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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書的遺著

作者:[德]約阿希姆斯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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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女秘書的遺著
  中譯本前言
  本書是安東·約阿希姆斯塔勒根據希特勒女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的遺著編寫而成的。施羅德自1930年起在納粹黨機關中任職,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書。她雖然不是納粹德國黨政要人,沒有參與納粹德國的政治和軍事決策;但是她屬於希特勒身邊內圈中人,能夠目睹希特勒的種種言行、納粹黨領導層和大本營的某些活動。而且,她當希特勒的秘書整整12年,正好經歷了納粹德國的興起和覆亡,經歷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毀滅。因此,這本以她的筆記、書信等遺著為基礎整理而成的書,為研究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歷史提供了不少資料。
  克·施羅德曾是納粹黨黨員,她能當希特勒的秘書當然是以「相互信任關係」為基本條件的。但是她又是「一個執著追求真實的人」,「憎恨對事實的歪曲」,以至在30多年後終於「明白」希特勒是個「魔鬼」。(以上引語均引自本書《編者的話》)因此,本書所提供的資料是值得參考的。
  儘管施羅德自稱是不關心政治的人,說她的筆記只是記錄了在一些場合的所見所聞;然而這些見聞有時卻涉及希特勒爭霸世界的某些戰略和策略。例如,書中一再提到希特勒對英國的態度,書中寫道:「與英國結盟是解決世界政治問題最理想的辦法,這是他(希特勒)始終在考慮的一個問題。他認為,英國艦隊與德國軍隊聯合起來足以為世界政治奠定新的基礎。」正是在這種戰略思想指導下,希特勒放棄了在敦刻爾克追擊英軍的機會,書中敘述希特勒對此的想法說:「軍隊是大英帝國的支柱。如果我們打敗了來犯的軍隊,大英帝國就將崩潰。鑒於我們不願意也不可能繼承它的遺產,所以我們不得不饒了它。」書中也一再談到希特勒對蘇聯的態度,說希特勒只要提到布爾什維主義,就火冒三丈,說什麼「布爾什維主義對歐洲將意味著極大的危險,認為如果他再觀望一年(指侵蘇戰爭),那就太晚了。」書中還敘述了希特勒是如何把對英和對蘇的戰略放在他的爭霸世界總戰略中聯繫起來考慮的:「我們向東擴張了地盤,我們不需要它(英國)的殖民地。我認為,我們相互之間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和諧的關係,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土地那麼肥沃,我們可以在那裡種植我們需要的一切作物,其餘的東西我們可以從南美去換。」因此,希特勒希望「在拿下俄國之後,英國人提出和平建議來」。希特勒讓英國在他爭奪世界霸權的侵略戰爭中充當小夥計的企圖並未能實現,而蘇聯人民的英勇抗戰卻給了他以致命的打擊。
  書中還談到希特勒在爭霸世界的戰略方針下對日本的策略。希特勒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人譴責我同情日本人。什麼叫同情?日本人是黃皮膚,小眼睛,但他們與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抗,因而對德國有益。也就是說,我喜歡他們。」又說:「必須從長遠考慮,總有一天會與黃種人鬧翻!」這裡揭示了兩個法西斯同盟國之間相互利用的關係和希特勒對待日本人以至黃色人種的態度。
  施羅德的遺著記錄了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時也記錄了希特勒的惡魔般的思想方式。例如書中記述希特勒的弱肉強食思想說:「在大自然中,鬥爭的規律是永存的。所有無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將遭到淘汰。」書中揭示了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瘋狂思想,希特勒把猶太人貶為「劣等人」,說什麼「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失去寶貴的生命,而劣等人卻生活在世上。這樣下去,歐洲的平衡就將發生變化。」希特勒公然自稱為「竊國大盜」,他說:「我是個竊國大盜,不是窮燈小偷,這就叫大盜逍遙,小偷遭殃嘛!」在這裡,在希特勒的內圈當中,希特勒把自己的仇視人類的思想表露得多麼淋漓盡致!
  施羅德在她的遺著中提供的諸如此類的資料,是比較客觀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同時我們還看到,施羅德在希特勒身邊生活和工作了12年之久,要完全擺脫納粹宣傳的陰影也很難。原書中常常出現讚美希特勒的言詞。希特勒也確實是個善於欺世惑眾的蠱惑家。今天,希特勒作為一名發動侵略戰爭的狂人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解脫。因此,中譯本對於原書中讚美希特勒的政治性言詞作了省略,是合適的。此外,書中對某些事件的敘述(例如蘇聯人民對納粹侵略軍隊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對希特勒併吞他們國家的反應等等)都是歪曲事實的和錯誤的,這些請讀者在閱讀時注意辨別。
  原書書名為《他是我的首長》,中譯本改為現用的書名。
  陸世澄
  1990年6月
  編者的話
  瓦爾特·弗倫茨先生有一次問我是否可以帶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裡去。這樣,幾年前我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克裡斯塔·施羅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羅德,與常人不同,她不囿陳規俗套。她有文化,有音樂天資並且始終在尋求真實和事物的本來面目,但是她也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對人、對環境、甚至對她自己和她的過去總是持一種極端的批評態度。有時她可以出口傷人,然而這種處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的外表下內心極其敏感、有時缺乏自信心和神經過敏的人。
  因為我長時間從事當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寫《論希特勒的寬軌鐵道》一書,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她便發現我是她的一位對話夥伴,與我談及她的生活、她的過去、「從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這樣,她向我講述了她與「佐勒的書」的經歷、該書的產生過程和1945年以後撰寫的她過去的經歷。
  她非常憎恨那些記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書刊中發現了不符合事實的描寫,便會極其憤怒。有時我覺得她在有意尋找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東西。赫爾曼·吉斯勒稱她為「製造上層嫌疑的人」是不無道理的。
  施羅德女士是一個執著追求真實的人。在她的遺物中,我曾發現一篇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文章,在剪報上她兩次用紅線將下面這段話標出來並在旁邊加了注——「這是對真實的真正解釋」:
  真實是偉大的。人們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蓋它、割裂它和弄亂它,但卻不能消滅它。它不斷再現,總有一天它的光芒會照遍每個角落。不錯,人們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卻仍然是美麗的。真實也有被掩蓋——這往往是由於國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滅的時刻,但是總有一天它會重見光明。無論是在私人生活中,還是職業生活中都是如此。人們不止一次地上當受騙。有一句古老的諺語說:「謊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謊言最終不會得逞,我們應耐心地等待真實到來的時刻。在羅馬貴族院裡刻有這樣一句話:「真實縱然有『沉沒』,但決不會死亡。」「真實必須有堅硬的腦殼,因為它的頭時常遭到衝撞。」這句民間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們的思考。
  克裡斯塔·施羅德對事情喜歡尋根究底,憎恨對事實的歪曲,實際上,她從未完全從她過去的經歷中擺脫出來。至於一個在希特勒身邊工作和生活過12年的人是否還有能力擺脫過去,這則要另當別論了。
  她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納粹黨人。她常說:「如果1930年刊登在報紙上的那則廣告不是納粹黨的,而是共產黨的,那麼也許我會是一名共產黨人了。」施羅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評的眼光看待、表達、觀察和分析事物的人,於是她在希特勒、所經歷的事情、當時的朋友們、納粹制度、戰爭後果和毀滅猶太人的暴行之間內心充滿了矛盾。
  施羅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筆記也許說明了她的內心矛盾、她斷斷續續進行的工作和她對真實的追求:
  「多年來大家都勸我,要我把我所瞭解的有關希特勒的一切都寫下來。我在很久以前就已開始用打字機謄清我1945年撰寫的速寫筆記。然而進行的不是給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個小時的任務,而是總在考慮希特勒複雜的性格。它使我沮喪。我陷入了一種精神失常的狀態中,如同俄國作家伊萬·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說中描寫的奧勃洛莫夫其人一樣,本打算於明天或後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後來卻還是以『某種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過他的時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計劃、設想、展望搞得疲憊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認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個誤會。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太複雜了。安妮·勃蘭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證實了這一點。她,安妮,於1945年3月初曾被愛娃·布勞恩請到總理府去與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會兒,傭人走了進來,低聲告訴安妮,她丈夫來了,正在樓下等她。對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事。他總對別人的耳語感到好奇。如果誰要想把某個事情告訴他,最簡單的辦法是,先與鄰座的人低聲談論,一旦他發現有人耳語,他就一定要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這一點人們是可以確信無疑的。
  「1944年7月謀殺案發生不久,卡爾·勃蘭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離開拉斯滕堡元首大本營,此後他不再見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卻讓人把他請來。開始希特勒還猶豫不決,沒有會見勃蘭特大夫,但後來在他見到他之後卻又一見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這次見面的四個星期之後他就判處勃蘭特大夫死刑。
  「勃蘭特教授在路德維希斯堡運送醫生去比利時參加一項訴訟案時曾見到過我,我們進行了簡短的談話,我問他:『首長這個人怎樣,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勃蘭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個魔鬼!』
  「33年之後我才認識到了這一點。過去我根本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使我感興趣的只是希特勒這個人。我只想把一些經歷,諸如為希特勒記錄口授和在拉德齊維爾宮樓梯間裡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貝格霍夫較大範圍內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爐前漫談時的情景以及後來在戰爭期間在間形勢討論會結束之後在大本營喝茶時的感受和當時的所見所聞都寫下來。」
  施羅德女士只是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她的筆記整理工作。她有一個封面寫有「速寫練習」字樣的舊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夾。舊本子裡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寫的速寫筆記。日記上標出的最後日期是1948年8月。這些速寫筆記都是用施托爾策一施賴速記法寫成的,並非像一家畫報所說的那樣,是用只有施羅德自己認識的密碼寫成的。在此謹向速記專家格奧爾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謝意,感謝他將施羅德女士沒有譯完的速寫筆記翻譯出來。速寫筆記的旁邊還有她的許多隨筆和標明她的工作進度的紙條。
  1982隼施羅德女士曾問我,是否願意出版和評注她的筆記。當時她的問題使我感到驚訝。我瞭解她與《佐勒的書》有關的經歷,為了這本書,她曾向書中所涉及的「從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時是不會發表她的筆記的。因為在許多人還健在的情況下,發表這部筆記是根本「行不通的」。儘管每個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筆記,但發表出來的卻為數不多,因為這些筆記一旦發表出來,就會立即招致別人的批評。
  施羅德女士要發表其筆記並非為錢。她拒絕金錢和物質的東西。她一再強調,她的養老金足以維持她的生計,生活方面她沒有特殊要求,她對她的現狀很滿意。她沒有興趣出售她的筆記。儘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筆記拿出來發表將給她適當的酬金,但直到去世為止她並未為其所動。
  對於她的問題我沒有立即做出答覆,所以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擱置起來了。在她看來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當她做完手術出院之後——從她的腎上割除了一個惡性腫瘤——她又提起有關出版她那部應當由我編輯並評論的筆記的事。這時,她打字已很吃力,因為她的手指已不聽使喚,而且還很容易疲勞。
  在她住進上施陶芬城堡醫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將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請了來,再次詳細談了出版其筆記一事。
  住了一段時間的醫院之後,救護車將她這個重病號從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幾天後她給我打電話,請我到她那兒去。她告訴我她還得住院,隨後她把一隻用舊了的大黑皮箱交給了我,裡邊保存著她自己撰寫和積累的材料。她不想讓「……她那全部文字遺產落入某些人或記者手中」,對於她經常談及的意見和願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據施羅德女士的願望,即在她去世之後再發表這部包含著許多有意義的當代史素材的筆記,我對她的文字遺產進行了整理、編輯和評論。如果說這本書是在未經字斟句酌的情況下寫成的,那主要是書中必須引用部分筆記底稿和一些詳細記錄的緣故,這些材料都是克裡斯塔·施羅德保存下來準備發表的。
  克裡斯塔·施羅德何許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內·施羅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離漢諾威不遠的明登市。她與單獨撫養她長大成人的母親關係一般,因為她是一個十分嚴厲的女人,並未給予她的女兒那種她始終渴望得到的撫愛。1926年,施羅德女士年滿18歲可以獨立生活時,母親去世了。
  她讀完小學和中學後,於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遠房本家的施羅德合股公司裡接受為期三年的商業培訓。同時她還在商業職業和貿易學校裡上學。1925年4月1日結業。
  此後至1929年7月19日她繼續留在該公司任速記打字員。她有速記天才,經過持續緊張的練習和學習,她的速記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參加過各種各樣的速記打字比賽,經常獲一等獎。
  1929年10月她離開明登市到了納戈爾德,為一位律師當秘書,她獨當一面,處理辦公室的具體事務。在那裡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後去慕尼黑,指望找一個好點的工作,在業務上有所進展。
  在當時那個失業工人已近700萬的困難時期,要想在慕尼黑找個工作並非易事。為了工作,她跑過許多公司,當她在報紙上看到招工廣告之後,她來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號的納粹黨全國指導處求職。在87名競爭者中,她憑借其優異的成績和能力取勝,於1930年初受聘,先後在那裡的許多部門工作,一直到1933年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權後,納粹黨的許多參謀部門都遷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羅德女士也一同調到柏林。去後不久先在總理府幫忙,在此期間被希特勒看中,後調到元首私人副官團當了秘書。
  在總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此後便作為希特勒的秘書陪同希特勒進行歷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營。希特勒當時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曾這樣寫道:
  「我是1930年認識施羅德小姐的。她先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全國指導處當秘書,大約1933年她被調到經濟政策局局長處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調到柏林納粹黨聯絡部工作。由於她工作能力強,舉止文雅,她最終到希特勒的副宮團當了我的秘書。
  憑借她的打字和速記本領和工作能力,後來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書。在所有這些崗位上——尤其在最後這個崗位上——絕對的信任關係是一項基本條件。
  由於她工作主動、刻苦,加之她領會精神快,並在口授時隨口授內容進行思維,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滿足了人們寄於她的所有期望。她舉止文雅、得體,考慮問題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個大本營裡突出表現了這些優點。」
  勃蘭特教授在紐倫堡戰犯審判中受審時是這樣談到施羅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於發表意見的女人。克裡斯塔·施羅德的特點與沃爾夫小姐不同。戰爭開始時主要是她們倆人負責希特勒的秘書工作。施羅德聰明、有批評精神並且判斷能力強,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書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幾天幾夜幾乎連續不斷地為首長工作。她發表意見一貫坦率、自信,所以曾幾次與別人發生過嚴重爭吵。她不介入這個私人小圈子,連希特勒也有意與她拉開距離,因為受不了她的批評。由於施羅德小姐對希特勒總是坦誠相見,以致希特勒對她的反應使她十分痛心。後期,她對希特勒本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由於她大膽、坦率,她的生命無疑處在極大的危險之中。」
  第三帝國垮台後,施羅德女士於1945年5月28日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後湖被美國軍隊(反情報別動隊)逮捕,先後在許多拘留所和監獄關押過,1948年5月12日獲釋。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維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開始了非納粹化的審理程序,在一審判決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為主犯,判處三年徒刑。後經上訴,1948年5月7日的終審判決改判她為從犯,並在路德維希堡拘留所獲釋。
  獲釋後,她於1948年8月舊至1958年11月僅給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輕金屬廠的老闆申克先生當私人秘書,接著在該公司設在毛爾布龍的總廠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後,如同1930年那樣,施羅德女士遷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築管理公司裡當辦事員,一直幹到1967年6月26日。由於施羅德女士身體狀況欠佳,所以她59歲時就退休,此後便在慕尼黑過著隱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裡斯塔·施羅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評價」的標題下寫道:
  「我考慮問題周到,有判斷能力,有批評精神,樂於助人。我具有很強的理解力和直觀能力。我還自以為能夠從別人的表情和行動中發現許多東西。我很少喜歡誰,但是我一旦喜歡上一個人,就會喜歡得過頭。真沒辦法!我之所以能夠批評別人,是因為我有追求真實和獨立的不可抗拒的慾望。
  我蔑視那種貪圖功名的人,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沒有自己的見解,只能跟在別人後面鸚鵡學舌。我也蔑視追求物質利益的人,他們是世俗之輩,他們不誠實,頭腦裡充滿了偏見,而且不願意對出現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
  克裡斯塔·施羅德在擔任希特勒的秘書期間,是不曾有過一個年輕女人所想像的那種私生活的。在度過了並不怎麼美好的青年時代之後,她仍沒得到安寧和一個女人所真誠希望的生活。這也許是因為她生活中的某種悲劇對她產生了影響。
  1938年,施羅德女士與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爾科尼克訂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對外國人的看法決定了此事不會有好的結果,希特勒不會同意這門親事,但她還是這樣做了。阿爾科尼克與南斯拉夫軍界有聯繫,後來他在貝爾格萊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經常提到他與柏林「帝國總理府的關係」。施羅德女士因此也受到蓋世太保的盤問。1941年他們解除了婚約。
  這裡,人們也許會說,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5500萬人和在納粹監獄裡和集中營裡度過的人來說,大好的時光下也是白斷送了嗎?而且他們所受的痛苦遠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書要多。對於這一點沒有任何爭論。但是,從評價一個人的命運,評價一個人生活的道路來看,不能不說施羅德女士在希特勒身邊失去了她的青春年華,在那裡她內心並不感到幸福,在大本營潮濕和零臭的地下室內和後來拘留所裡的生活使得她的身體受到了嚴重摧殘。當然,她的命運只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個。
  在施羅德女士看來,在希特勒身邊生活的特點是時時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規戒律的約束,不論在總理府內、貝格霍夫還是在各個大本營裡人們的生活空間是狹窄的。她幽居在被約德爾大將在紐倫堡的戰犯審判中稱為「修道院和集中營的雜交品」的大本營裡不得不與之共同生活的總是希特勒身邊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沒有實實在在的任務和工作,但卻是被希特勒視為代替家庭的最親近圈子裡的成員之一。為照顧希特勒的情緒,她通宵陪他飲茶,恭聽他那無休止的說教式談話,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結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裡斯塔·施羅德在筆記中對她在希特勒身邊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結論,作為對一個女人生活的總結,這個結論聽起來並不令人愉快,她寫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衝鋒隊領導機關和經濟政策局,中間還在希特勒青年組織全國指導處幹過幾個星期,後在元首和帝國總理私人副官團干了12年,這15年對我來講實際上是與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絕的15年,是一種處在森嚴壁壘下的生活,戰爭期間大本營裡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東普魯土地區拉斯滕堡「狼穴」大本營寫給她的朋友約翰娜·努塞爾的信中說;
  「這個地區崗哨林立,不得不連連出示證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這次進軍之後我要想方設法與我們這個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樂觀的人們多往來,否則我將變得孤僻,失去與實際生活的聯繫。
  前一陣子我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監禁式的與世隔絕的生活。我沿著鐵絲網漫步,不時路過崗哨,這時腦子裡便產生了一些想法,實際上不論我們在柏林、在山上,還是在旅行途中,我們總是活動在同一個狹窄的範圍內,進行同樣的循環。這種狀況孕育著很大的危險和可怕的心理衝突,人們嚮往外部世界,但當人們接觸到外部世界之後,卻又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人們已完全被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禁錮了,無法再習慣於這個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羅德女士在她的筆記中還寫道:「屬於希特勒內圈的人常常被視為『受歡迎的人』,享受優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鬥爭特性卻是很差的,在戰爭結束時,第三帝國崩潰的情況下,以及後來在拘留所度過的3年裡,是多麼需要這種鬥爭特性啊!在沒有任何依靠的情況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與年長的同事約翰娜·沃爾夫一起告別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離開了柏林。今後的命運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無把握,我萬萬沒有料到過去的15年和擺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給我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了那麼大的負擔,以至於我始終都未能從中解脫出來。我的過去使我與別人拉開了很大距離,實際上早在還未成為過去的那個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只是現在更進了一步!」
  1985年6月於慕尼黑
  安東·約阿希姆斯塔勒
  佐勒的書《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經過
  在許多當代史書籍中,佐勒的書《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節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貝格在他為《希特勒的第二本書》(斯圖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書寫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書的資料歷史價值,他寫道:「對住勒的書也需要進行史源學方面的考證研究,但這種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處上。」文章接著寫道:「編者同意特雷弗·羅珀斯的看法,認為該書(指佐勒的書)並非毫無價值。例如有些細節,像攝影師霍夫曼患所謂副傷寒病、(見第275頁)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營養師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見第135頁)等說法在現在可供查閱的莫雷爾檔案中都可得到證實。」
  達維德·歐文在《希特勒走向戰爭的道路》一書的前言中詳細論述了某些書籍和資料來源的不可靠性,他寫道:「1949年由阿爾貝特·佐勒編輯出版的名為《希特勒的私生活》一希特勒女秘書的回憶錄(同樣地)是不可靠的。書中涉及的女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雖在被盟軍拘留期間被迫寫過一部回憶錄底稿,但是對於這部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發表的回憶錄中的許多內容,她堅決否認是出自她的筆下。
  那麼,佐勒的書的真相究竟如何,這本書是誰執筆撰寫以及它是怎麼產生的,對這些問題我將一一作出回答。
  書名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題為《他的女機要秘書經歷談》的這本書的確是根據1945隼對我的審訊和我的筆記寫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國第七軍團奧格斯堡拘留所裡認識了當時任審訊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齡約在40—50歲之間,是美軍中的法國人,講一口非常好的、帶有阿爾薩斯口音的德語。他待人和藹,他的這種態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陰森恐怖的氣氛(在每個門口,每層台階上都站著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轉的門衛)一下子變得輕鬆和親切起來。
  這位當時自稱伯恩哈德的上尉屢屢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當我非常激動地向他述說起剛剛發生的事情時,他十分關切地聽著。我告訴他,早上一個美國人來到這裡,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飾,我說我沒有首飾,這位美國人便指著我的珍珠耳環說:「這是什麼?」就這樣,我不得不把這副耳環交給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對我的惱怒表示諒解。他雖沒有進行任何努力把這副耳環歸還於我,但是他卻主動提出願為我保管其餘有價值的東西:一個裝有首飾以及剩餘的錢(幾千帝國馬克)的貼身小皮中和一個裝有大約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圖的亞麻布信封,這些畫都是我在貝格霍夫被摧毀之前搶救出來的。佐勒後來在他的書中部分地發表了這些草圖。
  伯恩哈德上尉此後便對我進行了一連串的口頭審訊,如:我是怎樣當上秘書的,希特勒怎樣口授,他的談話,為什麼他不吸煙,不喝酒,還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對最親近的下屬的態度,他與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的關係,與愛娃·布勞恩的關係和其它許多問題。
  他每隔幾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佈置我把我所講的一切都寫成書面材料。他對我很好,不時地帶給我一盒香煙,有一次還給了我一瓶香檳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無聊的監獄生活環境裡,在令人沮喪的狀況下,他的態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種安慰ˍ
  就這樣,我把他所要的情況清楚、準確和簡明扼要地寫成了材料,心想,但願能以此影響他為我盡早獲釋盡力。在拘留所裡,當時已有幾個被拘留者獲釋。
  有一天他對我說,「但願別輪上你也去紐倫堡作證!」我的同事約翰娜·沃爾夫和裡賓特洛甫的女秘書、萊伊和弗蘭克部長已經去了八天了。顯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經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後多年將會被遺忘。他給了我一個假地址,讓我在獲釋之後按照這個地址去找他,向他索還在被拘留期間交給他的物品。自那以後過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維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內克獲釋。於是我將我的居住地點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沒過多久他就來到了霍亨內克,確切地講,他只不過是路過此地而已。他來去匆匆,連汽車都沒下,因隨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女士。他從汽車裡將我那裝有首飾的皮包遞給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錢已被沒收。他說:「……我差點被當作外匯投機商給抓起來。」裝在亞麻布口袋裡的大約100幅希特勒的速寫畫,他只還給我約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現在已改名叫阿爾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說他想以我的名義發表我當時的筆記。我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此前我曾多次請求佐勒將手稿還給我,但他始終不肯。就這樣,1949年設在巴黎聖哥塔爾大街18—20號的利布萊爾·阿戴姆·法亞爾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邊12年》一書法文版,此後不久,德譯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爾多夫出版社出版。儘管希特勒過去從未有過女機要秘書,但佐勒還是選擇了《一位女機要秘書經歷談》作為該書的副題。
  對於我提出的異議,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迴避。他雖然劃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卻對我的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麼確切,以至於在知情者中對我的身份不會產生任何懷疑。佐勒的書給人的印象是,似乎該書是在我的參與或是經我同意的情況下寫成的。
  實際上,我感到我撰寫的筆記是客觀的,所發的議論是符合時代特點的。筆記中使用了一些過去我從未使用過的語言。由於先譯成法文而後又譯回到德文,有些用詞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別人還借我之口,說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況,如軍事技術方面的情況,形勢討論會上的談話內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識到,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監禁在奧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們,佐勒作為審訊官也對他們進行過審訊。對於這些情況的真實性我並不懷疑,只不過是它們並非出自於我。
  當我讀到這本書時,我感到吃驚,因為我當時還毫無經驗,不知如何對付這種「精神掠奪者」的做法。我斷定,我絕對根據事實寫成的這本筆記不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調上也降到了畫報的水平。我的東西,被別人剽竊、篡改之後又公然擺在我的面前,令我萬分惱怒,真想把它推得遠遠的,無視它的存在。
  帶病離開拘留所、恢復了自由後,我孤苦伶仃、一無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東西都失去了。我一個心眼地為好歹活下去而奮鬥。這本書的發行工作持續了沒多長時間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記得佐勒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我當時雖然名義上從佐勒先生那裡得到了全部稿費的50%,但實際上我無法瞭解稿費的收入情況。現在我再也想不起來從他那裡得到了多少錢。當然,這一點就是在現在對該事件本身也是毫無意義的。
  後來,佐勒先生又多次試探我與他合著一本新書,基於當時積累的經驗,對他所有這些試探我都予以拒絕了。他最後一次以這種方式問我是在1963年2月,對此我完全像拒絕來自各方的這類請求一樣,明確地予以拒絕了。
  在後來的年月裡,對於記者和歷史學家們就這本書寫給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復。這其中也包括英國記者海因裡希·弗倫克爾的信,他寫到:「我認為,澄清這部畢竟在當代文獻中被引用頗多的著作的真實出版過程,不僅是對你的尊重,而且對當代史研究也是一種義務……,當然,為此我需要你說明真實的過程……等等。」在這期間,我已注意到這本書在整個新聞界被廉價推銷的勢頭,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幾年後,意大利《晚郵報》上發表了題為《克裡斯塔·施羅德號外》的連載。這篇文章曾使我一時不知所措。我猜想,這篇用意大利語寫成的連載文章是根據佐勒的書寫的,不管是不是這樣,我於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這篇文章,並且同時向他提供了就此進行表態的機會,然而他卻未這樣做。
  週末版的每期雜誌的封面上都登著一張照片,這是1939年的一個晚上希特勒到達布拉格赫拉德欣宮時拍攝的。此前我還從未見過這張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機的後邊等待著內政部長弗裡克對我剛剛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補充的意見。照片上,在場的重要人物還有拉麥斯部長和施圖卡特國務秘書。這種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對我說來的確過分了,因此我過問了此事,但終無結果!我請求《晚郵報》澄清此事,《晚郵報》卻讓我去找一家米蘭通訊社,而這家通訊社卻又讓我去找設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訊社。就這樣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師說:「……得幫助一下像你這樣的女人。」於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給了他。但是,他的主動姿態並非像我開始所感到的那樣大公無私,而是像律師本人後來坦率承認的那樣出於一種非常現實的考慮。他希望為將來辦理類似的案件積累經驗。
  他到處寫信,發向所有曾在某個時候引用過所謂我的言論的報紙和雜誌。甚至給當時紐倫堡監獄裡的精神病科醫生凱利大夫也發了信。凱利大夫在這期間已出了一本書題為《希特勒周圍的22個人》,書中登載了由我撰寫、但署著我的假名的關於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他認為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劃了希特勒,這種刻劃將載入史冊。
  但這位律師的努力無濟於事。凱利先生這時已經自殺。律師也像我自己剛剛經歷過的那樣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沒有澄清問題,反倒製造了更多的混亂。他答應巴黎通訊社,他將說服我接受該社記者對我進行1小時的採訪。為此我可得到5萬法郎。我說:「我不稀罕這5萬法郎,我要查明這篇連載的幕後策劃者。」然而這個人始終沒找出來。為澄清這個問題所進行的努力不僅毫無結果,而且我托付給律師辦的關於四幅希特勒草圖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國和美國的大學裡擔任社會學和哲學教授的愛德華·鮑姆加滕提出的論據才
  激勵我再次介入這個事務。他在1974年3月11日寫給我的信中說:「……這個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經歷談》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腳,否則這本書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寫的了……,但儘管如此,我感到他並未觸動核心部分。從核心內容看,這的確是一個女人的經歷談,儘管她受了驚,但還是在恐懼中靜下心來,認真地回憶她畢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麼長時間的那個人。一句話,我非常感謝你,感謝你的為人,是你經過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個人本來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這個人從近處和在各種形勢下認識另外一個人,她始終充分理解他,但卻與他保持著個人之間的距離,保持著獨立的個人判斷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於不斷地有新書出版,並且書中經常引用佐勒書中的內容,鮑姆加滕教授的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語言來敘述我在希特勒周圍度過的歲月,著手對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現的謊言和歪曲進行澄清。在這種情況下,我才決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間做的速記筆記和佐勒書中我的一些章節作為素材,不需要歷史學家和記者的任何幫助來撰寫我的報告。
  我是怎樣當上希特勒的秘書的經過
  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時,我就想認識一下巴伐利亞。我出生在德國的中部地區並在那兒度過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們都說,巴伐利亞情況完全不同。就這樣我於1930年春天來到了慕尼黑並開始尋找工作。慕尼黑的經濟狀況,事先我並不瞭解。所以,當我得知慕尼黑空餘工作崗位寥寥無幾,而且薪水標準也最低時,不禁大吃一驚。失業工人已逼近700萬大關,在慕尼黑當時這種甚為不利的狀況十分引人注目。
  開始我拒絕了別人推薦的幾種工作,指望能得到較好一點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處境就變得令人擔憂,我那點微不足道的積蓄日見減少。在來巴伐利亞以前,我本來在納戈爾德一位律師那裡工作,我正是利用那裡的工作作為跳板才來到了巴伐利亞,由於我是自願棄職的,所以無權要求失業補助金。
  有一天,用代號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報》上的一則並不惹人注目的小廣告引起了我的興趣,當我對此做出反應時,萬萬沒有料到,我以此開始了決定我今後一生的最大冒險,它的影響我至今還沒有完全擺脫掉。
  經人介紹,一個叫作「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的陌生組織把我請到了席林大街。這條大街當時十分荒涼,大街的兩側商店寥寥無幾,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全國指導處便設在這條大街50號一棟背陰的大樓裡,衝鋒隊的最高領導機關的辦公地點就在第四層的閣樓裡。希特勒後來的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從前就是在這些房間裡製作出了他那些怪誕的照片。在帶有大斜面的窗戶、曾作過攝影室的房間裡,坐著衝鋒隊最高領袖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和他的參謀長奧托·瓦格納博士。
  後來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紹去的87個求職者中的最後一個。我既不是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黨員,又對政治不感興趣,阿道夫·希特勒對我來講是陌生的。然而最後我卻被選中了,也許是因為我雖然才22歲,但已經有過幾年干速記打字員的經歷,並且有優良的成績證書。另外,我還給他們看了我在幾次速記打字比賽中曾獲得的一等獎的證書。
  閣樓裡充滿了濃厚的軍事氣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軍官模樣的男人們川流不息。在他們中間巴伐利亞人為數不多,與在樓下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其它部門工作的人員相比正好相反,他們大多是身強力壯的巴伐利亞人。我感到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工作的人們像一支精銳部隊。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當過波羅的海戰士。
  他們當中穿著最時髦、儀表最瀟灑的要數衝鋒隊的最高領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曾在波羅的海、立陶宛、上西裡西亞和魯爾地區當過自由團戰士。1924年先後擔任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威斯特法倫和魯爾區的領袖。前上尉弗裡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費弗爾那位曾截過腿並且頭髮也已過早變白了的哥哥,當時擔任人事局長。
  1926年希特勒委託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把各區衝鋒隊的人統一起來。起初,每個納粹黨區領袖都有「自己的衝鋒隊」,而且都各有打算。許多人覺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這對統一這個運動無疑是不利的。因為希特勒的所有決定都是根據「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於,通過對衝鋒隊實行統一來削弱納粹黨區領袖們的力量。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確已認識到,衝鋒隊就是用來貫徹黨的政治路線的一把寶劍。
  希特勒為了避免圍繞衝鋒隊問題與納粹黨區領袖們進行鬥爭,才把這一棘手的任務交給了普費弗爾上尉。這種脫身之計是希特勒後來慣用的明智抉擇。納粹黨區領袖們對其權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於是便對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開始了人身攻擊,經常挑唆希特勒懷疑他。對此,希特勒只是內心一笑了之。因為這些麻煩希特勒已估計到並且有意避開。
  1930年8月,從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從於挑唆者的壓力,犧牲了普費弗爾,但一切跡象表明,他並非不願這樣做。借此機會,希特勒親自接管了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的權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擺脫了使他感到麻煩的普費弗爾,1930年8月普費弗爾宣佈辭職。
  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是一個愛挑刺的人物。為證實這一點,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人民觀察家報》,上面刊登著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費弗爾試圖用鉛筆將希特勒不修邊幅的衣著修整成緊身合體的形狀。在穿著考究的普費弗爾看來,希特勒著裝時的體態和舉止像許多其他人一樣,顯然是不討人喜歡的。
  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的參謀長是前上尉奧托·瓦格納博士。他是前參謀部工作人員和自由團戰士,像普費弗爾一樣,他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對重建德國懷有雄心。他放棄了在經濟界的廠長職位,在他的戰友普費弗爾的鼓動下響應希特勒的召喚一起跟著幹了起來。
  瓦格納博士在經濟領域的許多方面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曾在維爾茨堡大學教過大課。他知識淵博,與政治家、經濟巨頭和貴族都保持著廣泛的聯繫,這在我為他起草範圍十分廣泛的書信中都能反映出來。瓦格納博士在他擔任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的參謀長期間,還發表了《經濟政策公開信》,其篇幅之長、內容之廣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納根據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從玻利維亞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羅姆之前,臨時擔任了衝鋒隊的領導工作,這樣在1930年歲末之際我為瓦格納所從事的工作便中斷了幾周。
  恩斯特·羅姆出生在一個慕尼黑鐵路總監的家庭裡,1908年當上軍官,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在弗萊瓦爾附近進行的第一場大戰役。他負過三次傷,彈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樑。1919年他作為德國國防軍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時認識了希特勒。作為與德國國防軍進行聯絡的人,羅姆是一名納粹運動的重要成員和希特勒的摯友。由於參與了1923隼的暴動他被開除出德國國防軍。1924年他又恢復了在德國人民自由黨的工作(國會議員),並組織起稱之為「先鋒隊」的納粹國防協會,自任該組織的領導,但是希特勒由蘭茨貝格監獄獲釋返回之後,他不得不把領導權交了出來。1928年底他作為總參謀部的中尉銜的軍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維亞)。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來,並且將衝鋒隊的領導權交給了他。
  此後我在希特勒青年團全國指導處幹了幾周。這個單位當時設在一所私人住宅裡,我習慣了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那種快節奏的工作,在這裡我簡直感到像罰勞役一樣。當奧托·瓦格納博士於1931年1月1日擔任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經濟政策局局長之後,他又要我當他的秘書。經濟政策局下設負責貿易、手工業和農業的幾個司,它們的辦公室都設在布裡納爾大街54號巴格宮裡,經過改建之後,這個建築稱作「褐色大廈」,對面是羅馬教皇使節的住所。
  當時,瓦格納博士總是在會談舉行過後向我口授有關內容的長篇報告。但從不提及談話夥伴的名字。他也經常外出旅行,回來後將情況口授整理成文字,擱置在辦公桌裡就再也不去問津。我經常對那些我當時認為不必要的抄抄寫寫感到惱火。另外我時常感到這樣做像是在故弄玄虛。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圖爾納出版的《親信瓦格納博士1929—1932年的筆記》一書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瓦格納旅行和會談時的神秘夥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談話夥伴是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我認為,瓦格納博士、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都覺得希特勒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天才,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都已意識到一種危險,即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誘惑力的口才幾乎使所有人都著了迷。因此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決定,利用與希特勒經常性長時間會談的機會,通過反問和提出異議的形式來檢查希特勒的可靠性,這樣做在希特勒看來當然是不愉快的。由於希特勒的直覺是不受邏輯思維支配的,它基於一種臆測,缺少邏輯基礎,所以,希特勒覺得他們好找碴兒,愛教訓人,且不聽勸告,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把他們拋棄了。
  從後來出現的情況看,瓦格納、施特拉塞和普費弗爾以前對他們的命運所做的估計是合乎邏輯的。衝鋒隊最高領袖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已於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職務,靠邊站了。至於格雷戈爾·施特拉塞,據說由於背著希特勒討論施萊歇爾提議他擔任副總理的問題,1932年底導致了他與希特勒反目。1934年羅姆暴動時「無意地」喪生。奧托·瓦格納博士1932年遷往柏林居住並於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職務。據說他的親信還想看到他擔任經濟部長吶。自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聽到什麼有關瓦格納博士的音訊。過去他從不表現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後明顯地不再受歡迎,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為瓦格納博士、普費弗爾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過強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樣,希特勒上台後,就從未再提起過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
  曾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工作過,並且後來得以飛黃騰達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馬丁·鮑曼。作家們和歷史學家們至今對他還很感興趣。他被說成是品質最惡劣的傢伙,人們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壞事都「只歸罪於他一個人」。不僅記者和歷史學家這樣看,而且就連那些倖存的納粹黨的領袖們、納粹黨的區領袖們、部長們和本來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邊工作和生活過的人們也都這樣看。
  馬丁·鮑曼只不過是希特勒的一個最恭順、最忠誠的奴才,他經常毫無顧忌地甚至有時野蠻地執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從這個意義上講,馬丁·鮑曼與弗朗茨·普費弗爾·馮·扎洛蒙的命運如出一轍。納粹黨區領袖們、部長們和黨內要員們以及其它方面對他無休止的攻擊成了家常便飯。
  1930年春天,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工作的馬丁·鮑曼尚未擔負他後來所承擔的棘手重任。鮑曼那時並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達·布赫為妻,她是黨的法官、前上校瓦爾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爾特·布赫當時是帝國烏施拉的主席,在納粹黨內享有很高的聲望並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賴。布赫當過現役軍官,後來在一所低級軍官學校裡任過教。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先後擔任過團部副官、優秀機槍射擊手小分隊的指揮官。1918年接任德伯裡茨後備役軍官大隊隊長職務。戰爭結束以後,他作為上校轉而從政,加入了納粹黨。1925年當上了被簡稱為「烏施拉」的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調查和協調委員會主席。這一職位要求他能多體諒人的不足,舉止要十分得體,斷事要有力,並且要有權威。他是適宜擔任這一職務的人,因為他父親當時是巴登州高級法院判決委員會主席。他長長的臉龐,挺拔的身材,始終顯得十分瀟灑。希特勒也參加了布赫的女兒與馬丁·鮑曼的婚禮,這對提高鮑曼的聲望當然很有利。
  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馬丁·鮑曼負責由瓦格納博士成立的衝鋒隊保險公司,該公司後來更名為「救濟儲蓄所」。所有衝鋒隊的人都在這個公司裡保了險。集會時經常發生室內和街上的戰鬥,其結果往往是身體受到傷害。實踐證明這個保險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圍繞這個公司所做的一切本來都是些簡單工作,不能充分發揮馬丁·鮑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參謀部開始工作之後,才成功地顯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運亨通,從一個魯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晉陞為納粹黨全國領袖,然後又上升為希特勒的秘書。他異常勤奮,並且要求和希望參謀部的人也像他那樣工作,這使得他在那裡也並不很受歡迎。「快!快」成了他的口頭禪。希特勒對馬丁·鮑曼始終讚不絕口,有一次他說:「別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鮑曼兩個小時便可完成,他從不丟三拉四!」他還說:「鮑曼草擬的協議文本是那樣準確無誤,以至於我只需說聲『行』與『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鐘就能處理與別人在一起需要幾小時才能處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訴他:『辦公以後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麼可以肯定,他準能做到。他與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個馬大哈,我交辦的任何事情他都記不住。」鮑曼不僅把呈給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條不紊,而且還能夠領會希特勒的意圖,這樣,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長的說明。瞭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對希特勒來講是很關鍵的!
