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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的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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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戰爭歡愉引言 1

    士兵奔赴疆場,非為送死,而在殺戮。戰爭在政客、謀士乃至史家看來,無非攻城掠地、耀武揚威;但在戰士眼裡,戰爭的意義卻在於為殺戮罩上了合法外衣。有了政府批准、民眾支持,殘殺就不那麼惹眼了。兩次世界大戰、再加上越戰,英、美、澳的參戰者不計其數。血既污手,心也蒙垢。本書將記錄戰士貼身近斗時種種心思體驗,在其講述中個性亦必有所顯露。戰時情感不僅豐富,彼此間牴觸亦多:有恐懼,也有同情;有惱怒,也有振奮。其有違一般道德處,雖不能為旁人解,在當事人卻是真實感受;其之所以如此,或可歸於冥冥主宰。內心愧疚既難平息,總希望可以有所慰藉;戰時經歷無非暴虐,卻也得勉力找尋歡顏。    
    一戰、二戰、越戰,乃20世紀最具影響力之戰爭,亦是本書重點。其他戰事加在一起也有數百萬生靈塗炭,但其慘烈程度以及對英、美、澳軍民的影響,均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一戰中,法軍某隨軍牧師寓諷於諧,一語點破:「士兵之責,盡在殺敵……」又說:「其若避死,必為省事。」喬治·伯明恩,《隨軍牧師法國紀行》(倫敦,1918),頁64。士兵有何「責任」,人所共知。但讓人稱奇者,時至今日,仍有論者否認殺戮對於現代戰爭之重要意義。在戰爭中,取人性命雖非必然:屋舍田畝、軍用設施也會遭襲,傷人也未必致命,但本書所檢視的三次戰爭,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看,皆以殺人為第一要務。多數論者對此不予置評,餘者徑否認之。似乎戰時「經歷」不是士兵間的手足情深、前線的艱難困苦,就是彌留之際的莫名恐懼。讀戰史,總讓人以為戰場之上,有見殺者而無殺人者,這實在不能怪讀者。    
    本書旨在回歸歷史本真。畢竟,凡戰,兵士對自己使命皆瞭然於胸,心頭並無幻想;其暴行亦難「遮掩」。頌暴之舉不僅狀極駭人,其因亦多端。英國東蘭開夏第42師《1918年野戰手冊》便要求軍官「嗜血,並時時鑽研督陣、破敵之法」「軍官行為準則」,《東蘭開夏42師戰時手冊》(奧爾德肖特,1918),頁8。或見戰爭部《1917年攻擊步兵排訓練指示》(戰爭部,1917),頁14。。時有一人,號稱「無人地帶之王」,常做悚人講演;更有教官,訓話冗長,屬下若面露怯意則聲色俱厲,與言若不以殺人為樂,則不配作步兵云云。格雷厄姆·格林沃爾,《步兵於戰:一個尉官的戰時書信1914—1918》,1935年首版(倫敦,1972),頁142,「致母親的信」,1916年10月9日;W.柯爾比,《1917坎布賴之戰》,頁21,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馬可老七」,《一陸軍中尉在索姆河1916》(倫敦,1927),頁120。1955年時,曾有兩美軍高官指示道:「殺敵是軍人天職,用步槍、榴彈、刺刀皆可——哪怕肉搏也行……在平民社會無此說。」(步兵)上校喬治·福塞思、(裝甲兵)中校哈羅德·鄧伍迪致編輯書,「軍中休戚」,《陸軍戰鬥部隊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號),頁5。    
    許多前線士兵也曾嘗試尋找一種合適的語言來傳遞自己的經歷,對此書中多有引用——如阿瑟·哈伯德(他支吾著跟他母親說,一想起此前處死三名囚犯的經歷就「後怕」)、理查德·希拉裡(他在打死一名德軍飛行員後辯解道,「我這是在行正義」)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他坦言,虐殺實在「刺激」)等。有士兵操一口鄉音,逕邀女友分享殺戮之樂,誇言自己每天殺敵,「少則一人,多數日子是兩人」,「親愛的,每殺一人,我就想及你;一想到你,便又有了氣力」「列兵威爾遜致塞爾的信」,引自紐恩·戴維斯,《營中對話:關於「現役」》(倫敦,1900),頁93。。他們不僅自己清楚,也跟家人坦言:自己思維、行動,無不關涉殺戮。列兵彼得·麥格雷格,「書信集: 與妻書」,1916年7月7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奧利弗·洛奇爵士,《雷蒙德,或死生事,往事留存及歿後縈思為證》,第10版(倫敦,1918),頁53,雷蒙德·洛奇1915年6月28日與家人書。不論是否訴諸行動,殺戮之念,凡服役之人均有體驗,其書信日記亦多有表露。凡人,想不察戰時屠戮也不可能,亦必知曉自己所扮角色:此軍民皆同。    
    在一般人眼裡不必出生入死的兵士,對其不多的見紅經歷也是津津樂道。炮兵距敵總在數里,也有述說戰場可怖景象的:    
    屍橫遍野,或半倚壕牆,或仰面朝天,或埋首泥漿……其慘烈非親眼目睹不能信。這些德國兵真是不幸,我注視良久,其死時的表情絕難忘懷。威廉·卡爾,《投鏵從戎時:炮兵的回憶1917—1918》(倫敦,1985),頁47—48。另見肯尼思·亨德森,《戎裝與法衣》(墨爾本,1919),頁31—32;塞西爾·索默茲,《曇花英雄》(倫敦,1917),頁76—77;R.湯普森,《人在槍林》(倫敦,1946),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引言 2

    高射炮兵更難見血(女兵可以指揮開炮,即是明證),但間或也能見到棄機、墜地、身死者(1943年,曾有一英國陸軍中尉說道,「對他們是鏟是埋,竟不知該如何處置」)以及本方士兵的歡呼。安東尼·厄溫,《步兵軍官:瑣憶》(倫敦,1943),頁66。一戰時的飛機既重且慢,敵機與炮手距離尤近。例見沃爾特·布裡斯科、H.斯坦納德,《空軍上尉保爾: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及優異服役勳章得主、空軍指揮官保爾的軍事生涯》(倫敦,1918),頁139及214。及至二戰,戰機駕駛員的「空斗十誡」中仍有「未見敵軍眼白不得開火」的規定。引自某南非戰機駕駛員所藏之「空斗十誡」,收加文·萊爾(編),《空戰文選1939—1945:切身體驗》(倫敦,1968),頁45。關於近身空戰,見海克特·伯萊索,《戰事記錄:一空軍飛行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54,摘自署名「約翰」的飛行員信件,1940年(不確)4月10日;博伊德·凱布爾,《空軍於役》(倫敦,1918),頁75;約翰·弗洛赫蒂,《勇氣與光榮》(費城,1942),頁139;A.懷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獄:皇家陸軍航空隊高射炮兵歷險記》(倫敦,1938),頁44。是時,曾有英軍飛行員接到命令,要求他飛臨已中彈的德軍潛艇,掃射敵軍殘勇作為機槍練習。見K.穆爾、亞歷克·吉布的訪談,收海克特·伯萊索,《戰事記錄:一空軍飛行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10—11。這些聽來激動人心,實戰中卻未必常見。下文會講到,在某些戰區(如二戰中的太平洋戰區、越戰的諸多戰役)和兵種(軍中精英、擅長奇襲近戰的突擊隊是最顯見的,即使以刺刀、榴彈營生的步兵亦然),貼身近戰其實常見——儘管言者只是宣洩、尋慰,未必據實以呈。戰例雖寡,但站在戰士角度,實關乎生死,故常繪聲狀之(有時不免失實)。對殺戮細節如此在意,在全部戰史中都可以見到,野史如是,正史亦然。    
    取人性命不是尋常舉動。本書會重溫戰時飛鴻,比如約翰·斯朗·瑞德爾·霍奇森就在敘述殺戮之餘,並呈家庭瑣事,兩部分相合無間。1915年3月28日,他馳書父母,為寄襪事言謝,並說:「役中,(襪子)總是多多益善,整日殺戮時尤然」。其戰時書信,語調、情緒皆如此。一年後,稱自上封家書後「盡在殺戮」,「惟一例外:某日,終日瓢潑,枯坐帳中」。約翰·霍奇森,「一年輕士兵的家書:致父母書」,1915年3月28日及1916年1月19日,伯明翰大學圖書館特藏。    
    本書每一章都將介紹一名像霍奇森這樣參加過一戰、二戰或越戰的「普通」士兵,其家境、國籍都未必相同。有正規軍,也有志願兵以及被強徵入伍的;但都說自己「就是一普通人」。其實人性之惡不必歸罪亂世。即如你我之類「常人」,所做各種暴虐事,亦未可勝數:這一點已有無數研究證明。最為人知者,有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庸常的邪惡實錄》(紐約,1965);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牛津,1989);克裡斯托弗·勃朗寧,《尋常人:後備警察101營與波蘭大屠殺》(紐約,1992);丹尼爾·戈爾德哈根,《希特勒的幫兇:德國百姓及納粹大屠殺》(倫敦,1996);雷爾·希爾伯格,《猶太人之歐洲受難》(倫敦,1961);斯坦利·米爾格蘭,「順從之行為研究」,收A.葉齊奧尼、W.溫林斯基(編),《戰爭與止戰》(紐約,1970),第5部分,頁245—259;斯坦利·米爾格蘭,《對權力的服從:實驗主義觀點》(紐約,1974);斯坦利·米爾格蘭,「對權力服從與否之條件研究」,《人際關係》,18卷1期(1965年2月號),頁57—76;厄文·斯陶布,《惡之根:種族滅絕與其他群體暴力的起源》(劍橋,1989);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漢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監獄裡的人際交往」,《犯罪學及刑罰學國際研究》,1卷(1973),頁89—90。    
    現代戰爭中的暴行多因「道德麻痺」或「外物使然」而生。能殺戮無數而無動於衷,皆因殺人者實(其身心所繫之)技術也。以二戰為例:萊文沃思堡曾有顧問注意到,士兵們一談到「某某武器性能優良」,總是眉飛色舞。他還注意到,他們全部注意力都在武器的物理、彈道性能上,根本無暇考慮這些金屬「臂膀」的恐怖、殘暴。愛德華·麥克唐納,「社會調教以利黷武」,《社會學與社會研究》,29卷6期(1945年7—8月合刊),頁449—450。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傑伊·利弗坦在越戰中亦有類似觀察。他的《戰後歸鄉》(1974)中,有技術使人「殺而不覺」的觀點。「做事」的熟練程度、物質激勵下的內部競爭,再加上「技術使然」的幻覺(既有武器在手,何妨物盡其用?),會使人身不由己、盲目殺傷。羅伯特·利弗坦,《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350。另見謝爾弗德·比德韋爾,《現代戰爭研究:戰士、武器與理論》(倫敦,1973),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引言 3

    20世紀的戰事已全然機械化,這一點已成共識。科技武裝戰爭;參戰兵士漸少。一戰時,每一人參戰,就有8人支援。二戰時,支援與作戰人數之比已為12︰1。及至越戰,在駐越的280萬士兵中,實際參戰者不足30萬。理查德·加布裡埃爾,《疆場苦痛:現代戰爭於人精神之影響》(紐約,1988),頁26—30。作戰與勤務人員比之低在某些兵種,譬如空軍中尤為突出。殺人愈加機械,技術實一肇因。一戰時,殺一人(平均)需子彈1400發。索姆河一役,每射中德兵一人需30發炮彈。當時兩軍對壘,幾乎不打照面。二戰末期,每27500平方米才有一人(對比美國內戰時,每257平方米即有一人)。肯尼思·麥克塞、威廉·伍德豪斯(編),《企鵝現代戰爭百科全書》(倫敦,1991),頁111。「區域攻擊武器」如榴霰彈、毒氣彈等,可實施遠程間接打擊,雖有死傷,卻不慘烈。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六成以上傷亡皆由煙火彈、迫擊炮、空投彈引起,而(不同於常人想像)刺刀致傷不到百分之一。A.巴特勒上校,《澳軍醫療服務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頁495及理查德·霍姆斯,《火線》(倫敦,1985),頁210。另見陸軍J.富勒少將,《講演集》(倫敦,1931),頁14—15。丘吉爾嘗言,現代戰爭聚積了「巨大的動原」,「使人為機器所戮」。又雲,殺戮「已成產業,與芝加哥宰牲無異」。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引自羅納德·克拉克,《軍方科學家之得寵》(倫敦,1962),頁17。    
    但本書始終強調,死亡依舊可以體驗,是技術無論怎麼進步也無法改變的事實。戰士可以想「見」敵人飲彈的景象,借此估摸手中武器的威力,甚至懸想殺傷時的具體情形。上述心理活動,尤以無法親見敵人飲彈時最為經常。威廉·J.西蒙有詩論越戰,名《吾鄉》,詩云:    
    人都叫我大刀喬基:    
    叢林裡滿地血污    
    皆我所賜,死者模樣    
    今兒才真切見到。威廉·西蒙,「吾鄉」,收拉裡·羅特曼、簡·巴裡、巴茲爾·帕奎特(編),《情感與理智的勝利:越戰老兵詩集》(紐約,1972),頁42。    
    個體的經歷、懸想,以及對戰鬥場面的描摹,都是本書重點。其實,把敵人想像成個體,不僅於精神、心理有益,還能減輕盲目殺戮帶給人的衝擊。    
    所以,技術雖可用來殺人,卻無法麻痺良心:死傷畢竟是不爭的事實。所可奇者,士兵對情感交流、自身責任的倚重,哪怕高新技術也難改變。其實也不怪,其信札日記讓人感動的地方,正是因為其沒有「麻木」。即利弗頓的採訪對象,在苦楚中仍盡力明瞭自己作為死亡使者的角色。其實,用「麻木」來形容置身事外、漠然觀戰的平民或許更為恰當:真正殺人者,其心難安,離「麻木」反遠。    
    對個人德行的堅持,在戰士中尤其普遍。戰士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其行為也並不只代表個人:戰時與平時殺戮的區別在於,在戰時,上至國家、軍隊,下至連、排,戰友都親如手足、彼此關照。無論軍、民,暴力常藉機構之名以行:借「外物使然」行平素未敢之事,何其多也。研究此種情形,最著名者為斯坦利·米爾格蘭,見其《對權力的服從:實驗主義觀點》(紐約,1974);「對權力服從與否之條件研究」,《人際關係》,18卷1期(1965年2月號),頁57—76;「順從之行為研究」,收A.葉齊奧尼、W.溫林斯基(編),《戰爭與止戰》(紐約,1970),第5部分,頁245—259。米爾格蘭之洞見,他人有所借鑒,如厄文·斯陶布,《惡之根:種族滅絕與其他群體暴力的起源》(劍橋,1989),頁43。很多士兵以「執行命令」為由為自己開脫,後面還要談到,但也不應誇大。是說漏洞亦多:究竟如何甄別命令是否「理所應當」?而且,遵從上級命令與為自己行為負責也未必不合。曾有實驗考察「外物使然」與承擔責任之關係,頗有趣,見戴維·曼泰爾、羅伯特·潘澤雷勒,「遵命與負責」,《英國社會和實驗心理學雜誌》,15期(1976),頁239—245。百姓樂於寬宥軍人,使之免為其戰場行為負責,古今皆然;倒是士兵自己急於延攬罪責,裁判他人舉止,己行亦任人評說。史家在評點過往人物時向來出言謹慎,例見理查德·庫恩,「紀事」,收霍斯特·布格(編),《二戰之空戰舉凡:各國情況對照》(牛津,1976),頁40—41。但如果要給古往今來征戰之人以一公平、合理的歸宿,捨此並無他法。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紀戰事之主角,首為平民,其次才是軍人,且後者入局,實歷史弄人。他們滿腔熱情投入戰鬥,只為證明戰時殺戮之正當,且多願為己行擔責任。人非草木,遷罪長官固然方便,但心中罪感無法一併移去。描述戰時經歷,非有個人的信念支撐不可,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這不是說外因與己責難以確定:士兵在戰爭中必然會遇到難解的衝突。所謂責任,雖有悖常理、無可名狀、複雜難解,但戰士懷此念,也非矯情。戰爭中人亦需做道德判斷,史家雖可躊躇、斟酌,但眾兵士的道德星空卻未可漠視。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引言 4

    戰 地 故 事    
    戰場上只有瀕死兵士的苦痛可以信任;餘者皆妄言。書中出場者,或三緘其口、無動於衷,或滿腔敵意、不迭否認。「在場」之人,總以為自己所知最多、也最真切,例見陸軍上尉約翰·朗,其訪談收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152並比較尤利西茲·李,《二戰美軍專項研究:黑人士兵》(華盛頓特區,1966)。但酣戰之際,哪怕親身經歷的事情也有模糊、難解,或難以言傳的地方。曼徹斯特兵團某士兵曾說過:    
    嗨!那仗打的真叫凶。要有人能寫下來就好了。唉,不過不可能啦,天太黑,地方又小,沒人能講清都看見了些什麼。歐文·沃特金斯,《在法蘭西和佛蘭德與法軍並肩作戰》(倫敦,1915),頁127。    
    這般坦誠在一則日記中也可以見到。日記開首是:「有一事宛在眼前(雖病榻夢得,沒有親見——但我相信確是真事無疑)。」陸軍T.沃勒康伯中校,「大戰日記」,頁3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即服下「吐真藥」之人,其言亦不可盡信。戰士情緒狂躁,服巴比妥類藥物,能恢復記憶,以滿帶感情地敘述戰鬥經歷,也有人突然撲向精神病醫生,好像面對敵人一樣。但他們的回憶並非受抑記憶的再現,所述戰爭景象多不是事實,或嚴重失實。埃德溫·魏因斯坦,「美國陸軍第五神經精神病學中心」,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37。越戰期間,受「創傷後精神壓力症」困擾的士兵驚訝地發現,從未上過前線的老兵腦中竟經常閃回戰時的景象。「這些人症狀不輕」,某退伍兵抱怨道:    
    我可理解不了。便問:「你們都在說些什麼?你們不都在炮兵部隊,在大本營嗎?在五英里遠的地方打炮,哪來甚麼近身搏鬥?」理查德·福特第三,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越戰黑人老兵的口述歷史》(紐約,1984),頁35。    
    這些奇聞漫談都不是捏造,而且頗能愉悅人,T.培根,「侄兒拉爾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爾斯·巴林坦爵士與內弟培根先生書信集」,拉爾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海軍少將道格拉斯·布朗裡格爵士,《海軍戰時信件檢查員之洩密行為》(倫敦,1920),頁188;亨利·科特尼,「書信集」,序號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學圖書館科特尼藏書8—10及陸軍傑弗裡·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219—220;陸軍E.丹聶爾少校,「致母書」,1914年12月26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羅蘭·歐文中尉,「家書集」,致父母書,1914年9月3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可無論回憶者還是寫信人,都堅稱其筆錄「屬實」。為服人,還把「我可是從戰場下來的」經常掛在嘴邊,為了吸引聽眾,在敘述時不免添油加醋。一名叫威廉·威利斯的澳大利亞士兵在1917年寫給某少婦的信中,就不吝筆墨,鋪敘其不久前拼刺刀的經歷,雖然用了很多篇幅,讀來卻難服人。他在信中寫道:    
    特別想知道你讀上封信時的感覺……我雖盡力寫得有趣,卻擔心總是講戰爭,你讀來不免乏味。你不在當場,要是覺得我等「驚險動作」不過如此,我也不怪你……要在後方瞭解戰事,除讀報外並無他法,而報紙為聳人聽聞,不惜無中生有。我信中所寫事,皆親身經歷、感受深者,即此,仍常念你讀來或覺無趣。我所寫皆實事,且素忌用筆不察,誤導視聽。威廉·威利斯,「致盧特勒爾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但在第一章,我們就會見到,他筆下的戰鬥場面多出於想像,正是寫戰爭的傳統方法。    
    但如他所述之事,仍須給予重視。書中節錄,多言創傷:敘述者或曾殺傷,至少也曾試圖殺傷。雖是殺手,亦必為人所傷。其敘事前後不一致處,大多在慰聊,實想像也。但疑惑、希冀和幻想,不正是人生應有之義?由史觀之,諸多事件或曾「發生」(亦或無),更易、重構「經歷」者,人口也。戰時殺傷真有其事,不是想像:但殺傷一旦發生,即被人腦儲存,或解讀,或發揮,或重構。提姆·奧布賴恩,就在他關於越戰的《他們那代人》(1990)中寫道:    
    什麼事真的發生過,什麼似曾發生,實難分辨。似有之事總被當作事實記下。視角因此偏斜……以後他人傳言,貌似真實而其實未必,再加幾分夢幻,敘事因此失真,然幻中確鑿事一一俱在,未有加減。提姆·奧布賴恩,《他們那代人》(紐約,1990),頁21。    
    戰時廝殺,前有「預備」,後有「清理」。開打前,士兵於殺戮情形必有想像,軍官亦會為之鼓勁,要他們上陣務必勇猛。如此,戰前想像與戰時體驗必不妥帖,這將是本書前三章的論題。士兵一旦於役,所做所思必因人而異。英勇者有之,暴虐者亦有之,對此四至六章將有比較,所謂「刀鋒將入,心中所感,愛實勝恨」的舊說也將受到質疑。此外,對不時襲上戰士心頭的罪感與苦痛,也有討論。所謂道德,既規約殺念,也鼓勵暴行。至書後半,九至十一各章檢視所謂「非戰鬥人員」。隨軍的牧師、女兵亦有奢念。硝煙散盡,其浮想較之罪感纏身的戰士,暴虐過之。回憶交戰經歷,死者相貌雖不得見,但個人殺戮體驗總還有的說。這類敘述散見書中各處。其要,一為語言,二為想像。 如未親見屍首,輒懸想之。照此說來,征戰不是地獄,戰士亦非蠻獸。近身殺鬥,乃在某一情境中行事,必有言語、感受乃至慾念。戰時殺戮,必與一定的社會、文明牽連,無法單獨作評。人與人間的社會聯繫,雖殺斗亦無法割斷:至多是調整而已。凡追憶必有添加,戰士們是如何敘述殺傷?戰爭起因為何?本書將一一討論。再有,在20世紀,屠戮與人類想像、文化如何糾纏?也是我們要追究的問題。第一章戰爭歡愉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1

    將來某一天,你也會翻找閣樓上的箱子    
    或聽你的玩伴說起他們父親的英勇故事,    
    可以想見,你會滿心激動地要我給你    
    講打仗的故事。那時,我該怎樣答你?    
    R.L.巴思,「給幼子的信」,1987R.巴思,「給幼子的信」,收巴思,《當兵的日子:越戰詩集》(聖巴巴拉,1987),頁38—39。    
    述說戰事是把握戰爭中根本矛盾的一條良徑:殺傷同類,固然會有悲念,但也愉悅莫名。這一含混很多士兵都有提及,威廉·布洛伊勒斯便是其中之一。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做過《得州月刊》、《新聞週刊》編輯的布氏,探究了戰爭敘事的一些固有矛盾,其分析於1984年成書。作為「過來人」,他語帶親暱又不失權威地寫道,在被問及戰爭體驗時,士兵多不願作答,言下之意:「戰爭太可怕」,而他們頗「厭戰」,寧願把這些事「忘了」。布氏認為,實際情況絕非如此,「恐怕多數士兵都得老實承認,其內心未必不愛打仗。」 他接著又問:這怎麼向家人、朋友解釋呢?即便是同一戰壕的兄弟,談到此事也不免謹慎:老兵聚會時的尷尬,正是因為殺戮的愉快並非所有場合均可坦承。認為戰爭頗能愉悅身心的人,不啻禽獸;聲稱停戰日哀痛之大如失愛侶,更是會招來他人斥責。    
    但布氏也承認,戰爭有吸引力,可以引為樂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戰友情誼。泯滅自我、融入集體,雖苦樂參半,卻暗合人的本能衝動。其次——話說回來——凡人臨戰,必心存畏懼。戰爭之於男性,好比分娩之於女性:實是「體會生死之始」。對「生」布氏未作發揮,只是說毀滅的快感實在難以抗拒。手中有一枚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60式機槍,就好像擁有了神話中的「魔劍」或傳說中「亞瑟王的神劍」:    
    只消動一下手指,無須算計,正閃念間,噗!隨著一聲悶想、一陣痙攣、一道閃光,遠處的卡車、房子、人群,立時灰飛煙滅,塵土落處,已無蹤影。    
    戰爭與競技頗多類似——布氏深信,體育是已知運動中最激動人心的——兩者都在挑戰人類體能、心理的極限,並由此帶給人莫大的滿足(當然,存活是第一要件)。布氏視戰爭為消遣,並將此中之樂比作小孩玩「牛仔追印第安人」,高呼「砰,砰,去死吧!」時的率真,或大人看戰爭片中演員「血」濺屏幕、應聲倒地,耽於懸念時的緊張。    
    布氏認為,戰爭之樂,遠甚於此。殺戮可產生精神共鳴,亦合美學上的審悲快感。殺戮「極具美感,實難抵拒」。在今天的戰士看來,一挺60式機槍,其做工之精細、內裡之高貴,較中世紀武士的雕鏤短劍毫不遜色。此中喜好因人而異:同是海軍陸戰隊員,有人鍾情凝固汽油彈,不聲不響卻威力無窮,轉眼間就能讓整排房子遁於無形,「像是約好似的」;有人(布氏即是一例)垂青白磷,「一引爆則不可收拾,任何目標一旦粘上即為煙霧籠罩,並迸射出彗星狀物,其身紅透,並拖白羽,煞是好看」。此種經驗,有似神明開導,或類愛慾燃燒:堪比殺戮者,只有高度「性」奮和心靈開啟。不管怎麼說,打仗就是「刺激」。    
    布洛伊勒斯還注意到,人類的戰爭感受,還有些許狂歡的成分在,這在本章尤其重要。他以近事為例,作了說明。其時,他的戰友射殺了一名北越士兵,把屍體靠在口糧聽上,給他戴上墨鏡,叼上煙,還費盡周折,把一塊「碩大無比、形狀俊美」的大糞擱在那人頭上。布氏的反應是:    
    我假慍,褻屍會起到反作用,向非美軍所為。但我不是真怒,表面上一副軍官面孔,心下卻……止不住想笑。而且確是笑了,半是因為欣賞這可憎的並呈:排泄、死亡,還有性;半是因為心頭的喜悅:他——管他是誰呢——已經死了,我——獨特、惟一的我——還活著。    
    如此快意於「物質實體原則」,如此執意於顛覆聖儀,兩相結合,必然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戰心理探幽」,《士紳雜誌》(1984年11月號),頁54—65。    
    承認以戰爭為樂的並非只有布洛伊勒斯一人。戰爭和現代人的思想已漸不可分,以至頗為曖昧。知道了這一點,許多新兵在談及「放血」時的欣喜之情或可解。電影腳本、文學,較之日常圖景總要新鮮、刺激許多。此類敘事未必能引人傚尤,但其刺激處,卻也在人腦中辟出專區,可供殺戮之念紛呈;其話語結構亦使暴行得以歸理,從而登堂入室。殺斗范型頗能誘惑人,正是因為其虛幻的質料,給人預留了想像空間。    
    戰爭文學與電影    
    遠在參戰前,男女少壯即已從殺戮文字中獲得快感。澳洲少年想像力充沛,劃定大片叢林,掃蕩了其中的原住民;美國小伙以拳代步,將不馴的印第安人趕離了市郊後院;英國男孩在運動場上虐殺了不少污濁、骯髒的黑人。戰爭文學、電影和遊戲,使人心向殺戮。當然,沉迷武打小說與殺念未必有關。此種小說的癡迷讀者不乏少女,她們也崇拜男主人公,但其閱讀快感也來自對女主人公愛恨情仇的關切。細讀戰士的日記、書信、傳記,其借助(並改造)文學、影視意象,以吸引非戰人士的努力,可謂一目瞭然。我們讀過的戰爭小說,實在是受眾最廣的「基礎訓練」。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2

    本書論及的三場戰事——兩次世界大戰還有越戰——其素材風格多樣,既有大眾漫畫、帝國傳奇,也有文學經典,如班揚的《天路歷程》、維多利亞時代的丁尼生和威廉·莫裡斯筆下的浪漫文字,亦不乏1939年以來稱雄影壇的戰爭片。這些作品自成一格,已有許多史家和文學研究者作過分析,其中最精闢者莫過於美國人保羅·法塞爾以兩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大作,《一次大戰與時人記憶》(1975)和《二次大戰:理路與表現》(1989)以及傑伊·溫特的《感懷之地,哀痛之所》(1995)。在整個20世紀,戰爭文學一直風行。影院也推波助瀾。1942—1945年間,好萊塢故事片有三成取材於戰爭,大半由美國陸軍部、海軍部及戰爭情報辦公室協助攝制。肯·瓊斯、阿瑟·麥克盧厄,《戰時好萊塢:二戰中的美國電影業》(南布倫瑞克,1973),頁16及彼得·索德伯格,《朝鮮戰爭中的海軍陸戰隊女兵》(康涅狄格,1994),頁71。至越南戰爭,美國防部已無力控制戰時影像(但仍能控制宣傳片的發行,以及在各地獨立和非商業頻道的播放),電視已經把戰爭場面送進了每家每戶的客廳。    
    戰爭電影、文學的吸引力不難想見。無論何人、何事,只消以此為背景,即較日常景象增色不少,或更氣派、或更壯美。許多史家看重戰爭廢墟中升起的幻滅文學,這不難理解;即是愛國主義題材和對戰爭的英雄主義刻畫,亦從未失寵。除經典作家如威爾弗雷德·歐文、齊格弗裡德·薩松和埃德蒙·布倫登以外,戰爭作品依舊充斥著「雅言」和陳詞(如戰火洗禮、青壯改顏、武士英勇之類)。論述至當者仍是泰德·伯加奇,『文字當道』:一戰的語言、詩歌及對現代主義的反動」,《當代史學雜誌》,58期(1986年9月號),頁643—668。電影也是一樣。宣揚愛國主義的文藝片,比如約翰·韋恩主演的《綠色貝雷帽》(1968),都是觀眾耳熟能詳的虛構故事、典型人物,惟其誇張而更易辨識。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執導的《現代啟示錄》(1979)挖掘了人內心的黑暗,追索了以殘酷為樂的深層原因。片中,無往不勝的基爾戈上校抽空拍著屬於自己的約翰·韋恩式的片子,海軍陸戰隊員出入槍林彈雨,在危機四伏的海灘上享受著愜意的燒烤,瓦格納乘著戰鬥直升機呼嘯而過:這些在觀眾看來非常過癮。隨著「二流電影」走紅,英雄史詩片更趨極端。西裡奧·H.聖地亞哥在其《打入敵後》(1987)中,指望觀眾將主人公視為超人,憑一支機槍就能撂倒數百敵兵,白天潛入敵營。他們無需休整,英勇無敵,成天就是不知疲倦地殺,殺,殺。    
    並非所有作品都炫耀武功,美化戰爭。凡戰,總有聲勢浩大的文藝運動,反對窮兵黷武,戰時、戰後皆然。最顯著者即一戰文學和表現越戰的影視、文學作品。這些虛構的敘事,不再為殺戮「開釋」,其主旨多是個人理想的幻滅,以及面對技術驅動的軍國大國時的不足道。電影《獵鹿人》(1978)的導演麥克爾·西米諾曾說,「好的戰爭題材電影」必是「反戰的」。引自泰裡·克裡斯登森,《膠片裡的政治——美國政治影片縱覽:從「一個國家的誕生」到「野戰排」》(紐約,1987),頁152。正如反戰示威常背離初衷,變成「胡、胡、胡志明,堅持到底,就是勝利」,為戰爭鼓勁一樣,反戰電影不過是換個戰場,很快就又給戰爭貼金。越戰時的菲利普·卡普托是個好例子。訓練時,他就提到課堂實在麻痺人:「當時以為戰爭很浪漫,可以拼刺刀,還可以死裡逃生」。為什麼呢?「我想像《瓜達卡納島紀事》、《見鬼,給我撤!》等電影裡那樣打仗。」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14。這些電影雖然把戰爭場面寫得很醜陋,而且排斥英雄主義,但仍深深吸引了卡普托。如實表現戰爭,未必就是宣揚反戰或和平主義。詳細討論,可見南希·安尼斯菲爾德,「天啟之後:拉裡·海納門《帕科的故事》中的敘事」,收歐文·吉爾曼(小)、洛麗·史密斯(編),《美國再瞥:越戰題材文學、電影評論集》(紐約,1990),頁275—277及唐·林納爾多,《刀筆寫越戰》(傑克遜,1994),頁176。觀眾、讀者愛看的恰恰是恐怖場面:殺戮加羞辱,那才叫帶勁兒呢,哪還管得了反戰的那套說教?拉裡·海納門《帕科的故事》(1987)中的敘事者也承認:「多數美國人會拿大把辛苦錢去看精心處理過、吸引力很強、讓人毛骨悚然的殺戮場面:沒有人例外。」拉裡·海納門,《帕科的故事》(倫敦,1987),頁4。    
    反戰文藝作品還有一不明朗處:殺戮之恐怖固然可以仔細刻畫,但敵軍是由個體組成,每個人雖罪大惡極卻也能獲得觀眾的理解甚至同情。於是,所有的爭論都集中在戰士是好人還是壞人這一點上,「戰士」本身反倒沒人顧及了。比如,羅蘭·艾梅裡希在《萬能士兵》(1992)中反覆渲染的暴力場面,不過使人區別了中士斯科特(收羅人耳的那位)和列兵德夫勒(他不願射殺平民)而已。論行伍,兩人都是好兵:這不結了?同樣,約翰·厄文的影片《漢堡山》(1987)開場華盛頓越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的鏡頭,不過用來為好兵正名而已。影片中,下落的凝固汽油彈被表現得極富美感,留在國內的男人、反戰者反倒成了敵人。兼具越戰老兵、作家和反戰者的提姆·奧布賴恩總結了這樣刻畫戰爭的危險。他請讀者注意,在他看來,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3

    越南不是幻夢,也不是荒誕。而是一場冷血、蓄意的戰爭。大部分越戰電影都把它當作略帶黑色幽默、有如《現代啟示錄》般的荒誕劇來處理:整個世界都瘋了;瘋子甲馬丁·希恩〔1940— ,美國電影演員,在片中飾一中尉——譯注〕四處追殺瘋子乙馬龍·白蘭度〔1924—2004,美國演員,在片中飾一上校。1954年、1972年兩獲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譯注〕;羅伯特·杜瓦爾〔1931— ,美國電影演員,在片中飾一中校。1983年獲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譯注〕是個只會衝浪的傻子。人人都覺得「只要黑白顛倒,大家就都沒有罪了」;「這真是場荒唐的戰爭,與它比起來我們還算清醒」。這可不太妙。提姆·奧布賴恩,受訪於艾裡克·施羅德,「與提姆·奧布賴恩和羅伯特·斯通的談話」,《當代小說研究》,30卷1期(1984年春季號),頁146。    
    在觀眾眼裡,「那恐怖的」和一種有如幽靈般、有東方色彩或法西斯式的惡勢力,早已融為一體,於是他們也就直接面對一個熟悉的主題:敵人就是「他者」的極致。    
    那麼,本書的出場人物在入伍前有怎樣的戰爭想像呢?打仗的故事,如果出自父親、兄長和哥兒們的嘴裡,是最有震撼力了。不只男孩愛聽這類故事,女孩也會沉迷於父親的戰場見聞。如果她們日後要上戰場,這將是主要原因。比如,二戰時,維·羅賓遜即請求到高炮陣地,因為這樣能擊落敵機。她還能記起父輩(在戰前)給她們講的一戰經歷,還記得她的同學誇耀「咱爸」的英勇。維·羅賓遜,《中的》(西約克郡,1991),頁3。但很奇怪的,開槍打炮的念頭並非總與毀滅的願望相關。瓊·貝思克·埃爾什泰因記得在朝鮮戰爭前後,自己總有想要一枝槍的衝動,即是一例。這段時光被她稱作自己的「貞德期」。她還說自己「愛上射擊」始自一次郊遊。那次,她發現論射擊自己要比不少男孩強。她說:「我不想殺生,當然像征性的除外。但做名神槍手,還可以拿槍到處逛,卻是挺誘人的。」瓊·埃爾什泰因,《戰爭和女人》(芝加哥,1995),頁24。    
    顯然,從文學和電影中獲得的關於戰爭的美好想像也會佔據許多人的夜間酣夢甚至是白日夢。他們從中受到鼓勵,會自告奮勇要上戰場,不過是為了當一回英雄、圓一回兒時的夢。哈羅德·皮特,《未可原諒的謊言》(紐約,1923),頁42—43。一戰時,H.F.N.朱厄戴恩中校在康諾特別動隊服役,他就有過這樣的浪漫想法。在他(193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兒時品讀司各特和查爾斯·利弗戰爭故事時的興奮心情,筆端仍時有流露。正是這些傳奇故事,使他心生參軍之念,以「像小說中所說,投身時代激流」。朱厄戴恩尤其感激利弗,稱他使自己作好了衝鋒陷陣、「嘯撼雲天」的精神準備:不問青紅皂白只管刺殺,直至敵軍潰散才「止步稍歇,喘息間發現自己竟還活著」。陸軍H.朱厄戴恩中校,《別動生涯》(牛津,1934),頁15—16。    
    二戰那代人,也有如是豪情。「大錘」尤金·B.斯萊吉少時多病,以譯愷撒的戰爭篇章自娛,素重華盛頓、奧杜邦、丹尼爾·布恩以及羅伯特·E.李(其祖父、外祖父均是南軍將領)。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與斯萊吉有類似經歷的奧迪·墨菲,是一位家住得州,靠收益分成的白人佃農。墨菲12歲時,守著貧瘠的田地除草間苗,腦子裡就總想著要馳騁沙場,「聽吹角連營,看旌旗迎風,會勇武兵士,越如火山頭」。浮想中的戰場,敵人的槍彈總也打他不著,而他手中的「步槍像長了眼,每發必中」。奧迪·墨菲,《地獄歸來》(倫敦,1956),頁16。越戰的例子,見詹姆斯·希布朗,其訪談收艾爾·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戰老兵口述實錄》(紐約,1981),頁88及90。每逢大戰,無論是小孩還是大人,都會如饑似渴地閱讀前次戰爭留下的浪漫文字。一戰時,數以千計的人爭相捧讀有關帝國戰爭的文字;二戰青年廢寢忘食於《泰晤士報》撰寫的《一戰史》;到了越戰,描寫二戰時英勇事跡的通俗讀物(如《勇鬥紅魔》)又風靡一時。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165及休·鄧達斯,《起航:一空軍飛行員的戰爭歲月》(倫敦,1988),頁3。    
    到60年代,新興媒體已然取代了傳統的紙質讀物。電視的出現,讓我們在自家客廳即可歡享殺戮之樂。(即舉一例)艾倫·亨特是典型的農家子弟。出生在馬里蘭州一小鎮的他,加入時海軍並沒有細想,後來又進了陸軍。他視參軍為一種平穩的轉換:    
    我一直嚮往部隊,在那裡,可以學我愛做的事。從小我就喜歡在樹林裡閒逛,打獵,捉迷藏。通過讀書、看電視,我掌握了基本戰法。雖然沒出過遠門,卻連做夢也想著要上戰場;並且一直傾心於此。艾倫·亨特,其訪談收格倫·愛德華滋,《越南:心內的戰爭》(南澳大利亞州,1992),頁17。類似的例子,見無名越戰老兵,受訪於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17及塞姆·格拉休,受訪於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118。    
    朗·科維奇在回憶錄《生於七月四日》(1976)中,也提到精彩的戰爭影片。比如在電影《地獄歸來》裡,奧迪·墨菲為了居高臨下地掃射德國鬼子,毫不遲疑地跳上一輛正在燃燒的坦克。「他太勇猛了,我看得熱血沸騰,直希望站在上面的是自己,」科維奇寫道。朗·科維奇,《生於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爾茲伯裡,1990),頁42。幾年後,他的這個願望實現了。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4

    17歲時就加入了海軍陸戰隊的美國詩人威廉·D.艾爾哈特,在《參軍辯》(1980)中也作如是觀。他承認自己對戰爭有不切實際的期望。這種浮想來自於許多戰士形象,既有屏幕上的,如約翰·韋恩、奧迪·墨菲、威廉·霍爾登,又有真實的人,如內森·黑爾、阿爾文·約克〔1887—1964,美國一戰英雄,曾率偵察兵奇襲德軍,擊斃20人,生擒132人,事跡曾拍成電影「中士約克」——譯注〕、埃迪·裡肯巴克〔1890—1973,一戰美軍王牌飛行員,共取得26次空戰勝利——譯注〕。艾爾哈特的童年是在做轟炸機、戰鬥機的塑模和玩「牛仔追印第安人」的遊戲中度過的。他兒時最珍愛的聖誕禮物是一支30毫米口徑的塑料仿真機槍和一支使用火藥紙的45毫米口徑玩具自動手槍,後者的皮套蓋上還有「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凹印。(「我當時特自豪,剛拿到手就跑出去拿給瑪吉·斯特勞澤看,」 艾爾哈特後來回憶到。)二戰美軍凱旋的新聞片,他在近40年後仍然記憶猶新,同樣難忘的還有兒時夥伴講起各自「英雄」父親時他的嫉妒之情。威廉·艾爾哈特,「參軍辯」,《弗吉尼亞季評》,56卷1期(1980年冬季號),頁26。    
    當時,業界對戰爭玩具投入巨大,艾爾哈特的回憶便可資證明。這一點,只要想想當時極度風靡、人稱「綠色貝雷帽」的美軍特種部隊就可以了。60年代末,家長可以輕易買到綠色貝雷帽玩偶、唱片、連環畫、泡泡糖、益智玩具和圖書(大人也能看)。當時西爾茲商店的商品目錄就記錄著,只消10美元就可以買到包括機槍、步槍、手雷、雪地戰靴、野戰步話機和塑料士兵等在內的全套「特種部隊基地」。在蒙哥馬利·沃德名下的連鎖店,聖誕時可以買到半價的特種部隊制服,再添六英鎊,還能得到一支AR15型步槍、一把手槍、一個可拉蓋的軍用手槍套和一頂綠色貝雷帽。對成人來說,不僅有綠色貝雷帽系列圖書,還有大片可看,即《綠色貝雷帽》(1968)。唐納德·鄧肯,《新兵團》(倫敦,1967),頁199。科維奇、艾爾哈特那一代人小時候都玩過機關鎗和手榴彈,都視小兵模型為寶貝,小兵拿什麼的都有,從手槍、火箭筒直到噴火器。每週六下午,科維奇和他的小夥伴們便會拿出裝電池的塑料機槍、火藥紙的玩具手槍,還有木棒,衝進村外的小樹林,「先設埋伏,然後打衝鋒,再就是拿下高地,如有人敢擋路,定叫他吞刺刀、吃槍彈」。完事後,他們會大步走出樹林,「那架勢,好像我們日後準能成為英雄似的」。朗·科維奇,《生於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爾茲伯裡,1990),頁43。1962年,手槍玩具成了男孩們的最愛,僅在美國年銷售額就超過了一億美元。多蘿西·巴克萊,「槍聲背後」,《紐約時報雜誌》,1962年7月22日,頁47。這樣,普通百姓就初識了各種武器,雖說談不上專業,但打起仗來還真能派得上用場。    
    一旦徵召入伍,這些事前想像的重要性就會立刻顯現出來。軍方也承認,要想打勝仗,煽動這些想像至關重要。在部隊眼裡,最好的戰士一定是能夠想見殺戮快感的那些人。事實上,軍方曾頻繁撥款,資助拍攝美化戰爭的電影。一戰時,電影作為「現代」戰爭的新式武器初次登台。當時最重要的影片得屬《索姆河戰役》(1916)和《昂克爾河戰役》(1916)。雖然這兩部影片聲稱要表現英倫士兵為國赴死的豪情,但是實質不過是悄悄聚集在威靈頓宮的一些畫匠、寫手出於宣傳目的的產物而已。上映第一周,就有數十萬人爭相觀看。二戰時,電影作為宣傳機器在戰爭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一個美國的例子是當時頗受歡迎的《美國為什麼要出兵》(1942),這部系列片共分七集,是美國陸軍參謀部下令拍攝的,導演是弗蘭克·卡普拉。該片嫁接了新聞片的一些鏡頭和敵軍影片的片段,輔之以旁白與動畫。與所有這類影片一樣,它也嚴格地區分善惡。觀看者不只是士兵,影片還在全國放映。越戰期間,美國國防部又做了一批說教片,比如《為什麼是越南?》(1965),就是為消滅越共而拍攝的。與二戰時一樣,這些影片不僅在軍中放映,還組織大中學生觀看。從這時起,國防部摒棄了二戰時的好萊塢風格,不再追求戲劇效果,而是悄悄突出了人種學方面的內涵,重點也開始轉向越南對美援的依賴,包括醫藥、教育、技術各方面。在《一場獨特的戰爭》(1966)、《一個越南村莊的再生》(1967)等影片中,美國觀眾可以看到越南的鄉村「生活」即景。拍給即將開赴越南的士兵看的影片要更刺激。在影片《你的越南軍旅》(1970)中,旁白激起了觀眾,使他們直面戰地情誼、軍旅險惡與短兵相接的場景,比如一枚枚炸彈從B52轟炸機上扔下的炸彈的畫面(炸彈順次爆炸,正合背景爵士樂的節奏)。詳細情形,見克勞迪婭·斯普林厄,「軍事宣傳:二戰、越戰期間的國防部電影一覽」,《文化批評》,3期(1986年春季號),頁164。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5

    這些宣傳片是訓練體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戰時拍攝的《拜坦》、《瓜達卡納島紀事》直到今天仍被軍方用來激發人們的戰爭想像,打消疑慮,從一戰到越戰,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戰場前看了《索姆河戰役》,他跟戰友講,看完電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艱苦。他直言,「只憑想像的話,你一定滿心糊塗。」羅蘭·菲爾丁,《戰地情書:法蘭西、佛蘭德,1915—1919》(倫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頁109—110。有記錄表明,二戰中放映的《不列顛之戰》(1944)曾讓觀者激動過一把,「看了真想殺了那幫狗娘養的」。卡爾·霍夫倫德、阿瑟·倫姆茲代恩、弗雷德·謝菲爾德,《測試大眾傳媒:卷三》(普林斯頓,1949),頁93。當時的民意測驗顯示,看過《美國為什麼要出兵》和美國陸軍部每兩周播映一次的新聞片的軍人,要比沒看的人更為親戰。海軍霍華德·羅姆少校,「作為教育載體的電影業」,《心理健康雜誌》,30期(1946年1月號),頁9—20。關於用電影作訓練手段,詳見「隨軍精神病醫生之於鼓舞士氣」,1944年1月,頁3,倫敦檔案局公民來訪接待處21/914。    
    早先戰事的影像記錄,尤其是美國西進運動中的衝突記錄,也能增進人們對戰爭的認識。英國和澳大利亞(包括美國)的士兵都把自己想像成勇士,現代戰爭因而得以與歷史上的衝突相連接,也負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開化」的名義。一戰中,美軍攻擊機掠過胸牆,即有人比之以出入無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費尼莫·庫珀筆下的蘇人、黑腳族人,也沒有如此矯健身手,」羅伯特·威廉·麥凱納如是說。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87及89。二戰中,最剛強的兵士常被賦予傳奇色彩,好像當年追擊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殺死上百日軍,人謂「一人軍」)者,自比為其父南達科他州牧場上的牧牛人。他堅持認為,跳進戰壕時應「高叫,這樣才像牛仔」。見於約翰·弗洛赫蒂,《勇氣與光榮》(費城,1942),頁34—59。當時有人描述從敵屍搜羅紀念物親褻至極,或可「妝飾龐蒂亞克〔1720?—1769,美國奧塔瓦印第安人酋長,1763—1765年間率部落聯盟抗擊佔領五大湖區的英國人,史稱「龐蒂亞克戰爭」——譯注〕的發綹」。比爾·斯蒂文斯,受訪於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78。類似例子,見是書埃迪·羅賓遜的訪談,頁113—114及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120。拿一份記錄著600多部越戰電影的名錄,可證實「牛仔追印第安人」遊戲重要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的有《南國天使》(1988),片中主人公頭戴牛仔帽,手舞套索;蒙塔格納德人似印第安人般狂嘯;摩托車手衝鋒陷陣,如馭良駒;遠的有20年前首映、約翰·韋恩主演的《綠色貝雷帽》。這完全是西部片的翻版,越共分子活脫就是印第安人,不過把「什麼合法程序?只一顆子彈就能搞掂」換成了「越共無好人,死了的除外」。影片《小巨人》(1970)更是把越戰徑與西進中對印第安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    
    整個越南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家園,在那裡最為人景仰的莫過於有著「公爵」之稱的約翰·韋恩。例見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12及17;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69;T.凱利,其訪談收奧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鐵馬——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口述實錄》(堪薩斯,1992),頁267;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紐約,1962),頁242;朗·科維奇,《生於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爾茲伯裡,1990),卷首引語及頁39,42—43,58及67。1971年7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協會稱他「最好地體現了『美國人』一詞的含義」。艾倫·艾勒茲,《約翰·韋恩與美國電影業》(倫敦,1976),頁11。他成了影視圈最受歡迎的男演員,連王牌飛行員、海軍上尉藍迪·卡寧恩(他後來承認,擊落越軍米格戰鬥機是一種享受)也以自己的作戰標記是「公爵」為豪,因為那已成了約翰·韋恩的代名詞,其原因(據卡寧恩說)是「我尊崇他的美國信念」。藍迪·卡寧恩,收盧·德倫多,《……擊落米格:空戰越南》(卡羅爾坦,1974),頁47。看了約翰·韋恩主演的《硫黃島歲月》(1949),菲利普·卡普托也想像自己殺上敵軍灘頭陣地的情形,後來他果真加入海軍陸戰隊,並開赴越南。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6。駐越美軍中,效顰最甚的莫過於其特種部隊,儘管約翰·韋恩那套二戰中的進攻手段已不適應越南的游擊戰。連女性觀眾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卡羅爾·麥卡琴就因為沉醉於約翰·韋恩的電影而加入了女子海軍陸戰隊。彼得·索德伯格,《朝鮮戰爭中的海軍陸戰隊女兵》(康涅狄格,1994),頁30—31。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6

    這樣說來,戰士們透過想像的鏡頭來看待自己的征戰經歷,就不足為奇了。但實際情況總沒有電影院中的圖像如意。年方弱冠的澳大利亞軍官加裡·麥凱看到敵兵中彈的情形,甚至有點失望:「和電影、電視上不一樣。那人中彈後根本沒有大叫,只是嘟噥了一聲就倒下去了,擋都擋不住,」他陰鬱地說。加裡·麥凱,《在好兵連:一個人的越戰》(悉尼,1987),頁162。更多的失望描述,見無名越戰老兵,受訪於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0;朗·科維奇,《生於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爾茲伯裡,1990),頁148—149;瓊·奧普林格,《一個步槍排長的越南山地回憶》(北卡羅來納,1993),頁12—13。或者就像空軍飛行員休·鄧達斯承認的,他的初次戰鬥體驗「想來就讓人作嘔」,與事先設想的完全不同。休·鄧達斯,《起航:一空軍飛行員的戰爭歲月》(倫敦,1988),頁3。也有人稍安於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比如潛艇下沉時不就跟好萊塢電影裡演得一樣嗎?兩飛行員訪談錄,見空軍海克特·伯萊索少校,「兩個人在二十二分鐘」,收《滑流:英國皇家空軍文選》(倫敦,1946),頁11。朝鮮戰爭時,一次飛機爆炸,飛行員竟「激動不已」,因為「跟電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樣」。空軍飛行員達格·卡特,其訪談收魯迪·托默迪,《沒有號角,也沒有戰鼓:朝鮮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3),頁171。剛剛19歲的傑弗裡·R.瓊斯也參加了越戰,而幾年前他還沉溺於戰爭電影和「牛仔追印第安人」的遊戲。傑弗裡·瓊斯,「傳略」,1986,頁4,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另見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71及唐納德·吉爾克裡斯特,《要塞突擊隊》(愛丁堡,1960),頁5—6。越戰中,一名觀察機駕駛員每幫助炮兵擊中一次敵軍,都會「像牛仔一樣大喊大叫」。托拜厄斯·沃爾弗,《軍旅險惡:戰敗記》(倫敦,1994),頁131—132。另見瓊·奧普林格,《一個步槍排長的越南山地回憶》(北卡羅來納,1993),頁57。    
    曾有人把殺人比作拍電影。一戰時,英軍皇家燧發槍團就命令埋伏在一家農宅中的機槍手「給灰魔拍特寫」,就好像那天是加冕日,要「狂拍一通」。他接著說:    
    農場就好像成了「大屏幕」,從水渠的橋上往下看去,那景象絕對忘不了。「灰魔」成百地倒下去,然後又一批批地衝過來送死。引自E.哈代教士,《英國戰士:勇氣與幽默》(倫敦,1915),頁37。    
    1918年,《星條旗》雜誌引用一名中士的話說,打仗「就像過電影」,步兵「態度安詳地向前推進,沒人敢阻攔……他們隊形嚴整,小步疾行,未敢鬆懈」。「搞電影的人看到這場面,一定樂壞了,」另一名中士感歎說。中士亞歷山大·伍爾克特,「隨潘興出征」,《星條旗》,1918年9月20日,引自赫伯特·米特岡(編),《全民武裝:從內戰到朝鮮戰爭——一個美國士兵的獨白,載軍報〈星條旗報〉》(俄亥俄,1959),頁110。一名不願提供姓名的加拿大受訪者也贊同這種說法。二戰中他曾持槍掃射一艘潛艇上的30名德國兵,以此練習槍法。據他講,當時的情景「跟電影裡一樣,就看著他們向鏡頭衝過來,還沒到就向左右倒下去」。無名加拿大士兵,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89。或見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56及79。在《那片土地:士兵心目中的越戰》(1982)一書中,一名剛滿18歲的無線電技師告悔道:    
    我就愛在壕溝裡看別人喪命。你聽著可能覺得不爽,可我就愛這麼看著,也不管外面怎樣,就這麼枯坐著,手裡捧著自製的熱巧克力,跟看大片一樣。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8。    
    菲利普·卡普托也說過,殺越共實在太爽了,有如看電影:「你身體的一部分做著一些事,其後果你身體的另一部分遠遠地看得正清楚。」殺人者的注意力不會落在血肉模糊的屍體上;相反,自視為大戲主角的士兵們,會覺得自己是勇猛的武士。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90及305—306。這種「離情」或者「脫節」,能使人變得心安理得。只要想像自己是在幻境,在言談中就可以避開那些難言的慘狀,不僅是別人喪命,也包括自己送他們上黃泉路。    
    上面許多引文都提醒我們,影片不僅再現、而且也創設了戰鬥場面。這些影像是如此震撼,以致士兵在打仗時甚至會以為是在拍戲。二戰中,威廉·曼徹斯特曾驚訝於太平洋戰場上士兵對小道格拉斯·范朋克、艾熱爾·弗林、維克托·麥拉格爾、約翰·韋恩和加裡·庫珀等人的模仿。威廉·曼徹斯特,《告別黑暗:太平洋戰爭回憶錄》(波士頓,1980),頁67—68。記者邁克爾·黑爾在談及海軍陸戰隊員的越戰表現時曾說,他們如果知道有攝制組在一旁,「就一定會盤算自己的下步動作,身著帶皮領的制服,踩著踢踏舞的步點,帶著一身勇武與躊躇,衝進槍林彈雨,還注意不讓臉上的丘疹被攝進去……沒有絲毫馬虎」。邁克爾·黑爾,《戰地直擊》(倫敦,1978),頁169。另見漢斯·哈爾施塔特,《「綠色貝雷帽」:神兵天降》(倫敦,1988),頁133。哪怕到了1983年的格林納達,美軍士兵衝鋒時仍儼然瓦格納的模樣,仍在模仿羅伯特·杜瓦爾在《現代啟示錄》(1979)中的隊長扮相。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戰心理探幽」,《士紳雜誌》(1984年11月號),頁56。    
    當然,這樣的噱頭一般長不了。17歲就加入海軍陸戰隊、隨後參加了越戰的喬希·克魯茲對此作如是觀: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7

    約翰·韋恩真夠厲害。看了他的片子,我們就都以為自己也刀槍不入了。帶著這種想法,我們到了……越南,當時人人都想著,「嘿,這下好了,能把他們都幹掉。反正我們不會傷著,沒人能把我們怎麼樣。」他們就這麼想,直至看到了真相,才知道自己沒法應付。「事情不應該這樣的。沒人事先跟我們打招呼。到底怎麼回事?那傢伙怎麼反弄得我滿身是血,而且怎麼大叫個不停?」喬希·克魯茲,其訪談收基姆·威倫森,《一場惡戰:越南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87),頁61。另見戴爾·班茲及「納爾遜」,受訪於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5及19。    
    還有比這更糟的。沉溺於幻想甚至會搭上性命。戰地工程師、「燈泡」哈羅德·布賴恩特清楚地記得,有個諢名「俄州人」的戰士,就有典型的「約翰·韋恩綜合症」。沒上戰場呢,他就已經迫不及待了。初次交戰,他所在的部隊被敵軍火力壓制,無法前進。「俄州人」可好,想「充當約翰·韋恩一樣的英雄」,他想迎著機槍往前衝,可一挺身就被撂倒了。哈羅德·布賴恩特,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5。可見,電影情節既能讓人盡興,也會讓人送命。    
    在離前線尚有幾英里的訓練營,士兵們會琢磨,「想像和實際的距離到底有多大?我們日復一日,在蘇塞克斯的丘陵地帶演習……可這和塹壕戰有多少不同呢?」G.科布,《從戎》(倫敦,1916),頁4。沒有真刀真槍演練過的新兵你問我、我問他,都想知道「刀刺別人身體」到底是什麼感覺,並發誓(一戰時有個得州士兵也這麼說過)能肉搏自己正求之不得,哪怕手中只有把袖珍折刀,只要一聲號令,也願意上陣衝鋒。G.科布,《從戎》(倫敦,1916),頁5及約翰·愛德華滋(編),「瓊斯中士上戰場:美軍炮兵日記片段,1918」,《陸軍國防季刊》,104卷1期(1973年10月號),頁62—63,1918年10月4日條。阿爾弗雷德·E.布蘭德在1916年1月30日寫了封長長的家信,描述自己對上陣殺敵的渴望,嚮往「那即將到來的時刻——和德國佬真刀真槍干一仗。那多帶勁兒!殺他幾個才過癮呢。」阿爾弗雷德·布蘭德上尉,「與妻書」,1916年1月3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像他這樣的士兵不在少數。當被人問起參軍緣由時,答案無一例外是:「殺人」。無名越戰老兵,受訪於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17。在羅伊·R.格林克和約翰·P.斯皮格爾合著的《千鈞重擔》中,受訪的飛行員也談到,在出國前會「像河狸般躁動不安」。他們出戰欲都很強,以至有人得知自己無法登機時,都不禁流下了眼淚。對戰爭如此嚮往,實在是因為他們不清楚真實情況到底怎樣。「很少有士兵知道具體的戰鬥情形,」格林克和斯皮格爾接著寫道:    
    他們滿腦子都是好萊塢渲染的浪漫情景,還模模糊糊想當回英雄,得勳帶,拿獎章。    
    即使有人告以實情,「他們還不信」。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4。其求戰慾望之強,甚至在沒打仗時就已表現得像在交火一樣。每次「上天」,都像「要與敵機過招」。所以實飛時橫衝直撞,在跑道上機位太緊,做特技時又離地太近。(據有人觀察)這是因為他們「有意炫技」。或者說,他們不過想看看「自己駕機水平到底有多高」。T.帕特森,《戰爭、作業中的精神面貌:軍隊管理新法》(倫敦,1955),頁88—89。直到實際打起來,他們才「如夢初醒,接受殘酷的現實」。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士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332。    
    初次「見血」前本不該如此折騰,而應代之以更切近實際的思考。下文將要提到的二戰著名飛行員理查德·希拉裡就說自己第一次上機實戰時,心裡「空蕩蕩的,沒譜」。「一下子,」他還說:    
    時間好像不走了。我茫然地看著前面,知道自己就要開殺戒了……雖然知道想也沒用,可還是在琢磨,這個將要死於我手的人會長什麼樣。他年輕嗎,是胖是瘦?死時會念叨他們「元首」的名字嗎,還是會獨自離世,在最後一刻仍不忘自己是個男人?空軍理查德·希拉裡上尉,引自加文·萊爾(編),《空戰文選1939—1945:切身體驗》(倫敦,1968),頁43—44。另見塞姆·格拉休,受訪於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118。    
    不論是希拉裡還是其他人,都無法知曉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戰爭無疑給了他們一個機會:好讓他們除了空想,還能增生更加狂熱的激情。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8

    快意的殺戮    
    想像中的暴虐之樂,實戰中有否減損?多數人會告訴你,「沒有。」在對三次戰爭的描寫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讀到士兵無論男女,都快意於屠戮。本書中有無數事例可以證明,像下面的一戰小兵那樣既怕生又敏感的,決非孤例。當他第一次刺中德國兵,「那種極大的滿足感……心中狂喜難抑」。陸軍威爾弗雷德·科爾耶上尉,「回憶錄」,無頁碼,第5部分,第18章(標為第2章,卻放在17、19章之間),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誠然,這不是科爾耶的感受:他在說自己的戰友。同樣是在一戰,陸軍少尉F.R.達羅也覺得刀挑普魯士人是件「美妙的事」。陸軍F.達羅少尉的信,收《前線來信:(加拿大商業)銀行官員在一戰中所起作用之記錄,卷一》(多倫多,1920),頁241。「殺戮讓人噁心,卻也振奮人」,一名新西蘭工兵這麼形容那「無法言喻的快感」。「澳新軍團」,《澳新身影:一新西蘭工兵日記選段》(倫敦,1916),頁121,1915年4月28日條。將軍如能讓手下的士兵保持「殺戮的快感」,就會受到表彰,哪怕這意味著連巡夜的士兵也要配備帶刺的短棒以威嚇德國佬。陸軍尼爾·蒂特萊中校,《法國境內的野戰炮》(倫敦,1922),頁35,「致父書」,1916年1月9日。用亨利·德芒的話來說就是:    
    我原以為自己不會以殺戮為快事,直到有一天因為負責迫擊炮,得以掌控可能是現代戰事中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那天……我指揮著一枚炮彈打中敵營,眼見著屍體甚至屍塊飛上天,聽見傷員、逃兵絕望的哀嚎。說真心話,那是我平生最快樂的時刻。    
    他承認自己曾「欣喜地」大叫,「高興得連眼淚都快下來了」。「有什麼」(他問)可以「與這狂喜的時刻並提?難道科學研究給人的滿足,抑或一場成功的公共活動,或權力,或愛情,能讓人如此愉悅?」亨利·德芒,《再造心靈:一個士兵對戰爭和重建的見解》(倫敦,1920),頁198—199。    
    五十多年後,駐越部隊的士兵也嘗到了同樣的興奮。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樣,菲利普·卡普托也承認自己在被別人問到沙場感受時從沒說過真話,因為那樣會被人歸為「好戰」。卡普托說,上陣殺敵讓他「無比幸福」。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81。類似地,澳大利亞軍官加裡·麥凱雖年方弱冠,卻已殺人無數。儘管如此,他還是清楚地記得實際見到子彈擊中敵人時的激動。「子彈中的時的力道」甚至讓他心存「敬畏」。加裡·麥凱,《在好兵連:一個人的越戰》(悉尼,1987),頁162。或見勞夫蒂·拉吉,《一個人的朝戰》(北漢普頓郡,1988),頁53。越戰期間,曾有士兵一時發狂,連殺敵軍數人,事後他憶起當時的歡欣:「如有神助……沒人敢動我。」無名越戰老兵,引自喬納森·謝,《越戰泥潭: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84。朝鮮戰爭的例子,見安迪·巴爾,其訪談見魯迪·托默迪,《沒有號角,也沒有戰鼓:朝鮮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3),頁72。詹姆士·希布朗是海軍陸戰隊裡的偵察兵兼狙擊手,他也覺得打起仗來似乎有無窮的氣力:    
    那種可以操控生死的感覺,沿著槍管望去,瞄準一個人,心裡念叨,「好,就你了。」感覺歸感覺,實際做又是另一碼事。你未必會覺得難受;相反,你會很驕傲,特別是一對一,對手也有機會的時候。兩人不過扔一個帽子的距離。這就是「獵人」的樂趣。詹姆斯·希布朗,其訪談收艾爾·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名越戰老兵口述實錄》(紐約,1981),頁98—99。    
    殺人是危險的,所以才讓人「神馳」。邁克爾·黑爾,《戰地直擊》(倫敦,1978),頁199。就好像「第一次性交」,「是有痛感的」,然而在男兵看來,「那痛感或可與性高潮媲美」。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68(還有頁ⅩⅢ及ⅩⅤ)及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紐約,1962),頁197。用一名黑人穆斯林海軍陸戰隊員的話說,就是「我喜歡射殺。看到越南人中彈,我豈止激動,簡直連性衝動都被撩撥起來了」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1。或見理查德·博伊爾,《龍之精華:美國陸軍越南折翅記》(舊金山,1972),頁70及阿瑟·布朗,受訪於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132。。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9

    半自傳材料吐露的情況也差不多。比如詹姆斯·瓊斯的《慘淡的紅標線》(1962)裡就有交代。多爾殺死了平生第一個日本兵。這樣的「殺戮」讓他興奮,部分是因為能精準地撂倒「黃種、矮小、齷齪的日本雜種」使他很得意。在他看來,這就跟「初次性交」一樣。更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多爾的快樂竟是建立在罪感之上。他已經犯下了大罪——他以為甚至壞過強姦——可殺人最吸引他的正在這裡。他自覺可以免受任何外來勢力的規約,沒有人可以因此懲罰他。不誇張地說,他殺人沒人敢盤問。一念及此,他就想笑:那種感覺「既無聊又刻毒,有點卑鄙,卻頗能滿足人的虛榮心」。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紐約,1962),頁197—198(另見頁300,356及438)。凡人,在逾越最高道德戒律時總會感到莫大的愉快。    
    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飛行員較他人更易嗜殺成性。在《翅翼之戰:空中絕殺》(1918)中,空軍少校威廉·艾弗裡·畢曉普認為,拿德國人練槍法「實在有趣」,因為他「愛」看德國兵抱頭鼠竄的樣子。空軍威廉·畢曉普少校,《翅翼之戰:空中絕殺》(倫敦,1918),頁9。連飛行員手下的機械工也狐假虎威,誇耀「自己」主人如何「擊中德國佬」而別人的主子卻不能夠。詹姆斯·麥卡登,《怒飛》,1918年首版(倫敦,1930),頁171。二戰中,「鮑勃」說自己曾因擊落一架德軍飛機而「洋洋得意」,主要是因為這說明其「技術」有所精進。「生活還不算太糟,」他回想到。「鮑勃」,其訪談收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駕駛戰機的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84。凡是飛行員都會承認,殺了人後「感覺會好很多」,而且大家會「互相拍打,算作鼓勵,再大叫幾聲,以示高興」。見K.穆爾、亞歷克·吉布的訪談,收空軍海克特·伯萊索少校,「兩個人在二十二分鐘」,收《滑流:英國皇家空軍文選》(倫敦,1946),頁10—11。德機駕駛員非死即傷,機艙後座滿是血污,讓人看著就「悲從中來,不免憎惡」,但「當時那股興奮勁」沒有飛行員能否認。海克特·伯萊索,《戰事記錄:一空軍飛行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54,署名「約翰」的飛行員信件,1940年(不確)4月10日。上天後那種威權在握的感覺特別好,一名人稱「杜蕾斯」的飛行員證實說。他很認真地說:    
    我開了火,子彈的呼嘯聲蓋過了發動機的聲音。這跟陸軍普通的維克茲式機槍可不同。動靜要小很多!要是這八架勃朗寧一齊開火——呵,那氣派!那煙衝著座艙就來了,準保嚇你一跳。噴氣式戰機駕駛員,人稱「迪約雷克斯」,受訪於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駕駛戰機的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41。或見空軍D.克魯克上尉,《噴氣式戰機駕駛員》(倫敦,1942),頁28—29及肯尼思·海明威,《飛臨緬甸》(倫敦,1944),頁68—69。    
    敘 說 故 事    
    姑且不論士兵是否願意坦承對殺戮的喜好,他們還是男人,這種身份由他們殺死的敵軍數目的增多而強化。殺的人多,別的部隊會嫉妒:「大家在比賽看誰殺人多」,1966年時駐在(越南)龍潭的美軍上等兵菲爾·布蒂希克承認道。菲爾·布蒂希克,其訪談收加裡·麥凱,《越南片斷:澳大利亞士兵口述戰史》(新南威爾士,1992),頁99。另見無名老兵,其訪談收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6。同是駐在越南的美軍和澳軍間的競爭就很激烈:曾有美兵譏笑列兵彼得·蓋茨的部隊殺敵不力,他在寄往澳大利亞的家信中就承認「這讓我們有點難堪……很難說服美國佬,我們是世上自有罐裝啤酒以來最好的隊伍」。列兵彼得·蓋茨,「家書」,1967年7月31日,頁3,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只有『大開殺戒』時才會有好心情」,駐越美兵安德魯·特雷弗裡在給他未婚妻的信中寫道。安德魯·特雷弗裡,「與未婚妻書」,落款1969年5月1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對「殺敵人數」如此看重,人都以為是到越戰才有的事。但這顯然也是兩次世界大戰中許多戰士的心聲。在許多情況下得虛報數字,就像下面這首短歌所暗示的。作者是英國軍功十字勳章獲得者、陸軍少校B.W.邦德:    
    我們殺敵少也有二十,    
    那會剛到干谷,    
    等實際清點屍體    
    所得僅只一具。引自陸軍H.朱厄戴恩中校,《別動生涯》(牛津,1934),頁246。或見T.培根,「侄兒拉爾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爾斯·巴林坦爵士與內弟培根先生書信集」,拉爾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海軍少將道格拉斯·布朗裡格爵士,《海軍戰時信件檢查員之洩密行為》(倫敦,1920),頁188;亨利·科特尼,「書信集」,序號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學圖書館科特尼藏書;陸軍傑弗裡·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219—220;陸軍E.丹聶爾少校,「致母書」,1914年12月26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紐約,1962),頁300;陸軍羅蘭·歐文中尉,「家書集」,致父母書,1914年9月3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10

    當時的虛報人數,已被廣為承認。陸軍中尉羅蘭·H.歐文在1914年10月13日給父母的信中以沒有「趣事」相告為憾,實在是因為「誰都不可能所有東西都看到,確實知道的就更少了」。要想知道慘事,他接著說,得去問英國兵。比如有個士兵給他描摹了一樁近事,而事情發生時他是在場的,也就知道那人是在信口開河。陸軍羅蘭·歐文中尉,「家書集」, 1914年10月13日致父母書,頁4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當時的紀念品交換也很紅火,二線士兵都希望換些鋼盔、刺刀、步槍之類,好帶回去向愛人炫耀,以證明自己並沒有信口開河。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120及托拜厄斯·沃爾弗,《軍旅險惡:戰敗記》(倫敦,1994),頁15—16。    
    虛報數字的風氣尤以空軍為盛,這是因為飛行員的地位與其擊落的敵機數直接相關(實際上,敵機被擊毀的很少)。一戰的王牌飛行員、空軍上尉艾伯特·保爾便曾向父母保證,休假回來一定告訴他們很多「奇聞趣事」,當然他也承認,在回來前,那些故事很可能會「變得更充實、豐滿些」。R.吉爾南,《空軍上尉艾伯特·保爾》(倫敦,1933),頁45。二戰中,英國皇家空軍某基地的夜間飛行員雖從沒見過空戰,卻一直把它掛在嘴邊。有名飛行員曾評論說,「在時速400公里時掉頭,你根本看不見吊艙,更別提後面還有架德國飛機盯住你的屁股不放了,」可這位夜間飛行員從沒打過仗:日間戰鬥中隊(他們倒是常有戰鬥任務)怎麼說他就怎麼說,也不管實際情形是怎樣。T.帕特森,《戰爭、作業中的精神面貌:軍隊管理新法》(倫敦,1955),頁88。    
    如此誇張地描述殺傷,與講故事無異。之所以有「吹噓殺人」的衝動,是因為百姓愛聽。一個有趣的例證是引言中提到的威廉·威利斯1917年5月4日寫給盧特勒爾小姐的一封信。威利斯知道,他的女通信人對打鬥有自己的浮想,自己只有投其所好。他承認想把信寫得「有趣些」,可也沒有人可以指他說謊:「我寫的都是實情。」這封信時而咋咋呼呼,時而平淡無奇,言語間的敏感還有悖常情。15000名德國兵衝了過來,他們人多勢眾,我們只有幾百人,卻打退了這幫人,他們因此損失慘重。我們殺呀殺,直到膩煩了這滿眼的鮮血、屍體才住手。我一路殺來,已經記不得確切的數字了。上面讓我們排往上衝,我們與敵人狹路相逢。他們果然和傳言中的一樣,非跑即降。這麼多人沒法生擒,只有統統殺光。平日學的拼刺刀,這會兒終於派上用場了。你想,我們就32個人,面對300來號敵人,卻如此英勇,並制服了他們,難道不該引以為傲?本書收錄的許多戰場見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都可以在這封信中見到:比如逆境中取勝、對手全無鬥志、殺人成百上千、引殺戮為豪等。殺了這麼多俘虜,威利斯在敘述時絲毫沒有顧忌(而且他似乎認為盧特勒爾小姐也不會有什麼不安)。但與書中許多其他敘述不一樣,他在無意中與所說的事保持了一定距離——在提到刺刀時,他避免提及「我」或「我們」,而是選擇了「無主句」。威廉·威利斯,「致盧特勒爾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這裡指拉尼庫爾特一役。    
    威利斯之急於講故事和盧特勒爾小姐之樂於聽故事,不只是他們個人的衝動。如果見面時就被問到,「你殺了多少德國人?」有些人會反駁,「能保全性命就不錯了,哪還敢說什麼殺敵?」錫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軍團在1914—1916」,頁4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可另有些人則樂於編故事,哪怕實有其事,也非得把死裡逃生說成威風八面不可。因為要是拒絕作答,別人不免懷疑你的身份和能力。無名士兵訪談,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395。很少有父親、丈夫或小伙可以抵住這種誘惑,不往強悍的戰士形象上去靠的。    
    另有一些人,像越戰時的傑克·斯特拉漢,情感日豐,直至作起詩來,讚頌毀滅之「美」,寫「夏夜星空寫意的色調」,還有「律動的爆炸/在夜空中勁舞」。在斯特拉漢眼中,弧光約翰·凱倫,《有槍有車:炮兵部隊隨軍牧師的一天》(倫敦,1918),頁21;勞夫蒂·拉吉,《一個人的朝戰》(北漢普頓郡,1988),頁52;威廉·梅裡特,《河水回流的時候》(雅典,1989),頁142。    
    比地震還要讓人振奮,當你    
    被這可憎的衝擊波撞上,只有笑,    
    方才意識到打仗還能這麼有趣。傑克·斯特拉漢,「一道弧光」,收傑克·斯特拉漢、彼得·霍倫貝克、R.巴思,《越南文選:均衡視角》(費城,1985),頁16。另見詹姆斯·伊斯曼、沃爾特·哈納克、勞倫斯·帕澤克(編),《王牌駕駛員與空戰大捷:美國空軍征戰南亞1965—1973》(華盛頓特區,1978),頁66。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11

    威廉·E.梅裡特在《河水回流的時候》(1989)中抱怨,以前沒人告訴他戰爭有如此畫意,尤其是爆炸時聲光輝映,甚至值得買票去看,「就像電影」。威廉·梅裡特,《河水回流的時候》(雅典,1989),頁102—103。也常有人以詩的語言談論海戰。1942年時,諾曼·漢普森正在英國皇家海軍艦艇「康乃馨號」上服役。他沉迷於船體之「修長、靈巧」,試圖以詩來抒發自己的感情:    
    請原諒如果所有潔淨的和美好的    
    五彩華章和亙古就有的浩瀚    
    間或會憑妖嬈的歌聲把我們征服,    
    使我們全然忘卻胸中殺念。    
    經由平日裡反倒拘謹的嘉年華會    
    死亡的汗液冰涼似露水墜下;    
    連腳下灰頭土臉用於殺戮的器械    
    也一身端莊駛向未來的希望。諾曼·漢普森,「輕型護衛艦」,收布賴恩·加登納,《暴雨:二戰詩人1939—1945》(倫敦,1966),頁117。    
    搜羅戰利品    
    正如布洛伊勒斯在本章開篇所說,在整套戰爭程式中不乏狂歡的情緒。幽默可以是語言上的冷嘲熱諷:澳大利亞籍轟炸機駕駛員艾爾·平奇茲就記得美軍調度員在告訴他轟炸目標並要求他將之「炸到灰飛煙滅」,接著說「此去愉快」時其中包含的諷意。艾爾·平奇茲,其訪談收加裡·麥凱,《越南斷片:澳大利亞士兵口述戰史》(新南威爾士,1992),頁169。殺人本身就好比一次狂歡:戰鬥的裝備、臉上的油彩,還有老調重彈的「獸性大發」等,都好似歡宴上的面具:這樣才能既顛覆人間的道德秩序,又自視無辜,而且還能在顛覆之餘忠於這人心的秩序。拿屍體取樂,歷次戰爭都不乏例子。據隨軍牧師威廉·愛德華·特魯裡回憶:一戰時,士兵們給死屍梳頭,和屍骨握手,向斷臂敬煙,幹什麼的都有。威廉·特魯裡教士,《隨軍記——尼羅河、索姆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個牧師的一戰回憶》(都柏林,1968),頁101。在布干維爾島(1944),澳大利亞步兵約翰·亨利·尤恩記起叔父在一戰時曾支起具死屍,並把狗吃的餅乾塞到那人嘴裡。尤恩也學他叔父的模樣,讓一具日軍屍體端坐在路標下,手指著路,抓了簇乾草算作頭髮,頭上還扣著個鋼盔。那屍體「看上去挺精神」,尤恩看著自己的作品說,甚至懊悔自己沒帶相機。約翰·尤恩中士,「會戰布干維爾島」,卷一,1944,頁68,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類似的,越戰中,有的屍體被大卸八塊、隨意擺弄,還有的被戴上了臂章(或任何可以表明身份的證件)。瓊·奧普林格,《一個步槍排長的越南山地回憶》(北卡羅來納,1993),頁169;哈羅德·布賴恩特、小阿瑟·伍德利,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6及251。「一幫地獄客」,有的士兵在給戰友拍照時說,手裡的傻瓜相機記錄下了在屍體前搔首弄姿的勝利者形象。無名越戰老兵,受訪於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49;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67;丹尼斯·吉欽,《征戰寶瓶宮:一美國步兵越戰期間柬埔寨邊境戰記》(北卡羅來納,1994),頁17;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13;基姆·威倫森,《一場惡戰:越南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87),頁63。對死屍肆意褻瀆,喧鬧中盡顯拉伯雷式的粗野。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紐約,1962),頁71及埃德·特雷拉托勒,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99—100。最昭著者,莫過影片《野戰排》(1986),在片中宴會上,請的貴賓卻是敵屍。拿死人開這種不經的玩笑,實際把自己也扯了進去,成了嘲弄的對象,讓人啼笑皆非。在其《戰事無情: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權力問題》(倫敦,1986),頁66中,約翰·道爾只對了一半,他寫到「真是不可思議……竟有把德、意士兵的齒、耳、顱骨取來,放到英美國家展出而公眾不憤怒的;從中可見「太平洋」戰爭種族歧視之一斑。」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12

    之所以有如此荒唐舉動,蓋因人在殺人時都喜歡「逞能」。從敵屍上掠點東西作為紀念,即是一端。此種行徑無處不有,雖然其可怖程度要因死者的國籍(對日本人,還有朝鮮、越南等亞洲人要比對德國人狠)、下手機會(二戰的太平洋戰區和越戰的巡邏兵要比一戰壕塹中的大軍有更多的機會)和不同的敘事傳統(美國大兵愛談「剝下敵人的頭皮」,「就像印第安人所為」)而異。除此而外,三次大戰無甚差別。一戰時,人多以紐扣、肩章、短笛、獎牌、頭盔和刺刀上的流蘇為紀念品。陸軍D.安德魯斯上尉,「日記」,1915年9月25日條,(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2021;托馬斯·博文登,「瑣憶」,頁2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阿爾弗雷德·邦迪,「戰地日記」,1916年10月25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愛德華·查普曼,「法國來信」,致姊希爾達書,1916年10月9日及11月2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喬治·科帕德,《扛著機槍去康佈雷》(倫敦,1980),頁88—89;傑拉爾德·丹尼斯,「廚子的珍饈(1916—1918)」,頁4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錫德尼·洛克伍德,「一戰憶舊1914—1918」,頁5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錫德尼·羅傑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諾裡奇,1988),頁57;陸軍O.泰勒少校,「曾經迫擊炮兵記事」,(年代不確)1月21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隊的日子》(多倫多,1915),頁63。連年輕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也以一塊血跡斑斑的手帕贈與弟弟,那是從一名德軍飛行員的口袋中搜羅到的。威爾弗雷德·歐文致科林·歐文信,1917年4月9日,收哈羅德·歐文、約翰·貝爾(編),《威爾弗雷德·歐文書信集》(倫敦,1961),頁451。他要後者把手帕保存好,回來好給他。相比之下,愛德華·格洛弗在無人區遊蕩,敲下死去的德軍牙齒時遇見的專取敵人耳朵和牙齒的推銷員,甚至可算無傷大雅。愛德華·格洛弗,《戰爭,施虐狂及和平主義:隨筆三篇》(倫敦,1933),頁17。    
    1939年的戰爭記事中,有關取人屍塊的描寫更加惹眼,至少人們更能接受此類敘述了。在太平洋戰區,日本女人在被殺害(或俘虜)後,甚至會被割下乳房。比爾·斯蒂文斯、埃迪·羅賓遜訪談錄,收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78及113—114及無名黑人穆斯林海軍陸戰隊員,其訪談收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0。時在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服役的「大錘」尤金·B.斯萊吉便曾親見。初上戰場的斯萊吉是個堅定的基督徒,戰爭間隙還時常禱告。可他也有過取人屍塊的念頭。在80年代初接受訪問時,他談到了自己第一次見人從屍體身上取戰利品,那是在太平洋上的珀萊琉島。第一次見到戰友拖著日本傷兵滿世界跑要賞金,好像地上的不是人而是「畜生」時,他很震驚,可也承認「沒多久就習慣了」。他介紹戰友是如何拔金牙的:把刀尖抵在死人的牙齒後面,敲一下刀柄,牙就鬆了。這種行為他認為還算好開脫,他特別提到,太平洋的戰事才稱得上「野蠻」:其時毫無憐憫可言,勝者既不給予,敗者也就無從得到。死亡、疲憊和壓力,徹底消解了「文明的虛飾」。尤金·斯萊吉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61—62。另見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64,118及120。拿人作戰利品的做法在朝戰和越戰中一發而不可收,耳、齒、指是勝利者的最愛,可當時也不乏連頭顱、陰莖、手、趾也一併擄走的報道。幾乎所有關於越戰的日記、書信或自傳都有這方面的例子。    
    戰士們為什麼要集取駭人的紀念品?有的雖值些錢(比如金牙),喬治·科帕德,《扛著機槍去康佈雷》(倫敦,1980),頁88;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戰爭日記1942—1945》(波士頓,1963),頁192,1944年7月18日條;休·芒羅中尉,「日記」,1915年5月23日條,頁1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可也不值得如此費力,甚至要擔風險。原來,這些東西可表明他們確曾上過火線,並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一戰時,喬治·科帕德就承認因一種「食屍鬼式的好奇」而起而搜奪戰利品。他回憶說德國兵的尖頂頭盔,就是帶短刺的那種,尤為搶手。「休假時,只稍稍展示就好像它原來主人就是你親手所殺」。喬治·科帕德,《扛著機槍去康佈雷》(倫敦,1980),頁73及90。或見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戰爭日記1942—1945》(波士頓,1963),頁192,1944年7月18日條。在越南,「燈泡」哈羅德·布賴恩特證實說會有人割下敵人的耳朵,「以表明自己確實殺過敵。還會給自己的槍加幾個槽口」。哈羅德·布賴恩特,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6。這樣,沒參戰卻趕在疲憊不堪的戰士前把戰場洗劫一空的人,引來後者的忿恨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士賈維,引自喬治·亨特,《珊瑚正高》(紐約,1946),頁62。    
    戰利品可以給士兵帶來很大的威權。傘兵小阿瑟·E.「吉恩」·伍德利就集了約14只耳朵和手指,並用繩串在脖子上。在營地,憑著這副打扮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13

    可以白拿毒品、酒,玩女人,你殺過那麼多人,沒人敢向你要錢。人都以為你嗜殺成性。這些東西好像在說你特能打,特男人。小阿瑟·伍德利,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51。另見艾倫·坎登,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    
    拉裡·海納門的《帕科的故事》(1987)表達的也是同一個意思。書中,美國陸軍一等兵伊萊賈·瑞恩特裡·喬治·華盛頓·卡弗·瓊斯(暱稱「瓊奇」)便集了39副人耳,拿了截黑金屬絲串起來,像花冠似的圍在鋼盔上。戴著這令人生懼的飾物,他進了在越南富克盧克的營地。作者接著寫到:    
    可惜啊,你沒看見後方那幫混賬「家貓」貼牆站著、兩眼暴突、肌肉蜷縮、抽吸冷氣的樣子……瓊奇一路勁舞,左衝右撞地就進去了——邊脫衣服邊扭著搖擺舞,和著音樂,昂首闊步,左瞅右視,打著響指——他熟稔地撥弄著項鏈,搖來晃去,叮噹作響(要是耳環也能響的話……),這麼擺弄著,好像啦啦隊長手中的絲球。    
    戰鬥連的所有人(當然是倖存下來的)見此一陣爆笑。拉裡·海納門,《帕科的故事》(倫敦,1987),頁8。這倒符合夏爾·波德萊爾在《笑的元素》(1855)中提出的「笑的原初律」,即「憤怒……和磨難……的恆久迸發」——對「家貓」的仇恨,沒有他們一聲令下,自己也不會身心遭此痛苦。「發笑者的唇有被撕裂、炙烤的感覺,所笑的實在是自己的罪孽,連上帝也不會寬宥。」夏爾·波德萊爾,「笑的元素,或縱論造型藝術的喜劇性」,1855年發表,收波德萊爾,《當代生活的畫家諸篇》,喬納森·梅恩譯(倫敦,1964),頁153。    
    我們不妨這樣看,在搜尋戰利品的過程中,當事者可在「他者」之死與善待己身間建立起聯繫。果真如此,這人耳串成的項鏈甚至可看作「愛的念珠」。邁克爾·黑爾,《戰地直擊》(倫敦,1978),頁161。有的士兵還會留下東西,比如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屍體上面,或是把寫有自己部隊番號的卡片塞在失去了生命的手裡:這種做法也很重要。阿倫·賴特,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227及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6及46。每具屍體都有了普世意義,對死亡的恐懼也因之減弱。留放物品的方式,使被殺的敵兵「與生者同一」了。這在詹姆士·J.法伊1944年11月27日的日記中可得到證明,其時日軍的自殺飛機剛剛光臨過:    
    艦上到處是日本飛機的殘骸。一波襲擊暫息,我們的人趕緊搜尋可資紀念的物件,這些東西別的地方可沒處找。我撿了塊飛機殘片。甲板上離炮座不遠的地方滿是日軍飛機員的血、內臟、腦漿、舌頭、頭皮、心臟、手臂。有個海軍陸戰隊員斬斷摔死了的日本飛行員的手指,取下了上面的戒指……另一傢伙拿了塊日本人的頭皮,就好像剛從動物身上剝下來似的。頭髮是黑的,剪得很短,皮膚是黃的,是日本人的沒錯。在我看來年紀應不大。我拾起一個裝餡餅的罐頭,其上有截舌頭。那上面飛行員的牙印很深。舌頭看上去很長、很大,部分扁桃體和咽喉好像也連在上面。它看來跟肉鋪裡賣的東西並沒有什麼兩樣。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戰爭日記1942—1945》(波士頓,1963),頁231,1944年11月27日條。    
    在法伊看來,這些日本人的屍首既陌生(指膚色,舌頭竟像動物的),又不可謂不熟悉(人很年輕,還戴著戒指)。    
    從政治層面看,這些搜羅、慶祝的程式很重要,因為這樣士兵才好解決「給錯劇本」的問題。殺人後的狂歡不必排斥法制;相反,它應是士兵堅拒極端暴力的重申。如果能從違法行為中得到樂趣,那正是因為法律尚有人尊重。套用米海爾·巴赫京的話,從取身體上戰利品是「業經許可的違法行為」米海爾·巴赫京,《拉伯雷和他的世界》,H.伊斯沃爾斯基譯(印第安納,1985)。:嚴格說來,軍方(比如像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樣的軍官)是反對碎屍取樂的,但實際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認為要想「維持戰鬥力」,這種胡鬧是必須的。儘管當局威脅,裹帶敵人屍塊一經發現,嚴懲不貸,相關談論,見保羅·法瑟爾,《理智與戰時行為》(牛津,1989),頁117。另見「進攻擬議方案」,皇家沃裡克軍團一營指揮官起草,1918年6月24日,收P.史密斯中士,《文書集》,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違規者很少遭受訓斥。甚至,還有軍官鼓勵下屬拿戰利品。軍官候補生伊恩·拉申曾在1917年記到,其刺刀教練曾嘲笑收集德軍紐扣的做法,並叫囂:「像耳朵這樣的東西才是你們該要的!」軍官候補生伊恩·拉申,「刺刀魂」,收《胖子》(劍橋,1917),頁43。下面這名黑人穆斯林海軍陸戰隊員在越南服役時戴過人耳串成的飾物,用他的話說就是:    
    


第一部分:戰爭歡愉戰爭歡愉 14

    我們把他們耳朵割下來,作為我們的戰利品。誰割下的耳朵成串了,殺人一定就多,他就是標兵。那會兒,上面鼓勵我們割耳朵,割鼻子,割敵人的陰莖。要是女的,就割乳房。我們這麼做有人在背後鼓勵。上峰要我們這麼做,不然就說我們有毛病。 無名黑人穆斯林海軍陸戰隊員的訪談,收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0。另見彼德·福瑟爾,其訪談見菲利普·巴爾伯尼,「美萊並非孤立事件:每個越戰老兵都知道的事實」,《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頁13。    
    當時,這被普遍視為有戰鬥力的表現。一笑了之不僅使暴行成為可能,還助長了這種行為。    
    幻想與經驗雖交織纏繞,卻並非不可分。對死去了的士兵來說,心靈的想像與肉體的存在根本脫節,自不必說。但就殺人這一行為而言,兩者就不好分了,而且道德上的生存正要求其不可分。理想可能幻滅,但那是因為你走錯了攝影棚,不熟悉劇本,而不是因為你拒絕出演,不願說過火的台詞。戰場上的士兵(像有名越戰老兵那樣)叫出「好傢伙,這可不是拍戲」,實際上是想說「這齣戲我可沒見過」。T.凱利,其訪談收奧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鐵馬——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口述實錄》(堪薩斯,1992),頁267。就著戰場上極端暴力的場景,士兵們就可以編織出一個個故事來,這樣他們自己的戲份也會更有趣些,這都很尋常。著力強調戰爭之美——凝固汽油彈爆炸時的顏色、鋼製品金屬的光澤、坦克給人的孕婦的聯想等等——注意力就不會只限於焚屍的惡臭、難愈的傷口、碎屍的凶殘。從大量戰爭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汲取的歡儀和想像,使士兵們得以把自己重塑成英雄的模樣。恐懼、焦慮、疼痛:這些在他們再熟悉不過了。但激動、歡欣和滿足也同等重要,而且先就要想像自己已然手起刀落,殺人無數了。第二章武士迷思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

    叫我如何能生活在這幫溫良和婉    
    或將過氣的英雄中,而不哭泣?    
    說是獨角獸倒也合適。他們正淡入兩大傳奇    
    只有在那裡,愚笨和騎士的一套才有人捧場;    
    傻子和所謂的英雄反倒能獲得永生。    
    基思·道格拉斯,「運動者」,1943基思·道格拉斯,「運動者」,寫於1943年,收道格拉斯,《詩全集》,泰德·休斯輯(牛津,1987),頁110。    
    艾恩·盧埃林·艾德裡斯(一戰澳大利亞武裝部隊騎兵)、理查德·希拉裡(二戰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和戴夫·納爾遜(越戰美軍狙擊手)都以「武士」自居。儘管少有共同點,他們對往事的梳理和解讀卻凸顯了三種不同的戰爭迷思。    
    1914年加入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從列兵做起的艾恩·盧埃林·艾德裡斯(朋友都叫他「傑克」)個子不高,皮膚粗糙。他從沒獲得提升,也沒得過任何獎章。在加利波利〔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島東北部港市,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伊斯坦布爾的門戶,1915年英法澳新聯軍通過這裡進攻奧斯曼帝國,雙方均死傷慘重——譯注〕時,他曾負過傷,目睹了盟軍對比爾謝巴〔以色列中部城市,位於耶路撒冷西南——譯注〕的圍攻,也曾參加了在加沙的戰鬥。他於1918年退役,此前已三負重傷。戰後經年,他包裝了自己的步兵和狙擊手經歷,使之成為澳大利亞家喻戶曉的武士神話。    
    從艾德裡斯的早年家教看不出他日後會成為作家。1889年他生在悉尼,由父親帶大(他幼時母親就去世了),童年在維多利亞州的斷山地區度過。祖輩是威爾士人,早年父親就常跟他講亞瑟王和歐文·都鐸的傳奇故事。他14歲離家,入伍前做過一系列營生,給礦石化驗師當過助手,出過海,在牧場當過幫工,又販過牛,做過伐木工,挖過貓眼石,也曾靠獵殺野牛過活,此外還勘過礦,潛水采過珍珠等。隨後爆發的一戰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負傷返回澳大利亞時,他便立志要當一名作家。他的第一本書於1927年面世,到1979年去世時共出版了48本著作。他有很多書探討「勇士」的問題。其中第一本名為《沙漠縱隊》(1932),是由他一戰期間翔實的日記鋪衍而成的。1942年2月,日軍轟炸了達爾文,艾德裡斯即呼籲讀者拿起武器,準備日本的入侵。1942年到1943年間,他又寫作了《射殺》、《冷槍》、《伏擊日本佬》、《游擊戰術》、《臨死》和《偵察》等書。其中《冷槍》一書直到現在還被在新南威爾士的辛格爾坦陸軍營用作新兵的訓練教程。    
    在書中,艾德裡斯著力稱頌兩件事:拼刺刀和打冷槍。有時他也把兩者聯繫起來談,比如他在《每日電訊畫報》(1929)的一篇文章中便寫到自己一次先瞄準了一個留著八字須的土耳其人,開槍後立刻衝過去,「大吼著,要去刺他,揍他,撲在他身上,甚至把喉管都扯出來」。當然,更多的還是一大群人端著刺刀一齊拚殺,那場面要壯觀得多。在1917年3月14日的日記中,他用駭人的文字記下了這樣的情形:「這是最讓人興奮的時刻」,    
    ——我們一個接一個,躍過仙人掌,迎面等著的是土耳其人的刀尖,六對一。這是近乎瘋狂的殺戮。我們的一個人跳向最近的土耳其兵,拿刀猛刺下去,又跳開,接著又是好幾刀——有的邊跑邊發出厲聲的長叫,有的驚顫於刀鋒相交又是一陣罵——土耳其兵一個踉蹌,喘著粗氣,緊咬牙關,圓睜了雙眼,隨著刺刀見底,只聞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還帶著哭腔。    
    這種方式頗合艾德裡斯的意,打鬥雙方是平等的,又都敬重對方是條好漢。在《臨死》(1942)中,他記述了兩場極為血腥的刺刀戰。其時土耳其士兵一投降,澳新士兵就笑出聲來。土耳其人先是「狂吠」,繼而竟「放聲大笑,而胸口仍氣息未定」,原來澳洲兵也都「氣喘吁吁,把槍往肩上一搭,(向土耳其人)示意大家都是朋友」。「愕然的」土耳其兵任由澳大利亞人握住自己的手。「還有什麼人會這樣做?」艾德裡斯問道,「死戰了一整天……刀鋒就要觸著人了,緊接著卻笑了起來,而那邊心跳到嗓子眼的關口,卻發現命居然保住了。」士兵是嗜殺,甚至殘忍,但雙方武器相當,也彼此敬重。    
    艾德裡斯欽佩的第二種人是狙擊手。他自己就曾是名槍法精準的狙擊手,毫不費勁地把在澳洲內地悄聲潛近野物的本事用於搜捕活人。在他眼中狙擊手才是獨行俠,「隨時準備出手,取敵人首級」。在《冷槍》書後,他附了份半自傳性質的東西,裡面說到自己一次特別精巧的「搜捕行動」,狙擊了一名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島、敘利亞和北非沙漠中遊牧的阿拉伯人——譯注〕。扳機響起,那人應聲倒地。他上前檢視屍體:    
    往下看去,像只墜地的鷹,壓倒了一片大麥;但我沒有悔意,反倒滿心驕傲,在一場公平的戰鬥中我取了這壯漢的性命——我完全有理由驕傲,因為這人既比我年長,又較我強壯,他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視戰鬥為男人的生命,是一種壯麗的運動。一名經年出沒荒原的游擊隊員,熟悉腳下的每一寸土地,卻倒在了一名陌生人的腳下,而他來自一個和平的國度,而且從軍不過只三載!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2

    在這裡,艾德裡斯強調的仍是技術,是格鬥雙方的對等,是身為戰士的無上榮光。正如順著刀鋒滴落的鮮血,兩個死命戰士之間的「貼身近斗」將成為他們最後的救贖。艾恩·艾德裡斯,「生平斷憶」,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藏;《沙漠縱隊:一澳大利亞騎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戰地日記》(悉尼,1932),頁252,1917年3月14日條;「一棵澳洲孤松的悲慘記事」,《每日電訊畫報》,1929年11月12日,頁5;《游擊戰術》(悉尼,1942);《臨死》(悉尼,1942),頁82—83;《我們非打不可嗎?》(悉尼,1939);《冷槍:附專章記錄作者一戰經驗》(悉尼,1942),頁52及97—98;貝弗利·艾利,《艾恩·艾德裡斯傳》(悉尼,1995),頁89。    
    艾德裡斯長於寫作,而理查德·希拉裡的地位更多來自他的戰士身份。二戰中他雖沒獲過勳章,但在23歲去世時,他已是百萬人欽敬的對象、擊落了五架德機(另有三架也大致可以確信被擊落)的王牌飛行員。他的自傳於1942年面世,此後八年間共售出200000本。拉弗特·迪克森曾評論說,從他身上可看出戰時「青年的美麗、勇武和高貴」。阿瑟·凱斯特勒曾為他撰文「一個神話的誕生」,艾裡克·林克勒特也讚譽他「屬於全體國民,是時代的楷模,足以表明我們的復興」。一如一戰中的魯珀特·布魯克,希拉裡也為「他那代人」辯護,不以為他們「缺乏信仰」,同時「用自己的言行」證明「其德行無須外物支撐」。    
    希拉裡的家庭背景對他日後成為英國男人的象徵至關重要。他的出生使他日後或能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也為他贏得了向來懷古、浪漫的英國大眾的喜愛。同艾德裡斯一樣,希拉裡也出生在悉尼,但三歲時就被雙親帶到了英國,在什魯斯伯裡上學,後來進了牛津大學三一學院。生就一雙藍眼睛,鼻子長得「極可笑」,一張大嘴總是嘟著,一副運動員身材,整一個英倫漫畫裡典型的英雄胚子。加入大學空軍中隊不久,他就「蓄起了長髮」。理想幻滅後逐漸倨傲起來,甚至完全以自我為中心。英國宣佈參戰後,人皆認為像他這樣背景和經歷的年輕人應該為國效力:他果然主動請纓,加入了空軍。開始雖不太順,但他最終憑自己的飛行技術贏得了戰友的尊敬;可不久,1940年8月10日發生的事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航向。飛機被擊落後,他在英吉利海峽漂浮了好幾個小時。後終於被人救起,因大面積燒傷在醫院呆了數月,接受痛苦的外科整形手術。可他心靈的創傷至死也未能消除。住院期間,他開始構思自傳《最後的敵人》(1942),在創作過程中又重新拾起了愛國熱情。    
    與艾德裡斯一樣,希拉裡也道出了一種武士神話(在細微處與前者稍有不同)。他把前者筆下白刃戰的血腥換成了空戰中魯莽的榮光和赤裸的品德。在一碧如洗的高空,沒有道德敗壞,也沒有卑污猥劣。個人技術又一次有了展示的空間。「打仗就該像這樣」,是兩個男人的單挑。一定驚心動魄、個性十足,卻又出於公心。傲慢的希拉裡不屑與「武夫」為伍(「我不會滿足於坐在遠程火炮後面,算計怎麼才能打中六十英里以外的敵人,」他說,話語中滿是自負)。相反,他的手下敗將都該有頭有臉,體格健壯,有常人的感情:他年紀輕嗎,是胖是瘦?第一次執行任務時他自問。他死時念叨的會是他的「元首」嗎,還是一心掛念自己是個男人?這第一次殺人沒有使他失望。「我知道,說到底自己是對的,」他回憶說,「他死了,而我還活著;差一點死的就是我;即使那樣也只能認命,因為這裡面本沒有什麼對錯。」只有戰機駕駛員「才能幹乾淨淨地送人上西天」:沒有極度「個人化的體驗」(譬如步兵),也用不著孩子氣地要「毀滅一切」(那是轟炸機的事)。與他們都不同,戰機駕駛員每次都像是在決鬥,要的是「冷靜、嚴謹、不帶感情」。在這場遊戲中,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即便血流如注也不能苟且,也要有尊嚴。「死要有死的樣子;不能渾渾噩噩;戰機駕駛員更是如此,」他這樣作結。1942年1月,希拉裡又回到皇家空軍繼續服役,但不到一年就犧牲了,死於一次訓練演習。拉弗特·迪克森,《理查德·希拉裡傳》(倫敦,1950),頁Ⅷ,8,11,42及82—87;理查德·希拉裡,《最後的敵人》(倫敦,1942),頁16及120—122;阿瑟·凱斯特勒,《瑜伽信徒、政治委員及其他篇什》(倫敦,1945),頁49;阿瑟·凱斯特勒,「一個神話的誕生:以此紀念理查德·希拉裡」,《地平線》,7卷40期(1943年4月號),頁227—243;艾裡克·林克勒特,《冒險之道》(倫敦,1947),頁73。    
    社會等級另一端(代表著武士神話稍微陰暗的一面)的例子也有,戴夫·納爾遜,越戰時的狙擊手,就是這樣一位。「那次在越南,我是全身心投入,」他說。他的理想是要當全越南戰場最好的狙擊手;先後有72人成了他的槍下鬼,再加上「千」步穿楊的本事,自然沒的說。    
    納爾遜的父母從小按軍人標準把他養大。他的父親是名二戰英雄,多次受過表彰,戰後在巴拿馬叢林訓練學校任軍士長。納爾遜六歲就學射擊,八歲便打死了平生第一隻鹿,12歲起就參加叢林演習。父親和玩伴們在餐桌上講的戰爭故事,他聽得津津有味,如癡如醉。1967年納爾遜17歲,而其父卻因戰時的傷沒有好正在彌留之際。這時他決定,是走向戰場的時候了。父親去世數月後,他就報名參了軍。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3

    開始時,越南遠沒有想像中那麼讓人激動——當然,成為一名狙擊手後一切都變了。之所以做這個決定有兩點考慮。第一,他不喜歡受人指派,那樣在一個群體中便沒有了獨立性。而當一名狙擊手幾乎可以隨心所欲,這種不受約束的生活他一直很傾心。第二,也最關鍵,就是他發現普通步兵不可能按自己對戰士的理解行事。他稱許的「武士氣質」講究的是「尊重對手」,並認為「殺害平民,失去自制,或丟棄日常生活謹守的準則,都是錯的」。他還說,「武士應持的理念就是殺人,要斬釘截鐵,不能拖泥帶水,要講求高效,手起刀落或槍彈出膛之際不應帶怨恨,要講人道。」但在越南作步兵,沒法有這種良心上的顧忌。納爾遜很快就發現,自己他不得不手刃平民:第一個作刀下鬼的是個小男孩,因為正有隊軍車從一邊開過;另有一次,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中彈的女孩在自己面前死去,眼中充滿了對他的仇恨。當一名狙擊手就不同了,每個目標都是該殺之人,這樣就可以放心地「摳扳機……每乾淨利落地撂倒一個都是項不小的成就。」真正的武士從不濫用生殺大權。納爾遜從不願意被迫參加近乎瘋狂的交火。正相反,他的職責是冷靜、鎮定的報復。用納爾遜的話說就是:「這些人的生死掌握在我手上,因為透過步槍望遠鏡瞄準的是我,摳動扳機的也是我。」與之相對的是如何面對死亡:他總是跟自己講,要是負傷,一定拚死相爭(比如在樹後放冷槍時,他會把自己綁在樹枝上,這樣一旦受傷就只有繼續抵抗直至犧牲)。「只要能接受你自己的死,」他解釋說,「殺起人來效率就高了,因為你已經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納爾遜,當狙擊手是惟一可以貼近自己理想、做一名正直武士的出路。    
    但當狙擊手的快樂沒能持續多久,就終止於他執行第二輪任務時。當時他被指派負責一傷亡慘重的小分隊,不得不射殺一名美軍戰機駕駛員。那人的飛機墜毀,連肚腸都摔了出來。按戰士準則,這槍應該打(凡正直戰士都應殺死受重傷的同仁,結束其痛苦);可他卻因此被同業會開除了,因為他們心中的武士性格要更有更多的「平民」氣質。「大家都靜下來,後退了幾步,」納爾遜含淚回憶到,「他們都不理解……都盯著我看,好像我的所為不可理喻……我的理念他們無法接受。」歸根結底,納爾遜表現的是一種職業「武士道」。在成批徵召的軍隊裡,舊式的軍事道德已被完全拋棄:新兵只有保持緘默。越南(納爾遜總結說)「給了武士概念以致命的一擊」。自此,他「從俗」了,也即殺人時懷的是仇恨,是報復心,是沮喪。戴夫·納爾遜,其訪談收J.漢森、A.歐文、邁克爾·麥登,《相似處:士兵見聞及現代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2),頁13—28。    
    上面三人都自稱戰士,也都依據戰爭記憶衍生出了屬於自己的武士神話。一個是離家千里的愛國作家,快意於白刃戰中野蠻的肉體接觸。一個是孤傲的理想主義者,因為魯莽的空中決鬥而離奇負傷,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還有一個在一場骯髒的戰爭中,做著關於「絕殺」的幻夢。上述關於戰鬥氣節的迷思顯然各不相同,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堅持不同傳統的人相互間還有激烈的對抗。但無論是近身刺殺、空中開火,還是遠距離狙擊,自視為武士的戰鬥者們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三點:騎士品質、私密性和戰鬥技術。    
    刺刀、戰機和望遠鏡    
    「利器」、「空中騎兵」和「搜捕活人」儘管都不太常見,卻像征了武士的共同特質。拿拼刺刀來說,沒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戰場體驗。即使在一戰,近七成的傷亡乃遠程火炮造成,死於刺傷的尚不到千分之五。A.巴特勒上校,《澳軍醫療服務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頁495。下面題為《手中的刺刀》(1916)的打油詩就有這樣的抱怨:    
    論烤麵包,手中刺刀真一流;    
    便開罐頭吃牛肉,也莫愁;    
    撥弄火堆,正好可以顯身手;    
    做啥都比殺人強,沒由頭。羅伯特·塞維斯,「手中的刺刀」,收《一個紅十字會會員的韻詩》(倫敦,1916),頁87—88。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4

