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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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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前傳 作者:於濤         
三國前傳序     
  「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名家推薦語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花間一壺酒》作者李零先生: 
  斬黃巾,誅宦豎,董卓進京。故事要從這裡說起。亂世英雄起四方,家家思亂,人人思危,大家全玩陰謀詭計。講史是中國傳統,《三國演義》之前有太公故事。政治獨愛強權,文學偏憐弱者,歷史的是非或在二者之間。 
  清華大學教授、魏晉史研究專家王曉毅先生: 
  歷史選擇的北中國的霸主,不會是武夫董卓,懦夫韓馥,迂夫孔融,只能是那個有惡少氣的「英雄」曹操。這位一流的大軍事家、政治家,還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他那慷慨悲涼的詩句猶如璀璨的寶石,被恰到好處地鑲嵌在《三國前傳》營造的歷史情境中,為不可替代的建安時代精神,畫龍點睛:「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自由撰稿人、《帝國政界往事》作者李亞平先生: 
  在我看來,這本書是三國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有資格與《三國誌》《三國演義》並列在一起。如果你想不被誤導地弄清三國時代是怎樣形成的話,讀這一本書就夠了。            
三國前傳序     
  瓜熟蒂不落,水到渠不成,依據「不打不倒」這一極有中國古代特色的政治規律,腐朽透頂的東漢王朝毫無理由地繼續存在了半個世紀,在宦官手中作慣性運動,按權力競爭的「舔痔」比賽規則(《莊子·列禦寇》記載,曹商為宋王出使秦國,秦王賜其馬車百輛,回國後去貧民窟向面黃肌瘦的莊子炫耀。莊子故作驚訝問:「聽說秦王有病求醫,擠癤子破膿瘡,賞車一輛;用舌頭舔痔瘡,賞車五輛。治療方法越下賤,賞車越多。您得這麼多車,究竟幹了些什麼?」),這類不陰不陽人物因與皇帝身體的距離最近而總是贏家。巨大的歷史轉折往往以偶然事變為契機,中平六年(189)八月戊辰,袁紹率軍突入宮省,對宦官實施了滅絕式屠殺,從那些無鬍鬚而倉促中來不及脫褲「驗明正身」的冤死鬼身上,可以看出這次行動乾淨利落地剷除了寄生在東漢皇權政治中樞近百年的毒瘤,病入膏肓的東漢王朝也在這次大手術中名存實亡,拉開了三國歷史的序幕。 
  於濤博士以敏銳的史識,將189年漢靈帝死後洛陽上層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為敘事起點,通過穿插進行的倒敘,追溯了東漢中期以來外戚、宦官、士人、武人錯綜複雜的恩怨糾葛,將鬱積了百年的社會矛盾在這個特殊時空聚焦:正在「西園賣官」的宦官,不甘心政治邊緣化的西北武人,準備付諸暴力的清流士大夫,在該年四月至八月之間圍繞控制皇權進行著最後的較量,一度因大將軍何進猶豫不決而陷入僵局。洛陽政變打在了東漢王朝這個泥足巨人的腳上,龐大的帝國轟然倒塌,事態沒有清流名士預設的那樣恢復社會正義與秩序,而是一發而不可收:董卓進京、關東聯盟、獻帝西遷、中原混戰……留下的是社會總崩潰後一片血肉模糊的記載:「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曹丕語) 
  從公元189年洛陽動亂到220年漢魏禪代的三十一年間,中國歷史蹣跚在通往三國鼎立的路上。這是一條空前酷烈的戰爭兼併之路。當天命論與綱常禮教隨東漢皇權一起倒塌之後,遊戲失去了規則,道德不再有底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是禮義廉恥,智力與武力才是生存的依據。廢墟中站起的士大夫埋葬了自己的過去,拿起了劍戟,開始了由儒士向軍閥的轉化,從溫文爾雅的書生,一變為「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曹操語)者。 
  於濤博士以生動的筆觸,從士人變異的特殊視角,再現了漢魏之際新興士族社會誕生的宏大歷史畫卷,如臨其境。不僅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陰謀詭計、叛賣廝殺的歷史細節,而且展現了細節背後的動機、意志、情感與慾望,還有心靈的掙扎與無奈。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當這些後來被稱為建安名士的新興士人最終聚集到曹操幕府的時候,一個新時代開始了。歷史選擇的北中國的霸主,不會是武夫董卓,懦夫韓馥,迂夫孔融,只能是那個有惡少氣的「英雄」曹操。這位一流的大軍事家、政治家,還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他那慷慨悲涼的詩句猶如璀璨的寶石,被恰到好處地鑲嵌在《三國前傳》營造的歷史情境中,為不可替代的建安時代精神,畫龍點睛:「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如果從本科學士論文選題開始算,歷經碩士、博士至目前,於濤博士在這一領域已經耕耘了整整十二年。他出於興趣而非謀稻粱地選擇了歷史專業,這在當今時代為數不多,其中緣由是自少年時代對歷史的癡迷。當初我曾勸他不要將漢魏之際政治史作為博士論文選題方向,因為經上世紀50年代一流大家密集轟炸式研究之後,繼續開拓的難度太大,猶如挑戰高起點的跳遠記錄,每增加一厘米都要付出超常的代價。幸好他沒有接受我的經驗之談,興趣加勤奮,在這一領域別開生面。書中除了標明的前人論點外,精彩之筆多是其獨到見解。更可貴的是,多年艱難探索到的學術理念和細節,在作者同情的理解中復活,化為鮮活的歷史意象和情境,將讀者帶回一千八百多年前,血腥的三國前夜。 
  王曉毅 
  2005年11月10日於清華大學荷清苑            
*繼位之爭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序》                        
誰做天子:新規則帶來的大混亂(1)     
  東漢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歲的靈帝在他母親——董皇后的寢宮——洛陽南宮嘉德殿中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時任小黃門之職的蹇碩從靈帝手中接過了遺詔。有關這份遺詔的內容,想必董後也已經瞭然於心了吧! 
  皇帝的母親還是皇后,而不是太后,這未免有些不合常規,但卻是事實。皇帝駕崩前,沒有召集自己的大臣們,囑托一下自己身後應注意的國家大政方針,這總是讓人費解的事情吧!而靈帝生前又沒有立太子,那份遺詔是否關涉新君繼立,蹇碩沒有及時公佈,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國不可一日無君,當務之急便是確定誰來登基。 
  按理說,這本該屬於國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從東漢和帝至靈帝的一百年間,卻變公為私,成了純粹的「家務事」,料理過這樁家務事的有三種人,他們是: 
  後宮的女主子——舊朝的皇后、新朝的太后。 
  女主子的父兄。作為外戚,他們通常在「家務事」中要扮演出謀劃策的角色。因此,我們在史籍中就會看到,凡是記錄有關新君繼立的事情,就會出現一種固定的書法,即後與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說新皇帝的位子由誰來坐,這兩種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還有一種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間他們在新君繼立上也出過面,那還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歷12月14日)的時候,由中黃門孫程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謀於西鍾下」,發誓改變閻太后和其兄長車騎將軍閻顯迎立外藩繼統的計劃,要把廢太子劉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歷12月16日)夜,孫程等人發動宮廷政變,斬殺數名大宦官後,控制局勢,擁戴劉保即位,是為順帝。閻顯雖試圖反撲,但終無所成。孫程等十九人因此舉,皆封侯。 
  可見,皇帝的繼立已經脫離開了法定的程序,甚至還要出現暴力奪權的事件,顯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間,走馬燈似地換了十位皇帝,這十位皇帝繼位時年齡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歲;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殤帝,還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范曄在《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序》中說得就很明白:「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所謂「皇統屢絕」,是說皇帝沒有子嗣,也就沒有了接班人。這從和帝開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歲登基,在位十六年,雖然有過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無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們寄養在民間,後來似乎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靈帝的皇子辯就是在一位有些法術的「史道人」家裡長大的。而和帝直到駕崩前才勉強保住了一個百日大小的男嬰,算是可以繼統了。但嬰兒還沒到呀呀學語的時候,就告別了人世,和帝一脈自此斷絕。 
  不過,這並不是多麼要緊的事情,畢竟皇族還很壯大,新皇帝可以從皇族成員中產生。要緊的是,選定新皇帝的太后和外戚迷戀上了幼主登基、太后臨朝、外戚專政的模式,雖然他們會受到來自於制度層面的慣性干擾,尤其是東漢前期的當政者基於對前朝政治失誤的自覺反思,明確規定了後族不得參與政治,使得他們在政治領域中一度還有所克制,像明帝時的馬皇后尚能出面限制馬氏兄弟的參政、封侯;和帝時外戚竇憲還需借尊崇太傅鄧彪,變相地來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等。可是,太后、外戚一經控制了新君的繼立,就完全可以確立天子對他們的依附,而天子的神聖性和權威性,絕不能因為他年幼無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這樣的砝碼,太后等人就沒有必要去屈從於制度的擺佈,而反過來就搖身一變成了皇權的代表,制度就可以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后臨朝稱制,卻認為自己要和朝臣們在一起商議國家大計,是不成體統的事情,便讓身邊的宦官作了傳聲筒。宦官們一經有了這樣的機會,搖身一變就成了現實皇權的代言人,正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序》),宦官專權又在所難免。            
誰做天子:新規則帶來的大混亂(2)     
  如果上述掌握著國家命脈的各色人等,處處為國家利益著想,能夠讓手中至高無上的皇權服務於政治清明,普惠子民百姓的話,出現另類的皇統繼承模式,出現非士人的專權者,本也無可厚非。但是,歷史明明白白地寫在那裡,美好的幻想和真實的現實總有著很大的差距。 
  太后、外戚和宦官對東漢政治的介入,使得皇權發生了變異。變異後的皇權卻是以侵蝕國家政治肌體為能事,把構成國家政治的要素,都看作是可以變賣的財產,甚至出現了三公九卿可以待價而沽的怪現象,並且產生了與之相配套的交易規則——「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這些人一旦品嚐到了美食,穿上了錦衣,有著揮霍不完的金銀,沉浸在「現實利益」的無窮「歡樂」中的時候,再讓他們有所放棄,讓他們用一個健康的成人的頭腦思考思考為這個國家做一些執政者應該做的有益的事情,那可就是千難萬難了。大將軍梁冀因為聽到了八歲的質帝說他是「跋扈將軍」,敏感的神經就繃起來了,在他看來小皇帝認識是超前了,與年齡不符,對他構成了威脅。於是,就鴆殺了質帝,換個皇帝,讓自己永葆富貴。這就是「貪孩童以久其政」。 
  任由私己利益的大肆膨脹,外戚和宦官的門生、故吏、姻親、賓客充斥於國家政治機構的上上下下,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東漢末期有位很有才氣的思想家仲長統,他在《昌言》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政治已經腐敗到這種程度,東漢帝國的崩潰看來是遲早的事情了。 
  而頻繁的帝王更替也會使母后、外戚、宦官處於變化之中。新帝的確立就可能意味著新母后、新外戚、新宦官的出現,而舊集團一旦敗亡,其所釋放出的殺傷力極其巨大,往往會把國家政治推向解體的邊緣,像桓帝誅殺梁冀及其宗親,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後漢書》卷三四《梁冀傳》) 
  靈帝劉宏不是桓帝的兒子,其帝位的獲得,也是太后和外戚商量定下來的,屬於外藩繼統。靈帝的母親雖然能跟著兒子來到了京城,進了皇宮,但卻沒有資格做太后。靈帝在位二十一年,比起列祖列宗來,時間不能算不長了,他是否能夠有所作為,遏制國家政治的頹勢呢?雖然靈帝自我感覺不錯,曾經問臣下說:「我和桓帝比起來,怎麼樣啊?」言下之意,靈帝認為自己要比桓帝強很多了,自然也希望臣下知趣,說些恭維的話。可是,被問及的大臣卻不想昧著良心說話,但又不能讓這位正在興頭上的皇帝丟了顏面,便對靈帝說:「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話中有話,不要比了,桓帝就夠糟糕了,靈帝還不如桓帝。可以想見,靈帝一朝會是個什麼樣子。 
  而後世人一般也把東漢桓靈等同視之,認為那時是宦官專政,小人當道,上下離心,社會風氣敗壞,像曹丕在《典論》中說: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也說: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三國誌》卷三五《諸葛亮傳》) 
  但是在皇統繼承上,較之前朝來說,靈帝應該算是幸運的,他有兩個皇子活下來了。中平六年的時候,皇子辯十七歲(《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張璠《漢紀》說劉辯年十四。今從《後漢書》卷八《靈帝紀》),皇子協九歲。可是,麻煩也並未因此而減少。            
誰做天子:新規則帶來的大混亂(3)     
  靈帝是否顧及到了身後事,只要是蹇碩不把遺詔公佈,那就是一個謎。這就使得何皇后成為當時最為心焦的人。子榮母貴,這對於後宮的妃嬪來說是一項不變的法則。況且做了太后,那是何等的美妙!但是何後之子辯在其父皇眼中卻一直得不到寵愛。大概是因為他沒有皇家子弟的那份雍容,平素的舉止更多些世俗氣。不過,作為嫡長子的他在靈帝駕崩之後繼任大統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何後總可以心安理得地等著做她的太后了吧!然而這裡面卻出現了波瀾。 
  興風作浪者是靈帝之母董後。這位頗有野心的后妃在其子當政之時,無法得到「太后」的尊號,但是她對於參與朝政卻有著固執的追求,以致教會了自己的兒子怎樣去賣官鬻爵,把皇宮中的西園變成了錢庫。宦官成了「經紀人」。那時確定下來的賣價如果讓他們的前輩看到,也只能自歎弗如了。新規按照秩級大小來額定「零售價」,定價標準是每石一萬錢,你想做個郡守的話,就要拿出二千萬。但這裡面也有折扣優惠,條件是有德或是達到遷官年限,即「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後漢書》卷八《靈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像曹操的父親曹嵩,據說就是向西園輸錢一億,才做了太尉。 
  即便如此,作為藩妃要聽政朝堂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皇孫協對她的依賴又使她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憧憬。 
  靈帝的駕崩使得這一憧憬眼看就要成為現實了,董後當然不能放棄這次難得的機遇,她要為此做些事情。侄子董重出任驃騎將軍,有了領兵權;蹇碩也同董後結盟,這位小黃門在當時可謂權傾一時。小黃門在宦官的序列中,還不算大,但蹇碩長得壯健,還有些武略,就在中平五年(188)靈帝大興武備,組建西園軍,設八校尉,蹇碩被任命為上軍校尉,成為西園軍的統帥,在他下面還有中軍校尉、下軍校尉、典軍校尉、助軍左右校尉和左右校尉。這其中,就有漢末的風雲人物——袁紹和曹操。蹇碩掌握著武裝,是何其威武!在軍事上,就連大將軍何進都要唯蹇碩之命是從。並且在靈帝臨終前,還將皇子協托付給他照料,至於期間還有什麼隱秘,蹇碩有沒有就此事做些文章,史書缺載,也就不得而知了。而董重和蹇碩的存在,使得董後很是得意,強硬的態度也就自然地溢於言表,在何後對她顯示出某些不屑的時候,她便很急切地站出來,告誡何後說:「你不要囂張,你所依賴的不過是你的哥哥,我會叫驃騎將軍把何進的頭砍下來的。」 
  可是,董後卻嚴重低估了何後兄大將軍何進的力量。            
名士入府:是裝點還是另有企圖(1)     
  在通常人看來,何進這個屠家子能有多大的作為呢?他因其異母妹的入宮受寵而平步青雲,做了大將軍,封了侯,有權有勢。但與其妹在宮內的生活不同的是,他在宮外要處理更多更繁雜的事務,這恐怕是他從未想過的。此時的洛陽又與以前大不相同,靈帝早在中平元年(184)三月壬子就下令大赦天下黨人,洛陽城中的各官署異常繁忙起來,朝廷征辟的任命一道道發向州郡,被禁錮的黨人開始陸續回到朝堂。三月壬子的大赦令,能否看作是靈帝對前朝以及自己執政期間出現的政治失誤所作的一次認真的檢討,並且以此作為契機,來做一次徹底的革新,扭轉國家的疲敝,使得東漢帝國延年益壽?就目前所見材料而言,靈帝有此舉動,是因為害怕黨人投靠黃巾,不得已而作出的決定。 
  黨人得以自由已成事實。外戚大將軍何進也要跟上潮流。據記載,何進執政期間,共招攬海內名士二十餘人,他們是:袁紹、伍孚、荀爽、荀攸、陳寔、王允、鄭泰、華歆、孔融、申屠璠、王謙、劉表、王匡、鮑信、蒯越、陳琳、鄭玄、何顒、逢紀、邊讓、董扶、張紘等。其中可確認其黨人身份者有:荀爽、陳寔、王允、孔融、申屠璠、劉表、鄭玄、何顒等八人,並且劉表還是當年黨人中的重量級人物,名列「八及」之一(《後漢書》卷七四下《劉表傳》說,劉表為「八顧」之一。與同書《黨錮列傳》所載不合。今從《黨錮列傳》)。「及」的意思是能為人表率,是人們可以效仿的對象。「八及」之上還有「三君」、「八俊」和「八顧」。「君」是宗師,「俊」是精英,「顧」是道德楷模。「八及」之下還有「八廚」,「廚」是樂善好施,能以錢財救人。 
  然而,時過境遷,劫後餘生的黨人是否還會有明確的目標來校正群體的行為?黨人的節義之氣經過黨錮的消磨是否消失殆盡?重新回歸朝堂的黨人會把自己定位在哪裡?……問題會一直不斷地提下去,拷問著黨人的良心。 
  如果從理念上講,黨人的回歸,其首要任務應致力於矯正國家政治的偏失,將迷失方向的航船重新引入正常的航道。但黨人與宦官長期形成的宿怨仍舊橫亙在心頭,那深深的創傷不會因時光的流逝而得以縫合,宦官的存在只會消融黨人服務當時政治的意願。 
  再從現實來看,靈帝末年政局的微妙變化並沒有改變黨人的政治地位,表面上黨人受到任用,但這只不過是一種流行性的裝點,黨人仍舊遊離於政治核心之外,似乎要作為旁觀者,「冷漠」地聽任國家的衰敗。像何進為鄭玄設「幾杖」,行敬老之禮,鄭玄並不以為然,人來了就給足了何進的面子,至於做官,還是算了吧,史書中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 
  既然如此,那麼黨人入朝,只是為了在執政者面前表現一種姿態嗎?申屠璠的同鄉要勸他入大將軍府,放棄做隱士的想法,在信中這麼寫道:「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後漢書》卷五三《申屠璠傳》)前面的話好理解,無非是給申屠璠樹立個榜樣,荀爽、鄭玄都是公認的「碩儒」,他們都沒拒絕何進的美意。為什麼呢?因為現在還不是享清福的時候。這句話頗能引發人們的遐想。不能享清福,就要有所作為,但宦官仍舊當道,要作為的途徑是不存在的,除非大將軍何進會為黨人開闢一塊新天地。 
  而對於何進來說,他是不會體味到黨人的苦楚與辛酸。他是外戚,是現實政治的直接受益者,不存在與宦官的利益衝突,況且何家的富貴在相當程度上還得益於宦官的扶助,何進的弟弟何苗就曾對何進講:「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大宦官張讓也說:「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求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卿門戶耳。」(《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他們之間的默契不言而喻。            
名士入府:是裝點還是另有企圖(2)     
  這樣看來,靠何進來實現黨人與政治的再續前緣,幾無可能,申屠璠的歸隱、鄭玄的出走,乃是明智之舉。但是,黨人亦處於分化中,而且何進招攬的名士也不都是黨人。 
  在受到何進青睞的海內名士中,非黨人的袁紹具有代表性。 
  袁紹,汝南汝陽(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人。他是靈帝朝司空袁逢庶子(妾生之子),正因為此,袁紹的異母弟袁術很是看不起他,說袁紹「非袁氏子」,是「吾家奴」。後來袁紹被過繼給袁逢的兄長袁成。 
  汝南袁氏是東漢著名的政治世家,從袁紹高祖袁安為章、和二朝司徒算起,袁安子袁敞為安帝時司空,袁安孫袁湯為桓帝時太尉,袁湯子袁逢為靈帝時司空,袁逢弟袁隗為靈帝時司徒,即所謂的「四世五公」,「勢傾天下」。袁氏之所以能成為東漢政壇的常青樹,除去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外,還有依附時勢的一面。這表現為:與外戚結交,像袁紹的父親袁成,就與「跋扈將軍」梁冀是好友,當時在京師就流傳著這麼一則諺語:「事不諧,問文開(袁成字文開)。」在袁成那裡,大概沒有什麼辦不了的事;與宦官又有一層親緣,中常侍袁赦是袁氏宗族中人,袁氏也樂得認下這門親戚,在政治上可以相為表裡。依附時勢,就有了庇護,在東漢後期的政治風浪中,袁氏左右逢源,自可安然處之。而後世人卻不以為然,認為袁氏雖為名族,但有如此家風卻不足稱道。 
  有了這樣的家世,袁紹完全可以悠然地過著公子的生活,那時在洛陽公子圈中,呼朋喚友,飛鷹走狗,任俠仗氣,很是流行。袁紹雖然也一度沾染上了公子哥的習氣,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另類」的舉動。在繁華的洛陽城中,袁紹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他的「隱居」不是與世隔絕,而是對於來訪者要有一個身份上的規定,即「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切莫以為袁紹的「清高」,是要修心養性。袁紹的標新立異,是一種樹立自己聲名的速成之術,這在當時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果不其然,袁紹受到了人們的追捧,士無貴賤,爭赴其庭,「輜柴轂,填接街陌」。等到中常侍趙忠看到這一景象時,也不由得滿腹狐疑,不禁要問:「袁本初(袁紹字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三國誌》卷六《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而這個疑問並沒有太費宦官們的心思。 
  袁紹入何進大將軍府為吏,重新步入政壇,後來做了西園軍八校尉之一的中軍校尉,進入軍界。但他仍舊與何進過從甚密,何進把他視為得力的助手。同時,成為何進的智囊的還有逢紀、何顒、荀攸等人。他們同袁紹的關係也不一般。尤其是何顒,這位南陽襄鄉(今湖北省棗陽市西北)人很早就成名了,與桓靈時的政要大員李膺、陳蕃是好友。為此,在黨錮發生時,他就成為宦官要重點清除的黨人。為了免受迫害,何顒亡命江湖。但他並不像其他流亡黨人那樣,藏匿起來,不問世事,而是有意要去結交地方豪傑。就在袁紹為父母服喪期間,何顒來到汝南,二人得以相識,並且組成了一個六人的秘密團體,史作「奔走之友」。除袁、何二人外,還有東平壽張(今山東省東平縣)人張邈,這也是位著名的黨人,名列「八廚」;南陽人許攸,他是一位智謀之士,曾經參與了一次未遂的謀刺靈帝的行動,此事詳見後述;汝南人伍孚,他是一位俠客,謝承《後漢書》說他:「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還有一位事跡不詳的吳子卿。後來,袁紹回到洛陽,何顒也多次潛伏回京,「從袁紹計議」(《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他們之間究竟談了些什麼? 
