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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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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史 作者:馬植傑 
第一章 東漢王朝的衰落 
一、東漢後期宦官的擅權 
二、士人階層的壯大及共與宦官的鬥爭 
三、黃巾大起義與東漢王朝的崩潰  
第二章 軍閥混戰局面的展開 
一、董卓專政及其暴行 
二、關東軍閥起兵討伐董卓 
三、李傕等之亂 
四、袁紹的強盛 
第三章 官渡之戰與曹操統一北方 
一、曹操的興起 
二、官渡之戰 
三、曹操統一北方 
第四章 孫策、孫權兄弟和劉備的興起與赤壁之戰 
一、孫堅、孫策的相繼興起與被人刺殺 
二、孫權繼業與孫氏政權的鞏固 
三、劉備的興起 
四、三顧草廬 
五、赤壁之戰 
第五章 三國分立局面的確立 
一、曹操平定關隴 
二、別具特色的漢中張魯政權 
三、劉備取益州、漢中 
四、孫權襲取荊州 
第六章 對曹操行事的剖析和評議 
一、關於曹操與漢室的關係 
二、從《求才三令》談到曹操的用人 
三、對曹操的評價 
第七章 劉備托孤與諸葛亮的治蜀和北伐 
一、夷陵之戰與劉備托孤 
二、諸葛亮治蜀 
三、聯吳與南征 
四、諸葛亮北伐 
第八章 孫權對吳國的統治 
一、孫權的用人 
二、張溫、暨艷與呂壹事件 
三、皇位繼承人問題與陸遜之死 
第九章 魏的政治與司馬氏專政 
一、曹丕、曹睿的統治 
二、司馬懿和曹爽兩派的矛盾與曹爽被殺 
三、司馬懿和曹爽兩派的優劣 
四、司馬氏專政與消滅反抗勢力 
第十章 蜀漢之亡和司馬氏代魏成晉 
一、蔣琬、費禕相繼執政 
二、姜維北伐與蜀漢的滅亡 
三、司馬氏代魏成晉 
第十一章 吳國晚期的政治及其衰亡 
一、諸葛恪輔政及孫峻、孫綝相繼專權 
二、孫皓的暴政 
三、陸抗鎮守荊州 
四、晉滅吳 
第十二章 曹魏的屯田 
一、募民屯田的舉辦 
二、民屯的組織 
三、屯田民的賦役負擔 
四、軍屯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廢止 
第十三章 士家制度 
一、士家制的建立 
二、士家的待遇和地位 
三、士家屯田 
第十四章 曹魏扶植自耕農政策與田租戶調製 
一、曹魏扶植自耕農和抑制豪強的措施 
二、田租戶調製 
第十五章 曹魏的農田水利與工商業 
一、農田水利與漕運 
二、手工業和商業 
三、曹魏與倭人的和平友好往來 
第十六章 蜀漢的經濟 
一、軍士屯田 
二、自耕農和地主經濟概況 
三、水利和農業 
四、手工業與商業 
第十七章 孫吳的經濟 
一、屯田的興辦時間和地點 
二、孫吳屯田的衰落 
三、孫吳的自耕農經濟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四、孫吳的手工業和海外交往 
第十八章 三國時的匈奴和烏桓、鮮卑 
一、匈奴 
二、烏桓 
三、鮮卑 
第十九章 三國時的羌族和氐族 
一、羌族 
二、氐族 
第二十章 蜀漢的少數民族 
一、叟族 
二、僰族 
三、濮族 
第二十一章 吳國的少數民族 
一、山越 
二、武陵蠻 
三、南越 
第二十二章 中央官制 
一、曹操時期的司空、丞相掾屬 
二、三公及諸卿 
三、尚書、侍中、中書等近官 
第二十三章 地方官制 
一、州官 
二、郡國官 
三、縣官 
第二十四章 三國的經學和史學 
一、曹魏的經學 
二、蜀、吳的經學 
三、荀悅的《漢紀》 
四、魚豢的《魏略》 
第二十五 三國的哲學思想 
一、玄學的興起 
二、何晏與王弼的玄學 
三、嵇康、阮籍的哲學思想 
第二十六章 三國的文學藝術 
一、三國的文學 
二、三國的書法與繪畫 
第二十七章 三國的科學技術 
一、馬鈞在機械學上的新成就 
二、傑出的地圖學家裴秀 
三、劉徽在數學上的貢獻 
四、張仲景和他的《傷寒論》、《金匱要略》 
五、著名外科醫生華佗 
後 記               
一、東漢後期宦官的擅權     
  東漢的歷史,從建武元年(25年)劉秀稱帝算起,到黃初元年(220年)曹丕代漢截止,總共196年。實際上,從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軍進入洛陽開始,東漢皇帝便陷於軍閥的挾制之中,全國一統的局面也隨著瓦解,所以我們說東漢王朝的壽命實際只有165年。 
  在封建時代,無論那一個王朝,由於剝削階級的貪婪性和腐朽性,統治集團內部總是矛盾百出,顧此失彼。秦統一中國以後,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廢除封國制,建立郡縣制。秦始皇認為這樣,就可以把皇位傳至子孫萬代。因之驕縱淫侈之心大熾,對人民的役使和搾取無所不用其極,諸如造宮室,修墳墓,求仙藥,盛巡遊,鬧得民不聊生,海內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陳勝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劉邦及其子孫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訓,在地方上不斷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內部經常將政柄交給母后和外戚,結果,外戚王莽篡奪了政權。劉秀統一中國以後,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訓,採取了一些加強皇帝專制的措施。可是,東漢的皇帝只有劉秀和明、章二帝能夠做到政由己出。其餘各帝由於宮廷生活過於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繼位的皇帝年紀都很幼小,因此政權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裡。等到皇帝長大以後,想要收回政權,只有和自己身邊的宦官商量,於是皇帝在宦官的協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為掃倒外戚有功,並且又能包圍和愚弄皇帝,所以實權便落在宦官手裡。不久,這個皇帝又短命死了。於是再來一套外戚專權以至宦官擅勢的過程。東漢中後期一百餘年的歷史,可以說是外戚和宦官爭奪統治權的歷史。從外戚和宦官鬥爭的事實看,宦官越來越佔上風。東漢時宦官曾經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時,鄭眾捕殺竇氏;安帝時,李閏等謀害鄧氏;順帝時,孫程等捕殺閻氏;桓帝時,單超等誅殺梁氏;靈帝時,曹節等誅殺竇氏;少帝時,張讓等誅殺何氏)。宦官為什麼這樣囂張?這是因為: 
  (1)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諸王和大臣篡奪政權,同時也不願讓他們同士人過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官大都出身於門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餘之人,沒有聲望和什麼社會地位,使皇帝感到他們沒有篡奪政權的危險,所以對宦官的猜疑最輕。 
  (2)宦官常在皇帝身邊,他們對皇帝察言觀色,包圍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們當作最可信任的人。 
  (3)宦官多自幼生長宮禁,對宮中朝中之事頗為熟悉。特別是在宮中,他們的勢力盤根錯節,耳目眾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麼預謀,往往被他們事先偵知,因而能隨機應變,先發制人。 
  (4)由於東漢統治者強化君主專制,內官一般由宦者擔當。而且還不斷增加宦官的人數、擴大其職權。當皇帝年幼或腐化無能、執掌不起政柄時,宦官便乘機盜竊權柄。 
  (5)外戚雖然同宦官有矛盾,但東漢母后臨朝者多,不能不讓宦者傳達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並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從中竊取權力。 
  基於以上各種原因,宦官勢力逐漸膨脹,形成了「群輩相黨」的政治集團,特別是誅除外戚梁冀以後,「權勢專歸宦官」。單超等五個宦官因誅梁冀有功,同日被封為侯。當時人稱之為「五侯」,並用「回天」、「雨墜」等字眼形容宦官勢力的強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宦官侯覽,「前後掠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僣類宮省」。宦官蘇康和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靈帝立,外戚大將軍竇武與官僚士大夫領袖人物陳蕃欲盡誅宦官當權者,但事機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殺。這時靈帝才十三歲,完全是宦官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等手中的傀儡。靈帝甚至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范曄在《後漢書》卷78《宦者列傳》中敘述宦官的權勢與為虐情況時說: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子弟支附,過半於州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由上可知東漢後期宦官之害政禍民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二、士人階層的壯大及共與宦官的鬥爭     
  東漢後期宦官的害政禍民,不僅激化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並且也嚴重堵塞了士人階層的仕進之路,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抗爭。 
  中國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士」這一階層已經壯大起來,他們憑借其文化知識積極參預政治,到處遊說。各國諸侯對之多加賓禮,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將入相,縱橫捭合,諸子百家,變法爭鳴。所謂「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充分說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數士人為了找到一個可以建功立業的機會,經常「朝秦暮楚」,只顧個人功名利祿,談不上忠於那個政權。秦統一以後,早已成為顯學的儒家雖然具有廣泛的社會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獄吏,對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還用「焚書坑儒」的辦法加以打擊。秦王朝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加強君主專制。但實際上卻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會基礎,擴大了對立面。所以當陳勝領導農民進行反秦鬥爭時,有的儒生也跟著造反。西漢政權建立以後,吸收了秦王朝這個教訓,對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到漢武帝時,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但西漢時期,只是加強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並沒有成功地給他們灌輸忠於劉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權時,給王莽歌功頌德,甚至勸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輕而易舉地篡奪了政權。劉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這個經驗教訓,特別注意表彰士節,對不肯在王莽駕下做官和隱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揚和優待,或者給以高官厚祿。這樣做,是為了讓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譽,不一定專門去投靠權貴,只要一個人的行為清白,照樣可以出人頭地。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這對已往士風的矯正,無疑起很大的作用。 
  東漢統治者除了積極表彰士節以外,還大力提倡學習儒家經典,給士人開闢廣闊的利祿之途,從而擴大忠於王朝的依靠力量。劉秀時已經恢復太學。明帝崇尚儒學,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讀經書,連衛士都要讀《孝經》。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鄧後、順帝梁後,也有類似的勸學措施。在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學迅速擴充,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那時攻讀儒家經典更成為士人做官發跡的敲門磚。讀儒家的書,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到東漢後期,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更進一步浸透於士人的頭腦。 
  東漢時期,由於太學弟子員日益增多,公私講學之風大開,以及進入太學、郡國學能夠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權,因而使屬於中小地主階層的士人隊伍日益擴大,他們的經濟力量和社會政治地位也與日俱增。例如陳寔和郭泰原來都出身寒素,後來都享有很高的名望,當郭泰從京師洛陽返回故里時,「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陳寔老死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說明到東漢後期,士人階層已不只是達官貴人的攀附者,而儼然成為一支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壯大之時,恰好也是宦官權勢猖獗之日。順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桓帝時,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舉愚。」這樣,士人的仕進便受到阻塞。再者,由於宦官專權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農民起義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士人為了挽救垂危的東漢政權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與宦官進行鬥爭。 
  在士人和宦官兩個敵對力量中,前一集團除了一般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和太學生以外,還包括許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為這些官吏原來也是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東漢所崇尚的名節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義。那時的忠義行為已不只是忠於皇帝,因為在階級社會裡,士人求得仕進,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對選用自己的官吏,常懷知遇之感,因而有報恩和盡忠的道德上的義務。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舉為有道,他雖然並未應召,但袁逢死後,荀爽仍為他服喪三年。而州郡長官察舉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夠報恩的人。至於僚屬與長官的關係,自然更是如此。這樣,便增添了士人與官僚在政治上結合的因素。太學生與朝中大官往來,既然是為了求仕,而大官亦願諸生為他效力,樂於和太學生交結,如外戚竇武把兩宮賞賜全部分賜給太學生。當時太學生標榜的士人領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竇武、陳蕃、劉淑當之。說明有些官僚已經和士人結合起來了。在東漢尚名節和激濁揚清的風氣影響下,太學生、名士和有聲望的官吏的言論,常常能夠影響和指導各地士人的行動,使他們嚮往並參加這一結合,形成了廣闊的士大夫集團,而與宦官相敵對,於是招致了所謂「黨錮之禍」。 
  所謂「黨錮」,就是操縱政柄的宦官把對他們進行抗爭的士大夫指為黨人而剝奪其政治權利。在東漢中後期,外戚與宦官輪流把持政權,可是士人反對外戚的時候少,而對宦官則無時不反對,這是因為東漢的外戚多出身於高級世族,他們與士人有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聯繫。宦官多出身於非讀書仕宦的家庭,與士人一向缺乏聯繫;在外戚里面還有一些比較謹飭的。而宦官有勢者則多肆無忌憚。眾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壞的,在他被殺以前,士人對外戚、宦官均有鬥爭,梁冀被殺以後,權力專歸宦官,士人一直與宦官進行鬥爭。士大夫和太學生不僅在輿論上抨擊宦官,許多做地方官的士人還用實際行動懲治作惡多端的宦官及其黨羽。由於昏庸的皇帝經常袒護宦官,所以許多士人遭到打擊報復,但他們仍不畏縮,為了激勵士氣,他們把孚眾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種名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名目。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靈帝立,竇太后臨朝,竇太后父竇武與陳蕃共同輔政,於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錮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籌謀誅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敗。宦官殺死竇武、陳蕃,還製造了一個「鉤黨」之獄,捕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並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都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在黨錮之禍中,被宦官殺害的正是作風比較耿直的士人。實際上,他們還是比較忠於漢朝皇帝的。士大夫看到他們的同伴不斷慘遭殺戮之後,對東漢的腐朽統治逐漸產生厭惡,甚至不復希望其繼續存在。例如當時名士郭泰即說:「人之雲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鳥爰止,於誰之屋耳」。從此,有的士人公開宣講:「天下將亂」,「漢家將亡」。士人或轉而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或「陰交結豪傑」,準備到天下大亂時,建立一番改朝換代的事業;有的士人更勸說有實力的將領發動兵變,以取代漢室。只是由於士人階級立場的限制,他們不可能直接以武裝行動推倒東漢王朝,只有當農民革命發生及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使皇帝不能行使權力時,他們才出來從事武裝角逐,以重新建立地主階級政權。            
三、黃巾大起義與東漢王朝的崩潰     
  東漢時代,壓在農民群眾頭上、進行殘酷剝削的是皇帝、宦官、外戚、官吏、豪族等,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吸血鬼。漢桓帝的妻妾多到五、六千人,其他在宮中服役的更兼倍於此。靈帝的貪婪更勝過桓帝。他把原有的賣官制度擴大執行,每品官都有定價。如果買官的人,當時拿不出錢來,還可賒欠一下,到任後再加倍繳納。當時地方官吏貪污成風,「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各種類型的地主包括貴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強、富商等,無不廣占田地,役使農民,敲詐勒索,奢侈踰制。由於地主階級進行竭澤而漁的剝奪,廣大人民群眾紛紛破產逃亡,飢寒交迫,求生無路,只有起來進行反壓迫鬥爭。從漢安帝時起,農民起義即不斷發生,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多,終於在中平元年(184年)醞釀成張角領導的黃巾大起義。憤怒的起義群眾到處燒官府,殺官吏,鎮壓豪強惡霸,攻打地主莊園。東漢統治者驚惶萬狀,急忙頒布大赦令,赦免了原來因反對宦官而被禁錮的士人、官吏,以團結統治階級內部力量,共同對付農民起義軍。同時任命皇后兄何進為大將軍,佈置京師洛陽的防務,並派遣皇甫嵩、朱、盧植等率領軍隊鎮壓活動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黃巾起義軍。這時,各地的豪強大族也利用他們的人力、財力招兵買馬,組織私人武裝,修建塢壁營塹,以與農民起義軍相敵對。皇甫嵩等官僚對於改善政治雖然束手無策,可是對於鎮壓農民起義仍然富有軍事伎倆。起義軍面對著強大的階級敵人,作戰雖極英勇,但缺乏軍事經驗,只有半年多的時間,張角直接領導的黃巾軍便被鎮壓下去了。 
  農民起義的暴風驟雨,並不能使封建統治者有所收斂,他們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人民搜刮。《後漢書》卷31《賈琮傳》言:「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奸。」《後漢書》卷71《皇甫嵩傳》也言:「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中平二年(185年),靈帝為了修宮室和鑄銅人,增收天下田賦,每畝多出十錢。並令太原、河東、隴西諸郡輸送材木、文石。運抵京師後,宦官驗收時,百般挑剔,折錢賤買,十才酬一。而調發不已,來回折騰。結果,材木擱得腐朽了,可是宮室連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機打劫,增派私調,百姓承受不了,怨聲載道。靈帝規定凡是新任和調職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園繳納助軍修宮錢,然後才准到任。有些比較清廉的官,寧願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錢。可是朝廷不答應,硬逼著去上任。當時有位新任命為鉅鹿太守的名士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司馬直忿慨地說:「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終於「吞藥自殺」。漢靈帝原是河間國的解瀆亭侯,因桓帝無子,被迎入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斂財婆,靈帝更採取各種辦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國貢物和增加田賦及鑄錢、經商、賣官以外,還「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堂中……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他把許多私財存放在宦官家中;設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統帥,於是宦官的氣焰更加囂張。統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後果只能是農民的不斷反抗。《後漢書》卷71《皇甫嵩朱傳》言: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於氐根,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另外,青、徐、並、幽各州也都有黃巾餘部崛起,而涼州北宮伯玉、李文侯、邊章、韓遂等領導的反抗鬥爭歷時最久,使東漢政府疲於應付。這樣,東漢政府便不能不加強各州刺史的職權,使其兼管軍政財賦。有的地方更設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職,以便讓他們更有力地聯絡地主武裝,隨時鎮壓農民起義。這樣也增加了地方的獨立性,形成了內輕外重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死,長子劉辯繼立為帝,其生母何太后臨朝聽政,於是外戚同宦官的鬥爭又重新激烈起來。太后兄大將軍何進為了一舉殺盡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帶兵入京,董卓還沒有趕到,何進已為宦官所誘殺,官僚世族袁紹等又大殺宦官。持續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鬥爭至此最終結束。但身擁強兵、驕縱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從此,皇帝被挾制於強臣之手,東漢王朝也就名存實亡了。            
一、董卓專政及其暴行     
  董卓,隴西郡臨洮縣(今甘肅岷縣)人,父曾為穎川郡輪氏縣尉。卓少時嘗游羌中,與諸豪帥相結,諸豪帥贈他雜畜千餘頭。卓有膂力,能左右馳射,「以健俠知名」,先為涼州兵馬掾。東漢後期,羌人屢次起兵反漢,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參加了鎮壓羌人的戰爭,積功做到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發生,漢政府任命董卓為東中郎將,代替盧植與張角作戰,兵敗免官。當年冬,涼州又發生了北宮伯玉、李文侯、邊章、韓遂為首的羌漢各族的反漢朝鬥爭。董卓又被起用,派往涼州作戰的高級將領除董卓外還有皇甫嵩、張溫等。董卓率領的軍隊多是籍隸關西的漢族和羌胡人,關西各族人民屢遭戰亂,習性尚武,婦女亦多能挾弓而鬥,因此卓軍具有較強的戰鬥力。董卓看到漢政府腐朽無能,逐漸驕傲放縱,不服從上級指揮。當時孫堅勸身為統帥的張溫、皇甫嵩以軍法斬卓,兩人都不敢聽從,張溫還說如殺卓,則「西行無依」。漢政府也已看到董卓跋扈難制,曾試圖解除他的兵柄,調他回朝為少府。他以所部羌胡不讓他離開為借口,上書拒命,漢朝也無可奈何。中平六年(189年),漢朝調董卓為并州牧,令他把部隊交皇甫嵩帶領,他又不應命。當何進召他將兵詣京協助誅除宦官時,鄭泰認為「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可是昏懦的何進不能採納。等何進與宦官張讓等相繼被殺後,董卓也已引軍趕到。引狼入室的錯誤已經鑄成了。 
  董卓到京後,憑仗武力,專擅朝政,他廢掉少帝劉辯而立陳留王劉協(即漢朝最後一個國君——漢獻帝)。不久卓又殺何太后。劉辯是靈帝長子,何皇后生;劉協是靈帝次子,王美人生。王美人與何皇后均有寵於靈帝,何皇后忌妒王美人,王美人生劉協後,即被何皇后酖殺。劉協由靈帝生母董太后撫養長大。靈帝死,何太后與董太后爭權,何太后逼死董太后。靈帝在世時已看出劉辯懦弱,欲立劉協為太子,但礙於皇后及何進,猶豫未決。靈帝死後,何進輔政,帝位自然是劉辯的了。董卓到京後,曾同少帝劉辯談話,那時劉辯已十四歲,對朝中事說不清楚,陳留王劉協雖只九歲,講話卻有條理,董卓認為劉協比少帝劉辯聰明;卓又說撫養劉協的董太后與他同族。於是有廢立之意。實際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間人,董卓是涼州臨洮人,彼此相距太遠,無緣同族。董卓骨子裡也和歷史上其他權臣一樣,不過欲借廢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權。董卓要獨攬大權,自然不願讓原來的皇帝與太后仍舊在位,因為原來在位或當權者是不甘心作傀儡的,他雖手中無權,但仍可利用其原來的地位與威望伺機發動政變。如果另立一個皇帝,這個皇帝便比較容易接受當傀儡的處境,對於權臣的危害總是小一點。從史書的記載看,劉協也確實比劉辯聰明,這一點雖然給董卓廢立提供了借口,但董卓廢帝弒後的行為也給敵對者以重要口實。卓這樣作,只表明其愚蠢與蠻幹而已。 
  如前所述,士大夫階層發展到東漢時,力量已很雄厚。宦官縱然能囂張一時,但缺乏雄厚的社會基礎,往往皇帝一死,宦官便失去勢頭。在戰爭年代,士人尤其為割據的軍閥所倚重。董卓雖然是一個粗暴的武夫,但他還是知道撇開士大夫是難以維持統治的,所以在他掌權之始,也曾徵用才學與名望俱高、屢遭閹黨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後,「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台」。董卓征另一處士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卓重用名士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御史劉岱為兗州刺史,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雖然如此,士大夫還是不肯真誠與卓合作,袁紹、袁術、曹操等都從洛陽逃出,積極從事反卓活動。從董卓方面來說,他之重用士人,也只是一時權宜之計,他的殘暴面目很快就顯露出來了。《三國誌》卷6《董卓傳》載: 
  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眥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後漢書》卷72《董卓傳》亦言: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後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以上所述董卓的罪惡,雖或有過分之處,但從董卓本人及其部將之殘暴放縱而言,基本上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種罪行不僅引起了貴族官吏的反對,也招致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厭惡。其必然失敗,中智以上皆能看出。這樣,卓在引用士人方面之矯情措施,亦失去其意義,卓之凶暴適足為自己掘墳墓而已。            
二、關東軍閥起兵討伐董卓     
  在何進已被宦官殺害而董卓尚未到來之前的短暫時間裡,朝中較有實力的是袁紹。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於「四世五公」的大官僚家庭,袁氏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袁紹本人「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靈帝建立西園八校尉時,紹為中軍校尉。何進欲誅宦官,任命袁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叔父袁隗時為太傅,與何進參錄尚書事,紹從弟袁術為虎賁中郎將,統率一部分禁衛軍。何進被張讓等誘入宮中殺死以後,何進部曲將吳匡與袁紹、袁術等「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張讓等困迫,將少帝與陳留王等數十人步行出洛陽北門,夜至小平津(今河南鞏縣西北),朝中大臣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隨帝。至黃河岸邊,閔貢厲聲叱責張讓等,讓等惶怖,投河而死。閔貢等扶帝與陳留王南行還宮。這時董卓的軍隊已經到達,卓與公卿迎帝於北芒阪下。董卓憑借其強大武力,高踞於群臣之上。當董卓欲廢少帝時,袁紹首先反對。卓因剛剛到京,「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亦畏卓,私自逃奔冀州。卓先曾下令緝拿袁紹,後來怕紹在東方聯合其他地方勢力反對自己,所以任命紹為勃海太守。並用仍在京的袁術為後將軍,前典軍校尉曹操為驍騎校尉。袁術、曹操也不願與卓合作,術出奔南陽,操出奔陳留。 
  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初,關東州郡紛紛起兵討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於河內(郡城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冀州牧韓馥留鄴(今河北臨漳縣西),供應軍糧。豫州刺史孔胄屯穎川(郡城在今河南禹縣)。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及曹操均屯酸棗(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後將軍袁術屯魯陽(今河南魯山)。他們的軍隊,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人。 
  在關東州郡起兵以前,靈帝中平五年(188年)二月,黃巾軍餘部郭太等已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縣永固鎮)重新起義。中平六年(189年)十月,白波起義軍挺進到河東(今山西西南隅之地,郡城在今夏縣北),隊伍擴大到十餘萬人。董卓令其女婿中郎將牛輔率軍前往鎮壓,不能取勝。關東聯軍興起以後,卓見聯軍聲勢很大,又怕白波軍渡河南下截斷其往關西老巢的退路,擬把漢獻帝從洛陽遷到長安。但公卿大臣多持反對意見,卓既怨自己封拜的東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對遷都,十分惱怒,乃殺原來替袁紹等人說話的伍瓊、周毖,並免去楊彪、黃琬的三公職位,還徵召屯兵扶風的左將軍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東方聯軍夾擊自己。京兆尹蓋勳與皇甫嵩長史梁衍勸嵩起兵討卓,篙因兵力不足,不肯聽從,還是應徵回朝了。 
  皇甫嵩回朝以後,洛陽以西再無能夠反抗董卓的人。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強令獻帝及群臣西行,洛陽城內外人民數百萬口被迫西遷,路上被卓軍車騎踐踏,加以饑病交迫,死亡相繼,積屍滿路。董卓自己留鎮洛陽畢圭苑內,縱火焚燒洛陽二百里內的宮廟、官府、居家。又令呂布發掘諸帝及公卿陵墓,取其珍寶。還遣將四出虜掠。使東漢近二百年來在洛陽的建築文物毀滅略盡。這許多文物皆勞動人民血汗造成,董卓的罪惡固在不赦,但東漢王朝長期以來的腐朽統治實是招致董卓為虐的根源,所以我們說歷史上的罪人並非只董卓一人。從董卓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他並無真正統治天下的能力,只能猖狂一時,為新的朝代開拓道路而已。 
  董卓的罪惡既如洪水滔天,至於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將又是怎樣呢? 
  袁紹等人雖然打著勤王招牌,但從他們的陣營來判斷,其中多數將領沒有戰鬥經驗和韜略。在太平時日,他們靠交遊士林和養名釣譽,以撈取功名官位。但在戰爭年代,他們便缺乏決敵致勝的真實本領。他們外慕勤王戡亂的美名,內實膽怯畏敵,誠如史書所描述:陳留太守張邈是個「東平長者,坐不窺堂」;豫州刺史孔胄只會「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冀州牧韓馥本系恇怯庸才;青州刺史焦和則是「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在起兵討卓的十餘人中,累世公卿的袁家就有三人,其中山陽太守袁遺是袁紹的從弟,他喜歡讀書,學問淵博,但無軍旅之才;後將軍袁術最狂妄驕奢,雖無才幹,可野心頂大;袁紹在當時最有聲望,為豪傑所歸向,但身為盟主,既不能部署諸將,給董卓以有效的打擊;他自己也未曾接一仗,發一矢,只圖謀佔領地盤,擴充實力。諸人對董卓打仗,雖畏縮不前,可是自相兼併,卻越來越賣勁。曹操後來曾經作詩形容這時的情況說:「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當時同卓軍作戰比較積極主動的有兩個人,即曹操和孫堅。 
  曹操看到諸將不敢與董卓爭鋒的畏懼心理,乃慷慨激昂地向他們說:「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雖言之諄諄,但諸將既害怕董卓兵強,又想保存實力,不肯聽從。曹操只好獨自引兵西進,打算佔據軍事要地成皋。諸將對他進軍,不肯支援,只有張邈遣將衛茲帶領一支部隊隨操。 
  曹操進到滎陽(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北)西南的汴水,遭遇卓將徐榮,雙方交戰,曹操部隊多是招募的新兵,人數既少,又缺乏訓練,自然不是久經戰陣的涼州軍的對手,所以吃了敗仗,士兵傷亡甚多,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所乘馬受傷,幸虧從弟曹洪把自己的馬給操騎了,才得於夜色朦朧中逃回酸棗。 
  曹操雖然戰敗,但整天的堅強戰鬥,也使徐榮存有戒心,以為酸棗聯軍不易攻克,便引兵退走了。 
  曹操退到酸棗以後,關東諸軍共十餘萬,天天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曹操責備他們,並再次獻策說:「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據敖倉(今河南滎陽縣北),塞轘轅(今河南鞏縣西南)、大谷(今河南登封縣城東南),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今陝西丹鳳縣東南),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由此可知,曹操也看到了董卓兵強,但人心不附的兩種情勢,故主張採取穩紮穩打,以待其變的策略,說明曹操能夠隨宜制變,並非一味冒進。可是依然得不到袁紹等人的採納。曹操只好自己去揚州募兵,揚州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給操四千餘人,回來經過龍亢(今安徽懷遠縣西)時,士卒叛逃很多,只剩下千餘人,屯於河內。(《資治通鑒》卷59獻帝初平元年胡註:「從袁紹也」)。 
  孫堅原為長沙太守,因他起自武官,素被荊州刺史王叡所輕視。及州郡起兵討伐董卓,王叡、孫堅亦皆起兵,堅遂殺叡。進兵到南陽,有部隊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以糧供軍,堅誘而斬之。堅雖勇悍善戰,但因自己出身地方豪強,名望不高,還是到魯陽(今河南魯山縣)投靠了袁術,術遂有南陽。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以魯陽為據點,進兵討卓。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冬,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卓軍步騎數萬,猝然來臨,堅視若無睹,照常行酒歡笑,但令部隊整頓行列,不得妄動。後敵騎越來越多,堅始罷坐,導引部隊入城。卓將見堅兵整齊,不攻而退。堅乃謂部屬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此後,堅與卓軍戰於梁縣(今河南臨汝西)及其東之陽人聚,先敗後勝,殺卓都尉葉雄。孫堅的英勇戰鬥,使袁術心懷忌妒,怕孫堅力量壯大之後,難以駕馭,因而停止調運軍糧。孫堅立即馳往見術,曰:「堅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仇(袁紹、袁術起兵後,卓殺袁家之留在洛陽者)。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術無言可答,只好調發軍糧。 
  董卓憚堅猛壯,欲籠絡之,派人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其子弟堪任刺吏、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於是進兵向洛陽,連敗卓及其將呂布等。至洛後,掃除漢宗廟,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署井中。復分兵擊卓於新安、澠池間。卓謂其部下曰:「關東軍數敗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堅……固自為可(胡註:言其才可用也),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卓令其將董越屯澠池(河南今縣),段煨屯華陰(陝西今縣),牛輔屯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其餘諸將亦分守諸要縣,卓自引軍回長安。 
  孫堅在洛陽重新把東漢各帝陵墓修理一番,然後退回魯陽。 
  董卓西去後,關東聯軍解除了西顧之憂,可是他們之間的兼併戰爭也激烈展開了。            
三、李傕等之亂     
  董卓西歸以前,他已自為太師,官位居諸王之上。他到長安,公卿迎拜,卓不還禮。卓所乘車裝飾極為華麗,同於天子御駕。卓如此驕奢僣擬,適足說明他沒有安定天下的大志。關東諸將的互訌,也助長了他的囂張氣焰。卓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分別統率軍隊,卓之宗族親戚,盤居要津,卓侍妾懷抱中子亦封侯,未及笄的孫女,則封邑君。卓府第在長安城東堅固營壘中,尚書以下官員處理政務都要到卓府請示。卓在郿縣修建了與長安城等高的塢,號稱「萬歲塢」,多積糧谷於內,夠三十年食,卓自言「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董卓殘忍嗜殺的習性,至此也充分暴露出來,大臣講話稍不合意,即遭誅戮。被俘虜的關東士兵和被捕獲的關西人民更遭到慘不忍睹的折磨與屠戮。因之眾叛親離,人心惶惶。當時朝中大臣受卓倚重的是王允,他是并州祁縣人,「少好大節」,素有名譽。卓入京時,允為河南尹,卓以允為守尚書令,初平元年(190年),進允為司徒,仍領尚書事。獻帝西遷後,卓留鎮洛陽期間,朝政全由王允主持。允對卓佯為尊重,得其信任,獻帝及大臣也靠王允佑護,得以粗安。 
  初平三年(192年),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僕射士孫瑞等密謀誅卓。卓親信部將呂布,并州五原郡九原縣人,初為并州刺史丁原手下親信將領。靈帝死,何進召董卓、丁原進京,卓到京,欲專兵柄,誘布殺丁原而並其眾。布善騎射,膂力過人,號稱飛將,卓對布頗寵信,兩人誓為父子。卓自知怨己者眾,常令布衛護左右。卓性暴急寡慮,忿不思難,呂布因一細事惹卓惱怒,卓立即以手戟擲布,布眼明身捷,躲閃過去,向卓請罪,卓怒始息。自此,布稍銜恨。後布與卓侍婢私通,恐被發覺,心不自安。布與王允同為并州人,允早已著意籠絡布。及布將卓擲戟事吐露給允,允知離間卓、布的時機已至,當即勸布除卓,為朝廷建立奇功。布以與卓有父子關係為慮,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諾。 
  初平三年(192年)夏四月丁巳,獻帝有疾初癒,群臣朝賀未央殿,董卓乘車入朝,途中步騎夾道,戒備森嚴。呂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率親信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待卓於北掖門內。卓入門,李肅即挺戟刺卓,卓內披甲,未得刺入,傷臂,墜車,卓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庸狗,敢如是邪!」布以矛刺卓,令兵斬卓首。布從懷中取出詔書以今吏士曰:「詔討卓耳,余皆不問」。於是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載道,長安士女市酒肉以相慶賀,填塞街市。王允使皇甫嵩往郿塢攻卓弟旻,殺卓母妻宗族。「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堆積如山」。 
  但是,當此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身繫朝廷安危的王允,卻缺乏應變能力。他原先懼怕董卓,故屈身降志,委曲承奉,殺卓之後,以為再無患難,就居功驕傲,同朝臣接觸,常乏和悅顏色,因之群僚對之不甚親附。王允對呂布也瞧不起,只以劍客待之。呂布自恃功大,嫌允輕己,於是兩人不和。王允的殺蔡邕,即措施失當的事例之一。蔡邕聞卓被殺,只在王允坐前「有歎惜之音」,王允即視之為卓黨,而收付廷尉獄,蔡邕承認罪過,「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及太尉馬日多矜救之,允均不從。終使邕死於獄中。邕雖受卓親用,卻也談不上卓黨,卓所重用的還是王允自己。蔡邕的被殺,頗使卓部屬將吏恐懼。王允之更大錯誤是低估了卓所屬涼州將士的實力,沒有及時頒下赦詔和做出適當安置。當時「悉誅涼州人」的傳言已經廣泛流傳。諸將校以為「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於是他們擁兵自守。原先卓女婿牛輔領重兵屯駐陝縣(今河南三門峽市),曾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率步騎數萬往中牟擊朱。當呂布遣李肅持詔書來誅牛輔時,李傕等尚未歸還,牛輔只以見兵就打敗了李肅,說明涼州諸將兵力甚強。牛輔雖然打了勝仗,但仍極膽怯,因營中偶然發生驚擾,便恐懼出奔,致在途中為部下所殺。這又說明輔等涼州將帥實無作為。假如王允措置得當,尚可免除或減輕禍殃。牛輔死後,李傕等始回陝縣。他們甚懷恐懼,不知所措,乃派人到長安請求大赦。王允此時仍不應允。傕等益恐,想各自解散,回歸鄉里。這時討虜校尉賈詡向傕等獻計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賈詡,涼州武威人,在軍中素以多謀著稱,他的倡議,立即得到傕等同意。他們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邊走邊收兵,臨近長安時,已有兵十餘萬,並與卓故部曲將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長安城牆高厚,本來不易攻下,可是呂布軍中的叟兵(蜀地的少數民族軍隊)發生叛變,導引傕等入城,呂布戰敗,出奔關東。傕等縱兵大掠,吏民死者數萬人。 
  早些時候,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官名,轄今陝西省中部西安市以東之地,故亦作地名用),王宏為右扶風(轄今陝西省中部西安市以西之地)。李傕等欲殺王允,恐二郡反抗,乃以朝命調二人回朝。王宏遣使謂宋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翼既不從,宏不能獨留,遂俱就征。果然,二人剛一回朝,傕等便把他們和王允一齊殺害了。 
  傕等既掌朝政,欲封賈詡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於是以詡為尚書。賈詡這次給李傕等出了敗壞朝廷的主意,其罪過誠然不小;但從當時李傕等涼州將領兵力之強盛及王允之無應變能力來看,即無賈詡的建議,亦難以扭轉局勢。後來賈詡在傕等與獻帝、大臣之間,也還起了一些從中調解的作用。陳壽在《賈詡傳》稱「詡為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後來李傕與郭汜訌斗時,賈詡對被他們劫持的獻帝和大臣也曾加以佑護,使傕等的為惡與破壞程度有所減輕。所以從賈詡在這一階段的表現來看,還是壞好皆有的。 
  傕等既專朝政,首先給自己加官封爵,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皆封侯。傕、汜、稠在長安坐鎮,張濟出屯弘農(今河南靈寶縣)。 
  先前,董卓回到關中時,約韓遂、馬騰共同對付山東,遂、騰率眾自隴右到長安。遇上董卓被殺,李傕等以韓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馬騰為征西將軍,屯駐郿縣。興平元年(194年)二月,騰私有求於傕,未得如願,怒而欲攻傕,韓遂聞之,率眾來助騰。諫議大夫種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范謀使騰襲長安,以誅傕等。邵等謀洩,出奔槐裡(今陝西興平縣)。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騰、遂,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走還涼州。種邵等皆被攻殺。 
  樊稠、李利追馬騰、韓遂至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遂謂稠:「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二人皆涼州人),欲相與善語而別」。於是二人接馬交臂而語,良久始罷。李利回去告訴李傕說:「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於是傕猜疑稠,又因稠「勇而得眾」,更使傕忌。但在表面上,仍令郭汜及稠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典選舉。傕等競用自己的人,如違其意旨,便忿恚發怒,主管官吏只好按照排隊次序錄用,先從傕起,汜、稠次之。至於三公所舉,則不得用。傕等爭權不和,長安城中盜賊橫行,白日虜掠,傕等分城而守,仍不能禁。有時傕等子弟還帶頭「侵暴百姓」。「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 
  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有時還留汜住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離間之。一次,傕送食給汜,汜妻摻黑豆豉於食內,稱食內有毒,因對汜說:「一棲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於是汜治兵攻傕,戰鬥不休。二人爭迎獻帝至其營,傕搶先得帝,其兵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傕徙御府金帛置其營,放火燒宮殿、官府、民房。郭汜則劫留公卿大臣。大司農朱憤懣發病死,太尉楊彪幾乎被汜手刃。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汜。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汜將兵夜攻傕,矢射到獻帝簾帷中,穿傕左耳。傕又徙帝幸其北塢,唯伏皇后、宋貴人跟隨。傕自為大司馬,與郭汜相攻數月,死者萬數。 
  張濟聞知,自陝來和解,濟欲遷帝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詣傕求東歸,往返十次,始獲允准。李傕出屯曹陽(今河南靈寶縣東北),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今河南三門峽市)。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故董卓部曲將)後將軍,楊奉(原傕將,本白波帥,叛傕)為興義將軍,故牛輔部曲將董承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帝。汜復欲脅帝幸郿,楊定、楊奉、董承不聽。汜恐懼,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供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楊定與段煨有隙,誣煨欲反,進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 
  李傕、郭汜悔令天子東歸,聞楊定攻段煨,共來救之,因欲劫帝西去。楊定為汜所遮擊,亡奔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和,又同傕、汜共追乘輿,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於是棄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被創墜馬,罵傕被殺。獻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皆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護衛車駕,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奉等且戰且走,始得至陝,乃結營自守。 
  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皆有離心。董承、楊奉等乃潛議過河,使李樂於夜先渡,潛具船,舉火為應。獻帝步行出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余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人爭攀船,董承、李樂以戈擊之,不少手指墜入船中。隨帝渡過河者,唯皇后、宋貴人、楊彪以下數十人,宮女皆為傕兵所掠,衣服盡失,發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數。獻帝到大陽(今山西平陸東北十五里),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獻帝乘牛車到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王邑為列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安國將軍。派人至弘農與李傕、郭汜、張濟等和,傕等乃放歸公卿百官及宮人婦女。            
四、袁紹的強盛     
  關東諸將既不能同心協力進討董卓,他們之間便不能不發生利害衝突。既得利益比較大的不僅想保住利益,並且還要擴充勢力;既得利益小的不僅想生存下去,而且還圖伺機奪取土地和人民。袁紹雖身為盟主,但只據有冀州東部沿海的勃海一郡,所以他便利用其為盟主和為豪傑所歸向的優越條件擴充勢力。 
  袁紹首先倡議另立一個皇帝,當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時,袁紹就不同意。所以袁紹與獻帝一開始就有矛盾。袁紹除了說獻帝是董卓掌中的傀儡以外,還一再作書給袁術說獻帝非靈帝子。袁紹與韓馥聯名倡議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可是劉虞拒不答應,紹等只好作罷。史書敘述此倡議時,雖將冀州牧韓馥的姓名列在紹前,但實際上還是紹的主意,因為劉虞如果當了皇帝,袁紹這個盟主必會成為首輔,權勢可立即到手。 
  立帝之議不成以後,袁紹下一步棋就是迫使韓馥把富庶的冀州讓給自己。在擾攘時期,同處一州的將領不可能不發生衝突。當袁紹剛從洛陽逃到勃海時,韓馥怕袁紹打著討伐董卓的旗號攫取冀州,曾派人到勃海監視袁紹,使他不得起兵。但當時州郡起兵討伐董卓的浪潮十分高漲。《三國誌》卷1《武帝紀》注引《英雄記》載:「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韓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可見袁氏勢力是很大的,韓馥迫於形勢,只好聽紹起兵,可是仍經常少撥軍糧給紹,企圖令紹軍無食自潰。在袁紹方面,也確有伺機奪取冀州的意圖,所以當韓馥部下驍將麴義叛馥後,袁紹立即將麴義拉到自己方面來;袁紹曾秘密作書給在幽州的公孫瓚,令他前來奪取冀州;還讓外甥高幹及韓馥手下謀臣辛評、荀諶、郭圖等向馥陳說利害,言如不將冀州讓紹,紹必與公孫瓚共攻冀州。辛評等身為韓馥親信要員,猶勸馥讓出冀州,說明他們已經打算背離韓馥,轉向袁紹,這就使素性恇怯的韓馥十分恐懼。當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勸馥勿將冀州讓給袁紹時,馥言:「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於是馥不顧部下的反對,而乖乖地將冀州牧印綬讓給袁紹了。 
  當時的冀州是中國諸州中人口、糧食都比較富足的,號稱「帶甲百萬,谷支十年」。再加袁紹的聲望和雄厚的家庭憑借,使袁紹的勢力驟然強大起來。他下一個打擊的目標就是屯兵於幽州的公孫瓚。 
  東漢晚期,經常發生戰亂的緣邊地帶,除了涼州以外,就是幽州。漢靈帝時,曾經做過中山相的漁陽人張純,勾結烏桓貴族丘力居等叛漢,做過涿令的公孫瓚因對張純等作戰有功,被封為騎都尉。但是公孫瓚與張純等戰鬥五、六年,未能取得勝利,丘力居等的鈔略範圍反而日益擴大,波及冀、幽、青、徐四州。靈帝中平五年(188年),漢朝任命劉虞為幽州牧。劉虞過去即曾做過幽州刺史,對烏桓、鮮卑等少數民族一向採取安撫的政策,成效較好。所以這時漢朝仍把他遣回幽州。劉虞到薊後,「罷省屯兵,務廣恩信」,對烏桓貴族「開許善路」,只懸賞緝拿張純。純走出塞,為部下所殺。於是靈帝遣使就拜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董卓掌權,又進虞為大司馬、襄賁侯。幽州地處邊塞,資用經常不能自給,每年需從青、冀二州賦調抽款二億余,始得維持開支。後來連年戰爭,幽州無法再得到外州援助,賴有劉虞處置得當,情況有所好轉。《後漢書》卷73《劉虞傳》稱虞: 
  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以上敘述,不免有渲染過甚之處,特別是最後兩句言豪強富人因劉虞持身節儉,便改變了自己的奢侈僭越行為,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劉虞注意生產,提倡節約,使幽州經濟情況有所好轉,應是可信的。 
  劉虞到幽州後,撤去諸屯兵,唯留下了原來立有功效的降虜校尉公孫瓚,令他率步騎萬人屯駐右北平。但公孫瓚一向主張用武力掃滅烏桓,劉虞卻「欲以恩信招降」,公孫瓚經常「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可是劉虞卻「為政仁愛,念利民物」,因此這兩個主張和作風迥然不同的要員,便不能和平相處,嫌隙日益嚴重。 
  獻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黃巾軍三十萬人進入勃海,準備與黑山軍匯合。公孫瓚率領步騎二萬迎擊於東光縣(屬勃海郡,在今河北東光縣東),打敗了黃巾軍,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公孫瓚因鎮壓農民軍有功,被提升為奮武將軍,封薊侯。隨著公孫瓚軍事實力和官爵的升高,其貪慾也跟著增長,他迫不及待地要與袁紹爭奪冀州。他先上書朝廷,陳述袁紹不忠不孝的各種罪惡,然後提師南下。戰爭開始時,瓚軍頗佔上風,冀州各城多叛紹從瓚,瓚以田楷為青州刺史,嚴綱為冀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春,公孫瓚與袁紹大戰於界橋(今河北威縣東)之南。瓚以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騎,白馬義從為中堅。旌旗鎧甲,至為鮮明,光照大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兩側,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麴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鬥,兵皆驍銳。瓚見義兵少,縱使騎兵直前陵蹈。義兵先皆伏楯下不動,瓚騎未至數十步,義兵始同時俱起,揚塵大呼,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倒。瓚兵頓時土崩,大敗奔逃,瓚所置冀州刺史嚴綱臨陣被殺。義兵一直追至瓚營,拔其牙門,瓚退還薊。從此,瓚與紹戰,常居劣勢。 
  公孫瓚不僅與袁紹是對頭,他同劉虞的關係也越來越壞。瓚與紹戰,虞屢加禁止,瓚不從命,劉虞縮減對瓚的軍糧供應,二人怨隙愈深。瓚為防虞襲己,於薊城(今北京市大興西南)建築高台。虞數請瓚相會,瓚托病不至,於是虞有討瓚之意。初平四年(193年)冬,虞親率諸屯兵合十萬人攻瓚,從事程緒以「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勸虞勿行。虞嫌緒「臨事沮議」,殺之。虞出師時,告誡軍士:「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部曲放散在外,瓚倉促間聞虞軍將至,頗為恐懼,即掘東城欲走。可是劉虞素來不習兵事,平日既不訓練士卒,戰時又不讓燒人廬舍,所以軍隊雖多,卻攻不下城。公孫瓚見有隙可擊,乃率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虞軍而大敗之。劉虞北奔,被禽還薊。不久,獻帝派遣使者段訓到薊。瓚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為天子,脅訓斬虞於薊市。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但虞素有恩信,部下多欲為之復仇。興平二年(195年),虞部屬鮮於輔等率州兵並招聚烏桓及漢民數萬人,大破公孫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於潞(今北京市通縣東)北。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鮮於輔合擊公孫瓚,敗之於鮑丘(在今北京市密雲縣)。於是瓚地日蹙,退守易京(在今河北雄縣西北),不敢出戰。瓚在易京城內為圍塹十重,於塹內築京(大糧倉),積穀三百萬斛。自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谷,足以知天下之事矣」。可是到建安四年(199年)春,這個具有高台深塹的堡壘還是被袁紹攻克,公孫瓚自知無救,乃盡殺其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在袁紹與公孫瓚不斷攻戰的八年中,除了雙方在冀州、幽州直接交鋒外,還有公孫瓚所署青州刺史田楷與袁紹長子袁譚在青州的戰爭。袁譚初至青州時,只據有平原一郡,建安元年(196年),譚北逐田楷,東攻北海相孔融,略有青州,袁紹滅公孫瓚後,又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於是紹兼有冀、青、幽、並四州,地廣兵多,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一、曹操的興起     
  (1)出身和初仕 
  曹操,字孟德,豫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生於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年)。他祖父曹騰是一個很有權勢的大宦官,曾做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騰在宮中服事達三十餘年,前後經安、順、沖、質、桓五帝。如前所述,東漢後期,中央政權的實際掌握者,很多時候都是宦官。曹騰的政治作風與一般宦官不同,他對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攏。當時名士如虞放、邊韶、延固,張溫、張奐、堂谿典等都由於他的提攜而致位公卿。因此,士大夫對他頗有好感,例如當種暠做到司徒後,對曹騰十分感激,他說:「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騰養子嵩由於騰的庇蔭,歷任司隸校尉、大司農、大鴻臚等高級官吏。靈帝中平四年(187年),嵩以億元巨款買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門做高官,享厚祿的頗不乏人。所以曹操是出身於有人、有錢、有勢的大官僚家庭。 
  但曹嵩究竟是從那家過繼來的呢?有的書說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陳壽在《三國誌》卷9《諸夏侯曹傳》中評說:「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有人以同姓不婚為理由,斷定嵩非出自夏侯氏。但從操對夏侯氏的重用情況看,操與夏侯氏決非一般婚媾關係。夏侯氏既非操之母家,又非妻族,卻得操格外重用,待遇很特殊。清代學者潘眉說:「《陳志》於《帝紀》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於《列傳》則以諸夏侯、曹為一卷,顯以夏侯氏為宗室矣。」其言頗能抓住問題的契機。《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更明言:「曹氏,夏侯氏之出也。」 
  曹操是曹嵩的長子,幼機警,有權術,喜任俠,行為放蕩,然而極為好學,博覽群書,特別嗜好兵法。曹操的文學武略,從小便打下了紮實的工夫。 
  東漢時代,一般士人要想進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蔭外,本人也要「交遊士林」,以便互相賞識和援引。東漢宦官雖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於非讀書仕宦的家庭,沒有雄厚的社會基礎,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勢,其子孫親黨也跟著垮台。曹騰子孫與此不同,不僅其子曹嵩一直在朝中作高官,其孫曹操也從幼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 
  許多學者認為曹操由於是宦官之後,少時為士大夫所不齒,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操少時,官僚名士如橋玄、何顒、張邈、蔡邕等都和他關係密切。出身於四世五公家庭的袁紹是一個不輕易接待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的高貴公子,曹操少時也與他交往。可見曹操少時並沒有受到士大夫的排斥。反之,曹操少時的表現已經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視。如太尉橋玄曾對曹操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名士何顒見到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當時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二十歲,即被舉為孝廉,做侍衛皇帝的郎。接著又被任命為洛陽北部尉。那時東漢王朝腐敗已極,到處豪強橫行,欺壓貧民,目無法紀。曹操年輕氣銳,頗思有所改革,為百姓除殘害,為自己樹名譽。他一到洛陽北部尉衙門,便修繕四門,造五色棒,在每門左右各懸十餘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強,都用棒打殺。一次,靈帝最寵愛的宦官蹇碩的叔父於夜間行走,也被用棒打殺。因此,豪強有所畏懼,不敢輕易犯法。而豪強及其幕後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釘,必欲拔去之而後快。但由於曹操也有靠山,他們無可奈何,只好改變手法,在靈帝面前誇獎曹操甚有吏能,於是外調為頓丘(今河南清豐縣西南)令,這時他二十三歲,不久,曹操又回朝為議郎。 
  曹操在議郎任內,曾因從妹夫強侯宋奇被誅事,一度免官。由於曹操能明古學,不久復職。議郎不擔任實際政務,專門給皇帝提供意見,論列是非。當時朝政昏濁,奸邪充塞,皇帝為宦官、貴戚所包圍愚弄,不知下情。靈帝建寧元年(168年),皇后父大將軍竇武、太傅、名士陳蕃謀殺宦官,結果反被宦官所殺。曹操特為竇武、陳蕃上書申訴,指言「奸邪盈朝,善人壅塞」。靈帝不能採納。 
  光和五年(182年),靈帝下詔令三公舉奏州郡官吏無治績而為民蠹害者。三公傾邪,貪戀祿位,不敢得罪宦官,反而乘機受取賄賂,只把邊遠小郡一些清貧守法的地方官糾舉塞責。曹操對此甚為忿恨,上書斥責三公所舉,專迴避貴戚。靈帝稍有感悟,責讓三府,把蒙冤被誣的地方官拜為議郎。此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陷害。操知不可匡救,遂不復獻言。 
  靈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黃巾起義發生,曹操被任命為騎都尉,在鎮壓穎川黃巾軍的戰爭中,做了皇甫嵩、朱的幫兇。被提升為濟南國相,國有十幾個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以前國相不敢檢舉,曹操到任後,奏免了其中八縣長吏。於是豪強震怖,竄入他郡。另外,操在濟南還禁斷淫祀,堵塞浪費,濟南國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曹操在濟南為官時間較久,後來被徵入朝。當時宦官當權,貴戚橫恣,曹操不能違道取容,屢屢干忤,也恐招致家禍,於是只做了議郎閒官。朝廷曾發表曹操任東郡太守,操不赴任,稱疾返鄉里,在譙縣城外建築住室,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自娛樂,養名待時。 
  曹操這時在政界已有相當聲望,他雖屏居鄉里,當冀州刺史王芬等圖謀廢靈帝,另立合肥侯時,曾徵求操的意見,操以為廢立大事,不能輕率行動,嚴詞加以反對。芬等終以事洩被殺。 
  綜觀以上事實,可知在東漢地主統治集團中,曹操還是一個有作為、企圖改善吏治的人,就是對劉氏皇室,他也想維護匡救,只是東漢王朝已經從根腐爛,無可救藥了。 
  (2)佔領兗州 
  獻帝初平二年(191年),當酸棗等地的討卓聯軍已經離散的時候,曹操還帶著千餘人的部隊在河內寄居,沒有固定地盤。這時,黑山(今河南浚縣西北太行山區)起義軍於毒、白繞、眭固等部十餘萬人攻入東郡,東郡太守王肱不能抵擋,曹操乃引兵進入東郡,在濮陽打敗了白繞農民軍,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操以東武陽為郡城(今山東莘縣南)。 
  獻帝初平三年(192年)春,於毒等農民軍趁曹操引軍去頓丘的時候,進攻東武陽。曹操聞知,並不回軍援救東武陽,而西入山攻農民軍本屯,操手下諸將認為應先還救東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於是繼續西行。 
  果然,農民軍聽說本屯被攻,立即捨棄東武陽而歸,途中遭到曹操阻擊而致大敗。曹操又在內黃(今河南內黃西北)打敗了於夫羅的軍隊,於是東郡得以確保。 
  當年夏,青州黃巾號稱百萬,進入兗州,殺死刺史劉岱。濟北相鮑信等迎接曹操領兗州牧。操進兵擊黃巾軍於壽張(今山東東平南)東,黃巾軍奮勇抵抗,操初戰失敗,鮑信戰死。後操屢設詭計,黃巾軍受挫撤退,操追至濟北(今山東長清縣),黃巾軍被迫投降。《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操「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以上幾句記述,常為史家所引用,故應予以探討。據《後漢書》卷74《袁紹傳》載,建安元年(196年)袁紹給獻帝上書有云:「黃巾十萬,焚燒青、兗」,袁紹這裡所說的黃巾顯然即指以上自青入兗的黃巾,然而人數之差距卻為十萬比百萬,究竟哪個說法接近事實呢?我以為「青州黃巾眾百萬」的數字是太誇大了,由於史料出自官方,對交戰雙方人數,常把多者說得過多,少者說得過少。如《武帝紀》注引《魏書》就把同青州軍作戰的操軍說得過少,說操只「將步騎千餘人」;還說其中舊兵少,新兵不習練;又說黃巾兵皆精悍,如此說來,青州黃巾人數既居於幾百倍的壓倒優勢,且兵又皆精悍,操縱善於用兵,寧能「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據《三國誌》卷11《國淵傳》所說「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的慣例,以上「黃巾眾百萬」的數字至少有十倍的誇大。僅從《武帝紀》就不難看到一些令人不敢置信的數字,如載同時俱起兵討伐董卓的袁術及其他三個州六個郡長官,「眾各數萬」。在當時人民死傷離散的戰亂情況下,六個郡國的兵力竟各達數萬之多,是不合情實的。又如「諸書皆雲操在官渡戰役坑殺袁紹士眾八萬或七萬」。裴松之以為「非其實錄」。我們看書,應具體觀察各種情況,不可根據片言只句,盲目相信書中數字。我以為青州黃巾軍的人數應以袁紹所說「十萬」為近是。至於操從青州黃巾中所挑選出來的所謂「精銳」者,在操軍中究起多大作用?我以為也不能估計過高。當興平元年(194年),呂布與操戰於濮陽時,布「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操軍陣亂,操本人幾被活捉,說明青州兵是操軍中的薄弱環節。據《三國誌》卷17《於禁傳》記述:當操軍在宛受到降而復叛的張繡的突然襲擊而致潰敗時,青州兵乘亂劫人,被於禁加以制止。當官渡戰役時,於禁只帶領二千人「守延津以拒紹」。於禁為操手下五良將之一,所將士卒猶如此之少,青州兵自然不會更多,假若青州兵多于于禁所部,當青州兵在宛劫人時,於禁就不能那樣輕而易舉地「討之,數之以罪」了。當然,曹操吸收一些青州黃巾加入其軍隊,無疑會使其軍事力量有所增強,但並不能改變曹操軍事集團為地主武裝的事實。根據史書記載,操在起兵初期,除了其同族兄弟曹洪、曹仁、曹邵等領有家兵以外,其他地主武裝,如譙縣的許褚、中牟的任峻、鉅野的李典、任城的呂虔等,都率領宗族、部曲數千或數百家參加。所以說曹操的軍隊還是以地主武裝為骨幹的。 
  操本人饒有雄圖,他並不以佔有兗州為滿足。兗州為四戰之地,各軍閥對之亦虎視眈眈,所以一連串的戰爭隨之而來。初平四年(193年),南陽方面的軍閥袁術引兵進入州界,被操擊敗,逃奔揚州。 
  操父嵩於中平五年(188年)罷太尉官後,曾回譙縣,因躲避兵亂,移居徐州琅邪郡。初平四年(193年),嵩又移家往兗州出發,嵩財物裝滿百餘輛車,一路浩浩蕩蕩,行到泰山郡時,遭到徐州牧陶謙屬下將士搶劫,嵩及少子德遇害。於是操以報父仇為名,大興撻伐之師,接連攻下徐州十幾個縣城。陶謙退保郯縣城(今山東郯城),操攻之不克,轉而攻屠取慮(今江蘇睢寧縣西南)、睢陵(今江蘇睢寧縣)、夏丘(今安徽泗縣)等縣,「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堡,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依謙者皆殲」。 
  興平元年(194年)二月,陶謙告急於青州刺史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來救,曹操軍食亦盡,乃引兵還。同年夏,操留荀彧、程昱守鄄城,自己再次率軍攻徐州,一直攻到東海郡,依舊大殺,所過殘破。當操瘋狂殺人之際,兗州發生了兵變,操部將陳宮與陳留太守張邈合謀,迎接屯兵河內的呂布入兗州,操聞,倉皇奔回。 
  這時兗州郡縣多響應呂布,只有鄄城(今山東鄄城北)、范(今山東梁山西北)、東阿(今山東陽谷東北五十里阿城鎮)三個縣城由於荀彧、程昱、夏侯惇、棗祇等竭力保守,未曾淪陷,使操歸來尚有立足之地。操一見程昱,就拉著他的手說:「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呂布攻鄄城不能下,屯於濮陽(今河南濮陽南),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今山東濟寧市南)、泰山之道(此謂阻操由徐州還兗州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兵與布戰。 
  這次操與布爭奪兗州的戰爭是頗為激烈的:曹操首先於夜間襲破呂布屯於濮陽西的部隊,尚未退還,呂布親自率軍前來搏戰,自日出戰到日落,始各引退。 
  操又進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特燒燬東門,以示必死,而無反意。但在城中戰鬥,操被布擊敗,布騎兵遇操而不識,問:「曹操何在?」操指另一騎馬奔逃的人說:「乘黃馬走者是也」。於是布騎捨操而追騎黃馬者,操乃得逃脫。這時東門的火還在燃燒,操突火而出,左手掌被燒。操回營,忍著傷痛,親自勞問軍士,以安人心。然後傳令趕製攻具,復進兵與布戰。雙方相持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各自退軍。操還鄄城。布到乘氏(今山東巨野西),為縣中大姓李進所破,東屯山陽(今山東金鄉)。 
  這時袁紹使人說操攜家居鄴,其用意顯然是讓操去依靠他。操失兗州,軍食乏,心中也有投紹之意。程昱勸阻說:「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大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戰爭和屠殺,帶來了人為的饑荒,這時谷一斛至五十餘萬錢,人相食。曹操為了節省軍糧,只好遣退新募的吏兵。 
  興平二年(195年)春,曹操打敗呂佈於定陶。夏,布又從東緡(今山東金鄉東北二十里)與陳宮將萬人來戰,時操兵多出收麥,營內留兵不足千人,營西有大堤,堤南樹木幽深,操設伏於內,及布軍至,先以少量士卒誘之使進,然後伏兵齊發,布軍大敗,布乘黑夜遁逃。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這時,徐州牧陶謙已死,劉備代領徐州,布乃往投備。於是曹操收復了兗州全部縣城。 
  (3)迎獻帝都許 
  興平二年(195年),河東與河內一帶將領楊奉、董承、韓暹、李樂、胡才、張楊等迎接獻帝東歸,經過艱苦奔波,始到達河東。這時袁紹手下謀臣沮授向紹建議派兵迎接獻帝到鄴,然後挾天子討不從命。但遭到淳於瓊等人的反對,他們以為當今群雄並峙,各欲為帝,如迎得天子,每事都要表請,如聽天子,則不得自行其素;不從,則為抗拒聖旨,諸多不便。袁紹本人既早已不忠於獻帝,又自恃宗族強大,有帝號自為之意,故不出兵迎接獻帝。 
  建安元年(196年)正月,獻帝在韓暹、董承衛護下,回到洛陽。曹操當時駐兵於許,有意迎帝,部屬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兵力尚強,未可猝制。荀彧進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程昱、丁沖亦勸操迎帝。於是操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兵不得進。後韓暹矜功驕縱,專亂政事。董承又潛自招操,操乃將兵至洛,韓暹遁走。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以洛陽殘破,且自己一時尚無力控制鄰近諸軍事勢力,乃移駕幸許。從此,曹操盡收豫州之地,挾天子以令諸侯,造成政治上的極大優勢,關中諸將望風服從,袁紹未能迎接獻帝,後悔也來不及了。 
  曹操遷帝都許後,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196年)。這時全國各地的割據者有: 
  曹操據兗、豫二州 
  袁紹據冀、青、並三州 
  公孫瓚據幽州 
  呂布據徐州 
  袁術據淮南 
  孫策據江東 
  張繡據南陽 
  劉表據荊州 
  劉焉據益州 
  張魯據漢中 
  韓遂、馬騰據涼州 
  公孫度據遼東 
  各軍閥為了爭奪土地、人民,連年攻戰不休,經濟文化素稱發達的黃河流域生產遭受嚴重破壞,人民大量死亡,造成「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淒慘景象。董卓徙獻帝都長安時,以步騎驅使洛陽數百萬人民西行,人民飢餓困頓,積屍滿路。卓還放火焚燒洛陽周圍二百里以內的大小建築物,略無孑遺。李傕等破朱於中牟,「因掠陳留、穎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獻帝初入關時,「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徐州原來「百姓殷富,谷食甚豐,流民多歸之」。不久,曹操攻徐州,「所過多所殘戮」。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睏,互掠百姓,野無青草」。袁術初到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略為資,奢欲無厭,百姓患之」。術後至淮南,「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余粱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沒有被殺被吃被餓死的人民便大量逃亡,勞動人手離開土地,更使生產荒廢,饑饉頻仍。 
  戰亂和災荒,不只給人民帶來了浩劫,就是軍閥也自受其殃,連軍糧都供應不上。在這種情況下,各軍閥要想保證軍糧供應,只有把人們重新安排在農業生產上。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得兗州時,毛玠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織以蓄軍資」的兩項建議,為操所贊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打敗了汝南、穎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的農民軍,獲得了大量勞動力和耕牛、農具,並進據許縣。隨後棗祗、韓浩向操建議興辦屯田,操本人亦早有「急農」與「屯田」的意望,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擴大推行範圍,為操掃滅群雄,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關於屯田的詳細情況,將在後面介紹。 
  (4)進攻南陽 
  南陽先為袁術所佔有。袁術是司空袁逢的兒子,袁紹的同父異母弟。術少時是一個驕奢任性、喜愛飛鷹走狗的浪蕩公子,因為家門顯赫,他稍一改變行操,便被舉為孝廉,任郎中,累遷至虎賁中郎將。董卓入京,想取得袁家的支持,任術為後將軍。術不肯與卓合作,奔往南陽郡魯陽縣。那時,孫堅已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歸附袁術,術得以佔有南陽。南陽是劉秀髮跡之地,達官貴人歷代多有,境內戶口百餘萬,財富充溢。可是袁術驕縱奢淫,貪取無厭,弄得百姓窮困,怨聲載道。袁術內不能任賢,外不能闢土。他和袁紹雖是一家兄弟,仍互相猜忌,袁紹欲立劉虞為帝,以便從中操縱政柄。袁術更目無漢室,連漢帝的招牌都不屑要,只圖自己很快當上皇帝。當袁紹派人把欲立劉虞為帝的意圖告訴術時,術表示反對,於是兄弟不和。術結好紹的仇敵公孫瓚;紹則聯合術的勁敵劉表。當時官僚豪族多歸附紹,而術門前頗為冷落,術怒言:「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術在與公孫瓚書中罵「紹非袁氏子」。術的生母是袁逢的嫡室,紹是袁逢的侍婢所生,而過繼於伯父袁成。所以術瞧不起紹。紹少時行止比術檢點,也較得人心,可能和他們在袁府的身份不無關係。古人說:「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袁術就是典型的驕傲公子。初平四年(193年)初,術為劉表所逼,退出南陽,東入陳留,被曹操打敗,率領餘部奔往九江(郡治壽春,今安徽壽縣),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有淮南。 
  建安二年(197年)初,曹操引軍進攻屯兵在南陽的張繡,打算除掉這個不甚強大、但卻逼近許都的後顧之憂。張繡是張濟的族子,196年(建安元年),張濟因飢餓由弘農進入荊州,攻穰縣(今河南鄧縣),為流矢射死,繡代領其眾,與劉表合,屯於宛(今河南南陽市)。當曹操初到宛時,張繡本已舉軍投降,但由於操納張濟之妻,張繡既懷恨,又趁操貪色無備之際,掩襲操營。操一子一侄被殺,親信驍將典韋戰死,操本人亦中流矢。但繡軍力畢竟單薄,在追擊中,未能取勝,繡還保穰,繼續與劉表聯合。 
  同年冬,曹操復進軍攻張繡,攻克二縣而還。 
  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又準備出兵攻繡,謀臣荀攸勸阻說:「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進兵圍繡於穰。劉表果來救,軍不利。 
  不久,操聞袁紹將襲許,乃撤圍而還,張繡率軍來追。這時劉表援救張繡的軍隊亦已到達安眾(今南陽市西南),截住操軍還路,操腹背受敵。但操卻說:「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於夜間鑿險為地道,先過輜重,偽裝逃走,而以奇兵設伏於旁。天明,繡以為操已遁走,率領全部兵力來追,操乃縱奇兵步騎夾擊,大破繡軍。 
  操還許,荀彧問:「前以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可是,曹操也有百慮之一失。張繡戰敗之後,又聽取賈詡的計策,收集敗卒再來追操。操果疏於防範,以精兵前行,弱兵在後,張繡取得了勝利。 
  (5)佔領徐州 
  靈帝中平五年(188年),青、徐黃巾軍復起,漢朝以陶謙為徐州刺史。謙,字恭祖,丹楊人,父曾為余姚縣長,謙少好學,仕於州郡,舉茂才,除盧縣(今山東長清縣南五十里)令。尋遷幽州刺史、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初平二年(191年),為徐州刺史,破走黃巾軍。及李傕等挾制獻帝,謙屢遣使至長安,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當獻帝興平元年(194年)謙遭曹操痛擊時,平原相劉備前來救助。謙死,徐州官吏遵謙遺囑,擁立劉備為徐州牧。建安元年(196年),劉備遭到淮南軍閥袁術的攻擊,兩軍相持不下,寄居在徐州的呂布,乘機襲得州城下邳(今江蘇邳縣東)。備在徐州無處安身,至許投靠了曹操。程昱向操建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曹操這時處在強敵環伺之中,比劉備更具有危險性的人還有。曹操不殺劉備,一是顯示自己寬容,有利於廣泛招徠人才;二是想暫時利用劉備對付其他敵人。於是操表備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並增其兵,給其糧,令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建安三年(198年),呂布又與袁術連合,遣其將高順、張遼擊劉備,曹操遣夏侯惇往救備,為順等所敗。順等遂破沛,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操欲自往擊布,諸將以為張繡、劉表在後,如東擊布,後方堪慮。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稱善,乃引兵往擊布。這時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布。操與劉備遇於梁(今河南商丘市),進至彭城(今徐州市)。 
  陳宮勸呂布擊操,以收以逸待勞之效。布不從,欲待操軍橫渡泗水時,蹙之於河。但操軍戰鬥力甚強,布連戰皆敗,操攻克彭城之後,仍濫殺人民,進行屠城。呂布最後退守下邳,操引沂、泗二水灌城。布部將多叛,布亦被迫出降,操縊殺之。 
  布將張遼率其眾降操,拜中郎將。臧霸亡匿,操得而赦之,使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以為守相。這樣,曹操在徐州的統治大致穩定了。 
  淮南的袁術,已於建安二年(197年)稱帝,他只知驕奢淫佚,後宮妻妾數百,皆著羅紈,食粱肉。對百姓則一味搾取,毫不體恤。等到百姓的脂膏被吮食盡了,他也「資實空盡,不能自立」,被迫離開淮南,企圖北上,把皇帝的桂冠送給袁紹,途經下邳時,遭到曹操的邀擊,不能前進,又折回壽春(今安徽壽縣)。嘔血而死。            
二、官渡之戰     
  在曹操迎接漢獻帝到許以前,曹操和袁紹分別在黃河南北發展自己的勢力,雙方還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但隨著雙方勢力的擴張,利害衝突也跟蹤而來。曹操打著「天子」招牌,操縱封賞大權,自為大將軍,以袁紹為太尉。袁紹素來驕貴,聲望和地位一向在曹操之上,這時,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不旨接受太尉官職。由於袁紹勢力很大,曹操不得不把大將軍讓給他,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 
  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殺呂布,取得徐州,次年三月,袁紹削滅公孫瓚,兼併幽州,於是袁、曹兩大勢力之間的對立顯得更加突出,便不能不以戰爭相見了。 
  就地廣、兵多、糧足各方面而論,袁紹都勝過曹操。曹操所佔領的兗、豫、徐三州,都是殘破之餘。袁紹所統轄的冀、青、幽、並四州,則受戰爭破壞較少,比較富實。再就四周形勢來說,袁紹所控制的地區,西界黃河,東臨大海,北面的烏桓素受袁紹籠絡。曹操則南有劉表,東南有孫策。關中將帥韓遂、馬騰等都擁強兵,徘徊觀望於袁曹二者之間。 
  客觀形勢是利於袁紹而不利於曹操的。 
  建安四年(199年)三月,袁紹滅公孫瓚之後,挑選步兵十萬,騎兵一萬,準備進攻許都。當時謀臣沮授向袁紹建議利用優越的人力,物力與地理形勢,對曹操進行持久戰以消耗其軍事實力。「進屯黎陽,漸營河南」,從正面穩紮穩打;同時「分遣騎兵,抄其邊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這樣就可十全必克,而不必決勝負於一役。可是袁紹不能用。 
  曹操針對當時情況,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進取河內,河內地區北靠太行山,南臨黃河,佔有了它,不僅可以阻擋袁紹在并州東南地區的軍隊東下,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袁紹大軍從東沿河西上。建安四年(199年)八月,曹操派遣原泰山將帥臧霸等帶領精兵回到青州,利用他們在當地原有的影響進行活動,以牽制袁紹在青州方面的軍隊,使之不能西上增援。十一月,曹操又捨棄殺子之仇,把正在被袁紹招誘的張繡爭取過來。這時,關中諸將見袁曹將要戰爭,皆中立觀望,曹操使衛覬前往關中協助司隸校尉鍾繇安撫韓遂、馬騰等,使其不致為患。並開始派遣謁者僕射到關中監鹽官,以市鹽錢購買耕牛,供回到生產線上的農民使用,這對於安定關中社會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樣,曹操就把一些不利因素轉變為有利因素。後來曹操從關中獲得一千餘匹軍馬,彌補了一部分騎兵不足的缺陷。張繡在與袁紹作戰中,亦「力戰有功」。 