    戰機駕駛員或狙擊手的經歷同樣不算典型。「直接的」空戰直到一戰中期才出現(此前機槍沒法架到機翼上)。可即便這時,飛機的用途也還是以偵察、火力探測和轟炸非戰鬥人員為主,而不是擊落敵機。狙擊的情況類似,只是由精英部隊開展。一戰時,在西線大打塹壕戰的情形下,沒有大面積目標可供機槍掃射,一個營平均才有16名狙擊手。伊恩·斯凱納坦,《英帝國狙擊手:不列顛及英聯邦軍隊的狙擊與裝備1915—1983》(倫敦,1983),頁16。另見《下議院辯論記錄稿》,1915年5月19日,2391—2392欄,5輯,71卷及1915年9月21日,305欄,74卷。戰爭剛結束,所有狙擊手就被「遣返回帝國在各地的軍事基地,從此沒了聲息」,原來指揮人員認為他們只在一戰這樣的靜態戰爭中才能派上用場,除此就不中用了。陸軍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戰技巧、狙擊槍法及情報工作》,第5版(奧爾德肖特,1942),頁Ⅴ。二戰時(只在個別戰區和特種部隊有狙擊手的身影,如傘兵和空降部隊、突擊隊,再有就是英國特種航空隊),每個營配備的狙擊手數降到了8個。到納爾遜入伍時又一減再減(少到只有6人)。伊恩·斯凱納坦,《英帝國狙擊手:不列顛及英聯邦軍隊的狙擊與裝備1915—1983》(倫敦,1983),頁16及136。駐越澳軍甚至沒有配備狙擊用武器陸軍R.林伍德上尉,「狙擊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亞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號),頁9—10。,美軍的殺傷記錄也很低。例如截至1969年年中,步兵第九師的狙擊手(平均)一月才射殺敵軍200人。陸軍朱利安·尤厄爾中將、艾拉·亨特少將,《強化戰鬥優勢:通過分析增進軍事判斷》(華盛頓特區,1974),頁120—122。這在戰爭總傷亡人數中微不足道。    
    艾德裡斯、希拉裡和納爾遜所代表的戰爭形式雖算不得常見,卻廣受尊敬。這裡面最不吃香的還要屬納爾遜的。如此誇耀自己狙擊本領的情形只有在正規部隊和特種部隊才會出現:連納爾遜本人也勉強承認,許多民兵根本無法體會他的這一偏好。儘管如此,狙擊手還是從自己的行當中獲得了無上滿足。艾德裡斯曾稱許這種一對一的作戰方式,認為(與拼刺刀類似)可以給自己帶來「極度的」興奮感。艾恩·艾德裡斯,《沙漠縱隊:一澳大利亞騎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戰地日記》(悉尼,1932),頁45。「太爽了……瞧那一張張生龍活虎的臉」,有名戰士說到。伯納德·亞當斯,《無甚動靜——與威爾士一個營在前線八個月紀事:1915年10月至1916年6月》(斯蒂文尼治,1988),頁133及152。也有士兵深以槍托上的刻痕為豪,派他們去搜集情報還不樂意。查爾斯·伯德,「離家上陣:士兵心理研究」,《美國心理學雜誌》,28卷3期(1917年7月),頁339;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倫敦,1918),頁39;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國放冷槍》(倫敦,1920),頁120。這都是些積極性很高的殺手,用一名狙擊手的話說就是,「愛上了這一行,就是累點也心甘情願」。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國放冷槍》(倫敦,1920),頁40。    
    但白刃戰卻更可以代表武士文化的最高境界,尤其是在一戰期間和戰後直至二戰的那段時間。雖然刺刀更多的是用來抹果醬,但用它來刺和捅還是佔據了人們的想像空間。須知,在20世紀前數十年的戰史中刺刀可是主角。小說描寫總是勾留於刺刀進出時那讓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血淋淋的」刺刀穿胸入骨,「隨著長刀見底,慘叫聲不絕於耳」,約翰·菲納莫在其《俄軍中的美國童子軍》(1915)和《兩個小孩的戰時歷險》(1900及1928)中生動地寫道。約翰·菲納莫,《兩個小孩的戰時歷險》(倫敦,1900及1928),分見頁216—217及200—201,295—296及241—242及《俄軍中的美國童子軍》(倫敦,1915),頁92。在納特·古爾德的《先輸後贏:體育與戰爭紀事》(1916)中,當小說主人公把刀送進了德國長槍騎兵的胸膛,聽到耳際「讓人驚悸的骨裂聲」,不禁莞爾,好像受到了鼓舞。納特·古爾德,《先輸後贏:體育與戰爭紀事》(倫敦,1916),頁244。另見頁272—274。這種聲音聽來雖讓人「驚悸」,卻也能帶來陣陣「快感」,那種「無上的欣喜」準保可以讓德國兵「心驚膽戰」,小說家安慰膽小的讀者說。傑克·博賓,「血戰到死」,《男孩雜誌》,3卷60期(1914年11月7日),頁196;艾倫·迪恩,「蒙斯之戰」,《男孩雜誌》,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頁148;約翰·菲納莫,《突襲加打鬥:英美戰士馬其頓奇遇記》(倫敦,1906),頁125;艾登·菲爾波特,《人體和戰爭》(倫敦,1916),頁4—5。這些引語還算常見:凡士兵小說都會寫到白刃戰。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5

    少年郎讀了如此駭人的故事,多半會信以為真,這就模糊了想像和現實的邊界。舉個例子,虛構的武士故事都樂於描述炫目的刺刀身手:特別是「制動」和「挑起」兩招。在弗雷德裡克·薩德勒·布瑞亞坦中尉的《步槍加刺刀:布爾戰爭紀事》(1900)中,一「力大如赫克利斯」的高個蘇格蘭人一刀刺中一名「個小、膽也小的德國兵」,把他挑了起來、扔到身後,「就好像一個人拿叉子甩起捆乾草」那樣輕鬆。陸軍弗雷德裡克·布瑞亞坦上尉,《步槍加刺刀:布爾戰爭紀事》(倫敦,1900),頁271。約翰·菲納莫的小說《兩個小孩的戰時歷險》(1900及1928)中有個掌旗軍士,也憑著「常人難以想像的臂力」把一個「被劈開」的布爾人挑過肩頭。約翰·菲納莫,《兩個小孩的戰時歷險》(倫敦,1900及1928),分見頁296及242。1915年時(我們還知道),英軍皇家第四燧發槍隊的隊員們「十分痛快地」刺死了不少德國兵:「跟叉乾草差不多,不過換成了活人罷了,」一個戰士叫囂道。E.哈代教士,《英國戰士:勇氣與幽默》(倫敦,1915),頁42。這些都是虛構的場面,真實的記載竟也相差無幾:大約是在1915年,愛爾蘭海軍陸戰隊的一名炮兵講述了一名「身材魁梧的土耳其人」是如何被一個燧發槍手(一個「小個子」)刺中,接著挑過肩頭,直奔懸崖而去的。「真不相信有這麼好的身手,」目擊的炮兵感歎道,「但那個愛爾蘭小個子直到幾小時後仍活蹦亂跳,好像有魔法護體似的。」帕特裡克·米,《在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當炮手的二十二年》(倫敦,1935),頁190。挑屍過肩的記敘到處都有,以致1915年出版的一本官方手冊建議教官,若士兵訓練時有「『翻曬乾草』的傾向」,應及時勸止。「像用叉子叉穀物那樣對待敵人,不光費勁,而且也沒有必要,」手冊編寫者鄭重其事地勸道。「教官篇」,《實用刺刀拚殺》(倫敦,1915),頁14。    
    即便這樣,也沒人願意捨棄刺刀獨有的魅力。刺刀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地位,部分是因為一般人不瞭解現代戰爭的實際情況。新兵要等到亮堂堂的刺刀裝上槍才感覺像個軍人。E.帕默爾,「這事又發生了」,頁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華萊士·瑞本,《光輝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倫敦,1943),頁37;J.斯蒂芬森,「與親王等在佛蘭德」,頁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美軍炮兵上火線前不見了刺刀(理由很簡單,重炮兵不可能有機會使它),還「頗鬧騰了一陣」:他們抗議說,自己「長久以來一直想著能槍挑德國兵」。美軍第11野戰炮兵隊,《從亞利桑那到擒殺德兵》(第戎,1919),頁38。對許多當兵的人來說,白刃戰才是「最真實的」。傑弗裡·維克茲爵士,「書信文件集」,致母書,1915年4月19日,利德爾·哈特中心藏。「這種血腥的打法連海盜見了都會開心」,科林茲比·道森在一戰中回憶說。科林茲比·道森,《戰壕榮光》(倫敦,1918),頁74。另見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140。「當兵的都想拼刺刀,都渴望它帶給人的狂喜、那種你死我活的處境給人的震顫,以及對手下敗將的不依不饒!」愛爾蘭記者邁克爾·麥克多諾歎道。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80。另見頁94—95。在離前線八丈遠、不可能上陣拚殺的情況下,士兵們當然會在家信中插些想像,吹噓自己不久前如何「見了血,然後就什麼都不記得了」,而且不會忘了後來刺刀上沾染的「血跡,還有頭髮」。T.培根,「書信集」,侄兒拉爾夫·科瑞克致叔父書,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或見海軍少將道格拉斯·布朗裡格爵士,《海軍戰時信件檢查員之洩密行為》(倫敦,1920),頁188。二戰時的例子,見托馬斯·卡梅倫教士,《快樂的戰士》(倫敦,1939),頁23及華萊士·瑞本,《光輝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倫敦,1943),頁37。很重要的一點是,從某種角度看,刺刀殺人還帶有某種性暗示。例見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17—18。衝鋒號吹響前,士兵們會邊「撫弄」刺刀,邊準備那血淋淋極樂時刻的到來,只等刀鋒「插入」敵胸,「大股鮮血從心口噴出,落到槍口上」。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87及90—91。他曾有首精心推敲的詩寫白刃戰,見其「寫給勇武」,收麥凱納,《詩集》(愛丁堡,1897),頁47。所以男兵總是向母親、姐妹、女友,而不是父親、兄弟或戰友講述這種經歷,也就不純然是巧合了。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6

    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歲月裡,英國軍部放言,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皇家陸軍軍醫隊、皇家陸軍軍需部隊、皇家陸軍財務隊、陸軍教育部隊和陸軍牙醫隊將不再裝備刺刀(因為它們永遠用不到刺刀),曾觸犯眾怒,扼腕歎息者也不在少數。刺刀,畢竟是「征戰的象徵,保住它也就保住了軍魂,保住了軍人的自尊」。見1936年1月及11月的信函、記事錄,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4453。很多人都相信,要擊退蠻敵,還得靠這雖已過時、仍舊「威風八面」的戰具。正是刺刀,奠定了英、美和自治領軍隊「不可戰勝」的聲名。《不列顛英雄譜》(倫敦,1914),頁90,引自「都是英雄」,《每日快報》,1914年8月27日。或見陸軍利奧波德·麥拉格倫上尉,《白刃戰》(倫敦,1916),頁4;《前線士兵戰爭速寫集——卷一:從納塔爾之戰到克倫佐之役》(倫敦,1900),頁178及全書各處;陸軍G.桑頓中校、陸軍H.沃特斯少校,《武器操練教具:關於即興訓練》(奧爾德肖特,1941),頁17。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只要瞥見刀鋒的寒光,就會放棄陣地,不戰而逃。錫德尼·達菲爾德、安德魯·埃利奧特,《硬功夫:致地方軍成員及英國軍隊士兵》(倫敦,1942),頁10;G.格迪斯上校,「書信文件集」,在達達尼爾海峽寫的信,1915年4月3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艾恩·艾德裡斯,《沙漠縱隊:一澳大利亞騎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戰地日記》(悉尼,1932),頁260;列兵弗蘭克·莫利,「戰地日記」,1915年8月15日條,(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刺刀,更是德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一個列兵」,《一個列兵的私人空間——英國新軍某士兵日記選段》(倫敦,1941),頁14;陸軍E.阿切爾上尉,《戰士:有關一戰的一場武戲》(德班,1917),頁37;陸軍M.阿默少校,《地方軍成員及軍士總體戰訓練方略》(倫敦,1942),頁37;F.巴特利特,《心理學及士兵》(劍橋,1927),頁175;艾倫·迪恩,「蒙斯之戰」,《男孩雜誌》,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頁148;傑拉爾德·丹尼斯,「廚子的珍饈(1916—1918)」,1928,頁6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倫敦,1918),頁63;阿瑟·恩普瑞,《首應:派駐柏林》(紐約,1918),頁91;柯利·諾克斯,《都是英雄》(倫敦,1941),頁213;《前線來信:(加拿大商業)銀行官員在一戰中所起作用之記錄,卷一》(多倫多,1920),頁17—18,列兵A.格拉斯哥來信;「秘密備忘錄」,1941年7月21日,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3249;諾曼·肖,「書信文件集」,落款1916年7月14日的一封信,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就連公認長於拚殺的日本人,對肉搏戰也「提不起胃口」,見了刺刀,士氣就喪失大半。錫德尼·達菲爾德、安德魯·埃利奧特,《硬功夫:致地方軍成員及英國軍隊士兵》(倫敦,1942),頁10;「叢林戰集」,二戰時但無日期,頁2,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54,923/1/5;W.瓊斯,「叢林戰概略」,1942年,頁5,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直至越戰(那時,火力早已替代了肉搏),冰冷的刀鋒神話仍然大行其道。舉例講,一等兵羅德·肯薩爾沃是名步槍手,裝備有M14式30毫米口徑全自動步槍。即便如此,他還是記得第一次在敵控區值夜哨時:    
    天色開始暗下來,我心裡也開始發毛……很自然地就給槍上了刺刀。我也不知道如果真有事會不會管用,但……至少看上去很嚇人。海軍陸戰隊一等兵羅德·肯薩爾沃,收奧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鐵馬——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口述實錄》(堪薩斯,1992),頁102。    
    如果一戰敘事中淨是刺刀上膛的步兵的話,之後他們就被戰鬥機駕駛員取代了。事實也是這樣,即在人們的大腦中,總是把空戰當作白刃戰在技術上的對等。說起空戰來,好像它和步兵衝鋒或馬刀陷陣並無二致。勞合·喬治曾稱飛行員是「雲端騎兵」。勞合·喬治,「舉國言謝」,1917年10月29日,收喬治,《偉大的東征:戰時講演選集》(倫敦,1918),頁148。另見C.格雷,《英國戰機》(倫敦,1941),頁3。駕機飛行「既刺激又不受約束,很讓人滿足;可以上竄下跳,肆意打鬧,呼嘯而過——就像西北邊民的突擊隊從山崖突降」,肯尼思·海明威這樣形容自己1944年在緬甸的作戰經歷。肯尼思·海明威,《飛臨緬甸》(倫敦,1944),頁67。新西蘭人科林·P.希森講了自己一次在越南架直升機組成緊密隊形參戰的情形。「恐懼消失了」,他回憶說,    
    突然間我有如神助,又信心百倍起來。就好像在騎兵隊裡,手持馬刀,向敵軍衝去……我握緊了步槍,急於趕赴戰場,與敵人作戰。科林·希森,《傷兵:越戰真體驗及精神創傷》(奧克蘭,1993),頁3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7

    直升機編隊很容易被人想像成衝鋒陷陣的騎兵隊,像在影片《現代啟示錄》中一樣。    
    藍天是現代科技與傳統武士情懷結合最完美的地方。精彩的闡述,見喬治·莫瑟,「空中騎士與征戰光環」,收羅伯特·欣德、海倫·沃森(編),《戰爭:殘忍然而必須?機構暴力根基談》(倫敦,1995),頁132—142。飛行員無一例外都是志願兵,他們訓練有素。空軍的崇高地位和聲望意味著他們有很好的晉陞和受勳獲獎的機會。官兵間的關係也要較其他軍種融洽,集體認同感也強。戰友間依賴度尤其大,比起步兵間關係更密切,也更易於識別,所以集體榮譽感尤其強。在空軍基地,就像生活在一群宿營的大孩子中間。惡作劇,狂飲作樂,拿啤酒洗胃、灌腸,拋扔傢俱,那是這幫「大男孩」凱旋後在興高采烈地慶祝。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飛行員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110—114。    
    空戰很受士兵的歡迎。二戰中美國有過調查,結果發現四分之三的戰機駕駛員願意繼續征戰,而步兵的數字只有五分之二。同是飛行任務,與「人」關係越大,願意執行的人比例越高(二戰中曾有人問美軍飛行員:「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你還會選擇空戰嗎?」有93%的戰機駕駛員答「是」,輕型轟炸機駕駛員為91%,中型轟炸機81%,重型轟炸機只有70%)。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333及335。問及的飛行員,駕駛重型轟炸機、中型轟炸機、輕型轟炸機和戰鬥機的分別為351、242、200和654人。有名輕型轟炸機駕駛員說「看到地上的人四散跑開」,不免覺得「好笑」,但「看到古城被我轟炸後滿目創痍的樣子,不禁神傷」。空軍哈羅德·普賴斯少尉,「日記」,收布瑞亞坦·格林豪斯(編),《執拗者說:加拿大兩飛行員一戰日記》(渥太華,1987),頁250,1917年12月17日條。空中獵手樂於「潛近」目標。詹姆士·麥卡登在擊中一名德國佬後說:    
    我想,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悄悄追蹤獵物,再圓滿地幹掉他,此時的成就感無法形容。詹姆斯·麥卡登,《怒飛》,1918年首版(倫敦,1930),頁203。但他也承認看到屍體時,不免感到「非常非常遺憾」。他更願意在「德國佬的家園」作戰,那樣看不見「結果」。    
    羅德裡克·克裡斯霍姆是二戰時英國皇家空軍的夜機駕駛員。1941年3月13日,他擊落了兩架敵機。克氏後來寫到,這種經歷簡直「無與倫比」:    
    下半夜怎麼也睡不著;以後幾天一直在說這事;連著幾周腦子裡沒有別的……這真是件美事,想來就讓人陶醉。羅德裡克·克裡斯霍姆,《夜幕》(倫敦,1953),頁71。    
    同樣的,噴火式戰鬥機駕駛員、空軍上尉D.M.克魯克也說,「戰鬥即將打響的那一刻」是「人生最榮耀、最激動的時刻」。看到飛機墜落,他被「徹底吸引住了」,以至目不轉睛。空軍D.克魯克上尉,《噴火式戰機駕駛員》(倫敦,1942),頁28,30—31及75。肯尼思·海明威曾俯衝轟炸地面的日軍:「啊,爽……呵,太爽了!」他叫著,講起當時的「興奮」不亞於在晴朗的春日早晨品呷香檳的樂趣。他自覺「有無邊的快樂——好像回到了古時縱酒狂歡的秘密祭神儀式!」肯尼思·海明威,《飛臨緬甸》(倫敦,1944),頁41—42及68—69。連越戰時期的反戰詩人像威廉·J.西蒙,也同意從空中殺人之壯美崇高。在「吾鄉」中,他寫道:    
    每日行走雲間,揮舞鐮刀在這鋁的時代,    
    殺人機器銀色裝裹:煉獄之火如雨天降。威廉·西蒙,「吾鄉」,收拉裡·羅特曼、簡·巴裡、巴茲爾·帕奎特(編),《情感與理智的勝利:越戰老兵詩集》(紐約,1972),頁42。    
    武士風度及技巧    
    三種武士都顯現了某些騎士規範(或公認的禮儀和行為舉止),這既包括體面作戰、憐憫之心、無私利他等,也包括魯莽冒險和鄙視死亡。戰士們常用刻畫騎士風度的詞語來敘述自己的行為。這樣一來,白刃戰就可視作恢復了「戰爭野蠻而高貴」的傳統。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78。哈羅德·斯泰恩坦便認為維特希特森林一役(1914年)就頗有18世紀戰爭的遺風:「沒有採用徐進彈幕射擊掩護、同時逐步推進的方式,而是秉承了蘇格蘭高地傳統,只是拚殺、一路刀起頭落。」哈羅德·斯泰恩坦,「戰爭的個體記憶」,頁2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連《愛爾蘭教會錄》也痛感(那是在1914年)「戰爭中勇武、詩意和浪漫情懷」的失落,指說缺失了「個體經驗」的戰爭只能讓人沮喪:要想振作,只有重拾刺刀。約翰·沃恩主教,「大戰感懷」,《愛爾蘭教會錄》,5輯,4卷(1914年7—12月),頁56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8

    狙擊和空戰的出現勾連了現代戰爭與老式騎俠作風。透過望遠鏡瞄準具向敵人開火,既顯現了「20世紀現代戰爭的野蠻和殘暴」,也映射出「古時戰爭的浪漫色彩和騎士精神」,這是一名澳大利亞狙擊手的話。陸軍R.林伍德上尉,「狙擊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亞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號),頁9。和狙擊相比,空戰更可被視作中世紀戰鬥儀規的再現。勞合·喬治曾熱情地說道,「每一次飛行都是一段傳奇,每一個記錄都是一部史詩……它們無不讓人憶起騎士遊俠的古老傳說。」勞合·喬治,「舉國言謝」,1917年10月29日,收喬治,《偉大的東征:戰時講演選集》(倫敦,1918),頁148—149。另見沃爾特·布裡斯科,《少年空中英雄:從學齡男生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倫敦,1921),頁59;沃爾特·布裡斯科、H.斯坦納德,《空軍上尉保爾: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及優異服務勳章得主、空軍指揮官保爾的軍事生涯》(倫敦,1918),頁23;空軍H.伊克少將、空軍艾拉·伊克上校,《空戰》(紐約,1941),頁36。 W.N.科博爾德在其詩作「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及優異服務勳章得主、空軍上尉艾伯特·保爾」(1919)中不惜筆墨(鋪衍了32個詩節之多)地歌頌了「行走雲間的遊俠」,駕戰車馳騁於天際,隻身迎戰德國的空軍中隊,巧妙地躲閃數十門高炮的火舌。W.科博爾德,「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及優異服務勳章得主、空軍上尉艾伯特·保爾」,收《戰爭詩: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戰日以後》(劍橋,1919),頁2—5。在(同一集的)「騎士風度再現」中,科博爾德指出,騎士精神在空戰中重生。是時,飛行員彷彿古時的騎兵:就是「雲端高貴的騎手」,在雲間徜徉,空中馳騁。打鬥成了「捉對廝殺」,飛行員駕的是「鋼鐵鑄就的坐騎」。與騎士時代一樣,有的「單槍匹馬」,有的「浪漫歷險」。同樣是決鬥,真正的武士只可被征服,要不毋寧死。W.科博爾德,「騎士風度再現」,收《戰爭詩: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戰日以後》(劍橋,1919),頁10—11。戰機駕駛員塞西爾·劉易斯幾乎重複了前面理查德·希拉裡的話,不過言語中少了些詩意,多了些平實:    
    就你自個兒,生死不由人,憑自己本事、一人之力,與敵人周旋。好像中世紀騎士的比武場,現代戰爭中惟一可親見敵手、一決生死的地方,惟一留有騎士風度、正義氣節的地方……不會發生你坐在滿是泥的戰壕中,五英里遠的地方一個與你沒有個人恩怨的傢伙衝你開槍,把你撕成肉片的事——至死還不知道是誰下的毒手!那不是打仗,是謀殺。這樣的殺傷,無謂,粗暴,卑鄙。還好,與我們無關。塞西爾·劉易斯,《人馬座將起》(倫敦,1936),頁45。另見威廉·吉厄裡教士,《一位隨軍牧師的書信》(倫敦,1918),頁77;肯尼思·海明威,《飛臨緬甸》(倫敦,1944),頁76;詹姆斯·斯佩特,《空中實力和戰爭權利》(倫敦,1924),頁103。    
    飛行員無論活著、打仗,都「像個紳士」。博伊德·凱布爾,《空軍戰士》(倫敦,1918),頁139—140。他們的基地在安全區,所以在戰爭間歇盡可以休息。參觀者到了那裡,看到「半小時前還在……英勇殺敵」的戰士們竟然「都已經沖洗過了,穿得乾乾淨淨、舒舒服服,正安坐著享用大餐,桌上擺了花,外面還有樂隊奏樂」,無不感到吃驚。空軍威廉·畢曉普少校,《翅翼之戰:空中絕殺》(倫敦,1918),頁1—5;博伊德·凱布爾,《空軍戰士》(倫敦,1918),頁139—140;珀西·霍爾,「瑣憶」,未標頁,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關於二戰,也有類似的觀點,見羅德裡克·克裡斯霍姆,《夜幕》(倫敦,1953),頁18—19。其他關於二戰和越戰的記述,見珍妮·克裡斯蒂,其訪談收凱瑟琳·馬歇爾,《身處戰區:美國女兵越戰口述實錄1966—1975》(波士頓,1987),頁181及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340—358。    
    騎士準則的核心是理想主義,是脫了俗的靈性。自視為武士的人,都堅持刺刀有一種正義,而其他武器獨無。陸軍E.阿切爾上尉,《戰士:有關一戰的一場武戲》(德班,1917),頁37。刺刀是武器,卻像征了「公道、正義,是有靈的上帝為被侮辱者的復仇」,一名作家在《焚屍爐》(「青年公民志願者協會」刊印的業務通訊)雜誌上慷慨陳詞。連對殺人頗反感的人也認為「一個有聖戰信仰、拿刺刀拚殺的人,要比機槍手更接近上帝」。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79。宗教人士鼓吹這一觀念尤其賣力。在1939年12月10日的廣播講話中,紅衣主教欣斯利以雄辯的口才論述了現代機械戰爭的可怕,並無限嚮往地追憶了持刀作戰的既往時光——刀劍可謂是「正義的象徵……古代騎俠扶弱抗暴的見證」——到了現代,竟讓位給了地雷、炸彈、魚雷、毒氣等一干玩意。他哀歎說,「科學的至高成就」竟被「擄來為野蠻和愚昧造勢」。紅衣主教欣斯利,《和平的規約及其他戰時講演》(倫敦,1941),頁7,1939年12月19日廣播稿。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9

    最重要的,這些殺傷方式凸顯了個體在抹殺個性、技術驅使的現代戰爭中的無力。因為看不到個體,許多戰士厭煩了讓人心灰意冷的機械炮擊,轉而嚮往一種更個人化的殺戮。喬治·科帕德,《扛著機槍去康佈雷》(倫敦,1980),頁42;亨利·達令坦爵士,「希臘來信」,1915年6月5日,頁41,利德爾·哈特中心藏;科林茲比·道森,《戰壕榮光》(倫敦,1918),頁74;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78;錫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軍團在1914—1916」,頁41,帝國戰爭博物館藏;W.柯爾比,「1917康佈雷之戰」,頁98,帝國戰爭博物館藏;W.克溫坦,「自傳」,頁5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多蘿西·斯科爾茲,「書信文件集」,E.威廉斯日記,1914年9月22日條,威根檔案館。陸軍上尉M.D.肯尼迪是這樣說的:    
    曠野作戰,至少還可以真槍實彈地干一架。塹壕戰是第一次出現,你根本沒法施展。一直在開闊的平地上操練的部隊,老在戰壕裡窩著肯定會感到憋悶。平地作戰不至於沒有還手機會,無論是敵是我,是傷是亡,大家都不耍心眼,要打就光明正大。做官的也好,當兵的也罷,圖的不就是痛痛快快「打一架」嗎?陸軍M.肯尼迪上尉,「金錢的感召」,1931年,頁9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這就點出了白刃戰深受士兵歡迎的原因。比如在皇家恩尼斯基倫燧發槍團服役的查爾斯·塞西爾·米勒就曾說,在無人地帶赤手空拳地打「真是過癮」,他直言「被幾英里遠的地方呼嘯而來的金屬傢伙撕成碎片的感覺就差得遠了」。查爾斯·米勒,「印度馳書致在英國的女兒」,頁2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類似的,在1915年5月4日寫給姐姐的一封信中,(在皇家芒斯特燧發槍團當兵的)蓋伊·沃恩弗德·南丁格爾提到了短兵相接時的興奮勁:「太過癮了」,他寫道,「我們眼裡只有敵人,大家都興高采烈地尖叫起來。不用打冷槍了,大家都如釋重負。」陸軍蓋伊·南丁格爾上尉,「1915年書信集」,致姊書,1915年5月4日寄自加利波利,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南丁格爾之所以厭惡狙擊,是怕沒打照面就遭人暗算。另一方面,放冷槍的人卻可以得到滿足,因為「敵明我暗」。狙擊是一種很「個人化」的殺傷方式:它要求殺手「直視」目標。關於遠距離射擊前的「直視」也就是瞄準,見維克托·裡基茨,「從軍記」,頁3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在通常無法讓人展示個人技術的戰場上,這是不多的一個機會。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國放冷槍》(倫敦,1920),頁63。或見陸軍E.高德森上尉,「日記」,第5本,頁1,1916年11月16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艾恩·艾德裡斯,《我們非打不可嗎?》(悉尼,1939),頁147;默多克·麥高納果,《即刻進攻:突擊四隊的故事》(倫敦,1954),頁124。狙擊手如F.德馬格瑞知道「其中的門道」:對付德國兵,或是奇襲,或是智勝,所以特別得意。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無人區,心裡「特踏實」,兜裡還揣著女朋友寫來的情書(他管這些叫自己的「鎧甲」)。F.德馬格瑞,「為了紀念」,頁2—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不論什麼戰場傳奇,有兩點必不可少:個人的英勇和施展的機會。    
    士兵喜歡單打獨鬥,還有另一層原因在。在所有戰法中,狙擊是和打獵最相像的。1899年徵召欲派往南非的神槍騎射隊時,要的就是蘇格蘭鹿苑僱傭的人高馬大的追捕手、獵人和看守。亨利·塞頓卡爾,《武裝動員1900—1901》(倫敦,1902),頁31。好的狙擊手多是鄉下出生,似乎已成共識,最好還是大戶人家出來的,因為這樣的人最可能有過捕獵經驗。戰爭部,《關於塹壕戰致步兵將官書》(倫敦,1917),頁41及戰爭部,《狙擊》(倫敦,1951),頁1。話說到底,狙擊是狩獵的另一種形式,不過獵物會還手罷了。陸軍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戰技巧、狙擊槍法及情報工作》,第5版(奧爾德肖特,1942),頁4及15;陸軍H.黑斯克思普理查少校,《在法國放冷槍,及偵察員、觀察員和狙擊手的科學訓練方法》(倫敦,1920),頁37;《狙擊、偵察及巡邏》(奧爾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頁1。但他們也不會比「沒有裝甲的野味」厲害到哪兒去。陸軍上校洛德·科特茲洛序,收陸軍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戰技巧、狙擊槍法及情報工作》,第5版(奧爾德肖特,1942),頁Ⅶ。殺傷人數成了相互競爭的標尺,同時也是傲氣的源泉,就像狩獵歸來「捕殺」的鶉雞數是吹噓的資本一樣,麥克斯·普勞門1919年時宣示道。麥克斯·普勞門,《戰爭和創造衝動》(倫敦,1919),頁8—9。某次狙擊訓練中,步槍手赫伯特·W.麥克布賴德不無譏諷地說:「既然不能拿印第安人作靶子,(練狙擊)最好的辦法就是追捕野物了。」赫伯特·麥克布賴德,《步槍手從軍》(北卡羅來納,1935),頁30。另見戰爭部,《步兵訓練——卷一:步兵排武器手冊第十,狙擊,1951》(倫敦,1951),頁3。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0

    也有人把空戰比作「打獵」。見沃爾特·布裡斯科,《少年空中英雄:從學齡男生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倫敦,1921),全書各處;空軍D.克魯克上尉,《噴火式戰機駕駛員》(倫敦,1942),頁41—42;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飛行員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9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師隨軍記》,第2版(倫敦,1916),頁114;T.帕特森,《戰爭、作業中的精神面貌:軍隊管理新法》(倫敦,1955),頁88。飛行員第一次出征,叫「初次接受血的洗禮」。引自約翰·比德,收加文·萊爾(編),《空戰文選1939—1945:切身體驗》(倫敦,1968),頁278。另見C.格雷,《英國戰機》(倫敦,1941),頁3—4。地面上的看客會以 「回合」來記述兩選手在空中的戰鬥。《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隊的日子》(多倫多,1915),頁76—77。「古時的戰爭之樂」可以在戰機上體會到,因為它迅疾、靈巧。萊斯利·桑德斯中尉信,1917年3月4日,收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231。他於六天後陣亡。羅德裡克·克裡斯霍姆在二戰中是一名夜機飛行員。1942年,他擊落了一架海恩克爾飛機,之後他反思這種打法    
    就像捕獵大傢伙,滿心都是個人成就。打下之後會慶賀敵人少了架轟炸機,但在當時會為自己的戰功而得意。羅德裡克·克裡斯霍姆,《夜幕》(倫敦,1953),頁73。另見71。    
    如此吹捧飛行員,意味著獎勵也是針對個人的,尤其是當天「中頭彩」的飛行員。海克特·伯萊索,《戰事報告:一戰機駕駛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45及58及盧·德倫多,《……擊落米格:空戰越南》(卡羅爾坦,1974),頁17。    
    如此看重個人技術,會使飛行員間不論國籍而相互尊敬,在戰爭初年尤其如此。海克特·伯萊索,《戰事報告:一戰機駕駛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133;沃爾特·布裡斯科,《少年空中英雄:從學齡男生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倫敦,1921),頁50;《全員軍訓——不!》(出版地點不明,1919),頁8。1918年諸聖日在蘭坦小隱修院布道時,弗蘭克·伯特蘭·梅裡韋瑟以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作開場白,這是關於英國王牌飛行員艾伯特·保爾上尉的。並且告訴教眾他講的是「往昔」的一場單打獨鬥,雙方都是勇士。一天,他說,保爾發現他的老對手(德國王牌飛行員馬克斯·殷麥曼)正在對面戰壕裡,於是飛臨德軍陣地,扔了張傳單,點名下午兩點要和殷麥曼「單挑」,並保證英軍高射炮不會開火,相信殷麥曼也能讓德軍做到。約定的時間一到,所有大炮都安靜下來,兩軍將士看他倆在半空鬥法。結果保爾贏了,在英軍歡呼聲中他飛臨殷麥曼墜機的地方,等地面的人把他的屍體從殘骸裡抬出來,從空中丟下了一個巨大的花環。該故事的一個版本,見弗蘭克·梅裡韋瑟,《傲視死亡:關於一個勇士之死的幾點想法》(倫敦,1918),頁14—16。該故事——雖然眾口流傳——純屬虛構。沃爾特·布裡斯科給保爾作的傳證實,擊中殷麥曼的並非保爾:《少年空中英雄:從學齡男生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倫敦,1921),頁62—63。二戰中也有類似事情發生。駕駛員保羅·裡奇看到自己剛擊中的一架飛機螺旋下栽時,不禁怔住了:    
    我下意識嘟噥著,「哦上帝,這太慘了!」只見機尾轉向一邊,接著就脫落下來,此時機身已被火焰吞噬。再下面,好不容易才看見邊上打開個白色的降落傘。我長舒了一口氣。還好。    
    敵機飛行員後來被俘虜了。裡奇說,「大家都覺得他在空中的表演特別精彩,其精神我們都很欽佩,為此決定把他待作上賓,請他和我們一起用餐」。說到做到,他們用當地最好的飯菜招待了那名德國飛行員,又給他找來最好的衣服。保羅·裡奇,《戰機駕駛員:法國戰事的個人記憶》(倫敦,1944),頁11及42。與之類似,空軍中校羅蘭·博蒙特在不列顛戰役中也不忍心擊斃自己打下的一名德國飛行員。「看過他剛才展示的美妙技術,我實在不忍心向他開火。」他自辯道。那名飛行員於是得以炸毀自己的戰機,在向博蒙特行禮後束手就擒。空軍中校羅蘭·博蒙特的日記,收愛德華·蘭奇貝裡,《迎著太陽:空軍中校羅蘭·博蒙特的故事,英國優異服役勳章、英帝國勳章、英國空戰有功十字勳章獲得者》(倫敦,1955),頁56—57。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1

    個人介入不止於此。沉迷於神話的武士除了屠戮輪廓清晰可辨的個人,還把武器也人格化了。「米格戰機」(蘇聯造,北越軍隊普遍使用)可以被「謀害」,好像它們有生命一樣。見盧·德倫多,《……擊落米格:空戰越南》(卡羅爾坦,1974),全書各處。這種人格化的情形在坦克戰中也有。經常會說起「毀掉」一輛坦克,就好像在說人一樣:見安東尼·厄文,《步兵軍官:個人紀事》(倫敦,1943),頁62—63及無名士兵訪談,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3。子彈打中對方飛機,高射炮手會說看到「敵人晃了下,向上蹦了蹦,蹣跚了一陣,接著就打起滾來」。博伊德·凱布爾,《空軍戰士》(倫敦,1918),頁24。有著「長長機腹」的梅塞施米特式戰機被徑稱為「德國佬」。艾倫·米切爾,「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中士飛行員詹姆斯·艾倫·沃德」,收德裡克·唐吉(編),《歲月流逝》(倫敦,1942),頁11。人與機器沒有區別,甚至可以互換。一名綽號「大傻」的炮手曾向上級報告說:「我幹掉了敵機的尾射手,返航時……『他』的一個引擎正往外冒甘醇呢。」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飛行員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105。剛轟炸過德軍潛艇的飛行員說不知道是否已「將他幹掉」時,實際指的是潛艇,而非人。見K.穆爾、亞歷克·吉布的訪談,收空軍海克特·伯萊索少校,「兩個人在二十二分鐘」,收《滑流:英國皇家空軍文選》(倫敦,1946),頁10—11。士兵不僅逢人必殺,就連「有人格意義」的武器也不放過。    
    這和狂轟亂炸形成了鮮明對比。相形之下,後者似乎沒那麼正當,似乎是因為它沒太多技術成分包含其中。向手無寸鐵的平民扔炸彈,不太容易和英勇的獵手聯繫起來。一位曾在英國皇家空軍任少尉以上官職25年之久的飛行員這樣說:    
    感謝上帝,我開的一直是戰鬥機,從沒開過轟炸機。否則我肯定會抗命;往德國城市扔炸彈一點成就感都沒有。史蒂芬·加勒特,《二戰倫理和空中力量:英軍空襲德國城市》(紐約,1993),頁84,引自H.艾倫,《特倫查德勳爵的遺產》(倫敦,1972),頁Ⅸ。    
    現 實 挫 人    
    但上述武士神話很少能和現實重合。上陣士兵,很少有人曾預想刺刀可能卡在敵人身上沒法取出來,還會恐慌;也沒幾個事先預備了人血會有惡臭。沒人想到,敵人一撥倒下去,另一撥又會上來:總也殺不完。想逞「英雄」,只會自己喪命。過於想靠刺刀終結對手性命,不料把自己的命也陪上: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E.科爾布魯克,「家書集」,致父書,1915年5月28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甚至連空戰——本該是最浪漫的——也會讓人失望。例見「飛行隊駕駛員」,《碧空死影:一個飛行隊駕駛員的戰時日記及照片》(倫敦,1933),頁75及詹姆斯·麥卡登,《怒飛》,(倫敦,1930),頁170。用一戰某飛行員的話說,幸好「大人物」們沒給駕駛員和機槍手太多思考時間,不然更麻煩。「媽的,見鬼。」他言語中滿是不屑,    
    一想到這事我就要買醉,好讓自己血液一直在沸點——興奮起來好去殺人,然後再笑對自己的戰績。這種無拘束的日子據說很好,人也據說要比獸強些。一派胡言!「飛行隊駕駛員」,《碧空死影:一個飛行隊駕駛員的戰時日記及照片》(倫敦,1933),頁97及99,或見頁57。    
    1942年,海軍中校B.W.霍根在指揮進攻瓜達卡納島時,體察到了飛行員們面臨的困難。擊落日本飛機固然讓人興奮,可隨後須低空飛行,「地上,人們在四下逃命,可得打開所有機槍一齊掃射。我們射殺的都是素未謀面的鮮活的人啊」,這不能不給飛行員們以極大的震撼。海軍B.霍根中校,「高級衛生官員在美軍航母『黃蜂號』的精神病學觀察,時在戰區進行魚雷戰,以及倖存者的反應」,《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0期(1943—1944年),頁91。但他也說,沒多久他們就習慣了。斯坦利·約翰斯頓在描述瓜達卡納島上空轟炸、掃射的飛行員時也說:    
    他們並非在雲間出沒,與敵機周旋,這種既揚名、又受勳的好事可輪不到他們。任務危險係數很大……可這些飛行員總是默默無聞,名字根本不見諸報端,更別提通報表彰了。斯坦利·約翰斯頓,《死神》(倫敦,1945),頁77。    
    空戰那點浪漫情調,早已被轟炸造成的大規模毀滅削弱了大半。正如歷史學家約翰·H.莫羅所言:    
    所謂轟炸平民是出於戰略考慮的遁辭,開脫了那些指空戰為總體戰時代必然產物,由此混淆軍民界限,濫殺無辜,視屠戮婦女、兒童為理所當然的人。約翰·莫羅,「空中騎士:軍用航空的興起」,收弗蘭斯·庫特希亞、瑪裡琳·謝文庫特希亞(編),《權力、認同及一戰的社會歷史》(普羅維登斯,1995),頁321。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2

    與之類似,所謂兩人勢均力敵、在空中對峙,也不過是想像罷了。歷史學家羅伯特·L.奧康內爾的結論是,「一般王牌飛行員的大部分斬獲都是欺負對手初出茅廬,在他們連飛機都開不穩的情況下取得的。」羅伯特·奧康內爾,《武器與人:戰爭、武器及侵略史》(紐約,1989),頁263。空戰中所謂騎士風範,就是有也未能延續到1917年以後。斯坦利·約翰斯頓在1945年曾說:「敵人就算是你乘隙抓住,也千萬不能放了……在這場戰爭中沒有風度好講,也沒有它存在的空間。」斯坦利·約翰斯頓,《死神》(倫敦,1945),頁39。    
    狙擊的命運也一樣,成了「骯髒」、可恥的勾當。要是「摳扳機的手急不可耐」,這裡面一定有問題。詩歌的例子,見陸軍H.朱厄戴恩中校,《別動生涯》(牛津,1934),頁216。所謂狙擊手,業已「淪為仇恨的同黨」。陸軍F.希區考克上尉,《「戒備」:戰壕紀事1915—1918》(倫敦,1937),頁47。阿瑟·恩普瑞狙擊起來毫不手軟,可連他也不願以此營生。在他滿是血腥味的《首應》(1918)一書中,當談及自己六周的狙擊生涯,連聲調都變了:    
    在我看來,在酣戰中「搞定」個把敵人本屬正常。可一埋伏就是幾小時甚至幾天幾夜,等敵人暴露自己——而且一露面就被幹掉,就有點不光彩了。    
    他在這樣狙擊了兩人後感到「噁心」,只好請求上級另派任務。狙擊手不能一直處於精神緊張狀態,他的請求很快就被批准了。阿瑟·恩普瑞,《首應:派駐柏林》(紐約,1918),頁222。狙擊手自己也承認,他們的活兒「近乎謀殺」,實在「有點卑劣」。拿維克托·G.裡基茨的話說就是「已經淪落到和德國佬一樣了。」無名英國軍官信,落款1914年11月19日寫於狙擊四人(傷兩人)後,收艾米·格蘭特,《善惡對決:一戰書信集》(波士頓,1930),頁37及維克托·裡基茨,「從軍記」,頁3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A.特納,「總攻時刻」,頁51,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對狙擊的不滿,在官方檔案中也有記載。弗蘭克·珀西·克羅熱人很冷峻,卻也忍受不了狙擊的殘忍。在其回憶錄《都是我殺的》(1937)中,克羅熱講自己曾在非洲西南、西部和中部有過一段愜意的狩獵時光,卻盡量迴避以人為獵物的情況:「這事不太體面。沒多久我就不幹了。孤傲冷淡、一心算計、謀殺手無寸鐵的人,在我看來實在太殘忍。」在他看來,這樣的反應再正常不過:只有「變態」才會快意於如此「冷血」的殺人方式。當然,他知道狙擊手在部隊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評論時盡量就事論事,不帶感情,怕手下的冷槍手會「感染」上道德的懸疑。戰爭進行到後來,他也承認,在用18磅野戰炮狙擊坦克時,他    
    挺樂意。那感覺不同。如果是狙擊一個人,他至此並沒有傷害你,可透過望遠鏡瞄準具,他似乎就在近前,伸手就可以摸到。那種罪感和良心所受的譴責,在狙擊坦克時蕩然無存。陸軍弗蘭克·克羅熱准將,《都是我殺的》(倫敦,1937),頁101—104。    
    比爾·霍威爾也是名狙擊手,曾在盧斯服役。對別的士兵為什麼特別厭惡狙擊手,他有自己的看法:    
    其他士兵討厭我們,軍官也討厭我們。但他們沒法把我們調走,因為打仗離不開我們。麻煩就在我們得透過觀察孔瞄準幾個小時,確保萬無一失才會開槍。其他士兵開火得有上面的命令,就我們不。一摳扳機,德國人就知道遭到了狙擊,防區裡的東西就都丟下不要了。我們當然不會在那兒多呆,而是一得手就走,一刻也不多停留,而其他士兵還得留下來打掃戰場。    
    營部裡絕大多數其他士兵對狙擊手都不友好,所以狙擊手通常都單獨行事,也不用幹部隊裡的雜事。《狙擊、偵察及巡邏》(奧爾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頁10—11及陸軍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戰技巧、狙擊槍法及情報工作》,第5版(奧爾德肖特,1942),頁ⅩⅢ。    
    在士兵的信件和日記中都留下了有關肉搏、狙擊和空戰的「可怖傳奇」。「可怕的傳奇故事」來自陸軍羅蘭·歐文中尉,「家書集」,致父母書,1914年9月3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亨利·科特尼,「書信集」,從薩洛尼卡致姊書,1916年11月26日,編號8/147,伯明翰大學圖書館藏及陸軍傑弗裡·波勒德上尉致休斯太太書,1914年10月19日,收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219—220。這些戰爭神話之所以吸引人,大半是因為包含了貼身近戰、騎士做派和打鬥技巧的內容。想像自己是在為光榮而戰,就像幾個世紀前的遊俠騎士那樣,對戰士心中的自豪和快感至關重要。到了現代,殺戮已變得彼此不通姓名,卑鄙、乏味;戰士們也只得靠編織神話來喚起對敵人的尊敬和憐憫,一邊還得極度忠誠於殺人的事業。如果不能扮演武士角色,那種失望(甚至是恐懼)有時會讓他們懷疑自己不是在「打仗」,而是在進行「血腥的屠殺」。儘管有幻滅,但兩人決鬥的神話、騎士遊俠的風采和行家裡手的技術,幾個世紀以來仍是那麼吸引人。一句話,為了消弭無端暴力帶來的恐懼,就不能沒有騎士;為了更替盲目的困惑,不能沒有近戰;為了驅逐麻木的單調,就不能沒有技術。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1

    對準、擋開,收槍、猛刺!    
    讓敵人知道你的可怕!    
    喊吧!叫吧!任激情肆溢!    
    小心!佯退!哥兒們……衝啊!    
    肖恩·奧利厄裡,「刺刀」,1941肖恩·奧利厄裡,「刺刀」,收奧利厄裡,《甘松香和刺刀:前線詩行》(墨爾本,1941),頁21。    
    從理查德(「裡克」)·愛德華·馬克斯寫給他母親和姐姐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從訓練營到越南的轉變。「今天是到帕裡斯島的第二個晚上,」他在1964年11月14日的信中寫道,「不誇張地說,海軍陸戰隊完全可以說自己是『最好的』。他們的訓練,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強度都絕對是最大的,大到你不能想像。」但不久他就發現,真正到了戰場上,訓練的內容幾乎幫不了什麼忙,生死關頭它根本就沒有用:在發出第一封家信15個月後,他就犧牲了,年僅19歲。    
    馬克斯生前的家信記錄了他每天的安排:他和戰友反覆吟唱「姑娘非我所求/此心只系M14」;訓練場上,教官衝他「直吼」;上課內容五花八門,「從被共黨抓住該怎麼辦到海軍陸戰隊光榮歷史應有盡有」;此外還有沒完沒了的拉練、有關同性戀的講座(「這種人都該槍斃」)和教授M14全自動步槍和45毫米口徑左輪手槍使用方法的課程。他也沒忘告訴母親,「世上最可怕的武器」乃是「操步槍的海軍陸戰隊員」,儘管揮舞這些武器的不過是些「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但他們不會永遠是孩子。沒過多久,馬克斯便發現自己臉上的毛多了,頭髮少了,聲音變低沉了,人也變得越來越自信了。儘管有這些變化,他還是安慰家裡人,自己還是「他們的」馬克斯:沒錯,他也過獻殿節,有問題也可以找拉比;沒錯,他和戰友相處愉快,同志情深;可更不會錯的是,他也會想媽媽、姐姐。    
    訓練科目有的他特別喜歡,比如刺刀練習。在12月1日的信中他寫到:    
    今天我們上了第一節刺刀課——這東西殺起人來可不含糊——離開訓練場時我們都喝(原文如此)得要命——每個人想法都一樣,就像剛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想急於上手。這也逐漸成了我們對待戰爭的態度——總急著試一試。    
    離上戰場還遠,他已經急不可耐,不想再訓了。「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營是最艱苦、最難捱的,」他寫到。「開始兩周他們會把你練垮,讓你覺得自己還不如溝裡的蛇。在接下來的8—10周裡他們開始按陸戰隊的要求重塑你。」他說自己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持久的驚慌與恐懼中」。    
    1965年5月,18歲的馬克斯已是駐越美軍某60型機關鎗隊的運彈兵。「我特別害怕,這我並不諱言,」他結巴著說,且他已經開始擔心退伍後怎麼重新適應普通人的生活了。19歲生日那天,他意識到自己的道德觀已和原來的不一樣了:「生命變得不值錢了,哪怕你殺了個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也沒什麼稀奇的——這不過是你的職責所繫,」他說,而且也承認這種麻木「讓他十分恐懼,那感覺還不如自己被殺呢」。不久他發現,打仗不是戰爭的全部,而他又極其不願做「和平隊員」。有官員認為應派受過「殘殺」訓練的海軍陸戰隊員去保護越南平民,可他對此不屑一顧。他最高興的就是拿槍清點「戰果」的時刻。    
    馬克斯死於1966年2月14日。在他一年前立下的「遺囑」中,沒忘告訴家人自己「一直想上陣拚殺」。他希望下葬時能穿著陸戰隊的制服。他的遺言很簡單:「媽、蘇,還有南,我愛你們,想你們好好活下去,每天都開心,而且為我驕傲。深愛你們的,裡克。」列兵理查德·馬可斯,《美國海軍陸戰隊一等兵理查德·E.馬可斯的信》(費城,1967),頁7—13,17,22,26,29—30,77,85,136,183—184。    
    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要把裡克·馬克斯這樣的新兵培養成合格的戰士並非易事。直至一戰前,以煽動和控制國家許可的暴力行為為專長的職業軍隊,一直不以激發士兵的殺戮心為難事,認為不用花很大氣力就可以做到。從1916年起,由於大量招募新兵,再加上新技術投入戰爭,使軍方不敢大意。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化學和工程學關於上述學科與戰爭的關係,見埃弗雷特·門德爾松、梅裡特·史密斯、彼德·維恩加特(編),《科技和軍事》,2卷(多特雷希特,1988)及勞倫斯·拉迪恩,《駕馭軍隊:美國陸軍的社會控制》(康涅狄格,1977),頁89—90。——的發展和應用使戰士的主動性有所減退,官兵的「殺勁」也有所消退,而在以前這被視為勝利的必備條件。戰場上再也沒有本能的進攻欲可以憑借:軍事訓練也得適應新兵的「平民」特點。靠刺刀操練和大強度訓練來激發士兵殺人欲的老方法,一時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如何既刺激士兵的進攻欲,又把他們培養成(用桑赫斯特皇家陸軍學院一名教官的話說就是)陸軍W.雪利中校,《戰之要者:士氣》(倫敦,1916),頁23。「會思考的刺刀」,成了大家最為關注的問題,而這似乎得由心理學來解決。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2

    訓 練 備 戰    
    軍事訓練的目的是使受訓的平民成為合格的戰士。這不是僅靠教他們辨認來復槍、布倫槍或手榴彈的不同部件就可以的:還得教他們軍隊最重要的一些東西,包括吃苦耐勞、機警靈活、效忠國家、遵守紀律等。「基本訓練原則:本土部隊總司令給預備師司令官和訓練部隊指揮官的訓練指示」,1944年5月25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839。打仗跟「理論的東西,像純數學、純科學,或純的任何東西」不同,它總是靠人和訓練來完成,《澳大利亞軍報》的編輯1956年時評論說。他們的口號是「玩轉武器」。「叢林屬於我們」,《澳大利亞軍報》,85期(1956年5月),頁5及陸軍J.蘭特裡中校,「把武器玩轉:首長訓練為人忽視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亞軍報》,202期(1966年3月),頁3—13。另見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6及陸軍W.雪利中校,《戰之要者:士氣》(倫敦,1916),頁23。此外,還要訓練士兵本能地服從命令:開槍、拼刺刀、扔手榴彈,都應成為他們的「第二天性」。G.霍爾,「士氣在戰時及戰後」,《心理學報》,15期(1918),頁369;阿瑟·恩普瑞,《首應:派駐柏林》(紐約,1918),頁91;約翰·麥克迪,《士氣的構造》(劍橋,1943),頁39。理想的士兵應是像第14皇家威爾士軍的一個年輕人那樣,像閱兵時那樣把刀刺進德國兵的胸膛,同時嘴裡還下意識地喊:「刺,收,準備防禦!」羅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別》,1929年首版(倫敦,1977),頁187。當時的觀點認為,這些習慣會變得「根深蒂固」,即使在戰場上「被激怒或驚嚇時也能表現出來」。《戰士心理》,第2版(華盛頓特區,1944),頁267。畢竟,殺戮欲和憤恨感都會起負面作用,讓人在射擊時不免發抖。 《戰士心理》,第2版(華盛頓特區,1944),頁267。軍事心理學要求把士兵訓練成「講求實際的現實主義者」,只想著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只有這樣才能出生入死,心理卻不受傷害。亨利·布羅辛,「驚慌及應對」,《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0期(1943—1944年),頁58。另見R.阿倫費爾特,「軍隊精神病學」,收阿瑟·麥克諾爾提爵士、W.梅勒(編),《據英加澳新印官方醫療史得出的二戰主要醫務教訓》(倫敦,1968),頁190及G.霍爾,「士氣在戰時及戰後」,《心理學報》,15期(1918),頁369。    
    三次戰爭中,都有前線軍官質疑訓練的效果。首先爭論的是訓練的性質。它似乎總是缺少計劃,只是心血來潮的產物。事實也是,直至1918年7月艾弗·邁克瑟爵士被任命為監察長,英軍訓練方法不一的局面才有改觀。此前的訓練重點是操練和體能,具體方法由各部隊自行決定。縱使統一了訓練科目,距離戰鬥要求仍有差距。再加上這時危機不斷,終於使上陣新兵的準備越來越差。舉例來說,1942年9月派往第八軍第五十師的860名援兵,只有四分之一曾打過實彈,有7人從未用過步槍,9人從未用過布倫式輕機槍,131人從沒扔過實彈,138人從未使用過45毫米口徑的湯姆遜衝鋒鎗。陸軍J.尼科爾斯少將,「後援部隊訓練狀況」,1942年9月21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01/2590。類似判斷布爾戰爭時也有過,即每15人中有14人無法精準射擊:見亨利·塞頓卡爾,《武裝動員1900—1901》(倫敦,1902),頁200—201。    
    更糟的是,大家終於意識到無論訓練有多麼充分,大部分士兵還是不具備作戰能力。對於志願兵、強徵兵,甚至缺乏「進攻欲」的正規軍,再多操練也沒有用。一戰時一般觀點認為,只有一成士兵稱得上勇敢,一營軍官,「日伊馮希之戰一瞥」,《布熱甘澤》,1卷1期(1916年5月),頁3。許多軍事評論員也譴責所謂的「互不相擾」,即雙方約定只要對方保持克制,己方就不開火。托尼·艾什沃思,《塹壕戰1914—1918:互不相擾政策》(倫敦,1980)。具體描寫,見阿爾弗雷德·邦迪,「戰地日記」,1917年3月29—31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諾比·克拉克,「西線冷槍手」,頁1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查爾斯·麥凱羅,「日記書信集」,1916年5月25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互不相擾」要求對陣雙方勢力大致相當,所以在雙方勢均力敵時最常見。只要沒有兵臨城下就不願「出頭」,或佯裝生病,在當時非常普遍。關於不在槍口威脅下就不願出頭的評論,見埃德溫·貝特,「自傳——第三卷:1914—1918」,頁5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弗蘭克·克羅熱准將,《都是我殺的》(倫敦,1937),頁62—68;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2;R.麥克凱,「日記」,1917年7月31日及8月1日條,頁31及3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J.羅斯科教士,《戰爭倫理、諜報工作和強制訓練》(倫敦,出版年份不明,當在1914—1918年間),頁31。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3

    到二戰時,對「消極戰鬥人員」該詞來自艾伯特·格拉斯,「戰區的預防精神病學」,《美國三軍醫療雜誌》,4卷1期(1953),頁684。的擔心已經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一方面是因為無處不在的實況報道,再有就是據驚人的統計數據透露,許多「持重」的士兵(即那些無論有多大戰爭壓力也不會精神崩潰的人)根本就不會殺人。個別新兵「突然良心發現,不願參與任何戰爭行動」,拒絕進行刺刀訓練或投彈飛行,這還算好解決的。馬丁·賓厄姆,「論美國青年在軍隊中的適應」,《社會學與社會研究》,31卷1期(1946年9—10月),頁35。有些士兵——這樣的人還不少——倒是能完成訓練,可到了戰場愣是不發一彈,這就讓人沒轍了。很多人曾注意到這種不求上進的現象。「一般英國士兵的懶散程度讓人吃驚」,1943年的一份報告點評說。「第152步兵旅:一年來轉戰阿拉曼、墨西拿經驗總結」,1943年,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31/16。陸軍中校羅伯特·G.科爾(他所統領的第502傘兵部隊被認為是美國陸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所部1944年6月10日在沿卡倫屯砌道行軍時遭襲擊。他令手下還擊卻無人聽命,這讓他大為震驚。「25個人,就沒有一個主動開火的,」他哀歎道,雖然當時他們既不能挖掩體隱蔽也無法反守為攻,惟一的辦法就是猛打一陣使敵人「抬不起頭來」。他的士兵「訓練時學過該原則。應該知道得很清楚,」他繼續說,可    
    他們就是不願意做。我命令身邊的人開火,他們也照做了。可我一走他們就停下來。我在戰線上來回走動,高叫「媽的!倒是給我打呀!」卻沒什麼用。只有我盯著他們或別的士兵監督他們,才打一梭子。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72。另見陸軍喬治·賈斯卡連中校,「他們幹嗎不多射殺點?」,《陸軍武裝部隊軍刊》,5卷2期(1954年9月),頁35。    
    被動應戰不是地面部隊獨有的問題。名噪一時的駐朝第51戰鬥機聯隊(人稱「米格殺手」)有份報告透露,其F86戰鬥機的駕駛員有一半從沒用過機載機槍,用過的人裡也只有10%擊中過目標。陸軍布萊爾·斯帕克斯上尉、陸軍奧利弗·尼斯准將,「戰機駕駛員的精神病檢查」,《美國三軍醫療雜誌》,7卷6期(1956年6月),頁811。用戰機駕駛員休·鄧達斯的話來說:「一到關鍵時刻,求生的慾望」是任何「殺敵建功」的念頭都無法比的。休·鄧達斯,《起航:一空軍飛行員的戰爭歲月》(倫敦,1988),頁2。加拿大一名軍事教員在1951年寫道,戰士的    
    惟一職責是殺敵……說訓練會使他們變得難以約束或「以開槍為樂」是站不住腳的。問題不在於讓他們熄火,而是怎麼讓他們開槍,與某些步槍手的無精打采比起來,我倒寧願他們熱情過剩。陸軍W.張伯倫上尉,「步兵實用訓練」,《加拿大陸軍軍報》,4卷9期(1951年2月),頁29。    
    換言之,戰士們跌撞著步入戰區,武器倒是有了,卻並不意味著他們已經具備了實戰不可或缺的「進取心」。厄文·蔡爾德,「士氣:相關書目」,《心理學報》,38期(1941),頁413。    
    這些有影響力的評論員倒是能引起人們對訓練質量的關注,但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員通過社會學方法得出的統計數據。二戰期間,美國陸軍上校S.L.A.馬歇爾曾走訪了太平洋中部戰區和歐洲戰區的400個步兵連,結果發現在一次完整的交火中,用步槍、卡賓槍、手榴彈、火箭筒、勃朗寧自動步槍或機槍向敵軍或其陣地開火的士兵不超過15%。在他取樣的這些戰鬥中,至少有八成的人是可以開槍的,而且幾乎所有士兵(在某個時刻)都曾處在敵軍射程內。而且,這些也不是「無關緊要」的戰鬥,每一場都關乎生死。況且只要「大致向敵人所在方位」開槍或者扔手雷就可以算作一次開火。即便把傷者、死者都算上,而且假定他們中主動開火的比例和生者一樣高,「積極戰鬥人員」的比例也不會超過25%。戰場上,最主動的要數那些使用重型武器的士兵,如勃朗寧自動步槍、噴火器、反坦克火箭筒等。地形、環境、經驗、敵人種類及其火力是否精準等似乎都不能影響開火與不開火者間的比率,而且對訓練有素、久經沙場的部隊和其他部隊間有何差別也無從區分。    
    馬歇爾以發生在麥金島上的一場戰役(1943年11月攻佔吉爾伯特群島戰鬥的一部分)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在這場戰役中,第165步兵團某營遭日軍攻擊。面對持刀的日本士兵,美軍槍炮有半數被掀翻,陣前散兵坑中的美軍有半數都犧牲了。幸好美軍火力稍勝一籌,剩下的人才得以保存性命。戰鬥結束後,馬歇爾採訪了倖存者。即便把死者算上,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絕地還擊的也只有36人,而這些「勇士」中大部分又是使大傢伙的。換言之,他們三五協作,用的武器也大多一樣:要是機槍沒子彈了就用步槍,再不濟就換手榴彈。最讓馬歇爾不解的是,有的士兵已經發現了敵人,可就是不開槍;還有的人被圍攻了,可就是不還擊、自衛。更重要的,這幫被動挨打的都不是「愣頭青」。戰場經驗惟一教給這幫軍士的就是要「想盡辦法增加火力」(這樣就可以輪番上陣而用不著堅守陣地)——但戰事一旦拉長,這樣做無異於自殺。由此,馬歇爾得出結論,最多有四分之一的人    
    會真刀實槍地幹,其餘的人除非本方佔絕對優勢或頂頭上司時刻「監視」、要他增大火力,是不會開槍的。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4

    儘管馬歇爾實際採訪的人沒有他聲稱的多,而且受訪士兵都否認曾被問到過開槍與否的問題,他的「數據」還是驚動了軍方。軍方既接受了馬歇爾的結論,就不得不檢討訓練中存在的問題。畢竟,這撥士兵按理不應是「懦夫」(他們呆在戰場上不動是要被殺的,再說「消極作戰人員」並不一定比他們積極的戰友先開溜),他們只是不願進攻罷了。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50,54—59及65。對馬歇爾所用數據的評論,見唐納德·格雷夫斯,「『赤裸裸的事實一問即知』:二十世紀軍事史家和戰爭敘事」,收戴維·查特茲、馬爾克·米爾納、J.威爾遜(編),《軍事史和軍人職業》(康涅狄格,1992),頁49及羅傑·斯皮勒,「S.L.A.馬歇爾統計出的開槍率」,《皇家整編軍事學院院刊》,133期(1988年冬月)。馬歇爾統計的失實直到1988年斯皮勒的文章發表才被揭露出來,但他的數據以後還是有人引用。很明顯,這主要是因為統計數據和社會科學貌似權威,再有就是馬歇爾驚人的結論,但還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己希望殺人沒那麼容易。    
    技術和人事    
    是什麼導致他們不思進取呢?這個問題一個世紀來爭論不休,但最重要的量綱無非有兩個:一是技術,二是人事。有很多人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新式武器的使用消弭了早先保證士兵打仗的因素。一戰前,曾有評論員堅持戰爭是藝術而不是科學,例見陸軍W.羅斯中校的評論,「紀律和士氣」,《澳大利亞軍報》,5卷(1914年4月),頁274。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畢竟1914年前英美澳三國的機動車數量都不多,只有少數幾架飛機,沒有坦克,沒有遠程轟炸機,也沒有榴霰彈。但這種情況不久就有了改變。現在的部隊已不能以緊密隊形向敵軍進發:遠程武器已經把兩軍分開,戰場成了地球上最寂寥的地方,而且實戰中也不怎麼防守了。其結果傑克·鄧萊普有討論,「心理學家和冷戰」,《美國心理學家雜誌》,10期(1955),頁108—109及陸軍J.萊格特上尉,「戰爭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83期(1964年8月),頁24。沒過多久,戰場在物理學家和工程人員的設計下已漸趨工業化,這時「人事」的重要性是提升而不是降低了。評論見海軍傑克·鄧萊普中校,「人的調整以適應機器」,《陸軍戰鬥部隊軍報》,5卷3期(1954),頁2;陸軍A.格林中校,「軍界變革」,《澳大利亞陸軍軍報》,61期(1954年6月),頁6—7;韋爾納·蘭代克,「社會學研究和國防體制」,《社會學和社會研究》,26卷2期(1941年11—12月),頁103—104;陸軍J.蘭特裡少校,「人力因素之於戰爭的影響」,《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07期(1958年4月),頁6;陸軍S.萊格少將,「當兵的、搞科研的或社會名流」,《澳大利亞陸軍軍報》,65期(1954年10月),頁6;陸軍J.萊格特上尉,「戰爭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83期(1964年8月),頁24;馬修·李奇微上將,「人——最重要的武器」,《澳大利亞陸軍軍報》,79期(1955年12月),頁17;厄文·施米格爾,「社會學在陸軍中的地位」,《社會學和社會學研究》,26卷6期(1942年7—8月),頁503。    
    遠程武器的使用被馬歇爾指為士兵消極懈怠的主要原因。初戰後的士兵,反覆向他傾訴自己「沒看見任何人」,而且發覺自己在「和幻影作戰」時不免「心慌意亂」。訓練中他們見識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會有破綻」——他們沒料到會遇上一群「似乎不存在」的敵人,太詭異了。他們甚至害怕因在看不見的(很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敵人身上浪費彈藥而挨罵。他們越是感到孤立無援,就越迷惘,而其英勇作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44—48。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5

    積極性不高的另一個原因在人。一戰打到一半,軍官早已不是曾在英國桑赫斯特、美國西點或澳大利亞鄧特魯恩長期受訓的「社會化武士」了,不能指望他們「即時做出正確決斷」。陸軍L.基格爾中將,《陸軍師進攻訓練》(倫敦,1916),頁2。一般認為,英國的公學制度是造就訓練有素、戰鬥力強的軍官的佳壤。但截至1945年,英國陸軍軍官學校的學員只有三分之一是從公學畢業。這一數據是在1945年7—8月間招收的1218名合格軍士的基礎上統計得出的:陸軍J.斯帕羅中校(輯),《士氣》(倫敦,1949),頁22。至於其他軍種,問題就更嚴重了,因為他們大多對戰場上的勇武態度曖昧。而且正規軍與新加盟的民兵不太合得來,因為後者年齡要長些,受教育程度也高,而且與其原先戰友相比,更多是來自中產階層。隨著所有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一戰時,只有9%的美國白人士兵讀過中學或大學,到二戰時這一數字已漲到41%: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58。此外,第一章講過,這些「新」兵頭腦中的戰爭景象與實際相去甚遠,也是個問題。士兵對於怎麼殺敵,心中各有一套——而其想法與官方訓練手冊上推薦的應急做法又不一樣。比如他們可能會把左輪手槍當棍子,來揍德國兵,而不會選擇去摳扳機。G.佈雷特,「回憶錄」,頁4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有的士兵一心就想著炸敵人,而沒有先把人射傷,由於這一疏忽,自己也有了性命之憂。N.邁基,「武器和靶子」,《陸軍季刊》,33卷(1937年1月),頁313。為了避免弄得到處是血讓人看了噁心,他們還多願把敵人勒死,而不是開槍。K.加裡,「法國致母書」,1916年1月,頁2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要他們「恨」敵人,他們還真恨不起來。見第5章。關鍵在於,他們是此前是平民,當兵也就這麼一陣。英國陸軍元帥韋弗爾伯爵1945年講得好:「早先的兵那叫精幹,現在的兵欠練。」陸軍戰地元帥韋弗爾伯爵,「好兵」,《好兵》(倫敦,1948),頁43,最初發表於《泰晤士報週日刊》,1945年8月19日。傳統的負面刺激(像懲罰、恐嚇)也不管用了,這些人來當兵本來就老大不願意,把他開除他當是好事,而且比起上陣幾乎必死無疑,倒寧願在大牢裡呆著。日益機警的國內民眾倒也贊同這種想法,而且有的戰爭是打著民主、自由的名義,這時為提高戰鬥力可以採取的激勵措施就更受限制了。    
    當然,軍方盡可以不顧新一代士兵的那許多敏感,強迫那些怠工的士兵按要求行事。很多時候,軍方也確是這麼做的。在第五章,我們將看到一些特別野蠻的「仇恨訓練」法。新兵的基本訓練就足夠恐怖,哪怕在強徵兵看來也是。其中最嚴的要數美國海軍陸戰隊了,這方面的例子,見克裡斯琴·艾皮,《工人階級的戰爭:美國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頁98;喬治·巴克,其訪談收格倫·愛德華滋,《越南:心中的戰爭》(南澳大利亞州,1992),頁45;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8—10;R.艾森哈特,「小姑娘,這你不該容忍:現代戰鬥訓練隱藏的心理事項探討」,《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13—23;J.漢森、A.歐文、邁克爾·麥登,《相似處:士兵見聞及現代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2),頁44—45。但即使在其他部隊,動粗也大是家常便飯。所有這些訓練的基本過程都一樣:就是先把新兵弄垮,然後再把他們塑造成合格的士兵。其基本原則包括非個人化、統一著裝、限制隱私、強制交往、緊縮日程、剝奪睡眠、重新編隊、心理迷向、任意裁斷和嚴刑峻法。描寫最詳細的,見彼德·布恩,「新兵基本訓練中的心理社會學現象」,《精神病學》,30卷2期(1967年5月),頁187—196;唐納德·鄧肯,《新兵團》(倫敦,1967),頁97—98;阿瑟·菲迪希、莫裡斯·施泰因,「部隊生活中的認同渙散」,收施泰因、菲迪希、戴維·懷特(編),《認同和焦慮:大眾社會中的個體存活》(伊利諾伊,1960),頁493—506。有些訓練方法要求士兵拷問犯人,其殘暴程度是差不多的:施暴層級可能略有不同,但性質是完全一樣的。性質一樣(層級不同)的描述,見米克·海瑞特斯法特羅斯,「逼供:屈打成招一例」,《應用社會心理學報》,18卷13期(1988),頁1107—1120及厄文·斯陶布,「拷問及其施行者的心理學和文化研究」,收彼德·蘇德菲爾德(編),《心理學與嚴刑逼供》(紐約,1990),頁49—76。第六章的中心人物美國陸軍中尉威廉·卡利曾參與了美軍在美萊〔越南一村莊,1968年5月美軍曾在這裡屠殺平民500人,事發後曾以對游擊隊的大捷掩蓋,一年後真相終於暴露,引起美國公眾憤怒,加速了美軍從越南的撤出——譯注〕的大屠殺,他是這樣描述(佐治亞州)本寧要塞的軍官學校是怎麼訓練的: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6

    大家都覺得,有件事我們在那兒學了20年,其實不對。那就是殺人,是一身短袖圓領運動衫、寬鬆運動短褲打扮的陸軍中士教給我們的。我們圍坐在一起,他就踢我們的腎:真的,差幾公分就要人命了。那太可怕了:一人一腳,誰都無法倖免,我就想,這下完了。死定了。他是真踢,一點不含糊,要不就使招空手道,把人砰的一聲掀翻在地:緊接著就教我們下一步怎麼做。一腳踩下去,就在兩眼正中:當然,下手都有分寸,看著就要把鼻子踩到腦袋裡似的。再就是踹心口:胸腔那一塊,要把碎骨壓到肺裡去。最後一腳踩心臟,直到把它碾碎。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27。    
    類似的技術不止越戰時美軍在用。早在1919年,列兵史蒂芬·格雷厄姆在英國陸軍受訓時就抱怨過,那簡直是場噩夢,「無休止的羞辱,髒話連天」,目的就是要把人貶為物,「直至每個人都百分之百的聽話」。他還說:    
    被人揍;威脅你;給你取外號;叫你在班裡人面前自己練自己,讓你出醜,做累人的動作,班裡其他人都可以不做了,就你一人得做下去;被人往耳朵裡吐唾沫;讓人架著從閱兵場這頭走到那頭;被軍官污蔑,剛要為開口討公道又被喝令閉嘴——所有這些都在消磨你的尊嚴,讓你覺得自己渺小,甚至不過是當炮灰的料。    
    他還記得訓練要求用手拍槍,直到拍出血來,作為訓練人心狠手辣的一種手段。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25及58。教官的一般態度可從澳軍一次關於刺刀訓練的講座中看出來。在這份「盟軍地面部隊太平洋西南海域訓練方略五」(1943)的材料中,教官們不得不強調    
    新法完全建立在殺人的基礎上——用刺刀殺人,就需要既下得了狠心又有本事的人,要能完全把持住自己和手中的武器,一刀致命……新的訓練體系將徹底終結那種只知道「預備——還原——預備」之類的教官。新法仍然要求動作迅捷,要常抓不懈,但貫穿始終的「主題」是殺人!「羞答答的」輕擊,或者閉眼亂戳一氣,這些對日本人都不管用;現在最缺那種既有攻擊力,又能把持住自己,頭腦還清醒的殺手,心裡記著這幫黃種蠻人在馬來亞和新幾內亞殺人無數,於是眼裡充血,心頭制怒,滿腦子「澳大利亞向前衝」的想法,然後「一刀見紅」……西南太平洋的殺人時間到了!「盟軍地面部隊太平洋西南海域:訓練方略——第五號」,1943年,頁2,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任人笑自己不是男人,是孬種,那滋味在任何遠離家鄉、身處逆境、年輕好勝、尚不成熟的小伙子,肯定都不會好受。在許多負面勸誡中,最管用的也許就是那些瑣碎的條條框框了,其目的正是讓士兵變得心狠手辣。在一篇題為「昏厥戰士一例」(刊在1958年《加拿大陸軍軍報》)的文章中,便有個典型事例,要士兵不得救援任何在檢閱中倒下的戰友。「現代軍隊,鐵的紀律絕沒過時,」文章開始講道,    
    但不應弄錯它的意思。它不是野蠻暴虐或麻木不仁的同義詞。紀律,究其目的是人道的。我們必須訓練士兵去殺敵,在面對受過同樣訓練的敵人時不能畏縮,這都是顯然的道理。戰場上倒下的士兵總要等戰役稍停,才能指望戰友的救助。陸軍H.伍德中校,「昏厥戰士一例」,《加拿大陸軍軍報》,12卷4期(1958年10月),頁31。伍德在渥太華陸軍總部陸軍委員會秘書處工作。類似的事情一戰時在「吃苦訓練」中也曾發生過,見A.特納,「總攻時刻」,頁5—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新入伍的士兵,想不成為「殺人機器」也不能,而遲早會從俗。比如1969—1970年度被徵入伍的邁克爾·羅森菲爾德,他回憶說:    
    他們會發給你步槍,槍上插著刺刀。然後會問,「刺刀的真髓是什麼?」而你必須扯著嗓子喊,「殺人!」而我每次都只開口不做聲。這話我說不出口。但為了讓我們喊得更高點,軍士會說,「聽不見!」我們就得吼,「殺人!」我還是只動嘴不出聲。一次,當官的說,「你們要是不喊高點,就不會給你們檸檬吃!」而我那一次也叫了,刺刀的目的是為了殺人——這在我是頭一遭——是為了得到檸檬,因為我那時已累得不行,快脫水了。邁克爾·羅森菲爾德,其訪談收傑拉爾德·吉爾格裡奧,《作決定的日子:拒服兵役者越戰從軍口述實錄》(新澤西,1989),頁82。另見丹尼斯·吉欽的敘述,《征戰寶瓶宮:一美國步兵越戰期間柬埔寨邊境戰記》(北卡羅來納,1994),頁15—16。    
    類似的訓練方法在軍官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畢竟這些士兵是要上戰場的,不是去週日學校聚餐。馬克·格增,「士兵」,收裡斯·威廉斯(編),《梳理越戰:從戰爭到和平》(西雅圖,1987),頁145及阿拉曼的蒙哥馬利,《士氣在戰爭中的作用小析》(出版地點不詳,1946年4月30日),頁15。一個人「要是不能忍受別人衝他吼幾句或從背後踹一腳」(越戰中,菲利普·卡普托試圖讓自己理解)「就永遠不能承受戰爭的殘酷」。訓練營中的非人待遇尤能打擊人的自尊,使他急於表現,以證明自己「夠得上海軍陸戰隊的苛刻要求」。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10。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7

    訓練營裡雖不乏暴力,可軍方也發現不得不接納越來越多的民兵。現代戰爭使用的技術無所不及,使戰爭與每個人是如此的近。自一戰開始,參戰人數便不是以萬而是以百萬計,於是軍方得向所有人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這可不容易,難點主要有二:第一,要找到一種治療手段和普通人聽得懂的語言,好向不能理解戰爭的百姓解釋。這在第八章還要詳細講,這裡就簡單說一下:就是要給精神病學專家、臨床心理學家和社會福利工作者以較高的地位,因為「醫治」面對殺戮承受了很大壓力的士兵要靠他們。這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給軍事用語帶來了可喜的變化:「膽小怯懦」(輕者受罰,重者可處死刑)到他們嘴裡就成了「炮彈休克」,再說就是「心理焦慮」(雖然還不光彩,但治療一下也就行了)。到二戰結束前和越戰時,稱呼又改了,成了「戰鬥疲勞」(也即需要休息,而且能賺取更多的同情)。這種對軍方一直堅稱的怯弱的不斷正名,如果沒有「全面戰」之下的政治經濟壓力是不可能實現的;另一方面,不借用病理心理學概念來描述人在戰場上的狀態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和第一個相關)攔路虎是如何把好戰的話改軟:更準確說就是改成老百姓的語言。非人和過度殘酷的戰備訓練,有各方面的人盯著,包括那些心急如焚的家長。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既能完成兵役又能早日回家過上平靜的百姓生活,做個好公民而不是職業殺手?有些事發生在正規軍身上沒事,可要是牽扯到大量的志願兵和強徵兵就得好好解釋一番了。心理學家約翰·多勒德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挫敗敵對公式——即累積的挫敗感會引發敵對行為——就被用來為那些有施虐傾向的訓練科目開脫。其理論,見約翰·多勒德、倫納德·杜布、尼爾·米勒、O.莫勒、羅伯特·西厄茲,《挫敗與敵對》(康涅狄格,1939)及尼爾·米勒,「挫敗敵對假說」,《心理學評論》,48期(1941),頁337—342。另見倫納德·伯科維支,「再談挫敗敵對假說」,收伯科維支(編),《敵對探源》(紐約,1969);倫納德·伯科維支,「敵對行為的環境因素分析」,收喬·格羅貝爾、羅伯特·欣德(編),《敵對和戰爭:生物及社會基礎》(劍橋,1989),頁91—100;馬克·梅,《戰爭與和平的社會心理學分析》(紐黑文,1943);尼爾·米勒、理查德·巴格爾斯基,「敵對行為的次要研究之二:內團體的挫折感對外團體態度的影響」,《心理學刊》,25期(1948);P.特奎特,「自然和人類社會中的敵對行為(二)」,《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22卷3期(1949),頁157及160。移情、移置等行話替代了直白的軍事語言,與此同時教官的行為方式卻沒有任何變化。心理學術語還被用來遮掩有關黑人士兵的人事任用(借用進化心理學和群體動力學把黑人排除在戰鬥群體之外,在人手極度緊張時又通過精神分析學把他們融合進來)。後一種情況的例子,見精神病學家阿爾文·普桑特博士的精神分析學主張,引自戴維·洛倫茲,「黑人兄弟為何再度從軍」,《黑木》,1968年8月23日,頁88。軍官們有意識地、也是毫無顧忌地把心理學語言拿來,在需要的時候為自己以部隊的方式對待民兵的行為辯護。例見陸軍C.金頓中校,「1848—1849年度金獎文章」,《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0期(1949年12月—1950年1月),頁6—22。    
    士氣和模擬訓練    
    針對因應用於戰爭的技術不斷進步和越來越多的「平民」進入部隊而導致的消極應戰問題,有許多對策。從技術角度提出的對策就有重點研發攻擊武器而不是防禦設備(理由是,武器既是「自我的延伸」,那進攻性武器自然會鼓勵人變得勇武)A.卡丁納,「戰爭恐懼症中的法醫問題一覽」,《美國精神病學雜誌》,99期(1942—1943),頁659。另見陸軍C.戴利中校,「部隊士氣的心理學分析」,《陸軍季刊》,32卷(1936年4月),頁71及F.巴特勒特教授,「高射炮兵的心理問題」,1942年,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66。,如1967年試行的「急殺」和「直覺」的開火方式以及1971年引入的「模擬訓練」。具體描述見《時代》雜誌,1967年7月14日,頁16;保羅·布萊德、羅伯特·薩爾增,「模擬訓練對步兵積極性和滿足感的影響」,《部隊和社會》,6卷2期(1980年冬季),頁202—214;陸軍D.科林斯上尉,「急殺」,《步兵雜誌:皇家澳大利亞步兵團》(1969年1月),無頁碼;托馬斯·斯科特,「地面部隊的戰術訓練」,《部隊和社會》,6卷2期(1980年冬季),頁215—231;美國陸軍,《急殺原則:訓練章程23711》(佐治亞,1967年5月)。一戰時已有「急殺」:見錫德尼·洛克伍德,「一戰憶舊1914—1918」,頁10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以人為本的策略包括發揚團隊精神和建立獎償機制如發放證章軍銜標誌等。「本土軍隊訓練: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富蘭克林上將)對全英訓練部隊司令員的講話」,1944年12月7日,頁3,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840;陸軍A.詹姆斯中校,「心理調節和戰時士氣」,《加拿大陸軍軍報》,2卷5—8期(1948年8—9月及10—11月),頁28—31及24—25;陸軍威廉·萊恩上校,「士氣和領導才能」,《加拿大陸軍軍報》,6卷1期(1952年4月),頁46—47;陸軍馬利哲·斯坦尼希什少將,「指揮提案」,《加拿大陸軍軍報》,14卷2期(1960年春月),頁81。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8

    向新兵灌輸愛國、政治信念也很重要。認為士兵不過是「一捆條件反射的神經束、一個胃、一個生殖器加一雙腳」的傳統觀念,認同者已日見其少。迪克森·韋克特,《咱們的小伙凱旋時》(馬薩諸塞,1944),頁482。對其有鞭辟入裡的述評,見S.麥肯齊,「士氣和事業:改變一戰英國遠征軍看法的運動」,《加拿大史學雜誌》,25期(1990),頁215—232。要是不想被人當作「暴徒、或有著犯罪情結的精神病患者」,每名士兵都要明白為什麼要打仗。迪克森·韋克特,《咱們的小伙凱旋時》(馬薩諸塞,1944),頁482。紐約精神病學家倫納德·R.西爾曼認為應向美軍士兵傳遞    
    明確、固定、衷心認同的理念,要他們保家衛國。美國政府應向他們灌輸對戰爭意義的官方、熱情的具體闡釋,既要強調其個人福祉,又要激起對敵人的仇恨,還要點燃對美國信念的虔誠信仰。倫納德·西爾曼,「士氣」,《戰時醫務工作》,3卷5期(1943年5月),頁498—502。類似的言語見陸軍馬丁·施泰因上尉,「神經官能症和集體誘因」,《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7卷3期(1947年3月),頁320—321。    
    但多數論者都對能否通過講道理說服士兵表示過懷疑。連知名軍事評論家查爾斯·莫斯考斯(他堅信信念十分重要),也不得不承認「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和「愛國主義的豪言壯語」,「潛在的想法」很少能拿上檯面。查爾斯·莫斯考斯,《服役美軍》(紐約,1970),頁147。另見羅傑·利托,「兄弟情深和戰場表現」,收莫裡斯·詹諾維支(編),《軍隊新貌:組織變動》(紐約,1964),頁204—205。按言辭更為激烈的分析家S.L.A.馬歇爾上校的說法,不願殺傷是「一種情感而非心智的障礙」。因此,「靠理智的辯難,如『不殺人就被人殺』,是無法成功的。」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78。另見H.加納少校,「戰爭中的精神病受害者」,《戰時醫務工作》,8卷5期(1945),頁345;塞繆爾·亨廷頓,《士兵和國家》(紐約,1967),頁389;阿爾弗雷德·路德維希,「長期作戰士兵中的神經官能症」,《門寧格診所公報》,11卷1期(1947年1月),頁18—21;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437;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50。    
    提倡團隊精神、進行意識形態灌輸,效果都有限。士兵上陣後僵硬呆板的最重要原因是恐懼,而這個可惡的「毒素」靠這兩種辦法都無法除去。恐懼常被視為病毒:例見陸軍W.加伯少校,「凡槍手都要英勇才行」,《加拿大陸軍軍報》,6卷6期(1953年1月),頁22—23及艾伯特·格拉斯,「戰區預防精神病學」,《美國三軍醫療雜誌》,4卷1期(1953),頁684—685。教官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要把恐懼變成憤怒。海軍陸戰隊的一名教員就曾說:「恐懼只能把你毀掉」,所以一定要「憤怒起來,好去殺人!」喬治·巴克,其訪談收格倫·愛德華滋,《越南:心中的戰爭》(南澳大利亞州,1992),頁45。恐懼的傳統消解之道是訓練士兵不由自主地動作,這樣到了戰場上他們就會「本能地」做出反應。但在實戰中這種方法的短處就立現了:真打起來,那幾個慣常動作幾乎都沒什麼用,因為每場戰鬥都有自己的目標,可用的資源和戰場環境也不一樣。此外,士兵常需要在沒有上級命令的情況下行動,所以得教授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自主判斷:習慣性動作和本能地待命這時幫不了什麼忙——相反,操練最熟稔、平日最聽話的士兵到了戰場上反倒經常是最先躲進樹                  叢裡去的人。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40及60。    
    消除恐懼的辦法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模擬訓練,其最積極的倡導者是約翰·弗雷德裡克·查爾斯·富勒(一戰期間)和S.L.A.馬歇爾上校(二戰以後)。富勒可算是20世紀最有預見力的軍事理論家。布賴恩·裡德,《軍事思想家J.F.C.富勒》(倫敦,1987),頁1。他認為,「進攻欲」的培養只有靠長期、緩慢甚至不易覺察的灌輸才能奏效。人的心理至關重要(他的理由很合情理,畢竟「怕死的是人,不是武器」)。論證時,富勒援引了他獨創的本能學說和群體學說。根據他的理論,人的個性取決於一時的想法和心情,而這又取決於其精神或自我。一個人接觸的所有事物都會在他心裡激起向善或向惡的情感。這種個人的情感體驗經過多次重複就能形成習慣;個體習慣在一個民族中反覆出現就會轉化為其本能。儘管部隊無法改變人的本能,但可以「向士兵施加各種戰爭印記,這樣他習得的感情傾向、他的本能反應就會變得好戰」。另外,軍隊本身可看作某種人群,也要受規束普通人群法則的羈約。群體一如個體,也要受過去勢力的支配。富勒認為,把軍隊「當成一個整體」: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9

    就會發現,我們所稱之為理智的東西實在是受我們的心智支配的;而且在心智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那些無意識的行為底層,其中尤以遺傳天性最為重要。在某種情境下,人有意識的個性會揮發,而每一個人的情緒在這時都會朝一個方向聚集:這樣,集體心智就形成了。這個人群在心理上也就成為一體,此後就可以像一個人而不是一群人那樣行動了。    
    換言之,「部隊人群」可由施訓者支配,因為「同質的環境可以創造一體的性格和精神」。    
    向個體和群體施加「戰爭印記」固然重要,但富勒也承認,現有的訓練機制沒有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忽視了戰爭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槍彈。沒有槍彈,通過訓導士兵是可以知道該如何行事——可到了實戰還是手足無措。為了鼓勵士兵開槍,他建議使用不同顏色的小旗。紅旗表示敵軍火力稍強;藍色是雙方火力相當;白旗則相反。通過一系列演習,士兵應當知道依不同戰局風險的大小決定如何應對。應該教他們借助掩護前進、選擇射擊角度以及沉著應對壓力。與隊列訓練強調服從命令、嚴格執行、整齊劃一不同,戰鬥訓練更重視戰術隊列和因地制宜。陸軍J.富勒上尉,《訓練備戰》(紐約,1947),頁7—9,11,16,29,103—106及111—117。    
    二戰結束後,馬歇爾發展了富勒的理論。他也認為要想士兵勇猛,擬真訓練十分重要;而且也同意富勒的觀點,即士兵的主動是教出來的。習慣動作和死板的操練只能適得其反。無論官還是兵,都得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有交往的需要。馬歇爾鼓勵士兵們互相接觸(據他觀察,「互相拍拍背……膽小的老鼠也會成獅子」)。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哪怕僅僅是能看到別人的身影——對培養進攻欲非常重要。活動也是一樣,哪怕只是挖個散兵坑,或者給戰友提供緊急救護。馬歇爾是這麼說的:「行動使人鎮靜,可以讓頭腦保持清醒。要是能管住自己的肌肉,待會兒就會去用它。」    
    馬歇爾也指出不應抱太大希望。最怠戰的四分之三士兵怎麼都不會積極起來。但他也提出,哪怕不開槍的士兵對戰鬥也是重要的:只要他們在場就有助於保持士氣。積極的士兵全身心拚殺,不會注意到同伴在(或不在)幹什麼。實際上,正是只看不打的人在場才使得其他的人不打不行。他們雖然沒幫什麼忙,卻給戰爭造了勢。對開槍者可以以升職作為獎勵,一直不開槍的人可以調去打炮,幾個人協作或許可以讓他們變得積極些。有時也可以讓他們使用單兵武器,比如噴火器、勃朗寧自動步槍等,這些武器都是「獨行俠」,也有份量,或許會讓怠戰的士兵消除總是默默無聞的心理狀態。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36,40—42,64—66,71—72及75—76。    
    但在馬歇爾寫下這些文字時,軍方已經走在了無論是他還是富勒的前面,引入了模擬訓練,即後來的「戰念灌輸」。形式起先有多種(在第五章我會詳述其中的一種,「愛恨法」),但到二戰時已固定下來,成為滲透科目,它要求受訓士兵在槍林彈雨中匍匐前進。受訓者完全暴露在近旁的炮火之下,還要完成模擬的戰鬥演習。有些通道會有活動靶彈出,要求士兵迅速將其打掉。「閃電科」、「滲透科」、「村戰科」和「近戰科」要求戰士在不同的地形和戰局條件下及時開火,哪怕周圍有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頭頂還有呼嘯而過的超越火力。攻擊科可以從體能和心理兩方面考查、訓練士兵。壕溝裡煙霧密佈,使受訓者無從分辨壕溝有多深;裡面放上假人,只有踩到上面才能知道;受訓者穿過兩道屏壁,卻發現左右各有一個假人夾擊,這是為了檢驗他用刺刀的反應速度。具體情況見丹尼斯·吉欽,《征戰寶瓶宮:一美國步兵越戰期間柬埔寨邊境戰記》(北卡羅來納,1994),頁20;「訓練中的現實」,《泰晤士報》,1942年4月27日,頁2;C.特瓦因,《刺刀訓練:借助假人、草棍進行的系列模擬演習》(奧爾德肖特,1942),頁38—44;貝爾·瓦利,「步兵師的組建和訓練」及威廉·基西,「補充兵員的訓練」,均收羅伯特·帕默爾、貝爾·瓦利、威廉·基西(編),《二戰中的美國陸軍地面部隊:地面作戰部隊的組建和訓練》(華盛頓特區,1948),頁387—389及448—451;「戰爭內閣日程:來自澳大利亞武裝部隊(中東)將級指揮官的報告」,1942年,頁3,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其他軍種也進行了擬真訓練。空軍的例子見美國陸軍司令部空中部隊訓練師,《美國陸軍空中部隊專業人員戰時訓練評估》(華盛頓特區,1946),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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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訓練並非人人都贊成。克裡斯琴·艾皮,《工人階級的戰爭:美國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頁114—115及貝爾·瓦利,「步兵師的組建和訓練」,收羅伯特·帕默爾、貝爾·瓦利、威廉·基西(編),《二戰中的美國陸軍地面部隊:地面作戰部隊的組建和訓練》(華盛頓特區,1948),頁448—449及451。澳大利亞陸軍滿懷信心地採用了模擬訓練,但也注意到若「實施不好」,也會「導致和『炮彈休克』類似的神經緊張」。其在二戰期間發表的一份報告就告誡其軍官,訓練的目的不是「讓人受到驚嚇」,且「不應成為教員耀武揚威的機會」。「戰時條件下的訓練」,二戰篇,頁1,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54,937/1/8。另見魯思·威爾遜,《黑人入伍:美軍黑人研究》(紐約,1945),頁28。但如果訓練「較為平和,且接近實戰」,一般認為可給士兵以更逼真的戰鬥想像,且能刺激他們多掌握些戰鬥技巧,更適應嘈雜的環境,有更多打移動靶的經驗,能更好地體會心理學上轉移注意力的技巧,慢慢學會只關注眼下的事情和逐漸可以有信心,即使壓力很大也能應付。引自「戰時條件下的訓練」,二戰篇,頁1,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54,937/1/8。另見戰爭部陸軍A.威爾遜少校致本土部隊陸軍布裡頓中校的信,1942年5月5日及「訓練中的心理成分」,1942年6月4日,均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799。二戰時在澳軍服役的蘭斯·肯特曾在開農格勒〔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地名——譯注〕的叢林戰校受訓,他認為模擬訓練很有成效:    
    至於沒有真實對手,這就得由教官們解決了。在刺刀訓練和需要學員進攻的訓練科目中,教員中的神槍手會在他們兩邊百來米的地方守著。誰落後就打誰拖後的那隻腳。子彈會落在他腳邊,落在他身後一米的地方。哪怕誰覺得自己已經筋疲力盡,只要聽到「砰砰」的槍聲,或者子彈打在身後不遠的地上「鐺」的一聲,或是跳飛的子彈嗡嗡的聲音,都會有如神助,爬起來往前一陣跑,太讓人稱奇了。    
    他還介紹說,還有種「讓士兵腿腳快點」的高招是「取半截硝酸爆膠,用牙把雷管和導火索咬在一起,點著了,朝落後的士兵身後扔過去!」只要距離得當,爆炸不會傷到人——但於訓練卻極有效。蘭斯·肯特,「自傳」,頁167—168,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認可這種方法的士兵不止肯特一個。不僅是在訓練中,戰場上也一樣:1943年,有人問700名曾在北非作戰的士兵,什麼樣的訓練可以消減戰場上的驚愕,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到真槍實彈的訓練,(一年後)在意大利作戰的344名步兵中有超過八成的人都認為艱苦但接近實戰的訓練是他們備戰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228—229及231。另見陸軍K.林德曼中校,「恐懼的心理學」,《加拿大陸軍軍報》,14卷5期(1960年1月),頁95。    
    刺 刀 訓 練    
    模擬訓練固然先進,且緊跟時代,但傳統上鼓勵士兵拚殺的方法也依然在用。比如刺刀在本書檢視的三次大戰中一直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大家都知道,現代科技和速射步槍的應用已經大大限制了刺刀的用途,可它還是佔據了軍事訓練的中心地位,這不能不讓人稱奇。畢竟在布爾戰爭前就有人宣稱,現代武器的使用已經預示著肉搏戰「在未來戰爭中不會繼續扮演醒目的角色」。R.艾倫森溫、C.菲利普斯沃利,《大刀和單棍》(倫敦,1890),頁87。另見W.格林納,《神射:打獵和打仗》(倫敦,1900),頁19。戰鬥經驗也表明,隨著機槍、大炮和電纜的應用,部隊已無須衝鋒陷陣,經常是仗還沒打到拼刺刀的份上敵軍就已經投降了,所以端著刺刀衝鋒的機會已經不多了。一名參加過二戰的士兵是這樣來解釋為什麼不用刺刀的:「要是我和德國兵的距離真是近到要用刺刀的地步,那我們中早有一個先投降了!」弗雷德·西德伯格,《漫長歸鄉路:二戰駐意加軍自傳》(多倫多,1985),頁146。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11

    珀西·雷蒙德·霍爾在一戰中可能只是個小兵,但他對「帽簷鑲著金邊的傻瓜」下達的刀挑敵人的命令的指責卻一點沒錯:「戰場一馬平川,敵人距我們有一英里遠,怎麼用刺刀?沒等你靠近呢,他就先用機槍把你放倒了。」珀西·霍爾,「瑣憶」,1985年,頁2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陸軍J.富勒少將,《講演集》(倫敦,1931),頁14—15;陸軍上校約翰·麥克唐納爵士,「塹壕戰中刀的作用」,《皇家整編軍事學院院刊》,62卷(1917),頁65—66;A.特納,「總攻時刻」,頁5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斯賓塞·威爾金森,《戰場初嘗教訓》(倫敦,1914),頁64;R.威爾金森蘭森,《英軍刺刀史1700—1945》(倫敦,1967),頁65—66。    
    但指揮官卻堅持認為「刺刀是每一場戰鬥的決定因素」。「塹壕戰備忘錄」,1916年10月31日,頁11,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58/344。偵察可以靠騎兵和飛機,擾敵要用到大炮,掩護可以用劉易斯式機槍,守衛陣地需要槍彈,可要摧營拔寨非得刺刀不可。許多軍事專家認為,哪怕有毒氣、坦克、飛機甚至核彈頭,要想取勝仍得靠熟練使用刺刀、步槍的步兵。《刺刀(白刃戰)》(奧爾德肖特,1940),頁1—2;埃爾布裡奇·科爾比,《與武器打交道》(紐約,1924),頁94—95;「劉易斯式機槍手」,《劉易斯式機槍的使用指南》(倫敦,1918),頁32;「塹壕戰備忘錄」,1916年10月31日,頁11,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58/344;「XYZ」,《上將就活命戰術致子書》(倫敦,1918),頁17。即使原子戰爭也有貼身的白刃戰,這一論點多有提及:見陸軍J.艾申赫斯特少校,「倒鉤,子彈和刺刀」,《加拿大陸軍軍報》,4卷5期(1950年10月),頁42;P.道森,「二戰軍備發展事略」,頁1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A.哈丁,《美軍刺刀史1776—1964》(費城,1964),頁Ⅶ;陸軍上將洛薩·倫丟裡克博士,「原子武器帶來的戰術變化」,《加拿大陸軍軍報》,11卷1期(1957年1月),頁87;陸軍E.旺蒂少將,「進攻」,《加拿大陸軍評論》,12卷4月(1958年10月),頁98。    
    所以,訓練營仍得繼續檢查用刺刀的本領。英國陸軍1916年訓練手冊就告訴教官,訓練到了最後階段,哪怕士兵已經筋疲力盡,仍得把他們拉到訓練場,看他們拼刺刀准不准。幫助他們訓練的麻袋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以模擬戰場上可能遇到的困難。這不假,1916年手冊就要求    
    模擬對手的麻袋裡應立著放上稻草,再散放些(長著草根或石南的)表層土、枯葉、刨花等,既要保證它耐戳,又不能弄鈍刺刀。要想效果逼真,像掛著人骨那樣硬生生地往回收,還得往裡立著塞一層硬木片。    
    要看刺得準不准,就只有把圓盤粘在麻袋上。只有刺得用力,收得乾淨,才能把盤子「帶」下來。進攻先得從戰壕練起,兩米來深的溝,寬也一律相同;要求戰士衝鋒,到敵人面前再高叫;假人到處都是,划艇上垂下來的,三角桌上放著的,戰壕裡擺著的,胸牆上靠著的。戰爭部參謀處,《1916年刺刀訓練》(倫敦,1916),頁6—7及20—21。人體要害部位都在沙袋上畫著。陸軍G.桑頓中校、H.沃爾特茲少校,《武器訓練輔助手段:即興想法》(奧爾德肖特,1941),頁17。連海軍都有刺刀訓練。哈爾·勞倫斯曾在一名加拿大海軍軍官手下訓過,那人經常衝他們喊:    
    你們得自己想去和敵人拚命才行。船長把船靠近敵艦並排停著總錯不了。衝到敵艦上去。讓他們嘗嘗英國刺刀的厲害。朝他們開槍。拿棍子揍他們。讓他們服帖!    
    這是訓海盜,不是現代海戰。哈爾·勞倫斯,《一場血戰:加拿大海軍憶舊1939—1945》(多倫多,1979),頁19。    
    部隊為什麼要反覆強調拼刺刀呢?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軍隊是個墨守成規的地方。從一戰到越戰,訓練方式幾乎沒有變化。埃裡克·伯哲魯德,《電閃雷鳴:一戰鬥師越南體驗》(新南威爾士,1993),頁95及威廉·內格爾,「你記得什麼時候?」,頁3,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有評論員說,哪怕僅僅是因為蘇聯和德國的步槍手還配備有刺刀,也要保留刺刀訓練。空軍R.裡德斯通少校,《帶血的刺刀:白刃戰全攻略》(奧爾德肖特,1942),頁Ⅶ。還有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刺刀仍是戰場上的重要武器,因為它沒聲,所以要悄悄行動時還是無可替代。陸軍C.多金斯上校,《步兵夜間行動》(奧爾德肖特,1916),頁14,25—27;安德魯·埃利奧特,《射殺:救命書》(倫敦,1941),頁52;「為騎射手準備的刺刀」,《陸軍評論》,第1卷(1913年7月),頁87。打叢林戰或是打游擊,刺刀就更重要了。陸軍O.伯迪上尉,「灌木、叢林戰與現代武器」,《陸軍季刊》,8卷(1924年7月),頁315及P.道森,《二戰軍備發展事略》,頁1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夜裡用刺刀很保險,因為近身作戰使它不太可能誤傷自己人。「為騎射手準備的刺刀」,《陸軍評論》,1卷(1913年7月),頁87。是和步槍相比較而言。要是子彈用完了,或是槍卡住了,它就是最後保命的東西了。空軍R.裡德斯通少校,《帶血的刺刀:白刃戰全攻略》(奧爾德肖特,1942),頁Ⅶ;「步兵武器發展進度報告」,1952年11月19日,頁4,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5178;斯賓塞·威爾金森,《戰場初嘗教訓》(倫敦,1914),頁64—66。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12

