你不會,要不要打官司,上報紙,你看著辦吧!」蔡以為李敖有來頭,一下子軟下來,答應賠償。

  「文革」末,週一良、湯一介、林庚、魏建功為江青收羅進「梁效」寫作班子,時人對其投靠「洞若觀火」,舒蕪詩作《商山四皓新詠》得多人唱和。而四人不思反省,湯在其自傳中坦言當年如此考慮,一認為毛澤東完全是對的,二進「梁效」寫作班子後不會再有人來批鬥自已;週一良傳記《畢竟是書生》,則說:「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

  柏楊被國民黨逮捕,調查局的官員劉展華對他軟硬兼施,劉說:「你只要坦白,自由就立刻可求。像你這樣的匪諜,永不會瞭解我們三民主義信徒的高貴情操。」柏楊不願屈服,劉展華就猛抽柏楊雙頰,據柏楊說:「拳頭像暴雨般猛擊我的臉部和前胸,我掙扎著,但他的皮鞋連著踢中我暴露出的小腹……」 






 
梁一舉人耳,何以有是禮節
  戊戌變法前,梁啟超過武昌投謁,張之洞命開中門及暖閣迎接,而且問巡捕官:「可鳴炮否?」巡捕以恐駭聽聞對,乃已。蓋朝廷定制,欽差及敵體官往見督撫者,才能鳴炮開中門相迎。梁一舉人耳,何以有是禮節?皆因其時已有康梁柄國之消息,張之洞特預為媚之耳。

  左宗棠駐軍漢口,奉命去鎮壓新疆叛亂時,恰好哥老會頭目(人稱大龍頭)犯法逃到漢口。左正準備從漢口開往西安,忽見隊伍自動集中,排成十幾里的長隊,非常詫異。不久接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巨匪要從漢口逃往西安,著地方查辦。左摸不到要領,無計可施時,忽見隊伍更形活躍,說是去歡迎大龍頭,左更莫名其妙。幕僚說:「軍中士兵上至將官都是哥老會中人,所謂『匪首』就是他們的大頭目。」並建議:「大帥最好加入哥老會,做大龍頭。不然,我們無法到新疆。」左聽後便去開山,做起大龍頭來,收留會黨,這才平平安安地到了新疆。新疆因此有了哥老會。

  康有為在京師創立強學會,朝士集者百數十人,又赴上海設分會,請張之洞列名,張發電報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乃助會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

  辛亥革命後,作為革命對象的皖撫朱家寶(他鎮壓了熊成基起義),不但沒有被動「一根頭髮」,反而搖身一變,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寶座。孤雲說這些人是:「清廷而在,則搖尾為奴;虜社既顛,則塗面革命。」

  章太炎看到孫中山在廣州護法的事「難就」,就想應雲南督軍唐繼堯之招西行。孫派人勸說:「今人心不固,君舊同志也,不當先去以為人望。」章回答說:「此如弈棋,內困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逼,未有兩眼,僕去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僕可也。」孫從之。

  袁世凱曾向梁士詒說:「財政窘迫如此,交通部總要幫忙才好。」梁答說:「只須大總統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稱:「每月須有四五十萬才好。」梁立即爽快答應:「就是五十萬可也。」 






 
辜鴻銘: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張勳復辟期間,陳寶琛極為活躍,他對溥儀說:「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使溥儀感到驚奇的是他在處理黎元洪問題上表現出的激烈態度,陳當時臉色鐵青,幾乎失去了控制地對溥儀說:「梁鼎芬見黎元洪力勸他離開總統府,遭到拒絕,他這樣拒不受命,請皇上賜他自盡吧!」溥儀以為過分了:「民國對我不是也優待過嗎,我剛一復位,怎麼能就賜黎元洪死,這是絕不應該的。」陳氣呼呼地說:「他豈但不退,還公然拒絕梁鼎芬勸告,賴在總統府不走,亂臣賊子元兇大憝,焉能與天子同日而語。」

  民初,馮玉祥將軍驅逐溥儀小朝廷,遺老舊臣們多方求援。載濤之子溥佳對羅振玉等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羅矢口不談什麼借助外力(暗地裡與日本人聯繫),兩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來京時,總說是沒回家就來到北府,向溥儀和王公們報告他在津與段會見的經過。當時溥儀以及王公們對他那種不顧年邁不辭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讚許,他總是裝出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氣說:「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盡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羅看成一個「忠貞可嘉」的人物。

  張宗昌有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託洋學堂出身的郭松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

  譚延闓在國民黨內以處事圓滑、八面玲瓏著稱,人們稱其為「藥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宋子文等不同意蔣介石追求其妹宋美齡,譚受托勸戒:「兒女婚事當不應多管,何況長妹,徒傷感,且落口實。」宋子文只好歸順蔣介石。

  1928年胡漢民從歐洲回國,提出「成立五院實行法治」的主張,以便再度與蔣介石合作。當時曾有人力勸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蔣利用,胡回答說:「自古武人只能馬上得天下,沒有文人就不能馬下治天下。漢高祖還要有個叔孫通幫他定朝儀。現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來約束住槍桿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會有人去受他利用。」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他的口頭禪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他做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蔣喜怒無常,他毫無怨色,還對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

  1942年系《南京條約》一百週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蔣的看法,一個與孫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蔣介石核奪,蔣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的文章。 






 
坐跪同一人:求人不如求己
  抗戰期間,政府財政困難,物價高漲,公務人員的生活很困苦,情緒低落。嚴家淦時任福建建設廳廳長,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見客廳有一幀奇怪的照片: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細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個人,就是朋友本人。嚴百思不得其解,問朋友,答說:這叫求人不如求己。

