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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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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鼓已鳴緒論(1)

    1644年,一個中國社會大震盪的年代,中國人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的重要年代。    
    但是,1644年畢竟離我們而去已經三百多年了,究竟這一年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如何,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與現在有什麼關係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不但會自然地提出來,而且應當經過認真研究,給予科學的回答。為此,我們撰寫了《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盪》一書,意圖就1644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探討其來龍去脈,分析其是非曲直,以總結其經驗教訓,唯不敢說是科學的回答,因為事關重大,問題太多,非短時間內所能解決,亦非少數人可下定論。我們沒有更高的奢望,如能借此研究成果的問世,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就滿足了。    
    1644年,在中國的陰曆上適逢甲申年。歷史上有人把這一年發生的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進北京,明崇禎皇帝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稱為「甲申之變」(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或專就崇禎帝之死與明朝滅亡,痛稱「天崩地裂之變」(楊士聰:《甲申核真略》)。其實,1644年中國社會的震盪是極為複雜和深刻的,發生的大事也不只是這些。崇禎皇帝之死和統治中國277年的明王朝從此結束,僅是1644年所有中國社會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一件,或說第一件;其次還有李自成進北京及大順政權在北京的42天統治;更為重要的是繼李自成之後,清朝宣佈定鼎燕京(今北京),而且就在這裡樹起統治中國268年的大清王朝。1644年的中國,除以北京為中心展開的爭奪全中國最高統治權的鬥爭以外,在南中國還有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權,在成都有張獻忠所建的大西政權,以及其他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進行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等等。當然對中國社會前途命運有決定作用的是大明、大順和大清這三大政治勢力。其他如內地的抗清義軍,邊疆的少數民族政權,或力量太小,或遠離最高權力鬥爭漩渦,即如南明福王政權雖有相當多的人民和明朝舊有的官兵一時寄予厚望,旋起旋滅,均不能與大明、大順和大清三大勢力相比。    
    論是非,在1644年中國的震盪中,真是一言難盡。就明朝而言,無論從中國漫長封建社會的全部歷程來看,還是從明朝一代自身的發展變化來看,它都是一個反動腐朽的封建勢力代表,它不但剝削壓迫中國內地的廣大農民,還肆意敲詐勒索邊疆的少數民族,並鎮壓一切反抗其黑暗統治的革命鬥爭。但當明朝末年,東北的滿族崛起,由滿族貴族為主建立的清朝,以八旗鐵騎向山海關內進攻,燒殺擄掠時,明朝軍民的反抗和抵禦,又具有無可爭議的正義性。歷史肯定薩爾滸之戰以後遼東經略熊廷弼的「堅守進逼之策」(《明史?熊廷弼傳》);讚揚袁崇煥在諸將「罔敢議戰守」的情況下,獨自他始,敢議戰守(《明史?袁崇煥傳》),這就是說,在清(包括後金)向內地進行野蠻掠奪時,正義在明朝一邊。人們痛斥明朝的不是它保護其統治下的人民生命財產,而是他們只關心維護少數人的腐朽統治;不是調兵遣將進行有力地抵禦,而是組織不起來真正的抗擊。明朝沒有因為這一正義之戰贏得勝利,使其長治久安;相反,它的黑暗統治斷送了一切正義,屢戰屢敗,耗盡有生力量。又在與農民起義軍作戰中,一次次遭到慘敗,終於不是被清朝,而是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率先把它推翻了。    
    在明朝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和封建黑暗統治之下,明末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先是群雄並起,而後在戰鬥中湧現出了李自成、張獻忠兩位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他們二人有分有合,但在後期完全分為兩支。李自成即闖王所領導的一支農民起義軍,從崇禎十四年(1641年)以後一直保持旺盛的勢頭,越戰越強,由河南而湖北,而陝西,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於西安稱王,國號大順,建元永昌。(《明史紀事本末?李自成之亂》)同年三月十九日攻入北京,崇禎帝於當日天未明,登煤山自縊,表明明朝277年的統治一朝覆亡。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確實是一場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一位封建史家記載,其在河南的革命鬥爭,備受歡迎,如說義軍眾數十萬號百萬,「駐匝南陽,分兵攻汝寧,陷之,所屬州縣,多望風納款;城下,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官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南南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裡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張岱:《石匱書後集》)。但是這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革命者,攻進北京之後,他們的致命弱點就暴露出來了。首先是自身的變質,開始入城時,對農民軍嚴格約束,不姦淫,不擄掠。沒過幾天,紀律大壞,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其次是從原有明朝官民反應來看,本來他們知道崇禎帝自縊,已經紛紛願意出來擁護新主人了,但是大順政權的官兵「用慘刑拷索銀物,有夾至三四不止者,有牽引株連累及平民十百餘家者,死亡相踵,京城騷然」。連郊區的貧民也在劫難逃,「男子為之執爨,婦女被其淫辱」,人民大失所望,「於是京都之民如蹈湯火,皆利賊之敗而追思先帝不置矣。」(劉尚友:《定思小紀》)特別是李自成等農民軍領袖,沒有遠大志向,不善謀略,進北京是以此為都城,還是僅僅作為一系列流動作戰的一個暫時的立足點,胸中無數。對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清朝尤其缺乏必要的警惕和及時地派兵防禦,以致招降吳三桂不成,使其投靠清朝,在清軍及其收降的吳三桂軍隊來攻時,一敗塗地,北京城得而復失。從此不是流動作戰,反封建剝削反壓迫,而是望風逃命,或與曾經反對過的明朝殘兵敗將聯合作戰了。事實證明,他們能夠憑著義憤推翻封建的黑暗統治,卻不能在那個廢墟上重建一個長久堅持革命的政權。


天鼓已鳴緒論(2)

    1644年中國歷史舞台上的另一個生力軍,也是最後的勝利者清朝,它和明朝及農民起義軍都不完全相同。所謂不完全相同,還意味著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也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成員,其所進行的戰爭,無論怎麼特殊,應該承認是中國境內的鬥爭。不同的是,這個政權是以滿洲貴族為主所建立的。滿族原居於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明末在遼東(今遼寧省)東部建立後金國家,進入遼沈之後,1636年改後金為大清。先統一東北,而後發兵攻向山海關內。人們公認滿族(前身為女真人)在明朝統治下備受封建統治者欺凌壓迫,他們起而反抗有其正義性,努爾哈赤宣稱與明有「七宗惱恨」,即屬於反對明朝的剝削壓迫。但是,他們借復仇為名,繼續攻向內地,造成嚴重後果,理應受到譴責。而在佔領地區建立統治,向來看法不一。這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從社會發展水平上看,有人認為清朝較為落後,他們的政權仍處在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初期階段,以其統治內地是把先進的社會拉向倒退。實際上清朝並沒有那麼落後,也沒有把其原有的生產方式強加於中國境內其他地區。第二,滿族統治者從僻居一隅,攻向全國,並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是否合理?清朝統治者自己宣稱他們得到的地方是「天賜之地」,他們取得全國統治權也是「堂堂正正」(乾隆敕撰:《滿洲源流考》)。歷史上長久以來對此不以為然,連日本學者都認為這是「華夷變態」,即「華變於夷之態也」(林叟發:《華夷變態》序)。迄今為止,人們對滿族人當上中國皇帝異議不多,而對其征服過程中的殘酷屠殺仍持批判態度。清朝由於抓住了明朝被李自成推翻的有利時機和大順政權失去民心的社會條件,逼降國破家亡的吳三桂,成功地取得了山海關大戰的勝利,並乘勝進入北京。五月二日入城,第二天,宣佈定鼎燕京。不到半年時間,北京三易其主,清朝成為最後的主人,也就是全中國的主宰者。它不是憑著革命,也不是憑著先進,它依靠的是勇敢和實力,加上英明的政策和策略。    
    《明史》提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明史?神宗本紀二》)從明神宗即位到明朝滅亡,共有72年,除去萬曆初年短時間的張居正秉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外,約有五六十年的漫長歲月,明朝的封建統治日益腐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不斷走向尖銳激化,終於形成明末的三大勢力角逐,其中明朝是要維護既有的統治,大順和大清都要推翻明朝統治而代之以各自所建的政權。在此應該指出,自明末社會危機加深以來,中國是否在大明、大順、大清以外還有代表真正先進的社會勢力,從歷史事實反映看來不能說沒有,而是力量非常微小,這就是隨著封建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政治上的動向。這種動向還沒有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只是通過個別人的政治主張和思想理論反映出他們的一定要求,張居正的改革有為資本主義萌芽滋長開闢道路的成分,而他本人不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李贄反傳統儒家的思想很強烈,但僅限於個人的某些理論觀念,沒有完全反映到政治上,影響也很小。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較前者都更具代表性,主張學習西方科學;發展海外正常貿易,對日本「除盜不除商」(徐光啟:《海防迂說》);在國內,對農民起義和滿族崛起,雖然也積極獻計獻策進行平息和抵制,但都強調盡量緩和矛盾,以發展生產和加強軍隊近代化訓練,實現「富國強兵」,保持社會安定。然而徐光啟等人仍是提出建議,供決策者酌情採摘和實行。因此儘管明末世界範圍內的近代曙光已經來臨,古老的中國大地,政治舞台上尚不見他們作為一支爭奪最高統治權的獨立力量在活動。只有來自不同方面的大明、大順和大清三大勢力,在施展他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傳統慣伎。三者之中,清朝之所以能成為最後勝利者,與另外二者不同的就是他們超邁前賢,審時度勢,在征服全國的過程中,採取了適應社會發展的一些變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種主要政治勢力的要求,如清軍進入北京三天之後,「令臣民為崇禎帝服喪三日」(李天根:《爝火錄》,卷3),既使一些原明官員更加痛恨李自成農民軍,又使他們轉而相信清朝是他們的救星和新的主人了。繼而宣佈定鼎燕京,凡京城內被李自成蹂躪之後,「有鰥寡孤獨,謀生無計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給予錢糧恩養」(《清世祖實錄》,卷5),極力在人民群眾面前改變固有的搶了財物就帶走的形象。之後又取消了明末的加派和使人民不堪負荷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有一項以攝政王多爾袞名義發佈的諭令專門安撫參加農民起義的人,規定「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法,妻子為奴;開城投順者,加升一級,恩及子孫;有能擒獻賊渠將佐者,論功優升,永同帶礪」(《清世祖實錄》,卷8)。清朝就是以這些戰略策略,增強了實力,戰勝了大順、大西農民軍,消滅了一個個南明政權,重新實現了全國的江山一統。    
    中國向來不是絕對孤立世界之外的。如果說《韃靼漂流記》所載三艘日本商船是被大風偶然刮到中國來的;那麼《韃靼戰紀》的作者衛匡國、參修《時憲歷》的湯若望等卻是久居中國的外國人了。就是說,1644年時,不但世界上已經發生了尼德蘭和英國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有相當一些東西方國家的商人及傳教士來到了中國。但是,中國的這場既廣且深的社會大震盪仍沒有和他們發生聯繫。中國走的完全是自己的路。這條路與自己的過去相比,有所進步,但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就很不相稱了。    
    歷史是最具說服力的教科書,1644年中國社會的這場大震盪給後世留下的經驗教訓極為豐富。郭沫若先生於1944年首先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書,對此進行了總結,使廣大無產階級革命人民受到啟發教育。今天我們應該繼承這個傳統,進一步研究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盪的經驗教訓,從理論和實踐上珍視這個寶貴的歷史遺產,振興中華,無愧前人。    
    《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盪》,畢竟是個難度很大的研究課題,寫深寫透,絕非易事。全書由我和張傑合著,寫作計劃和書的內容大綱均共同討論擬定,張傑先寫了初稿,然後再由我進行增補和修改並統一思想觀點,整齊體例,文字加工,最後定稿。書中吸收了作者已發表的論著,也參考了史學界諸多專家的研究成果。在此謹對幫助我們寫作和出版的所有專家與朋友致以衷心感謝!凡因研究不夠而出現的錯訛理應我們自己負責,歡迎批評指教。    
    孫文良


天鼓已鳴正月初一見預兆(1)

    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    
    八方七處亂,十爨九無煙。    
    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    
    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降乩」。    
    此詩出現於1644年陰曆正月初一,是對明朝崇禎皇帝所提問題的回答,沒有作者,如相信歷史記載,這是「降乩」之詞,應該說是神仙的傑作。但是我們知道世間本無神仙,凡事歸根結底皆人所自為。然而人們為何如是說?讓我們就從這裡談起吧。    
    1644年的正月初一,標誌著明太祖朱元璋創建的大明帝國已經過了277個年頭,也是崇禎皇帝在位第17年的第一天。按慣例,明朝的元旦有大朝儀,同皇帝即位約略相仿,「晨賀晝會」《明史?禮志七》,卷53,1348頁。,相當隆重。可是自從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如今已佔領西安;遼東的清王朝更是異軍突起,不但以遼東為基地實現了東北的統一,切斷了京師左臂,而且繞道蒙古,進入內地,幾度迫使京師戒嚴。面對來自東西兩方面的威脅,即使除夕之夜,崇禎皇帝又豈能安枕!正月初一,比往日都早,剛剛天亮,他就上朝了。當他來到皇極殿上,只見空蕩蕩的大殿,只有一名錦衣衛士立班。當時鐘聲已停止,這名錦衣衛士不等龍顏發怒,忙解釋道:「群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啟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崇禎帝立刻諭令鳴鐘,而且不要停歇,朝門大開,永不關閉,迎接來自京師東西二城的文武百官前來祝賀元旦。結果沉悶的鐘聲接連不停地撞擊著,聲傳數里之外,皇宮裡卻仍是死一般的寂靜,久無一人至者。於是崇禎帝乃欲先謁太廟,然後接受朝賀,呼駕鑾輿。但是此舉非同小可,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上百匹,眼前竟無一馬為備。幸虧有個小太監急中生智,將長安門外朝官們所乘的馬全部牽來端門。將欲登輦,司禮太監奏稱:天子乃萬乘之尊,乘用外臣馬匹謁太廟,對祖宗不敬,也恐馬有不馴,生出意外,請求免勞此行。崇禎帝這又改為先受朝賀後拜太廟,再次登座以候。原來明朝的文武官員分東西二城居住,文臣寓西城,武臣寓東城,恰與朝班所列文在東、武在西相反。此日皇帝先至朝,龍顏正視,文武大臣不敢過中門,從長安門入者各尋方便,文武朝班大亂。接受朝賀後,崇禎帝謁太廟,六品官以下不應陪祭者,也因馬掠而入。一連串的反常現象,給明王朝上上下下蒙上了一層陰影。    
    最奇異的是正月初一這一天,大風刮得天昏地暗,對面看不見人。儘管年前臘月二十六已立春,燕京(今北京)的春天,刮點風不足為奇;然而不止此也,朱元璋的老家鳳陽又傳來了鬧地震的消息。占卜的結果是:「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真是駭人聽聞!    
    崇禎皇帝御極以來17年,雖所用文臣武將比他的先輩都多,但自己總有主意。此時他比別人憂慮更重,見颳大風,又鬧地震,非常不放心,必要躬親一問。他沐浴焚香,拜天默禱,口中唸唸有詞:「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仙即降乩給了開始那篇文字的答覆參見《明季北略》,卷20;《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明史紀事本末》,卷79等。崇禎皇帝見此回答,默不作語,滿臉不高興。其實這首詩說的全是社會現狀:第一,明末貪官污吏的確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第二,社會動亂,十室九空;第三,黎民百姓,苦上加苦;第四,戰爭難免,休想太平。崇禎皇帝不愛聽這些話,只能說明他不願面對現實。    
    事雖如此,崇禎皇帝仍力求振作,便在朝賀禮後,召集內閣大臣陳演、蔣德璟、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貢,兵部尚書張縉彥、戶部尚書倪元璐、工部尚書范景文等,賜茶並商討解決當前危機的對策。這一班文武重臣,為首的陳演「既庸且刻」;魏藻德憑一個好口才,被破格重用,超拜大學士入閣,「一無建白,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晉人李建泰「家富於資」《明史?陳演、魏藻德、李建泰傳》,卷253。他們無論自己有錢無錢,此時異口同聲提出:「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費刻不容緩,所恃者皇上內帑耳。」崇禎帝沉默許久,難過地說:「今日內帑有難以告先生者。」說完,大哭起來。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頁,中華書局;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309頁,遼沈書社。皇帝說了話,又流了眼淚,好像缺餉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崇禎皇帝向來疑心很重,他明知道逼他的人家資萬貫,皆不願佐國家之急,因此內帑即使有錢他也留了後手,何況他的聚斂之心似乎仍未收斂。明朝末年的政治壞就壞在有權的和有錢的只顧個人,不顧國家,最後落個國破家亡。如這時曾出入過禁闥的宋起鳳在其所著《稗說》中稱,崇禎末年外餉告匱,而內庫甲乙十餘庫內,不只黃金、白銀帑幣而已,尚有諸多其他寶物。檢查賬面上固然只見黃金一萬餘兩,白銀數萬兩,可是舊庫地坎中竟藏有無數黃白大錠,每錠重三四百金。有人感歎道:「崇禎天子蓄如許物,奈何數稱餉絀耶?」宋起鳳:《稗說》,卷4,見《明史資料叢刊》,第2輯,112頁。很多人不理解此事,連提供這項資料的宋起鳳也認為這是從崇禎祖先那裡傳下來的,崇禎本人不大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有過一位還是著名的明君,即隋文帝,就在他統治下的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人多饑乏,而倉庫盈溢,竟不許賑濟,乃令百姓逐糧。唐太宗恥笑他說:「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至滅亡。」《貞觀政要》,卷8,2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崇禎帝時內帑匱乏,的確不像他說的那麼困難,其「不憐百姓而惜倉庫」,實不亞於隋文帝。最高統治者及其寵臣們刻薄至極!崇禎帝轉移方向求救,下了一道諭令給兵部:「凡罪廢武職及草澤義勇,有勵志殺賊者,予上賞。」《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309頁,遼沈書社。    
    1644年古都西安的陰曆正月初一,完全是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西安位於關中適中之地,周圍不僅有沃野千里,又據百二河山之險,周秦以來一個個赫赫帝國由此勃興。如今經過十幾年浴血奮戰的農民軍領袖李自成成為這裡新的主人,心情極為激動。他本是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裡農民李守忠之二子,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606年9月22日),原名李鴻基李自成出生年月日據《明季北略》,卷5,無名氏批注;出生地據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3頁。李自成小的時候並不起眼,後來領導最底層的農民起義,有人罵他是「破軍星」托生的此說見《明史?李自成傳》,卷309,其荒謬在記載上即顯而易見,如謂李自成父無子,禱於華山,夢神告曰:「以破軍星為若子。」其實自成本已有兄,他的父親不可能以無子而禱神。他念過幾天書,也曾出家為僧,並為姬(或艾)姓地主放過羊。十幾歲時,父母相繼去世,無依無靠,他不得已向姬姓地主借貸,因過期無力償還,竟被狠心的老財痛笞一頓,套上枷鎖,在烈日之下遊街示眾。鄭廉:《豫變紀略》,卷3,6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自成歷盡磨難,絕不少屈,為了報仇雪恨,刻苦習武。一次,他和侄兒李過等人到關帝廟欲仿桃園故事結義,恰巧廟中有個重73斤的鐵製香爐,李自成提議比試一下臂力,別人兩隻手都舉不起,自成用單臂舉起,繞殿走了兩圈,同伴們為之折服。李自成興之所至,豪言說道:「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加上三天前曾夢見


天鼓已鳴正月初一見預兆(2)

    一位大將軍呼他「李自成」,遂改名李自成《明季北略》,卷5,「李自成起」。從那時起,他就萌發了推翻明王朝黑暗統治的思想。    
    崇禎二年(1629年),23歲的李自成參加高迎祥領導的農民軍。在這以前,李自成為生活所迫,先到銀川驛站當馬伕,後至甘肅當邊兵。因為他作戰勇敢長於騎射,在參將王國部下任隊長,「轄兵五十」。是年十月,清兵入大安口,攻陷遵化,兵臨北京,甘肅邊兵奉命勤王。參將王國率部下途經金縣,士兵嘩變,李自成率兵縛金縣令索餉,「道遇王參將,刺殺之,率所部叛」李天根:《爝火錄》上冊,4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一說李自成參加農民起義實在崇禎三年(1630年),見《李自成紀年附考》,31~32頁。    
    李自成投入闖王高迎祥軍中,最初稱「闖將」,高迎祥犧牲後,為部眾推為「闖王」。李自成作戰勇敢頑強,生活艱苦樸素,為人虛己待下,在他身邊結成了以武將劉宗敏、李過、田見秀,謀士牛金星、顧君恩、李巖等人組成的軍事集團。從崇禎十三年(1640年)起,李自成部起義軍開始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擊敗了戰鬥力較強的明將左良玉、孫傳庭等人的軍隊,攻下洛陽、開封、襄陽、荊州等重要城市,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冬天佔領西安,控制了陝西全境和甘肅、青海部分地區。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苦戰十多年的農民軍迎來了不平凡的盛大節日。李自成宣佈於西安稱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頒布所制「甲申歷」。李自成大封功臣,以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天祐閣大學士,不稱六部,而設六政府,各有尚書,宋企郊為吏政府尚書,陸之祺為戶政府尚書,鞏煜為禮政府尚書,張璘然為兵政府尚書,安興民為刑政府尚書,李振聲為工政府尚書。「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子、男。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黃,亳侯李錦,磁侯劉芳亮,英侯張鼎,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國鼎等。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汝義,巫山伯馬世耀,桃源伯白廣恩,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永福等。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309頁,遼沈書社;又見《爝火錄》上冊,11頁。大順國家有步兵40萬,馬兵60萬,對明朝已成泰山壓頂之勢。這天,李自成改名為李自晟,表明他對大順國家的前途充滿了必勝的信念。    
    山海關外盛京城(今遼寧省瀋陽市)的大年初一,既不同於北京城的悲悲慼戚,也有別於西安城的興高采烈,籠罩全城的是一派莊嚴肅穆的氣氛,因為這天是未滿六歲的順治皇帝登極後的第一個新年。    
    清王朝內部剛剛渡過一場權力危機。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智勇雙全且又正當盛年的清太宗皇太極暴死,時年52歲。他的去世在滿洲貴族中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由於皇太極沒有指定接班人,滿洲貴族們必須推舉新皇帝。當時比較適合的人選有兩個人,一是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另一個是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多爾袞。豪格英勇善戰,天命年間已被封為貝勒,天聰時晉為和碩貝勒,崇德初又被封為肅親王,雖說是多爾袞的晚輩,但實際年齡比這位叔叔還大三歲。多爾袞足智多謀,戰功顯赫,政治威望高於豪格;而且據說努爾哈赤死時曾經安排多爾袞繼位,但因年幼,被能力和聲望都高於他的皇太極奪去《清史列傳?多爾袞傳》載:多爾袞死後清算其罪狀之一是稱皇太極即位「原系奪主」;此說又見蔣良騏:《東華錄》,卷6,「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之詔」。十幾年後,皇太極去世而又沒有指定繼承人,這等於給了多爾袞一次奪回皇位的機會。所以多爾袞積極活動,他先找兩黃旗代表內大臣索尼徵求皇位繼承意見,索尼主張:「先帝(皇太極)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所非知也。」次日,八旗貝勒大臣在崇政殿討論時,索尼又和兩黃旗將領率巴牙喇兵包圍宮殿,索尼和鄂拜兩人進入殿中,「言立皇子」《清史稿?索尼傳》,卷249。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和幕後活動,多爾袞和豪格兩敗俱傷,結果採取折中方案,立年僅六歲的皇太極第九子福臨繼位,由多爾袞和濟爾哈朗輔政。    
    清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六歲的小皇帝福臨很早就動身前往堂子行禮,然後回宮接受朝賀。清王朝的八旗王公、文武大臣齊集殿下跪拜,有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等滿洲王公;有範文程、洪承疇、孟喬芳、張存仁、祖澤遠、李率泰等漢軍將領。同時朝賀的還有朝鮮國王李倧派來的使臣、外藩蒙古王公以及遠在大漠以北的阿祿喀爾喀使者。朝賀完畢,盛京皇宮裡大擺宴席,款待王公大臣及遠方賓客。    
    儀式結束,小皇帝還宮,多爾袞等人開始處理朝政。多爾袞向濟爾哈朗及諸大臣提出:當年攻取朝鮮江華島時,對朝鮮國王之妻有不殺之恩,因此經常得到朝鮮國王公饋贈,今天身為輔政,「誼無私交」,並向眾人提出「此等饋遺,永行禁止」,得到諸王大臣們的一致同意《清世祖實錄》,卷3,2~3頁。這件小事有著極重大的意義,證明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貴族在皇位更迭國君年幼的重大時刻,能夠摒棄私利共謀朝廷大計,為以後舉國一致挺進中原提供了保障。這和那些只靠從別人口袋裡掏錢花的明末君臣們不啻是天壤之別。


天鼓已鳴危機四伏的大明(1)

    歷史學家早已得出結論:明之亡自神宗始。說見《明史》,原文曰:「神宗沖齡踐祚,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曼。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明史?神宗本紀二》,卷21。    
    的確,明神宗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始作俑者。但是,事出有因,而且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明神宗初即位,僅僅是個剛到十歲的孩子,一切大權操在內閣首輔張居正手中,可以說那是張氏的天下。    
    封建社會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不是把天下(國家)看作是人民的天下,而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黃宗羲為此而作《原君》,大張撻伐,斥之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可惜黃老夫子的思想儘管切中時弊,卻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明神宗即位之初,張居正秉政,有人用家天下的老眼光看他,頗有微詞,事實上他是較為進步的改革家。張居正大刀闊斧整頓吏治,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根據政績陞遷官吏;改革賦役,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任用著名的水利專家潘季訓治理黃河,消除水患;加強邊防,調抗倭名將戚繼光任薊鎮總兵,防禦蒙古,重用遼東總兵李成梁防禦女真。到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時,明王朝已完全擺脫了自英宗以來的衰勢,「其時中外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據說國庫的糧食充盈,足可以支用十年,「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明史?張居正傳》,卷213。    
    由於張居正獨攬大權,隨著明神宗年齡的增長,相權和皇權的矛盾也逐漸加劇。特別是張居正本人的確過分專橫,儘管年輕的明神宗表面上仍尊稱張居正為「元輔先生」,一些同僚及屬下勉強忍耐於一時;但從張居正曾被迫辭職一事推測,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緊張,只是由於慈聖皇太后(神宗生母)的緣故,才維護到張居正病逝。史載明神宗和張居正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錢作梗,明神宗奢侈浪費,居正曾限制,後來「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艷之」《明史?張居正傳》,卷213。張居正屍骨未寒,明神宗就實施報復了,以將其財產奪為己有為目標,先是罷免張居正任用的大臣,繼之取消他制定的政策。萬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下令追回賜給張居正的上柱國、太師等稱號,次年又下令查抄張居正的家產。在張家抄出黃金萬餘兩,白銀十餘萬兩。明神宗仍嫌不足,嚴刑拷打之下,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明史?張居正傳》,卷213。任勞任怨、鞠躬盡瘁一生的張居正身死名滅,家破子亡,僅子女被餓死空室中就有十幾人,明神宗還說這已經算寬大了,按照其罪是應該剖棺戮屍的。    
    明神宗處置張居正,表現出一個封建專制君主的傳統劣根性,抄家財雷厲風行,不厭其多,而對於國家的前途命運卻置若罔聞。他本人一不勤理朝政,二不開經筵日講,三不躬親大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補任缺官。萬曆十七年(1589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明神宗因此停止朝賀,以後連元旦接受百官朝賀的大典也取消了。夏燮:《明通鑒》,卷69。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對此有一篇耐人尋味的奏疏。他說:    
    臣備官歲余,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十宦官)以啟幸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雋、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明史?雒於仁傳》,卷234。    
    雒於仁認為明神宗是一個患上「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病之人,還在奏疏中開了「酒、色、財、氣」四句箴言,作為藥方獻給神宗,希望他能改過從善。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幸虧已經到了年終,壓了十天。到了第二年大年初一,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欲將雒於仁處以極刑。大臣們告訴他,如果公佈雒於仁的罪狀,外面人反而以為陛下真的患了酒、色、財、氣四病。明神宗也覺得這樣確實對自己不利,於是把雒於仁免職結案。    
    明神宗雖然不履行皇帝的職責,但也並非無所作為,對如何掠奪財富他還是絞盡腦汁的,「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5,「礦稅之弊」。和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宮廷開支最為浩大。紫禁城佔地72萬餘平方米,各個宮殿上蓋琉璃瓦,前後左右有無數的朱門和迴廊,宮殿下面的台階都用漢白玉石砌築,真是極盡豪華。環繞紫禁城的宮牆,長三公里有餘。皇城內有馳道和人工開鑿的湖泊,以備馳馬划船和其他遊覽之用。建築物除去皇家別墅之外,還有寺院、高級宦官的住宅。為皇室服務的機構,例如烤餅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馬房以至印書藏書的廠庫也都集中在這裡,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於外。各個廠庫、寺廟、坊捨均由專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個機構,習稱24監。到萬曆初年,宦官的總數已逾兩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最高級的宦官,地位可與最高級的文武官員相埒。宮女的數字,至少也在3000人以上。為這些人的死亡所準備的棺木,一次即達2000口之多。參見〔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12~13頁,中華書局。龐大的宮廷開支使張居正執政時積累的白花花的銀子不斷減少,明神宗儘管心疼,但卻無意收斂。    
    明神宗親政後,明朝接連對外用兵。萬曆二十年(1592年),用兵寧夏,軍費耗銀200萬兩。同年冬天出兵援助朝鮮,幫助反擊日本豐臣秀吉發動的侵略戰爭,首尾8年,軍費用銀700萬兩據《思庵實紀》所載:此次戰爭,明朝共耗費米54萬石,金53萬餘兩,銀15萬餘兩,帛39萬餘段。此依《明史》。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用兵播州,又花掉二三百萬兩銀子。而這幾次戰爭期間,紫禁城內發生了數起大火災,乾清宮、坤寧宮、皇極殿、建極殿、中極殿都需重建。明神宗本是好聚斂的皇帝,怎能容忍再動用那為數有限的內帑,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國各地充當礦監稅使,以開礦徵稅為名,搜刮民脂民膏。派往各地的宦官有:    
    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昌平、橫嶺、淶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並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湖廣則陳奉,而(陳)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陳)增及陳奉、高淮。《明史?陳增傳》,卷305。    
    根據以上記載,這些宦官們搜刮所得送給明神宗的「不及什一」,十分之九裝進了個人的腰包。


天鼓已鳴危機四伏的大明(2)

    諸多礦監稅使中最殘暴的是陳增、陳奉和高淮三人,而高淮前往徵稅的地方正是靠近女真人的遼東地區。明代的遼東,「南當倭,北當虜」,為九邊重鎮之首,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故明人稱之為京師左臂。高淮打著欽差的旗號,在遼東無惡不作,以徵稅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據《遼東殘檔》反映,連七八十歲的老翁都是他搜刮的對象。與高淮一同前往遼東的巡按御史何爾健,以親身經歷揭發高淮的具體罪惡如下:    
    今年(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淮自山海東來,又攜帶姚安、李官二內相,各帶掛搭無賴百人,違禁私渡邊關,與淮各乘八人大轎,由前屯、寧遠、廣寧、海州、蓋州(復州)、金州、鎮江、寬奠、清河、靉陽、瀋陽、遼陽等處,無一城堡不到,無一村屯不被騷擾。即在廣寧一處,除高淮打劫不計外,二內相詐董產銀一百兩;余有慶銀一百兩;徐繼美銀一百兩,貂皮二副;荀朝陽銀一百五十兩,鞍轡一副;高銓銀三百兩;姜顯謨人參四斤,貂皮四副,銀鍾盤四副,馬二匹;傅元勳人參十斤,貂皮四副,金鐘盤二副;鍾鶴年人參十斤,銀一百兩;楊輝人參四斤,銀二百兩。其餘三五十兩,六七十兩,難以計數。旬日之間,二人所得,已不下三四千金矣……近遼人為之謠曰:「內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又曰:「皇天不睜眼,內相抹了臉,遼東人遭殃,不久要逼反。」飛言偶語,匿名揭帖,遍滿街衢。何爾健著,何茲全、郭良玉校編:《按遼御璫疏稿》,72~73頁,中州書畫社。    
    高淮根本不是在徵稅,完全是明火執仗地公開搶劫。他在遼東地區「搜刮士民,取金至數十萬」,弄得地方民怨沸騰,十年之間竟發生十次反對高淮的民變。高淮在遼東徵稅期間,任意干涉遼東軍政,破壞遼東戰守,遼東總兵馬林不服,竟被高准彈劾罷免。他帶領家丁300餘人,金鼓震天,到處招搖,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給事中田大益、御史劉四科等多人上疏彈劾高淮挾兵潛住京師為數百年未有之事,明神宗不聞不問。高淮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斥責高淮並無鎮守之責,明神宗袒護高淮,公然扯謊說:「朕固命之矣。」《明史?高淮傳》,卷305。可見明神宗只要這些宦官們源源不斷地向他進奉金銀財寶就放行,根本不考慮其後果如何。    
    高淮在遼東拚命擄掠財富之日,正是滿族崛起之時。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部首領努爾哈赤被明朝任命為龍虎將軍時,他已經統一了周圍的建州各部,並把鋒芒指向扈倫四部參見《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1。高淮在遼東胡作非為的十年,努爾哈赤趁機迅速發展其勢力。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兼併哈達部;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滅亡輝發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親自率兵消滅了烏拉部。在此期間,努爾哈赤還用兵松花江、圖們江和綏芬河地區的東海部,俘獲了大批人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努爾哈赤於蘇子河和嘉哈河的東岸修築赫圖阿拉城(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東老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建立金國(後金)。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七大恨」內容主要是:一、明朝無端殺害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二、明朝以兵越界幫助葉赫部;三、掠奪財物,擅殺後金使者;四、以兵助葉赫,將努爾哈赤已聘之女轉嫁蒙古;五、向後金強索柴河、三岔河、撫安等處耕地,不准收割莊稼;六、偏向葉赫,派使臣侮辱後金;七、不准後金兼併哈達,對葉赫兼併哈達不聞不問。參見《明神宗實錄》,卷568,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分析「七大恨」,其中四條與葉赫部有關,其他三條是對建州本部的壓迫。這說明努爾哈赤進攻明朝的戰爭,既是反對明朝壓迫的民族解放戰爭,又是實現滿族統一的戰爭。努爾哈赤率兵兩萬,一舉攻下撫順,明撫順游擊李永芳投降,不久又攻下清河城。撫順和清河的失陷,給醉生夢死的明神宗以極大的震撼。明政府從全國各地拼湊了八萬多軍隊,加上葉赫部和朝鮮援軍,以楊鎬為總指揮,企圖一舉消滅努爾哈赤。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雙方於薩爾滸展開決戰,明軍大敗,文武將吏死300多人,士兵亡45 800餘人。    
    薩爾滸戰役是明清興亡的關鍵一戰。戰後,努爾哈赤乘勝攻下開原、鐵嶺,兼併了葉赫部,從此成為崛起遼東,問鼎中原,與明朝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    
    昏庸的明神宗於第二年死去,對明朝來說似乎是值得慶幸的事。太子朱常洛繼位,僅一個月時間就因醫療事故猝死,是為光宗。光宗15歲的長子朱由校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當上皇帝,是為明熹宗。明熹宗不像他的祖父那般迷戀金錢,但是明朝文武百官們很快發現,他們遇到了一個更加糟糕的皇帝,因為明熹宗把他個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製造精美的木器上面。歷史的確好與人們開玩笑,據載:    
    熹廟性善為匠,在宮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鋸鑿削,引繩度木,運斤成風。施設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為之。性又急躁,有所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改毀,惟快一時之意。當其執器奏能,解衣盤礡,非素喜侍臣,不能窺視。或有緊要本章,奏事者在側,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且聽之。畢即吩咐曰:「你們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營造得意,即膳飲亦忘,寒暑罔覺,其專意如此。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上冊,250~251頁。    
    明熹宗把皇宮變成了木匠鋪,整日叮叮噹噹沉溺在揮舞斧鋸錛鑿之中,這就給大宦官魏忠賢以竊權的方便。魏忠賢本一無賴少年,整天在賭場鬼混,因欠下賭債無力償還,自閹入宮,在宮中以結交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而飛黃騰達。明熹宗當上皇帝後,即封客氏為奉聖夫人,客氏的兒子侯國興、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賢的哥哥魏釗都當上了錦衣衛千戶。魏忠賢本不識字,但因客氏的關係竟被委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史稱:「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他們二人深受熹宗信任。魏忠賢很會弄權,他利用明熹宗喜好製作木器的特點,「(熹宗)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則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明史?魏忠賢傳》,卷305。,這等於把國家大權完全交給了魏忠賢之輩。    
    魏忠賢竊國專權,遭到了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強烈反對。天啟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揭露他犯有攬權營私、排斥異己、欺壓百姓、草菅人命等24條大罪。疏中字字皆實,魏忠賢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請求辭職,而客氏在旁邊巧妙地為他開脫。糊塗的明熹宗認為只有魏忠賢和客氏對己忠心耿耿,第二天傳旨嚴厲斥責楊漣。魏忠賢從此更加猖狂,他與大學士顧秉謙等人狼狽為奸,大肆迫害東林黨人,首先罷免了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於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等數十人,不久又藉故逮捕了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六人,嚴刑拷打,使其慘死獄中。《明史?楊漣、左光斗等傳》,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賢大權獨攬,上自內閣、六部,下至地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甘心受他擺佈的宦官有王體乾、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30餘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將有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還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簡言之,舉朝官員懾服於魏忠賢的淫威,即甘當他的爪牙亦不以為恥。魏忠賢出行時,高車駟馬,鐃鼓鳴道,隨從上萬人,所過之處,文武百官們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歲」。《明史?魏忠賢傳》,卷305。


天鼓已鳴危機四伏的大明(3)

        
    奸邪當道,社會危機必然加深。其明顯的結果就是在抵禦來自遼東的後金進攻中,明朝連吃敗仗。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八旗兵攻佔瀋陽和遼陽,明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遼河以東大小70餘城全部被後金佔領。次年,努爾哈赤又率兵攻下遼西重鎮廣寧(今遼寧省北鎮滿族自治縣)。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親率十餘萬大軍攻打寧遠(今遼寧省興城市),由於明寧前參政袁崇煥率軍頑強抵抗,八旗兵損失慘重被迫撤回。這是明朝在遼東戰場取得的第一次勝利,然而前線指揮官袁崇煥不過升為僉都御史,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竟受封肅寧伯。次年五月,新即位的皇太極再次率八旗兵進攻寧遠、錦州,袁崇煥沉著應戰,明軍上下一心,使皇太極大挫而返,明朝稱此役為「寧錦大捷」《明史?袁崇煥傳》,卷259。事後論功封賞,明廷上下都把此功歸於魏忠賢,文武加官晉爵者達數百人,連魏忠賢的重孫魏鵬翼都被封為安平伯,而袁崇煥只增一秩,很快又被罷官還鄉。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於乾清宮,年23歲,臨終前還囑咐大臣們說魏忠賢「忠貞可計大事」《明史?熹宗本紀》,卷22。熹宗荒淫無子,遺詔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檢嗣位,改明年為崇禎元年。    
    崇禎帝17歲登極,年輕氣盛,很想有一番作為。剛一即位的確燒了「三把火」:第一,大刀闊斧處理了專權亂政的魏忠賢及其同黨,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員平反;第二,起用幹練人才,如在遼東為抵禦後金而立了大功的袁崇煥被提升為兵部尚書,不久具有先進愛國思想的徐光啟也被任命為內閣大學士,參與機務;第三,勤於政事,提高效率,不時召集廷臣議政。《明史紀事本末》,卷72,「崇禎治亂」。短期內政局好轉,給世人帶來希望,特別是這位年輕有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訓,不受小人蠱惑,尤為令人感動。一次崇禎帝在便殿閱視章奏,聞到一股特殊的香味,令他心動,立即責問近侍味從何來,近侍回答稱此是宮中舊方,他馬上命令毀掉,不准進呈,並歎息:「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原來崇禎初立時,魏忠賢就想將其引向邪路,先是見皇帝勤於政事,急派小太監在殿角燒此香,使其欲心頓起,被發現,命去之。一計未成又生一計,故意向皇帝呈進最美的「國色」四人,崇禎欲阻止,恐怕生疑,就暫時留了下來,待入宮搜身,別無他物,只在帶端佩一粒香丸,大如黍子,一觸之,魂即為之所迷,號「迷魂香」,也被精明的崇禎帝發現並制止了。計六奇:《明季北略》,卷3,「聞香心動」。    
    因為崇禎帝有些作為勝於他的乃祖乃父及兄長,時人及後人有的便覺得明朝不該亡在他的任上,或對他成為亡國之君,不得善終,深為惋惜。可是歷史沒有按這些人的想法有所改變,難道不是正常的嗎?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歷史事實,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明朝在崇禎帝時滅亡,絕非偶然,它也有無可辯駁的根據,即崇禎帝個人尚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和決策上的失誤。《懷陵流寇始終錄》載有吳殳撰寫的《流賊亡明節目》,就崇禎一朝從開始到滅亡,以及在處置農民起義問題上的失誤,羅列出了「四十三失」,更有「四失」不在其中。從內容上看,「四十三失」基本上是指諸臣之失,而另外的「四失」似乎皆為崇禎帝之失,如「好從也,惡出也,自聖也,欲速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首1~6頁。其實綜合觀之,都和最高統治者皇帝大有關係。明之亡,崇禎帝難辭其咎。向來流傳一個說法,謂明之亡,與皇帝無關,「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之說,實不能成立,何況此說原本出於崇禎帝自己之口。不但他自縊之前仍堅持「皆諸臣之誤朕」,即他登極之後,很快就把一些決策失誤推到臣下頭上。他的「自聖」達於極點。歷史上評論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明史?流賊傳》,卷309。在這位專制的封建君主那裡,他曾經一度反對過的弊政,在他那裡沒過多久忽而又重新出現。有人曾指出:    
    思宗(崇禎帝)誅鋤魏黨之後,君明而將相無才,禦寇無術。兼以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封疆之外,以欺罔為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為忠厚。賦斂屢加,黔黎塗炭,上下相蒙,養成頑鈍之世界。以致烽煙萬里,閭裡一空,天下事尚可言哉!《甲申朝事小紀》上冊,2~3頁。    
    在與後金的爭戰上,崇禎帝也表現出絕非清太宗皇太極的對手。明顯的失誤是上當受騙,冤殺袁崇煥。在明末的將領中,袁崇煥是有膽有識的軍事家與戰略家,「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廣寧失守後,熊廷弼、王化貞從前線逃歸,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畏首畏尾,袁崇煥獨「攘臂請行」,監軍山海。他被任命為寧前兵備僉事,在大學士、經略孫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煥到寧遠,「內附軍民,外飭邊備」,把寧遠城變成了關外重鎮,「商賈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進一步收復已放棄的錦州、右屯等地,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構築了一道堅固的遼西防線。在袁崇煥的指揮下,關外明軍兩次挫敗清太祖努爾哈赤及太宗皇太極的進攻,粉碎了八旗鐵騎不可戰勝的神話。袁崇煥在明朝危難之際,創造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奇跡,卻因不阿附閹黨魏忠賢,而被誣指「不救錦州為暮氣」,先是論功行賞僅增一秩,隨後又被罷官。崇禎即位,袁崇煥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賜尚方劍,很受重視。袁崇煥躊躇滿志入都奏陳兵事,新君召見平台,問他戰守方略,提出「計五年,全遼可復」,又回答:「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以上所引,均見《明史?袁崇煥傳》,卷259。就當時明與後金的鬥爭來看,袁氏的策略無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報過,當然君臣兩相知,沒有秘密。豈料袁崇煥在實際行動中引起了麻煩,已同意和議的崇禎帝來個180度大轉彎,變成堅決反對和議的了。崇禎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極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長城入關,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祖大壽從山海關馳援。皇太極施反間計,謂與袁崇煥有密約,故意洩露給俘虜的明朝太監,借崇禎帝之手除掉了勁敵袁崇煥。這件事暴露了崇禎帝的輕信和寡謀,急躁與無知,試想一下,像袁崇煥這樣的高級將領怎能無緣無故地倒向被他打敗的對手,皇太極又何必千里迢迢繞道入關,如此高度的機密如何讓一個被俘的太監偷聽而又能從容地跑回宮中報信,崇禎帝自毀長城。後來《明史》的作者在評論此事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卷259。由於袁崇煥在獄中寫信給遼東總兵祖大壽等部下,靠他個人的威望說服關外明軍忠於明朝,才穩住寧、錦戰線,推遲了清兵入關的時間。    
    明末的農民起義,完全是以明政府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引起的。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燿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文秉:《烈皇小識》,40頁,上海書店。王二率領憤怒的群眾衝進縣城,殺死張燿采,拉開了大起義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等人紛紛揭竿而起,張獻忠和李自成也參加其中。起義初起時,參加者主要是沒有飯吃、不造反就得餓死的饑民,誠如御史王道直所說:「盜起於饑」,他建議崇禎帝「請益發兵餉銀買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雒宜陸路,賑延綏,以收拾人心,解散賊黨」。那時崇禎帝如果肯稍作讓步,拿出幾十萬銀兩買米賑濟饑民,平息起義誠屬易事,然而這個建議卻被他拒絕了。《懷陵流寇始終錄》,卷3,11頁。


天鼓已鳴危機四伏的大明(4)

    崇禎帝自恃官軍兵多糧足,堅決與人民為敵,採取剿殺政策。然而事與願違,農民軍越剿越多。崇禎不肯花幾十萬兩銀子賑濟饑民,而寧願向人民加派剿餉330餘萬,練餉730餘萬,加上遼餉900萬《明史?食貨二》,卷78。,合計為2000餘萬。是崇禎本人把廣大農民逼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所以儘管農民起義幾次陷入低潮,崇禎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關原遇伏,僅率18騎突圍而出,次年重舉義旗,又被明軍困在巴西魚腹山中,甚至想自殺,但都能轉危為安,越戰越強。崇禎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巖的建議,提出「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革命口號,以取消三餉加派動員群眾,更加勢不可擋。記載李巖參加李自成起義軍並為其出主意爭取群眾之書頗多,然最為詳細者莫如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第二年,李自成軍攻下洛陽以後,取得戰略優勢,崇禎帝越發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明末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還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最嚴重的是掌握統治大權的人不想去解決這些矛盾。茲不妨摘錄歷史上對此論述較為深刻的二人之見,一為《寇事編年》(即《懷陵流寇始終錄》)序言的作者潘耒,他說: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佞幸如彬、寧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蔓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群起而為賊,賊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為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為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為迫而用我。其庸駑者既選軟畏縮,即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鬥取一捷,即高壘自便,策調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人之媚己者親之,異己者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仇。主上用一能臣,則群而咻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為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至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首原文,1~2頁。    
    另一人為《豫變紀略》的作者鄭廉,他在敘述崇禎以來沒有過「樂歲」時說,「天變於上,民怨於下,盜賊滿野,人在湯火中」,令人奇怪的是身居高位和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很少有人關心國家興亡,於是他悲憤地寫道:    
    以勵精求治之君,遇板蕩之運,婦雖巧,無米難炊。帝至是亦不過咨嗟太息而已,真令人氣寒而目瞠也。蓋國之將亡,人心先死。一時士大夫雖從科目中出身,而胸中曾不若卒伍,口讀聖賢之書,目不識仁義忠孝為何等字!雖坐堂皇,雖襲冠帶,而所日夜營營者,不過門戶、功名兩事耳,百姓與我何關乎?此所謂虎狼而簪裾者也。前車覆而後車不戒,此輩尚可問其末路乎!鄭廉:《豫變紀略》,卷3,61頁,浙江古籍出版社。    
    應當指出,明朝末年不是絕對沒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愛國和有識之士。有,肯定是有的,關鍵是沒有形成足以影響社會進程的勢力或集團。如徐光啟就是這種類型的一位傑出人物,他提出「富國強兵」的積極主張,並身體力行,付諸實踐,但在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和其勢方張的清朝衝擊之下,基本上化為泡影。最終明朝被清朝取代,中國封建社會繼續延緩了它的壽命。