    但之所以要保留刺刀,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在軍隊,願意進攻的戰士總是受到最高的獎賞,這就決定了刺刀的地位一定高過子彈。炸彈、手雷也好,子彈也罷,都使人傾向於退縮,只有刺刀會強迫士兵前衝,跳出戰壕去和敵人拚命。放槍只能把敵人「逼回去」,而不能把他們「逼出來」,1919年的一本訓練手冊這樣提醒各排長。它的理由是,「自信能拿刀殺人的才會上陣殺敵」。戰爭部,《步兵排訓練》(倫敦,1919),頁4。類似的說法,見陸軍O.伯迪上尉,「灌木、叢林戰與現代武器」,《陸軍季刊》,8卷(1924年7月),頁319及陸軍J.維利斯斯圖爾特上尉,「刺刀」,《陸軍評論》,1卷2期(1911年10月),頁311。1915年,英國戰爭部也公開表態,只有對自己「刺刀本領」有把握的士兵才可能「接近敵人」。戰爭部,《前線紀事:第三部分》(倫敦,1915),頁10。另見關於白刃戰的講座,收阿爾弗雷德·唐斯,「布倫特伍德南軍講習所上課筆記,1916年10月16日始」,未編頁,伯明翰城市檔案館。刺刀可以讓人變得更「嗜血」。阿爾弗雷德·唐斯,「教導篇:白刃戰」,1916年10月16日,伯明翰城市檔案館;「為騎射手準備的刺刀」,《陸軍評論》,1卷(1913年7月),頁85—86;戰爭部,《1917年攻勢步兵排訓練指示》(戰爭部,1917),頁11—12;戰爭部,《青年軍官注意事項》(倫敦,1917),頁22。就連敏銳的評論家如富勒,雖然知道歷次戰爭中刺刀幾乎沒起什麼作用,也接受了有必要進行刺刀訓練的觀點,理由是它可以鼓勵士兵多殺傷。J.富勒,「戰爭科學的基礎」,《陸軍季刊》,1卷(1920年10月—1921年1月),頁94—95。    
    這樣的觀點不僅僅是一戰時的曇花一現。在此後戰事中也有類似的意見提出來。例見陸軍M.阿默少校,《地方軍成員及軍士總體戰訓練方略》(倫敦,1942),頁37及空軍R.裡德斯通少校,《帶血的刺刀:白刃戰全攻略》(奧爾德肖特,1942),頁1—2。揮舞「冷鋼」,才能讓敵軍心寒。「為騎射手準備的刺刀」,《陸軍評論》,1卷(1913年7月),頁85—86;「地方軍指示號581943;雜記:戰區紀事」,1943年,發給排長,頁7,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872B;空軍R.裡德斯通少校,《帶血的刺刀:白刃戰全攻略》(奧爾德肖特,1942),頁2;戰爭部,《1952年地方軍訓練》(倫敦,1952),頁37。安德魯·G.埃利奧特在給英國地方軍編的一本小冊子裡更是一針見血:    
    碰上單個的德國兵,只要能拿刺刀或鈍器搞定的,就不要用子彈。試想如果次日清晨敵人發現哨兵或偵察兵被肢解了躺在那兒,該是多大的打擊。安德魯·埃利奧特,《射殺:救命書》(倫敦,1941),頁52。    
    1944年時,(英國本土軍隊總司令)富蘭克林上將曾給全英訓練部隊的司令員作指示說刺刀進攻練習非常重要,它可以教會士兵「勇猛」和「短兵相接的勇氣」。此外,他還把逃避訓練的人貶為「只會學女生尖叫」。「本土軍隊訓練: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富蘭克林上將)對全英訓練部隊司令員的講話」,1944年12月7日,頁3,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840。《喋血刀鋒:肉搏戰全攻略》(1942)一書建議不要把「小伙子」當作「姑娘」看待。空軍R.裡德斯通少校,《帶血的刺刀:白刃戰全攻略》(奧爾德肖特,1942),頁Ⅶ。某越戰老兵在回憶肉搏戰訓練時也說:「他們在向我們兜售能驅散恐懼的護身符呢。」威廉·梅裡特,《河水回流的時候》(雅典,1989),頁18。    
    軍訓心理學    
    部隊新近有一批人在全力打造「能驅散恐懼的護身符」。前文已經提到,自然科學創設的(為人文科學所拒斥的)空寂、非人的戰場,卻從政治和邏輯上為一門「人類科學」提供了施展空間:這就是社會心理學。不管自然科學工作者怎麼否認(通過使用行話或將戰士相互隔離),前線的戰士都很清楚,戰爭就是殺人。對他們來說,有著巨大殺傷力的武器不是沒有人情味的工具,而是朝夕相處的夥伴。所以儘管自然科學家對士兵的情感體驗視而不見,社會科學工作者卻不敢怠慢,以他們的喜怒哀樂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們希望向各級指揮官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如果一名軍官沒有受過心理學的訓練,無法消解軍隊機械化和千人一面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就是懂得再多槍炮射程和彈道方面的知識也沒有用。「陸軍訓練營學員心理課程」,《心理學報》,15期(1918),頁130。    
    行為學家勸說士兵殺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比如放在「士氣」的小標題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爾、貝克特·奧姆斯特德,「心理學在部隊:近時運用及未來趨勢」,《美國心理學家》,44卷1期(1989年1月),頁43—54就沒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戰:心理學在戰場的使用與誤用》(倫敦,1978)。這不足為奇:因為其在他們職業發展史上不值得大書特書,而且作為一項技能也不是特別為市場看好。這些知識由軍隊轉向民間的情況,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及C.盧提克,「心理學在戰時和戰後」,《診察心理學刊》,8卷1期(1944年1—2月),頁1。多數現代評論家想讓我們相信,智力測驗、人力調配以及人機效率的研究似乎佔據了心理學家戰時所有精力。摘要見詹姆斯·伯克,「莫裡斯·詹諾維支及部隊與社會關係社會學研究的開端」,《部隊和社會》,19卷2期(1993年冬季),頁167—185;約翰·卡森,「甲等軍,高級軍,在找智能軍」,《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頁278—309;莫裡斯·詹諾維支,「社會科學研究對美軍的影響」,《部隊和社會》,8卷4期(1982年夏季),頁50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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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社會科學家雖已將注意力從理論和應用研究轉到如何鼓勵「有效戰鬥行為」上來,其先輩則遠沒有這麼忸怩。正如心理學家E.F.M.德賓和J.博爾比在其合著的《進取心和戰爭》中所說:「正如物理學家的職責是研究各種力的作用規則,如電流和引力,社會心理學家的責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來凡人都有的殺傷欲背後到底有什麼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賓、J.博爾比,《進取心和戰爭》(倫敦,1939),頁Ⅴ。審慎的心理學家或有和平主義傾向的人,當然可以找到遠離刀光劍影的消災所,在那裡盡顯自己的才華;可仍有不少戰爭販子全身心地擁抱了所謂的軍國事業。歷史也證明,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心理學家和其職業代言人向原先遲疑的官長進言,主動請纓要求撩撥民眾參戰熱情的。D.羅茲,「心理學和武裝部隊」,《澳大利亞心理學報》,10卷1期(1958年6月),頁43。    
    開始時,軍方對平民介入持明顯的矛盾和懷疑態度。見勞倫斯·拉迪恩,《駕馭軍隊:美國陸軍的社會控制》(康涅狄格,1977),頁142。他們擔心平民會對「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響」。A.沃克,《澳人在二戰——五輯:醫療;卷一:臨床問題》(堪培拉,1952),頁672及705及陸軍J.威捨特少校,「隨軍心理學家紀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別有關於前方的記載」,1944年1月23日,頁1,收陸軍少將歐內斯特·考維爾爵士,「書信文集」,(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心理學家的出現,告訴新兵該怎樣勇猛作戰,容易被老百姓誤解,而且會造成軍隊內部的沮喪心理,其結果也同樣讓人害怕。例見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愛德華·布裡齊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972。在軍官訓練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學內容會使培養出來的指揮官「懂學問,能打仗,可總也成不了將軍」。陸軍R.丘比斯少校,「一座軍事藝術學院」,《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62期(1962年11月),頁40。正規軍的將領對心理學的預言功能也深表懷疑。    
    直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廣泛認同;而此前,這方面的論述只有在文學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戰前夕,陸軍中校W.L.羅斯在《澳大利亞軍報》上發表了一篇12頁的文章,探討戰鬥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關學科,而是通過分析拉迪亞德·吉卜林、羅伯特·勃朗寧、喬治·艾略特、蕭伯納、約翰·羅斯金、喬治·梅瑞迪斯、托馬斯·卡萊爾、威廉·德·摩根、亨利·紐博爾特、馬修·阿諾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結等人的作品。陸軍W.羅斯中校,「紀律和士氣」,《澳大利亞軍報》,5卷(1914年4月),頁273—284。很可惜,這些作家說,人不是機器。而戰鬥是不可測的:懦夫可能有「獅子」般的勇敢,惡霸卻會在戰壕裡發抖。陸軍布萊爾·斯帕克斯上尉、陸軍奧利弗·尼斯准將,「戰機駕駛員的精神病檢查」,《美國三軍醫療雜誌》,7卷6期(1956年6月),頁811—812。其論點是:預報技術雖不完善,精神病學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戰士對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興趣。他們中許多人倒願意用生物學的神經衝動來解釋:廣為人知的進化論、本能學說,加上士兵在戰場上會為某種能催發生命活力的獸慾所控制、因而無法自持的理論,要比過於文氣的社會控制學說平淡無奇、了無生氣的解釋有吸引力得多。    
    儘管有各種牴觸,到二戰時,社會心理學早已把歷史和文學踢了出去,佔據了軍事報章的相關討論。認為可惜者有之,如陸軍I.坎貝爾准將,「該不該研究軍事史?」,《澳大利亞陸軍訓練備忘錄》,49期(1947年6—7月),頁49—51。他是澳大利亞陸軍總部軍事訓練負責人。心理學進入軍事領域並非一蹴而就,它始於20世紀最初十年,並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響,而他(我們在前面提到)對群體和本能心理學有著廣泛的研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月裡,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對將官進行心理學培訓寫進了英國陸軍條例的修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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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元帥韋弗爾伯爵,《好兵》(倫敦,1948),頁103:「訓練和演習規章」1932年有修訂。在這些年裡,訓練手冊逐漸開始加進心理學方面的內容,陸軍C.戴利中校,「部隊士氣的心理學分析」,《陸軍季刊》,32卷(1936年4月),頁60。但直到二戰前,心理學仍未能在軍隊中謀得穩定的一席。這時,一些重量級人物像陸軍元帥韋弗爾伯爵(在英國)和威廉·C.威斯特摩蘭〔1914—,美國陸軍上將,曾任西點軍校校長,越戰中任美軍司令,後任美國陸軍參謀長——譯注〕(在美國)公開呼籲,要求增加對官兵的心理學培訓和幫助。陸軍元帥韋弗爾伯爵,《好兵》(倫敦,1948),頁103—104,1933年訓話及W.威斯特摩蘭在美國軍醫協會第69次年會上的講話,載「心理健康——指令的一方面」,《部隊醫務工作》(1963年3月),頁211—213。另見諾曼·邁厄,《軍事心理學》(紐約,1943),頁□Ⅹ及J.希梅爾德,《軍事指揮建議:軍官、准尉、軍士操演要略》(悉尼,1941),頁27。二戰時,大量的心理學專家參與了戰時的工作,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取代自然科學家成為美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級研究機構的座上賓。唐納德·馬奎斯,「發動心理學家為戰爭服務」,《心理學刊》,41期(1944),頁470。及至1919年,心理學家詹姆斯·安吉爾已取代天文學家G.海耳成為美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其重要部門)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羅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學家。歐美各國的軍事心理學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媒體也推波助瀾,大力介紹相關科研成果。許多心理學家承認,戰爭可以讓他們「把科研和實際聯繫起來」,這對他們職業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薩默爾森曾這樣理論,「一戰智力測驗及心理學的發展」,《行為科學史刊》,133期(1977),頁276。正如劉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國心理學家,因有關智力測驗和早慧兒童教育的研究而聞名,長期在斯坦福大學任教,首創「智商」一詞——譯注〕在向美國心理學協會作的主席演講中所說,戰爭已經把心理學從一門「瑣碎的學問」變成了「人類工程學的一個分支」。劉易斯·特曼,「作為心理學方法的智力測驗」,《心理學評論》,31期(1924)。    
    心理學的影響    
    軍事心理學不僅可以讓士兵變得更勇猛,還能提高士兵的「戰鬥力」。1918年起,心理學家設計出提高士兵打炮水平的方法。霍勒斯·英格利什,「心理學如何幫助部隊訓練——一個實例」,《應用心理學雜誌》,26卷(1942),頁3—7。通過分析動作,海軍的心理學家研究出了一種流程,可以節省兩個炮手而不用增加裝彈時間和工作壓力。N.威爾遜,「心理學在國防部的應用」,收C.梅斯、P.弗農(編),《英國心理學現狀》(倫敦,1953),頁28。二戰後又開始借助電影,不僅作為一種訓練手段,也讓新兵逐漸習慣戰場的喧器和血污,不至於過分敏感。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82;海軍利昂·索爾中校、霍華德·羅姆中校、埃德溫·洛伊澤,「戰鬥疲勞症患者的減感」,《美國心理學雜誌》,102期(1945—1946年),頁476—478;彼得·沃森,《心理戰:心理學在戰場的使用與誤用》(倫敦,1978),頁38。為改進訓練方法,心理學家會在訓練中引入學習的一般規則,他們的這一作用也很重要。C.瓦倫廷,《軍隊中人的因素:心理學在訓練、選拔、軍心和紀律中的一些應用》(奧爾德肖特,1943),頁27—38。很多教官買來了心理學教科書,不少人還旁聽了大學的心理學講座。沃爾特·賓厄姆,「美軍中的心理學服務」,《診察心理學刊》,5卷5期(1941年9—10月),頁221。有些原則儘管對部隊不太適用,但截至1942年,把單項訓練分散在幾天進行而不是一次趕完、對士兵積極參與的強調、避免反覆使用同一訓練材料、準確記錄並輔之以正面肯定、指定系統的訓練計劃等原則已經成了主流的訓練方式。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79—80;C.瓦倫廷,《陸軍訓示基要,尤其提到初等武器訓練》(奧爾德肖特,1942),頁13;迪爾·沃爾夫勒,「軍事訓練及學習理論的用處」,《診察心理學刊》,10卷(1946),頁73—75。1942年,英國陸軍教育學院開辦了一個新的訓導機構,提供教學法方面的課程。陸軍J.吉布中校,《陸軍的訓練》(倫敦,未註明年代),頁23。此外,如何選擇合適的人員也是軍事心理學家的一個重要職能,尤其是1941年過後。這方面的情況見陸軍醫護中心主任起草的備忘錄,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974及陸軍B.翁格森上校,《選人》(倫敦,1953),頁1。人事選用在一戰時還不太重要,因為當時還沒有專業人員來管理如此複雜的系統,(在1916年開始強制徵兵以前)志願兵可以自己選擇要加盟的部隊,(因為當時人認為)他們應該清楚自己的長處和弱項。作為篩選這一程序,一般認為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時,因心理和情緒原因而遭淘汰的人數雖將近一戰時的7倍,但因為同樣原因被開除的人還是比一戰時多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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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諸多理論,軍方以簡單、實用為原則進行了一番挑選:從來沒有前後一致、「始終不變」,眼下時興的過不了幾年可能就銷聲匿跡,幾十年後說不定又會重新受人青睞,很難說。但總體存在一個趨勢,就是從搬用本能學說(要求訓練調動人的原初情緒、強化習慣動作)到(二戰結束前)視個性為最重要的變元(所以,訓練科目要有益於培養個性,尤其是各級領導)到重視周圍環境的作用(大多數人都可以當好兵,但要通過社會生活向他們灌輸正確的行為意識)。    
    機能心理學的奠基人威廉·麥克杜果在其著作《社會心理學導論》(1908)中推廣了本能學說,其影響直至今天軍事教員仍很難擺脫。這方面的論述,見漢密爾頓·克雷文斯,《進化的勝利:美國科學家和1900—1941年間遺傳環境之爭》(賓夕法尼亞,1978),頁76—78。另見哈里·坎貝爾,「生物角度看戰爭:第一部分」,《柳葉刀》,1917年9月15日,頁433—435(及第二、三部分,1917年9月22日,頁469—471及1917年9月29日,頁505—508);沃爾特·坎農,《痛、饑、懼、怒:感情因素對身體影響新究》,第2版,1915年首版(紐約,1929),頁379;威廉·詹姆斯,《心理學原理》,卷2(倫敦,1910);威廉·麥克杜果,《社會心理學入門》(倫敦,1908);克萊德·穆爾,「心理學角度看戰爭」,《教育研究季刊》,23卷(1916),頁367—386;J.穆爾,《野蠻的殘存》(倫敦,1916),頁137—146;勞埃德·摩根,《習慣與本能》(倫敦,1896);威廉·懷特,《一位心理學家的戰爭遐思》(紐約,1919),頁65。斯托弗德·A.布魯克教士在1905年完成了《論戰爭》一書。這本書後來重印多次,包括在一戰進行過程中。書中,他提出了一個觀點,即好鬥是人的天性:    
    它承襲獸性而來;我雖然說不出一二三,但它似乎與一種愉悅、熱切和興奮的強烈感覺相關。它是遺傳的,人無法擺脫它。它無處不在;在文明人和野蠻人中一樣深切。斯托弗德·布魯克教士,《論戰爭》,1915年首版(倫敦,1916),頁1。    
    用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大作《戰爭的道德等價物》(1910)中的話來說:「祖先早已把好鬥注入了我們的骨髓,幾千年的和平也無法驅逐它。」威廉·詹姆斯,「戰爭的道德等價物」,1910年首收《戰爭的道德等價物諸文及哲學問題談片段》,約翰·羅斯編(紐約,1971),頁5。好戰既是人的天性,那戰鬥訓練的目的就是把文明的遮羞布從個人的心靈剝開。「心中的惡狼」在刺刀操練和非人程式中趁勢找到了發洩途徑。    
    但這裡面是有問題的:人類自保的本能固然會促使他去「拚殺」,可也同樣會讓他「開溜」。為解決這個問題,軍事心理學家在本能學說的基礎上又添加了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邦和英國人威爾弗雷德·特羅特大力提倡的群體學說。古斯塔夫·勒邦,《大眾心理學》(1985)及威爾弗雷德·特羅特,《群居本能在和平及戰爭時期》(倫敦,1916)。或見查爾斯·伯德,「離家上陣:士兵心理研究」,《美國心理學雜誌》,28卷3期(1917年7月),頁331—332及341—342;馬丁·康維爵士,《人群在和平及戰爭時期》(倫敦,1915),頁305—306;勒羅伊·埃爾廷吉,《戰爭的心理學》(倫敦,1918);G.霍爾,《軍心:一舉一動的至高標準》(紐約,1920),頁116—117;W.麥克斯韋爾,《從心理學角度回顧一次大戰》(倫敦,1923),頁46及57—58;喬治·默裡教授,《群居本能:善惡之間》(倫敦,1940),頁13—14。人愛扎堆,是群居動物。在一個人群中——毫無疑問,軍隊就是個馴服的人群——「群體心理」總是佔上風,這就給個人一種感覺,似乎他有無邊的權力,甚至可獲得永生。群體內休戚相關,就回到了原始的行為方式,包括依賴領導者,並把他視作父親的化身。群體心理學也重視習慣動作:集體操練要求整齊劃一,每個人在同一時間做同樣的事情,就保證了士兵在不過腦子的情況下完成所有規定動作,而始終都覺得「有群體的力量在支撐著他」。G.霍爾,《軍心:一舉一動的至高標準》(紐約,1920),頁36—37。另見陸軍C.拜提少校,「步兵訓練」,《聯邦軍刊》,4期(1913年10月),頁679—684。一名參加過一戰的加拿大士兵寫到「我們像機器人一樣用刺刀捅假人。以後見到真人我們也會這麼捅進去,就像機器人一樣」。無疑,他是在讚揚這種訓練方式。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16

    一戰過後,試圖解釋敵對情緒的本能學說開始受到學院派心理學家和一些人類學家的嘲笑,剛開始是L.L.伯納德、埃爾斯沃思·法瑞司、R.E.馬尼基勒爾、W.J.佩裡,後來有弗朗茨·亞歷山大、奈特·鄧蘭和馬克·A.梅,二戰期間T.H.佩爾也加入了這一陣營。L.伯納德,「哪些是本能?」,《變態和社會心理學刊》,14期(1920),頁397—311;L.伯納德,《本能:社會心理學研究》(紐約,1924);L.伯納德,「社會科學中本能的濫用」,《心理學評論》,28期(1921),頁96—118;埃爾斯沃思·法瑞司,「本能是論據還是假說?」,《美國社會學雜誌》,27期(1921—22年),頁184—196;R.馬尼基勒爾,「戰爭走向:從心理學切入」,《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16卷3期(1937);W.佩裡,《戰爭和文明》(曼徹斯特,1918);弗朗茨·亞歷山大,「攻擊欲——個體與集體」,《醫學的進步:紐約醫學院1943年公眾講座》(紐約,1943),頁83—99;奈特·鄧蘭,「戰爭的緣起及防止」,《變態和社會心理學刊》,35卷4期(1940年10月);馬克·梅,《戰爭與和平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康涅狄格,1943);T.佩爾,《人類有本能嗎?》(曼徹斯特,1943)及1941年11月、1942年2、6、11月及1943年2月的《英國教育心理學雜誌》。但形形色色的本能學說從未銷聲匿跡,在軍事心理學領域就更是這樣。其號召力仍然很強,但主要是為魔鬼訓練開脫,而作為激勵士兵上陣殺敵的手段已經不管用了。澳大利亞皇家陸軍醫療隊P.P.曼齊上尉在196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此有精當的總結。他指出,部隊首長的決心可能會因感到自己的命令「不近人情、違悖道德」而有所減弱,因為「他得把與世無爭的眾生扭曲成暴力的機器」。曼齊再三安慰他的讀者說:不是這樣的!殺戮是每個人的自然遺傳。軍事教員實際上「只有一半的事要做——哪怕循規蹈矩的銀行職員,說到底也不是嚮往和平的個人主義者,而天生是戰士」。陸軍P.曼齊上尉,「哲學、心理學和陸軍」,《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88期(1965年1月),頁38—39。與本能學說類似,群體理論的生命力也很強。在一戰前很長時間,因為相信群體可以煽動個人所不齒的行動,部隊才放心把重點放在領導團隊或能憑自己的個人魅力而「支配」輿論的「長者」身上。陸軍G.奧爾上尉,「戰爭中的道德因素」,《聯邦軍刊》,1期(1911年5月),頁197及陸軍C.懷特少校,「戰爭研究」,《聯邦軍刊》,1期(1911年7月),頁284。領導人憑借個人魅力「影響」士兵激勵其繼續戰鬥在小說中的描寫,見威拉·凱瑟,《我們中間的一個》(紐約,1922),頁452。領導者的性格很重要:他要有進攻欲、大無畏的勇氣,身心堅定,而且要敢於承擔責任。    
    漸漸地,群體理論失寵了,取而代之的是群體動力學:換言之,注意力轉移到了更廣大群體的凝聚力和尋求安慰上。馬歇爾提出的「初級群體概念」和「群體認同感」逐步取得了戰鬥動機討論的話語主導權。這方面最好的論述,見喬·博爾凱恩德,「軍事社會學評論:越南的教訓」,《戰略研究雜誌》,1卷3期(1978年12月),頁241—242及安東尼·凱利特,「戰鬥動員」,收喬治·伯倫基(編),《當代戰鬥精神病學研究》(紐約,1987),頁211。「連膽小者也會在強大的集體中獲得安全感,漸漸變得跟他的集體一樣富於攻擊性,」遠東戰區的一名專家如是說。阿瑟·海辛,「神經精神病學在空降師」,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397,引用了一份1951年的報告。另見羅傑·利托,「兄弟情深和戰場表現」,收莫裡斯·詹諾維支(編),《軍隊新貌:組織變動》(紐約,1964),頁218—219;厄爾·齊爾伯,「適應部隊生活:士兵的集體認同感」,《美國三軍醫療雜誌》,9卷(1954年9月),頁1344;(對利托的嚴詞反駁)見讀者來信,陸軍喬治·福賽思上校、哈羅德·鄧伍迪中校,「軍中休戚」,《陸軍戰鬥部隊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頁5—6。成功的訓練機制所折射的心理動因應當是愛而不是恨。陸軍赫伯特·施皮格爾上尉,「從精神病角度觀察突尼斯戰役」,《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4卷(1944),頁312及其「精神病學在北非某步兵營」,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22。見第五章「愛恨情仇」。皇家澳大利亞步兵團的J.O.蘭特裡少校這樣說:「人是群居動物。戰場壓力那麼大,最好的定心丸莫過於身邊戰友的陪伴。」陸軍J.蘭特裡少校,「戰爭中人力因素的戰術影響」,《澳大利亞軍報》,107期(1958年4月),頁16。他在為「標準作戰規定」的執行辯護,該規定要求低級軍官應沿部署線匍匐進行指揮。強烈的集體認同感可以把個體的自戀移置到集體身上,這樣對自我毀滅的恐懼就會消失,對攻擊欲的阻力也就響應減弱。它可以強化戰鬥理念,並提升其水準:「連最沒有欲求的士兵也會不由自主地認同盛行的集體觀念,真正打起仗來根本就沒有個人的位子」,首席軍事心理學家艾伯特·J.格拉斯作如是觀。此外,「群體對怠戰心理也有一定的反作用。」消極的成員會向強大的集體看齊,進而也變得富於攻擊性。陸軍艾伯特·格拉斯上校,「戰區的預防精神病學」,《美國三軍醫療雜誌》,4卷1期(1953),頁689。    
    


第三部分:殺手養成殺手養成 17

    行為主義心理學經約翰·布羅德斯·沃森的鼓吹,很受軍事心理學家的歡迎。該學派在上世紀20年代風行一時,認為初生的嬰兒是「白板」一塊,由周圍環境在上面書寫文化信息。約翰·沃森,《行為:比較心理學入門》(紐約,1914)及《行為主義心理學》(紐約,1925)。另見M.蒙塔古,「引言」,收其(編),《人類與敵對》(紐約,1968),頁□—ⅩⅢ;J.斯科特,「生物學和人類敵對情緒」,《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40卷4期(1970年7月),頁570;J.斯科特,「生物學及暴力控制」,《群體緊張國際學刊》,3卷3—4期(1973),頁7;J.斯科特,「人類戰爭的生物基礎:一個跨學科問題」,收穆扎弗·謝裡夫、卡羅琳·謝裡夫(編),《社會科學之間的聯繫》(芝加哥,1969),頁131。與早先包含正、負強化的機械操練一樣,訓練是沃森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其基於自上而下條件作用的假定,也與軍方權力的縱向分佈相一致。1971年以後,B.F.斯金納的強化與學習理論為軍方接受,它要求指認「任務」的組成,並強調訓練的核心不應是懲罰,而是獎勵。詳細描述見勞倫斯·拉迪恩,《駕馭軍隊:美國陸軍的社會控制》(康涅狄格,1977),頁130—132。    
    精神分析學的概念應用於訓練,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但(尤其在美國的)軍事心理學家中不少人都是支持的。如陸軍少校朱爾斯·V.科爾曼在上世紀40年代就指出,精神分析原理和挫敗敵對學說很重要,它可以讓浸漬在「爾等不可殺傷」鐵律中的士兵「奮起殺敵」。愛國情懷和理想主義不能提供足夠的動力。要想訓練有效果,就得調動「浮游八垠的進攻欲」,並控制焦慮和罪感。這兩條是有關聯的,因為焦慮和罪感可以抑制進攻欲,而抑制進攻欲又有助於控制內心的緊張情緒。要保持高漲的士氣,就要有精幹的領導,將紀律和技術定為訓練的目標,向每一名士兵灌輸一股傲氣,培養其進取心,還要養精蓄銳。殺敵就變得像古代的喪禮,可以通過「暴力易位的神秘歡儀」來歡慶父親的去世(這裡是連長)。科爾曼認為,這種殺戮能滿足    
    人最根深蒂固、最本能的、不為意識所捕捉的奮進的願望,它來自姍姍學步時的祈望和幻想……敵人成了祭祀品,其歸天給群體以極大的滿足。在群體支持下,罪感被排除了。戰鬥成了一種儀式,對訓練的膩煩積久成仇,隨時都會爆發的緊張經由戰鬥得到了釋放。沒有這些挫折感,這個群體也就不成其為軍隊了。    
    「長期軍事訓練累積的恥辱會滋生仇恨」,而在戰鬥中,發洩對象就從教官轉到了敵人身上。換言之,殺敵成了一種報復的藝術,敵人死得越慘,自己內心的罪感就越輕。陸軍朱爾斯·科爾曼少校,「軍事精神病學中的群體因素」,《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6卷(1946),頁222及224—225。    
    把精神分析引入軍隊曾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運動,科爾曼便曾參與其中。另見哈里·特勞斯曼、I.魏蘭德,「精神動力原則在軍隊心理療法中的用途」,《美國三軍醫療雜誌》,8卷9期(1957年9月),頁1359—1360。儘管有一些進展,但即使在美軍,精神分析也從未受寵。作為臨床學科,它佔用時間太多,對醫護人員要求又高,考慮到軍隊裡什麼都是轉瞬即逝,就不合適了。例見哈里·特勞斯曼、I.魏蘭德,「精神動力原則在軍隊心理療法中的用途」,《美國三軍醫療雜誌》,8卷9期(1957年9月),頁1359—1360。約翰·T.麥克迪承認,要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習慣殺人的士兵身上,就得「從其他地方擠時間」。約翰·麥克迪,《士氣的構造》(劍橋,1943),頁45。精神分析更大的用處在於應付精神崩潰,而不是訓練,恰恰是因為儘管激情就在表層下湧動,但主要的問題不在表面,而在其後的昇華。儘管可為軍方省下大筆的撫恤金(有的軍事心理學家遊說說,既然精神分析可以證明情緒的波動多源自幼年和童年早期,軍方就不必作賠),其作用仍很微小。    
    社會科學的解決方案當然不可能被全盤接受。畢竟,有很多士兵是反感的:他們會裝病,或篡改試卷,或胡亂作答——尤其是當其內容損及其英雄形象時。部分做法的描述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其他例子見「備忘錄:1940年7月—1941年7月」,收伊弗林·沃,《伊弗林·沃日記》(倫敦,1976),頁518;澳大利亞心理學會戰爭日記,「塔斯馬尼亞會談,事關部隊服役人員的精神狀況」,1945年6月26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52 33/1/1;R.約克、C.約孔,《軍隊智力測驗》(紐約,1920),頁10。但社會科學的影響仍很大,在英、美、澳的心理協會,許多不搞軍事心理學的人也接受了其很多說法和做法。以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專家身份受雇於部隊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日漸增多,除了駕輕就熟地開展智力測驗、人力調配及人機效率的研究,也努力更正軍隊原始、含混的戰鬥語彙,代之以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的「科學」訓練方法。在軍隊中,「消極作戰人員」仍然存在,但在心理學家的幫助下,可以把他們調配到更合適的崗位上去。這樣,社會科學工作者就融入了整個軍國體系,全心致力於增強(而非減弱)士兵的進攻慾望。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

    單槍匹馬獨自迎敵——著實讓人驚歎,    
    一人面對半打敵人,或更多;    
    危險全不放在眼裡,因為他有勇氣    
    和才智,以及贏得奧利厄裡,女王十字勳章所需的一切。    
    莉莉·多伊爾,「奧利厄裡,維多利亞十字勳章」,1916莉莉·多伊爾,「奧利厄裡,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收多伊爾,《戎裝在身》(倫敦,1916),頁23—24。    
    「我寧願拿總統職位換取國會榮譽勳章。」    
    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    
    1981年2月24日,當美國政府的最高勳章掛到羅伊·貝納維德茲脖子上的時候,他自豪地憶起了杜魯門的這句話。他外號「刻薄的墨西哥人」,這位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曾身經百戰。他生於1935年,雙親分別是墨西哥人和雅基族印第安人,但他七歲時就死了父母,由得州坎波一個愛國的窮親戚拉扯大。還是個小伙子時,貝納維德茲就愛惹事,看二戰時的新聞短片和找當地的學齡男童打架,他滿是興趣。他說自己是個「粗魯、刻薄的小伙」,一身怨氣最終導向了部隊。開始時在德州國民警衛隊,後來到了美國陸軍,一路追隨偶像、二戰中受勳最多的奧迪·墨菲的腳步。因為在朝鮮戰功顯赫,貝納維德茲得到了家族的讚許,有了足夠的經驗和資本到空軍接受訓練。1965年他被派到越南,成為人稱「猛虎」的越南第25步兵團的軍事顧問。在那兒,他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挑戰。和許多美國來的戰友不同,要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在他不是困難。他自己講:    
    我的個頭、膚色和長相兼具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特點,與東方人接近,這些都是有利條件。我一生都在與種族偏見作鬥爭,沒想到現在它們倒幫了我忙。    
    但他也發現,還是有一些障礙難以逾越。越南共和國軍〔1955年美國在南越扶持的軍隊——譯注〕的一些暴行,比如拷問孕婦和村民,他就不能接受。在目睹了一次拷問後他承認,雖然自己「殺人無數」,「可還是不能忘記那些村民眼中的神色」。但作為軍事觀察員,他認為「自己無能為力……這是他們(指越南共和軍)的國家,他們的戰爭」。一次巡邏(他的部下「看過太多遍的『獨行俠』〔西部廣播劇,講的是印第安人通托和白人牛仔獨行俠之間的深厚情意,並幫後者剷除邪惡的奇險經歷,後來改編成電視劇,從1949年熱播到1957年——譯注〕,以為要找的是劇中人『通托』」)他「帶隊」(也就是走在別人前面幾米,檢查有無埋伏、陷阱),不幸踩上了地雷,等到了醫院才恢復知覺:他的第一次越南之旅就這樣結束了。    
    雖受了重傷,但貝納維德茲不願就此罷休。他和醫生斗(他們說他再也不能站起來),和軍方斗(他們想解雇他),和病痛斗(這是最難的),慢慢地能自己走了。接著又獲准加入了美國特種部隊。就像他爭辯的那樣,自己是個「戰士,做不了文書」。經過一段高強度的訓練,他又回到了越南,參與絕密行動,並試圖從北越軍隊獲取情報。這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西格瑪計劃」。    
    最終使他一舉成名的事件發生在1968年5月2日,當時他自告奮勇去救助執行機密任務時被困柬埔寨、後被北越部隊包圍的戰友。在救援過程中,貝納維德茲身中五彈,彈片分散在身體的六個部位。就在他想去救最後一個同伴時,不幸被北越士兵用槍托擊中腦袋。他倒下了去,就在那名北越兵遲疑要不要用刺刀捅他的時候,他用特種部隊的小刀返手將那人刺死。雖然身上有傷,他救起了倖存的美國兵,並把戰友的屍體抬了回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還很鎮靜,想到要銷毀秘密文件和電子設備,然後才登上前來營救的直升飛機。因為傷勢太重,急救人員都以為他已死,把他裹進了運屍袋。一位負責人低身給他拉拉鏈時,貝納維德茲做了力所能及的惟一一件事:他使盡全身力氣,衝著醫生的臉吐了一口唾沫。    
    作出如此犧牲,且如此英勇,貝納維德茲被授予了兩枚紫心勳章和優異服役十字勳章,後者是美軍士兵的次高榮譽。1976年,貝納維德茲退役,領取全額傷殘補貼。五年後,當著他全家43口的面,裡根總統把象徵美軍最高榮譽的獎章——美國榮譽勳章——掛到了他的胸前。    
    他的事情沒有到底結束。三年後,美國社會保障總署要求他接受醫生和精神病學家的檢查,以判斷他是否誇大了傷情,這讓他大為吃驚。後來傷殘查證屬實,他卻公開抗議,說自己為此蒙羞,引發了全美的憤慨。各地老兵請他出頭。他回憶說:    
    大多數信是寫給我本人的,開頭就叫羅伊。他們多把我稱作英雄,雖沒有直說,卻都暗示我是惟一能幫他們的人。很多人都訴說了他們的絕望:對美國榮譽勳章得主政府都能作出這等事,更何況普通退伍士兵呢?    
    雖不太願意批評自己的國家和敬愛的三軍統帥,最後他還是站到了戰友一邊,開始為退伍軍人的權利奔走。一邊寫自傳,一邊為位於得州休斯頓的一家「生命保障」組織工作。「我周遊全國,到各地與人交談,」他說,「我要告訴大家,自由總要付出代價。很多時候這個代價要用血肉來換取。」與和平示威者不同,他總是自豪地把獎牌戴在胸前,以紀念為國征戰的「無名英雄」們。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2

    再多的獎章也夠不上美國的英雄。多數只能把偉業放在心間。每個軍人都是「無名英雄」,在每一場地緣政治博弈、軍事衝突中,我們的士兵不論男女,無論怎麼被擺佈,都會盡其本分、名譽和責任,為個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戰,甚至不惜犧牲生命。    
    對住在市中心貧民窟的年輕人,他有這樣的忠告:「要是不願一個人,到我們這兒來吧,特種部隊歡迎你的加入。」陸軍羅伊·貝納維德茲軍士長及約翰·克雷格,《榮譽獎章:一位越戰老兵的故事》(華盛頓特區,1995),頁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羅伊·貝納維德茲的自傳暗合了傳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剛生下來就被父母遺棄,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顧生命危險做一件大事,以報答養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壯舉後被人放進裹屍袋,貝納維德茲就連光榮的英雄之死也(象徵性地)體驗了。有關英雄迷思的探討,見羅伯特·西格爾(編),《找尋英雄》(普林斯頓,1990)。軍隊急需的就是像貝納維德茲這樣的勇士。部隊雖有優良的「施暴」傳統,而且自詡無論是誰都可以教訓成合格的戰士,但也不得不承認有些人培養起來終究要便利些,且更適合衝鋒陷陣。在整個20世紀,關於什麼樣的人最可能成為合格的戰士,一直有不同的爭論。種族特性向來是重要的標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戰鬥力視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樣,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異,逐漸傾向於認為它是可以通過群體動力學來培養的。    
    理想的士兵    
    現代戰事已經改變了我們對怎樣的人容易成為勇士的固有看法。過去的一些標尺現在看來不免好笑,比如紅頭髮的士兵做殺手最兇猛,哈羅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納波利斯,1917),頁104。又如1962年一份調查所顯示,鬍子刮得乾淨和修剪整齊的人適合做軍官,而上唇滿是鬍渣的人則不夠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學報》,107卷446期(1961年1月),頁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觀點:什麼年紀越輕、身體越壯,攻擊欲就越強等等。W.伯奇特,《溫蓋特的鬼軍》(孟買,1944),頁36及傑克·馬漢、喬治·克倫,「海軍陸戰隊戰鬥力的經度預測」,《社會心理學刊》,83期(1971),頁45—54。衛生幹事會設計測試項目,看誰「事故率」最高,這樣的人據說最適於當突擊隊員,類似如少年犯、蹲過監獄的、「倫敦東區土生土長的」等也是合適人選。佛蘭德斯·鄧巴博士,「工業部隊及武裝部隊中事故和失誤的醫學研究」,《戰爭醫學》,4卷2期(1943年8月),頁161—175及希拉裡·桑德斯,《綠色貝雷帽:突擊隊的傳奇故事1940—1945》(倫敦,1949),頁39。婚姻會削弱男人的戰鬥力,因為「在關鍵時刻」,有家小的男人「會想到自己犧牲後家裡孤兒寡母的情形——雖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卻是自然流露,但這會使他在關鍵時刻猶豫不決」。W.伯奇特,《溫蓋特的鬼軍》(孟買,1944),頁36。另見海軍陸戰隊約翰·麥克恩裡瑞上校,《一名海軍陸戰隊俯衝轟炸機駕駛員在瓜達卡納島》(亞拉巴馬,1987),頁89。這一論點與塞繆爾·斯托弗的研究相牴觸,後者證明已婚男士打起仗來比單身漢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35。最鎮定的殺手據說應是運動健將(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亞板球運動員,一戰時就因用投球的那隻手臂放倒了47個土耳其人而獲得了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戴維·法倫上尉,《決戰(加裡波利至索姆河)》(倫敦,1918),頁81—82。最富攻擊性的士兵莫過於生在輩出運動健將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兩位研究人員在1945年曾這樣說:「因為認同」父親的作為,兒子會「努力重現父親當年的神勇,也許會青勝於藍」。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1—42。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3

    個別行業的僱員頗受青睞。比如礦工,就被認為擅長「肉搏」。R.湯普森,《人在槍林》(倫敦,1946),頁126。另見查爾斯查爾斯·麥凱羅上尉,「日記書信集」,1915年11月11日寫的信,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相反,儘管有詩人齊格弗裡德·薩松的陣前嘉勇,美術家、音樂家之類是絕不可能成為英雄的。新聞簡報摘自《早間顧問報》,1936年7月4日,收倫敦檔案局PIN15/2503。主修英語、哲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較多質疑命令,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彼得·卡斯坦以此來論述軍隊需要這樣的人:卡斯坦,「『職業』和『公民』軍官:軍校和美國後備軍官訓練隊軍官候選人的比較」,收查爾斯·莫斯考斯(編),《輿論與軍方》(貝弗利山,1971),頁55。還有一些觀點前後不一致。比如有人認為,農村來的兵打仗更勇猛,因為他們能吃苦,而且熟悉林中生活,如辨路、打獵等。應把他們分散到各個連隊,並分派難度大的巡邏任務,這是澳大利亞武裝部隊的麥錫森中校1943年發表的觀點。(澳大利亞武裝部隊)馬瑟森中校,「叢林戰筆記」,1943年2月28日,頁11,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另見亨利·德齊斯,其訪談收埃裡克·伯哲魯德,《觸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戰》(紐約,1996),頁219。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城裡人才是當兵的料,因為他們「不太會因現代戰爭的嘈雜而心緒不寧」。陸軍雷考克上校,「中東的突擊隊訓練」,1942年,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有時也有這樣的論調,說最好的士兵是那種刻板、頑強型的,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65—66及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85。而力氣、機敏、膽量、凶狠等特性是可以通過選擇性交配和「對症下藥」來提升的。諾裡斯·霍爾,「科學與戰爭」,收霍爾、小澤卡賴亞·查菲、曼利·哈得孫(編),《下一場戰爭》(劍橋,1925),頁26。厲害的士兵自有其培養的途徑,是當時非常普遍的看法。熟稔戰史的將官都贊同卡萊爾的著名論斷,英雄在世,冥冥中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他應有敏銳的洞察力、精準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追求真理的勇氣。英國陸軍元帥韋弗爾伯爵1945年時曾這樣說,「堅強半是遺傳,半靠訓練,我看……還是遺傳更重要些」。陸軍戰地元帥韋弗爾伯爵,「好兵」,《泰晤士報週日刊》,1945年8月19日,後收其《好兵》(倫敦,1948),頁43。下面這封信直截了當地道出了這些想法,信是前線打仗的哥哥寫給同處戰壕的弟弟的:    
    我注意到來信裡說別人想你一定做夢都想著與敵人搏鬥云云。我也注意到了同樣情形。這年頭有種的沒幾個,所以卑鄙、危險的活兒總是推給他們。你要是總借口想找死,別人樂得做好人。這世道!有些人的膽子跟虱子一般大,有的跟兔子的有一拼,有的根本就是狗膽,只有極少數人才長著人膽。弗斯布魯克及格羅夫納·克拉克,「書信集」,弗斯布魯克·克拉克信件,1917年6月12日,利德爾收藏。    
    或者就看弗蘭克·馬卡姆的母親1917年時是如何訓示她在前線膽小如鼠的兒子的:「至於說你是懦夫,孩子,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憑什麼偏你沒那點血性呢,聽我說,孩子,別以為我在責怪你,我只是說出了自己真實的想法」。錫德尼·馬卡姆爵士,「書信文件集」,母親來信,1917年3月1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但部隊需要的是更精確的指向標。畢竟,靠父母、兄弟、女友是不可能客觀評價其所愛的人的「膽量」的;另外由於兵力方面的限制,把城鄉士兵分開來對待也不現實。只招募少年犯肯定不夠數(是否紅髮姑且不論),結了婚的也得招。軍官們希望有對「戰鬥力的科學量度」,要快,要准,還要便宜。一戰時,戰鬥力的高下似乎寫在士兵身上。用衛生幹事羅伯特·威廉·麥凱納的話說就是:    
    毫無疑問,在一個人的體質和他的膽量之間是有確定的對應關係的。只要不是懦夫,一個強壯的人總該比瘦弱的人更為勇敢;靈魂和身體是有著密切聯繫的。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64—65。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4

    所以在1914—1918年間,徵兵時要進行體檢,以淘汰過於瘦小、不適於打仗的人,也是為了甄別兩種人,一種在硝煙瀰漫的戰場表現最佳,另一種則更適合在後方工作。當時的新兵被分為四等。分屬哪個級別,主要看體形:身高、胸圍、體重是主要判斷依據。把新兵按健康狀況分為四類,既是因為認識到陽剛氣和戰鬥力之間存在正相關,也是基於身體健康的醫學標準。相關討論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頁172—173。有評論人員認為,軍方沒有採取足夠努力來尋求對「戰鬥力的科學計量」。查爾斯·伯德和G.斯坦利·霍爾(兩人都執教於麻省克拉克大學)是頗有影響的心理學家,他倆不約而同地建議軍方採用法國盛行的形態學,把人分為四種身體類型(腸胃的、呼吸的、肌肉的、大腦的),每種都對戰鬥力大小有重要影響。「肌肉型」的人——一般是四方臉,長得有橫有豎,四肢發達,身材勻稱——應派往最危險的前線。「腸胃型」——平頂金字塔的頭,消化器官較常人大,軀幹粗壯,四肢短小,胸腔也小——適於防守,要是有人敢打補給品的主意,他們是會出手的。騎兵和飛行員應當從「呼吸型」裡挑選:他們胸肌發達,臉也大,最寬是在鼻子那條水平線。「大腦型」的人雖然矮小,卻有很大的韌勁;儘管情緒容易失控,卻是很好的將才。查爾斯·伯德,「離家上陣:士兵心理研究」,《美國心理學雜誌》,28卷3期(1917年7月),頁323—324;A.謝盧、利昂·麥克奧利弗,《醫療形態學:四種身體形態研究》(巴黎,1912);G.霍爾,「順應戰爭而發展的心理學的實際應用」,《教學研究季刊》,26卷(1919),頁83—84。這樣的四分法與早先黏液質、多血質、膽汁質、神經質的劃分不無相似之處。    
    這種大而化之的分類雖然一戰後就銷聲匿跡,但該理論並沒有完全被唾棄。直到上世紀20年代,勇武還是靠體格來衡量的。所以才會有新西蘭醫療隊的A.D.卡貝裡中校在1927年澳洲醫務工作者大會上提出下面的標準,作為是否應吸收某人入伍的依據:    
    第二性徵也應在考察之列:生殖器的發育情況,體毛的分佈,尤其是上陰毛的輪廓怎樣,頭皮、眉毛怎樣,骨盆的大小,還有脂肪在全身的分佈等等。盆腔過小,體毛、脂肪分佈近於女性的或第二性徵發育不完全的男性,一般不會成為好士兵。陸軍A.卡貝裡中校,「招募新兵的醫學考慮」,《澳洲醫務工作者大會會刊(英國醫學會)之第二次會議記錄:達尼丁,1927年2月3日—10日》,1927年11月12日,頁369。    
    到二戰時又增添了個性考察和簡單的健康檢查作為補充。研究人員又設計出了通過「觀察體格來判斷陽剛氣」作為挑選士兵的辦法。按這種辦法,「正常人」(也就是沒有內分泌失調的男性)可以按是否具備「男性氣質」分為高、中、低、差四級。「陽剛氣十足」的人應很精瘦,臀部比肩窄,胸腹部要平,股間要有空隙,「腿肚內收明顯」,陰毛應向肚臍聚攏。這些人應立刻派上前線。男性氣質低的一般外形綿圓,肌肉不多,臀比肩寬,胸部渾圓,「腹部像女性一樣隆起」,兩股距離近,「腿肚外凸」,陰毛向兩側偏聚。與「真漢子」不同,他們的手臂總是屈著(過度放鬆)。這樣的人打仗不會很厲害。1943年,英國皇家軍官訓練隊測試了該理論。在那些「陽剛氣十足」的人中,41%被列為優秀軍官候選人;男性氣質一般的人中這一比例是11%;在低、差的人中,竟沒有人可選。克拉克·希思、W.伍茲、L.布魯哈、C.澤爾策、A.博克,「選人:戰鬥人員挑選速法」,《內科年報》,19期(1943),頁415—426。另見克拉克·希思,《什麼是人:正常青年男子研究》(馬薩諸塞,1946)。這樣,戰鬥力高低便與體格掛上了鉤。    
    但實際情況卻表明,從人的身體看他是否驍勇實在不可靠。二戰開始後,新一代的軍事研究人員突然造訪各訓練營,不是搗鼓數字,就是找人談話,再就是附會關聯。其中影響最大的是S.L.A.馬歇爾和塞繆爾·A.斯托弗。儘管後來發現馬歇爾的數據極不可靠,但他的戰鬥力應以集體而非個人論、因此訓練必須貫穿群體動力學原理的觀點,徹底變革了英、美、澳三國的訓練體制。斯托弗和他的同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超過12000人樣本的基礎上,他們認為不僅「初級群體」要重視,愉悅感也不能忽視。好戰士在戰前總會有強烈的殺人欲。這有數字為證:日後表現突出的士兵中有48%說殺日本人是種享受,表現中規中矩的士兵有此觀點的占44%,而不擅打仗的人持此觀點的只佔38%。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34—35。因此,二戰時重點放在了人的性格上,與之相關的「群體性格」地位甚至更高。只有那些對有戰鬥力的群體高度依賴,受其保護,並視集體利益為自身利益的人才可能成長為最優秀的戰士。陸軍馬丁·施泰因上尉,「神經官能症和集體誘因」,《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7卷3期(1947年3月),頁318。到1942年,戰爭中的英雄主義已不是個人品質加上/或者幾個人的功勞,而成了團隊所表現出的素質;戰爭影片記錄了這一變化。珍妮·貝辛格,《二戰電影:一個題材的解剖》(紐約,1986),頁36—37。當然,傳統的戰爭英雄還是有他的地位,但他現在成了群體的產物,不再被視作「天生」的戰神,血液裡(或膽裡?)流淌著所有的理想因子。    
    精神病、同性戀:英雄的料?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5

    尋求「戰鬥力的科學度量」的努力並非一帆風順。有些精神病學家直言不諱,精神病人甚至同性戀倒可能是當兵的好材料。這讓心繫軍人名聲的士官很尷尬,因為這一結論的邏輯推衍就是,徵兵時就不該把這些人排除在外,對正在服役的也不該開除——至少在正缺人手的緊急關頭是不對的。    
    軍人,包括值得、也廣受尊敬的J.F.C.富勒上尉,有如下言論不足為奇。富勒就說    
    勞動力市場的失意者,甚至有犯罪污點的人,倒常常有股與生俱來的「蠻」勁,戰場上的表現要好過他們溫良的戰友。陸軍J.富勒上尉,《本土防衛步兵訓練津指:從招錄到訓練》(倫敦,1913),頁2—3。    
    這讓很多軍官不知該如何處理,H.W.威爾斯醫生就遇到過這樣的事。一戰時他是第四軍的一名神經病專家,曾收到一個短箋,詢問該如何處理一名酗酒的士兵。短箋說這名士兵    
    突然跑到通訊戰壕裡,嘴裡不停地咕噥著「該死的東西」。到了前線,他突然翻過胸牆。我們都以為他會用機關鎗,可沒過多久就聽他不知道在怪誰雞姦。然後露出頭來,揪著一個德國軍官的後領,一面還踢他。接著就掉下塹壕來,嘟噥了一句「在彈坑裡找到這傢伙的,正雞姦呢」,就暈了過去。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也不知道是該推選他拿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呢,還是該把他送上軍事法庭。所以才把他帶到您這兒來。H.威爾斯博士,「醫學史腳注……一般方面:炮彈休克」,第1條,頁6,利德爾收藏。    
    心理學家約翰·T.麥克迪在一戰結束時曾說,好士兵「應該多少天生是個屠夫,誰比他傻聽誰的」。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129。從二戰到越戰,由驍勇士兵組成的精銳部隊無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獄的少年犯和蹲過大牢的人作為徵召目標。有人說過,「平時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陸軍伍澤爾·恩特中尉,其訪談收魯迪·托默迪,《沒有號角,也沒有戰鼓:朝鮮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3),頁19;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140;艾爾·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戰老兵口述實錄》(紐約,1981),頁201—202;希拉裡·桑德斯,《綠色貝雷帽:突擊隊的傳奇故事1940—1945》(倫敦,1949),頁39;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329。    
    對「壞小孩」冷嘲熱諷是一回事,用科學論證戰場英雄多出自變態、強迫性神經病患者、過失或預謀殺人犯、監獄假釋出來的人,就是另一碼事了。陸軍E.福特少校,「戰鬥機轟炸機飛行員扶養中的原則及問題」,《戰爭醫學》,8卷1期(1945年7月),頁30;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18;陸軍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陸軍卡爾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戰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學在師級部隊」,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396—397;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12;阿瑟·海辛,「神經精神病學在空降師」,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396—397;威廉·波特,「軍事精神病學與選拔徵兵制」,《戰爭醫學》,1卷3期(1941年5月),頁370;愛德華·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爾,《精神病學與現代戰爭》(紐約,1945),頁13。有精神疾患的戰士很重要,公眾應給予他們的服役以更高的獎償,達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亞伯拉罕·諾伊施塔特在1947年說。陸軍達拉斯·普拉特少校、亞伯拉罕·諾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戰鬥記錄」,《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7卷9期(1947年9月),頁809—811。精神病學家也曾試圖軟化他們的說辭,指出部隊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讓他「爬出戰壕,往前衝,收拾敵人」,然後再「傳令嘉獎」,以示褒揚。威廉·波特,「軍事精神病學與選拔徵兵制」,《戰爭醫學》,1卷3期(1941年5月),頁370。另見艾伯特·格拉斯、弗朗西斯·賴安、阿迪·魯賓、C.勒馬納、安東尼·塔克,「精神病預測和軍隊戰鬥力:第二部分」,《美國三軍醫療雜誌》,7卷11期(1956年11月),頁1581—1582。把他們留在後方縱然危險(他們可能攻擊別的士兵),關於其不利方面,例見陸軍E.福特少校,「戰鬥機轟炸機飛行員扶養中的原則及問題」,《戰爭醫學》,8卷1期(1945年7月),頁30;陸軍阿瑟·海克少校、陸軍馬文·普萊塞特中尉、陸軍菲利普·格雷納中尉,「服役訓練期間的精神病問題」,《美國精神病學雜誌》,99期(1942—1943年),頁38—39;威廉·波特,「軍事精神病學與選拔徵兵制」,《戰爭醫學》,1卷3期(1941年5月),頁370。但只要讓他們在前線,就算控制住了一幫鐵面殺手。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6

    重度精神病與驍勇善戰間為何存在正相關,論者莫衷一是。最常見的解釋是:害怕自己會在壓力下「崩潰」的人,一定會試著消減這種威脅,一有機會即當「孤注一擲」,於是英雄壯舉就產生了。S.溫伯格,「戰爭恐懼症」,《美國社會學雜誌》,51卷5期(1946年3月),頁472。有的論者沒有這麼溫和。他們認為,最好的戰士一定是充滿敵意,心神不定,反覆無常,把兒時英雄主義幻想付諸實踐的人——換言之,幸虧戰場上的殺戮行為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否則他們遲早會進監獄。費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戰爭恐懼症及其治療」,《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頁302—303;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24;布萊爾·斯帕克斯、奧利弗·尼斯,「戰機駕駛員的精神病檢查」,《美國三軍醫療雜誌》,7卷6期(1956年6月),頁815。侷促不安已經算好的,要不就是既憤世又自戀,總是想望周圍事物如己所願,外界環境稍有擔待就以古怪的行為相向。陸軍阿瑟·海克少校、陸軍馬文·普萊塞特中尉、陸軍菲利普·格雷納中尉,「服役訓練期間的精神病問題」,《美國精神病學雜誌》,99期(1942—1943年),頁38—39。    
    有的解釋更為負面:有些精神病學家竟聲稱,他們見過的最好的士兵都是同性戀。軍隊的規矩是,凡同性戀者無論戰績如何一律開除。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平常人無意亦可能成為同性戀,就不能不讓人憂慮了。有士兵利用禁止同性戀的法令得以脫離軍隊,這已成共識:越戰中的例子,見陸軍富蘭克林·瓊斯少校,「某師隨軍精神病醫越南經歷」,《軍隊醫學》,132卷12期(1967年12月),頁1003。關於曾考慮或確實有過此舉以逃脫軍隊的士兵,見約翰·艾博特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167。1915年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門徒、精神分析學在英國的傳播者歐內斯特·瓊斯提請公眾注意,在參軍決定的背後,性慾的「暗中推動作用」未可忽視。這些本能的衝動包括「癡迷慘狀而不能自拔」和「因同性戀傾向而嚮往男性聚集的地方」。歐內斯特·瓊斯,「戰爭與個人心理學」,《社會學評論》,8卷(1915),頁177。另見普賴恩斯·霍普金斯,《社會運動的心理特點:從精神分析角度看社會》(倫敦,1938),頁119。至二戰,對同性戀情及戰鬥力高下的勾勒已成顯學。1936年3月,R.E.馬尼基勒爾在牛津大學人類學會宣讀了論文,指出「潛想的同性性慾」後果有二:抑之於內則會在關鍵時刻為了戰友而犧牲自己,發之於外則會讓人變成殺手。前者認同源自父母的無意識景象中好的部分;後者則向其壞處取齊。戰時,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R.馬尼基勒爾,「戰爭走向:從心理學切入」,《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16卷3期(1937),頁235。查爾斯·貝爾格曾在《英國醫護心理學雜誌》(1942)上撰文,猜想戰爭是否是「這種無意識心理圖景的戲劇化——不過以同性戀的形態表現出來……是與男性而非女性的感情對撞(或高潮)」。查爾斯·貝爾格,「戰爭恐懼症的臨床分析記錄」,《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19卷2期(1942),頁185。持同樣見解的還有弗雷德裡克·艾倫,「同性戀與個體差別問題」,《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0卷(1940),頁129—135。用1942年12月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超級同性戀的話來說就是:「要是不能愛,就只有恨。要是不許表露愛意,就給他們暴力看。」泰德·艾倫比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179—181。    
    但並非所有同性戀者都會成為戰爭英雄。對哪種同性戀者最可能成就壯舉的最詳盡刻畫來自《英國醫護心理學雜誌》1942年刊載的一篇文章。該文作者查爾斯·安德森(精神病學家,供職於沃恩克利夫神經病學中心)區分了主動同性戀者和被動同性戀者。前者符合軍方向外發洩敵對心理的要求,適應部隊生活應該不成問題。他們甚至不用掩飾自己的攻擊欲:只要把攻擊對像從戰友轉到敵人即可。對大多數主動同性戀者來說,這不難做到,「他們常懷恨在心,想毀滅其『對像』,因為在他眼裡敵即是友,友即是敵」。主動同性戀者只有在罪感衝破自持時(更多是無事可做,這時只有轉向周圍的人尋求滿足)才會精神崩潰。與之相比,被動同性戀者因為攻擊欲的外化與其性情不符,處境要艱難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被動同性戀者「得完成某種心理轉變,由發洩的對象變成主體」。戰鬥中,他們容易身不由己地成為攻擊的客體而不是主體。一般情況下,他們無法承受緊張的積累,只有在焦慮性神經症中尋求釋放,要不就「在動物般的恐慌中」向敵人投降。查爾斯·安德森,「關於某些對戰爭有意識及無意識的同性戀反應」,《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20卷2期(1945),頁162及172。被動同性戀者和有同性戀傾向而不自覺的士兵最難適應部隊生活。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19及伊麗莎白·羅森伯格,「臨床經驗對戰爭恐懼症精神病理分析的貢獻」,《精神分析國際學刊》,24卷(1943),頁32—41。但正如安德森在1945年提出的,「治癒」同性戀患者(哪怕他們主動求醫)幾乎就無可能,因為他們早已「泰然」接受了同性戀的事實,視之為自己「性格氣質的一部分」,所希望的不過是免於集體敵意的保護罷了。查爾斯·安德森,「關於某些對戰爭有意識及無意識的同性戀反應」,《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20卷2期(1945),頁163及173—174。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7

    種 族 因 素    
    斷言精神病人和同性戀者在戰場上定會英勇無比,其影響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辨識優秀戰士最常用的指標要算「科學人種優劣論」。認為不同民族或地理大區各有其性格特點的想法由來已久。大衛·休謨在其《論國民性格》(1741—1742年)中寫道:「有識之士……皆承認,不同民族各有其風俗,有些性格乃一國獨有,其鄰邦亦無」。大衛·休謨,「論國民性格」(1741—1742年),收《道德、政治和文學隨筆集》(牛津,1963),頁202。時人認為,自然環境必對一國國民「融會各種族」而形成的秉性有影響。「人口稀疏及其日常經營」必會影響其性情。「(一國)習性的總和」即是其國民性。歐內斯特·巴克,《國民性格及其成因》(倫敦,1927),頁140。    
    這些主張用於戰爭,當然會受到軍事顧問的歡迎。出生在愛爾蘭利麼瑞克的記者邁克爾·麥克多1917年時總結道: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士兵,每一國士兵各有其特點。軍隊作為一個整體,必然是其國家的代表,也只能是其國家的代表,所以從他們戰場上的表現……定然可以看出其民族是否尚武。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57。    
    若把戰爭比作遊戲,則必定「按玩家各異的國民性」來進行。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124。辨認不同種族的特質方便了軍事戰略家選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負責宣傳的人也可以利用「盟軍士兵不同組合在敵人心中造成的幻想恐慌」(如「兇猛的波蘭人、捷克人、廓爾喀人和蘇格蘭高地人」)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戰部分原則」,1944年5月,頁4,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41/3。在本書探討的三次大戰中,就有一些種群據說特別驍勇善戰。比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士卒就以殘忍聞名。例見羅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別》,1929年首版(倫敦,1977),頁164。斐濟島民據說因為「久居蠻荒之地,野性十足」而適合在太平洋作戰。H.普賴迪,《椰樹廣場的戰爭:守衛南太平洋島國基地》(惠靈頓,1945),頁46及128—130。蘇格蘭人勇武超群、凡戰必勝的印象直到上世紀70年代還存留在人們心中。謝爾弗德·比德韋爾,《現代戰爭研究:戰士、戰具與戰術》(倫敦,1973),頁146。另見弗雷德裡克·基靈,《基靈書信回憶集》(倫敦,1918),頁260,致威廉·丹克斯教士書,1915年11月31日。高地居民之所以善戰,據說是繼承了「凱爾特人的烈性子」。有一位作家在1915年時寫道:「手舉雙刃闊刀從高地上掩殺下來,血洗克洛登〔蘇格蘭東北部高沼地,英國歷史上詹姆斯二世黨人1746年二次反叛的最後戰場——譯注〕的或許就是蘇格蘭人的祖先。刀劍向來是其最愛。」埃斯考特·林恩,《戎裝保皇:一戰紀事》(倫敦,1915),頁151。難怪德國人一看到蘇格蘭褶襉短裙就總「玩完」。亞歷山大·卡托,《與蘇格蘭軍隊在法國》(阿伯丁,1918),頁21及42—43。某些印第安人被認為更嗜血些,也更容易受到讚譽。辛西婭·恩洛,《異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國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對此有詳細討論。當時的見解,見空軍約翰·布羅迪少尉,「日記」,收布瑞亞坦·格林豪斯(編),《執拗者說:加拿大兩飛行員一戰日記》(渥太華,1987),頁13;帕特裡克·米,《在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當炮手的二十二年》(倫敦,1935),頁198—199;哈羅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納波利斯,1917),頁11及111—115;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頁2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前線地區一次精神病學會議的報告」,1944年8月8日—10日,頁13—14,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550;維維安·斯蒂芬森漢密爾頓中校,「書信文件集」,利德爾·哈特中心藏;埃德加·華萊士,《都是英雄:一戰事跡集》(倫敦,1914),頁198—206;A.威廉斯,「駐緬印度士兵的精神病學調查」,《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23卷3期(1950),頁131—132;道格拉斯·溫尼弗裡斯,《神職人員在前線》(倫敦,1915),頁130—131。1914年時,聖奈赫爾·辛格曾這樣描述廓爾科人:    
    他們以夜襲出名。像豹一樣潛靜,敵人不察,直到大禍臨頭才知道晚了,再加上自製的闊頭彎刀和西式兵器,更加無敵。其人視力極好——黑暗中跟貓一樣——聽覺又極靈敏,更加大了他們手到擒來的砝碼。聖奈赫爾·辛格,《印度鬥士:其精神、歷史和對英國的貢獻》(倫敦,1914),頁61—62。另見頁71—75及辛格,《印度軍隊》(倫敦,1914),頁30。    
    與之情況類似的是本章開頭提到的美國印第安人,他們也被認為「生來」就是打仗的料,所以巡邏時常被要求在前面「帶隊」。陸軍羅伊·貝納維德茲軍士長及約翰·克雷格,《榮譽獎章:一位越戰老兵的故事》(華盛頓特區,1995),頁85;湯姆·霍姆,「美國印第安老兵與越戰」,收沃爾特·開普斯(編),《越戰讀本》(紐約,1991),頁193;托馬斯·霍姆,「被忘卻的戰士:美國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戰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頁63;哈羅德·伊克斯,「印度人給希特勒取外號」,《柯裡爾雜誌》,1卷2期(1989年春季),頁58。    
    但這裡我將重點談種族與殺人效率間的關係,主要是兩大種群:愛爾蘭人和美國黑人士兵。在軍界他們都聲名遠揚:愛爾蘭人「全民尚武」,而美國黑人則總被視作蹩腳士兵。如此分類,背後有什麼「科學依據」?又將產生怎樣的效果?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8

    愛爾蘭人天生好鬥,曾是許多人的共識。見詹姆斯·費捨爾,《愛爾蘭兵團在佛蘭德和達達尼爾海峽的不朽事跡》,1輯(都柏林,1916);丹尼斯·格溫,《雷蒙德的最後歲月》(倫敦,1919),頁201;約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愛爾蘭部隊」,收費利克斯·拉維裡(編),《偉大的愛爾蘭將士和政治人物》(倫敦,1920),頁128—129;G.肯尼迪教士,《一位隨軍牧師的峻語》(倫敦,1918),頁35—36;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3及158;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26—27及114;N.馬洛,「愛爾蘭的精神」,《英倫評論》,6卷1期(1915年7月),頁4及9;蘭德爾·帕裡什,《一個愛爾蘭士兵的故事》(倫敦,1914),卷首插圖及頁343。他們生來非兵即僧,是句俗話。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111。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是其士兵特別勇猛的共識: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比英國兵更勇猛,所以軍事指揮官才特別願意把他們選入「導彈部隊」。陸軍史蒂芬·格溫上尉,「愛爾蘭兵團」,收費利克斯·拉維裡(編),《偉大的愛爾蘭將士和政治人物》(倫敦,1920),頁149及哈羅德·斯彭德,「愛爾蘭人與戰爭」,《當代評論》,110卷(1916年11月),頁567。其膽量、「闖勁」和積極主動無人能及。阿爾弗雷德·奧拉希利教授,《耶穌會威廉·多伊爾神父:宗教研究》(倫敦,1925),頁439;丹尼斯·格溫,《約翰·雷蒙德的一生》(倫敦,1932),頁404;亨利·漢納,《蘇烏拉灣的戰友:皇家第七都柏林燧發槍團》(倫敦,1932),頁7;約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愛爾蘭部隊」,收費利克斯·拉維裡(編),《偉大的愛爾蘭將士和政治人物》(倫敦,1920),頁145;S.克爾,《愛爾蘭兵團的作為》(倫敦,1916),頁135;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124;J.麥肯齊,《慾望之箭:國民性格及前景論文集》(倫敦,1920),頁182及196—197;哈羅德·斯彭德,「愛爾蘭人與戰爭」,《當代評論》,110卷(1916年11月),頁566—567。正如詩人艾麗斯·庫克所說:愛爾蘭士兵「戰壕裡最優秀,拚殺時不落後」。艾麗斯·庫克,《愛爾蘭英雄在紅色戰爭中》(都柏林,1915),頁16。另見頁19—20。這種近乎本能的好戰欲也被用來解釋在愛爾蘭超軍事組織遍地生根的原因。自由黨作家哈羅德·斯彭德曾於1916年在《當代評論》上撰文說:    
    當前游離在英國陸軍和民族義勇軍之外的愛爾蘭青年不會樂於置身一場世界性混亂以外。在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超級唐尼布魯克集市〔始於1204年,每年在都柏林郊區舉辦,以喧鬧混亂聞名,1855年被取締——譯注〕時,別指望愛爾蘭人會坐在爐邊悠閒地烤火。戰時的愛國心雖然搖擺不定,但對戰爭的喜好卻沒有絲毫泯滅。一度超然的人們……開始轉向可能的暴力形式。哈羅德·斯彭德,「愛爾蘭人與戰爭」,《當代評論》,110卷(1916年11月),頁570。    
    換言之,愛爾蘭人滿腔的進攻欲亟待釋放——要是不能老老實實地服役,就只有投身其他形式的武裝衝突。徵兵率偏低雖會引來對愛爾蘭人缺乏活力的指摘,但其「靈魂」處仍深藏著尚武精神。如有人竟敢否認,會被喝「滾開」,甚至成為謾罵的對象。「愛爾蘭徵兵情況令人滿意嗎?」,《聯軍雜誌》,新輯,51卷(1915年4—9月),頁567及571。    
    愛爾蘭人天生善戰的神話在上世紀初不可思議地成為人們的信條,整個20世紀沒有人對它產生過懷疑。二戰時,在突擊隊中他們極為搶手,就是因為嗜殺成性(分列二、三的據說是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戈登·霍曼,《突擊進攻》(倫敦,1942),頁53。該觀點甚至得到歷史學家的贊同。在其無所不包的《現代戰爭研究:戰士、戰具與戰術》(1973)中,謝爾弗德·比德韋爾欣然評論說,有的種群,如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和廓爾科人,可謂「尚武之族」。謝爾弗德·比德韋爾,《現代戰爭研究:戰士、戰具與戰術》(倫敦,1973),頁146。在《好戰的愛爾蘭人》中,肖恩·麥坎把他們描畫為「性情急噪……在任何歷史階段,不論對錯,從不甘於寂寞,有機會總要施展一下」。肖恩·麥坎,《好戰的愛爾蘭人》(倫敦,1972),頁9。另見陸軍上將約翰·哈基特爵士序,陸軍A.佈雷丁准將,《愛爾蘭士兵史》(貝爾法斯特,1987),頁Ⅹ。連彼得·卡斯坦也在其學術著作中認可了「愛爾蘭人好鬥」的說法:沒辦法,他們就是天生愛幹架。彼得·卡斯坦,「英軍中的愛爾蘭士兵,1792—1922:被收買還是被控制?」,《社會史學刊》,17期(1983),頁40及59。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9

    跟所有真正的英雄一樣,愛爾蘭士兵也特別善使刺刀。列兵羅伯特·麥格雷格1915年致父書,引自艾米·格蘭特,《善惡對決:一戰書信集》(波士頓,1930),頁91—92及S.克爾,《愛爾蘭兵團的作為》(倫敦,1916),頁47—48及103。用都柏林第八軍團威廉·多伊爾神父的話來說:「我們本可以生擒更多的人,都怪這魯莽的愛爾蘭人,這個危險的傢伙只要摸著刀就要在每人身上戳好幾個窟窿才完事。」阿爾弗雷德·奧拉希利教授,《耶穌會威廉·多伊爾神父:宗教研究》(倫敦,1925),頁473。愛爾蘭的宣傳機器也拿這點大做文章。S.巴涅爾·克爾在《愛爾蘭兵團的作為》(1916)中稱,「愛爾蘭士兵尤好近身作戰。這種打法早已融入其血液,是與生俱來的。躺在戰壕裡等著『中槍子』是他們最無法忍受的,這倒和法國人相似;愛爾蘭人要的就是『起來干他們』」。S.克爾,《愛爾蘭兵團的作為》(倫敦,1916),頁47—48。    
    如果說愛爾蘭人是天生的鬥士,勇武世人皆稱道的話,那美國黑人就正好相反,被認為是厭戰、怯懦的典型。從歷史來看,這並不符實。事實是,黑人士兵在美軍服役的歷史很是久遠,且有著驕人業績,直到一戰爆發前都是這樣。其勇武一以貫之,從獨立戰爭、美英戰爭到南北戰爭、美西戰爭。摘要見霍勒斯·邦德,「一戰前美軍中的黑人」,《黑人教育雜誌》,7卷(1943),頁268—287。但一戰中,他們卻被安排在勤務而非戰鬥部隊,使得四分之三的黑人士兵整個戰爭期間不得不在非戰鬥部隊服役。查爾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聞》(波士頓,1923),頁27。二戰時,軍方故意以黑人在美國人口中比例為限來招募黑人士兵,也就是說,每十名美兵中只有一個是黑人。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494。而這為數不多的黑人士兵又有四分之三是軍需兵、工兵或運輸兵。黑人士兵在整個陸軍中占10%,但在勤務部隊中就有20%,在「一般性」士兵中佔了15%,在戰鬥部隊只有5%。尤利西茲·李,《招募黑人士兵》(華盛頓特區,1966),頁453—454。一戰中,有首軍謠這樣唱道:    
    黑人兄弟只能用鏟子和鋤頭打仗——    
    老天爺,您睜眼可憐可憐我們吧。約翰·奈爾斯,《唱歌的士兵》(紐約,1927),頁48。奈爾斯認為黑人士兵唱歌不錯,可打仗不行(頁Ⅸ)。    
    雖然軍方讚賞黑人對勤務部隊的貢獻,但不讓他們上陣衝鋒,還是被認為是對其勇武的直接否認。    
    這一政策背後有明顯的種族歧視。美國空軍最初就有這樣的論斷,說黑人(和日本人一樣)不會駕駛飛機;等被事實駁倒了,又說他們打仗不勇猛,即使敵軍防空火力「微弱、不准」也怕得要死。尤利西茲·李,《招募黑人士兵》(華盛頓特區,1966),頁453—454。約翰·理查茲在一戰時指揮一支黑人部隊。他認為黑人士兵「身體素質好」,適於閱兵表演,忍耐力強,而且忠誠,「能無畏於槍林彈雨,勇往直前」,理查茲寫道。但因為他們怕黑,進取心弱,易陷於恐慌,所以總的來說在戰爭中用處很有限。黑人不像英美人那麼好鬥,且易受他人影響,常開小差。理查茲繼續寫道:    
    你叫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可做起事來總是稀里糊塗。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骨子裡缺乏白人那種自由、獨立的精神;彈如雨下時,正是這種精神顯現、我們受到激勵之時,「德國佬根本不是我的對手,勝利終將屬於我」。    
    在黑人士兵、軍官中這種信念很少見。理查茲寫道:「他們還都是孩子。永遠無法長大,即使在炮火下也一樣。」1926年,俄克拉何馬大學某社會學教授也附和其觀點,認為黑人士兵與生俱來的孩子氣和對長官的完全信賴,使得「卓越的領導」成為保證其戰鬥力的最重要因素。他堅持認為,最好的黑人部隊都是「德才兼備」的白人軍官帶出來的。約翰·理查茲,「與黑人士兵共處」,《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傑羅姆·道得,《黑人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紐約,1926),頁233—236及239—240。巴勒德上將關於一戰期間黑人士兵表現的報告也作如是觀。他在日記中稱,這些黑人士兵簡直就是    
    窩囊廢。且不說上陣殺敵,他們就連自己也照看不了。指望他們衝鋒陷陣根本就是癡人說夢。我隨軍已三周,卻無法讓他們哪怕向敵人發起一次進攻。他們不是當兵的料。巴勒德上將的報告,引自傑羅姆·道得,《黑人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紐約,1926),頁2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0

    這種看法會產生誤解甚至「敵我不分」。1941到1945年間在美國南部白人女大學生中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她們甚至認為黑人不如德國佬,到1944年時便連日本人都不如了。黑人迷信、慵懶、無知、篤信宗教、不能倚賴、不盡人事、骯髒、邋遢、不修邊幅。儘管愈發融入軍隊,但對黑人的種族成見卻沒有改觀。多蘿西·希戈,「成見:珍珠港事件前後」,《心理學刊》,23期(1947),頁55—63。另見林恩·拉爾亞,「醫學預科心理學專業學生關於人性的奇怪想法」,《英國教育心理學雜誌》,15卷2期(1945年6月),頁72及141。    
    也有論者認為,黑人士兵表現欠佳是白人官兵看低他們造成的。自尊心不強,缺乏信心和受教育程度低導致他們作戰慾望不高。美國陸軍首席歷史學家曾指出,缺乏攻擊性是黑人刻意保持低調的結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外界的攻擊。他的結論是,指望把二等、三等甚至四等公民培育成第一流的士兵是不現實的。小沃爾特·賴特博士,引自尤利西茲·李,《招募黑人士兵》(華盛頓特區,1966),頁704—705。更常見的解釋是把這種成見歸咎於種族主義的思想意識。比如是否適合戰鬥的標準之一是心理承受能力。儘管黑人士兵不易染上神經官能症,這已是共識,但其(至少臨床心理學家威廉·A.亨特二戰時在某大型海軍基地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被確診患歇斯底里症的幾率卻是白人的四倍。亨特認為,將其確診為歇斯底里症沒有根據,其行為或可更準確地描述為「極易受外界影響,缺乏鑒別能力,情緒易波動」。將其診斷為「情緒不穩定」要比「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或轉換性神經症」準確得多。換言之,黑人士兵仍處在「文化原始狀態」,其情感衝突的表達仍很原始、直接:他們尚不具備神經官能症患者「迂迴、複雜的心理機制」。威廉·亨特,「黑人患神經官能症的相對比率」,《咨詢心理學刊》,6卷(1947),頁134—135。    
    和許多論者一樣,亨特的判讀有著很深的所謂「重演論」的印記。該理論認為,在白種孩童身上仍可找到其野蠻、原始狀態的痕跡。但隨他們長大能逐漸擺脫;而「野蠻種族」則終生受困於這一階段。上文提到的、一戰時指揮黑人部隊的約翰·理查茲,也受到了這些所謂「科學」理論的影響。他曾提醒自己的讀者注意:    
    種族發展是非常緩慢的過程!幾年前,這些黑人還是棉花地裡的奴隸。再往前推幾年,他們還是非洲叢林裡的孩子。直到現在他們還沒長大……作為白人,我們要記住這些黑人兄弟的可愛之處。我們的權力、威望、發展,他們一樣都沒有。我們從祖上繼承了獨立的生氣,在經年戰亂和不懈摸索中得到了發展。讓我們向這些本應與我們同行的孩子們伸出雙手,敞開心扉;讓我們記住,在遠古的叢林裡,白人、黑人本是一家。約翰·理查茲,「與黑人士兵共處」,《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傑羅姆·道得,《黑人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紐約,1926),頁240。    
    類似的話題約翰·J.奈爾斯在講述某黑人步兵事跡時也觸及過:人稱「天狼星」的這名黑人步兵因作戰勇猛而遠近聞名,尤其武器在手(一桿法國產的半自動步槍)時。某次滲透進攻中,「天狼星」不見了戰友,彈藥也用盡了。下面的故事奈爾斯是這樣講述的:    
    單個士兵,扛一桿法國產步槍,連彈夾都沒有,看上去只有滑稽,能有什麼作為?突然,面前跳出個灰不溜秋的傢伙——一身暗灰軍裝,帶點兒綠,帽子像盆一樣扣在頭上。我們這個黑人士兵手裡還捧著那桿破槍。槍不到二十磅重,但憑著他的一身蠻勁,還是個挺怕人的物件。地上滿是毛瑟槍和沒爆炸的手榴彈,但這時他血管裡流淌的好像都是遠祖野蠻的鮮血。他不是數學家,也不是語言學家,更不是一知半解的智者。他好像又回到了尼羅河上游的河谷,成了那裡的一名部落成員。他已無暇顧及現代戰法,卻有著明確的目標——求生。那沒有了槍夾的法國步槍在空中兜了半個圈,向那盆一樣的帽子砸了下去,砸在了穿綠灰軍裝士兵的頭上。約翰·奈爾斯,《唱歌的士兵》(紐約,1927),頁109—110。    
    「天狼星」無疑是英雄,但同時也是原始人,沒有足夠的理智,不知道利用地上沒有爆炸的手雷和被人丟棄的毛瑟槍。這樣的故事還有其他講法,聽起來更有種族主義的意味。後來成了著名道德反戰者的T.科德·開齊普爾在1914年11月的一封信中有如下描述:    
    老黑真沒治。他們老是割斷受傷德兵的喉嚨——他們的挎包裡也不是沒有查出過德國兵的頭顱!他們的任何行動——哪怕是點管煙——都要想半天,這在我看來已近乎猴子,而不太像人。而不知道為什麼,我卻喜歡上了他們。走過他們時點下頭,他們回報你的將是世上最燦爛的笑容:皓齒、厚唇、黑眼,共同組成了這無比迷人的存在。T.開齊普爾來信,落款1914年11月15日,收開齊普爾,《兩線作戰》(倫敦,1918),頁28。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1

    以種族特點判定尚武精神,對愛爾蘭人和美國黑人都不適用。愛爾蘭人富於攻擊性、美國黑人消極被動的說法對兩者都產生了負面影響。人皆稱其勇猛,使愛爾蘭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愛爾蘭軍事史》(1996)一書中,戴維·菲茲帕特裡克寫到,好戰是「有關愛爾蘭人不多的成見之一,在這個好戰的時代竟獲得了廣泛認同」。戴維·菲茲帕特裡克,「軍國主義在愛爾蘭,1900—1922」,收托馬斯·巴特利特、基思·傑弗裡(編),《愛爾蘭軍事史》(劍橋,1996),頁379。他只說對了一般:在戰時,攻擊性強固然受人推崇,但勇武也有不同類型,愛爾蘭人的勇武最終竟使他們極度不適於自治。戰爭並不總能為個人的驍勇提供釋放的途徑,這時常會導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殺戮:愛爾蘭人在戰場上的成功倒可視作其生理、政治不甚發達的指劑。戰時對勇武的推崇與平時不受重視間巨大的反差,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錯誤理解了進化論「人類之所以打仗,是其天性使然」的論點。打鬥是我們繼承自「獸性」的遺產。雖然我們無法擺脫身上的動物本性(當然,好鬥是進化所不可或缺的),但最好鬥的種族一定處在進化鏈的較低端。威廉·麥克杜果並不是第一個提出本能是人類行為基礎的學者。他大量參考了威廉·詹姆斯,《心理學原理》,卷2(倫敦,1910),頁383—441及勞埃德·摩根,《習慣與本能》(倫敦,1896)。儘管在戰鬥中可以贏得無限榮光,愛爾蘭人等所謂的「勇武民族」在文明的階梯上只能分配在一個較低的檔次。    
    如果愛爾蘭人擁有與英格蘭人不同的勇武精神這一說法可以成立,那將對戰鬥理論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一點通過研讀關於最受愛爾蘭士兵歡迎的論者邁克爾·麥克多的著作可以看出來。1916年出生在利麼裡克的他,是在天主教平信徒社團受的教育,其後做了《自由民日報》和《泰晤士報》的記者。除在一戰時寫有兩本書外,他還是威廉·奧布萊恩和丹尼爾·奧康內爾的傳記作者。到1924年,麥克多已是下議院記者團主席。他關於一戰的兩本書在塑造戰時愛爾蘭人形象方面的影響無人能及。    
    在寫作《前線的愛爾蘭人》(1916)和《愛爾蘭人在索姆河》(1917)的背後,麥克多是有著自己的政治意圖的。他希望通過證明愛爾蘭人在戰場上的威猛來鼓吹愛爾蘭自治。這在《前線的愛爾蘭人》一書中有非常明確的表述。在書中他用很大篇幅摘引了一封蘇格蘭士兵的信,信中滿是對愛爾蘭士兵(特別是來自芒斯特省和都柏林的士兵)英勇行為的讚揚。    
    我不是愛爾蘭人,也沒有任何愛爾蘭親戚,這你都知道——特別是我對給予愛爾蘭「地方自治」還有相當的保留意見;但在〔加利波利〕目睹了一切——愛爾蘭人的英雄氣概真是無人可比——後,平心靜氣地老實說,他們都是些優秀的人,給他們所代表或所曾代表的國家怎樣高的地位也不為過。我的上帝啊,那場面真壯觀!……沒錯,一個養育了這些人,不,這些超人的種族,就像這些愛爾蘭人一樣,為帝國作出了如此功勳,是最有理由要求甚至取得其國家的自由和自治權利的。該信最初刊登在蘇格蘭一家不知名的報紙,1916年1月轉載於《書簡》並收進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71。    
    但不是每個人都對歷史作如是觀。儘管無人可以指摘麥克多按自己的需要裁剪素材,但他並不認為某種尚武的特徵就一定比其他都要好。舉例來說,他毫不含糊地批評了認為愛爾蘭人比英格蘭、蘇格蘭或威爾士士兵更勇敢的說法:「他們都很勇敢,沒有高下之分,但其勇武的外在表現卻很不一樣,這也不該有任何異議——換句話說,有區別也是在量上,而不是質上。」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58。事實卻是,不利於為愛爾蘭爭取自治的正是麥克多等人用以甄別愛爾蘭人和英格蘭人勇武特質的那些言語。1916年,哈羅德·斯彭德給出如下解說:    
    愛爾蘭士兵身上有一種讓人驚恐的特質,一種熱情,一股衝勁。人們總稱他們為「導彈部隊」;這一稱呼頗能說明一些問題。那些對愛爾蘭人管理日常事物的能力持懷疑態度的人倒是最樂於承認其在戰場上的猛烈和英勇。哈羅德·斯彭德,「愛爾蘭人與戰爭」,《當代評論》,110卷(1916年11月),頁567。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2

    對照其他民族的情況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點。許多用來描述愛爾蘭士兵的詞彙實際上也適用於其他民族。辛西婭·H.恩洛稱之為「廓爾喀綜合症」。辛西婭·恩洛,《異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國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頁26。非洲黑人和印第安士兵據說「生性莽撞」,「攻強守弱」,非得強有力的領導才能保證其戰鬥力。例見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隊的牧師」,《皇家陸軍牧師局雜誌》,7卷49期(1950年7月),頁24;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倫敦,1916),頁5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師隨軍記》,第2版(倫敦,1916),頁132—133;陸軍H.麥克基格上尉,「自傳」,1919年4月,頁11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J.梅瑞韋瑟中校、弗雷德裡克·史密斯爵士,《印軍在法國》(倫敦,1917),頁8及471;魯思·威爾遜,《吉姆·克勞參軍記:美軍黑人士兵研究》(紐約,1945),頁44—45。如前所述,一戰的許多著述都滲透著對重演論的簡單詮釋。正如胚胎的發育「重演」了物種的進化史,民族的發展——從幼年到童年、青年直至壯年——也類似這一生物的過程。詳見皮埃爾·博維,《戰鬥本能》,J.格雷克譯(倫敦,1923),頁149。愛爾蘭人和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美國黑人一樣,仍停留在兒童階段。因此,麥克多在《愛爾蘭人在索姆河》(1917)中這樣寫道:    
    指揮愛爾蘭營的英國軍官常常無法理解其手下——其率性而為、知人樂天、形象思維、熱情洋溢。他們像孩子般任性,心情說變就變,這會兒還好好的,過會兒就翻臉不認人,有時完全莫名其妙:這對一心維持軍紀,嚴肅、刻板的指揮官而言,自然是件頭疼的事。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111。另見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隊的牧師」,《皇家陸軍牧師局雜誌》,7卷49期(1950年7月),頁24及戴維·基林格雷,「『帝國權杖』:英國非洲殖民部隊體罰之爭,1888—1946」,《非洲歷史雜誌》,35期(1994),頁202有關西非士兵情況的介紹。印度軍隊的情況,見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倫敦,1916),頁273—274及陸軍J.米亞韋瑟中校、弗雷德裡克·史密斯爵士,《印軍在法國》(倫敦,1917),頁110—111。    
    這話從一個本該往愛爾蘭人臉上貼金的宣傳家嘴裡說出來,的確有點出人意料,但許多帶過愛爾蘭兵的軍官一定會贊同這話。皇家愛爾蘭燧發槍團的W.卡登·羅准將私下裡說,愛爾蘭兵就像「調皮的小孩」,受了長官責備會「生悶氣」。陸軍W.羅准將,「自傳」,頁8—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陸軍H.儒爾當中校,《漫記》(牛津,1934),頁305。自1916年始任康諾特第六特別行動營營長的羅蘭·菲爾丁,在1917年6月14日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愛爾蘭永遠是愛爾蘭。這片土地上生息著有著魁梧身材、卻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其政治訴求到底是什麼。」菲爾丁還認為,愛爾蘭人就像孩子般「易被逗樂」,也同樣「容易沮喪」。羅蘭·菲爾丁,《戰地情書:法蘭西、佛蘭德,1915—1919》(倫敦,1929),頁121,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25日及1917年6月14日。從政治角度說,他們需要一個歷史久遠、處事穩重的父親般的國度給予他們強有力的領導。    
    如果說尚武的民族為其驍勇的名聲付出了巨大代價,那些不以武力聞名的民族處境還要悲慘。正如二戰時有位黑人士兵埋怨的那樣,打仗時「大家都是好兄弟,別人也搭理你。敵人突襲,你要是沒有藏身地,白人士兵或許會讓你到他的散兵坑避一避。」但這只是在打仗的時候,只要危險一過去,    
    來輛吉普,可絕不會捎你一程,而往前幾步幾個白人士兵就能搭他們的車。營地的白人廁所黑人不讓用,你得自己挖坑。碰上這種事,你會怎麼想?無名黑人士兵日記,引自陸軍赫伯特·裡普利中校、陸軍斯圖爾特·沃爾夫少校,「海外黑人部隊的精神疾患」,《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3期(1946—1947年),頁510。另見戴維·帕克斯,《美國大兵日記》(紐約,1968),頁34—35及40—41,1966年3月10日及6月12日條。    
    一戰時,一些黑人軍團「煩透了」這種白人、黑人間的不平等,因為這已經使「雖為戰鬥部隊的他們,幾乎無法做為」。傑羅姆·道得,《黑人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紐約,1926),頁231—232。二戰期間,竟然有人試圖把紅十字組織供給傷兵的血也分成「黑」和「白」兩份。安森·斯托克斯,「美國戰時的種族關係」,《黑人教育雜誌》,14卷(1945),頁549。在這種情況下,黑人士氣低沉、表現不佳也就不足為奇了。伊萊·金斯伯格,《崩潰和康復》(紐約,1950),頁103;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33;羅伯特·斯穆茨,「黑人社群和黑人潛力的開發」,《黑人教育雜誌》,26卷4期(1957年秋季),頁461—462;拉瑟福德·斯蒂芬森,「黑人士兵情感問題的種族方面」,《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3期(1946—1947),頁493—498。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3

    種族成見使晉陞變得比登天還難:黑人指揮打仗肯定是「不稱職的」,他們不懂戰術,又沒有指揮經驗。傑羅姆·道得,《黑人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紐約,1926),頁235;戴維·帕克斯,《美國大兵日記》(紐約,1968),頁52,1966年12月15日條;查爾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聞》(波士頓,1923),頁28及61—62。除第92師和第93師外,一戰時幾乎所有部隊都是白人指揮黑人。即便在第92師,截至1918年11月,白人軍官的比例也一般地從戰爭開始時的18%上升到42%。僅有的那些黑人軍官也大多是從第369、370和372師調來的,要不就是剛剛從軍官培訓學校畢業的學員。這使在那些被抽調了黑人軍官的部隊的白人軍官有了更多的升職可能,卻嚴重削減了原先在第92師黑人軍官的升職機會。查爾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聞》(波士頓,1923),頁28及61—62。類似的情況在二戰時也有發生。美國參戰時,美軍中約7%的白人是軍官,而只有不到半個百分點的黑人當上了軍官。白人軍官的比例逐漸升至約11%,而黑人軍官的比例一直在低於1%的地方徘徊。白人和黑人士兵受教育水平的差異不應該成為原因:具備軍官候選人資格的下限是「高級研究生證書考試」要拿甲等或乙等,達到這一要求的白人士兵有四分之一成為了軍官,而黑人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500—501。1943年時,近六成的黑人士兵所在連隊的尉官是白人。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502。只有白人軍官可以進入最高指揮部,兩次大戰中皆然。只有一位黑人將軍(本傑明·O.戴維)從基層做起,直到1940年總統選舉前才剛剛榮升准將。時人普遍認為,戴維要是白人早就得到提升了,絕不會到1940年10月才因政治原因升任將軍。見魯思·威爾遜,《吉姆·克勞參軍記:美軍黑人士兵研究》(紐約,1945),頁98—99。黑人認為自己在「為白人打仗」的想法廣為流布、一些黑人軍官無法掩飾對白人同事的鄙視、黑人列兵經常佯充病號等現象的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453。另見約翰·巴特勒,「軍隊作為社會融合的工具:美國黑人經歷研究」,收亨利·蒂茨、傑羅德·埃爾金、莫裡斯·羅曼尼(編),《種族、融合和軍隊》(舊金山,1991),頁27—50。    
    在本書考察的幾場戰爭中,隨著戰事展開,種族歧視漸為人所知,黑人士兵也逐漸不太樂意上陣衝鋒了。在1945年6月進行的一次調查中,塞繆爾·A.斯托弗向美軍士兵提了這樣一個問題:「請問你對被派往海外戰區與日本人作戰有何想法?」有64%的美國黑人士兵都回答「根本就不該派我去」,而做出該回答的白人士兵只有41%。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521。他採訪了1607名黑人士兵和6749名白人士兵。斯托弗早先進行的一次調查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1943年3月,一支典型的黑人部隊和與之相當的白人部隊被問到了同樣的問題:「如果完全由你決定,你會選擇哪套軍裝?」結果選擇海外戰鬥服的黑人士兵只有16%,而作出同樣選擇的白人士兵超過了三分之一。當被問及所在部隊如被派往海外,則他們最願意從事哪種工作時,選擇作戰的黑人士兵只有28%,而作出同樣選擇的白人士兵則有45%。願意上陣的黑人士兵一般較年輕,是自願入伍,受過較好的教育,且有一定軍階。據斯托弗說,無論白人、黑人都不是特別嚮往上陣打仗,但有更多的白人士兵推崇勇敢和成功,在未能完成任務時害怕別人說自己膽小。而黑人士兵呢,不必害怕自己的同胞。如果在戰鬥中表現欠佳也不會受到太多侮辱,縱使有人責以膽小,也是針對其整個種族的缺陷而不是衝著他個人來的。許多白人認為黑人士兵不管怎樣都低人一等,這不利於後者為了一個更大的同志群體而賣命。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522—526。他向3000名黑人士兵和1000名與之相當的白人士兵發放了調查表。事實上,黑人群眾倒更可能批評其黑人同胞不該穿上軍裝「為白人賣命」,這樣做的黑人真是「傻透了」。哈里·卡彭特,費城一名黑人卡車駕駛員對一名黑人士兵所說的話,引自羅伊·奧特利,《「即將到來的新世界」:身處黑人的美國》(波士頓,1943),頁307。他就因為這句話被指控犯有叛國罪。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最好戰的黑人士兵倒是那些最願意上陣衝鋒的人。他們人數雖然不多,卻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只有在戰爭中證明他們自己和整個種族,才能切實提升黑人的社會地位。二戰時有一名黑人士兵這樣認為:    
    我願意作戰是因為我們同樣是美國公民,而這場戰爭卻沒有黑人的蹤影。既然我們是公民,就應獲得與白人同樣的權利,因為我們並不比他們差……這將提升黑人在戰後的社會地位。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4

    也有士兵擔心,戰時黑人士兵主要承擔的不是戰鬥任務,戰後會不會有不良影響,如有人奚落:「你沒見他的白人兄弟(?)在前線捐軀,而他卻在後方勤務部隊安然無恙?」兩段引文均出自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適應部隊生活,卷一》(普林斯頓,1949),頁533。另見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170。有部分軍官在刻意煽動戰時拚命、戰後享福的觀念。黑人上尉約翰·朗記得(第三集團軍司令)喬治·S.巴頓上將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各位,你們是美軍有史以來第一批黑人坦克手。虧得你們都還不錯,不然我不會要你們。我手下都是軍中精英。我不管你是什麼膚色,只要能搞定那幫德國畜生就行。別忘了,你們的種族正指著你們凱旋呢。別讓他們失望了,媽的,也別讓我失望!喬治·巴頓上將的講話,約翰·朗上尉回憶,引自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152。    
    查爾斯·A.蓋茨上尉也記得這段講話,而且補敘到黑人士兵聽了這話「特激動」,因為終於有人要他們放手去殺白人了。查爾斯·蓋茨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266。    
    但對許多黑人來說,從軍的經歷也是他們理想幻滅的過程。小查爾斯·A.希爾上尉隸屬第332戰鬥機大隊。加入該大隊時,他是真心相信美國民主是保護所有公民的。這是他與德國人打仗的動力。但在軍隊的經歷使他不禁問自己:「我一直相信自己的政府,現在看來是不是太天真了,以致被愚弄了還悶在鼓裡?」小查爾斯·希爾上尉,其訪談收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240—241。一名來自美國南方的黑人士兵在新幾內亞作戰後訴說道,自己看不出    
    為國效命有什麼意義,戰爭結束後黑人的命運跟以前相比不會有什麼改變。自己在為美國打仗的事實應表明自己和其他人沒有區別,也是美國公民,可美軍又確實在搞種族隔離,戰爭過後自己還不是得回到以前的生活,依然受歧視和偏見?姓名首字母縮寫為T.I.V的軍人,引自伊萊·金斯伯格,《崩潰和康復》(紐約,1950),頁233。    
    黑人士兵的「敵人」經常是白人官兵,而不是德國人或日本人。這話常有人說。例見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抗議的也不是沒有,比如1918年感恩節的盛大閱兵,一個月前因為作戰英勇(死傷1100餘人)而獲得十字軍勳章的一支3000多人的黑人軍團就拒絕唱「為了你啊,祖國」。羅伊·奧特利,《「即將到來的新世界」:身處黑人的美國》(波士頓,1943),頁317。    
    反英雄    
    很多人參軍是因為在軍中可能成為英雄,復員後可以受到優待,羅蘭·菲爾丁,《戰地情書:法蘭西、佛蘭德,1915—1919》(倫敦,1929),頁317,1918年12月17日。儘管如此,在前線的人卻並不嚮往英雄的披風。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4—45。典型的想法(至少對真正身處戰場的人來說是這樣,那些只是憑空想像的人就不好說了)是:「我志願入法作戰,不是為了維多利亞十字勳章。」E.高德森,《一次大戰1914—1918:一名下級軍官的事故、經歷、印象和看法》(哈福德,出版年份不明),頁31。另見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5。事實也是這樣,二戰後應獲軍功章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領取了獎章:只有女兵和領航員,也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實際作戰的人,才對收集這些紀念品稍有興趣。沒有領取獎章的男兵中,大多是嫌太麻煩(41%),要不就認為獎章純屬浪費或根本不值錢(分別占20%和17%)。領取獎章的人大多也僅以「是應得的」或「留個紀念」作為理由。只有16%的人承認自己是「真正想要」。萊斯利·威爾金斯,《社會調查:戰鬥勳章的需求預測》(倫敦,1949),頁3,14及17—19。接受採訪的人中,沒有領取獎章的有560人,領了的有1149人。    
    對軍功章缺乏興趣,部分是用平民價值觀來衡量戰爭的結果:許多士兵都認為所謂英雄就是殺人最多的人——而這並不是什麼值得大肆宣揚的事。事實也是,到一戰的時候,軍功章越來越少地授給救死扶傷的戰士,而更多的是給了殺人無數的士兵。加拿大戰爭檔案局1918年關於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報告甚至毫不隱諱地講「英勇行為不應只得到精神獎勵,同樣要給予物質獎勵;壯舉的背後是軍人,不是人道的職責」。加拿大戰爭檔案局,《從1915年4月23日到1918年3月30日共有三十名加拿大人獲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倫敦,1918),頁6。    
    當然也廣有傳言說「殺傷最多的人並不總是最好的士兵」,「步兵負責人關於當前戰爭步兵額外支出的備忘錄」,1945年,頁2,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0924。也有人表示擔憂,質疑是否應該鼓勵「浸透了冷酷、殘忍的政治、宗教觀念的殺人狂」,這是第14軍司令1945年的原話。「步兵照會」,14軍司令作,1945年,頁3,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0924。能為士兵帶來獎章的行為一般都是應受指責的。野蠻和英雄間的微妙關係受到了士兵的關注,在他們眼裡,所謂「英雄」是野蠻、不可靠的。例見邁克爾·黑爾,《戰地直擊》(倫敦,1978),頁14及羅傑·利托,「兄弟情深和戰場表現」,收莫裡斯·詹諾維支(編),《軍隊新貌:組織變動》(紐約,1964),頁205。有位越戰中自封的「英雄」也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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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是個東西。竟也把他媽的人頭放在柱子上。也留他媽的紙條給那幫混賬。也挖他媽的破墳。我什麼都管不了了。你知道的,我其實想——。他們想要英雄,我就給他們。他們要統計屍體,就給他們數字。無名越戰老兵,引自喬納森·謝,《越戰泥潭: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83。另見D.丹尼斯,《日復一日:越南日記》(聖盧西亞,1992),頁16及吉米·羅伯森,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60。    
    布賴恩·沙利文對自己被提名獲得銀星獎章舉棋不定,這在他1969年3月2日寫給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來,不過他的語氣要微妙得多:    
    要說不高興那是假的。我不僅高興,也驕傲,但只是在內心深處。我的良心卻不願意,戰爭根本就不該開始。布賴恩·沙利文,引自伯納德·埃德爾曼(編),《親愛的美利堅:越戰家書集》(紐約,1985),頁132,與妻書,1969年3月2日。    
    越戰老兵兼詩人切特·佩德森在「荒地」中傾注了大量感情,在詩中他起誓    
    ……他們    
    不能再憑    
    一塊光榮榜    
    或把獎章    
    別在我胸前    
    就把我打發    
    那些軍功    
    最好也不過    
    被人們憎恨。切特·佩德森,「荒地」,收J.托普漢(編),《越戰文選》,修訂增補本(費城,1990),頁100。    
    以殺人效率為頒發軍功章的依據,有人認為既不公平,也不適宜。因為這樣的話,只有讓手下無謂犧牲的軍官才會受到獎賞。有一位士兵回憶二戰中某次進攻毫無意義,卻使數名海軍陸戰隊員送了命:    
    哼,沒準又是哪個該死的軍官想獎章想瘋了才這麼命令的,而我們的夥計得為此賠上性命。當官的領了軍功章,回國成了大英雄。英雄,見鬼;讓手下人送命算不得英雄。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96。另見布魯斯·阿奈洛,收印度支那課程組(編),《前線:越南士兵文集》(馬薩諸塞,1975),頁7,1968年2月15日日記條。    
    軍功章不過是「愛慕虛榮的軍人自尊的打氣筒、升職的快車道」,丹尼斯·基欽嘲諷道,雖是美國嘉獎勳章的得主,他卻不以此為傲。丹尼斯·吉欽,《征戰寶瓶宮:一美國步兵越戰期間柬埔寨邊境戰記》(北卡羅來納,1994),頁46及無名士兵的訪談,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327。「英雄」是「一個貶義詞」,用來「指任何不顧後果、損害部隊利益的士兵。對熱切盼望與敵人交火的士兵,應盡量避免與其一同巡邏,」某軍隊社會學家在1970年時評論道。查爾斯·莫斯考斯,《服役美軍》(紐約,1970),頁154—155。一名朝鮮戰爭老兵說得好:    
    所謂英雄,就是總使他人處於不必要的險境,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他心裡還有別人的話),戰友永遠排在第二位。「要麼不打、要打一起打」的勸誡總是被他拋諸腦後。羅傑·利托,「兄弟情深和戰場表現」,收莫裡斯·詹諾維支(編),《軍隊新貌:組織變動》(紐約,1964),頁205。    
    突擊隊員在軍中地位雖高(主要是他們自我宣傳做的比較好),但多數士兵總是小心以待。據1941年一份關於挑選特種部隊隊員(突擊隊員)的報告透露,相當一部分志願士兵抵達營地時並不知情,等弄清原委後立刻要求返回所在部隊。1941年初招募的250人中,有82人要求立即返回原部。該項目負責人E.赫伯特上校致指揮官等的信,1941年4月23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1849。    
    公平的問題也不容迴避。獎章的頒發很不平均,獎勵的常是混戰中的無心之舉,而非有意的英勇行為。三次戰爭的例子分別見威廉·曼徹斯特,《告別黑暗:太平洋戰爭回憶錄》(波士頓,1980),頁141;W.希普韋,「一戰回憶」,頁23—2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理查德·福特三世,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42—43。不是因為勇敢,而是由於不知所措和恐慌而不期成為英雄,這樣的笑話是軍隊幽默的主要內容:見美國戰爭部陸軍勤務部隊特別勤務師,《士兵表演、集結待命區域及運輸娛樂指南,包括燈火管制、獨幕劇、謎語、模仿詩文和遊戲》(華盛頓特區,1944),頁8。只要「在那兒」就能拿到獎章,而不必有任何特別舉動。斯科特·希金斯,引自艾爾·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戰老兵口述實錄》(紐約,1981),頁95。黑人士兵受嘉獎的比例尤其低。一位隨軍醫生在給《烏賊》雜誌的信中寫到:「我認識的一個黑人兄弟,衝越共黨人打了兩大梭子60型機關鎗,使許多戰友死裡逃生,而所得只是被拍了肩膀以示鼓勵。在場的一個白人卻得到了銀星獎章,並被提升為中士。」無名軍醫信,刊《烏賊》並引自威廉·金,「『我們的越南小子』:黑人媒體作為美國黑人在東南亞經驗的源泉」,《越南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頁104。類似的輕蔑舉動,雖沒有這麼嚴重,也曾在澳大利亞部隊發生過,因為對他們的嘉獎是由英國負責的。直到1966年開始頒發越南服役軍功章,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澳大利亞人》的一位編輯在1966年1月17日寫道:    
    向完全自主作戰的澳大利亞軍隊頒發英國一般勤務勳章的決定難以服人。這表明當局希望回復到大英帝國的時代,表明他們對英聯邦架構的不尊重,表明以布林普上校〔20世紀英國漫畫家戴維·洛爵士筆下人物,為一退役軍官,矮胖、自負,對新思想深惡痛絕,後成為老頑固、反動分子的代名詞——譯注〕為代表的想法仍然得勢,仍有人認為澳大利亞軍隊仍就是英國軍隊殖民時代的附屬。《澳大利亞人》,1966年1月17日。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6

