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海軍戰略

作者:(德)鄧尼茨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海軍戰略 作者:卡爾·鄧尼茨
  譯者說明
  本書作者為前納粹德國海軍元帥。
  納粹德國全面崩潰前夕,希特勒臨死時,指定鄧尼茨作他的繼承人。自1945年5月2日至22日,鄧尼茨充當了二十天的納粹德國臨時政府首腦。1946年9 月,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鄧尼茨被宣判為戰犯,監禁十年,釋放後居西德。
  鄧尼茨曾任德國潛艇司令。1935年鄧尼茨受命改建德國潛艇部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鄧尼茨用潛艇戰封鎖英國的大西洋航道,擊毀英國大量船艦,使英國的海上運輸生命線遭受嚴重威脅。在海戰中,鄧尼茨根據德國的軍事實力和地理形勢,研究了敵方的特點,逐步形成了以潛艇戰為核心的德國海軍戰略戰術,在德國對英國的海上作戰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
  本書是鄧尼茨對法國記者提出的四十個問題的答覆,其內容主要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海軍戰略的回顧與總結,其中提供的有關材料可作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參考。作者以其親身經歷強調在現代戰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認為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著最後的決定性作用,這對我們今天分析蘇美爭奪海洋霸權的實質有一定參考價值。對於德國統一、歐洲聯合等問題,作者也表示了若干見解。
  本書作者是納粹德國的主要軍事頭目之一,其政治立場是反動的,對共產主義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極為仇視,鼓吹康德唯心主義的「絕對命令」原則, 宣揚軍人只須履行職責而不必過問政治,歷史是由少數「偉人」的意志和性格所支配的,戰爭的勝負決定於武器等謬論。有些內容全屬作者自我吹噓,洗刷罪行,為法西斯軍隊和納粹德國歌功頌德,塗脂抹粉。
  本書中出現的若干地名,都是舊名,我們仍照舊名譯出。
  本書由上海外國語學院德法語系德語組七二級工農兵學員和教師集體譯校。譯文有錯誤和不當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1976年3 月
  一、您在帝國海軍中所受的軍官教育基本原則是什麼?
  1910年,我們進帝國海軍當海軍預備軍官時就受到康德原則「絕對命令」1的思想教育,按照這位德國哲學家的基本原則,最高的道德準則就是履行職責。
  1「絕對命令」是康德(1724-1804 )唯心主義哲學中的倫理原則,這一原則要求全體國民絕對地服從剝削者的國家而不容許有任何抗拒的權利。——譯者。
  這個原則對我們海軍預備軍官中許多人來說,實質上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我們在童年時期就從我們的父母那裡受到這種思想的熏陶,形成了普魯士王朝以來在德國培植起來的一種心理狀態和精神狀態,它對普魯士的強盛及其政治上的安全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與履行職責這個原則密切相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聯結在一起的,還有我們的上級提出的教育要求:循規守禮,不要去幹違反基本道德原則的不正當的事情。我們這些年輕人難免要屢屢違反各種各樣的規矩,但是與這種道德上完美無缺的根本要求相比,這些過失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我們很快就糾正過來了。我們的長官就是用這種原則來教育我們出身於各種社會階層、從德國各省來到基爾參加帝國海軍 的這些青年預備軍官的。我們的教官都是由海軍人事局根據 此項任務的性質和特點特別挑選出來的。在這些長宮中,為 首的兩位是沙爾施米特海軍上尉和路德維希·馮·米勒海軍 中尉。
  我以感激的心情懷念這兩個人。當我回憶起第一年即對 我們海軍預備軍官的教育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那一年的時候, 我至今仍有一種寧靜而滿足之感:那些發生過的和處理過的 事情,全都很好。例如,有一次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我們的 實習艦在航行國外途中,艦上的軍官們受到某王室的邀請。這 位東道主提出,請幾位海軍預備軍官也參加訪問。於是,這幾 名預備軍官就由我們的軍官挑選了出來,但是一點也沒有給 予他們禮儀方面的指導,因為我們的軍官們知道,我們是不 會違反規矩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所以他們才認為用不著對 我們多加指導了!當我們的上級長官,如當時那樣,認為已 無必要在禮儀方面給我們上課了,那末還有什麼能更好地表 明他們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所採取的正確態度呢?我們的軍 官們的這種態度不僅在那時使我敬佩,就是在今天,我也仍然 這樣評價。
  因此,在海軍預備軍官的見習時期,為了實踐履行職責的原則,我們雖然過著嚴峻的生活,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很高的要求向我們提了出來。當時我們確已形成了這樣的認識:履行你的職責,處事循規守禮,那末,不論在何種外界環境下,你都會是一個自由的人。相反,如果你違背履行職責的「絕對命令」而按照你的良心謹慎行事,那末,無論你在當時外界環境下看來是多麼地受人尊敬,你卻會感到受束縛而且內心也是不自由的。
  與此相聯的還有:僅僅把物質享受看作自己生活目的的 人,就不會像按照崇高的道德準則生活的人那樣具有真實的 內心世界和真正的自由。誠然,物質幸福在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往往是迫切需要的,但它不能作為唯一的生活目的,也不能作為衡量人並把人分成等級的尺度。
  我決不認為履行職責只是屬於德意志民族的一種特性。
  當然,各個民族是不相同的,但能不能說,這個民族比那個民 族更加優秀呢?這個問題確實很難回答,因為各個民族的特 性是不同的。人們所看到的本民族的優點與弱點,在別的民 族那裡就不一定是這樣。別的民族也許並不十分明顯地具有 本民族的優秀特性,但他們另一些優秀特性顯然也同樣為本 民族所不具備。
  沒有對其他國家人民的徹底瞭解,沒有掌握對他們進行 評判所必需的種種前提,就不應對涉及這個國家人民的事妄 加評論或作出判斷。
  這裡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其他國家人民的軍人是如何履行 職責的:我認為,在軍人履行職責方面,土耳其人民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中作出了表率。舉一個很小的但為我親身經歷過的 例子吧:1914年8 月中旬,德國巡洋艦「帝國佈雷斯勞號」掛 著土耳其的旗幟和土耳其巡洋艦「米迪利號」一樣停泊在君士 坦丁堡的金角灣。有一次,我們這些尉官穿著制服上岸去參 觀伊斯坦布爾的一個土耳其市場。當我們租用了一艘由土耳 其人掌舵的民用小艇(Kaik),返回我們的巡洋艦時,在巡洋 艦的周圍停泊著許多土耳其的小艇,每隻小艇都有一個武裝 的土耳其士兵在執行警戒任務。
  這一安全措施顯然是在我們上岸期間,為了提防可能發 生的敵人破壞活動而部署的,我們這些尉官一點不知道這回 事。當我們這些身穿德國海軍制服的軍官而且肯定也能使人 一眼認出的「佈雷斯勞號」船員靠近土耳其人的哨艇時,一個手 持武器的土耳其士兵高喊:「yassak」(禁止通行),不讓我們回 到自己的艦上去。我們聲明,我們是「佈雷斯勞號』的「aleman sabit」(德國軍官),但怎樣解釋都無濟於事,我們遭到了拒 絕。於是我們重又劃著土耳其的「Kaik」上岸,從那裡打電話 給「佈雷斯勞號」,然後用我們自己的一艘艦上小艇把我們 接了回去。當時我們不禁對土耳其哨兵肅然起敬。一個哨兵 得到不准任何人通行的命令之後,那末,即使軍銜比他高的 『佈雷斯勞號」的" alemansabit」也不能使他在執行這一命令 時有所動搖。
  正是由於這種堅定不移地履行職責的精神,土耳其人才能面對英法的進攻成功地保衛了他們的達達尼爾海峽,並在1916年的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中取得勝利。一個土耳其士兵接受命令後,他就堅守自己的崗位,呆在戰壕裡,即使在佔絕對優勢的敵人面前,他也決不放棄陣地。
  依我看,正是這種性格特點,才使土耳其士兵具有堅強的防衛力量。其所以堅強,就是因為他無條件地執行上級給他的命令。
  同樣,在我們海軍預備軍官身上所施加的履行職責的教育,也會在我們往後多年的海軍生涯中經常起作用。
  有這樣一句話:「循規守禮乃萬事之始。」如果人們一開始就用這句格言作為行動的準繩,那末,這將會使他終身受用不盡。
  二、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有哪些經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您在何處任職?這段時間對您的軍官才能和您以後的生涯產生哪些影響?
  在作為海軍預備軍官和見習軍官受訓兩年半以後,我於1912年秋被派到。帝國佈雷斯勞號」巡洋艦上去。這是一艘當時德國艦隊中最現代化的輕巡洋艦。1912年夏,這艘巡洋艦經過多次試航,在編入聯合艦隊之前,曾護送過德國皇帝前往挪威旅行。
  使我們大家感到驚異的是,1912年11月6 日,「佈雷斯勞號」同德國戰鬥巡洋艦「戈本號」一起被調往地中海。巴爾幹戰爭爆發了。德國政治家們由此認為,這些艦隻進駐地中海是必要的。這樣,我這個年輕人就在當時這一政治事件的關鍵時刻參加了我們的艦隻同其他國家軍艦的協同作戰,我們曾經封鎖門的內哥羅,對阿爾巴尼亞的斯庫台城實行國際佔領,委任馮,維德皇太子為阿爾巴尼亞國王並由我們和阿爾巴尼亞部族酋長普倫克·比布多達一起在都拉斯港對他保護,以及平定以埃薩德·帕夏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部族暴動。
  毫無疑問,這些國際接觸、熟悉外國的海軍和外國的人民,對於我這個當時還很年輕的見習軍官和海軍少尉(1913年任職)擴大眼界來說是有利的。對我來說,這無論如何總比我呆在德國聯合艦隊(主要在北海南部)度過這幾年要好得多,而大多數與我年齡相仿的我的同僚都是這樣度過的。
  但我在國際上的經歷還不止這些。1914年春,我們的艦隻作為「護皇艦」從威尼斯接回「霍亨索倫號」遊艇上的皇帝,然後護送他到科孚島去休養。在這段時間裡,我這個年輕人有機會和當時執政的皇族人士直接見面,這件事肯定會影響人們對我的評價。在同這個社會階層交往中,我的原則是:我行我素,保持分寸,處事謹慎,克盡本分。這樣,你的人格就會受到這些人的尊重。
  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在海軍上將祖雄的領導下,「戈本號」和「佈雷斯勞號」成功地避開了優勢的法國和英國的地中海艦隊,到達了君士坦丁堡。我們的艦隻駛入達達尼爾海峽的結果,使得土耳其站到德國一邊來。
  在1914年最後幾個月和1915、1916年,『佈雷斯勞號』開始在黑海進行連續性的活動,為土耳其運輸艦護航,保衛土耳其的高加索戰線,執行炮擊任務和進行水雷戰。在這過程中,我們當然也會與敵人遭遇,經常要同俄國海軍進行白日戰和夜戰。
  我們在執行任務時,有時也會與佔優勢的整個俄國黑海艦隊遭遇,偶爾也會遇上遠勝於我們的俄國戰鬥巡洋艦「瑪麗亞女皇號」。如果我們在能見度極低的天氣裡突然撞上它,「佈雷斯勞號」的命運就會危如千鈞一髮,我們的艦隻不得不在黑海這樣一個封閉的海域裡執行這些戰鬥任務,我們只有一條絕無僅有的退卻的道路,即博斯普魯斯海峽。
  在「帝國佈雷斯勞號」艦上這兩年的戰鬥生活使我這個青年軍官得到了什麼教育呢?這無異於給我上了一堂直觀教育課,教會我如何在白天和黑夜進行實際的水面作戰和處置交戰時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
  我的經驗教訓是:如果你在敵人的海域裡僅僅是巡航,那就著重注意你的安全,要提高警惕,要提防敵人種種可能的襲擊,儘管在你看來這種襲擊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你是在作戰,那末你的主導思想就是消滅敵人,要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全力以赴,充分使用你的戰鬥武器狠狠地打。在你面前的敵人不管是劣勢的、均勢的甚至是優勢的,你都要戰鬥、再戰鬥,切勿由於某些往往表面看來似乎是正確的想法而過早地中斷戰鬥,因為這些想法無非是出於你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自己的安全擔憂。
  1916年秋,我被派到潛艇部隊。經過訓練後,我於1917年2 月當上了由傑出的潛艇指揮官海軍上尉福斯特曼指揮的U39潛艇的值日軍官,我乘這艘潛艇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作了五次遠航。1918年2 月,我自己當上了潛艇指揮官,並也取得了成績。在第三次遠航中,我這艘潛艇對一支英國護航隊成功地進行夜襲後,由於潛艇平衡性能差,於10月4 日在馬耳他的東面被擊沉了,於是我當了英國人的俘虜。
  這樣,我在『帝國佈雷斯勞號」艦上學了幾年水面作戰後,又懂得了潛艇的水下作戰。
  但是,如上所述,當我擔任UB68潛艇的指揮官時,我也曾使用過一艘潛艇進行水面作戰。1918年10月, 當我進英國俘虜營時,我認識到潛艇戰的關鍵在於:必須集中多艘潛艇協同作戰以戰勝集中的船隻和護航隊的監視艦隻。因此就要求能對這些潛艇進行戰術指揮,也就是說,要使潛艇既具有水面作戰的靈活性,同時也要具有能進行水面夜襲的優越性。
  這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我所度過的1914—1918年的戰爭烽火中,通過巡洋艦和潛艇的作戰所獲得的海戰經驗,它也就成了我所實行的稱為「結群戰術」的基礎,就是說,採取對潛艇群的戰術指揮來對付敵人的聯合進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它給盟國在大西洋戰場上製造了很多麻煩。
  三、1918年的戰爭結局和德國革命,您是怎樣經歷過來的?
  前面說過,1918年10月4 日,我的UB68潛艇在與英國護航隊的作戰中被擊沉了。起先我被送到馬耳他的英國俘虜營。在那裡,我們這些戰俘得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德國政府雙方為結束戰爭、開始停戰談判而互換照會的消息。同時,在那裡,我們這些被俘的帝國海軍軍官還聽到威爾遜要求德皇退位的消息,因為據說普魯士—德意志的君主政體是德國軍國主義的根源。因此,德皇要對戰爭的爆發負主要責任,於是就不適於作為談判的一方。由於這個所謂的理由,德皇也隨即要被宣佈為主要的戰爭罪犯並由協約國按此罪名起訴。
  這場戰爭並不是德國武裝部隊發動的,正如敵國的陸軍和海軍也沒有發動戰爭一樣,這是我們知道的。這場戰爭乃是政治家們的行動所造成的後果。我們也同樣很清楚,在這方面完全談不上德皇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而現在,照威爾遜的要求,要廢除德國的君主政體。在我們看來,這是由於對德國情況的不正確判斷和出自一種傲慢的道德精神所造成的一個政治錯誤。
  為此,我們不同意威爾遜提出的廢除德國君主政體的要求。這在那時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就是今天,正如對每件往事都應歷史地觀察那樣,也須從當時的時代出發予以闡明和理解。幾個世紀以來,德意志各邦一直都是君主統治,其政體自然也是君主政體。唯一的例外是漢薩同盟1城市。但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時,漢薩同盟這個新的邦國在憲法中又重新規定它的政體為君主政體:普魯士的國王,也即德國最大的一個邦國的君主,同時又是德國皇帝。
  1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紀,以德意志北部諸城市為主的北歐城市組成的商業、政治同盟。——譯者。
  武裝部隊各部原是德意志各邦國的組成部分,1871年起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組成部分。武裝部隊成員沒有選舉權,就是說,他們對於受他們保護的人民選擇什麼樣的政體不施加任何影響。各邦國的君主,權位最高的德皇,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因此,武裝部隊當然就有君主制的思想,而這種思想也是建立在武裝部隊的數百年來古老傳統的基礎之上的:早期軍官的全部以及後期軍官中相當大一部分人都出身於德國貴族,他們頭腦裡有君主制思想,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對我們青年軍官來說,1918—1919年所創立的德國共和政體是一件新事物。它使我們困惑不解,為此,我們中間一些人離開了武裝部隊,不願為這個德國政體服務。
  我也是處在這樣猶豫不決的狀態之中。
  經過反覆多次思考的結果,我得出了如下認識:你是一個軍人,就必須為你的人民服役。至於你的同胞們選擇什麼樣的政體,應由他們自己去決定。你的任務在於保護你的人民免遭其他國家的威脅。這就是你的義不容辭的職責。至於你的人民所希望和選擇的國內政體是否合你的意,你就無須去爭辯。
  四、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從您的服從軍令和軍人教育的經驗中吸取了哪些教訓?
  1917年和1918年戰爭後期的帝國海軍嘩變主要地不是發生在魚雷艇、潛水艇和掃雷艇那樣的小型艦艇上,而是發生在配備有一千至兩千名船員的實力強大的大型戰鬥艦上。這一事實已經指明了可能出現抗拒命令的違反紀律的情況。
  毫無疑問,這些軍艦上的軍官同數目如此龐大的下級軍人之間缺乏足夠的個人聯繫。正是這種個人聯繫對於人們的團結一致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種個人聯繫愈緊密,那末,這個團體就愈經得起考驗,內部力量就愈強大。
  表明人們相互關係的這種價值及其重要性的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家庭。正是由於家庭成員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所以,一般地說,家庭是人們彼此之間最能持久、最有抵抗力的團體。
  對於軍人來說,正確的原則應是:一支部隊即一個軍人團體的精神上的團結愈緊密,它的戰鬥力就愈強大。
  由此可見,上面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對軍人來說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這裡,重要的一點是上級與下級的關係。上級必須是下級的榜樣,這並不是靠他的軍銜高,而是在於他的行動,在於他給下級作出的範例。這裡首先是上級要對下級開誠相見。
  若是下級還不能確信他的上級對他是真誠的,那末雙方就不可能形成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其次是,上級對任何一個下級的評價、器重和處理都不應依據他的軍階,而應依據他實際表現出來的品德、才能和貢獻。再次就是要使下級感到,他的上級決不會要求他去做那些若是他自己處在下級的地位也不會去做的事,比如說,不會公開地要求他在戰爭中作出流血犧牲。如果具備了這些先決條件,那末下級就會形成這樣一種信念,即上級給他的命令都是必要的,他必須牢記軍人的服役—目的,盡心竭力地去完成保衛集體、保衛人民、保衛祖國和民族的任務。這樣,在這個軍人團體中就會形成一種真正的軍人所應有的精神狀態,形成一種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信念,就是相信還有比自己生命更寶貴的東西——為拯救他人或保護他人而貢獻個人的一切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不論時代精神和時代潮流會怎樣變更,這種個人的英勇行為將永遠屬於人類最高尚的品德。
  一個軍人只有具備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才不愧為一個真正 的軍人。如果缺少這種時刻準備戰鬥的軍人精神,光靠掌握 武器、才能和訓練,那是不夠的。
  1918年以後,我們當上級的就是這樣試著做的。歷史的事實證明,我們這樣做取得了成效。
  德國海軍竭盡他們的全部力量履行了軍人的義務,直到 1945年5 月戰爭結束為止。這裡我只想舉兩個例子:  由於德國海軍前仆後繼的英勇獻身精神,在戰爭的最後 幾個月——直到1945年5 月初停戰為止,總共有兩百多萬傷 員、難民和士兵從波羅的海渡海運到西方而得救。
  此外,1943年5 月,在主要由於短波雷達測位儀的出現 而結束了卓有成效的潛艇戰之後,德國潛艇還不得不繼續戰 鬥,因為它們把敵人方面絲毫不容低估的一部分作戰力量牽 制住了,不然的話,這些力量就會直接壓到德國本土上來。譬 如說,敵人滿載炸彈的飛機將會直接飛到德國,使可憐的德國 平民遭受更為慘重的損失。而在潛艇戰繼續下去的情況下,敵 人的大批飛機就必須同往常一樣地在各個海域進行偵察並投 入反潛艇的戰鬥。1943年5 月以後的這種潛艇戰,對於德國 潛艇部隊來說,是一條犧牲的道路,這是他們以英勇無畏的精 神自覺自願行進的一條道路。    在英國政府的官方報告《大西洋戰爭》第5 頁中這樣寫 道:「德國潛艇軍紀嚴明、卓有成效地一直戰鬥到最後,沒有絲 毫鬆懈,在危險面前也沒有絲毫猶豫。」
  丘吉爾也在他的回憶錄第6 卷第474 頁關於德國潛艇部 隊的最後結束部分用了這樣的話:「這就是德國的頑強抵抗精 神,這就是德國潛艇部隊的驚人的氣魄。」
  德國海軍軍官就這樣在1918年帝國海軍發生嘩變之後 完成了把海軍教育成為一支富於友誼精神和紀律嚴明的強大 的武裝部隊。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表現是堪稱模範的。
  五、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擔任過哪些職務?
  六、這些職務對您的發展和您以後的生涯有什麼影響?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我主要擔任過下列職務:
  1919年7 月我從俘虜營歸來之後,自1920年春至1923年3 月擔任魚雷艇指揮官。
  過去,我在黑海時對俄國魚雷艇的戰術和效能的瞭解,以及1916—1918年間我擔任潛艇駕駛員時受到英國魚雷艇對 潛艇的攻擊的親身體驗,現在,到了和平時期,都要我親自在 戰術和武器上來加以實施了。
  繼這段魚雷艇上的生活之後,自1924年秋至1927年10月,我在海軍總司令部擔任助理。那時我成天忙於制訂紀律 條令、處理武裝部隊的內部政治問題、參與修訂軍隊懲處法附 則,並且還得為這些任務同國會的各個委員會和政府的其他 機構打交道。這就同我過去在前線所從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樣。
  但是,大概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派我來當助理,以便在這 裡能將前線的情況如實地反映出來,使上述條令和相應的決 定能夠真正切合前線的情況。
  不用說,在海軍總司令部的這項不同於我以往軍人生涯的工作對於我的教育意義是很大的。
  此後,我在波羅的海海軍司令的旗艦上擔任了一年導航軍官。這真是一個幸福的時期:航海、領航、戰術演習。此外,我所服役的這艘軍艦的全體船員都具有團結、活潑的精神。那裡每個人都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年輕的水手對於自己的軍艦在共同演習中所取得的成績跟指揮官本人一樣感到高興。
  此後,1928年10月,我被任命為第四魚雷艇小艦隊指揮官。這個艦隊有四艘新的魚雷艇,船員全是新配備的。接著就是歷時兩年的堅持不懈的訓練、戰術演習、火炮和魚雷射擊練習、艦隊聯合演習、人員的訓導以及對航海和戰術的指導等項工作和職務。對於我日後所擔任的領導職務來說,在此以前,恐怕再也沒有什麼能比我當第四魚雷艇小艦隊指揮官這一軍事領導職務使我受益更多的了。
  從1930年秋開始,我當了四年的海軍參謀部首席參謀軍官和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軍參謀處處長。這就是我所擔任的工作的全部情況。在此以前,我曾於1923年受過當時任教育督察的雷德爾海軍少將(即後來的海軍元帥和海軍總司令)的海軍參謀部參謀軍官的訓練。在威廉港與海軍參謀處大約四十名軍官和職員共事的這四年,確實是一段工作繁忙的時期。
  1934年9 月,我當上了『埃姆登號』巡洋艦的艦長,接著乘坐這艘軍艦穿越大西洋,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駛往錫蘭1和印度南部,然後經地中海返航。
  1 現名斯里蘭卡共和國。——譯者。
  把1918—1935年這段時期概括起來,就是:我所擔任的職務具有很大的多方面性。我還相應地擔任過許多得由我來領導的獨立的職務。
  不論是隨同「埃姆登號」巡洋艦和作為魚雷艇艇長,或是隨同波羅的海海軍司令的旗艦以及作為小艦隊指揮官,我都經常駐在國外。此外,我還曾在1933年對荷屬印度1和錫蘭進行過一次私人的國外旅行。這種旅行是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每年例行要給予德國武裝部隊的一名軍官的。這一年他選中了我。
  1荷屬印度,即現在的印度尼西亞。——譯者。
  七、1935年夏,海軍總司令怎麼會把建設德國新潛艇部隊的任務委託給您的?
  在由我任艦長的「埃姆登號」巡洋艦的歸國途中,我們訪問了西班牙的維哥,這是最後一個外國港口。1935年7 月初,我在那裡接到上級通知,命令我在當年秋天率領巡洋艦再度出國到荷屬印度、日本、中國和澳大利亞去。
  我對這個安排非常滿意。不久,在1935年7 月中旬,我率領「埃姆登號『艦抵達威廉港。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來到我的艦上,卻向我宣佈免去我「埃姆登號」艦艦長的職務而派我去訓練德國的新潛艇部隊。為此,配備有三艘德國的首批作戰潛艇的「韋迪根」潛艇小艦隊將於1935年10月1 日執行勤務。
  為什麼會改變命令的呢?按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是嚴禁擁有潛艇的。1935年6 月18日,德英海軍協定締結了。
  這個協定規定德國艦隊的規模可以達到相等於英國各類戰艦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潛艇可達到英國的百分之四十五。這樣,德國的海軍又重新被允許擁有潛艇。
  任何國家,在規劃軍備時,其先決條件首先是從政治上給武裝部隊指明,誰可能是戰爭中的敵人。其次,必須為相應的武裝部隊裝備確定在本國什麼地方以及哪些範圍會受到可能之敵的威脅。然後必須據此條件來裝備本國的武裝部隊,使它在一場可能發生的戰爭中能對付敵人的威脅。
  對於英國這樣一個島國來說,不言而喻,別說要打贏一場戰爭,就是要經受得住一次戰爭,其先決條件首先必須是獲得它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說,必須保證必需的糧食、原料和工業產品能通過大西洋上的航線輸入國內。因此,英國海軍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保護這條生命線,保護這條商船航道,幾百年來均是如此。基於英國海軍的這一保衛任務,為了這種生死攸關的輸入,英國就必須首先建造用於對襲擊這條生命線的敵人進行反擊的這一類型的軍艦,敵人的襲擊可能是使用一支需要英國用優勢的戰艦才能對付的艦隊,也可能是使用輕型的戰艦進行一場商船襲擊戰,從而使英國海軍不得不』使用巡洋艦、魚雷艇和護衛艦來直接保護商船。
  在保護生死攸關的海上航線這一首要任務方面,潛艇以其特性來說,並不是合適的戰鬥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這樣一種假想的敵人,使英國只能用潛艇來進攻對方的商船航道,從而迫使英國非得建造大量的潛艇不可。
  正是這樣的緣故,英國的潛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其數量與其他國家相比,例如與法國相比,也是非常少的,如:1939年英國有五十九艘潛艇,而德國海軍卻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許德國建造占英國潛艇數百分之四十五的潛艇,對我們來說,這並不意味著是一支強大的潛艇部隊。
  所以,一開始,我對更動我的職務絲毫也不感到高興。在接到雷德爾的通知時,我有這樣的感覺:我現在被降職到一個次要的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被選派去擔任訓練新潛艇部隊的任務。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潛艇駕駛員。也許由於我過去的那些經歷,使人們認為我適宜於擔任一種需要獨立處理問題的職務,因為後來我在就任新的領導職務之後注意到,我沒有從任何方面如上級艦隊司令部或海軍總司令部那兒得到任何關於我該訓練什麼和如何訓練或者從哪方面來發展潛艇戰術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樣,我對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卻成了這樣的例證,即人們不能預見未來,人們希望和相信將來會出現這樣而不是那樣的一切事情,都是無法斷定的,直至它們一一成為事實為止。
  1935年我還以為派我指揮小小的德國潛艇部隊是把我擺在一千配角的地位。但後來世事的變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此而擔任了德國海軍主力部隊的領導要職。
  八、您對這一任務在戰略、戰術和訓練方面有什麼見解?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談點個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領「埃姆登號」巡洋艦在錫蘭特林科馬利英國軍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裡,我們的軍艦進行了魚雷和火炮的射擊演習。在這段時間內,我與英國海軍司令、總督羅斯海軍中將之間的私人關係得到了發展。在我們停泊港口的日子裡,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貴的夫人那裡去作客,我很喜歡他那剛毅而敏銳的氣質。比如,這位海軍司令在談起英國對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憂慮時,總是反覆地對我說:「我們需要一個希特勒!」當時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陰暗面還沒有為事實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這樣判斷這個人的。
  有一天,我給羅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兩個兒子克勞斯和彼得寫來的,他們當時是十五歲和十三歲。他們在信中說:「爸爸,如果你隨『埃姆登號』在?月中旬到達威廉港的話,我們馬上駕駛我們的小帆船到波羅的海去玩上五個星期,因為我們漫長的暑假正好在你到達的那時候開始了。」我對羅斯司令說:「可是,1935年7 月中旬,這正好是我出海將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國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羅斯司令平靜地說:「不,艦長,你還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們如此喜歡在水上帆航度假,這是很好的,他們會從中學到各方面的東西。你們在旅途中停靠碼頭的時候,還可以讓他們見識一下別的國家和外國的文化。」羅斯司令講得對。在我返回威廉港時,我就滿足了我的孩子們的願望。我在威廉港的海軍參謀部任職的最後幾年中,總是把我的假期與孩子們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們駕著威廉港遊艇俱樂部的一隻小小的但適用於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順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後穿過基爾運河駛入波羅的海。孩子們使帆,但有時我也讓他們掌舵。他們經歷了海上各種好壞天氣,體驗了怎樣航海和入港,比如說,駛入丹麥群島海峽的狹窄的航道。他們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赫耳辛格和瑞典的赫爾辛堡。不僅是孩子們,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學習到不少東西。例如,船在十分狹窄的水面上轉向時,如果正好颳大風,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因為船在轉彎時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夠的速度,否則船很容易被大風推往下風而擱淺。或者:刮起大風時,如果船速與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當大,船就能越過那些面向大海的淺水區(如雅得海灣的淺水區)。如果船速與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幾乎肯定地要被驚濤駭浪所吞沒。
  有一次,刮起了7 —8 級的西北大風,我因急事須趕回去,就架著帆船,頂著大風,經過雅得海灣的淺水區,向威廉港駛去。我只把前帆,一張很小的前帆,當作大帆用,這樣就使帆船的船速減慢,而滔滔巨浪就帶著它向前洶湧奔騰。我們就這樣幸運地到達了威廉港。
  這樣的帆航旅行對孩子們來說不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義,而且使他們體驗到,事實確如一句老古話所說的那樣:「作為標準的不是語言,而是行動。」一個年輕人縱使能說會道,自我標榜,自我吹噓,但是如果他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在遼闊的海洋上,乘坐在一隻需要費力操作的、前後左右劇烈顛簸的小船上,那末,馬上就可看出,這個可憐的大言不慚者是否真像他曾在岸上神氣活現地自我描繪的那樣一條好漢。我的妻子在帆船上照料我們的飲食。儘管我的兩個兒子不太贊成他們十八歲的姐姐參加帆航旅行——照男孩們的看法,她只是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曬黑以便變得漂亮些——,但是我們大家還是喜歡這樣在一起度過我們夏日的假期。在這個時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離了。因為當我們在海上時,誰要是對此不滿,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擺脫這種處境,而作這種抉擇,看來也未見得有什麼好處。
  事情也就在1935年?月中旬發生了:我隨「埃姆登號」艦旅行歸來後馬上得到了休假,但這次帆航時間只有十四天,因為我另外還被邀請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潛艇部隊去。他們的潛艇是德國的德意志造船廠建造的,他們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卓越的德國潛艇指揮官瓦倫丁納。
  有一點我想再說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開頭由於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號」去東亞旅行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我暗自對海軍總司令部說:你們等著吧,我要讓你們看看,我將用德國的新潛艇部隊幹一番什麼樣的事業,我要在潛艇的戰術和它的使用方面開出一條什麼樣的新路子!——我在1935年?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職時間是10月1 日,這可非常之好,這樣就使我有時間把所有問題作一次檢查並親自把這些問題搞清楚。這樣,在10月1 日以前我就制訂出一個詳細的訓練計劃?並仔細地考慮好我的打算:關於今後的潛艇建造、關於使用潛艇部隊的基本設想、關於新戰術的路子以及有關這一切方面的肯定是絕對必要的試驗。
  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後,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並在那裡的土耳其潛艇部隊呆了幾天。在伊茲米特我又見到我們的老「戈本號」,現在叫「蘇丹·亞武斯·塞裡姆號」,我應土耳其艦隊司令的邀請登上了這艘軍艦。
  謝天謝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這種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爾也嘗到過。在餐桌正中的一隻大盤裡盛著一隻羊頭作為冷盆。我們的東道主艦隊司令盛情地把這只冷羊頭上最珍貴的東西放到我的盆子裡:一對冷羊眼!我邊吃邊想,各個民族的口味在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說:什麼東西好吃,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麼到處適用的絕對標準的。
  現在回到本題:在三十年代,人們普遍認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作十分有效的海戰武器的潛艇已經過時了。
  在許多國家海軍中產生這種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國人發明了一種超聲波的測位器,即所謂潛艇探索器。據他們說,用這種裝置可以確定距離幾千米遠的水下潛艇的位置。英國海軍部在1937年給英國護航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這一點,說:「潛艇再也不會像1917年那樣給我們造成困難了。」這就是說,英國海軍部不再把潛艇看成是危險的敵人了。對此,英國的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 卷中也說得很清楚。
  當然,英國人已公佈了這種潛艇探索器的發明以及它的預期作用。
  英國對潛艇價值的這種看法在德國海軍中也有影響。儘管當時海軍作戰部的伯姆海軍上校並不同意這種流行的消極觀點,可是在1934一t935 年的潛艇學校裡,那些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指揮官、老潛艇駕駛員仍對德國新潛艇人員訓誡說:「在水下進攻時,至少要與敵艦保持三千米的距離,否則你們就會被探測出來,接著就會受到敵驅逐艦的深水炸彈的攻擊。』——顯而易見,打這麼遠距離的目標,命中率是很低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對敵艦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計有一點點誤差也會嚴重地影響效果。
  有鑒於此,我在1935年10月1 日就任「韋迪根」潛艇小艦隊司令的新職後,我就命令:要加緊練習六百米近距離射擊。在這個近距離內,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認為,聲納測位器用於對付水下進攻不可能是絕對可靠的。海水的波動、水的不同密度、艦隻自身發出的噪音都無疑地會給潛艇探索器造成困難。只要我們還沒有進一步獲得有關英國的這種反水下潛艇裝置的情報,我就仍然認為上面所說的潛艇近距離進攻是切實可行的,也是正確的。德國的新潛艇部隊應該進行相應的訓練。——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 日擬訂的計劃中有關水下進攻的第一要點。
  現在來談第二點:魚雷的發明導致人們創造一種能把魚雷這種新式武器射向敵人的運載工具。這樣,在各國的海軍中就出現了魚雷艇。這種魚雷艇起初是一種很小的運載工具,船身淺,也就是說,甲板上沒有高的上層結構,夜間很難發現它,是一種很出色的魚雷運載工具。它由於夜間不易被察覺而可以駛近敵人,在短距離內十分有把握地發射魚雷。
  近幾十年來,各國海軍為了勝過敵方魚雷艇的防禦炮火,或是為了使自己的魚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動半徑和更好的適航性能,就把這種原先很小的魚雷艇的體積加大了。
  這些新的特性確實是十分有價值的,但同時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這些魚雷艇由於體積的加大而擴大了側面影像,在夜間較易被發現,因而它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適合於夜襲了。人們還試圖用多艘魚雷艇的扇形射擊來彌補只能在遠距離射擊的缺陷。然而,儘管這樣,現代的魚雷艇從根本上來說已不再是夜襲中理想的魚雷運載工具了。
  在這裡,我就來談談1935年秋天開始的對德國新潛艇部隊進行訓練的第二點。新式的潛艇由於具有足夠的水面速度而非常靈活,它是用於水面夜襲的一種出色的魚雷運載工具;因為這種潛艇在浮起時船身也幾乎完全沒在水中,只有它的狹長的瞭望塔高出在水面,因此它在夜間很難被發現。所以,在對德國新潛艇部隊的訓練中,潛艇的水面夜襲就成為一個重點。這裡我還想簡略地提一下,上述聲納測位器對於正在進行水面襲擊的潛艇來說是完全無效的。
  現在我來談談我訓練德國潛艇部隊的第三點,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即「結群戰術」。不言而喻,在戰爭中,人們都想在戰場上盡可能地增強自己的力量。自從人類社會產生爭鬥以來,這種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時期,人們就為了進行戰鬥而群集在一起。這一基本原則,幾千年以來,被用之於歷次戰爭的陸戰和海戰之中的各種形式。只有潛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才被初次用作為戰鬥武器———直到如今還是基本上單獨作戰,原因是對潛艇不可能統一指揮。這種統一指揮,即指揮多艘潛艇同時投入戰鬥,正是我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達到的主要目的。在無數次演習中,我試圖通過潛艇的相應的戰術佈陣來搜索敵艦,然後根據偵察到的敵艦位置發動多艘潛艇一起進攻敵艦。很清楚,這裡必須解決一系列問題:例如,在多大的範圍和多遠的距離內可以進行指揮?是否只能在搜索敵艦、報告敵艦位置、導引其他潛艇這幾方面實行潛艇的戰術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揮多艘潛艇聯合進攻呢?可是,該由誰來指揮呢?由於敵人的反潛艇措施,潛艇被迫潛入水中,成了瞎子,這就毫無疑問地不能再有所作為了,那末,一艘處於敵人海域內的潛艇究竟能不能指揮呢?是否必須讓一位陸上的指揮官來指揮呢?可是這個指揮官由於在遙遠的陸地上,他是否充分瞭解海上作戰區域內敵人的全部情況和瞬息萬變的天氣情況呢?由於這些原因,陸上的指揮官是否有能力進行指揮呢?在這些問題中還涉及一系列通訊聯絡的技術性問題,例如,一艘潛艇潛水到多少深度還能與之保持聯繫。
  在1935—1939年這幾年裡,我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在許多方面都獲得了成功。在無數次演習中,我們逐漸為結群戰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一戰術在艦隊的每次聯合演習中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個敵人表明,必須估計到在夜間會發生多艘潛艇同時出動的夜襲。
  所以,年輕的德國潛艇部隊開頭幾年的訓練,對於潛艇人員和我來說,是一個幸福的時期。認為潛艇武器已經過時的混雜思想從潛艇人員的頭腦裡清除掉了。相反,他們看到了自己特別在夜襲中以及在我所創立的結群戰術中能取得何等樣的成績。這樣,在1935—1939年的和平年代裡,在年輕的潛艇部隊中就形成了一種軍人集體的特殊精神,這種精神此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經受了考驗。
  1938年秋,海軍上校馮,弗雷德堡被派到潛艇部隊來。
  按照海軍總司令部和平時期的計劃,他在經過一段時期的訓練和熟悉之後,將接替我擔任潛艇部隊的領導人。
  經過相應的基本訓練後,我派馮·弗雷德堡擔任一艘潛艇的指揮官,接著他進了我的司令部。他將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職務。海軍總司令決定,屆時我將單獨進行一次世界旅行,以便為一次出國環球航行作準備。我將擔任擁有我們四艘最現代化的巡洋艦的一支分艦隊的司令。該艦隊將於1940年10月1 日開始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這樣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戰爭開始了,一切都變了。我當然必須用我所訓練的潛艇部隊進行戰爭。優秀的、忠實的馮·弗雷德堡海軍上校擔負了在我國沿波羅的海我的潛艇防區內為即將服役的新潛艇培訓人員的領導工作,這些人員後來在戰爭中被我派到前線去了。
  九、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您對國家社會主義是怎樣評價價的?