天鼓已鳴發自西北的義舉(1)

    1644年風光一時的李自成及其所率義軍,在有明一代一系列農民起義中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支,而在整個中國長達2000多年歷史中所有農民起義中,就更不稀罕了。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此次農民起義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明朝從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洪武年間就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之後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年間河北爆發的「百十年來所未有」的農民大起義,幾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統治《明武宗實錄》,卷91。,然而終究沒有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受到重視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認真比較,李自成所領導的義軍,也是出類拔萃的。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二黃(黃巾、黃巢)一李(李自成)」實為中國所有農民起義的代表和標誌。原因除了這幾次農民起義的組織領導、鬥爭口號、規模浩大等等勝過其他的農民起義之外;還有這幾次農民起義爆發的時機,分別在封建社會的初期、中期及後期,即由形成到發展,由鼎盛到衰落,由腐朽到滅亡的關鍵時期,他們鬥爭的結果及其深遠的影響為其他的農民起義望塵莫及。    
    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是來自傳統的封建社會的最底層人民,他們的鬥爭是封建社會固有矛盾的總爆發,其深刻的根源在於農民受到的沉重剝削與殘酷壓迫,使他們要想活下去,別無選擇,只有反抗。    
    明朝末年,廣大農民沒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他們失去最根本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明穆宗之子潞王朱翊鏐,在湖北占田多至四萬頃《明史?潞王翊鏐傳》,卷120。;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封於河南,「賜莊田四萬頃,群臣力爭,始減其半」,「中州腴田不足,度山東、湖廣田益之」《明史?福王常洵傳》,卷120。天啟年間,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兩公主,所賜莊田,動以萬計。最後無田可賜,只得攤派,大州150頃,中則100頃,下等50頃。皇親國戚大量佔有土地之外,一般官僚地主兼併土地之風也極流行,萬歷時劉同升提出以限田抑止兼併,他說:「今天下民窮極矣,縱不能分田授屋,而坐視貪紳豪民、富商大賈,求田問捨而無所底止乎?則限田之法可以仿而行之也。」劉同升:《限田均民議》,見《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61。限田之法實亦難行,以河南為例,崇禎時,發生這樣一件事:巡按御史高名衡上疏參河南鄉宦曹某、褚太初、苗思順、范良彥等居鄉極惡,提出必須立即將其剪除,「以消隱患」。把橫行鄉里的大地主當作不安定的「隱患」,揭示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豫變紀略》的作者鄭廉就此論述說:    
    是時中州鼎盛,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就四家論,曹、褚為上,苗、范次之,特滕、薛之視秦、楚耳,統言「四凶」,御史未免過激矣。其疏略曰:今日國家之大患,敵國外侵,流賊內潰,其勢岌岌,人人所共寒心也。臣以為是特疥癬耳,為害猶淺,即不能遽瘳,猶在肢體耳,匪關性命。如河南一省,乃天下之腹心也。四宦在河南,乃腹心之隱禍也。如南陽曹某、睢州褚太初、寧陵苗思順、虞城范良彥等,各畜健僕數千人,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恆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不可勝數。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問也。鄭廉:《豫變紀略》,卷3,61~62頁。    
    無地少地的農民,不得不向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租種土地進行生產,維持最低水平的貧困生活,但因剝削之重,往往難以為繼。時人顧炎武曾說: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以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顧炎武:《日知錄》,卷10,「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農民在一條破產、租佃、借貸的道路上已經是步步走向災難的深淵;又加上繁重的賦稅勞役,真是不勝負荷。眾所周知的遼餉,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開始,加300萬,每畝3厘5毫,第二年再加3厘5毫,又明年復加2厘,前後三加,共9厘,增賦520萬,成為歲額。這些負擔全部落在農民身上,猶不到此為止,崇禎三年(1631年),9厘之外再加3厘。以後又有「助餉」、「練餉」、「剿餉」等名目的加派。遼餉、剿餉、練餉,「三餉」每年作為定額至2000萬兩。造成稅糧之外有雜征,雜征之外有加派,「誅求已盡於錙銖,剝削直入於骨髓」《明熹宗實錄》,卷67。在賦役負擔上,貧富極為不均。《無錫縣均田碑》上刻著這樣的事:    
    革屋素封之輩,享數萬畝,而役事終身不聞;風餐水宿之夫,僅擔石儲,而繁費累歲不停……蓋自免役者田無限制,避役者計出多端。於是奸民每將戶田假捏偽卷,詭寄官甲,日積月累,官戶之田日增,當役之田愈減,至有仕官已故,優免如常。一切差役,俱累小民代當。參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    
    天災流行是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貧苦農民火上澆油。越是貧困,越是缺乏對自然災害的抵抗力。明末的天災特別多,有自然成因,也有社會緣故,「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馮夷之波」談遷:《國榷》,卷97,5864頁,中華書局。災民生活痛苦萬狀,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馮琦在奏疏中說:    
    數年以來,災儆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滇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馮琦:《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大戒疏》,見《明經世文編》,第6冊,4818頁。    
    崇禎二年(1629年),禮部行人馬懋才在其奏疏中描述他的故鄉延安府饑民的情形尤為悲慘: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最可憫者,如安寨城西有糞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計六奇:《明季北略》,卷5,「馬懋才備陳大饑」。    
    在如此嚴重的旱災面前,封建官府依然催租逼賦,絲毫不考慮恤民賑饑。正如一個明朝官員所說:「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之使束手就斃乎?」《懷陵流寇始終錄》,卷4,16頁。不甘心餓死的饑民用暴力來維護他們的生存權利是必然之勢了。崇禎一朝,饑荒伴著起義愈演愈烈。


天鼓已鳴發自西北的義舉(2)

    《明史?五行志》記載:    
    崇禎元年,陝西饑,延、鞏民相聚為盜。二年,山西、陝西饑。五年,淮、揚諸府饑,流殍載道。六年,陝西、山西大饑。淮、揚洊饑,有夫妻雉經於樹及投河者。鹽城教官王明佐至自縊於官署。七年,京師饑,御史龔廷獻繪《饑民圖》以進。太原大饑,人相食。九年,南陽大饑,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饑。十年浙江大饑,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饑。河南大饑,人相食,盧氏、嵩、伊陽三縣尤甚。十三年,北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饑。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發痤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饑。金壇民於延慶寺近山見人云,此地深入尺餘,其土可食。如言取之,淘磨為粉粥而食,取者日眾。又長山十里亦出土,堪食,其色青白類茯苓。又石子澗土黃赤,狀如豬肝,俗呼「觀音土」,食之多腹痛隕墜,卒枕藉以死。是歲,畿南、山東洊饑。德州斗米千錢,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大盜滋矣。《明史?五行志三》,卷30,「年饑」。    
    全國到處都是覓食求生的饑民,成為農民軍的天然後備軍。所謂農民起義,不僅有饑民,還有大批邊兵、驛卒參加,並成為其領袖和骨幹力量,李自成、張獻忠為其中佼佼者。陝北毗鄰榆林、寧夏、甘肅三邊,很多當地人以充當邊兵驛卒為生。崇禎元年(1628年),西北邊兵缺餉至30多個月,士兵賣兒鬻女仍難以活命。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帝聽信核兵足餉之說,「裁餉數十萬」彭孫貽:《流寇志》,卷1,1頁,浙江人民出版社。為了節省經費,又大量裁汰驛卒。饑軍和老實種地的農民不同,他們受過軍事訓練,手執刀槍弓箭,對明朝的威脅更大。當年遼東寧遠兵變,以四個月不得軍糧,執巡撫畢自肅等置譙樓上,捶擊交加,血流滿面,逼自肅自殺。《明季北略》,卷4,「寧遠軍嘩」。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因皇太極率八旗兵迂道入關,北京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總兵張鴻功率兵勤王,至北京城下。兵部令往通州;至通州又令前往昌平;到昌平又調赴良鄉。按明朝兵制:「兵至信地,三日開糧。既連調,不給糧,奔走饑乏,掠食。如杞、鴻功逮問,五千壯士哄然而散,山西之賊遂熾。」《懷陵流寇始終錄》,卷2,6~7頁。明朝的許多官員都注意到了饑軍和饑民同樣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兵科給事中劉懋奏稱:「秦寇即延慶之兵丁土寇也,邊賊(邊兵)倚土寇(饑民)為鄉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賊數不多,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斬獲皆饑民也,真賊鹹飽掠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劫掠,名降實非降也。」《流寇志》,卷1,4頁。這就很清楚地說明,不論饑兵也好,饑民也好,他們起來造反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要填飽肚子生存下去,它充分體現了明末農民反抗鬥爭確有其正義性,但是沒有超出中國封建社會內傳統的革命局限。    
    崇禎一朝的天災固然不少,卻不可為此低估了導致遍地餓殍的根本原因是殘酷的封建剝削。崇禎帝自視英主,封建史學家讚美他「勵精圖治」,但他很少考慮過如何發展生產和減少人民群眾的賦稅負擔以求得社會安定和使廣大人民免遭飢寒交迫之苦。面對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很多官僚紛紛提出「盜起於饑」,要求不惜帑金賑濟窮黎,化解矛盾。崇禎帝相信武力鎮壓政策,他支持兵部尚書楊嗣昌加賦銀200萬兩,還假惺惺地下詔書「暫苦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烈皇小識》,134頁。,實際上到他死時尚未停止加派。對此,清初史學家萬斯同感慨賦詩道:    
    闖王來,城門開。闖王不來,誰將衣食與吾儕?    
    寒不衣兮饑不食,還錢糧日夜摧。    
    更有貪臣來剜肉,生填溝壑誠可哀。    
    闖王來兮我心悅,闖王不來我心悲!    
    君不見,朱泚當年據關內,大呼街市免加稅。    
    又不見,劉豫當年據汴城,聲傳都市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盜,自古如此君莫驚。    
    寄語有司各守職,慎勿迫民使為賊。《甲申朝事小紀》上冊,120頁。    
    事實正如萬斯同詩中所言,是崇禎帝為代表的封建腐朽統治階級為明王朝敲響了喪鐘,驅趕他的子民拿起了反抗的武器。    
    李自成投身起義時,義軍支派很多,他只是闖王高迎祥部下的一名「闖將」。當時農民領袖為了表達個人的鬥爭意志和特點,也為了親屬免遭官府殺害,均以各種綽號自稱。較為著名的有「八大王」(張獻忠)、「紫金梁」(王自用)、「混天猴」(張孟全)、「不沾泥」(張存孟)、「點燈子」(趙四兒)、「一盞燈」(張有義)、「豹五」(王之臣)、「曹操」(羅汝才)、「儉道神」(高嘉計)、「滿天星」(張大受)、「飛來虎」(劉正國)、「革裡眼」(賀一龍)、「射塌天」(李萬慶)、「過天星」(惠登相)、「掃地王」(張一川)、「一隻虎」(楊旭)、「老回回」(馬守應)、「整齊王」(張胖子)、「一桿槍」(伍林)、「小秦王」(王光恩)、「一連鷹」(楊光甫)、「關索」(劉正國),還有「蠍子虎」、「翻山鷂」等名類。《烈皇小識》,69~70頁。到崇禎四年(1631年),農民軍已經有36營之銳,都各自為戰,行動不一。李自成名義上隸屬闖王高迎祥部下,而別為一營,單獨作戰。    
    崇禎帝為盡快撲滅起義,加強了官軍的統一指揮。以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陳奇瑜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東西夾擊起義軍。崇禎七年(1634年),李自成軍被困於漢中車廂峽。峽在興安州(今陝西省安康市),其中有地數十里,四面絕壁,猿鹿無徑《懷陵流寇始終錄》,卷7,88頁。,舉目環顧,僅中間有一條狹窄通道,又趕上一個多月的連雨天,糧草斷絕,人馬死傷過半。李自成用顧君恩的計策:「重賄群帥以乞降,乃可得聞脫走也。」義軍便賄賂陳奇瑜的部下,請求投降,才脫離險境。其他支起義軍亦損失很大。次年初,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等總共13家72營農民軍會集河南滎陽,共同研究聯合作戰問題。關於滎陽大會,目前有二說,一說有此會,根據為《綏寇紀略》及《明史》;另一說根本無此大會,《綏寇紀略》乃作者道聽途說,不足為據。在主張有此會的學者中,又提出時間未必為崇禎八年元旦,可能稍後幾日。我們暫且認為有此會可能性大。


天鼓已鳴發自西北的義舉(3)

    這是13家農民軍繼續發展的關鍵時刻,會上身為「闖將」的李自成嶄露頭角,並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他看到13家領袖在如何對付官軍的討論中議而不決,遂主動提出:「匹夫可奮臂,況十萬眾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為也!計惟分兵隨所向立效,利鈍聽之天」《小腆紀年附考》上冊,6頁;此語又見《綏寇紀略》、《明史?李自成傳》。,得到13家領袖一致贊成。於是決定:革裡眼、左金王抵抗川、湖官軍;橫天王、混十萬迎擊陝西兵;曹操、過天星守衛河上;李自成隨闖王、八大王經略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作為增援部隊。諸軍還同意李自成這樣一條意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由於李自成的建議,各支農民軍走上協同作戰,戰場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按照會議決策,李自成隨闖王高迎祥、八大王張獻忠東下,從河南進入安徽,攻下明朝中都鳳陽。農民軍焚燒了明皇陵,歡慶勝利,旗上大書:「古元真龍皇帝」《明史?李自成傳》,卷309。崇禎九年(1636年)李自成和高迎祥分兵進入陝西,高迎祥在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遇到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埋伏,被俘遇害,其部眾「共推李自成為闖王」《明史?孫傳庭傳》,卷262。「李闖王」之號從此成為李自成的代稱。崇禎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又在陝西潼關原中了埋伏,僅與劉宗敏、田見秀等18騎突圍,潛入商洛山中《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1,207頁。農民軍進入低潮時期,張獻忠在谷城投降明軍。次年,張獻忠再舉戰旗,李自成重整隊伍,又被明督師楊嗣昌圍困巴西、魚腹山中,連劉宗敏都動搖欲降了,李自成一度想自殺,被他的養子李雙喜阻止,其形勢之嚴峻,歷史記載說:    
    (崇禎)十二年(1639年)夏……官軍圍自成於巴西、魚腹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    
    李自成領導的義軍,看來不僅有農民、軍人、驛卒,還有工人,但不論成分多麼複雜,其基本隊伍是農民,這些人的主要生活出路是農業,是在生產力非常低下的封建社會靠天吃飯的廣大貧苦人民。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充滿對天的崇拜和相信天命。滎陽大會上,李自成提出那麼令人稱讚的建議,其結果如何,他還是說「利鈍聽之天」。與官軍作戰中,低潮是誤入峽谷;高潮是天災盛行,饑民從之如流。而今陷入困境,李自成迷失了方向,又向天求救了。事情正是這樣:    
    自成與(劉宗敏)步入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盍卜之,不吉,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明史?李自成傳》,卷309。    
    這一記載,活生生地顯現出了360餘年前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軍中的一幕。兩位農民軍領袖在走投無路的一剎那,是靠了「天命可以當皇帝」這根精神支柱,獲得了轉機。李自成、劉宗敏率領義軍繼續堅持同封建勢力作戰,究竟為了什麼,豈不一清二楚。李自成率領極少數部眾從鄖陽進入河南以後,遇到了極為有利發展的形勢。所謂「如虎出柙,遂不可制」,原因在於「是時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河南地區災荒尤重,「饑民從者日眾」鄭廉:《豫變紀略》,卷3,6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自成軍如同火種,頓成燎原之勢,連破宜陽、永寧、萬安、偃師等縣,其部隊迅速形成為幾十萬的大軍。《流寇志》,卷4,69~70頁。    
    面對李自成軍隊的猛烈攻勢,一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看到明王朝大勢已去,率先加入農民軍。杞縣舉人李巖(又名李信),尚書李精白之子,曾經拿出上千石糧食賑濟饑民,受到鄉親們擁戴。繩妓紅娘子率眾造反,愛慕李巖,強與他結為夫妻。李巖不敢反抗官府,偷偷跑回家,反被地方官投入監獄。紅娘子在當地饑民配合下救出李巖,他們率眾一起投奔了李自成。盧氏舉人牛金星,考試複查時被取消了資格,心中不滿,自願加入李自成軍中出謀劃策。他看到農民軍有前途,就回家搬取妻子,被鄉人告發遭逮,處以死刑,後被減刑。李自成大軍一到,他趕快去見李自成,並向他推薦了卜者宋獻策。宋獻策是個三尺多高的侏儒,善奇門遁甲術,他告訴李自成一句讖語:「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合為「李」字,意思是姓李的應當做皇帝。他們三人都成為李自成的主要謀士。李巖、牛金星及宋獻策其人及其事,明清以來記載頗多,異說難免,尤其是李巖,有些文獻失載,引起懷疑,有的認為根本無其人,皆待考。    
    史實證明,李巖等人對農民軍推翻明王朝的統治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李巖尤為突出,他向李自成提出的建議主要是:一、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以收天下心。為李自成採用,以後「屠戮為減」。二、勸說李自成每攻下城市,把俘獲錢米賑濟饑民,以籠絡人心。分到糧食的貧苦群眾弄不清李巖和李自成的區別,乾脆高喊「李公子活我」。三、針對明末三餉加派,明確提出「迎闖王,不納糧」的革命口號,使兒童又唱又傳,飽受沉重賦役之苦的人民群眾因此被動員起來,倒向農民軍一邊。《明史?李自成傳》,卷309。    
    崇禎十四年(1641年)起,李自成開始掌握戰場主動權。這年正月,農民軍包圍河南府城洛陽。洛陽是明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是明神宗寵愛的鄭貴妃所生,子以母貴,明神宗一度有過立福王為太子的打算,然而明政府的大臣們堅決反對「廢長立幼」,皇長子朱常洛才勉強被立為太子,即曇花一現的明光宗。明神宗似乎感到他的愛子吃了虧,拚命地給予物質補償,福王結婚的費用花去30萬兩銀子,於洛陽為福王修建的王府用銀28萬兩,是普通王府費用的10倍。明神宗派宦官充任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把相當一部分送給了福王。福王就藩洛陽時,明神宗還下詔賜給福王莊田4萬頃(合400萬畝),因大臣們反對,減少到2萬頃。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福王和他的父親一樣「性吝,喜蓄積」。明神宗賞賜他如此大量的財富,他猶感到不夠,還向明神宗乞求賜給張居正的家產,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雜稅,以及四川鹽井茶稅統歸己有。福王所在的洛陽地區,按照明政府的食鹽專賣政策,是河東食鹽的銷地,所得收入作為邊兵軍餉。福王申請淮鹽專賣權1300引(每引約200~400斤不等),在洛陽地區開店賣鹽,強令附近居民到福王所屬店舖買鹽,不准買河東鹽,因此西北邊兵乏餉。《明史?福王常洵傳》,卷120。這些事實說明,福王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大地主兼官商。崇禎年間,河南連年旱蝗交加,哀鴻遍野,福王不思賑災,唯終日飲酒玩弄女人為樂。李自成軍兵臨洛陽,城上明軍餓著肚子抵抗,此時福王仍吝嗇金錢,僅拿出3000兩銀子犒勞士兵,而這點銀兩又被總兵官王紹禹裝入腰包。官軍憤怒至極,乾脆打開城門迎接農民軍。福王被活捉,見到李自成搖尾乞憐,請求活命。農民軍處死民憤極大的福王,把他的屍體剁成肉泥,雜以鹿肉下酒,稱「福祿酒」,以解心頭之恨。《豫變紀略》,卷4,74頁。此事反映了農民起義對地主的報復,感情色彩濃了些,又被封建文人大加渲染,似乎農民軍很是殘忍,豈不知這個天潢之胄,「守國二十餘年,無一事可稱者」。正是有福王這樣的惡霸敲骨吸髓的剝削,才出現了成千上萬人「母烹其女」、「夫妻相食」的慘不忍睹景象,福王的可恥下場,恰是罪有應得!李自成在洛陽期間,「發府谷,及藩邸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流寇志》,卷5,72頁。影響所及,應者如流水,日夜不絕,「曹操」羅汝才、「老回回」馬守應(義)、「革裡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爭世王」劉希堯、「亂世王」藺養成、「小袁營」袁時中等支農民軍「皆附於自成」《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4頁。,眾至50萬。在李自成農民軍的活動史上,這是一個轉折點。明朝起用原兵部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專門對付李自成,又令保定總督楊文岳配合行動,總兵賀人龍、李國奇、虎大威所部兵統歸傅宗龍指揮。傅宗龍驅陝西、四川兵出關,會合保定明軍,企圖將李自成消滅於河南。但他已力不從心,不是李自成的對手,和農民軍交戰,紛紛潰敗,連傅宗龍本人也被打得丟盔卸甲,一敗塗地。《明史?傅宗龍傳》,卷262。


天鼓已鳴發自西北的義舉(4)

    李自成攻打開封的戰鬥最為激烈。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發起進攻。開封城是周王朱恭枵的封地,他鑒於福王吝嗇被殺,大發賞金招募死士,「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或射殺一賊者三十兩;或射傷或磚石擊傷一賊者十兩」。農民軍連攻七晝夜未下。該年十二月,李自成再攻開封,明督師丁啟睿、巡撫高名衡、巡按任睿、總兵陳永福率軍固守。開封城原為金朝故都,城牆厚十丈,易守難攻。李自成被射傷左眼《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5,262頁。,被迫撤離。次年三月,李自成率軍三打開封,採取長期圍困之策,勢在必得。明軍援兵楊文岳、左良玉、丁啟睿等部均被擊敗,開封城中明軍竟決開黃河堤壩試圖水淹農民軍,幸虧李自成事先移營高處。「河流下衝汴(開封)城,勢如山嶽,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出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者數十萬。」《烈皇小識》,卷7,205頁。城中存活者不到兩萬人,開封這座擁有上百萬人口的千年名城就這樣毀於波濤之中。    
    明朝為解救開封,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軍務孫傳庭出關馳援。孫傳庭是明軍的能戰之將,曾俘獲高迎祥,多次打敗農民軍。他在崇禎帝嚴令之下,率陝西明軍出潼關時,開封已沉入水中。李自成主動率軍迎擊孫傳庭,兩軍在郟縣展開激戰,結果明朝「諸軍皆潰」《明史?孫傳庭傳》,卷262。戰後,李自成率幾十萬大軍挺進襄陽,守將左良玉望風而逃。李自成進入襄陽,分遣諸將佔領夷陵、荊門、荊州、承天、潛江、常德、黃州、辰州、岳州等城。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被部下推舉為「奉天倡義大元帥」,以襄陽府為襄京,開始建立農民政權。官制多由牛金星制定。武官有權將軍、制將軍、威武將軍、果毅將軍等,分為5營22將。文官有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文官張國紳為上相,牛金星為左輔,來儀為右弼。武將田見秀、劉宗敏為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為制將軍。李自成命高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荊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灃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李自成的襄京政權控制了河南、湖廣和江北部分地區。《明史?李自成傳》,卷309;又《明季北略》所載,人名、官號與此稍異,可參考,見該書卷19。    
    李自成在襄陽時,為了統一事權,先後殺掉了曹操、革裡眼、左金王、袁時中、亂世王等不屬於自己系統的義軍首領,剝奪了老回回的兵權。當時另一重要農民軍領袖張獻忠剛剛攻下武昌,李自成派人給張獻忠送信說:「老回回已降,曹操、革裡眼、左金龍皆為我所殺,行將及汝矣。」張獻忠急忙派人送給李自成大批財寶以示友好,李自成「收其人馬不復遣,獻忠恨之」《流寇志》,卷7,113頁。明末兩大農民軍領袖從此決裂。    
    在我國歷史上,農民領袖往往當上皇帝之後大肆屠殺功臣,如劉邦和朱元璋。李自成不過是剛剛控制了部分省區,距離統一全國還很遙遠,就迫不及待地殺戮異己;而曹操、革裡眼等人很早就是善於獨立作戰的農民軍領袖,幾乎都統率過十幾萬大軍,「闖善攻,曹善戰,相須如左右手」《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6,285頁。革裡眼等人的隊伍號稱「革左五營」《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4頁。,是李自成軍中最有戰鬥力的部分。他們被殺,使李自成喪失了能獨當一面的重要將領,並且使軍心渙散。只是李自成此時正處在鼎盛時期,其影響沒有顯露出來。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失和,更暴露了他狹隘的小農心理,並成為最終農民軍被清軍各個擊破的重要因素。李自成誅除異己這件事說明他不具備適應中國社會發展所要求的建設者的氣魄,只能充當明王朝的掘墓人。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李自成稱新順王。他聽從顧君恩的計策,制定了先取關中,「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最終佔領京師滅亡明朝的戰略。《甲申朝事小紀》上冊,76頁。李自成從湖北取道河南,崇禎帝起用孫傳庭為兵部尚書對抗農民軍。孫傳庭新敗於李自成,深知農民軍勢不可擋,特修屯田,繕器械,製造火車三萬輛,招募勇士,三家出壯丁一人,等待農民軍糧盡時決戰。而缺乏耐性的崇禎帝懼怕農民軍進攻北京,督催頗急,孫傳庭哀歎:「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不得已,於八月硬著頭皮督兵十萬出師。李自成軍於南陽大戰孫傳庭,時值天降大雨,孫傳庭倚重的火車失去作用。農民軍人人爭先,步兵手持木棒奮擊,打得明軍抱頭鼠竄,騎兵窮追不捨,「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明史?孫傳庭傳》,卷262;《明季北略》,卷23,「孫傳庭敗」。這年十月,李自成攻下潼關,孫傳庭戰死,農民軍遂連破華陰、渭南、華州、商州、臨潼,西安明軍不戰而降,如既定之計,順利完成佔領西安的計劃。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於西安宣佈建立大順國家,同時頒發一份詔書。農民軍領袖發佈詔書也是稀罕事,不妨錄之,略作賞析:    
    上帝監觀,實惟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鑒往識今,每恃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席泰寧,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祲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恫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鹹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於宗公,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谷於身家,謹詔。《明季北略》,卷23,「李自成偽詔」;又《甲申朝事小紀》上冊,28~29頁,文字與此稍異。    
    按照次序,這篇詔書的大意,一是開宗明義提出天命無常,新順王朝取代明朝合情合理;二是指斥明朝統治黑暗腐敗,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三是李自成從本身之遭遇感到應當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民從明朝統治下解救出來;四是正告明朝統治者只要服從新順王朝的統治,仍將得到寬大對待。全文充滿著一個農民起義領袖當了帝王之後的快慰和可能實行的政策,除了對末代皇帝崇禎給予適當保留之外,明顯地用傳統的封建思想來解釋眼前所發生的這場變革。


天鼓已鳴大清從東方崛起(1)

    1644年是大清朝劃時代的勝利高潮。雖然在1644年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大明、大順和大清三個王朝都做了竭盡全力的表演,但是結果卻完全不同,大明由衰亡到滅亡,大順由鼎盛到衰亡,大清則由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這裡就是要把大清從東方崛起的歷程略作回顧,以其來也絕非偶然。    
    長期以來對甲申年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解釋,認為若不是吳三桂引狼入室,勾結清兵入關,就不會有統治中國長達268年的大清王朝的存在。殊不知在甲申年以前,清軍已經五次進入關內橫掃河北、山東地區,吳三桂的投降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不宜誇大其詞,捨吳三桂,清王朝也是要入關奪取最高統治權並將成為最後勝利者。    
    天命元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金國起,就開始對明朝形成為對立的勢力,漸漸展示咄咄逼人的攻勢。天命四年(1619年),努爾哈赤經薩爾滸戰役大敗明軍,實現了滿族的統一。以後更為主動,其對明朝所挑起的戰爭則完全是在明朝統治區進行,戰爭的目的已不再是解除明朝的民族壓迫,而是擴大後金控制地區,在遼東取明朝的統治而代之。    
    明朝於薩爾滸戰敗之後,力保危疆,以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替換楊鎬經略遼東。由於薩爾滸戰敗,明遼東地區各城堡軍民紛紛外逃。熊廷弼冒著大雨兼程出關,招集流移,修繕城堡,簡練兵馬,整肅軍紀,制止了混亂局勢。他正確分析敵情,採取以守為主的戰略,集中兵力18萬人,固守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鎮江諸堡,「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為應援。更挑精悍者為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遼東戰線大為鞏固。然而,慣於紙上談兵的明朝官僚們指責熊廷弼怯戰無為,御史馮三元還給熊廷弼編造了「無謀者八,欺君者三」的莫須有罪名,鼓噪不罷除熊廷弼,「遼必不保」的謬論,熊廷弼憤而辭職。《明史?熊廷弼傳、袁應泰傳》,卷259。    
    明政府以袁應泰接替熊廷弼。《明史》說他「歷官精敏強毅,用兵非所長」。他到達遼東,一改熊廷弼堅守漸逼戰略,積極準備進攻後金。恰值遼東邊外蒙古各部發生饑荒,牧民乞食者眾。袁應泰欲借用蒙古人出力,下令大量招降安置於遼陽、瀋陽城中。有的官員擔心蒙古降眾過多,其中可能混進後金間諜,而袁應泰「自詡得計,將藉以抗大清兵」《明史?熊廷弼傳、袁應泰傳》,卷259。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爾哈赤率八旗兵進攻瀋陽。瀋陽城經過熊廷弼的修繕,異常堅固,「城外有品坑,內插尖樁,上覆蜀秸,以土掩之,又壕一道,於內外豎柵木。近城復有壕二道,闊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樁,內築攔馬牆一道,間留炮眼,排列戰車槍炮」。儘管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率明軍拚死抵抗,但招降的蒙古人叛變內應,八旗兵沒費多大勁就攻佔了瀋陽城。明將陳策等人率軍救援瀋陽,在渾河岸邊與八旗兵展開激戰。明軍在這次作戰中表現異常勇敢,「以萬餘人,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死,至今凜凜有生氣」《明熹宗實錄》,卷8,「天啟元年三月乙丑」。戰後努爾哈赤曾痛斥一個叫雅松的將領說:「吾子皇太極,父兄依賴如眸子,然因汝敗走而殺入眾軍中,萬一有失,罪應凌遲!汝何故率吾常勝之軍,望風而走,以失銳氣?」《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3,12頁。連皇太極都差點丟了命,足見戰事緊張的程度。若不是袁應泰失計於招降,瀋陽或許不會輕易為後金所得到。    
    八旗兵經過短暫休整,三月十九日即對遼陽展開進攻。遼東經略袁應泰率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試圖趁八旗兵立足未穩,先發制人,可惜沒有成功。第二天努爾哈赤指揮攻城,袁應泰入城督軍防守,明遼陽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等逾城逃跑,軍心動搖。第三天,八旗兵攻勢更加兇猛,袁應泰督諸軍列盾大戰,傍晚,八旗兵從小西門攻入,城中大亂,「或言降人導之也」,袁應泰自殺。《明史?袁應泰傳》,卷259。    
    努爾哈赤佔領遼陽,標誌著明朝在遼東地區統治的終結。《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記載:「遼陽既下,其河東之三河、東勝、長靜、長寧、長定、長安、長勝、長勇、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遲鎮、西殷家莊、平定、定遠、慶雲、古城、永寧、鎮夷、清陽、鎮北、威遠、靜安、孤山、灑馬吉、靉陽、新安、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鎮江、湯站、鳳凰、鎮東、鎮夷、甜水站、草河、威寧營、奉集、穆家、武靖營、平虜、虎皮、蒲河、懿路、汛河、中固、鞍山、海州、東昌、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寨,復州、永寧監、欒古、石河、金州、鹽場、望海堝、紅嘴、歸服、黃骨島、岫巖、青石峪等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削髮降。」    
    努爾哈赤做出遷都遼陽的重大決策。他問後金諸王大臣們:「遼陽乃天賜我者,可遷居於此耶,抑仍還本國耶?」眾人皆答以願回赫圖阿拉。努爾哈赤則出乎他們的預料表示:「若我兵還,遼陽必復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於山谷者,俱遺之矣,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必復煩征討。且此處乃大明、朝鮮、蒙古三國之中,要地也,可居天與之地。」《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3,14頁。聽罷此言,眾人一致同意,努爾哈赤立即派人將留居赫圖阿拉的眷屬遷到遼陽城。這年八月,努爾哈赤提出在遼陽修築新城時,又遭到了諸王大臣們的不理解而反對,努爾哈赤解釋說:「該遼東城年代久遠,業已老朽,且城垣廣大,我若出征必致守城人陷於危難矣。東有朝鮮,北有蒙古,此二國皆與我陌生。若捨此西征大明,則必有後顧之憂。需更築堅城,酌留守兵,以解後患,即可安心南征。」而諸王臣則稱:「若棄所得之城郭所居之室廬,於新地築城建房,恐力所不能,勞苦國人也!」努爾哈赤針對這種短視思想說:「我與大國構兵,豈能即圖安逸乎?爾惟慮一時之小勞苦,而我所圖者大也。若惜一時小勞,何能成將來之大業耶?可令漢人築城,至於廬舍,可令各主營建,如此,其勞無幾也。」《滿文老檔》,第26冊,238頁,中華書局。遂在遼陽城東北五里的地方修築新城,因位於太子河東岸,故稱為東京城。    
    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這時東京城的宮殿剛落成,許多住房正在建築之中,就要遭到廢棄,理所當然地遭到諸王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努爾哈赤則表示,遷都瀋陽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決策,「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瀋陽渾河通蘇蘇河,於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6頁。三月初四,努爾哈赤抵達瀋陽城。自那時起,瀋陽就成為東北的政治中心。


天鼓已鳴大清從東方崛起(2)

    許多史書都把努爾哈赤描寫成一個英勇善戰的軍事家,而他更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他自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以祖、父13副遺甲起兵以來,始終保持了昂揚向上的奮進精神,並影響著他的子孫和族人。他的駐地從佛阿拉(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舊老城)遷到赫圖阿拉(老城),二遷遼陽,三遷瀋陽,每一次遷移都成為其事業發展的重要標誌,帶給他巨大的動力。無可否認,努爾哈赤與明朝的戰爭帶有野蠻的掠奪性,但他遷都遼陽時列舉的主要理由是「城堡之民」和「所得之疆土」,表明他看重的是土地和人民,他修築東京城的原因是要保住「後方的家」,意識到了鞏固根據地的重要。努爾哈赤遷都瀋陽是為了東征朝鮮、北伐蒙古和西征大明的需要,標誌著他已經確立了與明朝爭奪統治權的遠大目標。    
    特別應當引起人們重視的是:天命七年(1622年)初,努爾哈赤率大軍佔領遼西重鎮廣寧時,「乃移兵欲進山海」《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1頁。那時明遼西戰線全部崩潰,一向主守的熊廷弼都放棄了寧遠退入山海關內。然而老謀深算的努爾哈赤審時度勢,在東有朝鮮、北有蒙古為敵的情況下,放棄了入關的打算,退回遼東,致力於內部的鞏固。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進攻寧遠受挫。他生平第一次打了敗仗,心情鬱悶,加上年事已高,是年八月病逝,其第八子皇太極繼位。    
    明遼東巡撫袁崇煥聽說努爾哈赤去世,派都司傅有爵和李喇嘛以弔唁努爾哈赤和祝賀皇太極繼位為由,藉機探聽後金虛實。皇太極對來使以禮相待,派方吉納、溫塔石攜帶皇太極寫給袁崇煥的信赴寧遠,表示希望和談。皇太極和袁崇煥因為各有所需,故都提出了願意談判解決紛爭的姿態。    
    袁崇煥是個有膽有識的軍事家。他從寧遠之戰取得首次打退努爾哈赤的經驗中,悟出明軍不利野戰,「只有憑堅城大炮一策」,才能有效地遏制住八旗兵的攻勢。他主動提出議和,乘機抓緊修築和加固錦州、中左和大凌河三城,開墾周圍土地,遷移商民入城,以實現「用遼人守遼土」的戰略。袁崇煥對此很得意地說:「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明史?袁崇煥傳》,卷259。    
    皇太極比袁崇煥更需要議和。努爾哈赤於寧遠敗後死去,新繼位的皇太極需要時間整頓軍隊,激勵士氣。但更重要的是後金佔領遼沈地區後,努爾哈赤採取了一系列對待漢族的錯誤做法,導致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皇太極必須花費氣力改變策略,解決這一問題。    
    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佔領遼河以東70餘座城堡之後,隨即下令全體八旗兵連同家屬遷移到漢族居住地區。為了安置新來之人,努爾哈赤下令:「諸申人(滿洲)、漢人同居一屯,糧則共食,共以草料餵養牲畜。」《滿文老檔》,第29冊,260頁,中華書局。這種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牲口一起喂的政策,實質上是對漢族人民世世代代勤苦勞動積累財富的公開掠奪和無償佔有。連努爾哈赤都聽說:「諸申人命同居之漢人趕其牛車輸運糧草,並苛取諸物等語。」提出:「該漢人豈給爾為奴耶?只因由地方遷來,無住捨、食糧、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後,諸申、漢人除房舍同居、糧米計口同食外,諸申、漢人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種。諸申人若違此諭,欺凌侵害漢人,則漢人可執之前來告於法司。」《滿文老檔》,第39冊,359頁。後金原來的措施激起遼東地區爆發了漢族群眾的暴動,「殺數十人,諸夷倉皇出走」;遼東漢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建人不敢逼」;東山礦徒誓不投降,「有剃髮至者殺之」管葛山人:《山中聞見錄》,卷3,6頁。有的漢人採取投毒的辦法,把毒藥投入水井或拌在食鹽裡面,有的把豬毒死後賣給滿人吃。為此,努爾哈赤下令:「凡諸申、漢人開設店肆之人,務將肆主之姓名刻於石上或木上,立於肆前。若不書明肆主之姓名,則罰之。無店肆攜物售賣之人,概行禁止。該無店肆攜物售賣之人,以為不被查獲,而多用藥鴆人也。尤應曉諭我諸申婦孺,凡購食之人,務記其肆主姓名。若不記取,爾中毒身死,雖有猜疑,更向誰言?諸申、漢人同為一汗之民,人皆有物出售,為何攘奪其物耶?其攘奪者,諸申人見則由諸申人執之,漢人見則由漢人執之。」《滿文老檔》,第42冊,386頁。努爾哈赤採取「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野蠻屠殺政策,一時雖然將遼東人民的反抗鎮壓下去,但是難以持久安定,且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昂了。    
    皇太極初政,首先採取措施緩和民族矛盾。他宣佈:「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令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從這項法令中可以看出,皇太極對於漢官漢民的實際狀況瞭然於胸,所以解決的比較徹底。皇太極把「安民」放在改善民族關係的首要位置;進而承認從前漢官漢民私自潛逃,容留明朝間諜,均屬事出有因,既往不咎,未行者被揭發概置不問,此令頒布的結果是「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奸細絕跡」。    
    安民要有具體措施,兩天之後,皇太極宣佈:「工築之興,有妨農務,從前因城郭邊牆事關守禦,故勞民力役,事非得已,朕深用憫念。今修葺已竣,嗣後有頹壞者,止令修補,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重本務。……至於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清太宗實錄》,卷1,9~10頁。皇太極的這項法令體現出三個重大轉變:第一是貫徹與民休息思想。後金政權立國以來,因不斷遷徙而工役頻興,先後修築了界凡城、薩爾滸城、東京城和瀋陽城。八旗官兵,「自奴酋及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買賣),農莊(將胡則多至五十餘所)奴婢耕作以輸其主。軍卒則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無結卜之役,租稅之收。」\[朝鮮\]李民《建州聞見錄》,《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三輯,47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沉重的徭役負擔全部壓在旗下奴隸和廣大漢民身上,至此項法令起才有所緩和。第二是強調農業為本。儘管努爾哈赤所在的建州部農業較為發展,但在統一過程中隨著大量人口搬遷至赫圖阿拉,糧食供應明顯不足,加上頻繁遷都,大量農田荒蕪。努爾哈赤連年對明作戰的一個原因就是搶奪糧食,但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權長期靠搶奪能維持下去。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就對八旗兵「計丁授田」,然而由於社會動盪,農業生產還是不景氣。皇太極明確提出「專勤南畝,以重本勞」的發展農業方針,扭轉了農業生產的局面。第三是確立「滿漢之人,均屬一體」的民族平等原則。皇太極的諭令中透露了努爾哈赤時審擬罪犯,征發徭役,執行公務,滿漢明顯不同。既然滿漢一體,今後就要一視同仁。


天鼓已鳴大清從東方崛起(3)

    皇太極安民的另一項重要法令是解放漢人奴隸,由漢官管理。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將遼東地區的漢人「皆建為汗與諸貝勒之莊屯,一莊給男丁十三人,牛七頭,田百□,二十□為官田,八十□供爾等食用」。《滿文老檔》,第66冊,646頁。遼東地區是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地區,編莊是將漢人全部農奴化,這無疑是對明朝時代歷史的倒退。況且編莊的漢人和滿人住在一起,「每被侵擾,多致逃亡」。皇太極規定:「按品級每備御止給壯丁八,牛二,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擇漢官清正者轄之。」以減少奴隸人數,改善生產關係。    
    上述法令的貫徹實施,收到了「漢人安堵,鹹頌樂土」皇太極之政令,均見《清太宗實錄》,卷1,10頁。之效,後金政權在遼東的統治由此鞏固下來。滿漢民族矛盾緩和之後,皇太極又對後金政權其他方針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重用漢族知識分子。在科舉制盛行的漢族人民中,知識分子作為預備官員受到普遍的尊敬,在民間號召力很強。在反抗努爾哈赤推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鬥爭中,許多知識分子成為鬥爭的先鋒與發動者。努爾哈赤因此十分痛恨漢族知識分子。他說:「窩藏明遣之奸細,接收札付,備置棍棒等種種惡行,皆在外書生、官員之親戚及前大臣爾等之所為世。」《滿文老檔》,第66冊,646頁。皇太極即位後還追憶這件事,謂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爾哈赤命令鑒別漢人,「令察出明紳衿盡行處死,謂種種可惡,皆在此輩,遂悉誅之。其時諸生隱匿得脫者約三百人。」這些僥倖活下來的知識分子,大都在滿洲貴族家充當奴僕,過著很悲慘的生活。天聰三年(1629年),皇太極下令開科取士,「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勘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治,於生員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以昭做人之典。諸貝勒府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清太宗實錄》,卷5,20頁。九月一日舉行了公開考試,共錄取200人,據說凡是充當奴僕的生員都通過這次考試擺脫了奴僕身份。如入關後當上清朝大學士的寧完我就是通過這次考試「蒙皇上出之奴隸,登之將列」《清史列傳》,卷5,「寧完我傳」。,獲得自由而成為後金的官員。天聰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1641年),都曾開科取士,吸收大批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其中不少人成為皇太極的心腹謀士。他們在後金和清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所起的作用均載入史冊,為舉世所公認。    
    參加後金政權的這些漢族知識分子,多次上疏,要求皇太極率八旗兵打進山海關,奪取全國最高統治權。其中馬光遠的建議最為具體,他說:「山海(關)一得,則關外城堡,不戰而得。我汗即率大兵坐困北京,塞運河,阻煤道,命將四出,剿勤王兵馬,收撫附近人民。京師城大人多,素無積蓄糧草,外運不通,內必生變,不半載而名城可破,大事可成矣。」《天聰朝臣工奏議》,「馬光遠請水陸並進奏」,見《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81頁;又見《清史稿?馬光遠傳》,卷231。寧完我進一步提出「參漢酌金」,編立會典,「漸就中國之制」,為將來奪取明朝天下做好準備。《天聰朝臣工奏議》,「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他們的這些意見早在天聰七年(1633年)就已提出,說明後金政權至少從此時起,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入關願望和統治全中國的設想。    
    爭取明朝降官降將,建立八旗漢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兩次攻打寧遠失利,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有效的攻城手段,特別是大炮,在火器上不如明朝。二是後金實行殘忍的屠城政策,迫使明軍拚死守城。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漢人工匠王天樹等人製成紅夷大炮,稱為「天祐助威大將軍」。皇太極命令漢民十丁抽一,組成漢軍,由額附佟養性統率。漢軍的滿語稱「烏真超哈」(ujen cooha),意為重兵,與他們的武器裝備精良大有關係。這年八月,皇太極率軍攻打正在修築的大凌河城,城中明軍「糧絕薪盡,殺人為食,析骸為爨」《清史列傳》,卷78,《貳臣傳甲?祖大壽》。,仍堅持抵抗。皇太極實行嚴密封鎖,打敗來援明軍,又展開積極的招降工作,明軍守將祖大壽絕望求降。這時後金兵部尚書岳托提出了轉變屠城殺降政策,招撫明降官降將的意見如下:    
    前克遼東、廣寧,漢人拒命者誅之,後復屠永平、灤州漢人,縱極力撫諭,人懷疑懼。今天與我大凌河漢人,正使天下知我善養人也。臣愚以為善撫此眾,歸服者必多。當先予以室家,出公帑給其需。儻蒙天眷,奄有其地,仍給還家產,彼必悅服。眾官宜令諸貝勒給莊一區,每牛錄取男婦二名,牛一頭,編為屯,人給二屯。其出人口、耕牛之家,牛錄以官值償。至明兵棄鄉土,窮年戍守,一苦也;畏我誅戮,又一苦也。今慕義歸降之漢兵,令滿、漢賢能官善為撫恤,毋令一人失所,則人心歸附,大業可成。《清史列傳》,卷3,「岳托傳」。    
    皇太極立即接受岳托的意見,親自率眾貝勒出營一里之外迎接來降的祖大壽。祖大壽見到皇太極,欲跪,皇太極忙上前制止,而行以滿族人最隆重的抱見禮。他和祖大壽一同進入營帳中,設宴款待,親自為祖大壽斟酒。在祖大壽看來他並非敗軍之將,而是皇太極的尊貴客人。和祖大壽一起投降的有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澤潤、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遼、裴國珍、陳邦選、李雲、鄧長春、劉毓英、竇承武,參將吳良弼、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弘先,游擊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可范、蕭永祚、韓棟、段學孔、張濂、吳奉成、方一元、塗應乾、陳變武、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計38人,他們成為八旗漢軍的骨幹將領。    
    皇太極爭取明朝降官降將,做到了真心誠意,周密耐心,令人感歎。這裡僅舉兩人為代表。祖大壽大凌河降後,表示願意為皇太極賺取錦州;可他返回錦州卻隱瞞了投降一事,又為明朝守錦州十餘年,直到崇德七年(1642年)再次被迫投降。皇太極不計前嫌,仍予重用。明監軍道張春,被俘後破口大罵,唯求速死。皇太極卻不殺他,將其安置於瀋陽的三官廟中講學,為後金培養了許多人才。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極編成漢軍八旗,明朝降官降將統帥的八旗漢軍成力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繼續征服內地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學習漢族封建文化,汲取統治經驗。天聰三年(1629年),後金設文館,皇太極下令達海、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市戚五人「翻譯漢字書籍」《清太宗實錄》,卷5,11~12頁。達海,姓覺爾察氏,幼年聰慧,九歲通滿漢文。他翻譯的書籍有《素書》、《三略》、《刑部會典》、《萬寶全書》、《通鑒》、《六韜》、《孟子》、《三國演義》、《大乘經》。達海之外,文館諸人還有選擇地翻譯了《四書》、《遼史》、《宋史》、《金史》、《元史》等書。這些翻譯書籍成為滿洲貴族集團學習漢族封建統治經驗的速成課本。禮親王昭槤說:「文皇帝(皇太極)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政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誌》各一部,以為臨政規範。」昭槤:《嘯亭續錄》,卷1,「翻書房」。滿文本《三國演義》特別受八旗將領的喜愛,甚至起到了軍事教科書的作用。