  在靈帝駕崩之後,袁紹隨即向何進提出了一項「大膽」的建議:希望何進能誅除宦官,為天下除害。這或許就是袁紹、何顒密談的內容,而「奔走之友」中的何顒、伍孚作為名士,來到大將軍身邊,想必就是為了執行這一計劃而來。此前宦官因袁紹的交友而生成的疑竇也就可以解開了。            
名士入府:是裝點還是另有企圖(3)     
  那麼,何進願意有所作為嗎?大將軍的苦惱:殺不殺宦官也就在何進和宦官之間保持的一團和氣之中,偏偏就殺出一個小黃門蹇碩,明確表示出對董後的維護,並且還得意地宣稱:大將軍兄弟和天下黨人之所以不敢輕舉妄動,就因為我蹇碩手中握有兵權。 
  但是,蹇碩的這種想法未免有些單純。袁紹已經把他給看透了,而且把他作為大將軍能夠接受自己建議的突破口。袁紹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蹇碩的兵權化解掉。就此,他向何進做了一番分析,大意是講:何進兄弟都握有兵權,他們的部下都是當今英雄名士,對他們忠心耿耿,這與先前竇武、陳蕃向宦官發難,但用人不當是有區別的。只要誅除宦官,何進就可建立功勳,流芳百世。 
  但真正促使何進萌發誅除宦官之念的尚不在此。進而,袁紹通過何進門客張津,向何進轉達了另外一重意思: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董後相勾結。言下之意就是宦官的存在已經威脅到何家的利益,一旦董後掌權,皇子協登基,宮中何後母子必受傷害無疑,何進的地位隨之會發生動搖,富貴也就會隨之而去,這既不是何後希望出現的局面,也不是何進願意接受的結果。何進必須有所行動,才能從這種困境中解脫出來。誅除宦官是他必然的選擇。 
  並且,蹇碩已經在宮內作了殺何進,立皇子協為帝的準備。好在蹇碩身邊也有何進的人,在何進進宮的時候,「迎而目之」,暗示何進此處已是危機四伏,何進大驚,慌忙抄近路逃脫,隨即調動武裝,加強戒備。只要是蹇碩在,何進說什麼也不再冒險進宮了,對外就宣稱自己染疾在身。 
  而恰恰就在此時,宮中發生了動盪,動盪的結局則有利於何家。眾宦官決意維護與大將軍和何後的和諧與默契,作為表示,他們拋棄了蹇碩。而拋棄蹇碩的方式又是那樣的簡單,黃門令一人就將手握兵權的蹇碩收斬了。宮外的董重孤掌難鳴,其實力並沒有董後想像的那麼強大,何進只派出府中的家兵將驃騎將軍府一圍,董重自知大勢已去,未做絲毫抵抗,便自殺身亡。剩下宮中的孤兒寡母,又何足為慮?一紙奏章就使得憂心忡忡的董後命赴黃泉。 
  在靈帝駕崩後的第三天,即四月戊午(公歷5月15日),皇子辯登上了皇位,是為少帝,何後成為太后。一切似乎又恢復了原樣。朝堂上有了新君,政治的運行看樣子可以接續下去了。但是宦官對外戚的妥協並不意味著國家政治會自行跳出桓靈弊政的陰影。是非顛倒,道德淪喪仍舊擺在人們面前,是重走桓靈舊途?還是有所改觀?不走桓靈舊途就必須斬斷宦官伸向朝堂之手,重新將政治運作的職能交還士人,其可能出現的局面是:宦官成為刀俎之肉。此局面一旦形成,也許會削減政治運行的惰性,為士人理念的恢復創造條件,從而將國家引入治平之世。畢竟,東漢王朝過早地進入衰世,內部耗損實在太嚴重了,捨棄此途已別無選擇。而繼續與宦官維持曖昧的合作,那將是一條死路。況且,袁紹等人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除掉一個蹇碩。 
  何進雖然已經擺脫了一重苦惱,但隨之而來的苦惱使他又陷入到猶疑當中。宦官已經和他重續友情,士人也圍聚在他的周圍,可是他並沒有感覺到這兩個群體所能提供給他的寬慰,士人與宦官的仇怨不會因為蹇碩的死而得到化解,何進的快樂自然也無法消融他們之間的冰障。苦惱的延續,使得何進在猶疑當中失去了方向。接受宦官的友誼,可以安享富貴,但士人憤怒的矛頭將指向他,作為當朝的大將軍,漢帝國的實際施政者,失去了士人的扶助,作為屠家子的他又怎能管理好這個國家?如果固化與士人的結盟,以士人的理想為自身理想,勢必要與宦官為敵,危及家族的利益,這對於何進來說,又是極不願意出現的一種局面。 
  而作為非士人的外戚,何進在士人眼中也許永遠只是一個屠家子,這在何進為女求婚之事上就表現得十分明顯。何進求婚於長史王謙。王謙,山陽高平(今山東省濟寧市)人。祖王龔,順帝朝太尉。父王暢,是黨人的領袖人物之一,名列「八俊」,後在靈帝登基伊始,做過司空。王謙的事跡,我們知道得很有限。但是王謙的子孫們,卻是很偉大。王謙的兒子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王粲的孫子王弼(王粲的兩個兒子在後文要談到的建安二十四年魏諷案中受到株連,被殺。曹丕將王粲族兄王凱的兒子王業過繼到王粲名下,王弼是王業子),是中國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天才般的貢獻,創造出了一個充滿思辨的玄學世界。按常理講,王謙為何進屬吏,與大將軍結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作為名公的後代,王謙對此卻嗤之以鼻,堅決回絕了這門婚事。何進的尷尬可想而知。要被士人真心接納怎麼會那麼難?讓何進去守護士人理想,似乎是一種無價值的行為。            
名士入府:是裝點還是另有企圖(4)     
  兩難的選擇擺在面前,何進會走向何方呢?士人在期待著,宦官同樣也在期待著。一切彷彿都在未知中要悄然地走向自生自滅。 
  這時,給予何進以無限榮耀與地位的異母妹,當今的皇太后向何進表白了自己的心聲,她說:「宦官管理禁省,是漢家的制度,不能說變就變。況且先帝屍骨未寒,我怎能同士人一起共事呢?」這是太后們共有的想法。而這時再說出來,顯然在告誡何進不要忘記家族的榮華來自於宦官的關照,背棄宦官,就意味著榮華的喪失。士人嗎,可有可無。皇太后是在為兄長驅散迷霧。 
  而何進身處省外,很難有妹妹的那種心思。他實在不想在士人與宦官之間做一個裁判的角色,但來自各方的壓力正在促使他及早做出表白。 
  在猶疑中,他竟然採納了袁紹的建議:徵召四方猛將進京,從而脅迫太后讓步,誅除宦官。從表面上看,何進是要下決心投入到士人的懷抱中。但細加分析,就不難看出這裡面的文章,在當時沒有調集四方兵馬的必要。漢帝國在遭受了黃巾軍的衝擊之後,京師的武備極大地充實起來,做為中央可以直接調動的西園軍可謂兵精將廣,對於京師可能出現的非常局面,足以應對。在其統帥上軍校尉蹇碩死後,這支兵馬已由大將軍何進控制,加之何進大將軍府與其弟何苗的車騎將軍府的家兵,何進要動用武力來解決士人與宦官之間的矛盾,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調集四方兵馬,顯然是畫蛇添足之舉。當此議付諸實行的時候,質疑聲就不絕於耳了。 
  大將軍主簿陳琳這樣評價何進的徵兵行為:「將軍現在大權在握,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對付宦官,就好比洪爐燎毛髮。況且宦官的所作所為,離經叛道,誅除宦官是天人所順的事情,如今卻要放棄這些優勢,去求助外援,而外援的到來,會出現強者為雄的局面,這樣的話,將軍的功績就無從建立,只會為新的動亂創造條件。」 
  當時做為西園軍將領的典軍校尉曹操也說:「宦官的危害是帝王縱容的結果。現在要治他們的罪,就應該誅除權宦,要做這件事情只需要一個獄吏就夠了,何必勞師動眾求助於外將呢?要想將宦官斬盡殺絕,事情一定會洩露出去,我沒有看到什麼希望,只看到了失敗的結局。」 
  時為侍御史的鄭泰看到這一局面,乾脆就辭官不做了,他對他的朋友穎川名士荀攸說:「輔佐何進實在沒有必要。」 
  的確,在當時形勢下,誅除宦官易如反掌,決非需要假外兵來完成的事業。那麼何進的目的究竟在哪裡呢? 
  先看這四方猛將的組成: 
  1原前將軍、當時還在赴任途中的并州牧董卓。 
  2原并州刺史、時任武猛都尉丁原。 
  3東郡太守橋瑁。 
  4大將軍掾王匡。 
  5西園軍假司馬張楊。 
  6原并州從事張遼。 
  7騎都尉鮑信。 
  8都尉毌丘毅。 
  除董卓所率親兵以及丁原率領的并州軍具有相當戰鬥力以外,其他各路兵馬不是郡國兵,就是臨時招募起來的武裝,且各路兵馬距離洛陽遠近不一,像王匡、鮑信去了泰山,張楊和張遼回到并州,毌丘毅到了丹楊,要集聚於洛陽,在時間上難做統一的安排。而這種近乎全國範圍的兵力募集,不可能不為宦官所覺察,既要誅除宦官,又要宦官明白自身岌岌可危的處境,讓他們有所收斂,何進的苦心就這樣公佈於天下了。 
  迫於形勢上的壓力,何太后也改變了初衷,將諸宦官遣返出宮,與其說是給士人一個交待,不如說是給何進一個台階下。何進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讓宦官暫避鋒芒,先保全性命要緊。此時已經出任司隸校尉,有糾察百官並掌握著京畿地區治安權力的袁紹卻有些坐不住了,假借大將軍的名義,命令地方搜捕宦官親屬,想借此來敦促何進果斷行事,將宦官一網打盡,免生後患。 
  而何進這時又陷入到不安狐疑之中。他似乎已經能體味到徵召四方猛將給政治帶來的絲絲苦意。慌忙間,他派出種劭宣詔阻擋住進軍神速的董卓,並為業已進入京師的丁原安排了一個執金吾的位置。執金吾負有京師防務的職責,對於丁原的使用,可能也有袁紹的主意在裡面。此意將在下文予以揭示。何進阻兵,否定了他先前的做法。而太后又重新起用了諸宦官,所有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點。漢末政治似乎是要在無盡的徘徊中打發時光。            
名士入府:是裝點還是另有企圖(5)     
  然而時間並沒有改變宦官的命運。在一進一出之後,皇權的威力正在減弱,士人的態度似乎愈發強硬起來。而缺少了士人的認同,皇權就形同軀殼。宦官在這單薄的軀殼下,將失去往日的尊崇。他們要開始思考自己的將來了。但皇權與宦官的連帶,使得他們無從確立日後從容脫身的路徑,或許在軀殼之下,再次清理自己的門戶,乞求得到士人的寬容。然而奉獻出一個蹇碩,被遣返出宮,這些讓步足以化解他們的罪過了,還能做些什麼呢?他們實在無法去尋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士人的憐憫。一旦事情的發展超出了他們的忍耐限度,他們就要孤注一擲了! 
  這時,何進又來到了太后的長樂宮,稟明要誅殺宦官,清整宮省。何進的此番舉動,究竟為何?是象徵性地走一過場?還是堅定了與士人合作的信念?宦官沒有摸清何進的用意,脆弱的神經已無法負擔這一再的恐嚇,便假傳太后之詔,將已出宮的何進重召進來,在一番苦訴衷腸之後,對何進進行了最後的「審判」,劍斬何進於嘉德殿前,在何進的身後就是靈帝駕崩之處。 
  宦官的一劍雖然發洩了他們的一腔憤怒,但等待他們的卻是士人刀林劍雨的審判。何進的死,喚起了士人解決宿怨的衝動,他們揮舞著刀劍衝入了宮省,眾宦官隨之魂飛魄散。 
  在這短短的一瞬間,積年的怨恨就在殷紅的血流中漂去了。 
  但刀劍的鋒刃能夠破除東漢長久以來的弊政嗎? 
  士人的心靈創傷就這樣被撫平了嗎? 
  硝煙散盡,又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呈現在眼前?破碎不堪?復興有望?還是…… 
  這一切的未知拉開了漢末(189~220)政治三十一年迷離動盪的帷幕。            
*士人兵變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春秋左傳註疏》卷三八                        
出離困境:重整山河的舊思路(1)     
  歷史總會在不經意處顯露出她戲劇性的一面。長久以來就被士大夫認定為變亂皇權的兩大毒素——外戚和宦官,居然在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到辛未(公歷9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時間裡,就消失得乾乾淨淨。 
  在這場疾風驟雨的宮廷政變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1此次政變的導火索是宦官殺了外戚大將軍何進。隨即何進家兵發難,圍攻南宮。擔任宮內衛戍任務的虎賁中郎將、袁紹同父異母弟袁術火燒宮門。張讓、段珪等部分宦官在慌亂中裹挾天子、何太后和陳留王協(即後來的獻帝)倉皇逃往北宮,中途何太后被尚書盧植截留。稍後車騎將軍何苗增兵南宮,何進家將與何苗不和,認定是何苗導致了何進之死,並且有保全宦官的嫌疑,兩部遂發生火並,何苗被殺。而何進、何苗兄弟先後喪命,日後何太后歸政,已無何氏外戚可以憑借,自此斷絕了外戚專政的可能。 
  2士大夫介入政變,並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八月宮廷政變爆發後,先是袁術充當了急先鋒,這與他宿衛宮省的職責有關。隨後,太傅袁隗與司隸校尉袁紹迅速做出反應,「矯詔」清除了宦官在外朝的黨羽。此舉,可以看作士大夫已經從理性行政的空間中掙脫出來,付之武力的表現。而「矯詔」雖然在形式上還有依托皇權的色彩,但它的出現,足以顯示出士大夫已經學會了利用皇權,以此來實現自身的政治圖謀。從事態進一步演變的過程看,袁紹儼然已經成為操控全局的首腦人物,由他下令開始了對宦官群體的大肆殺戮,其景象大為血腥和恐怖,「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 
  3張讓等雖裹挾天子和陳留王逃離洛陽城,但河南尹王允隨即派出中部掾閔貢予以阻截,張讓等投河而死。自此,宦官被徹底肅清。 
  如果照此態勢發展下去,在宦官和外戚兩亡的情況下,下一步的結果順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權,他們也許會因為宿敵的消失,而致力於朝綱的修整,抒發一下他們被壓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懷。 
  而如何使國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長久以來,士大夫已經形成了自己一套解決問題的思路,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使用經學所提供的政治修復機制,試圖實現皇權的獨立自強。 
  在漢代,經學不僅是知識的載體,而且有著極其豐富的政治功用。在建章立制的同時,經學還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復機制。這就是源於天人感應學說的災異警示,其在東漢政治事務中的應用,大致是以這樣一個程序來體現的:先言災異的發生,顯現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經書大義,繼而切入人事,從而來表達士大夫對於政治現狀的理解,最終是要把災異的出現歸結在現實中人的因素對政治的干擾上。確切地講,在這時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干政,造成了皇權下移,導致政治敗壞的層面上,從而對「天譴災異」作出解釋。舉例來說,如出現日食,和帝時的司徒丁鴻就把它理解為「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進而可以導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採用這樣的災異警示,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強」(《後漢書》卷三七《丁鴻傳》)。皇權要獨立自強就成為東漢中後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發揮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職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轉政治的頹勢。 
  范曄在《後漢書》中多次論及東漢中後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逼。不然,國家危矣。(《後漢書》卷四三《朱樂何列傳》范曄論)            
出離困境:重整山河的舊思路(2)     
  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後漢書》卷六一《左周黃列傳》范曄論) 
  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范曄論) 
  東漢之所以衰而不亡,就在於士大夫還在國家政治中起著支撐的作用。這種支撐,是士大夫在政治實踐層面中尋求到的官僚職能,以此來抵制政治中不合理因素的干擾。如,以袁安、任隗、楊秉以及周景等為代表的三公對外戚、宦官及其黨羽的奏劾,致使大批貪贓枉法的高官落馬;又如,士大夫在監察執法上力度的加大,宦官們會因為「李校尉」、「驄馬御史」的存在,而心生畏懼,在行為上有所收斂。「李校尉」指的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李膺,黨人「八俊」之首。對於年輕人來說,李膺就是他們的偶像,是天下的「楷模」,有幸被這位名人接見一次,那就等於登龍門了;「驄馬御史」指的是侍御史桓典,桓氏《尚書》傳家,世為帝師。桓典後來也參與了策動何進誅除宦官的行動。            
矛盾:無法擺脫的君臣之義(1)     
  不過,還應指出的是:雖然對於士大夫來說,作為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和受益者,國家政治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他們的政治命運和自身價值的實現,客觀上需要他們有所作為。但就其作用而言,還是有限的。原因在於:士大夫在政治中的作用,要通過天子這一環節,才能得到最終的轉化。在經學的知識體系中,政治的根本講求的是君臣之義,君為本干,臣為末枝,君權神授。能夠對君主施加影響的只有「天」,臣在國家政治中只扮演了一個效忠者和執行者的角色,費孝通先生在《論紳士》一文中就曾指出:「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權而沒有政權。」(《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頁)這就使得飽讀經書的士大夫,縱然「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德行》)的初衷,而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還需要通過天子才能實現。由此就產生了兩組矛盾: 
  一組矛盾是士大夫要求改良政治現狀的願望和天子的不作為之間的矛盾。 
  在東漢中後期,經常會出現檢討當時政治和頻繁要求選拔賢良的天子詔書,這似乎是在滿足士大夫改良政治的願望。但事實上只是為了應付上天譴告的一種敷衍,選拔上來的賢良,也大都是些欺世盜名之徒,即便有一兩個賢才,也常常是選而不用,像黃瓊那樣的練達之士,起初是公車徵聘,禮遇有加,後來是「久處議郎,已且十年」(《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表面文章做多了,「天子」乾脆就不再對災異的發生負責,將其轉嫁給三公,免掉幾個大官的職,算是給老天一個交待了。究其原因,就在於發生變異後的皇權具有排他性,要「親小人,遠賢臣」,到何太后那裡,甚至會認為士大夫是可有可無的,是可怕的異己勢力。這樣大凡是士大夫要求矯正的政治弊端,都會受到來自皇權的保護,像以天下為己任的陳蕃,愈是呼喚政治清明,政治就愈離他遠去,「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而皇權排斥了士大夫,就隨意地割斷了臣通過君實現自身政治抱負的鏈條,直接的後果就是引發了士大夫群體的分化。 
  一部分士大夫明知不可為而奮力為之,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喚醒麻痺的皇權。像周榮、張綱、楊賜、李固、杜喬以及桓靈時期的黨人們等,都表現出了捨身取義的精神和對社會正義回歸的企盼。但熱血的拋灑,換來的卻不是他們所嚮往的「中興政治」局面的出現,而是士人政治理想的破碎。當李膺遭遇黨錮,免官還鄉,「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李膺》)。拿這裡所說的「道」,與荀爽在給李膺信中提及的「知以直道不容於時」中的「直道」做個比較的話,二者有所區別:「直道」是一種外在表現,是人們都可以感覺到的行為舉止,正如當時人對陳蕃、李膺的評語那樣:「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楷模李元禮。」而「高尚其道」的「道」,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此,因為罷官歸隱的李膺,已不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展現他的「直道」,而是以一種士人的「氣節」來維繫著人們對美好政治前景的嚮往,就此點而言,「高尚其道」的「道」,就轉為內在的「道德」,這就意味著對道德的尊崇已經超越了對政治的認同。 
  而對道德尊崇,實際上就是對東漢國家的拋棄,錢穆先生就這樣認為:東漢士人道德有些偏狹,他們所講的孝廉,只是個人和家庭的,而不是國家和社會的(《國史大綱》第三編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90~191頁)。但孝廉,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精神的體現,最終是要延伸到國家社會中,是道德—政治一體,是儒家政治理想在現實中的具體措施,原本是沒錯的。而在皇權變異之後,在仁人志士的血泊中,促成的道德與政治的分途,從更深層面上講,則是天人感應學說在士大夫思想中的解體,是遭遇挫折後士大夫理想尋求安置、精神得到解脫的表現。            
矛盾:無法擺脫的君臣之義(2)     
  這樣一來,有為的士大夫要離政治而去,漸行漸遠,而天子卻成了人們質疑的對象,這裡可以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延熹年間(158~166),桓帝巡幸雲夢,百姓爭睹天子真顏,惟獨一位老父耕作不輟,這引起了時任尚書郎張溫的注意,他向老父問及原因,老父說出一番驚世駭俗的話:「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事天子邪?」(《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老父認為立天子沒必要,有了天子很麻煩。張溫肯定也無法讓老父回心轉意。而天子受到質疑,是因為天子及其能夠代表他的母后、外戚、宦官一干人等,其作為與「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的皇權宗旨相背離,天人聯繫隨之中斷,天人感應學說為之解體,有為的士大夫在現實中報效無門。雖然也有人開始探索建立新的天人聯繫的可能性,像《潛夫論》的作者王符,但最終還是回到了起點,君主仍舊是天人聯繫的橋樑。因此,對道德的尊崇,會使士大夫暫時忘卻現實政治的殘酷,但對實際問題的解決,並無多大的裨益。 
  一部分士大夫則在宦海沉浮中,逐漸喪失了激越的情懷,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我們前面說到的那位黃瓊,後來在李固的推薦下,在仕途上終於有了起色,在桓帝時做到了太尉,但是目睹宦官專權,「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又有靈帝時司徒橋玄,他的辭職很特別,「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災以自劾。遂策罷」(《後漢書》卷五一《橋玄傳》)。大凡不是對政治喪失信心到了極點,橋玄也不會「引火燒身」,把「天怨」頂在自己的頭上。 
  還有一部分士大夫則隨波逐流,迎合皇權的口味。陳蕃對於此等人物評價是:「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這裡面的名人卻是陳蕃的故主,那位能歷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廣,究其奧妙,大概就因為他在政務中標榜「中庸」,能夠做到「萬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締結秦晉之好吧! 
  另一組矛盾是源於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層面上的苦惱,即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官僚職能對貪官污吏進行舉劾,打擊非法,目的都是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運轉,來拯救皇權危機。但東漢前期,君主集權的態勢極其明顯,皇權在刻意地削弱臣權,「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往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這則記載雖然有誇張之處,但是,光武帝要大權獨攬,事必躬親,而啟用台閣近臣來協助他處理國家政務,就是對以三公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態度。台閣指的是尚書檯,位於宮內,原本是一個管理國家文書的機構,辦事人員的官秩比較低。光武帝的做法,在後人看來,實際上是一箭雙鵰,「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在東漢盛產幼主的年代裡,太后「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詔書的起草、政務的決策、國家官員的任免,也就交給了尚書,尚書檯漸成規模,成為一個「小政府」,是國家權力中樞所在。 
  而東漢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時期,表現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閻步克先生就指出:「當儒生進入帝國政府之後,就必須承擔起官僚職責,而非單純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48頁)這種角色的轉變,帶來的是儒生進入行政層面成為官僚後,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來作為處理日常政務的工具,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他們從經學教義中走出來,用更實際、更理性的態度來看待政治現實。            
矛盾:無法擺脫的君臣之義(3)     
  因此,在面對皇權危機的時候,士大夫在申述天命的同時,更多的還是援引制度條文、前朝故事來破除外戚、宦官專權,諸如「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後漢書》卷五四《楊秉傳》),「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後漢書》卷六一《左雄傳》),「高祖之約,非功不侯」(《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等。但士大夫所要懲治的是控制皇權的那部分人,制度、法令一經遇到皇權,其效力就會大打折扣或根本就無效。            
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1)     
  但是對制度、法令的嫻熟運用,還會出現一種結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條謀求自強的道路。這裡我們來看一則史料:和帝的時候,外戚竇憲派人刺殺了都鄉侯劉暢,此案一直拖而未決。當時擔任太尉宋由屬吏的何敞,要求由他來具體查辦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對宋由說:「……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奸慝,莫以為咎。……請獨奏案。」(《後漢書》卷四三《何敞傳》)何敞的大意是講:查處此案是自己的職責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卻認為沒有依據,實際上是用典不明,姑息養奸,既然這樣,自己就要獨立辦案了。最終,還是在何敞的帶動下,三府聯合,將案情查實。 
  其中應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權,造成三公府職能的弱化,三公屬吏似乎是無事可做了,這就出現了「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聯合辦案,則在事實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見,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適合現實形勢的制度來取代限制臣權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楊秉上奏要求懲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覽、具瑗。這侯、具二人可是當時的強勢人物,奏章到了尚書檯,尚書可不想得罪他們,便告知楊秉:「他們不歸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規定嗎?」楊秉馬上作出了答覆:「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後漢書》卷五四《楊秉傳》)這無疑為解決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開闢了一個出口。 
  然而,臣權的自強是建立在皇權危機的基礎之上,其初衷是要將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權轉由士大夫掌握。桓帝當年也像後來的靈帝那樣,很重視自己的形象,向臣下發問:「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稱:「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後漢書》卷四八《爰延傳》)從爰延的話中,我們大致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權危機為目的的臣權自強,還需在淨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離外戚、宦官的控制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可是,行至出口處還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 
  一條是沿著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許可的範圍內,涉入皇統的繼立,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法定繼統程序的維護。延光(122~125)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就爆發了以九卿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體抗爭,出現了太僕來歷等十餘人前往鴻都門的請願事件,而對於繼嗣的北鄉侯劉懿,士大夫則視之為「疏孽」(《後漢書》卷五二《崔瑗傳》)。至永和(136~141)中,司隸校尉周舉就更加嚴厲地指出:「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後漢書》卷六一《周舉傳》) 
  二是通過「豫議」來掌握皇統繼立的主動權。在東漢,一般在皇統中斷,需要外藩入繼的情況下,士大夫有權在公卿會議上提出繼統人選。雖然是在走過場,但提出來,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場,或可有萬一的收穫。士大夫的標準,如李固所言:「今當立帝,宜擇年長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間也要達成共識,像質帝崩後,李固就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聯合達成意向,才在公卿會議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劉蒜作為繼統人選。 
  這兩個方面體現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以確立新君為契機,扭轉政治頹勢,「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還有一條路就是將臣權自強發展到極至,行非常之舉。這在黨人嚴懲外戚、宦官黨羽處,就有了最初體現,像司隸校尉李膺審完權宦張讓弟張朔後,隨即殺掉;南陽功曹岑晊等雖見赦令,仍舊將桓帝美人的親屬張泛繩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陽郡督郵張儉道逢宦官張讓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殺……雖然這些都是黨人的激憤之舉,但卻是任權的結果,具備了對抗皇權的態勢。            
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2)     
  而靈帝一朝發生的三件事,則代表了臣權自強的新動向: 
  第一件事發生在靈帝建寧元年(168)。這一年靈帝剛剛登上皇位,外戚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議清除宦官。在此次事件中有兩點需有所明瞭: 
  第一點是竇、陳合作的基礎。扶風竇氏是東漢著名的權貴之家,與皇室親密無間,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竇府為媳,就是竇家的女兒入宮做了皇后。東漢外戚專權的「禍首」就是竇武的長輩竇憲。而竇武的女兒又是桓帝的皇后,靈帝自外藩繼統,竇皇后成了竇太后,竇武做了大將軍,儼然又會走上太后臨朝、外戚專政的老路子。陳蕃這樣的一代名公怎麼會與外戚合作? 