  1944年,哈里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共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末為什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覆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末為什麼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毛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戴季陶在日本同蔣介石同嫖共賭,終生與蔣關係密切。他原名戴良弼,清末時改名為戴天仇(與滿州不共戴天之意)。革命成功後,跟陳果夫、蔣介石在上海一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故又名傳賢。他使蔣決心殺鄧演達,他的書房正桌上,掛著觀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親像。1949年初,他從南京逃到廣州,同於右任同住招待所,於責備他,蔣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虐,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藥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麼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張群的朋友評價他說:「眾友呼岳軍,只能呼之為蔣之使女,而不得稱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寵撒嬌時,而張並此無之,惟有唯唯諾諾,欲如何便如何,無一絲違抗。」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岳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一部分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麼菜,我做什麼菜。」

  沈昌煥深得宋美齡信任,時人戲稱沈為宋英文秘書。當沈昌煥的朋友祝賀他就任台灣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時,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這裡接電話的。」聞者莞爾。沈接電話頗得宋美齡「歡心」:你說上海話,我答上海話;你英文,我亦英文,應對自如。

  秦孝儀早年做過蔣介石的侍從秘書,後來當過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他的聲名大噪乃是蔣介石遺囑所賜,「秦孝儀承命受記」從此成為他的註冊商標。遺囑內容無論用典、用詞都一度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資。秦後來官至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

  20世紀60年代末,《紐約時報》有報道說,宋美齡是蔣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當時正好在紐約,看後怒不可遏,馬上命令駐美大使周書楷前去交涉,要求該報更正、道歉。周以為此事難辦,且報道屬實,拖延久之。因此惹惱了宋美齡,將周叫到寓所,宋斜躺在床上問周何以不照令辦事。周說這是在美國,讓人家更正道歉很難,宋不依不饒,爭執之下,周耐不住性子,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大使,不是你的僕人!」宋美齡聽後馬上從床上跳起,打了週一耳光,尖聲吼叫:「我就是中華民國。」

  嚴家淦任「總統」時,蔣經國任「行政院長」。一次蔣要親自去找嚴商量事情,先由「行政院」秘書打電話給「總統府」秘書:「蔣『院長』有事想到『總統』府看『總統』,請你向『總統』請示一下,過半個小時『總統』有沒有時間見蔣『院長』?」不久,嚴家淦的秘書打電話到「行政院」:「『總統』說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秘書愣了一下,接下來聽到的是:「『總統』說他出去會順道到『行政院』看蔣『院長』的,時間最多也就是半個小時,請轉達蔣『院長』。」蔣經國曾說:「凡事有靜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聶衛平戰勝日本棋手後一段時間,哪兒都找他去,領導找他,群眾也找他。聚會的時候,上千上萬的人圍著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說他和熊貓一樣是國寶。有人私下問他:「你的棋怎樣?會不會退?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著回答:「退倒不會退,可也不會進,我沒辦法呀!」

  隔膜第三十一

  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劃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餘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 






 
七萬里之行,似尚慷慨
  郭嵩燾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公使,在當時前所未聞。人們難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時議論紛紛,郭的故鄉湖南,風氣更為閉塞,大名士王闓運編了一幅對聯諷刺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不僅燒燬了郭修復的玉泉山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當時只有李鴻章理解他,稱讚他:「七萬里之行,似尚慷慨。」

  清朝末年,維新與保守較量頻繁,當朝大學士倭仁反對招考學習天文、算學的人員,其理由是:凡學問都以中國為最好,根本用不著向外國去學習。他以病傷為借口,堅辭派他擔任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務。另一位大臣徐桐也對西學極為仇視,他住在東交民巷,府宅與使館相鄰,做一幅對聯說他「與鬼為鄰,望洋興歎」。

  徐桐保守頑固,對一切洋玩意兒,一概深惡痛絕。有一次看到他的兒子,已經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著雪茄煙從他面前走過,立刻勃然大怒,訓斥道:「我還活著,你都這樣;我死了以後,一定稟明閻羅王,讓你胡服騎射作鬼奴。」並罰兒子跪在太陽底下暴曬。

  戊戌政變之初,張元濟赴賢良寺謁見李鴻章,勸說「中堂一身繫天下之重,如能剴切敷陳,或有轉移之望」。李歎氣說:「小孩子懂得什麼!」張元濟被慈禧革職,永不敘用。兩年後,八國聯軍入京,李鴻章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來與洋人議和。李經滬北上,張元濟求見李,勸他不必再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們小孩子懂什麼!」

  1898年,章太炎因參與維新被通緝,逃往日本佔領下的台灣,任台北日報記者,俞樾耿耿於心。後來章太炎剪辮子,發表系列仇滿言論,更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適逢章太炎到蘇州東吳大學任教,來拜望老師,俞樾藉此怒斥道:「聞爾游台灣,爾好隱,不事科舉,好隱則為梁鴻、韓康可也。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訟言索虜之禍毒敷諸夏,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不孝不忠,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於這段痛罵,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學太祖顧炎武,從經學角度進行辯駁,一方面寫下《謝本師》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並毫不客氣地責問其師:「何恩於虜,而懇懇遮蔽其惡?」

  倫敦事件後,康有為認為,把自己的名字與孫中山聯繫在一起,是一件極冒險的事。他的弟子麥孟華還據此事件把孫斥為「盜匪、會黨分子,使中國丟盡了臉的人。」

  早在1895年,孫中山和康有為就聯絡過。那時孫中山正在準備廣州起義,他派陳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為。陳少白正好和康有為住在了一個客棧,僅僅一房之隔,於是孫中山的特使和康有為有過一次「頗歡」的談話,談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國政府之事。但到政變失敗,康梁出逃,孫中山有意與康有為合成一股力量時,康有為的回答讓孫中山吃驚不小:「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梁啟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後,接受新思想洗禮,與乃師齟齬日多。康有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諸義硜硜自守,梁氏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沐猴而冠,再行跪清之禮,梁啟超指責康為「首造逆謀」,是「大言不慚之書生」,而康有為在事後更指斥梁曰:「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榮慶贊袁世凱: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下罪己詔,開黨禁,解散皇族內閣,任「袁總理」,榮慶充任顧問大臣。此時袁世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榮慶卻讚他:「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南北議和期間,孫中山的民國政府已無意約束袁世凱,同盟會早已分崩離折,無法發揮作用,大多數人如黃興等極力主張跟袁妥協,汪精衛則懷疑孫中山有名利思想,「當面斥孫公」,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