  要在今天談論過去是困難的,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了那些為當時的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但是,假如一位歷史學家要評價過去的事件和人物行為的話,他就必須以當時的認.識為基礎,而決不允許以現在全然不同的情況作為標準來觀察問題。所以,我今天也要盡量客觀地來談我當時是怎樣看待那些事情的。
  1918年戰爭的失敗和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後果使我們這些軍官——如同任何一個國家的熱愛祖國的國民一樣——心情十分沉重。對這些後果——不論在內政方面還是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並未施加過任何影響。就我們在國內的政治地位而言,我們是作為軍人為全體德國人民和國家服務的,這個國家的形式已由我們的同胞們給自己選擇好了,因此,法律上的選舉權我們也是沒有的。這無異是為我們對國內政治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作了證明和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正確的。
  我們就是這樣來盡我們軍人的職責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我們確實也對德國的內外政治形勢的發展趨向感到憂慮。
  當時,整個世界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這場危機對德國來說,特別是由於支付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賠款,影響尤為嚴重。1932年3 月德國失業人數高達六百一十萬人。實行民主政體的德國總理布呂寧不得不發佈「緊急狀態法」,以防止全面的經濟崩潰和維護國家的安全。
  毋庸贅言:在大量的失業和失業者及其家庭遭受不斷增長的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德國人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對當時的政治領導深感不滿。因此,左右兩翼政黨,無論是國社黨還是共產黨,都受到人們極大的擁護,也就不足為奇了。人們希望這些政黨能夠改變在德國總理布呂寧領導下的中派政黨所難以控制的絕望的局面。因此,在1930年9 月14日國會選舉中國社黨成了第二大黨,其次是共產黨。在1932年7 月和11月的選舉中國社黨甚至成了第一大黨,共產黨仍居第三位。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激進政黨之間發生了公開的衝突,存在著爆發內戰的危險。消除這種危險就成為武裝部隊的任務。
  這幾年,我擔任設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軍參謀處的首席參謀。因此,採取防禦性措施以防止內亂也是我的任務之一。軍界各部門的有關代表也經常在柏林的德國國防部裡談論這些問題。我們很清楚,我們武裝部隊不能兩方面都反對,不能同時既反對國社黨又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必然會與絕大多數德國人民為敵。
  可惜的是,在魏瑪共和國,中派的資產階級政黨未能做到像共產黨或國社黨那樣把工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
  關於國社黨的發展,我還有一點要提一下。該黨曾經聲明,他們要把德國人民從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於這個原因,甚至連資產者階層中也有許多人投票贊成他們。
  德國武裝部隊自然也希望擺脫凡爾賽和約的限制性規定。
  考慮到這些情況,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德國武裝部隊傾向於國社黨,而不傾向於國際共產黨。
  因此,如果法國總理白裡安和德國總理施特雷澤曼能夠實行他們早在1925—1926年就制定出來的有遠見的和解政策,並能夠解決德國公眾當時認為十分重要的一些問題,如撤離來因蘭、賠款、各國均衡裁軍和戰爭債務等問題,那末,德國的內政就可能發展成為另外一個樣子,這些在德國十分激動人心的主張就不會成為國社黨獲得公民選票的主要原因了。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德國武裝部隊普遍歡迎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根據國會選舉結果於1933年1 月委任希特勒為德國總理。我們軍人由此也希望,通過德國領導人的這種更換來消除共產主義的危險。
  以後的政治發展是以國會通過的對希特勒的「委任法」作為主要基礎的,武裝部隊對這種政治發展絲毫沒有施加影響。
  所以,在這一時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任何作用。那時我的軍銜只不過是海軍中校和海軍上校,職務相當於陸軍中校和陸軍上校。
  儘管如此,當國社黨的違法行為公開暴露時,我還是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例如,在1938年11月9 日所謂「砸玻璃窗之夜」1對猶太人採取暴力措施之後,我以個人和我的軍官團的名義向我的上級艦隊司令提出了抗議。艦隊司令又把我的抗議轉交給了柏林的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元帥(見《雷德爾回憶錄》第2 卷第133 頁)。
  11938年u月9 日夜間納粹黨徒們製造的反猶暴行,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店舖,住宅、教堂被搗毀、焚燒,大批猶太人慘遭屠殺。——譯者。
  另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府在戰前年月裡所取得的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歡迎,這是很自然的。難道有哪一個國家的愛國軍人會有另一種感覺嗎?
  我們擺脫了由於戰爭失敗而引起的後果。薩爾投票的空前勝利,佔領來因蘭,宣佈國防法,合併蘇台德區和奧地利,都表明了這一點。在國內,消除了失業現象,階級鬥爭的衝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對我們軍人特別對軍官的態度與1933年以前相比是多麼的不同啊!
  所以,我們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支持這個國家的。
  在戰前的這些年月裡,我們沒有認識到這個政府的弊病,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後來戰爭期間才滋長起來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當時的新聞限制無疑在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十、您對德國1939年夏天的政治形勢是怎樣判斷的?您是否確信存在著戰爭的危險?您認為這場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嗎?您當時打算採取哪些戰備措施以對付這場戰爭?
  自中世紀以來,英國的歐洲政策就在於對付這一大陸的最強大的國家。因為這個國家勢必會在歐洲大陸上取得優勢地位,從而危及英國這個島國的全球政策。英國歷史學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曾對這個觀點作了這樣的闡述:「從都鐸王朝1直到1914年,大不列顛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強國之間的均勢。這就是說,讓這個大陸上的強國通過互相爭奪處於分離狀態,從而在它們之間自然地形成均勢。這種均勢的作用很自然地會使英國認定誰是敵人。這個敵人並不是名聲最壞的國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國家對大不列顛或英聯邦具有更大威脅的這樣的國家。」
  1英國都鐸王朝(1485—1603)。——譯者。
  為了向英國明確表示,德國無意與英國為敵,1935年6 月,希特勒與英國簽訂了海軍協定,該協定規定,德國艦隊限制在僅為英國艦隊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內。但是,當德國的三千年代政策使它在歐洲大陸上得以不斷地擴張勢力(如蘇台德區和合併奧地利)的時候,人們從歷史和政治方面極易看出,即使有了這個削弱我們力量的海軍協定,也不能阻止英國對德國的敵意日益增長。對英國的這種觀點,我還想舉下面的例子加以說明:1870年9 月2 日的色當戰役之後,英國立即更換了戰線,從此以後,它在政治上轉而為袒護法國(見此次戰役前後數天的《泰晤士報》)。而在此以前,英國在這場德法戰爭中在政治上一直是支持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國的,因為它們對抗的是當時歐洲最強的國家、殖民勢力最強大的競爭者——大法蘭西帝國。到了色當戰役後,眼看法國就要被打敗,這時英國就不得不改變態度,轉而為全力反對戰勝國——普魯士- 德意志。誠然,從英國的立場出發,這是對的,因為一個勝利的、統一的德國在經濟和工業方面都具有不可輕視的發展前途,從而有可能成為英國的一個強勁的競爭者。所以, 1870 年9 月2 日以後,英國就開始對德國抱有敵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種敵意隨著德國的日益強大而愈加強烈了。
  根據英國歷史上這種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年我就認為,英國對於希特勒在歐洲大陸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一定會採取同樣態度的。此後,我就有這樣的看法:我們很容易同英國發生一場戰爭,我們在政治上必須盡一切力量來避免這樣一場戰爭,但是在軍事上則有責任為對付這樣一場戰爭的危險做好準備。
  在答覆第八個問題時我已經提到過:我認為,在戰術上採取潛艇的集中作戰,首先用於夜間海面作戰,是大有發展前途的。我覺得這方面最適用的潛艇是五百噸的Ⅶ型潛艇。這種潛艇水面速度相當快(十六哩),因而很靈活,船首裝有四個魚雷發射管,船尾也有一個,並能攜帶十二至十四枚魚雷,具有強大的戰鬥力。
  我還認為,儘管有1936年簽訂的潛艇協定,但戰爭爆發後,英國人會很快恢復護航制的。自1939年起,隨著德國外交上的節節勝利,英國對德國的敵意也在增長。於是我就愈加感到,採取潛艇的集中作戰即結群戰術是正確的。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已經證明,只有集中使用潛艇,才能有效地打擊一支由船艦集中組成的護航隊。
  由此,我向海軍總司令部建議,把潛艇建造的重點放在改進了的Ⅶ型和五百十七噸的VIIb型潛艇上,這種潛艇的活動半徑已由六千二百涅擴大到八千七百涅。此外,我認為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加速建造1935年德英海軍協定所允許我們擁有的潛艇噸位。
  海軍總司令部沒有採納我的意見,他們不相信英國在今後的戰爭中會實行護航制,固執地認為,潛艇在今後的戰爭中仍將單獨作戰。雖然我的結群戰術在我們的艦隊演習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他們對此仍然十分懷疑。此外,海軍總司令部特別重視建造巨型潛艇,如配有重炮的二千噸左右的潛水巡洋艦1,以便進行水面上的炮戰。據說,這種潛水巡洋艦「可以用它的裝備戰勝任何一艘來犯的驅逐艦」。
  1潛水巡洋艦以及後面提到的潛水炮艦、潛水火炮巡洋艦等,都是舊名,這種名稱今已不用。——譯者。
  我已經說過,我不同意總司令部的這些觀點。舉例說,一艘潛艇對一艘驅逐艦進行炮戰,就會出現如下情況:要是一艘潛艇在炮戰中中了彈,那就是受了致命傷,因為它再也不能潛水了,這樣,它就喪失了擺脫優勢敵人的唯一可能。相反,一艘驅逐艦中了彈,只有在極為偶然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這樣嚴重的後果。這就是說,潛艇在炮戰一開始就處於劣勢。
  還有各國大力發展空軍的趨勢在1937年已經很明顯了。
  這種發展趨勢同時也表明了,今後潛艇再要在白天進行水面炮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此外,德英海軍協定規定我們的潛艇噸位是很少的,如果我們不是按海軍總司令部的計劃去建造二千噸左右的大型潛水巡洋艦而是建造四艘五百十七噸的,VIIb型潛艇的話,那末,這四倍的潛艇所發揮出來的戰鬥力比之於僅僅一艘潛艇所具有的戰鬥力自然要強大得多,儘管這一艘潛艇有重炮配備。最重要的是,在大西洋區域內用四艘潛艇,也就是用四倍的眼睛偵察和搜索敵人,總要比在這麼廣闊的大西洋海域內僅僅使用一艘潛艇會獲得更好的效果,儘管這一艘潛艇噸位較大。由此可見,採取建造四艘潛艇的辦法就能更充分地利用規定給我們建造潛艇的為數甚少的噸位。
  海軍總司令部也不相信與英國發生戰爭的危險會像我在1939年所估計的那樣大。
  這樣,由於對需要建造的潛艇的大小、戰鬥力以及它們在今後戰爭中的戰術實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見解,加上1935—1939年間我們同英國的政治關係,致使海軍總司令沒有明確地作出決定,應該建造哪些型號的潛艇,更不用說加速建造潛艇以對付與英國發生戰爭的危險了。
  為了再次向海軍總司令部提供明確而詳盡可靠的參考資料,用以說明我們所提出的潛艇建造的要求,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冬季,我同我的潛艇小艦隊的全體軍官舉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軍事演習:為了搜索護航艦和導引其他潛艇,我們在遼闊的大西洋試驗了結群戰術中的指揮潛艇作戰隊形並檢查了其他種種問題。軍事演習說明,在預先估計到敵人防禦力量和戰鬥準備的情況下,潛艇襲擊是有效的。
  其結果是: 1.為在大西洋上勝利地進行一場商船襲擊戰,我們最低限度必須配備三百艘前線作戰潛艇,因為在任何情況下可用於戰區與敵人交戰的只有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一百艘潛艇;另外一百艘潛艇駛行於往返途中;還有一百艘則在船廠檢修,在檢修期間讓這些潛艇人員回家度假。
  2 .這次演習的結果清楚地表明,我們現有的可用於大西洋作戰的大約二十二艘德國潛艇,只能把敵人「刺幾下」而已。
  在一份備忘錄中,我向海軍總司令和艦隊司令報告了這次演習的結果。艦隊司令伯姆海軍上將明確地支持我的戰略方案和我在潛艇建造方面所提出的相應要求。可是海軍總司令部對我的備忘錄沒有作出答覆或決定。
  在此期間,海軍總司令作出了另一項決定。1938年春天,希特勒告知他說,即使在今後幾年不爆發戰爭,從現在起,也應將英國列為可能之敵。海軍必須依據這種敵對狀態在軍備方面訂出自己的方案。於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一個計劃委員會制訂了一個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艦隊計劃。這支艦隊的戰略目標是,以戰鬥隊襲擊英國的大西洋運輸線,這種戰鬥隊必須強大到足以與重炮配備的英國海軍進行較量。此計劃限期於 1948 年前完成。
  這個計劃應包括下列各類艦艇:十艘大型戰鬥艦,三艘戰列巡洋艦,八艘裝甲艦或重巡洋艦,四艘航空母艦,四十四艘輕巡洋艦,六十八艘驅逐艦,九十艘魚雷艇和二百四十九艘潛艇。
  由此可見,這個計劃的重點是建立一支強大的水面艦隊。
  計劃中規定的應在1948年同樣建造完成的二百四十九艘潛艇十分清楚地表明,海軍總司令部沒有採納我對潛艇戰和建造相應的各種類型潛艇的意見:例如,仍同以往一樣要加速建造大型的潛水炮艦即潛水火炮巡洋艦。
  1939年1 月,希特勒同意了這個建立一支大型艦隊的長期計劃,此計劃稱之為Z計劃。在這裡,一定是希特勒那種好大喜功和熱衷於搞驚人之舉的天生的心理因素起了作用。他同樣要求建立這支以水面艦艇特別是五萬噸的重型戰列艦為重點的艦隊,並須盡快地在六年內即1945年以前完成。
  如上所述,這個Z計劃與我的計劃是不一致的。對此,我的理由如下: 1.誰也不能預料未來,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希特勒向海軍元帥雷德爾保證,建設這支強大的水面艦隊所需的和平時期,即使不能持續到1948年,至少也能持續到1945年。這種斷言是毫無根據的。
  2 .建立這樣一支大型艦隊是無法保密的。這就會導致英國即使不宣戰也會從這方面加強軍備。在這樣一種軍備競賽中,我們無疑將處於劣勢,因為我們的軍艦還不到英國艦隊的百分之三十五。
  3 .我對這個計劃不能同意的主要之點,正是Z計劃的作戰原則。按照這個計劃,我們的戰鬥隊必須向大西洋挺進,因為那裡是英國的給養運輸線。這樣,我們的戰鬥隊就得從北海東南部的德國港口或者從波羅的海出發,向北作長途航行繞過設得蘭群島,才能到達大西洋的主要作戰區。在穿過北海的長途進軍中,德國艦隻會遭到來自附近英國軍港和機場的側擊,從而成為英國機動海軍和飛機極易攻擊的目標。在返航途中,我們的戰鬥隊還將遭到同樣的命運。
  即使在作戰區,在大西洋上作戰,德國海軍與英國海軍相比也是一開始就處於劣勢。德國海軍不像英國海軍那樣在大西洋沿岸擁有基地和修理場所,如果德國艦艇中彈的話,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為負傷的德國艦艇在返航時還必須穿過北海經過上述那段漫長而危險的航道。
  由此可見,德國戰鬥隊的這一戰略沒有充分顧及我們在大陸上的地理位置。
  此外,當時發展空軍的趨向已經非常明顯,但是這個戰鬥艦計劃沒有充分考慮到這種趨勢。在大西洋上,德國戰鬥隊僅能動用自己航空母艦上的飛機,與此相反,英國卻可以從它西部的陸地機場出動大型遠程飛機攻擊我們。德國戰鬥隊的計劃最快也得在1945年才能完成,那時,大西洋上的英國空軍將把德國空軍——由於兩國地理位置的不同——遠遠甩在後面。
  海軍總司令部的戰略計劃導致了Z計劃的制訂,因此,為了識別這一計劃的種種作戰條件,按照戰略計劃作一次全面的演習,無疑是必要的。德國戰鬥隊不僅在往返途中而且在大西洋作戰區都必須與敵方的水面艦艇及其飛機作戰。與此相反,德國潛艇由於它的潛水能力則不須如此,它可以往返於北海而不會受到敵方的嚴重威脅。即使敵方的水面艦隻在大西洋作戰區掌握了「制海權」,它也能夠在那裡活動,而且由於它的活動半徑較大而能長時間地呆在那裡。單是這個原因,潛艇就能成為德國在大西洋進攻英國生命線的合適的戰鬥武器。
  對Z計劃持不同意見的不僅我一個人。德國歷史學家、教授瓦爾特·胡巴奇博士在他的《]848—1945年德國海軍參謀本部和海軍最高當局》一書中第210 頁上關於Z計劃這樣寫道:「卡斷英國的貿易來往和摧毀英國制海權的快速步伐把所有政治經驗以及認為德國受大陸限制的看法都拋在一邊了。」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1939—1945年海戰》一書第1 卷第52頁上寫道:「雷德爾的關於那個長期計劃的決定連同希特勒對戰爭爆發時間的錯誤估計,其後果對我們非常有利。它使得德國喪失了它在英德海軍協定中所獲得的許多有利條件,結果,在1939年,德國海軍事實上已削弱了它所容許擁有的力量。」
  接著,1939年4 月26日,希特勒宣佈廢除德英海軍協定。這就很清楚,在這種急劇逆轉的政治形勢下,今後幾年絕不可能有穩定的和平時期,而這種穩定的和平時期對於建造Z計劃所規定的大型水面艦艇是必要的。其實從這時候起無論如何也得加速建造潛艇,盡可能快地彌補為了對付英國這個敵手還不充分的裝備。但是並沒有這樣做。德國的政治領導和海軍總司令仍然按照Z計劃建造大型軍艦。當然,在宣佈廢除海軍協定以後,我曾經給海軍總司令寫過一份報告,其中指出從現在起加速建設潛艇的必要性。這件事的未獲實現,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海軍軍事首腦的一個根本性錯誤。
  由於這個建造方針毫無改變,我在1939年6 月到海軍總司令、海軍元帥雷德爾那裡,請他轉告希特勒,我的潛艇軍官們和我都在為一場對英戰爭已迫在眉睫而十分憂慮。「我們用現有的為數甚少的潛艇只能在戰爭中把英國人『刺幾下』。」雷德爾答應把我的憂慮轉告希特勒。當時我只有海軍校官的軍銜,只是一個上校;我不知道,在德國武裝部隊中是否有過像這樣低級軍銜的其他軍官向國家元首提過類似的意見。1939年?月22日,雷德爾叫我和我的軍官們到斯維內明德他的「格裡萊號」通報艦上去,他向我們轉達了希特勒的答覆:我和我的軍官們可以放心,「不會同英國打仗的,真要是打起來,德國就完了」。(見埃裡希·雷德爾著《我的一生》第2 卷第164 —165 頁;我的著作《十年和二十天》第44頁。我今天才知道,海軍上將伯姆在1939年4 月也向海軍總司令作過陳述,他認為我們已迫近一場對英國的戰爭。)。
  當然,國家元首的這一明確表示對我們起了極大的安定作用。但是,儘管如此,在與海軍總司令這次談話後,當我獨自一人同我的軍官們在一起時,我還是對他們說:「無論什麼時候爆發戰爭,英國都將站在我們的敵人一邊,這一點我們是堅信無疑的。對此,你們心中要有個底!」
  對我來說,1939年的春夏,在我記憶中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傷腦筋的幾個月。我與海軍總司令部之間在政治局勢、海軍戰略和潛艇建造等問題上的分歧,使我日子很不好過、總結這段時期:1935—1939年間,我們建造的潛艇遠未達到德英海軍協定所允許我們建造的數量。
  1939年8 月底,對波蘭的戰爭再次推遲——我們今天事後才知道,僅僅推遲了很少日子——,我在1939年8 月28日,就迅速建造潛艇一事,再次向海軍總司令寫了一份報告(潛艇艦隊司令部密件第一百七十二號)。在這份《關於建設潛艇艦隊的設想》的報告中,我寫道:「鑒於目前英德之間的緊張局勢和兩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我確認,海軍特別是潛艇艦隊從現狀來看是無法完成它們在戰爭中應承擔的任務的。
  雖然我們可以期望現在不發生戰爭;但不能認為,英德之間的政治形勢近幾年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即使有可能出現雙方接近和安寧的時期。最合適的戰鬥武器,而且建造速度又快——與建立一支艦隊相比——,那就是潛艇。所以,海軍務須致力於潛艇艦隊的快速建設,從而為今後在同英國的衝突中能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
  在我再次綜合了我的關於必須加速建造潛艇的要求之後,我說:「為了能卓有成效地進行一場對英戰爭,應把需要動用各方面的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惜一切地使其他要求服從於這個大目標,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要貫徹決定性的措施必須具備一個組織上的前提,即設立一個擁有廣泛的全面的權力並直接對總司令負責的中央機構,處理與建議中所提出的建立潛艇艦隊的任務有關的一切事宜。」
  1939年8 月底,我和海軍總司令一起從基爾飛往斯維內明德時,我把這份報告親手交給了他。他立刻看了這份報告,而且很明顯地留下了印象。
  我把8 月28日的這份備忘錄副本送呈我的頂頭上司艦隊司令伯姆海軍上將。他完全支持我的建議。他在給海軍總司令的報告結尾,對於我的要求表示這樣的態度:「必須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來用在這個唯一的關鍵問題上,並把無助於上述目標的所有其他建造計劃統統推後。」
  可是,現在已為時太晚了。希特勒在1939年9 月1 日竟發動了對波蘭的進攻。他盲目地認為,英法不會積極參與保
  護波蘭。可是,英法在1939年9 月3 日就宣戰了。就這樣,希特勒由於錯誤地判斷了英國的態度而「滑」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本來應該在政治上避免這場戰爭的,即使我們與波蘭的衝突會擴大到英國的這個可能性極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實際上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希特勒無論如何都應該避免與波蘭發生軍事衝突。
  隨著戰爭的爆發,海軍總司令部在此以前所制訂的整個計劃全垮了。建設大型軍艦的2 計劃成了泡影。在總司令部裡,正如我在1939年8 月28日的報告中所建議的那樣,立即設立了一個潛艇局。潛艇司令,也就是我,可以決定總司令部應加速建造何種類型的潛艇。我和總司令部的關係一下子完全改變了。就這樣,一直等到戰爭開始,才使總司令部認識到,建立一支大型艦隊的長期計劃是錯誤的。
  今天我們還知道,早在1937年12月2 日英國政府就已經作出決定,儘管有1936年的潛艇協定,一旦戰爭爆發,將立即恢復英國商船航行的護航體制。
  戰爭爆發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9 月4 日晚英國海軍部第一次會議作出決定:
  「1 .戰爭第一階段,日本保持緘默,意大利態度未決,保持中立,主要的攻擊目標似將針對大不列顛的大西洋通道。
  「2 .建立護航體制。此護航體制系專指反潛艇護航而言。
  有關對付巡洋艦或重型船艦的進攻問題,本計劃中未加討論。」
  由此可見,德國潛艇司令從他1935年發展了結群戰術以來,就正確地估計了形勢。
  但是,德國海軍在戰爭爆發時,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軀體。它不得不以僅有的能在大西洋作戰的二十二艘潛艇與最大的海上強國進行潛艇戰。
  十一、戰爭爆發後,您的態度怎樣?您有哪些戰略計劃?
  關於英國宣戰的消息,我是在9 月3 日得知的,當時我正在我的作戰室裡。雖然近幾個月來我一直在為與英國發生一場戰爭而擔憂,但是戰爭成為當前的事實畢竟使我萬分震動。
  後來,我的海軍參謀本部首席參謀厄爾恩海軍少校把當時的情景向一位歷史學家作了如下描述:「對您這位歷史學家來說,從一個熟悉當時內情的目擊者的回憶中,瞭解一些有關海軍元帥鄧尼茨在對英戰爭剛開始時的態度,也許是感興趣的。
  「戰爭一爆發,我就奉命從海軍學院來到潛艇司令部並在那裡擔任了首席參謀的職務。除了有幾次間斷外,直到戰爭結束(最後一個職務是海軍作戰參謀部作戰處首席參謀),我始終沒有離開過海軍元帥的身邊,我和他之間從當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無論在戰爭初期,還是在被丘吉爾看作是對英國最大危險的潛艇戰的最激烈時刻,海軍元帥從未低估過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艱巨性。這一點,我是毫不懷疑的。我有這樣的印象:海軍元帥認識到與英國這場海戰的危險性和持久性,他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在各方面作了許多努力,期望我們年輕的海軍軍官一方面對要求於我們的長期和巨大的犧牲作好思想準備,另一方面要我們樹立起必要的自信,完成他和我們一起承擔的任務,把這場艱巨的戰爭引向勝利。他反覆地向我們指出這場戰爭的規模和艱巨性,但同時卻很少讓我們看出他的憂慮。他把憂慮藏於內心深處,只有他身邊極少的幾個最親近的人才偶爾可以隱約地覺察到他這種思念。我想,我也能算是其中之一。
  「宣戰的當天有一段小小的見聞也許能對您說明我的觀察:『潛艇司令的司令部設在威廉港的一個指揮部裡。英國的對德最後通牒期限是當天中午。我們獲悉,英國表示公開的敵意所用的兩個密碼字是:「全德』和『德國意大利』。
  「海上的潛艇必須在最後通牒的期限終止前尚可支配的短短數小時內及時獲得對方的密碼字和命令。鄧尼茨在海軍作戰部曾經多次叫人打電話。同時他自己也跟海耶、施尼溫德和雷德爾通過話(這一點我記不大清楚了)。我們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希特勒曾打算並將願意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避免與英國發生戰爭。這時,無線電訊隊軍官、現任海軍上校梅克爾走進作戰室遞交了一份從船艦發報電波中截獲的一份電報,上面寫著『全德』的字樣。戰爭就此開始了。海軍元帥把電報拿在手裡,在作戰室的營房裡踱來踱去,看上去完全陷入了沉思。他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們但更多的是對他自己說:『我的上帝!這麼說,又要和英國打仗了!』「接著,他意識到,聚集在他司令部裡的人都把目光注視著他。我覺得他好像從沉思中突然醒悟過來,快步走出作戰室,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約莫過了半小時,他重又走了進來。當他重新踏進作戰室的時候,他的神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異常冷靜地對我們講了下面一些話:「我們面對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一個敵人。但是我們有著有利之處,那就是我們從歷時四年的戰爭中已經充分地認識了這個敵人;大家也都知道,我們擁有一種武器,這種武器我們本來是可以用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勝這個敵人的。依據這些經驗,我們能夠用新型的潛艇部隊有效地攻擊敵人,迫使敵人下跪。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武器。戰爭將是長期而十分艱巨的,我們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在以後的歲月裡我還時常回想起這一時刻,我總是從這位海軍元帥身上發現他首先考慮的是,怎樣使我們增強戰鬥意志、自信和精神力量。他從不流露出自己的猶豫。
  『我不能想像,當一個指揮官要想完成他應承擔的任務時,他還能有什麼另一種做法。」
  正如厄爾恩所敘述的那樣,戰爭開始時的情形就是如此。
  既然戰爭已經爆發,我作為一個軍人,現在再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做好在我職務之內所能做的一切,使戰爭在軍事上盡可能地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也許現在,作為海軍上校,作為德國海軍中許多這一級軍官中的一個,以及作為德國陸軍、空軍中許許多多上校中的一個同級軍官,可以聲明:這場戰爭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不參與——這樣一種行動是改變不了我們的政治局面的,戰爭狀態仍將繼續存在。那末,我只好離開我所指揮的地區和潛艇部隊,離開忠實於我的部下。這只會對我們的作戰帶來害處。不言而喻,我這種行為會受到德國軍事法庭的嚴厲審判,這種情況即使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軍官身上,也會理所當然地遭到同樣的懲罰。
  政治是高於軍人之上的。如果有誰——即使是一個下等兵——在宣佈戰爭的時候,稍有不符合軍人守則的行為,甚至允許並要求每一個士兵可以自己決定行動,那末,他就動搖了武裝部隊的生存權以及這個武裝部隊所要保護的國家安全。
  我在戰爭開始時就已清楚地看出的關於我們處境的嚴重性,在9 月4 日我對我的軍官們的講話中已經指出:「你們要十分認真地對待這場戰爭!你們要清醒地看到,戰爭將是長期的,可能要持續七年,如果戰爭以打成平局告終,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因此,我作為一個海軍軍官,正面臨著一項艱巨的任務,即要用數量很不足的武器去同英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強國作戰。如上所述,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麼一點德國潛艇是根本不夠用的。於是,在戰爭發生後,經過激烈的內心鬥爭,我決定請求海軍總司令,把當前最重要的也是今後迫切需要的潛艇建造任務交付給我,而把只能「刺」敵人幾下的少量潛艇的前線作戰任務移交給我的最親近的部下馮·弗裡德堡海軍上校。這個決定是合乎邏輯的、正確的,因為要同英國打一場有把握的海戰,先決條件就是盡快地補充數量不足的潛艇部隊。
  但是,海軍總司令卻拒絕了我提出的由我來主持潛艇建造的請求。他認為,前線少了我是不行的。受我指揮的潛艇人員和我之間已經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戰爭剛剛開始,正需要把現有的潛艇及時地投入戰鬥並發揮潛艇人員的作用,如果現在調走他們的司令,就會給自己帶來軍事上的嚴重損失。
  總司令的這一看法無疑也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就明白,從戰爭開始之日起,希特勒根本沒有把潛艇建造放在優先於其他裝備任務的地位,因此,在戰爭的頭幾年,沒有動用國家和工業部門的全部力量來建立德國潛艇部隊,從整個戰略上看,這樣做似乎是正確的。今天我們清楚了,在戰爭最初的三年半時間裡,由於潛艇數量過少,我們未能在大西洋戰役中取得有利於我們的決定權。
  此外,即使雷德爾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接受了我的請求,然而我能否在1939—1943年間從德國的國家領導方面成功地優先獲得建造潛艇所必需的裝備,這顯然是很成問題的。
  關於潛艇建造的問題,下一個問題我還會提到。
  戰爭開始時,我擔任前線潛艇部隊的司令。我的戰略計劃是很清楚的。這個計劃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潛艇部隊軍官們都參與的一次演習中得到了徹底的檢驗。我們的海軍戰略任務是以與敵人方面的條件相適應為前提的。英國是一個島國,它的生存和國民的給養依賴於從海上輸入的糧食。
  工業原料也同樣必須進口。此外,在戰爭期間,一些軍火工廠由於戰爭而擴大了規模,因而原料的進口也要相應增加,但是,各國的任何一種援助,不論是來自世界各地有關工廠的武器,還是來自盟國的增援部隊,英國都只能從海上獲得。
  其次,英國要在歐洲大陸上擴展力量,須取決於能否把部隊及其裝備從海上運往歐洲。
  因此,英國人民的生存,英國的經濟和工業,以及英國同大陸的敵人進行戰爭,全都依賴於這種數量巨大的海上輸入。所以,對英國來說,最重要的海戰任務就是必須保護用於這種輸入的載貨商船。相應地來說,我們必須把對載貨商船的進攻放在優先於其他一切戰事的戰略地位,因為我們在大陸上的勝敗最終也得取決於能否消滅這些運輸船隻。
  我們擊沉這些載貨商船要愈快愈好,因為敵人無疑將試圖添造商船以彌補損失。但是,這種添造也是需要時間的。
  鑒於英國建立和發展防禦潛艇力量同樣需要時間,我們也需要盡量加快速度擊沉英國的商船。於是就形成了以發揮潛艇戰的作用為一方、以取得防禦潛艇力量的成效和添造商船為另一方的雙方之間的一場競賽。
  由於這一切原因,在戰爭開始時候起盡快地建造潛艇是必要的。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1 卷第392 頁上就戰爭的開端寫道:「顯然,德國人將建造數以百計的潛艇,毫無疑問,為數可觀的艦隊正在船台上進入各種完成階段。我們必須作這樣的估計:在十二個月至多十八個月以內,一場真正的潛艇戰必將發生。」由此可見,在迅速建造德國潛艇的必要性的看法上,丘吉爾具有同樣的觀點。
  為了盡可能快地擊沉盡可能多的商船,我規定了潛艇「經濟使用的原則」,這就是:力求將潛艇派到最易擊沉敵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潛艇和每個出航日能達到最高擊沉率。
  當然,來回航程的長度和距離在此是起著作用的。
  在潛艇司令的作戰室裡,這個擊沉率連續地用圖表顯示出來,並且不斷地研究分析它的種種原因。這就是潛艇隨機應變地投入作戰的一個基本觀點。
  戰爭爆發後,我就是按照這些原則安排使用潛艇的。
  十二、您的計劃在海軍總司令和希特勒那裡得到了哪些支持?
  在回答第十個問題時我已經講過,在1939年8 月底的緊張時期,我在一份報告中曾經就我們和英國之間的危險的政治局勢再次指出了建造潛艇的極端迫切性。
  不久,戰爭爆發,海軍總司令同意了我的潛艇建造計劃。
  於是我在1939年9 月8 日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了我認為必需的潛艇類型,並且列出了它們應製造的數字比例。請閱1939年9 月8 日潛艇艦隊第四百八十二號密件,我已把該報告的副本附在第十二個問題後面。
  1939年9 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視察威廉港的潛艇艦隊。我利用這個機會在匯報時著重提出了兩點: 1.我確信,潛艇在對海上強國英國的作戰中能夠取得決定性的成就,因為現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大不相同,例如潛艇在對付護航隊方面也能聯合作戰。
  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為了使希特勒這個陸軍軍人出身、毫無海戰經驗的人更加相信我的用潛艇戰對付英國的觀點。
  2 .我在匯報中強調的第二點是:取得海戰勝利的一切希望全在於我們手裡有無足夠數量的潛艇。
  我想用這種提法來支持海軍總司令部對於立即加速建造潛艇的要求。
  我匯報後,希特勒沒有答覆,也沒有表態,更不用說同意了。顯然,他在這一天還是顯示了他是重視德國潛艇部隊的,否則他肯定不會宣佈和進行這次視察。但他對我提出的有關潛艇戰的所有問題卻保持沉默,海軍元帥雷德爾也沒有支持我的主張。
  後來我知悉,海軍總司令在1939年9 月1 日已經下達了關於建造戰艦的命令:「撤銷和平(建造)計劃。新的建造計劃相應地包括下列緊迫的任務:「1 .建造新的潛艇,其型號按潛艇司令的建議。
  「2 .繼續建造五艘大型艦隻:戰列艦『俾斯麥號』和『鐵比茨號』,巡洋艦『歐根親王號』和『賽德利茨號』以及航空母艦『齊柏林號』。
  「3 .建造新的驅逐艦、魚雷艇、探雷艇和掃雷艇,以及控制沿海海路所必需的捕魚船;此外還要建造快艇。」
  其後,雷德爾在1939年10月10日請求希特勒將這項緊迫的海軍建造任務置於其他軍備任務之前,並指出:為此還須盡快地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勞動力。希特勒在同雷德爾的這次談話中同意了海軍的建造計劃,但卻沒有同意雷德爾所要求的授予他緊急措置的全權。
  為什麼沒有授予海軍這種全權的原因,到了1939年12月8 日德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部奉希特勒之命對海軍作如下通知時,就完全清楚了:「1 .元首同意海軍的計劃:「(a)繼續建造五艘大型艦隻;「(b)限制輕型艦隻的建造計劃;「(c)執行已提出的潛艇建造計劃。
  「2 .鑒於戈林元帥擁有統轄各方面的全權,元首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認為,無需為實施潛艇建造計劃另行授予特權。』這個決定對潛艇建造起著愈來愈不利的作用。例如,海軍分配到的用於裝備的鋼材還不到德國鋼產量的百分之五。
  儘管德國鋼產量不斷增長,然而分配給海軍的鋼材(例如1942年)卻少於戰爭初期。關係到整個軍備計劃的潛艇建造這一迫切任務,只不過是許許多多其他各種任務之一而已。
  由此而產生的後果是,潛艇建造計劃不得不降至次要地位,而由於在這期間(例如1941年2 月)所遭受到的損失,這個數字和戰爭初期的數字相等。我們在前線作戰的潛艇只有二十二艘。
  我曾多次反覆指出,最緊要的是趕在敵人防禦力量逐步增強和添造商船之前,盡快地打一場大西洋戰役。例如,1942年5 月14日我給希特勒的一份報告中曾這樣說:「因此,我只能一再強調,關鍵在於盡可能快地擊沉敵船,盡可能快和盡可能多地使用能在海上實際作戰的潛艇來殺傷敵人。今天被擊沉的敵船要比往後在1943年被擊沉的敵船所起的影響和作用更大。」
  柏林潛艇局也同樣寫道:「鑒於我們面臨的形勢,最為重要的是,趁我們的損失相對來說還比較小以及敵人的防禦措施(其中也包括美國的商船建造,它將到1942年底和1943年初才會達到較大的規模)
  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時候,首先把前線作戰潛艇的數字通過最快的途徑提高到某種最高水平。今天所耽誤的,即使今後再增加生產也是無法彌補的。」
  但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裡,潛艇建造並沒有獲得所要求的優先地位,直到1943年春,即戰爭進行了三年半以後,國家領導人才滿足了這個要求,然而這時已經太晚了。
  耽誤了及時地建造潛艇的時機是造成大西洋戰役失敗的根本原因。對此,有關的歷史學家是毫無異議的。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這部著作第1卷第60 頁上這樣寫道::德國人如此緩慢地擴建他們的潛艇,其結果對英國極為有利。」他在他的《海軍旗:1939—1945年大戰中的英國海軍》一書第93頁上寫道:「德國人對潛艇建造這樣的不予重視,以致他們在戰爭進行十五個月以後還不能補償他們已損失的三十一艘潛艇。到了1940年底,他們的實際作戰能力已退回到了原先的二十二艘潛艇這個最低數字。希特勒政府對於大規模建造潛艇計劃的必要性,認識上如此緩慢,這對英國來說,無疑是減少了危險。」
  英國海軍上將阿瑟·赫茲利特爵士在他的《潛艇與海上強國》這本書的第188 頁在談到我們有贏得戰爭的希望時這樣寫道:「他們取得勝利的唯一希望就在於,在英國的防禦措施發生作用以及美國力圖在1942年底建成龐大的船隊之前,加緊建設潛艇艦隊並取得成果。這一點他們耽誤了,這一耽誤也許就成了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這本書的第189 至190 頁,海軍上將阿瑟·赫茲利特爵士用下面的話總結了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戰戰略的看法:「人們也許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潛艇進攻是不難擊破的,他們充其量不過重複過去歷史上海盜戰的老一套。像這樣的潛艇進攻,採取護航辦法是完全可以抵禦得了的。這種想法實在太幼稚了。德國人是完全可以不致失敗的,假如德國人較快地建立他們的潛艇艦隊,假如英國人疏忽大意,沒有採取護航的辦法或者沒有發明潛艇偵察器和雷達,假如美國的造船計劃最後落了空,那末,結果就會截然不同。大西洋戰役之所以取勝,只是由於盟國在這個戰役上作出了軍事方面的和非軍事方面的以及科學上的努力。他們之所以非這樣做不可,正是由於潛艇不斷地襲擊了商船船隊從而有可能成為掌握制海權的一種決定性的武器。而要是不這樣做的話,他們就將在戰爭中失敗。」
  那末,希特勒沒有把整個戰略放在以大西洋戰役為頭等任務並以此最後決定其他一切戰事這一基點之上,這是怎麼回事呢?