    英雄舉動一般並不出自勇敢、剛毅、自主之人,而經常是處於絕境者的背水一戰。一戰中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獲得者、年方19的中尉格雷厄姆曾這麼說:    
    我當時別無他想。要不怎麼辦,「逃」?我從沒想過。那可得有點勇氣才行。「堅守崗位?」我倒是堅守了(我的槍),這才保住了小命。除此以外,我手頭沒其他東西了。說實話,要是沒槍,我準保臨陣脫逃。陸軍格雷厄姆中尉,引自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倫敦,1916),頁265。另見(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獲得者)弗朗西斯·格倫費爾致其雙胞胎兄弟的信,引自約翰·巴肯,《弗朗西斯和裡弗斯代爾·格倫費爾》(倫敦,1920),頁200—201。    
    據信,膽小者的「一時大意」與傳奇英雄的「心血來潮」並無太大不同。羅蘭·菲爾丁,《戰地情書:法蘭西、佛蘭德,1915—1919》(倫敦,1929),頁375,1919年2月18日。推薦信本身就貶低了「實際」戰鬥體驗,因為這些信必須用(借用羅蘭·菲爾丁上校的話)「廉價驚險小說般浮華的詞句寫成」,再就是「滿腔熱情『給百合花上色』般的文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說服遠離前線的當權者授予獎章。羅蘭·菲爾丁,《戰地情書:法蘭西、佛蘭德,1915—1919》(倫敦,1929),頁161及316,1917年2月27日及1918年9月17日。另見蓋伊·查普曼,《無度揮霍:自傳斷片》,1933年首版(紐約,1966),頁266及羅伯特·萊卡赫曼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67。參加過越戰的羅伯特·E.霍爾科姆甚至不記得自己的獎章因何而得。羅伯特·霍爾科姆,引自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22。與本章開始的羅伊·貝納維德茲一同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謝爾曼·普拉特曾說過:    
    每一人得軍功章,可能就有五六個人本該得,卻沒人給他們寫推薦信。指揮官要先聽取事跡匯報,之後才能寫信推薦。但有很多英雄壯舉發生時都沒人在場。指揮官也可能因要指揮作戰而根本無暇寫信舉薦。要不就是等他們有時間了,目擊者已經不在了。謝爾曼·普拉特,其訪談見魯迪·托默迪,《沒有號角,也沒有戰鼓:朝鮮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3),頁145。    
    越戰時,軍功章更不值錢。超過四分之一的男兵(和6%的女兵)都被授予了戰鬥勳章。理查德·庫爾卡等,《精神創傷及越戰一代:全美越戰老兵調適研究成果報告》(紐約,1990),頁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後英雄背後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連軍方也頭疼英雄。他們不聽「臥倒」的命令,總是「特別興奮」,起身就往前衝,就像喬治·威爾遜描述自己在一戰時是如何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那樣。喬治·威爾遜,引自亨利·拉尼爾,《勇敢書:愈加勇武的真實故事》(倫敦,1918),頁264—265。備受讚譽的「尚武之邦」如愛爾蘭人常因此被人詬病:其人喜怒無常,衝動魯莽,防禦時根本派不上用場。諾曼·科普倫,《心理學和士兵》(倫敦,1942),頁59—60;泰倫斯·丹曼,《愛爾蘭無名士兵:(愛爾蘭)第16師在一次大戰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頁75;艾米·格蘭特,《善惡對決:一戰書信集》(波士頓,1930),頁91—92;羅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別》,1929年首版(倫敦,1977),頁152;陸軍F.希區考克上尉,《「戒備」:戰壕紀事1915—1918》(倫敦,1937),頁8;弗雷德裡克·基靈,《基靈書信回憶集》(倫敦,1918),頁260;湯姆·凱托,《戰法》(倫敦,1917),頁169;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30及99;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21,59及63;陸軍愛德華·邁納克少校,《個人日記》(倫敦,1996),頁196;托馬斯·馬林,「『愛爾蘭佬』邁納克:被人遺忘的王牌駕駛員」,《愛爾蘭軍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頁77;庫思伯格·斯珀靈,「英國人性格的秘密」,《當代評論》,110卷(1916年11月),頁638;史蒂芬·斯泰普頓,「戰壕之間」,《當代評論》,111卷(1917年1—6月),頁639;A.韋弗爾爵士,《艾倫比》(倫敦,1940),頁203。現代戰爭不講求個性,英雄主義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給紐約精神分析學院作講座時說,參軍時立誓要有與眾不同表現的那些士兵,在個人英勇並不吃香的現代戰爭中常會感到「無足輕重,於是很難受,然後會以為自己是膽小鬼,這種無用感之強烈甚至會與他此前英雄主義幻想的程度相當。」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從平民到軍隊生活轉變中的性格變化」,《神經和精神疾病學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頁292。英雄主義看來根本無法在20世紀戰爭的恐怖中生存下來。    
    英雄主義是個模糊的概念,英雄與反英雄間的距離其實很近。戰場上沒有「自己會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動的心」在現實之外並沒有一個更偉大的虛構存在(如托馬斯·卡萊爾在他的《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跡》中試圖讓我們相信的)。托馬斯·卡萊爾,《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倫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壞和恐懼——對像羅伊·貝納維德茲這樣的人來說,戰爭只有緊張,一切都是混沌。就連備受稱讚的「尚武之邦」,也因與那些不好打仗、遠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聲名不再。20世紀上半葉那些鼓噪士兵體質和「陽剛之氣評估」的理論家們,不過是試圖挽留此前已逝的個人英雄主義。即在軍隊內部,新興精神病學的強大話語權正在撫慰哪怕最能打的戰士。以《男孩自我》文風、廉價驚險小說語彙寫就的嘉獎令更是嘲諷了個體英雄的存在。更何況,英雄主義的舉動還時常是醜陋的。正如一個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軍方)幹嗎把獎章發給嗜血的傢伙?為什麼殺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認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為了殺人嗎,可這不應該是戰爭的全部吧。無名加拿大士兵,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327。    
    對試圖適應現代戰爭的殘忍和無名的士兵來說,這「此外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還要費一番猜度。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

    那些細枝末節的對錯    
    本不是政治人物或哲學家    
    可以評判的。我不恨德國人,也不會    
    為英國人狂熱,去討好小報。    
    除了有個胖胖的愛國者我不喜歡    
    對德國獨夫我似恨實愛。    
    愛德華·托馬斯,「那些細枝末節的對錯」,1915愛德華·托馬斯,「那些細枝末節的對錯」,寫於1915年,收托馬斯,《詩集》(倫敦,1920),頁165。    
    1915年5月13日是耶穌升天節,陸軍上尉朱利安·亨利·弗朗西斯·格倫費爾這天被炸彈碎片擊中了腦袋。「我想我活不長了!」他歡快地宣佈:13天後,他的預言成了事實,死時才27歲。    
    格倫費爾1888年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先後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貝利爾學院就讀。他7歲就會射擊,有空就騎馬、釣魚、打獵。戎馬生涯一直是他的夢想,剛滿20就在皇家第一重騎兵隊謀了一個差使。一戰前,他曾駐在印度和南非,在那兒他喜歡上了拳擊、追蹤野物和獵殺野豬(「我從來沒想過還有這麼好玩的事,它對我太重要了」,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戰爭的傳言讓他著實激動了一把。    
    你一定會贊同我說的,這是重振帝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現在,雷蒙德〔1856—1918,全名約翰·愛德華·雷蒙德,愛爾蘭民族主義黨領袖,畢生致力於愛爾蘭自治運動——譯注〕、印度人、威爾·克魯克斯、布爾人和斐濟南部島民都特別願意幫我們打德國人。這有助於強化和平時期對帝國國旗、大英母國、重武裝旅和慘淡的紅標線等難以捕捉的帝國觀念一度衰落的信仰,你不覺得嗎?    
    他於9月20日回國,兩周後就隨第四軍團第三騎兵師渡海去了法國。    
    格倫費爾從戰爭中找到了樂趣,也證明了自己作為騎兵一點都不差。在伊普雷戰役〔一戰中三次戰役的總稱,分別發生在1914年10—11月、1915年4—5月和1917年7—11月,比利時西部與法國交界的小鎮伊普雷附近。作為盟軍突出部上的戰略要地,該鎮擋住了德軍去往英吉利海峽的通路,因此遭受了長時間的猛烈攻擊,幾被夷為平地——譯注〕中,他成功狙擊了不少德國士兵。他告訴家人,要想私下狙擊敵人得獲得指揮官的批准。一次,他悄悄匍匐至「德軍戰壕」,透過胸牆發現一名德國士兵。「正有說有笑,」格倫費爾記述道,「他的牙金光閃閃,好像就貼著我的準星,我緩緩地扣動了扳機。他咕噥了一聲,倒下了。」以後幾天,他又如法炮製了好幾次這樣的狙擊,並因此(再加上預先通知所在部隊,躲過了一次偷襲)獲得了優異服務勳章。在他的獵獲物記錄簿上,除了鵪鶉以外還有死於他手的德兵人數。    
    1914年10月15日他寫道:「這實在太好玩了;你做夢都想不到能這麼有趣。我倒希望能一直這樣下去;但經歷過這事,也只有叉野豬湊合著能調劑一下,其他事都顯無聊透頂。」四天後,第一次伊普雷戰役打響了,在10月24日給母親的信中,他好像徹底沉醉於其中:「從小到大我從沒這麼精神過,也不曾這麼高興過;我太愛打仗了。」他對敵人的態度倒是模稜兩可。「一想到死去的戰友」,他對德國戰俘就有無比的仇恨,禁不住要對被捕的德國軍官怒目以對。但一次,有個德國戰俘「從我面前走過,他盯住我的臉,繼而向我敬了個禮……滿臉的自豪、堅定、精明和信心,在他憤怒的時刻顯露無遺」,格倫費爾承認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到「羞恥」。他的許多死去的對手不過是「倒霉的德國佬」。1914年11月3日,他記到戰爭是    
    最有趣的。我這輩子也沒感覺這麼好過,這麼高興,這麼快意於周圍的事物。戰爭與我遲鈍的反應、麻木的神經和狂野的個性是那麼地契合。因戰鬥而來的激動使萬物都有了生氣,每一片景象、每一句言語和每一個舉動都是。    
    相比起來,下面的話更在點子上,「當你一心想幹掉某個人的時候,你會突然非常捨不得他」。這話說完不到六個月,這個兼具貴族氣質和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死在了自己同類的手上。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117—120;維奧拉·梅內爾,《朱利安·格倫費爾》(倫敦,1918),頁12,18—19,22,24—25;尼古拉斯·莫塞萊,《朱利安·格倫費爾的一生和死期1888—1915》(倫敦,1976),頁237—238,243,247及260。    
    很多人都認為,對戰友的愛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勵一個人去殺害另一個人,前提是只要他認為這種戰友關係正在受到威脅。相比較而言,仇恨對提高「戰鬥力」似乎沒有多大助益。優秀的戰士殺人時靠的是激情還是冷血?兩者都太極端了,似乎不足為訓:試圖在像格倫費爾這樣的人心中激起怨恨的努力最後幾近徒勞,而「冷血殺手」又注定罪感纏身。愛和恨都有改變一切的力量,很難收束。去愛你的戰友,這樣的勸誡效果過於分散,偶爾甚至會連帶愛上自己的敵人。仇恨也同樣易逝,且實戰和在後方不一樣,仇恨常會被同情所置換。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2

    戰 友 情 誼    
    無論怎麼叫——「同志關係」也好,「搭檔制度」也罷,甚至「同性愛戀」——關愛和友誼能激發殺敵欲,這已有很多人作評。儘管常常言過其實,我的觀點詳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第3章。但在本書研究的歷次大戰中,士兵都說是對戰友的愛給了他們殺敵的勇氣。戰友情誼對「堅持殺敵」至關重要,許多「前線故事」都是圍繞它展開的:以至戰友間的關愛已成軍事、文化史中的濫調。在本書討論的三次戰爭跨越的幾十年中,「戰友間的相互關照是戰鬥慾望的動因」這一觀點一直為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所深信。1944年有次調查,問568名曾轉戰西西里島和北非的美國步兵,他們能堅持戰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提到領導力和軍紀、別無他想、報仇心切、理想主義和自保意識(「不殺人就被人殺」)的人很少,反而(僅次於「早干早完」)戰友間的休戚相關、對家人和故鄉的思念成了他們的主要動力。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09。對568名曾轉戰西西里和北非步兵的調查,1944年4月進行。赫伯特·X.斯皮格爾上尉是名精神病學家,在北非的四次戰鬥中是隨軍衛生幹事,他反覆申說攻擊舉動是始於「一種正面的力量——愛多過恨」。赫伯特·斯皮格爾,「突尼斯戰役中的精神病學觀察」,《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4卷(1944),頁310。另見斯皮格爾,「北非某步兵營的精神病狀況」,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15。「士兵實際是為彼此而戰,」羅伊·R.格林克和約翰·P.斯皮格爾通過對戰機駕駛員的心理研究得出上述結論,且(「既然相當一部分的個人利益已轉變為對集體的關切」)傷亡人數即使驟升,只要有這一點,士氣仍可能高漲。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5。另見陸軍S.馬歇爾上校,《人與火:未來戰爭指揮問題》(紐約,1947),頁42及陸軍埃德溫·懷恩斯坦少校、加爾文·德雷爾中校,「對戰鬥引起的憂慮的動態研究」,《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24。    
    戰士們的言行也表明戰友間確實存在著深厚的情誼。理查德·富特,「曾經是炮手」,頁12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傑克·馬德,「書信集」,1917年10月22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戀棧者」(沃爾多·史密斯教士的假名),《軍隊布道》(多倫多,1944),頁13;喬納森·謝,《越戰泥潭: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40。正是這種「情誼」讓戰爭變得「可以忍受」,一戰炮手理查德·C.富特寫道。傑克·W.馬德在1917年也告訴妻子,「親愛的,在這兒我們都是好哥兒們,你沒有的東西別人會有……你想像不到這裡的人有多麼博愛。」美國大兵艾倫·亨特在殺死了平生第一個越南人後回憶到:「這是我第一次殺人,戰友們都來鼓勵我。我不再是『愣頭青』了,大家接受了我,因為我證明了自己。我備受鼓舞,這種感覺好極了。」艾倫·亨特,其訪談收格倫·愛德華滋,《越南:心中的戰爭》(南澳大利亞州,1992),頁18。類似的話喬治·賴安也說過,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的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39。越戰老兵威廉·F.克蘭代爾也表達過對戰友複雜的愛——這種愛可以抵消任何暴行。他知道有「正派、勇敢的戰友」強姦、殺掠了大群平民,但這些戰友同樣「值得我為之上刀山、下火海」。他承認自己「花了20年的光陰才排遣了罪感,而這都是因為愛之深」。威廉·克蘭代爾,「我們可以從冬季士兵調查吸取什麼教訓?」,《越南一代雜誌:沒人下車》,5卷1—4期(1994年3月),網上。    
    對戰友的愛多半是用露骨的同性戀語言來表達的。「傑克」一戰中在巴勒斯坦服役,1917年11月23日給D.威廉斯小姐去信說:    
    見鬼我得停筆了因為我老婆已經上床了(如果這也算床的話,有條毯子鋪在地上已經不錯了)而且想讓我幫她暖暖身子當然不過是她一個巴勒斯坦人,另一個也是蘇塞克斯來的小伙子,我倆都是男的所以也不能怎麼著……我真得閉嘴了因為我的夥伴不停地在說些溫情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天是越來越冷了,這兒夜裡出奇得冷,因為這有人相互取暖挺好的。「傑克」的書信,1917年11月23日,收D.威廉斯小姐,《書信集》,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有時,這種愛意可能非常露骨,甚至不排除肌膚之親,傑克·斯特拉漢就寫過一首詩,講與他同在越南服役的一個機槍手:    
    有如此良伴,吾人可常摩挲。    
    他人或笑你我,不過出於妒忌,    
    你我愛或撫摩,還能以笑還之,    
    當我們快意時;或說笑或開懷,    
    在南亞雨季,謔你我不同而搞同。    
    他健美的身軀,滿是自豪陽光;    
    舉止瀟灑溫和輕柔;他的優雅,    
    令我絕倒,看他毫不拖泥帶水    
    機警地瞄準,子彈平滑急速地    
    從那致命的槍管裡呼嘯而出。傑克·斯特拉漢,「機槍手」,收傑克·斯特拉漢、彼得·霍倫貝克、R.巴思(編),《越南文選:均衡視角》(費城,1985),頁30。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3

    軍方也刻意推介多種形式的關愛。士兵們被要求像待自己的獨子獨女那樣小心擺弄手中的步槍。「給三軍的一些建議」,收「T.F.N」,《人事行政副官關於訓練的一些有益建議》(諾裡奇,1918),頁19。《戰壕裡傳出的歌聲》(1914)督促他們要    
    愛手中的槍——既然你沒有女人——    
    她能救你的性命,在那該死的戰壕——    
    正是,挽救你的性命於戰壕中。陸軍C.布萊科爾上尉,《戰壕裡傳出的歌聲》(倫敦,1915),頁16。    
    「給炮兵的忠告」(1933)充滿了睿智,指出槍炮如女人,應一般對待。「給炮兵的忠告」,收A.索本,《業餘炮兵:一名業餘士兵隨皇家野戰炮兵部隊在法國、薩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頁152—153。男人應該「愛撫」他們的武器,給之以「母親般的關愛」。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87及理查德·特萊加斯基斯,《瓜達卡納日記》(紐約,1943),頁15。武器可以同時是他/她們的陰莖/蒂。類似「這是我的槍,/這是我的炮;/我拿它們去打仗,/它們給我以歡笑」的吟唱在無數二戰、越戰期間的回憶錄中都有提及,並且被像《全金屬外殼》(1987)這樣的電影所神化。影片中海軍陸戰隊一中士告訴手下,步槍是「你們惟一能上手的女人……你們算是和它拜了堂,這個鐵和木頭做成的東西,而且你們必須對它忠誠!」朗·科維奇,《生於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爾茲伯裡,1990),頁69;斯坦利·庫布裡克,《全金屬外殼》,1987年,電影;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10。    
    相比人和武器的關係,鼓勵官兵間的兄弟情誼更為重要。美國陸軍戰鬥學院的哈里·薩默斯上校曾說過,「不會關愛別人的人當不了指揮官」。陸軍哈里·薩默斯上校,引自理查德·加布裡埃爾,《疆場苦痛:現代戰爭於人精神之影響》(紐約,1988),頁162。這種關愛主要體現為長輩對晚輩的關懷。軍方很清楚,父親在促使其子女殺敵的問題上有很大的影響——士兵們不是經常承認,他們參軍是效仿父親嗎,例見喬治·亨特,《珊瑚正高》(紐約,1946),頁30。而且在實際打仗時父親形象不是經常出現,給士兵以支持和撫慰嗎?例見塞西爾·考克斯,「些許一戰經歷」,頁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為了重現這種關係,軍方在言語上極力營造像征性的親情作為這種父子關係的替代。而且不只是父親,連母親的形象也一併被重塑了。一戰期間,英軍指揮官得到建議,要他們扮演「引路人、哲學家、父親、母親、保姆」的多重角色。有軍官受表揚,因為他近似「一位疲憊已極卻仍井井有條的母親,照看著一大家子」。蓋伊·查普曼,《無度揮霍:自傳斷片》,1933年首版(紐約,1966),頁131及陸軍W.羅斯中校,「本土訓練」,《澳大利亞軍報》,7期(1916年1月),頁248。另見陸軍J.梅瑞韋瑟中校、弗雷德裡克·史密斯爵士,《印軍在法國》(倫敦,1917),頁471。二戰中,基於性別的隱喻依然複雜:軍官不僅要「生產」炮兵連,還要「撫養」戰士。「指揮官」(陸軍L.伯德少校),「炮兵連的誕生」,收《打他們》,1卷1期(1939年12月),頁6及諾曼·科普倫,《心理學和士兵》(倫敦,1942),頁75—76。另見陸軍威廉·萊恩上校,「士氣和領導才能」,《加拿大陸軍軍報》,6卷1期(1952年4月),頁251。在《心理學與士兵》(1942)一書中,諾曼·科普倫建議軍官們扮演類似父親的角色。開始進攻前,對待士兵要像父親待孩子,要依次呼喊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並確保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受到了特別的注意。諾曼·科普倫,《心理學和士兵》(倫敦,1942),頁75—76。一位參加過越戰的軍官這樣來描述:    
    我成了母雞了。不停地喊「來,別怕,過來,對,到這兒來,來,過來。趴下。好……」我看著其他五個人,就好像他們都是我的孩子。無名越戰老兵,引自喬納森·謝,《越戰泥潭: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49。    
    羅伊·R.格林克和約翰·P.斯皮格爾仔細研究了這一現象並寫作了《千鈞重擔》(1945)一書。據他們說,要想士兵戰鬥力充沛,就得給他們以無邊的父愛。他們認為,士兵滿足父親心願、使其高興的行為多是無意識的,是建立在其早年獲得的大量關愛的基礎上的。在這一心理認同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作為認同的這一方應得到某種保證,即能夠行使相當權力的被認同方會讚許他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順從另一方意志的慾望幾乎不可遏制。這裡的「父親」必須強大、果敢、有才,這樣他的「孩子」才有安全感。「父親」須有良好的判斷力,而且應「公平、不帶偏見」,賞罰分明,獎懲得當。只要士兵對集體有感情並認同其理念,就不會有擔心,而可以奮勇殺敵卻沒有任何良心的不安。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39—40,46—48及122—126。這是由於這種家庭觀念的成功構建,二戰的意大利戰役期間有一名士兵在被調往另一部隊時才會覺得自己成了「棄兒……與家人失散,孤單寂寞」。無名美國士兵,引自阿爾弗雷德·路德維希,「長期作戰士兵中的神經官能症」,《門寧格診所公報》,11卷1期(1947年1月),頁18。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4

    「愛你的敵人」    
    對家庭紐帶的強調可以走得更遠。奧斯卡·王爾德的《囚歌》(1896)、艾貝爾·查普曼的《關於遊獵》(1908)、W.R.D.費爾拜恩的《從本能到自我》(1937)和伊萊·薩根的《同類相食》(1974)都提出:人「愛什麼才殺什麼」。查普曼和費爾拜恩還用打獵的比喻來解釋這種愛恨交疊的現象。查普曼說過,狩獵愛好者「愛他們的獵物就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30年後,費爾拜恩指出,「獵狐人殺狐也愛狐」的現象可以對我們解答「人為什麼會對戰爭意興盎然」的問題以啟發。艾貝爾·查普曼,《關於遊獵:在英屬東非打野物並研究鳥類》(倫敦,1908),頁302;W.費爾拜恩,「武器和孩子」,《從本能到自我:W.R.D.費爾拜恩論文選——卷二:應用和早期的貢獻》(新澤西,1937),頁329,首刊《利物浦季刊》,5卷1期(1937年1月);伊萊·薩根,《同類相食:人類的侵略心及其文化表現》(紐約,1974),頁68—69及80;奧斯卡·王爾德,《囚歌》(倫敦,1896)。另見R.馬尼基勒爾,「戰爭走向:從心理學切入」,《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16卷3期(1937);頁230—231。宗教界人士認可了這些隱喻,並常常以此勸誡世人,在殺戮時莫忘記要愛自己的敵人。詳見第9章「隨軍教士」。    
    多數士兵覺得這不可思議。一戰中,一名美國軍官在日記裡寫道:「愛你的敵人!我可沒法在殺他們的同時又愛他們。我其實不恨他們,這我承認,可要我愛他們!不可能,我做不到。」無名美國軍官日記,年份不詳,9月18日,收艾米·格蘭特,《善惡對決:一戰書信集》(波士頓,1930),頁196。雖然不至於「愛」,許多戰士還是驚奇地發現自己竟對敵人懷有感情。詹姆斯·揚中校在其1915年7月13日的日記中也承認,戰爭「太奇怪了」:陸軍詹姆斯·揚中校,《隨第52(低地)師轉戰三大洲》(愛丁堡,1920),頁11,1915年7月13日日記。    
    一方面,我們同時擁有極度的憎感和不羈的愛意。與生俱來的癲狂至今仍在我們心靈深處潛藏。另一方面,無私的奉獻、精神的純淨我們也都具備,即使是對我們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這表明內心深處仍有上帝的恩典在,使我們的靈魂不致徹底墮落。    
    或者就如一戰中一名步槍手所說:在「戰鬥進入白熱狀態時」,雙方的士兵殺起人來「不問青紅皂白,也無憐憫之心」,但戰鬥一結束,「敵意」立刻就被忘記,對待俘虜也「像待我們自己人一樣」。赫伯特·麥克布賴德,《步槍手從軍》(北卡羅來納,1935),頁209。另見羅伯特·布萊肯,《解剖刀、刺刀和擔架:四十載勞逸》(倫敦,1931),頁255。作戰雙方可以互相殘殺,但如對方受傷也同樣會給他煙抽,如陣亡也同樣會予以哀榮。海克特·伯萊索,《戰事報告:一戰機駕駛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47及科林茲比·道森,《戰壕榮光》(倫敦,1918),頁13。戰士們「從死去的敵兵身上搜集紀念品的認真勁一點不亞於出征前對自己的女友」,在1938年英國心理學會的一次會議上有研究人員指出。W.費爾拜恩,「侵略不可克服嗎?」,《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18卷2期(1940),頁166—167。即使是聞屍味,在有些士兵也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亨利·科特利,「書信集」,從薩洛尼卡致姊書,1916年10月15日,編號8/139,伯明翰大學圖書館藏。對戰士來說,敵人有一種「磁力」。比如一戰時,戰機駕駛員塞西爾·劉易斯就注意到,戰士對敵人的「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但其對敵人的尊敬之情卻無可懷疑。他還注意到:    
    此外,就像每一個戰士都知道的,兩人如果棋逢對手,那一定會相互吸引。一次我和一架敵軍偵察機在三英里的高空周旋,就有親身感受。我在空中盤旋、轉圈,留心看他怎麼飛,感受他的飛機的力量與速度,看著他在五十碼開外的地方也在審視我,心裡在盤算,等候機會出現。我倆都很小心,也緊張,準備施展技藝,給對方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假如對方被打中了,駕機在煙火中下墜,那他必將領受英雄般榮光的謝幕。多麼勇敢的戰士啊!死去的差點就是我。塞西爾·劉易斯,《人馬座將起》(倫敦,1936),頁45—46。    
    對手間的相互愛慕在象徵層面也有體現。曾有人把用刺刀殺人比作「送對方回家」,且常有士兵聲稱自己曾看見兩具屍體相擁在一起,手中的刺刀都深插在對方體內。列兵安東尼·布倫南,「日記」,1916年7月1日條,頁1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鄧肯上尉的信件,引自《前線來信:(加拿大商業)銀行官員在一戰中所起作用之記錄,卷一》(多倫多,1920),頁16;「G.G.A」,「刺刀之於馬上步槍手」,《陸軍評論》,5卷1期(1913年7月),頁86—87;艾恩·艾德裡斯,《沙漠縱隊:一澳大利亞騎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戰地日記》(悉尼,1932),頁57,1915年9月條;錫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軍團在1914—1916」,頁31,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弗朗西斯·勞,《一人持槍:兩次大戰回憶錄》(倫敦,1983),頁58。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5

    與這種幾近荒誕的殘忍不同,前線士兵對敵人竟是模稜兩可的態度。正如上文中斯托弗的數據所顯示的,沒有征戰經歷的士兵比真正的戰士更恨敵人,留在本土的士兵比在海外服役的更恨敵人。其他的見解,見陸軍H.洛根上尉,「當前的軍事訓練」,《陸軍季刊》,6卷(1923年4月),頁72及迪克森·韋克特,《咱們的小伙凱旋時》(馬薩諸塞,1944),頁488。前線戰士對他們的對手一般都心懷尊敬——甚至有類似兄弟般的情愫。關於親善最到位的論述,見托尼·艾什沃思,《塹壕戰1914—1918:互不相擾政策》(倫敦,1980),頁24—47。當時對親善的記述見斯蒂溫·斯泰普頓,「戰壕之間」,《當代評論》,111卷(1917年1—6月),頁636—644。1914年一戰打響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德、英、法三國士兵間的「親善」甚至成了神話,以致幾乎所有士兵都宣稱自己違抗了最高指揮部的命令,參與了這一活動。在以後幾年,軍方加強了控制,士兵們親善的機會少了,他們甚至引以為憾事。比如在1916年的聖誕,傑拉爾德·丹尼斯就說自己    
    記不起在過去兩年是否有過親善活動。某種程度上,無人區兩邊的士兵其實是志趣相投的。我們彼此並不仇恨。大家都倒霉做了步兵,本該相隔鐵網站著,不用擔心有危險,然後握握手。這該多好!傑拉爾德·丹尼斯,「廚子的珍饈(1916—1918)」,1928年,頁12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親善的例子或見諾比·克拉克,「西線冷槍手」,頁1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及J.戴維,「致帝國戰爭博物館館長的信」,1969年7月20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親善行為在宗教日最常發生,比如復活節和聖誕節,例見埃德溫·貝特,「自傳——第三卷:1914—1918」,頁23—2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再就是有人受傷時(「兩人相互摟著肩,就像情侶,」克利福德·尼克松寫信給父親說)。克利福德·尼克松,「一縷記憶」,頁83,朗從法國致父書,1917年8月25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M.比亞教士,「書信文件集」,落款1917年9月17日的信,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當不得不端詳自己就要殺死的敵人時,這種友善也會發生。塞西爾·H.考克斯就無法做到不動聲色地殺人。在意大利北部某次戰役中,上級命令他佔領一座島:    
    我看見一個年輕的德國兵向我這邊走來,可就在這一刻卻不忍心下手,於是垂下了槍。他見我這麼做,也放下了槍,喊道「殺了我你到底能得什麼好?我有(原文如此)不想殺你。」他和我一道往回走,還問我有吃的沒有。那一刻我頓時寬慰了很多,隨即把我的野戰口糧和壓縮餅乾給了他。塞西爾·考克斯,「一戰經歷」,頁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同性愛/恨    
    同性愛戀的產生在多大程度上有賴於暴力,論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W.斯泰克爾在其《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殘暴的心理分析》(1953)中認為仇恨與性的快感有關:「人之所以殘暴,是因為這一野蠻行為可以帶來快感,」他寫道。W.斯泰克爾,《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殘暴的心理分析》,卷1(紐約,1953),頁12及31—32。人類學家德裡克·弗裡曼1964年的時候注意到,目賭毀滅性行為或向別人施加痛苦時,人常會有快樂的表示(如大笑)。德裡克·弗裡曼,「從人類學角度看人的侵略性」,收J.卡錫、F.埃布靈(編),《侵略的自然歷史》(倫敦,1964),頁113。精神分析學家拉爾夫·R.格林森在1968年一次講座中著重分析了人類應對暴力的多種方式:畏懼、內疚與興奮、迷戀交織。拉爾夫·格林森,「暴力吸引人的地方」,收格林森,《關於愛、恨和美好生活》(麥迪遜,1992),頁187—199,1968年作的講座。近來,艾德裡安·西澤在其《像男人一樣去應對:苦難、性慾和戰爭詩人》(1993)中提出,魯珀特·布魯克、齊格弗裡德·薩松、威爾弗雷德·歐文、羅伯特·格雷夫斯等詩人的戰爭經歷與其潛在的施虐受虐症患間是有聯繫的,並聲稱這種反應在軍人中較為普遍。西澤還質問,人類為什麼得互相殘殺「以表達對彼此的和婉、溫情、體貼和關愛」?艾德裡安·西澤,《像男人一樣去應對:苦難、性慾和戰爭詩人》(曼徹斯特,1993),頁234。    
    性的隱喻在戰爭敘事中反覆出現,這使人們開始注意「殺戮欲」與「性慾」間的關係。到20世紀60年代,精神分析學已滲透到文學語言的每一個角落,以至在戰爭的小說化敘事中使用這種隱喻已成風尚。丹尼爾·福特的《發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1967)和約翰·卡羅爾的《象徵士兵》(1983)中便有兩個尋常例子(一個發生在美國,另一個在澳大利亞)。在福特的小說中,殺人就好像強姦,兩名戰士「像愛人般扭作一團」:    
    然後都倒下了……(史蒂芬)從槍套中拔出刺刀,插入查理的肋部。刺刀碰到了骨頭還是什麼東西,可憐的查理扭著身子,兩腳亂踢,指甲撕扯史蒂芬的手……(史蒂芬)抽出刺刀,就要斬斷查理的喉嚨。血濺滿了他的手。丹尼爾·福特,《發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倫敦,1967),頁146。    
    卡羅爾寫主人公切開一位老者喉嚨後「寧靜」的表情,同樣充滿暴力,不過重點不在插入而在高潮:    
    你可以看見薩維奇受到了極大的震顫,詫異於自己的行為——好像剛剛完成了一次美妙的交媾,仍想沉浸其中。沒錯,他滿臉發光——那種純粹的快感,只有性愛才能給予。約翰·卡羅爾,《象徵士兵》(維多利亞,1983),頁215—216。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6

    在每一種文學體裁中,性愛和謀殺總是聯繫在一起,無論是乏味的軍事書籍還是生動的自傳文學。為地方軍編寫的訓練手冊《硬功夫》(1942)就正告讀者,正如只有會「放縱」自己慾望的男人才是好情人,只有能毫無保留、充分釋放仇恨的士兵擺弄起刺刀來才最得心應手。錫德尼·達菲爾德、安德魯·G.埃利奧特,《硬功夫:致地方軍成員及英國軍隊士兵》(倫敦,1942),頁9,11及42。把性和死亡聯繫起來,不失為向沒有見過流血卻有窺淫癖的公眾傳遞戰鬥激烈程度的好方法。菲利普·卡普托關於在越南一次進攻受挫「其痛苦堪與性高潮媲美」的記敘便常被引用。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54。在其他戰事中,士兵也有類似體驗。舉例來說,首批英國遠征軍的安東尼·S.歐文中尉描述了1943年一次讓他膽戰心驚的經歷,當時有六架德國飛機對他進行俯衝爆炸,(在他看來)想置他於死地。據他說,等飛機飛走後,他在地上躺了半個小時:    
    我感覺就像剛交合過,那感覺既爽利又震撼。我汗流浹背,還想再來幾次。身下的大地似乎在震動、在顫慄,周圍的樹似乎都還活著,輕搖的樹枝撫慰著我,我想就此睡去。    
    處在性交後狂喜中的他一下無法入睡,直到把錫制的頭盔罩在腹部,既保護了他的男性器官,又假充了女性在懷孕時的身形。安東尼·歐文,《步兵軍官:瑣憶》(倫敦,1943),頁64—65。歐文沒說他為何要錫頭盔才能入睡。除非用鋼盔將生殖器蓋住,否則就睡不著覺的情況比較普遍,這是據「戰爭的心理方面講座摘要……身體的部分和對士氣的影響」,頁14,收倫敦檔案局公民來訪接待處21/914(附件)。總之,士兵們對親密關係是依戀的,這種關係既似「父愛」(講求等級,給人以力量)也似「母愛」(鼓舞人心,給人以慰藉)。    
    仇恨    
    殺戮引發了許多強烈反應,包括愛慾。仇恨也常被認為是戰鬥的當然組成,被定義為「針對某人或某類人持久的攻擊衝動……包括習慣性的怨恨和非難」。該定義來自喬治·奧爾波特的經典之作《偏見研究》(馬薩諸塞,1979),頁363,首版於1954年。許多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和軍事理論家都認為,仇恨對於煽動殺欲及完成殺戮至關重要。羅伯特·黎貝爾(編),《戰爭與和平的心理學分析:敵人的面目》(紐約,1991)。也有不多的人反駁,例見約翰·巴勒德、厄利捨·麥克道爾,「仇恨和戰鬥行為」,《部隊和社會》,17卷2期(1991年冬季),頁229—241。有論者認為,伴隨仇恨而生的快感是宣戰的一大動因;也有人認為,人心中總有「少量揮之不去的惡感」須排遣——又有什麼比戰爭更好的渠道呢?H.拉斯基教授,《德國人是人嗎?答羅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倫敦,1941),頁2及劉易斯·理查森,「根深蒂固的國民仇恨及其對象的易變性」,《英國醫療心理學雜誌》,22卷3期(1949),頁167。連和平主義者也偏愛因恨而起的殺戮,因為「傷人不需要理由」的想法實在不能為他們所接受。E.艾倫教士,《作為個體職責的和平主義》(倫敦,1946),頁21。軍方傾向於認為仇恨對戰場上的士兵是有益的,因此(下面要看到)有必要開發強化訓練科目以激發仇恨心理。教士兵仇恨的必要性見陸軍珀蒂·龐德少校,「自傳」,出版地點不詳(頁2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許多專事研究戰鬥的心理學家證實了這一信念:堅持本能學說的理論家——尤其是心理學家威廉·麥克杜果的追隨者——認為,仇恨是戰鬥中必然會產生的恐懼、厭惡、妄自菲薄等心理的重要排解渠道。敘述最清楚的見唐納德·科爾,「『本能扭曲』和『戰爭恐懼症』」,《柳葉刀》,1918年8月10日,頁168。在整個20世紀人們都相信,惡意的仇恨可以激發人的鬥志,而這是驅除恐懼和憂慮(戰鬥力不高的主要原因)的最有效辦法。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161—162;陸軍雷蒙德·索貝爾少校,「長期作戰後的焦慮抑鬱反應——『老軍士綜合征』」,《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143—144;陸軍馬丁·施泰因上尉,「神經官能症和集體誘因」,《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7卷3期(1947年3月),頁317;戰爭部,《戰場上的精神錯亂,1951》(倫敦,1951),頁7;陸軍埃德溫·懷恩斯坦少校、陸軍加爾文·德雷爾中校,「對戰鬥引起的憂慮的動態研究」,《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24。格雷戈裡·齊布爾克在二戰進行到一半時向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指出,對死亡的恐懼可以通過對敵人的仇恨來減輕。實踐也表明,有多少恐懼轉為「離殘殺只一步之遙的仇恨」,就有多少「士氣」。因為這正是其核心因素:只有殺戮才能征服死亡。格雷戈裡·齊布爾克,「對死亡的恐懼」,《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頁474。同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精神病學家倫納德·西爾曼重申了其關於仇恨是改進戰鬥表現所必需的「心理動員」的有機組成的觀點,是「給頭腦準備的鋼盔」。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國人如要與法西斯作戰而自己又不能變為法西斯,就只能學會仇恨敵人。這樣才能將其攻擊衝動外化,投射到敵人身上。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7

    戰爭中,哪方有更多的仇恨,就會成為最終的勝者。西爾曼感歎美國人不太會恨別人(他認為,美國人太過個人主義,非有教唆難以對別人產生仇恨),卻堅持由政府出面進行宣傳可以激發民眾的仇恨。倫納德·西爾曼,「對士氣的精神病學研究」,《大腦神經混亂雜誌》,97期(1943),頁283—295及「士氣」,《戰爭醫學》,3卷5期(1943年5月),頁498—502。另見C.羅傑森,「致奧爾巴尼D.尤恩·卡梅倫博士書,1940年7月18日」,《美國精神病學雜誌》,97卷2期(1941),頁970。在朝鮮戰爭中,舊金山軍隊醫院的精神病學家約翰·J.麥倫上校也認為,仇恨可以麻木人害怕的神經,且可以使士兵轉向敵人尋仇。與西爾曼一樣,他也認為(因為其文化背景)要讓美國人學會仇恨比較困難,但他堅持這種心理「絕對值得」灌輸。約翰·麥倫,「朝鮮戰爭期間及戰後部隊中的精神病學問題」,《美國三軍醫療雜誌》,7卷5期(1956年5月),頁721。    
    仇 恨 訓 練    
    既然大家都認為仇恨對於激發「合適的」戰鬥行為很重要,軍方採取各種方式來培養它也就不足為奇了。「縝密的」宣傳、向士兵解釋戰爭的目的、強調敵人的凶殘本性都無法讓他們產生持久的敵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會道理的。而且士兵最討厭集合「訓話」:他們認為集體聚會是危險的,況且他們身心俱疲,簡單羅列法西斯或共產主義的罪惡無法引起其興趣,而且他們的思想都在打仗上,只會對這些老生常談嗤之以鼻。赫伯特·施皮格爾,「精神病學在北非某步兵營」,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21。    
    只有大強度訓練才能讓士兵學會仇恨。我們前面說過,在一戰、二戰(甚至)越戰中,刺刀訓練被廣泛採用,以「喚醒士兵凶殘的本能」。一戰的情況,見陸軍H.洛根上尉,「當前的軍事訓練」,《陸軍季刊》,6卷(1923年4月),頁72。但我們這裡要考察的是另一種激發仇恨的方式。截至二戰時,「仇恨訓練」已趨極端。就在英國宣戰前,在同牛津大學本科生每週一次的談話中,漢弗萊·比弗說到「如果既沒有私怨,又沒有出於道德原因的憤恨」就不應指望「正人君子」會屠殺「其他正派人」,除非他們受過某種形式的仇恨訓練。尤其是在戰爭拖而不決的情況下,「掌握戰爭機器的決策者有必要」    
    殘酷對待那些就要真刀真槍作戰的士兵。不能讓他們有自己是護法騎士的感覺;相反,必須向他們灌輸殺戮的慾望,使他們能毫無由頭地大開殺戒。漢弗萊·比弗,《和平與和平主義》(倫敦,1938),頁53—54。    
    英國陸軍戰鬥學校在1941年和1942年對「仇恨訓練」進行了通盤實驗。訓練有一部分是要新兵穿過一條一英里長的攻擊障礙跑道,十分累人。大喇叭不停地放著「殺死德國佬,殺死德國佬」和「記住香港發生的事,大禍可能就會降臨在你頭上」,以嘲弄他們,讓他們無所適從。在整個過程中不時有爆炸發生,在他們涉水和蹚過泥塘時候會有實彈打向他們。訓練還要求他們向仿真的德、日士兵開火。其中一個單元要求拼刺刀,此時他們渾身上下會被羊血澆透。在下一個訓練單元,他們會被帶到屠宰場,要他們注視一面「仇恨牆」,上面淨是德軍在波蘭施暴的圖片。「陸軍訓練的現實政策:仇恨的精神」,未註明日期的剪報,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799;「訓練中的現實主義」,《泰晤士報》,1941年12月25日,頁5;J.貝拉、A.克拉克,「笨蛋教官」,《步兵雜誌》,52卷3期(1943),頁72—75;「戰爭灌輸的目的」,未註明日期但晚於1942年5月1日,頁3,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799;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80。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8

    如此血腥的「仇恨訓練」自然招致許多人的反對。陸軍上將、(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伯納德·佩吉特爵士曾向下級指揮官指出,人為的仇恨還是無法和「毅力驅使下真正的進攻欲」相提並論。他下令禁止用粗暴的言行使士兵嗜殺或生恨。據「軍隊訓練中的『仇恨』」,《泰晤士報》,1942年5月25日,頁2。到1942年5月,仇恨訓練已告終止,因為之前公眾曾有過強烈抗議。1942年4月27日,英國廣播公司在黃金時間向公眾揭露了「仇恨訓練」的內情。難道這個世界上的仇恨還不夠多,以至於要戰爭部人為製造仇恨嗎,議會下院的R.J.戴維斯質問道。議會下院R.戴維斯先生(工黨部長),據《泰晤士報》,1942年5月14日,頁8。此外還有人質疑這種訓練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義,甚至是否是英國人該做的:批評者認為其有失人的尊嚴。「軍隊訓練中的『仇恨』」,《泰晤士報》,1942年5月25日,頁2,引自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陸軍上將伯納德·佩吉特爵士致所有軍隊指揮官的信;議會下院辯論,來自伊普斯威奇的斯托克斯先生(工黨部長)的提問,據《泰晤士報》,1942年5月14日,頁8,事涉5月13日;「陸軍訓練的現實政策:仇恨的精神」,未註明日期的剪報,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799;B.麥克尼爾,「戰時精神病回顧」,《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2期(1945—1946年),頁503。《泰晤士報》的作者也紛紛表示反對。溫切斯特的托馬斯·霍華德更是厲聲指責:「恨敵人有什麼用?仇恨最容易把人拖垮;打仗需要的是耐力。」他以自身經驗為例,指出當年在戰場上他是憑著「冷靜和堅毅」才「全力求勝」的。托馬斯·霍華德,「戰爭中的仇恨」,《泰晤士報》,1942年5月1日。心理學家更是不屑,他們認為凡讓士兵昏厥、嘔吐的訓練方法都是危險的,並指出把戰場比作屠場既不相干,又無激勵作用。「戰鬥灌輸」,1944年,頁2,倫敦檔案局公民來訪接待處21/914。另見歐內斯特·瓊斯,「心理學和戰爭環境」,《精神分析季刊》,14期(1945),頁15。他們還注意到原先積極的學員這會都變得消沉了。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80—81。這種訓練方式「做作、殘忍,只有幼稚或大腦不正常的人才能想出來」,它只能激發潛意識裡的罪感和抑鬱的心理,而對提高士氣毫無作用。未註明日期、未署名的報道,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799。試圖「讓冷血的人變得熱血」只會有害於其心理:而引入真血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戰爭部)A.威爾遜致(本土部隊G訓練部門)陸軍布裡坦中校的信,1942年5月,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799。血腥的訓練方式只會顛覆「人的自尊這一士氣的基石」。R.阿倫費爾特,「軍隊精神病學」,收阿瑟·麥克諾爾提爵士、W.梅勒(編),《據英加澳新印官方醫療史得出的二戰主要醫務教訓》(倫敦,1968),頁189—190。上述戰鬥學校是建立在對人性的錯誤認識上的,那就是人生而樂暴、嗜血。R.阿倫費爾特,「軍隊精神病學」,收阿瑟·麥克諾爾提爵士、W.梅勒(編),《據英加澳新印官方醫療史得出的二戰主要醫務教訓》(倫敦,1968),頁190。英國陸軍精神病中心的負責人在1942年曾挖苦道:    
    在大多數戰爭中,訓練營或後方的少數個人或團體有時會認為我們應試著去恨我們的敵人,殺戮欲是士氣的重要組成部分等。這對膩味了整天毫無動作、拚命擺脫厭倦的官兵或許頗有吸引力,但經驗告訴我們,希望激發人最本能情緒的努力——即使它能消解我國士兵的廉恥心——並不是提高戰鬥力的有效途徑。陸軍精神病中心負責人,技術備忘錄2號,「假如你是納粹暗探——或者是業餘的第五縱隊成員」,1942年6月,頁7,收倫敦檔案局公民來訪接待處21/914。    
    恨敵人    
    「打仗厲害」的那些士兵對敵人的態度未盡一致。有的否認存在敵意,有的快意於憎恨。在那些對手不是白人的戰區仇恨特別容易產生,暴行也是。見第6、7章。比如在太平洋戰場,對敵人的仇恨就達到了頂點。「大錘」尤金·B.斯萊吉曾形容過這種超越了其他所有情感的「粗野、原始的仇恨」。尤金·斯萊吉,《與老友在珀萊琉和沖繩的日子》(紐約,1990),頁33—34。在較大範圍內進行的調查表明,相比德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要深得多。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58,據1943—1944年間對5558名美國步兵的調查作出。澳大利亞人恨日本人勝過美國人,部分是因為歷史上的緊張關係。有軍官這樣說,要澳大利亞狙擊手「冷靜、小心地」算計來犯的日本人並不很難——「這會激起我們對其種族的反感」,他說。「狙擊」,日期不詳(二戰期間),頁1,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駐韓國第25師的伍澤爾·恩特少尉曾說他和對手之間沒有任何「個人過節」(他是這樣想的,「畢竟不論是朝鮮人、中國人、蘇聯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們都是為國效命,都得服從命令,就像我一樣」),但也承認這種想法並不普遍。「很多士兵本能地仇恨敵人,也許和他們是東方人不無關係,」他思索著。陸軍伍澤爾·恩特少尉,其訪談收魯迪·托默迪,《沒有號角,也沒有戰鼓:朝鮮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93),頁18。菲利普·卡普托在越南時聲言。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9

    他心中滿是對越共游擊隊的仇恨,滿心……想著復仇。我恨他們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只是因為他們殺害了辛普森(一個戰友)……我要求加入戰鬥連,部分是因為要替他報仇,想找個機會殺個把人。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31。    
    與他相反,其他一些士兵則聲稱不恨敵人。典型的例子是陸軍弗蘭克·沃倫中尉,在一戰中他說自己的戰友「並不特別仇恨作為個體的德國士兵,而且只要他們身上沒有普魯士人那種妄自尊大,在某些方面還傾向於把他們視作平等、可尊敬的對手,不過還是得用刀槍說話,至於能不能逃過去就要看他們的造化了」。陸軍弗蘭克·沃倫中尉,「日記和信件」,1917年10月20日致「小圓麵包」的信,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教官多半無法讓年輕士兵去恨德國人。陸軍肯尼思·庫斯蘭中校,「一次大戰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憶」,頁61,利德爾·哈特中心藏及陸軍阿爾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線來信」,1916年10月16日,頁9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在越南也是一樣:對南越盟軍多是深深的鄙視,尊敬倒是給了所謂的「敵人」。年輕的澳大利亞軍官加裡·麥凱就承認,他並不仇恨越共游擊戰士,雖然「既得利益」要求他殺人越多越好。他坦承自己是尊敬他們作為戰士的,並高度評價他們的一些素質,特別是堅定和頑強。加裡·麥凱,《在好兵連:一個人的越戰》(悉尼,1987),頁44。1968年2月19日,一名駐越士兵在日記裡寫了下面的話,其大意與本章開頭所引愛德華·托馬斯的詩大致相同:    
    我不恨這些人,    
    不恨這片土地,    
    我只恨那個人    
    揮手說要和平    
    卻發動了戰爭    
    還要別人去打。布魯斯·阿奈洛1968年2月19日的日記,收印度支那課程組(編),《越南前線士兵文集》(馬薩諸塞,1975),頁8。    
    另一名在越南的軍官抱怨說:「這場仗錯就錯在沒有人可以讓我去恨……對手不像日本人和德國人。」一名空軍上尉贊同他的說法:    
    你要是輸了二戰,那感覺好像你將國破家亡。可這兒沒這種感覺。很多士兵還沒明白自己怎麼會在這兒……你得全身心投入才能恨得起來。均引自喬吉·蓋亞,「美國新兵:他問為什麼」,《芝加哥每日新聞》,1969年1月16日,收弗吉尼亞·埃爾伍德埃克斯,《女性戰地記者在越戰中,1961—1975》(新澤西,1988),頁174—175。    
    一名反社會主義的作家在1891年時曾挖苦道,工會會員在一次普通罷工中表現出來的憤恨也要比戰場上的人多些。哈羅德·康斯特布爾,《關於馬、運動和戰爭》(倫敦,1891),頁167—168。    
    上面只能說明確有這種情況存在,至於多少戰士有這種想法就不甚清楚了。曾有調查試圖量化,但多數涉及面太小。比如二戰時通過對美空軍第八師一些優秀士兵進行的一系列訪談發現,他們中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表達了對敵人的仇恨,正是這種仇恨使他們去殺人。D.黑斯廷斯、D.賴特、B.格魯埃克,《在空軍第八師的精神病經歷》(紐約,1944),頁137—139。越戰期間,約翰·海爾默詢問了90名士兵首次交戰後的感受。雖有27%的人更恨敵人,有38%的人或是沒有原先那麼仇恨敵人(10%),或是反而更尊敬對手了(28%);29%的人感情沒有變化或對敵人沒有任何感情。約翰·海爾默,《把戰爭帶回家:美國士兵在越南及以後》(紐約,1974),頁169。7%的人沒有作答。他們的答案有政治分野:後來加入了越戰老兵反戰運動的人多認為戰鬥使他們尊敬對手(93%,而屬於較保守的參加過國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老兵中作同樣選擇的只有13%)。    
    但1944—1945年間有一次廣度、深度都少有的調查。塞繆爾·A.斯托弗詳細探究了美國步兵的戰時體驗。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仗打得不順時,對敵人的仇恨在多大程度上能幫你克服困難?」總的數字是,約三分之一的士兵承認受仇恨的影響很大。但這一數字也會有變化:太平洋戰場可能高達38%,而地中海和意大利戰場只有27%。「仗打得不順時」,仇恨明顯不如祈禱和不想讓戰友失望來得管用。在太平洋戰場,雖然38%的士兵堅持作戰是因為仇恨日本人,但也有近兩倍的人(61%)不懈怠是因為不想讓戰友失望。    
    斯托弗還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詢問美軍步兵他們認為在戰爭過後應如何處置德日兩國的百姓:是「全部幹掉」,讓他們「吃足苦頭」,還是只懲罰其領導人?美國本土的步兵有67%希望把日本人「全部幹掉」,而對德國人持同樣觀點的只有29%。把太平洋和歐洲戰場的情況兩相對照,會有些有趣的發現。兩個戰區的士兵對德國人的態度大體相同(都有22—25%的人希望把德國人「徹底消滅」,6—8%的人希望他們「吃夠苦頭」,65—68%的人認為只應懲罰其領導人而不應牽連普通民眾)。對日本人的態度相差就大了。希望把日本人「消滅乾淨」的在歐洲戰場的比例要比太平洋戰場高許多:前者是61%,後者是42%。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58及164—165。第一份樣本包括太平洋戰區現役步兵4064人、地中海戰區591人和在意大利的1766人。第二份樣本包括太平洋戰區現役步兵4064人、歐洲戰區1022人和在美國的472人。換言之,留守美國本土的士兵對敵人最恨之入骨,駐歐洲的美軍對日本人的仇恨要超過在太平洋戰場實際與日本人拚殺的士兵的比例。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0

    定性、定量研究都表明,仇恨的表達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與對手的實際、心理距離,二是戰鬥經驗。和敵人的距離遠近顯然很重要,最沒有個性的殺人方式(如打炮)是最難激發仇恨的,因為它殺起人來最少受個人感情的影響。例見落款1915年7月18日的信,收馬克·瑟文,《重型炮和攻城炮在法國的用途1914—1918》(倫敦,1930),頁63。儘管多數士兵認為,促使他們用刺刀的原因是「自保的本能」多過仇恨,G.霍爾,「士氣在戰時及戰後」,《心理學報》,15期(1918),頁282。另見查爾斯·伯德,「離家上陣:士兵心理研究」,《美國心理學雜誌》,28卷3期(1917年7月),頁339及G.霍爾,《軍心:一舉一動的至高標準》(紐約,1920),頁66。他們也大多承認要比「拿機器殺人的士兵」有更多的仇恨。斯圖爾特·霍爾布魯克,《無人更勇敢:今日美國戰爭英雄》(紐約,1942),頁90。一戰時的野戰炮兵亨特利·戈登承認對德國人不抱有同情,但也申明並不恨他們。他認為這是因為他不必在無人區匍匐探雷。亨特利·戈登,《一去不返:一名野戰炮手在佛蘭德,1917—1918》(倫敦,1967),頁74。二戰時,諾曼·科普倫注意到,如果一個人要「和另一個人比拚刺刀」,這時恨對方要相對容易些:    
    對手和你相距不過一米;正用種奇怪的語言詛咒你;一看就知道是個外國人;瞪大的眼裡不是恐懼就是憤怒;更別說一舉一動還盡顯殺機。    
    但自動步槍、機關鎗和烈性炸藥「擴展了死亡的空間」,使它變得無關乎人的感情,甚至可以不帶偏見。「要對自己絕少謀面的人產生憤怒不是件容易的事,」科普倫最後寫道。諾曼·科普倫,《心理學和士兵》(倫敦,1942),頁58。類似的事情在炮手、陸軍中尉肯尼思·H.庫斯蘭身上也有發生。他從沒機會「直面」活著的德國士兵,慢慢地也就「不以為自己是在殺人了」。庫斯蘭認為戰鬥是    
    一種奇怪的客觀感覺;敵人不過是靶子。我對他們從沒有敵意,反倒敬他們是勇士。但我的職責是要打敗他們,贏得戰爭。陸軍肯尼思·庫斯蘭中校,「一次大戰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憶」,日期不詳,頁61,利德爾·哈特中心藏。二戰的例子,見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179。    
    與敵人的社會、心理聯繫也同樣重要。上戰場的每個士兵都有自己的經歷,仇恨因而難以生根。尤其是在歐洲打仗,許多士兵在平時對後來的敵人有所瞭解,這多少會影響他們的態度。機載槍手A.G.J.懷特豪斯就永遠不能忘記,他的槍下鬼原先可都是自己的朋友啊!他盯著第一個死於他槍下的人凝望了許久,若有所思。「對,他們是德國人,可不知怎的,我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回憶說,這一切在他看來,好像「一場夢——都是假的。我從沒恨過他們,那時縈繞在我腦際的是菲克·西曼,是查理·羅特納果,是茲尼德爾先生,他是名小學老師。唉,還有好多呢,都是我在新澤西認識的德國人。」A.懷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獄:皇家陸軍航空隊高射炮兵歷險記》(倫敦,1938),頁43。    
    除了過去的平民經歷,不久前的戰鬥經歷對士兵對敵人的情感反應也有影響。平民會更多宣揚對敵人的仇恨,所以很多論者認為,讀或寫關於殺戮的事反倒比親身參與更容易激發仇恨。奧利弗·埃爾頓,《C.E.蒙塔古:回憶錄》(倫敦,1929),頁197;G·菲爾德,《和平主義和良心抗拒》(劍橋,1945),頁67;弗雷德裡克·基靈,《基靈書信回憶集》(倫敦,1918),頁285。戰機駕駛員和其他機組人員倒能欣賞、尊敬被他們炸死的敵人,在他們下葬時也常極盡哀榮,但百姓對敵人只有蔑視,認為給他們高規格的葬禮無異於崇敬「撕人魔」傑克。〔1888年8至11月間在倫敦東區殺死至少7名妓女而身份始終不明的一殺人犯——譯注〕。詹姆斯·斯派特,《空中實力和戰爭對錯》(倫敦,1924),頁319;《每週快件》,1916年9月10日;《每日郵報》,1918年5月4日和7日。王牌飛行員、空軍上尉艾伯特·保爾曾擊落德機47架,他父親曾鼓勵他,「讓他們都見鬼去吧」。保爾回答說他不把德國人視作惡魔:「我對德國人沒什麼壞印象。他們都是好人,不過膽子太小,可他們也都盡力了,」他這樣告訴自己的父親。R.吉爾南,《空軍上尉艾伯特·保爾》(倫敦,1933),頁60。1915年5月4日,J.H.厄爾利給家裡回信,之前他們給他寄了份剪報。在信中他責備家人,「這裡可沒有『野蠻的德國人』。」他還寫道:    
    我們的怒氣也許應該大些,可能是因為那些直讓人憤怒的事與我們的切身環境相比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吧。也是因為我們與沙袋後面那些可憐蟲感同身受,他們的生活一定跟我們一樣,是一派胡鬧。打仗讓人厭惡,它浪費了我們的生命。要是熱衷於此,你的戰友只會把你當作傻瓜!J.厄爾利,「戰爭日記1914—1918」,1915年5月4日信,劍橋郡檔案局B1/HG/J/2。另外,對戰爭體驗越深的平民(比如遭過空襲的人)越不會對報仇有興趣。有個大範圍調查發現,要求為德軍轟炸英國城市報仇的人中,最堅決的都來自坎伯蘭郡、威斯特摩蘭郡和約克郡北部行政區等地的鄉村,而這些地方並未受過空襲。不列顛民意學會因此在1941年4月作出結論說:對復仇性轟炸的支持態度與個人的空襲體驗成反比。引自史蒂芬·加勒特,《二戰倫理和空中力量:英軍空襲德國城市》(紐約,1993),頁95。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1

    有兩個非戰鬥性群體被認為尤其容易對「敵人」產生仇恨:即婦女和地方軍成員。1967年出版的一本越戰小說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沒有比受過良好教育、有著自由信仰的年輕女子更嗜血的生物了。」丹尼爾·福特,《發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倫敦,1967),頁23。倫敦泰維斯托克診所的執業醫師莫裡斯·賴特在1939年時曾對開戰之際氾濫的仇恨表示過擔心:    
    如此粗野的仇恨、殘忍、暴虐一下子傾巢而出,是我從未見過的……最原始的暴虐在報章、普通人的談話中得到了無疑的釋放——在我看來,尤以在女性身上最為顯著,平日裡攻擊本能在她們那兒受壓抑最深。莫裡斯·賴特,「戰爭對平民的影響」,《柳葉刀》,1939年1月28日,頁189—190。克利福德·艾倫在「戰時的情緒變化」,《柳葉刀》,1940年5月11日,頁901中認為二戰中的施虐行為要比一戰少,並認為年紀大的人(和後方的人)最容易對敵人施暴。    
    女人手中沒有武器,其攻擊欲要得到滿足,只有靠男人代她們去殺戮。J.格雷,《戰士們:戰場回想》(紐約,1959),頁135及弗雷德裡克·基靈,《基靈書信回憶集》(倫敦,1918),頁259—260,與R.恩索爾書,1915年12月23日。    
    英國地方軍的訓練手冊中有些材料,其對「灌輸仇恨」的論述,整個二戰未有能出其右者。正規軍特別希望可以限制地方軍的作用,尤其不願看到他們成為嗜殺的游擊隊:見「1942年8月29日在地方軍連長培訓班上的講演:地方軍的軍事角色」,頁4,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2487及陸軍G.沃克少校,「游擊戰和地方軍」,1942年4月30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387。湯姆·溫特靈恩(他曾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發表了他1941年為地方軍訓練寫的講稿,裡面他教士兵用小刀無聲無息地殺人,告誡他們永遠不要生擒敵人,並且強調打起仗來沒有任何規矩好講。湯姆·溫特靈恩,《地方軍是好樣的:在奧斯特利公園地方軍訓練學校講演集》(倫敦,1941),頁3—4及27。同年,諾曼·德穆思在《襲擊德國鬼子》中也教別人如何了無聲息地殺人。他的書被英國本土部隊總司令評為甲等,強烈推薦大家去看,而且可以用訓練款購買。地方軍總司令,「地方軍第41—1942號指示:注意事項」,頁3,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872B。德穆思要大家對殺人不要有任何「顧慮」。「不要忘了集中營,」他激烈地說,「不要忘了納粹的極端變態心理」:    
    記住,他們來犯時如不把他們干了,這些自阿提拉〔約406—453,匈奴皇帝,人稱「天譴」,他即位後統一了蒙古各族,西征東羅馬帝國,大軍所到之處非死即奴,將疆界推至多瑙河畔,並收取歲貢,後殺死了自己的兄弟,獨攬皇權,逼迫拜占庭帝國割地臣服,每年進貢——譯注〕以來最可憎的東西就會把我們的家園夷為廢墟,屠戮我們的百姓,姦淫我們的母女姐妹……打他們,不然他們就會打你。問問你自己,我們被他們虜走的人在德國過得是怎樣的日子——然後用刺刀戳他們,直到把他們刺死。這是我們的惟一要務。    
    他反覆強調,地方軍成員務必要「使自己適應」殺戮,並建議教官把士兵帶到「當地的屠宰場,讓他們盡情地看。開始時他們會厭惡這麼做,這時就要再三反覆,直到他們不再反感。」他建議讓地方軍士兵拿他們「殺人的刀」先在牲畜身上體驗一下「身體上的那股韌勁」(「他們會驚詫於殺人所需的力氣之大」)。諾曼·德穆思,《襲擊德國鬼子:偵察、追蹤、偽裝手冊》(倫敦,1941),頁64及84。    
    接下來的四本教材是在1942年寫成的,都有德穆思的語氣。在《地方軍成員及軍士總體戰訓練手冊》中,陸軍少校M.D.S.阿默對德穆思書中的訓練方法表示了贊同,並鼓勵地方軍成員多去屠宰場,好在畜體上練習刀法並熟悉用手、臉來擦拭血跡。陸軍M.阿默少校,《地方軍成員及軍士總體戰訓練手冊》(倫敦,1942),頁46。同年,皇家加拿大炮兵部隊的E.哈特利·萊瑟中尉寫了《赤手空拳》一書,意在教授地方軍成員如何高效地「搞定德國佬」。書中寫道:    
    不管這件事多麼讓人生厭,它總得有人去做,而且要做就要乾淨利落;記住,德國人做事總是很利落的:我們要打敗他們,只有按他們的牌理出牌,因為他們永遠不會來將就我們。跟他們講公平競爭、正派體面根本就是對牛彈琴。一般英國人都不會落井下石,但和德國佬打交道,就得忘掉我們長期以來熟悉的那一套禮節;納粹分子生來就不懂什麼是體面。這不只牽涉到如何打敗德國佬;還事關你、你妻子和你孩子的性命。陸軍E.萊瑟中尉,《赤手空拳》(奧爾德肖特,1942),頁7。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2

    如此露骨的惡意在這種題材的作品中並不鮮見。在《硬功夫》一書中,錫德尼·達菲爾德和安德魯·G.埃利奧特要地方軍成員忘掉有些教員所說的「刺刀在現代戰爭中已屬多餘」的話。正相反,因為刺刀可以肉搏,尤其是在夜間、霧中、街頭或是其他彈藥不夠用的場合,它的用處正前所未有得大呢。此外,為了防身,他們還建議所有士兵都配備匕首。他們同意萊瑟的觀點,即作為地方軍成員不狠點不行:「消滅敵人」是他們的惟一要務,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拋棄「英國人」的紳士打法(他們舉的過時的「英國」做派的例子包括俘虜敵人和「堂正大度」的各種觀念)。錫德尼·達菲爾德、安德魯·埃利奧特,《硬功夫:致地方軍成員及英國軍隊士兵》(倫敦,1942),頁9,11及42。 1942年,埃利奧特還為地方軍寫了本訓練手冊。這本名為《地方軍全書》的小冊子是他和「J.B」及「科學工作者」共同編寫的,進攻性更強,要士兵不要去管指揮官將道德律令加諸戰場的任何努力:地方軍的嗜血不應被正規軍的那一套束縛住。比如他們建議地方軍成員把鋼盔的後面銼尖以攻擊來犯的侵略者,並把尖端塗上顏色,「這樣指揮官就不會知道了」。對軍方的不信任在論及武器時就更張顯了。《地方軍全書》嘲笑「老傢伙們」拒不接受非傳統的觀念。接下來,埃利奧特形容了他們是如何貶低他關於怎樣搞定哨兵的主張的:    
    既然這通常是悄悄進行的,那最好是用石弓和鋼頭箭。這樣在十米遠的地方就能放倒他,而不用匍匐到他跟前……由於在進攻者到位前被發現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寧願用弓箭而不主張上前把對方掐死。安德魯·埃利奧特、「J.B」、「科學工作者」,《地方軍全書》(倫敦,1942),頁28及65。    
    1943年,社會心理學家馬克·梅提出平民更易產生仇恨,因為他們要經歷搶購公債的風潮,得收集「廢銅爛鐵好殺日本人」,行動受限,要忍受物質匱乏,還要擔心家人生命安全。馬克·梅,《戰爭與和平的社會心理學分析》(紐黑文,1943),頁66。另見費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戰爭恐懼症及其治療」,《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頁303。但前線的人也得忍受類似的限制。同年,格雷戈裡·齊布爾克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發言中指出,老百姓之所以仇恨敵人,是好抑制自身對死亡的恐懼。但他也說:    
    但其轉為惡意仇恨的程度,而不是其受壓抑的程度,才是構成我們所說的這些戰爭間接參與者「士氣」的主要成分——儘管他們遠離戰場,生命也沒有受到威脅。格雷戈裡·齊布爾克,「對死亡的恐懼」,《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頁472。    
    於是,他們把無法親身殺敵的愧疚移置到了敵人身上。女人因為戰爭失去了男人,在家裡舒舒服服地呆著,也就不把敵人當人,被他們殺害的人的慘叫也就當沒聽見。    
    前線的士兵非常清楚,訓練時看到的妖魔化敵人的照片和戰場上實際遇到的之間會有很大出入。F.派克漢姆,「可鄙的1912—1920年代回憶」,頁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戰鬥經驗告訴他們,別人說的話不能信。例見羅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別》,1929年首版(倫敦,1977),頁162。當你直面敵人時,幾乎很難相信那些暴行的傳聞。海勒姆·斯特迪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德國兵的可怕場景。他雖然參加了索姆河戰役,但第一次看見德國兵是戰鬥結束後去查看戰俘時:    
    僅憑看到在濕地裡泡了數月、沒有布蓋著的死屍,是沒法建立對一個民族的整體概念的。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所見敵人的惟一一面。下面我要看到的應該就是割下了比利時婦女的乳房、把刺刀插進他人身體的這些人了。這幫德國畜生。他們列隊走過來,而我此時忽然感到戰爭開始以來從未有過的失望……這些戰俘都很年輕,傷挺重,都纏著繃帶……他們蹦著、跳著,神情很緊張,我想可能是剛經過轟炸的緣故。他們走過時我聽到的最粗魯的話是「這幫可憐的傢伙」,說這話的是一名步兵。海勒姆·斯特迪,「與皇家炮兵團在西線的插圖歲月」,頁51—5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戰前頭腦中想像的敵人模樣和戰場上的實際情形間的不同,有很多人都評論過。錫德尼·羅傑森見到德國戰俘後的反應是這樣的:    
    我們的敵人早就成了傳奇人物。我們得到的消息是,距我們通常不過幾米、拉滿鐵絲網的戰壕後藏匿的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德國佬、白膚金髮碧眼的野獸,他們從不知道留人性命,是他們釘死了加拿大人,刺死了嬰兒,姦淫了比利時婦女,分離出屍體的脂肪建廠加工!……但這些臉色慘白、面容嚴肅的年輕人真的做得出這種窮凶極惡的事嗎?錫德尼·羅傑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諾裡奇,1988),頁124—125。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3

    除了極少數例外,絕大多數軍人都把殺敵當作一件略微有點噁心卻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們自視為匠人、專業人士,或者不過是履行自己職責的普通人。愛德華·格洛弗,《恐懼和勇氣的心理學研究》(哈蒙茲沃思,1940),頁84;陸軍弗洛伊德·瓊斯軍士長,其訪談收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177;歐尼·派爾,《這是你的戰爭》(紐約,1943),頁241—242;保羅·裡奇,《戰機駕駛員:法國戰事的個人記憶》(倫敦,1944),頁71。1942年時,約翰·J.弗洛赫蒂描述了空勤機械師拉塞爾·布朗中士在機載槍手和另兩名機組人員犧牲後被迫接過機槍的情形:    
    布朗(因戰友犧牲而起的)的一腔怒火讓位於冷靜的決心。戰鬥帶來的激動心情已不再,現在他是一名熟練的工匠,手持工具在做著習常的事情。    
    接著,布朗又敘述了他在擊中德軍機組人員前是怎樣盯著他們的眼睛的。約翰·弗洛赫蒂,《勇氣與榮光》(費城,1942)。當別人問戰功顯赫的埃勒斯中士,他殺死那麼多德國人是不是因為仇恨時,他答道:    
    我不恨任何人,先生,也不願意殺人。但如果有人在我做事時礙手礙腳使我不能繼續工作,那只有殺了他,就這麼簡單。埃勒斯中士,引自默爾·米勒,「介紹」,收唐·孔登(編),《戰鬥:太平洋戰爭》(倫敦,1958),頁9。他曾獲美國榮譽勳章、銀星獎章和帶小金屬徽章的銅星獎章。    
    毛利族士兵保羅·托馬斯描述了他在赴越作戰前的類似反應。「去越南是當時惟一可做的事,」他回憶說。那時「殺人不牽扯任何的感情;這樣的反應是早就欲設好的」。保羅·托馬斯,其訪談收格倫·愛德華滋,《越南:心中的戰爭》(南澳大利亞州,1992),頁67。    
    不少士兵都認識到,敵人和自己一樣遭罪。用傘兵威廉·克拉克在一戰時的話說就是:    
    和他們面對面站著的時候,你不會恨他們。他們和我們一樣當兵打仗,一樣受政治家、將軍和戰爭販子的操縱。我們——他們——都不過是炮灰。傘兵威廉·克拉克,「『14/18』雜憶」,頁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類似的話弗雷德裡克·亨特也說過,「真心服役」,1980年,頁2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及T.皮姆教士、傑弗裡·戈登教士,《兩位隨軍牧師發自辟卡迪的日記書信》(倫敦,1917),頁28。    
    尤其是在轟炸期間,士兵雖然宣稱要盡力殺敵,但也常對德兵懷有極大的憐憫。弗雷德裡克·基靈,《基靈書信回憶集》(倫敦,1918),頁253—254,與格林太太書,1915年11月13日。在前線區別對待敵軍士兵和他們的長官是比較容易的,正如發表在《澳大利亞兵》上的一首一戰詩的前兩個詩節所寫:    
    我不想把德兵    
    炸得屍骨無存;    
    和平才是我所期待——    
    要這些屍塊有何用。    
    但我要把他們的皇帝高懸    
    還有他的私人衛隊——    
    名有多臭就掛多高;    
    反正有高炮轟他下來。海默,「和平的條件」,《澳大利亞兵》,1918年8月6日,頁11。    
    這種想法在歐洲戰場尤其有代表性,而在稍「遠」一些的戰區(如二戰中的太平洋戰區)就未必了。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61。試比較,有42%的美軍士兵看到日軍戰俘後反而更想殺人了。這可能與太平洋戰爭特別殘酷有關,其時接觸敵人幾乎不可能。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4

    是愛是恨?    
    就殺人來說,正面的感情要比負面的管用。仇恨可能反會降低「戰鬥力」;關愛的作用正相反。技術進步,炸彈、手雷的使用日益增多,徹底削弱了激情在戰鬥中的作用:冷靜的頭腦、堅定的目光要比對敵人滿腔仇恨更重要。W.麥克斯韋爾,《從心理學角度回顧一次大戰》(倫敦,1923),頁84。另見斯坦利·戴爾蒙德,「戰爭和分裂人格」,收莫頓·弗裡德、馬文·哈里斯、羅伯特·墨菲(編),《戰爭:武裝衝突及侵略的人類社會學》(紐約,1968),頁187。殺敵的慾望加上盛怒和仇恨,在其作用下摳扳機的手反會發抖。《戰士的心理學》,第2版(華盛頓特區,1944),頁267。在嘈雜、疲勞、危險的環境中,軍人能否保持「定力,堅持完成任務」顯得十分重要,有位心理學家反覆說道。安東尼·華萊士,「戰爭的心理學準備」,收莫頓·弗裡德、馬文·哈里斯、羅伯特·墨菲(編),《戰爭:武裝衝突及侵略的人類社會學》(紐約,1968),頁178。要長時間保持對敵人的仇恨不僅十分困難(能與不能尚且不說),G.霍爾,「士氣在戰時及戰後」,《心理學報》,15期(1918),頁382—383。對殺人經歷和仇恨缺位的直白探討,見愛德華·查普曼,「法國來信」,致姊希爾達書,1916年11月2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傘兵威廉·克拉克,「『14/18』雜憶」,頁1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弗雷德裡克·基靈軍士長1915年12月23日及陸軍阿瑟·韋斯特上尉1916年2月12日的信,均引自收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161及290;列兵萊昂內爾·黑明,「拉下重騎兵」,頁112,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B.勞倫斯文章草稿,「理智還是情感」,頁4—5,收C.奧格登,「書信文件集」,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阿爾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線來信」,頁90,1916年10月16日信,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而且進攻欲過於強烈的部隊常不易收手,這樣就得承受不必要的傷亡。G.柯爾布魯克,「家書」,1915年5月28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及尤利西茲·李,《二戰美國陸軍專項研究:招募黑人士兵》(華盛頓特區,1966),頁698。仇恨的形成總是以自制力的喪失為代價,這樣的士兵又與武裝暴徒何異?陸軍H.洛根上尉,「當前的軍事訓練」,《陸軍季刊》,6卷(1923年4月),頁72。因仇恨而生的心理衝突有害而無益。時刻抱有敵意、渴望殺死宿敵的士兵會發現,很難把自己的暴烈性格融合到團隊中去。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3。事實上,對敵人的仇恨和從殺戮中獲得的滿足常引發各種不利於戰鬥的情緒。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3。另見E·德賓、J.博爾比,《進取心和戰爭》(倫敦,1939),頁74。過分沉溺於殺傷的士兵會因頻繁戰鬥,而更容易精神崩潰。陸軍埃德溫·魏因斯坦少校,「美國陸軍第五神經精神病學中心」,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及陸軍雷蒙德·索貝爾少校,「長期作戰後的焦慮抑鬱反應——『老軍士綜合征』」,《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143—144。    
    更重要的,仇恨會減損士兵對於自己行為正當性的信念。恨的前提是怕:按一名隨軍牧師的說法,這就是為什麼任何「仇恨德國佬」的運動對人的心理都有害的緣故。哈里·布萊克本教士,《西線也有發生:隨軍牧師紀事》(倫敦,1932),頁108—109。心理學家認為,激發仇恨心理只會導致分裂和失意。比如,愛德華·格洛弗雖然承認有些士兵需要先恨敵人才動得了手,但也認為仇恨的缺位能反映一個人對自己事業正當性的一種健康的信心。換言之,仇恨是心裡沒底的反映。愛德華·格洛弗,《恐懼和勇氣的心理學研究》(哈蒙茲沃思,1940)。對戰爭政治目的的信念可使打仗成為自我理想的一部分,這樣就能減輕因殺戮而起的心理衝突:而容易生恨是內在緊張的表現,且可能導致心理崩潰。泰蕾茲·班尼代克,《洞見和個性調整:戰爭對心理學效應的研究》(紐約,1946),頁54。此外,仇恨常會抵消許多重要戰爭程式的作用,特別是集體或「部落」認同。這一觀點認為,戰爭雖然能迅速加深平民和士兵的「部落認同」,但只有一類人能享有殺害對立「部落」的殊榮。對他們來說,感覺不到仇恨反倒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素質。他們的所謂好鬥心理不應與「普通的憤怒」相混淆。哲學家威廉·歐內斯特·霍金曾說過。    
    


第五部分:愛恨情仇愛恨情仇 15

    作戰之人的任務不僅於此,要更嚴峻、更重要……本能告訴我們,戰爭並不關乎人際,它射擊的是國家間的關係……人的打鬥本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應服從於社會本能。時常可見的情況是,對群體的忠誠、加上同樣出自本能的對涉險的喜愛,竟可以湮沒我們的敵意或恨感。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25—26。    
    二戰時也有類似的討論,不過重點在不同的人群或「群體」(所以據莫朗勳爵說,英式本能根本就不會「美化仇恨」,因為英國人與群居動物相似,而不同於像狼群的德國社會)。洛德·莫蘭,《勇氣的解剖》(倫敦,1945),頁56—57。    
    最後一點,仇恨還會減弱戰鬥的騎士色彩。像騎士一樣殺敵意味著避免仇恨對方以及承認對手也有人性。T.皮姆教士、傑弗裡·戈登教士,《兩位隨軍牧師發自辟卡迪的日記書信》(倫敦,1917),頁23—24。仇恨的缺失使士兵可以「殺敵而無罪感」,用羅伯特·威廉·麥凱納的話說就是,打仗殺人和謀殺不同,因為前者沒有「個人仇恨」牽扯其中。赫伯特·麥克布賴德,《步槍手從軍》(北卡羅來納,1935),頁105及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108。騎士風度,或說是「武士精神」就要求上陣殺敵而不帶恨意。哈里·布萊克本教士,《西線也有發生:隨軍牧師紀事》(倫敦,1932),頁108—109及G.霍爾,《軍心:一舉一動的至高標準》(紐約,1920),頁67—68。士兵殺敵既然不是因恨而起,而是出於對戰友和領袖的愛,那麼,最有效的訓練手段也要反映這一動機才是。赫伯特·斯皮格爾,「突尼斯戰役中的精神病學觀察」,《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4卷(1944),頁382及赫伯特·斯皮格爾,「精神病學在北非某步兵營」,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22。    
    正是戰鬥個體超越仇恨、擁抱關愛和同情的能力才導致了極端暴力的行為。作為對仇恨等負向感情反應的殺戮,並不包含其作為對關愛與友誼等反應時所具有的力量與給人的愉悅。因恨而起殺意易使個性解體、混亂無序;而如能去愛刀下鬼,對殺手本身也是一種昇華。愛慾等情感是軍方無法控制的。它不同於恨,有一種改變他物的力量,尤能於禁處煥發光彩。這裡不行還有別處。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

    叫他們走,這裡沒人    
    告訴他們,除了閒逛    
    別忘了多巴結我    
    棚屋裡的女人孩子    
    才是我們的靶子……    
    她們是我們的真正敵人。    
    全都得幹掉。    
    沃爾特·麥克唐納,「與一個叫福克斯的美兵談話」,1989沃爾特·麥克唐納,「與一個叫福克斯的美兵談話」,收威廉·埃爾哈特(編),《不習慣的憐憫:越戰中的士兵詩人》(得克薩斯,1989),頁102。    
    「烈性子」卡利在1968年3月的一天殺害了數百名老人、婦女和兒童,卻毫不後悔:你說,「打仗除了殺人還能幹什麼?」他自始至終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小題大做。他剛被指控犯有屠殺罪時,根本就不相信:    
    我理解不了。不過我一直在想。我就想,會不會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我知道戰爭是不對的。殺人也不對:這我知道。但我身處戰場啊。我是殺了人,可我也知道這麼做的至少有上百萬人。我一人枯坐著,找不到問題的答案。我回想美萊的村民:他們的屍首,可它們不會管我的。我找到了、肉搏了、殺死了越共分子:這是我那天的任務。我想,那任務應該不會錯,不然我是該有悔意的。    
    威廉·L.卡利中尉的陪審團由六名退伍士兵組成,他被指控觸犯了美國軍事審判統一法典第118條:「謀殺」。1971年3月底,在聽取了百餘人的證詞後,他被判有罪,被剝奪一切薪金,開除出軍隊,罰終身監禁並做苦役,罪名是謀殺。    
    這次屠殺發生在1968年3月16日早上八點剛過,當時美軍師第11旅北越連隊的105名士兵開進了位於毗鄰南中國海、南越東北岸昆嵩省三汀地區的小村宋美(美國人管它叫美萊,並懷疑這裡是越共地方部隊第48營的駐紮地)。等卡利和他的手下休整好吃午飯的時候,他們已殺害了約500名手無寸鐵的平民。短短幾個小時內,北越連隊的士兵「大施淫威」,雞姦、強姦婦女,用刀劃開她們的陰道,槍挑平民,剝下死人的頭皮,在他們的胸膛上刻下「北越連隊」的字樣以及黑桃A的圖案,宰殺牲畜,放火燒屋,無惡不作。在向沒有任何抵抗的成群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嬰兒掃射時,也有士兵淚滿臉龐。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敵軍火力;除了哀求,沒有任何形式的抵抗。但北越連隊的士兵辯解到,他們「只是」在執行命令、履行職責而已,因為連剛出生的嬰兒也可能是越共分子(保羅·米德洛在作證時說,「我當時想,他們可能會有種鏈子或者細線,只消拉一下就會把我們炸上天」)。屠殺過後,北越連隊的士兵一路又燒了好幾座村子,直至到了海邊,他們脫了衣服就下水沖浪去了。一年後,陸軍一等兵邁克爾·伯恩哈特回憶道    
    連隊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沒有人去想是非對錯的。一年前你要是跟他們講他們會被審判,甚至會為此搭上後半生,沒人會信你。那太難以置信了。    
    當然,也有士兵驚詫於其所見所為,但「打仗就是打仗」,何況還有別的仗等著他們去打。不管別人怎麼想,卡利很清楚,服從命令是天職。要想瞭解卡利的態度,可以查看他在相當於自傳的《屍數》(1971)中的描寫。他回憶說,那個血腥的早晨,他遇見丹尼斯·康蒂強迫一位年輕的母親為他進行口交。卡利斥令康蒂「把你的破褲子提起來」,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變得那麼高尚。強姦在越南再普通不過了。」他接著寫道:    
    可能有不少女孩寧願被強姦也要保住性命。那我還像個聖徒似的幹嗎呢?我們的士兵要是口淫,就算不上是美國兵。因為他做的事和消滅共產主義無關……但我們在美萊的使命本身並沒有錯。簡單說就是「去,滅了它」。還記得聖經裡的亞瑪力人嗎?上帝對掃羅說,「現在你要去……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百姓卻取了所當滅的物——〔這句本不與前句相連,且原文作「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見《舊約》撒母耳記上15:21——譯注〕」,上帝懲罰了他們。我們的處境也一樣:我們不是花錢讓士兵來謀私利的。這樣的士兵無助於打仗。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108—109。    
    卡利在回憶錄裡略去未說的是,他立刻殺了那位母親和她的孩子:為了執行命令。    
    這麼想的不止卡利一人:美萊大屠殺的所有參與者都聲稱他們「不過」在執行命令。在開赴美萊前的任務簡報會上,亨德森上校曾奚落手下的軍官,批評他們此前的糟糕表現、缺乏攻擊性,使「男、女、小孩及該地區的其他越共游擊隊員」得以逃脫。開完簡報會,官兵又氣又恨。威廉·卡爾文·勞埃德事後回憶說「我們知道,得把村裡人全殺了」。羅伯特·韋恩·彭多坦記得,屠殺發生前夜他們在擦拭武器時「說要殺死一切會動的東西。我們都很清楚自己會做什麼。」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89—90。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2

    最終報告了這起暴行的人當時並不在場,是傳聞使他相信大錯已經鑄成。屠殺發生一年後,(來自亞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的直升機門座炮手)朗·賴登奧爾主動做了很多事,以保證軍方無法敷衍了事。軍方命令陸軍威廉·R.皮爾斯中校調查上述指控。屠殺發生兩年後,有16名軍官和九名現役士兵受到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玩忽職守和預謀殺人。但除「乖戾的」卡利外,對其他人的指控都因「證據不足」或「為求公正」撤消了,當然,有幾人被降了職或剝奪了軍功章。最後,只有卡利被判有罪。    
    卡利是典型的「普通行刑人」,矮矮胖胖,事件發生時只25歲。他生在佛羅里達州南海岸一個較為富足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父親從事重型建築設備的買賣)。卡利雖沒有一般人聰明,但參軍卻是個不錯的選擇。他告訴記者自己是「製造戰爭恐怖的行家」,而且還想拍一部戰爭電影,「特別真實、怪誕的那種,要讓觀眾坐不住,看了就想吐」。下面我們會講到,對於戰爭中什麼是合法行為,很多人有著和他一樣的看法,他對敵人的理解也沒有什麼異乎常人的地方。與米德洛一樣,他也認為連嬰兒都可能是「敵人」:「老人、婦女、小孩——還有嬰兒——他們都是越共分子,至少不出三年都會成為越共分子」,他堅定地說,還有,「在越共婦女體內,可能已經有了上千個小越共。」實際情況是,他基本未因屠戮這些在他眼裡無處不在的敵人而受到懲罰。儘管被判終身監禁,通過不斷上訴和請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刑期逐漸減短。在宣判過後兩天,尼克松總統放了他,改為把他囚在本寧要塞他的家裡。1975年9月10日,卡利被假釋,至此被軟禁尚不到三年。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8及84;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理查德·哈默,《審判中尉卡利》(紐約,1971),頁161;約瑟夫·萊利維爾德,「一個在宋美拒絕開槍士兵的故事」,《紐約時報雜誌》,1969年12月14日,頁116;陸軍威廉·皮爾斯中將,《美萊調查》(紐約,1979);「誰該為美萊負責」,《時代》,1971年3月8日,頁19。    
    卡利並不特別「喜歡」殺人,「冷血地」屠戮毫無抵抗能力的百姓就連最卑劣的人也會覺得不太合適。即使這樣,在兩次世界大戰和越戰中,暴行仍是一大特點。像1968年3月這天北越連隊多數人的暴虐行為,是沒法用理性分析的。對其最噁心的追述例見馬丁·格申,《殺或被殺:美萊實情》(紐約,1971)。無異於色情文學,充斥著施虐狂、窺淫癖追求轟動的取向,無非是說那天他們這些「雙重老兵」(因為他們首先姦淫、然後殺害了當地婦女)在美萊體驗的性樂不過是短暫的,且攙有對自己的厭惡,算不得罪惡深重。許多法律、歷史層面的分析又總是一筆帶過,這對受害者是一種殘忍:同情竟在死刑犯(他們「都是人嘛」)而非受害人一邊。但我們將會看到,這些暴行的主使其實符合我們對勇士的一般想像,而抗拒這些暴行的許多士兵倒遠非我們可以期待的道義力量,他們的超脫同樣是一種殘忍。戰場不是沒有道德律令,不過熱心參與是它的惟一形式。    
    「戰爭是殘暴的」    
    在20世紀,國際法、法庭裁定、軍隊條例和道德準則共同阻止了各種針對平民、戰犯的有預謀但無意義的屠殺,且(自1944年以來)要求目擊了此類行為的士兵向上級報告。目前,戰爭法已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法律體系,研究者難以記數。最有幫助的有傑弗裡·貝斯特,《人與戰爭:武裝衝突國際法的近現代史》(倫敦,1980);傑弗裡·貝斯特,《戰爭和1945年以來的國際法》(牛津,1995);理查德·霍姆斯,《論戰爭和德行》(普林斯頓,1989);邁克爾·沃爾澤,《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紐約,1977)。越戰比較麻煩,因為雙方沒有正式宣戰,而且參戰方也不是兩支或兩支以上可以分得清楚的部隊。但從1965年開始,美國政府宣佈該戰爭為一次武裝國際衝突,北越軍隊是敵人,越共是北越交戰政府的代理人。自此國際法可以適用。就本章而言,最重要的包括《海牙公約》(1899和1907)、《紐倫堡原則》(1946)和《日內瓦公約》(1949)。根據《海牙公約》,若敵軍戰鬥人員業已「放下武器或不具備任何防衛手段」則不應傷其性命。公約還要求對每一名戰俘均應給予「人道的對待」。《紐倫堡原則》第六將殺害或虐待平民或戰俘的行為均界定為戰爭罪。1949年《日內瓦公約》認為「沒有參加敵對行動的人員,包括已投降或因傷病、羈押等原因已喪失戰鬥能力的武裝部隊成員,在任何情況下均應人道地對待」,該公約還特別禁止「對生命和人身施行暴力,特別是各種形式的謀殺、碎屍、虐待和酷刑」。利昂·弗裡德曼(編),《戰爭規則:文獻史》,卷1及2(紐約,1972),頁225,229,314,318及526及《紐倫堡原則》,收理查德·福爾克、加布裡埃爾·科爾可、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107。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3

    除國際法外,軍隊還有自己的各種規章、條例。兩次世界大戰中,所有軍隊都禁止濫殺平民、已解除武裝的人或傷員。越南的情況要複雜些。負責駐越美軍的指揮、控制和補給的美軍越南援助指揮部在1966年3月3日以前發表的指令只涉及他國軍隊違反《日內瓦公約》、針對美國士兵犯下的戰爭罪。直到其1966年發表了204指令才把美軍對別人犯下的行為也視為戰爭罪。該指令明確指出    
    針對業已投降的武裝部隊人員或因傷病等原因未積極參與敵對行動的人員的蓄意殺戮、拷問、非人道對待或蓄意對其身體或健康造成極大痛苦或嚴重傷害的行為,均為戰爭罪。    
    此外,粗暴對待死屍、攻擊未設防地區或非軍事目標,還有劫掠也都被界定為戰爭罪行,知悉其發生的任何軍人都有義務向指揮官報告,且「越快越好」。陸軍喬治·普魯少將,《法律之於戰爭:越南1964—1973》(華盛頓特區,1975),頁76。    
    但最難的不是確定戰爭罪行的構成要件,而是確定誰應負責。全面的回顧,見陸軍威廉·帕克斯少校,「戰爭罪的長官責任」,《軍法評論》,62期(1973),頁1—104。「長官負責」的托詞(「只是執行命令」)一直不絕於耳:但能站得住腳嗎?在英國,1749年的軍規就指出,軍人只須執行合法的命令。但拉沙·奧本海在《國際法》(1906)第一版中卻說「如果部隊成員遵照上級命令犯下罪行,其人不應受罰,只有其上級才應負責」。1914年版的《軍法便覽》第433節也要求戰士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任何指示。這一直延續了下來,直到1944年合法命令的概念才重又被人接受,這樣戰士個人也要為違背「無可置疑的戰爭準則」和傷害「人類普遍情感」的行為負責。拉沙·奧本海,《國際法:專題論文》,卷2,頁264及英國《軍法便覽》,1914年及1944年,14章,433節。在美國,軍規一直沒有觸及上級命令的問題,直到1914年版的《陸戰條例》說明,武裝部隊成員因執行政府或長官命令而違反戰爭法享有豁免權。但這一規定在1944年被推翻,新添的345.1條款認為士兵個人應負責,但如只是奉命行事,在「確定其刑事能力時應予考慮」。對這些變動最好的論述見格文特·盧伊,「上級命令、核戰爭和道德律令」,收理查德·瓦色爾施特朗(編),《戰爭與道德》(加利福尼亞,1970),頁115—134。1956年的美國陸軍野戰手冊也認為,不可以用上級命令作為開脫的借口,除非被控個人「當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該行為是非法的」。《美國陸軍野戰手冊》,「地面戰法則」,1956年,509節。美國《軍事法庭便覽》(1969)認為,「在正常執行合法任務時」殺人情有可原,但如該行為「明顯超出其權限,或憑常理可判斷該命令為非法」則無可原諒。美國《軍事法庭便覽》(1969),197節。在世界範圍內,《紐倫堡原則》(1946年)指出「任何人犯下違背國際法的罪行,其後應為此負責並準備接受懲罰」,「只要可以作出道德選擇,則依照政府或上級命令行事本身並不能免除其在國際法上的責任。」第一、四兩條原則,《紐倫堡原則》,收理查德·福爾克、加布裡埃爾·科爾可、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107。    
    雖有法律、規章、公約的限制,戰爭暴行還是大行其道。越南的戰事雖不能說是無節制的縱慾和屠戮,駐越士兵(尤其是美國的正規軍和澳大利亞部隊)也曾否認那裡的戰事特別血腥,例見陸軍約瑟夫·安德森上尉的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33;肯尼思·邁多克,「越界?——澳軍暴行問題」,收邁多克(編),《越南憶舊》(悉尼,1991),頁151—163;喬治·莫瑟,《倒下的士兵:重塑兩次世界大戰的回憶》(紐約,1990),頁110。美萊所發生的一切仍不是孤例。許多軍人(美軍如是,澳軍亦如是)都承認自己曾嗜殺無度。步槍手巴裡·克瓦納是從(澳大利亞墨爾本的)艾馮山谷派往越南的,他用讓人不敢輕信的語調敘述了在越南的那些「倒霉的日子」,天天得和一個「新到的、又高又壯的澳大利亞人在一起,他就知道把兩盒子彈全射進一個挑水的十來歲男孩的身體裡。那個男孩固然可能是越共,可至於用兩盒子彈嗎?」克瓦納還說,某個晚上他們排聽到「灌木叢裡有人在跑」,就開了火。第二天早上「發現不過是鄰村一隊走失的女學生。那個高大的澳大利亞人接著開槍把幾個活著的也打死了,這樣醜聞就不至於傳出去,」克瓦納回憶說。步槍手巴裡·克瓦納,引自賽莉·威爾金斯,「回望」,《年歲》,1975年5月10日,頁11。更多的澳軍暴行,見派特·伯吉斯,「心裡仇恨的村子」,《年歲》,1976年8月21日,頁16;伊恩·麥凱,「戰爭的實話和謊言」,《廣告人》,1976年8月5日,頁5;艾倫·拉姆齊,「如何不用擔心,去愛越共」,《國民評論》,1976年8月6—12日,頁1046。其他士兵只能悲哀地發現自己的良心正逐漸受到侵蝕。一名澳軍准尉回憶說,他剛加入越南共和國軍某部時,長官每殺一名戰俘,自己「都要嚷嚷」。但不久就變了:    
    現在,長官會先看看戰俘,再看看我,那眼神意味深長,彼此都心照不宣。我會出去溜躂幾分鐘,等我回來時別人會告訴我,那戰俘試圖逃跑,被槍斃了。澳軍准尉,引自傑拉爾德·斯通,《沒有英雄的戰爭》(墨爾本,1966),頁131。其他澳軍的例子,見亞力克斯·凱裡,《澳大利亞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8)。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4

    駐越美軍要更殘忍。「我們滅過整個的村子,」一名黑人特種傘兵描述說,「我們(都)怕下一個是不是會輪到自己被送上軍事法庭或被要求出庭給出不利於自己人的證據。」小阿瑟·伍德利,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261。一名老兵在一首名為《我的謊言》的詩中寫道:    
    那可能性當然    
    是存在的    
    她或許很純樸。    
    但我只能奉命行事。    
    而且即使    
    真實與美好的東西,    
    也不能有例外    
    所以,    
    乘她還沒有走遠    
    還沒有從眼前消失,    
    我做了    
    自己    
    該做的事。克雷格·威登,「我的謊言」,收簡·巴裡、W.埃爾哈特(編),《非軍事區:老兵在越南後》(賓夕法尼亞,1976),頁24。    
    姦淫、拷打和謀殺常常見諸報端。例見比爾·阿德勒(編),《越南來信》(紐約,1967),頁42;馬可·貝克,《那片土地:親歷者眼中的越戰》(倫敦,1982),頁50;菲利普·巴爾伯尼,「美萊不是孤例:每位越戰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頁13—15;理查德·博伊爾,《龍之精華:美陸軍越南折翅記》(舊金山,1972),頁137—139;唐納德·鄧肯,《「綠色貝雷帽」之抨擊戰爭》(倫敦,1966),頁9;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埃裡克·諾登,《美國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6);「事關特種部隊」,《新聞週刊》,1969年8月25日,頁26—33。到上世紀60年代末,人們對越戰的失望已與日俱增。這時,許多老兵站了出來「指證」在公眾集會時發生的暴行。一次——即1971年1、2月間的「冬季士兵調查」——竟有上百名老兵一齊公開承認目擊或參與了暴行。他們要傳遞的信息很清楚: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並不始於(或止於)1968年3月北越連隊的作為,其在其他陸軍和海軍陸戰部隊也是常有的事。美軍師威廉·克蘭代爾中尉,收「越南老兵反戰協會」,《冬季士兵調查:探究美軍戰爭罪行》(波士頓,1972),頁2—3。另見赫伯特·凱爾曼,「戰爭犯和反戰者」,《社會》,12卷4期(1975年5—6月),頁18—19;「在對詹姆斯·達弗中尉的審判中訊問霍華德·特納上尉,1970」,收理查德·福爾克、加布裡埃爾·科爾可、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246—247及陸軍H.米勒上尉(美國陸軍第25步兵師某連連長)1970年2月17日致雙親的信,引自理查德·福爾克、加布裡埃爾·科爾可、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395—396。社會學研究試圖把這些論據量化,並證實:所有參加過「激烈戰鬥」、約三分之一參加過「一般戰鬥」和8%參加過「輕度交火」的士兵目擊過暴行或幫別人殺過非戰鬥人員。對此類研究的描述,見理查德·斯特雷爾、劉易斯·埃倫霍恩,「越南老兵:適應模式及態度研究」,《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90。連高級軍官也不得不承認未能嚴格執行紀律:對108名曾在越南服役的美國陸軍將領的調查表明,他們中只有不到兩成認為交戰規則「在整個指揮鏈中得到了嚴格遵守」。近15%的人稱他們「不是特別關心戰爭的每日進程」。調查的是他們在美萊慘案發生前的看法:道格拉斯·金納德,「越南再回顧:美國陸軍將官態度一覽」,《民意季刊》,39卷4期(1975—1976年),頁451。61%認為規則得到了「較好地遵守」。部隊成員目擊或參與暴行的幾率並不一律。如果對「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該協會傾向於保守)和「越戰老兵反戰協會」(該協會更為反戰和左傾)的成員進行比較,會發現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不清楚暴行發生的頻率,但有43%的會員稱美萊大屠殺只是「孤例」,只有7%的「越戰老兵反戰協會」會員持相同觀點。「越戰老兵反戰協會」86%的會員認為類似美萊的暴行比較常見或「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而已」,而只有27%的「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會員作如是觀。當被問到是否曾目擊過殺害平民的事件時,答「是」的「越戰老兵反戰協會」的會員是「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兩倍(40%)。約翰·海爾默,《把戰爭帶回家:美國士兵在越南及以後》(紐約,1974),頁202—203。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5

    無可否認,越南戰爭尤其目無法紀,但我們不應以為「殘暴的越南」和其他「較為文明」的戰爭間有著天壤之別。之所以把越戰挑出來作為嗜殺的典型,原因有三。其一,越戰老兵特別願意承認有過暴行,有的是出於吹噓,有的是謙恭。上世紀60年代,在精神分析學的影響下出現了一種自覺的戰爭回憶錄,風行一時。它鼓勵以一種更為詳盡、更彰顯個性、帶更多懺悔的筆法來敘述戰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殘殺非戰鬥人員的回憶被視作戰爭殘暴的例證,最好不去涉及:但到了越戰,這些都成了可以感知的良心尋求解脫的產物。這一點科恩利烏斯·克羅寧講得很好,「由此出發:越戰文獻中的暴行」,收菲利普·賈森(編),《十四個著陸區:走近越戰文獻》(衣阿華城,1991),頁208—215。其次,對越南非戰鬥人員被殺的熱切關注和對1945年以前發生的暴行的冷漠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兩次世界大戰尚可描畫成「神聖」或「正義」的戰爭,而對越戰的普遍幻滅使因之而起的哀吟尤為入耳。最後,社會上許多團體和機構把越戰描述得特別可怕,有利於實現他們自己的政治、道德目標:對軍隊來說,這可以轉移對戰爭殘暴方面的關注;對老兵(特別是那些積極參與「越戰老兵反戰運動」等政治組織的退伍軍人)來說,他們目睹或參與的駭人事件可以把對越戰過分暴力的指責轉移到政府一方,而不用他們的血手來承擔;對於「在家」卻對戰事發展日益擔憂的公眾,一再提及「越南」這麼一個他們只是懵懂的地方,使他們可以把問題歸於野蠻的戰爭,而不用去審視自己的鷹派(或鴿派)立場。對所有人來說,「問題」變成了「越南」,而不在他們自身。    
    但有一點很清楚。雖然越南逐漸成了戰爭「暴戾」的代名詞,但屠殺在本書所牽涉的三個社會中都有很長的歷史了——尤其是在和原住民爭鬥的情景或是在殖民帝國的語境中。即使我們只關心面對面的暴力(本章並不涉及其他形式的非法殺戮,如盟軍1942—1945年間的轟炸行動以及對越南的轟炸,儘管稱之為殘暴恐怕不會有人反對),見埃裡克·卡爾頓,《大屠殺:歷史的視角》(奧爾德肖特,1994),頁137—145。國際刑事法庭認定美軍在無任何正當軍事目的的情況下蓄意轟炸平民目標,故犯有戰爭罪(這就與1923年海牙公約、1949年日內瓦公約和紐倫堡審判的結果相牴觸):約翰·達菲特,《給沉默定罪:國際刑事法庭之訴訟》(紐約,1968)及加布裡埃爾·科爾可,「戰爭罪行和越戰的本質」,《當代亞洲雜誌》,1卷1期(1970年秋季),頁5—14。英、美、澳軍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非法、「冷血」地殺害了大量手無寸鐵的平民這一事實本身也不應讓我們感到驚訝。1968—1973年間美國陸軍副總參謀長就曾聲稱:「美軍在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期間確實犯下了戰爭罪,但其參與人數與歷次戰事相比並無突出之處。」布魯斯·帕默爾上將,《一場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爭: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角色》(紐約,1984),頁85。他試圖把美萊慘案描述為畸變而非常規,但他的說法也可以用來證明相反的結論(我就是這麼做的)。    
    殺害戰俘向來是軍事權宜的重要一環。一戰時的觀點是好兵是不收戰俘的。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217。青年公民志願者的雜誌《焚屍者》給出如下建議:    
    要是肥胖、多汁的德國兵「告饒」,說家裡還有老婆和九個孩子,讓他吃刀子好了——兩英吋就夠了——幹掉他。你要是放了他,他還能再生九個只懂得「仇恨」的崽子呢。這個險可不能冒。陸軍S.莫納德中尉,「燃料和灰燼」,《焚屍者》,1卷2期(1916年6月),頁18。這些建議出自坎貝爾少校。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6

    (皇家芒斯特燧發槍團的)蓋伊·沃恩福德·南丁格爾上尉1915年5月4日從加利波利寫信給姐姐說:「我們俘虜了300人,本來還可以再生擒3 000人的,但後來還是把他們給殺了」。陸軍蓋伊·南丁格爾上尉,「1915年書信集」,頁8,致姊書,1915年5月4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其餘例見拉爾夫·卡森,「前線回憶」,收詹姆斯·卡森(輯),《愛爾蘭的卡森一家》(利茲本,1931),頁46;托馬斯·杜雷,《愛爾蘭人還是英國士兵?一個在英軍服役參加了一戰的愛爾蘭南部天主教徒(1876—1916)的時代和世界》(利物浦,1995),頁134,引一名愛爾蘭士兵的話,載《沃特福德新聞》,1915年1月1日;列兵W.哈利日記,1915年5月25日條,收克利福德·尼克松,「一縷記憶」,1915年,頁57,帝國戰爭博物館2508。殺害俘虜的行為之所以得到縱容有很多原因。羅伯特·格雷夫斯(他認為殺害戰俘是同盟國軍隊在此間的主要暴行)強調了以下幾點:為死去的戰友報仇;嫉妒戰俘到英格蘭後在集中營裡舒舒服服地呆著;一心向武;再有就是(也許是最常見的原因)因為太懶或沒有耐性,不願護送他們到安全的地方。羅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別》,1929年首版(倫敦,1977),頁163。恐懼和貪婪也是一部分原因(戰俘可能會制伏衛兵,可能會消耗本來就不充足的水和食物),同情是另一部分原因(戰俘如受了重傷,毋寧讓他脫離苦海)。H.克萊普曼,《泥漿和卡其布軍裝:一個士兵的不完整回憶》(倫敦,1930),頁151—152,1915年6月19日日記;喬治·科帕德,《扛著機槍去康佈雷》(倫敦,1980),頁70—71;F.克羅熱,《一個高級軍官在戰場無人地帶》(倫敦,1930),頁228;阿瑟·恩普瑞,《首應:派駐柏林》(紐約,1918),頁91;錫德尼·洛克伍德,「一戰憶舊1914—1918」,頁106,帝國戰爭博物館90/21/1。不過,最大的動機還是報仇。A.阿舒爾特·莫裡斯在1915年6月14日的日記裡描述了一次進攻,特別寫到自己「激動異常,不能自已」,率先衝出了壕溝,向逃竄的敵兵開火。他接著寫道:    
    就在這時我看見個德國兵,挺年輕的,從戰壕跑下來,手舉在空中,滿臉惶恐,呼喊著求饒。我立馬給了他一槍。看他迎面倒下真是爽。一個從林肯〔英格蘭東部城市,林肯郡首府——譯注〕來的軍官見了很惱火,但我們也有那麼多人犧牲,算是扯平了。A.莫裡斯,「日記」,頁66—70,1915年6月16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二戰中盟軍的幾次暴行盡人皆知:比如1943年7月14日在(西西里島的)比斯卡利,美軍第45步兵師某部殺害了約70名德、意戰俘。一名軍官被控下令殺害其中的40多人。在審判中,辯方以陸軍中將喬治·S.巴頓對第45步兵師軍官的一次訓話作為借口。原來戰前巴頓為振奮部下鬥志,曾說了下面的話:    
    登陸時別忘了進攻,給我狠狠地打。要把戰火燒到他們家裡。見到敵人格殺勿論。不要心軟。他們殺了我們數千戰士,他們得去死。各位,當你們帶領手下人衝鋒的時候,當你們面對敵人槍林彈雨的時候,要是相距不到200米而敵人要投降,讓他們做夢去吧!這幫雜種沒人可以活!你們必須把他們殺盡。專攻第三、四根肋骨之間。跟你們手下也這麼說。大家都要有殺手的本能。叫你們的手下去刺他們。這樣他們就沒法幹壞事了。要刺他們的肝。你們會被人叫做殺手,但殺手是不朽的。詹姆斯·溫加特內爾,「比斯卡利大屠殺:巴頓和一樁美軍戰爭罪行」,《歷史學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頁30。康普頓被無罪釋放。另一名被控戰爭罪的士兵被判終生監禁。他的辯護不及前者有力,並稱曾短暫精神失常。兩個判決結果不同讓軍官們很是揪心,後者關押了六個月即被釋放,條件是不得對該案進行任何宣傳曝光。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7