天鼓已鳴大清從東方崛起(4)

    加強皇權,完善國家機構。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政權比較原始,設有理國聽訟大臣五人,都堂十人,加上額亦都等五大臣,而主要軍國大政全由充當八旗旗主的努爾哈赤及其子侄來決定。努爾哈赤晚年沒有指定接班人,而是確立八旗旗主共治國家的政體。天聰初年,後金國家的政治狀況是:「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即一人尺土,貝勒不容於皇上,皇上亦不容貝勒。貝勒事事掣肘,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整黃旗一貝勒也。」《天聰朝臣工奏議》,「胡貢明五進狂瞽奏」,見《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34頁。天聰五年(1631年),皇太極根據漢官寧完我的提議,仿照明朝政體,正式設立六部,以貝勒多爾袞、德格類、薩哈廉、岳托、濟爾哈朗、阿巴泰領各部事。各部下設滿承政二人。蒙古承政一人,漢承政一人,參政八人,啟心郎一人。《清太宗實錄》,卷9,11~12頁。六部之設,使八旗貝勒成為皇太極屬下的官員,加強了汗權。六部官員由滿、蒙、漢族人按比例組成,擴大了後金政權的統治基礎。天聰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負責起草法令、講經注史和編纂書籍,相當於明朝內閣的作用。同年還設立了都察院,作為對諸王大臣們的監察機構。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又將蒙古衙門改為理藩院。以上機構的建立和完善,不僅使從後金到清朝的統治更加嚴密;而且實現了寧完我等人提出的「漸就中國之制」,「日後得了蠻子(明朝)地方,不至手忙腳亂」《天聰朝臣工奏議》,「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見《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82頁。的目的,為後來清王朝統一中國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初五,皇太極得到元朝傳國玉璽,正式稱帝,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從這時起,同明王朝爭奪最高統治權就成為皇太極一切活動的根本目的。    
    皇太極致力於鞏固後金內部的同時,並沒有停止對外用兵,且取得了巨大進展。    
    天聰元年(1627年),皇太極派阿敏進攻朝鮮。李氏朝鮮是明朝的藩屬國,而在萬歷時明朝又以巨大人力物力援助朝鮮打敗日本豐臣秀吉企圖滅亡朝鮮的侵略,故朝鮮對明朝感激不盡。朝鮮的戰略位置對明和後金都利害攸關,而朝鮮從自身利益考慮,認為後金坐大,當不利於朝鮮,因此站在明朝一邊。薩爾滸戰役時,朝鮮曾出兵幫助明朝於東路攻打後金。努爾哈赤佔領遼東,朝鮮又支持駐守東江的明總兵毛文龍部,從海上襲擊後金,使後金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皇太極對阿敏等出征將領說:「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披猖,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鮮可取,則並取之。」《清太宗實錄》,卷2,2頁。阿敏率八旗兵進入朝鮮,分兵進攻駐紮在鐵山的毛文龍部,毛文龍兵敗退入皮島。阿敏脅迫朝鮮簽訂《江都和約》,與後金結成兄弟之國。毛文龍退入海島後,由於朝鮮減少接濟,在後金的誘降下,一度打算投降,被袁崇煥發覺處死,其部將解體,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渡海投奔後金。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極親率十萬大軍再次攻打朝鮮。這次戰爭的表面原因是皇太極稱帝時「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獨不拜」《清史稿?太宗本紀二》,卷3。,實質是雙方結盟十年來矛盾總積累的結果。當時的朝鮮根本抵抗不住清朝的十萬大軍,朝鮮京城陷入重圍,國王李倧在貴妃、王子和百官全都做了俘虜的情況下出降,與清朝確立君臣關係,自認是清朝的藩屬國。皇太極把朝鮮國王的世子和另一個兒子帶回盛京(今遼寧省瀋陽市)做人質,規定朝鮮每年向清朝進貢大批財物,從此徹底征服朝鮮,解除了東顧之憂。    
    皇太極在稱帝以前,已經解決了北面的蒙古問題。今天的內蒙古地區當時居住著許多蒙古部落,統稱為漠南蒙古,其中察哈爾部勢力最強。明政府採取「以西虜制東夷」的方針,即利用西北的蒙古對抗東北的後金,極力支持察哈爾部林丹汗統一漠南蒙古。皇太極對蒙古各部恩威並用,設法爭取受林丹汗壓迫的蒙古各部歸附後金,對率先來歸的各部首領賜以厚禮,授以高官,結以婚姻。因此,科爾沁、翁牛特、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扎賚特和克什克騰等部陸續歸服後金。天聰二年(1628年),皇太極親自率八旗兵攻打林丹汗,佔領西剌木倫河流域;天聰六年(1632年),再次進攻林丹汗並獲得勝利。林丹汗在後金的沉重打擊下,眾叛親離,走投無路,於天聰八年(1634年)出痘病死於青海大草灘。次年,多爾袞率軍西征,消滅林丹汗的殘餘勢力,在河套地區俘虜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兒子額哲。此次出征還意外地獲得元朝的傳國玉璽,成為皇太極改元稱帝的直接原因,即開「一統萬年之端也」《皇朝開國方略》,卷20。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編成蒙古八旗,直接受清政府統轄。    
    漠南蒙古的歸屬,對明清雙方力量的消長有重大影響。明朝自朱元璋立國以來,北方草原地區的蒙古民族一直叛服無常,給明王朝生存以極大的威脅。正統、隆慶年間,蒙古首領也先和俺答汗兩次兵臨北京城下,使明朝的統治出現危機。皇太極降服漠南蒙古,勇猛慓悍的蒙古騎兵加入清軍,進一步增強了對明朝的軍事優勢。更為有利的是,皇太極可以避開山海關,繞經翁牛特等部過長城各口進入關內,明朝的危機形勢更為加深了。    
    壓服朝鮮及臣服蒙古,皇太極就完成了對明朝的戰略包圍。皇太極對明朝的戰爭,雖然時常有和議活動摻雜其間,卻從來沒有停止。天聰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極攻打寧遠、錦州的失敗,使他認識到明朝畢竟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須從兩旁斫削。因此儘管他取得了大凌河戰役的勝利,仍拒絕了很多漢官趁勢打進山海關的建議,而致力於一刀一斧地砍伐明朝這棵大樹。「伐大樹」之說是皇太極對臣下急於進攻明朝的一種回答,顯示他的策略極為高明與成功。參見《清太宗實錄》,卷50、卷62有關材料。    
    天聰三年(1629年)冬天,皇太極親率大軍繞開山海關,經蒙古地區迂道入喜峰、龍井、大安諸長城各口,史稱「入口之役」。皇太極此次攻下永平、灤州、遷安、遵化四城,並設反間計借崇禎帝之手除掉勁敵袁崇煥。然而在明軍孫承宗等人組織的反擊下,留守永平等四城的阿敏被驅逐出關。天聰八年(1634年)、崇德元年(1636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極又發動四次入口之役,乃改變戰略,每攻下一地,不再守城,以掠奪明朝人力物力、破壞經濟生產、製造社會動盪為主要目的。如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多爾袞、杜度奏報此次獲得的戰果是:「自北京至山西界,復至山東,攻濟南府破之,蹂躪數千里,明兵望風披靡,克府一州三縣五十七,總督宣、大盧象升戰死,擒德王朱由、郡王朱慈、奉國將軍朱慈黨、總督太監馮允升等,俘獲人口五十餘萬,他物稱是。」《清史稿?太宗本紀二》,卷3。「入口之役」給明朝在北方地區的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破壞,造成對清軍的恐懼,摧毀了明朝在河北、山東地區的基層政權,並使廣大人民群眾包括地主階級對明朝喪失了信心。    
    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極認為時機成熟,向遼西明軍發動進攻,以打通入關的道路。從這年春天起,皇太極就派兵對錦州進行圍困,錦州守將祖大壽堅決抵抗,拒不投降。第二年,皇太極增派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等人率領大批援軍加強攻勢,用紅夷大炮猛轟錦州城,志在必得。祖大壽頻頻向明朝告急,明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為經略,率8總兵步騎13萬出關馳援。洪承疇以守為戰,步步為營,接連擊敗來攻的清軍。皇太極聞知,「憂憤嘔血」,他顧不得有病,決定親赴前線指揮,「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錦州」\[朝鮮\]《李朝實錄》,仁祖十九年九月庚辰,見吳□:《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9冊,3686頁。,擺出與明朝決戰的態勢。在這關鍵時刻,崇禎帝聽信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主張,命令洪承疇立即發動進攻,結果,明軍在松山和杏山之間的高橋中了清軍埋伏,死亡五萬餘人。洪承疇退回松山,兵敗被俘,投降了清朝。《清太宗實錄》,卷59,6~7頁;《明季北略》,卷18,「洪承疇降清」。


天鼓已鳴大清從東方崛起(5)

    明朝經此一戰,精兵良將喪失殆盡,被迫與清王朝議和。戰後,皇太極十分高興地對眾將說:「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僕。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今明國精兵已盡,我兵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從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實錄》,卷62,14~15頁。皇太極之英明就在於他能於勝利即將在握的情況下,更加重視招撫明朝降官降將。松錦戰後,明軍統帥洪承疇被俘投降,皇太極大加賞賚,親自設宴款待,引起其他八旗將領的不滿。皇太極問諸將:「吾曹櫛風沐雨數十年,將欲何為?」諸將回答:「欲得中原耳。」於是,皇太極笑著說:「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清史稿?洪承疇傳》,卷237。遺憾的是皇太極死得過早,而未能親自實現奪取中原的夙願。


北京決戰李闖王率軍進京(1)

    1644年,中國北方幾乎在一條線上的三大政治勢力展開了生死存亡的大決戰。這三大政治勢力就是北京東邊的大清、中間的大明、西邊的大順,決戰的高峰和結果當然視其是否在北京立足。有趣的是,三大勢力的決戰,始終沒有形成二對一,而是一對一,分成了先後兩次。第一次大決戰是西邊的大順與中間的大明,東邊的大清基本上是坐山觀虎鬥。    
    大順與大明的決戰結果是大明失敗滅亡,對此,歷史上有諸多記載和評論。細枝末節各有差異,但較為一致的是同情或惋惜明朝被戰敗,以致滅亡;並認為即使如此,也不意味著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勢力強大,不過是明朝自身缺乏如張良、陳平一樣的治國謀臣和李靖、郭子儀一樣勇敢善戰的猛將。對崇禎帝則固然知其救亡乏術,卻堅持認為他非亡國之君。持此論之代表仍以正史中的《明史》最為明顯,如說:    
    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掄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明史?流賊傳》,卷309。    
    這種評論有一定根據,所講道理也有對的地方,對就對在說明朝的滅亡,有它自身的內在原因;但是很不全面,主要是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存有偏見,不願承認農民軍的力量也足以致明朝於死地。論者以為作如是觀,才能表現出自己的嚴正立場,那就是農民在封建社會裡永遠不要造反,他們不可能成為推翻封建國家的強大勢力。實際這是一種封建統治者固有的對農民起義的蔑視,早已被歷史事實所否定。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擁有馬兵60萬,步兵40萬,力量不可謂小,從軍事力量來看,投入實在不少。但李自成雖已建國立業,並不就此安營紮寨,他只把在西安的這一切舉措當作繼續作戰的組成部分,讓政權服從軍事,不改「流寇主義」的積習。    
    大順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國之後所發詔書,指斥明朝之黑暗腐朽,即發出了新的戰鬥號角。信息傳到北京,明朝統治集團內部反應極為強烈。首先是崇禎已感到大難臨頭,驚歎:    
    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恨,但死不瞑目耳。    
    崇禎帝說完此話,痛哭流涕,隨之內閣大學士陳演、蔣德璟等請求代替皇帝出征,皆未得許。《明史?李建泰傳》,卷253。其次是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應召於德政殿,崇禎問他「禦寇急策」。這位近侍屏去左右,神秘地向皇帝進獻南遷之策。他說:「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乍一聽,崇禎未透露自己真情,故作姿態,宣稱:「此事重大,未可易言。」邊說邊以手指天,然後補充說:「上天未知如何?」明睿繼續勸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坦率地告訴他,不必管什麼上天,只有您自己決定了。崇禎帝環顧周圍無人,說實話了:「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讚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坐汝。」南遷之議就此暫時放下了,不久曾一度再提,由於有人反對,終於永未實行。參見《平寇志》,卷8;《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議南遷」。    
    復次,作為對李自成由西安進逼北京的反應,是李建泰自請督師。建泰,山西人,家貲富厚,李自成農民軍向山西逼近時,他恐怕家鄉受害,認為可以輸財佐軍,早存親自督師之志。當崇禎帝正為自成逼得無可奈何之時,他向皇帝提出申請:「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崇禎帝見建泰此舉不勝高興,一再慰勉,答應:「卿若行,朕仿古推轂禮。」建泰要求衛楨復為御史,凌授職方主事,二人並監軍;參將郭中傑升為副總兵,領中軍事;派進士石隆聯絡延、寧、甘、固人士疆場立功。崇禎帝一一表示同意。給李建泰本人加上兵部尚書的官銜,賜尚方寶劍,便宜從事。《明史?李建泰傳》,卷253;《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李建泰申請之言稱「臣家在平陽,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請提兵急行」。與《明史》文字互異。    
    李自成從西安向北京的進軍,大體有幾個步驟,即先造輿論,發出一紙通牒,派人轉送,約明軍決戰。此牒於正月初十傳到京師,明朝兵部以為有詐,殺了執牒者,於防務並未加注意。繼之,李自成派出大軍起行,由劉宗敏、李過率領的兩萬為前鋒,所過皆勝。李自成得到報告,認為可以長驅直進,便留下很少的文官和武將守西安,親自率領50萬馬步兵與諸將渡河,攻佔河東、河津、稷山、滎河、臨晉、絳州,一路得手。    
    明軍無力抵抗來勢兇猛的農民起義大軍。正月二十六日,崇禎帝為李建泰舉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中午,崇禎帝登上正陽門樓,衛士東西排列,自午門至城外,旌旗甲仗甚盛,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皆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設御宴,崇禎帝手握金卮三次為建泰酌酒。出手敕稱之為「代朕親征」。建泰辭行,皇帝又目送而往。如此隆重的舉動,卻不過是虛張聲勢,李建泰面臨的是「兵食並絀」,麾下之師只有500人。剛一出都,就聽到他的家鄉曲沃已被農民軍攻下,萬貫家資皆非所有,驚怛而病。每天行30里,士卒道中多逃亡。至保定,遇到農民軍先鋒部隊來逼,真正要打了,又不敢前進了,只得入城屯住。轉眼之間,城也不守,建泰自刎未死,當了俘虜,一場滑稽戲就此落下了帷幕。《明史?李建泰傳》,卷253。    
    太原之戰是李自成東進中重要一役。李自成大軍主力渡河既於二月初三下汾州,就把太原作為進攻目標。先是山西巡撫蔡懋德聞義軍東指,急出3000兵與百萬義師相抗,如卵擊石,而太原明軍惶惶不可終日,晉王朱求桂手檄懋德還守太原。蔡懋德一撤,李自成便乘虛而進,連下河津、平陽,山西大部易主。懋德於太原誓師,當著官吏軍民的面,只知哭,一個人哭引來大眾皆哭。二月初五,自成軍兵臨太原城下,懋德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等出戰,一敗塗地,再調部將張雄守大南門,雄已出城投降農民軍了。七日,農民軍登上太原城,懋德欲自殺,先遣人送《遺表》至京師。中軍應時盛請下城巷戰,懋德見無望取勝,急呼「上馬」。義軍已滿城,經過巷戰,明守太原文武官將或戰死,或自刎,總計46人;晉王朱求桂也被執。義軍遣官赴山西、河南所佔州縣赴任。「士民苦征輸,乘亂逐偽官,焚香迎賊如狂。」《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313頁。


北京決戰李闖王率軍進京(2)

    周遇吉是明將中對抗農民軍最頑強的一員。李自成率農民軍攻向山西時,他作為總兵官,設防河上。七日太原失守,遇吉於代州遏農民軍北進,連續交鋒,多有斬獲,至糧盡援絕,退保寧武關。農民軍跟蹤追擊,「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以對明朝的愚忠,四面發炮,進行頑抗,農民軍被殺上萬人,他自己也陷入絕境,火藥將盡,外圍轉急。無奈於城內設伏,出弱卒引誘義軍,又殺數千人。義軍以炮還炮,城圮復完。李自成採用更番進攻策略,「前隊死,後復繼」,明軍力盡,義軍入城,周遇吉又經過巷戰,馬蹶,徒步跳蕩,身被矢如蝟,終於為義軍所執,將其處死。《明史?周遇吉傳》,卷268。寧武關之戰,殲滅周遇吉部,顯示了農民軍無論在兵員數量上,或戰鬥力上,都擁有強大的優勢。此勝雖經過苦戰,但對其他明軍產生了很大影響。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向李自成聯絡投降。    
    三月初二,大順軍進至大同城下,城中代王朱傳和巡撫衛景瑗圖謀抵抗。姜瓖對眾人揚言說:衛景瑗是陝西人,和李自成是同鄉,打算投降。代王因此懷疑衛景瑗,加上這位巡撫大人有足疾,行動不便,守城之任委姜瓖主之。姜瓖乘機打開城門,大順軍一擁而入,殺死了代王。李天根:《爝火錄》上冊,13頁。大順軍向陽和進發,明陽和兵備道於重華出城十里迎降,城裡人備牛酒歡迎大順軍,遂長驅至宣府城下。明宣府巡撫朱之馮登上城樓,召集將吏籌劃抵抗,竟無人理睬。可笑的是,朱之馮還想懸賞守城,令士兵發紅夷大炮轟擊大順軍,周圍的士兵一齊跪下叩頭道:「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全一城性命。」朱之馮無可奈何,自殺了事,鎮守太監杜勳和總兵王承胤早已爭先投降了大順軍。《小腆紀年附考》上冊,86頁。    
    大順軍破關斬將,有戰鬥力也有威懾力,三月十五日,大順軍進抵居庸關,守關總兵唐通、鎮守太監杜之秩舉關投降。大順軍進入京畿地區,次日佔領昌平,十七日前進至北京平則門下。與李自成主力軍相配合的劉芳亮部,自山西潞安東進,攻下彰德、真定、大名、廣平等府,沿途明軍望風而逃。


北京決戰崇禎帝吊死煤山(1)

    歷史上,事與願違的例證很多,然而崇禎帝很可能是這類例證中最為典型的一例。即不但他自己一再宣稱「朕非亡國之君」,很多同時代和後代的人也持此論,其結果卻毫不含糊地用事實下了結論:崇禎帝是亡國之君。1644年陰曆三月十九日凌晨,大順軍殺進北京城,崇禎帝走投無路,從紫禁城的北門出去,登上煤山的壽皇亭,在一棵樹上吊死,結束了他17年的統治,277年的大明政權也宣告退出歷史舞台。一個國家的滅亡和一個君主之死就這樣結合起來了。    
    崇禎帝自視極高,他為帝17年,也確曾無時無刻不為挽救明王朝而竭盡其氣力,光內閣大學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統治江河日下,明王朝的兩個對手農民軍和清王朝都要置崇禎帝於死地。崇禎帝不甘心當亡國之君,氣急敗壞地抱怨大臣無能,「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流寇志》,卷9,150頁。直到自殺時仍認力「皆諸臣之誤朕也」,把亡國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由於他以身殉國,連其對手李自成和清王朝都給予很大的憐憫,遂使以後的學者不再指斥他的亡國之責。《明史》一句「莊烈非亡國之君」似成定論。    
    明朝為什麼沒有亡於好貨的神宗和荒嬉的熹宗,而亡於「殫心求治」的崇禎帝,這的確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皇帝除了代表一個人外,更代表一種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外,有許多其他人可以借用皇帝制度發揮個人作用。如張居正和魏忠賢,一個利用皇帝行善,另一個利用皇帝作惡。崇禎帝是個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剛愎自用而又狐疑不決,獨斷專行又喜阿諛奉承,結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黜,小人則逢迎而得勢。在大崩潰的甲申年,他的周圍已不存在能使他信服又有能力解決危機的人。明朝並非沒有這樣的人,袁崇煥、盧象升、孫承宗、徐光啟都稱得上不世之才,最終或死於非命,或無用武之地。孫傳庭、洪承疇也是罕見的軍事家,而在崇禎帝的逼迫下,一喪命於李自成軍,一降於清王朝。崇禎帝的閣臣們就剩下唯唯諾諾的陳演、魏藻德之輩,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其實歷史進入到甲申年初,對崇禎帝來說,還是有相當大的迴旋餘地的。雖然明王朝被農民軍和清王朝打得丟盔卸甲,體無完膚,但仍然控制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區並沒有被戰爭波及,明王朝可以調動的人力財力比其兩個對手的總和還要多。在政治上,明朝統治階級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仍然效忠明政府。崇禎帝因戰爭的失敗頻頻懲治大臣,文武百官們因政見不同爭吵不休,但仍然同心協力維護封建統治,除了一些將領在戰場上兵敗投降外,明政府內部並沒有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從軍事上看,比農民軍戰鬥力更強的八旗兵奮戰幾十年,始終未能逾山海關一步,連寧遠城也沒有打下來。這除了吳三桂指揮的「關寧鐵騎」戰鬥力較強外,更在於明朝這棵大樹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連根拔掉。所以松錦戰後,皇太極雖然得出「燕京可得」的論斷,並沒有打進山海關,而是繼續派兵「四面縱略」,說明他認為滅亡明王朝的時機沒有成熟。從經濟上說,崇禎末年確實出現了巨大的財政困難,特別是軍餉問題,而主要原因是江南財賦受戰爭影響運不進來。崇禎帝如果放棄北京,完全可以擺脫兵餉的困難而重建雄風,歷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國祚得以延續,況且他的老祖宗在南京保留一整套政府機構。然而自負的崇禎帝是很瞧不起維持半壁河山的宋高宗等人,使其對南遷的問題,陷入矛盾狀態。由於他的優柔寡斷,舉棋不定,喪失了一個又一個的機會,才演出了煤山自縊的悲劇。    
    這裡不妨再回憶一番他與李明睿探討南遷時的窘態。先是二人已經有了共識,正月初三的中午,崇禎帝又把李明睿召至御前,似乎很想繼續研究南遷之事,然李明睿以為此事已定,沒有提及,只籠統地談了一些對時局的看法,虛榮的崇禎帝又不肯先提出此事,只好作罷。    
    當夜,崇禎帝第三次召見李明睿,一見面就迫不及待地發問:如果南遷,「誰可接濟,途間用何等官領兵措餉,駐紮何地?」李明睿說:「濟寧、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預為之防。」崇禎帝為難地問:「此時兵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李明睿回答:「近京八府尚可募(兵),皇上此行,京師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在公侯伯及閣部文武大臣,試其能才,推轂而遣之。」李明睿還勸崇禎帝拿出皇家內帑作為兵餉,「內帑不可不發,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長物,當發出犒軍。若中途不足,區處甚難。留之大內,不過朽蠹。若先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之費」。而崇禎帝不肯花費皇家金錢,仍想依靠戶部籌措南遷費用,李明睿只好向他挑明:「今三空四盡,戶部決難湊手,皇上為宗廟社稷計,決而行之。」崇禎帝表示完全同意,君臣二人談到漏下二鼓始散。《流寇志》,卷9,136~137頁。    
    就甲申年初的形勢而言,李明睿的南遷之議不失為解救危局的良策。清王朝因皇太極之死明顯緩和了對山海關明軍的壓力,而且明軍在關外還保有寧遠等城。李自成剛剛進入西安建國,還沒有發兵展開攻勢。崇禎帝有充分的時間,從容地退入南京,劃江而守,把北京城留給大順或清朝去爭奪。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李自成一打下北京,就意識到他面臨著和清朝對陣的局面。通過一日三次召見李明睿的非常之舉,證明崇禎決心南遷了,而口頭上說什麼「諸臣不從」,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他只不過是在等待文武百官們舉朝一致要求南遷,好把放棄首都的責任留給臣下。然而他失望了,熊廷弼、袁崇煥、陳新甲等人因失地被誅殺的血的教訓使百官們誰也不肯再當替罪羊了。崇禎南遷的計劃因他本人留戀虛名而落空。    
    二月二十八日,左都御史李邦華又提出「太子南行,皇上固守」《烈皇小識》,卷8,228頁。的設想,這是一個比崇禎南遷更為穩妥的辦法。李邦華在奏疏中列舉了太子南遷的好處:「皇太子以撫軍主器之重,暫違定省,號召東南,共圖滅賊,即皇上赫聲濯靈,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就是說萬一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東南半壁江山。崇禎帝聞知,立即召見內閣大臣們詢問此事,大學士陳演把群臣的議論陳述後,崇禎帝言不由衷地說道:「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此土,賊至而去,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祖宗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擺出一副視死如歸的面目。話說得雖然氣壯如牛,可是心裡希望首輔大學士陳演能帶頭要求南遷才好。大學士蔣德璟轉而提出:「太子監軍,亦萬世計。」崇禎帝立即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濟,孩子家作得甚事!」把這個意見徹底否定。其實在幾天前崇禎帝就派左懋第往南方查詢舟師兵馬之數,密令天津巡撫在大沽口準備300艘漕船以備南遷使用,他一口否定皇太子南遷計劃,是因為他自己要南遷。但南遷畢竟是不光彩的事,他打算等待「舉朝固請而後行」,他在私下裡告訴陳演:「此事要先生一擔」,老奸巨猾的陳演偏偏裝聾作啞,絕口不談對南遷的意見,氣得崇禎帝大罵陳演:「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小腆紀年附考》上冊,70~71頁。,將陳演罷官以洩心頭之憤。事到如此,南遷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北京決戰崇禎帝吊死煤山(2)

    南遷之議既已耽擱,崇禎帝便不得不在北京作困獸鬥。正月十八日,工科給事中彭琯奏請下蠲免令,爭取人心,雖屬一般之理,而此時卻顯得格外重要。他在奏疏中稱:「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於三年免征,一夫不殺之偽示。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並奇荒赤地通行蠲免,使老弱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流寇志》,卷9,140頁。這個主張算是拿出了徹底的解決辦法。中國封建社會幾千次農民起義,無一不是封建剝削太重所致。明末農民大起義成燎原烈火之勢,直接原因就是三餉加派引起。崇禎帝想挽救明亡,蠲免三餉加派,爭取人心確為第一件應辦之事。可是,當時的崇禎帝關心的是如何籌夠南遷的軍餉,對此議未予理睬。    
    另一個官員光時亨緊隨其後,上疏抨擊練餉殃民,要求追究首倡練餉之人。大學士蔣德璟也認為「聚斂小人倡議搜刮,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贊成光時亨之議。崇禎帝在文華殿召見閣臣和吏、戶二部官員,首先聲稱「朕如何是聚斂,只欲練兵」,然後追問蔣德璟所說的「聚斂小人」究竟指誰?蔣德璟見崇禎帝發怒,只好字斟句酌地回答:    
    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餘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只三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    
    崇禎帝拒不承認事實,說戶部已將三餉合一。蔣德璟指出:「戶部雖並三餉為一,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並進一步解釋: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窮,遇賊輒迎,臣又私心恨之。蓋致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死。《小腆紀年附考》上冊,36頁。    
    蔣德璟冒著死罪說出的這番話至少解答了明政府兵餉匱乏橫征不止的主要原因,上有聚斂之君,下有貪贓之臣,必然餉多而兵少,賦加而民困,陷入「外無兵,內無民」的絕境。    
    崇禎帝本質上是個極端虛偽之人,他一生多次下詔罪己,力圖把自己裝扮成愛民之君。如崇禎八年(1635年)農民軍攻下鳳陽,焚燬明皇陵,崇禎帝假惺惺下詔罪己時,侍讀倪元璐就指出:「陛下下罪己詔,非徒空言。今民最苦,莫若催科。」《流寇志》,卷2,30頁。崇禎帝雖表示贊成,卻不做任何減免之事,反而陸續增加賦稅。大順軍攻下太原,他在罪己詔中說:「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挽粟,居送行賚,加賦急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又皆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罄,田卒汙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皆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頻仍,疫□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過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319頁;《明季北略》,卷20,446頁。詔書中一連用了四個「朕之過」,認罪之心何其誠懇,然而,他自知百姓苦難之深後甚至連個空頭支票都沒有開出,最後仍說:「念用兵征餉,無非得已」,要各直省地方官「多方勸諭」,繼續搜刮無誤。直到三月十八日,大順軍已經攻城了,崇禎又下罪己詔中,才遲遲宣佈「盡罷加派新舊餉」《流寇志》,卷9,145、156頁。,此時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了。    
    那麼,崇禎帝除了加賦之外,真的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其實辦法還是有的。文秉在《烈皇小識》中稱,清查積弊即可:    
    如光祿寺歲派無錫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歲用七百餘石,則每年多存六百餘石;浙直各府,歲派分給部堂翰林尚寶科道等衙門白米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歲用共八千餘石,則每年多存四千餘石;每年衛所運解漕糧入祿米倉者,五百餘萬石,除文武各官,支過俸米外,具蠶食其中者,則有營兵、衛軍、衙役三蠹:營兵則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驤軍勇神木黑口等廠,以中涓為三窟,歲縻餉三十萬石矣。衛軍則有造冊之弊,今溢額者將及二萬人,一軍應支餉十二石,是歲耗米二十四萬石矣。衛役則有賣票之弊,凡官錦衣者,虛領十餘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歲耗米二三十萬石矣。漕撫標兵五千,皆食江南糧,衛軍領解,止行給八百里行糧,不應與解京者同給三千七百里行糧,此項厘剔,亦可省米三萬石。更由此而推之,內府收貯香蠟燈草絲棉等項,額征銀五萬餘兩,年年委積無用,此項不可裁乎?薊遼犒賞公費,重複支用,多至二十三萬兩,舉一邊而各邊可知,此項不可節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又料價藥料,一切不急之需,暫停一二年,可省金錢數十萬,若能逐項清查以佐國用,將朝廷不苦於虧額,蒼黎鹹樂於更生。《烈皇小識》,卷7,188~189頁。    
    封建統治者的本性使崇禎帝從來不肯從其自身及支持者們那裡節儉,唯知誅求百姓而已。    
    拋開糧餉,在三大勢力鬥爭的輕重緩急中,尋求出路的也大有人在。薊遼總督王永吉、巡撫楊鶚、吏科給事中吳麟征於太原失守後聯合奏請放棄寧遠,召吳三桂統率的關寧鐵騎入衛北京。而早在前一年職方郎中趙光抃出關巡察時已提出放棄關外寧遠、前屯衛二城,內閣「謂棄地非計」,沒有同意。崇禎帝對王永吉等人的奏疏不表態,讓陳演和魏藻德處理,他們二人也不提具體辦法,反而對其他大臣說:「上有急,故行其計,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奈何?」這倒也是實情。於是眾臣建議崇禎帝召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研究此事,巧妙地迴避了責任。


北京決戰崇禎帝吊死煤山(3)

    崇禎帝請教吳襄時,吳襄立即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為由堅決反對。    
    崇禎急忙表示:「此朕為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賊勢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吳襄答:「臣揣賊據秦、晉,未必即來;即來,亦遣先驅嘗我耳。若逆闖自來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    
    崇禎帝苦笑說:「逆闖已百萬,卿何言之易!」    
    吳襄正色道:「賊聲言百萬,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戰;往時諸將皆無制之兵,見賊輒潰降,以五千人往,則益賊五千,以一萬人往,則益賊一萬,遂使賊勢愈熾。今彼屢勝而驕,初未見大敵也。朱仙鎮之左帥(左良玉),可謂大敵矣,敗在我兵多降賊,郟縣之秦督(孫傳庭),可謂大敵矣,敗在我兵多秦人。若以臣子之兵當之,直成擒耳!」    
    崇禎帝又問:「卿父子之兵幾何?」    
    吳襄叩頭說:「臣罪萬死;臣兵按冊八萬,其實三萬人。」    
    崇禎帝再問:「此三萬人皆驍勇敢戰乎?」    
    吳襄答:「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近三千人可用耳。」    
    崇禎帝好奇地說:「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    
    吳襄解釋道:「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食粗糲,而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紈羅紵綺,故能得其死力。」    
    崇禎帝問:「需餉幾何?」    
    吳襄答:「百萬。」    
    崇禎帝大驚失色道:「何用多餉?」    
    吳襄則說:「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莊田,今捨之入關,給何地屯種;額餉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補。關外尚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驅以同入,作何道安插。百萬恐不足濟,臣何敢妄言!」    
    崇禎帝只好以實相告:「內庫止七萬金,金銀什物二三十萬耳。」《小腆紀年附考》上冊,61~62頁。    
    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吳襄的這次談話給崇禎帝以相當大的影響,他之所以沒有離開北京南逃,其重要原因就是寄希望於吳三桂的關遼軍隊上。    
    中國古代帝王有難,要求地方相助叫「勤王」,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崇禎帝否決了太子南遷之當天,即頒布了勤王令,號召各地明將率兵入衛京師。三月初三,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升劉澤清職一級,加劉良佐等將領署一級;命督撫馬士英等人予以實職。凡是掌握軍隊能就近赴京的將領統統被加官晉爵。    
    為了解決勤王軍隊的兵餉問題,崇禎帝下令設黃綾冊,向百官募集捐助銀。規定以3萬為上等,熹宗後父太康伯張國紀捐輸2萬,進爵為侯,以下浙江人6000兩,陝西人5000兩,山東人4000兩,各省都有固定數目。百官中響應者寥寥,僅魏藻德帶頭捐銀500兩。崇禎帝再向勳戚宦官求助,親自派太監徐高傳諭給周皇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讓他帶個頭,拿出5萬或10萬兩銀子來,周奎竟說沒有。徐高哭著哀求仍不奏效,拂袖而去道:「皇親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才勉強答應捐1萬兩。崇禎帝認為太不像話,要周奎至少拿出2萬兩,周奎便求女兒幫忙,周皇后為了自己的面子,從宮中湊了5000兩送給周奎,周奎又匿下2000兩。太監王之心,其富第一,舊稱家貯現銀30萬兩,只捐了1萬兩。百官、勳戚、太監合計共20萬兩。《流寇志》,卷9,151頁;《甲申核真略》,12頁。當大順軍入城追贓助餉時,太監王之心交出15萬兩,外戚周奎52萬兩。《甲申朝事小紀》上冊,152頁。最富的自然是皇家,大順軍入皇帝宮中,「括各庫銀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楊士聰:《甲申核真略》,34頁。    
    崇禎帝在最後時刻,認為最可靠的唯有宦官。就在總兵官周遇吉在寧武關與大順軍激戰時,十名宦官被派出各鎮充當監軍。其分工是:「寧、前,高起潛;天津、通、德、臨、津,盧維寧;真定、保定,方正化;宣府,杜勳;順德、彰德,王夢弼;大名、廣平,閆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這些常年生活於深宮中的宦官,沒有任何軍事經驗,如今派他們前往各鎮,凌駕於大將之上,只能瓦解軍心。兵部尚書張縉彥以現今糧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正危擔欲卸之時,而驟添十員監軍,不僅物力不足供應,且分散事權等理由反對,崇禎帝根本不聽。《小腆紀年附考》上冊,65頁。總兵官唐通受封定西伯,即率8000明軍入京勤王,崇禎帝只給了他40兩賞銀,每兵另分攤5錢,而派宦官杜之秩做他的監軍。唐通感到在崇禎帝的心目中,他堂堂總兵官竟不如一個奴才,便以眾寡不敵為由,表示願前住居庸關憑險禦敵;而大順軍一到,他和杜之秩都投降了農民軍。    
    李自成向北京進軍,沿途雖遇明軍望風而降,但戰鬥仍未間斷。如三月十六日,大順軍進至昌平,焚明十二陵,總兵官李守即拚命抵抗,殺死大順軍數人,然後自刎。京師聞訊大為驚慌,時有五六萬兵可守,還有宦官數千人,比之大順軍之眾當然顯得很少。特別是有些號稱「勤王者」,實際是大順軍的先鋒候騎。十七日中午,大順軍五六十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明守卒急發炮,大順軍及平民死傷數十人。繼之大順軍大隊前來接應,攻平則、彰義等門,明城外三大營潰降。大順軍利用所得之炮調轉炮口攻城,轟聲震地。明守城軍中夾雜很多受雇的貧民,既乏訓練,又缺糧充飢,全無戰鬥力,聽到萬炮齊發,天地震懾,人人惶急,莫知所措。襄城伯李國禎不顧宦官阻擋,得見崇禎,問:「守城事如何?」回答:「守城軍不用命矣。」這時崇禎才完全依靠宦官了。    
    大順軍包圍北京,關鍵時刻崇禎帝命令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成了守城總指揮。有人向崇禎帝推薦文武可用之臣,而崇禎帝當著宦官王之心的面,在御案上手書十二個大字「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然後擦去。《明季北略》,卷20,450頁。宦官們因此更加驕橫,大罵百官「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吾輩用力」。在大順軍攻至北京外城時,儘管宦官被委以守城重任,有的官員仍然關心地上城察看,卻被太監用亂棒打回,只好坐視明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三月十八日,大順軍「攻打益急,炮聲益甚」。投降了李自成的宣府監軍宦官杜勳竟入城宣稱大順軍鋒不可當,勸崇禎帝投降;又有昌平守陵宦官申芝秀「請遜位」,崇禎帝雖然沒有答應,也僅怒叱這兩個不忠之徒而已,杜勳被安然放走。當天夜裡,宦官曹化淳打開彰義門,放大順軍入城《小腆紀年附考》上冊,92~94頁。,李自成率大隊人馬疾馳而入北京外城。


北京決戰崇禎帝吊死煤山(4)

    崇禎帝挽救明朝的努力失敗了,又在自己的家中製造了一出悲劇。三月十八日夜,他聽說大順軍已經入外城,不能入寢,呼兵,兵不在;呼將,將不應。忙同王承恩登上煤山,望見硝煙瀰漫,知大勢已去,回到乾清宮安排後事。他委任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太子,等太監把他的手諭送到內閣,群臣已作鳥獸散。崇禎帝回到宮中,逼周皇后自盡,召見太子和永王、定王,囑咐三個兒子埋名隱姓,為他報仇。崇禎帝走進仁壽宮,看見15歲的長平公主正在痛哭,揮劍砍掉了長平公主的左臂,在昭仁殿殺死6歲的小女兒昭仁公主,還到西宮手刃袁貴妃及遇到的妃嬪數人。《明季北略》,卷20,「十八夜周皇后縊坤寧宮」。    
    崇禎帝的死也是不大光彩的。三月十八日下午,他曾召駙馬鞏永固和新樂侯劉文炳兩人,「各率家丁,護從南行」,鞏永固和劉文炳以從不蓄養家丁及家丁無用為由拒絕了。當夜製造了宮中的慘案之後,崇禎帝手持三眼槍,率領十幾個手持斧頭的太監騎馬出東華門突圍,至齊化門、安定門,均不得出。《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7,324頁。眼看天亮,無奈返回宮中。他在宮中,親自鳴鐘召集百官,然無一至者。公平地說,崇禎帝說了很多與大明共存亡的話,卻從未提到想活著投降農民軍的。不甘心俯首就擒的心理驅使這位35歲的大明末代皇帝自己結束了生命。


北京決戰大順舉措失誤多(1)

    中國歷史上大小數百次農民起義,在人們心目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李闖王進北京不屬第一,也屬第二。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認為這是翻天覆地的新鮮事。農民也能當皇帝,造反也能得天下,在一般人心目中總覺得不正常。而歷史事實確實如此,並且就發生在1644年。    
    三月十九日午刻,李自成從德勝門進入北京內城。德勝門在京城的北面,關於李自成進城的路線和沿路的場面,歷史多有記載。茲選一較詳者錄之如下:    
    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偽軍師宋獻策、偽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偽將劉宗敏、李牟,副將田化龍、李巖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為界。」其實為空虛之處,一旦成空,乃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之門」四字,欲藉以惑眾,復彎弓指門榜,大聲語諸賊曰:「我能為天下主,則一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於得勝門。參見《明季北略》,卷20,「李自成入北京內城」;《國榷》,卷100,6047頁。    
    這個描述並不客觀,但是李自成進北京的氣魄畢竟反映出來了。如再進一步就這一記載中分析,從李自成進北京的第一步起,這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起義者就使人們思考著:他們能呆多久?李自成及其部下也在思考或力求回答,那就是劃淮河為界、中分天下。最可惜的是他們沒有留下自己的文獻,只能讓人們憑其行動判斷了。    
    李自成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據說北京城破前,丞相牛金星專門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須約束士兵,不得殘暴百姓,且以辭職相要挾,李自成因此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劉尚友:《定思小紀》,69頁,浙江古籍出版社。加強了對大順軍的紀律約束。當李自成進城時,特地拔箭去鏃,向後面的士兵連發三箭,宣佈「兵入城,傷一人者斬」,以此作為軍令。入城後,大順兵政府於北京城內遍貼安民告示,「大師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擄掠民財者,凌遲處死」。雖然如此,還是發生了個別士兵騷擾市民的事件,「有二賊掠緞鋪,立剮於棋盤街。民間大喜,安堵如故」《流寇志》,卷10,161頁。    
    李自成進入北京城,萬象更新。所作所為,千頭萬緒,其犖犖大者,略舉三事:    
    第一,接管明政府。    
    首先,明確崇禎帝的下落及安置明皇室人員。由於崇禎的淫逼和濫殺,皇宮內死屍狼藉,唯袁貴妃和長平公主一息尚存。李自成見到倒在血泊之中宮妃們的慘狀,不由感歎崇禎帝過分殘忍,命手下人救起她們兩人,扶回宮中精心照料,還根據長平公主的意願,把她送到嘉定伯周奎府中。皇太子原想躲到周奎家,但周家閉門不納,被宦官們獻出。太子見李自成不跪,李自成問:「汝父何在?」答曰:「崩於壽寧宮矣。」李自成向太子明朝為何丟掉天下,太子說是誤用了奸臣周延儒。太子問李自成為何不殺他,李自成說:你本無罪之人,我為什麼要殺掉你呢,遂把太子交給劉宗敏照管。李天根:《爝火錄》上冊,26~27頁。    
    李自成入宮後為尋找崇禎帝的確切下落,曾大索宮中而未得。有人提議「非重賞嚴誅不可得」,又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至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得到准信,崇禎帝已吊死煤山壽皇亭,立即下令將其屍體抬至東華門旁,放置柳木棺中。次日移入茶庵,有太監看守,李自成還接受了明朝百官的請求,以帝禮安葬崇禎帝。三月二十四日,大順政權為崇禎帝舉行葬禮,崇禎帝屍體裝入紅漆棺,周皇后屍體裝入黑漆棺,「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後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05頁。而後將崇禎帝和周皇后的靈柩移出城外,僱傭民夫打開昌平州馬鹿山南田貴妃墓,合葬其中。    
    其次,大順政權對原明政府的官員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願回籍者聽其自便,樂於參加新政權者量力擢用,違抗不出者殺頭,隱匿之家連坐,並要求明朝百官必須於三月二十一日入朝見李自成。    
    傳統的忠君觀念和明末官員自身的罪惡,使得北京城的明朝政府官員有不少人自殺斃命。從十九日起,明官自殺者有戶部尚書倪元璐、工部尚書范景文、左都御史苑邦華、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征、左中允劉理順、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包括若干勳戚、太監。李自成得悉,立即表示:「即使不願做官,說明還鄉有何不可,何至如是!」在一位取得巨大勝利的農民軍領袖眼裡,既對他們的死表示深切同情,又覺得實在無此必要,故要求義軍勿難為其家屬。《國榷》,卷100,6048~6052頁載殉難者甚詳;又《爝火錄》上冊,47頁載自成之言。    
    明政府的絕大多數官員對大順政權採取合作態度,把李自成看作他們的新君主。庶吉士魏學濂聽說崇禎帝已自殺的消息,原準備逃往南方,夜間觀天象,得出「一統定矣」的結論,決心留下來為大順政權出力。庶吉士周鍾住在王百戶家,王百戶與他相約一同殉死,周鍾沒有答應。正巧史可程、朱積、魏學濂、吳爾壎等人來到王百戶家邀他一同入朝,王百戶拚命拽住他的衣服帶子,周鍾「絕帶而行」《流寇志》,卷10,167頁。    
    遵照大順政權的命令,三月二十一日那天,原明政府的文武百官們,青衣小帽,先去丞相牛金星府上報名,然後入宮朝見李自成。原大學士陳演、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領文武百官們行至承天門前,才發現大門緊閉,只好坐在露天下等候。畢竟已經改朝換代,明朝的統治者受到了羞辱。快到中午時,太監王德化從中左門出來,見到原明朝兵部尚書張縉彥,罵道:「明朝江山,都是你和魏閣老(藻德)壞了事!」說完,叫隨從打張縉彥的耳光,張縉彥一聲不吭,垂淚而已。李自成的軍師宋獻策經過,幾個官員忙下跪問:「新主出朝否?」宋獻策厲聲怒罵:「不殺你們這些人已經是很便宜了,還不應當多等一會兒嗎?」直到天近黃昏,這些官老爺們在露天裡一天沒吃飯了,有的官員還說:「腹雖飢餓,心甚安樂。」《爝火錄》上冊,34頁;或謂宋獻策斥責降官為二十三日事,見《明季北略》,卷20。這一天,不知何故,李自成沒有見他們。二十三日下午,李自成召裡明朝的文武百官,作為新君,據黼帝座,牛金星、宋獻策等人分東西向坐,鴻臚寺官員按名冊點名,首呼大學士魏藻德,李自成責備魏藻德說:你受崇禎帝特殊恩遇,為何不殉死呢?魏藻德回答說:「方求效用,那敢死。」《流寇志》,卷10,168頁。他的話可以說是來見李自成的這些明朝官員的共同心聲,李自成和牛金星聽後相視大笑。點完名,通知他們由吏政府尚書宋企郊負責安排人選事宜。


北京決戰大順舉措失誤多(2)