  希特勒錯誤地理解了英國人的意圖,直到1940年,他仍然希望與英國取得諒解。他一直相信存在著與這一島國維持一種特殊的和平的可能性,尤其是1940年7 月德法停戰以後,使他感到這種可能性更大了。但是,當英國人並不表示他們有這種諒解的意圖時,希特勒又相信,戰勝俄國以後也可以促使英國考慮和平的,因為,照希特勒的估計,這就意味著,抽去了英國人能在歐洲大陸打擊德國的「大陸之劍」。但希特勒沒有考慮到,這個海上強國如能由此而保持其大西洋中海上航路的話,他們自然要在歐洲大陸上擴展其力量。事情的結局就是:由於潛艇戰和潛艇建造在整個戰略和整個軍備中沒有置於首要位置,在1943年的大西洋戰役中我們遭到了失敗,而英國人和美國人則得以在1944年把它們的力量深入到歐洲大陸。由此,我們在戰爭的最初幾年在歐洲所獲取的勝利也就得而復失、關於我那個計劃在海軍總司令那裡得到了哪些支持的問題,我想作如下回答:雷德爾元帥當然相信,德國海軍的戰略任務是對英國進行商船襲擊戰。
  由於這個原因,他在戰爭開始時就決定加緊建造潛艇。然而他所主張的加速建造潛艇在希特勒那裡未能獲准,這點我已經講過了。
  但是,雷德爾元帥從戰爭開始時起,在使用潛艇進行商船襲擊戰的同時還十分大膽地把海軍的水面艦隻、戰鬥艦、裝甲艦和巡洋艦投入了這場戰爭。
  這個決定也可以從心理上來加以解釋。德國海軍幾乎清一色地由具有水面作戰經驗的海軍軍官所組成。因此,不言而喻,他們原則上是適合於指揮水面戰爭的。英國海軍也曾有過同樣的想法,例如,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文集第1 卷第355 頁就有一段確切的敘述。
  何況,不僅從心理因素方面,而且從客觀因素方面來看,雷德爾海軍元帥在商船襲擊戰中使用大型艦隻的這種做法也是正確的。這些艦隻在擊沉商船方面當然是同樣有成績的。
  當我們的大型水面艦隻在大西洋作戰時,同時也迫使英國海軍相應地投入龐大的水面作戰兵力。這樣,德國艦隻以他們的行動也牽制了敵人的很大一部分力量。
  這種做法,戰略上是正確的,但有一點不可忘記,即最根本的是要擊沉敵方的商船。因此,決不容許出現任何影響擊沉的行動,我方海軍的其他一切行動,如牽制或分散敵方的海軍力量,均應服從於扎扎實實地擊沉敵方的船艦這一首要目標而退居第二位。
  為了實現擊沉敵船的這個目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德國潛艇。而且就其開支費用而論,——我們可以作一比較,在同樣情況下,使用水面艦隻所需開支費用要大得多,——潛艇也是同英國作戰的最經濟的武器。所以,我認為,水面艦隻在大西洋投入戰鬥,儘管如前所述是應受歡迎的,但無論如何不應阻礙潛艇投入戰鬥。不然的話,其後果只能是使我們的總擊沉率降低,而給敵人造成有利的因素。
  因此,我認為,在把大量的水面艦隻投入戰鬥的時候,一定要牢記上述的觀點。但事實上並不完全這樣,比如,1941年3 月,在海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下,大約八百名布列塔尼地區港口的潛艇修理工被派到布勒斯特去修理停在那裡的兩艘戰鬥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瑙號』。這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從整個戰略上來看,其結果使得德國的潛艇得不到修理而不能出航,以致大大降低了大西洋戰區的擊沉率。
  這樣就背離了我們最根本的戰略原則:盡可能多地擊沉英國的運輸船隻。
  關於這個問題,在答覆第十五個問題時我還會提到的。
  [ 第十二個問題的附件] :潛艇艦隊司令部第四百八十二號密件:呈柏林海軍總司令部:柏林:事由:潛艇建造計劃。
  過程:1939年9 月8 日施尼溫德海軍上將與潛艇司令的商談。
  1 .按照潛艇艦隊司令部1939年9 月1 日第一百七十二號密件所規定的比例繼續建造VIIc型和Ⅸ型潛艇。
  2 .不建造小型潛艇,因為此類潛艇基本上只能在本國水域內使用,而不能在近期內用之於在波羅的海可能發生的海戰,在北海能否使用也是個問題。而Vllc型潛艇則既可在北海作戰,同時也能作為大西洋(亞速爾群島)艦艇使用。
  3 .繼續完成已下達的Xb型潛艇的建造任務。在歐洲以外的水域裡運用水雷是很有希望的(開普敦、西蒙斯敦、科倫坡、新加坡)。(關於後兩個港口,見6 .潛艇供油船。)
  4 .繼續建造XI型潛艇。它的主要作用在於在十分遙遠的海域內發揮戰略上的壓力。使用火炮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懷疑的。潛艇司令建議,此類潛艇應減少火炮裝置,使之成為具有較大活動半徑的快艇。這樣,此類潛艇也能與魚雷艇一起在大西洋上使用(在偵察從供應國——美國——出航的護航隊時,它比慢速潛艇較易於保持聯繫和恢復聯繫,並能把停泊在大西洋東部的魚雷艇引導過來並投入戰鬥)。因而此類潛艇也可作為「潛艇艦隊」使用。
  據此,建議定名為「遠洋潛艇」。
  5 ,由此,原定建造XII型潛艇(以前的潛艇艦隊)自屬多餘,此類潛艇在速度和活動半徑方面是否能完全達到規定的要求頗成問題。
  XI型潛艇則肯定能達到這些要求: 6.建造三艘能運載兩千噸左右燃料和給養的潛艇供油船,其速度可相應地降低,但供應潛艇的燃料和給養的儲藏量要大。
  綜上所述,由此需要建造的潛艇有如下幾類: (a)魚雷艇、VIIc和Ⅸ型潛艇; (b)具有很大活動半徑的遠程魚雷潛艇、Xb型潛艇; (c)大型快速遠洋潛艇; (d)潛艇供油船。
  潛艇司令:鄧尼茨(簽字)。
  1939年9 月8 日於威廉港。
  十三、1940年夏天,當法國退出戰爭的時候,您對政治形勢和戰略形勢的看法是怎樣的?
  1940年夏天,對法戰爭結束,這對德國人民、德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來說,當然發生了極大的心理影響。人們這樣想: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勝利啊!馬上也要同英國實現和平了!一切都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面發展,它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快得多!——最後一點是正確的。例如,德國陸軍參謀部的一些領導人在1938年就有過這種看法:「一場對法國的戰爭將意味著德國陸軍要在馬奇諾防線經歷兩年的浴血奮戰。』在陸軍總司令部,同樣也在海軍領導部門中,都有相同的看法,這種看法與德法停戰後希特勒的期望,即我們馬上也將同英國媾和,是相符合的。
  但英國人民和英國首腦丘吉爾想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失去了僅有的作為盟國的法國——儘管這是不利的和痛苦的——之後,英國還有什麼必要應當在政治上作出讓步呢?大不列顛還在自己的手裡,它在大西洋的生命線幾乎還完好無損!
  如果英國現在接受德國的條件,它將喪失它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更重要的是,由此將使德國愈加強大地在歐洲穩固它的地位。
  如果在這個時候向敵方屈服,同樣也是完全違背英國人民所具有的頑強而富於反抗精神以及未獲全勝不甘罷休的民族特性的。
  因此,英國政府於1940年6 月18日聲明,他們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繼續作戰,這是完全符合英國人民的這種態度的。因此,我認為英國政府6 月18日的聲明是慎重的,我們必須估計到同英國還要進行一場長期的戰爭。
  但在海軍總司令部卻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比如,德法停戰後不久,海軍作戰參謀部參謀長就催促我把所有的教練潛艇從波羅的海調往前線,投入即將到來的對英作戰的最後階段中去。我們今後再也不需要龐大的潛艇部隊了,因而我們現在也不再需要在波羅的海的教練潛艇上培養今後前線潛艇人員了!我拒絕了這個要求,並對海軍作戰參謀部參謀長說,對英作戰還要持續幾年,因此,現在看來,加速建設大批潛艇,來同英國進行這場長期的、決定性的戰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1940年夏天,我去東普魯士視察正在受訓的青年潛艇軍官,他們對我講了自己的憂慮:戰爭看來馬上就會結束,他們肯定不會再上前線了,肯定不能實現他們的希望即在國內進行了長期訓練之後可以上前線去一顯身手了。我對他們說:「別著急!再過幾個月,仗就夠你們打的了。別忘了,我們是在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強國作戰。」
  著名的潛艇指揮官、海軍中校京特·黑斯勒1956年?月 13 日在給一位歷史學家的信中寫道:「在整個戰爭時期,鄧尼茨有意地對外表現得特別積極,以保持其部隊的土氣。法國投降後不久,當時在德國人中間流行著戰爭馬上就會結束的看法,這時他就已經告訴我:「不要那麼急急忙忙地把您的潛艇開往前線,我們是在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強國進行戰爭。第二個強國也會跟著來的,仗是夠您打的。如果能打成個平局,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要打贏是根本不可能的。』他還對我說,他認為在現階段要實現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為英國一旦決定投入戰爭,它就要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的。」
  為了回答第十三個問題,我引用了上面兩個例子,同時也是想說明一下我當時在這方面的想法。
  十四、您只有少量的潛艇可供調遣,那末您是怎樣在戰術上實現您的戰略目標的?使用法國比斯開灣港口對潛艇戰產生了哪些影響?
  德國海軍自從成立以來,在戰略實施方面的作用是很狹小的。在遼闊的大西洋貫穿著各國特別是英國的海上航線,然而德國不是大西洋的沿岸國而是一個大陸國家,它的海岸只是波羅的海的內海和北海的最東南部分。從戰略和戰術的角度來看,北海實際上也差不多相等於一個內海,因為海上強國英國這個島國正好橫在北海和大西洋之間。由於這種不利的海上戰略位置,致使鐵比茨艦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艦隊只能在北海範圍內活動和作戰。但是英國的生命線並不在那裡,而只要英國的生命線沒有受到威脅,英國也就沒有必要非去攻打德國艦隊不可。德國艦隊完全可以安穩地停在北海這個內海之中,它們在那裡對英國沒有致命的危害。所以,1914年戰爭開始後,出乎德國的意料之外,英國並沒有馬上作出與德國海軍作戰的選擇,即使兩國艦隊在斯卡格拉克海峽進行了大會戰也沒有導致決定性的結果。英國人不想不顧一切地投入一場戰爭米對付一個對自己的生存沒有嚴重威脅的敵國。
  然而,英國在設得蘭群島的緯度上設置了大量的有效的水雷,一下就封鎖了從北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這樣,英國人就很放心。因為他們已經作好了一切準備來對付德國艦隊以確保他們在大西洋的生命線。這時被封鎖在北海的艦隊,根本就不再是值得進攻的目標了。
  但是,到了1940年夏天,情況就完全變了。由於對法戰爭出乎意料地迅速結束,由於佔領了法國北部地區,從而使德國的海上戰略形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嶄新的變化。比斯開灣的那些海港為我們佔用了。這樣我們就能第一次直接在大西洋上作戰。對於不受大陸思想束縛的人來說,這樣的變化無論在地理方面和海上戰略方面都是一個十分有利的新形勢,不言而喻,從此刻起應該集中國家的一切力量來利用這一形勢。
  這是因為對英戰爭並未結束,還得繼續打下去。這場戰爭的重點只能放在大西洋。
  要是能對英國搞一次襲擊,當然就能很快結束戰爭,對此,1940年夏天德國軍事機關曾作過詳細的研究,但是,要進行這樣的襲擊是我們力所不能及的。在同英國的空戰中我們同樣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因此,解決戰爭的唯一途徑就是切斷英國的海上航線。
  我們的政治領導部門對這個地理形勢和海上戰略形勢正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全面轉變的全部意義沒有認識,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們已經奪得了有利於海戰的大西洋的出海港,但由於我們忽視了加速建造足夠數量的潛艇,所以並沒有集中全力利用這些港口來進行潛艇戰。
  德法停戰後,我立即派了一個委員會去調查比斯開灣的那些港口能否修理德國潛艇;同時我派了一些貨車到布列塔尼的港口給第一批入港的潛艇供應必要的設備。與此同時,停戰後我立即親自到比斯開灣,我想親自瞭解一下建造潛艇基地的一切可能性,並且想為自己準備一個指揮所,因為我認為,把我的指揮所隨同前線潛艇艦隊一起移到西部是很必要的。這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要同潛艇官兵們保持緊密的聯繫,因而在地理位置上我也必須靠近他們活動的港口。
  那些已在大西洋作戰的潛艇以及陸續來自我國後方的潛艇,從1940年夏天起,就能在它們完成任務和用完了魚雷和儲備品以後,駛入比斯開灣的這些港口,而不需要再穿過北海長途返航了。它們也可以在布列塔尼的這些港口的船塢裡進行維修。
  這樣一來,雖然在大西洋作戰的潛艇只有二十八艘如此微小的數量,但是在戰區裡同敵人交戰的前線作戰潛艇的實際數卻很快地上升了,因為它們現在不要再經過北海作四百五十涅的長途航行了。由於往返路程的縮短,戰區的潛艇就比以前多了,從而擊沉的敵艦數也增多了。這裡有幾個數字:在1940年8 月以後的這段時間裡,我們平均約有八至九艘潛艇在戰區裡,他們的命中率是很高的,每艘潛艇每天擊沉的總噸位達七百到九百噸,八月份擊沉敵船五十六艘計二十六萬七千六百十八噸。這個數字表明:如果我們當時已有更多的潛艇投入戰鬥,那我們不知要順利多少了!
  1940年8 月,潛艇還是零星地作戰的。為了襲擊護航艦隊而同時出港作戰的潛艇數還很少。直到1940年9 月和10月才有合適的機會。這些機會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潛艇艦隊在對護航艦隊的四次出擊中擊沉了敵船四十九艘。這樣,到 1940 年9 月擊沉數上升到五十九艘,總噸位達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五噸;10月份上升到六十三艘,總噸位達三十五萬二千四百零七噸。
  關於結群戰術的這種初期使用,英國的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海軍上校在他的著作《海戰》第1 卷第354 頁寫道:「當敵人(德國)潛艇力量較弱的時候,他(鄧尼茨)只能讓每艘艦艇單獨行動,靠它的艦長的才能指揮作戰,此外別無他法。但是,當鄧尼茨海軍上將擁有的潛艇數增加後,他就能採取多艘潛艇聯合作戰的方法。很久以來,他一直在等待時機改變戰術,這種被人們稱之為『狼群戰』的戰術,在1940年10月至 1941 年3 月間逐步採用了。這一變化使我們措手不及,猝不及防,其原因自應加以分析,但是從英國的觀點來看,這種發展造成了最嚴重的後果,因為敵人採用了一種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進攻方式,而我們無論在戰術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沒有做好抵禦它的準備。」
  十五、您是獨立自主地去實現這些目標的,還是有時也受到德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在這方面的干預?這種干預起了什麼作用?您認為地中海這個戰場具有哪些戰略意義?
  我在回答前面的問題時已經說過,在與海上強國英國作戰中,德國最重要的海上戰略任務是進行噸位戰以擊沉英國的商船。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我們才能取得對英作戰的決定性勝利。1943年起擔任英國海軍部首席海軍大臣的大不列顛艦隊司令坎寧安勳爵認為,這個論點是正確的,他在1959年1 月25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一篇文章中說得很清楚:「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當入侵英國證明為不可能時,鄧尼茨卻看到了能使這個國家屈服的唯一途徑,他的見解是十分正確的。他實施他的慢性絞殺的戰略——擊沉我方商船——是十分冷酷無情的。他始終看得很清楚,大西洋是唯一能使德國獲勝的戰場,所以他一直反對把兵力轉移到地中海甚至北極線去。
  「我要重複地說,他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確實,我讀了您的摘錄以後得出的總的結論是:卡爾,鄧尼茨可能是英國自羅退耳以來所面臨的最危險的敵人。他的建議極少為他的政治領導人所採納,這對我們來說是十分幸運的。」
  因此,在我們只有少量潛艇的情況下,如果出現某種情況需要把潛艇撤出噸位戰這一主要任務,那就得認真地仔細檢查和考慮一番,這樣做是否真的絕對必要。因為,在英國能夠以建造新船來彌補損失之前,我們必須盡快地擊沉敵船,使英國人感到損失慘重。但是,這一原則,即只有在最緊急的情況下才可把潛艇撤出噸位戰,我們並沒有在戰爭中一直遵守。茲舉如下數例: 1.雷德爾海軍元帥早在1940年底就向希特勒建議,把戰爭的重點轉移到地中海。雷德爾在提出這一建議時也許首先想到的是我們的陸軍和空軍,而沒有考慮到把潛艇也轉移到地中海之後對大西洋戰役產生的反作用。
  當然,地中海海域也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和大西洋戰役相比只能處於第二位。英國海軍部1939年1 月30日的作戰計劃也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在大不列顛政府已經批准的這個計劃中聲稱,戰爭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大西洋海路的安全。如計劃所說,「這一點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在這個地區遭受的損失可能導致「一場迅速來臨的無可挽回的災難」。
  與此相反,地中海在大不列顛的這個戰爭計劃中稱為第二個重點,因為對英國的海上交通來說,如果地中海的航道被敵人封鎖的話,它還可以從東亞海域出發,從非洲一直往南,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然後到達英國。
  就是在戰爭中,英國海軍部也一直把確保大西洋的安全放在首位。1941年,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坎寧安海軍上將擔任著英國的地中海海軍總司令之職。他在回憶錄《一個水兵的奧德賽》第299 頁寫道:「我從首席海軍大臣那裡瞭解到,人們都有充分的認識,我們最大的危險在於大西洋戰役。」
  不言而喻,他當時作為地中海的總司令必須代表這個海域的利益,因此他也向英國海軍部提出了加強他在地中海的防衛力量的相應要求。他在回憶錄第321 頁上如實地記述了他從當時的首席海軍大臣、海軍上將達德利,龐德爵士那兒得到的回答:「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地中海以外的事件的全部意義。大西洋戰役較之其他戰役具有優先地位。不僅是我們的海岸受到潛艇、水雷和飛機的威脅,而且潛艇已經在弗裡敦海域並有可能在紐芬蘭附近作戰。」
  從這段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國人是十分重視大西洋戰役的。同這個觀點相反,也同我的觀點相反,1941年大批德國潛艇撤出了大西洋,開赴地中海,到達地中海的入海口——直布羅陀海峽的西邊,由於我們撤走了潛艇,致使大西洋戰役毫無進展。德國的海上戰略的主要任務也即潛艇的主要任務——噸位戰,就這樣遭到了忽視。由於把潛艇調往地中海海域,在1941—1942年這段時間裡,我們至少在大西洋戰役中少擊沉敵船五十萬噸。這個數字還只是根據所謂「擊沉率」的計算得出來的,即根據當時每艘潛艇每天實際擊沉的噸位數算出來的。這就是說,人們還沒有把以下情況估計在內,即在大西洋有更多的潛艇就意味著有更多雙眼睛,更容易找到來往船隻,這樣,擊沉敵船的數量自然也就會更多些。
  因此,把潛艇的部署偏重在地中海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
  對此,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著作第1 卷第540 頁上寫道:「可是,從長遠的觀點看,敵人從潛艇的調動中能否獲得好處,很令人懷疑,因為這種調動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敵人在大西洋上的攻勢。」
  2 .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和有關的海軍部門自然有責任關心我們要有能夠抵禦敵人對我們佔領下的挪威所施加的軍事進攻的措施。為了這個目的,也需要經常部署幾艘潛艇在那兒當「哨兵」,因而有一些潛艇就背離了盡可能多地擊沉商船這一主要任務了。
  正如我開始所說的那樣,在採取這種措施的時候,必須考慮到,把潛艇從最重要的戰略任務方面撤走,是否真的值得這樣做。
  當時我認為,把潛艇預先部署在挪威海岸的這種預防性的做法是不對的:我們的潛艇在任何一次軍事行動中,比方說,英國人在挪威登陸,十分可能來不及趕到敵人進攻的地點,及時制止其行動。
  對此,我曾在1941年底寫道:「潛艇司令認為,在英國人對挪威海岸發動短期的示威性的突然襲擊時,要出動大西洋的潛艇是不適當的,其理由如下:「1 .潛艇極少可能及時趕到現場。
  「2 .對快速活動的目標,潛艇的命中率極低。
  「3 .這樣出動潛艇需要消耗很多燃料,這就限制了計劃中用於大西洋美洲海域內的燃料消耗量。
  「4 .由於這樣出動潛艇,又使大西洋潛艇延誤了返抵戰區的時間,而這——戰區幾星期來一直處在無潛艇的『真空狀態』。盡快地消除這種狀態是極為重要的。這種『真空狀態』一直在阻礙我們利用尚未觸動的美洲海域的巨大可能性。此外,這也自然大大地減輕了英國對大西洋防衛力量的負擔,並使英國人集中兵力到當時德國大批潛艇所在的或正在經過的海域,由此造成的後果是,我們自己的潛艇遭受大量的損失。
  「5 .因此,潛艇司令認為,把潛艇調往挪威沿海的這種做法是在攫取那些難以把握的目標,是分散了最適合潛艇特點的對敵人商船的襲擊力量,而在上述的整個形勢下,無論如何必須盡快地恢復對敵人商船的襲擊。潛艇司令提請上級重視這一觀點,否則,潛艇司令今後將不得不拒絕上級對大西洋潛艇所提出的這類要求。」
  1941年年底,我在第二份報告中對於這個問題還說了如下的話:「……」
  「3 .戰爭的關鍵在於切斷英國的給養。這一鬥爭是潛艇的主要任務而為其他武裝力量所不能取代的。對俄國作戰的關鍵取決於陸軍,潛艇在其中只能起到一個次要的作用。海軍作戰部有關『巴巴羅薩計劃』的指示中也十分突出地指出了這些情況。
  「4 .正如一再說明的那樣,潛艇司令由此認為,任何為了其他各式各樣的次要任務而撤走潛艇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5 .正當在大西洋這個主要戰場上需要大量的潛艇才能獲取更大的勝利時,而我們能投入戰鬥的潛艇卻實在少得可憐。北大西洋有四艘,另有四艘正在出航中。出現這種虛弱的局面,部分原因是由於若干潛艇經過卓有成效的戰鬥後返航了。但造成嚴重虛弱的局面必須歸咎於以下原因:目前至少有三艘潛艇在擔任護航任務,五艘在執行『婦女之家』計劃,兩艘(有時增加四艘)投入了北線戰場,這就是說,單是在執行次要任務而不是執行主要任務的潛艇共有十艘。對比之下,在北大西洋卻只有四艘。何況剩下的四艘潛艇取勝的希望又大為減少,因為尋找護航隊需要盡可能多的『眼睛』,而僅僅這四艘潛艇,由於缺少更多的『眼睛』,只有在極為偶然的情況下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6 .因此,總的來說,潛艇司令清楚地認識到,為了種種次要任務而撤走潛艇,使一場卓有成效的對英潛艇戰遭到削弱或推遲,這是錯誤的。經過兩年戰爭後的今天,潛艇戰的處境自然就困難了,現在需要比以前更多數量的潛艇。為此就更加需要把所有的潛艇立刻集中起來去執行主要任務。不能容忍的是,經過兩年戰爭後的今天,由於缺少潛艇竟使英國人還能在北大西洋上獲得十四天的喘息時間。」
  我相信,在1941年年底那個時候,我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觀點,但是,儘管如此,我當時的報告卻毫無作用,情況反而更糟了。
  1942年1 月22日在元首大本營的一次會議上希特勒聲稱:「挪威是決定戰爭命運的地區。在目前情況下,必須不顧一切地使用水面和水下的武裝力量來加強這一地區,……所有潛艇必須開赴挪威對來犯之敵作充分的偵察和有效的防禦……」
  元首的這個指示所造成的結果是:我接到了海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要求我在1942年2 月15日前派二十艘潛艇開赴挪威海域。這樣就使那些已經裝備齊全、準備在美洲海域進行有效的商船襲擊戰的潛艇和一部分已經出發的潛艇重新撤離這場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戰鬥。
  我不相信盟軍會在挪威登陸。對此,我在作戰日誌中寫道:「對英美來說,進攻挪威首先需要解決船隻和防禦力量問題。不管在什麼地方,它們的船隻被擊沉的愈多,對它們生命攸關的大西洋運輸線的威脅也就愈大,這就迫使敵人直接去保衛這條運輸線,敵人也就愈沒有力量為登陸挪威準備船隻和組織防禦力量。而這種登陸如果沒有足夠的補充給養,一開始就注定要遭到失敗。因此,潛艇在大西洋取得的成績愈大,敵人就愈不敢發動登陸。」
  海軍作戰部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只得把總共二十艘潛艇撤到挪威海域去。對此,我在1942年5 月3 日再次寫道:「總的看來,潛艇司令認為,把潛艇調到北部海域的做法是無利可圖的。鑒於敵人的登陸行動,如果不是在敵人已經登陸了才去進攻,而是在敵人正在登陸時擊沉敵船,那末,由潛艇來完成這樣的任務是最有利的。」
  我至今還是這樣認為,把潛艇派到挪威海域去是錯誤的。
  僅僅根據當時已經證明的每艘潛艇的擊沉率來計算,我們至少由於這樣的調動少擊沉敵船五十萬噸,而且正是發生在美洲沿海具有極大取勝希望的時刻。
  持這種觀點的並不是我一個人。英國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這部著作第2 卷第100 —101 頁上寫道:「1 月25日鄧尼茨接到了十分意外的命令,要他派八艘潛艇到冰島、法羅群島和蘇格蘭之間的海域去,以防止挪威遭受可能的入侵。德國最終確定的防衛計劃規定,至少準備二十艘中型潛艇為此目的服務。儘管鄧尼茨本人激烈地反對調動他的潛艇,但德國海軍作戰部顯然沒有做過認真的努力,以充分的理由來證明這種行動是毫無希望的,從而制止希特勒的狂熱。人們連最起碼地提一下潛艇對大西洋戰役的影響也沒有做到。他們在美洲沿海的攻勢不可避免地減弱了,而且正是發生在開展這種攻勢最有成效的時候。」
  羅斯基爾上校在他的上述著作的第2 卷第104 頁上回顧1942年上半年時得出如下結論:「這一年的頭幾個月中可供使用的潛艇總數不僅有限,而且其無利可圖的調動在今天我們看來乃是大西洋戰役的決定性因素。」
  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的這個觀點,我只能表示同意。
  十六、美國和美國海軍對於它們在1941年12月宣戰和正式處於戰爭狀態之前那幾年的參戰採取什麼態度?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起,美國就向英國提供了巨大的戰爭物資貸款,除此以外,它還以其他現金貸款來支援英國。
  因此,美國的利益同英國的命運愈來愈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了。
  英國的失敗,對美國來說,就意味著在經濟上受到這一切物資貸款和現金貸款的損失。可以說,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站在英國一邊,無疑地首先是由這種經濟狀況所決定的。
  對此,我想引用一下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佩奇在 1917 年3 月5 日發給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電報作為這方面的例子:「當前,日益臨近的財政危機的壓力,已超過了摩根家族對英法政府所提供的支付能力……為了維護我們貿易上的優勢地位,為了避免引起恐慌,唯一的道路就是向德國宣戰,這已不是什麼難以置信的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歲月中,美國人民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他們不願再次陷入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陷入過的那種騎虎難下的困境,因此,他們希望今後在其他一些國家之間進行的戰爭中,完全保持中立。
  出於這一原因,美國在1937年頒布了中立法,規定禁止向各交戰國輸出戰爭物資和給予貸款,並禁止美國船隻和公民前往各交戰國的戰爭海域。
  這就是當時美國人民的願望。1939年9 月3 日,當德英戰爭爆發時,美國政府就按照上述中立法再次明確禁止美國船隻和公民前往英國周圍海域的歐洲戰區。
  然而,這只是羅斯福總統根據中立法和美國公民不願介入戰爭這一願望所採取的唯一措施。因為羅斯福另有其政治意圖,它傾向於支持英國。1939年11月,他通過頒布「現金交易和運輸自理」條款,開始實現這一意圖。該條款允許美國公民用戰爭物資支援各交戰國,只要購買者有能力付錢,並用自己的船隻從美國運貨。實際上,這僅僅是確保了單方面地支持英國:因為在英國掌握大西洋制海權的情況下,當然沒有任何德國船只能夠越過該海域前往美國去運戰爭物資。因此,中立法的這一根本性改變,實際上僅僅有利於英國,儘管形式上沒有表現出來,因為英國的商船依舊在大西洋上往返航行。
  戰爭開始時曾擔任海軍大臣的丘吉爾,當然全力支持羅斯福的這種姿態。他與羅斯福就美國無需向德國宣戰而給予英國援助的問題,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聯繫。他常常把英國的局勢和由此對美國造成的後果描繪得黯淡陰鬱,以便用這種方法使羅斯福獲得相應的資料去說服美國人民和國會轉而贊成給英國以戰爭援助。
  1940年5 月,在丘吉爾擔任首相後,他自然加緊努力去尋求美國的支持。他為了能夠戰勝德國潛艇的攻擊,向羅斯福要求提供五十艘美國驅逐艦。羅斯福要滿足他這一要求,還得過一段時間,因為羅斯福首先必須贏得美國輿論對這種非中立行為的支持。1940年9 月他達到了這一目的。
  對此,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2 卷第358 頁上寫道:「向英國提供五十艘軍艦是美國的一種果斷的非中立行為。按歷史慣例,這種行為可能為德國政府提供對美宣戰的理由。總統認為,這並不危險,而我對通過這種簡單的方式來解決許多困難問題並不寄予希望。希特勒的利益所在——同時也是他的手法——是逐個地打倒他的對手。他在幹掉英國之前,最不希望捲入一場同美國的戰爭中去。儘管如此,美國向英國提供驅逐艦一舉,顯然使得美國更接近我們從而更接近戰爭。這是美國在大西洋的一系列日益非中立行動的第一步,這些行動對我們特別有利。這樣,美國從中立過渡到『不參戰』這一變化就顯示了出來,而希特勒對此卻難以公開表示憤懣。但全世界都知道,美國的這種行動意味著什麼。」
  無疑,丘吉爾的這些話,特別是在這樣的基本點上是正確的:向交戰國英國交付五十艘驅逐艦,是美國的一種露骨的非中立的行為。
  此外,當丘吉爾說,這是美國在大西洋一系列與日俱增的非中立行動和對英國支持的一個開端,那末他也是說對了。因此,正像丘吉爾所說的那樣,再也談不上美國的中立了,而美國——按照丘吉爾極其巧妙的解釋——至少還是「不參戰」
  的。
  1940年11月,羅斯福再次當選為總統之後,丘吉爾馬上竭力爭取美國的進一步援助。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把 1940 年12月8 日他寫給羅斯福的一封信說成是他一生中寫過的最重要的信件之一。
  為了說明這封信所涉及的美國在大西洋進行干涉而產生的有利於英國的後果,我想從丘吉爾的這封信中引用幾段:「……」
  「5 .目前,英國被閃電戰擊潰的危險已大為減小。接著出現的是一種長期的、逐日增長的危險,它既非突如其來,又非來勢洶洶,但卻同樣是致命的。這種致命的危險就是日益嚴重的海上運輸的縮減。我們的家園變為廢墟,我們的和平居民遭受狂轟濫炸而被殘殺,這些我們都能忍受。我們希望,隨著我們技術的發展,我們能逐漸防禦這些襲擊,一旦我們的空軍力量達到接近於敵人的空軍力量,我們將對德國本土的軍事目標進行回擊。但1941年的關鍵卻在海洋方面,如果我們不能保證對我們這些島嶼的糧食供應和我們所需的各種武器彈藥的供應,如果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軍隊運送到我們必須抗擊希特勒及其同盟者墨索里尼的各個戰場上去,並在那裡維持這些軍隊——只有做到這一切,才能有信心堅持到大陸獨裁精神的垮台——,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些,我們也許就會滅亡,而美國也就可能沒有時間作防禦準備。所以,1941年整個戰爭的關鍵,在於船隻和海上運輸能力,而首先在於穿越大西洋的運輸能力。」
  「……」
  「6 .附錄列舉的數字表明,近幾個月,我們的船隻損失數量已達到相當於上次大戰最壞年頭的水平。在11月3 日以前的五周中,噸位損失共達四十二萬零三百噸;為了竭力保持我們的力量,據我們的估計,我們每年需要進口的海運為四千三百萬噸;9 月份只進口了三千七百萬噸,10月份進口了三千八百萬噸。如果我們不能及時地得到重新補充的話——而這種補充壓倒我們目前所希望得到的其他一切——,繼續這樣大幅度下降,將是一種災難。我們要用我們一切力所能及的力量,採取新的方法去對付這種局勢,而減少損失這一問題,顯然遠比上次大戰更為重要。」
  「……」
  「12.首先要求防止或者至少縮小駛向我們島嶼的大西洋通道的運輸船隻的損失。這只有通過加強海軍力量,使它能擊退敵人的進攻並且擴大我們賴以生存的商船隊才能得以實現。」
  接著,丘吉爾在他的信中一再地以這種論調表明他提出這些要求的理由。丘吉爾的要求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用美國軍艦保護英國護航隊;大大地向東擴大美國在大西洋的海洋控制,這就是說,根本違反國際法,把美國的領海橫跨遼闊的大西洋擴展到歐洲半球,而按照國際法,—個國家的領海只能由該國海岸向海洋延伸三涅。
  美國的造船工業補充了英國船隻的損失。英國本身每年只能建造一百五十萬噸商船。它在一年之中所短缺的約三百萬噸,必須由美國提供。美國還得提供戰鬥機和大量的戰爭物資。
  丘吉爾在他的信的結尾講到這樣一點,即英國沒有能力償付美國的這種援助,因而,他請求羅斯福不要堅持要英國馬上付款。
  羅斯福收到了丘吉爾的這封內容廣泛的信件之後,就想創造能滿足英國願望的政治先決條件。為此,他必須向美國人民講清楚,美國有必要以這樣的規模來援助英國,哪怕美國由此而完全放棄它的中立國地位。他以為,要贏得美國人民對他的政策的支持,最好的辦法就是嚇唬他們,說是德國人在戰勝英國之後,總有一天會向前推進至西半球,並將進攻和征服美國。
  因此,羅斯福在一次對美國人民的廣播講話即他的所謂 1940 午12月29日的「爐邊談話」中,說了如下的話:「如果英國滅亡了,那末軸心國將接著統治歐洲、亞洲、非洲和澳洲大陸,它們將用巨大的資源從陸地和海上來對付我們這個半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所有在這兩個美洲的國家,就將在瞄準著我們的槍口下生活,在這支槍的槍膛裡滿裝著危險的經濟炸藥和軍事炸藥。」
  這種虛構的談論完全置現實力量的對比於不顧:德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除了有少量的潛艇外,沒有任何有效的海軍力量,因此,它根本沒有能力去消滅英國艦隊,進而把軍隊運過大西洋,在美國東海岸登陸並征服這個強大無比的世界帝國;可見,羅斯福的爐邊談話是多麼荒唐,它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
  但是,儘管如此,羅斯福的這種蠱惑人心的講話,還是在美國人民中間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從那以後,美國人民就打算背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美國人民所奉行的中立政策,打算拋棄一個中立國的立場,並且盡一切力量——誠然還是「short of war」1——來援助英國。說德國企圖以其武力來征服美國這樣一個位於世界另一端的大國——且不說德國根本沒有這種意圖——,這種毫無根據的臆造對美國人的思想起了多麼大的影響,也可以從一個美國歷史學家在1960年1 月27日寫給我的信中的以下一段話清楚地看出來:1英語:「不參戰」。——譯者。
  「他(希特勒)的政治戰略之所以在某一點上取得成果,往往在於只消滅一個對手,而同時卻以恐嚇和討好的手段使其他國家保持中立。如果德國由於美國不加干涉而先征服英國,後征服俄國,接著不可避免的將是同美國進行一場也許是通過中美或南美的任何一次希特勒式暴亂而引起的,戰爭。
  如果美國再不擴充軍備,而德國接管或粉碎了英法海軍的話,德國就一定能夠重演『火炬戰役』,而海軍上將鄧尼茨也許會成為統治美國的納粹行政長官而不會是第二個元首了!」
  評論這封信本來是多餘的,何況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不過我想再說幾句:譬如,我們究竟怎樣去接管或粉碎英國的海軍呢?即使我們有能力征服英國——實際上我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的登陸艇在橫渡英法之間的英吉利海峽時就會被殲滅——,我們也不可能把英國海軍弄到手,因為正如丘吉爾在1940—1941年在美國說過的那樣,它無疑會向西溜走。何況,對德國來說,要想如同盟國1942年「火炬戰役」中在北非所做的那樣在美國登陸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德國同美國為遼闊的大西洋所阻隔,而美國和英國在這場戰役中也掌握了大西洋的制海權。
  至於說,戰爭結束時我有可能不當希特勒的繼承人而成為在德國統治之下的美國的「納粹行政長官」,則更是徹頭徹尾的臆造。
  但是,如前所述,羅斯福利用他的關於德國佔領美國的政治欺騙,在美國人民中取得了效果。1941年3 月U日,美國國會在一項租借法案中批准了美國無限制地援助英國。從這時起,美國開始對英國進行純軍事援助。1941年2 月1 日,在海軍上將金的領導下建立了美國大西洋艦隊。
  按國際法,各國的領海為三涅,而海軍上將金卻把美國的安全區域向東擴展到大西洋,一直延伸到西經26度。這條新界線離開美國海岸達二千三百多里,而離開歐洲(里斯本)只有七百四十里。在這個新的美國安全區域裡竟把歐洲的亞速爾群島也囊括進去了。
  1941年7 月7 日,美國人在冰島登陸,如同他們所說的那樣,接替英國「保護」冰島。對這件事,美國歷史學家莫裡森在他的第二次大戰中美國海戰的歷史著作的第1 卷《大西洋戰爭》中寫道:「儘管冰島政府在英國人的壓力下請求美國對它的國家進行保護,但冰島居民卻不樂意接受佔領。在他們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的意識中,他們不理解這種被保護的必要性。」
  我認為,這些話雖然明顯地出自於美國的立場,但也反映了佔領冰島這一違反國際法的真實情況。
  與此同時,美國直接承擔起了對往返於美國和冰島之間的「美國船隻和願意加入美國護航隊的任何國家的這種船隻」的護航任務。美國的這種狡猾的措施,規定了——儘管沒有明說——僅僅對英國船隻而決不是對德國船隻提供保護,因為德國船隻顯然沒有能力從海上駛往那兒去「加入」相應的護航隊。
  此外,美國大西洋艦隊總司令在1941年?月19日第六號戰鬥計劃中命令,如果戰略形勢需要的話,也要為北大西洋的其他護航隊提供保護。這樣,美國人實際上對英國船隻承擔了保護責任。
  但是,德國政府對美國的這一系列違反國際法的措施,在政治上絲毫沒有作出反應。德國政府想盡量避免使美國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樣參加反對德國的戰爭。因此,德國政府仍然是寧可讓美國在損害國際法的情況下去援助英國,也不願德國同美國處於實際的交戰狀態。
  1941年6 月20日,一艘德國潛艇在英國周圍的准許攻擊敵艦的封鎖區遇上了美國戰鬥艦「得克薩斯號」。迄今為止,美國軍艦一直是繞開這一封鎖區的,因此,德國潛艇指揮官懷疑這艘軍艦如同美國的五十艘驅逐艦那樣是交給英國的。他對這艘軍艦進行了攻擊,但未擊中,同時他向我報告了這艘軍艦在封鎖區的詳情。我接到了這個報告後,為了慎重起見,就馬上按照希特勒的避免與美國發生任何衝突的決策,發佈了命令:「美國軍艦即使進入封鎖區也不得對它們進行攻擊。因為我覺得,儘管准許攻擊的命令仍然有效,但已與元首的政治意圖不相適應了。」(潛艇司令1941年6 月20日的作戰日誌)
  由此可見,德國潛艇想盡量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
  第二天,7 月21日,遵照海軍作戰部的一項新的指示,給潛艇發出了關於如何對待美國軍艦的電報:「元首已命令,在以後幾個星期中,避免與美國發生任何意外事件,要在一切可以設想的情況下,按此精神行事。此外,在另有命令之前,只許攻擊封鎖區內外確屬敵人的驅逐艦、戰鬥艦和航空母艦之類的軍艦。軍艦熄燈航行,不能被看作是敵艦性質的證據。』因此,根據這一命令,德國潛艇不得再對它的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即驅逐艦、護航艦和巡防艦———也包括英國的——進行攻擊。如果這類敵艦偵察到一艘潛艇,接著就以深水炸彈或火炮對它進行攻擊,而潛艇卻不得對之進行自衛。
  於是,德國潛艇在戰爭中就落到了這種從未有過的境地,即舊敵和新敵都可以憑借一個破壞了中立的「中立國」得以進攻潛艇,而潛艇儘管受到敵人的進攻面臨被消滅的危險,也不得進行自衛。
  只是後來下達了一道補充命令,才准許德國潛艇在受到持續攻擊時,可以為了自衛而進行抵抗。
  但是,情況卻發生了急遽的變化,1941年9 月4 日,美國驅逐艦「格裡爾號」和德國潛艇之間發生了一起意外衝突事件。美國歷史學家威廉·L·蘭格和S·埃弗雷特·格利森在他們的著作《世界危機和美國外交政策》中的《1940—1941年的不宣而戰》這一卷的第743 頁上提到了這件事(書名本身就說明了許多問題!):「格裡爾號』事件的真相,簡單地說,是這樣的:美國的一艘驅逐艦載著旅客和郵件駛往冰島,這時,一艘英國巡邏艇通知它說,有一艘納粹潛艇潛伏在前面十涅處。於是,『格裡爾號』偵察到了這艘潛艇,跟蹤了達數小時之久,與此同時,它與潛艇保持一定的距離並發出無線電報。潛艇指揮官迫不得已,終於發射了兩枚魚雷,都未命中。驅逐艦放了兩枚深水炸彈來回敬,結果情況不明。這一起意外的衝突事件發生在離冰島約一百七十五涅處即德國人宣佈為戰區的區域內,而距離美國軍艦受命進攻和消滅水上作戰的艦艇的活動區還有一大段路程。「格裡爾號』指揮官在潛艇發射魚雷後作出的反應是理所當然,無可指責的。但另一方面,有關這次事件的消息在美國官方和私下場合所引起的憤懣情緒卻是很難理解的。請想一想,當『格裡爾號』發現了潛艇,緊緊地跟蹤了數小時,並通過情報使英國飛機便於進行攻擊,而面臨死亡的人們最終卻不對他們的跟蹤者進行抵抗,豈非咄咄怪事!」
  從這兩個美國歷史學家的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國潛艇由於美國驅逐艦的跟蹤,受到了威脅,有理由出於自衛而發射沒有命中的魚雷。接著,德國潛艇就不止一次地受到從『中立」的美國驅逐艦那裡獲得關於潛艇方位情報的英國飛機的轟炸。
  這兩個美國歷史學家在最後一部分的敘述中,講到了正義在德國潛艇一邊的這次意外事件在美國公眾中產生的政治上的後果,羅斯福總統應對此後果負有責任。他在一次廣播講話中利用這次意外事件企圖使美國人民相信:從現在起,必須結束美國人在大西洋的「不參戰」狀態,美國軍艦現在也必須攻擊和消滅德國潛艇。在1941年9 月U日的一次廣播講話中,羅斯福總統對美國人民談到了這一意圖的理由:「大家務須認清,需要我們冷酷無情的時刻已經到來,我們必須告訴那些妄圖征服世界、建立永久的世界霸權的慘無人道、貪得無厭的冒險家們:『你們企圖把我們的子孫後代,置於你們的恐怖統治和奴役之下。
  你們現在已侵犯了我們的安全。
  到此為止,不許你們再繼續下去!』」
  接著,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於1941年9 月15日向美國艦隊發出命令:「對軸心國所有襲擊商船的艦艇,不管它們是水上海盜還是水下海盜,都應採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予以捕獲或殲滅之。」
  在美國總統發出這一「開火令」之後,從1941年9 月起,美國在大西洋戰場上就與德國處於戰爭狀態了。
  但是,德國政策的原則,仍然是避免與美國發生任何進一步的戰爭衝突。儘管羅斯福發佈了新的「開火令」,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相應地限制德國潛艇的命令依舊不變。
  美國的這種非中立的、戰爭的行為,當然使德國潛艇和美國驅逐艦之間的進一步衝突成為不可避免。
  對此,蘭格和格利森這兩位美國歷史學家在上述歷史著作中寫道:「令人奇怪的不是擊沉一些美國船隻而是沒有擊沉更多的美國船隻。」
  1944年3 月27日,美國大西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金在他向美國海軍部長寫的報告中,談到了他的部下在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中對這種不僅非中立而且是戰爭的行為所持的態度:「儘管人們可以用國際法的觀點來看待形勢,而美國海軍對大西洋上發生的事件則持一種現實的態度。」
  美國的這種在戰爭史上和國際法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行為,至今未受到任何一個國際法庭的調查,更不用說懲罰了。
  但是,與控告者的願望相反,儘管我們在1941年12月 11 日由於我們的盟友日本參戰而對美國宣戰,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卻提不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德國對美國發動了一場進攻戰。在最後一場美德戰爭中,進攻者毫無疑義地正是美國。
  十七、對美國宣戰後,您認為出現了什麼樣的戰略形勢?