  袁世凱把孫中山請到北京,給以總統般隆重禮儀相待。一個多月時間,談話十餘次。孫每次講話,袁總是隨聲附和,謙恭異常。孫說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連聲贊同,以至孫起了疑心,問梁士詒,梁沉思片刻答說:「先生為南方人,總統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總統並不覺得有何不可。」孫聽後恍然,打消對袁的疑慮,對袁說:「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希望您當十年總統,十年之內我築成鐵路二十五萬里,您練精兵五百萬。」

  宋教仁臨終前致電袁世凱,對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宋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在上海時,陳其美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

  辜鴻銘在北大教授會議上說:「如今沒有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人們以為他復古倒退,是守舊人物。張勳復辟的時候,辜在外交方面很賣力,梁敦彥保薦他做外部侍郎,張勳說:「辜鴻銘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東興辦實業,抵制外貨,雖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對於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辦了食堂、醫院、小學、宿舍、補習學校等。有一次黎元洪總統到其廠參觀,稱讚他們的工人福利辦得好,說:「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邢寶齋為段祺瑞家僕,對段的發跡不以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當年在段父軍中當管帶,段也隨在身邊。當時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寶齋實在看不上他,就說:「你這叫什麼少爺呀!一點也不愛乾淨。」可段總不改,邢氣極了,就說:「你這個鳥樣!」邢總說這些事,有人聽得不耐煩了,便說:「你不是看不上他麼?他如今驚天動地,而你如今還得上街賣笤帚。」這句話把邢寶齋堵得沒話說,只好結結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對他好點呀!」

  1918年冬,李大釗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學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第一次集會是在沙灘紅樓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舉行的。成捨我也去參加了這一次集會,散會後他跑到第一宿舍(沙灘北大東齋)把帽子一扔,對幾個熟人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今天開成立會了。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義,我可不贊成。」此後他就沒有去參加過。

  1919年冬,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打工。工作之餘常向大學教授、學生領袖們請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幾十年後,記憶猶新,他跟人說,當時不僅傅斯年、羅家倫這樣跟他年齡相當的學生領袖,「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就是胡適這樣的大學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員」。

  司法總長羅文干「金法郎」一案導致王寵惠內閣出現危機。在這個好人內閣辭職前夕,幾位重要的閣員自王寵惠以下,如教育總長湯爾和、外交總長顧維鈞、內政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人,齊集在顧維鈞家中,商議應付羅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湯爾和的態度最激烈,主張全體辭職援助羅氏。王、顧比較溫和,因湯為醫學博士,王對湯說:「你是醫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國!」書生論政,一時傳為笑談。 






 
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
  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劃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餘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

  蔣光赤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大家對蔣和他的文字,對一般新文學,都懷有很深的成見。陳獨秀翻一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

  張國燾初到鄂豫皖根據地,就指揮紅軍戰士打了幾次勝仗,一時有中央來的「賽諸葛」美譽。有一次,獨立團的官兵打勝仗後回駐地,沿途農民向戰士祝賀,看見張國燾坐在轎子裡,有人以為張是被俘的土豪,說:「為什麼不把他四腳朝天?」或者說:「好一條白肥豬!要值串把大洋吧!」戰士們搶著糾正說:「不要瞎說,他是我們的中央。」

  魯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說法。20年代,高長虹跟魯迅鬧翻,因魯迅在45歲時說自己老了,高認為這是「精神的墮落」。高長虹借魯迅的話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胡適好談政治,而所談多攪渾水。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埋首於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爭圈外。這種態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與他們鬥爭。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於近代鬥爭之用。

  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魯迅曾說,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會有人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1931年9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決定組織赴京請願團。到南京後,與天津學生請願團一起到中央軍校見蔣介石,高崇民慷慨陳詞請蔣率兵北上,收復東北失地。他說:「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衛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蔣面紅耳赤,老羞成怒,說:「東北失掉,東北人來請願還可以,天津並未丟失,天津學生來請什麼願?」如此一來,請願團更加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罵之聲,不絕於耳。

  胡適在北大當校長時,學生們鬧學潮,到辦公室把胡適包圍住,胡適說:「你們再不離開,我一個電話打出去,你們就要被捉起來。」 






 
你覺得太閒空,去找些白米來數數
  郁達夫帶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與王喜歡交遊的性格頗有牴觸,郁達夫對她說:「這裡是一個新的所在,你沒有什麼人認識,我要和你在這裡終老。」王讓他給她找工作,郁達夫就說:「你既覺得太閒空,不會去找些白米來數數?」

  1932年,潘蘭珍與陳獨秀吵架回家,她與陳獨秀已生活了兩年多,並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陳獨秀,平時只管叫他「李老頭」。她年僅24歲,比陳獨秀的大兒子小10歲。陳獨秀被捕,成為社會上的重大新聞,她與娘家人也整日談論不休。她甚至說:「陳獨秀太自傲了,這回免不了殺頭!」潘蘭珍的父親從街上買回一張報紙打開一看:「陳獨秀已押到南京受審。」下面是陳獨秀的照片。潘蘭珍見到照片,一下子驚呆了:「原來陳獨秀就是我老公!」