    於是,這些原明官員四處活動,使自己能夠在新朝撈到一官半職。當時在北京城的楊士聰記載親身經歷說:「蓋是時多謀為官者,如戊辰進士即鑽宋企郊(若楊觀光、薛所蘊等),河南人即鑽牛金星、宋獻策(若何瑞徵等),其類甚多。」《甲申核真略》,23頁。    
    北京城裡的明朝官員,為了能擠進大順政權,簡直使出了渾身解數,算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庶吉士周鐘,明末為江南文人領袖,牛金星因他素有文名,令其作《士見危授命論》,並向李自成推薦了他。周鍾欣然自得,每誇牛金星老師知遇,乘馬經過崇禎帝停屍的地方,根本不瞅一眼。中允梁兆陽、諭德楊觀光首倡助餉50兩,托宋企郊投進。李自成在文華殿召見梁兆陽時,他首先叩頭稱崇禎帝「剛愎自用,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又吹捧李自成「救民水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大順政權剛進北京,就被頌揚如此,固然有它值得稱道之處,但是明末官場的惡習似乎復見於新政權了。梁兆陽說他自己「臣遭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流寇志》,卷10,169~170頁。,急於得官的心情溢於言表。年輕的庶吉士張家玉給李自成上《陳情書》,文中自稱:「前朝明翰林院庶吉士張家玉謹百拜,稱賀大順皇帝陛下」,而此時李自成並沒有登極為皇帝。他還在《薦人才書》中說:「若至家玉,殷人從周,願學孔子。但區區賓禮而乞系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主之高義,實欲固君王之大業也。當此多方多士尚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爝火錄》上冊,46~47頁。原文作者認為張家玉對李自成的頌揚說的都是違心之言。從字面上看,這裡「殷人從周」是說張家玉雖是明官,甘願服從大順;「願學孔子」是說他不想做官卻樂於為大順培養人才;最後則設想自己的價值,如果大順政權表彰他的獨行,「勝十萬精兵」。大理寺官錢位坤暗中打通了大順吏政府尚書宋企郊的門路,自以為將得到重用而洋洋自得,逢人便說: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以致後來有人寫了一篇《不凡人傳》來諷刺他。    
    這些平日標榜氣節的人,並非一定要從一而終,他們力求尋找各種理由為其行為辯護。吏部官員王孫蕙在大順軍入城時,告訴其家人不用害怕,「吾自用定心丸在此」,命家人取來竹竿,拴上黃布,寫上「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九個大字,懸掛門前。他在勸別人歸降大順的理由是:「百行孝為先,君家有太公在,且全個孝罷。」錢:《甲申傳信錄》;又見《爝火錄》上冊,33頁。少詹事項煜則理直氣壯地說:「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流寇志》,卷11,172頁。兵科給事中龔鼎孳新娶秦淮名妓顧媚為妾,每見人則稱:「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爝火錄》上冊,56頁。    
    三月二十四日,大順政權正式對明朝官制進行了改革。明內閣改為天祐殿,翰林院改為弘文院,六部改為六政府,文選司改為文諭院,六科給事中改為諫議,十三道御史改為直指史,太僕寺改為驗馬寺,尚寶寺改為尚璽寺。廢除了詹事府,裁併太常寺、鴻臚寺,所管事務歸禮政府。地方官巡撫改為節度使,布政司改為統會,兵備改為防禦使,知府改為府尹,知州改為州牧,知縣改為縣令。對明朝的軍事制度所作的改革為:五軍府改五軍部,正總兵改正總權,副總兵改副總制,守備改守旅,把總改總旗。限定太監的人數不得超過千人。大順政權在襄陽和西安已經兩度組建政府,至此,國家機構更加完備化。這一制度比明朝時期精簡,一時為農民利益服務,有個新的面貌。    
    這天還公佈了對原明朝官員的任命。仕明三品以上的官員僅有個別人得到錄用,如原兵部尚名侯恂授工政府尚書,原工部侍郎葉初春、禮部侍郎楊汝成、戶部侍郎黨崇雅均授原官。大順政權把錄用的重點放在四品以下的原明官員。    
    原明翰林院、詹事府官員錄用49人。主要有:庶子楊觀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很快升任禮政府尚書,檢討梁兆陽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項煜授大理寺丞,諭德韓四維授弘文院修撰,庶吉士周鍾授檢討;史可程等十人仍授原官;檢討傅鼎銓、庶吉士王自超、待詔高來鳳,俱改授從事。還有一些翰、詹官員改授外任官:如庶吉士魏天賞改淮揚鹽運使,楊朋琅改防禦使,李長祥等四人改州牧,成克鞏等八人改縣令。    
    原明科道官錄用27人。六科給事中的授職大致情況是:劉昌為太常寺卿,高翔漢為都直指使,戴明說、光時亨、申芝芳、朱徽、彭琯為諫議,十三道御史主要有:塗必泓、蔡鵬霄為直指使,衛禎固、裴希度改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也有一些外任的,如御史韓文銓授山西太原節度使,刑科給事中孫承澤授防禦使,御史熊世懿授府尹。    
    原六部官員共錄用65人。其中著名的有:禮部郎中劉大鞏授大理寺卿,吏部員外郎金煉色授諫議,戶部主事張鳴駿授直指使。六部官員改外任的有:吏部郎中左懋泰授兵政府侍郎(一說密雲防禦使)、鎮守山海關,刑部主事歸起先授防禦使,吏部郎中劉廷諫授府尹,戶部郎中吳虎、禮部主事高去奢俱授州牧,侯偉時、王顯、楊雲鶴、湯有慶、張琦、鄒明魁等人均以郎中或主事官改授縣令。    
    原明其他衙門京官錄用20人。較著名的有:通政司參議宋學顯授驗馬寺卿,尚寶司卿吳家周授太常寺卿,太僕寺少卿曹欽程授文諭院從事。    
    原明地方官錄用的有:順天巡撫宋權授順天節度使,豫楚總督任浚授四川防禦使,山西布政參議王則堯授順天府尹,陝西監軍道陳之龍授陝西節度使,河南驛使道呂弼周授淮安防禦使,王孫蕙授長蘆鹽運使,周壽明授揚州防禦使,黃國琦揚州府尹,計約十餘人。    
    原明進士、舉人、生員還錄用了若干人。如進士賀王盛授太僕寺丞,武愫授防禦使,楊儆授府尹,徐家麟授州牧,施鳳儀授縣令;舉人王學先授知政使,王皇極授防禦使,高丹桂授府尹,武大正授縣令;生員王明授縣令。    
    以上據《小腆紀年附考》卷4統計,約有200人被錄用為大順政權官員。而有的文獻記載原明政府中史館辦事,京營衛幕雜流、各衛指揮、千百戶,各衙門效勞聽用,候缺官及舉人、生員等俱投遞職名,以希錄用。二十三日一天於午門外聽用者即多達4000餘人《爝火錄》上冊,39頁。大約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些沒有得到官職的人紛紛到吏政府尚書宋企郊那裡去活動,宋企郊直言相告:「諸公何不解事!前日考選安人心耳,豈可以為實事。為諸公計,不如早歸。」《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6頁。這番話等於明確告訴他們,大順政權並不是明王朝的延續,錄用部分明朝官員乃是穩定北京城的社會秩序而採取的一項措施而已,他們想托庇新政權繼續作威作福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助餉與追贓。


北京決戰大順舉措失誤多(3)

    李自成進入北京,於接管明朝政權的同時,為了保證幾十萬軍隊的後勤供應和維持大順國家機構的財政需要,本應建立相應的稅收等制度。但是據現在所能看到的文獻記載,大順政權在北京並沒有確立任何賦稅制度和相應的經濟政策,而是簡單地採取了助餉與追贓相結合的硬性攤派辦法,向明朝官員開刀,結果導致政治上的全面失敗。    
    從中國農民起義的發展史上看,李自成本有前車之鑒,但在他戎馬生涯十幾年的鬥爭中,似乎並沒有改變歷代農民起義中的流寇主義,仍不考慮如何解決軍餉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的產物。    
    徵賦與減賦、加賦與免賦在農民軍反抗明王朝戰爭中是個導火線。歷史記載:「天啟辛酉,延安、慶陽、平涼旱,歲大饑。東事孔棘,有司惟顧軍興,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職富者粟,懼捕誅,始聚為盜。盜起,饑益甚,連年赤地,斗米千錢不能得,人相食,從亂如歸。饑民為賊由此而始。」一般論者多認為,如使饑民飽食,或不致造成後來的結局。但是明政府不思賑濟照舊徵賦,這就激化了矛盾,農民奮起反抗,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當初有識之士,已看出了這個問題,崇禎四年(1631年),職方郎中李繼貞上疏說:「皇上以數萬金錢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常供,所獲不止數十萬也,利益莫大焉!」均見《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1頁;卷4,15頁。主張從統治階級長遠利益考慮,暫時拿出幾萬兩銀子買糧食救活幾十萬饑民,不僅可以獲得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使饑民返回鄉里,防止起義隊伍擴大。而崇禎帝或沒有這樣想,或不願這樣作。幾天後,李繼貞再次疏陳賑濟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安、西安、平陽、汾州百萬錢糧盡成烏有,雖增兵增餉何救於事。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孰失?當有不待臣言而洞然於心者矣。」這一次,倒是打動了崇禎帝,下令發銀十萬兩。然而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李繼貞傷心地感歎:「初時十萬即足,爭之一年,始得所請。而賊勢已大盛,三十萬猶可專使承招。止於如此,心竊憂之。」《懷陵流寇始終錄》,卷4,16頁、34~35頁。饑民到處揭竿而起,使明政府的財政惡性循環,如御史吳甡所說,「四年以前致盜由荒,四年以後致荒由盜」,意思是說災害導致饑民起義,起義軍又破壞生產,製造了饑荒,「秋成,盡為賊掠,又截我糧道,斷我樵采」《懷陵流寇始終錄》,卷4,16頁、34~35頁。掠奪是農民起義之初被逼出來的義舉,可是有了條件不改變,忽視發展生產,保證供應,就大有問題了。    
    崇禎十三年(1640年)前,明末農民軍和官軍之間的戰爭始終呈拉鋸戰,其根源就在於賦稅上。崇禎帝為戰勝農民軍,不斷地加派賦稅,交不出賦稅的饑民被迫加入農民軍,以擺脫賦稅的重壓。而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李自成聽從李巖的建議,明確提出了「迎闖王,不納糧」的革命口號,苦於徵稅加派的廣大農民完全站到了李自成軍一邊,李自成一軍從此捷報頻傳,所向披靡,其奧妙也是在賦稅上作了文章。    
    然而,當李自成的隊伍發展到幾十萬大軍的時候,兵餉問題也就突出起來。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下洛陽,「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明季北略》,卷17,「李自成陷河南府」;《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4,245頁。據說這僅僅拿出一部分,而另外統統捆載而去,大概做了兵餉。自從打下洛陽以後,攻城略地,奪取政府及富室倉谷財物幾乎是李自成軍事行動的主要目的。李自成三打開封,很難說他懷著什麼明確的目的,有的文獻說他「欲得汴而據之,以號召遠近,如劉季(邦)之於豐、沛也」鄭廉:《豫變紀略》,卷6,140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但從後來李自成的流動作戰來看,未必如此。又有的記載稱「志在金帛子女耳」。甚至誇張地說:「汴梁佳麗甲中州,群盜心艷之,前後三攻汴。」《明季北略》,卷18,「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其實李自成從起義以來,一直沒有固定的根據地,攻洛陽得到巨量糧米財物,就地分配之後,又帶走大部分作為軍餉。有人認為他攻開封,一如攻洛陽的心情,原很簡單!既打擊官軍,又得到新的物資補充,但是自成本人被擊傷一目,引起報復心理,「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豫變紀略》,卷6,138頁。,這種說法,在一位農民軍的身上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總之,從最深刻之處分析,李自成的掠奪思想是根深蒂固,並且沒有因為不斷取得勝利而作絲毫改變。如明兵部侍郎侯恂就看出了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所有的這一弱點,在一份奏疏中說:「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余,已因之糧不知積嗇,地生之利未閒屯種。」《豫變紀略》,卷5,128頁。崇禎十六年(1643年)初,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謀以荊、襄為根本」《明史?李自成傳》,卷309。,無疑是非常正確的戰略決策,湖廣地區自宋以後就為糧倉,自然災害較少,經濟比較富庶。李自成如組織士兵屯田生產,徵收賦稅,穩定地方,以湖廣作為根據地,很可能成為第二個朱元璋。當時外部環境也是非常有利的,明朝精兵猛將在關外松錦戰爭中喪失殆盡,必將以更大的精力去應付清朝的進攻。張獻忠自知不敵李自成,圖謀向四川發展,會吸引更多的明軍而減輕對李自成部的壓力。況且明朝稍有戰鬥力的孫傳庭部新敗之後,根本沒有力量且不想立即發動攻勢。然而,李自成在襄京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除了建立政府之外,在發展生產方面仍沒有任何舉措。其對手孫傳庭在關中,募兵屯田,繕器積粟,倒是做了不少努力,顯然勝過一籌。    
    令人可惜的是,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不及半年,就急不可待地「議兵所向」了。當時孫傳庭從一個來降的農民軍那裡瞭解到:「襄陽赤地千里,百萬之眾,何以供食。」大致是李自成議兵所向的出發點,孫傳庭據此情報判斷李自成軍「半年後大饑,因而攻之,可勝」《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6,293頁。情況確實嚴重,在當時落後的小農經濟條件下,沒有哪一個地方會保證百萬大軍的吃飯問題的。李自成既不組織士兵種地,又不向佔領區內人民徵賦,只好繼續出擊了。李自成打下西安,經濟情況倒不如在荊襄時好過,以至不到一月時間就出現了「榜掠索餉,責渭南南氏餉百六十萬」的事情。還有的記載說規定從甲申年開始,「糧一石出草六千斤,民自輸送」《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3頁。,好像注意到需要通過徵收方式解決軍隊的供應問題,具體執行與否現在還不大清楚。因為很快李自成就帶著他的百萬大軍兩路東征,奔向北京了。    
    北京是個歷史悠久的政治和商業城市,商品貨幣關係十分發達,而且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著明朝統治的終結。農民起義軍要在這裡建立中央政府,確立對全國的統治,李自成當然無法再把明政府所有錢糧拿出來分給他的士兵作為軍餉,他必須另謀財源養活新政府的官員和軍隊。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賦稅,建立正常的稅收制度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已成當務之急。    
    「迎闖王,不納糧」,「三年不征,一民不殺」的諾言在動員群眾時曾起了極大的作用,現在突然宣佈取消這些承諾而向人民徵收賦稅,大順政權領導人的思想意識還沒有完成這個轉變,實際上就是向封建化轉變。他們仍從農民立場出發,想像力再豐富,也不能超越其局限性,於是向明朝貪官污吏的追贓成了永恆的正義。    
    關於追贓助餉,曾是過去野史重點渲染的一件大事,說法大同小異。《懷陵流寇始終錄》記載說,明朝文武百官被入選錄用者外,「不入選者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又云:「牽魏藻德、方岳貢、丘瑜、陳演、李遇知等,勳戚冉興讓、張國紀、徐允楨、張世澤等八百人追贓助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4~335頁。給人感覺追贓助餉是專門以沒有被錄用的明朝三品以上官員為對象的。


北京決戰大順舉措失誤多(4)

    認真查閱資料,仔細研究,不難發現,助餉和追贓其實是兩件事。李自成起義軍的助餉是針對所有的明政府官員而發的,根據不同對象,規定有固定數字;沒有按照數額助餉的官員就要予以追贓,追起贓來就沒有數額限制了。    
    先說助餉。據悉原明檢討官梁兆陽首倡助餉之說。三月二十日,他和幾個圖謀為官者,「各寫五千金,托宋企郊先投手本,廿三日,即召見」。梁兆陽並因歌頌李自成「救民水火」,可比唐、虞,超過湯、武,並表示對新主人「精白一心」,受李自成賞識,當上大順政權的兵政府侍郎。《明季北略》,卷22,「梁兆陽」。又有借銀之說,孫承澤和劉余祐曾被借銀數萬兩,並被告知要立即送來,「稍遲二日,不得從容矣」。孫承澤被借兩萬兩,但他只拿了一萬兩,就被任命為四川防禦使。《流寇志》,卷11,173頁。時在北京城中的楊士聰則有派餉之說:「(三月)二十七日,派餉於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辯即夾。」楊士聰記載輸餉之數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矣」《甲申核真略》,25~26頁。他所記載的輸餉之數應是不被錄用官員的派餉之數,因為他本人就被派了兩萬兩。綜合以上簡要所述,可知大順政權最初解決財政問題的辦法是派餉。由於達不到目的,或滿足不了要求,而發展為追贓。    
    再說追贓。許多文獻都記載追贓由劉宗敏、李過主持,實則是大順軍的共同任務。因為軍餉為士兵所用,故「人人皆得用刑,處處皆可施刑」;而劉宗敏、李過兩人對追贓一事最為積極。同時又有各種文獻記載在追贓問題上最寬容的李巖、李牟,兩人「用刑寬,所得少,以己物充數,人皆稱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6頁。即使如此,說明他們二人也是分擔了一大筆數額的,況且所謂「己物」,肯定不會是自己固有的,或從西安帶來的,或是部下在北京追贓多得之物。    
    追贓一事,從懲貪上看,有正義性,但從一個政權要建立鞏固的基礎,又是李自成在北京的最大失策。大順政權以劉宗敏為首的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不加區別地把明政府的官員統統認定為贓官,簡單地按職務劃分數額,打擊面過寬,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在一般情況下,貪官是普遍受到憎恨的,許多文獻記載了嘉定伯周奎交出贓銀50多萬兩,太監王之心贓銀15萬兩,大學士陳演4萬兩這三個例子,分別作為勳戚、內監、百官的代表。因為他們三個在崇禎帝號召助餉時表現極端吝嗇,多少帶些幸災樂禍的味道。嚴刑拷打周奎的人並不是劉宗敏,而是公認用刑寬大仁義的李巖,說明向貪官污吏追贓如做得恰當並不會帶來多少不良後果。問題是並非每一個官員都是貪贓數額巨大且積怨很深的,尤其是農民起義軍和一般群眾之間在看法上不可能都取得共識。大學士魏藻德,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中進士,破格用做閣臣,被關押時,從窗縫中對看押人說:「如欲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甲申核真略》,20頁。很想為新朝出力。他被拷打之下,交出一萬兩銀子,按規定數還差九萬兩,因而拷打至死,又捉住他的兒子追贓,其子表示:其父不死,尚可向其門生故舊借貸,本是實話,結果也被殺死。《明史?魏藻德傳》,卷253。有的實在拿不出錢的竟向商人借貸,無銀還要借綢緞充餉,使得商人錢貨一空,市場混亂,完全超出了追贓的界限,弄到了失控的境地。李自成到劉宗敏處議事,聽見被拷掠之人「哀號欲絕」,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為理由,叫劉宗敏適當釋放部分人,「釋千餘人,死者過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8頁。然而其政治後果與影響已無法挽回了。    
    助餉和追贓不僅暴露了大順政權領導者對管理國家事務的茫然無知,而且以最野蠻的方式進行報復和滿足他們突然增長的貪慾。建立賦稅制度是國家機器得以運轉的先決條件,而組織生產則是獲得穩定的物質基礎和培植賦稅來源的可靠保證。迄今為止,李自成在北京42天政務活動中找不到一條關於如何組織農業生產的法令,他的重要謀士顧君恩、宋獻策、牛金星、李巖等人都很少關心發展生產,可以說這支政治勢力的興起雖有正當理由,其結果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岱:《石匱書後集》,卷63中載有:「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但此為進北京之前,由於到處流動作戰,實非其供應之主渠道。    
    追贓助餉對農民軍自身危害也極為嚴重,最明顯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敗壞了軍紀,瓦解了軍心。大順軍士兵無餉是追贓助餉的原因,入城之後沒有發餉,只有資餉於敵,這就很難加以控制。大順軍剛入城時,的確是秋毫無犯秩序井然的。而散居百姓家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先搜兵器火藥,次責供餐。女子無夫者,強配賊兵,姦淫殺戮,備諸暴酷。貲財既罄,猶索飲食如故,稍不給,刀背馬箠撻之,往往立斃。禁民不許罷市,賊入市,十不償一,挾仇者妄訐外解錢糧至京未納,及紳士會卷未清,一經發覺,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顧君恩擔心激起民變,要劉宗敏約束士兵,劉宗敏竟說:「此時但畏軍變,不畏民變。軍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則不為我用。若民,則我已制其肘腋,設有動擾,閉門分剿,不煩金鼓,一時可盡。且軍興日費金,若不強取,安能辦給?」《流寇志》,卷11,183~184頁。    
    崇禎帝因為加賦於民,大小官員乘機聚斂,最後弄到「外無兵,內無民」(大學士蔣德璟語)的絕境。李自成部下追贓助餉在某種程度上同樣是一種聚斂,大順政權追贓助餉的總數達到7000萬兩的巨大數字,完全超過了本身需要的程度。明政府比較富庶的萬曆初年舊餉額數不過496萬兩白銀《春明夢余錄》上冊,572頁,北京古籍出版社。,崇禎帝加派三餉達2000萬兩,民不堪命,遂至覆亡。李自成僅在一個北京城中就弄到7000萬兩銀子,據說「括各庫銀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甲申核真略》,34頁。,僅銀子一項即便減去這個數字,剩下3000多萬兩,也超過了三餉加派的總數。在這種情況下牛金星擔心出現民變就不奇怪了。    
    大順軍的士兵利用追贓助餉的機會擄掠民財,「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52頁。劉宗敏深知士兵無餉,「若不強取,安能辦給」,有意不加阻止。這就造成了嚴重後果,本來明朝政治非常黑暗,統治者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李自成等乘時而動,饑民饑軍互相結合,展開了同明朝統治者的殊死戰鬥,不僅得到廣大貧苦人民擁護,有些中下級官吏和士人也投奔了義軍。可就在起義達到高潮,勝利進入北京,已經推翻了明朝之時,由於舉措失當,反而使人懷念起明朝來了,「於是京都之民如蹈湯火,皆利賊之敗而追思先帝不置矣」《定思小紀》,72頁。    
    第三,享樂、思鄉。


北京決戰大順舉措失誤多(5)

    李自成進入北京以後,面臨的最大問題有二:其一,眼前的事作什麼;其二,將來如何打算。這二者又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按今人的設想,眼前的現實問題,應該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上,再建一個新的政權,接受歷史教訓,實行對全國的有效統治;其將來的打算應是鞏固這一政權,使之長治久安。進北京和占北京,都應圍繞政權做文章。然而,李自成及其麾下卻沒有如是想,他們進入北京之後,的確也對明朝的統治制度作了變革,在表面上有個煥然一新的氣象,可是深層次上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他們全然沒有今人的設想,重點在於:其一,眼前忙得較多的是享樂;其二,對將來的打算則是回老家。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它告訴人們:今人不必為古人擔憂,他們要走自己的路。    
    《明史?李自成傳》說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又說另一起義軍領袖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相比之下,顯示出李自成是一個既保持艱苦奮鬥之風,又胸懷遠大志向的英雄本色。直至攻佔西安,大致如此。當時有個本地官僚謀求在李自成手下做官,把著名的美女鄧氏獻給李自成。鄧氏本是明太僕寺官文翔鳳的妻子,李自成怒斥這官員無恥行媚,以禮送回鄧氏,還殺掉了進獻鄧氏的那個官員。《甲申朝事小紀》上冊,79頁。由於李自成的自律和帶頭,儘管騷擾百姓的事也有,總的來看他的軍隊紀律較為嚴明,規定「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明史?李自成傳》,卷309。因此大順軍所到之處,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歡迎。這是在艱苦環境中求發展的一種表現。    
    形勢變化後,起義農民軍的表現大不如前了。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沒有經受住勝利的考驗,一味追求金錢美女,貪圖享樂,把軍國大事完全拋在腦後。    
    李自成和他的親信將領,入宮後即將崇禎帝的宮女作為戰利品進行瓜分。李自成、劉宗敏和李過各挑選了有姿色者30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將領各得數人。史載為李自成收取宮女有姓氏可查的有杜氏、陳氏、竇氏、張氏等,「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張氏者亦嬖焉」《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01頁。    
    大順軍的一般軍官,「以各戚畹婦女給配」。明朝皇親勳臣有數百人被殺死或自縊,他們的眷屬編成名冊,不拘老少,連同子女一起分配給各營隊長。據當時留居北京之人記載:「某偶得其少且美者,不勝欣欣,抱之馬上,誇示同侶。或遇一丑媼,攜扶而行,亦無奈何。」《甲申核真略》,33頁。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士兵擄掠姦淫婦女之事就無法阻止。明末文人記載此事甚多,雖然不免有誣蔑誇大之嫌,但可信者亦不能全無。《爝火錄》中謂:「先拿娼伎,漸及良家婦女。先拿小唱,漸及良家子弟。」《爝火錄》上冊,25頁。既說明了有個過程,又舉出了事實,可信程度更大些。    
    李自成未等登極,已經安居皇宮,過起皇帝的生活來。李自成入居大內,「即喚娼婦小唱梨園數十人入宮」趙士錦:《甲申紀事》,中華書局。三月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順政權的要求進宮朝見李自成,從早至晚,足足等了一天失望而歸,李自成不過在宮中飲酒而已。關於大順政權領導人好飲的記載多得很,提到李自成則說:「日置酒宮中,召牛金星、宋獻策、宋企郊、劉宗敏、李過等歡飲。牛、宋執禮恭,聞呼則避席而答,餘賊雜坐,觥傾酒,手攫食。宗敏時呼大哥,闖賊無如之何」《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9頁。    
    在北京城中,劉宗敏據都督田弘遇宅,李過據都督袁佑宅,谷大用據萬駙馬宅,田見秀據曹都尉宅,李巖據周奎宅。其他如李牟、白豐、郭之緯、賀有威、董學禮、白廣恩、白邦政、黑雲龍、官撫民、左光先、梁甫、祖澤溥、王琦、熊天成等將,無不「分據甲第,殺其主,有其妻妾」《懷陵流寇始終錄》,第17,325頁。諸將很快就和住宅的主人一樣縱情恣欲起來,「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呼蓮子胡同優伶孌童各數十佐酒,高踞几上,環而歌舞,喜則勞以大錢,怒即殺之」《流寇志》,卷10,163頁。    
    劉宗敏為武將之首,入城後對部下聽之任之,他的精力主要用到追贓和劫奪女子上。明朝官員被士兵擁到他的宅院進行追贓,「劉方擁妓歡飲,命士兵回營守之」《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27頁。有的人「在劉宗敏宅前,見一少婦,美而艷,數十女人隨之而入,系國公家媳婦也」《甲申紀事》,11頁。劉宗敏聽到陳圓圓的艷名,多方搜求,知為吳三桂父吳襄所藏匿,就逮捕吳襄,嚴刑拷打。《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36頁。    
    牛金星比劉宗敏稍微清醒,卻也以為天下從此太平,因此在北京城中忙於準備李自成登極之事。登極之期一延再延,他則幾乎天天為此奔忙,成為另一種享受。李自成率兵攻打吳三桂時,他奉命留守,儼然以太平宰相自居,「具內閣儀仗,往來拜謁,誇其鄉人,限商人三日開店,弛九門出入之禁」《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50頁。    
    李自成的另一個重要謀士顧君恩,「往往科頭坐吏部堂,舉足置案上,乘醉攜孌童唱邊關調為樂」。吏政府尚書宋企郊勸止他說:「衙門自有體,不比營中,可以自放。」顧君恩反唇相譏道:「老宋猶作舊時氣象耶?」《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6頁。    
    在大順政權的領導人中,唯有李巖頭腦比較清醒。四月初,李巖上疏陳四事:    
    一、掃清六宮,請主上退居公廨,俟工政府修葺灑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入大內。次議登極之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議制,頒示群臣演禮。    
    一、文武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當以堯舜之德受極天下,俾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各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招撫各鎮,許以侯封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體。庶幾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爝火錄》上冊,66~67頁。    
    李巖的這份奏疏極為珍貴,除了明遺民關於李自成及其軍隊在北京活動的記載外,這是罕見的來自大順軍方面的記錄。李巖的四條提議顯然是有針對性的,從中可知,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確實存在著不少問題。如李自成不能「自愛其身」,耽於享樂,遲遲未能登極,恢復正常秩序,致使官民失望;追贓助餉不分廉貪,打擊面過寬;對各地明朝官員,招撫失策等。這一切都說明北京城的大順政權正在走向自我毀滅。


北京決戰大順舉措失誤多(6)

    然而,這份奏疏絲毫沒有引起李自成的興趣,只批示「知道了」三字,完全不想付諸實踐行動。軍師宋獻策見狀,私下對人說李自成是「馬上天子,不滿三年」《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39頁。對前途悲觀失望的情緒已在大順軍內部某些有識之士身上表露出來了。    
    貪圖一時享樂,不謀長遠發展,畢竟還是農民軍的一種外在表現,雖然也是其狹隘自私的本性所決定,但進一步剖析,似有更起作用的因素,那便是他們目光短淺,向後看而不放眼於未來。文獻記載反映出,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城,固然談到求治的思想,也曾下了很大力量把明朝的統治機器打個七零八落,意欲取而代之,但主要是想把明朝統治者享樂過的再依樣享樂一番,卻沒有在北京再建一個新政權的明確目標,嚴格說來並未認識到北京決戰的重要性和鞏固已取得勝利所應採取的必要措施。關鍵時刻暴露出在他們思想深處縈繞的打算就是回老家。《爝火錄》記載李自成經常說的話:    
    陝,吾父母國,形勝之地,朕將建都焉,富貴歸故鄉,雖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爝火錄》上冊,88頁,引《後鑒錄》。    
    心中常存回鄉之念,當然就沒有在北京實行長久統治的決心,從而在內部引起混亂。有記載便說:    
    舊賊多陝人,欲還都關中,乃行封賞。新降賊者無以為功,汲汲勸進。三桂兵動,闖賊改圖,曰:「陝故鄉,十燕京不與易也。」戊辰,集諸賊於宮中,斂內庫銀,及拷掠所得,並諸器物盡熔之,千兩為一餅,凡數萬餅,以伺西奔。《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40頁。    
    李自成率領義軍進北京到底為什麼?按照這個說法,只是進一步掠奪財富,而實施統治則是回到老家陝西再說。    
    從這些記載和評論來看,作者大多是仇視農民起義的,辱罵歪曲之詞連篇累牘,不可不作分辨,但不能完全否定其中某些事實和字裡行間透露出的確切信息。如李自成在北京的行動被寫成這樣:    
    自成既竊大位,並無善政,惟向皇親國戚索餉,而再不能應即拷打,並逮其家。而權將軍亦各擒敵大臣勒金帛,夾頭打腹,甚於炮烙之刑。宋獻策諫曰:「平西伯吳襄,其子三桂擁重兵鎮守遼東,宜優待吳家,恤其家口,以招徠三桂。」自成不聽,加吳襄嚴刑,掠其家資。將三桂妾陳沅留入大內。自成向遠酒色,至都改操,幸陳沅而寵之。乃大會諸賊,定久安之計。顧君恩曰:「聞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為,惟山海關外不可無慮。宜儲餉練兵以待之。」自成曰:「吾亦以此為慮耳!」《甲申朝事小紀》上冊,82頁。    
    這一記載,有的不符合事實,如陳沅本被劉宗敏所佔,而非李自成寵幸,但進北京以後李自成確曾改操,不像以前那樣堅持農民本色了。特別是對大局的分析,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李自成和顧君恩都認為南明長久不了,無甚可怕,最值得憂慮的是崛起遼東的大清,將成為久安的威脅,這是他們的共識。分歧在於李自成同另一個謀士宋獻策在爭取吳襄、吳三桂父子上,意見不一,宋主張招徠吳氏,李則不聽。問題影響到最後的失敗,癥結即在此:一認識到大敵當前,卻沒有及時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抵禦;二應當爭取吳氏父子而沒有爭取,犯了一個策略上的大錯誤。一著失誤,全局皆輸。李自成在北京的決戰中曾是勝利者,而後終成失敗者,打敗他的正是他最憂慮的大清和他不肯爭取的吳三桂。


風雲人物功勳卓著的多爾袞(1)

    1644年的中國政治舞台上,有幾位非常活躍的人物。他們是時代的驕子,時勢造就的英雄,但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和艱苦奮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當年中國社會震盪中所扮演的角色,既值得回顧,也足以引發人們的思考。又在諸多此類英雄人物中,多爾袞當屬出類拔萃第一人。134年之後,清乾隆帝曾就多爾袞在1644年為大清所建立的功業做過這樣的評論:    
    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眾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清高宗實錄》,卷1048,6頁。    
    乾隆帝為多爾袞所作的這番評論,充分肯定了當年這位大清攝政王所建立的卓越功勳。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福臨剛滿六歲,國家的政權由兩位攝政王掌握,一位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另一位即睿親王多爾袞。事實上,不僅福臨是名義上的大清最高統治者,就是濟爾哈朗雖名列多爾袞之前,而真正的實權則在多爾袞手裡,直到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逝世,那幾年的大清實為多爾袞的天下。多爾袞先與濟爾哈朗稱輔政王,後又稱攝政王;先是濟爾哈朗列於多爾袞名前,清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十起改為多爾袞名列於前,見《清世祖實錄》,卷3,4頁。    
    多爾袞,姓愛新覺羅氏,滿族,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生於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與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為一奶同胞兄弟,母名阿巴亥,烏拉納剌氏。清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極病逝,因沒有明確繼承者,統治集團內部多爾袞和皇太極的長子豪格成為最具有競爭力的皇帝人選。    
    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多爾袞比豪格佔據優勢地位。皇太極既然生前沒有指定接班人,這就出現努爾哈赤去世時的同樣局面,滿洲貴族集團要經過推舉來決定繼承人,個人威望和實力是被推舉的主要條件。而多爾袞的威望和實力都比豪格佔著明顯的優勢。論威望,多爾袞是豪格的叔父,長他一輩;且在努爾哈赤時,多爾袞之母為大妃,子以母貴,已經引人注目。此大妃又「有機變」,在努爾哈赤臨終時特地召見她,可能囑以後事,所以當努爾哈赤一死,皇太極等便逼她殉夫,而且宣稱此為「先帝有命」。大妃雖死,人們卻認為努爾哈赤曾答應她立多爾袞為繼承人,因而在後來的清朝統治集團鬥爭中,多爾袞對皇太極的即位發出個人攻擊。有的文獻記載說,多爾袞死後,濟爾哈朗等揭發其生前的罪行提到他:「又親到皇宮內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奪立,以挾制皇上,又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蔣良騏:《東華錄》,卷6,102~103頁,中華書局。這被認為是多爾袞說皇太極奪了他的繼承努爾哈赤的汗位。此外,以戰功建立的威望,多爾袞也在豪格之上。論實力,就是看八旗軍隊的歸屬,多爾袞三兄弟控制兩白旗,豪格得到兩黃旗將領支持,表面上實力相當。然而多爾袞還得到代善家族控制的兩紅旗的支持,後來代善之子碩托、孫阿達禮被處死一事可為明證。在討論皇位繼承人的過程中,多爾袞和豪格都沒有得到通過時,多鐸提出論長應立代善,代善說:「睿親王(多爾袞)若允,我國之福。否則當立皇子。我老矣,能勝此耶?」《清史稿?索尼傳》,卷249。恰好表明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兄認為多爾袞是最佳人選。但是兩黃旗將領不惜以死要求非立皇子不可,在雙方劍拔弩張的形勢下,多爾袞明智地妥協了,結果議定由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即位,多爾袞和濟爾哈朗輔政,幾個月後改為攝政。    
    第二年正月,濟爾哈朗召集內三院和六部及兩院大臣,宣佈今後凡有政事先啟奏多爾袞,列名也以多爾袞排在他的前面。四月,多爾袞又因豪格散佈「睿親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的謠言,將其財產沒收,削去一切爵位,廢為庶人。這兩件事足以證明,多爾袞是擁有當皇帝的絕對優勢的,而在面臨與明朝和農民軍進行大決戰的重大歷史關頭,他為了維繫滿洲貴族集團的精誠團結,果斷地放棄了當皇帝的企圖,而把全部心血投入大清王朝的未來上。清除豪格和降低濟爾哈朗的位置,使權力集中在多爾袞身上,對清王朝的統一事業也是至關重要的。    
    清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七,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貴族集團採納了內院大學士範文程的倡議,誓師伐明,祭告太祖、太宗。次日,順治帝於篤恭殿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敕曰:    
    今蒙古、朝鮮俱已歸服,漢人城郭土地,雖漸攻克,猶多抗拒。念當此創業垂統之時,征討之舉所關甚重,朕年沖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用加殊禮,以御用纛蓋等物,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俱便宜從事。至攻取方略,爾王欽承皇考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事大將軍當如事朕,同心協力,以圖進取。    
    四月初九,多爾袞率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多羅貝勒羅洛宏、固山貝子博洛、輔國公滿達海、吞齊喀、博和托、和托、續順公沈志祥、朝鮮世子李以及八旗固山額真、梅勒章京等至堂子奏樂行禮,又陳列八纛向天行禮。隨後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啟行」《清世祖實錄》,卷4,8~9頁。按史學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清軍入關前總兵力約20萬人,此次出兵動員了14萬人以上,是清軍與明朝作戰所從未有過的總攻擊,列出了破釜沉舟的決戰態勢。    
    多爾袞率軍從瀋陽出發,軍情瞬息萬變,他冷靜沉著,根據情況變化及時調整行軍計劃,使清軍大大縮短了入關時間。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今遼寧省阜新蒙古自治縣內),碰到明朝平西伯吳三桂派來求援的使者副將楊珅和游擊郭雲龍。多爾袞下令部隊停止前進就地待命,經過緊急磋商,決定改變過去繞道蒙古地區入關的老路線,立即向山海關前進,並派學士詹霸、來袞前往錦州,令漢軍攜帶紅衣炮赴山海關。第二天,清軍到達西拉塔拉,多爾袞回書吳三桂,宣稱:    
    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發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為仲父,以成霸業。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實錄》,卷4,15頁。    
    多爾袞於信中,憑借清軍強大的軍事優勢,絲毫沒有理睬吳三桂答應的借兵條件,公開亮出清朝此次出兵的目的「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多爾袞在信中還反客為主,用「晉為藩王,身家可保」,提出「世世子孫,長享富貴」的優厚待遇,打動吳三桂「率眾來歸」,投降清朝。    
    清朝在多爾袞的統治下,於軍事上立即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四月二十日進軍到達連山(今遼寧省錦西市)。吳三桂再次派使者送來告急書信,多爾袞意識到軍情緊迫,命令兼程前進。據同行的朝鮮人記載:「是日(四月二十一日),無問安,黎明行軍至四十里許,少駐即發,我行員役或饑。過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至關外十五里許,日已昏黑,屯兵不進,一晝夜之間行二百里矣。」《沈館錄》,卷7,12頁。由於清軍及時趕到山海關城外,不僅使吳三桂感到他的關寧鐵騎得以挽救,而且為清軍與其聯合,順利進關打敗大順軍成為現實。


風雲人物功勳卓著的多爾袞(2)

    四月十九日,大順軍就從西、南、北三面包圍了山海關城。二十一日,李自成合兵十餘萬,發動猛攻,並派唐通率部分軍隊出關外一片石地方,夾攻山海關。當夜晚,清軍到達關外,與唐通部發生了遭遇戰,並將其擊退,減輕了吳三桂軍的壓力。假如不是清軍火速趕到,吳三桂第二天究竟向誰投降,恐怕就很難得知了。    
    吳三桂的軍隊成為清軍的一支了,而且調轉矛頭為其效力。四月二十二日,清吳聯軍與大順軍爆發了山海關之戰。李自成從北京出發時,有軍隊20萬,經過連日作戰,傷亡較大,清軍總數有14萬,加上吳三桂軍,雙方數量大體相當。大順軍自北山橫亙至海,列陣以待,準備同吳軍決戰,根本不知道清軍已進入山海關內。多爾袞讓吳三桂的軍隊各用三指寬白布系身,以為暗記,避免誤傷,召集諸王、貝勒、貝子及大臣說:「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清世祖實錄》,卷4,17頁。然後下令吳三桂軍首先發動攻擊,《流寇志》記載這場戰鬥激烈殘酷,錄之如下:    
    三桂悉銳鏖戰,無不一當百。自成益驅群賊連營進,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奮擊,殺賊數千。賊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賊眾兵寡,三面圍之。自成挾太子登廟觀戰,關寧兵東西馳突,賦以其旗左縈而右拂之,陣數十交,圍開復合。自成按轡高崗下,見白旗一軍,繞出三桂右,萬馬奔騰,不可止。自成麾後軍益進,有僧跪於馬前曰:「彼旗白者,非關寧兵也,大王急避之。」白旗所至,風捲潮湧,皆披靡莫能當。自成鞭馬下山走。諸賊斗良久,莫敢進退,塵開,見辮而甲者,賊驚呼曰:「滿兵至矣。」賊眾奔潰,墜戈拋弓矢,自相踐踏數萬人。關兵滿兵分道乘之,殺其將領十五人,奪輜重亡算。自成率精兵數千,疾走入永平。參見《流寇志》,卷12,188頁;《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41頁。    
    作者是帶著對大順軍極端仇恨的敵視態度來描寫山海關之戰的,但從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大順軍英勇頑強,前赴後繼,不怕犧牲,忘我殺敵的無畏精神,如果不是清軍突如其來,吳三桂一軍是難逃被全殲的命運的。    
    山海關,這個號稱「天下第一關」的重要戰略要地,在明清興亡史上曾長期起過阻隔內外的作用,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歷數十年,多次發兵意欲突破而未果,只得望關興歎。大清攝政王多爾袞在吳三桂的配合下,一舉打開,創造前所未有的局面。康熙初年山海關紳衿佘一元作過一首敘舊詩,過去曾被用來說明山海關之戰的經過,其實在詩中對多爾袞的英明和清軍取得山海關勝利的意義評價更為精彩,不妨再加引述,以供賞析:    
    清晨王師至,駐旌威遠台。    
    平西招我輩,出見勿遲回。    
    馮呂暨曹程,偕余五騎來。    
    相隨謁攝政,部伍無喧豗。    
    范公致來意,萬姓莫疑猜。    
    煌煌十數語,王言實大哉。    
    語畢復賜茶,還轡向城隈。    
    虎旅三入關,桓赳盡雄才。    
    須臾妖氣掃,乾坤再辟開。原詩載《臨榆縣志》,卷8,18頁。    
    詩中記敘作者佘一元同當地的馮祥聘、呂鳴章、曹時敏、程印古共五人,跟隨吳三桂迫不及待地謁見多爾袞,範文程向他們說明清軍的來意,讓他們稍安勿躁,使其深受感動,實際是接受他們的投降。然後清軍與吳三桂軍合在一起,向農民軍發起猛烈進攻,所謂「須臾妖氣掃」,指的就是很快取得了對農民軍的勝利。而最後的一句「乾坤再辟開」,包含著山海關之戰及其以後清朝在全中國建立統治,好似天地重新開始一般。內中有仇恨農民軍和歌頌清朝的情感,而就山海關之戰的重大意義來說,還頗有見地。多爾袞是這場戲的主角。    
    多爾袞於獲勝當天,晉吳三桂為平西王,下令山海關內軍人一律剃髮,以馬步兵一萬歸吳三桂指揮,追擊大順軍。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城。此刻的北京城比一個多月以前李自成面臨的形勢更為混亂。那些投靠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紛紛跟隨李自成西走,被追贓拷掠的官員由於對清政權入關目的並不瞭解,準備伺機南逃。李自成山海關兵敗返京,決定撤回西安,對大順軍紀律失去控制,士兵於城中大肆搶劫財物,弄得人心惶惶。李自成撤退前,驅趕城內百姓出城,縱火燒燬明朝宮殿,唯太廟及武英殿尚存,可帶的東西席捲而西。地痞無賴搜捕掉隊的大順士兵,亂砍亂殺,城內充滿恐怖氣氛。    
    多爾袞在入城之前作了周密的準備和動員,一是向麾下大軍發出令旨,曉諭官兵人等知道:    
    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掠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入邊之日,凡有歸順城池,不許殺害,除剃頭而外,秋毫毋犯;其鄉屯散居人民,亦不許妄加殺害;不許擅掠為奴,不許跣剝衣服,不許拆毀房舍,不許妄取民間器用;其攻取之城,法不可赦者戮之,可以為俘者留養為奴,其中一應財貨,總收公用。其城屯不論攻取、投順,房舍俱不許焚燒。犯此令者,殺以儆眾。《沈館錄》,卷7,13~14頁。    
    多爾袞發佈此諭的重要意義在於,把此次進關和以前幾次的進關作了嚴格區別,也就是變掠奪為建業,性質和目的完全變了,其次才是提出的各項條款規定。進入北京城後,多爾袞到了武英殿,下令安輯百姓,對八旗將士再次要求不許進入民舍,「有卒屠民家犬,射傷犬主,斬以徇,民皆安堵如故」《清史列傳?多爾袞傳》,卷2。北京城內的人民對清軍之來甚感突然,多爾袞大概也恐怕清軍遭到意外傷害,他們自帶乾糧。時人親眼見到:「虜初入京,止城上有之。法甚嚴,附近居民有饋食者,皆不敢受。所食物黑碎而干,以少水吞之,便度一日,蓋牛炒之類也。故虜三月之糧,人自攜帶,無運輸之勞。」《甲申核真略》,52頁。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以嶄新的姿態出現了。    
    當多爾袞於朝陽門外受明文武百官及軍民老幼歡迎時,他拒絕了使用明朝皇帝鹵簿,說他自己是「法周公輔成王,不當乘輦」。在明朝官員的一再堅持下,多爾袞感到眾意難違,遂表示:「予來定天下,不可不從眾意。」乃乘輦至武英殿。    
    雖然多爾袞以周公自居,而他所負的使命遠遠超過周公。歷史上武王是滅商的指揮者,攻克商都,誅除紂王,分封諸侯之後才去世,基本上是大業已成。而多爾袞進入北京,不過是山海關戰場勝利的擴大而已,李自成把北京城的財富一載而去,他得到的幾乎是一座空城。李自成據有陝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長江以南的明朝留都南京的官員們已經重建了政權,且得到了李自成佔領區明朝殘餘勢力的擁護,清政權內部也有相當多的八旗將士主張搶劫一番就退回關外。多爾袞面臨的根本問題是,迅速實現清政權由地方政權向全國政權的轉變,樹立起新的形象,消滅南明和農民政權。


風雲人物功勳卓著的多爾袞(3)