  曹操在做了以上部署以後,於建安四年(199年)年底,親自率領大軍進駐重要戰略要地——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對曹操不利的事,就是劉備在徐州的叛變。劉備自投歸曹操後,操給他一個豫州牧的名義,一同駐在許都。這時,淮南軍閥袁術由於屢吃敗仗,力窮勢窘,打算經過徐州北上投奔袁紹,曹操派劉備前往截擊,袁術被阻南歸,劉備佔據徐州叛操,並與袁紹聯合。曹操派將前往擊備,未能取勝。操留下部分兵力把守官渡,自己率領精銳騎兵前往擊備。諸將恐袁紹乘機進攻,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東行,很快就擊潰了劉備的軍隊,迫使劉備連妻子都扔掉,倉皇北上投奔袁紹。劉備手下親信大將關羽,也被操俘獲。操再回到官渡,前後還不到一個月的工夫。 
  曹操東征劉備,給袁紹造成的可乘之機,在袁紹集團中,並不是沒有人看到。袁紹的謀臣田豐就曾經勸他抓住這個戰機,襲取許都,但紹卻以幼子患病的理由不肯出擊,田豐急得用手杖擊地說:「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 
  袁紹在曹操進攻劉備時,不採取積極的行動,但當曹操打垮了劉備,回軍官渡後,他卻召集部屬商議出兵的問題。田豐重申沮授前議,說:「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袁紹對田豐的意見,不但不聽,反而認為「沮眾」,把他囚禁起來。沮授原來在袁紹幕府中是內為謀主,外監諸將的首要人物,這次也因諫阻出兵,違背了袁紹的意旨,郭圖等人又乘機進讒,說沮授權勢太大,繼續重用下去,會無法控制,引起了袁紹對沮授的懷疑,終於把沮授統率的軍隊分為三部分,讓他和郭圖、淳於瓊各統一軍,這就大大削減了沮授的職權。 
  袁紹集團就在這種意見不一,矛盾重重的情況下,出動大軍南下進攻曹操了。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紹首先向各州郡發佈了一篇討伐曹操的檄文。二月,袁紹親自率領大軍由鄴城南下,進駐黎陽。 
  袁紹向曹操進攻的第一步棋,就是派遣驍將顏良渡過黃河進攻白馬(今河南滑縣東),以便為主力渡河打下前進基地。曹操是要救援白馬的,但所使用的戰略,並不是派軍直奔白馬,而是聲東擊西,分散袁軍兵力。曹操首先引兵到延津,裝出要渡河抄襲袁軍後路的樣子。袁紹忙分兵西上進行邀擊,曹操則率領輕騎迅速馳往白馬。在曹軍離白馬只有十幾里的時候,顏良才發覺,倉猝應戰。曹操令張遼、關羽為先鋒,關羽望見顏良麾蓋,迅速衝進敵陣,刺死顏良,袁軍失去主將,登時潰散,於是曹軍勝利解救了白馬之圍。 
  曹操深知白馬孤城在袁紹優勢兵力的壓迫下,終究不能堅守,乃向官渡進行戰略轉移,令白馬居民和輜重一齊跟隨軍隊沿黃河南岸向西撤退。 
  袁紹憑仗兵多勢眾,率領大軍繼續推進,沮授再次向袁紹進諫,勸他不可輕率冒進。袁紹不但不聽,還把沮授僅餘的部分軍隊交由郭圖帶領。 
  袁軍先頭部隊在離延津不遠的地方,趕上了曹軍。這時,曹操令部隊停止後撤,在南山下紮好營壘,派人登高瞭望。瞭望者報告袁軍大約有五、六百騎來到。接著又報敵騎續有增加,步兵多得不可勝數。操吩咐不要再報告了,他要騎兵解鞍放馬,休息待命。這時,從白馬撤出的輜重還在路上,諸將擔心敵騎擄掠,建議連人馬帶輜重一齊進入營壘。荀攸認為現在正是利用輜重引誘敵人的時候,怎能移進營內呢!胸有成竹的曹操對荀攸的意見,點頭表示贊同,臉上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袁紹騎將文丑和劉備帶領五、六千騎先後到來。諸將催請曹操趕緊上馬迎戰。操不動,過了一會兒,袁軍騎兵到來,見路上有那樣多的輜重,分外眼紅,爭先恐後地去搶劫,因而隊伍大亂,操乘隙下令衝擊,這時操身邊騎兵不滿六百人,但他們是以逸擊勞,故能一舉擊殺文丑。文丑和顏良都是袁軍名將,經過兩次戰役便被斬殺,大大提高了曹軍的士氣。 
  曹操在初戰勝利之後,仍舊按照原定計劃,退到官渡,集中兵力,築壘固守。這樣,既免遭敵人包抄,又縮短了軍糧供應線。也使得袁軍遠離後方,給自己以更多伺隙出擊的機會。 
  袁紹儘管兩次受挫,但憑仗其兵多勢眾,仍舊推進至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八月,袁軍進臨官渡,於是關係袁曹成敗的官渡之戰進入了決戰階段。然而,從史料上看,這個階段的戰爭情況是含糊不清的,如《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 
  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 
  所謂「合戰不利」,雖然不能說是打了敗仗,至少也是受到挫折。史書上關於官渡戰役的描述,多來自曹魏官方,諱敗誇勝,自為情所難免。從以上敘述可知,兩軍相持,曹守袁攻,曹軍雖然焚過袁軍的運糧車,但曹軍乏食的情況仍較袁軍嚴重。操非暗於軍事者,猶欲知難而退,退保許都,從知曹軍缺糧情況實為嚴重。而曹操集團在軍事上亦必有隱諱敗衄之事,惜後人已無從知曉當時真相了。 
  在袁曹兩軍半年多的敵對中,袁紹未能取勝,曹操更陷於窘境,百姓困於役賦,反抗事件不斷發生。汝南郡是袁紹的老家,袁氏門生故吏遍佈境內,他們大都擁有武裝,乘機起兵反操,遙為袁紹聲援,劉備也一再領兵到汝南,騷擾曹操後方。袁紹還多次派出小股軍隊抄掠曹軍的糧食供應線。這些都給曹操造成了很大的困難,迫使曹操一度考慮退守許都。經過荀彧諫阻,操始決定在官渡與袁紹周旋到底。他派遣曹仁帶兵到汝南把劉備趕走,鎮壓了地方反抗勢力,穩定了後方。 
  曹操除了採取嚴密措施,以足夠的武裝衛護糧食運輸外,也十分注意用劫糧的辦法制服袁軍。恰好這時偵察到袁紹部將韓猛押運糧車數千輛來到官渡北面幾十里的故市(今河南延津)。操知韓猛有勇無謀,乃派得力將領徐晃、史渙前往截擊,把韓猛押送的糧谷全部燒掉。十月,袁紹大將淳於瓊等率兵萬餘,押送大隊糧車,停在離袁紹大營北面四十里的烏巢(今河南延津東南)。沮授為了確保這支運糧部隊的安全,向紹建議派一支軍隊協助守衛,以防曹操再次抄襲。可是,袁紹認為沒有必要。 
  這時,謀士許攸向紹獻策:曹操兵少,其主力部隊都集中在這裡,許都防務必然空虛。可遣精騎前往偷襲,操失許都,進退狼狽,必然不能再戰。紹不從,一定要先攻下操營。恰好這時許攸家人在鄴犯法,被留守審配收治,攸既因此懷恨,又嫌紹無能,乃轉而投奔曹操。據《三國誌》卷1《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曰: 
  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以上即許攸給曹操獻的烏巢劫糧之計,操與親信商議,諸謀士對許攸的話半信半疑,只有荀攸、賈詡勸操採納。於是操斷然採取行動,留下曹洪和荀攸守住大營,親自率領步騎五千,趁朦朧的月色,從小道直趨烏巢。操軍打著袁軍旗幟,每個士兵帶上一捆乾柴,嘴啣枚,馬縛口,路上遇人盤問,答以袁公怕曹操抄襲我軍後路,特地前往加強戒備。這樣,順利地到達了烏巢。曹軍在袁軍屯地周圍點燃乾柴,大火頓時燃燒起來。袁軍從夢中驚醒,只見大火熊熊,喊殺之聲,震耳欲聾,於是驚惶失措,亂作一團。至拂曉,淳於瓊等見曹軍兵少,又產生輕敵情緒,出營迎戰,操不待其擺好陣勢,即揮軍急擊,瓊等抵擋不住,退回營中。 
  袁紹聽說操往襲烏巢,並不趕緊派兵救援,還對其子譚說:「即使曹操攻破淳於瓊等,我攻下其大營,他就無處措身了」。於是命高覽、張郃等加緊攻營。張郃建言:「曹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可是袁紹只遣少量騎兵往救瓊,而以全力進攻曹營。曹營堅固,屹立不動。 
  當操正激勵士卒攻打淳於瓊等的時候,傳來了袁紹援軍將到的消息,有人勸操分兵拒敵。操以為兵分勢弱,後頂不住援軍,前攻不下敵營,必致兩頭敗衄,於是令士卒拚命進攻瓊等,一舉破之,除殺瓊等外,還燒掉袁軍全部存糧。及袁紹援軍到來,烏巢已經失守,援軍也就不戰而潰了。 
  烏巢糧谷被燒的消息傳到官渡,袁軍登時土崩瓦解,張郃、高覽燒燬攻具,率部降操,其他將士,也不再聽從袁紹指揮,紛紛逃命。袁紹、袁譚父子率領僅存的八百騎兵渡過黃河,逃回冀州。袁軍的輜重、圖書、珍寶都成了曹操的戰利品,來不及逃跑的袁軍多向操投降。 
  經過這次戰役,袁紹的主力部隊基本被消滅,曹操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為日後統一北方奠定了牢靠的軍事基礎。            
三、曹操統一北方     
  (1)進取冀、青、幽、並四州 
  建安五年(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敗袁紹後,冀州城邑,多降於操。但曹軍也已人困馬乏,特別是軍糧短缺,使操無力再行北進。直到次年三月,操軍仍缺糧,不能不就食於東平郡的安民(亭名,在今山東東平西南)。 
  由於劉備仍在汝南,所以曹操打敗袁紹後,親自率軍擊備,備不戰而奔荊州。劉表令備屯駐新野,以防曹操。 
  袁紹歸鄴後,收集散卒,平定諸叛郡縣。原先,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乃令長子譚出任青州刺史。沮授當時進諫說:「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必始於此矣。」紹不聽,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又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袁譚與袁尚之間的矛盾,便由此形成。紹部下要員亦跟著分為兩派:審配、逢紀為尚派;辛評、郭圖為譚派。建安七年(202年)五月,紹死,尚繼立,譚不服,自號車騎將軍,屯兵黎陽。 
  尚、譚互訌,給操以吞併河北的良機。九月,操進軍攻譚,譚、尚在曹軍的重大壓力下,懼而合力拒操,譚、尚數敗。建安八年(203年)二月,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郭嘉向操建議:「譚、尚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以為善,遂引軍還許。 
  不出郭嘉所料,操退軍後,譚、尚就廝殺起來,譚為尚所敗,退保平原,尚圍城急攻,譚竟遣辛毗求救於操。辛毗勸操乘機略定冀州。操稱善,許助譚。十月,操引兵至黎陽,尚聞操軍北上,乃釋平原還鄴。尚部將呂曠、呂翔叛尚歸操。譚陰刻將軍印給曠、翔。操知譚懷詐,為子整聘譚女以籠絡之。操因軍糧不足,引軍暫還。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操引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又進兵攻譚,留審配、蘇由守鄴。操乘尚東去,再來攻鄴,先為土山、地道攻城,至五月,毀土山、地道,而繞城鑿長塹,周回四十里。起初挖的甚淺,審配從城上望見,笑其無用。至夜,操急掘之,廣深各二丈,引漳水以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 
  袁尚聞鄴城危急,率兵萬人還救。操諸將以為尚來保衛老巢,人自為戰,有必死之心,不如避之。操以為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則有依險自全之心,而無輕生必死之意,可一戰而禽。尚果循西山來,被操戰敗。尚奔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八月,鄴城被操攻佔。 
  鄴為冀州州城,冀州在操所轄各州中,戶口與財賦都居首位,操對之極為重視,自領冀州牧,經常駐鄴。 
  操圍攻鄴城時,袁譚亦乘機略取冀州數郡,並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到幽州依袁熙。操責譚負約,與之絕婚,然後進討。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諸縣。建安十年(205年)正月,操擊殺譚於南皮。於是冀、青二州郡縣皆為操有。 
  袁熙為其將焦觸等所攻,與袁尚俱奔遼西烏桓。焦觸自號幽州刺史,帶領諸郡守、縣令降操,操皆封為列侯。 
  并州刺史高幹於鄴城陷落時,曾向操投降,後叛,發兵守壺關口(今長治市東南)。建安十一年(206年)春,操攻破壺關。高幹自往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干南奔荊州,行至上洛(陝西商縣),為都尉王琰捕斬。至此,袁紹原來佔有的冀、青、幽、並四州均為操平定。 
  (2)北征烏桓 
  漢末軍閥混戰之際,居住在幽州之遼東、遼西、右北平、上谷各郡的烏桓強盛起來,掠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立其酋帥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之。遼西烏桓蹋頓尤為強盛,曾助袁紹滅公孫瓚。後袁尚兄弟前往歸附,蹋頓欲助尚收復故地,屢入塞為寇。操將擊之,鑿平虜渠(由今河北省饒陽縣至滄州市)、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寶坻、武清二縣境)以通海。 
  建安十二年(207年)春,曹操準備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猝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捨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嘉議,率軍北征,行抵易縣,郭嘉獻計:「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掩其不意。」操復從之。 
  七月,操軍至無終(今天津市薊縣),時正當夏季多雨季節,濱海低窪,濘滯不通,烏桓遮守徑要,軍不得進。操患之,問路於右北平郡人田疇,疇曰:「此道夏秋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今河北平泉縣南柳河口處),越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灤河之濱)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稱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烏桓候騎見之,以為大軍已退,故烏桓不復設備。 
  操令疇將其眾為嚮導,上徐無山(在今河北玉田東北二十里),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今內蒙喀喇沁左翼),涉鮮卑庭,東指柳城(今遼寧興城北),未到二百里,烏桓始覺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率數萬騎迎戰。八月,操登白狼山(在平岡東),猝與烏桓遭遇,烏桓軍容甚盛,操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見敵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烏桓大潰,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袁尚、袁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有人勸操繼續追擊。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果派人送尚、熙首來。眾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答:「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到這時,中國北方,除遼東的公孫康和關西的馬騰、韓遂尚僅是名義上的服從外,其他州郡都直接隸屬於曹操的管轄之下了。            
一、孫堅、孫策的相繼興起與被人刺殺     
  孫堅,字文台,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祖先世代在本郡為吏。堅年十七,隨父乘船去錢塘,遇海賊掠奪了商人財物,正在岸上分贓。船人畏懼,不敢前進。孫堅操刀上岸,用手東西指揮,佯做部分兵士以包剿賊的模樣,海賊望見,以為是官兵來捕,趕緊捨棄財物,往海岸奔逃。孫堅追上前去,砍殺一人,提其首而歸。孫堅這種果敢機智的行為很快便被傳播開來,名揚一方。 
  漢靈帝熹平元年(172年),會稽郡發生了道教徒許生的起義,許生自稱陽明皇帝,鄰近各縣農民踴躍參加,共達萬人。那時孫堅任吳郡司馬,他召募精勇壯丁千餘人,與州郡官兵聯合,鎮壓了許生的起義。孫堅以後相繼為鹽瀆、盱眙、下邳三縣縣丞。 
  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發生,漢朝派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率軍鎮壓,朱以孫堅為佐軍司馬。孫堅原有鄉里少年數百人,又募得商旅及淮、泗精兵千餘人,跟隨朱征戰,積功至別部司馬。 
  黃巾起義發生不久,邊章、韓遂在涼州起兵,中郎將董卓征討無功。中平三年(186年),漢朝又派司空張溫前往鎮壓,張溫令孫堅參軍事。至長安後,溫以詔書召董卓,卓逾期始至,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勸溫以卓應召稽留、輕上無禮為借口誅之,溫不聽。邊章、韓遂聞大兵至,不戰而退。溫亦班師。孫堅在朝中任議郎。那時長沙郡又發生了區星的起義,朝廷以孫堅為長沙太守。孫堅因鎮壓區星和其他農民起義有功,被封為烏程侯。 
  前已敘及,在關東諸將討伐董卓的戰爭中,孫堅表現積極,戰果較好。他當時依附於袁術。獻帝初平二年(191年),術使堅往荊州擊劉表,表遣將黃祖拒戰,兩軍戰於樊城與鄧縣間,堅連戰皆捷,長驅直入,渡過漢水,包圍襄陽。堅雖善鬥,但防身不周,一次單騎輕出,被黃祖部下軍士暗箭射殺。時年三十七。 
  從孫堅的事跡來看,他是一個驍勇善戰的人,他的軍隊戰鬥力所以很強,乃因他善於撫恤士卒。《三國誌》卷46《孫堅傳》裴注引《江表傳》言: 
  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 
  同傳裴注引《山陽公載記》述董卓之語: 
  關東軍數敗矣。皆畏孤,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憨,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由上可知,孫堅除了善於接待吏兵以外,還能用人。唯他出身於地方豪族,論社會地位和聲望,遠遠比不上世家豪族,所以他仍投靠了大世族袁術。在討伐董卓的戰爭中,孫堅表現頗為積極。然而他也並非真正忠於漢室。他初至荊州,因刺史王叡輕己而殺之;因南陽太守張咨不肯供給軍糧,亦誘而斬之。這種因私嫌擅殺朝廷命官的行徑,還是越軌與非法的。袁術對孫堅心存疑忌,不敢放手使用。據《三國誌》卷50《妃嬪傳》載: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慚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 
  由上所述,孫堅之娶吳氏,頗有逼婚性質,「吳氏親戚嫌堅輕狡」,「輕狡」,即欠穩重與躁急橫暴之意。孫堅所以享年不永,遭人暗算,即吃了他這種性格的虧。如果說孫堅是一位能征善戰的軍事家,那是當之無愧的,但他似乎不是深沉有大略的政壇能手。 
  孫策是孫堅長子,字伯符。因堅經常征戰在外,所以把家屬留在壽春,堅死時,策年十七,已經交結知名之士,在江淮間著有聲譽。 
  興平元年(194年),孫策往見袁術,術甚奇之,但不肯還其父兵,時術用策舅吳景為丹楊太守,術令策去丹楊募兵。策募得數百人,遭到涇縣大帥祖郎的襲擊,幾乎喪命。策又往見術,術還其父兵千餘人,並表策為懷義校尉。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但結果用了別人。後遣策攻廬江太守陸康,對策言:「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可是策攻克廬江後,術又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更失望。 
  這時揚州所管轄的地區,除長江以北的九江和廬江兩郡外,尚有江南的丹楊、吳、會稽、豫章四郡。漢朝任命的揚州刺史劉繇系兗州刺史劉岱之弟,兄弟皆當時名士。揚州州城本來在壽春,後壽春被袁術佔據,劉繇就把丹楊郡郡城曲阿(今江蘇丹陽縣)作為州城,劉繇把袁術所用的丹陽太守吳景趕到江北,派遣樊能、於麋屯橫江津(今安徽和縣東南),張英屯當利口(今和縣東),以拒吳景等。景等攻樊能等,年餘不克。興平二年(195年),孫策請准袁術,前往援助吳景。策原只有兵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及到歷陽(今安徽和縣)眾驟增至五、六千人。於是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獲得了許多糧谷和戰具。這時投靠劉繇的原彭城相薛禮屯據秣陵城,原下邳相笮融屯據秣陵城南。孫策把他們擊破以後,進擊劉繇於曲阿,繇棄軍遁逃。 
  策進入曲阿後,勞賜將士,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部曲來降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於是,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策治軍嚴整,兵士遵守約束,雞犬菜蔬,一無所犯。史稱策「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將士用命,戰無不克,威震江東。 
  劉繇、笮融被孫策戰敗後,均泝江奔豫章郡。笮融用詭詐手段,殺害豫章太守朱皓。劉繇自彭澤(今江西湖口縣)進軍討融,融敗走入山,為山民所殺。漢朝以名士華歆為豫章太守。 
  袁術在淮南,毫無建樹,只殘酷壓搾人民,破壞生產。在軍事上,他屢遭敗北,仍不顧別人諫阻,硬要做皇帝,以前他聽說孫堅在洛陽得到漢朝的傳國璽,便用拘留堅妻的辦法,迫使孫堅將璽交出。後來孫策聽說袁術將稱帝,曾投書責讓,術不聽。於是雙方斷絕了關係。 
  就在袁術稱帝的建安元年(196年),孫策部將朱治驅走吳郡太守許貢,許貢投奔吳郡豪帥嚴白虎。嚴白虎有眾萬餘,處處屯聚。孫策手下諸將主張先擊破嚴白虎等。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策遂引兵東渡錢塘江,進擊會稽太守王朗。朗功曹虞翻勸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聽,打了兩次敗仗,還是向策投降了。 
  孫策自為會稽太守,覆命虞翻任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建安三年(198年),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娶策從兄賁女。操征王朗還朝,以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袁術遣使繼印綬給丹楊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奔往豫章。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孫策平定丹楊東部以後,又西討祖郎於陵陽(今安徽石埭東北),禽之,策謂祖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以郎為門下賊曹。又禽太史慈於勇裡(在今安徽涇縣),策捉慈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雲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慈為門下督。當策引軍還時,太史慈與祖郎都在前導引,軍人以為榮。 
  這時劉繇已在豫章病故,留下部曲萬餘人。孫策命太史慈前往安撫,謂慈曰:「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袁術字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不得不離……今……卿往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太史慈字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言遣之非計。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策不僅對武將如此信任,對年高望重的文臣也照樣體貼,不加猜忌。策略定江東以後,對流寓江東的彭城人張昭頗為信重。「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因張昭頗有聲望,北方士大夫在寫給張昭的信中,把策創業功績,多加到張昭身上。張昭覺得很過意不去,因之進退不安。策知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建安四年(199年)冬,策攻廬江太守劉勳,襲得皖城,獲袁術、劉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勳逃走,投歸曹操。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劉表江夏太守黃祖,祖敗走,獲其妻子及船艦六千艘。祖士卒被殺及溺死者數萬人。 
  策接著又向豫章進軍,太守華歆不戰而降。由於歆年高望重,策不以戰勝者自居,身自拜歆,禮為上賓。 
  策從豫章郡分出廬陵郡,以從兄孫賁為豫章太守,賁弟輔為廬陵太守。 
  建安五年(200年)夏,策西擊黃祖。廣陵太守陳登招誘嚴白虎餘黨,圖襲吳郡。策既敗黃祖,將還擊登,軍到丹徒,因待運糧,暫時停住。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追隨不及。猝遇前吳郡太守許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及隨騎至,刺殺貢客。策因傷重,數日死,時年二十六。            
二、孫權繼業與孫氏政權的鞏固     
  建安五年(200年),孫策臨死時,令長弟孫權作自己的繼承人,囑托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這時,東吳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當時雖已有會稽、吳、丹楊、豫章、廬陵五郡及江北廬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區居民還多受強宗豪帥的控制,不接受孫氏政權的徵調,而土著豪傑及因逃避兵禍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觀望形勢,以自己的安危利害決定動向。他們和孫氏政權並沒有建立牢固的君臣關係。正因為這樣,孫策剛死,原為孫策所表用的廬江太守李術就「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說明當時逃離孫氏政權的民丁並不在少數。本來已經和周瑜過江準備投靠孫策的魯肅,這時也有北還的意圖。甚至連孫權的從兄孫輔也「恐權不能保守江東」,背地裡「遣人■書呼曹公」。孫權另一從兄孫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機奪取會稽,幸賴會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孫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說明怎樣安定人心和鞏固政權是孫權的首要任務。好在這時孫權年已十九歲,他雖不及孫策那樣英武善戰,但也已有一定的軍事和行政經驗。當建安元年孫策剛平定江東各郡時,權年十五,已經做過羨陽縣縣長,繼為行奉義校尉,跟隨孫策征戰,表現了一定的才能和識見。張昭、周瑜等認為孫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孫權統事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團結部屬 
  除了重用原來孫策時的文武要員張昭、張紘、周瑜、呂范、董襲、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還「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魯肅、諸葛瑾、步騭、嚴畯等都受到親待,給以重任。武將如從荊州投奔過來的甘寧,經過周瑜、呂蒙推薦,權甚為器重,待之如同舊臣。對年輕能幹的吳人陸遜,也招致到幕府任職,「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經過親自考察和談話,孫權還賞識了吳縣縣丞廣陵人呂岱,逐步予以重用。這樣,六、七年間,做到了「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從而使孫氏在江東的統治穩定下來。 
  (2)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很早就有百越與漢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修築了從咸陽直接通往會稽的馳道,並謫發內地罪人至江南,加強了南北聯繫和民族融合。漢武帝幾次將東甌、東越的人民遷徙到江淮之間。隨著秦漢四百年中央集權的加強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漢越人民之間的民族界限也越來越淡薄。許多沿江和平原地區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閡。孫氏在江東建立政權後,為了與強大的曹操等勢力抗爭,更加緊對廣大山區漢越人民的鎮撫。當孫策進入曲阿,驅逐劉繇時,已有軍隊數萬人。他對周瑜說:「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說明孫策要徹底平定吳、會二郡,就必須令二郡山區越民納入其統治之下。孫策死時,因「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吳郡各縣縣長甚至不敢離開縣城給孫策送葬。因此,孫權統事之初,就「分部諸將,鎮撫山越」。建安八年(203年),孫權「使呂范平鄱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山越反抗劇烈之縣)令長」,分別鎮壓山越。另外,會稽南部都尉賀齊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甌)、漢興(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獲山中名帥洪明等五人,料出兵萬人。以後仍不斷對山越用兵,雖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畢竟從山民中搾取了一定數量的兵員和物資,從而增強了孫氏政權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孫權也鎮壓了其他的反抗勢力。如上述廬江太守李術,原為孫策所表用,孫策死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命術送回叛者,術回答說:「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進軍攻術於皖城,梟術首,徙其部屬三萬餘人。又建安九年(204年),權弟丹楊太守孫翊為郡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殺死,媯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與翊親信舊將孫高、傅嬰共設謀殺覽、員。權聞訊,從椒丘(今江西南昌市)趕到丹楊,族誅覽、員餘黨。 
  (3)三征江夏,斬殺黃祖 
  荊州居吳上游,孫吳早就圖謀攻取荊州。江夏守將黃祖曾射殺孫堅,更成為被孫氏討伐的借口。建安八年(203年),孫權又攻黃祖,正勝利進軍之際,「而山寇復動」,因之孫權不得不回軍鎮壓山越。建安十二年(207年),權再次「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次年春,權第三次出擊黃祖。祖水軍橫置兩蒙沖,挾守沔口(即夏口),蒙衝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權前鋒董襲、凌統各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船,突入蒙沖內。董襲用刀切斷兩紲,蒙沖乃漂流。權軍遂得前進,呂蒙在前親梟黃祖手下水軍都督陳就之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逃走,被追及斬首,虜獲男女數萬口。 
  經過以上各種措施,孫權在江東的統治得到了鞏固。            
三、劉備的興起     
  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今河北涿州市)人,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祖父劉雄做過東郡范令,父劉弘去世很早。備生於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少時家貧,與母以販鞋織席為業。十五歲,母令外出求學,與公孫瓚一同師事大儒盧植。瓚年長,備以兄事之。備不喜歡在古書上多下工夫,好交結,周圍團聚了不少年青人。黃巾起義發生後,備亦參加了鎮壓活動。他雖是漢朝宗室,但那時劉氏宗姓已沒有多少號召力。備早年所以能招聚一些隊伍,是由於得到大商人張世平、蘇雙的資助。備因鎮壓黃巾有功,做過下密縣丞、高唐縣尉。後被農民軍擊敗,投奔公孫瓚。獻帝初平二年(191年),做到平原相。興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謙受到曹操攻擊時,備應邀前往救助,被陶謙表為豫州刺史。謙死,備受徐州官吏的擁護,一躍而為徐州牧,並被曹操表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建安元年(196年),劉備被呂布襲破,走歸曹操。操給以豫州牧的頭銜,進封左將軍。建安四年(199年),備乘曹操派他到徐州阻擊袁術之際,背叛曹操,戰敗後,北歸袁紹,紹敗,又到荊州依劉表。 
  劉備早期所以屢遭挫折,同他出身貧寒,缺乏憑借,固然很有關係,但這樣的出身,對他的作風也帶來了有益的影響。劉備少時與母從事販鞋織席等手工勞動,後來他有了一定的官爵地位後,仍沒有完全脫離勞動。例如他在許跟隨曹操時,曾和傭人一道種菜;到荊州以後,也親手結毦。正因為這樣,劉備和一般中下層人士有所接近,他年輕時就「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史書上說他:「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雖然如此,有的社會上層豪強還是瞧不起他。當他已經做到平原相時,士紳劉平還認為在他手下為民,是很大的恥辱,因而派遣刺客去殺害他。劉備不知這人是刺客,仍慇勤招待,致使刺客深受感動,不僅不忍下手,還把真情吐露給他。這種化敵為友的事實,不能不說是劉備平日熱誠待人的結果。備在開始招聚隊伍之先,已與關羽、張飛結成親密同伴,三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備每逢有公私聚會時,羽、飛二人經常「侍立終日,隨從周旋,不避艱險」。後來關羽被曹操俘獲以後,雖然受到操的優厚待遇,仍舊不忘故主,終於辭操奔備。趙雲原來隸屬於公孫瓚,一見劉備,即受到親切接待,因之成為備日後經得起考驗的親信將領。當備在徐州受到呂布襲擊後,飢餓困頓,大商人兼州吏麋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得以重整軍隊。後來麋竺雖被曹操封為嬴郡太守,仍舊去官隨備周旋。備不但能得到部屬的傾心擁戴,當時其他人對他的才略與作風,亦多所稱許。比如徐州牧陶謙臨死時,讓劉備代領徐州,他對部下說:「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州中官吏迎接備去到任,備謙讓不敢當。「有雋才、輕天下士」的廣陵太守陳登,認為備「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因而表示願為備「合步騎十萬」,建「匡主濟民」之業。另一「名重天下」的孔融也對備說:「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事後,袁紹也說:「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曹操曾當面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操部下謀臣程昱說:「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傅子》說:「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所以我們說:在軍閥混戰的第一階段,劉備已顯示出有較好的作風與魄力。只因史簡有缺,我們無由知道他所以受人稱述的許多具體事跡。但相信話出有因的。            
四、三顧草廬     
  當曹操與袁紹在官渡作戰時,劉備被袁紹派往汝南(袁紹的本郡)一帶活動,以擾亂曹操的後方。建安六年(201年),曹操打敗袁紹後,親自率軍進擊劉備,備逃到荊州,劉表令備屯駐新野,看守荊州的北門,以防曹操。從這時起,備在荊州居住達十年之久。 
  荊州靠近中原,情況比較安定,北方士大夫到這裡避難的很多。劉表是一個徒有虛名而缺乏實際才幹的人,他既不能利用曹操同袁氏交兵的機會襲取許都,又不能收用荊州土著及僑居的許多人才。所以當劉備來到荊州後,「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劉備本人深切認識到自己所以屢遭挫敗,主要是由於沒有優秀的參謀人員,所以對訪求人才,十分注意。當時襄陽有一個名士司馬徽,擅長識別人才,人稱「水鏡」。備找他訪問天下大計。司馬徽自稱「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而在備面前誇獎號稱「臥龍」和「鳳雛」的兩個年輕俊傑。備問是誰?他說就是諸葛亮和龐統。另外,已經歸附劉備的徐庶也向備稱述諸葛亮好比是潛伏在人世間的龍。兩人不約而同的介紹,自然引起了劉備的深切關注,他立即對徐庶說:「君與俱來」。徐庶說:「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自從跟隨劉備以後,極為備所器重,他這樣稱讚諸葛亮的才能和風格,怎能不引起劉備對諸葛亮的傾慕和嚮往呢!於是劉備鄭重而謙遜地前往隆中求見諸葛亮,第一次沒有見到,第二次又落了空,到第三次才獲得了亮的接見。 
  相見之後,劉備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諸葛亮在答語中,先用曹操打敗袁紹的事例,說明只要措置得當,弱者也可以變強。然後指出現在曹操強大,一時難同他死打硬拚。江東的孫權亦無隙可擊,只能利用孫權,共同對付曹操。接著,亮又言荊州劉表、益州劉璋都是凡庸之輩,難以守住基業。他們下邊的智能之士,都想另擇明君。諸葛亮肯定了劉備具有「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及「思賢如渴」等優點,同時提出了今日之計,應先取荊、益,再圖曹氏的戰略部署。劉備聽了,連聲稱善。於是二人情好日密。可是關羽、張飛不相信這個初出茅廬的年青人會有多麼大的本領,劉備對他們解釋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關羽、張飛畢竟對劉備是極信服的,見劉備說出這種話,自然也就不再提出異議了。 
  以上「三顧草廬」的故事,一千多年來,一直被人們傳誦著。一提到這事,人們就極推崇諸葛亮的才智和預見;對於劉備的屈身下士雖然也普加讚揚,但認識程度尚嫌不足。實際上,像劉備這樣虛懷求賢、屈身訪賢、慧眼識賢、誠心用賢、臨終托賢的一系列行為見識在中國古代封建帝王中是極其難得的,古代的人也已經認識到:才智之士幾乎到處都有,可是能夠識賢用賢的君主卻累世難見,像劉備這樣對待諸葛亮的事,確實應當給以高度的評價。            
五、赤壁之戰     
  荊州牧劉表,兗州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魚台縣)人,是東漢末年士大夫中著名人物之一。獻帝初平元年(190年),荊州刺史王叡為孫堅所殺,劉表代為荊州刺史,屯駐襄陽。荊州轄區「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由於荊州所受戰爭破壞較少,關西和中原人民到這裡來避難的很多。劉表在荊州,經濟和軍事力量都比較雄厚。襄陽處於中原與南方交通要道,荊州又居長江中游,往北可以進取中原,西可略定巴蜀,往東又對吳居於順流而下的地理優勢,正是用武之地。可是劉表是典型的清議派人物,當時人郭嘉已經說他不過是一個「坐談客』。他只求「保境自守」,「觀天下變」。在這種消極的單純防禦政策指導下,劉表失去了許多主動出擊以壯大自己的大好時機。曹操曾說:「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特別是當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遠去進攻烏桓的時候,他又不能聽從劉備的建議,襲取許都,眼巴巴地把幾個進取的機會都丟失了。劉表的消極觀望態度,只有等待敵人發展得更加強大時來收拾自己。如前所述,荊州早已為鄰近軍閥所覬覦。東吳孫氏政權三世以來,一直對荊州用兵,而且在軍事上常居優勢;甚至連寄居荊州的劉備在謀臣諸葛亮的倡議下,也圖伺機攫取荊州;特別是北方的強大勢力曹操已在鄴鑿成玄武湖,積極訓練水軍,顯然,曹操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指向荊州了。 
  劉表不僅坐失戰機,而且也不能較好地處置其身後之計。他有二子,按照慣例,長子劉琦是當然的繼承人,可是劉表卻聽信繼室蔡氏的話,讓少子劉琮做自己的繼承人,而把劉琦外放到江夏郡做太守。劉表的部下也分成了兩派:蔡氏及其弟蔡瑁等屬於劉琮一派,因為他們能包圍劉表,所以佔絕對的優勢。劉備則暗中與劉琦相結。由此可知,荊州已成各軍閥覬覦的中心、矛盾的焦點。荊州究將屬誰,已是必定要以戰爭來見分曉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炎熱的夏季剛一過去,曹操便親自率領大軍從鄴城南下往攻荊州。曹操這次出動的軍隊大約有十五六萬人,劉表的軍隊總共不到十萬人。操軍多為身經百戰的勁旅,荊州軍在「不習軍事」的劉表的統率下,一向缺乏軍事訓練和實戰經驗。所以操軍佔絕對的優勢。曹操採取了快速進攻的方針,大軍經葉縣(今河南葉縣)、宛城,直趨樊城、襄陽,以掩敵不備,力求一舉擊潰荊州軍的主力,或用強大兵勢逼使敵人投降。 
  操軍出發後不久,劉表便病死了,部下擁立劉琮為荊州牧。劉表病重時,長子劉琦自江夏前來省視,被琮黨遏於戶外,不令他與劉表見面。表死後,劉琦打算趁奔喪的機會發兵進攻劉琮,但這時曹操大軍已經壓境了。 
  早在官渡之戰時,劉表部下大員韓嵩、劉先、蒯越等就曾勸表歸附曹操,劉表沒有同意。這時,在曹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蒯越、傅巽與僑居荊州的大族王粲等人更竭力慫恿劉琮向操投降。理由是:操打著天子的旗號前來,如果抗拒,有違臣子之道,於理不順;且以荊楚一州之地抗拒強大的操軍,亦無僥倖取勝的可能;如果利用劉備去抵抗曹操,也是力量懸殊,沒有勝利的希望。即使劉備能擊退了曹操,他也不會甘居人下,與其受制於劉備,不如早早迎降曹操。於是劉琮決定迎操,操在到達新野時,接受了劉琮的投降。 
  這時,劉備正屯駐樊城,他連操軍已經南下的消息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劉琮要投降了。直到曹操到達宛城時,他才瞭解情況,只得匆忙往江陵退卻。劉備除令關羽率領一支水軍乘船數百艘沿漢水南下外,其餘主力部隊則由自己和諸葛亮、張飛、趙雲等率領從陸路撤退。劉琮部下及荊州人跟隨劉備南逃的很多,走到當陽(今湖北當陽東)時,隊伍擴大到十餘萬人,輜重也有數千輛,因此行動很慢,一天只能行十幾里。有人勸告劉備撇下大眾,迅速去保據江陵。備答:「要成就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江陵有很多糧食和軍用物資,曹操恐怕被劉備佔有,於是留下輜重,輕裝疾進。到襄陽時,聞備已過,就親率精騎五千,一日一夜奔馳三百餘里,終於在長阪(今湖北當陽東北)追及。備倉皇間拋棄妻子,只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脫身逃走。如果不是張飛在後拆斷一座渡橋,險些被操軍捉獲。備等與從水道南下的關羽的船隻會合,渡過漢水,遇江夏太守劉琦,與他一同到夏口(今武漢市南)。這時劉備的軍隊只有關羽水軍及劉琦江夏軍,總共也不到兩萬人,自然無法抵禦操軍,情勢顯然是危急萬分。 
  恰好這時,孫權已經先派魯肅來和劉備聯繫。孫權聽說劉表病死,也圖染指荊州,故派魯肅以弔喪為名,來荊州伺察動靜。魯肅行至夏口,聞操軍已進攻荊州,便晨夜兼行,及至南郡界,又聞劉琮降操及備南逃的消息,便從捷路迎備,雙方遇於當陽長阪坡。肅勸備進駐樊口(今湖北鄂州市西五里),與權併力抗操,這自然是備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備派諸葛亮與魯肅一同去見孫權。 
  這時,孫權正駐軍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密切注視局勢的發展。諸葛亮到後,見權尚在猶豫觀望,就對他說:「曹操已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反問道:「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年方二十七歲,血氣正盛的孫權,被諸葛亮這樣一激,不禁勃然大怒,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諸葛亮怕孫權事後畏縮動搖,又詳盡地給他分析了敵我情況,指出:「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聽畢,大悅。可是,就在此時,權接到了曹操一封書信,說:「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顯然,曹操做出這種咄咄逼人的架勢,是企圖迫使孫權投降,不戰而取江東。 
  孫權把這封信交給群臣討論。張昭、秦松諸人懾於操的強大兵威,主張迎操。他們除了重彈曹操代表漢朝,拒之不順等老調以外,還強調操新得荊州水軍及「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等理由。魯肅聽了,很不以為然,散會之後,他私下對孫權說:「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 
  孫權很讚賞魯肅的意見。當時周瑜因事到鄱陽(今江西波陽東北),魯肅勸權召回周瑜,共商大計。周瑜回來後,力主抗操,他說: 
  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進駐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孫權聽了周瑜詳盡的分析,抗操決心更加堅定。他說:「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合我意,此天以君授孤也。」 
  由於五萬兵一時難湊足,孫權只令周瑜、程普、魯肅等率領水軍三萬,溯江而上,與劉備共同迎擊操軍。孫劉聯軍與曹軍遭遇於赤壁(今湖北蒲圻西一百二十里,在長江南岸)。這時操軍已流行疾疫,初次戰鬥,操軍就受了挫折,退到長江北岸的烏林(在今湖北洪湖縣東北的鄔林磯)。 
  這時,曹操已經發現了自己的軍隊不習水戰的嚴重弱點,把所有船艦都用繩索連上,讓它們首尾相接,以防止風浪的顛簸和敵軍偷襲。但這樣做,卻大大削弱了水軍作戰的機動性。吳將黃蓋看到這種情況,建議用火攻戰術。周瑜採納了這個意見。命黃蓋為先鋒,黃蓋向操送了詐降書,言孫權「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催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黃蓋挑選蒙沖鬥艦十艘,內裝干獲枯柴,灌以油膏,覆上帳幕,豎起旌旗,趁正刮著東南風的大好時機,身率戰艦在前,順風舉帆,向操軍開去,其他戰船亦魚貫而進。 
  曹操對黃蓋雖非完全相信,但絲毫未曾料及吳軍會採用火攻,因之無任何預防措施。所以當黃蓋的艦隻已經接近,吳兵高喊投降的時候,操軍官兵還伸頸觀望,並指著來艦傳述黃蓋來降的消息。黃蓋到距操軍只有二里多遠的時候,命各艦一齊點火,猛烈的東南風助長了火勢,奔駛著的船艦頃刻間就把火燒到操軍船艦上,甚至蔓延到岸上的營寨。一時煙焰滾滾,沖天蓋野,整個操軍駐地被吞沒在火海之中。操軍大亂,人馬被燒壞和溺死的甚眾。周瑜、劉備水陸並進,擂鼓之聲,震天動地。曹操慌忙破壞掉一些船艦物資,引軍從陸路華容道(今湖北監利縣境)向江陵撤退。時寒風凜冽,道路泥濘,操命病卒負草填路,騎兵才得過去,病卒為人馬所踐踏,死傷狼藉。操軍在退卻中因飢餓和癘疫,死亡大半。 
  曹操經此重大敗衄,恐本土發生變故,不敢再在荊州停留,留下親信大將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自己引軍北還。 
  周瑜進攻江陵,費了一年多的工夫才將城拿下,迫使操軍退守襄、樊。在此期間,劉備除以少數兵力協助周瑜攻江陵外,主力部隊南下攻佔了荊州長江以南的四個郡,即:武陵(郡城在今湖南常德市)、長沙、桂陽(郡城在湖南郴縣)、零陵(湖南今縣)。 
  赤壁之戰是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在這次戰役中,三國的曹、孫、劉三家都參加戰鬥。大戰以前的形勢是,曹操以強大的兵勢,不戰而使劉琮投降,企圖順江東下,一舉而並江東。但他對孫權的實力估計過低,對孫、劉聯盟給自身帶來的危害認識不足,因而產生了驕傲輕敵的情緒。在孫、劉方面,軍事力量雖遠不及操,但雙方有遠見卓識的決策人物,如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力主抗操。在強敵面前,周瑜、黃蓋等人也能知己知彼,以己之長,制敵之短,充分發揮了南軍擅長水戰的優點,利用曹操驕傲輕敵的情緒,採用詐降、火攻,一舉襲破操軍。在曹操方面,赤壁戰前,「軍眾已有疾疫」,戰爭開始,遭到火攻,兼以饑疫,死者大半,軍遂敗退。由此可見,操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還是先已遇疫,假若不是士卒有疾,水軍縱然敗退,還有十餘萬精銳步騎,猶足以頂擋孫、劉聯軍的攻勢。關於疫病流行對士兵戰鬥力的損耗,必須給以足夠的重視。比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操率領大軍南下攻濡須塢,軍中發生了大疫,連司馬朗在前線給士兵送醫藥,亦遇疫而卒,致使操不得不引軍北還;又如嘉平五年(253年),吳大將軍諸葛恪率大軍包圍合肥新城,因士卒疲病,死者大半,恪亦被迫退軍。由此可知,遭遇疾疫,往往是戰爭失利的原因之一。操於赤壁戰後之次年下令說:「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操與孫權書亦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裴松之在《三國誌》卷10《賈詡傳》注以為:「赤壁之戰,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淩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松之所說「有運數」和「天實為之」,實際只能指偶然事故。假若操不輕敵冒進,在得到襄、樊和江陵之後,就鞏固既得成果,然後俟機進取,則赤壁之敗,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我們說:赤壁之戰,操所以敗北,既有人為因素,也有偶然情況,二者相較,人事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            
一、曹操平定關隴     
  赤壁戰後,曹操看到孫權和劉備手下都有些出類拔萃的文武人才,他們如果繼續合作下去,吞併南方殊非易事,故北歸以後,分別寫信給孫權、劉備,試圖拆散其聯盟;並密遣蔣干以私人名義往說周瑜,勸瑜背離孫權,歸附自己。這兩事均未取得成功。與此同時,曹操對因作戰或遇疫死亡的吏士家室進行撫恤。還在譙「作輕舟,治水軍」,並以合肥作為對吳戰爭的軍事重鎮,重新部署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今安徽壽縣南,周百二十餘里)屯田,以儲軍糧。 
  赤壁戰前,操所以不能從容在荊州作好戰鬥準備,以致匆匆東下,迅遭敗北,誠如周瑜所分析:「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這是操戰敗的原因之一。所以建安十六年(211年)春,操即著手解決關西問題,以解除西顧之憂。 
  關西的武裝力量,最強的是馬超和韓遂。馬超是馬騰的長子,操在進攻荊州之前,已將馬騰徵召入朝,任為衛尉。騰留在關西的軍隊由馬超統率。關西地區除了馬超和韓遂以外,還有不少武裝力量,其將帥雖無大作為,但人馬尚稱精悍,且隴右地形險塞,疆域遼闊,平定亦非易事。操西征的借口是討伐漢中的張魯。三月,操先令司隸校尉鍾繇進兵關中,然後使征西護軍夏侯淵出河東,與繇會師。 
  關隴諸將知道操進軍矛頭是指向他們,於是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一齊反叛,共十萬人,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誡以關西兵精悍,且堅壁自守,不與交鋒。至秋七月,操留長子丕守鄴,自率大軍西征,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八月,操至潼關(今陝西省潼關縣東南),與超等夾關對峙。操故意做出將與超等全力拚搏的模樣,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從河東渡過蒲阪津(今山西永濟縣西黃河渡口)到河西紮營。閏八月,操大軍自潼關北渡黃河,兵士先渡,操自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來攻,矢下如雨,操猶坐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許褚左手舉馬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為轉移敵兵攻擊目標,乃放牛馬以餌敵,敵亂取牛馬,操始得渡。操自蒲阪再波河到河西,沿河向南築了一條甬道,繞到潼關背後。超等後方受到威脅,退守渭口(今陝西華陰縣東北)。 
  操又多設疑兵以迷惑敵人,暗地在渭水上架一浮橋,渡兵紮營於南岸,而設伏於營旁。超等夜襲營,被伏兵擊破。超等見渭水南岸已被操兵突入,遣使請和,表示願割河以西之地,操不許。九月,操軍全部渡過渭水,超等數挑戰,又不許。超等又請割地,並送任子。操用賈詡策,偽許之,而施離間之計。 
  韓遂請與操陣前敘談,操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少共交遊,於是二人交馬而語,不談軍事,只敘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是時超,遂軍各族士兵觀看操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超等見遂、操談話時間很長,狀甚親切,會畢,超等問遂談話內容,遂曰:「無所言也。」超、遂本來就多摩擦,這時超對遂更疑團重重。他日,操與遂書,多加點竄,好像是遂自己改過的,超等看見,更加狐疑,因此對抗操便談不上精誠合作、同仇敵愾了。 
  操作了以上動作之後,乃與超等約期會戰。操先以輕兵挑戰,等敵人力量消耗殆盡時,乃縱虎騎夾擊,超等大敗,臨陣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郡治臨涇縣,故城在今甘肅鎮原縣東南)。 
  操既得勝,諸將問操:「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敵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戰爭開始時,操聞關西每一支敵軍開到,都面露喜色。敵破之後,諸將問其故。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由此可知,關西之兵雖號稱精強,但團結不牢固,指揮不統一,是其致敗弱點。 
  冬十月,操又自長安討楊秋,圍安定,秋不戰而降,操使秋留守原地,官爵如故。 
  這時,冀州河間郡(治樂成,在今河北獻縣東南)民田銀、蘇伯趁曹操西征之際,聚眾起義,被曹丕自鄴遣將鎮壓下去。這次起義規模雖不大,但發生在曹魏統治中心地區,所以曹操便不能不自安定撤兵東歸,而留下其親信將領夏侯淵屯駐長安。 
  操東歸前,參涼州軍事楊阜對操曰:「馬超有英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後馬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唯為涼州刺史及漢陽郡太守治所的冀縣城(在今甘肅甘谷縣東南)固守。馬超率諸戎渠帥萬餘人攻城,自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刺史韋康為人素仁,不願看到士民傷亡過多,欲與超媾和。參涼州軍事楊阜、趙昂等苦口諫阻,康不聽,終於開城門迎超。超既入,背約殺韋康及太守。楊阜等州吏及士大夫內有報超之志,時阜姑子撫夷將軍姜敘屯歷城(今甘肅禮縣東南),楊阜借口喪妻請假得出,遂直奔敘家,見敘及姑,號陶大哭。敘曰:「何以如是」。阜即告以馬超殺害刺史韋康事,而請敘與己併力討超。敘未及答,敘母即慷慨謂敘曰:「韋使君遇難,實一州之恥,亦汝之負,汝無顧我,但當速發,我決不以餘年累汝也」。於是敘與阜定計,使人至冀,結趙昂、梁寬、趙衢等為內應。九月,阜、敘進兵入鹵城,馬超聞知,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敘、阜。超出而趙衢、梁寬等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破歷城,執敘母。敘母罵超,被殺。阜與超戰,身被五創,昆弟宗族死者七人。超敗奔漢中,投張魯。            
二、別具特色的漢中張魯政權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縣(今江蘇豐縣)人。祖父張陵,在漢順帝時(126至144年),學道於鶴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北),造作道書,入道者出米五斗,因被稱為「五斗米道」。陵死,子衡、孫魯相繼傳其道。黃巾起義發生,張魯和另一五斗米道首領張修在巴郡率領道徒響應。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劉焉為益州牧,張魯母由於傳道,常往來焉家。初平二年(191年),劉焉以張魯為督義司馬,張修為別部司馬,使二人率部往攻漢中,張魯得漢中後,斷絕通往關中的谷道,殺漢使者,並襲殺張修,並其部伍。興平元年(194年),劉焉死,張魯脫離劉璋,自樹一幟,並進而奪取巴郡。 
  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權,有許多特殊之處: 
  第一,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權。五斗米道的教義是有鬼論者。認為人無時不受鬼的監督,鬼能根據人的行為而降災或賜福。魯自號「師君」,入道的一般徒眾稱「鬼卒」。部門首腦和帶領徒眾者稱「祭酒」。其中統率徒眾多者稱「治頭大祭酒」。負責某部門事務者有「都講祭酒」、「奸令祭酒」等。除祭酒外,不另設其他官員。無論本地和外來者都需入道,不准有例外。 
  第二,和黃巾起義者信奉的太平道類似,五斗米道對道徒也提倡誠信,反對欺詐虛妄。廢除一切嚴刑酷法,務行寬惠。主張先教後刑,有小過者,先自己反省;服罪後罰修路百步的勞役。犯重法者,先原宥三次,然後行刑。春夏禁止殺人,秋冬始能處決犯人。 
  第三,祭酒轄區在交通路衢修築義捨,備有義米義肉,行人可以量腹取用。 
  第四,禁止造酒、喝酒。市肆百物都保持平常價格,沒有暴漲暴跌現象。 
  由上可知,五斗米道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如簡化行政機構、廢除殘酷刑法、主張先教後刑、設置義捨義米、平抑物價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這在古代通過農民起義而建立的政權中也是少見的。張魯在漢中統治的結果是:「民夷便樂之」、「競共事之」、「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這裡的人民過著比較安定和睦的生活。所以張魯能夠「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因此,我們認為張魯在漢中的政權乃是農民起義勝利的結果,不能視之為一般封建割據政權。應當給以足夠的重視和評價。 
  建安十九年(214年)秋七月,曹操東征孫權,無功而還。這時劉備已經從劉璋手中奪取益州。劉備和孫權都是曹操難以制服的勁敵,鄰近益州的張魯則是軍事力量薄弱的一環。曹操如不進取漢中,張魯勢必被劉備吞併。因此,曹操於殺伏皇后、並迫使獻帝立自己的女兒曹節為皇后之後,於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親自引軍西征張魯。四月,從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出散關(寶雞市西南五十二里),至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十五里)。氐王竇茂眾萬人,恃險不服。五月,操攻屠之。秋,操軍至漢中西部的重要關頭——陽平關,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拒守,攔山腰築了一道長十餘里的城牆。操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亡甚多,軍糧將盡。操無計可施,乃使夏侯惇、許褚呼喚山上進攻部隊退卻。但卻發生了一偶然事件,使敵人不攻自破。 
  事情是發生在這天黑夜,操先行部隊因迷路,誤入張衛別營,營內軍士見操軍突然到來,驚惶失措,四處奔逃。操文臣辛毗、劉曄首先看到這種情況,告知夏侯惇等速去佔領營地。夏侯惇還不相信,直到他親自向前看了,才向曹操報告。操喜出望外,指揮諸軍一齊出擊,張衛等當夜逃遁。 
  張魯聞陽平失陷,恐懼欲降,功曹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賨人渠帥),赴樸胡(板楯蠻渠帥),與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魯乃經南山(今陝西勉縣南四川南江縣北)逃入巴中(今四川南江縣南)。魯部屬欲盡燒所有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 
  操入南鄭,見倉庫完好,意甚嘉之,又知魯本有降意,乃遣人前往撫慰勸喻。魯即率家屬出降。操拜魯為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魯五子及閻圃等皆封侯。 
  操有漢中,對益州構成重大威脅,故當魯逃入巴中時,備即派軍迎接,雖未迎得魯,但得佔有巴中。操將張郃前來爭奪,為張飛所拒,雙方相持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交戰,山道狹窄,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還南鄭。 
  漢中是益州咽喉,被操佔領後,成為劉備家門之禍,所以備勢必來爭。但備新得益州,一時尚無力來奪取漢中;操因山路險遠,糧運困難,取得漢中,尚且非易,更無力再圖益州。於是操留夏侯淵、張郃、郭淮等鎮守漢中,自己引軍北歸。            
三、劉備取益州、漢中     
  赤壁戰後,劉備佔有長江以南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原廬江營帥雷緒率領部曲數萬口間關歸備,荊州原有吏士歸備的也不少。劉備為了安撫荊州人和堵塞孫權欲獨吞荊州的意圖,特表劉琦為荊州刺史。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備為荊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縣油江口)。孫權這時佔有江夏和南郡,權見備已有相當實力,既想拉攏備繼續對抗曹操;也怕備勢力增長,對自己構成威脅。由於前一因素更為緊要,所以權對備繼續採取籠絡手段,嫁妹於備。備往京(今鎮江市)見權,周瑜、呂范主張拘留劉備,魯肅則持不同態度,他對權說:「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孫權權衡利害,認為魯肅的主張比較穩妥,所以同劉備繼續保持盟好關係。周瑜這時鎮守江陵,他到京見權,建議進取益州。孫權答應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權令魯肅接替周瑜的職任。肅勸權把江陵借給劉備,與之共拒曹操。權從之。於是以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駐陸口(今湖北蒲圻縣陸溪口)。 
  當時吳人流傳著劉備向孫權借荊州的說法。實際上,荊州的江南四郡是劉備自己取得的,江夏郡原為劉琦所有,戰後被吳佔領,所以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7曾論述借荊州之非。我認為南郡郡城江陵主要是周瑜從曹仁手中奪取的,如果說劉備向孫權借了江陵或南郡,還大致說得過去,如果說江南四郡都是借的,就缺乏理由了。一般人都說由於赤壁之戰,形成了曹孫劉三分鼎立之局,這話並不中肯。因為那時劉備所佔有的地區,不僅很小,而且人口寡少,經濟落後,並且處於曹、孫及劉璋等強大勢力的夾縫中,很難長久支撐下去。所以謀士龐統曾對劉備說:「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諸葛亮後來談到這時的情況也說:「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可見當時劉備的處境是極為困難的。假若他不向西發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實難維持住獨立的局面。所以我們說赤壁戰後的劉備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當然,事業的成敗盛衰不只在於力量的強弱,人謀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恰好就在這時,給劉備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機遇。益州牧劉璋是一個懦弱無能的人,在他統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著土著將領與外來將領的矛盾,而且劉璋部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沒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個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正如諸葛亮在隆中對劉備所說:「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當劉璋聽說劉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時,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員張松向操致敬,並觀望動靜。張松自負其才辯,也想從曹操那裡撈到好處。可是這時曹操已到達江陵,把劉備打得七零八落,狼狽逃竄。操不免勝利沖昏頭腦,根本不把劉璋放在眼裡,對張松更不屑給個臉色。因此張松懷恨在心,回去勸劉璋勿再與操來往,另外走與劉備聯合的路。劉璋聽從了張松的話,又派出謀士法正到荊州結好劉備。劉備巴不得有這樣好的機會,他對法正「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慇勤之歡」。法正回去在劉璋面前極力稱述劉備的好處,背地又給張松述說「備有雄略」,於是二人進一步密謀迎接劉備,以為州主。 
  建安十六年(211年),劉璋聞曹操要遣將征張魯,甚懷恐懼。張松趁機向璋建議迎接劉備入蜀,使討張魯。於是劉璋再次派遣法正將兵四千,往迎劉備。法正至荊州,向劉備獻策進取劉璋。備謀臣龐統亦勸備趁機取蜀,否則,劉璋亦終為他人所並。劉備遂留下諸葛亮、關羽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自與龐統將步卒約二萬餘人,隨同法正西上。劉備到江州(今重慶市)後,由墊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綿陽市)。劉璋親自率軍來迎。法正、龐統向備建計於會所襲璋,劉備認為初入益州,恩信未著,不可如此倉猝。劉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即白水關守軍,白水關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里)。這時劉備的軍隊增至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俱備。可是劉備到達葭萌(今四川昭化縣南)以後,即停留不進,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東擊孫權,權求救於備。備向璋求增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減半。備即以此為反璋口實,他激怒軍士說:「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這時張松兄廣漢太守張肅,恐松謀被璋發覺,禍連及己,因向璋告發。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勿復與劉備關通文書。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並其兵,進據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諸將拒戰,或敗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廣漢縣),備遇到堅強抵抗,費了一年的工夫,損失了龐統,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214年),備進至成都城下。這時,諸葛亮、張飛、趙雲也自荊州分路引軍來會。不久,馬超脫離張魯來降,與備等共圍成都。劉璋見大勢已去,乃出城投降,備遂得益州。劉備獲得了形勢險固、物產富饒的益州,便可以進攻退守,應付裕如。所以我們說:劉備取得益州,是三國分立局面確立之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法正向劉備獻策說:「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時在建安二十年)。不因此勢,以攻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之,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法正亦從行。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四月,劉備進屯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與夏侯淵、張郃相拒。直至次年正月,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勉縣東南)作營。夏侯淵引軍來爭,法正建言可擊,備使黃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淵軍,斬淵。三月,曹操自長安由斜谷道來至漢中,備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軍逃亡者多,操以漢中險遠,糧運艱難,終於五月引諸軍退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劉備先已遣宜都太守孟達從秭歸往北攻佔房陵(郡城在今湖北房縣),得漢中後,又遣養子劉封自漢中乘漢水下統達軍,與達會攻上庸(郡城在今湖北竹山縣西南)。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備以耽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西城太守。 
  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為王太子。備留漢中太守魏延鎮漢川。自己率軍還成都。 
  這時是劉備勢力發展的高峰期。漢中的取得,證明劉備有抵禦曹操南下,而保衛自己三分基業的能力。劉備所以能從屢遭挫敗中脫穎而出,與強魏勁吳鼎峙而立,不能不說是他善於訪才用人的結果。除了三顧草廬,重用諸葛亮的事,為眾所熟知以外,劉備其他用人的事例也值得一提。例如綽號「鳳雛」的龐統,原來沒有得到劉備的賞識,後經魯肅和諸葛亮推薦,劉備把他叫來談話,發現他確有見識,於是提拔他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龐統在攻取益州中,出謀劃策,立下了卓著功勞。可惜他在率眾攻打雒城時,中箭身亡,劉備極為「痛惜,言則流涕。」 
  法正在攻降劉璋和奪取漢中中,更立有大功。劉備得益州後,「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正死後,備「為之流涕者累日」。陳壽在《三國誌》卷37《龐統法正傳》評語中,把龐統比作荀彧,法正比作程昱、郭嘉,就充分說明了二人在為劉備建立三分基業中所起的作用。 
  在隨從劉備入蜀後的各次戰役中,得到劉備賞識與提拔的武將有黃忠、魏延等。黃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在漢中攻夏侯淵時,「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一戰斬淵,淵軍大敗」。劉備為漢中王時,拔忠為後將軍,與關羽等齊位。魏延亦屢立戰功。當劉備要挑選一員重將鎮守漢川時,眾人以為必定會選上張飛,飛亦以為非己莫屬,可是到宣佈時,卻是魏延,於是「一軍盡驚」。劉備所以不用張飛,是因他早已洞悉張飛的弱點,即非常敬慕名流士大夫,可是不體貼吏卒。劉備常告誡張飛說:「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後來張飛果然為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所殺。說明劉備有知人料事之明。至於魏延,史稱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以後成為蜀漢著名宿將。但魏延也有嚴重缺點,即「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當然,劉備在時,魏延資歷尚淺,驕氣尚未暴露出來,劉備當時不可能對他看得十分透徹,並且,一個人也不可能全無缺點,捨短用長,歷來是善用人者的一致做法。            
四、孫權襲取荊州     
  前已多次提及,孫氏政權自始即以奪取荊州為國策。赤壁戰後,荊州為曹、孫、劉三家分據。在荊州問題上,怎樣對付劉備,成為孫吳內部有爭議的問題。周瑜、魯肅二人私人關係至好,但周瑜主張吞併劉備,魯肅則建議聯備拒操。孫權自己以為「曹操在北,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採納魯肅的意見,繼續與劉備保持同盟關係。不久,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的周瑜聽說益州牧劉璋受到張魯的侵犯,向權建議西進取蜀,然後再並張魯,留下孫權堂兄孫瑜鎮守巴蜀及漢中,他本人再回荊州奪取襄陽以圖中原。孫權同意了周瑜這個計劃。但因周瑜得病身亡,這個取蜀計劃也就跟著夭折了。實際上,即使周瑜不死,也是難以實現其雄圖壯志的。劉備所以能進入益州,系有張松、法正作內應,劉璋開門引納,即使如此,劉備還是費了三年工夫才把益州拿下。周瑜怎能以一支孤軍進入益州呢?且當周瑜建策取荊之時,劉備尚在荊州,假如劉備一有變化,周瑜便將前後受敵,實屬冒險之舉。周瑜病逝之後,東吳也就不再提取蜀之事了。 
  周瑜死後,其職任由魯肅代替。肅初駐江陵,他是一貫堅持聯備拒操的,所以很快就勸權將江陵借給劉備,以共同對付曹操。孫權從之,令肅下屯陸口。魯肅和孫權這樣作對不對呢?我看,這樣做至少有三條好處:第一,為吳解除了西顧之憂,孫權得以專力加強東方防務。及建安十七年(212年),孫權聽說曹操將東來,便採納了呂蒙的意見,「夾濡須水立塢」。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稱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御之,相守月餘」,操始撤軍。曹操把這樣大的壓力加到孫權身上,若非孫劉和好,西線無虞,孫權還是難以應付的。第二,孫劉聯盟的另一大好處,是孫權可以騰出手來加強他在嶺南的統治,使雄長交州的士燮兄弟俯首帖耳,向權納貢稱臣。第三,孫劉聯盟,使孫權能加強對山越的控制,這事容後再行敘述。 
  當然,孫劉聯盟不僅對孫權有利,對劉備更有顯而易見的好處,即使其在荊州能夠站穩腳根,並得伺機進入益州。在這段時期內,劉備的力量究屬有限,並不能危及吳的安全。從整個全局來看,吳的安全還是得到了加強而非削弱。 
  情況總是變化著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等劉備取得益州以後,孫劉雙方在荊州問題上的矛盾,便無法調和了。過去孫權還以為劉備的勢力不大,樂得與他和好,以共同防禦曹操。這時劉備已得益州,吳國西面又有了一個強有力的霸主,孫權自然不會放心。加之,吳國君臣對荊、益二州覦都已很久,而現在荊州多一半落於劉備之手,又使吳人很眼紅。所以當劉備攻降劉璋的下一年,孫權就向劉備提出索還荊州的要求。劉備不答應,於是孫權便派呂蒙襲取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劉備聞知,從蜀引兵下公安,命關羽爭三郡。吳蜀大戰眼看就要爆發,這時曹操將進攻張魯,劉備恐操侵入益州,乃與吳講和,平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江夏、長沙、桂陽屬權;南郡、零陵、武陵屬備。時為建安二十年。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魯肅死,孫權以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代魯肅鎮守陸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稱漢中王后,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七月,關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士仁守公安。自己率軍往樊城攻曹仁。仁使左將軍於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於樊城北。八月,連降大雨,漢水暴漲,平地水深數丈,於禁等七軍皆遭水淹。於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往攻之,禁等窮迫降羽,獨龐德力戰,為羽所得,不降被殺。羽又急攻樊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魏將呂常於襄陽。魏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十月,陸渾(今河南嵩縣北)民孫狼等反操,南附關羽。自許以南,不斷有人響應關羽,羽威震華夏。曹操與群臣商議徙出許都,以避關羽兵鋒。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向操獻策說:「於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功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羽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呂蒙既代魯肅屯陸口,他以關羽素驍雄,有兼併之心,且居國上流,終難長久保持和局,密言於權說:「今令征虜(權堂弟皎時為征虜將軍)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蒙曰:「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頗以呂蒙的意見為然。從我們今日的眼光觀之,到此時,呂蒙、孫權等人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而圖謀襲奪荊州,實無可厚非。 
  呂蒙看到關羽攻樊而多留兵,知道是羽怕自己襲擊其後的緣故。蒙素多病,為眾所知,這時蒙以回建業治病為幌子,以誘使羽多撤兵赴襄、樊,然後派軍偷襲江陵城。於是蒙詐稱病重,孫權露檄召蒙還。呂蒙乘船到達蕪湖時,定威校尉陸遜獻策曰:「關羽矜其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兼以聞病,必益不備,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陸遜的話縱然正合蒙意,但事關重大,蒙未敢對遜吐露真情,只說了幾句「羽素勇猛……未易圖也」的話,就搪塞過去了。蒙到建業,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於是權令陸遜代蒙。遜至陸口,寫信與關羽,稱頌羽赫赫戰功,而深自貶抑,表示願依托與和好。驕傲而喜人逢迎的關羽果然飄飄然信以為真,於是又從江陵調走了一部分兵力往援。 
  《三國誌》卷36《關羽傳》言:「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三國誌》卷54《呂蒙傳》載:「魏使於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托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實際上,這類事都是孫權尋找或製造的借口,即無其事,權還是會襲羽的。權對荊州覬覦已久,亦料到襲羽成功以後,可能會招致與劉備的大規模戰爭,所以在襲羽前就秘密給曹操上書,「請以討羽自效,乞不宣漏,令羽有備。」操得書,以問群臣,群臣鹹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鬥,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以董昭之言為善,「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裡及羽屯中,圍裡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至羽聞江陵失守的消息,始倉促南還。 
  呂蒙之襲得江陵城,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他到尋陽,盡伏其精兵於船倉內,使船人著白衣作商賈人服,搖櫓划船,晝夜潛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江陵守將麋芳、公安守將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故芳、仁皆懼。於是呂蒙向芳、仁誘降,二人次第歸附。呂蒙進入江陵以後,對羽及將士家皆加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民家,有所求取」。蒙麾下一兵士,是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物,蒙仍以犯法論處,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路不拾遺。蒙更普施恩惠,使親近存問耆老,問其所需,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服。 
  關羽部下吏士「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皆無鬥心。蒙兵不血刃,即得了荊州。 
  關羽這時眾叛親離,自知孤窮,先走當陽,又保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五十里)。孫權使人誘羽,羽偽降,立幡旗為像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餘騎。孫權使朱然、潘璋斷羽退路。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今當陽東北),即斬之。 
  當關羽始南還時,曹仁與諸將議。諸將認為羽已孤危,可追而獲之。趙儼倡議勿追,宜縱羽使與孫權廝殺。曹仁從儼議。不久,得曹操敕令,果不令追羽。 
  孫權取得荊州之後,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為宜都太守。陸遜到宜都以後,擊破蜀將不降及大姓擁兵者,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孫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呂蒙大功完成以後,未及受封而舊病復發。孫權時在公安,迎蒙至內殿,招募有能治癒蒙病者,賜千金。權時刻想知蒙病情,恐驚動蒙,乃穿壁看視,見蒙病稍佳,則喜形於色,為下赦令,群臣皆賀。後病轉重,竟死於內殿,時年四十二(建安二十四年)。權哀痛特甚。            
一、關於曹操與漢室的關係     
  司馬光言東漢「自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重以恆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東漢王朝已經失去士心民意,到了朽木難雕的地步,任何賢人智士都無法使之重新振作起來。誠如王船山在《讀通鑒論》中所說:「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月滋,求如先漢之末,王莽篡而人心思漢,不可復得矣」。所以當漢獻帝被董卓挾持時,各州郡長官雖曾一度起兵聲討董卓,但都不肯積極西進,反而互相吞噬。其中聲望最大的,野心也最大,例如袁紹、袁術兄弟的表現,正如臧洪所說:「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心,欲因際會,希冀非望。」袁術既一味妄圖為帝,袁紹也不肯迎接獻帝到鄴。當獻帝從關中逃回洛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群僚饑乏……或饑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情況如是之狼狽,可是,州郡各擁強兵,不但不去救駕,甚至連糧食都不肯送。曹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迎接獻帝到許的。操迎獻帝的目的,當然也只是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而非真正忠於漢室。當時也沒有哪一個軍閥忠於漢室。早在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洛時,東漢已名存實亡。獻帝自始即是一個傀儡,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操乃取天下於群雄之手。操既有大功,他的政治地位及權力之與日俱增,也是勢所必至。操雖不向獻帝讓權,但至死也未代漢稱帝,這樣,實未可以白臉的奸臣目之。操之所以被後世封建史家目為奸臣,只是因他搞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這個把戲對操有利有弊,利是:(1)操迎獻帝到許後,打著天子的旗幟,輕而易舉地盡收豫州之地,並使關中諸將望風服從;(2)「操托名漢相,動以朝廷為辭」,名正而言順,劉琮降操及張昭、秦松勸孫權迎操,也以此為遮羞布。弊是:(1)操百戰艱苦,他掃滅北方群雄後,上有漢天子,尊之則不甘心,代之又受篡奪之名;(2)操集團內部亦出現擁漢派(如荀彧、吉本等),使操不能專心對付吳、蜀。從時間階段看,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挾天子利多於弊;及大局基本穩定後,則弊多於利。到操當權的後期,操本人也以此為慮,他外對吳、蜀敵國的詬罵,內對擁漢派的誹謗,於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開發表了一篇《讓縣自明本志令》。令中再三解釋自己並無代漢之意,但又明言:「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曹操這段話,有合乎情理之處,假若操果真功成身退,是很難作一個保全天年的富家翁的。因為當權的天子會猜忌他,舊日的政敵也未必饒恕他。正因為這樣,所以不少讀者便認為以上的話是操由衷之言,我以為一個真正忠於朝廷的大臣是不會過多地考慮自身和子孫的安危的。操以上講法,說穿了,也只是向群臣暗示他不會放棄軍政大權。永遠不棄權,就意味著身後讓兒子繼承自己的權勢,並解決代漢問題。操令中所謂為「萬安」之計,即指有進無退。令文所以閃爍其辭,正是英雄欺人之語,讀者如不仔細推敲,是容易被蒙蔽過去的。操的真正用意是:「我功蓋天下,能代漢而不代,只留給後人收拾。這樣,我也對得住漢室了。假若別人不諒解,讓他們議論吧!」然而,操這種暗示還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讓臣下捨舊從新,為建立新的魏王朝立功勳。 
  從漢獻帝本人來說,他九歲被董卓擁立為帝,到被操挾持時也才十六歲。他到許後,生活得到安定,但操對他監視更加嚴密,更不能自由行使權力。他不甘心作傀儡,曾指使董承、王服、種輯等密謀誅操,事未發即洩,承等被夷三族。從當時天子獨尊的情況觀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後殺了董貴人、伏皇后、數皇子及漢百官,也是屬於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性質。在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情況下,操不肯向獻帝讓權,而造成令其嗣子取代漢室的事實,實在也算不上什麼篡奪。對操的評價,主要還是應當從其政經措施和歷史作用來衡量。            
