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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作者:李梧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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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我從學校畢業工作不滿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後被投入勞改,先後經過 勞動教養和判刑勞改兩個階段。等到平反時已在監獄中渡過了二十一個春秋。 恢復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賴激素維持生命,終於一生毫無成就。種 種往事不堪回首。曾寫了一篇短文以自娛,敘述在獄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 卻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見了,建議我將過去之事全部寫出來。我接 受了這一建議,按照事件的先後寫來。這並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 真實記錄。我平平敘來,不加文字修飾,也很少發揮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 這篇文字來向親朋好友訴說我的親身遭遇,使他們瞭解當年思想獄以及勞動 教養和勞動改造的情形。說到我的經歷,當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見的人,他 們各有各的故事。這些故事,只要是真實可靠、完整或比較完整的,我都記 錄在文中。可惜由於在獄中不可能記日記,有些記不清的,只好略去,記得 的,也往往是個故事梗概,寫來未免不夠生動。然而,我寧可要真實而不去 文學加工這些內容。因為有個故事梗概也足夠了,讓事實去說明問題不更勝 於文學的創作嗎?
  第一章 復旦大學的生活
  一 學生時代
  我是1953年考進復旦物理系的,當時正值院系調整後的第二年。院系調整 將所有大學的院系拆散,再按蘇聯模式重新組合。復旦大學是所謂的綜合性大 學,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學,其物理系是由原來上海地區各大學以及浙江大學 的物理系合併而成。學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學為樣板,例如上午連續上五節 課而下午則為自修。這種課時安排只維持了兩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個大系,每屆新生有120人左右,分為甲乙兩班,我被分在乙班。 一年級乙班的物理學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課的,王先生原是同濟大學物理 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長者。當時的教材也都照搬蘇聯的,物理學用的是福裡斯 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學》。書倒不失為一本好書,但是其民族狹隘性 和政治宣傳實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科學貢獻都被說成是俄國的, 還會有「列寧寫道…」,「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這類莫名其妙的文字,實在 令人討厭。
  一邊倒學蘇聯的另一措施是廢除英文,大學裡全部從頭學俄文。一年級時的 俄文教師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瑣而且素質極差。有一次教到 這個字時說「這字是稀飯,但外國人的稀飯比我們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東西 的」。正好這同一課中又教到了 這個字,他於是操無錫語大呼道「外國 人不像我們,外國人喫茶要放糖的」。我聽課至此實在忍無可忍,便對身旁的 同學罵了聲「放屁」。不料此話卻被他聽見了,便指著我問「你說什麼?」我 不動聲色地就坐著回答說「我說你放屁」。他沒料到我會如此回答,氣得混身 發抖,漲紅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著門大聲吼叫道「你,哪哪哪給我出去!」 我於是毫不在乎地離開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來找我,要我檢討。我 說我何錯之有?他說「郁去病大鬧,表示不肯來物理系上課了。王先生不得不 為此向外文系道歉。這件事本應王先生自己找你談,但他又不願意。所以我來 了」。這樣,我只得寫了檢討。過了幾天,佈告欄中貼出我被記大過的佈告。 這個大過只是裝樣子而已,它從未被撤消,但在我後來提前畢業時,也未被按 規定寫在文憑裡。不過經此以後,我對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這個人相貌奇醜 加之一臉媚蘇之態,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學教師的位置上,上課時我感覺到的 簡直像是看諷刺劇。所以我從不聽講而最喜歡他舉行臨時測驗,因為可以繳上 白卷就走。到了學期終了,我花一個多星期苦功,在大禮堂全校一年級的俄文 考試上仍然第一個交卷。我們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績非常好的同學和我一前一後 走出禮堂,她很不高興,認為我繳白卷還要搶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著我滿分 的考卷氣得不得了,對同學說「他平時成績不好,給六十分!」。
  其實像郁去病這樣素質的人當時大學裡也並不少見,我們看到了趾高氣揚 的所謂蘇聯專家,他們年紀輕輕卻在其上課的教室裡要備上火爐。總有一夥人 滿臉諂笑地圍著他們轉。那時大學裡有四門必修課,分別是:中國革命史、政 治經濟學、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聯共黨史。單看堂堂中國的大學,每人必得 去讀蘇聯的共產黨歷史就已經夠令人氣憤的了,更何況這四門強迫要上的課無 一不是很荒誕的。中國革命史而不談推翻滿清的國民革命,卻立論在所謂「十 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單憑列寧說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 一句空話而不問列寧身後事實如何,不問斯大林非但沒有實行列寧的話,反而 變本加厲利用美國要他們在德國投降後出兵打日本的機會逼迫中國接受外蒙獨 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條件的事實,就把蘇聯頂在頭上,開口閉口肉麻地叫「老 大哥」。我在讀高中一年級時就對中國近代史有過興趣,我從史料上讀歷史並 不要人家把史觀強加給我。在我看來歷史是歷史人物的奮鬥史,每一個歷史人 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時候歷史課就變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人 物都失去了個性,歷史被簡單化為:因為某人是某階級的,所以如何如何。大 學裡的革命史課一點也不比中學裡的多點內容。上課的教員也完全沒有學者的 樣子,一看就是個政工幹部,拿著講稿唸經而已。