  我認為,社會上流行的許多有關馬丁·鮑曼的謠言都是毫無根據的。他既沒有個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邊的幕後操縱者。我認為,他堅決嚴厲地反對任何形式的賄賂,是納粹黨人中少有的廉潔者之一。由於馬丁·約曼態度始終如一,在那些受賄的黨內同志和許多其他人看來,他越來越成了討人嫌的警告者。
  魯道夫·赫斯出生在亞歷山大市一個批發商的家庭裡。父親祖籍在弗蘭克地區,母親系瑞士人。年滿14歲之前,赫斯一直在亞歷山大上學,此後轉到萊茵河畔的戈德斯貝格一所師範學校讀書。在那裡他通過了考試,接著又讀完了商業課程,之後先在瑞士的法語區、而後轉到漢堡從事商業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赫斯自願應徵入伍,最後在西線第35戰鬥機中隊當少尉。革命後,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圖勒協會並且參加了把慕尼黑從蘇維埃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鬥爭,為此他腿部曾挨過一槍。然後他當了商人,並進入大學攻讀國民經濟和歷史。192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來到了納粹黨的政治沙龍,並由於一時衝動作為衝鋒隊的人加入了納粹黨。1923年11月赫斯當上了衝鋒隊大學生小分隊的領導,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動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參加了在貝格勃勞凱酒館大廳裡逮捕部長們的行動。暴動失敗後,他在巴伐利亞的山中度過了半年的驚險生活。在巴伐利亞人民法院被撤銷的前兩天,赫斯來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於是他很快就被判刑並被關進了蘭茨貝格監獄。在那裡他與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獄後,他先在慕尼黑大學德國科學院當了地緣政治學教授豪斯霍弗爾的助手。後自1925年起當了希特勒的秘書。
  馬丁·鮑曼對魯道夫·赫斯1941年飛往英國,無疑並不悲傷。我記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搬回到樓上去之後,他將其它幾位住在貝格霍夫內志同道合的客人請到了他的鄉下別墅愉快地聚會去了。這天晚上,他顯得十分輕鬆自在。
  設在慕尼黑的納粹黨經濟政策局雖然繼續保留著,但是在瓦格納博士走後局長頻繁更換。後來當了帝國經濟部長的瓦爾特·馮克曾在短時間內擔任過該職,在我即將調離慕尼黑時,部長是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與麵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對我講過的一句話始終銘記在記憶中:「要想保護自己,就控告別人!」他說這句話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國『烏施拉』提出有助於澄清流傳甚廣的誹謗案的訴訟,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猶如地獄一般。這件事的全部過程是由耳誤引起的。
  褐色大廈的電話員把一個希望與我通電話的熟人的名字聽錯了。這個人叫菲爾塔勒,是個典型的巴伐利亞名字,而電話員卻誤聽成了菲爾特海默爾。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長於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轎車越過白雲巖地區到威尼斯進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組織者是羅森海姆市的克羅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羅伊斯自己駕駛汽車,看來他們對我來參加此行是感興趣的。我們每到一站,克羅伊斯夫婦總請我同他們一起坐,而卻沒有顧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輛奔馳汽車的先生曾兩次向經常往返於這條路線的克羅伊斯先生問路,打聽住宿等情況。像上帝安排的一樣,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們下榻同一飯店,而且還和我們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於當天下午邀我去遊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卻萬萬沒有料到,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廈電話員的耳誤給我帶來了嚴重後果。
  回到慕尼黑以後,我的一位朋友的問話使我大吃一驚。她是全國司庫薩韋爾·施瓦茨的外甥女,她問我:「克裡斯塔。你真的與一個猶太人有關係嗎?」我問她這是誰說的,她回答:「黨衛隊隊長!」我請求她讓黨衛隊隊長來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幾天後,黨衛隊隊長(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說:「你是不是要否認你與一個叫菲爾特海默爾的猶太人有關係?你是否與他一起到過意大利?」
  我對事實真相的聲明與解釋無濟於事。我遞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爾塔勒提供的書面材料,證明他是純雅利安人的後裔,但還是不行。克羅伊斯先生也證明他組織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單獨活動,這仍無助於消除指控。」
  我向當時在經濟政策局的首長貝恩哈德·克勒遞交了一份書面說明,然而他卻說:「要想保護自己,就得控告別人!」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烏施拉對我提起訴訟。儘管我的首長對我表現出信任,但是納粹黨老黨員們的猜疑仍在繼續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時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來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兒子對我說:「施羅德小姐,你要當心!」別的他什麼也沒說。顯然黨衛隊已佈置公寓主人認真觀察我熟人的行動。看來,人們把接我去聽報告的那位黑眼睛黑頭髮的律師當成猶太人了。也許他確實是個猶太人,但我並不知道,也沒問過他。
  為了消除嫌疑,我決心今後迴避所有的邀請,而報名參加了貝爾利茨學校和業餘高校舉辦的所有可能的學習班。
  如果說固執己見的巴伐利亞人30年代初無論如何都已對普魯士人(所有講標準德語的人)充滿了盡人皆知的仇恨,那麼他們還採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態度迴避我。然而正是這種對普魯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個在正常情況下肯定不會選擇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後,當負責人事工作的全國司庫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廈裡的女速記打字員們報名到柏林聯絡部去工作時,慕尼黑人都無動於衷。她們都不想去柏林。這樣一來我就更甘心情願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帝國司庫。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調到柏林「納粹黨聯絡部」工作。就這樣我於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納粹黨聯絡部設在地處威廉大街64號的皇宮裡,斜對面就是帝國總理府。聯絡部是由魯道夫·赫斯領導的,它的任務是在黨的各部問之間和各部部長之間建立聯繫。我剛到那兒時,羅姆在玻利維亞時的副官,衣著考究並生性快樂的賴訥領事告訴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聯絡部,但有時也得抽到德國總理府去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衝鋒隊分隊長威廉·布呂克納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國總理府只有一間辦公室,另一間由他的副官們使用。也就是說當時那裡沒有秘書們的落腳之地。
  不知是因為柏林的地利,還是因為與坦誠的柏林同事關係良好的人和,我總算感到擺脫了在慕尼黑時人們對我懷有的不信任感,儘管我不可能把誹謗事件的影響徹底消除掉。人們怎麼甘願相信誣告者,怎麼那樣容易無辜地受到精神折磨,這種困惑一直壓抑著我。在經歷了這些令人沮喪的事情之後我也開始用某種批評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開始有了不信任感。
  聯絡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單調無味的。幾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轄範圍」轉給衝鋒隊相應部門。但是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所做的工作卻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過兩天他就用電話把我叫到德國總理府一次,在那裡他向我口授這兩天所積壓的東西。口授完後我在聯絡部將信打出來,裝進郵包再呈送給布呂克納簽字。
  威廉·布呂克納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親是西裡西亞人,母親出身圖林根的貴族家庭。他是一個「瘦長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後來又學過國民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晉陞為中尉。他在帝國國防軍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後加入了埃普自由團,並參與了挫敗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此後布呂克納再次進入大學學習,畢業後在一家電影製片廠擔任工程師,從事錄音技術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納粹黨,1923年便擔任了慕尼黑衝鋒隊的領導。為此他被拘留過四個半月,1924年由於參加先鋒隊又被拘留過兩個月。之後他來到慕尼黑德國僑民協會,當上了該協會的第三任秘書長。1930年底,布呂克納當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實際上他的工作遠遠超出了一個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經常陪伴者的範圍。
  布呂克納高高的個子,金髮藍眼,在希特勒身邊他不僅儀表堂堂,而且性格討人喜歡。他待人總是和藹大方,即使他罵你,你也不會生他的氣。他的一位學生曾在一封信中寫道:「只要他——布呂克納——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們就不需要擔心希特勒的安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義務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務。接待所有想親自向希特勒提出請求、申訴和建議的人是布呂克納的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他們來到德國總理府,希望能夠當面見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呂克納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立即、果斷地給予幫助。布呂克納將提出的請求和申訴統統記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並且常常將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衝鋒隊制服的袖口翻邊裡。
  布呂克納在希特勒身邊的那些年月裡越來越失寵。1933年夏天他在賴特附近一個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場車禍,這次車禍使他多處骨折,並且還失去了一隻眼睛。此後,他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上班。在汽車裡坐在他旁邊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傷。索菲·施托克經常到上薩爾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體育用品商的女兒,很有些藝術才華。例如她為愛娃·布勞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畫,為改建後的貝格霍夫餐室裡的餐具台鋪砌了帶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圖案的瓷磚,另外她還在起居室佈置起一座舒適的瓷磚壁爐。
  希特勒討厭布呂克納,尤其在出車禍之後,嫌他沒有與索菲·施托克結婚,並憐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布呂克納儀表堂堂,始終是個樂天派,他喜歡性格活潑、無憂無慮的人,見了漂亮女人就看個沒完。索菲·施托克很愛吃醋,而且對此並不隱諱,這顯然使布呂克納感到不自在。他後來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姑娘,而這位姑娘又偏偏是與克萬特離了婚而後來與戈塔爾結了婚的女士瑪格達的女兒,這使希特勒對布呂克納就更加惱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呂克納把他的吉澤拉帶到了貝格霍夫,並把她引見給希特勒,而希特勒則只是簡單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廳裡進餐去了。飯後,希特勒在餐廳門口停了下來對布呂克納說:「你肯定是要把吉澤拉小姐送回到貝希特斯加登去羅。」這實際上就等於把她攆了出去。
  布呂克納在十幾年的歲月裡,沒日沒夜跟著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艱難的時刻,他都是如此忠實地為他服務。正因為這樣,所以當希特勒於1940年10月(由於卡內恩貝格陰謀引起)不聲不響地將他解雇了的時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後,他在被佔領的法國擔任了一個城市指揮官的職務。
  戰後,布呂克納長期被關押,獲釋後在特勞恩施泰國市兩間小屋裡生活了幾年,這兩間小屋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上士讓給他的。可能布呂克納對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過於輕率了,不過「他是一位君子」,由於他性格和藹,希特勒身邊始終有一種良好的氣氛。布呂克納1940年被解雇後,紹布當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呂克納的作用的。
  人們那時在德國總理府向布呂克納提出的請求,對當事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趕快處理。這樣一來,我老是匆匆忙忙,熱心穿梭於納粹黨聯絡部和德國總理府之間。有一天,當我再次把信件拿給布呂克納簽字的時候,希特勒正好進到房間裡來。他停了下來,用詢問的眼光望著我說:「我們認識吧?」我回答說:「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為您寫過一次信。」
  此事發生在1930年的一個星期日。希特勒從山裡返回後,要緊急口授什麼,可是他的打字員弗賴小姐當時不在他身邊。
  於是就委託當時在魯道夫·赫斯秘書處工作的赫爾斯肯先生設法找一名有經驗的打字員來。赫爾斯肯想起了我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工作時那種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對我說;「希特勒先生從山裡回來了,他要馬上口授什麼,但他的秘書現在不在。我想帶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廈前廳,魯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領到希特勒的房間裡,這時我是第一次直接與他面對面站著。他友好地向我走來並說:「你要為我寫信,那很好。因為要打一個草稿,所以如果出現打錯的地方,也沒關係。」
  由於我當時還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對這項工作駕輕就熟,所以我毫無緊張的感覺,輕而易舉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對此希特勒非常滿意,離開他的時候,他還送給了我一盒糖果。後來,每當我在褐色大廈裡碰到他的時候,總是他先向我表示親切問候,他對人與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記憶力。當他現在在柏林再次見到我時,我感到他好像認為我不僅僅是布呂克納的秘書,而且需要時我也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再次為他打完字後,請求他送給我一張簽字照片。當他問我叫什麼時,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寵若驚,便脫口而出:「施羅德!」「曖,這我知道,」他回答說,「我問的是你的名字。」當我難為情地回答我有一個不好聽的名字,即埃米莉(克裡斯塔是第二個名字)時,他卻說:「不能說這個名字難聽,這是一個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個戀人也叫這個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裡特·馮·希拉赫講起過這件事,但萬萬沒有想到,她不經我同意就把它編進了軼事集裡。這個本來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談及此事並非為了糾正事實,而是說明從希特勒與我的對話中明確看出,他作為一個年輕人,也有過正常人的愛情生活。
  根據規定,德國總理府有兩名女官員當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書。當時,這兩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羅本尼烏斯。也許是因為這兩位秘書過去曾為他的幾位前任工作過,並被任用過,所以希特勒不喜歡她們。不管是什麼原因,希特勒從未要她們服務過。
  1930年希特勒讓赫斯辦公室的赫爾塔·弗賴小姐(後來與奧爾登堡結婚)到褐色大廈擔任他的秘書。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換成了在納粹黨下巴伐利亞區黨的領導機關工作過的約翰娜·沃爾夫,1923年,她曾為迪特裡希·埃卡特當過一年秘書。希特勒的兩位私人女秘書,一位是沃爾夫小姐,一位是維特曼小姐。在德國總理府裡是沒有工作崗位的。所以她們只能在慕尼黑魯道夫·赫斯的辦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辦公廳交替工作,每隔四個星期輪換一次。希特勒的私人辦公廳是由阿爾貝特·鮑曼領導的,地點在德國總理府外面。
  阿爾貝特·約曼是由他的兄弟馬丁於1931年招進衝鋒隊救濟儲蓄所的。在那裡沒呆多長時間便被魯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辦公室來。1933年阿爾貝特·鮑曼擔負起希特勒私人辦公廳的領導工作。1933年,阿爾貝特·鮑曼與一個他兄弟並不喜歡的女人(非北歐人)結婚,兄弟倆便因此吵翻了臉。即便兄弟倆緊挨著,也誰都不理誰。如果希特勒通過一個鮑曼把一項任務佈置給另一個鮑曼時,那麼這個鮑曼就通過通訊員把這個任務傳達給坐在同一個房間裡的兄弟。如果倆人中有一個人在講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場的人都開懷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卻板著極嚴肅的面孔。幾年後,阿爾貝特·鮑曼與那個女人離了婚,又娶了他第一個夫人的表妹為妻。他想把此事告訴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卻不見他並讓人轉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結婚!」
  與約翰娜·沃爾夫不同,我經常呆在柏林,並可以招之即來——我只需斜穿過威廉大街——所以,較之約翰娜·沃爾夫我被招到德國總理府希特勒處去的機會更經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為德國總理搬進拉德齊維爾宮寓所之前,必須對這所舊建築物進行徹底修繕,對於那個歷史性的會議大廳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麥在那裡舉行了舉世聞名的柏林會議。也是在這個大廳裡,希特勒受到了興登堡接見並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老先生」——每當希特勒談到興登堡時,總這樣稱呼他——當時曾說:「希特勒先生,你盡可能沿著牆邊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這樣,希特勒在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之後不久就下令修繕這座古老的宮殿。直到竣工為止,當時的國務秘書拉麥斯博士一直讓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兩條大街交叉處舊德國總理府大樓下邊的官邸裡。這樣,我在聯絡部和帝國總理府之間來來回回跑了很長時間。
  拉德齊維爾宮修復之後,元首和德國總理的私人副官團搬進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給希特勒使用的房間。副官團辦公的地方是一個大房間,緊挨著「俾斯麥室」,這裡是我作為布呂克納的秘書辦公的地方。大多數時間都是我一個人坐在這個面向古老公園的大房間裡。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時才得以擴大。尤利烏斯·紹布的辦公桌也擺在副官團辦公室裡。他是希特勒的總管,自1925年以來一直與他形影不離。他是個典型的巴伐利亞人,算得上是唯一對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務瞭如指掌的人。
  紹布給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腫眼泡,而且由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凍掉了幾個腳趾,所以有時走起路來還有點一瘸一拐的。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氣急躁」的原因。他始終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頂著不辦,所以希特勒身邊的人都不怎麼喜歡他。
  紹布在一所藥劑師學校讀過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慕尼黑總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納粹黨,在他一瘸一拐地參加納粹黨集會活動時,希特勒發現了他。他參與了1923年的暴動並因此被判監禁。他與希特勒一起進了萊希河附近的蘭茨貝格監獄。1925年從監獄裡被赦免釋放後成了希特勒的長期摯友。他對希特勒那樣忠誠,以至於為了取悅於希特勒把煙都戒掉了,但並沒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歡喝酒,不過他最終還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訴希特勒,紹布又在招待會上狂飲了,那麼希特勒就張開雙臂,無可奈何地唉聲歎氣地說:「是啊,我知道,這很可悲。可你們跟著湊什麼熱鬧?我沒有別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後雇了一名合格的傭人,為他處理瑣碎的事務,但是希特勒所有機密的事情仍留待紹布繼續辦理。例如,他負責把所有機密文件鎖在保險櫃裡並且還開列生日和禮品清單等等。因為希特勒身上從不帶鉛筆一類的東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總呼喚:「紹布,你寫!」也就是說,在馬丁·鮑曼來到希特勒身邊之前,紹布就是希特勒的筆記本。
  紹布還得負責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關錢的事項(支付帳單等等)。他總要為希特勒備好足夠的零用錢,因為希特勒自己是從不帶錢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廈來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講述了她的困境。我記得此事發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個奧地利人,因積極從事納粹運動不得不離開當地,否則地就會遭到逮捕。她請求希特勒幫助她的未婚夫找個工作,因為她本人收入微薄,並且他們還準備結婚。希特勒讓人調查這件事,當經過調查情況屬實時,便給這個人安排了工作。紹布為這對沒有錢的未婚夫婦在他們不知道的情況下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並且讓人把它全部佈置一新(傢俱、床上用品、窗簾和地毯等樣樣俱全)。然後在房間裡還擺放了裝飾好的聖誕樹,點燃了蠟燭,紹布還用汽車把這兩個年輕人接進了新居。這兩個人幸福萬分,是不言而喻的。
  紹布負責的工作還包括,在演出劇目有變化時,他還得跑演出廳和劇院瞭解情況,以便向希特勒報告,更換的劇目是否值得一看。紹布總是充滿自豪地講,他母親曾是一名舞蹈演員。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喪生。所以紹布偏愛舞蹈演員和馬戲演員。他給演員們和舞蹈家們打電話請她們晚上到元首官邸來聊天,通過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親親熱熱。他對花邊新聞興趣很濃,他總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歡欣。
  1940年希特勒辭掉威廉·布呂克納之後,紹布獲得了相當於黨衛隊小隊長級別的「私人副官」頭銜,從1943年起相當於黨衛隊中隊長的級別。但是,這種地位也經常使他處於一種自身難以駕御的境地。可這並不影響希特勒對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還委派他銷毀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貝格霍夫紀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紹布執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過商業教育、年長一點的黨衛隊領袖是從元首住所護衛隊中選到私人副官團去的,我曾經委託他為我保管過一張大電話桌。這位黨衛隊領袖有做機關工作的經驗,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呂克納和紹布不可缺少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便成為副官團裡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員。重用這個人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無論是布呂克納還是紹布對正常的機關工作都不甚熟悉,況且這兩個人還擔負著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這方面的工作他們就放手讓他和我去幹,這樣,當時私人副官團裡的公務運轉很靈,基本上不拖泥帶水。直到維德曼被任命為希特勒的副官以後,這種狀況才發生了變化。
  維德曼曾當過巴伐利亞第十六後備步兵團,即利斯特團的團副,希特勒那時在該團當傳令兵,維德曼是他的頂頭上司。1919年他被開除出國防軍後,在慕尼黑學習國民經濟學。20年代他在一次集會上又見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團時的下屬希特勒。希特勒建議他擔負起衝鋒隊的領導工作,維德曼拒絕了。1933年12月當他偶爾與希特勒再次見面時,希特勒詢問他境況如何,他如實回答說:「不好」,希特勒問他是否願到他那兒當他的副官,他這次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他參與建設一個牛奶加工廠而陷入了財政困境。
  維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廈副元首的參謀部裡工作了1個月,作為熟悉工作階段,而後於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國總理府正式擔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職務。在這裡他的任務與布呂克納是相同的。由於布呂克納不適於干機關工作,加之有點遲鈍,所以副官團的整個信件往來和文件運轉是很糟糕的。維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著手整頓了私人副官團內部的機關工作秩序,擴大了人員編制。
  維德曼頻繁出差,他去過幾次美國並且常去英國。在那些地方的所見所聞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使他對希特勒越來越持批評態度。他的性格與布呂克納的溫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總稱布呂克納為「極端的樂觀主義者」,而後來則稱維德曼為「極端的悲觀主義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對他說,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邊。因此他任命維德到舊金山當了總領事。在希特勒對美國宣戰以後,維德曼回到德國,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國)去當總領事。1945年美國人把他從中國召回到紐倫堡作證。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後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經過專業訓練的傭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爾·克勞澤的人。幾年後,這個人於1939年被漢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這兩個人同時還兼任通訊員。
  希特勒的傭人和通訊員都是來自阿道夫·希特勒的黨衛軍貼身衛隊,而隊員們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貼身衛隊隊長澤普·迪特裡希為服務於希特勒而挑選的。他們必須具備的條件有;漂亮的外貌,高個子,黃頭髮,藍眼睛以及敏捷聰明。澤普·迪特裡希首先把這些黨衛隊員介紹給希特勒,希特勒再親自從中挑選出他最喜歡的人。被選中的人要到慕尼黑一帕興勤雜人員學校接受幾個月的培訓,以便成為理想的傭人。
  傭人的任務是照料希特勒的個人事務。早上敲門,按時叫醒希特勒,負責在門口接收報紙和新聞報道。當希特勒閱讀時,傭人要為他準備好洗澡水並擺好當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從不讓傭人幫助。
  傭人的任務還包括,通知希特勒前來進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齊。例如在貝格霍夫人們常聽到:「我的元首,飯菜已備齊,您領某某女士……」之類的話。戰爭期間,大本營的傭人用電話通知有關人員在形勢討論會結束後到希特勒處喝晚茶。此外傭人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職責,即從到希特勒處喝茶的人那裡瞭解希特勒的情緒。
  從我在副官團裡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國總理府公園裡的古樹,俾斯麥曾在這些樹下散步。房間的另一側是兩扇高高的大門,正對著希特勒的房間,再往裡走使是著名的會議大廳。
  每天早上約10點鐘,希特勒從拉德維齊宮內的住所裡出來,必經我背後這扇高門,並穿過我們的房間到德國總理府他的辦公室去。在那裡,人們根據國務秘書拉麥斯博士前一天擬定的工作計劃召開最高級會議。
  途中也就是在去開會的路上,希特勒總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卻慢條斯理。他常常愣在大會議桌前,望著那裡為他準備好的東西,如剛剛送來的榮譽市民證書、追隨者和崇拜者贈送的禮品,如畫冊、圖書、手工藝品、文物等等。有時他做個簡單交待,忙時只簽個字。
  在這段時間裡,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週末外,我每天都能見到他。每次見到時他總要與我寒暄幾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嗎」之類的客套話。
  因為他既不需要辦公室又不需要寫字檯,所以他把確定在每天下午召開的會議安排在他住所內的冬園裡舉行。開會時他習慣於同那些談話夥伴們在園裡徘徊。天氣好時,玻璃門全部打開,寬敞明亮的大廳便成了通向德國總理府花園的通道。
  私人副官團只是一個聯絡和協調的部門。對於坐在私人副官團的我來講,很難知道希特勒正在與誰談話,更不可能瞭解到有關的情況。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裡,有些由紹布鎖在保險櫃裡。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時我們秘書們才能進他的辦公室。
  所有政治,即內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親自向黨衛軍全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部長們和他們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長口頭髮布。希特勒召集的會議沒有時間限制,常常持續到深夜。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貫徹執行,有的則要記錄下來,過後呈給希特勒簽字。
  對於會上決定所採取的措施和會議持續的過程我歷來一無所知,至少比黨衛軍全國領袖和部長們的秘書知道的要少。在嚴格執行「希特勒的原則命令。方面副官團算得上是楷模了。對於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特別事情,人們也只能隱約揣測。這種情況經常引起一種沉悶的氣氛,至少我的感覺是這樣。
  尤利烏斯·紹布是在副官團裡最愛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會議剛剛議定的內容,而且他享有這種地位,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爾就某事得到了一點風聲,並且由於不小心對紹布有所走漏,那麼他就用從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鏡後面透出的一種雖然不是惡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視著這個人。如果他再用「為什麼,怎麼回事」來刨根問底,那麼這個人的處境就更尷尬。此時此刻我總感到很不舒服,並且試圖用「我只不過是猜猜而已」的托辭盡快從中擺脫出來。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後才知道具體情況,甚至連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臨行前才宣佈。當我還住在威爾默斯多夫時,每次突然宣佈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裝。人為的神秘化常常導致一種紛亂,使我的神經非常緊張。
  1934年羅姆暴動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許多神秘勾當。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為給納粹黨區領袖特波文作證婚人。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個電話通知,要我在夜間乘Ju52型飛機由滕珀爾霍夫機場出發去戈德斯貝格。飛機大約是凌晨三點鐘起飛,機上還有戈培爾部長和他參謀部的幾位先生。這是我首次進行高空旅行,朵朵白雲猶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腳下飄蕩。這次旅行簡直使我著了迷。
  當我還在默默地回味著這種經歷的時候,不覺已到了德萊森旅館。到這裡來的目的是盡快將思路拉回到無情的現實中來。首席副官布呂克納佈置我立即用電話通知衝鋒隊的幾位隊長於第二天到維西避暑小城的漢斯爾包爾旅館去。對召集他們去的原因沒做說明。詳細情況難以知曉,但感到氣氛異常。希特勒當時沒照面,他正在旅途中與人談話。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們飛往慕尼黑。在已起飛的第一架飛機上坐著希特勒和他的親信如布呂克納、紹布、迪特裡希博士、戈培爾部長和以拉滕胡貝爾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飛機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餘是以蓋捨為首的元首護衛隊成員。像往常一樣,這架飛機總是比元首的飛機稍晚一些起飛。
  當我們抵達慕尼黑時,便發生了事先沒有預料到的事情。元首護衛隊隊長康尼·蓋捨沒得到下機後去向的指示。副官們乾脆忘記通知他了。蓋捨反覆猜測著。我向他提起了計劃在今天召開的會議,指望著對他會有所啟發。但是,在奔赴會議地點之前,他還是想——實際上是徒勞的——從坐落在攝政王廣場旁邊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經過較長時間的旅行,我們來到了維西避暑小城漢斯爾包爾旅館的大廳,感到這裡的氣氛同剛剛在戈德斯貝格的氣氛一樣令人壓抑。預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衝鋒隊參謀長羅姆坐在折疊椅上,旁邊立著他那漂亮的警犬。當我同他熱情握手並喊著「希特勒萬歲!」向他表示問候時,便衣刑警們用驚奇的目光望著我。羅姆對此將做何感想,便衣刑警們又將做何感想?我的確不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知道希特勒在半個小時以前親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羅姆從被窩裡拉出來逮捕了。
  我們乘坐第二架飛機的人對於發生在漢斯爾包爾旅館裡的這一重要事件,僅僅目睹了會客大廳裡的那一幕。
  在刑警隊長拉滕胡貝爾向護衛隊長蓋捨簡明扼要地通報了剛剛發生的事情以後,我們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頭,再次上車。羅姆和其他被捕的衝鋒隊隊長們也被安排在立即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車隊裡。途中,乘坐在第一輛汽車裡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車輛中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維西來的衝鋒隊隊長們都停下,讓他們統統下車並且親手撕掉了他們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後面的一輛車裡,清楚地目睹了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在他們自己的車裡被希特勒的車隊看管起來。
  這種因幾度中途停車而形成的分段行駛,一直持續到布裡納爾大廳45號——褐色大廈的院內才算結束。那裡德國國防軍的一個連早已列隊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顯得很激動,他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其中有一句話的大體內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中。「有你們在,我很高興——或我很自豪!」
  在這段時間裡,不斷傳出令人震驚的消息,甚至還有在施塔德爾海姆槍斃人的消息等等。然而,這幾天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單獨與希特勒見面。此事發生在拉德齊維爾宮內的元首護衛隊餐廳裡。抵達柏林後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國總理府餐廳去用快餐。當我一個人正坐在一張桌子的旁邊吃飯時,餐廳門開了,希特勒走了進來。他簡單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橢圓形的餐桌旁挨著我坐了下來。他像擺脫了沉重的壓力一樣,深深地歎了口氣說:「好啦,我現在已脫胎換骨,並且感覺到像個新生兒一樣啊!」
  對於希特勒在餐廳裡的出現,我感到意外。我從未在這裡碰見過他。廚房的這一部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宮二層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經之路。這裡有什麼東西在驅使他?又有什麼東西感動得他對我說他現在感到「像個新生兒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園的餐廳裡,戈培爾部長和參謀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著他。可他卻坐到我的身邊來,他像一個在克服了一種可怕的局面之後對任何人都得講一聲「謝天謝地……」那樣的人。這種「像新生兒一樣的感覺」就是這樣一種「謝天謝地」,就是希特勒得到解脫可怕局面後的鬆一口氣,儘管這是對一個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講的。
  1934年6月30日以後人們對羅姆是否計劃一場暴動,眾說紛紜。從純主觀上來看,我認為羅姆沒有計劃暴動。但是,在希姆萊將其黨衛軍的人納入了警察編制之後,羅姆的確想使他那些已經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業的衝鋒隊員,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這卻又違背與法國的政治協約。希特勒想避免與法國的麻煩,但又擔心羅姆自定政策。
  根據我後來所接觸到的資料和羅姆參謀長於1934年6月10日向衝鋒隊下達的命令,不排除當時他的確有這種打算。參謀長命令的最後一段講到:「我希望,到8月1日衝鋒隊在得到充分休息後將以充沛的精力嚴陣以待,迎接祖國和人民賦予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如果衝鋒隊的敵人希望在假期期滿後不會再召集衝鋒隊員歸隊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歸隊,那麼我們就讓他們暫時去這麼希望吧。在必要的時候,會以必要的方式答覆他們的。衝鋒隊現在和將來都是德國的命運。」
  也能是說,羅姆參謀長雖然讓他那450萬衝鋒隊員休假了,但在離開營房之前,他還是發出了強硬的暴力威脅。他談到「衝鋒隊的敵人」。根據羅姆參謀長1934年6月9日的命令,衝鋒隊在得到充分休息後也不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服務於「元首和國家」,而是服務於「祖國和人民」。我發現,這項命令的結尾,沒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希特勒萬歲」那種用語。
  希特勒的口授與樓梯間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後或夜間進行,因為他說「這個時候他的思維最敏捷」。為使秘書們(經常是兩人)能夠高效率地工作,紹布一般都提前宣佈當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經常推遲幾天才進行。遇到這種情況,紹布總是說:「首長還在等一個消息。」
  因此,人們便開始值班。值班人員大多數都呆在希特勒辦公室的附近,即所謂「樓梯間」裡。管家卡內恩貝格負責解決我們的吃飯問題。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當我還是「應召」從聯絡部來元首住所工作的時候,只要看見裝滿威廉土梨、布魯塞爾藍葡萄、蘋果、桔子和放著麵包的盤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頓美味佳餚。
  元首的家務是由管家阿圖爾·卡內恩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達操持的。因為中午和晚上總要請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與一個經營有素的飯館媲美。阿圖爾·卡內恩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個烹飪世家。卡內恩貝格的父親在柏林擁有一家名氣很大的飯館。他的兒子阿圖爾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闆,這家旅遊飯莊當時頗受歡迎。
  我本人從未到過那裡。但是一個名叫瑪格達勒娜·哈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託為其購買古畫的經驗豐富的古玩商卡爾·哈貝施托克的遺孀曾告訴我:「乘坐76路電車到洪德凱勒,然後步行就可到達這所環境優美的園林飯莊,在那裡你不僅可以品嚐咖啡和糕點,而且晚上還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餚。」
  卡內恩貝格的園林飯莊後來破產了,但他緊接著馬上又在柏林火車站附近開了一家小餐館。經過戈培爾博士的介紹,希特勒看上了卡內恩貝格的餐館。從此以後,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別快車抵達柏林火車站,總要光顧卡內恩貝格的餐館,用卡內恩貝格風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盤來解乏提神。
  卡內恩貝格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美食家,而且還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單人娛樂家。他用手風琴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歡迎,希特勒是那樣喜歡他,以至於1932年初把慕尼黑這座改造成褐色大廈的巴洛宮內的公共餐廳的管理權都交給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把卡內恩貝格和他那位討人喜歡、文質彬彬的夫人弗雷達女士(北德地區一位森林管理員的女兒)招進柏林拉德齊維爾宮內他的住所,作為管家,他負責為元首操持家務一直到1945年。卡內恩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負責家庭和廚房服務人員的僱用、服裝、工資和住宿事務,食品的採購和管理、飲料、室內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單。如舉行國宴,所有與此有關的組織工作,如宴會桌上、招待和社交場合的鮮花擺設,又如要求增加傭人(在舉行大的國宴時,除了希特勒貼身衛隊的傭人外,總統府的傭人也要動員起來)等諸如此類的工作都屬於卡內恩貝格的管轄範圍。遇這種情況,總統府的大總管也被派來幫忙,他的任務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著地板宣佈來賓的名單。
  希特勒特別擔心在招待方面失禮。怕他的下屬工作中出紕漏,損害他的名譽。這念頭始終在纏繞著他。他威脅要懲罰管家卡內恩貝格,如果招待會出了紕漏的話。
  之前,希特勒對已擺好的宴會桌總要親自過目,看是否的確已完美無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範圍裡同曾陪同裡賓特洛南訪問過莫斯科的通訊官談及過這方面的事情。當這位軍官告訴他,斯大林在宴會開始前總要親自過國宴會桌,檢查是否已無紕漏時,我說:「看來斯大林像您一樣也怕出問題。」希特勒回答說:「我的傭人是沒有問題的。」
  卡內恩貝格在聖誕節前有一項重要任務。希特勒樂意向他喜歡的人和他認為親近的人送禮。過生日時,特別是過聖誕節時,他從不忘記為這些人選擇禮品。屬於這個範圍的不僅有他最親近的下屬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藝術家,而且還有他的熟人和戰友。那些在他掌權以前曾與他要好或交過朋友的女士們尤其應屬於這個範圍。
  希特勒在樓梯間裡與我們秘書們一起喝茶的時候,經常對他當了德國總理以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到柏林的商店裡去採購禮品感到遺憾。他說:「這在先前總是給他帶來歡樂。」
  由於希特勒堅持要親自選擇禮品,所以機靈的卡內恩貝格就提前讓人從柏林最高級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東西送到總理府,供希特勒挑選。我曾有幾次幫助希特勒挑選禮品。
  聖誕節前夕,卡內恩貝格讓人把禮品統統擺在私人圖書館裡和希特勒辦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過目。這些禮品至今還保存著。它們有壁畫、邁森瓷器、銀盤和銀碗、旅行用的小包、項鏈、晚宴用的手提包、望遠鏡、頭飾、方格花呢旅行服、檯燈、咖啡和茶具、銀勺、金錶、圖書和畫冊、寫字檯裝飾品、皮箱、車罩等等。
  希特勒為被列人長長的名單上的每個人挑選出這一年應該送的東西來。這個名單是由尤利烏斯·紹布掌握的,上面還記載著,過去幾年有關人員接受希特勒禮品的情況。
  這是一個由卡內恩貝格管轄的小王國。希特勒有一次談到了卡內思貝格:「在廚房裡,他像帕夏那樣執掌著權力!」卡內恩貝格也絕對意識到了他的權力,因此行使起來泰然自若。他從不縮手縮腳,尤其在戰爭期間,他將元首家庫存的東西拿出來慷慨地贈送給顯貴們,以換取他們的回贈。例如,在戰爭期間,希特勒每逢聖誕節前夕都能收到也門國王贈送的幾袋子咖啡豆。每個在希特勒禮品名單上的人都得到過幾斤咖啡,這在當時是受歡迎的禮物。誰與卡內恩貝格相處得好,誰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東西。
  瑪格達·哈貝施托克女士在戰爭期間客居在她的朋友克盧格斯在西裡西亞的莊園裡,當談起卡內恩貝格時她回憶說:「他運到那裡一汽車食品和其他東西,搞得人們莫名其妙。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問是否卡內恩貝格收了錢,哈貝施托克則回答說:「沒有,沒牧錢,他只不過是為了做好人而已!」我說:「他夠得上是一個小投機商,」哈貝施托克女士糾正我的話說:「既然是小投機商,那麼他就是一個寬容的投機商。」
  卡內恩貝格的夫人弗雷達在佈置餐桌的珍美裝飾品和擺放鮮花方面具有一雙靈巧的手和很高的藝術審美觀,把餐桌裝飾品擺設得令人賞心悅目。裝飾用的鮮花是從菩提樹下大街阿德龍飯店內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裡運到總理府來的。
  如果有要客來訪,卡內恩貝格夫婦也常奉命到貝格霍夫去幫忙,以保證國宴順利進行。這裡是卡內恩貝格女士顯身手的地方,她用鮮艷的盆花驅散大廳內散發著的潮氣。例如她總是成功地把壁畫和附近擺著的鮮花融為一體,令人心曠神恰。
  弗雷達·卡內恩貝格的佈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審美觀,對希特勒來講,她就是德國理想的家庭婦女。她始終留著當時最時興的奧林匹亞大波浪式髮型,乾淨整潔,她考慮問題細緻周到,且性情文靜平和,她無疑比她的丈夫更討人喜歡。
  她丈夫卡內恩貝格身體矮胖,但卻異常靈活,時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滾動著的圓圓的皮球。他的眼泡較大(可能是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情緒相當不穩定。令人遺憾的是,卡內恩貝格總愛搞陰謀詭計,致使管家——內奸的文字遊戲常常闖入我的腦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的徹底垮台和通訊官馬克斯·溫捨被臨時調往前線都應歸罪於卡內恩貝格。兩個人都是卡內恩貝格搞陰謀詭計的犧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當傭人的要麼是通訊員,要麼是人們常說的儀表堂堂的青年人,他們身著帶領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褲子。他們受阿道夫·希特勒貼身衛隊偽派遣經過帕辛勤雜人員學校一段時間的培訓後在希特勒家中從事服務工作。自然他們就落到了卡內恩貝格的手下,儘管他們並不是受雇於他,也不是為他工作的。這些人處在一種受雙重領導的地位。卡內恩貝格認為必須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員那樣管理他們。對這種做法,黨衛軍的人根本不買帳,並且經常鼓動馬克斯·溫捨副官站在他們一邊。加之在其他人事問題上的分歧,馬克斯·溫會便與卡內恩貝格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卡內恩貝格對此耿耿於懷。
  1940年意大利公主馬法爾達來訪時,卡內恩貝格應召上山。當溫會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當以後他才到達山上。布呂克納也沒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這麼順當,情緒極好,並且誇獎根本沒有出力的卡內恩貝格工作出色。卡內恩貝格抓住這個機會發洩對溫捨的怨恨。希特勒先入為主,讓人把首席副官布呂克納叫到他那裡。當布呂克納站在溫捨一邊為他辯護時,希特勒當場解雇了布呂克納,溫捨副官也馬上被調到前線去了。
  希特勒後來才認識到。他上了卡內恩貝格陰謀伎倆的當,但這並沒有降低他對卡內恩貝格的評價。因為希特勒一貫的想法是,不管是組織國宴,還是每年一度的藝術節,一切情況進行得都很順利,卡內恩貝格把這些任務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滿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內恩貝格便享有某種特權,他行為自由放蕩也就不足為怪了。
  希特勒讚賞卡內恩貝格的專業技能,喜歡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時還外出郊遊時,負責安排野餐的卡內恩貝格就善於很好地表現他的這種特長。遇到這種機會,卡內恩貝格用他的音樂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們非常愉快。在海團裡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為《希特勒日常生活側記》的畫冊中,有這方面的幾幅畫(如「在哈茨山中無憂無慮的時刻」),它展現的是完全放鬆了的希特勒,後來人們就很少見到他這樣高興過。
  卡內恩貝格於1945年,即崩潰前夕,離開了德國總理府,逃到了圖姆湖畔。他後來在杜塞爾多夫又開了一家飯館,名叫「施奈德·維伯爾餐室」,它生意興隆,也許是卡內恩貝格在那裡也善於使他的客人們感到開心快活的緣故吧。
  言歸正傳。面對希特勒辦公室的門是通向走廊的幾級台階,穿過走廊就可進入希特勒副官們的房間。第一個房間是經常談到的「樓梯間」。接下來就是紹布、迪特裡希博士、澤普·迪特裡希和布呂克納(後來是阿爾溫一布羅德·阿爾佈雷希特)的房間。從樓上走下來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女理髮室,原先這是一個會客室,它的左側是兩扇總是敞開著的大門,通向裝有壁爐的電影廳。右側是俾斯麥室,也叫吸煙室。旁邊是餐廳。餐廳後面是長長的「冬園」,園內擺放著用拋光印花布繃成的沙發椅。冬園的盡頭是一個漂亮的半圓形,中間裝有一個高高的玻璃門,從這裡可以望見公園裡的古樹。在棗園裡還可用早餐。威廉·布呂克納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時刻是最美好的時刻」,因此他常常在這裡多呆一會兒。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園裡結束他的會議。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國務秘書拉麥斯博士在那裡為他安排了活動,他才偶爾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終調到元首私人副官團的初期,與澤普·迪特裡希、迪特裡希博士、黨衛軍領袖們和護衛隊裡黨衛軍的成員以及副官和傭人們一起在拉德齊維爾宮經營部門地下室裡按時進餐。根據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員與在元首住所餐廳裡就餐的人用的飯菜是一樣的。菜單沒有區別。在後來的年月裡,我們這些女秘書們主要是在樓梯間裡用餐,如上所述,樓梯間處於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們也在那裡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爾路過樓梯間,看到我們坐在那裡,便問是否他可以與我們一起坐。這個無拘無束的閒聊時刻令他那樣滿意,以至於他經常在這個時候,甚至後來幾乎天天都到這兒來喝茶。結果下午在樓梯間裡喝茶成了相當有規律的程序。有時是我們兩個人陪伴著希特勒,也有時是我們全體三個人,即約翰娜·沃爾夫,格爾達·達拉諾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樓梯間裡根本就談不上舒適,房子很高,由於室內沒有洗澡間,所以只能當作臨時替代性客房。房間裡只有一個洗手盆,上方裝有一面鏡子。其餘的設施還有:一把用拋光印花布繃成的長沙發椅,一個衣櫃,一個保險櫃以及一張打字桌。一盞落地燈,一張八角桌和幾把草編小凳子構成了室內的簡單陳設。
  自1939年戰爭爆發,我們女秘書們大多都呆在當時的大本營裡,有時是輪流呆在那裡。我們呆在柏林時,樓梯間就成了我們的常設辦公地點,周為在新的總理府為我們準備的辦公室太遠了。對我們來說,不存在按8小時工作的正常辦公時間。我們晝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須持續地隨時聽候首長的調遣。希特勒除了召開正式會議外,總是呆在他的住所裡,這樣我們在樓梯間比在新的總理府離他更近,可以招之即來。他的辦公室、圖書館、臥室和後來緊挨著他臥室的愛娃·布勞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齊維爾宮的二樓上。儘管樓梯間裡陳設簡單,但希特勒卻感到很舒服。在那裡他使自己徹底放鬆了,我總有這麼一種感覺,此時他真是無拘無束了。他向人們講述他青年時代和過去的個人經歷,這些話題他後來在喝晚茶時和在大本營的食堂裡吃飯的時候從未再談及過。人們感到,似乎他在這裡所講述的東西是從他平時鎖著的保密抽屜裡出來的。
  在樓梯間裡,他還給我們講述他青年時代的惡作劇。希特勒曾談到,他對傳教士的反感起源於很年輕的時代。他講到過一位擔任宗教課的教授,從來不修邊幅。他的外衣上面總是飯跡斑斑,手帕髒得令人難以置信,由於上面沾滿了污垢,所以每當他要使用時,總得先將它對神一下。
  一次教授責備孩子們在教堂裡不會跪著。希特勒十分認真地回答說,他不知道怎樣才能正確地去做,請教授做個示範。
  教授看到孩子們對正確完成規定的動作表現得如此認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滿污垢的手帕,來回神了神,攤在地上,緊接著跪了下來。下課的鈴聲響了,他站起來,把手帕放在一個放洗臉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後走出教室,去前廳休息。他習慣於在那裡與同事們談天,度過休息的時間。男孩子們商量好要好好地讓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為他的手帕髒得令人難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奮勇,厭惡地抓著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後,然後向著站在前廳裡休息的老師們走去。走到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來,突然把一直沒被人發現的手帕抖了出來,微笑著說:「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學校裡,希特勒喜歡的遊戲是玩小鏡子。他玩得很起勁,並且搞得老師很煩躁,因此老師認為有必要在班級操行登記冊裡記下一筆。課間休息時,孩子們都簇擁在班級操行登記冊周圍,偷看老師寫的內容。他們發現,老師(當然是無意的)竟寫了一句順口溜,令他們大為開心。於是便放聲朗讀起來:「希特勒小淘氣兒,藉著陽光照鏡子兒!」當老師再走進教室的時候,這群孩子聲嘶力竭地重複著這句話。
  希特勒還談到,他12歲時就與同學們打賭,說他在與女孩子們一起作禮拜的時候可以把她們逗笑,希特勒後來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他的辦法是,事先帶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當女孩子們的目光觸到他的時候,他就拿出胡刷子來裝模作樣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鬍子。
  他還講述了他最初學吸煙、喝悶酒的經歷,以助雅興:「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煙,實際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難受,於是我跑回家並且嘔吐不止。母親十分為我擔心,我對她講我吃了一片顛茄,於是她請來了醫生。醫生為我檢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來,然後他翻了翻我的褲兜,結果在裡邊發現了煙蒂。後來我買了一個長長的瓷煙斗,吸起來像個煙筒,不過只是在上床之後我才開始吸。有一次我吸著煙睡著了,直到床著了火我才醒來。那時我發誓不再吸煙,我遵守了這一誓言。」
  他還說道:「畢業考試結束後,我和同學們一起到一個農家酒店參加一項慶祝活動,喝了大量的白酒後我感到身體不舒服,並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後的糞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親要看的畢業證書,可是怎麼也找不到。我打聽了半天也無結果,於是去找校長,並且請求他給我一份副本。這是我童年經歷的最大恥辱。校長把皺皺巴巴的畢業證書遞給了我。原來這家酒店老闆在類堆上發現了這份證書並且送給了學校。此事使我很沮喪,以至於下決心不再飲一滴酒。」
  他還談起他所依戀的母親給予他的愛和父親對他的嚴厲,他常說:「我不僅不喜歡父親,而且還很怕他。他易動肝火並隨手打人,可憐的母親總為我捏著一把汗。當我在《卡爾·邁》這本書中讀到有疼痛而不表現是勇氣的象徵時,便下決心,再挨打時將不出聲。當父親再次打我時——我知道母親仍擔心地站在門外——我一聲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記下一個數。而後我自豪地告訴母親,『父親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當我瘋了。說也奇怪,從這天起,我無需再重複這種嘗試,父親不再打我了。」據他講,後來他父親的生活艱難時,他又對父親表現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為他從一個孤兒最後當上了一名海關宮員。希特勒還喜歡談他母親作為一名家庭婦女如何能幹,使得這個家逐步富裕起來。
  他有時也回憶起被他視為「蠢女人」的姐妹們。使他惱火的是,例如她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他醉心於某一體育項目,或用手槍打那些棲息在小鎮子公墓內的老鼠。他向我們承認,他姐姐安格拉訂婚後,他真想勸他對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約,並與「蠢女人」一刀兩斷。