二、從《求才三令》談到曹操的用人     
  與曹操《自明本志令》相輔而行的還有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舉》命令頒布的時間,比《自明本志令》還早十個月左右。《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操下令曰: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易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頒佈於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關中、殺伏皇后之後一兩個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第三次《求才令》頒佈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時三國分立的形勢已確立,曹操已於前一年由魏公進爵為魏王。令文曰: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個《求才令》所以頒布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歷來說法不一。一些人認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為了打擊自東漢以來專門拿封建道德相標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我們且列舉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個人的道德呢?據《後漢書》卷81《獨行傳》: 
  王烈……以義行稱……曹操聞烈高名,遣征不至。 
  《三國誌》卷16《鄭惲傳》: 
  鄭惲……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 
  可見曹操用人不但重視德行,就是對於一般輿論也相當重視;而且曹操用人還有重德勝於重才的事例。如《三國誌》卷12《崔琰傳》: 
  琰嘗薦巨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 
  就是曹操給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強調德行的,如操為丞相後,曾給典管選舉的東曹掾崔琰下教說: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 
  可證曹操用人決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認為操代表寒門地主打擊世族地主。實際上,作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操在《庚申令》中說:「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可見曹操認為重德與重才須因時而異。當打天下時,為了減輕反對力量,壯大自己陣營,對於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羅致,所謂「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曹操之所以能獲得世族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掃滅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們如果要真正瞭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從文句中去找,更需結合操的政治要求來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兩個階段,當創業之時,操為了擴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渠道與手段,以招致各種類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處。現舉出下面事例: 
  (1)在某種情況下,能捨棄舊怨。例如操到南陽討張繡,繡降而復叛,殺操一子一侄。但當繡再次投降時,操仍棄仇錄用。又如官渡戰前,陳琳為袁紹作檄辱罵操為「贅閹遺丑」。當時出身於閹宦之家,最為人所不齒,亦系操所最忌諱者。可是當袁氏敗,操獲琳,仍「愛其才而不咎」。 
  (2)在某種情況下,能用忠於故君、孝順父母及對人崇尚信義之士。操南征荊州,劉琮迎降,琮將文聘恥於不能為故君劉表保全州境,不肯出降,直到操軍渡過漢水,聘始往降,仍唏噓流涕。操為之愴然,曰:「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操為兗州牧時,張邈叛操,劫持操部下畢諶之母弟妻子。操令諶去,諶頓首,示無二心。可是諶出,即叛操而去。後操虜諶,眾人皆為諶懼。操曰:「夫人孝於其親,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仍以諶為魯相。又如操在兗州,部將徐翕、毛暉叛操。及兗州定,翕、暉匿於臧霸所,操令劉備告霸斬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 
  (3)不隱瞞臣僚的密謀奇策,在一定情況下不輕易殺害不易駕馭的雄才。趙翼在其所著《廿二史劄記》卷7《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言:「荀彧、程昱為操劃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絕不攘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劉備為呂布所襲,奔於操。程昱以備有雄才,勸操圖之,操曰:『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4)較能放手起用降將及出身低微的人。史言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操部下的文臣武將,有不少是投降過來的。他們原來所投非主,操能重用之,他們自然感恩戴德,樂於為操效命。 
  (5)較能體諒部屬的錯誤。操於官渡大敗袁紹後,「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操這種做法,顯然是傚法劉秀「令反側子自安」的故智。因為任何仁君賢主不可能讓所有部屬在任何情況下都忠於自己。其中不少人是以安危禍福決定自己的動向的。只要在上者有作為,大多數人是願意接受領導和做好工作的。然而非明智之主是不能做到這點的。這是操用人的可貴之處。 
  (6)較能鼓勵臣下提反面意見。建安十一年(206年),操下令曰:「治世御眾……誡在面從,……吾充重任,每懼失中……自今以後,諸掾屬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操將北征三郡烏桓時,諸將皆言:「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及操勝利歸來,對以上諫阻自己的諸將,不但不如訓斥,反而給以厚賞,對他們說:「孤前行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這樣做,為的是讓臣下知道,只要肯進諫,不管對不對,都應受到稱許,以此鼓勵臣下敢提反面意見。 
  (7)比較長於因才授職。戰亂之初,各軍閥多得不到充足的糧食。操用棗祇、韓浩等議,興辦屯田,軍糧供應,得以部分解決。這事後面再說。在挑選州郡長官方面,操所任人,亦多稱職。例如鍾繇在關西,梁習在并州,蘇則在金城,劉馥在揚州,杜畿在河東,鄭渾在馮翊,均卓有建樹。至於在軍事方面,操之選將用人,尤為高明,留至下面談做為軍事家的曹操時,再行論及。 
  以上事例,說明曹操在收攬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較有度量和見識,證明他的成功並非僥倖。但是以上各種用人情況基本發生在操起兵討伐董卓至平定關中這一段時間內。從此以後,三國分立的局面確定下來,操再往外擴張,已不大可能。於是他便把注意力轉移到內部,為建魏代漢做準備工作。與此相適應,操在用人和駕馭臣僚方面也採取了一些剪除異己的措施。前一階段是操艱苦創業的時期,故他能做到「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等到後一階段三分局面確定之後,操便有計劃地剷除其統治集團內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殺荀彧、崔琰、楊修等人,就是以上做法的具體體現。前已論及,操之《自明本志令》是向臣僚暗示其不得不代漢的信息,以令臣僚起而採取某些倡議行動。操的《求才三令》,自然也不可能不為此政治目的服務。第二次《求才令》中之所謂「進取」,不能只看做是要為操開疆闢土。事實上,操在西方,自動放棄了漢中;在東方對吳作戰,操也未動用過大規模的兵力去爭城奪地。所以他所說的「進取」,到了後一階段,也包含了代漢為魏的內容。操在第三次《求才令》中所說的「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無非是號召臣僚勿以捨棄衰漢為不忠不義及取譏惹辱之事。為此政治目的,操到後一階段,不僅不「唯才是舉」,而是要殺其臣僚中之有大才、大名望、大影響的人,上舉殺荀彧、崔琰、楊修,亦有這方面的目的。荀彧才高望重,推薦的賢才、大臣多了,操把他視為心腹之患,不能不悄悄地把他置之於死地。崔琰、毛玠對操選拔人才的貢獻也很大,而且他們用人主張德才兼備,不尚虛名,提倡廉節,都與操用人標準相近似。可是操為魏王以後,就以「莫須有」的罪名逼崔琰自殺了,把毛玠免了。楊修,是一個「頗有才策」、「為太祖所器重」的人。他曾為操「總知內外,事皆稱意」。可是這樣一個才能之士,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即下第三次《求才令》那年,也做了操的刀下之鬼。以上一些事實充分說明了在前一個階段,曹操「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故雖梟雄如劉備而不加害。至後一階段,操為其嗣子代漢做準備,需芟除異己,所以連楊修這樣才華外露的文人也被殺害了。            
三、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於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論經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併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誌·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並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於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倣傚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衝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凌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讚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面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面,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鬥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勳,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採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鬥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一貫採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他只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髮,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覆」;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術、「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如果片面地依據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表評論文章,亦無濟於事。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從有關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於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做過分析,曹魏政權是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麼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餘年的名義上的國祚。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於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三國誌》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淒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繫於被劫之後,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後,還是很快就感到悽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於誤會,並非操本性即安於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於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逕庭,陳壽既不採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兗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後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後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後,「操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並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歎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術」。「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術,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術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術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術,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術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於歷代開國帝王,因剷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壓黃巾起義,關於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於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於《三國誌》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佈於下邳時,關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繡時,亦曾納張繡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繡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麼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讚其謀略、權變、法術和用人、創業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於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於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同志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後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當對後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格。            
一、夷陵之戰與劉備托孤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曹丕廢漢獻帝為山陽公,自立為帝(史稱魏文帝),時蜀中「或傳聞漢帝見害」,於是群臣勸漢中王劉備稱尊號,備謙讓未敢當,諸葛亮進言說: 
  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慾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 
  由上可知,劉備之建立蜀漢政權,也是其群臣的共同願望與利益。於是劉備便作了皇帝,國號仍為「漢」,史稱「蜀漢」,年號為章武(時為221年)。 
  史言劉備「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按劉備既以漢王朝的繼承者自居,照理說他即位後應立即進兵討伐篡漢的頭號敵人曹丕,可是劉備卻硬是要伐吳,「群臣多諫,一不從」。連劉備的親信將領趙雲都說:「國賊是曹氏,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可是劉備不肯聽從。他這樣作,既輕重倒置,也違背了聯吳攻魏的既定方針。 
  孫權聞備將來伐,遣使求和,備不許。吳南郡太守諸葛瑾給備來箋說:「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熟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來自吳人的議論,只能引起劉備的更大反感,而不會有何效果。 
  從劉備的態度看,好像是把替關羽復仇做為首要之務,實際也並非如此,從史書上看,劉備所最得力和喜愛的要員,首先是法正和龐統。他們死後,劉備都難過得流涕數日。《三國演義》說劉備聞關羽死訊,痛不欲生。正史並無此記述,只言備「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劉備之所以這樣做,主要原因不是「忿」,而是「驕」。他一貫對吳估計不足,所以當他令關羽進攻襄、樊時,對吳戒備不周。根據避強攻弱的道理,他要攻吳而不聽群臣諫阻。願意跟隨劉備伐吳的主要將領只有張飛。那時張飛鎮守巴西,他本準備從閬中率兵萬人與劉備會江州(今重慶市)。但飛在臨行前,被其帳下將張達、范強刺殺。趙雲因諫阻征吳,劉備未令他同行,而留他督江州。從劉備此次出征帶領的文武官員看,其中既無卓越謀臣,也無知名宿將。只有一個黃權,原為劉璋部將,曾勸璋勿迎備入蜀;又不肯在劉璋降備之前投降。因此備對權甚為歎賞。後黃權向備獻策進取漢中,取得了勝利。這次權向備獻言:「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備不從,只遣權督江北軍,以防魏師。這樣,權雖出征,亦未得發揮多大作用。這是為什麼?只因一個「驕」字佔領了劉備的腦海,他認為自己伐魏,雖不能克,但對付吳還是滿可以的。 
  且看孫權是怎樣處置這次戰爭呢?前己敘及,孫權在偷襲荊州之前,已遣使向曹操上書,請以討羽自效。曹操對此,採取了兩面派手法,一方面答應給孫權保密;一方面將權書用箭射給關羽屯中,令吳、蜀互鬥,而己乘其敝。可是曹操也未料到關羽失敗得那樣快。孫權獲勝以後,為了怕劉備前來報復,仍舊繼續向操討好。劉備將率軍東下時,孫權除向備求和外,還向曹丕稱臣求降。以使自己不陷於兩面作戰的困境。在選擇抵禦劉備的將帥時,孫權也恰恰做到好處,陸遜在襲擊關羽前,也曾向呂蒙獻策襲羽,蒙雖未敢向遜透漏襲羽謀劃,但背地向孫權稱讚遜才堪大任。蒙死後,陸遜成為東吳首要將領。當此關鍵時刻,權任命陸遜為大都督,另外,派出的將領有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於丹、孫桓等。孫桓是年輕的宗室,其他人都是富有戰鬥經驗的宿將。至於調動的軍隊也達五萬之眾,從數量上看,尚較備軍稍多。 
  蜀漢章武二年(222年)二月,劉備率諸將自長江南岸緣山截嶺,到達夷道縣的猇亭(今湖北宜都縣西北長江北岸)。吳將皆欲迎擊,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猝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遜意,以為畏敵,皆懷忿恨。 
  劉備不僅沿路聯結少數民族,並且還派侍中馬良順著從佷山通往武陵的路拿金錦賜給五谿諸蠻夷首領,授以官爵,令其反吳。 
  劉備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從巫峽至夷陵界,連營數十屯。自正月與吳軍相距,至六月,尚未進行決戰。這時,備先遣八千兵埋伏山谷中,然後派吳班率數千人在平地立營,向吳軍挑戰,吳將皆欲出擊,陸遜阻攔說:「此必有譎,且觀之」。備計不得逞,只好召回伏兵。遜對諸將說:「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經過幾個月的觀察,陸遜給孫權上疏說:「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佈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這時,曹丕聽說劉備樹柵連營七百餘里,對群臣說:「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劉備這樣把兵力分散在大江之濱的崎嶇山嶺間,既不能集中力量打擊敵人,又難以互相救援,只有等著挨打了。 
  閏六月,陸遜終於下令要向漢軍進行反擊了。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遜先派出一部分兵力,攻備一個營,結果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於是令兵士各持一把茅草,分別從水陸向敵營進行火攻。頃刻間,火光四起,漢軍大壞。吳軍同時衝殺,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漢軍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諸軍四面蹙之,漢軍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乘夜遁逃。驛人將敗兵所棄鎧甲燒之於道,始得稍阻追兵。備得逃還白帝城。漢軍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劉備還不服輸,歎息說:「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可見他原來多麼輕視吳人了。 
  戰爭開始時,吳安東中郎將孫桓被備軍圍攻於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桓向遜求救,遜不遣兵。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遜破備,蜀軍奔潰。桓後對遜說:「前實怨不見救,今日始知調度自有方耳」。 
  當遜剛被任命為大都督時,諸將或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破備之後,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問遜:「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答:「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 
  劉備敗退以後,在江北的黃權,因還道斷絕,率軍降魏。執法官要按軍法誅權妻子,備曰:「我負黃權,權不負我也」。對權妻子仍同往常一樣。權降魏後,受到曹丕善待,有人向曹丕和黃權報告蜀已誅權妻子。權對丕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不久得到確實消息,果如權所科。 
  劉備回到永安後,由於疲睏、慚恚各種情緒的浸襲,身患重病,沒有再回成都,把丞相諸葛亮從成都召來,囑托後事。據《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載: 
  章武三年(223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囑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先主傳》裴注引《諸葛亮集》: 
  先主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以上記述即歷史上有名的劉備托孤。劉備對諸葛亮的寥寥數語,表達了他對亮的倚重和信任。一個飽經世態的國君,面對著自己明智不足的嗣子,並不是教給他用各種權術,保住皇位,而只囑咐他像兒子對父親那樣聽從老丞相的指引,以免不辨忠奸,危及大業。假若兒子不能繼承堂構,與其把國事弄壞、社稷喪掉,還不如把皇位讓給「功德蓋世」的老丞相好呢!這種語言應是出自劉備的內心深處,不僅表達了備的意向和情款,而且也是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好的處置辦法。而諸葛亮在答話中所表現的忠貞無二、以死相報的口吻,同他以後不畏艱險、鞠躬盡瘁的伐魏事跡,前後掩映,令人感覺到他們君臣真是如同乳水交融、珠聯璧合。非此君不能得此臣,非此臣不能答此君。這樣的「君臣際會」,怎能不得到人們的同情與讚揚呢?無怪乎陳壽說這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資治通鑒》的注者胡三省也認為:「自古托孤之主,無如昭烈(劉備)之明白洞達者」。趙翼亦盛讚劉備托孤之語云:「千載之下,猶見其肝膈本懷,豈非真性情之流露」。在這種罕見的君臣關係中,人們對諸葛亮的歌頌已達到極高的程度,可是對劉備的托孤,人們還缺乏足夠的重視與評價。甚至還有個別人認為劉備托孤之語只是一種權術,這種看法未免流於狹隘和猜度了。 
  劉備在軍事上,誠然不具有第一流的韜略,他之所以能有三分基業和長期受到人們喜愛,還是因他善於用人和俱有較佳的作風。「三顧草廬」和「永安托孤」,就是以上兩個優點加在一起的表現。劉備的用人待士,前面已提到一些事實。總起來看,劉備的用人有以下的長處與特點: 
  劉備比較能知人,善於發現人才。例如龐統、鄧芝、馬忠等都因與備談話而受到賞識。備與馬忠僅談過一次話,就給尚書令劉巴說:「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世不乏賢」這句話,看來簡單,但非善於知人者是不能道出的。那些庸碌或多疑的君主就經常感歎無才可用,或用而疑之。劉備臨死時,告誡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亮不以為然,後來亮初次伐魏,即用馬謖為先鋒,結果招致了街亭之敗。說明劉備在知人方面,確實有高明之處。劉備不只善於發現部屬的才能,對於人的品性也有很強的辨別能力。例如當備被曹操擊潰於當陽時,有人言趙雲已北去投降曹操,備立即以手戟摓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不久,趙雲果然抱著備幼子阿斗(即後主劉禪)回來了。又如劉備領益州牧後,有人誣告李恢謀反,劉備立即「明其不然」。後備更提升恢為庲降都督。李恢在南中終於立下了很大功勳。劉備對部屬往往能體貼照顧,全其孝道。例如當備投靠公孫瓚時,漁陽郡人田豫「時年少,自托於備,備甚奇之」。後備為豫州刺史,田豫因母老,求歸故里,備涕位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又如劉備在新野時,得徐庶而器之。徐庶後跟隨劉備南逃,為曹操所追破,庶母被俘,庶因此向備請求到曹操那邊去,劉備體諒其母子深情,還是忍痛割愛,令庶歸北。劉備用人注重德才兼備。備進取劉璋時,梓潼縣令王連守城不降,備「義之,不強逼也」。及劉璋投降,備對王連甚為重用。備對忠孝卓著而早死的將領霍峻甚為悼惜,曾「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劉備同其部屬的關係,比曹操、孫權更加誠懇和互諒。劉備個人的作風也較檢點。趙翼言:「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劉備在對待部屬、百姓上,未見有屠城與滅人三族之事。至於曹操、孫權乃至司馬懿均不能免此。如前所述,在赤壁戰前,曹操已據有中夏,孫權亦有江東,而劉備則「眾寡無立錐之地」。假若不是劉備在用人與作風方面有較好的表現,恐怕是不能成就其三分基業的。故我們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劉備是以用人和作風定三分的。 
  劉備在歷代帝王中,俱有顯著的特色。他之所以為後人熟知並有較佳印象,並非由於偶然因素。他的軍事才略雖不突出,但在用人待士方面,在歷代帝王中是罕見的,對後世亦俱有廣泛而有益的影響。            
二、諸葛亮治蜀     
  劉備在時,常外出征戰,諸葛亮鎮守成都,代行政事。備死後,劉禪繼立,更「事無鉅細,亮皆專之」。諸葛亮死後,蔣琬、費褘相繼執政,「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因此,蜀漢的政治,實以諸葛亮的措施為依歸。我們現把諸葛亮治蜀的政策與措施敘述於下: 
  益州在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不但外來地主與土著地主之間的矛盾未能得到解決;就是劉璋本人和他的高級官員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劉璋既沒有充分的力量節制驕恣的諸將,也沒有能力選拔或重用優秀人才。因此他手下有才幹的官員如張松、法正等便策劃迎接劉備入蜀。這種情況,正如諸葛亮在隆中對時所說:「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劉備既利用劉璋統治集團的矛盾,奪取了益州,他對於劉璋的舊部,便不能不有一個較好的安排。《三國誌》卷32《先主傳》稱: 
  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這樣,益州地主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緩和了,劉備的統治得到了鞏固。諸葛亮執政後,對益州土著地主更注意籠絡和擢用。如《三國誌》卷42《杜微傳》言: 
  建興二年(224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 
  這三個人是書生儒士,其中秦宓比較有才學口辯。杜微則是一個老而且聾的人,劉備定蜀以後,他閉門不出。等到諸葛亮執政,則非把他羅致來不可。因他耳聾,兩次給他做書面談話;因他年老多病,不能做官,仍給他加上諫議大夫的名義。這是為什麼?無非是以他做一個樣子,以表示向益州地主開放政權罷了。 
  《華陽國志》卷9《李壽志》言「豫州入蜀,荊楚人貴」,誠然是事實。但蜀漢既在益州建國,諸葛亮便不能不從土著地主中選拔一些人才。如《三國誌》卷41《楊洪傳》: 
  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干,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我們如果把《蜀志》各傳翻看一下,即可看出益州土著地主如張裔、楊洪、馬忠、王平、句扶、張翼、張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職位,只是比丞相、大將軍低些罷了。蜀漢以益州一隅之地,而能與曹魏相抗衡,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較少,當為重要原因之一。 
  諸葛亮的用人,還是以其本人及蜀漢政權為中心,而不容許部下有結黨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總是容易養成黨派勢力,因此,諸葛亮對土著地主雖注意擢用,但對他本人的繼承者始終只從外來地主中培養。不僅籍隸荊楚的蔣琬、費禕因他的授意而相繼輔政,就是降將兗州人姜維,也因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為蜀漢政權的最後支撐者。這雖因他們有相當的才幹,同時也因他們是外來人,在益州沒有什麼親黨關係的緣故。不過,諸葛亮對益州土著地主的團結和重用,還是超過了以前的統治者。從兩漢以來,在政治上一直受著歧視的益州人,對於諸葛亮之向他們開放政權,是樂於擁護的。諸葛亮連年北伐,向益州徵兵要糧,未見有土著地主的反對,在軍事前線,還得到他們的積極參加,這是與諸葛亮籠絡土著地主、緩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開的。 
  劉璋時代,對益州地方豪強無法控制,只得縱容。諸葛亮輔政,則厲行法治,他說: 
  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諸葛亮對待豪強的政策,主要是賞罰分明,用罰以限制他們的為惡,用賞來給他們開闢政治上的出路。只要他們肯忠實地為蜀漢政權服務,便可以獲得官爵祿位。因此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強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強的成績。同時也使蜀漢在政治上呈現了某種程度的清明。陳壽稱亮之治蜀: 
  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其他人也有類似的說法,實際上都未免形容過甚。因為在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時代,要想把政治搞得這樣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事,如法正隨意殺人,李嚴所在營私,諸葛亮都曾加以縱容。不過,諸葛亮對於官吏豪強的控制總是比較嚴格,為政也比較公平一些,這對人民來說,自然是有好處的。 
  另外,諸葛亮所施行的裁減官職、簡化機構的措施,對於減輕人民的負擔來說,也有些好處。 
  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並用。他能夠以身作則。他的品質作風同他的能力一樣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景仰。第一,亮工作勤謹,如《亮傳》注引《魏氏春秋》說:「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又《三國誌》卷45《楊戲傳》注引《襄陽記》載亮主簿楊顒稱亮「自校簿書,流汗終日」。諸葛亮處理政務這樣勤謹細緻,一則可以使部屬不易作弊和玩忽職守;二則可以瞭解下情,及時而較好地處理政務。第二,持身廉潔,如《亮傳》言:「亮自表後主曰……『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第三,作風公正,《三國誌》卷43《張裔傳》:「裔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又《亮傳》注引《亮集》:「亮與兄瑾書曰:『喬(瑾次子,出繼於亮)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第四,不受諂諛,如《三國誌》卷40《李嚴傳》注引《亮集》: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秦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第五,虛心納諫,如《三國誌》卷39《董和傳》載: 
  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曠闕損矣。違復而得中,猶棄弊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諸葛亮諸如以上的品質作風,無疑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其良好的作用和影響。 
  蜀漢的政治,在諸葛亮的統治下,不但較劉璋時代大有起色,就是與同時的魏、吳兩國相比較,也要好一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吳臣張溫使蜀回去以後,曾讚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孫權的忌恨。當時魏國有才智的大臣劉曄、賈詡也說諸葛亮善治國。陳壽在《亮傳》反覆稱頌諸葛亮治蜀的政績,說得好似盡善盡妥,而陳壽對魏、吳兩國的統治者則未有若此稱述。諸葛亮死後,蜀漢的人民思念他,幾十年不曾稍減,陳壽、袁准都說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見諸葛亮之受人歌頌,在當時已經達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夠符合人們的某些願望和利益,豈能如此?至於諸葛亮在經濟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成績,此將在論述蜀國經濟時再談。 
  總之,諸葛亮德才兼備,其治蜀政績是歷史上罕見的。他的為政行事,固然也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對蜀國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益處,有些地方還可供後世借鑒。所以我們說:諸葛亮確實是我國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三、聯吳與南征     
  夷陵之戰的結果,基本上確定了吳、蜀二國的邊界,從此以後,兩國再未動干戈。蜀在三國中,領土和人民最為小弱。魏是諸葛亮聲討的對象,自然不能與之妥協,吳雖已與蜀恢復交往關係,但一直不同魏斷絕來往。就蜀中情況而論,劉備伐吳失敗,喪失了許多軍隊,丟掉了大批軍用物資,而且內部也不穩定。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當亮東行省視劉備之疾時,黃元即舉郡反叛,雖很快被討平,但劉備死後,南中諸郡又皆反叛。諸葛亮為了讓民休息,醫治戰敗創傷,暫時撇開南中問題,首先從整頓內政和改善對吳關係著手。 
  諸葛亮是始終主張聯吳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與強大的魏為敵,非先聯吳不可。把吳國聯絡好以後,它縱然不能協同攻魏,蜀亦可無東顧之憂,而得全力對魏;魏則不能不以相當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吳。因此,諸葛亮於輔政之初,即派鄧芝使吳,重申舊好。孫權這時還沒有與魏斷絕來往,遲遲不肯接見鄧芝。鄧芝給孫權上表說:「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孫權才接見了他,談話中仍以蜀弱魏強為慮。鄧芝向孫權解釋說: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孫權覺得鄧芝的話確有道理,於是便與魏斷絕關係,與蜀連和。從此蜀吳盟好,不但諸葛亮伐魏之師得以大舉,就是終蜀之世,兩國和好關係亦始終維持,說明諸葛亮的外交政策確實是正確的了。 
  蜀漢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雲南晉寧縣東)、永昌(郡城在今雲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貴州福泉縣)、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東南)四郡,自秦代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之地。這裡的人民因為不能忍受當地官府的搾取,經常進行反抗。當地的豪強和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則趁機進行叛亂活動。劉備在時,益州大姓雍闓已經開始反蜀活動,殺益州太守正昂,繼位太守張裔也被縛送到吳。雍闓接受孫權永昌太守的封號,並派郡人孟獲煽動各族上層分子反蜀。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叟帥高定一齊響應。諸葛亮因為蜀漢被吳擊敗不久,元氣損失非常大;且劉備剛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緒,故未便用兵鎮壓,一方面派人到吳與孫權重新建立起盟好關係;一方面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等到後主劉禪建興三年(225年)三月,諸葛亮親自率兵南征,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對謖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於是馬謖提出以下的建議: 
  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馬謖這種「攻心」的策略,正與諸葛亮平素對付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合。遠在隆中對策時,他即主張「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即對少數民族只採用溫和的懷柔政策,而不專憑武力的強壓。所以諸葛亮採納了馬謖的建議。這次南征,除殺掉高定、朱褒(雍闓先已被高定部曲所殺)等幾個首先反抗的首領以外,對其他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上層分子,可以降服的則盡量收用,以便通過他們來統治南中人民。「七禽孟獲」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據《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諸葛亮對孟獲所以這樣不憚煩地屢禽屢縱,並非僅僅為了讓孟獲一個人心服口服,而是體現了他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我們知道蜀漢的領土比起諸葛亮正要討伐的曹魏來,要小得多。而在這塊小小的領土中,南中又要佔去一半,在這半壁疆土中,有豐富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還有性情質樸而強悍善戰的各族人民,都是增加蜀漢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這些條件,是很難與魏國抗衡的。然而諸葛亮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條件呢?專門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為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驅使南中各族為他效命於北伐戰場,更不能分出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最好還是通過南中的上層分子來調動南中人民來為蜀漢政權效勞。這就是諸葛亮對孟獲所以要七禽七縱的原因,也是諸葛亮對少數民族一向主張「和」、「撫」的真正動機。 
  有人懷疑這「七禽七縱」的事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這事不見於陳壽《三國誌》,可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採用了它。我認為不管諸葛亮禽過孟獲幾次,但他平素對少數民族主張「和」、「撫」政策,這次又採取了馬謖以「攻心為上」的建議,而且,事實上,孟獲後來也做了蜀漢中樞政權的「御史中丞」,從這一系列事實來看,這件七禽七縱的事還是與諸葛亮的一貫政策不相矛盾的,這種傳說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說一定沒有這種事,也是缺乏根據的。 
  《漢晉春秋》又言諸葛亮收降孟獲以後,「遂至滇池,南中皆平」。《三國誌》卷39《馬良傳》注引《襄陽記》說: 
  赦孟明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在這裡,我們需要知道的,即所謂「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並不是事實。據《三國誌·蜀志》以下各傳記載可以看出反叛之事還是不少的。《李恢傳》: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 
  《呂凱傳》: 
  亮至南,……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 
  《張嶷傳》: 
  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 
  《馬忠傳》: 
  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征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 
  可見在從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南征到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屢有反抗事件,不過規模較小,影響不大罷了。 
  《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記述諸葛亮對南中的處理辦法說: 
  南中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記載是否可靠呢?根據《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與《三國誌》卷43《李呂馬張傳》的記載,諸葛亮於征服四郡以後,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從建寧、越巂兩郡分出雲南郡,從建寧、牂柯兩郡分出興古郡,以原庲降都督建寧人李恢為建寧太守,仍兼庲降都督;以原永昌郡吏永昌人呂凱為雲南太守;以原永昌府丞永昌人王伉為永昌太守;以原越巂太守巴西人襲祿為越巂太守;以門下督巴西人馬忠為牂柯太守。六郡的太守,唯興古郡不可考。從上面五個太守看,他們都參加過這次戰爭。如果說一點兵都不留,恐怕是不確切的,不過上面五個太守除馬忠外,原來都在南中,並且有三個是南中人。這樣,諸葛亮留下的兵自然是為數很少的。至於太守以下,則「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並不打亂各族的原狀,不剝奪豪帥大姓的特權,以爭取「夷漢粗安」,這就是諸葛亮「和」、「撫」政策的具體內容。所以《漢晉春秋》這段記載還是大致可信的。 
  我們把諸葛亮對待南中少數民族的政策歸納於下: 
  (1)採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長官由蜀漢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並不變動各族原有的組織,以爭取豪帥大姓的合作,通過他們統治各族人民。 
  (2)各族中的豪帥,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籠絡,如孟獲官至御史中丞,爂習官至領軍,孟琰官至輔漢將軍。至於其中不易制服的豪帥大姓,則把他們遷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減輕南中的反抗力量。 
  (3)取各族中的強壯者為兵。如《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載:「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蜀將王平北伐時帶領的「五部」,當即系由他們所組成的隊伍。又孟琰亦曾參加北伐。這些少數民族質樸而勇悍善戰,諸葛亮的軍隊作戰能力很強,此為原因之一。 
  (4)在經濟上,向各族徵取貢賦,以彌補蜀漢物資的不足。如《諸葛亮傳》載:「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三國誌》卷43《李恢傳》載:「南土平定,……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是費用不乏」。 
  由上可知,諸葛亮對南方各族使用與搾取的程度是很重的,當後來魏將鄧艾的軍隊深入蜀境時,劉禪曾考慮退保南中,主張向魏投降的譙周給劉禪上疏中就說到這種情況: 
  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 
  不過,在此還須指出二點: 
  (1)諸葛亮的為政,陳壽稱:「科教嚴明,賞罰必信,至於吏不容奸,強不侵弱」。這種情況是對蜀漢治理國家的概括,當然也適用於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統治下,他們被搾取的程度雖然並不輕,但官吏從中作弊的情況會較少一些,因此還是能夠得到一點好處。蜀漢在南中任職的官吏如李恢、張翼、馬忠、張嶷等都是聲望較高的軍政要員,他們在諸葛亮嚴格的法令、軍紀監督下,可能有較好的表現,如馬忠、張嶷死後,南中人民還為他們「立廟」,說明對之尚有好感,他們可能不是貪污的官吏。 
  (2)諸葛亮對南中人民,一方面固然搾取他們,另一方面也給他們帶來較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加速當地的生產。雖然亮的主觀意圖,是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後地區的開發,對各族人民還是有利的。 
  由於以上兩個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諸葛亮的統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搾取數額可能比以前還多,但吏治較上軌道、生產有所提高,人民的負擔就可能比以前輕些。            
四、諸葛亮北伐     
  諸葛亮把蜀漢內部事務都做了安排以後,於蜀漢後主建興五年(227年)率軍北駐漢中,企圖完成他統一中國的事業。就在臨行前,他給後主上了一個疏,即著名的《出師表》。據《三國誌》卷39《董允傳》言亮所以上此表,乃怕後主「朱紫難別」,故諄諄囑咐,提醒庸碌的後主務必要「親賢臣,遠小人」。由於諸葛亮選用僚屬首先注重品格和作風,所以他培養的接班人蔣琬、費禕、董允等皆公忠守正之士,直到蔣、費等人相繼凋謝以後,後主所寵愛的宦人黃皓始干擾政事。由是觀之,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苦口婆心地告誡後主親賢遠佞,廣開言路,確實並非過慮,而是針對後主不辨忠奸的致命弱點而發的,也是他解除後顧之擾以專心北伐而採取的重要措施。就當時形勢而論,蜀漢既未能保有荊、益,以便從兩路進軍,對魏採取鉗形的攻勢,敵國又無變可乘。特別是魏、蜀兩國的實力相差很大,蜀無論在領土、物產、兵力各方面,都不能和魏相比。所以諸葛亮伐魏的戰爭,是在極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 
  綜計諸葛亮自建興六年(228年)春初次北伐,到建興十二年(234年)秋病死於魏境,六七年之間,共與魏作戰七次: 
  第一次: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攻取郿縣,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率一支人馬為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太白嶺之西坡);諸葛亮親自率領大軍攻祁山(今甘肅西和縣北七里)。那時魏國人們只知道蜀有劉備,劉備死後,一直寂然無聞,所以對於蜀軍進攻並無防備,猝然聽說亮軍將至,極為恐懼,加上諸葛亮的軍隊戎陣整齊,號令明肅,所以天水(郡城冀,今甘肅甘谷南)、安定(郡城臨涇,今甘肅鎮原南五十里)、南安(郡城豲道,今甘肅隴西東南)三郡一齊叛魏應亮,關中為之震動。於是魏明帝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諸軍,屯駐郿縣,另外派出步騎五萬,由右將軍張郃率領西上,拒亮先鋒。魏明帝還親自到長安坐鎮。 
  諸葛亮這次出軍,形勢是較好的。當時別人都說應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可是諸葛亮卻不顧眾人的意見,令他素所賞識的馬謖為先鋒。謖率領諸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在今甘肅秦安東北),謖違亮節度,又不聽副將王平勸告,所採取的措施都迂闊而煩擾。他不肯守城,遠離水源,把部隊帶到南山上,欲憑高作戰,致使汲道被張郃斷絕,士卒飢渴困頓,以至潰敗。諸葛亮進無所據,只好拔西縣(今甘肅西和縣)千餘家,回到漢中。 
  趙雲、鄧芝的部隊亦因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退軍時,雲親自斷後,兵將未有離失,軍資什物,亦無若何損失。當街亭戰敗時,諸軍星散,唯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王平徐徐收合諸剩餘兵將而還。諸葛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由南中少數民族組成的勁旅),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諸葛亮這次出軍如說有收穫,即徙西縣人戶千餘家,並賞識了王平,收降了魏天水郡參軍姜維。馬謖雖饒有才華、口辯,又與亮關係親近,但亮為了嚴肅軍紀,還是揮淚斬了馬謖。亮還引咎自責,給後主上疏說:「臣……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第二次:建興六年(228年)秋,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被吳大都督陸遜大破於石亭(今安徽潛山縣東北)。至冬,諸葛亮復出軍攻魏。據《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言: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於是又給後主上了一個表——即所謂《後出師表》。《資治通鑒》亦和《漢晉春秋》一樣,抄錄了《後表》全文。按《後表》是否為諸葛亮自作,歷來頗多爭論。我以為《後表》決非亮自作。第一,表中所言「喪趙雲」等一系列事實與史實不符;第二,《後表》文辭淺陋,信心喪失,與亮氣吞中原的素志迥不相合;第三,《後表》寫作目的不明確,表中所言議者反對北伐,實無其事;第四,《後表》並非張儼所偽造,因儼對亮之將才估價極高,對亮之北伐亦抱樂觀態度,此與《後表》之悲觀失望口吻全不相合;第五,《後表》的作偽者乃是亮之胞侄、吳大將軍諸葛恪,恪銳意北伐,吳人激烈反對,恪有造此表的必要,只要詳察恪之諭眾論文和當時吳政情,即可窺知《後表》系恪假造。 
  十二月,諸葛亮引兵出散關(今陝西寶雞市西南),圍陳倉(今寶雞市東)。原來曹真已料到「亮懲於祁山,後出必由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所以這次諸葛亮到來,陳倉魏軍已有準備。亮先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勸昭投降,昭堅辭拒絕。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才千餘人,又料魏援軍未必能很快到達,乃進兵攻昭,起雲梯沖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全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亮沖車,沖車折。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並以土丸填塹(同塹,繞城水溝),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地道),欲踴出於城裡,昭又於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 
  曹真遣將軍費曜等來救,魏明帝又驛馬召張郃自方城(今河南方城縣)西上擊亮。帝自到河南城(在洛陽西),置酒送郃,問郃:「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谷,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於是郃日夜趕路,未至,亮已因糧盡退軍。魏將王雙率騎追亮,為亮所殺。 
  第三次:建興七年(229)春,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肅成縣西北)、陰平(郡治陰平縣,今甘肅文縣)。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今甘肅西和縣西)。郭淮退走,亮遂得二郡。後主復策拜亮為丞相。亮為鞏固漢中防務,於本年底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在今陝西勉縣),築樂城於城固(今陝西城固縣)。 
  第四次:建興八年(230年)秋七月,魏明帝從大司馬曹真議,分兵三路大舉伐蜀:司馬懿由西城(陝西安康縣西北);張郃由子午谷(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洋縣東百六十里之子午河口。北口曰子谷,在長安南百里,子午谷長六百六十里);曹真由斜谷,共攻漢中。諸葛亮聞魏軍將至,率領諸軍於城固赤阪(今洋縣東二十里龍亭山南)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九月,魏明帝詔曹真等班師。 
  第五次:建興八年(230年),諸葛亮使魏延、吳懿西入羌中(今甘肅省臨夏自治州等地),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在今甘肅武山縣西南)。延因功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懿遷左將軍、高陽鄉侯。 
  第六次:建興九年(231年)二月,諸葛亮率諸軍再次進圍祁山,用新造成之木牛運糧,並特令李嚴以中督護兼署丞相府事,在漢中專管督運軍糧。這時魏大司馬曹真已有疾,魏明帝特召鎮守宛城的大將軍司馬懿入朝,告以「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屯雍(今陝西鳳翔縣)、郿(今陝西眉縣)為後鎮。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於是遂向祁山進兵。諸葛亮聞懿等將至,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迎擊亮,為亮所破。亮因大芟其麥,進而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軍依險,亮不得戰,乃引軍南還。懿等尾隨亮,至西城,懿仍登山掘營自守,不與亮戰。將軍賈栩、魏平數請戰,懿不允,諸將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五月,懿使張郃攻蜀無當監王平於祁山之南屯,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迎戰,大破魏軍,「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司馬懿回營固守。祁山方面,因王平堅守南屯,張郃進攻不克,及聞懿軍失利,郃亦退軍。 
  六月,亮糧盡退軍,懿使張郃追亮。郃曰:「軍法……歸軍勿追」,懿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追至木門(今甘肅西和縣東南),與亮交戰,「蜀人乘高佈伏,弓弩亂髮,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第七次:諸葛亮鑒於每次出軍,都因糧盡退還,所以自建興九年(231年)再出祁山之後,即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建興十二年(234年)二月,亮調動所能征發的軍隊,出斜谷北伐,並遣使至吳約孫權同時出兵擊魏。 
  諸葛亮到達郿縣後,屯於渭水之南。司馬懿也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諸將無事矣。」亮果屯於五丈原。郭淮以為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斷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淮到,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以居高臨下的優勢,驅走之。司馬懿這次對亮仍採取避不交鋒以待其糧盡自退的辦法,亮亦不能不做長久屯駐之計,於是分兵屯田,其兵耕種於渭濱居民之間,而各安生業,互不干擾。 
  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屢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明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止之。蜀護軍姜維謂亮:「辛佐治杖節而到,敵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至八月,亮卒於軍中,丞相長史楊儀按照亮臨終前退軍節度,整軍上道。百姓奔告司馬懿,懿引軍追。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苦將還擊者,懿遂退,不敢逼。於是蜀軍結陣而去,入斜谷然後發喪。於是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巡視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今陝西褒城北),不及而還。 
  在以上七次戰爭中,除第四次為守禦外,其餘六次均為諸葛亮主動出擊,俗謂亮「六出祁山」,實際亮出祁山只有二次,即第一及第六次。 
  因為亮北伐沒有成功,人們便提出了他是否長於將略的問題。對此我們不在這裡仔細討論,但確知,諸葛亮在軍事上是頗具特色的: 
  (1)軍紀嚴明。《亮傳》載: 
  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亮傳》注引《袁子》也說亮: 
  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 
  諸葛亮的軍隊紀律很好,不隨意殺人,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和濫殺的事。 
  (2)訓練有素。諸葛亮對於兵士的訓練極為重視,他對此亦極擅長。陳壽稱他「治戎為長」;袁准說他的軍隊「止如山,進退如風」。說明其軍隊是訓練有素的。 
  (3)精製兵器。諸葛亮對兵器的製造極為講求。陳壽在《亮傳》稱「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宋書》卷86《殷孝祖傳》載:「御杖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石弩射之不能入」。《亮傳》注引《魏氏春秋》言:「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具發。」這種武器在當時也算是先進的。故《亮傳》注引《蜀記》載晉初鎮南將軍劉弘之言曰:「神弩之功,一何微妙!」諸葛亮的軍隊戰鬥力所以很強,擅長用箭,當為其原因之一。 
  (4)講求陣法。陳壽稱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鹹得其要」;晉將劉弘也說:「推子八陣,不下孫吳」。亮自己亦言:「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及蜀亡,晉武帝還令陳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袁准稱亮之行軍,「所至營壘、井灶、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及亮身死軍退之後,司馬懿巡視了他的營壘駐所,歎賞為「天下奇才」。說明亮對與軍事有關的各種事物多有自己獨特的創造。 
  從諸葛亮軍隊的戰鬥力來看,他雖然處在兵少將寡和運糧困難的不利條件下,仍屢次對魏採取主動的攻擊,使身擁強兵並富有軍事韜略的司馬懿任其「自來自去」,甚至受到「巾幗婦人之服」的污辱,還被時人譏之為「畏蜀如虎」、「死諸葛走生仲達」。就此而論,謂亮不長於將略,恐難令人心折。至於曹操,當諸葛出佐劉備時,操已稱霸中原,而劉備尚無尺寸之土。而後備竟能據有蜀漢之地。就此觀之,操之軍事能力未必勝過諸葛亮,且軍事不能離開政治、經濟、外交及個人品質作風等因素。如果言諸葛將略非長,恐非確論。            
一、孫權的用人     
  如前所述,吳自孫權統事以後,所經歷的幾次重大戰役,如赤壁之戰、襲取荊州、夷陵之戰以及平定交廣等,都獲得勝利。因此,孫權不僅保住了江東,並且還擴充了許多領土。孫權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同他善於用人分不開的。本書第四章曾敘及孫權初立,為了穩定局勢,很注意招延人才。這裡繼續並更具體地分析一下孫權用人的概況和特點。綜觀孫權的用人,約有以下優點: 
  (1)比較善於識別、培養和重用優秀人才。在戰爭年代裡,能夠卻敵拓土的自然是富有韜略的將帥。孫吳表現突出的將帥,較之魏、蜀二國,實無遜色。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被人謄為:「孫吳四英將」。其中以周瑜最享盛名。他在孫策時已受到賞識和重用。周瑜同孫策一樣,富有進取精神。孫策死後,孫權年輕繼業,權母吳氏令權以兄事瑜。瑜「入作心膂,出為爪牙」。瑜之為人,並非如《三國演義》描寫的那樣氣量狹隘。《三國誌》卷54《周瑜傳》言瑜「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瑜傳》注引《江表傳》言: 
  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可見周瑜是有修養、能夠虛心與同僚相處的。 
  魯肅和周瑜早就「相親結,定僑札之分」。周瑜曾兩次向孫權推薦魯肅。第一次「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第二次是瑜臨死給權上疏言:「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但孫權之所以重用肅,不單是靠瑜介紹,主要還在他本人對肅有深切的賞識,如《三國誌》卷54《魯肅傳》: 
  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孤承父兄余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以上魯肅向孫權提出「進取荊州,全據長江,以圖天下」的戰略部署,與諸葛亮《隆中對》甚相類似,只是不那樣詳盡罷了。那時身為大臣兼名士的張昭對魯肅這種雄圖,很看不慣,向權言:「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權不以昭言為然,反而對肅更加重用。陳壽在《三國誌》卷54《魯肅傳》評曰: 
  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新蕩荊域,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 
  周瑜、魯肅固然很有膽識,但孫權能夠重用他們,說明權是很能用人的。 
  呂蒙出身「貧賤」。十五六歲時,為擺脫貧賤,暗地在其姐夫鄧當軍中攻戰。後為小將,以「兵人練習」、「所向有功」,受到孫權的賞識與拔擢。蒙在多次抗擊曹操與同蜀漢爭奪荊州的戰爭中,表現了過人的韜略。陳壽在《三國誌》卷54《呂蒙傳》評曰: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呂蒙所以能有此豐功妙計,是與孫權的精心培植分不開的。蒙原來沒有文化,「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呂蒙經過勤奮向學之後,一次同魯肅言議,使肅常欲受窘。「非復吳下阿蒙」與「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成語,即魯肅與呂蒙談話時講出的。孫權常歎贊說:「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 
  東吳主要將帥,除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外,還有在交州立功的呂岱。呂岱早時只是一個代行吳縣縣丞的小官,因「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受到拔擢,兩次鎮守交州,卓有功效。《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言:「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孫權是善於因材授職的。 
  (2)在一定程度和情況下,用人能「效之於事」,不拘卑賤、不計舊怨、不求全責備。孫皓統治時,陸凱上疏稱道孫權用人,「不拘卑賤」,唯「效之於事」。從孫權不少用人情況看,也確實如此。所謂「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系虜」。其他吳臣如潘璋、丁奉、谷利、丁覽、闞澤、步騭等都出身微賤,或忠於孫氏,或干略卓著,或學問優異,受到孫權賞識和提拔。再如出身「寒門」的周泰,被權拜為平虜將軍,督領諸將鎮守江邊要地——濡須。朱然、徐盛等對周泰不服,因此孫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畢,使復服,歡宴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於是盛等乃伏」。將軍陳武在合肥交戰時,因奮命扜權而喪生,其庶子表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一同奉事權太子登。陳壽在《三國誌》卷55《陳表等傳》評曰:「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按照當時社會風氣,武人和庶子都是被士人所瞧不起的。可是,做為「將家支庶」的陳表卻與「胄子名人」同樣受到重視。據《三國誌》卷51《宗室孫奐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張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於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由上可知孫權頗能集思廣益,擇善而從,而不問其資歷深淺,故能發現人才,破格提拔,甚至付以重任。 
  孫權用人有時能不計怨仇。如甘寧原屬黃祖,曾射死吳將淩操,後降權,權對之頗加優待,令淩操之子淩統不得因父仇加害於寧。因此寧得展力建功。原揚州刺史劉繇與孫策舊「為仇敵」,但劉繇之子劉基很受權「愛敬」。一日,權於船中與群臣宴飲,忽降大雨,權命以蓋覆基,其他人都不能得到這種優待。基官至光祿勳,分平尚書事。最能體現權能重用原敵國人才的,是他對潘濬的使用。潘濬原屬劉備,但備未能盡其用。《三國誌》卷61《潘濬傳》注引《江表傳》: 
  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 
  當時降權的荊州將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權獨重用潘濬。由於潘濬德才兼優,所以權對他虛心接待。後來潘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成為權腹心重臣之一。浚為蜀漢大將軍蔣琬的姨弟,有人向權言:「浚密遣使與琬相聞,欲有自托之計」。權立即駁斥說:「承明不為此也」。於是將此人罷了官。權曾令浚「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浚所率軍隊人數達到如此之多,說明孫權是敢於放手使用降將的。單從對浚的使用來看,權尚勝過劉備,備當年如令浚代替關羽守荊州,也許不致失敗得那樣慘。 
  孫權對部屬能用其所長,而不求全責備。例如典掌軍國密事的胡綜,「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又如大將呂范,「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其他如善於戰鬥的將軍淩統、潘璋、甘寧、朱桓等,或驕橫不法,或粗暴殺人,權均原其過失,以展其用。故陳壽在《三國誌》卷55《程黃韓蔣等傳》末評曰:「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 
  (3)比較能聽取反面意見,能用眾力群智。《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語曰: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因為以上的話頗有至理,所以有人懷疑非權所能道出。從孫權的詩人用士方面看,他還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的。《三國誌》卷48《三嗣主傳》末注引陸機《辨亡論》稱孫權: 
  求賢如不及……推誠信士,……披懷虛己,以納謀臣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慾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是以忠臣競進其謀,志士鹹得肆力。 
  趙翼《廾二史札記》卷7《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亦言: 
  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 
  「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為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倘如袁紹,不用沮授(當作田豐)之言,以致於敗,則恐為所笑,而殺之矣。 
  除了以上趙翼所說的以外,他如孫權準備襲取南郡時,欲令其堂弟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大督。呂蒙說:「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孫權聽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對,向蒙道歉說:「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因此,定荊州、禽關羽的事得以順利進行。說明孫權和呂蒙君臣之間能夠坦率交換意見,孫權能改正自己原來不妥當的意圖,是他們能夠戰勝敵人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在封建帝王中,孫權是善於用人者之一。但孫權的一些優點,也和曹操一樣,主要表現在其統治的前期。到了後期,孫權用人的黑暗面逐步上升,甚至出現重大錯誤。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統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還需要從孫吳統治集團內部成員的階級狀況及其利害關係等方面加以剖析: 
  當孫氏兄弟在江東建立政權時,中原戰亂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斷渡江南下。孫氏兄弟對於籠絡南下士人頗為注意,原來已經有一定名聲的張昭、張紘較早投靠了孫策,受到重用。「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戰」。但大多數士人逃到江南後,情況還是相當艱苦的。如步騭、衛旌、諸葛瑾等即是。但他們能夠投歸孫權幕府,還算比較幸運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懸之患」、「糟糠不足」,需要當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濟者所在多有。為了重新佔有土地財產,並尋求政治上的出路,他們也千方百計投靠和效忠於孫氏統治者。而孫氏統治者為了壯大自己,也必須招徠人才,以抗拒來自北方的強大軍事壓力,自然樂於吸收江北的才智與有名望之士。鑒於以上這些情況,南下地主便成為孫氏政權的骨幹力量。 
  兩漢以來,江南籍士人仕進顯名者,雖逐漸增多,但直至東漢晚期,江南士人猶為中原士大夫所輕視。如會稽郡人虞翻將其所著《易注》寄給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諸葛亮稱讚吳使臣殷禮時亦言:「不意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說明中原士大夫對江東士人的估價,仍舊偏低。孫氏政權的建立,無疑給江東士人帶來了仕進的良機。因之,江南地主之樂於擁護孫氏,自不待言。隨著孫權統治的久長,江南籍士人在孫氏政權中的地位與權勢也日益增長。如顧雍、朱治、朱然、朱據、陸遜、陸瑁、全琮、潘濬等均身為將相,子弟顯赫。 
  孫氏集團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還有孫氏家族。當孫堅起兵之初,其季弟孫靜即「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說明孫氏家族在地方上還是有勢力的。陳壽言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孫權對於宗族,雖未給以特大權位,還是優先任用,給以方面重寄。 
  孫權統治的前期,大敵當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內部比較協調,矛盾不甚明顯。到三分局面大致確定以後,隨著外部壓力的減輕,長久積累的內部矛盾也日益顯露出來。再者,立國時間長久以後,文武大臣和孫氏家族的經濟、政治勢力逐步膨脹,與此相適應,他們也日益腐化,心驕志逸,克敵拓境雖無作為,阻撓別人改革,排斥異己,卻甚為張狂。吳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這些消極因素的增長,也反映在孫權身上,使他逐漸失去銳意進取之心,對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加以孫權年事已高,身後的顧慮,如皇位繼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問題,日益糾纏在腦海中。因而,孫權駕馭群臣的手法與用人的態度也逐漸失去原有的光輝面,「任才尚計」的孫權最後變成了「多嫌忌,果於殺戮」的孫權,「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孫權後期及身後的吳國終於墜落為派別鬥爭劇烈和政治黑暗殘暴的王朝。            
二、張溫、暨艷與呂壹事件     
  張溫,吳郡吳縣人,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溫少修節操,「英才卓躒冠群」。孫權聞之,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臣顧雍以為「溫當今無輩」。孫權「征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主孫權黃武三年(224年),張溫年三十二時,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溫到蜀後,「蜀甚貴其才」。連隨員殷禮都受到諸葛亮的器重。諸葛亮還同溫「結金蘭之好」。可是,從這時起,孫權對張溫的看法卻急遽變壞,「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恰好這時,發生了暨艷試圖改革選官中一些弊病的事件。事件的原由是:張溫推薦吳郡人暨艷為選曹郎,至尚書,擔任選用官吏的要職。暨艷為人狷直自負,不肯隨俗浮沉,喜為清議,品評人物,企圖改革當時選用人才不分賢愚、徇私舞弊、清濁混淆的種種惡習,於是「彈射百僚,核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污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結果招致了許多人的反對,他們用各種手法在孫權面前告狀,「競言艷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艷、彪皆坐自殺」。 
  由於暨艷是張溫推薦的,所以案件成為孫權加罪於張溫的借口。孫權以「溫宿與艷、彪同意,數交書疏」為理由,將溫下獄。孫權還下令說: 
  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丑,專挾異心……艷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裡,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專炫賈國恩,為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 
  將軍駱統對孫權這樣處理張溫,頗為不平,上表為溫申理,把孫權所加給張溫的罪名,一一辨駁。做為一個大臣,在專制君主面前陳述自己的意見,自然不敢虛妄,何況駱統是德才兼備的人呢?我們可以相信駱統的辨駁有其根據,而孫權所怪罪張溫的事則是占不住腳的。據《張溫傳》注引《會稽典錄》言:「諸葛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陳壽在《張溫傳》評曰:「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可見張溫的失敗,並非他做的不對,只緣他敢同不良現象作鬥爭,所以引起了力量大、人數多的保守派的反對。至於暨艷銳意改革的失敗,也是同樣情況。當暨艷不計個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貪鄙時,著名大臣陸遜、朱據、陸瑁等都曾勸阻,認為事情辦不通,且會招致禍患。陸遜等是從改革是否可能和個人利益兩方面考慮。暨艷則只從刷新政風考慮,而不顧個人安危得失。所以張、暨的失敗只能說明:(1)孫權統治集團暮氣已深,雖志於改革之士亦無法有為;(2)《三國誌》卷55《陳表傳》言:「後艷遇罪,時人鹹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艷不僅不是壞人,並且還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張溫、暨艷之遇禍,再次說明到了孫權統治的後期,孫權在用人方面的優點已逐漸由缺點所代替。 
  同一時期所發生的呂壹事件,也反映了孫吳集團內部的不和和矛盾。《三國誌》卷52《顧雍傳》載: 
  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丑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 
  同卷《步騭傳》亦言: 
  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摓抉細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局天蹐地,誰不戰慄!」 
  據上二條記載可知,孫權曾任用呂壹等人為校事,以監督糾察大臣。這些校事又多希旨迎合權意,因此引起了大臣們的反對。當時除步騭以外,太子孫登、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浚等都屢次向孫權陳說呂壹的奸邪傾害。潘浚甚至要在公眾宴會時親手殺死呂壹,寧願以身當之。另外一個名叫羊道的官吏則與大臣共同推舉一位能言善辯的李衡為尚書郎,以便經常在孫權身邊揭發呂壹的奸短。呂壹最後還是因檢舉朱據貪污失實而被殺。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原來朱據的部曲應領錢三萬緡,工匠王遂將此款吞為己有。呂壹卻懷疑是朱據貪污了,於是審訊朱據部曲主管吏,吏活活被打死。朱據哀憐此吏死得冤屈,厚厚埋葬了他。呂壹見朱據如此厚待死者,進而告據與吏共同作弊,據無以自明,只好坐待判罪。可是工匠王遂從中作弊的事,隨後被人揭發了。於是孫權殺死呂壹,以謝群臣。從這件事看,呂壹的錯誤在於未曾查清真相,即咬定朱據貪污,屬於糾舉失實。但是大臣們反對的不僅僅是呂壹。步騭以為「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陸凱以為「校事,吏民之仇也。」說明只要設立校事,大臣就反對。所有這些,表明大臣與校事的矛盾,正是大臣(大族)同孫權(皇權)的矛盾的曲折體現。但是孫權畢竟是依靠群臣以統治萬民和對抗敵國的。所以當校事被大臣抓住罪證後,孫權即殺掉他,以安撫大臣。說穿了,呂壹事件也只是體現了孫權猜防大族與大族維護自己政治、經濟特權的矛盾而已。            
三、皇位繼承人問題與陸遜之死     
  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年),孫權為吳王,立長子登為王太子。黃龍元年(229年),權稱帝,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登為皇太子。太子官屬有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賓客有謝景、范慎、刁玄、羊道等,「於是東宮號為多士」。登生母身份低賤,連其姓氏都未見於史冊。孫權所愛王夫人生子和及霸,登常有讓位於和之意。孫權赤烏四年(241年)登死。下一年,權立和為太子,不久,封霸為魯王。權之愛霸,更甚於和,對霸的待遇,同太子沒有什麼兩樣。因此,和、霸不睦,大臣也分為二部,比較正派的大臣如陸遜、諸葛恪、顧譚、朱據、屈晃、滕胤、施績、丁密等維護太子,公主魯班(孫權寵姬步夫人所生的長女,嫁給全琮)、全琮子寄、楊竺、吳安、孫奇等則想依靠魯王撈取政治上的好處,所以擁戴霸而「譖毀太子」。一次,權得疾,遣太子到長沙桓王孫策廟祈禱,太子妃叔父家離廟很近,乃把太子請到家中。公主魯班聞知,乃向孫權進讒,言太子不去廟禱告,卻往妃家計議,於是和寵益衰,兩派大臣的爭鬥也更厲害。孫權認為「子弟不睦,臣下分部……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乃廢太子和,賜魯王霸死。另立所愛潘夫人幼子孫亮為太子。 
  以上的事,不只是立誰為太子的問題,而是孫權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複雜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可以拿陸遜同孫權的關係來說明。前已敘及,陸遜是跟隨孫權時間較久、功勞很大的大臣,孫權早時把孫策之女嫁給了陸遜。呂蒙死後,陸遜成為抗拒魏、蜀二國的主要支柱。但孫權對陸遜的重用,主要在軍事方面,始終沒有交給陸遜軍政大權。最後權令遜代顧雍為丞相時,雖口頭上說:「有超世之功者,必應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但事實是:孫權既不聽從陸遜屢求保安太子、黜降魯王之諫,又相繼流放陸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誅親近陸遜的吾粲。孫權更「累遣中使責讓遜」,使遜「憤恚致卒」。逼死了陸遜。 
  孫權所以逼死陸遜,決不只是因遜維護太子的問題,主要癥結在於權認為遜對其統治已構成威脅。根據當時情況,權所以疑忌和逼死遜,約有以下四個原因: 
  (1)遜「世江東大族」,從祖康,廬江太守,康子績,鬱林太守,績從子瑁,選曹尚書。遜族子凱,建武校尉,凱弟胤,交州刺史。陸績外甥顧邵為丞相顧雍之子,任豫章太守。顧邵子譚為陸遜外甥,任左節度,加奉車都尉。譚弟承,奮威將軍。遜外甥姚信,太常。可見遜家族姻親甚為顯赫,此為孫權忌遜原因之一。 
  (2)呂蒙死後,遜一直鎮守武昌,聲望至隆。吳國權要,上自太子登,下至步騭、諸葛瑾、潘浚、朱據等將相都與遜交好,特別是遜功高震主,為權所畏忌。到孫權統治的後期,三國疆域大致已確定,權對外攻雖不足,守則有餘。即無遜,亦可劃江自保,無何重大危險。所以權只讓遜做了幾天丞相,就借立太子事,悄悄地逼死了他。 
  (3)孫權為身後之計,怕嗣主駕馭不了遜,所以遜等越是擁戴太子和,孫權越疑惑不安。權在逼死遜之前,先剪除其親黨。以後孫權雖然立了幼子亮為太子,但挑選的首輔,卻是資望較淺、社會關係比較單薄的僑居大族諸葛恪,就可以說明孫權是不願從陸、顧等枝葉繁茂的江東大族中選擇輔政者的。從史書記載上看,孫權於武多文少的呂蒙、淩統、朱然等病死後,極為哀悼傷懷。可是他不僅逼遜致死,並且還追詰遜子抗。這不是由於猜忌遜,還是什麼呢? 