  但竇、陳二人確有合作的基礎。拿竇武來說,他是一個有著雙重身份的人。一重身份是外戚,這毋庸置疑。另一重身份是士人,他在經學上有造詣,有過傳道解惑的經歷,並且還是著名的黨人領袖,與陳蕃齊名,位列「三君」之首。在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後,竇武以其特殊的身份,挺身而出,官可以不當,侯爺也可以不做,為的就是保全黨人的性命。這樣的外戚,能不被士大夫接受,視為知己嗎?恐怕接受還是比較中性的字眼,竇武理應受到士大夫的愛戴才是。 
  再就陳蕃而言,陳蕃有恩於竇家。桓帝立後的時候,中意者是田貴人,而陳蕃表示反對,在他的一再堅持下,才最終選定了竇武的女兒。 
  第二點,控制機要中樞與軍隊。竇、陳決議清除宦官,隨即進行了一次人事安排,史書中記載:「(竇)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後漢書》卷六九《竇憲傳》) 
  尹勳,黨人名士,名列「八顧」,因在扶立桓帝親政中建功封侯,不罹第一次黨錮之難;劉瑜,漢室宗親,經學之士,嫻於圖讖之術,曉天文歷算,對於宦官專權明確表示過不滿;馮述,事跡不詳。尚書令,是尚書檯的長官,尚書檯在東漢政治中的地位與作用,前已言明,尹勳為尚書令,無非就是要通過控制尚書檯,在政令的制定上為竇武、陳蕃打擊宦官提供方便;侍中,比起尚書,與天子更近一層,從制度規定上講,他大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處,後來因為發生過侍中的襲君事件,侍中似乎是被剝奪了侍從天子左右的特權,要在省外聽命了。但是,這還要因人而異,像外戚、皇室成員,掛侍中銜,還是可以隨時出入禁中,竇武子竇機、竇武侄竇靖早於劉瑜做了侍中,三位竇武、陳蕃的貼心人,以職務之便,時時向天子和太后陳說清除宦官的必要性,應該是情理中的事情;屯騎校尉,是北軍將領之一。北軍是東漢的中央軍,由五營組成,分屬屯騎校尉、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承擔京師衛戍。竇武曾經擔任過越騎校尉,對京師武備應有相當的瞭解。在馮述出任屯騎校尉之前,竇武的侄子竇紹就任步兵校尉,則北軍五營中至少有兩營要聽命於竇武,由此看來,竇、陳謀議中可能已經有了必要時動用武裝來解決問題的方案。 
  竇、陳合作基礎牢固,安排不能說不縝密,最終卻沒有戰勝宦官,究其原因: 
  一是在行動中過於拘泥,事事要向太后請示匯報,拘捕宦官後還要經過一套司法程序,讓他們認罪伏法,還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此點連陳蕃也有所認識,他就曾經向竇武說,要誅滅宦官,不必遵循常規。況且,太后並不贊成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整個宦官群體,做到「誅其有罪」,適可而止。從而使得宦官在處境危急之際,得以率先發難。 
  二是北軍失控。竇武在得知宦官發難之後,馬上來到竇紹的步兵營,進而尋求整個北軍的支持,轉而對宦官展開反攻。當時,宦官糾集起來的武裝主要來自宮內的衛士。而竇武對宮內衛士的掌控,雖然此前也有所顧及,譬如竇靖監羽林左騎,但恐怕還是準備不足。宮內虎賁、羽林仍舊掌握在宦官曹節手中。並且,宦官在突發事件中所表現出的操控能力,卻為竇武所不及。宦官諳熟皇權的使用,既已起事,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進而質押尚書,發佈詔書,令周靖、張奐接管北軍。北軍作為竇武扭轉局勢的最後希望,卻因為素來就對宦官有畏懼之心而最終倒戈,竇武被殺。陳蕃雖然也把自己的屬吏和學生武裝起來,但區區八十餘人,怎能成事?陳蕃受辱而亡。            
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3)     
  第二件事發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陽。名士張玄聽說司空張溫已被任命為車騎將軍,即將率軍西征,去討伐涼州的邊章叛亂,便前往張溫處,進行遊說。他陳述了當今天下大亂的根源是宦官干政,進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後漢書》卷三六《張玄傳》)張玄說得很明白,現在張溫兵權在握,趁著達官貴人為他送行之際,先殺幾個罪大惡極者,然後就起兵殺宦官,解除天下苦難。但是,張溫卻認為自己做不了這樣的事。此事作罷。 
  第三件事發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傑之士,他們是:陳逸、許攸、周旌、襄楷等人。陳逸,陳蕃之子,在陳蕃罹難之後,得到陳蕃友人的保護,逃匿民間。許攸,前面已經做過介紹,是「奔走之友」的成員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現,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跡不詳。襄楷,這是一個與早期道教和佛教東傳都有關聯的人物,善「天文陰陽之術」,也正是基於他對天文變化的預測,「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三國誌》卷一《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決計乘靈帝北巡之際,廢靈帝立合肥侯,並以地方盜賊橫行、侵擾郡縣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馬。後靈帝取消北巡,刺殺行動流產,王芬自殺。 
  在這三件事中,竇武要控制北軍,張玄看重的是張溫手中兵權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國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以武力為依托,消滅控制皇權的勢力,乃至廢舊立新。看來,武裝已經成為解決東漢政治難題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竇武的失敗,張溫的不作為,王芬的自殺,又使得武裝能否為士大夫所用成為問題。 
  而桓靈以來,名士任俠蔚為風尚,士大夫出現武人化的傾向,使得武裝必將成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來看名士任俠,這對於我們來說應該不陌生,前面講「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俠客伍孚,那位黨人名士張邈也是俠肝義膽。伍孚後來作為海內名士進了何進幕府,在那裡他並不孤單,同氣相求者有王匡、鮑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還有那洛陽公子的任俠仗氣,這洛陽公子中不僅有袁紹、袁術兄弟,還有日後將在漢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氣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徵,無需深究。而任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韓非子會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這裡舉曹操的一個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進大宦官張讓的房間,被張讓發現,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藝,「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於是,就有人評價他說:「才武絕人,莫之能害。」(《三國誌》卷一《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此外,任俠者多權謀、喜兵法。袁紹為何進出謀劃策,引外兵進京勤王,是一例;曹操彙集諸家兵法,編成了《接要》,還為《孫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這些任俠的名士們,後來大都要與軍事結緣,有著一段或長或短的軍旅生涯。像袁紹,擔任過西園軍將領;曹操,要比袁紹更早地接觸到武裝,他曾經作為騎都尉,率部進入穎川,與黃巾作戰。後來也進入西園軍,任典軍校尉。那時他的理想就是能夠為「國家討賊立功」,封侯做征西將軍;袁術,從折衝校尉做到統帥宮內衛士的虎賁中郎將;王匡、鮑信等回到家鄉招募兵馬,有了自己的武裝…… 
  擔任軍職,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進程;接觸武裝直至控制武裝,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應對突發事件的強有力工具。竇武的覆轍不可重走,張溫的不作為成為過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樣被逼上絕路,武裝最終要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斬殺何進,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釋放,外戚、宦官兩亡,京師的武裝理應置於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們也要為東漢的政治前途作個選擇了。            
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4)     
  但是,時間卻不容士人仔細去研判得失。從洛陽的西北方向殺來一支令人生畏的涼州軍,於是,一切情理之中的事情就由此被打亂了。            
*武人崛起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後漢書》卷二二范曄論                        
武人的士人化:有功無名的尷尬     
  東漢安帝以來,西部邊事不穩,羌人的襲擾,足以牽動帝國的政治神經。對羌戰爭開始不斷升級,邊地武人在軍事上隨之崛起,名將輩出,「涼州三明」——皇甫規、張奐、段熲就是他們的代表。 
  邊地武人能夠在沙場上衝鋒陷陣,斬將奪旗,為國家立功邊境,但要在朝堂之上有話語權,把軍功轉化為政治權力,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這也讓他們很苦惱。路在何方?他們在思考,他們在摸索。 
  索性武人不做了,放下劍戟,做個讀書人,看這樣做行不行?皇甫規做了十四年的私學經師,沉下心來,精研《詩》《易》,教授門徒多達三百餘人;張奐曾拜當時經學名家朱寵為師,專修《歐陽尚書》,對《牟氏章句》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撰寫了三十餘萬字的《尚書記難》;段熲也「折節好古學」。但是,戰事一起,就有人坐不住了,要毛遂自薦,要請纓出戰,而且在朝臣眼中,你再飽讀經書,也還是個武人,不去打仗,還能做些什麼呢? 
  或者在情感上與士人溝通一下,凡是士人所痛恨的,也是自己所不睬的,希望他們真心地把自己當作一家人來看待。像皇甫規不與外戚大將軍梁冀為伍,說他是尸位素餐之徒;黨錮之禍的時候,還要上書附黨……但是,到頭來還是「雖為名將,素譽不高」(《後漢書》卷六五《皇甫規傳》)。再說張奐,學問做得不錯,功勞也不小,終於進了朝堂,卻糊糊塗塗地掉進陷阱中,成了宦官鎮壓竇武的爪牙,「揚戈以斷忠烈」(《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范曄論),這可怎麼能讓士大夫接納他啊! 
  或者做個「識時務」者,盤結權貴,像段熲那樣,甘願為宦官賣命,去緝捕太學生;投天子所好,花錢買個太尉。但,最終卻落個人財兩空,身敗名裂。 
  可見,武人要正常地出將入相,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涼州三明」那裡還做不到。            
忠君:皇甫嵩的底線(1)     
  不過,東漢政治在桓靈時期的急轉直下,羌事未息,黃巾又起,國家武備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異常地壯大起來,可以擁兵征伐的將軍們似乎已經看到了前輩所無法實現的願望就在眼前。新武人的代表皇甫嵩(皇甫規的侄子)和董卓在不同道路上尋找著轉化的機關。 
  而啟動機關的主動權已經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裡,皇甫嵩之侄皇甫酈就曾明確地說:「朝廷失政,天下大亂,能幫助國家度過難關的人,只有叔父和董卓了。」 
  但囿於大丈夫要為國家立功的忠良思想,皇甫嵩並沒有在政治的路途上比前輩走得更遠。 
  中平年間,皇甫嵩在與黃巾的作戰中,屢建奇功,做了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裡侯,聲望已經達到了巔峰,民間的歌謠這樣頌揚他:「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後漢書》卷七一《皇甫嵩傳》)要知道,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規對於大名,可是日思夜想,煞費心機。可是,皇甫嵩並不快樂,他曾和他的部下閻忠做過一次長談,表明了他的思想。而在那次談話中,閻忠則充任了一個異常激進的角色。 
  閻忠說:「這世上難以得到又最容易失去的是機遇,機遇來了而沒有錯過,這就是機會。聖人都要等待機遇而有所行動,聰明人也是因為有了機會才有所表現。現在將軍您已經有了難得的機遇,而要白白錯過,這可怎樣保全您的聲譽呢?」顯然,閻忠是要藉機遇和聲譽來引導皇甫嵩做出某種選擇。 
  進而,閻忠又說:「天道不會無緣無故地袒護哪一方,百姓只認同有能力的人。現在將軍擁兵征伐已獲大功,朝野上下都已經知道了您的威名與功德,即使是湯武在世,也無法超越將軍您啊!既然這樣,您又要一心一意做臣子,這怎麼可能呢?」閻忠的願望已經呼之欲出。 
  皇甫嵩卻對閻忠的質疑大不以為然,他說:「我一心為了國家,忠心耿耿,心安理得。」 
  閻忠顯然不希望自己的一番努力就此功虧一簣,話不說不透,他拿出漢初韓信作例子,勸告皇甫嵩說:「韓信當初僅僅為了那一點點的恩遇,就捨棄了三分基業,人家都把利劍放在他的喉嚨之上,他才悔恨歎息當初,想法錯了,機遇也就丟掉了;現在的皇帝沒有劉邦、項羽那樣的權勢,並且將軍所擁有的武力已經超過了韓信,您只要振臂一呼,徵集冀州精銳,調動七州兵馬,宣佈起兵,渡漳河,飲馬孟津,誅除宦官,消滅群凶,大功告成,便可天下歸心。然後請命於上帝,南面稱制,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現在的政局,小人當道,主上昏庸,將軍建立了不賞之功,已經受到了別人的猜忌,如果不早有所行動,後悔就來不及了。」閻忠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就是讓皇甫嵩千萬不要走韓信的老路,應該當機立斷,拋棄衰敗的漢家王朝,擁兵造反,自己做皇帝。 
  閻忠的激進,並不是他個人的奇想。如果說名士張玄鼓動張溫起兵,還搖擺於鋤奸與造反之間,那麼冀州刺史王芬等名士要密謀刺殺靈帝,就已經將士大夫信仰中至高無上的皇權視為無足輕重的玩物,士人的忠君思想已處在飄搖動盪之中。只是身處變革,時機尚不成熟,形勢還不明朗,能夠為之歡呼雀躍的士人還很少,曾得知王芬之謀的華歆、曹操就拒絕參與。曹操就認為王芬等人廢舊立新,與歷史上伊尹、霍光所作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語。伊尹忠誠坦蕩,德高望重;霍光是國家重臣,有太后的支持,有大臣的呼應。而王芬等人只是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卻沒有考慮現在的實際情況,這就很危險了。華歆則認為王芬不能斷大事,不會取得成功。 
  這樣看來,變革就在於時、勢所向。那麼,閻忠所鼓吹的機遇,是否能在皇甫嵩那裡成立呢? 
  而士人要變革,要完成對變異皇權的否定,需要經過自身武人化的過程,要實現與武裝的結合,獲得變革的工具;而武人,重兵在握,只需一聲號令,晃動手中的刀槍,就可以實現變革,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是為與不為的選擇。            
忠君:皇甫嵩的底線(2)     
  皇甫嵩身為名將,世代忠良,只因為閻忠的一番機遇說,就讓他的思想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現實。因此,在聽完閻忠激昂慷慨的話語之後,他也表露了自己的心聲:「非常之謀不適用於當今這個時代。要建立功績,怎麼會是我這樣的庸才能夠辦到的事情?……現在人們並沒有忘記皇帝,老天也不會保佑叛逆。如果虛假地去創立不切實際的功績,就會很快招致災禍。不如盡忠於朝廷,恪守做臣子的節操。雖然現在有小人散佈讒言,但對於我來說,最壞的局面不過是被流放或者被撤職,可是我的聲名就可以流芳百世。你的見解,我實在不願意再聽下去了。」皇甫嵩堅持要做完他的忠臣之夢。 
  但是,對於同樣握有兵權的董卓,情景就大不一樣了。他決心嘗試一下皇甫嵩所不願意做出的非常之舉。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1)     
  董卓,隴西臨洮(今甘肅省岷縣)人,先是作過州郡吏,後來在段熲的推薦下,得到司徒種嵩的辟召,成了司徒府中的屬吏,這也就給了他一個金色的前程。因為在東漢,成為三公府的屬吏,陞遷的機會特別多,在短時間做到二千石的大官都有可能。但是,他似乎還是沒有擺脫武人的宿命,朝廷看重的是他六郡良家子的出身,讓他做了羽林郎,目的就是把他培養成為名將。所謂六郡,大概還是沿用了西漢的政區概念,指的是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大致相當於今天甘肅南部、寧夏、山西西部和內蒙古北部。六郡為漢帝國的西北邊郡,《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記其民俗稱:「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所謂良家,即非醫、非巫、非商賈、非百工,便可納入良家的範圍。董卓膂力過人,可以上馬騎射,還有謀略,做一名職業軍人,倒也適合他。 
  事實證明,董卓在軍事上還真有些天分,然而他並不是一位常勝將軍,到了東部,和黃巾交鋒,他敗了;到了西部,尤其是在涼州,他就能建功。於是,董卓就成了安定西部邊疆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那次張溫作為總統西部軍事的漢軍主帥討伐涼州邊章叛亂時,董卓隨營效力,卻不服調遣,孫堅(三國吳主孫權的父親)就勸張溫殺掉董卓,以肅軍紀,張溫卻無可奈何地說:「董卓在西部聲名遠震,今天殺了他,以後戰事一起,就沒有依靠了。」 
  鑒於董卓在西部的強勢,朝堂之上也就有限制董卓的呼聲。在董卓再度出任前將軍,統軍兩萬平定三輔之亂後,這種呼聲已經為靈帝所重視,他也不希望在西部出現與自己分庭抗禮的軍閥。於是一紙詔書從洛陽發出,徵調董卓出任少府。東漢的少府位列九卿,算是高官了,但所掌管的只不過是皇家的瑣碎事務,董卓自然不會看中它,況且離開了軍職,他就成了無源之水。於是,董卓公然抗命了,他在上書中說:「涼州現在還動亂不安,此時正是臣為朝廷效命的時候。而且臣的部屬因為要報答臣對他們的舊恩,紛紛阻攔臣的車駕,使得臣實在無法上路。既然這樣,就讓我暫且行使前將軍的職權吧!我一定會盡職盡責,殺敵立功。」董卓因為部屬的阻攔而不能赴任,這是一個能讓朝廷信服的理由?此時的董卓已經要掙脫約束,去尋找屬於自己的自由了。 
  天高皇帝遠,加之此時的朝廷也無心對這位實權派人物做出更嚴厲的懲治,只能委曲求全,惟一的希望就是解除董卓的兵權,對於董卓的抗命可以不再追究。第二紙詔書便又發了出去,這次是任命董卓出任并州牧,把一州的軍政大權交給他,並且并州亦屬邊地,董卓曾經做過并州刺史,看來朝廷此次的任命較之前次是動了腦筋的。面對誘惑,董卓有些心動了。但他依舊清醒地認識到涼州對他的重要。在涼州的土地上,他要將有將要兵有兵。一旦脫離了故土,董卓雖為州牧,想有作為,恐怕還要從頭做起。顯然,他又不希望失去這次機會,怎麼辦才會魚和熊掌兼得呢? 