  希特勒沒有「家庭」觀念。他把他的參謀部視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幾歲。她是一個文靜、內向的姑娘,早在年輕的時候,希特勒就喜歡這個妹妹。然而也許主要是因為年齡差別的關係,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並不佔有一席之地。到戰爭結束為止,保拉一直住在維也納,後遷到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1956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戰爭結束以後我才算名符其實地離開了維也納。」她在1957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寫道:「儘管我哥哥阿道夫與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處處都得讓著年齡比我大、個性比我強的同父異母的姐姐。我們不能為爭個誰親誰疏而吵個不可開交,讓外界看笑話,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直住在維也納,而我姐姐安格拉則在上薩爾茨堡為我哥哥操持家務,直到1935年秋天為止。哥哥喜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個人的事情由個人自行處理。」她在1957年2月5日的另外一封信中寫道:「在他看來,我們姐妹過於嫉妒他,他寧願花錢雇外人在他身邊為他服務……」
  比他大七歲的同父異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從未有過影響。阿洛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個女人是個愛爾蘭人,婚後生的第一個兒子名叫威廉·帕特裡克·希特勒,1939年人們曾公開談論起他,因為他曾撰寫過一本名為《我的叔叔阿道夫》的書。第二個兒子是一名軍官,戰死在東方戰場上。當著希特勒的面,人們很少談及(實際上根本就不談)這位在第三帝國時期在維滕貝格廣場開飯館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和希特勒在施皮塔爾的親屬。
  希特勒常常談起鬥爭年代的經歷和他與迪特裡希·埃卡特的友誼。有一次他說:「這種友誼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誼之一。迪特裡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爾次地區諾伊馬克特鎮一個公證人的家庭裡,當過記者和詩人。他作為拜羅伊特的戲劇批評家而出名,與亨裡克·易卜生曾家為好友。後來,埃卡特曾把《培爾·金特》譯成德文,贏得了廣泛的讚譽。
  埃卡特是在1920年的一次大會上認識希特勒的。對於希特勒來講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並且經常給予希特勒以則政方面的接濟。每當希特勒談及這些具體情況時總是非常感動。1923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過蘭茨貝格監獄,由於病入膏肓,當年聖誕節時便獲釋出獄。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是在他的朋友、貝希特斯加登地區布呂根封地的領主那裡度過的,1923年離開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國覺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當成了納粹運動的戰鬥口號。
  埃卡特的死對希特勒是個沉重的打擊。「在我後來的生活中,我再也沒有找到過一位與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這樣講過。只要他一談到迪特裡希·埃卡特,總是兩眼淚汪汪的。在他奪取政權以後,他還對「忠實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有可能報答埃卡特的情況下不能對他給以回報一再感到遺憾。
  與迪特裡希·埃卡特有關的一切都在打動著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訴他,我的一個女友在她從恩斯特·馮·沃爾措根的遺孀那裡繼承下來的遺產中發現了迪特裡希·埃卡特的幾份手寫的詩稿,他當即就要把它們買下來。當他認出這些詩稿是迪特裡希·埃卡特身後留下的所剩無幾的處女作時,他便主動提高了購價。埃卡特的大部分處女作詩稿都被他那位愛吃醋的夫人銷毀了。得到了這位朋友的詩稿他簡直高興極了。由於對埃卡特懷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對約翰娜·沃爾夫也表現出某種親近感,經常親見地稱她為「沃爾費爾」。
  他還講了很多在鬥爭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們經常乘敞篷的奔馳汽車旅行。每次外出希特勒總坐在1936年去世的司機尤里烏斯·施雷克的旁邊,尾隨其後的是埃裡希·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飯館歇腳。希特勒很喜歡這個飯館。1932年,希特勒就是在這裡接到了興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請柬。希特勒還談到在長時間旅途中上廁所的麻煩。有一次他借紹布提到的話題大談魏瑪、大象飯店:「……那裡有供他用的固定房間,裡面雖然有自來水,但卻不能洗澡。廁所在樓道走廊的盡頭,所以每次大小便後總要先走一段難以忍受的路程,因為他一離開房間,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傳遍全樓,在他離開廁所時,樓道兩旁已站滿了人,他不得不舉起胳臂並面帶尷尬的微笑如同忍受夾道鞭笞一樣走完回到房間的路程。」
  他談到在汽車旅行途中為消磨時間所玩的遊戲。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遊戲。它的有趣之處在於只有在人們玩輸了之後才能發現這是一個遊戲。具體玩法是,將虛構的事情形象地講述給別人聽,直到聽眾不由自主地問:「是麼,那是誰?」答案是「施泰因施奈德博士」,這樣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編造的,提問題的人陷入了設置的圈套。另外還有就是「海狸遊戲」。他們給長絡腮鬍子的人取名「海狸」,誰在旅途中先發現了這樣一位「海狸」,誰就算贏了。
  諸如此類的遊戲使得希特勒的情緒達到了最佳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有時他便開始模仿老戰友的言談和舉止。他是一個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講話急促並且以巴伐利亞的特有方式一再重複每句話的出版社社長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戲。人們望著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聳動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靈活地用右手打手勢。耳背音粗的印刷廠廠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藝術的犧牲品。他還愛模仿外國政治家。譬如他可以準確地模仿意大利國王維克托·埃馬努埃爾的尖笑聲,並且把坐著像個巨人的國王但站立起來又不顯高的模樣表演得惟妙惟肖。
  戰前時期希特勒的性格還是開朗和幽默的,並且懂得這種性格有多麼寶貴。「處於逆境時,充滿幽默的語言往往有奇效,不僅戰爭時期,而且在鬥爭年代都是如此」,他曾這樣說過。但是1941—1942年戰場上初次受挫之後,希特勒便判若兩人,從那時起,他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並且幾乎難以接近。
  他還經常談到黨在過去由於他簽署的匯票期滿而面臨的財政拮据和在山窮水盡時刻終於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況,他總愛談起下面這個例子:「我曾為黨簽署過一張4萬馬克的匯票。可是我所期待的款項卻總得不到,黨的金庫空了,匯票期滿的日子迫近,而且我又毫無希望籌集這筆款子。我已經考慮自殺,因為我走投無路。在匯票期滿的4天前我向樞密顧問布魯克曼女士講了我面臨的糟糕處境,她馬上把此事接了過去,給樞密顧問基爾多夫掛了電話,並且讓我到他那兒去一下。我向基爾多夫談了我的計劃,當即贏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我提供了款子,這樣我才得以及時把匯票兌現出來。」
  希特勒還談到在蘭茨貝格監獄裡為撰寫《我的奮鬥》一書他親自打字和赫斯幫助他的情景。他非常認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時間,並且把閱讀材料的範圍限制在歷史、哲學和傳記方面。在那裡,他還著手制定了築路計劃和生產一種對民眾適宜的轎車計劃。這種轎車內有4個座位,價值990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殼蟲」。像設計大眾牌轎車一樣,1922年希特勒就計劃建造高速公路,他說他在蘭茨貝格監獄裡曾為此進行過設計。建造德國阿爾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這條路建成後,山區的美景將會被發掘出來。建造從林道至貝希特斯加登這條彎彎曲曲的阿爾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項規劃。
  總之,談話的題目無所不包,諸如建築設計、繪畫、雕刻、戲劇、電影、藝術等等均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談話素材。談話一旦出現停頓,空氣便顯得沉悶起來,這時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個話題,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教會始終是人們喜歡的話題。希特勒與教會沒有直接聯繫。他認為基督教是一個過時的、虛偽的和吃人的組織。他說,「科學尚未探明,人的性別究竟起源於何處。我們已處在哺乳動物的最高發展階段,即由爬行動物發展成了哺乳動物,然後經過猿猴的階段發展成了人。我們是萬物中的一員,是大自然的孩子,我們與所有的生物一樣有著相同的規律。在大自然中,鬥爭的規律是永存的。所有無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將遭到淘汰。是人,特別是教會把人為地維持弱者、無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種的生存作為他們的目標。」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無法毫無顧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賦予人們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後他也沒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說法,戰爭一結束他就退出教會。這一舉動在世界上將具有象徵性偽意義,即對德國來講,它將意味著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對第三帝國來講它將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在納粹黨紐倫堡黨代會閉幕大會上他說:「閉幕大會必須開得像天主教做彌撒那樣隆重。升旗和大會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裡舉行宗教儀式那樣進行。」他還計劃為50對或100對伴侶舉行集體婚禮。這一活動將使得慶祝活動更加隆重。大型樂隊的演奏和五彩繽紛的佈置將為慶祝活動增光添彩。
  他還談起上流社會那些關心他、愛護他、甘心為他獻身的夫人們,他經常通過她們舉辦的沙龍建立新交。當然他也談到,在那種場合,他經常感到,他像動物園的猴子一樣被圍觀著。
  在拉德齊維爾宮修繕竣工之後,有一天上午約10點至l1點時分我被召到總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們正在餐廳裡吃早餐。我還未坐定,傭人卡爾·克勞澤就領進來一位年輕漂亮的金髮女郎,她是西格裡德·馮·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為「德國女郎」的照片當時剛好刊登在柏林畫報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倫堡市多貝蘭鎮一位軍官的女兒,然而卻以維多利亞·馮·迪克森閣下的外甥女聞名。達維德·歐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況到底如何》一書中發表了一篇倉促寫成的文章,對馮·迪克森進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該書的第27頁上講述了一段無稽之談:「譬如說維多利亞·馮·迪克森,她是一個有野心的、150%的納粹分子,是她把一個與她有親屬關係的年方21歲、美麗如畫的裸體姑娘悄悄地弄到了總理府內元首的床上。在那裡,希特勒見到了這位姑娘,禮貌地請她穿上衣服離開房間。」如上所說,這只不過是無稽之談……
  維多利亞·馮·迪克森主持著一個政治沙龍,這個沙龍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經常光臨此地。在後來的歲月裡,希特勒在樓梯間裡曾談起過對她的邀請,他說:「……在那裡,我像動物園裡一個外來的動物出現在大家面前,被人們好奇地看來看去!」這個時候,希特勒接受這位閣下的邀請。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現,希特勒便頓時心曠神怡,毫無顧忌地迎上前去,說聲:「陽光駕到」或是「太陽升起來了!」至於還怎麼說我也記不清了,但不管怎麼說,希特勒迷上了西格裡德,馮·拉弗特,這是不能視而不見的。這點連生活在慕尼黑的愛娃·布勞恩也不隱諱。
  這裡我還想談談有關希特勒的一些個人生活情況。希特勒著裝講究實用。每次試穿衣服,他都感到厭煩。他演講時喜歡做手勢以表示強調,尤其在談到刺激性問題時,他還習慣於手臂上下擺動,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斷地伸展身體,所以對緊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縫將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響他的動作自由為準去加以修改。
  他不時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動中,希特勒摔過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達·克萊因的丈夫瓦爾特·舒爾策當時是衝鋒隊衛生隊的隊長,他沒能說服希特勒在醫院做一次X線檢查。希特勒擔心「到那裡就被擱置在角落裡了」。這樣這個肩從未得到過像樣的治療,並且從那時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時常感覺到這一點。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並不帥,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進門檻,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後我甚至在想,這也許是他素來步伐穩健所致。他走路總是從容不迫,當他走向歡迎的人群時,他的步伐近乎是莊嚴的。他的舉止對那些平時自由散漫的人產生了一種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總想當強者。他經常講,到新的總理府來拜訪他的人必須先穿過平滑如鏡的大理石大廳,然後再經過他那間大辦公室,當這些人到達他跟前時,就已被搞得暈頭轉向。我覺得希特勒的眼睛富於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審視的目光,講話時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熱情,又能表達憤怒、冷淡和蔑視。然而在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個月,這雙淺藍色的眼睛卻失去了表情,變得模糊不清,光澤暗談,並開始浮腫。
  聽希特勒的聲音,尚可斷定他往日的情緒猶在。他依然非同尋常的鎮靜、清醒、一絲不苟和自信。但面對逐步升級的外來進攻,他同時也變得易於激動,有時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講的話。「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於將來後人如何評價,我根本無所謂,」他常這樣說。「不顧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顧一切地幹下去」,「要不惜一切代價!」等等都成了他的口頭禪。另外說得多的還有「用野蠻的暴力」和「用野蠻的力量」以及在做論斷時的:「簡直是白癡」之類的話。。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並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齒過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已經變黃。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鬍子把他狹小的嘴掩蓋起來,這無疑是有益的。在他與阿達·克萊因相好的那些年裡,他告訴她:「許多人都說我應該刮掉我的鬍子。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沒有鬍子,我的臉該是個什麼樣子!」隨後他用手像托盤子一樣托住了他的鼻子,說:「我的鼻子的確太大了,我不得不通過這撮鬍子來沖淡一下。」
  我覺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無論是在活動時,還是在休息時都是如此。儘管這雙手的指甲並未讓人修整過,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卻很整潔。多年來,手指的關節處變得越來越粗。不知是海因裡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攝影師,還是他本人在一次飛行過程中成功地拍攝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尋找安放點的精彩照片。
  他從不戴首飾,連他那塊金錶也放在上衣兜裡。他常把表調快幾分鐘,以便能準時參加活動或會議。儘管他總向傭人們和副官們打聽時間,但卻不相信他們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迴避親自接觸錢,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給了他的副官紹布。到1933年為止,紹布身上一直帶著一個皮夾子,硬幣散裝在上衣兜裡。據阿達·克萊因講,他在付出租汽車費時,還給小費,而且總是很慷慨,「……小費數額幾乎與出租汽車費相當。」阿達重複他經常表示的觀點:「越富越吝嗇,富人從不給小費!」希特勒對有些男人接連不斷地去尋求新領帶感到開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領帶我都買,而且同一種領帶一買就是幾條,」他曾這樣說。後來,他就只能戴與制服配套的黑領帶了。對於服裝的搭配他是不重視的。
  他很少談及新潮服裝,然而卻能以出人意料的鑒賞力對連衣裙評頭論足並對穿連衣裙的人加以恭維。對不合時宜的流行式樣,如軟木高跟鞋,他則又取笑不已。但我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在於他有他的小算盤。我經常聽到希特勒對愛娃·布勞恩講的話:「啊,你穿了一件新連衣裙!」對此她生氣地回答:「走開,你明明知道,這件連衣裙我已穿過多次了。」
  希特勒很講衛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幾次,尤其在大會和演講之後和出了滿身汗返回住所之後。他的皮膚非常嬌嫩。可能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始終是自己刮臉,傭人要做的事情並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為保持襯衣不變形,這家洗衣店在上面別了一些針。儘管他與傭人們相處得不錯,但是如果他當時的傭人卡爾·克勞澤忘記將那些針去掉,他也會非常生氣。
  希特勒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1933年黨代會期間,我突然被召到紐倫堡德意志飯店。晚上,希特勒向約翰娜·沃爾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發表的演講。我們每天大多數時間都呆在飯店裡,從窗子裡觀望希特勒檢閱衝鋒隊、黨衛軍和青年義務勞動軍的列隊情況。令我吃驚的是,希特勒能夠長時間的伸著胳膊站著。喝茶的時候,他說他能夠這樣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鍛煉的結果,與此同時還得有很強的毅力。況且他試圖看到行進中的每個人,以便使這個人感覺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當時的確經常聽到這樣的話:「元首見到我了,他的目光緊緊盯住
  還要提到的是,希特勒從不從事體育活動。他不喜歡騎馬,厭惡冬雪(特別是1941—1942年冬天之後),怕見陽光。不喜歡太陽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貝格霍夫買下來,如他所說是因為它坐落在上薩爾茨堡的北面。這座房子終日不見陽光,厚厚的圍牆又隔斷了白天熱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內也總是涼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歡這種寒冷,然而來賓們則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會游泳的。有一天他說:「一個人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進行的運動足以使身體保持健康。」
  毫無疑問,希特勒善於在聊天時用他那無可非議的魅力吸引別人。即使是錯綜複雜的問題,他也可以解釋得一清二楚。在闡述這些問題時,他的誘惑力很強,以致使聽眾都著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響力,興許正因為如此,一些懷著絕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經過他的開導竟滿懷信心了。
  例如,記得在1945年3月僅澤納粹黨區領袖福斯特懷著徹底絕望的心情來到了柏林。他告訴我,1100輛俄國坦克已臨但澤城外,而德國國防軍總共才只有4輛「虎式」坦克用來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無幾。福斯特下定決心不再默不作聲,要把但譯局勢的全部真相統統告訴希特勒。
  我為福斯特鼓勁,要他把全部真相統統講出來。他回答我說:「這你可以放心,縱然冒被他趕出去的危險,我也要把全部情況告訴他。」然而在與希特勒談話之後他則完全改變初衷,使我驚訝不已。「元首答應我將向但澤增派部隊」,他輕鬆地對我說。他望著我懷疑的微笑說:「當然,我不知道他到哪裡去調集這些部隊。但他告訴我,他將增援但澤,這點是毫無疑問的。」這就是希特勒強烈影響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經常對待別人那樣,他對自己也是嚴厲的和不屈不撓的。他從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勞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著,鋼鐵般的毅力能戰勝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顫抖使他極為尷尬,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識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駕馭自己的身體,這給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負擔。倘若驚異的來訪者眼睛盯一下他那發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將左手掩蓋起來。儘管他經受了各種各樣的意志磨煉,但還是不能阻止手的顫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後為止始終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說在私下閒聊時如突然來一個噩耗,希特勒仍可鎮靜自若地繼續聊天,人們只能從他顎部的肌肉運動看出其內心的活動。例如,我記得當確保大部分魯爾地區安全的默訕和埃德塔爾屏障被摧毀的消息傳來時,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像不到,這打擊對他來講是多麼沉重。往往在事情發生了數小時或數天之後,他再來回憶事情發生經過,只有在這時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樣驚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認為,一個人只能知道為了履行其職責所必須的東西。他經常說:「兩個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從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圖和計劃,在一項軍事行動或類似的行動開始之前他也未做過暗示。
  自青年時代起,他就酷愛讀書。有一天他說,「青年時期,他在浪跡維也納期間,貪婪地讀完了市圖書館所藏的全部500冊書。」這種讀書與進取的熱情使他的知識拓展到文學和科學的幾乎所有領域。無論是對一個地區進行地理描述,還是談論藝術史,或是技術問題,他都能講得頭頭是道,每次都令我驚訝。
  同樣,他對劇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築形式的大量細節瞭如指掌。即使在蘭茨貝格坐監獄期間,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歐洲各國的古老建築。他經常炫耀:「他比那些國家的設計師們更瞭解他們的古老建築的設計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擴建和美化問題與市長交換過意見,這位市長說,他對希特勒的記憶力感到吃驚,他連幾個月前談過的最小細節都能回憶起來。由於事情拖著沒辦,希特勒便責備他:「半年前我就將我的想法告訴過你!」然後希特勒把就此問題交換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說了一遍。
  希特勒不僅能記住人名、書籍和數據,而且尤其能輕而易舉地記住別人的面貌。他可以準確地回憶起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場合下見過的人。他把在動亂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認識的所有人都記在了他的腦子裡,他還經常令人驚奇地回憶起某人的詳細情況。同時他還能非常細緻地描繪出他發表過講話的群眾集會的氣氛和過程。他在青年時代、維也納生活期間、世界大戰期間、鬥爭年代以及奪取政權後的年代裡的同學和戰友們的特點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腦海裡。
  希特勒情緒好時,喜歡描述帝國總理府裡舉行的大型招待會。每位藝術家穿的連衣裙他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他還可以把他與他的客人們進行的嚴肅認真的或輕鬆愉快的談話複述出來。
  他對話劇和電影的記憶也是如此。他能講出他年輕時在維也納看過的每出戲的全部細節。他不但能夠說出演員的名字,而且還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員當時受到過批評。我經常自問,他的大腦怎麼能儲存這麼多的東西。
  無疑希特勒從小就具有超人的記憶力,然而其奧妙還在於他日復一日地訓練和擴展。他告訴我們,他在讀書時努力抓住實質性的東西並把它記在腦子裡。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爐旁聊天的機會談論書中某個問題的習慣,反覆談論使他加深了對這個問題的記憶。
  希特勒似乎能夠聽懂用不太快的英語或法語進行的對話,但他說:「我不願費勁講外語,因為在與外國人的會談中每句話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譯員翻譯的時間考慮新的合適的措辭。」
  希特勒想方設法用他豐富的知識使別人感到吃驚,並以此顯示他的優勢。他極力避免向別人洩露他的知識來源。他極善於使聽眾相信,他所講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評性思維的結果。他能夠把整冊書背誦出來,並以此使人以為他陳述的是他自己的東西。我所接觸的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希特勒是思想極為敏銳並具有分析頭腦的人物。
  在我剛剛開始工作時,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範圍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裡,他就一個題目所做的哲學文章使我大吃一驚。我發現,這篇文章只不過是我不久前剛讀過的叔本華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氣,說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點意外,看了我一眼並用慈祥的口吻說:「孩子,不要忘記,所有的知識都是來自別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貢獻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還以同樣令人信服的力式談論名人、外國、城市、建築和他們不瞭解及沒看過的戲劇。他那自信和果斷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來表達思想的雄辯術使人們不得不相信他所瞭解的這一切的確都是他的經歷之談,不得不相信,他以驚人的準確度所講述的這一切實實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經歷過的。例如,有一天,他當著我們的面對據我所知他根本沒有看過的一齣話劇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我問他,沒有看過這齣戲怎能如此評價導演和演員?他回答:「你說得對,但布勞恩小姐看過,並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經過了這個思想漫遊之後我們回到樓梯間——我當時值班的地方,我等待著傭人穿過雙扇門進到房間來喊我:「首長要口授,有請!」於是我便跟著傭人上樓。他打開通往圖書館的門,然後再從外面把它關上。接著,傭人在門鈴旁邊掛上一塊寫著「請勿干擾」的牌子。
  首長一般是在隔壁他的辦公室裡,多數情況下都是面向寫字檯彎著身子站著,思考他的講話提綱。對於我的到來他常常毫無反應。對他來說,口授工作進行之前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我懷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機旁工作。
  耽誤一會兒功夫一般情況下是沒關係的。待我坐定後他便站到打字機旁來用鎮靜的聲音、常常是抑揚頓挫的語調開始口授。在漸漸進入角色之後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間裡徘徊著,一句接一句地進行口授。有時他突然停住腳步,站在倫巴赫所作的俾斯麥肖像前沉思片刻,彷彿在積聚力量,以便重新開始他的漫步。當他在五斗櫥前停下來,拿起一個小型青銅雕像時,他再次中斷他的滔滔不絕的講話。他把青銅雕像觀賞片刻後,再把它放回原處。
  只要在他的講話中一提到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動得連聲音都變了。當他談到丘吉爾或羅斯福時。也會出現這種情況。他講起他們從不客氣,屢屢罵他們「酒鬼」(指丘吉爾)和「吃人的野獸」(指斯大林),打字時我把這些字眼都給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對打好的稿子時竟從未提出過異議,可見他的激動是真實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聲音可以達到最高度,聽起來都變了調,與此同時還連連打著手勢。臉脹得通紅,眼睛裡充滿著怒火。然後僵立在那裡,似乎他的對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過程中,有時我的心撲通撲通直跳,希特勒激動的情緒影響著我。用速寫法記錄口授內容自然要輕鬆得多,但是希特勒卻不願這樣做。顯然,當他聽到有節奏的打字機聲時,他就感覺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馬上看到他剛才講話的文字材料。口授時,他從不講題外話。
  口授的內容一般都是在國會、群眾大會、全國黨代會和各種各樣展覽會的開幕式,如汽車、藝術、農業、技術展覽會以及在公共建築奠基、國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車儀式、為外交官舉行新年招待會等場合發表的講話。此外,還有給外國元首,如墨索里尼、安東內斯庫、霍爾蒂、伊諾努、曼納林無帥等人的信件。
  對私人信件,只有他覺得確需口授,譬如致謝、弔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給戈培爾夫人、戈林失人,萊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夫人等人的生日賀辭都是親自在白色卡片上書寫的,卡片的左上角印著鍍金國徽,上面簽著他的名字。
  因為希特勒在口授時簡單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時除了把口授的東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著他的思路走外,還要有直觀判斷能力。首先他講話口齒不很清楚,加上由於他在大房間裡來回走動,講話後常常出現回音。另外還有打字機的機械噪音。當時我們還沒有電動打字機。由於希特勒在公開場合不願戴眼鏡,所以後來打字機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頭,這樣,希特勒在公開場合宜讀他的講話稿時就無需戴眼鏡了。
  「無聲牌」打字機雖然有好處,打起字來聲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過快時容易串行。看來,希特勒並沒有注意或者也沒想注意這一點,繼續他的口授,這對打字員來講當然很糟糕,這種情況常常會引起思想上的緊張。人們擔心調整字頭而失去句子的連貫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當希特勒校對我打完的稿子時,我總是有點緊張。
  以後的步驟是這樣的。口授完畢後,希特勒在他的寫字檯旁坐下來,戴上金邊眼鏡,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筆桿,開始對一些詞進行修改,添添刪刪,而且完全是用花體字寫的。他有時抬起頭來望著我,問:「孩子,你過來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顯得有點無可奈何,說:「是啊,你們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強!」
  僅僅把稿子校對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後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時在他上了汽車之後,打完的稿子才送給他,這種情況時常出現。當時我與他還有私人交往。在他驅車去國會前交給他打好的稿子時我請求他,講話時聲音不要太大,否則通過話筒出來的聲音就會失真。諸如此類的勸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間希特勒是聽得進的,而且毫無怨言。此外。每位女秘書都有在一段時期內受到他偏愛的「受寵時期」。
  例如有一次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我根本不喜歡他的措辭,而且大膽地把我的意見講了出來,他望著我,並非惡意地說;「你是惟一來糾正我的人!」我是那樣感到意外和懷疑,以致於連聲「謝謝」都沒有說。
  戰爭開始以來,希特勒沒有打字稿不再講話。他曾說過:「我最好是即席講話,但是現在是戰時,每句話我都得推敲,因為世界很注意,反應靈敏。假如由於我一時衝動講了不恰當的話,這將會導致嚴重的糾紛!」只有在內部場合,如對納粹黨區領袖們、軍官們和企業家們,希特勒才放棄講稿,自由地講話。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講話稿,就好像擺脫了一個負擔。例如在貝格霍夫逗留期間,每當他口授完講話,他總要在次日午飯時宣佈他的講話已完成,並且期待著這個講話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貫稱讚他的女秘書們或者用他開始時稱呼的「打字員們」能幹。有時我們工作時間太長,也就是說,口授進行了幾小時之後,一個人才替換另一個人。首長常說:「你們打字速度比我說話還快,你們是打字機上的真正皇后!」
  說到這裡,他總要聯想起他早年訪問納粹黨區領導機構時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難。他說:「在多數情況下,姑娘們一見到我就激動,臉脹得通紅,結果一事無成。一旦我發現了這一點,我就隨便找個借口,如我還得等待一個消息,中斷口授。」我覺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為為他工作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來顯示一下我的打字藝術好嗎?」有時他開玩笑地說,「我打字不過如此吧。」然後他擺出一副樣子,似乎打字機就在面前。他夾上一張紙,將它拉直,轉動滾筒,然後開始在客人們報以掌聲的笑聲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時還不忘移行和按動大寫鍵和空格鍵。他表演得那麼形象,連職業啞劇演員都不會超過他。他無疑具有偉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別人的能力。
  隨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帶一個女秘書,即沃爾夫小姐和我輪流去。這樣,我們就無暇顧及個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見縫插針去做。我們一有空總是要留下:可以用電話在什麼地方找到我們。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給我們造成的沉重負擔,但是,他又不想再僱用新的女秘書,因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邊出現新的面孔。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毫無個人自由,沒日沒夜地處在一種待命狀態。
  有一次在去漢堡的火車上,報話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車回到柏林去。還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節遊行時,我正在奧德昂斯廣場觀禮台上坐著,喇叭裡傳來了廣播聲,「施羅德小姐馬上到攝政廣場(希特勒住所)去」。在療養期間,常常僅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斷療養的情況也多次發生過。
  希特勒的原則是,對計劃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這件事辦完為止。這一原則也使得我們承受著經常性的壓力。他的旅行雖然都是提前計劃好了的,但是希特勒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宣佈啟程的時間。在等待消息的漫長時間裡,每次我們都極為緊張。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給我們一點兒自由,他便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說:「我身邊的每個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實際上,如果有誰敢於自行其是,他是決不會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學醫院住過數周,希特勒在勃蘭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呂克納的陪同下於聖誕節的前一天看過我一次。他送給我一束他以往習慣送人的紅玫瑰和一本有他簽名的書。他高興地告訴我,當他下汽車的時候,在齊格爾大街的婦科醫院門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著說:「所有看到我走進婦科醫院的人都會想,我探望的是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時候,他關照在場的主治醫生、樞密顧問施特克爾教授要盡可能快地使我恢復健康,因為他急需要我。當時很明顯,我被他指定為他的專職打字員。每位女秘書在希特勒那裡都有其「受寵時期」。我的「受寵時期」未受削弱地持續到1941—1942年,約在進軍俄國開始之後。
  1937年到底還是僱用了一位女秘書。這樣,我和在希特勒私人辦公廳工作的格爾達·達拉諾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寵愛。有時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團去打講話稿,因為我的同事約翰娜·沃爾夫經常生病,所以把她從元首私人副官區裡調了出來。這位年輕的柏林人不僅很能幹,而且很有魅力,並且性情溫柔,她善於在喝茶時或乘坐火車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樓梯間引起希特勒的談話興趣。
  由於達拉——人們這樣稱呼她——在伊麗莎白·阿登那裡工作過,所以她的面部表情總給人們溫柔甜美的感覺,幾乎對所有人都產生了吸引力。很明顯,希特勒對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曠神怡,毫不隱諱地對她進行恭維。由於我用化妝品相對較少,於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說(也許他認為應該安慰一下我),「……施羅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於得到了平等的對待,我們倆那些年一直是一對好搭檔。
  l938年3月,當奧地利合併到德國時,達拉和我還陪同希特勒訪問了奧地利。1945年後,有人說希特勒是違背人民的意願將奧地利「併入德國」的。這個說法與希特勒和德國士兵在奧地利受到熱烈的歡迎恰恰相反。
  高興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聲令人神經難以忍受。我記得特別是林茨人,他們在魏因青格爾飯店門前一直堅守到深夜並且不停地呼喊著:「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和「我們要見我們的元首」。人們還不時地齊聲喊道:「親愛的元首,勞駕,你靠近窗子,再讓我們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時過午夜之後,歡呼聲還沒有停止,於是元首護衛隊要求人們安靜下來並且回家去,這才逐漸平靜下來,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當他離開飯店沒有受到人們的熱烈歡送時,他顯然惱怒。對此,紹布低聲說:「他像藝術家那樣需要喝彩聲。」
  離開林茨我們到了維也納,下榻在帝國飯店。希特勒沒住總統間,而僅用它來辦公。他自己住在樓上二層的小套間裡。這個套間是以申布倫巴羅克藝術形式佈置起來的,室內擺滿了童話般美麗的鮮花。
  最美麗的花束連續不斷地為希特勒送到飯店裡來,這些都是典型的「維也納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紅玫瑰紮起來的。另外還送來了珍貴的蘭科。簡直是美麗極了。由於蘭科可以保存,達拉和我只收下了這種稀罕的花,出發時我們把這些花都擺放在汽車裡,這樣一來,汽車裡就成了花海。
  飯店的門前站滿了成千上萬的維也納人,他們不知疲倦地呼喊著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來對他們講話。我們在該飯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爾紅衣主教拜訪了希特勒。無疑,這次見面給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在喝茶聊天時他經常回憶起這次見面時的情景。
  回到柏林時,居民的歡呼聲震耳欲聾。威廉廣場上所有的樹。直到最頂端的樹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佔滿了,希特勒驅車走過來,他們揮舞著彩旗,歡聲雷動。對我來講,當時的這一切簡直令人傾倒。這樣的歡迎場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後從意大利和布拉格訪問歸來時,以及後來在他達到權力的頂峰時刻,遠征波蘭和法國歸來肘,都曾出現過。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訪問意大利時,我是乘元首專車同行的唯一女秘書。我的同事約翰娜·沃爾夫在羅馬之行期間乘的是赫斯的專車,她曾臨時在他的參謀部裡工作過。比我年輕的同事格爾達·達拉諾夫斯基是乘飛機後去的。約翰娜·沃爾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宮內的高貴房間裡。這些房間位於宮殿的底層和二層之間,顯然是為服務人員準備的。我記得,窗子是半圓形的,用木撐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離地板不算高。照料我們的是一位身著黑色服裝的胖夫人。她見了我們總愛行屈膝禮,她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照顧我們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盤,味道鮮美,健胃養身。
  為歡迎希特勒訪問羅馬而舉行的閱兵式我們一點也沒看到。我們在意大利皇宮公園裡散步,在羅馬觀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儲翁貝托的僕人領著我們來到蒂沃利參觀了艾斯泰別墅的美麗公園。
  這幾天,可能是由於希特勒的來訪,梵蒂岡沒有向遊人開放。但是,在羅馬可供觀賞的好東西卻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我們連前往那不勒斯觀看艦隊表演的機會都放棄了。不過,此後我們倒是隨團去了佛羅倫薩,因為反正還要從那裡返回來。當我們逛老橋的時候,恰好有一駕由幾匹駿馬拉著的馬車迎面而來,車上坐著領袖和希特勒。我們揮手、歡笑,並向他們問候。希特勒後來在描述這段事情的經過時說:「當我認出是我的女秘書(達拉當時也在)時,我正想告訴領袖,佛羅倫薩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們乘坐希特勒的專列由佛羅倫薩一踏上回國的征途,希特勒就與裡其特洛甫一起開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國王和領袖的感謝電。希特勒對裡賓特洛甫說:「裡賓特洛甫,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辭,你可以修改這些電報。」然後,裡賓特洛甫將這些電報至少改了有10遍,他非常認真,但費了半天勁,這些電報卻又恢復了原來的措辭。
  意大利之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人們還常常談到它,而且對它的評價褒貶不一。意大利的藝術、建築和軍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宮廷禮節卻並不然。過時的宮廷禮節和貴族們的自負極度地刺激著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領袖在意大利並不像希特勒在德國那樣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禮儀上施加不了什麼影響。對於由於受意大利外交禮儀(「這些宮廷佞臣」們)的限制。領袖所受到的不應有的對待,希特勒非常惱火。如他所說,面對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續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提前中斷他的國事訪問。在羅馬觀看軍事表演時,觀禮台上為皇室成員和希特勒都安排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個表演過程中則從頭站到尾。「這使我非常惱火,差點釀成一起公開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只是考慮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對意大利的惱怒早在訪問羅馬時就已有了苗頭,並非意大利人在戰爭中使他吃驚之後他才這樣。
  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吞併前夕,捷克總統哈查來到柏林進行會談。會談於1939年3月14日夜間在新總理府希特勒辦公室進行。在哈查進入希特勒的辦公室之前,格爾達·達拉諾夫斯基和我必須先在辦公室內一個小房間裡就坐,這個小房間的門直對著希特勒的辦公桌。這樣,一旦在會議過程中需要口授,我們就可以招之即來。
  我們坐著等啊等,幾個小時過去了。早晨五點半剛過,門終於開了。希特勒以輕快的步伐邁過了門檻,臉上露出了喜悅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間,沉浸在無限幸福的感情之中,一邊指著自己的左右臉頰一邊說:「孩子們,過來。每人吻我一下!」因為他過去從未向我們提過這樣的要求,所以我們對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鎮靜下來,並果斷地滿足了他的要求。「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繼續講道,「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進行了徒勞無益的努力,現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將捷克與德國統一起來了。哈查已簽署了協議。我將以最偉大的德國人名垂青史。」
  幾個小時以後,我們坐上了開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專列。我們在波希米亞·利帕下了火車。希特勒的灰色奔馳車隊已經等候在那裡。我們換乘汽車,超過德國士兵的車隊,繼續向布拉格進發。當時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風雪對希特勒來講似乎算不了什麼,大部分時間他站在車裡致意。
  在布拉格,我們的車開上了城堡,赫拉德欣,這裡已積了厚厚的一層雪。這座地勢高於城區住宅的城堡,呈現出了童話般的美景。但似乎什麼地方沒有安排好,城堡大鐵門緊閉著。經過元首護衛隊的一番努力,大門才得以打開。我覺得,這是我們不受歡迎的明顯標誌。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營。一到這裡,希特勒便與內政部長弗裡克和國務秘書施圖卡特一起著手草擬公告。他們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後由我根據他們的口授打成文字的東西。當時,人們忙得團團轉,連別人攝影我都沒有發覺。幾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才見到這張照片,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郵報》封面上的那張照片。該報發表過《克裡斯塔·施羅德號外》。這一點,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內的捷克宮員們對我們的敵視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不奇怪!例如,他們不願意向我們提供快餐。夜間兩點鐘,元首護衛隊終於成功地從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來了火腿、白麵包和比爾森啤酒。我們高興地談論著風味小吃,讚美著略帶酸味的新鮮啤酒。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讓人給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卻覺得這啤酒不可口,臉上出現了難看的表情,說:「……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專列。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將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請到他的豪華車箱裡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賀。他情緒極佳,送給我一束紅玫瑰花,這束花是事先發電報在一個車站上訂的。另外,他還送給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他簽名的金製自來水筆和鉛筆。當時,我哪裡料到,1946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裡,這件禮品引起了嗜好紀念品的美國佬的極大興趣。
  從1937年起,出外旅行次數增多了。過去幾隼,希特勒旅行幾乎全是乘汽車,現在則不同了。他對旅行時乘坐佈置得美麗和諧的專用列車開始感興趣。顯然,這樣要舒服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邊的工作人員召集到他的豪華車廂裡,共進晚餐,共用茶點。這也成了他的一個習慣。他的女秘書們誰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誰想逃避這種常常持續幾個小時的聚會,那麼他就沒完沒了地打聽這個人的下落。因此,負責邀請人們參加茶會的傭人,一開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書想逃避參加聚會的請求。我生活的相當一部分時間就是這樣在元首的專列裡度過的。
  希特勒的豪華車廂內的護牆板是用貴重硬木製成的。中間擺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周圍擺著紅皮凳子。室內裝有反光照明設施。另外,還有音響設備和收音機。火車一到站,新聞廣播便自動開啟,平時就用作無線電聯絡。
  旅行途中,陽光燦爛時,他總要求人們把他那豪華車廂的百葉窗緊閉起來。他只需要燈光,因為明亮的日光使他難受。也許他覺得達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妝」更美,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維她。顯然,這也促使希特勒周圍的男人們倣傚起他來。
  在專列上聊天時,他經常談起他乘汽車旅行的經歷。只有碰到乘汽車旅行不舒服時,他才動用專列。否則,他更喜歡乘汽車進行橫貫德國的旅行。這不僅因為汽車快,而且還因為汽車可以提供直接接觸群眾的機會。
  希特勒是一個狂熱的汽車迷,他曾提出過許多改進汽車的建議。這些建議都被戴姆勒一奔馳汽車公司成功地採納了。該公司的總經理雅克布·韋林在鬥爭年代曾賒銷給他一輛車。所以,他對韋林總經理特別感謝。因為此前希特勒的買車願望曾遭到霍希公司的拒絕。有一次,他對韋林開玩笑說:「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佔領德國的人?如果當時你不給我汽車,我就不可能佔領德國。所以說,你是一個真正的佔領者。你不久就得考慮是否還要維護你的權力!」
  接著,韋林進了臥車車廂,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煙。他對我說:「施羅德小姐,元首說的話你聽到了嗎?我得把這件事講給我的母親聽。」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以前的和平時期,希特勒是這樣過生日的:早上元首貼身衛隊的小樂隊首先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後當他從拉德齊維爾宮二樓他的住所走下來時,等候在下面樓梯口、身穿節日盛裝的部長和副官們的孩子手握各種各樣的花束向他表示歡迎。顯然希特勒對與孩子們共進早餐感到愉快。對攝影師們來說,拍攝希特勒與孩子們在一起的場面,始終是不可多得的機會。飯後是正式的恭賀活動和在動物園舉行的國防軍閱兵式。
  連接希特勒的住所和總理府服務人員辦公室的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大廳,早在他生日前幾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長長的談判桌上和放在旁邊的備用桌上,堆滿了人們送給希特勒的禮品。大廳裡散發著用作裝飾的小扁桃樹、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禮品中無所不有:有價值昂貴的、實用的、好的禮品,也有許多一般的東西。禮品大致包括:油畫、雕刻品、織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幣、鐘錶、辦公桌裝飾品、文件包、圖書、古樂譜等等。另外,還有一些手工藝品,如:繡著納粹黨徽或「元首萬歲!」字樣的枕巾和被面等。為製作這些手工藝品,那些狂熱的崇拜希特勒的婦女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嬰兒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裝飾品,後來都保存在元首辦公廳的檔案館裡,整潔地擺在案架上,預備供給生活貧困的夫婦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帶有藝術造型和字樣的圓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籃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立即送到各個醫院去。珍貴的東西就擺在元首住所的陳列櫃裡。不帶納粹黨徽的手工藝品,擺在會客室裡。後來,在戰爭期間,納粹婦女協會自己織了大量短襪,在會議大廳的四個角落堆積如山。
  我的朋友約翰娜·努塞爾,50年代把我過去在柏林、貝格霍夫和大本營裡寫給她的信都退還給我。下面是些摘錄。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輕率地提供給了達維德·歐文。摘錄中對俄國人等的思維方式的評價,是我從希特勒的談話中獲得的,並且又傳播給別人。我沒有懷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觀點,今天我對此感到吃驚。我怎麼能傳播一個我過去根本不曾有機會認識的人的評價呢!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件十分丟臉的事,而且無論怎麼說,更是一件難以忘懷的事。
  1939年4月21日,我在從柏林寫給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的全部療養計劃再一次告吹了。本來我想3月份就去療養,後來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現在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暫時放棄了一切計劃。本月28日,希特勒將在國會發表演講。在此之前,無論如何,我們得值班。
  達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來期待沃爾夫到柏林來,但首長已決定讓她在那裡處理和回復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禮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國會上的演講,並且看一下演講之後總的形勢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別無選擇。要是我能有我們首長一半的毅力,我也不會這樣。一旦他長胖了幾斤,他就突然停止進食,然後規律性地餓上三周,於是,體重就下降了。
  此外,對他(希特勒)來講,過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個過程持續兩天。招待會接二連三地舉行。昨天的閱兵式,規模很大,持續時間長得令人吃驚。我們是上午9點半去的,下午4點半才回到辦公室。總共持續了7個小時。來回路上連同在那裡等候的時間用了3個小時,閱兵式用了4個小時。每週的電視新聞,你肯定是能夠看到的。我一再感到驚奇的是,他哪兒來的那股勁連續站4個小時並且還得致意,的確是很累的。僅僅觀望,我們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這樣。
  今年的禮品,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價值上,都可以說是很棒的。禮品中有繪畫(德弗雷格爾的、瓦爾德米勒的、倫巴赫的,甚至還有提香的一幅),其次還有邁森瓷器造影藝術品、宴席上的鋁制裝飾品、裝潢精美的圖書、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藝品、地球儀、收音機、鐘錶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雞蛋、大蛋糕、糖塊、果汁、利口酒、一艘全部用花紮成的極美的帆船,可惜這個美麗的東西壽命不長。另外,當然還有飛機模型、輪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歡的類似兵器之類的東西。一見到這類東西,他高興得簡直就像個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積極地張羅著,整天忙得不可開交。寬闊的夏洛騰堡大街上,裝上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設備,整個街道變得富麗堂皇。我覺得這種佈置,像菩提樹下那樣,似在佈置戲院。然而一旦這些戲劇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復了本來面目,顯得比現在更雅致。菩提樹的周圍也插滿了細柱子。也許我的審美觀不行,這實際上是很美的,看來多數人都很喜歡。
  我們回柏林之前,在訪問奧地利期間曾到部隊參觀。首長是乘汽車去的,而我們乘坐被首長命名為『熱烈的總理飯店』的專列約三四個小時。去的地方離維也納約只有7公里遠。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我曾看過幾出好戲,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開始總不知道晚上到哪裡去才好,後來我就到劇院去。現在這已成了我的一個習慣——總到大劇院裡的小劇場去。在那裡,我迄今為止看過的幾乎所有的戲劇,不但導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出色。例如看過的《凱撒大帝與埃及女王》演得好極了。不久前,節目文藝周會演,上演了《陰謀與愛情》。我早就希望看這齣戲,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沒看成。此事確實已拖了很長時間了。首長說只有柏林的戲值得一看,因為那裡的戲,導演得極好,演員也是第一流的。譬如老音樂家米勒是由海因裡希·格奧爾格飾演的等等。
  ……諸如此類,我們的『老頭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頗有興趣地談到了教會問題。他對這個問題談得那樣清楚,我真後悔事後沒有把他所講的話記錄下來。
  這個話題是由談論哥特式建築風格引起的。他認為這種風格生疏、矯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歡這種風格。這當然是個人愛好的問題。他大致這樣說過:『為什麼一條美麗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斷而讓其向著不必要的毫無意義的尖處伸展!為什麼在許多大大小小的尖頂塔樓的內部砌上磚,只可眼見,而卻不能接近呢!