  (4)還有一個不易被人們發覺的因素,即遜為孫策之婿,權最初將策女嫁給遜時,當然是為了加強君臣間的關係,但當遜功高震主時,這門親事便轉化為雙方關係的不利因素。權的江東基業本來是從兄策手中繼承的,但權對策子並不與己子同樣看待,陳壽即認為權對策子有虧待之處。壽在《孫策傳》評曰:「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還為此替權辯護,認為這樣作,是為了「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孫盛這種看法,是迂闊而不切合事實的。權既定孫和為太子,又給孫霸以過分的待遇,使之覬覦太子寶座,還談得上什麼「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呢?孫權諸子雖孩提亦封王,而策子卻終身為侯,不是虧待是什麼呢?這一點,連權本人也是不無內疚的。史言:「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權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堅禱告,卻偏向兄長禱告,正說明權內心隱處也覺得對不住創業的兄長,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舉。權之猜防遜,不會與遜為策婿毫無關聯。陳壽拿權與句踐相比,正是他識見高超之處。非深知權之為人,固不能道此。 
  因此,我們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孫權與陸遜兩人的矛盾乃是君主專制與權勢大族矛盾的體現。孫吳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和衝突的加劇、導致了吳國的衰落。            
一、曹丕、曹睿的統治     
  曹丕,字子桓,生於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年)。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做其父丞相操的副手。建安二十二年,立為魏王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繼位為魏王。十月,丕代漢為帝,即魏文帝,國號魏,建都洛陽,丕先已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代漢後,又改是年為魏黃初元年。丕在位六年而死,壽四十歲。 
  曹丕原為操次子,他之最終被定為嗣子,還是幾經周折的。他曾說:「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事實上,最危及丕太子寶座的,還是比他小五歲的同母弟植。史稱丕:「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陳壽也說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但曹植的文才口辯,更為突出,因之特受操寵愛。史言:「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根據「立子以長不以賢」的傳統習制,丕居有天然的優勢,操手下大臣擁戴丕的佔多數,丕也想盡各種辦法,爭取為繼承人。而植卻未用全力追逐。史稱:「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 
  曹丕在位六、七年中的政治措施,值得注意的約有以下數端: 
  (1)頒布有利或關心庶民的詔令。 
  如《文帝紀》載: 
  (黃初)三年(222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黃初)五年……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 
  (黃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 
  《文帝紀》注引《魏書》載癸酉詔曰: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文帝紀》又云: 
  (黃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篤……遣後宮淑媛、昭儀以下歸其家。 
  (2)禁止婦人、宦官、外戚干預政事。《文帝紀》載延康元年二月令: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黃初三年九月甲午詔曰: 
  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3)下詔禁止厚葬、淫祀。《文帝紀》載黃初三年: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禍由乎厚葬封樹……若違今詔,妄有所改造,吾為戮屍地下」……。 
  同書又載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 
  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4)尊孔崇儒。黃初二年詔曰: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於是令魯郡修起舊廟,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5)下詔選用賢智之士。《文帝紀》載: 
  (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黃初)三年春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舉天下德茂才、獨行君子」。 
  (6)制九品官人之法。《三國誌》卷22《陳群傳》言:曹丕為魏王后,通過尚書陳群的建議,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其內容即在州郡置中正,擇本地之賢而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定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上)。然後由吏部選用。但九品中正之制,並非丕一人突然決定施行,早在曹操當權時,何夔即向操建議: 
  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競爭之源。 
  操對以上建議,已經表示「稱善」,只是未及推行。操死,丕即位不過兩三個月,即頒布了九品官人之法。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之目的與結果:第一,為了讓世族官僚擁護他代漢為帝,故推行了有利於世族的仕進制度;第二,設中正官以品評人物,如選用後發現名實不符,尚可治以保舉不實之罪,以避免選官好壞無人負責;第三,由吏部選用人才,即意味著減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屬員名額,有助於加強皇權;第四,從史料上看,九品官人之法推行後,舊有察舉征辟等制度,並未因之廢除。 
  曹丕統治魏國前後共六年餘,在軍事上無何建樹,他的最大失策,是未能乘劉備伐吳之際,揮師直搗吳國的江東心臟地區。他僅滿足於孫權稱臣納貢的表面勝利,致使孫權安然渡過受蜀、魏夾攻的危機。後來曹丕兩次興兵伐吳,均徒勞往返。丕遠不及其父節儉,曾築陵雲台、東巡台及九華台,已開明帝興建宮室的奢侈風氣。郝經在其所撰《續漢書》中謂丕「輕薄佻靡,未除貴驕公子之習,不矜細行,隳敗禮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丕納袁熙之妻甄氏,索鍾繇之璧,殺諫阻伐吳之霍性等,可以算是他輕佻驕貴的事例。但同其他封建帝王比較起來,諸如以上事例也還算不上什麼大的缺陷。人們經常譏議丕對曾與他爭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據史書材料看,丕對曹植還不是很刻薄的。比如當曹操考慮是否立植時,邯鄲淳曾在操面前「屢稱植才」,由是「丕頗不悅」。但丕為帝后,雖殺了擁戴植最賣力的丁儀、丁廙並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終沒有對邯鄲淳進行報復,還以他為博士、給事中。說明丕對其政敵也並非皆刻毒。丕雖壓抑曹植,但畢竟沒有置之於死地。從丕的政治設施來看,也有些不錯的。拿丕與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屬中等偏上者。 
  曹睿,字元仲,丕長子。母甄氏,本袁紹中子熙妻。建安四年(199年),袁紹攻滅公孫瓚後,熙出為幽州刺史,甄氏留鄴。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操攻克鄴,甄氏為丕所納。睿生而操愛之,「每朝宴會同,睿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延康元年(220年,即黃初元年),睿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六月,丕賜甄氏死。叡因母誅,未得立為太子。直至黃初七年(226年)五月,丕病重,始立叡為太子。丕死,叡即帝位,是為魏明帝。至叡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叡死,共統治魏國十二年半,壽三十四歲(生於建安十一年)。 
  曹叡原來不曾交接朝臣,也不過問政事,平日只研讀書笈。即位後,群臣想望風采。過了幾天,叡單獨召見侍中劉曄,整整談了一天。劉曄出來後,眾人問他對皇帝的觀感,劉曄回答說:「秦始皇、漢武帝之儔,才具微不及耳」《三國誌》卷3《明帝紀》注引《魏書》言明帝: 
  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鹹服帝之大略。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綜觀叡之行事,優缺點各佔一半,其優點是:(1)善為軍計。《三國誌》卷3《明帝紀》載: 
  黃初七年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攻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 
  果然,當先時派遣慰勞邊方將士的荀禹於江夏郡發所從兵乘山舉火時,孫權便趕緊退走了。《明帝紀》又載: 
  初,帝議遣宣王(即司馬懿)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雲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召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2)明察斷獄。《三國誌》卷22《陳矯傳》引《世語》: 
  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跡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 
  《資治通鑒》卷71太和三年(229)載: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尚書衛覬……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劭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三國誌》卷3《明帝紀》載青龍四年(236年)詔: 
  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阱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 
  (3)比較能容人直諫。《明帝紀》注引孫盛曰: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陳壽在《明帝紀》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於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明帝紀》注引《魏書》亦言曹叡: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殺諫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見的,這算是他的特色。 
  曹叡的最大缺點是奢淫過度。雖然他在位時期,魏國疆域比較大,總的講軍事、政治、經濟諸情況也不壞。但他統治的最後四、五年,即自蜀相諸葛亮死後,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來了。於時大修洛陽宮室,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使百姓「力役不已,農桑失業」。他「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可」。「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曰:「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高堂隆也上疏說:「今天下凋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除了高堂隆和張茂以外,其他進諫的還有二十餘人。曹叡對之雖不加誅貶,亦不採納其言,照舊大興土木,致使國用匱乏,人民困苦,而日後曹魏政權之被司馬氏所取代,亦與曹叡之奢淫過度有一定關係。曹叡的統治還有一個重要的失誤,則在確定繼承人和輔政大臣方面。 
  曹丕即位後,對於曾經幫助他當太子有功的臣僚賈詡、桓階、陳群、司馬懿等都予以重用,其中名士世族陳群甚至被任為鎮軍大將軍、領中領軍,錄尚書事,另一世族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這樣,便打破了已往非曹氏親族不能充當軍事大員的慣例。黃初七年(226年)曹丕臨死前,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曹叡。往後五年中,曹休、曹真相繼死去,陳群只擔任文職,統兵大帥惟余司馬懿一人。司馬懿南擒孟達,西拒諸葛亮,東滅公孫淵,有很高的威望。當時曹魏統治集團內部有權勢的大臣,除了司馬懿以外,應推掌管機要的劉放和孫資。劉放、孫資在曹操時即已為秘書郎,曹丕改秘書為中書,以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曹叡對二人尤為寵任,當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慮是否派司馬懿去討伐遼東的公孫淵時,劉放、孫資曾加以贊助,故遼東平定後,放、資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侯。由此可知,掌握機要的劉放、孫資和統兵大帥司馬懿的關係至少也是很好的,他們日後勾結在一起,就成為曹魏政權的隱患。據《三國誌》卷22《陳矯傳》注引《世語》說: 
  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三國誌》卷25《高堂隆傳》載高堂隆臨終口佔上疏說: 
  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 
  陳矯對司馬懿能否忠於魏室既表示懷疑;高堂隆所說鷹揚之臣也顯然是指司馬懿的。曹叡在位正當魏國興盛時,然內部已經埋下了權臣擅權的種子。可是曹叡本人對此並無深刻察覺,對個別大臣的直言微意亦未能認真思考,自然也就無何對策了。 
  曹叡本人沒有生兒子,按理說,他應當從父、祖後嗣中擇立賢而長者,可是他卻收養了兩個嬰兒曹芳和曹詢作為己子。他所以這樣作,是為了自己有「後裔」可以接替帝位,而不顧國祚之能否確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始正式指定齊王曹芳為太子。《三國誌》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晉春秋》言曹芳:「或雲任城王楷子」(即很可能為操次子彰之孫)。當時曹芳年始八歲,如何能支撐起外對吳、蜀,內有權門勢族的艱巨重任呢?所以陳壽在《三少帝紀》評論說: 
  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托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 
  陳壽首先指出曹叡應擇立有為的長君,以維持曹氏的國祚,是極中肯的。他又指摘曹叡對司馬懿托付不專,一定要在司馬懿頭上加一曹氏親族,致使兩個輔臣爭權相訌,則用意頗為深婉。因壽為晉臣,不得不如此措詞,實則壽的真意還是認為既已令曹爽輔政,就不宜再讓異姓梟雄司馬懿參與,以造成「曹爽誅夷、齊王替位」,使政權歸司馬氏的結局。 
  對於選擇輔政大臣,曹叡原來也曾產生過「使親人廣據權勢」的想法,而且當他病重時,也曾拜少時與他同居相愛的曹操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囑以後事」。使宇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共輔政。這樣,燕王宇等執政之後,必然要斥退久典機密的劉放和孫資。因此,引起了二人的激烈反響。他們以先帝遺詔藩王不得輔政的理由作擋箭牌,並製造了譭謗燕王宇等的讕言。這時,曹叡頭腦已經不大清醒,而且其父曹丕過去排斥親兄弟的流毒也還在曹叡腦際徜徉作祟,所以聽從了放、資的讒言,而免燕王宇等官。放、資接著就推薦曹爽與司馬懿共輔政,曹叡也表示同意。燕王宇的被斥退和曹爽、司馬懿上台,是關係魏政權由誰領導的大事,以「凡品庸人」的曹爽而與「情深阻」、「多權變」的梟雄司馬懿並肩共事,其危險性已為當時有識之士所料知。 
  總之,曹叡確定皇位繼承人和輔政大臣的兩項措施,都不利於其政權的延續。            
二、司馬懿和曹爽兩派的矛盾與曹爽被殺     
  景初二年(237年)十二月,曹叡以宗室、故大司馬曹真之子曹爽為大將軍。次年正月,司馬懿也自河內郡汲縣應召至洛陽。三年正月,曹叡即病死。《資治通鑒》卷74景初三年條載其事云: 
  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於是年始八歲的曹芳登上了皇帝大位,尊曹叡皇后郭氏為皇太后,給曹爽、司馬懿都加「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人各領兵三千人,輪流宿衛宮殿以內。終於出現了司馬懿與曹爽的鬥爭。 
  從來兩個大臣共同輔政,都有職任高低之分,不可能平起平坐,可是陳壽《三國誌》並沒有把曹爽、司馬懿的主次交代清楚,只是說:「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事實上,曹爽是首輔,司馬懿居次,因陳壽為晉臣,未便直截了當地敘出,只把曹爽排列在司馬懿之前。以讓後人追尋其真。二人剛開始輔政時,表面上還能和睦相處。史稱「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曹爽也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曹爽輔政後的第一個措施,即把司馬懿由太尉轉為太傅。《三國誌》卷9《曹爽傳》言這樣作系「丁謐劃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這種講法是否正確呢?我以為未必符合事實。當時的情況是:司馬懿早已是居於其他軍政要員之上的太尉。論資歷、功勳、名望和同文武官員的關係,司馬懿都遠遠勝過曹爽。曹爽原來只是一個武衛將軍,他之成為首輔,主要是憑其為皇族。因此,曹爽恐司馬懿不服,所以倡議把司馬懿由太尉提升為太傅,這樣,既無損於爽的決策大權,也給懿以最高官位的尊榮,正如曹爽在上疏中所說:「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司馬懿既仍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並錄尚書事,則實權依然如故。 
  爽、懿共同輔政,前後整整十年,在前幾年,從史書上還看不到二人有何直接衝突,不過,兩個對立的集團已逐漸形成。據《三國誌》卷22《盧毓傳》載: 
  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錄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 
  《三國誌》卷21《傅嘏傳》: 
  時曹爽秉權,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 
  《三國誌》卷24《王觀傳》: 
  (王觀)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 
  由上可知,在前數年,曹爽和司馬懿還沒有公開對抗,但已各有親信。曹爽派有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及夏侯玄等;司馬派有劉放、孫資、傅嘏、盧毓、孫禮、王觀等。《晉書》卷1《宣帝紀》言: 
  (正始五年,244年)……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司馬懿)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六年(245年)秋八月,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八年(247年)……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 
  由上可知,最遲到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和司馬懿的矛盾已趨激化。這時曹爽遇事已不再徵求司馬懿的意見,而是獨攬大權。由於曹爽在軍事方面缺乏權力基礎,所以他打算通過伐蜀建立自己的威望。司馬懿對軍權更不放鬆,他輔政以後,曾經兩次率軍南征,以對付吳人的挑釁,結果都完成了任務。然而正始五年曹爽發動伐蜀之舉,結果卻無功而返。正始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將兵屬其弟中領軍曹羲統領,司馬懿對以上二事,都出面阻攔。由於曹爽是首輔,司馬懿阻擋無效,懿乃暗中與其子師、昭策劃清除曹爽勢力的兵變。為了掩人耳目和麻痺曹爽,懿詐稱有疾,不問政事。 
  曹爽集團中人對懿的稱疾,亦有所懷疑。適逢曹爽派的河南尹李勝改任荊州刺史,李勝趁當外出之際,謁懿辭行,以探視其病情。懿亦知之,故意示以羸形。勝進入懿臥室後,懿令婢進衣,懿手顫抖過甚,持衣衣落。懿又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能飲入口中,粥皆流出沾胸。勝言:「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更佯裝有聲無氣地說:「年老枕疾(懿時年七十歲),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托。」司馬懿故意把荊州說成并州,勝以為他真聽錯,因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更佯說道:「君方到并州?」勝又曰:「當忝荊州。」懿始說:「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屍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勝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因此,爽等不復設備。 
  曹爽除對司馬懿疏於防範以外,他執政稍久,驕傲自滿的情緒也與日俱增,例如《資治通鑒》卷75正始九年(248年)載: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范謂曰:「總萬機,典禁兵,/TITLE>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納入者?」爽曰:「誰敢爾邪?」 
  曹爽以遠支宗室,功績未立,而獨攬軍國大權,開始輔政時,還能謹慎從事,過了幾年之後,就滋長了驕縱情緒,以為自己真堪處群僚之右,再沒有什麼憂患了,這就為司馬懿的奪權,提供了機會。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初六日,魏少帝往謁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也都跟隨前去。於是司馬懿使郭太后下詔關閉城門,懿父子緊急調集軍隊,佔領儲存兵器的武庫。懿親自率軍出屯洛水浮橋。同時,懿令司徒高柔行大將軍事,據曹爽大將軍營;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羲中領軍營。接著就奏曹爽罪狀於少帝說: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應作「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從以上奏章看,司馬懿並沒有舉出曹爽準備篡奪帝位的確實證據,而真正圖謀取代帝位的卻是他自己。曹爽的罪狀不過是驕縱、奢侈和抑制司馬懿的權勢。曹爽既為首輔,他自然可以握有決策大權而不必事事徵取司馬懿的同意。司馬懿在奏章中聲稱保留爽兄弟的爵位,意圖是誘使爽兄弟放下武器,然後再進一步給他捏造罪狀而殺害之。 
  曹爽得到司馬懿奏事以後,不敢上呈皇帝,窘迫不知所為,於是把車駕留在伊水南岸住宿,砍伐樹木以為鹿角;調發附近屯田兵數千人充當警衛。 
  司馬懿怕只靠兵力不成,又施招誘之計,令侍中許允、尚書陳泰往說曹爽速歸認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告爽只免其官位。懿還指洛水為誓,表示不食言。懿這種狡猾手法,果然使爽猶豫起來。 
  司馬懿為了分化曹爽集團,特地籠絡與曹爽關係比較密切的大司農桓范,打算讓他領中領軍。可是桓范仍舊出城投奔曹爽。桓范勸爽兄弟奉天子去許昌,調發四方兵,同懿對抗。可是爽兄弟不能聽從。爽最後還是決定回自己府第,他說:「司馬公正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作富家翁」。 
  於是曹爽把懿奏事呈報皇帝,請下詔免己官。可是曹爽回到家中只過四天,司馬懿便給爽等加上謀反罪名,言:「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逮捕曹爽、曹羲、曹訓、何晏、鄧颺、丁謐、李軌、李勝及桓范,皆夷三族。 
  當然,司馬懿也不是把曹爽的人都殺掉,一些忠於曹爽的部屬還是得到了饒恕。例如曹爽出城謁陵後,其司馬魯芝還留在大將軍府,魯芝聽說兵變發生,立即帶領騎士砍津門往奔爽,爽誅,魯芝還被擢為御史中丞。當爽要繳出印綬、回城歸罪時,其主簿楊綜勸阻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聽。爽被誅以後,有人奏請逮捕楊綜。司馬懿說:「彼各為其主也」。宥之,還以楊綜為尚書郎。司馬懿所以這樣作,是令曹爽的舊部知道:他並非把曾經忠於曹爽的人都當敵人看待,而只是懲辦那些首要分子。這是司馬懿籠絡人心、減少和各個擊破敵對力量的手段。            
三、司馬懿和曹爽兩派的優劣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人,世族出身,祖先歷任顯職,父防曾為京兆尹。曹操少時所以能為洛陽北部尉,就是由於京兆尹司馬防的推薦。司馬懿長兄司馬朗和懿都受到曹操的辟用。《晉書》卷1《宣帝紀》稱懿原來「不欲屈節曹氏」。這是司馬氏自行潤飾之詞,司馬懿和一些世族官僚一樣,都是稱說天命,勸曹操父子代漢的鼓動者。在曹操時,司馬懿尚未受到大用。曹丕為魏太子時,懿為丕中庶子,懿與陳群、吳質、朱鑠號稱太子「四友」。史稱懿「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所謂「奇策」,無非是給曹丕出主意,使丕保住太子寶座而已。因此,曹丕為帝后,對懿極為「信重」,給以領兵大權。丕臨死,令曹真、曹休、陳群與懿「並受顧命」輔曹叡。以上四人,曹真、曹休是曹氏宗族,名次在前。陳群系「文人諸生」、「從容之士」,官位稍在司馬懿之上,但未曾實際帶兵戰鬥。論老謀深算,文武俱備,應屬司馬懿。曹休、曹真相繼死去後,司馬懿遂成為曹魏第一統兵大將。幼主曹芳即位,曹爽與懿共同輔政。 
  過去許多史家認為曹爽與司馬懿的鬥爭是代表庶族地主與世族地主兩個階層的鬥爭,這種說法是不太確切的。曹爽是魏大司馬曹真的兒子、曹操的侄孫。曹氏自曹騰兄弟以來就累世富貴,曹仁祖褒穎川太守,父熾侍中;曹洪伯父鼎尚書令;曹休祖吳郡太守;曹操及其子孫多有文才,曹魏親族曹氏和夏侯氏也多具有高度的封建文化水平,再加上他們是皇族,所以早已躋入世族之林。假若曹魏統治者不是首先代表世族的利益,那末,世族地主之所以樂於擁護曹操,曹魏統治者之所以屢次給世族地主以政治特權,都該作何解釋呢?《三國誌》卷9《夏侯玄傳》: 
  玄……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 
  可見夏侯玄早已以名士世族自居,而不屑與出身於寒門的新貴族並肩共坐。和曹爽同時被司馬懿殺害的曹爽派首要分子也多是權門大族出身。如何晏,是漢大將軍何進之孫,其母被曹操霸佔後,何晏亦為操「收養」,「見寵如公子」,並「尚主」。顯然是緊緊靠攏於曹氏皇族的人物;鄧颺,是東漢開國元勳鄧禹之後;丁謐,父斐,為曹操「典軍校尉、總攝內外」;畢軌,父「建安中為典農校尉」。桓范,「世為冠族」。曹爽派這幾個主要人物,只有桓范年高資深,然而他與曹爽的關係並「不甚親」,其餘何晏、鄧颺、丁謐、畢軌都是少年公子。他們雖有高度的文化修養,但只利用他們的知識「修浮華,合虛譽「。曹叡時,這些浮華少年都被抑黜。及曹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這些少年,生於富貴之家,沒有領受過農民起義的教訓,充滿驕奢淫佚,不切實際的氣息。史言鄧颺「為人好貨」;畢軌「在并州,名為驕豪」;何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他們秉權之時,還搜刮土地財物,如史云「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至於曹爽,如前所述「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如果說這些人代表什麼比較先進的庶族地主,是難以令人理解的。確切地說,曹爽等人是代表腐化已深的曹氏皇族和世族地主中的浮華派。 
  再看司馬懿一派。這派包括高柔、劉放、孫資、孫禮、王觀、盧毓、鍾毓、傅嘏等,他們多系曹魏元老,對曹魏經濟、政治事業,多作過一定貢獻,言行措施比較切合實際。如前所述,曹爽等人是代表腐化已深的曹魏皇族和世族地主中的浮華派,司馬懿則是代表從曹操以來世族地主中的事功派。後者工作與作風比較有魄力,行政效能較高,其所以能取得勝利,並非偶然。 
  首先司馬懿對於農業生產比較注意。曹操把漢獻帝遷到許都後所興辦的屯田,主要是民屯,至於大規模的軍士屯田,則是由於司馬懿的倡議而創辦的。由於軍屯的興辦,大大減輕了政府對軍糧的供應,所以我們說繼承執行曹操的屯田政策的是司馬懿,而不是曹氏子孫,這些事後面再論。 
  在政治上,司馬氏父子比曹爽兄弟也有較好的作為。《晉書》卷1《宣帝紀》言:「魏明帝好修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三國誌》卷9《夏侯尚傳》裴注引《魏略》亦言:「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及景王(司馬師)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從史書上看,當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攬魏政期間,沒有什麼擾民虐政,雖然是由於司馬氏企圖篡奪曹魏政權,不能不採取一些收買人心的措施,但較之曹叡的大興土木,擾民傷財,總是大有區別的。另外,司馬懿也並非只倚重世族,他提拔了一些出身低賤但有實際能力的年輕人擔任軍政要職。例如原來曾「為襄城典農部民」及「御隸」的鄧艾和石苞,都由於司馬懿的賞識和拔擢而成為對蜀吳作戰有功的大將;又如與鄧艾為「州里時輩」的州泰,被司馬懿提拔得如此之快,以致被鍾繇嘲笑為「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可見司馬懿很能擢用一些才智之士。反過來看看身為皇族兼首輔的曹爽,到底提拔了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庶族」呢?他所依靠與重用的,還不是像何晏、鄧颺那班著名的浮華哥兒們嗎?所以在兩派鬥爭中,除了司馬懿的少數政敵以外,大多數朝臣都願意選擇司馬懿。司馬懿對曹爽的勝利決非只靠陰謀。司馬懿的政敵王淩之弟王廣曾說: 
  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繼曹操時之崇尚事功政策),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 
  當後來司馬昭興兵伐蜀的時候,吳國的張悌也說: 
  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氏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 
  司馬氏之所以能夠滅蜀、代魏、吞吳,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正是由於司馬氏比魏、蜀、吳三國的統治者有作為,行政效能也較高的緣故。            
四、司馬氏專政與消滅反抗勢力     
  司馬懿殺曹爽之後,魏中央軍政大權全歸其掌握。可是,反對司馬氏的活動還不斷發生。主要有如下幾件事。 
  (1)王淩圖謀廢立事件王淩是王允之侄。正始初,官至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後遷車騎將軍、司空。司馬懿專政後,王淩與其甥袞州刺史令狐愚私議:以為少主曹芳已是司馬懿手中的傀儡,不如另立年長而有才的曹操子楚王彪為帝,建都於許昌。於是令狐愚一再派人與楚王彪相約結。可是就在這時,令狐愚一病身亡,王淩被司馬懿崇以太尉的官銜,仍舊駐守揚州,於是廢立事暫時擱置下來。 
  嘉平三年(251年)春,吳軍堵塞塗水作堰(在今江蘇六合縣),企圖放水淹沒魏軍南下之道。王淩因此請求發兵擊敵,司馬懿不從。王淩派將軍楊弘把準備易帝的意圖告知兗州刺史黃華,黃華與楊弘連名向司馬懿告密。司馬懿立即親自統率中軍從水道伐淩,首先下令赦淩罪淩,然後令淩子廣寫書告喻淩,誘淩投降。大軍掩至百尺(堰名,今河南沈丘西北),淩自知勢窮力孤,不得不乘船迎懿。懿進至丘頭(今河南沈丘東南),淩面縛請罪,懿派人解其縛,慰勞之,繼又派步騎六百人送淩還洛陽,淩知難倖免,於途中飲藥而死。懿到壽春,窮究其事,牽連者皆夷三族。六月,賜楚王彪死。所有曹魏王公均錄名安置在鄴城,由專人監管,不令他們和外界來往。 
  (2)李豐、張緝反對司馬師之失敗李豐,故衛尉李義之子, 十七八歲時已饒有聲譽。正始年間,李豐為尚書僕射,對曹爽、司馬懿兩方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司馬懿死,其長子司馬師代懿專政,用李豐為中書令。豐雖受司馬師親待,可是內心擁戴夏侯玄。玄,夏侯尚子,又為曹爽姑子,素有重名,因爽敗而失勢,心常怏怏不歡。皇后父張緝對司馬師之專權亦頗不滿。於是李豐同夏侯玄、張緝親善。豐在中書二年,少帝多次召豐入內。司馬師知道他們是談論自己,特將李豐召來盤問。豐不肯吐露真情,師令勇士以刀鐶殺豐,豐了韜及玄、緝等亦被收下廷尉,誣以圖謀劫持少帝、誅大將軍司馬師,皆夷三族。 
  (3)廢少帝曹芳另立高貴鄉公曹髦的事件少帝曹芳因李豐等被殺,心不自安,他想除掉司馬師,可是又不敢採取行動。司馬師亦怕為帝所圖,因之借口「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擬廢帝,使郭太后從父郭芝入脅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郭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綏」。司馬師又派人向太后請璽綬授彭城王。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將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於是司馬師與群臣議,終於迎高貴鄉公髦為帝。髦系曹丕子東海定王霖之子,時年十四。 
  (4)毌丘儉、文欽起兵淮南的失敗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粗猛,曹爽因與欽同鄉里,故愛之。文欽憑恃曹爽的權勢,多有驕縱及欺侮他人之事。曹爽被殺後,文欽亦內懷疑懼。鎮東將軍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親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故厚待文欽。兩人情好歡洽。毌丘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毌丘儉、文欽在壽春起兵,聲討司馬師。儉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與己合作,誕不從而斬其使。儉、欽將兵五六萬渡淮,西至項(今河南項城縣東北)。儉守項,欽在外為遊兵。時司馬師剛割眼瘤,傷勢甚重,因事關重大,仍帶病東行,率中外諸軍討儉、欽。次月,司馬師到達橋(今河南周口市西),儉將史招、李續相繼投降。時荊州刺史王基為前軍,向師建議速進,佔據「有大邸閣,足供軍人四十日糧的南頓(今河南項城西五十里)」。師未即應允,王基復言:「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於是進據南頓。儉等亦感到南頓的重要,從項來爭,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不久,吳丞相孫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來襲壽春。司馬師令諸軍皆深溝高壘,以待青、徐、兗諸軍來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誘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鬥,速戰更合其志,雖雲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師隨後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今河南睢陽)之間,絕其歸路;師自在汝陽(今河南商水縣西南)扎屯。母丘儉、文欽進不得鬥,退恐壽春被襲,計窮不知所為。由於諸將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 
  儉初起兵時,遣使繼書往說兗州刺史鄧艾,艾斬其使。艾率兵萬餘人趨樂嘉城(今河南項城西北),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師自汝陽潛遣兵援艾。欽猝見大軍,驚愕不知所措。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師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師軍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嚙被以忍疼。及天明,欽兵不至,鴦乃引還。文欽畏師軍盛,遂與鴦俱退。 
  是日,母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軍遂大潰。欽奔吳。儉於逃走途中,在安風津(今安徽霍丘縣北)被民張屬殺死,傳首京師。諸葛誕進軍至壽春,城中十餘萬口,因懼誅,或流竄山澤;或散走入吳。司馬師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毌丘儉被夷三族,其黨七百餘人入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餘人,余皆奏免之。 
  (5)諸葛誕起兵淮南的失敗毌丘儉、文欽在淮南起兵失敗以後,司馬師不久也在許昌病死,其弟司馬昭代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曹髦甘露元年(256年),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昭叔司馬孚升任太傅。司馬氏之黨高柔也被封為太尉,司馬昭權勢之大,更超過其父兄。 
  繼毌丘儉都督揚州的諸葛誕,琅邪郡陽都縣人,是諸葛亮的族弟,原任吏部郎、御史中丞、尚書等職,與夏侯玄、鄧颺相善,在京師頗有名譽,因此也招致了一些元老大臣的反對,認為誕等「修浮華、合虛譽」。魏明帝對誕等亦甚厭惡,將誕等免官禁錮。明帝死,曹爽秉政,夏侯玄及誕等受到重用。誕與夏侯玄親善,玄既被殺,王淩、毌丘儉等又相繼夷滅,誕心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又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數千人為死士。甘露元年(256年)冬,吳軍來向徐堨。司馬昭估計諸葛誕所督兵馬足可抵禦。但誕仍求調十萬軍隊幫助守衛壽春,還要在淮水旁邊築城以備吳,實際是想加強自己的實力。昭知誕有異心,甘露二年(257年)五月,征誕回朝任司空。誕得詔書,恐懼,遂舉兵反。誕首先攻殺揚州刺史樂琳,然後斂淮南北屯田口十餘萬官兵,及揚州新附士眾四五萬人,聚谷足一年食,為堅守壽春之計。又遣長史吳綱攜小子靚至吳,稱臣求救。吳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等率兵三萬,與文欽同來救誕。 
  六月,司馬昭奉帝及郭太后到項。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今河南沈丘東南),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王基初至,尚未將城完全圍住,文欽、全懌等軍已從東北突入城中。不久,吳將朱異亦率三萬人進屯安豐(今安徽霍丘西南),與進入城內的吳軍相呼應。王基等四面合圍,表裡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屢次出城攻圍,均被擊退。昭又使奮武將軍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挑選銳卒為遊軍,以防吳人再行增援。朱異與州泰戰於陽淵(在今安徽壽縣與霍丘之間),異走,泰追之,殺傷吳兵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孫琳出兵屯於鑊裡(今安徽巢縣西北),又遣朱異率丁奉等五將前來解救壽春之圍,被石苞、州泰擊破於黎漿(今安徽壽縣南)。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軍乏糧,以葛葉為食,走歸孫綝。綝使異復前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斬異於鑊裡。司馬昭知壽春被圍已久,敵軍食糧必成問題,乃遣反間,揚言吳人將來救援,北軍乏食,已分遣羸兵就谷淮北,勢難久攻。誕等聞知,果放寬糧食限額,因之很快就缺糧,可是外援不至。於是城中人心渙散,惶惶不可終日。 
  甘露三年(258年)春,正月,文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誕、欽本不和睦,先以詭計苟合,事急轉相猜疑,誕遂殺欽。欽子鴦、虎踰城投司馬昭。昭不殺而赦之,使將數百騎巡行城外,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城內軍民聞之,皆大歡喜。司馬昭親自臨圍,揮軍四面進攻,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城破。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將軍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 
  司馬氏之消滅反對派的各種反抗,尤其平定諸葛誕之役,顯示其軍事實力和謀略,遠遠勝過諸對手。因而司馬氏之代魏與滅蜀、吳,已成為不可扭轉之勢。            
一、蔣琬、費禕相繼執政     
  (1)魏延與楊儀的訌斗 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234年)八月,諸葛亮在五丈原前線病故,立即發生了其部下兩個文武大員楊儀與魏延爭權訌斗的事件。魏延在跟隨劉備攻取益州、漢中時,屢立戰功,受到劉備賞識。劉備稱漢中王后,將返成都,要物色一員重將以鎮漢川,眾人以為張飛素有驍勇之名,又和劉備關係密切,必然會被選中;張飛也以心自許。可是劉備卻提拔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全軍都很驚訝!後來諸葛亮北伐時,曾令魏延別領一軍,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於陽溪。次年,延又與高翔、吳班大破司馬懿親自率領的軍隊,獲甲首三千級,迫使懿還保營,說明延確實是很能打仗的。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時,仍以魏延為先鋒,在亮大營前十里駐紮。延既勇猛,又善撫養士卒,可是性情高傲,同僚對他都很容讓,只有丞相長史楊儀不買他的帳,魏延對此十分惱火,有時持刀威脅楊儀,使儀「泣涕橫集」。楊儀頗有才幹,善於籌算糧餉,既敏捷、又準確,但秉性狹傲,不能容人。諸葛亮對兩人的文武才幹頗為器重,不忍有所偏廢。楊、魏不和之事,連孫權都知道。孫權早就預料,若一朝無諸葛亮,楊、魏二人必為禍亂。諸葛亮臨死前,也預料及此,特地同楊儀、費禕、姜維等商定身後退軍節度事,「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死,楊儀等準備按亮成規,諸營相次退軍。魏延聽說大為惱怒,趁楊儀等尚未動身時,自己率軍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上表指控對方叛逆。魏延行至南谷口,返身與楊儀等軍交戰。儀令王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說:「丞相剛死,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不肯為之賣命,皆四散奔走。延獨自攜子數人亡奔漢中,被馬岱追及斬首。楊儀竟「夷延三族」。由上可知,延雖很能打仗,但驕傲過分;楊儀雖很有才幹,但狷狹太甚,二人都沒有當輔政大臣的條件。 
  (2)蔣琬繼諸葛亮輔政 蔣琬,字公琰,荊州零陵郡湘鄉縣人。蔣琬以州書佐隨劉備入蜀,初為廣都長。劉備到廣都視察,見琬政事不理,時又沈醉。怒而將戮之。諸葛亮替琬解釋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備雖未加罪於琬,還是免了他的官。諸葛亮輔政之後,辟琬為東曹掾,典管選舉。建興五年(227年),亮出駐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留統丞相府事。建興八年(230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常說:「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曾秘密給後主上表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三國誌》卷40《楊儀傳》言:「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不久,琬又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主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二年(239年)琬進位為大司馬。 
  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談論,常不應答。有人對琬說:「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譭謗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有人把這話告訴了蔣琬,主管官吏請推治楊敏,琬曰:「我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管官吏又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楊敏因事被捕入獄,眾人認為蔣琬不會饒恕他,可是蔣琬心無介蒂,楊敏得免重罪,蔣琬對僚屬忠厚寬容,於此可見。 
  蔣琬以為昔諸葛亮屢出秦川,道險運艱,未得成功,不如沿漢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順水襲魏之魏興、上庸二郡。「眾論鹹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琬遂作罷。 
  琬與費禕等商議,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謀襲取涼州。又以涪(今四川綿陽市)水陸四通,若東北有急,從涪可以奔往接應。延熙六年(243年),蔣琬自漢中還駐涪,琬素有疾,至延熙九年(246年),病勢轉劇,遂卒。 
  (3)費禕的政績費禕,字文偉,荊州江夏郡人,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乃益州牧劉璋之母。劉璋遣使迎伯仁,伯仁將禕入蜀,正趕上劉備定益州,禕遂在蜀為官。劉備稱帝后,禕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後主即位,禕為黃門侍郎。丞相諸葛亮南征還,群僚於數十里外逢迎,年位多在禕上,而亮特命禕與己同車,因此眾人對禕無不另眼相看。亮以禕為昭信校尉,出使吳。孫權一向喜歡戲謔使臣,吳臣諸葛恪、羊道等又博學善辯,論難不已,禕辭順理正,終不能屈。孫權對禕頗為器重,對禕說:「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漢朝,恐不能數來也」。因禕奉使稱旨,故多次至吳。建興八年(230年),禕由參軍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魏延與楊儀相憎,禕常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延、儀各盡其用,亦禕居中調解之力。蔣琬體素多病,令禕代為尚書令,延熙六年(243年),晉陞大將軍。 
  延熙七年(244年),魏大將軍曹爽等發卒十餘萬,自駱谷進向漢中。時大司馬蔣琬率重兵駐涪,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援兵。但鎮北大將軍、統守漢中的王平主張派護軍劉敏等往興勢拒敵。於是劉敏統帥所領往據興勢,多張旗幟,綿亙百餘里。次月,費禕督諸軍救漢中。曹爽等在興勢受阻,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軍繼至。五月,曹爽等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 
  由上役看來,當初蔣琬率兵屯涪,是距離前線太遠了。所以後主延熙八年(245年)十二月,費禕又到漢中行圍守。 
  費禕當國功名,大致與蔣琬相彷彿,從琬到禕,雖經常不在成都,但軍國大事,慶賞刑罰,都需經過他們同意,然後始能頒佈施行,權限是極大的。 
  禕性「寬濟而博愛」,這種性格,能得眾心,是其優點,但疏於防範,也是欠缺。延熙十六年(253年),歲首,禕與僚屬舉行大會,飲宴之間,魏降人郭循趁禕歡飲沈醉,以刀刺殺禕。禕素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二、姜維北伐與蜀漢的滅亡     
  (1)姜維北伐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縣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原為州、郡吏。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出軍向祁山,天水太守馬遵惶懼逃走,保守上邽。姜維等聞訊,追趕太守,太守關閉城門不納。維等還冀,亦遭拒絕。於是維等乃降於諸葛亮。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字)、季常(馬良字)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說:「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贍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說明諸葛亮對姜維極為器重,並準備把他培養成棟樑大材。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238年),維隨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琬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延熙十年(247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 
  維自以熟悉西方風俗,又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屢求發動大軍出擊,費禕則比較持重,對維常加以節制,與其兵不過萬人。費禕死前,姜維終未能發動大規模的北伐曹魏的戰爭。 
  延熙十六年(253年),費禕死後,姜維行動有較大的自由,常出動數萬之眾北擊。次年,維再出隴西,破魏將徐質,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延熙十八年(255年),維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經退守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退住鍾題。 
  延熙十九年(256年),維升任大將軍,更整勒人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於上邽。濟失期不至,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今甘肅天水市東南),士兵星散,死者甚眾。眾庶因此怨望,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安。 
  延熙二十年(257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在淮南起兵反對司馬氏,關中兵部分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逕至沈嶺(今陝西周至縣西南五十里)。時長城(在沈嶺北)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將至,眾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與鄧艾皆屯守長城。維數挑戰,望、艾不出。景耀元年(258年),維聞諸葛誕敗,乃還成都。 
  自從劉備留魏延鎮漢中以來,皆實兵外圍以禦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扜拒曹爽,皆承此制。姜維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谷,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扜之,令遊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谷,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退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資治通鑒》卷77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注云:「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啟疆之心,書此為亡蜀張本。」按姜維這種禦敵辦法,遇小敵尚可,若遇強大數倍之敵前來,使其得入平地,何啻放虎出山!姜維以區區之蜀,竟敢如此冒險,誠非穩妥之計。 
  (2)蜀漢的滅亡 蜀漢自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陳壽評二人的政績說:「蔣琬方整有成重,費禕寬濟而博愛,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在當時鼎立的三個國家中,蜀漢最為弱小,蔣琬、費禕二人雖無赫赫之功,但能夠安穩地保住基業,說明諸葛亮挑選的接替人還是不錯的。蜀漢的柱石大臣除了諸葛亮、蔣琬、費禕以外,還有董允。常璩《華陽國志》卷7《劉後主志》把以上諸葛亮等四人號為「四相」,也稱「四英」。諸葛亮時,把宮中府中視同一體,諸葛亮死後,宮、府之事由蔣、費、董三人共同管理,他們合作得很好,三人都是諸葛亮精心挑選與培植的輔政大臣。董允,父和,曾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後主時,遷黃門侍郎。亮北伐,允主持宮省之事,統宿衛親兵,掌管獻可替否,很能匡救補缺。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時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已具備,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後主所愛宦人黃皓,善於迎合主意,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244年),允以侍中守尚書令。延熙九年(246年),允與蔣琬病故,尚書呂乂代允為尚書令,侍中缺由陳祗填補。呂乂「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陳祗為人,「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延熙十四年(251年),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與黃皓相表裡,深受後主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258年)祗死,後主以尚書僕射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景耀四年(261年),後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衛將軍,共平尚書事。自陳祗死後,黃皓操縱國事,董厥、諸葛瞻皆不能矯正。於是蜀政益壞。這時孫權使薛珝聘於蜀,珝歸後,孫權問蜀政得失,珝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蜀政之壞,由於後主愚闇,黃皓竊權,投機嗜利士人依附黃皓。皓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令宇掌握軍權。姜維知之,給後主說:「皓奸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今皓詣維陳謝,維疑懼,因求種麥沓中(今甘肅甘南州舟曲西北),不敢還成都。 
  這時蜀吳二國政治都很腐朽,內部矛盾重重。魏國在司馬氏統治下,雖然屢起內爭,但國力強盛,人才不減於昔。魏元帝曹奐景元三年(262年)冬,司馬昭欲大舉伐蜀,先告諭眾人說:「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次年,令鍾會都督關中。 
  同年(蜀景耀六年),姜維上表於後主說:「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又叫關城,即今陝西陽平關,在今陝西寧強西北,南倚雞公山,北靠嘉陵江,為當時從漢中入蜀正道)及陰平之橋頭(橋頭在白龍江與白水江匯合處,即今甘肅文縣之玉壘關),以防未然。」但「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漢主寢其事,群臣莫知」。 
  次年(263年)夏,司馬昭大舉伐蜀,「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在沓中西,今甘南州選部縣東南)、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 
  蜀漢聞魏軍將至,始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二城各有兵五千人。所以當鍾會的軍隊進到漢中時,並未遇到抵抗。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會率大軍直趣陽安口,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蜀關口守將傅僉、蔣舒兩人不和,蔣舒詭稱出城殺敵,傅僉信以為真,既未阻攔,也未設防。舒率其眾出城後,直奔胡烈投降,胡烈乘虛襲城,傅僉格鬥而死。關口既下,鍾會大軍長驅而進,大得庫藏積穀。 
  這時在沓中的姜維,受到鄧艾所部諸軍的進逼,又聞鍾會已入漢中,引兵且戰且走,但諸葛緒已屯駐橋頭。姜維乃從孔函谷(今甘肅文縣西北)入北道,繞出緒後,緒怕後路被斷,卻退三十里,維得過橋頭。緒還截維,遲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向關城,未到,聞關城陷,乃退往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鍾會。 
  冬十月,鄧艾進軍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戍名、今四川江油東)趨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不從艾,而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制軍勢,密告緒畏懦不進,緒被檻車征還,其軍悉並屬會。 
  維等在劍閣,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艱難,軍食乏,欲退軍。鄧艾上言:「宜乘勝進取,如從陰平由邪徑經德陽亭趣涪,劍閣蜀軍必還保涪,則鍾會之軍可方軌而進;如劍閣之軍不還,則有利於我軍攻涪。」於是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橋作閣,備歷艱險。加以糧運將盡,瀕於危殆。艾以氈裹身,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當先登到達江油時,蜀守將馬邈投降。於是鄧艾得繼續挺進。 
  諸葛瞻督諸軍前來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軍得至平地。瞻不能從。艾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艾。艾遣子忠等自右擊,司馬師纂等自左擊,忠、纂戰不利,退還。言:「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蜀軍,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陣而死。 
  蜀人不意魏兵猝至,未作城守調度,及艾入平地,百姓驚擾,奔走山野,不可禁止。後主與群臣會議,或主張投吳;或主張往南方四郡。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欲入南。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後主乃從周策,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張紹等見鄧艾於雒城,艾大喜,報書褒納。後主遣人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凡有「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不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製拜後主行驃騎將軍。以師纂領益州刺史。 
  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後主消息,乃引軍東入巴郡。鍾會進軍到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今四川三台縣南),得後主令降敕命,乃命兵士放下武器,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往降會。蜀將士鹹怒,拔刀斫石。鍾會厚待維等,皆還其印綬節蓋。 
  鍾會手握重兵,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先構成禍亂,然後乘機殺會復漢。由是會、維二人情好歡甚。會頗忌鄧艾,乃與監軍衛瓘密告艾有反狀。魏鹹熙元年(264年),司馬昭令以檻車征艾。艾既敗,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眾隨其後。姜維勸會盡殺北來諸將,會猶豫未決。時事已洩露,魏將士忿怒,爭往殺會。姜維率會左右戰,維、會皆被殺,會將士死者數百人。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為己禍,乃遣兵襲艾,斬艾父子於綿竹西。蜀後主劉禪舉家東遷洛陽,被封為安樂縣公。 
  蜀自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劉備攻克成都,至景耀六年(263年)冬,劉禪向鄧艾投降,共歷年四十九。            
三、司馬氏代魏成晉     
  前面說過,司馬懿殺曹爽之後,魏國大權已歸司馬氏掌握。接著,司馬氏父子又鎮壓了反對派的各種反抗活動,威權更盛。特別是司馬昭掌權時,百官任用,皆由其自定。魏帝曹髦不勝其忿,對幾位大臣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不久,魏帝親率宮中衛士、僮僕數百人討司馬昭,但事前消息走露,結果被司馬昭殺害,時在景元元年(260年)。司馬昭另立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曹奐為帝。滅蜀後一年,即鹹熙元年(264年),司馬昭進封晉王,並加九錫。鹹熙二年(265年),司馬昭建天子旌旗,其世子改稱太子。是年八月司馬昭病死,長子(太子)司馬炎繼立為晉王。同年十二月,司馬炎廢魏帝自立,國號晉,年號泰始。是為晉武帝。 
  魏自建安十八年(213年)建國,至鹹熙二年(265年)名實俱亡,歷時五十二年。若自曹丕代漢元年算起,則歷時四十五年(220至265年)。            
一、諸葛恪輔政及孫峻、孫綝相繼專權     
  吳太元元年(251年),孫權得了風疾,太子孫亮年始九歲,需要物色一個精幹而可靠的輔政大臣。當時以大將軍諸葛恪的聲望最高,官為侍中的宗室孫峻向孫權推薦恪,權「嫌恪剛愎自用」,但又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於是召恪從武昌回朝。恪動身前,和他共同鎮守武昌的上大將軍呂岱告誡說:「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呂岱見恪這樣拒諫,就再不開口。別人也都說呂岱的話是過分了。實際上,針對當時吳國內部各種矛盾交織複雜的情況,呂岱提醒諸葛恪辦事要十分謹慎,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孫權除了讓諸葛恪為首輔,總統軍國重事外,還囑托了幾位協助輔政的大臣,即中書令孫弘、太常滕胤、侍中孫峻、將軍呂據。吳太元二年(252年)四月,孫權死,享年七十一歲。孫亮即位,改元建興。孫弘與諸葛恪平素就不和,懼為恪所治,當孫權尚未埋葬時,孫弘就打算先下手誅諸葛恪。孫峻告訴了恪,恪殺弘。恪既輔政,「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說明諸葛恪當時威望頗高。但恪未能利用這樣有利的因素,整頓內部,以安基固本,他對吳國內部宗室強族山頭林立所給自己帶來的潛在危險,並未顧及,而一味想傚法其叔諸葛亮決志北伐的宏圖。他輔政不久就率眾到東興(今安徽巢縣東南四十里),重新修築孫權時所作大隄,左右依山,夾築兩城,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各留千人,自己引軍退還。 
  是年底,魏以吳軍入其境內,恥於受辱,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諸葛恪將兵四萬,晨夜赴援。魏軍造作浮橋,分兵進攻,兩城高峻,不能攻下。吳援軍趕到,諸葛恪使丁奉、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俱從山西上。丁奉謂諸將:「今諸軍行緩,若敵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於是他帶領麾下三千人搶先進軍。時刮北風,丁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寒下雪,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部屬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於是兵皆解鎧,放下戟矛,但持短兵,裸身攀堨。魏兵望見,覺得可笑,未加理睬。吳兵因得迅速進逼魏營,橫衝直撞,登時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惶萬狀,爭渡浮橋逃走,橋被踩壞,兵士或落於水,更相蹈藉,死者數萬。魏將桓嘉及故吳叛將韓綜(韓當子)均被殺。吳軍獲車馬牛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還。 
  諸葛恪本來就有傲氣,經過此次大捷,更滋長了輕敵之心。次年(253年)春,復欲出軍攻魏,「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同辭諫恪,恪不聽」。終於違眾出師,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進軍淮南,包圍新城,打算於魏救兵到來時,與之決戰。魏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前來,採取按兵固守的策略。新城雖城小兵寡,但極堅固,吳兵圍攻連月不下。時值盛暑,士兵疲睏,加之飲水瀉肚、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報告病情,恪以為詐,欲殺之,於是無人敢言。魏人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恪始下令班師,士卒傷病,跌倒路途,或頓僕溝壑,或被略獲,死者淒慘,存者哀痛。而恪晏然自若,停住江洲一月,由此眾庶失望,怨聲大興。 
  恪既歸,對己之處境,仍無察覺,仍「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搆恪「欲為變」,假稱奉幼主詔令,誘恪入宮而殺之。於是大權落於孫峻之手。孫峻系孫堅季弟孫靜的曾孫,本擁戴諸葛恪,後見恪有隙可乘,又殺恪,自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峻素無名德業績,徒以宗室被用。他既得意,驕淫陰險,多殺濫害,朝臣側目,士人失望,反抗者眾,政局更加動盪不安。 
  孫亮太平元年(256年),孫峻遇暴疾,以後事付從弟偏將軍孫綝。驃騎將軍呂據聞孫綝代峻輔政,怒而與大司馬滕胤謀廢綝,失敗被殺。綝遷大將軍,驕虐更甚。孫綝從弟憲與將軍王惇亦謀殺綝,事洩遇害。 
  吳太平二年(257年),吳主亮年十六,始親政事,對孫綝所上表章,多加難問。亮還調集兵家子弟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言:「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這就更引起了孫綝的疑懼。綝稱疾不朝,使其四弟分領禁衛諸營,以加強對朝廷的控制。於是吳主亮與孫綝的矛盾更趨尖銳。亮與親近圖殺孫綝,但事洩失敗,被綝廢為會稽王。 
  永安元年(258年),孫綝迎立孫權第六子、二十四歲的琅邪王孫休為帝。休進封綝為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巨未嘗有也」。孫休面對孫綝專橫威逼的情況,外示迎合順從,恩寵有加,暗中同親信張布等籌劃除綝之計,終於臘會日綝入朝時,以殿上宿衛兵殺綝。 
  孫休在位時,對於減輕人民兵役、勞役和田租負擔,尚知注意。他「志善好學」,但不能選用良才,改革弊政,只重用自己的舊臣濮陽興、張布。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裡,吳人失望。」元興元年(264年),孫休臥病,口不能言,以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休把興臂,指子以托之。不數日,休死,年三十,謚曰景帝,群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            
二、孫皓的暴政     
  孫休死時,蜀漢剛亡,交趾又叛吳降魏,舉國恐懼,欲立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孫皓相善,屢向濮陽興、張布稱述「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興、布請示朱太后,欲以皓為嗣。太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迎皓為帝,時年二十三。改元元興(魏鹹熙元年;公元264年)。 
  孫皓剛即位,還作了一些「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的事。但沒有多久,他驕暴淫奢的本性就顯露出來,迅速失去人心,濮陽興、張布也暗自懊悔。佞人乘機向皓進讒,於是皓誅興、布。皓的統治牢固後,更肆無忌憚。在他統治的十六七年中,暴虐害民之事,史不絕書,今舉其主要罪狀如下: 
  (1)徵調繁苛。《三國誌》卷65《賀邵傳》載邵向皓上疏言: 
  陛下……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弱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 
  同卷《華覈傳》載覈上疏,亦言農民役稅負擔之重曰: 
  都下諸官……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捨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失農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 
  (2)窮奢極淫。《三國誌》卷61《陸凱傳》載凱上疏言: 
  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 
  《三國誌》卷65《賀邵傳》載邵上疏言: 
  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 
  《三國誌》卷50《妃嬪·孫皓滕夫人傳》注引《江表傳》: 
  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采擇無已。 
  (3)殘暴殺人。《三國誌》卷48《三嗣主·孫皓傳》: 
  皓每宴會群臣,無不鹹令沈醉。置……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皓惡人視己,群臣侍見,莫敢舉目)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鑿人之眼。 
  陳壽在《孫皓傳》評曰: 
  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 
  (4)任奸虐賢。《三國誌》卷65《賀邵傳》載邵上疏諫曰: 
  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任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 
  《資治通鑒》卷80晉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載: 
  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賑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梟首。尚書熊睦微有所諫,吳主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通鑒》胡註:「史詳言吳主之昏虐」)。《三國誌》卷53《薛綜傳》末注引干寶《晉紀》: 
  (晉武帝)從容問(薛)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皓之君吳也,暱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隙,實由於此。」 
  總之,吳在孫皓的殘暴統治下,民不堪命,險象環生。只是當時賴有陸抗、陸凱、陸胤、施績、范慎、丁奉、鍾離斐、孟宗、丁固、樓玄、賀邵等文武大臣匡輔軍政,還能支撐一時。其中最能身繫安危、為國干城的是鎮守荊州西疆的陸抗。            
三、陸抗鎮守荊州     
  陸抗是孫策的外孫,赤烏八年(245年)抗父遜死時,年始二十,拜建武校尉,領父兵五千人。陸抗從荊州送葬回吳時,孫權把楊竺所揭發陸遜的二十件事詰問抗,抗逐條解答,權對遜的懷疑得以基本消除。次年(246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修繕城圍、牆屋,居廬桑果,均無損傷。恪至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太元元年(251年),抗到建業治病,病癒當還。孫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休時,拜抗鎮軍將軍,都督西陵,管轄自關羽瀨(今湖南益陽西)至白帝城一帶防線。孫皓即位,加抗鎮軍大將軍。建衡元年(269年),大司馬施績死,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今湖北松滋縣東北)。史言抗「貞亮籌干,鹹有父風」。荊州屏藩上流,面對強敵,抗行軍禦敵,雖少大勝,亦無負敗。孫皓鳳凰元年(272年),發生了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的事。抗聞,趕緊部署諸軍奔赴西陵,令自赤溪(今湖北遠安縣)至故市(今宜昌市)更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敵。晝夜督催,如敵已至。諸將皆諫抗:「今乘三軍之銳,急速攻闡,及晉救至,城必可拔。何事於圍,而疲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地勢既固,糧谷又足,且所繕修備御之具,皆抗所規劃。今城既非可速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裡受敵,何以御之?」諸將一再請求攻闡,抗為服眾,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外圍剛修好,晉車騎將軍羊祜引軍向江陵,諸將以為宜援江陵,而不必急於收復西陵。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擬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於是抗身率三軍,利用新築的圍抗拒晉荊州刺史楊肇等援軍。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楊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楊肇果攻舊夷兵防線。抗命猛烈還擊,矢石雨下,肇軍傷亡甚眾。相持經月,肇計窮夜遁。羊祜等軍皆撤還。抗遂陷西陵城,誅闡及其族。然後東還樂鄉。雖獲大勝,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陸抗鎮守荊州,不僅為吳保住了半壁江山,他和晉將羊祜的來往也給史書上留下了兩個敵對將帥在某些方面相互信任的佳話。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每修德信以懷吳人,降者去留皆聽自由,然降者並不因此減少。有人掠吳二兒,祜遣送還其家,後兒之父亦率其屬隨吳將夏詳、邵凱等來降。吳將鄧香到夏口虜掠,祜俘而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祜每與吳交兵,剋日方戰,不用詐謀掩襲。祜行軍至吳境,所刈人穀,皆計價償還。每遊獵江、沔,常在晉境停止,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被晉兵捕獲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翕然悅服,稱之為羊公而不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常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抗每告其將吏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抗與祜交和,以詰抗,抗答:「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孫皓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曰: 
  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良策也……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 
  孫皓對陸抗以上的話,一點也聽不入耳。他雖殘暴,但始終令陸抗看守著荊州的西疆,對抗有一定的容忍與尊重。 
  吳鳳凰三年(274年)夏,陸抗病重,上疏說: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死之日,乞以西方為屬。 
  至秋,抗死。孫皓使抗子晏、景、玄、機、雲分領抗兵。自是之後,不見吳國再有象陸抗這樣富有韜略和遠見的將帥。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篤,舉杜預自代,晉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簡選精銳,掩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乃吳之名將,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孫皓。預乃進行離間,將戰利品還給孫皓,皓果中計,將張政召還,另派武昌監留憲代之。吳國既無良將,內政又極昏亂,其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了。            
四、晉滅吳     
  晉武帝登位後,就著手準備滅吳。他首先與羊祜密謀,讓羊祜在荊州籌措各種伐吳事宜。如前所述,羊祜鎮荊州,「與吳人開布大信」,與陸抗也有一定情況下的賓禮相待,因之流傳下一些敵國將帥間的往來佳話,而被人稱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儒將。但羊祜的主要功績還在於他採取了滅吳的有效措施。主要工作是: 
  (1)使軍糧供應日趨豐足。如《晉書》卷34《羊祜傳》載: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2)為滅吳,推薦了適當人選。《羊祜傳》載: 
  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王濬征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 
  杜預和王濬在以後之滅吳戰爭中均立有大功。可知羊祜有知人之明。 
  (3)積極備戰,並首建平吳之策。《羊祜傳》稱: 
  祜繕甲訓卒,廣為戒備。至是上疏曰:「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對於羊祜的建議,當時晉廷多有異議,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武帝贊成。羊祜死後,杜預繼鎮荊州,也積極謀劃滅吳事宜。 
  為了滅吳,晉武帝又命益州刺史王濬在蜀造大船,練水軍,準備順流而下。王濬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棹之盛,自古未有。」王濬對於伐吳尤為積極,曾上疏重申羊祜前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 
  由於在荊州、益州等地作了長期充分準備,加上張華、杜預、王濬等人不斷上表或面陳,催促盡快出兵,晉武帝終於在咸寧五年(279年)十一月下詔大舉伐吳: 
  遣鎮東大將軍琅邪王司馬胄出塗中; 
  安東將軍王渾出橫江; 
  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 
  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 
  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 
  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東下。 
  以上六路軍共二十餘萬人,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的二路軍隊進展頗為順利。二月,王濬、唐彬攻克丹陽(今湖北秭歸縣)。先是吳人於江中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阻擋晉船艦。王濬為破除此等障礙,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於是船艦無阻。晉軍相繼克西陵、荊門、夷道。 
  杜預遣牙門將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趁夜渡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歸。旨等率伏兵隨歆敗軍入城,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王濬水軍繼之而至,遂克樂鄉城,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亦克江陵,殺伍延。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州郡皆望風而降。杜預仗節稱詔而撫安之。 
  在東面,吳軍更遭到慘敗。孫皓聞王渾之軍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率眾三萬渡江迎戰。至牛渚,沈瑩言:「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御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眾力,以待其來,與之決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張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三月,悌等渡江,圍王渾部將張喬於楊荷橋(在今安徽和縣東南二十里)。喬眾才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進前與晉揚州刺史周浚結陣相對。沈瑩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沖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晉軍因其亂而乘之,吳兵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今安徽含山縣北)。諸葛靚率數百人遁,悌為晉兵所殺,孫震、沈瑩等亦陣亡,吳人大震。 
  是時,王濬已破武昌,乘勝順流,直趨建業。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御之,像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軍勢甚盛,吳人大懼。時王渾及司馬胄亦臨近境。王濬最先入於石頭。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領州四(荊、揚、交、廣),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吳自孫策於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始入江東,據有丹陽、吳郡,至此(280年)歷85年而亡。於是中國復歸統一。            
一、募民屯田的舉辦     
  關於曹魏屯田的興辦,本書第三章已經提及,這裡再進一步探討如下: 
  曹魏屯田,頗為史家重視,唯其中一些問題,迄未取得一致意見,因之在敘述時,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認為穩妥的想法陳說。屯田制度固完善於曹魏,其淵源尚可追溯到漢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農事,操國柄者皆知戰勝或禦敵,都離不開軍糧供應。故晁錯《論貴粟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神農」雖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為戰國時人,則可相信。秦孝公時,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像商鞅這樣給移民以國有土地而令其耕作,再以所產糧谷供應軍食的策略,已與曹魏募民屯田有類似的目的與情況。《竹書紀年》載:「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以西)0916ˍ0207ˍ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後,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河套一帶置四十四個縣城。以上兩種措施顯系移民墾殖,以供軍食而固邊防。《漢書》卷64上《主父偃傳》載主父偃對漢武帝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其中「內省轉輸戍漕」語,無論對秦對漢都同樣適用,如果說秦始皇置縣移民,原無就地產糧供軍以省從內地運糧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從戰國時已見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錯在其著名的《守邊備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實邊的經驗而發揚完善之。其要點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還建立伍、裡、連、邑組織,於農暇進行軍事教習,並修築防禦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內地移民諸措施,如「審其土地之宜」;「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都與曹魏屯田相類似。其淵源關係不言而喻。漢武帝時,隨著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和西域的開通,漢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屢興屯田。東漢初年,隴西太守馬援在苑川(今甘肅榆中縣大營川地區)興辦之屯田,將收穫物與田戶中分,為屯田收租開一新法,而為曹魏所沿用。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陳登屯田時間較曹操在許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實,表明屯田之制,並非曹操獨創,而是商鞅變法以來長期積累演進的結果。至於曹魏屯田規模與作用之大,則為前代與後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興辦,陳壽在《三國誌》卷1《武帝紀》只有極簡短的敘述: 
  是歲(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裴注於此下引《魏書》言: 
  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 
  《資治通鑒》卷62建安元年載: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谷……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從以上三處記載看:裴注引《魏書》把屯田的創辦,歸功於曹操本人,未提誰曾向操建議屯田之事。《通鑒》則引用了《魏書》對當時諸軍普遍缺糧的敘述,可是隻字未提操本人原來對興辦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紀》一樣突出棗祗的屯田建議,而只言操從之。我以為《魏書》所引操鑒於「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而積極主張屯田之語,必有所本。從《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為九年畜」和「為戰士愛糧」的農戰思想;他自幼熟讀兵書,對足食強兵之道,早有借鑒;且生死攸關的軍食需要也必定使操產生興辦屯田的意圖。操起兵後,屢遭敗衄,兵少糧單,時而因糧盡退軍,時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獻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飢。因此,操本人不能不產生修農畜糧的強烈要求。故當操破汝穎黃巾時,得到許多耕牛農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議損益」會議上,棗祗首先提出興辦屯田,正與操意同,於是屯田遂得以創辦。我們知道,一個軍政領導者在有所作為時,往往先召開會議,廣泛聽取群下意見,然後決定取捨。假若先拋出自己的主張,然後交群下討論,就會挫傷群下主動思維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觀察群下的識見和才能。我們講興辦屯田時,既肯定棗祗的首倡之功,同時也要肯定曹操善於借鑒先代良式和擇善而從的識見。 
  棗祗不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議者,也是興辦屯田的領導者,建安元年棗祗在許創辦屯田成功,始廣泛推行於各地。因棗祗對屯田事業貢獻很大,他死後,曹操曾下令嘉獎說: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伐。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依附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劃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此令是有關屯田的第一手資料,在興辦屯田的具體措施上,棗祗力排眾議,確立了最能「豐足軍用」的「分田之術」。由於棗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後,操特地下令表揚,充分顯示了棗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執行屯田任務中,任峻和國淵的貢獻也很大。棗祗興辦屯田成功後,曹操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主管屯田事。《三國誌》卷16《任峻傳》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國淵原為曹操司空掾屬,繼棗祗、任峻之後,典掌屯田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由此看來,操為司空時,總管屯田事業的乃是國淵,而非以往人們所說的大司農。 
  對曹操屯田有貢獻的人,還應提到袁渙。《三國誌》卷11《袁渙傳》言: 
  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由上可知,剛召募人民屯田時,人民習慣於自耕自食的生產模式,一旦被強迫放置在國有土地上耕作,既疑慮穀物成熟後自己能否得到實惠,也厭惡軍事編制的嚴格束縛,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說,典農官對待逃亡者的辦法是追捕和懲罰。這樣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懼,甚至出現怠工情緒。袁渙向曹操建議變強迫為自由應募,既可使人民自覺自願地參加屯田,也迫使典農官不敢過分虐待屯田民,從而有利於生產和積聚糧谷。袁渙的建議,得到了曹操的聽從,從而得到了百姓的歡迎。當然,所謂「順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總會有所改善。所以說,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僅歸功於倡議者和執行者,也應當讚揚使屯田得以順利進行的袁渙。            
二、民屯的組織     
  曹魏屯田原來並無所謂民屯與軍屯之別,近代史家為了敘述和研究的方便,始加以區分。實則,二者很難截然辨別,因二者有同有異,同處在於均為供應軍糧而興辦,且均採取軍事編制,有戰爭時參加民屯的勞力亦需執干戈以對敵;異處在於軍士以戰守攻取為主,屯田民則主要從事農墾生產,二者在編製與待遇上亦有區別。論創辦先後,民屯在先,茲先談民屯,據《後漢書·百官志》注引《魏志》曰: 
  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 
  典農系統與一般郡縣行政系統有不同的組織與編製。典農中郎將和典農校尉相當於郡國守相級地方官。大的郡國設典農中郎將,小郡設典農校尉。典農都尉也叫「屯田都尉」或「綏集都尉」。顧名思義,綏集都尉設置在邊疆多事之地。如《三國誌》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因淮南界吳,故置綏集都尉,亦寓有安撫屯田農民之意。典農都尉和綏集都尉相當於縣令長。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和加強對屯田民的管制,屯田官帶有軍銜。典農都尉下面的生產單位是屯,屯置司馬一人,主管屯內生產事務。《晉書》卷16《食貨志》載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年)詔令說: 
  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 
  以上引文說明:(1)新城屯田原由「出戰入耕」的戰士擔任種稻,自鄴奚官奴婢來後,即改為民屯,所以按屯田法處理。(2)當時魏有二個新城,一為合肥新城,一為在今河南伊川縣西南的新城。後者接近洛陽,當即武帝詔書中所說的新城。晉統治者把奴婢安置在這裡,免除其奴婢身份,使之積極從事生產。(3)管理民屯的基層生產單位是屯,屯的長吏是司馬,屯司馬也叫「農司馬」或「典農司馬」。(4)「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句,一般均解釋為一屯奴婢人數為五十人,我以為應當是有男奴女婢各五十人。因屯民通常均以家為單位,故以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對為一屯,這樣,從一屯的總人數看,尚少於帶有家屬的屯田民。若男奴、女婢各五十人自行屯田,則不能繁殖後代,且易招致逃亡事件。故不論從文意與人事關係看,均應釋為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對,進行屯墾。以上詔令雖系入晉以後所頒布,但所言屯田法,當系曹魏舊制。 
  由於古代史家對類似屯田這樣的經濟制度重視不夠,所以有關屯田史料極少。唯從《三國誌》卷28《鄧艾傳》中尚可窺知一些民屯官吏的名稱。鄧艾原籍義陽郡棘陽縣(在今河南南陽市與新野縣之間),少喪父。曹操破荊州,被徙往汝南郡,為典農部民,養犢,年十一,又隨母至穎川郡,後在典農都尉屬下作學士,以口吃,不得作於佐(主要屬吏),為稻田守叢草吏。但,口吃的缺陷,畢竟掩蓋不了鄧艾的傑出才幹。後來他還是作了典農功曹,功曹是襄城(從穎川郡分出的郡)典農中郎將屬下主要官吏,典掌用人和刑賞,因之也被稱為典農綱紀。鄧艾還作過上計吏,上計吏每年年終代表典農中郎將去中央報告政績,因此,鄧艾有機會見到太尉司馬懿。司馬懿對他很賞識,辟之為掾。不久又升尚書郎。那時朝廷欲廣田畜谷,故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遂倡議在淮南大規模進行屯田。 
  在這裡,不能不談一談民屯系統的典農官歸朝廷那個部門管轄的問題,傳統的說法是歸大司農領導,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東漢以降,君主專制體制日益強化,三公與諸卿的實權已被內朝的尚書檯所奪,特別是曹操掌權時期,所謂公卿若非曹操親信,更無權勢可言。當時大司農的官職還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進位為魏公後,進其三女為貴人,獻帝「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往鄴納聘,像王邑這樣的大司農自然不可能過問屯田之事。根據操褒獎棗祗令和任峻、國淵等傳所顯示,興辦屯田,乃由操親自主持。當棗祗提出對屯田民採用分成制的剝削方式時,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棗祗與守尚書令荀彧「議之」。說明尚書令兼管屯田事務。前已敘及,當操興辦屯田後,前有棗祗、任峻,後有國淵。任峻是第一個典農中郎將,主管許下屯田事務,史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於是州郡例置田官。」大約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國淵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倉廩豐實。建安十六年(211年),操西征關中,改任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事實說明在曹操時代,屯田事務主要由各郡國典農官主持,遇有重要事項,例如對屯田地點的選擇及處理屯田農民的逃亡等,則由屯田官直接向操請示辦理。至於曹操領導下的司空、丞相府和魏國建立後的尚書檯,都對屯田官起領導作用。以上鄧艾以尚書郎在淮南大規模地興辦軍士屯田就足以說明問題。其他如尚書「(何)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司馬炎為晉王時,「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等事,都說明尚書檯主管屯田事務,故尚書檯官長能利用職權侵佔典農部田,即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者也。 
  曹丕代漢以後,隨著軍屯的普遍建立,設置了「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如《晉書》卷37《安平獻王孚傳》: 
  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谷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由此可見度支尚書的職掌是籌劃軍糧,足食濟軍。從這事例,更能說明為了供應軍糧而興辦的屯田事業,歸尚書檯領導,自然是順理成章的。 
  吳、蜀二國雖然沒有設置度支官,但吳國的節度官,則相當於度支尚書。《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言孫權令諸葛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谷,文書繁猥,非其好也」。後來代替諸葛恪為左節度的顧譚則「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可見節度官是執掌軍糧的算計、支付等所有軍糧供應事務的。《三國誌》卷39《呂乂傳》言呂乂「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三國誌》卷44《蔣琬傳》載有「督農楊敏」,說明蜀漢亦有掌供應軍糧的專官。 
  屯田上的直接生產者多原為流民、降眾、貧戶及無法進行安全耕種者。當他們成為典農部民以後,身份變成依附性甚強的「屯田客」。「客」,名義上是由招募而來,所謂「募民」、「募良民」、「募百姓」、「募貧民」。但,實際多出於強制,而非自願。後來曹操聽從袁渙宜順民意,不欲者勿強的建議,才改變了已往強迫農民屯田的態度。唯就實際情況而論,曹魏統治者之募民屯田,不可能作到真正順從民意,只是程度上的改善而已。比如《三國誌》卷25《辛毗傳》載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實河南。辛毗認為「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曹丕「遂徙其半」。又如《晉書》卷26《食貨志》言太和五年(231年)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當也系強制遷徙之例。 
  前已敘及,典農官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專為供應軍糧而設的機構,為了維護典農工作的獨立性,典農官與郡縣官不同城治事。如《三國誌》卷9《曹爽傳》注引《魏略》言:「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水經注》卷7《濟水一》亦言:「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正因為典農的治所及轄區與郡縣隔離,所以日後典農轄地可改為郡縣。典農與郡縣雖不在一地,但彼此鄰接,所以有時在爭奪勞動力等重要問題上,仍難以避免糾紛和摩擦。例如《三國誌》卷15《賈逵傳》載: 
  逵領弘農太守,……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腳,坐免。 
  曹魏統治者為了防止典農官和郡縣官互相扯皮,有時也以太守兼領典農。例如曹丕即位後,趙儼「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孟康「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傅玄在司馬昭當權時,「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在曹操時期,未見有人兼攝太守與典農官,曹魏後期兼領太守與典農之事雖然也是個別情況,但說明民屯已逐漸走向衰落。 
  曹魏前期,典農官雖獨立於郡縣官之外,但在政治待遇上還是有所不及,其明顯差異即典農官沒有貢舉權。曹丕時經過穎川典農中郎將裴潛「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前已敘及原為典農屬吏的鄧艾因上計而得到太尉司馬懿的賞識和提拔;另外,少時與鄧艾同為典農屬吏的石苞也同樣得到司馬師的提拔,二人均致位將相。由於典農官源源不絕地供應軍糧,而且屯田民又能耕能戰,所以擔任典農官者多能成名立業。曹操和司馬懿是民屯和軍屯的主要興辦者,曹操所以能夠統一北方,司馬氏所以能兼併蜀、吳,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他們興辦屯田的成功。            
三、屯田民的賦役負擔     
  關於曹魏統治者向屯田民徵收租稅辦法,史無正面敘述,只能就有關記載粗略述說。《三國誌》卷16《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說: 
  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劃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 
  以上記述,充分表明了耕牛在屯田生產中的重要作用。當時多數人主張根據租用官牛頭數,確定政府徵收穀物的固定數額。棗祗力排眾議,認為僦牛輸谷辦法,不利於政府積聚軍糧。因而他堅執分田之術,但分田之術究竟是怎樣的呢?據《晉書》卷109《慕容皝載記》言: 
  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 
  由上可知,棗祗所說「分田之術」,即官府向屯田民授給一定數量的土地,所獲穀物按規定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對分。這種分成制的租率,系沿用兩漢以來地主豪家向農民出租土地的分成比例。即《漢書》卷99《王莽傳》所說:「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顏師占於此下注云:「謂貧民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收也」。棗祗所執行的分田之術,也不過由官府代替富人向貧民搾取十分之五的租稅而已。東漢初,馬援在苑川(今甘肅蘭州市榆中東南)屯田,也採取與田戶中分制,說明對分收穫的農產品並非棗祗獨創,乃系沿襲兩漢慣例。曹魏統治者採用這種剝削方法可使豐年多取,災年少免,從而能夠收到積穀供軍的效果。在常有戰爭時期,農民參加屯田,主要是求得能夠安定生產的環境,以延續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因此縱然僅能享受自己勞動果實的一半,也只有硬著頭皮,擦著渾身的汗水,聊以卒歲了。 
  曹魏並非在任何時間場合對屯田農民都用如此分成租率,據《晉書》卷26《食貨志》載東晉初年後軍將軍應詹給晉元帝上表說: 
  軍興以來……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倉盈庾溢,可計日而待也。 
  所謂「一年中與百姓」,即農民開始從事屯田生產時期,統治者為了達到「倉盈庾溢」的目的,要讓農民活下去,保持農民的勞動能力,所以只好暫時免收賦悅,實際也無多餘的收穫物可以搾取。所謂「二年分稅」,是說到了第二年,生產條件雖有所改善,但農民仍缺食短衣,只能收部分租稅。所謂「三年計賦稅以使之」,指到了第三個年頭,農民生活及生產條件基本有保障了,於是便徵收全稅,同時還給農民加上一定的勞役。如魏高貴鄉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魏與蜀軍戰於洮西,魏軍中除正規軍外,還有屯田民及少數民族加入戰鬥,結果,魏軍吃了敗仗,傷亡慘重,曹髦下詔說: 
  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 
  以上除了說明屯田客遇有緊急情況需參加對敵戰鬥,還說明屯田農戶平時有差役負擔。據《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載大司農司馬芝向明帝奏言: 
  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治稟系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疑為「事」之誤,觀上面有農民之「事田」二字可知)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 