  我在讀高中二年級時,對化學發生極大的興趣。我買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 的書,對他用量子化學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學鍵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時《科 學通報》雜誌卻連篇累牘地用所謂的辯證唯物論對Pauling的共振論進行批判。 我看透了這種批判的毫無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銷聲匿跡了。事實上蘇聯也不 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學說。這件事使我認清了所謂辯證唯物論的實質。我查到 了用斯大林名字發表的兩本小冊子《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大學裡 的這門課程卻就是這點內容,一個下午便可讀完的東西卻煩瑣化成兩厚本書,適 足以讓低能兒讀得昏天黑地而已。辯證唯物論的幾條原理,都是空話。例如所 謂「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相互關聯的」這話並沒有指出關聯到了什麼程度,就談 不上對具體事物有任何指導意義。只能用來做事後諸葛亮來罵人而已。二年級的 政治課是政治經濟學,同樣也是很可笑的,馬克思的一本剩餘價值的小冊子,也 是兩個小時可讀完的書,被擴大為兩厚冊,加了一些最簡單的算式就貌似科學 被那教員翻來覆去地講。那時還有所謂課堂討論。我實在不願意作違心之論,對 「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之類的屁話進行了反駁。
  一年級時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為所謂的「落後份子」,除了因政治課遲到 上過佈告欄被叫到教務處挨罵外,還有逃避文娛活動。那時規定下午三點半有 種種活動,其中文娛活動非常無聊,例如坐個圓圈在背後拋手帕或做「我們要 揀一個人」之類小孩子遊戲。大學裡強制要參與這種活動豈非笑話?我不得不 常常逃到虹口公園去看書。
  到了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我並沒有看到胡風萬言書(1)的內容。那時學校 新建了學生食堂,也兼作夜自習之用,故沿壁有一些書櫥。我特地在其中找到 了兩厚本胡風的作品,其中文藝理論文章文字彆扭,且多馬列主義詞句,就一翻 而過。在詩作中,我見到了一個長篇《時間開始了》,居然是對毛澤東極盡阿諛 之能事的,足以和後來文革期間的個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覺得簡直是個絕大的諷 刺,當然也因此不認為他的詩有什麼高明。於是從公佈的《材料》(2)得出他是 和周揚等爭權奪利,派系之爭而已。但是仍對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認為不合法制 精神。在背後說了三篇《材料》的按語為橫蠻無理斷章取義,根本看不出有什麼 反革命的證據,並懷疑獲得私人信件的手段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隻語來定 罪是將思想等同於行動,毫無道理。不久見到報上聲勢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 者名聲之大,其文章用詞之兇惡蠻橫等都使我感到氣憤。後來,這些人幾乎也都 未能逃過反右派運動和文革的命運,而他們開創的謾罵文風也都輪到他們自己去 享受。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們的大名了,反正對這些人歷史自有公論, 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隨之而來的肅反運動的對象!班級中負 責肅反運動的同學竟然對與我最要好的同學說: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經肯定,「他 對你抓得很緊,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語。那時所謂「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 解為指某人是美蔣特務之類,我那同學經不起這樣的恐嚇,就揭發交代了我平時 的一些言談。批鬥會的範圍還只不過是在班級之內,其具體情況已記不詳細了, 但還記得居然派了一個同學連我上廁所也跟隨著,好像怕我會尋短見似的,我也 因而頻繁如廁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間他們還有一次把我叫到一個同學家去,我故 意用香煙將指甲熏黃了,做出深受打擊苦於思考的樣子,以滿足他們的狂熱。其 實這些人何嘗蠢到會相信我是特務!無非是拚命表現自己,夢想得到好處而已。
  ************************************************************************** (1) 二十多年後,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國後長期和 左聯的領導周揚意見相左,53年被黨內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為「反現實主義 」有「反馬克思主義傾向」。54年7月他上書言事內容主要為對林、何的答辯並 說明自己的文藝主張: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當作了黑格爾底絕對 精神,以為一切都是從『政治「出來的,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 光明面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要通過寫 人去寫出』人生的真實『,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這些意見當然是對的。 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澤東,55年5月當他得知毛要將他的信公佈時,趕緊寫出檢討 聲明,求周揚上達天聽,但為時已晚。
  (2)即《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評語為毛澤東所寫。 ***************************************************************************
  由於我和其他系的同學交往不多,對肅反運動的全貌就不夠瞭解。我總 算還未被關起來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設想一天二十四小時生活、學習在一 個環境裡的一個熱情、外向的人卻沒有一個熟人敢對他露一絲笑容。無不莫 名其妙地一臉漠視。這是一種何等樣的迫害!
  三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因為這場運動,除兩位同學外竟沒有人敢和我 說話!這兩位同學,一位是吳詠章,他是個非常忠厚老實的人,與世無爭, 極少談自己的看法,各方面無任何突出之處,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哲理,故能免禍。另一位同學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兩 班,因病休過學,才與我同班,他一邊上學一邊還負擔著家庭,當他知道我也 窮困時,便介紹我與他一起去一處補習班教書。這在當時是很擔風險的,因為 違犯了校規。追憶到我在讀高一時,曾因申請減免學費未成而幾乎失學,後來 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顧彪同學的幫助,在他開辦的補習班教書。顧彪後來就 讀於華東化工學院,他同時還負擔著母親和弟檔的生活。也就是在這一年早些 時候為此竟被開除(3)。由此可見薛瑞相同學是如何仗義了。