  他還說:神秘主義起源於哥特式建築風格時期。建築物的昏暗對神秘主義的產生以至於發展都起到了推進作用。這個時期充滿了昏暗和不真誠。在畫家所畫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著的。假如一位畫家沒有結過婚,那麼他就永遠見不到女人的身體。這樣,他畫的畫就可能是錯誤的、醜惡的。這個時期,迷信和神秘主義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基督教是基於已持續了2000年的認識之上的,神秘主義和迷信(聖經童話)使得這一認識雜亂無章且含糊不清。這裡的問題是:為什麼不能在今天的認識基礎上確定基督教的概念。路德曾謀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誤解了。因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連續不斷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進、共同發展等等。首長完全懂得,宗教問題是很棘手的,一旦發生戰爭,它就會在內部產生不利的影響。我感覺到,他對自己能夠理智地、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感到高興。
  我還有許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傾訴。例如,我和比我年輕的同事在性格上差異很大。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表現自己,為此目的,她不擇手段。她把我對某些書的評價據為己有,再去告訴別人。本來是我對一些問題的考慮,可在她得知後半小時,她就可以甚至在我在場的情況下說成是她的思想產物,對此我已習以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時,她開始搶話說。也就是說,當別人直接問我問題時,在我開口回答之前,她搶先替我回答了。如果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問題是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當我與別人坐在一起認真地談論問題時,她總要插一槓子,非得擾亂我們的談話不可。由於她大聲插話,我們的談話無法進行下去。一遇到這種情況,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另外,她還驕傲自大,盛氣凌人,總愛拉長了腔調講話,諸如『是不是啊!』等等。對此,我大為惱火。自那以後,我便開始疏遠她,與她只談非說不可的問題。
  不幸的是,首長認為她稱心如意,對此她當然要大肆吹噓,並且表現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這些事情影響是不好的。如此看來,生活就是持久的鬥爭和持久的維持自己的生存。然而,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當今的現實是。男人們(尤其是在我們這裡)總喜歡年輕、漂亮並且百依百順的姑娘呆在他們身邊。咳,只要不給臉色看,不造成精神負擔就行了!在過去幾天裡,在山上發生的一切都使我煩透了。但是,我暗暗告誡自己,不能灰心喪氣。當然,我不會再另謀出路。現在到處都在打仗。我只有高興地期待著終於能夠收拾行裝,踏上療養的征途……
  1939年進軍波蘭
  出乎我們大家的意料,1939年9月1日戰爭開始了。1939年9月3日的晚上我們就乘坐21點自柏林開出的希特勒專列向波蘭進發。像往常一樣,在旅行開始前我們是沒有時間進行認真準備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給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寫道:「幾小時以後我就要離開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問候。對我來說,這就意味著要與首長同生死共命運了。至於後果如何,現在我還不願想這麼多。但是,假如有個三長兩短,那生命對我來講也就無所謂了。如果你給我寫信,請寄上面的地址,我給你回信也用這個地址……」
  進軍波蘭開始時,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專列上指揮戰鬥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車去前沿陣地,冒著危險,一直到最前線。晚上,返回來時塵土滿面,污垢滿身。啟程前他總要口授將向戰士們發出的號召和命令。在包圍華沙期間,他呼籲居民們離開城市。直到進攻波蘭接近尾聲肘,他才在索波特市軍官俱樂部飯店安下身來。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蘭大本營寫給朋友的信中說:
  「十天來我們一直住在火車上,地點在不斷變換,由於我們——達拉和我——從未離開過火車,所以我們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氣熱得令人難以忍受,簡直可怕的很。太陽整天照射著車廂,面對熱帶的炎熱天氣,人們無能為力。我身上起滿了泡,簡直令人厭惡,而且還無法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療。早上,首長同他的人乘車離去,我們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們進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尋找治療辦法,但由於我們在每個地方果得時間都很短,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們在巡迴野戰醫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趕上送來一大批傷員。勃蘭特大夫做了整整一個晚上的手術,我們指揮部的人也前往幫忙。達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傷員寫寫家書,覺得以這種方式至少可以為他們做點事情。但結果卻沒有做成,主治醫生雖然對此很高興並且表示感謝,但因為野戰醫院是巡迴性質的,所以他感到我們的建議並不很合適。當讀到你們挖煤的情景時,我羨慕極了。假如我能身臨其境該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們是怎樣幹活的。
  我們這些人跟隨首長來到波蘭,雖然可以大開眼界,但也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為冷槍不斷打來。首長對此不以為然,仍然像在德國那樣站在行駛著的汽車裡,而且是在最顯眼的位置上。我認為他這樣做未免太輕率,但誰都說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車穿過了一個游擊隊經常出沒的小樹林。半個小時以前,一個無武裝的德國衛生隊曾在這裡被幹掉,只有一名衛生員逃了出來並親自向他做匯報。
  同時,離此地不遠的地方,波蘭戰鬥機不斷在投擲炸彈。人們估計,波蘭人已發現了元首一行。首長非常顯眼地站在一個小山丘上,戰士們呼喊著萬歲從四面八方擁向他。而波蘭炮兵部隊就駐紮在山下的窪地裡。他們當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擁的場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陣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斷定是誰呆在那兒。半個小時以後炸彈就對著他投了下來。當然,希特勒的出現對戰士們來說無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險地帶見到元首,對他們的士氣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不管怎樣,我仍然認為,對他來講這樣做太危險了。
  至於下—步與英國人和法國人的事情如何發展,我正拭目只待。但願法國人盡早醒悟,認識到為英國犧牲幾百萬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蘭問題解決得快,那麼也就不存在採取下一個行動的基礎了。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我們的一位傳令官前天突然患腦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機施雷克過去也是息這個病死的,你還能記起他來嗎?黨衛軍戰士們在談到這位剛滿24歲的傳令官的死時說:『要死,也要死在戰場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無法選擇的。有些犧牲了的人是人們熟悉的。曾在元首貼身衛隊戰鬥過的漢斯·榮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犧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們又回到了柏林。
  1940年進軍法國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與軍方人士進行了多次談話,但其內容在樓梯間裡的人卻毫無所聞。人們只能再次猜測,又有什麼事情正在悄悄地預謀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們這些小範圍的人得到通知,當天晚上就啟程旅行。但都沒有告訴到什麼地方去。旅行持續多長時間我們也一無所知。當我提及這個問題時,紹布中隊長便擺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說:「可能8天,可能14天,一個月,甚至可能幾年!」
  傍晚,正當我們聚集在元首住所裡的時候,接到了出發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達拉諾夫斯基和帝國新聞局副局長乘坐一輛車,我們遠遠駛出柏林之後,向著施塔肯方向前進,本以為到了施塔肯之後會換乘飛機繼續旅行。然而卻誤會了。車駛過施塔肯之後終於在一個小火車站上停了下來,元首的專列已經停在那裡。
  看來除了軍事副官們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標。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車上吃晚飯的時候,施蒙特開玩笑說:「你帶了治暈船的藥了嗎?」莫非說要到挪成去,因為火車正在向北方行駛啊?首長巧妙地接過話茬說:「如果你要有膽量,可以把海狗皮當獵獲物帶回家來。」
  午夜過後——已駛過了漢諾威——火車突然改變方向向西行駛,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發覺了這一點。當元首的列車駛過一個小車站時,天已破曉,車站上標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還未亮,人們又換乘等待在那裡的越野車繼續前進。在我們經過的所有村子裡,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說,這些路牌被注有軍事標記的黃牌子取代了。我們終於到達了一個丘陵起伏、樹木茂密的地方,後面便是部隊的作戰坑道,這裡就是首長安營紮寨的地方。清晨,我們站在坑道前便可聽到遠方激烈的炮擊聲。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說:「先生們,向西方國家展開的進攻現在已經開始了。」
  情況逐漸明瞭,原來我們就在明斯特艾費爾附近。人們稱元首大本營為「巖巢」。作戰坑道很窄,內部的牆面是用粗糙的木頭簡單撐起來的,凳子是用樹皮編織而成的。這裡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凱特爾、約德爾、施蒙特、紹布和一個傭人居住。另外還有一個供希特勒的小參謀班子使用的餐廳,參謀班子裡的其他成員都住在附近的村子裡。這個大本營在所有的大本營中風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樹林裡充滿了唧唧喳喳的鳥叫聲,希特勒稱這兒為「鳥的天堂」。這裡的環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於坑道內的房間根小,所以他經常在露天召開會議。他從未像在這裡呼吸那麼多的新鮮空氣。他不只一次的被這美麗的風景所陶醉,並且表示在戰爭結束以後每年都要帶領原班人馬舊地重遊。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總部遷到了布魯塞爾附近的拜什村,這裡離前線更近。村子裡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棟寬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圍是茂盛的草地,我從未見過這樣的草地,上面長滿了莖粗葉茂的濱菊,和一片矗立著美麗古老橡樹的森林。1940年6月13日,我從那裡寄給我朋友的信中寫道:
  「一周來我們大大前進了,現在我們住在老百姓讓給我們的村莊裡。起初的幾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個牛棚裡,是用木板搭起來的,牆面塗上了泥灰,潮濕不堪。還好昨天臨時木板房已竣工,總算可以住在乾燥的房子裡了。
  最初幾天這裡沒有水,在這個地方,我第一次發現水對於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們刷牙用的是不乾淨的礦泉水。第一天夜裡我們住的房間失了火,電話線和電燈線連在一起加上氣候潮濕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響的火聲驚醒,我一躍而起,為撲滅火,我夢幻般地用手扑打起來。但是無濟於事,這時便拿起一塊濕毛巾扑打,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這種情況,這天晚上許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個晚上電線不斷熔蝕,躺在下邊床上感覺真不舒服。你看,不過這種糟糕的狀況已經過去了,而且我們也適應了這裡的生活。
  我們取得了成功,在我給你寫信的這個時刻,我們的部隊已開進了巴黎機場,照這個形勢繼續下去,我想我們是不會在這裡久呆的。最近我曾經去過色當、那慕爾、菲利普維爾、迪南等城市。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災難。整個樓群都變成了廢墟。市內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為可怕,道路兩旁的壕溝裡堆滿了掉進去的各種型號的炮彈、坦克、車輛、制服、救護車和武器裝備以及燒燬了的車輛。城市上空散發著一股令人噁心的屍體腐爛後的氣味,大群呱呱叫的烏鴉在空中盤旋著,不斷地擴大它們的活動範圍。簡直是一種遭到破壞後的絕望情景。牛、馬和狗在燒燬了的房子的周圍慌亂地奔跑著。頭幾天,沒有給奶牛擠奶,夜間人們可以聽到奶牛由於疼痛而發出的叫聲。
  難民的情景也是悲慘的。許多家庭都棲身在燒燬的汽車裡,上了年紀的婦女坐在兒童車裡。戰爭的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
  每天夜裡我們都經歷同樣的場面,接待「空中」的來客。12點20分敵機準時開來並在村子的上方盤旋三個小時。幾天前,他們炸毀了一座房子,我們刑事警察局的幾個人住在裡邊。還好這些人沒有出什麼事,他們及時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們不知道這些轟炸機是在尋找我們還是在尋找市內的主要街道。看來它們任何目標都沒有找到,因為它們飛得太高了。它們偶爾不來,首長就問:「我們的看家飛機今天到哪兒去了?」
  無論如何,我們每天晚上都得與首長和參謀班子裡的幾位參謀站到三點或三點半,觀看夜間的空中演習,直到偵察機凌晨消失為止,此時此刻,這個景致總使我聯想起卡斯帕爾·達維德·弗裡德裡希的一幅畫。
  我們的給養是很好的,有足夠的黃油和牛奶,現在有時也能吃到西紅柿和水果。實際上我們什麼東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紹布應邀參加了一個宰牲日。我們有一個飛行中隊駐紮在離大本營不遠的地方,開車去那兒只需要20分鐘的時間,我們的飛行員們殺了兩頭豬。在一家當時的會所裡,大約50人圍坐在裝飾華麗、並用高高的法國煤油燈照射著的桌子旁邊,津津有味地品嚐著血腸、肝腸和燉鮮豬肉。後來還喝上了法國陳年的紅葡萄酒,撇開白酒不談,這種酒簡直美極了。由此可見,我是什麼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們又應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餅。他們住在民房裡,午餐由戰地廚房提供,晚餐他們自理。這樣在這些男人們中間便顯露出料理家務的本領,對此他們當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們明天要去品嚐他們的煎蛋餅。
  我要對你講的還有許多東西,但現在還不能講,我們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時刻就要來到了。我個人認為,戰爭不會持續到六月份以後。昨天在巴黎召開了作戰會議。魏剛已宣佈巴黎戰役失敗,並建議兩國之間締結和約,貝當支持了他的建議,但雷諾和其他幾名成員則強烈反對。」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營寫給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說:
  「……停火於今天夜裡1點35分生效。首長不久就要在國會發表講活。這也許是他向英國人發出的最後一次呼籲。『倘若他們仍然置若罔聞,就將對他們毫不留情!』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為止,對迫使英國人就範他會感到遺憾,假如他們能夠理智地行事的話,那麼對他說來這樣顯然要好多了。如果他們知道首長向他們要的只不過是我們過去的殖民地,那麼他們的立場也許會靈活一些。我以緊張的心情注視著英國。順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勢很好,令人振奮。達拉和我身穿灰色軍裝,戴著『德意志國防軍』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長不時地來到房間,口授向報界發出的呼籲。他還親自為電台編排廣播節目……」
  希特勒在小範圍內談到德軍在敦刻爾克沒有乘勝追擊英國人一事時說:「軍隊是大英帝國的支柱。如果我們打敗了來犯的軍隊,大英帝國就將崩潰。鑒於我們不願意也不可能繼承它的遺產,所以我們不得不饒了它。我的將領們至今還沒有搞清楚這一點。」由於希特勒對英國的單相思,所以他爭取英國的設想便落空了。
  這天,希特勒顯得十分輕鬆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圍站滿了軍宮,此時,當他得知了法國的和平建議之後,興奮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滿意地放聲笑了起來,當時我們兩位女秘書正好站在離他們不太遠的地方,親眼目睹了這種場面,瓦爾特·弗倫茨當時還拍了照。接著,凱特爾講了一通話,稱希特勒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統帥並祝他萬壽無疆。
  然後,希特勒視察了陣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這些陣地上戰鬥過。他舊地重返,這裡的一切如故。後來,他驅車去了巴黎,參觀了遭到毀壞的教堂、劇院和其他地方。回來之後,他自豪地說,對劇院內的佈局情況他比他的嚮導還熟悉。他青年時代浪跡維也納期間,曾對劇院的建築結構進行過認真的研究,自那時起,建築設計方面的所有細節他都記了下來。
  幾天後,達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為我們指派的帝國國防軍的一位司機開的車去布魯塞爾,到了那裡,我們就碰上了一個小小的車禍,雖說不嚴重,但達拉的頭撞到了車頂上,導致輕微腦震盪。我在飯店裡租了一個房間,為她進行了熱敷,以便我們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後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這次事故,並指示我們決不能再乘坐國防軍的車外出。他那時之所以對我們還那樣關心,是因為我們之間有一種良好的關係。大家心情都很舒暢,直到進軍俄國的初期,情況依然如此,然而後來,情況卻發生了很大變化。
  戰爭爆發時,我讓別人做了一個大型櫃式行李箱,中間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裡擺放辦公用品和各種各樣的信封。這些信封上都帶有國徽(老鷹和四字),其中「元首」字樣是塗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國徽的下面印著「阿道夫·希特勒」字樣,另外還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樣的字樣。
  由於我們是經常在大本營裡工作的人員,所以希特勒要求我們也穿制服。根據希特勒的指示,藝術家協會主席舞台布景設計師本諾·馮·阿倫特為我們女秘書們專門設計了相應的制服。這種「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軍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鈕扣和金銀條。達拉和我在各自左邊的翻領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親自設計,金飾工加爾製作的纖細的老鷹連接著四字式樣的銀製國徽,這是希特勒特許的,只有少數幾個人有權戴這種國徽,大多數人都佩戴圓形的黨徽。
  本諾·馮·阿倫特後來也經常到元首總部來看望希特勒,他也經常被請來喝晚茶。希特勒同他談論他所認識的藝術家並且詢問他們的境況。阿倫特離開時,希特勒每次都熱情地握住他的手說:「很高興,你若是不時地在我感到孤單的時候來看望我,對我來說,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橋樑。」
  2月22日我在貝格霍夫寫給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談道:「實際上,自1940年12月21日以來,我們一直在旅途之中。聖誕節是在法國的海岸上,加來、敦刻爾克等地度過的。12月31日,正當我們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專列的餐車裡就餐的時候,英國人的炸彈向我們劈頭蓋臉地投過來,我們的高炮部隊給予猛烈的還擊。儘管我們躲進了安全的地道裡,但我還是有些奇怪的感覺。有關聖誕節前夕的情況以及氣氛令人難以忍受的除夕的情況我已告訴過你。
  與細布、達拉和肯普卡在巴黎度過的六天是無憂無慮的。德國大使館和漢內色將軍參謀班子接連不斷地發來邀請,搞得我們幾乎連個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要是每次在應付完這些活動之後接著休息一天,那該多好啊……
  我們在地面上工作的時間肯定不會太久了。目前達拉諾夫斯基正在休假,這裡只剩下了我和沃爾夫。鑒於我們又得坐到坑道裡,日復一日的過那種單調乏味的生活,所以我想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維瑟去療養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這樣做。
  這裡現在正是陰雨連綿的天氣,首長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簡直無聊死了……」
  1941年3月7日我在貝格霍夫寫給女友的信中道:「……真高興你能夠同那些可愛的人們在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設想幾個星期與當地的人們一起生活的情景,為此我真羨慕你。人們必須保持這種聯繫。由於我過著封閉式的生活,所以我顯得孤單、遲鈍、思想僵化。該是我們返回柏林的時候了,我們在這裡呆的時間也夠長了。
  我們可能於本月中回到柏林。從目前情況看,似乎去下林登維瑟去療養的事又要泡湯。按照常規我們現在就應該種預防霍亂和傷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長途旅行之前都要這樣做)。看吧,假如療養不成,那我也沒辦法。戰爭總歸是戰爭。我今天剛剛聽說,兵工廠的婦女們從事著多麼艱苦的勞動啊,相比之下我們這些人顯得多麼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經收到了我從維也納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們在那裡簽署了保加利亞條約。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於連個電話都沒時間給你打。前一陣下了一場大雪,再次驅散了春天的所有氣氛。然而,積雪滯留時間將很短,否則會過於潮濕,太陽會使積雪融化。
  隨信再次附上拉夫寫給你的信。看來他也不很滿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滿了一種悲觀的情緒。這段時間以來他給我的信也是簡單的幾行字,信是通過去看望他的一位與他有商務往來的朋友直接寄給我的。對我杳無音信看來他深感失望。本來是應該能夠理解這一點的,然而他哪裡知道,假如我同他往來,國防軍最高司令部和蓋世太保是要找我算帳的呀。……我的海藍寶石戒指你沒必要脫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為對布呂克納的紀念我將感到高興。你能想像韋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組的過程中也遭到解雇了嗎。他離開之後,我才得知了這個消息。對這樣的事我已司空見慣。『火藥桶』這個詞已不再適用。」
  我在1941年4月28日自柏林給女友的信中寫道:「但願首長不要那麼快就回來(在這最後一次旅行中沃爾夫破例陪他),但他還是緩緩退回了,過幾天我們可能又要到南方去。我單獨在柏林度過的14天過得太快了……」
  「……格雷特爾·斯勒察克瞞著她的父母在三個月以前秘密結婚了,丈夫比她小六歲,曾是一位管絃樂隊指揮,現在從事嚴肅的和歡快題材的作曲工作,他有驚人的毅力,目前正在飛行大隊體驗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輕了幾歲,她極力勸我步她的後塵。可惜我缺少合適的對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個小包裹,這是他委託別人給我寄到柏林來的。阿倫斯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維瑟,繞了半天現在才送到我手裡。裡邊有12雙長筒襪,一包一公斤重的茶葉,附在上面的紅條上寫著:『受拉夫·A先生的委託謹表最親切的問候』。沒有寫明日期,其他什麼也沒有多寫。這個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脫手的,這是他最近的音信。因為現在他幾乎不再敢寫信。
  歐瓦姆博上周最終從他的房子遷了出來,是我幫助他幹的,這時我才終於發現並確信。在我們這個圈子裡,如果一個人失寵了,那麼就不會有人給你那怕是一丁點兒的幫助。我為歐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對外界來講,這也是一樁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質方面,他完全陷在一筆糊塗帳裡,那些過去曾與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誼』相稱的戰友們中沒人關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個自己也曾被降過級的人。然而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果人那麼自私,對別人的痛苦無動於衷,甚至連為別人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都不願意,這是非常可惡的。這方面要談的還很多。哎,真糟糕,現在我不得不停筆了,飯已擺好。首長每天下午都到我這兒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貝格霍夫寫給女友的信中道:「……首長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來……由於她現在需要錢,就想把迪特裡希·埃卡特的手寫詩句賣掉,這些詩句是埃卡特贈送給沃爾措根的老人的,我答應問一下首長是否購買,首長也曾與埃卡特很要好,看後要出1萬馬克買下這些詩句,無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得到這樣一筆錢……」
  1941—1944年進軍俄國
  1941年6月22日開始了對俄國的戰爭。6月23日,我們稍稍準備了一下便離開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離東普魯士荒涼的小城市——拉斯騰堡8公里遠的新的「狼穴」大本營寫給女朋友的信中說:
  「我們來到這個大本營已經五天了,我向你簡單敘述一下這裡的情況,……掩蔽所分散在森林裡,根據工作範圍劃分各自的位置,每個部門分得一處。臥室的面積如同火車軟臥車廂裡的包廂一般大小,牆上鑲貼著淺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內裝有隱蔽式抽水馬桶,上方有一面鏡子,室內還有一個西門子公司生產的小收音機,它可以接收許多電台的廣播。掩蔽所的房間裡甚至還裝有尚未啟用的電暖設備和式樣新穎的壁燈。另外還有一張用大葉藻填充起來的床鋪。房間雖小,但當我在牆上掛了幾幅畫之後,它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優美的。
  掩蔽所的房間裡一般都有淋浴設備,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使用過。主要是因為沒有熱水,其次我們往往睡到最後一分鐘才起床。掩蔽所內通風機的噪音干擾著我們,吸進來的風不停地吹在我的頭上,因為我有風濕病,所以特別怕這種風,鑒於這種情況,晚上睡覺時,我們就把通風機關掉。結果又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即睡覺時不能呼吸到足夠的新鮮空氣,導致白天我們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儘管如此,除了可惡的蚊子叮人以外,總的情況還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過並起了一層厚厚的丘疹。發給我們的防蚊藥可惜只能在短時間內起作用。男人們穿的是長長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與我們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們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為了買蚊帳四處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帳,我覺得長期支下去太麻煩。這些該死的小東西在室內並不猖獗,見到它們立即趕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給希特勒帶來了許多麻煩。他說:「人們為他挑選了最潮濕、蚊子最多、氣候最壞的地方。」儘管如此,他表現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們不要超越權限,一看到有人趕蚊子就說:「這是空軍的事。」
  在進軍俄國初期,希特勒的情緒可以說一直是好的並且時常開開玩笑。每當開完形勢討論會之後,他總要邀請私人副官、軍事副官、醫生和女秘書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裡我們在「狼穴」裡喝完夜茶之後,希特勒陪著我們一直走到掩蔽所門口,黑夜裡(我們總是嚴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們站在那兒又閒聊了一會兒。突然我發覺我的手電忘在他的房間裡,我請求僕人幫我取一下。可是僕人卻空手而歸,因為他在我指給他的那個地方沒有找到手電。「咦,」我說,「手電到底哪兒去了呢?」這天夜裡,希特勒大開玩笑,他微笑著表白說:「我反正沒偷,我是個竊國大盜,而不是竊燈小偷,這就叫大盜逍遙,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談到:
  「前一陣子,這裡運來一批蒼蠅拍,沒事幹就打蚊子。據說到六月底,這種小蚊子將被另外一種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這種蚊子叮人更厲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還有這裡的氣溫,室內太涼。人們不得不用自己的體溫來焐干總感到潮濕的床鋪。森林把熱氣完全隔開了。只有當人們走出森林之後才會感到這一點,帶有霉味的熱氣撲鼻而來。你知道嗎,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過10點鐘我們(我和達拉)就得到軍官掩蔽所一號餐廳去。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四面牆都刷過白粉。房子的部分牆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鐵窗戶離室內地面很高。牆上掛著兩幅木版畫,一幅是背簍,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畫像。幾天後,繳獲的一面蘇聯旗也被掛在了牆上。
  房間的中間,擺著一張可容納20個座位的長條桌,首長和他的將領們、總參謀部的軍官們、副官和醫生們中午和晚上都在這裡就餐。我們兩個姑娘吃早餐也是在這裡。首長坐的位置正好面對牆壁上掛著的一張俄國地圖,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覆地談到蘇俄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在與俄國締結了所謂的友好條約之後的這段時間裡,看來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現在他談到他思想上的憂慮,一再強調,布爾什維主義對歐洲來說將意味著一種極大的危險,認為如果他再觀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樣每天在我們的房間裡同我們一起喝咖啡;談話間他常說,俄國對他來說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蘭人》中的鬼船。我問他為什麼一再強調這是他做出的最難的一個決定(指對俄國採取行動),他回答說:「因為人們根本不瞭解俄國,它也許是一個大肥皂泡,也許完全不是這樣……」
  開始時還是很有希望的。進攻俄國開始後的前兩天在「狼穴」大本營我和達拉甚至還旁聽了形勢討論會,最緊急的形勢討論會一般在軍官食堂舉行。會上,元首站在一張大的歐洲地圖前面,指著莫斯科說:「四個星期我們就將佔領莫斯科,莫斯科將被夷為乎地。」
  我於1941年6月28日在給女友的信中還寫道:
  「是的,我完全離了題。早上,我們在一號餐廳等候首長,直到他走出地圖間(他聽形勢匯報的地方)到達餐廳吃早餐為止。順便說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個削好的蘋果。他知足、簡樸,難道不是嗎?與此相反,我們姑娘們則貪得無厭,當我們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塊黃油)之後,又去悄悄地取來一份,這樣,我們每次都吃三份。飯後,我們先請首長談一下新的形勢。接下來一點鐘到地圖間去參加一般的形勢討論會,會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爾少校輪流做報告。這些形勢報告非常有意思。從報告中可以得知被擊毀的敵機和坦克的數字(看來俄國人所擁有的飛機和坦克的數量很大,到目前為止,僅擊毀的飛機就有3500架,運油車1000輛,其中包括載重為40噸的重型運油車),他們借助地圖等指出我軍挺進的情況。
  在這裡,人們才真正知道俄國人打仗有多麼瘋狂。如果俄國人組織領導得好,這場戰鬥將是難分勝負的,然而,謝天謝地,目前情況並不是這樣。綜觀迄今為止的情況,可以斷言人們是在與一群野獸打仗。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才抓了那麼一點俘虜,這是因為俄國人受到了他們的政治委員們的煽動,他們聽了捏造的有關我們不人道慘聞,謊說如果他們被我們抓住,他們就會受到這種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們戰鬥到最後,必要時自殺。事實上,他們也這樣做了。在科烏諾附近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的戰士把一個俄國俘虜送回俄國人的掩蔽所,讓他去說服呆在掩蔽所裡的俄國人出來投降。他大概是這樣做了,結果被呆在裡邊的政委槍斃了。接著整個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這就叫寧死不降。
  每個部隊附設一名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員,部隊的指揮官必須服從他的領導。組織上實行分頭領導,這就導致了一大批問題無人過問。他們根愚昧,打起仗來死板的很,這種情況自然孕育著一種危險,使得戰爭很殘酷。法國、比利時等國人則很聰明,一旦他們意識到再打下去沒有意義了,他們就放棄戰鬥,但是俄國人還是要戰鬥,他們擔心,如果他們投降,家裡人會遭殃——實際上莫斯科也是這樣威脅他們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們有那麼多飛機,根本不頂用,因為他們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國的飛行大隊裡情況是這樣的,飛行大隊長在前面飛,其它飛機尾隨其後,他們不找目標,只是簡單地尾隨而已。一旦大隊長的飛機被擊落,其它的飛機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為他們大部分人不會看指南針。我已經寫信告訴過你,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已擊落了3500架蘇聯飛機。
  現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來:聽完形勢報告之後,慢慢又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我們吃午飯的地點是2號餐廳。因為午餐常常是一鍋煮,所以我們有時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們無論如何是要吃的。午飯之後,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們就睡上幾個小時,以便在這一天中漫長的工作時間結束以後還能保持足夠的精力。
  大約5點鐘,首長請我們到他那裡喝咖啡,同時還有點心招待。誰吃的點心最多,誰就會受到表揚。喝咖啡的時間一般要持續到7點鐘,有時還要長一些。然後我們又到2號餐廳去吃晚餐。飯後,我們要麼在附近走走,要麼看個電影。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段時間消磨掉,直到晚間形勢討論會結束後再次應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辦公室,對著正面窗戶的是一個壁爐,壁爐的前面擺著一張圓桌,桌子的周圍排放著帶有燈心草編靠墊的椅子。一般情況下同首長在這裡聚會的有他的醫生、軍事副官、私人副官、馬丁·鮑曼、我們兩個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鮑曼的指使,海姆將希特勒在喝完茶後的談話「秘密地」記錄下來。1980年,維爾納·約赫曼將這些記錄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營裡的獨白》為題予以發表。
  在這裡,我要對亨利·皮克博士做點說明。據說在亨利·皮克的故鄉,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們施捨了各種各樣的救濟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臨時替別人在元首總部擔任馬丁·鮑曼的副官期間,就已認識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著希特勒暗自記錄下來的希特勒的秘密談話將具有何等的價值。
  人們可能會想;希特勒的獨白和秘密談話錄為發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許多歷史學家已在利用這些資料並且將繼續用下去。然而他們並不知道《秘密談話錄》一書的前言和評注中的許多內容是不符合事實的。
  這裡僅舉以下幾個例子說明:
  1.根據某次講話,阿道夫·希特勒於1942年曾賦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寫作《秘密談話錄》的權利。
  事實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談話被秘密記錄下來。下述材料便可證明,他並不知道也不希望人們將他的談話記錄下來。
  a)海姆與紹布在1945年後進行的一次談話;
  b)1975年3月19日格爾達·克裡斯蒂安寫給克裡斯塔·施羅德的一封信的摘錄;
  C)阿道夫·希特勒經常提到,戰爭結束後,他將向他的兩位女秘書沃爾夫和施羅德口授他的回憶錄。在秘密談話中所涉及的事件、經歷和思想自然將成為他的傳記的主要組成部分。特勞德爾·容格在一份沒有註明日期的聲明中證明希特勒有撰寫回憶錄的意圖。
  2.還有一個說法,說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馬丁·鮑曼,在皮克離開大本營時不要檢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實是:大本營的人的行李從未被檢查過。希特勒當時的副官奧托·京捨所做的書面證明便可證明這一點。
  要駁斥皮克的所有說法就得超出這些記錄的範圍,在此我僅列舉三個例子:
  皮克錯誤地聲稱:
  a)愛娃·布勞恩是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寵愛的人;
  C)由於格雷特爾·斯勒察克是猶太人的後裔,希特勒於1932年解除了與她的友好關係。
  這三種說法都沒有根據,在後面的文章裡我還將對此做詳細論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時都舉行一個招待會,他在談話中常常把他並不認識的某重要人物說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別人接受他的邀請。例如,他還給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寫過信。在他去世的前幾天,恩格爾將軍在訪問施瓦賓藝術家之家時曾向我談起過皮克的這些所作所為。
  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談話錄》的前言中說的話是真的,他還邀請當時在希特勒身邊工作過、目前仍健在的老人們為他捧場。可惜的是,他們當中大概沒有人讀過《秘密談話錄》的前言和評注。當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問起此事時,她坦率地回答:「哎,克裡斯塔,這種東西我們是不看的。我們乾脆把這種書都放在書櫃裡!」
  皮克通過這種方法使得歷史學家們把他的《秘密談話錄》當作資料來源加以運用,在絲毫不懷疑的情況下繼續傳播皮克的說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那是一次小範圍的愉快聚會,喝的還是咖啡,吃的還是糕點等食品。你聽了我的話後肯定會認為我們歸來時體重不會減少。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還拜訪了我們的廚師,他原來在中歐臥車和餐車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過程中他負責為我們做飯,在戰爭期間跟隨我們展轉了所有大本營,另外我們還參觀了鋪著白色瓷磚、裝有最現代化電氣設備的豪華廚房,並且看見使人嘴饞的東西就順手牽羊。
  近來我們很想幫助他切麵包、分黃油或者調製色拉,但是這傢伙不希望別人幫忙。他是一個又矮又瘦的機靈人,不知為什麼,我們元首護衛隊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樂,事情亂得沒有頭序的時刻也是他感覺最好的時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熱情的廚師。一切他都幹得那麼熟練,觀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興。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決不是草率從事,總是精益求精。
  從這個快樂的『小鬼』身上人們可以認識到,的確很多東西都與工作有關係,當一個人完成了一項工作之後,這個人成功的感覺便溢於言表。然而這點對我來說卻常常是不適用、多餘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這一天中到底都幹了些什麼,那麼我就會得出全面否定的結論:什麼都沒幹。不願意講話時,往往就睡覺、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無味,人們改變不了這種生活,我們總處於令人心煩的無休止的待命狀態,同時又不斷地度過一個接一個的繁忙時刻,這是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頭腦清醒的時候,我們也想學習點什麼(我身上帶有法語一千句教材),學習的念頭我始終沒有放棄過,但是缺少一種動力。今天我的確打起了精神,為了再次向你做一較長的匯報……
  在這段時間裡,你肯定已聽到積壓了整整一周的特別消息,首長今天早上說,如果德國士兵贏得了這場戰爭,就將最終摘取月桂花環。這裡的一切確比人們想像的要好得多。怪事連連發生,例如集結在邊境地區的俄國人並不誘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個後勤供應困難;又如他們並不把多瑙堡鎮附近的兩座橋樑炸掉。這兩座橋一且被毀,我們就不得不修復它,這樣會使我們失去很多時間。我想,只要先佔領了明斯克,我們就會飛速向前挺進。如果在我們士兵中間還潛伏著共產黨員,那麼只要讓他看一看那邊的『恩賜』,他就肯定會完全改變信仰。我同曾有機會去過莫斯科的許多人交談過。可以想像,人們在那裡過的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於他們的無知而受剝削,被欺騙卻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這方面的真實情況,該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營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在首長住處舉行的晚間討論會上,教會問題成了主要議題。可惜你不在場。首長談到的所有問題都那麼通俗易懂,例如他講到,基督教通過欺騙和虛偽使人類發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現在看來我必須著手在開完討論會之後將首長的講話記錄下來。
  只是這種會議往往拖得時間很長,會後如果還沒累倒,也已疲憊不堪,無力寫東西。前天夜裡,當我們從首長那裡出來時,天已發亮。像生活有規律的人那樣,我們沒有馬上躺下睡覺,而是到廚房裡吃了幾塊三明治,接著睡了兩個小時,醒來時太陽已升起。起床後沿著牛、馬牧場和山丘轉了一圈,長滿了紅白兩色的三葉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簡直美麗如畫,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厭的。之後,我又繼續睡覺。
  在下午二三點鐘之前我們是起不了床的。我們過的簡直是一種荒誕的生活,難道不是嗎?像我和達拉諾夫斯基的這種古怪的職業今後大概不會再有。吃、喝、睡、有時寫,並且長時間地陪伴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為使掩蔽所內不顯得過分光禿,最近我們為首長去採花,這樣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營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長在戰爭中有一個私人工作班子跟隨左右,尤其是班子中還有兩位女性,這一點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釘。一名傳令兵將人們在1號軍官食堂狂飲後說的有關這方面的一些話告訴了我,使我萬分氣憤。我要重視此事,這畢竟是反對首長的一場嘩變,是對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評。我們不是自願到這裡來的,而是首長希望我們來的,他說只有與我們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這些先生們在場的情況下強調,沒有我們(我和達拉)他將寸步難行。我認為,這些先生對我們的存在進行抨擊,說明他們狂妄、愚蠢。
  對說閒話的人我閉口不談此事,這種態度使他們的良心受到譴責。事隔沒幾天,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首長問軍事副官是否在下一個大本營已為兩位女士準備了帳篷,想必當時這些先生們的處境是很難堪的,副官回答:『沒準備!』對此,元首憤怒地命令他必須創造條件安排我們住宿。副官說:『是,我們原以為您在這個營地只短暫逗留幾天,她們沒必要了。』諸如此類的話只不過是企圖排擠我們的托詞而已。首長根本不想讓別人干預他的事情。下令立即準備一輛大汽車供我們睡覺和工作。
  過去,當我還參加狂飲的宴會時,我曾抱有幻想,認為人們坐到一起來是一種友誼的象徵。現在我才認識到,在那種場合所談的話並不能表達友情,而是在撒該死的酒瘋。
  這樣的聚會根本不會帶來任何好的結果,更不能促進友誼。過了幾天,人們相遇時,相互間仍然存在著某種諱莫如深的生疏感。還是罷手為好。為什麼非要上一次當不可呢?人還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贏得友誼,得出這一認識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個念頭,盡可能多地獲取好處。他們喜歡最大限度地表現自己,總想拋頭露面,並不認為這種作法在聰明人看來有多麼可笑。在首長與一些男人站在一起時,我就覺得這些人最可笑不過了。攝影師一拿起相機,他們就像飛蛾見了光,閃電般地簇擁在首長周圍,其目的只不過是搶個鏡頭而已。這種病態的求名慾望簡直令人噁心。瞧,我又發了一大堆牢騷。但你將會理解,這個空虛的社會是何等的令我厭惡,我有必要時而發洩一下心中的不快……」
  1941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營給女友的信中寫道:
  「……我們這裡的生活變得相當單調。我們在這裡已呆了九個星期,聽說我們還將呆到10月底。這段時間的確漫長而無聊:工作寥寥無幾,有時整天無事幹,呆在一起的總是這一幫人,談的也總是這麼一些話。對這種無所事事我厭倦到了極點,以至於我最近正試圖向首長說明,實際上一位女秘書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為長期以來我自己就是這樣幹過來的。但他馬上制止了我,使我願在戰時做點有益的工作的願望——要麼在醫院,要麼在兵工廠——暫時根本無法實現。無奈,我只好繼續呆下去。
  幾天前,我們看了英國的每週新聞片,該片來自美國,描寫了倫敦的整個街道遭到破壞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議會等等都被摧毀。畫面上,整個市區都在烈火中燃燒著,一座座倉庫變成了火海。解說員講道,英國人對所有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們認為柏林的情景也同樣如此。假如可憐的英國人知道他們給柏林造成的損失與倫敦的損失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麼他們肯定會洗手不幹了。被俘的英國軍官供認,他們的政府做事不負責任。英國人自己,包括他們的軍官都承認這一點,這就足以說明了問題。
  我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在我們拿下俄國之後英國人提出和平建議來。與英國打仗只能導致我們雙方城市的相互毀滅。羅斯福幸災樂禍並期待著繼承英國的遺產。對於英國人的不理智,我的確不能理解。我們向東擴張了地盤,我們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認為,我們相互之間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和諧的關係,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土地那麼肥沃,我們可以在那裡種植我們需要的一切作物,其餘的東西(咖啡、茶、可可)我們可以到南美去換。本來一切都是如此的簡單、明瞭。願上帝使英國人不久將恢復理智……」
  1941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道:
  「……我們到加裡欽去了幾天,回來後才見到你的信……我們在這個大本營逗留的時間越拖越長。開始我們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後來人們又說10月中旬,現在已有風聲說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們不會離開。現在這裡已明顯感到秋天的涼氣,假如我們首長心血來潮,要在這裡過冬。那我們就得挨凍了。在掩蔽所中長期生活無疑對我們大家的身體都是無益的。首長的身體看上去也欠佳,他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太少了,每當他乘上幾個小時的汽車,就會出現風吹或日曬過敏現象。
  我非常喜歡呆在加裡欽,實際上幾乎所有人都喜歡呆在那裡,然而那裡的安全卻沒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為那個地方不像我們在大本營裡有嚴密的安全措施,那裡無法採取這些措施,所以危險係數很大。但是那兒風景優美,簡直出乎我的意料。一邊是林區,另一邊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藍天之中襯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農緊跟在犁的後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羅斯式的農家茅舍,拱起的、傾斜的蘆葦頂子,見不到一處窗戶。房前有一口用鐵鏈打水的汲水井,鐵鏈上已生了銹,井旁長著幾株向日葵。被太陽曬黑了的婦女們都赤著腳,頭上頂著一塊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們站在她們的母牛旁邊,看上去有點悶悶不樂,使人感到神秘,然而這種情形與這裡的自然景色卻相輔相成。此時此刻,一種回到故里的親切感油然而生。
  那邊整個地區是那樣令人心曠神信,而這邊森林中的氣氛卻是今人壓抑。這也許是由於我的一種感覺所致,我覺得那裡的人們沒有被監禁感,農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裡勞動;然而我們這裡卻是崗哨林立,人們不得不連連出示證件。我們長期與世隔絕,不論是在柏林、在山上還是在旅途中,總是活動在同一個有限的圈子裡,總是循環往復同樣的鐵絲網內的生活。這種狀況孕育著一種很大的危險:怕見人並且斷絕了與實際生活的聯繫,而且會導致可怕他心理衝突,即人們嚮往外部世界,而當接觸到外部世界之後,卻又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人們已完全被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禁錮了,無法再習慣於這個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經歷才使以希特勒為首的小圈子得以維持,如果這個圈子不復存在了,那將是痛苦的,一切都會亂套(勃蘭特博士也持這種觀點),對那些與外界斷絕了聯繫的人來說那將是糟糕的。請你體諒我如此詳盡地談到這個問題,我認為,對於今後來說,這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德國軍隊對1941年冬和1942年春這段可怕的寒冷季節毫無準備,當他們陷在冰天雪地裡肘,希特勒經常垂頭喪氣,但仍然希望盡快取勝:「我們要衝破的最後防線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面紗」,他說道,「我們必須耐住性子,俄國是抵擋不住的。」然而面紗並未被撕破,我們在「狼穴」大本營逗留的時間越拖越長。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說:
  「……你在信中談及的國內情緒和教會等問題引起了我的很大興趣。我想,如果我們的進攻進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寧格勒,那麼國內情緒將會再次高漲起來。今後10天是大獲全勝的時刻。首長的原則是,在真正贏得大戰的勝利之前,一不要發佈特別消息,因為過急發佈消息會引起敵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險。他常常左右為難:一方面他想安撫家鄉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讓敵人抓到任何線索。
  你提到教堂裡人都擠滿了,這我可以想像,我完全贊成你的觀點(這也是首長的觀點),人們目前無所作為,只能待到戰爭結束後再說了……
  ……順便說一下,兩周來,元首的掩蔽所裡添制了一台留聲機,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聽施特勞斯、胡戈·沃爾夫,特別是瓦格納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勞斯的《秘密的請求》終曲和聲音優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買唱片就必須記住這個名字)的歌喉。從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聲音柔和、悅耳,吐字非常清楚。這些曲子很美,人們完全被帶進了愛和溫暖的氣氛之中,看來對首長也產生了影響,因為昨天晚上他對我們兩位姑娘說:『孩子們,你們每時每刻都要抓緊啊!』我當時真該問他一下,我們長年日復一日地呆在他這裡,怎麼能利用好青年時代。是啊,理論與實際……」
  1942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講道:
  「……給你的第二封信剛剛投出就接到了你親切的來信,我一口氣把它讀完,接著馬上又給你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但這封信我要壓幾天再寄出,因為我在信中發洩的東西肯定會使你產生一種壓抑感,對此我感到遺憾。當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這些事告訴你,待到3月份休假時再說。我已與我的同事們商量好,從現在起我們實行定期輪流休假,這樣我們至少可以有時間處理一下個人的事情。今天,達拉諾夫斯基去度假了,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現在只能告訴你這麼多,因為這裡的節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在聖誕節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揮權。他的工作量因此大為增加,現在他再也不可能按時吃飯了。
  午飯本來兩點鐘開始,但現在越來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飯的時間。幾天前,首長的午飯是六點鐘吃的,創造了最晚紀錄。晚飯也相應地往後推,在元首的掩蔽所裡喝晚茶的時間一般是從十點鐘開始,可現在過了十二點才開始(最晚時到午夜兩點才開始),這樣一來,到四點至五點之間才能上床睡覺。
  一種自然的生活節奏根本已不復存在,然而正是這種自然節奏對身體至關重要。沒有一個階段的習慣過程就從一種境換到另外一種環境,對我來說,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損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們是在第二軍官食堂吃的晚餐,當時氣氛十分活躍。接著我們像往常那樣,被請去喝茶。見到首長時,他已很疲勞,剛談了一會兒活,他就打起盹來,這時我們不得不相應地安靜下來,剛剛出現的歡快氣氛一下變得死氣沉沉。
  近來,首長每次參加三個小時的形勢討論會。前來覲見他的先生們這時神情緊張,不敢流露絲毫微笑。我簡直無法向你描述這裡的悲觀情緒。例如在掩蔽所裡,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軍官食堂,那裡元首護衛隊正直的年輕人見到我就看出我剛剛哭過。看到他們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來,他們勸我,讓我喝點酒,設法安慰我。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的。待我鎮定下來之後,我們便堅定地唱起了激動人心的歌曲:『我們停泊在馬達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儘管人們一再下決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這樣一種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環境裡,借酒消愁的確是一條唯一的出路。