    既然大政方針已經改變,多爾袞提出「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以澤及窮民為首務」《清世祖實錄》,卷5,17頁。,作為他實施新政的先決目標。網羅賢才,就是爭取明朝官員和地主階級的合作,以實現統一大業;澤及窮民,就是減輕百姓負擔,收買民心,鞏固封建統治秩序。    
    多爾袞於進城的第二天就下令:「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明確清朝將以北京為首都統治全中國,以前明朝的軍民如今就是清朝的百姓,一律給予保護。他要兵部派人前往各處城堡進行招撫,許諾只要在檄文到日剃髮歸順,地方官各升一級,就地維護治安;明朝宗室藩王歸順,「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多爾袞給明朝及大順各地方官規定投誠期限,過期不攜錢糧兵馬冊籍數字到北京報告,「顯屬抗拒,定行問罪,發兵征剿」《清世祖實錄》,卷5,2~3頁。用恩威並施的政策,迫使各地明官投降清朝。    
    政策與策略的運用,關乎事業的成敗。多爾袞十分注意利用大順政權的失誤來贏得人們對清朝的好感,處心積慮地把清朝裝扮成明朝的合法繼承者。他下令為崇禎帝發喪時,對原明朝官員耆老兵民說:「流賊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糾集丑類,逼陷京城,弒主暴屍,括取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除服後,官民俱著遵制剃髮。」這段談話既挑撥了對農民軍的仇視,又照顧了明朝官民對崇禎帝的懷念情緒,而巧妙地把清朝說成是明的「敵國」,掩蓋其本身受明朝統治過的事實,諭令一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清世祖實錄》,卷5,3~4頁。,取得了甘心剃髮歸順的一定效果。    
    六月,多爾袞和諸王、貝勒、大臣們做出了順治帝遷都北京的決策。他派輔國公吞齊喀、和托,固山額真何洛會前往盛京,向順治帝和留守盛京的官員奏明遷都的原因稱:「燕京勢踞形勝,乃自古興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賜四方和恆之福,伏祈皇上熟慮俯納焉。」《清世祖實錄》,卷5,16頁。這最後一句不過是例行公文,那時的順治帝還不具有「熟慮」的本領,建都燕京的決議是多爾袞定的,蔣良騏:《東華錄》,卷4,64頁。順治做好搬家到北京的準備就是了。    
    順治遷都,對穩定北京城內局勢關係頗大。由於先前清軍數次入關都以大肆擄掠一番回關外,故北京城中「訛傳七八月間東遷」,儘管清政府一再宣佈將以北京為都城,仍難以平息各種謠傳。多爾袞提到當時北京城內的局勢說:「六月間流言蜂起,隨經頒示曉諭,民心乃寧。向傳有八月屠民之語,今八月已終,毫未驚擾,則流言不足信也,明矣。今聞訛傳,九月內聖駕至京,東兵俱來放搶三日,盡殺老壯,止存孩赤等語。」《清世祖實錄》,卷8,2頁。事實是對謠言的最好答覆,解決的辦法就是定都北京,以此為建立統治全國的根本。    
    在大清國家處於事業發展的關鍵時刻,攝政王多爾袞認識到有必要向所有的官吏軍民人等發佈安民告示。為此,於七月初八製造了《清攝政王多爾袞安民令旨》的文告,現有實物仍在,其令旨全文為:    
    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諭官吏軍民人等知道:予聞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道,必省刑罰,薄賦斂,然後風俗醇而民生遂。自明季禍亂以來,刁風日兢,閭閆細故輕瀆,間以越訴為等閒,以誣告為常事,教唆健訟,敗俗傷財,予甚痛之。自今以往,嘉與維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不拘在京在外,事無大小,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悉行宥免,如違旨興訟者,即以所告之罪罪之。官司聽受者並治。以後鬥毆婚田小事,止就道府州縣官聽斷歸結,重大事情方赴撫按告理。在京仍投通狀,聽通政司查實轉送刑部問擬。其五城御史有例應受理送問者,照舊送問。非系機密重情,不許入京越訴,倘奸棍訟師沿習惡俗陷害良民,定加等及坐,以挽撓風,至於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初議准作正糧。既而不肯銷算。有時米價騰貴,每石四五兩不等,部議止給五分之一,高下與奪,惟賄是憑。而交納衙門,又有奸人包攬,猾胥抑勒,明是三餉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為疵政。予哀爾百姓困窮,一害未除,恫瘝切體,徼天之靈,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通同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倘縱容不舉,即與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馭登途,親自問民疾苦。凡境內貪官污吏加耗受賕等事,朝聞夕奏,不得少稽,若從前委理刑官查盤,委府州縣訪惡,純是科索紙贖,搜取贓罰,名為除害,實以害民,今一切禁絕不行。州縣倉庫錢糧只許道府時時親核,衙蠹豪惡只許告發重治,總不容假公濟私,浚民肥己,有負朝廷惠養元元至意。庶幾政平訟理家給人足,四方風物用慰予心,特諭。順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原件藏遼寧省檔案館。此件全文與《清世祖實錄》,卷6所載,文字頗多不同,總為縮寫,看來此件為一張貼告示,大概製造很多,此件為其存留之一也。    
    這是一件重要文物,內容相當細緻具體,當時這位大清攝政王多爾袞擺出一副令人頗感實在的關心姿態,對清朝建立穩固的統治起到巨大的作用。    
    八月二十日,順治帝從盛京啟程,九月十八日到達通州,多爾袞率領諸王大臣前往接駕。次日,順治帝自正陽門進入明宮。十月初一晨,順治帝出城往天壇祭天,其祝文曰:「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國號,順治紀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禍亂,載戢干戈,九州悉平,登進仁壽,俾我大清皇圖永固。」《清世祖實錄》,卷9,4頁。自此清王朝開始了對全中國的統治。    
    多爾袞處理國家事務,除了聽取清政權中漢軍官員範文程、洪承疇、寧完我、張存仁等人的意見外,很注意對原明朝官員的招攬和發揮他們的作用,比大順政權更明顯地得到北方明朝官僚和地主階級的歡迎。    
    清軍入城第二天,多爾袞下令:「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清世祖實錄》,卷5,3頁。部分明朝官員響應積極,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鰲永、金之俊等十餘人到清政府報名,多爾袞立刻接見他們,用漢語對他們說:「汝曹勿畏,我不殺一人,令各官照舊供職。」《爝火錄》上冊,128頁。多爾袞讓這些人仍以原官職辦事,其他對清政府有疑慮的前明官員都陸續前來報名。如故明山東布政使司參議兼按察使司僉事霸州道劉芳久,布政使司參議天津道孫肇興,按察使司僉事通州道鄭,按察使司副使懷隆道魏知微,山西按察使司僉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僉事易州道黃圖安,「俱仍為原官」。故明太子太保、左都督駱養性仍以原官總督天津等處軍務,以投誠總兵官高第為山海關總兵官《清世祖實錄》,卷5,11頁。上述官員多為地方官,就是說多爾袞沒有出動一兵一卒,就把這些地方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證了京畿地區的安全,其決策英明可見一斑。


風雲人物功勳卓著的多爾袞(4)

    多爾袞制定了一個極為寬大的用人原則,他確定五月初二昧爽以前,罪無大小,悉行赦免,給原明朝官員人人棄舊圖新的平等機會,解決了明朝自崇禎末年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自立門戶互相傾軋的官場積弊。多爾袞的態度十分明確,明朝官員,不論是東林黨還是閹黨,不論是投降大順,還是抗拒過清朝,凡是五月初二清軍進京以前發生的任何事情,一律不再追究,只要樂於為清朝效力,統統歡迎。    
    反覆申明大清的政策,反映了多爾袞求賢若渴的心情和氣度。於是順天巡撫宋權薦舉明故薊遼總督王永吉,井陘道方大猷,薊州道楊毓楫,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戶部侍郎葉廷桂。天津總督駱養性啟薦故明戶部侍郎黨崇雅,兵部侍郎李化熙,通政使王公弼。其他明朝官員無不趁此機會推薦親朋故舊、門生幕客。    
    多爾袞的用人之策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吸引一批,任用一批;任用一批,推薦一批;如滾雪球,越滾越大。據《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殘冊的記載,這一年的七月份,僅一個月之內,就有先一步出任吏部左侍郎的沈惟炳推薦出36人,戶部左侍郎王鰲永推薦出的39人,兵部左侍郎劉余祐推薦的9人,對每個被推薦者均列出原來的官銜。多爾袞得奏,皆表示可以錄用參見《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這是一項非常成功的用人之道,不但使清朝統治者得到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這批人的任用,擴大了清朝統治的社會基礎,使其在關內得以立足和實施統治。    
    但是任何一項社會政策的推行都不能盡善盡美,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順天巡撫柳寅東從澄清吏治著想,對多爾袞的用人政策表示反對。他說:「近見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贓除名,流賊偽官,一概錄用。雖雲寬大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選擇之道,其為民害不可勝言,是所當亟清其源也。」多爾袞回答:「經綸方始,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清世祖實錄》,卷5,18~19頁。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柳寅東的意見。    
    多爾袞是深知「治天下全在得人」這個道理的。他曾說過:「別的聰明我不能,這用人一事,我也頗下功夫。」《多爾袞攝政日記》,閏六月十二日。事實證明,多爾袞的「一概錄用」、「寬大為治」的用人方針是頗有見解和非常成功的。其實他既深諳用人之道,就懂得「慎加選擇」的重要性,更懂得在甲申年中國大動盪的歲月中,每個明朝官員也存在著選擇的問題。多爾袞入京時,部分明朝官員隨李自成西撤,部分趁亂逃到江南,處在觀望猶豫的數量很多,馬上投入清政權的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京師為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之地,「京師理,則天下不煩撻伐」《清世祖實錄》,卷5,6頁。此語出自漢官祖可法等人之口,強調了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是因為北京彙集的原明朝官員實際上是全國各地選拔出來的代表人物,有著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他們對清政權的態度維繫各地區人心所向,所以多爾袞才不遺餘力地加以網羅。清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奏折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落。」由於多爾袞招攬明朝官員的成功,出現了「東西響應,多士雲合」的場面,他所在的吏部至有「人才不無壅積之虞」《清世祖實錄》,卷13,5~6頁。    
    當大批官員被清朝任命之後,多爾袞很注意鼓勵他們為清政權統一全國獻計獻策,充分發揮其聰明才能。原明大學士馮銓提出設立六科,其奏說:「今各部題奏,俱未知悉,所票擬者不過官民奏聞之事而已……按明時舊例,凡內外文武官員條奏、並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內閣票擬,已經批紅者仍由內閣分下六科,抄發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漸,意至深遠。」多爾袞見奏,即任命行人司行人向玉軒為吏科給事中,郝傑為戶科給事中,知縣孟明輔為禮科給事中,朱鼎蒨為工科給事中。《清世祖實錄》,卷5,12~14頁。明參將唐虞時表示願親赴南京招撫,並推薦他的兒女親家陳洪範可擔負招撫張獻忠、左良玉之任,其子唐起龍可以招撫史可法部下將領。以後陳洪範被南明福王政權派來充當和談使者,暗中投降了清朝,把江南內部虛實盡告清朝,促使多爾袞出兵江南滅亡了福王政權。順天巡按柳寅東勸多爾袞「早定大計」,消滅李自成的大順軍。他認為:「今日事勢,莫急於西賊(大順)。欲圖西賊,必須調蒙古以入三邊,舉大兵以受晉豫,使賊腹背受敵。又須先計扼蜀漢之路,次第定東南之局。」《清世祖實錄》,卷5,19頁。多爾袞用兵西北和東南,基本上是按照這個計劃部署的。    
    如前所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清世祖實錄》,卷6,9頁。,多爾袞也是很懂得這個養民之道的。他既知在明朝所有弊政中,廣大貧苦百姓深受其害的,首推三餉加派,就及時宣佈:「自順治元年起,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困擾廣大貧困民眾20餘年的三餉加派問題至此基本得到解決。    
    養民與察吏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多爾袞儘管對明朝官員大肆包容,既往不咎;同時也強調他們必須痛改前非,為政清廉。他說:「明朝之敗壞,俱由貪贖成風,德不稱任,功罪不明所致。自茲以後,凡我臣民,俱宜改弦易轍,各勵清忠。」對於貪官污吏,他是深惡痛絕的,多次公開闡明「貪官必誅」的重懲原則。如順天巡按柳寅東認為對貪官鞭責處分過輕時,多爾袞立刻贊同,聲明:「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吏科右給事中龔鼎孳根據當時處理貪官過嚴的問題主張要給予適當寬大,還上奏為貪官辯護說:「開國之初,宜從寬大。古稱禮不下庶人,而刑不上大夫,明乎優臣工所以尊朝廷也。若名在卿貳之列,而束縛系紲,下同徒隸,罪止銖兩之微,而性命鴻毛,棄如草芥,人孰肯以性命易功名。夫嚴刑不足以防奸,而寬大固可以得眾。」多爾袞毫不讓步,明確回答道:「貪官必誅,屢旨甚明,何必論贓多少!以後各官著用心砥礪,朝廷自有優禮。」以上參見《清世祖實錄》,卷11,10~11頁。由於在吏治問題上絕不妥協的方針,清初的吏治遠比明末為好。    
    如果說,多爾袞在處理內政方面,主要是聽取漢族官員的建議,實行擇善而從的話;那麼在鞏固勝利,擴大佔領區,消滅農民軍和南明諸王政權方面,則充分顯示了他作為清軍統帥的高超的指揮藝術,抓住一個個有利時機,迅速地從一個勝利走向全國的勝利。    
    多爾袞進北京城時,派吳三桂馬不停蹄地追擊李自成部,自率清軍致力於守衛京城和控制周圍地區。李自成退至真定,連續發動反攻,都被吳三桂軍打敗,李自成本人中箭墜馬,「掖之馳還營,創甚,臥民舍」。大順軍因主帥受傷,軍無鬥志,李自成「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流寇志》,卷13,196頁。,對北京不再有任何威脅。多爾袞又派固山額真金礪、梅勒章京李率奉前往天津,控制運河及海口。於是,「燕京迤北,居庸關內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處,皆降」《清世祖實錄》,卷5,9頁。


風雲人物功勳卓著的多爾袞(5)

    接著,多爾袞的目標是奪取原先為大順軍佔領的河南、山東和山西地區。這一戰略策略的高明之處是,既可以進一步打擊主要對手李自成,又可以避免與南明福王政權發生衝突。多爾袞先派原明朝官員前往招撫,如原明井徑道方大猷被委任監軍副使,招撫山東;命令戶部右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河南;以應襲恭順侯吳惟華招撫山西。六月,始派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和石廷柱帶兵平定山東,派固山額真葉臣率八旗兵平定山西。當李自成兵敗出京後,山東、河南等地明朝官員紛紛組織地主武裝殺害大順官員,向南明福王政權報功,腐朽的南明官員主張與清朝結盟共同對付李自成,清朝並不理會他們,而是等待機會,自己單獨經略這些地方。所以清朝派往山東的王鰲永一到,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降,以至於《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楊士聰稱,清朝下山東「止一人一馬,責取遵依,無不應者,積威之所劫也。及濟寧不應,亦遂慘淡而去;繼至者乃有十三人」《甲申核真略》,52頁。這種記載雖不免誇大其詞,但清朝之勝利的確太容易。六月中,巴哈納等報告「撫定山東諸郡縣」,多爾袞命移師至山西。七月,清軍克太原,「山西、河南悉平」。多爾袞任命楊方興為河道總管,馬國柱為山西巡撫,陳錦為登萊巡撫,李棲鳳、李翔鳳、朱國柱、高士俊、馬鳴佩、蘇弘祖、申朝紀等分別為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佔領區地方官,開始確立清朝對這些地方的統治。    
    七月二十七日,多爾袞致書史可法,引經據典要南明福王政權向清朝繳械投降,全文如下:    
    予向在瀋陽,既知燕京物望,鹹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與清班,曾托其手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後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鹹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續絕之初心。至南州群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捨。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捨從速,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為勞。書不宣意。蔣良騏:《東華錄》,卷4,65~67頁;《清世祖實錄》、《清史列傳》等書也有記載。    
    因為這是甲申年中頗有影響的一篇文獻,故不厭其長錄之。該文打破華夷之分,以君臣大義勸史可法投降之外,亦可以從中看出若干問題:一、多爾袞從入關以後始終對明南方官僚持友好政策,而把大順政權視為最大威脅。二、由於福王政權的建立與內爭,反而使清朝指斥其有仇不報,有賊不討,處於無地自容的難堪地位。三、多爾袞對福王政權極端虛弱的本質十分清楚,認為其不堪一擊,實以此向其發出最後通牒。    
    福王弘光甲申年(1644年)九月十五日,以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名義,史可法回書多爾袞,辭雖不屈,而並沒有認識到清朝是最危險的敵國,仍堅持「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參見蔣良騏:《東華錄》,卷4,67~69頁;《甲申朝事小紀》上冊,15~17頁。福王和在南京的馬士英、阮大鋮之流醉生夢死,希望能通過和談實現他們的偏安之治。豈料大清極為冷落南明派去的「北使」,和談以失敗告終。    
    西征是多爾袞又一重大決策。十月十九日,多爾袞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與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統率清軍約三萬餘人往征李自成。    
    十月二十四日,多爾袞命令傳檄江南各地,歷數南明福王政權君臣三大罪曰:「爾南方諸臣,當明國崇禎皇帝遭流賊之難,陵闕焚燬,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尚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賊為爾大仇,不思往討,而諸將各自擁眾,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啟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清世祖實錄》,卷10,13~14頁。    
    第二天,多爾袞以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統領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及清軍兩萬餘人征討江南。然多鐸軍未等出發,清政府接到河南巡撫羅繡錦的報告,大順軍兩萬餘人進攻懷慶府,河南危急,於是多鐸轉道河南與阿濟格夾擊大順軍。    
    多鐸所率清軍先向西征,於十二月至孟津。多鐸派護軍統領圖賴首先渡過黃河,擊敗守河的大順軍黃士欣部,招降了原明睢州總兵許定國、地主武裝首領李際遇。清軍在陝州又擊敗大順軍張有曾,到達陝西門戶潼關。李自成為保衛西安,親自組織潼關保衛戰,鑿重壕,立堅壁固守,雙方戰鬥十分激烈,大順軍連夜主動進攻清軍營,都失敗了。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鐸攻進潼關,李自成被迫撤離西安,出藍田口,道高州,退至襄陽。    
    西安被多鐸攻佔的消息傳到北京,受到「壯猷偉略,調度有方」之譽。多爾袞命令多鐸把追擊大順軍的任務仍留給阿濟格,而他本人則由河南取淮、揚,完成攻佔南京的任務。


風雲人物功勳卓著的多爾袞(6)

    三月,多鐸統兵南征時,南明內部正值左良玉發動兵變,從武昌順流東下。當時馬士英大量調江北部隊阻擋左良玉兵,連史可法都離開了駐地。所以,多鐸一軍如入無人之境,他來到徐州對岸,守衛徐州的李成棟早已逃跑。守軍胡某、劉某渡河來降,勸多鐸率兵速渡黃河。多鐸見黃河水光接天,波濤洶湧,懷疑他們兩人是間諜,欲殺之。他們兩人表示願做人質於軍營,「萬騎遂瞬息而渡」《爝火錄》上冊,433頁。多鐸所部清軍只是在揚州遇到了史可法的抵抗,用了七天時間攻下揚州。福王聽說揚州失守,就跑出了南京。    
    五月十五日,多鐸進入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州爵、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迎降,一起投降清軍的明朝文武官員有數百人.明軍計23萬。沒過幾天,明總兵田雄、馬得功把福王作為禮物奉送給清軍,福王政權就這樣滅亡了。    
    阿濟格所部清軍出發在多鐸之先,因為迷失行軍路線,又經土默特地方需索馬匹,耽擱了時間,不僅被多鐸立了頭功,阿濟格還受到多爾袞的嚴厲責備。多爾袞要求阿濟格務期剿除大順軍以贖前愆,否則不許他班師回京。    
    李自成率大順軍撤離西安時,仍保持13萬步騎兵,到達湖廣地區,留守襄陽、承天、荊州、德安四府的大順軍部隊約有7萬人,合計有20萬之眾。然而大順軍領導人得機,因左良玉為打內戰東下,李自成部遂據有武昌,「屯五十餘日」《明史?李自成傳》,卷309。,不知兵所向,被阿濟格所部清軍趕上。李自成率軍水陸並進,「聲言欲取南京」,這就把以陝西人為主體的大順軍帶到了絕路。阿濟格為了將功補過,率清軍緊追其後,於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處連敗大順軍。據阿濟格報告:清軍乘九江之戰的剩勇窮追至大順軍老營,雙方經過八次激戰,大順軍損失慘重,李自成的兩個叔叔、劉宗敏、宋獻策等著名領袖被捕犧牲。李自成突圍,「攜隨身步卒僅二十人,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遣素識自成者往認其屍,屍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訪」《清世祖實錄》,卷18,4頁。事實證明,阿濟格的這份疏報,原來是「誑報」,李自成當時並沒有死。李自成是在清軍追擊下,撤離武昌,至九江,復迂道還至湖北,由保安、金牛而進入通山縣的九宮山,最後被當地的地主武裝頭子程九伯聚眾殺於小源口李自成死於湖北通山縣九宮山,可靠證明見於《康熙通山縣志》,學者已有詳考。可參考《李自成紀年附考》,300~304頁。李自成是明末清初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農民起義領袖,他的生死存亡繫乎中國社會的前途命運,大清攝政王多爾袞關注他的一舉一動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阿濟格的疏報皆經過多爾袞審理,「方自成遁時,王誑報已死,又不候旨班師。攝政王多爾袞傳語,以王等有罪,不遣迎」《清史列傳》,卷1,「多爾袞傳」。多爾袞顯然後來又得到了李自成確實已死的消息。    
    阿濟格擊敗大順軍的同時,還招降了因左良玉已死而由其子左夢庚統率滯留在九江附近長江中游的南明軍隊,計馬步兵十萬人,大小船隻四萬艘。    
    至此,多爾袞僅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基本上消滅了兩個主要敵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多鐸佔領南京後,多爾袞認為大功告成,向全國強制推行剃髮令,而把招撫南方各省的事情交給了降清的著名漢官洪承疇。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病逝於邊外的喀喇城,年僅39歲。他因對清朝開國的貢獻,不斷得到加官晉爵。順治於北京登極時,多爾袞受封為「叔父攝政王」,第二年又改稱「皇叔父攝政王」,到順治五年(1648年)再尊稱為「皇父攝政王」。他死後,其榮耀達到了頂峰,被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可是到了第二年二月,就有蘇克薩哈等人出來揭發多爾袞生前企圖篡位稱帝,經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議定,多爾袞犯有「獨專威權」、「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任喜怒為黜陟」、「顯有悖逆心」等數不清的罪狀。最後經順治帝批准,給予多爾袞「削爵,黜宗室,籍財產入官」的嚴厲處分。    
    誰也不能否認多爾袞被指責的某些罪名是子虛烏有,但說他想取代順治帝而自立,則純屬蓄意誣陷。多爾袞生前有許多記錄證明他是相當有意尊重順治帝的。在順治帝年幼無知和諸王擁戴之下,他根據當時的特殊形勢,包攬了國家大權,有一定的必要性,順治帝欲其享受與諸王不同的禮儀,多爾袞曾予拒絕。不僅如此,順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的一天,他曾專門召集諸王貝勒大臣們剖白心跡說:    
    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如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諸王貝勒大臣等率屬意於予,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可悉識之。有盡忠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溯茲鴻緒,創自太祖、太宗,二聖所貽之業,予必力圖保護,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歸政,予之聲名豈渺小耶。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深信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也。此意予洞知之,爾等亦知之否耶?且前此所以不立肅親王者,非予一人意也。爾諸王大臣皆曰:若立肅親王,我等俱無生理。因此不立,乃彼時不肯設立,而今則復有市恩修好者矣。《清世祖實錄》,卷22,11~12頁。    
    簡而言之,多爾袞是以太祖太宗大業監護人的身份自居。加上他身體多病,又無子嗣,對帝位確曾無所奢求。早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就有一個叫彭長庚的官員借下詔直言之機,在奏疏上提出多爾袞「奉命統兵,收拾明疆,大權在握,關內關外,咸知有攝政王一人。是時皇上衝齡,遠在盛京,彼若肆然為帝,誰能禁之?而乃先驅綏定,恭迎聖駕」。彭長庚要求應當給多爾袞平反昭雪,復其爵號,「一以彰太祖之有子,太宗之有弟,皇上開創之有臣,且以見太宗知人之明,並以勵諸王作忠之氣」。然而他的主張受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為首的多爾袞敵對勢力的反對,擬處以死刑。順治帝可能覺得彭長庚確實講的是真話,下詔免其死刑,流放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市)結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下詔為多爾袞恢復名譽。他說:「其時我世祖章皇帝實尚在沖齡,未嘗親政也。夫睿親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陰除異已,以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斂服明黃龍袞,指為覬覦之證,有是情理乎?」乾隆還說,多爾袞的冤案乃由宵小奸人構成,而與順治帝無關。他下令恢復多爾袞的封號,追諡「忠」字,配享太廟,其王位世代相傳。歷史上不只多爾袞,還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不但生前經受著複雜鬥爭,還要在死後可能遇到反反覆覆的不同評說。


風雲人物運籌帷幄的範文程(1)

    國家定鼎燕京,武功赫奕,其以文臣著燮,調綏勳,為中外瞻倚者,首推故太傅范公。    
    ——內秘書院大學士范義肅公墓誌銘《碑傳集》,卷4,李蔚:《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    
    範文程(1597—1666),字憲鬥,號輝岳。他的一生歷經太祖、太宗、世祖、聖祖四朝,為清初文臣之首。康熙五年(1666年)大學士範文程以70高齡病逝時,少年康熙帝親筆題寫了「元輔高風」四個大字,以表彰他輔佐大清的卓越功勳。    
    作為名臣之後是範文程出仕的第一步。他的17代祖先為宋朝宰相范仲淹,因寫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名言而千古不朽。明朝初年,江西范氏有一支遷居瀋陽,遂以瀋陽為籍。明嘉靖時期兵部尚書范,為範文程的曾祖父。范的兒子范沉,做過瀋陽衛指揮同知。到範文程的父親范楠這代時,范家已經衰落了。范楠一生沒有做過官,範文程到21歲時僅是瀋陽縣學的生員,全家都在撫順居住。    
    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率八旗兵攻下撫順城,使範文程的人生道路發生了重大轉折。清朝許多文獻都記載了範文程和他的哥哥範文寀主動投奔了努爾哈赤。    
    如《八旗通志?範文程傳》:    
    天命三年,大兵克撫順。文程偕兄來歸。太祖高皇帝偉其貌,詢知其家世,顧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善遇之。」後太祖取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寧,所在行營,必參帷幄。《八旗通志》初集,卷172。    
    又如《清史列傳?範文程》    
    天命三年,大兵克撫順,文程年二十一,太祖高皇帝見而器之,召與語。知其熟於當世之務,使隨行。及取遼陽,度三岔,攻西平,下廣寧,皆參謀帷幄。《清史列傳》,卷5。    
    按照這兩種傳記的描述,似乎從努爾哈赤攻下撫順之日起,範文程不僅立即投靠努爾哈赤,並成為他的重要謀士,參加了許多次戰爭。然而範文程到底為努爾哈赤策劃了哪些錦囊妙計,又得到多少獎賞,不僅多種傳記語焉不詳,就是記事甚為詳盡的《滿文老檔》中亦無記載。另一個在撫順投降努爾哈赤的明游擊李永芳的來龍去脈則不同,記述相當清楚。李永芳投降後,努爾哈赤把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兒嫁給他,擢其為副總兵。努爾哈赤佔領遼東地區後,李永芳升為總兵官。皇太極繼位後,出兵攻打朝鮮,李永芳已成為後金出征的主要將領之一。    
    範文程系「名臣之後」,如是主動歸順努爾哈赤,理應比戰敗投降的李永芳更得到信用。努爾哈赤將全體八旗兵及其家屬遷入遼東,實行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明朝生員帶頭起來組織反抗。此時身為生員的範文程完全應該發揮他的影響,或者建議努爾哈赤改變殺戮知識分子的殘暴政策,或是想方設法協助努爾哈赤鎮壓群眾的反抗,從他的傳記中卻看不出他有任何舉措。於是,有的學者就對範文程如何歸清問題產生了懷疑,經過詳細的考證,終於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線索。據清初人彭孫貽在其所著《客舍偶聞》中記載:    
    范內院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錄。范公不怡,問:「此有遊憩所乎?」牛錄云:「咫尺查孝廉君,書室楚楚。」公與二牛錄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解帶盤桓,雞豚雉兔,略具盤餐。公飲啖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索筋為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勝,分博進。牛錄謝去,公寢。晨興,語孝廉:「獨行無侶,能從我游乎?」則借馬從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遼陽,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資者,慮有力為亂也。」從行一地曰:「此我就僇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太祖忽問曰:「若識字乎?」以生員對。上大喜,盡十七人錄用,至今職。我始望豈及此乎?    
    張玉興先生認為這則史料雖為僅有,可靠性很大,因為康熙年間有關範文程的傳記都有努爾哈赤「首定撫順,始得公(範文程)」的類似記載,進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範文程是在天命三年(1618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率後金兵攻破撫順時,被擄獲,隸鑲紅旗下為奴隸的。至太宗天聰年間考試儒生,始出奴隸籍而拔置文館使用。後來逐漸陞遷,受到重用。張玉興:《範文程歸清考辨》,載於《清史論叢》,第6輯。    
    皇太極設文館於天聰三年(1629年),範文程為大清王朝效力的事跡有史可考的正是從這一年開始。範文程「以文館官從太宗文皇帝伐明,入薊門,克遵化,招服潘家口、馬蘭峪等五城。會我師在大安為敵所圍,文程以火器進攻,圍解。太宗自將臨永平,令守遵化。敵兵掩至,文程率先力戰,敵敗走。論功,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五年,師圍大凌河城,文程招降西山一台,命即統其眾」《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傳」。範文程早期業績主要是軍功,這與那時後金政權連年攻戰,重武輕文的活動與風氣有關,是那種戰爭頻繁的客觀環境所致。範文程本人身體「形貌頎偉」,史載清帝賜給他的衣帽都是派人專門為他定做的,表面看起來他很像一個赳赳武將,威武剛毅,以至於雖在文館任職,而經常身臨前線參與戰鬥。直到天聰九年(1635年),範文程在其奏疏中所列官銜為甲喇章京《天聰朝臣工奏議》,「範文程請嚴核保舉奏」。,說明他是以八旗軍職的身份受到重用的。    
    天聰五年(1631年),後金攻下明朝大凌河城,招降了一大批明朝降官降將。後金政權內部出現盲目樂觀情緒,特別是在文館中任職的不少漢族官員極力主張乘勝水陸並進,打進山海關,佔領北京。次年,皇太極徵詢後金官員如何征伐明朝時,範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共同提出了與眾不同的意見,並引起了皇太極的注意。他說:    
    察我軍情狀,志皆在深入。當直抵北京決和否,毀山海關水門而歸,以張軍威。若計所從入,惟雁門為便,道既無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資以為糧。上如慮師無名,當顯諭其民,言察哈爾汗遠遁,所部歸於我,道遠不可以徒行,來與爾國議和,假爾馬以濟我新附之眾。和議成,償馬值;不成,異日興師,荷天之寵,以版圖歸我,凡軍興而擾及者,當量免賦稅數年。此所謂堂堂正正之師也。否則,作書抵近邊諸將吏,使以議和請於其主,為期決進止,彼朝臣內撓,邊將外諉,遷延逾所期,我師即乘釁而入。我師進,利在深入;否,利在速歸;半途而返,無益也。《清史稿?範文程傳》,卷232。    
    從此疏中所見範文程等的獨到之處是:他們堅決主張不停頓地進攻明朝,認為八旗將士「志皆在深入」,既可以從明朝統治區搶奪大批人口財物,解決後金政權物資短缺勞動力人手不足的問題,又可以「張我軍威」。但他們並不贊成強攻北京,而是建議避開山海關,從雁門關明軍防禦薄弱處突入關內。此疏中提出打著與明議和的策略,且深知明朝內部上下欺蒙,遷延逾期,八旗兵乃師出有名,把發動戰爭的罪名反而可以推到受侵略的明朝身上。他們甚至還考慮到了將來對受戰爭破壞地區人民適當減免幾年賦稅的問題,目光之長遠,思慮之周密,確實比其他人高出一籌。皇太極看了範文程等的這份奏疏,「深嘉納之」,原來皇太極猶豫不決,這就意味著堅定下來了。自此時起,範文程就成為皇太極的心腹謀士,以後「破旅順,收平島,討朝鮮,撫定蒙古,文程皆與謀」。    
    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設立漢軍兩旗,廷議首推範文程任固山額真。皇太極進行干預,說:「范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皇太極的意思是,他要範文程幫助這位後金汗參謀軍國大事,僅擔任一旗軍職有點屈才了,但又沒有大學士之類職銜,可見範文程在後金的重要地位。


風雲人物運籌帷幄的範文程(2)

    範文程所參與的皆為國家機密大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入」。皇太極處理政事尊重範文程的看法,每議政,必曰:「范章京知否?」大臣有拿不準主意的事情,皇太極就說:「何不與范章京議之?」眾人回答:「范亦云爾」,皇太極就批准實行。有時範文程因病告假,很多事情都等了他痊癒後才能決定。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文館為內三院,以範文程為內秘書院大學士,「撫諭各國書敕,皆文程視草。初,上(皇太極)猶省覽,後乃不復詳審,曰:『汝當無謬也。』」《清史稿?範文程傳》,卷232。對範文程信任無疑。    
    有一件小事反映了皇太極和範文程之間的親密關係。範文程是個孝子,與其父范楠住在一起。有次陪同皇太極吃飯,席上有道菜很名貴,雖然皇太極再三勸範文程品嚐,範文程因想到自己的父親沒吃過,就是不肯下筷。善於察言觀色的皇太極領悟了範文程的心情,立刻下令撤掉這道菜,送給範文程的父親。《清史稿?範文程傳》,卷232。事情不大,卻能說明皇太極關心和愛護人才無微不至,才使範文程由一個明朝生員變成大清王朝的開國元勳。    
    由於範文程生前焚燬了他撰寫的所有文件草稿,使今人難以準確得知他到底參與了哪些重大決策。但是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在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是否入關和採取各種策略上,範文程是起了關鍵性作用的。    
    現存一份《順治元年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的珍貴檔案,很有可能就出自範文程的手筆,全文如下: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帝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尊號,故書中不及,幸勿以此為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89頁。    
    這封書信,在當時通訊手段與交通落後條件下,在這年的三月初三才投到農民軍「大都督王帥處」,等到遲起龍把投書情況匯報回來已經是三月二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農民軍攻陷十天以後了。《清代全史》,卷1,394頁,遼寧人民出版社。    
    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末,清政府聞訊山海關外人心震恐,紛紛逃遁,即下令修整軍器,決定下月初大舉進討明朝。範文程於四月初四,及時上書攝政王,最先提出直接進入山海關的決策。他說:    
    乃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馬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只承先帝成業,夾輔沖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為啟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祀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進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關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清世祖實錄》,卷4,5~7頁。    
    迄今所見清政權統治集團內部研究入關奪取中原大計的文獻中,全都記錄了這份奏議,而且是以多爾袞為首的清朝統治者憑借決策入關的唯一的奏議,由此可知在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1644年,範文程是對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的關鍵人物。由於他在皇太極時期樹立的崇高威望,一言九鼎,疏上而議定,三天之後,清政府即出兵征明。    
    範文程的奏議之重要還在於他正確分析了明朝、農民軍和清朝自身的條件,全面規劃了清朝用兵關內的戰略。他指出明朝四面受敵,已成必亡之勢,清朝爭奪天下的對手已成為農民軍。他強調由於李自成攻佔北京而使清朝遇到了亂中取勝的大好機會,如果迅速入關,黃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他要求清兵改變以往搶劫習慣,嚴明紀律,秋毫無犯,並為清朝提出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政策,如「官仍其職,民復其業」等,這些謀劃後來全部為多爾袞所採納。    
    隨後發生的有關範文程的行蹤,從歷史記載上看又使人墜入十里霧中。按四月初七,多爾袞率清軍出發,《清史列傳》所記,「大軍遂發,文程從」《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傳」。《清史稿》則與此稍異,該書記載說:「及流賊李自成破明都,報至,文程方養痾蓋州湯泉,驛召決策。」《清史稿?範文程傳》,卷232。這又表明範文程在清軍出發時,並未立即同行。因為從《清世祖實錄》的記載上看,他在四月初四的上書中反映出,當時的範文程並不知道北京已落入農民軍手裡,七日出發時也不知道。清朝得知李自成攻佔北京的消息大約是在四月十三日以前,但前不了幾天,這一天清軍進至遼河地方,多爾袞以軍事咨詢洪承疇,洪氏在所獻策略中提到農民軍「今得京城」。十五日清軍前進至翁後,吳三桂所遣楊珅、郭雲龍自山海關來致書告知「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這是最確切的消息了。多爾袞得書,立即派遣學士詹霸等往錦州令漢軍帶紅衣大炮,向山海關進發。第二天多爾袞發出報吳三桂書,二十日清軍進至連山,吳三桂復遣郭雲龍等來致書,並說明已見到多爾袞之書。二十一日清軍進至山海關外十里,見到吳三桂哨騎報告有農民軍出邊立營,清軍動向和時間很清楚以上均據《清世祖實錄》所記載的日期,見該書卷4。,唯有關範文程的傳記沒有明確把他個人的行動和這段時間聯繫起來說明白。多種傳記載範文程在四月初四以後又向多爾袞獻過一策,但具體時間都沒說明,茲先就內容按原意,分兩段說,一曰:    
    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揆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


風雲人物運籌帷幄的範文程(3)

    復曰:    
    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倘思統一區夏,非安百姓不可。《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清史列傳》及《清史稿?範文程傳》等也均有記載,文字有詳略之別。    
    範文程進獻此策一事,《清世祖實錄》不載。從內容上看是在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但確切時間不肯定。如欲得到解決,可參照三個方面的記載:一是《清史列傳》將此事繫於「師渡遼河」和吳三桂乞師之後;二是《八旗通志》既稱此事在吳三桂乞師之後,又說範文程提出此策,「於是大軍遂發」;三是《清世祖實錄》不載範文程此策,卻載四月十三日師次遼河地方,多爾袞以軍事咨詢洪承疇,而洪氏所答內容與範文程之說大略相同,等等。由此可以推斷,範文程此次為多爾袞獻策,就在四月十三日,是清政府剛剛聽到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提出的。這與《清史列傳》記載相符,也與《八旗通志》所載無矛盾。的確,在多爾袞此次率軍出征過程中,開始時不知道北京已被農民軍佔領,是中途得到這個消息的,所以從大軍進發的方向上看,中間有個重大的改變,好似重新啟程一樣。再就《清世祖實錄》記載而言,恐怕連篇累牘羅列洪、范二人奏疏無大必要,或於文字繁冗,加上已有記錄范氏奏疏,不需要一個不漏,有文必載,所以沒有記載此疏。從歷史的實際情況上考察,似乎反映出,清朝聽到李自成率農民軍進入北京,認為這是巨大事變。多爾袞在進軍途中,要作出相應決策,特別是此事和李自成及明朝都有關係,以致同時向洪承疇、範文程這樣的新舊漢官、大謀士詢問他們的高見。卻因歷史記載上的問題,難以看見其本來面目了。    
    從朝鮮人所得到的情報也可見範文程此時的重要作用。四月十五日,多爾袞所率清軍至翁後遇到吳三桂派人請求清軍幫助抵抗農民軍。當時此事屬於機密。吳三桂是清軍的多年敵手,幾次拒絕了清朝的招降,能不能相信吳三桂的問題就擺在多爾袞的面前。據隨軍的朝鮮人記載:早晨行軍五里後,多爾袞突然下令停止前進,朝鮮世子令翻譯官派人暗中瞭解情況,從範文程那裡才聽到吳三桂派使者請求援兵的消息。朝鮮人從範文程那裡得知多爾袞如能援助吳三桂,吳三桂「當開山海關以迎大王(多爾袞),大王一入關門,則北京指日可定,願速進兵」《沈館錄》,卷7,11頁。這段話表面上是轉述吳三桂來書的內容,而同時也表達了範文程對吳三桂請兵一事給予響應的積極主張,證明範文程是參與了謀議清軍直入山海關這一機密和重大決策的。    
    清軍經山海關戰役打敗李自成,長驅而西,明朝百姓紛紛逃匿山谷。範文程起草檄文曉諭明朝官民:「義師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惟闖賊。吏來歸,復其位,民來歸,復其業」,「師律素嚴,必不汝害」;還在檄文上面簽署了範文程的名字和官職《清史列傳》,卷5;《清史稿》,卷232。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入北京城。由於對清朝情況的誤解,城中有不少明朝官員向多爾袞勸進,範文程嘲笑道:「吾國已有主,去歲登極,此皇叔攝政王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344頁。    
    清軍初入北京,範文程忙得不亦樂乎,或說他「案牘委積,晝夜立闕下,兼聽並觀,凡所措置無不周當」《八旗通志》初集,卷172,「範文程傳」。;或說「每日坐午門左,詳決諸事,兼受章奏」《爝火錄》上冊,129頁。《清史稿?範文程傳》稱:「既克明都,百度草創,用文程議,為明莊烈愍皇帝發喪,安撫孑遺,舉用廢官,搜求隱逸,甄考文獻,更定律令,廣開言路,招集諸曹胥吏,徵求冊籍。明季賦額屢加,冊皆毀於寇,惟萬歷時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冊,文程曰:『即此為額,猶慮病民,其可更求乎?』於是議遂定。」    
    上述記載高度概括了清入關初期「百度草創」時範文程在諸多方面的決策作用,然敘述過簡,細枝末節,仍可探究。    
    禮葬崇禎帝。作為明朝統治政權的代表,崇禎帝執政17年間,沒有做過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業績,在他自己歷次所下的「罪己詔」中已說得十分清楚。李自成在北京時已經為崇禎帝辦了一回喪事,雖過於簡略,但那時很多明朝官員並不理會此舉,如周鍾等人經過崇禎棺木停放的地方策馬而過。然而,由於大順政權在北京城中的種種失誤,「刑辱縉紳,拷劫財貨」,「掠人貲,淫人婦,火人廬舍」,倒使人們懷念起這個皇帝來了。李自成退出北京,城中盛傳吳三桂「傳諭軍民,迎太子入繼大統,士民鼓舞相慶」。原明吏部侍郎沈惟炳、戶部侍郎王鰲永、錦衣衛指揮駱養性等倡議「設先帝位於午門」,「行哭臨禮」《流寇志》,卷12,193頁;《爝火錄》上冊,127頁。原明百官還準備了明帝使用的鑾儀法駕,於朝陽門外迎接太子的到來,這些都表明由於封建正統觀念的影響,朱明皇室對人們仍有很大的號召力。禮葬崇禎帝之舉表面上看來是清朝對他的死給予深切同情和尊重明朝臣民的感情,而更深一層的含義則是有意突出李自成「逼殞其主」的大逆不道,煽動明朝官僚地主階級對農民軍的刻骨仇恨,強調清王朝是漢族官僚地主們的救星,因此是明王朝的當然繼承者。清政府宣佈:「特令舉國掛孝三日,以盡君父之情。」「於是各官奉令:自初六日始,設先帝、後位於帝王廟,合京臣民哭臨三日。復令議謚,議葬。各事即畢,於本月初九日剃髮,十五日朝見。」《爝火錄》上冊,129頁。為崇禎帝發喪既給那些忠於明朝的官民找到了一個抒發情感的機會,又給那些投靠清朝的官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諭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雲」《清世祖實錄》,卷5,4頁。    
    舉用廢官,搜用隱逸。明朝末年,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十分激烈,尤其是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使眾多官員被罷免和賦閒在家。他們自身不甘寂寞,對清朝更是難得的人才。如原明大學士馮銓,因投靠閹黨魏忠賢被崇禎帝免職為民,以後力圖悔改,曾與清軍作戰,率鄉民保衛涿州,並運紅衣大炮有功,終因東林黨人反對而不得起用。1644年,清軍入關,多爾袞以「以書征銓,銓聞命即至」,樂於為清政府效勞,他被授命以大學士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與洪承疇等人一起恢復了明朝內閣票擬制度。馮銓忠於清朝,定部院官制時授弘文院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陳名夏投降大順軍,清兵入關後他逃往南方,卻被南明福王政權定為「從賊案」人員,他以後又逃回大名,由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薦,仍做原官,步步升至大學士。《清史列傳》,卷79,「馮銓傳」、「陳名夏傳」。    
    減輕賦稅。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就是三餉加派,清朝把取消三餉加派作為收買民心的手段之一。當確定清朝賦稅數額時,有的官員主張按崇禎末年的數額徵收,但戰亂使戶部賬簿盡毀,只有萬曆年間的賦稅簿存在。在範文程的堅決主張下,遂以萬歷時徵稅數額作為標準,範文程還說:「即此為額,猶恐病民」,舊額比新額「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昭槤:《嘯亭雜錄》,卷2,「範文肅公厚德」。人們都知道,清初取消明代加派三餉,以萬曆年賦額為準徵稅,卻不知道範文程是幕後決策者。


風雲人物運籌帷幄的範文程(4)

    得士心則得民心。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兵消滅了南京的福王政權。十月,範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宜廣其途以搜之。請於丙戌會試後,八月再行鄉試,丁亥二月再行會試。」《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傳」。丙戌為順治三年(1646年),丁亥為順治四年(1647年)。科舉制按通常習慣為三年一次,範文程因江南為文人薈萃之地,提出破例增加考試,以將南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網羅到清政府中,利用他們的影響穩定民心,是分化反清陣營所實行的非常有效的辦法。多鐸平定江南後,有不少地主文人標榜氣節,隱匿不出,閉門讀書,或參加反清鬥爭。然而,他們卻經不住科舉功名的誘惑。清代人描述當時的情況說: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橙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165頁,中華書局,1983。    
    儘管作者的意圖無非是嘲諷這些變節的知識分子,但是從側面說明範文程的建議實行後的巨大成效。    
    錢儀吉所輯《碑傳集》中說,範文程為清政權謀劃之事,「動關大計」,而見諸史冊,「僅載什一」。就甲申年他力主清兵入關和進入北京城後一段時間內所決策之事而言,他一手促成了清政權的入關,為之提出了許多深思熟慮的行動方針。與此同時,他還是一個具體實踐者,即除了軍事征服之外,其他重大舉措都是在他指導下完成的。由於他的高瞻遠矚和果斷施政,使清王朝從進入北京城起,就給人們留下與往昔完全不同的嶄新形象。範文程卒於康熙五年(1666年),經事太祖、太宗、世祖及聖祖四朝,優寵有加,順治九年(1652年)任議政大臣,這是清朝漢官絕少得到的官職。但也不能認為範文程的仕途生涯一帆風順,他在晚年幾度捲入政治鬥爭漩渦,丟過官。比較起來,在關外時期他最受清最高統治者青睞,所謂「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又因他身材高大,所賜衣冠「皆特製」《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傳」。但論其作用,他平生最佳時期就是1644年,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大震盪的年代,他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種作用雖然促成了清朝戰勝農民起義軍,以清朝代替明朝而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而對範文程個人的作用總的來看還應給予積極的評價。