    有些軍官把他的這番話當成了命令,從而導致了大批戰俘被殺。    
    比斯卡利發生的一切無疑是殘酷的,卻算不上罕見。其他例子見埃裡克·伯哲魯德,《觸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戰》(紐約,1996),頁423;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152—153;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10—12;約翰·米勒,《瓜達卡納島:第一波進攻》(華盛頓特區,1949),頁310;羅蘭·沃克,《突擊隊長》(倫敦,1942),頁54—55;基姆·威倫森,《一場惡戰:越南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87),頁62。朝鮮戰爭有個有趣的例子,見陸軍戴維·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轉》(悉尼,1989),頁66—67。訓練手冊無恥地建議士兵讓戰俘去清理滿是餌雷的房屋。陸軍S.卡思伯特上尉,《「我們要打巷戰!」:巷戰指南》(奧爾德肖特,1941),頁23。該書1942年再版了三次,1950年又印行了一次。美軍進入德國後便縱情強姦與殺戮。陸軍泰德·博裡克上校,「戰時的法律服務」,《軍法評論》,120期(1988年春季),頁34—35。他們射殺德國戰俘,因為「沒有足夠的人手把他們送到戰俘營」,一名英國陸軍中尉承認。一名英國陸軍中尉在二戰時說的,引自安德魯·威爾遜,「在越南的戰爭」,載《觀察家》,1969年11月30日,頁9及《趨向》,1970年1月,頁3。澳大利亞陸軍中士約翰·亨利·尤恩回憶在布干維爾島,殺起戰俘來「毫不手軟」。開始時他「不以為然」,但「現在自己也這麼做了」。陸軍約翰·尤恩中士,「日記集」,卷1,1944年,頁60,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PR89/190。已退役的陸軍少將雷蒙德·胡弗特承認在率領營部橫渡萊茵河時,曾命令不得「生擒敵人」:「要是德國人贏了二戰的話,在紐倫堡受審就不是他們而是我了」,說這番話時他面無表情。陸軍雷蒙德·胡弗特少將,引自「本寧要塞判決」,《新聞週刊》,1971年4月12日,頁28。為抗議審判卡利,美國多個城市的許多二戰和越戰的老兵曾想向警局自首,理由是「卡利要是有罪,同樣的事我們也做過。我們奉命既殺死過壞人,也殺害過平民。」前海軍陸戰隊員,斯坦利·格特內爾軍士長,引自湯姆·提德,《卡利:士兵還是殺手?》(紐約,1971),頁16。類似的懺悔二戰老兵卡爾·賽弗德也做過,引自肯尼思·奧琴克洛斯,「還有誰有罪?」,《新聞週刊》,1971年4月12日,頁30。大規模殺害戰俘在太平洋戰場尤為突出:1944年8月間,正當德國戰俘以每月50 000人的速度被押往美國時,從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被俘獲的日軍總共只有1 990人。克萊頓·勞裡,「太平洋戰場心理戰中的兩難處境:敵人不投降,美國大兵不收戰俘」,《戰爭與社會》,14卷1期(1996年5月),頁117。這部分是因為日本兵不願被生擒(這在他們看來是件羞辱的事),但也是因為盟軍有這樣的政策,對有意投降的人格殺勿論。正如1944年7月22日一份機密情報備忘錄談到的,要勸士兵們不殺戰俘,只有許諾冰淇淋和放三天假才行。阿諾德·克萊默,「日軍戰俘在美國」,《太平洋歷史評論》,52期(1983),頁69。    
    內 部 共 謀    
    不論軍銜高低,所有人對這些無法無天的殺戮行為都視若無睹。喬治·麥克唐納·弗雷澤對二戰暴行的反應是:這不正常嗎?他日後成名是因為筆下列兵麥克奧斯蘭英勇事跡的逗噱故事、暢銷的弗萊什曼系列小說和他為《三個火槍手》、《四個火槍手》和007系列電影《章魚》所寫的腳本,但1992年時,他發現自己還有一個故事可講——一個可以「澄清是非」的「真實」的故事。他決定發表自己在緬甸叢林裡的故事,那時他在陸軍第14師某部服役,戰友多來自英國坎布裡亞。他說,戰爭打響時他才19歲,在整個戰爭機器中不過是顆「老實的螺絲釘」。他出生軍人世家:他的舅公曾在克里米亞半島打過仗;他的叔祖(弗雷澤在整個戰役期間都戴著他給的戒指)曾陪同羅伯茨到坎大哈,後來就葬在阿富汗境內;他兩個姑母的心上人都在一戰中犧牲了,有兩個叔父在前線打過仗,他的父親在東非負過傷。弗雷澤深為自己身上的「殺手本能……那獵人才有的殺機」而驕傲,他的回憶錄也充滿了各式的殺人描寫(他每殺死一個「雜種」都要「興奮一陣」)。他和戰友都從未因為殺人而自責過——(他辯解說)誰叫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以「不投降」而聞名,而且在進化鏈上還排在歐洲人的下面。甚至到了1992年,他還公然宣稱不願坐在日本遊客的身邊。    
    在回憶錄中他也講到了一支同在緬甸服役的印度部隊。一天晚上,這些人殘忍地殺害了所有受傷的日本戰俘。弗雷澤當時的反應後來他自己認為很有代表性。他承認這是一樁戰爭罪行,但不願對其作任何道德批判。畢竟(就像卡利中尉一樣)士兵的職責就是殺人。在他眼裡,戰爭罪「也有大有小」:對貝爾森〔德國西南部一村莊,二戰時是納粹德國集中營地——譯注〕抱以憤恨完全應當,但對緬甸醫院受傷俘虜的被殺作同樣反應就未免過分了。當然他也承認,他可以有不同的反應:可以選擇調查整件事情(「做一名合格軍士該做的事」),向上級作報告,或寫信給選區的議員。但當時他沒有作出其中的任何一種選擇:    
    我可能做了個鬼臉,說了句「這些印度兵,下手挺狠」,聳了聳肩,就不再想這事了。我要是不依不饒,非要報告上級的話,別人一定會以為我是個怪人。連我自己都會這麼看自己。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8

    他還說這場屠殺對他來說根本不重要。雖然他也承認這「早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線」,但他還是為自己的行動開脫說:    
    像我這代人,在1945年這場殘忍莫名的近身肉戰行將結束的當口,面對就是不知日內瓦公約為何物的敵人,我不曾遲疑過。即使我有過其他想法,替「日本鬼子」向施事者(這些人可是我的同志,他們幫了我們不少忙,我們也是)討公道在我看來也是招人厭、甚至是可恥的。    
    他「不能想像」任何人會被控犯有戰爭罪——證據太難收集,或者根本找不著,施事者「不是什麼大人物」,而且還是勝利者。要是有人試圖批評殺害戰俘的做法,弗雷澤會建議他「自己去前線試試,面對像日本那樣的敵人,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倒要看看你會怎麼反應。」他主要是想說,戰場上的事只有行伍之人才有發言權。世上沒有「法則」可以高過戰士對情況的熟悉和他們的第一反應。喬治·弗雷澤,《駐紮在這裡很安全:緬甸戰事瑣憶》(倫敦,1992),頁ⅩⅥ,26,73,83,87,118,125—126及191—192。    
    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有權評判別的戰士的論調——而這些人是不會認為當事人有罪的——這已不新鮮。一名越戰老兵曾對一名被訴殺害俘虜的戰友說,「我們沒人記得他殺過那人,他要是殺了我想我們會記住的。國內的鷹派也好鴿派也罷,在道德上總是安穩的,不像我們這些在越南賣命的人。」威廉·克蘭代爾,「我們可以從冬季士兵調查吸取什麼教訓?」,《越南一代雜誌:沒人下車》,5卷(1994年3月),網上,頁1。即如1946年出版的一份澳軍訓練備忘錄,雖一方面譴責殺害俘虜的行為,另一方面也說:「從沒見過自己的戰友被打得血肉模糊、從未出生入死的人,又哪能作出判斷呢?」陸軍W.羅上尉,「投降準則」,《澳大利亞陸軍訓練備忘錄》,44期(1946年10)月,頁23。    
    這種知道同伴會「幫忙」的心理一直都有。在英、美、澳三國,從高級軍官到士兵,對殺害平民和戰俘都普遍持贊同態度。它甚至會帶來一種自豪感,曾幫助訓練北越連隊的操練軍士肯尼思·霍齊斯就深有此感,為他們在1968年3月那天的作為感到「高興」,甚至還給自己邀功:    
    現在看他們都是好樣的。但他們能進入美萊,圓滿完成任務,我認為與他們受到的良好訓練直接相關。操練軍士肯尼思·霍齊斯,引自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頁55。    
    對殺害平民和戰俘最常見的觀點是認為它雖讓人憎惡,卻是附加的、不可避免的戰爭行為。指揮官們認為許多戰爭規矩其實「沒有必要」,而且也「不現實」,只會限制他們爭勝。W.帕克斯少校,「敵對狀態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軍陸戰隊報》(1976年8月),頁21。他們傾向於「接受」暴行總是要發生的事實。一戰時有名上校就承認:「我以前見過手下人施暴,以後也還會見到。既已激發、釋放了這些人的獸性,就別指望在短時間內讓他們收心。」無名陸軍上校,引自T.皮姆教士、傑弗裡·戈登教士,《兩位隨軍牧師發自辟卡迪的日記書信》(倫敦,1917),頁29—30。所有暴行都可以這樣辯解,就是殺人越多,那被殺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喬治·S.巴頓中將在1944年4月4日對妻子說的:「有些喜歡討好上司的人說我們殺害了太多的戰俘。但同樣這些人卻為我們殺死多得多的日本戰俘而歡呼。在我看來,我們殺人越多,那犧牲的人就越少。但這些人不這麼想。」巴頓,引自詹姆斯·溫加特內爾,「比斯卡利大屠殺:巴頓和一樁美軍戰爭罪行」,《歷史學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頁37。即使有士兵心有不安,希望這些暴行能引起上面關注,也沒人聽他們。比如(第1騎兵師的)比利·康韋就發現他的排副根本「就不想聽」部下是怎麼輪姦三名北越軍隊護士、然後是怎麼把照明燈強塞進她們的陰道並點亮這些燈的。比利·康韋,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183。海軍陸戰隊員埃德·特萊拉托拉也認為軍隊內部在暴力問題上存在著廣泛的共謀。要是巡邏的時間比較長,他所在的部隊常會溜進一座村莊,綁架一名婦女,然後施行輪姦。至於最後是放是殺,就要看興致了。有一段時間,這成了他們每晚的必修課。特萊拉托拉也承認「村民會抗議」,「這時候,」他接著說,    
    高級軍官會說,「嗯,那就先停一陣吧」,「至少與上次的間隔長一些。」但從沒有人阻止我們。埃德·特萊拉托拉,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96。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9

    虐待折磨和「戰略了結」在游擊和反革命活動中尤為常見;特種部隊把自己刻意包裝成世上最難纏、最無法無天、最具陽剛氣的戰士組合;他們經常單獨行動或組成團結、高效的小分隊,在脫離大部隊指令體系的情況下完成任務;各組都爭強好勝,又高度依賴、協同作戰,這樣即使有暴行發生也不會被暴露。殺害平民可以給游擊隊(和涉嫌幫助他們的人)以警告,這樣游擊隊就會來尋仇。「細想一下,這不失為一個好戰術」,1969年當有人徵詢某軍官對美萊大屠殺的看法時,他回答說,「你要是把人嚇壞了,他們就會躲著你……噢,我不是說我贊成這麼做……但我想這麼做的確很管用。」無名軍官,1969年12月的訪談,引自愛德華·奧普頓,「這從未發生,再說也是他們活該」,收內維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編),《邪惡的懲罰》(舊金山,1971),頁65。要想煽動士兵殺人,這招也「很管用」。高級軍官都知道,士兵在場下對俘虜越狠,上了前線才越會樂於進攻。而如果對他們進行懲罰,等輪到他們合法展示其攻擊性的時候(在戰場上),他們的表現反而會不盡如人意。場下的凶殘是為日後的作戰做準備。用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裡的話來說就是,千萬不能「挫傷他們的強硬做派」。這種做派「比是不是有幾個日本戰俘被揍或被殺要重要得多」。詹姆斯·瓊斯,《慘淡的紅標線》(紐約,1962),頁302。戰場上什麼都是公平的。    
    征戰之人也認識到,屠殺俘虜和平民或許真的是必要的。舉一例來說,約翰·尤金·克龍比在溫切斯特學院念了一半就加入了蘇格蘭高地兵團。1917年4月(他於一個月後戰死)他寫信給朋友,講他們是怎麼「肅清」敵人戰壕的:把發煙炸彈扔進德軍戰壕,但因為長官不願派人把戰俘押到營地,所以只要有德國兵投降就立刻把他刺死。真要做起來實在駭人的很,克龍比想,雖然他也知道「從軍事角度看,這很方便……是德國人挑起了這場戰爭,要想打敗他們只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甚至比他們還要狠」。約翰·克龍比上尉給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1917年3月3日,收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82—83。這樣做不過是在「履行職責」,也成了廣泛的共識。喬治·巴克,其訪談收格倫·愛德華滋,《越南:心中的戰爭》(南澳大利亞州,1992),頁47。就算破壞規則也能得到大多數士兵的寬宥,在戰場上    
    誰又有工夫去辯論那些形式上的細枝末節,行事的暴虐與否?噴火器、汽油彈、燃燒彈、石弓、毒樁——對那些陷於戰爭困境,每天要做上千個決定的人,別指望他們會按昆斯伯裡侯爵〔1844—1900,即約翰·肖爾托·道格拉斯爵士,英國運動家、體育贊助人,1867年創現代拳擊的基本規則——譯注〕的那套規則行事。塞姆·達蒙,引自安頓·米勒,《曾經是蒼鷹》(紐約,1968),頁787—788。    
    實際在有些情況下,反倒有人教他們怎麼樣才能最有效地消滅俘虜。特種兵唐納德·鄧肯就曾上過一門叫「應對惡意審訊」的課,裡面就有提到戰俘的問題。就有益的方面說,戰俘可以提供至關重要的信息,等他們把一切都招了再把他們放掉也有一定的宣傳價值。甚至把戰俘爭取到反共陣營裡來也不是沒有可能(雖然可能性不大)。但生擒敵人的負面影響遠比其正面效用來得大。他的「情報價值」還得和「俘虜他所帶來的責任」(包括部隊機動性的下降,食物和水等重要儲備的共享以及必須派專人看守)相權衡才行。如果敵人知道投降就會被殺,那為了不被捕他們只會更頑強地反擊。儘管如此,就地處決還是很重要。不忍心殺俘虜的人要加入特種部隊「心理這關就過不去」,於是只有換崗。唐納德·鄧肯,《新兵團》(倫敦,1967),頁160—161。據詹姆斯·亞當斯說,海軍陸戰隊裡也有類似的訓練。他才21歲就已經被訓練成冷面殺手了。他能背誦教官的指示:    
    至於受傷的敵人:「要是看見敵人的傷兵躺在地上,就別留活口。」手頭要是有刺刀,就該俯下身,教官的原話是「砍下他的腦袋」或是「在他身上多戳幾個窟窿」。詹姆斯·亞當斯,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131—132。    
    許多士兵都承認他們的教官說過「可以強暴婦女」,教他們碰到女俘虜怎樣扒光她們的衣服,「讓她們赤身裸體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然後「把尖棍或刺刀插進她們的陰道」。例見查克·奧南和吉米·羅伯森的證詞,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28及60及丹尼爾·蘭,《戰爭傷亡》(紐約,1969),頁25—26。    
    有些士兵因曾參與過暴行而愧疚不已,也有人從中得到樂趣。吉米·羅伯森就曾後悔殺戮平民。當他決意放棄華盛頓特區舒適的生活去參軍的時候,他才19歲。他被派往越南,一日,上級決定要夷平一座村莊,男、女、孩子一個也不留。約一年後,他略遲疑卻痛苦地回憶了參與屠殺時自己的驚唳、心底一陣同情帶來的惡魘,以及他無法自控、麻木地跟著大部隊行動:    
    就像,你知道的,至少就我自己,嗯,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一雙眼睛上,女人的眼睛,而她——我也不知道,我看了,我是說,就在開槍前,對。你知道,我其實不想。我只想調臉走開。但有東西告訴我不能這麼做。它告訴我不能,嗯,不能就這麼不管其他人,不幹了,等大家都開槍了,我也開了槍。吉米·羅伯森,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59。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0

    但他的反應並非每個人都有。有人倒從暴行中獲得了許多快感,特別是受害者如果「有一定地位」的話。地位最高的是「雙料老手」(先姦後殺),其次是嬰兒、成年婦女、老年男子,最後是戰俘。一名士兵曾參與輪姦並殺害了一名越南「妓女」,他不僅描述說自己是在「做愛」,還興高采烈地吹噓這是他第一次「穿著靴子和女人做愛」。邁克爾·麥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戰」,《冬季士兵調查:探究美軍戰爭罪行》(波士頓,1972),頁29。21歲的查克·奧南回憶與他同在海軍陸戰隊特種部隊受訓的士兵「喜歡」折磨、強暴、殺害俘虜:「許多人志願到越南來。海軍陸戰隊的中士把這裡講得天花亂墜——你知道,他們形容得特別噁心——到這兒來能殺人,能怎麼怎麼的。」海軍陸戰隊員可以強暴婦女,「被當作吸引他們志願來越南的法寶」。查克·奧南,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30。    
    正因為軍方內部對某些暴行普遍認同,卡利的定罪才激怒了他們中的一些人。許多高級軍官寫信支持他,(而就在宣判的當天晚上)有數百名老兵在本寧要塞軍事監獄的鐵絲網外遊行,高呼:「戰爭是地獄!放了卡利!」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10—12及湯姆·提德,《卡利:士兵還是殺手?》(紐約,1971),頁130。「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全國領導人赫伯特·雷恩沃特聞訊大驚,召集記者說「每一次戰爭都有美萊這樣的事發生。我們竟破天荒地審判了一個不過執行了自己任務的士兵。」赫伯特·雷恩沃特,引自「本寧要塞判決」,《新聞週刊》,1971年4月12日,頁28。許多人認為卡利的上級應承擔一部分的責任: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大將,二戰期間曾指揮馬來亞戰役,佔領新加坡,後調任菲律賓方面軍司令官,戰後在馬尼拉被處絞刑——譯注〕大將的案子不已經表明,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哪怕並非司令官——這裡是(美國陸軍參謀長)威廉·C.威斯特摩蘭上將——本人下的命令,但只要他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我們依然可以追究他的戰爭罪?討論詳見格文特·盧伊,《美國在越南》(紐約,1978),頁239—240及347。威斯特摩蘭的辯解見W.威斯特摩蘭,《老兵心曲》(紐約,1976),頁378—379。	連反戰的左翼老兵都認為不該起訴卡利。美軍越戰罪行公眾調查委員會在1970年有力申訴了他們的憂慮,邁克爾·烏爾等老兵表達了退伍軍人對起訴的「強烈憤慨」,並抗議士兵在「被迫執行搜索殲地〔一種反游擊戰術——譯注〕、自由射擊區〔該地區內任何移動物體都會遭射擊或轟炸——譯注〕、不收戰俘、綏靖安撫、易地安置等命令」時竟得「為此負責並遭起訴」的做法。責任當然應該有人承擔:被訴的應是「最高民選和軍事領導人」,而不是普通戰士。邁克爾·烏爾,《越南:一個戰士的看法》(威靈頓,1971),頁9。    
    民 眾 支 持    
    在遠離戰區的美國和澳大利亞,民眾在看到「敵軍」非戰鬥人員被殺的報道時,不是否認就是聽任。即使美萊慘案的消息充斥報紙頭條的時候,許多人仍不願意承認它是事實。「我們的小伙子不會做出這等事來。這其中肯定另有隱情,」有人說。美國亞拉巴馬州州長說,「我不相信美軍會故意射殺百姓……這場戰爭中的所有暴行都是共黨犯下的。」愛德華·奧普頓,「這從未發生,再說也是他們活該」,收內維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編),《邪惡的懲罰》(舊金山,1971),頁62。也有人雖接受這一事實,卻在道德上保持中立。《時代》雜誌197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二的被訪者表示在得知屠殺之慘時並未感到難過:「打仗嘛,這樣的事情總會發生」,是大多數人的想法。1608人接受了訪問:「越南戰爭:對尼克松的新支持」,《時代》,1970年1月12日,頁10—11。晚近一些時候,歷史學家也越來越傾向於類似的立場。如澳大利亞歷史學家肯尼思·邁多克就認為    
    戰爭規則就像交通規則:每一個既誠實也現實的人都知道總有違規的時候,只不過有的司機犯錯要更頻繁、嚴重一些,而有的司機絕少違規。    
    他還說「一國的軍隊可能有不止一套規章」。比如執行一些秘密行動如「不死鳥」的澳大利亞士兵就不用    
    按步兵營的那套規矩「開車」,他們的許多作為按後者的標準常常是違法的。但按他們自己的標準就不一定算「超速」。肯尼思·邁多克,「越界?——澳軍暴行問題」,收邁多克(編),《越南憶舊》(悉尼,1991),頁163。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1

    從這些語句裡看不出一點知曉戰爭法的痕跡——無論是國際法、軍法還是道德風尚。    
    但卡利的定罪(預謀殺人)卻引發了完全不同的反應。否認和聽任被憤怒所取代。阿肯色、佛羅里達、堪薩斯、密歇根、蒙大拿、懷俄明等州的徵兵局成員紛紛辭職以示抗議;全美各州首府紛紛降半旗,退伍軍人組織如「美國軍團」、「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等紛紛籌款支持卡利上訴。在佐治亞州西部城市哥倫布的露天體育場舉行的一次奮興會上,牧師邁克爾·洛德宣示說「兩千年前有個叫耶穌的人受難。我不希望看到一個叫『烈性子』卡利的人重蹈他的覆轍。」尼克松總統在判決公佈的24小時內收到了十多萬封郵件和電報,幾乎全是要求釋放卡利的。幾十萬張印有「放了卡利」的標語被貼到了汽車保險槓上;納什維爾一家唱片公司推出了一首45轉/分、名為《卡利中尉讚歌》的單曲(由亞拉巴馬州一個叫「北越連隊」的演唱組演唱,電台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在《共和國戰鬥讚歌》的背景音樂中念詞)。歌詞是這樣的:    
    我叫威廉·卡利    
    是名美國大兵;    
    發誓要盡全力    
    打敗我們的敵人;    
    他們說我是惡棍,    
    還給我打烙印,    
    但我們仍舊前行。「卡利中尉讚歌」的錄音收藏在澳大利亞國家音像檔案館。    
    這支單曲發行當天就賣了超過200 000張,一周內銷量就突破百萬張。等尼克松後來簽署命令把卡利改為本宅監禁時,全體眾議員長時間鼓掌慶賀。在這樣的背景下,有本講卡利的書的取名《英雄出世》也就不足為奇了。公眾對卡利定罪的態度另見韋恩·格林霍,《小英雄出世:威廉·卡利中尉的故事》(路易維爾,1971),頁191;羅伯特·海恩爾,「美萊再評價:威廉·L.卡利的軍事審判」,《三軍雜誌》,1970年12月21日,頁38—41;湯姆·提德,《卡利:士兵還是殺手?》(紐約,1971),頁16;肯裡克·湯普森、阿爾福雷德·克拉克、西蒙·迪尼茲,「美萊的反響:視覺語言比較」,《社會學與社會研究》,58卷2期(1974年1月),頁122—129。    
    這樣的反應並不奇怪。就在卡利定罪後,蓋洛普進行了一次電話調查,發現只有9%的美國人同意該判決,不同意的佔了近80%。在反對者中,兩成認為屠殺不是犯罪。蓋洛普電話採訪了522名各行各業的美國人:「本寧要塞判決」,《新聞週刊》,1971年4月12日,頁28。等衝動「稍過」,報界才對審判進行了更多正面報道,之後反對率雖有所下降,卻仍在高位徘徊。宣判兩個月後,赫伯特·C.凱爾曼和李·H.勞倫斯訪問了近1000人,調查對卡利案庭審和判決的看法。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對審判表示贊成,反對者仍高達58%。提及最多的反對理由(反對者中45%持此觀點)是:「派兵到越南打仗,他們履行了職責卻要受到審判,太不公平。」也有人認為卡利不過是做了上級的替罪羊,既然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歷,不該只挑他去送審。赫伯特·凱爾曼、李·勞倫斯,「卡利中尉案誰應負責:一次全國調查的初步報告」,《社會問題雜誌》,28卷1期(1972),頁177—212。卡利不只是在美國才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在其他國家也一樣。利昂·曼恩在澳大利亞首都悉尼訪問了1435人,有66%的人認為美萊屠殺的參與者不應受審。他的採訪對像以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居多,可以想像澳大利亞全國的比例還會更高。利昂·曼恩,「對美萊的看法與服從命令:一次澳大利亞調查」,《澳大利亞心理學報》,25卷1期(1973),頁11—21。    
    更重要的,多數民眾竟認為「被控犯有戰爭罪的士兵不過在執行命令」的邏輯是站得住腳的。在訪問時,凱爾曼和勞倫斯預設了一個情境,即下令讓士兵射殺村子裡的所有男女老幼的居民。67%的受訪者認為多數士兵會遵命,認為抗命士兵會佔多數的只有19%。當被問到「這種情況下你會怎麼做時」,半數略多的人說他們會執行該命令,三分之一的人說不會。而下面的回答讓兩位訪問者都倍感詫異:    
    既是假設的問題,在沒有相反證據之前受訪者當然會予以肯定的判斷,也就是拒絕殺人。問題……在於許多這樣想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選擇其實是社會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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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多數受訪者竟認為遵命殺人才是較完滿的回答。這些受訪者「未必存在道德缺陷;他們有很多人反會認為這樣做是符合道德的」。赫伯特·凱爾曼、李·勞倫斯,「卡利中尉案誰應負責:一次全國調查的初步報告」,《社會問題雜誌》,28卷1期(1972),頁177—212。    
    還有很多其他調查也得出了相同結果。利昂·曼恩發現,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受訪者表態說,只要是命令的,他們一定會射殺平民。利昂·曼恩,「對美萊的看法與服從命令:一次澳大利亞調查」,《澳大利亞心理學報》,25卷1期(1973),頁11—21。在美國,愛德華·奧普頓1969年12月問受訪者,如果上級下令槍殺百姓,他們是否照做:男性被調查者中只有27%的人說不(女性說不的多達74%)。不同年齡的人給出的答案大致相同,但年紀較長的人似乎更傾向於認為應該拒絕聽令。愛德華·奧普頓,「這從未發生,再說也是他們活該」,收內維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編),《邪惡的懲罰》(舊金山,1971),頁63—64。在另一次調查中,紐約城市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隨機調查了年齡在17到24歲之間的男性大學生。調查表上列出了32種要士兵選擇是否開槍的情況。調查者要求學生把自己放在戰士的角度,並按七個層級給出會開槍的可能性。他們是否會選擇開槍:如果子彈從屋裡飛來,如果屋裡有士兵或平民,如果上級命令射擊,如果戰友已經開火,如果敵人還在老遠?調查人員發現,開槍的決定受上級命令的影響最大。蘭迪·奧莉、赫伯特·克勞斯,「可能影響戰場開火的因素」,《社會心理學刊》,92期(1974),頁151—152。這一發現和對敵對行為進行實驗研究的結果相吻合。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利·米爾格蘭做的研究。該研究指出,要想勸人開槍其實相當容易,特別是如果有權威人士(如耶魯大學社會學者)命令他們這麼做的話。斯坦利·米爾格蘭,《對權力的服從:實驗主義觀點》(紐約,1974);米爾格蘭,「對權力服從與否之條件研究」,《人際關係》,18卷1期(1965年2月),頁57—76;米爾格蘭,「順從之行為研究」,收A.葉齊奧尼、W.溫林斯基(編),《戰爭與止戰》(紐約,1970),第5部分,頁245—259。另見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漢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監獄裡的人際交往」,《犯罪學及刑罰學國際研究》,1卷(1973),頁69—97。相當多的民眾都認為奉命行暴是正當的。    
    機 構 缺 陷    
    軍方將美萊事件歸於領導不力。參與屠殺的軍官多沒有實戰經驗,只有兩人在去越南前曾帶過兵。一幫排長尤其不管事,在士兵眼裡,他們是「好人」、「哥兒們」,而不是領導(不是士兵怕他們,而是他們怕士兵)。尤其是卡利備受抨擊,說他平日裡愚不可及,成天侷促不安,還沒本事鼓舞下面人的信心。皮爾斯委員會的結論是    
    在宋美行動前一天哪怕有一名排長、特遣部隊負責人或旅長預料到這個情況,站出來說一聲,不應屠殺非戰鬥人員,或在戰前佈置中提到非戰鬥人員的問題……宋美的悲劇就完全可能避免,至少不會如此難以收拾,部隊的舉止也能得到收束。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83—84,197—201。    
    領導不力不只是美萊的問題,整個越南戰場都是這樣。美國陸軍推行的一年服役期(海軍陸戰隊是13個月)使軍官無法積累經驗,理順部隊內部關係。陸軍參謀長認為,新到任的軍官根本沒法和前任比。W.威斯特摩蘭,《老兵心曲》(紐約,1976),頁378—379。士兵對長官的失敬,最明顯體現在用破片殺傷手榴彈謀殺上級軍官事件發生的頻率上。自1969年起,在短短的三年時間裡,美國防部承認這樣的事件有788起,如果其他武器(如步槍)也算在內,有超過1 000名軍官或士兵在越南死於同胞之手。洛倫·巴裡茨,《逆火:看美國文化如何把我們帶進越南,告訴我們該怎麼打仗》(紐約,1985),頁314—315及理查德·加布裡埃爾,《光榮作戰:論軍隊道德及為兵之道》(康涅狄格,1982),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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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官要是沒用,手下又不支持,暴行就會成堆發生,因為士兵害怕抗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駐越士兵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齡也偏小(他們的平均年齡是19歲,而二戰時是27歲):面對危險,他們常會作出過激反應。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82。他們不知道抗命會有什麼結果,這種恐懼在其戰友身上體現最清楚:沒有參與屠殺的士兵會被認為做事急躁,對集體不忠。沒人願意嘗試鴕鳥政策:在惶惶不可終日的環境裡,這樣不僅會剝奪人僅有的那點安慰,甚至會讓士兵因此送命。早在二戰時,被認為「不稱職」(即沒有進攻欲)的海軍陸戰隊員就會受到嚴厲處罰。理查德·特萊加斯基斯,《瓜達卡納日記》(紐約,1943),頁16。其他威脅見比爾·克魯克斯,其訪談收埃裡克·伯哲魯德,《觸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戰》(紐約,1996),頁423—424。有的懲罰辦法雖輕——其效果卻未必差。比如,有士兵參與姦殺了一名越南婦女,他說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是「怕人笑我」。他最怕別人說他「搞同」——沒辦法他只有跟著強姦了那名婦女。丹尼爾·蘭,《戰爭傷亡》(紐約,1969),頁35。另見喬治·賴安,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的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40。美萊屠殺發生時在場的士兵擔心,要是舉報就會被同伴用手榴彈炸死。羅納德·海伯勒,引自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頁183。陸軍一等兵邁克爾·伯恩哈特拒絕參與屠殺,但事後他卻選擇了緘默,「跟敵人較量已夠危險了,我不想再惹禍上身」。邁克爾·伯恩哈特,引自朗·賴登奧爾的信,收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37。格雷格·奧爾森當時也在場,他也不願對當權者講述當日的情形。他說自己不知道「上報的渠道」,實際是擔心,「你得想好了才能像我這麼做……別忘了,當時大家手裡都有槍……直面控告你的人並不難,但不是在他有槍的時候。」格雷格·奧爾森,引自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頁82。    
    軍方也是要考慮的因素之一:旁人很少能想像士兵會因為將暴行上報而受懲罰,但幾乎可以肯定,軍隊高層對不執行命令者一定會嚴加懲處。如果有人敢抗命,不願殺害戰俘,那會怎樣?對此,越戰老兵喬治·賴安壓根兒沒抱幻想。無論上級命令多麼殘忍,他都不會抗命。假使我拒絕殺害北越的傷兵,「倒不會因此被送上軍事法庭,但肯定會上黑名單,回營就被調往炊事班,被人叫成懦夫。我可不想這樣」,他說。喬治·賴安(假名),其訪談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40。但對有些人,被送上軍事法庭分明是可能的。這正是卡利所擔心的:他以為,抗命就會被送上法庭,要不就是槍斃。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凱瑟琳·約翰遜、哈里·羅森塔爾,《卡利》(紐約,1971),頁25。有一名陸軍中士向指揮官稟報一起已發生的屠殺越南平民的事件,卻被威脅如不封口就會被送進監獄。這名中士是炮兵雷達部隊的一名熟練的技術人員,還得依靠上下的支持。在被警告後遂決定再也不提此事:    
    我知道這事不可能成的,要是一意孤行絕沒好果子吃,我不想被人欺負或被扔進監獄……所以就努力忘掉它,沒再聲張……把它藏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然後繼續做自己的事。引自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119。    
    類似的事情二戰期間也有發生。某飛機領航員就說,曾經因為懷疑狂轟濫炸是否合法而內疚過一陣。「我總……想到婦女、兒童、醫院一類的東西,」但他也說:    
    但這種懷疑能跟誰說呢?德國人也炸我們的城市,這讓我良心稍安些,但直到今天我還是會犯嘀咕。要是德國人贏了這場戰爭,是不是戰犯就會是我們呢?要是覺得這在倫理上說不過去,是不是應該跟中隊長去說,然後拒絕參與呢?這樣做會有怎樣的結果?軍事法庭!在這種事上據理力爭,要比什麼也不想、只是完成飛行任務需要多得多的勇氣。一位長期服役的飛機領航員,引自馬丁·米多布魯克,《漢堡之戰:盟軍1943年對一座德國城市的轟炸》(倫敦,1980),頁349。    
    處罰也有輕的,比如降職。卡利的部隊未能上報殺敵人數時(根本無人可殺),巴克上校就警告說:「你要是完不成任務,中尉,那我只有另請高明了。」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47。另見「達菲中尉的聲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裡埃爾·科爾科、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253。轟炸機組人員要是拒絕轟炸住宅區,會被怪為「道德品質低下」,然後就是降職。愛德華·史密西茲(輯),《空戰:製造、保養、駕駛戰機的人記住二戰》(倫敦,1990),頁125—126。對命令提出質疑不能被容忍:軍官候選人要是打報告說對指揮官有不同意見,他「可能得辭職。要不就得準備好當20年的上尉。」約瑟夫·埃利斯、羅伯特·穆爾,《士兵學校:西點與戰爭行業》(紐約,1974),頁167。在二戰期間,被認為「道德品質低下」的空軍人員可能會被開除,降職,失去日後攫取民航中油水多的職位的機會以及被剝奪證章等。對此精闢的分析,見約翰·麥卡錫,「空勤人員與二戰中的『道德品質低下』」,《戰爭與社會》,2卷2期(1984年9月),頁88—89。直言反對不必要的暴行會遭到嚴懲,如傑夫·尼德爾所說: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4

    很多人會以為我背叛了祖國,因為我不再相信戰爭,軍內軍外很多人都會仇視我,因為他們無法理解我為什麼會改主意,會很不光彩地退伍。我會因此很難找到工作,會失去退伍軍人法案規定的上學和看病方面的特權,我父母也會因此生活困難。傑夫·尼德爾在一本名為「請您閱讀」的小冊子中,1970年,引自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313。    
    澳大利亞步槍手巴裡·克瓦納曾試著解釋自己為何沒有舉報他所在部隊犯下的無數暴行:    
    聽著,我不想充英雄。不想和整支隊伍為敵。不想上法庭,蹲大牢。我不是常說嘛,「打個屁仗啊」,我還等著解甲歸田,拿住房補助呢。步槍手巴裡·克瓦納,引自賽莉·威爾金斯,「回望」,《年歲》,1975年5月10日,頁11。    
    曾有士兵不願帶槍上戰場,他的朋友說:「沒有像你這樣折騰部隊的。」裡克·斯普林曼,其訪談收印度支那課程組(編),《前線:越南士兵文集》(馬薩諸塞,1975),頁23。軍隊如果(皮爾斯委員會曾輕描淡寫地說)「在對待和保護非戰鬥人員方面持放任態度」,那士兵要是以命令不當為由抗命,就需要巨大的勇氣,在戰場上尤其是這樣。    
    士兵們一般都不知道戰爭法的具體性質和地位,這使他們更擔心如果不隨大流的後果。L.C.格林參加過二戰,他就說幾乎沒人告訴「一般的士兵」打仗有那些規矩。他知道如果自己被生擒,那麼按1929年日內瓦公約須得報上姓名、番號和軍銜;至於戰俘有哪些權利,應如何被對待,就不清楚了。L.格林,《現代戰爭法則論文集》(紐約,1985),頁27。一般來說,只要這些規章已經公佈,那軍隊指揮層就可以免責。(美國陸軍參謀長)威廉·C.威斯特摩蘭上將說過:「命令都清楚地寫著呢。每人都有張卡片,上面有該怎麼對待戰俘。」威斯特摩蘭的訪談,收邁克爾·查爾頓、安東尼·芒克裡夫,《諸多原因》(倫敦,1978),頁148引自洛倫·巴裡茨,《逆火:看美國文化如何把我們帶進越南,告訴我們該怎麼打仗》(紐約,1985),頁294。軍方的態度是,相關文件既已分發,那他們就不應該有責任了。洛倫·巴裡茨,《逆火:看美國文化如何把我們帶進越南,告訴我們該怎麼打仗》(紐約,1985),頁294。    
    儘管交戰規則每半年就要重新印發一次,但發到士兵手上的多少不均,甚至根本不夠。惟一的例外是空軍,因為飛行員和射擊指揮員在執行任務前要進行考試,看他們對規則掌握得如何,此後每三個月還要考查一次:格文特·盧伊,《美國在越南》(紐約,1978),頁234。另見「達菲中尉的聲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裡埃爾·科爾科、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253及布魯斯·帕默爾上將,《一場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爭: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角色》(紐約,1984),頁170—171。許多戰鬥人員(既有軍官也有普通士兵)就說具體的戰鬥行為合法與否他們並不清楚。1974年有人採訪了一百多名曾在越南服役的將官,17%說(在美萊慘案發生前)交戰規則「常在整個指揮鏈中遭曲解」;而說「明白」這些規則的只有29%。多數將官承認他們靠「常識」行事。道格拉斯·金納德,「越南再回顧:美國陸軍將級軍官態度一覽」,《民意季刊》,39卷4期(1975—1976年),頁451。另見格文特·盧伊,《美國在越南》(紐約,1978),頁234。北越連隊的士兵也說,他們到越南後沒人跟他們講不能傷害平民或是要尊重當地的風俗。他們只有一次因傷害平民(三名士兵姦污了一名當地婦女)而被罵,也沒有受到任何嚴厲的處罰。據邁克爾·伯恩哈特,引自約瑟夫·萊利維爾德,「一個在宋美拒絕開槍士兵的故事」,《紐約時報雜誌》,1969年12月14日,頁101。卡利說他在接受軍官培訓時,從沒有人提過戰鬥區裡平民的事。只是到他們要開赴越南那天,才有人跟他們講要守規矩,不要騷擾當地婦女等。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28—29。從沒有人說過命令還有合法、非法之分,「所有命令都是合法的」。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凱瑟琳·約翰遜、哈里·羅森塔爾,《卡利》(紐約,1971),頁25。保羅·米德洛還說平生從未聽過還有「非法命令」:理查德·哈默,《審判中尉卡利》(紐約,1971),頁158。連1968年3月16日在美萊攝像的羅納德·海伯勒也說自己不知道美軍越南援助指揮部曾於一年前下過命令,要求有關人員向指揮官報告任何戰爭罪行。哈默,《審判中尉卡利》(紐約,1971),頁91。參與美萊大屠殺的士兵此前接受的是「速成訓練」,只有人給他們講過有關日內瓦公約、交戰規則和應怎樣對待非戰鬥人員的「零星」知識。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204—205。另見頁83。此外,在他們上戰場前兩個月,約有50名士兵補充到他們的部隊。這些人既沒有接受過全套正規訓練,也未能很好地和部隊融合。但即使是正規訓練,也只有一個小時是用來講戰爭罪的,另外幾百個小時都是講怎樣才能有效殺人和服從命令的重要的。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210—211。在美萊慘案發生後增加到了兩個小時。再有,這些訓練是由退伍的戰鬥能手帶著做的,他們在講解戰鬥規則時會夾雜許多聳人聽聞的故事,恰恰違反他們講的任何一條規則:下面的「童男」最容易聽信這些故事了。J.格雷,《戰士們:戰場回想》,第2版(紐約,1970),頁102。另外,還有高級軍官認為,向士兵講解戰爭規則會破壞他們的整個戰鬥部署,而且那是律師的事,不該由戰士們來做。陸軍J.蘭特裡中校,「把武器玩轉:首長訓練為人忽視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亞軍報》,202期(1966年3月),頁12及陸軍W.麥克林少將,「軍法」,《加拿大陸軍軍報》,8卷1期(1954年1月),頁31—32。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5

    更麻煩的是,有些規則本身還含混不清。在越南,    
    向一名奔跑中、手無寸鐵的人射擊是合乎道義的,但如果他只是站著或走就不行;近距離射殺俘虜是錯的,但狙擊手從遠處射殺同樣沒有防衛能力的敵軍卻是可以的;步兵不能用白磷手榴彈摧毀村莊,戰機駕駛員卻可以往下投凝固汽油彈,    
    一名戰士困惑地說。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29—230。另見西摩·赫什,「玩票記者:譴責」,《紐約客》,1971年10月9日,頁114;理查德·霍姆斯,《火線》(倫敦,1985),頁367;格文特·盧伊,《美國在越南》(紐約,1978),頁235。    
    游 擊 隊 員    
    使戰鬥「趨於暴力」的還有別的因素。關於敵人的想像和現實間的巨大差距在太平洋和越南戰爭期間表現得最明顯。敵人似乎無處不在——又哪兒都不在——美軍只能四處出擊,一味瞎打沒有成效。他們會覺得自己很無能,因為老遭惡手卻無從還擊(在越南,只有14%的交火是美軍挑起的)。根據美國國防部1967年年中的一份報告:在戰爭後期,該比率朝有利於美軍的方向發展了。見D.謝弗,「越南戰鬥經驗:人類的遺產」,收謝弗(編),《遺產:美國人想像中的越戰》(波士頓,1990),頁84。近似的估計見約翰·海爾默,《把戰爭帶回家:美國士兵在越南及以後》(紐約,1974),頁166。在越南,惟一的「准數」就是每天的屍體清點。許多身經百戰的士兵都說「只有見了屍體,才能確定是越共」。但這種態度正是皮爾斯報告所批評的,該報告的結論是,「既然在下令時就有互相較勁,而且命令的執行一般是看有形的結果」,所以北越連的軍官「或許把宋美行動當作了一次洗雪此前戰鬥不力(或缺乏戰機)的好機會,以實實在在地攻擊並殲滅一支數量可觀的敵人有生力量」。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195—196。要是為戰友還血債這點「基本的心理安慰」都沒有了,一切都會沒有「意義」,怒火中燒也就免不了了。羅伯特·利夫頓,「基於經驗的邪惡」,收內維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編),《邪惡的懲罰》(舊金山,1971),頁45。菲利普·卡普托曾說:    
    我們失去了做人的尊嚴……這場戰爭殘酷至極,完全是場人民戰爭。它不像歐洲那樣有規整的戰役,更像一場野地裡的生死戰,不講任何戰法和規矩;打仗時,每個人都拚命想保住自己和周圍人的生命,誰死了,死了多少,怎麼死的,都顧不了了。對那些希望把斯文的戰法加給這場野蠻戰爭的人,我只有蔑視。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29。    
    在這樣的戰爭中,大批殺害戰俘或平民經常發生在戰友無謂、膽怯地犧牲之後:連不是戰鬥人員的戴維·E.威爾遜也說,在看到餌雷撕碎戰友時不是沒有想過要好好教訓一下敵軍的俘虜以洩恨。他記得,「我們要是踩上餌雷」,總得殺幾個俘虜解氣,因為「大家都氣急敗壞……又沒人好出氣,便只有殺人了。」戴維·威爾遜,收傑拉爾德·吉爾格裡奧,《作決定的日子:拒服兵役者越戰從軍口述實錄》(新澤西,1989),頁123。關於所有三次戰爭的情況,見邁克爾·克勞德菲爾特,「冷槍手」,收J.托普漢(編),《越戰文選》,修訂增補本(費城,1990),頁87;理查德·埃利奧特1966年3月31日致父母書,收比爾·阿德勒(編),《越南來信》(紐約,1967),頁22;陸軍約翰·尤恩中士,「布干維爾戰役」,卷1,1944年,頁60,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達菲中尉的聲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裡埃爾·科爾科、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248;步槍手約翰·繆爾,其訪談收艾爾·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戰老兵口述實錄》(紐約,1981),頁25;埃裡克·諾登,《美國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6),頁5;陸軍D.裡亞頓上尉,「日記」,1915年8月4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美萊屠殺前,北越連隊一定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在屠殺發生前的三個月裡,他們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被冷槍、地雷或陷阱要了命。當時的普遍想法是,他們是因為不夠狠才會有這麼多人送命的。正如格雷戈裡·T.奧爾森中士所說,「我敢說,所有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的態度,都一門心思在復仇上,都不好受。你想,在美萊前我們失去了多少兄弟?」換句話說,每個人都「蓄勢待發」。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99—100。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6

    外國佬和共黨分子    
    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義、科學上的人種優劣論、跨學科的「國民性格」理論等)導致了某些戰區暴力橫行的狀況。本書關注的三次戰爭中,英、美、澳軍最殘忍、氾濫的暴行都是在認為敵人低己一等的情況下發生的(比如太平洋戰爭和越南戰爭)。軍方的種族偏見可謂根深蒂固尤金·斯萊吉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62。(二戰時有教官對受訓新兵說:「你們不是去歐洲,而是要去太平洋戰場。和日本人打仗要不擇手段」。越戰中,卡利剛開始的罪名是殺害「東方人」,而不是殺「人」),但暴虐的士兵對受害者有著極大的種族偏見,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卡利回憶說剛到越南時他心裡想「我不遠萬里來到這裡,就一定要讓這裡的人都認識我。」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31。另見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194。甚至(拒絕參與屠殺的)邁克爾·伯恩哈特也這麼說美萊的戰友:「他們許多人沒想過要殺人。我是說,殺白人——不是只有白人才是人嗎?」約瑟夫·萊利維爾德,「一個在宋美拒絕開槍士兵的故事」,《紐約時報》,1969年12月14日,頁101及103。在講述了一次駭人的強姦、殺人經歷後,海軍陸戰隊第1師的斯科特·卡米爾中士解釋說,「這不一樣,她們不能算作人。我們會不假思索地認為這是為越南好,也是為美國好,這樣做什麼都行。把槍對準人時,要想你不是在殺人。想他們是亞洲人,或是共黨,這就沒事了。」海軍陸戰隊斯科特·卡米爾中士,收「越南老兵反戰」,《冬季士兵調查:探究美軍戰爭罪行》(波士頓,1972),頁14。日本或越南人既然沒被當作人,那就成了獵物了。另外,種族偏見其實有懼怕的成分在。歷史學家約翰·W.道爾對太平洋戰場的種族態度進行了全面考察,之後他指出:日本是第一個不是白種人卻實現了工業化、成就了帝國的國家,第一個躋身列強(在巴黎和會)、在戰場上打敗了西方大國(1905年打敗俄國),在亞洲人面前提出亞洲概念的國家。約翰·道爾,《戰爭不相信眼淚: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和力量》(紐約,1986),頁147。另見西摩·萊文特曼、保羅·科曼科,「「外國佬」綜合症:作為種族相遇的越戰」,收查爾斯·菲格利、西摩·萊文特曼(編),《陌生人回家:越戰老兵的戰後生活》(紐約,1990),頁55—70及詹姆斯·溫加特內爾,「戰利品:美軍分屍日本死者,1941—1945」,《太平洋歷史評論》,61卷1期(1992年2月),頁53—67。他們需要我們給出一個客觀的評價。    
    幾 種 解 釋    
    暴行頻繁,士兵肆殺,究其原因有如下幾點:軍方和民眾都自滿於對非戰鬥人員的殺虐,軍隊領導層時有失誤,士兵害怕受罰,官兵不懂交戰規則,認為無須過問命令對錯只要執行就是,游擊戰術的採用和種族偏見等。把這些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能倒要詫異怎麼只有這點暴行了。但如果單個看,哪一個也「解釋」不了哪怕一次暴行。美萊大屠殺可能是最嚴重的一次,但只用士兵性格來解釋說服力便有限。很難說北越連的士兵和其他駐越美軍有什麼不同。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頁52及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83—84。領導層的問題任何一場戰爭都存在,更何況它常常只是被用來將責任從一組人轉嫁到另一組人身上而已。就連卡利中尉也不是什麼孤例,儘管在審判時和此後、幾乎所有文章在談到他時都不無嘲諷。他做領導或許不稱職,但和數以千記只是經過倉促培訓就被送到一個完全陌生而且駭人的環境的其他軍官相比,他也沒什麼不同。    
    要怪士兵不懂戰爭規則是很容易的。到美萊慘案發生時,美軍指揮部就防止和報告戰爭罪行的問題已下發了14條指示和數千本名為《陸戰規則士兵手冊》的小冊子。每一名士兵都發到了可以放在口袋裡的卡片,戰爭規則在上面寫得一清二楚。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頁37;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220;陸軍喬治·普魯少將,《法律之於戰爭:越南1964—1973》(華盛頓特區,1975),頁76。美國陸軍要求所有入越人員都要有如下卡片:即《對待戰俘注意事項》、《九條規則》、《行為準則》和《日內瓦公約》。這些卡片「強調要人道地對待並尊敬當地人民」,並規定凡士兵均得遵守1949年日內瓦公約。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221及陸軍喬治·普魯少將,《法律之於戰爭:越南1964—1973》(華盛頓特區,1975),頁74—75。卡利雖然記不清學過的日內瓦公約的內容,但被問到有沒有人講過應如何對待戰俘時,他回答得倒很直接:「有過,先生。要以禮相待,還要謙恭。不能侮辱他們。不應准許他們交頭接耳。要把他們分開關押,並且要嚴加看管,先生。」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凱瑟琳·約翰遜、哈里·羅森塔爾,《卡利》(紐約,1971),頁25。問題的關鍵是,總不至於要別人「告訴」他,你不應該射殺嬰兒或手無寸鐵的百姓吧?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7

    士兵對懲罰的擔心也被誇大了。真正令人擔心的實際反倒是違規者未受責罰的程度。比如,有輪姦並殺害了一名「越共妓女」的海軍陸戰隊員只是被「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邁克爾·麥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戰」,《冬季士兵調查:探究美軍戰爭罪行》(波士頓,1972),頁29。另見傑裡·塞繆爾斯的訪談,收菲利普·巴爾伯尼,「美萊不是孤例:每位越戰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頁15。前面我們提到,有兩名直升機駕駛員向兩個「友好」村莊傾瀉了2 000發38毫米的機槍子彈和74枚火箭,只是受到了責備,而沒有被送上軍事法庭。某資深的隨軍律師這麼解釋拉姆齊上將為何沒有嚴肅處理這件事:「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一名理智的指揮官會因為下屬做了自認為正確的事而把他送上法庭,這只會損害部隊的戰鬥力……這有點像十誡——是,都寫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沒人把它們當回事。」一位前隨軍資深律師,引自西摩·赫什,「玩票記者:譴責」,《紐約客》,1971年10月9日,頁119。朝鮮戰爭一個有趣的例子,見陸軍戴維·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轉》(悉尼,1989),頁66—67。但我們經常看到,士兵的暴虐行徑反是要受表揚(而不是批評)的。特遣部隊的巴克指揮官在美萊慘案發生後打給上級的報告,分明把它描述成一場大捷,共殲滅敵軍128人。陸軍參謀長威廉·C.威斯特摩蘭上將閱後回復,表揚北越連隊「給敵軍以重創。祝賀全體官兵……立下了大功。」理查德·哈默,《審判中尉卡利》(紐約,1971),頁18—21。陸軍一等兵邁克爾·伯恩哈特拒絕開槍,也沒受處分。邁克爾·伯恩哈特,引自朗·賴登奧爾的信,收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37。別的抗命者也沒受懲罰。軍方不願意法辦肇事者:他們知道美萊大屠殺的情況,卻掩蓋了事情的真相,即使後來因公眾抗議而必須有所行動,也不願處罰任何人。掩蓋的內幕見布魯斯·瓊斯,《沒有窗戶的戰爭:一名年輕軍官身陷越南情報掩飾的真實故事》(紐約,1987),頁221—225及257—263。另見西摩·赫什,《掩蓋:陸軍密查美萊真相》(紐約,1972)及陸軍威廉·皮爾斯中將,《美萊查訪》(紐約,1979),頁199—209。在屠殺和其後的包庇過程中,有30人被控觸犯刑法,但被定罪的只有卡利一人。除去美萊審判不算,只有36個軍事法庭審理了美軍1965年1月到1973年8月間的戰爭罪。陸軍喬治·普魯少將,《法律之於戰爭:越南1964—1973》(華盛頓特區,1975),頁74。對美軍的戰爭罪起訴共有242項,但有三分之二無事實根據。在36個軍事法庭中,56%判罪名成立。其中,38%是人身侵犯,28%是謀殺或未遂,17%是過失殺人,16%是強姦,還有1%是碎屍。陸軍W.帕克斯少校,「敵對狀態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軍陸戰隊報》(1976年8月),頁18。他的數據與上引的稍有不同。他的表中美國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和空軍軍事法庭的總數為259。要想瞭解軍方的態度,只消看對卡利的輕判和對參加反戰示威軍人的重罰(如戴維·米勒因燒了兵役應徵卡而在聯邦監獄坐了22個月的牢,又如霍華德·萊維因拒絕向美軍特種部隊成員傳授某些他看來只會傷害而非幫助平民的醫療技術而被判入獄兩年)就一目瞭然了。其經歷見霍華德·萊維、戴維·米勒,《蹲監獄:政治犯》(紐約,1970)。實在沒有辦法了,軍方只拿美萊開刀,而且其悔改和處罰都只是象徵性的。所以才有那次屠殺的倖存者在1974年的抱怨,他們「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轉移了人們對發生在越南其他暴行的關注程度」。美萊慘案倖存者對基思·薩特說的,收「美萊:都是贏家,除了死去的越南人」,《國民時報》,1974年11月18—23日,頁33。    
    在個人交往的層次,也沒有所謂「懲罰」一說。沒有人因為某人沒有參與殺戮而拒絕與之交往,相反倒有人故意疏遠那些無端殺害平民的戰士。約翰·迪福斯科,其訪談收基姆·威倫森,《一場惡戰:越南戰爭口述實錄》(紐約,1987),頁58。另見列兵安東尼·布倫南,「日記」,頁21,1917年1—6月,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比爾·克魯克斯,其訪談收埃裡克·伯哲魯德,《觸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戰》(紐約,1996),頁423—424及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307。種族主義的傾向固然存在,但也不應誇大。(與兩次世界大戰不同)越戰時,美國政府和軍隊的有關機構並沒有太多負面宣傳北越軍隊或越共,許多美兵對他們甚至有相當的敬意(這與他們對越南共和國軍成員的態度正好相反。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8

    查爾斯·萊維,「越南共和國軍像柴捆:越南的戰爭逆轉」,《學刊》(1971年10月),頁18—27及伊恩·麥克尼爾,「澳軍顧問:敵友見解」,收肯尼思·邁多克、巴裡·賴特(編),《戰爭:澳大利亞與越南》(悉尼,1987),頁41—42。而且,許多軍事衝突都有種族主義的陰影存在,即使「文明的」歐戰也不例外。赫伯特·凱爾曼和李·勞倫斯發現,其受訪對像近半數(47%)認為卡利做的沒什麼不對。他們的理由是,捨棄一些越南人的性命總要比拿美國大兵的生命去冒險可取得多。但調查中有更多的人(53%)認為,哪怕為救一個美國兵的性命也值得去殺死大批的德國百姓。赫伯特·凱爾曼、李·勞倫斯,「卡利中尉案誰應負責:一次全國調查的初步報告」,《社會問題雜誌》,28卷1期(1972),頁196。另見加布裡埃爾·科爾科,「戰爭罪行與美國人的道德心」,收傑伊·貝爾德(編),《從紐倫堡到美萊》(列剋星頓,1972),頁238。    
    未 參 與 者    
    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那就是有許多士兵身在同樣的軍隊系統和環境,卻不願參與屠殺或施暴。他們可以選擇消極地躲避或積極地干預。最常見的態度是眼不見為淨。比如在美萊,就有士兵(如理查德·彭多頓)只射殺動物。詹姆斯·約瑟夫·杜爾西剛到美萊時槍殺了一對母子,但後來知道那裡的居民手無寸鐵時就拒絕再向任何人開火(「我做不到!也不願做!」他叫到)。詹姆斯·杜爾西,其證詞收理查德·哈默,《審判中尉卡利》(紐約,1971),頁143。朗·格澤齊克、羅伯特·梅普爾斯和哈里·斯坦利都拒絕傷害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是有命令,」斯坦利回憶說,    
    但那是要我們攻入敵村,且說對手裝備精良。到了以後我發現情況不是這樣。叫我槍殺無辜百姓,這樣的命令我不承認——在我看來,他們簡直是瘋了。我不覺得我有必要服從。邁克爾·比爾頓、凱文·西姆斯,《在美萊的四小時:戰爭罪行及其後果》(倫敦,1992),頁19。    
    在越南的其他暴力現場,也有士兵設法避免加入。像約翰·圖馬、哈蘭·H.約翰等審訊人員就拒絕和翻譯一塊搞逼供信。後者只是「拒絕審理一個又一個俘虜。不久,少校就知道他是認真的了」,於是派他去做別的事。威廉·梅裡特,《河水回流的時候》(雅典,1989),頁101—111及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約翰·圖馬,其訪談收威拉·賽頓伯格、威廉·肖特(編),《事關良心:美國大兵在越戰的抵抗》(馬薩諸塞,1991),頁24。來自路易斯安那州菲尼克斯的步槍手「酋長」雷金納德·愛德華滋,坦言自己一直「下不了手」。當他所在部隊接到命令要夷平一座村莊、因為那裡藏匿了一名冷槍手時,他「只是拿動物開刀,比如殺雞」,而與此同時,有大量村民被殺害。陸軍一等兵雷金納德·愛德華滋,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16—17。還有的士兵搶先一步通知村民,可能會有大禍到來。托馬斯·金吉,其證詞收理查德·哈默,《審判中尉卡利》(紐約,1971),頁197。有的士兵不得已就往百姓的頭頂上方開槍。裡克·斯普林曼,其訪談收印度支那課程組(編),《前線:越南士兵文集》(馬薩諸塞,1975),頁23。另見羅伯特·勞弗、M.蓋勒普斯、埃倫·弗雷沃特斯,「戰爭壓力和創傷:越戰老兵經驗」,《健康和社會行為雜誌》,25期(1984),頁78及基思·諾蘭,《鐵網中的工兵:法貝斯·瑪麗·安的生死》(學院車站,1975),頁94—95。    
    上述各種免於殺傷手無寸鐵平民的辦法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也有人使用。「不隨大流其實不難。只要說迷路了、生病了、受傷了就行。等你緩過來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天了,」這是羅伯特·拉斯穆思二戰中給人的建議。羅伯特·拉斯穆思,其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44。40年代初,以凶狠著稱的遠程沙漠集團軍也沒有遵從指揮官殺掉17名意軍戰俘的命令。相反,戴維·勞埃德·歐文中校駕車80英里把他們送進沙漠,給他們留了水和食物,足夠他們回到己方陣地(等到達時,他們採來的情報已經過時了)。陸軍戴維·歐文中校,《沙漠我的存身處》(倫敦,1957),頁129—130。許多士兵反對濫殺俘虜——或許不是出於道德原因,而是由於他們無法聽任俘虜們哀求。查爾斯·亞歷山大,「與艾米·裡德書1916—1918」,1917年11月3日,奧克蘭學院與博物館藏書室手稿92/70。這樣的規避行為一戰中相當常見,歷史學家托尼·艾什沃思在《塹壕戰1914—1918》(1980)中寫到:「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間或也和「殺人或被殺」同樣常見。托尼·艾什沃思,《塹壕戰1914—1918:互不相擾政策》(倫敦,1980)。    
    但規避行為經常並非受了道德驅使,它更多是一種道德上的漠然或懶散。理查德·彭多頓在美萊只殺動物,但覺得有必要為自己的不作為辯護,就好像這樣做是對部隊的不忠。他的原話是:「我沒殺過平民。但沒人看見我沒做。所以沒人來找我麻煩。」他只是「不想殺生」。理查德·彭多頓,引自馬丁·格申,《殺或被殺:美萊實情》(紐約,1971),頁31。查爾斯·康妮在越南曾「躲過一劫」,沒有射殺戰壕裡的全部傷兵,但不是出於道德原因:    
    我沒向任何人開槍。下不了手。我從沒衝到最前線過。這太荒唐了,就好像小時候玩的遊戲。我們排成一列,下到戰壕裡去,大家輪著當排頭。排頭殺了一名傷兵就換到排尾去。菲利普·巴爾伯尼,「美萊不是孤例:每位越戰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頁15。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19

    理查德·博伊爾為當地一份主要日報寫稿,他身上就體現了戰場上漠然的特質:    
    他們最壞也就說記者「只會寫傷感故事」;罪大莫過動情、投入、抗議。「要冷靜」,有人說,「盡量保持客觀,這樣才能找到多的素材。」所以我知道戰地記者應該怎麼樣做。我可以看一個燒傷的孩子試著從死去母親的乳房喝奶,看年輕的小伙臉被炸歪,看小男孩的肚子被人剖開……自己卻一聲不吭。理查德·博伊爾,《龍之精華:美陸軍越南折翅記》(舊金山,1972),頁22。    
    主動離開屠殺現場的戰士會作何觀感,我們可以細細品味一個個例:陸軍一等兵邁克爾·伯恩哈特。他來自一個殷實的中產家庭,信奉天主教,一直支持共和黨。他認為戰爭無法避免:每一代人都得在戰火中證明自己,這不過是「生命週期的一個自然階段」。1967年,正在邁阿密大學讀三年級的伯恩哈特選擇了輟學,執意要在越南的硝煙中「測試自己的勇氣」。軍隊生活很適合他。訓練中他表現優異,但一次管理上的失誤使他無法進入直升機科目,而這是他一直以來的目標。隨後,他被編入北越連隊,在21歲那年來到了美萊。就在數以百計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慘遭殺戮之際,他卻一直把步槍掛在肩頭,槍管垂地:「這會兒我用不著它,」他說。他沒向上級報告美萊的事情。等屠殺的消息傳開時,正在迪克斯堡做操練軍士的他決定說出自己的所見。讓他驚詫的是,旁人竟不能理解他當時為何沒有選擇開槍。連他的家人也反應不一。伯恩哈特自己的道德立場也糊塗了。他不得不承認「凡人皆可」殺戮婦女、兒童。「可能戰爭就該是這樣,」他反省說。他承認自己的消極抗議不是出於憐憫,而是覺得別人的舉動太不合邏輯,太可笑:「我心理受到的衝擊倒不是很大。我四下看了看,說了句,『真是一團糟,』」他說,一邊拒絕理會眼前的慘狀。約瑟夫·萊利維爾德,「一個在宋密拒絕開槍士兵的故事」,《紐約時報雜誌》,1969年12月14日,頁32—33,101—103及113—116。    
    士兵不參與暴行,任由它發生,也不能免責。邁克爾·麥卡斯特中士記得海軍陸戰隊一個排一次進入一座村莊並輪姦了一名婦女(完事後把她殺了)。他回憶說他們的中士「沒有參與。這與他的道德觀相悖。他知道屬下不會聽勸,也就沒有阻止他們,而是走到村子的另一邊坐了下來,陰鬱地看著地。」陸軍邁克爾·麥卡斯特中士,收「越南老兵反戰」,《冬季士兵調查:探究美軍戰爭罪行》(波士頓,1972),頁29。另一名不願參與強姦、屠殺的士兵只是走開了一小段距離:丹尼爾·蘭,《戰爭傷亡》(紐約,1969),頁36。類似地,一個排長原是摩門教的牧師,他能「容忍強姦的發生。不是說他自己會去做,只是他不會去管,軍令在上,他一個人算得了什麼?」陸軍埃德·墨菲中士,收「越南老兵反戰」,《冬季士兵調查:探究美軍戰爭罪行》(波士頓,1972),頁48。同樣地,無論軍階、軍種如何,戰士如未能保護好平民同樣會被視作殘忍。年輕的泰裡·惠特莫是名來自田納西的黑人。一次在執行「搜索奸敵」任務時,他見一個小女孩和她弟弟在一旁看著美軍在毀掉他們的村子。「我們把她放到樹下就走了,」說這話時他有點遲疑,「我不知道——也不想說——但我想她一定被他們殺了。我先走了。不想親眼見到這一切。我知道,就是我在場也會有人將她斃命——我不忍心看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先走了。」泰裡·惠特莫,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76。其實,他完全可以救下那個小女孩和她弟弟:他沒有,他選擇了走開。    
    


第六部分:滔天罪惡滔天罪惡 20

    也有戰士試圖干預對平民的濫殺,但這樣的人少而又少。儘管如此,在美萊就有人「積極阻止」:他就是休·C.湯普森准尉,1968年3月16日屠殺發生的那天,他正駕駛偵察機飛臨美萊。看到手無寸鐵的百姓被圍困、被槍殺,他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他就意識到向受傷者身上扔綠色發煙彈、表明他們需要醫治根本無濟於事:沒人會向他們提供救助。早晨十點剛過,他發現一群婦女、孩子正衝向一個掩體,後面全副武裝的士兵緊追不捨。他意識到一場血腥屠殺又免不了,於是把直升機停在掩體(這會兒村民已進入了掩體)和追兵之間,下機質問領頭的中尉。那名中尉說只有向掩體裡扔手榴彈才能把他們趕出來。湯普森當時很激動,不太理智。他一邊呼喚兩名機載槍手準備拿美兵練槍,一邊隻身(他沒帶武器)進入掩體,勸裡面的人出來。接著他把這撥人送到了安全的地方。這時他仍很氣憤,又讓機組人員回到此前有人遇難的壕溝,去看是否有人還活著。他們在血污中找了半天,終於發現一個兩歲大的嬰兒被壓在死屍下面,於是又駕機把嬰兒送到昆嵩市的一家平民醫院。    
    湯普森所做遠比「規避」暴行要多:他試圖阻止平民被殺,也履行了報告的責任。當天下午,他遞交了一份行動報告給頂頭上司和空軍第123營2連的指揮官(他們都覺得他有點「誇大其事」)。他跟師炮兵部隊的牧師講述了這件事,後者許諾會通過「自己的渠道」將這件事公之於眾。其實,湯普森並不反對殺人本身:就在大屠殺的早晨,他還看見一個自己疑為是越共的人,於是一直駕機追趕並向其射擊。瑪麗·麥卡錫,《麥地那》(紐約,1972),頁74。但他認為,殺虐不能等同於戰鬥。面對虐殺,他義憤填膺,熱血沸騰。    
    無論精通國際法的律師還是槍炮後面的士兵,要判定某一行為是否算得上暴行都不容易,但一般認為,近距離無端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是不對的,雖然對其發生軍、民都有責任。不能否認,暴行在各個層級都有發生,但尤以殺害俘虜為多。儘管如此,戰士一般還是能在虐殺和戰場殺人間劃出條界限,而且也無意把前種行為描摹成能歡快的戰鬥。其次,即使有人未參與施暴,他們也極少抗議。休·湯普森在美萊表現出的義憤帶著種老派、稍顯古怪的色彩,在當前講求實際的軍事體制下已不太合拍。在精明、講求實際的軍隊裡,漠然的旁觀者雖只是在身體或精神上擺脫了那些駭人的場面,卻直能成為「高尚」抗命者的代表。與之相比,那些積極干預、試圖阻止屠戮的士兵反倒讓人不安,他們的作為暴露了殘酷環境中人的醜惡,並不時提醒我們,人雖能描述殺戮和漠然,卻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表達挺身抗命者的憤慨或無數冤魂的苦痛。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1

    在那兒,可以盡情歡笑——    
    因為死成了荒唐,活著更甚。    
    我們拿刀剖肉露骨滿是力量    
    不覺噁心,悔意更無從談起。    
    威爾弗雷德·歐文,「自辯」,1917威爾弗雷德·歐文,「自辯」,收喬·斯托爾沃錫(編),《威爾弗雷德·歐文:詩全集及斷片》,卷1(倫敦,1983),頁124。    
    陸軍中士布魯斯·F.阿奈洛——朋友叫他「布迪老兄」——曾在越南駐紮,「特能打仗」。他先後獲過紫心勳章、銀星獎章、軍功獎章、一枚南越陸軍頒發的獎章和一次射擊嘉獎。他性格有點反叛,一向穿著邋遢,口袋露著女友的紅色吊襪帶,鎧裝防彈背心後背畫著個大而多彩的卒,意在稱頌「和平」,也是為了紀念他最心愛的唱片:鮑勃·迪倫的《卒在棋中》。阿奈洛曾公開表示,他很高興被派遣去搜查地道,看裡面是否有藏匿的武器或食物,這樣就可以避開地上的殺戮。他曾懇求自己的守護神「放鬆一小會兒,讓我受點小傷」。所有可以躲避的方法他都考慮過,其中包括故意負傷。    
    經驗告訴我,平日裡行事要低調。經驗還告訴我,受傷了要高調。被流彈擊中能休息兩個禮拜。只要兩枚紫心獎章,你就能永別戰場。    
    他甚至想過逃跑,但也知道這只是意味著得捨棄戰友而並無法逃離整個部隊。他看不起上級,嘲諷他們試圖「褻瀆(我們的)頭腦」,自己「殺人成癮」卻讓別人去冒生命危險。他說自己那些獎章不過是「這愚蠢的戰爭遊戲」的一部分:「我是英雄嗎?軍功章買不來麵包,也沒有辦法讓良心稍安,」他在日記裡坦承。    
    讀阿奈洛的日記看不出他是個殺人高手,備受上級器重,雖舉止「不像軍人」,但「最能帶兵打仗。腦子很清楚。」阿奈洛的問題在於他還年輕,對事情太敏感。他四歲就死了母親,之後和兄弟一塊被父親送進孤兒院。由於少人關愛,他一接到女友的信就止不住啜泣。「這太美好了,」他在一次收信後寫道,    
    我無法描述接信時的心情。我的高興勁,再多的字也無法表達萬一。光信封我就要讀它三天。拆了信,把信頭再讀三天。然後每句話三天。這樣就能撐到下封信。    
    但戰鬥慢慢改變了他;他變得「有點冷……甚至衝著小孩也大喊大叫。」當地一名婦女的米被繳了,他會可憐她,幫她討公道,但也承認常常感到太累了,也就管不了槍口對著的是誰,特別是如果不聲不響就可以了結人的性命。他的同伴回憶說,他們都覺得    
    手榴彈挺好……雖然也是殺人,卻沒那麼直接。不是一槍一個那樣打。你不必盯著具體的人,然後開槍把他撂倒。只消拉一下引線,把手榴彈扔出去,就炸開了。碰著誰準是非死即傷。阿奈洛就喜歡那樣——手榴彈可以不直接地殺人。    
    阿奈洛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他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有戰爭,而且毫不掩飾對越共的仰慕:「他們的事業值得他們獻出生命,這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我們能得到什麼?我們又不垂涎這塊地方,」他一語驚人。一次浴血奮戰後,他在詩裡寫自己是個「傻瓜/……陷在/毀滅之眼」。他試圖「訴說自己的感受/在地獄般的日子裡」卻不能:    
    其餘留在了驚恐的眼裡    
    以及每個人    
    空空的腦際。    
    「太多的血,」是他另一首詩的開頭,詩的結尾是:「我沒理由地殺人!」    
    從詩裡可以看出,阿奈洛滿是對殺戮的悔恨。他講自己是怎麼拿屍體胡鬧,姦淫婦女,一個排怎樣「逢人就殺」以超過別的排的「殺人記錄」。一切都是「粗野、荒唐、無謂的殺戮。良心卻安然不受譴責。」糟糕的是,他發現自己也無法擺脫這樣的境況(見插圖13)。在1968年5月2日的日記中,他記下了巡邏所見:    
    看到個20歲上下的小伙子,就喊,「看天」(意思是「過來」)。他轉身看我,眼睛立時瞪大——然後撒腿就跑——我開了槍。他順著條小道跑了有一百米,手裡捧著流出的內臟。想起自己方纔的舉動我就想吐……並不自以為得意。    
    次日,他在日記裡試著為自己的舉動正名(卻做不到):    
    我還是我嗎,抑或不是,我太緊張了——弦繃得太緊,太易受驚擾,容易生氣,——噓!別說了。我太緊張,因為再過幾天我就要輪休了。    
    跟隨罪感而來的是對報應的恐懼。阿奈洛不止一次夢見自己在像草間獨自爬坡,走啊走,就是走不出越南。還有一次,他夢見自己和一個越共戰士並肩站在山坡上。兩人都「眺望遠方,看遠處的起伏,看碧藍的天之類」。他對那個士兵說,「你的國家太美了」,越共兵回答說,「嗯,謝謝。我也覺得這兒不錯。」然後,兩人轉身直視,突然意識到對方原來是敵人。夢中,阿奈洛說,「我們互相開了槍,因為我們是敵人。」幾天後,在山間搜索一家手雷廠的過程中,他遇難了,在越南只呆了七個月,死時還不到21歲。陸軍布魯斯·阿奈洛中士的日記及與密友戴夫·朗的談話,收印度支那課程組(編),《前線:越南士兵文集》(馬薩諸塞,1975),頁1—19。首載《工作刺激雜誌》,1971年5月15日。    
    對布魯斯·阿奈洛這樣的戰士來說,無法彌合血腥的戰爭和內心道德信念間的鴻溝使他們身心俱疲。然而也正是這些複雜甚至自相矛盾的努力使他們得以繼續戰鬥。「不可殺人」的戒律聲如洪鐘、斬釘截鐵,實際卻成了殺戮的頭條准許,至尊的禁令反倒激起了被壓抑的慾望。在構成我們道德世界的諸多習常法則之外,還有宗教箴言和司法訓令,後兩者對塑造戰場上的表現至關重要。戰時,有的殺戮行為是被禁的;但不劃出一塊禁區,殺戮怎麼能得到支持,最終被寬恕?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2

    個 體 罪 感    
    個人悔罪在軍事史上扮演了何種角色?極端暴行應受指責的看法在現代戰史中已無立身之地。殺戮過後,公眾懇求舉國贖罪已成常例,要想尋求自我諒解只有在陰濕的教堂壁龕或遮暗的私人臥室裡才成為可能。歷史學家不願提及個人在戰爭中的責任,甚至認為質疑在戰爭中大開殺戒的士兵的「良心」「頗成問題」。喬治·克倫,「納粹大屠殺:口是心非」,收艾倫·羅森伯格、傑拉爾德·邁耶斯(編),《納粹大屠殺回聲:對黑暗年代的哲學反思》(費城,1988),頁255。這樣的顧忌本來正理應當,(我們下面會看到)倒是士兵自己不時提出個人應負責的問題。有的甚至強要回答。    
    與之相對的是軍方發言人在談到責任、悔罪時的坦誠態度。除非發生不必要的暴行,海軍陸戰隊或步兵在越南執行合法命令時不必為殺人負責。軍方一直認為,合理的殺傷不應有罪感。軍中不少人甚至否認戰士們或曾有過自責。R.吉勒斯皮,《戰爭對軍民的心理影響》(倫敦,1942),頁180;愛德華·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爾,《精神病學與現代戰爭》(紐約,1945),頁24—25;陸軍埃德溫·魏因斯坦少校,「美國陸軍第五神經精神病學中心」,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34。羅伯特·威廉·麥凱納一戰時是軍中的衛生官,他曾問同事有否見過有人因意識到自己在殺人而感到「任何不安」的。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隨軍牧師在被問到是否有士兵因為殺戮而良心過不去時,也給出了否定的答案。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103。美國心理學家查爾斯·伯德認為,進攻中士兵不再受一般平民道德規範的束縛:「不再質疑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從不想這些。」查爾斯·伯德,「離家上陣:士兵心理研究」,《美國心理學雜誌》,28卷3期(1917年7月),頁343。即使悔罪,也很少是因殺人而起。常有人提到「生者之悔」,它是指因戰友遇害、自己獨存而產生的罪感;因殺戮而起的「殺手之悔」因此受到了抑制。歐文·N.柏林在其「作為戰爭恐懼症病因之罪感」(載1950年《精神病學報》)中雖提出罪感是戰爭恐懼症的重要原因,卻只提到悔罪作為對戰友犧牲的反應(生者之悔),而沒有論及其復仇天使的一面。歐文·柏林,「作為戰爭恐懼症病因之罪感」,《精神病學報》,111期(1950年1—6月),頁239—245。另見泰蕾茲·班尼代克,《洞見和個性調整:戰爭對心理學效應的研究》(紐約,1946),頁56。朱爾斯·V.科爾曼少校在1946年給出了關於生者之悔最明白無誤的表述。他說,在本人死裡逃生而戰友不幸遇難的情況下罪感最易產生。相反,「殺敵不會帶來多少罪感」,他總結說。陸軍朱爾斯·科爾曼少校,「軍事精神病學中的群體因素」,《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6卷(1946),頁224。    
    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酣戰之際士兵根本無暇體會罪感。許多戰士在戰場上體會到了與自我——包括道德自我——的阻隔。「我都不像自己了,」列兵約翰·多蘭在1916年7月3日給母親的信中反省說,其時他剛經歷了平生第一次血戰。列兵約翰·多蘭,「書信集」,致母書,1916年7月3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伊馮·刻帕特裡克的筆錄更為詳盡,他回憶自己的    
    身體和靈魂好像完全分離了,甚至覺得不再佔據自己的軀殼。子彈完全自主,根本不受我控制,四處飛嘯,中著即死,順著膛線,穿過樹叢,指揮著整個排的火力,一句話,與我一直以來領受的責任比拚高下。我的大腦好似一個獨立、分隔的部分。我好像漂浮在自己軀體的上空,看它在做什麼,看別人在做什麼,超脫而不帶感情。伊馮·刻帕特裡克爵士,「自傳」,頁2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305—306。    
    也有人說過,打仗時大腦會呈一片空白,沒有記憶,沒有自覺。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76。另外,有些殺人方式不太容易生成罪感。不打照面的現代戰爭更是如此。以空戰為例,罪感與海拔高低就直接相關:B52轟炸機的駕駛員和機組人員沒有執行戰鬥轟炸任務的飛行員容易感愧,後者又不及武裝直升機駕駛員容易產生罪感,因為他可以清楚看到受害者的模樣。弗雷德·布蘭弗曼,「藍色機器時代:老撾」,《華盛頓月刊》,1971年6月,引自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349。因此,轟炸機駕駛員和炮兵可以屠殺「很多驚恐的非戰鬥人員」而毫無愧疚。J.格雷,《戰士們:戰場回想》(紐約,1959),頁173。另類似的言論見泰蕾茲·班尼代克,《洞見和個性調整:戰爭對心理學效應的研究》(紐約,1946),頁54—55;厄文·蔡爾德,「士氣:相關書目」,《心理學報》,38期(1941),頁411;羅伯特·加拉德,「戰爭悔罪反應」,《北卡羅來納醫學雜誌》,10月9日(1949年9月),頁489。這種「匿名」的殺戮方式甚至讓在廣島上空扔下原子彈的B29轟炸機「伊諾娜·蓋伊」號領航員有理由否認有任何不適反應:他說自己「和執行任務前沒啥兩樣,草草吃了點東西,喝了幾罐啤酒,打了會沙袋,之後的40年裡從沒哪個晚上因為扔下那顆炸彈而沒有睡著過」。泰德·科克在《新聞週刊》,1985年7月,頁44,引自伯納德·費爾坎普,《中世紀早期和當代復員士兵的道德對待》(斯克蘭頓,1993),頁151。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3

    但因違背十誡第六條而起的愧疚心理沒那麼容易打消。即使遠距離殺傷也會引發罪感——哪怕罪感是因不愧疚而生。轟炸機駕駛員弗蘭克·埃爾金斯就是這樣來描述自己罪感的。他知道每次空襲的炸彈都會讓數百平民喪命。他的悲苦在1966年7月1日的日記中表露無疑:    
    我引以為恥的是自己竟沒有任何反應。我向來的反應都好像是在看一場電影。我還是沒覺得自己親手殺了人……我是不是已經完全麻木,以致非得看見炸飛的四肢、血染的地面、泥沼裡散發著惡臭的屍塊和內臟才會感到羞恥,意識到自己已殺害了很多同類?弗蘭克·埃爾金斯1966年7月日日記,收印度支那課程組(編),《前線:越南士兵文集》(馬薩諸塞,1975),頁101。    
    有這樣想法的不止埃爾金斯一人:訓練和隨後的戰鬥只能讓多數人變得麻木,卻不能抹煞他們對殺戮的悔意。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124。布爾戰爭中有詩為證:    
    我殺了個人在格拉斯潘,    
    殺了他光明正大;    
    帝國詩人、牧師想都不想    
    就說我做得正理該當……    
    但他們無法阻止那人的眼睛    
    死死盯住我的雙眸。M.格羅弗詩,收邁爾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爾戰爭詩集,1899—1902》(牛津,1978),頁152。    
    心理反應可能會有一定的延遲。RH斯圖爾特就是一個例子,那是他在索姆河一役用刺刀捅死一名德國兵後。他坦言,這是    
    我第一次近距離殺人,用刺刀。這很困難,況且他是個黑人,但我一扭刺刀,他就像只中了長矛的野豬那樣叫了起來。直到回去的路上我才開始顫抖,整個後半夜我就像枝頭上掛著的葉子,止不住地哆嗦。R.斯圖爾特,引自菲利普·奧爾,《去索姆的路:北愛爾蘭師沿途經歷》(貝爾法斯特,1987),頁155。    
    一名加入了法國外籍軍團的美國人就記得,曾刺死「一個小伙子……他身體單薄得像支鉛筆」。此後幾個月裡,他夜不能寐,「老是想那個小伙子長什麼樣,刺刀是怎麼進去的,他倒下時是怎麼尖叫的」。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倫敦,1918),頁61。道德心有時會因害怕遭受報應而轉變成罪感。「再隱蔽的散兵坑也沒法使他免於報應」陸軍埃德溫·懷恩斯坦少校、加爾文·德雷爾中校,「對戰鬥引起的憂慮的動態研究」,《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16。:噴火式戰機駕駛員「魔怪」在擊落一架德軍飛機後就有這樣的感覺。剛擊落德軍的飛機,他就看見兩架ME109型戰機「閃過」,像是要攻擊他:「見鬼!!!!」他喊道,「他們看見我了!看見我幹掉他們的同伴!看見他機毀人亡,肯定要找我報仇。」「魔怪」,引自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飛行員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70。另見A.懷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獄:皇家陸軍航空隊高射炮兵歷險記》(倫敦,1938),頁43;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132—133;無名空勤人員,引自馬丁·米多布魯克,《漢堡之戰:盟軍1943年對一座德國城市的轟炸》(倫敦,1980),頁349。傑裡·塞繆爾斯1968年10月加入美國陸軍,決意要「讓妻子和媽媽為我驕傲」。結果他不僅殺害過手無寸鐵的平民,也姦淫過婦女。一次,他們在糟蹋一名婦女後把她殺了。塞繆爾斯急於強調他雖參與了輪姦,卻沒有殺人:    
    我感覺好像有個晴天霹靂,上面有山姆大叔的名字,要把我擊倒。但終於沒有……我其實希望有某種形式的斥責,有人站出來說,「你剛剛殺害了無辜的百姓」。但沒人出來。傑裡·塞繆爾斯,收菲利普·巴爾伯尼,「美萊不是孤例:每位越戰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頁15。另見陸軍一等兵雷金納德·愛德華滋、阿瑟·伍德利(小),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12及243—244;喬·沃克,《教士、戰爭等戰時文章集》(佈雷福德,1917),頁8。    
    當想像中某一軍事行動的合法面罩被撕破時,他們更會覺得自己有錯。一名專家1949年時評論說:    
    戰士只要遵守戰爭規則,一般便不會有刻骨銘心的罪感。戰爭規則他們是接受的,集體的認可也會驅散罪感。只有在不按規則出牌時,罪感才會攪擾心緒。很多時候表面看是嚴重的抑鬱症、記憶缺失或交織的神經官能症,其實根子還是因為備受罪感的折磨。羅伯特·加拉德,「戰爭悔罪反應」,《北卡羅來納醫學雜誌》,10月9日(1949年9月),頁489。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4

    這樣看,曾參與暴行的越戰老兵常有悔罪之意也就不足為奇了。內奧米·佈雷斯勞、格倫·戴維斯,「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戰時緊張性刺激的病原特徵」,《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44卷5期(1987年5月),頁578—583;理查德·斯特雷爾、劉易斯·埃倫霍恩,「越南老兵:適應模式及態度研究」,《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85及87;「接觸暴力及越戰老兵慢性創傷後精神壓力症的嚴重程度」,《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49卷3期(1992年3月),頁333—336。這一點,「弗雷德」體會最深。他作為「海豹」(「海陸空力量」的首字母縮寫)小隊〔從屬於美國海軍,專門執行特種任務,如海岸偵察、海底爆破、攻擊船隻、綁架營救等,裝備輕便、反應快速、行動隱秘——譯注〕的一員,曾參加在柬埔寨的非法行動。這些行動常要求他殺害婦女、兒童,但「每次任務過後我都要嘔吐好幾個小時,請求上帝饒恕我們所做的一切」。「弗雷德」,其訪談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30。書中有很多例子。另見與護士尤妮斯·斯布朗的訪談,收凱瑟琳·馬歇爾,《身處戰區:美國女兵越戰口述實錄1966—1975》(波士頓,1987),頁95。有時即使無意違規也會有罪感,比如夏威夷來的大兵約翰·加西亞在二戰中曾失手殺死了一名婦女和她懷中的嬰兒。40年後,他承認「心下仍然不安,就像有人追債一樣。還是覺得自己是故意殺人……因為這事直到現在還會輾轉反側,徹夜不眠。」約翰·加西亞,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23—24。另見理查德·紐曼,「戰鬥疲勞症:朝戰回顧」,《軍事醫學》,129卷10期(1964年10月),頁924。    
    這種良心上的不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一方面許多軍事專家和心理學家都否認罪感很重要,另一方面他們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罪感有時會引發戰爭恐懼症。塞繆爾·法特曼、尤金·龐篇—邁因德林,「五年後看創傷性戰爭恐懼症」,《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8期(1951年12月),頁401;理查德·紐曼,「戰鬥疲勞症:朝戰回顧」,《軍事醫學》,129卷10期(1964年10月),頁924;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15;查爾斯·斯特德文特,「戰鬥引起憂慮的後遺症」,《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3期(1946—1947年),頁58;埃裡克·維特考爾、J.斯皮萊恩,「戰時恐懼症文獻概述」,收伊曼紐爾·米勒(編),《戰時恐懼症》(倫敦,1940),頁6。憂慮和悔恨會抑制進攻的慾望。個人的道德心可能會嚴重威脅整支部隊的表現,比如不再盲從命令,對戰俘更多憐憫以至「部隊不應繼續背這個包袱」,陸軍朱爾斯·科爾曼少校,「軍事精神病學中的群體因素」,《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16卷(1946),頁222。以及在漫漫長夜反覆吟詠「不可殺人」以為自嘲。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3。退一萬步講,悔恨也不利於士氣。厄文·蔡爾德,「士氣:相關書目」,《心理學報》,38期(1941),頁411。有時士兵甚至會因罪感而自殘,比如在二戰硝煙甫落的意大利。陸軍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陸軍卡爾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戰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學在師級部隊」,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05。這不是因為想逃避戰鬥(當時戰役已經結束),這些士兵看上去並不抑鬱,也沒有自殺傾向,也不像是怕回國。所以,格拉斯和德雷厄只能猜想他們自殘一定是因為戰爭的體驗給他們帶來了罪感。不難想像,軍方一定想解決這些問題。在英、澳廣為發行的美國出版物《戰士心理研究》(1944)認為:戰士應承認自己的罪感。該書認為,除非他們「能正視罪感,否則一定會有麻煩,因為士兵的主要職責就是殺人」。該書編委會的結論是:    
    要紓解因良心和理智衝突帶來的憂慮,惟一的辦法是去想它。如能意識到對自小就被教導要崇敬生命的美國人來說,這樣的反應完全正常,就不會如此糾纏於這種擔憂。噩夢也許無法完全驅除,但這不會影響士兵完成該做的事,儘管事情做來不那麼讓人愉快。《戰士心理研究:美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分會與科學研究為戰爭作貢獻協會合作為戰士本人準備》,第2版(華盛頓特區,1944),頁287—288。    
    但要接受罪感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儘管我們努力使自己遵循因果的關係鏈,但道德感強的人在酣戰中的判斷難免混亂。一味遵從法律條文常常於事無補。法律條文本身就有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甚至微妙隱秘之處,對激戰正酣的士兵助益不大。戰士只能靠自己的「經驗法則」來區分戰時的合法殺傷和罪感纏繞的屠戮。這些經驗法則未必與軍法吻合;它們更靈活,更貼近心靈,也包含更多矛盾。儘管如此,它們還是無所不在。對戰士來說,有五種方法可減輕他們的罪感。前四種不太經得起推敲,總稱「文飾作用」,分別是忠順服從、互易報復、人格解體和一笑而過。軍方對這四種方式的認可和推介並非偶然。最後一種方式不為軍方所容,但在士兵卻是頭等重要,那就是個人負責。下面我們會看到:第一,這些區分不是絕對的;第二,正是它們使戰士得以沉靜、「理智」地描述(即文飾)原本混亂的暴力場面,同時能在滿心負罪的情況下保持道德自我的健全(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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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飾 作 用    
    個人罪感常可獲減,原因有二:一、士兵不過奉命行事;二、其命令均由合法的權力機構給出。這些機構可以是當地的指揮官(只消一句「命令就是命令」,炸彈就會被扔進防空洞,理由?「沒有時間」俘虜敵人),也可以是國家(有越戰老兵承認,有的事是他「本不該做的……但我可以這麼說,在國家叫我做的事以外,我再沒做過錯事。我自己從不幹壞事」),不過後者稍難服眾。史蒂夫·哈珀(假名),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24及威廉·科爾,「加拿大士兵」,頁10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指揮官總歸比海牙或日內瓦的立法者來得親近,所以軍法的權威與軍官的命令相比不太能減輕士兵道德或良心上的譴責。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凡被正式起訴的人大多強調自己只是忠實命令。就像越戰中的威廉·卡利中尉,他在為「導演」美萊大屠殺的罪名辯解時就說「那天就我個人而言,我沒動越南人一根毫毛:注意,這是就我個人而言。我代表的是美利堅合眾國,那是我的祖國。」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106及瑪格麗特·加耐基、弗蘭克·謝爾茲,《尋找佈雷克·莫倫特:敘事詩歌民謠編寫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叢生地區馬槍騎兵》(阿默代爾,1979),頁5。「有命令」很容易就能減輕內心衝突,且能激發「合適的」反應,也即強烈的進攻欲。許多教官都瞭解這一點,尤其是需要下屬不通過思考一味執行命令時。因為這樣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睡得香,起來時渾身是勁——然後去殺人,而沒有絲毫的害怕」。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3。至於其副作用——即軍官會有比士兵更深的「集體罪感」——就鮮有人提及了。史蒂芬·格雷厄姆,《對逝者的挑戰》(倫敦,1921),頁78。只要是執行命令,殺人就可以想像成與殺戮完全無關。    
    即使不是執行命令,士兵也能通過互易的邏輯為自己的行為找尋依據,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殺人就會被人殺」。這一準則的推演有高下之別,上至國家,下到某個陌生的人(「女性和弱者」)、到朋友,最後是自己。隨著對像越來越具體,殺傷也就越來越有理由。所以,在現役軍人(而不是後方的所謂「宣傳家」)看來,為了國家而殺人是最站不住腳的。但(我們前面看到的)暴行是個例外。近一層的是一些具體可感的陌生人,他們死得冤枉,需要有人給他們報仇。二戰時有名噴火式戰機駕駛員綽號「魔怪」,就拿不定主意是否該向一名德國炮手開火,而後者正想跳傘逃離一架無人駕駛的飛機。見那人進退維谷的樣子,他心頭突然一熱,罪感油然而生——但這時他腦海裡浮現出了地上眾生的景象,「老婦、年輕的媽媽和小孩,都蜷縮在掩體裡,盼著防空警報能解除」,一想到這,他就決心殺了他。「魔怪」,引自空軍阿索爾·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倫少校,《飛行員小伙子們》(倫敦,1942),頁72。魔怪後來在一次飛行事故中喪生。    
    復仇對於減輕悔意有更大的意義。許多人只有在戰友被害時才會取人性命。因為這給了他們「算賬」的理由,讓他們感到自己應該「趕快行動起來」。亞力克斯·卡姆斯蒂,「日記」,1915年11月29日,帝國戰爭博物館及W.柯爾比,「1917康佈雷之戰」,頁10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海克特·伯萊索,《戰事報告:一戰機駕駛員的故事》(倫敦,1943),頁61;約翰·科迪,「我的一戰回憶」,頁18,帝國戰爭博物館藏;F.德馬格瑞,「從鞍囊到步兵步包」,頁13—1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唐納德·吉爾克賴斯特,《要塞突擊隊》(愛丁堡,1960),頁7;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43;錫德尼·洛克伍德,「一戰憶舊1914—1918」,頁47及8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查爾斯·麥凱羅,「日記書信集」,1916年3月21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R.普林特,「自傳」,頁1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齊格弗裡德·薩松,《1915—1918年日記》,魯珀特·哈特—戴維斯編(倫敦,1983),頁52—53,1916年4月1日及4日條;迪克森·斯科特,「書信集」,與A.蒙克豪斯書,1915年1月6日,曼徹斯特市政會本地研究中心藏;A.特納,「總攻時刻」,頁48—4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狙擊手托馬斯·歐文解釋自己在什麼情況下會殺人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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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開槍打中我的腿。我回擊,打中了那人的臉,看見血噴出來,有如泉湧,順著臉淌下來。他還年輕,很英俊,但是個狙擊手。要是不把他幹掉,天知道他還會傷多少人的性命。托馬斯·歐文,「未減的回憶」,收邁克爾·霍爾(編),《索姆河上的犧牲》(紐湯艾比,1993),頁23。    
    同樣,在越戰中也有把復仇作為殺人理由的。一名士兵在看見戰友遇害後這樣說:    
    我的想法立時就變了……開始變得喜歡殺人,怎麼也殺不夠。每多殺一個人就會高興些,這樣我受到的傷害也會減少。每逢戰友犧牲,我都會覺得是自己的一部分消亡了。我不管他們是誰,都要他們賠償我的損失。無名越戰老兵,引自喬納森·謝,《越戰泥潭: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78—79。另見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ⅩⅦ及231及陸軍一等兵查克·芬克,其訪談收奧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鐵馬——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口述實錄》(堪薩斯,1992),頁44。    
    或者就像另一名參加過越戰的士兵所說,凡有戰友陣亡,他都會親自為之報仇,而且還要跟戰友的亡靈說:「老兄,這人是為你殺的。我一定要幹掉這個混賬東西,把他的心挖出來祭奠你的在天之靈。」無名越戰老兵,引自喬納森·謝,《越戰泥潭: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89。另見頁96。類似的話下面的人也說過,一戰中的美國士兵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倫敦,1918),頁145及約翰·洛曼,受訪於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34。在他們看來,對戰友的無謂濫殺不能就這麼算了。怎麼辦?「找他們報仇,不能如願的話,就把無辜的農民當作兇手」。羅伯特·利夫頓,「戰後的世界」,《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181—182。這樣,悲痛就轉變成了憤怒。    
    報復最得勁的是士兵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尼爾·J.斯邁爾瑟在研究毀滅行為的決定因素時指出:「邪惡的痼疾在於,為惡之人總是深信別人會對他行惡」。尼爾·斯邁爾瑟,「毀滅行為的決定因素」,收內維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編),《邪惡的懲罰》(舊金山,1971),頁17。士兵再三申辯說,不取人性命就會命喪他人之手,除此以外別無其他選擇。所有三次戰爭的例子見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240;諾比·克拉克,「西線狙擊手」,頁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科林茲比·道森,《戰壕榮光》(倫敦,1918),頁74及134;哈羅德·迪亞敦,《醫療和責任:戰地日記》(倫敦,1928),頁66—67;「納爾遜」,其訪談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19;斯蒂夫·哈珀(假名),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22;F.德馬格瑞,「從鞍囊到步兵步包」,頁13—1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傑拉爾德·丹尼斯,「廚子的珍饈(1916—1918)」,1928,頁6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愛德華·福克斯,「一段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經歷」,頁13—1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菲利普·吉布斯,《戰地快件》(馬恩島,1964),頁131;陸軍M.肯尼迪上尉,「他們的僱傭軍召喚」,1932年,頁15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W.柯爾比,「1917康佈雷之戰」,頁98,帝國戰爭博物館78/51/1;查爾斯·麥凱羅,「日記書信集」,1916年4月14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J.羅斯科教士,《戰爭倫理、諜報工作和強制訓練》(倫敦,出版年份不詳,當在1914—1918年間),頁31;哈羅德·托馬斯教士,「教士」,頁4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戰爭部參謀處,《1916年刺刀訓練》(倫敦,1916),頁5。鐵心殺手錫德尼·洛克伍德在拿掉一個德國兵的腦袋後冷冰冰地說:這「固然不好,但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錫德尼·洛克伍德,「無人地帶」,頁1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狙擊手維克托·裡基茨也有類似的看法:    
    從瞄準具裡注視你的同類可不好玩,那清楚得甚至能看清對方眼睛的顏色,更難的是,你心裡清楚的知道,幾秒鐘之後又有個生命就又要歸天了。但你非得橫下心不可,俗話不是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嗎?    
    裡基茨接著說,「不過,差點就是他生我死了」。維克托·裡基茨,「從軍記」,頁3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類似的說辭越南也有士兵用過,比如一名年方20的澳大利亞列兵就曾跟一家報紙講過自己用機槍撂倒當地一名婦女的情形:「不是她死就是我亡……要是擺騎士派頭,我早就成鬼了。」列兵傑夫·波特,引自艾倫·拉姆齊,「我是如何射殺兩名越共分子的」,載1965年8月3日某報,收巴巴拉·阿尼森夫人,「剪報集」,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另見W.埃爾哈特,「滿月」,收拉裡·羅特曼、簡·巴裡、巴茲爾·帕奎特(編),《情感與理智的勝利:越戰老兵詩集》(紐約,1972),頁14。事實上,這被用來作為任何暴行的借口——甚至包括美萊。比如1969年12月31日《舊金山新聞》就刊載了四名中士為暴行所做的辯解:「我想活著回去,要是只有殺了老人、婦女、兒童才能感覺『安全』的話,我不會遲疑。」四名軍士載《舊金山新聞》,1969年12月31日,引自愛德華·奧普頓,「這從未發生,再說也是他們活該」,收內維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編),《邪惡的懲罰》(舊金山,1971),頁65。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7

    除了「非他即我」這樣的邏輯,敵方的暴行也可以開釋殘暴的行徑。戰士們總能得到這樣的安慰,就是敵人邪惡至極,不配苟活人世。一戰時,暴力故事的出版發行竟成了熱門行業。不過這段時間英國發行量最大的一類宣傳讀物是揭露敵軍暴行的。詹姆斯·裡德,《暴力宣傳1914—1919》(紐黑文,1941),頁188。威廉·勒克厄茲《德軍暴行:無恥行徑全錄》(1914)的結論是德國鬼子的「暴力記錄讓人震驚,讀後心有餘悸,血都冷了」。二戰期間最殘忍的暴力事件經由羅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廣播已廣為人知。在前後共七次的廣播談話中,范西塔特向他的忠實聽眾描述德意志文明說它是退化的典型,並把德國人的性格總結為嫉妒、自憐和殘忍。他說德國人是「屠夫鳥」〔學名「伯勞」,喙強而銳利,尖端鉤曲如猛禽,食大型昆蟲以及蛙類、蜥蜴和小型鳥獸等,常將獵獲物穿掛在帶刺的枝頭,以喙撕食——譯注〕,即使犯下最卑鄙的罪行也毫無悔意,還大肆渲染這一點。范西塔特說,德國人如果找不到小孩,甚至會用機槍射殺母牛!羅伯特·范西塔特爵士,《黑記錄:古今的德國人》(倫敦,1941),頁4,9及19。到越戰時,暴行更常由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來呈現給公眾。《越共在南越暴行和破壞活動》(1966)就是本很典型的圖錄,曾由南越使館廣為散發。圖片顯示的是越共游擊隊員綁架、折磨、割傷、殘殺南越居民的慘相。這些「暴徒」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不論有多殘忍」,來「實現他們的目的。受苦的是百姓」。該圖錄每一頁都充斥著血腥場面,包括被斬首的婦女、被砍死的男子、身上「綴滿」彈孔的嬰兒,大量的牧師屍體,還有一名「盡職的醫生並且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屍體,護士身上割下的一雙乳房,被折磨致死的老師的屍體,一名已死的母親和她的嬰兒。編者要讀者在這「恐怖的畫廊」中徜徉,「仔細看這些照片,想像南越居民無可逃脫的苦痛……共產黨越共游擊隊員是這些惡行的根源,而越南正身受其害。」《越共在南越的暴行和破壞活動》(出版地點不詳,1966)。    
    戰士都認為,有關暴行的敘述使他們急於想上陣衝鋒,同時還會減輕他們因殺人而起的愧疚。例見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倫敦,1918),全書各處;戴維·法倫上尉,《決戰(加裡波利至索姆河)》(倫敦,1918),頁107—108及154—155;傑拉爾德·弗倫奇,《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的一生》(倫敦,1931),頁304;瑪格麗特·加耐基、弗蘭克·謝爾茲,《尋找佈雷克·莫倫特:敘事詩歌民謠編寫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叢生地區馬槍騎兵》(阿默代爾,1979),頁76;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220;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59;W.霍爾茲沃斯,「醫院牧師」,《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5月),頁638;哈羅德·拉斯維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倫敦,1927),頁62及81;陸軍J.內維爾上尉,《一名輕步兵的戰地信件》(倫敦,1930),頁51—52;陸軍約翰·萊斯利少校,「日記集」,1915年3月8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哈羅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納波利斯,1917),頁45—46;詹姆斯·裡德,《暴力宣傳1914—1919》(紐黑文,1941),頁3;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56—157;陸軍阿爾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線來信」,給家裡的信,1916年2月8日,頁4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一戰中,敵軍在西線第一次使用毒氣後——一般認為這有悖戰爭規則(雖然這種想法很快就過時了)——許多士兵發誓一定要報仇。曾經受那次毒氣襲擊的加拿大分遣隊的哈羅德·皮特這樣說:    
    我們吸進毒氣較少,但大家都急了,個個怒火中燒。我們拼盡全身力氣,殺啊殺。不僅如此,我們殺人的方式還極端的野蠻。刺刀硬生生地扎進去,扭一下,拿槍當棍子使,不知哪個黑人丟下的小刀,揀起來就用……紮下去,直到沒柄……讓他們即刻就下地獄……滿腔的仇恨……打仗的慾望……報仇……狂野!哈羅德·皮特,《未可原諒的謊言》(紐約,1923),頁87—88。省略號為原文所有。    
    二戰時,士兵在知道了集中營發生的事後也同樣反應強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雖清楚地知道集中營的存在,但一直低調處理,直到戰爭後期才把它作為激發復仇情緒的有力武器。到那時,復仇的慾望已無可抑制。美軍坦克師的黑人上尉約翰·朗清楚記得解放某集中營時的情景:    
    從那一刻起,德國人不再是和我不相關的敵人。他們簡直就是禽獸!他們的所作所為無可辯護。在打開集中營大門前,我根本無法想像有人會這樣待人,其他兩座集中營也是一樣。在此之前,我們只是肅清他們就完事,這以後非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師)約翰·朗上尉,其訪談收瑪麗·莫特利(編),《隱身兵:二戰黑人士卒體驗錄》(底特律,1975),頁155。類似的敘述見蒂繆爾·布萊克的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281。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8

    澳大利亞戰地記者約翰·本尼茨稱,越南戰爭根本「不講道德」,但他也說,「和一群用刀槍和噴火器來殺戮婦女兒童的游擊隊員打仗,也顧不上什麼正大光明了」。約翰·本內茨,「一場奇怪的戰爭」,《年歲》,1968年1月25日,頁5。有關敵軍碎屍和折磨戰俘的流言讓人「膽寒」——「如果越南人的作為不像人,那也用不著以人道對待他們了。所有文明法則都可以擱在一邊。瞄準時儘管放寬心,你不是在殺『人』。」斯科特·凱密爾的證詞,收弗朗西斯·菲茨吉拉德,《湖中的火: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國人》(波士頓,1972),頁371。另見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106。這樣就成了惡性循環:以暴易暴只會使暴力升級,且雙方都義正詞嚴。詹姆斯·裡德,《暴力宣傳1914—1919》(紐黑文,1941),頁141—142及哈羅德·皮特,《未可原諒的謊言》(紐約,1923),頁154—155。    
    對暴力的譴責是與人性的喪失聯繫在一起的。喪失人性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戰士不再是「文明」人;二、敵人也甭想當人。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把戰士想像成失去自控的人。戰爭敘事反覆強調,戰士並不是「真正」在殺人:他們「著魔」了,之後才會回到「真正的自我」。刺刀一旦沾上第一滴血,用學生士兵唐納德·漢基的話說,就是    
    「見紅了」。被愛好和平社會禮法壓制的原始「嗜殺欲」噴薄欲出,好像要徹底改變他整個人,讓他滿腦子全是瘋狂的念頭,要殺,殺,殺!唐納德·漢基,《持槍學生:二輯》(倫敦,1917),頁65—66。另見菲利普·吉布斯,《戰地快件》(馬恩島,1964),頁131及陸軍J.內維爾上尉,《一名輕步兵的戰地信件》(倫敦,1930),頁27。    
    士兵如殺了人,可以用「失去自製」來尋得寬慰,休·斯珀勒爾,「一戰情形之我見」,頁6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查爾斯·麥凱羅,《日記書信集》,1916年4月15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或者是「一時衝動」。陸軍M.肯尼迪上尉,「他們的僱傭軍召喚」,1932年,頁153—15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錫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軍團在1914—1916」,頁19—20,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一名士兵曾槍挑戰俘,他對長官說:「長官,我沒法住手,心氣一下就上來了;我想止住,但沒有其他路可走;最後還是殺了他。」引自密萊司·卡爾品,《戰爭與和平的神經官能症》(劍橋,1920),頁75。對自己拿起步槍、刺刀時「有如惡魔附身一般的興奮」,查爾斯·亞歷山大是這樣開脫的:「所有的原始衝動一下都上來了,但我卻以為那是個美妙的上午」。查爾斯·亞歷山大,「致兄弟姊妹書」,1917年11月3日,奧克蘭學院與博物館藏書室手稿92/70。殺戮被認為是人性固有的成分,不過只是在非常時刻才會壓過我們身上「文明」的內核。    
    那些宣揚被殺者不是我們同類的小說同樣值得鼓勵。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35。他們是畜生——狒狒、田鼠、害蟲或者野獸。威廉·巴赫(編),《明星遊行集錦》(紐約,1942),頁359;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戰爭日記1942—1945》(波士頓,1963),頁178,1944年6月27日條;約翰·弗洛赫蒂,《勇氣與榮光》(費城,1942),頁94;亨利·加利特,《不僅是職責所繫:一個步兵的戰爭》(墨爾本,1976),頁127;約翰·赫西,《進退維谷:海軍陸戰隊的一次衝突》(倫敦,1943),頁39—40;喬治·亨特,《珊瑚正高》(紐約,1946),頁59及82;內維爾·賈森,「書信集」,從越南致姊羅茲書,1965年11月11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喬治·約翰斯頓,《世界上最難打的戰爭》(紐約,1944),頁207;《前線士兵戰爭速寫集——卷一:從納塔爾之戰到克倫佐之役》(倫敦,1900),頁60;陸軍R.波納德上校,「澳大利亞第6師訓練指針,第1部分:叢林戰」,1943年3月27日,頁1,收陸軍中將F.貝裡曼爵士,「書信文件集」,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弗雷德裡克·特裡弗,《一個野戰醫院的故事》(倫敦,1901),頁12;韋德·威廉斯,《步兵進攻》(悉尼,1955),頁52及93—95。他們不過是戰術活動航程中的靶子,陸軍查爾斯·派奇上尉,「回憶錄」,頁37—38,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肯尼思·庫斯蘭中校,「一次大戰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憶」,頁61,利德爾·哈特中心軍事館藏。或只是暗淡的影子。E.威廉斯,「末章」,頁8,利物浦檔案局。另見陸軍肯尼思·庫斯蘭中校,「一次大戰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憶」,未註明日期,頁61,利德爾·哈特中心軍事館藏。他們是模模糊糊指認的「敵人」或是種「意識形態」。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240;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頁101及104—105;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259。就像澳大利亞傘兵西蒙·科爾說的,    
    我殺的不是敵人而是共黨分子……噢,我第一次看到北越人屍體時也許還有點畏縮,但這以後他們在我眼裡就成了死去的牲畜。不是他射殺我就是我射殺他。我瞄準的不是人,是一捆意識形態。傘兵西蒙·科爾,引自賽莉·威爾金斯,「回望」,《年歲》,1975年5月10日,頁11。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9