  由上可知,在曹操時,屯田民「專以農桑為業」,並未規定有力役、兵役負擔。可是到了曹丕、曹叡時,諸典農官令部下經商求富,致使農業勞動力減少,影響到生產。為此,司馬芝上奏:「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這個建議得到了曹叡的同意。當然,積弊已深的經商風氣,並非一紙詔書所能矯枉。 
  從司馬芝所言屯田民終歲種田服役的忙迫情況看,他們確實是夠辛苦的。但他們所從事的各種雜役都與農事有關,還說不上是額外的勞動負擔。至於經商治生則是屯田民非生產性的額外負擔。但並非政府規定的勞役。另外,《晉書》卷2《文帝紀》言司馬昭於「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有些同志認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雜役,則不能說沒有徭役負擔,我以為:所謂「苛」,是額外加派的稅役;所謂「碎」、「雜」,乃零星攤派,諸如此類的苛捐雜稅,在封建時代,無時不有,只要不是經常性的,就以不視為正式負擔為妥。假若一律都以「有」字概括之,那也就沒有區別了。曹魏興辦屯田的目的是解決軍食,為了多積糧谷而減輕屯田民的經常性的力役、兵役負擔,總是有利的。 
  至於屯田民有無兵役負擔,前已言及,興辦屯田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產,因之在農閒時對屯田民進行軍事訓練,以便必要時能夠自衛。當三國分爭時,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脫離武裝行動,也是不現實的。例如當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等反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當此危急時刻,王必調動穎川典農部民參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談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負擔。至於魏與蜀、吳緣邊有屯田民的地區發生戰爭時,偶爾令屯田民參加戰鬥,亦屬難以避免之事。所以這類令屯田民暫時參加戰爭的事例,不宜視之為有兵役負擔。 
  至於官府給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數額及辦法,史書未有敘及,因為當時政府掌握的無主荒地頗多,問題不是無地給農民耕種,而是農民不能種,不敢種,因之土地分配事項未成為當時主要討論課題。毫無疑問,授田之事還是有些記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農官必需「相土處民」,令民先「擇居美田」。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發佈的《軍譙令》提到:「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指家屬)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北魏李彪建議仿照曹魏舊例施行屯田時,曾提到「一夫之田」;《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給晉武帝上疏說: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開辦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後來統治者為了多收租谷,逐漸給屯田民增加耕種畝數。結果,廣種反而落得薄收。傅玄的疏上於泰始四年(268年),當時民屯已兩次宣佈廢止。傅玄所談者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變,亦必與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            
四、軍屯     
  軍閥混戰之初,曹操「眾寡糧單」。兵少,尚可招募;糧單,則軍隊越多,越養不起。曹操早時因處於內線作戰,沒有時間和條件令軍士屯墾。及打敗汝穎黃巾軍以後,始得在許下興辦民屯。有力地支持了戰爭,成為曹操所以能變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國分立局面形成以後,曹魏於與吳、蜀交界地區屯駐重兵,糧食需求量甚多,於是軍屯乃應運而生。 
  《晉書》卷26《食貨志》載東晉初年應詹給晉元帝上表言曹操「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這個材料為史家所常引用。但操分兵屯田的情況如何?曹魏軍屯究竟從何時開始?應詹均未講清楚。《晉書》卷1《宣帝紀》言: 
  (司馬懿)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從司馬懿的話來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議以前,尚未辦過軍屯。按司馬懿在操手下作軍司馬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操臨死前一年,這樣,就是操立即將司馬懿的建議付諸施行,也不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得「國用豐贍」。前已敘及,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曾「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這個措施倒是具體而可信的,但屬於個別將領臨時勸耕性質,也未足視為曹魏即已正式興辦了軍屯。又如《三國誌》卷15《劉馥傳》的記述: 
  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 
  劉馥以揚州刺史召集流民,廣為屯田,顯然搞的是民屯。只因地近強敵,不能不積極防禦,故軍事色彩較為濃厚。《三國誌》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既以「綏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綏邊之意。《三國誌》卷54《呂蒙傳》言曹操「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同傳又言曹操所置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為呂蒙所攻禽,廬江亦失守。從以上事實看,魏在與吳交界地區開辦民屯是不安全的,只有令駐軍兼辦軍屯,才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長策。司馬懿後來向操建策舉辦軍屯,當亦有鑒於此而發。 
  據《三國誌》卷13《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王朗上曹丕奏曰: 
  舊時……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華夏已安,而巴蜀在劃外,雖未可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裡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徭,贍其衣食。 
  王朗以上的話講得比較具體而周到。可知到曹丕統治之初,軍屯尚未大規模興辦,更談不上有什麼效果。曹丕在位只六年,且前兩年滿足於孫權稱臣的虛榮,未能乘吳蜀交兵之際,圖取漁人之利,及孫權侍子不至,始興兵致討。《王朗傳》言曹丕於黃初三年(222年)征吳,過許昌,「大興屯田」。辛毗等亦勸丕暫息用兵,「則充國之屯田」。丕於其在位之第六年最後一次征吳返歸途中賦詩,亦有「興農淮泗間」之句,說明曹丕時軍屯已開始興建。前已言及黃初中設置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及其下屬機構,也表明了軍屯已興辦的事實。只因尚在初建階段,成效未著,故史書失載。 
  曹叡景初中(237至239年),蔣濟上疏言:「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說明曹叡統治晚期,臨近吳、蜀地區已開辦軍屯多年,致使士兵與其妻室「怨曠積年」。所以我們說:曹操時期的屯田基本為民屯,軍屯頂多也是剛開始籌辦。曹丕、曹叡時,民屯繼續發展,但也已出現弊端,如曹丕時聽任典農治生;曹叡時因興宮室而勞民傷農。因之民屯的成效受到了影響。至於軍屯,則已正式興辦,且有一定的發展。 
  至齊王芳時,民屯更形衰落,而軍屯則有長足發展。司馬懿是興辦軍屯的主要人物。如前所述,司馬懿在曹操時即建議令邊防軍且耕且守。司馬懿不僅十分重視軍糧的生產,並且善於發現和使用優秀人才,鄧艾就是由司馬懿一手培植起來的佼佼者。《三國誌》卷28《鄧艾傳》言: 
  時欲廣田畜谷,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灌,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書》卷26《食貨志》在以上引文下添了一段文字: 
  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或作「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穎,大治諸陂於穎南、穎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關於鄧艾開廣漕渠的時間,由於古書記載有異,今人看法亦多不同。按鄧艾受到司馬懿賞識,在懿為太尉時。懿「遷太尉」在曹叡青龍三年(235年),那時司馬懿的強勁對手諸葛亮雖已於前一年死去,但懿仍在長安駐防。及青龍四年,遼東軍閥公孫淵叛魏,曹叡乃征懿「詣京師」,籌備率軍往討公孫淵事宜。是時曹叡「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饑弊」。懿在出軍前諫叡「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至景初二年(238年),懿始率步騎四萬從京師出發,往討公孫淵。懿在京師稽留達年餘,鄧艾以計吏得見懿,並被懿闢為太尉掾。景初二年(238年)年底,懿自遼東歸來,經過河內郡汲縣時,突然接詔令火速奔還。及懿到洛,已是次年正月初,曹叡病勢垂危,於是大將軍曹爽與懿並受遣詔輔少帝曹芳。芳即位,爽、懿並領尚書事,估計即在是年(239年),鄧艾遷為尚書郎。《晉書》卷1《宣帝紀》言懿於正始元年(240年)「節用務農」,此與《三國誌》卷28《鄧艾傳》所言「時欲廣田畜谷,為滅賊資」的記述正相符合。故鄧艾可能即於是年奉命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視察,因而提出在淮河南北進行大規模分兵屯田的建議,被懿採納,「事皆施行」。《三國誌》卷28《鄧艾傳》言艾「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晉書》卷1《宣帝紀》則言正始三年(242年)三月司馬懿奏穿廣漕渠,始大佃於淮北」;又言正始四年司馬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穎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按《宣帝紀》正始三年及四年的記述既重複,又頭緒不清。《鄧艾傳》則系陳壽專門記述鄧艾之事,自然較為可靠。《通鑒》採用了《鄧艾傳》的記述。但《宣帝紀》言鄧艾在淮、穎二水修築水利完成於正始四年的說法尚符合事實,因到正始四年晚些時候或稍後,鄧艾就被調往關西參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總起來說,鄧艾是於正始元年(240年)往淮南北視察,並提出了在淮南北大搞軍屯的建議,正始二年乃開始修廣漕渠。大致經過兩年時間,至正始四年鄧艾在淮穎二水修建的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往後出現了「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的盛況。由後一句可知淮南北不僅有規模龐大的軍屯,而且農官管理下的民屯,也廣泛存在著。 
  鄧艾不僅在淮南北興辦屯田有很大功勳,他到隴右後也有突出業績。《三國誌》卷28《鄧艾傳》載司馬炎泰始三年(267年)段灼上疏說: 
  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 
  鄧艾不僅為軍士屯田如此辛勞,他任城陽相、汝南太守時,也同樣注重農事,史言他「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他任兗州刺史時上言說: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實,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 
  可見鄧艾不僅自身注意積粟,而且還主張把能否積粟作為考核官吏的準則。 
  在講述鄧艾興農積粟的事跡時,也不要忘記司馬懿對鄧艾的支持,在《晉書》卷1《宣帝紀》的記載上,往往把鄧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說成是司馬懿的功勞。司馬懿是在淮南北搞軍屯的決策者,鄧艾是執行者。《晉書》還有類似的記載,如《晉書》卷37《宗室·安平獻王孚傳》: 
  安平獻王孚,……宣王次弟也……出為河內典農……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谷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邦,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可是《晉書》卷1《宣帝紀》及《晉書》卷26《食貨志》均言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或農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農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誰主辦的呢?看來是度支尚書司馬孚先提出建議,經太尉司馬懿同意並表請明帝批准後交司馬孚執行的。由於司馬孚先提出具體意見,所以《司馬孚傳》講得很具體而詳盡;由於司馬懿支持了司馬孚的意見,所以史臣也歸功於司馬懿。古史中類似這樣的記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與隴右兩大軍屯基地以外,其他沿邊地帶的軍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間,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帶「廣農墾植,倉谷盈積」;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的胡質,也「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鎮北將軍劉靖令軍士千人,「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謁者樊晨又對劉靖創建的工程加以擴修,」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灌田萬有餘頃」。 
  曹魏軍屯生產者主要是現役正規軍,他們在督將率領下,五里置一營,每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與家口分離,採取什二分體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親,十分之八的士兵從事農耕和戰守。所收糧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統的官吏保管分配。軍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從所收糧谷中撥給。士兵回家期間的稟賜常被停發。由於士兵皆為強壯勞動力,且水利灌溉條件優越,故淮南北四萬人每年勞動所得除掉開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萬斛,成為日後晉滅吳的重要經濟基礎。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廢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許之歲(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後共七十年。軍屯倡於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謂與曹魏之興亡相始終。曹魏對屯田經營之勤,效果之顯著,在歷史上獨具特色,至今仍為學人所重視。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說明屯田範圍甚廣,但主要集中在許、鄴、洛及其鄰近地區。鄧艾言:「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可證許在屯田事業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黃巾起義民眾之人力物力始得創建。許,原為豫州穎川郡一縣,位居中原,地勢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吳經常交兵的淮南地區,故不僅曹操在許大興屯田,曹丕黃初二年(221年),改許為許昌,次年征吳,仍在許昌「大興屯田」。鄴,自建安九年(204年)為操攻佔,操即以之為建立國本之地。曹丕時曾擬將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因朝臣反對,結果只徙了一半。曹叡時,「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足證冀州從事屯田的勞動者甚多。洛陽,居東西交通要道,地理條件更優於鄴,故雖受到戰亂的嚴重破壞,仍能恢復其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廣泛布在洛陽四周。故當司馬懿在洛陽發動政變時,曹爽在伊水南尚能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司馬懿暗中策劃誅滅曹爽時,曾佈置其二子司馬昭、司馬望任洛陽典農中郎將,史言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民間」,至發動政變,「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以情實度之,其來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蓋屯田民除耕種外,亦為準軍事力量。 
  鄰近魏與吳、蜀交界地區,亦為魏屯田重點。操先令劉馥「鎮合肥,廣屯田」;又以倉慈為綏集都尉,「開募屯田於淮南」。而鄧艾倡辦之淮南北屯田,規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敘及。在荊州方面,新野、襄陽、漢川為屯田據點;鄰近蜀漢,瀕臨渭水之上邽、陳倉、槐裡、長安均有兵民屯田。 
  曹魏選擇屯田地點,除首先考慮軍事需要外,還選擇了交通要道與土地肥沃處。建安十八年(213年),操為魏公後,因修建鄴宮室,使冀州西部都尉從事梁習於上黨取木材,「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後,操令國淵典屯田事,淵「相土處民」,即選擇肥沃之地以安置屯民。又如當盧毓任譙郡太守時,曹丕「欲徙民於譙,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嶢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曹魏屯田,多選擇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如鄧艾在從陳、項至壽春一帶巡視後,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因之著《濟河論》一文,以闡述其主張,他終於創辦了大規模的穎淮屯田,即此主張的成功體現。 
  曹魏屯田的作用,約有以下五點: 
  (1)提供了進行安全農墾的環境。漢魏之際,戰亂、搶掠、流徙、飢餓、瘟疫、死喪諸險惡現象,恆見迭出,連到處搶劫的州郡士兵都經常填不飽肚子,有時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飢,甚至落得瓦解流離,無敵自破。高高在上的漢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后衣裳不完。群臣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尋食,或饑死牆壁間,或為軍士所殺。豪族世家亦多羈旅一方。廣大貧苦農民中更不斷出現「人相啖食、白骨委積」的情況。在以上種種情況下,縱然有土地、耕牛、農具,也不敢耕種,種了也難得收到手。誠如當時袁渙所說:「民之欲安,甚於倒懸」。所以曹魏的屯田縱然帶有很大的強制性,剝削也很重,但畢竟給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產的環境,使之度過最艱難困苦的日子。 
  (2)使許多不生產者轉變為生產者。民屯上的生產者多來自流民、降卒,他們原來不能從事生產,現在把他們安置在國有土地上進行耕墾,使荒田廢土重新長出莊稼,無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為的典農官與軍政人才。曹魏對屯田積穀既頗注意,所任用的典農官多經過精心挑選,《御覽》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為穎川典農中郎將」。司馬芝言「武皇帝特開典農之官,專以農桑為業」。由於典農官是專門負責屯田積穀的,其產谷積糧多少好壞,直接關係他們的政治前途,故他們比地方行政官更關心農墾大事,擔任過典農官的如棗祗、任峻、國淵、梁習、劉馥、倉慈、裴潛、盧毓、王昶、趙儼、司馬孚、鄧艾、石苞、侯史光、胡質等,對屯田都有較大建樹,自裴潛向曹丕「奏通貢舉,比之郡國」後,「由是農官進仕路泰」,典農部民中相繼出現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鄧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晉書》卷47《傅玄傳》稱:「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魏初屯田照顧到耕作者的實際能力,並非一味強迫廣耕多種。為了提高產量,魏政府也注意興修水利。由於農民缺乏耕牛農具,建安初,曹操採納衛覬建議,設置鹽官經營售鹽,以其值市買犛牛,供給回到關中的農民耕作。魏設置司金中郎將、司金都尉及監冶謁者,以經營鐵的生產和鑄造農具。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動了屯田生產,同時也免使無業農民被割據勢力引為部曲。 
  (5)較好地解決了軍糧供應,減輕了農民運送糧草的勞役負擔。盡人皆知,戰勝攻取,離不開糧草供應。三國時戰亂頻仍,農事荒廢,軍糧接濟更成問題。比如魏吳經常交戰的淮南地帶,雙方不居者各數百里。故鄧艾言:「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為此,鄧艾倡辦淮南北屯田,終收滅吳之利。所以說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戰勝其敵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論進軍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隙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農民運送軍糧的沉重勞役負擔。 
  但是,由於封建剝削制度的種種弱點,所有政治、經濟狀況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趨於衰落同樣不能避免,今試談其由盛而衰的經過: 
  自黃巾等農民起義摧垮了腐朽透頂的東漢王朝以後,隨之出現了群雄爭逐的局面。那時,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舊過安逸的寄生生活,他們「捐棄居產,流亡藏竄」,有的還「飄泊風波,絕糧茹草」,甚至棄屍路途。戰爭固極殘酷,卻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殘渣餘孽。正因如此,當曹操成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遠遠勝於衰漢之世,史謂:「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史書如此描述,雖涉誇張,緣當時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財產,亦不得不折節力行,以求登攀仕進之路,因之政風看好,階級矛盾較前有所緩和,屯田事業亦賴之成功。但,屯田制度,畢竟是戰時應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戰爭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安定,原來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獲得的權勢地位,侵奪公有田地和勞動力;屯田民亦不願長此忍受強制軍事編制的束縛和日益沉重的賦役剝削。因此,民屯便逐漸走下坡路,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載: 
  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谷,《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稟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農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 
  司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況,對於瞭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變歷程,至關緊要。操時是民屯興旺時期,是時典農官專以農桑為務,生產情況自然較好。可是操死後,曹丕稱帝以來,典農官受當時政治、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安心於農業生產,而紛紛經商求富。《三國誌》卷4《高貴鄉公傳》注引《世語》言魏明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晉書》卷33《石苞傳》又言石苞曾「販鐵於鄴市」,就是典農官令部下販物治生的證據。典農官既心在發財,故抽調屯田吏民去為他們經營商事,從而使留者給行者代事田計,怎能不妨害生產呢?另外,繼曹丕之後登位的曹叡,大建宮室、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屯田事業的一大病害。 
  其時,外有吳、蜀大敵,內興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業。曹叡死後,在曹爽與司馬懿共執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趨於驕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邑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他們把屯田土地佔為己有,直接威脅了屯田制的存在。司馬懿父子為了圖謀殺爽奪權,在上則籠絡朝臣武將,在下則陰養死士。司馬氏專政後,為了達到其篡魏成晉的目的,公開將屯田客帶租牛一併賞賜公卿以下官吏。《晉書》卷93《王恂傳》載: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以上所云「魏氏」,實乃司馬氏所為,賜給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戶,系司馬氏籠絡朝臣以遂其篡奪野心之一種手法。入晉之後,司馬炎更公開袒護侵佔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書令裴秀、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及尚書僕射武陔等各侵佔官稻田,經司隸校尉李熹告發,司馬炎雖然表揚了李熹,但對裴秀、山濤等親信大臣並不追究問罪,只懲罰了一下為大臣們侵佔官田服務的騎都尉劉尚和立進縣令劉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對於曹魏政府強制他們進行屯田的舉措,一開始就有所抵制。《三國誌》卷11《袁渙傳》言:「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經過袁渙向曹操進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強制為自願,情況因之有所扭轉。據《三國誌》卷47《吳主傳》載: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征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間十餘萬戶民眾皆驚走吳事,《三國誌》卷14《蔣濟傳》亦有同樣記述。事先,蔣濟曾勸操勿徙,其理由為:「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可是,操不聽從,果然發生了民眾大舉逃吳事件。依我看來,江淮間百姓所以驚惶逃吳,主要原因還不是因為「懷土」,假若只是「懷土」,那末南逃和北徙,都一樣離開本土,更何必冒倉皇奔逃的危險呢?恐怕只有用害怕讓他們參加強制性的屯田和對曹魏統治有所疑懼這兩條理由來解釋,始可得到如實的回答。以上曹魏屯田逐漸產生弊端和趨向哀落的歷程即表明其難以持久。前已言及,魏初屯田還能注意到量民力而為,到後來,典農官一方面調屯田民為他們經商謀利,一方面又強迫屯田民多種地,勞動力減少而耕種之地增多,怎能把農事搞好呢?無怪乎後來「至畝收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說明屯田制已失去其積穀濟軍的作用。統治者既感到無利可圖,屯田民的反抗也日趨嚴重,屯田兵民反對曹魏統治者的武裝鬥爭,見於史策的有兩次:《三國誌》卷23《趙儼傳》載:「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可惜很快便被官軍鎮壓下去。另外,《三國誌》卷18《呂虔傳》載:「襄賁校尉杜松部民炅毌等作亂」。有的史書謂「校尉」指典農校尉;「部民」為典農校尉部屯田民。如此說確實,則此次也是典農部民起義。由於曹魏軍事力量強大,中央有中外諸軍,州郡也都領兵,所以屯田民的反抗,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但,從曹魏後期民屯生產日益萎縮和農民寧願投向豪族地主為佃客的事實來看,也足以說明農民對屯田的消極反抗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因此到魏陳留王曹奐鹹熙元年(265年),當權的司馬炎便宣佈:「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所謂「均政役」,不過是一個借口,實際是屯田制對統治者已經轉化為無利可圖,所以就下令廢止了。            
一、士家制的建立     
  士家,指世代當兵之家,士家一般集中居住,另立戶籍,不與民戶混雜。曹魏所以推行士家制,首先是為了保持兵源;同時也有向割據勢力爭奪勞動力的性質。至少從春秋時起,國君已向出征將帥徵取質任。漢魏之際,群雄碁跱,不僅將校輕於去就,士兵亦多竊逃,為了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搾取更多的勞動力,曹魏推行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士家制。唯曹魏士家制,既無明白的成文條款規定,史書亦乏正面闡述,故後人研究,多有疑難,今只根據有限資料,縷述其梗概。 
  曹操初起兵時,力單勢薄,所招合的兵士,常因飢餓而叛逃。及操領兗州牧,勢力始為之一振,又因陳宮叛迎呂布,一度瀕臨危殆。只有到消滅呂布,並打敗汝、穎黃巾軍以後,曹操才組成一支兵勢相當強固的軍事集團,但仍處於強鄰環伺之中。對新附將領如臧霸等也只有採取羈縻策略,以收一時之用,自然談不上向將士索取質任。建安二年(197年),操在宛遭到張繡降而復叛的突然襲擊,事後操對諸將言:「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實際情況是,操原先並非不知取質,但羽毛未豐,不敢冒然行之而已。至官渡之戰,操打敗袁紹後,兵力才強盛到足以成懾天下的程度。嗣後操不斷打擊袁氏勢力,至建安八年(203年),操下令說:「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表明只有到此時,操才結束了已往對部下寬容遷就的態度,而挺起腰桿來執行軍法了。至於操向將士索取質任之事,則繫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下鄴城之後才施行的。《三國誌》卷18《臧霸傳》載: 
  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 
  《臧霸傳》注引《魏書》亦載: 
  孫觀……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 
  同卷《李典傳》亦載: 
  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 
  以上三人遷家居鄴之事頗相類似,時間亦相近,顯然,臧霸等人是揣度操的意向行事的。送質,既向操表達了忠誠,又得加官進爵,可謂一舉兩得。在操方面,不僅得到了臧霸等的質任,還可引起其他將領的連鎖倣傚。可是,跟隨主將遷到鄴城的宗族部曲,卻得不到什麼政治、經濟上的好處,他們得到的只能是名列士家戶籍,長期過著「父南子北,室家分離」的憂思生涯。 
  其他有些被遷到鄴城的士家並非出於自願。例如《三國誌》卷15《梁習傳》載: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通鑒》胡註:「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家擁眾,作為寇害(胡註:「謂諸豪右擁眾自保者」),更相扇動,往往碁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當指曹操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 
  《通鑒》卷65將此事繫於建安十一年(206年)。梁習對并州的豪右和強壯男丁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豪右是以禮相待,以官相誘;對強丁,則編為精勇部隊,以令其為曹魏政權效力。等他們走後,剩下的家屬便只有聽任官府調動了。於是梁習把他們分批遷往鄴城,前後達「數萬口」,絕大部分都成為士家。這樣,曹魏統治者就有兵有糧又有質任,可謂一舉而三得了。            
二、士家的待遇和地位     
  士家的待遇和社會地位,不少史家認為士家高於奴婢而低於編戶齊民。其論據是:當色婚配,重士亡法,無仕進可能等。關於所謂當色婚配,據《三國誌》卷3《明帝紀》注引《魏略》載: 
  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修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由此可知,曹魏原無限制士女婚嫁之法,明帝錄奪已嫁非士者之詔書,不過是暫時權宜之計,並非固有制度)。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由此可知屬於君子之吏尚不以娶士女為恥,士家與百姓並無何區別)。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可見詔書的主要目的是使戰士能娶妻室,而非一定斷絕大家與一般民眾已有的婚姻關係),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指出詔書的目的首先是明帝欲乘機掠取美女),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百姓之懽心者,尟不危殆(張茂上書首先從曹魏政權的立場和利益著眼)。……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稟,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 
  以上張茂所談士女被強行配嫁之事,是有的史家視為士家地位低於平民的論據之一。但,須知在封建時代,受專制皇帝淫威壓制與凌辱的婦女,非只限於士家。例如晉武帝在泰始九年(273年),「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連統治階級上層婦女都難免被掠奪,遑論士家百姓!魏明帝下詔錄奪士女,雖為了滿足其個人貪慾,然亦非全無照顧戰士娶妻之意。如果說詔令虐待了士女,但尚有其利於士息取妻的一面。至於一般吏民則徒有失妻之痛,而無任何代償,這樣,怎樣能說士的身份低於平民呢?再如張茂反對錄奪士女,主張「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亦說明當時有識之士還是能夠體會到在三國分爭局面下爭取軍心、民心的重要性。說明當時曹魏君臣上下並無賤視戰士到不及平民的意向。所以我認為把「當色婚姻」作為士家社會地位不及平民的論據之一,是占不住腳的。據《三國誌》卷5《后妃傳》言: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後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後止之。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從「宜各自慎,無為罰首」的話來看,如吏民私自娶有礙戰士婚姻的婦女為妾,可能為刑法所不容許。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紙具文,但總不能得出「當色婚配」為士家地位特別低賤的論據。 
  下面再談談「重士亡法」。據《三國誌》卷22《盧毓傳》: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縣人也。父植,有名於世……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 
  以上一段材料,說明曹操初期,因多逋逃,故加重士亡法,雖已過門尚未與夫相見之亡士妻白等,執法者亦欲將其處以死刑,曹操交給群下討論,卒聽取盧毓之議,免白等死罪。這一事實,似不能說明士的身份之低賤。當操討袁譚時,「民亡椎冰」,尚得死罪,說明操對平民的刑罰亦並不較對士為輕,所以我認為將士逃亡而罪及妻子的事作為士身份低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缺乏說服力的。又據《三國誌》卷24《高柔傳》: 
  高柔……轉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止,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可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 
  以上材料只能說明曹魏執行之士亡法有過由重變輕的歷程,不能說明士的身份比平民更低。同傳又載明帝時: 
  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系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以上事實表明營士的身份並非比平民低,第一,竇禮除能養活妻子兒女外,還能養一老嫗為母,事之甚謹;且有餘錢借給別的營士,表明其家情況尚較優裕;第二,廷尉高柔親自為竇妻精心處理冤案,表明朝廷對於營士家屬的痛癢並非不重視;第三,從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一語看,知竇家原來的身份即等於平民。 
  關於士家子弟絕無仕進可能的提法,始自著名魏晉南北朝史專家唐長孺先生,唐先生在其《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中認為趙至的出身是士伍,只有從士伍出身這一點去理解,才能解釋趙至以後的許多表現和行徑。唐先生認為,以趙至的身份在本郡絕無仕進的可能,所以他才遠投遼西落戶。後來趙至當了州從事,「宦立」的目的可算初步達到了。但他不能使自己的父親擺脫士籍。他不僅不能榮養,甚至不能公開父子關係。因此,趙至在這種隱痛心理下嘔血死去。 
  唐先生以上講法,過去也為我所折服,唯最近我細讀《晉書》卷92《文苑·趙至傳》,覺得唐先生的提法還有商榷的餘地。《趙至傳》不僅未能真正表明士家子弟不能仕進,反而透漏了一些可以仕進的跡象。首先,當趙母看到緱氏縣令到任時的顯赫場面,而產生希冀其子將來也能如是的想法,便表明了士伍子弟仍能仕進。假若毫無仕進可能,趙母豈能產生若是念頭。再者,假若年僅十三歲的趙至原來沒有讀過書而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他豈能一感母言,立即詣師受業,到次年便「詣洛陽,游太學」,往後又多次遠行,訪尋名流嵇康等人。所有這些都非一般士家子弟和農民所能辦到,且趙至縱然富有文采和縱橫才氣,假若趙家經濟拮据,亦無盤纏可供趙至支出。唐先生認為趙至所以能外出遊學求宦,乃系隱瞞了他的名姓和士家子弟身份,但卻未及考慮到趙家的經濟狀況和趙至母子所產生逐名求仕意向的客觀因素,且看《趙至傳》中所載趙至與嵇康長侄嵇蕃書自陳其志趣之語曰: 
  顧景中原,憤氣雲踴,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侖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裹,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 
  由上可知,出身士伍家庭的趙至乃是一個心高意廣,胸懷遠志,豪邁不羈之人,這樣的人不會滿足於《晉書》本傳所謂「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本傳稱嵇康死後,趙「至詣魏興太守張嗣宗,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如此看來,趙至之所以一度有入吳之意,恐與嵇康被司馬昭殺害,趙至因而對司馬氏心懷不滿有關。正因為趙至對晉不滿,所以他欲「蹴崑侖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這是他的唯一大願。但他畢竟是一個敏於思維而短於務實的文人。當他剛開始「以良吏赴洛」,有了在晉朝宦達的可能,但又違背個人素願,就在這種矛盾心理中與世長辭了。如果說趙至臨死前的遺恨是未能「榮養」,還不如說他陷於進退兩難的政治處境中,更為切合他的為人和志趣。當嵇康死後,趙至尚思棄魏入吳,那裡有顧念雙親而思榮養的念頭呢?連《晉書》的作者都未能看穿趙至的內心憂悒所在,更何論生於千餘年後的唐先生呢?至於我現在的看法是否有可取之處,也只有等待閱者評定了。 
  從三國時的情況看,出身士伍的人也非絕不能仕進。曹操時作過郡守等官的河內人楊俊。就提拔過「本皆出自兵伍」的審固、衛恂二人,後審固歷官郡守;衛恂為御史、縣令。河內人王象少為人僕隸,被楊俊贖免,後像官至散騎常侍。僕隸是史家公認為低於士伍的下賤者,仍能得到仕進,商豎市儈之人,只要能折節力學,亦有出頭為官之日。三國時代統治者都以「強者為兵,弱者補戶」,如果說戰士的社會地位反而不如一般百姓,恐怕是顛倒了輕重。曹操對戰士生活待遇的關注一向勝過餘事。魏晉之際,「人物播越,仕無當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軍中正是吏士常被拔擢之地,武將如於禁、樂進,均被拔於「行列之間」。許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這樣,如果認為士伍無仕進可能,恐怕是與事實不符的。 
  綜上以觀,把士家的待遇和地位說得過分低賤是不適宜的。 
  關於士家的生活和作用,史書極少言及。唯《三國誌》卷19《陳思王傳》注引《魏略》有一大段極可珍視的記載: 
  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損益,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體健力強者)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以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才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皆遂還之。 
  以上材料,說明王侯藩國皆有士息。以曹植為例,他初受封,只「得兵百五十人」,曹植即靠士息擔任警衛和農事勞作,小的士息從七八歲即除草護苗,六七十歲以上老士息眼已不能視,氣息才屬時,始能擺脫勞役。其壯年之士,則常被政府征去使用。實際上,士息等於私家部曲,故曹植逕以部曲稱之。但從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曹植對於屬下的六十名廢疾老部曲畢竟還給飯吃,使之苟延殘喘地活在人世,這種情況,比許多老無所養,輾轉餓死溝壑者尚稍勝一籌。接三國時人的壽命,活到五十歲就不容易,故劉備稱「人五十不稱夭」。實際上,貧苦勞動大眾能活到四五十歲的恐怕還遠遠達不到半數。從曹植對士息的態度看,也還不是只使用,而全不關心其死活的。單拿曹植屬下士息來衡量,可能未必全面和適當,但結合其他許多事實來考察,也不能把士家所受的待遇說成比一般勞動群眾更低下。 
  在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的,即對於士家的待遇和地位不能一概而論,據《晉書》卷48《段灼傳》載段灼給晉武帝上疏說: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 
  由上可知,士是分有等級的,中軍的待遇最為優厚,故多由曹氏親族統領;次為外軍,如張遼、樂進、張郃等統率的軍隊是;再次為州郡兵及雜士,一般雖功高,亦不得封。至於金城太守楊欣所領之兵得封者達三十人,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了。從知士之地位待遇亦大有區別。如在曹植封國中的士息可能屬於低賤之列。至於趙至之父可能屬於中外軍的等級,故趙至能自幼讀書,且外出求師,其父亦不斷往來於京師洛陽。據《文館詞林》卷662載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年)伐吳詔曰: 
  今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還。先取有妻息者。 
  根據以上抽調男丁情況推測,當時士家並非每家都有現役士兵,家中如有一丁男,即不在徵取之列。至於曹植封國中之士家狀況恐怕是郡國中較劣的,陳壽於《陳思王植傳》言:「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其他郡國的士家可能丁壯者較多,境遇較好,談論士家之地位與待遇,應根據總的情況觀察,不可以少概全。            
三、士家屯田     
  關於士家屯田,據《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給司馬炎上疏說: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谷,無有捐棄之憂。…… 
  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較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傅玄上此疏的時間為泰始四年(268年),那時傅玄任御史中丞,因頗有水旱之災,故傅玄談了便宜五事,前四事,皆談農事,其時民屯已兩次下詔廢止,所以傅玄未再提屯田民,也未提自耕農,而對田兵屯田狀況,卻惇惇致意,一再談及與之有關諸事,足見田兵屯田在政府農業生產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尚不為少;從「天下兵作」四字,也可看出當時田兵屯田的分佈範圍是甚廣泛的。故能否使田兵多為政府增產糧食,關係甚為重要。傅玄認為不量民力的一味搾取,只會使公私兩失。他既說「日增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可證政府對田兵的剝削量超過了對其他農民的搾取額。同時,也說明了田兵屯田對政府的貢獻還是不小的。 
  關於軍隊屯田與士家屯田的區別 
  軍屯中有軍隊屯田和士家屯田,軍隊屯田系集體耕種公地,穀物全部繳公,軍中管士兵吃飯。士家屯田也是耕公家讓種的地,但收穫穀物按比例公私分成。以上傅玄所說的田兵即士家的主人,原來因他參軍而令其家屬在家種地(即屯田),他退伍回來後當然仍和家人屯田,所收穀物仍按比例與公家分成。傅玄所說的舊兵即指曹魏時的田兵,田兵及其家屬搞的屯田,即士家屯田。            
一、曹魏扶植自耕農和抑制豪強的措施     
  如前所述,曹魏屯田對軍糧供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從總體看,曹魏軍隊用糧和其他財賦支出,主要還是仰賴於廣大個體農民。比如當決定袁曹勝負的官渡之戰時,袁軍用糧固然靠個體農民供應,而已進行屯田達四、五年之久的曹方軍糧亦主要仰給於個體農民。特別是許縣所在的穎川郡人民供應軍糧尤多,因此,直到曹丕代漢時還下詔說: 
  穎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曹丕為了酬勞穎川郡人民,還下詔:「復穎川郡一年田租」。 
  「復田租」,表明供糧者主要是佔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 
  河東郡個體農民對支援曹操平定關西,亦起了很大作用。《三國誌》卷16《杜畿傳》言: 
  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拜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余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增秩中二千石。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由上可知河東是曹操平定關右及「制天下」的重要軍糧供應基地之一,故曹操對久任河東太守的杜畿極為倚重,一再下令表揚。但,陳壽的敘述和曹操的表彰,都只讚揚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農官屯田的成績,說明河東的屯田並不佔多大份量。史書涉及河東屯田事項者只有二處:一是魏文帝曹丕時,趙儼繼杜畿之後,「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二是《曹真碑》有曲沃農都尉。趙儼以河東太守而兼典農的事,說明文帝時曹魏民屯已開始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勢頭。至於以上《杜畿傳》引文所言因勤農而致豐實的「家家」及為杜府君努力運送軍糧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農。這種記述反映了自耕農的重要作用。在下面引用史料中也常有類似情況,為了行文順暢和避免累贅,我們就不再指出和說明了。 
  統觀三國史料,無論就曹魏典農官所管轄的屯田民人數和作出貢獻看,都遠遠不能同郡縣個體農民相比擬。正因為自耕農是曹魏立國的主要基石,故統治者對自耕農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扶植政策,如《三國誌》卷21《衛傳》載: 
  太祖征袁紹……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道路不通……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有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犛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 
  由上可知,原來由關中逃到荊州的十萬餘家人民陸續回歸後,無法自力謀生。關中割據勢力韓遂、馬超等乘機招引他們作部曲。曹操為了防止眾多個體小農落入軍閥手中,施行鹽業官賣政策,以積貲購置犛牛,作為農民耕種動力,從而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表明曹操政權對其賴以立國的主要賦役提供者——個體農民是採取扶植態度的。《三國誌》卷16《鄭渾傳》載: 
  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佈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 
  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有作為的地方官鄭渾為重新定居的個體農戶,制定了安居生產的各種辦法。鄭渾這樣作的效果是:「租入倍常」,給曹魏政府增添了稅收;「民得財足用饒」,表明在鄭渾的治理下,個體農民的經濟狀況有長足改善。據同卷《蘇則傳》: 
  太祖征張魯……魯破,則……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 
  金城郡為今甘肅蘭州市一帶,自古多事,三國時戰亂尤甚,可是蘇則能夠「和戎狄」,利用羌胡少數民族的牛羊以養貧老;還能在旬月之間,使流民返鄉者達到數千家。這二事既是少數民族援助漢人的民族互助佳話,也是曹魏地方官員扶植自耕農的突出事例。 
  《晉書》卷26《食貨志》言: 
  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閒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倉慈傳》注引《魏略》載顏斐令屬縣民戶有車牛事與上述基本相同,另外複述顏斐在京兆時情形: 
  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 
  以上兩段關於顏斐在京兆太守任內的記載,不僅提供了清廉有為的地方官顏斐用各種辦法以使個體農戶獲得重要生產工具耕牛大車,並且還使他們達到真能自給自足安居樂業的程度,同時也反映了其他鄰郡依然田荒、民困等情況,充分顯示作好自耕農工作的重要性。所言「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的話,簡單而扼要地概括了小農經濟的好壞直接關係國家財政的豐足與虧欠。故黃初年間(220—226年),曹魏的民屯雖然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由於「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仍能支撐軍國之費。陳壽在《三國誌》卷16《任蘇杜鄭倉傳》末說: 
  自太祖迄於鹹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奸發伏,鹹為良二千石。 
  以上吳瓘等五人是陳壽沒有掌握能為他們作傳的材料而在別人傳中附帶提及的。我們只要翻看一下《魏志》各紀傳及裴注,便可以知道曹魏時能扶植自耕農的地方官還為數甚多。在古代,小農經濟是脆弱而經不起風吹雨打的,以上一些地方官的措施,無疑體現了曹魏政權對自耕農的扶植政策,從而有助於自耕農經濟的發展。 
  漢末魏初,由於戰亂,一般中小地主及比較富裕的個體戶為了躲避兵禍,多相伴離開鄉井,遷往比較安定的地區,以耕作待時。如《三國誌》卷60《全琮傳》言:「是時中州士人避地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這些寄居他鄉的士人不可能長期仰賴別人供施,他們必然會種地以自食。例如「避亂荊州」的河內人司馬芝,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琅邪人諸葛亮隨叔父諸葛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從海道逃到遼東的平原人王烈「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與王烈一同到遼東的北海人管寧「因山為廬,鑿坯為室,赴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斗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穎川人胡昭,始避地冀州,曾辭袁紹辟命,遁還鄉里,「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裡敬而愛之」。胡昭、管寧、王烈皆有高度的儒家文化修養,所到之處,甚受人民尊重,皆願就之而居。不管三人原來是否地主階級中人,當他們捐棄房屋地產到外地定居以後,便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表明戰亂時期原來的中小地主,經過遷移以後,轉變為自耕農的,必然為數甚多。而在地主及富裕戶大量外逃的中原地區,經過曹魏政府扶植自耕農政策的實施,由佃農或其他貧戶轉變成自耕農的,當必不在少數。故我們可以說:漢魏之際的戰亂年代,中原地區,由於地主階級遷轉死亡,無主土田增多,自耕農戶相對有所增加。《三國誌》卷15《司馬朗傳》載: 
  (司馬朗)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 
  司馬朗以上恢復井田制的建議雖然行不通,但他所說「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的話,確是軍閥混戰和三國時期的真實情況,是曹魏時期土地關係的一大特色。這種狀況,既為曹魏屯田提供了客觀條件,也有利於自耕農經濟的發展。但是當時豪強地主趁機兼併土地的問題也同時存在著。政論家仲長統也說過: 
  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奸也。 
  仲長統所說「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自然是指抑制豪強無止境地兼併土地。可見豪強兼併問題是相當嚴重的。現在即談談曹魏政權對豪強的抑制。在這方面,曹魏政權也有一定的措施。本書第六章,已談到曹操通過實行法治,在政治上抑制豪強地主。這裡著重談曹魏在經濟上打擊豪強地主。應該說,曹魏實行屯田,已寓有與豪強地主爭奪土地與勞動力的用意。曹操敗袁紹,平鄴之後,立即「重豪強兼併之法」,主要也是抑制地主豪強對土地的兼併,因此,才能使「百姓」(自然指農民)「喜悅」。在曹操的支持下,曹魏的一些地方官員對所管地區內地主豪強逃避兵役租調的不法行為也採取了懲罰措施。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 
  太祖平荊州,以芝為菅(今山東章丘縣西北)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濟南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調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 
  以上事件發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是時曹操已基本統一了北中國;且菅縣亦非邊遠地區,而菅縣的大吏兼惡霸劉節仍縱容賓客白日為賊,拒不服役,這類情況當非僅發生於濟南一地,也非只劉節一人,其他郡國當亦有類似情事。只是像司馬芝這樣敢於抑制豪強勢力的地方官少見罷了。史言節「賓客每不與役」,可知豪家賓客不當兵服役,乃系經常情況。《三國誌》卷15《賈逵傳》注引《魏略·楊沛傳》: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及太祖輔政,迂沛為長社(今河南葛縣東)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為鄴令……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騎馳告子弟,使各自檢敕……。 
  由上可知,楊沛所以能抑制豪強,是由於得到曹操的支持。操對豪強的策略是能用則用,不能用或犯科為歹,則抑制之。上述司馬芝、楊沛二人是貫徹操之抑制豪強較為有力的地方官。 
  總之,曹魏政權對豪強地主進行了一定的打擊和抑制,儘管這些打擊措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但對安定社會,恢復經濟,扶植自耕農,都起了積極作用。扶植自耕農經濟與抑制豪強地主,是構成曹魏實力較快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田租戶調製     
  如上所述,曹魏統治層所以扶植自耕農,主要是為了增強其服役納稅的能力。下面就談談曹魏政府加到自耕農身上的賦役負擔。 
  三國統治者加到自耕農身上的賦役等剝削,史無正面闡述,偶而有所涉及,亦殊簡略。《三國誌》卷1《武帝紀》建安九年(204年)載: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併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 
  裴松之於此加注道: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慾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上段引文可名之為《收租賦及抑兼併令》,其內容可概括之為三: 
  (1)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張出發,曹操強調抑制豪強兼併;(2)確定了田租戶調的徵收數額;(3)告誡官吏不得庇護豪強,加重農民負擔。其中關於田租戶調製的具體規定,固然是我們研討的對象,但是我們探討自耕農民的負擔,不能只局限於所見到的條文規定,也不能僅就經濟談經濟,還必須結合統治者的政治措施及豪強兼併農民的具體情況等進行總的衡量。 
  曹魏的田租戶調製乃繼承了兩漢的賦稅制度而有所改革。從田租看,漢代是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為畝收四升的定額田租制。兩漢統治者向農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產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額田租向農民徵稅,則增產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之願意精耕細作,多產歸己。《晉書》卷47《傅玄傳》載泰始四年(268年)傅玄給晉武帝上疏說: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魏初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所以遠遠高於晉初,其原因之一應是採取了能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定額田租制。 
  兩漢的賦稅,除按畝數徵收的田租外,還有按人口和年齡徵收的算賦和口賦,凡十五歲到五十六歲的成年男女每年繳納120錢,即一算,稱為算賦。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每年也要繳納20錢,稱為口賦。曹操平定河北以後,根據當時物價波動劇烈、人民流動頻繁、編戶較人口易於察知等情況,將算賦、口賦合併為一,改收絹綿實物,同時也將按人徵收改為按戶徵收,確定每戶每年出絹二匹、綿二斤,即所謂戶調製。 
  在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研討一下,即曹魏政府是否還向農民徵收稿稅?一般的看法,認為曹操既有「他不得擅興發」的指令,可能就不再收稿稅了。我以為這種講法未必切合實際。據《三國誌》卷16《倉慈傳》注引《魏略》載: 
  顏斐……後為京兆太守(當在黃初中)……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顏斐是深受京兆人民愛戴的良吏,但他仍令農民輸租時「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之用。據上面記載,這樣作是「吏不煩民」的事由之一,由此可知,連官府冬季烤炙筆硯用的束薪,都要農民供給,至於牛馬等牲畜吃的稿草豈能不取之於民?據《三國誌》卷13《王朗傳附子肅傳》載景初間(237至239年)王肅給魏明帝言:「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谷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假若真如曹操所說「他不得擅興發」的話,那末芻谷之費和人徒之費還從那裡去搾取呢?又據《三國誌》卷25《高堂隆傳》載棧潛給魏明帝上疏說: 
  陛下……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懸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捨業,日費千金。大興殿捨,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碔□,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稿秸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 
  棧潛以上的話是說京畿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都被作為苑囿,充作皇帝遊獵場所,既佔用了大量耕地,也減少了政府「稿秸銍粟」的收入。由是以觀,秦漢統治者原來一直向農民徵收的芻稿之調並沒有被曹魏免除,如果被免除了,棧潛還怎能說「當供稿秸銍粟之調」呢?三國時期,戰爭頻仍,「懸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復「大興殿捨,功作萬計」,假如曹魏果真免除了兩漢和平時期都不曾免除的芻稿之調,恐怕是不符合事實的。 
  再者,關於曹操田租戶調製的頒行年月也存在著不同看法,一般的看法是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入鄴後頒行的;另外的說法,則謂在建安五年或更前一兩年。持後說者乃根據《三國誌》卷23《趙儼傳》如下的敘述: 
  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時為尚書令,受曹操信任)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 
  以上材料說明在建安五年官渡戰前的曹操轄區已經有按戶徵收綿絹的制度,至於此制度創始年月及是否為操新創,尚待研究。據《三國誌》卷12《何夔傳》載: 
  何夔……出為城父令,迂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牟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 
  據上,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的時間,正在何夔任長廣太守並平定管承等反叛時,我們如果能把何夔任太守及平叛時間弄清楚,操制新科又收租稅綿絹的時間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述,何夔在任長廣太守前,曾任城父令。《何夔傳》裴注引《魏書》說: 
  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按劉備叛操在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則何夔出任城父令,至早也需到建安五年(200年)初,而何夔再遷長廣太守的時間還在此以後,則可斷言。 
  上面所引《何夔傳》言在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以前,長廣郡曾發生「牟平賊」從錢的叛亂,「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經查《張遼傳》,張遼「別將徇海濱」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從操破袁譚以後。據《樂進傳》:「太祖征管承,軍淳於,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通鑒》將此事繫於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傳》既將操下新科又收租稅綿絹之事緊接長廣郡平叛之後敘述,則其時間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後,可無疑義。 
  因此,《通鑒》應將「操制新科下州郡」一段文字移至建安十一年敘述,才符合事實。正因為《通鑒》誤將此事提前了六年,緊接李通急錄戶調敘述,所以引起了史家的錯覺,誤認為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已制定收田租戶調的新科。事實是,操在戰勝袁紹前,「誠不意能全首領」,那裡能從事賦稅改革!只有當操平定冀州以後,才具備以法令和制度來強化其統治的基本條件。至於在官渡決戰以前操轄區已有向農民徵收戶調之事該怎樣解釋?我以為史書雖無明確記述,尚可由實際情況作出判斷:自初平元年(190年)以後,中原戰亂,人民死亡逃散,土地荒廢不耕,物價波動劇烈,錢幣流通停止。在這種情況下,原來按人丁徵收算錢的制度,勢必有所更改。因此,掌握軍政財賦大極的州牧、刺史不得不在其轄區內改變徵收賦稅的措施,而將按人口年歲徵收算賦口錢改為按戶徵收綿絹,因為戶難隱藏而口易逃匿。至於這種賦稅改革究竟由誰先提倡和執行,今史家均言系曹操率先改定,其根據有《三國誌》卷15《賈逵傳》注引《魏略·楊沛傳》的記載: 
  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 
  又《三國誌》卷9《曹洪傳》注引《魏略》曰: 
  太祖為司空,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於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 
  按譙縣及長社縣當時均屬豫州,故知至遲至獻帝都許後豫州已有按戶徵收綿絹之制。但以上兩條引文,既未說明此制系操自創;也未言明創始的確切年月,如據此即斷言系操遷帝都許後所創,證據尚欠充分。據《三國誌》卷11《王修傳》載初平中(190至193年),北海相孔融令王修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所謂「發調」,自然也應同以上兩條引文一樣,均指按戶徵收綿絹之事。從這條資料,可知在獻帝都許之三年前,青州北海國已存在按戶收調之事。《三國誌》卷6《董卓傳》言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於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在這種「錢貨不行」的情況下,中原各州郡自必改變向農民徵收賦稅制度。所以我認為戶調製的出現乃獻帝初平年間事,並非操獨家新創。正因如是,所以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因為這種下發到州郡的新科有關於徵收田租戶調的各項法律條文,故何夔根據所領六縣的具體情況,請操許其「臨時隨宜」,暫緩「齊以科禁」。這樣解釋,我想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農民除了被封建統治者搾取田租和戶調外,還有更繁重的徭役負擔。徭役給被剝削階級帶來的困擾和災難自古即很嚴重。三國時期,干戈不息,人民徭役負擔尤為酷烈。例如當建安九年(204年)曹操進攻袁譚時,因川渠水凍,曹操為了通船,竟令農民鑿冰,致使「民憚役而亡」,亡者被捉獲之後,即處以死刑。又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烏丸,令民「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因為勞役繁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南陽間苦徭役」,於是侯音執太守東裡兗與吏民共反。次年春正月,操病死於洛陽,因「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病,於是軍中騷動,群僚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所有這類情況,都反映勞役之重已使人民難以忍受。曹丕繼承王位後,言:「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裋褐不完」。說明當時百姓生活艱苦。曹丕口頭上雖有恤民之語,還聲稱他嘉尚漢文帝的「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實際上,曹丕少時嘗因向曹洪假求不稱而懷恨。他為太子時,曾使曹植因人向鍾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兩載,他即向孫權求取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種南海珍品。凡此都說明他始終不脫驕貴公子之習。曹叡在位十三年(227年5月至239年正月),他自從勁敵諸葛亮死後,即大修宮殿,勞民傷財,群臣多諫,他雖不殺諫者,亦不改奢淫惡行。曹叡死後,曹爽與司馬氏相繼掌握政權,上層鬥爭至為激烈,唯於窮奢極欲、過度虐民方面,尚無重大劣跡,然內有所謂「淮南三叛」,外有對蜀、吳之役,勞師動眾,運糧修路,無不出之於民,是知農民的痛苦與貧瘠,在近百年之三國史中固無時或已也。            
一、農田水利與漕運     
  由於恢復生產與軍事運輸的需要,曹魏對農田水利與漕運相當注意,其中為農田灌溉而興修的水利,有以下諸陂塘: 
  (1)太壽陂興修於建安七八年左右,時夏侯惇領陳留太守,「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盧弼《三國誌集解》卷9《夏侯惇傳》引趙一清曰:「太壽大約在寧陵襄邑之間」。 
  (2)芍陂、茹陂及七門、吳塘諸堨曹操準備與袁紹交戰前,任命劉馥為楊州刺史。馥在合肥建立州治,安集百姓,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南八十里,陂周百二十餘里,相傳系楚相孫叔敖所造,劉馥予以重修。茹陂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南四十八里。吳塘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北二十里。七門堰在今安徽舒城縣西南百一十里。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劉敞寫《七門廟記》,謂「七門三堰,灌田凡二萬頃,實劉馥所造」。按劉馥死於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餘年之久,劉敞尚見百姓廟祀劉馥,說明人民對修渠興利者深厚懷念。趙一清謂:「七門三堰者,堰在縣七門山下,所謂鳥羊堰、千功堰、槽牘堰也」。 
  (3)魏文帝時,沛郡太守鄭渾於肖(今安徽肖縣西北)、相(今安徽宿縣西北)二縣界,興陂堨,開稻田……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陽陂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賈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5)成國渠及臨晉陂《晉書》卷26《食貨志》謂:「青龍元年(233年),開成國渠,自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至槐裡(今陝西興平縣),築臨晉陂,引■、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 
  (6)戾陵堨及車箱渠嘉平二年(250年),劉馥之子劉靖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他在幽州州城薊縣西北的水上修築了一個分水壩,分出來的水經昌平縣往東至潞縣(今北京市通縣東),長約三十餘里,稱為「車箱渠」,渠水注入高粱河上游,共溉田萬有餘頃。 
  另外,魏文帝時,牽招為雁門太守,「郡所治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南),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大約與此同時,野王典農中郎將司馬孚在河內沁水縣沁水上壘石為堰,以資溉田,謂之石門,亦稱「枋口」。魏明帝時,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肅武威、酒泉一帶,「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正始時,幽州刺史毌丘儉「穿山溉灌,民賴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諸軍事的胡質亦「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以上堨渠,多為溉田而建。還有主要為軍用及航運而開鑿的,如: 
  (1)白溝即宿胥瀆(黃河舊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準備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淇水源出山西,經今河南淇縣流入黃河。操在淇水將入黃河處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東入白溝。這個河口即稱為「枋頭」。白溝東北流至今河南內黃縣城西,納入自安陽方面流來的洹水後,與在其西的漳河並肩再向東北流去。曹操為了將白溝與漳河連接起來,又開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進爵魏公,實際即建立了魏政權。以鄴為國都。為了加強鄴與四方的聯繫,乃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縣),往東南至館陶縣的利漕口流入白溝。《水經注》卷10《濁漳水》說:「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溝的另一名稱,清指清河,洹指安陽河)。 
  (3)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烏桓,患糧不繼,乃鑿以上三個渠。自呼□(即今滹沱河)鑿入泒河(上游即今沙河,下游循大清河至天津入海),名「平虜渠」;從泃河口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溫榆水後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溝,即今北運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縣而得名,泉州縣在今天津市武清縣西南)。新河的開鑿見於《水經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頓,與泃河口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新河是溝通泉州渠與濡水(今灤河)的一條人工運渠。渠的西口,自寶坻縣鹽官口承鮑丘水為源,東流至灤縣注入灤河。 
  操開鑿以上各運渠以後,中原與河北、遼東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後,即將視線轉到經常與吳交兵的東南地區,故操及其後繼者對從許、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鑿。建安七年(202年),操為了清除河北袁氏勢力,曾在浚儀(今開封市)修治睢陽渠,以為運兵輸糧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軍征吳,「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兩度進軍濡須口,都是走的水路。操為了對付吳、蜀兩大敵國,末年終於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陽。因之許昌和譙縣同為魏伐吳的後方重鎮。黃初六年(225年),曹丕為了伐吳,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縣東),修討虜渠(在郾城東),引汝入穎,以增加穎水水量。浮穎入淮,尤為曹魏後期水運要道。曹丕、曹叡統治時期,魏吳雖不時交兵,並無決定性的戰役。三國後期,魏、蜀、吳三國皇室均呈現衰落景象,只有司馬氏方興未艾,不論在興農、用兵和人才旺盛諸方面,司馬氏都能有所作為。具體事實之一即司馬懿與鄧艾在淮河南北大興水利與屯田,其實際情況,前已多次談及,現只再引用《晉書》卷26《食貨志》所述鄧艾修廣漕渠的一段話: 
  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穎。大治諸陂於穎南、穎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由上可知,鄧艾在穎、淮二水所修廣挖深的河渠甚多,淮陽和百尺二渠也不過是其中的兩個而已。這些河渠不只是運送兵糧的主要航道,也有益於溉田興農積糧。            
二、手工業和商業     
  (1)手工業 
  曹操對關係軍國之用的煮鹽冶鐵手工業極為重視,他說:「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操剛起兵時,親自「與工師共作卑手刀」。見者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復能大,何苦!」後來操製成「百辟刀」五枚,謂之「百煉利器」。這種防身利器,只給太子曹丕及其他稱意的兒子。操與袁紹在官渡決戰時,「紹作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操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僅此一事,即說明操平日注意研製武器對克敵制勝的重要作用。古時,人們認為擔任軍器製造的官職,沒有出息。操為此特地給司金中郎將王修寫信,告以司金中郎將之職,雖低於軍師,然而從建功立業觀之,尚勝於軍師。後操物色韓暨為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謂熟鐵一石,即120斤),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史稱「暨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三國誌》卷15《張既傳》言:「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東漢時已有人製作。三國時又推廣應用於邊遠地區,技術上也有所改進。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馬懿鎮關中,曾「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曹操時鐵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鹽的官營,尚早於鐵。官渡戰前,操使治書侍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衛覬給尚書令荀彧書,建議置鹽官,施行鹽業官賣政策,以積貲購置犛牛,吸引農民歸來。荀彧即以衛覬之議報告於操,操從之,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並令司隸校尉鍾繇治弘農。由此關中外出農民歸者益多,而關中諸將亦服從。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國誌》卷27《徐邈傳》言涼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谷」。《全三國文》卷35載盧毓《冀州論》,提到「河東大鹽」,即今山西運城市解池生產的池鹽。足見當時地方官員對經營鹽業也十分重視。 
  《水經注》卷10《濁漳水》言曹操在鄴築銅雀、金虎、冰井三台,冰井台藏有冰、石墨,還有粟窖、鹽窖。並言:「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鹽和石炭於台內,說明對之甚珍視。 
  三國時,紡織手工業遍及家家戶戶,故操能施行按戶徵收綿絹的戶調製。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歸家,後操往探視之,欲令俱歸。夫人方織,踞機如故,終無一言。魏臣許允,以不黨司馬師,為師所殺,允門人走告允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操之前妻與許允婦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於紡織,一般民間織婦紡織之勤苦,自不待言。 
  紡織用機,三國時有很大改進。史稱扶風馬鈞,巧思絕世,他改進了綾機,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此事後面再述。 
  曹魏的紡織產品,雖沒有蜀錦那樣著名,但蜀錦價格高,數量也有限,廣大人民群眾無緣穿著,只有富貴人家始能享受。魏的紡織業則絲織品與麻、葛布全面發展。齊地自春秋戰國以來即號稱「冠帶衣履天下」;西漢時,「兗、豫之漆、絲、絺、紵,被認為系養生送終之具。魯國之縞,以質地輕美聞名,故諸葛亮勸說孫權抗操時,將入荊操軍喻之為「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何晏讚美清河(今山東臨清東北)的縑、總和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絺(細葛布)為魏名產;左思稱讚「錦繡襄邑(今河南睢縣)、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曹丕詔謂:「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總、綃、繐,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縠,衣疊鮮文」。另外,上黨、平陽的麻織布,亦頗足稱。曹操提倡節儉,連曹植之妻衣繡,都被處以死刑。這種嚴格禁奢措施,自然有利於麻葛織物的普遍發展。 
  (2)商業 
  東漢時,中原地區商業相當興盛,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曰:「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郡,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在著名的絲綢之路上,「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東漢末年,由於政治腐敗,人禍災荒,紛至沓來。及至董卓之亂,中原擾攘,民棄農桑,生產衰落,衣食器用,無不短缺,商業幾乎停滯,貨幣常不流通。曹操平定中原後,經濟稍有好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繼位為魏王,立即下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於是貊、扶余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至黃初三年(222年),「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遂通,魏置戊己校尉」。唯古代史家著書,多不屑記述商賈之事,所以留給後世的商業史料,至為零散缺略,且多系官方貿易。如《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 
  是歲(黃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群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方有事於西北(指劉備將來伐)……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丕父操剛死),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吳主傳》載: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龍三年;235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從以上兩次魏吳交易可知,曹丕、曹叡父子所感興趣的東西是海外珍玩,而孫權所需要的則是戰馬等軍用之物。魏吳之間時有互掠對方人口財物的事,但二國交界線很長,且有江河水運之便,加以南北產物有異,因之以所有易所無的需要必然會促進相互貿易。唯當時只有最高統治者始敢公開與外交易,其他人私自對外交易是非法的。故當魏大將軍曹爽附絹三十匹讓江夏太守王經交市於吳時,王經不發書而棄官歸。縱然如此,魏吳邊境間的互市,還是未曾中斷過。據《晉書》卷61《周浚傳》載: 
  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今河南潢川西),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於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由上可知,縱然在兩國邊防軍相對峙時,與軍民生活攸關的商品交換仍在經常進行,唯常有互相襲奪行為。另外,在本國內地駐軍中也有所謂軍市。如《三國誌》卷16《倉慈傳》注引《魏略》載顏斐為京兆太守時事: 
  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可見在軍市中縣民常受軍吏侵侮,當時管理軍市的官吏,叫軍市候。 
  在邊境地區的貿易中,有地方豪強侵凌異域胡商之事。《倉慈傳》言倉慈為敦煌太守時: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劃面,以明血誠;又為立嗣,遙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貿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漢商民對善於扶助正常貿易的清官廉吏多懷感戴,視之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數商民是衷心維護民族間和睦共處、貿遷有無的。只有少數地痞流氓才見利忘義、唯眼前的財利是圖。倉慈與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關係,堪稱古代貿易史上的佳話之一。 
  前已述及,魏、吳兩國中後期,典農官令其部屬營商之事都很普遍。這種情況表明社會生產有所恢復,也顯示了貴族官吏帶頭掀起的奢靡之風已經抬頭。突出的事例是魏晉之際身任荊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遠使客商而致富不貲」。對石崇的貪暴行徑,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司馬炎不僅不予以懲處,甚至還幫助大官僚皇戚王愷給石崇爭靡斗富。從石崇成為著名巨富的事,也足以證明當時遠使客商來荊州的眾多及攜帶商品的珍奇貴重,否則,石崇怎能靠劫奪就發了橫財呢? 
  富商大賈同貴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彼此勾搭以圖更大利益的一面。兩漢時,商人「交通王侯」、擠身政界的事例已屢見不鮮。漢末戰亂,這種情況更屬常見。例如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到涿郡販馬,因看中劉備有政治前途,遂多與之金財,使之合聚徒眾。後來劉備在徐州遭遇重大挫敗,「祖世貨殖」的麋竺又「進妹於備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軍勢復振。史言麋竺「干翮非所長」,可是因他貲財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謙等青睞。麋竺先為徐州牧陶謙別駕,謙死,竺遵謙遺囑,率州人迎劉備為徐州牧。後跟備投奔曹操,操用竺為嬴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麋氏兄弟寧願跟隨劉備,而不就職。史言公孫瓚:「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其中「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富皆巨億」。由於行商坐賈遍及各地,所以魏、吳派出間者到對方去時,常冒充商賈以行計。凡此都說明三國時雖常有戰爭,商業並未停滯,商人的活動依然存在。            
三、曹魏與倭人的和平友好往來     
  關於曹魏與周圍各民族的貿易,本書在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中當論及,現只談一下魏與倭人——即三國時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來。 
  中國古籍有關日本的最早記載是戰國時人所撰的《山海經》,其中有「倭屬燕」的話,說明戰國時燕國和日本至少已有政治接觸。秦始皇時,徐市率領男女並攜帶五穀種籽至日本,止王不歸。及漢武帝滅衛氏朝鮮,倭人各國使節通於中國者漸多。劉秀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國奉貢朝賀,劉秀賜其王以印綬。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國王師升獻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時,位於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帶的邪馬台女王國,下轄三十餘個小王國,即《三國誌》卷30《東夷·倭人傳》中所載「今使譯所通三十國。」陳壽言女王名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卑彌呼女王對魏極嚮往,前後兩次派出使臣來洛陽。第一次在魏景初三年(239)六月,女王遣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詣帶方郡太守,於是帶方太守劉夏遣吏將送女王使臣一行至洛陽。那時魏明帝已於正月病故。由曹爽、司馬懿共同輔佐少帝曹芳。其年十二月,魏帝詔書報倭女王曰: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 
  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 
  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次年(魏少帝芳正始元年,240年),魏令帶方太守弓遵派人攜帶詔書、印綬、金帛、錦罽、刀、鏡等物赴倭國,一併賜給倭女王卑彌呼。女王因使人上表謝恩。是為魏使第一次赴倭。 
  正始四年(243年),倭女王卑彌呼又遣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短弓矢。魏又拜其大夫掖邪狗等為率善中郎將。是為倭第二次向魏奉獻。 
  正始八年(247年),倭女王卑彌呼與所屬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使詣帶方郡太守述說相攻擊狀。於是太守王頎遣塞曹掾史張政等攜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並為檄告諭之,是為魏使第二次去倭。這時卑彌呼去世,倭國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死者千餘人,於是復立卑彌呼十三歲的宗女壹與為王,國中始定。張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獻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是為倭第三次向魏奉獻。 
  由以上九年中(239至247年)倭魏往來情況可以看出:(1)倭女王國初次給曹魏進獻的貢物,僅有男女生口各數人及班布二匹二丈,說明不過是探測一下曹魏對其意向,雖雲進貢,其態度乃是不卑不亢的。曹魏嘉其踰遠渡海,乃厚加封賞。魏帝詔書也寫得真切動聽,慰勉有加。所有情節,以今度之,誠不免有大小國家間的不平等差異。然就當時社會發展階段觀之,誠不失為大小國家間和平往來的佳話。(2)倭女王國第一次向魏貢獻物品雖極簡樸,但第二次已有「倭錦」,第三次有「異文雜錦」,表明自從魏倭往來數年間後,倭國的絲織技術已從無到有,迅速提高。(3)倭女王初次遣使詣魏,只憑口頭翻譯,未見有書面奏疏,及與魏通使後,乃能利用漢人漢字,上表謝恩,表明倭女王國在文化方面亦有所進步。魏倭的和平友好往來,促進了雙方文化經濟的交流扣提高。            
一、軍士屯田     
  人們一提到三國時的屯田,就說:「吳不如魏,蜀不如吳」。實際,這話也未必很中肯,無論從封建統治者所花費的心思、難度和效果看,蜀漢的屯田都未必不如魏、吳。劉備在時,常征伐在外,諸葛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劉禪繼位,事無大小皆由諸葛亮做主。後主建興十二年(234年)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都遵守諸葛亮的成規行事,後主延熙十六年(253年)費禕遇刺身死,此後至蜀亡也只剩下十年,掌握軍國權柄者,尚有大將軍姜維及尚書令董厥、樊建等人,均為諸葛亮生前精心培養者。只因劉禪昏暗,晚年政治受到宦官黃皓干擾,至於衰敗不振。由於以上情況,談論蜀漢屯田便不能不集中研究諸葛亮對屯田及農戰等的態度和具體措施。 
  盡人皆知,諸葛亮出來輔佐劉備,乃「受任於敗軍之際」,後來亮病死於渭濱前線,也是在兩軍對峙之時,所以諸葛亮一生事業,一直與戰爭相始終。亮之平生素志乃是為了給劉備父子重建劉漢政權,進而統一中國,其任務可謂至艱至巨。其一生所籌劃經營的也以務農運糧和練兵作戰為主,非戰無以達其宿願,不重視農業生產與軍事運輸就不能支持其以弱攻強的戰爭。從亮之治國行軍措施看,他不僅多次進行北伐,而且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致力於務農殖谷,令軍民衣食足而後用之。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備收荊州江南四郡,始有一塊立足之地,他使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蜀章武二年(222年),劉備伐吳,大敗於猇亭,次年備死,亮輔政,「務農殖谷,閉關息民」。 
  後主建興三年(225年),亮南征四郡,「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建興五年(227年),亮率諸軍出屯漢中,從此至亮死,他的主要任務是出師北伐和勸農積穀。他的事業固然建築在役使農民當兵納糧的基礎上,但他先農後戰的政策也是昭然若揭的。實際上,亮搞軍士屯田早已開始了。如《水經注》卷27《沔水上》說: 
  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建興六年(228年)春,亮第一次北伐,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前鋒馬謖敗於街亭,趙雲、鄧芝亦失利於箕谷。故趙雲退軍時,不得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至次年,趙雲即逝世。故知赤崖屯田繫於諸葛亮出屯漢中後不久,即已興辦。《通鑒》胡注云:「赤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這幾句話表明,屯田之地,往往設置糧庫,反過來說,有糧庫之地,也往往是屯田區。赤岸在今陝西留壩東北褒水西岸,往北距魏境之散關已不很遠,故諸葛亮選擇為屯田地點之一。漢中地區土質肥沃,氣候溫暖,雨量充沛,物產富饒,自然條件之優越,雖略遜於蜀郡,並不下於魏之淮河兩岸。從蜀往漢中運送軍糧,需翻高山,越峻嶺,遠遠不如在漢中就地屯田。但當劉備從曹操手中奪得漢中時,漢中人戶已被曹操及其將領遷走很多,故史稱劉備得漢中,只「得地而不得民」。在這種情況下,諸葛亮如想在漢中募民屯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漢中盆地和通往魏國的用兵要道興辦軍士屯田。諸葛亮北伐,動用的兵力達十萬以上,而從事轉運糧草物資的兵民又要兼倍於此。所以諸葛亮在漢中地區興辦的屯田地點,必然不在少數。《三國誌》卷33《後主傳》載:蜀後主建興十年(232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黃沙在今陝西勉縣東、褒城南,當褒水流入漢水處。史既言亮在黃沙休士勸農,則黃沙為軍士屯田之要地,且屯田規模亦必甚大,故陳壽於《後主傳》敘及。在亮北駐漢中的六七年中,除了屯田、練兵、修橋、築路、製造運輸工具木牛、流馬以外,還建造了存貯糧谷的斜谷邸閣,集糧於斜谷口。為了彌補運糧的不足,甚至在軍事前線也分兵屯田,如《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載: 
  (建興)十二年,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史既言亮將所能調動的軍隊全部調出斜谷,並分兵屯田,則屯田地點,當不限於一處。《三國誌》卷26《郭淮傳》言:「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蘭坑當在離五丈原不遠處。亮當懸軍深入敵境,與強大的敵人作殊死戰鬥之際,猶分兵屯田,以支持長期戰爭,說明其對屯田的重視,不僅不下於曹魏,且為史冊所罕見。這樣,怎能說蜀漢忽視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種籽等,均需由後方攜往,而在刀光劍影、弩張馬嘶的狀態下耕作,自然難度很大,然而亮卻能使「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紀律的軍隊,戰鬥力不可能不強,而亮羽扇綸巾、指揮若定的從容安詳態度,也表明蜀軍的糧食供應已大有改善。所以我們對蜀漢屯田的估價不能過低。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向劉備建策進取漢中時就已說過:「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蠶食雍涼……下可以固守要害」。連法正都有此主張,飽受缺乏軍糧之患的劉備自然更知道興農積穀的重要。 
  至於蜀在漢中興辦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遜於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過了魏在雍、涼二州舉辦的屯田。只緣史書失載,所以不為後人所知罷了。《三國誌》卷44《姜維傳》注引《華陽國志》曰: 
  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維謝。維說皓求沓中(今甘肅臨潭縣)種麥,以避內逼耳。 
  不管姜維在沓中種麥出於什麼動機,當時蜀漢駐守今隴南及漢中諸將多從事屯田以自食,則屬於情理中事。三國時蜀漢史跡失載者最多,而屯田一事尤為陳壽等史家所忽略。關於趙雲、鄧芝在赤岸屯田事,若非亮與兄瑾書中提及,亦不會為後人所知。就曹魏軍士屯田之成效言,最卓著者為淮穎屯田,然其對滅吳究有多大效用,並不很明顯,晉將王濬樓船下益州所載軍糧乃益州民戶所繳納,已足為滅吳之用而有餘。然蜀之漢中屯田則確實起了支持大軍北伐的作用。因此,對於蜀漢的屯田事業,未可予以忽視。            
二、自耕農和地主經濟概況     
  劉備少時孤貧,他投靠曹操時,曾「將人種蕪菁」;「使廝人披蔥」。到荊州依劉表時,亦「手自結毦」。諸葛亮少時,流浪荊州,住的是「草廬」,「躬耕於野」。二人以情投志合,契成君臣。正因二人顛沛流離,瞭解一些民間疾苦,故日後治理荊、蜀,亦較能注意民間疾苦。劉備自樊城南逃時,不忍捨棄十餘萬難民,說明他同百姓的關係與其他軍閥有很大差別。及在荊南,劉備以耒陽縣令龐統在縣不治,即免其官;入益州後,又幾乎殺掉「眾事不理」的廣都長蔣琬,足證他對地方官的盡職與否,極為關注。這種態度和作法,自然有利於平民百姓。劉備策封諸葛亮為丞相時說:「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安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這話雖似官樣文章,但劉備提到「思靖百姓」,總算知道安定百姓生業的重要性。諸葛亮在隆中時指責劉璋「不知存恤」,可知他對百姓的態度是先「存恤」,後役使。劉備在政治經濟措施上,雖亦有放任將士搶掠和殺戮異己之事,然究無重大之屠城濫殺等事件。大體說來,蜀漢統治者既不像吳主孫皓那樣「肆行殘暴……虐用其民,窮淫極侈」;也有別於曹叡之大治宮室。蜀漢國小力微,常主動攻魏伐吳,諸葛亮又連年北伐,「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供役調的自然主要是個體農戶,說明個體農戶負擔很重。晉人袁准稱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這又反映蜀漢農民雖然賦調負擔很重,但仍有一定餘力維持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使蜀漢境內土地得到開墾,國家的租調收入也隨之增加。前已述及,陳壽在《諸葛亮傳》中反覆稱頌亮的德政,如「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等語,其中「強不侵弱」句所指弱者當然主要是自耕農。這雖不能理解為農民真的不受強暴者欺侮,但豪強欺壓農民的情況在諸葛亮輔政時有所減輕,也是不容否認的;另外,「道不拾遺」句,也不能解釋為真的無人拾取道旁遺物,但也說明餓肚子的貧窮人家少了些,否則,還談什麼「路不拾遺」呢?我們把「路不拾遺」解釋為很少有人攔路搶劫,在封建社會也就算不錯了。因此史書上雖然不見有什麼關於蜀漢農民經濟情況的具體記述,但從人們對諸葛亮的稱讚,可以窺知當時個體農民經濟確實有一定的發展,生活也比較安定。 
  總的說來,在劉備、諸葛亮等人的統治下,蜀漢個體小農雖然力役、兵役和賦稅的負擔並不輕,但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搾取還是有所減輕的。他們利用這種喘息機會,努力生產,從而使自耕農的經濟得以維持和發展。 
  至於蜀漢地主階級的經濟概況是怎樣的?由於材料十分缺乏,難以舉出大量事實,這裡只能約略言之: 
  蜀漢統治者始終沒有觸動過益州地主官僚的固定房地田產,如同《三國誌》卷36《趙雲傳》注引《趙雲別傳》所載: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 
  蜀漢統治者不沒收原益州官吏地主的土地財產,以換取其為蜀漢政權效力的政策,是講求實際的。 
  本書第七章第二節已談到過益州外來地主與土著地主間的矛盾比較緩和及蜀漢政權比較上軌道等情況,同時指出蜀漢政權通過賞罰分明的法治措施,既限制又利用地主豪強,使蜀漢政權較穩定。這些得益最大的自然還是地主階級。蜀漢滅亡時,共「領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其中著籍人數由於蜀漢末年政治衰敗,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隱瞞,但官吏人數則沒有隱瞞的必要。所以「吏四萬人」可能接近實際。無論怎樣說,蜀漢這樣小的國家,官吏人數竟如是之多,表明農民百姓的負擔是夠重的。官吏的眾多,意味著地主階級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均有所擴張。《華陽國志》記述蜀郡各縣的「冠冕大姓」、「冠蓋」、「甲族」、「姓族」、「望族」、「首族」,多為作官為吏的大姓豪族。越是富庶的縣,大姓越多。如蜀郡之武陽縣,「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漢安縣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張、季、李、趙輩。而程、石傑立,郡常秉議論選之」。言程、石二姓最為冠冕,郡府常根據當地輿論選二姓之人為吏。廣都縣「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郪縣「高、馬家世掌部曲」。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高勝、馬秦皆叛,合聚部伍達數萬人,被李嚴平定。說明有的大姓豪族在經濟和人力上很有勢力。但總的說來,蜀之大姓,較之吳、魏世族大姓仍有遜色。他們既比不上吳之顧、陸、張、朱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更遠遜於魏之穎川荀氏、河內司馬氏之官位亨通。梁、益大姓擁有的部曲及活動能力亦不及魏、吳的強宗豪右。 
  從蜀漢統治集團的上層來看,他們一般比較廉潔,少有兼併。劉備、諸葛亮身家孤單,子弟幼弱。諸葛亮在成都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無法與當時豪姓大族相比。蜀漢大臣中只有李嚴和劉琰比較富有和奢侈,李嚴有「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劉琰「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其他的就很少能與他們相比。如蜀漢大將軍費禕,「家不積財,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大將軍姜維,「宅舍弊薄,資財無餘」;曾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尚書令劉巴,「躬履清儉,不治產業」;車騎將軍鄧芝,「終不治產業,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尚書令呂乂,「治身儉約」。 
  綜上所述,蜀漢政權既沒有觸犯地主階級的土地佔有關係,也不曾奪取他們已有的部曲和奴婢。事實是蜀漢地主大姓當官為吏者很多,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均有所擴張。但蜀漢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實行法治,其統治集團上層較能躬履清儉,不多治產,史書上少有兼併土地和勞動力的記載,蜀漢地方豪族的勢力也遠不及魏、吳世族地主那樣強大,因而地主經濟的擴張並沒有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水利和農業     