  ************************************************************************ (3) 一年後,化工學院表示當時的處分重了一些,但為了學校的面子,他不 能回化工而轉到水產學院去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輪駕駛員。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到了第二學期,政治空氣鬆動了,負責肅反的同學對我說「你的問題經過 審查,沒事了。」就這樣一句話,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筆勾銷。幸而我膽大, 或許是麻木,對這迫害毫不在乎,沒有任何精神創傷。但也正是沒有因此而對 共產黨懼怕,存戒心,沒有悟出在這個社會裡,思想也必須時時和共產黨保持 一致,否則便算犯法。所以兩年後才又惹了禍。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不久, 有所謂向科學進軍的口號,重視起學習來了。於是又要我在年級的會上介紹學 習經驗。我和同學們恢復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去生產實習,這是我第一次去 北京,一下火車,滿耳朵只聽見「勞駕」、「借光」。聽慣了上海街頭的粗話, 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時便聽不到了,由此也可見這些年來民風的變 化。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那時還很簡陋,我們去的實驗室只有一位大學畢業的 姓傅的工程師負責研究,兩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 都是中專畢業生。他們都十分熱情。研究的項目有三,我現在只記得一項是超 聲探傷,另一項是研製鐵氧體材料。與國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 要製造一種用於三路載波電話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滯回線的鐵氧體材料,而當時 蘇聯已用上了十二路載波電話,美國更是超過百路。然而院裡的保密制度卻非 常嚴格,我們所做實驗的記錄在離開時都以幫我們核對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 其可笑的是當我去他們圖書館借閱很普通的國外雜誌時,竟以保密為由不能看 雜誌,只能借到雜誌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鏡閱讀。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陪同我們北上的復旦講師黃先生因為其人事材料未及時送到,竟然被拒之門外。 她也樂得不必擔任指導,只在休息時間來看創我們罷了。
  二 畢業前後
  實習結束回到上海後得知我們這一年級要分兩個專業,我選的半導體專業 要集中到北京大學去學。於是家裡便為我準備了棉衣棉褲。因為火車票的關係, 六十幾個同學要分三批走。當第二批走的名單宣佈後,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 同學跑來說:「我的外婆和媽媽捨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幾天。能不能請你和我 對調。」於是我們倆人一同去學校,對系主任王先生說了。王先生對她說:「 你可以另外找同學調,但不能和他調。」我聽了很納悶。後來第三批名單宣佈 了,仍然沒有我。直到開學後好幾天,才有電話來叫我去學校。一路上我估量 著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運動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當我踏進系辦公室時,一 看已有五位同學等在那裡,他們都是黨、團員。大家相視一笑,就知必有什麼 好事在等著我們。不一會兒,系主任叫我們進去說:「你們幾人已提前畢業, 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樂山先生補充說:「祝賀你們已成為年輕的物理 學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來。戴先生進一步解釋說:「因為上一班同學中的優 秀者都給科學院要去了,我們擔心到你們畢業時留不下來,故報請教育部讓你 們提前畢業,批文還未到,但北京的電話已來了,馬上通知你們。」接著便安 排了工作,他們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論物理教研室。叫我馬 上去吳劍華先生處報到,擔任理論力學助教。最後,王先生說:「你們可以先 去財務處領薪水。」
  當時正完成了工資改革,高等學校教師工資分12個等級,1到3級為正教授, 4到6級副教授,再往下則各有3個級別的講師和助教。我們頭三個月領試用工資 ,然後是12級助教的65.5元工資。當時可說是對知識界較寬容的年代了,不久, 運動迭起,次年畢業的人工資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級時,吳劍華先生曾教過我。我受命到他處去報到時,他正受命開 數學系的理論力學課,數學系對此課程的要求很高,此時他借來一書架的參考 書正在認真地寫講義,見到我去報到擔當他的助教非常高興。當時他薪金剛提 高到133元,即講師最高級別的工資,又適逢補發工資,便邀了正好來訪的厲 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寧路凱福飯店吃飯,飯後還看了電影。席間,兩位先生相 互談了一些系裡教師間的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教師生活中不為學生所知的方 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過得非常愉快,學生們都愛戴我,不但我負責的力學而且 在其它功課中發生的問題也常有同學來找我。此外,三年級時指導過我做研究 的王恆守教授也要我跟著他做研究。工作後經濟也解了困,我負擔起了家庭的 開支。眼盼著生活會一天天好起來。
  吳劍華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誠懇而又熱情洋溢的人,他一個人住在復旦的 淞莊宿舍裡,生活很簡樸,工作之餘,天南地北地和我無話不談。有一次談起 他的經歷。他是抗戰勝利前夕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的,勝利後曾先後在昆明、 上海等地教書,1948年他在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那大學的學生雖說一般都是 富家子弟,但在那年頭也多半很左傾,他們對校方一個管總務的不滿,認為他 賬目不清,吳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評那總務說「你怎能如此呢。」於是就有 了矛盾。國民黨潰敗前夕,學生們組織應變護校活動,矛盾日益加劇,他感到 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蘇北海安。1949年2月,當地政府三次上門邀請他參加革 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蘇南行政公署的教育處報到。穿起了軍裝,後來隨軍南下, 所屬單位簡稱為蘇南文教處,他戴上有「軍管」兩字的臂章,參加接管江南大學 等學校的工作。他說:「工作很簡單,到了一校,校長表示擁護政府接管,於是 組織校務委員會接管權力。」這樣幹了幾年,他深感其中人際關係之複雜。於是, 趁有所謂歸隊政策之機會,在52年大學院系調整時來到復旦。
  接著他談到了來復旦後的遭遇,當時復旦物理系才二十幾位教師,不久來 了個總支書記錢孝衡,此人有很複雜的歷史背景,恰好系裡有有兩人知道他的 過去,他便設法趕走了一位而又處處難為另一位。這另一位只不過是位教輔人 員而已,名叫周長春,在肅反時竟被關了起來。吳先生為此打抱不平,就也從 此受到錢的迫害。錢到物理系後發展了許多人入黨,周世勳等都是他介紹入黨 的。他告訴我說周世勳48年去美國留學,50年還未讀出學位就回國受聘於基督 教的上海滬光大學為副教授,院系調整後到復旦。由於他的職稱與學術水平不 相稱,就用上了各種手段,在政治運動中積極表現自己,打擊別人,無所不用 其極。經吳先生這麼一說,我才明白了為何周平時總是那麼裝模作樣,架子十 足。有一次在習題課上,竟然板著臉回答一個同學的提問說:「這種問題也來 問我!問助教去!」原來是為了掩蓋他的不學無術。
  吳先生使我明白了原來高等學府也並不是一片淨土。
  三 反右運動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恆守先生家去,他們正用著早餐,先生問我: 「看過今天的文匯報嗎?」我說沒有,其實我醉心讀書從不看報。先生說:「怎 麼可以不看!」邊說邊指著沙發上的報紙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 秦素美教授,她對著先生微嗔道:「為什麼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 起身將報遞了給我。那報上登載著先生一篇題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 副標題是亂、偏、糟三個醒目的字。文章批評了在高校中,由校長還是由集體 領導的制度都還沒有劃一規定,校長以下的編制也沒有制定出來。在業務領導 方面,生硬地學習蘇聯等。我說這意見當然是對的,並補充說例如誰不知道理 科應該和工科結合併指導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結合呢;又何必非學蘇聯不可呢?