  陳獨秀在獄中,監獄方面不允許其保外就醫,而且不准親屬探監,不准通信,不准讀書看報。陳絕食鬥爭,才漸漸放鬆一些,他抗議「你們執行惡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獄長說:「惡法勝於無法。」陳獨秀說:「惡法就要打倒。」典獄長說:「我無權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吳承仕辦《文史》雜誌,又研究唯物辨證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門錢玄同。錢寫三字聯「普羅學、唯物觀」給吳承仕,吳不明其意。錢說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羅文學,唯物史觀」嗎?長著肥碩大頭的錢玄同曾說:「頭可斷,辨證法不可開課!」魯迅說:「何妨賭肥頭,抵當辨證法。」

  蔣廷黻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

  西安事變發生後,何應欽竭力主張轟炸西安城,由於馮玉祥反對,他放棄計劃,但仍派飛機去西安城外轟炸,宋美齡害怕蔣介石生命有危險,勸其不進攻西安。但宋一走,何改變主意,繼續命令軍隊向西安進攻。宋憤怒地責問:「何總司令,你怎麼又下令進攻了?你這不是存心要謀殺他嗎?」何應欽火冒三丈:「你婦道人家懂得什麼國家大事,不許你管!」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何應欽戒心日重,他決心用陳誠代替何應欽。何攬權過多,蔣就對他說:「敬之啊,你兼職太多,怕忙不過來吧,我還是保舉一人來接替你的軍政部長職務吧。」何答道:「不,我忙得過來,忙得過來!」

  1943年11月,憲政協進會成立。憲政運動成為上流社會中的清議,如王世傑所期望的,「給此種人以發言機會,無形中亦可減少社會怨氣」。高論盈庭,而對現實問題毫無干預能力。黃炎培說:「如一群饑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爭研究明午之菜餚如何方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個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籐椅衝破。余介紹說:「這是李烈鈞先生。」臧對這個民國元老、赫赫有名的將帥說:「久仰了。」余為老人介紹說:「這是新詩人臧克家先生。」李雙眼緊閉亂點頭:「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詩人心中起火又不好發作,後來對余說:「以後對不懂新詩的人,千萬不要再做介紹了。」 






 
偉大的媽媽 我們要飯吃
  抗戰時期,重慶歌樂山保育院分成兩派,一派是擁護宋美齡的正統派,一派是改革派。在一次歡迎宋美齡的會上,出現了兩條不同的標語:一條是「蔣夫人——我們偉大的媽媽」;一條是「蔣夫人——我們要飯吃」。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21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介石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他說,等他消滅了共產黨之後,要聘晏陽初為全中國鄉村改造運動的領導。晏陽初說:「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

  宋子文「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1945年冬,宋出任行政院長兼最高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席,何廉將戰後五年經濟建設綱要送交宋,宋子文看到這份綱要時對何說:「但這是用中文寫的。」他問何有沒有英譯本,何廉說沒有,宋就要何廉為他譯一份英文本。

  1950年,楊榮國出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楊樹達感到疑惑不解,當有人告訴他廣播電台已經廣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廣播員念錯了!楊榮國先生的特點不就是錯別字多嗎?這樣的人怎麼能當文學院院長呢?」他找校長李達,李達權力有限,最後楊樹達給毛澤東寫信,詳敘他對楊榮國的看法,毛沒有回信。唐麟告訴楊樹達:「今日教授,當以思想為主。」楊老先生才明白毛不回信的原因,於是「自悔孟浪,遂再奉書」,以求毛的諒解。接到楊兩封信後,毛回信說:「違教多年,最近兩接惠書,甚為感謝。所論問題,先生在第二封信裡已作解決,我以為取這種態度較好的。」

  宗白華對郭沫若有知遇、提攜之恩,郭與田漢接識也通過宗白華。世人皆以為三人為知己。50年代初,舒蕪到北京來,在什剎海玩時,遇見無所事事的宗白華,很激動地跟表兄聊天。中間問表兄:「最近見到郭老沒有?」宗白華長歎一聲:「唉,我這樣的閒人,哪能去打擾人家『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呢?!」

  汪曾祺說他的老師沈從文的小說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來不被理解。沈如此說:「我的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韓羽的漫畫,在筆法上,狀如童畫。張中行曾對韓羽說:「人家都說你的畫像小學生畫的。」韓羽回答:「你也讓他畫一張來看看。」

  王小波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時,說他想起了陳寅恪、馮友蘭這樣的教授。對陳教授,他想到,後者窮畢生精力,考據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話本:《再生緣》。王小波說,想到這件事,他並不感到有多振奮,只是有點傷感。

  錢鍾書、吳組緗是同窗學友。在一次同學會上,兩位八旬的老人擁抱在一起,吳說:「你的著作裡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己。」事後錢寄了一套《管錐編》給吳:「我的書,你都沒有讀懂!」

  荒誕第三十二

  王湘綺的夫人去世後,王想把女傭周媽正位中宮,但兩個兒子不答應。好在當時周媽名氣很大,王到東到西,一定要帶上她;有人請客,也要連帶請上周媽。王到北京,坐著馬車拜客,也有周媽陪同,周的名片上寫著:「王氏侍傭周媽。」 






 
怪題大仙
  鮑政被稱為「怪題大仙」,其做主考挖空心思出怪題,令人哭笑不得。某年,鮑出《顧鴻》一題,將四書五經背得爛熟的秀才們尋思好久才明白此題出自《孟子·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舉子們大怒,當即有人在考卷上寫詩諷刺他。鮑照出不誤,又來了個《及其廣大草》,又讓人摸不著頭腦,原來出自《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一個秀才在捲上寫詩諷刺道:「廣大何容一物膠,滿腸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色變草包。」但鮑政依然我行我素,調任湖北時又出一個《下襲水》,取自《中庸》:「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秀才們又是大怒,有人寫詩罵他:「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中藏,侮聖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鮑政批閱考卷,見此詩,心中氣極,又想自己實在出題太怪,也只得忍氣吞聲。