  諸葛亮在荊州隱居時,即「躬耕隴畝」,說明他看重農事,並不視之為賤業。劉備得益州後,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進入成都,至建興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駐漢中,在蜀中施政治國達十三年之久,他著重處理的「務農殖谷」、「育養民物」諸事中,首先是維修與保護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古代,流經今四川灌縣的岷江由山地進入平原,常有水災發生。戰國時,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協作下,以竹籠裝石堆砌成都江魚嘴,把岷江分成內外二江,既調濟了水量,又便利了澆灌,築成著名的都江堰。都江堰古稱「都安大堰」,亦稱「湔堰」。左思《蜀都賦》名之為「金堤」。至西漢文、景二帝時,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於是工程更臻完善。《水經注》卷33《江水》說:「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水經注》接著又說:「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可知諸葛亮對此偉大工程是十分珍視與維護的。 
  諸葛亮之興修水利,主要著力在漢中方面。漢中盆地西起今陝西勉縣,東至洋縣,東西長百公里,南北寬十至三十公里。《華陽國志》卷2《漢中志》稱:「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劉邦為漢王時,都於南鄭,劉邦東伐,蕭何居守漢中,足食足兵。漢末,張魯據有漢中,史稱他「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民夷便樂之」。史又言:漢中「戶出十萬,財富土沃……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足證漢中是三國時比較安定富樂之區。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張魯,多次北徙漢川之民。劉備於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雖奪得漢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今人撰文亦有言漢中人口幾被操遷徙一空者。實際上,操之移民北遷決不會如是之多。但漢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較前減少,則是促使諸葛亮必須在漢中興辦軍士屯田的原因之一。漢水自西而東橫貫於漢中盆地,其眾多的支流也給興辦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條件。據《清一統志》言:蕭何曾在今漢中市北修築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農田。諸葛亮勸農於黃沙時,又對山河堰進行「踵跡增築」。其他市縣地方志亦有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傳說,我們雖不敢指出何者為真,但諸葛亮為了供應急需的軍糧,在漢水及其支流附近興修水利自屬意料中事。據近年考古發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遺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證實:蜀漢時期漢中水利事業還是相當發達的。特別是在臨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遺址,更可斷定與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關。 
  由於蜀漢統治者注意興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說的諸葛亮積極推行屯田,自耕農因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搾取有所減輕,從而使他們得以維持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所以蜀國的農業生產獲得了一定的發展。袁准稱讚蜀漢「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已見前引),即可說明蜀漢社會經濟當然主要是農業經濟呈現出的一派繁榮景象。左思在《蜀都賦》中盛讚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裡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連接,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反映了成都平原溝渠交錯,稼穡興旺,稻浪滾滾的如畫景象。當時的廣漢、綿竹一帶,是農業高產區,稻稼能夠畝收30至50斛。據《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言曰:「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北方水田猶能畝收數十斛,則作「為蜀淵府」的綿竹等地畝收30至50斛,當非誇大之辭。不過那時斛小,所謂畝產30至50斛,也不過當今之畝產780—1160斤左右而已。 
  諸葛亮所以能把蜀國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外,也賴有益州殷富作為物質基礎。兩者相互推動和影響,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汗水滴灌著益州的大地,從而在三國紛擾的戰爭年代,蜀漢的農業仍有一定的發展。            
四、手工業與商業     
  前已言及,劉備少時與母以販履織席為業,說明劉備對於手工技藝並不陌生。諸葛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捨、橋樑、道路」,「所至營壘、井灶、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加以亮素志在於吞魏還都,故對於攻守武器與軍糧運送工具的研究尤為注意。《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鋼鎧教》、《作七首教》以督勵有關官吏提高武器製造質量。陝西漢中地區城固縣三國墓出土了九件銅弩機;在定軍山附近,出土了大量扎馬釘和銅箭鏃、鐵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漢軍隊打過仗或駐紮過的,應屬蜀漢遺物。扎馬釘有銅鐵兩種,四角鋒利,每角約長0.5市寸,隨手擲地,總有一角朝上直立。1964年3月在四川郫縣太平公社出土的銅弩機上刻有銘文,系劉禪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機上銘文說系「十石機」(一石為120斤),一次十矢俱發。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稱:「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以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軍隊的裝備確已達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將鄧艾也說過蜀軍「五兵犀利」的話。這些都說明蜀漢手工業發展水平是很高的。 
  諸葛亮對於關係國計民生最密切的鹽鐵手工業是極重視的,《三國誌》卷41《王連傳》載: 
  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蜀中多鹽井,以廣都縣為例,「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在蜀漢以前,益州的煮鹽事業由民辦者甚多,所謂民辦,實際是由大小豪民辦。《三國誌》卷43《張嶷傳》言:「定莋、台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張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遂獲鹽鐵,器用周贍」。越巂郡屬於南中少數民族地區,這裡尚將鹽鐵收歸國營,內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漢除先以王連領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外,還以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由於王連、張裔領導鹽鐵生產成效卓著,後來都升為丞相長史,說明蜀漢政府對鹽鐵事業是重視的。 
  蜀郡之臨邛縣除有井鹽及鐵礦石外,還有火井,即天然氣。至遲到三國時,人們已知用井火可以煮鹽,用井火煮鹽,「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相傳諸葛亮曾多次到臨邛視察火井,還說井火因亮「一窺而更盛」。這當然沒有可能,不過,對於這樣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於增產富國而又長於巧思的諸葛亮,不可能不饒有興趣而挖盡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會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據說諸葛亮任蒲元為西曹掾,令他在漢中熔金造器,可是,「漢水純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來淬火,最後製出了削鐵如泥的鋼刀三千口。從現在已經高度發展的煉鋼技術來觀察,恐怕涪水也沒有多少強於漢水的地方,我個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來的涪水也許即系利用井火,出於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養蠶是我國古老的傳統。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可知諸葛亮是把植桑養蠶和耕地種穀同樣看待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當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為衡量家財的尺度之一。當然,更可由此看出諸葛亮對紡織業的倡導和重視。如眾所知,諸葛亮說過:「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諸葛亮深知與強大的魏國為敵,光靠增產糧食和向農民徵取賦稅是不行的。因為過分徵收賦稅會失去民心,糧食也難以久存和遠運。所以為蜀漢開闢財源的唯一捷徑是用名貴的蜀錦去賺取巨額利潤,從而支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在諸葛亮的大力倡導和提高技藝的情況下,蜀漢織錦業盛極一時,左思《蜀都賦》說:「闤圚之裡,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這幾句話,第一,描寫了織錦作房的眾多和興旺;第二,形容蜀錦質高物美,冠絕一時;第三,表明蜀錦能換回大量黃金。《丹陽記》謂「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太平御覽》卷185布帛條說:「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三國誌》卷32《先主傳》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劉備「遣軍謀掾韓冉繼書弔,並貢錦布」。劉備素日以漢宗室自居,視操父子為篡漢仇敵,但因吳襲殺關羽,攫取荊州,備將東伐,故偷偷向曹丕弔唁曹操之喪,並送錦布,以行權宜之計。正如曹操曾給諸葛亮贈送雞舌香一樣,故《典略》的記述可能屬實。《後漢書》卷82下《左慈傳》記有曹操「遣人到蜀買錦」之事,按操比較崇尚節儉,而且禁止穿錦,尚且有購買蜀錦之事,說明魏蜀之間實際貿易並不很少。就蜀漢而論,諸葛亮以賺錢富國為先急之務,自然樂於與魏貿易,且貿易品種也不會只限於蜀錦一項。《左慈傳》還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薑」,於是,「語頃,即得薑還」。左慈即刻得到蜀薑之事,不過是玩弄魔術,進行欺詐,但魏境已有商販出售蜀薑,則是完全可能的。諸葛亮曾經多次給孫權送去蜀錦,如《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吳蜀既為與國,且有長江水運之便,故二國之間的貿易當較蜀魏之間為興盛,自不待言。而蜀錦當能通過吳境從海道與東南亞及中亞各國進行貿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賦》說成都市:「市■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麵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三國誌》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可以設想,蜀漢時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等國進行包括蜀錦在內的貿易必然較兩漢有更大的發展,只是史書失載罷了。            
一、屯田的興辦時間和地點     
  江南廣大地域,土壤肥沃,氣候溫暖,雨水豐沛,然而人口稀少,可墾地多,農業發展潛力極大。自春秋戰國以降,南方經濟文化日趨進步。漢末中原戰亂,人民大量南移,使孫吳在江南立國獲得眾多的勞動力和生產技術。三國之中,吳最後亡,孫氏在江南統治八十五年,通過廣大軍民的艱辛勞動,江南以至嶺南的開發,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日後東晉南朝所以能夠以江南半壁與北方經濟發達地區相對峙達二百七十餘年之久,是與孫吳時期的開發分不開的。 
  孫吳也和曹魏一樣,政府一切開支除仰賴廣大個體農民供給以外,還需興辦軍民屯田,以補充軍糧之不足。由於古代史家對農業生產記述很少,所以流傳至今的有關孫吳屯田史料比曹魏更缺乏。我們只能根據一些零碎而模糊的史料,試為蠡測與縷述。據《三國誌》卷47《孫權傳》載: 
  黃武五年(226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谷,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 
  以上材料說明:長期戰爭使農民兵役、勞役負擔十分沉重,生活至為困苦。所在少谷情況,使孫吳統治者感到頗有「增廣農畝」的必要,從「陸遜表令諸將增廣農畝」一語看,諸將均已從事屯田,但需擴大生產。至於孫吳開始興辦屯田的時間,還需稍加討論。據《三國誌》卷58《陸遜傳》載: 
  孫權為將軍(在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 
  《陸遜傳》言遜死於孫權赤烏八年(245年),享年六十三。由此推知遜始仕孫權將軍幕府在建安八年(203年)。此後遜作過東西曹令史,估計遜出任海昌屯田都尉約在建安十年或稍後。但不能把遜任屯田官作為孫吳開始興辦屯田的時間。一般史家認為吳屯田晚於曹操建安元年的許下屯田。我以為從孫吳的主客觀條件看,孫吳也並非沒有在建安元年左右已開始興辦屯田的可能。因為江南戰爭較少,許多地區有安定的環境可以屯田。據《三國誌》卷7《呂布傳附陳登》注引《先賢行狀》載,徐州牧陶謙於興平元年(194年)或稍前,表陳登為典農校尉,在廣陵郡東陽縣進行屯田。當時江東情況尚較廣陵安定。陳登既然能在廣陵屯田,孫策、孫權為什麼不能在丹陽郡或吳郡屯田呢?諸如以下情況,都存在興辦屯田的可能,如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孫策渡江南下,將揚州刺史劉繇從曲阿趕到豫章,繇將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楊太守,並「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此「屯府」可能即太史慈屯田處所,不然附慈山越何所食呢?太史慈被孫策俘獲後,大受親用。史言:「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慈完成任務後,孫策對劉繇舊部萬餘人如何發落,史未敘及,以情理度之,令之屯田,既為當時情況所需,即不能說沒有可能。又如《三國誌》卷46《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載: 
  (策)自與周瑜率二萬步騎襲皖城,即克之,得(袁)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皆徙所得人東詣吳。 
  《通鑒》系此事於建安四年(199年)。至於袁術部曲三萬餘人徙吳後如何安置,據《三國誌》卷55《陳武傳》言「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其他體質較弱的自可能令之屯田。當建安五年(200年)孫策被刺身亡,孫權繼統其眾,舊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權攻克之,「徙其部曲三萬餘人」,這樣多的降人,不令其屯田,又何所食?陸遜之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即系辦理屯田,吳和丹陽兩郡還有不少比海昌更為重要的軍事、經濟地點,豈有不早已開辦屯田之理。孫吳的自然條件極宜屯墾,所缺的是勞動人手,當時江北人民既源源南下,而孫策、孫權又獲得袁術、劉繇及劉勳等舊部曲,加以山越人民接連不斷地被孫氏降服,所以我們可以確信孫氏在江東立國之初,就會利用敵人舊部曲、南下流民和山越降人興辦屯田。我們對於孫吳舉辦屯田的時間,不宜估計甚遲。 
  從地理條件觀察,孫吳屯田不可能有曹魏許下和淮南北屯田那樣集中。原因之一是南方多丘陵山地,缺乏大的平原曠野。魏吳在長江中下游相對峙的情況是,吳軍擅長水戰,但因缺馬,難以與魏軍驍騎爭逐於北方曠野,故吳乃防守有餘,進攻不足,這就使得吳對魏採取了防守為主、攻取為輔的基本戰略。縱然如此,長江中下游數千里,皆需設防,處處置兵,有兵則不能缺糧,因此孫吳屯兵之處,一般都令軍士屯田。黃武五年(226年)陸遜上疏建議「令諸將增廣農畝」,表明諸將已進行屯田,否則何以言增廣呢?諸將不只在防地屯田以自食,得到敵人城池土地,亦往往就地屯田。據《三國誌》卷51《宗室·孫韶傳》載:魏吳經常交兵的「徐、泗、江、淮」間,雙方「不居者各數百里」。由於淮南戰爭地帶接近東吳,且吳軍饒江河運糧之利,魏軍則輸糧線長而運艱,不能不收縮兵力,以免受到吳人掩襲。當時魏在淮南重鎮合肥以南,只剩下一個皖城。《通鑒》卷67建安十九年載: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閻(五)月,權親攻皖城……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拜呂蒙為廬江太守。 
  《吳主傳》記此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孫權得其地,自然會利用降民繼續進行屯田。《三國誌》卷26《滿寵傳》載: 
  (青龍)三年(235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魏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滿)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 
  皖城是廬江郡治,從其西北方向流來的皖水,經皖城東入長江,其入江之口叫皖口(在今安徽安慶市)。吳嘉禾六年(237年),諸葛恪鎮壓丹陽山越,獲得「甲士四萬」,他自領萬人,「率眾佃廬江、皖口」。又據《通鑒》卷80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年)載: 
  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斛、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 
  以上史料說明廬江郡江北部分是孫吳屯田重點區之一,直至吳亡。 
  孫吳在今安徽的重點屯田區,還有於湖。於湖在今當塗縣南,瀕臨長江南岸。其北至合肥一帶,是魏吳以重兵交戰的場合。《宋書》卷35《州郡志》言:「於湖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縣立,本吳督農校尉治」。以吳在於湖設置督農校尉的郡級典農官來看,其屯田應為民屯,而與江北之多為軍屯者不同。 
  毗陵(今江蘇常州市),是東吳規模最大的屯田區。《宋書》卷35《州郡志》言:「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毗陵西北有建業和京(今鎮江市),東南有吳,吳是孫權最初屯駐地。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自吳遷京。建安十六年(211年)又自京西都建業(原名秣陵,今南京市)。自吳至建業地帶既是孫吳政治、經濟中心,又當運河北上要道,而且靠近山越居地。山越是吳國軍隊和屯田的主要人力來源。所以毗陵成為吳重點屯田區,據《三國誌》卷52《諸葛瑾附子融傳》注引《吳書》載: 
  赤烏中(238—249年)諸郡出部伍(部隊),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 
  陳表、顧承的隊伍中有不少山越人。史既言:「諸郡出部伍」,則參加屯田的部隊,當還有些是從別處來的。陳表、顧承各自率領的部隊及家屬各達數萬人,說明在毗陵屯田的總人數是很多的,故後來孫權又設毗陵典農校尉。毗陵屯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孫吳在今江蘇南部的江乘、湖熟、溧陽等地,都設有典農都尉,蘇南的屯田,不只為了供應軍糧,也有鞏固國本、支援四方的作用。 
  孫吳在今湖北境內的屯田也是比較多的。荊州居吳上游,對捍衛下游的安全,至關緊要。魏齊王芳嘉平二年(250年),魏荊州刺史王基曾建議在江陵北沮、漳二水及安陸溳水流經的平原地帶「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進攻江陵、夷陵等地,以達到取荊滅吳的目的。魏既有此打算,吳對魏的策略,也是務農積穀而後圖之。因之吳在長江沿岸的軍事重鎮和交通要地都開置屯田,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江陵、夷陵和尋陽。 
  江陵是吳荊州南郡的首府。由於「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所以吳主要將領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朱然等都曾在江陵鎮守。駐軍既多,附近土田又肥沃,所以吳把江陵作為一屯田重點,正如魏將江陵以北地區作為屯田重點一樣。據《宋書》卷64《何承天傳》載何承天《安邊論》曰:「吳城江陵,移民南涘……襄陽之屯,民夷散雜」。可知江陵是有屯田的。 
  夷陵(也稱西陵,今湖北宜昌市)的情況,也同江陵類似。陸抗曾給孫皓上疏言:「臣父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說明夷陵地位非常重要。故吳在江陵至夷陵以西地帶有重兵駐防,陸抗既以善守禦著名,他對軍糧的生產與供應,自會有妥善安排。魏人對夷陵亦經常覬覦觀隙,如《三國誌》卷27《王基傳》載: 
  王基……出為荊州刺史……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在西陵界,今宜昌市西北),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雄父邸閣的存米三十餘萬斛中相當一部分應為駐守夷陵一帶軍士及其家口所生產。所謂「納降數千口」及「降民」,當指守衛雄父邸閣的軍士及在附近屯田的家口。孫吳在夷陵興辦屯田的證據,雖不直接而明顯,但據《宋書·州郡志》等的記述,長江下游的溧陽、湖熟、於湖、江乘、毗陵等地都有屯田,居於「國之西門」並駐有重兵的西陵豈有不興辦屯田之理。當鳳凰元年(272年)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時,陸抗曾言西陵「處勢既固,糧谷又足」。雄父邸閣的存糧當為軍民屯田所積儲,可無庸置疑。 
  今湖北廣濟縣城東三國時有尋陽縣,當時隸屬吳之揚州蘄春郡。呂蒙等攻克皖城,擒獲魏廬江太守朱光,孫權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表明尋陽原有屯田。當吳主孫亮建興元年(252年)諸葛恪攻魏合肥新城失敗後,仍「圖起田於潯陽」,也說明潯陽是吳屯田據點。類似潯陽這樣的屯田地點而史書失載者必然不在少數。 
  除了長江沿岸地帶以外,在江南廣大腹地也分佈著一些屯田地點。其中有軍隊駐守的地方,多為軍屯;設有農官地區多為民屯。但孫吳軍屯與民屯的區別較曹魏更不易分辨清楚。因為孫吳的郡縣官和屯田官往往由一人兼任。而孫吳文官武將並非截然分途,文官大都帶兵,武將多兼領州郡。將士家屬一般隨軍居住,軍隊駐地的兵士及其家屬往往從事屯田,而且附近也可能雜有民人屯田。比如毗陵屯田,有人認為是軍屯,因史言「諸郡出部伍」,部伍即軍隊;有人言是民屯,因為有毗陵典農校尉等農官的設置。事實上,軍屯與民屯往往同在一地,或兩者互相轉化,難以截然劃分。不論軍屯或民屯,都系軍事編制,耕種的都是國有土地,多為了供應軍糧。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時人並未提出屯田有軍、民之分。近人為了省目和便於深入研討,始加以區分。但如果不管什麼情況,都打算把軍屯、民屯劃分清楚,就難以辦到,且勉強為之,亦未必符合實際,似以缺疑為是。 
  不管怎樣,孫吳屯田的規模是夠廣泛的。把軍民安置在土地上進行耕作,以供應軍民糧食的不足,是需要而有益的。孫吳的屯田,對江南廣大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 
  三國時期,魏、吳、蜀三國軍民多參預了屯田勞動。他們在極度貧困的生活條件下,拖疲體,淌血汗,辟荒斬棘,從事艱苦的勞動,應當說功在史冊,值得同情和追思。            
二、孫吳屯田的衰落     
  探索孫吳屯田的衰落,首先要從屯田生產者的境遇狀況談起。孫權時政治還比較好些,但吳國軍民(當然包括屯田兵民)並未免除貧困狀態。例如《三國誌》卷57《駱統傳》載: 
  是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病,民戶損耗,統上疏曰:「……今強敵未殄,海內未殄,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暖,死則委棄,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征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漸以陵遲,勢不可久」。……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根據《駱統傳》及其他記述,駱統上此疏的時間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孫權始為吳王的黃武元年(222年)吳蜀夷陵之戰以前。從疏中可知孫權統治前半期軍民生活的困苦情況:竭盡民力的征役,繁重的賦稅剝削,加上戰爭疾疫,使得田荒戶損,軍民並困,民間百姓和屯田貧兵,多數生子無法養活。社會政俗,日趨敗壞,人民逃亡。駱統出於憂國恤民的滿腔熱忱,奏請孫權及時尋求補復之計,使殘餘之民得有活路。由於駱統所言,切中時弊,故孫權深受感動,樂於接受,表明孫權時問題雖多,但統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氣和作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孫權的實際言行,比如《三國誌》卷47《吳主傳》載: 
  赤烏三年(240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谷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稟,以賑貧窮。 
  《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赤烏十年(247年)孫權詔曰: 
  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 
  由上二詔,可知孫權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節用措施。但從孫亮(252至257年在位)、孫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別是至孫皓統治時(264至280年),每況愈下,積弊重重,屯田軍民與廣大農民倍受盤剝,苦不勝言。例如孫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詔說: 
  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軍出不從。 
  以上所說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還照舊繳納限米,所以連孫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詔削減一人服役。詔書是這樣說的,是否能執行還很成問題。不過,吏家尚且負擔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農戶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會比此更好,只有更壞。繼孫休之後的孫皓,是著名的暴君,史書所記其虐民事跡,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對此,本書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紹,這裡就涉及屯田問題,再作些說明。如《三國誌》卷65《賀邵傳》載賀邵給孫皓上疏言當時的軍民疾苦狀況說: 
  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征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 
  另外,《陸凱傳》還載有陸凱諫孫皓二十事,如言「徵調州郡,竭民財力」;「農桑並廢」;「江邊戰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州縣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等等。 
  前已敘及,早在孫權統治前期,吳軍民生活就已處於貧困的境地,到孫皓統治時,如同以上賀邵、陸凱所揭示,廣大吳國軍民更墜入了絕望的苦海深淵,孫吳政權加到軍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賦稅負擔,更使廣大軍民喘不過氣來,於是父子相棄,叛者成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屯田事業怎能維持下去呢?東吳政權的殘酷剝削特別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軍民大批逃亡,這是孫吳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吳國將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經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壞。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後,桂陽太守全柔即命其子全琮乘船繼米數千斛到吳市易0916ˍ0299ˍ0。孫休時,屯田官吏經商頗為普遍,孫休在永安二年(259年)下詔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谷日少」。說明州郡長官及屯田官令吏民經商之事已積重難返,影響了糧谷生產,破壞了屯田制度。 
  此外,孫吳將領通過世襲領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民,使許多屯田土地轉入私家手中。孫吳甚至將屯田吏民賞賜給功臣。前已敘及,建安十九年(214年),因呂蒙在攻克皖城戰役中立有功勞,孫權拜蒙為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這是把眾多屯田吏民作為賞賜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客戶賞賜功臣之事,更屬多見,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客戶可能即屯田民。這些也造成了屯田的衰落。關於世襲領兵制和賜田復客制,後文還要談到。 
  不過孫吳的屯田,不似曹魏那樣興辦時敞開言路,取消時有詔令,而是來無蹤去無影,所以很難斷定其廢止的具體時間。            
三、孫吳的自耕農經濟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孫吳統治地區的廣闊大致和曹魏差不多,而適於農作物生長的自然條件卻遠遠優於曹魏。惟從人口的數量和土地開闢的程度來說,孫吳大大落後於曹魏。正因為如此,所以孫吳統治者自始即以掠奪農業勞動力為國策。如:建安四年(199年),孫策攻克皖城,徙袁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人至吳。建安五年(200年),孫權攻克不肯服從的廬江太守李術於皖城,徙李術部曲三萬餘人。建安十二、十三年(207、208年),孫權兩次進攻江夏太守黃祖,皆虜其人民而還。建安十九年(214年),孫權征皖城,「獲廬江太守朱光、參軍董和及男女數萬口」。赤烏四年(241年),吳將「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赤烏六年(243年),吳將諸葛恪「襲魏六安,掩其人民而去」。孫吳統治者除了向魏邊境掠奪農業勞動力以外,還不斷虜掠其境內山區越漢人口。這後一農業勞動力來源待講到吳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時再行敘述。孫吳通過掠奪遷徙境內外人口,使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有所緩和,這不僅有利於屯田的推行,也有益於自耕農和地主經濟的發展。現在談談孫吳的自耕農經濟概況。我們從吳國君臣對話中,可以看出孫吳所以能立國的主要力量源泉乃來自廣大自耕農民。如嘉禾七年或赤烏元年(238年),孫權對其將帥大臣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說:「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陸凱給孫皓上疏言:「民者,國之根也……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華覈給孫皓上疏亦言:「夫財谷所生,皆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謂其為己勞也,謂其為己死也……今……主之二求已備」,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都說明個體農民是創造物資財富的基本力量,連封建統治者都有所知悉。事實上,地主階級口頭上說的是一套,作的又是另外一套。我們前面所講由於封建統治階層的貪暴腐朽而招致的吳國屯田軍民的悲慘遭遇,同樣也是廣大自耕農民的痛苦寫照。有關自耕農的一些具體情況,《三國誌》卷60《鍾離牧傳》有如下記載: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今浙江慈溪縣)人,少爰居永興(今浙江肖山縣),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系獄,欲繩之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系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由上可知:(1)鍾離牧和該認田縣民都躬自墾田和舂稻,說明他們都是自耕農;(2)當時永興縣荒田甚多,誰墾種即歸誰所有;(3)如非己地,而來冒領,侵奪他人勞動果實,即屬犯罪,甚至可被縣長判處死刑;(4)每畝地所產稻能舂得米近三斛,說明產量不低。由此觀之,東吳的自耕農經濟有一定的發展。永興縣地處錢塘江三角洲上,屬江東宜農地區,尚有荒地甚多,其他孫吳廣大地域可耕荒地自然所在多有。這對自耕農來說,也是很有利的。《三國誌》卷53《闞澤傳》言:山陰人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闞澤先人「世為農夫」,說明是自耕農戶,闞澤從小愛好讀書,因家貧,買不起紙筆,常為人抄書,以取得一點佣錢,他們的生活是相當困苦的。孫吳君臣不僅在言論上關注自耕農,同時也有一些措施。據《三國誌》卷57《駱統傳》載: 
  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鹹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 
  可見孫權考察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標準,是視其轄區民戶有無增減。烏程是侯國,相當於縣,原戶不滿萬,經過駱統治理,民戶始得過萬,戶口的增加,意味著納稅、服役和當兵的人增加,所以駱統受到了孫權的賞識,被調到將軍府任要職,並妻以族女。這樣處置,體現了孫吳政權對增加編戶自耕農民的重視。孫吳的編戶自耕農屬郡縣管轄,也叫縣戶或正戶。孫吳編戶農民的地位似乎遜於曹魏編戶,政府可以更輕易地把他們變為屯田民或軍戶,甚至賞給功臣作佃客。例如孫權愛將陳武於建安二十年(215年)從權出擊合肥時戰死,孫權除命武愛妾殉葬外,還賜武家二百戶復客,《三國誌》卷55《陳武附子表傳》載陳武之子陳表得賜之後的情況: 
  嘉禾三年(234年)……以表領新安(今浙江衢州市)都尉……初,表所受賜覆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 
  由上可知,孫權賜給陳武家的復人(即免除為政府納稅服役的客戶),原來並不是依附於別人的客戶,所以陳表才說:「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根據當時「強者充兵,弱者補戶」的準則,陳表還是讓他們充作政府「部伍」(戰士)。孫權為了嘉獎陳表的操尚,又令郡縣另外料取正戶中比較貧弱者給陳表作復客。可見自耕農作為國家編戶,可以隨時被用於賞賜。《三國誌·吳書》中還有類似的敘述,如同卷《潘璋傳》: 
  潘璋……嘉禾三年(234年)卒……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以上所謂「復客」與「復人」相同,皆謂依附人戶。另外,《三國誌》卷54《呂蒙傳》言蒙卒後,「蒙子霸襲爵,與守塚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這三百家為呂蒙守塚者的身份亦與「復客」相當。編戶農民既有被政府賞賜給功臣武將作復客的可能,說明他們的身份亦非真正自由。實際上,自耕農也難得完全享有自己用汗水獲得的勞動果實,如《三國誌》卷52《步騭傳》載: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捨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幾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看樣子,步騭和衛旌均非出身於名門望族,故自蘇北渡江定居後,單身貧困,躬自種瓜,屬於個體自耕農戶。他們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淩,而不得不把一些農產品獻給焦征羌。征羌過去當過征羌縣令,故以故官名稱之,其人客猶放縱一方,自食其力的騭、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禮,以求平安度日。騭、旌還都有相當文化,豪族對之猶怠慢若此,一般自耕農民所受豪族與官府的虐待和盤剝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一般史書認為自耕農的身價高於士卒,我以為未必,因為不論吳、魏和蜀,都以編戶齊民中之「強者充兵,弱者補戶」。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戶羸民,那末,誰還樂於當兵打仗呢?至於自耕農民的處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國家屯田民好,也需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特別是在戰亂之世,個體農民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賦役雜稅盤剝,投奔豪門,為其役使。豪族為了擴大私人武裝和財富,也施展各種周濟手法,使客戶甘心受其役使。比如周瑜、程普死後,孫權曾下令:「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這種「人客」,即未經政府許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戶。私自包庇人客的將軍,也決非只周瑜、程普二人。這說明戰亂之世的編戶自耕農,處境險惡,有時還不如依附於豪家的人客。 
  前已講過孫吳統治者對屯田軍民的剝削狀況,至於自耕農民所受的賦役等剝削亦大體與屯田軍民相同,上節所引用過的史料如駱統、陸凱、華覈、賀邵、陸抗等人的上疏及孫權、孫休的詔令,也主要是針對自耕農民而發的。何況屯田軍民也大都來自自耕農民。因此,前面引用過的材料對自耕農同樣適用,這裡不再援引。但必需說明的即孫吳的自耕農受剝削的方式,有其獨特之處,而與曹魏的自耕農有所不同。曹魏施行的田租戶調製雖系由兩漢的賦役制演化而來,但又有明顯的改革。孫吳如何向農民徵收田租和絹綿,史無正面敘述。唯孫吳徵取算緡,則史有明文,如《三國誌》卷48《孫皓傳》載:天璽元年(276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說明孫吳始終未曾改變漢朝按人口徵收緡錢的算賦。按理說,孫吳地廣人稀,常有誰墾荒地,收稻即歸誰的情況,則田租理應甚輕,但據《三國誌》卷48《孫休傳》言: 
  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谷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 
  從以上情況看,農民的田租負擔還是夠重的,重得使農民不得不棄農經商。所謂「差科強羸」,即視家貲貧富,定出應繳租稅數額。「務令優均」,即課稅應平均允當,勿優富欺貧。所謂「官私得所」,只能表明農民並未受到合理對待,官場積弊已深,孫休縱然尚有一點顧及農民利益的願望,亦何補於事,只是兩句空話而已。 
  現在接著談一下孫吳地主經濟。 
  孫吳政權是在江北南下世族地主和江南土著大姓共同支持下成立的。江北南下地主不僅積極參與政權,而且需要重新佔有土地和勞動力;江南土著地主也有同樣的兼併慾望。孫吳政權為獲得這些地主的支持,不僅在政治上給予了仕進的機會和其他照顧,還在經濟上給予了種種特權和方便,這就使江南地區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孫吳將領的世襲領兵制上。孫吳的將領,依例可以世襲領兵,父兄亡後,子弟可以繼領其部眾官兵,因而所領部眾實際上就是將領們的私家部曲。同時,東吳士兵屯田十分普遍,將領領有士兵,也就擁有屯田土地。所以世襲領兵制的實行,意味著將領們可以佔有大量的勞動力和土地。也正因為如此,將領領兵的世襲與否和多寡,就直接關係著他們的切身經濟利益,也成為孫吳統治集團分享權益的重要內容。比如周瑜有兩男一女,女配孫極太子登,長男循尚公主,循早卒,其弟胤又犯罪,徙廬陵,這樣,周瑜死後,他的兒子便沒有為將的了。於是諸葛瑾和步騭連名上疏,求孫權赦免周胤的罪,還其兵,復其爵,以觀後效。權尚未從,朱然和全琮又上疏替周胤說情,孫權礙於大臣的情面,只好應允。周瑜是孫吳第一勳將,諸大將要求孫權賜恩於其子,尚不為太甚。可是,連一般無名將領如成當、宋定、徐顧者流,當他們死後,孫權把他們三人的部曲一齊交由呂蒙帶領,呂蒙堅決推辭,他說:「三人皆勤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一連上書三讓,孫權只好答應。說明世襲領兵制深入吳國君臣之心,視為理所應得。世襲領兵制大大促進了吳國官吏大族勢力的增長。《三國誌》卷28《鄧艾傳》載魏將鄧艾言:「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所謂「足以建命」,即指其力量強大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圖行事,而不必全聽命於人主。 
  除了世襲領兵制,孫吳還有賜田復客制,這也加速了世家大族佔有土地和勞動力的勢頭。如前所述,孫權曾一次賜給呂蒙「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呂蒙死後,又「與守塚三百家,復田五十頃」;潘璋死後,「賜田,復客五十家」;陳武卒,即賜「復客二百家。」關於這些情況,記載甚多,可見官僚大族通過這個途徑佔有土地和復客的當不在少數。 
  另外,孫吳對中下級官吏,還有所謂「殊其門戶」的優待。例如孫權弟孫翊為其部屬媯覽、戴員等殺死,媯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暗中與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謀殺媯覽、戴員,事成之後,孫權「擢孫高、傅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又如守始平長丁覽「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又如零陵太守徐陵卒後,「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由此可知,「殊其門戶」的好處,乃在於「僮客土田」不見侵奪。可知孫吳也重視保護中下級官吏對土田僮客的佔有。 
  概而言之,在孫吳領兵世襲制和賜田復客制下,南方世家大族擁有大量土地和人手,當然他們還可以通過其他合法和非法手段,肆行兼併。這些都使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世家豪族的力量也隨之擴大。《抱朴子·外篇》卷34《吳失篇》形容吳之世家豪族曰: 
  勢力傾於邦君,儲積富於公室……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粱肉余於犬馬,積珍陷於弩藏。 
  左思《吳都賦》亦言: 
  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兵器架)內設。 
  以上的描寫,雖不無誇張之處,吳國的世家巨族擁有經濟、軍事、政治三個方面的綜合勢力,則為並時的魏、蜀豪族所難以比擬。東晉南朝門閥勢力終究發展到更高的頂峰,孫吳時期實為之奠定了基礎。 
  當然,從客觀上的效果而言,江南經濟的迅速發展繁榮,也有賴於孫吳八十餘年的經營,而且,隨著封建依附關係的加強,進一步清除了南方較為嚴重的奴隸制殘餘,而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對於南方經濟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            
四、孫吳的手工業和海外交往     
  吳和魏、蜀一樣,富有者穿絲綢,勞動群眾穿葛麻。江東的絲織品質量雖遜於蜀、魏,麻葛織品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三國誌》卷49《士燮傳》言:「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交州的細葛既可作為貢物送到吳郡,則其質量當有不下於吳郡葛織物的可能。左思《吳都賦》言:「蕉葛升越,弱於羅紈」。蕉葛指葛之細者,升(布八十縷為升)越,指越布之細者。就是說,優質越布、葛布比羅紈還柔軟。可見葛布的精緻。江東的麻織業,東漢初已經興盛。《後漢書》卷81《獨行·陸續傳》言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會稽郡獻越布。漢章帝時,馬太后曾以白越三千端為賞賜」。《全三國文》載曹丕詔,嗤江東之衣布服葛,謂「江東為葛,寧可比羅紈綺縠」。曹丕的話只能就上層人士的服著而言,至於人民群眾的衣著,曹魏並不比孫吳優越。曹丕為魏王后嘗言:「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暖,饑者未盡飽」;又言:「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裋褐不完」。吳國百姓挨餓受凍的情況在史書中甚少敘及,雖說系由南方天暖物豐使然,但吳民衣著問題較魏為佳,則可能是事實。孫吳的絲織業亦並非太差,《三國誌·吳書》常以農桑並提,說明絲織手工業已遍及家家戶戶。左思《吳都賦》有「歲貢八蠶之綿」一語,表明納稅民戶多養蠶織絲。吳皇室有專門織絡的女工,孫皓時達到千餘人。華覈給孫皓上疏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女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傚,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由此可知,農戶原多績麻葛為衣,由於風俗奢靡,穿絲織衣的吏民商賈日益增多,這樣便傷害了麻葛業的發展,致使公私皆貧。因之華覈建議令吏士之家普遍績麻枲,人戶一歲一束,則數年之後,布帛必積,而國可富。 
  吳地自古即以盛產鹽鐵著稱。春秋戰國時的吳、越,西漢時的吳王劉濞,都以煮鹽冶鐵而致富強。周瑜亦曾以吳「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的理由,勸說孫權抗禦曹操,因而有赤壁之捷。《御覽》卷343引陶弘景《刀劍錄》言:「吳主孫權黃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鋼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大冶至今猶以盛產鋼鐵著名。當時孫吳兩度以武昌為首都,即都建業時,亦令重臣陸遜等鎮武昌。其所以如此重視武昌,除武昌為長江中游重鎮外,其銅鐵資源富饒,當亦為原因之一。《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言丹陽及其近郡山出銅鐵,山越能自鑄甲兵,山越所以能為吳患,其住地出鐵為一原因。《三國會要》卷19《鹽鐵》引《唐六典》言:「江南諸郡有鐵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吳時置」。吳將賀齊「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弓弩矢箭,鹹取上材,蒙沖鬥艦,望之若山」,致使魏將曹休「望而憚之」。吳在長江航行的大船即有上下五層,可容三千人。當時吳在建安郡(今福建省地)設有典船校尉,掌管謫徙之人作船。大官如臨海太守奚熙、會稽太守郭誕等均因故被孫皓送赴建安作船。 
  由於孫吳的手工業特別是造船業發達,所以與海外關係也有發展。孫權黃龍二年(230年)正月,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國台灣省)及亶洲(今日本)。他們費了將近一年工夫沒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誌》卷60《全琮傳》言:權征夷洲,「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載回的夷洲數千人,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從此這數千夷洲人與吳人雜居,繁衍子孫。毫無疑問,從此大陸人對夷洲情況有了更多的瞭解。故此後吳丹陽太守沈瑩能撰寫出《臨海水土異物誌》一書。該書所記夷洲的自然條件與今台灣省北部酷似,而所記當時夷洲人的風俗習慣等也可從今台灣省高山族中找到,說明夷洲即台灣。因此,我們說吳人夷洲之行意義是重大的。當時吳國所轄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島)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呂岱曾「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所謂「奉貢」,實即互市。孫吳與大秦(羅馬帝國)也有交往。《梁書》卷54《諸夷傳·中天竺國》載:孫權黃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使會稽劉鹹送論。鹹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這是大秦人從海道來者。 
  孫吳的海上交通往來,加強了祖國大陸和台灣的聯繫,也促進了中外貿易和文化的交流。當時東南亞所產的象牙、翡翠、玳瑁等不斷進入中國,中國的土特產品以及文物等也傳到各國各地區,這就為東晉南朝海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匈奴     
  匈奴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記》卷110《匈奴列傳》謂「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索隱》引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後苗裔,或當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後氏苗裔的說法,學者多持懷疑態度。然《史記》中一些遠古記事的真實性已多為考古材料所證實。則匈奴出自夏後氏之說當亦有所據。匈奴妻後母之俗與《括地譜》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眾妾」正復相同。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匈奴使用鐵製工具較早,顯系受漢人影響。故至少在匈奴貴族與夏後氏之間是有一定血緣關係的。據史書記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強盛。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鄰近匈奴,時遭匈奴搶掠,因之三國皆修築長城,以為屏障。秦始皇時,先將匈奴逐出河套,繼之修綴長城,採取以守為主的長期防禦方略。劉邦滅掉項羽後,移兵反擊匈奴,被冒頓單于圍困於白登,危而後解。漢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擾,唯有權借和親,嫁女納幣,以求粗安。武帝憑數世之蓄積,靠舉國之人力、財力,對匈奴大張撻伐。匈奴被迫遠徙,漢之兵馬財貨損耗亦至巨,致使「每內虛耗」、「官民俱匱」。往後匈奴雖不足為漢大害,然侵掠邊境之事,仍不時發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貴族因爭奪單于位,發生內訌。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貴族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釀成「五單于爭立」的局面。五鳳四年(前54年),呼韓邪單于與其兄郅支單于戰鬥失敗,單于庭遂為郅支佔有,於是呼韓邪決計降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韓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見天子,漢隆重接待,居之北邊,賑以谷食。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圖謀離間漢與呼韓邪的關係,未能得逞,乃西行經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於郅支驕橫,未能得到西域諸國擁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眾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設計謀殺。早在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韓邪已歸塞北單于庭。呼韓邪聞郅支死,且喜且懼,喜者勁敵已除,懼者畏漢襲之。乃於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年)再次朝漢,並求婚以自親。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自匈奴內亂,呼韓邪首次朝漢,至此已三十年,漢匈關係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後,漢、匈更加親善。王莽時,因莽一再輕侮匈奴單于,致使雙方關係惡化,邊隙又起。東漢之初,匈奴經過六十餘年較為安定的生活,種人繁殖,勢力增強。中土多年戰亂,元氣損傷,故劉秀對匈奴採取息事寧人措施,除賂遺匈奴財帛外,還將幽、並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關(在上谷郡)東南遷移,另外,增添邊地屯兵,修築亭候,設置烽燧。匈奴貴族仍不時侵犯,上黨、扶風、天水、上谷、中山等郡並受其害。劉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層貴族爭奪單于位的鬥爭又趨激烈,並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漢為南單于比立庭於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處。繼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南單于與北單于交戰不利,漢又令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並設護匈奴中郎將以佑護之。南單于亦自置諸部王,助漢戍守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為漢郡縣偵探耳目。從此,南匈奴人眾過著比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衍。至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勝兵五萬。北匈奴則連年內亂,眾叛親離,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叛於右。加以天災,人眾向南匈奴及漢朝投降者前後相屬,於是南單于一再給漢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之。漢兩次遣軍大舉遠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較之前漢武帝時,費力少而戰功多。北匈奴主力從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餘萬戶,皆為自北南下的鮮卑人領屬。從而促成了鮮卑日後的強盛。 
  最令人遺憾的是,此時漢朝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濁,外戚和宦官迭相攬權,國事日非,下民困苦。不僅鮮卑和羌人對漢朝的戰爭頻繁發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單于與其他割據一方的軍閥一樣,積極參與了漢魏之際的各種戰爭。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發生的以張角為首的黃巾起義雖然不久便被鎮壓下去。但其他漢胡人民的起義仍連續發生,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涼州邊章、韓遂的漢羌軍、今河北西部山谷區張燕領導的黑山軍,都發展到十餘萬乃至數十萬之眾。漢朝先派司空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討涼州。這支隊伍剛行到薊中,烏桓因軍中餉款虧欠,多叛歸。故中山太守張純怨張溫不令自己帶領這批烏桓部隊,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反叛,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眾至十餘萬。靈帝中平五年(188年),漢朝調發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劉虞討伐張純。單于羌渠遣其子左賢王於扶羅將騎前往,匈奴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匈奴右部■落與先已反漢的屠各胡合,共十餘萬人,攻殺羌渠。於扶羅在外聞知,自立為單于。殺羌渠的國人,恐於扶羅為父報仇,乃另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到洛陽訟訴和求助。適逢靈帝病死(189年),董卓帶兵入京,天下大亂。於扶羅乃與白波軍合兵攻打郡縣。時各地多聚眾築壁自保,於扶羅鈔掠無所得,部眾受到挫傷,只好在河東郡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停住。須卜骨都侯為單于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單于,只以老王代行國事。 
  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初,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於扶羅與駐在上黨的張楊一起投靠了袁紹,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於扶羅擬叛離袁紹,張楊不從,於扶羅乃劫持張楊出走,在鄴城南被袁紹將麴義擊敗。既而於扶羅襲殺駐在黎陽的度遼將軍耿祉,兵勢復振。董卓以朝命封張楊為河內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術從南陽轉移到陳留,屯軍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於扶羅又依附袁術。袁術被曹操打敗後,於扶羅返歸平陽。興平二年(195年),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繼立為單于。十二月,董承、楊奉等奉獻帝東歸,李傕、郭汜等追趕乘輿。董承、楊奉屢吃敗仗,乃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共同衛護獻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獻帝始到洛陽,去卑又護送獻帝到許,然後返回平陽。 
  建安七年(202年),袁紹甥并州刺史高幹、河東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單于呼廚泉一齊背叛曹操。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呼廚泉於平陽,呼廚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烏桓,高幹再次叛操,守壺關口。次年,被操攻克,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呼廚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漢雜居之地,又俯鄰鄴、洛二都,所以曹操對治理并州的人選極為注意。如河東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習都是操精心選拔出來的州郡要員。《三國誌》卷15《梁習傳》載: 
  並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碁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民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鹹顯於世。 
  梁習對并州境內匈奴各階層的統治是:首先推薦其豪右到中央任職,以防止他們在原地興風作浪;次即征發強壯男丁,以為「義從」;對一般匈奴部眾,則趁中央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這樣,既可為國家補充精勇軍隊,同時也給匈奴部眾開闢建立軍功的機會。等豪右和丁強皆已離境,然後把他們的家屬遷往鄴城,充作質任。至於不服從調遣和政令的,則予以鎮壓。對於州界名士,皆量才錄用,或貢達朝廷。這樣,匈奴上下皆服從供職,同於編戶。 
  至於曹操及其後統治者對移入內地匈奴人的措施,史書有以下記述。《通鑒》卷67建安二十一年載: 
  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入朝於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谷,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晉書》卷97《北狄·匈奴傳》亦言: 
  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今山西汾陽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今山西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今山西忻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今山西文水東北)。 
  《晉書》卷56《江統傳》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鹹熙之際(264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強,分為三率(同帥),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後),又增為四。 
  由上可知,隨著匈奴部眾居地的擴充和人口繁殖,魏晉統治者對匈奴的控制也日愈嚴密。曹操時的政策是:(1)留單于呼廚泉於鄴,以防其惑眾生事;(2)令比較順附的右賢王去卑代行國事;(3)分匈奴之眾為五部,以削其勢;(4)令漢人為各部司馬,以收匈奴貴族之權。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當中樞尚能控制大局時,固無問題,但如遇政治敗壞或內亂迭起時,就會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傾覆之禍。當時有識之士,早已預見及此。《三國誌》卷28《鄧艾傳》載: 
  是時,并州左賢王劉豹並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去字之誤)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鄧艾和曹操一樣,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極強固,其原來單于雖被分隔在鄴,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猶足以興風作浪,仍需繼續分割其勢,尤需把與漢人雜處的匈奴人設法移居邊外,以斷禍根。鄧艾這種逐漸徙出羌胡的主張比後來晉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統發表的著名的《徙戎論》還早了四十八年。但這種徙戎主張說起來容易,切實行之就很難。如同當時反對徙戎的晉臣所指出:在天災人禍已經攪得各族人民無法安居時,再強行遷徙數量眾多而又對晉朝統治積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會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說,也並非怎樣正確和合理的。少數民族人民既然已經進入中原農業區,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徙走呢?難道少數民族群眾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嗎?事實上,匈奴內遷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且日益漢化。雖然一直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匈奴還是過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遊牧生活。但自呼韓邪單于投漢特別是南匈奴入居塞內後二百餘年之間,隨著匈奴逐漸內移,其生產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農耕轉變。《晉書》卷93《王恂傳》言: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即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漢末魏晉之際,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剝削無地農民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勞役負擔,寧願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僅漢人如此,匈奴等少數民族亦莫不然,他們也成為從事農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達到數千人者。《三國誌》卷22《陳群子泰傳》又載: 
  泰……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征為尚書,悉以還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眾尚有被賣為奴婢者。總之,內遷的匈奴部眾,已逐漸轉向農業經濟,並且紛紛淪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貴人的情況則遠遠凌駕於一般部眾之上。魏及後來的晉朝統治者雖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貴人的軍政權勢,在經濟上仍給以優裕待遇。《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傳》言: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以上材料說明,劉淵一家,作為匈奴的貴族,歷漢、魏、晉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劉淵本人少時家境甚為富裕,故能誦讀書傳,他既明古學,故能與名儒士大夫貫通一氣,而為太原士族王渾等友敬。由於劉淵懂得帝王統治人民的史實,更助長了其野心。一到時機成熟,劉邦昔日「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喟歎便在劉淵腦際盤旋,而欲「成高祖之業。」 
  綜上以觀,匈奴在三國時表面似無作為,不過為軍閥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眾既漸從事農業,掌握中原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能,上層部帥亦通曉中國傳統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許多人口又淪為田客、奴婢,深受漢族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此皆可資匈奴上層貴族利用。待到三國之後的西晉,因內亂不休,無力對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這就給匈奴貴族以可乘之機。所以三國時代正是匈奴養精伺隙的關鍵時代,也是此後他們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數民族王朝的準備階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烏桓     
  《三國誌》卷30《烏桓傳》言:「烏桓、鮮卑即古所謂東胡」。東胡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言商代初期東胡居商之北。春秋戰國時,東胡西鄰匈奴,南接燕國。當時各國常互送質任,燕將秦開曾為質於東胡,甚得東胡信任。秦開歸國後,乘東胡不備,襲擊破之,東胡卻地千餘里。秦漢之際,東胡與匈奴都比較強盛。匈奴頭曼單于子冒頓曾為質於東胡。冒頓歸國後,殺父而即單于位。東胡自恃強盛,相繼向冒頓索得千里馬及冒頓所愛閼氏,仍不饜足,復向冒頓勒索甌脫外棄地。漢高帝元年(前206年),冒頓知東胡驕疏可襲,乃發兵一舉而滅之,於是東胡屬下的烏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須向匈奴輸送馬、牛、羊等牲畜和皮張。至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部,烏桓始擺脫了匈奴的羈絆。漢武帝把一部分烏桓遷徙到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從此烏桓得臨近先進的漢人農業區。對烏桓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漢對烏桓的需求,主要在軍事方面,即令烏桓偵察匈奴的動向。烏桓大人每年朝見漢帝一次。漢設護烏桓校尉,以衛護和監視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墓,以報冒頓時的仇怨。但被匈奴擊破。漢大將軍霍光打算趁匈奴與烏桓交兵時,出兵打擊匈奴。結果,沒有邀擊到匈奴,卻把烏桓襲擊了一下,由是引起烏桓的反抗,被漢軍擊敗。宣帝時,烏桓仍為漢保塞。 
  王莽代漢後,準備打擊匈奴,乃徵調烏桓等兵屯駐代郡,而質烏桓兵妻子於郡縣。烏桓兵恐久屯不休,遂自亡叛,諸郡盡殺其質,由是雙方結怨。匈奴誘使烏桓貴族與己連兵寇漢邊境。東漢建武二十一年(45年),劉秀遣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烏桓。烏桓相率遁逃。但當漢軍還師時,烏桓又尾隨追擊,馬援晨夜奔歸,因乏食,殺馬千餘匹。 
  次年(46年)匈奴發生內亂,烏桓乘機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劉秀下詔罷除諸邊郡亭候,以幣帛招降烏桓。建武二十五年(49年),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率眾歸附,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在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總的來說,烏桓同東漢的關係,好於鮮卑同漢的關係。漢靈帝初,上谷烏桓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遼西烏桓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各自稱王。遼東屬國烏桓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桓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智勇。 
  靈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桓元帥,搶劫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次年,漢以劉虞為幽州牧。劉虞前曾為幽州刺史,在胡漢民眾中素有威信。丘力居等聞虞至,皆降附。張純走出塞,為其客所殺。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丘力居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為大人,總攝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部。時袁紹與公孫瓚頻繁交戰,蹋頓等助紹破瓚,紹賜蹋頓、難樓、峭王、汗魯王單于印綬,以「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佔冀州後,袁尚偕同其為幽州刺史的胞兄袁熙投奔蹋頓。蹋頓數與袁尚兄弟入塞為寇。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親率大軍往擊三郡烏桓,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得漢及烏桓等降人二十餘萬口。 
  遼東單于蘇僕丸與尚、熙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康不敢受而誘殺之,將三首一齊送操。 
  操歸至易水時,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廬、上郡烏桓行單于那樓來向操慶賀,表示願意降服。 
  原廣陽(今北京市房山東北)人閻柔,少時沒在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信向。公孫瓚殺劉虞後,虞手下從事漁陽人鮮於輔等欲合州兵為虞報仇,推閻柔為烏桓司馬,柔招誘烏桓、鮮卑,得胡漢數萬人。官渡戰時,閻柔棄紹降操,操遷柔為護烏丸校尉。操征烏桓,柔將部曲及鮮卑所獻名馬以助軍。操將柔所領萬餘落及烏桓降眾一齊徙居內地。 
  烏桓部眾移居塞內後的情況,《三國誌》卷23《裴潛傳》有如下的敘述: 
  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裡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 
  由上可知,內移的烏桓貴族除仍管轄其部眾外,還干預郡事,甚至掠奪郡內外婦女財物。而一般地方官對於驕恣放橫的烏桓貴族,多加縱容。郡中大吏且多與烏桓頭目相勾搭,共同干政亂法,能夠如裴潛之依法懲辦者,甚為罕見。當操兵強政明之際,尚且如此,則政治衰落時,情況更不堪設想。而操之所以樂於將烏桓等少數部族遷入內郡,亦不過欲驅使烏桓丁強為之當兵征伐。《三國誌》卷30《烏丸傳》即言操率烏丸「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漢末三國時,利用烏桓丁強當兵作戰者,除了曹操以外,還有袁紹父子、公孫瓚、張純、閻柔等人,已見前述。劉備為平原相時,「自有兵千餘人及烏丸雜騎」。也屬利用烏桓等少數部族當兵之例。總之,烏桓內移之後,其貴族受到種種優厚待遇,而一般部眾卻被驅向戰場廝殺。因此,烏桓部眾為了逃避征發不休的兵役多次對漢人統治者進行反抗,自系理所當然之事。 
  《三國誌》卷30《烏丸傳》的敘述至為簡略,而裴注引王沈《魏書》對烏桓則有比較詳盡而可貴的記載,現抄錄全文於下: 
  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余類保烏丸山(在今內蒙阿魯科爾沁旗西北百四十里),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鬥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十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眾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鬥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髣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發,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報嫂(《後漢書·烏桓傳》作「報寡嫂」,淫其嫂曰報,下文執當為報之■);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谷鳴為候。地宜青穄(即糜子)、東牆(東薔,植物名)。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櫱(發酵劑)。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能刺韋(縫皮革),作文繡(繡花),織縷氈毸(《後漢書·烏桓傳》作「織■毼」,注引《廣雅》曰:「罽也」,即毛毯)。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並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即烏丸山,蒙語謂赤色曰烏蘭,烏丸為烏蘭之轉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頌咒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 
  以上引文比較詳盡地敘述了烏桓的習俗、制度、法令等,史料價值極為珍貴。內言「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命」。說明烏桓社會已有貧富兩個階級,富者有罪可用財物贖死。所謂「言出不可違」的大人既產生,則「推募」大人之事,不過偶而發生,通常還應是傳子或弟的王位世襲制。所謂「妻後母、報寡嫂」的落後婚俗,與匈奴、鮮卑等部族正復相同。系原始社會群婚制的遺留。從「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及無以人殉葬等習俗觀之,有些史家謂漢魏時烏桓尚處於奴隸制階段的說法是占不住腳的,應該說已進入封建制階段的社會。            
三、鮮卑     
  鮮卑與烏桓一樣,是東胡的主要組成部分,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只是結婚時先髣頭,在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即今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上,待飲讌畢,然後配合成雙。其領地最盛時東起遼水,西至西域。境內異獸有野馬、羱羊、端牛。端牛角可以作弓,世人謂之「角端弓」。又有貂、豽、鼲子,它們的皮毛很柔軟,號稱天下名裘。 
  西漢初,東胡被冒頓擊滅後,作為東胡最大支屬的鮮卑遠逃至遼東塞外,南與烏桓為鄰,未曾直接與漢朝發生關係。東漢劉秀初年,匈奴常率鮮卑、烏桓寇抄北邊。及南匈奴附漢,鮮卑始與漢通譯使。建武三十年(54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漢封於仇賁為王。明帝永平元年(58年),鮮卑自敦煌以東邑落大人皆來遼東受賞賜,漢令青、徐二州每年給錢二億七千萬。明、章二世,邊塞無事。和帝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被漢軍擊破,向西遁走,鮮卑乘虛進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十餘萬戶,皆自號鮮卑,於是鮮卑漸強,不斷侵擾漢邊,為患更甚於匈奴。至檀石槐統治時(156至181年),寇抄最甚。檀石槐分其廣大領地為三部,自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余、貊二十餘邑,為東部;自右北平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自上谷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領之。漢靈帝即位以後,幽、並、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抄略,損失不可勝計。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漢靈帝召集百官商議對付鮮卑的策略。當時中常侍王甫等主張徵集幽州諸郡兵出塞懲擊鮮卑,議郎蔡邕表示異議,他說:「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蔡邕絕望地慨歎:「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因此,蔡邕提議先「恤民救急」,即在邊境上暫取守勢。可是靈帝並不採納,派遣護烏桓校尉夏育等三將各率萬騎分三道出塞擊鮮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漢將既非智勇,士兵人數也很不足,以致「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 
  從《後漢書》卷90《鮮卑傳》的敘述看,鮮卑貴族向東漢王朝降附有五次:每次均時間短暫,而侵犯邊境的事卻經常發生。這固然與鮮卑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有關,而東漢政府的腐化無能,也是構成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人數不及一大郡的鮮卑的主要原因。 
  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左右,檀石槐死,其子和連繼立,和連既無才力,性又貪淫,斷法不平,人眾叛者居半。靈帝末年,和連在鈔略北地郡時被人射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代立。後蹇曼長大,與魁頭爭國,部眾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是時代郡以西的鮮卑都已叛離,代郡以東的中東部鮮卑也分裂為三個勢力集團,其大人一為步度根,其部眾分佈在并州的太原、雁門等地;二為軻比能,其部眾分佈在幽州的代郡、上谷等地;三為東部鮮卑素利、彌加、闕機,部眾分佈在幽州的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 
  在以上三個勢力中,步度根比較親近曹魏。步度根的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通過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氐等叛漢,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不如屬軻比能,又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於盟誓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洩歸泥及部眾悉歸屬比能。步度根從此怨比能。魏文帝代漢,田豫為烏桓校尉,並持節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數與軻比能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步度根使人招呼洩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步度根一心為魏守邊,不為邊害。至明帝青龍元年(233年),比能誘使步度根與己和親,然後寇鈔并州,殺略吏民。魏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洩歸泥將其部眾降,拜歸義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為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即小弱古樸的一支鮮卑部落),因他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其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以來,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為之講授文字,故比能統御部眾,弋獵治軍,均模擬中國。建安中,比能通過閻柔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助閻柔,擊破田銀。建安二十三年(213年),代郡烏桓反,比能助之為寇害。操遣子彰率精兵擊破之,比能降服。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軻比能遣使獻馬,受封為附義王。二年,比能送回漢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居於代郡。三年,比能率部落大人小子及代郡烏桓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五年,比能往擊東部鮮卑大人素利。魏護烏桓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為豫擊破。比能由是怨魏,數為邊患,幽、並二州吏民頗受其害。比能有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與眾平分,終無所私,故得眾力,其他各部大人皆憚之。 
  魏明帝時,比能對魏仍時附時叛。青龍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潛使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其患始息。 
  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彌加、厥機,因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不為邊患,然其種眾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寵以為王。厥機先死,操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魏文帝代漢,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明帝太和二年(228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攝其眾。 
  以上主要是敘述漢魏與鮮卑首領之間的關係,至於移居內地的鮮卑人狀況,史書上很少記述,然亦有點滴記述可供思考。如《三國誌》卷15《梁習傳》載: 
  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吏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騎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 
  由上可知,移居內地的鮮卑部眾,仍歸其部落大人管轄。只有犯法時,州郡地方官始可過問,但常受到鮮卑大人的干擾,動不動就調動騎兵張弓拔刃進行威嚇。遇有梁習這樣有膽有識的州刺史,始能將他們制服。以上引文既言「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說明鮮卑頭目依仗武力要脅地方官和侵犯商民的事,是屢見不鮮的。又如《後漢書》卷48《應劭傳》載: 
  中平二年(185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篙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以上敘述,告訴我們一些重要訊息,即:(1)內移烏桓較鮮卑易於役使,但人數較少;(2)烏桓與鮮卑雖同種同文,但常為仇敵,敵對時多,合作時少;(3)鮮卑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較低,大體還處在封建制階段初期,生活及生產工具仰賴外地輸入,尤重視鐵的輸入,但僅憑軍事掠奪,難以保證需求,故需與漢人互市;(4)東漢政權以自己之地大、人多、物豐,面對少數民族的敵對行動,仍不能不發夷兵以制夷,其原因決非漢人不能戰鬥,實緣漢統治階層腐化所致。不過,上述記載籠統地指責鮮卑等少數民族「不拘信義」,只知鈔略,也有片面之處。史實表明,當時有些地方官吏,由於措施得當,受到這些少數民族的擁護,做到相安無事。如曾任護鮮卑校尉的牽招、曾任護烏丸校尉及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的田豫等人均得到有關民族的擁護和思念。我們在這裡舉出一段有關鮮卑和田豫的佳話。據《三國誌》卷26《田豫傳》引《魏略》載正始(240—248年)初年: 
  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三國誌》卷26《田豫傳》稱: 
  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鹹高豫節。嘉平六年(254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谷。 
  由上可知,品德高尚的清官田豫,能用恩使少數民族信服。結果在他任護匈奴中郎將兼併州刺史時,使「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各族人民過著安定的生活。誰能說鮮卑人「天性貪暴,不講信義」呢?實際上,天性貪暴和不講信義的只是鮮卑貴族,而鮮卑群眾是崇尚信義的。漢人方面只要有肯撫恤少數民族而持身清廉的將官,少數民族群眾照樣擁護。由於封建史家所記多以上層人物的活動為中心,所以必然是各族戰爭多,而民族間的和平往來少。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            
一、羌族     
  羌族是同華夏族一樣古老的民族。《史記》卷15《六國年表》言:「禹興於西羌」,《後漢書》卷87《西羌傳》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諸如以上的傳說可信程度如何?尚難斷定,不過可以看出羌族與姜姓有血胤關係。羌人從遠古即與華夏族同處於今黃河至長江兩流域之間,是無可置疑的。殷墟卜辭有大量涉及羌人的記錄。當時商王朝稱羌人中的男子為羌,女子為姜,卜辭中有殷王娶羌女為婦的事;也有羌人在商王朝供職的記述。武王伐紂時,周軍統帥呂尚「本姓姜氏」,即人熟知的姜太公。 
  當戰國初秦厲公時(前476—前443年),居住在今甘肅青海河湟地區的羌人推無弋爰劍為豪。該地區羌人原以射獵為生,爰劍教之種地和牧畜,於是種人日益繁殖。爰劍的子孫後多往今甘南和川西北遷移,留在河湟間的有二十六種,以爰劍玄孫研所部為最強,其種即以研為名。西漢景帝徙研種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及羌道各縣。武帝開河西四郡後,羌人擺脫了匈奴的役使。宣帝時,先零羌攻金城,為將軍趙充國擊敗,漢設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此後直至王莽代漢,漢羌之間大致保持著相安無事的關係。 
  王莽末,中原戰亂,諸羌乘機向內移動。東漢時,羌人與漢人雜居者更多。東漢初期,羌人與漢朝的摩擦與戰爭尚不嚴重,至和帝即位前後,羌人與漢朝的戰爭開始頻繁起來。從此以後至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段熲把東羌鎮壓下去,前後共八十餘年間,見於史冊的戰爭有三十餘次,耗費巨大。至於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就更不用說了。無怪乎范曄在《後漢書》卷87《西羌傳》論曰:「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西羌傳》載建武九年(公元33年)班彪給劉秀上奏說: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班彪以上的話不是憑空道出,而是他從歷代「蠻夷寇亂」的事實分析概括而得的結論。范曄在《西羌傳》中也說: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 
  諸如以上之類的事實多是封建時代少數民族反抗統治階級壓搾的起因。不過,班彪的上言還未敢指出統治階級上層有權勢者最是招致禍亂的罪魁禍首。范曄在《西羌傳》則論曰: 
  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 
  由於范曄是劉宋時人,所以他論述漢事,能暢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樣有所諱避。范曄指責朝廷決策者既不講求和撫,而頻繁征發羌人當兵服役。將帥對羌人也多欺凌訛詐,羌人飽受官吏豪強的役使和折磨,至於精疲力竭。當時討伐羌人的將帥,不僅驅使漢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誘使羌人當兵打其他少數民族或羌人。將帥本身則「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指皇帝親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於野」。邊郡長官則「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遵法度」。有的縣吏略羌人婦,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後漢書》卷65《皇甫規傳》言:「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其實,羌人並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殺掠」。比如皇甫規和張奐都是以鎮壓羌人而出名的將帥,但「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史言:「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從羌人愛戴清官而仇恨貪吏這一品性而言,他們實不愧為一個純樸而富有朝氣的民族。史書上屢有某羌寇某地的記述,而不書其所以「為寇」之由。應該說作祟者主要為漢「吏人豪右」和朝廷權貴。當然,羌人酋豪在反漢鬥爭中也有過分殺掠無辜漢民的行動。特別是諸羌之間的相互火併,也給各種羌民造成巨大災難。總而言之,釀成民族糾紛和仇恨的是漢羌上層統治層,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為羌人根據地的黃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帶,古時森林繁茂,禽獸眾多,氣候雖干寒少雨,但土質肥沃,農牧兼宜。從考古發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佈狀況來看,河湟的遠古文化亦僅次於黃河中下游,而不下於其他地區。所以古羌人在內地占不住腳後,便轉移到三河地區居住和繁衍子孫。 
  羌人與匈奴、鮮卑不同的是,羌人多與漢人雜處,因之羌人務農的成分遠遠多於烏桓等族。而羌人與漢人互相學習、貿遷有無、和睦相處時期也比較多。《後漢書》卷87《西羌傳》有如下的敘述: 
  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厘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長,無相統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強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王教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 
  由上可知,羌人的優點是能吃大苦、耐大勞,而且勇敢善戰,敢於反抗強暴,缺點是種類分散,不能凝聚為強固的政治集體。 
  所以進入漢末三國混戰局面時,羌人便成為割據者挾之以攻戰的工具。從董卓入洛至獻帝東歸的七年中,挾持漢帝及大臣的都是涼州軍閥,他們軍中都有羌胡。如鄭泰當面給董卓說: 
  天下之拳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為爪牙。 
  又如當漢朝徵調董卓為少府,卓不肯離軍而上書言: 
  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饑凍」,牽輓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狗態,臣不能禁。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三國誌》卷6《董卓傳》稱: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為軍司馬…… 
  董卓父曾為穎川綸氏縣尉,而卓屢與羌中豪帥相交結,說明卓亦為隴西豪家。《三國誌》卷6《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言:「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時又靠鎮壓羌胡而陞官。後來他因手握強兵而逐漸驕縱,不肯離兵回朝。卓死,其部屬李傕、郭汜等仍然挾持著漢獻帝及公卿大臣。涼州軍人所以如此飛揚跋扈,其軍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後來以今陝甘交界地帶為主要據點的韓遂及馬騰、馬超父子軍中亦多羌胡人。《董卓傳》言:「韓遂等起涼州……卓西拒遂,於望垣峽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表明韓遂等軍中的羌胡人數當不下數萬。《三國誌》卷15《張既傳》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在華陰為曹操大軍擊敗後,逃回湟中。同傳注引《典略》言韓遂在湟中,因窮困,欲奔蜀,部屬成公英勸曰:「且息肩於羌中……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遂從其計。《典略》又言: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遂)乃合羌胡數萬……會遂死,英降太祖。」總之,韓遂一生始終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馬騰,原籍扶風茂陵。其父桓帝時為天水蘭干縣尉,失官後,留隴西,與羌人錯居。家貧,娶羌女為妻,生騰。騰少貧,常砍材木負至市中售賣。騰身長八尺餘,而性賢厚。靈帝末,王國等及氐羌反漢,騰應募從軍,積功至征西將軍。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敵。建安十三年(208年),騰被曹操徵召入朝,部曲由長子超帶領。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馬超在渭南與曹操馬上會晤,當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說明遂、超軍中羌胡甚多。操用離間計,使遂、超「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楊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諸戎一度佔有隴上郡縣,殺涼州刺史韋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韋康故吏楊阜、姜敘等的反擊,失敗後,取道羌人眾多的武都逃入氐中,輾轉入蜀。 
  以上董卓、韓遂及馬騰馬超都系借助於羌胡之力,以跳梁於關隴地區。羌人酋豪因種類各自分散,始終未能有何作為。曹魏統治下的羌人狀況,史書記述極其零散,如《三國誌》卷15《張既傳》載: 
  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護軍)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鹹安堵如故。 
  既臨二州(既先後任雍、涼二州刺史)十餘年,政惠著聞……黃初四年(223年)薨。詔曰「……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 
  由上可知,酒泉漢人蘇衡及西平漢人麴光反魏,都有羌胡參加,說明漢人與羌胡間的民族界限已逐漸消除。而曹魏州郡官也用封賞辦法誘使羌人殺害漢人反叛首腦,以達到維持其統治漢羌人民的目的。又如《三國誌》卷16《蘇則傳》: 
  蘇則……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辨諸氐,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 
  由上可知,金城等郡在戰亂時,吏民飢餓困窘,還曾得到羌人牛羊的接濟。當李越以隴西反抗時,蘇則還調動羌人去鎮壓,使李越恐懼請服,諸如此類的事都表明羌漢民族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只要漢人政權和地方官長對羌民不加歧視,或稍有體恤,廣大羌人部眾還是願意與漢人和睦相處的。 
  蜀漢政權與羌人的關係,一直較好。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即向劉備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其實際含義,即諸葛亮利用「和」、「撫」的懷柔政策以達到最大限度地讓少數民族為蜀漢政權賣力氣、出糧餉的目的。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敗後,「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第三次伐魏,取得武都、陰平二郡。《亮傳》載後主詔,謂亮「降集氐、羌,興復二郡」。氐羌與二郡並提,說明二郡之氐羌不在少數。《亮傳》注引《江晉春秋》言:「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亮。」亮連遠隔魏疆的軻比能都費心思招引,對近在跟前的羌氐,自然更竭力撫納,以為己用。亮死後,蔣琬、費禕為輔政者。蔣、費二人都認為:「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因之向後主建議:「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可見利用涼州羌胡以與曹魏抗衡,乃是蜀漢始終不渝的一貫方針。到姜維執政時,更「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蜀後主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維「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侵逼諸郡」。說明蜀漢利用羌胡作戰,也同對漢人將士一樣,都以家屬為質。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維破魏將徐質,「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三縣皆為羌胡雜居地區,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後姜維率軍到沓中種麥,魏帝下詔謂維:「往歲破敗之後,猶復種麥沓中,刻剝眾羌,勞役無巳,民不堪命」。《三國誌》卷28《鄧艾傳》載鄧艾謂維必將來寇的原因之一是維「從南安、隴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懸餌」。不久,「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維所以屢出隴右,首先是由於有羌谷可食,而且,還可以令羌人服勞役兵役。當時隴右諸羌介於魏蜀之間,兩國之搾取羌人,並無二致,然如仔細翻閱《三國誌》,即可看出蜀漢與羌人的關係較魏為佳。《姜維傳》載後主詔曰:「羌胡乃心,思漢如渴」。《馬超傳》載魏臣楊阜說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為蜀較魏小弱,所以仰賴於羌人之助者亦較多,因而對待羌人的態度亦勝過魏。《武帝紀》言夏侯淵曾屠興國、枹罕,曹操曾屠河池。遍觀《蜀志》,則不見有屠城記述。《三國誌》卷45《鄧張宗楊傳》末注引《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遷……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鹹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其他蜀將與羌胡蠻夷接觸較多者如馬忠、張嶷、董和、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數民族的好感或追思。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蜀漢對少數民族的搾取較輕,如上引文所說,「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又如張嶷為越巂太守,在官三年,既令夷種男女「莫不致力」於「繕治城郭」,又奪取夷徼久自固食的「鹽鐵及漆」,改為官府經營。至於諸葛亮,更是令各少數民族「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的能手。但是,在封建統治者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和方式上,用和撫的辦法以相招引,總比揮舞鋼刀大棒來驅使好。            
二、氐族     
  氐族和羌族有同樣悠久的歷史。《詩經·商頌》言:「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竹書紀年》亦言成湯及武丁時,曾兩次有「氐羌來賓」的事實。說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稱臣納貢。古書常以氐羌連在一起稱述,說明二族關係至為密切。但古書對氐族的記述更少於羌族。《三國誌》卷30《東夷傳》末裴注引三國時魏人魚豢《魏略·西戎傳》有一段頗為珍貴的敘述: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錄,或在■、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發,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豲道(11))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12)左右,亦有萬餘落。 
  由上可知:漢魏時,武都、陰平、天水、隴西、南安、廣魏、扶風及酒泉諸郡,都有氐人居住。實際還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氐羌即與商政權常有往來,說明那時氐人居地離商都並不太遠。而到兩漢時,氐人早已遷至比較偏僻的今甘、陝、川交界地區,當系商周時氐族逐漸退縮的結果。不過,氐人與漢人是有長期雜居過程的。所以氐人的習俗服飾與漢人有不少相似之處。氐人善田種,能織布,畜養豕牛,多知中國語,姓如中國之姓。說明氐人的文化比較進步。另外,氐人婚、喪與服飾亦有似於羌,蓋因氐羌相處時間很長,相互影響亦多。關於氐族的歷史淵源,由於魏晉南北朝及其以前古書多以氐羌並提,故學者多以為氐、羌原來屬於同一族類。如范曄在《後漢書》卷87《西羌傳》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氐豪分種,遂用殷強」。即認為氐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來研究古代民族史的專家如馬長壽、黃烈二先生都認為氐、羌雖關係密切,但二族之間仍有不少重要差別,並非同族。我覺得,氐、羌二族在居地、言語、習俗、服飾等方面都有同有異,所以要辨其是否同類,還要參看其他情況,未可遽下斷語。即拿漢人來說,亦有「百里不同俗」的諺語。古代經常遷徙的民族自然就更難有一成不變的習俗與種類。先秦古笈既多言西羌出自三苗,氐人的民族淵源經過黃先生考證,也出自三苗,而其考證又具有說服力,所以就難以推翻氐羌同源的傳統說法。假如二族確非同一淵源的話,那末,二族經常雜處,能互相友好學習,而鮮有敵對行動,也堪稱民族和睦相處的典範了。 