  我們接著討論了一些對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訴我說現在形勢很好,共產黨 很能接受意見。他談到參加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的情況。講了一件事,原來先 生曾作為政協委員參觀過上海火車站,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從內蒙古運來的 牛經設有養牛場的大場站不下車,卻要轉運至江灣站下車,理由是鐵道部不允 許,怕髒,然而從另一處運來的豬卻是在大場站下的。怪不得我們經常在上學 校的公共汽車上看到成群結隊的黃牛被驅趕著沿邯鄲路走向市區的屠宰場。先 生就此事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了意見。說經過長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還要 經此折磨呢?要說是髒,則牛、豬又有何區別呢?他在會上風趣地說,如果真 的火星上有人,用望遠鏡看地球時,豈不要奇怪為什麼上海的牛常#大遊行? 他很得意地說這一幽默引起了與會代表們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運動開始後, 這一句玩笑話不但被大肆宣揚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而且還存心造謠在報上登 漫畫,畫王先生在火星上用顯微鏡看地球,辱罵道:堂堂物理學教授竟不知顯 微鏡和望遠鏡的區別。這是後話。
  從王先生家回來後,我心中很輕鬆,並對文匯報也有了興趣。這正是短暫 的一段大鳴大放時期。報上批評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氣息。校內也召開了許 多鳴放會,出現了大字報。我除了聽聽宿舍中同事的議論外,並無暇去參與這 些集會或看大字報。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馬明敏同學等幾個人到我宿舍來說 她們班級正召開著座談會,並邀我參加。那時我正看著書,便拒絕了。她奈何 我不得,便玩笑地將拉線開關一拉,嬌嗔道:「不讓你看書!」她們一走,我 就到門口去開燈,但轉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著去了,何況我們本是同班同 學,怎能畢業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燈,跟了上去。就這樣,參加了物理系 四年級的鳴放座談會。
  座談會設在1200號教室大樓四樓西邊的大教室裡,中間用課桌圍了個方 塊。同學們擁我坐到了桌邊,四面一望濟濟一堂,原來除了物四同學外還來 了許多人。發言此起彼伏十分踴躍。 到會的還有人事科長王零,原來這是一 個向人事科提意見的鳴放會。同學們舉了許多事實來提意見,然而王零卻不作 一聲。坐在我邊上的一位同學促我發表意見, 我拗不過他,便站起來說了幾 句,大意是:同學們提了許多,到底對不對呢?大家說人事科中每人有個人事 袋,裝著當事人無法知曉更談不上分辯的告密條子,而這告密卻嚴重影響著當 事人的前程(4)。我看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長王零既然 在座,何不表個態,省得大家無的放矢!要是真有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 的問題了。人事科做這種黑暗,見不得人的勾當,太不應該了。更不去說有人提 到的黨的人事科這種說法了,黨作為一個整體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怎 能管到黨外人頭上來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黨員的檔案,你們如何看法呢。 所以,如真有這種性質的人事袋,應該燒掉!
  *#####*####*####*####*####*####*### (4)80年代時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時的一位同學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學在肅 反時無中生有地密告為加入過我的小集團,雖以優秀成績在山東工學院畢業,卻 得不到重用,後來文革時與幹部一起勞動,幹部說「咦!你根本不像是檔案中寫 的那種樣人。」在他追問下,才得知實情。告密者是個黨員,曾爭取我入團,我 則叫他也不必問政治,但我們私交不錯。他就讀於南京航空學院,通信甚密,肅 反後失去聯繫。80年代見面時也牢騷滿腹。不知他當時何以出此,更不知幾人受 害。1997年向明中學校慶,我們班級同學歡聚一堂,一位當時的黨員同學黃紹元 坦誠地告訴我,當時徐還是團員,是受黃之命來和我要好的。黃說:「你當時如 能因此入團,徐就立大功了。那時,天主教徒吳寶昌同學是我們的打擊對象,你 是爭取對象,因為要發展又紅又專的黨團員。」我不禁發笑,還只是個中學生哪 談得上「專」?黃在會上深深致歉,說他當時傷害了我們,這使吳和我都大為感 動。當然對我是談不上傷害兩字的。黃後來在大學裡也被打為右派。同學會上還 見到一位從五愛中學轉來僅在高中同學一年的黨員,他說他大學四年就讀了四個 大學。顯然是個職業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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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零真不愧是個老奸巨滑。借這機會就站起來說:「今天的會開得很好, 可是大家提的意見還不夠尖銳。請下次開會再提。今天的會就到此結束。」
  到了6月,報上的情形已經大變了。一派聲討右派的文章鋪天蓋地。幾乎 都是是非顛倒的漫罵。然而我還完全沒有感到迫害將臨。我們的宿舍裡仍然 隨便地議論著報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說當年共產黨進城「人民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人民也會推翻共產黨,甚至於要殺共產 黨。這話在要殺共產黨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為何要自認前提已經成立而說葛 要殺共產黨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個房間又是同時提前畢業的王兆永同學對我說: 「今天下午四點半請你開會,對黨提意見。」王兆永原是在肅反時負責整我 的同學,但在畢業後,住在一起,學業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對彼此的為人都 有了瞭解。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枕邊放著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看呢。他說這 畢竟更符合事實。又有一次我對他發牢騷說:「共產黨不懂得尊重人。」我 指的是某次宿舍門口貼出佈告稱;今天下午有重要會議,務必出席,云云。 但結果會上說的不過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來不吃油的農民現在也吃油 了。於是,油的供應便有些困難。下個月起,要發油票來限量供應。我說, 發個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虛說什麼重要會議呢?再說,建國時期要省 下油來換外匯買鋼鐵,我們也理解,也願意束緊褲帶支援國家。但為何要說 這種混話來騙我們呢?再說召集應對會議負有責任的人來開會是發通知,而 對會議沒有責任的人來說應該發請柬。你們動不動就以命令的口氣出佈告, 又不寫內容。豈非不尊重人嗎?當時他對此不置可否。但這一回卻真的拿出 一張複寫的請柬來。說:
  「這次是我們黨誠心誠意地請你提意見,你看,這不是請柬嗎?」
  果然,請柬上有邀請參加整風座談會云云的字樣。王接著又重提了我過 去的牢騷,說現在黨已經懂得尊重人了。聽我再三回答說對此不感興趣後, 他又說:
  「這次不但黨請你提意見,而且我本人也很想聽聽意見。這樣吧,作為交 換條件,我先請你看電影。」
  這樣,我們去海寧路看了第一場電影。散場後,在回校的公共汽車站上, 我推他擠上了車,卻縮開了手讓車門在他身後關閉了。車子起動的瞬間,他轉 過身來,苦笑著點點車窗,說:
  「你呀!就是不肯開會。」
  我被他說得不好意思起來,就等了第二輛車,到了學校。
  鳴放會的會場設在普通物理教研室,與會的是全體物理系助教。談了一 會兒後,沈天增(5)發言說:
  「我懷疑這次運動會不會是釣魚?…,…」
  還沒等他把話說完,郭有思便跳了起來,指著沈的鼻子罵他右派份子。 沈天增並不雄辯,發言時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揮地書生氣十足。聽了 郭有思以及跟著賈起民(6)等的臭罵,不禁呆了。