  董卓想到了一個主意。 
  他再次上書朝廷,對於出任并州牧一職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即就任并州牧可以,但他要帶上他的親兵。這對朝廷來說簡直是聞所未聞的事情,為臣子的竟然敢明目張膽地同皇帝做起了交易。憑此舉,就可以拿董卓問罪。可是,皇帝又能有什麼辦法呢?國家疲弱,實在無力對這樣的強臣做出處置。只要他能交出兵權,他有什麼要求,就聽之任之吧。 
  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領著三千親兵上了路,前往并州赴任。 
  與此同時,洛陽的政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靈帝駕崩,帝國政治一度處於真空狀態。新皇帝要登基,士人要解決多年來與宦官的積怨,宦官要尋求生存的空間,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國家政治在焦慮中等待著未卜的將來。對於這位「悠然自得」的并州牧似乎已經忘記了。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2)     
  但外戚大將軍何進卻聽信了袁紹的建議,要徵調外兵進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誅殺宦官的決定。這種迂迴的做法看似畫蛇添足,毫無意義可言,但對於被徵調的一員,董卓卻看到了新希望已經萌芽。 
  這就不得不使我們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進要殺宦官,是因為宦官中有一個異己分子——上軍校尉、小黃門蹇碩,他手中有兵權,他與董後結盟,他還希望皇子協做皇帝。蹇碩被除掉了,何進要殺宦官的動力也就沒有了。但是,殺宦官可不是何進自己的事,說不殺也就不殺了。袁紹等人害怕何進變計,才建議引外兵進京。何進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為何進想借此給宦官提個醒,而袁紹卻另有打算。 
  在袁紹獻此計之前,他滿腦子裡全是建寧元年事變,竇武、陳蕃要殺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癥結在哪裡?除去北軍失控的因素外,還有什麼可以引以為戒的?當年陳蕃與外戚大將軍竇武能夠合作,是因為竇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肅清宦官之後,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專政的老路,太后也許會因為陳蕃有恩於己,以及父親與士大夫的親密無間,還政與臣。可是,袁紹面對的何進,是個「屠家子」,士大夫不會發自內心地去接納他。何太后對士大夫也沒有絲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進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從中獲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進又在誅除宦官的問題上搖擺不定,一旦何進變計,就會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將遭受滅頂之災,為防患於未然,還是有所準備的好。而應對突變,擁有武裝是最佳的選擇。 
  當時對引外兵入京持反對意見的陳琳、曹操和鄭泰只看到了消極的一面,是站在了何進的立場上考慮這一問題,卻未想到外兵可以為己所用。 
  我們已經知道此次要進京的外兵共有八支,除毌丘毅一支難以查明外,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斷出來的。橋瑁,是靈帝朝太尉橋玄的族子。橋玄,是位能臣,可以說位「稱職相」,只是後來因為對政治喪失了信心,甘願引災異自劾。橋瑁作為名公之後,他的郡國兵理應站在士大夫的陣營中。王匡、鮑信是和伍孚一樣的俠士,誅滅宦官,他們豈能畏縮?再說丁原、董卓,他們與袁紹之間也存在著聯繫,這則秘密後來由公孫瓚揭示出來。那是在公孫瓚與袁紹交惡的時候,公孫瓚向天下公佈了袁紹的十宗罪,在當時,凡是這樣的文字不僅要寫得漂亮,而且還要有實際的內容,要做到揭露隱秘,直刺敵人的最痛處。在公孫瓚的記憶中,袁紹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三國誌》卷八《公孫瓚傳》注引《典略》)由此可見,丁原、董卓的行動實際上是要聽命於袁紹的指揮。而張楊、張遼二人,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與丁原共進退也在情理之中。後面我們要談及的由袁紹主盟的關東聯盟中,還會遇到橋瑁、王匡、鮑信、張楊等人,這也證明了袁紹完全可以駕馭外兵。 
  除外兵外,京師中能夠明確的親袁武裝有虎賁中郎將袁術統領的虎賁衛士、典軍校尉曹操所部,並且袁紹還秘密地招募了千餘人,埋伏在洛陽城外。這一切都在預示著以袁紹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棄何進,一旦何進變計,也就是士大夫動用武力之時。 
  何進對此也有所覺察,雖然他同意了袁紹的建議,但幾乎在同時也免去了袁紹的軍職,讓他去做了司隸校尉,名義上給了他很大的權力,讓他「專命擊斷」,實際上是對袁紹的防範。而對於外兵進京,何進也做出了糾正,前面我們講到何進派種劭宣詔阻止董卓進京。單就何進選派種劭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到何進要放棄引外兵入京的計劃。為什麼這麼說呢?董卓抗命已經不止一次,詔書對於他的制約很有限。但是,持詔者是種劭,這就不同了。董卓曾經接受過種嵩的辟召,是種嵩的故吏,而種劭是種嵩孫,按照東漢的官場規則,故吏視舉主為君,錢穆先生把這一現象稱之為「兩重君主的觀念」,呂思勉先生認為這是「封建的余習」心理在作怪。故吏對於舉主的後代都要禮遇,不能有絲毫的造次。並且,種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在他死的時候,「並、涼邊人鹹為發哀」(《後漢書》卷五六《種嵩傳》)。有了祖上的恩德,種劭卻兵應該是十拿九穩的事情。何進阻止董卓進京的決心可見一斑。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3)     
  但種劭並沒有阻止住董卓的進軍步伐,董卓進入了河南境內,何進已經失去了對董卓的控制。其間有一個董卓上書的問題值得深思,而史書記載則較為混亂: 
  1《三國誌》卷六《董卓傳》說:「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並密令上書。」 
  2《後漢紀》卷二五「中平六年秋七月條」:「董卓到澠池上書。」 
  3《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 
  以上三種史書所記載的上書內容又與《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典略》中的內容大有出入,《資治通鑒》和清人嚴可均所輯《全後漢文》則把它們混為一談,實不知董卓在進京途中有兩次上書,一次是在澠池(今河南省澠池縣西),一次是在新安(今河南省澠池縣東)。而「上書」則是解決董卓失控問題的關鍵。 
  首先,「密令」上書系澠池上書,即《三國誌》卷六《董卓傳》和《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所錄內容,與何進無關。這是因為:澠池上書的內容,突出了以張讓為代表的宦官擾亂政治是董卓進京的條件,張讓等宦官與何進之間沒有利害衝突,反而對何家有恩。處於猶疑之際的何進,不會指使董卓在上書中把張讓定為十惡不赦的罪人,將張讓樹為自己的仇敵。另外,種劭持詔卻兵,與董卓會晤的地點就是澠池,如果何進「密令」董卓上書的話,則與卻兵相牴觸了。而張讓等卻是黨錮之禍的製造者,與士人勢同水火,不能兩立,「密令」想必與袁紹有關。為防何進變計,在種劭出京的同時,袁紹也派人密令董卓上書,將國家大義搬出來,化解卻兵詔書,這可是一招妙棋。 
  其次,董卓在置種劭宣詔止兵於不顧後,在進軍途中,再次上書,這是新安上書,即《典略》所記載的內容。董卓在新安上書中是這樣寫的: 
  臣認為天下之所以會出現大逆不道的人,原因就在於黃門常侍張讓等人侮慢天常,篡奪王命,他們父子兄弟霸據州郡,憑借一紙文字就可以獲得千金的利益,京師附近數百萬的肥沃良田都被他們霸佔去了。這一切使得怨氣充塞,動亂不絕。我前一次奉詔討伐於扶羅(按:董卓就任并州牧的使命之一就是討伐於扶羅。於扶羅,南匈奴單于,活動在河內、河東一帶)的時候,將士們又饑又乏,不願意渡河作戰,都要求先進京殺閹宦,為民除害,向朝廷討要軍餉。臣加以安撫,軍隊已經行進到新安。常言道: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董卓雖然仍舊把閹宦作為討伐的對象,但他卻隻字未提士大夫或何進的意願,而是把手下將士擺在最為顯要的位置,是有了他們的請求,才會有董卓的進京。在這種因果條件下,使得董卓在對待這場以清除宦官為目標的政治運動中,既不依附於士大夫,也不聽命於何進,而是重新創造了一個新群體——兇猛的武人,並使其負有了政治使命。董卓撰寫的不同於「密令」的上書,無疑就是他政治獨立的宣言書。有了它,董卓就可以擺脫一切束縛,為那崇高的「道義」而戰。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他不必再去理會什麼卻兵的詔書,催動著三千親兵繼續東進,急切地趕往洛陽。 
  此前董卓兩次上書拒命,對卻兵詔書置若罔聞,澠池上書,直至新安上書,皇權在董卓那裡沒有了威嚴,他可以隨意加以否定或更改,之所以如此,余英時先生提出的「邊境中國人蠻夷化」、「涼州和漢代中國的主要的知識和文化傳統可能已沒有聯繫」(〔英〕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第六章《漢朝的對外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467、468頁),似可對這位「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三國誌》卷六《董卓傳》)的邊地武人行為加以詮釋:「蠻夷化」的董卓、缺乏對中國文化傳統認同的董卓、出身行伍的董卓,不會像那些從小就讀書誦經的士人那樣,服膺綱常名教,其與皇權的對抗,是可以理解的。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4)     
  但還應該看到的是:董卓從做郡吏,到入司徒府為掾,做羽林郎,一步步成長為東漢帝國的高級軍事將領,他還是漢官,他還要為國家利益而戰,這就在客觀上要求皇權對其軍功的認可,以維繫其在政權中的地位。但越是與政權接近,董卓就會更加真實地感到以「涼州三明」為代表的前輩武人的苦惱,「涼州三明」雖然軍功顯赫,但他們要在政權中立足,還要有所依附,像皇甫規、張奐對士人認同的嚮往,段熲對宦官的逢迎。況且,他們也看到以軍功立足於政權的局限性,還要試圖通過「士人化」來去除其武人身份。 
  而在靈帝末年,董卓的強大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他和皇甫嵩被認為是「安危定傾者」(《後漢書》卷七一《皇甫嵩傳》)。董卓所掌握的軍隊,其主體是湟中義從和秦胡兵,他們不同於中央禁軍,有畏懼宦官的心理和效忠東漢皇權的意識,而是董卓豢養的一支私兵,唯董卓旨意是從,「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並且有極強的戰鬥力,鄭泰就曾說:「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並、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後漢書》卷七《鄭泰傳》)被視為天下強勇的六支力量中,董卓就擁有三支,有如此實力,又有「涼州三明」的經驗作為借鑒,具有輕視皇權傾向、發佈了「政治獨立宣言」的董卓,勢必要在漸趨安寂的洛陽政變中再掀驚天駭浪。 
  在董卓新安上書的同時,洛陽已經成了血與火的海洋。短短的四天時間裡,何進被殺,宦官被士大夫誅絕,帝國朝廷在飄搖動盪中,渴望著安寧與和平。            
非常之舉:廢少立獻(1)     
  要恢復洛陽的政局,就需重新安置皇統,條理士人政治的脈絡。但士人對此似乎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朝中的重臣還在緘默不語。是因為何太后與士人原有的隔閡依然未得到化解,還是因為衰敗的政治實在是無藥可治了呢?也許是士大夫還沉浸在勝利的歡愉中,無暇他顧…… 
  歷史顯然在這裡出現了空白,在未知和無序中,已是中平六年八月辛未的夜間,洛陽政變接近尾聲的時候,董卓率部出現在洛陽郊外。此時,董卓正在迅速地調整著他進京的目標。關於董卓現身洛陽郊外,史家的記載不盡相同: 
  1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三國誌》卷六《董卓傳》) 
  2(八月)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張璠《漢紀》) 
  3卓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獻帝春秋》) 
  4帝望見卓兵涕泣。群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典略》) 
  5(八月)辛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於北芒上。(《後漢紀》卷二五《孝靈皇帝紀下》) 
  6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 
  上述史料虛虛實實,似乎很難辨別真偽。但細加推敲的話,可以看到:既然是董卓已經探明了「少帝在北芒」,那麼他對洛陽政變的結局,就不可能一無所知,而且董卓在朝中亦有眼線,董卓弟董旻時任奉車都尉,在洛陽政變中也是一個活躍的人物,他夥同何進的家將,殺掉了何苗。如果是董卓與公卿一同「迎帝」,就不會出現「有詔卻兵」一幕。因而董卓進軍北芒(現稱北邙山,位於洛陽以東,屬秦嶺崤山餘脈,此地為東漢、魏晉及北朝的皇陵所在地)的可能步驟是:董卓已經知悉洛陽政變的結局,在得到公卿大臣已前往北芒迎帝的消息後(通風報信者大概就是董旻),隨即率軍前往。而董卓進京的前提是清君側,誅滅宦官,這不僅是當初引外兵的用意所在,也是「密令」賦予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董卓自己在新安上書中獲得自我解放的依據。但是,洛陽政變的結局卻是宦官、外戚兩亡,董卓進京的前提不復存在了。那麼,董卓為什麼還要一意孤行呢? 
  在新安,董卓既然已經把自己視為外戚、士大夫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他晝夜兼程趕來,不是為了無功而返;尋找戰機,見機行事,才是武人的本色,也是董卓的拿手好戲。當董卓來到北芒,看到還處於驚慌中的漢天子的時候,戰機顯現,進京的目標隨之更改,他要插手政變之後的皇權安置。上引《典略》所載董卓在北芒同公卿大臣的對話就是證明。那話外之音恐怕會讓公卿大臣們為之一震吧,「匡正王室」只有他董卓才能辦得到。 
  還是在北芒,董卓就已經有了「匡正王室」的辦法,《後漢書·董卓傳》作了這樣的描述: 
  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陳留)王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少帝的眼淚和他的一言不發已經無關宏旨,九歲的陳留王劉協,一個小娃娃,就足以讓董卓想入非非了,「貪孩童以久其政」的道理便活靈活現地擺在董卓的面前。他要單方面認親,而隴西董氏和河間董氏是否親族,誰又會跟這位武人理論一番,辨析個清楚呢?成了「外戚」的董卓,就有責任來完成董太后未盡的事業,並且可以用董後的亡魂壓制何太后可能的復興,從而扶立「聰明」的陳留王為帝,這就已然成為董卓調整後的進京目標。 
  廢舊立新,聽起來倒是熟悉,那是名士想做,卻沒有條件做到的事情。董卓能做到嗎?剛剛清除了朝堂污穢的士大夫會坐視不管嗎?            
非常之舉:廢少立獻(2)     
  而董卓自有他的辦法,士大夫也在打著自己的算盤。 
  做為武人,初來乍到,董卓最為關注的是:京師中的軍事力量是否能夠對他形成威脅?比較之下,董卓有些害怕了。中央軍、原屬大將軍和車騎將軍的家兵、執金吾丁原所部并州軍、司隸校尉袁紹的私募武裝以及已經回京的鮑信、張遼募集的兵卒……董卓以區區三千人馬要想行事,控制政局,顯然是癡人說夢。但混亂之際,武力鬆散,又為董卓的冒險提供了可乘之機。於是,他就來了個瞞天過海,擺起了疑兵陣。具體的做法就是:夜間悄悄把兵馬調出城外,白天就敲鑼打鼓,旌旗蔽日地再回到城中,還要在行進過程中,散佈著「涼州軍又來了」的消息。每隔四五天就來這麼一次,人們被涼州軍的「強大」折服了。受此蒙蔽,群龍無首的何進、何苗家兵歸順了董卓;呂布殺了丁原,率并州軍投入到涼州軍營中;在此帶動下,張遼也沒了選擇,所部千餘人步了同鄉的後塵……天下精銳盡在自己掌控之中,還有誰會在董卓面前說個不字? 
  袁紹難道不敢嗎?這位引外兵入京的始作俑者,他也會被董卓的強勢所嚇倒,失去了控制武裝的信心?這不容易做出判斷。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袁紹在董卓進京後有兩次表現,強弱分明。 
  先看弱的表現。鮑信回京之後,目睹洛陽局勢,就勸說袁紹趁著董卓立足未穩,以逸待勞,發動突然襲擊,將其肅清。董卓在鮑信心目中已經成為敵人。但是,袁紹沒有採納。凡是記錄了此事的史書都採用了一個共同的口吻,說:「紹畏卓,不敢發。」 
  再看強的表現。當董卓就廢舊立新的事情來咨詢袁紹意見的時候,袁紹表示不可行,董卓大怒,手按佩劍,大聲呵斥袁紹說:「小子!天下事在我不在你,我想做的事情,誰敢說個不字?你以為我的劍還不夠鋒利嗎?」袁紹並沒有把董卓放在眼裡,同樣強硬相向,說:「你以為天下的強者就你一個?」隨即把佩刀一橫,拱手而出。 
  袁紹的弱,是因為他對董卓的「畏」,在整合了多家武裝之後,「京師兵權惟卓為盛」(《後漢紀》卷二五《孝靈皇帝紀下》),而《三國誌》卷六《董卓傳》說「京都兵權唯在卓」則絕對了些。袁紹雖有武裝在握,但卻不敢輕舉妄動;袁紹的強,是袁紹依舊還要做一個強者,只是不能在洛陽城中做一個強者了,他要離開洛陽,通過再次武裝,來向董卓證明誰才是最後的強者。 
  袁紹出走,董卓登上了朝堂。他不再像前輩武人那樣,要有所依附,他有強大的武力,他可以為所欲為,他也自認為東漢帝國未來的命運就掌握在他的手裡。 
  對於怎樣貶斥至高無上的皇權,實現廢舊立新,在董卓那裡已經是異常簡單的事情,他拋出了一紙文字——《策廢少帝》: 
  少帝天姿輕佻,沒有帝王應具有的威儀,在服喪期間,怠慢懶惰,德性惡劣已經昭然於世,淫穢之舉已為人所知,他的行為已經侮辱了神器和宗廟。太后教導無方,沒有母儀之德,使得政治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至今仍令人困惑不解。天地所設立的三綱之道,已經有了缺陷,這可是莫大的罪過。……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 
  作為臣子的董卓廢掉了天子,驅逐了太后。太傅袁隗解下少帝的璽綬,九歲的陳留王劉協被立為新君,他就是東漢的末代皇帝——獻帝。 
  在董卓廢少立獻的事件中,士大夫的立場,還需要格外留心。前面已經講述了士大夫介入洛陽政變,並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宦官的剪除,外戚的消亡,對於士大夫來說,理應擊節相慶,以此來告慰為謀求解決皇權危機而獻身的英靈。但洛陽政變的遺留問題,又使得他們難作歡顏。因為少帝、太后倖免於難,還朝執政指日可待,到那時政變的罪責是不是要由士大夫承擔?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士大夫對少帝、太后重新執政的牴觸。從這一點上看,士大夫沒有理由去阻止董卓的廢少立獻。            
非常之舉:廢少立獻(3)     
  而將自己身份轉變為「外戚」的董卓,又沒有走東漢中後期外戚執政的老路,即以大將軍來領導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裝扮成士大夫的領袖,廢少立獻由此就轉而成為士大夫分內的事情。可是這也只能作為董卓的一廂情願,士大夫是否會承認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從行政層面中發現了解決皇權危機的出口,臣權自強得到了認可,但董卓這樣的強臣,又與他們的企盼有著一定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強忍寡義,志欲無厭」(《後漢書》卷七《鄭泰傳》),士大夫難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后作為廢少立獻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后遷歸藩國中站在何進一方的士大夫,很難對此加以認同。 
  第三,士大夫敢於介入洛陽政變,並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就意味著他們已經在主動地選擇政治路向,而董卓的進京則終止了這一選擇。董卓所表現出的極強的政治獨立性和擁有的強大武力,又剝奪了士大夫的領導權。 
  第四,廢少立獻的結果,不會向有利於士大夫的一面發展,董卓專權是必然的趨勢,甚至會導致東漢帝國的覆亡。董卓在廢舊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劉氏種不足復遺。」(《三國誌》卷六《袁紹傳》)廢少立獻僅是董卓政治圖謀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實現政權更替。 
  士大夫雖然有暗合董卓廢少立獻的一面,由此導致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會集議廢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廢少立獻真正付諸實施時,尚書丁宮會套用《春秋》大義來印證廢少立獻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親自「解帝璽綬」,但他們仍會把董卓置於其群體之外,視作異己,像鮑信會建議對董卓進行突然襲擊,袁紹等人會有意識地脫離洛陽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糾集武裝,樹立反董大旗。洛陽城中不便於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開。 
  也正是在士大夫對董卓的縱容和放棄之間,廢少立獻的政治結局具有了兩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縱容,使得董卓廢少立獻得以順利實現,長期以來由太后、外戚、宦官造成的東漢皇權危機,就在來自於官僚層面的干預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決,但皇權衰弱的狀態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皇權被強權所壓制的結果,就為漢魏之際的政治發展先期設定了多重的選擇:是用強權取代東漢皇權,建立新皇權?還是擺脫強權,恢復東漢皇權?這都需要後來的人們仔細面對。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對董卓的放棄,以廢少立獻為標誌,東漢帝國開始解體。宋人葉適認為漢末的敗亡不同其他朝代,其顯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誠然,在東漢帝國徹底消亡的過程中,士大夫最終是要扮演肢解國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關東聯盟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曹操《蒿里》                        
避其鋒芒:屈意合作背後的真相(1)     
  國外有位學者對於軍閥和政治的關係有過這樣的評說: 
  軍事長官和軍閥的政治取向,通常同樣也處於既存價值和政治框架之內。儘管他們力圖謀取對於中央政府的更大獨立地位或奪取中央政府,他們卻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建立一個新型的政治體系。大致說來,他們甚至不希望政府結構全面軍事化。相反,他們所感興趣的是奪取對既存政治結構的控制,為自己,為其家族,也是為其集團。(〔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帝國的政治體系》) 
  董卓是否也是這樣呢? 
  在董卓進京之後,憑借武力的威懾,廢舊立新,將皇權視為股掌上的玩物,前輩武人夢寐以求的聽政朝堂,在他那裡被大大的向前跨越了一步。然而要自行其政,要讓身邊的涼州將士、羌胡兵脫下甲衣,穿上朝服,去整治朝綱,怕是他們沒有這個本事,在公文案卷面前要敗下陣來的。董卓不會感覺不到超越士人行政去建立一個新型的武人政治有多麼艱難。 
  就在董卓彷徨之際,尚書周毖和城門校尉伍瓊主動登門拜謁。周毖,史書上對他的記載很有限,甚至對他是哪裡人還存在著不同的說法。伍瓊,也是一個說不清楚的人物,史家懷疑他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奔走之友」之一、後來入何進府的伍孚。這二人在當時應該也非等閒之輩,他們更像是士大夫與董卓進行政治談判的代表。周、伍二人與董卓會談的主要內容,是希望董卓來擔當中興之臣的角色,選用天下名士,修葺行將崩潰的國家大廈。周、伍的用心是否真實,日後自見分曉。 
  既然士大夫已經伸出了他們「友誼」的雙手,董卓又何必身陷在那繁雜的政務之中呢? 
  於是,董卓就「爽快」地同意了周、伍二人的建議,並委託他們來組建新一屆士人政府。並且為了表示誠意,董卓會同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鑕詣闕上書」,要求給竇武、陳蕃和黨人們平反。這裡所說的鑕,是刑具,輕易可動不得,只有在極刑中才會使用。把它帶上,就是要讓天下人都知道,董卓連命都可以不要,也要還黨人一個清白。這事由董卓親自來做,未免有些誇張了。誰不知道董卓把持朝政,廢立的事情都做得出來,給黨人平反也只是你動動口的事情。之所以要把動靜鬧得這麼大,無非就是要把文章做足,向士大夫示好,武人和士人可以精誠合作。 
  周、伍二人的組建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他們主要做了兩件事: 
  第一,征辟名士。此次受到征辟的名士應為數不少,像鄭玄、荀爽、申屠璠、蔡邕、陳紀、韓融、鄭泰、何顒等人都名列其間,這看上去似乎就是何進招攬海內名士的翻版,董卓大概也是要借此來裝點自己主政的政府,並且心情還很急切。譬如,對於那位當年因病沒有抵京的荀爽,開始是讓他做平原相,在其赴任途中,又征他入朝,拜官光祿勳,成了九卿之一。過了三天,再次陞遷,做了司空,荀爽從處士到宰相前前後後不過是九十五天的時間。但是要讓荀爽這樣的名士因此黨附董卓,可能性並不大。更令人生疑的是,為什麼曾為何進心腹謀主、袁紹摯友的何顒仍舊會被董卓委以重任,出任卓府長史?雖然長史的秩級不高,但卻是一府的總管,被視作「毗佐三台,助成鼎味」,是非府主的親信不得擔任的職務。難道何顒也真的認為董卓能夠匡正漢室? 
  第二,京官外任。在周、伍二人的策劃下,董卓任命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騎都尉張邈為陳留太守,孔胄為豫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另外,尚書郎許靖也在外任之列,安排去做巴郡太守,但是沒有成行,留京做了御史中丞。這位許靖,是著名的人才專家,他堂弟許劭主持的「月旦評」,誰人不知,能得到評主的一句評語,就足以讓他光耀士林了。許靖還是周毖組建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此次京官外任州郡長官,從表面看來,是在新君初立之際,安撫地方的措施,以便保障董卓政令的下達。似沒有什麼可以讓人生疑的地方。            
避其鋒芒:屈意合作背後的真相(2)     
  然而,在董卓那裡講得通,想得明白的事情,卻不真實。周、伍二人盡心的工作,卻是要掩護士大夫正在醞釀的一場針對董卓的「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就是要裡應外合剷除董卓。 
  要把這場「運動」理出個頭緒,不妨先來看一下,在董卓行廢舊立新之際,一批京官出逃的方向。袁紹「懸節於上東門」,北上逃往冀州;袁術南下進入荊州,目的地是南陽;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落腳於兗州的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東南)…… 
  在當時,朝堂之上能夠感知到山雨欲來的官員們也在紛紛離京,他們採用的方式無外乎兩種,一是辭官,或是不履行什麼手續,把印綬一扔,自己不幹的也有;二是千方百計尋找外任的機會。一旦離京,辭官的自不必說,外任的也不是真的去做官,他們的歸宿是家鄉。此種形式的離京,實際上就是避難。這些官員一般也不會引起董卓的重視。 
  而袁紹、袁術和曹操卻不同了,他們都是董卓要極力拉攏的人才。他們出逃,袁氏兄弟不是回到汝南,曹操也沒有去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彼此似乎毫無關聯。但是,袁紹去的冀州,韓馥做了刺史;袁術要去的南陽,張咨做了太守;曹操去的陳留,張邈是太守,劉岱是兗州的刺史。袁紹等人出逃地點的選擇與周、伍二人安排的京官外任地方州郡長官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嗎? 
  非也。我們前面講過鮑信要袁紹襲殺董卓,在當時洛陽城中想這麼做的不只是鮑信一個人,像伊闕都尉張承,他也是和袁紹一樣的公子,就想除掉董卓,他弟弟張昭勸阻他說:「現在要誅殺董卓,敵眾我寡,力量懸殊太大。況且,要做這樣的事,沒有同道的幫助,沒有訓練有素的兵勇,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董卓無義,也不會有多大的作為,不如暫時避其鋒芒,待時而動,到那個時候大功就可以告成了。」袁紹等人出逃,韓馥等人來到地方,不就是為了避其鋒芒,要有所行動嗎? 