風雲人物是是非非的吳三桂(1)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清初詩人吳偉業的這首《圓圓曲》廣為流傳,使人們誤把文學創作當作歷史,把吳三桂視做為了一個妓女就出賣民族和國家的可恥敗類,其實歷史並非如此簡單。    
    1644年的吳三桂,是明政府、清王朝和農民軍都千方百計羅致的關鍵人物。崇禎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期望他成為農民軍的剋星;李自成許以侯爵,意欲他為大順守衛京東的山海關;清王朝誘以藩王,保他子子孫孫,永享富貴;南明福王政權明知他已降清,仍封他為薊國公。在視女人為玩偶的封建社會,吳三桂既深知當時的局勢和四方對他的關注,豈能輕易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押在一個弱不禁風的妓女身上。欲知其詳,必作進一步考察。    
    吳三桂突然變得重要起來,四方矚目,盡力拉攏,實與當時整個中國社會面臨的形勢和他的家世及個人經歷大有關係。1644年的中國,大明、大順、大清及南明的相互爭奪,主要是武力較量。那是一個刀光劍影,到處硝煙瀰漫的年代,政治的、經濟的及文化思想上的矛盾鬥爭,都不如軍事鬥爭更突出,並服從於軍事。誰能打勝仗,在軍事上取得優勢,誰就能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吳三桂在當時為一位勇冠三軍的大將,手握數萬重兵,幾乎和大清、大順敢戰的軍隊數量相等,而且駐守在山海關、寧遠(今遼寧省興城市)的衝要之地。他的向背與各個政權都有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最終的勝敗。吳三桂走到這一步,亦非偶然,不妨略作回顧。    
    歷史記載大多說吳三桂是遼東人,其實,其祖籍是江蘇高郵州人,「流寓遼東,因家焉」,遂以住地遼西中後所為籍(今遼寧省綏中縣)。父親吳襄,中武進士,曾至錦州打過仗。舅父祖大壽,是明朝在關外的總兵官。吳三桂以武舉承父蔭為邊將,勇敢善戰。一次追擊清騎兵,吳三桂引弓放箭,一清騎兵應聲墜地裝死,「三桂下馬,欲取其首,騎揮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斬其首攜之歸」。因作戰有功,吳三桂累遷至總兵,鎮守寧遠劉健:《庭聞錄》,卷1,1頁,上海書店。在明清松、錦會戰中,薊遼總督洪承疇率關內外八總兵13萬明軍馳援錦州,吳三桂恰在其中。清軍在松山和杏山之間的高橋設伏,明軍被殲滅大半,僅吳三桂、王樸等人率少數殘兵衝出重圍,逃回寧遠。事後,吳三桂只受到降三級的輕微處分,而委以關外所有五城之防守重任,「所部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夷丁突騎數千,尤驍悍。北門鎖鑰,恃無恐」《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35頁。    
    清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極親自出面,試圖說服這位寧遠總兵吳三桂投降清朝。他在給吳三桂的敕諭中說:    
    寧遠城吳大將軍:今者明祚衰微,將軍已洞悉矣。將軍與朕,素無仇隙,而將軍之親戚俱在朕處。惟將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清太宗實錄》,卷63,16頁。    
    皇太極的信,重在表明清朝的誠意,而令總兵祖大壽以舅父的身份給外甥吳三桂寫信,曉以利害,字裡行間,充滿肺腑之言。其信如下:    
    寧、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余矣。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縱仁聖,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沾渥澤,而洪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隆。自至瀋陽以來,解衣推食,僕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幸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鎮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將來必成大事。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惟賢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清太宗實錄》,卷63,17頁。    
    綜觀祖大壽全信,通篇從他個人的經歷,明朝的頹勢,講到清朝的遠大前程,絕非言過其實之詞,雖聲明不為大清說客,但仍用「僕從田廬」、「分茅裂土」、「至親骨肉」等利害關係打動吳三桂,吳三桂心非鐵石,焉能無動於衷。    
    次年(1643年)正月,吳三桂派蒙古人索內覆信祖大壽,信的內容史無記載。但祖大壽將吳三桂來信交給皇太極看了之後,皇太極立即給吳三桂去了一封長信。皇太極在信中說:    
    爾遣使遺爾舅祖總兵書,朕已洞悉,將軍之心,猶豫未決,朕恐將軍失此機會,殊可惜耳。我國自興師征明以來,攻城略地,歷有年所,明之將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義者乎?非陣亡於我軍,即受戮於爾主。軍機一失,峻法隨之,良將勁兵,殆將盡矣。將軍知此,何為昧於從事,蹈覆車之轍哉!祖總兵初不攜其妻子來歸,今悔之無及,料將軍亦所悉知。當祖總兵被圍錦州時,明以各省鎮兵傾國來援,一朝覆敗,錦州、松山、杏山、塔山,俱已失守。今我軍圍困寧遠,不知更有何處援兵,以解將軍之厄耶?若不乘此時急圖歸順,勉立功名,儻我國蒙天眷佑,南北兩都,皆為我有,蕞爾寧遠,豈能獨立乎?逮至糗糧罄絕,阽危待斃之際,將軍悔不可追矣!此非朕自為矜詡,實至論也。我國原以武力精強,言詞謙遜者為貴,若徒為大言,又何益於勝負之數哉!將軍試思之。《清太宗實錄》,卷64,5~6頁。    
    從皇太極的信中可以知道吳三桂此時對清朝的態度,既有「猶豫未決」,表現出了想要歸服之意,但又不很明朗,處於十分矛盾的狀態。這也符合他自身所處的環境。祖氏是他的母家,大都投降了清朝,他的一家數十口則仍留在北京,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明朝的地位正處在上升階段,他沒有投降清朝的必要。而在皇太極給吳三桂寫信的前幾天,祖大壽提出了先攻取中後所,收吳總兵家屬,擾亂吳三桂之心的策略,可以證明吳三桂是不打算降清的。    
    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清軍按照祖大壽的計劃,由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攻下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三城。關外明軍僅剩下寧遠和中右所兩城,形勢雖然更加危急,吳三桂仍沒有投降的表示。    
    順治元年(1644年)二月,大順軍攻下太原,北京告急。崇禎帝起用吳襄提督京營,為調吳三桂軍入援做鋪墊,三月初五日,封吳三桂為平西伯,正式下令吳三桂放棄寧遠,入援京師,率兵勤王。吳三桂徙寧遠兵民50萬,日行數十里,三月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知北京已落入大順軍手中,吳三桂勒馬停止前進。《庭聞錄》,卷1,3頁。    
    這時吳三桂軍真的是走到了進退維谷的絕路,前面是大順軍,後面是清軍,二者都是吳三桂的死對頭,他到了必須選擇的時刻。而現在所看到的許多資料有的可以證明,吳三桂和關內的多數明朝官員一樣,是向投降李自成的路上邁進,有意把大順政權作為保護自家生命財產的新主人。《小腆紀年附考》有載:    
    三桂徙寧遠五十萬眾日行五十里,比至豐潤,而京師已陷,遂頓兵山海關,猶豫未有所決。自成執襄,令作書招三桂曰:「汝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真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為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即予重任,蓋類此也……我為爾計,不若反手銜壁,負鑕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戮辱,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遣降將唐通繼書並銀四萬兩犒師,而別令賊帥率兵二萬,守關拒之。三桂得書,遂令賊將入關代守,而自率精銳赴燕京降。《小腆紀年附考》,卷4,135~136頁。


風雲人物是是非非的吳三桂(2)

    該書作者徐鼒經過考證,認為是李自成通過吳襄出面,答應「通侯之賞」,並派唐通帶去四萬兩犒軍銀,吳三桂見到其父書信就投降了李自成,把山海關防務交給大順將領,親自帶精銳部隊入京見李自成。    
    《流寇志》一書則比較清楚地說明了吳三桂投降李自成的基本原因。作者彭孫貽曾遇到一個叫馬大令的德安人,親口告訴他下面這段史實:    
    有客平西(吳三桂)幕者雲,世傳吳襄作書招平西,平西告絕於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將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賓天,三桂受國恩,宜以死報國,然非藉將士力,不能以破敵,今將若之何?」將士皆默然。三問不敢應。三桂曰:「闖王勢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軍不能自立。今闖王使至,其斬之乎,抑迎之乎?」諸將同聲應曰:「今日死生唯將軍命。」三桂乃報使於自成,卷甲入朝。《流寇志》,卷11,177頁。    
    根據這條史料,不但證明吳三桂投降了,而且看出其原因如下:一、即使吳三桂想以死報效明朝,所轄將士已不為所用。二、投降李自成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和吳三桂差不多一樣有名的邊將唐通、姜瓖等人都投降了,吳三桂投降李自成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三、吳三桂通過將士「皆默然」到「同聲應」的情緒變化中下了投降的決心,並立刻付諸行動。    
    其實,吳三桂選擇李自成作他的新主人,有其思想根源和形勢所迫。這個思想根源就是對滿族崛起和清朝入關抱有成見,以中國傳統的「華夷之分」,認為清朝不應當在中國建立政權,滿族無資格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這可以從30年後「三藩之亂」時,吳三桂發佈的檄文中得到證實。如以討虜大將軍吳三桂名義發佈的一份檄文稱:「……不得已歃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親擒賊帥,斬首太廟,以謝先帝之靈。幸而賊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謝夷人。不意狡虜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都,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另一份發自雲南的檄文也說吳三桂在與李自成作戰「矢盡兵窮」之際,「暫借夷兵十萬」,打敗了李自成,正欲擇立嗣君,「封藩割地,以謝夷人,不意天下甫定,彼遂正位南面,雄據燕都」榎一雄:《華夷變態》,卷2,53、84頁。在吳三桂的心目中,他同李自成固然也有深仇大恨,但畢竟同屬一族,在大的方面有別於「夷」、「虜」,所以他可以在戰敗時歸降。至於對清朝,則只能是借兵,不能接受其統治。面對大順和大清,只要有兩種選擇,他那對中國少數民族滿族的根深蒂固的歧視思想.必然使他寧可選擇大順。    
    再就形勢而言,大順軍一經攻下北京城,吳三桂便夾在大順和大清兩大政治勢力之間了。他一軍「不能自立」,無論當時擁有多少軍隊的驕兵悍將,尚無一人開自立先例,他也必須投靠二者之一;而且他的軍民逾50萬,軍用民食皆需供應。當年二月份,崇禎帝召吳襄欲調吳三桂入衛京師時,其麾下一軍已缺餉14個月了。李自成給吳三桂軍送去4萬兩犒軍銀,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清軍遠在關外,吳三桂負責守衛的寧遠城打了十幾年都沒攻下。兩相比較之下,吳三桂自然選擇了李自成。    
    然而,吳三桂率軍行至途中,又突然變卦了,這可不是小事,實是吳三桂又來了個第二次選擇。同前次不一樣,此時不是二者選擇其一,而是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小腆紀年附考》說:吳三桂到達灤州時,「途遇其父妾某與一逃奴偕,問曰:『吾家無恙乎?』曰:『籍之矣。』『吾父無恙乎?』曰:『拘縶矣。』三桂沉吟久之,厲聲曰:『我那人亦無恙乎?』那人者,愛姬陳圓圓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以邊事急,留之京師,為偽權將軍劉宗敏所得。奴不能隱,曰:『籍之矣。』三桂抵幾於地,鬚髯奮張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為!』叱左右斬來使。」    
    劉健《庭聞錄》和清朝所編纂的史書大都突出強調陳圓圓對吳三桂起兵反對李自成的絕對作用。然而康熙年間或更早一些的記載卻根本沒有提到陳圓圓一事,而把主要原因歸結於吳襄被掠。請看《流寇志》記載:    
    (吳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而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速為計。」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    
    就是說,是吳襄的僕人報告了吳家被抄家的情況促使吳三桂決裂李自成的。    
    《明季北略》作者敘述吳三桂請兵始末曰:「自成入京,劉宗敏系吳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砍殺,止余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居山海關。」該書成於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時吳三桂尚未叛清,記載此事較為客觀,而其中說是劉宗敏沒得到陳圓圓,對吳襄嚴刑拷打,是吳三桂與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現存上海圖書館的一份清順治元年(1644年)的塘報恐怕最接近史實真相,今引之如下:    
    為塘報事,據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報稱:闖賊於三月(下殘損四五字),三桂差人進北京打探老總兵、聖上消息。有闖賊在北京捉拿勳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銀,將吳總兵父吳襄囗打要銀,止湊銀五千兩,已交入。吳襄打發旗鼓傅海山,將京中一應大事,一一訴稟,吳老總兵已受闖賊刑法將死。吳總兵聞之,不勝發豎,言君父之仇,必以死報。趙士錦:《甲申紀事?附錄》,中華書局,1959。    
    綜合上述所有記載,不難看出,是李自成在北京城的種種失誤把吳三桂逼向了其對立面。吳三桂長期守衛邊關,和大順政權沒有什麼接觸,他雖然決定投降李自成,但肯定要派人進北京瞭解情況的,瞭解的結果竟是大批官員被拷掠追贓,連自己的父親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證明投靠大順政權根本不可能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前往北京城無疑是自投羅網。吳三桂和許多部下在關外都是有「數百金莊田」《小腆紀年附考》上冊,62頁。的大地主,現在他們的主帥吳三桂連自己的父親性命和家產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護他們在關外的土地財產了,所以吳三桂振臂一呼,群起響應,立即回軍佔領了山海關。    
    三月二十七日,吳三桂從大順軍手中奪回山海關後,下令收攏關外寧遠、沙後所等地漢民速移山海關內各州縣駐紮,準備抵抗大順軍。


風雲人物是是非非的吳三桂(3)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說,四月初四,李自成聽到唐通報告吳三桂佔領山海關的消息,即下令釋放吳襄,「宥而晏之」,令吳襄寫信招降吳三桂。「吳襄書達三桂,並不言被夾,而繼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裡日期計襄必死矣。」於是回書拒絕。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偕劉宗敏等將領率大順軍20萬東征吳三桂。吳三桂估計自己的實力不是大順軍的對手,派副將楊珅、游擊郭雲龍攜書信向清朝求援。四月十五日,他們在翁後地區遇到了清軍,遞交了吳三桂的求援信,信上說: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眾,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眾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恩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於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禮,不敢輕瀆聖聰,乞王轉奏。《清世祖實錄》,卷4,13~14頁。    
    我們從這封書信中,應當注意的是:在1644年吳三桂曾做過第二次選擇,就是聯合清朝消滅農民軍,恢復明朝的統治。不管後來人分析說他是故作姿態,還是作為討價還價的條件,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清軍畢竟沒有兵臨城下,如果吳三桂不主動請兵,清軍會繞過山海關長城,而從蒙古地區進入關內,清軍的行軍路線原本如此。從大順軍同明軍周遇吉部於代州和寧武關發生的兩次激戰來看,要戰勝吳三桂也絕非易事。故吳三桂在信中著重說明聯合消滅農民軍的條件「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誘以「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宣傳明朝各地義兵「羽檄交馳」,「密如星布」,有能力像歷史上晉文公、光武帝那樣中興國家,而聲稱他本人遵循「春秋」之義,「交不越境」,與清朝沒任何聯繫,因而完全不存在投降的打算。以前皇太極兩次致書吳三桂,吳都沒有給予答覆,也是事實。    
    清軍統帥多爾袞從吳三桂來信中意識到戰場形勢發生了非常有利於清朝方面的變化,立即命令清軍改變原定行軍計劃,向山海關方向前進。而多爾袞在回信中,毫不理會吳三桂的借兵之說,明確要求吳三桂率眾來歸,以「晉為藩王」作報答。吳三桂得報,再次派郭雲龍致書多爾袞,仍堅持借兵的立場。    
    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伐暴,扶弱除強,義聲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實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即發精銳於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永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從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簡精銳,以圖相機剿滅。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又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為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實錄》,卷4,15~16頁。    
    吳三桂同多爾袞一樣,沒有理會對手的要求,只希望清軍快速趕到,使兩方的關係蒙上迷霧,莫知根底,進入一個十分微妙的階段。多爾袞和阿濟格、多鐸都很敏感,對吳三桂的行動疑竇叢生,認為:「豈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誘耶?且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過人者。今統大眾親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明季北略》,卷20,「吳三桂請兵始末」。清軍遂頓兵不進,駐營於歡喜嶺,高張旗幟,休息士卒。隨軍的朝鮮人記載,由於摸不清吳三桂的真實意圖,「清兵披甲戒嚴,夜半移陣,駢闐之聲,四面沓至,關上炮聲,夜深不止」。形勢十分緊張,「其危怖之狀有不可言」《沈館錄》,卷7,13頁。    
    吳三桂為形勢所迫,投降清朝。吳三桂知清兵來到關前,急派使者請清兵入關,多爾袞不敢相信,「三桂遣使者相望於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四萬騎。三桂知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馳入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以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歃血斬衣,折箭為誓。三桂為前鋒,九王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裕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關,盡髡其民,開關延敵」《明季北略》,卷20,「吳三桂請兵始末」。據此,雙方是經歷了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雲霧識破,虛實已明,吳三桂才同意投降的。對吳三桂來說,前有20萬大順軍,後有14萬清兵,任何一方都是他的勁敵,「三桂權兩敵之間,不如東會,遂往迎降」《甲申核真略》,34頁。    
    清軍受降後進入山海關城,多爾袞仍不肯相信吳三桂,所以先讓吳三桂軍打頭陣。四月二十二日,吳三桂「悉銳而出,無不以一當十,殺傷過半」,「滿兵蓄銳不發,苦戰至日昳,三桂軍幾不支。滿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擊勞,遂大克捷。」《庭聞錄》,卷1,7頁。    
    吳三桂在向清朝乞師之前,曾廣佈檄文,號召京畿地區的漢族地主階級響應,擁立崇禎太子繼承帝位。故他投降清朝之事無人知曉,直到五月初二,多爾袞進入北京城時明朝文武百官才大夢初醒。    
    山海關戰役實際上是李自成和吳三桂兩敗俱傷,清朝坐收漁人之利。戰後,吳三桂雖被封為平西王,然從「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清世祖實錄》,卷4,17頁。這條史料分析,吳三桂的軍隊已所剩無幾。那麼既使他在投降時與多爾袞就崇禎太子一事達成協議的話,也沒有兌現的機會了。多爾袞甚至沒有讓他享受入城的光榮,就下令他率所部馬不停蹄地追擊李自成去了。因為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一家34口被李自成殺死,為父報仇之心切,否則他是不能接受這種安排的。    
    從此吳三桂就成為清朝一隻鷹犬,為消滅南明和鎮壓農民軍東征西討。為了表示對大清王朝的忠心,順治末年,他主動奏請清廷發兵征緬,逼緬甸政府交出永歷帝。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殺永歷於滇城篦子坡內」《庭聞錄》,卷3,20頁。,明朝復國的努力到此結束。但是吳三桂卻沒有退出政治與軍事鬥爭,他為清朝服官30年後轉向反清,並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公開挑起「三藩之亂」,五年後在湖南衡陽稱帝,國號周,年號昭武。不到半年便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病死。「三藩之亂」歷經八年也被平定。吳三桂從叛明到叛清,屢遭譴責,究其原因,是是非非何其多。但最多的是非還是在1644年,而且因為有這些前邊的是非,才引出後邊的是非。歷史因此更為引人入勝並喚起思考,未嘗沒有一點意義。


風雲人物揚州殉難的史可法(1)

    在1644年的「天崩地裂」之變中,為明朝而死的文臣武將不計其數,然而生時聲名赫赫,死後又令人無比敬佩的當首推史可法。    
    史可法生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十四日,死於福王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王之楨:《跋史師相乞閒詠敘》,載《史可法集》,1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大興(今屬北京市)籍,河南祥符(今河南省開封縣)人,崇禎年間進士。歷史上說,史可法的母親懷孕時,夢見文天祥走進他的家《明史?史可法傳》,卷274。,以此證明他是命裡注定將成為像南宋末年文天祥一樣的英雄人物。    
    的確,拋開宿命論的迷信之外,從歷史事實上看,史可法一出仕,明朝就已陷入岌岌可危,東北的清朝興起,不停進犯關內,內地又燃起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他從小家貧,卻非常關心國家命運。天啟年間,他正在讀書,左光斗視學,對他特別器重,館之官邸,「相與抵掌時事,辯論古今」。後來左光斗因與閹黨抗爭,被投入監牢,備受折磨,誰都不敢往視,史可法竟以冒充雜役得進見,左氏臨死猶囑咐他「國家之事糜爛至此」,不可「輕身而昧大義」,把他視為支撐天下的頂樑柱。《史可法別傳》,見《史可法集》附錄。及出仕,即參與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清兵進犯,宦途生涯一路順風,由西安府推官,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右參議,改副使,從盧象升、左良玉、熊文燦等人,奔波於安徽、湖廣、河南等受到農民軍進攻的衝要之地。許多明朝官員在作戰中死亡和被革職,史可法卻步步高陞,官至南京兵部尚書。    
    史書上說史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明史?史可法傳》,卷274。但是,直到明朝滅亡前夕,史可法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上與農民軍進行小規模作戰,或剿或撫,取得了一系列勝利,而且往往與地方上的建設結合起來,受到廣大軍民的好評,享有較高的威信。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安徽六安由於遭受戰爭的破壞,天災的襲擊,史可法監軍江上,駐節於此。大難之後,修城安營,籌措糧餉,興建學校,特別是免除差徭之害,使六安成為江北重鎮,人民得以安生,全賴這位史公之「經畫」,「公終歲布衣蔬食,約己裕民,事無鉅細,鹹屬親裁,目視、耳聽、口答、手批,靡不贍舉,而始終無倦,致百廢俱興,雖值兵荒,百姓安堵,如覯昇平」《史可法別傳》,見《史可法集》,145頁。兩年後出任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替朱大典總督漕運。原來淮揚漕既不能準時,又缺額數百萬,史可法到任後從罷免不稱職的督糧道員下手,又大浚南河,漕政煥然一新,積弊頓掃。崇禎十六年(1643年)升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史可法一如既往,針對明朝這個第二都城的武備廢弛,進行更新整頓,初見成效。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事變爆發了,史可法立刻登上了歷史大舞台。李自成攻向北京,皇帝告急,史可法欲率師勤王,四月初一,會合同僚發佈檄文佈告天下,以鼓舞士氣,徵求糧餉。列名的有:戶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等以下共17人,而史可法為之首,實際是明朝在南方的文武大臣領袖。至此,他們把明朝的命運繫於其一身。    
    以史可法的名義發佈檄文說:「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嚥;更援古以籌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爝火錄》上冊,66頁;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都公檄」。當時南明官僚尚不知北京被農民軍攻佔的消息,故檄文中從西安、太原、武昌的陷落談到明王朝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籲請各地方明朝官民為保衛他們的既得利益,要不惜身家性命,共同對付農民軍。    
    史可法率軍渡過長江,抵達浦口,因缺餉,勒令各地士紳輸納,十二日方得知崇禎帝殉國,北京易主。史可法如喪考妣,北向放聲痛哭,「首觸柱,血流至踵」,準備率兵與農民軍,長驅死戰。隨行的官員將領則認為,既然崇禎帝已死,國不可無君,應當先定國君而後北伐,「可法乃身還南京」《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43頁。    
    議立潞王未遂。朱元璋於明初大封藩王,到這時派上了用場。比較有資格當選的為惠王、桂王、魯王、周王、潞王、福王等,其中潞王、周王隨從眾多,「獨福王孑然,與常應俊等數人流離漂泊」。鳳陽總督馬士英見福王孤立無援,且又昏庸,以為擁立福王,可以由此控制朝政,乃暗中派人迎接福王,從淮安巡撫路振飛處借到船隻載福王南行,居於淮安湖咀的杜光紹園,又移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等南京官員,言福王為明神宗之孫,「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請奉為帝」《明季南略》,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在南京的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人則認為:「福王(朱)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朱)常淓,神宗侄也,賢明當立。」或有人怕福王立,翻舊案,打擊正人君子,史可法同意他們的意見。馬士英徵詢史可法對立君的看法時,史可法即以「七不可」告訴馬士英不應當立福王,而以立潞王為宜。馬士英先下手為強,與在長江北岸的明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武裝護送福王到達儀真,造成既成事實。在江南的明朝官員只好派人迎接福王。史可法見到福王說:「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明史?史可法傳》,卷274。,福王唯唯而已,史可法立即激起無限憂傷。福王以何種名分為國主,時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應稱監國,另一種主張馬上稱帝。史可法認為崇禎帝還有太子在,應以監國為是,儘管有人從內心不願更立,還是定福王為監國。五月初三,福王稱監國於南京,實際不過為稱帝做過渡罷了。史可法等人擁立潞王失敗,對南明的興亡是有重大影響的,它使南京官員明顯地分成為以姜曰廣等東林黨人為首的文官,和以馬士英及江北四鎮為代表的武將的政見歧異。史可法對福王失去信心,轉而出鎮江北督師,馬士英控制朝政,掌握實權。    
    馬士英入閣。福王監國後,明南京文武官員經過廷議,以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掌握兵部事,高弘圖、姜曰廣等人均入閣。馬士英原以為擁戴福王一定能進入內閣為相,廷議的結果卻是繼續督師鳳陽,不由得大怒,上疏揭發史可法以「七不可」反對立福王之事,而自請入朝,拜表即行。馬士英率兵乘船1200艘,浩浩蕩蕩過長江,以武力進入南京。史可法與馬士英勢不兩立,自請督師,出鎮淮、揚。馬士英的入朝是想實實在在操縱朝政,所以就把史可法視為達此目的之最大障礙,必欲排出在外而後快。按廷臣之議,皆主張馬士英出任督師,而他尋找各種借口,把督師之責推到史可法身上,如說:「我馭軍寬,頗擾民,且往歲擒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筋力憊矣。公威名著淮上,軍憚服,士民仰之,不啻明神慈父。公誠能經營於外,而我居中帥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史可法見他決心居朝中,自己只好答應出外督師。結果史可法督師揚州的消息一經傳出,南京城裡士民一片嘩然,呼喊:「何乃奪我史公?」吳縣的盧謂率領太學生們提出抗議,疏中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之語,朝野傳誦。當時挽留史可法的士民很多,在一份請願書上聯名的縉紳及在京士子就有305人,辭甚懇切,卻沒有被採納。《史可法別傳》,見《史可法集》,151頁。


風雲人物揚州殉難的史可法(2)

    五月十五日,福王稱帝,改元弘光。第二天,史可法辭行,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日馬士英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入閣辦事。史可法深知歷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故提出設江北四鎮。其具體戰守方案是: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安、山陰、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11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路;總兵高傑轄徐、泗,駐泗州,以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沛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14州縣隸之,經理開(封)、歸(德)一路;以總兵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以鳳陽、臨淮、穎上、穎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邱9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路;以總兵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縣、無為州11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路。史可法本人駐節揚州,居中調遣。參見《史可法集》,卷1,15~16頁,此依《明季南略》,兩書文字稍異。    
    這個提議的主觀動機是把長江以北的南明控制區劃成以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四總兵負責的四個戰區,使職責明確,事有專權。然而史可法又規定了四鎮總兵在轄區有無限的權力,「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並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製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聽各鎮自行徵收」《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67頁。等於把長江以北地區交給了四鎮長官個人所有,朝廷在江北既無官吏任免、調遣軍隊之權,又無招商收稅之利,僅剩下史可法這樣一個空有其名的督師。高傑、劉澤清等人原本是李自成、張獻忠手下的殘兵敗將,不但未懲前罪,反而驟然得到一大塊土地人民為其所有,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史可法姑息高傑。高傑和李自成是同鄉,故隨李自成參加起義,因戰鬥勇敢而受信用,經常留守老營。相傳他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後來二人怕被李自成發現,就投降了明將洪承疇。崇禎十六年(1643年)秋,李自成進攻陝西,高傑戰敗逃到淮南。史可法以高傑為四鎮之一,令其駐泗州,而高傑圖謀據揚州,為揚州人所不納。高傑發兵攻城,知府馬鳴、推官湯來賀率居民「堅守月餘,傑知不可攻,意稍怠」《明史?高傑傳》,卷273。高傑入城未得,整天縱兵擄掠婦女,濫殺鄉民。史可法前往調解紛爭,高傑素懼史可法,急令部下趁夜掩埋屍骨。史可法來到高傑軍營,首先對其部屬示以慰問,然後責備他說:「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詔而妄冀非屬之地,則諸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矣。」而為高傑開脫說,揚州一些官員亂殺零兵,才使「釁不可解」;又替高傑奏請駐瓜洲,這使高傑「浸易可法」。他雖然想到黃河以北失去最高統治權威,可能出現混亂,提出勿使「前功盡棄」,卻對吳三桂和清軍抱有幻想。當他聽說吳三桂打敗大順軍,即敦請福王選派有才望的廷臣,帶著監國、即位兩份詔書及賜給吳三桂的敕書,直抵山東、河北一帶,曉諭當地人民,心歸南明,而且樂觀地估計,「掃三秦之餘逆,肇百代之中興,在指顧間矣」李天根:《爝火錄》上冊,207頁。    
    六月中旬,看來史可法已知道清兵入關的消息,卻仍進一步主張聯絡清朝,共同對付農民軍。且看他的《請遣北使疏》如何說吧:    
    先帝以聖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之晉界而還。或雲假之以破賊,或雲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之間必為所有;但是既能殺賊,即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其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事期速舉,謀戒需遲。今奔馬聞已南來,而凶寇又將東突,見廟堂之上,議遣何官,用何敕,敕何稱謂,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奔馬臨河,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彼驕,不益歎我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伐之無望耶。《史可法集》,27~28頁;又見《爝火錄》上冊,235頁,且「奔馬」作「胡馬」,即指清兵。    
    史可法是公認的福王政權中最傑出的英雄,可是仔細分析他的這篇奏疏卻實在令人失望。第一,清軍既已南下,他仍把鎮壓農民軍作為當務之急,沒有看出主要矛盾是清朝的威脅;第二,清朝從關外進到關內,已宣佈定都北京,竟然還認為他們是幫助明朝,足見其不敢正視現實;第三,對來勢兇猛的清軍,不作針鋒相對的備戰和抵抗,卻致力於遣使的細枝末節,不僅此舉必然落空,即整個全局難免釀成大悲劇。    
    軟弱與無能果然引來的是清軍的得寸進尺。七月末,大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史可法,公然要福王政權繳械投降。最奇怪的正是清朝也拿李自成農民軍作靶子,指責福王小朝廷,不報君父之仇,「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遺一矢」,反而由清兵與吳三桂「驅除梟獍」,入京之日,為崇禎帝、後加謚,禮葬。宣稱:「國家(清朝)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這是真正的軍事較量,所謂是否「正義」的爭論無足輕重。史可法卻被引入了陷阱,他精心炮製給多爾袞的回書,除連篇累牘為北京被李自成攻佔,明軍土崩瓦解辯護之外,便是羅列歷史上各個偏安王朝,以證明福王之立無可非議,但是臨到結尾,畫龍點睛,還是明確乞求清朝「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忿。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蔣良騏:《東華錄》,卷4,67~69頁。    
    多爾袞得到這樣一份軟弱無力的回書,更加不把南明福王小朝廷放在眼裡,按既定的目標揮師前進。十一月下令清軍兩路齊發,企圖一舉消滅農民軍和南明政權。只是由於大順軍一部攻入河南,使多爾袞認識到不能輕視農民軍的力量,命令多鐸南下之師掉頭西進,才延緩了南明的滅亡而已。


風雲人物揚州殉難的史可法(3)

    平心而論,在南京的明朝官員中,史可法確實為經略中原做了不少努力。他不甘心偏安江南,以「恢復神京」,「澄清關、陝」作為政治目標。《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49頁。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在揚州設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爝火錄》上冊,261頁。他認為國家處於動亂之際,應當接受崇禎朝的用人不當教訓,打破舊的任官辦法,破格選擇能作實事的有用人才,建議改用征辟,或由保舉。他說,以前保舉可能徇私舞弊,現在戰亂期間,像北方地區人人思避猶恐不及,只有那些真正肯為國家利益獻身的人,才能做到投袂相從,請纓奮起。他建議推行「征辟、保舉」之法,讓各地方和朝廷官員「不拘資格,各舉一人,起送到京,資以路費,赴臣前效用」《史可法集》,32頁。對於從北京逃到南方的官員,當時被斥為「從逆賊臣」而加以治罪,史可法主張盡量予以錄用。他說,北京失陷,崇禎帝殉死,作為明朝臣子都有責任,如他本人身為兵部尚書,馬士英為鳳陽總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總兵劉澤清、高傑以兵力不支,退至淮南,均有重罪,所以單加罪於在北京的官員是不合適的。他主張「宜令其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爝火錄》上冊,314頁。但是他對投降過李自成的官員始終抱有成見,連他的弟弟史可程也因當了庶吉士,請「下吏治罪」《史可法別傳》,見《史可法集》,161頁。史可法還派遣官員屯田開封,經略中原,時江北諸將都懼怕與清軍接觸,史可法親自承擔從王家營至宿遷最重要地區的防守任務。    
    九月二十一日,史可法視師清江浦,準備渡過黃河北進。他以李成棟為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為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為大梁屯田僉事,胡忠知睢州,冷時中為開封通判,李長康為開封推官,徐圖進取。高傑在史可法的感召下,表示願做先鋒,「提兵直趨歸(德)、開(封),且瞰宛、洛、荊、襄,以為根本」《明史?高傑傳》,卷273。史可法為高傑軍請發餉銀。馬士英卻深恐史可法與四鎮帥團結一致,認為高傑若北伐有功,對史可法有利,而於己有害,藉故不給餉銀。使史可法在四鎮帥面前失去威信,為此,史可法上書剖明心跡說:    
    臣皇皇渡江,豈直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為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搗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臣子慘遭國難,何暇此一官。陋晉、宋之偏安者,不遂空言之,遂有濟也。《明季南略》,卷2,「史可法請餉」;又見《史可法集》,37頁。    
    由此可知,史可法自請督師江北,正欲把恢復中原作為己任。然而他離開南京,委朝政於馬士英,乃是最大的失策,反而為其所制,以致他一度曾因陷入困境提出辭官。    
    史可法身為督師,總是把國家大事看得最重,很少考慮個人的生活享樂。他以儉樸自甘,「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史可法年已40多歲,膝下無子,他的妻子主動提出讓他娶妾,史可法感歎道:「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大年三十的晚上,史可法仍在處理軍務,到了半夜,想起今天過年,叫僕人取酒,僕人想給他找點下酒菜,軍中廚師說殽肉已分給將士,只給他找來一些鹽豉佐酒。史可法本來能飲酒,因在軍中怕誤事停飲。這天晚上因過年,連飲了幾十杯,想起崇禎帝之仇未報,泫然淚下,靠著桌子就睡著了。天快亮時,將領們前來議事,發現營門未開,問其故,知府任民育說:史公難得睡一夜好覺,不要驚動他,下令讓值更人仍擊四鼓。史可法睡醒後聽到鼓聲大怒,「將士述(任)民育意,乃獲免」《明史?史可法傳》,卷274。    
    揚州殉難。清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多鐸率清軍佔領河南,兵鋒直指南明政權,史可法連章告急,朝中的馬士英不僅不予理睬,反而通過福王下令史可法渡江對付上游的左良玉。只是由於明將黃得功擊敗左良玉軍,史可法才中途回返。清軍趁江北空虛,順利渡過黃河,佔領徐州、泗州,史可法以血書寸紙請求馬士英增兵不應,不得已率諸將退守揚州。四月十九日,清兵包圍揚州。時總兵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史可法知事不可為,決心以身殉國,召副將史德威入內,相持痛哭,將老母托付給他,並寫了五封信分別給多鐸、母親、妻子、叔父兄弟和史德威,這就是他的遺書。    
    史可法寫給母親的遺書說:    
    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    
    史可法寫給妻子的遺書說: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    
    史可法給史德威遺書說: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史可法集》,110~111頁。    
    史可法的遺書確乎令人感動,並從中反映出此時他已經認識到清兵的意圖和勢不可擋的威力。但是從史可法寫遺書至殉難,他還是極力在揚州佈防和主持抵抗,只是力不從心,而且在戰略策略上也不無失誤之處,所以形勢急轉直下。當天多鐸派降將李遇春說降,史可法嚴詞拒絕,並痛罵李遇春負國背恩。李遇春反唇相譏說:「公忠義聞華夏,而獨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史可法聽了大怒,其實這話也算說到了痛處。多鐸仍不放棄勸降,復使鄉民持書至濠邊,史可法說:「吾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派健卒殺死來人,連其招降書一起投入水中。多鐸欲生擒史可法,令諸軍近城勿攻,同時派人持書到史可法面前,史可法連看都不看就下令快點燒了。二十日,清軍兵臨城下,仍希望史可法以城降,為此一天發來五封書信,史可法一封未打開。越招降,越堅定。二十一日,甘肅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率所部4000人至,令梁以樟並禮賢館諸生俱入城守衛。第二天,李、高動搖,欲劫持史可法降清,史可法自己決心死在這裡,卻說「汝等欲富貴,可自圖」。當天深夜,二人斬關拔營而去,把護餉的將軍胡韓也帶出去降清了。史可法生怕內變,聽之任之,這就削弱了守城的力量,與他要達到的目的相矛盾。清兵在揚州城下頓兵數日,因為大炮未至。此時史可法本應抓緊機會加強防守,而內部的矛盾不僅貽誤了戰機和時間,守禦力量也逐漸削弱了。二十四日,清兵運來大炮,試發一彈,飛至府堂,就使滿城惶恐。二十五日,形勢更為嚴峻,史可法料到末日來臨,諭示居民做好應付大變的準備,其中說到「一人當之,不累百姓」,聞者皆感動流淚。清兵四面環攻,最激烈的是西北角,史可法居西城樓首當其衝。多鐸因為招降不成,憤怒進攻,交戰最為激烈。城破,史可法自殺,身邊二將抱持之,血濺衣袂未斷氣,擁之下城,將出小東門,而東門亦破,折而走南門,追兵已至。史可法問前驅者為誰,當告知是多鐸時,史可法頓時一躍,說:「吾得罵敵而死,足矣!」於是大呼:「我史督師也,可引見汝兵主。」清兵大驚,有個名叫張鷹的將史可法執赴南樓城上見多鐸。多鐸找個認識史可法的將領確認無疑,史可法自己還表示:「吾出將以明白死,何雲偽耶?」多鐸肅然起敬,待史可法以賓禮。然後便有一段精彩的對話。多鐸主動地說:    
    累以書招,而先生不從,今既竭臣忠,不為負國,能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


風雲人物揚州殉難的史可法(4)

    史可法怒而回答:    
    吾為朝廷大臣,豈肯偷生為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辱,願速死,從先王於地下。《史可法外傳》;又可參見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多鐸繼續用洪承疇為例勸降,史可法反把洪氏斥為「不忠甚矣,我豈肯效之」。多鐸見屢次勸降無效,便拔刀殺了史可法。歷史上對史可法殉難前的記載極詳,以見其壯烈。清兵又在揚州城殘酷地大殺七天,以報復揚州軍民的抵抗。    
    清軍屠城後的揚州,到處都是屍體,加上天熱蒸發,史可法的屍體無法辨認,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的衣冠葬於揚州城郊的梅花嶺上,寄托無盡的哀思。    
    史可法的死喚起了更多的人們起來反抗殘暴的清軍,四方豪傑起兵,「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雲」《明史?史可法傳》,卷274。    
    一百多年以後,乾隆皇帝讀到史可法的事跡,大為感動。他派人從內閣大庫找到史可法致多爾袞的回信,一讀再讀,不忍釋手,認為字裡行間體現了史可法對明朝的一片赤誠,且對清朝無不遜之詞,因此下令刊刻。乾隆還親自為史可法像題詩一首:    
    紀文已識一篇篤,予謚仍留兩芳名。    
    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不可慎君綱。    
    像斯睹矣牘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    
    並命復書書卷內,千秋忠績表維揚。史可法被謚「忠正」兩字,見《清高宗御制詩四集》,卷43,「題史可法像」。詩中「兩芳名」,即指「忠正」而言。    
    史可法在其死後之所以享有崇高的聲譽,大概原因就在於1644年這一年:一、他得到了大清攝政王多爾袞給他的一封信和他給多爾袞的回信,以有這兩封著名的信而提高了他個人的威望;二、在福王政權建立過程中,史可法堅持正義,與以馬士英為首的邪惡勢力作鬥爭,儘管他是這場鬥爭的失敗者,卻喚起世人的更大同情,受到廣泛的尊敬;三、死的非常悲壯,特別是為守衛揚州而死,與清兵勢不兩立,拒絕一次次勸降,在當時表現了大義凜然的氣節。    
    但是史可法最珍視的這個氣節,很快就失去了光澤。因為他無限忠誠的明王朝不存在了,表彰他的正是他根本不承認的大清皇帝。尤其是有的書上記載,在史可法殉難的最後一刻,有個降將叫楊遇蕃曾勸他「忍須臾死,以救百姓」,史可法不但不聽勸說,反而也把楊遇蕃大罵一通。就是說,史可法為了實現他的忠君氣節,寧可不管百姓死活。如何評價他的思想和行動,還應進一步研究。


風雲人物苦鬥四川的張獻忠(1)

    張獻忠是明末與李自成齊名的農民起義領袖,所差的就是張獻忠並不是和李自成共同領導一支起義軍,而且在推翻明朝封建統治的作用上,也不能相比。但是張獻忠仍是1644年中國政治舞台上一位風雲人物。是年春天,李自成率大順軍從西安攻向北京,他則率另一支農民起義軍轉入四川,堅持苦鬥。    
    起義有因。張獻忠,陝西膚施縣(今陝西省延安市)人張獻忠籍貫有各種記載,《明史?張獻忠傳》謂為「延安衛柳樹澗人」;《石匱書後集》則謂為「榆林人」;《懷陵流寇始終錄》稱其為「米脂賊」等。,與李自成同年(1606年)生。他長身虎頷,面微黃,外號「黃虎」《明史?張獻忠傳》,卷309。,小時讀過書,充當過邊兵,立有戰功,家境也較為富裕。傳說鄰居向其家借貸,沒答應而挾恨告官;又因年饑歲荒,張氏族人被綁票勒索錢財,而有人卻誣陷他家勾結強盜,張獻忠遭到縣官拘捕審訊。事後他氣憤地說:「資財得之戰陣,身命搏之,未嘗有負於人。族人被鹵,我何知?逼迫若此,是驅虎入山也。」闕名:《紀事略》,33頁,中華書局,1959。此證極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壓迫驅使他投身到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洪流中。    
    自稱「八大王」。明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於米脂十八寨聚眾起義,並首先確立了自己的領袖地位。「是時延長人孫可望,延安人劉文秀,米脂人李定國,綏德人艾能奇、馮雙禮,吳堡人白文選,葭州人王自奇、王復臣,固原人王尚禮,徽州人竇名望等,各率部卒及眷族往附獻忠,接踵繼至。獻忠羽翼日增,遂乘勝攻克太寧、隰州。」《流寇志》,卷14,227頁。在各支義軍中,張獻忠兵力最強,自號「八大王」。他本人當過多年邊兵,富有作戰經驗,遇險善走,去來如飛,官軍追之不能及。陝北農民起義爆發後,義軍曾先後擁戴王嘉胤、王左掛、王自用、高迎祥等人為領袖,實際上互不統屬,各行其是,「當此之時,賊渠率眾無專主,遇官軍,人自為鬥,勝則爭進,敗則竄山谷不相顧。官軍遇賊追殺,亦不知所逐何賊也。賊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勢日強盛」《明史?張獻忠傳》,卷309。「賊」乃是封建文人對農民軍的誣稱,隨著農民起義的不斷發展,各支義軍領袖與官軍的戰鬥中逐漸認識到聯合作戰的重要性。    
    崇禎八年(1635年),13支農民軍領袖聚會滎陽,確立了統一抵抗官軍的戰略方針目前史學界有一種意見,認為滎陽大會之說失實,此依《明史》,確否待詳考。根據會上所做的決定,張獻忠和高迎祥兩支義軍向東部發動攻勢。這時李自成還隸屬高迎祥部下,其聲望遠在張獻忠之下。張獻忠與高迎祥兩人率義軍連破固始、霍邱、壽州、穎州等地,攻陷明朝的中都鳳陽,焚燬皇陵。之後,高迎祥西趨歸德,與義軍曹操、過天星等部會合,進入陝西,而張獻忠則謀求繼續向東發展。張獻忠率義軍攻克廬江、巢縣、無為、潛山、太湖、宿松諸城,被應天巡撫張國維狙擊,然後轉戰英山、霍山,取道麻城,會合義軍馬守應部一道進入關中,與高迎祥會師鳳翔。    
    由於義軍聲勢日大,崇禎帝調總兵祖寬率精銳的關遼兵3000圍剿義軍,專門追殺張獻忠部。崇禎八年(1635年)秋天,祖寬先於葛家莊擊敗張獻忠,又於河南嵩縣九皋山設伏再敗義軍。張獻忠撤至汝州圪料鎮,與祖寬的軍隊發生遭遇戰,復被強悍的關遼兵擊敗,「伏屍二十餘里」。張獻忠不勝憤恨,繼與高迎祥、李自成聯兵同祖寬軍激戰於龍門、白沙地方,把祖寬軍攔腰截斷,關遼兵畢竟久經戰場,訓練有素,再次打敗義軍。《明史?祖寬傳》,卷273。在這種情況下,各支義軍採取分散作戰方針,高迎祥、李自成退入陝西,馬守應、羅汝才部轉移鄖陽、商、洛山中,張獻忠也率部隱蔽於深山之中。    
    明朝用遼東邊兵鎮壓關內義軍。因其強悍,又無親戚瓜葛,頗為得力。但崇禎九年(1636年)秋天,清軍發動攻勢,明督師盧象升率官軍撤回,保衛京畿地區,義軍再次活躍起來。張獻忠率部自均州攻打應城時,採取誘敵之計,故意派老弱義軍前往攻城,守城官軍果然出城迎戰,義軍按計劃放棄輜重逃跑,官軍爭搶財物,張獻忠率騎兵飛速趕到,將官軍全部殺死,趁勢攻入城中。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張獻忠會集羅汝才、馬守應、闖塌天等義軍,順流東下,與長江北岸賀一龍、賀錦部共同進軍准、揚地區。明朝應天巡撫張國維專門「選才武良家子」組成一軍,被張獻忠包圍在酆家店,殺死明參將程龍、潘大可,游擊陳於王,把總詹兆鵬、王希韓、陸王猷,百戶王宏猷,武舉莫顯驊、唐世龍,千總王定遠、周嘉,撫標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李靖等40餘名軍官,義軍聲勢復振。明政府調牟文綬及劉良佐率官軍近萬人來援,張獻忠轉戰至湖廣地區。    
    谷城之降。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張獻忠讓義軍裝扮成官軍偷襲南陽,不料到達南關,恰巧明總兵左良玉軍至,「疑而召之」。張獻忠倉皇撤退,左良玉窮追不捨,張獻忠身中兩箭,又被左良玉揮刀砍傷面部,幸虧孫可望拚死力戰才得以脫身。張獻忠殘部一晝夜行700里,於正月初九夜攻陷谷城。當時明督師楊嗣昌制定圍剿農民軍的「四正六隅」之策,各部義軍損失很大,兵部尚書熊文燦負責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後,對義軍採取招降政策,於通都大邑廣為張貼招降告示,又將鄉民遷移城中,實行堅壁清野。義軍得不到糧食,難以堅持,闖塌天、劉國能降於隨州,馬士秀、杜應金降於信陽。在谷城的張獻忠聽說於他有救命之恩的總兵陳洪範現為熊文燦部將,「遣孫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逕寸珠二,因(陳)洪範賄(熊)文燦以乞降,文燦許之」《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卷77,338頁;又《流寇志》,卷3,50頁;王夫之:《永歷實錄?李定國傳》,卷14。「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勍」,這裡反映出張獻忠在各支義軍中,是個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他於谷城投降熊文燦後,確實影響極大,羅汝才、射塌天、混十萬、過天星、關索、王光恩等部義軍「先後俱降」。陝西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於潼關原大敗闖王李自成的軍隊,李自成僅率18騎潛入商、洛山中。明政府以為起義軍從此「撲剪殆盡」《明史?張獻忠傳》,卷309。,因而有恃無恐,調洪承疇任薊遼總督,孫傳庭任保定總督,而將主要精力用來對付關外的清王朝。    
    重舉義旗。張獻忠投降熊文燦後,請求將家屬安置鄖西,自率部隊駐紮白沙界山,宣稱能保證鄖、襄、荊、承地區數百里無任何義軍,又要求把襄陽地區全部作為他的駐地,發給十萬人的兵餉。熊文燦不敢答應,只向朝廷為張獻忠申請兩萬人的兵餉。張獻忠便在谷城設立關卡,自行徵稅。他表面上對地方官員拜跪有禮,並向他們大量行賄,甚至派人到朝廷饋贈權貴。但是張獻忠「不放兵,不應調,不入見制府」《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2,215頁。,完全不受熊文燦派來的監軍張大經的任何約束,「造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小腆紀年附考》上冊,41頁。,日夜訓練軍隊,「朝野知獻忠必叛也」《明史?熊文燦傳》,卷260。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張獻忠殺谷城知縣阮之鈿,發動城中百姓拆毀城牆,重新高舉反抗明王朝的義旗。張獻忠率義軍離開谷城之前,下令把接受義軍財物的明朝大小官員的名字,受賄時間和數量統統寫在牆上,在這個名單上只有襄陽道王瑞旃因拒絕錢物免於列名。可見腐敗的明朝統治下貪官污吏遍佈國中,從而揭示了農民起義的必然性及合理性。義軍向西攻打房縣,得到羅汝才的響應,殺死知縣郝景春,早先一度投降的13家農民軍,除王光恩一人外,全部投向張獻忠。明政府忙調左良玉統率官軍前來圍剿,張獻忠於羅猴山中設伏,大敗官軍,殺其前鋒將領羅岱,左良玉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兵死亡萬人。張獻忠乘勝攻打興山、太平,屯兵陝西、四川交界處。賀一龍、賀錦部進攻隨州、應城、麻城、黃梅,羅汝才與過天星活動於房縣、興山地區,李自成餘眾走出商、洛大山進入河南。農民軍擺脫困境,向明王朝展開了更猛烈的進攻。


風雲人物苦鬥四川的張獻忠(2)