  我這時忽然有一個念頭,想當年肅反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卻受不了驚 嚇。一年多不和我說話。現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沒有過知心的交談。 我卻要讓你看看我是怎樣對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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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沈天增和下文將提到的郭有思,賈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 批提前畢業的。那年共提前了12個同學畢業當助教。 (6)郭、賈二人當時最是 窮凶極惡。文革中郭帶頭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 忠厚如王先生對吳劍華先生說:恨不得殺了他!可見郭當時的面貌,後因和人 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後我和一位當年在北京的同學說起賈,她問我為何如此 厭惡他,我以當時情況相告。她卻講出令我吃驚的事來。原來賈是80年代才入 黨的,入黨時說很後悔當年之事,說那時支書薛履端拋材料,他充了大炮。薛 當年在會上一言不發,會後見到我時,左右一看若無人便向我露齒微笑,我一 直還感激她呢。 (7)畢業後,經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週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 作報告討論物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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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舉手打斷了接連著的批判發言,站起來辯道:      「我所聽到的,沈天增並沒有肯定地說共產黨釣魚;如果他肯定了,他就 不可能說出來。否則不合邏輯。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產黨不要釣魚。再說 這話也不是他發明的,報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這句話不但阻止不了他們的無理吼叫,郭、賈二人反而馬上指著 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這樣,矛頭便轉到我的頭上。這時候根本沒有什麼辯論可言,完全是毫無 道理的攻擊。這幫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責問的口氣吼出各種各樣的辱罵。行文至 此,我所用的「責問」一辭其實是不確切的,他們並沒有「問」的意思,而是要 套出我更多的話來供他們攻擊。所以我一答辯就引來更多的攻擊和挑釁。我相信 他們是預先密謀策劃過的。這些人都是黨團員,平時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動聲色, 甚至和你一同發議論,也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表示不滿,但是在運動來前,他們 便被召集起來進行陰謀策劃。到時一擁而上完全喪失了人性。我如稍微關心點校 內形勢,就應知道許多單位已在批鬥右派,不會中圈套前來開會。但即使不來開 會,也逃不過這一劫;有一位講師吳椿,平時很少說話,到了59年,他正在圖書 館看書,錢孝衡去找他說:「你現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還是有前途的。 」從此降職降薪成為賤民。後來知道,定他為右派的依據只是他對生產的火柴桿 改短和買來的布縮水太多發了牢騷。不過從後面發生的事來看,黨支部書記王兆 永卻並不知道我的事情會如此嚴重,大概僅是受命誘我開會而已。
  他們責問我王恆守是不是右派,我斷然否定。又問章伯均、羅隆基。我說他 們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來評定?在被逼不過時,我只好說就算他們是右派,但 單憑報上的材料是不足為據的,必須另有依據。
  因為沈的發言中曾有懷疑共產黨的本質是否結黨營私之語,便七嘴八舌地責問 我:
  「為什麼你反對黨的領導?」
  我答道「何以見得我反對了黨的領導?」
  「憲法規定了黨的領導,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規定了,你認為如何?」
  「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又不是中華黨員共和國的憲法。由誰領導 應由人民按選舉結果決定。」
  「你為什麼反對在憲法中規定黨的領導。」
  「如果定死了則萬一將來黨蛻化變質怎麼辦?」
  此語一出,跳起了一個後來成為大人物的華中一(8),他居然隨身攜帶 著黨章,從口袋中掏出來念道:
  「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並自以為有理地據此反問「既是 先鋒隊怎可能蛻化變質?」
  我聽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譏道:「黨章規定的不過是你們奮鬥的目標, 那有一規定即成事實之理?正如物理學上有理想氣體的假定,和實際氣體是有區 別的。難道說你認為被你們罵的國民黨其黨章就規定了黨員皆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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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華中一當時並不是助教,卻來此開會。他交通大學畢業,雖為黨員卻不服 從畢業分配,不肯去外地。後來趁周同慶教授負責研製X光管的機會,跟來復旦。 他反右起家,搖身一變成了電真空專家。據負責文革期間主編工農兵物理教材的 吳劍華先生後來告訴我,看了令他編的《直流電路》一節後,曾當面指責他「連 抄書都不會!」後來他居然榮任復旦大學校長之職。他「指導」的研究生無不對 其「學問」搖頭。有一位和他爭論後,正擔心報復,不料卻被送出國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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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提到我肅反時被檢舉的一句話,說我講過若鞍鋼被美國扔了炸彈, 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國士兵被殺,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 場上,也毫不同情。這完全是斷章取義的挑撥之辭。事實上,我當時是指著報 上的一段話而作的評論。報上將美國飛機在朝鮮炸我陣地說成是不人道。我批 評其不會宣傳,說這和人道無關,我軍也要炸他們的陣地。如說其不人道,應 舉的是炸我婦女兒童。即使炸了鞍鋼,殺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惡意挑 撥之下豈容分辨?馬上大呼說我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云云。這樣一直瞎吵 到時間不早了。散會前令我表態,我說:
  「我根本不關心整風,也無意提意見。今天來此開會全無準備。想不到有此 結果。」
  於是他們便令我於7月1日再開會。
  7月1日的會規模已為全系教職工會。是針對我的批判會,先令我發 言。我並未說任何新觀點,不過是對他們的惡意攻擊作些解釋而已。然 而我被迫而隨便的發言後來卻被他們說成是反黨八大綱領。現根據復旦 當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錄其中以「八點綱領性意見」為標題的一 段如下:
  1, 我要求大家抱著純客觀的態度來討論問題,有人說這不可能,說 不是這個立場,就是那個立場,我是不同意的,因為所謂只有兩種立場 的看法,是從馬列主義來的,而客觀真理不見得就是馬列主義,我的本 意對黨並無敵意的,如果你們認為有,那是馬列主義的偏見。
  2, 從古到今都有愛國人士,如杜子美、陸放翁等,只要是愛國人士, 都是為低層人民訴苦的,當然,所謂『低層人民』就是勞動人民。他們要 為低層人民訴苦不外是這三個理由:(1)他們是大多數,(2)他們 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無知。(3)沒有人做他們的代言人。愛國人士 為無產階級著想,不等於承認無產階級領導。
  3, 我沒有認為資本主義優越;對社會發展問題,我沒有研究,我不是 學政治的,也不感興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種理想,可以不相 信,唯物主義不反對說有的東西我們還未知吧?我說過人類道德不可能達 到,這是不是校刊標題上說的『反對社會主義路線』呢?我說不是。…但 一定要說成引導大家走向共產主義的路,我不贊成。
  4, 我覺得黨有缺點,我接觸到的黨員就都有缺點,(這)說明(了)黨 的實質。我現在贊成共產黨是因為其它黨沒有執政能力;現在因為只有共產 黨領導,不得不如此,(但)沒有什麼理由說一定要共產黨領導。我說多 黨制有好處,是指幾個政黨互相監督。
  5, 憲法是百年大計,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將來有別的政黨更強大, 現在還不知道。
  6, 儲安平、葛佩琦的話,本人樂於引用…,譬如『殺共產黨人』我認 為是忠告,我不為他們辯護,因為指明他們是右派分子的,一定還有其它 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麼?所以不能肯定他們是右派分子。但就他們 的發言本身來說,沒有什麼錯。共產黨不是傻瓜,他們也不是傻瓜。如果認 為死人穿過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種迷信;那麼,我們也就不能認為他們講過 的話,我們就不能講。