  難道董卓對此就一點都沒有覺察嗎?久經戰陣的他,難道不知冀州、兗州、豫州、荊州對於拱衛洛陽的重要性嗎?而四州武裝的集聚,他會無動於衷? 
  事實上,董卓是有些遲鈍了,除了對周、伍策劃的京官外任出現判斷失誤以外,他還受到了三方面的干擾: 
  1受到朝中名士們的「蠱惑」,董卓要息事寧人。袁紹等人出逃,董卓完全可以緝捕拿辦,而且他一度也是這麼辦理的。例如,曹操拒絕與董卓合作,逃離洛陽,進入中牟(今河南省中牟縣西)境內的時候,被認為形跡可疑,遭到拘捕,這時董卓發下的緝拿曹操的文書也來到了中牟,看來當時的國家機器還是在高效率地運轉著。如果不是中牟縣吏認為曹操是個英雄,放了他,曹操恐怕難逃此劫。但對於袁紹,起初董卓也是要嚴懲不貸,後來轉為另案處置了,不僅讓他在冀州境內有了身份,做了渤海太守不算,還封了侯。與董卓作對,無罪有功。董卓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備受董卓信賴的朝中名士們又為他做了一次洗腦的工作。名士們說:袁氏是政治世家,在東漢政壇上有影響,您要是把袁紹逼急了,他起兵造反,那可是一呼百應。不如既往不咎,讓他在外面做個官,安撫為上。 
  2白波軍在河東(在洛陽市西北,主要地區位於今山西省南部)的活動,有割斷洛陽與西部交通的可能。白波軍是黃巾餘部,因復起於西河白波谷(今山西省襄汾縣西南)而得名。董卓此前被詔任并州牧,就有剿滅白波軍的使命。白波軍一旦控制河東,就會使董卓與他的戰略大後方——涼州失去聯繫,而確保洛陽與西部交通的順暢,對於穩定涼州軍的軍心至關重要。作為涼州軍中的精銳——秦胡兵和湟中義從,有著濃重的戀鄉情結。當年,「涼州三明」之一的段熲率領湟中義從對羌作戰,時間一長,義從們想家了,仗就不打了,結果段熲被治罪,「輸作左校」,也就是被勞動改造去了。涼州軍是董卓立命的根本,戰鬥力必須得到保障,不容出一點閃失。於是,董卓便派自己的女婿牛輔為主將,率部進入河東,試圖控制局勢,但一番努力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牛輔大敗而歸,董卓開始憂慮起來,怎樣來安定軍心呢?            
避其鋒芒:屈意合作背後的真相(3)     
  3左將軍皇甫嵩坐鎮西部,是董卓的心腹之患。靈帝中平五年,涼州爆發了以王國為首的武裝暴動,王國軍東進,圍困陳倉(今陝西省寶雞市東),危及三輔。漢廷任命左將軍皇甫嵩為統帥,以前將軍董卓為副,各率精兵二萬,前往解圍。中平六年,朝廷要解除董卓兵權,先後下詔任命他為少府、并州牧,在兩次詔書中都明確指令董卓所部人馬轉歸皇甫嵩指揮。這樣,在董卓帶走三千親兵後,皇甫嵩的兵力就近四萬人,駐屯於扶風(治在槐裡,今陝西省興平市)。我們前面已經知道,皇甫嵩沒有董卓那樣的野心,一心一意要做忠臣。董卓又和皇甫嵩不和。皇甫嵩要起兵討伐董卓,董卓未必是對手。想到皇甫嵩的強勢,董卓又要憂慮了。更何況,在西部已經有人開始鼓動皇甫嵩為正義一戰。此人就是蓋勳。蓋勳,敦煌(今甘肅省敦煌市)人,在西部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經在靈帝組建西園軍的時候入京,任討虜校尉,與袁紹結識,共謀誅除宦官大計。後任京兆尹。得知董卓行廢立之舉的消息,他就上書稱董卓是個小丑,並警告董卓別高興得太早。為此,蓋勳行動起來,開始聯絡皇甫嵩東征。這還怎能讓董卓在洛陽城中踏踏實實地待下去啊! 
  面對西部,董卓愁眉不展。而東部,亦非董卓所有。            
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1)     
  在董卓進京五個月後,新君改元,年號初平(190~193)。新年伊始,東部便已是義旗飄揚,關東聯盟宣告成立,袁紹被推為盟主。據傳聞,袁紹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起兵,是因為新年號與自己的字(袁紹字本初)有相合之處,認為起兵一定能獲成功。但作為周、伍行政所要掩護的「運動」,起兵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並且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統一起兵的訊號已經設計完成,由東郡太守橋瑁向各地發出,即「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雲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三國誌》卷一《武帝紀》注引《英雄記》)。所謂「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此前洛陽政變中袁紹與太傅袁隗「矯詔」誅殺宦官黨羽,性質雷同。之所以要偽造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這裡可以發現袁紹當年建議何進招募外兵的痕跡。同時也是官僚行政思維的體現。即便是舉非常之事,也要「循規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隨意募兵的障礙,在制度上尋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樹為國賊,標示出此次起兵是正義之舉。但是,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移書」的用語比較含糊,所謂「雲見逼迫」,這受到逼迫的對象是三公、朝中名士,還是天子?這也許是我們今天看不到「移書」的全貌,枉自疑慮而已。可是,這份疑慮並不多餘。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話,就難言國難,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為。那麼這受到逼迫的對象就應該是天子了。可是,這天子是廢帝,還是新君呢?如果是廢帝,那麼,新君成於董卓之手,亦當成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無意義可言,袁紹等人還是回朝面君,與董卓同殿稱臣的好。照此思路來看,受到逼迫的應該是廢帝劉辯,國難的生成源於董卓的廢少立獻。而此前朝臣在廢少立獻之際的默然無語,雖有縱容的一面,要規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還政,但在地方州郡長官這裡,卻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後,來指斥廢少立獻,搬除董卓,少帝重新歸位,士大夫自當是拯救國家於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種思維上的周折,的確是漢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後來還將出現,到那時,又將回到對獻帝的認同上了。 
  「移書」發出,州郡響應。參與關東反董聯盟的人馬眾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劃分,可見: 
  1冀州——渤海太守袁紹、冀州刺史韓馥。 
  2兗州——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行奮武將軍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胄、穎川太守李旻、陳國相許瑒。 
  4徐州——廣陵太守張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荊州——後將軍袁術、荊州刺史王睿、南陽太守張咨、長沙太守孫堅。 
  7并州——西河太守崔鈞。 
  8司隸——河內太守王匡。 
  另外,還有:劉備,這位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室宗親,參與了毌丘毅在丹楊的募兵活動,大概是隨毌丘毅返京後,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職,後有同曹操前往譙沛募兵的經歷,因此得以會盟。關於曹操的譙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揚州募兵的過程中發生的事情;劉勳,史書上稱他作故虎牙都尉,與袁紹一同起事;張楊,曾受大將軍何進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餘人,後留在當地討伐「山賊」,很可能就是和白波軍作戰,隊伍不斷壯大,關東聯盟成立後,前往與袁紹會合。這樣看來,中平六年袁紹獻計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隊伍,半數成為義兵。匈奴單于於扶羅,隨張楊歸附袁紹。 
  從兵力在洛陽外圍分佈來看,主要有四大集團: 
  1西北集團——進駐河內(治在懷縣,今河南省武陟縣南)的袁紹、王匡部。冀州刺史韓馥駐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作為後勤保障。張楊、於扶羅則屯於漳水一帶。            
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2)     
  2中部集團——進駐酸棗(今河南省延津縣)的劉岱、張邈、張超、橋瑁、袁遺、鮑信、曹操等部。 
  3西南集團——進駐穎川(治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胄、李旻。 
  4南部集團——進駐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的袁術、孫堅部。 
  西北集團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鋒已經佈防於河陽津,隔河與洛陽相望,最早進入臨戰狀態。 
  中部集團除張超(張超是張邈弟)的廣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兗州子弟兵。 
  西南集團以豫州兵為主,後孔胄部融入中部集團,李旻部併入南部集團。 
  南部集團的主力是孫堅的長沙兵,戰鬥力極強。 
  關東聯盟業已集結完畢。作為一個充斥著名士且多是現任的東漢地方州郡長官組成的聯盟,使我們的諸多懸疑為之釋然:周、伍行政絕非真心要與董卓合作。袁紹等人出逃,與京官外任州郡是聯盟成立的前奏。而東漢中後期以來面對皇權的變異,士大夫企盼強臣的出現,渴望武裝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變異皇權的毒素後,卻迎來了武人對皇權的踐踏,強臣並沒有終結政治的敗局,卻最終促成了士大夫群體的武裝化。 
  既然如此,關東聯盟就應該憑借武力同董卓一決雌雄,解放皇權,恢復士人政治。可是事實卻與之相背離。 
  關東聯盟成立後,我們只發現有兩部人馬在主動出擊:一是曹操率弱旅戰於汴水,雖有張邈的策應,但還是被涼州軍打得潰不成軍,曹操只能退出戰場,前往揚州募兵,以便再戰;一是孫堅在南部的孤軍奮戰。孫堅曾經與董卓共事一場,對於董卓多少有些瞭解,他曾向當時主持西部軍事的張溫建議,將抗命不遵的董卓,軍法從事。此番與董卓交兵,涼州軍並未佔到絲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囑手下,對孫堅要多加留心。而正是這位讓董卓忌憚的孫堅,卻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負責其後援的袁術,不給軍糧。沒有飯吃,這仗還怎麼打? 
  為什麼會出現上述場景呢?難道關東聯盟的諸家牧守們不思進取,是懼怕董卓的武力? 
  當時尚在朝中、還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鄭泰就曾經為董卓分析過盟軍與董卓軍的優劣,大意是講關東百姓忘戰日久,沒有戰鬥力,袁紹等人平日養尊處優,沒有將帥之才;董卓就不一樣了,身經百戰,熟悉軍事,手下將士都是天下強勇。結論是:盟軍人數雖多,卻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後的勝利者。但兩軍對壘,力量的強弱,是客觀存在。如果一味地強調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義。況且,鄭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邊的耳目,他的真實用心,無非是再次擾亂董卓的判斷,而董卓也確實覺得鄭泰是個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陽軍事托付給他。 
  即便是懼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於斷人糧草,做仇者快、親者痛的事情吧!而關東聯盟的結而不戰,直至最終解散,卻另有緣由。要解讀它,還需隨著董卓的「清醒」慢慢道來。 
  董卓能夠「清醒」,得益於他從西部的憂慮中解脫了出來。白波軍沒有繼續南下,而是轉向東部,西部交通還可保持通暢,董卓稍稍舒了口氣。而面對要發動東征的蓋勳和皇甫嵩,能夠幫助董卓的,卻不是武力,而是皇權。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駐地扶風設了一個漢安都護,總統西部軍事,明擺著就是要剝奪皇甫嵩的軍權。隨後,天子詔書發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門校尉。胸懷忠義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進京的道路,將謀士梁衍的話置於腦後。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發來的詔書時,就清楚地指出了當時的形勢,他說:「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能行誅殺宦官之舉,但他卻不能盡忠國家社稷,濫殺無辜,隨心擺佈皇權,廢少立獻,現在又徵調將軍進京,此次進京,將軍凶多吉少,大則會遭遇不測,小則會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將軍手握重兵,完全可以號令海內,討伐逆臣,這樣,袁紹在東,將軍在西,董卓就成了甕中之鱉,會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3)     
  可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要使皇甫嵩能驅動豪勇之氣,去拯救國家於危難,也要獲得一個名正言順的認可,以免世代忠義蒙上圖謀不軌的灰塵。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國家行將不存,空守忠義的意義又在哪裡呢?到頭來,只害得京兆尹蓋勳陪伴他去走完這條已是荊棘叢生的忠義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經離任,懸著的一顆心總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來看看沸沸揚揚的洛陽周邊,他根本就沒有把盟軍的刀槍放在眼中,也許是他認為摧折這兇猛的兵鋒,實在是舉手之勞。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內奸」,割斷盟軍與朝堂的聯絡。周毖、伍瓊丟了性命。 
  第二件事,軍事上轉入進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軍控守的河陽津正面擺出進攻姿態,暗自卻將主力渡河繞到盟軍背後,趁其不備,發動進攻,盟軍被擊潰。洛陽西北壓力得以減輕;在洛陽南部,董卓軍與孫堅的長沙兵陷入拉鋸戰中,一時勝負難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點中盟軍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著鴆酒去見廢帝弘農王辯,告訴他:「把它喝下去,會驅除邪惡。」業已成年的劉辯又怎能不知道這其中的殺機。但,他又能做怎樣的抗爭呢?「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在淒婉的歌聲中,十八歲的弘農王走到了他生命的盡頭。 
  弘農王的死,極大地衝擊了盟軍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廢帝行為的關東聯盟,頓時失去了前進的坐標。畢竟,否認廢少立獻,就意味著要恢復弘農王的皇統。而弘農王一死,擺在盟軍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承認獻帝皇統,聽任武人的擺佈;二是另立皇統,與洛陽現政府徹底決裂。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聯盟中部大營中的州郡長官們在酸棗宣讀了一紙盟辭,大意是說: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禍害無窮,毒殺弘農,百姓被難,如此以往,社稷淪喪,四海傾覆,我們——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胄、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廣陵太守張超——要舉義兵,赴國難,同盟中人,齊心一力,盡我臣節,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有渝此盟,死於非命,禍及子孫。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盟辭寫得慷慨激昂,聞之倒也令人振奮。國難中展現臣節,印證的是士人捨身取義的價值觀,是值得褒揚的行為。但較之此前的三公移書,就不難發現,在這裡國難已經變更,新國難成於「毒殺弘農」,獻帝仍舊沒有得到尊崇。就此點而言,盟軍也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爭,「粉身碎骨」了,沒有創造出一個新天子,終極的政治目標就沒有找到,人們無所適從。 
  而在酸棗會盟之時,壇場已經設好,刺史、郡守卻互相謙讓,誰也不願意登壇主盟,儼然誰登壇場,災難就將降臨似的。最後主盟者卻是由廣陵郡功曹臧洪來擔當的,盟辭發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願呢?而袁紹、袁術、韓馥、王匡等尚在各自營盤中,對此表現淡然,缺少了他們的會盟,酸棗會盟的意義又在哪裡呢?是要分割士人剛剛積聚的武裝,以酸棗之眾去面對凶殘的董卓嗎? 
  這一切都不是,沒有政治目標的酸棗盟辭只不過是應時的文章,它不具有絲毫的約束力,至於盟辭所鄭重言及的對毀盟者的制裁,只是閃過耳邊的咒語,又有幾人會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後的日子裡,酸棗諸軍悠閒地屯紮在營地中,諸將們則日日在高歌縱酒。 
  而西北集團的袁紹和韓馥卻在另一條道路上尋找著可能的轉機,那就是擁立新帝。他們選定的是幽州牧劉虞。雖然二人在擁立的事情上竭盡心智,但卻並非是為了給聯盟樹立起一個終極的政治目標,來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劉虞這位忠厚的長者,對此則大為氣惱,認為是「逆謀」,玷污了他的名聲,堅決不做這個新皇帝。擁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4)     
  盟軍仍舊在聚而不戰。但是,這一局面不會再維持多久了,沒有了政治目標的關東聯盟很快就要離散而去了。曹操在《蒿里》一詩中這樣寫道: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這裡曹操描述的是關東聯盟從一開始的同心協力,到後來的分崩離析的過程。其間曹操提到的「勢利」,無疑就是導致聯盟解散的關鍵所在,它告知我們:關東聯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進行著。這層意義還要從「自相戕」中得以揭示。這裡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先來看看中部集團中的兗州刺史劉岱,這本來是個講「孝悌仁恕」的謙謙君子,卻對東郡太守橋瑁有了偏見,殺了橋瑁,派人接管了橋瑁的地盤;他還給冀州治中劉子惠去了封信,信中這樣寫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後漢書》卷七四上《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劉岱殺性已起,殺了橋瑁還不算,還要殺韓馥。 
  再來看盟主袁紹。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韓馥的位置,韓馥手下人不答應,就勸韓馥斷絕袁紹的後勤補給或直接與之兵戎相見。在袁紹實現了與韓馥之間的權力交接後,鮑信則認為袁紹實際上就是又一個董卓,他與曹操商議要「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三國誌》卷一二《鮑勳傳》注引《魏書》)。這時的袁紹似乎也已經是暴戾無比,張邈因為好意勸說他幾句,他就不顧多年朋友的情誼,指使曹操去殺掉張邈,這件事因為曹操的反對而作罷。 
  還有那位孫堅,吳主孫權的父親,在進軍的過程中,先殺了刺史王睿,後殺了南陽太守張咨。 
  …… 
  之所以會出現聯盟成員之間的不諧和,乃至仇殺,就是「勢利」惹的禍。要知道,地方政治單元一經形成,就具有強烈的排他性。 
  漢末地方長官權重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權,還擁有了軍權,在政局動盪不安的時候,屬於他們的一州一郡,就是他們避亂的港灣。在這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單元中,進可以爭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顧及皇權的存在與否,州郡就是他們的「勢利」所在。發現了它,關東聯盟的自行瓦解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事情,而關東聯盟一旦瓦解,直接後果就是造成了漢末地方割據局面的全面出現。曹丕,曹操的兒子,這位未來的魏國締造者,他在《典論》中寫過這麼一段文字,算是給當年關東聯盟的聚散離合做出一個總結: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後,蕩覆王室。是時海內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鹹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族,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 
  天下亂了,聯盟散了,洛陽離州郡長官們越來越遠,朝堂也就隨它去吧,卸下道義的重負,去割據地方,去相互兼併,去得勢利,去獲得各自的生存。 
  遷都與招安:被拋棄的洛陽舊臣 
  董卓將廢帝到弒王所引發的一連串的政治苦難全拋給了士人,他輕而易舉地做到了不戰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軍終究是個不小的壓力,與其固守洛陽城池,與士人武裝對峙,不如退出這一是非之地,回歸西部故里,一來可以穩定軍心,二來也可以擺脫盟軍的糾纏。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佈遷都長安,並且很合東漢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讖語來印證遷都的合理性,卻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響起了一片異己的呼聲,死水起了波瀾。 
  司徒楊彪稱:「遷都雖易,但要重新安頓下來卻很難。」 
  太尉黃琬說:「光武帝定都洛陽,這是天意,豈能隨意遷動,使四海失望。」            
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5)     
  河南尹朱俊稱:「國家西遷,天下失望。」 
  陳紀則直截了當地說:「董公您還是別這樣大權獨攬,朝中之事應該由公卿大臣來辦,您還是專心治軍吧!遷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險惡。」 
  …… 
  在這異己聲中,董卓有些迷惑了。苟安於朝堂上的士人在弘農王被害之時,啞然無聲,既無憤怒之容,又無捨身取義之舉,遷都較之弘農王之死,輕重顯然,而士人滔滔陳辭,究竟是為了什麼? 
  曾記得法國人蒙田(Montaigne)說過:「已經充滿了悲哀了,最輕微的增添亦可衝破他的容忍的藩籬。」 
  洛陽朝臣的呼聲此起彼伏,久已壓抑的情感釋放了出來,那裡摻雜著對一生信仰的哀婉之音,但是,面對強暴,殘存於肺腑中的直覺正義,又是多麼地無力啊! 
  就在這一片激憤聲中,司空荀爽冷酷地說:「你們這樣做,最終會惹火上身,我不會這麼做的。」穎川荀氏是東漢的士林名門,而在危難之時,抉擇之際,荀爽取生存之路,放棄道義的陳述,這是身處險境中激發出的生存本能。而且,荀爽這種求生的慾望,已經不止一次表露過,前面我們在講到李膺身罹黨錮之難,罷官還鄉,荀爽就曾經給他寫信,懇求李膺遠離政治,保全性命,「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在荀爽的思想裡,個人是難於和時勢相較高低的,只有活下來,或是善於隱藏自己,才能待時而動。 
  而歷經百劫之後,洛陽朝臣仍舊要獨自面對兇惡與殘忍,他們無法從武力的強壓下散逸出來,創造一個新的機制來運轉已經深深陷入泥沼中的政治車輪,荀爽對生的渴求已經無法再用道德信仰來規範了。 
  激越的心情在生存關懷中趨於沉寂,洛陽通往長安的大道上揚起了迷人的塵埃,曾經的洛陽那麼繁華,貴戚府邸相連,家家富積金帛,但就在這剎那間,彷彿都已是暮年垂老,逝去的將永遠地逝去。 
  在滾滾的洛陽大火中,董卓露出猙獰的面目,全然不講過去的情誼,他手舞屠刀,滅殺了袁氏宗族自太傅袁隗以下男女五十餘口,以此向盟軍示威。與此同時,他還派出了五名招安大使,他們是: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環。 
  五人皆為名士,而他們對盟軍的招安成功與否對於董卓來說都是一次勝利。招安事成,則盟軍要匍匐於董卓的腳下,董卓無憂矣;招安失敗,則有兩種可能,一是招安者為盟軍接納,這樣,盟軍仍舊認同於洛陽舊臣,此前的按兵不動,只能算作一種假象,士人武裝必將西向以解同志之厄,董卓就要小心提防了;二是招安者遭到盟軍的排斥,則盟軍斬斷與洛陽舊臣的感情紐帶,洛陽舊臣遂成為孤單無助的群體,盟軍無心西進,與董卓拼耗實力,展開無謂的戰爭,董卓可以放心地做他的無冕之王了。 
  招安,實際上就是董卓施展的苦肉計。那麼,招安的結局究竟怎樣呢? 
  除去韓融以外,其餘四人皆命喪黃泉,死於盟軍之手。對於這突然的變故,胡母班在盟軍為他們設置的監獄中給他的妻兄河內太守王匡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我與董卓是親戚?還是同他一樣犯下了不赦之罪?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把對董卓的憤恨轉嫁到我的頭上,這是多麼地殘酷啊!死,是人所懼怕的,但不能容忍的是被一群狂夫所害。如果亡者有靈,我一定會將你們的罪行向皇天傾訴。都說婚姻中能體現禍福,今天我算是看到了,原來是一家人,現在卻成了仇人。我的兩個兒子,你的外甥,在我死之後,千萬不要讓他們看到我的屍骸。 
  面對死亡,胡母班大惑不解,連王匡也不得其中要旨,只能抱著自己的兩個外甥大聲地哭泣,但淚水並沒有挽留住胡母班等人的生命,感化發佈命令的袁紹那業已生硬的心。 
  在袁紹這位關東聯盟領袖的眼中,已經沒有了士人名士的影像,所有的一切都轉化成現實利益的糾葛,他也要拿起屠刀,刀起刀落間,士人間的溫情就在鮮血迸濺中飛化了。自此之後的一段時間裡,關東牧守要與洛陽舊臣分隔東西。            
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6)     
  在淒惻的哭泣聲中,董卓心滿意足地去了長安,他沒有了憂慮; 
  在淒惻的哭泣聲中,關東牧守們用黃土掩埋了「故我」,在滴血的刀劍下,衍生出一個殘酷的「新我」。            
*生存還是死亡     
  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三國誌》卷六《袁紹傳》注引《英雄記》                        
角色轉變:從清流到地方實力派(1)     
  在經歷了流血的煎熬,武人已經挾持著漢室遺孤和洛陽舊臣遠去了,消失在角逐勢利中誕生的新士人——關東牧守的視野中。新士人如何來面對這殘酷的現實?是鼓足余勇進入洛陽,在瓦礫中,在斷垣間,去尋覓昔日的情懷?還是捲起義旗,止息戰鼓,隔絕東西,各為諸侯? 