    張獻忠谷城再起,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很有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張獻忠振臂一呼,四方響應,打碎了崇禎帝中興封建統治的如意算盤,更證明他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並得到其他義軍首領的擁戴。從此,義軍同官軍的戰鬥進入了決戰階段,儘管後來由李自成指揮的大順軍完成了推翻明王朝的歷史使命,而張獻忠谷城舉義則又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打擊了明王朝,他的巨大貢獻在此也充分表現出來了。    
    馳騁大江南北。崇禎帝下令逮捕熊文燦,以楊嗣昌為督師,賜尚方劍,授他對部下將領生殺予奪大權。楊嗣昌臨行時,崇禎帝又賜給他白金百兩,大紅絲四表裡、鬥牛衣一、賞功銀四萬兩、銀牌千五百、幣帛千,還親自設宴餞行。楊嗣昌抵達襄陽,大誓三軍,全力圍剿張獻忠。崇禎十三年(1640年)七月,總兵左良玉與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張獻忠部於瑪瑙山,義軍將領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16人戰死,張獻忠妻妾有7人被俘,義兵「墜巖谷死者無算」,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瑪瑙山之敗」。張獻忠撤退途中,於水右壩岔溪、柯家枰、鹽井等地連遭明軍截擊,部隊損失慘重,僅率千餘騎退入歸、巫山中,形勢十分危急。但張獻忠用重寶賄賂左良玉圍而不攻,明朝將領的貪婪幫了他的忙,使他可以從容地向山民採購糧食,收集潰卒,恢復元氣,聯絡其他義軍。面對困境,張獻忠頑強苦鬥,不愧是頂天立地的農民革命領袖,「雖屢敗而氣益盛」《小腆紀年附考》上冊,44頁。當時損失較小的羅汝才和過天星部義軍試圖渡過長江,都被官軍阻回。張獻忠立馬江岸,指揮數量有限的義軍不怕犧牲,浴血奮戰,終於打敗官軍,渡過長江,進入四川開縣。    
    張獻忠自入四川境起,採取流動作戰方針對付官軍。他率義軍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陽、綿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達州回到開縣,兜了一個大圈子而把官軍遠遠拋在後邊。督師楊嗣昌至重慶,下令赦免羅汝才罪,投降即可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張獻忠針鋒相對地讓義軍到處寫下「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的告示,充分表現了糞土王侯的豪邁氣概。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義軍在開縣附近的黃陵城大敗總兵猛如虎部官軍,張獻忠親率輕騎,一晝夜疾馳300里,於途中殺掉督師楊嗣昌的使者,然後利用督師的軍符「偽為差官,夜入襄陽城」費密:《荒書》,152頁,浙江人民出版社。,俘虜了襄王朱翊銘,取得了自明末農民起義以來首次活捉藩王的重大勝利。張獻忠見到朱翊銘,遞給他一杯酒說:「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而把襄王捆綁起來,殺掉。《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卷77,335頁。楊嗣昌聽說襄王被張獻忠義軍處死,嚇得心驚肉跳,上疏崇禎帝請求死罪;他追趕到沙市,又傳來李自成攻破洛陽殺死福王朱常洵的消息,憂懼交加,自知難逃極刑,遂絕食而死。《明史?楊嗣昌傳》,卷252。    
    張、李決裂。張獻忠破襄陽殺朱翊銘後,聲勢遠在李自成之上,羅汝才主動聯絡他共同攻下光州、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固始,接連不斷的勝利,使張獻忠驕傲起來。崇禎十四年(1641年)秋,左良玉率官軍於信陽擊敗張獻忠,義軍幾萬人投降,張獻忠腿部受傷,幸好天降大雨,才擺脫了官軍的追擊,身邊只剩下幾十人相隨。這時李自成所率義軍自攻陷洛陽以來,已經發展成幾十萬的大軍,包括羅汝才在內的許多支義軍都加入了李自成的軍隊。張獻忠也去投奔李自成,李自成雖沒有拒絕,但表示只能按一般將領予以對待,張獻忠久經戰陣,聲名很早就在李自成之上,遭到這般冷遇實質是兩人多年積怨的結果。早在崇禎八年(1635年)高迎祥和張獻忠共同攻下明中都鳳陽時,李自成曾向張獻忠索要善於吹奏的皇陵小太監,張獻忠沒有答應,李自成非常生氣。崇禎十一年(1638年)六月,張獻忠投降,屯兵谷城,李自成為洪承疇擊敗,部眾走散殆盡,他帶親信百餘人往依張獻忠,張獻忠不予接納,還企圖加害他,「自成獨騎驢,日行六百里,走商、洛,至淅川老回回(即馬守應)營,臥病數月」《流寇志》,卷3,51頁。現在張獻忠自己送上門來,自討羞辱,李自成也想殺掉他,只是在羅汝才的勸阻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羅汝才私下送給張獻忠500人馬,叫他盡快離開是非之地,張獻忠轉向湖北東部發展,從此兩大農民軍領袖徹底決裂。    
    從張獻忠和李自成的恩恩怨怨來看,很難辨明誰是誰非,卻說明了他們兩人都是極端狹隘的利己主義者。小農意識長期造成的目光短淺和對他人的妒忌心理,使張獻忠和李自成幾次失去統一的機會,並且使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兩個農民軍領袖越走越遠。以後他們兩人都各自稱帝建國,在清軍入關之後仍然未能擯棄前嫌,聯合抗清,終被清政權各個擊破。    
    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獻忠於湖北地區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他揮軍攻下舒城、六安、無為、廬州,於夾山一役擊敗總兵黃得功、劉良佐軍,大興水師,做渡江準備,引起江南地主官僚的一片恐慌。崇禎帝下令逮捕鳳陽總督高斗先和安慶巡撫鄭二陽,起用馬士英任鳳陽總督,指揮黃得功、劉良佐在潛山打敗張獻忠,才解除江南的警報。次年,張獻忠趁李自成大敗左良玉之勢,先攻破漢陽,而後揮師渡長江,佔領長江中游重鎮武昌,活捉楚王朱華奎,盡取楚王宮中金銀,「輦載數百車不盡」《流寇志》,卷7,112頁。,並把這個唯知搜刮民脂民膏的藩王裝進籠子沉入長江。張獻忠在武漢初步建立了政權機構,鑄西王之寶,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發倉糧濟民,以武昌為天授府,直接控制了武昌周圍的21個州縣。    
    張獻忠佔據武昌,不料招致李自成的嫉恨,他派人以賀喜的名義到武昌,對張獻忠說:「老回回(馬守應)已降,曹(羅汝才)、革(賀一龍)、左(賀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且公然張榜宣傳,「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卷77,336頁。張獻忠自知不敵李自成,只好放棄武昌,率軍進入湖南以避其鋒。義軍渡過洞庭湖,攻克長沙,轉向東部連破江西吉安、袁州、建昌、撫州、永新、安福、萬載、南平等府州縣。這時李自成打敗陝西孫傳庭部官軍進入西安,滅亡明王朝指日可待。張獻忠的部下提出奪取江南建立國家的設想,但他經過反覆權衡,認為武昌地區的明總兵左良玉部仍很強大,決定避實就虛,向明朝統治較為薄弱的四川進軍,憑借天府之國的雄厚人力物力稱雄天下。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張獻忠率軍攻下四川夔州,至萬縣為江水上漲所阻,乘便休息,屯兵三月,而昏庸的明官不為備,使張獻忠順利攻下涪州,兵臨重慶。重慶下游的銅鑼峽為軍隊必經之地,四川巡撫陳士奇設重兵把守。張獻忠從涪州發兵,命大部隊乘船溯江而上,擺出攻打銅鑼峽的態勢,而他自己率一支部隊走山路,疾馳50里破江津縣,繳獲船隻,順流而下攻佔浮圖關,據有銅鑼峽上游險要,而使駐在銅鑼峽的官軍處於上下夾擊的境地,不擊自潰,輕而易舉地拿下山城重慶,將巡撫陳士奇等處死。    
    八月初五,張獻忠分兵兩路,騎兵從資陽出發,水軍從洪雅、新津出發,包圍了成都。在成都的蜀王朱至澍企圖棄城逃跑,巡按劉之勃勸他出錢招募壯士守城,被拒絕。及至義軍圍城,朱至澍死到臨頭,方肯拿出錢來,但大勢已去,沒有人願意替他賣命了。八月初九,義軍以火攻入成都,蜀王無路可逃,只好同王妃雙雙投井自殺了。《荒書》,155頁。    
    十一月初六,張獻忠於成都稱帝,國號大西,年號大順《荒書》記載11月15日張獻忠「僭位」,與此異,此依《明史?張獻忠傳》。,以成都為西京。大西政權中央設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地方設有巡撫、道、知府、知縣等官。張獻忠以養子孫可望為平東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王尚禮為中軍府都督,白文選為前軍府都督,王自奇為後軍府都督。張獻忠和這些將領組成大西政權的核心集團。


風雲人物苦鬥四川的張獻忠(3)

    大西政權建立時,清軍已經入關,李自成退入陝西,江南明朝官員擁立福王朱由崧稱帝南京,建立弘光政權。在這四種政治力量中,弘光政權推行「款清滅寇」政策,試圖和清朝一起剿殺農民軍。客觀形勢要求李自成和張獻忠不計前嫌,重歸於好,共同抵抗他們的對手。李自成趁大西軍攻佔重慶、成都之機,派部將馬科佔領川北重鎮保寧。這本來對張獻忠的勝利是一個有力的支援,而張獻忠竟出動大批軍隊趕走大順軍,奪取保寧,從而失去了攜手抗清的最後機會。    
    清順治二年(1645年)春,大西政權處境開始惡化。在南京弘光政權的策動下,四川的明朝官員到處發動叛亂。特別是弘光政權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師川、湖,他進入遵義後,形勢愈發嚴峻。王應熊網羅在四川的原明舊將潰兵,起甘良臣為總統,侯天錫、屠龍為副,會集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三萬人,重占敘州。副將曾英打敗義軍劉廷舉,劉廷舉放棄重慶,求救張獻忠,張獻忠命劉文秀水陸並進,又被明將李占春、於大海夾擊所敗。明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宗室朱奉、舉人鄭延爵,黎州宣慰司馬京、馬亭兄弟,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守備楊起奉等起兵攻佔黎州、雅州,「時四方兵大起,揭竿糾集,取賊所置守牧令判,或刺於庭,或投之水火,一時殆盡」《小腆紀年附考》上冊,350頁。    
    張獻忠為了平定四川各地的叛亂,錯誤地採取濫殺政策,殃及無辜,因而失掉了人心。關於張獻忠在四川屠殺的情況,史書記載甚多,如《明史?張獻忠傳》稱:    
    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官,盡殺之,筆墨成丘塚。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並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偽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不屈死。諸受職者,後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    
    上述記載比比皆是,僅就「殺男女六萬萬」而言,被諸書轉抄,其誇大不實之詞,於此可知。當時全中國的人口也沒有六億,一個四川何來這麼多人被殺!考諸史實,張獻忠殺戮過分也是事出有因的,當時在四川,「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者,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不能止耳」《明季南略》,卷10,「張獻忠亂蜀本末」。大西政權任命的官員遭到如此慘殺,張獻忠採取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張獻忠到最後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紅皂白,因在朝天關繳獲成都生員顏天漢等人暗中聯絡李自成的書信,「以為闔境俱反,詭稱開科,誘殺二萬二千三百餘人」《爝火錄》上冊,357頁。從而激起地主階級更加激烈的對抗,以致失去在四川立足之地,這就是咎由自取了。    
    張獻忠在四川濫殺人的事,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極壞的影響。意大利人衛匡國1644年在中國杭州傳教,他所著《韃靼戰紀》一書,其中專門講了張獻忠在四川屠戮人民的事,說張獻忠把四川變成了「屠殺場」。凡冒犯他的就殺,有時為一個人的過失而殺全家,或把獲罪者住的街上人全部殺死,他還大殺自己的官員,以致都城裡他的600多個官員,三年之後,只剩不到20人了。但不說張獻忠「嗜殺」,而說他為了「報復」《韃靼戰紀》,收載《清代西人見聞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政府任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同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堪、固山貝子吞齊喀、滿達海,鎮國公喀爾楚渾、岳樂、努賽等,「統官兵征四川」。豪格率八旗勁旅進入陝西,相繼擊潰各地反清武裝,穩定了陝西形勢。然後休整軍隊,做入川準備。正在這時,原大西軍驍騎營都督劉進忠前來投降清軍,豪格問張獻忠現在何處,劉進忠答以順慶之金山鋪,即西充、鹽亭交境處,「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清世祖實錄》,卷23,9頁;《爝火錄》下冊,704頁。豪格親率大軍,晝夜兼程進入四川。張獻忠對清軍入川毫無準備,十一月十七日,清軍先鋒已經到達四川大西軍紮營處,士兵接連三次報告清軍來攻的消息,張獻忠卻不在乎地說:「八大王威震天下,名播四海,誰人敢來,吾自當之!」《紀事略》,60頁。連披戴盔甲都不顧,執弓上馬出營觀察,那天正巧大霧,清軍不顧連續行軍的疲勞,立即發起進攻,張獻忠中箭身亡,幾十萬大西軍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紛紛被殺。《明史?張獻忠傳》記載:「我兵(清兵)擒獻忠出,斬之。」《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謂:「獻忠以病死於蜀中。」兩相比較,被殺可能性大,故依之。孫可望、李定國等將領率殘部撤至雲貴,後來採取聯明抗清方針,實現了與永歷政權的合作。


弘光失德挽狂瀾於既倒(1)

    1644年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禎帝於煤山自縊,明朝本已至此滅亡。但是在此之後,清兵入關,趕走了李自成,佔領北京,並沒有立即統一全國。那時南中國仍然是明朝的天下,因為明朝當初就從南方興起,洪武、建文及永樂前期,明朝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南京,永樂遷都北京以後,改北京為京師,故都仍稱南京,並保留了一套僅次於北京的統治機構。此時北京失守,清朝忙於掃除李自成的農民軍,恰好利用這個空隙,一些既極端仇視李自成,又反對清朝入主中原的大批原明文官武將及逃避戰亂的人民紛紛雲集江南,他們中的一些有勢力的人物,經過反覆醞釀和明爭暗鬥,首先在南京把福王朱由崧扶上了帝位。當年繼續稱崇禎十七年,改明年為弘光元年。這位弘光帝竟是一個扶不起來的天子,《石匱書後集》的作者張岱對他有這樣的評價:    
    弘光癡如劉禪,淫過煬帝,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之思,塗抹殆盡。張岱:《石匱書後集》,卷5,中華書局。    
    不可否認,南明弘光政權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那時北方戰亂嚴重,「江左粗安,文武備位」《爝火錄》上冊,341頁。軍隊也有數十萬,直接可以調動的就有十餘萬。特別是其矛盾未暴露時,也是人心所向。甲申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所部大順軍倉皇西撤。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由於李自成及大順政權在北京城的所作所為大失民望,而清軍多次入關肆意搶劫的暴行猶在眼前,在中國最高統治權兩度更迭的歷史關頭,無論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員,還是廣大人民群眾,都把中國的希望,轉到了江南。    
    在我國歷史上,一旦出現少數民族起兵滅亡中原漢族政權的情況發生後,北方官僚地主階級往往渡過長江,與江南地主階級聯合起來重建政權,形成南北對峙的政治格局。五胡十六國時的東晉,南北朝時的宋、齊、梁、陳,金元時的南宋,都相繼在南方建立過政權。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揮兵北伐,完成了統一大業。明成祖朱棣雖然遷都北京,南京的宗人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等機構設置一應俱全,儼然一個事實上的政權,唯獨缺少一個皇帝。這些條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禎帝自殺之後,南京就成為重建明政權的最佳地方。    
    早在李自成撤離北京之前,就有一些明朝官員把南京看做復辟的希望所在,想辦法逃往南京。原明工部員外郎趙士錦,是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官員,但他辭官不就,甘願被關押在劉宗敏軍營。四月初八,他被釋放,五天後出海岱門離開北京。趙士錦在《甲申紀事》中談到了他和一行官員南行的情況:    
    (四月)十四日,從便門經張家灣至天津十里許,過一村,其居民遙望予同行輩有七十餘騎,遂遠避高阜上。予等為言:「予輩實南下者,非不良人也。」居民始下阜,云:「此日以前尚無南下者,故始見若輩而駭耳。」過滄州、德州、恩縣、荏平、高唐,至濟寧,買舟入黃河。德州及濟寧城中,拷炙士大夫如京師。先是同行者方君以智,相戒勿交一語,至宿遷,策蹇黃河岸,始敘一語。    
    明朝宗室朱議漇《身歷國難疏》中說,大順軍入京後,他不得不行乞於市,「至四月初八日,始從水道得脫虎口」《爝火錄》上冊,144頁。趙士錦和朱議漇二人的經歷告訴人們,自四月初八李自成下令大批釋放被追贓拷掠的明朝官員起,北京各城門的守衛有所放鬆,一些敵視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開始陸續南逃。    
    清軍入北京城後,多爾袞對明朝百官廣為招徠,實行一律錄用的辦法,仍不能阻止明朝官員南下的趨勢。《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楊士聰,因為他的門生方大猷在清朝當上監軍副使,出城不僅沒有任何阻擋,還由方大猷派出的家丁給予保護。楊士聰在途中遇到南下的官員有陳扆誦、高斗先、於允中等人。北京城中一些殉難官員的家屬,要求扶柩南還,清朝予以批准,如戶部尚書倪元璐原籍浙江上虞,範文程與他是同鄉,還專門派官員護送其靈柩和家人至張家灣。攝政王多爾袞諭令中說:「近見各官紛紛南下,有隱忍於流賊之時,反長往於清明之日,予所不解。」《甲申核真略》,43頁。讓新任天津巡撫駱養性挽留這些南下官員,但收效甚微。    
    北方地區的明朝官員和反動地主武裝聞知李自成退出北京,紛紛組織叛亂,殺害大順政權任命的地方官員。史可法說:「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偽官一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偽牌,斬一偽使。」《請旌敘淮人忠義疏》,見《史可法集》,29頁。當時只有淮安巡撫路振飛是個例外,他召集淮安72坊義兵,「每坊一生員為社長,一為副,自為操演,貴持久,戒作輟。日夜團練,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大順政權任命的淮安知府鞏克順行牌至淮,上寫「永昌元年二月廿二日給」。路振飛夥同淮安巡按王燮設計捉住鞏克順,將他處死。四月初三,大順防禦使呂弼周行牌至淮安接替路振飛。呂弼周為原明河南驛傳道,與淮安巡按王燮有師生關係,所以他很放心地前去赴任。游擊官駱舉假稱奉王燮之命前往迎接,出其不意逮捕呂弼周,押他去見王燮。呂弼周見面後大罵王燮不認老師,王燮回答:「亂臣賊子我認得誰!」把他送給路振飛處理,路振飛命令用亂箭射死了呂弼周。《明季南略》,卷1,「路振飛、王燮鎮撫淮安」。山海關之戰大順軍戰敗的消息傳開之後,河南、山東等地的明朝官員和地主豪紳叛亂驟然增多。    
    四月底,泰安州原任游擊官高桂、鄉民許來春糾集百餘人攻進泰安州城,「執偽防禦並其黨數十人斬之」。大順駐兗州將領郭升聽到泰安發生叛亂,帶兵前來鎮壓,殺死了領頭的高桂和許來春。明貢生馬元、生員謝陛於德州起兵,殺死大順政權任命的州牧吳徽文。明兵部職方司主事凌,「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權州任,部署鄉勇,斬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復臨清、濟寧,傳檄山東」。凌發佈檄文宣稱:「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若狂。愚軟無知,開門揖寇,關城一啟,毒楚交加。一宦而征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51~153頁;《石匱書後集?凌列傳》,卷33。    
    不難看出文中對大順軍充滿誣蔑不實之詞,但凌的檄文也道出了大順政權錯誤的助餉追贓政策和軍紀敗壞是造成山東泰安、德州、臨清地方官被殺的原因。可以預料,即使沒有清兵入關,大順政權也是難以堅持長久的。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入北京之後,各地方大順官員被殺之事普遍發生。山東明朝衡王朱常於青州「重賞軍民擒殺偽官賊兵,不留一人,東輔大振」《爝火錄》上冊,142頁。濟寧州鄉紳潘士良等人,「約義兵入城,擒賊將傅龍、偽濟寧道張問行、偽知州任崇志並劉浚、伊宗衡等九人殺之,解(王)世英南京獻浮。義兵頭目楊樸、李永和、米繼宗等,奉士良署總河印,孔當署濟寧道。原任朱光仍為知州,而自求札付為中軍、副總兵等官」《爝火錄》上冊,137頁。大順兗州防禦使劉洵、兗州童府尹、汶上令李某自濟寧渡黃河赴兗州上任,「義兵同都司李允和執之」《流寇志》,卷13,199頁。大順淮徐防禦使武愫經過宿遷時,從將軍董學禮處借兵千人至沛縣,「聲言提兵二十萬,取淮揚諸路」,原明徐州副將劉世昌等嚇得棄城而逃,唯有舉人閆爾梅把武愫的檄文撕得粉碎。武愫到達徐州,即把閆爾梅下獄。淮安巡撫路振飛、巡按王燮、兵備范鳴珂佈置將領趙彪、張雲沖、徐人傑沿途設伏,「潛約徐州衛指揮王文明內應,一時掩殺,擒(武)愫,檻車傳至南京,遂復徐州」,「鹽城將士會宿遷士民,擒偽將董學禮及從賊十三人,獻於淮安巡撫路振飛,悉斬之」。


弘光失德挽狂瀾於既倒(2)

    原明睢寧參將丁啟光、歸德知府桑開第合兵擒河南偽同知陳膏、商丘偽令賈士雋、拓城偽令郭經邦、鹿邑偽令孫澄、定陵偽令許承、考城偽令范售、夏邑偽令某,「俘獻南京」《流寇志》,卷13,199~200頁。原明河南推官陳潛夫、副將劉洪起聯絡地主武裝,收復杞縣,逼走大順任命的河南巡撫梁啟隆,「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獲牛馬輜重無算。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洪起擒南陽、開封諸偽官,潛夫露布傳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30頁。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大清與大順兩個政權交替之時,河南、山東以及江蘇、安徽的江北地區的原明朝官員和地主武裝起兵驅逐大順勢力後,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剛剛建立的弘光政權身上,而非入關的清軍。河南巡按陳潛夫的話最具代表性,他親到南京建言弘光帝說:    
    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官軍。今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安堵。誠分命藩鎮,一軍出穎、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則人心思奮。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於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眾,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為後勁,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既復,畫河為固,南聯荊、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為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30頁;又《明史?陳潛夫傳》,卷277也節錄此言。    
    如果說,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階級迫於形勢,曾一度甘心投靠大順政權的話,那麼江南的地主階級則以遠離鬥爭漩渦,而從外表上看似乎採取堅決與大順政權為敵的態度。以史可法為首的南京明朝政府官員於四月初一誓師勤王,兵至浦口。先後起兵勤王的江南官員還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龍,主事雷祚,浙江台紹道傅雲龍,台州知州關繼縉,通判楊體元,推官張明弼,知縣宋騰熊,在籍前靖江知縣陳函,臨川僉事曾益,吳縣生員王聖風、徐珩等,「皆刑牲誓師,各有檄文,並不著錄。惟陳函一檄為世所傳」《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43頁。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宮中的太監逃到南京,證實了崇禎帝確係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員「大小驚惶」,一致認為另立新君勢在必行。時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魯王、福王都避兵亂來到淮安。史可法、張煌言等官員聚集在高弘圖家中商議,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較其他諸王更為合適,但兩個人又都不夠理想。潞王為明神宗侄兒,倫序稍疏,福王為明神宗孫,「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明季南略》,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國榷》,卷101,6077頁。因此,此次議論無結果,不歡而散。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師,前侍郎錢謙益、兵備僉事雷祚遊說兵部侍郎呂大器說:「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覬覦天位,幾釀大禍,若立其子,勢將修釁三案,視吾輩俎上肉。」《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54~155頁。這裡所謂「三案」,是指「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東林黨人因此與福王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交惡,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擔心若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將來必受報復,故從其黨派私利出發,反對立福王。    
    就議者人數而言,實際情況是擁立福王的人佔優勢。淮安巡撫路振飛說:「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勳居之,必待南都議定。」《明季南略》,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他的主張頗具代表性。因為自西周以來,漢族統治階級在選擇國君繼承人時,始終堅持以血緣關係遠近為標準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國維:《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的原則。時工科給事中李清聽說有立潞王的打算,認為:「禍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捨其孫而立其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王),鄭芝龍扶益(王),各扶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王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如果擇賢而立,確實有可能出現他所擔心的內戰局面。禮科給事中沈允培,徵詢吏科給事中章正宸的意見,章正宸說:「當光廟在青宮時,則以光廟為國本;當光廟與熹、毅二廟絕時,則又以福藩為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之福可越光廟也,於國本安居?」《爝火錄》上冊,101~102頁。章正宸舉出明神宗時東林黨人發動的「國本之爭」,即主張立神宗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堅持「立嫡以長」的原則,反對立福王之父朱常洵之事;而現在光宗朱常洛這一支已絕,按照立嫡以長的原則,自然應該由福王朱由崧即位,「人皆服其論」《爝火錄》上冊,102頁。儘管由於鳳陽總督馬士英認為福王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勾結駐紮在江北的明將黃得功、劉澤清、高傑、劉良佐以武力護送福王即位,趁機把持朝政,但就當時的形勢和習慣而言,福王確實是合適的人選。雖然弘光帝亡國後,曾一度出現應立潞王的輿論,實際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對八兩,「(潞)王居杭時,常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長六七寸,以竹筒護之,其為人可知矣」。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說:「使潞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與福王、馬士英何異?」《爝火錄》下冊,476頁。    
    議定福王監國。四月二十六日,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煌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南京守備掌司禮監太監韓贊周等人,咸集於朝,再次議立國君之事。議論結果同上次一樣,「以潞王倫次稍疏,福王有在邸不類事,莫之敢決」。於是吏科給事中李沾以死相要挾,力主福王當立,劉孔昭、韓贊周極力支持他,劉孔昭甚至大罵諸臣出言搖惑,「議遂定」。約於次日由南京禮部負責派船迎接福王。福王已被馬士英派人護送至儀真,乃由儀真上船,到達浦口,魏國公徐弘基事先在此迎候,陪同福王渡過長江,泊於江南燕子磯。四月三十日,南京明朝官員到船上朝見福王請監國《國榷》,卷101,6081頁。,「王時角巾葛衣坐寢榻上,舊枕敝衾,孑影空囊。從行田成諸人,布袍葛履,不勝其困」。一路上顛沛流離之慘狀,由此可知。對於生性貪婪的福王來說,能夠被擁立為帝,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他由一個四處漂泊的落難藩王,突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可以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但他還是裝模作樣按照中國古代傳說禪讓制遺留下來的習慣,假意推托說:「國母尚無消息,隻身避難,宮眷未攜一人。初意欲避難浙東僻地,迎立決不敢當。」他又當著大臣們的面痛哭不已,以示對崇禎帝去世的悲傷,「群臣行禮皆以手扶,待茶款語,極其寬和」。總之,福王給初次見面的江南官員留下的印象相當不錯。《明季南略》,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五月初一,福王由南京城西南方的三山門上岸,由城外至孝陵,入享殿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徘徊良久,大有一副天將降大任於我的姿態。福王從正陽門進南京城,暫時以內守備府為行宮,文武官員陸續前往謁見,登大位已成事實的福王故意躲避不受拜禮,由於官員們再三堅持,也就接受了。次日,南京的眾官員商量福王是否立即稱帝一事,御史祁彪佳提出:「監國名極正,蓋愈推讓,益彰王之賢德。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示海內無因以得位之心。而江北諸大將使共預推戴,則將士亦以歡欣。俟發喪,擇吉登大寶,佈告天下為當。」時劉孔昭、張慎言等人都主張福王直接稱帝,然而祁彪佳認為正當草昧,名位未定,等到給崇禎帶發喪之後的理由,是無法更改的,「乃定監國,以金鑄監國之寶」《明季南略》,卷1,「福王登極」。


弘光失德挽狂瀾於既倒(3)

    福王知大局難以更改,反而愈加辭讓。他十分誠懇地表示:人生以忠孝為本,現在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以忠;父親慘死,母親失散,是不能事親以孝,因此絕對不能即位監國,一邊說還一邊流著鼻涕眼淚。他又說:崇禎帝的三個兒子,即太子和永、定兩王,目前在大順軍手中,可以想辦法救他們。桂王、惠王、瑞王都是我的叔叔,先生們應該擇賢而立。福王這些話貌似出自肺腑之言,實際上虛偽至極!他明知朝中相當一部分人主張擇賢迎立潞王,他本人從洛陽逃跑時還依附過潞王,但他卻舉出遠在兩廣和四川的桂、惠、瑞三王,偏偏忘掉了已在江南的潞王,真是欲蓋彌彰!而當南京禮部派人到江北儀真迎接他時,「王得啟即行」,恨不能插翅飛到江南。文武官員們當然也知道他是故作姿態,免不了再走走過場,勸進一番,福王看火候已到,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下來了。    
    五月初三,福王頒發了監國詔書如下:    
    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鴻烈;列宗纘緒,累積深仁。歷今二百七十餘年。民自高曾以逮孫子,世享太平,代受亨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剿寇安民。昊天不吊,寇虐日猖,震驚官闕,龍馭升遐,嗚呼慟哉!賊屠戮我臣工,殺掠我百姓,滔天之惡,蓋載不容,神人共憤。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墜,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終夜拊膺,悲泣永歎!乃茲臣庶,敬求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擢,連章勸進。固辭未獲,勉徇輿情,於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於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上慰在天,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負。祈深愆,敢不僇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仇是助,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嗚呼!自有乾坤,鮮茲喪亂之禍;凡為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思,周命未改。惟爾臣民,尚其勖哉,匡予不迨!    
    詔中還列舉了當時「所有應行事宜」30項。    
    同一天,福王還頒發了崇禎帝哀詔以上《流寇志》,卷12,194頁;又可參見《爝火錄》上冊,文字稍異。,要求明朝官員軍民於哀詔到日,在本地哭臨三日,以盡哀思。為崇禎帝發喪就完成了稱帝的鋪墊。    
    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詔告天下,「即皇帝位於南都」,「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明季南略》,卷1,「弘光登極詔」。    
    弘光政權的建立,使北方地區上自明朝官員,下至普通民眾看到了國家統一的一線曙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復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僅未能利用可乘之機收復唾手可得的山東、河南地區,而且連長江天塹都輕易地失守了,不到一年多的工夫,以他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弘光失德馬士英的專權(1)

    提起南明弘光政權,人們自然想到一個人,這就是馬士英。從弘光政權的建立,到弘光政權的滅亡,特別是在這個政權存在的短短一年間,馬士英無處不在,而且一直起著極壞的作用。弘光政權滅亡後,清兵處決馬士英,將其「寸臠之」。張岱以「石匱書」的名義說:「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阮大鋮,而反為大鋮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張岱:《石匱書後集》,卷48,283頁。在《明史》中,馬士英與阮大鋮都被列為「奸臣傳」《明史?馬士英傳、阮大鋮傳》,卷308。,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馬士英既然在1644年有充分的表演,與弘光政權的興亡又如此關係重大,實在有必要將其來龍去脈公諸於世。    
    馬士英,字瑤草,貴州府貴陽人。據《明季南略》記載:馬士英原籍廣西梧州府籐縣,「與袁崇煥同裡,居北門街,又同辛卯年生。士英本姓李,年五歲,為販檳榔客馬姓者螟蛉而去,故從其姓」。該書作者計六奇還說,明末,他的同鄉人曾親眼看見馬士英於籐縣建的牌坊《明季南略》,卷1,「諸臣陞遷推用」。聯繫袁崇煥而突出其同裡,為的是顯示「忠」、「奸」對照。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馬士英到北京參加會試,結識了休寧人阮大鋮,這又表明馬、阮同為一丘之貉。三年後馬士英中進士,授官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歷官郎中、知府。崇禎三年(1630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他在官場算是一帆風順,但他剛任職宣府巡撫,就動用公帑銀數千兩賄賂朝中權貴,被鎮守太監王坤揭發,受到革職充軍的處分《明史?馬士英傳》,卷308。當他輾轉來到南京時,遇到了早年故友阮大鋮。阮氏因依附閹黨魏忠賢失職久廢,為逃避農民軍至此。兩個老朋友相見,加上處境略同,格外親切。阮大鋮為人機敏狡猾,有才藻,向大學士周延儒行賄謀求復職,周延儒表示阮大鋮名列崇禎帝定立的魏忠賢逆案之中,難以通融,阮大鋮不甘心白費銀兩,就推薦了好友馬士英。崇禎十五年(1642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先因失陷五城被革職下獄,周延儒利用這個機會,推舉馬士英當上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時流寇充斥,(馬)士英捍御數有功」《明史?馬士英傳》,卷308。    
    甲申之變,崇禎自殺,南京擬建新朝,馬士英與阮大鋮視福王為「奇貨」,為其稱帝起了關鍵作用。《石匱書後集?馬士英、阮大鋮傳》,卷48。時東林黨人前禮部侍郎錢謙益、兵部侍郎呂大器主張擁立潞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時(馬)士英督師廬、鳳,獨以為不可,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於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意未決。及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呂)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明史?馬士英傳》,卷308。    
    馬士英武裝入閣。福王監國,南京官員們廷議內閣人選,誠意伯劉孔昭毛遂自薦,企圖控制內閣,史可法以明朝祖制「勳臣不入內閣」將其否定。劉孔昭乃推舉馬士英,「於是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史)可法及戶部尚書高弘圖並命,士英仍督師鳳陽」《明史?馬士英傳》,卷308。這時的馬士英雖為東閣大學士,實際仍在外地,並未入朝。馬士英擁戴福王,就是為了以此操縱朝政,聽說他自己被排斥政府之外,不由勃然大怒。他指使高傑、劉澤清致書史可法,逼迫史可法渡江北上督師,又上書奏稱史可法以「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明史?史可法傳》,卷274。反對立福王,隨率領部下士兵乘坐1200艘船經淮河入長江進入南京城,把弘光政權控制在自己手裡。    
    史可法江北督師。馬士英入朝後,到處宣傳說:「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為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師之任,捨史公其誰?」表面上是自謙無能,實際是企圖把史可法排擠出朝。而那時的確存在江北四鎮武將飛揚跋扈,難以控制,特別是高傑縱兵於揚州城外大肆擄掠之事,故史可法毅然表示:「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墜軍實而長寇仇?願受命!」吳縣生員盧謂率太學生上書反對任命史可法出外督師,稱「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載《東南紀事》,24頁,上海書店。當時士民上書挽留史可法的人很多,有一份奏疏上簽名的人達305名,言辭懇切,皆不聽《史可法別傳》,見《史可法集》,151頁。    
    馬士英入南京和史可法出外,是弘光政權興亡的一大轉折。正如盧涇材等在合疏懇留史可法中所說:「伏見陛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群心踴躍,萬姓歡呼,鹹頌陛下知人善任,遠追堯舜則哲之明;用人求舊,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既畀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責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真聖明大度,神武嘿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浩氣清思,仰望系南北之障,固其練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其中固然有些溢美誇張之處,但史可法為官清廉,在江南地區特別是明南京政府中威信很高,確為事實,就像疏中說的那樣,「今陛下奠安南服,則情形敏練之熟,無逾可法;鼓銳北征,則廟堂籌劃之能,無通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逾可法。」盧涇材等反對史可法離開南京出外督師的理由是:「雖淮揚為南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本根,若可法在朝,則出師命將,直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南而全半壁?蓋以淮揚雖急,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餉有著著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則戰守有事事紛更之漸。雖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少變,機會一失,則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向聖明哀吁者也。」《爝火錄》上冊,162~163頁。盧氏等人挽留史可法,是希望史可法留在朝中輔佐弘光帝完成中興大業,他們怎知道弘光帝非但無意恢復中原,且連朝政都懶得過問,把國家大事完全交給馬士英了。    
    馬士英入閣輔政,首先提出「大計四款」,作為優先處理的頭等政務。這四件大事是:「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部將衛迎。二、皇考追尊位號,遷梓宮南來。三、皇子未生,即敕慎選淑女。四、諸藩失國,恐有奸宄挾之,不利社稷,宜迎置京師。」《明季南略》,卷1,「五月甲乙紀」。馬士英要辦的四件大事,第一件是為弘光帝尋找走失的老母;第二件是為弘光帝的父親,即被李自成農民軍處死的福王朱常洵上尊號,想辦法將其棺木遷到南方;第三條是借弘光帝無子嗣為由,大選宮女,以滿足其淫慾;第四條是把那些失去封地的藩王監視起來,避免被他人擁立為帝的事情發生。四件大事沒有一條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要害就是拍弘光帝的馬屁,以固其寵。


弘光失德馬士英的專權(2)

    阮大鋮東山再起,馬士英出了大力氣,歷史上常常馬阮合稱。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安徽休寧人(另說為桐城人)。萬曆四十四(1616年)年進士,天啟初年由行人擢給事中,因丁憂回籍,同鄉人左光斗為御史聞名於朝廷,阮大鋮遂相結交。天啟四年(1624年)春,吏科給事中缺出,按選官次序本應由阮大鋮補任。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漣等東林黨人認為阮大鋮「輕躁不可任」,準備用東林黨人魏大中任此職。阮大鋮到北京後,改任工科給事中,他因此「與楊左為仇」《石匱書後集》,卷48,279頁。,轉而投靠宦官,「大鋮自是附魏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為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急歸」。阮大鋮工於心計,等魏忠賢殺害楊漣、左光斗之事結束後,他才回到北京,以示與自己無關。他還考慮到魏忠賢作惡多端不得長久,所以每次去拜謁魏忠賢,出來時用重金賄賂看門人,還給他的名帖。這樣魏忠賢被懲治時,就找不到他與之勾結的證據。儘管他機關算盡,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帝清算魏忠賢的黨羽,定從逆案(依附魏忠賢),阮大鋮列名其中,「論贖徙為民,終莊烈帝(崇禎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志」《明史?馬士英、阮大鋮傳》,卷308。明末農民起義發生時,阮大鋮正避居南京,認為這是一個復起的好機會。於是他致力於招納遊俠,整天談兵論劍,「覬從邊才召」。當時金壇人周鑣、無錫人顧杲、長洲人楊廷樞、貴池人吳應箕、蕪湖人沈士柱、宜興人陳貞慧、余姚人黃宗羲、鄞縣人萬泰等復社名流,正聚會南京議論國事。阮大鋮的活動受到復社士人的懷疑,認為他可能勾結農民軍做內應,由周鑣等人發起,共140餘人簽名刊刻了《留都防亂公揭》,要求地方官驅逐阮大鋮。阮大鋮指使其心腹收買《留都防亂公揭》,「愈收而布愈廣,大鋮懼,始閉門謝客」《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91~192頁。經此事件,阮大鋮與東林人士積怨更深了。    
    六月初六,馬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臣阮大鋮,當赦其往罪,即補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馬士英還說,阮大鋮從逆並無實跡,抄魏忠賢家沒有阮大鋮名帖可為明證。弘光帝聽說阮大鋮有定策擁戴之功,立即予以恩准,馬士英趁高弘圖出外催督漕糧之機,「即自擬旨,賜冠帶陛見」《明季南略》,卷1,「馬士英特舉阮大鋮」。    
    阮大鋮冠帶入朝,立即引發了一場風暴。有東林黨背景的大臣們認為阮大鋮的起用,意味著崇禎帝親手御定的逆案被全部推翻,閹黨重獲信用,東林黨人再次面臨受迫害的境地。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承郭維經,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御史陳良弼、王孫蕃、米壽圖、周延泰、左光先,郎中尹民興,懷遠侯常延齡等人,交章彈劾阮大鋮系逆案巨魁,「不可召」,非東林黨出身的大學士高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於是一呼百和,眾論沸騰,遂群起而攻之矣」《爝火錄》上冊,215頁。    
    大學士姜曰廣疏言:    
    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遂棄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數日前之明詔。臣請以前事言之。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尤美;先帝之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內傳矣。而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也,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稚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紈褲支離之王樸、倪寵;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後效可睹。《明史?姜曰廣傳》,卷274。    
    姜曰廣在奏疏中讚揚崇禎帝堅持逆案為最大善政,而在用人上犯了一連串錯誤,其中包括信用權奸,「簡自中旨」,視為害政,暗示起用阮大鋮就是推翻逆案,為宦官專權之先河。    
    戶科給事中羅萬象疏言:    
    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鋮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明季南略》,卷1,「馬士英特舉阮大鋮」。    
    應天府丞兼御史郭維經疏言:    
    案定先帝之手,今實錄應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並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念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並愛先帝之絲綸。《爝火錄》上冊,215頁。    
    兵部侍郎呂大器則把鋒芒直接對準馬士英,他在奏疏中說:「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又說:「近年溫(體仁)、周(延儒)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僨事,中原陸沉。皇上中興,一時雲蒸霞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問遣,借途知兵,而為鳳督哉!乃挾重兵入朝,顏政地。南國從來藹藹,一唆撥而殿陛瘖啞叱吒,藐至尊為贅旒矣。逆案一書,先帝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大鋮於尊前,逕授司馬,布立私人。越其傑、楊文驄等,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宮保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明季南略》,卷1,「馬士英特舉阮大鋮」。    
    這份奏疏已不單是反對起用阮大鋮的問題,而是明確指出了馬士英把持朝政,任人唯親,排斥異己,蔑視弘光帝等種種穢行,無所不有了。    
    一場逐馬的活劇在弘光朝廷公演。六月二十日,湖廣巡按監軍御史黃澍入朝,上疏宣稱奸督馬士英「有十可斬之罪」,把聲討馬、阮閹黨的抗議活動推向了高潮。黃澍在奏疏中稱南京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謠,他當著弘光帝和大臣們的面,歷數馬士英權奸誤國的十大罪狀,說到憤激之處,聲淚俱下。弘光帝為黃澍的忠貞之心所感動,對高弘圖說:「黃澍言言有理,卿其識之。」馬士英無言以對,只好「跪求處分」,恰好跪在黃澍前面,黃澍趁勢以笏猛擊馬士英的後背說:「願與奸臣同死!」馬士英疼得嗷嗷大叫,請求弘光帝制止,弘光帝很長時間只搖頭不說話。然後弘光帝叫黃澍先退出朝廷,他又對太監韓贊周說:「馬閣老宜自退避。」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黃澍以笏擊馬士英背」。馬士英遂稱病,不再上朝理政,甚至把辦公用的文具都搬出了內閣。    
    這是弘光政權建立以來的一次重大政治鬥爭,事雖由黃澍一紙奏疏引發,但實際則是這個朝廷早已埋伏的定時炸彈總爆炸。矛頭對準馬士英也算擊中了要害,一點沒錯。正如張岱《石匱書後集》所載:「(馬士英)盛設兵衛,出入殿廷,六部事權,無不掌握,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弘光好酒喜內,日導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所不為矣。旋起大鋮為江防兵部侍郎,巡視上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大(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張岱:《石匱書後集?馬士英傳》,卷48。


弘光失德馬士英的專權(3)

    逐馬鬥爭不是孤立事件,它也是對弘光帝的有力衝擊。正因為如此,當鬥爭好像勝利在望,轉瞬間又失敗了。關鍵就是馬士英不甘心出朝,他向弘光帝在藩邸時的太監田成、張執中兩人行賄,這兩個人去對弘光帝哭著說:「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皆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皇上,可以悠閒自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弘光帝聽了默默不語,田成立即傳諭叫馬士英「疾趨入直」,時南京民謠曰:「要縱奸,須種田,欲裝啞,莫問馬」《明季南略》,卷1,「黃澍以笏擊馬士英背」。,即指弘光帝和太監田成為了保證他們的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因此裝聾作啞,任憑馬士英把持朝政,胡作非為。    
    阮大鋮做順案。阮大鋮因東林黨人出身的大臣以崇禎帝欽定的從逆案為由反對其復職,「舉朝以逆案攻擊阮大鋮」。他採取報復行動,因許多與東林黨有關係的官員於李自成進北京後投降,並被任命為大順政權的官員,乃對馬士英說:「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明史?阮大鋮傳》,卷308。所謂「順案」,即因李自成的國號為大順而得名。於是,馬士英上疏說:    
    縉紳之貪橫無恥,至先帝末年而已極。結黨行私,招權納賄,以致國事敗壞,禍及宗社。闖賊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賊者強半。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之流,如科臣光時亨力阻南遷之議而身先迎賊,龔鼎孳降賊後每語人以小妾不肯為辭。其他逆臣,不可枚舉。台省不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復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寄書其子,稱賊為新主,盛誇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親友。昨臣病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下馬。臣聞之不勝發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魏忠賢門下走狗,鍾又為闖賊之臣,梟獍萃於一門,逆惡種於前世,臣按律謀危社稷,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為臣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銓尚廁衣冠之列,堂堂周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連坐,以清逆黨,其餘從賊諸臣分別定罪,庶國法伸而人心儆,於新政不無小補矣。」《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22頁。    
    馬士英疏中提到的光時亨、龔鼎孳等人,都是東林黨人,特別是周鑣於江南官員擇立國君之時,「往來遊說」,為擁立潞王四處活動。《明史?馬士英傳》,卷308。弘光帝對此自然十分清楚,馬士英以「順案」為由懲治東林黨人士,也給弘光帝找到了一個發洩對東林黨人不滿的機會,他於是下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仿照唐朝懲處投靠安史叛軍大臣的先例,對在大順政權任職的明朝官員以六等定罪。弘光帝下諭說:「北都淪喪,帝后升遐,巷戰死節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為之指斥先帝,規並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其絞罪以上,法司行撫按官逮解來京候訊;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訊處,具奏。其有身雖陷賊,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為內應,克立大功,或為內間,效忠本朝者,仍從優升賞,不用此例。」    
    弘光帝對東林黨和閹黨的態度,至此已見分曉。七月初此案定罪時間,各書記載不一,從本年七月至來年正月者皆有之,此依《明季南略》。,刑部尚書解學龍報告定罪結果如下:    
    一等應磔者: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等十一人。    
    二等應斬秋決者:光時亨、鞏煜、周鍾、方允昌等四人。    
    三等應絞擬贖者:陳名夏、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曾、原毓宗、何胤光、項煜等七人。    
    四等應戍擬贖者: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王秉鑒、陳羽白、申芝芳、金汝礪、黃繼祖、楊廷鑒、劉大鞏、郭萬象、裴希度、張懋爵、吳達等十五人。    
    五等應徒擬贖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沅、呂兆龍、傅振鐸、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等十人。    
    六等應杖擬贖者:潘同春、吳泰來、張琦、王於曜、周壽明、向列星、李、徐家麟等八人。    
    自絞以下,聽贖俟定奪者:何瑞征、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黨崇雅、熊文舉、葉初春、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劉昌、塗必泓、張鳴駿、薛所蘊、趙京仕、高爾儼、衛周祚、黃紀、張襄等十九人。    
    其另存再議者:翁元益、郭充、魯栗、吳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允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穎、劉延琮、侯佐、左懋泰、吳之琦、鄒明魁、許作梅、龔懋熙、王顯、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允等二十八人。    
    馬士英以打擊東林黨人為目的,對懲處依附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按這個標準定罪,他並不完全贊成解學龍所擬名單及所定罪名,提出:「周鍾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偽命,不當復玷班聯。」弘光帝下令解學龍重議。解學龍只好將光時亨、周鍾各人罪加一等,即從斬刑升為磔刑,而以潘同春等人「受偽無據,仍執前議」,並請緩刑。阮大鋮、馬士英唆使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毀解學龍曲庇行私,而將其撤職。《爝火錄》上冊,377~378頁;又《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22~224頁。    
    弘光朝因馬士英薦舉阮大鋮引起的黨爭,是崇禎朝東林黨和閹黨鬥爭的繼續,鬥爭的實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由誰來掌權的問題。這場鬥爭以定「順案」的出台,「惟向附東林者不得免焉」《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24頁。,給東林黨人以沉重的打擊,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等人先後被迫辭官,朝政完全由馬士英、阮大鋮等奸臣控制,因此加速了弘光政權的滅亡。    
    八月三十日,安遠侯柳祚昌疏請急用忠干之臣,於是弘光帝傳旨:「阮大鋮前時陛見,奏對明爽,才略可用。朕覽群臣所進逆案,大鋮並無贊導實跡。時事多艱,須人干濟,著添注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從前把持瀆擾。」《爝火錄》上冊,310頁。至此算是對馬士英挑起的這場黨爭劃上了一個句號。    
    阮大鋮重新起用,左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林、給事中章正宸、兵部主事尹民興繼續上疏彈劾,弘光帝已不再理睬此事,於是大學士姜曰廣連連上疏請求免職。九月初,姜曰廣獲准離職,入朝向弘光帝辭行時說:「微臣觸惡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為重。」馬士英聽了反唇相譏道:「我權奸,汝且老賊也。」轉過來,馬士英向弘光帝叩頭說:「臣以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姜曰廣大聲斥責:「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馬士英針鋒相對:「汝謀立潞藩,功安在?」弘光帝見這兩個大臣鬧得未免過分,只好勸道:「潞王,朕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廷道也。」兩個人誰也不肯善罷甘休,曰廣既出,馬士英仍罵不絕口,「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鬧朝」《爝火錄》上冊,324~325頁。    
    《明史》謂馬士英「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明史?馬士英傳》,卷308。這段話大致概括了馬士英的個人品質及其控制下弘光政權所走過的一段極不光彩的歷程。