    不把對方當人看在針對明顯是「異己」的敵人時最便當,比如日本或越南人,可以把他們想像成外國佬、越南佬或拉鏈頭。用越戰老兵哈里·奧康納的話說就是,「『外國佬綜合症』在越南實有其事……我見過士兵圍著人打,拿槍托敲他們的頭,自己好像天主,卻拿人不當人,為所欲為」。哈里·奧康納(假名),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71。    
    越戰中有一道程序是「清點屍體」,它使把人不當人看的心理變得正式了:正如一名澳大利亞炮兵在1965年12月寫給姐姐的信中興高采烈說道的,前一晚他要是殺死些越共分子就好了,「這樣我們殲敵總數就能達到兩百」。內維爾·賈森,「書信集」,致姊羅茲書,1965年12月13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另見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ⅩⅦ。殲敵數漸成軍事實力的重要指標,做得好有賞,冰啤酒或休假都有可能。這樣清點的屍體數有時甚至會虛報一倍(乃至更多)。比如威廉·卡利中尉就記得一次戰鬥後有人問他殺了多少人。他回答說「六至九」,但那人卻給他記成六十九:卡利,《屍數》(倫敦,1971),頁101。但對這一做法的依賴得到了像陸軍朱利安·J.尤厄爾中將和艾拉·A.亨特少將這樣有豐富經驗的軍官和顧問的強烈支持。他們在1974年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因為有批評說這樣做會導致「無謂的殺傷」。尤厄爾和亨特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決意「迎頭」反擊,辯解說他們所謂的「常壓理念」是有前提的,即動員一切力量對抗「整個共產主義體制」是擊潰北越軍隊、保護南越人民最有效的辦法。他們否認自己的主張會使戰爭「變得越發殘忍」,相反,這樣做反而能俘獲更多的敵兵,引發更小的平民傷亡,並使安撫、和解更順利地進行。陸軍朱利安·尤厄爾中將、艾拉·亨特少將,《強化戰鬥優勢:通過分析增進軍事判斷》(華盛頓特區,1974),頁227—228。    
    「體育道德」常被用來為某些戰鬥正名。方法有兩種。其一,殺人是一種運動——這可以自我證明——其二,因為它是運動,就有「公平競賽」的可能。認為打仗是競賽的看法很普遍,其代表是黑人土著士兵雷吉·桑德斯,他在看過自己平生第一個槍下鬼的屍體後覺得「特別可惜……但願他能聽見我說,『嘿,哥兒們,起來,我們再大戰三百回合。』」雷吉·桑德斯,引自羅伯特·霍爾,《邊緣戰士: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回憶二戰》(堪培拉,1995),頁72—73。另見W.布朗,「一次大戰:日記描痕」,頁14—1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肯尼思·庫斯蘭中校,「一次大戰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憶」,頁61,利德爾·哈特中心軍事館藏及E.威廉斯,「末章」,頁8,利物浦檔案局;弗雷德裡克·亨特也說過,「真心服役」,1980年,頁22,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查爾斯·派奇上尉,「回憶錄」,頁37—38,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頁132—13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維克托·裡基茨,「從軍記」,頁3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迪克森·斯科特,「書信集」,與A.蒙克豪斯書,1915年1月6日,曼徹斯特市政會本地研究中心藏;陸軍阿爾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線來信」,致兄書,1916年7月10日,頁68—6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上文說過,在所有體育項目中,戰爭最接近的是狩獵。W.布朗,「一次大戰:日記描痕」,頁14—1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亞歷山大·卡托,《與蘇格蘭軍隊在法國》(阿伯丁,1918),頁35;傑拉爾德·丹尼斯,「廚子的珍饈(1916—1918)」,1928,頁6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科林茲比·道森,《戰壕榮光》(倫敦,1918),頁12;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國放冷槍》(倫敦,1920),頁37;愛德華·哈爾斯爵士,「書信集」,致邁叔叔書,1915年2月2日,頁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狙擊、偵察及巡邏》(奧爾德肖特,出版年份不詳),頁1;查爾斯·坦普勒,「一個老兵的自傳」,頁2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A.索本,《業餘炮兵:一名業餘士兵隨皇家野戰炮兵部隊在法國、薩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頁155—157;陸軍尼爾·蒂特萊中校,《法國境內的野戰炮》(倫敦,1922),頁90,131—132,落款1916年7月17日,11月10日及1917年5月8日。流血運動和戰爭的關係在1933年11月13日《晨報》一幅照片中表現得很清楚,照片中獵狐人在恭敬地向死者默哀。亨利·索爾特,《親近的信條》(倫敦,1935),頁34。陸軍中士J.A.科原是加拿大商業銀行的僱員。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10

    1916年8月他在描述一次有「惡魔般快感」的殺戮時說:「就刺激而言,追活人比狩獵還有趣」。 陸軍J.科中士的信,1916年8月,收《前線來信:(加拿大商業)銀行官員在一戰中所起作用之記錄,卷一》(多倫多,1920),頁143。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完美的步兵都有被描繪成偷獵者的。陸軍戈登·凱瑟利少校,《志願兵戰前訓練》(倫敦,1915),頁75;A.沃克,《地方軍戰場秘笈》(格拉斯哥,1940),頁13;陸軍上將阿切博爾德·韋弗爾爵士,「戰場規則和計策」,收韋弗爾,《泛泛之談:戰時廣播、訓示、演講集(1939—1943年)》(倫敦,1946),頁80,1942年7月發表。死去的日本兵被排成行,好像他們是「一次混合狩獵比賽『獵獲物』的一部分」。 陸軍傑克·休坦布朗上校,「農民—士兵」,頁154,利德爾·哈特中心藏。也有人欣喜地把在英國獵狐的經歷比作追殺日本兵的體驗。陸軍傑克·休坦布朗上校,「農民—士兵」,頁168。在關於越戰的話劇《追蹤者》中,一名黑人排長向觀眾直白,說的就是這兩種體驗:    
    他們管它叫巡邏。我叫它們獵宴。你知道,我們的任務就是這個……追上他們,把他們殺了,再清點數目。要是有人跑了也要點數。然後把數字上報,算我們得分。這都匯總到哪兒去呢?可能是到一個電腦顯示的大記分牌吧,那些大官們每天都看一下。看過點點頭說,「嗯,夥計們戰果不錯啊。」我是什麼感覺?是在和別的部隊競賽啊。殺一個人就好像持球觸地〔在美式橄欖球中,攻入對方端區、持球觸地可得六分——譯注〕一次。約翰·迪福斯克、文森特·卡裡斯蒂、理查德·夏維斯、埃裡克·愛默生、裡克·加勒文、默林·馬斯頓、哈里·斯蒂芬森、謝爾登·賴蒂希,《追蹤者》(紐約,1986),頁55—56,引自戴維·德羅斯,「雙重視角:越戰影視劇中的第一人稱敘述」,收歐文·吉爾曼(小)、洛麗·史密斯(編),《美國再瞥:越戰題材文學、電影評論集》(紐約,1990),頁114—115。    
    這種隱喻不獨是步兵的專利。二戰中甚至有把坦克戰比成打獵的。敵軍坦克好像待捕的「獵物」,在「捕獵」時足智多謀尤為重要:「這景象好比一隻年老、醜陋的公豬被圍在中央,一群獵犬在四周遠遠地站著,不願冒險讓它的獠牙咬上」,一名陸軍少校說。 陸軍托尼·邁勒少校,《機槍手》(倫敦,1944),頁70。另見陸軍阿瑟·史密斯少將(參謀部代總長),「中東訓練備忘錄第10號:消滅敵軍坦克」,1941年4月19日,頁1,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01/2588及「中東訓練備忘錄第3號:坦克搜尋分隊」,1940年10月8日,收藏地點同上。連艦艇都會被描述成「對野物窮追不捨的獵手」或「死心塌地追蹤野物的獵人」。羅伯特·休斯,《越洋:一個炮兵軍官在皇家海軍艦艇「斯庫拉號」上,1942—1943》(倫敦,1956),頁119。    
    真刀實槍的戰士是頗看中捕獵的比喻的。通過隱喻把士兵和傳統上層社會的消遣聯繫在了一起,使他們立時有了地位。再有,它可以使士兵在感情上與整件事保持一定的距離。此外,它還扣合了對人性和戰爭的一般看法:即殺戮是人的本能。既是人性固有的東西,也就無須感愧了。    
    把殺戮和運動相連還給「公平競賽」的概念留出了餘地,這樣英國兵的舉動也就有了榮光。也是因為這,在重大宗教節日——比如復活節、聖誕節,甚至(對某些人來說)禮拜日——大開殺戒,就自然有人蹙額了。埃德溫·貝特,「自傳——卷三:1914—1918」,頁23—24,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拉爾夫·科文頓上尉,「半百瑣憶」,頁28—29,利德爾·哈特中心藏;陸軍W.羅准將,「自傳」,第10章,頁1,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也得給敵人「還手的機會」:一名參加過布爾戰爭的士兵如是說。他雖然幹掉過「一二十人」,但只有一人常在他眼前盤旋,因為「這次不是碰巧打中,/距離千碼或有餘。/他沒有機會作出反應;/我們只有一步之遙。」 M.格羅弗詩,引自邁爾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爾戰爭詩集,1899—1902》(牛津,1978),頁152。睡著的人不能打,得先把他們弄醒。喬治·弗雷澤,《駐紮在這裡很安全:緬甸戰事瑣憶》(倫敦,1992),頁173。只有「對等」的人才可以殺——如飛行員對陣飛行員。J.B.S.霍爾丹〔1892—1964,印度籍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生理學家,推進了種群遺傳和進化研究,著有《遺傳學的新途徑》等書——譯注〕曾說過一個土耳其空軍飛行員的故事,那人有槍擊觀測氣球的嗜好。有英國軍官為了報復,放飛了只充滿硝棉的氣球,結果把他炸死了:    
    他為此受到了當地皇家空軍軍官的責罵,因為這麼做不合體育風尚。無疑,這位紳士並不反對轟炸土軍運輸隊之類,因為那多是非戰鬥人員和動物……但他卻反對不是飛行員的人去打飛行員的主張。 J.霍爾丹,《為化學戰辯護》(倫敦,1925),頁29—30。    
    同樣,飛行員向地面開火也是令人不齒的行為。有位戰機駕駛員,某次被迫向地面部隊開火。他自己說,這「幾乎讓他作嘔。殺人確是他職責所在,但他只願和空中的對手較量。」 歐尼·派爾,《這是你的戰爭》(紐約,1943),頁141。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11

    生 者 之 悔    
    上面講到的文飾作用即使一起作用也無法完全消除罪感:既無法承受軍事衝突的暴力之重,也無法支持現代道德良心的彈性。戰爭其實與打獵無關,無論人們怎麼想把它納入平民或騎士行為的軌道。戰爭若果真像人們聲稱的那樣可以狩獵做比,也是其中最生硬、最無趣的一種。正如有論者在1919年所說:「在這場戰爭中(戰士)反對的是殺或被殺的具體方式,死亡的因在這裡變得異常機械,而其果又大多出於偶然。這場戰爭沒有風度好講,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麥克斯·普勞門,《戰爭和創造衝動》(倫敦,1919),頁8。    
    所謂「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邏輯也顯得牽強:遠距離的炮火攻擊、近距離的放冷槍、不許留活口的命令、對陣雙方並不勢均力敵的情形,這些其實是常態而非例外。某個士兵即使真正相信「非他即我」,也會為罪感吞噬——如列兵丹尼爾·約翰·斯威尼在1916年11月初在設法向未婚妻解釋時就支吾其詞:    
    我打死的那名德國兵是個英俊的小伙他死的時候我在場可憐的傢伙。我很愧疚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在說著什麼但我們沒人能聽懂,跟你說實話吧我心裡也有淚,我思忖他也有父母也有愛人等等,我真後悔殺了他但老天可以作證我別無他法。 列兵丹尼爾·斯威尼給未婚妻艾薇·威廉斯的信,1916年11月初,引自邁克爾·莫伊尼漢(編),《更偉大的愛:家書1914—1918》(倫敦,1980),頁84—85。    
    僅憑簡簡單單的「殺或被殺」是沒有辦法消除罪感的,至多只能稍稍減弱一些。    
    所謂服從上級命令也沒有那麼簡單:什麼是「合適的權威」?在威廉·卡利中尉回憶錄的前言中,路易斯·黑倫試圖釐清美萊屠殺的責任。他不諱言卡利應承擔部分責任,但「不全是他的錯」:    
    他上面師、旅、營、連的指揮官,選他去候補軍官學校的人也都有責任。儘管我們的道德律令要求個人負責,但主要的責任應在時任的國防部長。畢竟,用百萬噸火力濫殺無辜、設立自由射擊區、要求清點屍體作為競賽等不人道的做法都是他的決定。路易斯·黑倫序,收陸軍威廉·卡利中尉,《屍數》(倫敦,1971)。另見史蒂芬·格雷厄姆,《近衛團的列兵》(倫敦,1919),頁3—4。    
    雖然在暴行的宣傳上,物質的投入和道義的支持都很可觀,但這種宣傳的廣度和效用不應被過高估計,縱使在前線也是一樣。在1943/1944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在駐太平洋和歐洲的美國步兵中只有13%曾見過日本或德國士兵使用在他們看來「卑劣、不人道」的方式打仗或對待俘虜,就算聽過類似傳言的人也不過一半。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162,在1943—1944年間調查了4495名美國步兵。「不把人當人看」在基本訓練中效果尚可,但到了實戰就不管用了。在戰鬥情況下,殺人到處都在上演,暴行難以界定,常常根本沒有人管。羅伯特·約翰斯頓,「英軍指揮官和一次大戰」,頁11,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所謂敵人與我們不同的不實之詞也不可能長久維持:即使在越南,戰士們也常常不得不承認「我們打仗是不得已,可他們也是不得已呀」。鮑勃·斯旺森,收J.漢森、A.歐文、邁克爾·邁登,《平行線:士兵掌握的知識和當代戰事口述實錄》(紐約,1992),頁123。其次,就算我們的戰士目睹了敵軍暴行,他們打起仗來也未必就更凶狠。英國戰爭部散佈傳言說德國人把英軍屍體收集起來,送到工廠轉化成脂肪,但機關鎗手喬治·科帕德就曾說過,「散佈這種消息的人要是想讓我們狂殺一陣,那他的如意算盤就徹底落空了。我們已經盡全力了——除了我們的生命,沒有任何的保留。」喬治·科帕德,《扛著機槍去康佈雷》(倫敦,1980),頁116。    
    更糟的是,報告暴行可能會得到相反的效果。哲學家威廉·霍金在1918年曾說:    
    把對方想像成不是人類是不明智的。因為憤怒……是反向運作的;碰到沒有生命的東西,它會將其擬人化並賦予一定的道德心。如果我們認為對手不是人,實際就是把它排除到我們本能仇恨對象的範圍之外了。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56—58。另見H.拉斯基教授,《德國人是人嗎?答羅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倫敦,1941),頁3—6。    
    換言之,把敵人看作低等生物會讓戰士覺得,他們可以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卻忘了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正是給他們定罪的理由。在二戰期間,尤其是在太平洋戰場,關於日本人濫施暴力的傳言反受到部分指揮官的質疑,因為這樣的宣傳會使士兵害怕與日本人作戰,或在飛機被擊中後不敢跳傘逃生。「(遠東)各軍種士氣委員會——中期報告:第二稿」,1944年,頁4,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195。另見「(遠東)各軍種士氣委員會:1944年8月16日星期三在霍巴特大樓433房間召開的第八次會議」,頁4及7,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195。把對手說成不是人會使他們被想像成「神秘的幽靈」,我們的戰士反倒更害怕:戰士需要別人安慰他們說,他們的對手也是「血肉之軀」,雖然這樣說在殺敵之後他們自己心裡可能會有內疚。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124。另見頁109。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12

    哪怕是為了減少會讓人失去行為能力的罪感,把人說成不是人也有其局限。本書一再強調,在戰鬥中要把對手想像成人,只有這樣才能下得了手。比如,有個年輕士兵在美萊看見一個小孩,有一條胳膊已被打斷,他立刻想到這個小孩該和自己的妹妹一樣大。他就想:「要是有外國軍隊到了我的國家,他們的士兵看我妹妹就像現在我在看著這個小孩。他們會殺我妹妹嗎?」答案很清楚:「如果他會,那我也會,」於是他摳動了扳機。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52—53。另外,人格解體會剝離殺戮的道德價值。就像J.格倫·格雷在《戰士們》(1970)中寫的,把敵人看作獸類「會減弱毀滅對方時的滿足感,因為毀壞物體不需考慮其價值」。J.格雷,《戰士們:戰場回想》(紐約,1959),頁152—153。正是因為這種「滅絕人性」的做法無論在減輕罪感還是提供快感方面都完全沒有作用,所以才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承擔起個人的責任。這麼說吧,上面我們討論的幾種常見的文飾作用,它有一個悖論就是,為了消減罪感幾近毀滅性的影響,這樣的做法恰恰給悔恨預留了空間。    
    個 人 負 責    
    高級軍官試圖削減因殺戮而生的罪感的努力並沒有獲得多數士兵的支持,因為在他們眼裡,罪感恰是對其善心的肯定。如果殺人不包含心理鬥爭,士兵「反倒不樂意了」。約翰·康雷講述一名年輕海軍陸戰隊員的反應,收詹姆斯·霍蘭、傑拉爾德·弗蘭克,《叢林深處:海軍陸戰隊員行動在太平洋戰區——二十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口中的故事》(紐約,1943),頁79。勝者比失敗的一方有更大的罪感,不僅是因為他們殺了人,也是因為他們的舉動得到了獎賞。愛德華·格洛弗,《戰爭,施虐狂及和平主義:群體心理學和戰爭隨筆外集》(倫敦,1947),頁251—252。這裡有一個悖論:士兵之所以能一直殺人,是因為他們仍有道德的官能在。堅持人有因果和道德感非常重要。士兵有個信念,即殺了人是應該悔罪的:正是這個信念使他們還是個「人」,並保證他們日後回到社會能過上平常人的生活。人要是不會悔罪便總不像人,即使像也是精神錯亂的人:沒有罪感的殺手是不道德的。戴倫·蓋茨,其訪談收J.漢森、A.歐文、邁克爾·邁登,《平行線:士兵掌握的知識和當代戰事口述實錄》(紐約,1992),頁125—126。說到底,是人總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威廉·卡利中尉在拒絕為美萊屠殺負責時提出了三點:     
    我既已象徵地「頂上」,就不該再承擔道德責任;    
    作為士兵,我只是執行命令,不需要道德心;    
    如果再出現同樣的情況,我還是會冷面殺死那些村民。    
    他遭到了湯姆·米希洛維奇下士的逐條反駁說:    
    我和卡利一樣也是人。但如果我做一個步兵在越南拋開所有的道德觀念,那是我個人的錯,與部隊、更與我的國家無關。陸軍湯姆·米希洛維奇下士給《匹茲堡郵報》編輯的信,1971年4月7日,頁10,引自彼得·卡斯坦,《法律、士兵及戰鬥》(康涅狄格,1978),頁54。    
    或者看越戰一退伍老兵的說法:「既承認了是你做的,也承認你做錯了,那你就得承擔部分責任」。無名老兵,引自阿瑟·埃根多夫,「越戰老兵討論小組和戰後生活的主題」,《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121。    
    在本章開始時我們看到,軍事心理學家總是鼓勵士兵拒斥罪感,堅持認為退伍軍人的問題僅僅是「不適應」造成的。彼得·馬林,「與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學》,15卷11期(1981年11月),頁71。越南戰爭結束後,美國人聲稱「不須擔負任何責任」——也就是跟老兵說,他們的行為都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他們如果難受那是因為「生者之悔」或因有「進攻的衝動」而生成的自責,換句話說,有這樣的自責是因為進攻欲比較強,而不是因為殺了人。彼得·馬林,「與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學》,15卷11期(1981年11月),頁72。這樣一來,就沒法區分因為知道自己顯現了不應表露的進攻衝動而生的罪感和因戮殺同類而產生的罪感了。伯納德·費爾坎普,《中世紀早期和當代復員士兵的道德對待》(斯克蘭頓,1993),頁105。用一位隨軍牧師的話來說就是:「你要是殺了無辜的婦女、兒童且沒有不好的感覺,那很好,說明沒有問題要解決」。威廉·馬赫迪,《走出黑夜:越戰老兵的精神之旅》(紐約,1986),頁105。    
    


第七部分:悔過之思悔過之思 13

    在下一章我們將看到,這個觀點在軍隊精神病專家的圈子裡很有市場是不奇怪的。政府給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研究提供經費,當然希望能把世人的注意力從沒有道理可講的戰場暴力身上移走,並保證退伍士兵能盡快(且成本盡可能低地)「復員」。獨立研究人員也發現,只要把老兵刻畫成受害者而不是道義力量,爭取經費原來是挺容易的事。當然,心理學的範疇在描述人的道德心時可能不夠用。直到越戰,弗洛伊德的理論仍主導著軍事心理學界。按這一派的觀點,倫理是一種社會干預力量,其形成取決於童年時所受的壓抑,「同個人的自我完全分離」。按照這個邏輯,罪感就成了「要逃離的東西,而不能給人教益,是一種疾疫,而不是……一種對過去雖痛苦卻頗適宜的反應」。彼得·馬林,「與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學》,15卷11期(1981年11月),頁71及74。另見伯納德·費爾坎普,《中世紀早期和當代復員士兵的道德對待》(斯克蘭頓,1993),頁79—80。    
    但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有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服務人員開始正視困擾著越戰老兵的心理問題,並提出罪感可以幫助癒合戰爭創傷。這種強調個人負責的想法在戰後成了救治有心理疾患的越戰老兵的標準療法。後來,阿瑟·埃根多夫、羅伯特·傑伊·利弗坦、彼得·馬林、蔡姆·F.沙坦等專家又提出「談話療法」(或是與治療專家一起,或是在一個小組內)還不夠,罪感的消弭還有賴於公眾場合的抗議集會。沙坦在1973年時說:    
    把因殺人而獲得的獎章扔在國會台階上,因為他們已開始憎惡當時的舉止,這象徵性地表明他們已擺脫了部分的罪感。這一舉動除引人注目、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之外,於治療也有深遠的影響。這一次,他們不是在執行命令,而是在自主地行動,重新掌控了對事物的控制——和對自己的控制——而在越南這並不屬於他們。蔡姆·沙坦,「士兵傷痛:越戰老兵自助運動」,《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43卷4期(1973年7月),頁648—649。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例見羅伯特·戴維斯,其訪談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27。另見阿瑟·埃根多夫,「越戰老兵討論小組和戰後生活的主題」,《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111—124;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彼得·馬林,「與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學》,15卷11期(1981年11月),頁68—80。    
    罪感,加上悔罪的儀式,把我們又帶回了屠戮的原點:人又會去殺人。不同的是,這一次罪感得到了消化,且剔除了它讓人無法忍受的刺痛。    
    戰士不只是國家的復仇工具,也不僅僅是浩瀚的道德宇宙中的一顆棋子,無法與之抗衡。戰士也有自己的道德宇宙,也擔負起參與殺戮的應有責任。這與軍方觀點背道而馳。軍方把罪感看作一種煩人(且危險)的攪擾,其影響哪怕不能完全消除,也要盡力消減。當然,戰士雖有自己的道德標準,但應用時卻沒有一以貫之。且在戰場上,驚恐的士兵可能無法按自己的是非觀念來行事。但別忘了,正是關於殺戮對錯的分野使他們可以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保持健全的心智,不致被讓人揪心的罪感和使人麻木的暴虐所吞噬。戰士們施用的標準未必見容於百姓、政客或非戰鬥人員,但在其他場合被人以恐懼、反感視之的戰鬥要想堅持下去、甚至最終被人接受,這些規則就不是可有可無。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1

    而我——    
    又扮鬼臉、又瞎扯,像隻猴。    
    但我能說什麼,做什麼?——    
    什麼也沒得說,沒得做。    
    肖恩·奧利厄裡,「炮彈休克」,1941肖恩·奧利厄裡,「炮彈休克」,收《甘松香和刺刀:前線詩行》(墨爾本,1941),頁20。    
    1916年7月7日,阿瑟·哈伯德痛苦地提筆給母親寫信,想解釋自己為什麼不在法國了。他因患戰鬥疲勞症被抬下戰場,送進了東薩福克和伊普斯威奇醫院。據他自己說,之所以精神崩潰是因為看到「十分嚇人的一幕,讓他終身難忘」。他告訴母親說    
    我們有嚴格的命令,不准俘虜敵人,哪怕傷兵也不能留活口。我首要的任務就是把敵軍鐵絲網弄開,然後將滿膛子彈傾瀉到防空洞裡出來的三個德國兵身上。他們都失了很多血,要解除他們的苦痛,只有送他們上天堂。他們呼天搶地求救,但我有令在身,上面不管我們下面做事的人處境有多難……一想	起這事我就心神難安。    
    阿瑟·哈伯德的家信與索姆河戰役中數百名其他士兵的家書沒有太大區別。他在第1倫敦蘇格蘭兵團的服役期只持續了三個月,從1916年5月到7月。從他開始的來信可見他心情不錯,還要家裡不要擔心:「我的戰友都很棒」,「我們會平平安安地回來,就在今年」。但伴隨他離前線和戰場越來越近,信的語調有了變化。雨、泥、虱子、溝鼠,還有「非常累人的工作」讓他大失所望。艾薩克斯從戰爭一開始就和他在一起,這時也開始像個「老人了……他真不該變得這麼容易緊張」。慢慢地,阿瑟開始把前線生活描繪成「煉獄……不親歷便沒法相信」,一想到家人「早上八點半圍坐在餐桌前享用豐盛的早餐,而幾千里之外的我在這個倒霉的地方卻被德國人炸得一塌糊塗」,言語中就又有了些許尖酸。    
    在重壓下退縮的人不止他一個:他講到戰鬥打響前幾天去救助一名士兵,那人為了躲過屠殺打傷了自己的腳。哈伯德承認「心裡很不好受」,也跟姐姐說    
    我不願給你一筐謊言,但講真話的機會實在太少,開始時我沒準備要打仗的,但一到這兒,他們就控制了你的自由,想怎麼對你就怎麼對你。    
    兩天後,哈伯德終於上陣衝鋒。他甚至打到了敵人第四條戰壕,但到下午三點半,他所在的營部基本上全死於德軍的炮火。他被埋在死人堆裡,好不容易才爬出來,在緊接的撤退中又差點被機槍打中。面對一系列的恐怖景象,他崩潰了。    
    自己被活埋、目睹戰友(包括好友艾薩克斯)被成批殺害,肯定促成了哈伯德的崩潰。但他自己在殺人時一馬當先,因而產生的罪感也是部分原因。他的家人本來就很緊張了,讀到信裡說到敵人時語氣的突然變化,一定會更心焦。此前在談及面對面的殺戮時他一直用的是「德國佬」,但說到三名俘虜叫饒時則用「德國人」來代稱了。列兵阿瑟·哈伯德,「1916年5—11月間的信件」,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給「媽媽等」的信,1916年7月7日;1916年5月20日;給「媽媽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給弟弟弗雷德的信,1916年6月13日;給「媽媽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給姐姐內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給內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    
    像阿瑟·H.哈伯德這樣對殺戮有過激反應的士兵有很多。我們此前雖說過,多數軍人能較好地對付要他們殺人的命令,但也有少數士兵(哈伯德就是一例)面對殺戮總是「心驚肉跳」。這些士兵以及負責照料他們的醫務和軍隊人員都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試圖理解心理崩潰給人帶來的震盪。平民的價值觀在這裡毫無用處,只有好武的精神特質,也即著意於摧毀人的感情,才有足夠的韌性給這些戰士提供一種扭曲的秩序感,並愈合他們早已分裂的人格。    
    軍方的態度    
    我們無法量化士兵在戰場上需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壓力。即便可以量化,醫務人員給出的數據也沒有很大的用處,更何況他們常不給任何分析,只是給出以組織結構分類為依據的「可靠」診斷。艾伯特·格拉斯,「簡介」,收彼得·伯恩(編),《壓力的心理學和生理學:關於越戰的一次專門研究》(紐約,1969),頁Ⅹ□。軍官擔心,士兵如在精神方面有任何不適,會暴露其在領導能力方面的缺陷,所以對醫務人員的這種做法持鼓勵態度。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31及艾伯特·格拉斯,「簡介」,收彼得·伯恩(編),《壓力的心理學和生理學:關於越戰的一次專門研究》(紐約,1969),頁ⅩⅩ—Ⅹ□。軍隊在精神病方面的訓練不是組織得非常差就是根本沒有這樣的科目,再加上戰時診斷肯定是非常倉促的,所以醫務人員很少願意準確記錄病情。伊萊·金斯伯格,《表現方式》(紐約,1959),頁50。越戰中,波來古〔越南中部市鎮,越戰中許多激戰在此發生,其中北越游擊隊在1965年對美軍特種部隊營地的一次進攻招致美軍開戰以來的首次持續空襲——譯注〕第71戰地轉運醫院等就毫不掩飾他們沒有受過精神病學或心理學訓練的醫務人員來診治「精神傷員」的情況。薩拉·麥克維克,引自基思·沃克,《心裡話:26位越戰美國女兵的故事》(諾瓦托,1985),頁114。病情記錄常常不可靠(比如簡單的頭疼可能會被記錄成腦震盪、戰鬥疲憊甚至詐病),這反映了各地在轉院手續、氣候及地形等方面(患戰壕足的士兵如人數激增,則可能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逐出醫院)的不同,而且除精神崩潰外有人還同時負有外傷(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是先治外傷)。梅耶·邁斯金,《精神病學》,9期(1946年5月),頁133—141。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2

    醫務人員在診斷時常有意見的分歧。這在1947年顯露得最明顯,當時有一名叫伊西多爾·S.埃德爾曼的研究人員從一軍醫院中隨機抽取了200名精神病患者,請14名精神病學家給他們重新診斷。結果他發現有四成的病人被診斷成了與原先不同的大類。有14%的病人被診斷的大類是相同的,但具體的小類卻不一樣。具體病象的判斷與早前診斷相同的只有44%。最主要的分歧在病人患的到底是神經官能症還是精神錯亂,有三分之一的病例便屬於這種情況;有兩例,一名專家診為精神錯亂,另一專家則說沒有任何精神疾患。伊西多爾·埃德爾曼,《神經系統的疾病》,8期(1947年6月),頁171—174。診斷的結果甚至還要受撫恤金的干擾。精神分析學家威廉·尼多爾斯二戰中曾為海軍陸戰隊服務,他記得曾有人要求他將某精神病患者診斷為「體質性精神變態」,這使他無所適從。他後來發現,這個要求的背後原因雖多,但「主要」是因為「考慮到國家債務」。尼多爾斯的同事說,    
    如某人的病根本治不好,幹嗎非得給他診斷成神經官能症,讓他終生領取撫恤金呢?為何不說他是患了體質性精神變態,這樣國家就不必掏錢了?威廉·尼多爾斯,「精神病學在軍隊的回歸」,《精神病學》,9卷3期(1946年8月),頁176。    
    換句話說,在診斷時精神病學家腦子裡裝的都是財政和行政方面的考慮。    
    精神崩潰的種類和原因    
    儘管有這些因素存在,但有一點很清楚:在戰爭中有許多士兵因精神崩潰而無法繼續作戰。其嚴重程度隨戰爭、戰區和部隊的不同而不同。以1942—1943年與日本人在阿拉干〔緬甸西部山脈,南北走向,西側有同名的港灣——譯注〕的那仗為例,據說第14印第安師所有人都成了精神傷員,無一倖免。同樣是二戰,澳軍精神崩潰的士兵據說只佔5%。「精神病學——阿拉干戰役」,未註明日期,頁3,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1571及安瑪麗·孔代,「『適應的痛苦』:二戰澳軍精神傷員」,《戰爭與社會》,15卷2期(1997年10月),頁61—74。再看大一點的數字,一戰退伍士兵25%是「精神傷員」,二戰在20—50%之間。朝鮮戰爭中,士兵患精神病的比率是被敵軍打傷的兩倍,有超過25%的戰士被診斷患有「嚴重的」精神病,與此同時被打死的士兵只有12%。理查德·加布裡埃爾,《疆場苦痛:現代戰爭於人精神之影響》(紐約,1988),頁29。越戰中開始時,精神病的比率出奇地低。現役士兵中只有不到2%的人有過精神崩潰,其原因很多,包括休假較為頻繁、值勤次數有限、戰鬥本身的原因(小規模衝突,時間短,之後有休息)、傷員轉移及時、沒有長時間轟炸以及「早、勤、簡、要」政策的到位。但與其他戰爭相比,越南的士兵在復員後出現精神問題的比率較高。估計的數字有高有低,相差很大,但對829 000名越戰老兵進行的全美越戰老兵調適研究發現,四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創傷後精神壓力症。15%的退伍男兵和稍過8%的退伍女兵有嚴重的創傷後精神壓力症,另有8—11%的人雖不能確診患了該症,但其病症已到了影響其生活的程度。 理查德·庫爾卡等,《精神創傷及越戰一代:全美越戰老兵調適研究成果報告》(紐約,1990),頁Ⅴ。調查還發現,奇卡諾人和黑人的患病比率要比白人高。阿瑟·埃根多夫等,《越南的遺產》(紐約,1981),頁52。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3

    對患者來說,每個人的症狀都不同:每一次頭痛的源起都是潛意識中某個獨立、隱藏的部分;每一個幻覺都充斥著不同於早先卻又分明清晰可辨的景象和精靈;每一個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都有其個人的律動。之前的殺人方式可能決定此時的迷亂程度。之前把刺刀戳進了敵人的臉龐,這時自己的面部肌肉會不住地抽搐;如果刺入的是敵人的腹部,自己會有腹絞痛。托馬斯·薩蒙,《英軍精神疾病和戰爭恐懼症(「炮彈休克」)的護理與治療》(紐約,1917),頁23—24。狙擊手會失明。E.索薩德,《1914—1918年戰爭文獻中589份病歷裡顯現的炮彈休克和其他神經精神病學問題》(波士頓,1919),頁408。戰士會沒完沒了地腹瀉。G.羅西博士、J.雷厄米特,《戰爭的精神神經症》(倫敦,1917),頁105。在殺人過後很長時間裡,還會做噩夢,想像刺刀陷在敵人身體裡拔不出來的情形。「戰士的夢」,《柳葉刀》,1915年1月23日,頁210。這樣的夢魘可能會出現在「普通的談話過程中:那張德國佬的臉,彷彿就是我刺死的那個人,他臉上的笑意和怪相讓人膽戰,一睜眼就擠了進來」,一名步兵上尉的抱怨道。引自哈維·庫欣,《摘自一份外科醫生雜誌1915—1918》(倫敦,1936),頁489。另見約翰·麥克阿菲的越戰詩,「戰士的夢」,收J.托普曼(編),《越戰文學選集》,增補本(費城,1990),頁80。殺人過後常常是寢食難安。例見W.布朗,「一次大戰:日記描痕」,頁1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羅伯特·克拉克,「進攻慾望與軍事訓練」,《美國社會學雜誌》,51卷5期(1946年3月),頁423;密萊司·卡爾品,《戰爭與和平的神經官能症》(劍橋,1920),頁63;C.胡德教士,「日記:加利波利1915」,1915年10月9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羅伯特·約翰斯頓,「一戰經歷」,頁1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F.莫特,「關於戰爭精神神經症的兩次講演(一)神經衰弱:恐懼的混亂與無能」,《柳葉刀》,1918年1月26日,頁127—129;F.莫特,《戰爭恐懼症和戰鬥疲勞症》(倫敦,1919),頁114—123;陸軍E.裡得雷上尉,「日記和書信」,1914年11月19日致母親的信,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部,7065附件;E.索薩德,《1914—1918年戰爭文獻中589份病歷裡顯現的炮彈休克和其他神經精神病學問題》(波士頓,1919),全書各處。噩夢也會在戰鬥結束後出現。一戰中,士兵羅蘭·盧瑟就是在停戰後才出現不適的,他稱自己「精神垮了」,不想吃東西,神志錯亂,腦海裡總是回放戰爭中的情形。羅蘭·盧瑟,「罌粟是血紅的」,頁37,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二戰中,一名23歲的步兵在刺死一名敵人後只能在歇斯底里中尋求情緒的避難所:「我很煩,」他斷斷續續地說,「我父親不讓我殺人」。引自埃德溫·魏因斯坦,「美國陸軍第五神經精神病學中心」,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135。另見頁134。同樣在二戰中,威廉·曼徹斯特描述了殺死一名日本兵的經過。「我嗚咽了」,他回憶道,還反覆說「我很難過」:    
    吐得一塌糊塗。沒有消化完的口糧從前胸流下,一片火藥味,夾雜著穢物的惡臭。就在這時,我又聞到了什麼異味:是我把尿撒在褲子裡了。威廉·曼徹斯特,《作別黑暗:太平洋戰爭回憶錄》(波士頓,1980),頁7。    
    上面給出的例子並不「典型」。多數精神崩潰的士兵從未殺過一個人。一戰時,有個患神經官能症的英國兵的樣本顯示,他們中只有兩成曾遭受過炮火襲擊。O.皮恩,「遠征軍中的精神病」,《精神科學雜誌》,65卷(1919年4月),頁101。在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因精神原因退伍的英國士兵中,據估計是「因為戰時服役」的只佔35%,因為「體質性」和「疾患」的倒分別占40%和15%。戰爭內閣,「有關軍中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工作部長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報告」,1945年1月31日,頁8,倫敦檔案局公民來訪接待處21/915。有一成的病例,「病因」一欄寫的是「不一」。澳大利亞的情況見安瑪麗·孔代,「『適應的痛苦』:二戰澳軍精神傷員」,《戰爭與社會》,15卷2期(1997年10月),頁61—74。澳大利亞的精神病學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澳大利亞醫療雜誌》曾發表過194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新幾內亞一役中60%的精神傷員從未與敵軍接觸過,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見過打仗或空襲。A.辛克萊,「目前這場戰爭的精神病學方面」,《澳大利亞醫療雜誌》,1944年6月3日,頁508及辛克萊,「士兵的心理反應」,《澳大利亞醫療雜誌》,1945年8月25日,頁229。該研究認為,精神疾患的病根都是在戰前,如童年受到的壓力、家庭或性方面的不適應等。此外,研究人員還認為,對打過仗的精神傷員來說,是對死亡的恐懼而非殺戮的罪感(或恐懼)促成了危機的發生。R.吉萊斯皮,《戰爭對市民和士兵的心理影響》(紐約,1942),頁180。事實上,就像我們此前看到的那樣,讓多數論者感到吃驚的是士兵在殺人時竟能如此自然。有精神病學家在1918年說過:    
    眼下有數以百萬計的士兵,原先都是規規矩矩的市民,性格中沒有任何魯莽或嗜血的因子,也很在意自己的舒適和安全,現在不僅將自己置於極大的危險中,而且心甘情願忍受極端的困苦,並參與傷害自己的同類,且沒有通常傷害貓、狗時的厭惡。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11。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4

    這樣看來,不堪殺戮的人倒是反常的。    
    精神病學家得出了一個駭人的結論,即士兵在戰爭中精神崩潰,很多情況下不是因為必須殺人引起的,而是因為戰爭沒有給他們殺人的機會。不打照面的現代戰爭不能給他們以「個人的滿足」,個性化的殺戮沒有施展的空間。精神病學家約翰·T.麥克迪在一戰結束時曾說:在此前的戰事中,士兵身處死亡的邊緣,但也得到了    
    某種形式的補償,因為那樣的戰鬥更帶勁,短兵交接會讓他們更頻繁地得到滿足,從個人英雄主義中得到歡欣。    
    一旦認識到「戰爭中沒有張揚個性的空間」,士氣會消沉下去,「再也沒法激動起來」。現代士兵要面對無名的動因,他的侵略欲也會變得莫名。精神病學家告誡說,其結果可能是他們會對敵人心生憐憫(「這自然會動搖軍心」)。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14及111。類似的告誡見G.史密斯、T.皮亞,《炮彈休克及其教訓》(曼徹斯特,1919),頁9—10。戰鬥中,戰士的情感無法應對自己身份的迷失。    
    如果沒有辦法可以讓士兵發洩其攻擊欲,精神疾患便會找上門來:這是此後戰事中許多精神病學家得出的結論。海軍R.科恩少校、J.迪萊諾上尉,「戰爭引起的亞急性情緒紊亂」,《戰爭醫學》,7卷5期(1945年5月),頁285;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27;莫裡斯·西爾弗曼,「和平時期英國遠東駐軍精神崩潰的原因」,《精神科學雜誌》,96卷403期(1950年4月),頁497;「心理醫學專家的第三次會議」,1940年9月21日,頁3,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1584;陸軍埃德溫·懷恩斯坦少校、加爾文·德雷爾中校,「對戰鬥引起的憂慮的動態研究」,《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15—16;海軍梅耶·齊利格斯少校,「戰爭恐懼症:在一個太平洋島上的精神病學經歷和管理」,《戰爭醫學》,6卷3期(1944年9月),頁168。陸軍少校馬文·F格雷伯發現,部隊中倒是非戰鬥人員最常出現精神崩潰,因為其所從事的工作太平和,從中難以得到滿足。陸軍馬文·格雷伯少校,「海外非戰鬥精神傷員治療中的麻醉綜合法」,《戰爭醫學》,8卷2期(1945年8月),頁85。可以讓士兵釋放其侵略欲的運動戰如二戰,給士兵帶來的緊張要遠比「靜止」的戰事少。陸軍裡斯上校,「備忘錄:陸軍中的精神神經症——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頁1,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1584。有一種觀點認為,戰鬥疲勞症的產生多半是因為士兵本能的「或打或逃」的反應受到了阻斥。要是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那他們一定會極度憂慮——這種思想狀態是很不利的。海軍R.科恩少校、J.迪萊諾上尉,「戰爭引起的亞急性情緒紊亂」,《戰爭醫學》,7卷5期(1945年5月),頁285。阿拉干戰役中,就有精神病醫生報告說「與猛烈轟炸相比,士兵們更適應追或被追」。「精神病學——阿拉干戰役」,未註明日期,頁6,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1571。適應力強的士兵可以通過消滅源頭(即敵人)來宣洩憂慮和火氣,但如無法發洩仇恨,就會出現神經病症狀:這是兩位研究人員1918年得出的結論。陸軍埃德溫·懷恩斯坦少校、馬丁·斯泰因上尉,「戰鬥人員的上胃腸道心因性不適」,《戰爭醫學》,8卷5期(1945年11—12月),頁367。用一名軍事觀察家的話來說就是:「身受威脅而又無能為力是憂慮的根源」。唐納德·霍爾,「捍衛民主行動中的壓力、自殺和軍役」,《戰爭醫學》,161卷3期(1996年3月),頁161。另見J.朗德爾、R.厄薩諾、H.霍勒韋、D.瓊斯,「戰鬥緊張症與美國空軍」,《戰爭醫學》,155期(1990),頁515—518。    
    在一戰開始幾年,戰鬥疲勞症被認為是神經受到了物理損傷所致,於是就自然地認為是身體的創傷,如被活埋或被狂轟亂炸等,造成了「神經」的崩潰,在其發展過程中恐懼和罪感幾乎不起作用。但漸漸地,醫療人員開始認為,或許心理因素才是精神崩潰的充分條件。這些條件一旦得到滿足,恐懼和殺人的行為本身就立刻變得十分重要。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傑出普及者、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歐內斯特·瓊斯所說:戰爭是對「文明準則的公然背棄」。在戰爭中,士兵不僅被允許、甚至受到鼓勵    
    去做一個文明人自始至終擯棄的行徑……各種原先被禁止或藏匿的衝動,殘忍的、暴虐的、嗜殺的等等,都被煽動起來了,早先的內心衝突,即弗洛伊德認定的所有精神病症的緣起,原先一直是通過「抑制」衝突的一方來解決,現在都得到了加強,而生命體本身也不得不重新面對它們,而這時環境已完全改變了。歐內斯特·瓊斯,「戰爭休克和弗洛伊德的神經官能症學說」,收S.弗倫齊、卡爾·亞伯拉罕、歐內斯特·西梅爾、歐內斯特·瓊斯(編),《精神分析學和戰爭恐懼症》(倫敦,1921),頁47—48。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5

    其結果是,一旦「回到常人的精神狀態」,心理就會受到嚴重的衝擊。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11。這種現象在步兵中尤其嚴重。他們能更多地感受到毀滅欲的後果,這一點和比如說海軍人員等比有很大差別。海軍弗蘭西斯·佈雷斯蘭中校、霍華德·瑞姆少校,「海軍的精神病學問題」,《戰爭醫學》,6卷4期(1944年10月),頁219。    
    儘管殺人還沒有被認為是情緒失控的原因,但一些精神病學家,特別是傾向於精神分析學的精神病學家,已經開始把兩者聯繫起來。如在美(他在一戰中是康奈爾大學醫療心理學系的講師)英(二戰時他在英國劍橋教過精神療法)說話都很有份量的約翰·T.麥克迪,在他的《戰爭心理學》(1917)中突出講了昇華在消除人殺戮時恐懼心理方面的作用:    
    敏感的人無法從殺戮中獲取樂趣——或者直截了當地說吧,敏感的人必然會承載雙重的壓力,很快就會痛恨自己所要擔負的任務,這種仇恨不久就會化成恐懼。一旦出現了恐懼,就只有投降或者生病兩條路了。約翰·麥克迪,《戰爭的心理學》(倫敦,1917),頁53—54。    
    也有其他精神病學家持類似觀點。1919年,愛德華·W.拉澤爾博士對華盛頓神經和精神疾病學會說,縱使士兵能說服自己殺人是對的,他「尚不成熟的自我理想」也會拒絕接受如此突然的轉變,進而與其意識產生衝突。在戰鬥中,這樣的士兵將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本性是嗜殺的。對攻擊和暴虐衝動的禁錮一旦解除,再加上當事人無力昇華或壓抑死亡的意識,就會產生個體無法承受的壓力。約瑟夫·D泰希爾(1953)和格雷戈裡·齊布爾克(1943)曾強調過俄狄浦斯幻象的重要性,不過兒子因父親和自己爭奪母親的愛而對其充滿殺欲、罪感糾纏的仇恨,被戰時殺戮的要求打亂了。愛德華·W.拉澤爾博士,「戰爭的心理學和精神分裂症」,《精神分析評論》,7卷(1920),頁227-228。二戰的論據見愛德華·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爾,《精神病學與現代戰爭》(紐約,1945),頁24。士兵在上戰場時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滿心罪感,總在想像一次的謀殺,這樣的罪感早在他參軍之前就有了。如有士兵心懷強烈的俄狄浦斯式的罪感,就會更加認同死去的人。如果再擔心自己會受懲罰,被閹割或處死,他在戰場上就會退縮,不事抵抗,終日沉浮於幻想。約瑟夫·泰希爾,「『戰鬥疲勞症』或死亡憂慮症」,《神經和精神疾病學刊》,117期(1953年1—6月),頁240—241及格雷戈裡·齊布爾克,「對死亡的恐懼」,《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頁465—467。    
    人有時沒法昇華或抑制對殺戮的恐懼,在某些情況下或人群中的幾率要大些。既然多數士兵堅持殺敵是為了效忠戰友,要想精神傷員盡可能地少,就只有把士氣和「進攻欲」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供所有醫務人員傳閱的函件,「士氣、紀律和精神健康」,未註明日期,頁4,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218;伊萊·金斯伯格、約翰·赫默、索爾·金斯伯格,《精神病學與軍方用人政策:二戰經驗的重估》(紐約,1953),頁17—18及31;艾伯特·格拉斯,「簡介」,收彼得·伯恩(編),《壓力的心理學和生理學:關於越戰的一次專門研究》(紐約,1969),頁ⅩⅩ—Ⅹ□;陸軍W.林德塞爾少校,「戰爭疲憊」,《皇家炮兵雜誌》,53卷(1926—1927年),頁462;查爾斯·米爾斯,《戰鬥疲勞症在法國1914—1918:據戰地日記》(劍橋,1940),頁38—39;「心理醫學專家的第三次會議」,1940年9月21日,頁3,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1584;陸軍埃德溫·懷恩斯坦少校、加爾文·德雷爾中校,「對戰鬥引起的憂慮的動態研究」,《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12。睡眠不足、精疲力竭、思想幻滅,都容易減弱人對殺戮壓力的承受能力。在某些戰區,睡眠成了嚴重的問題——在1945年的意大利,三分之一的步槍手每晚只能睡(不到)四個小時。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79,據對1766名步槍和重型武器連隊士兵的調查。另見伊萊·金斯伯格,《表現方式》(紐約,1959),頁38。研究發現,他們如果可以定期撤出前線好好休息,則作戰時間可以翻番,且不會產生嚴重的精神問題。「預防精神病學」,《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6卷5期(1946年11月),頁493。愛國理想的幻滅也使戰士的情緒易出問題。二戰時,這個問題在空軍特別嚴重,那裡的實際情形和一般人對於空戰羅曼蒂克的想像相差太多,使得許多年輕飛行員的心理落差很大。陸軍查爾斯·米勒少校,「空軍人員延緩的戰鬥反應」,《戰爭醫學》,8卷4期(1944年10月),頁256。最後,實際參與——而不只是旁觀——施暴會大大增加嚴重精神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內奧米·佈雷斯勞、格倫·戴維斯,「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戰時緊張性刺激的病原特徵」,《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44卷5期(1987年5月),頁578—583及雷切爾·耶胡達、斯蒂文·薩斯韋克、厄爾·吉勒,「接觸暴力及越戰老兵慢性創傷後精神壓力症的嚴重程度」,《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49卷3期(1992年3月),頁333—336。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6

    一般認為,有兩種人容易精神崩潰:懦夫和「女子氣」的男人。許多隨軍衛生官員都認為之所以會發生心理崩潰,是懦弱的表現。建築業工人統一工會,《塞珀·黑斯提斯案》(倫敦,1943),頁3;「詐病」,《英國醫學雜誌》,1917年7月28日,頁117;「戰爭撫恤金委員會代表與部長會議:1930年4月25日布里斯托爾會議紀要摘錄」,收倫敦檔案局PIN15/2946;查爾斯·米爾斯,《戰鬥疲勞症在法國1914—1918:據戰地日記》(劍橋,1940),頁51—53;托馬斯·薩蒙,《英軍精神疾病和戰爭恐懼症(「炮彈休克」)的護理與治療》(紐約,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頁516;R.威廉姆森,「炮彈休克之後神經衰弱和精神衰弱的治療」,《英國醫學雜誌》,1917年12月1日,頁714。靠裝瘋買傻逃避戰爭的也大有人在。「前列兵某某」,《戰爭就是戰爭》(倫敦,1930),頁97—98;J.哈欽森,「一名皇家愛爾蘭步槍手的早年回憶,1917—1919」,1982年,頁33,收北愛爾蘭檔案局D3804;《戰爭部「炸彈休克」調查委員會報告》(敕令書1734),下議院,1922年,□卷,頁43,威廉·布朗的證詞;E.索薩德,《1914—1918年戰爭文獻中589份病歷裡顯現的炮彈休克和其他神經精神病學問題》(波士頓,1919),頁103及643。請注意,有的定義把任何偽裝瘋癲的人也界定為是瘋子:德·麥肯齊,《士兵無槍》(費城,1945),頁30。愛德華·凱西就是一詐病老手,一戰時靠假裝戰鬥疲勞症竟推遲了服役。他介紹了醫生是怎麼給他施催眠術的:    
    我得告訴他槍炮齊發前發生的一切。我滿嘴假話,他卻把我的話一五一十記在本子上,還講像我這樣的病例正越來越多。愛德華·凱西,「格格不入的士兵」,頁33,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見我的打印稿(附介紹),喬安娜·伯克,《格格不入的士兵》(科克,1999)。    
    越戰期間,有個叫「羚羊」海伍德·T.柯克蘭的黑人步槍手在裝瘋後成功逃脫,榮歸故里。海伍德·柯克蘭,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104。    
    這樣的作假者雖只是個例,但一般認為像炮彈休克這樣的診斷給了「恐懼以受人尊敬的名聲」,且會鼓勵「膽小鬼不顧一切地」裝病。洛德·莫蘭,《勇氣的解剖》(倫敦,1945),頁186。正規部隊的軍官最痛恨這樣的事。有「老手」曾對第4軍某神經病學家說:「要是誰讓戰友失望,就該把他斃了。他要是個瘋子,那再好不過!」H.威爾斯博士,「醫學史腳注……一般方面:炮彈休克」,未註明日期,頁2,利德爾收藏。隨軍醫務人員深知,在部隊裡生病沒準倒是好事。誇大症狀甚至無中生有,或許能躲過危險的任務,甚至終止服役也未可知。見「前線地區一次精神病學會議的報告」,加爾各答,1944年8月8—10日,頁2,陸軍坎特利少將的講話,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550。一名心理咨詢師曾在1947年告誡英國皇家海軍:    
    神經精神病學家總要面臨這樣的困境,是讓士兵堅持崗位,雖然知道他可能無法完成任務呢,還是批准其退役,讓他們輕鬆逃脫,從而開創不好的先例呢?軍醫D.卡蘭上尉,「官能性神經症與皇家海軍服役的關係」,收陸軍少將亨利·泰迪爵士(編),《戰爭醫學盟軍之間會議1942—1945》(倫敦,1947),頁220。另見「情況調查」,1943年3月9日至5月31日,頁8,(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    
    怎樣將詐病的士兵和神經確實有毛病的人區分開,一直沒有很好的辦法,只能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取捨,如對兵力的需求和部隊的士氣等。詳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第2章。    
    最後,精神病學家總是不厭其煩地暗示受不了打仗壓力的戰士不是「男人」。在其經典教科書《戰爭恐懼症》(1918)中,約翰·T.麥克迪講了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列兵的悲慘遭遇。麥克迪注意到,這個小伙子在戰前儘管沒有任何「神經病症狀」,但「待人接物不同於常人」。能證明這一切的是他    
    心腸很軟,從不願見動物被殺。與人交往時有點害羞,喜歡獨處,且不像一般這個年紀的男孩那樣頑皮,總和同伴有點不同,要比他們文雅。和女孩子交往有點忸怩,且從沒想過要結婚。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7—8。    
    換句話說,「正常」男人在心理上是能接受殺人的,因為他們粗獷,不在乎看見動物被殺,合群、調皮,像年輕人的樣子,且對異性很主動。    
    到二戰時,有這樣看法的人就更多了。「在社交和情感方面不成熟,躲避戰鬥就好像絕望的女人,滿肚子憤慨的男兵」是廣受尊敬的麥迪遜精神病學家菲利普·S瓦格納在1946年的評語。他認為,這種消極的「隔離」做法和納粹的自我中心主義同樣自私。瓦格納說起他們來用詞很尖刻:自戀,裝腔作勢,對母親般的人過分依賴,只在乎自己高興。他想像這些「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發育受阻」的士兵可能逃過打仗,因「禍」得福,於是建議要他們立刻回到戰場,且如有如先症狀就應軍法處置。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56。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7

    精神病學家的作用    
    士兵如果因自身的缺陷(無論是怯懦、柔弱,還是「當真」神經錯亂)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那精神病學家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起作用:有他們在,可以從道義上說明戰爭的合法性;他們於「治癒」持異見的士兵也有著關鍵的作用。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的第一個用場不應被低估。他們不會避開道德教誨,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傳統上,這一職責是由神職人員來完成的,現在卻越來越多地由社會科學工作者承擔,後者有意識地扮演牧師的角色,用他們的語言。例見陸軍弗朗西斯·普盧伊特上校,「軍中醫患關係」,《美國三軍醫療雜誌》,5卷2期(1954年2月),頁204。另見本書第9章。軍事訓練成了「轉化不曾適應的道德心」的手段,美全國科學研究會1944年編寫的教科書《部隊心理學》說。《部隊心理學》(華盛頓,1945)。朝鮮戰爭期間,是醫務人員提供了「精神指導」。陸軍弗朗西斯·普盧伊特上校,「軍中醫患關係」,《美國三軍醫療雜誌》,5卷2期(1954年2月),頁204。到越戰時,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已經基本攬下了原先屬於宗教的職能。斯科特·納爾遜、E.托裡,「精神病學的宗教職能」,《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43卷3期(1973年4月),頁362。用「退伍軍人擴大服務計劃」協調員的話說就是:「我們不僅是顧問;我們的所做已幾近牧師。士兵來找我們,既尋求幫助,也是為了求得寬恕。」引自彼得·馬林,「與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學》,15卷11期(1981年11月),頁68。    
    在軍方看來,把某些道德責任從牧師肩頭轉到數據收集者和「心智醫生」身上自有其好處。當時,心理學家在平民社會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很願意到軍中做事。有社會學家在《陸軍戰鬥部隊雜誌》(1955)中沾沾自喜地說,社會科學工作者向軍方提供的信息須時刻「處於職業軍人的監控下,後者會小心裁斷、取捨有度的」。與編輯書,弗朗西斯·約翰斯頓,「同仇敵愾——社會學家的見解」,《陸軍戰鬥部隊雜誌》,5卷10期(1955年5月),頁7。社會科學家願意遵從軍隊的道德標準,軍隊也急需這樣的人來對付(英國心理學家查爾斯·斯坦利·米爾斯的原話是)「不願轟炸婦女、兒童的飛行員」,或為拒絕向因戰鬥而心神不定的士兵發放撫恤金的決定(理由是,給他們撫恤金實際是獎勵心理缺陷)辯護。查爾斯·米爾斯博士在退伍軍人福利協會醫療年會上講話的報告,「戰爭恐懼症」,《柳葉刀》,1939年7月15日,頁153。士兵如果因參戰而出現心理問題,則不應獲撫恤金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澳大利亞方面的例子,見R.埃勒裡,「一個為爭取和平而進行的精神病學項目」,《澳大利亞醫療雜誌》,1卷14期(1946年4月6日),頁459;C.麥卡錫,「戰爭恐懼症患者的康復」,《澳大利亞醫療雜誌》,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頁911;H.威利斯,「戰爭恐懼症患者的康復」,《澳大利亞醫療雜誌》,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頁915。二戰時有個心理學的巡迴講座,題目是「應對殺戮」,就為其道德職責提供了很好的註腳。該講座認為,殺害戰俘是理所當然的;軍事心理學家和其他軍官得到的指令是,如有人對殺戰俘持保留意見,只須告訴他不必為此背上心理包袱,道德責任自有上級來承擔:也就是「服從命令」。有心理包袱的人,只消對他們說,殺害戰俘的責任「由集體來負」,而且殺死戰俘不僅保護他們自己和戰友,也維護了「文明的理念」。不管怎麼說,就是不應有任何想法說處決戰俘是「殺欲」的表現。「戰爭的心理學方面講座摘要」,講座題為「應對殺戮」,頁5,倫敦檔案局公民來訪接待處21/914(附錄)。在軍事心理學家的眼裡,殺害非戰鬥人員不是道德問題,只是現代戰爭的一個基本事實而已。部隊的宗教顧問無論怎麼為殺戮正名,他們都清楚神學上「正義戰爭」的概念。社會科學沒有如此權威的道德律。實際上,社會科學的主流——如本能學說、精神分析學說——都把殺戮看成人類心靈中不可或缺、無法避免的一部分。其他學派——如行為主義——所宣揚的實用倫理也很受軍方的歡迎。這樣的觀點不見於宗教典籍,雖然通過閱讀隨軍牧師的日記我們也看到,他們中很多人也接受了一些心理學理論,進而丟棄了部分懺悔、寬恕之類的傳統說教。詳見本書第9章。    
    但與救治無法臨戰的士兵比起來,為戰爭正名並不十分重要。精神傷員的數目之多讓負責撫恤金發放的機構不得不向精神病學家求援,好(用英國一戰時國務大臣的話來說就是)「為國家省下一大筆原本應該償付給退伍軍人的撫恤金」。國務大臣的備忘錄,1915年6月30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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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療 方 法    
    治療一直以讓盡可能多的士兵盡快地回到戰鬥崗位為目的。一戰因患戰鬥疲勞症而入院治療的士兵中,最終回到戰場的只有兩成:反過來說,一定要把這麼高的「永久喪失戰鬥力」的比率降下來。對截至1917年6月30日的一年中從馬格亨紅十字軍醫院出院的731名士兵的研究,收托馬斯·薩蒙,《英軍精神疾病和戰爭恐懼症(「炮彈休克」)的護理與治療》(紐約,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頁525。在這個背景下,有了一次大規模動員,請醫務人員除了減輕士兵的苦楚外還指導軍官的工作。這樣到二戰爆發時,全美執業醫師中有近四成都應召到了部隊,為1 200萬軍人也就是全美8%的人口服務。歷史情況見羅伯特·阿倫費爾特,《精神病學在二戰中的英國陸軍》(倫敦,1958),頁17。另見伊萊·金斯伯格,《表現方式》(紐約,1959),頁13。注意,越戰中澳軍沒有長期僱傭精神病學家。    
    在一戰期間,對精神崩潰是因器質性失調到心理失調的認識改變,當然影響到治療手段的選用。如是因「神經癱瘓」引起的崩潰,就會施用按摩、休息、電擊和調整飲食等療法。如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那「談話療法」、催眠和休息會有助於患者早日康復。但不論何種情況,作業療法(一戰中近30%的治療都採用了這種方法)「1921年6月17日週五在總部召開的醫療服務神經病學代理專員會議備忘錄」,1921年,頁1,倫敦檔案局PIN15/56。和「灌輸陽剛氣」總是在推薦之列。就像英國約克郡布森炮場的醫務主管在1920年所說的,醫務人員雖要表現出同情,但患者「一定要學會像男人那樣正視自己的疾病」。喬治·傑弗裡,「與戰爭精神神經症相關的一些有趣的問題」,《精神科學雜誌》,66卷273期(1920年4月),頁140。男人要變得「硬朗」起來,就得干體力活。J.H.海布,「神經衰弱者的硬化」,1923年12月6日,倫敦檔案局PIN15/2946。另見倫敦檔案局PIN15/57,落款1922年6月20日的備忘錄。    
    前面講過,到二戰時人們已經把身心疲憊視作精神崩潰的主要原因,這直接促成了軍方自1942年起開始設立療養所,以及用政策來限制士兵不經休假連續作戰的時間。陸軍J.斯帕羅中校(輯),《士氣》(倫敦,1949),頁13及陸軍C.肯頓少校,「戰爭的醫學史……1944年第2季度報告」,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1458。與此同時,面談和精神療法等也被廣泛採用,日漸流行。從這時起,人們開始認識了胰島素、巴比土酸鹽等藥劑的療效。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43。麻醉精神分析是指在對病人施用阿米妥鈉、硫噴妥鈉等催眠藥的情況下與之面談,對其言語進行精神分析。醫生會跟患者說明,剛才給他服了催眠藥,是為了幫他回想已經淡忘的事。等患者鎮靜下來後會給他明顯的暗示,使他堅信自己完全可以康復。有個統計表明,這種方法在95%的患者身上都有效,尤其是區分起「真正的」□病患者和詐病的士兵來更是靈驗。陸軍阿爾弗雷德·路德維希少校,「戰士詐病」,《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30及97。「暗示」還有更微妙的用途,可以讓士兵重回戰場。比如在一家療養所,一名狂躁的士兵被留了下來,因為他總是興奮地要求回前線,殺「壞蛋」。這種情緒傳染了其他未必有這麼急切、卻特別容易受暗示影響的患者。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48—349。    
    電擊療法也有使用,或是單用,或是配合藥物治療,特別是像對精神失常、分裂和情感性精神病等。這種療法要用到便攜式電機。列兵弗雷德裡克·布拉頓是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的一名士兵,他說這「非常痛苦,因為不給你麻醉……電壓很高,所以不時有頜骨、腿骨或臂骨斷裂的事發生。」列兵弗雷德裡克·布拉頓,「被強征的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員」,頁29—30,(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據說,這種治療不只對患者有好處。陸軍中校路易斯·L.特裡恩和馬丁·施泰因少校1949年時曾說,這    
    使精神病患者可以得到治療而無須冒太大危險,而且不需複雜設備。它把對物件的損壞以及對醫、患人員的損傷都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大降低了轉運病人的難度,顯著減少了藥品和關押措施的使用頻度。陸軍路易斯·特裡恩中校、馬丁·施泰因少校,「後方精神病院」,《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9卷,增刊(1949年11月),頁127。    
    澳大利亞的精神病學家仍嚴重依賴處方藥,特別是抗抑鬱藥和鎮靜劑,還有精神療法。傑弗裡·斯特萊默、克裡斯托弗·坦南特,「越戰的精神病學方面:對戰士的影響」,收肯尼思·邁多克、巴裡·賴特(編),《戰爭:澳大利亞和越南》(悉尼,1987),頁236。自二戰結束以來,尤其是在越戰中,治療方法大致可分三種:立即治療、不離戰場(當時認為,士兵離戰場越遠,以後再度上陣的幾率就越小)和給予不日即可康復的保證。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9

    平民和醫務工作者的態度    
    士兵一旦精神崩潰就似乎別無他選,只能嚥下怯懦的恥辱,眼看自己作為士兵和男人的名譽接連經受重創:同情幾乎是奢望。F.莫特,「關於戰時精神神經症的兩篇演講:(一)神經衰弱:因恐懼而起」,《柳葉刀》,1918年1月26日,頁129及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45。狂轟濫炸、血雨腥風中,他們要是英勇過人,在戰鬥過後,其「脆弱的地方」就不會有人注意到。A.亞伯拉罕,「1914—1918:一名反英雄的回憶」,約1973年,頁84,帝國戰爭博物館及海勒姆·斯特迪,「與皇家炮兵團在西線的插圖歲月」,頁25—2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但酣戰之時,旁人的態度就遠沒有這麼體諒了。「躲一邊去,膽小鬼!」一戰時有英國士兵對驚恐的戰友說。詹姆斯·霍爾,《基欽納的手下:一名美國人在英國部隊中的不凡經歷》(倫敦,1916),頁184。二戰的例子見奧迪·墨菲,《地獄歸來》(倫敦,1956),頁24。在越南,誰要是敢哭,那戰友一定會拳腳相加,以防怯懦像病毒般吞噬在場的每一個人。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289。精神傷員即使回國也得不到多少同情。一戰中的英國,英國內特利醫院專門收治戰鬥疲勞症的患者。可等患者到達時,迎接他們的只有寂靜,人都垂著頭,好像有「莫名的恥辱」。W.埃斯普林的打字稿,無日期,無標題,第1段,收倫敦檔案局PIN15/2502。二戰中有人注意到,精神傷員的家人、朋友都    
    對其處境不抱同情。他們還滿腦子傳統觀念,認為成為「英雄」是所有參戰士兵的天職。只要國家需要,就不應有任何遲疑,要麼殺人,要麼被殺。羅伯特·克拉克,「進攻欲和軍事訓練」,《美國社會學雜誌》,51卷5期(1946年3月),頁423。    
    跟下章的主角隨軍牧師一樣,精神病學家也會對罪感加身的士兵冷嘲熱諷。陸軍上尉詹姆斯·亨利·迪伯寫過,神經衰弱的士兵讓他「惱火」、「無法忍受」,恨不得「把這些世俗的傢伙踢開」。陸軍詹姆斯·迪伯上尉,「日記和帳單」,1914年8月24日條,頁29,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美國陸軍醫療部二戰時承認,醫生對患神經病的士兵一般態度都不好。這部分是因為他們自己討厭呆在軍隊裡:曾有醫生詛咒說,「媽的,我要是陷在這兒,也一定不讓你好受。」戰爭部,《陸軍醫療部簡報第36期》(倫敦,1944年6月),頁5,引自《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第71期,1943年12月,頁31。有越戰老兵曾解釋自己為何不願求醫:    
    是這樣的,我怕得要死,怕挨罰……我怕什麼呢:「好傢伙,要是我說了……實話,還不得到萊文沃思堡〔軍事基地,在堪薩斯州東北部城市萊文沃思旁,內有軍校和監獄——譯注〕炸石塊去……甚至被處絞刑或槍斃也未可知。」我怕,因為……我畢竟殺過人啊。無名越戰老兵,引自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165,省略號原文就有。    
    以精神病學家為代表的醫務人員對因受不了戰爭壓力、精神出現問題的士兵態度越來越差。一戰時,醫生還稍有點同情。一本關於戰鬥疲勞症的權威著作甚至指出,神經出了問題的士兵並未失去理智,反而是太多理智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的理性在「痛苦地高速運轉」。G.史密斯、T.皮亞,《炮彈休克及其教訓》(曼徹斯特,1919),頁2。精神出了問題的士兵其實「開化」程度更高,是本能學說的論點。但到二戰時,不能英勇殺敵也成了一種病症。當時的觀點是,一個大男人連殺人都幹不了,那一定是「無趣加羞怯」的典型。這樣的人不能理解像「愛國、勝利、傳統等複雜的觀念」,從小就受「文明觀念」的熏陶,以致「不能適應……其對立面」。「前線一次精神病學會議的報告」,1944年8月8—10日,頁13,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550。殺人時情緒失控的人「心理不健全」,「不稱職」,不救就「沒治了」。陸軍J.蘭特裡少校,「人力因素之於戰爭的影響」,《澳大利亞陸軍軍報》,107期(1958年4月),頁14及陸軍H.帕默爾少校,「傷員問題——對12000人的研究」,1944年,頁3,(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要是因為承受不了壓力而精神崩潰,那一定是「不沉著」、「自戀」、「像個女孩子」。安德魯·麥克菲爾爵士,《一戰中加拿大軍隊的官方歷史:醫療服務》(渥太華,1925),頁278及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56。和平主義是「恐怖的……是對自我毀滅慾望的文飾,」弗朗茨·亞歷山大說。在1941年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    
    任何人如對人類過去和現在無處不在的侵略欲視而不見,那我們滿可以說,他沒有正視現實。如果他智力沒有問題——不是沒有把握周圍事物的能力——那心理就一定有問題,只能把他視為神經病患者。弗朗茨·亞歷山大,「戰爭與和平的精神病學方面」,《美國社會學雜誌》,46卷4期(1941年1月),頁505。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10

    一定要讓這樣的士兵「擺脫」困境,強迫他以「人而不是動物的方式」來審視殺戮。約翰·麥克迪,《士氣的構造》(劍橋,1943),頁44—45。士兵不單要為國捐軀,還要時刻準備獻上自己的「意志」和「膽力」。陸軍H.帕默爾少校,「傷員問題——對12000人的研究」,1944年,頁11,(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精神病學家不僅要考慮躺在醫院裡的士兵,還要掛念「仍在山裡繼續作戰的小伙子們」。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尤金·R.黑林上尉這樣介紹他的醫生同事在朝鮮戰爭中的態度:    
    海軍醫療部的口號是「讓盡可能多的人堅守盡可能多的崗位,且撐得越久越好。」陸軍的目標更簡潔:「保持戰鬥力」。空軍的是「繼續飛下去」。這些不是空洞的標語;我們每日對待傷員時都應記住這些,任何情況下都是。海軍陸戰隊尤金·R.黑林上尉,「醫務官對上司的責任」,《美國三軍醫療雜誌》,4卷2期(1953),頁1496—1500。    
    為這種態度正名不算難。國家在戰時顯然有權要求軍人不只為祖國貢獻四肢、眼睛或生命,而且也獻出其「膽識」。與一般的做法不同,「主觀抱怨」是不能聽的:如果不能依據「可靠的病理學和生理學概念」作出診斷,就沒有理由不讓這些士兵即刻回到他們的崗位上去,這是名美國醫生的見解。陸軍羅伯特·奧古斯丁中校,「內科醫師和理療師之間的關係」,《美國三軍醫療雜誌》,4卷2期(1953),頁1515。強迫患戰鬥疲勞症的士兵回到前線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因為如給他轉診,「他就會繼續病下去,為不能回到部隊或崗位做出帶有受虐色彩的悔過」。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58。    
    重要的是集體,不是個人。陸軍中將尼爾·坎特利爵士,「書信文件集」,頁1,對戰爭部問卷調查的回復,1946年,(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馬爾克·克勞提爾,「敵後醫護:秘密醫院的歷史研究」,《戰爭醫學》,158卷12期(1993年12月),頁817;喬治·戈德曼,「精神病醫生在戰時和平時的作用」,《精神病學》,9卷3期(1946年8月),頁265;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19。「醫務人員的首要任務是不鼓勵人開小差,」J.C.鄧恩上尉說,這沒有任何商量餘地,哪怕在執行過程中會「暫時傷害到某個個人」。陸軍J.鄧恩上尉,《步兵眼中的一戰》,1938年首版(倫敦,1987),頁585。十年後,麥迪遜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佩裡點退伍軍人醫院的顧問菲利普·S.瓦格納中尉也說了類似的話。他告誡讀者,軍隊精神病學家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看一個人還有沒有「剩餘戰鬥力」,他們管的不是「『怎麼治』,不是(患者)多打幾天仗而可能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也不是最終會怎樣影響其性格」。菲利普·瓦格納,「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諾曼底攻勢中的精神病活動」,《精神病學》,9卷4期(1946年11月),頁348。伊萊·金斯伯格的表述最為完整,他建議社會科學工作者在戰爭環境下要「犧牲他們對患者個人的人道主義態度,代之以對其診斷會對士氣和戰鬥力產生何種影響的考量」。伊萊·金斯伯格,《崩潰和康復》(紐約,1950),頁86。另見哈里·特羅斯曼、I.魏爾蘭,「心理動力學原則在軍隊精神療法中的應用」,《美國三軍醫療雜誌》,8卷9期(1957年9月),頁1359。    
    醫療隊的軍事化    
    即使醫務工作者願意,他們能與患者為善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在軍隊裡,心理學家能拿主意的時候很少。對心理學研究的經費支持與軍方的需要直接相關,連有很大影響力的人力資源研究組織也被威脅,如果偏離了狹窄的「軍事」目標,他們的經費就會無著落。梅雷迪思·克勞福德,「軍事心理學和普通心理學」,《美國心理學家》,25期(1970),頁335。美國陸軍部新聞教育司(該司負責聘用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將研究限於「具體問題」,要能有「具體成果,和後勤政策、實務有確定、直接的關係」。羅賓·威廉斯,「二戰期間政府內社會學研究評論」,《美國社會學評論》,11卷5期(1946年10月),頁573。心理學家不得對有違軍令者的量刑作任何評論,除非當事人「確實」因精神原因而不適於受審。陸軍J.威斯哈特少校,「一名精神病醫生的隨軍經歷——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尤其提到在前線工作經歷」,1944年1月23日,頁7,收陸軍少將歐內斯特·考維爾,「書信文件集」,(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軍隊社會學家莫裡斯·詹諾維支對研究有所謂的「啟蒙模式」和「操縱模式」之分,兩者間沒有競爭。詹姆斯·伯克,「莫裡斯·詹諾維支和軍隊和社會的社會學研究的起源」,《部隊和社會》,19卷2期(1993年冬季),頁179。    
    再有,軍方聽到刺耳的言論,會責令其封口。軍醫和其他軍人一樣,要是工作「馬虎」也會受軍法處置。比如陸軍G.N.柯克伍德中尉,一戰時在第11邊境團第97步兵營做軍醫,就支持士兵說自己身心疲憊,沒有能力再發動進攻。因為這,他挨了罵,還被解職、除名。第32師指揮官曾說: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11

    同情病人、傷員,在醫生是美德,但軍醫的任務不是向司令報告他的下屬不適宜執行某項任務。士兵只要在前線,就是能執行任何命令的最好憑證。「炮彈休克」,1915年7月,收查爾斯·伯徹爾爵士,「文件和報告」,(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    
    在1943年年初,因精神問題而被遣返的士兵超過了徵召的士兵人數,於是頒布了一道命令,規定精神病醫生不得建議遣返有精神疾病的士兵,惟一的例外是精神錯亂的人。引自唐納德·彼得森,「討論」,《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23卷7期(1967年1月),頁819。到越戰時,軍方的強硬態度使像唐納德·B.彼得森這樣的海軍陸戰隊員要求精神病學家採取強硬措施。他們要是手軟的話,就會有非醫務人員的軍官來「保持戰鬥力」。同上,頁819。越戰期間,當激進的軍醫試圖反抗、幫助士兵躲避兵役時,軍隊指揮官乾脆只把自己想開除的士兵送到他們那兒。L.克什納,「對待軍中異見者時的反移情問題」,《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43期(1973),頁657。    
    但實際操作中,這些很少能約束住心理學家。軍隊心理學沒有一套專有的技術(這一點不像實驗心理學),關注的也不止一些共有的問題(這與發生心理學不同)。它只與軍隊相關,是它的一個下級學科。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有機會進入一個龐大的「實驗室」進行應用研究,而且有這麼多馴服的實驗對象,心理學家自然非常欣喜,也願意聽從部隊的要求。詹姆斯·德裡斯凱爾、貝克特·奧姆斯特德,「心理學和軍隊:近期的應用和發展」,《美國心理學家》,44卷1期(1989年1月),頁45。雖然有論者試圖從工作劃分的角度解釋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軍方需要間的矛盾,例見陸軍羅伊·克勞森上校、阿琳·丹尼爾斯,「軍隊精神病治療中的角色衝突及其解決」,《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23卷3期(1966年9月),頁281;阿琳·丹尼爾斯,「束住手腳:軍隊精神病治療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會行為雜誌》,10卷4期(1969年12月),頁257;阿琳·丹尼爾斯,「軍隊精神病學:一門分科的興起」,收埃利奧特·弗雷德森、朱迪思·洛伯(編),《醫務人員和他們的工作》(芝加哥,1972),頁160。但我們更應該認識到兩者間其實沒有「角色衝突」。社會工程正是他們要做的。    
    實際上,醫務工作者就好戰而言不遜於別的軍官。雖然有人說「當別人都在毀滅生命時,挽救生命給了他們極大的滿足」,《紅魔:一支空降野戰救護隊在諾曼底》,1944年,頁45,(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但也有很多醫生嚮往在戰鬥中扮演更具攻擊性的角色。至少,他們都認為救助傷員是為了能讓他們繼續去殺人。戈登·利文斯通博士,「在越南救治」,收理查德·福爾克、加布裡埃爾·科爾可、羅伯特·利夫頓(編),《戰爭罪行》(紐約,1971),頁436—437及羅茲·桑代基,其訪談收基思·沃克,《心裡話:26位越戰美國女兵的故事》(諾瓦托,1985),頁9。在訓練中不斷有人提醒他們,「你們到部隊,是殺德國人、日本人的,是來贏得戰爭的。別忘了這一點!」列兵弗雷德裡克·布拉頓,「被強征的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員」,頁9,(韋爾肯醫史研究所)當代醫學文獻中心藏。在有機會扛武器時(如二戰傘兵團),大部分醫務官都樂意全身武裝,以「盡其所能,進入戰爭狀態」。《44印度空降師:第一份訓練手冊:醫療服務》(出版地點不詳,1944),頁8及14。另見A.沃克,《澳大利亞海空軍的醫療服務:有一章專講醫療隊中的女性》(堪培拉,1961),頁512,有關於「前線」、「後方」界限日漸模糊,可能會導致醫務人員武裝的敘述。據二戰時一份報告講,他們「希望成為戰士」,這種想法與他們職責間的衝突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而且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經常粗暴對待或極度縱容士兵的原因。給所有醫務官的通報,「軍心、紀律和精神健康」,二戰中但未註明日期,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222/218。另見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18—19。在整個越戰期間,全副武裝的醫務官是大頭,不是少數。就像傑克·斯特拉漢回憶的,那些「既樂於被當作殺手也樂於當醫者」的醫生,並不認為這兩個世界在道德上是互相排斥的。傑克·斯特拉漢,「醫療隊員」,收J.托普曼(編),《越戰文學選集》,增補本(費城,1990),頁37。另見醫療隊員李·雷諾茲的話,收埃裡克·伯哲魯德,《電閃雷鳴:一戰鬥師越南體驗》(新南威爾士,1993),頁55。    
    


第八部分:醫者於役醫者於役 12

    儘管多數醫務官在戰時沒有體驗過職業和個人道德準則間的衝突,但有不少人試圖弱化其工作的殘酷一面,這種作為在軍方看來與造反無異了。竟有少數醫務官答應把持異見的士兵(英國有齊格弗裡德·薩松,德國有恩斯特·托勒爾)送進瘋人院或精神病院,以使他們不被送上軍事法庭。向軍方隱瞞實情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二戰期間在瓜達卡納島某師做軍醫的M.拉爾夫·考夫曼,他的指揮官對情緒不穩定的士官態度之凶暴是出了名的。作為報復,考夫曼為苦惱軍官做出的診斷都是器質性失調。M.考夫曼、林賽·比頓,「南太平洋區」,收陸軍哈爾·詹寧茲中將(編),《神經精神病學在二戰中——卷二:海外戰場》(華盛頓特區,1973),頁461。在越南戰爭中,部分醫生拒絕為部隊培養護理人員,且以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慷慨地開出緩役證明。J.蓋革,「隱藏的職業角色:作為反動派、改革家、革命者的內科醫師」,《社會政策》,1期(1974年3—4月),頁28。加裡·吉安尼諾托在越戰中是海軍的一名軍醫,他就向勉強參軍的士兵傳授打身體的什麼地方為好,甚至還提供嗎啡以幫助他們減輕自殘的痛苦。加裡·吉安尼諾托,其訪談收馬克·萊恩,《美國人訪談錄》(紐約,1970),頁214。還有醫生對違反軍規者不理不睬。    
    更多的心理學家不願意「治癒」士兵的「妄想」:即敵人也是有知覺力的。例見H.謝潑德,《說「不」:普通人的反戰手冊》(倫敦,1935),頁68—69。薩拉·哈利越戰中為波士頓退伍軍人後勤醫院工作。她工作不久就收治了一個曾經參與過美萊屠殺的病人。當聽到這人被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時,她不禁大吃一驚:    
    我說出了自己的意見。但他們告訴我這人明顯在妄想,絕對有精神病。我爭辯說,仔細的觀察表明他沒有其他病徵。在哄笑聲中,我奪門而出。    
    「這些所謂的專業認識竟無視戰鬥的現實!」她咆哮了,「竟把現實叫做精神病!」哈利堅決反對這樣的診斷,是因為對自己的判斷很有把握,她父親曾講起過他二戰時在北非作戰遇到的類似情況。薩拉·哈利,引自威爾伯·斯科特,《重新適應平民社會:越戰老兵的戰後生活》(紐約,1993),頁5。    
    別的激進的醫務官也給出了回擊。1946年,美國陸軍威廉·尼德爾斯少校就說有「相當一部分」的軍隊精神病學家,在其個性中有專制的一面(甚至是施虐傾向),他們認為人人都在詐病,以把士兵送回前線的數目多為榮(儘管不知道他們回去以後能否適應戰鬥的情形),濫用麻醉劑,且從身體、感情和心理上懲罰那些有神經精神病症狀的人。他精選了些諷刺的話,來描述看一名「精悍有力、捶胸頓足的精神病學家、玩具手槍已經是其所見極限的人」跟戰士大談「站如松」的道理,真是次「難忘的經歷」。尼德爾斯認識到,軍隊精神病學家有兩個老闆,但多數醫生對患者甚至沒有絲毫的關切。威廉·尼德爾斯,「精神病學在軍中的倒退」,《精神病學》,9卷3期(1946年8月),頁167—185。    
    最後,還有少數持和平主義立場的精神病學家,不願與軍方合作,他們的目標是結束戰爭而不是幫士兵去打仗。R.吉文斯、馬丁·內托希普(編),《有關戰爭和人類侵略慾望的討論》(巴黎,1976),頁8。在越戰中,最重要的非主流心理學運動是由退伍軍人組織的討論小組,激進的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都有參與。這些人讓老兵通過相互交談、而不是與專家溝通來找到對症的療法。見阿瑟·埃根多夫的大文,「越戰老兵討論小組和戰後生活的主題」,《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111—124。傳統的男性角色認同被一種新的、「較為溫和」的陽剛氣所取代。專家不僅鼓勵老兵檢視自己的心靈,也支持他們通過反抗軍國主義來救自己。    
    「縫合」士兵的心理創傷,讓他們早歸戰場,在民事精神病學某些領域(尤其是當精神病學家受雇於僱主而非患者時)也有應用。在戰爭時期,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地位就更不確定。他們滿嘴和平,卻在為戰爭販子提供各項數據;他們治癒傷者,卻是為了他們能回到戰場被人殺掉;他們和軍方有衝突,卻同時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提供的研究可能。另一方面,醫療隊就徹底地融入了軍方,承認自己的「上帝」是指揮官而不是患者;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成了「俘虜」了。例見諾曼·巴爾、倫納德·祖寧,「軍中精神病醫生的難題澄清」,《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41卷4期(1971年7月),頁672—674;阿琳·丹尼爾斯,「束住手腳:軍隊精神病治療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會行為雜誌》,10卷4期(1969年12月),頁255—265;L.克什納,「對待軍中異見者時的反移情問題」,《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43期(1973),頁654—659;馬爾克·皮利蘇克,「越戰老兵的遺產」,《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6—7。反精神病學運動的發展史見諾曼·戴恩,「批評者和異見者:關於美國「反精神病學」的思考」,《行為科學史雜誌》,25期(1989年1月),頁3—25。臨床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在戰爭中發展了與原先截然不同的做法:不去抑制士兵的暴力傾向,而是挑起他們的殺人慾望。這樣,精神病學家在軍中的作用就顯露無遺了:激勵士兵去行兇,不用生悔。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1

    人都知道,惜命的    
    上帝堅決反對衝突    
    最討厭的就是刀槍    
    英國人的是例外……    
    新戒律是「殺人吧    
    為實現上帝夙願」。    
    伊恩·塞瑞裡亞,「新學問」,1966伊恩·塞瑞裡亞,「新學問」,收布賴恩·加德納,《可怕的雨:戰爭詩人1939—1945》(倫敦,1966),頁30—31。    
    一位年屆30的天主教牧師,人稱「矮妖精和少年先知的混血兒」,因支持造成廣島140 000人和長崎73 900人死亡的原子彈而「名揚天下」。兩年前,這位年僅28、很理想化的喬治·扎貝爾卡神父參了軍。他以能繼承其澳大利亞籍父親的事業而自豪,並且希望別人都知道他在勉力衛國。作為提尼安島投彈手所在教區的牧師,他的「孩子們」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向日本軍民扔下了凝固汽油彈、傳統炸彈,以至最後被他們稱作「噱頭炸彈」的原子彈。    
    「是,他們打了也殺了,」扎貝爾卡回憶說,「但人們沒有記住這些。我覺得他們沒做錯什麼。」事情過去幾十年了,他一直堅持自己祝福的是「美國的孩子們」而不是扔炸彈,但似乎沒人願意聽他的辯解。他說自己熟稔聖奧古斯丁的「正義戰爭」理論,應該更敏感於殺戮平民的事件中牽扯的神學問題,但也通過歸罪他人給自己開脫:他曾辯解說,上級教會不是一直對此三緘其口嗎?事實上,二戰行將結束時斯佩爾曼主教〔1889—1967,美國天主教會樞機主教,紐約大主教,曾任美國軍隊隨軍神父代理人,為越戰中的美國政策辯護——譯注〕在提尼安島主持大型彌撒時他也在場,其時斯佩爾曼大力鼓吹應為自由和公正而戰。當時在島上的宗教界人士也沒有對轟炸是否道德提出異議:轟炸雖然殘忍,但為了上百萬美國士兵的性命也只有這麼做了。炸彈落下後,扎貝爾卡驚呼:「我的天,這太可怕了,但只有這樣才能結束戰爭。這幫孩子終於可以回國了。」只是後來發現長崎市民絕大多數信奉天主教徒時,他才開始有悔意,想著他也信天主教的「孩子們」竟一直在「從飛機上扔炸彈,轟炸別的天主教徒」。    
    扎貝爾卡神父後來終於後悔自己當時太過逞兇,那是轟炸過後他向倖存者講話的時候。他去了一些醫院,無辜的孩子在病床上等死。「許多小孩都很安靜,沒有一點聲音。他們就這麼靜靜地躺著,在死去,」他注意到,心中滿是震驚。之後,扎貝爾卡放棄了回國,在日本北部做了名牧師。當他最後回到美國時,發現沒有人願意再提及那段往事。「戰爭結束了,忘了它吧,」別人說。但他沒法忘記。先是朝鮮、後來是越南的戰報使他憶起曾經目睹的恐怖,讓他決定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從此積極為和平奔走。喬治·扎貝爾卡神父,其訪談收斯塔茲·特克爾,《「正義之戰」:二戰口述實錄》(倫敦,1985),頁531—536。    
    在一番思想鬥爭後,扎貝爾卡神父最終接受了戰事過程中的大規模屠殺。這並不罕見,少有的是他投身和平事業的決定。英、美、澳三國的宗教界人士都認為,很難把對上帝的愛和滿心殺欲的士兵這兩者調和起來。宗教人士難以把握自己的立場,其社會地位又加劇了這種困難。世俗、宗教領袖都把神職人員視作道德的代言人,自有一套辦法來激發「勝利精神」、給予寬恕。儘管他們中虔誠的人——像扎貝爾卡神父——選擇了反戰,但多數還是接受了軍隊的作為,並把這視作宣教的好機會,而且還希望扮演更積極、血腥的角色,這也使得有些人對他們冷嘲熱諷。教士一方面積極鼓勵別人去持刀殺人,一方面又不願讓自己的雙手沾上鮮血,所以有人笑他們是「一群地道的懦夫」,喬·沃克,《牧師、戰爭和其他戰時雜文》(佈雷福德,1917),頁3—4。但同時有人說他們心懷可怕的殺欲;在殺戮後祈禱只會讓人覺得噁心。「飛行隊一員」,《死在空中:飛行隊員的戰地日記和照片》(倫敦,1933),頁69及查爾斯·拉文,《默想與回憶》(倫敦,1931),頁166—167。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公然站出來為殺戮辯解,這使得有些人開始質疑教會是否有權利代表教規。伊迪絲·肖克勞斯,「搖籃的手」,收肯尼思·布賴恩特、萊亞爾·威爾克斯(編),《我會打嗎?》(牛津,1938),頁99—100。但直到越戰前,只有少數異見者曾經有過抗議。    
    基督教與戰爭    
    「上帝既許人為聖物,則殺人無論何時都是非法的,」 給君士坦丁大帝的兒子做過老師的萊科坦提烏斯(卒於公元320年)說。萊科坦提烏斯,《神學摘要》,6卷,頁20,引自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20。基督教早期作家,如查斯丁、塔蒂安、艾勒尼亞斯、德爾圖良、奧利金、亞大納西和西普裡安等都同意萊科坦提烏斯的說法。公元四世紀,隨著基督教在整個羅馬帝國的勝利和政教漸近一統,基督教的反戰立場有所減弱。公元313年阿爾茨會議後,拒絕出戰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被逐出教會。到416年,只有基督徒才有權參軍打仗。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2

    13世紀時有牧師開始加入英國陸軍。此後,宗教人士一直隨軍出征,雖其數量不多(一戰時,每1 000名英軍和美軍才攤得上一名神職人員)。《隨軍教士:「美國」總統軍隊宗教福利委員會呈給總統的報告》(華盛頓特區,1950年10月1日),頁7及戰爭部,《英帝國一戰中統計數據1914—1920》(倫敦,1922),頁91。教會在戰爭中的情況,見唐納德·克勞斯比,《戰場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師在二戰中》(勞倫斯,1994);湯姆·約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劍上星:軍中的天主教牧師》(倫敦,1996);邁克爾·麥可南,《戰爭中的澳大利亞教會:主要教會的態度和動作1914—1918》(悉尼,1980);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陸軍准將約翰·史密斯爵士閣下,《以這個標記的名義征服:軍中牧師的故事》(倫敦,1968);艾倫·威爾金森,《英國國教教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倫敦,1978);艾倫·威爾金森,《反對還是同意?戰爭、和平和英國各教會1900—1945》(倫敦,1986)。稍小一些的教派(如貴格會、基督弟兄會、耶和華見證人、門諾派、普利茅斯兄弟會等)雖一直大力反戰(也為此遭受了懲罰),也有許多神職人員以個人的名義反對介入布爾戰爭和越南戰爭,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有主要教派的神職人員都戮力同心,同仇敵愾。一戰被說成是聖戰;二戰則是一場正義之戰。兩次大戰中為戰爭開脫的理由幾乎一樣:戰爭為和平鋪就了道路;推動了文明的進程,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只有在危機中力量、耐心、自我犧牲等美德才能得到宣揚;只有整個國家經受了精神的洗禮,才能走出物質至上的誤區。還有,教會有責任關注那些或可導致衝突解決的道德問題。J.克魯克斯通教士,「牧師的作用」,頁5,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及吉爾伯特·懷特主教大師,「不抵抗的教義」,《英聯邦軍事雜誌》,4期(1913年10月),頁723。    
    我們發現:等神學家直面殺戮(而不僅僅是「宣戰」或「打仗」)時,其意見和世俗的觀點幾乎沒有不同。例見喬治·貝德巴勒,《軍隊和牧師(1914—1918)》(倫敦,1934)。1917年時,信奉基要主義的傳道士比利·森戴曾一言中的,說基督教和愛國是同義的,就像地獄和叛徒的關係。引自喬治·馬斯頓,《基要主義和美國文化:二十世紀福音派教義的形成1870—1925》(紐約,1980),頁142。耶穌不是只講和平、聲嘶力竭、虔誠可嘉的戰爭販子。弗蘭克·巴拉德,《和平主義的錯誤或為什麼基督徒可以和戰爭發生關係》(倫敦,1915),頁27及陸軍E.沙拉拿上尉,《和平主義的謊言:給海員和士兵的書》(倫敦,1918),頁1—3。如果殺人可以阻止「更大的惡」,如聽任「一隊絕望的殺手四出胡作非為,侵害文明的各個階層」或「在尊貴的男士和溫婉的女子」身上演練槍法,那戰場上的殺戮就站得住腳。亨利·特威迪,「牧師和戰爭」,收E.斯尼思(編),《宗教和戰爭》(紐黑文,1918),頁85。另見威廉·坦普爾(約克大主教),《戰時雜想》(倫敦,1940),頁34—35。殺人也許夠不上基督徒的德行,但「任暴君仗勢殺人也不是基督徒所為」,羅蘭·W.施略伯1943年跟美國會眾這麼說。羅蘭·施略伯,「因殺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蘭德(編),《美國歷史上的布道:美國講壇上的問題精選1630—1967》(納什維爾,1971),頁316,引自《講壇》,1943年9月。士兵不是在謀殺,因為他們是依合法指令,且是為整個社群的利益在拚殺。亨利·霍蘭德,《如在火旁:戰爭筆記》(倫敦,1915),頁24。他曾擔任牛津大學神學欽定講座教授、耶穌堂教士。保羅·B.布爾1917年時曾在英國米亞菲爾德的耶穌復活教友會跟堂區居民說,既然殺人放血與戰爭的真正目的(「征服」)相比是次要的,那「只要德國人服膺了我們所謂的正義意志,那殺戮就應停止,因為正義戰爭的目的只是在於合理地使用武力,以阻止個人或國家行惡」。保羅·布爾,《和平與戰爭:布道、演講筆記》(倫敦,1917),頁33—34。一戰將開之際,坎特伯雷教長曾給國王海軍和陸軍部隊做過一次布道。他說,殺人之站得住腳,就像處死謀殺或叛國的重犯那樣正理該當:都是為了實現一個公平的世界。上帝不是親自把正義之劍放到了權勢之人的手中,讓他們去懲治罪惡嗎?亨利·瓦斯,《基督教對戰爭的認可:在代國王海陸軍部隊祈禱儀式上的講話,坎特伯雷教堂,1914年8月9日》(倫敦,1914),頁7—8。1915年,伊靈聖救世主教堂的主管牧師A.C.巴克爾就把合格的士兵比作善良的基督徒,因為兩者都要養成服從的習慣,只有這樣才能「在危急時刻靠慣性就本能地做出正確反應」。A.巴克爾教士,《最偉大的戰爭:六篇演講》(倫敦,1915),頁55—56。在「正義戰爭」中,殺人無可厚非。有一位新教牧師曾這樣說: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3

    我真想和其他美國人一道衝過戰壕,把刺刀插進德國兵的喉嚨、眼睛或小腹,沒有絲毫的猶豫,良心也不會為此受到譴責。喬治·唐斯1917年11月在匹茲堡阿斯伯裡循道宗主教堂的講演,引自雷·艾布拉姆斯,《教士講武》(費城,1933),頁67。    
    傑弗裡·安克泰爾·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布道中有把百姓的說法拿來為殺戮正名的有趣例子,他的布道在一戰時極受歡迎,且是隨軍牧師在二戰時爭相模仿的對象。他在二戰中非常受歡迎:見瓊·克利福德,《謝謝您,牧師大人:二戰回憶》(倫敦,1989)及約翰·沃利斯教士,《上帝保佑,還有綠色貝雷帽:一次朝聖經歷》(普爾,1994),頁16。肯尼迪教士曾在訓練營面對只以殺死多少德國鬼子論英雄的士兵宣講。威廉·普賽爾,《英國人威利:一個英國個例:傑弗裡·安克泰爾·斯塔德特·肯尼迪(詩人、先知、不懈探求真理的人)的生平和時代》(倫敦,1962),頁109。一戰中,他一直為體能和刺刀訓練總部的士兵傳授簡潔、實用的刺刀殺人技巧。布道中,他曾滿面紅光地複述自己聽過的一個講座,是讚頌「刺刀精神」的。肯尼迪也認為這種「精神」對戰勝敵人至關重要。他跟士兵說,戰爭不過是「殺!殺!殺!」。在這個意義上,那次講座是「誠實的……(而且)也很實用。言真意切,沒有半點虛言。」要中和「刺刀精神」和標誌耶穌受難、贖罪的「十字架精神」固然不容易,但正如肯尼迪所說,在目睹了幾名厭戰的英國士兵抬一名德國傷兵到安全的地方後,他就成功地解決了其間的矛盾。    
    這兩種精神在他們身上合為一體,他們是最完全意義上的健兒和運動家。這種堂正大度就是基督教精神在我們目前階段所能達到的極致。    
    換言之,「刺刀精神」要有「十字架精神」的支撐才能長久,英國人良好的運動家風度代表了基督教的至高倫理。G.肯尼迪教士,《牧師峻語:說給英國遠征軍官兵的話》(倫敦,1918),頁25—26及29—30。    
    並非所有宗教界人士都贊同這番世俗的見解。有些以神學為殺戮辯解的具體理由也間或從講壇傳出。容易理解的是,舊約的說教因強調「以眼還眼」,所以要比山頂布道或十誡引用得頻繁得多。無名加拿大士兵的訪談,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233;A.胡佛,《一戰中的上帝、德國人和英國人:牧師的民族主義研究》(紐約,1989),頁6。聖經中關於殺人的禁律(比如十誡中的「不可殺人」)很容易迴避,比如「殺生」在這裡是指沒有合法理由的濫殺或謀殺,打仗中的殺人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啊。例見保羅·布爾,《和平與戰爭:布道、演講筆記》(倫敦,1917),頁34—35及托馬斯·斯普羅特,《基督教和戰爭:在學生基督教運動會議上的五篇演講稿,1916年1月》(惠靈頓,1916),頁7。同樣地,聖徒保羅的指令,要寬恕自己的敵人「七十個七次」,也可以被詮釋成只有在敵人有悔意時才適用。「我們和我們的敵人」,《卡配拉訥斯》,1944年11月,頁2。戰爭雖然是惡的,但上帝自有他的考慮,就像他也安排了天罰、饑謹和瘟疫一樣(以激起基督教美德的復甦)。所以J.E.羅斯科教士在其《戰爭倫理、間諜密探和強制訓練》(1914—1918)裡提出,伏擊是正當的,因為它體現了基督教所謂的先見和審慎。J.羅斯科教士,《戰爭倫理、諜報工作和強制訓練》(倫敦,出版年份不詳),頁26。哈里·愛默生·福斯迪克(一戰中他屬於基督教青年會)和威廉·坦普爾(在二戰時任約克大主教)試圖通過區分「人格」(是指上帝對每個人「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信任」)和「實體存在」來調和暴力和基督教義之間的衝突。為了更崇高的事業,可以放棄後者。福斯迪克在《當下危機的挑戰》(1917)一書中寫到:    
    危機任何時刻都會降臨,我不會降低自己對絕對個人準則的評價以及它無可匹敵的價值,但我會為了一個女人的安危或孩子的生命而不惜剝去任何傷害者的實體存在,並且相信上帝在一個我們看不見的世界裡會將其恆久人格剝離他所犯下的罪……刺刀無法觸及人格,只能到達實體的存在,而人格遠遠超越了地上的征戰。哈里·福斯迪克,《當下危機的挑戰》(紐約,1917),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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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話,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也從約克大主教的嘴裡說出,他反覆說明既然捨棄個人生命不是人生在世所要承受的最大傷害(因為它代表著個體人格的實現),那也不可能是所能予人的最大傷害。威廉·坦普爾,《對戰爭的有條件辯護》(倫敦,1940),頁29及32—34。    
    揮舞著刺刀的士兵當然應該保持自己的靈魂和人格的純潔,使其不被仇恨所吞噬。如此則一名士兵採用何種方式取人性命就很重要了。惟一避免罪惡的方式就是呵護「憐憫的精神」,哪怕這僅僅意味著遵守海牙公約或「紳士風度」的寬泛概念。羅伯特·霍頓教士,《戰爭的原因和打法》(倫敦,1914),頁31—32。另見查爾斯·普雷特,《和平與戰爭的粗淺讀本:國際倫理原則》,為天主教會社聯合會編(倫敦,1915),頁86及阿瑟·英格拉姆主教大師,《戰爭中的教會》(倫敦,1915),頁33—34。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基督徒如想在戰場上保持操守,就要做到殺人而不生恨。因此才有格雷森神父越戰時跟士兵講的:殺人是合法的,「只要你心裡沒有恨」。格雷森神父,引自瓊·奧普林格,《一個步槍排長的越南山地回憶》(北卡羅來納,1993),頁91。一戰時,愛德華·因克裡斯·鮑斯沃思也在其《戰爭中的基督教目擊者》(1918)一書中給了同樣的勸誡,他提醒讀者說「信奉基督教的士兵是傷敵時是懷著友好感情的。也是帶著情誼的……他在心裡從不把敵人送進地獄。他不知仇恨為何物。」愛德華·鮑斯沃思,《戰爭中的基督教目擊者》(紐約,1918),頁8—10。另見馬歇爾·布盧姆霍爾,《「我自己的葡萄園」:個人的宗教和戰爭》(倫敦,1916),頁45—46;查爾斯·普雷特,《和平與戰爭的粗淺讀本:國際倫理原則》,為天主教會社聯合會編(倫敦,1915),頁87;亨利·瓦斯(坎特伯雷教長),《基督教對戰爭的認可:在代國王海陸軍部隊祈禱儀式上的講話,坎特伯雷教堂,1914年8月9日》(倫敦,1914),頁8—9;克萊門特·韋布,《戰爭時代:在若干場合的講話》(牛津,1918),頁21;吉爾伯特·懷特主教大師,「不抵抗的教義」,《英聯邦軍事雜誌》,4期(1913年10月),頁722。要不就像E.格裡菲思·瓊斯在1915年時對集會的衛斯理宗教徒說的那樣,士兵應像牧羊人——一心驅狼卻絲毫不染「狼性」。E.瓊斯,《基督教義挑戰戰時世界》(倫敦,1915),頁186。另見J.威爾遜教士,「基督對戰爭的支持和譴責」,《希伯特雜誌》,13卷4期(1915年7月),頁839—858。神職人員總是要士兵在將刺刀插入人體的一剎那嘴裡默念,「是我的身體為你殘破」,或者做愛的禱告。一無名的「有影響力的牧師」,引自羅伯特·庫珀,《我該參軍嗎?一篇關於戰爭、和平和個人的文章》(倫敦,1935),頁16及馬歇爾·布盧姆霍爾,《「我自己的葡萄園」:個人的宗教和戰爭》(倫敦,1916),頁45—46。曾有布道一方面要士兵們去愛德國兵,一方面要他們「把刺刀插進他們的腹部」,有人為此抗議,見G.霍爾,「士氣在戰時及戰後」,《心理學報》,15期(1918),頁384及莫裡斯·科澤爾,《身份識別牌上有個H》(紐約,1947),頁44。    
    這樣似乎就可以只殺人而不犯罪了。可神職人員還不滿足,他們要更進一步論證基督本人是贊成殺傷的——哪怕(就20世紀的武器裝備來看似乎不太協調)是用刺刀。曾有和平主義者問聽眾,能不能想像基督把刺刀插進另一個人的身體,例見費納·布洛克韋,《伯孟德賽故事:阿爾弗雷德·索爾特的一生》(倫敦,1949),頁59及哈里·品克漢姆,《基督是個和平主義者嗎?》(馬薩諸塞,1917),頁14。不止是和平主義者在問這個問題:見菲利普·吉布斯,《戰爭的現實》(倫敦,1920),頁82。有人喊出了響亮的「能」。在一本名為《友誼的做法》(1918)的書裡,喬治·斯圖爾特中尉和亨利·B.奈特(基督教青年會會長,曾是耶魯神學院的教授)就像他們一貫的那樣,坦然承認更願意把基督想成手裡拿的是劍、而不是刺刀。但再一想,在基督生活的時代,劍才是砍殺的主要武器,而不像現在,只是當代人想像中的裝飾品。現在,刺刀已經取代了劍。基督被剝去了白袍,利劍外面是「草黃色的,沾滿了血污和泥沼,在他手裡是槍口伸出的刺刀」。正是這一「幻象」驅策著他們以高昂的鬥志走上戰場。喬治·斯圖爾特、亨利·奈特,《友誼的做法》(紐約,1918),頁22—24。另見錫德尼·阿爾斯特羅姆,《美利堅民族的宗教史》(紐黑文,1972),頁885。殺人不僅沒錯,反而有功。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5