  我現在也不怎麼跑步了。一是因天氣太冷,二是地上積雪過多,路滑,跑步時總是提心吊膽,所以寧可躺在溫暖的掩蔽所裡。我們的辦公室原是一間空房子,無任何陳設,現在我已將宣佈置成了舒適的臥室。不過為此我也費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我發現了我喜歡的東西,總要設法將它弄到手。現在我的辦公室兼做臥室。我再也無法忍受在掩蔽所裡住下去了。通風機整夜整夜地開著,一刻不停地對著頭頂吹,吹得我的髮根痛。睡在躺椅上雖並不理想,但不管怎樣,我的辦公室裡總算有一個窗戶……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廠幹活或是被召到電車和地鐵等服務部門工作的婦女們非常艱苦。但比起我們來,她們卻有很大的優勢,她們在下班後活動自由,可以干她們想幹的事情。現在我又在發牢騷了。好啦,到此為止吧……前幾天,澤普。迪特裡希和迪特爾將軍到這裡來了兩天。他們兩位多才多藝,是活躍後方氣氛的主要人物……」
  後來,我在筆記中寫道:掩蔽所裡有一個裝有通風機的小房間。機器一開,新鮮空氣便吹進來,但是它的噪音太大。關掉它吧,人們又覺得空氣不好。所以我就睡在辦公室裡。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內裝有一個窗戶。這裡沒有辦公的環境,連固定的工作時間也沒有。希特勒常說,人們為他選擇了最潮濕、蚊子最多、氣候最壞的地方。然而我卻覺得東普魯士還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陽映照著一大片紅色的三葉草地,綠色的牧場,蔚藍的天空,冬天還有處於原始狀態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說道:
  「……我的同事本來一直給人一種相當穩健的印象,可這種令人不滿的生活現在使她的情緒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確的態度來對待難以避免的問題的良好想法總是過幾天就崩潰了。我們的情緒起伏波動。這與不守紀律無關,而是關聯著許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與你交談……
  ……天氣熱了兩天突然又冷了起來,白天的氣溫實際只有17攝氏度,凜冽的東風寒氣襲人。這種寒冷對我們來講也已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們已經磨煉出來了,只是那討厭的風令人難受。儘管如此,現在我們每天至少要走上一個小時,穿過這個地區,通常一直走到下一個荒蕪的村子為止。夏天,這個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難受,但是到了冬天,在鬆軟的白雪覆蓋下它卻顯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餘人們就閒散地呆著。儘管首長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卻不去睡覺,令人很痛苦。過去,我們經常在晚上放唱片,人們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從托特不幸遇難以後,這種音樂晚會就很少搞了。因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這一夥人,沒有來自外部的刺激,加上這夥人中誰都沒有什麼特殊的個人經歷,所以我們的談話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悶。實際上,這種談話也只能是這樣……」
  後來,我曾就此做過如下記載:娛樂:每天晚上看電影,下午喝茶。人們從不談政治。希特勒的影響到處可以感到,人們要麼沒有主見,要麼有主見而不敢說。誰要敢於講出自己的意見,誰就會被趕出這個圈子。對於在希特勒身邊工作的人來講,他就是他們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戰敗之前,希特勒還時常舉辦音樂晚會。他喜歡聽貝多芬的交響樂、瓦格納的歌劇片段或胡戈·沃爾夫的曲子。音樂一放,他閉目靜坐,聚精會神地欣賞起來。同一張唱片他往往播放數次,參加晚會的聽眾一般都可以熟練地說出唱片的編號。假如希特勒說:「阿依達的最後一幕《封墓》。」那麼聽眾中就會有人把唱片編號告訴僕人:「第一百多少多少號。」
  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希特勒不再聽音樂了。晚上總是嘮嘮叨叨地講個沒完。然而他說來說去不外乎那些內容:他在維也納度過的童年、鬥爭年代、人類歷史、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等等。就大多數話題而言,他所要講的我們都早已知道。這樣,晚上則成了我們的累贅。世界上和前沿陣地上發生的事件喝茶時是不能談論的,所有與戰爭相關的事情都不能談。
  這樣一來,談的最多的就是那種決不會使人難堪的話題,如布隆迪如何頑皮、聽話或有一天一隻突然出現在「狼穴」裡的雄貓如何冒險的故事。本來希特勒不愛貓,據說是因為貓追鳥的緣故。但對「彼得」,他已逐步習慣了。不僅如此,假如這只雄貓跑到我們的懷裡,他甚至還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這樣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誰悄悄地靠近布隆迪。他會生氣的。誰要是用肉來引誘它,他會馬上懷疑這個人的用心,他是嚴格禁止用肉來引誘布隆迪的。他認為,誰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歡,布隆迪只能忠誠於他一個人。
  每天早餐之後,希特勒都帶著布隆迪環繞著他的掩蔽所散步。他為有這只由專人(塔諾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確是一隻容易訓練、動作靈活的狗。他可以表演節目,如走平衡木、跳躍兩米高的牆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歡小狗。他常常把愛娃·布勞恩的兩隻蘇格蘭猛「內古斯」和「施塔西」稱作「木刷子」,愛娃·布勞恩則回擊道:「布隆迪是一頭小牛。」
  我那時曾寫信告訴我的女友,「我們養了一隻雄貓,這使我們感到愉快,它常常坐在我們身邊,它玩耍起來的優美風姿不止一次地使我們從談話中出現的令人不快的尷尬局面中解脫出來。我特別喜歡它,每當它跳到我的懷裡,我就將疼痛的雙手伸到它那柔軟的毛裡,此時我倍感舒服。我們還養了一隻蘇格蘭猛,但它不怎麼受歡迎,因為它過於倔強執拗(另外,首長說它像一把木刷子,他永遠不會同它合影)。有那隻貓在場,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樣它還是很重要的,因為即使它不在場。也常起到活躍談話氣氛的作用……」
  有些談話也還是很有意思的,人們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裡查到一些。比如,有時在喝晚茶時,希特勒談到日本人時說:「人們譴責我同情日本人。什麼叫同情?日本人是黃皮膚、小眼睛,但他們與美國人和英國人對著幹,因而對德國是有益的。也就是說,我喜歡他們。」新加坡事件之後,裡實特洛甫到元首那裡匯報情況。他本想通過電台和新聞界大張旗鼓地將新加坡事件公佈於世。在掩蔽所內小小的辦公室裡,希特勒面對裡賓特洛甫站著,回絕說:「裡實特洛甫,我不同意把這件事鬧得這麼大。必須從長遠考慮,總有一天會與黃種人鬧翻!」
  希特勒經常談起與他共過事的人。有一次在談到施佩爾時他說;「他是一位藝術家,與我感情很好。我與他個人關係最好,因為我非常瞭解他。像我一樣,他是一位設計師,既聰明又謙虛,不像軍人那麼刻板。沒想到,他對他所從事的偉大工作是那樣駕輕就熟。他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始終勝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爾提出一個設想,交給他一項任務,他先考慮片刻,而後說:『是,元首,我認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能這麼辦』,然後擺出他的論據,可謂頭頭是道。」
  施佩爾是希特勒堅定的追隨者,在他被拘留之後,我才真正發現,希特勒說的「一切責任我來承擔」的話是那樣深地銘刻在他的腦海裡。希特勒這句話在他所有的追隨者中激發了一種「責任感」,進而變成了對希特勒不可動搖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帝那樣。只要希特勒活著,施佩爾就認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隨著希特勒的死,他對施佩爾產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有時還談到霍夫曼:「霍夫曼過去曾是個棒小伙子」,他說,「那時他敏捷,靈活,身上背著那個複雜的舊相機不知疲倦地工作。為了照出好照片,他還鑽到黑布下面使用沉重的相機,這是要冒一定危險的。」
  霍夫曼也愛喝酒。有一次他在吃飯的時候喝了過量的酒被希特勒發現了,希特勒對他說:「霍夫曼,你的鼻子看上去像個爛南瓜。我想,如果有人在你呼出的氣下面點上一根火柴,你就會爆炸,不久在你的脈搏裡流的不是血,而是紅酒。」過去,當著希特勒的面霍夫曼是不這樣幹的。而現在霍夫曼居然敢這樣幹,使希特勒感到震驚。最後希特勒命令紹布和阿爾貝特·鮑曼:「請你們注意,霍夫曼教授到我這裡來時頭腦要清醒。我請他來是與他聊天的,而不是要灌醉他的。」有一天晚上喝茶時,我稱霍夫曼為「最靈活的人」,這可大大地觸怒了希特勒,這事我後來才知道。
  霍夫曼教授是一位19世紀壁畫的收藏家,同時收集希特勒作的所有水彩畫。每當他到埃伯斯貝格大街希特勒的別墅去拜訪他時,從不忘記向他提及水彩畫的事。對此霍夫曼非常自豪。我還記得,希特勒在許多談話中都曾告誡霍夫曼不要出那麼高的價錢購買他的水彩畫,因為他——希特勒——當時畫一幅畫也只能得到20—30馬克。霍夫曼教授的收藏品後來是怎樣處理的,我就無從知曉了。但是我想,這些收藏品的命運與戰後我從貝格霍夫內搶救出來的那批壁畫和藝術品所遭受的命運別無兩樣。
  1944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貝格霍夫曾進行過一次談話,談話的記錄我曾見到過,從記錄中人們可以瞭解到希特勒對他過去的工作所持的態度。
  記錄副本
  今天吃午飯的時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畫,這是元首1910年的作品,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維也納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願這幅畫不是你買來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別人送給我的,也就是說人們告訴我,這幅畫是送的,不要付錢。」
  元首:「這些東西今天也值不了150或者200德國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錢來買它,就是發瘋。我本不想當一名畫家,畫這些東西只不過是為了能夠餬口和學習。這樣一幅畫當時連12馬克都不曾賣到過。我作畫的數量是以足夠支付生活必需品為限。我每個月的生活費用不超過80馬克。午、晚兩餐一馬克就夠。那時我都是通宵學習。我所製作出來的建築設計圖是我寶貴的財產,是我的精神財富,我賣掉了我的畫,但從未出賣過我的設計圖。必須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築設計都源於我當時在長期通宵達旦的勞動中所掌握的知識。如果說我今天還有可能親手繪製一座劇院的草圖,那麼我幹起來,頭腦並不模糊。所有這一切都應歸功於我那時的學習。非常遺憾,我那時製作的絕大多數設計圖都丟失了……」
  上薩爾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戀他的建築設計圖,不想將它們賣掉,這一點我可以證實。紹布1945年4月底在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險櫃裡的文件並且拿到台階上焚燒,在這些文件中夾雜著許多希特勒的建築設計圖,我順手抱起一捆圖紙,使其免遭焚燬。但是這些圖紙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爾貝特·佐勒沒有還給我,其餘的一半我傻乎乎地賣給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臨時遷址到文尼察附近名為「狼人」的大本營。在那裡,不管怎樣我們還是住進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營寫給女友的信中說道:
  「……」對於你能夠理解我思想上的懶惰我真感到高興。四周以來,自從我們來到新的營地以來我始終沒有情緒寫私信。實際上,我的身心還是正常的,只是缺少為我填補精神空虛、給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遺憾的是,這兒籠罩著令人感到沉悶的氣氛,簡直讓你無可奈何。自從讀完了本拉特撰寫的兩本厚厚的書之後,我就沒有再讀過正經的東西,主要是情緒不穩定,不願再看書。
  給我們看的電影都是老掉牙的、無聊的和沒有思想的。我和約翰娜前兩天晚上又心血來潮,看了些過去看過的片子,否則的確沒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後使人感到受刺激,並且週身不適,天知道這是些什麼片子。但儘管如此人們還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覺了。現在我簡單向你談一下我們的新營地和我們搬遷的情況等。
  7月17日,我們一行約十六七架飛機啟程向著東方進發。機場上是一副雄偉壯觀的場面,所有的大型飛機都並排停在那裡,發動機都已啟動,準備起飛,抖動著的機翼和發動機發出的聲音響徹天空,直到進入跑道的飛機一架接一架起飛後這種響聲才算消失。機長請我坐在駕駛艙裡,我欣然同意,因為從機艙裡望去完全是另一種景象。從飛機的窗子裡向外望,只能看見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駕駛艙裡視野卻要開闊得多。在這裡你明顯感到是在飛行。
  此外,在飛行過程中跟蹤查看地圖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這是一門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學。我很佩服懂得這門科學的人。說地形貌似地圖,這樣講未免太簡單了。固然它們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實際上具體情況是錯綜複雜的,難於將二者相互協調起來。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圖上是用粗粗的紅線條標出的,實際卻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應該瞭解一下鐵道的路段的顏色)。地面部分地被雲影遮蓋著,在低霧的籠罩中時隱時現,它的歸宿究竟何在,無論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書歸正傳。經過長時間的飛行之後我們到達了指定的機場。下飛機後我們乘坐一輛克虜伯公司製造的越野汽車繼續前進,這種車根本不適合在俄國的道路上行駛。約翰娜·沃爾夫乘飛機時就已感到不舒服,現在又不得不繼續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盡,抵達目的地後的初期,她根本無法工作。她的情緒越來越低落,當我們看到辦公室時,我的心也涼了。這個房間的左右兩側都有門,分別對著兩個洞口。洞中擺著一張帶欄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辦公室又那麼窄小,我們實在無法活動。我們的大件行李、巨型辦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機就把房間裝得滿滿的。
  我們在黑暗、空氣稀薄的掩蔽所裡生活的時間足夠長了,本來指望能在有大窗戶的明亮的房間裡棲身。誰知小臥室的窗戶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簡直令人難以想像,而且外面還同上一層鐵絲。這個「窗戶」對我們的震動是最大的。好在有人還算明智,在我臨時住了八天之後,把我調到另一個房間,我總算有了一個像樣的辦公室,室內還裝有掛簾子的壁櫥。由於我的精心佈置,這個房間——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講——是整個營地裡最舒適的。
  我只能盡一切可能來佈置:室內擺了一個長沙發(是用布帶把板凳纏起來,沙發的上面擺放著深綠和藍兩種顏色的布做的坐墊)。牆上掛了一塊壁毯,它本來是擺在床前墊腳的。壁毯下面擺了一張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從大衣櫃上取下來的木板自製而成的。桌上鋪著鑲紅邊的紅點桌布,旁邊擺著兩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帶纏的,一把是用稻草纏的。地上鋪著一塊地毯,牆上還掛著針織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內還擺放了各種各樣的鮮花,主要有百日草,還有非常別緻的黑柄飛廉草。在這個房間裡我們搞過一次節日聯歡,一直持續到早晨六點鐘。這種情況是常有的……這事不能對外面講,然而人們不免還是要議論一番。
  這裡的居住條件與「狼穴」大本營差不多,不同的是,這裡不是混凝土築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這些房子外觀很美,內部卻很潮濕。所有營地的情況大同小異:開始住時床鋪都是潮濕的,凍得可怕,大家都認定將來要得風濕病。白天的氣溫非常高(45—50℃是司空見慣的),夜間卻相對很涼。天氣變化無常。
  蚊叮比去年還厲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種蚊子,被它叮後會導致瘧疾。有一種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藥,吃起來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時大家總要抱怨一番,儘管如此還是強忍著吞下去,因為如果不服用這種藥,一旦得了瘧疾,就會受到別人的譴責,說你是在自我摧殘。炎熱的天氣,晚上總要與從紗窗鑽進來的蚊子展開一場惡戰,它們無孔不入,圍著貧睡的人嗡嗡作響,它們使出一切本領,直到人們實在控制不住罵著從床上起來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辦法為自己解圍。我從床上起來,拉開臥室的窗簾,打開室內所有的燈,把壁旮旯裡的蚊子統統引到燈光下,當它們團團聚在那裡時,我再拉上窗簾,上到床上,而燈則繼續開著。剛要躺下,床邊發出了嘰嘰吱吱的聲音:原來我為補養身體備了些牛奶,這下又把老鼠引了進來。我大叫一聲,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內的沙發椅上,此時圍在燈光下的蚊子還在嗡嗡作響。這真是一個該死的不安寧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書中曾說過,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隻無關緊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樣大驚小怪。他的話不無道理。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10×15米的游泳池,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經常沒有熱水,涼水非常之涼。我們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為我們的給養來自農村,所以早上的黃油很豐富,經常吃到一個雞蛋。新鮮蔬菜是由一個大菜園供給的。
  在離營地不遠的一個城市裡有一屠宰場,總面積為10萬公頃,在同行業中屬歐洲最大的。我曾有機會參觀了這家屠宰場,觀看了從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製成腸子和罐頭食品的全過程。
  這家工廠是按照美國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業,剝掉一張牛皮只需30秒鐘,時間極短,這個過程在德國總得持續兩個小時。這裡每天屠宰大約250—300頭牛,制做12000—15000盒熟肉罐頭。罐頭裝好之後,要對其進行耐久性抽樣檢查。方法是,把要檢查的盒裝罐頭放進保溫箱,在熱氣溫下放24個小時,取出後如沒有變化,就將它們運往前線。
  在這個工廠裡,牲畜屠宰後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後製成肥皂、紐扣、梳子和煙嘴。皮子要醃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個,撒上一層新鹽。這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幹這項工作的主要是婦女。由於她們勤勞,因此適合幹這項工作……
  市內還有一座劇院,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現已非常破舊。木頂上長滿了蟲子,早晚會倒塌的,是明天還是十年以後,這只是個時間問題。確切時間專家也下不了定論。這個頂部有70噸重,一旦坍塌將會造成。場嚴重的災難。
  劇院內的燈光由於設備簡陋照射能力很弱。樂隊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並會受到熱烈歡迎。尤其他們在表演本國作品時,表現得更為自如,比如跳烏茲別克(蒙古)舞蹈時,就突出體現了具有明顯的亞洲人特徵的民族特點。然而,他們卻不會跳華爾茲舞,這是一種節奏極快的快步舞,他們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們在演完一場歌劇之後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劇演員化裝的像是一尊蠟像,尤其是男演員表情呆板,動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來的一般。這也許是學校教育的結果。然而他們的聲音卻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出色。演員的服裝(如在《茶花女》中)體現了20世紀的新潮,裙子要麼很短(如1920—1924年),要麼很長。但這一切都被他們那種實實在在的表演掩蓋了。總的說,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剛剛到達這個地方就認識了市政委員和地區委員,並且有機會通過他們瞭解很多情況,比如,我可以到許多集體農莊去參觀。那是個晴朗的天氣。早晨八點鐘汽車出發了。早飯是在一位集體農莊主席家裡吃的。他住在湖邊,離我們這裡有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早飯有德國風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飯後我們喝了一杯蛋黃利口酒。接著開始參觀。田野裡雜草叢生,因為布爾什維克從不往地裡施肥。指望他們來滿足我們的需要是件費力的事。我非常喜歡這裡的風景,它喚起了我對家鄉的懷念。美麗的田野上生長著正在開花的養麥和向日葵,那紅色和粉紅色的罌粟簡直漂亮極了。人們曾在這裡試種過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現在又引進了保加利亞的大豆來試種,這種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這裡定居的我們的人無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卻也提供了幹大事的許多機會。在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逗留的時間越長,對這裡的各種情況瞭解得越多,就越發感到,今後究竟誰來完成我們的偉大使命是個問題。人們越來越感到,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異族不適宜完成這一偉大任務。所以不適宜,這是因為隨著世代的變遷,統治階層即德意志成分終將與異族混合起來。這顯然與我們的基本觀點相左,即我們必須維護北日爾曼有限的民族特徵。如若這樣,我們今後的歷史將與羅馬民族的歷史同出一轍。每個仔細觀察事物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戰爭擴大了領土,戰後我國人民應該做出的貢獻至少不應少於在戰爭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我們這一代決不能游手好閒。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遠了。再來談談集體農莊主席,他是一個吃得極胖的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條。參觀結束後吃午飯,下午還去看了一座被布爾什維克破壞了的大型制糖廠。接著又喝咖啡吃油煎餅,之後來到湖中盡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極了。晚上,一桌豐盛的晚餐又擺到了我們面前。地區委員是個大膽的小伙子,他講的故事常常使我們捧腹大笑。
  我們也常應市政委員的邀請到他那兒去作客。他的住所過去曾是一所兒童療養院。房子已很破舊,然而花園卻極富有浪漫色彩(這恰恰是我喜歡的,我並不怎麼喜歡那種整齊的道路和花壇)。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們稱這座莊園為『上薩爾茨堡』),由這裡望去,遠方的城市、寬闊的河流構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於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強烈地使我聯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們坐在花園裡的長餐桌旁,桌子上擺放著點燃了的蠟燭。生活多麼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來越主張搞小範圍的聚會。這樣,大家還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區委員剛剛給我打來電話,奉承我說,參觀集體農莊時見到我的所有人都對我的到來感到高興,並且要我務必單獨再去一次。
  我想,對你來說這封信寫得太長了。可是現在我正好來了情緒,還想對你多講些。傍晚,我們經常到附近村裡去散步,那裡的孩子們常常期待著我們的到來。漂亮的孩子們,都長著一頭黃髮,一對藍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們使用的字典,借助於它與孩子們搭話。見到此景,別人常常捧腹大笑,不過總還是可以對付的。至少我們因而得到了很多樂趣。從沙皇時期過來的老人們幾乎都很通情達理,待人也很有禮貌,然而那些(接受過布爾什維主義教育的)青年男女們則不同,我是不願在黑夜碰見他們的。街道糟糕透頂:雨天時路面滑的像肥皂,簡直無法行走;晴天時路面則又坑坑窪窪、崎嶇不平,走起路來深一腳淺一腳。房子遠遠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頂,內部則很簡陋。風土人情就寫這麼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進軍俄國的初期情緒一直很好,有說有笑。但當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進攻受阻時,首長的情緒便開始低落下來。我本人忍受了長期無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負責衛生保健工作的勃蘭特大夫處理大量信件時,我就與他一起幹上幾個小時,這使我特別高興。
  進軍俄國的時間拖得越長,「狼穴」大本營裡需要補充的設施就越多。我們逐步有了電影院、茶館。我們感到,有了這些設施以後,生活舒服多了。
  遺憾的是,我未能說服首長這裡只留一位女秘書就足夠了。我想隨便到一個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讓我走。這種游手好閒,天天沒完沒了的茶會,千篇一律的生活,對所有這一切我都感到厭倦,產生了一種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時我的厭煩情緒明顯地表露出來。
  日子總是那麼單調乏味,晚飯後我看了一部電影,然後來到了俱樂部,剛想在那兒舒服一會兒,希特勒的僕人便來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會也許持續的時間不會太長,因此可望過一會兒再到俱樂部來。
  興奮的情緒消失了。我皺著眉頭來到首長處。我知道,他的情緒也不好,因為前線正吃緊。但是首長還是提起了吸煙有害這個常提及的話題。希特勒反覆講吸煙有害,會使毛細血管萎縮。吸煙者的胃裡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煙者目中無人,迫使別人呼吸污濁的空氣。他真想在德國徹底禁煙。要通過在煙盒上印骷髏頭來發起禁煙運動。「我要是發現愛娃偷偷地吸煙,」他經常強調說,「我就有理由立即並永遠與她分開。」當愛娃的妹妹格雷特爾答應她不再吸煙的時候,他便送給她一枚珍貴的藍寶石戒指。
  當時,我吸煙吸得很厲害。希特勒說,由於對煙葉製品實行平均分配的辦法,所以那些本來不吸煙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煙者。不應該發給他們香煙,而發巧克力。大家都表示贊同,唯獨剛剛去過俱樂部、略帶醉意的我毫無顧忌地插話說:「啊,我的元首,還是讓這幫可憐的年輕人(我不敢肯定當時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憐蟲』這個詞)分享這種樂趣吧,否則他們還有什麼可享受的!」
  希特勒對我愚蠢的插話未予置理,接著說,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損人的身體健康,精神上也會因此變得麻木不仁。我例舉攝影師海團裡希·霍夫曼的例子嚴厲駁斥說:「我的元首,不能這麼說,霍夫曼整天吸煙喝酒,然而他卻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對此希特勒顯然是生氣了。他雖然沒講什麼,但卻很快站起身來,帶著一副冷冰冰的嚴肅面孔離開了大家,我這時才感到我闖了禍。
  第二天上午,當人們習慣地向僕人打聽首長的情緒時,漢斯·容格向我們(我和約翰娜·沃爾夫)透露,今晚的茶會不請女士參加。希特勒讓阿伯特·鮑曼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們。當我進一步向阿爾貝特·鮑曼詢問此事時,他很尷尬地承認,首長生我的氣了並且不想請女士們參加茶會。
  下午我必須到希特勒處進行口授打字。我設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卻打斷我的話說:「為此你無需道歉。」後來,約翰娜,沃爾夫想在他那兒調解一下此事,他卻不滿地回答說,「他覺得我們在他身邊感到無聊,他不想讓我們為他來犧牲這些晚上的時光。」
  從此以後,他的眼中再也沒有我。在旅途中,我們在餐車上要麼圍坐在一張桌旁,要麼坐在鄰近的桌子旁邊。由於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車去進餐,而是讓人把飯送到我的包廂裡。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阿爾貝特·鮑曼找到我對我說:「施羅德,首長問你為什麼不到餐車去。」我錯誤以為這是一種請求、一個和解的姿態,於是我便來到餐車,心想一切都重歸於好了,然而首長還是不理我。這下我徹底的病倒了,此後我離開了大本營一段時間,療養去了。
  在我不在期間,那時剛剛結過婚的達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營養師馮·艾克斯納女士,茶會又恢復了。我療養歸來後的第一、天晚上就參加了茶會,坐在希特勒的右手,馮·艾克斯納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樣,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問候,繼而又問了我的境況,此後整個晚上就再沒有與我說過一句話。
  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希特勒才原諒了我的失禮。1943年,在前線日趨吃緊時,他計劃於9月赴索帕羅什耶一第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最前線去並且要我同行。抵達後的當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戰士們下達的堅守陣地的命令。這時,他才第一次又與我談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還是在1944年3月份。由於息嚴重的坐骨神經痛,我到加施泰因療養浴場去療養,在此期間,為祝賀我的生日,他讓人給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並附上他的親筆賀辭。賀辭寫在印著希特勒簽名和帶有燙金國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種殊榮,通常像戈培爾夫人、戈林夫人、特羅斯特夫人和維尼弗雷德·瓦格納和受他寵愛的人才享有這種榮譽。我當時非常激動,並在感謝信中寫道,我向上帝發誓,決不再吸煙。看來,這封信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在貝格霍夫的那段時間裡,晚上坐在壁爐旁聊天時,這封信曾多次成為他談話的題材。
  在加施泰因療養地結束療養之後,我又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紹夫斯維森察貝爾教授的療養院裡休息了一段時間,接受了比歇爾一本納的飲食療法,這才算最後結束了療養生活。
  在此,我還想補充談一下有關希特勒的營養師馬倫娜·馮·艾克斯納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況。進軍俄國期間,希特勒的胃病越來越嚴重,為此他曾專門找過長期忍受這種疾病折磨的羅馬尼亞元帥安東內斯庫。安東內斯庫提起了維也納大學醫院的營養師馬倫娜·馮·艾克斯納女士,她運用嚴格規定的、美味可口的飲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爾教授為他去物色一位同樣好的營養師。這位教授到了維也納大學醫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東內斯庫讚揚的那位營養師。大本營裡專門開了一個制做特種飲食的小灶,馮·艾克斯納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餚都是有利於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興地誇獎飯菜豐富,他尤其對維也納甜食和味美的蘋果蛋糕讚不絕口,這種蛋糕我們也覺得極好吃(一層薄薄的麵餅,上面放一層蘋果塊——可能的話——再放上少量的摜奶油)。
  自從與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後,夜間茶會就再沒搞過。但在我療養歸來之後,茶會又恢復了。馬倫娜·馮·艾克斯納女士也加入進來。她的到來使談話活躍起來,尤其每當她談到她的家鄉維也納時,希特勒聽得總是津津有味。安東內斯庫元帥有一次訪問大本營時再次見到馮·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興並送給她一隻很小的小狗,這隻小狗像約克郡猛,很有活力並且很聰明,但個頭卻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來,作為政治家把這隻小狗當作禮物送人就失禮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國領袖的曼為馮·艾克斯納女士搞了一隻價格昂貴的獵狐犬。
  但是,當馮·艾克斯納與馬丁·約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愛情發展到必須澄清她的身世時,人們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個棄兒,此時正值非猶太血統的白種人條款在醞釀過程之中,此事的出現使得這位可愛的維也納人的命運遭到了悲慘的結局。從此以後,希特勒再也不沾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餚,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發生時,人們正計劃加固「狼穴」大本營的掩蔽所,因此大本營必須轉移到上薩爾茨堡會。利用這個機會停了馮·艾克斯納的職,接著她就被解雇了。全國領袖鮑曼奉命對艾克斯納家族實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間,他的食譜是察貝爾教授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紹夫斯維森療養院裡按照瑞士醫生比爾歇一本納的方法配製,由年輕的蒂羅爾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飯做好後再用汽車運到山上來。1944年7月初,在返回臘斯騰堡大本營的前夕,有人問曼加莉小姐,是否她願意跟隨希特勒去當營養師。由干我過去曾在察貝爾的療養院裡療養時認識了她,所以她便來問我。遺憾的是,我對她進行了積極的勸說,她答應了。就這樣,這位個子高高、長著一頭黑髮的年輕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華的鋼琴家於1944年來到希特勒身邊,當了營養師。希特勒根欣賞她,炫耀地說:「我有一位名叫莫扎特的廚師。」
  1945年,曼加莉的營養灶起初設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裡,她常常與希特勒一起進餐。1945年5月撤離總理府後,在逃離柏林的過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後來人們再也沒有聽到一點有關她的音訊。有人說,她服了希特勒發的氰化鉀毒劑自殺了。
  在察貝爾教授的療養院結束了療養生活之後,我於1944年7月又開始了在「狼穴」大本營裡的工作,這時,掩蔽所已加固完畢,頂上種了草和樹,以免被飛機發現。我歸來後,希特勒對我熱情如故。因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爾一本納的飲食療法,所以問我願意在軍官食堂與大家一起吃飯還是單獨吃飯,當我說要單獨吃飯時,他便邀請我同他一起在掩蔽所裡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1944年7月19日,吃午飯的時候他對我說:「對我來說,現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則我的事業就完了。」
  那時,形勢討論會都在賓館(臨時木板房)的休息室舉行。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在如同沼澤一般的草地裡,飛舞著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帳。7月20日,人們正在吃午飯,外面傳來了一聲巨響。由於在離此地不遠的地方有一片佈雷區,有時人們不小心踏上去會引起爆炸,所以人們時常會聽到爆炸聲。然而此次的響聲卻不同與往常。人們驚慌地呼喊醫生:「炸彈爆炸了,好像是在賓館發生的!」突然,各處都被封鎖起來。我當時還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與首長共同進餐了。」接著有人喊:「首長安然無恙,但臨時木板房給炸毀了!」
  出乎我的預料,下午3點左右我被召到首長那裡。當我走進希特勒的房間,他便略顯吃力地站起身來,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氣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講述了這次行刺的經過:「沉重的桌子腳擋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邊的速記員被炸掉了兩條腿,對我來說,真是萬幸!假如爆炸發生掩蔽所,而不是在臨時木板房,那我們性命就都交代了。難道我這段時間以來不是料到要出什麼事嗎?你不記得昨天我還向你講過這一點嗎?」
  然後希特勒還問我是否已看過會議室,那裡變成了一堆難以想像的廢墟。我說沒看到,因為那裡已被封鎖了。他說,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說著便吩咐僕人把制服拿來,隨後將那條炸得破爛不堪的、唯獨那條褲帶尚可使其連在一起的褲子攤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間也被炸了一個正方形的大窟窿。這些倖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種自豪感,他請我將它們寄給住在貝格霍夫的愛掛·布勞恩,並且告訴她,收到這些東西後要妥善保管。
  然後,希特勒還講到這次行刺對他的服務人員產生的影響:「林格非常惱火,阿恩特也兩眼淚汪汪的。」行刺發生後,莫雷爾大夫心情非常緊張和恐懼,每當希特勒讓他看病,就得先勸他鎮靜下來。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腦震盪,但還沒有損傷鼓膜和擦破表皮,儘管如此,他不像其他軍官那樣臥在床上,而是靠打針來支撐自己,這是我在與希特勒一起吃飯時所看到的。
  根據事先通知,領袖於下午來訪問。我本以為希特勒會推遲接待,但當我問他時,他回答說;「當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須這樣做,否則你想,外界就會散佈關於我的什麼樣的流言蜚語呀!」
  當我們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裡喝茶的時候,傳來了有關施陶芬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對讓施陶芬貝格逃往柏林感到惱火,但當他得知此舉可把他的同夥一網打盡時,則滿意地說:「現在我才放心,德國得救了。現在終於抓出了多年來暗中使壞的這幫雜種。我經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馬虎,就是不信我的話。現在我證據確鑿:整個總參謀部都被污染了。」他接著又說:「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慮,這樣做會給德國人帶來什麼後果。他們也不瞭解敵人的企圖,是要置德國於死地並使德國永世不得翻身。如果這些人認為,沒有德國參加,西方國家照樣可以阻擋布爾什維主義,那他們就錯。我們必須打贏這場戰爭,否則歐洲將落入布爾什維主義的手中。我所關心的是,別再妨礙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這種危險的人,也是唯一能夠制止這種危險的人。」
  我們在柯尼希貝格定做了一輛裝有無線電設備的車輛,在大本營的茶館裡安裝了一套轉播設備。時近午夜,我們同希特勒一起進入茶館。坐在那裡的還有經歷了行刺並負有輕傷的軍官們,如頭部裹著綁帶的約德爾和兩隻手上打了綁帶的凱特爾。1944年7月21日午夜過後,希特勒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講話,目的是告訴人民他還安然無恙地活著。他感謝上帝使德國人民免遭了一場巨大的不幸。
  1944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腸胃病嚴重發作,儘管他臥床休息,但仍不見好轉。莫雷爾大夫的診斷是:膽囊排泄管神經性痙攣,導致膽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數日,直到1944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復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們曾進行過認真、艱難的談話。「我們已經清除了來自左邊的階級鬥爭的干擾,」希特勒說,「但遺憾的是,與此同時我們卻忽視了克服右的傾向。這種疏忽是個很大的錯誤。」他還說:「無能的將軍怎能打仗。斯大林就無所顧忌地清洗了他的軍隊。」他旁若無人地講著,突然意識到自己講得太多了,便轉了話題。
  希特勒不喜歡軍官階層。有一次他在貝格霍夫說:「戰爭結束以後,我將解甲歸田,政府工作由別人來管。我去寫回憶錄,去結交有才智的,聰明的人,而不願再見到軍官。他們一個個都是固執己見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隨我的兩位女秘書屆時還將隨我,給我當秘書。」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營裡生活越來越變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敵機從大本營上空掠過。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機會來一次突然襲擊,他警告那些麻痺大意的人不要離開防空洞。儘管有不少人催他撤離大本營,返回柏林,但他絲毫不動。他說:「留在這裡是我的義務,這將會對人民起到一種安撫作用。我的戰士們也決不容忍敵人打到他們元首所在的大本營。只要他們知道我還堅守在陣地上,他們就會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戰鬥,頂住敵人的進攻。」當前沿陣地越來越迫近大本營時,我們才於1944年11月底遷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營裡,希特勒就開始策劃阿登進攻戰,指望這次戰役能扭轉在西線的敗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著合適的時機,以便實施這一作戰方案。至於確定哪天開始行動,他的直覺已不起關鍵作用,現在到了只有氣象學家才有發言權的時候。他天天都要向他們討教。有位專家曾預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時間有霧天,這有利於戰前軍隊集結。為了感謝這位專家的正確預告,希特勒送給他一塊金錶。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們搬進了「鷹巢」大本營,聖誕節也是在那裡度過的。大本營建在洪格地區,在巴特瑤海姆市附近。「鷹巢」大本營處在一個林區,房子是用木板臨時搭成的,還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達拉和我在掩蔽所外邊的樹底下站著,美國和英國的轟炸機群在光天化日之下從我們頭上飛過。我問元首:「我的元首,你認為我們還能打贏這場戰爭嗎?」希特勒回答說:「我們必須打贏。」達拉後來又向我提起這次談話,她說:「……我當時聽到你提的問題,恨不得鑽到地底下去。」
  阿登進攻戰失敗後,我們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總理府他的辦公室裡舉行形勢討論會,在我們前面多次提到的樓梯間裡用餐。後來由於開會和用餐不斷受到突如其來的飛機警報的干擾,所以希特勒才躲進了他的地下避彈室。
  希特勒身邊的婦女們
  圍繞著這個熱門話題,外界流傳著許多有關希特勒與女人交往的謠言。這可能是因為希特勒在1914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與女人發生過幾次性關係的緣故。前面曾經提到希特勒曾駁斥過我的一個說法。那是1933年12月的一天,我說埃米莉是個難聽的名字,他卻說:「不對,不能這樣說,埃米莉是個動聽的名字,我最初的戀人就叫埃米莉!」
  據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於1917年在法國曾拋棄過一個已經懷孕的18歲的法國女孩子,後來她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讓一馬裡耶·洛雷。讓一馬裡耶·洛雷在他母親死前不久才知道,誰是他的父親——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後,他總設法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裡做遺傳因子的檢驗,以證明希特勒是他的父親。
  以上的說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從希特勒決心從政的時刻起就與這種樂趣分道揚鑣了,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民眾對希特勒的狂熱使他得到了滿足。他同與他交往的女人之間只存在性愛,不存在性行為。「我的愛人就是德國」,他不止一次地這樣強調。
  此間流傳著一種說法,說希特勒只有一個睪丸,這也許是事實。慕尼黑泌尿科的基洛伊特納教授向事裡特·馮·希拉赫借過一本有關慕尼黑名人住所的書,有一天當他把書還給她時,他說,他把書中提到的所有接受過他治療的人的名字都用鉛筆劃了出來。她查看時,發現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劃了出來,便問:「你為希特勒治的是什麼病?」基洛伊特納回答說:「希特勒只有一個睪丸,但我對此無能為力,因為希特勒年齡太大了。」據說這是20年代的事。也許希特勒擔心有一天會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後來就不再有過任何性行為。
  林格告訴馬澤爾,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說他與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樹旁小便時看到過的……,我認為,馬澤爾根據林格提供的情況有意談到此事,無非是要說明希特勒確有一個兒子,與此有關的情況下面我還要講到。
  希特勒的確喜歡有美人出人的社交圈子並從她們那裡尋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愛,但不需要性行為。他所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希特勒的司機埃米爾·莫裡斯每當他與希特勒出差到達某個城市之後,他必須利用希特勒找人談話的間隙去物色姑娘,談完話之後希特勒便與這些姑娘湊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給她們一些錢,但他從不要求她們還給他什麼。
  被稱作格莉的安傑莉卡·勞巴爾是個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異母的姐姐安格拉·勞巴爾的女兒,儘管希特勒很愛她,但也未曾與她發生過兩性關係(見我與安妮·溫特爾的談話)。
  在這裡,我必須簡要地對瓦格納博士所著《希特勒身邊的人談希特勒》一書中第98頁的內容做點糾正。在攝政王廣場16號(實際是兩所住宅,分佈在左右兩側)住所裡料理家務的不是勞巴爾女士,而始終是溫特爾女士。從蒂爾施大街遷出來的時候,希特勒把他的老房東賴歇爾女士和她的母親達克斯夫人也帶了出來。後來,格莉·勞巴爾搬進了其中的一個房間。據阿達·克萊因講,希特勒不讓格莉登台演出的說法有誤,實際是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為以演唱瓦格納作品為主的演員,最終她還是被她舅舅說服了。
  自1929年起,格莉·勞巴爾就住在攝政王廣場16號希特勒的住所裡,這位漂亮、貪圖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親切關懷。他很愛她並且一切都順著她來。格莉一方面對於舅舅的獻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對於一切行動受到控制並且不能同其他的愛慕者交往感到痛苦。
  當她想與林茨的一位畫家結婚時,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親以考驗他們為由強行將這對情侶分開一年。我於1945年在貝格霍夫從紹布將要焚燒的文件中發現了畫家的一封信,信中寫到:
  「我認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確,除他以外,你永遠不能屬於任何人。」
  「……他對你的瞭解是多麼貧乏。」
  這點他說的無疑是對的。因為後來格莉再也忍受不了這種精神壓力,在與她舅舅發生了口角之後的第二天就自殺了。
  格莉死後,希特勒判若兩人,他身邊的人擔心他也尋短見。海團裡希·霍夫曼對他關懷備至,經過了幾個月的時間,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擺脫了自我孤獨。
  格莉1931年9月18日自殺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從這時起他成了素食主義者。他始終在懷念著格莉,為紀念她,他把她的遺物保存了起來。根據他的指示,她在慕尼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間必須保持她逝世時的樣子。直到戰爭爆發,希特勒始終把格莉住過的那個房間的鑰匙帶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費爾德之家常住的房間也一直鎖著。後來,這棟房子擴建與貝格霍夫連成一體時,他吩咐,把格莉房間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動地保留著。所有她的衣服、衛生用品和她的其他東西都保留在原來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絕向格莉的母親退還她的遺物和信件。
  戰爭臨近結束時,希特勒才吩咐他的親信紹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統統燒掉。希特勒還曾讓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個半身塑像。只有當你瞭解了這個背景之後,你才會明白,為什麼希特勒一旦發現他同某個女人的交往即將形成一種曖昧關係的時候,便開始設法疏遠這個女人。你再聽一聽他在樓梯間裡講過的一句話:「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個……」指的就是格莉。對此你不會有絲毫的懷疑。
  在樓梯間裡有一次我們問希特勒:「你為什麼不結婚?」他回答說:「我不會是一個好丈夫,因為我不能把足夠的精力和時間獻給我的夫人,所以我認為我組織家庭是不負責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認為,天才人物的後代大多生活得很艱難。人們總是期望他們達到像他們著名的父輩所具有的那樣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們做一個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後代中還常常出現白癡。」
  看來希特勒在與女人的接觸中始終遵循這樣一個信條:僅僅為的是精神享受。無論是對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愛慕),還是米齊·賴特爾、阿達·克萊因、西格裡德·馮·拉弗特或是在他剛上台後的那幾年裡常被他在晚上邀請到總理府內元首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員和女藝術家們都是如此。他真誠地欽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員們和女舞蹈家們。為祝賀首場演出和她們的生日他經常送給她們一些貴重禮品。戰爭期間,他送給她們咖啡和食品,並且非常高興看到她們寫給他的感謝信,每封信他都要專心閱讀。他有每年為藝術家們舉行一次盛大招待會的習慣,戰時他不得不放棄這個做法。
  例如,我記得與他來往的女舞蹈演員中有霍普夫納姐妹、燕妮·尤戈,還有瑪格達·戈培爾、她前夫的妹妹埃羅·克萬特、瑪加蕾特·斯勒察克、萊尼·裡芬施塔爾、尤尼蒂·米特福德以及愛娃·布勞恩。實際上,他與愛娃·布勞恩的關係也是一種表面關係。
  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堅信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沒發生過任何兩性關係。她悄悄跟蹤他,他有時帶她出去。當希特勒為了選舉四處奔波,再也沒有時間照顧她時,她曾狡詐地企圖自殺。這下好了,她成功了。因為作為政治家希特勒再也承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發生第二次自殺事件。我再重複一遍,他所愛的唯一女人是他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如果她不死,他肯定會與她結婚。
  希特勒同愛娃·布勞恩保持那樣的關係是基於如下考慮的。他進一步把愛娃·布勞恩納入他的生活軌道,不僅防止了她再次自殺的危險,同時她的存在也為希特勒防止別的女人糾纏樹起的一塊擋箭牌。
  愛娃·布勞恩曾向她的理髮師透露,希特勒同她沒發生過兩性關係。婦科醫生朔爾特大夫的夫人內利·朔爾特向20年代曾與希特勒要好的阿達·克萊因女士也透露過這些事。希特勒與阿達·克萊因也從未發生過兩性關係,與格雷特爾·斯勒察克也是如此。
  阿達·克萊因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裡召開的納粹黨重建大會上首次認識了阿達·克萊因。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格莉類型的姑娘,坐在位子上十分顯眼,她像大家一樣傾聽著希特勒的講話。希特勒一眼望見了她,並在發表完講話之後向埃米爾·莫裡斯詢問她的情況,可是莫裡斯對她也不瞭解。
  阿達·克萊因在一家地方報社工作,她利用工作之便,為馬克斯·阿曼辦好《人民觀察家報》提供了很多幫助。有一天她剛一走出坐落在席林大街的報社的門,就碰上了正要進入報社的希特勒。希特勒高興地說:「哎,你在這兒!」自那以後,他們在開完大會後常常見面。有一次她曾單獨與希特勒呆在上薩爾茨堡的瓦亨費爾德古老的房子裡,希特勒親自為她煮咖啡,他發現紹布把餅乾吃得一乾二淨。
  還有一次,希特勒邀請她到埃米爾·莫裡斯住處作客,莫裡斯住著兩間房,在他們到來之前莫裡斯就離開了自己的住所。通往第二間房子的門是敞開的,阿達發現裡邊擺了一張床。據她告訴我,她與希特勒從未發生過兩性關係。他對她說:「……我不能結婚。」他還說:「你搞得我神魂顛倒,好像喝了摻進度數最高的朗姆酒的茶一樣,」「你教會了我接吻!」阿達·克萊因與希特勒好了兩年(1925至1926年)。希特勒稱呼她為「戴莉」!並且曾給她寫過幾封短信。這些信至今她還保存著。
  1936年,當她的一個外甥女(埃普家兩個俊俏的姑娘都是舞蹈演員,有時也被希特勒請到攝政王廣場他的住所去)告訴希特勒阿達將要與舒爾策大夫結婚時,希特勒說:「舒爾策大夫將贏得一位好夥伴!」舒爾策大夫後來當了教授並擔任了巴伐利亞內政部衛生局的局長。
  1930年我在卡洛林廣場一側的體操訓練班裡見到了阿達·克萊因,她當時在埃爾報社工作,她參加了這個訓練班的學習,「褐色大廈」裡也有許多職員參加。自那以後我再也沒見到過她。直到70年代末我們才又相會。有一天她到我的住所來看我,我告訴她,1979年復活節時,我認識了讓—馬裡耶·洛雷,他希望我證實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和一位名叫夏洛特·洛布茹瓦的法國女人生的兒子。由於我們之間存在著語言上的障礙,所以不可能認出他是希特勒的兒子。只是在花園裡散步的時候,他走在我的前面,我發現他走路的姿勢與希特勒相似,但是這往往也會弄錯的。
  格雷特爾·斯勒察克
  格雷特爾·斯勒察克是倍受人們歡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萊奧·斯勒察克的女兒。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園丁廣場劇院裡結識了她。當時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飾演女主角——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著了迷,因此希特勒並不在乎她是有1/4猶太血統的人。在此,我必須再次對皮克爾博士在1976年由澤瓦爾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談話錄》(經過增補和全部修訂後第三次出版)一書中第288頁上的內容加以駁斥。書中講到:「希特勒經過考慮決定自1932年聖誕節開始停止與受歡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爾·斯勒察克特別熱情的交往。」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權之後,始終與這位可愛的歌唱家保持著聯繫。她繼承了她父親所具有的令人開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見到她都很高興。如果沒有希特勒的認可,她在30年代作為一個有著1/4猶太血統的室內歌唱家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長期在柏林歌劇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奧地利併入德國前的一個星期日,希特勒請我和格雷特爾·斯勒察克到拉德齊維爾宮內他的柏林住所裡喝茶。在所謂的音樂廳裡,靠近壁爐的桌子上已備好了菜。這個廳是晚上放電影的地方,看電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參謀班子裡的人以外,還有元首護衛隊成員和內勤人員。希特勒愛聽文藝界的「花邊新聞」,十分欣賞格雷特爾·斯勒察克講述的故事,她善於使用既動聽又尖刻的語言。
  直到那個星期日,尚無人知曉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沒有料到,就在這一天希特勒那顆激動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奧地利,我認為他在盡量以某種方式來消磨時間,調解自己不耐煩的心境。