  1941年9 月17日,我作為當時的潛艇司令,陪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去同希特勒進行一次會談。雷德爾根據海軍作戰部的建議,試圖通過元首發佈一項新的命令,來改善德國潛艇在大西洋的困難處境。這些德國潛艇只有在受到他們的主要對手驅逐艦、護航艦和巡防艦的直接攻擊時,才可以實行自衛。
  但是,在談話中,希特勒似乎仍然想堅持他的觀點,避免一切可能導致同美國海軍發生意外衝突的事件。因為羅斯福總統肯定會充分利用這些意外衝突事件,在政治上採取其他措施來對付德國。
  不過,希特勒在作出決定之前問我,如果他放手讓潛艇攻擊驅逐艦的話,潛艇能擊沉多少驅逐艦。我回答他說:「恐怕連一艘也擊沉不了!」——因為不言而喻,潛艇的基本戰略任務在於擊沉英國的商船,這是必須堅持的原則。所以,德國潛艇只有在需要保障安全的時候,才可對敵方的驅逐艦採取戰鬥行動。我回答了之後,希特勒作出了最後決定,依然維持原先我在回答第十六個問題時已經講過的對德國潛艇的命令。
  在1941年9 月17日的談話中,商討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儘管我們盡了一切相應的努力,而仍將出現同美國的正式戰爭狀態,到那時,我們將會面臨怎樣的局面。遇到這種情況,我要求能及時地得到這方面的指示,以便潛艇在戰爭一爆發,就進入美國的海域。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領海是非常有利於進行潛艇戰爭的。
  但是,形勢卻急轉直下。1941年12月7 日,日本襲擊珍珠港,使德國大為震驚。之後,日本同美國處於戰爭狀態,而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認為有義務向美國宣戰。
  1941年12月9 日,海軍作戰部通知我說,取消一切以前關於克制地對付美國船隻的決定。於是我要求立即派十二艘潛艇進入美國海域去進行一次有準備的「重點打擊」。
  這裡,我必須就我在這段時間內所擁有的潛艇數字作一點補充說明。在我的作戰日誌1942年1 月1 日那天對此有一個精確的統計。
  在這時期,德國在前線作戰的潛艇總數為九十—『艘。其中二十三艘在地中海,另外兩艘根據海軍作戰部的命令還得進入地中海,六艘佈置在直布羅陀海峽西面,四艘在挪威海域。用於噸位戰的其餘五十五艘潛艇中,由於嚴重缺少造船工人,有百分之六十還停泊在港口進行修理。
  因此,在海上的前線作戰的潛艇只有二十二艘,其中一半左右在往返途中。
  在這場具有最重要的戰略任務的噸位戰中,全部潛艇實際上只有十至十二艘在接近敵人,以便擊沉商船。
  即使在這種形勢下,我在1941年12月9 日提出派遣十二艘潛艇進入美國領海的要求,也被海軍作戰部拒絕了,而只有六艘潛艇被允許在美國沿海進行初次「重點打擊』。海軍作戰部在這方面的理由是:它認為,不能承擔削弱地中海的戰鬥力的責任。與此相反,我認為,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讓潛艇進入美國東海岸。我的基本原則就是:經濟地使用潛艇,也就是說,盡可能地提高每艘潛艇在每個航海日中的擊沉率。在這些航海日中,當然也包括往返航行的時間在內。因此,即使象美國東海岸領海這樣遙遠的海域,我仍然把它看做是德國潛艇能取得輝煌戰果的戰區,其原因也正在於我認為這個海域的防禦能力——儘管經歷了兩年多的戰爭,儘管美國人在1941年大西洋戰役中支援英國人時得到了教訓——仍然是極其薄弱的。
  這一估計得到了證實。為了進行初次的所謂「重點打擊」,1941年12月間,只有五艘潛艇能駛離比斯開灣海岸進入美國領海。為了使這支微弱的力量盡可能有效地進行「重點打擊」,當他們越過大西洋後,我就命令這五艘潛艇全部在同一天出擊。
  估計美國船隻只會單獨航行,而不會編隊派護航艦隊護送,因此,我把五艘潛艇也同樣單獨地佈置在較大的、最有利於作戰的海域。
  「重點打擊」成功了。潛艇出擊獲得了輝煌的戰果。在美國海岸,潛艇看到的幾乎是一派和平景象。等到美國改變這一局面和開始適應這一戰爭形勢,還得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1942年4 月底起,美國人在他們的盟國英國人的強烈的催促下,才在美國的東海岸建立起第一批護航艦隊。
  這裡,我想引述一個參加第一批「重點打擊」的潛艇指揮官在他的作戰日誌裡寫的關於這艘潛艇的戰鬥情況:「真遺憾;當我駛近紐約的那個夜晚,除我而外,沒有再增加兩艘大型佈雷潛艇一起全力攻擊。更遺憾的是,今天夜裡沒有十至十二艘潛艇來替代我。我相信,一起出動定能大獲全勝。我看見大約二十艘輪船,一部分船熄了燈,其間還有幾艘大型運貨船。它們全都緊靠在海岸邊。」
  對此,我在1942年2 月8 日我的作戰日誌中寫道:「從指揮官的報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能撥給德國潛艇司令部用於這場戰鬥的不只是六艘而是它所建議的十二艘大型潛艇的話,則『重點打擊』就會有力得多。這樣難得的機會雖然利用了,並取得了令人喜悅的成果,但卻未能取得在這次機會中實際上應能取得的東西。」
  從12月中旬起,在我可以派第一批五艘潛艇前往美國海域之後,我又在以後幾個月把所有可供使用的潛艇全部派往這一海域。所以,1942年2 月那次重新抽調二十艘潛艇投入挪威海域是一次嚴重的失策。我在回答第十五個問題中已經提到了這一點。
  因此,由於所有這些潛艇用於其他方面,其結果是:1942年最初的幾個月裡只能使十至十二艘潛艇同時在這極為有利的美國海域內作戰。
  對此,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描述美國船隻當時在美國東海岸航行,由於遭到德國潛艇的攻擊而受到嚴重損失時寫道:「1942年初美國沿海遭受破壞,大約十二艘以上的潛艇在這一海域同時作戰,這是從未有過的最驚人的事件之一。」
  (羅斯基爾:《海戰》第2 卷第96頁)。
  按照我的經濟地作戰的原則,在1942年最初的幾個月中,我覺得,在使用潛艇時,也要經常讓它們調換海域,並按照我對情況的判斷,把它們派遣到運輸頻繁而防衛力量最為薄弱的地方去,以期取得最大的戰果。這一措施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在1942年6 月,鑒於建立了上述的護航隊而使在美國東海岸一帶的戰果日見縮小,我就著重把一支潛艇隊投入加勒比海,這一調動措施收效極大。
  那時擔任加勒比海地區海軍司令的美國海軍上將胡佛在我從施潘道獲釋後於1957年5 月6 日給我寫了下面這封友好的信:親愛的鄧尼茨海軍上將:我對您的健康和您在1945—1956年德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期所持的從容冷靜的態度表示祝賀。對您來說,這是一種精神折磨,就如我在1941—1943年所經受的精神折磨一樣。那時,我們正在加勒比海戰場全力以赴地抵擋您的潛艇的驚人的猛烈襲擊,這一戰場的指揮官就是我。』致以最良好的祝願!
  海軍上將約翰·霍華德·胡佛。
  1957年5 月6 日,美國海軍(退伍軍人)。
  (華盛頓第八哥倫比亞區西北郵區三十四條街2732號)。
  當時,這封坦率而又充滿幽默的信使我高興非凡。
  我想扼要地總結一下德國潛艇在1942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戰果,以此來結束我對第十六個問題的回答。
  根據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的統計,在這段時間內,軸心國的八艘潛艇總共擊沉船隻五百八十五艘,總噸位為三百零八萬九百三十四噸,其中絕大部分是被德國潛艇在美國海域擊沉的。
  在這幾個月內,所有在大西洋的德國潛艇平均每天——往返航行的大量時間也包括在內——取得的戰果是:1942年 1月為二百零九噸,2 月為二百七十八噸,三月為三百二十七噸,4 月為二百五十五噸,5 月為三百十一噸,6 月為三百二十五噸。這一統計數字也包括那些同一時期為了挪威的安全而調去那裡的潛艇根本就沒有擊沉或者只擊沉極少的船隻的數字在內。如果不把這些「哨兵」的航海日計算在內,那末上述每艘潛艇每日的戰果還要多五十噸左右。
  這就證明,由於被羅斯基爾稱之謂「無利可圖」的調動致使在擊沉噸位方面所遭受的損失是多麼重大。
  由於在使用德國潛艇方面的戰略錯誤,在上述這段時間內,在擊沉數字上至少減少了五十萬噸。
  十八、到1943年春季為止,潛艇戰獲得了哪些成績?
  我現在得回答這一問題:到1943年春季為止,德國潛艇在對盟國商船進行噸位戰中,取得了哪些戰果。我想就這方面扼要地歸納一下,同時只想列舉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1956年在他的英文歷史著作《1939—1945年海戰》中當時的一些統計數字。在羅斯基爾的統計數字中,還包括由於所謂「原因不詳」的其他船隻損失數字在內,這也可能是為潛艇所擊沉的。
  根據上述的1956年的統計,被潛艇擊沉的計有: 1939 年:一百十四艘,總噸位為四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噸。
  1940年:四百七十一艘,總噸位為二百十八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噸。
  1941年:四百三十二艘,總噸位為二百十七萬一千五百四十噸。
  1942年:一千一百六十艘,總噸位為六百二十六萬六千二百十五噸。
  1943年(至5 月止):三百十四艘,總噸位為一百七十八萬二千六百二十八噸。
  因此,從1939年9 月戰爭開始起至1943年5 月止,被潛艇擊沉的船隻總數為二千四百九十一艘,總噸位為一千二百七十二萬七千九百十一噸。
  英國人和美國人在這一時期損失的商船共為四千六百零九艘,總噸位為一千八百八十六萬八千二百零六噸。
  因此,在一千八百八十六萬的總噸位中,有一千二百八十萬噸是被潛艇擊沉的。這個比例數字已經說明,潛艇對海戰的命運有多麼重大的影響。戰艦、襲擊商船的輔助艦、轟炸敵艦和港口的飛機以及封鎖船隻航行的水雷,所有這些戰鬥措施取得的戰果,都遠遠比不上軸心國用以對付敵船航行的、數量有限的潛艇所取得的戰果。
  這些具體數字和上述與敵人損失的總噸位所作的比較,已經清楚地說明了潛艇戰的意義。
  十九、英美方面是怎樣訐價大西洋戰役的?它們為了消除潛艇的危害曾經作過哪些努力?
  英國政府和英國皇家海軍司令部非常明白,潛艇的攻擊對英國來說,意味著最大的危險。潛艇的攻擊直接威脅著英國的生命線。不僅英國人民的生活,而且英國的經濟、戰爭物資的生產和英國在這次戰爭中最終的生死存亡,均取決於這條生命線。
  我想引用丘吉爾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兩段話來說明英國的這種看法。
  例如,他在第4 卷第110 頁這樣寫道:「潛艇的攻擊是最大的禍害,德國人如果聰明的話,就該對此全力以赴。」
  在第5 卷第6 頁又寫道:「大西洋戰役是整個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我們任何時候也不能忘記,無論在陸地、海上或空中發生的一切,最終都取決於大西洋戰役的結局。我們在為其他種種憂慮所困擾的同時,也懷著希望和恐懼,日復一日地注視著大西洋戰役的變幻莫測的命運。」
  這樣,英國海軍司令部一開始就以其所支配的全部力量用來對付德國的潛艇戰。正如海軍上將阿瑟·赫茲利特爵士在他的《潛艇和海上強國》一書中所寫的:「在建設強大的護航艦隊和空軍方面,英國得付出巨大的努力。」
  然而英國海軍司令部要集中本國的一切必要力量來防禦潛艇戰這一主要危險卻並不那麼容易。鑒於潛艇在1942年取得了巨大成績以及德國潛艇戰完全在潛艇司令官的親自領導之下,丘吉爾和英國海軍司令部遂於1942年夏謀求用同樣方式組織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以便英美集中力量更有效地抗擊潛艇戰。於是,「反潛艇戰委員會」就宣告成立。丘吉爾主持了第一次會議,他聲稱,這個新成立的委員會的目的,是給予反德國潛艇戰以強大的推動力。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委員會要貫徹他的意志以及控制受德國潛艇戰略牽制的某種局勢,往往是不容易的。譬如,很明顯的是,英國空軍寧願去轟炸德國城市,以取得顯著的成績,而不願同英國護航艦隊一起在大西洋護航,甚至連輪流飛行去監視大西洋海域,或偶爾對某一德國潛艇進行轟炸都不願意。
  對此,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著作第二卷第369 —370 頁上寫道:「接著,首先在首相的反潛艇戰委員會裡,出現了一個大爭辯時期,辯論關於襲擊比斯開灣、保護護航艦隊和空襲德國的種種必要性問題,而這些必要性卻是彼此矛盾著的。海軍司令部進一步要求把轟炸比斯開灣的飛機增加到一百九十架之多,同時希望不斷轟炸敵人的潛艇基地和設施。空軍司令部則聲稱,滿足以上要求就意味著大大削弱對德國的空中攻勢。」
  此外,這個委員會也不容易克服由於潛艇的獨特作戰方式所造成的英國防禦力量的某些薄弱環節。這裡可以舉個例子:花最小的代價擊沉敵人的船隻,這是我的原則。所以,我把駐在浩瀚的大西洋的潛艇進行適當的調動,把它們調到我認為船隻往返雖則頻繁、但敵人的防禦顯然薄弱的那些地方去,因為英美要立即在各處佈置強大的防禦力量,當然是困難的。
  同樣,一旦他們得悉,德國潛艇在防禦力量薄弱的海域展開了進攻,而要快速地把護衛部隊派到那兒去,也是不容易的。
  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著作第2 卷中,就我的這種攻擊戰略這樣寫道:「儘管潛艇侵入這些偏僻海域的時間不長,卻大獲漁利。
  這些潛艇造成的損害,比起他們的前驅——偽裝的襲擊商船的戰艦——在這些海域的追擊戰中所造成的損害要大得多,而付出的力氣卻要小得多。即使鄧尼茨不得不把他的潛艇派往數千哩之外,但他的這種不斷探測我們防禦體系薄弱環節的策略,在這幾個月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英國新成立的這個委員會,愈來愈覺得有必要使用盡可能多的遠程飛機,至少應對迄今一直未受英美飛機監視的大西洋「空白」區加以封鎖。
  對護航隊的防衛問題同樣也作出了新的決定。以往,護衛艦發現了潛水艇之後,只能與之作短時間的戰鬥,因為它顯然不能離開護航隊,否則,護航隊就失去了保護,這就是說,護衛艦必須馬上放棄與潛艇的作戰,返回到必須加以保護的商船隊來。因此,「反潛艇戰委員會」這時就建立了所謂「支援部隊」。這些撥給護航艦隊的「支援部隊」並不擔負護航艦的單純護航任務,而是去追蹤、攻擊它所發現的德國潛艇並盡可能地把它消滅。
  不言而喻,只有擁有適用於這一目的的戰艦,才能組成上述這種「支援部隊」。
  因此,英美方面必須盡最大的可能把它們的力量不斷地、愈來愈多地投入到反德國潛艇戰的戰鬥中去。
  就是要入侵歐洲,也只取決於是否擁有為這次入侵所需要的船隻噸位。例如,就是這個緣故,1943年盟國把它的入侵時間推遲到了1944年,因為在1943年運輸船隻的噸位還不夠、由於這一原因,在1943年1 月召開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反潛艇戰被列為頭等重要的任務。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在他和歷史學家亞當斯與波特合著的《反對軸心國的海戰> )一書中,就卡薩布蘭卡會議參加國的這一次決定寫道:「大家一致同意,盟國必須把反潛艇戰放在首位,否則,其他地方的突破就刁;會成功。」
  英國海軍上將赫茲利特在他的關於第二次大戰中大西洋戰役的《潛艇和海上強國》一書的第189 頁上就雙方投入力量的對比,作了如下的結論:「盟國為建設他們強大的護航艦隊和空軍作出了極大的努力,差不多等於德國人為建造潛艇所作的努力的三倍。」
  德國潛艇在大西洋戰役中對英美意味著什麼,我認為,我在上面所引的幾段話已經說明白了。
  二十、為什麼德國潛艇對盟國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陸未能採取一切手段成功地進行戰鬥?
  英美對於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陸,早在1940年7 月就開始精心策劃了。當時,羅斯福曾派遣海軍上將戈姆利去倫敦,以便通過會談為英美軍事合作作準備。諸如此類的會談在1941年初還在進行。會談規定,在美國可能捲入戰爭的情況下,第一個和最重要的目標是勝利地結束歐洲戰爭,其次是解決東亞問題即預料中的同日本衝突的問題。要想在歐洲取勝,其先決條件是對歐洲地區的入侵。何時何地入侵歐洲,對這一問題,英美海軍司令部及陸軍、空軍作戰參謀部在進行了多次會談後,於1942年?月作出決定:派遣英美軍隊佔領法屬北非,從那裡徹底打敗北非的德意軍隊,然後穿過地中海海峽,向北朝意大利挺進。
  即使在起決定性作用的英美參謀部裡的人們也並不認為,這次入侵北非可能達到上述結束歐洲戰爭的目的,大家都有這樣的認識:要立即進行大規模的入侵一譬如入侵法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力量還不具備,首先是船隻運輸力量不足。因此,不得不暫時選擇對地中海的入侵,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斯大林在1942年強烈要求英美進攻歐洲以減輕他自己在蘇德戰線上的負擔。
  當然,英美力圖對定於1942年11月8 日在北非登陸的計劃加以保密,他們採用種種欺騙手段,如製造其他虛假目標的消息來掩蓋這次登陸。我們對他們已計劃好的登陸時間與地點事先一無所知,這是他們登陸成功的先決條件。
  這就是英美方面的情形。至於在這些年內我們對敵人入侵歐洲又是怎樣考慮的呢?
  德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對於敵人會不會以及何時何地在我們所佔領的歐洲西部地區開闢第二戰場一事,一直深感憂慮,這是不言而喻的。這無疑會引起德國防禦力量和戰鬥力量的根本變化,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又得陷入「兩線作戰」
  中去,這曾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我們必須避免。當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三百五十萬德國士兵在東方同蘇俄作戰。這一龐大的數字對我們來說,重新意味著什麼。與此同時,在西方無疑地也得用一支強大的軍隊作戰。為了保衛我們的西翼,德國國家領導人盡一切可能在法國和挪威築起了預防性的防禦工事,並增加了佔領軍。
  但是,敵人何時何地登陸,我們對此當然是沒有把握的,這也無法可想。這種把握不定的情況對於raft.闊的海洋作為運輸線的海上強國卻是大大有利的,它可以讓船隻在這兒自由運輸貨物;同時,這個海上強國又可在敵方漫長的海岸線上,隨意選擇一個登陸地點並隨時進行登陸。這就表明,在入侵方面海上強國比他們的大陸對手處境優越。主動權操在海上強國的手裡,而受到攻擊的大陸國家則處於被動應付的局面,在反擊時,完全有可能為時已晚。那末,一開始就作好預防,到處用大炮和防禦工事固守海岸,並派遣大量部隊進駐這些防禦地帶,也許就能根本堵住敵人的登陸,但這卻超越了我們力量的限度。要是將大陸國家所擁有的海軍力量——對我們來說,主要是潛艇——作為「哨兵」固定地佈置在海岸前沿,也許這會阻礙入侵,但決不能制止入侵。撇開這些不談,這種防禦措施本身就是根本錯誤的,相反,它對敵人進行入侵卻是十分有利的,因為德國潛艇對敵人為了入侵而首先需要仰賴的運貨商船進行襲擊的戰鬥,將長時期地完全停頓下來。
  接著,就在1942年11月初,發生了英美入侵北非事件。
  這次入侵極為保密,我們的情報局對英美為此肯定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準備工作的情況一無所知。我們得悉,兩艘客輪駛入直布羅陀海峽,但是德國海軍作戰部有理由認為,還不能從中得出即將在地中海或西北非海岸登陸的結論。
  坎寧安海軍上將被任命為執行這次代號為「火炬」的登陸行動的海軍司令,於1942年10月底到達直布羅陀。艾森豪威爾將軍負責指揮陸軍部隊。英美的一切準備工作就這樣默默地進行著。
  對北非的入侵即使是有限的——與最後入侵法國的打算相比——,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對此,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一書第2 卷第315 頁上寫道:「只有削減本國艦隊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停止對俄國船隊的護航,減少我們在大西洋的護航力量以及暫時調出往返於英國和南美之間的商船護航隊,英國才能湊齊這次軍事行動所需的、計達一百六十艘左右的軍艦數目。」
  由此可見,連這兩個海上強國也不得不這樣估計他們自己的力量,同時也可以看出,把德國潛艇投入襲擊商船的噸位戰是多麼正確,單單潛艇就削弱了他們這支力量,同時也牽制住了其他地方的防衛力量,以至使這些防衛力量不能投AA.侵。
  同樣,在入侵前,盟國極為擔心由於走漏消息使我們獲知入侵的企圖而及時擺好潛艇陣勢,致使用於入侵的運輸船隻的護航艦隊遭受損失。對此,羅斯基爾海軍上校在上述一書的317 頁上寫道:「潛艇的高度集中就能夠攻擊護航隊,海軍部為此十分擔憂。海軍參謀部估計,如果敵人得到有關我們意圖的風聲,他們就能在10月底以前派遣五十艘潛艇投入反對遠征軍的戰鬥,11月6 日以前再投入二十五艘。首席海軍大臣報告首相,德國潛艇可能對兩支駛離海岸的極為重要的護航隊造成極大的威脅。他請求派遣更多的遠程飛機對比斯開灣進行巡邏。所有可供使用的護航艦隻,總數約為一百艘,調撥給了護航隊,而置其他各路的危險於不顧。」
  但是,正如上面所說的那樣,德國並沒有擺開潛艇集中的陣勢,因為我們絲毫沒有得到關於護航隊護送運兵船開往地中海地區和西北非沿岸的卡薩布蘭卡的情報。相反,卻遇上了一件偶然事件:在馬德拉群島附近,有一支不知其情的德國潛艇隊正停留在英美運兵船的前進途中,它發現了開往塞拉利昂的SL125 護航隊。這支潛艇隊奉我之命向護航隊發起了進攻。在七天的戰鬥中,這支護航隊的十三艘船隻被擊沉,而德國潛艇一艘也沒有損失。事後,這支潛艇隊駛離了運兵船所要通過的這一海域。羅斯基爾海軍上校對此寫道:「假如敵人不是這樣被牽制的話,那末,他們就會容易發現運兵船和給養補充船隻的大規模活動,就會向它們進攻或猜出它們的動機和目的地,並因而能使我們的登陸部隊喪失突然襲擊的有利條件。」
  這支被我們擊敗的SL125 護航隊的司令官、英國海軍少將C·N·雷尼———他的艦隊被德國潛艇打得落花流水——後來發覺,由於他的艦隻遭受損失反而使他獲得祝賀,這卻是絕無僅有的。這是因為由此而撈到的好處是運兵船得以安然無恙地到達了它們的目的地,這卻是一件重要得多的大事。
  1942年11月8 日早晨6 點30分,我從海軍作戰部得到消息說,英美已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登陸。我等不及上級下達命令,就立即派遣游弋於比斯開灣和佛得角群島之間的潛艇開往登陸地區。接著我又從海軍作戰部得悉,英美繼續在地中海的阿爾及爾和奧蘭登陸,因而也得向那裡派遣潛艇。對於這些使我大為震驚的消息,我於1942年11月8 日在我的作戰日誌中寫道:「顯然,在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沿岸的登陸是一次大規模的入侵行動,為了進行這次入侵,敵人需要不斷的大量補給。
  把用來阻撓首批登陸行動的潛艇投入戰鬥為時已晚,因為第一批潛艇最快也得在11月9 日或11月U日才能趕到那裡。
  「可是,潛艇投入戰鬥仍能使下一批的大規模登陸和補給運輸尤其是向地中海的補給運輸遭到損失。但對成功的希望不能估計過高。雖然海面上的每次戰鬥都意味著全力以赴,可是反補給戰鬥的重要性,卻要求潛艇不顧一切地投入戰鬥。
  ……」
  當潛艇到達登陸地區時,敵人在護衛艦艇和空軍的持續監視方面的防衛力量,已經相當強大。但是,德國潛艇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它們擊沉了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九噸的運輸艦『埃特裡克號」和二萬零一百零七噸的運兵船「沃威克堡號」,擊沉了驅逐艦—彈藥艦「赫克拉號」,擊傷了驅逐艦「馬恩號」,運兵船「塞拉米克號」和其他三艘船也成了潛艇進攻的犧牲品。但潛艇也有損失。由於盟國海軍和空軍的大量集:戶防衛,因而從美洲源源不斷地開往卡薩布蘭卡和地中海的大量船隻基本上通行無阻。
  這說明,我所一貫堅持的潛艇戰的經濟原則是正確的;關鍵在於盡可能多地擊沉敵人的船隻,這樣就束縛住了敵人的手腳,並能最有力地阻撓敵人的軍事入侵行動。要是敵人在哪裡有目的地集中,潛艇就在哪裡作戰,這就意味著,潛艇也必須向防衛力量集中的敵人展開進攻。這樣,它們將收效甚少而潛艇的損失也將比經濟地作戰時的損失要大。因此,我在1942年11月18日給柏林海軍作戰部的信中,就潛艇在盟國入侵成功的地中海地區和摩洛哥海岸繼續戰鬥的問題,再次闡明我的看法。我在這封信中寫道:「總而言之,德國潛艇司令看到,今後繼續同駛往非洲的船隻作戰,可能蒙受的損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取得成功的希望卻很渺小,這種成功的希望是無法與我們最初在敵人開始登陸時的特殊情況下所取得的相當大的成功相比擬的,這種成功的希望,在敵人繼續執行其計劃時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潛艇司令始終把噸位戰看成是潛艇的首要任務,但投入大西洋的這種潛艇噸位戰則肯定是不利的。也許噸位戰是潛艇對戰爭的結局所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吧。敵人是十分清楚地懂得這一點的,就是在目前,他們的主要憂慮仍然在大西洋戰役上面,就是說,擔心由於潛艇擊沉船隻而使他們的力量不斷地受到消耗……
  「在德國潛艇司令看來,這裡必須解決一個具有極其深遠影響的問題。德國潛艇司令確信:潛艇戰的重點必須放在大西洋,潛艇在噸位戰中將為整個戰局作出最有效的貢獻,必須充分利用當前有利的形勢,而背離這個原則,只能給整個戰局帶來損失。
  「基於上述考慮,潛艇司令請求重新審議已頒發的命令。」
  海軍作戰部起先不完全贊同我的意見。到了1942年11月底,他們還是同意了我的方案。
  以上所述表明,與武器自身的特性相適應地來靈活運用某種武器,這是十分必要的。對某種戰爭武器提出不適應武器自身能力的抽像的要求,這是毫無意義的,它僅僅有利於敵人,因為這種武器的無效使用無異於使敵人在別的地方免遭更大的損失。
  潛艇在1942年11月所獲得的戰果——如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所總概括的:擊沉船隻一百十九艘,總噸位為七十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噸——表明,1942年秋,潛艇在選擇正確的地點進行的戰鬥中——在大西洋其他海域的噸位戰中——能夠取得多麼卓絕的成就!
  二十一、潛艇戰怎麼會在1943年5月出現轉折的?
  1942年7 月,美國人終於成功地在北美東海岸為船隻航行實行了護航體制。此外,不言而喻,大部分在海岸附近航行的護航艦隊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陸上飛機的保護。因此,美國東海沿岸的海域,對德國潛艇來說,已不再是這麼有利的作戰區域了。由於必須作橫渡大西洋的長途航行,潛艇在那裡作戰就不再像1942年上半年那樣合算了。當然,如果斷定在這一海域出現了敵人防禦上的「弱點』,那末潛艇還得繼續利用這一海域作戰。
  因此,根據我的經濟地打潛艇戰的基本原則,我從1942年7 月起,又恢復了在北大西洋反護航隊的戰鬥,以取代潛艇迄今絕大多數在美國海域的戰鬥。正如上面所講的那樣,我把其餘的潛艇派遣到我認為防禦力量薄弱的海域去。
  由於我們克服了1941年底至1942年初寒冬給新潛艇在波羅的海整訓時所造成的困難,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對潛艇作戰的多方面的有利條件。前一年冬天,因為波羅的海沒有漲潮和落潮,結冰後,船隻幾乎不能通航,大大耽誤了新潛艇的作戰準備工作。現在,從1942年7 月至9 月,每月有三十艘——這是異乎尋常的龐大數字——新潛艇開赴前線。這樣,我就能夠不斷地使用兩支潛艇艦隊投入對往返於美英兩國之間的大西洋護航隊的戰鬥。此外,我還能根據情況,迅速地調遣其餘數目可觀的潛艇到比較遙遠的、有價值的作戰海域去。加勒比海,甚至特立尼達島以東的海域,仍然被列為作戰區域,因為1942年7 月美國在那裡還未建立護航體制。此外,我又派遣潛艇到弗裡敦附近的海域去。我甚至派遣另一支潛艇隊到開普敦和位於印度洋的東非港口去,因為我覺得,儘管到那裡去的航途遙遠,但這些海域至今仍未觸發過潛艇戰,所以,目前在這些海域展開攻勢,是很有成功希望的。後來,潛艇在這些遙遠的海域內擊沉船隻的事實說明,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增多潛艇的數量——這些數量終於達到了———除有上述好處外,還為潛艇戰提供了另一有利條件。海軍總司令部的監聽和破譯敵人無線電報的「觀察站」,成功地截獲了英國的密電碼。因此,我就能經常及時地得到關於英國護航隊位置的可靠情報。
  儘管1942年夏天出現了這些對潛艇戰有利的條件,但另一方面,我完全明白,作戰本身,尤其是對護航隊的作戰,變得日益困難了。作為作戰戰術的先決條件的潛艇水面機動性,由於以下兩個因素而受到愈來愈大的限制。
  1 .英美飛機的作戰,敵人對大不列顛以西和美國以東海域進行的空中監視和空軍對護航隊的直接保護日益加強。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所謂「空白區」,即英美四引擎陸上遠程飛機迄今不能進行持續監視或對那兒的護航隊不能提供保護的海域,變得愈來愈小了。下列數字可以說明這種陸上遠程飛機活動半徑的擴大情況:1941年,沒有一架陸上遠程飛機能被派往離海岸只有四百至五百公里的地方去作戰,而1942年卻相反,我們不得不確認,四引擎陸上飛機能從位於北美、格陵蘭、冰島、北愛爾蘭和弗裡敦的機場起飛,到達八百里外的地方投入戰鬥。
  2 .護航隊中的護衛艦以及投入戰鬥的飛機配備了短波儀——雷達,這是造成潛艇戰困難重重的第二個原因。
  測位儀的這一發展,使得我們從1942年起日益感到不安。在這一時期,我們已經遇到這種情況:例如,飛機在夜間出其不意地飛近潛艇。由於黑夜,飛機無疑只有通過測位儀才能確定潛艇的位置。對潛艇來說,卻不能事先確定飛機的位置。但我們通過安裝在潛艇上的無線電測量觀察儀,終於能夠知道,敵人何時發出了相應的反潛艇測位波,接著,潛艇就能及時地潛入水中,避免接踵而來的轟炸。正如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我們由此成功地挫敗了英國在比斯開灣對來往該處的潛艇所發動的規模較大的首次空中襲擊。
  然而,我們後來不得不確認,儘管我們有無線電測量觀察儀,但敵人對我們冒出水面的出乎他們意外的潛艇的方位又能加以測定了,看來,這種測位的方法是用其他短波進行的,而這種短波用我們的接收儀不能測量出來。我們今天知道,他們使用的是十厘米口徑的儀器,這種儀器對於後來德國水面潛艇戰遭受失敗也起一定的作用。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談1942年下半年的情況。儘管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出現了這種困難,但另——方面,每艘潛艇的效率,即所謂「潛力」——每個航海日擊沉總噸位的戰果——仍然保持同樣高的水平。德國潛艇每個航海日擊沉的噸位是: 1942年?月,總噸位為一百八十一噸; 1942 年8 月,總噸位為二百零四噸; 1942 年9月,海濤洶湧,風暴頻繁,總噸位為一百四十九噸。
  德國潛艇的損失率沒有顯著增加。1942年1 月至7 月,在美國防衛力量極其薄弱的情況下,損失率只有百分之三點九,1942年7 月至12月損失率增加到百分之八點九,而這一數字仍然比1939年的百分之十七點五低得多,1942年下半年同樣要比1940年和1941年低,在那兩年,海上作戰的潛艇每月的損失率達百分之十三點四和百分之十一點四。
  所以,1942年下半年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儘管戰果時大時小,但平均起來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我設法把潛艇巡邏隊佈置在盡可能遠的西面,去攔截在北大西洋由西往東航行的護航隊。這樣做的一個目的是,使將要投入這次反護航隊戰鬥的其他潛艇有足夠的時間也能從更遠的崗位上調往已被發現的護航隊那裡。另一個目的是,當這支護航隊在大西洋中部進入上述陸上飛機所監視的空白區時,已經調去的潛艇立即靠近護航隊,接著就準備戰鬥。然後在這裡就進行了通常總要持續好幾天的潛艇進攻戰。同樣,我還設法盡可能遠地在大西洋東部測出由東往西,即由英國開往美國的護航隊來。
  這樣,戰果總是輝煌的。這當然首先得歸於潛艇全體人員的戰鬥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即使有最優秀的指揮官也將一事無成。因此,單靠指揮官和下級士兵的軍事才能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我確信,這種精神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的戰爭中是必不可少的,並且意識到,它有比個人生命價值更高的倫理價值。這種意識和這種精神,對一支武裝部隊的戰鬥力來說是最為重要的。
  但是,我對海戰的進一步發展愈來愈感到憂慮,以致我對我們當時所取得的戰果的滿意心情煙消雲散。敵人的飛機對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所有海域的監視日益加強。對此,我在1942年8 月21日的作戰日誌中這樣寫道:「作戰困難在加重,照此發展下去,必然會導致巨大的、難以忍受的損失,降低戰果,以致大大減少潛艇戰的勝利希望。』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著作第2 卷第211 頁上寫道:『鄧尼茨的作戰日誌的記錄表明,他對他的新攻勢的最初成果是並不滿意的。」
  因此,即使當時情況仍然有利,以及隨著前線潛艇數量的終於增加,也可期望擊沉船隻數量的增加,但是,今後潛艇戰的問題,已經要求潛艇領導人立即加以考慮了。例如,怎樣才能防止敵人測出潛艇方位?我們試圖發展新的接收儀,用它來測出雷達測位的超短波。我們用一種防護物質塗在潛艇塔上,這種物質能吸收敵人發射出來的測位波,並使這種報告潛艇位置的測位波不再返回到敵人那裡去。遺憾的是,這種物質的吸收能力還不夠。我們首先考慮的是:我們如何能夠更有效地使潛艇免遭飛機的襲擊。我們給潛艇配備了較好的高炮裝置,當然,上面提到的期望發展一種對付測位波的接收儀,將首先用來保護潛艇免遭敵人飛機的突然襲擊。
  因此,1942年下半年儘管戰果輝煌,我卻充滿了對未來的擔憂。
  在隨之而來的1943年最初幾個月,我們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能夠取得多大戰果以及敵人對大西洋戰役多麼無把握,這些我想在下面幾段中加以敘述。在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因而也在這次戰爭的現實中,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人們不能預見將來,因為並非一切情況和決定事物發展的根源都能為人們所認識和預見。例如,當我們在1943年3 月取得成功後,英國海軍司令部就認為:他們已面臨失敗的威脅,由於德國採用潛艇結群戰術展開進攻,護航體制已經過時。就是說,在 1943 年3 月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即將在1943年5 月,也即兩個月之後,就能成功地粉碎德國反護航隊的潛艇戰。因此,直至出現這一轉折之前,表面情況看來有時完全兩樣。下面我想舉兩個例子說明。
  1942年12月底,我在加那利群島附近佈置了一支潛艇隊,這支潛艇隊應在一個南北走向的巡邏偵察地帶中途攔截由西面即由美國開往直布羅陀海峽去支持在北非的英美部隊的船隻。1943年1 月3 日,另一艘在特立尼達島附近作戰的潛艇——它離駐在加那利群島附近的那支潛艇隊西南方有九百里,即一千五百六十公里——發現了一支駛往東北方向的油船護航隊。遺憾的是,這支護航隊又在它眼前失蹤了。
  我認為,這支油船護航隊是來自庫臘索島—阿魯巴島石油地區,而且肯定是為美國入侵部隊裝運大量燃料開往北非的。儘管這是一艘在特立尼達島附近作戰的潛艇的唯一的一次關於護航隊的報告,儘管對這支護航隊開往直布羅陀海峽走什麼航線還不清楚,但當我認為我所判斷的地點大體上是正確的時候,我就決定用位於加那利群島附近的潛艇隊與這支護航隊作戰。1 月3 日,潛艇在最大活動範圍內朝西南方向挺進。也就是說,潛艇在僅為一百二十涅寬的偵察地帶迎著這支油船護航隊開去。這一偵察地帶,在浩瀚的大西洋中,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塊海域,而護航隊的航線往往可能偏離潛艇的最大活動範圍。月落後,在夜間航行時,我就命令潛艇再開回頭,也就是順著所期待的護航隊的航向駛行,以防護航隊可能在黑暗中從我們的潛艇隊旁邊溜過。
  這樣,我們相信,儘管開始距離為一千五百六十公里,但我們盡了一切努力還是能夠找到護航隊的。我們真走運!