    但這並不是要抵消許多宗教界人士真心熱愛和平的事實。尤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裡,多數神職人員一直在譴責戰爭(和平主義),儘管願採取鮮明反戰立場的人要少得多。其間(按教派的分野)成立了無數以反戰為宗旨的宗教機構,比如基督教和平聖戰組織、循道宗和平聯誼會、一位論派和平聯誼會、蘇格蘭長老會和平會、長老派和平團、英國聖公會和平聯誼會等。一戰的經歷使許多牧師轉向了和平主義,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被騙了,其大力鼓吹的許多暴行竟是言過其實(甚至完全是虛構的)。與此同時,許多戰爭收益也變得越來越虛無縹緲。不過他們的和平呼聲在政治上一直沒有造起勢來,英國各教派的和平組織成員總數最多時也不過15 000人。馬丁·西德爾,「在兩次世界大戰年代的基督教和平主義」,收W.謝爾斯(編),《教會和戰爭》(倫敦,1983),頁404。此外,隨著二戰的日益臨近,基督教和平主義者發現像萊因霍爾德·尼布爾這樣的神學家正日漸對自己形成圍攻,指責他們沉迷於犧牲的愛,卻忽視了社會責任。二戰很輕鬆地就被描畫成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等到越戰開打時,連原先最洪亮的反戰聲音也倒向了戰爭支持者的一方,特別是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1960年成立,旨在推翻南越政府,統一越南全境——譯注〕為代表的一方。這則精彩的故事,見格文特·盧伊,《和平與革命:美國和平主義的道德危機》(大瀑布城,1988)。雖然在三次戰爭中都有德高望重的教士站出來反對某一具體行為(最臭名昭著的得數滅絕轟炸和投向日本的原子彈),G.貝爾,《教會和人類(1939—1946)》(倫敦,1946),頁129;G·貝爾,《基督教義和世界秩序》(哈蒙茲沃思,1940),頁81—82;聖阿爾班斯的希克內瑟教長來信,《泰晤士報》,1945年8月16日;戈登·查恩,《英國皇家空軍的隨軍牧師:角色緊張之研究》(曼徹斯特,1969),頁118。雖然有些宗教機構和個人(如1968年以前美軍中的猶太教牧師)克拉倫斯·阿伯克朗比,《隨軍教士》(貝弗利希爾斯,1977),頁142。在1968年前,猶太教領袖曾把拉比選入軍隊,這樣就避開了通常的自選過程,也確保了軍隊裡總有與基督教對立的文化存在。一直站在軍方的對立面,宗教界人士不論男女對戰爭的態度一般是既痛惜非得打仗,同時又為能參加所謂的「正義」之戰大聲鼓吹。    
    「教士上陣」    
    教職人員不參與作戰,已是20世紀的定規。實際上,在我們討論的這三個國家——英、美、澳——都有明文禁止教士攜帶武器。但不是自古就是這樣的。教職人員不能用劍是中世紀以來的規矩,但他們可以用狼牙棒。直至1350年「教士上陣打仗」才被明確禁止。到1899年,又被寫進了海牙和會的戰爭法。    
    儘管軍隊許多部門的牧師不能持械,但他們仍可參軍。許多小一些的宗教團體把是否入伍的選擇權交給了個人去裁斷。這樣,雖然堅決反戰,但英國還是有三分之一強的適齡貴格會徒參了軍。艾倫·威爾金森,《反對還是同意?戰爭、和平和英國各教會1900—1945》(倫敦,1986),頁53。循道宗、浸禮會和長老會的許多未授神職的牧師也選擇了入伍。救世軍的成員不過變了變服裝的式樣:「血與火……以血除污,以火鼓勁」是他們響徹倫敦海德公園的戰鬥號召,後來又飄蕩在血跡斑斑的戰場,那裡有步槍、火炮在「噴火」。弗雷德裡克·斯珀爾,《著軍裝的牧師:聯合海軍和陸軍委員會牧師工作一覽》(倫敦,1916),頁52。另見查爾斯·貝特曼,「救世軍和戰爭」,《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1—6月),頁106。    
    羅馬天主教會和英國國教教會就不太願意讓牧師和傳道士自己拿主意了。宗教領袖對教士志願上戰場的做法是否合適一直爭論不休。1916年,雷金納德·約翰·坎貝爾教士(他是一名廣受尊敬的不信英國國教的新教徒,但在遊歷西線的同年就加入了國教)就承認自己「不忍心拒絕任何體格健全的教士,他們不過想拿黑色法衣換卡其布的軍裝,以在血腥的戰場上以戰友的身份傳道」。雷金納德·坎貝爾教士,《隨軍在法國》(倫敦,1916),頁12。耶魯大學神學系的亨利·哈勒姆·特威迪也為那些覺得不參軍就不行的牧師作辯護。1918年時,他滿懷欽羨地寫到了一個「我們所有人的兄弟」,不願「受自己妝飾的羈絆:好像不和前線士兵同喝一壺水、不經歷他們泥與血的洗禮就無法向他們講道」。他認為,「只有牧師同信徒一道『出生入死』,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這種共患難時的親近「不分世俗與神聖」,他說。亨利·特威迪,「牧師和戰爭」,收E.斯尼思(編),《宗教和戰爭》(紐黑文,1918),頁86—87。在他看來,參戰的牧師絕不會給教會臉上抹黑。有人曾注意到,法國的入伍牧師反給教會帶來了誇獎和榮譽。湯姆·凱托爾,《戰爭的方式》(倫敦,1917),頁188—205;威廉·雷德蒙,《法國的塹壕照片》(倫敦,1917),頁128—129;「朱尼厄斯再生」,《聖戰:惡之極端:慷慨與貪婪:諷筆》(倫敦,1915),頁3;愛德華·溫頓,「神職人員和軍隊服務」,《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1—6月),頁153—154。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6

    英國國教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退而求其次,還是希望阻止其牧師攜帶武器,哪怕這意味著給一些宗教領袖的軍事熱情潑冷水。對J.G.辛普森(聖保羅大教堂教士、讚美詩領唱人)來說,問題很簡單:牧師的「行規」就包括了不能當兵。這不是出於道德的考慮:基督教只有一套準則,施用於所有人,神職和世俗人員都得遵守。這一禁令其實源於牧師這一職業自身的特點,即在任何情況下,面對任何誘惑,都要一以貫之地寬容他人,並身體力行人類的道德良知。戰爭只屬於世俗社會,在天國沒有它的位置。雖然犧牲個體的生命是符合基督教教義的,但殺人卻不是,辛普森說。牧師實際上身兼兩職,既要展現人類最美好的一面,又要分擔亡靈的苦難。他既是精神世界的代表,就要躲過殺戮,以帶來持久的和平。辛普森還說,神職人員既已受命,有了口頭上的生殺大權,就無權把任何人送到造物主面前而「在臨終前不予他聖餐,讓他失望,不給他行最後的塗油儀式」。J.辛普森,「教職人員在戰爭中」,收G.貝爾(編),《戰爭和上帝之國》(倫敦,1915),頁104—109。1915年,辛普森的觀點就得到了倫敦主教阿瑟·福裡·溫寧頓·英格拉姆神父的支持,後者拒絕授予正值參軍年齡且符合入伍條件的年輕人以聖職。阿瑟·英格拉姆教士,《教會時報》,1915年6月4日,引自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89。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溫寧頓·英格拉姆又得到了卡萊爾、切斯特和曼徹斯特等地主教的支持。    
    牛津主教查爾斯·戈爾也贊成辛普森的觀點,只有一點例外。1914年,知道屬下許多牧師心有不安後,他要他們記住自己的誓言,並重申戰士和牧師的身份是不能兼容的。但他也承認對那些只是候選、未被授職的牧師,情況要複雜一些。他們既以牧師為業,是否可以推遲授聖職,穿上軍裝殺敵呢?戈爾主教注意到,傳統上這樣的人是不准參軍的:古代的教規禁止當過兵的人(及判死刑的地方法官)接受聖職,被迫參軍的候選牧師接受聖職也要有羅馬教廷的特許狀才行。在權衡所有因素之後,戈爾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協,決定候選牧師從戰場歸來,只要對聖職沒有二心仍可授予聖職。但他也反覆鼓勵牧師候選人「遵從聖職的召喚並為之準備」,不要理會那些說他們怯懦的指責。查爾斯·戈爾,《戰爭、教會和其他演說》(倫敦,1914),頁60—65。    
    到1916年,戰事走向的不利和徵兵工作的開展使這場辯論有升級之勢。無數牧師參與到這場辯論中來,無論是在教堂講壇上還是在定期出版物上。其中就有約翰·辛克神父,他在利森堂區教堂的布道中展現了年輕一代牧師對戰爭的嚮往,希望與同齡人一道出生入死,並享受戰爭給人的刺激。但他不同意把這種熱情變為行動,並提醒舉棋不定者應用精神而不是實體的武器來抗敵。約翰·辛克教士,《戰爭、其作為及教訓:在利森堂區教堂的演講》(倫敦,1916),頁104。愛德華·溫頓在《當代評論》(1916)上的文章更中肯,他指出關鍵在應如何評估禱告與打鬥的相對價值。如禱告受到推崇,那多幾千人上陣不過是杯水車薪,是短視的行為。如何安慰陣亡烈士的家屬,為將至的和平作準備,為戰士提供精神上的幫助,都是些很重要的問題。牧師如果只是一介「匹夫」,那就應該上陣衝鋒。但牧師畢竟不是「凡人」,他們有其「特殊的使命和天職」,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是理想中基督之邦的鮮活寫照。愛德華·溫頓,「神職人員和軍隊服務」,《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1—6月),頁153—160。其在後方之重大責任,見阿瑟·英格拉姆教士,《倫敦主教向倫敦教區集合牧師宣講至上時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聖馬丁教堂》(倫敦,1915),頁10。    
    世俗的意見卻是指向另一個方向,這對這些宗教代言人是不利的。在1916年以前,參戰的主要是常備軍和志願軍,牧師可免於服役而沒有人質疑。但在一戰的徵兵辯論中,許多公眾對牧師免於服役的議會法案表示不滿,從1916年9月伯明翰召開的英國職工大會便可見一斑。當時,本·提利特在力主大會通過一項譴責牧師可免兵役的決議時得到了許多支持。見《衛報》,1916年9月14日。    
    到1918年,傳統主義者節節「敗退」。英國1918年4月9日頒布了兵役法,允許牧師參軍。後因擔心讓天主教牧師參軍會使愛爾蘭再度造反,遂收回了該法案。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既已首肯,牧師的處境就十分尷尬了,因為這時他們無法再仰仗其上級的表態來免服兵役。為應付危機,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與十七名主教會面後,於1918年4月22日宣佈鼓勵牧師自主從軍,既可作為非戰鬥人員也可上陣打仗。其實到這個時候,多數適齡、壯碩的牧師早已自願入伍,以非戰鬥人員的身份編在了牧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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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 中 牧 師    
    牧師局的牧師名義上是非戰鬥人員,但並不是說他們就接觸不到軍國主義及其毀滅儀式了:他們佩帶的是軍官證,只有在加拿大軍隊中才按軍階(如上尉、少校、上尉等)稱呼隨軍牧師。其他國家軍隊中的牧師有官階但士兵一般只叫他們 「牧師」。見哈里·布萊克本教士,《西線也有此事發生:教士的故事》(倫敦,1932),頁103—104。坐的是吉普車,配備的是維科斯式機槍,還有勤務兵持槍保護其人身安全。J.麥克拉斯基,《傘兵牧師》(倫敦,1951),頁136。許多牧師隨身帶有左輪手槍,自衛時可以開槍,這一點和醫療隊成員是一樣的。例見歐內斯特·梅林頓的話,收邁克爾·麥可南,《隨軍牧師:澳大利亞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國》(悉尼,1986),頁82。    
    外表上雖逃脫不了軍國主義的陰影,但每一名牧師還是要對自己在軍中扮演何種角色做出決斷:在審視良心後決定是作為牧師還是戰士來加入軍隊。這樣的決定很難做。一戰期間廣受歡迎的J.法伊神父、約翰·J.卡蘭教士、丹尼斯·瓊斯教士等都慚愧地承認,參戰的想法實在激動人心,但他們也勸誡跟自己有同樣想法的牧師一定要抵擋住誘惑,因為他們擔負的精神責任要更重大。約翰·卡蘭,《兵車行:炮兵部隊隨軍牧師的一天》(倫敦,1918),頁7;邁克爾·麥可南,《戰爭中的澳大利亞教會:主要教會的態度和動作1914—1918》(悉尼,1980),頁54;丹尼斯·瓊斯教士,《蘇吳拉灣教士日記》(倫敦,1916),頁17。雖有很多傳言說法伊曾帶人衝鋒,據麥可南說此事不確。另見「臨時牧師」,《隨軍教士》(倫敦,1916),頁9。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二戰中,J.弗雷澤·麥克拉斯基(人稱「傘兵牧師」)曾被自己到底是應該以教士的身份參軍、還是接受戰鬥訓練「以不辜負29歲的大好年華和180多斤的體重」的問題長期困擾。當朋友最終勸服他,做牧師能起到更大作用時,他非常地掃興。J.麥克拉斯基,《傘兵牧師》(倫敦,1951),頁16。R.L.巴恩斯教士屬於耶穌復活會,他披露自己曾十分嫉妒那些為上戰場不惜放棄教職的好小伙:他悲歎「自己的孤獨、恍惚與不安」,羨慕那些參戰的牧師是「牧群的當然領袖」。R.巴恩斯教士,《戰時牧師》(倫敦,1939),頁69。約瑟夫·麥卡洛克教士在二戰進行一半時終於不能繼續調和軍隊與宗教的雙重身份。他認為,作為一名基督徒竟要受雇於一個致力於殺戮的組織實在是偽善。這一想法促使他辭去了在軍隊的職務。約瑟夫·麥卡洛克,《我們自有命令》(倫敦,1944),頁176。    
    也有神職人員做了不同的選擇,他們更多地從支援生者而不是掩埋死者那裡汲取了力量的源泉。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203;唐納德·克勞斯比,《戰場上的牧師:天主教牧師在二戰中》(堪薩斯,1995),頁ⅩⅩ—Ⅹ□,48及189;喬治·弗雷澤,《駐紮在這裡很安全:緬甸戰事瑣憶》(倫敦,1992),頁110。這些暴虐的上帝子民在一般人想像中竟帶上了某種傳奇色彩,被稱為「戰鬥的教士」。二戰中有首軍隊歌曲廣為流行,寫的就是參戰的教士:一個「空中領路人」(多半是威廉·A.邁加亞教士)1941年和戰友一同打退了日軍對「加利福尼亞」號的襲擊:    
    掉下去的是槍手,然後是他的戰友,    
    跳起的是空中領路人,瞄了他們一眼,    
    他放下聖經,端起槍,大叫三聲,    
    讚頌上帝吧,給他們一槍!    
    讚頌上帝吧,給他們一槍!    
    讚頌上帝吧,給他們一槍!    
    然後我們都得解放!引自唐納德·克勞斯比,《戰場上的牧師:天主教牧師在二戰中》(堪薩斯,1995),頁13。該牧師據說是威廉·A.邁加亞,但他矢口否認。    
    同樣超水平發揮、但遠沒有這麼辛辣的是:在此後一些戰事中,上陣的牧師竟引得別人詩性大發。即以拉裡·羅特曼寫一名在越南牧師的緊促詩行為例:    
    第25飛行營的牧師    
    在苟知    
    為敵人的靈魂禱告    
    在每個週日上午    
    其餘日子做機載槍手    
    還有部隊薪金。拉裡·羅特曼,「上帝的孩子」,拉裡·羅特曼、簡·巴裡、巴茲爾·帕奎特(編),《情感與理智的勝利:越戰老兵詩集》(紐約,1972),頁24。    
    就算這些都是「神話」,有一點是許多人都認同的,那就是年輕牧師(尤其是那些符合其他鬥士傳統的人,如不信英國國教的威爾士牧師)陸軍弗蘭克·克羅熱准將,《都是我殺的》(倫敦,1937),頁76—77。都想一試身手。阿瑟·英格拉姆教士,《倫敦主教向倫敦教區集合牧師宣講至上時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聖馬丁教堂》(倫敦,1915),頁9—10;查爾斯·蒙塔古,《從幻想中醒來》(倫敦,1922),頁67—68;愛德華·溫頓,「神職人員和軍隊服務」,《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1—6月),頁153。牧師到了戰場上就會不斷被人提醒:不能攜帶武器(美國牧師長擔心任何持械牧師如被俘虜,則可能因違反《日內瓦公約》而受到嚴厲處罰,且可能被用作其他不齒行徑的替罪羊)。羅伊·哈利韋爾,《美軍教士》(華盛頓特區,1958),頁253。陸軍中尉羅伯特·弗利·卡勒維就是一個例子,他原是名溫和的牧師,是戰地經歷使他請求上陣作戰。1916年受訓時,這位前牧師記述了不久前聽過的一次講座。「好得沒法說,」他給妻子複述道,    
    但我的興趣倒不在講座本身,而在其象徵意義——我們整個民族心態的轉變。講座是關於怎麼(用刺刀)殺人的,凡經驗所及任何可能的殺人方法都教給我們了。記筆記時,這些聽起來好像特別殘忍, 但昨天在場的人無不同意,要想贏得戰爭,就得去打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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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然不喜拿刀刺人,但聽過講座不再覺得這樣做有悖道德了。他認為自己之所以改變看法,不是因為什麼精神直覺,而只是所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有的「自然本能」。在寫下這些話11天後他就犧牲了,死時年僅44歲。捨伍德·林務部隊羅伯特·費利·卡勒維中尉1916年9月2日與妻書,引自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58—59。    
    卡勒維是為了戰爭早點結束不惜雙手染血的牧師中不幸的一例,但不是僅有的一例。在本書討論的三場戰爭中,牧師局把牧師派上戰場的速度太慢,以至教士們很快就心下不爽,他們的熱情又反過來給宗教領袖們提出了難題。P.布朗韋爾教士,《隨軍牧師:皇家陸軍牧師局:牧師的責任和品行》(倫敦,1943),頁38及羅納德·賴特,《推薦牧師:軍中生活探討》(愛丁堡,1944),頁19。許多牧師根本等不及宗教領袖做出決斷。1914年剛宣戰,英國國教神學院的1 274名學生就有近400人退學。整個一戰期間,英國牧師人數持續下降,從1914年的600出頭減少到1918年的114人。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88。同期在澳大利亞也有51名聖公會牧師參軍。考慮到澳大利亞全國只有1 400名牧師(年齡有大有小,能力有高有低),這51名牧師的流失就顯得相當扎眼了。邁克爾·麥可南,《戰爭中的澳大利亞教會:主要教會的態度和動作1914—1918》(悉尼,1980),頁95。二戰中,「能幹的年輕人」無一例外地選擇了火箭筒而不是聖經,各個神學院因而門可羅雀。「戰時神學院學生的訓練」,1950年4月18日,倫敦檔案局DEFE7/46。    
    牧師嚮往打仗有許多原因,其中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生活無聊乏味,二是要證明自己。在《從幻想中醒來》(1922)一書中,查爾斯·愛德華·蒙塔古把典型的從軍牧師描繪成出身助理牧師、討人喜愛的年輕小伙,是「村中板球隊的主力」。戰爭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解脫,讓人興奮:「在一個不加鑒別的教區,以職業的光亮和樂天參加乏味的儀式,其了無生氣、冗長單調和讓人倒胃的安全感,還有讓人困惑的道德迷題,在這之後,戰爭好比是天堂」,蒙塔古說道。查爾斯·蒙塔古,《從幻想中醒來》(倫敦,1922),頁67—68。這無疑是J.E.蓋辛瓊斯教士摘下項飾、證章,拿起手槍這一系列舉動背後的動機——當然,除此之外他還想要「向自己證明自己」。J.蓋辛瓊斯大教堂教士,《戰爭與和平中的英國本土防衛義勇軍隨軍牧師:一個鄉間牧師的軍旅生涯1938—1961》(西薩裡郡,1988),頁32—33。    
    教士成為戰士,還有外部壓力在起作用。曾有名蘇格蘭牧師(他後來在盧斯帶兵時戰死)在解釋自己為何參軍時說:他要是不參戰,則根本不能直視會眾中「年輕小伙們」的臉。見雷金納德·坎貝爾教士,《隨軍在法國》(倫敦,1916),頁10。虛偽的指責——說教士一面鼓勵別人去殺人,自己卻故作高尚,不願染上鮮血——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忘卻的,而教會所謂「禁止參戰的責任完全由上級主教來承擔」的說辭並沒有人會相信。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倫敦,1916),頁34—35及阿瑟·英格拉姆教士,《倫敦主教向倫敦教區集合牧師宣講至上時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聖馬丁教堂》(倫敦,1915),頁10—11。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神學強調「參與型牧師」,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許多英國牧師視參軍為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參與倫敦東區街坊文教運動的一個延伸。換句話說,敬奉上帝的最好辦法就是把自己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去。R.巴恩斯教士,《戰時牧師》(倫敦,1939),頁69。打仗似乎成了「做真正意義上基督教牧師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約翰·伯裡亞,《炮邊草記和牧師》(倫敦,1917),頁13。這就是天主教牧師R.M.希吉和英國第二軍資深隨軍牧師J.R.尤恩斯(在二戰期間)為什麼再三強調牧師也應和戰鬥部隊一道進行體能、射擊訓練的原因。他們相信這將有助於把牧師和士兵拉得更近,這樣牧師就可以更好給士兵以精神指導。R.希吉教士,《猩紅的黎明》(內布拉斯加州,1949),頁52及陸軍准將約翰·史密斯爵士閣下,《以這個標記的名義征服:軍中牧師的故事》(倫敦,1968),頁245。在越南,隨軍教士戴維·奈特堅持認為,牧師在軍中的「任務」就是「抓或是殺敵。所以執行任務時要和他們合作……我……見識了其對上帝的愛。」戴維·奈特教士的訪談,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獄:與創傷後精神壓力症患者的訪談》(北卡羅來納,1990),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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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戰爭開始前是希望介入教徒每日生活的想法促使一些牧師拿起武器的話,那戰爭的實際體驗就更讓他們急於放棄自己非戰鬥的角色了。在戰鬥狂野的興奮中,有的教士拾起了別人丟下的武器,頂上了機槍手的位子,把一切規矩都忘了。默文·埃弗斯教士,「自傳」,頁6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羅伊·哈利韋爾,《美軍教士》(華盛頓特區,1958),頁193;約翰·法伊教士致佩思大主教帕特裡克·克魯恩的信,刊1915年《基督》,引自邁克爾·麥可南,《隨軍牧師:澳大利亞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國》(悉尼,1986),頁49—50。有時人手不夠,指揮官也不得不讓他們扛武器或領人進攻。P.布朗韋爾教士,《隨軍牧師:皇家陸軍牧師局:牧師的責任和品行》(倫敦,1943),頁38。布爾戰爭中的例子,見J.芬得利教士,《牧師於役(一名隨軍牧師的回憶)》(倫敦,1941),頁26。新教牧師在不知不覺中——驚奇地——發現自己在酣戰中正如饑似渴地向逃竄的德國兵掃射。在這種情況下也許不要怎麼勸說就會放棄他們的職業,轉而從軍。陸軍弗蘭克·克羅熱准將,《都是我殺的》(倫敦,1937),頁76—77。報仇欲也是牧師好戰的原因之一。二戰中在得知弟弟陣亡的消息後,一名聯合會牧師全沒了干牧師所必需的「仁愛之心」,只想「赤手」去殺德國人,他轉到戰鬥部隊的請求也得到了批准。無名加拿大士兵的訪談,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328。尤其是在和歐洲以外的人(如日本或越南人)打仗時,敵人的凶殘和不馴常會被牧師用作為違反日內瓦公約規定、拿起武器戰鬥辯護時的說辭。羅伊·哈利韋爾,《美軍教士》(華盛頓特區,1958),頁253及威廉·魯克大教堂教士,「訪談」,1989年4月21日,頁14—15,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左輪上手,教士也瘋狂」是越戰時的一條新聞標題。「左輪上手,教士也瘋狂」,越戰剪報,出處不明,收巴巴拉·阿里森夫人,「剪報集」,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就像新西蘭戰機駕駛員布賴恩·考克斯在二戰時所說,歐洲戰場的牧師可能難以接受拿機槍掃射,但在布干維爾島(所羅門群島)「你不殺敵就會被敵人殺,所以我們看到日本兵的屍體已經沒什麼感覺了」。布賴恩·考克斯,《英年早逝:太平洋戰爭中一名新西蘭戰機駕駛員的故事》(衣阿華州,1989),頁157。另見麥考斯克閣下,「訪談」,頁33—34,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一些牧師也不能免於戰鬥前夜一般人都會有的興奮。牧師歐內斯特·N.梅靈頓一想到「出入槍林彈雨」就立刻興奮起來,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1922年即將登陸加利波利半島的前夕,他和戰友都在腦子裡「摩拳擦掌,為了終於能經歷『不折不扣』的困境而有一種既奇怪又畏懼的興奮勁」。歐內斯特·梅靈頓教士,「和澳新軍團在一起,1914—1915」,1922年,頁1,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威廉·多伊爾神父也分明癡迷於戰鬥的血腥,在給父親的信中就有對轄內士兵殘殺行徑的大肆渲染。阿爾弗雷德·奧拉希利教授,《耶穌會威廉·多伊爾神父:宗教研究》(倫敦,1925),全書各處。事實上,沒有這種感覺或受不了殺戮的牧師在部隊裡是混不下去的。正如J.史密斯教士所說,要是哪個牧師「對打仗有所保留」,就「不適於在軍隊工作,部隊裡的宗教和醫療工作也不例外」。憎恨「放血」只會使人「跟牧師一樣沒出息」。J.史密斯教士,「黑龍騎兵」,日期不詳,頁碼不詳,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也有很多牧師並不覺得協調自身的宗教信念和軍隊的道德要求間有什麼問題。貫穿基督教的整個歷史,戰鬥的話語在其典籍中無處不在。詳見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53。宗教是人類靈魂的「遠征軍」,基督是「偉大的領袖」,像在呼喚英國兵聽從他的號令。阿瑟·格雷教士,《領袖》(倫敦,1921),頁15及「1922年5月14日週日」,《磨坊山雜誌》,1922年6月,頁6。在《「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參與、無人可以中立之戰事遐想》(1917)中,G.C.布裡奇教士講,有個連老是被一名狙擊手騷擾。一名下士終於發現那人的藏身地,那塊地方立刻被炮兵夷為平地。這件事在布裡奇教士的敘述中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探險:    
    敵人被發現、消滅了。你有否訓練過你的靈眼,使它可以辨別敵人?上帝教你用心觀物,能在貌似平和的事物中發現危險;但不管怎樣,也不管是好是壞,如果它會傷及你的靈魂,那就毀了它。把它當作練槍的靶子。毀掉那習常、嗜好和影響,免得它危及你的靈魂。基督會為你尋到靶場!G.布裡奇教士,《「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參與、無人可以中立之戰事遐想》(倫敦,1917),頁17。    
    不經意間,消滅精神敵人的言辭就變成了要宰殺實實在在的宿敵。    
    軍方和牧師所共享一種「倫理」,那就是男子氣概。和平時期,要接受「陽剛」即為禁慾、溫順、忍耐、養心不是什麼難事。可一宣戰,兄弟情誼就要擴大,所標榜的自然也就成了好戰、愛國、體魄——而牧師是最容易被指為纖柔的,這不是沒有道理。從一戰到越戰,牧師作為非戰鬥人員的身份總使他們成為笑柄。在《聖戰》(1915)一詩中,前線一位中年、攜子的牧師就語鋒直指他的同僚,說他躲在非戰士的軀殼裡。他指責「明哲保身」的大主教鼓勵牧師在門可羅雀的堂區裡終日無所事事。對(有「圍裙、綁腿和高帽」的)牧師來說,他質問說,還有什麼更不光彩嗎?該詩懇請他們轉變一下態度: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10

    牧師弟兄們,首先要像個男人,    
    你們還當自己是英國人嗎,是    
    就要精忠報國,像法國人那樣。「朱尼厄斯再生」,《聖戰:惡之極端:慷慨與貪婪:諷筆》(倫敦,1915),頁4—5。    
    儘管可能很少有牧師讀到過這首詩,詩中表達的情緒卻是觸痛了許多「結實的年輕牧師」的神經,他們不願年老的上級告訴他們上陣打仗是不允許的,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倫敦,1916),頁40。不願吞下「軟弱」、怯懦的指責。他們(用剛毅的基督教語調)宣佈,「不論有沒有手套,他們都可以出色地表現」,還辯駁別人對他們「口齒不清,只會誦經,或和女孩子打槌球」的指責。此外,他們還抵制有首歌「我那時是個蒼白的年輕牧師」給人帶來的遐想。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倫敦,1916),頁40;「朱尼厄斯再生」,《聖戰:惡之極端:慷慨與貪婪:諷筆》(倫敦,1915),頁5—6;愛德華·溫頓,「神職人員和軍隊服務」,《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1—6月),頁153及158。他們認為參戰的牧師要有「男人的長相、男人的勇氣(和)男人的心靈」。J.史密斯教士,「黑龍騎兵」,日期不詳,頁碼不詳,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另見愛德華·溫頓,「神職人員和軍隊服務」,《當代評論》,109卷(1916年1—6月),頁154。即使在神學院這樣的聖地,勇武和男子氣也是聯繫在一起的。在H.M.B.裡德教授給格拉斯哥大學神學高級講習班的學生做的最後一次演講中,提到神學院許多學生業已參軍時他的語氣就是讚許的:這「才像男人」。這些學生的行動表明神學堂並非「逃避兵役或不受歡迎的人的避難所,就相對比例而言甚至可算是格拉斯哥大學最勇武的一個系」。裡德教授還「恭切地盼望這些學生戰士的歸來能在這裡的長椅間集聚一種不尋常的力量」。H.裡德教授,《神學在戰後》(格拉斯哥,1916),頁4—6。約翰·史密斯是一名澳籍長老會牧師,他參加了一戰並上陣打過仗。他就看不起那些抱著「教區母親聚會態度」的牧師,並以渾厚的語氣衛護了像他一樣上陣殺敵的牧師們:    
    戰事的爆發調集了民族的精英。沒錯,教會也意識到這實際也是上帝的事業,於是派了上帝的子民上陣殺敵。牧師腦中的肌肉也該堅挺起來,他的情緒、他的談話和講道都應帶上一絲鋒利,至少應與他要激勵的對象所要從事的事業有關。約翰·史密斯,引自邁克爾·麥可南,《戰爭中的澳大利亞教會:主要教會的態度和動作1914—1918》(悉尼,1980),頁132—133。    
    在一個強調「剛毅的基督精神」的環境中,牧師身上的「陽剛氣」是大家一致推崇的。最有名的戰鬥牧師(E.肯尼迪教士)受到的讚揚,見溫切斯特主教序肯尼迪的《與不朽的第七師》,第2版(倫敦,1916),頁Ⅴ。另見唐納德·克勞斯比,《戰場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師在二戰中》(勞倫斯,1994),頁48。    
    道德和士氣    
    也有意見認為部隊裡沒有牧師的位置。這些人擔心,戰士信教可能會減弱其攻擊欲,論辯見喬治·巴塞特,《這也有發生》(倫敦,1947),頁23—24;亨利·霍蘭德,《如在火旁:戰爭筆記:二輯》(倫敦,1915),頁23—24;邁克爾·麥克多,《前線的愛爾蘭人》(倫敦,1916),頁104。他們會被牧師調教得「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瓊·克利福德,《謝謝您,牧師大人:二戰回憶》(倫敦,1989),頁90—91。有軍官認為部隊根本不需要牧師,在戰時基督教國家不該再信仰基督了。陸軍准將弗蘭克·珀西·克羅熱就公開說,牧師雖然可以幫著髮香煙,但他們「於戰爭並不適宜」。F.克羅熱,「隨軍牧師的用處」,《每日鏡報》,1930年4月25日。    
    總的說來,牧師於殺人的事業並非可有可無:他們是道德仲裁人,士氣的推進器,懺悔、告罪的對象。英國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甚至認為一個受士兵歡迎的牧師對於打勝仗的意義不亞於一個厲害的將軍。S.麥肯齊,「士氣和事業:改變一戰英國遠征軍看法的運動」,《加拿大史學雜誌》,25期(1990),頁215—232。在全英各地,布道講壇都成了應徵地。一戰時倫敦主教就自誇,僅他一人就鼓動了上萬人參軍。見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81。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11

    順應了這種觀點,宗教界的用途便不止一端——從訓練營(「基督教會是我所見最嗜殺的造物主,我們對他們非常倚重」,一名負責訓練的高級軍官誇口道)到戰前準備(牧師禱告「我的孩子們都能順利地『放掉』敵人的血」)都有他們的身影。陸軍F.克羅熱准將,《一個高級軍官在戰場無人地帶》(倫敦,1930),頁43;約瑟夫·歐卡拉漢神父,《我在「富蘭克林」號上當牧師》(紐約,1961),頁40;W.塞勒斯,《從奧爾德肖特到比勒陀利亞:駐南非英軍的人道工作》(倫敦,1900),頁113。鼓舞士氣是牧師的重要工作。一戰時,陸軍上將R.C.B.黑靖爵士就曾對一群牧師說過,有他們在,部隊「可以提升士氣,並強化士兵的道德底氣,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務」。引自循道宗牧師約翰·伯裡亞,《炮邊草記和牧師》(倫敦,1917),頁78。同樣地,美國總統宗教委員會在1950年年度報告中也稱讚了牧師們的工作,在他們的激勵下士兵「表現得更好了」。《隨軍教士:(美國)總統軍隊宗教福利委員會呈給總統的報告》(華盛頓特區,1950年10月1日),頁18。另見頁13潘興上將和佈雷翰·薩默維爾上將的話。他們幫士兵戰勝了絕望,且幫他們培養了「征服的意志」,傑弗裡·安克泰爾·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他的《峻語》(1918)中說。G.肯尼迪教士,《牧師峻語:說給英國遠征軍官兵的話》(倫敦,1918),頁31。除了紀律、求勝欲、自尊、忠誠、榮譽感,1943年出版的一本隨軍牧師官方教材還提到塑造「鬥士品格」,認為這也是隨軍牧師的職責所在。P.布朗韋爾教士,《隨軍牧師:皇家陸軍牧師局:牧師的責任和品行》(倫敦,1943),頁51。英國陸軍第八軍上將B.L.蒙哥馬利很欣賞一篇文章,是講牧師在戰爭中作用的。文章發表在《隨軍牧師雜誌:中東》(1943),告誡牧師們要    
    突出……善惡之爭、對錯之辯、我們事業的正當性、基督的無處不在、禱告的作用、犧牲的榮光、永生的幸福等,以加強士兵響應上帝召喚、上陣殺敵的誠意和信心。    
    在戰鬥前夜,牧師們被要求「選用大調而非小調」來說教,要把戰氣說得很神聖,鼓勵士兵使出全身氣力,提醒他們基督已「征服了整個世界」,要灌輸這樣一個正確信念,即「讓上帝降臨,他的敵人應被驅散」,主題應是「頌揚我們正義的事業,祈禱它值得我們付出一切,托付給上帝我們所有的問題和我們自身。」「牧師在戰爭中的職責」,《隨軍牧師雜誌:中東》,1卷2期(1943復活節),頁65—66。文末有B.L.蒙哥馬利將軍的批示,要讓所有牧師都知道這些。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在越戰中,隨軍牧師都起了同樣一個作用,那就是教導士兵要正確理解十誡中「不可殺人」的那條。越戰的例子見海伍德·柯克蘭,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94—95。    
    就士氣而言,隨軍牧師的首要任務就是撫慰向其訴說殺人後內心不安的士兵。羅納德·賴特,《推薦牧師:軍中生活探討》(愛丁堡,1944),頁33,電台節目。士兵從不詢問牧師殺人是否正當的例子我只見過一個:羅伯特·麥凱納,《透過帳門看去》,1919年首版(倫敦,1930),頁103。牧師應「給軍隊注入些血性」,「要讓自己、也要讓任何與他接觸的人心中的熱血沸騰……胸中充滿正義的仇恨」。J.史密斯教士,「黑龍騎兵」,日期不詳,頁碼不詳,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連「棒小伙」也可能需要別人來安慰他,告訴他把刺刀扎入另一個人的身體沒什麼不對:「要是把一個德國兵交給我處理,我是不是應該毫無憐憫地用刺刀把他戳穿?」一戰時有士兵這樣問A.歐文·戴維森教士。戴維森充滿信心地答道:    
    你上前線有一個崇高的目標,就是要履行一名士兵對國家的義務。你學過當兵應該怎樣,如何去打仗。那就投身進去吧,懷著這個高尚的目標和國家教給你的其他志向,等要你作決策時,應該完全清楚自己的職責是什麼,接著就應該去完成它。    
    那名年輕士兵很滿意這個答案,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成了名「非常優秀的戰士」。戴維森也很高興自己很好地「把握了分寸,並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勸服士兵堅持這些高尚的目標」。A.戴維森教士,「一個牧師的回憶」,頁12,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半個世紀過後,英國皇家空軍一名牧師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要向所在部隊的投彈手解釋屠殺為什麼是對的。他記得自己無意中曾聽到有年輕的皇家空軍學員表示,他們對駕駛載有核武器的飛機執行轟炸任務有保留意見。這使他很吃驚,覺得有必要向這些年輕飛行員講解「威懾的道德意義」。之後他又為其他牧師安排了一個特訓科目,研究如何應對類似的異議。戈登·查恩,《英國皇家空軍的隨軍牧師:角色緊張之研究》(曼徹斯特,1969),頁114。二戰時的例子,見麥考斯克閣下,「訪談」,1989年6月,頁20,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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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也承擔起了為實際戰鬥提供道德指導的責任。前面說過,布道壇上空總是迴盪著「參與這場遊戲」,為上帝、祖國而戰的勸誡。牧師會提醒體能和刺刀訓練總部的參訓士兵說,運動家總是「把公理置於強權之上。他會出手,且會狠狠地打,但從不攻擊對方腰帶以下部位」。G.肯尼迪教士,《牧師峻語:說給英國遠征軍官兵的話》(倫敦,1918),頁26。另見S.亞歷山大,「和平與戰爭」,《衛報》,1915年2月11日。有意思的是,要士兵「堂正大度」的勸誡只是表面文章,說說而已。雖勾畫出了「正義戰爭」的概念(是否按規矩宣戰?是否為了正義的事業?是否別無他法,不得不打?),許多牧師仍對戰爭期間一味守「規矩」是否適宜有很大的懷疑。正如澳大利亞武裝部隊一隨軍牧師所說:「能打哪兒就打哪兒,能打多狠就打多狠……真的,戰爭不可能有什麼規則,有也就一條:適者生存。很明顯,這是種亡命法則。所以,無論做了什麼都不用懺悔。」威廉·穆爾教士,「一名牧師在澳大利亞武裝部隊的經歷」,頁10,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    
    正是因為這種陳腐的神學說教,澳大利亞歷史學家邁克爾·麥克南才不動聲色地批評說,牧師「用他們的煩瑣哲學得出了正義戰爭的構成要件,卻不願將其理論施用於某一具體的戰爭環境」。邁克爾·麥可南,《戰爭中的澳大利亞教會:主要教會的態度和動作1914—1918》(悉尼,1980),頁2。約瑟夫·麥卡洛克教士在《我們自有命令》(1944)中憂心忡忡地寫道:「我擔心的是,牧師反會被軍隊洗腦了。」約瑟夫·麥卡洛克,《我們自有命令》(倫敦,1944),頁171。    
    隨軍牧師在一個方面未能提供足夠的道德指導,是關於殺害戰俘和平民的。隨軍牧師很清楚,濫殺非戰鬥人員是法律條文和宗教規章都不見容的,但三次戰爭中他們對此的譴責都只是輕描淡寫。隨軍牧師在初到越南時常講些無邊的故事,說越南的婦女和兒童伏擊粗心的士兵是「背信棄義之舉」,卻隻字不提邊上還有無辜平民在場。萊昂內爾·海明,「天上掉下個龍騎兵」,頁22,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越戰自始至終,E.W.布萊熱頓教士(埃塞克斯郡霍林伍德的教區長)半個世紀前說過的話仍被一再提及:    
    我們是為自己寶貴的生命而戰,我們的敵人不是基督徒,他們甚至不是人,是爬行動物。我們有權粗暴地對待這些惡魔。對那些反對報復的人道主義者,我只有鄙視。E.布萊熱頓教士的布道,收《約翰牛》,1915年7月10日。    
    宗教領袖對戰士們說,敵方百姓是支持其軍隊暴行的,所以也是合法的進攻目標:連小孩都可以格殺勿論,因為無法把他們和有罪的雙親分割開。威廉·坦普爾,《對戰爭的有條件辯護》(倫敦,1940),頁34。1917年時,現代主義神學家、《當代教士》一書的編者H.D.A.梅傑教士說得更直白了,    
    要是保護我國嬰兒的惟一辦法就是把殺盡德國的嬰兒,那殺嬰就是軍方的責任,不管這事本身多讓人反感。尤其是考慮到那些天真的德國嬰兒長大多半會成為嬰兒的殺手,就更沒有商量的餘地了。H.梅傑教士,「感傷主義者和決疑論者」,《當代教士》(1917年8月),頁212—213。    
    隨軍牧師對殺害非戰鬥人員能有多容忍?上世紀60年代,戈登·C.查恩曾訪問了73名牧師,問他們對濫殺敵軍戰俘的看法,順帶檢討了一些隨軍牧師在這方面的態度。他的書在宗教界廣有評論。例見《對講機:澳大利亞防務部隊教士雜誌》,第2、3期(1972年11月及1973年3月),分別見頁14—17及5—9。有四人拒絕回答或說自己不「合適」回答這個問題。其他69名牧師雖然認為殺害戰俘是錯的,但有四人表示,只要可以找到一個能讓自己接受的「理由」,他們就能接受這樣的命令。一名擔任教職15載的牧師說,「只要是軍事上萬不得已或可以救我們的人的性命」,他就能接受。有七人說他們會反對,但最多也就是跟指揮官本人說一下。換言之,這些牧師雖強烈反對殺害俘虜,六分之一的人只是把事情囿於很小的範圍,且願意服從指揮官的命令。在那些要向上反映的牧師中(46人),有半數只是想向管自己的上級反映。克拉倫斯·阿伯克朗比,《隨軍教士》(貝弗利希爾斯,1977),頁97給出了不同的結果,但他沒有問牧師會把什麼樣的行為當真,這削弱了他對查恩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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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恩沒想到會有如此程度的共謀存在——須知這樣的事在教會、在軍隊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就問,戰士如果受命不准留活口,他們作為牧師認為應如何應對。有42%的牧師願意接受指揮官的決定。要是加上那些願意以「軍事需要」為理由接受和只會「在體制內表達反對意見」的牧師,90%的人對這一違反戰爭法的行為都只是良心稍有不安而已。有牧師為這樣的行為辯護說,要是受降,部隊就得要照看好這些俘虜,而部隊常不樂意。他還說,「對日戰役」中的經歷使他開始能「體會」指揮官這一決定的用心,他們只是不想背這個包袱。這名牧師的建議簡潔且到位:「主意還得那些指揮官去拿。但我們應該知道,這樣的決定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很痛苦。」有這樣的態度在,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查恩訪問的牧師中有近半數都無法想像什麼場合需要他們以牧師的身份建議士兵,因為有基督教道德觀在,而不要去遵守命令。另有15%的牧師「想過」這樣的情況,但認為這不太可能。其他受訪者回答時都有遲疑,用詞也很謹慎。戈登·查恩,《英國皇家空軍的隨軍牧師:角色緊張之研究》(曼徹斯特,1969),頁139,144—145及199—200。研究結果和查恩相同的,見沃爾多·布查德,「隨軍牧師的角色衝突」,《美國社會學評論》,19卷5期(1954年10月),頁531。    
    這樣態度的後果非常糟糕——尤以越戰為甚。就在皮爾斯委員會調查美萊屠殺時,有人披露參與者之一(湯普森准尉)曾聽命於時在炮兵師擔任隨軍牧師的卡爾·克雷茲韋爾教士。克雷茲韋爾承認,屠殺結束時湯普森顯得「十分苦惱」,曾向他求教該怎麼辦。克雷茲韋爾建議他通過官方渠道向上申訴,並答應自己也會過問這件事,不過是通過「牧師的渠道」(這不太合適:因為牧師渠道只是用來傳遞技術性問題的)。克雷茲韋爾倒是和師級牧師路易斯教士說了這事,但事情到此再沒有進展。在廣泛調查後,委員會的結論是,路易斯本可以在非正式拜訪指揮部時提到此事,但他沒有「把情況及時傳遞」給駐越美軍指揮部。據路易斯自己說,在他第一次「非正式」拜見參謀長的十天前,就有人給他吃定心丸,說那些平民傷亡「不是故意為之」,不過是「戰鬥部隊在居住區常遇見的情形,是很自然的」。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怒不可遏,指責這兩名牧師都沒有採取足夠措施使問題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他們的結論是:「他們倆應該知道,通過牧師渠道調查戰爭罪的想法本身就很荒謬。」約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馬歇爾、傑克·施瓦茲(編),《皮爾斯委員會報告》(紐約,1976),頁266—268。    
    牧師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或者說是責任,是在軍人從血腥的戰場回到家鄉後幫其贖罪。寬恕是沒有限量的。教士為殺戮減罪的權威頗為一些戰士所推崇。比如基思·歐文就記得在1942年的聖誕在新幾內亞島澳大利亞第36步兵營服役。當時士氣低落,大家都蜷縮在戰壕裡,沒吃也沒喝。突然,隨軍牧師閃進了他們的藏身所,給他們帶來了一瓶聖餐上用的酒,同情地說「上帝應該不會怪罪吧。」歐文心底即刻塌實了,並覺得自己「曾對日本人做的那些事」已然得到了寬恕:「對人性的信念重又燃起」,這是他的原話。戴維·格裡菲思,「上帝派來的人」,《對講機:澳大利亞防務部隊教士雜誌》,33期(1986年10月),頁14。1945年時,炮兵約翰·格斯特隨某高射炮兵連在意大利,他滿心罪感,每時每刻都在想死於他炮彈的冤魂。但就像他在日記裡所寫,他「特別高興,在今晨的禮拜中,牧師祈禱我們都得寬恕和悔過」。只有這時,他心裡才有一絲的安慰。約翰·格斯特,《損毀的印象:日記》(倫敦,1949),頁214。    
    寬慰的作用連精神病學家也承認。羅伯特·L.加拉德在1948年5月(美國精神病學會)全國私立精神病院聯合會上講過,應尋求「牧師的幫助」以減輕士兵殺人過後的罪感。他注意到    
    有的患者在懺悔後罪感有所減輕。哪怕沒有相應的懲罰,懺悔也是正當的,而且可以減輕罪感。它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可以把責任轉移給別人,讓別人來分擔。    
    加拉德個人認為精神分析療法要更有用些,但也承認,對許多戰士來說「宗教也有一定的療效」。羅伯特·加拉德,「戰鬥悔罪反應」,《北卡羅來納醫學雜誌》,10卷9期(1949年9月),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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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道德與軍事權威    
    隨軍牧師為何要讓自己作為道德嚮導的作用受制於軍方的需要呢?常有人提到,皇家陸軍牧師局的名號如此強調「皇家」和「陸軍」(而不是「牧師」)的,部分與教會在階級社會中的位置有關。這種說法或許有道理。在英國,教會(以及每一名牧師)的社會地位是由政府維持的。大主教和主教是首相任命的,且須經皇室認可,他們同時還是上院議員。聖公會的領袖更一定來自統治階級(1920年,上議院中半數以上的主教都與貴族或擁有土地的士紳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據一名歷史學家統計,在1860年以後的一百年裡,總共242名主教中除20人以外都是公學出身)。安德魯·錢德勒,「英國國教教會和二戰中對德國的滅絕轟炸」,《英國歷史評論》(1993年10月),頁922及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6。不遵從英國國教教會者和天主教徒雖來自較低的社會階層,但他們急於擺脫邊緣地位(如愛爾蘭和意大利的天主教會),並且希望鞏固在社會和軍隊裡的新得權力(只是在1915年以後,他們才有權向部隊委派牧師)。所有主要教派都認為他們在體制內的作用要比體制外大。而且他們也擔心,如果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可能會受到國家的迫害。個人如此,教會亦然。抗議可能不利或阻斷本人在宗教裡的陞遷(G.K.A.貝爾主教反對二戰中的滅絕轟炸,便是一例)。貝爾的遭遇見艾倫·威爾金森,《反對還是同意?戰爭、和平和英國各教會1900—1945》(倫敦,1986)。另見戈登·查恩,《英國皇家空軍的隨軍牧師:角色緊張之研究》(曼徹斯特,1969),頁118。歷史學家艾伯特·馬林研究了一戰中的英國國教會。他認為,教會    
    寄宿在社會母體之中,生計都靠國家……其權勢並非無條件的。國家之所以給他們這些是有一個默契,就是他們永遠不能和社會的主流價值和利益背離太遠。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245。    
    同樣關鍵的是,教士還擔心,如果他們反對軍國主義,無形中就會加重普通士兵的良心負擔:這些士兵就得在國家和教會中作出選擇,且勢必不得不站在國家一邊。    
    但正如歷史學家安德魯·錢德勒在分析英國國教會二戰中對空襲的態度時尖銳指出的,不應太過強調教會是國家機器一部分的事實,這很重要。錢德勒雖然也承認教會領袖認可了現實的狀況,但他們仍認為自己仍有道義責任,且從倫理上講有義務提供精神上的導引。在許多重要歷史時期,神職人員是有過抗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1909年的人民預算案和1911年的議會法案)。錢德勒還強調,牧師不論其階級如何、與國家有怎樣的聯繫,其在道德上應站得住腳。英國國教教會一直以來都很重視個人——包括牧師——「言為心聲」的權利,所以牧師還是有相當言論自由的。安德魯·錢德勒,「英國國教教會和二戰中對德國的滅絕轟炸」,《英國歷史評論》(1993年10月),頁920—924。要解釋他們為何沒有更多使用這一權利,還有其他因素要參考。    
    儘管無數官方聲明都說隨軍牧師首先要對教會負責,例見R.巴恩斯教士,《戰時牧師》(倫敦,1939),頁7;《隨軍教士:(美國)總統軍隊宗教福利委員會呈給總統的報告》(華盛頓特區,1950年10月1日),頁11;喬治·韋林教士,《牧師的職責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完成它》(華盛頓特區,1912),頁2—3。軍方的影響顯然還是無處不在。牧師即使有心抗議踐踏道德的行為,也因自己「軍中貞女」的身份而斷難實行。在去軍隊前,他們很多時間都在給嬰兒施洗或安慰奄奄一息的老者。突然間,他們被送到了一個駭人的環境,那裡又需要無盡的慰藉:在這種情況下掉轉槍頭,指責驚恐、疲憊、後悔的士兵在戰場上不應「火冒三丈」,不是近乎猥瑣嗎?再有,牧師對軍事懂的太少,也不利於他們開展工作。對他們的培訓已經非常少,而對軍中規程的培訓更是幾乎沒有,雖然一戰後一直有人呼籲要成立一所「牧師轟炸學校」。哈里·布萊克本教士,《西線也有此事發生:教士的故事》(倫敦,1932),頁87;瓊·克利福德,《謝謝您,牧師大人:二戰回憶》(倫敦,1989),頁17—19;湯姆·約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劍上星:軍中的天主教牧師》(倫敦,1996),頁101;萊斯利·斯金納教士,《「週日也工作的人」:個人戰史》(薩裡郡,出版年份不詳),頁5。沒有人告訴他們應如何解讀軍事命令。多數牧師是從教區直接派到部隊的,「根本不懂軍事規程、操練、習俗,更不知道該怎麼和士兵打交道」。他們儘管日漸融合到軍隊裡去,但是在損害其精神導師地位的基礎上形成的。羅傑斯致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館長的信,1921年12月5日,收E.羅傑斯大教堂教士,「信件」,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多數牧師根本就不考慮打仗的因素:這方面自有嚴格意義上的軍官和政治家「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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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相對其他軍官,牧師在軍中的地位也很模糊。1939年,耶穌復活會的R.L.巴恩斯教士在《戰時牧師》一書中提醒讀者注意,隨軍牧師雖然要對兩方(上帝和部隊)負責,但還得保證自己的行為不會影響戰事的推進。隨軍牧師是軍中的一員,就得守軍中的規矩;他是附著於部隊的,要和戰友建立友情;他又是名軍官,和其他軍官交往就得「按規矩來」。R.巴恩斯教士,《戰時牧師》(倫敦,1939),頁17—18。在這麼多角色中保持平衡非常難,埃弗拉德·迪格比在他的《給牧師的忠告》(1917)裡提到:隨軍牧師和其上級的關係「讓人費解」,且多半是建立在牧師是「正人君子」的前提上。一方面,迪格比建議隨軍牧師一定要牢牢捍衛自己的宗教權威,不能讓指揮官奪了去。另一方面,也得尊重上級軍官:布道時不談政治;平日不干涉軍紀;時刻記住自己對戰爭的「技術性話題」是外行。埃弗拉德·迪格比,《給牧師的忠告:牧師手冊》(倫敦,1917),頁15—17。    
    不光牧師所受的軍事訓練不足以應付其所要承擔的責任,就是他們在宗教方面的修為也不夠用。舉一例來說,二戰開始前,神學院教給牧師的淨是些心理學用語:他們以後更多要用心理學而不是神學的話語來解決士兵關於殺戮的種種問題。伯納德·費爾坎普,《中世紀早期和當代復員士兵的道德對待》(斯克蘭頓,1993),頁80及威廉·馬赫迪,《走出黑夜:越戰老兵的精神之旅》(紐約,1986),頁7。正如歷史學家艾伯特·馬林在《最後的聖戰》(1974)中所說,多數牧師根本不具備隨軍牧師所需的哲學和神學知識。道德教育在神學院的課程表上幾乎找不到。即使受過良好教育、非常博學的溫寧頓·英格拉姆主教(人稱「戰場主教」),布道時也不得不引用《每日郵報》上的說法。更糟的是,牧師的宗教訓練反倒使他們容易把問題「神學化」,在解釋時總是用「不容置疑的、充滿道德意味的神的語言」。宗教訓練加上「對完美的狂熱」,使他們看世界時不免落入非好即壞的窠臼:善惡的爭鬥總是永恆的。一旦把敵人視作基督的敵人,把己方當作善的力量,那迴旋餘地就很小了。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98—103,140—141,245,251—253。    
    最後,隨軍牧師還會不可避免地遭遇社會學家所謂的「角色緊張」。戈登·查恩認為,在宗教習慣和軍事傳統的衝突中,佔上風的總是軍方。牧師是為士兵提供宗教服務的,就要首先和他們達成同一,因此更多的是適應士兵的需求,而不是遙遠的教會(本章開頭提到的喬治·扎貝爾卡神父把他服務的士兵稱作「我的小老弟」)。或見約瑟夫·歐卡拉漢神父,《我在「富蘭克林」號上當牧師》(紐約,1961),頁40。於是,我們可以發現牧師可以有三種選擇來調和其幾種身份間的衝突:他可以放棄某個角色,或文飾其中的一個,或將這些相互矛盾的行為隔離開。若做不到這些,就會出現反常的行為。沃爾多·W.伯爾夏德訪問過61名在二戰中追隨美軍的牧師,他們現都住在聖弗朗西斯科灣地區。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在軍隊要求和宗教間不存在矛盾。有三名受訪者甚至否認軍隊的規章有任何的道德標準。換言之,他們把角色進行了隔離:在執行宗教任務時,他們判斷自己(和他人)行為的依據是宗教律令;而在扮演軍官的角色時,就按照軍隊的要求來判斷自己(和他人)的行為。受訪牧師中有近一半認為殺敵是正義舉動,其餘的也認為無可厚非。沒有一個牧師認為個人應為此承擔除為國效忠以外的任何道德責任。只有7%的人認為殺人包含有道德意義。哪怕是這樣,他們也認為應由整個民族、而不是士兵個人來承擔這些責任。在提及聖經時,受訪者就沒那麼自信了。的確,沒有哪個牧師認為這和「汝不得殺生」的訓誡衝突,因為它禁止的是「謀殺」,而不是戰場上的殺戮。但兩成的牧師認為,戰爭實在與「挨揍後把另一面頰湊上」的訓誡不合。其餘的牧師採取了相對主義的態度,他們區分了個人和國家,強調自衛的需要壓倒一切,並認為在當代世界和平主義是走不通的。最有意思的是,沒有一個牧師(主動)提及戰時殺戮會讓宗教難堪,當被問到時,他們的回答也很務實,而沒有過多地糾纏於神學。用伯爾夏德的話說,他們的對答    
    動搖了研究的前提之一,那就是牧師既受過良好教育、素來言行一致、且講求哲理,那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找到問題的解答。實際情況是,問題越複雜,牧師逃避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大——把各種角色的行為分離開,然後拒絕承認它們間有衝突。    
    換了「文飾作用」,可能會要求我們要直面問題,但「分而視之」只是要我們去迴避它。沃爾多·布查德,「隨軍牧師的角色衝突」,《美國社會學評論》,19卷5期(1954年10月),頁528,531,533—534。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16

    這些研究雖各有其意義,但都忽視了一點,而這一點又非常之重要。伯爾夏德和查恩都是站在部隊的對立面做這些研究的,所以想像牧師和教會對什麼是合道德行為標準的看法和軍官、部隊不一樣。但正如本章試圖說明的,就道德信念來說,在宗教和軍界間並沒有可感的差別。克拉倫斯·L.阿伯克朗比上世紀70年代對隨軍牧師進行的一次調查證明了這一論點。在調查中,他要求教區和隨軍牧師標明他們認為理想的軍官和理想的牧師將如何看待30項涉及價值觀的品質。雖然在某些點上有不同意見,但每一名牧師都認為好牧師和好軍官的素質是基本一樣的。換言之,他們真的沒覺得這兩種角色間有衝突。克拉倫斯·阿伯克朗比,《隨軍教士》(貝弗利希爾斯,1977),頁52。在這種情況下,不難想見在一戰中有30%的軍官的父親都是牧師,艾伯特·馬林,《最後的聖戰:英國國教教會在一戰中》(達勒姆,1974),頁187。且他們中許多人相當適應軍隊生活。實際上,教會和軍隊生活有很多相似之處,剛從神學院出來的天主教牧師對此體會尤深;長期服役的正規軍官和隨軍牧師都遵從他們的上級和職業,都關心他人安康,都適應了生活中只有男人。對這點最有力的表述見湯姆·約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劍上星:軍中的天主教牧師》(倫敦,1996),頁103。宗教裡的一些觀念,如犧牲自我、勇氣、紀律,也是軍隊推崇的。換句話說,神職人員無須改變想法,也不必分割角色。在隨軍當牧師前,三分之一強的牧師都在軍隊呆過,所以對軍隊的要求很熟悉,也贊同軍隊的那一套觀念。克拉倫斯·阿伯克朗比,《隨軍教士》(貝弗利希爾斯,1977),頁126。至於隨軍牧師抗議的問題,是應找教會還是軍方,這直到越戰前都不是問題,因為當時的觀點認為教會的道德準則與軍隊並無二致。    
    有一點不得不提,倒是許多戰士認為在隨軍牧師的兩種職能間有衝突。在士兵看來,長官剛做過煽情的動員,要他們去大量殺害德國士兵,牧師就跟他們講仁慈,這樣的事不是鬧劇就是偽善。T.比克頓,「一名普通英國兵的戰時經歷」,1964年8月,頁15,帝國戰爭博物館藏;陸軍弗蘭克·沃倫中尉,「日記和信件」,1916年11月11日條,帝國戰爭博物館藏;丹尼斯·吉欽,《征戰寶瓶宮:一美國步兵越戰期間柬埔寨邊境戰記》(北卡羅來納,1994),頁132;列兵彼得·麥格雷格,「書信集」,1916年7月7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安德魯·特雷弗裡,「與未婚妻書」,落款1968年2月12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不是每個人都無法調和宗教服務與好戰:見愛德華·查普曼,「法國來信」,致母書,1916年9月24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講壇專業人士」漠視基督教戒律的「熟練」讓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大為吃驚(他因戰鬥疲勞症被幽閉於第41非流動醫院,這是他寫信跟母親說的)。威爾弗雷德·歐文致母書,1917年5月16日,收哈羅德·歐文及約翰·貝爾(編),《威爾弗雷德·歐文書信集》(倫敦,1961),頁461。甚至隨軍牧師向拒服兵役者施壓、要他們入伍,也有人加以指責。理由見S.愛德華茲(愛德華·格裡格斯爵士的私人秘書)給議員塞西爾·威爾遜的信,1941年5月30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5272。如果憂心忡忡的年輕士兵聽牧師說殺人是對的,他會「思怵宗教關於罪過的觀點,甚至容忍傷人性命的做法」。羅蘭·施略伯,「因殺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蘭德(編),《美國歷史上的布道:美國講壇上的問題精選1630—1967》(納什維爾,1971),頁314,引自《講壇》,1943年9月。另見威廉·馬赫迪,《走出黑夜:越戰老兵的精神之旅》(紐約,1986),頁7。誠心的基督徒會因為正在學著殺人而拒絕領受聖餐。羅蘭·施略伯,「因殺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蘭德(編),《美國歷史上的布道:美國講壇上的問題精選1630—1967》(納什維爾,1971),頁314,引自《講壇》,1943年9月。    
    殺人引發的複雜內心鬥爭在記者查爾斯·愛德華·蒙塔古的書信和日記裡有記述。他1917年11月26日寫信給妻子說,自己無法理解基督的反戰立場:「不是敵人贏得戰爭就是我們取得勝利,要是敵人贏了,那『人間天國』的實現就遙遙無期了」。他在1917年底的日記裡坦承,不再相信參戰和基督教義可以調和了:    
    但相比認為基督每一句話都是對的——雖沒人像他那樣凡言必中——我更相信自己有責任去贏得這場戰爭。因此我會努力,努力爭勝。在這過程中,不會假裝還要遵從基督的指令。戰爭結束後,我會更努力地去順從他的每一條指示——只要我相信他是對的。在此期間,願上帝褒獎我沒有騙人騙己,且原諒我可能會犯下的過失。蒙塔古與妻書,1917年9月26日及「1917年後半」日記條,均引自奧利弗·埃爾頓,《C.E.蒙塔古:回憶錄》(倫敦,1929),頁167及169。    
    


第九部分:隨軍教士隨軍教士 17

    教會未能挺身而出、反對無謂的殺傷,對有些人猶如當頭棒喝。某無線電發報員參與過轟炸漢堡,他寫信給科林斯教士:    
    俯瞰下面的城市一片火海,有如噩夢一般。一想到下面的婦女、兒童被截肢,被燒,被殺,在人間地獄裡為恐懼所侵襲——而我也逃不了干係。為什麼,約翰神父,教會為什麼不說我們在行惡?為什麼隨軍牧師堅持認為我們進行的是偉業,是在護衛基督教文明?我知道一定要打敗希特勒,也準備盡我所能。但別跟我說我們是高尚的事業。我們是在行惡,哪怕是不得已而為之,可也是惡呀。一無名無線電發報員在其後的一次作戰飛行中喪命,引自L.柯林斯大教堂教士,《浴火的信念》(倫敦,1965),頁85—86。    
    越戰中,戰爭從政治、宗教來說越來越站不住腳,所以士兵對隨軍牧師的態度也趨於強硬。邁克·皮爾遜特別愧疚自己手刃了一名身上只有一把折刀的八歲男孩,但有天主教神父跟他說不用擔心:因為他只是在執行任務。邁克·皮爾遜,收默裡·波爾納,《沒有勝利遊街:越戰老兵回鄉記》(倫敦,1971),頁82。黑人步槍手「羚羊」海伍德·T.柯克蘭不屑於牧師所謂的有許人殺生的權力:「只要不是蓄意殺人,滿可以認為是會得到牧師讚許的。但你也知道,這不是蓄意殺人是什麼?」海伍德·柯克蘭,其訪談收華萊士·泰裡,《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戰口述實錄》(紐約,1984),頁95。另見丹尼斯·吉欽,《征戰寶瓶宮:一美國步兵越戰期間柬埔寨邊境戰記》(北卡羅來納,1994),頁132。或者用皇家澳大利亞兵團輕械部隊安德魯·特雷弗裡1968年給未婚妻信中的話說,「看到一群訓練有素的殺手中竟有牧師,你一定會糊塗,想想這真是虛偽。」安德魯·特雷弗裡,「與未婚妻書」,落款1968年2月12日,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部隊下層對隨軍牧師尤其不友好,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傑伊·利弗坦就發現:    
    士兵們覺得每天在越南受命行暴是一碼事,牧師為這一行為正名、開脫又是另一碼事。他們認為這實際是對靈魂的最大腐蝕。羅伯特·利夫頓,「戰後的世界」,《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186。    
    在這樣一場烏煙瘴氣、沒有仁義可講的戰爭中,連隨軍牧師也開始反省自己的角色(這「有點像納粹德國統治下牧師的作為」,一名隨軍牧師思怵道)。無名牧師,引自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336。    
    平民社會裡,牧師擁有無可爭議的道德裁判權,到了戰時其地位就空前地衰落。雖有宗教人士堅持反對嗜殺,也有人對與敵國宗教界斷絕交往也感到惋惜,總的來說,調和戰爭和基督教義進行得異常順利。在戰時,許多牧師都嚮往上陣殺敵,壯志難酬的情況下只有認可戰時殺戮,並連自己也崇拜起武器來了。他們對士兵說:殺人可以無罪,可以無悔。他們在精神上對士兵的關照與軍隊的需要天衣無縫。有些牧師走得更遠,甚至離開神職,入伍參軍。在他們看來,當兵不僅可以擺脫每日的必修課,還可以顯示自己的男子氣概,還能(順帶)張揚教會剛毅不屈的一面,多好。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1

    呸!見鬼,那性別    
    的區分!上帝知道我們本應平等,    
    憑什麼男人赴死,獨留女人    
    去苟活,叫笑,迎接每天的朝陽?    
    諾拉·邦弗德,「徵兵令」,1914—1918諾拉·邦弗德,「徵兵令」,收凱瑟琳·瑞利(編),《心口的傷》(倫敦,1990),頁12。    
    「準備!」    
    塞爾維亞軍第2步兵團一名英國兵瞄準了目標。    
    「開火!」    
    她開了槍。子彈飛了出去,正中敵人;弗洛拉·桑德斯也永遠告別了她作為紅十字會護士救死扶傷的角色。她是退休牧師的女兒,健康、活潑;家在薩裡郡鄉間一個叫桑頓原的小村莊,平和、安靜。本不該征她上戰場的,但戰事爆發了。她所在的婦女急救義勇騎兵隊和聖約翰救護隊受過基本醫護和軍事訓練,於是有機會體驗戰爭的刺激。1914年8月12日,38歲的桑德斯和其他6名護士一道,坐船離開了倫敦,目的地是塞爾維亞。她從護士到士兵的角色轉換用了18個月,在向阿爾巴尼亞的撤退中,她終於放下繃帶,拿起心儀已久的槍。這象徵著她道德世界的徹底顛覆: 對別人的苦難不再感同身受;她扔出手榴彈,聽到爆炸後「有人呻吟不已,然後是沉寂」,心裡止不住得意,因為這「鬧騰勁」表明手榴彈「只是造成了些擦傷,不知是誰的指尖……被炸飛了」。她特別喜歡「追蹤」敵人,而且承認在七載軍旅生涯中,「浪漫、歷險和戰友情」遠比「連綿不斷的戰火和無法形容的疲憊」更讓人留戀,值了。最重要的,她覺得戰友接受了自己。她一會兒是「我們的英國老姐」,一會兒是「哥兒們」。整個兵團都樂見她的到來,將她視作英格蘭的代表。可見,國籍遠比性別重要: 在她報名參軍那天,有一名希臘小伙也希望能加入,卻被拒絕了,理由是英國的兵團「不收外國人」。她在每次浴血奮戰後拍的照片,都是這種歸屬感的寫照。    
    這種滿足感從何而來?據她自己說,當兵實現了她想成為一個男人的願望——這種想法她從小就有,那時她會跪在床頭,祈禱第二天一早自己就能變成小男孩。桑德斯的女性身份很快引起了當局和民眾的興趣,但最後他們都支持她了。偶爾有人要她繼續做護士,她總會被激怒。1916年11月10日,她就三言兩語打發了這樣一個問話者,說有人如果覺得她不該當兵而應滿足於當一名護士,那她要提醒這些人「紅十字會裡做急救的也有男人」。她堅持以士兵的標準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這麼對她。跟男性戰友一樣,她也會照顧傷員,不過那是在「戰爭間隙」。    
    外界對她的性別很感興趣,但軍隊裡幾乎沒人注意她的性別。指揮官雖然也從把她當作普通士兵對待變成把她當作女人以俯就她,但這可能是因為她是英國女人,而不只是因為她是個女人。畢竟,軍方對塞爾維亞女兵與其他士兵並沒什麼區別。少數性別歧視的例子,只會使她比男性戰友站更長時間的崗以證明自己不比人差。她很勤奮,但負傷後還是差點被送進傷病護士醫院,而不是軍隊醫院。但她的戰友是向著她的: 送她去醫院的士兵堅持她是「受傷的軍士」而不是「負傷的姐妹」。此外,惟一的區別是她自找的: 她用的是輕型卡賓槍,而不是戰友使的那種更長、更重的法式步槍。雖然偶爾會出問題,但她堅持認為這桿卡賓槍一直都很聽話。她的「武功」在1919年6月得到了承認,一項議會特別法案使她成為塞爾維亞軍隊第一位授銜的女兵。    
    桑德斯的軍旅生涯是美妙的,使她有了此前無法想像的自由。回歸平民生活倒讓她很不適應:     
    我無法描述現在是什麼感覺,正試著重新適應女性的生活、穿女式的衣服;試著回到常態的社會,這麼多年來,一直和男性生活在一起。真是「紅裝變戎裝易,戎裝變紅裝難」啊。    
    她還說,好像「一下子什麼都失去了,只能試著找尋生活的方向,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弗洛拉·桑德斯,《塞爾維亞軍隊中的英國女兵》(倫敦,1916),頁17—18,34,72,115—116,131,139,140,154及220及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傳: 與塞軍歷險簡記,1916—1919》(倫敦,1927),頁9,12—14,16,18—19,23,25,30—31,72,82—83,100,156及220。另見艾倫·伯吉斯,《可愛的軍士》(倫敦,1963)。    
    弗洛拉·桑德斯的經歷很特殊,但她對戰鬥的道德回應卻並不奇怪。女性雖然一般沒機會深入前線,但有許多其他方式使她們得以成為殺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們不僅僅是侍女、夫人或愛國母親,她們不會把刺刀插進血肉之軀,但會在想像中手刃敵人。軍隊如果不發給她們武器,她們會抗議: 要求給她們安排訓練,主動學習怎麼用武器。最重要的是她們這麼做都是以「女性」的名義。部隊向男兵保證,戰爭會使他們「更像男人」,但給女兵的保證正相反: 部隊不會使她們「變得陽剛」,而是會強化她們的女性氣質。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部隊雖無法兌現對男兵的承諾(許多男兵被戰爭弄得身心俱疲),對女兵的改造倒很成功。整個20世紀一直有這樣一個問題: 性別認同要比當時社會所允許的不確定和無序得多。雖然大家都認為沒有一個清晰可辨的「男性氣質」可以保證理想的戰鬥力,但軍方可以依靠傳統的定見,這樣大家既熟悉,又有一定的多樣性。但如果女兵吵著要爭取更積極的角色,那歷史上的陳見就有麻煩了,男性社會也會感受到來自她們的威脅。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2

    女性氣質與和平態度    
    戰鬥敘事不同於其他戰爭故事,尤其是所謂的「大後方」文學。它會把女性對和平的熱愛和男性的好鬥氣質對立起來,比如有學派認為男女差異是生理決定的,其他論者則認為這是因為傳統勢力使然。近來雖有人試圖打破這種兩分法,海倫·庫珀、艾德麗安·繆尼西、蘇珊·斯奎爾,簡介,收其(編),《武器和女人: 戰爭、性別和文學表現》(教堂山,1989),頁ⅩⅢ;瓊·埃爾施坦,《女人和戰爭》(芝加哥,1995),頁10;南希·尤斯頓,「戰爭的故事和女人的眼淚」,《女性研究國際論壇》,5期(1982),頁280;C.塔弗裡斯,「女性的誤讀」,收J.古德查爾茲(編),《美國人類多樣性的心理學研究》(華盛頓特區,1991)。但截然劃分男、女戰時「界限」的討論仍是主流。比如阿歷克斯·斯特雷奇1957年關於戰爭的精神分析就認為,婦女在公共和政治領域的崛起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絕戰爭。阿利克斯·斯特雷奇,《戰爭的無意識動機: 精神分析學的貢獻》(倫敦,1957),頁266。琳·B.伊格利欽曾對戰爭和男子氣做過女權主義的分析,且起勁地重複前人的話: 雖然許多人都有發狠的時候,但「能打仗的只有男人」。在我們的社會(「一如其他許多父權社會」,伊格裡欽特別提到),「好戰和暴力已成了男子氣的代名詞」。琳·伊格利欽,「戰爭、性、運動和陽剛」,收(小)L.法拉(編),《戰爭: 歷史、政治、社會研究》(聖巴巴拉,1978),頁63。或者像海倫·考爾迪科特在《飛彈嫉妒》(1984)中所說,女性比男性平和,是因為她們要生育。海倫·考爾迪科特,《飛彈妒忌: 軍備競賽和核戰爭》(紐約,1984),頁296。另見約翰·阿切爾(編),《男性暴力》(倫敦,1994);阿爾弗雷多·博納迪奧,《獸跡: 一戰文學中的死亡和墮落》(列剋星頓,1989);馬利恩·布羅姆利,「女權主義和非暴力革命」,收帕姆·麥克埃利斯特(編),《重織生活: 女權和非暴力》(費城,1982),頁154;艾德裡安·西澤,《像男人一樣去應對: 苦難、性慾和戰爭詩人》(曼徹斯特,1993);艾麗斯·艾寇爾斯,「陰和陽的新女權主義」,收安·斯尼陶等(編),《慾望和力量》(紐約,1983);克勞斯·特韋萊特,《男性幻想》,2冊(明尼阿波利斯,1987)。軍國主義會在子宮中被扼殺。    
    20世紀上半葉,像這樣在女性與平和心態間劃等號的還是少數。當時的主流意見認為女性的育人本性或者是其生育能力的「當然」結果,或者是在母親的膝蓋上習得的。小冊子《小母親》(1916)面世不到一周就賣出75000冊,風靡一時。該書清楚地表達了這一觀念,即:「女性生來就是要孕育生命的,而男性就是要接受它」。「小母親」,「一個母親對『普通士兵』的回應」,首刊《晨報》,引自羅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別》,1929年首版(倫敦,1977),頁203—204。前線記者在觀察性別角色時也有相同看法。有本講英國士兵生活的書叫《朝氣小子》(1916),其作者阿瑟·格利森比較了男兵在吹噓自己「手起刀落」了多少多少敵人人頭時的傲慢與英國婦女悉心照看德國傷員時的謙恭。格利森注意到,一方面她們和男性同胞一起忍受苦難,另一方面卻「沒有任何復仇的慾望,不願拿別人的性命撒氣」。雖然生活在危險中,但「她們沒有頭腦發熱,拿了槍就去射人」。阿瑟·格利森、海倫·格利森,《朝氣小子》(紐約,1916),頁175。阿瑟·格利森為該章作者。女權主義者、同時也是和平主義者的海倫·馬納·露西·斯旺韋克在1915年注意到,縱使女性可以支持戰爭,也是出於她們對家庭的忠誠和不願迴避自己男人為戰爭所做的犧牲。海倫·斯旺韋克,《女性和戰爭》(倫敦,1915),頁10—11。二十多年後,布盧姆斯伯裡的弗吉尼亞·吳爾夫在書中寫道,「歷史上幾乎從未有人倒在女人的槍下」。婦女參政運動領袖卡麗·查普曼·卡特更是高興地宣稱,女人「不好戰」。瑪麗·比亞德,《作為歷史動力的女性》(紐約,1962),頁48及弗吉尼亞·吳爾夫,《三個幾尼》(倫敦,1938),頁13。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3

    女權主義者(如吳爾夫)加入保守分子(如《小母親》的作者)的陣營,強調性別差異——生物上的也好,文化上的也罷——不是毫無由頭的。雙方都覺得女性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前途受到了威脅。中產階級婦女在家庭和道德上的裁判地位源於她們和外界的隔絕,在那個貪婪的世界裡。人們只知道掙錢、殺人(儘管這樣說的理論意義要大於實際意義)。另一方面,上陣打仗和公民權利(尤其是選舉權)間的直接相關又成了上世紀初女權主義者最放不下的事情。當代的論爭見戴維·西格爾、諾拉·金澤、約翰·沃爾菲爾,「公民權的概念和對女性參戰的態度」,《性別角色》,3卷5期(1977),頁469—477。當代的論爭和激進分子的各執一端受早期女權運動發展的影響頗深。主張婦女參政的激進分子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她們的激烈言辭變成鼓勵婦女參軍的講演,另有人則試圖歪曲任何認為戰爭和選舉權間存在負相關的言論。一戰時有幅漫畫(刊登在《婦女雜誌》首頁),就是後一種人的絕佳寫照,畫的是一名抱著嬰兒的婦女,嘴裡說「給女性投一票吧」。近旁有名全副武裝的戰士,說「女人不能拿槍」。而對此一名婦女參政運動的支持者反駁道,「是不能,但整個軍隊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女人養育的。」梅·休厄爾,《女人、世界大戰和永久和平》(舊金山,1915),頁172。儘管這種態度比較極端,但這幅漫畫並不是要否定戰爭,而是伸張男女分工不同,要區別、平等地對待,要看到暴力和犧牲都有其合理性。    
    與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觀點唱反調,宣揚女扮男裝、毅然從軍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認為,「適合」女性的行為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急劇變化,也可以因地域而變(最驚人的例子是在美國拓疆時期,那時與印第安人徒手搏鬥被視為完全符合為人妻母者的行為標準)。琳達·普,「女性參戰: 革命戰爭經驗」,《部隊和社會》,7卷2期(1981年冬季),頁222—223。從軍的 「木蘭」有很多讓人敬畏的故事。至今仍有人為「水壺莫莉」〔1754—1832,美國獨立戰爭著名女英雄,在蒙默思一戰中為丈夫和另外三十名乾渴的士兵運水,據說在丈夫昏厥後替他戰鬥直至戰爭結束,1822年,為獎彰她的英勇,賓夕法尼亞州議會給她頒發撫恤金——譯注〕(獨立戰爭)、露西·布魯厄(美英戰爭)、薩拉·博吉尼斯(美西戰爭)和薩拉·愛德華茲(南北戰爭)作傳。無論是聚焦浮雕式的人物,如亞馬孫族女戰士〔希臘神話中一族女戰士,據說住在黑海沿岸一帶,境內禁男子居留,她們驍勇,善騎射,征略所住附近各地——譯注〕、包迪西亞〔?—62,古不列顛愛西尼人王后,夫死後領導反羅馬人的起義,戰敗後服毒自殺,英國詩人威廉·柯珀有詩頌她——譯注〕、聖女貞德,還是關注瑪麗亞·馮·克勞塞維茨等女性經年累月的伏案工作——她編輯完成了丈夫克勞塞維茨700頁的遺著《戰爭論》——我們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好戰和戰爭遐想可謂歷史久遠,綿綿不絕。弗恩·布洛赫、邦妮·布洛赫,《穿異性服裝、性和性別》(費城,1993),頁99—102,134及157—164;卡爾·克勞塞維茨,《戰爭論》,邁克爾·霍華德、彼得·帕裡特編譯(倫敦,1993),頁73—76;考特尼·庫珀,《安妮·奧克莉: 女神槍手》(倫敦,1928);黛安·達戈,《女戰士和流行歌謠1650—1850》(劍橋,1989);弗朗西斯·格裡布爾,《女人於戰》(倫敦,1916);雷金納德·哈格裡夫斯,《女戰士: 幾個世紀的勇武傳說》(倫敦,1930);約翰·拉芬,《戰鬥中的女性》(倫敦,1967);C.湯普森,《淑女還是紳士?女扮男裝和男扮女裝》(紐約,1993)。參戰的女性依然是某些軍隊傳統的重要成分: 見米裡亞姆·庫克,《女性和戰爭故事》(伯克利,1996)。    
    同樣在上個世紀,女性比男性熱愛和平的觀點也受到了挑戰。世紀初的女權運動給女性生就溫和、婉約的印象蒙上了一層陰影。幾次大戰中,很多論者都注意到,女性在其男性同胞的暴虐行為外又編織了複雜的快意想像。我們在第五章講過,很多論者都擔心女性從殺戮間接獲得的愉悅或許勝過真正打仗的男性。既是女權主義者也是和平主義者的海倫·馬納·露西·斯旺韋克曾追悔,雖說打仗的是男人,但如果沒有女人的欽慕,那他們也打不起來。海倫·斯旺韋克,《我也年輕過》(倫敦,1935),頁246。卡羅琳·普雷恩同意斯旺韋克的觀點,上世紀30年代初她寫道,「女性的心靈也和男性一樣,為(戰爭)激情所盤踞」。卡羅琳·普雷恩,《戰時社會1914—1916》(倫敦,1931),頁143。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4

    在整個20世紀,小說、故事、雜誌和傳記不斷撩撥人們的慾望,希望看到更多有關女戰士的描寫。女性似乎「渴望在戰場上扮演某種積極角色」的觀點也得到了普遍認同。維多利亞(澳大利亞)英聯邦軍隊主要醫療官查爾斯·賴安上校的原話,收F.斯頓伯格,「戰時女性的角色」,《淑女必讀雜誌》,1916年9月6日,頁555,引自卡梅爾·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話在澳大利亞1914—1918」,收喬伊·達牟西、瑪裡琳·萊克(編),《性別和戰爭: 澳大利亞人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劍橋,1995),頁32。媒體渲染女性的愛槍癖。二戰時,澳大利亞陸軍婦女服務隊澳大利亞婦女陸軍服務隊在1941年前的名稱為澳大利亞陸軍婦女服務隊。年僅17歲的瑪喬麗·斯蒂文斯就希望到海外服役:「我也想和敵人過招,」她懇求說,「給我桿步槍,哪怕只能幹掉他們一個我就心滿意足了!」 (悉尼)國王十字區的瓊·巴克利也說,「為什麼總是讓我們女人去燒飯?我要去海外,和男人並肩戰鬥。大家都看見了,俄國婦女都挺能打仗,澳大利亞的女人也一樣能幹!」均引自安·霍華德,《你會後悔的!》(悉尼,1990),頁155。另見帕特麗夏·皮特曼,「列兵仇恨先生」,收梅維斯·尼科爾森(編),《媽,你在戰爭中做了什麼?女性在二戰中》(倫敦,1995),頁172及維·羅賓遜,《中靶》(韋克菲爾德,1991),頁44,頁40及44。此外,弗洛拉·桑德斯等人的自傳也表現了做戰士的樂趣。佩吉·希爾二戰時是英國皇家海軍婦女服務隊的一員,但她從沒機會射殺敵人,但她卻很想。她主動要求接受步槍訓練:「我打得還挺準呢,」她回憶說,「這在我看來跟投飛鏢沒什麼兩樣!而我根本就沒想前面可能有人在那兒。」佩吉·希爾,「戰時新娘」,收梅維斯·尼科爾森(編),《媽,你在戰爭中做了什麼?女性在二戰中》(倫敦,1995),頁131。這些女性其實可以變得更好戰,就像她們丈夫一樣。喬伊斯·卡爾二戰中在某高射炮陣地當兵,戰後她承認:     
    我一看到火炮後就不再想殺人的問題了: 確切地說,我不是在殺德國人,我只是打下那些帶著炸彈的飛機。我覺得這樣挺好,真的。湯姆(她丈夫,是一名轟炸機駕駛員)惟一擔心的就是看到他造成的毀滅,炸死的德國人。不過既然打仗總要有無辜的死者,不是嗎?喬伊斯·卡爾,「就像威廉」,收梅維斯·尼科爾森(編),《媽,你在戰爭中做了什麼?女性在二戰中》(倫敦,1995),頁112。    
    虛構文學也頌揚那些裝備精良、英姿颯爽的女戰士(在1945年一期《女孩自己的報紙》上,幾名剛從英國空軍婦女輔助隊退役的軍官就冷靜地說,她們曾用槍威脅不讓她們給飛機加油的人)。陸軍W.約翰斯上尉,「野地戰士」,《女孩自己的報紙》(1945年11月),頁12。提姆·奧布賴恩講過一名婦女(瑪麗·安)到越南去見情人的故事。在越南,婦女是可以隨身攜帶防衛武器的,例見凱瑟琳·馬歇爾,《身處戰區: 美國女兵越戰口述實錄1966—1975》(波士頓,1987)。但瑪麗·安遠不止是攜帶武器而已: 她最後竟成了一名驍勇的特種兵。她曾跟原來的情人(他在後方安全區做事)講過戰鬥的樂趣:     
    你是不會明白的……你一天到晚躲在這裡,又是鐵絲網又是沙袋的,不知道外面事情的進展,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不知道在戰場上是什麼感覺。有時我都想把這地方吃了,對,把越南吃了。我想吞掉這整個國家——硝煙、屍體——我想吃了它,讓它在我肚子裡……晚上在外站崗時,好像特別能貼近我體內的運動。能感覺到血在身體裡流動,我的皮膚、指甲,所有的一切,就像全身帶電,在黑暗中通體透明——幾乎要燒著了——燒到虛無,什麼也不剩——但這不會影響到我,因為我清楚知道自己是誰。在戰場以外的其他地方,你不可能有這樣的感受。提姆·奧布賴恩,《他們那代人》(紐約,1990),頁121。    
    就像男人們體會到的一樣,對女性來說,殺人也有極強的性意味,讓人興奮。在一篇題為「戰機駕駛員的狂喜,1939年10月」的文章裡,F.丁尼生·傑西津津樂道於一位噴火式戰機駕駛員是多麼漂亮地幹掉了對手,並說這種壯舉「讓我們都很高興」。傑西比較了戰時殺戮行為和人的慾望。「愛情之所以美好,部分是因為裡面有情慾糾纏」,她說,所以「戰士的高貴品質」也離不開「追殺過程中體會到的狂喜,哪怕獵物是我們的同類」。F.傑西,「戰機駕駛員的狂喜,1939年10月」,收其《倫敦前線: 寫往美國的信,1939年9月—1940年7月》(倫敦,1940),引自詹妮·哈特利(編),《壯志依然: 女性筆下的二戰》(倫敦,1995),頁218。F.丁尼生·傑西應該會贊同瑪格麗特·W.格裡菲思斯的小說《穿軍裝的黑茲爾》裡女主人公的怨言。小說的女主人公悶悶不樂地對弟弟說自己很不開心,因為「爸爸在陸軍服役,你在空軍,而我……不過是個居家的小女孩」。瑪格麗特·格裡菲思斯,《穿軍裝的黑茲爾》(倫敦,1945),頁8。省略號為原文所有。黑茲爾一定會同意女詩人羅茲·麥考利的哀歎,如果她能讀到這首詩的話: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5

    哦,瞧你多幸運,    
    一身血,一身泥。羅茲·麥考利,「許多姐妹給許多兄弟的」。    
    女性的戰時角色    
    儘管希望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女性在戰爭中的行為仍舊算不上暴力。即便如此,傳統的非戰鬥角色仍會遇到反對意見(反對最激烈的是像薇拉·布黎頓的父母那樣的中產階級)。薇拉·布黎頓,《年輕的證言》,1930年首版(倫敦,1960),頁156。上世紀90年代初,曾有人就她們在二戰中的從軍經歷訪問了706名退伍女兵,41%說曾有近親反對她們參軍,只有半數的人說她們最親密的男性朋友支持她們的選擇(而親密女友支持的占80%)。鄧南·坎貝爾,「二戰女兵」,《部隊和社會》,16卷2期(1990年冬季),頁254。女性的戰爭經歷仍主要是試圖說服男性戰友,犧牲沙場要比被人姦污好得多,其次就是向他們的心理(包括真正的)鎧甲施壓。托馬斯·提普雷迪,《火山口的貓和其他前線瑣憶》(倫敦,1917),頁63。正如弗吉尼亞·吳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1929)裡所說,女性是一面鏡子,「男性在鏡中的影像是實際的兩倍。沒有這面鏡子……一切戰爭的榮耀都將不復存在。」她還寫到,這樣的鏡子「對一切殘忍或英勇的行為都是必須的」。弗吉尼亞·吳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1929年首版(哈蒙茨沃思,1945),頁31。    
    但有的女性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男性大。在1944年3月10日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中,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寧願派到前線的30萬非戰鬥人員是未婚女性,而不是年輕父親。喬治·蓋洛普,《蓋洛普民意測驗》,卷1(紐約,1972),頁435。類似的,有人曾對駐在塞班島和瓦胡島的美軍護士做過調查,結果發現她們絕大多數都認為有必要安排女性醫務人員在前線。德斯蒙德·威爾遜、傑西·霍拉克,「軍旅經歷作為決定退伍士兵態度的一個因素」,收《為志願部隊總統委員會準備的報告》(華盛頓特區,1970),卷2,第3部分,研究7,引自鄧南·坎貝爾,「二戰女兵」,《部隊和社會》,16卷2期(1990年冬季),頁264。作為醫務人員,女護士無須裝備武器(除非直接受到攻擊),這和她們的男性同事是一樣的。除了護理傷兵,女性非戰鬥人員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工廠、農場幹活,收莊稼,照顧休假的士兵,等等。她們也是參了軍的。一戰時,約有8000名女兵在英軍服役。美軍有25000多名女兵被派往海外戰場。二戰是英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女性服兵役的戰爭。於是,英軍中女兵的比例從1940年12月時的2.3%(66900人)一度攀升到1943年12月的9.2%(449100人),戰爭結束時回落到8%(415800人)。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茲,「英國和世界大戰」,收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6及31。上述數字包括一戰時的英國陸軍婦女輔助隊、英國皇家海軍婦女服務隊和英國皇家空軍婦女隊,以及二戰時的英國皇家海軍婦女服務隊、英國空軍婦女輔助隊和本土防衛後備隊。二戰中,澳軍有約40000名女兵服役。美軍1939至1945年間的三軍估計數字超過350000人,其中越南的女兵人數在7500到15000之間。琳達·迪凡特、瓊·法黎(編),《戰爭夢、和平夢: 越戰女性文叢》(紐約,1991),頁ⅩⅤⅡ;凱瑟琳·馬歇爾,《身處戰區: 美國女兵越戰口述實錄1966—1975》(波士頓,1987),頁4;卡羅爾·米瑟斯,「戰鬥中失蹤: 在越南的女戰士」,《文化評論》,3期(1986年春季),頁79。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女性在三軍中的比例是不同的。空軍中女性比例要高些,部分是因為空戰在「道德」上較說得過去,但更多是因為在空軍,勤務兵對戰鬥人員的比例是全軍最高的。有人估計,空軍中約76%的工作屬「非戰鬥」性質,陸軍和海軍的相應數字為50%和38%: 喬治·奎斯特,「問題」,收南希·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22。另見M.卡索爾,「女性在部隊中的角色」,《澳大利亞防務研究雜誌》,2卷2期(1978年11月),頁116。除個別例外(如「特別行動執行部」就曾送50名女兵進入被佔法國),女性還是沒有被當作「戰士」。其實很難界定什麼是「戰鬥」的角色。例如牧師和醫務人員是穿軍服的,卻受法律保護免於戰鬥;再如高射炮手雖然攻擊敵人,自己卻(幾乎)沒有危險;還有的人對敵發起進攻,自己也可能成為直接攻擊目標,或是遠距離的(如炮兵和在許多空戰中)或是近距離的(如步兵)。這方面的討論,見休·史密斯,「出於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戰爭: 澳大利亞在越戰中,1965—1972」,《戰爭與社會》,8卷1期(1990年5月),頁135—136。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6

    在本書中,我們認為懇求即將開赴戰場的男兵「殺那些狗娘養的」約翰·默瑟,《話筒靶子》(劉易斯,1990),頁13及愛德華·默羅,《我們從倫敦向您播音》(倫敦,1941),頁116書中的女人也是。、甚至愛聽男兵殺了多少敵人的故事齊格弗裡德·薩松,《1915—1918年日記》,魯珀特·哈特戴維斯編(倫敦,1983),頁175,1917年6月19日條。,和本身希望去殺人是不一樣的。本章開頭所引詩中批評因為「性」把女性排除在戰鬥以外的詩人諾拉·邦弗德,參與了更大範圍的關於戰地女性在戰爭中地位問題的討論。女性可不可以使用武器?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溫和(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民意調查一直表明,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女性沒有男性愛用暴力),鄧南·坎貝爾,「二戰女兵」,《部隊和社會》,16卷2期(1990年冬季),頁264及南希·加拉赫,「民眾對於使用武力態度的性別差異」,收魯思·豪斯、邁克爾·斯蒂文森(編),《女性和使用武力》(博耳德,1993),頁23—37。 但這一點上一定要進行審慎的分析。鄧南·坎貝爾訪問了706名二戰退伍女兵(221人是護士,其餘的人在其他部門工作),發現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應當允許女性上陣衝鋒。三分之一的護士、一半的非護士認為女性不應打仗,另有志願兵、三分之一的護士和五分之一的非護士對此不置可否。老兵組織的成員最贊成女性進入戰鬥部隊,這不奇怪。鄧南·坎貝爾,「二戰女兵」,《部隊和社會》,16卷2期(1990年冬季),頁264。如果再注意到坎貝爾採訪的是退伍近半個世紀的女兵,這些支持女性成為戰士的數字就顯得相當高了。    
    有歷史學家一般把這視作反對打破性別界限的論據。馬裡蘭大學和美國陸軍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員調閱了二戰時的一次調查和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調查,得出反對女性參戰的觀點在當時有普遍的認同。戴維·R.西格爾、諾拉·斯科特·金澤和約翰·C.沃爾菲爾在這篇發表於《性別角色》(1977)雜誌的文章中,仔細審視了英國1941年11月舉行的一次調查,要求受訪者回答是否同意女性成為戰士。反對的有65%,支持的25%,其餘的人沒做表態。當然,這些數字也可以反過來讀,即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是贊成婦女參戰或傾向於這樣的,不然不會有未置可否的情況出現: 他們至少沒有明確反對婦女上陣。這三位研究者徵引的第二份調查是32年後在美國底特律地區做出的,調查要求受訪的576名成人回答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如果非得有人上陣殺敵,那應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表述。四分之三的受訪民眾表示贊同或非常贊同這句話。當然,這也可以反過來看,即四分之一的受訪者不認為男性應理所當然地出戰。此外,這一回答沒法體現如出現男性兵源枯竭或外敵入侵時人們對女性參戰的態度。他們徵引的第三個調查是1974年對724名美國陸軍人員作出的。約六成士兵覺得女性不應上前線;約半數的人認為女性即使經過訓練也不適於上陣;半數多的人認為如果把女性分到戰鬥部隊,那戰鬥力一定會下降。四分之三的人覺得女性不應當步兵。同樣,反過來判讀這些數據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約四成人認為女性應該上前線,約半數的人認為女性會在前線大顯身手,且不會減弱(甚或會加強)部隊的戰鬥力。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有四分之三的人認為女性不應加入步兵戰鬥部隊,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把她們排除在外是因為其女性特質。這樣認為是因為一般觀念認為女性的體能和耐力不如男性。戴維·西格爾、諾拉·金澤、約翰·沃爾菲爾,「公民權的概念和對女性參戰的態度」,《性別角色》,3卷5期(1977),頁471—473。不論如何解讀,這些調查結果都不能得出應為女性上陣設置障礙的結論。    
    女性戰士?    
    女性一旦殺人,有兩個互相獨立的理由可做解釋: 一是意淫混亂,二是母性本能。弗洛拉·桑德斯應屬於第一類,因為她書裡的第一句就說自己一直想做個男孩。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傳: 與塞軍歷險簡記,1916—1919》(倫敦,1927),頁9。19世紀末已有人鉤摹出女同性戀的病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人們對性學的興趣日益濃厚(尤其對性倒錯過分關注)。儘管這樣,桑德斯說這話時沒有任何的窘迫。她談起和兩性交往時同樣的興高采烈,也沒有刻意強調自己最後是和一名俄國中士結的婚。她想當男孩;她參了軍;她和心愛的男人結了婚: 桑德斯似乎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跡並不複雜。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7