  茶已經喝了很長時間。一方面因為壁爐前不是我們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說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辭了。我問他,今天晚上是否有興趣到我那兒去看看,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晚上他在僕人的陪同下來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總理府公園內。希特勒送給我一瓶葡萄酒之後,很快就離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讓施佩爾在公園內臨赫爾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兩棟英國鄉間風格的房子,本來只打算給元首護衛隊成員及其家屬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要是我們女秘書也能住到那兒該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沒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須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後的時刻才讓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啟程的這段時間往往很短。我得趕緊回到薩維尼廣場一側的住所去,不只是簡單地取個箱子,而是要從頭至尾收拾行裝,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腳亂。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後,問他,我們女秘書是否也可以得到赫爾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見並且說:「孩子,這好啊,這樣我一旦有事可以隨時叫你們!」於是希特勒讓人把帶著房子設計圖紙的施佩爾找來,吩咐他在設計圖中再加進三套女秘書住房。當這些住房建好之後,希特勒讓紹布轉給了我所需的3000馬克房屋購置費並允諾不久將參觀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爾·斯勒家克在拉德齊維爾宮喝完茶之後,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庫爾費爾斯滕達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換衣服,因為晚上還有別的活動。換好衣服之後,她帶著兩個高高的五個分枝的銀燭台在希特勒到來之前及時找到了我,以便為它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她希望通過蠟燭的微光來影響希特勒,使他有一種神秘感。無論如何她要施展渾身解數!她緊靠著希特勒坐在英國式的沙發上,試著去撫摸他的雙手,但希特勒溫柔地擋了過去:「格雷特爾,你知道我不願意這樣!」儘管我幾次悄悄地離開房間,但希特勒始終保持克制。過了幾小時,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爾還是不死心,仍然希望進一步密切與希特勒的關係。她始終認為,她能夠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腳下。她在柏林德國歌劇院上演的《葉卡特琳娜女皇》中飾演女主角,曾送給我一張身穿洛可可式服裝的劇照,照片上面寫著:「贈給我的第一位宮女:小廷(她是這樣稱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勁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轉給我一封信讓我再轉給希特勒。我並不瞭解這封由我轉給希特勒的信的內容,但是格雷特爾肯定為得到希特勒做了進一步的努力。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後從未與任何一位女演員過於密切地交往過,因為這樣做風險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認為處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謹慎是必要的。
  還有一點,外界傳說希特勒曾為格雷特爾·斯勒察克畫過肖像。實際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沒再回過水彩畫,只畫過一些建築設計之類的草圖。1932年,即所謂他為格雷特爾·斯勒察克畫肖像的這年,他應人們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點發表三次演說,他既沒有時間也不再有興趣作畫。過去他畫水彩畫為的是掙錢謀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沒有必要這樣做,他已在國防軍裡當了教官。然後調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組建的黨裡當了觀察員。自那時起,他的一生就奉獻給了黨和政治。
  還要講一點有關瑪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況。自1935年以來。我與她關係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為她畫過肖像,我是不會不知道的。因為我們的往來非常頻繁。所謂希特勒致瑪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純屬捏造。瑪加蕾特·斯勒察克結過婚並離過婚,生過一個女兒。所有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沒有教養的人,他怎麼會稱呼一位離了婚的女人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從來都稱呼她「格雷特爾」或者「您」,而從未稱呼她「恰佩爾」即「小笨蛋」。這是貶低人的。
  我曾拜訪過希特勒過去的一位女友阿達·克萊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爾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當時就已不再作畫了。這位女士和我都認為,希特勒不作畫,只是畫一些建築設計草圖和風景速寫畫。有人企圖捏造事實,真是厚顏無恥。
  愛娃·布勞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多數人不瞭解有關愛娃·布勞恩的情況。我是1933年夏天在上薩爾茨堡認識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個職業教師的家庭裡,曾在英國女子中學學習,後進入商業學校,畢業後在海因裡希·霍夫曼的照相機行裡當了一名售貨員。儘管她看上去身體纖弱,談黃頭髮,並且很靦腆,但她卻有很強的毅力,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愛娃·布勞恩十分愛好體育運動,根會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戀跳舞,這是希特勒從來不幹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裡希·霍夫曼那裡認識了愛娃·布勞恩,她認為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斷地出現在報刊雜誌上,出門有人陪,並且還有一輛由專職司機駕駛的高級奔馳轎車。她的老闆海因裡希.霍夫曼揣測希特勒將前程似錦。
  1931年9月在格莉·勞巴爾去世半年之後,希特勒的朋友們終於成功地使希特勒擺脫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裡希·霍夫曼帶他去看電影,希特勒「純屬偶然地」坐到了愛娃·布勞恩旁邊,格莉在世時,希特勒有時也請愛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後來時常碰見她,但並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愛娃·布勞恩卻對她的朋友們說,希特勒已愛上了她,他們相處很融洽。
  希特勒絲毫不瞭解布勞恩的意圖,所以當海因裡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訴他,愛娃·布勞恩為了他試圖自殺時,希特勒大吃一驚。霍夫曼出於其商業經營的考慮,對維護由他一手促成的這種關係是很有興趣的。就這樣,在瓦瑟堡大街海團裡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進行了布勞恩自殺未遂後的第一次接觸。
  當時在場的馬裡翁·捨恩曼60年代曾向我講起過這一騙局。她說:「在希特勒進入樓上的房間之前,埃納故意把愛娃打扮成一副『可憐的樣子』。當希特勒看到走下樓來的愛娃『臉色仍很蒼白』時,預期的效果就算達到了。」
  希特勒認為,他沒有做任何導致她採取自殺行動的事。但是他考慮到,如果再次出現一宗年輕姑娘自殺的事,那麼就會使他蒙上一層陰影,聯繫到他所承擔的政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並且非常不安。這一點,愛娃以其女人的心計在格莉自殺之後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詐之後,除了越來越關心愛娃·布勞恩外,別無他法。
  自那以後,希特勒便開始將愛娃·布勞恩納入了他的生活中並很注意她。從這時起,她成了上薩爾茨堡的常客,但她卻不住在瓦亨費爾德的住宅,因為勞巴爾明顯地厭惡她。希特勒先是在韋德梅耶大街上為愛娃·布勞恩租了一棟房子。幾年後,又將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號那棟帶花園的小房子送給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勞巴爾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務,她不歡迎愛娃·布勞恩,而且從不隱諱這一點。她故意不理睬長著淡黃頭髮的愛娃,只稱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對戈林說:「與我弟弟比較,我羨慕你兩點,第一,你有家內曼女士,第二,你有羅伯特。」戈林回答說:「必要的話,我可以把羅伯特交出去,但決不能交出宗內曼。」
  愛娃·布勞恩自始至終對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曾邀請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鄉間別墅去喝茶。此次邀請更主要的目的是試探一下愛娃·布勞思是否應邀。結果,希特勒不允許。除了愛娃·布勞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蘭特夫人、莫雷爾夫人和女秘書們都去了。
  1935年在全國黨代會上,各部部長和納粹黨區領袖的夫人們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愛娃·布勞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貴賓席上。勞巴爾女士發現愛娃舉止顯眼,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拋棄愛娃·布勞恩。然而卻適得其反。勞巴爾不得不離開貝格霍夫,因為說了愛娃·布勞恩的壞話而捲入了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再也沒有享受到瓦亨費爾德之家的熱情款待。
  如上所述,愛娃·布勞恩的第一次自殺對希特勒產生了長遠的影響。愛娃·布勞恩以此達到了她成為山上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希特勒覺得格莉的母親再呆下去已不合適,所以他就利用勞巴爾夫人在全國黨代會上策劃反對愛娃·布勞恩——也許正合希特勒之意——為由,把她從貝格霍夫趕走了。
  然而,約亨·馮·朗卻自以為更瞭解內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為《秘書》一書中第122頁上寫道:「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安格拉·勞巴爾在慕尼黑和上薩爾茨堡多年為他料理家務。鮑曼改建完貝格霍夫之後,她被辭掉了。她已無能力料理類似於國家元首的這樣一個大家。」對此他未做評論。
  勞巴爾女士1936年離開山上以後,國情緒激動導致了心臟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療養。此間,認識了德累斯頓大學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結了婚,此後就很少再見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慶賀他的生日時才有機會一見到他。但是,她必須像陌生人一樣先在皇家飯店裡等候,然後由一位副官把她帶到總理府去見弟弟。
  從那時起愛娃·布勞恩的地位日趨鞏固,這點在瓦亨費爾德之家表現得尤其明顯,然而在公開場合她還不能拋頭露面。1936年夏天,瓦亨費爾德之家改造成「貝格霍夫」後,她住進了樓上二層緊靠希特勒臥室的一個套間。另外還為她的妹妹和經常與她往來的女朋友準備了客房。她只關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會感激你。她與夫人們的友誼是很不穩定的,大多都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對於政治,她像所有在希特勒身邊的夫人們一樣,一竅不通。夫人們在場的時候,希特勒迴避談及任何正在進行或者策劃中的行動。人們經常聽到愛娃·布勞恩抱怨:「我什麼都不知道,對我一切都保密!」
  在評論問題時,尤其是在評論藝術家時,她很不客觀,如果她不喜歡一個演員的長相,哪怕這個演員表演再好也無濟於事。
  愛娃每天要更換幾次衣服,要理一次發,她總是給人以非常整潔的印象。她把用過何種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記在「帳上」。她有兩條蘇格蘭猛,一條名叫「施塔希」,一條名叫「內古斯」,她每天都要帶它們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歡體育運動,經常鍛煉。她還有一隻紅腹灰雀,她教給它唱一支曲子,然後它就張著小尖嘴巴不停地鳴叫。愛娃愛聽唱片,尤其喜歡聽米密·托馬悲劇格調的音樂。例如「我願伴陪你」。她喜歡閱讀雜誌和偵探小說,並非常愛著最新上演的影片。這些愛好使得她的時間全部被利用起來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說愛娃·布勞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並說她把貝格霍夫管理得很出色,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如皮克爾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談話錄》一書第228頁)。勞巴爾女士離開後,負責管理家務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著先是德林夫婦,後來是米特爾施特拉瑟夫婦。愛娃·布勞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會上拋頭露面的,一有這種活動,柏林元首住所裡的管家卡內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達總要前往,以便熟練地做出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爾曼·費格萊因首次到貝格霍夫辦事時,他與馬裡翁·捨恩曼聊過天,他問她:「他怎樣才能使布勞恩同他共進午餐。」他是1944年初與希姆萊一起到山上去的。馬裡約將費格萊因介紹給了愛娃·布勞恩,這樣促成了她邀請費格萊因吃了一頓午餐。
  在費格萊因離開貝格霍夫之後,愛娃·布勞恩私下告訴馬裡翁·捨恩曼:「……費格萊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娃還說:「幾年前首長說過,如果有朝一日我愛上了另一個男人,我只要告訴他一聲,他就放我走!」她告訴馬裡翁:「如果我在10年前認識了費格萊因,我就請求首長放我走!」當然這個問題也有另外的解決辦法。
  愛娃·布勞思曾在希特勒身邊工作的人中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幾個男人(如赫維爾大使、達爾格斯副官、瓦格納部長)進行過試探,但都失敗了,現在她又想讓赫爾曼·費格萊因與她妹妹格雷特爾結婚。費格萊因是有名的風流男子,格雷特爾·布勞思照今天的說法則富有性感。費格萊因也想,若能與希特勒成了連襟,倒也不錯。就這樣他們結了婚。1944年6月在上薩爾茨堡和凱爾施泰因的茶館分別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和歡慶活動。愛娃說:「願這次婚禮辦得像我自己的婚禮那樣好!」事實上的確也是如此。
  愛娃曾對我講過,她很感謝費格萊因,她說:「我非常感謝費格萊因與我妹妹結婚。現在我是誰,我是費格萊因的大姨子!」她顯然對自己命裡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苦。正式場合她從來不能露面。但是現在她卻成了費格萊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於希特勒身邊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離她也更近了。
  1945年2月,愛娃不顧希特勒的勸阻來到柏林總理府,住進了緊靠希特勒臥室的套間之後,提出要聽音樂。但她的房間裡卻沒有組合音響。於是我就將放在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裡我的那一套音響提供給了她。在希特勒與別人談話的時候,我們就在愛娃的房間裡放唱片,喝香檳酒並且與下了班的軍官們跳舞。赫爾曼·費格萊因常常呆在這圈子裡與愛娃·布勞恩跳舞。
  有一個場面至今我還記憶猶新。跳舞結束後,費格萊因把愛娃的兩隻胳膊抬至胸部的高度。當她的兩隻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時,兩個人對視著,眼睛裡充滿了柔情和眷戀。很顯然。愛娃感到她非常強烈地被費格萊因吸引了。
  我認為,她對他的感情已經超越了大姨子與妹夫的關係,但是我也認為,他們之間並未發生過什麼事。在她來到柏林時,她告訴我:「我來到這裡,為的是感謝首長為我的生活帶來一切美好的東西!」我覺得她並沒有動搖與首長的關係。這樣,她和費格萊因不得不控制他們相互之間的極強烈的感情。真是悲劇!因為無論從相貌、年齡還是性格角度講,他們都像是天生的一對。
  當費格萊因1945年逃離總理府後,他給愛娃打了個電話,要她離開總理府,到他那兒去,這進一步證實了我的揣測和觀察。
  外界傳言,當時費格萊因在布賴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裡正與另外一個女人呆在一起,對此愛娃·布勞恩將做何感想呢?她決定與希特勒共存亡,無疑這樣做給她減少了許多麻煩,況且後來的事實是費格萊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槍斃了。在末日即將來臨的時刻,她是那樣的鎮靜,無論如何都是令人欽佩的。
  上薩爾茨堡
  被其父稱作「毛裡茨」的毛裡蒂亞·邁爾於1877年買下了一座莊園和凱爾施泰因周圍連同山上的牧場在內的封地。在這塊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薩爾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裡茨膳宿公窩」,在她的管理下,這裡漸漸成了人們嚮往的旅遊和療養勝地。有錢人從市裡絡繹不絕地來到上薩爾茨堡,購買古老農莊或是在那裡建造房屋。例如,樞密顧問卡爾·馮·林德教授買下了一塊苗圃並且鋪設了一條通向霍赫倫策爾的公路,這條公路後來就取名馮·林德教授路。來自柏林鋼琴製造廠的老闆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兒科醫生賽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兒童療養院,來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務顧問溫特爾建造了一座堅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爾曼·埃塞爾和克裡斯蒂安·韋伯常常到上薩爾茨堡來,因為迪特裡希·埃卡特住在這裡。通過克裡斯蒂安·韋伯,希特勒首次來到了上薩爾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時詳細談到過這一點。迪特裡希·埃卡特後來把希特勒介紹給居住在那裡的一些人,如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幫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為100馬克的瓦事費爾德之家,這是他自己對我們講的。
  由於希特勒十分欣賞上薩爾茨堡的風景,所以就把「瓦亨費爾德之家」從布克斯特胡德的溫特爾女士那裡租了下來。起初,這棟房子是以他同父異母的姐姐安格拉·勞巴爾的名義租的。1927年以後,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買下了溫特爾女士的這筆遺產。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傳喚到上薩爾茨堡。那時我剛剛到聯絡處工作。人們打電話命令我到上薩爾茨堡去。下午我來到了「瓦亨費爾德之家」,受到了勞巴爾女士的歡迎。勞巴爾女士已喪夫,她比希特勒大六歲。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財政官員,他們共生過三個孩子:弗裡德爾、格莉和一個曾在林茨當過教員的兒子。勞巴爾女士為希特勒操持家務。她很能幹,精力充沛,絕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儘管她有時情緒激動起來甚至可以在吃飯時用拳頭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給人以威嚴感,她不僅對內勤人員要求嚴格,而且還管她弟弟,她自以為這是她份內的事,然而希特勒卻並不怎麼喜歡她這樣做。
  勞巴爾女士激動地向我講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參謀班子的幾位先生和女士進行過的一次汽車郊遊。本來此事早已過去,但她卻一直掛在心上,只怕他們出點什麼事。當我向她詳細述說了這件事之後,她非常高興,因為一塊心病總算去除了。她熱心地帶我參觀了小巧的巴伐利亞鄉間別墅內的平房,房頂全是用木板鋪成的。別墅周圍的木製陽台上擺放著正在盛開的光彩奪目的天竺葵。
  屋內的陳設是典型的巴伐利亞式的。一個上面裝飾著農民畫的綠櫃子、一個五斗櫃和幾把鄉下式樣的凳子。窗戶左邊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擺著一架給人以舒適感的座鐘和一位拿著金絲鳥的農民和一名摩爾舞舞蹈演員。然而,那許許多多的手工藝品則絲毫沒有巴伐利亞的特點。繡著四字和各種顏色的山花圖案的枕巾和被子擺得到處都是,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隨者們送給他的禮品。勞巴爾女士不忍心讓這些雖不怎麼美觀但卻凝聚著熱愛和同情的手工藝品隨隨便便被擱置一旁。但是在勞巴爾女士子1936年離開了瓦亨費爾德之家、該建築經過改建和擴建之後,就再也沒人管理這些東西。
  她帶我參觀了位於「農民間」上面的玻璃房,這個房間連同車庫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築師諾伊邁爾設計的。她告訴我,玻璃房裡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間,我才發現勞巴爾女士是一位相當細心的家庭主婦和出色的廚師。直到那時,我才知道蘋果炸餅是一種真正的美味佳餚。
  參觀完玻璃房之後她又帶我到了平台上,讓我觀賞一下貝希特斯加登的風光,它的左側延伸到遠方的山谷裡,右側是薩爾茨堡的大片田野,環繞在左右兩側的瓦茨曼山峰,鱗次櫛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築交織成為一幅美麗迷人的圖畫。整潔的道路連接著平台和房子左側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過去曾是一個石頭公園,園內的小路縱
  北面懸崖峭壁的腳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牆,裡面是一座又長又矮的木製建築,經過大自然的沖刷,它已變了顏色,房前是一條延伸的木製長廊,整個建築給人以輕鬆舒適的感覺。在被圓形的柱子隔斷開的帶欄杆的陽台上面,長滿了盛開的紅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種深沉的山區景觀的襯托之下,它們顯得那麼迷人,那麼富有生命力。
  這幢木製平房在瓦亨費爾德之家右側,共有五個房間,一間十分簡陋的辦公室,幾間客房和一間供元首護衛隊使用的大臥室。後來,有兩間房改作牙科醫生布拉施克的醫療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來時,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薩爾茨堡的膳宿公寓裡。
  這座長方形的木結構的房子左側是所謂的副官房,正面狹窄的樓梯與兩個小房間相通,這裡就是值班副官們的臥室和辦公室,還帶一個浴室。電話總機設在底層。
  太陽落山時,我和勞巴爾女士站在平台上,望著通向房子這邊的道路,等待著人們郊遊歸來。玻璃房內發出了輕輕的聲音。身著民族服裝的女傭人正在準備晚餐。這時幾輛車向山上開來。霎時間小房子裡充滿了歸來的人們的聲音,不一會希特勒與所有的來賓都聚集在玻璃房裡。
  勞巴爾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兩端,來賓們隨便坐。
  來這裡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攝影師海團裡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納女士,多年跟隨他的司機、黨衛軍分隊長尤里烏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國家新聞局長奧托。迪特裡希博士和夫人,尤里烏斯·紹布、愛娃·布勞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們當時稱安妮·雷博恩為「小雷」,有關她的情況我還想講一下。她在1924年曾榮獲德國游泳冠軍。當那些與希特勒在蘭德貝格一起坐過牢的追隨者們看到《柏林畫報》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時,精神振奮,希特勒的司機還寫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賀。後來他們又在外面見過一次面,這次希特勒也在場。1925年聖誕節時,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裝本著作《我的奮鬥》一書贈給她,並且還題了詞:「安妮·雷博恩小姐,謹致真誠的敬意。」同時,他向她表示,如果她來巴伐利亞,一定要到他那兒去。她的確這樣做了。
  1933年7月,她與未婚夫卡爾·勃蘭特大夫駕駛著他們那輛小型紅色奔馳汽車在德國旅行途中,到過希特勒那裡。希特勒邀請他們兩位到山上,作為他的客人把他們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裡住了幾天。晚飯和午飯都聚在瓦事費爾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電話總機傳來了壞消息,首席副宮布呂克納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賴特出了車禍,他身受重傷,被送進特勞思施泰因醫院。起因是威廉·布呂克納駕駛著汽車睡著了,而後撞到了一堆木頭上。萬幸的是,卡爾·勃蘭特大夫正好在場,車禍一發生,他便鎮靜而又細心地採取了措施,為搶救受傷的人他進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並且在傷員被送進特勞恩施泰因醫院之後他又親自為他們動手術。
  布呂克納的女友只左臂部有點骨折,而布呂克納自己則負了重傷(顱骨骨折)並且還失去了一隻眼睛。戈林也參加了這次旅行,他對這位年輕醫生的沉著頗有好感,以至於他主動地說:「假如我需要動手術,那就非得請勃蘭特大夫不可!」
  迄今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從未帶過醫生。此事一出,突然顯得這樣做特別重要。所以,當希特勒問這位受歡迎的年輕醫生是否願到他的參謀班子裡來當保健醫生時,人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這個提議無疑是有吸引力的,勃蘭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為證婚人參加了他們的婚禮。
  人們都稱讚勃蘭特大夫手巧。勃蘭特具有希臘人的開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爾蘇斯精神的醫生:他將生命的最後一刻都獻給了他的職業,他以一種超然的態度把握著人生,同時又順應著人生,以至於他的精神錘煉到這樣的高度;能夠駕馭他那曾兩度被判處死刑的糟糕的命運。
  勃蘭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醫生,他常被稱為「元首的醫生」,但這是不準確的,因為他只做外科手術。從這時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林齊格爾大街大學醫院外科工作。外科醫生韋爾納·哈澤和馮·哈塞爾巴赫也在那裡工作。後來,這兩位大夫有時也代表卡爾·勃蘭特大夫作為保健醫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這一時期,希特勒還與他的來賓們進行短程的徒步郊遊。人們從駐地走到「霍赫倫策爾」,到達目的地後,人們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邊曬太陽,邊遙望著遠方那交相輝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倫策爾的旁邊,可以買到一種非常新鮮的冷酸牛奶,裝在棕色的碗裡用匙吃。這種酸奶好吃極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動它,這樣才能形成黃色奶層,不至於出現泡泡。由霍赫倫策爾再往前走就是沙裡茨凱爾、弗德布蘭德,就走到這裡為止。散步時希特勒常穿一件淺灰色茄克衫。後來,這樣的徒步郊遊就不再搞了。只是吃過午飯後到克普夫勒茶館去喝茶。
  那時希特勒總是在山上過聖誕節。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後,過聖誕節對他來講是一種痛苦,對我們也不是好事情。儘管他允許人們在大廳的角落擺上聖誕樹,但卻不唱聖誕歌曲。
  與此相反,新年卻是按照舊風俗來過。飯菜很講究,甚至還可以喝到香檳酒。午夜鐘聲一響,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檳酒杯與客人們碰杯祝賀新年到來。每喝一口他都要皺一下眉頭。他怎麼也不能理解,「一個人為什麼對酒水發生了興趣」。然後希特勒與來賓們一起來到平台上,觀賞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著希特勒在所有來賓的坐位卡上簽上他的名字,最後是在壁爐前合影留念。
  貝格霍夫
  1936年希特勒在改建(實際是擴建)瓦亨費爾德之家之前,首先改造了自貝希特斯加登至上薩爾茨堡的陡峭的道路。過去冬天結冰以後,汽車走在上面十分危險。希特勒打算在路面之下鋪設供暖設施。
  在改建過程中,這座小小的瓦亨費爾德之家並沒有被觸及,根據希特勒的願望,它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在希特勒與來自位於泰根湖畔的格蒙德的設計師德加諾制定出設計方案之後。1936年3月便開始了「貝格霍夫」的建設工程。在這座古老的房子裡,「農民間」裡只打通了一堵牆,修建了一個半圓形的門,穿過這個門可直接進入連接在一起的新樓大廳。二層的門通向希特勒的房間和愛娃·布勞恩的房間,以及管家和其他服務人員的房間。瓦亨費爾德之家閣樓裡有兩個房間是供我們使用的(秘書室)。小房間是淺藍色的,大房間是紅色的並有一個陽台。
  在瓦亨費爾德之家,寬敞的半圓形門上掛著沉重的深紅色門簾,打開門簾是通向大廳的幾級木製台階。大廳內的陳設明顯帶有特羅斯特教授女士的特徵。她是希特勒非常賞識的特羅斯特教授的夫人。正當希特勒佈置他的慕尼黑住所時,布魯克曼夫人帶他到慕尼黑聯合工廠,參觀由建築師特羅斯特設計的傢俱。希特勒馬上看中了這種風格素雅的傢俱。特羅斯特借此機會還讓他看了由他設計、但未得到審查委員會通過的重建被燒燬的慕尼黑玻璃宮的設計方案。希特勒很欣賞這些方案,後來讓人根據這些方案建造了「德意志藝術之家」。特羅斯特還設計了「褐色大廈」和「元首大廈」。希特勒授予他教授頭銜,在他去世以後,這一頭銜轉授給了他的夫人。
  特羅斯特夫人是室內裝飾建築師,並且部分地繼承了她已故丈夫的工作。根據希特勒的吩咐,她設計了織花壁毯、室內擺設,還設計了任命戈林為帝國元帥的證書和元帥權杖。特羅斯特教授和海因裡希·霍夫曼帶領希特勒參觀過將在德國藝術之家展出的圖片和雕像。她是一位知識淵博、落落大方和非常熱情的女子。
  瓦亨費爾德之家過去的農民間改作了客廳。這是貝格霍夫最舒適的地方,廳內有一個常常令人驚歎的綠色壁爐,在這裡,人不多的時候還可以打破禁煙規定吸一吸煙。因此,這是個很受歡迎的房間。布呂克納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藝術天才,她在瓷磚上生動地繪製了反映貝格霍夫生活的各種各樣的圖案。
  樓內,特別是大廳裡的溫度總是低的,雨霧天氣尤其如此。所以人們,尤其是女賓們喜歡坐在廳內溫暖的瓷磚壁爐周圍的板凳上。另外,人們還喜歡在窗戶右邊已不太引人注目的書櫥基座上就坐,書櫥內擺放著邁耶的百科詞典等,談話中出現有爭議的問題時,希特勒經常查閱。倘若客人當中就某個問題的具體細節,如河流的長度、一個城市的居民人數等問題出現意見分歧時,常常要借助於百科詞典。希特勒也經常被許多問題難住,為求得準確的答案,他要查閱兩種不同版本的百科詞典。
  儘管書櫥基座旁的坐位極不舒適,但每個人都還想有個坐位。書櫥緊挨著窗戶下面的那個凳子,這是希特勒慣常坐的位置。
  當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告辭回到樓上去之後,其他客人仍然聚在這裡,還想在就寢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檳酒。在所謂「正式的壁爐聚會」結束之後,人們還要輕鬆一下,因為同希特勒在一起時,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墊子的木凳上、手臂撐著桌子那樣自在、隨便。希特勒一走,這裡的聲音常常要高幾倍,尤其當紹布和霍夫曼這兩位好辯者爭吵起來時更是如此。
  經過改建,人們可以從書櫥旁邊的門走出來,穿過過去的玻璃房,即現在的「冬園」,直接上平台。天氣好時,客人們飯前都聚在這裡(天不好時在客廳裡)等候希特勒。愛娃·布勞恩一般都是最後一個到達。每當希特勒到後,他總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書在內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問候。如果客人們到齊了,身穿黑褲子白上衣的僕人就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一切準備就緒,請您領某某夫人就坐。」然後希特勒便向這位夫人伸出胳膊,帶她入席。尾隨其後的總是馬丁·鮑曼帶著愛娃·布勞恩,其他客人隨便跟在他們後
  客人們緩緩進入寬闊的過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令人讚歎的大型圓柱支撐著的漂亮拱頂,穿過這個廳,便可看到用紋理清晰的松木製成的寬敞樓梯,從這裡上樓,東邊即是餐廳。餐廳的兩扇大門兩側站著兩個個人。長方形的餐桌兩旁擺著可供24個人坐的帶扶手的紅皮椅子。
  餐廳正面的盡頭是一個半圓形的小廳。天氣不好時,習慣早起的人就在這裡坐在圓桌旁隨意地就餐。但大多數人還是在自己的房間裡吃早飯。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吃早飯。白色的細瓷器上是手工繪製的阿爾卑斯山山花,如龍膽花、杜鵑花和歐洲構蘭。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廳裡的大桌子不夠用,人們就在隔壁再擺上一張「小桌子」,主要是供副官們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個備餐檯,檯面是用手工畫的瓷磚鑲嵌成反映貝格霍夫生活的圖案。例如,有一塊瓷磚上的圖案是這樣的:恩德雷斯女士端著一碗盛滿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勞巴爾女士離開貝格霍夫後曾短期為希特勒操持過家務。在這個大廳的右側矗立著一個帶玻璃門的陳列櫃,裡面擺放著精美的瓷器,這是維尼弗裡德,瓦格納送給希特勒的禮物,以及手工畫的瓷盤和瓷碗。
  希特勒總是坐在餐桌的中間,面對窗戶正面,眺望著遠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士每餐輪換一次,女秘書也包括在輪換的範圍以內,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終是愛娃·布勞恩和馬丁·鮑曼。坐在希特勒對面的是主賓。
  希特勒很講究餐桌的佈置,要求精美地擺放鮮花。一他認為,餐桌上裝飾美麗的鮮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裝飾所需的鮮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舉行國宴時,餐桌上佈置得非常漂亮。當你看到用小桃樹、長柄玫瑰、稀有蘭科和馬桑以及其它珍貴花木把房間裝扮成花的世界時,就會得出這樣物結論:用於裝飾的費用遠遠超過飯菜本身的價格。所以這總是人們議論的話題之一。
  瓷器都是根據希特勒的設計製造的。盤子的中間是燙金的國徽和展翅的老鷹,左右兩側是用拉丁體寫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個字母「A」和「H」。銀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的設計製造的。餐具的中間也有老鷹,左右兩側為拉丁體的「A」和「H」。
  飯菜本身都屬於家常便飯。一般有揚、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條,好像一家經營有素的餐館。馬丁·鮑曼在山上建造了一個溫室,這裡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鮮蔬菜。牛奶、雞蛋、紅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蘋果汁,都是從農場運來的。蜂蜜是由上薩爾茨堡林區和克爾施泰因的蜜蜂場分別提供的。當希特勒認識到啤酒花有鎮靜作用時,後來他也喝專門為他釀製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愛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盤。戰爭期間,自從有了營養師專問為他做飯之後,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爾一本納特種飲食。
  希特勒對肉很反感,據尤里烏斯·紹布講,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後,他變成了一名素食主義者,他深信吃肉會使人無力。他還以馬、一公牛和大象為例,說這三種食草動物都有很大的氣力和耐力,「與此相反,狗作為典型的食肉動物,稍一出力便把舌頭搭拉出來。」他認為,肉是一種無生命力的腐爛的東西。另外他也不喜歡屠宰場裡宰殺動物時使用的那種殘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達·克萊因談起過這方面的事情。當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動物發表的議論時,他想起了發生在1926年的一件事。在復活節的一個下午,阿達·克萊因與希特勒一起到園丁廣場劇院觀看吉卜賽男爵的演出。演出結束之後,他們來到坐落在蒂爾施大街對面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經常光顧的地方——維多利亞咖啡館(今稱羅馬飯店)吃飯。
  希特勒為自己訂的是幼鹿肝。服務員給他端上來很大一塊。希特勒問:「這是一隻動鹿的肝嗎?」「不是,」服務員答道,「是兩隻鹿的。」希特勒對阿達說:「人真是一種兇惡的猛獸。為了使貪吃之徒過口癮,兩隻無辜的動物又得獻出生命。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將成為素食主義者。」
  格莉死後,他真的成了素食主義者,並且不厭其煩地常常在吃飯的時候談到屠宰動物的野蠻作法。每當他談起這些時,愛娃·布勞恩就懇切地向他使眼色,讓他不要再談下去,因為這樣做會影響客人的食慾,然而他卻誤認為布勞恩這樣做是表示贊同他的看法。
  與此相反,每當他談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麼得來時,便陶醉在詩一般的意境之中。他說,你看那田野裡的農民,邁著緩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擺動著手臂向地裡撒種子。撒下的種子在地裡發芽、出土、發育成長,以至於形成波浪滾滾的綠色海洋,在太陽的光照下又慢慢變成金黃色。「僅僅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為人類提供了過分豐富成果的大自然中去。」說完之後他總要聲明,他無意迫使別人採用他的飲食習慣,否則最終可能會導致沒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請。
  他經常回憶起他年輕時愛吃的菜。例如他母親有時為他做的麵團加酸模醬。經常應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的邀請到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維也納人馬裡奧·捨恩曼,有一次輕率地表示願為希特勒做這道菜。第二天,她圍著白色圍裙,在貝格霍夫廚房裡大張旗鼓,興師動眾,把一切搞得亂七八糟。結果做出的面閉硬得像石頭,根本不能吃。愛跟老鄉逗著玩的希特勒,於是開了一個玩笑,把這位吹噓自己烹飪藝術如何高超的人戲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爾克市附近擁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說:「你可以用麵團當炮彈來保衛你那座由塔樓防衛的城堡。」幾年以後,希特勒還不斷談起捨恩曼沒做成功的麵團。
  宴會結束後,他總是先吻一下愛娃·布勞恩的手,然後再吻女主賓的手。席間,愛娃很少與別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幾年裡是這樣。後來,當她變得自信一些了的時候,她也視情緒好壞與別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後,還繼續談論他喜歡的話題,而不宜布宴會結束,這時她就很不高興。她從不隱諱她的煩躁情緒。在她對希特勒可以施加影響的戰爭年代,她甚至敢於向他表示不滿或者大聲詢問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就毫不猶豫地停止他的談話,宣佈宴會結束。
  戰爭爆發以前,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吃完午飯總要散步去克魯弗勒的「小茶館」,他身穿一件又長又大的不順眼的揭黃色風衣,頭戴一頂極不協調的帽子,打著一把用來遮住他那雙敏感眼睛的大傘。所有的攝影師都怕他來這手兒,因為這樣他們只能照到他臉的下半部。
  遇到這種情況,十分注重儀表的愛娃·布勞恩總要責備他幾句,然而希特勒卻並不理會。只是在她反覆地批評希特勒認為不應該批評的事情時,他的臉上才表現出一些不滿。有一次,愛娃批評他走路時肩膀向前晃得厲害。他滿不在乎地說:「這是壓在我身上的沉重的優點!」
  戰爭期間,他在散步時喜歡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過農場旁邊的草地沿著整潔的石子路走著,他右手拄著一根枴杖,左手牽著他那愛不釋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時他總愛與他的夥伴閒聊。這個夥伴主要是這一天剛剛新來的客人。
  經過半小時愉快的散步之後,來到「小茶館」,這個建築是1937年由菲克教授設計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頂亭閣。希特勒站在裝有護欄的凸石上,兩隻手拄著枴杖,眺望貝希特斯加登和薩爾茨堡的風光。施佩爾說希特勒不會欣賞風景的美,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齊同他一道觀賞薩爾茨堡的風景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這個眺望處,且觀賞了一會兒美景之後,希特勒才領客人們進入茶館。先在前廳裡脫掉外衣,然後在鋪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爐間裡。在安排就緒的圓桌旁邊的印花沙發椅上就坐。
  透過茶館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戶,可望見遠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牆上、壁爐的上方懸掛著一面鑲金邊的鏡子。鏡子裡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燭台和插著黃蠟燭的壁燈。我從未見人使用過這個壁爐。作為熱能的來源它實際上是多餘的。因為在紅色大理石板底下裝有地下取暖設備。
  克普弗勒這個小茶館成了人們每天光顧的地方,而克爾施泰因山上的茶館則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處,空氣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對他來說,山頂上的這棟房子只不過是用來使外國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時他非常自豪地談到,僅僅這條緊靠著山坡修成的通向克爾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遊人神往。山中開掘的隧道連同那令人讚歎不已的黃銅纜車和貝希特斯加登地區雄偉的群山都給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爾施泰因的建築是馬丁·鮑曼的傑作,這個建築和農場都是在他的倡導下搞成的。
  在這個小茶館裡客人們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則選擇了吃馬克力。蛋糕的品種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卻不管別人,總是要他喜歡的蘋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層薄薄的含熱量低的麵粉,上面放的全是蘋果片。後來,茶館裡還增加了法國白蘭地和利口酒。
  體重多了幾公斤對希特勒來說不是一件個人的事,而是一個政治事件。體重的增加往往是由於腹部和腰部以下發胖所致,而這將使他難以繫好上衣中間的紐扣。所以,一旦他發現體重增加了,特別是在黨代會召開前夕,他就立即放棄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點東西。
  每當希特勒要採取減肥行動,總要提前宣佈:「我不能再吃這麼多,我發胖了,必須減下來!」通過節制飲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說:「好啦,現在我又恢復了原來的體重,我在過去的14天裡減了7公斤重量!」他減肥並非出於虛榮,而是出於一種良知,如果一個演說家營養過剩,人民對他就不會有什麼好印象。一想到別人會藉機取笑他,他就非減肥不可。儘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還是該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爾教授同樣如此。
  由於怕招致別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權之後,他再也不穿著皮褲子,即「緊身節日服」或浴衣拋頭露面。他認為這類服裝對於國家元首來說是不屑考慮的。
  在茶館裡,希特勒喜歡聽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別歡迎能夠滿足他這一需要的人在場。人們愛聽的故事有:例如用漢堡方言講述的《小艾爾納》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話》等。當著他的面是不能講下流笑話的,每當有這種情況出現,他的眼睛裡便放射出責備的目光,告誡講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斂。
  給他講述刺激性的故事倒還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懷著悔恨的心情告訴了他的朋友一樁由於一時疏忽而犯的錯誤,說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員請到其住所,他們先喝了茶,然後又一起洗了澡,他與那個女人是不是幹了些什麼勾當,這個念頭一直令他不安。類似這樣的故事他還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經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記得戈塔爾博士和迪特裡希博士有過一次談話。迪特裡希博士說,在浴盆裡他的思路最敏捷,對此戈培爾博士說:「那你就應該多洗澡,迪特裡希博士!」有時希特勒樂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新到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馬上邀到茶館,他們非常高興能得到這種特殊的待遇。他們的到來使談話充滿了熱烈的氣氛,否則就總是那麼一夥人長時間在一起侃個沒完沒了,都厭煩了,即使希特勒由於過度疲勞在輪椅上睡著了,人們也還得繼續侃下去。一旦話音停止,他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發現在茶館裡的大圓桌旁有人頭挨頭竊竊私語,或手裡拿著文件、畫報或其它類似的東西指指點點,他便來了神。他恨不得馬上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就問:「有什麼新情況嗎?」他這種好奇心理不時被聰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這種辦法使他講出他平時不輕易講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婦喜歡隨身攜帶美國雜誌。有一次雜誌上刊登了一些從事軍事工業的美國婦女的照片,還有一張美國婦女站在赫林根湖裡相互打著玩的照片。希特勒對此進行嘲笑,認為這類照片特別是後面那張令人噁心。
  當我們還沒有離開茶館的時候,愛娃·布勞恩就打發僕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傳部運來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廳裡開會,愛娃·布勞恩搭車(車內有副官、僕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貝格霍夫之後就安排放電影,電影結束後,客人們便回房換衣服,準備吃晚飯。
  像吃午飯時一樣,客人們還是聚在客廳裡。人們要麼圍坐在溫暖的瓷磚壁爐旁,要麼圍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盞吊燈散發著和煦的光,給人以舒適感。大家在等著希特勒。此時他不是在二樓辦公室裡就是在隔壁的大廳裡與人談話。談話總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數情況晚飯的時間要大大推遲。
  希特勒一進入客廳,還要重複午飯開始時的那一套。僕人照例向希特勒報告飯菜已備全,領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氣氛更加輕鬆,談話更加無拘無束。女士們的穿著也更加講究,並且都要化妝。愛娃·布勞恩的妹妹習慣把口紅抹得很濃,希特勒便借題發揮,經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述用巴黎的廢水製造口紅的故事。每次愛娃·布勞恩都皺起鼻子,無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還是不要講了吧!」巴黎廢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別愛開的玩笑,所以他經常重複。
  1926年阿達·克萊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樂廳廣場去,走到慕尼黑德維希大街時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們一起去了。當一位化妝得十分妖艷的女士坐著敞篷汽車路過時,希特勒說:「現在我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男子生胃病。他們接吻時把口紅都吃進去了!」
  也還有下面這種情形:希特勒從擺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給一位女士。他希望這位女士把它插在頭上或衣服上。有時他還另搞一朵花送給同一位女士,因為按照他的審美觀,這種打扮對這位女士更為適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歡向女人獻媚。阿達·克萊因還記得,1933年人們在褐色大廈為歡度復活節在桌上裝飾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將小房子裡的一隻黃色的棉花小雞取了出來,然後抓住阿達的一隻手,將它張開,輕輕地把小雞塞了進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們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會兒。飯後,如果希特勒還要在大廳裡與別人談話,人們就在九柱戲球場放電影或玩球。但這種情況很少,因為球滾動的聲音對大廳的干擾太大。
  這樣,我們寧願坐在客廳裡等候希特勒結束他的談話。大廳內談話的聲音很低,因為大廳與客廳之間只隔著一層絲絨門簾。談話一結束,僕人拉開門簾,希特勒走了出來。一般情況下,他都問:「還想在壁爐旁坐會兒嗎?」這便是在壁爐旁度過整個晚上的開始。
  客人們從客廳裡出來,向下走五個台階進入希特勒喜歡的大廳。這個廳很高,近200平方米大。地上鋪著草莓色的氈子。走上三個大理石階梯便是壁爐前擺放坐位的地方。廳內傢俱很少,兩個大櫃子,窗戶的右邊是坐人的地方,一張大會議桌,一個地球儀,左邊是一個座鐘。另外還有一架鋼琴和幾個小櫃子。其中一個大櫃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頭。裡邊存放著榮譽市民證書、古老的兵器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在另外一個帶玻璃門的櫃子裡,擺放著古老的錫制用具。織有生動的狩獵圖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牆上放電影用的洞孔。
  大廳的牆壁上懸掛著由大師們作的大幅油畫,每隔一段時間要換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歡的一幅名為《娜娜》的畫,經常懸掛在靠近壁爐的地方。它是由安澤爾姆·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多年的羅馬戀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廳側面牆壁上掛著一幅是博爾多納畫的穿著紅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櫃上擺著與她的衣服顏色一樣紅的石竹花。
  這間深棕色花格平頂的大廳內白天最令人難忘的毫無疑問當屬那扇極大的窗戶,它可以升降,從窗戶裡可以望見山下雄偉的景觀,真像是一幅畫的鏡框。窗前有一張用溫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開會、談話時如需要攤開方案之類的材料,這張桌子是再實用不過了。
  廳內的壁爐是用墨索里尼贈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爐旁邊擺著黑色皮沙發,看上去很氣派。與大廳的規模相比,這些沙發還算得體,但坐上去極不舒服。因為坐位的面積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剛剛在壁爐旁坐定時,人們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個晚上女士們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後來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據人數擺放了相應的彈簧沙發椅,前面再擺上茶几,這種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爐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爐的右側,兩位女士中間(他的右邊是愛娃·布勞恩的固定坐位)。何時生火由希特勒決定。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個話題,一旦他對某個話題產生了興趣,便抓住不放。有時他沉默得令人壓抑,迷迷糊糊地度過一個晚上。但一般情況下,假使他不願再講話,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脫身的問題,如他說:「想聽聽音樂嗎?」大家高興地表示贊同。
  樂櫃一直是由馬丁·鮑曼負責使用的,放在大廳的前部、窗戶的右邊。馬丁·鮑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歡的有:布魯克納和貝多芬的交響樂和理查德·施特勞斯、胡戈·沃爾夫、勃拉姆斯、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記憶猶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黃昏》、《醒來吧,孩子》、《舉起閃光的杯》、《崇高的心靈》、《沉浸在幸福中的愛情》、《漫遊他鄉》、《獨自在春園散步的朋友》和阿依達的最後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歡理查德·瓦格納的作品,特別是《特裡斯坦與伊索爾德》,希特勒在提到這部作品時說:「願這部作品的曲子伴隨我去見上帝。」希特勒認為理查德。瓦格納是「用音樂思想來復興德國文化的人」。在他看來,瓦格納的音樂語言「如同上帝的啟示」。瓦格納的幾出歌劇他百看不厭。此外他從不錯過參加拜羅伊特戲劇節的機會(如1936年西班牙戰爭時)。他不僅在財力上支持拜羅伊特戲劇節,而且還計劃讓德國各界人民以某種徒步朝聖的形式去參加戲劇節。《德國勞動陣線》組織工人和職員到拜羅伊特進行「歡樂帶來力量」的旅行,這一舉動激發了各階層人民對瓦格納作品的熱情。
  然而,希特勒不僅喜歡嚴肅的音樂,而且也很愛聽輕鬆愉快的音樂,特別是《快樂的寡婦》、《蝙蝠》和《吉卜賽男爵》。如果整個晚上都是聽音樂,有幾位先生就主動到客廳裡去坐。特別對有時爭吵得很凶的海因裡希·霍夫曼和尤里烏斯·紹布來說,似乎聽音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明辨是非的機會。如果他們爭吵的聲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僕人到客廳裡請他們「要小聲點或回到壁爐旁邊來」。
  這種情況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樂的陪同使他處於很尷尬的境地。他說:「看歌劇時,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們不要發出鼾聲。在看《特裡斯坦和伊索爾德》時,霍夫曼幾乎倒在包廂欄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紹布,讓他過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呂克納坐在後面,已發出鼾聲。簡直可怕!」
  希特勒講的這類助興的軼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愛娃·布勞恩在內的所有人的開懷大笑。如果談及的話題不合愛娃的口味,她馬上會表現出來,希特勒也從不忽略這一點。遇到這種情況,他便輕輕地撫摸她那搭在沙發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語幾句,愛娃便上樓去了。當接發現希特勒對另外一位女士「過於」慇勤時,她也常常這樣離開。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爾·斯勒察克給我寄來一封信,讓我不要當著任何人的面交給希特勒。所以,當他要離開大廳時,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戲球場去了之後,他挽著我的左胳膊,同我單獨在大廳裡踱來踱去。我穿著一件淺褐色絲絨透明長裙,配上白狐披肩,顯得華貴。除夕晚餐之後我有點醉意,穿上這套夜禮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氣。我把信交給希特勒之後,把格雷特爾·斯勒察克讚揚了一番,真像是在為他們說媒。我堅信他同意我的觀點,而後我接著說:「我的元首,愛娃這個人對你並不好!」
  他不但未對我這句冒失的話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著我說:「她做到這個程度就夠了,夠了!」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根本就談不上像某些粗製濫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後所描述偽那樣偉大的愛情。
  顯然,希特勒對我在除夕之夜那種說媒的行為非常開心,他當時並未準備離開大廳。看來我們單獨在大廳逗留的時間過長了些。因為正當我們談興正濃的時候,愛娃·布勞恩突然出現在大廳,她很不高興地掃了我一眼,顯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樣子對希特勒說:「原來你在這兒,我們大家都等你吶!」