  除了以上《魏略·西戎傳》的記載外,《後漢書》卷86《西南夷傳》對氐族狀況也有間斷敘述: 
  冉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並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屍。士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雲。 
  以上一段引文系敘述冉夷的一些習俗,引文明言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然後述其習俗。這些習俗自應系六夷、七羌、九氐所共有,其中之「六夷」究竟為何種「夷」,並沒有指點清楚,至於其中的氐、羌,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習俗有異有同,這裡卻將氐羌與夷籠統敘述。這樣只能解釋為這裡的氐羌和夷人習俗大致相同。其王侯頗知文書,說明漢化程度較深;「貴婦人,黨母族」,表明與烏桓等東胡族有點相似;「死則燒其屍」,表明與氐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為室」,正是氐族的習俗。冬則入蜀為傭,夏則反其聚邑,說明並非奴隸社會。同時也表明這裡的民族還不是過著農業定居生活,而是半農半牧。從他們深受漢族文化影響觀之,應該已進入封建時代了。總的來看,這三個少數民族是比較能夠和睦相處的。 
  同傳又載: 
  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龍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 
  兩漢時,武都郡屬益州刺史部,武都與隴西、天水(漢陽)及其臨近地帶,是氐族的基本根據地。其中的河池縣在仇池山上,山上有池,「泉流交灌」;「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壁立千仞」,形勢險要,物產豐富。氐人質直勇敢,敢御強暴。故當西漢盛時,仍敢於一再反抗。至三國時,以曹操之強,氐人仍敢塞道,阻操南下,操雖將其鎮壓,但仍畏氐人日後為蜀漢效力,「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 
  同傳接著又說: 
  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氐人雖也經常反抗漢政府加到他們身上的賦役負擔,但氐人人數既少,居地又十分分散,所以多被郡縣迅速擊破。及至黃巾起義發生,史書多有羌胡起來響應的記載,可是很少提到氐人的動向,實際上,當涼州各族人民初起義時,即有氐人參加。《三國誌》卷36《馬超傳》注引《典略》言:「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信任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即是其例。又如原為涼州各族起義領導人後來又墜落成軍閥的韓遂所以能在關隴從事軍事活動達三十餘年之久,亦賴有氐羌始終不渝的支持。直到韓遂日暮途窮時,還經金城入氐王千萬部。馬騰、烏超父子也頗得氐羌助力,如同前已引過的《魏略·西戎傳》所載:「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三國誌》卷9《夏侯淵傳》載:「建安十九年,夏侯淵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至渭水,(馬)超將氐羌數千逆郃」。《三國誌》卷25《楊阜傳》言:「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都是氐族人民被軍閥利用以爭奪土地人民的事例。 
  由於氐人居住地介於魏蜀兩大勢力之間,所以兩國對氐族人力物力的爭奪也不遺餘力。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淵擊武都氐羌於下辨,收氐谷十餘萬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區以逼關中,乃令張既至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奪氐人糧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在蜀漢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爭奪隴右各族人民當作先急之務。由於蜀漢政權必須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對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較溫和,從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較好。蜀漢同羌族比較融洽的關係,前巳敘及。蜀漢與氐族的關係正復相同,這裡不再贅述。現只談一下氐人的欠缺之處,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華陽國志》卷7《劉後主志》載: 
  (建興)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 
  以上事件並不是孤立和罕見的,氐羌兄弟分種、各自東西之類的事,乃屬司空見慣。前已言之,羌人「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這樣,弱時依附於人,難以圖強;強則分種,「無相長一」,力量亦由分而弱。羌人如是,氐人更甚。這就是氐羌所以難得有作為的重要原因。可是,氐人多務農,長期與漢人雜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斷增進,至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晉時,即出現推選氐帥齊萬年為帝的事。再往後八十餘年,更有氐王苻堅統一中國北方的盛大業績,凡此都說明氐、羌民族並不是終無作為的。            
第二十章 蜀漢的少數民族     
  蜀漢的南半部,即所謂「南中」,東漢時分置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今地名,已見前述)及犍為屬國。蜀漢後主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南征後,重新劃分為七個郡,即: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市);朱提郡(治朱提,今雲南昭通市);牂柯郡(治且蘭,今貴州福泉縣附近);建寧郡(治味縣,今雲南曲靖市);興古郡(治宛溫,今雲南硯山北);永昌郡(治不韋,今雲南保山縣);雲南郡(治梇棟,今雲南姚安北)。以上各郡均有數量不同的少數民族與漢人雜居。在蜀漢北半部也有氐羌等少數民族,這裡不再敘述。現只把南七郡中有顯著特色的叟、焚、濮族敘述一下:            
一、叟族     
  叟族系西羌一個支族,先秦時活動於今甘肅、青海及其鄰近省區。《尚書》卷2《禹貢》、《史記》卷2《夏本紀》及《漢書》卷6《武帝紀》提及作為西戎之一的「渠搜」,即叟族的前身。《舊唐書》卷91《張柬之傳》言:「諸葛亮五月渡廬……使張伯岐選其勁卒搜兵」,搜兵即叟兵。《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言諸葛亮「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青羌即叟之在南中者。春秋戰國時,叟人建立蜀國。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遣司馬錯滅蜀。漢代史家常稱蜀為叟,蜀、叟二字同聲通義。周武王伐紂,包括蜀在內的八個小國亦曾參加。蜀郡叟人因與漢人相處日久,逐漸融合。四川東部的巴人亦是一樣。可是在蜀郡徼外的西南夷仍有不少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叟人部落。大體說來,叟族是由西北往西南移動的。 
  蜀國的叟人主要居住在越巂、建寧和朱提等郡,巂字與叟同聲,《史記》、《漢書》、《三國誌》等書所提到的巂人即叟人。《三國誌》卷43《張嶷傳》言:「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叟夷」指叟族與其他夷人。《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言:「先主薨,越巂叟帥高定元叛」;又言益州大姓雍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這裡的夷叟可能指西方的夷人及叟人,也可能只指叟人,因叟亦屬西夷,越巂與建寧二郡的叟人同屬越巂羌。《史記》、《漢書》敘及以上二郡的少數民族,或言「蠻夷」(南方的蠻人和西夷),或用「郡夷」(指郡內的夷人,應包括叟族)。東漢以後的史書始提出「叟」這一稱呼,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亦發生階段性的演變,初期叟族內部只有各自分散的部落,後來各部落逐漸凝聚為一個較壯大的部族,故名之曰叟族。1936年從今雲南昭通市(三國時屬朱提郡)灑魚河畔的古墓中發掘出一顆刻有「漢叟邑長」四個字的銅印,旁邊還有漢磚出土,說明這顆銅印是東漢或蜀漢頒發給當地叟族酋長的信印。 
  建寧郡的少數民族還有濮、僰、昆明等族。《三國誌》卷43《李恢傳》言「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向南夷的叟族和濮族人民徵收耕牛等物,《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敘此作「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其中的「其」,即指叟、濮二族。昆明族,實系叟族,也稱昆族。《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曾提到昆明族。《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言夷(西南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二者只是稱呼之不同,屬氐羌族系統。《三國誌·李恢傳》言恢曾被圍困於昆明,昆明即因住有昆明族而得名。叟族還被稱為「氐叟」、「斯叟」、「蘇祁叟」、「青叟」(即青羌)等,均因系屬氐羌系統的部落或部族而得名。從漢魏之際史料看,各軍閥頗喜以叟人為兵。吳人偽制的《後出師表》言:「僰、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資治通鑒》胡注云:「蜀兵謂之叟,僰叟、巴叟之兵也」。胡註釋叟為蜀兵,未為甚妥,然徵用叟人為兵,實為各軍閥所慣為。如《三國誌》卷31《劉二牧傳》注引《英雄記》曰: 
  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 
  《後漢書》卷72《董卓傳》: 
  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眾得入,城潰(李賢註: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 
  《後漢書》卷75《劉焉傳》: 
  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范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李賢引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 
  《三國誌》卷31《劉璋傳》: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並雜御物於曹公。 
  從以上幾段引文觀之,叟兵在當時是各軍閥喜用的勁旅,而青羌尤以勇敢善戰著名。青羌因服飾崇尚青色,故有此稱,其善戰與板楯齊名,諸葛亮以南中青羌為五部,由名將王平統領。《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言諸葛亮: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爂、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很,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財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爂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由以上材料可知諸葛亮所以能與強大的曹魏連年爭戰,而不稍示弱,實賴有南中各族人力、兵員和物資的種種有效支持。諸葛亮的民族政策是盡量籠絡各族的大姓豪強,通過他們以最大限度地搾取和利用各族人民為蜀漢政權賣力效勞。這種作法無疑是高層次的階級壓搾,唯客觀上對南中各族社會的封建化,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僰族     
  《文選》卷11載有陳琳(字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中提到曹操麾下有「湟中羌僰」等少數民族隊伍。《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數次提到在夜郎西邊的「僰」,《集解》引徐廣曰:僰乃「羌之別種」。《史記》卷112《主父偃列傳》載嚴安給漢武帝上書亦言及西南夷中的「羌僰」。《後漢書》卷80《杜篤列傳》則以「氐僰」並提。李賢注以為「氐僰」「乃西南夷號」。以上材料說明兩漢三國時,西北個別地區仍居有僰人,而僰人在西南地區者更多。僰既常與氐羌並稱,證明僰族出自氐羌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僰與「白」同音。《水經注》卷33《江水一》引《地理風俗記》謂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所謂「仁」,指文明、進步,即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華陽國志》卷3《蜀志》言當公元前400年左右,蜀攻青衣(今四川蘆山縣至雅安市一帶,相傳為青衣羌居地),「雄長僚、僰」。《漢書》卷28上《地理志》犍為郡僰道縣下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故僰侯國」(今宜賓市)。《水經注》卷33《江水一》「僰道縣,本僰人居之,《秦紀》謂僰僮之富者也」。三國時,僰道縣西南今雲南東北部昭通地區的平埧中,住有不少僰人,那裡有千頃池和龍池,系僰人用以溉田種稻者。漢武帝時,從僰道往南開了一條經過僰族聚居區通向益州郡味縣(今雲南曲靖市)的道路。味縣是蜀漢庲降都督和建寧郡的共同駐在地,其附近僰族人口也不少。今雲南峨山、石屏、建水等縣及滇西的楚雄州也分佈著僰人。當然,僰人最集中的居地還是在滇池周圍的平埧地帶。 
  王莽天鳳元年(14年),益州郡發生了以僰人為主力的反莽大起義,王莽調動大軍前來鎮壓,並把勝休縣改稱勝僰縣,說明滇國的主體民族正是僰人。由於僰族居住在宜於農耕的壩子地區,所以與漢民接觸最多,逐漸融合,後來僰族在史籍中越來越少見,即因已與漢人融合的緣故。所以今川滇地區的漢人血液中攙雜著不少的優秀僰人的成分。            
三、濮族     
  參加過周武王牧野誓師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數最多,而且分佈地域廣闊。因濮族長期處於分散的部落狀態,故有百濮的稱號。濮人建立的濮國原在江、漢一帶,與同屬濮族的楚國為鄰,後遂為楚吞併。史家言及楚國境內的民族時,先稱之為濮,繼稱之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濮人因不堪楚國的壓搾,曾多次起義反抗,均無成就,濮人建立的庸國也被楚吞併。戰國時,楚用吳起(前384—前381年),「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因為當時在江東立國的越尚在,故楚國境內原濮人小國都稱百濮,濮人的居地,東連吳、越。公元前334年,楚終於滅了越國。楚國派到夜郎、滇國去的將軍莊蹻,因歸路被秦截斷,他及帶去的將士都留居滇地,與當地各族人民混居。 
  秦漢三國時,濮人遍及今西南各省區。《華陽國志》卷3《蜀志》言:臨邛縣有布濮水(河名,在今四川邛崍縣西南);「濮(地名,在蜀郡)出好棗」。布濮水流經處和濮都住有濮人。揚雄和左思前後各寫有《蜀都賦》,都提到「百濮」。說明兩漢三國時蜀地濮人甚多。《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言: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發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 
  以上所提到的越,即百越系的濮或僚族。「滇濮」指以滇池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習俗,如喜歡用銅鼓,住「干欄」等,與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佈於今雲南東南部、貴州西南部及廣西西北部一帶。夜郎國的主體民族為僚人,《太平御覽》卷171引唐梁載言《十道志》謂「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言夜郎竹王「有才武,遂雄夷濮。《後漢書》卷86《西南夷列傳》稱夜郎人為「夷獠」,可證夷獠即「夷濮」。《三國誌》卷43《張嶷傳》注引《益部耆舊傳》言蜀漢馬忠、張嶷平定南夷劉胄的叛亂後,「牂牁、興古獠種復反」。證明今貴州與雲南東南部有僚人。《華陽國志》卷3《蜀志》言「堂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堂狼縣在今雲南東北部會澤、東川、巧家一帶。漢武帝時,滇王在同姓勞深、靡莫的慫恿下抗拒漢使者吏卒。滇及勞深、靡莫為濮僚族類,則益州郡(蜀漢改建寧郡)固多濮人,故《三國誌》卷43《李恢傳》所言蜀漢南中賦稅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閩、越、濮、僚族類,僚即駱越,《魏書》卷101《僚傳》談到僚人習俗如住干蘭、用銅器、能臥水底似以鼻飲水、死者豎棺以葬等多與駱越相同,說明系同一族類。僚人與其人口眾多的同族駱越住地相距極遠,表明越人分佈區異常廣闊,故史書稱之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稱。濮、越實為同一族類。 
  總之,秦漢三國時,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兩大族系,一是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屬之;一為百越族系,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蠻,漢時很活躍,三國時史書甚少提及。故未敘述)、等屬之。            
一、山越     
  《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載: 
  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提到民族差別,甚至連族名都未涉及。到孫權採納諸葛恪掠奪山民充兵的計劃時,拜恪為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說明《諸葛恪傳》所指系越族。可見當時漢越之間的民族界限已顯得若有若無。其中所謂「逋亡宿惡,鹹共逃竄」,顯然是指因反抗孫吳的統治而逃避賦役的漢人。不屑說,山民大多數是已經大致漢化了的越族遺民。史言山民好武習戰、敢於反抗強暴。官兵前往鎮壓,他們慣於用待機伺隙、集中突擊和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因此,封建統治者難以令其就範。吳越之地自古即出銅鐵,山民能鑄造兵器,食物以糧谷為主。《諸葛恪傳》敘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人。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與務農為生的漢民並無二致。正因為這樣,所以史書上經常不稱越民而只稱山民。山民與漢民的區別,主要在於山民不給孫吳統治者當兵納糧。由於山民已基本喪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脅到孫吳政權的生存,往往被具有軍事知識的將領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糾紛只是從鎮壓的官軍和逃避賦役的山民之間產生,實際,質樸的山民並不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只能受大小頭目的擺佈。孫權稱帝后,鄱陽太守周魴為了譎誘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曾寫了假降信,言:「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以便由他轉授給鄱陽山越諸魁帥,獎勵他們叛吳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頭目是夠多的。他們為了霸佔山民的勞動果實,自然不願看到山民出來為吳國政權當兵納稅。所以封建史書所述吳政權與所謂「山越」的矛盾,主要還是吳政權和山越上層分子爭奪人力物力的矛盾。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對山越情況要作具體分析,比如以上所說山民「時觀間隙,出為寇盜」之類的事就不能簡單地視為山民出山搶掠,因為山民不過是魁帥肘腋下類似農奴般的依附者。只有大小魁帥才能挑起事端並從中獲得好處。而孫吳與山越雙方的上層人物對事端發生的責任也有大小先後的差別,其中孫吳統治者是發動戰爭的主要負責者。因為孫吳統治者不僅要從山越那裡侵佔土地,而且也要從山越魁帥手中奪取兵源和勞動力,即所謂以山民「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翻看一下《三國誌·吳志》各傳,即知孫吳政權從建立到滅亡,一直與討伐山越的戰事相始終。孫策初到江東,即提出「取吳、會,平山越」的兩大軍事目標。而當時孫策的敵對軍閥也力圖利用山越遏制孫策,如《資治通鑒》卷62建安三年載: 
  袁術遣間使廣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 
  祖郎是山越宗帥名聞江北者;太史慈曾經救援過北海相孔融,名聲著於徐、揚,且為山越所樂於擁戴。孫策禽住太史慈和祖郎後,立即予以重用,這不只表明孫策善於用人,且標誌了當時漢越之間的民族界限已很輕微。孫權繼立以後,也首先「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當孫權於建安八年(203年)西伐黃祖時,因「山越復動」,只好回軍,使呂范平鄱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所謂劇縣即指山越反抗較多的縣。據《三國誌》卷54《呂蒙傳》載: 
  呂蒙……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賊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母哀而捨之。 
  可知討伐山越,是吳人獵取功名的一個有利可圖的途徑,因為戰勝一個失去民族凝聚力的散漫群體,總是危險小而成功易。所以雖童稚如呂蒙亦欲借討山越,一顯身手。《三國誌》卷46《孫策傳》載: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以上言嚴白虎等為「吳人」、「群盜」,而不提其為山越;《三國誌》卷56《呂范傳》亦稱嚴白虎為「強族,」而不言他是漢人或山越。裴松之在《孫策傳》注中發表意見說:「於時疆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這就明白指出嚴白虎和祖郎都是山越強宗驍帥了。從總的情況看嚴白虎是山越大帥,當無可疑,可是事實上他已同漢人強宗豪帥沒有什麼區別,所以史書上就經常不指出他的族類而只稱之為吳人或「群盜」、「強族」、「強宗驍帥」。所有這些,都表明嚴白虎的山越族性已若有若無、和漢人基本沒有什麼差別。這也是孫吳君臣所以樂於首先降伏山越的原因所在。《三國誌》卷58《陸遜傳》載: 
  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疑為見)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遜建議曰……「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佈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 
  陸遜已明確說出討伐山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充軍隊,僅陸遜即從山越獲得精兵數萬人。如與其他將領賀齊、全琮、鍾離牧、韓當、蔣欽、陳表、凌統、朱桓、張溫、張承、顧承、諸葛恪等所獲兵數合計,至少超過二十萬。至於用以補戶的羸者自然更多。這就是孫吳所以能在江南立國八十餘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陵蠻     
  處於今湖南西部至貴州東界的武陵蠻,自東漢王朝建立後,即不斷進行反抗。孫吳統治時,武陵蠻攻佔城邑。孫權以黃蓋為武陵太守,蠻夷前來攻城,時郡兵才五百人,蓋乃大開城門,俟蠻兵半入而夾擊之,斬獲數百,余皆奔散。盡收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至夏,反叛盡平。史稱「諸幽邃巴、醴(俚)、由(傜)、誕(蜑)邑侯君長,皆奉禮降服」。吳黃武元年(222年)春,劉備舉軍東下擊吳,自佷山(今湖北長陽縣),通武陵,使親信馬良以金帛賜五陵諸蠻夷,授以官爵。劉備被吳將陸遜擊敗後,馬良亦死於五溪。黃龍二年(230年),武陵蠻叛吳,次年,孫權令潘濬會同呂岱、呂范、朱績等督軍五萬人前往鎮壓,經過三年戰鬥,始獲勝利。史稱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主孫休永安六年(263年),蜀滅於魏,武陵蠻夷與蜀接界,吳人懼有變亂,乃以鍾離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魏亦遣郭純為武陵太守,進屯遷陵縣之赤沙(今湖南保靖縣),誘致諸夷邑君,進攻西陽縣城。郡中震懼,撫夷將軍高尚以為:「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溪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不聽,率所領晨夜進軍,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五溪魁帥百餘人及支黨凡千餘級。於是五溪蠻夷又歸屬吳。鍾離牧此後歷任公安督、濡須督,又「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死後,家無餘財,士民思之」。說明武陵各族人民對於清官還是樂於擁護的。            
三、南越     
  關於南越的情況,目小避地交州、並在交州作過多年郡守的薛綜,在給孫權的上疏中有概括而系統的闡述,因疏文太長,茲不抄錄,僅據以作些介紹: 
  據薛綜所述,秦統一後,嶺南地區開始正式隸屬中國。西漢初,趙佗在嶺南建立了南越政權,漢武帝開置九郡,表明中國對嶺南的統治逐步加強。東漢時,錫光在交阯、任延在九真,教當地人民犁耕,建學校,著冠履,定聘娶,使嶺南人民的經濟文化有進一步的發展。總的來說,嶺南習俗不齊,言語歧異,椎結徒跣,貫頭左衽,一直到三國時並無很大改變。其男女自相婚配、兄死妻嫂等習俗,較之漢人父母主婚、寡婦守節更合情理。 
  薛綜在上疏中,述說孫吳對嶺南採取羈摩政策,這是由於越民經濟落後,無何產品可供搾取。至嶺南山海珍物,則多被秦、漢、越、吳統治政權及當地官吏豪族掠奪以去。 
  薛綜又述說孫吳在嶺南諸多弊政及官吏豪族互相傾軋的情況。長吏的任用,多不適當,而且法寬吏恣,侵漁百姓,強賦於民,以致引起怨叛等。因此,薛綜以為宜審選刺史,以檢攝八郡。 
  孫吳嶺南官長當以陸胤為最有特色,《三國誌》卷61《陸凱傳附弟胤》載中書丞華核上表推崇陸胤在為交州刺史時的政績說: 
  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暴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郁,飛鳥不經。自胤到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影從。眾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眾,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 
  從以上華核讚賞陸胤的話中,可知從漢末到吳的官長率多貪暴,不得民心,所以交州各族人民一得到陸胤這樣好的刺史,都感恩順從。說明交州民眾擁護好官長,至於民族界限,並不是主要的。孫吳勢力達到嶺南,當從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派步騭出任交州刺史開始。曹丕延康元年(220年),呂岱繼為交州刺史。呂岱除使交州得到安定外,「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漢末戰亂以來,中原民人和學士南下嶺南的頗不乏人,所以在三國時代,嶺南的生產、文化還是有發展的。            
一、曹操時期的司空、丞相掾屬     
  曹操早年仕漢,曾「好作政教」,欲為漢征西將軍,封侯。及董卓之亂,率土分崩,予操以逐鹿中原的機緣。操先僅有東郡,得荀彧而喻為己之張子房。表明操有傚法劉邦與群雄爭奪天下的意圖。建安元年(196年),操迎獻帝都許,掌握封賞大權。自是之後,漢百官多為曹氏之人。由於操當時之軍事實力,尚遜於袁紹,故操不能不把大將軍讓給袁紹,而自為司空。及官渡之役,操大敗袁紹,成為中國首強。建安十一年(206年),操掃滅袁氏勢力,放手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建安十三年(208年),操北征烏桓凱旋,進一步獨攬事權,自為丞相。罷漢之三公官,惟留一御史大夫,亦由己之親信郗慮擔任。建安十六年(211年),操以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另封三子為侯。這樣,就為建立魏政權打好了基礎。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操迫獻帝策命己為魏公,開始建立魏國政權。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在此前四個月,操已進其二女於獻帝,表示操雖準備取代漢室,但不擬傷害獻帝,亦不絕其後嗣。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操進爵為魏王。秋,以魏大理鍾繇為魏相國。二十二年(217年)夏,操設天子旌旗。以華歆為魏御史大夫。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嗣位為丞相、魏王。二月,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三月,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 
  操嘗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當操圖天下時,不能不廣泛收羅負有眾望和有實際才能的人。即操所謂「有事賞功能」。及功業基本建立之後,又嫉妒其中功高望重之人,思所以抑制之。於是,荀彧、崔琰被戮,毛玠免黜,程昱亦「自表歸兵」。此即操所謂「治平尚德行」,「尚德行」的真諦不過任用拘謹中平人才,而排斥異能之士而已。 
  操雖有為子孫謀萬世之業的意圖,但無從避免子孫因富貴而奢淫墮落的規律。曹魏先重用其親族曹氏及夏侯氏,但自曹真死後,曹氏親族便缺乏拔尖人才。曹叡身後,曹爽與司馬懿並肩輔政,曹爽終為司馬懿所吞噬。司馬氏之攬魏政,雖雲靠陰謀,亦由司馬懿父子能有所作為,如收羅一批能建事功之人,如鄧艾、州泰、王昶、王基、王昶、羊祜、衛瓘等,因之司馬氏能憑仗中原之廣土眾民,次第滅蜀並吳,而統一中國。 
  談官職者,不能僅就官名而釋職掌。因官吏行使職權,往往不只限於規定範圍之內。比如劉曄任司空倉曹掾,從其職務看,不過管理倉谷,但由於劉曄多智略,又為操信任,故操每遇疑難之事,輒以函問曄。又如參司空軍事之職,本系參與規劃軍謀,但其職由王朗、華歆等有名望學問而不擅長軍謀者擔任時,便只能從容論議了。在封建君主專制時代,官吏權限之大小,往往不只視其才能與擔任何職務,而在於其與君主關係的親疏。故魏之夏侯氏、曹氏,吳之孫氏皇族,縱才能中平,仍能擔負方面重寄。又如丁斐,因與曹操同鄉里,又為操所愛,故雖只為一典軍校尉,但卻能「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又如司空軍謀祭酒,雖雲系提供軍謀者,但常以饒文才、善書檄者為之,如陳琳、阮瑀均是。又如名士邴原,雖「在軍歷署」,但「終不當事」。因此,不能僅憑官銜定其職務。又如操初用高柔為刺奸令史,並非因他與己親近,而是「欲因事誅之」。劉備用許靖為太傅、司徒,亦僅利用其浮名,「以眩遠近」。孫權以功高望重的陸遜「代顧雍為丞相」,口頭上雖然說:「有超世之功者……必荷社稷之重」,實際上,不過為了就近監視陸遜,只一年左右,孫權即逼遜致死。基於以上等等情況,我們解釋三國官制,不能全按官職名稱述說,有些便需將用人與被用者的相互關係結合論說,始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曹操早期由東郡太守起家,接著據有兗州,經過呂布之亂,危而後安,這一段是操之圖存階段。及操迎帝都許,收河南地,關中亦暫時服從。始進入爭霸階段。然而四周仍有強鄰,可謂軍事倥傯,不獲寧息。故其設官置吏,亦多為軍事服務。操始起兵,其手下將領有夏侯惇、夏侯淵、曹洪、曹邵、曹仁、曹純等,皆曹氏親族。其異姓將吏,有衛茲、鮑信、典韋等,死於戰鬥;另有部將陳宮、別駕畢諶,或叛或逃。由是而論,操重用親族,亦非無因。然而與強敵爭,畢竟不能不摻用智謀之士。故隨著曹操軍事的擴張,其部下的官吏亦日益增多。操雖名為司空、丞相,實際是不折不扣的皇帝。操在正式建立魏國以前所設置的文武官員實際是新朝代的職官影子,現將操為司空、丞相時任命的官屬按職務分述於下: 
  因在戰爭時期,故操設置的官屬亦以為軍事服務者為多。例如擔任軍師的有荀攸、鍾繇、華歆、涼茂、毛玠、成公英等;擔任軍師祭酒的有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襲、劉放、孫資等;擔任軍謀掾的有徐邈、田豫、牽招、高堂隆、賈洪、薛夏、隗禧、韓宣、令狐劭等;任參司空及丞相軍事的有荀彧、何夔、賈詡、華歆、王朗、裴潛、劉放、孫資、邢顒、陳群、張范、張承、仲長統、陳群、衛臻等;為司馬的有荀彧、典韋、典滿、司馬懿等。操所以設置這樣多的參謀人員,除了因應付戰爭需要以外,還有廣納眾謀,藉以發現人才的含義。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於草擬軍檄和裝潢門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設有主簿,掌管文書簿笈,並處理曹操身邊眾事。《三國誌》卷19《陳思王植傳》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楊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楊修出身於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為操所用。但在曹植與曹丕爭為太子的鬥爭中,楊修佔在曹植一邊。操「既慮終始之變」,又妒楊修頗有才策,故以楊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為借口,把他殺掉。楊修所以能「漏洩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機密。又如賈逵為地方官,以政績卓著,受到曹操歎賞,以之為丞相主簿。賈逵曾因故與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諫操,從知主簿同時共有四名之多。出納教令是主簿職務之一。當操征討劉備時,曾先遣逵至斜谷觀察形勢,說明主簿有時亦外出執行其他任務,並非只在丞相府內供職。 
  丞相長史,官位高於主簿,但接觸丞相的時間較少,有時設左右長史。原來做過丞相軍祭酒及侍中要職的杜襲後領丞相長史。杜襲隨操到漢中討張魯時,操加封他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並挑選他為鎮守長安的留府長史,駐關中。當然,以上並非長史所應有的經常職務。《通典》卷21說:長史「蓋眾史之長也,職無不監」。長史既署理諸曹事,也辦理丞相付與的臨時任務。 
  曹操為司空、丞相時,掾屬分東、西曹,主要職務都典管選舉。東曹主二千石長史及軍吏,西曹主府史署用。擔任過東曹掾的以毛玠和崔琰的政績比較突出。據《三國誌》卷12《毛玠傳》載: 
  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並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鹹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遂省西曹……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由上可知:(1)東曹掾的官品雖不高,因執掌用人大權,故為時人所重,認為是「顯位」。(2)像毛玠這樣的人擔任選舉官,確能起一些有利於廉政建設的作用。這也是與曹操對他的重用和支持分不開的。(3)像毛玠這樣清正不阿的人,下受群僚的嫉妒,上不能滿足太子等上層親貴的貪求;同時,引用的人多了,也為操所猜防、這些都為毛玠日後遭免黜留下了禍根。 
  當崔琰初授東曹時,操曾下教說:「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勵,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三國誌》卷12《崔琰傳》注引《先賢行狀》說: 
  琰清忠高亮……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後來魏國建立以後,崔琰為尚書,毛玠為尚書僕射,二人共典選舉。情況已如上述。崔琰的聲望更大於毛玠,但結局比毛玠更壞。崔琰既為怨者所誹謗,曾被朱靈譽為「此乃真明主」的曹操也害怕琰的聲望危及其身後政權,因之終以莫須有的罪名,逼使崔琰自殺身亡。 
  做過司空西曹掾的有陳群,他後來又「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做過丞相西曹屬的有蔣濟、邵悌。屬小於掾而大於令史。做過司空西曹令史、遷為屬的有梁習,做丞相西曹議令史的有盧毓。 
  丞相理曹掾屬的職務也比較重要。如《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操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令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說明曹操對擔任理曹掾屬的人選是重視的。《資治通鑒》卷67建安十九年(214年)載: 
  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並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由上可知,封建刑法對人民反抗服兵役的處罰是極其嚴酷的。高柔由丞相理曹掾調為穎川太守後,「復還為法曹掾」,還做過侍御史、治書執法、廷尉等屬於司法方面的工作,達二十餘年之久,做了一些減輕刑法和有益於民的事。 
  司空、丞相府還有掌管糧谷的倉曹掾屬,任其職者有劉曄、劉曄、高柔、裴潛、傅干、楊修等,都是比較有名的官員。蜀漢丞相倉曹掾曾由姜維擔任。吳國未見有倉曹掾屬,但設有節度,掌軍糧谷,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主之,詳死,以諸葛恪代之。諸葛亮聞知,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谷,糧谷,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窺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權即轉恪領兵。由此觀之,掌管糧谷的倉曹掾是重要的官職。 
  另外,丞相下面有戶曹掾,掌民戶、祠祀、農桑;有兵曹掾,掌兵事;文學掾,掌教授太子諸王文史經書。這些職官,史書未有何記述。 
  前已敘及,曹操以司空掾屬國淵典屯田事;以司空掾王修行司金中郎將。兩人均做出重要貢獻。現只談一下操設置校事以刺察群臣的概況。據《三國誌》卷24《高柔傳》載: 
  魏國初建,(柔)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由上可知,隨著魏國政權的建立,官吏隊伍的增加,曹操和臣僚之間的矛盾也隨之深化,因此曹操便利用一些非世族的新進人物來檢舉世家出身的所謂「賢人君子」,從而約束世族勢力的過分膨脹,這就是校事官職所以設置的原因所在。關於此事本書第六章亦已有論述。 
  總括以上敘述,可知操為司空、丞相時的掾屬,實際即是操自身政權的文武百官。他們的官銜雖不顯貴,但實際行使著所謂三公、九卿及尚書、侍中等重要職務。這是曹魏職官的重要階段。 
  劉備和孫權在未稱王以前的所屬掾屬,也同曹操為司空、丞相時大致類似,因限於篇幅,就不另敘說了。            
二、三公及諸卿     
  前已敘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進爵為魏公,開始建立魏國政權,初設尚書、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為魏王,進一步加強統治機構,以鍾繇為魏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鍾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諷謀反而免職。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操死,子丕繼位為魏王,以華歆為相國,賈詡為太尉,王朗為御史大夫。同年,丕代漢為帝,復置三公官,改相國為司徒,名列太尉之後。改御史大夫為司空。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黃初四年(223年),賈詡死,仍以鍾繇為太尉。從三公各自的職務言:太尉主兵事;司徒主民事;司空主水土事。凡國家有大興造、大疑難事,三公共同討論。國家有過失,三公共同進諫。在西漢初期,丞相的權力還是較大的:他上輔皇帝,下領百僚,可以推薦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請,輒誅犯罪官吏;丞相總領郡國計簿,負責對郡守、縣令進行考績。景帝、武帝不斷削弱丞相權力。原先太尉官階低於丞相,武帝廢太尉,封外戚衛青為大司馬大將軍,是為最高武職。武帝臨終,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輔佐昭帝。尚書原為少府屬官,其長官尚書令的秩位亦不過相當於縣令,職責是給皇帝管理文書。臣民上書,先由尚書拆閱,以決定是否上呈給皇帝。這樣遇有重要事件,不領尚書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說明外朝丞相的實權已為內朝領尚書事的大將軍所取代。劉秀重建東漢政權後,鑒於權臣王莽篡奪政權的教訓,繼續削減相權,三公的權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領尚書事,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曹操迎獻帝都許後,以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一些軍政農經大事,曹操多與荀彧商議處理。荀彧推薦了許多人擔任要職。曹操所以能獨攬大權,並非由於他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於他手握強兵,這是權臣攬權的特殊情況,那時擔任御史大夫的郗慮,亦不過處處秉承操的意旨辦事而已。 
  曹魏三公並無多少實權,《三國誌》卷24《高柔傳》言: 
  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樑,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以上是黃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給曹丕上疏所說的話。自屬可信。三公雖無決策大權,畢竟官高祿厚,又有學行資望,且可辟用掾屬,故仍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禮。如曹丕有一次望見鍾繇、華歆、王朗,而對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那時,鍾繇有膝疾,華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輿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時人對物色三公人選亦持嚴肅態度。如散騎侍郎孟康推薦崔林任司空時說:「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內師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為司空,乃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賈詡足智多謀,又有擁護曹丕為太子之功,可是當賈詡被丕任命為太尉後,仍舊受到孫權的譏笑。說明當三公者僅有智能而無德望,仍受人譏議。《三國誌》卷49《士燮傳》載,當交州刺史丁宮被征還朝時,對其屬吏士壹說:「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來丁宮當了司徒,果然辟士壹為掾屬,說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屬之權。又如《三國誌》卷11《袁渙傳》載,陳郡袁渙為郡功曹,「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按魏晉禮制,諸卿見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為冀州刺史,他不願受鎮北將軍呂昭的節制,謂其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正因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當曹爽輔政時,吏部尚書何晏掌管用人大權,威勢顯赫,但他仍找管輅占卜,問己能否當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國初期,三公雖無實權,但仍為時人尊重。不僅輿論界對之有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為三公者也往往嚴格要求自己,不敢玷辱這樣崇高而需符眾望的職任。 
  曹丕代漢為帝后,先以夏侯惇為大將軍,繼以曹仁為大將軍、大司馬。黃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曹叡。曹叡即位,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以上,太傅、大司馬、大將軍秩位均在三公上,唯驃騎大將軍稍低於司空。曹叡臨死,餘人皆去世,只剩下了官為太尉的司馬懿。曹叡用劉放、孫資議,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衛將軍曹爽為大將軍,與司馬懿共同輔佐少主曹芳。爽、懿共督中外諸軍、並領尚書事。至正始十年(249年),司馬懿發動兵變,一舉誅滅曹爽兄弟及其親黨。自是之後,魏政全歸司馬氏,於是往日皇帝成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現,三公亦惟司馬氏之馬首是瞻,談不上有什麼權柄了。 
  底下,談談曹丕、曹叡統治時諸卿官職情況。 
  太常秦時叫奉常,漢景帝改稱太常,王莽稱秩宗(秩,職也;宗,祖廟也。秩宗主要掌管有關宗廟祭祀等事宜)。東漢又恢復太常之名(常,是廟中引神的旗幟)。太常掌祖廟祭祀事。太常的主要職掌既是祭祀,故經常素食。《漢官儀》載諺語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國始建社稷宗廟。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黃初二年(221年),由於孫權遣使奉章表示歸服,曹丕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太和三年(229年),洛陽宗廟建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青龍二年(234年)漢遜位皇帝山陽公薨,使使持節行司徒和洽弔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職務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聖賢及前往封拜重要屬國之王等。太常的屬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藥、太醫、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錄勳秦稱郎中令,漢武帝改稱光錄勳。王莽稱司中。東漢又稱光錄勳。曹操為魏公後,設郎中令。黃初元年又稱光錄勳。 
  光錄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勳與閽同音同義,閽者掌守宮殿門。光錄勳除守衛宮門外,還不時侍衛皇帝,有時給皇帝傳送詔旨,備顧問及進諫。曹魏時擔任郎中令或光錄勳者有袁渙、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繆襲、盧毓、王肅等。從以上諸人傳看,並未留下什麼事跡,這是因為宿衛宮殿門戶事情比較單調,且宮闈事密,鮮為史家所知。同時徼循宮內者尚有衛尉,宮外則有司隸校尉擔任監舉犯法者,故光錄勳的職務並非很重要。如盧毓原為吏部尚書,曹爽為了把用人大權收歸自己,乃以其親信何晏代毓,而出毓為廷尉,旋又轉毓為光錄勳。說明光錄勳的權限不僅遜於吏部尚書,且也遜於廷尉。只是光錄勳畢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進諫的機會亦較多。如高堂隆為光錄勳時,向魏明帝上的諫疏即以深刻著稱。 
  光錄勳所以又稱郎中令,即因屬下多郎,為郎者多由父祖蔭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進者是少數。郎是官吏的候補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陞遷,兩漢時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錄勳的屬官有謁者,掌賓贊受事,其長官稱謁者僕射,亦名大謁者。 
  光錄勳的屬官還有三都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副車馬匹(魏晉之後,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騎都尉,領羽林騎。 
  一些舊史書謂光錄勳屬下有大夫、中郎將等官,但從三國史笈觀之,光錄勳並無如此大的權力。如《三國誌》卷14《蔣濟傳》言曹丕代漢後,蔣濟「出為東中郎將……入為散騎常侍」,及統領諸軍鎮守合肥的大司馬曹仁死後,蔣濟復「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手握重兵的蔣濟,決非光錄勳所能領導。至於前時五官中郎將的擔當者乃是曹丕,這種五官中郎將乃系「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晉書》卷30《刑法志》言: 
  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議郎等都是名臣碩儒,亦非光錄勳所能領導。我們閱讀古書,宜結合當時具體情況進行探討,不可墨守書本上文字規條。 
  衛尉秦代即有是官,漢景帝一度改稱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復原名。衛尉掌宮門衛士,徼循於宮中。衛尉寺在宮中,其屬官較著名的是公車司馬令,簡稱公車令,掌警衛司馬門。經過司馬門的人都要下車步行。公車是官署名,凡臣民上書和被徵召者,都由公車接待。《史記》卷126《滑稽·東方朔傳》謂「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三國誌》卷19《陳思王傳》言:曹「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可見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開司馬門及行馳道中。 
  太僕秦漢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為太御,職務是給皇帝供應車馬。有時太僕親自為皇帝駕車。養馬是太僕職務之一,《漢書》卷5《景帝紀》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養馬處)三十六所,分佈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曹魏養馬情況、史書失載,然據《後漢書》卷84《列女·董祀妻》載蔡文姬對曹操說:「明公廄馬萬匹」,則曹魏養馬當必不少。太僕既常接近君主,又執掌馬政,故職位亦非無關緊要。 
  廷尉秦時即有是官,漢景帝改稱大理,自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魏初稱大理,曹丕改稱廷尉。廷尉掌刑法獄訟,「廷」字系直、平之義,治獄貴直而且平,故以為號。古代凡掌賊盜及掌司察之官皆稱尉。言以武力為後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訴的最高司法機構。《三國誌》卷24《高柔傳》載: 
  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歸,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 
  經過廷尉高柔設法斷案,確定為同營士焦子文借錢害命。由是朝廷頒發「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同上傳又載: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勳,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台(《資治通鑒》胡注謂:台指尚書檯)。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勳,勳死,乃遣柔還寺。 
  以上材料說明專制皇帝可以枉法殺人(但此舉失人心,後來司馬氏專魏政,群臣反對司馬氏者甚少,未必與此類事無關)。廷尉高柔能依法不從詔命,總算有一點護法行為。漢魏時,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詔命,則「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後處理,故大臣聞之多自殺。 
  廷尉的屬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監,是為廷尉三官,廷尉對案件的判決,三官還可以提出駁議。如《三國誌》卷12《鮑勳傳》言: 
  (文)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勳。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勳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勳奏絀遣,而曜密表勳私解邕事。詔曰:「勳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勳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勳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勳罪。帝不許,遂誅勳。勳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為勳歎恨。 
  由上可知,法律並不能約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總算可以提出自己的異議,畢竟比世人皆鉗口不言好一點。又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言: 
  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司馬芝的話,雖不合乎應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專製法律動不動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殺無辜平民的殘虐情況下,還是不無可取的。 
  大鴻臚秦稱典客,漢景帝改稱大鴻臚。王莽稱典樂,東漢三國均稱大鴻臚。大鴻臚掌與諸侯國及少數民族有關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因陰謀奪取荊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黃武元年(222年)孫權大敗劉備後,又復叛魏。魏三公奏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說明鴻臚是掌管屬國和少數民族事務的。曹丕對兄弟諸王頗苛刻,「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對曾與他爭奪太子寶座的曹植更「事事復減半」。還不時向藩國調發士息。後來曹植向曹叡上書言:「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可知向藩國調發士息,亦屬大鴻臚職責之一。「鴻」,大也;臚,傳也。皇帝接見諸侯或屬國酋長時,掌贊禮者大聲傳呼之,故稱大鴻臚,又稱典客。傳呼聲與樂聲並作,故王莽名之曰典樂。大鴻臚最經常的職掌即典諸侯王等朝見天子的禮儀。 
  宗正亦秦官,漢平帝時,王莽專權,改稱宗伯。莽代漢,並其官於秩宗(太常)。東漢復稱宗正。掌皇族與外戚事務。兩漢皆以劉姓宗室充任。就史書所見,曹魏時任宗正者僅有曹恪、曹楷,分別見於《晉書》卷19《禮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傳》。未敘有具體事跡。魏既苛待親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職自然處於無關緊要地位。司馬氏專魏政之後,更以光錄勳鄭袤兼領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視了。 
  大司農秦名治粟內史,景帝改稱太農令。武帝改稱大司農。王莽先改羲和,繼名納言。東漢復名大司農。魏初設大農,黃初二年(221年)改大司農。蜀、吳亦各有大司農。《後漢書·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農的職掌說: 
  掌諸錢谷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谷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又有稟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雁鶩之屬,及洛陽市長、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余均輸等皆省。 
  大司農到東漢時,雖仍說掌錢谷,但也只掌國家錢谷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屬機構已不存在,故經濟頗形拮据。 
  三國為擾攘多事之秋,大司農的經濟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給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類的興建工錢,如《水經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記》載魏野王典農中郎將司馬孚給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 
  由上可知,大司農的職掌之一是為興修水利等事業出雇工錢。我們前已言及,典農官並不隸屬於大司農。假若大司農是司馬孚的頂頭上司,他就不會繞過大司農而請求皇帝轉「敕大司農府給人工」了。據《後漢書》卷41《鍾離意傳》: 
  鍾離意……顯宗即位,征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征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時詔賜降鬍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尚書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榜床)。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 
  由上可知,朝廷沒收貪官贓物,交由大司農保管。賞賜少數民族的紡織品由大司農撥發。但這些物資的調入和撥發,都不由大司農作主,大司農的職責只是保管。至於把物資發放給誰及數額多少,均由尚書秉承皇帝的意旨行事。故數字有錯,也只能歸罪於尚書,而與司農無關。曹魏時,國有土地多由典農官管理和耕種,曹魏以謁者僕射監鹽官,以司金中郎將掌制鐵器,至於軍糧調撥,特設有度支尚書管理。吳國亦設有節度官掌調撥軍糧,所以三國時的大司農職權比東漢時還要縮小,自不待言。 
  少府秦和兩漢均置少府,王莽稱共工。少府與大司農同管財貨。大司農管國家財貨,少府管供養皇帝。《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後漢書·百官志》言:「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少府在諸卿中屬官最多,機構龐大。其中最重要的屬官是尚書、侍中及御史中丞,其權柄之大,超過少府本職,此容後再作敘述。少府屬官見於三國史笈者有守宮令、尚方令、御府令等。守宮令掌御用紙、筆、墨、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荀彧於靈帝中平六年(189年)即曾「拜守宮令」。尚方令,掌制御用刀劍弩機諸上好器物。《三國誌》卷24《王觀傳》言: 
  王觀……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 
  御府令,《宋書》卷39《百官志》言御府「典宮奴婢作褻衣服補浣之事」。《三國誌》卷55《蔣欽傳》言孫權讚歎蔣欽「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又《三國誌》卷25《楊阜傳》言: 
  阜(時為少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 
  由上可知,連身為少府的楊阜都不知後宮人數,而必須向御府吏詢問。御府吏因常給後宮人員製作衣服,故能知之。御府吏連其頂頭上司楊阜都不敢告知,說明皇帝對後宮人數的保密異常嚴厲。楊阜曾因年凶民饑,軍用不足,而上書請曹叡「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說明少府所屬部門供皇室吃穿玩樂的珍奇寶物必然很多。 
  以上太常、光錄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九個職官通常稱之為「九卿」。以上楊阜在責數御府吏的話中,也提到「九卿」。與九卿同級別的還有執金吾及將作大匠等。 
  執金吾秦稱中尉,漢武帝改執金吾。王莽稱奮武。東漢復稱執金吾。魏先稱中尉,黃初元年(220年),改稱執金吾。職掌為宮外巡衛。吾當御講,言執金革,以御非常。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則徼循京師。天子出行,執金吾為先導。《後漢書·志》第27《百官志四》劉昭補注引《漢官》曰: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執金吾的屬官有武庫令,主兵器。司馬懿發動奪權兵變時,先部勒兵馬,佔據武庫。史書敘述曹爽的罪過亦稱爽擅取「武庫禁兵」。可見武庫中所藏之兵器頗為掌權或欲奪權者矚目。 
  將作大匠秦稱將作少府,景帝改將作大匠,掌修建宮室。《後漢書·百官志四》言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注引《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可見統治者對自己生時及死後的享受都同樣注意。廣植樹木既美化環境,也可增產建築木材。曹魏直臣楊阜任將作大匠時,對明帝好治宮室等弊政,曾上疏諫諍。            
三、尚書、侍中、中書等近官     
  尚書秦漢時,尚書本是少府屬官,職務是給皇帝掌管文書(尚字作主、掌解)。漢武帝以宦者執掌文書,稱中書謁者令。司馬遷受腐刑之後,即曾為中書令,史稱遷「尊崇任職」。宣帝時,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中書僕射,二人皆宦官。元帝時,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漢書》卷93《佞幸·石顯傳》言: 
  元帝……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錄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 
  由上可知,尚書與中書本為一官,因宦官被稱為中人,故當他們主管文書時,稱之為中書官。由士人主其事,則稱尚書,故蕭望之稱「尚書為百官之本」。至於尚書與中書各自為獨立的機構,則在曹魏時。漢成帝時,雖罷中書宦者,但後權歸外戚,卒成王莽代漢之局。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鑒於王莽竊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台閣即指尚書檯。尚書檯與後世的尚書省,名異而實同。東漢最後一個掌權的外戚何進以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卓專政時,委政於守尚書令的王允,允因得與大臣謀殺卓。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獻帝於洛陽,首先「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獻帝都許後,操以其親信要員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史稱荀彧在台閣,持心平正,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從兄弟。荀彧日後所以為操所忌,乃因他引進智謀之士甚多,社會政治影響廣泛,有舉足輕重之勢。且又有不贊成操代漢的意向。建安十七年(212年),操殺彧,次年,操即建立魏國,以荀攸為第一任尚書令,再下一年,荀攸死於從操征討孫權途中。我懷疑荀攸亦非善終。無論我這個揣測是否符合實際,尚書令職任的重要是無可置疑的。從荀攸死後,操任用之尚書令皆不復有功能甚高者,蓋操為代漢與子孫計,不願把大權分給容易養成權勢之人故也。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權者在異姓世族。曹丕時則轉而排斥同生手足,雖仍繼承其父之重用親族曹氏、夏侯氏政策,但亦逐漸起用異姓世族陳群、司馬懿等人。丕晚年更將操提防異姓的措施拋之腦後,使陳群、司馬懿與同姓大員曹真等共錄尚書事。曹叡不僅對司馬懿特加倚重,對懿之長弟司馬孚亦甚青睞,他曾讚歎說:「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於是轉孚為度支尚書,「後除尚書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曹睿臨死,令曹爽、司馬懿輔少帝。少帝即位,「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資治通鑒》卷74景初三年(239年)胡註:「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 
  東漢時,尚書檯不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而且也是總攬政務的機構,其長官尚書令總攬綱紀,無所不統。每會同,尚書令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皆專席而坐。當時京師號稱「三獨坐」。實際後二官的權勢遠遠不能同尚書令相提並論。尚書令的副手為尚書僕射。曹魏置尚書僕射一或二人,二人並置時稱左右僕射。若尚書令缺,由左僕射代行令事。蜀、吳均只置一僕射。據《晉書》卷24《職官志》的記述,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書。吏部亦稱選部,主選用官吏。左民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客曹主少數民族及外國事務。五兵主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度支主軍國支計。其中以吏部尚書為最重要,授此職者直稱吏部尚書。其他往往只稱尚書,而不提其曹名。魏時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曹睿時,陳矯為尚書令,曹睿嘗猝至尚書門,矯跪問睿:「陛下欲何之?」睿答:「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於是睿慚而返。史頗稱述陳矯的亮直。同時也表明了尚書令職權的受尊重。又賈詡勸李傕等攻長安成功,傕等感詡,欲以詡為尚書僕射。詡辭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於是以詡為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當荀彧為尚書令時,曹操以彧功大,上表獻帝贈彧官爵,「彧固辭,不通太祖表」。說明尚書令有決定是否將臣下表疏呈給皇帝省覽的權限。《全後漢文》卷34引應劭《漢官儀》說: 
  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回車豫避,衛士不得迕台官,台官過,乃得去。 
  由上可知,所有尚書令僕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員的尊禮,這是與尚書檯官職任的重要分不開的。 
  曹魏尚書檯置左右丞各一人,秩位在尚書下,應劭《漢官儀》說:「尚書令、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右丞掌稟假錢谷。」看來,尚書左右丞是協助令僕掌管台內所有工作與糾舉違法事件的。 
  三國時,皇帝身邊的近臣,還有侍中、散騎常侍、給事中等官。 
  侍中 職掌主要是:備顧問,拾遺補缺。另外,也有贊導、陪乘、出而負璽以至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至少在西漢已有侍中之職,隨著君權的加強,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東漢末年,為侍中者已多世家碩儒,如楊彪、黃琬、荀悅、荀爽、盧植等。魏國既建,首設「尚書、侍中、六卿」,從親近皇帝言,侍中尚勝過尚書。最早為魏侍中的有王粲、杜襲、衛覬、和洽四人。王粲出身於「名公之胄」,又饒有才學,為操所信任,先為丞相掾,繼遷軍謀祭酒。《三國誌》卷21《王粲傳》言粲「拜侍中,博學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說明侍中的職務尚有興造制度。據《三國誌》卷23《杜襲傳》言: 
  杜襲……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從杜襲與曹操談話時間之長看,也可窺知侍中職掌範圍的廣闊,並非用文字所能概括。《三國誌》卷25《辛毗傳》載: 
  辛毗……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 
  案侍中職在皇帝左右,說明其親近;「廁之謀議之官」,說明其「謀議」的範圍是不受限制的。《三國誌》卷3《明帝紀》注引《魏書》言曹睿幼時,為操所愛,「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明帝紀》注又引《世語》言:曹睿與朝臣素不接,即位之後,「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說明侍中為大臣中比較接近皇帝者,故時人每以侍中近臣為榮,而朝廷為了寵異大臣,亦多加之以侍中官號。如魏少帝曹芳即位後,對輔政大臣曹爽、司馬懿皆加「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當劉備敗於夷陵後,督江北軍以防魏師的黃權,因歸蜀路絕,被迫投魏,曹丕「拜黃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封蜀將以軍職是順理成章的,拜侍中則是以殊禮寵異黃權。曹丕代漢前,群臣勸進達十四次之多,其中以魏王侍中劉廙、辛毗領銜者五次,以魏尚書令桓階領銜者三次。以其他官員領銜者,均不過一、二次。凡此都說明侍中為魏腹心之官。諸葛亮《出師表》特別舉出侍中郭攸之、費禕及黃門侍郎董允三位宮中要員。要劉禪「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充分說明侍中內臣的重要性。侍中與尚書同為樞要之職,侍中掌機密、尚書統政事。吳國擔任侍中的是儀、徐詳、胡綜三人,被陳壽稱為「皆孫權之時干興事業者」。 
  散騎常侍和散騎侍郎據《晉書》卷24《職官》言:秦代已有散騎和中常侍。東漢初,省散騎,中常侍用宦者。魏黃初初,將散騎與中常侍合為一官,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故省去「中」字,稱散騎常侍。其職掌是規諫皇帝,無專管職務。侍中與散騎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皆備皇帝顧問、拾遺補缺。據《三國誌》卷4《高貴鄉公髦傳》言: 
  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指司馬昭)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鹹與大將軍俱行。 
  由上可知,當兩軍交戰、決定勝負的緊要時刻,權臣司馬昭仍舊不能離開尚書及散騎、黃門等機要官吏,一方面是讓他們參與謀劃,另一方面也是怕他們發動變亂。散騎侍郎官秩低,但系皇帝培養州郡長吏的對象之一。如《三國誌》卷24《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曹丕詔曰: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王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 
  正因為散騎為培育人才之所在,所以不僅要求其人善於騎馬,而且也要善於著述,比如劉劭為散騎侍郎時,曾受詔集五經群書,作《皇覽》。後劭遷散騎常侍,又受詔作《都官考課》。《三國誌》卷3《明帝紀》青龍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載曹睿曾將太子舍人諫書付散騎保存,可知散騎侍郎除規諫獻納外,還掌管書奏文件。 
  由於散騎常侍時常接近皇帝,故常作為加官,用以尊崇文武大員。比如有權勢的中書監、令劉放、孫資仍然都加散騎常侍。據清人洪飴孫《三國職官表》的統計,加散騎常侍職者有七十人左右。 
  孫吳亦有散騎常侍的官號。如《三國誌》卷64《王蕃傳》言王蕃「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附馬都尉,時論清之。」說明其職亦由士人擔任,並系正員,而非加官。 
  給事中與給事黃門侍郎曹魏時,同侍中、散騎常侍一樣既是內朝官又屬加官的還有給事中及給事黃門侍郎。它們都參與共平尚書事。給事中因供職殿中,在皇帝身邊備顧問,故稱給事中,給事中多以加官出現。如黃初中,司馬懿以撫軍大將軍加;曹真以中軍大將軍加;董昭以光錄大夫加;蘇林以博士加。太和中,劉放、孫資以中書監令加等。 
  秦漢時,宮禁門皆黃色,故號黃門。給事黃門侍郎因在黃門內供職而得名。亦簡稱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除侍從皇帝、關通內外之外,還與侍中俱省尚書事,俱管門下眾事,故亦稱門下侍郎。後世所以稱侍中為門下省亦因於此。魏鍾會於正始中為秘書郎,遷中書郎。毌丘儉反於淮南,鍾會隨司馬師東征,典知密事。司馬昭輔政,會謀謨帷幄,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說明黃門侍郎亦為親密之任。 
  蜀漢亦設有黃門侍郎。據《三國誌》卷39《董允傳》載:董允……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當時董允的職務即為黃門侍郎,可見黃門侍郎的職掌主要是參謀議、拾遺補缺,與侍中相同,只是秩位稍次而已。 
  中書監令曹魏時尚書檯固為總攬行政的機構,唯中樞實權仍逐漸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書監、令轉移。曹操為魏王時,設置秘書令,以處理尚書章奏。曹丕於黃初初改秘書令為中書令。又特置中書監,使之排在中書令前。監、令皆挑選文學通達的士人擔任。若有密詔下達州郡或邊將時,往往不經尚書,逕自中書發出。因之逐漸形成中書監、令「實握事要」情況。遇有不測事變,中書監、令即可就近操縱其間,所謂「斷割朝命」。本書前在述說曹睿臨死挑選輔政大臣時,已詳細論及中書監劉放及中書令孫資從中排擠燕王曹宇而推轂曹爽、司馬懿,以致釀成司馬氏專魏政的重大變局,足以說明中書監、令權勢的炙熱。此處自無庸再行贅述。 
  中書監、令下,設有中書侍郎,簡稱中書郎。曹睿時,詔舉中書郎,時吏部尚書為盧毓。曹睿因言:「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說明皇帝對挑選中書郎相當重視。司馬昭當權時,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司馬炎在位時,荀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後守尚書令,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我邪!」從荀勖這種因離開中書而悵惘的情況看,可知尚書檯的重要權力已被中書省所奪。 
  下面再談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號稱「三獨坐」的御史中丞。西漢初,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也叫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即在殿中察舉非法,中丞之名亦由此來)。西漢末,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台率(實即執行舊御史大夫職權)。東漢及曹魏均如此,魏黃初中,一度將御史中丞改稱「宮正」。旋復稱中丞。史言魏以鮑勳為宮正,「百僚嚴憚,罔不肅然」。說明認真執行舉劾任務的宮正或中丞,還是為眾臣畏懼的。陳群、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中丞與司隸校尉都是糾察官。 
  御史中丞和尚書一樣,雖出自少府,權力大於少府,蓋因專制皇帝為了控制群臣,常以小臣監視和舉劾大臣,如州刺史秩位雖低於二千石,但領導二千石,而為一州之長,即其明例。 
  次於中丞的有治書侍御史,掌律令。衛凱、陳群等曾為之。又有治書執法,掌奏劾。高柔、鮑勳等曾為之。鮑勳早時因執法忠直,得罪了曹丕,丕銜恨在心,終置之於死地,專制皇帝之製法不遵,類多如此。 
  曹魏時,隨著君主專制的加強,監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當大會,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明帝問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毦筆耳!」,說明監察官是趨於沒落了。            
一、州官     
  司隸校尉漢武帝時置,因負責督率京城徒隸,從事查捕奸邪和罪犯,故稱司隸校尉。簡稱司隸。司隸轄地稱司州。曹魏司州下轄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平陽五郡。司隸不只負責糾察貴戚、百官及近郡犯法者,且有直接保衛皇帝及曹操自身的重任。故曹操至洛陽迎獻帝時,先自兼司隸校尉。操為經略關中,用鍾繇為司隸,先治弘農,後治洛陽。由於鍾繇措置有方,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各遣子入侍」。正始初,徐邈為司隸,「百官敬憚之」。曹爽與司馬懿爭權時,以其親信畢軌為司隸。畢軌與曹爽同時被殺。劉備在蜀稱帝,以張飛為司隸校尉。飛死,丞相諸葛亮自領司隸校尉。凡此,均說明司隸校尉職位的重要性。《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言司隸校尉: 
  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 
  司隸校尉的主要官屬有: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即治中,主州選署及眾事);別駕從事(當司隸行部,擔任奉引,錄眾事);諸曹從事及主簿等。 
  刺史和州牧魏共有十三個州,其中之一為司州,其他十二個州為兗、豫、青、冀、幽、並、雍、涼、秦、徐、荊、揚。揚州僅有淮南、廬江二郡。州的長吏為刺史或州牧。州牧的秩位高於刺史,職權相同,皆掌監察郡國守相及地方豪強。隨著東漢政權的崩潰,刺史的職權也由監察擴大到軍、政財賦各個方面。及董卓之亂發生,各州郡外托勤王之名,內行割據之實。於是紛紛攘攘,互相吞滅。曹操時,丞相主簿司馬朗以為天下土崩,乃由於「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於是施行州郡並領兵,以外備夷敵,內威不軌。故陳壽於《三國誌》卷15《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稱「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 
  州的屬吏,以別駕和治中為最重要。別駕與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稱別駕。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劉璋手下別駕張松與軍議校尉法正謀引劉備入蜀,以取代劉璋。法正到荊州給劉備獻策說:「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資治通鑒》胡注云:「別駕,州之上佐,故曰股肱」。《三國誌》卷32《先主傳》言劉備得益州後,建立政權,以「諸葛亮為股肱」,可見別駕地位的重要。 
  治中,在州中的地位,與別駕相伯仲。《三國誌》卷15《溫恢傳》言溫恢「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曹操對溫恢說:「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蔣濟終於被任命為別駕。說明治中與別駕同樣重要。吳將魯肅曾向劉備推薦龐統說:「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後來龐統當了治中。《三國誌》卷40《彭羕傳》載:「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處州人之上。」治中主要是在州牧領導下典掌州內事務;別駕常同州牧外出巡視,並監督州屬各郡。但二者的職掌不能截然劃分,也不能局限於文字條文。二者好比是州牧的左右手,所有軍政大事,都常參與議論,比如別駕張松曾同劉璋商議怎樣利用劉備以防曹操;治中龐統也曾向劉備提出襲取劉璋的擬議。就是顯著的例子。 
  在州的屬吏中,主簿僅次於別駕、治中。《三國誌》卷42《杜微傳》言:「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其中功曹即相當於治中,主簿的秩位雖較低,但常在州牧左右辦事,職任更加親近,例如原為丞相曹操主簿的溫恢,一外放即任揚州刺史。又《三國誌》卷43《李恢傳》言:「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更遷恢為別駕從事。」州功曹書佐職「主選用」,主簿高於功曹書佐,而低於別駕。 
  州的屬吏還有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            
二、郡國官     
  河南尹東漢建都於河南郡洛陽縣。河南郡秦時為三川郡,西漢更名河南郡,東漢既都洛陽,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長吏不稱太守而稱尹。《三國誌》卷21《傅嘏傳》注引《傅子》云: 
  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網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曹操先挾帝都許,魏國政權建立以後,又積極經營鄴都。洛陽重新恢復其首都地位,乃在曹丕代漢之後。丕首用一貫能抑制豪強的地方官司馬芝為河南尹。史稱芝:「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一年……為河南尹者,莫能及之」。繼芝為尹者為劉靖,史言散騎常侍應璩與靖書稱其任尹時之政績曰: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稟振之實。加之以明摓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陳壽亦言「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司馬芝、劉靖為河南尹,正值魏文、明二帝比較興盛時,故能有所作為。其後接任之李勝為曹爽派人,曾欲有所改革,以增加曹爽派的地位與聲望,但遭到元老派的反對。司馬懿任用傅嘏為河南尹,建立司馬氏之綱紀,河南尹因之大易屬吏,「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總之,河南尹與司隸校尉同樣重要,故攬權者均欲用自己的人。 
  河南尹的屬吏,與郡守大致相同,茲不贅述。 
  郡太守和王國相 三國時,王國由相治理,相的職任同於郡太守,不受王的干涉。《武帝紀》言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郡界肅然」。史既言操為濟南國相,又言「郡界肅然」,則郡與國實無若何區別。又如《三國誌》卷46《孫堅傳》注引《吳錄》言廬江郡宜春縣為人所攻,長沙太守孫堅將越界往救,理由為「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愧海內乎?」盧弼《集解》注曰:「國者郡國也」。說明郡與國可以通稱。又如孔融為北海相,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也是國與郡通稱之例。由於國與郡無何區別,故本節只談郡守,以省篇幅。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120之後附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五第23下謂:魏郡國九十一,屬國一;蜀郡二十三;吳郡四十六,都尉二。凡三國郡一百六十,屬國一,都尉二。 
  郡太守除「掌治民、進賢、決訟、檢奸」外,還可以自行任免所屬掾史。《日知錄》卷8言:「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三國誌》卷13《鍾繇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曰: 
  南陽陰修為穎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本朝。 
  太守既可以推舉孝廉、方正,又可以自用屬吏,在一定程度上,宛如獨立王國。以上引文所謂「本朝」,亦系指郡府而言。最突出的例證,是太守能擅自殺人,而不受到懲罰,甚至也不受社會輿論的指責。如北海相孔融「一朝殺五部督郵」,僅僅因為他們向農民徵取租稅稍遲了些。又如法正為蜀郡太守,「擅殺毀傷己者數人」。不用說濫殺和誤殺人的太守是很多的。三國時各國的吏治比東漢後期有甚大改善,尚且如此,其他政治昏黑時代就更不用說了。 
  郡太守與州刺史不同點之一是刺史無副職,而太守有副職,即郡丞。丞亦由朝廷任命,丞多與太守素無瓜葛,故丞一般不操實權。邊郡不設丞而設長史,長史系武職,有事時,帶兵作戰。《三國誌》卷15《張既傳》注引《魏略》言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隴西太守游楚遣長史馬顒出御,蜀兵退還,太守獲封侯,長史及其他掾屬亦得賞賜。說明長史直接受太守指揮,以免太守與丞互相扯皮,貽誤戰機。 
  郡太守之下,還有都尉,秦稱郡尉,漢景帝改稱都尉,掌佐太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劉秀建武六年(30年),省諸郡都尉,並罷都試之役,唯邊郡往往置都尉或屬國都尉。三國時,魏河南郡有伊闕都尉。魏郡有西部都尉,沛國有南部都尉;陽平郡有東部都尉。蜀、吳一些郡有都尉,典掌軍事,禁盜賊。 
  郡太守的屬吏,《宋書》卷941《百官志》有簡要敘述: 
  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事。部縣有督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期會。漢制也。今略如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 
  郡府屬吏,重要的當推功曹、五官掾、督郵和主簿。功曹在郡中的地位,好比朝中的相國。《三國誌》卷7《臧洪傳》言:「廣陵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晉書》卷45《劉毅傳》言劉毅「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時人王基亦稱劉毅「往日僑居平陽,為郡股肱」。說明功曹如果能得太守充分信任,即可行使其總理郡府政務的權力。 
  五官掾在郡中的地位亦同功曹相彷彿,如《後漢書》卷81《獨行·諒輔傳》言: 
  諒輔……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咎盡在輔」。 
  由上可知,五官掾的主要職責是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功曹差不多。又《三國誌》卷38《秦宓傳》言: 
  先主(劉備)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 
  由此可知,任五官掾者往往為博學有行之士。《三國誌》卷43《呂凱傳》言蜀永昌郡人呂凱「仕郡五官掾、功曹」。由此看來,五官掾的秩位和權限還是稍次於功曹,故呂凱以次由五官掾升為功曹。史書上常見功曹而很少提到五官掾,也說明五官掾官職的重要性遜於功曹。 
  督郵職掌為督察郡屬各縣,一郡有二至五部督郵。前曾提到北海相孔融因五部督郵收民租稅不夠而殺之,可知督郵負有督收租稅的責任。《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有「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的話,表明督郵有監督各縣發民服兵役之責。劉備早年為安喜縣尉時,曾有鞭杖督郵之事,說明督郵的差使常引起基層官吏及民眾的厭惡,故儒生學士多不樂當此職。然而如有清白正直的督郵也可改變一下為民眾所厭惡的形象,表明督郵的好壞,關係於吏治者良非鮮淺。 
  下面再談談主簿及所謂「綱紀」之職。有關史書敘及郡屬官吏,常提到功曹和主簿。如《三國誌》卷44《姜維傳》載:蜀漢後主「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參天水軍事姜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功曹和主簿都是郡府重要官吏。主簿的官位雖次於功曹,但主簿在太守左右執掌文書及迎送賓客等親近職事。《太平御覽》卷265引《吳錄》言包鹹「為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留鹹守郡」。令主簿擔負看守家門的重任,說明主簿系親要之職。因為功曹和主簿為郡中股肱要職,所以史書常以郡中綱紀為功曹和主薄的代稱。有些史書謂綱紀為郡中一個官職名稱,是錯誤的。《三國誌》卷22《徐宣傳》言廣陵郡人徐宣「與陳矯並為綱紀,俱見器於太守陳登」。又據同卷《陳矯傳》,知陳矯系太守陳登手下功曹,則徐宣不可能同時也為功曹,他只能是主簿或其他要吏。因此,當時人把綱紀作為功曹和主簿的代稱。《三國誌》卷29《朱建平傳》言黃初七年(226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昃,兗州刺史夏侯威請紀綱大吏設酒……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這裡述說的紀綱大吏不可能只是一人,更非指綱紀一官。只能是指幾個主要的州吏。《三國誌》卷22《盧毓傳》言:「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文王出征。毓綱紀後事」;《三國誌》卷61《陸凱傳》言:「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盧傳》「綱紀」二字作動詞用,當總理解;《陸傳》「綱紀」,當名詞用,作「法紀」或「綱維」解。基於以上理由,綱紀並非某一官名,只是功曹五官掾和主簿重要郡吏的代稱。            
三、縣官     
  兩漢三國時,有朝廷命官的基層行政區域,除大多數為縣外,還有侯國、邑、道等名稱。列侯所食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西漢平帝時(1至5年),共有縣、道、邑及侯國1587個。縣或置令,或置長,視其轄區大小、人口多少及令長資歷而有異。內地,每個縣大率方百里。縣受郡管轄,太守每年春行縣勸農桑,秋巡縣課吏。《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說: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關於縣令長的職掌,《後漢書·百官志》有較具體的敘述: 
  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實際上,縣令長的具體職掌很難用文字概括清楚。三國時有關史料更為缺乏,只能從點滴史料中窺知一二。例如《三國誌》卷11《袁渙傳》注引《魏書》記梁相袁渙所屬谷熟縣事曰: 
  谷熟長呂岐善朱淵、爰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微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道,不亦謬乎!」遂不劾。 
  按兩漢三國習俗說,被辟舉者與舉主、府君之間有君臣關係,前者對後者有報恩和盡忠的義務。但另一方面,被辟召者如避而不仕,舉用者也往往加以容忍,以表示自己有成全賢者高志的氣概與風度。有些不應召出仕者也更獲得高名。如谷熟長這樣不容分說便杖殺學人,這種專橫濫殺行為,實駭人聽聞,即在當時,也是「議者多非之」。而身為谷熟長頂頭上司的梁相袁渙卻為了維護所謂尊君上而抑臣下的封建教義,為谷熟長強詞詭辯,不令追究,不能說非官官相護的惡劣行為。袁渙號稱有清行名望,猶如此包庇縣長,不可不謂虐矣。 
  《三國誌》卷11《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曰: 
  (王)修一子,名儀(為司馬昭所濫殺)……子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以教授為務……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干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 
  以上材料說明:縣令有決定誰服役之權,諸生亦有服役的義務。諸生就師習業,多寓避役之意。諸生為了避役,亦托人情。當時社會輿論亦以令諸生服役為不體面之事。 
  三國時,內地的縣大致地方百里,轄區雖小,但為朝廷人役物資所自出。三國創建人早年都作過縣令長。曹操年輕時,「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劉備初「除安喜尉、下密丞,後為高唐尉,遷為令」。孫權「年十五,為陽羨長」。因之他們知道縣令長的善惡關係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故對縣令長的人選,尚屬留意。《三國誌》卷12《何夔傳》注引《魏書》言:「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多用名士以鎮撫之」。《三國誌》卷23《常林傳》言并州「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蜀漢名臣龐統、蔣琬都先為縣令,受過劉備的責怪與免黜。孫權早時為了鎮壓山越,使「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三國時縣令長的政績同郡守相一樣,比漢末有一定程度的清明。魏國楊沛、鄭渾、張既、溫恢、賈逵、常林、吉茂、沐並、時苗、楊俊、杜襲、趙儼、張緯諸人為縣長時,或較能抑制豪強,或能促進生產,或能增添人口,或稱有治能。蜀漢在諸葛亮的治理下,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清明情景。孫吳對東南地區的開發,有所貢獻,這些是與各縣人民及較佳令長的作用分不開的。 
  縣丞、尉是令長的副佐,一般每縣有丞一人,尉一人,大縣有尉二人或更多。 
  《通典》言縣丞「兼主刑獄囚徒」。《後漢書·百官志》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縣丞還掌管糧倉和刑獄。《三國誌》卷46《孫堅傳》記述孫堅早年曾為鹽瀆、盱眙、下邳三縣丞。裴注引《江表傳》言「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可知孫堅為縣丞時是有職有權的。至於一般縣丞能起多少作用,就要看他們的本領及其與縣令的關係了。 
  《後漢書·百官志》本注言:「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推索行尋,按察奸宄,以起端緒」。從知縣尉的職責是緝捕罪犯。《三國誌》卷1《武帝紀》言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裴注引《曹瞞傳》言操「初入尉廨,……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從知縣尉的職掌除緝拿「盜賊」外,還抑制權豪犯法者。因洛陽系首都,人口眾多,故分東西南北部。操為北部尉時,能敢作敢為,亦是特殊事例,一般縣尉,則難起若是作用。 
  東漢三國時,縣之屬吏大體如郡,也是分曹置掾史。《後漢書·百官志》言縣「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 
  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廷掾為縣重要屬吏,相當於郡五官掾。其職掌一般為進諫薦賢,祭祀鬼神。除此之外,還加了監鄉五部的責任,春夏農忙季節下鄉勸農;秋冬則從事教民等制度化的工作。《後漢書》卷48《爰延傳》言: 
  爰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由此亦可知,縣的主要屬吏和郡一樣為功曹、主簿及廷掾。廷掾的職務比較清閒,故爰延只共縣令言談,後來新縣令把爰延下調到鄉為嗇夫,鄉嗇夫猶後世的鄉長,管一鄉人,秩位雖小,但接近生產群眾,充分發揮了爰延的才幹。純樸的勞動民眾只知有鄉嗇夫來領導他們,而不知郡守縣令是幹什麼的。這等事,充分體現了鄉里基層組織對農民大眾的重要性。 
  至於三國時代基層組織和基層官吏,資料缺乏,其制度大抵沿襲兩漢,未見有重要變化,茲不贅述。            
一、曹魏的經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更成為士人求仕的途徑之一。因之儒生眾多,名師輩出,死於建安五年(200年)以後的巨儒有趙岐、盧植、鄭玄、司馬徽、宋忠、謝該、董扶、任安、楊厚、劉熙、士燮、王朗等。其中鄭玄是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127至200年),字康成,青州北海國高密縣人,少為鄉嗇夫,北海相杜密見而異之。遣往太學就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到關中,師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門徒眾多,以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玄三年不得見,唯由高業弟子傳授。玄日夜研讀,不稍怠息。後融聞玄善算,乃召見,大奇之,玄因得質問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東歸後,以「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會黨錮事起,玄亦遭禁。玄本無意仕宦。至此,更埋首注經,博采眾說,斷以己意,不受今古文家法約束,卓然自成大家,人號「鄭學」。范曄論曰: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清人皮錫瑞在其所著《經學歷史》五《經學中衰時代》說: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捨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之《論語》不行矣。 
  劉師培在其《經學教科書》第一冊說: 
  鄭君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今古文,與博士之經不盡合,然尊崇緯書,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眾多。故漢魏之間,盛行鄭氏一家之學。 
  在以經學為仕進階梯的封建時代,各學派之間的異議與鬥爭亦不可免。擁戴鄭氏者固然很多,與之爭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吳人虞翻對鄭玄所注五經提出了許多責難。繼之,魏王粲、蔣濟,蜀李譔,對鄭注亦多異議。而反對鄭學最力的是王肅。肅系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後他又成為專擅魏政的司馬昭的妻父。王肅遍注群經,極力攻擊鄭氏。治鄭學的孫炎、王基、馬昭等亦出而駁王申鄭。王肅為了與實力深厚、門徒眾多的鄭學相頡頏,乃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並據之撰《聖證論》,以攻訐玄。但偽品總會被人識破,結果,只欲蓋彌彰,貽譏後世而已。 
  魏人魚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訓注》,尤精《左氏傳》,為之作朱墨別異,對治經開一新法。人有欲從學者,遇不肯教,只說:「必當先讀百遍。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又說:「讀書當以三余,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這些教言,對於鼓勵後學扎扎實實地打好基本功底,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賈洪「特精於《春秋左傳》」。薛夏「博學有才」,受到曹丕賞識,每呼之為薛君而不名。隗禧與人講《詩》,「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諸經解數十萬言」。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樂詳,「黃初中,征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師還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杜寬,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糜信,撰《春秋谷梁傳注》、《春秋說要》。杜預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 
  研究魏世經學,須加注意的,即那時老莊玄學已經抬頭,其影響於經學者亦非鮮淺。兩漢時,由預言而發展成的圖讖與經學相摻混。劉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張角亦以「黃天當立」號召農民起義,學術不能脫離社會政治,故經學亦為迷信氣氛所瀰漫。鄭玄治經尚摻引緯書,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濃厚的今文學者更不用說了。逮正始年間,王弼注《易》,排斥術數而談哲理,何晏等人作《論語集解》,亦與已往經說大異其趣。魏晉人說經,崇尚玄言,文辭簡約雋永,訓詁之精,雖遜於前,而迷信色彩則為之一掃。重要經書遺留至後世者,如《周禮》、《儀禮》、《禮記》為鄭玄注;《公羊傳》為何休注;《穀梁傳》為東晉范寧注;《周易》為魏王弼注,《尚書》為東晉梅賾偽造。《左傳》為杜預集解,《詩》為西漢毛亨傳、鄭玄注。由此可知三國時期的經學不僅在經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別開生面之處。            
二、蜀、吳的經學     
  蜀漢先主劉備,曾被其部下彭羕譏為「老革」(即老兵)。但劉備對於經學並非一無所知。他早年就學於名儒盧植,領徐州牧時,聞治道於鄭玄,定蜀以後,設儒林、典學校尉及勸學從事等官,以鳩合典籍,典掌舊文。諸葛亮領益州牧以後,選用官吏,皆妙簡舊德。說明蜀漢在戎馬倥傯之際,仍重視儒學。益州士人自先漢以來,官爵聲譽雖不及中州,至於著作和為世師式,並不下於余州。益州在東漢末年的儒學大師有董扶、任安、楊厚、周舒等。陳壽《三國誌》卷42有《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傳》,以上十人皆儒學之士,共中李譔和尹默皆梓潼郡涪縣人,二人曾赴荊州從司馬徽、宋忠受古學,皆通經史。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諸書,皆依賈逵、馬融之說,而與鄭玄立異。他同王肅素無往來,而注經多不約而同。尹默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鹹略誦述,不復按本」。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譙周「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吳主孫權嘗自言自己少時讀《詩》、《書》、《禮記》、《左傳》、《國語》等書,唯不讀《易》。到他統事以後,「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他手下的武將呂蒙、蔣欽原來文化程度很低,經過孫權勸導,均「勤奮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在三國以前,吳人對於經學的造詣,不僅遜於中原,且不勝楚、蜀。及孫氏政權建立,江東治經史者始多。對經學鑽研之最著者,當推虞翻之治《易》。自虞翻高祖至翻五世,世傳《易》學。翻雖處亂世,長於軍旅,但研注不替。翻嘗將其所著《易注》,寄少府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翻對漢末注《易》者荀爽、馬融、鄭玄、宋忠等雖有讚賞,亦有微詞。他指出鄭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又認為宋忠解釋揚雄之《太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並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虞翻不僅在學術上能發表自己見解,在政治上亦正直敢諫;又性不協俗。因此,既為孫權所不容,又常被人謗毀,終於被流徒交州。翻在南十餘年,「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孫吳大臣張昭著有《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衛尉嚴畯著《孝經傳》、《潮水論》。議郎唐固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中書令闞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太子太傅程秉,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鬱林太守陸績博學多識,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由上可知,吳、蜀經學雖不及曹魏,但亦各有發展。            
三、荀悅的《漢紀》     
  荀悅(148年至209年),字仲豫,穎川郡穎陰縣(今河南許昌市)人。祖淑,有名於世,當時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有子八人,號稱「八龍」,其中以悅叔爽最著名。董卓專政,拉攏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進拜司空,僅九十五日。爽雖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漢室,暗中圖謀誅卓。悅早失父,年十二,能說《春秋》,性沈靜,好著述。漢末政在閹官,悅隱居不仕。悅從弟彧,為曹操所重用。及獻帝都許,乃征悅,為黃門侍郎,遷秘書監。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荀彧及孔融侍講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獻帝以《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編年體《左傳》撰《漢紀》,至建安五年(200年)書成。 