  這一切已經不必再去做出抉擇,在連遭變難之後,新士人的舊日理想早已灰飛煙滅,既而轉入對新的生存空間的營造,不想在那裡,生的意義竟也是那般的苦澀。在冀州刺史韓馥那裡,就可見一斑了。 
  韓馥是從東漢文化重鎮穎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進京後,周毖、伍瓊行政中試圖扭轉政治頹勢,清除董卓殘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長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韓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漢末的冀州是兵精糧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勢來面對中原凋敝,優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陽朝廷中,韓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寫一些官樣的文章,抒發一下自己對時政的失望之情,表達一下自己除殘去穢的強烈願望,在士林中博得一個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韓馥集一州的軍政大權於一身,不再會有先前的作為了,逼人的社會現實,已經躍出筆端,成為他日常要加以應對的地方行政。他必須傾其才智,為自己以及與己相關的群體利益盡心謀劃,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會成為階下囚,現實的殘酷,正一步步侵蝕著韓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實踐一個純真士人的社會理想,去做一個果敢的勇士,奔赴國難,即使是以冀州的強大實力為後盾,但要與董卓那支橫暴的涼州軍相抗衡,韓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顧慮,道義的光環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澤,受制於理想與現實的雙重壓迫,韓馥又怎敢輕言去就?他的行為正在模寫其心理的轉化。在袁紹首倡義兵討伐董卓時,表現得越發明顯。 
  袁紹自與董卓反目之後,便來到了冀州,而此時朝中名士們正在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瓊、何顒等人的遊說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顯赫,董卓也「大度」地許給了袁紹一個渤海郡太守的官職,還封他做了邟鄉侯。而漢末地方行政職權的劃分,已經與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執行監察權,而是統攝一州軍政,這就使得袁紹成為了韓馥的下屬。但韓袁之間還有一層關係,袁氏四世五公,其門生故吏遍佈天下,韓馥就是袁氏眾多門生之一,作為東漢的一則慣例,門生一旦發達,總會對自己宗師的後代眷顧有加,韓馥對於袁紹大概也不會端什麼長官的架子吧? 
  但,袁紹又怎會把一個「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紹逃離洛陽的目的,就是要避開董卓的鋒芒,糾集武裝,反攻洛陽,有沒有官衣,並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這份「恩賜」,無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漢官的名義討伐漢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紹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韓馥在抉擇之際所表現出的無限猶疑,就使得袁韓之間摩擦在不斷地加劇。 
  先是,韓馥改變了初衷。我們知道,韓馥離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裡應外合討伐董卓計劃中的重要一步,韓馥理應起兵。但是,在聽說袁紹到了渤海,要樹立義旗,興兵伐董的時候,韓馥卻慌忙派遣手下親信以州官的名義前往渤海,看住袁紹。只是,這絲毫起不到什麼作用,士人以武力來對抗強暴是大勢所趨,袁紹樹立義旗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幾個從事小吏又怎能阻攔得住呢?況且,韓馥如果一味設置障礙,只會將自己扯進泥潭,遭到來自於士人方面的鄙棄,卻不會獲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隻孤雲野鶴,韓馥又沒有這個心境。 
  袁紹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會因此被捲入一場無望的戰爭當中,韓馥剛剛得到的殷實資本可能會化為烏有,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這時,一紙三公移書使得韓馥脫離了煩惱。而這紙文書實際上是由東郡太守橋瑁假借三公名義發往州郡的,前已經述說。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訊號,但在韓馥眼中卻成了幫助他擺脫無形利害糾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聽任袁紹起兵,去回復士人的激越行為;拿著這紙文書,又可以避免事後可能出現的董卓對他的責難。但這並不等於韓馥從此可以出離於漢末政局之外,由袁紹起兵所激發的士人奔赴國難的熾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韓馥的心情。            
角色轉變:從清流到地方實力派(2)     
  不過,他仍舊很苦惱,這時的苦惱從他與手下智囊劉子惠的一番談話中,我們就可以體味到。 
  在讀完三公移書後,韓馥問手下文武,說:「現在我是幫助袁紹,還是幫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劉子惠答曰:「此番興兵是為國除害,何言袁、董!」 
  但是,在義正詞嚴之後,劉子惠轉向了對韓馥處境的體諒,他寬慰韓馥說:「打仗可不是件什麼好事,您切記不可出頭露面,做什麼統帥;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應該派人去觀察其他州郡的動向,一旦群情奮起,成了氣候,您再參與進去也不遲。況且說來,冀州是一個大州,實力決不會在其他州之下,它的地位舉足輕重。」 
  劉子惠的體諒,實則是讓韓馥隔岸觀火,明哲保身。這種思想的形成,是基於對冀州實力的權衡之上的,但他卻沒有真正化解韓馥此時的苦惱。 
  這時聚集在韓馥心頭的愁雲越來越濃,韓馥有些迷失方向了。究竟是什麼在困擾著他呢?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袁紹起兵,韓馥聚一州之眾全力資助,這對於韓馥和他的僚屬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如冀州長史耿武等人說的那樣:「袁紹勢單力孤,只能仰仗於我們的接濟,就如同哺乳的嬰兒,一旦絕其哺乳,嬰兒只有死路一條。」韓馥是不會把自己和冀州的未來命運托付給這樣的人的,這對於韓馥來說,是「進」的苦惱; 
  二是憑借冀州的實力稱雄一方,靜觀時局變遷,這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但要真正做到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從冀州的地理環境來看,它與司隸、青、兗、並、幽諸州接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這塊兵家必爭之地,早就成為漢末豪強覬覦的肥肉,兗州刺史劉岱就曾揚言:「等到董卓死後,我就要揮師討伐韓馥。」這樣冀州的南面險象已生,而冀州的北面還有虎視眈眈、急於進入中原的幽州公孫瓚,在東面袁紹正蓄勢待發,西面還有彪悍的黑山軍盤踞在山嶺間,時時會對韓馥構成威脅,韓馥身處其中,又怎能從容自保呢?這是「退」的苦惱。 
  在進退兩難中,韓馥的猶疑之心依然。 
  但形勢的壓迫,使得他也不能不作出一種親善的姿態,去響應士人討伐殘暴的義舉。於是,他率領兵眾屯於鄴城,與已經進駐河內的袁紹和王匡遙相呼應,以供應前方糧草之名而推卸了衝鋒陷陣的責任,避免了與董卓的直接衝突。即使這樣,他也未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對於所承擔的糧草供應,也是盡可能地敷衍,試圖解散前線武裝。在韓馥的頭腦中,士人的道義早已不復存在,他只求能夠保全自己所獲得的冀州——這份殷實的產業。 
  就這樣,韓馥在鄴城苦苦熬過了一年的時間。而一年,在漢末政治的時間表中,又是多麼的漫長,漫長得足以重新塑造一個人,那麼,韓馥是否也有所改變呢?            
弄潮兒:機關算盡總是空(1)     
  一年後的韓馥,不再一味地躲在幕後,也不再去做些牽制盟軍手腳的事情了,他也站了出來,作了一次漢末政治的弄潮兒。這就是韓馥的改變吧! 
  初平二年(191),韓馥提議擁立幽州刺史劉虞為帝,從這次擁立事件的表面來看,似乎並沒有多少新意,畢竟在漢末這種事情對於人們來說,早已見怪不怪了。靈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就曾在一夥士人的鼓動下,要趁靈帝巡遊之際,行謀刺之舉,立合肥侯為帝;稍後又有董卓進京,肆意踐踏皇權,弒殺廢帝弘農王劉辯;一年前,士人同盟中又拋出了一份酸棗盟辭,其立意就在於否定獻帝的既成皇統,韓馥此番的擁立是不是在回復這一盟辭呢? 
  不過,此次擁立並不是韓馥的個人所為,他是與袁紹聯袂攜手共圖大業的。但,韓馥所表現出的熱情使得袁紹難於企及。在寫給袁術的信中,韓馥先是否定了獻帝的地位,既而就對劉虞為帝的合理性,加以旁徵博引,稱道劉虞功德無量,又是漢室近宗,拿東漢最有效用的讖緯來表明上天早就有意讓這位仁人長者做漢朝的皇帝了。這實在是件有趣的事,韓馥改變得實在有些驚人,難道他要做一個扭轉漢末政治乾坤的英雄嗎?要知道,在士人原有價值觀遭到無情的粉碎之後,繼之以武人的暴力,士人早已不去留戀維繫他們心志理念的道德王位了。擁立劉虞,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內在的政治意義已轉化為個人的私慮了。 
  袁敘(袁紹從弟)在給袁紹的信中寫道:「現在的局勢已經是疲敝不堪,而天意則對於咱們袁氏家族情有獨鍾,並且降下符應。」袁紹不僅要做強者,還要做皇帝,只是現在還是個不公開的秘密。袁術更是想做皇帝,幾近癡迷,後來,他也果真給自己加冕了。 
  曹操在日後回憶起這一段時期,也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沒有我,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稱王稱帝呢!」 
  我們前面引用的曹丕在《典論》中的話,就是地方割據的寫照——勢力強的人控制了郡國,其次的則盤踞在小的城池中,勢力弱的還要在鄉間結聚人馬。 
  可見,國家已經是四分五裂,獻帝在新士人的心中無足輕重,他們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誰又會為漢室的復興去殫精竭慮呢? 
  這樣看來,韓馥擁立劉虞,似乎並沒有意義,而且他這樣做,極易受到已經死去的「正義」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這一陳舊的武器的話,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體中,出現了「正義」的呼聲。曹操站在承認獻帝皇統的立場上,抬出了節義的牌匾,認為少主受制於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協力,拯救國家危亡,那麼,他就要單槍匹馬地去與殘暴抗爭了。 
  袁術也堂皇地宣佈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說當今皇帝沒有皇室血統,這簡直是無稽之談。袁氏一門踐履忠義的行為,已為天下人所共曉,群情激越,要討伐國賊,洗刷恥辱,擁立新帝,不是我想聽到的事情。」 
  加之劉虞又是一個忠厚長者,他決不會擔負起不忠的罵名的。 
  一旦董卓借題發揮,以獻帝的名義討伐不臣,顯然,也有效力可言。韓馥沒有想到這重重的危機嗎? 
  正像前面所說的那樣,擁立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誰都可以在上面寫些東西,或是抒發一下隱秘的心情,或是張揚一下不復存在的熱情。韓馥就藉著這面幌子,想著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裝集結已經一年的時間了,但卻沒有實質的行動去挽救危亡的國家,董卓也在長安城中觀望,並沒有動用他的精銳之師去衝擊新士人的營盤,去瓦解長安的圍困。而獻帝和洛陽舊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長安,洛陽已經是一片瓦礫,徒有虛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換得了國家的最終消亡,雖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勢利的端倪已經無法遮掩。韓馥對其間的玄機自會明晰,他可以不必為破滅的「道義」憂心忡忡了,一塊心病自此除去。而作為自己麾下官員的渤海太守袁紹卻以家族蒙難,獲得了眾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勢,位居關東聯盟的盟主,韓馥又怎能以大州長官的身份,在袁紹面前俯首稱臣呢?既然討董只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隱藏殺機,韓馥就不必再猶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體中爭得一席之地,而擁立劉虞為帝,就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既可以標榜自己心向漢室,博得忠義的名聲,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實力足以擔當重任,其魄力決不在袁紹之下,至於擁立的成功與否,他並不掛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敗,還有「盟主」袁紹在前面遮攔,他也不會因此獲咎。            
弄潮兒:機關算盡總是空(2)     
  正當韓馥躊躇滿志,要幹一番大事業的時候,新士人同盟卻自行瓦解了,劉虞稱帝化作了泡影,洛陽以東已經地域分割,先前還是互為友朋的新士人們各操刀槍火並開來。私怨變成了實際的殺機。而此時的冀州已是危機四伏。            
客死他鄉:生的慘淡與死的無奈(1)     
  袁紹自從主盟以來,雄霸之心是與日俱增,但他也深深感到要成就大事,依靠別人的資助顯然不行,必須要有一個穩固殷實的根據地,而在主盟期間,他並沒有獲得這種安慰。士人同盟解散之後,逼人的局勢更加刺激了他尋求強大支撐的心念,近在咫尺的冀州,兵精糧足,頓時吸引了他的視線。 
  於是,袁紹調集兵馬屯聚冀州邊境。與此同時,幽州公孫瓚早已迫不及待,率領白馬義從殺入了冀州,試圖打通南下的通道,參與到戰火瀰漫的中原戰場中,謀求一個霸主的地位;盤踞在冀州西部山區的黑山軍這時也活躍起來,攻城奪寨,忙得不亦樂乎。這下可使韓馥愁上心頭,剛剛培養起來的豪情壯志轉瞬就熄滅了。他必須應對這繁雜的地方局勢。 
  首先,韓馥自恃冀州兵精將勇,決定用武力解決已經出現在冀州北部的幽州軍。然而,與公孫瓚在安平稍試兵鋒之後,韓馥立刻感覺到白馬義從決非浪得虛名,他們的彪悍兇猛,使得冀州軍處於劣勢。韓馥還難於在短時間內取得克敵的成效。 
  而恰又在這時,韓馥麾下大將曲義與韓馥分道揚鑣,投奔袁紹去了,冀州軍力為之一損,對於袁紹來說,曲義的加盟,更加堅定了奪取冀州的決心,他很快就將兵馬推進到延津一線,伺機發動對冀州的爭奪之戰。這就使得韓馥面臨著要兩線同時作戰的困境,一時間,韓馥頓覺眼前的生存空間變得那麼狹窄,狹窄得令人窒息。 
  如何在夾縫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韓馥又需要有所選擇:這就是放棄武力,以退為進,出讓冀州,放任多方勢力在冀州的土地上拚個你死我活,待到元氣大傷之際,他再出面收拾殘局,來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實在是一著妙棋啊! 
  主意既然已經拿定,尚未在他有所行動的時候,袁紹的說客就來到了韓馥的府中。在韓馥面前,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剖析韓馥現在的窘境,頌揚袁紹的偉大,認為只要韓馥將冀州拱手相讓,就一定會得到一個讓賢的美名的。這下,韓馥倒落了個順水人情,他毫不遲疑地將冀州刺史的印綬統統交給了袁紹。 
  韓馥的這一舉動,大大刺傷了冀州文武官員的自尊。他們紛紛要求韓馥收回成命,都督從事程奐、趙浮等將官則請纓出戰,要與袁紹一決雌雄。在他們眼中,漢末紛爭已經成為無法避免的現實,實力就是最好的生存屏障,袁紹居然以孤弱無援為優勢,用友情作交易,實在是可惡之極。區區袁紹,只要冀州精銳一出,不出十日,就會潰不成軍的,刺史又何必惶恐成這個樣,您完全可以高枕無憂啊! 
  至於韓馥的良苦用心,他們實在是無法捉摸。 
  韓馥固執己見,冀州就改換了門庭。 
  而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冀州的局勢確實是按韓馥預期的那樣發展著,袁紹與公孫瓚全面交惡,公孫瓚在討伐袁紹的檄文中鄭重地將袁紹騙取韓馥治下的冀州作為袁紹十大罪狀之一,曉之天下,為此,冀州諸城便向公孫瓚敞開了大門。公孫瓚的勢力也就隨之急速膨脹,直至涉足到青、兗二州,袁紹則每況愈下,苦苦支撐著他的疲敝之師,看來他以失敗者的身份灰溜溜地逃離冀州,只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韓馥就要再次出山了。 
  誰知風雲突變,界橋一戰,袁紹居然以奇兵制勝,公孫瓚竟然一敗塗地,無力再戰,匆匆收拾殘兵敗將撤回幽州去了。冀州迷亂的局勢豁然開朗,袁紹成了勝利者,牢牢地控制了這方土地,而袁紹的勝利對於韓馥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一絲不祥襲上了心頭,他成了袁紹的「階下囚」。 
  雖然袁紹並沒有對這位前冀州刺史採取什麼非常的措施,但無形的羈絆卻環繞在韓馥的周圍。在袁紹那裡,文武群臣大多都是韓馥舊部,而且多與韓馥有嫌隙,他們要對韓馥進行一下報復,簡直是易如反掌。況且袁紹又不是一個有度量的人,韓馥以前所作所為處處與袁紹的事業相背離,現在又是刀俎之肉,袁紹豈能放過他?            
客死他鄉:生的慘淡與死的無奈(2)     
  思前想後,韓馥決計離開這塊是非之地,遠遁他鄉,延續生命。 
  可是,就這麼離去,袁紹那裡肯定不會答應的,而朱漢事件的發生為他尋找到了一個借口。朱漢本是韓馥舊部,這時做了袁紹的都官從事,韓馥執政冀州時,朱漢並沒有受到應有的禮遇,他一直懷恨在心。加上,他知道袁韓之間的糾葛,為了得到新主的賞識,並且可以發洩一下私憤,便擅自率兵圍攻韓馥的府邸,致使韓馥的長子被毆傷。而袁紹這時剛剛在冀州站穩腳跟,百業待興,他不想因為韓馥的閃失而使自己失去民心,落個罵名,便殺了朱漢,算是給韓馥賠罪,對於韓馥要離開冀州的要求也就不好阻攔了。 
  韓馥得以全身脫險,但今後的生活又怎樣處置呢? 
  他決計去投奔陳留太守張邈,而張邈又是袁紹舊日的「奔走之友」,他去投奔張邈,不等於又入虎穴嗎?然而張邈與袁紹的友誼早已是明日黃花,在漢末新士人運動中,袁張已經反目成仇,袁紹甚至指令曹操去殺掉張邈,作為新士人成員之一的韓馥對此不會不知道的,投奔張邈,既可在這位實力派的羽翼下,過上一段舒心的日子,也可以免去袁紹的糾纏。這樣一來,韓馥就不用為自己的生存提心吊膽了。 
  但是,做為流亡者,韓馥已經失去對自己生命的主動關懷,要被動地去接受他人的施捨,在張邈那兒,他能扮演怎樣的一個角色呢?是嘉賓?是幕僚?恐怕連張邈也不知道怎樣安置這位昔日的冀州刺史。韓馥也只能在苦悶中度日,生的意義並沒有激發起他對未來的憧憬。 
  不知挨過了多少時日,一天,袁紹的使者竟然來會晤張邈了,而恰恰韓馥又陪坐在那裡。使者與張邈的一番耳語,一下刺激了韓馥剛剛鬆弛的神經,他不能不去思忖其間的秘密,是袁張之間的仇怨已經化解?是袁紹要假張邈之手向自己開刀?是張邈要拿自己去取寵袁紹?還是袁張的交易涉及到自己的安危?…… 
  生的意義變得淒慘黯淡,韓馥已經無法自持,他再也看不到自己生命道路上的陽光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徹底絕望了,心念被膠固在此時此刻,他茫然地走出張邈的大堂,在「溷(廁所)中」用一把書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韓馥就這樣走了,他的消逝,是漢末新士人在探求各自生存道路上一次血的體驗,在武力張揚的時代,在道義泯滅的衰世中,生的飄搖,催醒了新士人對生命的關懷,但,要斬斷橫亙在生命道路上的重重荊棘,需要付出的又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舊都浮塵     
  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張璠《漢紀》                        
行刺:孤助無援中的自救(1)     
  初平二年的春風吹拂過中原的土地,卻總也無法催醒那沉睡的生機。只有洛陽廢墟在絲絲煙縷中哀歎著這份荒涼與孤寂。 
  此情此景,觸動了人們感懷的心靈,一首首悲歌被緩緩地吟唱著: 
  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 
  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 
  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 
  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曹操《薤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王粲《七哀詩》 
  董卓入關,戰鼓漸息,義旗飄散,關東聯盟自行解體,以函谷關成為雙方默認的分界。關東牧守正在為一城一地的得失互相爭鬥著,以「實力」為中心的多元格局還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澄清,而這就是士人在群體價值理想遭到毀滅之後,基於自身生存利益,由消極的怯懦走向普遍強權的必由之路;關西則處在武人的壓制之下,似乎已經沒有了士人生存的空間,但殘留在長安的洛陽舊臣卻思圖生機的再現。缺少了關東士人武力的支持,舊臣們會有所作為嗎? 