  希特勒顯然沒有忘記這個插曲。因為幾個星期後,他又談起此事,微笑著對我說:「那天晚上你有某種魅力!」除夕之夜,人們在大廳內的壁爐前還拍攝了集體合影照。希特勒請了那麼多客人,這是他最後一次慶祝除夕。
  在大廳裡最難忘的一次經歷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絞盡腦汁設法為他的副手魯道夫·赫斯飛往英國尋找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措辭。希特勒閉口不談赫斯出走的各種原因,卻設法對此事加以解釋,但總也找不出合適的措辭。最後,當他把駕機出走說成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作為財,似乎才算滿意。這是我經歷過的一次最艱難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國殖民政策的讚揚者。早在1926年他就對他最親近的同事說過:「我不希望珍珠從不列顛帝國的皇冠上掉下來。對人類來講,這將意味著災難。」例如,在戰前當德國公眾輿論讚揚印度解放運動時,他說:「我禁止我們的人跟著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織布機,而是用炮彈爭取來的。」
  從他的許多言論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與英國結盟是解決世界政治問題最理想的辦法,這是他始終在考慮的一個問題。他認為,英國艦隊與德國軍隊聯合起來足以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礎。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開始撰寫一本有關外交政策的書。1939年,英國剛剛宣戰,他當著我的面對赫斯說:「我的全部事業都完蛋了。我的書白寫了。」
  我認為,赫斯是唯一瞭解希特勒書中所闡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為他瞭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駕機飛往英國。
  這個大廳也是許多有意義的事件、訪問和會談的見證人。例如希特勒對溫莎公爵和夫人的來訪頗有好感。下午我從辦公室窗戶望見希特勒陪著公爵夫婦站在平台上,顯然他是在告訴他們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儉樸的深藍色的毛料女服,頭髮簡單地向兩邊分梳,在後腦勺上盤成一個髮結。這般裝束使她顯得既雅致又高貴。
  無疑,她給希特勒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爐旁他說:「如果可能的話,她無疑將成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護為愛一個女人而放棄了英國王位繼承權的王子。他很遺憾——因為他把王子看作德國的朋友——王子沒有為他的事業而鬥爭,況且這種鬥爭還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爐前還談到幾天前他剛剛接待過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領袖阿迦汗,他說,這位伯爵時常從他的國家的教徒們那裡得到與他的體重相等重量的黃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與阿迦汗的會談經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認為,如果查理·馬特爾在八世紀在圖爾和普瓦捷之間進行的戰役中不把阿拉伯人擊退,對歐洲來說,現在的情況要好得多。假如是這樣,整個歐洲就變成了穆斯林世界,歐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夠和平地在這個大陸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對歐洲的現狀進行過思考,希特勒很欣賞他的觀點。另外,希特勒還贊成伊斯蘭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豬肉並有四旬齋期。
  希特勒經常談到曾在貝格霍夫作過客的要員還有1936年來訪過的英國政治家勞合·喬治。希特勒說,勞合·喬治很稱讚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築風格、室內擺設,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麗的山區景色強烈地感染著他。德國在克服失業、安排業餘時間和醫療保險以及建立許多其它的社會設施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同樣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萊伊博士在他訪問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紹過勞動陣線的福利設施。
  與此相反,漢姆生在貝格霍夫的訪問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爾杜爾·馮·希拉赫在貝格霍夫吃午飯的時候曾談及漢姆生出席維也納記者大會的事,並且懇求希特勒請他到貝格霍夫來訪問。經過爭取,希特勒同意了這一懇求,漢姆生來到了貝格霍夫。
  在希特勒會見他時,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們就在與大廳只隔一個門簾的客廳裡——聽到他們大聲爭吵,於是我們就屏住氣,靠近門簾。面對希特勒,漢姆生大膽地批評黨區領袖特博文在挪威採取的措施。漢姆生很激動,泣不成聲地表達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從挪威召回的願望。也許因為漢姆生有些耳背,也許因為希特勒容不得別人批評,反正我們聽到希特勒大聲對漢姆生說:「你冷靜點,這你根本不懂!」
  據說在1943年耶穌受難節那天,希特勒同我們坐在壁爐旁對亨裡特·馮·希拉赫也講過同樣的話,這是她1978年告訴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愛娃·布勞恩在回樓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邊,坐在希特勒左邊的是亨裡特。馮·希拉赫。我也注意到,當別的客人閒聊的時候,希特勒和宇裡特·馮·希拉赫談得卻很激烈,談的是幾天前發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裡,她被超乎尋常的響聲驚醒,她從飯店的窗戶望去,看到哭泣的婦女們被趕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過橋就消失了。第二天她從朋友那裡獲悉,那是被流放的猶太婦女。她答應向希特勒談談這件事,後來她真的這樣做了。在她講完後,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說:「你冷靜點,馮·希拉赫女士,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猶太婦女與你有什麼關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失去寶貴的生命,而劣等人卻活在世上。這樣下去,歐洲的平衡就將發生變化,」說話的時候,他的兩隻手如同兩隻碗上下擺動。「100年、1000年以後歐洲將變成個什麼樣子!」他以一種表明他要結束這次談話的語氣繼續講到:「我只對我的人民負有義務,對其他任何人都沒有!」
  所有的客人都發現亨裡特·馮·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當僕人來問是否需要再加些飲料時,大家顯然感到高興。午夜12點過後,戈培爾部長來了,他的到來使大家鬆了一口氣。但是,沒過多久,戈培爾與巴爾杜爾·馮·希拉赫又發生了口角。戈培爾指責希拉赫在維也納奉行奧地利政策。希特勒說,「把希拉赫派到維也納去是一個錯誤,把維也納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國中來也是個錯誤。」
  希拉赫說:「……但是維也納人都是跟著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對此根本不感興趣,我不要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動地反駁說,情況若是這樣他就將放棄賦予他的使命。對此希特勒粗暴地說:「這你無權決定,讓你在哪兒你就得在哪兒!」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靜籠罩著貝格霍夫。然而,這與希拉赫夫婦一大清早就不辭而別無關。整個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靜,這是根據馬丁·鮑曼的指令行事的。因為希特勒在晚上多數時候都要研究備忘錄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樓上的客人都必須注意這一點。人們不僅在臥室裡走路要特別輕,而且上午還不能洗澡。還規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動要安靜,這是愛娃·布勞恩同她的女友們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時間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們、醫生和副官的夫人們中間,只有個別他喜歡的人有時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歡的波爾托菲諾去玩。一旦有誰靠近了布勞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對這個人保持警惕,態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種獨特的圈子。
  自1944年開始,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現了敵機。警報常鳴,元首居住的地區被隱蔽起來。為對付敵人像襲擊大本營那樣有目的地襲擊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在山裡建造了地下避彈室,該建築於聖誕節竣工。1945年多虧它才使我們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貝格霍夫後門,走幾步路,穿過院子,然後進入一個鐵門,一直向下走大約65個台階,就到了山裡的地下避彈室。
  撤離柏林命令與告別希特勒
  1945年1月,總理府公園內的元首地下避彈室經過加固之後,希特勒將其大本營遷到了柏林。本來,地下避彈室是一個為躲避空襲臨時落腳的地方。但是,當1945年1月拉德齊維爾宮內樓上的住房被燃燒彈炸得無法居住時,希特勒與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地下避彈室裡。
  拉德齊維爾宮裡副官們住的廂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樓梯間沒有遭到損壞。開始時,我們秘書與希特勒在這裡吃午飯,窗簾是拉著的,屋裡開著電燈,然而外邊,春光照耀在炸毀了的皇家飯店和宣傳部的大樓上。晚飯則是在元首地下避彈室內希特勒那間既小、陳設又簡單的辦公室裡吃。
  地下避彈室的設施延伸到總理府公園內,尾部備用出、口的形狀像一座小塔。樓內許多自上而下的台階都通到地下避彈室。希特勒住的是一個很窄的房間,裡面只有一張小寫字檯,一個窄沙發,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內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間的左邊有一個通向浴室的小門,右邊有一個門與狹窄的臥室相通。
  辦公室完全被懸掛在辦公桌上方的弗裡德裡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對大眼睛威嚴地審視著前方。沉悶窄小的房間和整個氣氛給人一種沮喪的感覺。誰要想在房間裡走走,就得把椅子搬開。早上6點鐘,當希特勒開完夜間形勢討論會後見我們的時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發上。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儘管他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發展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無濟於事。不過,在我們歡迎他的時候,他還是有力量站起來的。過不了一會兒,他就又坐到沙發上,這時僕人為他抬起雙腳。希特勒幾乎持續地處於一種易激動的狀態之中,談話越來越單調,不過是簡單地重複過去談過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飯、晚飯和夜間(即清晨)喝茶時談論同樣一件事。如,他幾乎每天都對我們說:「布隆迪這個該死的東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搖著尾巴靠著我的床,當我問它。『大概想做個小小的交易吧』,它則把尾巴收起來,鑽到角落裡去了。它是一隻狡猾的動物。」要不就說:「你們看,我的手好了,顫抖得不那麼厲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願意談論問題,但談論的範圍越來越狹窄,談話變得越來越平談無味。他不再談論教會、種族問題、經濟和政治問題、北歐和德國的特性、古希臘或者羅馬帝國的興衰。他本來對所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動物學和植物學以及人的性別演變都有著濃厚的興趣,然而在最後幾個月,他只談論馴狗、營養問題和世界上的蠢事、醜事。
  早茶一般持續兩小時。接著起身,邁著蹣跚的步子來到狗窩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過一窩小狗。從這窩狗中他挑選了一隻雄狗並要親自飼養。他把這隻小雄狗從窩裡拿出來,抱在懷裡,然後慢騰騰地在前廳裡坐下來,不停地撫摸著懷裡的小狗,同時口裡親切地念叨著他的名字「沃爾夫」。
  然後,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邊,跟我們道別後就回去了。在最後一段時間裡,告退的時間一般是8點鐘。他沒有多少睡覺的時間,因為每到大約11點鐘就響警報。在敵機飛來的時候,他從來不躺著,總擔心彈片飛過來會擊中地下避彈室側牆,造成房屋坍塌。因為地下避彈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著它一旦被炸彈擊中,地下水就會迅速進入室內的危險。每當敵機靠近時,他總要整裝,甚至連鬍子都刮好。警報響時,他從不單獨呆在房間裡。
  希特勒一般都是21點左右或22點吃晚飯,並喜歡把晚飯時間拖得很長。吃飯時,常常接到敵機飛來的報告。敵機一來,人們便把有線廣播打開,它不停地發出一種單調的休息信號,時而報道有關敵機活動的情況。我們坐在那裡聽著敵機的轟炸聲,政府所在地沒有一天不遭到襲擊。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襲中,投到總理府的炸彈就有58枚。每當炸彈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彈室在晃動。燈光一閃,希特勒就說:「炸彈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擊中我們。」
  襲擊過後,希特勒立即要求匯報損失情況。他鎮靜地聽著別人的匯報,對此不表示任何態度。半夜後很長時間開始形勢討論會,它經常持續到第二天早上。然後像往常那樣飲早茶、逗逗狗,睡上幾個小時,直到下一次警報把他驚醒為止,這次警報大多要持續到吃午飯。午飯之後,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勢討論會。每天都是如此循環。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歲生日這一天,柏林被包圍了。第一批俄國坦克已到達柏林城下。在總理府已可聽到隆隆的炮擊聲。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參謀班子和軍事將領們為他舉行了祝壽活動。與過去相比,這次活動氣氛非常壓抑。盟軍的飛機對柏林的空襲晝夜不停,更為祝壽活動增加了不安色彩。我們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彈室外邊去。根據工作安排,我和約翰娜·沃爾夫在吃午飯時要陪伴著首長。吃飯時情緒十分鬱悶。
  一天晚上,約22時許,敵機正在空襲,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召到首長住處。希特勒在地下避彈室內他那間小小的辦公室裡接見了我們。當時他臉色蒼白,精疲力盡。他說:「四天來形勢變化很大。」4月16日,當我問他,我們是否還呆在柏林時,他不耐煩地答道:「我們當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說,我不害怕,因為我的生命反正已經結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國人為一方,俄國人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辦。「鎮靜點,」希特勒生氣地說,「柏林是德國人的,我們必須贏得時間!」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納粹黨區領袖們發表的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表達了他那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必須贏得時間!」
  然而現在他告訴我們:「四天來形勢變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參謀班子。因為你們是老人,所以你們先開個頭。1小時以後,將有車送你們去慕尼黑。你們可以隨身帶兩個箱子。進一步的情況全國領袖的曼會告訴你們。」
  我請求他讓我留在柏林,因為我沒有家眷,讓年輕的同事代替我撤離,她們的母親還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對此事不改變主意。「不行,將來我要成立一個抵抗運動,為此我需要你們兩個。對我來說,你們是最寶貴的人。即使事情發展到最壞的地步,青年人也總能渡過難關,克裡斯蒂安女士無論如何是能闖關的。假如真的有人喪命,那是命裡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樣與我們吻手告別,而是握手告別。他要以此來表明,形勢對他來說已不可逆轉,這次談話也是最後一次談話。無疑他已發現我們情緒低沉,並且設法安慰我們,他說:「我們不久就會見面的,幾天後我就離開這裡去找你們。」
  1945年4月20日下達的這道撤離柏林的命令出乎我當時的預料,因為我已做好了思想準備,必要的話,我將服用氰化鉀自盡。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與斯科采尼換來的。英國歷史學家特雷弗·羅珀自以為更瞭解當時包括時間在內的具體細節。他在烏爾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書中寫道:「希特勒的兩名女秘書沃爾夫和施羅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飛機離開的……」
  這道突如其來的撤離命令使我內心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同時加強了我的煩躁情緒,一時不知所措。為了與我的同事沃爾夫一起整理行裝,我機械地離開了希特勒。我的東西事先一點都沒轉移走。1944年我分別運到東部和西部的幾個箱子,1945年初美國人和俄國人進軍時我又讓人運回到柏林,因為根據希特勒的說法,我也認為把東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險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我們房間(這是專門提供給我們女秘書睡覺和存放物品的房間)的路上,我看見了軍備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他站在電話總機房裡。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訴了他,然後向他打聽我十分關心的勃蘭特教授的情況。據說曾因散佈悲觀論調被希特勒判處死刑的勃蘭特教授現在被監禁在柏林的一所別墅裡。施佩爾告訴我:「我們將秘密把他放出來。」
  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的前廳裡擠滿了由於持續不斷的空襲而從街上躲到這裡來的人。供我們女秘書使用的這間房子本來計劃作新聞廣播站用的。我很不願意呆在裡面,因房頂和牆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們說話時的聲音被吞去了很多。這間死氣沉沉的、靜得令人壓抑的房間簡直像一座墳墓。
  我毫無目的地整理著行裝,突然電話鈴響了。首長來的電話。希特勒有氣無力地說:「孩子,口子已關上(我們本應在別人的保護下乘汽車離開)。你們乘汽車已過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須乘飛機離開!」
  午夜過後,希特勒又打來電話:「孩子,你們必須趕緊收拾完畢,警報解除之後飛機立即起飛。」他聲音乏力,話沒說完就沒聲音了。我主動同他搭話,儘管他沒有放下話筒,但再也沒有答我的話。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過的唯一一次電話……
  此後不久,大約在清晨三點半的時候,我們在總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彈室內站滿了人的走廊裡開出一條路。他們像蜜蜂一樣吵吵嚷嚷,彷彿要炸了鍋。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著我們和我們的兩個箱子。此時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滿羞慚地匆匆從驚恐的人群旁邊走過。拉德齊維爾宮的院子裡已備好了一輛卡車,我和約翰娜·沃爾夫將我們的箱子裝了上去。沃爾夫因為行李還好不愉快,她認為行李不應另裝,應該隨我們一起走。而我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情況發生了徹底變化,我們仍認為,像往常那樣,行李不會出問題。後來事實是,行李並未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運往滕珀爾霍夫機場,而是運到了施塔肯機場。
  拉德齊維爾宮的院子裡亂得一塌糊塗,我們離開時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條徹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衛隊派來的開車司機,我們彼此不認識。因為汽車裡不能開燈,所以找起位子來很難。當我們好不容易坐下來之後,才發現這位司機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沒有得到把我們送往騰珀爾霍夫機場還是施塔肯機場的指示。不管是對還是錯,反正他是要把我們送到滕珀爾霍夫機場。夜間乘車穿過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燒著,滾滾的濃煙籠罩著天空,市民們正忙於築路障,在不遠的地方,人們可以聽到俄國人的大炮的轟鳴聲。
  事先,希特勒的空軍副官馮·比洛上校告訴我們,乘Ju52型飛機離開,但到了機場,還不知是否能乘坐這種飛機。機場總調度勸我們乘剛由北德飛來,將飛往薩爾茨堡的JU型運輸機,經過一番交涉之後,我們終於乘這架飛機離開了。
  飛機起飛時,我們的行李沒有裝上,只隨身攜帶了一個旅行袋和黨衛軍中隊長在我們離開的最後幾秒鐘內捆紮好的一個主要裝有巧克力圓鐵盒的行李包。當時的雨雪天氣給飛機起飛造成了困難。起飛後經過一段令人不安的飛行,我們越過了燃燒的村莊和城市。天破曉時,我們到達了薩爾茨堡機場。此時一聽到傳來沉悶的射擊聲和飛機著陸的聲音我們就害怕極了。在運輸機上,我們同周圍一些不認識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記得人們連一句話都沒說。飛機著陸後,我們就像癱了一樣,突然感到一種令人窒息的寧靜。
  幾小時以後,當我們乘坐一輛公共汽車奔赴上薩爾茨堡的時候,我內心感到驚訝,這架飛機竟然經受住了這次磨難。我們還活著,真是一個奇跡。因為我們原計劃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機場起飛的JU52型飛機過了伯恩納斯多夫之後在德累斯頓附近墜毀了。由於我的行李在飛機上,所以人們誤認為兩具燒焦了的女性屍體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後由德國國防軍埋葬了。
  這件事是我在戰爭結束幾年之後才得知的。事實是,希特勒過去最受寵的僕人阿恩特所在的這個機組把兩個空坐位讓給了兩位陌生的夫人,飛機墜毀後人們搶救出來的是她們已被燒焦了的屍體。據伯恩納斯多夫的神父介紹,德國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裡殘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國人拿走了,他非常遺憾,不能糾正有關我的所謂安葬問題,他讓我找東柏林的有關部門來解決這個問題。毫無疑問,人們為證明在JU52型飛機裡代替我就坐並且死後以我的名義被埋葬的這個陌生人的姓氏進行了多年探尋,也許至今還在進行著。
  貝格霍夫的末日
  抵達上薩爾茨堡之後我們在貝格霍夫碰上了幾位客人。愛娃·布勞恩的妹妹臨產了。愛娃·布勞恩的母親弗朗齊斯卡·布勞恩和愛娃的老朋友赫爾塔·施奈德也在那裡。她們對柏林的殘局一無所知,都問元首何時回來。她們把我們看成了先遣人員。因為希特勒的海軍副官、海軍少將耶斯克·馮·普特卡默和元首護衛隊的幾個人都遷移到了貝格霍夫住地。這證明希特勒已考慮至少將臨時呆在阿爾卑斯山城堡。敵機飛來的警報時常響起,然而上薩爾茨堡山每次都是霧濛濛的。敵機飛過貝格霍夫,但卻不投炸彈。兩天後,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醫生莫雷爾大夫也來到這裡。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說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發走了。這下擊中了莫雷爾的神經。短期逗留之後,他又離開了貝格霍夫,據說他想到巴特賴興哈爾去。這時卡恩貝格夫人也來到這裡,為的是由此到圖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說到這裡,我還想談點有關莫雷爾大夫的情況。卡爾·勃蘭特教授常常被錯誤地認為是希特勒的保健醫生。但實際上勃蘭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澤教授、哈塞爾巴赫教授只是隨行醫生,也就是說,如需外科治療時他們才來。希特勒的保健醫生是莫雷爾。
  莫雷爾本來在柏林庫爾菲爾斯滕達姆大街有一家專為上層人開辦的診所,到那裡就醫的主要是藝術家。他是一個地道的黑森人,中等個,肥胖身材,長著一副既善良又調皮的面孔。他的頭髮總是蓋著耳朵和脖頸。他那顯然不纖細的手指上還戴著到海外旅行時帶回來的異國色彩的戒指。他吃東西的習慣也是從外國學來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剝皮,而是用力咬,讓橙汁噴出來。他虛榮心強,一見到攝影師取出相機,就趕快站到希特勒的旁邊。負責向人們授予由外國政治家提供的勳章的外交部禮賓司常常擔心莫雷爾對給他定的勳章等級低不滿意,而到希特勒那裡去提意見,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們還背後說他愛貪便宜。在元首大本營他的木板房裡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調製的臭不可聞的虱子藥,他不讓別人用,令人惱火極了。
  1936年,希特勒的腸胃病總不見好轉,這時海因裡希·霍夫曼介紹了一位幫他治好病的醫生,就是莫雷爾大夫。霍夫曼對他神奇的醫術大加讚揚,加上他自己能說會道,終於打消了希特勒對外來醫生的反感心理。當他採用特種療法使希特勒的腸胃病有了明顯好轉,並且還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濕疹之後,便贏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為保健醫生,並授予他教授銜。
  希特勒稍有不適,莫雷爾便馬上帶著藥包趕到。他一發現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親近的下屬得了感冒,就馬上進行有效治療。他一再說,希特勒「沒有時間生病」,他時刻準備為他治療。
  最初,莫雷爾為希特勒治療採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維生素和荷爾蒙。後來他又改用多維素,這是一種神效藥,是他委託專門藥廠生產的,既有藥劑,也有金紙包裝的藥片。希特勒對這種藥越來越有病。直到後來他感到原來的劑量已不起作用時,莫雷爾必須為他加大了劑量。否則又怎樣解釋希特勒下述的輕浮的話呢?當時達拉剛剛從柏林回來,腳穿翻口長統靴,手戴翻邊手套,頭頂紫紅的帽子。希特勒見到達拉便說,這身著裝酷似愛娃·布勞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觀察還是對的。1980年第七期《明鏡》週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針頭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該文的內容出自倫納德和雷納特·赫斯頓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書。這篇文章中談到,美國神經科醫生通過查閱莫雷爾寫的資料證明,多維素中含有脫氧麻黃鹼和咖啡因。「……這是一種作用特別大的合劑,因為咖啡因起增大脫氧麻黃鹼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請我和達拉到他那裡喝茶,整個過程中他的表現很失常。當我們在茶桌旁就坐後,僕人將他疼痛的腿搬到沙發上。在閒聊過程中他突然愜意地伸開雙臂,以一種陶醉了的神態說:「……要是兩個人在相愛讀多好啊!」我和達拉感到驚異,我們還從未見過希特勒這樣陶醉。喝完茶之後,我們到了莫雷爾的房間,問他首長怎麼啦,怎麼他說話那麼滑稽。莫雷爾調皮地微笑著,從眼鏡的上邊望著我們回答說:「是嗎,你們發現什麼了?我給他注射了從公牛的睪丸中獲取的荷爾蒙激素,為的是給他壯陽!」1980年3月,曾在羅森堡的參謀部裡工作過的羅伯特·朔爾茨告訴我,莫雷爾曾請羅森堡為他搞公牛睪丸。
  還有不少情況可以證明希特勒已經離不開注射刺激性的藥劑,離不開莫雷爾。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發生後,由於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損害,耳鼻喉科醫生埃爾溫·吉星大夫應召為希特勒治療,通過他,人們才知道,莫雷爾為希特勒下藥過於輕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藥片中發現了一個裝有含兩種毒素的消毒藥片的小瓶子,於是便問僕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說;「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對莫雷爾的失職行為感到震驚,於是便立即把這一情況告訴了當時已不常駐大本營的衛生局長勃蘭特教授,並請他馬上到「狼穴」大本營來。勃蘭特教授和哈塞爾巴赫教授一起告訴希特勒,他左手劇烈顫抖和視力下降是因為服用含有強烈毒素的消毒藥片造成的,莫雷爾隨便給藥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然而,希特勒卻容不得別人說他的保健醫生的壞話,他是如此依賴他,以至於不相信勃蘭特教授和哈塞爾巴赫教授的話。他只認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爾,甚至認為這兩位教授明知他沒有莫雷爾不能生活,還這樣做,是間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總理府的一次午餐會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對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堅信不疑,下面我還將談到這次午餐會。從此,希特勒在大本營裡就不想再見到勃蘭特教授和哈塞爾巴赫教授。當有人告訴希特勒,說勃蘭特散佈了所謂戰爭打不贏的言論之後,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蘭特了。在美國入打進柏林的前一天,勃蘭特教授讓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爾,而未去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蘭特教授的死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飯像以往那樣,飯菜已精心擺好,立燈都已點著,窗簾也已拉上,使人們看不到外面被炸毀的皇家飯店和宣傳部大樓的廢墟。我們坐在拉德齊維爾宮內的樓梯間已經等了好長時間。約在三點半的時候,僕人林格終於把門打開說:「首長來了。」
  接著,希特勒皺著眉頭迎著我們走來,漫不經心地吻了一下我們的手,還沒等我們坐定,他便開始發起火來:「阿爾佈雷希特這個人真氣人,無怪乎愛娃不喜歡他。許多事情,只要我一不親自過問,准出問題。我已明確指示過,福斯大街地下避彈室新的、縱橫交錯的入口處應築上鐵柵欄。我問阿爾佈雷希特是否已照辦了,他說是的。可我剛剛看了一下,在入口處只搞了個混凝土牆,這樣做毫無意義。我真的誰也信不著了。這搞得我心煩意亂。要不是有莫雷爾,我根本就無法一一過問那麼多的事情,到那時我就徹底沒辦法了。勃蘭特和哈塞爾巴赫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爾,他們就不想想,我怎麼辦。我一有個三長兩短,德國就完了,因為我沒有接班人!」
  我發現希特勒是那麼激動,他說:「赫斯已發了瘋,戈林已喪失了德國人民對他的信任,希姆萊在黨內通不過!」我說:「但在人民中間卻時常談及希姆萊。」聽了這話,希特勒的氣更大了,說道:「希姆萊完全是一個無藝術才能的人。」我反駁說:「這在現時並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藝術才能的人來負責藝術方面的工作。」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滿腔怒火,他說:「任用有藝術才能的人,說得簡單,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早就這樣做了。」
  接著,他就離開了房間,進來時的火氣不但未消,由於我的插話這種火氣反而更大了,他用責備的口氣對我說:「那你就再動腦子想想,誰應該當我的接班人!」後來我每想起這次爭吵,就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沒有莫雷爾他就完了。
  戰爭接近尾聲時,希特勒對莫雷爾也開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爾把他毒死,於是1945年4月22日讓莫雷爾離開了柏林。
  我在路德維希斯堡俘虜營被關押期間,曾來過一輛醫療運輸車,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過的一名女醫生赫爾塔·奧伯豪澤爾帶到比利時去。經過勃蘭特教授與俘虜營管理部門交涉,我與她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她告訴我,美國人將她和莫雷爾關在一個牢房。她罵莫雷爾:「你這個蠢豬!」她感到這樣做心裡痛快些。她罵他,無非是想表明莫雷爾應對毀掉希特勒的身體負責。可以肯定,莫雷爾並不是有意這樣做的。服用少量的藥對希特勒無濟於事。希特勒要求莫雷爾維持他的工作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莫雷爾怎麼辦?最終他也只能滿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爾是否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這誰也不知道……
  馬丁·鮑曼的弟弟阿爾貝特·鮑曼在此期間也從柏林來到山上,同他那位臨產的夫人住在貝希特斯加登飯店裡。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爾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貝格霍夫下邊他的鄉下別墅裡。回來之後,阿爾貝特『鮑曼便向我口授了這次談話的內容。戈林問他,形勢討論會的記錄存放在何處,並且說:「必須立即把它們統統銷毀,否則人民會知道,兩年來領導他們的原來是一個『瘋子』。」阿爾貝特·鮑曼希望在紙上不要打上這個字,而用一個點來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認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當天晚上,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裝的黨衛軍包圍起來,誰都不准出入。我開始以為希姆萊已奪取了政權。元首護衛隊的人荷槍實彈地守衛在貝格霍夫前廳的大門旁邊。樓內靜極了,像往常那樣,海軍少將馮·普特卡默嘴裡緊緊叼著一根粗粗的雪茄吸個不停。
  誰都不知道貝格霍夫為什麼被包圍起來。人們向外打過多次電話都毫無結果。幾小時以後還是由一個勇敢的青年傳令軍官親自跑到坐落在貝格霍夫上面的黨衛軍軍營裡探聽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時與柏林已失去了通訊聯絡。
  4月25日星期三,陽光明媚,晴空萬里。地上還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雪,但天氣已經不冷。我約定上午10點鐘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髮。幾天來一直存在著一種迫在眉睫的危險,但是我並沒有更多地注意到這一點,並且始終安靜地呆在自己的住處。這幾天,每天都有敵機從貝格霍夫上空飛過,但不投炸彈。接近10點半時,突然警報又響了起來,這是預警。接著響起了提醒人們已存在緊急危險的警報,天空出現了美國轟炸機,此時在離我的房間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彈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闖入約翰娜·沃爾夫的房間(她剛剛從韋索布倫她母親那裡回來),叫道:「快走,有炸彈!」我一步也沒停就由貝格霍夫老建築的樓梯上一口氣跑到地下避彈室的入口處,而且中間還要越過幾米長的天井,經過通到山裡的60個台階。第二枚炸彈擊中了我們住的老建築的右側,平台被炸毀了。誰都沒料到貝格霍夫居然會遭到襲擊。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許多人連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彈室裡去了。
  半小時以後又來了第二次高潮。大規模的襲擊開始了,炸彈接連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彈室上。爆炸聲連成一片,碎石橫飛。那副情景簡直令人膽戰心驚。每爆炸一次我就縮一下脖子,那些技術設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彈室此時都失靈了。燈光和通風設備全部關閉。外邊的水也從台階上流下來進了地下避彈室。我們非常擔心臨產的費格萊因早產。當時混亂和恐懼的情景簡直無法描述。
  下午3點30分許,我們離開了地下避彈室,緩慢地走完所有台階來到地面上。顯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副慘不忍睹的場面。貝格霍夫損失慘重。牆壁雖還立在那兒,鐵皮房頂破爛不堪地牽拉著。門窗都已不復存在。屋內地上堆著厚厚的瓦礫,大部分傢俱都已損壞。所有的廂房均已被摧毀,道路被埋沒,樹木被折斷。綠色的東西統統不見了,這與火山爆發後的情景一樣。
  在貝格霍夫和毗鄰的樓房遭到摧毀之後,我們就住進了地下避彈室。格雷特·費格萊因和施奈德女士搬進了愛娃·布勞思的房間,我和約翰娜·沃爾夫搬進了希特勒的房間。格雷特·費格萊因和赫爾塔·施奈德住了幾天以後,希特勒車隊的一輛卡車和一輛轎車就拉著她們連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裡有赫爾塔·施奈德的住所。她們把愛娃·布勞恩的衣服也都裝了箱,並且讓人運到湖邊城市采爾附近的菲施豪恩宮去,那裡駐守著黨衛軍的馬隊。
  不久前,愛娃·布勞恩還給她的妹妹來了信,信中寫道:「現在我們每天每時都在等待著結局的到來。但我們本想活著落到敵人手裡。」她還寫道:「……格雷特請放心,你會見到你丈夫的。」她這樣寫,要麼是因為她已糊塗,要麼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約翰娜·沃爾夫乘坐一輛即將開往慕尼黑的汽車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們瞭解一下我們是否能在那裡找到臨時住處。我們問這個問那個,我們怎麼辦,我們在何處安身。我們曾在貝格霍夫認識的兩位黨衛軍總部的人說要給我們搞假證件,還告訴我們什麼地方可找到住處等。
  前幾天,紹布也從柏林來到貝格霍夫。一到這裡他便立即不動聲色地著手清理元首辦公室內希特勒的保險櫃。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備忘錄、書籍等物上澆汽油,開始焚燒。在焚燒過程中,他只讓來自大本營的那些人幫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們講話,既不談有關首長的情況,也不談我們將怎麼辦。在烏雲密佈的天空下,目睹紹布焚燬文件的場面實在令人感到絕望。
  有一段很短的時間,紹布離開了焚燒現場,我便趁機走到近處看了看被焚燒的東西。我發現有一個鞋箱裝滿了給格莉·勞巴爾的信,對此我產生了興趣。可惜我從精心捆好的由許多男人手寫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這封信卻非常有價值,它清楚地描寫了格莉·勞巴爾的處境。另外我還從一個箱子裡取出一捆希特勒畫的建築設計草囹,背著紹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來。在火堆旁邊靠平台牆壁的地方有一片積雪,在那兒正在緩慢地燃燒著一本DINA4規格的、精裝本的備忘錄,看上去它像一本過去人們用來記流水帳的舊式帳簿。備忘錄上貼了標籤,標籤上打字機的字體清晰可見:「大德意志帝國的設想和建立」,可惜我沒有把它撿起來。
  阿爾貝特·鮑曼和在飛機轟炸時分娩的夫人住進了貝希特斯加登飯店,紹布也住在那裡。兩位先生時而來貝格霍夫,只是為了組織食品和酒的貨源,紹布還帶著他的女朋友希爾德·馬爾策爾維斯基來,她是一位來自柏林這個「大城市」的舞蹈演員。
  4月29日星期天,電台廣播說,希特勒將不離開柏林。這時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阿爾貝特。鮑曼還對元首護衛隊的人說:「不要喪失勇氣,還有希望。」我自問,還有什麼希望。
  1945年5月1日,當電台廣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後,立即出現了簡直不可描述的變化。上薩爾茨堡陷人一片混亂。農莊被貝希特斯加登人搶佔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窖也被打開。從施佩爾的住所和曾當作國賓館的貝希施泰因別墅裡,當地人不僅把小件東西,而且把傢俱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髮店被搶劫一空。
  在地下避彈室我們住的房間裡出現了一些我不認識的女人,估計她們都是正在搬運集裝箱的刑警們的女朋友。這些平時禁順的刑警和不久前剛剛分配到元首護衛隊的黨衛軍成員以及貝格霍夫的服務人員,委時間舉止突然都變了樣。
  貝格霍夫廚房裡的瓦礫已被清理出來。管家米特爾·施特拉塞爾帶著滿滿一卡車東西已經離開了這裡。幾天後他的夫人也隨他去了。幾天來她一直在整理行裝,別人根本見不到她。廚師布呂特根本來是一個很聽話的女孩子,現在也任性起來。對那些指使她幹事的人突然表現出一反常態。
  倍受愛娃·布勞恩寵愛的蘇格蘭狗是大家一直害怕的,因為它一見到長統靴就又啃又咬。現在它也悄悄地離開廢墟溜走了。過去大家都那麼喜歡狗,可現在再也沒人理睬這條被嬌慣的狗了。這就是目前發生的變化。一種孤獨和冷落的感覺油然而生,不知如何是好。
  在貝希特斯加登後湖邊上的「波斯特」公寓早已為副官團和柏林元首住所裡的職員和家屬安排好了住處,並為他們準備好了食品。阿爾貝特·鮑曼在這所公寓裡也為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訂好了房間。阿爾貝特·鮑曼開始時催我先搬過去,但我想等到約翰娜·沃爾夫回來後再搬。可是當美國人離我們越來越近時,他又說;「……大家都集中在一個地方不好。大家各顯其能,想法解決各自的住處問題更好些。」但是我到哪裡去呢?我既沒有交通工具,又由於長期呆在希特勒身邊與世隔絕不認識任何人。就這樣,我仍然在貝格霍夫下面的地下避彈室裡繼續住了下來。
  貝格霍夫的服務人員想把貝格霍夫的傢俱帶走。所以我就與住在貝希特斯加登飯店的阿爾貝特·鮑曼取得了聯繫,以便徵求他的意見。借此機會我還向他匯報了刑警隊想炸毀地下避彈室內存放希特勒私人壁畫集的房間。卵形手榴彈已在地下避彈室門口的箱子裡備好。我認為,毀壞這些壁畫簡直是在發瘋。阿爾貝特·鮑曼贊成我的想法,並且同意每人拿走一幅壁畫。
  沒等貫徹鮑曼的意見,刑警們就把地下避彈室內所有房間裡的東西都破壞了。我曾當場阻止他們不要毀壞愛娃·布勞恩房間裡的那件珍貴的瓷器。瓷器上畫有一株長有四片葉子的三心花瓣,邊上還有愛娃的縮寫簽名。它是由卡爾·勃蘭特教授設計,索菲·施托克繪製的。當我對刑警們的做法表示震驚時,他們對我說:「……凡是有可能表明愛娃·布勞恩存在的東西,都要統統毀掉!」愛娃·布勞恩留在這裡的所有衣服如帽子、連衣裙、鞋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拿到平台上燒掉了。連愛娃·布勞恩與希特勒的像冊也都毀掉了。這些警官們甚至對愛娃·布勞恩簽過名的圖書也不放過,也要把簽名的這一頁撕下來。這裡所發生的一切簡直是癲瘋之舉,然而這顯然是紹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使他們幹的。本來,那些珍貴的銀器也要統統打爛,但是人們後來還是沒有這樣做。1945年5月5日,這些東西連同地毯、織花壁毯和壁畫一起被裝在黨衛軍的一輛卡車上運走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4日晚上,費格萊因的副官漢內斯·戈勒爾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對他講了這裡發生的一切,並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認為這樣做是不可原諒的,並且於第二天上午就派來一輛卡車把壁畫等物品運到菲施霍恩去了。我在避彈室愛娃的房間裡把珍貴的壁畫、一切帶有藝術性的貴重物品、愛娃的白銀、銀項鏈等物品都集中起來並且吩咐刑警隊的人裝上了卡車。在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畫,如博爾多內的和丁托列托的,由於道路被毀這些壁畫難以從冰雪覆蓋的南山坡上運下來。黨衛軍的人毫不隱諱其不滿情緒,此時再也沒有紀律可言了。
  之後,卡車把這些壁畫拉到了薩爾茨堡郊區的阿爾特奧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擔任過奧地利鹽場場長,後來被指定負責搶救藝術珍品的埃梅裡希·波希米勒先生幾年後在與宇裡埃特·馮·希拉赫聊天時提到:「在美國人到達前的最後一刻他們還給我送來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1944年以來存放在阿爾特奧塞的不可估量的藝術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將放在未來的林茨博物館裡的,這部分主要是19世紀德國畫家作的壁畫,也有荷蘭、意大利和法國畫家的名畫以及傢俱、雕刻和工藝美術品等等。
  希特勒認為希臘和羅馬是文化的搖籃。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學這些概念都源於那裡。他常常滿意地表示,他的羅馬和佛羅倫薩之行使他得以欣賞那些以前只能在畫冊上看到的不朽傑作。
  希特勒不喜歡意大利的現代畫。他認為,這種面過於接近印象派和表現派藝術。他認為,這種蛻化了的藝術(希特勒語)是猶太人的作品。他們大肆宣傳這種毫無意義的拙劣畫,為的是多賣錢,然而他們自己卻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畫。
  德國現代畫家中得到他承認的為數不多。但是他經常買畫,儘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歡的,他這樣做的目的是鼓勵藝術家們的創作。他說:「我們的現代藝術家都缺乏過去偉大藝術時代的藝術家們所具有的細緻和耐心。」只有兩個時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歡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因為這個時期的文化與基督教迷信聯繫過於密切。
  藝術商人們都知道希特勒對14世紀以前的藝術不感興趣。他把購置早期和晚期哥特式藝術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給了赫爾曼·戈林去幹。希特勒通過藝術商購置的所有壁畫都是照章付款的,資金來自由郵電部長奧內佐格發起成立的所謂「郵票基金」。每發行一種帶希特勒頭像的郵票,都要付給希特勒錢。為慶祝全國黨代會召開、藝術展覽會開幕、奧地利和蘇台德與德國合併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發行的帶希特勒頭像的特殊郵票尤其暢銷。購買壁畫的流水帳由紹布管著,登記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關於建立畫廊的計劃是龐大的。每個城市都要有一個小畫廊。最好的畫廊將建在林茨。希特勒對林茨懷有極大的興趣。希特勒還計劃在這個城市裡建一個大型博物館,每個世紀都有一個展廳,而且畫與畫之間的距離不要像盧浮宮裡那樣掛得那麼密,用他的話說:「不要一個影響一個」,而要與源於同一個世紀的傢俱一起產生效果等等。林茨博物館也是他在與大家喝晚茶時最愛談及的話題之一。
  希特勒酷愛建築設計。他閱讀過許多這方面的專業文獻,並對每個時代設計風格直到具體細節都瞭如指掌。對浪漫派的建築風格他興趣不大,對哥特式風格他不喜歡,因為他認為這種風格過多地滲透了基督教神秘主義的色彩。他主要讚賞巴羅克風格,對德累斯頓和維爾茨堡的巴羅克藝術建築讚不絕口。
  這裡沒必要著重提及他所熱衷的新德意志藝術風格。因為這是他本人所倡導的。這位受到希特勒鼓勵的和具有強烈希臘古典風格的真正創造者是建築師特羅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並從內心深處感激他。他逝世後,希特勒每年都讓下屬在他的墓前獻上一個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築設計方面的知識確實是令人驚訝。他對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築的面積和平面結構瞭解得一清二楚。他認為,從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達佩斯超過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戰爭期間,他不止一次地說:「如果能脫掉軍裝,只跟藝術打交道,那將最令人高興不過了。」
  為重建遭到戰爭破壞的城市和古跡,希特勒擬定了一項宏偉的規劃。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歷史價值的建築都用彩色照片攝制下來:「我已讓他們將每座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從裡到外都照下來,而且工作要細緻,以便將來建築師和藝術家們有確鑿的證據,因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見證必須恢復,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忠實原貌。通過彩色照片是可以辦到的!」
  由於他熱衷於建築,聊天時他把建築師請來。他經常拿上一張紙,繪製宏偉的草圖。我見過一些著名的設計師和建築專家,他們對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像力簡直驚訝極了。即使在戰爭期間,他還抽時間來討論建築設計和藝術問題。
  他那項戰後重建柏林和漢堡的計劃龐大無比。他常說:「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他說這話時的聲調和動作根本就不會使人產生任何懷疑。重建德國的思想始終在賦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當他感到疲勞和緊張的時候更是如此。當他開完緊張的形勢討論會已疲憊不堪時,假如有哪位專家拿來一些新的設計方案或建築模型請他看,他會令人驚奇地迅速振奮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爾曼·吉斯勒教授也給他帶來了林茨市的一個大型建築模型,並把它放到總理府的地下室裡,希特勒經常呆在這裡向許多人(我記得其中有萊伊博士和卡爾滕布魯納)講他如何建設林茨市。希特勒還計劃在林茨建一個圓形的白黃兩色的瓷器館。
  黨衛軍總部的兩位領導人為我和約翰娜·沃爾夫送來了假身份證。我把可表明我真實姓名的所有證件和材料都毀掉了。這類東西我身邊已所剩無幾,因為我的文件連同箱子在伯恩納多夫已全部丟失。甚至連帶有我的縮寫名字的皮首飾盒也丟掉了,當時我就是那樣沒頭沒腦。
  我每天都在徒勞地等待著約翰娜·沃爾夫。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來了。後來在俘虜營裡我才又見到了她。我們被關在一個俘虜營,但不住在一起。貝格霍夫的服務人員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地下避彈室。元首護衛隊想遷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與據說還在那裡戰鬥的澤普·迪特裡希取得聯繫。他們拚命地努力為這次旅行準備軍火和汽油。
  當時我始終不知道我應該到何處去,他們就讓我跟他們走。可我在作戰部隊有何用場?想與外邊任何一個地方取得聯繫都是不可能的,甚至連後湖的電話都打不進去。備用汽車也沒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剛下了一場雪,遭到嚴重破壞的道路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冰。要是能通過被破壞的台階到達外邊的路上,簡直就是一種技巧。我以前從未見過的那些據說是屬於刑警隊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們,在地下避彈室裡罵不絕口,不停地喝酒、抽煙,以往的紀律全沒了。
  美國坦克的先遣部隊已抵達希姆湖畔的消息傳來之後,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奧地利運送貴重物品的卡車離開貝格霍夫。元首護衛隊的奧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議我與他和黨衛軍的人去找作戰部隊,我拒絕了。懷著完全絕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貝格霍夫的廢墟。一位名叫埃特爾的年長的警官見我垂頭喪氣的樣子,在我登上卡車時還設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現在已來不及多考慮了,我必須拿定主意,是隨車去奧地利還是在後湖下車。因為我想徵求一下紹布和阿爾貝特·約曼的意見,而他們現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裡,最後我還是決定在後湖下車。
  我到達公寓時,他們兩位正在一邊喝香檳酒,一邊在商量逃離的問題。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希特勒的牙科醫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個一向持重、頭腦冷靜和受歡迎的人。他主張改變生活方式,如果說他還算不上一個禁酒
  主義者的話,至少對飲酒是十分節制的。面對桌上擺著的一瓶香檳酒,他臉上充滿厭惡的表情,說道:「許多事情都壞在這上邊!」他同我一樣感到驚慌失措,絲毫沒有料到會有目前這樣一種結局。
  因為紹布和鮑曼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命運,琢磨著怎樣借用假證件以最快的速度離開後湖,我再也憋不住心頭的火氣,對他們說:「只顧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別人的死活,簡直豈有此理!」我的指責深深地擊中了阿爾貝特·鮑曼的要害,使他震動很大,他的確是一個性格軟弱、敏感的人。他對我只說了一句話:「……他使用真實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後他和紹布很快就離開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裡。
  在波斯特公寓裡負責安排住處的職員名叫奧古斯特,來自阿爾貝特·鮑曼辦公室,他過去一向十分友好、慇勤,現在對我的到來卻表現出極為不快,他說:「現在你怎麼還來,單人房間沒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舉止和說話的聲調與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軍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親和孩子們以外,海軍上將鄧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僕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們在這裡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圈子。現在,紹布的女朋友、從柏林這個大城市裡來的舞蹈演員也加入到這夥人中來。另外屬於這個圈子的還有肯普卡的前妻,她與肯普卡的情況同布洛姆貝格部長的情況有些類似。根據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雖然不得不與她離了婚,但卻為她在庫爾菲爾斯滕達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並且繼續同她保持聯繫。所以後來他也把她安置在後湖畔的波斯特公寓裡。肯普卡的夫人常常與人發生口角,使人感到極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來越令人壓抑。儘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裡,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煙等物品,但是指定給我們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儘管他掌握著食品的分配權,但他卻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出現了這種情況。飯菜越來越少,在後湖什麼都買不到,我們天天喝豌豆湯。
  這期間美國人已進駐貝希特斯加登。人們不得不把主樓騰給一個連的美國士兵居住。我們被擠到廂房裡去住。每當藏在周圍小茅草房裡的黨衛軍領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場混亂。這是最令公寓主人惱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確建議我們最好離開這裡。氣氛變得越來越壓抑和危險。我們聽說,貝希特斯加登地區的地痞和黑鬼們已開始搶劫。有一天,果真有兩個全副武裝的地痞出現在我們的房間裡。他們環顧四周,不動聲色地打開了所有的抽屜,最後把我從貝格霍夫帶來掛在牆上的兩幅小油畫取下來拿走了。另外從我們的箱子裡拿走了兩個小收音機。我在貝格霍夫收拾好後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們沒有發現,這些箱子後來到了美國人手裡。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約七點鐘,有人敲我的門。一個美國反情報部隊的人,要找阿爾貝特·鮑曼和富塞爾小姐。阿爾貝特·鮑曼此時化名羅特在貝希特斯加登地區隱蔽起來了。這點人們是知道的。另外還尋找一些農民。他問我:「你是誰?」他肯定已從公寓主人那裡瞭解到了我的情況。此時我心裡直犯嘀咕,表面上還是克制著自己。
  當天下午,美國反情報部隊的一位軍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隨行人員隨隨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開後把裡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這種情景,使我非常惱火,然而這位軍官卻說:「你必須習慣這一套!」
  一輛吉普車把我拉到了貝希特斯加登美國反情報部隊駐地。曾在元首大本營工作過的幾個速記員正在翻譯在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記筆記。那都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條,無非是告訴一下他的姐姐安傑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爾夫),他將外國人作為禮品送給他的燻肉寄給她們,並告誡她們,千萬不能生吃!