  1943年1 月8 日凌晨,天朦朦亮,這支護航隊在潛艇偵察地帶內被發現了。接著,潛艇與這支油船護航隊一直作戰到工月11日。幸虧這支護航隊的防衛力量薄弱,它是由新的大油船組成的,其中七艘被擊沉,而潛艇則絲毫無損。這確實是很大的勝利。對此,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曾說道:「一支從特立尼達島開往直布羅陀的油船護航隊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
  1943年3 月14日和15日,我命令位於北大西洋西經 20 度的偵察地帶的潛艇,往西去截住由哈利法克斯開來的護航隊。除此之外,我們在3 月14日還得到消息說,美國的一支西德尼護航隊於3 月13日20點駛入同一海域。這時我就盡快設法偵察這兩支護航隊。第二天晚上,在狂風暴雨、迷迷茫茫的天氣裡,一艘潛艇發現了一艘向東行駛的驅逐艦。這艘驅逐艦可能是屬於這支西德尼護航隊的。3 月16日中午,發現了從哈利法克斯開來的護航隊。這天晚上,德國潛艇就向這支護航隊發起了進攻。就在這第一天夜裡,潛艇取得了驚人的成果。3 月16日夜裡,西德尼護航隊在同一海域也被截住了。與這兩支護航隊的戰鬥一直持續到3 月19日。美國空中防衛力量不斷地保護著護航隊。由於增派了飛機,防衛力量得到了加強。氣候變幻莫測,始則風浪較為平靜,海面時而清晰可辨,時而模糊不清;繼之狂風大作。所以,這種天氣不僅給潛艇的進攻帶來了困難,而且也給英美空中和海上反潛艇防衛力量的還擊帶來了困難。
  這次潛艇戰獲得了輝煌的戰果:總噸位為十四萬一千噸的二十一艘船被擊沉。只有一艘德國潛艇由於遭到空襲於3 月19日沉沒。
  德國的這次巨大勝利,給了英國海軍司令部以極深刻的印象。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就這次護航戰役在他的著作《海戰》第2 卷366 頁上寫道:「對盟國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
  羅斯基爾繼續寫道:「當海軍司令部於1943年底回顧這一年春天的危局時確認,德國人從來沒有象1943年3 月最初二十幾天那樣幾乎卡斷了新舊大陸之間的聯繫。就是在目前,人們還能感覺到,由於逐漸看到了當時顯露出來的危機幸而被克服,才使倫敦鬆了一口氣。即使在今天,每當我們回憶起那一個月,就不禁使人對我們曾經遭受到的損失感到不寒而悚。開始幾天,我們在所有海域損失了四十二艘船隻,過了十天又損失了五十六艘。載重五十多萬噸的船隻在那二十幾天中被擊沉了。在這一個月中護航隊的船隻幾乎有三分之二被擊沉。更糟糕的還不單單是這些能夠列舉的損失數字本身。海軍參謀部在危機過後寫道:「看來我們可能今後再不能把護航隊看成是充分有效的防衛體繫了。』在三年半的戰爭期間,護航隊曾逐漸成為我們海上戰略的基石,如果護航隊體制失效的話,那末,海軍將何去何從呢?他們是茫無所知的;儘管沒有人承認這一點,但海軍部一定預感到,他們已面臨失敗。」
  在這戰果輝煌的3 月份之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43年4 月狂風暴雨特別多。儘管我們投入了大量的潛艇,但在各次反護航隊的戰鬥中,收效甚微。這除了模糊不清和狂風暴雨的天氣外,主要還得歸咎於我們無法對付敵人的雷達。
  1943年5 月初,我在北大西洋佈置了四支潛艇隊用來攻擊護航隊。儘管我估計到,潛艇隊將被雷達探測出來,但另一方面,由於這時潛艇佈陣的海域比過去大得多,敵人想繞過它就更加困難了。此外,我當然設法迅速地變換潛艇偵察地帶的位置,使得被我們偵察到的敵人難以躲避。這樣,儘管雙方都施展了策略,但在5 月初仍發生了以下情況:一支由東駛來的護航隊闖進了德國潛艇偵察地帶,潛艇向它們發動了進攻,在戰鬥中,護航隊有十二艘船被擊沉,總噸位為五萬五千七百六十一噸。但在這次戰鬥中,有七艘潛艇被擊沉,這是我們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第一次遭到這麼巨大的損失。儘管我們取得了以上的戰果,但我卻把這次戰鬥看成是一種失敗。關於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在1943年5 月6 日的作戰日誌中作了如下描述:「大約在夜幕降臨前兩小時,突然起霧了,霧氣愈來愈濃。
  這天晚上的大好時機成了泡影,幾乎所有的潛艇又都失去了跟蹤目標。凌晨4 時,終於又發現了護航隊。假如在六個小時以後才起霧,那肯定將會有更多的船隻被擊沉。霧氣騰騰使我們失去了這些大好時機。沒有一艘潛艇取得較大的戰績。僅在這大霧瀰漫期間,就有十五艘潛艇挨到了深水炸彈;其中六艘在霧中突然遭到裝有雷達的驅逐艦的大炮襲擊。毫無疑問,由於沒有反雷達的設備,潛艇處於毫無成功希望的劣勢。」
  這就是潛艇在這次反護航隊的戰鬥中遭到如此重大損失的原因。潛艇在霧中是睜眼瞎,而配備了雷達的驅逐艦,卻能在螢光屏上清楚地找到在水面行駛的潛艇位置。
  所以,從我在1943年5 月初寫的作戰日誌的記錄中可以看出,我對目前繼續進行的潛艇戰是深感憂慮的。另一方面,在成功與失敗的變化中——這在每場戰爭、每次軍事行動中都是可能的——必須估計到會發生這種損失達六艘潛艇的反護航隊的不利的作戰。我們更認為,我們必須忍受這次挫折,因為濃霧在其中無疑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
  直到1943年5 月中旬,在另一次反護航隊的戰鬥中,才完全弄清楚,對我們來說,形勢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僅是護航隊在大西洋的每個海域都得到了遠程飛機的保護,而且我們還發覺,護航隊除了自己本身的防禦力量外,還配備了特種戰鬥隊,這種戰鬥隊的唯一任務就是同每一艘被發現的德國潛艇作殊死搏鬥,直到把它消滅。
  現在,我們知道了大西洋戰役中彼此力量突然消長的原因。美國建立了六支所謂「支援部隊」,這些「支援部隊」由戰鬥艦隻組成,它們配備有與潛艇作戰的一切裝置,包括短波測位儀,並經過專門的訓練和由有經驗的海軍軍官指揮。有兩支英國驅逐艦小艦隊也屬於這支「支援部隊」,這兩支驅逐艦小艦隊是在按照丘吉爾的命令停止從挪威北部繞過北角駛往摩爾曼斯克給俄國人運送戰爭物資的情況下,才騰身出來的。英國人在1943年3 月的大西洋戰役中,因遭到我們的打擊而損失如此慘重,以致使英國政府看來不得不採取這樣一種無疑會引起同斯大林發生政治爭執的措施。
  出於1943年3 月遭受沉重損失的同一原因,美國總統羅斯福命令一直在太平洋作戰的遠程飛機應立即準備投入大西洋戰鬥。它們被調往北愛爾蘭的巴利基利、冰島的雷克雅未克、岡迪亞和紐芬蘭的阿根夏,並從這些機場起飛,投入大西洋戰役。
  因此,5 月中旬,當我們在北大西洋準備向兩支英國護航隊發動進攻時,這些「支援部隊」和派往各個海域的遠程飛機在同德國潛艇的戰鬥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直到幾天以後,當我們進一步得悉被殲滅的潛艇是什麼型號時,我們自然就明白了這次戰鬥對我們產生了怎樣嚴重的後果。到1943年5 月92日,我們在這個月的潛艇損失,竟高達三十一艘這一驚人數字。這裡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出現了轉折。只有當我們能夠大大地加強潛艇戰鬥力的時候,我們才能恢復這種戰鬥。基於這一認識,因而立即得出結論,把潛艇撤出北大西洋。5 月24日,我命令它們採取一切謹慎措施,撤退到亞速爾群島西南的海域去。
  二十二、為什麼德國潛艇在1943年5月以後獲勝的希望已經很小的情況下還要繼續戰鬥?
  1943年5 月,局勢已經明朗化了。兩個海上強國的防衛措施已超過了我們潛艇的戰鬥力量。改進這些潛艇,並以最新型的潛艇投入大西洋戰役,這一直是我們多年以來的努力目標。對此,我將在回答第二十四個問題時加以闡述。
  無論如何,在1943年5 月底已確定無疑的是:我們的潛艇至少在一年之內要處於劣勢地位。這也意味著,潛艇所面臨的危險顯著地增加了,即使我們小心翼翼地去對付大西洋的局勢,但還得估計到會遭受更大的損失。
  這樣我就面臨著戰爭以來我必須作出的最棘手的決定。
  為了避免意料中的巨大損失,難道我就不得不從一切海域撤出所有潛艇,也就是說,完全停止當時已無成就可言的潛艇戰嗎?這個問題又馬上引起了反問:如果停止潛艇戰,將對我們整個戰局產生怎樣的後果呢?
  德國的局勢是嚴重的。我們陸軍不得不在各條戰線上堅持艱巨的防禦戰。德意志帝國本土上的空襲有增無已。
  敵人為潛艇戰所迫,只得把船隻編隊航行。這就意味著,為了達到同一效率,編隊航行要比這些船隻按照各自的最快速度單獨航行多耗費全部運輸力量的三分之一(見丘吉爾 1940 年12月8 日給羅斯福的信)。這些時斷時續的進出港口的船隊裝卸,意味著嚴重地耽誤時間;而維修這些船隻,需要擁有一個龐大的造船和裝備體系以及巨大的造船能力。此外,英美要保護護航隊的安全和監視海域,必須使用強大的防衛力量即數百艘驅逐艦、護航艦、護衛艦和數百架飛機,以對付德國潛艇。這就意味著大大消耗軍用物資,大大消耗用於維修這些軍艦和飛機的民工和巨大的物質力量。
  但如果我們停止潛艇戰,那末所有這些力量就會騰出來用在同我們作戰的其他地方。
  這樣,這數百架飛機就不再會在大西洋的所有海域上空飛行以防禦潛艇,而是載著炸彈去轟炸德國的城市。德國平民也就因而會遭到不可估量的額外損失。在停止潛艇戰之後,那些不需再戰鬥的潛艇人員難道能眼看著死亡的不斷增加——其中也有婦女和兒童的死亡——而說什麼現在這一切都必須忍受嗎?
  再不然,如果我們停止潛艇戰的話,英美將用這數百艘驅逐艦、護航艦和護衛艦去幹什麼呢?這時我們的敵人將能夠完全切斷我們在北海和通往挪威的沿海交通。那末,我們在挪威的靠德國供應補給品的軍隊就無法生存下去。
  還有:為了在波羅的海贏得對我們的制海權,丘吉爾肯定會用這些騰出來的海軍部隊去奪取波羅的海的入海口。這是丘吉爾早在1939年9 月戰爭爆發後四天,在他當上了海軍大臣後,就對英國海軍部講過的宿願。因為他很清楚地認識到波羅的海對我們的意義。對此,他在他的回憶錄第1 卷第 368、414 頁上寫道:「我對海上戰略形勢的見解,在我進入海軍部的時候就大體形成了。控制波羅的海,是敵人生命之所繫。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給養,瑞典的鐵礦砂,首先是保護不設防的漫長的德國北部海岸——有一處距柏林還不到一百里——免遭俄國的侵犯,這一切都迫使德國必須掌握波羅的海的制海權。」
  他在此書的第414 頁上接著寫道:「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最大希望,用一支英國艦隊控制波羅的海,就可能贏得決定性的勝利。擺脫德國入侵威脅的斯堪的納維亞如果不是真正參戰的話,也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納入我們的戰時貿易體系中來。一支控制波羅的海的英國艦隊就可用一種能對整個俄國的政策和戰略起決定性作用的方法來支持俄國。有關負責人員和消息靈通人士都不懷疑這些事實。有了波羅的海,就有了英國。」
  戰爭初期,英國海軍部因力量不足而不得不拒絕丘吉爾的要求。只要潛艇戰還在進行,它就不可能騰出這些海軍力量來。潛艇戰牽制著這些在所有海域保護英國商船航行的力量,而英國的生存和英美的作戰則又取決於這些商船。因此,如果我在1943年5 月為了避免意料之中的損失而停止潛艇戰的話,那末其結果無疑是英美強奪波羅的海的入海口,並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這樣,我們就不能越過波羅的海輸入鐵礦砂和對德國東方戰線提供給養,我們就不得不在我們漫長的波羅的海沿海一帶到處防備敵人的登陸,並防止敵人在德國本土建立一條新戰線,否則,在戰爭快結束時,德國海軍和商船隊也就無法把兩百多萬人越過波羅的海救往西方了。
  這樣,經過反覆思考並得到我的參謀部的一致同意之後,我於1943年5 月底作出了決定:出於萬不得已,我們必須繼續戰鬥。我們不能把潛艇從戰爭中撤出來,不能眼看至今一直由潛艇戰承擔的重擔一古腦兒推到其他武裝部隊和德國居民的身上,以致帶來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為了盡可能減少犧牲,潛艇戰不應完全停止,而應以適當的方式繼續進行下去。在我作出了這個決定之後,就飛往比斯開灣海岸前線分隊那裡,闡明這些理由,並就繼續進行潛艇戰的問題同西線潛艇司令和那兒的潛艇小艦隊指揮官們進行了磋商。他們都是傑出的潛艇指揮官,也是海戰的專家,他們當然也與他們潛艇小艦隊的官兵們休戚與共。就是這些指揮官,在同我談話中也確信無疑,我們必須繼續戰鬥,並且滿懷信心地認為,我們絕大多數果敢的潛艇士兵都會認為這一決定是正確的。我的這一估計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關於這一點,我還要在回答第二十三個問題時談到。
  就這樣,在我盡了軍人的天職和人道的義務,向我的潛艇士兵們講清了他們在今後作戰中必須估計到的局勢之後,就於1943年5 月31日飛往希特勒那裡,十分明白地向他敘述了已經出現的海戰局勢。從1943年5 月31日的談話記錄(海軍作戰部1614/43第一號文件,元首密件;見布拉西:《海軍年鑒》1948年版第331 頁及以下幾頁)來看,我對希特勒說了以下這些話:「目前潛艇戰危機的根源在於敵人的飛機顯著增加。據竊聽站證實,在冰島—法羅群島海峽,現在一天所動用的飛機就相當於數周前一周內所出動的數量。此外,由於北大西洋的護航隊使用了航空母艦,以致北大西洋的所有海峽現在都受到敵人飛機的監視。但僅僅是增加飛機還不足以造成潛艇危機。關鍵在於飛機使用了一種顯然也用於水面艦隻的新的雷達裝置,能夠在濃霧密雲中,在陰天或夜裡測出潛艇方慣)然後出其不意地發起攻擊。如果飛機沒有這種裝置,那它是絕不能在茫茫大海和漆黑夜晚測明潛艇方位的。」
  接著,我向希特勒詳細報告了我準備採取的措施,並用以下這些話——根據記錄——來結束這次談話:「海軍總司令報告未來潛艇戰的前景:「我們現在在武器技術方面遭到了失敗,對此必須有個對策。但潛艇戰還能發揮多大作用,取得多大戰果,這還無法估計。敵人在海上和空中的防禦力量還將增加,至於增加多少,對我們來說卻是個很大的未知數,也難以確定。1940年,一艘潛艇每個航海日擊沉敵船的噸位約為一千噸,1942年底則約為二百噸。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敵人增加了防禦力量,我們潛艇的作用減小了。儘管如此,但我仍然認為,即使潛艇戰不再能達到獲得較大戰果的目標,但潛艇戰必須繼續下去,因為潛艇戰所牽制的敵人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元首打斷了我的話,說:「絕不允許放鬆潛艇戰。大西洋是我們重要的前沿陣地,即使我必須在那裡進行防守,也比我在歐洲海岸進行自衛要好。即使潛艇戰不再能取得重大勝利,但它所牽制的力量卻是非常大的,我不容許敵人把這些力量騰出來。」
  希特勒的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在這次談話中,我向希特勒報告了在我們迄今卓有成效的海戰中所出現的突然變化,希特勒對我絲毫未加責備和批評,因為他清楚地記得,在1942年9 月98日的一次談話中,我早就向他指出了這種發展的可能性。當時,不僅是他,而且連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元帥都認為我的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他們不相信英美能夠如此增加他們投入大西洋的力量,諸如增加飛機的力量等。因此,當現在出現了這種事實的時候——這種事實與我當時所持的看法相一致——就沒有任何人可以說:「這您早就該對我們說了!」
  當然,後來我曾一再檢查我所作出的這一困難決定:我的剛毅的、勇敢的、同我親密無間的潛艇士兵們,不顧效果微小,仍然必須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我還是一再得出這樣的結論: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出路。同樣理所當然的是,我也讓海軍作戰參謀部的軍官們不要囿於我之所見而獨自檢查這一決定。就連海軍作戰部對潛艇戰在整個戰局中所起的影響也無不同的看法。海軍作戰部於1943年6 月8 日寫道:「為了積極防備潛艇,敵人消耗在海軍部隊和空軍聯隊的無數人力、物力和能量愈來愈大。取消噸位戰的威脅,肯定會使敵人把難以估量的戰爭潛力騰出來投入其他地方……
  即使潛艇戰不能完全克服當前的困難,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樣的勝利,但仍然必須全力進行潛艇戰,因為潛艇戰能使敵人消耗比我們多幾倍的戰爭力量或牽制住敵人數倍於我們的力量。……』潛艇戰同我們整個的戰略形勢緊密相連,休戚與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我回答下一個問題的時候將談到,德國潛艇人員在往後充滿犧牲的戰鬥中是以怎樣空前的軍人氣概作戰的。然後我將闡明,多年來已經採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後來,即1943年5 月以後,試圖用盡一切辦法實現哪些措施,以便生產一種新型潛艇來提高戰鬥力。
  二十三、潛艇人員在進行這種必要的戰鬥中是如何表觀了他們的軍人氣概的?
  所有國家的海員都知道,一般地說,同船的船員們在船上結成的集體要比陸上所能結成的集體來得更加緊密、更加團結。
  這是理所當然的。人們在船上共同生活的空間要比陸上的狹窄得多。每個人很快就會發現,他在這個世界上並非孑然一身。這就使他的迄今一直佔優勢的唯我觀,由於同船上其他人的緊密相處而受到克制,因為他懂得,他依賴著別人,同時也必須照顧別人,否則的話,要在船上這一狹小的環境裡共同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個船員也知道,他和同船的人共命運。一遇到惡劣天氣,船就在洶湧澎湃的浪濤中上下顛簸,每個船員的體質反應與自古以來在陸上進化而成的「陸上生物」——人的習慣反應迥然不同。
  船一遇到危險,在海上遭到災難,那末,每個人都知道,他和別人是同命運的。
  這就是為什麼對每個船員來說,不論他是帆船上的、漁船上的、商船或者任何一艘軍艦上的,必然生活在一個比一般陸上環境所能結成的更為緊密的集體中的原因。所以,每個民族也許都有同樣的格言:「同舟共濟』,但我不相信,在這些民族中,還會有同樣的諸如「同屋共濟」或「同營共濟」的格言來表達相應的陸上生活的。
  這種在船上受到空間限制的情況,在潛艇上當然更為嚴重。在潛艇這個鋼管裡,有大約四十個船員生活在一個非常狹小的、往往是溫度很高、空氣混濁的小天地裡,你挨我、我挨你地擠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全體官兵只有融成一體才有出路。但這還不夠。重要的是這一集體的精神方面。對此,我還想再歸納一下:大海浩瀚無邊,這一無限壯麗的景象,使得每個一再身歷其境的人從他狹隘的本性中解脫出來,心胸愈益寬廣,愈益謙虛,這對海員來說也並不例外。尤其是當一望無際的大西洋上起了風浪,潛艇前後掀起了怒濤,潛艇被巨浪拋上峰巔,接著又倏然被扔入深淵,似乎已經沉到水下,但隨之又在高出潛艇塔的驚濤駭浪中取得了平衡。潛艇人員經歷著這一切,特別是身穿雨衣,紮著皮帶,扣在潛艇瞭望塔上的哨兵,直接處於這一廣闊無垠的世界之中,這樣一種經歷,無疑會給每一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一集體精神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船員之間的彼此信任。船上的人沒有一個是多餘的。無論如何,每個人的一舉一動能對全體船員的生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他們知道,他們彼此相依為命。即使如此,也絲毫沒有改變這一壓倒一切的事實:指揮官首先決定著潛艇及其成員的命運。只有指揮官一人從水下潛艇的潛望鏡中看到敵人,並決定怎樣行動。與此相反,潛艇成員都是盲目的,是名副其實的瞎子。他們服從他,信任他,把自己的命運托付與他。潛艇夜間作戰的時候也是如此。指揮官在潛艇塔上作出決定並採取行動。就這樣,潛艇人員結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集體。但是,特別是當上級認識到自己對這個集體所負的責任的時候,這個集體才得以形成。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行動必須與此相適應。
  我對海軍預備軍官的一次講話中講到了下面這些話,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出,我是多麼重視這一方面的:『現在我講第二點,最重要的一點,這就是你們的精神狀態。很清楚,一個人在履行職責時,若能遇事有主見,信心滿懷,那末效果就比唯命是從地去執行任務好得多。每個人都必須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勇於獻身的高度熱情投入到自己的行動中去,投入到自己應該履行的職責中去。此外,你們必須明白,國家出於鞏固武裝部隊的需要,必須賦予你們作為軍官的權威,這也在制服、軍刀纓帶、以及肩章等外表上標誌出來。
  國家必須這樣做,因為武裝部隊的組織需要這樣做。但對你們個人來說,這種需要卻是一個危險,這個危險就在於你們現在以為,這樣一來,似乎一切都停當了,你們把你們的個人權威和國家賦予你們的權威混同起來。依我看,這還不夠。一個領袖,一個軍官,一個上級,只有當他個人的權威同國家把他當作士兵的上級而賦予他的權威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是當他被他的下級從心坎裡承認為領袖的時候,才能得到他的士兵們的支持。他之所以受到承認,是因為他作出了榜樣,因為他使他的下級看到,他的精神狀態較之別人更為良好。你們如果在這方面不行,那末,你們的袖章和肩章就一無用處,你們就得不到你們部下的支持。如果在敵人的壓力面前,你們顯示出堅定不屈,從容自若,態度明朗,不管敵人的壓力多大,你們決不在你們的下級面前喪失這些品質,那末,你們就會永遠受到你們的士兵們的信任。因此,你們的精神狀態以及與此有關的意識,是最重要的。你們在你們的部隊面前決不可示弱。如果你們感到膽怯,那就必須藏而不露,必須以堅定的舉動和異常的鎮定,繼續煥發出力量。這是你們的任務。你們必須把另一件事作為自己的信條:你們在戰鬥中決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也決不要高估敵人的實際力量,不僅以頭腦,而且必須以堅定的意志來觀察這些事物,如果光靠頭腦計算,那是靠不住的。有許多問題不是靠一加一等於二這種加法可以解決的。你們不知道那邊的敵人在犯什麼錯誤。絕境是決不會有的,決不會有的,因為你們不知道,幸運、偶然事件、你們的力量、你們的舉動以及敵人的錯誤,會給你們帶來什麼。從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通過一番艱苦奮鬥而境況毫無改善。
  你們無論如何必須以此作為自己的信條。你們不這樣做,就會處於被動,就會軟弱無能,就會遭受失敗,就會輕而易舉地被敵人戰勝。事後,你們就會羞愧滿面地看到,這並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說,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一個士兵,一個預備軍官或一個軍官,在戰鬥中一個勁地只想到或只會想到:『你會出事嗎?你個人的幸福怎麼辦呢?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也許我有可能犧牲吧?』對這種人,我是絲毫不予同情的!
  誰要是在戰鬥中頭腦裡有這種思想,那末他就是一個懦夫。
  現在再講另一個問題:有件事你們想一下,當你們作出了一項決定,那就必須堅持這一決定。戰爭形勢總是捉摸不定的,作出的決定會由於對形勢的看法產生了懷疑而受到干擾;此外,它還會受到敵人施加的精神壓力的干擾。對此,只有一個藥方: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決定,以此來對待疑慮滿腹的人。
  只有當一個新的、明確的認識取代了任何懷疑之後,才可以採取另一種新的決定來適應這種新的信念,這是正確的。但如果不是這種情況而懷疑依然存在,那末堅持第一種決定總是正確的。你們不要忘記這一點,這對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好吧,這就是我要說的話。」
  從1935年秋開始,當第一批三艘新造的德國潛艇歸我指揮之後,我就認真努力地把新潛艇的官兵教育成這樣一種精誠團結的集體。感謝上帝,這種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效。這種精誠團結就是為什麼德國潛艇部隊直到戰爭末期連最困難的局面都能控制和克服過來,並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以忘我的軍人氣概履行了自己職責的原因。關於德國潛艇的這種精神,我在回答第四個問題時援引了一些外國人的評論,例如,援引了丘吉爾表示欽佩的話。我想在這裡再舉幾個德國人的評論,以此來結束這個問題:德國將軍馮·蒂佩爾斯基爾希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403 頁上關於德國潛艇部隊這樣寫道:『在眼見死亡幾乎必然來臨之時還是以大無畏的獻身精神進行戰鬥的德國士兵,在武裝部隊的其他兵種中是沒有的。」
  在德國科布倫茨的「聯邦軍思想教育」學校任教的蘭貝圖斯·梅茨納博士先生在1961年3 月「軍事研究協會」機關報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恰當地探討了這樣的問題:一般地說,如果在不同於以往的戰爭中——在一次未來的原子戰爭中——士兵面臨著所謂肯定無疑的結局,那末,他們的態度和堅定性將會怎樣。蘭貝圖斯·梅茨納博士在這篇非常透徹地闡明有關這些問題的文章中,就上次戰爭中潛艇部隊方面的問題,說了以下的話:「事實上,恰好已經出現了看來必死無疑的這樣一種局面,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潛艇戰。儘管如此,潛艇和潛艇人員仍然能夠克服同樣必死無疑的極其沉重的心理狀態,甚至克服親身經歷死亡的恐懼,事實證明,直至1945年5 月8 日,潛艇都在不屈不撓地迎擊敵人,履行自己的戰鬥職責。
  可見,潛艇人員的堅韌不拔精神是不可動搖的。」
  情況就是這樣。我對這些潛艇士兵的忘我的勇敢和不怕犧牲的精神是極為欽佩的。
  在當時的上級潛艇指揮宮中,即使他們從自己的職務上來加以判斷,也沒有任何人對此作出過不同的評價。
  艦隊司令官弗爾斯特海軍上將、呂特晏斯海軍上將和施尼溫德海軍上將在談到德國潛艇部隊時說:「對小艦隊的軍人氣概和同志精神,無論怎樣讚美都不過分。」
  「……軍官和士兵的無條件的服從。」
  「……融合成一個團結緊密的戰鬥集體。」
  由於這種精神狀態,由於這種戰鬥集體,德國潛艇部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疑發揮了這種武器所能發揮的最大的戰鬥力。
  二十四、為了提高當時潛艇的戰鬥力,您採取了哪些措施?
  要回答提高潛艇戰鬥力的問題,就必須討論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要發展一種真正的潛艇,就是說,要發展一種既能在航行中又能在攻擊時真正潛在水裡的潛艇。這種潛艇不會因為技術原因而被迫浮出水面,而且它首先應具備諸如水下高速等水中軍事活動所必須有的性能。因為我們不能忘記,當時各國正在使用的潛艇實際上是一種水面艦隻,能在水下航行即潛航的時間是有限的。雖然它們與水面上的敵人相比,在這方面獲得了十分優越的地位,但也失去了它們軍事性能上的重要方面,即失去了它們對於戰鬥極為重要的盡可能高的速度。同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潛艇必須為水下航行提供作為動力的電池充電,所以它在航行一段時間之後不得不重新浮出海面。因為潛艇上給電池充電的柴油機在運轉時需要空氣中的氧氣,同時必須能把它的廢氣排到大氣中去。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提高現有這種潛艇的戰鬥力,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徹底解決具有水下高速的完善的潛艇問題,並能用這種潛艇來代替現有潛艇。自1943年5 月以來,與敵人的防禦力量相比,當時這種潛艇已大大處於劣勢。
  首先談第一個問題。自1935年起,當德國製造出新式潛艇時,關於潛艇水下高速這一問題任何國家都沒有獲得解決。因此,在建造新潛艇時,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從多方面來改進現有式樣的潛艇。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在以後的幾年中,世界各國的空軍將得到迅猛異常的發展。所以,我愈來愈認識到,空軍的這種發展趨向,將來總有一天會限制潛艇水上活動的機動性,使得現有的潛艇打起仗來不能獲勝。1935年人們還無法知道的這些事情,卻在事隔八年之後的1943年出現了。
  1936年發生了如下的情況:天才的工程師瓦爾特向我遞交了一份用過氧化氫傳動機來提高潛艇水下速度的設計方案。對於這種設想在技術上是否有前途,我當然一無所知。
  但是,由於空軍對水面作戰的潛艇具有上述危險發展趨勢,使我希望能擁有一種水下高速潛艇。這種願望促使我盡我職權所能在海軍總司令部支持瓦爾特先生。以後幾年中,我在海軍總司令部還是始終支持瓦爾特的設想。由於海軍總司令部裡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把英格林耐蝕銅鎳合金應用到傳動裝置上去的設想是一種空想而加以拒絕了,所以,為了首先至少能造出一艘八十噸的試驗艇來,必須經常設法幫助瓦爾特工程師。
  事實上,這艘潛艇在但澤灣的頭幾次試航時就達到了二十三涅的水下速度。於是,海軍總司令部在1940年1 月命令建造一艘未來的大西洋—瓦爾特—潛艇的「先驅艇」。雖然這種新式潛艇的傳動裝置改變了,但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船形方面,基本上還是模仿現有的潛艇式樣,而沒有考慮到它高速的水下航行。後來在1942年1月18 日和7 月10日,在巴黎我的司令部裡,我與海軍總司令部的代表們、瓦爾特先生以及受海軍總司令部委託與瓦爾特先生合作的顧問瓦思先生進行了談話。在談話中我試圖在總司令部裡貫徹瓦爾特教授和顧問瓦思先生的設想,這獲得了成功。1942年?月15日海軍總司令命令重新設計一種完善的潛艇,『其目的在於建造一種具有水下高速性能的、適用於大西洋作戰的潛艇」。
  在我]942年9 月28日給希特勒的一份報告中,我再次提出加速建造瓦爾特潛艇的問題。在報告中我申述了要求盡快建造快速潛艇的理由。我指出,自1940年至1942年,敵人在大西洋的空中力量有增無已,我擔心,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把潛艇從水面趕走,並迫使其長期潛在水下。儘管希特勒對我的擔心不表同情——他不相信,英美能投入這麼多的飛機來持續不斷地對整個大西洋進行監視。然而他還是完全支持我關於加速建造水下高速潛艇的要求,並決定根據當時正在建造中的試驗艇的現有經驗,再行決定是否能立即大量製造這種潛艇。(見布拉西的1948年《海軍年鑒》第492 頁)
  1943年春天,在即將出現和已出現了潛艇戰的轉折點之後,我與瓦爾特先生以及海軍總司令部負責該項工程的顧問們討論時,我向他們說明了我們可採取哪些措施才能立即大量製造出這種完善的快速潛艇來。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需要立即將一種新型的高速潛艇投入成批生產,以便這種潛艇能盡快地大量製造出來,因為這時前線急需這種型號的潛艇。但是,從這次討論中瞭解到,對瓦爾特式潛艇還沒有進行充分的試驗,所以還不能立即大量製造。用過氧化氫作為潛艇的動力帶來了極多的困難,例如,燃料和氧氣可能突然化合而造成危險,以致對這種潛艇的成批製造誰也不敢負責。
  於是,那些海軍潛艇功勳設計師們、部務主任許雷爾、部務管理布勒金以及海軍建造部門主任厄爾夫肯建議,使電池擴大一倍來大大提高現有潛艇的水下速度,並採用新的水下流線型,使這種潛艇適應這種水下高速,這種流線型在最後幾次試造瓦爾特式潛艇時曾經採用過。儘管這些潛艇的型式基本上是新的,但這種新型潛艇的動力裝置依然是舊的,即使如此,但就電池而言,卻顯著地擴大了。因此,這種新型潛艇能夠立即成批投入生產。
  於是,我決定採取這一措施。電池擴大一倍,這就要求這種在大西洋作戰的潛艇具有一千六百噸的噸位。
  這時,潛艇的整個戰術都轉入了水下。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潛艇能在水下航行十八涅,並能以十二至十四涅的時速持續航行十小時。如果把這個速度與現有潛艇的速度——例如,在潛入水下只有四十五分鐘的情況下,僅能達到四至五涅的低速——相比,那末,這種新型潛艇的巨大進步就顯而易見了。由於普通的護航隊的速度每小時還不到十涅,這種新型潛艇就能在水下對護航艦隊進行攻擊,就是說,可以繞到它的前面發起進攻。水下高速也使得潛艇能夠擺脫水面戰艦的追蹤,尤其是當海面上掀起浪濤,潛艇在水下逆流而行時則更是如此。
  二十五、您對瓦爾特式潛艇和新式電氣潛艇的訐價怎樣?