  7, 我覺得對青面獠牙,殺人放火的人進行肅反,是完全必要的。但問題 在於是不是真正肅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肅反革命,譬如我在肅反時被鬥,我 就不是反革命,這樣的事實全國都有,不是個別錯誤。我怎麼是反革命呢? 這是有點殺雞給猢猻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內工作,就發現即使在系內教書 的,就不如我在學生時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後罵,這是為了政治問題(嗎) ?(是)由於黨脫離群眾,有人拍馬屁,黨愛馬屁的緣故。
  8, 物四會上有人講到我系有教師領學生到北京去生產實習,因為人事材料 未到,就不許進實驗室,這是對知識分子信任嗎?我還從很多小說上看到黨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議燒掉人事袋。
  這裡,我舉杜甫、陸游為例指出古往今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關心人民疾 苦的,在共產黨成立以前也並不是沒有真理和正義。把一切都說成非共產黨 領導不可是不對的。問題不在於我反不反對共產黨,而是根據民主制度的原則, 任何政黨包括共產黨在內都不能自封為不可反對的(9)。共產主義社會只是一 種理想,我不反對有人持這種理想。但以此理想為據認定了現在共產黨正領導 著大家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因而決不可懷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講 完以後,接著就又是連珠炮般的責難,雖說責問卻又不許答辯。當有人問:「 你曾說肅反是殺雞儆猴,那末誰是雞,誰是猴子?」時,因我已多次要求發言, 名義上主持會議的系主任王先生說:「讓他講話!」我便起立說:
  「大家是雞也是猴子。被拿出來殺的就是雞,暫時還沒有被殺的便是活猴。雞 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
  這幫仗勢欺人,只管自己胡說八道罵人,不容反唇相譏的「好漢、英雄」們, 這一下可不得了啦。簡直是捅了馬蜂窩,全場亂作一團,幾十隻手指著我亂嚷。 會開至此也就散了。 ************************************************************************
  (9) 我當時心裡想到而還未直說的是Republic這個詞就是指的廢除由某個個人或 集團世襲的統治。豈能借消除階級的空想理論為名而行恢復等級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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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數日,批判會擴大到全校範圍,在登輝堂(10)舉行。戲台上坐了主席團, 前排空出一段放著麥克風,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聽訓。當聽到我敬重的 黃烈德和周懷恆先生(11)發言時,我簡直莫名其妙啦,周大聲地用他的宜興官話 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來,作出痛心疾首的樣子,過一會,接著說道:
  「我最好的學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對身旁的沈天增說;這難道是真的嗎?我多次要求發言,都被「 不許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還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說了才讓我說 話。我走到麥克風前說:
  「我聽了半天,似乎你們在批判一個也叫李梧齡的人,可這是你們想像出來的 人,不是我。他在哪兒?… 」
  等不得我說下去,便是一片瘋狂喊叫。鬼使神差他們是沒有閒情欣賞這點 小小的幽默的。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的說理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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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以已故李登輝校長命名的復旦大禮堂。 (11) 兩位先生都教我數學,黃先生教微積分,極好。運動後期被查出少年時曾 加入過三青團而被勞改。80年代再見到他時,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詞來描述不同於官方的意見也的確夠妙的了,既然是毒,當然可 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無比的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又是最聰明的勞動人民居然 如此容易,竟像中了毒品一樣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見,以至不得不動用專政手段來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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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以後,校刊就登起罵我的「文章」了。這裡我用引號是因為從文字水平 而言,這種東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後,我教的數學系四位同學來到 宿舍向我致意。可他們很快便被團支部圍攻,其中三人被迫認錯。唯有一位女 同學趙麗珠不畏強暴,反而敢於當眾和我說話。後來她受到勒令退學的迫害(13)。 她自己不低頭卻勸慰我不要辯論而要檢討,我答以:
  「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還大呼臣罪當誅,皇恩浩大。吃了 耳光還要大呼快樂不止。」
  「如你已經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業。那當然應該硬骨頭到底。但是你 的事業還才開始,如因此夭折,豈非可惜!」她這樣說。
  大會以後,轉入小會的階段。十來個「積極分子」像開了發條會跳的 玩具青蛙一樣圍著我鬧。這種批判會如果留有記錄將是十分有趣的。可惜 因為完全是瘋話而不可能完整地回憶出來。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繳械 投降」。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開口閉口說我向他們「進攻」了。 不按他們的意思臭罵自己就算的「進攻」了他們!整個的會議就像一群小 孩子在玩假打仗,說的胡話大概只有《愛麗思漫遊奇境地》裡的御前會議 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會議開始時有人故作誠懇姿態地說;
  「我們是在幫助你,你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們要打擊你。」
  「怎麼會呢」我不無諷刺地答道「幫助和打擊完全是兩碼事,誰也不會誤 會的。你們的意思我當然明白。」
  於是我便受命檢討。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對任何一件事提過具體 意見,更沒有寫過文章、貼過大字報。就無法對某件具體的事做檢討。所有的 只是平時言談,怎能記得?而經他們舉出的又往往斷章取義走了樣。於是只好 泛泛而談,說從小讀的書不對,認為政治是「狙公飼狙」是「天地不仁,以萬 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因此太不關心國家大事。受《民約論》 之影響很大,認為政黨也不過是一個法人團體,和每一個人民應該是平等的。 根本沒有學習過憲法,不知道有規定共產黨領導之事,平時愛好科學喜好純客 觀地看問題等等。
  其實,我和他們談書本,他們又何嘗聽得懂?如果他們真的能虛心聽我 的「檢討」則實際上我是在給他們上最基本的民主主義課。我總是說「過去我 錯誤地認為…」,其實這些認為當然並不是錯誤的。例如我從孟子的民貴君輕 說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論述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但他們 也根本不管我說的是什麼!只等我說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說八道地攻擊。他們 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檢討,而是要表現其自己,妄想得到好處。狼捕到了獵物 就要撕裂它。求饒是根本沒用的,但不檢討也不行。否則他們沒法交代:「什 麼?你們這麼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這可不得了,這可誤了大事,誤 了他們的前程。你可以想像得出來,當一個賊踏著墊腳石正爬牆到半空時,忽 地墊腳石倒了的狼狽不堪樣子。不!不僅是狼狽,他居然憤怒起來。一個慣竊 沒有偷到皮夾會比失去皮夾還要難過!