  康有為頗自負,曾說:「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餘篇,以李斯《諫逐客書》為第一,賈誼《過秦論》第二,其次則司馬相如、劉向、劉歆、谷永、揚雄、匡衡諸家敦厚典雅,皆含經義。」而其講文往往出乎本題之外,如講韓文公《馬說》,首言:「吾讀《馬說》則生無限感慨。昔戊戌變法,勸德宗辟新疆全省為牧馬場,養馬八百萬匹,為擴充騎兵之用。日本島國不足慮。若馳驅歐亞,稱霸天下,捨騎兵莫屬。蒙古入歐,全憑馬力。余願輔德宗為成吉思汗也。」至下課,則文公《馬說》一字未談。

  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有為為教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康有為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

  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朗笑三聲,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縣身份晉見湖廣總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見。行禮後,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後,裕泰對其他官員說,你們看見李瀚章了嗎?此人架子大,日後名位一定不亞於我。李果然做到總督,外號李大架子。中國官僚相度人才,匪夷所思,慧眼獨具。

  郭嵩燾曾在日記裡記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經向馮桂芬提過娶妻的條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當新婦過門後,他立即發現,此婦「多言狂躁,終日叫呶,有類瘋癲,貌更凶戾,眉目皆豎。」一連幾頓吵鬧過後,不由得使郭嵩燾大喊倒霉,埋怨「馮景老(馮桂芬號景亭)誤我」。

  1897年4月,熊希齡與蔣德鈞一道,專程趕往湖北,面見張之洞,請准湖南省內河通航。蔣申述來意後,張談湖南情況特殊,不得援蘇、浙、贛行輪之例,要慎重行事,從長計議,宜緩不宜速。熊希齡忍不住反問:湖南人不能辦輪船的特殊性在哪裡?眼看外國商輪可直抵湖南內河,而不准本國人置輪開航,怎樣向國人解釋這種慎重?張之洞答不出話,悖然變色,即端茶送客,由於激動,茶碗蓋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場禮儀,氣焰才有收斂。

  清末大臣剛毅極受重用,而此人不學無術,錯別字脫口而出,其低能聞名遐邇,推薦人才時竟說該人和黃天霸的水平相當,此外白字迭出:民不聊生之「聊」念成「邪」,把禹稱作王,皋陶的「皋」讀作「臬」字。當時流行七律一首,諷刺其低能,詩曰:「帝降為王禹舜驚,臬陶掩耳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黃金起,師弟師兄保大清。」

  張繼是同盟會員中的一個好打手,在日本保皇黨開會時,常由張一馬當先,跳上台去把保皇黨說話的人拉下台來。國民黨老人說,張繼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對孫中山說,袁世凱早晚必叛民國;如果他做了國會議長,就有資格容易見到袁,必要時可以對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為國除害。中山先生見其志可嘉,乃叫黨人投張繼的票,做了參議院議長。 






 
王氏侍傭周媽
  王湘綺的夫人去世後,王想把女傭周媽正位中宮,但兩個兒子不答應。好在當時周媽名氣很大,王到東到西,一定要帶上她;有人請客,也要連帶請上周媽。王到北京,坐著馬車拜客,也有周媽陪同,周的名片上寫著:「王氏侍傭周媽。」

  清末民初,吳虞以「打倒孔家店」口號名動一時,其本人專製作風之烈亦可一歎。吳在日本時,寫回四川的家信,從吃飯,用錢,讀書,都有一套規矩,他根據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為例,從日本對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遙控。他規定說:「今我既不在家,則香祖(吳妻)日用半斤,餘人或牙祭日與肉稍豐,平時則諸人每日共肉四兩足矣,不能過此數也。」又加注說:「若半斤肉已足,則四兩肉之錢可以歸入牙祭內,而牙祭可節省也。」

  民國時期,政客徐光弼與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將賽金花介紹給後者,魏倒也湊趣,說:「甘蔗老頭甜,越老越新鮮。」他與賽金花十分投緣,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勸魏,好端端的別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屬於我,有何不可?!」

  田桐為人偏激。在《民報》與《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後,他認為同梁啟超的爭論是「無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黨人的「價值」,是「恥辱」,提出應以暴力手段對付之,「力不足以誅梁啟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實現「政黨內閣」,提議取消同盟會,與其他幾個小黨合組為國民黨時,他力加反對,「拍案痛罵」,使會議無法進行。後見孫黃同意,才不再堅持,而變為國民黨實現政黨內閣的勇士。在國會裡他是一個極為活躍的議員,發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稱為「田三句」。在競選活動中,他為拉選票到處奔走,不遺餘力,甚至不惜以手槍相威逼。

  民國初,民國政府與遜位大清帝國之間往來較多,遺老們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貴者,孫寶琦曾為大清山東巡撫,搖身變為民國政府裡的國務員,貴為外交總長。一次,孫與趙秉鈞等國務員到大清小朝廷來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發現了老朋友,他直奔這位穿大禮服只鞠躬的國務員面前,指著鼻子問:「你是誰?你是哪國人?」孫給老友問怔了,梁提高嗓門:「你忘了你是孫詒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你今天穿著這身衣服,行這樣的禮來見先帝先後,你有廉恥嗎?你是一個什麼東西!」「問得好,你是個什麼東西!?」勞乃宣跟了過來,他們倆一唱一幫,引過來一大群人,把這三人圍在中心。孫面無人色,低下頭連忙說:「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1912年6月,唐紹儀辭職,陸征祥代理總理,繼而奉命組閣。他向參議院提出補充六個閣員名單,親自到會宣佈「政見」,開口便講「補充閣員名單」好比「開菜單作生日」,使全場嘩然,成為笑柄。至於「政見」,一句話也沒說。議員們對他大失所望,將他提出的人選,一一否決,致使新閣流產。

  民國期間,曹錕唆使張紹曾以內閣全體總辭職、軍人索薪等手段驅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將總統大印秘藏。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率軍警上火車索要總統印信。黎問:「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麼樣?」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想想。」 