  《後漢書》卷62《荀悅傳》言《漢紀》「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至唐,劉知幾撰《史通》,按古代史書體裁分為六家,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記家(通史紀傳)、漢書家(斷代紀傳)。劉知幾對《左傳》及《漢紀》頗為讚賞,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為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劉知幾在《史通·二體篇》亦言:「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已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可見劉知幾已把《漢紀》與《漢書》相提並論,說明《漢紀》在史學史上的地位是相當高的。《漢紀》的價值,即在開一新體裁,以補《史記》、《漢書》等紀傳體互相重複、於文為煩的不足,從而創立了以年月系事的編年史書體例。自荀悅撰成《漢紀》以後,陸續有張璠、袁宏各撰《後漢紀》、孫盛撰《魏氏春秋》,干寶撰《晉紀》。往後各代都有撰此體裁者,說明荀悅創建之功,實不可沒。有了《漢紀》就可以與《漢書》互相印證,補短取長,便於讀者誦讀和研究。 
  《漢紀》的取材,絕大多數來自《漢書》,自己也稍有增刪。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的諫疏,皆《漢書》所無;關於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漢紀》則雲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劍」,《漢紀》乃作「斷馬劍」。據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證明《漢書》有誤字。是知《漢紀》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襲者比。《後漢書·荀悅傳》言:「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所謂《申鑒》,即申論前事,以為後世鑒戒之意,僅從此題目觀之,即知悅著書並非脫離政治者,獻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許,雖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對獻帝的監視和控制,遠遠勝過已往涼州軍閥,而獻帝亦企圖誅操。在這種情況下,悅勢不得保持中立,歷來學者多以為荀悅不滿曹操專政,其著書的目的即在於規勸曹操作一漢室忠臣,而勿為王莽篡奪,遺臭萬年。但也有個別史家不同意這個意見。依我看,荀悅出身於儒門世家,個人並不怎樣熱中於權勢名利,故棲遲衡門,年逾半百,始行出仕。從他的閱歷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參預誅操謀劃。但從他所撰《申鑒》及《漢紀》的思想內容看,連他自己都不迴避乃「有監戒焉」。所以他在《申鑒》中要「在上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這是明確勸告曹操修德慎行,內不回惑傷忠貞,外無異望圖漢鼎。繼之又言,「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這是告誡曹操,要黽勉作周公,永遠留典型於後世,獲榮譽於萬代,切勿作王莽,逞快於一時,遭詬辱於千載。 
  從《申鑒》的內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等等名言嘉語,表明荀悅不僅明於治亂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然而他在《漢紀》中卻喋喋不休地談論天人感應與災異迷信之事,顯而易見的是他企圖以此來恫嚇曹操,使操日後亦不能不對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釋。            
四、魚豢的《魏略》     
  有關三國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簡要的概述: 
  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璩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缺,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至晉授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書為王沈主撰之《魏書》。孫吳官撰史書為韋昭主撰之《吳書》。《晉書》卷39《王沈傳》言王沈於魏正元年間(254年至259年)「與荀覬、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那時,高貴鄉公曹髦因不能忍受當傀儡皇帝的恥辱,決定對司馬昭發動突然襲擊。當曹髦把這個計劃告訴給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後,沈、業二人立即馳馬向司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馬氏重用,官運亨通,但為眾議所非,《魏書》也因袒護司馬氏,被譏為非實錄。 
  《吳書》的主撰韋昭,孫皓時為侍中,領左國史。因孫皓暴虐,群臣多阿諛順旨,數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孫皓歡心。皓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皓又欲令昭為父和作紀,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辦。諸如此類的事,使皓銜恨在心。鳳凰二年(273年),皓竟殺昭。與昭共撰《吳書》的薛瑩、華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學。故《吳書》尚為史家所許可。 
  《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謂「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據《三國誌》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后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只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近人張鵬一《魏略輯本》謂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則魚豢入晉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魏略》敘事頗注重品節作風。裴松之注《三國誌》,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還是相當好的。魚豢是關中人,所以對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例如《三國誌》卷30《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極為珍貴,被史家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魏略》很注意對三國時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魚豢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 
  從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時,子弟入太學,多是為了避役,而在太學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歎息學術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麼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揭露了地方舊姓豪族欺凌單家(非富強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傳》說: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可能為「雄」字之誤)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系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魏略》中還有《清介》、《純固》、《勇俠》、《知足》、《遊說》、《佞幸》等傳。清代學者錢大昕謂《魏略》「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高似孫稱《魏略》「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 
  《隋書》卷33《經籍志二》:「《典略》(可能為「魏略」之誤)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舊唐書》卷46《經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新唐書》卷58《藝文志二》:「魚豢《魏略》五十卷」。 
  由於以上三志記載各異,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典略》與《魏略》是一書,有的則認為是二書,不管怎樣,二書皆為魚豢所撰,而且皆為裴松之《三國誌注》所引用,是沒有爭論的。由於本書引用《魏略》中的記載已不少,故在這裡不再多述。            
一、玄學的興起     
  東漢初期,封建統治者提倡名教,獎勵氣節,故東漢士風之高漲,勝過其他朝代。降至東漢中後期,政治每況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於同戚宦鬥爭的士人多罹禍殃。桓、靈之世,宦官肆虐,兩次興起黨錮之禍,其被殺戮禁錮者,「皆天下善士」,故義烈之士范滂慷慨陳詞:「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對東漢王朝的統治產生厭倦情緒,所謂「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其後黃巾等農民起義連續發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後,東漢王朝開始分裂,各軍閥互相攻戰,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腦塗地者,所在多有。三國鼎立局面形成以後,又有曹氏代漢以至司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側身其間,因懼被捲入政爭而遭橫禍,乃求助於老、莊清靜無為、卑弱自持的理論,此為玄風所以興起的原因之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士人以鑽研經書為主要仕進之途。但統治者所賴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經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誕無稽,今文經學者之讖緯迷信說教為有識之士所不齒。二為經師傳授各有家法,抱殘守缺,黨同伐異,不僅妨礙學術的自由探討,而且陷入無休止的黨派糾紛之中,因之士人多「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三為經師訓詁章句之學過於煩贅,「學者釋經,而務碎義逃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於是崇尚事功之士讀經便不求甚解;游談之士則轉而探索老莊,此為玄風興起的原因之二。 
  漢魏之際,戰亂頻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財產受到了重大損失,但他們有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崇高的社會聲望。各軍閥為了壯大自己,對他們不能不拉攏重用。特別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頒行以後,上層士人多了一層世代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窮經」的折磨了。在經濟和生活享受上,上層士人過著優厚和逍遙自適的生活。為了掩蓋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虛的心靈,便打起老莊的旗號,裝作恬淡無競和超世絕俗的模樣,以顯示其清高。這是玄風興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談是三國時士人所以興起玄風的主要因素。但容許他們有談玄說虛的客觀條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間,清談玄風尚隱而未盛。到正始時,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權,而輔政大臣曹爽和司馬懿又互相爭奪,都不願開罪士人,因此,玄風得以煽起,而君主無為、大臣攬權的理論也得到了抬頭。 
  玄是虛無深遠的意思。顏之推在其所撰《顏氏家訓·勉學第八》稱《周易》、《老子》、《莊子》為《三玄》。玄學的表現形式是口談玄理、註釋玄書和行為放誕。倡導者多系達官貴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謂玄學始於魏正始年間(240至249年),實則,試觀秦漢以來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靜自守的士人君子,固無時不有。拿東漢一代來說,從東漢初期的馮衍、傅毅、淳於恭,到漢魏之間的馬融、仲長統、蔡邕、孔融、焦和、孔胄、習禎、鄭泉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莊達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統治者來說,曹丕在為帝前,與諸文士交遊,曾先後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後,「常羨漢文之為君,寬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時,飲酒不節,對客傅粉、跳舞、擊劍,讀俳優小說數千言。《三國誌集解》的作者盧弼認為曹丕、曹植所以放誕若此,系「孟德家風所致」。實則,曹操本人也是夠放誕的。史稱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操甚好色,克敵致勝,常掠佔人妻,說明操本人也不甚檢束,蓋玄風之興,實當時社會風氣使然,非一、二統治者所能左右。            
二、何晏與王弼的玄學     
  何晏與王弼是興起玄學的中心人物。何晏,字平叔,南陽宛縣人,為何進之孫。曹操「為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後操以女妻晏,故晏與曹氏關係頗為密切。晏美姿容,有才學口辯,操甚寵之,然因行動缺少檢束,為曹丕所憎。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曹叡亦未重用晏。正始元年(240年),晏與曹爽等為司馬懿所殺。魏晉人對何晏的評議多有貶抑,何晏在政治上是失敗者,誠有惡多歸之之處,但不可能全是子虛烏有之談。何晏同其他清談家一樣,多系名不符實、行不及言的人物。據《三國誌》卷9《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何晏認為夏侯玄看問題深刻,能精通哲理;司馬師遇事見微知著,能建立事功。但都比不上自己能達到不行而至、不謀而成的神化地步,實際上,這不過空口說大話罷了。 
  何晏的著作有《論語集解》10卷、《道德論》2卷、《集》11卷。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微山縣西北)人。祖凱,是著名文學家王粲的族兄。劉表以女妻凱,生業,即弼父。王粲家多藏書,粲亡後,其書悉歸業。故弼少時得博覽群書。弼生於黃初七年(226年),死於嘉平元年(249年),壽止二十四歲。晉初何劭給弼作傳說: 
  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世說》「無」作「其」)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上面的引文可以說明:(1)「無」是萬物產生的本原,這看法已為當時一般學者所承認。(2)王弼言孔聖人是能夠體會「無」的。只因「無」不可用言語來表達,所以孔子不肯致說;老子是承認「有」的作用的,只因他對「無」的看法有所不足,所以總談之不休。照王弼這樣解釋,儒家孔聖人倒成了道家的祖師,而老子對「無」的認識反而不如孔子。表面上是稱道孔子,實際是借孔子以提高玄學的地位。王弼口頭上說老子對「無」的體會有所不足,實際是說老子不如他,他要發展和完善老子的學說。(3)當時何晏已經貴為吏部尚書,在學術界聲名藉甚,可是他一見到王弼就大為欣賞,認為他可以與自己共同探討「天人之際」。這是因為他們在哲學觀點上基本一致的緣故。 
  何晏和王弼繼承了老子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把「無」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晉書》卷43《王衍傳》言: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 
  以上記述說明何晏、王弼是玄學的倡導者。正始元年(240年),王弼還只有十五歲,何晏那時年在半百左右,王弼所以能進入尚書檯為郎,是由於何晏的援引。從玄學倡建而言,何晏之力為多;以玄學的實際成就言,王弼後來居上。 
  王弼的主要著作有老子《道德經注》2卷、《周易注》10卷、《論語釋疑》3卷、《老子指略》(輯佚)、《周易略例》。 
  王弼、何晏的玄學與兩漢神學目的論有顯著區別。兩漢神學目的論是被陰陽五行、讖緯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學則在繼承和發展道家思想的基礎上,援道入儒,調和儒道。兩漢神學目的論表現為宗教式的教條,而玄學則表現為思辨性的論理。所以無論從中國古代理論思維的發展過程看,還是從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角度看,王、何玄學都有值得研究的價值。 
  王弼雖然祖述老子,但二者亦有所不同。老子關於有無問題的討論主要從天地萬物的起源著眼。關於天地萬物的起源,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曾以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元素或陰陽二氣等來說明,而老子則以無形無象、不可名狀的「道」或「無」作為生成萬物的根源。這是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王弼的基本觀點是「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本體論。「以無為本」與「有生於無」是有區別的。王弼認為「無」既然無形無象,它就不能獨立自明,而必須通過「有」(具體事物)才能被人瞭解,所以「無」必須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而成為天地萬物賴以存在的共同根據。王弼認為「有生於無」,並非如母生子那樣「出即離矣」。「無」和「有」,既不能在時間上分先後,也不能在空間上分彼此。它們只是本末和體用的關係。所以王弼說:「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這是說:萬物所以各能表現出其性能和作用,都是靠了無這個本體。王弼說過:「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言萬物雖有萬形,最終只能回歸它們的共同根本——「無」。 
  然而作為萬物本體的「無」有什麼具體的規定性呢?王弼認為這種本體是不能有具體的規定性的。因為世界萬物各不相同,如果有了具體的本體規定,就無法成其為萬物的本體了。所以他認為如果硬要為本體作出某種規定,就只能是否定性的規定。即以「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的「無」來稱呼它。黑格爾說得好,「這個無規定的直接性的東西,實際上就是無」。魏晉玄學家所以經常把「無」稱為世界萬物的本體,也是唯心主義邏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因為王弼是通過尋求萬物本體而找出了「無」這個抽像的規定,所以儘管他採用了老子的某些觀點,但卻不走老子那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的老路,而是通過一系列「體用」、「本末」、「動靜」、「一多」等範疇來論證他自己「貴無」的理論體系。從而把中國古代哲學由宇宙生成論的水平提高到世界本體論的新階段。 
  由於王弼的哲學體系是唯心主義的,所以不免有不能自圓其說和謬誤之處。他在講到「體用」或「本末」的關係時,曾提出「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的觀點,這本來是對的。可是他在其《老子指略》(輯佚)又作出「崇本以息末」的說法,按照這一說法,就割裂了事物的現象與本質的內在矛盾統一關係,如果說,脫離了任何具體的現象之外,還另有一個「本」存在,它只能是唯心主義的虛構而已。 
  王弼還通過歪曲動靜關係來論證他的「以無為本」的觀點。他說:「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這是說動的結果必然歸於靜,動只是靜的變態,動是相對的,靜才是絕對的。他又說:「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他認為應當從動的現象中看到靜的本體,因之他提出「反本」的主張,實際是讓人們安於現狀,不要起來反對封建統治秩序。 
  從玄學家「以無為本」的觀點出發,何晏、夏侯玄都主張為政要順應自然。夏侯玄說:「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何晏說:「自然者道也,道者無也」。王弼對此有更多的發揮,他說:「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所以為政也應崇尚自然無為。他說:「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所謂「自然」,即玄學家所講的「道」或「無」。「窮極」,指事物的本體。王弼又說:「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王弼認為只要崇尚自然,篤守無為,則萬物自化。因而他反對用嚴刑峻法。他說:「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他認為:為政者應「以無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然後才能達到「治之極也」。 
  王弼雖然如此強調無為,但他卻同意老子的愚民主張,要使百姓「無心於欲」、「無心於為」,像嬰兒那樣聽從大人的擺佈。王弼唯心主義哲學的階級性由此也就暴露無遺了。 
  王弼貴無哲學之為封建統治者服務,還可從他論「一多」的關係中得到提示。他說:「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一既是無,自然是萬物的本體。萬物都是由一派生的,所以一是萬物的本原,因之他提出了一以統眾、以寡治多的原則。他說:「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王弼認為:在多樣性的物質現象之外,還有一個主宰世界的「無」或「一」。這個「無」或「一」也只能是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尊奉的上帝的代名詞而已。 
  在對待自然和名教的關係上,王弼認為名教出於自然。即謂自然是主,名教是末。他在解釋《老子》「始制有名」一語時說:「始制,謂樸(道的別名)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官長名分既由道產生,它們的存在就是必要而合乎自然法則的。所以王弼的政治觀點是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主,以儒家的倫理名教為輔。在他看來,「名教」就是「自然」,「無為」也是「有為」,無論名教也罷,「無為」也罷,都是統治和麻痺人民的工具。 
  在人性論方面,王弼主張性為主,情為末,即所謂「性其情」。在這裡,王弼與何晏的觀點有所不同: 
  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聖人有沒有和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之情,不僅是何晏等與王弼相互間爭論的問題,也是怎樣看待當時士族地主的窮奢極慾的生活問題。何晏、鍾會等是典型的過著奢侈生活的花花公子,可是他們卻不敢承認作為封建統治者代言人的孔聖人也有同於眾人的慾望和感情。王弼對此有比較開明的見解,他認為聖人照樣有喜怒哀樂,聖人勝過眾人的只是智慧(即「神明」)。因為聖人的五情與眾相同,所以遇到重大悲喜事故時,聖人的情緒也會有相應的反映。只因為聖人能體驗「自然」而貫通「無」的道理,所以不會因此喪失理智而有過分行動。如果僅僅因為看到聖人不被感情牽累,便謂聖人沒有哀樂之情,那就大錯了。 
  王弼在回答荀融難其《大衍義》時說: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在這裡,王弼再次以孔子與其得意門生顏淵的關係說明孔子遇到顏淵不能無樂,喪掉顏淵不能無哀,證明聖人也有哀樂之情。這樣,王弼就把聖人同凡人的界限疏通了起來,使之符合人性之常。所以在人性論方面,王弼的見解要比何晏踏實得多。 
  人性論是經常遇到的哲學問題,所謂人性主要指的是人的階級屬性,沒有超階級超歷史的抽像的人性。王弼所說的人性是把宇宙本體「無」的原則用在人身上,這就只能是抽像的、虛構的人性。王弼在上段引文中講過「以情從理」的話,但這裡的「理」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理」,帶有明顯的階級性。 
  在認識論上,所謂「言盡意」還是「言不盡意」,一直是魏晉玄學討論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王弼是主張「言不盡意」的,他說: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像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像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像在忘言。 
  王弼這段話的主要意思是說:「言」和「像」都直接間接產生於「意」。故可由言、象以觀意。但言、象只是認識的工具,而非意的本身,故不能等同於意。如果拘執而固守著言、象,必然得不到意的本來含義,所以得意必須「忘言」、「忘象」,以求得言外之意、象外之體。 
  王弼認為言和像是認識的工具,而非認識的目的。他把認識的對象與認識的工具區別開來,這一點是可取的;但他過分誇大了「言」、「像」和「意」之間的區別,而把它們根本對立起來,最後只能使他自己陷於神秘的不可知論。我們知道,事物的本質即事物本身內在的規律,現象是事物內在本質的表現,它們是對立的統一。人的正確認識,總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透過事物的現象而掌握其本質。可是唯心主義者王弼既把本質虛構為脫離客觀事物的「無」或「道」;同時又把事物的本質與現象割裂開來。這樣,便暴露了他的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的實質。            
三、嵇康、阮籍的哲學思想     
  (1)嵇康的簡歷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宿縣西)人。父昭,曾為魏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康早孤,靠母、兄撫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邁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譽,博覽群書,尤好老、莊。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時,康年十七,後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孫女為妻,曾作過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馬懿發動政變,殺曹爽及其黨何晏等,獨攬政柄,從此嵇康隱居不仕,他與阮籍等寓居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修武)。史稱: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休七賢」。 
  竹林七賢結伴遊處的時間大概在正始末年至嘉平末年的五、六年內。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學家,在哲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類似。至於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學術、人品上表現平庸。我們在此只談談嵇康和阮籍的政治處境和哲學思想。 
  嵇康只活了四十歲,便被司馬昭殺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馬懿發動政變為分界線而分為兩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歲以前,「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這時,大致過的是讀書彈琴、飲酒詠詩,「自足於懷」的無憂慮生活。後一段則過著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們說:司馬懿殺曹爽政變不僅使魏政權落於司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發生重要轉折。司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軍事實力和儒家豪門的支持。但篡位的勾當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司馬氏除廣泛籠絡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還為自己圖謀篡代製造理論根據。於是漢朝統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倫理名教便應時而出。司馬氏首先標榜一個孝字,用以誘導士人慎言保身,勿為禍先;另外又宣揚堯舜禪代、湯武革命,給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讓他們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勞。 
  在司馬氏的威逼利誘下,不僅儒門世族紛紛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賢」也起了分化,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相繼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則採取既應詔作官又不好好幹,既諷刺又間或為之效勞的左右搖擺的對策。只有嵇康依然橫眉冷眼,堅持「守志無二」的一貫立場。他說: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見素抱樸,內不愧心,外不負俗…… 
  以上對弘達先生的描述,無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義不負心」、「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性格,畢竟不能見容於當世,而死在司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傳下來的有魯迅輯校的《嵇康集》、戴明揚的《嵇康集校注》。魯迅對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對嵇康的人品評價甚高。戴明揚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舊聞方面,多有創獲,是研究嵇康的較為完備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是魏晉思想界經常研討的問題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相結合,認為名教出於自然。由於何晏、王弼代表了當權派的利益,所以他們主張君主無為,大臣掌權。曹爽、何晏等被殺以後,嵇康所面臨的政治環境已經不同於往日,這時的情況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身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沒有像魏親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樣相繼被殺。但剛直任性的嵇康畢竟不曾向司馬氏投降,他對司馬氏所宣揚的禪讓和禮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給以相應的揭露和抗爭。 
  儒家名教和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自兩漢以來即是統治者束縛下民、維護封建統治的得力工具,司馬氏以臣下而覬覦君位,自然無法利用忠節作為欺騙口號。因此,司馬氏倡導的名教特別突出一個「孝」字。他們每逢廢君弒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頭上。嵇康對此深惡痛絕,他強調了「名教」和「自然」的對立,主張取締假禮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說:「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他認為六經與禮法都是統治者用以束縛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復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規律,社會上所以存在虛詐和爭奪,是在上者假造所謂仁義道德的結果。他說: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 
  嵇康把社會上出現貴賤等級和追逐榮利的現象,歸之於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結果,顯然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的。但他對統治者製造仁義、等級、崇經等以束縛下民的手腳,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駁,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說: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 
  以上的話顯然是針對司馬氏而說的。他的筆鋒辛辣,愛憎鮮明。這是對竊國弄權者的口誅筆伐。司馬氏一貫標榜六經和禮教,也不過是為了掩蓋篡權而披上的一層面紗。一個擁兵擅權謀人國家者,還談什麼「名教」呢?因此,嵇康對於司馬氏所謂的「名教」,自然就不屑一顧了。嵇康不僅主張摒棄「名教」,而且還希望建設如同原始時代那樣無偽無爭的社會。他說: 
  鴻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 
  嵇康所以如此稱讚愚昧的原始社會,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他真的想開歷史倒車,而只是不滿於現實,借古諷今罷了。 
  (3)嵇康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嵇康哲學思想的基礎是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這是從王充那裡繼承過來的。王充說:「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天地合氣,萬物自生」。嵇康也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元氣」。他說: 
  元氣陶鑠,眾生稟焉。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 。 
  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關於天地萬物的形成問題,一直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鬥爭的重要內容之一。正始時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貴無」玄學,認為世界萬物來源於精神性的本體「無」,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認。嵇康的思想雖然也受道家影響,但他所吸收的是道家的天道自然無為部分,至於道家「有生於無」的思想,則為他所排斥,所以嵇康的世界觀既不同於老、莊,又迥異於何晏、王弼。 
  嵇康的唯物主義思想大量地體現在他的《聲無哀樂論》一文中。文中對世上流傳的一些迷信傳說提出了有力的批駁:星相家宣播人的壽命可由占卜和相術預知。嵇康對此提出批駁說:「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左傳》中一些迷信的記述,如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魯,聽見一頭牛的鳴聲,即知其所生三頭小牛已被做為祭祀用的犧;又如襄公十八年,楚軍北侵,晉人師曠說:「我先後吹了北風和南風的歌曲,知南風不競,楚師必不會取勝」;又如昭公二十八年,晉人羊舌肸之母聽見其孫降生時的啼聲似豺狼,就預知此兒日後必定喪家。嵇康對以上怪誕傳說一一加以駁斥,指出這些歌聲、啼聲和牛鳴同所說結果並無關係。不過是事後附會或俗儒妄記。 
  在聲音與人的感情關係上,嵇康說: 
  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假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 
  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 
  嵇康反覆強調聲音本身並無所謂哀樂,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內心喜怒哀樂並不相干,聲音乃人們意志之外的客觀存在。嵇康這種看法符合唯物主義原則,應予以肯定。但,嵇康沒有把自然的聲音(聲波)同經過人為藝術加工的音樂區別開來,就否定了音樂的社會性。作為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的音樂必然體現著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把它與聲音等同起來,就不妥當了。 
  在人的形體和精神關係上,嵇康認為二者是相互依賴的。他說:「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他這樣指出形體和精神互為依賴而不相離,是正確的。但未分別主次,沒有指出精神產生於形體,即物質先於精神,因此,難免令人懷疑他是二元論者。這是其欠缺之處。 
  嵇康注意養生之道,他著《養生論》,否認人能成仙,但認為如能在形、神兩方面善自保養,可以長壽。他說:「神躁於中」,則「形喪於外」,所以要人們「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加以「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互濟「。他指出:「富貴多殘,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這話有見地而不全面,窮人雖不能縱慾,但也不能飽腹煖身;富人不僅「伐之者眾」,他們爭權奪利,或求長生服毒藥,也會自損其壽。嵇康認為「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有些同志認為這是唯心主義的空想。其實從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來看,未來人的壽命逐漸延長到數百歲以上,未必就無可能。不過,從嵇康講求服食之性來說,倒是存在著服毒致死的危險,因為在魏晉之際,死於吃煉丹之藥的人也確實不少了。 
  (4)「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嵇康的認識論強調對自然的認識問題,他說: 
  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耳。 
  這是說人們在對某種事物進行判斷的時候,首先要弄清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得於心」是對事物的融會貫通。他認為判斷事物不能只靠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判斷。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反映事物的本質。如果沒有掌握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只以古人的話為依據,進行無休止的推論,是無法得到正確認識的。他反對「以己為度」的主觀臆斷。他說:「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為度也」。同時,嵇康也強調用「效驗」來鑒別認識的真偽,他說:「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識之」。說明嵇康是強調認識問題應當有客觀標準的。正因為這樣,嵇康才敢於反對「立六經以為準」、「以周孔為關鍵」的俗儒認識標準。 
  嵇康的認識論還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他把人的認識分為「理知」和「目識」兩種形式。即有的事物,儘管有了正確的認識方法,卻不能即時認識它,比如橡樹和樟樹,外形很相似,須長到七年以後才能辨認清楚。所以嵇康認為認識事物要兼顧各種因素,不能主觀、片面,要以「求諸身」和「校外物」相結合。他說: 
  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認識方法上,嵇康反對儒家所謂「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觀點,他說: 
  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之聞也。 
  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多同」,是指贊同多數人的意見;「思不出位」,是說不作超出自己職掌範圍內的事,這都是儒家不負責任的無原則的認識方法。嵇康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如果人們都這樣,那就只能循規蹈矩,因循保守。他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見解,他說:「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加,未若不知者眾也」。因此,他主張放開眼界,獨立思考,以「通變達微」,開拓真理,這是具有積極作用的見解。 
  總的來看,在玄學唯心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嵇康的元氣自然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雖還不足戰勝以王弼為代表的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但他繼承了王充以來的某些唯物主義傳統,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他在政治上反對虛偽的禮教,敢於同強權進行鬥爭;在認識論上,強調理性,反對盲從,主張獨立思考,能衝破儒家思想的束縛,啟發人們自由思維,是有益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極的東西,如消極遁世及唯心主義雜質等。這種思想矛盾正是時代的產物。 
  (5)阮籍的簡歷 
  阮籍(210至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河南今縣)人。父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籍年三歲而喪父。史稱籍:「容貌瑰傑」,「博覽群籍,尤好老、莊」;「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慾,不拘禮俗」;「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以上的敘述反映了阮籍的特點是:富有文才;愛好老莊;不拘禮俗。 
  阮籍有名當世,又系名人之子,所以他要想作官,是很容易的。可是,由於他放蕩寡慾,所以到三十而立之年,還沒有作官。直到魏少帝曹芳時,他才被太尉蔣濟召為掾,不久就謝病歸鄉。後又作了幾天尚書郎,曹爽召他為參軍,他又以疾辭。所以曹爽被誅後,他沒有受連累,因此,「時人服其遠識」。後來司馬懿父子三人相繼執掌魏政,阮籍在他們手下作過從事中郎。司馬師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封籍為關內侯。司馬昭執政時,阮籍曾主動要求作東平相,到任旬日而還。後知步兵校尉營有好酒,乃求為步兵校尉,到任後,依然只喝酒,不過問政事。 
  阮籍「性至孝」,但母死不哭,仍照常飲酒食肉,吊者來哭,他只站在旁邊發呆。他時而興高采烈,旁若無人,時而又作途窮之哭,有時無英雄之歎。他口不論人過,但對禮俗之士,常以白眼相看,惹得其人怨恨。他常辭官,有時也主動要求作官。他反對司馬氏的篡奪及其假禮教,可是當司馬昭辭受九錫時,他受公卿委託給司馬昭上勸進箋,雖被迫而為之,但文辭壯美,對司馬昭多加推崇。他不願在大將軍府為佐職,可是離開後仍時常回府參加宴會,還曾向司馬昭作書推薦盧播,好似他同司馬昭的關係還相當不錯。人們說阮籍「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要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須先講一下阮籍所處的時代背景。 
  阮籍對魏晉兩代統治者未留下一句指名道姓的褒貶。他的詩文以隱晦著稱,其中多因物寫情,觸景傷懷,以古喻今,忿世畏時等內容,如:「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等詞句,處處體現出他對司馬氏當權派懷有戒心,不得不作出「佯狂避時」的姿態。從阮籍的家世來說,他與曹魏王室的關係是較好的。其父阮瑀曾在曹操麾下草擬軍書檄文,為操所信用。阮瑀又與曹丕有文字之交,瑀於建安十七年(212年)不幸早世,曹丕為此特作《寡婦賦》,以敘其妻兒悲苦之情0916ˍ0429ˍ0。可知阮瑀與魏室的關係相當密切。這是阮籍不滿於司馬氏攘奪帝位的原因之一。在司馬氏方面,由於想取代魏室,也千方百計地籠絡在社會上有影響的名士大族。史稱:「朝論以其(籍)名高,欲顯崇之」。假若阮籍也像嵇康那樣不同司馬氏合作,便可能遭遇與嵇康相同的命運。因此阮籍對司馬氏就採取了若即若離的態度。阮籍雖不敢明顯地頂撞司馬氏,但他也沒有像山濤、向秀、王戎等那樣完全倒向司馬氏。他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即一方面虛與委蛇,一方面又用喜怒笑罵、利落鋒利的筆調諷刺司馬氏的陰險與虛偽,使千載之下猶能理解其難以表述的肝膈本懷。這正是阮籍手法高超之處。阮籍的行為雖遜於嵇康的從容就義,但其用心亦可謂良苦,其窮途之哭、號血之泣,實有不得已者。以嗣宗之才調,竟不得申其素志,而常沈淪於酒醉之中,亦可哀矣。 
  阮籍的著作有《阮步兵集》1卷(清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他寫的《樂論》、《通易論》、《通老論》、《達莊論》、《大人先生傳》,是有價值的哲學論文。 
  (6)阮籍的自然觀和歷史觀 
  阮籍在談到天地萬物的本源時說: 
  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 
  這是說:萬物是天地生的,天地是自然生的。然而自然和天地有什麼區別呢?阮籍認為自然廣大無垠,囊括一切。天地即在自然裡面,天地之內,生育著萬物,所以天地和自然實際並無區別。阮籍接著又說: 
  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像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 
  這是說:天地間萬物生長和風雨雷電等各種現象雖千變萬化,都是一氣的運動。由此可知,阮籍的自然觀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 
  但是在下面,阮籍又提到「神」,他說: 
  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 
  顯然,阮籍認為「神」是天地所以產生和支配萬物的神妙作用。即是說「神」是由物質產生的精神,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質是第一性的。 
  阮籍在《大人先生傳》說: 
  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 
  「神者,自然之根」,這裡的「神」字又怎樣解釋呢?神既然是自然之根,是否就說「神」是高於自然之上的有意識東西呢?我們認為不能這樣解釋。此處的「根」,也只是指自然界加於萬物的生長等作用。前面的「道」是作「規律」解,並非有意旨的東西。神也是一樣,它只指自然加於萬物的作用。阮籍在下面又說: 
  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覆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 
  上面的兩個「根」字,都當「作用」解。所以「自然之根也」句中的根字也應當「作用」解。這句話的意思和「天地之所以馭者也」句一樣,都是指來自天地或自然的作用。 
  阮籍在《通易論》中談論到《易》和天地的關係時說: 
  《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 
  可見阮籍認為《易》這本書的內容是反映「天地之道」和「萬物之情」的,它所闡明的變化和規律來自天地和自然,而非出自什麼「神」和上帝的恩賜。因此,阮籍的結論是:「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這就是說:推動萬物萬事變化的主宰是物質屬性的天地,而非「神」或其他有意識的東西。因此我們說阮籍的自然觀基本是唯物主義。阮籍對歷史發展的看法,與嵇康基本相同。他認為遠古有一個順乎自然的理想社會,說: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強者不以力盡,弱者不以迫畏。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他又說: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然而阮籍理想中的這種社會往後是怎樣變壞的呢?阮籍說: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由上可知,在三皇、五帝時代,還是他理想中的社會的繼續。那時在上者「依道」、「伏德」,順應自然,樸素無擾,人們之間無利害衝突,也就無所謂善惡是非,因此能保持「太素之樸」,而使「百姓熙怡」。但阮籍認為從三王時代起,社會政治情況就開始逆轉,越來越往下滑,所謂「施仁」、「行義」,也不過是掩蓋其反自然、反人民的實質與騙術而已。阮籍對這種統治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和災難,深表憤慨,他說: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乏欲……懼民之知其然……嚴刑以威之……阮籍不僅嚴厲揭發假仁假義,「坐制禮法」的君主和媚主虐民、貪如豺虎的官吏,而且對一般循規蹈矩、追名逐利的君子們也予以抨擊,認為他們不過是褲襠裡的虱子,可悲亦復可笑!總的看來,阮籍的歷史觀是唯心的,但他不滿於階級社會的殘暴、醜惡和偽善,而嚮往「太素之樸」的社會,這種社會沒有暴君惡吏的壓搾,「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害無所避,利無所爭」;「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這種描述實際就是他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與批判,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三國的文學     
  三國時期的文學,以建安年間最為興盛。興盛的原因,一是由於戰爭年代,名、法、道、縱橫各家學派紛紛興起,傳統儒家經術獨尊的地位受到衝擊,士民思想倍形活躍;二是隨著社會經濟情況急劇變化,人民生活既疾苦,士人的遭遇又多種多樣,因此,死版雕砌、華而不實的漢代辭賦,遠遠不能反映人民的現實生活和不平之鳴;三是由於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在他們周圍聚集了不少有才華的文學之士。《文心雕龍》第45《時序》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邈英逸,故俊才雲蒸。 
  鍾嶸《詩品·序》也說: 
  降及建安,曹氏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在數以百計的彬彬文士中,三曹、孔融、王粲等人尤為突出。建安文學以有風骨著稱,風骨指風格和骨氣,換言之,即著重真性情的流露,而不崇尚辭藻的雕飾。然而開建安風骨的先河者,當推經學大師鄭玄。茲依次敘說於下。 
  (一)鄭玄的散文 
  經學大師鄭玄(127至200年),雖不以文章著名,但其散文是頗具特色的。今錄《後漢書》卷35《鄭玄傳》載鄭玄《戒子益恩書》的前一部分: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客,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鹹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之緯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並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謄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以上《戒子書》寫於建安元年(196年),鄭玄以簡短扼要的自我敘述,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和志趣交代得清清楚楚。在漢末政治昏敗、社會動亂的時代,一位對學術鑽研不息的正派學者,既作出了出類拔萃的成績,也受到舉國上下的共同尊重。他既不希冀高位,也不掩飾自己未免於俗的好名心理;他所諄諄囑咐與寄希望於兒子的也只是君子之道和有榮於先人的聲譽。充分體現了大學者的風度與本色。從文章的內容到文字都樸實無華、純正自然,無人為雕塑跡象,而氣勢強勁,起伏轉合,若見其人,百讀不厭。從文章語氣看,與曹操《自明本志令》頗相近似,氣勢不減於操,而渾厚坦素,抑又過之,實開建安風骨之先河矣。 
  (二)曹操的詩文 
  曹操一生,不僅備歷政治風險,且戎馬倥傯,但他從幼「能明古學」,「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說明他不僅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帥,也是一位才學並茂的文學家。 
  曹操的詩歌現存二十餘首,都是樂府歌辭。他以樂府舊題描述當時的政治現實和社會動亂。其五言詩,如《薤露行》,敘述「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因之逐漸陵夷,招致「賊臣(指董卓)持國柄」,至於國祚淪喪,暗示他的得國,並非取自漢室,乃得之於逐鹿群雄。 
  又如《蒿里行》,敘述各軍閥不齊心協力討伐董卓,而自相吞噬,袁術甚至在淮南僣號稱帝。由於戰亂頻仍,招致百姓大量死亡。此詩乃一首有價值的史詩。但我們也不能由此就認為曹操真正關心人民,如同我們在前面所敘述的,操本人也有大量屠殺無辜人民的暴行,我們對他的文學作品,也只是就文藝角度,作些評論,並非認為操真能言行一致。 
  曹操的《短歌行》表述了他思才愛士的迫切心情,宣示他將繼續招攬英俊,以完成統一大業。 
  曹操在《龜雖壽》詩中所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顯示了他老當益壯的豪邁進取胸懷,至今猶起著令人們激勵和自我策勉的積極作用。 
  《觀滄海》所寫「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裡」。這詩描述了廣闊無際的滄海景色,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海上寫景詩。 
  曹操的詩,造句質樸簡約,但「氣韻沉雄」,猶如「幽、燕老將」。不假華詞雕琢,而格調自然高邁。故《詩品》卷下《魏武帝》言:「曹公古直,頗有悲涼之句」。 
  曹操尤長於為文,其書、表、教、令等雖多簡短,然立意深沉,氣魄雄偉,情文並茂,引人入勝。如《三國誌》卷18《褒揚泰山太守呂虔令》及《武帝紀》載《軍譙令》,不僅文簡意賅,磊落有致;也是他御將愛士的寫照。操在《褒呂虔令》所言「夫有其志,必成其事」兩句,可列為格言,足以激勵有志之士。 
  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是一篇獨具特色的自敘散文。《三國誌》卷1《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已將令文全部抄錄。這篇令文不只是研究曹操政治思想和為人處世的珍貴材料,而且在文學上也屬於上乘佳作。通篇文句質樸自然,毫無文人雕琢氣息,而如海浪翻滾,氣勢洶湧,聲調抑揚頓挫,雄健有力,如果說操之統武行師,足以鞭撻群雄的話,則操之筆鋒所指,亦堪屹立千古,雖對操懷有成見者,亦不得不歎為「文詞絕調」矣。 
  (三)曹丕的詩文 
  曹丕一生基本處於貴公子以至皇帝的令人恭畏的地位,因此,他的詩文反映的內容就比較平板、單調,缺乏坎坷不平之鳴。他的詩歌成就較高的是五、七言詩。其中《燕歌行》一首最為人欣賞: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鴣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瑟鳴弦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月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 
  詩中描寫在蕭瑟的秋夜,一個婦女思念遠客他鄉的丈夫,情意纏綿,刻畫細膩,語句秀麗流暢,聲調婉轉多姿,音節和諧響亮。在此以前,七言詩還未見有這樣成熟的作品,故曹丕可說是七言詩的奠基人。但曹丕受宮廷奢侈生活的局限,詩篇不免缺乏生活氣息,即以這篇《燕歌行》而論,有瑟可彈的婦人因思念其夫而斷腸、掉淚,甚至不能入睡。然而她丈夫在外作什麼呢?從「君何淹留寄他方」語句看,其夫並非從軍和充苦力,她之所以憂思,不過怕夫思歸和自己守空房而已,這同無食缺衣的勞苦農婦思念其九死一生的從軍丈夫相比之下,就未免顯得不那樣扣人心弦了。 
  曹丕的散文,數量雖不及曹植,但從文學造詣上講,較曹植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曹丕的《與吳質書》,文字清新雋永,通俗流暢。以儲君之尊,仍能篤於故舊,情深誼長,宛如布衣之交;對亡友的懷念與悼惜,淒楚感人。其中對諸文士文學作品的評論,也甚為允當,實屬情文並茂的上乘之作。 
  曹丕在其《典論·論文》中,發表了一些評論詩文的精闢見解,開文學批評的先河。他擺脫了傳統儒家的觀點,強調「文以氣為主」,氣指氣魄、才氣、精神,與風骨是相通的。他特別強調了文章的重要性,認為寫出好的文學作品,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在評論文章時,常提到作者的品德和風格,說明他重視這些因素對作品的關係。他指出了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及向聲背實等鄙習。《三國誌》卷2《文帝紀》注引曹丕《典論·自敘》,談到他本人才藝成長過程及生活瑣事,信手拈來,亦饒有情致,是一篇好的散文。 
  (四)曹植的詩文 
  曹植(192至232年),字子建,年十餘歲,已善屬文。操見其文,問:「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爵台新成,操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操甚異之」。特見寵愛。操在時,植雖未得為太子,但也過著豪華適意的生活。操死,丕襲位為魏王,立即殺掉原來擁戴曹植的丁儀、丁廙兄弟,曹植也幾乎被殺。曹叡時,曹植的情況稍有好轉,但他屢求試用,都被婉言謝絕。他終於在四十一歲時(太和六年)繼志而歿。在丕、叡統治的二十年中,曹植是在鬱鬱寡歡中度過的,但他的詩文卻因此而愈工。所以說曹植一生,在政治上是失敗者,在文學上,卻是成功者。陳壽評他「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詩品》稱他為「建安之傑」。這可以算是「失之東隅,得之桑榆」了。 
  曹植的詩,現存八十餘首,辭賦與散文共四十餘篇,可說是數量和質量兼優。他的五言詩,上逾秦漢,下起兩晉南北朝,堪稱五言冠冕。試看他的《薤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 
  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 
  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 
  孔子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詩中所說俱有王佐才而不得施展的士人,無疑就是他自己了。他在屢求參與並吳滅蜀的戰爭被拒絕之後,也只有作賦吟詩,以寄托其懷才不遇的情懷,並訴之於後代讀者。 
  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作於魏文帝黃初四年(223年)五月。是時曹植與母兄曹彰、異母弟曹彪,往朝京師,曹彰在京邸忽得暴疾,死得不明不白。至七月,曹植與曹彪擬同路東歸,以展契闊,但為有司所阻,曹植忿而成詩。詩共有七首,逐次述說胸懷,實際只是一首,詩中以途中所見景物和跋涉艱辛為陪襯,突出控訴了對乃兄曹丕長期疏遠骨肉的怨望和忿慨。政治上的失意和觸物感懷相結合,再加上逼真的藝術手法,寫成了融眼淚、熱血和不平之氣為一體的感慨激昂的佳作。 
  曹植主要以詩博得大名,文賦也不少遜。其給魏明帝《上疏陳審舉之義》言:「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正是切中曹丕、曹叡父子重異姓而疏骨肉用人政策的弊端。曾幾何時,魏的大權竟旁落於司馬氏,可謂不幸而言中,足見曹植不僅有文才,其識見亦有過人者。又如他的《與司馬仲達書》,指摘了司馬懿對吳只守不攻的策略。前已言及,因司馬懿有出謀佑助曹丕保住太子寶座之功,故自丕至叡對司馬懿特別重用,授以抗禦吳、蜀的軍事大任。老奸巨滑的司馬懿不肯主動打擊敵人,唯固營自守。他深知如克吳滅蜀,自己可能遭兔死狗烹之災,不如擁兵自重,保住個人勢力,以相機圖事。早在曹叡即位之初、司馬懿受命屯宛拒吳時期(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間),曹植已能洞悉司馬懿之奸,直率地予以揭露與指責,可謂獨具隻眼。凡此,均證明曹植非徒文人紙上談兵者,其壯志不遂,抑亦吳、蜀與司馬氏之幸歟? 
  曹植的賦,以《洛神賦》最為膾炙人口。此賦模仿宋玉《神女賦》,寫於黃初三年(222年)。賦中述說曹植從京師還過洛水,忽逢一美艷絕倫而又品性端正的神女,愛慕之心,油然而生,至於冒昧向之求婚。神女憐其赤誠,嘉其才華,只因「人神道殊」,無緣相配,最後神女賜植以「江南明璫」,黯然而別。此事來由為何,後人多加臆測,實則,不過為植懷才不遇之自我寫照而已。 
  (五)所謂蔡琰的《悲憤詩》、《胡笳十八拍》等蔡琰,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據《後漢書》卷84《列女傳》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194至195年),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與祀。 
  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跣,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憤詩》,即載於此傳中,全詩共540個字,不僅敘述了蔡琰自己被擄入胡、思親拋兒等痛苦情節,也反映了兵荒馬亂、國破家亡,給廣大北方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是一首現實主義的長篇史詩,全詩言語樸實,舒情細膩,淒切動人,洵為佳作。 
  但,這詩存在著是否為蔡琰本人所作的問題。從詩中內容看來,這詩斷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傳言「興平中(194至195年),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然在此兩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為王允所誅,可是,詩中尚有「感時念父母」之句,這是不合情實處。 
  (2)詩言:「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然據《晉書》卷34《羊祜傳》,羊祜乃蔡邕外孫,祜又是司馬師之妻景獻羊皇后同產弟。則羊家和司馬氏都和蔡琰有親戚關係,怎能說蔡琰無中外之親呢?且《後漢書》卷60下《蔡邕傳》言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家中人多業廣,仕宦者多,蔡琰歸時也不會到「家人盡」的地步。說明作詩的人對蔡琰的家庭情況並不瞭解。這是第二個可疑點。 
  (3)詩中既言「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表明這詩是蔡邕初嫁董祀時寫的。可是又說:「常恐復捐棄」,這樣,剛結婚就怕被遺棄,似有對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當時心情,而且讓董祀看了,也會不舒服。當董祀犯了死罪時,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們夫妻間感情還是不錯的。三國時社會風俗對再醮之婦,並不歧視。且當時男女嫁娶皆以連婚高門為榮,像蔡琰這樣既有才學,音律書法,無不擅長,且又出身名門世家,理應受到董祀尊重。實際情況是,蔡邕名滿天下,「貴重朝廷」,友徒眾多,蔡琰能傳家學,故曹操以金璧贖之。曹丕、丁廙諸人還為之作《蔡伯喈女賦》,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謂名噪一時。當蔡琰見曹操請求赦免董祀時,滿座公卿名士,「皆為改容」。素日執法較嚴的曹操格外為之開恩,遣快足「追原祀罪」,還讓蔡琰書寫昔家中散失墳籍。凡此,都說明蔡琰歸來後的地位不只不「鄙賤」,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眾人同情,名聲也更高,所以詩中怕被人遺棄的說法不似蔡琰本人應有的口吻,而繫好事者偽造。 
  (4)詩中懷念二子處亦嫌過多,這樣,既礙於董祀,也有失蔡琰的體面,如真捨不得二鬍子,當時何必回來呢?當然,做母親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淚可以,不厭其煩地公開宣講,喋喋不休,則不符合婦女們的心理。當曹操謂蔡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所誦憶墳籍時,琰立即以「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相婉辭,說明蔡琰是頗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傳世,盡可拿出傷時哀民之作,僅以念二鬍子而宣示世人,豈其情耶? 
  (5)詩中「擁主以自強」語,似非蔡琰所宜言,因為曹操也正在「挾天子以令諸侯」,蔡琰理應加以迴避。 
  (6)《後漢書·董祀妻傳》言:「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參以《晉書》卷101《劉元海載記》,蔡琰有可能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劉豹,當然,不一定為劉豹所納,也可能落於劉豹手下大小匈奴貴族之手,不管為誰所得,蔡琰之居住地應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帶。而《悲憤詩》中所言之「長驅西入關」,「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悠悠三千里」,這些含糊記述,都說明作偽者並不確知蔡琰沒於南匈奴左賢王的地點,此亦為詩非蔡琰自作之證。 
  《後漢書·董祀妻傳》還載有蔡琰的第二章騷體《悲憤詩》,亦系偽作。詩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門戶單」,既不符合事實,下兩句「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也與匈奴左賢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與南方之蠻合併稱述,亦非當時人所慣為。其餘語句略無新意,只依據五言《悲憤詩》而寫,不值一駁。 
  到唐宋時,忽然出現所謂騷體《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後撰寫論文,論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於是眾說紛壇。我以為此詩之為偽作,不難識別,其中「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等語,令人讀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無識,把蔡琰的「博學多才辯」又遵守傳統婦道的風貌格調喪失殆盡。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稱為「曠世逸才」,又「性篤孝」,當他被王允枉殺之日,「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曹操所以贖蔡琰歸,即因痛邕無嗣。人們對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飽受凌辱的蔡琰對於亡父的冤死,豈有不痛心疾首,號咷泣血之理。但悲憤三篇,竟無一語道及乃父慘遭殺害之奇冤大禍,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兒」。若真如是,蔡琰當日何必回來呢?觀蔡琰謁操救夫時之焦急哀傷神態,可知蔡琰歸後的意願也不過欲與董祀白頭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沒世而名不彰」的話,她完全可以寫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給曹氏父子宣示於眾,大可不必公開宣揚自己忘不掉胡兒,那樣,連贖她回來的曹操也會不愛聽。以情理度之,飽受傳統儒學教養的蔡琰,歸來後當以未能奮身守節、抗禦強暴為恥,尚何遑大事宣講己誕生胡兒之事耶?所以我確信三篇皆為好事者所偽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詩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舉,年幼,即以穎悟有才辯著稱,後官至虎賁中郎將。會董卓擅權,融常忤卓意,被外調為北海相。時值戰亂,而融干能非所長,在北海六年,屢遭挫敗,召至許,歷任將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終圖漢室,常執異議。操忌而殺之,誅及妻小。 
  曹丕愛融文辭,以為不減班固、揚雄。嘗以金帛購求融文。《典論·論文》將融列為建安七子之一。稱其「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孔融文章,氣勢充溢,文筆雋永流暢,其《論盛孝章書》尤為人所傳誦。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曾為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憂其不能免禍,乃與曹操書,請辟用之。制命未至,憲已為孫權所害。孔融在書中強調了招攬賢才的重要,突出尊賢貴在行動,並以齊桓公、燕昭王的招賢建功實例催促曹操迅速採取行動。此書立意高遠,文筆雋拔雅致,情理委婉動聽,時至今日,仍有誦讀價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出身名門,少有異才,博聞強記。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賞識,許身後贈以家藏書籍。值時戰亂,自長安流寓荊州。曹操為魏公,以粲為侍中,博物多識,典掌興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隨操征吳,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詩,以《七哀詩》最有名,今錄其第一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問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中敘述經過戰爭洗劫的關中,出現了白骨遍野的悲慘景象,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無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對戰亂製造者的痛恨與詛咒。其中敘饑婦棄子後,「揮涕獨不還」,說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當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饑婦一人,令覽者倍感淒切傷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樓賦》,是在荊州避亂時所寫,內中描述他思鄉和懷才不遇的沉鬱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暢,具有濃厚詩意,擺脫了已往漢賦雕砌堆積的陳舊氣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學造詣,在建安七子中是較高的。陳壽《三國誌》獨為粲立傳,其他魏國文人只附帶敘及,或只寥寥數語,其重視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詩文 
  以上諸人的文學作品大致在漢末魏初,人們習慣稱之為「建安文學」。到三國後期,魏國文壇亦趨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詩文比較有名,文學史上所說的「正始文學」,主要即以阮、嵇為代表。二人的簡歷和哲學思想,前已作過敘述,這裡只談談他們的文學作品: 
  阮籍在哲學上的造詣,遜於嵇康,但在文學上的名聲則超過了嵇康。《文心雕龍》第47《才略》稱:「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意思是說嵇康的文章善於推論哲理,阮籍的詩則極有氣勢和風度。阮籍遺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素稱名作。從詩的內容看,多諷刺時事,充滿著內心的苦悶,從表達技巧說,採用了隱晦曲折的筆調。例如: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捨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從這首詩還是比較容易看出魏晉易代之際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悶、畏懼和無可奈何的情緒。他這種心情,也是後代文人士大夫所經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鳴,為人們所喜愛。又如: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這首詩借戰國時魏國自取滅亡來影射曹魏權移司馬氏。由於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戰士離心,由於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優的大臣,而托國於曹爽庸人,致為司馬懿所啖食,釀成亡國易主的悲劇。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 
  這詩說他自己本有濟世志,但魏祚將移,既不能為權逆勢力效力,而保持忠節榮名,對丘隴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羨門子的求長生之路。實際,這只是他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 
  陳壽說阮籍「才藻艷逸」;劉勰說「阮旨遙深」,「響逸而調遠」;鍾嶸謂阮籍「詠懷之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詩品》把阮籍的詩列為上品。說明魏晉南朝的人對阮籍的詩是評價很高的。 
  阮籍的詠懷詩在五言詩的發展中占極重要的地位,這種以詠懷為題的抒情詩,對陶淵明、陳子昂、李白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當然,阮籍詠懷詩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揚老莊虛無思想的部分,在當時和後代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嵇康的詩文,在文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詩以四言為佳,例如他的《贈兄秀才從軍》詩云: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這是嵇康贈其兄嵇喜從軍的詩,但詩中並未提到與從軍有關係的事,所描寫的悠閒情趣和高邁風格,卻是屬於他自己的。表明嵇康並不贊成其兄熱衷於功名利祿的行動。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與山巨源絕交書》,對他好友山濤願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給以斷然拒絕,並表示願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後果。從而宣告了他堅決不與司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態度。書中文筆峭直峻刻,剛毅不屈,恰似他的為人。            
二、三國的書法與繪畫     
  (1)書法 
  方塊形的漢字,與其他用拼音字母構成的文字大有區別,漢字本身即是一種藝術,故郭沫若認為「中國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藝術的風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異常美觀。」據學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筆書寫,然後鐫刻,刻時先直後橫,而且在筆劃上塗以朱墨顏色,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讓字跡鮮艷悅目。經周、秦、西漢長期演進,至東漢時出現了不少的書法大家。三國時雖戎馬倥傯,書法人才仍有增不減。拿曹操來說,史稱:「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唐人張懷瓘著《書斷》,稱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絕倫」,列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並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書。」曹操輔政時,尚書衛覬「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覬子瓘善草書,孫恆善隸書,恆撰《四體書勢》,為書法史上之珍貴文獻。其中談到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另一書家梁鵠,對師宜官的書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進境,以善書為選部尚書,掌管選官用人。時曹操欲為洛陽令,而鵠以之為北部尉。後鵠到荊州依劉表,及操入荊州,鵠懼而面縛向操請罪,操署鵠為軍假司馬,令在祕書,以寫書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鵠手跡,操甚至將鵠字懸於臥室內,朝夕賞玩,終於得出了鵠書勝過師宜官的結論。自魏至晉,洛陽宮殿題署多出鵠手。據說鵠宜為大字,另一書法家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邯鄲淳得力於東漢書法家王次仲。《四體書勢》稱「鵠之用筆,盡其勢矣」。 
  魏時最負盛名的書法家應推鍾繇。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曹操執政,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官渡之役,繇送馬二千餘匹於操。後操征關西,得以為資。魏國既建,繇身居相國、太尉、太傅高位,死於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為書,師法工篆隸的曹喜、擅長行書的劉德升、長於八分的蔡邕,能穎脫而出,集各家之長。《書斷》稱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元常隸、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書法史上,鍾繇與漢代草聖張芝並稱「鍾張」;與時人胡昭並稱「鍾胡」;與東晉書聖王羲之並稱「鍾王」,可證其書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與鍾繇同為穎川人。始避難冀州,辭袁紹辟命,遁還鄉里,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當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說明純樸的人民,對於安貧樂道的士人,還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書(即史籀大篆),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跡,並見模楷焉。」 
  邯鄲淳,亦穎川人,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自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操以淳為臨菑侯曹植文學。時曹丕與植爭為乃父繼嗣,而淳屢向操稱述植才,由是為丕所不悅。後丕稱帝,尚未加害於淳,以之為博士、給事中。蓋亦愛其才也。 
  韋誕,字仲將,有文才,善辭章,官至侍中、中書監。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曹魏洛、許、鄴三都宮殿台觀多誕題字,南梁書畫家袁昂稱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鍾繇少子會,字士季,亦善書,行、草兼美,工隸書,當司馬氏攘奪魏政之際,會為司馬氏腹心。司馬昭令鍾會統十萬眾伐蜀,鄧艾之軍自陰平道潛行,先到滅蜀。鍾會忌艾功大,會用其「善效人書」的伎倆,遣使者於劍閣遮奪艾所上表而另摹寫,令辭指悖傲,以使司馬昭疑艾有異志,而達到陷害艾的目的。這是書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陰謀的事例。 
  孫吳書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稱:「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張超字)、陳梁甫能書。甫恨逋(張懷瓘《書斷》作「瘦」),並恨峻,像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書斷》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外篇·譏惑》言:「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除此以外,吳尚有張昭善隸書;張紘善小篆;孫權善行、草書;孫皓善小篆、飛白。《書斷》稱:「吳處士張弘,字敬禮,吳郡人……並善篆、隸,其飛白妙絕當時……敬禮飛白入妙,小彖入能」。另有吳郡人沈友,「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至於蜀漢,陳壽《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稱諸葛瞻「工書畫」。元代人鄭杓《衍極》稱:「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元人劉有定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隸。八分書極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陰陽』等字。」從帖中八字含義觀之,似屬淺人偽托。然諸葛亮長於書畫,當為事實。據說張飛亦善書,盧弼《三國誌集解》卷36《張飛傳》注引《名勝志·碑目》,有流江縣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蓋飛所親書也」。書雖未必為飛親書,但若非飛能書,後人亦無緣杜撰。《三國誌》卷42《譙周傳》稱譙周「尤善書札」。 
  (2)繪畫 
  三國時最著名的畫家當推曹不興。不興或名弗興,吳吳興人。以善畫,名冠一時,長於人物及衣著。曾在長達五十尺的大幅絹上畫人物,因心靈手快,須臾即成。所繪人物,頭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紋皺折,尤別開新樣。《三國誌》卷63《趙達傳》注引《吳錄》言:孫權使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足見不興寫生之妙,已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不興特擅長畫龍。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言吳赤烏元年(238年)冬十月,弗興畫一赤龍,至劉宋時,為陸探微所見,而歎其神妙。由於當時佛教、佛畫已傳入中國,故不興受其影響,亦畫佛像,所以在畫史上有「佛畫之祖」的稱號。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畫著稱,其最擅長者為人物故實。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謂曹髦之畫獨高魏代。魏之徐邈、楊修、桓范、嵇康等;蜀之諸葛亮、亮子瞻、張飛均能畫。許多繪畫史著作提到吳王趙夫人,謂夫人系丞相趙達之妹。查孫權時任丞相者,並無趙達。《三國誌》卷63《吳志·趙達傳》中之趙達,乃系知術數者。魏國有一任校事的趙達,然史書均無趙達進妹於權之事。至於所傳夫人為權作五嶽河海城邑之形於方帛上之事,乃見於《拾遺記》,是書著重宣揚神仙方術,多荒誕不經,故未可信。 
  總之,當三國軍書交馳之際,書法之用,畢竟重於畫卷欣賞,這也許是三國時繪畫所以落後於書法的緣故吧?            
一、馬鈞在機械學上的新成就     
  三國時代,科學技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一批傑出的科學家,他們在各個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機械學方面,以馬鈞的創造最為突出。 
  馬鈞,字德衡,魏國扶風(今陝西興平縣)人。生卒年月不詳。他的事跡見於《三國誌》卷29《方技·杜夔傳》裴注引傅玄給他作的序文中。馬鈞原為魏博士,家境較貧,他拙於言談而富有巧思。舊織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織布機上提綜的踏板)」,「六十綜者六十躡」,既笨且重,織一匹綾要花費幾十天的時日。馬鈞統統簡化為十二躡,這樣就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質量。魏明帝時,馬鈞升任給事中,一次,馬鈞與散騎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為古代有無指南車一事發生爭辯。高、秦二人不相信古人能造出指南車,馬鈞認為指南車並不難造。於是,二人請准明帝,令馬鈞試作指南車。果然一舉而成功。人們認為這是一件奇跡,「從此天下服其巧」。當時京都洛陽可以種菜的園地很多,只是缺水灌溉。馬鈞為之作翻車,令兒童轉之,於是井水源源流出,其澆水效果超過一般提水工具達百倍之多。有人給魏明帝貢獻百戲木偶,設計雖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動作。魏明帝令馬鈞設法改造。馬鈞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車輪的東西,平放在地上,然後引水使輪轉動,輪既動,上面的木偶也一齊動作,它們或擊鼓吹蕭,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擲劍,或緣繩倒立,形象栩栩如生,變化多端,使觀者大享眼福。 
  馬鈞認為諸葛亮製作的連弩「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他可以增加連弩功效五倍。另外,馬鈞還擬制一種威力極大的攻城器具——發石車。但這兩項計劃,既遭到同行的嫉妒和責難,又為在位者所忽略,竟不能付諸實施,因此,傅玄感慨言之說: 
  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共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二、傑出的地圖學家裴秀     
  裴秀(223至271年),字秀彥,河東聞喜(山西今縣)人,出身於官僚世家。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八歲能屬文,博學強記,早獲聲聞。曹爽輔政時,任黃門侍郎。後受司馬氏重用,官至尚書令、司空。司馬昭前往淮南討伐諸葛誕時,裴秀亦隨從參預謀略,說明他有些軍事經驗。擔任司空後,又掌管土地、田畝及地圖製作等事務,他個人饒有繪製地圖的興趣與技能,因之在製圖學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首先,裴秀創製了《製圖六體》,即編製地圖所應遵循的六條準則: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裡」,即距離;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後三條說明各地間由於地勢起伏、傾斜緩急、山川走向而產生的問題。裴秀認為以上六條是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如果地圖上沒有比例尺的標記,則不能確定距離的遠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標記,而無方位,則某地的方向雖然從某一方向看是對的,但從其他方向看就不對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確定,而無道路的實際路線和距離的表示,那麼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該怎樣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線和距離的標記,而無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線曲直的形狀,則道路的遠近必定與其距離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條準則必須綜合運用,相互印證,才能確定一個地方的位置、距離和地勢情況。因此可以說,現代地圖學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經緯線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談及了。自此以後,直至明代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傳到中國前,我國繪製地圖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據裴秀所規定的「六體」,可見其成就和影響是至深且巨了。 
  其次,裴秀編繪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裴秀看到漢朝保存下來的一些地圖既沒有比例的表示,也沒有方位的確定,連有名的山脈河流都不備載;一些地圖雖有粗略的輪廓形狀,但不夠精確,難以依據;甚至有的地圖更繪得奇形怪狀,遠離實際。為此,裴秀仔細鑽研古代地理資料,比較了往古和當時的山脈河流、池塘沼澤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區域變化,還查考了古代城市鄉村聚落和水陸交通的變遷,運用其製圖六體的科學方法,編製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另外,裴秀又將原有粗重的用八十■縑製作的《天下大圖》,加以改造,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進行縮制,使之成為容易省覽的小而明確的《方丈圖》。這種縮小了的《方丈圖》就是現在所說的小比例尺(1︰1,800,000)地圖。到劉宋時,文學家謝莊(421至466)製造出一個方丈大的木質地形模型,後來北宋沈括、南宋黃裳與朱熹,都用木材、麵糊、木屑、膠泥及蠟等製造地形模型。這些都是裴秀方丈圖的繼續演進,說明裴秀對後代地圖學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三、劉徽在數學上的貢獻     
  三國以前,我國數學要籍,首推《九章算術》。劉徽在數學上的貢獻,主要在其《九章算術注》一書。《隋書》卷16《律歷上》載:「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是知《九章算術注》完成於景元四年(263年)。《隋書》卷34《經籍志三》有《九章算術》十卷、《九章重差圖》一卷,均註明系劉徽撰。後《九章重差圖》失傳,唐人將《九章算術注》內有關數學用於測量的《重差》一卷取出,獨成一書,因其中第一個問題系測量海島,故改名為《海島算經》。劉徽這兩個著作是我國數學史上寶貴的文獻,即在世界數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今述其主要貢獻如下: 
  1、極限觀念與割圓術 極限意識在春秋戰國時已出現,實際加以應用的是劉徽。劉徽已領悟到數列極限的要諦,故能有重要創獲。劉徽的傑出貢獻首推他在《九章算術注》中創立的割圓術,其所用方法包含初步的極限概念和直線曲線轉化的思想。在一千五百年前能運用這種思想,是難能可貴的。 
  有了割圓術,也就有了計算圓周率的理論和方法。圓周率是圓周長和直徑的比值,簡稱π值。π值是否正確,直接關係到天文曆法、度量衡、水利工程和土木建築等方面的應用,所以精確計算π值,是數學上的一個重要任務。 
  在劉徽以前,已有許多人計算過π值。最早的π值是3,後來又發展到3.1547或。但如何求得,從未有人加以科學的闡明。劉徽建立的割圓術,是在圓內接正六邊形,然後使邊數逐倍增多,他說:「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割,則與圓合體而無所失矣」。這是因為,圓內接正多邊形無限多時,其周長極限即為圓周長,面積即為圓面積。他算到正192邊形時,求得圓周率為3.14的近似值。他又用幾何方法把它化為。後人即將3.14或叫作「徽率」。劉徽以為還可繼續求,唯他不曾再求。以上圓周率是當時世界上的最佳數據。公元前三世紀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得曾提出圓周長於內接圓內多邊形而小於圓外切多邊形周長,算出了的數值。但阿基米得是用的歸謬法,他避開了無窮小和極限,而劉徽應用了極限的概念,且只用圓內接正多邊形的面積計算,而省去了計算圓外切正多邊形的面積,從而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2、關於體積計算的劉徽定理一般地說,柱體或多面體的體積計算較比容易解決,而圓錐、圓台之類的體積就難以求得。劉徽經過苦心思索,終於找到了一條途徑,他分別做圓錐的外切正方錐和圓台的外切正方台,結果發現:「求圓亭(圓台)之積,亦猶方冪中求圓冪,圓面積與其外切正方形的面積之比為π︰4,由此他推得:圓台(錐)的體積與其外切正方台(錐)的體積之比,也是π︰4。很顯然,如果知道了正方台(錐)的體積,即可求得圓台(錐)的體積。劉徽這個成果,看似簡單,實際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故有的現代數學家稱之為「劉徽定理」。在古代沒有微積分的時候,這條定理起著微積分的作用,在現代數學中仍有其價值。劉宋時祖沖之、祖曬父子繼承劉徽定理而得出更為進步的祖氏原理。在西方,直到1635年意大利數學家卡瓦列利才有了與祖氏父子類似的思想,比祖氏父子已晚了一千一百多年,比劉徽更遲了一千三百多年。 
  3、十進小數的應用在數學計算或實際應用中總不免出現奇零小數,在劉徽以前,一般是用分數或命名制來表示,如「一升又五分升之三」,即升。或七分八厘九毫五忽」等,在位數較少時,尚可湊合,當小數位數太多時,便很不方便,因之劉徽建立了十進分數制。他以忽為最小單位,不足忽的數,統稱之為微數,開平方不盡時,根是無限小數,這又是無限現象。他說:「微數無名者以為分子,其一退以十為分母,再退以百為母,退之彌下,其分彌細,則朱冪(已經開出去的正方形面積)雖有所棄之數(未能開出的部分),不定言之也」。用現代方法寫其方根近似值是忽。 
  劉徽在對奇零小數的處理上所創立的十進小數記法,在世界數學史上也是一項重要的成就,外國的同樣方法,到十四世紀才出現,比劉徽晚了千餘年。 
  4、改進了線性方程組的解法《九章算術》中有一章專講線性方程組問題。用一種「直除法」求解,即解方程組時把多個未知數逐步減少到一個未知數,然後反過來求出所有未知數的值。「直除法」的消元(未知數)要通過對應項係數累減的辦法來完成,比較麻煩。劉徽對「直除法」加以改進,在解二元一次方程組時,用了「互乘對減」的方法,一次消去一項,如同後來的加減消元法。劉徽雖然只用過一次「互乘對減法」,但他知此法帶有普遍性,可以推廣到任何元數的線性方程組。劉徽還使用配分比例法解線性方程組,也是有創造性的成果。在歐洲,直到十六世紀法國數學家布丟解線性方程的方法才與《九章算術》的「直除法」相似,然而已比《九章算術》晚了一千七百多年,而且沒有劉徽改進的解法好。 
  5、總結和發展了重差術我國古代,將用「表」(標桿)或「矩」(刻劃以留標記)進行兩次測望的測量方法稱做「重差術」。《九章算術注》中第九章《句股》,主要講測量高、深、廣、遠問題,說明當時測量數學和測繪地圖已有相當水平。劉徽《重差》一卷所以被改稱《海島算經》就是因為其第一題是講測量海島的。「重差」之名,古已有之,劉徽對之進行了深入而具體的研究,他解釋重差的含義說:「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勾股則必以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劉徽的《海島算經》共有九個應用題,都有解法和答案。其解法都可以變成平面三角公式,起著與三角同等的作用,可說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三角法。 
  關於劉徽的身世,因史書失載,難以確知。《宋史》卷105《禮八》記述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追封古天算家七十餘人,其中有「魏劉徽淄鄉男」。男是宋徽宗給劉徽追加的封爵,古時大臣死後常以其舊鄉追封之。曹魏時,帶「淄」的地名只有臨淄縣(屬青州齊國),北宋時,除臨淄外,還有淄川縣(今山東壽光縣),故知劉徽是今山東淄博市至壽光縣一帶人。因魏晉史書不載劉徽生平事跡,故有的數學史家謂劉徽系布衣數學家。然劉徽在《九章算術注》中自言他曾見「晉武庫中有漢時王莽所作銅斛」,劉徽若是一介平民,何以能熟知京師武庫重地的古代珍物?又何以有測望海島並常為修築巨大工程而深究數學的必要?從劉注中,可以看出劉徽的學識文筆均屬上乘,如此人才,在當時仕宦,實極容易。陳壽《三國誌》對政經大事及重要人物,每多遺漏,劉徽不見於史,自不足為奇。查《隋書》卷34《經籍志三》有《魯史欹器圖》一卷,並註明為儀同劉徽撰,隋志於後再載劉徽撰的《九章算術十卷》和《九章重差圖一卷》時,僅註明「劉徽撰」,而不再冠以官名,這也是劉徽曾做過官的又一證據。清人姚振宗謂曹魏無「儀同」之官,因而他以為此儀同非劉徽。然據《三國誌》卷43《黃權傳》云「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239年)(黃)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怎能說魏無儀同之官呢?由於以上理由,我以為劉徽並非布衣學者,而曾仕於魏、晉之際。            
四、張仲景和他的《傷寒論》、《金匱要略》     
  漢末三國,祖國醫學又有了重要發展,張仲景的醫學成就特別引人注目。 
  張仲景,名機,南陽涅陽縣人,約生於漢桓帝和平元年(150年),死在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自動好學,博覽群書,特好醫學,師事同郡名醫張伯祖。建安初,軍閥混戰,擾攘不休,中土人民死亡流徙,「疫癘數起」,「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僅在建安十年(205年)前,張仲景宗族二百餘口,死亡即達三分之二,其中死於傷寒病者佔百分之七十。這種慘痛情況,使張仲景對於醫術鑽研更勤,他總結前人醫學成果,博採藥方,寫了許多有價值的醫學用書。惜多已亡佚,留傳於後世者,唯有《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校勘,將書中傷寒部分定名為《傷寒論》;雜病部分定名為《金匱要略》。《傷寒論》十卷、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論述了傷寒等外感熱性病的病理、診斷、治療及用藥。《金匱要略》六卷二十五篇,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皮膚科等四十多種雜病的治療方法一百三十九條,二百六十二方,以臟腑經絡學說作為基本論點,重視內臟間的整體聯繫性,強調保持人體的正氣,同時也不忽視去邪。 
  我國古代所說的傷寒,和現在專指傷寒桿菌所導致的傷寒病不同,《內經·素問·熱論篇》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可見古人所說的傷寒是指一些因外感而帶高燒症狀病的通稱,除今日所說的傷寒病外,還包括其他多種傳染病。這類病病情複雜,轉變急劇,診斷和治療都比較難。張仲景除「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外,還用四診,即望診、聞診、問診和切脈,從多方面瞭解病情,然後加以分析綜合,歸納為六經,即三陽(太陽、少陽、陰陽)和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六種症候類型。凡抗病力強、病勢亢奮的,是三陽病;抗病力弱,病勢虛衰的,是三陰病。治療三陽病,以驅邪為主,以期迅速消除病灶。治療三陰病,以扶正為主,以增加病人的抗病能力,調動人體積極因素。在具體醫療時,還以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為辨症的提綱,先分析病情是陽症或陰症。由陰陽辨明表裡,再辨明虛實,再辨明寒熱,這就是祖國診斷學上著名的「八綱」。一般而言,有興奮、充血、發熱等症候和脈象洪大有力浮滑的是陽症;病勢沉伏而難發現、惡寒、厥冷、脈象沉遲、細弱無力的是陰症;病症發生在體表的是表症;在內部的是裡症;凡病毒滯留體內,而精氣已現虛弱的是虛症。邪氣充實,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是實症;病態表現有寒性傾向的是寒症,有熱性傾向的是熱症。 
  症狀辨明後,再進行治療。張仲景根據前人和自己治病經驗,把對各種症狀的治療方法概括為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種。即邪在肌表用汗法(發汗)。邪壅於上用吐法(催吐)。邪實於裡用下法(瀉下)。邪在表裡之間用和法(解毒)。寒症用溫法,熱症用清法,虛症用補法,積滯和腫塊一類病症用消法。這些治療法則概括力強,實用價值高,可以根據不同的病情,單獨或配合使用。張仲景的學術思想和有關病症的論述有繼往開來的作用,至今仍為學習祖國醫學者所必讀。            
五、著名外科醫生華佗     
  華佗,一名敷,字元化,沛國譙縣人,早年遊學徐州,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佗孝廉,太尉黃琬辟,均不就。唯以從醫為事,足跡遍及今河南、山東及安徽、江蘇之江北地區。治癒患者甚眾。他精於方藥,每療疾,開湯藥不過數種,抓藥不用稱量,隨手取來,自然適度。為人針灸,不過扎一兩處,每處七八針,針拔即見效。除內科及針灸外,還精通婦產及兒科,尤擅長外科。為了解除病人手術時的疼痛,他總結前人行醫經驗,加上自己對醉酒現象的觀察借鑒,完成了麻醉術的發明,《後漢書》卷82下《方術傳》言華佗在動手術前,先令病人以酒服麻沸散,使之沉醉無所覺,這是祖國醫學上的一大突破。據說阿拉伯醫生知道用麻醉劑,即系從中國學到的,說明用酒和麻沸散作臨床手術前的麻醉劑,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三國誌》卷29《方技傳》言: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說明華佗當時已能作切除腫瘤及割除腸胃病灶等手術。其作法與現代外科手術大致相仿,足見其技術之高超。 
  華佗非常重視日常防病和保健工作,他對徒弟吳普說: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物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 
  華佗以上作法,正似今人作體操,打太極拳,生於一千七百年前的華佗能夠重視體育鍛煉,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了。 
  曹操素有「頭風」病,每一發作,心亂目眩。他聞華佗醫術高超,召到診治,為之針灸,隨手而差。因此,操使佗常在左右,佗辭以妻病、歸鄉不返。操怒而殺之。佗死後,操頭風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曹操這話是說錯了,操的頭風病,即現代醫學亦難為之根除。華佗曾言操病,「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倒是符合事實之語。但操梟雄,用政治手腕對待醫人,是猜忌過甚了。及後曹操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設使當時華佗尚在,也未必能使倉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沒有治好的可能。在古代,因有奇才異能而招致殺身之禍者,實所在不鮮,華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劇之一。            
後 記     
  我生長在河北省定州市西南合村,兒時祖父授以古文舊史,我個人也喜讀愛國英雄故事,尤嗜讀《三國演義》,為了知曉三國人物的真實情節,也不時翻閱陳壽《三國誌》中一些著名人物的傳記。我青年時頂佩服諸葛亮,至今猶老而彌篤。我在學校主要講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和歷史文選課。由於三國歷時很短,我開選修課時不曾開《三國史》,而是開《秦漢史》,但也講至三國鼎立局面形成以後。我在西北大學學習時(1941至1945年),主要讀先秦古籍,畢業後主要攻讀秦漢史。但,我對秦漢史的熟悉,遠遠趕不上三國史。三國為時短,材料少,易掌握。《三國誌》為年青時所常讀,故記憶比較牢靠。曹孟德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我對此深有同感。我於1983年從蘭州大學回到河北,先曾打算在舊秦漢史講義的基礎上寫成秦漢斷代史,但因規模較大,眼高手低,力不勝任,乃轉而寫《三國史》。我非常感謝人民出版社張作耀、張維訓、喬還田、張秀平諸先生給我的幫助和教益,特別是維訓先生自始至終給拙稿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甚至親自動手改正錯誤和不妥之處;而秀平先生首先提出建設性意見,尤令我永誌不忘。安徽大學歷史系王鑫義主任給我提過許多意見和要求,還寄贈他未曾發表的論著稿,使我獲益非淺。我幼時老師、鄉前輩數學家趙慈庚老,對拙稿有關數學等部分,給以精心指導,感戴實深。 
  我年臨古稀,餘日無多,人之將死,其思也善,每念平生受教惠最多的是楊拱辰師;我作研究生時導師翦伯贊老亦多加關助。其他師友,一事之助,一言之教,亦何嘗不盤桓腦際,愧無以為報!一生百無所長,唯讀書思古最是心願,頗悔素日為學律己不嚴,致老而無成,此區區拙稿,尚望海內同好,憫而教之,實為至幸。 
  馬植傑(原名植仁)  1992.7.6於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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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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