  除了這種較大而完善的一千六百噸新型潛艇外,我們還下令建造同類型的較小的三百噸潛艇。這種潛艇在水下航行時速達十二里,並能直接在英國海岸的淺海區域作戰。
  裝備部長施佩爾和海軍總司令部的設計處共同承擔了建造新型潛艇的任務。
  儘管我們德國的工廠設施自1943年以來遭到了愈來愈厲害的轟炸,施佩爾大體上還是完成了建造計劃。這樣,1944年平均每月建造十九點五艘潛艇,計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四噸。
  對比之下,以前的建造數量是:1941年為十六點三艘,計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噸,1942年為十九點九艘,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噸。
  這就是新型的水下高速潛艇。此外,由於潛艇裝上了「通氣裝置」,所以它根本不必因技術原因而浮出水面。1943年 3月2 日,瓦爾特工程師向我建議,潛艇在水下航行時可在潛望鏡的深度進行充電,辦法是:在水下航行時用柴油機通過一根管子吸進對其驅動所需的空氣。因此,這根管子在水下航行時應伸出水面。柴油機的廢氣當然也同樣必須通過一根能伸出水面的管子排出。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設想,我們立即採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手段進行了試驗。潛艇上裝了兩根可伸縮的管子設備,這就使潛艇成了真正的水下潛艇了。它們根本不必再浮上水面,因而再也不會被最危險的測位器即雷達測位器——這種雷達測位器曾在1943年5 月首先使潛艇戰破產——探測出來。
  就這樣,這個大難題在1943年春天得到了解決。這時,這種潛艇在海軍總司令部的設計處和施佩爾裝備部的施工部門的共同合作下建造了出來。
  但是,即使拚命加速建造也還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造出新潛艇之前,必須盡可能提高原有潛艇的戰鬥力,這是因為——正如前面所說『——我們不得不纏住敵人,以迫使敵人繼續投入他們至今用於反潛艇戰的力量。這一目的達到了。英美保留了護航艦隊體制。1943年、1944年和1945年敵人用來反海上潛艇的飛機數量以及海軍部隊和護航隊的艦隻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被迫增加。關於這一點我回頭再談。
  因此,在命名為XXI型(一千六百噸的潛艇)和XXIII型(三百噸的潛艇)的潛艇造出之前,現有潛艇必須繼續戰鬥。
  為了提高現有潛艇的戰鬥力並盡可能減少它們的損失,就在這些潛艇上安裝了如下一些補充設備: 1.一俟「通氣裝置」設計完畢,每艘潛艇就裝上一個「通氣裝置」。通氣裝置就是上面所說的兩根可伸縮的管子的名稱,這兩根管子是用來吸入柴油機所需的空氣和排出其廢氣的。在一次會議上,設計處請我給這個設備定個名稱。正在這時,我的司令部裡的一位海軍參謀軍官正患著嚴重的感冒,他沒想到用手帕,而是用力把鼻涕很響地吸了上去。我覺得,這彷彿是潛艇上柴油機的吸氣管,而這使人印象深刻的響聲啟發了我,我就把潛艇的這種新設備命名為『Schnorchel」。
  我相信,目前全世界都使用這一語詞來表達類似的這種設備,譬如,就連同一類型的兒童玩具也用這個名稱。
  自1944年春天起,所有的老式潛艇都裝上了通氣裝置。
  到了1944年6 月,我下令,原則上不再允許沒有通氣裝置的潛艇入海。這樣,老式潛艇也不再需要浮出水面了。由於這個緣故,它們的損失也顯著減少。由於它們能隱蔽地緊靠來往運輸比公海繁忙的沿海一帶作戰,所以它們的戰果又有所擴大。
  但它們之所以不能取得比前一時期更顯著的戰果,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它們的水下速度依然緩慢。因此,它們在進行水下攻擊時幾乎是靜止不動的。只有當敵船向它們駛來,在靠近它們的水下位置駛過時,它們才能進行射擊。
  2 .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給老式潛艇裝上一台接收器,當潛艇被雷達測出方位時,這種儀器就能探測出來。如前所述, 1942 年,由於使用了第一批無線電測量觀察儀,終於做到了這一點,因為這種儀器能截獲當時雷達發出的電波。但是,不久之後,我們又遭遇到這種情況:敵人用一種新型的測位儀即 10 厘米電波來測定我們潛艇方位,而這種電波用我們的無線電測量觀察儀是無法探測出來的。
  這時,我們試圖用一種名為哈根努克的新儀器來監視敵人的較大的波段,但這方面我們沒有取得完全成功。在這種雷達面前我們處於劣勢。只有我們的老式潛艇借助通氣裝置能一直潛在水下時,它們才能擺脫這種雷達。
  3 .為了同一目的,我們試用一種防護物質圍在潛艇瞭望塔的四周,以干擾雷達對潛艇的探測,使得發射出來的電波不再返回發射船,但我們在這方面也沒有取得完全成功。塔的防護層對電波的吸收量很微小。敵人能夠收到發射出的測位電波的足夠量的探測波,而這種探測波能給敵人指明潛艇的位置。
  4 .考慮到保護水面潛艇,我們也同樣改進了潛艇的高炮裝置,以便它能防禦敵機的攻擊。即使用這種辦法來提高戰鬥力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局勢,在敵機攻擊時,浮出水面的潛艇還是處於挨打的地位。
  後來,新型潛艇投入戰鬥的一天到來了。一艘XXIII型三百噸的小型潛艇在英國東海岸進行了戰鬥,它闖入了福思灣,在五月島的東南擊沉了兩艘船。這艘潛艇的指揮官對這種型號的潛艇評論道:「這是一種在海岸附近短期作戰的理想潛艇。快速,靈活,升降簡便,被雷達測定和受攻擊的面積很小。敵人只覺察到有艘潛艇在這裡,但無法確定潛艇的位置。」
  我們原先計劃這種小型潛艇在海上的時間為二至三周,事實也證明,這種潛艇在海上的時間是比較長的,例如,有一艘在海上曾呆了三十六天。曾在敵人沿海的危險區域作戰過的八艘XXIII型小型潛艇,沒有一艘遭到損失。由此可見,敵人的防禦實際上已經遭到突破。
  第一艘XXI型潛艇,也就是一千六百噸的新的大型潛艇在1945年4 月30日才從挪威的卑爾根出發去執行它的首次戰鬥任務。但在1945年5 月4 日,所有潛艇都接到了我關於禁止攻擊的命令,因為我在這期間和蒙哥馬利陸軍元帥已簽訂了一項特別停戰協定。因此我也想停止一切對英海上作戰。
  這艘大型新潛艇的指揮官在談到他第一次短程航行時說:「第一次出征就在北海與敵人的獵潛艇艦隊遭遇。可以斷定,這支獵潛艇艦隊對水下高速潛艇無可奈何。在水下稍稍改變航向三十度就脫逃了。遵照1945年5 月4 日的禁止射擊令返回卑爾根;幾小時以後途中遇上了一艘英國巡洋艦和許多驅逐艦……進行了水下攻擊,撞上了護航艦隊,巡洋艦進入了五百米的射程之內。正如後來在卑爾根的交談中所表明的那樣,一切都沒有被發覺。我的經驗是:潛艇是先進的,對潛艇駕駛員來說,在進攻和防禦時正是別開生面。」
  情況就是這樣,——至於敵人對這種新型潛艇的看法,我想在下一個問題中予以回答。
  二十六、您的敵人對建造這種新型潛艇有什麼看法和反應?
  在戰爭期間,敵人對德國將要製造完善的水下潛艇的看法,從他們在1945年2 月雅爾塔會議上的發言中已經清楚地表示出來了。2 月4 日在利瓦吉亞宮舉行了這次會議的第一次全體會議。為首參加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元首斯大林元帥。在會上,美軍總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和英國首席海軍大臣兼英國海軍參謀部總參謀長海軍上將安德魯·坎寧安爵士說:「德國人正在大量建造新型潛艇,由於這種新型潛艇具有水下高速,並且是用最新式的技術設備裝備起來的,所以盟國的空軍和水面艦隊就很難對付它們。這種新型潛艇是在不來梅、漢堡和但澤用預制部件裝配起來的。因此,美國和英國的最大希望就是俄國人盡快奪取但澤,因為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德國潛艇是在這一城市建造的。」
  現代的歷史書對我們新型潛艇的性能和當時取得勝利的可能性作了仔細的研究之後得出了如下結論:曾在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和洛杉磯加裡福尼亞大學受過教育的美國海軍軍官上尉指揮官格倫農在1961年3 月出版的《美國海軍學院學報》上這樣寫道:「1945年德國向盟國交出了。一支潛艇艦隊。這支艦隊非常先進,以致當時在技術上沒有辦法能加以防禦。直到別國的海軍潛艇在大戰後加以現代化改裝以前,德國XXI型潛艇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潛艇。」……「三個主要的特徵表明了它的級別遠遠超出當時所有其他類型的潛艇:具有功能較大的電池,較高的水下速度和較長的續航力,有利於提高水下速度的船身和流線型上層結構以及在潛艇的原設計中一併計劃在內的首創通氣裝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建造XXI型的生產效率。」……「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自己的生產量是值得自豪的話,那末,德國在建造XXI型潛艇上所作的努力就更令人驚訝了。在產生這一設想後的七個月內就把計劃基本上確定下來,這已經是值得注意的了。但是,在後來的十個月中,在空襲的干擾下造出第一艘嶄新的潛艇和指定了建造潛艇的新的製造公司,這種效率則更是罕見。儘管人力和物力短缺,並且不斷受到空襲的影響,但在十三個月的時間內還是建造了一百十九艘潛艇,這種最高紀錄,值得我們欽佩。」
  這是美國人的看法,下面我想首先再次引證最偉大的專家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的話作為英國方面的看法。他在《海軍旗:1939—1945年大戰中的英國海軍》一書第413 頁上寫道:「事情似乎很突然。但是,對英國海軍當局來說, 1945 年的頭幾個月是充滿憂慮的時期,因為我們知道,新潛艇下水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被我們擊沉的數量;我們估計,有一批數量可觀的、大大改進了裝備的XXI型和XXIII型潛艇將投入戰鬥。而且我們知道,自從採用了通氣裝置以來,我們設有雷達的飛機已大大失去了它們的作用。所以有理由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挽回不利的趨勢,敵人就一定能奪回主動權,重新向我們北大西洋護航艦隊全力發動進攻;按照海軍部的看法,這個戰場上的嚴重損失會危及整個西歐戰役。因為我們現在知道,德國潛艇力量在1945年3 月實際上達到了四百六十三艘的最高數字,並且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在這一年的頭兩個月裡把大批護航艦和本國的沿海飛機投入戰鬥,以對付在我們沿海海域作戰的五六十艘潛艇,事情後來才明白,海軍部的擔心絕不是沒有根據的。(1945年1 月2 日有四百二十六艘護航艦部署在本國,僅有三十七支聯合艦隊在西向進擊區作戰。當時海岸司令部有四百二十架飛機,基地在英國和冰島。)為了改善局面,我們採取了有力的措施。參謀長們同意,把原先應馬上開往遠東的三百艘護航艦中的一些艦隻留下來,並且指示轟炸機指揮部集中更多的力量轟炸潛艇基地和造船廠。」
  1959年2 月8 日羅斯基爾上校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對我《十年和二十天》一書就這種新型潛艇的問題談了如下看法:「如果鄧尼茨對這種新型潛艇XXI型、XXIII型這樣重視,那末他也就站穩了腳跟,因為如他所斷言的那樣,這些潛艇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種嚴重的威脅。」——羅斯基爾海軍上校用如下的話來結束他對德國使用這種新型潛艇進行潛艇戰的前途所作的評論:「要是沒有對德國的轟炸和1945年夏天的陸上勝利,我們就極有可能再次面臨非常危險的進攻,而主動權有可能再次落到德國人手中。」
  我還想引證一下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2 卷第472 頁中的話來結束我對外國人評論的引證:「目前正在戰鬥的潛艇是用一種通氣裝置裝備起來的,通過一根管子吸入空氣,同時可在水下充電。這僅僅是鄧尼茨設計出來的潛艇戰新方案的序幕。他打算採用觀已製造了數量很多的新型潛艇,其中第一批已試航完畢。德國真正的勝利取決於這種潛艇能否立即大量投入戰鬥。他們的水下高速以新的困難威脅著我們,並且如鄧尼茨所預言的那樣,事實上對潛艇戰進行了一場革命。」
  我以為,這些評論是令人信服的。英美的整個防禦幾乎都是建立在對德國水面上的潛艇的測定和攻擊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反潛艇的水下竊聽器一潛艇探索器的竊聽範圍很小,並且如同戰爭實踐所證實的那樣,這種儀器易受其他噪聲和其他環境的干擾,所以它在英美的防禦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如果德國潛艇部隊能像採用新型潛艇那樣,採取一種嶄新的方法,把作戰、戰術和攻擊完全轉入水下,通過能以高速進攻的潛艇而佔優勢,並能由此擺脫追擊的話,那末,問題就很清楚了,英美的飛機、驅逐艦和其他監視部隊幾乎就會失去了它們迄今為止的防禦作用。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新型潛艇在緊靠英國海岸的戰鬥中已證明了這一點,戰後的試驗和調查也清楚地證實了這一點。
  在戰爭末尾,為什麼這種新型潛艇未能及時地大量地投入戰鬥,其原因已由羅斯基爾海軍上校在上述的1959年2 月8 日《星期日泰晤士報》上所持的看法中提到過了。
  二十七、您對卡薩布蘭卡會議有什麼想法?
  英美和他們的盟友蘇聯元首斯大林元帥迫切地希望協調他們的戰略行動,以便這些盟國通過一項統一的計劃,來取得最理想、最良好的戰果。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於1943年1 月底在卡薩布蘭卡舉行了會晤。斯大林未能參加這次會議,因為斯大林格勒戰役不允許他離開俄國。
  這次會議的根本的戰略觀點是:英美應盡快地從法國北部侵入歐洲。會議確認,這一入侵將徹底改變德國的戰局,因為這樣一來,德國就不得不再次在兩條戰線上作戰。
  儘管迫切需要盡快地進行這次入侵,但是,英國總參謀部和海軍司令部,甚至丘吉爾,都在這次會議上極其明確地指出,在1943年還不具備這次入侵所需的「物質」前提即海上運輸所必需的船隻。這是正確的。美國人被英國人的論據說服了。因此,他們決定,首先必須消除德國潛艇戰這一主要危險。所以,反德國潛艇戰應占「優先地位」。否則,在其他戰場上的推進就不會成功。
  這就是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戰略決定。會議所作的第二個決定是政治性質的。在這以前,這一決定已得到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內閣的贊同,並由羅斯福於1943年1 月24日正式宣佈過。他聲明說:德國及其同夥除了「無條件投降」外,盟國決不允許以其他條件來結束戰爭。
  英美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出於以下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盟國在西歐開闢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二戰場,當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最大利益的。只有這個第二戰場才能從根本上徹底減輕俄國人在他們本土對德作戰的負擔。盟國盡快地實現入侵是符合俄國人的最大利益和斯大林一再明確提出的要求的。這時,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把開闢這個戰場的日期又推遲了。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想作出一個能平息斯大林怒氣的決議,作出一個如丘吉爾所說的「將鼓起全世界朋友的勇氣的決議」。
  毫無疑問,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是能達到上述目的的。
  這個要求的第二個主要目的,就是宣佈英美對戰後年代所設想的和平世界的先決條件。盟國認為自己有能力創造一個和平世界,並且採取措施,想排除他們在這次戰爭中的敵國參與創造和平世界的一切活動。這就是說,他們想在締結和約時使敵國處於完全癱瘓狀態。這樣他們就能把一切條件強加於它,而這個癱瘓了的國家就不得不逆來順受。
  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無疑也是對全體德國人民的一種歧視。鬥爭的矛頭不是對準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而是對準了德國人民,並且要把他們徹底打垮,倒在地上起不來為止。
  這個要求對德國人民在1943年的情緒和對我們繼續進行戰爭的必要性的認識產生了什麼後果,我在回答第二十八個問題時還將詳細地談到。
  在這裡我還想提一下幾個英國人和美國人對無條件投降的這一政治要求所作的政治評論:英國歷史學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寫道: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提出無條件投降的這一政策的結果,「使得戰術上極其荒謬、戰略上毫無意義的戰爭繼續下去」。
  軸心國加強了抵抗。由於一切實現有條件投降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就不得不把戰爭進行到德國徹底崩潰為止。
  英國部長漢基勳爵就無條件投降這一要求抨擊了這一政策的炮製者的道德觀。他說:「不幸的是,這一如此違背耶穌登山寶訓精神的政策,並不適於加強盟國的道德地位。」
  海軍上將尼米茲在他的《大西洋上的勝利——同軸心國的海上作戰》一書第129頁上關於無條件投降的這種要求寫道:『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後的當天,向新聞界宣佈了一項他本人與丘吉爾首相共同擬訂的政策,這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軍界領袖大為震驚。這就是美英只接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定。既不提出條件,也不就條件進行談判,就是拿破侖在他達到征服別國的頂峰時也沒有把談判的大門關得這麼死。決定這樣死板的政策已經夠糟了,再把他公佈於眾那就更糟了。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是與英美政治家過去的諾言——他們不是與人民作戰,而是與那些引導人民走上歧途的頭目作戰——相矛盾的。這種錯誤的政策即使十七、十八世紀的政治家們也未曾犯過,他們比今天他們的某些後輩更懂得,今天的敵人也許有需要成為明天的盟友。而且追逐一場徹底勝利的戰爭,會使得戰勝者和被戰勝者同歸於盡。」
  我還想講以下一些話來結束關於無條件投降這一問題的回答。這個政治要求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在軍事上戰勝德國早已定局,但徹底打垮德國的意願,卻是通過政治上錯誤地延長戰爭來實現的,其結果就為俄國人佔領東歐大開方便之門。俄國人的這一勝利至今對英美的政策還有著極其嚴重的危害性。通過延長戰爭來達到徹底打垮德國的這一無條件投降的要求,迫使英國人和美國人直至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他們1945年就認為已取勝的地區,卻要付出數十億巨款來駐紮軍隊根據他們目前的政策,不僅為了保護我們,而且為了保護自己免遭當時戰爭後果之害。有誰戰勝一個國家是為了以後出於自身安全在那裡還得數十年之久地駐紮軍隊呢?我認為,這個無條件投降的政治決定及其軍事後果,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一個重大錯誤,那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了。在回答下一問題時,我將繼續談到這方面以及希特勒在這方面的罪責。
  二十八、您在什麼時候認為戰爭打輸了?
  毫無疑問,我們在斯大林格勒的失敗給我們整個戰略形勢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第六集團軍在這次戰役中的失敗,很清楚地表明希特勒1941年6 月計劃的破產。在這一計劃中,希特勒想通過戰勝俄國來確保和加強我們在大陸的地位,從而迫使英國這個海上強國也不得不承認,繼續與我們作戰是毫無前途的。而這時我們戰勝俄國這個敵人已經無望;恰恰相反,我們進駐俄國的軍隊必須向西後撤並且不得不估計到將進行艱苦的抵抗。
  因此,我們在東方戰線的局勢正是我們為什麼根本不能再指望打贏這場戰爭的原因之一。
  接著就是1943年5 月潛艇戰的崩潰。在這以前,我們的潛艇戰遏制了兩個海上強國在我們歐洲大陸擴大它們的優勢力量。由於德國潛艇擊沉了大量船隻,所以,儘管英美在它們本國加緊趕造商船,但它們手頭能供使用的船隻的噸位還是不斷地減少。即使1943年5 月起潛艇戰不能再取得重大的戰果,但新造商船的數量直至1943年7 月以後才超過其損失的數量。
  我已講過,我們曾採取了哪些措施,使用了哪些新型潛艇想使我們的海軍重振旗鼓。但是,何時能實現這一點,海戰是否還能及時地取得成功,這在1943年還完全沒有把握。
  1943年上半年的戰局已嚴重到如此程度,使得我們不得不估計到戰爭的失敗。1944年夏天,英美入侵諾曼底半島,成功地在法國開闢了反對我們的第二戰場之後,對我們的敵人來說,最後贏得戰爭的前景,幾乎已確定無疑了。
  但是,1943年和1944年,我們除了已經採取的軍事行動之外還能採取別的什麼行動呢?
  當時,大部分德國人民和士兵是支持希特勒的。一些人曾想推翻希特勒的專制統治,儘管他們的道德動機值得讚揚,但另一方面由此而產生的混亂將削弱我們前線的戰鬥力,其結果也許會使德國士兵遭到更大的損失。——何況,德國人民知道我們敵人的要求,只有無條件投降才能考慮和我們締結和約。就是推翻了希特勒也不能對此有絲毫改變。——我們也知道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關於在奪取勝利後徹底消滅德國工業和把德國變為農牧國的計劃。這就意味著,千百萬德國人必須餓死。我們也知道,1944年秋天,在魁北克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批准並簽署了這項摩根索計劃。後來他們想規避這一計劃。然而,這樣一來,他們與他們的盟友斯大林就造成了矛盾,斯大林把這項計劃完全作為自己的計劃了。在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要求在戰勝德國之後把千百萬德國人作為勞動力運往俄國。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也堅持要求至少消滅德國工業的百分之八十;此外,他還要求德國人付出幾十億的戰爭賠款,並且再三要求把千百萬德國勞動力運往俄國。即使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德國投降之前還沒有堅持這一要求,但是,對他們來說,事實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戰勝我們之後,根本不允許再有一個德國政府存在。在未來的和平年代裡,德國將受戰勝國的統治。為了這一目的,戰勝國將分割德國,並且打算把諸如普魯士這樣的德意志國家消滅掉。
  在1943年至1945年的戰爭年代裡,盟國對德政策的總方針是:無條件投降,消滅我們的工業,支付幾十億的賠款,把勞動力運往俄國,不允許再有德國政府,就是說,德國人民沒有任何權利,由戰勝國來統治,分割德國,也就是說,把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前途完全拱手交給敵人。總之,這個總方針使得我們除了繼續戰鬥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餘地,因為,有哪一個人,當他的敵人對他說:「如果放棄戰鬥,躺倒投降,我就把你割成四塊,並對這四塊任意加以處置」,就會乖乖地躺下呢?有哪一個人會自願屈服於這一要求呢?在這一戰爭時期,德國人民也同樣處於這種局面,儘管他們已認識到不再可能取勝。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處境。
  我所談的整個情況中,還沒有提到屠殺猶太人一事。這—件事對於盟國對我們的態度上肯定是有影響的。但是,這種可怕的屠殺猶太人事件是背著德國人民、在對德國人民極端保
  密的情況下,由德國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幹的,大多數是遠在東方,遠在德國本土之外進行的。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德國人民對消滅猶太人一事是毫無所知的。這樣一種行為是出乎正直人們的一切想像之外的。因此,他們也根本不會懷疑竟會發生這種事情。如果今天外國人對我們說:「為什麼你們在戰時不收聽英美廣播呢?在這些廣播中不是報道了屠殺猶太人的種種事件嗎?」——對此,我們只能作這樣的回答,並且不禁要問:「難道美國人民或英國人民群眾在上次戰爭中不聽本國的廣播而聽德國的廣播嗎?」眾所周知,在戰爭中,敵人的廣播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進行戰爭宣傳的。所以說,美國和英國人民群眾肯定沒有理由收聽德國的戰爭宣傳。同樣,德國人民也沒有這種要求,因為通過收聽外國電台而能知道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說,這也是出乎德國人的一切想像和推測之外的。在回答下一個問題時,我還將說明,在戰爭結尾時,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知道這種屠殺猶太人的事件的。
  所以,儘管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再取得勝利,但我們除了繼續戰鬥,希望取得比無條件投降較好的條件外,別無選擇餘地。盟國政府聲明的矛頭也不僅僅是針對希特勒或納粹專制統治的,而且是針對被徹底戰勝了的德國人民的。德國人民應該無條件投降,德國人民在未來的和平中不許有任何權利,甚至在自己的國家內,也不許有任何權利,德國人民應在工業上和經濟上被消滅。
  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在1943年和1944年沒有一個軍事領導人能夠提出投降的建議。
  抱這種觀點還有一個理由必須一提的:當時,我們如果投降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把這時正在東線深入俄國作戰的三百五十萬德國士兵交給斯大林。因為投降就是向部隊表示和要求部隊停止戰鬥,放下武器,去當敵人的俘虜。這對東線作戰的大部分部隊來說就意味著在俘虜營中等待死亡。
  二十九、關於希姆萊指揮部所犯的罪行,您知道哪些?當您知道後,您採取過哪些措施?
  1945年5 月初,我以國家元首的身份代表德國在弗倫斯堡的米爾維克按照我的計劃實行投降。5 月5 日,米爾維克駐軍首腦通知我,據弗倫斯堡的港務監督證實,有一艘維斯杜拉河的小船在幾個星期前從但澤出發越過波羅的海,因受戰事影響而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向弗倫斯堡駛來,現已到達。船上約有三百名集中營囚犯,處境十分危急。我立即下令援救那些在這次運輸途中仍還活著的囚犯,首先是給予醫藥治療。
  接著有人給我送來一份關於船上發生的情況的詳細報告,說該船靠岸後,船上的看守人員似已迅速潛離。
  長途運輸當然會給囚犯們的處境帶來困難,但在我看來,事情很清楚,船上的情況是由於一種違反法律和道德的罪行所造成的。這就是我和我的同僚們從這次運輸中得到的關於集中營虐待囚犯事實的第一個「警報信號」。
  1945年5 月7 日,我派去與艾森豪威爾進行投降談判的馮·弗雷德堡海軍元帥從美國司令部回到了我這裡——弗倫斯堡的米爾維克。他給我帶來了一份美國士兵報《星條旗報》。報上登載了魏瑪近郊埃特斯山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照片。這些被殺害和餓死的集中營囚犯的照片慘不忍睹。即使在戰爭結束時,集中營的供應會遇到困難,致使情況惡化,但我認為那裡出現的狀況無疑是犯罪,這是任何其他理由都無法為此辯護的。弗雷德堡和我,』還有我的司令部的全體人員,全都大吃一驚,我們過去總認為像這類事情是不可能出現的。5 月9 日,我接到了港務監督關於上述維斯杜拉河小船的報告。
  在5 月初的這些日子裡,就是說,在德國投降後的頭幾天,我們還陸續收到了有關德國集中營情況的消息。
  我的副官呂德·諾拉特海軍少校,在他的5 月1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一段話,這段話也說明了這件事:「12時,外交部長凱特爾陸軍元帥聲明:「最近時期,有關集中營中無法維持的情況和違法事件的消息,日見增多。此外,因原有看守人員逃離,而由國防軍承擔了看守和照料任務。由於德國人民和國防軍不明實情,因而有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聲明,我們與這些罪行無關。」
  我們總是希望這類事件僅僅在個別地方發生,但我仍然認為應該立即徹底地、毫不容情地把罪魁禍首調查清楚。考慮到德國人民的利益,我認為把在嚴格保密的幌子下所犯的這類罪行調查清楚也是必要的。因為德國人民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他們無疑有權提出要求,通過澄清這些事件來公開表明他們自己的純潔性。
  在和我的外交部長、帝國臨時政府首腦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取得一致意見後,我以國家元首的名義頒布了一道命令,委託帝國法庭作為德國最高法院立即追查這些事件。
  命令如下:命令: (一)、凡屬違反普遍有效的法律與道德原則和已公佈的法律條例而逮捕、審問囚犯,把他們關進集中營並在集中營中處置和虐待他們的事件,必須立即調查清楚。所有違法事件應根據有效的刑法對有關人員加以懲辦並立即判決和執行。
  (二)、 (1 )我授予帝國法庭的最高檢察官行使調查這些違法行為和起訴的權力。
  (2 )帝國法庭對此類案件的判決必須負責到底。
  (三)、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
  海軍元帥鄧尼茨(簽字)。
  1945年5 月15日於大本營。
  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把這個命令及一封附信寄給了盟國武裝力量最高司令部的艾森豪威爾將軍。施威林·馮·克羅西克在附信中說:「1 .德國人民對集中營裡發生的情況迄今一無所知。集中營與外界完全隔絕,在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絕對保密的,甚至德國的領導人員也不可能獲悉集中營中的真相。
  「2 .德國人民一致憤慨地譴責如盟國報道中所描述的關於拷打和慘殺囚犯的事件,因為這些事件與德國人民的品德和道義感的原則格格不入。立即嚴懲犯罪分子,是符合德國人民真正的正直感的。
  「為了使宣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持久的影響,海軍元帥根據我所作的一份附有副本的報告,認為有必要把調查與宣判的權力移交給作為德國最高法院的帝國法庭機構。海軍元帥對我附有副本的報告作了答覆,他指定帝國法庭對各個事件立即進行全面的調查和作出懲處,並頒布了上項命令。
  「3 .將軍先生,我請求您使帝國法庭能盡快地執行宣判,以滿足海軍元帥和帝國政府對罪魁禍首進行宣判和懲罰的願望。
  馮·克羅西克(簽字)」。
  1945年5 月17日,美國大使墨菲到弗倫斯堡的米爾維克來找我。他是艾森豪威爾司令部中的一位美國政府的政治代表。我同他進行了會談,主要是談了我對於德國東部的擔心和我被任命為國家元首的法律依據,我還告訴他,我派人寄了一份關於命令帝國法庭調查集中營罪行的文件給艾森豪威爾將軍。為了使帝國法庭盡可能迅速地在這方面開展工作,我請墨菲大使幫我在艾森豪威爾將軍跟前說幾句話,以便能採納我的請求。
  由於德國國防軍和德國人民對我們現在所獲悉的集中營的情況一無所知,我認為有必要通過向德國國防軍發佈下述命令公開地說明真相。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海軍元帥鄧尼茨)。
  1945年5 月18日於大本營。
  德國武裝部隊!
  在我們的祖國遭受失敗面臨嚴重考驗的日子裡,我們要能維持秩序和安全並能履行由於投降而加在我們身上的義務,其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把那些重要的刑事犯和違反道德犯關進牢房去,從而使他們不能再犯罪作惡。
  我以深惡痛絕和不勝遺憾的心情瞭解到在集中營內對待和處置囚犯時那些損害人類尊嚴的情況。
  我知道,德國士兵包括我們隊伍中履行軍人義務的武裝黨衛隊的普通成員,對以下的事件是一無所知的,這就是發生在集中營裡的主要是由於戰事所造成的那些事件,這些事件嚴重地違反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原則。
  對於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戰鬥過並履行了他們義務的成千上萬的德國士兵和陣亡戰士來說,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士兵與違背軍人意志和榮譽感的暴行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我們對這種暴行深惡痛絕。
  如果穿著灰綠色軍衣的人們由於幹了一些卑鄙無恥的勾當而玷污了德國軍人制服的榮譽,那末,我們就要自己來清洗這種污點。因此,我將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審訊囚犯的事件以及把他們關押在集中營和虐待他們的種種罪行,只要這些事件違反了普遍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原則,或者違反了已經公佈的法律規定,那就要盡快地給肇事者以法律制裁。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
  武裝部隊作戰部總參處。
  (1945年第16號)。
  1945年5 月18日於大本營。」
  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依據投降以後仍然有效的命令,相應地向弗倫斯堡米爾維克的盟國管制委員會代表、美國陸軍少將洛厄爾·W·魯克斯呈遞了一份我給德國武裝部隊的命令,並請他批准和公佈這一命令。約德爾上將把我的命令送給了魯克斯,但得到的回答卻是禁止公佈這一命令。
  為了維護德國士兵的正直和純潔,而首先是為了對英勇陣亡的將士表示敬意,我認為我的命令是必要的,可是它卻不能貫徹執行。
  同樣,我請求艾森豪威爾將軍批准關於帝國法庭追查集中營犯罪事件的命令,也是杳無音訊。
  顯然,盟國當時認為,由我們德國自己的法庭來追查這種犯罪事件是不合適的。也許他們認為,只有戰勝國才能主管這類事。我過去和現在都一直認為,如果由當時德國法庭對上述違反人道的罪行立即進行追查的話,那就更為正確。這是我們德國的應盡義務。立即弄清這種非人道的暴行,也許對德國人民恢復道德上的名譽是重要的,這樣做,也許不會給我們帶來由於後來戰勝國追查犯罪事件而必然產生的政治上的不利,而這種政治上的不利對聯邦德國來說迄今依然存,在,這全是因為當時盟國拒絕了我提出的立即由德國法庭追查犯罪事件的建議所造成的。
  對德國人中的一小撮人犯下的罪行問題,我想用紐倫堡審訊的回憶來作解答。在那裡,我們看到了由美國方面拍攝的一部影片,它向人們展示了德國投降後,魏瑪城居民接到美國佔領軍的命令,要他們從魏瑪到埃特斯山去觀看那裡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恐怖景象。這些魏瑪城的德國人多年來一直生活在集中營的附近。人們在電影裡看到他們興高采烈地交談著、帶著無憂無慮的臉部表情向埃特斯山公路走去,接著出現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可怕鏡頭。影片結束時,魏瑪城的居民又在鏡頭裡出現了,他們在看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情況後又返回魏瑪去。在回去的路上,這些人的臉部表情個個都充滿著恐怖,無一例外。看來,這次參觀給他們留下了一個清晰而又抑鬱的印象。紐倫堡法庭審訊時的美國醫生,在電影放映時站在我的附近,放映後他立即向我走來並對我說:「魏瑪人在去參觀的往返途中臉部表情的變化,最有力地證明了他們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內幕是一無所知的。」
  我認為這位心理學家、有名望的精神病醫生的看法是正確的。
  三十、您對1944年7月20日的謀刺事件當時有什麼看法?現在有什麼看法?
  對這樣一件謀刺國家元首的重大事件,當然是不能脫離德國當時所處的政治形勢來看的。如果人們只是根據以後所認識到的那種觀點來作判斷,那末,當時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態度自然是不值得讚揚的了。
  那末,在我看來,當時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1944年7 月,德國正處於同外來敵人進行嚴重搏鬥的戰爭狀態。德國軍事力量已支離破碎。我們的陸軍在同日益增強的優勢敵人進行著最激烈的戰鬥。
  在海戰中,德國的潛艇也同樣處於失敗的邊緣:為了繼續牽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戰場上的雄厚的軍事力量和物質力量,潛艇在同具有優勢的防禦力量的敵方作戰中儘管戰績很小,損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繼續戰鬥下去。
  德國海軍和陸軍的士兵們就是處於這樣一種同外來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之中。那些軍事長官們,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隊的士兵以忘我的獻身精神為了保衛祖國、保衛德國人民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這種形勢下,作為一個德國軍事長官,必須防止發生任何可能削弱士兵在同外來敵人作戰時的鬥志的情況和事件,因為他要對那些忘我地作戰的士兵的生命負責。如果我們想要瞭解這些軍事長官們在某一事件中採取某些行動的原因,就必須考慮作為一個軍事長官的這種職責。毫無疑問,如果謀刺成功的話,勢必會在德國內部引起分裂,因為當時大多數德國人還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後,他的國家機器仍在有力地提防顛覆國家的活動。
  同樣,謀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國內和前線戰士中大多數人的支持。
  這樣,如果謀刺成功,結果就會導致內戰,並且會大大削弱前線與敵人作戰的戰鬥力。
  如果謀刺成功,我們的對外政策也是絲毫不會改變的,盟國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請看第二十八個問題的回答——仍將不變。就是說,戰爭仍將不得不在一個德國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進行下去。
  當時我所知道的關於1944年7 月20日謀刺事件的形勢就是如此。這一天,因為考慮到海軍對外部敵人的戰鬥力,所以我想應盡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產生的任何懷疑。因此,?月20日這天,我明確地聲明反對這一謀刺事件。
  這可以說是一種負責的決定,是一種出於良心、出於對那些信任我並正在戰鬥的士兵的責任感的決定,因為這一決定是為了盡一切可能保持他們的戰鬥力,同時也是為了用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為重大的損失。
  我認為,當時作為一個軍事長官必須這樣做。特別是在他對於那些多數在德國國境外東部所發生的、背著德國人民在干的、大規模的殺人罪行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更有必要毫不猶豫地採取這一行動。
  我主要根據這一觀點,講一下今天我對7 月20日的謀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認為,如果德國的男女公民們經過良心上的深刻反省並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實行叛國和採取謀殺行動能夠抵制不法行為的話,那末這樣做在道義上是合理的。
  由此我認為,這是關係到雙方兩種不同觀點但對雙方而言卻又都是道德觀的問題,以及關係到相應地在良心上作出決定的問題:謀殺者的道德觀和軍事長官的道德觀。
  所以我認為,不譴責任何一方都是對的。這涉及到一個人指導自己行動的倫理上的動機,只有依據這一動機才能作出一種道德上的判斷。如果雙方都有這樣的倫理上的動機,並且根據這一動機而作出良心上的決定,那末就是在今天,我們也要尊重雙方,並且設法使當時兩種不同觀點溝通起來。
  三十一、您對波羅的海戰場是怎樣評價的?當波羅的海的海上運輸對德國的作戰起著愈來愈大的作用時,您在海戰方面得出了哪些結論?
  波羅的海對於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和軍備來說,意義十分重大。這一點沒有人比丘吉爾看得更清楚了。在回答第二十二個問題時,我已經引述過他的話,當他在1939年9 月初出任海軍大臣時曾經十分確切地闡明了這一點。
  我們在波羅的海的制海權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德國北部和東部漫長的海岸線免受敵人的入侵,從而防止敵人在德國的領土上建立一條新的陸地戰線。這種制海權就需要我們使用軍事力量保證波羅的海入海口的安全,從而使敵人不能從西面侵入波羅的海。此外,我們封鎖了芬蘭灣,使俄國的海軍以及運輸部隊的船隻不能從列寧格勒和喀琅施塔得進入波羅的海。
  我們掌握了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那就毫無問題,只要波的尼亞灣化冰後,就可以立刻從中立國瑞典越過波羅的海得到礦砂的供應,這對我們的戰時經濟具有決定意義,通過波羅的海,也同樣可提供其他的瑞典商品。不言而喻,我們在俄國的東方戰線也可以通過波羅的海的海上運輸得到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支援,我們的部隊及其武器裝備也可通過波羅的海調回西線。
  1942年,幾艘俄國潛艇成功地從芬蘭灣侵入了波羅的海。儘管我們用水雷和其他封鎖方法封鎖了芬蘭灣,但並未能阻擋它們這一入侵。為了防止俄國潛艇的這種入侵,1943年春,我作為海軍總司令下令鋪設一層通過海底的鋼索網,這樣芬蘭灣就被完全封鎖住了。俄國的潛艇再也不能進入波羅的海。1943年至1944年9 月我們的各種運輸船隻,無論是礦砂船和其他商船,還是軍用的運輸船,都暢通無阻了。
  同樣,新投入使用的德國潛艇和新型潛艇可以在波羅的海東部的安全區域以但澤、皮勞和美美爾為根據地進行演習和試航。此外,為了準備作戰而需要進行的重要活動在這一海域裡也不會受到任何干擾。
  可是,1944年夏天,我們在俄國東線的形勢有了變化,中央集團軍群的防線遭到了俄國人的突破。
  為此,1944年7 月9 日,我們在元首大本營與希特勒一起舉行了一次會議,商討如何設法改善我們戰線上出現的嚴重局勢。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莫德爾陸軍元帥、弗裡斯納將軍、馮·格賴姆上將和我。緊靠中央集團軍群北邊的是德國北方集團軍群。該集團軍群保衛著直至列寧格勒、並從列寧格勒北上直至芬蘭灣的陸上戰線。由此制止.了俄國對巴爾幹國家的突破,並封鎖了俄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
  參加會議的莫德爾陸軍元帥、弗裡斯納將軍和馮·格賴姆將軍都不同意象被迫撤退中央集團軍群那樣撤回北線的北方集團軍群,因為那次夏季撤退中的教訓告訴人們,這樣做,不付出極大的代價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敵人在夏天也有可能在公路以外的廣闊地區進行追擊,他們能夠追上正在後撤的德軍,並切斷他們的退路。因此這些軍事專家們得出結論,較好的做法是給中央集團軍群的突破區繼續增援兵力以阻止俄國的推進。會上希特勒問我,俄軍對廣闊的波羅的海的突破會造成哪些後果。我在回答中指出說,在經濟上有決定意義的瑞典礦砂的運輸很有可能中斷,因為我認為瑞典人不會冒風險與目前正在波羅的海的俄國人發生政治衝突。同樣這也會給我們新潛艇的建造和訓練帶來嚴重後果,當然,還必須估計到,我們部隊的運輸也會受到干擾。
  因此我解釋說,對於我們在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重要的一點是:最西面的陣地置於雷維爾的東部,通過海上封鎖就可能封閉芬蘭灣。因此,這是北方集團軍群能夠撤退到最西面的一個據點。但是,如果敵人能繼續從南面推進到立陶宛和東普魯士,到達波羅的海,那末,雷維爾以東的北方集團軍群的陣地對我們在波羅的海的制海權就毫無價值了。所以,整個問題的核心——撤回北方集團軍群必須從屬於這一核心——就是阻撓俄國人向波羅的海突破。
  但是,情況卻朝著另一方向發展。1944年8 月,俄國人在裡加灣附近進入了波羅的海。海軍部用已經作好戰鬥準備的大型戰艦「歐根親王號」、「呂佐夫號」、「捨爾號」和『希佩爾號」組成了一支戰鬥隊,從波羅的海出發配合陸上戰鬥以支持我們陸軍作戰。但是這也無法防止上述後果的發生。
  俄國人一直推進到波羅的海的這種政治後果是嚴重的。
  1944年9 月中旬芬蘭投降。這樣,我們過去對芬蘭灣的封鎖就喪失了作用。俄國潛艇能在芬蘭灣北部通過芬蘭領海從西面侵入波羅的海。儘管俄國的成果開始時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政治上卻發生了我們曾擔心的情況:1944年9 月26日,瑞典停止了對我們供應礦砂。很清楚,這個中立國家在波羅的海想盡量避免同俄國發生任何哪怕是極微小的衝突。
  在我們德國東線特別緊張的形勢下,我們通過波羅的海的海上運揄,對前線的供應和相應的撤退來說就更為重要了。
  1945年1 月12日,俄國人突破我們的東線,進入西裡西亞,後又抵達庫斯特林附近的奧得河中段和法蘭克福,這一局勢對我們的海上運輸威脅很大。
  為了能在俄國人衝進之前逃出來,德國人從這一地區潮水般地湧向西方。這就給海上的軍事運輸增添了額外的大量的運輸任務,人們必須把這些難民從東、西普魯士港口運往西部去。
  人們在今天很容易提出這個問題:在1945年1 月軍事形勢極為惡化的情況下,你為什麼不在這最後時刻投降呢?對此只能這樣回答: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比如說,我們不能讓德國東線的三百五十萬德國士兵在寒冬日子裡成為俄國的俘虜。就算俄國人發善心,但是要把這許多人接收下來給予照顧和安置,在組織上也是不可能的。這樣,德國的被俘人員就不得不露宿野外,他們的死亡率無疑會變得可怕。
  但是現在已很清楚,潛艇戰對海軍來說,已經不是主要任務了。這是由於上述訓練新潛艇場所的丟失,海軍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和使用潛艇,因此海軍不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這時海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在跨海支援東線,把難民、傷員和士兵送回西方。為此,我採取了相應的行動,盡可能地把海軍從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來保衛我們在波羅的誨的船隻運輸。我要求希特勒把還可使用的商船歸我管轄,因為現在海軍必須把它們的船隻盡可能編入護航隊,在戰艦的保
  護下統一行動,從西到東,從東到西地往返行駛。因此有必要由我來統一指揮海軍和商船隊。出於同樣原因,我要求國家元首委託我對德國北部調配全部的煤和燃料,這樣我就能保
  證對艦隊和商船隊在波羅的海海上航行的燃料供應。修理那些用於海上運輸的船隻,就成了造船廠的當務之急。
  這樣,投入使用的艦隊和商船隊從1945年1 月23日到 1945 年5 月投降為止,成功地越過波羅的海把總數達兩百多萬的難民、男女老幼、傷員和士兵運到了西方。這些航行是在同英、美、俄三國的飛機和俄國的潛艇、快艇作戰的情況下以及在佈滿水雷的航線上進行的。儘管其中幾艘船隻被敵人擊毀,船上人員的喪亡令人痛惜,但百分之九十的海上運輸船隻還是安全地到達了西方港口。
  對這次拯救的成功,我只能感謝命運。
  美國歷史學家把這次運輸稱之為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極為成功的一次海上運輸活動。
  三十二、1945年4月底希特勒引退後,什麼因素促使您接受了國家元首這一職位?