 
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請他當總統
  曹錕當上了總統,卻因內外交困不能施展其總統的威風。他對手下人大發牢騷:「你們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來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著老命要來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說:「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請他當總統。」

  黃侃跟章太炎在東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頭苦讀,不時向章請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終沒有「拜師」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為奇,到黃決定回國,向章求臨別贈言,太炎先生說:「你要拜一個好老師常常指教你才好。」他問:「什麼人好呢?」太炎說:「到北京找劉申叔(師培)吧!」他答:「暫時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說:「浙江孫詒讓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說:「陳伯韜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說:「那麼怎麼辦呢?萬不得已,就是我勉強點吧!」這時,黃才認真地磕了一頭,算是拜了師。

  溥傑十幾歲時,很想買一個照相機,就問服侍他的太監需用多少錢。太監現出了鄙夷的神情對他說,「您是一位當爺的,打聽這個幹什麼?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們還怎能托福?!」溥傑聽了不但深覺失言,而且是失了「當爺」的體統。

  閻錫山曾被袁世凱召見三次,有人問他袁是什麼樣子,閻說:「我……我沒有看見,我只看見他的靴子。」表現得極其懦弱馴服,連袁世凱都被感動了,於是他這個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來。

  孫岳是明末宰相孫承宗的後裔,常對人說他是天生的革命黨,不反清做什麼。孫家是高陽世族,孫岳在北方革命黨中也是有名的,故袁世凱背叛革命後,袁的爪牙四處捉他。一天,孫突然光臨何遂處,青衣氈帽,鄉下佬打扮,神色慌張。何遂問他何以如此狼狽,他說:「家鄉呆不住了,袁世凱要殺我。」何勸說:「這裡有的是關中豪傑,你不用怕。」孫不安心,在華山下找了一間土房子,去做隱士了。

  陳家鼐兄弟都愛吹牛皮、出風頭,他們頭上都長著癩子,尤以家鼐為最,一些人都叫他陳癩子。1912年他毛遂自薦,冒充上海某報的駐漢通訊員。他開頭第一次專電云:「陳家鼐某日抵漢,與黃克強同車出遊,沿途觀者數萬人。」報社的編輯照原文把它披露在報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云:「看你的癩子。」閱者大笑。

  黎元洪、段祺瑞交惡,黎大感恥辱,曾說:「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見侮於段。總統是婆婆,不是小媳婦。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婦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樹錚等毫不把黎放在眼裡。韓玉辰為政學系幹事,此時兼任黎府秘書,常與黎左右爭論府院關係,孫武、哈漢章常拍案罵段、徐,韓說:「曹操不是罵得死的。」

  民國初,北大人才濟濟,名教授有二馬三沈之號:馬裕藻及弟馬衡為二馬,三沈指吳興沈氏三兄弟士遠、尹默、兼士。沈士遠在北大預科講授「中國國學概況」,其第一篇是《莊子·天下篇》,因兼總務科長,經常請假,一年未能講完這一篇,年年如此,故學生戲稱為「沈天下」。

  民國初,陳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講中國哲學,每週九小時,講了一學期,才到周公。學生問何時可以講完,他說:「說完就完,說不完就不完。」

  馬敘倫被送到法國醫院診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長的要員前往慰問並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馬教授的老母說:「這孩子是我的獨子,政府幾乎要他的命,請問這是什麼道理?」要員回答說:「老伯母請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這位老弟的相貌,紅光煥發,前途必有一步大運。老伯母福壽無疆,只管放心就是。至於這些無知士兵無法無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靜下來,病房其他人也差點笑出聲來。

  孫中山與陳炯明交惡後,汪精衛、鄒魯請托吳稚暉向孫進言,寬恕陳炯明的罪過,允許他帶兵打仗,立功自新。孫憤怒地說:「陳炯明謀叛,要殺我;什麼人都可寬恕,獨有陳炯明不恕。」吳稚暉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應,我就不起來。」孫中山只好說:「快些起來,我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寫一張悔過書,則百事可了。」 






 
中國沒有討論愛情的資格
  1923年,北大教授譚紅喪妻兩月後即與其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上婚約的沈某在報上痛斥兩人。北大哲學系教授張競生發表文章為譚陳辯護,並提出愛情四項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有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競生的高論遭到普遍非議。人們認為愛情至高無上,愛情不容比較,愛情應具有永續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種。也有人主張終止這場討論,因為「中國沒有討論的資格」。

  黃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裡,住得不舒服的時候,想搬家了,就在糊著牆紙的白壁上揮筆寫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將軍」張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錢有多少,軍隊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東時,適逢天旱,百姓籲請求雨。張素不信此,然不能不舉行故事,因命於龍王廟設壇唸經,彼將親往禱告,民間聞之,皆大歡喜。屆期,張果至龍王廟,但既不拈香,亦不禱告,直奔龍王廟前,手批神像之頰,厲聲罵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呀!」罵完就走,但一天過去,仍沒有下雨,張就命炮兵團在濟南千佛山列過山炮十九尊,實彈向天空轟擊,結果傾盆大雨,驟然而降。

  葉德輝性情古怪,他藏書甚富,不輕易示人,在書櫥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對性問題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秘辛》等都翻印過。潘光旦評說,葉翻印的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夫婦從歐洲經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蔣介石對他表示了熱忱的歡迎,並動員了麾下大批軍政委員,反覆遊說汪精衛,要他留在上海「贊助清黨」,切莫去武漢。其中吳稚暉甚至當場向汪精衛跪下,求其留在上海,汪躲避不及逃上樓梯,口中則連連叫道:「稚老,您乃老前輩,這樣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吳佩孚失勢後,曾到甘肅一帶活動,當地人多有捧場者,是以吳等受盡優待。當其過天水時,受到馬廷賢的歡迎。在天水期間,馬的部下、各縣士紳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謁甚眾。吳對來賓只談論詩文和四書五經,不談政治。當時曾有人問:「聽說蔣委員長要請大帥到南京去,大帥去嗎?」吳只回答:「鳥獸不可與同群。」不再言其他。