  舊臣中,如荀攸、鄭泰、何顒、種輯、伍孚等人就形成了秘密的結社,密謀誅殺董卓。種輯,事跡不顯,可能與種嵩、種劭同族。荀攸、鄭泰、何顒、伍孚,都是何進招攬的海內謀士,是誅殺宦官的謀主。在董卓進京後,鄭泰、何顒又受到董卓的信賴。他們原本就與袁紹等關東士人有著密切關係,把董卓視為敵人,並不奇怪,而且這可能就是此前周毖、伍瓊行政中誅除董卓的在朝中堅力量。但奇怪的是,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卻孕育著一種「另類」的傾向,這在他們的謀劃中就已經表露了出來: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崤、函,挾王命以號令天下,桓、文之舉也。(《三國誌》卷一《荀攸傳》) 
  刺殺董卓是任務之一,而殺董卓後的安排卻是隔絕東西,視天子為傀儡,「挾天子」以爭霸天下,關東士人已非故友。看來,士人陣營的分裂已不僅僅是關東士人對洛陽舊臣的捨棄,而荀攸等人表現出的對天子的態度,即將成為一種政治思想潮流。 
  荀攸等人要刺殺董卓,得到了老臣們的贊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司隸校尉黃琬也參與其中。荀爽,不必再著筆墨了吧。然而,在遷都時保持低調的他,為何要捨生就險呢?這與他一貫的思想相差太遠。或許是因為,遠離了關東武裝,身陷死地,自覺時勢不會逆轉,苟活於世已無意義,不如拚死一搏?王允,當年何進幕府中一員,在董卓面前,很懂得隱藏自己的信念,董卓也就把他當成自己人看待;黃琬,名公黃瓊之後,在遷都之議中站在董卓的對立面,受到打擊,被罷官,到長安後,做了司隸校尉。 
  作為刺殺董卓計劃中的一步,王允與黃琬、鄭泰謀劃了一次大膽的人事調配,由王允向董卓直接提出,此事見於《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 
  (王允)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 
  謀求武裝,對抗董卓,就是這次謀劃的核心。但董卓對此,戒備十足,雖然有堂而皇之的旗號,但是與武裝沾邊,又與當年韓馥等京官外任地方有著雷同之處,董卓絕不答應。王允等人的計劃隨之流產。 
  而激進的士人已經無法抑制仇恨的心情,毅然走向了殺身取義的道路,俠客伍孚就是他們的代表。            
行刺:孤助無援中的自救(2)     
  一日,伍孚內著小鎧,在朝服內暗藏佩刀,去見董卓。一番言語之後,伍孚告辭離去,董卓送至門口,就在此時,伍孚拔出佩刀直刺董卓,怎奈董卓出身行伍,身手也頗為敏捷,遭遇突變,卻也能避開這致命一擊,伍孚則被董卓手下拿下。董卓對此大為不解,問伍孚:「你想造反不成?」伍孚此時也只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一腔激憤,他說:「你我並非君臣,何言造反?你亂國篡主,罪大惡極,今日誅殺你這惡賊,恨不得將你車裂於市朝以謝天下。」然而激憤的言行終究沒能挽救東漢政治的頹敗,伍孚的熱血也未洗淨這沉沉的黑夜。這時的董卓手握殺人的屠刀,做著足谷翁的美夢。            
殺賊:王允下出的一步險棋(1)     
  自從入關以後,董卓不再去理睬關東新士人的舉動,而新士人之間的拚殺,使得他們也暫時忘記了偏居長安的漢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對「清靜」的環境中,董卓開始了他無憂無慮的建設。先是在長安城以西的郿縣(今陝西省眉縣東)建了一個高大的「萬歲塢」,在裡面囤積了足夠消費三十年的穀物,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這裡,我足可以好好地過一輩子了。」對還在殘喘的漢政權,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陽時,放任士人去操縱日常的行政事務,在長安,漢臣們都要去董卓府上匯報自己的工作,董卓這時也給自己增加了許多尊貴的稱號,諸如「太師」、「尚父」,並給自己的兄弟子孫封官晉爵,就連七八歲的幼童都封了侯。劉姓的漢室實際已經淹沒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時的漢中央政權似乎已經退化為一個在董卓擺佈下的區域性的地方政治單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將自己的門面再粉飾上一層金漆。但他卻始終沒有走出這一步,其心理還是值得玩味的。 
  關於此點,可以從董卓和漢末大名士蔡邕的兩次對話中尋找到一絲蹤跡。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師,又想讓漢獻帝稱自己為「尚父」的時候,蔡邕對他說:「過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輔佐他去征伐無道的殷紂,天下人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稱他為『尚父』。董公,現在您的功德確實很大,但是還需要等到平定了關東,還都洛陽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也不遲啊!」 
  第二次是長安發生地震,董卓問蔡邕地震發生的原因,蔡邕說:「發生地震是因為陰氣太盛,在人間就表現為大臣專制。董公乘坐的青蓋車,大家都認為它與制度不符。」 
  前者著眼於歷史中的相關人物,來申說天命;後者則用災異來比附人事,是漢代經學之士闡述其政治觀點時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歸。從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讓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顆心,但蔡邕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勸諫達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畢竟在政局混亂之際,需要一個強臣來重整朝綱,恢復國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災異的警示,對於董卓其人來說,顯然有著一定約束力。 
  這是因為:對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已經深化為一種留存在當時人頭腦中的規範,成為他們政治行為的指南。我們知道,東漢自「光武中興」之後,經明帝一朝的短暫維持,盛世景象即告結束,隨之而來的是長時期的政治衰敗,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這種衰而不亡的政治態勢,卻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考。這期間東漢統治者刻意在政治上營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教化」的妙處就在於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個類似於宗教綱領性質的「國家精神」出來,即以讖緯的手法對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綱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聖性,將「天人感應」思維鏈條的關鍵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這樣一種在現實世界中彷彿已經固有的政治—社會秩序來,且這一秩序的維繫條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過構成社會基本單元的家庭入手,對其成員進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貫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構的原則,轉而提升到國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現為臣子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即「效忠」。 
  這就決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應神學建構的政治社會中,人們不能輕易對君權的神聖性加以否定。在漢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樣的事例發生了很多很多。最顯著的莫過於,漢魏之際曹操在群臣的勸進聲中,竭力聲明自己寧願做歷史上的周文王,也不願在他手中完成新舊王朝的更替,與當年董卓沒有代漢自立的心態如出一轍,曹操同樣要受到約束。 
  話說回來,雖然董卓受到了綱常名教的束縛,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長安城中的士人官僚並沒有因此而收斂誅殺董卓的決心,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已經認定董卓是變亂社會的惟一毒素了。在屢遭挫折之後,司徒王允便給大家帶來了一線曙光,因為他發現了可以置董卓於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呂布。之所以有此發現,這還需要從董卓與呂布之間的關係談起。            
殺賊:王允下出的一步險棋(2)     
  董呂之間的關係確立於中平六年董卓進入洛陽之後。在高官利祿的誘惑下,受到董卓疑兵的蒙蔽,促使呂布與其統帥丁原的反目,董卓得以假呂布之手殺掉了丁原,呂布也就成為并州軍的新統帥,轉歸董卓麾下。 
  從這一角度出發,來考慮董呂關係,就會發現,呂布對董卓的依附,是在受到董卓涼州軍假象的蒙蔽下,所採取的一種自保之舉。一旦假象被揭穿,同樣擁有一支強大武裝的呂布會作何反應,就很難說了。這同時也決定了董卓對呂布的控制,絕不可掉以輕心。因此,《三國誌》卷七《呂布傳》所記載的董卓害怕他人暗算,讓呂布做了自己的貼身護衛,實際上是在未完全消化并州軍之前,對呂布實行的一種控制措施而已。並涼之間的隔膜依舊存在。日後二人的反目成仇就因此埋下了種子。 
  史料中所記載的呂布對董卓產生厭惡之情,蓋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於一次董卓失手差點用戟誤傷呂布,董卓雖為此向呂布賠罪,但卻引起呂布對董卓的怨恨; 
  二是呂布與董卓侍婢有染,恐為董卓覺察,故生殺卓之心。侍婢經後世小說家渲染,衍生出王允的「連環計」和美女貂蟬來。但兩個原因似都流於表面,尚未觸及根本。 
  呂布要殺掉董卓,就在於上面講到的董呂關係的脆弱性上。進而可延伸為並涼武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矛盾中,并州軍處於被動的態勢中,隨時都可能被涼州軍蠶食,而失去了武裝,呂布也就失去了立身之本,為謀求自身及其集團的發展空間,呂布也會反戈相擊。 
  王允的介入,想必就是看到了董呂之間這層微妙的關係,加之在一次次密謀誅殺董卓的活動流產,王允引外兵勤王的計劃又遭夭折的情況下,出於對武裝的渴求,才將視線轉向握有兵馬的呂布身上,下出了聯絡呂布的這一著險棋。而呂布能倒向士大夫陣營,除去上面講到的董呂關係的脆弱性外,還有著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是王允與其有同鄉之誼(按:王允系太原郡祁人,呂布系五原郡九原人,二人同為并州人士),無形當中拉近了王呂之間的距離; 
  二是士大夫政府的合法性仍舊對一介武夫有著約束力; 
  三是董卓進駐長安前,把涼州軍的主力佈防於長安以東的陝縣(今河南省陝縣)一線,用來阻擋關東士大夫武裝可能的西進。這就為呂布敢於同董卓兵戎相見提供了可能。 
  於是,王呂的結合,終於演成了下面的一幕。 
  初平三年(192)夏四月辛巳(公歷5月22日),董卓在重兵護衛之下,前往未央殿赴朝會。當行至掖門的時候,宮門衛士突然手持長戟向他刺來,猝不及防的董卓慌忙向呂布求援,未成想呂布卻從懷中摸出一紙詔書,向他宣佈了死刑。 
  董卓死了,董卓死了。消息傳開,長安百姓頓時喜笑顏開,載歌載舞走上街頭,喝酒吃肉,把這一天當作了節日,想必他們以為董卓的死,就標誌著苦難生活的結束,安定生活的到來。單相思:滿天烏雲渾不知殊不知,快樂的心情很快就會淹沒在滾滾西來的烏雲中。這片烏雲的到來,誰又能想到竟是那位在誅殺董卓中有著首建之功,又在董卓死後成為朝堂領袖,被當時人視為「王佐才」(郭泰對王允的評語)的王允一手招來的呢? 
  董卓死後,如何安置董卓部伍是必須及早解決的問題。但恰恰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王允犯了大錯誤。就董卓死後的形勢而言,一度是向著有利於長安士人政府的方向發展著。駐紮在長安以東陝縣一線的涼州軍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訊後,就亂了陣營。 
  先是作為涼州軍統帥的董卓女婿牛輔變得多疑起來,聽信了巫師的話,殺了大將董越,後來自己的大營發生騷亂,牛輔也丟了性命。這時的涼州軍群龍無首,在一群中下級軍官的會商下,提出了向長安士人政府討要一張大赦令的主張,也就是說在投降之後,要保證涼州軍人的安全。對於涼州軍的「搖尾乞憐」,王允倒也顯得大度,說什麼涼州軍本來就沒有什麼罪過,何赦之有?這一大度是聰明的表現,還是愚蠢的做法,自當別論。但涼州軍沒有吃到定心丸,卻又聽到了風言風語,涼州軍中有位頗有智識的人物——賈詡站出來說話了:            
殺賊:王允下出的一步險棋(3)     
  聽說長安城中正在商議如何剷滅我們涼州人。如果這時候我們散伙走人,我們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聽任宰割了。反倒不如大家齊心協力,去攻打長安,為董公報仇。一旦成功,國家就是我們的了。不成功的話,再散伙不遲。 
  武人們認為賈詡說的有道理,偏偏在這時又從長安方面傳來丁彥思、蔡伯喈被殺的消息,又給武人以極大的震動。 
  丁彥思,事跡不詳。蔡伯喈,就是那位博聞強記,聲名遠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彥思與蔡邕同列,想必也應該是位名士。蔡邕被殺,其間有著很多值得回味之處。 
  蔡邕的死因,謝承《後漢書》和范曄《後漢書》的記載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誅殺,情不自禁地發出了歎息的聲音,從而被王允認定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邏輯是:董卓是國賊,蔡邕是漢臣,國賊被誅,漢臣不喜反哀,則蔡邕是董卓同黨,那就該殺。 
  而蔡邕得到董卓禮遇是事實,在蔡邕思想中也曾把董卓作為強臣來視之,前已言明塑造強臣是士人的政治選擇。可是,董卓的種種作為,使得蔡邕發現自己的選擇對像錯了。於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對於亡命天涯,蔡邕並不懼怕,他曾經為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跡十二年。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說,你的長相比較特別,逃到哪裡,都會被人認出來。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頭。 
  既然蔡邕放棄了董卓,那麼王允為什麼又要在董卓死後硬性給他貼上一張董卓同黨的標籤呢?曾經給《三國誌》作注的裴松之對此就大不理解,認為是史書記載有誤。但是,他卻忽略了王允在誅殺董卓成功之後的轉變。《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說: 
  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是王允的敵人,為消滅敵人,王允可以從大局出發,做一個大度的人。而董卓死了,敵人沒了,王允成了拯救國家於危亡之際的功臣,成了朝臣的領袖,這時他就是正義的化身。過去要隱忍的事情,現在不用了,架子要端足,殺一兩個名士,對於樹立個人威信,整飭朝綱,想必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更何況王允對於蔡邕有成見,因為蔡邕曾經在大庭廣眾之下沒給他面子,這件往事記錄在南朝梁人殷芸寫的《小說》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並收邕,眾人爭之,不能得。 
  王允殺蔡邕,是要了斷個人的恩怨。這聽起來未免過於殘酷了。但如果我們來讀讀顧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評論的話,就大致可以瞭解這殘酷背後卻有著更深的內容。顧炎武說: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 
  顧炎武把蔡邕看作了一個標誌性的人物,從蔡邕身上就可折射出時代風氣的轉變。我們知道,尚節義是黨人時代最可寶貴的財富,所謂「文章盛」則是末世浮華的表現。王允是黨人時代的名士,而蔡邕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扎了大半生,未嘗不具黨人的身份。而此黨人對彼黨人的問罪,絕不是對過去時代精神回歸的企盼。 
  名士尚不免於一死,對於董卓的死黨,武人們的命運自可想見了。涼州軍就此堅定了背水一戰的決心。 
  但要是想讓涼州軍回心轉意,似還有他途可尋。那時,就有人向王允獻計說,讓皇甫嵩去出任涼州軍統帥。要知道,皇甫嵩系出涼州名門,德高望重,其忠心為國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事情。可是,王允認為這樣做雖然能起到安撫涼州軍心的作用,但卻會使關東士大夫們起了疑心,畢竟涼州軍還是由涼州人來統帥,還橫亙在長安與關東交通的要道上,而關東士大夫才是王允的親人,他不能做出對不起親人的事情。相比之下,皇甫嵩出山是弊大於利啊!王允的這一想法,終於道出他在對待涼州軍問題上的態度,那就是,董卓已除,涼州軍的存在無足輕重,把朝綱整頓好了,把關東士大夫們聚攏回來了,那才是國家大計。隨即他就派出了使者前往關東,去聯絡他心目中的親人們。            
殺賊:王允下出的一步險棋(4)     
  但這純屬王允的單相思。他根本就不知道,初平三年的關東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原關東聯盟的盟主袁紹堂而皇之地竊奪了冀州牧韓馥的地盤,又開始了新的擴張,與公孫瓚廝打在一起;兗州刺史劉岱看東郡太守橋瑁不順眼,結果了他的性命,而自己也在黃巾的洪流中一命嗚呼了;後世的大英雄曹操這時也是夾著尾巴,惶惶不可終日,今天到這裡打一架,明天到那裡找些糧草,英雄也有氣短的時候;袁術在揚州可是心機算盡,總要做皇帝不成,一覺醒來,才發現是一場夢,潦倒了不算,還搭上了條命;原本在關東聯盟中表現最為搶眼的孫堅,居然也在荊州地界同劉表火並起來…… 
  雖然在中牟(今河南省中牟縣西)那塊彈丸之地上,還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幾位書生揮舞著一面勤王的小旗,在虛弱地呼喊著,但這已於事無補。王允的使者自東去之後音訊皆無。 
  王允的親人們——關東士大夫每日裡為「勢利」(曹操詩中語)而爭,為「私」(中牟書生的陳辭)而變,還怎能想得起在長安有個朝廷,還會認為他們是國家中的一員呢?這是一直在為誅殺董卓成功而滿心歡喜的王允所難以明晰的事情。在王允心目中,國家社稷永遠都是沉甸甸的,他始終不會明白他的親人們為什麼不會為「公」而捨身赴義,乃至後世人把王允看作是個粗魯、迂腐的人(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還有大哲人對王允當時的心態表示不理解,並且說了些奉勸的話語,大意是說天下已經處於必亡之勢,用什麼藥都治不了這個病,簡而言之,就是叫王允想不明白也要明白過來(《朱子語類》卷一三五)。可是,還沒等到王允明白過來的時候,在董卓死後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涼州軍十萬之眾晝夜行軍,已經將長安城圍得鐵桶一般。 
  當時就長安的軍力來看,也難與涼州軍作殊死一博。 
  長安城中具備戰鬥力的是呂布的并州軍。在董卓死後,由張遼統率的一支千人規模的并州軍,也歸屬呂布指揮。還有張楊所部并州軍此時已經進駐河內,呂布與張楊之間私交甚密,一旦並涼兩軍開戰,張楊部會給予必要的策應。而此前,呂布曾派出李肅一部對涼州軍做過一次試探性的攻擊,結果以并州軍失敗而告終。這說明并州軍在軍事上並不佔優勢。還需看到,在王允心目中,呂布只是一個「劍客」,要用他安社稷,似乎王允還不得要領吧! 
  除并州軍外,另有四支武裝可用。兩支是長安的外圍,即左馮翊(治在高陵,今陝西省高陵縣)和右扶風的郡國兵,兩地的長官宋翼和王宏都與王允友好。還有一支是長安城中的涼州軍餘部,另外一支是叟兵。王允對於涼州軍餘部自然是不信任,在涼州軍主力殺向長安的時候,王允便將他們打發出去,自相殘殺去了。而叟兵,來自巴蜀,是益州牧劉焉派來的勤王之師,他們對於漢廷是否忠誠不得而知,但對於董卓似乎是更有好感些。後來,在涼州軍猛攻長安時,他們倒戈了。 
  經過十日的浴血奮戰,長安城被涼州軍攻陷。只有呂布殺開一條血路,帶著幾百并州軍逃了出來。長安城變成了血與火的海洋,直到王允臨終之前,念念不忘的還是他的關東親人,在呂布殺開一條血路,要保著王允逃離長安的時候,王允說: 
  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三國誌》卷六《董卓傳》注引張璠《漢紀》) 
  是啊,國家社稷,多麼令人無法割捨,但它就這樣在兵戈鐵蹄之下,灰飛煙滅了。回眼望去,偌大的長安再次成了涼州武人的天下。函谷關外,關東諸公視社稷傾圮而漠然無語。在那無形私利的籠罩下,漢末政局的殘酷和冷峻,不能不讓人為之哀歎!            
*奉天子     
  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國誌》卷一○《荀彧傳》                        
和解:獻帝皇統地位的再認識(1)     
  長安政治再行畸變,剛剛浮出水面的士人政府旋即顛覆,涼州武人重返朝堂。而對於怎樣上朝理政,如何匡正時弊,從這班武人的表現來看,那還是他們的思想盲區。自董卓之後,他們的政治作為幾無可圈點之處,到了建安時,人們在評價涼州武人的時候,就認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三國誌》卷二一《衛覬傳》注引《魏書》) 
  即便如此,自佔長安伊始,武人們還是刻意地溫習了一下董卓的故技。 
  先是張濟率部回屯弘農(今河南省靈寶市北),仍舊陳兵陝一線,作為衛護長安的外部屏障。 
  後來又派出了高規格的使團,前往東方進行「安撫」。《後漢書》卷九《獻帝紀》「初平三年八月」條載:太傅馬日和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這裡所言的「慰撫天下」,據《後漢書》卷六四《趙岐傳》「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可知馬日一行在洛陽分作兩枝: 
  一支由太傅馬日為首,行程大致在徐州和揚州境內,即山東諸州郡的南部; 
  一支由太僕趙岐為首,即《三國誌》卷六《袁紹傳》注引《英雄記》所說的「岐別詣河北」。從《後漢書》卷六四《趙岐傳》關於趙岐此行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趙岐的行程大致在冀、兗兩州,即山東諸州郡的北部。可見,所謂的「慰撫天下」實質上就是對山東諸州郡的安撫,因而史書中對於馬、趙此行,還有「和解關東」(《三國誌》卷六《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和「安集關東」(《三國誌》卷一三《華歆傳》)的說法。而此次出使,卻有著不同從前的新意。 
  前已講述了胡母班使團的「解釋義兵」的遭遇。而《三國誌》卷六《袁術傳》中稱:「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循行拜授。」可見,馬日「撫慰天下」有著特殊的任務,要完成涼州武人與袁術的結盟。如果《袁術傳》記載無誤的話,疑問就會隨之而來。涼州武人為什麼要同袁術結盟? 
  董卓誅殺袁氏宗族五十餘口,如此血仇,袁術怎能與涼州武人和解?況且結盟袁術,就意味著對昔日關東聯盟盟主袁紹的排斥。袁紹與袁術兄弟之間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袁術本來就很輕視自己家族的這位庶出的堂兄,認為自己才是袁氏的正宗,為了牽制袁紹,他不惜同公孫瓚聯合,這下可惹火了袁紹,兩兄弟乾脆就兵戎相見,結果袁術被擊敗。如果李傕知道了這一信息而對袁術進行拉攏的話,李傕顯然是有些謀略了。可是,歷史文獻中能夠復原出的李傕,卻是一個疑神疑鬼、沒有頭腦的傢伙。那麼,誰是此次出使的幕後謀主呢?是那位曾經幫助武人獲得思想解脫的賈詡?不會。武人攻佔長安後,賈詡就處於半隱退的狀態,不再貢獻自己的才智了。那會是誰呢?還是先來看看那時長安朝堂是個怎樣的格局吧。 
  在武人血洗長安之後,還能站在朝班前列的有馬日、皇甫嵩、趙謙、淳於嘉、楊彪、周忠等。馬日、皇甫嵩、趙謙、楊彪都是西部人,還有那位同馬日一同出使的趙岐也是京兆長陵(今陝西省咸陽市東)人,這足以讓有著戀鄉情結的武人感到「親切」了。而楊彪與袁術為姻親,結盟袁術,是楊彪之計? 