  1945年4 月,我們東部和西部的陸上戰線的軍事形勢急劇惡化,英、美、俄三國的戰線愈來愈接近德國的中心。這就使人不得不估計到德國將會出現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兩個地區的這種趨勢,面對這種情況,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區置於我的領導之下。但是,只要希特勒還在柏林,這個命令的行使權充其量不過是在北部的非軍事區的範圍之內,因為希特勒想把軍事領導權連同設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的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繼續掌握在他自己的手裡。四月份的頭幾個星期,希特勒打算離開柏林到德國南部地區去。可是在4 月22日他又決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彈室。我在德國北部非軍事區的行使命令權生效了。因此,我在4 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驅車到荷爾斯泰因的普倫,進了我的新指揮所。可是,軍事領導權還在希特勒手裡,他的國家機器仍然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陸軍元帥凱特爾和參謀總長約德爾將軍兩人指揮。1945年4 月底希特勒從柏林到了馬克勃蘭登堡的來因斯貝格,為的是使參謀總部在俄、英、美三國包圍柏林的情況下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
  因此,我又在1945年4 月28日驅車從普倫到來因斯貝格,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瞭解軍事情況。每條街都擠滿了來自德國東部尚未為俄國人佔領的那些地區朝西方逃亡的窮人和難民的隊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著馬車,有的坐著手推車,也有的不坐車輛,他們隨身只帶少量的在逃難途中維持生活的用品。
  我們乘坐小汽車只能非常緩慢地並且經常要離開公路穿過難民隊伍向東駛去。我們看到英美的驅逐機出現了,它們朝路上掃射。可憐的難民死的死,傷的傷。我看到一個在公路旁邊耕地的農民在敵機俯衝下來時,慌忙離開馬和犁,撲到一條濠溝裡去躲避。
  我已經解釋過,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海軍的主要任務是越海搶救難民。我竭盡全力,務使這次海上運輸盡可能地進行得又快又多。自1945年4 月23日我被任命為德國北部最高司令官以來,我立即把德國北部的非軍事指揮權控制在自己手裡,為的是能立即採取各種措施,盡可能地加快陸上難民隊伍的行進。在去來因斯貝格的路上,我親自見到陸上難民的不幸遭遇。這種難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這一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1945年4 月28日在來因斯貝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召開的分析軍事形勢的會議上,我馬上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維斯杜拉集團軍」已經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國人向西挺進。
  我也同樣認識到,最近以來我愈來愈擔心的事情即將發生,即柏林地下避彈室國家元首已無法進行統一領導。儘管我的海軍通訊部隊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同那裡仍然保持聯繫,然而被包圍著的柏林地下避彈室要對德國形勢作出判斷,以他們的立場和觀點來判斷外界形勢,已是不可能的了。
  毫無疑問,這種情況非常容易產生混亂局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講一下當時我們的軍事形勢,著重想引述一下德國投降後,根據1945年4 月底的形勢,我對我的副官呂德·諾拉特海軍少校所講的話:「由於最後幾個月的不斷空襲,一切軍工生產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彈藥或燃料的一切儲備都消耗殆盡。交通運輸完全癱瘓。在這種情況下,要對各種原料、產品、糧食進行平衡或調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的西線陸軍部隊正在瓦解。在東方,東南線部隊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奧斯特馬克,倫杜利克的集團軍群正堅持著他們的陣地,舒埃納爾的集團軍群還沒有受到損失。但是,兩個集團軍群都只有供短時間使用的彈藥和燃料。
  「援救柏林沒有成功,估計柏林馬上會被包圍。我們在東線北部的集團軍群正在向梅克倫堡地區撤退,在東、西普魯士的部隊已經被俄國優勢兵力所壓倒,庫爾蘭戰線仍然堅持著。
  「德國海軍打算同現有的商船隊一起,從庫爾蘭和東、西普魯士那裡盡可能多地把部隊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國西北部,東弗裡斯蘭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還沒有被敵人佔領。但是,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敵人在這些地區即將進行的、可以預料到的進攻了。
  「荷蘭、丹麥、挪威以及比斯開灣港口、海峽群島和敦刻爾克,仍在德國佔領之下,此刻這些地區仍是穩定的,「德國空軍只有極少的力量。由於缺少燃料,它們的戰鬥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整個軍事形勢清楚地表明,戰爭在軍事上已告失敗。由於對德國形勢不能指望實現政治上的轉變,所以當德國東部戰線和數百萬難民已經西移之後,就必須準備根據相應的方案盡快地結束戰爭,以便繼續把這些人從東方拯救出來。
  對此,就需要有一個負責的發佈命令的中央機構,一個統一的領導,這個領導能根據一個明確的方案來執行這一任務,它的指揮權要為所有德國軍事的和非軍事的下級指揮部門所承認和服從。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被大家公認的、負責的、發佈命令的領導機構,就會引起混亂,其結果將導致數十萬人無意義、無目的的毀滅,因為許多地區將會出現自行投降的情況,但與此同時也可能在同一地區發佈堅持到底的命令,其後果將是軍事紀律廢弛,部隊瓦解和發生內戰。如果沒有一個發佈命令的最高機構,那末,每一個人勢必會根據他那狹隘的地方的立場和他個人的見解去行動。對此,我只想舉一個例子:1945年4 月,漢堡區的國社黨負責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臨漢堡的英國集團軍群實行漢堡的特別投降。他一心只想盡快地防止漢堡繼續遭受損失和破壞。他沒有看到交出漢堡就意味著讓英國人獲得易北河東岸地帶,從而會使敵人很快地佔領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直至波羅的海包括基爾在內的這一整個地區。他沒有注意到,看來首先是他不懂得,這一切對於拯救難民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當我獲悉他準備親自向英國對手實行漢堡的單獨投降的意圖後,我就在1945年4 月30日給他發了如下一份電報:「1 .在目前形勢下,軍事指揮官的主要責任,就是拯救德國和德國人民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作戰的重點顯然是在東方。只有在軍事上千方百計地制止俄國人在梅克倫堡地區的推進,或者至少盡可能久地頂住蘇聯部隊的前進,才有可能使德國人逃亡出來。
  「2 .這樣的逃亡只有敞開通往西方的大門,讓難民穿過在雅爾塔商定的佔領區界線,才有可能實現。如果現在易北—特拉弗運河被英國人封鎖了,我們就會把七百萬德國人的寶貴生命斷送在俄國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絕對有必要堅韌不拔地保衛易北河陣地以對付西方的進攻。在執行這項戰鬥任務中,物質上受到的損失將會在拯救德國東部的德國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補償。但不要超越範圍去破壞港口或工業設施,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防止發生這種破壞。
  『4 .對上述戰鬥任務無保留的支持,您和漢堡市就能為我國人民命運的戰鬥作出卓越的貢獻。』德國歷史學家賴默爾·漢森在《第三帝國的滅亡》一書中就這兩種不同的立場作了評論:考夫曼首先關心的是他所管轄的城市和市民的命運。漢森接著寫道:「與此相反,鄧尼茨卻是從更為重大的戰略整體著想。為了保證在俄國人入侵之前盡最大可能拯救東方的德國居民,通往西方的『大門』就必頃繼續掌握在德國人的手裡,但只有保住了漢堡—勞恩堡防線才能使這扇大門繼續敞開,過早地交出漢堡,就會破壞鄧尼茨的計劃,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把德國東部的難民從俄國人手裡拯救出來。考夫曼是從他對漢堡這一地區負責的立場出發來看問題的:在他認為毫無意義的事情,對負責整個德國北部地區的海軍元帥來說,意義卻是十分重大。」
  從上述例子中,人們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個統一的領導,那末不同的部門就會根據不同的利己的觀點採取行動,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混亂的局面,這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
  在這樣一種混亂的局面中,敵人也將繼續戰鬥,橫衝直撞。由於還沒有實行一種使敵人對停止戰爭行動承擔義務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投降,因此,譬如說吧,德國城市還要繼續遭受轟炸和襲擊。
  如果在德國出現了那樣混亂的局面,那末也會對我們所佔領的地區產生反作用,而首先會在荷蘭、丹麥和挪威反應出來。那裡的居民很可能認為起來反對德國佔領的時刻已經到來。如果駐紮在那裡的德軍起來制止這種暴動,那就會引起戰鬥和流血,而且將來會使德國同這些國家人民的關係更加惡化。
  所以,我在1945年4 月最後的日子裡特別慎重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即一定要立刻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德國領導,根據一個明確的方案結束戰爭。
  如果今天有一位歷史學家根據其他形勢或者不太瞭解當時上下級關係的情況而這樣寫道:為什麼我不在希特勒尚未任命我之前的4 月底就去奪取領導權,因為在一個國家面臨完全崩潰的情況下,人民是會服從任何一個奪得領導權並敢於發佈命令的人的。那末,我想對這種看法作這樣的回答: 1945 年4 月底,如果我沒有受到當時最高領導的全權委任,就宣佈說:「現在,我必須說,你們得照我所說的去辦。」那肯定有的領導人不會感到對我有服從的義務,更不必說是希姆萊了。同樣,敵國對「篡權者」這一行動會作出何種反應,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這個人提出一個連敵人也不起反響的投降建議,那末,這個人還有什麼用處呢?
  可是在4 月30日晚上,我的心情大為輕鬆,因為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當我18點左右驅車從盧卑克重又回到普倫時,我的副官送來了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海軍絕密電碼拍來的電報,電報全文如下:「鄧尼茨海軍元帥:元首任命您,海軍元帥閣下,為他的繼承人,以代替前帝國元帥戈林。任命狀現在途中。您必須馬上採取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一切措施。鮑曼。」
  當我讀完這份電報後,一塊石頭從我心裡落下了。毫無疑問,我得馬上接受這項任務。因為現在我能夠進行處理和試圖制止這種可怕的混亂局面了。我還將盡最大可能把難民、士兵和許多人從東方拯救到西方,並盡快地根據我的方案結束戰爭。
  至於我是如何去完成這些工作的,我將在下一個問題中予以回笞。
  三十三、您是怎樣著手結束戰爭的?您對此有些什麼方案?
  我的政府綱領是很簡單的。我願意盡快地結束戰爭,但主要的著眼點還是在於把盡可能多的人從東方拯救到西方。
  實際上這也是我在領導海軍的最後幾個月中所一直追求的同一目標。但現在不同於過去幾個月。大批的難民和東線的德國士兵已經離英美佔領區愈來愈近,他們也許還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達西方,從而這個地區的戰爭有可能立即結束。
  因此,我必須使我的投降方案適合於救人這—一目的。我試圖採取相應的步驟來打動西方同我簽訂特別投降協定。對我來說,盟國自1943年2 月以來就提出的全線投降的要求,在1945年5 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來,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蘇占區的德國士兵交給斯大林。目前還在東方的那些難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為此,我試圖先讓德國西北集團軍群與蒙哥馬利元帥領導下的英國人實行停戰並談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們已不能或已不必為了守住盧卑克和漢堡之間的大門而在易北河畔繼續作戰,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還呆在梅克倫堡這塊未來的蘇占區的難民拯救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英占區去,那末,對我來說,這就成問題了。
  向英國人部分投降的這一決定是我打算結束戰爭的方案的第一個步驟。1945年4月30 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為他的繼承人的電報到達後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軍少將用以下的話概括了這一決定。他馬上就將這些話寫進了筆記本:「結束吧!這場英雄之戰已經打夠了。保護人民的財產,停止無謂的流血犧牲。為拯救人們——士兵和平民——免遭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而繼續與東方作戰。特別要考慮到在梅克倫堡的難民、在勃蘭登堡的文克集團軍和在保護國1的舒埃納爾集團軍群;要在易北河畔勞恩堡繼續作戰,以便讓盧卑克與勞恩堡之間的大門敞開。」
  1指捷克斯洛伐克.——譯者。
  只要易北河畔勞恩堡那裡已無必要繼續進行戰鬥,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馬利談判投降,我在4 月30日晚約請馮·弗雷德堡海軍上將於5 月1 日從基爾到普倫來找我。我打算委派他作為我方代表與英國司令談判,並盡早地告訴他此行的任務。
  這是我在4 月30日晚所作出的關於人事關係方面的第一項指示。至於其他人事安排有以下幾點首先應該提及的: 4月30日下午,我在盧卑克希姆萊那裡。他在那些尚未被敵人佔領的區域內還有充分的權力。與他相反,我在陸上是毫無權力的,因為海軍已投入海上作戰,海軍師團被派去幫助陸軍制止俄國在東方的推進。在盧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這樣的印象:當希特勒決定撤銷戈林為他的繼承人以後,希姆萊以為他將成為希特勒的繼承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為國家元首之後,我感到首先有必要與希姆萊取得諒解。同希姆萊合作,對我來說,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觀點使我難以同這個納粹警察頭子共事,儘管我還不知道他在集中營和屠殺猶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4 月30日晚,我委託我的副官打電話給希姆萊,請他當天晚上到我這裡來。希姆萊拒絕了我的副官的邀請,於是我就親自打電話給他。他答應了,當天夜裡 12 點鐘左右他在六名武裝黨衛隊軍官的陪同下來到我這裡。
  看來他預料到在我們之間會發生什麼爭執。海軍作戰部領導人邁澤爾海軍上將也擔心我會同希姆萊發生什麼爭執,他事先就派遣防衛漢堡的—『艘潛艇上的全體士兵到普倫來保護我,因為我在那裡的營房裡工作一直是無人警衛的。希姆萊跨進了我的工作室。在此我想說一點歷史事實:當時我把手槍放在寫字檯上一張拱起的紙下面,打開保險,準備隨時射擊。我將當晚希特勒拍來的電報給他看。希特勒在這份電報中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他讀了電報,臉色發青,然後站起來鞠了個躬,對我說:「請讓我在您的國家裡當個第二號人物吧!」我明確地拒絕了他的這一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他沒講一句要反對我的話就灰心喪氣地走了。我鬆了一口氣,儘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萊是否還會反對我。這就是我當晚所作的第二個人事安排。第三個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和參謀總長凱特爾陸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從來因斯貝格到普倫我這兒來。因為不言而喻,我必須不斷地、清楚地瞭解軍事形勢,以便能作出正確的決定。
  第四個人事安排是,委託我的副官打聽馮·牛賴特男爵的下落。這位德國的前任外長與我相識多年,我想讓他來擔任我的政治顧問。但是,沒有找到牛賴特。我拒絕了裡賓特洛甫的由他當外交顧問的自我推薦。這時,我就請迄今擔任財政部長的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來我這裡,提議他擔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長並代理帝國政府首腦。我把我結束戰爭的方案告訴他。他請求讓他考慮到5 月2 日,然後告知我,他願意接受我的要求。後來證明,我除了這樣做以外,別無更好的選擇餘地了。
  這就是1945年4 月30日晚我所採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經過,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日後貫徹我的意圖的。
  5 月1 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國總理府發來的第二份電報。電文如下:「海軍元帥鄧尼茨(元首密令):遺囑已經生效。我將盡快到您那裡去。在我到來之前,我建議您不要發佈這一消息。鮑曼。」
  我從「遺囑已經生效」這句話中推斷,希特勒已經死了。我認為「在我到來之前,我建議您不要發佈這一消息」這句話是不對的。相反,在這一消息還未通過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佈因而引起混亂之前,我必須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實和我的繼承事宜告訴全體德國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無論如何要防止發生混亂局面。我首先擔心的是德國武裝部隊,因為德國武裝部隊在國家元首希特勒死後就不受誓約的束縛了。如果這個事實以其他途徑通知德國士兵,那末其後果可能是使部隊土崩瓦解。
  出於這些緣由,我於1945年5 月1 日在一篇廣播講話中向德國人民宣佈:「元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因而接受了這一領導德國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務是拯救德國人,使其免遭向前挺進的布爾什維克敵人的消滅。為此目的,軍事戰鬥還要繼續進行下去。只要英國人和美國人阻撓這個目的的實現,我們也就不得不對他們繼續進行抵抗和同他們繼續作戰。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英美兩國的繼續作戰已不再是為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為了在歐洲散佈布爾什維主義了。」
  對此,我於1945年5 月1 日向德國武裝部隊發佈命令:「元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和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我接受德國武裝部隊各軍種的最高指揮權,決心把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進行到正在戰鬥的部隊和德國東部地區的數十萬戶家庭能夠擺脫奴役和毀滅為止。只要英美還在阻撓我們進行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我就得把戰鬥進行下去。』我要對德國武裝部隊說的話當然不止這些。在德國武裝部隊內部服從命令的義務問題以及由於希特勒之死而產生解除誓約的問題,使我在1945年5 月1日傷透腦筋。假如士兵們以為他們的義務已經擺脫,因而可以回家的話,那末我想避免的後果——產生混亂局面——仍然要發生,而且會犧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對前線絕望的軍事形勢和土崩瓦解的陸軍部隊,要我通過士兵們的上級軍官使武裝部隊的士兵作出效忠於我的正式宣誓,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誓約問題缺乏自願和個人履行誓約的法律基礎,那末我必須對這個問題採取必要的解決辦法。因此,在5 月1 日,我在命令中告訴德國士兵們:「我要求大家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只有無保留地執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亂和毀滅。今天誰要是逃避責任而給德國婦女和兒童帶來死亡與奴役,誰就是懦夫和叛徒。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於元首的宣誓效忠,從現在起就得對我——元首指定的繼承人——效忠。」
  隨後到來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裝部隊的將士們都無條件地服從我並執行我的命令。
  在我同凱特爾陸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關於陸上戰線的談話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庫爾蘭集團軍和在東、西普魯士集團軍群的殘餘已經面臨絕境。但我知道,還應竭盡全力將這些士兵從海上撤回西方。與此相反,還在德國東線最北部的維斯杜拉集團軍以及仍然駐紮在南方的第九集團軍和第十二集團軍離英占區和美占區的分界線已經很近了,因而估計他們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護。
  在舒埃納爾陸軍元帥領導下東進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團軍群,看來情況有所不同。由於這一地區遼闊,與美占區離得較遠,因此我認為迅速撤回這一集團軍群是必要的。凱特爾和約德爾的想法則不同。因為他們擔心從這條戰線撤回部隊,會使部隊土崩瓦解,並且必然會使其落入前後夾攻的敵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據我自己的意見而對中央集團軍群所作的相應指示,準備就這個問題與陸軍元帥舒埃納爾或是他的參謀長進行商談。其中一個接到了我的指示後,馬上乘飛機到了我這兒。
  我所處理的其他一連串重大問題,那就是涉及還被我們所佔領的地區,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還有挪威、丹麥和荷蘭。那時,這些地方還平靜無事。可是,如果我們在各條戰線上的徹底失敗暴露給這些國家的話,那末這些國家內部情況的發展將會怎樣呢?這是不言而喻的!無論如何我還得在這些國家防止暴動和任何流血事件。我要馬上同駐在這些國家的德國專員和在那裡的德國軍事首腦舉行會談,以採取相應的措施,使這些國家按照我的意願納入投降區域。我約他們於1945年5 月1日來見我。
  與此同時,我還使用一切手段把士兵和難民從海上繼續運送到西方。陸地上的部隊和難民也同樣試圖盡快地到達英美佔領區。
  5 月2 日,局勢有了急劇的變化和發展。
  英國人在勞恩堡築起了一座橋頭堡。他們就在5 月2 日從這裡發起進攻,很快便衝到了盧卑克。這樣一來,本來為從梅克倫堡地區逃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去的士兵和難民打開的「通往西方的大門」就關閉了。因此,我們在漢堡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抵抗也就毫無意義。這就需要我們盡快地設法與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領導下的英國陸軍實行停戰,著手進行部分投降。為此目的,我約海軍元帥馮·弗裡德堡到我這裡來。但是,5 月2 日我們地區的公路遭到了英國驅逐機的連續射擊,以致在那一天要與弗裡德堡會談是不可能的了。本著相同的旨在著手部分投降的精神,漢堡的作戰指揮官也接到舉行類似的投降談判的指示。
  同時,我決定將我的大本營從普倫遷往弗倫斯堡。因為我十分關心盡可能長久地保持行動自由。在英國人從易北河畔的勞恩堡向盧卑克發起進攻後,普倫就接近了現在為英軍佔領的地區。這樣我必須估計到,我在普倫隨時都有被英國人逮捕的可能。
  傍晚時分,戰鬥轟炸機的攻擊漸趨減弱。我約請弗裡德堡於21時從基爾來萊芬紹高橋。我在那裡當著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的面向他交代任務,要他設法與蒙哥馬利就部分投降一事進行接觸,要他在談判中提出連續海運士兵和難民的問題,還要求蒙哥馬利同意接受陸上的士兵和平民進入英占區。我派我最親密的同僚瓦格納海軍少將陪同馮·弗雷德堡前往。這位卓越的軍官十分瞭解所有的過程和我的一切決定。
  在5 月2 日晚上的這次談話後,英國戰鬥轟炸機又發動了進攻。飛機用前燈照亮公路以便準確地襲擊交通運輸。因此,我們在返回弗倫斯堡途中,還不得不經常停下車來。直至深夜2 時,我們才回到那裡。
  5 月3 日早晨,我特別擔心空襲是否又會開始,擔心在蒙哥馬利那裡淡判的弗雷德堡關於停戰的請求是否會獲到成功。當上午一直保持平靜時,我很希望這是弗雷德堡的談判所起的作用。
  我在5 月1 日約請的各德占區的代表,於5 月3 日陸續到達。中央集團軍群來的不是馮·舒埃納爾而是集團軍群總部參謀長馮·納茨默爾將軍。他的觀點與凱特爾和約德爾一致。
  他還向我報告舒埃納爾也有同樣的見解:中央集團軍群要是立刻撤回,就有被俄國人突破和包圍的危險。於是我就同意讓中央集團軍群暫時仍舊固守在捷克斯洛伐克東部。但這個決定使我憂心仲仲,因為在今後幾天裡,在捷克斯洛伐克將會出現什麼情況,我們全無把握。那裡的德國專員弗朗克向我建議,策動這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向美國要求投降,並請美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我同意弗朗克作相應的嘗試,儘管我十分懷疑這一投降的請求是否能夠從根本上影響盟國肯定早已作出的有關捷克斯洛伐克未來命運的協定。弗朗克即於當天回布拉格,但一去便杳無音訊。5 月6 日布拉格發生了暴動。
  同駐在仍為我們佔領的挪威、丹麥和荷蘭那些國家的德國專員和軍事首腦談話時,我明確指示,避免任何與這些地區的民眾發生衝突,直至過幾天將這些國家成功地納入我們向英美投降的計劃之內為止。
  一些德國專員向我建議,把這些國家作為進行投降談判的抵押品。這一意見遭到我徹底而又嚴厲的拒絕。像我們這樣一個戰敗國,從這種抵押晶中實在是撈不到什麼好處的。
  5 月3 日,我接到了陸軍元帥凱塞林從南方地區發來的電報。他請求我准許西南集團軍群投降和繼續進行他們東南戰線的停戰談判。我自然同意了,因為這同我的方案是並行不悖的。
  在這多事的5 月3 日午夜前不久,弗雷德堡在同蒙哥馬利會談以後回到了弗倫斯堡—米爾維克我這裡來。這次會談的主要結果是,蒙哥馬利沒有拒絕部分投降,也就是說,沒有要所有戰線實行全面投降。我如釋重負。在我看來,我已邁出了第一步。,同西方實行了停戰,還為把部隊和難民從東方拯救到西方贏得了時間。
  此外,蒙哥馬利在談判中曾要求把丹麥和荷蘭劃入投降區域之內。我立即委託弗雷德堡向蒙哥馬利宣佈,我接受這個要求。這樣就有希望至少使這兩個國家能立即確保穩定,避免任何流血事件。
  在與弗雷德堡談判時,蒙哥馬利另外還要求在投降區域內交出戰艦和商船。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這關係到繼續在海上運送難民和部隊到西方去的問題。原先我一直以為,至少在波羅的海的船隻繼續開往西方是不成問題的,但現在,我只得讓船上的德國人———傷員、部隊和難民在丹麥港口登陸。儘管為安排適當的臨時住宿、給養和醫療盡了一切努力,但由於在丹麥到達了三十萬人而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然而我們必須承擔這些困難。
  我毫不猶豫地將投降區域內的戰艦交了出去。如果說,這同所有國家古老的軍人傳統相矛盾的話,那末,在當時的這種形勢下,情況又當別論。假使我不同意蒙哥馬利的這個要求,部份投降就不會實現。由此而造成的後果將是德國北部重遭轟炸,使德國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也要受到損失。因此在同蒙哥馬利簽訂的投降協定生效的情況下,把倖存的德國戰艦交給英國人,對我來說是滿不在乎的。我向海軍作戰部部長發佈了一項相應的命令。
  我很快就從向英國人順利投降的這件事中進一步得出結論:我讓地球上各個海域內的潛艇戰於5 月4 日中午停止,旨在盡快地結束與西方的戰爭。
  5 月4 日我又派弗雷德堡作為全權代表到蒙哥馬利那裡去接受對方的要求,簽署投降書。5 月4 日晚上,我接到了弗雷德堡的報告,說事已辦妥。向英國陸軍的部分投降,包括上述擴大到荷蘭和丹麥的投降,於5 月5 日早晨8 時起生效。
  這樣,我們就感到如釋重負。停戰的第一步已告成功,無需把德國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國人的手裡。
  弗雷德堡在蒙哥馬利的司令部裡簽署了投降協定之後,又奉我的指示,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以同樣的理由和同樣的方式向美國部隊實行部分投降。
  隨弗雷德堡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的金策爾將軍,於 5月6 日早晨到弗倫斯堡—米爾維克來見我。他受弗雷德堡的委託向我報告,艾森豪威力
  三十四、您對紐倫堡的審訊和對您的判決有什麼看法?
  1944年,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在他的關於處理戰敗的德國的著名計劃中規定,對德國戰犯無需審訊即予槍決。
  與此相反,美國司法部長比德爾和外交部長斯退丁紐斯向羅斯福總統建議,對德國戰犯分為兩級進行審判:甲級:德國最高領導成員應由國際法庭進行審判。
  乙級:官職較低的德國戰犯應由各佔領國法庭進行審判。
  根據為召開雅爾塔會議而提交羅斯福的備忘錄,盟國之間進行了長時間的協商,討論了對德國戰犯的最後處理方案。
  協商的最後結果就是戰勝國締結的並於1945年8 月、6 日簽署的倫敦協定。
  列入甲級審判名單的主要戰犯總共是二十四個德國領導成員,其中也有我。我不知道,盟國對於把我列入被告之中,是否一開始就是意見一致的,但我獲悉,美國人和英國人是反對對我起訴的,因為他們在德國海軍作戰部的作戰日誌中沒有發現關於我違反戰爭法規或人類道德的事實,可是俄國人和法國人卻堅持要對我起訴。我不清楚法國人為什麼在這一點上支持俄國人。
  於是,盟國決定,自1945年10月起,在紐倫堡對德國的頭目們開庭審訊。
  倫敦法規規定,按下列罪行對我們進行審判: 1.陰謀破壞和平罪; 2.破壞和平罪; 3.違反戰時公法罪; 4.違反人道罪。
  這幾條的含義如下:關於「陰謀破壞和平罪」,盟國認為,德國頭目們為了發動這場戰爭曾進行過密謀,因而不只是國家元首希特勒對這次戰爭的爆發負有罪責,而且所有曾參與密謀的德意志帝國的頭目,無論是政界、軍界或實業界的,對此都負有罪責。
  根據這一新的法律原則,凡策劃、準備、發動、領導以及僅僅是同情或參與了一場侵略戰爭的,就構成了「破壞和平罪」。
  從「違反人道罪」的事實來看,凡奉國家之命而犯下大量罪行,如在集中營大批屠殺犯人,都應以違反國際法論處,無須考慮該國的國內法律即可提出起訴。
  總之,倫敦法規制定了新的法律,它賦予這些新的法律原則以追溯力而不顧迄今為止的「無法律規定者不罰」這一法律原則。同樣,這些新的法律原則也不考慮當前普遍適用於各國的法律,例如:服從乃軍人之天職。這就是說,從今以後凡違反國際公法者即等於個人犯罪而予以懲罰。這樣一來,歷來公認為用來最後解決政治衝突的戰爭手段,現在憑借對既往之事的追溯力,就可宣告為犯罪行為而受到懲罰。
  現在再來談我個人的問題:我是由於第一條『陰謀破壞和平罪」、第二條「破壞和平罪」及第三條「違反戰時公法罪」而在紐倫堡受到控告的。
  在紐倫堡對我的起訴和審訊的四個戰勝國中沒有哪一國就第四條「違反人道罪」對我提出任何起訴。後來紐倫堡法庭宣佈我第一條「陰謀破壞和平罪」為無罪,但由於第二條「破壞和平罪」和第三條「違反戰時公法罪」而判了我十年徒刑。
  然而,我被判為犯有「破壞和平罪」並不是由於策劃、準備和發動一場侵略戰爭,而僅僅是因為我作為一個軍人參與了一場侵略戰爭。我想在這裡提一下:紐倫堡法庭和其他佔領國的法庭判決了唯一的一個僅僅由於參與過一次侵略戰爭而有罪的德國軍人,這個人就是我。我並非由於參加對英國、法國、美國作戰而被治罪,因為紐倫堡法庭並沒有把進攻西方國家的戰爭說成是德國的侵略戰爭。我之所以在紐倫堡被判刑,那是因為我在1940年執行了上級軍事長官的命令,在佔領挪威時往那裡派遣了潛艇後援艦隊。
  毫無疑問,在任何一個國家,每一個軍人都是應該執行這樣的命令的。如果他不這樣做,那末該國家就會由於他在戰爭中不服從命令而給予嚴懲。很明顯,這樣一個不服從命令而受到處罰的軍人就會被大家視為最不道德的人。作為一個正直的軍人,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不服從命令的想法。
  當然不僅僅是這些。根據「破壞和平罪」這條新的法律,對僅僅是一場侵略戰爭的參與者也是要加以懲處的,然而,究竟什麼是侵略戰爭,在條文中既沒有明確的定義,也沒有清楚的解釋。至於一場戰爭是或不是侵略戰爭,這純粹是個政治問題。這個問題應該由政治來決定。而每個國家總是試圖在戰爭中證明他方是侵略者,或者證明本國是在受到威脅時才不得不拿起武器進行必要的自衛的。這條判刑的規定後來在朝鮮戰爭中,在1956年11月英、法進攻蘇伊士的戰爭中,再也沒有使用過。因此我認為,倫敦法規中「破壞和平罪」這一條新法律是不合理的,如果把這一新法律的全部條款施加在參加過侵略戰爭的下級士兵身上,那就更行不通了。要是每個士兵都可能依據這一法律而受到懲處的話,那末,每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士兵在戰爭爆發時都有權在他拿起武器保衛祖國之前,先考察一下本國政府所推行的全部政策,以判斷這場戰爭是否侵略戰爭。因為他如果參加了一場侵略戰爭,那末他總有一天會受到國際法庭的嚴懲。如果他考察後得出的結論是:政府下令他去參與的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那末他就有權宣佈:「不,我不幹!」於是他就可以丟下武器回老家。
  從德國方面看來,紐倫堡的這部分判決,恰好如同飛鏢一樣,立刻回擊到投射者自己身上。目前美國正處於這種戲劇性的境地:美國大學生援引紐倫堡的判決聲稱,他們有權利、有義務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是否合法進行考察。根據考察結果,他們拒絕服從國家規定的兵役法。於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為了對國家和全體人民負責而採取重大決策的權力竟被一部分公民剝奪了。在我看來,在我們今天的世界秩序之中,還沒有哪一個政府會承諾這一法律觀點,我也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政府把它付諸實施。
  同樣,這一新法律要把武裝部隊高級將領、部隊指揮官按上指揮侵略戰爭的罪名,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個軍官在以後由於參加一場侵略戰爭而要受到懲罰的話,那末,他就必須同政府官員一樣有權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認為,讓一個軍官享有國家政府官員所享有的這種同等權力,這樣的民主國家不要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找不出來,而且在將來也永遠不會有的。
  因此,我認為,只有這樣的原則才是對的:如果一個士兵接到政府的命令:「戰爭開始了,你必須上戰場!」那末他的義務就是理所當然地執行這個命令,因為任何國家都是政治高於軍隊之上的。這也是必要的。誰動搖了這一點,就是動搖了國家生存的基礎。
  當我據此拒絕接受對一個軍人由於他參與一場侵略戰爭而給予的懲罰時,我還想從另一方面講幾句:如果有人嘗試想防止在未來發生侵略戰爭的話,那倒是很受歡迎的。但遺憾的是,事實證明,在紐倫堡的這種嘗試不僅成了這種新判決的開始,而且也是它的結束。
  這就是說:侵略戰爭是個政治概念,在當時紐倫堡的法規裡既沒有對它下過定義,而且一直到今天也不可能對它下定義。
  一個國家的決定戰爭或和平的政治家們,當他們在行動中採取重大決策時,總是由他們的政治信念和他們所看到的政治局勢所支配的,而不是考慮到:如果戰爭一旦失敗,他們將承擔責任並會受到懲罰。
  聯合國至今也沒有做到使這一法律得到國際上的公認。
  因此,倫敦法規中關於「破壞和平罪」這條法律並不是什麼法律上的新發展,它不過是在紐倫堡由戰勝國一度用來懲處一下戰敗國而已。
  其次,我被判為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並不是以對我起訴的核心部分即指揮潛艇戰作為依據的。在指揮潛艇戰方面我沒有被判罪。
  判我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無非是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 1.1942年10月德國元首發佈了所謂「突擊隊命令」,這項命令是針對在德國從事破壞工作的敵國小股部隊的。這些小股部隊不穿軍人制服而用偽裝進行破壞活動,這種行為,如命令中所指出的那樣,是違反國際法的。因此,命令中說:他們被捕後,不應按日內瓦公約作為戰俘對待,而應交付德國保
  安處處置。關於這個「突擊隊命令」,不過是我在1942年任潛艇司令時傳聞到的一個通知而已,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一命令純屬陸戰方面的措施而同海戰絲毫無關。
  我作為潛艇司令根本沒有理由去審查這個針對敵國部隊違反國際公法行為的命令是否合法,事實上我也不可能這樣做,當時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法律權力。我認為,沒有哪個國家會有人持這種看法,即一個司令官在得到事實上同他毫不相干的命令時必得去檢驗這一命令是否合乎公理。
  我自1943年任海軍總司令以後,再也沒有聽到有關這一命令的消息,因為它僅僅同陸戰有關,直到後來,在紐倫堡我因這一命令的存在而受到譴責。
  2 .判我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的第二條理由是:我要求把集中營的囚犯充當造船廠的勞動力,雖然我應該知道,在集中營中也關押著被佔領國家的居民,他們是不應該被押去勞動的。
  事實是這樣的:當戰爭臨近結束時,我大力準備盡可能多的船隻,以便盡可能多地完成橫渡波羅的海從東到西的運輸任務,同時把傷員、難民、婦女和兒童拯救到西部港口。因此,我想盡快地在造船廠內修理好這些運輸船隻。於是,我把裝備部長的負責造船廠的代表們叫到我跟前。他們建議我使用集中營的犯人來加速修理工作。他們還補充說,集中營的犯人很樂意幹這項工作,因為在這裡幹活能使他們得到好得多的待遇。由於這個緣故,我當然同意了這些代表們的建議。
  我不知道在這些犯人中間也有被佔領區的居民。事實上紐倫堡法庭既沒有肯定也沒有確證在哪些造船廠使用過外國犯人。當然,由於造船廠是屬於裝備部長而不是屬於我管的,因此我完全不可能就這方面的情況作出答覆。
  可是,紐倫堡法庭認為,單憑在當時情況下要外國工人為造船廠幹活的想法以及在那些完全不屬我管的造船廠內發生這類事情的可能性,就足以給我判罪了。
  3 .判我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的第三條也是最後一條理由是: 1945 年春,由於我的反對,希特勒放棄了宣佈廢除日內瓦公約的打算,雖然如此,紐倫堡法庭竟然斷言,我當時是想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經宣佈就撕毀日內瓦公約。但是,事實的真相是: (1 )由於我的反對,希特勒放棄了退出日內瓦公約的打算。
  (2 )紐倫堡法庭根本無法確證我違反日內瓦公約的事實,而把企圖損害日內瓦公約的罪名強加在我的身上。
  (3 )相反,德國海軍俘虜營中英國和美國犯人自己的頭兒在戰爭結束被釋放時,曾經書面向德國海軍部證明,他們受到了相當好的照顧和寬待。這些證明都提交給了紐倫堡法庭。
  這就是判決我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的三條理由。
  對我判罪的這些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可理解的,我想在申述之前再舉下面的一些事例:紐倫堡法庭的美國法官弗朗西斯·比德爾在法庭裁判時對我投了無罪釋放的票,當時,比德爾先生的一個助手打算按照美國法庭通常的做法那樣把表決時的這個少數意見記錄下來,但比德爾先生為了不影響盟國之間的合作而沒有讓他這樣做。
  1946年9 月底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委員,在決定是否要執行對我的判決時,他的美國法律顧問曾經要求他拒絕簽字,撤銷對我的判決。儘管如此,艾森豪威爾還是同意了這個判決。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可能有這樣的觀點:政治上的考慮應優先於法律上的判斷。
  原倫敦大學教授、英國的國際法學者史密斯就紐倫堡法庭對我判決的依據寫道:「這種言詞看來是這樣的笨拙和含糊不清,它說明法庭成員在處理鄧尼茨案件時是多麼的窘迫,在判決的各個方面要找出充分的事實根據對他定罪並不那麼簡單。」
  在國外,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卓越的軍人、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法學家都認為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並且多次稱之為「出自偽善的對法律的公然曲解」。
  魏剛將軍在1958年4 月16日的一封信中關於我的判決寫道:「在我看來,對海軍司令鄧尼茨的判決是不公正的。」這封信如果在法國公開發表也許會使人感到興趣。
  法國前總理皮埃爾·艾蒂安·弗朗丹在1957年12月 18 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完全同意您信中所表明的觀點,我認為對海軍元帥鄧尼茨的判決——正如加勒裡海軍上將在這一照會中所說的那樣——簡直是一種偽善。」
  英國軍事歷史學家J·F·C·富勒在1957年7 月3 日的一封信中談到紐倫堡審訊以及關於我的問題時,他所寫的一段話也許同樣會在法國引起人們的興趣。概括起來,富勒對於我的判決也表示了與上面相同的「出自偽善的對法律的公然曲解」這樣一種意見。他在1957年?月3 日的信中寫道:「1870年9 月,德國民族報紙對於被捕的法國皇帝獲得寬大處理表示不滿,這時,俾斯麥卻不這樣看。他說:「民眾感情和社會輿論總是這樣看問題的。人們這樣認為:在國與國的交戰中,征服者理應把戰敗者交付法庭,按照自己傳統的法典對戰敗者所幹過的一切行為(不論這些行為是對戰勝者自身或是對第三者)進行懲罰。這完全是一種沒有理性的要求。
  懲和復仇同政治毫不相干。政治不應該同民眾要求報復的呼聲混在一起,也不應該只是謀求行使法官的職權。』遺憾的是,西方盟國沒有能夠為全世界產生一個俾斯麥類型的政治家。』這就是富勒的觀點。他指出,拿破侖第三在1870年的戰爭中受到了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的完全不同的處理,這位法國皇帝只不過是幽禁在加塞爾城的「威廉高地」皇宮之中而已。
  上面講到的幾封信都是寫給紐約的美國人H·基斯,湯普森先生的。
  正因為我認為我在紐倫堡受到了不公正的判決,正因為像我一開始所講的那樣,「破壞和平罪」這一紐倫堡的新法律並沒有被證明為法律上的新發展,從而不能被看作是對判決的合理的改革,所以我對紐倫堡法律第四條「違反人道罪」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本書中早巳作過敘述,當我在1945年5 月7 日作為當時的德國元首第一次得知一個犯罪集團背著德國人民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時,我立即採取了措施。我曾請求艾森豪威爾將軍盡快地促使德意志帝國法庭能夠審查和處理德國人所犯下的這種罪行。但我一直沒有得到他的答覆。
  由於當時德國方面沒有立即審理這些罪行,因此在紐倫堡對這些罪犯們進行審判,比起讓他們消遙法外,當然要好些。我也肯定,對違反人道的罪行實行制裁是倫敦法規的一個革新,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要防止顛覆政府的活動,單靠一個國家的國內法律制度顯然是不夠的。
  當紐倫堡法庭結束了審判工作,在宣佈判決前一個星期,也就是1946年9 月3 日那一天,我們這些被告獲得了在審判結束語中發表意見的權利。我在結束語中說:「我想講三件事:「1 .希望你們本著良心來判斷德國潛艇戰是否合法;我認為潛艇戰是合法的,我是按照我的良心去做的,如果有可能,我還會照樣做下去。我的部下出於對我的信任而執行我的命令,他們絲毫也不懷疑這些命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我看來,無論什麼追加的罪名都不能否定德國士兵的美好信念以及他們志願走上戰場,前仆後繼,奮戰到底的高貴品質。
  「2 .這裡紛紛傳說在戊們這些被告中間曾經進行過密謀活動。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政治信條,對這類東西,人們只能是既可信又不可信,而無法加以證實。但是大部分德國人民永遠也不會相信,他們的災難竟然是由這些密謀造成的。
  這種說法只能使德國人民從這次審訊中更加難以得出對於認識過去和未來都是極為重要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以領袖原則作為政治原則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領袖原則在全世界所有軍隊的軍事領導中已得到了最好的考驗。據此經驗,我曾經認為領袖原則在政治領導中也是正確的,特別是在1932年德國人民正處於絕望境地的時候。
  新政府的巨大成就,整個民族中出現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說明這一原則是對的。可是,儘管德國人民極大多數富於理想,行為正直,具有獻身精神,最後,領袖原則卻把災難帶給了德國人民。由此看來,這樣的原則是錯誤的,這- 個原則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人的本性顯然不可能做到不屈服—於這個原則的權力的誘惑而利用這一權力去幹好事。
  「3 .我把我的一生獻給了我的職業,獻給了德國人民。作為德國海軍的最後一個總司令和最後一個德國元首,我感到,我所做的和我所允許做的一切,對德國人民是負責的。」
  我認為,從這個結束語中可以看出,我根本沒有想到,那幾條東西竟會成為我受審判的理由,並且據此對我作出判決,我過去和現在都這樣認為,在紐倫堡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很明顯,唯獨我一個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坐牢的。
  三十五、關於您在施潘道的一段監禁時期,您有什麼要說的嗎?