  何鍵曾把「鏟共」、「清鄉」作為湖南省的中心任務,他把全省劃為二十二個團防區,各區設指揮一人,大都以縣長兼任,並以清鄉反共的成績作為考核縣長的主要標準。他說:「當縣長就要不怕殺人,婆婆媽媽當什麼縣長!任用縣長就要看這一條。」

  何鍵宣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提倡尊孔讀經。他經常到機關、學校、部隊演說,認為「學生必須研究孔子經義……正其思想」,規定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讀經。

  1929年夏,山東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東二師,二師當時演出《子見南子》話劇,孔氏族人以為二師校長宋還吾違反行政院通過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嚴辦。在其背後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對人說:「侮辱我們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員去調查時,一縣府職員問:「宋校長會不會殺頭?」 






 
人皆玳瑁,我獨烏龜
  成捨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面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標,摘記自己有什麼特點,人家有什麼佔先,凡認為落後於人的,屬於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開明書店常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刁難,宋雲彬回憶,有兩件事開明應付得相當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譯的高爾基的《母親》被禁售,他們把「沈端先」改為「孫光瑞」,《母親》改為《母》,仍然繼續印行。一是郭沫若的《離騷今譯》,裡面有「黨史人之偷樂」一句,審查官認為是暗罵國民黨,不給通過。章錫琛就質問他們:「是不是戰國時代已經有了國民黨?」問得他們啞口無言,只好通過。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後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後,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說:「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 






 
白崇禧:有匪有我,無匪無我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參加。白對人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為什麼頂濕鍋蓋為他造機會?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有發展機會。」他的部隊給紅軍幫了不少忙,有一次紅軍寫下一路「有勞桂軍遠送」的標語,「表揚」白軍只跟不打的「好意」。氣得蔣介石說:「這真是外國的軍隊了!」

  1935年,杜重遠的新生週刊因一篇涉及「對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動,國民政府接受了日本總領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審判杜重遠。吳鐵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決,萬事有我負責;不然的話,引起日軍干涉,問題更嚴重。」杜出庭受審,即被扣押。這時吳鐵城又轉口對杜說:「你在外面有危險,在這裡(指監獄)既自由又安全。」

  高長虹到延安後不久,周揚請其到「魯藝」作報告,各系學生一聽高長虹的大名,莫不踴躍前來。在周揚作了開場白後,高長虹看了看「周圍的如花笑容,滿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聲說道:「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他說完看看周圍,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語了。周揚笑了笑,請高再多講講,高長虹把原話重複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詩人因此將高長虹稱為「高起義。」

  1941年,在日本的推動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總務部長關口保(日本人)赴青島與南京汪精衛政府代表周佛海簽訂蒙寧協議書。德王對汪精衛居於他之上統轄「蒙疆」表示不滿。他說:「今天日本人忘了他們許下的幫助蒙古建國的諾言,反而叫我當汪精衛的兒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兒子,但不能做它兒子的兒子。」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將對漢奸進行審判清算。大漢奸褚民誼忽然從蘇州監獄內上書蔣介石,說他願意獻出他珍藏多年的寶物,要求贖罪。蔣為慎重起見,特把這件事交與軍統辦理,經毛人鳳指派第二處處長葉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蘇州找褚民誼,由他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葉沈兩人到南京他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沈醉迫不及待,問究竟是何寶物,褚民誼極端神秘地不肯先說,只再三叮囑務必認真妥慎辦理,因不僅關係到他的生命與前途,而且認為這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的一副肝臟。因孫先生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臟切開後用玻璃片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怎樣落到褚民誼手中。結果國民黨許多元老對他盜竊孫先生肝臟據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決定把褚槍決。

  抗戰勝利後,梁鴻志被關押在楚園,大家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同牢的孫曜東更認為梁已死到臨頭,因為有人告訴他:「你看梁鴻志,長著一對『豬眼』,這種人相書上說過,頭要『過鐵』」,即是要被殺頭。孫深信不疑,而不知「豬眼」何謂。十年後他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再次入獄,進而發配到安徽的茅嶺農場養豬,方才明白「豬眼」是怎麼回事,原來豬眼看人是用眼角從下往上「斜挑」著看,與梁鴻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戰勝利後,吳鼎昌為蔣介石出主意,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國共和談之後,雙方厲兵秣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請願和平代表團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等赴南京,在下關遭國民黨特務毒打。26日,請願代表團質問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為什麼用武力打內戰解決問題,吳回答說:「我們也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在不打,將來又怎麼辦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參議會」上回答「參議員」郭國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回答完畢後,剛走下發言台,只說了一句:「不好。」然後就倒地昏迷了。原來是腦溢血發作,一昏不醒。之後,「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佈:傅先生棄世了。結果這位議長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了「氣死」。消息馬上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郭國基以盛氣凌人著稱,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愛傅斯年的台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攻「省參議會」,要收拾郭國基。後經多方勸導說明,學生們方才散去。傅斯年遺體火化後,葬於台大校門右側一空地,名為「傅園」。 






 
四面樹敵
  1953年,胡風舉家北遷,在景山公園與什剎海之間的一所幽靜小院裡安家落戶。他在院子的四角種上了四株樹:一棵梨樹,一棵桃樹,一棵白杏,還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樹齋」。有人提醒他,這不是「四面樹敵嗎」?胡風只好放棄齋名,但在劫難逃,一年後即被捕入獄。

  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在50年代被迫檢討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問他怎麼也會成為右派。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面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一個幹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時,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人向縣裡打長途電話請示辦法,縣領導說: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指標了,就讓他頂那個空缺吧。