  就這樣,兩、三天一斗地過了一個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 電話鈴響了。想不到我小學時的王校長(14)打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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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她此後當了多年的中學代課老師,平反後,讀過兩年大學的她得到畢業 文憑。可見文憑是待遇而非學歷。 (14)小學畢業後我就沒有再去看望過王明玉校長,她是從電話簿中查到號碼 的,足見老師對學生愛護之深。 平反後,我去看望王校長,他的丈夫周先生 也在家。談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產黨員,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車 逃的命。但因此脫黨。他說「幸虧如此,要不然的話為了這樣的社會送了命, 豈能瞑目!」說罷掩面,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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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了?你要當心點呀!今天的報紙……我查電話簿…」
  我趕緊下樓,從廚房窗口取來解放日報,只見第二版上大標題《李梧齡 百般咒罵共產黨和新社會》。其實一個多月以來報紙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 至。例如有這樣的大標題《駁斥「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謬論》之類。外行當 然不能領導內行!這是普通的常識,怎麼成了謬論呢?後來新聞日報的文章居 然說我出身「軍閥家庭」可見胡說八道到什麼程度。不過當天我看到報雖然一 笑置之,卻也馬上把報藏起,怕被父親知道了會擔心。後來終究瞞不住,老人 家只是笑笑說:「我的兒子雖不明利害,是非卻是知道的。還不算太糊塗。」 毫無害怕之意。抗戰時我家淪落在上海,他拒任偽職而失業。後來一貧如洗。 但老人家言傳身教的人品使我終生受益。雖處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報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 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對一位朋友說「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這位朋友名叫王湛賢筆名阿湛是新民晚報副刊編輯。常來我家看 書。曾有一次讀到《水經注》中一則秦始皇去見海龍王的故事,就譯成白話, 發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龍王有許多寶貝,很想見識見識。海龍 王於是托夢說,可以來,但不准帶畫家隨從。然而秦始皇還是帶了一位畫家混 在隨從中。果然,海龍王宮中琳琅滿目,不勝其豪華。酒足飯飽後。秦始皇帶 著大隊人馬,浩浩蕩蕩,一路上海水分開,讓路而回。海龍王此時才發現問題, 知道自己被畫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蝦兵蟹將追趕而來,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將過 來。可憐秦始皇隻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隨行人員。海龍王相貌其醜無比,不願 留下形象。是以後世無傳。
  鳴放期間,該報社長林放動員提意見。當時報界都在議論新聞自由、民辦 報紙之類話題。社長又拍胸保證言者無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來,得了消息。 自己馬上轉向不說,卻仍然不動聲色地繼續動員鳴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說了。 就此上當,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說成是影射共產黨醜陋,不讓新聞自 由云云。
  阿湛後被送去青海勞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時新民晚報還未復刊,無人問 津。阿湛沒有家室,他的姐姐曾來找我寫信,多方求助,都無消息。阿湛的舅夫 是柯靈,對他也無援助。一位很有才華的文學家就此消失了。當年他送我的一本 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來。
  報紙也驚動了吳劍華先生,他在學期將結束時,向我交代了考試事宜說: 「我回鄉去了,有事寫信,就寫蘇北海安吳劍華收好了」。看報以後,吳先生 提前回到學校,並馬上趕到我家中來規勸我小心為要。他因此參加了本可避開 的會議,會上又仗義執言說:「我是瞭解李梧齡的」等等。於是被人攻擊,加 之他平時說了一副對聯「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錯、萬錯,馬屁不錯」, 批評醫務室時說了「橫眉冷對同學指;俯首甘為病魔牛」。在錢孝衡等的策劃 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後來還瞭解到他被人捕風捉影地檢舉說他曾任美軍 翻譯官。事實上,他只是在讀大學最後一年時,全班參加英語培訓而已。還沒 來得及為抗戰服務就已勝利了。吳先生後來也被送去下放勞改,但為時不多, 放回後領很低的工資,教了許多課。平反後,他堅持要那檢舉人道歉;但那人 卻抵賴不認帳。86年他退休時,又不按規定剝奪了他離休(16)的權利。經他多 次上告市委組織部,於1992年才爭得此待遇,但在工資級別等方面仍被壓底。
  事實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對於造成冤案的那幫鷹犬是從沒一個受懲罰 的。他們仍然往往居於高位,極盡壓制之能事。
  這一年的暑假,我們年級留在上海的約40餘人中,卻有15人被打成右派。 王兆永在黨支部的會上說了對我的瞭解,反對對待我的方法。說那樣不符合毛 主席「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極因素為更消極因素了。 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黨員,未被勞改。他很快被脫去右派帽子。78年 右派問題總解決後,錢孝衡對他說:「因為你是黨員,所以打你右派。因為也 要有一定比例的黨員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學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這和學科學時的思維方法有關。我 同班同學們主要是在討論等額選舉是不是民主選舉?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的問題 上被打成右派的。這些討論會是在黨委的策劃下召開的,討論題也是受其啟發 的。可見用心之險惡。這兩個問題,特別是選舉,即使從字面來看也是從若干 個中選擇之意。居然發明所謂等額選舉之說,還標榜說是最民主的,豈非笑話! 學校中動員了一批學馬列主義的研究生來做打手,真不知道這幫研究生是用什麼 邏輯思維來做研究的。不過,也可以說他們的確是當代的一批「社會科學精英」, 因為他們年紀輕輕,在那時就已懂得了「上級說的就是真理」和「誰的官大就 聽誰的」這樣的社會主義哲學,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學到老了還是學不會。當 時物理系三年級的楊福家也是跨年級的打手之一。當有人責問他「你看來是有 背景的」時,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說「我就是有背景的,是黨指示我來和你們斗 的。」果然他反右以後被送往丹麥留學,成了特別培養的對象。
  未畢業同學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學。她是王造時的女兒,當然在 劫難逃。班上逼她發言檢舉自己的父親。她被逼不過,同意發言。臨上場卻說:
  「我的父親,他,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他是很偉大的。」
  於是全場嘩然。在以後的批鬥會上她從不屈服。還帶了本英文小說去看, 「你們的話我愛聽就聽,聽不進就不聽」。指責她時,她轉身就走。主持會議 的人指使一個頭腦比較簡單的同學去拉她回來,她怒斥他「你想幹什麼!」那 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畢業,在同濟大學工作,曾在他家幫其父謄 寫過演講稿。此事被她的一個好朋友在也被打為右派後說了出來。於是又多了 一個右派。