弘光失德馬士英的專權(4)

    大凡貪權戀勢的人,無不在經濟上橫徵暴斂。弘光政權從成立之日起就面臨著財政危機,工科給事中李清在談到朝廷收支情況中說:「今天下秦、晉屬順,燕代屬清,袞(兗)、豫已成甌脫,閩、廣解京無幾,徽、寧力殫於安、蕪二撫,常、鎮用竭於京口二鎮,養兵上供者,僅蘇、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營建儀器,事事增出,其何支也!」《明季南略》,卷2,「李清奏國用不支」。弘光政權不僅失去了黃河以北地區的賦稅收入,江淮地區因設立江北四鎮無一分銀兩上繳朝廷不說,時東南地區大約可以徵稅銀五百多萬兩,還要撥出一大半作為四鎮軍費。在這種情況下,弘光帝本應力求節儉,發展生產,然而他「深居宮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為樂」。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仍然「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賜皆不以節」。用度不足,馬士英則想方設法搜刮,「因佃練湖,放洋船,瓜、儀制鹽,蘆州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斤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括殆盡」《明季南略》,卷2,「朝政濁亂」。    
    為了解決國用不足的問題,馬士英公開賣官鬻爵。最初僅限於各府州縣童生交銀免試上,馬士英規定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交足銀子就可以直接送學院參加科舉考試。溧陽知縣李思謨不允許童生納銀免試,被降職五級。接著,馬士英又推行納貢例,「廩生納銀三百兩,增(生)六百兩,附(生)七百兩」。到最後公然明碼實價,開張賣官。如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二千兩,監紀、職方或數千或上萬兩。時人語云:「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明季南略》的作者計六奇說,當時連鄉下都在哄哄傳聞馬士英賣官鬻爵之事,他在家中幾乎天天聽到人們議論今天某某攜銀到南京做官,明天又某某攜銀到南京做官,有的人乾脆把在鄉下的家產全都賣掉了去買官,「一時賣菜兒莫不腰纏走白下,或雲把總銜矣,或雲遊擊銜矣,且將赴某地矣」《明季南略》,卷2,「馬士英請納銀」。,吏治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吏科一個負責考核官員的大臣感慨地說:「近時位署無常,挨舉疊進,輦金覓穴,營求不止。如往之計典可翻,明歲之計可以不設矣。」《明季南略》,卷2,「吏科奏計典」。既然官以錢買,所謂計典(考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馬士英「黷貨無厭」,政以賄成。吏部尚書徐石麒推舉朱大典、王永吉兩人才堪重用,馬士英沒有得到賄賂,就擬旨稱:「(王)永吉身任督師,致北都淪陷。朱大典贓私狼藉,先帝嚴追未給,何得朦朧推舉。」擺出一副大公無私的架勢,「尋賄至,而擢用無礙」。《明季南略》,卷2,「八月甲乙總略」。原來這是很脆弱的,如窗紙般,一捅就破。明兵部尚書張縉彥率先投降李自成,跟隨李自成撤至太原,後逃回南方。張縉彥位居高官,本應列名「順案」,但他捨得花銀子賄賂馬士英,反而官復原職,受到重用,「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上疏彈劾說:「(張)縉彥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總督何官?顧畀賊臣,胡刑賞倒亂如此也?」馬士英避而不報。據說馬士英家中的受賄物成千上萬,他專門請了一個叫利根的和尚替他估價。有一次,錦衣衛官員馮可宗抓到向大臣李沾行賄之人,馬士英曾專門替李沾向弘光帝求情不予追究,馬士英這樣做的原因是李沾曾經送給他一條玉帶。李沾在送玉帶時,特意囑咐利根和尚把它說成至寶,馬士英聽了,把這條玉帶送給弘光帝,弘光帝「每服以御朝《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76頁。」。玉帶雖小,卻說明貪贓行賄之風瀰漫著整個朝廷,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對此,激起一些有識之士憂慮弘光政權的前途,籲請絕不能偏安江南,忘卻國家中興大業。吏科給事中章正宸上言:「兩個月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諸生卷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是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計惟有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偽官,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議申討,是劘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明季南略》,卷2,「章正宸論時事」。馬士英根本不關心這些軍國大事,他整天在家裡與和尚利根談禪、鬥蟋蟀,時號「蟋蟀相公」《爝火錄》上冊,342頁。    
    福建漳浦人黃道周,剛正不阿,卓絕倫表,在崇禎朝因上疏直言,觸怒崇禎帝,被充軍廣西。弘光政權成立,起黃道周為吏部右侍郎,黃道周不想躋身官場,馬士英派人去請黃道周說:「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立潞王邪?」黃道周無奈入朝,眼見朝政日壞,便借祭告禹陵之機退隱。他在衣服上繡「大明黃道周」五字,而對門人曰:「南都必敗,當以識吾屍耳。」《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66~267頁。事實證明,黃道周的預言完全正確。


弘光失德「款清滅寇」之敗(1)

    弘光政權是在內憂外患的威逼之下建立的,從一開始,它就面臨兩大敵對勢力,一個是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另一個是崛起遼東的大清。如何對待這兩大敵對勢力,當然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同時對付兩個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對付一個,其實也對付不了。當初大明尚是全國政權時,已經連連被清軍打敗,之後又被李自成所滅亡,如今半壁河山,豈能強過那個時候!那麼,可以選擇的道路只有拉一個,打一個,弘光政權的確也是作了這一選擇。問題是,拉誰、打誰?弘光政權的行動做了這樣的回答:依靠清朝,消滅農民軍。這個小朝廷對李自成農民軍懷著刻骨仇恨,勢不兩立,反而對清朝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還把吳三桂視為大明忠臣,欲在清軍消滅大順之後,通過吳三桂與清軍談判,用大量物質歲幣酬報清軍,使之退出山海關。    
    這一方針可以概稱之為「款清滅寇」,弘光朝廷持此論者大有人在,而為首的強有力人物正是奸臣馬士英。他入朝輔政,提出此設想,並在奏疏中詳加論述。他說:    
    欲成恢復之奇功,須聯天下之大勢。臣以譾劣,剿賊不效,猥蒙皇上簡任中樞,臣雖治兵無才,而不敢不盡其愚。夫今天下之事已去其半.然以全治半,則可保;若狃其半而遺其全,則余無幾矣。今之計者曰「守江、守淮」,此其微者也,須以天下之全局熟籌之。然有其局,而無所因焉、非其人焉,則亦無可圖之者。故臣謂今日之可因者有四:其一,吳三桂宜速行鼓勵,接濟其用,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清,使為兩虎之鬥。有知縣馬紹愉者,陳新甲時曾使於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其一,江北諸將,淮上之師,可收拾山東以聯三桂;徐、壽、安慶之師,可收拾楚、豫,以聯左良玉。如劉洪起、蕭可訓、沈萬登、李際遇等,皆聯絡。其一,左良玉如復荊襄,則有窺秦之勢;如駐武昌,則由陽邏、麻城、固、穎、徐、宿,可與江北指顧相聯。其副總兵盧光祖,左營首將,多籌略,乞宣諭之,與高、劉諸鎮議認信地,為聯絡之策。其一,則趙光遠,該鎮合高汝勵等,兵勢甚盛,今雖補四川總兵,不盡其用,須改換敕印,授以招討之職,經略陝西,招集邊丁、屬鹵以塞川口,以復漢中。蓋三桂引清兵殺進,其勢原猛,江北請將馬步可五六萬,若四局並舉,聯絡得法,賊不敢出關門一步矣。此外,則巴蜀者東南上游也,頃鎮臣龍文光不能守,地方遼闊,須分東西川為兩撫兩鎮,擇人而任可也。若巴蜀不保,則湖南絕;夔藩不通,則巴蜀棄,當將楚撫何騰蛟為川湖黔鄖總督,俾集議土漢官兵,開白帝之路,提荊襄之衡,黔督可易而為撫也。因松潘一帶,以購諸鹵,市買邊馬;招用甘肅諸鎮忠勇之士,以牽賊勢,是亦一著。蜀之撫鎮得人,則俱可圖矣。以上諸款,雖多迂闊,然及時聯絡,處置得宜,天下事尚可為也。不然,則局勢渙散,人心瓦解,臣不知稅駕何所矣。如臣言不謬,祈聖鑒敕臣部會同吏部,即議施行。《爝火錄》上冊,189~190頁。    
    上面這一大段話之所以照錄,是因為這是弘光朝廷收復失地的全部計劃,是其實權人物馬士英對「天下之全局」權衡利弊的結果。馬士英提出四個步驟即「四局並舉」的設想:一、「因三桂以款清,使為兩虎之鬥」,清朝和大順交戰,坐享漁人之利。二、江北明軍收復山東、湖廣、河南,與吳三桂和左良玉的軍隊連成一片。三、以駐武昌的左良玉進攻陝西,或至少堵截大順軍的東下。四、重用趙光遠、高汝勵等在四川的明將,收復四川,經略陝西。儘管馬士英宣稱有收復失地實現明朝中興的願望,但他這個精心策劃的方針的基點是放在依靠清軍打敗大順軍,而後通過談判使清軍退出關內的幻想上,「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清軍從範文程建議入關之日起,不僅抱著取代明朝達到統治中國的既定目標,而且根本沒把弘光政權視為談判對手,「款清滅寇」不過是弘光政權君臣的一廂情願而已。    
    弘光政權成立之初,不僅是馬士英,幾乎所有的大臣都是贊成「款清滅寇」方針的。連史可法也在《請遣北使疏》中,提出同樣主張,這與他們不瞭解吳三桂降清的真相有很大關係。三月下旬,吳三桂重占山海關,「縱兵至永平沙河驛,大掠而東,駐兵關上,移檄遠近討賊,必得太子而後止兵」《流寇志》,卷11,182頁。從吳三桂寫給多爾袞的求援書信來看,吳三桂本人的確有過聯清滅順的打算。時在北京的明朝官員楊士聰於四月初四聽到的消息是:「總兵唐通及吳三桂不服,結營自固,勢將西指。」四月二十三日,即山海關之戰的第二天,楊士聰在北京聽到的消息是:「民間喧傳吳三桂與賊遇,賊使人諭降。三桂曰:『吾父安在?又東宮安在?』李賊出東宮及吳襄於陣前,三桂以計奪之,遂奉之以西。」《甲申核真略》,35頁。北京城中的明朝官員聽到吳三桂奉太子進京的消息,很受鼓舞。原任御史曹溶自為西城巡視,傳諸大臣為崇禎帝發喪,設祭位於城隍廟。五月初一下午,楊士聰又聽說吳三桂與清軍頭目力爭,「不令其眾入城,止頭目同吳三桂護東宮以入,闔城軍民大喜」《甲申核真略》,29~37頁。    
    因為吳三桂是在不得已的緊急情況下降清的,而清軍為了減少前進的阻力,有意隱瞞了吳三桂投降的真相,使弘光政權完全蒙在鼓裡。加上江南明朝官員信息失靈,得到的都是吳三桂大勝李自成的報告。如五月初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塘報說:「吳總兵即將士民挑選二十萬,於四月十三日離城十里紅花店紮營。闖賊親率兵馬,出北京往山海關,內帶總兵吳襄隨營。十九日,闖賊兵馬到山海關,至城十里,亦在紅花店安營。總兵吳三桂出城誘計,闖賊假服,令伏兵於城外十里紅花店,大戰闖賊,吳三桂得勝,闖賊大敗,隨將吳襄梟斬。吳三桂率領人馬追趕闖賊,至深河馹五十里兩下收兵。吳總兵又詐豎撫旗,上書順民字號,在彼誘賊,一日,又設伏兵埋伏,將闖賊大營攻破,砍賊數萬,追趕闖賊至囗寧縣,大約四十餘里。吳三桂官兵得其輜重不計其數,騾馬二萬餘口,闖賊大敗,仍回北京。闖賊將北京城外各關廂放火焚燒,將城外軍民人等俱收進城。總兵吳三桂分兵三路行,追賊至通州高碑店紮營。世珩因兵馬荒荒,南往之急,其後事未詳,不敢亂言。」趙士錦:《甲申紀事》附錄,28頁。張世珩自以為他報告的情況詳細可靠,特地表白了不敢亂說,言外之意句句是真,但恰恰缺少吳三桂降清和清軍已進入北京城的重要情報。又如五月十六日的一份塘報,從大順軍逃回的獸醫張魁明報稱:「闖賊於三月十八日攻開北京,賊進北門。至四月十六日出京,往邊外招撫吳三桂。至二十日,兩兵相遇,闖賊被吳兵殺敗。次日又戰,大敗,闖撤兵入京。至二十七日午時進城,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韃子來的勢惡。闖賊二十八日上殿,叫人滿城收拾金銀騾馱。二十九日黎明出京,行至蘆溝橋,我兵趕上,大殺一陣,殺死賊兵無算,將金銀婦女盡行奪回。至初一日趕至保定,又打一仗,將賊殺死一半,賊晝夜逃走,我兵追趕。初三日趕至定州北十里鋪清水河,又打一仗,賊益披靡,殺三分之二。初五日趕至真定府,又打一仗,闖賊脅下中箭,抬至固關而死,餘賊四散奔潰,自保定迤南至開州,沿途皆賊,棄盔甲滿地。韃子向固關追剿,吳三桂自居庸關抄出截殺,未知後來端的。」《爝火錄》上冊,188~189頁。後一份塘報比前一份更清楚,其中兩處提到了「韃子」即清兵參加了與大順軍的戰鬥,但仍是突出強調吳三桂的作用。


弘光失德「款清滅寇」之敗(2)

    北中國已經易主,吳三桂成了清朝的平西王。由於不瞭解吳三桂已經降清,弘光政權的官員們把吳三桂視為明朝的救星,紛紛上疏讚揚吳三桂是討賊英雄。刑部侍郎賀世壽、太僕少卿萬元吉等都盛稱吳三桂為國家干城、當世俊傑,連在揚州督師的史可法也是如此。他在疏中說: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遼帥吳三桂殺賊數萬,賊闖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已授首。據撫臣黃家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劉崇岫,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剿偽逆,已經發牌南來,而舊輔謝升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州諸紳遣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資財,於四月二十九日西遁迄。青州士紳軍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其餘相繼殺偽官者十處。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為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我皇上進膺大寶,正位舊都,在山東北直之人,尚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即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皇上即諭該部院,選廷臣之有才望者,繼監國、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升二敕,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掃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請頒詔敕定北方人心疏》,見《史可法集》,卷1,22~23頁。    
    人們談論史可法與馬士英的矛盾與鬥爭很多,然而從這一奏疏中可以確信,「款清滅寇」不僅是馬士英個人的獨特發明,而且是弘光朝廷舉國一致的中興戰略。    
    「吳三桂借夷破賊」語出陳洪範:《北使紀略》,見《崇禎長編》,117頁,上海書店。之說,雖不存在,卻被奉若神明。在馬士英的提議下,弘光帝以吳三桂「倡議討賊,雪恥除凶,功在社稷」,進封吳三桂為薊國公,子孫世襲,賜坐蟒滾龍紵絲八表裡,銀二百兩。戶部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派沈廷揚負責由海路運送給吳三桂的軍隊。弘光帝還請吳三桂開列滅賊有功將士名單,「以憑升賞」。六月初,清軍傳檄至濟寧,其中有的已表明,「平西王吳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爝火錄》上冊,197、208頁。之意。可以證明吳三桂和清朝都很靠不住,和談的前途很難預料。在這種情況下,弘光政權應當積極作戰鬥準備,以武力收復失地。然而在大局方面看錯了形勢,即使搞些小打小鬧,也無濟於事。農民軍可以爭取,不爭取;吳三桂應大力爭取,僅封一公,豈能奏效;清朝不可能爭取,偏要爭取,能不徒勞無益!    
    六月初,都督陳洪範自告奮勇,主動上疏願充當出使清朝的談判代表。六月十五日,東平伯劉澤清報告從北逃難民傳來清軍有長期佔據中原企圖:「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予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特諭。」《明季南略》,卷2,「北事」。馬士英得到劉澤清的報告,原應瞭解清朝此次進兵與往日擄掠財物大不相同,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即清朝才是更主要的敵手,明朝若想中興不能再指望清朝。馬士英卻沒有看透此點,只簡單地理解為是清朝不知道中國已經有了皇帝,多爾袞才出來維持秩序的,所以他請求弘光帝立刻把監國和即位兩份詔書頒發給山東、河北軍民,要當地軍民服從弘光政權命令,並盡快制定和談方案加速派出談判使者。    
    弘光政權的和談方案集中體現在大學士高弘圖提出的《使燕事宜》一疏中。高弘圖說:「臣聞先帝時,已有款清意,閣臣楊嗣昌、周延儒陰主其議,陽避其名,首鼠兩端,我以是故於清失威信。今清得燕京於逆闖之手,大非昔日之比,又非唐宋之已事也,即明目張膽言之何諱?」他勇敢地挑明了款清的來龍去脈,指出從崇禎帝就有與清朝談判議和之事,而且肯定了議和的必要性,強調現在的形勢還不如崇禎朝,沒有再忌諱議和棄地的必要,越是閃爍其詞,越是在清人面前失去威信,可以光明正大地公開議論此事。但畢竟關係重大,需要朝廷上下取得共識,方可進行。在談判代表的人選上,因為有總兵陳洪範請行,他認為如果右僉都御史左懋第「果與偕行,二人皆老成持重,臨時經權互用,足可濟事」。然後高弘圖列出了談判的具體條款,以供皇帝選擇裁定,所列條款如下:    
    一、天壽山(今北京昌平)特立園陵,改葬崇禎帝。高弘圖說,如今崇禎帝被埋在田貴妃墳園,是李自成的主意,並不符合崇禎帝的身份,應當在天壽山給崇禎帝專門建一座陵墓安葬其中。陵名應由欽定,不必再擬,至於明樓、享殿等建築可待將來另修。此事朝廷應當派山林使與談判代表同去北京,以示隆重。    
    二、割山海關外之地給清朝。崇禎朝以放棄關外之地為下策,高弘圖認為「昔日之下策,今日之上策也」。他考慮到清朝已佔領北京,未必能同意以山海關為界,但無論如何不能給山海關以內之地,辦法可以用金錢給清朝補償,「惟金幣不妨優厚,應若干金?助我剿寇有功,復應勞軍若干?亦宜從厚」。就是說寧可多給金幣,絕不放棄關內之地,以免華夷無復界限。    
    三、對清朝的稱號。雖然努爾哈赤原被明朝封為龍虎將軍,為明朝的地方官員,但是自萬曆末年,就已建國稱汗。高弘圖主張可照夷俗稱可汗或照蒙古例別立封號,還可以承認既成事實,仿照南北朝的先例,「或稱金國王」。    
    四、使臣儀節。高弘圖說,儘管這次是出使外夷,但清朝據有燕京,不能按出使外夷的成禮對待,「我使第不至屈節,即是不辱命,全天朝體」。表現出一種靈活態度。    
    五、歲幣數目。高弘圖提出除現在帶去的勞師款之外,以每年十萬兩為原則,如有出入,可以由使臣斟酌確定。但超過十萬,數目太多,應請示而定。他還舉出歷史上「漢祖與陳平四萬金,不問出入」的故事,說應當給和談代表大筆活動經費,用以賄賂清朝有關人員。    
    六、補缺賞。高弘圖回顧明朝曾給過女真各部的封賞,這裡他又假定清朝會要求恢復原來明朝每年所領給女真各部的賞銀怎麼辦?他認為現在不能同意補發,但可許諾如和談成功,清朝三年內遵守協議,「每量征歲幣十分之三,以漸補其積年缺賞之數」。他還主張向清朝表明開了互市,不必索舊逋。


弘光失德「款清滅寇」之敗(3)

    七、約誓定盟。高弘圖從「戎狄無信」考慮,設想若清朝提出得到金幣然後才能退兵,因為清朝很重視盟誓,談判代表應和「吳三桂、黎玉田面議,令歃血開刀,為誓定盟,乃為有濟,寧展期報命」。清朝同意盟誓,才能把答應送給清朝的銀兩發運,否則,寧可拖延談判時間。《爝火錄》上冊,254~256頁。    
    高弘圖提出的七條,最關鍵的是與清朝劃山海關為界這一條,從中可以看出弘光政權的談判條件完全是狂妄自大而又不切實際的產物。迄至甲申年六月底,清朝不僅在京畿地區鞏固了自己的統治,而且還佔領了山東、河南、山西的大部分地區。在歷史上北宋與遼和西夏的談判,南宋和金朝的談判,兩宋政府每年送給對方數十萬的絹帛銀兩,換來的不過是維持各自領土的現狀而已。高弘圖用區區十萬銀兩竟想讓清軍退回山海關,拱手把北方廣大地區讓出,簡直是癡人說夢,必然碰得頭破血流。    
    七月初五,弘光帝任命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馬紹愉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進陳洪範太子太傅,以他們三人為出使清朝的談判代表。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他於崇禎四年(1631年)中進士,授韓城知縣,為官公正廉明,遭父喪回籍,居家三年不入內寢,事母孝聞於鄉。崇禎十二年(1639年),左懋第復官為戶科給事中,他上疏指出明朝時有「民困、兵弱、臣工委頓、國計虛耗」四弊,請求令罪犯運糧食到邊塞以贖罪,復鹽開中舊法,禁止將士剽掠百姓,散發銀米賑濟饑民,收養無家可歸的嬰孩等建議,「帝並接納」。弘光政權建立後,左懋第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這時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氏)歿於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請行」《明史?左懋第傳》,卷275。    
    馬紹愉,為原明兵部職方司郎中。明清松錦戰後,兵部尚書陳新甲曾派他出關和清朝議和,他在談判中奴顏婢膝,「私許虜(指清朝)金十萬,銀百二十萬,逢人頌虜」《明季南略》,卷2,「北事」。後來又因督戰敗績,為左懋第彈劾罷官。故左懋第因兩人關係不睦,反對派馬紹愉和他一同出使清朝。左懋第為此上疏說:    
    臣此行,致祭先帝、後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臣,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如欲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與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而罷紹愉勿遣。《爝火錄》上冊,263頁;《明史?左懋第傳》,卷275。    
    按此疏之意,左懋第堅決不與馬紹愉同行,所以內閣大臣有鑒於此,共同研究的結果是「止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唯有弘光帝不同意改派,下令「仍遵前議」。    
    最有意思的是,弘光政權忙著選人出使清廷議和時,清朝方面也有人在那裡願意前來物色他們的代理人了,而且雙方看中了同一個人,那便是陳洪範。清朝方面倡此議者為原明參將唐虞時,他首先說明南京這塊形勝之地,如何決定閩浙江廣之向背,然後提出應派得力之人招撫其地,並推出此得力之人即原任鎮臣陳洪範,唯他可以招撫,請用他為招撫總兵。而和陳洪範可聯繫的,有唐虞時的兒子唐起龍。這個唐起龍即陳洪範的女婿,曾為史可法標下參將,他對南京方面的將領「多所親識」。唐虞時預料,「乞令其繼諭往招,則近悅遠來,一統之功可成矣」《清世祖實錄》,卷5,17頁。    
    總兵陳洪範奉命北行時,剛剛被任命為提督下江定海水師,駐紮瓜洲。自己說是「忽接禮部札付,奉旨召對,始知為吳三桂借夷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回命召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陳洪範:《北使紀略》,見《崇禎長編》,117頁。,其實他早就抱定趁機投降清朝的主意了,所以陳洪範是充當清朝內奸去破壞的。但這時左懋第擔心的是馬紹愉會成為內奸,沒有料到真正出賣他的是陳洪範。    
    三個談判代表各懷心事不說,弘光帝賦予左懋第的任務也很模糊。本來左懋第的主要任務是前往北京與清朝議和,弘光帝給他的諭令卻說成「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明史?左懋第傳》,卷275。左懋第提出疑問:「臣銜命,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即遼東也。遼久屬建,北直近為建所有,山東雖殺偽官,遍地皆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至二三十萬』,則不皆向化可知也。經理,則有封疆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者也。」《爝火錄》上冊,263~264頁。他提出,如果讓他負責經理山東,則由陳洪範和馬紹愉出使清朝,請給他一支軍隊,配合其他大臣收復山東;如果讓他和陳洪範做使臣,應去掉經理聯絡之命,「皆不許」《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19頁。    
    左懋第臨行時向弘光帝進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明史?左懋第傳》,卷275。他預感到此行任務艱巨,成敗難料,特別強調和談必須以實力為後盾,告誡朝廷絕不能把收復失地的希望全放在議和上面,應該加緊備戰,從鞏固後方到守住陣地,再進而出擊,其一片忠心讜言,聞者似如風過耳。    
    左懋第一行出發時,「繼祭告陵園文一道,封總兵吳三桂薊國公制書一道、敕諭一道,升蔭撫臣黎玉田、總監高起潛敕命各一道,敕諭陷敵文武諸臣一道,勸獎功勞聖諭一道,宣諭北京人一道,宣諭夷人御書一道,吏部給懋第府州縣空銜札付二百道,兵部給(陳)洪範參游守把(即參將、游擊、守備、把總)空銜札付二百道以行,俾相與激勸忠義,感動軍民,以為恢復之舉。給路費三百萬兩。」《爝火錄》上冊,263頁。並派3000人護送。使團除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三人代表外,還有參贊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等從行官員。從其攜帶物品來看,把聯絡吳三桂、收復失地、與清議和等任務統統交給了左懋第率領的外交使團。至於文獻所載給路費300萬兩,似為30萬兩之誤。    
    七月十三日,史可法奏報:「吳三桂師次慶都,建立大清國順治元年旗號,迫人削髮。」這個消息表明吳三桂已經靠不住,弘光帝催促使團抓緊時間北上。十八日,銀幣湊齊,始得漕舟而行。八月初二,光祿寺少卿沈廷揚報稱:「命海運十萬石餉吳三桂,道梗不可行,祈止之。」《明季南略》,卷2,「北事」。實際是吳三桂已成為清朝的幫兇,根本不該資糧於敵,弘光帝卻不批准這個請求。左懋第到達泗州,見到史可法,雙方交換對形勢的看法,史可法說:「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無留。」左懋第心中更清楚朝廷派他出使的根本目的在於議和,所以經過山東各地時,「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到達滄州,左懋第才知道吳三桂已經由明朝的平西伯變成了清朝的平西王的確實消息。他派使者送給吳三桂弘光朝冊封他為薊國公的制書,吳三桂連看都不敢看,就上交給了多爾袞,對吳三桂的幻想到此破滅了。十月,左懋第一行到達張家灣,清朝只允許一百人前往北京;而且稱為「朝見」,且事先安排使團人員於四夷館住宿。左懋第頗為驚訝:「是以屬國見待也。」原來清朝根本就沒有考慮過與弘光政權談判議和的問題。《北使紀略》,119頁;《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20頁。


弘光失德「款清滅寇」之敗(4)

    十二月十五日,議和代表左都督陳洪範隻身回到南京覆命。他報告出使的情況說:「當初,禮部推薦我擔任出使清朝的代表,是因為我和吳三桂是同鄉的緣故,以為吳三桂和清兵聯合打敗了李自成,一定會對清朝施加相當大的影響幫助我們和談,其實完全錯了。九月十六日,我們到達德州,負責接待我們的是清朝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北使紀略》記載,使團十八日至德州,與此異。他給我們看了攝政王(多爾袞)的手令,其中有『來使不必敬』的話,並只准許我們一百人赴北京朝見。說到『朝見』,就是根本不把我們當作對等的使節來看待!臨行時內閣主張使臣要做到抗節不辱命,但是只從吳三桂借兵清朝來考慮問題,並不知道清朝是如此傲慢。原明錦衣衛官員駱養性現在是清朝的巡撫,他派兵來接我們,於二十九日護送我們到達河西務。贊畫官王言帶著我的名帖往清朝內院去見馮銓和謝升,回來說這兩人不僅沒給他什麼好臉色,連我的名帖也沒收。十月十二日,我們從正陽門進城,住宿在鴻臚寺,守衛甚嚴,水火不通,飢餓寒冷,困苦異常。十四日,清朝內院榜什(大學士)剛林等十多人來見我們,他們都身帶佩刀,直入內堂高踞上座,反叫我們坐在地毯上,一開口就大聲斥責江南不應當另立天子,並說:『少廢話,我朝大兵很快就要佔領江南了。』十五日,剛林來接收銀兩,把十萬兩銀子如數拿走,蟒緞等物資沒有運到北京。我們私下商量吳三桂既然不接受薊國公的封號,賞給他的上萬兩銀子也就沒給他,結果被大清兵一哄而光。第二天,清朝就派兵押我們南返,我們提出祭告皇陵和改葬崇禎帝的要求,都不允許。十月二十七日,我們倉促離京,防備森嚴。十一月初一到達天津,得知隨後運到的蟒緞絹帛等物資也都被清兵拿走了。清朝懷疑駱養性私下和我有聯繫,把他撤職抓了起來。十一月初四到滄州時,清朝派兵拘留了左懋第押回北京,還不允許和我們告別,十六日過濟寧,清兵撤回。二十一日到徐州渡河。」《明季南略》,卷2,「北事」。    
    陳洪範所講的經過大致屬實,但隱瞞了他暗中已投降清朝,指使清兵扣留左懋第等使團成員,且自願充當清朝奸細的重要情節。陳洪範隨左懋第行至滄州時,主動投降清朝,「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以地來降,而留左懋第等勿遣」。他隻身歸來,還大言不慚地說:「閣議主於抗節,使臣將命不敢委曲」,為自己一無所獲辯解。弘光帝對此很不滿意地說:「國家艱難之際,費十餘萬金錢北使,亦欲得併力滅賊,如何閣議止以抗節為不辱命,我當自強。清之款否原不足恃,爾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以申大仇。」陳洪範又挑撥說:「黃得功、劉良佐陰與北通」,弘光帝表示這是清朝的反間計,他一點不相信。陳洪範又請求加恩出使清朝的各位官員,兵科給事中戴英上疏彈劾他道:「洪範北使無功,今正使身陷異域,而下吏群然晉爵,恐天下聞之竊笑也」《小腆紀年附考》上冊,303~304頁。,這場鬧劇才算落幕。    
    議和失敗,向弘光帝猛擊一掌,這個朝廷應該大夢醒來,對清朝積極備戰。陳洪範南歸入見,言及萬分緊急,清兵早晚南下。馬士英卻厭惡談此,說:「有四鎮在,何慮焉!」《爝火錄》上冊,376~377頁。    
    在出使清朝的過程中,正使左懋第不畏強權,據理力爭,被扣押期間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使他成為同史可法齊名的民族英雄。他的事跡是值得人們一讀的,故我們把被陳洪範故意遺漏的情況補充如下。    
    左懋第到達張家灣後,清兵根據多爾袞的命令,安排使團住在四夷館。隨行參謀陳用極提出此事關係甚大,不可不爭,陳洪範一聲不吭,左懋第經過力爭,才改在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維護了使團的尊嚴。左懋第身披重孝進入北京城,前來迎接的清朝官員表示驚訝,因為作為外交使節,應著吉服,怎麼能穿喪服呢?左懋第義正辭嚴地回答:現在正是國喪期間(指崇禎帝),本人且有母喪,故穿喪服,「迎者不能詰」。清內院大學士剛林去見左懋第,要求他去朝見清攝政王多爾袞,左懋第堅持以客禮入朝,「反覆折辯,聲色俱厲」。剛林不由感歎地說:「此中國奇男子也!」連攝政王多爾袞聽了都很敬重左懋第。《小腆紀年附考》上冊,220頁。    
    左懋第因清朝拒絕談判,乃派陳用極去請求謁陵,改葬崇禎帝和周皇后,也沒有得到允許。他就率領隨行人員於鴻臚寺大堂中陳設祭品,「與將士哭奠三日。又以雞酒奠范景文殉難諸臣」《爝火錄》上冊,335頁。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使團人員離北京南返,十一月初四到滄州十里鋪,由於陳洪範的出賣被扣,被清遣兵押回北京,囚禁在太醫院中。左懋第致書多爾袞表示抗議說:「懋第奉命北行,以禮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羈我使士馬,日呼庚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冒險以圖國事,必至上干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利也。」多爾袞自知理虧,只得派內院官員好言慰問。    
    清朝試圖勸左懋第投降,被他嚴詞拒絕。內院大學士洪承疇去拜訪,左懋第一見到洪承疇就說:「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馬革,賜祭葬,死久矣,閽者安得通?」蓋指松錦戰後,明朝誤聽洪承疇戰死,崇禎帝賜祭16壇,為他在北京城外建祠,並準備親臨祭祀,聽說洪承疇降清方止之事。洪承疇無話以對,只能慚愧而退。幾天後,內院大學士李建泰又來勸降,左懋第怒斥說:「老奴尚在?先帝寵餞,勒兵剿賊,既不殉國,又失身焉,何面目見我?」《爝火錄》上冊,354頁。李建泰聽罷,灰溜溜地逃走了。半年以後,南京失陷,左懋第的從弟左懋泰為原明吏部員外郎,先是投降李自成,後又投降清朝。左懋泰這時來見他時,左懋第說:「此非吾弟也」,乾脆把他罵了出去。《石匱書後集?左懋第傳》,卷29;《明史?左懋第傳》,卷275。    
    左懋第之死。左懋第被囚禁在太醫院中,就向隨行人員表明:「生為明臣,死為明鬼,我志也。」抱定了死不辱命的信念。清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十五日,清政府因平定江南,向全國頒布剃髮令。左懋第屬下副將艾大選首先剃髮,被左懋第處死,清政府以此為由逮捕了他,隨行官員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五人自願陪他入獄。清朝官員審問他時,左懋第說:「我頭可斷,發不可斷,艾大選違我節度,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清朝官員知他不肯屈服,把他押往內朝去見多爾袞。多爾袞責備他犯有偽立福王、勾結土賊、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庭抗禮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多爾袞知勸降無用,問在旁邊漢族官員處理辦法,陳名夏說:「為福王來,不可赦。」左懋第諷刺陳名夏說:「汝先朝會元,何在此?」金之俊勸他:「先生何不知興廢!」左懋第針鋒相對答道:「汝何不知羞恥!」多爾袞只好下令將他處死。臨刑時,左懋第南向再拜說:「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且題寫一首絕命詩:    
    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竟如何;    
    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小腆紀年附考》上冊,395~396頁。《石匱書後集?左懋第傳》載其《絕命詩》文句與此異,錄之備考。其文云:「峽坼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    
    這首詩反映了他臨危受命義無反顧的赤誠之心。然後「端坐受刑」,與他一起入獄的陳用極等五人和他同時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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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失德武將凶狠私鬥(1)

    如果說1644年以前的明朝,戰爭只是這個政權處理國事的一部分的話,那麼到了1644年,戰爭已經成為它的唯一大事了,而且正是因為一連串的戰爭失敗,導致了它本身的滅亡。繼此而後的弘光政權,可以說它就是在戰爭中誕生的,戰爭對它來說,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全部事業。對此它做得如何呢?一句話概括,就是對武將失去控制,任其貪與鬥。    
    原來明朝的軍隊,一部分和清朝作戰遭到失敗,或降或亡,消滅了;另一部分和李自成農民軍作戰也屢遭失敗,不斷地被摧毀了。弘光政權建立後,收拾來自北方的殘兵敗將和在南方保存下來的一些部隊,成了它的作戰力量。具體來說,主要依靠駐守長江中游武昌地區的左良玉和長江北部的四總兵即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指揮的明軍。左良玉的軍隊號稱百萬,實際有二三十萬。江北四總兵加起來也有三四十萬,總數合計大大超過清軍(清軍入關時總兵力20萬人左右)。然而他們都由不服朝廷約束飛揚跋扈的悍將統率,在弘光稱帝之前江北地區就發生了高傑兵亂。弘光帝即位,封左良玉為寧南侯,黃得功為靖南侯,劉良佐為廣昌伯,劉澤清為東平伯,高傑為興平伯,企圖以此籠絡他們屏障南京,收復失地。結果更加助長了這些武將們的驕橫氣焰,他們熱衷於爭城奪地,參與朝廷黨爭,在各自轄區內擄掠百姓,最後除黃得功一人戰死外,全都投降了清軍。    
    左良玉,字昆山,山東臨清人《石匱書後集?左良玉傳》,謂為「遼東人也」,此依《明史》。他少為孤兒,由叔父養育成人,「長身赧面,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多智謀,撫士卒得其歡心,以故戰輒有功」。崇禎元年(1628年),左良玉為遼東車右營都司,因與後金(清)作戰及調往關內鎮壓農民軍有功,崇禎六年(1632年)即升至總兵官。在後來於河南剿殺農民軍的戰爭中,左良玉因與督撫不合,「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稍稍露跋扈端矣」。至此,左良玉逐漸成為一個擁兵自重的軍閥。他在與農民軍作戰時,遇強則逃,遇弱則戰。崇禎九年(1636年),明政府命令左良玉和湯九州率軍赴河南夾擊起義軍,左良玉見起義軍勢大,中途擅自帶兵逃跑,導致湯九州部無援敗沒,「良玉反以捷聞」。次年,左良玉奉命馳援安慶,於途中擊敗楊四、侯馭民、郭三海等小股農民軍,急行軍趕到六安,擊潰了農民軍羅汝才和馬守應部。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次要求左良玉入山區援剿,他全無反應,卻縱兵劫掠婦女,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去,已晚了。崇禎十一年(1638年),左良玉率軍追擊張獻忠,揮刀擊之,面流血。第二年,張獻忠於羅猴山中設伏,大敗左良玉,殺死明軍上萬人,繳獲了大量軍事物資。左良玉雖然打了敗仗,由於得到督師楊嗣昌的賞識,認為他有大將之才,不僅沒受懲治,在楊嗣昌的保舉下,反而升任「平賊將軍」,委以剿滅張獻忠全權。楊嗣昌沒有料到,左良玉兵敗而授「平賊將軍」,非但沒有感激圖報,反倒更不把他放在眼中,於是私下答應總兵賀人龍,將來把「平賊將軍」之職交給他。但不久左良玉取得瑪瑙山大捷,大敗張獻忠部起義軍,連張獻忠的妻妾都給捉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楊嗣昌無法兌現對賀人龍的許諾,賀人龍怒氣沖沖地把此事告訴左良玉,使左良玉對明朝更加三心二意;以致張獻忠被左良玉軍緊追不放時,派人送給他大量金銀財寶,並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指楊嗣昌)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左良玉因此停兵不追,張獻忠得以進入四川。楊嗣昌召左良玉軍合擊,「九檄皆不至」。崇禎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大軍包圍開封,崇禎帝特別發給左良玉軍隊15萬兩犒軍銀,指望他前去解開封之圍。明朝將領虎大威、楊德政和左良玉會師朱仙鎮。左良玉見李自成軍容甚壯,連夜拔營而逃,造成明軍全面崩潰。李自成親自率軍追擊,左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明史?左良玉傳》,卷273。,愈加顯出左良玉一軍的貪婪和無能。    
    開封戰後,左良玉成為一條喪家之犬,再也不敢同起義軍較量。李自成占荊襄,張獻忠下武昌,左良玉皆坐視不救,等到起義軍轉移,他就報告收復失地邀功。左良玉不遵明朝命令,他的部下多為投降的農民軍將領,「亦不盡用良玉法」。北京失陷,他的部下請求趁勢擁兵東下,佔領江南,左良玉盡出己藏金銀財物二三萬,散給諸將,才穩住軍心。《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75頁。    
    弘光帝即位,「頒詔武昌,良玉不拜詔」。兵部侍郎袁繼鹹與左良玉有舊,致書左良玉,「言倫序正,良玉乃拜受詔」《明史?袁繼鹹傳》,卷277。弘光帝封左良玉寧南侯,對他保衛南京上游寄以厚望,豈料此舉不啻是畫餅充飢。    
    黃得功,弘光政權武將中的一位奇才。他的籍貫,或說開原衛人《明史?黃得功傳》,卷268,又說「其先自合肥徙」。,或說順天人《石匱書後集?黃得功傳》,卷38。,或稱安徽鳳陽靈璧縣人《明季南略》,卷1,「黃得功」。,有的還說是合肥人《明人傳記資料索引》,657頁,中華書局。其姓,一說本姓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657頁。;而名號則尤多,如德功之外,號虎山,或號「黃闖子」,軍中呼為「虎將」等等參見《明史》、《石匱書後集》、《甲申朝事小紀》、《小腆紀年附考》等資料。他的長相「貌偉鬍髯,兩頤倒豎,膂力絕倫」。黃得功年少時以在池塘裡養鴨子為生,不知什麼緣故,鴨子數量天天在減少,眼瞅著要光了。黃得功怒不可遏,把整個池塘的水都戽干了,最後捉到一條好幾尺長、五寸粗的巨鱔。他把這條巨鱔煮熟吃了,不過為了解除心頭之恨,誰知吃下去之後,體格很快變得魁梧起來,洗澡時一下就把手巾擰斷了。黃得功鴨子沒了,改為趕驢馱運為業,貴州舉人楊文驄、周祚新於浦口雇他趕驢馱運北上,途經一座深山時,前面突然出現了六個攔路搶劫的響馬,楊文驄和周祚新兩個人都嫻熟武藝,準備與響馬交手。只聽黃得功大喝一聲:「公等勿動,我往對付他們。」他一手挾驢,一手提行囊向響馬撲過去,這些響馬看到他如此勇猛,大吃一驚,慌忙乞求他住手。黃得功不聽,他們只好一起跪下說:「老兄真英雄,我們甘拜下風,千萬別傷了義氣。」黃得功這才停止扑打,說道:「我不願為此傷和氣,只要放我們過去就行。」響馬們請教他尊姓大名,黃得功不願回答,被一再追問,隨口說道:「姓黃,人們叫我黃大。」響馬們又要送他銀兩,黃得功堅決不受離開。楊文驄和周祚新看到他如此英雄豪爽,一路上拿他當作親兄弟對待。南返時,這兩人又把路上黃得功如何力大無比懾服響馬之事告訴了馬士英。馬士英派人找到他,花錢為他娶親成家,還找人教給他兵法。馬士英任鳳陽總督,就讓黃得功在他手下當管旗鼓的軍官。    
    黃得功擅長騎射,他經常叫士兵頭頂銅鑼作為箭靶,射起來百發百中,「眾呼為小由基」。每當衝鋒陷陣時,他常乘一頭黑驢,手執雙鞭,各重三十斤,所向披靡。    
    這位「虎將」,早年在遼東曾為經略麾下親軍,累功至游擊。崇禎九年(1636年)升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崇禎十一年(1638年)率領禁軍從總督熊文燦鎮壓農民起義軍,以破「賊」功,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後來與張獻忠部農民軍作戰,雖擒斬頗多,自己也被箭傷面《明史?黃得功傳》,卷268。


弘光失德武將凶狠私鬥(2)

    崇禎十七年(1644年),黃得功已年逾六十,尚能縱馬飛騰,如履平地。一次追擊農民軍,澗闊數丈,鞭馬一躍而過,撞澗邊岩石,折斷胳臂,猶擒殺無誤。崇禎帝為此賜之醫藥,錄其功封為靖南伯《石匱書後集?黃得功傳》,卷38。「甲申之變」後,明朝滅亡,黃得功帶兵南下,弘光政權建立,以史可法的推薦,收為四鎮之一,封靖南侯,轄滁和,駐廬州。四鎮的另外三鎮為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三個總兵,各鎮一方。督師史可法對高傑有些不放心,恐其「跋扈難制」,命黃得功駐儀真,暗中牽制高傑。    
    在江北四鎮中,黃得功的部隊軍紀稍好,他駐紮儀真,「治軍嚴整,商民便之」。另外,他是唯一能尊重朝廷的武將。史可法督師江北,按明朝舊制,總兵官即使封侯,也要戎服朝見,於門外行禮。在謁見史可法時,黃得功表示要照老習慣行禮,劉澤清、高傑、劉良佐以他們現已封伯為理由都不同意,黃得功不理會他們,戎服先入行禮,其他三人不得已,只好跟著施禮,「於是知(黃)得功勇而知義」《明季南略》,卷1,「黃得功」、「劉良佐」。    
    劉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或謂陝西人。他和高傑最初都是李自成的部將,高傑護內營,劉良佐護外營,以後都投降明軍,當上總兵官。劉良佐驍勇善戰,喜歡乘一匹花馬,故世號「花馬劉」《石匱書後集?劉良佐傳》,卷38。崇禎帝死後,他兵潰南下,南京明朝官員欲迎潞王朱常淓為帝,劉良佐同鳳陽總督馬士英、總兵劉澤清、黃得功、高傑送福王朱由崧至儀真,武裝脅迫南京官員擁立福王。劉良佐因此受封廣昌伯,專轄鳳、壽,駐臨淮,為江北四鎮之一。    
    劉澤清,字鶴州,山東曹縣人。他長得「白面朱唇」,頗似清秀書生,「將略無所長,惟聲色貨利是好」。劉澤清早年因平定孔有德登州之亂,升為總兵官,鎮守山東。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圍開封,他率5000兵渡黃河救援,只打了三天仗,就擅自拔營東撤,渡河時士兵爭搶船隻,「多溺死者」《明史?劉澤清傳》,卷273。甲申年(1644年)二月,崇禎帝命令劉澤清率兵駐防彰德,「不奉詔,而虛報捷」《小腆紀年附考》上冊,79頁。三月初,北京告急,崇禎帝下令吳三桂、唐通和劉澤清帶兵勤王,他詭稱墜馬負傷,崇禎帝信以為真,下詔賞給他40兩銀子做藥費,要他前往保定堵截李自成農民軍。劉澤清拒不執行,反而「率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劉澤清作戰恇怯無能,「懷私觀望」,平素為人十分凶殘。他養了兩隻猿,各有名字,平時呼之即來。有一天,他宴請老友的兒子,叫猿端酒送給客人,猿面目猙獰,十分可怕,客人不敢拿酒。劉澤清看客人怕得不成樣子,感到可笑,「命取囚撲死階下,剜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飲釂,顏色自若。其凶忍多此類」《明史?劉澤清傳》,卷273。像他這樣一個胡作非為的軍閥,竟被封為東平伯,受命鎮守淮北,經理山東。他的部下問他如何防備清軍南下,劉澤清答道:「吾為擁立福王來,以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善地安頓耳。」《爝火錄》上冊,312頁。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他最初參加李自成軍,因經常受命守護內營而與李自成妻子邢氏發生關係。邢氏貌美,又有一手好武藝,二人怕被李自成發現就投降了明朝。當時還是明朝陝西總督的洪承疇撥高傑隸明將賀人龍和孫傳庭部下,他由游擊逐漸升為總兵官。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攻下潼關,孫傳庭戰死,高傑率部下李成棟、楊繩武13總兵,「有眾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呼高兵至,居者喪失魂魄」《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51頁。    
    四月二十八日,高傑率兵包圍了揚州,史稱「高傑揚州之亂」,使正在醞釀中的弘光政權,就感到了來自內部跋扈將領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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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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