  在反右結束時,孫靜軒和雁冀走到「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面。他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匯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閻錫山臨終時給其親屬留下了六點遺囑:「一、一切宜簡,不宜奢;二、收輓聯不收挽幛;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四、出殯以早為好;五、不要放聲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記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內,每日早晚各讀他選作之《補心錄》一遍。」生前,閻錫山還自作輓聯數幅,囑家人在他死後,貼在指定位置。貼在靈前的是:「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筆事功」。橫幕為「朽嗔化欲」。貼在簷柱前的為:「擺脫開,擺脫開,沾染上洗乾淨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橫幕為:「努力擺持」。貼在院中的為:「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橫幕為:「公道愛人」。貼在院門上的為:「對在兩間,才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橫幕為「循中蹈對」。中間兩幅較易為人理解。對前後兩幅,憑弔者往往莫名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說「閻一生喜弄玄機。臨終還留此謎聯,讓人動腦筋」。

  1960年,中南海懷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編歷史劇《蔡文姬》,這是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羅點點回憶說,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康生等在場的人都笑了。

  「大躍進」期間,楊獻珍到河南調查。當時的河南省,據報紙報道,樣樣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國第一,號稱千斤省。小麥衛星、玉米衛星、鋼鐵衛星,一個一個放,好不熱鬧。某衛星公社小麥畝產吹到7320斤。楊到下邊一看,衛星全是假的,普遍營養不良,人人患有浮腫病,還餓死了不少人,楊獻珍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因為叫花子還多一條打狗棍嘛!」當時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順,幹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學會弄虛作假,在河南省黨代會上,一個縣委書記發言說:「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與群眾臉上無光榮……」楊獻珍跟河南省委辭行時,省委書記腆著臉說:「我們的缺點很多,就是浪漫主義多了一點兒。」楊說:「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現實主義百分之一。」

  吳祖光到北大荒勞改,時值「大躍進」,農村的荒唐事層出不窮,畝產糧食萬斤、10萬斤地吹。因為說實話倒霉,人們均以沉默對待,至多在親朋好友之間議論。新鳳霞去河北農村勞動,親眼見公社幹部們如何指揮社員連夜把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里,點上大燈,開起風扇猛吹(怕密不透風,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牛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回到城裡,她把老捨當作好友,將此事告訴老捨,老捨忙叮囑她:「你千萬別跟人說呀!」 






 
「文革」期間的每天「三祝願」
  「文革」期間,革命人民養成了每天「三祝願」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作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著念一句。「首先,讓我們衷心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願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上行下效,某省委領導人要求群眾「三祝願」時還要祝願這位省委大員「比較健康」。

  「文革」期間,河南西部山區一個公社中學有一位女學生,英語考試不會答題,便在考卷上寫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一樣為人民」。女學生受到學校領導批評,自殺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後,認為這是教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號召打垮「師道尊嚴」,反對「智育第一」。該中學校長和有關老師被捕判刑。

  「文革」期間,戴乃迭被關進監獄,她的唯一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後來可以看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監獄還給她發了一支鉛筆,一個筆記本。她瞭解到,在美國監獄裡可以學習,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風,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她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裡是……!」戴說:「那麼,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說:「你的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

  「文革」中,每當毛澤東發表一段講話以後,大家都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之後,回單位認真學習。在一次學習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對,結果導致一片「打倒」的喊聲。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麼?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裡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裡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麼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面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幾句話說得來人目瞪口呆,但還是一把撕碎齋額罵道:「你是什麼人,你也配!」齋額被毀後,聶紺弩特意跑到黃苗子處報告前後經過,然後說:「將來你另外給我寫幅大的,我給你裱好再掛上。他們還沒有抄掉我的錢,我有錢,幾時我請你吃飯。」

  1973年,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資格老的張春橋心中不滿。張春橋指使徐景賢給中央寫信,揭發王洪文種種腐化變質行為,除了打獵釣魚吃法國大餐外,還有一個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裡還使用一個黑色的進口精密儀器,從遠處操縱電視機(即今電視遙控器也)。」 






 
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
  「梁效」班子分寫作組、研究組,馮友蘭等老教授在研究組(後改名註釋組),主要任務是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在1976年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矛頭指鄧極為明顯,有人意猶未盡,問說:「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週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說矮小。

  20世紀80年代初,韓羽剛調到《河北畫苑》任總編時,一次單位組織全體職工去看電影,韓同大家一起上了大轎車,可電影快開演了,車還沒有啟動的意思。大家自然催促,組織者答覆說等總編呢,韓羽聞聽,氣不打一處來,說什麼狗屁總編,架子這麼大,讓一車人等他。大家當時還不認得韓羽,於是有人也跟著罵開了,正罵得起勁兒,車外的組織者見到車中的韓羽,忙叫道:「韓總編,下邊的轎車等了半天了,你怎麼在這兒?」韓才知道自己正是挨罵被等的總編,全車人見狀,大笑不止。

  1983年,孫大雨與陳巨來相逢於朋友婚宴。孫個子高大,不言不語,陳巨來個子矮小,且極瘦,以尖而細的聲音跟人頻頻交談。他一見孫大雨就說:「大雨兄,長久勿見了,你好哦?你吃了這麼多苦頭,怎麼身體還是這麼好?我是吃勿消,批鬥的時候被他們打呀,我現在只有70幾斤了。」孫只是默默頷首。陳巨來又問:「我們上次是在哪裡碰頭的?」孫說不清楚,陳突然大叫:「我想起來了,是徐志摩請客吃飯。」滿座為之愕然,蓋因徐死於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1972年,戴乃迭被釋放,楊憲益先於他出獄。戴回到家中,看見楊憲益已經整理好房間,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白蘭地,戴說:「好久不見,沒想到你還沒有改變過去的頹廢毛病。」楊憲益說:「是支部書記指示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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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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