  戰爭結柬幾年以後,我意外地收到了當時審訊我的記錄複製本:
  時間:1945年5月22日。
  地點:貝希特斯加登。
  對話人: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書施羅德小姐。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你什麼時候開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羅德:1933年以來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臨時為他當過幫手。沃爾夫小姐自1929年以來一直在他那裡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達拉諾夫斯塞小姐。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戰爭期間,一般情況下每天都怎麼過?
  施羅德:我們沒有確切的時間表。我們總是隨叫隨到。希特勒是個地地道道的夜貓子,多數情況下晚上才開始工作。我們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間。這與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後在柏林度過的那些日子,我們都是早上8點上床。這個時間主要取決於夜間形勢討論會的情況。討論會後希特勒總要請他的小圈子裡的人喝茶。這個圈子包括我們女秘書,克裡斯蒂安女士、沃爾夫小姐、榮格女士,此外還有一名醫生,或是莫雷爾大夫或是別人(後期莫雷爾不再參加,因為他身體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爾貝特·鮑曼小隊長。
  希特勒需要用這種方式來休息。喝茶葉不談政治。希特勒之所以從不請與他有工作關係的先生,是因為他一見到他們就三句話不離本行。他要使大腦從作戰圖中解脫出來。他常說,他眼前只有地圖。起初,是五六點鐘或是七點鐘結束喝茶,然後,如果沒有文件可閱,希特勒就上床睡覺。
  希特勒一般11點鐘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後吃早飯。接著由紹布匯報形勢並報告希特勒哪些人來參加討論。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在談話過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關防空方面的決定?
  施羅德:有紹布在場,希特勒總是罵個不停,什麼事也決定不了,因為紹布不是軍人。希特勒對防禦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滿。他認為我們的防禦力量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現有的裝備沒有完全用上。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紹布在場時希特勒什麼事都定不了嗎?
  施羅德:定不了。在這種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是沒有意義的。紹布是一位老總管,從未得到希特勒特別的賞識。他說:「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紹布。」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你們什麼時候處理私人信件?希特勒親自口接信件嗎?
  施羅德: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謝信和恭賀信。後期希特勒沒有口授過信件。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你作為女秘書的主要工作是什麼了
  施羅德: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口授長篇講話稿,我就用打字機打下來。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還需要修改?
  施羅德:他自己還要做很多修改。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別人改嗎?
  施羅德:不改。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戈塔爾對這些稿子也沒有提出過一些意見嗎?
  施羅德:沒有。只有一次,他提供過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統計材料。但是那些講話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個好的修辭學家,每一句話都要進行反覆推敲。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向戰士們下達的命令也是希特勒親自口授的嗎?
  施羅德:不是,一部分是國防軍送來的。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謝信等函件外,希特勒與朋友之間有過私信來往嗎?
  施羅德:沒有過。他經常強調,他最大的特點是不親手給任何人寫信,即使在鬥爭年代也是如此。這些信件一旦落到壞人的手裡,就統統會被利用。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過飯嗎?
  施羅德:後期只有午飯和喝晚茶時同他在一起。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吃午飯時的話題都是什麼。
  施羅德:不談政治,談的是建築、戲劇、音樂、德語、令後的使命和他的設想。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談過重建城市的問題嗎?
  施羅德:談過。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託誰來從事這項工作?
  施羅德:這項工作是由菲克教授開始的,本應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後施佩爾接了過去,因為這本來也是他的任務。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羅德:不是。另外,吃午飯時還談及過醫學問題。莫雷爾教授當時正從事激素研究。希特勒對此也感興趣。他認為,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強。希特勒還研究營養問題。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種族問題大概應屬於政治範疇的問題吧?
  施羅德:人種問題也常常談到。我本人對這個問題從未有過興趣,因為人們對人種的研究有許多缺陷。許多女人欺騙過她們的丈夫。我經常向希特勒談到這一點。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可以與希特勒隨便討論問題嗎?
  施羅德:可以,當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這個限度怎麼掌握。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吃飯時布勞恩小姐在嗎?
  施羅德:布勞恩小姐只是在戰爭的後期呆在柏林,吃飯時她有時在場。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勞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羅德:是這樣對待她的。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當作妻子嗎?
  施羅德:的確是的。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他們沒有生過孩子嗎?
  施羅德:沒有。幾年前我在一家美國雜誌上看到過有關這方面的消息。許多說法都是不真實的。還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裡芬施塔爾的人。有一類女人。對這種謠言聽之任之。莉尼·裡芬施塔爾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與雷娜特·米勒的關係如何?
  施羅德:他們沒有關係。希特勒很欣賞雷娜特·米勒這女演員,因為她表現了一個可愛的德國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與雷娜特·米勒不曾有過私交。——戰爭後斯,希特勒幾乎連半小時吃飯時間都沒有。多數情況下飯後全國領袖鮑曼都到這裡來。午飯經常到四五點鐘才能吃上。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沒有私人信件往來?
  施羅德:原則上說沒有。只是在他給他的姐姐寄走別人作為禮物送給他的燻肉時才寫過一封短信。元首沒有家庭觀念。這點連他自己都承認。希特勒有兩個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維也納,名叫保拉,他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傑拉是勞巴爾的遺孀,後來在德累斯頓與哈密茨施教授結了婚。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是什麼原因使他與他家庭的關係那麼壞?
  施羅德:首先他們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關係。父親王次結婚,他是個孤兒,完全靠自己幹出來的。他先在奧地利學習制鞋手藝。然後到了城裡又進學校讀書,後來他一直幹到當上了海關的頭頭並且自己還購置了一塊地產。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談不談他的青年時代?
  施羅德:我記錄了有關這方面的許多小故事。這些筆記都保存在柏林總理府的箱子裡。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份量比一個家庭成員的份量還重。
  晚飯是21點或22點吃。還在大本營的時候,女秘書們與希特勒共進晚餐。到柏林後,只有布勞恩小姐與他一起吃。布勞恩小姐身體不很健康,弱不禁風。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嗎了?
  施羅德:倒也不是病,就是體質弱,易疲勞。她適應不了柏林的氣候。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時,希特勒始終都很活躍嗎?
  施羅德:是的。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最後一次晚茶是什麼時候?
  施羅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後期是不是很壓抑?
  施羅德:是的,可以說自從4月初以來一直是這樣。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時間希特勒臥床不起,是嗎?
  施羅德: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當時呆在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得了嚴重的腦震盪和耳鳴。希特勒是唯一沒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幾天他的情緒非常不好。他總有一種幻覺。總感到有人想謀殺他。並且把這種感覺告訴過我。他說:「我覺得要出事了。」說這話的前一天他還感到不舒服。他在單獨與我一起吃飯時說:「我可不能出事,因為現在找不出能夠擔當領導責任的人。」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準備讓誰來接他的班?
  施羅德:既不準備讓戈林,也不準備讓希姆萊接班。赫斯出走之後,從表面上看,希特勒準備讓戈林接斑,但實際上卻認為他沒這個能力。我曾經與他吵過一次架。事情是這樣的:一天他對我說,他已經沒有接班人了。第一個接班人赫斯瘋了;第二個是戈林,人民不喜歡他;第三個是希姆萊,黨內通不過。當我說到,在人民中間希姆萊常常被提及時,希特勒有些生氣了。他說希姆萊完全是一個無藝術才能之輩。我反駁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藝術並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藝術的能人負責藝術方面的工作。說到這裡,希特勒便發起火來,他說,起用橫藝術的能人,說得容易,要是能做到這一點,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希特勒這三個人誰都不配成為他的接班人。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那麼他另外考慮過誰?
  施羅德:誰都沒考慮過。對於我的話他十分惱火,他責備(以往他不這樣)我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傷了他的心,他認為我們這些認識他和希姆萊的人不該把希姆萊與他相提並論。那天中午,他離開的時候生氣地說:「你再動動腦子想想誰能當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發生後,我以為不會再請我們吃飯。然而在15點的時候,我們出乎意料地被請去與希特勒共進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煥發、生氣勃勃,簡直令我吃驚。他向我談了僕人們對這次事件的態度,說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著又說:「請相信,這就是德國的轉折,現在德國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興的是,這幫混蛋們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對他說,他的確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說:「恰恰相反,我必須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麼世界輿論會怎麼反應。」午飯後不久,他就驅車離開大本營,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於1944年7月20日發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臥床休息……
  阿爾佈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審訊我之後,用標準的德語對我說:「你是一個受歡迎的人,至少你講話是客觀的,而那些被審訊過的納粹黨區領袖和部長們說話卻官腔十足。我在考慮是否應該保護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況告訴等候在隔壁房間裡的14名記者,碰碰你的運氣。」
  這天,他還同情我。但是過了幾天美國《時代》和《生活》雜誌的記者又出現了,其中還有著名記者傑克·弗萊施納。在與這些記者談話之後,我和住在同一個房間的伊爾澤·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過去的副官維德曼上尉的女秘書。曾與元首護衛隊一位隊長結了婚)制定了今後的計劃
  我經常利用他們請我同他們「合作」的機會,想方設法說服他們在貝希特斯加登為我們倆找個房間,以便使我們從後湖那種可怕的環境裡擺脫出來。當時人們只能在六公里的範圍內活動。伊爾澤說,我們買一匹馬和一輛車,坐著馬車到呂訥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裡,想得多美。可就是實現不了。
  我被監禁
  1945年5月28日,我連同我的兩個箱子和一台埃裡卡牌的手提打字機一起被兩個美國人帶上了一輛吉普車。我必須跟他們到奧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專家們」的審訊。在貝希特斯加登換乘汽車的時候,打字機被扣了下來,不允許我把它帶在身邊。這是一台嶄新的打字機。應我的要求,人們給我開了一個收據,後來我才知道,收據上只有一個出廠號碼。還不知他們當時是怎樣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個名叫洛澤的藝術商人曾對我認識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說,一個美國人在紐約充滿自豪地告訴他,說他有一台「曾屬於希特勒」的打字機。
  下午晚些時候我們來到奧格斯堡「伯倫住宅區」。住宅這裡都是些小房子,裡面原本住著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們不得不離開這裡,牢騷滿腹地搬到住宅區外面去住。他們對我們的惱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站在大街上對著我們罵:「納粹豬玀」等等。住宅裡除了桌椅和床墊之外,其它東西他們都搬走了。
  到達伯倫住宅區時,我還不知道當時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吉普車開到一個相當大的廣場上。那天天氣很熱,陽光灼人,光著膀子的男人們瞪大了眼睛從窗子裡驚奇地望著外面。我以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裡。過了一會兒,我在一個窗子的旁邊發現了尤利烏斯·紹布和海因裡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帶到了一間辦公室裡,一個美國人檢查了我的箱子,並且很有收穫地找出了一瓶法國白蘭地和一條香煙。我請求他還給我,但無濟於事。為此他對箱子裡的其他東西就不感興趣了。
  隨後,另外一個美國人把我帶到了一座樓的二層樓上,在樓梯口站著一個衛士,眼珠骨碌碌地亂轉,手握著上了刺刀的鋼槍。在空蕩蕩的廚房裡,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攝政王廣場16號住所裡的管家安妮·溫特爾女士。在另外一個房間裡住著萊伊的最後一個女朋友馬德萊娜·萬德勒和他的奧地利籍的女秘書。
  奧格斯堡俘虜營的頭頭是一位臉上長著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夾著一根籐鞭。他同那伙負責監督俘虜營的美國高級軍官來到廚房,好奇地望著我們。相貌誘人的馬德萊娜·萬德勒被允許參加他們舉辦的內部聯歡活動。這天晚上,她沒有被當作俘虜看待,然而就僅僅這一個晚上。過後他們再也不認識馬德萊娜·萬德勒了。這是一種真正的令她難受的屈辱。
  馬德萊娜·萬德勒是一位美麗動人的愛沙尼亞女郎,高高的個子,披著一頭金髮。她曾在萊伊博士下屬的柏林夏洛滕堡劇院裡當過舞蹈演員。劇院遭到轟炸的時候,舞蹈演員們都得幫助做清理工作。萊伊博士那天晚上也來到劇院親自瞭解損壞的情況,借助火光他發現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盡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這位年輕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拚命地追求她,可謂窮追不捨,直到她被他降服為止。
  馬德萊娜詳細地向我講起過他與萊伊在一起度過的時光。那簡直是令人難受的一段時間,因為在萊伊的整個房子裡掛的和擺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還要求馬德萊娜的梳妝打扮和行動舉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樣。他起初不想與她結婚,在她為他生了幾個孩子以後他才準備結婚。
  赫爾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魯費爾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另外一個希特勒》的書中第480頁上寫道,希特勒曾向他講過萊伊的「新夫人」,並且委託他到那裡去拜訪一次,以便見識一下。由於吉斯勒回來後向希特勒匯報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沒過多久,希特勒便親到萊伊博士家拜訪。在一次喝晚茶時他談起過這件事。但是,與吉斯勒相反,他對萊伊用犧牲一位年輕女子來迷戀死人的作法感到震驚,並認為這樣做是無聊的。希特勒說:「這個狀況不改變,我就不再踏進萊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萊伊夫人在世時,希特勒是萊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認為英加女士長得很漂亮,是萊伊的一位好內助,並且相信,是她改變了萊伊抽煙喝酒的習慣。希特勒之所以特別願和萊伊夫婦在一起是因為在那裡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藝術家們。英加出身藝術世家,她學習聲樂。她的自殺引起了大家的種種猜測,至今也未澄清。
  我總有這麼一種感覺,即英加·萊伊強烈地愛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傾心於她,她的死給了他很大的打擊。萊伊博士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愛她愛得很深,這一點我可以作證。那是在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當萊伊引導我入席時,我發現他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的夫人,她身披華麗的銀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導走在我們的前面。只要萊伊博士一激動,說話就開始結巴。他指著她對我說:「她不是、是、是很美麗、很漂亮嗎?」
  我和安妮·溫特爾女士同住一個房間。這是一個工人家庭的臥室,人都已離開了這裡,除了光禿禿的床墊以外,其他東西都拿走了。安妮·溫特爾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頭髮、棕色的皮膚加上那奸詐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個卡爾梅克人的模樣。任何事情都逃不過她的眼睛,什麼東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過。也就是說,每當希特勒到達慕尼黑時,他總願聽她匯報「慕尼黑的花邊新聞」。
  安妮·溫特爾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亞人,當她還是一個年輕姑娘時就開始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務,積累了經驗和必要的知識。由於她具備了這種條件,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來一直在攝政王廣場16號希特勒的住所裡獨擋一面,管理著這個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級軍官,在希特勒的家裡起不了什麼特別作用。溫特爾女士很勤快,幹起活來很利落。她不僅使住所裡始終保持整潔,而且當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時,一旦他不願意在飯店吃飯,她還為他做飯。一般情況下,希特勒喜歡在施瓦賓區的「奧斯特利亞·巴伐利亞」餐館就餐。另外溫特爾女士總是不聲不響地幹活,從而贏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戀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他從聯合作坊買的所有傢俱都還擺在那裡。「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裡一樣。在這裡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傢俱,一幅小小的畫,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奮鬥的經歷、我的苦惱和我的幸福。所有這些傢俱都是我靠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買的。我的外甥女陪著我,所以我的心總離不開這裡。」
  溫特爾女士能說會道,並總是忙忙碌碌,來到俘虜營裡也還是閒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掃著廚房,同時口裡還不厭其煩地吹著憂鬱傷感的流行小調:「父親我不認識,母親又不愛我,我不想死,因為我還太年輕。」
  這種單調無味的口哨簡直令我難以忍受,然而我卻忍了,因為從她那裡我有時能聽到任何別人都不曾見到過的事情。比如格莉·勞巴爾的痛苦經歷和她1931年自殺的事情。此後過了半年,愛娃·布勞恩開始於每個週末去看希特勒,對此溫特爾女士對我說:「星期六,布勞恩手提一個小箱子總出現在攝政王廣場的住所裡。」
  對於她講的有關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的情況,我非常感興趣,它雖然沒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間不道德的關係,但是卻談到了充滿嫉妒的精神戀愛。
  據溫特爾女士講,本想學習聲樂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聯合作坊為格莉安排一個房間。希特勒無限寵愛她並帶她到各處去。她是希特勒帶著去看戲的唯一女人。1930年初藝術節期間,我在攝政劇院曾親眼見到他們倆在一起,格莉圍著白抓,顯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齊維爾宮內,希特勒唯一可以放鬆精神的地點是樓梯間。在那裡喝茶時,他常常提起格莉,對他來說,談論格莉成了一種實際需要。從希特勒的言談話語中可明顯感到,他曾想讓格莉養成一種與他共同生活的習慣。有一次,在他談論完格莉之後說:「我想娶的只有一個女人!」我覺得此話說得很明確,我也能夠理解希特勒為什麼那樣嫉妒地留意他所愛的姑娘的一舉一動。
  當格莉要與林茨的一位畫家結婚時,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親,以考驗愛情為由,強行將兩個年輕人分開。這並非傳說,我在貝格霍夫從紹布焚燒的信件中曾搶救出的一封信中便可證明此事,信中講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親施加影響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顏無恥地利用你的弱點。不幸的是,我們目前還不能對這種訛詐做出回擊,只有在你成年之後我們才能這樣做。儘管他知道,我們倆猶如天生的一對,但他還是為我們的共同幸福設置了障礙。你母親強行逼迫我們分離一年,這會使我們倆的心更加連在一起。我這個人一向直來直去,使我覺得很難拒絕你母親的這種要求。你舅舅的這種做法只能說明他對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確,你最終不應屬於任何人,而應屬於他。」信中另外一處寫道:「你舅舅始終把你看成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經長大成人並在謀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說一不二的格。在他的黨內,一切都得聽他的。我真不理解,他那麼個聰明人,竟然在我們的愛情問題上表現得那樣固執。他希望在這一年中能改變你的主意,然而他對你簡直是太不瞭解了。」
  這位年輕人的這是有道理的。遺憾的是,這封信在奧格斯堡俘虜營裡被阿爾貝特·佐勒上尉拿去了並且再沒還給我。
  溫特爾女士堅信,格莉曾夢想過與他舅舅結婚,因為其他任何男人都沒有那樣寵愛她。據說戰後在美國檔案中曾發現過格莉購買奇裝界服的發票。否則她肯定不會對希特勒那麼俯首貼耳,並且親眼目睹著希特勒把其身邊的崇拜者一個個地弄走。
  希特勒與女人搞精神戀愛,已不是第—次了。過去與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戀愛,情形與此完全一樣。他是在散步的時候望見她的,當時他沒敢接近她,而是給她寫了封信,告訴她,在他達到了他的目的之後,就娶她為妻。
  據溫特爾女士講,格莉自殺前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希特勒請當時到只希特斯加登看望母親的格莉馬上回到塞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剛剛抵達,希特勒就離她外出了,說好回來一起吃午飯。可是當他回來時,已是下午四點了,並且說他必須得馬上去紐倫堡。格莉很失望,因為他完全可以讓她仍然留在貝希特斯加登。於是格莉提出要到維也納去驗驗歌喉,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堅決拒絕她這樣做。就這樣他們分了手。偏偏在這個時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後無意中發現了愛娃·布勞恩寫的一張紙條,這是她上次與他見面時塞到他的大衣口袋裡的,上面寫到:感謝「與他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並希望不久再見」。
  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對溫特爾女士說,她要去看電影。實際上她卻一直呆在她的房間裡。當第二天早上溫特爾女士給她送早餐敲門時,她怎麼也不開門。當溫特爾女士發現門是反鎖著時,便慌了神,她馬上告訴她丈夫把門打開。這才發現格莉在沙發床上持槍自殺了。
  溫特爾女士向我講述了這件事和其它許多事情。她還告訴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些女人到攝政王廣場的住所去,任意編造一個重要的理由,以便無論如何也要見到希特勒。一旦把這些女人引見給希特勒,她們就設法勾引他。有一個女人解開上衣的紐扣,兩個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來,她想為他生個孩子。從此以後,溫特爾女士再也不能把陌生人引見給希特勒。
  在從奧格斯堡俘虜營把我轉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過程中,我們的行李被翻了個底朝天。我被叫到俘虜營的頭頭那裡。在一個大房子裡,桌上擺滿了貴重物品,有寶石和金條,如同在首飾店裡。這些東西大部分是從那些大人物那裡搜出來的。我被帶到另一張桌子旁邊,上面放著從我的箱子裡翻出來的壁畫,這些都是我在請示了柯爾貝特·鮑曼後從貝格霍夫拿出來的,這樣就避免了這些壁畫後來遭到破壞。還有那個裝有希特勒的設計草圖的亞麻布信封也是在紹布焚燬之前搶救出來的。我被兩次帶去看這些壁畫,他們問我壁畫是屬於誰的,從哪裡來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時,所有的畫都在,第二次再看時。就少了好幾幅。我不得不將每幅畫的作者、主題和尺寸開列了一個清單,就此我得到了一個收據。
  後來,他們又將裝有希特勒的建築設計草圖的信封還給了我,因為我說過這是我父親的。「你父親是幹什麼的?」我被問道。「建築師,」我回答說。過後我對自己感到十分驚奇。這些話說得那麼自然,又都是脫口而出,美國人絲毫沒有懷疑地相信了,事情辦得竟是那麼簡單!
  幾天以後,我的兩個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貴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過生日的時候希特勒送給我的自來水金筆盒和帶有希特勒簽名的鉛筆、一個貴重的搪瓷盒、一份意大利文的鑒定書,這是弗裡德裡希大帝送給他的一位將軍的禮物。封面是一幅波希米亞地圖,七年戰爭中的所有戰役都在上面標了出來。還有貴重的手工藝品、長靴、希特勒的一條法蘭絨褲子等等都不見了。申訴也沒有用。他們謊稱,這些東西都被匈牙利戰俘偷走了。
  上面我曾談到過後來改名為阿爾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轉移到塞肯海姆之前曾表示願意幫我把裝有壁畫的那個箱子從俘虜營裡運出來並為我保存。當時我拒絕了,但是卻愚蠢地將裝有希特勒設計圖的信封交給了他。今天我還認為我那樣做是愚蠢的,因為在後來持續到1948年的整個監禁過程中,我的行李沒再被檢查過。然而佐勒卻牢牢地抓住那些設計圖不放,經我多次催要,他才還給了我約50張,最值錢的他保留了下來。
  1945年12月12日。我進行了一次體檢。在體檢過程中,波蘭女看守奧爾加發現了縫在我制服裙子裡的一個裝有氫氰酸小瓶子,這使我深受打擊。對於我來講,這個小瓶子既起一種鎮靜、又起一種安慰的作用,它使我處於某種安全和獨立的狀態之中。
  於是,女看守叫來了她的上司卡恩。這位年輕的美國軍官問我知不知道怎樣把小瓶子打開,我說不知道。問我瓶子裡裝的是什麼?會不會爆炸?我只是微笑著聳聳肩膀。他們倆望了望我,便拿著小瓶子和奧爾加取來開瓶子的錘子走了。
  體檢過後不久,一位海軍軍官用一輛吉普車將我拉到紐倫堡的司法宮內一個大房間裡。等了一會兒,安德魯斯上校走了進來,他表情冷談、拘束,頭戴鋼盔,胳膊上挎著警棍,通過譯員赫爾曼問我:「你是作為重要的證人來紐倫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對此要負法律責任,你將單獨住一個牢房!你必須服從命令!你吃的是好飯好萊!你想要一位律師嗎?你身上有沒有自殺或殺害別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禱書嗎?」
  接著我被兩名衛兵帶走,穿過長廊關進底層的一個牢房裡。走過長廊的時候。我設法向兩側的牢房裡望,牢房門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許多都是我所熟悉的。進了牢房之後,他們命令我脫光衣服,蓋上被子。我脫了衣服,但是還有一件襯衣沒脫,然而不行,襯衣也得脫掉。之後,五六個美國人走了進來。一個墨西哥醫生與另外兩個人對我進行檢查。抬起胳膊,張開嘴,側身躺著,腳趾叉開。耳朵和頭髮細細檢查,連發卡也被取下來。在發現我的傷疤和由於色素沉著造成的雀斑後,提出了一連串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在對我進行檢查的同時,另外幾個人徹底檢查了我的衣服。後來我得知那位名叫赫爾曼的譯員在我的制服領子裡發現了5000馬克。這是我縫在裡邊的。
  在他們對我進行了令我難堪的檢查這後,我穿好了衣服。然後在辦公室裡一連填了16張表格。我始終沒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麼東西。由於我患有坐骨神經痛,所以允許我從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貝格霍夫用的駱駝毛被子帶在身邊。這床被子在以後的兩年半中一直陪伴著我,後來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帶子、鞋帶、就連服裝上的金屬紐扣我都不能帶,凡是玻璃和金屬製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後我帶著被挑選出來的、允許帶走的東西穿過轉梯和鐵的狹長走道進入轉梯附近的一個牢房。從裡面我可以準確地看見走上轉梯的人。
  我剛剛踏進牢房,門就關了,並且從外面鎖上了。當我看到光禿禿的寒冷的牢房時(門旁邊的牆角上有個沒有任何遮擋的廁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後開始嚎叫,直到我逐漸鎮靜下來時,已過了很長時間。透過門縫,看到衛兵每隔幾分鐘就走過來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從門縫和窗外射進來的光線則十分耀眼,牆上映出了鐵窗柵的影子。監獄的小教堂裡不時響起管風琴的音樂聲。
  我失望地哭泣著,哪裡想到我居然還有重溫達段牢房生活的時刻。假如沒有這段經歷,我怎麼也體會不到遭監禁並輾轉於幾個俘虜營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裡居住,例如在黑爾斯布魯克,80名女犯擠在一個房間,只用一個臉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層鐵床,床上沒有墊子,由於人多,空氣不好,真讓人擔心會憋死,對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測使人們忍受著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間,我曾兩次恭聽安德魯斯上校訓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點鐘,我們被集中到監獄的大廳裡,在那裡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爾夫以外,還有馮·布洛姆貝格陸軍元帥、澤爾特部長、比爾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將軍、博萊思將軍。安德魯斯上校還是以往那身裝束,再次向我們訓話:「你們是作為重要證人來紐倫堡的,很遺憾,我們不得不安排你們住在監獄裡,因為本來安排證人住的房子還沒有騰出來。今天你們將搬到另一個大樓裡去住,在那裡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裡也必須服從命令,但是你們會方便得多。」
  我們乘囚車來到菲爾特的兵營。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過的、一座遭到過炸彈破壞的大樓內二層樓一間房子裡,室內有兩張鐵床和一個窄櫃。我們倆與那些先生們都在地下室進餐,服務員是從「德國飯店」調來的。在單獨關押幾周之後,大家又可以相互講話了。我們感到真像進了天堂。我們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長。有一天晚上,一個美國人向我們的房間走過來,身上只穿件網眼襯衫和褲子。他拿手電筒先照了一下約翰娜·沃爾夫,然後照我,我喊了起來。於是這個美國人匆匆跑掉了。這件事所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又被用囚車送回了紐倫堡,再次關進了單人牢房。
  安德魯斯上校對我們進行的第三次訓話是1945年9月27日在監獄的接待室裡。他當著一大群醫生、女軍官和精神病專家的面宜布說,「萊伊博士於今天夜裡自殺了。」美國人認真地觀察著萊伊博士過去的女秘書、對馬德萊娜·萬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呂寧霍夫女士的反應。安德魯斯詳細地談了萊伊博士如何在廁所裡懸樑自盡的經過。
  布呂寧霍夫女士被允許離開接待室。在約翰娜·沃爾夫的攙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來,布呂寧霍夫是在逢場作戲,因為她對萊伊博士的印象並不怎麼好。
  審訊我時,他們問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過1939年他向軍官們發表的講話,說約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實地回答說,在他計劃採取某種行動之前,他從不口授任何講話。然後又問我,紹布是否曾威脅要把我送進集中營。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專家凱利博士要求我寫一份關於希特勒的書面材料,經他多次催促我才寫了出來。
  一段時間以後,單人監禁結束了。也就是說,白天牢房的門一直敞開著,我們可以按照時間表從事勞動(為美國人打掃辦公室,為犯人縫補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們聽說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將自己吊死了。此後又對我們的牢房進行了搜尋,檢查有沒有危險物品。在犯人們住的大樓裡,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裡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場雪,這天下午,「首腦人物」的女秘書們如裡賓特洛甫的女秘書布蘭克小姐、弗蘭克部長的女秘書克拉夫特齊克小姐、萊伊博士的女秘書布呂寧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護士和我被帶上一輛卡車,向著不明的方向駛去。像往常一樣,誰也沒告訴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不過,不久我們就知道了我們的去向,因為美國司機半路上曾向站在路邊的美國大兵詢問通向黑爾斯布魯克俘虜營的路。正在這時,海倫娜·克拉夫特齊克(美國人稱之為一個「非常可愛的姑娘」)談到某件事情放聲大笑了起來,站在路邊的美國大兵對著她說:「別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來了!」這句聽起來帶有威脅口吻的話使我感到恐懼。
  我後來才知道,在「黑爾斯布魯克四號文官俘虜營」裡監禁著3000至4000人。俘虜營裡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兩座木板房容納了幾百名女俘。這兩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鐵絲網,與男俘隔離開。只有一個小門能夠通過鐵絲網。因為這個地區泥濘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圍鋪設了一條條狹窄的木板,供人們行走。
  安排我住的這個木板房分成兩個房間,一間住60人,一間住80人,上中下三層的鐵床上都沒有床墊,連草褥都沒鋪,只有光禿禿的木板,床與床緊挨在一起,幾乎沒有活動的餘地。
  房子裡的空隙處拉著晾衣服的繩子,上面掛滿了洗過的衣服。管理人員常常來查房,在這以前就必須解下繩子。床下邊和陽台上堆滿了紙板、箱子和各種包裹。整個房子裡只有一個白鐵製的臉盆。許多婦女用鐵皮盒洗臉。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個淋浴間。
  大房間裡也只有一個爐子,冬天總是被人們圍得嚴嚴的。另外還有一張桌子。凳子也為數不多,所以我們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飯。大家希望爐子總生著,因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麵包片。
  「廁所是用木頭圍起來的,上面沒有頂。在一塊木板上面挖幾個洞,洞下邊就是便桶,廁所裡撒滿了煤灰。只要人們從廁所前路過,就能看到坐著上廁所的人。例如1946年3月19日我生日的這一天,我正在那裡「方便」,一位由此路過的夥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興地說:「施羅德小姐,你今天過生日,衷心祝賀你!」
  隔著鐵絲網是不能與男人們講話的。崗樓上全副武裝的哨兵嚴密地監視著。誰要是被抓到,無論如何也得被送進水牢裡。就連在聖誕節晚上和除夕之夜隔著鐵絲網問候一聲自己的丈夫或父親的女人也都得被關起來。甚至只要犯人彎下腰撿崗樓上扔下來的煙頭,哨兵們就開槍射擊。好多人都死於這種情況。
  哪些女人屬於被監禁的呢?一般說來是指那些戰後在美管區被自動管制起來的、政治上負有責任的人。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職員、黨衛軍成員和納粹保安部成員、地方婦女組織領導人中的所有黨的女幹部、集中營的女看守、納粹女青年會的領導人、部長、納粹黨區領袖們和希特勒的女秘書等等。最年輕的是一個名叫吉德龍·希姆萊的、頭上紮著兩條小辮子的孩子,最老的是來自蘇德台地區的已年過花甲的賴寧格教授。
  我們每天有三次點名。自1946年2月起,我們每隔兩天就被帶到男俘虜營去淋浴一次,同時可以用一塊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憐的內衣。我們常常冒著寒冷站著等兩個小時,哨兵才把我們帶到男俘虜營去。由於在既潮濕又寒冷的環境下長時間地等著,我的坐骨神經痛又發作了,使我在一段時間內不能參加點名。
  記得我病癒後第一次參加點名的情形。由於地上泥濘不堪,人們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這時一隊全副武裝的美國人扛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把我們從不板上一推到泥濘的地上,然後就衝到木板房裡,我們在沒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況下,在冰冷的泥濘地裡站兩個半小時。由於我是病癒後第一次參加點名,所以賴寧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內看上去像剛剛遭到炮擊一樣。閣樓陽台上堆的那些紙板、箱子和包裹統統被扯了下來,打開後將裡面的東西扔得到處都是。桌子上擺滿了各種各樣被查抄的東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極少量的香煙,甚至還有過聖誕節分配給我們的油炸沙丁魚罐頭。我們的所有這些東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稱之為德國人死敵的菲塞特下士,每當我走進木板房時,不僅用兇惡的目光看我,而且還將手槍威脅性地對著我。我害怕極了,不得不趕快再躲到外邊去。通過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們這樣做是在尋找秘密電台。欣斯特女士當時在俘虜營的病房裡當護士並且經常與美國醫生在一起。
  初期我極力控制著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們在霧中列隊沿著鐵絲網走著,也不同他們打招呼。沉重的木鞋發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聲。他們由於缺乏營養、骯髒凌亂、衣衫襤褸,完全是一副慘相,這不禁使我聯想起我曾經看過的描繪安德烈亞斯·霍費爾時代農民起義的一幅畫。
  夜裡,我常常睡不著覺,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內的空氣不好,每當我感到堅持不住的時候,我就輕輕地起來到外邊的陽台上散步。這是唯一有可能獨自流淚的地方,任何地方甚至連廁所都不行。就這樣,我在這裡熬過了艱難的半年。
  1946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輛用帆布罩著的卡車被轉移到路德維希斯堡。我們坐在緊靠著卡車兩側擋板安放的沒有扶手的板凳上,兩排板凳中間坐著一位手持衝鋒鎗的年輕的美國哨兵。他不斷地講這講那,以消磨時間。他很擔心我們當中有人逃跑,所以他對幾位年紀較大的女俘急於下去小便的請求根本不予理睬。於是就出現下述情況: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後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來,尿便順著卡車板流了下去。後來我們還是停下來休息了一下,休息時他死死盯住我們,儘管大家誰都沒有離開他,他總是無休止地講著。
  到達路德維希斯堡的一個兵營之後,我們被安排在D棟第6O號房間。在這裡,取了我們的指紋。照相的時候,我們必須胸前掛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各自的編號。在我們穿的軍灰色破舊制服褲子背面都印著一個「囚」字。我們住的地方經常更換,但我一直沒搞清,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說為了防止我們結伙嗎?我們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連草墊子都沒有。
  我同魯道夫·赫斯的兩個女秘書英格·施佩爾和希爾德加德·法特、納粹黨紐倫堡區領袖的夫人阿德勒·施特賴謝爾以及曾在納粹婦女組織工作過的安妮·施塔克勞夫和克裡斯特爾·路德維希住在一起。我們一起學英語、裝訂書本並且用罐頭盒做成「臨時餐具」。我們還做具有奇特風格的布娃娃,以感謝「外面」那些偶爾給我們寄包裹的人們。女人們很有想像力,她們把棉被拆了,用棉絮搓成毛線織毛衣,她們用精袋子做成連衣裙,用馬鞍做鞋子。
  我們又一次搬家,這次與希姆萊的夫人和女兒住在一個房間。六張雙層床只安排了九個人。我們把上下床分開,把下床作為「長椅」,把上床固定在牆上作為書架。
  1946年10月初,我們來到了德國人管理的路德維希斯堡集中營。這裡的飯食更壞,每天中午和晚上,不是吃豌豆湯就是玉米湯,而且湯裡任何調料都沒有,吃起來無滋無味。1946年10月30日,我在速寫筆記中寫道:「昨晚吃的是麵包湯,飯後幾小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毒,簡直是可怕的一夜。」
  由於我體弱多病,1946年11月我不得不住進城市醫院,後來我也經常住院接受治療。當我做完闌尾炎手術從麻醉狀態中醒來時,我看到希特勒過去的副官馬克斯·溫捨那張棕色的面孔正在望著我,他剛剛被英國人釋放回來。在這裡我還與希特勒的司機班長埃裡希·肯普卡見過幾次面。他乘坐的美國汽車出了車禍,受傷後已在這家醫院住了數月。從他那裡我才第一次聽到後來柏林發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的死。
  接著便開始了非納粹化運動。萊伊博士過去的女秘書希爾德加德·布呂寧霍夫於1946年獲釋後找到美軍最高司法當局,並提醒他們,還有幾個同伴仍然被監禁在路德維希斯堡。1947年2月18日美軍最高司法當局函告她說:「本軍事法院無意堅持監禁克裡斯塔·施羅德,並將這個意思已告訴路德維希斯堡俘虜營。」
  1947年2月13日第77號俘虜營的法庭給我下達了逮捕令,即所謂的「假處分」。把我列為一類或二類,也就是說,我可能被打發到勞教所去,理由是「我在希特勒掌權以前就當了他的女秘書」。
  我剛剛在兩天前向公訴人詳細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因為我所碰到的人都認為,元首的女秘書有相當的權力,且能接觸機密情況,實際上並非如此。
  在接到逮捕令之後,我立即到俘虜營找到公訴人並告訴他,逮捕令上列舉的理由是不對的,在希特勒掌權之前我不是他的女秘書。我問他是否收到並看過我寫的書面報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又問他,那為什麼還下達逮捕令呢?他回答說,這是W庭長搞的。
  1947年2月14日上午,我與克裡斯蒂爾·希爾德勃蘭特一起去找W,在一個空空的房間裡,路德維希斯堡法庭庭長W坐在一張桌子後邊,上面擺著幾份文件和一頂帽子。他是一個身材矮小、易急躁的人,肥大的西服穿在身上直晃蕩,裡面穿一件沿洗淨的襯衫,戴著一條不像樣的領帶。克裡斯她已被監禁2O個月了,他卻說:「假如是我,在這種環境下根本堅持不了這麼長時間,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後他還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說,照他看,所有的女俘都可以出去,但他要履行公務,不得不簽署逮捕令。說到這裡我插話道:「噢,是這樣?之所以現在這裡關了這麼多人,只是因為你履行了公務!」
  他不想讓我插話,嘴裡開始嘟噥,眼睛斜看著我,停頓了一下說,儘管他簽署了40個逮捕令,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無情,他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然後說到我的事,我問他是否看過我的書面匯報,他說沒有。於是我遞給他一個副本但他不理會,說他將讓K先生將這份材料拿給他。當我再次請他務必看看這份材料並相應地改變逮捕令時,他火了,說他只能根據公訴人提供的材料行事。
  公訴人把責任推給了法庭庭長,而庭長又說根據公訴人提供的材料行事,看來我找誰都沒用了。這個初級法院的所作所為與第三帝國時毫無兩樣,有些人違心做事,不但不受到懲罰,而且還繼續於執法工作,這使我極為惱火。我毫不客氣地再次對他作為一名德國法官簽署此類文件的這種做法表示不理解。
  「不許你放肆,趕快離開這裡。不許你批評,」法官氣呼呼地叫道。我回答說:「我不是批評你,而只是想告訴你,你要負責任。我不是放肆,而只是爭取我的權利。」當我到他那裡辦理「物品托管證」時,他又火了起來說:「怎麼你們又來了?」我們解釋說是K先生讓我們到這兒來的,他才消了火。他在證明上簽了字之後說:「但願這就夠了,你們看到了,我這裡墨守成規個章都沒有。」然後指指空蕩蕩的房間說:「一張桌子加一個凳子,這就是我這個庭長辦公的地方。」
  1947年10月24日我接到起訴書,書中把我列為主犯,1947年12月8日將在路德維希斯堡第77號俘虜營開庭審判我的問題。判決結果我被劃為主犯並判我三年勞動改造,除了剩餘的5000馬克之外,蓁全部財產充公,該條款有交期10年。
  1947年12月10日《斯圖加特日報》第98期對此做了如下報道:
  「希特勒的女秘書認為自己無罪
  她被列為主犯
  一位能幹的速寫打字員的經歷。
  以庭長萬納為首的路德維希斯堡第77俘虜營法庭根據公訴人的審訴於1947年12月8日將希特勒副官團的女秘書、39歲的克裡斯塔·施羅德列入主犯一類,此外判處她三年勞動改自1945年5月28日被監禁時算起。其財產除了剩餘的帝國馬克以外全部充公,本條款有效期10年。
  經歷了這一聳人聽聞的審理過程的人無不感到失望。施羅德1930年為找工作來到慕尼黑,在她看到招人的代號廣告之後便去應考,以優異的成績在衝鋒隊最高領導機關爭得了一個工作崗位,當了速寫打字員。同年她不可避免地入黨,直到1945年為止她一直是該黨黨員。1933年以前,她一直在慕尼黑納粹領導機關工作。據說後來由於在慕尼與一名猶太人合不來才調到柏林。在柏林,她先後在幾個單位工作過,最終在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團布呂克納處落腳,為希特勒口授演講和文章效勞。
  對於所有服務於專制統治的方法和意圖以及準備措施等等據說她一無所知,因為這些情況是希特勒直接與各個軍事部門和各部的副官談及的。根據元首一號命令,即使是在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中,也絕對不能與女職員或當著她們的面談論政治和軍事問題。當時屬於希特勒圈子裡的許多人為了為她開脫罪責在書面材料中都證實這一點。表面看來,這種材料似乎無關緊要,但由於它是出自於旁觀者、非當事人之手,所以這些人道主義的材料還是起了作用的。被告曾是金質獎章的獲得者,自然被當作一類犯人控告。孰不知這種獎章原本是希特勒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優異成績的司機、飛行員和女秘書等設立的。
  儘管她本人並沒有什麼罪責,但是公訴人提議把她列入一類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在場的所有人乃至庭長本人感到驚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這項提議的內容。
  以上是《斯圖加特日報》就對我的審判寫出的報道。在附近另外一個俘虜營裡關著一名原元首護衛隊衝鋒隊的領袖,他對開脫我的罪責十分重要,然而卻未讓他出庭作證當我在法庭上發現他不在而提出指責時,我被告知「已請過他」。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那位證人在等待傳票。他的證詞對我太事要了。公訴人稱,即使當時我不參加形勢討論會,在會議之後,我也肯定會與參謀部的人碰到一起,「因為開會的時候,當著希特勒的面是不許違抗吸煙禁令的,所以與會者會後都來到前廳,你就等在那個地方!」如此等等!這時,我多麼迫切需要發誓證明這不是事實的人啊!奇怪的是,我當時非常鎮靜,事後我竟然還去安慰為我出庭作證的女朋友。我繼續被監禁在俘虜營裡。1948年4月20日,傳來巴登符騰堡政治釋放部一項指令,稱1947年12月8日的主判決予以取消,理由是,「由於誤解了法律,將當事人作為主犯。因此法庭將重新審理這一案件。」
  1948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開庭審理我的案子,經過對我所從事的工作和有關此案證明材料的審查確認,「當事人不屬於一類犯人……她作為速記打字員自始至終從事的完全是機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過任何形式的獨立權限,對事變過程的影響只是微不足道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為她作為速記員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對她採取懲罰時務必考慮到她已徹底地一無所有、長期被監禁這一事實,根據第二項修正法已對她進行了足夠的懲罰……」
  1948年5月12日,在經過了三年的監禁之後,路德維希斯堡俘虜營將我釋放了。我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懲罰那麼嚴重,至今我還沒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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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書的遺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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