  對這個問題,我想先引用別人對我在施潘道時期的有關評論。
  在我獲釋前不久,1956年10月土日,一個美國{ 己者在一本美國週刊中寫道:「獅子1頗為自在。」——「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頭腦,他毫不後悔,滿懷憎恨地做著體操和閱讀書籍。」
  1指鄧尼茨。——譯者。
  一個英國記者對我作了如下的描寫:「海軍元帥鄧尼茨一直沒有後悔的表現,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險的人物。」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們在施潘道受到法國神父們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顧。神父尼古拉評論我時寫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顯得有點謹慎。人們往往由於他政治上的狂熱和對待盟國監獄看守人員十分謹慎的態度而譴責他。看來,退休的海軍元帥鄧尼茨愈來愈表現出懷有新的政治野心。」
  法國教士尚茨在談到我時說:「我一直很同情鄧尼茨,雖然他還是所有人中最狂熱的一個,不過他不像赫斯1那樣是病態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衛意識的。他被監禁以來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頑強不屈的精神。他肯定會想,你們從我身上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我是不會屈服的。」
  1魯道夫·赫斯,德國納粹黨魁之一。——譯者。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從米歇爾·C·韋瑟爾的重要著作《紐倫堡的脫險》一書中摘錄出來的。
  米·韋瑟爾在這本書中說,我這種十分謹慎的舉止會使人們設想,我在釋放後會重新有政治企圖。對此,他寫道,人們在作這樣假設時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在被任命為希特勒的繼承人(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驚奇)之前,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家。
  韋瑟爾說對了。我在施潘道時期,以及早在。1945年5 月 22 日作為國家元首被拘捕後,根本沒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以及從戰後的形勢發展來看,顯而易見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態度並不是出於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於我個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講過的那樣,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認為,我之所以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無辜的判決,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國的政治家們認為,作為國家元首希特勒的繼承人在戰後的德國是不容許有自由的。
  在施潘道時期,我個人的觀點是,讓一切照原樣保存著。
  如同在戰爭結束時一樣,我也曾這樣命令過德國海軍:不要銷毀任何文件,因為我們的行動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在紐倫堡受審時,我一直堅持這一看法,在審訊結束時,我還是這樣明確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監禁的。
  ——這裡我想引用我的辯護律師考茨比勒在公佈判決之後對記者所作的解釋。他說:『在我看來,紐倫堡法庭對一個被證明為無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輕的懲罰了。」——這同我在施潘道時期對我罪責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並不感到有任何義務由於對我非法的監禁還要去為「款待」我的「主人們」效勞並對他們表示親熱。這就是我採取克制態度的主要原因!可是,這一態度對看守人員和監獄管理處卻產生了完全相反的結果。看守們顯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極大部分的監獄長也這樣。例如:如果我向一個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個要求時)那末這個看守——多半是個老兵——總是馬上很好地滿足我的要求。當然,看守們的這些舉動偶而也被監獄當局發覺,以致我由於在監獄裡膽敢使用「命令權」而受到兩次警告。——對此我當時只能報之一笑,因為,天曉得,這種權力不是我,而是監獄當局才配有的。
  』但是,促使我採取克制態度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從性格上來說,我不會在監禁後同看守們閒談,同他們建立任何較親密的關係,或者試圖成為取悅於他們的人。如果一個人把精力耗費在這種地方,那末,他一定會像俗話所說,帶著一隻「空鍋子」一事無成,毫無價值地活在世上。因此,我的自我克制是完全合乎我的天性的。也許,這種克制態度的主要原因是在於我相信,如果我能反躬自省併力圖使自己獨善其身,那末,我就能十分順利地度過監禁期。我盡可能地充分利用為監獄處所允許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那些東西,追根究源或者深入探討,把它們弄清楚。我努力從我所能看到的那些書本中認真吸取精神上的東西,並盡可能地把它們化為自己的東西,因為自我修養是指人們把那些根據自己的觀點從精神上加以「消化」了的東西變為屬於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指人們僅僅讀過一下稍稍記在腦子裡的那些東西。
  這樣,我就打算按照歌德在他的《西東集》這本詩集的《蘇萊卡》中的原則度過這幾年生話,歌德寫道:「人若不計得失,生活隨遇而安;如欲一成不變,就會丟失一切。」
  最初幾年,我們是單獨監禁的。這就是說,我們在庭園裡一起勞動時互相不能講話,當我們離開單人牢房去洗東西或領飯時,更須保持沉默。——這種庭園勞動是在監獄圍牆之內的一片沙地上進行的。在最初的「沉默期」,特別在往後的幾年裡,我們七個施潘道的犯人在共同的勞動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庭園勞動中,我同前德國外長馮,牛賴特男爵相處了多年。今天我還滿懷敬意地、衷心地思念著他。我認為他是我一生中有幸結交的一些最好的友人之一。我認識他是在1915年,那時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德國大使馮·汪根海姆男爵手下的一名參贊。有一次他應我們的長官海軍少校克諾爾的邀請偶而來到「帝國佈雷斯勞號」作客。當時我是克諾爾的副官,因而我也能榮幸地參加會見。——三十餘年後,我們又在施潘道朝夕相處,我們在一起回顧往事和一生的遭遇。
  我從他身上學到不少東西。——那幾年的庭園勞動使我們常在一起,這方面他懂的東西當然比我多,因為在此以前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海上度過的。布這方面我也是要向他學習的。
  我們相處得很好,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是志同道合的,我們互相幫助,共同度過這些歲月。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他的健康狀況壞極了,他已經年逾八十,感謝上帝,他總算在1954年 11 月被釋放了。——我和牛賴特僅僅發生過一次爭吵。牛賴特原是個好獵手,相反,我曾有二、三次應邀去獵小鹿,然而每次都是一無所獲。(剛才我忘了說,有一次,我在非洲伴隨一位熟識的農夫去捕鱷魚。那條鱷魚本來是可以被我獵獲的,然而在關鍵時刻我卻射偏了,於是,這條鱷魚使勁地甩著長長的黑尾巴一頭鑽進水裡去了。)在施潘道,每當牛賴特斷定有田鼠在我們的沙畦裡挖洞時,他就獵興大發,在田鼠溜出來時,他總想扔它。我對待田鼠卻同他不一樣。我們發覺,田鼠特別愛吃水芹的根,這樣,我們的水芹就枯萎了,這使牛賴特很傷心,因此他決心要消滅畦中的這些田鼠。當他能打到一隻田鼠時,他就獵興勃勃,雙眼熠熠發光。有一次,我把兩塊麵包放在鼠洞口,緊張地等待著,看看是否有田鼠跑出來吃麵包。果真不出所料,一隻田鼠爬出來東嗅西聞,小心翼翼地找麵包屑吃。正在這個時候,牛賴特跑過來了,我們發生了在施潘道的唯一的一次爭吵。他對我說:「鄧尼茨,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在這裡是幹什麼的!要末我們乾脆在這裡搞個動物園,要末我們在這裡好好種植青菜和水芹。我們再也不能縱容這些危害園內作物的動物了。」這就是在我們之間發生的唯一的一次半真半假的不睦。我深深地懷念牛賴特!
  上面我提到了關於我們單獨監禁的事。只要還有一個象魯道夫·赫斯這樣可憐的人在施潘道坐牢,我就不想在此繼續發表關於我們待遇的意見。
  三十六、您今天對於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行動和功績有什麼總的看法?您是怎樣被任命為德國海軍總司令的?
  1942年12月,我們的重巡洋艦在挪威北面對一支為俄國運送軍需物資到摩爾曼斯克去的英國護航艦隊發動襲擊,沒有取得成功。我們巡洋艦這次出擊不利,促使希特勒下令立即讓海軍大型艦隻退役並加以拆毀。海軍元帥雷德爾表示反對並提出辭職。這一行動使希特勒感到意外,但他還是接受了雷德爾的辭呈。希特勒委託雷德爾物色一個繼任人。沒有多久,1943年1 月14日,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希特勒遞交了如下報告:「我的元首:遵照您的命令,關於選擇我的繼任人,我建議如下:我認為海軍元帥卡爾斯和海軍上將鄧尼茨最為合適,後者在戰爭中屢立戰功,我曾三次予以優先提拔,晉級很快。海軍元帥卡爾斯(五十八歲)在軍官團中由於一些人先後解職而居於首位。根據他的人格和他在指揮作戰以及其他方面(船艦型號,組織)的豐富經驗,我認為他特別合適。由於軍官雖立有戰功,但不能越級提拔,所以任命卡爾斯,看來不會有什麼困難。鄧尼茨也同樣合適,任命他,有利之處甚為明顯,即特別突出潛艇戰對於戰爭的決定意義;不利之處則在於,任命鄧尼茨上將為海軍總司令後,他就不能像現在這樣全力以赴地直接指揮潛艇戰了。這一不利之處也許可以採取組織措施得到彌補。我的元首,謹請您據此做出決定。」
  在1939至1942年間,我是潛艇指揮官,按當時的軍事組織系統是隸屬於德國艦隊司令之下的。因此,在人事管理以及有關的規章紀律方面都受制於上級,但在作戰時,我是獨立的並且直接對海軍總司令負責。
  在上述這段時期內,艦隊司令官有伯姆上將、施尼溫德上將、呂特晏斯上將(後來陣亡於「俾斯麥號」艦上),他們作為我的軍事上級,都對我作過鑒定。在這些鑒定中寫道:一個「擬可授予最高領導職位的旗艦司令」,一個「可於日後擔任艦隊司令或海軍總司令的軍官」,「根據我的看法,這是一個可提拔到最高領導職位的合適的人物」。
  為什麼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要提這些事情呢?我認為有以下兩個原因: 1.自1942年年底以來,我作為潛艇司令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之間在公事和私人關係方面發生了分歧。分歧的原因是,在我看來十分迫切的建造潛艇問題在裝備方面沒有得到優先重視,這樣就使得我長期以來憂心仲忡。我擔心,儘管德國潛艇在數量很少的情況下取得了戰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頑固的防禦力量和英國、美國所增添的商船終將打敗德國的潛艇戰。由於在總戰略方面我和雷德爾之間的分歧愈來愈大,致使在海軍作戰中並沒有把重點堅定地放在我認為是正確的潛艇噸位戰上面。例如,把潛艇調遣到收效不大的地方去,從而使擊沉的數字從1941~1942 年總噸位約為一百萬噸的高度降下來,如我在回答第十五個問題時所說的那樣。
  雷德爾和我之間的分歧當然在海軍中保不了密,不言而喻,上面提到的幾位艦隊司令對此是知道的。
  儘管這位海軍總司令和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上面提到的幾位艦隊司令在關於我的鑒定中還是堅持了他們自己的看法,認為我當海軍總司令是合適的。同時,儘管雷德爾和我有分歧,但他本人在給希特勒的信中還是推薦我當海軍總司令。在我看來,這充分證明了海軍高級軍官具有尊重客觀的正直的作風,他們都是非常客觀地看問題,而不是從私人分歧來決定他們行動的,這種分歧對他們的行動可說是毫無影響,最好的證明就是雷德爾本人。他在辭呈中對我做出了十分客觀的結論而沒有考慮到多年來他和我在公事和私人關係方面所發生的分歧。
  2 .為什麼我要引用雷德爾的信和三個艦隊司令對我的三種評語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力圖使本書在關於這一問題的解答方面有助於說明歷史的真相。有一些人片面而輕率地聲稱,希特勒任命我為雷德爾的繼任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與海軍元帥雷德爾的願望和想法背道而馳。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所以,我引證了1943年1 月14日雷德爾海軍元帥的信,這封信現在存放在弗賴堡的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裡。
  這樣,在1943年1 月30日,我當上了海軍總司令。我要滿懷信心地強調,雷德爾交給我的那部分國防軍在思想感情、同志關係和遵守紀律方面都是團結一致的。根據1917和1918年兵變的經驗以及1920年卡普叛亂的經驗,德國海軍對於內部協調一致,無疑特別重視,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直到這場艱苦戰爭的最後一天,德國海軍的戰鬥力始終沒有被摧毀。結果是:1939年9 月大戰突然爆發後,德國海軍在對付英國這個海上強國時,雖然作戰力量很弱,但卻無疑取得了比預期大得多的戰績。就這樣,為數不多的、比起英國來居於劣勢的大型兵艦在雷德爾的英勇而盡職的指揮下投入了戰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沉了敵艦三十三萬四千噸。
  同樣,以敵軍噸位作為戰鬥目標的輔助巡洋艦擊毀了敵人艦艇八十五萬七千噸。
  1943年春天,戰爭已進行了三年半,德國潛艇數字還未達到1939年計劃的四分之三,這一計劃對英國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線進行適合時機的決定性的打擊,我認為是必要的。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德國潛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沉了盟國商船二千八百八十二艘,總噸位為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左右,約占盟國在戰爭中損失的二千二百萬噸總噸位的百分之六十五。這個數字足以顯示德國潛艇武器的巨大威力,並且證明,德國要是能夠及時地把重點放在潛艇裝備的建造方面,大西洋的戰局將會別開生面。
  這裡還要提一下,海軍大型軍艦和魚雷艇在佔領挪威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德國海軍在戰爭最後階段往返頻繁的運輸任務中也經受了考驗,它率領一批商船穿越波羅的海,把二百多萬士兵、傷員、難民、婦女和兒童,從東方運到西方。德國海軍竭盡全部力量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戰爭末期為支援陸戰而成立的若干海軍師,儘管缺少陸戰經驗,卻英勇地經受了考驗。
  我相信,歷史總有一天會稱頌和肯定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英勇氣概;同時,歷史將會證明,德國海軍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它的總體戰略任務:如果我們至遲在戰爭爆發初期加速建造潛艇,使我們能夠不失時機地以較大數量的潛艇投入戰鬥,如果我們在作戰方面把一切措施都完全服從於意義超過一切的潛艇噸位戰,那末,這場海戰,這場以攻擊英國生命線為目標的大西洋戰役將會出現另一個局面。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第4 卷第110 頁有一段簡短明瞭、十分確切的話:「潛艇戰對我們來說是致命的災害。德國人本應把全部力量放在這上面,好好地幹一下的。」如果我們能照丘吉爾的話,也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去做,該有多好。
  毫無疑問,心理方面的因素對這種錯誤也起了作用:一些只習慣於水面作戰的海軍軍官對潛艇戰抱有懷疑態度。德國潛艇能在大西.洋卓有成效地進行噸位戰這一鐵的事實,證明他們迄今為止的對海軍戰略的看法過時了,然而要使他們拋棄這種看法卻是困難的。這種矛盾難免發生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它表明,有名望的人物對於政治軍事事件會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正是這樣的人物在改變著歷史。
  三十七、您今天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德國的政治發展是怎樣評價的?
  誰要是作為德國人經歷過最近七十年的話,他就要不斷地反覆探討這個問題:德國怎麼會遭到這場災難的,根源在哪裡?接著他要問:人們難道不能從這個根源中為未來吸取一些教訓嗎?
  只有對歷史進行精細的研究,弄清楚歷史的真實情況,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找到關於這一問題的客觀答案。這種研究必須以當事者那時所知道的情況為基礎而不能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為基礎。這種研究必須著眼於當時現實的特定環境,而不能把過去的情況混同於今天幾乎完全不同的情況來加以評論。
  我不是歷史學家,因此,我只能以我個人的見解和我個人的經驗來對第三十七個問題作部分的解答。
  由於美國參戰,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根本上失敗了。美國越過大西洋到歐洲大陸來發展它的強大勢力,這是一種危險,而我們低估了這一危險。而這卻決定了法國戰場上對我們不利的形勢。
  此外,同英國這個海上強國交戰,也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因素,然而,我們沒有在政策上採取一切措施來加以避免,其原因正如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在於我們的大陸思想;1914年戰爭開始時,德國皇帝和大部分德國人的行動使我們相信,這場戰爭要不了幾個月。我們除了相信我們能夠迅速而勝利地進行陸戰以外,還相信,在海戰方面迅速打敗英國艦隊將會取得軍事上、政治上的巨大成果,從而勝利地結束對英國的作戰。但是,我們沒有看清楚,只要德國艦隊駐紮在北海,不去對英國的生命線——大西洋海上要道——發動進攻,那末,英國人就沒有必要從戰略上被迫進行一場海戰。可是,鐵比茨艦隊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艦隻的活動半徑太小,航行持續時間太短。——這樣,德國艦隊在對英作戰的戰略上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把艦隊駐紮在北海,對英國來說並不是主要危險。
  在戰爭期間,為了在英國的通商航道上進行決定性的進攻而製造的德國潛艇,在1917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後來的失敗,那是由於英國實行了護航制,而德國方面則由於當時缺乏無線電指揮技術而不能把潛艇集中起來同英國護航艦隊交戰。
  到了1918年,對德國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已經十分明顯,這時候,人們就期望,也許能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宣佈的「十四點建議」中對待敵友雙方都做到公正無私的那種理想的基礎上,與戰勝國達成公正的和平,簽訂一項和平協定,這項協定能夠真正帶來和平並同宿敵取得和解。
  但情況並非如此。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是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因此,德國必須無條件地支付賠款。德國的東部、西部和北部的領土都被割去。德國在國外的全部私人財產都被沒收。德國軍隊縮減到十萬人,禁止設置總參謀部,不得建立德國空軍和建造潛艇。
  很清楚,德國各階層人民都認為凡爾賽和約的條件是不公平的。只是在敵方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才被迫在凡爾賽和約上簽了字,不然的話,就要對德國繼續實施飢餓封鎖並進行全面的軍事佔領。這一和約的簽訂是不合理的,它成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內政負擔。所有具有民族感的德國人都希望從凡爾賽和約苛刻的條款中解放出來,拒絕單獨承擔戰爭罪責。凡爾賽和約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把戰爭罪責強加給德國人民的,事先並沒有進行公正的調查,而有關戰爭爆發的全部文件都可以提供出來作為調查之用,從而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這樣,凡爾賽和約並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甚至對戰勝國來說也沒有帶來好處。到了1931年底,德國失業人數增加到五百多萬。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右翼的國社黨和左翼的共產黨在德國人民中間得到普遍的擁護,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1930年9 月的國會選舉使國社黨人從原先的十二席上升到一百零七席。他們提出的關於實現德國人民的團結並把德國人民從凡爾賽和約下解放出來的綱領使他們贏得了很多選票,這些選票過去一直是投老牌資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人在9 月選舉中由原先的五十四席上升為七十七席,面對這些數字,承擔共和國的內部安定和國家安全重責的德國國防軍既是高興、又是憂慮地注視著這一發展。這兩個政黨正在不可遏制地日趨強大。毫無疑問,德國國防軍寧願讓民族的國社黨取得統治地位也不願讓國際的共產黨佔上風。
  大家都記得,那時國社黨的各種傾向開始時並不是—目瞭然的。
  這首先表現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身上。他在德國人民大眾面前只顯示了他的好的一面。今天我們知道,希特勒有「魔鬼的性格」,這種人的性格除了好的一面以外,同時伴有特別凶殘的一面。這種魔鬼的性格使他在掩蓋這種凶殘的品性時無須喬裝,這種雙重性使他在心理上有可能在一種品性佔上風時就完全排除另一種品性。這就是為什麼直到戰爭結束時,甚至連希特勒周圍最親近的人都不能完全瞭解他的原因。
  就這樣,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從這時起直到1939年,他的政治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消除了失業現象,經濟走向高漲。希特勒的外交成就也是異乎尋常和眾所周知的。這些成就當然得到了德國人民大眾的歡迎。在歐洲,德國在合併奧地利、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其勢力擴大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德國政府只有在對外政策上進行克制才是正確的。因為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對德國在歐洲的壯大毫無疑問是竭力反對的。
  但是希特勒完全沉湎於大陸思想,低估了英國的敵對態度。這樣就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違背了德國大多數人民的願望,也可能違背了希特勒的本意。
  這次戰爭我們又失敗了。這就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歷史研究,查明一切原因並反覆地加以思考。但是,即使這樣,我們也難以斷定,由此而得出的關於戰爭失敗原因的總的歷史判斷,是否絕對適用於一切方面。何況,即使有了已經發生過的真實情況也不能證明,如果事情不是這樣處理的話,那末它的結果是否會這樣或那樣而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但我相信,如果希特勒對這場海戰——大西洋戰役——的意義能及時地正確地理解的話,那末,戰爭肯定會出現另一種局面i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這位陸軍人員於1962年?月11日在英國上院的一次演說中所說的那樣:「歷史的重大教訓是,對方實行陸戰戰略是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的。第二次大戰從根本上看,是一場爭奪海上航道控制權的鬥爭。」
  當然,德國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這種大陸思想並不是兩次大戰失敗的唯一原因。毫無疑問,更深刻的原因需要從我們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去尋找。
  德意志各民族在長達幾百年的歷史過程中一直沒有真正實現民族的和政治的統一。德國位於歐洲中部,德國邊界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威脅。正是由於德意志各民族分居於不同的特定的邊界地區,因此,他們的政治態度也就各不相同。
  例如,普魯士對俄國的政治態度不同於巴伐利亞對俄國的政治態度,巴伐利亞和德國西部對法國的政治態度也不同於普魯士對法國的政治態度。
  英國是一個島國,它的邊界受不到威脅。同樣,法國就其地理形勢來看,也能非常容易地把全體人民統一起來並制定一個全民族的統一的政策,而這種狀況,幾百年以來,直到德國在1871年實現(而且也只是在奧地利從德國分離出去的情況下實現)統一以前,都是這樣的。
  德國在統一方面的缺陷妨礙了全體德國人民鑄成政治上的統一的性格,即鑄成有政治涵養的性格,而不是那種無節制的感情衝動的性格。
  這種歷史狀況使得德國在政治上至今還有許多錯誤。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當然不僅是德國,其他國家在政治上也犯過錯誤。因為任何人都無法預見到未來,在政治領域內也不例外,所以,每個國家總是會重複地犯政治上的錯誤。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家們盡可能地從客觀的現實出發而決不能憑空想或感情衝動來估量當時的局勢,作出政治上的決定。
  概括起來說:正如我們今天事後所知,我們在1914年與英國交戰是一個錯誤,因為我們只有一支能在北海作戰的艦隊,根本沒有做好對英國這個海上強國作戰的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
  簽訂凡爾賽和約是一個錯誤。它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經濟衰退,特別是給德國造成了內政、外交方面的惡果。歸根結蒂,它也是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
  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錯誤。對此,德國的政治領導人其實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加以避免的。德國在歐洲的實力迅速增長,從政治上和歷史上來說,必然引起英國的敵視,但英國對德宣戰和英國長期不和解地把戰爭打下去,這對英國本身和整個自由世界來說,也是一個錯誤:英國從此失去了它的世界霸權地位,歐洲則失去了它在全世界的領導作用。
  英國人和美國人要我們「無條件投降」以及後來1945年德國的徹底崩潰,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這次德國的徹底覆滅就等於清除了反布爾什維主義最堅固的堡壘並因而在歐洲造成了一個真空地帶,這一真空地帶一直延伸到德國中部,那裡遍佈著蘇俄和它的衛星國的勢力,就在今天也還是這樣。當年政治上缺乏遠見,特別是戰勝國的美國人在政治上缺乏遠見,迫使他們直到現在還得在戰爭「打贏」以後把他們的軍隊駐防在殘存的西德,以保衛他們在1945年錯誤地認為已經實現了的和平。
  這裡我引用美國將軍魏德邁對此所寫的一段話:「我們對和平沒有提出美國的條件。我們用軍事手段來體現政治並為其自身的目的服務。我們忽略了,德國無條件投降和德國政權的覆亡必然會在中歐造成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共產主義的勢力和思想正好會來填補這一真空,如果美國人不用公正和民主的觀念去堅定地加以遏制的話,而這種觀念正是需要我們用巨大的軍事力量和精神力量給予支持的。
  「……從易北河到鴨綠江,共產主義的巨大威脅使美國面臨著危險,這種危險比我們合眾國成立以來所遇到的任何一種危險都要大得多,嚴重得多。整個事件對我們的嘲諷就是:這個蘇維埃帝國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們親手造成的。
  『……在我們這一代,美國曾經兩次把它的無可匹敵的力量投入了戰爭,使它的歐洲盟國取得勝利。我們兩次幫助別人打贏戰爭,然而我們不得不確認,我們的勝利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卻帶來了邪惡,而這種邪惡比起我們去征討的那種邪惡還要來得壞。
  『到了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溫斯頓·丘吉爾才開始認識到戰後要取得實力上的均勢,他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才開始強調:當前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務就是我們自己的軍隊要趕在俄國人前頭抵達柏林。但在這個時刻卻是美國總參謀部說丁算。美國的領導人羅斯福和杜魯門命令他們的軍隊粉碎德國武裝力量,信守與斯大林達成的協議,而無視斯大林已在波蘭違反了這些協議的事實。時機已失,一切都太晚了。』今天我們德國對第三帝國背著德國公眾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慚愧,但要每個德國人為此承擔罪責,這是不合任何法律觀點的。
  那種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在道德上要比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壞些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如果那些在戰時和戰後干了許多奪去大量人類生命的非法行為的民族具有這種觀點,那就更是錯誤的。
  我們不應忘記,在1945年以及戰爭結束後,有一千一百七十三萬德國人從他們東部的家鄉被公開驅逐出來,其中有二百四十八萬四千名男人、婦女和兒童失去了生命。
  這樣的事情並不是類似德國的滅絕猶太人那樣,由一個犯罪集團濫用國家暴力,背著德國人民,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幹出來的,它是由驅逐德國人的那部分人親手幹出來的。對此,丘吉爾1945年8 月16日在下院中說:「……這個時期,我特別研究了關於把德國人從新波蘭撤走和驅逐出去的情況報告。戰前有八、九百萬人生活在這個地區。波蘭政府說,這些人中還有一百五十萬人生活在新的邊界以內而未被趕走。其餘幾百萬不得不在英美管制區內避難,這樣,我們這個地區的糧食供應就緊張了。沒有一則消息報道這個巨大的數字。這些難民的去向如何?他們的命運如何?類似的情況將會在大批蘇台德區的德國人和其他德國人從捷克斯洛伐克被驅逐出去時以不同的形式重複出現。只有為數甚少而措詞謹慎的報告才透露一些過去和現在所發生的情況;但是這畢竟封鎖不住鐵幕後面所演出的驚人的悲劇正在把當前的歐洲分裂成兩半。」
  我們德國人不禁由此聯想起在英美空襲德國城市住宅區時所犧牲的數十萬平民。暫且不論這種空襲在道德方面的問題,即使從軍事方面來看,連今天的英國軍事歷史學家也認為是毫無意義的。
  同時,我們還要緬懷在長崎、廣島死於原子彈下的犧牲者。
  我認為,為了今後政治上的發展,相互之間做到不咎既往,少看過去,多看將來,這不僅對於德國,而且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有介入戰爭糾紛的人民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
  在我看來,那裡出現的許多問題最重要的就是,一切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家的人民目標一致地為謀求一個自由、和平地解決問題的方案而努力。
  三十八、您對歐洲的前途有什麼設想?
  我們歐洲必須團結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歐洲分成單個國家的世紀已經過去了。歐洲的各個國家同蘇俄、中國、美國這些實力雄厚的大國相比,顯得十分渺小,它們怎麼能夠單獨地同這些大國抗衡呢?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團結起來呢?我看是沒有理由可以反對的。歐洲各國人民相互關係極為密切。歐洲的所有民族都具有大體相同的歐洲文化。儘管我們在幾百年來的長時間內建立、發展和保存著各個單獨的國家,並且相互之間還進行過戰爭,但這是在生活條件和政治環境處於完全另一種狀況下發生的。然而,這種時代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歐洲各國人民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現在已經進步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即由於這種進步和由於歐洲地區的狹小、鄰近,同時考慮到使用了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從而打開了通向歐洲共同發展的大門。這樣,出於這種種原因,我們就找到了一種形式,即通過一個共同的外交上的領導機構來奉行一種目標明確的、統一的歐洲合眾國政策。這樣我們就可以最有效地保護我們的政治實力。——這種統一也能使我們維護我們共同的、十分寶貴的歐洲文化,這比起我們單獨地維護當然要好。在這種歐洲統一體中,我們在精神世界和技術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一定會比我們處於分散狀態所能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我們的歐洲合眾國在經濟力量方面也會比分散的各國的經濟力量顯示出更強大的威力。
  這樣,歐洲合眾國在政治實力方面將同現代那些實力雄厚的大國接近了許多,這是有利於歐洲安全的。也是有利於美國的,美國對我們的政治援助,特別在當前我們的歐洲尚未統一的情況下,當然是不能缺少的。如果我們統一了,歐洲將比過去強大得多。這樣,我們——美國和歐洲——在政治實力方面就佔了優勢。這樣,也就有可能及早地向俄國指明,同西方和睦相處並讓目前屬於東歐集團的國家加入歐洲合眾國是符合俄國本身利益的。俄國的政策由於對華的政治局面也許會走上這條道路。
  三十九、您目前正在從事哪些活動?
  我可以這樣說,我現在仍舊把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履行職責。
  這裡主要有兩點: 1.如果歷史學家以書面和口頭的形式向我詢問我所親身經歷過的現代歷史,我一定會答覆他們,我感到,這是我應盡的職責。這經常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並佔去我的整個工作日。大家只要想一下,譬如,為了審閱一下外文的手稿在表達上是否完全確切,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然而這是必要的。
  不言而喻,我在回答一切有關歷史方面問題的時候,只有當我感到十分有把握肯定事情的經過確是那樣,我才把情況、事件和資料等等作確切的描述、列舉和說明。
  這項工作使我忙碌不堪。有時候會遇到這種情況,如有人出於真正的好心但由於沒有相應的參考資料和缺乏專門知識而寫了不符合實情的文章,經過我的解釋,得到了糾正,這就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感到,盡可能地幫助歷史學家弄清事實真相是我應盡的義務。如果我不是這樣做,致使別人在這方面的認識上得出有害的結論,那我就負有疏忽的責任了。
  2 .我在晚年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同我的舊部下保持聯繫。
  這些勇敢的人大部分至今還懷念著他們在海軍中服役的日子。那時候,他們堅定而忘我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們必須而且已經經受了考驗。無論在艦上或在岸上,他們都感受到洋溢在海軍部隊中的集體精神。這種精神也存在於上下級之間,因為作為上下級絕大多數都明白,這種共同一致的集體精神對於部隊的戰鬥力是何等重要,因而,他們不是靠軍階而是靠自己的品性和行為,努力使自己成為維護這種精神的表率c他們決不會要求下級去做自己設身處地不會做的事情,他們讓士兵自覺或不自覺地樹立這樣的信念:上級命令必須堅決執行,在戰爭中保衛人民和祖國乃士兵之天職,它高於自己的生命。
  對於他們一生中這段「考驗時期」的回憶,已經成為今天老兵彼此之間還保持著集體精神的根本原因。舉例來說,如果我今天作為前任海軍元帥和海軍總司令(當然是穿著便衣),在某個公共場所,例如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坐著吃飯,這時有一個人走到我的桌子旁邊問我,是否允許他在我身邊就座,因為他也在海軍服過役,我自然會十分高興地回答:可以。我之所以感到高興,是因為這個老水兵或老部下能夠毫無拘束地接近我這個前任海軍總司令並與我交談,說明他很清楚,我是根據他的軍人的品質和能力而不是根據他的職位高低來待人的。
  因此,在今天盡可能地保持老水兵的集體精神正是我的職責和內心的需要,因為人們總不能這樣,在戰爭時期說得很好聽:「我們是同舟共濟,互相依靠的。」而一旦戰爭結束,就擺出上級的身份,對以前的下級士兵採取這樣的態度:「去吧,現在我不再需要你們了,別來打擾我!」
  就這麼兩件事:與歷史學家的往來以及與老戰友保持軍人的集體精神。這就是我晚年活動的兩個主要內容。
  四十、結束語
  在本書結束的時候,我想從德國最高統帥部的最後一份報告中摘錄一段話:
  最高統帥部通告
  自午夜以來,各條戰線實現了停火,根據海軍元帥的命令,國防軍停止了已經毫無希望的戰爭。至此,進行了將近六年的英勇戰鬥宣告結束。我們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也遭到了嚴重的失敗。德國國防軍在戰爭後期面對強大的優勢兵力光榮地失敗了。
  德國士兵忠於自己的誓言,為人民獻出了一切力量,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後方人員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都不惜重大的犧牲全力支援前線的士兵。前線與後方所作出的一致貢獻將在日後公正的歷史評價中得到最後的結論。
  德國陸、海、空三軍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使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感到欽佩。每一個士兵可以以此自豪而無愧地放下武器,在我們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為我們人民的萬代幸福,勇敢而自信地去從事工作。
  在這艱難的時刻,國防軍懷念在前線陣亡的戰士。面對滿佈創傷、血流遍地的祖國,死者在表現無條件的忠誠、服從命令和遵守紀律方面盡了他們的職責。
  大本營
  1945年5月9日
  今天,我還是完全同意德國國防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後一份報告中的這段話。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海軍戰略>>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