    被塗上「男性色彩」不止桑德斯一個人。提姆·奧布賴恩在他關於特種部隊女殺手的記述中,提到瑪麗·安在開始扛槍、扔手雷後身材發生了變化。她的身體「有點不像自己的了——原先柔軟的地方現在變得太硬,太厚實……聲音似乎也變了,聲調低了許多。」提姆·奧布賴恩,《他們那代人》(紐約,1990),頁101。戰鬥在身體和性格上留痕的例子二戰中也有。1945年時,梅根·盧埃林·麥卡姆利(英國本土防衛後備隊的積極成員,自己說最恨針線活)回憶起所在部隊中女兵南希·布朗的故事。列兵布朗,單身,來自格拉斯哥的貧民窟,家裡已經沒有人了。傳統上女性在軍隊裡的活計她是做不了了,因為對家務她「一竅不通」。布朗生就一副好身板,大大咧咧的,於是只能鏟煤、挖溝。她「喜歡和男人一塊幹活,沒什麼原因,就是因為適應。她是他們的『伴兒』,但這樣說沒有任何性的意味在裡頭,」麥卡姆利說。列兵布朗很快就厭煩了鏟子,沒告假就走了,從此再沒人見到過她。一天,麥卡姆利去電影院,當認出屏幕上「英勇的游擊戰士」就是布朗時不禁大吃一驚。她心底一陣驕傲,臉也紅了,自此知道布朗「必須生活在危險中,這我們都做不了,本土防衛後備隊也沒法滿足他。」麥卡姆利真想大聲說:「那是我的姐妹啊,是後備隊的一員!」梅根·麥卡姆利,「無假缺勤」,收《「不值班」: 軍人的詩行和故事選——(英語演講協會)戰爭服務婦女俱樂部成員作於切斯特斯坦利宮》(切斯特,1945),頁44—46。 麥卡姆利急促的敘述很多論者可能不喜歡,也正是這些論者看不慣列兵布朗這樣不會做家務的女人。實際也是,越來越多的人把這種「男人婆」說成是變態,是同性戀,「只有法國大革命才熏陶得出來的怪物」。威廉·福斯、塞西爾·吉拉提,《西班牙角鬥場》(倫敦,1938),頁304。另見瑪格麗特·格裡菲思斯,《穿軍裝的黑茲爾》(倫敦,1945),頁95及伊迪絲·肖克勞斯,「搖籃的手」,收肯尼思·布賴恩特、萊亞爾·威爾克斯(編),《我會打嗎?》(牛津,1938),頁94。    
    女兵的支持者自然要反對這種粗俗的指稱,這樣的成見不僅無利於士氣(它會讓本土防衛後備隊的女兵忙於關注自己的女人味或生殖力,從而會影響戰鬥效率),而且會影響徵兵。約翰·裡斯,《戰爭對心理學的影響》(倫敦,1945),頁94—95。他建議部隊開設基本衛生課,這樣女兵就可以寬心了,知道其他人也會在服役期間懷孕(「以表明絕育不是戰鬥的當然組成部分」)。婦女部隊的女發言人總是一再強調她們對傳統女性價值觀的認同: 部隊不會把她們「男性化」,反會重申其女性特質。海倫·格溫·沃恩夫人1941年被免去本土防衛後備隊總管的職務,就是過於直白地認同「男性」價值觀會得到什麼下場的最好例證。表面上看,沃恩是因為年齡原因離職的(她已經六十多了),但她的繼任者萊斯利·惠特利夫人卻有著不同的說法。據她說,沃恩之所以逐漸不受歡迎,是因為「她浸漬了太多的軍隊精神,以至想不通為何不把女性當做男性對待」。而她自己的觀點正好相反:「我們首先是女人,應不顧一切保持女人的品質。」在這一點上,惠特利甚至有點走極端: 她在自傳(1949年出版)中反覆說自己不會使步槍,且再三跟讀者說,自己「對手槍有很大的戒心」。萊斯利·惠特利夫人,《倖存的想法》(倫敦,1949),頁20。    
    女性部隊的「女人味」也在其他宣傳家的嘴邊提及。J.B.普裡斯特利等作家就曾受人之托,撰文反駁女兵會被「去女性化」的說法。在《英國女性走上戰場》(1943)中,他反覆強調摸槍弄炮的女人自有其韻味。他告訴讀者,在英國皇家海軍婦女服務隊中服役的女子在魚雷快艇上操作機槍時都戴著「非常女性化、非常漂亮、別緻的」帽子。他的原話是:     
    這也是我們這個奇怪時代的一大誘人諷刺了,一位皮膚白皙、若有所思的少女,那神態好像在癡視著春天樹林裡的叢叢圓葉風鈴草,誰曾想她正在為一次危險行動作準備,正要在敵船的舷側炸開一個大洞,把船上數百人送上西天。J.普裡斯特利,《英國女性走上戰場》(倫敦,1943),頁24。    
    羅伯特·威廉森在為婦女志願預備役辯護時一語點破: 這些女性「把對家庭生活的愛好帶上了火線」。她們既不是「一群亞馬孫女戰士」,也並不「古怪」。羅伯特·威廉森,「女性動員」,日期不詳(二戰)。他指的是婦女志願預備役。    
    有一種看法更合女兵心意。它沒有含沙射影,說女戰士「其實不是」女人,而是指出,正是因為她們極具女性氣質才殺得了人。雖然不時被人嘲諷,常是別人害怕的對象,女戰士作為一個整體還是有著很高的社會聲望。幾乎沒有人懷疑,女性在為了保護丈夫、情人和孩子時是不惜去殺人的。和平主義者認為女性下不了手,因為她們有母性。同樣,在解釋她們為什麼能下得了手時,也要回到她們的母性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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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女性在保護弱者時會顯現出進攻欲的觀點,大多源於當代心理學,尤其是本能學說。該理論認為,男性之所以敢去殺人是因為他們有「殺手」或好戰本能,而這是在若干世紀的戰鬥中進化得來的。在這個層面上,本能學說讓論者可以輕鬆解釋戰鬥為何要把女性排除在外: 因為進化的原因,女性根本不具備這一本能,威廉·麥克杜果說。威廉·麥克杜果,《社會心理學入門》,9版(倫敦,1915),頁59。克萊德·B.穆爾在「戰爭的心理學方面」(1916)中持相同觀點,他指出自古以來就是男人在打獵、爭鬥,而不是女人。不僅人是這樣,「高等動物」亦然,如水牛、野馬、馴鹿和猿猴。因為缺少這種本能,所以女性比男性矮小,不如男性強壯。克萊德·穆爾,「戰爭的心理學方面」,《教學法研討會: 季刊》,23卷(1916),頁141—142。但他們有一點自相矛盾,那就是女性雖然沒有「殺手本能」,卻另有本事可以助她們殺敵——母性本能。隨軍當牧師、同時也是業餘心理學家的W.N.麥克斯韋爾在一戰剛結束時就認識到,許多女性本可以上陣殺敵,「因為她們有母性在,有一種保護人的衝動,有一股柔情,一看到傷員或聽到暴行,這種本能就會被激發」。W.麥克斯韋爾,《心理學角度回顧一戰》(倫敦,1923),頁49。「原始的穴居女人」在受刺激後是會去拚殺的,麥克斯韋爾說。本土防衛後備隊的海倫·格溫·沃恩夫人非常支持這種觀點,她說與男人相比,女性雖然更可能「止於傷害別人」,可一旦必須保護自己或孩子,或有弱者處於危險中時,那這種不情願就會立刻消失。海倫·沃恩夫人,《從軍》(倫敦,1941),頁138。    
    這種好鬥的女性特質反映在女兵殺人上,會有種獨特的「風格」。在這點上,文學敘述特別到位。在弗雷德裡克·塞德萊爾·布瑞亞坦上尉的小說《步槍加刺刀: 布爾戰爭紀事》(1900)中,幾位勇武的男子和一位叫艾琳的羞怯女子被圍困在一個小木屋裡。他們中一個人給了艾琳一桿槍,轉眼間就有一堆非死即傷的布爾人「擋住了通向這座家常英式花園的道路」。其中一名叫弗蘭克·拉塞爾的男子「聲嘶力竭地」為之辯解,說「殺了這麼多人固然不好」,但「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更何況我們是為正義而戰」。血戰之後,艾琳在壓力之下突然垮了,昏了過去,嘴裡嚅囁著「我再也不想聽他們的呻吟了!」在她緩過來之前,作者插進了一段關於女性和戰鬥的討論,提醒讀者讓一個「易受驚嚇、溫文爾雅的女子去擺弄步槍,還要用它去殺人」,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布瑞亞坦指出    
    這麼一場惡戰,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力氣啊,她竟然挺了下來。但戰鬥一結束……她見到了傷者,聽到了他們的哀號。眼前的悲慘景象和平日裡聽不到的哀吟,讓她一時不知所措,昏了過去。    
    小說中的人物在對布爾人大開殺戒時可沒有心慈手軟。但女性的敏感並不能蓋住她們膽小的事實。後來,有感於父親和那兩名英國男子的「大無畏精神」,艾琳拒絕了布爾人為她提供的安全通道,而是選擇了繼續戰鬥(「和許多布爾人算總賬」)。陸軍弗雷德裡克·布瑞亞坦上尉,《步槍加刺刀: 布爾戰爭紀事》(倫敦,1900),頁196—197及206。這樣,艾琳就成了英國女性的代表: 在殊死戰鬥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論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國女人差。    
    這一理論更深的一層在於,男人打仗是因為意識形態(弗蘭克·拉塞爾所謂的「光榮事業」),女性拿起武器是因為不能忍受和她們信仰的男性分開(艾琳就不願離開她的父親)。瑪格麗特·格裡菲思斯,《穿軍裝的黑茲爾》(倫敦,1945),頁94。西班牙內戰中,女戰士被認為是男性意識形態的延展,不過是給「實戰部隊做個表率」,是「用來宣傳的,製造幾個女英雄,煽動戰士的復仇欲」,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爾·吉拉提在《西班牙角鬥場》(1938)裡的話。威廉·福斯、塞西爾·吉拉提,《西班牙角鬥場》(倫敦,1938),頁304。連反對佛朗哥的女權主義者伊迪絲·肖克勞斯也服膺這種解釋,並認為論者應勇敢地去面對女性的心理。肖克勞斯哀悼在西班牙內戰中犧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並質問如果她的愛人留在國內,那她還會不會「因為原則」主動要求上前線。伊迪絲·肖克勞斯,「搖籃的手」,收肯尼思·布賴恩特、萊亞爾·威爾克斯(編),《我會打嗎?》(牛津,1938),頁94。下面我們會看到,正是因為女性願意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戰鬥,她們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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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衛「家園」    
    在20世紀,女性拿槍上陣只是在革命或大規模侵略時才出現。既然英、美、澳三國都未曾受過這種衝擊,也就沒有必要由女性來全身衛國了。戰場上雖沒有她們的身影,但現代科技正日益縮小彈坑和近郊的距離,且速度越來越快,以至和平主義者如A.貝爾登教士1935年時要告誡婦女國際和平運動的成員,(考慮到現代軍事衝突的技術發展)女性上陣打仗只是一個時間問題。H.謝潑德,《說「不」: 普通人的反戰手冊》(倫敦,1935),頁81。二戰爆發前夕,年輕的牛津學者伊迪絲·肖克勞斯也說,西班牙和中國的戰事已經充分證實,到了把所謂保護妻兒的「羅曼蒂克屁話」扔到窗外去的時候了。在西班牙和俄國,女性已經在和男人並肩作戰了。如果敵人選擇把身強體壯的人,不論男女,都送上戰場的話,那英國政府也一定會照做。伊迪絲·肖克勞斯,「搖籃的手」,收肯尼思·布賴恩特、萊亞爾·威爾克斯(編),《我會打嗎?》(牛津,1938),頁84。    
    在世界大戰的許多時期,外敵入侵分明是可能的。且如果要為女性上陣辯護的話,民防是當然的理由。許多論者都注意到這一點,有時不免唏噓一番。在澳大利亞,廣受民眾歡迎的愛國英雄伊恩·艾德裡斯在他的《游擊戰術》(1942)中就理論到,如發生外敵入侵,那能否把女性武裝起來就顯得至關重要了。他還提醒讀者,「不是……只有巨人才能打游擊」。伊恩·艾德裡斯,《游擊戰術》(悉尼,1942),頁14。在英國,樞密院長約翰·安德森爵士在1942年3月24日的議會講話中總結了民眾的一般意見:     
    如果有人入侵我們的國家,那我們每一個人都一定只想著一條: 那就是把侵略者趕出去或者把他們就地消滅。每一個人都會盡其所能實現這一目的……從政府這方面講,我們一直希望英倫三島的人民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抵禦來犯的敵人,希望每一個公民都能以能想到的任何方式來延緩或阻止敵人的進攻,並將這視作你們的職責所在。約翰·安德森爵士(樞密院長),《英國議會議事錄》,1942年3月24日,5輯,378卷,1812—1812行。    
    或者用本土防衛後備隊總管1941年的話,打仗是男人的事,「但他們要是不在,女人還是挑起這副擔子為好,不然男人們的事業就會衰敗」。海倫·沃恩夫人,《從軍》(倫敦,1941),頁138。    
    這就是需要女人上陣打仗的原因——好保家衛國。在戰爭的實際中,由莊園女主人教男女雇工如何射擊也是常事。戴維·蘭姆珀,《最後的壕溝》(倫敦,1968),頁6。無數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以打造一個隨時能夠投入戰鬥的「大後方」。一戰時在澳大利亞,其本土志願軍就對成員進行了培訓,使她們成為「合格的槍手和士兵」。然後每個州都有婦女兵團,隨時準備投入戰鬥。卡梅爾·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話在澳大利亞1914—1918」,收喬伊·達牟西、瑪裡琳·萊克(編),《性別和戰爭: 澳大利亞人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劍橋,1995),頁32及克萊爾·斯蒂文森、奧納·達林(編),《空軍婦女輔助隊手冊》(悉尼,1984),頁83。來自多倫多的例子,見巴巴拉·威爾遜(編),《安大略和一戰1914—1918: 文件集》(多倫多,1977),頁ⅩⅩⅩⅥ—ⅩⅩⅩⅩⅧ及《環球》,1915年7月30日,8月2日、27日,頁6。一戰中的英國因為基欽納勳爵和羅伯茲勳爵(婦女步槍協會主席)的強力支持,成立了婦女防衛救援隊。這支救援隊包括兩部分: 讓女性接替男性工作以把男性解放出來的「民事部分」和對入伍女兵進行操練、行軍、收發信號及戶外偵察等訓練並教她們使用武器的「半軍事或優秀國民部分」。後一部分的每名成員都被要求不僅要自保,還要盡力保護「自己的親人」。道森·斯科特夫人(編),《婦女防衛救援隊官方手冊》,3版(增補版)(米德爾塞克斯郡,1915),頁11及15。二戰時也有類似的例子,那是在倫敦德裡女侯爵領導下的婦女志願預備役,它在當時十分受歡迎。在預備役中,他們鼓勵(雖不強制)女性練習射擊,否則是無法驅逐入侵者的。查爾斯·亨德森夫人,「婦女志願預備役」,未註明日期,單頁紙。她是農村支部秘書。另見羅伯特·威廉森,「女性動員」,日期不詳(二戰)。    
    在既成的(男性)本土防務部隊中,女性就沒那麼成功了。二戰爆發前,地方防務志願軍(地方軍的前身)一方面請了女能人來訓練男兵射擊,另一方面卻不願吸收女性加入。1930年時,她們受夠了。其中50人(包括比斯利步槍靶場1930年國王獎得主、女汽車司機組織的瑪喬麗·E.福斯特)組建了亞馬孫防衛隊,要地方防務志願軍招收女兵。她們呼籲所有女兵都應接受輕型火器的訓練,且給自己規定了目標,要讓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種「盡一切可能抵抗侵略者的精神」。引自戴維·蘭姆珀,《最後的壕溝》(倫敦,1968),頁5—6。軍方沒有接受這一點,所以在1941年10月時,當戰爭部再次拒絕了擴大女性在地方軍中的角色、使之不僅局限於廚娘、護士、司機、電話接線員的要求時,她們組建了婦女本土衛隊,以教授女性一系列軍事技能,包括開槍和扔彈。用創辦者之一、工黨議員伊迪絲·薩默斯基爾博士的話說就是,    
    在法國陷落後,我突然覺得自己與形勢不太相稱: 丈夫在軍中,孩子被轉移了,而我連一點自保能力都沒有。試想,要是真到了政府下令全民抵抗的那一天該怎麼辦呢?伊迪絲·薩默斯基爾,《女人的世界》(倫敦,1967),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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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婦女武裝的理由之一是沒有足夠的武器彈藥,這條站不住腳: 因為「假使有男性地方軍士兵倒下了,那一定是誰靠他最近就拿起武器繼續戰鬥,不管這人是男是女」。婦女本土衛隊對希特勒不抱幻想,不指望他「會體諒對手的性別」,因為希特勒「在毒氣室裡從不問男女」。伊迪絲·薩默斯基爾,《女人的世界》(倫敦,1967),頁73。有數千婦女相信了她們的宣傳。截至1943年2月,衛隊已聚集了20000人,分佈在全英的250支部隊。薇拉·杜伊,《英國的女兒》(牛津,1949),頁47及弗蘭克·桑德森爵士,收《英國議會議事錄》,5輯,1942年10月13日,383卷,1467行。    
    地方軍不願招收女兵,但經過婦女本土衛隊和皇家聯合勤務學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諾克斯夫人和薩默斯基爾博士等人的不斷遊說,其立場終於有所鬆動,且至少有一支部隊被說服了。《地方軍全書》(1942)說:     
    為什麼不(訓練婦女)呢?她們從未讓祖國失望過,很多還經受過最猛烈戰火的考驗……想像婦女不能或不願打仗,簡直是愚蠢至極。在俄國,在西班牙,在世界其他地方,她們不都在作戰嗎?在這場戰爭中,她們也當然有權出力。而且我敢保證,她們很多人也會出力,英國女性論勇猛不會輸給任何人。    
    據《全書》說,國際上關於不得武裝平民婦女的禁令是在「文明戰爭」的情境下制訂的,因此在反對納粹戰爭中沒有意義。女性不能(也不會)坐視家園被侵略者糟蹋。男女兩性都會不約而同地接受「不饒人,也不告饒」的箴言。安德魯·埃利奧特、「J.B」、「科學工作者」,《地方軍全書》(倫敦,1942),頁71—73。    
    既然地方軍內部有這樣鮮明的支持,有部隊的確給婦女安排了戰鬥訓練就不足為奇了。總指揮部西區指揮陸軍M.詹金斯少校致總司令部地方軍G.沃克少校的信,1942年12月17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401。1942年12月14日,《每日郵報》透露說在弗林特郡霍利韋爾,有20名女性空襲警報哨正在接受手雷、步槍和斯特恩式輕機槍的訓練。《每日郵報》,1942年12月14日。戰爭部在知悉後無比驚愕: 他們雖允許女性擔任文書、話務員、廚娘、侍者、司機等公職,但仍堅決反對婦女扮演任何戰鬥角色。戰爭部在1943年4月15日印發的一份緊急備忘錄中嚴禁教婦女使用武器。戰爭部,「緊急備忘錄: 關於僱傭婦女支援地方軍」,1943年4月15日,頁1,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401。一位軍官解釋說: 婦女可以「給步槍去污或者擦拭輕武器,但就是不能用它們」。薇拉·杜伊,《英國的女兒》(牛津,1949),頁47。她們可以「登記備案」,卻不是地方軍「徵募」的人員,除了一枚塑制徽章外,也沒有任何統一的著裝,而且比例也不得超過男兵的5%。儘管限制很多,不到一年,她們還是爭取到了地方軍支援部隊的名號,且迅速吸引了30000多人加盟。薇拉·杜伊,《英國的女兒》(牛津,1949),頁47。    
    在後方,英、美、澳都認識到有一個崗位可以用得上女性,那就是高射炮台。高射炮組的主要任務是遠程瞄準、射擊、摧毀敵機。在多數國家,婦女只是做其中的第一步: 只有美軍系統教授女性如何開炮。1942年底,美軍將女性完全整合到它的高射炮部隊,以保衛華盛頓不受任何襲擊。這一實驗(因怕國會否決,是秘密進行的)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為它高效完成了對婦女的培訓,使她們可以開炮及協調進攻。喬治·奎斯特,「問題」,收南希·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20—221。當然,因為北美沒有受到攻擊,所以這沒有受過實戰檢驗。另見馬蒂·特雷德韋爾,《美軍在二戰中: 特殊研究: 婦女陸軍隊》(華盛頓特區,1954),頁301—303。    
    在英國,女性在(既有男兵也有女兵的)「混編炮組」工作,負責測距和協調進攻。她們堪稱「炮眼」。薇拉·杜伊,《英國的女兒》(牛津,1949),頁41。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們與西線炮兵部隊的(男性)測距員沒什麼不同,都可以算做戰士。在英國,在高射炮和探照燈部隊使用女性的想法始於1939年10月,當時陸軍上將弗雷德裡克·派爾爵士任高射炮部隊總司令,即使這樣也等了一年半才得到戰爭部的最後批准。混編炮組第一次開火是在1941年11月1日,一周後,女性終於第一次協助「完成了一次大捷」。陸軍M.米靈頓少校,「女炮手」,收《中靶: 高射炮指揮的偉大故事: 官方紀念品》(倫敦,1955),頁41—42。新聞界誤報說早在1941年9月就有混編炮組投入戰鬥。到1942年,在高射炮部隊服役的女性已經超過了男兵;在一年內,60000名英國婦女被分到了這些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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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編高射炮組雖然取得了成功,卻並沒有立刻被正規部隊接納。高射炮部隊的M.S.F.米靈頓少校原先以為那裡的女兵情緒可能會不穩,但他仍然記得「高射炮部隊中的本土防衛後備隊員在戰爭期間僅有的幾次落淚,不是因為未能『命中目標』就是因為種種原因未能讓她們打炮」。至今說起這一點,他還唏噓不已。同上書,頁42。另見維·羅賓遜,《中靶》(韋克菲爾德,1991),頁2及29。一名駐英格蘭的炮兵連指揮官也承認,最初讓他管理一支混編炮組的時候,他「老大不願意」。因為此前他只帶過男兵,而且「特爽」,所以希望重新任命(但沒成功)。指揮混編炮組的實際經驗讓他終於認識到自己原先的短視和偏見。他告誡同事不要把女性高射炮兵當作「音樂喜劇中的『女兵』」: 你要是這麼待她,她也就那樣了。回首往事,他承認自己「從沒像現在這麼高興過……我手下的這幫兵太棒了」。「J. W. N」,「混編炮組」,1942年,頁3及7—8,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另見薇拉·杜伊,《英國的女兒》(牛津,1949),頁41;伊迪絲·薩默斯基爾,《女人的世界》(倫敦,1967),頁76;馬蒂·特雷德韋爾,《美軍在二戰中: 特殊研究: 婦女陸軍隊》(華盛頓特區,1954),頁191。    
    海岸炮兵部隊——它直接面對敵人進攻的危險要大一些——就是另一回事了。澳大利亞漫長的海岸線使得用婦女保衛海疆幾乎沒遇到什麼阻力,且給她們配備了303毫米口徑的步槍,槍上有刺刀,還鼓勵她們練習槍法。安·霍華德,《你會後悔的!》(悉尼,1990),頁133—134。英國當局沒這麼有信心,二戰時沒有讓女性進海岸炮兵部隊。原因有三: 如有人進犯,那她們就有捲入戰爭的危險;婦女的數量無法滿足高射炮部隊的需要;在邊遠炮組安排單獨住宿有困難。但50年代的人手短缺為克服這些困難提供了動機。大家意識到,海岸炮兵的責任和英國皇家陸軍婦女隊(屬於本土防衛義勇軍)已經在做的區域管轄、向海防禦、防空演練、混編炮組等沒太大的差別。受過海岸火炮訓練的皇家陸軍婦女隊(本土防衛義勇軍)成員可以操作高射炮,因為原理基本是一樣的。當局也承認,男女混編的困難也被誇大了。此外,耳熟能詳的總體戰論點也有人提及: 所有人,不論軍民,都可能置身實戰。現代戰事的這一動向也應在軍方政策中有所反映。讓女性和男兵一同作戰,不僅不是徵兵的抑制因素,反而對本土防衛義勇軍的招募有很大的刺激(不清楚的是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抑或是兩方都願意混編)。「陸軍委員會的執行局: 英國皇家陸軍婦女隊(本土防衛義勇軍)受雇於海岸炮兵部隊」,1950年10月5日,頁1—2,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4100。這樣使得女性被史無前例地雇作海岸炮兵部隊的測距員。    
    決 戰 海 外    
    高射炮組和海岸炮兵都完全是為了保家衛國。至於或會被派駐海外的正規部隊是否應該允許女性加盟,就見仁見智了。在二戰中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是惟一正式教導女兵使用武器的部門。陸軍婦女隊美國陸軍婦女隊在1943年9月改名為美國陸軍婦女輔助隊。的成員雖屬於非戰鬥人員,且直到1975年才正式允許其進行武器訓練,但她們私下進行的訓練倒也一直沒被禁止。戰爭部對此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報界捅出來,才發生了陸軍婦女隊顧問所謂的「嚴重的公關失誤」。人們就問了: 是不是缺人啊,不然怎麼會要婦女去打仗?陸軍婦女隊是不是閒著啊,不然怎麼會有時間練步槍?她們這樣是不是浪費軍隊資源啊?是不是不尊重造彈工人的勞動啊?陸軍婦女隊負責人(得克薩斯州厲害的女商人,奧維塔·卡爾普·霍比上校因此簽署命令,禁止陸軍婦女隊任何人員攜帶、練習或使用武器(及其仿製品)。這立刻就產生了問題: 空軍的女教官一直是用槍形訓練器械的;陸軍婦女隊的財務官員一定是要帶槍的,或者是一定要有槍在手頭;負責通信事物的女兵(按規定)是要在電碼室放把槍備用的;海外行動禁止出動任何不帶任何武器的車輛,等等。霍比不得不收回成命,規定在「任務合適、無須戰鬥且執行任務的女兵受過適當訓練」的情況下允許持槍。但陸軍服務部隊的人事主管推翻了她的決定,這位人事主管堅持認為婦女不應接受怎樣使用武器的訓練。霍比在調到陸軍總參謀部後仍堅持鬥爭,爭取在婦女持槍的禁令上有一些例外,不是一概而論。該部門起草了一個公告,指示指揮官可以准許具體、個別的女性攜帶槍支。但陸軍婦女隊的官方記錄卻寫著「該授權被許多戰地指揮官濫用,因此陸軍總參謀部後來將其收回」。總參謀部還批評戰地司令部有鼓勵「陸軍婦女隊全體成員熟悉、使用武器及軍火」之嫌。馬蒂·特雷德韋爾,《美軍在二戰中: 特殊研究: 婦女陸軍隊》(華盛頓特區,1954),頁337及552—553。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婦女武裝服務部隊整編法案,禁止女兵領受戰鬥任務。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12

    類似的緊張關係在澳大利亞軍隊裡也存在。1942年,軍訓局局長通知澳大利亞婦女陸軍服務隊,不許她們學習使用武器。只有可能受到進攻或破壞部隊的成員才能學習使用武器,且也只能用於自衛的目的。高射炮和探照燈部隊的女兵可以帶槍,但只能是310毫米口徑的步槍,而不能是較重的303毫米口徑步槍。對站崗女兵要嚴加觀察,(一份官方報告說)「個性不適合做這種事的人」應「即刻遣返,這不影響其服役記錄」。但戰爭一結束,澳大利亞婦女陸軍服務隊員就沒有機會學習使用武器了,以前的武器也都上繳了。「影響陸軍婦女服務的事務一覽」,人事行政參謀主任助理編,1947年8月,頁293及「澳大利亞陸軍婦女服務史」,1947年1月7日,頁76,收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54,88/1/1(2)。    
    上述爭論表明,問題不在於高射炮或其他遠程、遙感武器的操作,而在於便攜武器的使用。1949年,戰爭部重又討論這個問題,並把結果寫到了一份叫《女兵在戰爭中的防禦角色》的文件裡。他們認為,打仗是士兵的天職,(除小型非戰鬥部隊外)所有軍人都應當學習使用武器。隨著女性全面融入部隊,武器訓練變得異常敏感。是不是海陸空三軍女兵都要享受和男兵同等的待遇?報告還提到,與一般人想像的不同,法律並沒有明文禁止女兵學習使用武器。在過去,這只是一個政策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    
    軍方也考慮了反對女兵持槍的理由。第一,女兵攜帶槍支難以得到公眾的認同。男性士兵和裝備精良的女兵打交道「會覺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們一再強調,不應把女性放到男兵「無法保護的地位」。部隊本來就缺人手,要是讓女兵拿槍,那徵兵工作就會受到進一步的影響。不光現在和潛在的女兵隊成員會反對,就連他們的父母也不會同意。他們還考慮了錢的問題,一方面女兵用槍的機會極少,另一方面給她們提供武器對財政和時間都是一個不小的負擔。最後,軍方還擔心如教會婦女用槍,那她們會「失去女性在沒槍情況下的必要保護措施,這只會受到對手的歡迎」。    
    在英國皇家陸軍婦女隊,有很多呼聲要求對婦女進行武裝。她們提出至少有國家(當時的蘇聯)已經這麼做了。女性有自衛的權利: 軍方要是把她們安排到危險的地方,就應當教導她們怎麼使用武器、保護自己。這在亞洲尤其重要,因為那裡的人經常不顧「習俗和對女性應有的尊重」,這使得「多數女性寧願被殺也不願被強姦」,1949年一份報告有根據地說。最後一點,現代戰爭的推進速度表明,沒有任何行動區域可以免於攻擊。    
    這份文件結尾說,既然婦女隊是戰鬥部隊的一部分,那其成員就不應被剝奪自衛的權利。在戰時,皇家陸軍婦女隊成員一直要堅守崗位,直至條件惡化或敵人逼近以致無法堅守才開始撤退。要是已經無路可退,就要允許她們盡力防守,誰在此前學過使用武器,就會發槍給她們。和男兵不同的是,部隊不會強迫女兵攜帶武器或者受訓,即使發放個人武器也只是用於防守(而不是進攻)的目的。「女兵在戰爭中的防禦角色」,1949年,頁1—3,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    
    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的情況稍有不同。其成員不是戰士,所以就給婦女武裝出了個難題。該隊擔心,如果教給她們怎樣使用個人武器,那一旦被俘,其本應享有的特殊待遇可能就會喪失。陸軍軍醫服務隊的總幹事就警告過地方指揮官,如在不得已時允許婦女武裝,那就應為增大其被射殺的可能負責,而在被殺害前她們是否被強姦還很難說。他建議,就武器的發放和使用來說,英國皇家陸軍軍醫隊、英國皇家陸軍牙醫隊和英國亞歷山德拉王后皇家海軍護理隊的女兵不宜和男兵一樣對待。因為這些部隊的女兵「忙於為患者提供專業醫療服務」,應把她們視作「和患者是一類」,同樣應受到男性醫務人員的保護,而他們在危急時刻是可以持槍的,這樣才能自衛及保護患者。這名總幹事說話很直: 比如,既然皇家陸軍軍醫隊的男醫生可以用武力保護患者,「那我們可以認定在(緊急)關頭,軍醫隊的女性醫護人員會和患者一樣處於其保護範圍內」。因此,「女醫生或牙醫在醫院或專業服務的過程中就不會遇到需要攜帶或使用武器的機會了」。陸軍軍醫服務隊的總幹事簽署的議事錄,1949年10月5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    
    儘管有意見認為三軍應在女兵武裝問題上協調一致,但實際情況卻不盡相同。英國海軍部承認未曾考慮過武裝女兵,但認為以後會對她們進行某種形式的強制訓練。空軍部也沒考慮過這事,但說迄今沒有任何強制皇家空軍婦女隊的女兵接受武器訓練的想法。    
    這些聲明多是一副傲慢態度,這頗讓人吃驚。人事部門的主管甚至問,有什麼辦法能既教女兵射擊「又不讓她們流淚」?人事服務部門主管的議事錄,落款1949年6月8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還有人琢磨女性是不是寧願被殺也不願被強姦。該主管的意見摘要,AG16/BM/5007,第6段,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在1949年6月14日的備忘錄中,人事主管R.A.赫爾說應該依靠騎士般的行俠仗義,並認為    
    教會女兵使用武器在心理學上說不過去,而且對器材、彈藥和時間都是一種浪費。「小奧爾加」被訓練成殺手,並以左輪槍托上刻痕的數目作為驕傲的資本,並不代表我們也要叫嚷「安妮拿槍」。就算不穿鎧甲了,我們的戰士仍有義務保護他的女人。雖然到了總體戰的時代,讓我們還是多少保留點騎士的風度吧。人事主管R.赫爾的議事錄,1949年6月14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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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總管對此表示同意,並說武裝婦女就好像教狗直立行走一樣:「雖然很難;但你會驚奇這事竟然能做成。」財務總管麥格雷格的議事錄,1949年7月26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皇家陸軍婦女隊的負責人知道有這麼多的敏感意見,她主要擔心在關於婦女武裝的報告裡「手槍」一詞的使用,不願滑稽演員或者漫畫作者拿她們開涮,說什麼「放下那槍,寶貝,放下那槍」,或者叫她們「裝槍老太婆」。皇家陸軍婦女隊負責人的評論,1949年7月26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3689。    
    讓婦女遠離戰鬥    
    為了不讓婦女上戰場,各式各樣的理由都出來了,日常管理方面的、戰略方面的、意識形態上的,不一而足。不便管理是最常用的理由,也是最站不住腳的。它是說婦女如果武裝起來的話,無論是地方軍還是正規軍,其組織和管理都會變得異常複雜。備忘錄,1941年1月15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9423。把武器發給婦女意味著給男兵的武器就少了,這會危及「正規」戰士的性命。J.伊斯伍德,「地方軍僱傭女性」,1940年12月27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9423。另見戰爭大臣(詹姆斯·格裡格爵士)的評論,收《英國議會議事錄》,1942年9月29日,5輯,383卷,690—691行。住宿、衛生設施都要加倍(以保證兩性的需要)要花很多錢,而且在戰場上也難有效用。沒有「女廁」成了不讓女性上戰場最常見的理由(以致一位實在的女戰地記者反駁道:「怕什麼,越南有的是灌木叢!」)。瑪格萊特·希金斯,《朝鮮戰爭》(紐約,1951),頁100。另見迪吉·捨派拉,《一個女人在這兒幹嗎?》(紐約,1962),頁53;弗吉尼亞·埃爾伍德埃克斯,《越戰中的女性戰地記者,1961—1975》(新澤西,1988),頁3—4;格洛裡亞·愛默生,「嘿,小姐,你在這兒幹嗎?」,《麥科斯》,98期(1971年8月),頁108。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現實」的考慮。舉其要者,據說女性無論體力還是精神都受不了男兵那樣傷筋動骨的訓練。(下議院)E.貝內特致編輯書,「本土防衛後備隊的作用」,《泰晤士報》,1942年1月19日,頁5。在越戰中,威斯特摩蘭上將就說,女性要是上陣打仗那一定是「怪物」: 他想像不出女人能扛得動沉重的背包,能在散兵坑裡呆下去,或者能一個禮拜不洗澡。引自弗吉尼亞·埃爾伍德埃克斯,《越戰中的女性戰地記者,1961—1975》(新澤西,1988),頁3。女性在身體、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弱勢肯定會影響戰鬥力。議員E.N.本內特1942年1月19日在《泰晤士報》上撰文說,把婦女武裝起來固然是一種宣傳攻勢,但「任何有經驗的指揮官」都會知道真正讓女兵上戰場,那更多是一種負擔而不是益事。 (下院)E.貝內特致編輯書,「本土防衛後備隊的作用」,《泰晤士報》,1942年1月19日,頁5。身體上,女性上肢力量不足,耐力也不夠——而這些都很重要,哪怕現代戰爭是由技術驅動,地面戰鬥部隊仍很重要。心理上,據說女性侵略欲沒有男性強,而且更容易受到驚嚇。因為被女人抓住總是件不光彩的事,所以敵人束手就擒的可能性會減小。另外,一旦女兵被擒,多半會被強姦或虐待。男兵的配偶,尤其是在海軍,就極力反對婦女在戰爭中擔當非傳統角色。M.卡索爾,「女性在部隊中的角色」,《澳大利亞防務研究雜誌》,2卷2期(1978年11月),頁126及克萊爾·斯蒂文森、奧納·達林(編),《空軍婦女輔助隊手冊》(悉尼,1984),頁219。    
    管理方面的反對意見其實和戰略考慮相關。如何合理安排人力,是軍事計劃制定者和政治家頭疼的問題。在戰時,勞動力尤其匱乏: 調遣就要特別經濟、高效。這一考慮連女權主義者和現役女兵都贊成。比如在1920年,婦女後備急救隊的伊麗莎白·克勞斯比就承認,戰壕裡雖然還用不著女兵,但她們可以極大地幫助那裡的男兵。他們「希望很多事都是現成的」,而在克勞斯比看來,有的活只有女人能做。伊麗莎白·克勞斯比,《一位戎裝女兵的冥想》(白金漢郡,1920),頁3—4。一向主張婦女參政的米莉森特·加勒特·福塞特也持類似觀點,她強調儘管社會發展已經超越了女性上陣衝鋒的階段,但她們在後方的作用對國家利益而言仍是至關重要的。米莉森特·福塞特,「婦女在戰時的工作」,《當代評論》,106卷(1914年6—12月),頁775。二戰的情況見備忘錄,1941年1月15日,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9423。當然,軍方對高效調撥勞力的重要性也非常清楚。    
    反對婦女武裝的理由主要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雖然不同國家的情況也不太一樣。比如在美國,喬治·H.奎斯特就認為不讓婦女上陣衝鋒是受了國會的壓力,與軍方無關。如果不是國會施壓,軍方固不會立刻讓婦女去參戰,但也會不置可否,以備萬一。國會反對婦女打仗的壓力主要來自南方議員,儘管地區差異不應誇大。奎斯特注意到,「南方的議員因為資歷較老,所以勢力要大一些,為同事說起話來也更活躍」。現任的議員不太可能因這個問題丟掉議員寶座,而且民意調查也表明,公眾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要比政客開明得多。喬治·奎斯特,「問題」,收南希·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19—220。有證據表明,英、澳兩國的議會不像美國國會那樣反對女兵打仗,部分是因為他們更擔心外敵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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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可以分為兩類: 對和平的渴望和希望保持傳統的性別角色。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應強調女性對殺戮的厭惡,因為這對避免戰爭很重要。許多女權主義者就持這一立場,就連極端保守勢力也能嗅出這一論點的政治價值。因此,約翰·拉芬認為,「要求結束戰爭的最大動力」就是    
    男性做夢也想回家,回到女人身邊,回到溫暖的床笫。要是戰場上的男人有女人做伴,要是他們視女人為戰友而不是「床友」,那結束戰爭的動力就沒了。約翰·拉芬,《戰爭中的女性》(倫敦,1967),頁185。    
    更重要的是,有人擔心要是武裝了婦女,那兩性關係就會出問題。要是讓女性完全平等地和男性一道作戰,那對陽剛的理解就會受到威脅。在社交上,女性在前線出現會大大挫傷士氣: 會毀掉男性之間因經常交往而形成的親密關係,會破壞一套自覺的「男性」作戰準則。戰鬥是男子氣概最好的象徵: 女性的出現會像征性地閹割整支部隊。1978年時,M.D.菲爾德就曾指出,如果女性在軍中佔了相當比例,會危及士兵的社會地位,並且抹煞「上流社會」和軍營的區別。男性非戰鬥人員會因此被指為柔弱。與此同時,軍隊會變得更像一個小社會,而失去它的精英色彩。這一點害處尤其大,因為正是這些「精英思想」保證了「戰場上的英勇搏殺」和「為之犧牲」的價值。M.菲爾德,「武器和女人: 一些大的考慮」,《部隊和社會: 一本跨學科雜誌》,4卷4期(1978年夏季),頁565。允許女兵加入戰士行列,會破壞男性原先獨享的戰鬥權利及其原先壟斷的任何戰爭知識。    
    此外,女兵的出現還會貶低其男性戰友所作的犧牲。這一點千真萬確,從戰爭之間的那些年裡大眾文學中難見女兵的身影就可以看出來。好些女兵甚至根本不見於任何文學記載: 以約翰·菲納莫的《兩個小孩的戰時歷險》為例,在該書1900年和1908年的兩個版本中,漂亮的卡特琳娜和她的姑媽和敵人血戰都是因為傳統的原因,也就是保護家人。她們憑一桿老式大口徑短槍殺死了許多(「嗜血且嗜殺」的)南非黑人,全因為那些人要洗劫她們的家園。1928年,小說又一次印刷,但這一章被刪去了。約翰·菲納莫,《兩個小孩的戰時歷險》(倫敦,1908),頁245—248。1908年的版本和1900年的版本同: 1928年的版本則刪去了這章。另外,在一戰以後的小說中,只要有女戰士的形象出現,那總是在「荒蠻之地」或美國邊疆(泰倫斯·T.丘尼歐1943年發表題為「鐵馬跡」的故事,講的是幾名女性和「她們的男人一道」抵禦印第安人對其所乘火車的進攻)。泰倫斯·丘尼歐,「鐵馬跡」,收《勇和猛: 男孩的故事》(牛津,1943),頁12。    
    女人也可以成為戰士,這對許多男人猶如揮之不去的夢魘。這無論是在身體方面還是軍事方面對他們自己的陽剛氣都是個威脅。試想,他們連看見女人穿軍裝都會頓時覺得氣短,要是看到她們還拿著槍會做何觀感!泰蕾茲·班尼代克,《洞見和個性調整: 戰爭對心理學效應的研究》(紐約,1946),頁270—271。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英國人曾在1940年5月25日說過:「幾百萬拿槍的女人,是對男人莫大的打擊」。愛德華·默羅,《我們從倫敦向您播音》(倫敦,1941),頁118。尤其是在越戰,女戰士的身影真可謂對戰爭陽剛氣不再的最佳詮釋。在電影《全金屬外殼》(1987)中,一名瘦小的女子竟能幹掉整支部隊,並讓別人生不如死,哀號不已。此外,軍威也受到了威脅。1944年時有傳言說有女性狙擊手把成群的士兵從主戰場引開,引到「荒郊野外」,這消息雖然不經,但也使得戰爭部下令,讓士兵以後不要「費時追趕女槍手。這樣的槍手或許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是不存在。」「給增援和殘餘部隊的便箋」,1944年7月,頁1,收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199/3092。    
    女戰士不僅能攪亂戰爭是男性屬地的傳統觀念,還會危及後方,使其變得不再為女性專有。據傳,在佛羅里達州代托納海灘陸軍婦女輔助隊基地受訓的女兵「四處結伴遊走,抓捕和強姦海員及海岸警衛隊員」。因此有人擔心,一旦准許女性成為戰士,那她們會不再滿意於自己的社會地位,女權運動會因而興起,擋也擋不住,且極具擴張性。麥林·米切爾,《西班牙上空的暴風雨》(倫敦,1937),頁35及馬蒂·特雷德韋爾,《美軍在二戰中: 特殊研究: 婦女陸軍隊》(華盛頓特區,1954),頁209。處於危險境地的還有整個人類。(下議院)E.貝內特致編輯書,「本土防衛後備隊的作用」,《泰晤士報》,1942年1月19日,頁5。約翰·拉芬在《戰爭中的女性》(1967)中就指出,「女人的位置應是在床上而不是戰場,她們應該穿著硬襯布或滌綸的裙子,而不是戰鬥服;她們應去推童車而不是開坦克;她們應該阻止男人打仗,不是上陣一塊兒打」;約翰·拉芬,《戰爭中的女性》(倫敦,1967),頁185。「她們應成為孩子的母親、重建澳大利亞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殺害別人孩子的元兇。」澳大利亞婦女陸軍服務隊調度員多里·歐文上校,引自安·霍華德,《你會後悔的!》(悉尼,1990),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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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女戰士的巨大恐懼主要源自對其性和生育能力的擔憂。殺手本能雖是暗藏在男性體內,但暴力卻是母體中孕育的。連一貫強調侵略和戰爭的文化起源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例見瑪格麗特·米德,「戰爭不過是樁發明——不是人類生存的必需」,收利昂·布蘭森、喬治·格瑟爾斯(編),《戰爭: 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紐約,1964),頁269—274。在(1968年)考慮侵略欲在兩性中的根源時也轉向了其生理的區別。「只有在爭奪食物和保護幼體時女性才會動手,而且一出手就是致命,」米德一針見血。生理上的不同為何如此重要?米德較壞的推測是,女性可能生就缺乏「對同類謀殺的抑制心理,而這種心理是男性原本就有或後天習得的」。她警告說,把婦女武裝起來可能是一個自殺性的選擇。瑪格麗特·米德,「戰爭以外」,收莫頓·弗裡德、馬文·哈里斯、羅伯特·莫菲(編),《戰爭: 武裝衝突和侵略的人類學研究》(紐約,1968),頁220。    
    一般人認為,女性戰士不是沒有女人味,就是有太多的母性衝動,因而變得不好控制、凶殘,而且不如男兵誠實。這不獨戰爭才有。瓊·埃爾施坦在她頗富爭議的小說《女人和戰爭》(芝加哥,1995)中就說女性暴力是無形、野蠻的,無法抑制,而且這樣的想法很普遍。她們的行為不像男兵那樣受限制,所以很快就淪落到一種「潑婦」狀態,「沒有情感也沒有理性」。卡羅琳·普雷恩,《戰時社會1914—1916》(倫敦,1931),頁140。一般的文學作品強化了這種印象。約翰·菲納莫以青春期少男為讀者的小說便經常把女戰士描繪得面目猙獰。他的《突襲加打鬥》(1906)記述的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在馬其頓的「奇遇」,其中有對女殺手的描寫。菲納莫在她們身上灌注了大量的女性特徵。在一個高潮迭起的營救場面中,小說中的英國青年莫裡斯,就在他要被一名狂野的庫爾德人刺中的一剎那,那人「貪婪的」勝利吼叫因一個「奇怪的戰士」戛然而止,而他的面部有「飄衣」拂過。這個女人(莫裡斯「在村裡的最後一夜就是她招待的」)抓住了庫爾德人的頭,「敏捷地一抹」,「尖刀」就穿透了他的喉嚨,「劃」了道口子,登時「血如泉湧」。菲納莫告誡他的年輕讀者不要「小瞧」了這些女性:「不把護崽的野貓當回事」是要吃苦頭的。這些女人「身強力壯、肌肉結實,是多年下地勞作的結果」,而且(更在點子上的是)支撐她們的是「心頭的怒火,在她們面前,男性的銳氣不免像陽光下的蠟燭那樣暗淡無光」。佩著寬刀的她們「是為了孩子不受難以言狀的痛苦而戰鬥的」,因此「一上戰場就好像出籠的母大蟲」。約翰·菲納莫,《突襲加打鬥: 英美戰士馬其頓奇遇記》(倫敦,1906),頁123—124。母性的力量讓女人成了人見人怕的殺手。    
    換句話說,生物的衝動讓女性不太敏於所謂的騎士戰爭的規則。在西班牙,據說女戰士對戰俘比男性還要生硬。彼得·凱姆普,《我的有麻煩》(倫敦,1957),頁23。對西班牙內戰中女戰士表現的精彩論述,見瑪麗·納什,「『保安隊士兵』和後方女英雄: 西班牙革命浪潮(1936—1939)中的女性形象」,《歐洲思想史》,11期(1989),頁235—244。二戰中也有人責怪女兵要比她們的男同胞厲害許多,因為她們沒有「男性那種對公正和忍耐的超乎個人的追求」。柯利·諾克斯,《都是英雄》(倫敦,1941),頁156。另見W.麥克斯韋爾,《心理學角度回顧一戰》(倫敦,1923),頁48—49。在朝鮮,女性突擊隊員「向來不妥協」,「甚至比其男性戰友還要讓人害怕!」萊昂內爾·海明,「天上掉下個龍騎兵」,頁151,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藏。客觀地講,沒有證據表明女戰士的手段更不道德。弗洛拉·桑德斯就記得至少有一次,她訓斥自己的男性戰友做事不夠堂正大度(他們要拿一個受了傷的保加利亞人和她比槍法),她一把扔下槍,諷刺說:「你們這幫人膽子真夠大的!幹嗎不挑個能還手的?」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傳: 與塞軍歷險簡記,1916—1919》(倫敦,1927),頁156。 當然,女人要是「撒起野」來,要比男性部隊「放手」時更加駭人。例見威廉·福斯和塞西爾·吉拉提在其《西班牙角鬥場》(倫敦,1938),頁304中對女民兵把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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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 度 轉 變    
    只是到了越戰以後,英、美、澳軍中女性的地位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70年代開始,和平時期女性在軍中的比例有了迅速的增長。從1979年到1990年,澳大利亞防務部隊中女性的比例從不到6%增加到11%。到1990年,澳大利亞女性已經可以到靠近前線且「與戰鬥相關」的崗位工作,但仍不能做可能導致貼身近戰的工作(比如裝甲、炮兵、步兵部隊)。在美國,美軍中的女性比例從1970年代頭兩年的不到2%上升到中期的近5%,再到1990年的7%。在英國,截止1980年代末,女兵佔到了部隊人數的10%。伊麗莎貝塔·亞迪斯,「女性和當兵的經濟後果」,收亞迪斯、瓦萊裡亞·拉索(編),《女兵: 想像和現實》(巴辛斯托克,1994),頁7—10;喬治·奎斯特,「問題」,收南希·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32;休·史密斯,「出於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戰爭: 澳大利亞在越戰中,1965—1972」,《戰爭與社會》,8卷1期(1990年5月),頁125及131。英國皇家陸軍婦女隊自1981年起開始向女兵發放武器,但如果她們個人「確實不願意」,又另當別論。空軍女戰士可以選擇是否學習使用武器,但海軍就沒得選了。英國女兵(因為在電波裡調門很高,所以人送外號「金翅雀」)的真刀真槍更可能是在北愛爾蘭。那兒有北愛爾蘭婦女防務兵團,是專門對付女性恐怖分子的。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茲,「英國和世界大戰」,收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38及45。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女性在軍隊中日漸被接受,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適齡的男性人數不夠。此前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率的陡降嚴重影響了男性的兵源。在英國,從1982年到1994年,15到19歲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0%。就在同一時期,強制兵役已不能為多數人所接受。在美國,越戰中因為強制徵兵而引起的政治危機使得這種做法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再實行。三軍都急需召人: 所以女性作為人力資源就很寶貴。實際情況呢,正是因為一些著名將領(如美國空軍的H.H.阿諾德上將和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埃爾莫·聰姆瓦特上將的鷹派政策,使部隊更願意招募此前被軍方邊緣化的一些群體。桑德拉·斯坦利、梅迪·西格爾,「北約中的女兵: 最新消息」,《部隊和社會》,14卷4期(1980年夏季),頁560及喬治·奎斯特,「問題」,收南希·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30—231。    
    婦女解放運動、更多的性自由、兩性在工作場合和閒暇時的更大融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歧視婦女的法律不斷遭到削弱,英國1975年通過的性別歧視法案就是一個佐證。儘管沒有提到軍隊,歐共體一年後的指令質疑了不讓女性當兵的法律基礎。自此以後,不讓女性參戰只能從戰鬥力方面找理由,而不能僅僅因為性別原因就把女性排除在外。即便是前一方面也越來越難堅守,因為技術的進步已經降低了體力差別在戰鬥中的比重。    
    更何況,許多女性都越來越熱衷於親上戰場。琳達·L.佈雷曾率領一支警察部隊參加了入侵巴拿馬的戰鬥,這事雖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對女性參戰的支持率還是相當高的: 據《紐約時報》1990年1月的調查,七成的美國人讚成女性參戰。《紐約時報》,1990年1月25日,頁A1。這是《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合做的民意調查。在新西蘭,支持率要低一些——但仍相當高——1986年一次民意調查發現,近半數的民眾認為應該允許女性參戰。雖然男女兩性的觀點相差不大,但35歲以下的年輕人讚成的要更多一些(59%贊成),年紀較長的就沒這麼高了(贊成者不到三分之一)。《防務和安全: 新西蘭人要什麼?》(惠靈頓,1986),頁58。女性士兵贊成的比例更高。在上世紀80年代的澳大利亞,有一個調查涉及了兩成的女兵,她們中87%的人讚成女兵接受戰鬥培訓。77%的受訪女兵認為,接受過此類訓練的女兵應被允許做和戰鬥有關的工作,57%的人認為她們應該可以上戰場。當被問及她們自己願不願意上前線時,61%的女兵表示願意做和戰鬥有關的工作,45%的人表示願意上前線。那些更傾向於上陣的女兵年紀都較輕,都把參軍視為自己的職業。陸軍凱瑟琳·奎恩少校,「女性和軍旅」,收休·史密斯(編),《澳大利亞的軍隊》(堪培拉,1988),頁63—66。很多人都相信,部隊中的女性(尤其是女性軍官)查爾斯·莫斯考斯,「女兵」,《大西洋月刊》(1990年8月),網上。服役女兵中有四分之三認為女性不應進入戰鬥部隊,餘下的女兵認為應允許體能好的女兵志願加入戰鬥部隊。無人認為應強制女兵加入戰鬥部隊。但女性軍官有四分之三認為合乎要求的女兵應可以志願加入戰鬥,餘下的甚至認為應強征女性加入戰鬥部隊。 「向來希望」擴大自己的舞台,以獲取更大的認同和更高的地位。喬治·奎斯特,「問題」,收南希·戈德曼(編),《女兵——戰士還是非戰士?歷史情況和當代視角》(康涅狄格,1982),頁223。    
    


第十部分:木蘭從軍木蘭從軍 17

    女性不是(像有些歷史學家宣稱的那樣英、美、澳三國持這種觀點的歷史學家,見米裡亞姆·庫克,《女性和戰爭故事》(伯克利,1996),頁113;艾德裡安·豪,「澳新軍團神話和女權主義挑戰」,收喬伊·達牟西、瑪裡琳·萊克(編),《性別和戰爭: 澳大利亞人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劍橋,1995),頁305;莎倫·歐迪特,《打敵人,寫女人: 一戰中的身份認同和意識形態》(倫敦,1994),頁217。)戰爭中的「異類」;恰恰相反,她們是戰時殺戮和相關神話不可或缺的部分。歷史上,軍方反對女性拿槍,是因為擔心傳統的性別區分一旦打破會引起混亂;還有就是擔心女性的好戰心理一旦釋放出來對男女兩性都會是打擊。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這一時期的許多女性開始意識到,軍方的說辭和現代戰爭的特點(「前線」和「後方」的界限模糊了)及戰鬥部隊的心理(女性戰士更會因為要保護其男性戰友,而不是像騎士般呵護那些「無助的」婦女而去殺人)實際都是脫節的。男性可能會發現,自己在戰鬥中身心都會受到打擊。女性卻能通過表現自己的好戰欲,依照自己的想法來重塑女性在戰爭中的性別角色。暴力給人的快感女性也有體會,但(因為她們無法參戰,也就沒機會進入文學的視野)她們的反應是鼓勵自己的孩子、男友和丈夫去捐軀沙場。惟其如此,她們才有了悲傷的權利。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1

    我現在最怕拿槍。    
    怕自己在這市郊一時失去控制    
    衝上街頭大喊大叫    
    「終於空降!」    
    殺了送牛奶的人。    
    查爾斯·M.普賽爾,「……那時我們還年輕」,1972越南勇武十字勳章,查爾斯·普賽爾,「……那時我們還年輕」,收拉裡·羅特曼、簡·巴裡、巴茲爾·帕奎特(編),《情感與理智的勝利: 越戰老兵詩集》(紐約,1972),頁109。    
    整本書看下來,其中的男女都試圖在戰場的血腥之上強加自己的意志,這雖然很難解釋清楚,卻常能給人以快樂。哪怕原本就很混雜的環境,他們也試圖建立某種秩序,同時也不放棄自己經歷的獨一無二和確證無疑。這種混雜隨殺戮而來,在考察戰爭對於戰士、其家人和朋友的「衝擊」時也脫不開。日記、書信、自傳、調查數據和其他對過去的構建都向歷史學家提供了關於戰爭影響的快照或者「靜物」的素描。小說、戲劇也同樣有用。    
    埃米莉·曼的話劇《靜物》,編、演都在1981年,據說是「作者以和別人的聊天為題材寫出,敘寫他們的經歷」。這部戲不只是「關於」超越混戰的努力,它表現了戰爭給人的衝擊。本書中許多人的影子在劇中三位主人公身上都有體現: 老兵(馬可)、他的妻子(謝麗爾)和情人(納丁)。馬可在劇中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愣頭青,二十出頭,自願加入了海軍陸戰隊,去了越南。他原以為戰鬥能證明自己是個「男人」。可用他自己的話說,卻成了「畜生」。像本書第五章「愛恨情仇」中的戰士那樣,他並不憤恨共黨分子。相反,是他的父母「把他往裡推。那些鬼話,他們竟然都信」。但在看到戰友被殺害、閹割、碎屍後,他立刻成了瘋狂的殺人機器。他搜集戰利品,甚至還從被殺的敵人身上取下骨頭,寄給母親。他相信如果趕上二戰的話,他也會如此凶殘。雖然他也承認,殺「越南佬或者亞洲人」要比殺「白人」容易,但他堅持認為「對任何人都能下得了手」。他喜歡殺人,承認自己一殺人「就興奮」:「那感覺太美妙了」,他回憶說。同樣的意思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戰爭歡愉」裡也表達過:「我手中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吸毒、做愛的感覺不過如此。」    
    但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合法殺戮和暴行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一次在「殘酷」殺害了三個孩子和他們的雙親後,馬可的快感變成了痛苦。他明白,自己本可避免這種無謂的殺戮:「我完全可以說: 我不幹,或者: 『我牙疼』,然後脫身。」但命令畢竟是命令,他開了槍。殺人後一段時間他想給自己找一個理由。這也不成之後,便是讓人窒息的悔恨。他說    
    別人能做的就是拿話來安慰我,但我知道自己的所做跟讓猶太人排隊就戮沒什麼區別……我知道,做下這種事的不只我一人,還大有人在。比我痛苦的人也有的是……但他們沒有殺害無辜啊。我不知道……不知道……這是不是我自己的致命傷,我想,我骨子裡大概都壞透了吧。    
    這些內心衝突在他榮歸故里後反而加劇了。雖然作為一名「武士」他是成功的,但回鄉時沒有任何儀式。「我從戰場回家,進了門,沒人說話。我要了杯咖啡,我媽就開始說喝咖啡怎麼怎麼不好。」回鄉後,他開始到大街上、酒吧裡找人打架。他對妻子施暴,還照下妻子被綁在木樁上、四周全是刀片和碎玻璃的照片,並把它們擺放成施虐的樣子,算是自己所謂的藝術。他有時雖然天不怕地不怕,想自己哪怕在大街上殺了人,法庭也不會判一個越戰英雄有罪。但更多的時候,他卻害怕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會因為在越南的罪過受到懲罰:     
    我想別人會……嗯……我是說我有點多疑。我以為每個人都知道……我想,每個人都知道我在越南做了什麼,他們都想害我。我怕極了。渾身是罪感。    
    承認自己有罪,就在自毀的路上設置了障礙。像第七章「悔過之思」中的人物一樣,馬可也一再堅持「服從命令」的重要性。他還篤信,一旦向情人承認自己的過去,就永遠不能「免於罪感了,因為我的確在越南做過壞事」。戰爭給馬可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回家後他就以傷害其他人作為報復。但既承認自己有罪,並有一個母親似的人在身旁聽他告罪,他的傷口慢慢開始癒合。    
    謝麗爾是馬可的妻子,也被描繪成「戰爭的受害者」,她雖沒殺過人,但給「屠場」畫的圖卻分毫不差。謝麗爾深知暴力不獨在戰場上才有。她的兄弟是平民百姓,好幾次差點殺了自己的妻子。最後,他妻子終於「崩潰」,殺了兒子。與馬可不同,謝麗爾對待暴力的方法是視若無睹。她懇求馬可「忘掉那一段」,馬可跟她說自己是個殺人犯,她卻說馬可「能是個好丈夫」。「他把什麼都歸罪於戰爭」,她說,然後轉向觀眾:「但我要告訴你們……不能讓他這麼想。」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2

    謝麗爾想忘掉殺戮,納丁(馬可的情人)卻是直面暴力,甚至是迎上去。馬可的殺人衝動在她看來是因為「卑怯」和「調皮」: 他帶施虐性質的作品是「絕妙且詼諧的」。馬可跟她說殺人時「感覺特好」,納丁全都理解(「我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她回憶說)。打仗總是要死人的;換句話說:「馬可做的每件事都無可指責。類似的事我們都做過。謀殺我們曾經的愛人,或我們自己。」「世故」在納丁看來就是「對任何事情都不感到驚奇」。在她看來,馬可沒什麼不對勁的——是,他憤世,可她的朋友裡誰又不是呢:「馬可不過拿起了武器,把這種憤怒形之於外了……帶著人群交、塗鴉、盜竊。這在我們的社會裡不少見啊,」她吐露說。就像本書中提過的女性,她認為暴力不過是這個兩性世界的一部分,(男人)打仗不過比(女人)分娩糟糕若干倍而已。對納丁來說,戰爭對人的影響並不難解:「他叫自己是定時炸彈。我想你也是吧,嗯?」    
    虛構的人物如馬可、謝麗爾、納丁,對殺戮有不同的反應: 悔罪、否認和接受。馬可的殺人之舉——無論是「合法的」(比如戰場上酣暢淋漓地廝殺)還是「非法的」(比如針對平民的暴行)——也牽動了兩位沒上過戰場的人。在該劇結尾,觀眾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張照片上: 兩個葡萄柚、一個橙子、一個破雞蛋和新鮮的麵包。這些「靜物」間躺著一顆手榴彈。埃米莉·曼,《靜物》(紐約,1982)。    
    像馬可這樣有暴力傾向的老兵,現代人看後良心會不安。他會讓我們想起「心中的惡狼」,既無法引導它轉向有益的方面,又不能完全根除。人血飛濺的負面影響之一是會生成一個巨大的神話,既被用來解讀軍人的行為,又被反戰言論利用作為自己論點的支撐。畢竟,如果可以證明戰鬥的血腥對倖存者沒有長期的負面影響,那關於戰爭的又一不利因素就可以不予考慮了。但與之相關的、在「戰爭使人殘暴」的理論背後的意識形態同樣令人不安。戰士和非戰士有如此大的差別嗎?謝麗爾和納丁都問。這兩類人的性別、年齡和(在戰爭初期)身體的強壯程度當然不同,但在「他們」和「我們」間真有這麼大的差別嗎?在戰爭影響的「靜物」圖上,我們發現,退伍軍人面臨的詆毀和恐懼竟和我們內心深處的黑暗有極大的關係。    
    「心中的惡狼」    
    歷史學家和其他論者一直喜歡強調戰鬥怎樣使參與者變得殘暴: 戰士為了他們可怖的職業常要付出巨大的道德、精神代價,人格常會被戰爭「貶低」,阿弗利多·博納迪奧在他題名一針見血的《獸跡》(1989)一書中說。阿爾弗雷多·博納迪奧,《獸跡: 一戰文學中的死亡和墮落》(列剋星頓,1989),頁2。另見瑪麗亞·塔塔爾,《魏瑪德國的性謀殺》(普林斯頓,1995)及克勞斯·特韋萊特,《男性幻想》,2冊(明尼阿波利斯,1987)。在本書考察的三次戰爭中,一般民眾都十分擔心年輕的士兵能否適應殺戮,怕他們因政治形態而不願殺人,而因此被敵人所殺。把「孩子」送上戰場,他們中的一些人殺了別的「孩子」。等戰爭倖存者回家時,他們已經「成人」,需要重新面對家人、朋友、愛人、情侶,學著和他們相處。沒有人會以為這是很簡單的事。    
    不能一回歸平民生活就把戰鬥經歷拋在身後,在事後回溯、試圖理解這些經歷的過程中,有必要把它們和普通民眾分享,並接受他們的修正。戰士的敘述引發了各種反響——有同情,有嫉妒,有遺憾——也有恐懼。任何人要是殺了人,怎麼會清白?這些戰士身上久經壓抑的侵略性會不會在無意中「流露」?老兵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他們確實殺過人」,弗朗西斯·羅利博士在英國防止虐待兒童和動物協會的一份雜誌上鼓吹說,「殺人者喙上的鮮血讓一切都變得明瞭。殺戮讓人對生命的神聖失去了敏感。這些都是戰爭孵化出的雛鳥,並在戰爭的邪惡翅膀下養大。」弗朗西斯·羅利博士在一期無名、無日期的防止虐待兒童和動物協會雜誌上,引自迪克森·韋克特,《咱們的小伙凱旋時》(馬薩諸塞,1944),頁414。 精神分析學家就想,在軍中養成攻擊脾性的這些老兵,在妻子或女友拒絕「聽命」或對其攻擊意圖有任何牴觸時,如果真的失手殺了她們,難道有什麼奇怪嗎?泰蕾茲·班尼代克,《洞見和個性調整: 戰爭對心理學效應的研究》(紐約,1946),頁90。另見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308及362;G.菲爾德,《和平主義和良心抗拒》(劍橋,1945),頁23;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113。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3

    那些入伍時「滿懷激情」的戰士,在理想幻滅後再回到平民社會時已經不會同情人了吧?雷蒙德·英格利什,《對目的的追求: 論社會士氣》(倫敦,1947),頁16—17。一戰中一名衛生員曾說,在「人成為殺人和被殺的機器」的過程中,其作為人的敏感已經蕩然無存。歐內斯特·施亞德,「手稿自傳」,頁436,帝國戰爭博物館藏。有人認為,這種轉變甚至鐫刻在了他們的身體上: 他們像狗一樣狂吠,叫囂著軍國主義;雙手已經退化成狗爪模樣;眉宇下沉,已形近猿猴。史蒂芬·格雷厄姆,《對逝者的挑戰》(倫敦,1921),頁121。退伍軍人回歸故里,卻發現家人、朋友、相識的人都小心地看著自己:「似乎覺得你會突然發瘋……就好像你是個怪物,嗜好殺人一樣,」一名老兵抱怨說。無名老兵,引自海恩斯·約翰遜,「老兵——自己國土上的外星人」,《華盛頓郵報》,1971年1月27日,頁A12。另見喬恩·諾德海默,「戰後不適困擾越戰老兵」,《紐約時報》,1972年8月28日,頁20。越戰老兵尤其慘,總得面對有敵意的人群,罵他們是「殺人犯」、「屠夫」:「你真的覺得殺害嬰兒和平民很有意思?」路人咆哮說。哈里·威爾默,「噩夢癒合: 越戰老兵的戰爭夢魘研究」,收裡斯·威廉斯(編),《解剖越戰: 由戰爭到和平》(西雅圖,1987),頁75—76。    
    在二戰後的英、美、澳,民眾都表示了一種擔憂,害怕退伍戰士會把暴力帶回太平社會。有人預測,政府面對退伍軍人如熾的目光時會不知所措。在《重塑心靈》(1920)中,亨利·德·曼向國家發出了讓人心寒的警告,他說:     
    如果在這些退伍軍人的生活中條件成熟了,殺人或對他們有益,或是他們在一起有了集體恐怖主義的意願,那他們也許會記起取人性命是一件多麼簡單的事,在做的過程中又有著多麼大的樂趣。亨利·德芒,《再造心靈: 一個士兵對戰爭和重建的見解》(倫敦,1920),頁200。    
    犯罪學研究也表明會有大問題出現。在二戰過程中,克拉倫斯·達羅一直在說,「多數西方國家沒做別的,就是殺戮」。如果誰有「更新、更好的辦法」來取人性命,會得到獎勵。每所學校、每座教堂「都不能置身事外」。戰後的刑事案件「大豐收」難道有什麼奇怪嗎,達羅問道?克拉倫斯·達羅,《犯罪: 原因和懲處》,1922年首版(蒙特克萊爾,1972),頁215—216。加拿大國民健康部副部長,國家精神衛生委員會主任G.B.奇澤姆少將也同意這一警告,他在1944年時說    
    (軍人)存在的全部價值和一切行動的指向都是殺人。在部隊的這些年裡,高效的濫殺一直是他們的最高道德準則,最可欽佩的品質……這些攻擊的衝動是這麼多年裡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而現在竟要讓它們即刻消失,讓戰士在一夜之間成為平和的百姓,不用去面對非得殺人的壓力,也無須為這種衝動尋找發洩的渠道……記憶中還殘留著……親朋被殺、被碎屍,甚至被敵人折磨的片段,猶如自己剛剛經歷過一樣,依然歷歷在目,不斷刺激著其攻擊欲。在這種情況下,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態度,其難度可想而知。陸軍G.奇澤姆少將,「復員的情感問題」,收《軍隊神經精神病學: (神經及精神病研究)協會會議記錄,1944年12月15、16日,紐約》(巴爾的摩,1946),頁63—64。    
    這些老兵對國家和社會的潛在威脅甚至需要我們對其行動加以限制。二戰剛結束,紐約一知名女士便建議,設立「重新適應營地」(比如在巴拿馬運河區)收留遣返的士兵。甚至在老兵回到美國社會後,她還建議他們必須佩帶臂章作為標識,比如骷髏頭什麼的。一名海軍陸戰隊員聞言大怒,直言說這實際是警告民眾「我們本性就愛殺人,像帶著黃星布〔納粹分子強令猶太人佩帶的由兩個等邊三角形重疊而成的六角星——譯注〕一樣」。威廉·曼徹斯特,《作別黑暗: 太平洋戰爭回憶錄》(波士頓,1980),頁273。老兵津貼——被認為可以賄賂他們,抑制其攻擊衝動,進而保護平民莫裡斯·阿德勒、菲利普·蓋茨,「老兵身份不利於精神療法」,《神經及精神病學雜誌》,119期(1954年1—6月),頁58。——無法安撫滿是仇恨的老兵。奧古斯特·B.霍靈斯肖1946年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不帶感情地評論說:「(老兵)無法向公眾傳達從事殺人這一曼妙事業內心巨大的成就感。」奧古斯特·霍靈肖,「適應軍隊生活」,《美國社會學雜誌》,51卷5期(1946年3月),頁446。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4

    類似的擔憂直到越戰過後還沒有平息,而且反被誇大了。其時,又有人注意到,「訓練有素的殺手」可能危及市民社會。吹噓自己是「神槍手」在軍隊履歷表上可能很管用,但就像美國文官委員會一名職員所說的,「在求職表上一點用都沒有」。委員L.安多塞克,「在家,希望……越南時代的老兵」,《公務雜誌》,8卷4期(1968年4—6月),頁12。有也是反作用: 這可能不利於退伍後的生活。傑羅姆·約翰斯特別擔心這,他曾在藩朗給剛到越南的美國新兵做過五天的艱苦訓練。約翰斯特坦承,「每當我在報紙上看到槍殺事件,就要看是不是越戰老兵干的……如果有人記得我們費了多大的勁才讓這些孩子去殺人的;老天,我們把殺人指令輸進了他們的腦子……而現在,沒人能把這些指令再拿出來。」傑羅姆·約翰斯,其訪談收彼得·丘斯,「被遺忘的士兵,黑人老兵說他們被忽視了」,《國家觀察家》,1973年3月10日,頁15。 類似的警告不應被當作耳邊風,馬爾迪·J.霍羅維奇和喬治·F.所羅門在1975年提醒說——畢竟,戰士和有傷害別人想法的強迫性神經症患者還不同。和這些「有過想法但沒有行動」的人比起來,老兵    
    可能親見過暴力,或者參與過。他們自己做過,所以知道這樣的暴力不僅可能,而且做時特別讓人快活,事後還會給人留下罪感。    
    「縮短衝動和行為、想像和現實在人腦中的距離」,就意味著減弱了「對毀滅性行為的阻力」,而「這種阻力再重新施加會很困難」。馬爾迪·霍羅維奇、喬治·所羅門,「對越戰老兵延遲壓力綜合症的一個預測」,《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73。    
    這樣的擔心在美國黑人士兵體現得非常明顯。一戰後有人擔心: 退役的黑人士兵會要求獲得所有公民權利,要是拒絕他們的話,整個社會秩序就會被攪亂。梅爾維爾·黑斯廷斯中尉(英國人,但住在加拿大)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說,自己擔心「這些黑人和黃種人回國後會要求帽子也要比原來的大兩倍……作為主導的種族,我們很可能會失去現有的地位。他們挖戰壕或者修路或許還行,但我真的擔心英國正在做……不利於自己的事。」陸軍梅爾維爾·黑斯廷斯中尉致威克裡夫學院院長的信,1917年9月,引自勞倫斯·豪斯曼(編),《陣亡英軍書信集》(倫敦,1930),頁125—126。另見查爾斯·威廉斯,《黑人士兵的側面情況》(波士頓,1923),頁17—18。 這些擔心在越南戰爭中和戰後再度浮出水面。畢竟這是20世紀美國第一次把黑、白人種徹底混編執行作戰任務。更何況在戰場上,黑人士兵一般和白人士兵有更親密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在國內是不可能有的。    
    等剛剛獲得自尊和平等,知道各種殺人、毀物方式的黑人老兵,回到原先居住的貧民區,面對他們離開時就有的骯髒、失業和偏見時,會做何反應?    
    《國家》(1968)雜誌一名記者問到。桑迪·古德曼,「隱身老兵」,《國家》,1968年6月3日。另見瓊·卡斯特裡,「社會和越戰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索爾·斯特恩,「當黑人士兵從越南回國時」,《紐約時報雜誌》,1988年3月24日,頁190;「越戰老兵: 沒人在乎」,收《新聞週刊》,1971年3月29日。黑人士兵在部隊裡學了很多東西,「其中就包括游擊戰術和殺人技巧」。惠特尼·楊,「在越南的黑人士兵回國時」,《哈珀斯雜誌》,1967年6月,頁65。這些關於黑人士兵會把目標從越南人轉移到偏執的美國人的預言並沒有成真,但隨著黑人初獲自信和技能,他們也的確不願意再被視作低人一等。「越戰老兵: 沒人在乎」,收《新聞週刊》,1971年3月29日,頁27—30。戴維·帕克斯在越南服役時曾在日記裡憤怒地寫到,「白人戰友比越共還讓人討厭。我算是見識了他們的齷齪。」戴維·帕克斯,《美國兵日記》(紐約,1968),頁87,1967年2月2日日記條。    
    在所有三次戰爭中,對退伍士兵的擔心因對步槍、手雷和炸彈的恐懼而加深,人們害怕這些武器也會從戰場流散到民間,於是政府不得不掀起繳械運動,鼓勵退伍軍人上繳非法持有的武器。對二戰中這些戰役的描述,見倫敦檔案局之戰爭部32/11675。此外,電影製片人執迷於暴力的老兵,一時間市場上儘是因戰爭而殘暴的戰士影像。關於數百部該主題影片的描述,見瓊雅克·馬羅、托尼·威廉斯(編),《越戰電影》(北卡羅來納,1994)及邁克爾·弗萊明、羅傑·曼韋爾,《瘋癲的鏡像: 瘋癲在故事片中的表現》(倫敦,1985)。任何一部全面反映越戰的「B級情節劇」都少不了「典型老兵——精神錯亂、揮舞著斧頭的強姦犯形象」。曾有論者挖苦說:     
    瘋狂的老兵形象已是如此不經、如此常見,以致我們都能想像,這些老兵的孩子睡覺前一定會在毯子下面瑟瑟發抖,不知道老爹進來是要以吻道晚安呢,還是會提著一把鏈鋸。喬治·斯威爾斯,「《瘋狂的老兵》及其他離奇故事: 老兵的道德責任」,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編),《越南再回首: 戰爭中得來的教訓》(紐約,1985),頁198。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5

    普通刑事犯罪報道會誇大退伍軍人的暴虐程度。新聞記者對任何當過兵、後來又「犯過事」的人都會徑以「老兵」相稱,不管他是什麼兵或犯事與當兵間是否有任何聯繫。莫裡斯·阿德勒、菲利普·蓋茨,「老兵身份不利於精神療法」,《神經及精神病學雜誌》,119期(1954年1—6月),頁58。吸引人眼球的謀殺案件多和家庭暴力和強姦有關,每次戰爭結束後都會成為頭號標題,且總被描述成軍事訓練和戰鬥體驗的當然結果。1977年的紐約,曾有老兵被控惡性強姦並謀殺一名越南姑娘。就像他律師辯解的,這位前海軍陸戰隊員不過做了他一直以來被「要求做的事」,換句話說就是「殺女人」。他的律師提醒陪審團說:「再做一次又有何難……再殺一個越南女孩?」該老兵因為不知道自己錯在哪兒而被無罪釋放: 傑奎琳·勞遜,「『對亞洲人來說……她是個漂亮女人』: 越戰的厭女症」,收菲利普·賈森(編),《十四個起降區: 如何看待越戰文學》(衣阿華州,1991),頁15—16。    
    本書一直試圖證明,「有效戰鬥行為」就要求士兵行事要殘暴、血腥。戰鬥中,士兵一般會失去震驚或不安的能力,而開始時尚厭惡戰爭的士兵會逐漸「適應所有這些……甚至開始喜歡戰爭」: 這常被引為戰爭讓人殘暴的證據。在法國的一個年輕列兵,見約翰·麥克迪,《戰爭恐懼症》(劍橋,1918),頁99。第一次「殺人」會被詳細記錄下來,事後會反覆琢磨,歐內斯特·雷蒙德,《告訴英格蘭: 一代人的研究》(倫敦,1922),頁265—266。 但很快,殺戮就變得稀鬆平常了。血腥的戰鬥描寫能讓民眾震愕,士兵卻無動於衷,已成了無數自傳作者必用的文學手法,比如理查德·特萊加斯基斯的《瓜達卡納日記》(1943)。書中詳細描述了特氏協助殺害的日本軍人:     
    哪兒都是成堆的屍首;一個脊骨從正面看得一清二楚,其餘的骨頭和肉都從頭頂剝落了,像洋薊的葉子;那邊是一個燒焦的頭顱,頭髮都沒了,但燻黑的眼珠還在;粉色的、藍色的、黃色的內臟都垂了下來;一個人的眼睛裡有個紅色的彈孔;一個死去的日本兵,戴著黑邊玳瑁眼鏡,齙牙齜在外面,似笑非笑地仰面躺著,胸口是一堆爛肉。    
    特萊加斯基斯接著冷冷地寫道,看到這些「沒什麼可怖的」。入眼的第一具屍體很怕人,其他「不過是重複」。理查德·特萊加斯基斯,《瓜達卡納日記》(紐約,1943),頁148。或者就像戴維·H.海克沃思上校所說,他1971年退伍時可是美軍受勳最多的軍官,打仗「就像在屠宰場工作。剛開始時,血啊什麼的你看了難受。但過了一段時間就熟視無睹,嗅而不聞,完全沒感覺了。」陸軍戴維·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轉》(悉尼,1989),頁63。    
    這種一度的麻木會不會形成終生的殘暴?軍方一定想驅除這樣的擔心的。宣傳家如1917年上戰場走了一遭的威廉·歐內斯特·霍金和隨軍醫務人員的代表等,都急於向公眾傳遞這樣的信息,那就是凡是「必要的工作」都不可能讓人變得殘暴。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例子,見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113及陸軍馬丁·施泰因上尉,「神經官能症和集體誘因」,《美國陸軍醫療部簡報》,7卷3期(1947年3月),頁319。軍事題材的電影、海報、宣傳手冊等,突出的都是正大光明、通情達理、「文明高雅」的戰士形象,絕少提及他們沾滿泥塵和血污的雙手。到越戰時,連正規老兵組織的態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它們原來的論調是說因為越戰極其血腥,給參戰士兵造成了極大傷害,所以政府要給它們更多的經濟、社會資源來解決這一問題。現在,它們鼓吹說,新近退伍的士兵受戰爭損傷的程度並不比此前退伍的老兵為甚。例見老兵管理局心理學家查爾斯·斯坦格的話,收B.艾爾斯,「越戰老兵: 安靜,困惑,無聞」,《紐約時報》,1970年11月8日,頁32;瓊·卡斯特裡,「社會和越戰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6

    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並不總相信這樣的說辭,於是去找統計數據,希望可以將戰爭對退伍軍人的長期影響量化。所謂「使殘暴化」可從兩方面來檢驗: 其一,看犯下暴力刑事案件的男人中是不是老兵比例特別高(從「個體」角度);其二,看大戰過後暴力犯罪是不是有很大攀升(從「群體」或「社會」角度)。例見理查德·庫爾卡等,《精神創傷及越戰一代: 全美越戰老兵調適研究成果報告》(紐約,1990),頁180—186。這些調查本身很複雜,解讀起來又容易各說各話,所以結論常大相逕庭。雖然有幾項研究發現,在犯罪率和從軍經歷間存在正相關,但多數調查卻並沒有發現兩者的關係,甚至發現存在負相關(也即戰爭過後犯罪率甚至有所降低)。戴維·萊斯特,「參戰和死亡人數間的關係」,《社會心理學雜誌》,131卷6期(1991),頁893—895;戴維·萊斯特,「戰爭和個人暴力」,收G.奧森達(編),《戰爭對社會的影響》(聖馬力諾,1992),頁213;陸軍約翰·麥倫上校,「朝鮮戰爭期間及戰後部隊中的精神病學問題」,《美國三軍醫療雜誌》,7卷5期(1956年5月),頁725—726;傑弗裡·斯特萊默、克裡斯托弗·坦南特,「越戰的精神病學方面: 對戰士的影響」,收肯尼思·邁多克、巴裡·賴特(編),《戰爭: 澳大利亞與越南》(悉尼,1987),頁230—261;裡根總統的助理國防部長、負責預備役事物的詹姆斯·韋布,引自提默西·朗沛裡斯,《「讀風」: 越戰文學: 一種闡釋性評論》(北卡羅來納,1987),頁17。海軍羅伯特·R.斯特蘭吉中校和達德利·E.布朗上校在1970年曾說過:     
    儘管抑制公然的侵略行徑——無論是向內還是向外的——可能會暫時被集體認可和求生欲等戰爭因素衝破,但戰場經歷並不能完全消解這種抑制……攻擊欲引發的問題在越戰老兵身上甚至比非戰鬥群體身上還要少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海軍羅伯特·斯特蘭吉中校、達德利·E.布朗上校,「戰後歸鄉: 越南回來士兵的精神病問題研究」,《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27卷4期(1970年10月),頁492。    
    統計數據雖然既無法證實也不能證偽所謂「使殘暴化」的理論,但現有證據表明,老兵們是「清白」的。    
    甚至在某些確有殘暴化傾向的案例中,結果也有反覆,無論從「個體」還是「群體」角度都是這樣。很明顯,並不是每個在戰爭中殺過人的老兵都有過持久的心理創傷。參與美萊屠殺的士兵在越、美各呆了一年之後才出庭。在這期間,他們的行為舉止和其他駐越美軍或老兵沒什麼區別。大範圍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社會學家戴恩·阿切爾和羅茲瑪麗·加特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雖然調查表明暴力犯罪和戰爭有關係,但他們搜集的證據卻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殺人案的增多只發生在一戰後的蘇格蘭和美國以及二戰後的澳大利亞、英格蘭和蘇格蘭;在一戰後的英格蘭沒有變化,一戰後的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二戰後的北愛爾蘭、美國甚至有所降低。戴恩·阿徹、羅斯瑪麗·加特納,《從跨國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紐黑文,1984),頁79。    
    許多此類研究的概念范型也不統一。一個理論認為戰爭會提升犯罪率,「因為戰爭中人的情緒不穩定」;另一個理論就說戰爭結束後犯罪反而會減少,因為「戰後愛國熱情會高漲」。一個理論說犯罪率攀升是因為「暴力得以傳播」,另一個理論則說犯罪會減少,因為「戰爭取代了對暴力的訴求」。詳見埃德溫·蘇瑟蘭,「戰時罪行」,收蘇瑟蘭,《關於分析犯罪》,1943年首版(芝加哥,1973),頁120—121。此外,收集到的數據也不能充分說明問題。因為沒人知道如果沒有戰爭犯罪率有多高。犯罪數據也不區分罪犯是否有過從軍經歷。徵兵時,幾乎所有身強力壯的人都會被拉進部隊,這樣的人犯重罪的可能要比瘦弱的人大些。另外,戰後暴力犯罪的上升可能根本與戰場的殺人經歷完全沒有關係。可惜的是,多數大型調查對「軍人」和「戰士」沒有區分,而「殘暴化」理論又不適用從未離開過辦公室或帳篷的軍人,他們離戰區有十萬八千里。    
    戰爭如何導致犯罪率升高?其具體過程也難以界定。縱使兩者間存在著正相關,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一定可以歸於戰場上的殺人經歷。比如在美國,老兵擁有槍支的比率要大些,但這是因為鄉下人(他們有更多的槍支)參軍的比例高。換言之,他們持有槍支最終是因為早前就和武器打過交道,而不是軍隊訓練的結果。艾倫·利佐特、戴維·波杜瓦,「軍事社會化,童年社會化和當前形勢: 老兵的槍炮所有制」,《政治和軍事社會化雜誌》,8卷2期(1980年秋季),頁243—256。還有一些「役前」因素也很重要。在澳大利亞關於越戰老兵的調查中,就發現有暴力傾向的老兵不同於沒有此類傾向的老兵。前者有    
    不少戰前或早年經歷,導致了其戰後侵略成性;這包括家族酗酒史、和父母關係緊張、早年失去單親以及童年受過暴力等……這些肇因在越南繼續發展,但這些人如果行兇,就總會被認為是戰爭惹的禍。傑弗裡·斯特萊默、克裡斯托弗·坦南特,「越戰的精神病學方面: 對戰士的影響」,收肯尼思·邁多克、巴裡·賴特(編),《戰爭: 澳大利亞與越南》(悉尼,1987),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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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戰鬥疲勞症、無人欣賞其作出的「犧牲」以及在退役中經歷的無數挫折、沮喪,都常會使老兵行事乖戾。暴力還可能起源於社會控制體系的崩潰和戰後人們的不安全感。但阿切爾和加特納的結論卻是:「暴虐的老兵」不應為戰後暴力犯罪的激增負責,因為這些都是由非戰鬥老兵犯下的:     
    在十年越戰期間,美國逮捕的殺人犯大幅增加——男性增加了101%,女性增長了59%……且各年齡層都有增加——包括45歲以上的人。「暴虐老兵」模式無法解釋殺人率的攀升,至少在越戰是這樣。    
    他倆還證明,二戰後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們不提「暴虐老兵」模式,卻強調戰爭會讓暴力變得合法: 這種合法外衣在戰後被保留了下來。    
    在戰爭中,國家的最高權威保證了殺戮的合法性。在許多戰爭中,殺敵不只被視為一種沒有辦法的選擇,而是一種頗可獎賞的壯舉……這種合法化不只適用在前線賣命的士兵,在後方也一樣;但它在百姓眼裡可能比在親身經歷過戰爭殘酷的士兵看來更為可信。戴恩·阿徹、羅斯瑪麗·加特納,《從跨國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紐黑文,1984),頁92及其「暴力舉止和暴力時代: 戰後兇殺率的比較研究」,《美國社會學評論》,41卷6期(1976),頁958。    
    換言之,戰爭剝去了殺戮不尋常的外衣,不只對戰士,對平民亦然。但我們不應忘記,真正體驗殺戮的殘酷可能會驅散對其合法性的任何浪漫想像。    
    越戰後遺症    
    歷次戰爭中老兵都被邊緣化,但到上世紀60年代末,流行文化卻把憤怒、受傷的越戰老兵視作戰士的范型。關於他們的大量歷史都是在傷兵口述的基礎上寫成,但其實他們的經歷並不具有代表性。這種「神話和主觀感受間的脫節」在澳籍越戰老兵身上最明顯,他們歸國時受到了人群的熱情歡呼。澳大利亞的媒體上,反戰人士的聲勢很大,但他們實際上人數很少,就是遊行、示威也不會選在歡迎老兵的場合。美國版的神話,即對老兵先是不歡迎,然後變成憤怒的態度竟慢慢轉成了澳大利亞人「印象中的態度」。史蒂芬·加頓,《戰爭的代價: 澳大利亞士兵回國》(墨爾本,1996),頁230—231。    
    在美國,受了驚嚇、滿心憤恨、侵略心強的老兵在越戰後一下子多了起來。一方面,越戰老兵的戰鬥經歷是參加過前幾次戰爭的人所不能比擬的。要是誰在珍珠港事件後才參的軍,那也許只服了幾周的役;甚至二戰中在太平洋戰場服役的海軍陸戰隊員也只在軍中呆了六個禮拜。而越戰士兵在戰場上動輒就呆幾個月。海軍陸戰隊員一次要堅守80天,很多人都是守了三四輪才被換下來。D.謝弗,「越南戰鬥經驗: 人類的遺產」,收謝弗(編),《遺產: 美國人想像中的越戰》(波士頓,1990),頁86。但我們說過,戰鬥經歷本身並不一定傷害到士兵。要說他們有敵意,更多是因為其歸國時感到自己被軍方或民間「利用」了,不是因為訓練、戰鬥向他們灌輸了「暴虐的作風」。R.艾森哈特,「小姑娘,這你不該容忍: 現代戰鬥訓練隱藏的心理事項探討」,《社會問題雜誌》,31卷4期(1975),頁21。越戰老兵易受不好的影響,因為他們還很年輕、戰場上經常指揮不力、部隊缺乏凝聚力、戰爭有游擊性質、回國後也漫無目的。D.謝弗,「越南戰鬥經驗: 人類的遺產」,收謝弗(編),《遺產: 美國人想像中的越戰》(波士頓,1990),頁92—94。像我們在討論暴行那章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應注意不要在越南身上附加太多的東西: 士兵一般來說比較年輕,戰場的指揮一般不力,部隊凝聚力常常並不穩定,游擊戰此前也打過,戰時為之拚命的理念戰後普遍受到幻滅,是三場戰爭的典型反應。越南和其他戰爭不一樣,它不許任何人成為英雄。士兵參戰時滿腦子的英雄形象,在越南沒有一丁點的實現可能。    
    在「凝固」外向行事準則的過程中,更重要的還是復員後的這段經歷。對某些群體來說,如美國印第安人,他們有非常繁複的滌罪儀式幫他們平緩這一過程,或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詳見托馬斯·霍姆,「美國印第安士兵和越戰」,收沃爾特·凱普斯(編),《越南讀本》(紐約,1991),頁191—204及霍姆,「被忘卻的戰士: 美國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戰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頁56—68。在別的戰事中,哪怕是朝鮮戰爭,從戰場到平民生活的轉變都是從容進行的,一般是在運兵船上。在那裡,士兵們有的是調整、適應的時間,可以和別人交換經歷和哀愁,還有許多滌罪的儀式。但對駐越美軍來說,事情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從戰地出發,經由設在越南金蘭灣的中轉站,到達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再從那兒回家,全程不過幾天。美國士兵是單獨回國,不是和部隊一道。在其他戰事中,等待回國士兵的是友好且心存感激的人群,這就證明了其殺戮的正當性。撫慰他們不安良心的是理解和諒解,陣亡的孩子也是當「成人」一樣迎接的。但在越戰結束後,回國的美軍見到的是不友好的面孔,且常常受到辱罵,說他們是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是殺害孩子的兇手,是白癡。澳大利亞老兵是按班組輪換的,回國乘的是運兵船,所以更容易受到英雄般的禮遇: 見簡·羅絲,「老兵在澳大利亞: 尋找融合」,收傑夫·多伊爾、傑弗裡·格雷(編),《閒適的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參與越戰的表現和再讀》(馬裡蘭,1991),頁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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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越戰期間,老兵再無法獨享殺戮的污名(或榮光): 平民堅持他們也有罪感,也要負責,無形中把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晾到了一邊。平民既躲避「嬰兒殺手」,也為自己應為延長戰爭所負的責任而慚愧。一戰、二戰後都沒有這樣的反應。總的來說,當時的軍人仍有為國成仁的氣概,這在實際生活中雖不能給他們帶來福祉,卻賦予了倖存者某種程度上的正義感。越戰以後,戰士竟聽到平民百姓說自己在經歷過戰爭後變得更凶殘了。對那些雙手在戰爭中沾染了鮮血的士兵來說,這徹底攪亂了他們的道德坐標。    
    與之相連的是他們剛從越南回國,一下很難適應。迷失方向和幻想破滅最為常見。海軍陸戰隊的維托·J.拉瓦卡下士說這種轉變之劇烈是他無法想像的:     
    好不容易挺過了越南,回到紐約……可這變化實在讓人震驚。簡直是調了個個兒。服飾變了。人的態度變了。好朋友走的時候還是乾淨清秀、身手敏捷的小伙,現在竟長發過肩,項上掛著碩大的圓形飾物。還……蓄須了。老天……還有耳環。喇叭褲,高跟靴。還……做著和平的手勢。陸軍維托·拉瓦卡下士,其訪談收奧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鐵馬——海軍陸戰隊在越南: 口述實錄》(堪薩斯,1992),頁1。    
    年輕的士兵冒著生命危險捍衛的價值觀在一夜間竟全消失了。對越戰老兵來說,從混沌中尋到意義尤為困難。唐·勃朗寧在一篇題為「精神病學和牧師勸導: 道德實心還是道德空虛?」(1974)的文章中詳論了這個問題。    
    你如果相信自己在為社會、為先輩、為人類的未來做出持久的貢獻,那殺人和被殺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認為自己沒有貢獻任何東西,甚至是在幫倒忙,那殺人和被殺就可以等同了……在越南,沒有有意義的犧牲。唐·勃朗寧,「精神病學和牧師勸導: 道德實心還是道德空虛?」,《基督世紀》,1974年2月6日,頁161。    
    勃朗寧有點誇大其辭: 許多越戰老兵即是通過暴力和復活的夢想獲得了重生。但滿身血污、浴火重生的他們卻在祖國的大地上被拋棄了。    
    倖存者    
    戰士口述的故事對其道德和情感存在都極為重要。老兵時常需要說服自己和別人,自己並沒有因戰鬥而變得粗暴。當然,我們不是要否認非常不同的幾個人——弗蘭克·沃倫中尉(1917)、威廉·歐內斯特·霍金(1918)和約翰·B.多伊爾(1944)——都曾說過,他們在短期內或許變得更「冷酷」、「嚴厲」或者「漠然」,但這並不是殘暴。海軍陸戰隊員B.多伊爾的家書,引自迪克森·韋克特,《咱們的小伙凱旋時》(馬薩諸塞,1944),頁493—494;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113;陸軍弗蘭克·沃倫中尉,「日記書信集」,1917年10月20日致「麵包」的信,帝國戰爭博物館藏。另見A.索本,《業餘炮兵: 一名業餘士兵隨皇家野戰炮兵部隊在法國、薩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頁154—157。迪克森·韋克特在他的獲獎圖書《咱們的小伙凱旋時》(1944)中,以慣常的手法批評了那些指責軍事訓練把人變了成殺手的人,說這是在「胡扯」:「教導戰士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射殺日本人或德國人,和他們回國後射殺自己的鄰居是兩回事」。迪克森·韋克特,《咱們的小伙凱旋時》(馬薩諸塞,1944),頁413。    
    有的戰士得寸進尺,說戰爭讓他們變得平和。阿爾菲·福勒1952年曾在朝鮮服役,他說那段經歷使他變得「更鎮靜」了。阿爾菲·富勒,其訪談收艾德裡安·沃克,《一個荒蠻去處: 國家士兵在朝鮮,1950—1954》(倫敦,1994),頁69—70。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傑伊·利弗坦訪問的越戰老兵常聲稱,戰爭讓他們變得更「溫柔」,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情感。羅伯特·利夫頓,《戰後歸鄉——越戰老兵: 非被人害,亦不害人》(倫敦,1974),頁255。另見喬治·巴塞特,《這也有發生》(倫敦,1947),頁16。也有觀點認為戰鬥可以「加深人的敏感」: 士兵們常會經歷一種「莊重的溫和,就像死亡天使那般」。威廉·霍金,《士氣及其敵人》(紐黑文,1918),頁113及192及G.霍爾,《軍心: 一舉一動的至高標準》(紐約,1920),頁145。戰士與敵人的疏離可以通過對朋友更加溫柔來補償。詳見G.霍爾,《軍心: 一舉一動的至高標準》(紐約,1920),頁145。另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戰爭甚至能讓士兵「對受難者過分敏感」。H.哈維,《戰線記事1915—1918》(倫敦,1928),頁14。實際上,溫柔之於戰士的重要性是許多人都承認的。英國陸軍元帥、帝國參謀部長(1948—1952年)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國廣播公司一次廣播中承認,溫和是「士兵必備的品質」。陸軍元帥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國廣播公司的講話,《勇氣和其他廣播》(倫敦,1957),頁51。另見陸軍J.德瓦恩少將,「強悍的士兵是怎麼樣的?」,《加拿大陸軍雜誌》,3卷6期(1949年9月),頁1。溫和、有自制力的人是戰場上最需要的。一位越戰老兵講過:「在暴虐的戰爭環境中仍能保持和婉的人」是戰鬥部隊「最可寶貴的財富」,因為他們(雖然「殺起人來不眨眼」,卻)有著「牧師的素質」。無名越戰老兵,引自喬納森·謝,《越戰泥潭: 精神創傷以及性格崩潰》(紐約,1994),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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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未能污染士兵的道德和審美情操,這也許並不足奇。畢竟,受過殺人訓練的士兵在戰後一定會繼續殺人的說法是建立在一個錯誤概念——「殺手性格」——之上的。在本書中我們再三看到,「普通人」也可以殺戮為快。雖然殺手可以漸漸「畸變」,他其實本無「典型」一說。收到愛人來信時禁不住落淚的「和婉」男人,也未始不會犯下極端恐怖的暴行。雷吉·桑德斯筆下的迪克·巴克斯特,收悉尼聯合電視廣播公司,「電視節目《戰爭中的澳大利亞人》的採訪稿」,日期不詳,頁碼不詳。但一回國,他們就    
    脫下軍裝,放到衣櫥裡,買新衣服,試著看參軍前的衣服還能不能穿得,重又回到生活中來,早晨起床,上班,晚上回家,有的讀書,有的成家,有的玩樂,好像戰爭沒有發生過。無名士兵,其訪談收巴裡·布羅德富特,《戰時歲月1939—1945: 全體加拿大人的回憶》(安大略,1974),頁413。    
    戰爭一結束,多數士兵就想著回歸原來的生活狀態,重新體驗做平民的喜怒哀樂。塞繆爾·A.斯托弗曾這樣描述二戰後的那段時光:     
    完全不同於人們的一般想像,認為退伍士兵會對復員後的生活抱有深深的仇恨和幻滅感,或是出現大規模的精神崩潰,或是對平民社會和組織有很強的敵意……仍在軍隊的士兵的一般態度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回到平民生活,戰爭不過是一段插曲。塞繆爾·斯托弗等,《美國大兵: 戰時與戰後,卷二》(普林斯頓,1949),頁597。    
    正如希特勒所謂的「志願行刑人」,克裡斯托弗·勃朗寧,《尋常人: 後備警察101營與波蘭大屠殺》(紐約,1992);丹尼爾·戈爾德哈根,《希特勒的幫兇: 德國百姓及納粹大屠殺》(倫敦,1996)。盟軍部隊不過是些    
    美國(或者英國,或者澳大利亞)小伙。他們並不想要這座山谷、那片森林。參軍前他們是雜貨店夥計、公路搬運工、銀行職員、高中生,履歷表上乾乾淨淨,也許有點不安分,但都不是殺人狂。    
    一名論者1943年說。約翰·赫西,《進退維谷: 海軍陸戰隊的一次衝突》(倫敦,1943),頁30—31。對殺人真正感興趣的人在人群中是均勻分佈的。    
    大量研究表明,普通人在不普通環境裡的表現有時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想像。戰時,殺戮的外在限制被取消,殺戮甚至被鼓勵,這種情況下的殺手和平民社會裡的是不同的。羅伊·格林克、約翰·斯皮格爾,《千鈞重擔》(倫敦,1945),頁308。在多數人看來(少數要回到市中心貧民區的人例外),平民社會是無法複製戰時情形的。B.麥克尼爾,「戰爭精神病學回顧」,《美國精神病學雜誌》,102期(1945—46年),頁503。我們反覆看到,戰士自己也很清楚地劃分(針對敵軍的)合法殺戮和(針對平民的)非法殺戮。即使在戰爭環境中,軍民的界限還是很清楚的。阿爾弗雷德·E.布蘭德的信裡有一個讓人稱奇——不過算不上少見——的例子。他1916年2月25日寫信給妻子說:     
    我再不希望處處撞見德國鬼子。要是見著,我一定一槍結果了他。我不知道什麼是內疚,也不知道同情。這幫傢伙要是,像常常發生的那樣,不會使步槍或手榴彈,結果把自己給炸了——那跟我無關。我咒他們是蠢驢,不在意他們的傷痛。他們活該。我可沒工夫在他們身上浪費眼淚或為他們擔驚受怕。    
    雪真美,星星也是,啊!星星。我昨晚走過陣地回家,抬腳就出了支援塹壕,到了露天,然後爬過山頂回來,天狼星一直頭頂上方,正南。多美的星星啊!我站著,從塹壕的窄牆頭盯著它們看,然後就想起了你。陸軍阿爾弗雷德·布蘭德上尉,「與妻書」,1916年2月25日,帝國戰爭博物館藏。    
    戰士們十分清楚戰時和和平時期對他們的不同期待。邁克爾·麥克多的《愛爾蘭人在索姆河》(1917)中就記錄了一名愛爾蘭士兵的話:     
    你做這些事能得到讚賞,比如砸碎一個人的頭顱啊,或者一槍結果某人的命啊,而在國內你要是這麼做的話,就只能四處逃命了,一聲喊捉,全國的警察就都會對你緊追不捨。無名愛爾蘭士兵,引自邁克爾·麥克多,《愛爾蘭人在索姆河》(倫敦,1917),頁22。    
    等「戰區」的外景一撤,就只會有很少的人繼續快意於殺戮。就像我在《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1996)中所說,戰爭也許會讓男性更清楚地意識到女性的愛,以及和婉、平實感情的可貴。詳見喬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體、英國和一次大戰》(倫敦及芝加哥,1996)。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解甲歸田 10

    如此說來,戰士並不是被動的道德主體,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永世不得超身。相反,他們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戰爭代理人」的角色,其道德脾性既不乏創造,也有韌性,且兩者相得益彰。多數人上陣打仗不是出於主動(雖然也可以從中作樂),在實踐其「美好世界」的理想時,他們會堅決阻止暴力化的傾向。這麼說不是要否認,支撐這種抵抗的常常是遙遠的浮想。比如,在不可期的暫時「強硬」和更持久的「殘暴化」間,一般的區分就建立在「蛻皮」的隱喻之上,否則便沒有「真」人的再生。肯尼斯·亨德森,《戎裝與法衣》(墨爾本,1919),頁78。有一種觀點認為,戰時殺戮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孩子」順著父親的足跡,經受了「考驗」,再重新被一個更成熟的社會接納,平和的父親再度讓自己的孩子接受血的洗禮: 這樣的想法實質是對武士社會的膜拜。而且老兵也不是沉陷血腥的惟一人群: 平民也想加入,不過被拒絕了,無緣親歷群體放血的教儀。有趣的解說,見約瑟夫·瓦姆堡,《少年歌者》(紐約,1975),頁58。另見瓊·卡斯特裡,「社會和越戰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有多少平民纏著復員的戰士,要他們講「真正的」殺戮故事,聽時「眼睛閃耀著急切的光芒」?傑克·斯特拉漢,「但是每個人都問」,收J.托普曼(編),《越南文選》,增補本(費城,1990),頁20。連只是在越南服務過的女護士也被人帶著嘲弄的語調追問: 你們殺了多少嬰兒?無名女性退伍士兵,引自詹妮·施奈爾,「越南女性老兵及其精神適應狀況研究」,收查爾斯·菲格利(編),《創傷及以後: 卷二: 創傷壓力理論、研究和干預》(紐約,1986),頁97。有老兵抱怨說:     
    我們被媒體描繪成吸毒上癮的變態的殺手,這個形象已經無法消除……上帝要我們相信別人給我們的定位,美國人買回家讀的也是這類玩意。我們整個民族都成了瘋狂的癮君子、狠心的殺手。因為,因為如果普通工人到越南去回來時是這樣,那所有人都應該這樣。「約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魯斯: 越南口述歷史和我們對戰爭的一般記憶」,收D.謝弗(編),《遺產: 美國人想像中的越戰》(波士頓,1990),頁11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士兵被當作了平民社會的翻版。菲利普·卡普托,《戰爭流言》(倫敦,1977),頁□Ⅹ。在埃米莉·曼的《靜物》中,殺人分明也是平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表現在小說、美術、電影,以及(稍少見的)國家許可的行刑儀式中,在大街上,在臥室裡,英、美、澳都不例外。戰場之人早在穿上軍裝前就已經被「殘暴化」了。    
    「殘暴化」理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前前後後這麼一場戲,清純被創傷擊碎,這在敘述上給人以一種滿足,一種貫通,戰士、平民都樂意接受。還有一個原因可以在第一章的主題中找到,那就是戰爭文學和電影充斥著一種對勇武的想像。記者邁克爾·黑爾曾經注意到,年輕的海軍陸戰隊員在鏡頭搖近時是怎麼脫胎換骨、立時變得暴力無比的: 他們開始按銀幕英雄的標準來做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對把戰爭「當真」的生硬拒絕,有助於士兵躲避駭人的「殘暴化」。因此,黑爾就說了,開始幾次他看到的戰爭,「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     
    所有的反應我腦子裡早已有了。同樣熟悉的暴力場面,不過是換了個媒介;同樣的叢林遊戲,大型直升機,精彩的特效,「演員」躺在帆布運屍袋中,等著這場戲結束,就能起身走開。邁克爾·黑爾,《戰地直擊》(倫敦,1978),頁169。    
    普通百姓一直是把戰爭中的殺戮場面當作電影來看的——是戰士最後不得不意識到這些場景「不可能被剪掉」。「殘暴化」理論給勝者提供了替罪羊(老兵),並把責任推到了訓練和戰鬥的經歷上,而放過了其實更根深蒂固卻難以捉摸的全民侵略心理。「癥結」又一次被歸於戰爭(尤其是海外戰爭),而不是個人良心的不安和鼓勵侵略的社會。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結束語 1

    縱觀全書,「普通」男女在行暴時歡呼聲不絕於耳。快感竟與殺戮、殘忍相連,不能不讓人震驚,這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每章開頭所引故事的主角,都在全身心構築他們心中的美好世界,並希望通過語言在混亂與恐怖中找到生命的意義。無可否認,他們的敘述無法傳遞戰爭的「真實」一面,而常常只是他們的想像。這不足為奇: 畢竟,沒有「經驗」可以獨立於句法、情節、體裁的限制,更何況他們試圖「訴說」的是一些莫大的罪過——殺人。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倒出了他們的故事。    
    多數士兵不願以毀滅自身形象的方式來講述其戰鬥故事。戰場上的士兵雖然默默無聞,但他們卻堅持為國出征的神話。這種在一片混戰中仍能放飛個性、承擔責任的可能賦予了戰爭——和他們的生命——以意義。當然,這並不是說戰場上真的可以有秩序和連貫,我們在很多時候都有自相矛盾的看法。比如前面看到的,聲稱自己「不過是在執行命令」、那些心狠手辣的想法「不是自然就有的」,很難和主動為暴虐的衝動負責的願望調和在一起。但接受自己不過是在行使別人的旨意,確是向可以忍受、甚至不乏愉悅的戰爭近了一步。    
    有很多辦法可以讓極端的暴虐舉動甚至變得可親。書中許多戰士把自己想像成武士,好似戰爭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事實上,他們的行為舉止很少有能稱得上英勇的(許多戰士對英雄壯舉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種噱頭即使不危及集體,也是極為愚蠢的)。在現代戰爭環境中,要構建一個崇尚技巧、近身、騎士的戰鬥體驗確實需要不凡的想像力。這三個詞也反覆被徵引,以鼓舞軍心。正是這些代碼使得士兵可以拒斥仇恨、擁抱關愛,逃離混沌、走向目的,擺脫道德上的羞辱、重申對勇武的自豪。連真正的英雄如羅伊·貝納維德茲者,雖數次遭遇幻滅卻仍信仰勇武的神話,終其一生致力於軍隊的改良,以使其尊重戰士。雖然知道英雄在現代戰爭中日益貶值,貝納維德茲仍堅守對死去的戰友及其他傷殘老兵的承諾,這隱約讓人記起有關「絕殺」、爭鬥及良民的一系列神話。對他這樣的人來說,對同伴的緬懷支撐著其暴力的欲求,給其殘忍行動蒙上了一層榮光。    
    戰場上也有簡單的快樂。歷史學家尼爾·福格森在他的大作《戰爭的不幸》(1998)中指出,多數士兵走上射擊線實際並非迫不得已。正相反,他們中許多人根本就「陶醉」於「為暴力而暴力」:「打仗太有趣了」。尼爾·福格森,《戰爭的不幸》(倫敦,1998),頁447及360。甚至有戰士承認,不羈的殺戮給了他們性高潮一般的快感。戰爭的器具和景像有時有視覺審美意味,致命的武器更是讓人著迷。軍事科技的發展意味著戰士再不能「親見」武器的效果,於是又想像出了面對面的遭遇。此外,把敵人想像成個體也有助於其殺戮。它可以證實戰士作為道德的人的身份,純真而又能免於戰爭對人的持久摧殘。記者兼編輯威廉·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開篇指出,殺戮的快感還和狂歡式的遊戲(如對死屍的擺弄)和對不朽教儀(如留取紀念物)的訴求。通過這些駭人的舉動,士兵才能直面、甚至欣賞戰爭的恐怖。    
    戰爭結束後,這些戰士要回到家人、朋友的身邊,編織平靜安詳的生活。布洛伊勒斯結了婚,生了子,出了書,寫了電影劇本;艾恩·盧埃林·艾德裡斯(他一戰中在澳軍當過傘兵)也是。女戰士弗洛拉·桑德斯嫁了人,以後忙於家務。他們希望給戰爭的混沌以意義的努力(其敘述必然雜亂,並且是對想像而非現實的勾描,也一定有對所謂「戰爭消弭個體」說法的否認)都是其個人抵禦「殘暴化」的最後一道堤岸。眼光放長一點,所謂戰士會成為野蠻人的擔心是無謂的——實際上,聽到百姓在早餐桌上笑談屠殺的具體情狀,或者讀到「和平」示威者扛著標語高呼支持(共黨分子的)武裝衝突,我們的心裡反會更不舒服。在直面後方的二手歡愉時,許多戰士不得不在絕望中退卻。    
    不論他們的經歷怎樣,回家總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對積極講述了自己戰鬥經歷的戰士來說也是如此。斯圖爾特·史密斯就漸漸意識到,他已經無法「和鄉間/年近不惑的安靜矮人」知足地共處了,像他這樣的越戰老兵有很多。他寫到:     
    世上有太多的新奇感受,    
    刺激的想法我從沒有過,    
    太多的對愛和憂的嘲笑    
    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斯圖爾特·史密斯,「回家」,收簡·巴裡、W.埃爾哈特(編),《非軍事區: 老兵在越南後》(賓夕法尼亞,1976),頁172。    
    


第十一部分:解甲歸田結束語 2

    對史密斯這樣的人來說,正是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孽,才觸動了他們,不再自滿於生活(和死亡)。另有老兵說過:     
    我的思緒止不住要回越南,回到我第一次和死亡打照面的地方。是那讓我開始思考。喏,你看到有人死去,才開始考慮生命的意義。戰爭,嗯,讓我更瞭解自己……讓我知道人能做出多殘忍的事。在和當地人的聊天中,我還吐露了許多憋悶已久的事。戰爭還告訴我,戰士心中有份令人難以置信的愛,不是電視或電影裡那種狗屁的愛,而是真正的愛,這種情感我此後再沒見過。只有這段經歷才能讓我對世界變得更美好有所期待,有了問題、困難大家就會互相幫助。無名越戰老兵,引自辛迪·威廉斯,「讓精神歇息: 越戰老兵找尋生活意義」,《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53卷1期(1983年1月),頁4。    
    對這些少數人來說,戰鬥可以作為正面的遐想: 夢想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但有愛,甚至和平也不是奢望。戰時經歷可以讓人發誓不再碰槍(「現在我特別特別怕槍」,說這話的保羅·西格諾裡原本最喜歡打獵)保羅·西格諾裡,「越南歸去來」,收沃爾特·凱普斯(編),《越南讀本》(紐約,1991),頁31。,(或者像《靜物》的主人公)寧願打斷孩子雙腿也不讓他上戰場。對像喬治·扎貝爾卡神父這樣的人來說,只有積極投身和平示威才能獲得對戰時行為的寬恕。很多參加過戰爭的人也設想以同樣的方式來過渡到和平。別的人呢——如目睹了美萊屠殺的休·湯普森——仗還是會打,但如果變得特別「殘暴」,就按個人的道德邏輯進行抗議。更常見的是,許多士兵在絕望中會問這樣的問題,即戰爭除了殺戮到底還有什麼,對此威廉·L.卡利有很好的回答:「媽的,戰爭除了殺人就什麼都不是了」。多數戰士在遇到需要行暴、破壞戰爭法的時候只是默默地走開,而沒有大事抗議。這種行為表明了他們在道德上的超脫。    
    無法這麼做的戰士,他們眼前總是會出現正在死去的敵人景象。殺人會帶給人創傷,讓人變得瘋狂。折磨阿瑟·哈伯德(他參加了一戰)、布魯斯·F.阿奈洛(參加過越戰)和戴夫·納爾遜(越戰時的狙擊手)許久的苦楚被視為一種選擇,一種適當的道德反應。這既肯定了他們作為「人」的身份,又使殺戮能夠繼續。一個士兵,在日記的一頁上可能會訴說殺人時感到的極度痛苦;同樣是他,在另一處可能會承認殘殺時的無邊快樂。彼此矛盾的情緒是能共處的,但歷史學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斷定所謂的快樂是「病態」、「不正常」,只有精神創傷才「合常理」。但正是通過創傷的語言士兵才能承受殺人後的不安經歷。多數人不願接受真心悔過後接踵而來必須減輕精神痛苦的努力。我們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倫敦、精神復原後發生了什麼事情。阿奈洛沒有機會追悔——他陣亡了。納爾遜呢,他會繼續受苦,以前的戰友不能認同他對「武士氣質」的理解,異口同聲地指責他,使他的罪感愈發沉重。無論牧師和(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怎樣努力,有些戰士的良心是他們永遠無法撫慰的。    
    本書雖然更多關注其共同點,但幾次大戰實際也有著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戰士兵經歷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參與的是場不受歡迎的戰爭,因而戰後精神創傷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場戰爭的道德立場會影響到隨軍牧師和心理學家的立場。越戰中,這兩類人都懷疑戰爭的合法性,但這只是社會對這場戰爭合法與否擔憂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學或心理學觀點的改寫。此外,殺日本人和越南人顯然和殺德國人不可相提並論——殺人的是美國黑人、澳大利亞土著,還是愛爾蘭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顯然和越戰,而不是任何一場在歐洲進行的世界大戰有更多的共同點。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勵了某些極端的殺戮行為。領導不力、集體壓力、目無法紀,以及不知道應在多大程度上無條件地服從上級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況(比如無法與敵軍直接交火、己方傷亡過於慘重和種族主義等),使越南比任何一次大戰都要血腥。一戰時大軍壓境,深壕堅壁,只能讓人心生尊敬和愛憐,這在後來攻防速度加快的二戰和越戰就不會發生了。各國傳統對其戰爭敘事也有影響(比如和英軍相比,澳大利亞人可能更勇猛)。受教育程度不同,事前對戰爭有不同的期望,意味著不同的人找到的語言,傳遞他們的戰爭感受,也絕少有共同點。    
    一本關於戰時殺戮的書不可能有斬釘截鐵的結論。在本書最後一章中,我們審視了軍旅生涯給人帶來的變化,但別忘了,有數百萬的士兵沒能活著見到戰爭結束的那一天。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朱利安·弗朗西斯·格倫費爾(1915年5月26日因傷死於法國)在二戰中會不會像一戰中喜愛「德國佬」那樣喜歡他的德國對手,或者「武士」的范型、(二戰)王牌飛行員理查德·希拉裡會不會保持其「青年的美麗、勇武和高貴」代言人的身份,他死時尚未成年。但本書一直想傳遞的信息是,戰爭是犧牲他人的過程,也是犧牲自我的過程。對許多男女戰士來說,正是這點使得「戰爭如此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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