  然而倖存下來的名公大臣們,在沾滿同僚鮮血的朝堂上,誰又會真心和武人合作?只要有機會,他們還要以暴抗暴的。後來就有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種劭和左中郎將劉范等密謀借助非董卓系統的韓遂、馬騰的力量,裡應外合來對李傕等實施打擊;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沖、鍾繇,尚書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策反李傕部下楊奉和楊帛等,要謀殺李傕。楊奉本系白波軍的首領。楊琦等人想必就是看中了這一點,才同楊奉進行接觸。楊奉與李傕反目後,又引入了韓暹等人的白波軍,來壯大自身實力,以便同李傕抗衡。武人內訌也就愈演愈烈。            
和解:獻帝皇統地位的再認識(2)     
  自董卓入京以來,朝臣對抗武人或明或暗,已成他們的心志所在;董卓遷都之後,聯絡關東「親人」,也成為他們的夙願。此番馬、趙二人的出使,尤其是趙岐在洛陽轉向河北,顯然與此次出使的任務相悖,這顯然是朝臣計劃中的一步。 
  趙岐來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禮遇,《後漢書》卷六四《趙岐傳》說,袁紹、曹操「將兵數百里奉迎」,此時的袁紹與當年指使王匡殺掉胡母班時候的袁紹判若兩人,昔日的猙獰變為今日的謙遜,緣何有此轉變?更為微妙的是,趙岐與袁紹、曹操會晤時達成了如下的約定:「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天子要重返洛陽?這裡面包含著什麼隱秘?而袁紹又怎會向獻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對於獻帝的皇統地位,關東「親人」們曾經有過分歧。這還要從初平元年(190)董卓弒殺弘農王那一歷史瞬間說起。董卓弒殺弘農王,極大擾亂了關東會盟者的「精神世界」,他們由此形成了「否獻」和「尊獻」兩派,下面就兩派的觀點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獻派就其觀點而言,主旨在於尊崇少帝,否定獻帝的皇統地位。關東反董聯盟中的部分牧守——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胄、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和廣陵太守張超等在酸棗發佈的盟辭中就提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三國誌》卷七《臧洪傳》),說明在他們心目中仍舊把弘農王視為東漢的皇帝。對於獻帝,同為關東聯盟成員之一的冀州牧韓馥就指出:「帝非孝靈子。」(《三國誌》卷八《公孫瓚傳》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紹也稱:「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覆信!」(《三國誌》卷六《袁術傳》注引《吳書》)這就明確指出獻帝不具有繼統的條件,也就談不上具有皇統的地位了,並且董卓所控制的東漢王廷就可視為「偽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獻帝皇統地位的基礎上,在漢室宗親中選擇年長有功德的劉虞來做新皇帝,並對此做出了包括歷史和讖語符命在內的充分論證。 
  尊獻派尊獻派是針對否獻派的觀點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見的對立派,這派人物大致包括劉虞、袁術、曹操等人在內。就其觀點而言,曹操在答覆袁紹等人要擁立劉虞為帝的回信中就這樣寫道:「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三國誌》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要被尊獻派擁立為帝的劉虞更是激憤,他說:「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可見,在對待獻帝皇統地位問題上,尊獻派使用了兩分法:將董卓與獻帝相分立,既承認董卓的暴行,又承認獻帝的皇統地位,全然不去考慮獻帝是由董卓所立這一事實,而只強調獻帝受制於董卓的狀態。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滅董卓為最終目的,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獨戰汴水,與否獻派的「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兩派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觀點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談到了韓馥在擁立上的用心,這裡還需從兩派人物對於道德原則和現實政治的認識各有側重來看。 
  從兩派觀點上看,尊獻派突出了一個「義」字。所謂「義」,一般認為是泛指道德原則或規範,而在兩漢經學家那裡,「義」具有道德自律的蘊義,並且提出了「義主我」的命題,引申開去,就是「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進而「義」又可發展成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義》),從「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的解釋看,「義」成為人的本性,正是因為它作為道德原則能夠為人們指示出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而經學家所設定的道德原則即是服務於君父統治的三綱五常,它對於維繫國家政治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范曄曾有過這樣的評論:「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            
和解:獻帝皇統地位的再認識(3)     
  尊獻派標榜「義」,可以看作是其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服膺綱常的表現,當然這也不排除有其掩飾的一面,像袁術那樣的人物,《三國誌》卷六《袁術傳》注引《吳書》說他「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托公義以拒紹」,《後漢書》卷七五《袁術傳》又說他「憚立長君」。但在當時條件下,標榜「義」,卻很容易為「義」所累,這是因為:尊獻派承認了獻帝的皇統地位,就確立了與獻帝之間的君臣關係,這是不違背「義」的必然選擇。而獻帝受制於董卓,董卓要假借皇權,討伐不臣,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到那時尊獻派又要體現臣節的話,就只有引頸就戮的份兒,討伐董卓就變成了一句空言,像皇甫嵩、朱俊等就因一紙詔書,而捨棄武裝,在他們心底裡,正是「義」在呼喚著他們投向董卓等人已為其準備好的囚籠,如朱俊所言:「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後漢書》卷七一《朱俊傳》) 
  而較之以尊獻派為「義」所累,否獻派就要輕鬆了許多。這不是因為同是具有經學素養的否獻派人物會超越「義」,而是否獻派通過否定獻帝皇統,就成功地規避了董卓假借皇權給他們帶來的風險,是著眼於對現實政治的認識而採取的應對措施。在關東牧守起兵之後,董卓就派了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環等高官組成的使團,前往關東陣營,目的很簡單,「解釋義兵」,換句話說,就是叫關東義兵投降。由此也可說明董卓深諳皇權的妙用。但袁紹卻命令河內太守王匡將胡母班、吳循、王環等三人殺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難以理解:為什麼昔日同殿稱臣的故友會向他們打開死亡之門,而操刀者竟然會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確實成了犧牲品,但他的死卻是袁紹等人對董卓假借皇權的示威,是要讓董卓明白一個道理:他們可以否定獻帝的皇統,因為他們尊崇的是被董卓廢殺的少帝;因為尊崇少帝,所以他們並沒有離經叛道,他們仍舊是「救亂誅暴」的忠義之士。況且,他們想要擁立的新皇帝是漢室宗親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與董卓扶立幼主相區別,而年長有德又是東漢中後期以來士大夫在皇統繼立上一貫堅持的標準,這同樣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這樣看來,否獻派尊崇少帝,擁立新的劉姓皇帝,依舊是停留在東漢的君臣名分中,但較之尊獻派對「義」的執迷,卻能夠在政治上獲得較大的自主。就這層意義上講,否獻派的再造新皇統,具有探索漢末政治出路的性質。但它卻因受到諸如劉虞囿於君臣之義而拒絕稱帝、地方自治政權的漸趨成型、韓馥袁紹之間的利益糾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擾而中途夭折。 
  尊獻派沒有改變獻帝受制於奸臣的現實,反而會受到董卓假借皇權的牽制;否獻派是以再造新皇統為歸宿,最終也功虧一簣。尊獻、否獻兩派在政治上的表現俱歸於失敗,但其意義不容低估: 
  第一,尊獻也好,否獻也罷,都沒有掙脫君臣名分的羈絆,這就為未來尋求漢末政治的出路設定了來自思想意識層面的規範,衝破它談何容易。 
  第二,獻帝的價值要重新加以估價。在經過對獻帝皇統的單純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後,是否會存在一條中間道路?從漢末歷史的進一步演進來看,袁紹、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實際否定的「挾天子」設想的出現,就是對這條中間道路存在的認可。而這次在地方牧守之間圍繞尊獻和否獻的爭執,恰恰構成了「挾天子」的過渡環節。            
中間道路:曹操通使長安(1)     
  在擁立新帝失敗之後,否獻派的代表人物袁紹取代韓馥入主冀州,他就向謀士沮授提出了怎樣「安社稷」的問題,作為探索漢末政治出路的繼續。沮授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通過軍事擴張,壯大自身實力,以此為保障,「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討誅未服」(《三國誌》卷六《袁紹傳》)。袁紹聽完之後,非常高興,認為沮授的建議與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便說了句「此吾心也」。這裡值得關注的是,沮授建議中「迎大駕」,表明了他對獻帝皇統的態度,而從袁紹對沮授建議表示贊同看,亦可說明這位當初否獻派代表人物對獻帝皇統的認識發生了轉向。 
  繼否獻派在獻帝皇統認識發生轉向之後,尊獻派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沒有停留在「幼主受制於奸臣」這一情結中,初平三年(192)四月曹操領兗州刺史後,其屬吏兗州治中從事毛玠在分析當前政治形勢和競爭對手情況的基礎上,為曹操勾畫了一幅未來的政治藍圖: 
  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毛玠的立意很明顯,曹操要想強大起來,要出師有名,要標榜那個「義」字,那就要「奉天子」,做好準備,成就大業。曹操欣然接受。 
  至此,袁紹要「迎大駕於西京」,曹操要「奉天子」。在重歸對既成皇統認同的前提下,如何付諸實施,袁、曹二人可就要仔細盤算一下了。去西京的道路可不平坦,入關的大門由誰為你打開?難道還要回到討伐董卓的舊路上?但在地方牧守彼此兼併、弱肉強食之際,誰又會為此而率軍西進,與強悍的涼州武人做一次決戰呢?而勿需大動干戈即可西進長安的時機卻很快就來到了。 
  這次時機發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不可一世的董卓竟糊糊塗塗地死在他所親信的呂布的長矛之下,董卓的長安也就一度成了士大夫的長安。這時朝臣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遠在關外的「山東諸公」,在司徒王允的安排下,使者張種踏上了東去的路途,為關東牧守送去了這一勝利的喜訊。張種此行的目的,想必是要聯絡關東牧守,入關勤王,這在有人向王允建議派皇甫嵩前往陝去收編董卓舊部時,王允則以為「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便可見一分曉。董卓被殺,朝臣對關東牧守的接納,駐屯陝一線的涼州軍群龍無首,亂作一團,入關的大門實際上已經為「山東諸公」打開了。但是,張種的下落不明。打開的大門又很快被涼州武人關閉。時機稍縱即逝。 
  然而,趙岐的河北之行,又重新燃起了袁紹、曹操的「希望」,那「期會洛陽,奉迎車駕」的約定,莫不就是一種彼此的契合?可是,趙岐卻沒有及時回到長安。他生病了,在陳留一住就是兩年。袁紹又要忙於安定冀州,無暇西顧。剛剛出領兗州的曹操卻要「獨自」去踐約了。 
  《三國誌》卷一三《鍾繇傳》中記載:「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使者是曹操的心腹王必。曹操為王必能夠覲見天子設計了一條路線,那就是假道河內去長安。之所以要這樣設計,是因為當時的河內太守張楊是當年西園軍中的軍官,曹操是西園軍八大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張楊作為曹操的部屬,應與曹操相識。後來,張楊受大將軍何進指派去并州募兵,參加了關東聯盟。張、曹之間有如此關係,加之張楊掌河內是董卓的作為,張楊對涼州軍還算友好,張楊協助王必到達長安,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張楊卻沒有買曹操的帳,拒絕讓王必通過自己的轄區。王必是否焦急,權且不論。而張楊身邊的幕僚董昭卻有些坐不住了。董昭是兗州人氏,原來是袁紹身邊的「紅人」,自從袁紹與張邈之間發生矛盾後,因為董昭的弟弟董訪是張邈的手下,袁紹對董昭就不信任了,還要加害於他。董昭便離開袁紹,想去長安,中途被張楊挽留。而曹操和張邈是過命的朋友,袁紹當初讓曹操去殺張邈的時候,曹操大為反感,對袁紹說:「張邈是咱們的朋友,不管他做得對與不對,我們都應該包容他,現在時局不穩,你卻要搞什麼自相殘殺,那會人人自危的。」並且曹操還曾經很鄭重地給家裡人說:「如果有一天我陣亡了,你們就去投靠張邈。」當然,在興平元年(194)兗州事變爆發,張邈成了曹操的敵人,是曹操始料未及的,這是後話。僅就曹操和張邈有過如此密切的關係而言,董昭應該對曹操也不陌生,或者說是屬於對曹操很是傾慕的那類人。這類人生逢亂世,卻能審時度勢,要異常冷靜地做出自己的判斷。而要把自己的前途命運托付給當時兵微將寡的曹操,的確需要些勇氣,這也就是「變通之世,君臣相擇」的含義。董昭顯然對曹操能做出通使長安的舉動,很是佩服,他勸說張楊:「袁紹、曹操看起來好像一家人一樣,但他們之間的關係肯定長不了。雖然曹操現在還很弱小,但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您應該和他多多親善。現在曹操的使者來到咱們這裡,這可是一次機會啊!您應該予以放行,還要在天子那裡推薦曹操,這些事辦妥了,曹操自然會感激您。」張楊顯然認為董昭的話很有道理,完全照辦。董昭在下面做得更加周全,以曹操的名義給長安城中的李傕、郭汜等人寫了信,並且給他們都備下了一份禮物。王必又可以踏上西行之路,來到了長安。            
中間道路:曹操通使長安(2)     
  雖然有了張楊的引薦,有了董昭的打點,但是涼州武人認為曹操此番通使,其中必定有詐。於是,決定扣留王必。為了打消武人的心理疑慮,黃門侍郎鍾繇做了說客。他在武人面前講,天下大亂,有多少人會想到我們的天子。曹操能派使者來,就足以看到他的忠心,但卻得不到應有的信任,這樣對待曹操很不明智。 
  鍾繇,穎川長社(今河南省長葛市東)人,穎川有飲譽士林的四大家族——荀、陳、韓、鐘,鍾氏即位列其間。像鍾繇這樣的清賢名士要站出來替曹操說話,是否可以看作是代表了那群倖免於難的名公大臣的意見?是否可以看作是朝臣與關東「親人」建立聯繫的表現呢?關於這次上書的目的,有研究者認為:一是曹操企圖與李傕等人和解,使他的兗州刺史一職得到正式確認,以便進一步躋身東漢政府;二是聯絡包括鍾繇、丁沖在內的東漢政府大臣,藉以探聽長安虛實,以及如何對待李傕等人的辦法(方詩銘《曹操與「白波賊」對東漢政權的爭奪》)。但這也只能是一種推測。如果曹操能做到如此周密,勢必要對初平三年的長安形勢有著極其細緻的瞭解。難道是趙岐在給曹操指點迷津?但是從董昭為曹操作書給李傕、郭汜這一細節看,曹操對於長安的瞭解還是不夠的。就目前能看到的描述當時零星歷史場景的片斷,只有在王必完成使命返回兗州,從他那裡曹操才可能知道長安的人與事。而王必是否和朝臣達成了某種共識,就無從考證了。 
  李傕、郭汜等人的疑慮最終被打消,承認了曹操通使是效忠王室的行為。但進一步的成果則不顯見,曹操仍舊是領兗州刺史,而在劉岱陣亡後,有位欽命的兗州刺史金尚前來就職,被曹操驅逐出境,長安方面沒有怪罪曹操,就算是恩典了。曹操真正從天子那裡得到任命狀已經是興平二年(195)冬季的事情,與此次通使無關。這次通使雖然打通了兗州與長安之間的孔道,但如何完成「奉天子」,依然沒有章法。而時局的動盪,又使此次通使的意義變得模糊起來。            
東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1)     
  曹操自初平三年四月入主兗州後,境況比起他起兵之初是大為改觀了。濟北(今山東省長清縣南)一戰,受降黃巾三十餘萬,曹操擇其精銳,組建了「青州軍」。但是實力的增強,並不意味著曹操可以坐穩兗州。公孫瓚揮兵南下,還任命了單經去做兗州牧;陶謙、袁術先後進入兗州境,這都要讓曹操花些氣力去應對。更令曹操心驚的是,兗州內部也出現了裂痕,最終演成舉州改旗易幟,曹操的勢力被壓縮在鄄城(今山東省鄄城縣北)、范(今山東省梁山縣西南)和東阿(今山東省陽谷縣東北)三座縣城中。而此番肇事者竟然是自己最為信賴的密友張邈,以及對曹操備加推崇的陳宮。這一下就把曹操逼入了險境。 
  那麼,張邈和陳宮為何要背棄曹操呢? 
  《三國誌》卷七《張邈傳》提供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張邈害怕曹操迫於袁紹的壓力而對其下黑手。前面我們已經講過曹操對張邈的信任,張邈的隱憂似乎是沒有道理的。而陳宮作為兗州事變的謀主,他將張邈推向前台,是認為張邈也是一時豪傑,不應聽曹操的擺佈,應該出來主持兗州大局,「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拿陳宮這番主張與當初他力主曹操出領兗州說過的話——「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三國誌》卷一《武帝紀》注引《世語》)作一比較,陳宮移情別戀沒有必要啊! 
  關於此次兗州事變的起因,還有一個答案保存在陳琳為袁紹所作《討曹檄文》中。檄文中這樣說:「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邊讓之死,成為兗州事變的導火索。 
  邊讓,何許人也?他的死會震動兗州,差點讓曹操流離失所。 
  邊讓,兗州名士,是一個有文才的人,蔡邕則說他是個天才,「聰明賢智」。曹操對他也應該有所瞭解,當初大將軍何進招攬天下名士的時候,邊讓就是其中之一,做了大將軍令史,後來做到九江太守。從九江離職回到家鄉的時候,孔融還特地給曹操寫了封信,讓曹操重用這位有才的人。但是在有人倫見識的郭林宗(郭泰字林宗)眼裡,邊讓固然有才,卻「不入道」,也就是不識時務。曹操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後漢書》卷八○下《文苑列傳·邊讓》說:「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邊讓看不起曹操,曹操就殺了他和他的全家。田餘慶先生曾撰文指出,曹操殺邊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兗州士大夫從邊讓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懼」,這就有了「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兗州士大夫站到了曹操的對立面(田餘慶《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 
  這麼看來,張邈的隱憂還是其次,兗州事變的主因就在於邊讓之死對於張邈和陳宮等兗州士大夫的警示。下一個邊讓莫不就是自己了? 
  曹操直到興平二年(195)年底才最終收復失地,但是糧食的匱乏,部隊的減員,以及兗州士大夫的背棄,都促使曹操對兗州的戰略價值做出重新的評估。 
  也就在曹操忙著料理內務的時候,長安方面也不太平。 
  涼州武人沒有「安樂」多久,那些將軍們就彼此猜疑,互較短長起來。李傕覺著樊稠有通敵嫌疑,就殺了樊稠;後來又認為郭汜要下毒害他,就和郭汜開戰……直至發展成興平二年的大規模武裝廝殺。而天子卻在這般混亂當中,踏上了東歸之路。這裡面又可發現朝臣的身影,「天子得出長安,(鍾)繇有力焉」(《三國誌》卷一三《鍾繇傳》)。聯想到鍾繇的遊說,鍾繇的策反,鍾繇似乎是在為袁、曹的「期會洛陽,奉迎車駕」默默地做著工作。 
  當獻帝渡過黃河,在河東境內求得片刻喘息的消息傳到關東,已是年關歲首了。有跡象表明,袁紹方面密切關注著此次獻帝東歸,袁紹的使者郭圖及時出現在河東。而曹操似乎也沒有中斷與天子的聯絡,在天子剛剛離開長安不久,就有了曹操正式出任兗州牧的任命,這難道是一種巧合?也就在曹操收復兗州之後,便立即向河東派出了使者。看樣子,與天子距離的縮短,使得袁、曹二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控制天子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東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2)     
  袁紹特地召開了一次以「迎天子」為主題的會議,會議上形成了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來自沮授。他繼續堅持自己原來的主張,並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把「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發展成把天子「迎」到鄴城,在這裡建都,進而「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 
  另一種意見是由郭圖和淳於瓊提出來的,他們認為,漢家王朝被取而代之是遲早的事情。如果把天子迎過來,得不償失。聽他的,自己就說了不算;不聽他的,就會落個罵名。 
  沮授不同意郭圖、淳於瓊的主張,他對袁紹說:「現在能把朝廷置於鄴城,順應潮流,也是您的仁義之舉,如果您不早作打算,一定會有捷足先登者。做大事情,千萬不能猶豫,才能取得成功。」 
  而袁紹恰恰就是那種在大事情上不能當機立斷的人,熟悉他的人,對他的評價是:「遲重少決,失在後機。」(《三國誌》卷一○《荀彧傳》)因為陷入到對控制天子後會帶來的種種不便的憂思中,袁紹沉吟不前,主動放棄了這次時機。沮授假想中的「捷足先登者」隨之出現,那就是新任兗州牧曹操,而他又面臨著實際的困難。 
  曹操在收復兗州後,並沒有對兗州進行應有的戰後重建,而是把兗州擱置起來,轉而進入豫州。從現有史料看,曹操由陳留進入豫州是以陳國為突破口,《三國誌》卷一《武帝紀》「興平二年」條記載說:「兗州平,遂東略陳地。」「建安元年春正月」條又說:「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從這一進軍方向的選擇上看,意圖明顯: 
  第一,豫州的陳國(治在陳縣,今河南省淮陽縣),據《後漢書》卷五○《陳王寵傳》:「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此次曹操進軍陳國,想必看中了陳國的未遭兵燹,可能為其提供給養,藉以穩定軍心,保存實力,建立一塊替代兗州的後方基地。 
  第二,從當時曹操集團的人員組成看,曹氏和夏侯氏是其軍事將領的中堅,他們來自豫州的譙沛,屬曹操的親族;曹操身邊重要的謀士,被曹操稱之為「吾之子房」的荀彧,來自豫州的穎川,穎川荀氏是士林名族,對於豫州士人具有極強的感召力。這對於在兗州觸怒了士大夫的曹操來說,能通過荀彧而再獲士大夫的信賴,尤為重要。而陳國與兗州陳留郡、豫州的沛國和穎川郡接壤,這就大致可以明瞭曹操選擇陳國作為進入豫州第一站的用心了。 
  而放棄兗州,進入豫州,既然是曹操做出的戰略性的轉移,那麼,在豫州站穩腳跟,加以經營,才是上計。況且豫州境內還有袁術的勢力和黃巾餘部,萬不可掉以輕心。這時去「迎天子」,《三國誌》卷一《武帝紀》中說「諸將或疑」。 
  而與諸將態度相反,荀彧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問題,講「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我們知道,晉文公能夠成就一番霸業,得益於他效仿了齊桓公,尊崇周王;高祖劉邦要逐鹿中原,得天下,還要為義帝服喪,賺得個民心所向。歷史的經驗擺在那裡,要想成大事,就要「奉天子」。這是無法繞過去的一環。而實現了「奉天子」,就可以獲得三項收益:一是得民心;二是服俊傑;三是致英俊。得民心是曹操再度立足的根本,服俊傑是曹操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凌駕於其他地方割據派的表現,致英俊可以彌補曹操目前人才短缺的不足。而這一切是符合曹操「匡天下之素志」的。因此,諸將的疑慮實屬短見。而此次時機的再現,則不容錯過。錯過了,想追也追不回來。 
  荀彧就這樣極大豐富了最初由毛玠倡議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觀點,而曹操又是一個能斷大事的人,這是他與袁紹的不同。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後的美麗前景,足以使曹操不再停留在通使的循環往復中,而是要邁出那關鍵的一步,發兵西進,掌控天子。            
東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3)     
  此時天子尚在東歸途中。護衛天子的已不再是當年王必通使時所見到的李傕、郭汜,而是有著「白波」背景的楊奉、韓暹等統帥的并州武裝以及董承一部。楊奉,我們前面已經作了交代。董承,按照裴松之的說法,他是靈帝母董後的侄子。如果確實的話,《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所載,董承作為牛輔的部下,應不具有地道的涼州血統。並且,董承女為獻帝貴人,則董承又有外戚的身份。就楊奉為朝臣策反與李傕反目,以及董承與天子的關係而言,他們應有效忠天子的一面。但對於曹操的西進,他們並有沒有表現出太多的熱情,以致同曹操的先頭部隊進入了對峙狀態。 
  曹操並不希望與楊奉等人發生正面衝突。而楊奉、韓暹、董承之間又不團結。楊奉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他的部隊很有戰鬥力;韓暹和董承之間有摩擦,直至發展到火並,韓暹打敗了董承。他們的不和,也就為曹操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完成「奉天子」的大業提供了可能。曹操便把此次行動交給了已隨張楊援建洛陽來到天子身邊的董昭。 
  當天子回到荊棘叢生的洛陽,在斷垣殘壁間找尋自己童年回憶的時候,董昭就已經讓楊奉感覺到曹操是多麼值得結交的朋友了。董昭的做法很簡單,而且駕輕就熟,他又一次成了曹操的代言人,在給楊奉的信中,對楊奉傾盡了仰慕之情,並對他的功績大肆讚美了一通,轉而說:現在事務繁重,僅靠你楊奉一個人單干可忙不過來,需要幫助。曹操又非常樂意出力。你有兵,他有糧,二人可以互通有無,生死與共。這讓楊奉著實感動,並且看到了聯合的實惠,馬上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立場:國家就是需要曹操這樣的人。並且上表給天子,讓曹操做了鎮東將軍,繼承了他父親曹嵩的爵位——費亭侯。董承則急切地盼望著曹操的到來。因為他想假曹操之手,還韓暹以顏色,為自己出口惡氣。 
  當時楊奉屯兵於洛陽以南的梁縣(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楊奉既然把曹操當作了朋友,也就會讓曹操從穎川順順利利地到達洛陽;董承負責洛陽的防務,也不會將曹操拒於城門之外。就這樣,曹操回到了闊別七年的洛陽。 
  但是來到了洛陽,並不等於可以立即實現「奉天子」的既定計劃,其間還存有變數。 
  曹操見到董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已然來到洛陽,下一步棋怎麼走?」董昭則成竹在胸,認為留在洛陽多有不便,應該移駕穎川郡的許縣(今河南省許昌市東)。雖然這樣做,不能服眾,但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曹操基本同意了董昭的想法,但是還有顧慮,那就是移駕許縣,楊奉肯定不答應,如果遭到他的阻截,怎麼辦? 
  董昭也想到了這一點,進而獻策說:先派人去答謝楊奉此前對曹操的幫助,對他進行必要的安撫,再向他說明洛陽糧食短缺,要暫且移駕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就食。這樣楊奉就不會有什麼懷疑。 
  董昭此計的關鍵就在於向魯陽的佯動。魯陽在荊州,去魯陽,要經過楊奉駐屯的梁縣,楊奉不會生疑也就在此。曹操遂依計行事,等到楊奉發覺受騙,為時已晚。曹操「奉天子」至許縣。 
  至於為什麼選擇了許縣作為安置天子的國都,就許縣的地理位置而言,處於平原地帶,袁紹曾經說「許下埤濕」。從軍事角度來講,基本上是無險可依,是「四戰之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方戰事吃緊,於禁等七軍盡為關羽所俘,強敵壓境,曹操認為許靠近前線,就有移都河北的打算。然而,在建安初年,曹操的主要對手,並不來自於南部,而是北方的袁紹,曹操將天子安置於許,莫不是出於躲避冀州兵鋒的考慮?或是真的只是因為許縣有糧,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隨著「奉天子」策略的改變,也就懶得做出調整了?或是要應那句「漢以許昌失天下」的讖語?獻帝剛剛在許安頓下來,袁術就認為這是天意所為,因為在讖語符命滿天飛的漢末,早有讖文講:「代漢者,當塗高也。」袁術字公路,公路與當塗合轍,既然漢天子到了許,那麼自己不做皇帝,顯然有違天意,於是,就忙不迭地稱帝了。            
東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4)     
  疑問總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來到了許縣,並且在這裡一待就是二十多年,這裡就成為東漢帝國最後的國都。 
  如果說,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夠給其帶來的政治利益的話,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點收益,那麼,隨著曹操的征戰,勢力範圍不斷擴大,實力日益增強,「挾天子」已經失去了它的功效,馬植傑先生就曾指出了「挾天子」對於曹操的政治影響具有兩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是利大於弊,大局基本穩定後,則弊大於利。既然如此,那麼,曹操為什麼在羽翼豐滿之時,還要固執地保持著其對漢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兩種看法: 
  首先,曹操「挾天子」,具有明顯的因襲性,就此點而言,「挾天子」的實質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權,左右政治,這對於熟悉東漢中後期以來政治狀況的人來說,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壟斷皇統繼承的做法,董卓的廢少立獻,無疑都是在同一層次上重複「挾天子」的把戲,曹操只能算是一個「挾天子」的繼承者。有學者曾對曹操繼承董卓的政治遺產問題做出過剖析,就強調了這層因襲關係。 
  其次,君臣名分的觀念仍舊在一定程度上起著作用,如賀昌群先生在《英雄與名士》一文中言:「兩漢四百年的統一局面,君權更擴大了,再經光武的提倡儒術,崇尚氣節,深深地植下了漢帝國的一個堅強的君臣名分觀念,這個觀念使東漢中以後百餘年間亂而不亡。三國之前期,群雄……無不欲帝制自為,而終於不敢建國稱號,竊據名器,就因為礙於這個名分觀念。」 
  然而這一切都是暫時的,就如同曹操講「奉天子」而諱言「挾天子」,在矯飾之下還有其真實的一面,但最終還將歸於一種假象。歷史究竟能給那個時代帶來怎樣的思想解脫?是否能為時代的政治轉機帶來某些可資利用的成例?如果說「奉天子」規範了建安時代的政治路向的話,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違初衷的選擇,但是因襲並不等於無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卻可作為體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個事實上已經取代了許昌漢廷的曹氏政權,在那裡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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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前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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