  王海容同學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親亦於文革的監獄中去世。 我寫回憶至此,忍不住停筆唏噓。回想起在復旦吃最後一頓飯時,正碰上她, 同桌用餐,相互勉勵的情形,猶如昨日卻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兒反對父親,不成, 則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學將永遠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開學後,我沒有被安排工作,逍遙自在得很。繼續跟著王恆守先生做研究。 故仍常去他家。討論之餘,天南地北,論古說今,相聚甚歡。王恆守先生這時早 已成了報上連篇累牘咒罵的對象。他風趣地說起春節聯歡晚會上,王中出了一個 燈迷「寡人經常右傾」打現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說是王恆守。
  王中是新聞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輝堂主席台上,閒不住寫 了個條子「陽夕光西無常明,監囚亡靈呼曲冤」,遞給主席諸君。這些主席正是: 楊西光,吳常明,鄒劍秋,王零和胡曲園。他們一個個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 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狀之一是說了「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語近幽默,卻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聞為教育人民的觀點相容呢,雖說人民是 主人,據說又最聰明,何必傭人去教育?
  王恆守先生主要是說了大學應該教授治校。老先生為人耿直、爽朗,經常 出語幽默。他這時也經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鬥,對我說:
  「開會必須剃了光頭去,才不怕揪辮子。」
  我答道:「那也沒用,他們會捻你汗毛當辮子。」
  說罷兩人大笑。但他還是做了極詳細的檢討,洋洋數十頁,其中提到我 的部分甚至將我得過學生科研獎,他在獎品簿子中題了一首詩「聲光電熱探真詮, 莫讓前人先著鞭;數理文章通一變,乾坤扭轉幾重天」也算罪孽寫了進去。造的 理由是使我驕傲了才會變右派。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謹慎,也可說明在運動中人 們的心態。在沒有法制約束的一批惡棍的圍攻下,很有一些人頂不住時,不但把 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來,而且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別人頭上。裝出 一副受害者的樣子,好像推說自己思想受某人影響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 所防備也。
  記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會樓樓上,被斗罷以後走下來。看見大廳裡正 在斗孫大雨。便走進去觀摩。只見孫站在前面答覆責問。也早成右派的圖書館 館長潘某、生物系教授張某分別登場責問,因為孫忘記了他們的一次談話內容。 他們指責說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還會說:
  「那天談得很晚,你捨不得請我們吃飯,是到寶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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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單從這標題將牛鬼、蛇神兩個詞拆成四個就可見其水平了。 (16) 按規定凡1949年10月前參加革命的,其退休稱為離休,待遇遠高於 一般退休人員 (17) 這裡我選「抖」字而不用「說」字,因為前者更說明問題。抖衣服 時不但口袋裡的東西,而且連灰塵也都抖出來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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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報上正經常以孫大雨吝嗇來對他人身攻擊。此語一出,舉座喧嘩, 紛紛嘲笑,辱罵他。孫則舉著一卷紙往頭頂上敲擊,憤怒地說;
  「我不記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說豈有此理外還能說什麼呢,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 即使對他的吝嗇有看法,也怎能在這種場合用這話去侮辱他呢。這不就是落井 下石嗎?
  孫大雨先生成為右派的情況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 大學教授聯誼會主席,解放後權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騷。以老革命自居, 罵人成性。恐不免是為地位之爭吧。
  然而他的批鬥會也確實令人寒心。回憶那位張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傳工作 會議上以「千士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開頭慷慨陳辭提了不少意見。很有士大 夫的氣概。然而一旦受到攻擊,他和朋友之間非但做不到「泉涸,魚相處於陸, 相噓以濕,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訐。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傳》中 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為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 有刺史守令,或綰黃紆紫,或攬褰裳帷,一旦事變中起,釁孽外乘,輒屈膝扣首, 款惟恐或後…」說的是一位塾師平日裡和弟子們熟讀聖賢書說的都是忠君愛國之 道,但一旦城陷,紛紛爭先賣國唯恐落後。我對張、潘的批評也許是只看到了表面, 然而當時整個知識界的情形卻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萬知識分子被無端的打為右 派,紛紛落馬時卻又相互攻訐的慘狀;特別是那些頭面人物,爭相自我辱罵。無怪 事隔多年後有人批評說中國知識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沒有脊樑骨 也是原因。這不正應了一句古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嗎?
  散會時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擁擠,便走進來喜飯店。這是一家很 小的飯店,只有不多幾個火車座,除了一個外,也都已滿座,但人們還是往已 坐了四、五個人的座位中擠。背朝裡的那位沒人敢驚動的大人物正是孫大雨先 生!我毫不遲疑地走過去,轉身向外坐下,微笑著輕輕地說了聲「你好」。他 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說時遲那時快,唰 地一下,全體目光向我投來。我心裡想「你們又能拿我怎樣?」這件事發生在 我被上報紙批判的前一天,所以連日期都記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沒幾天,就來了通知。蔡懷新安排說「請你到系圖書館去指導 編目。」蔡是53年畢業的,此時已是講師,是一個黨員幹部,說起話來是很客 氣溫和的。我於是到圖書館去上班。系圖書館的規模很小,只有兩間房間,書 籍主要都在外間,有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閱覽。裡面是個小間,放即期期刊, 有沙發。我搬了桌椅進去放上打字機辦公。系圖書館並不每天有新書來,工作 太輕鬆了,明擺著是硬添出來為了不讓我閒著而設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也興致勃勃地去大圖書館借來了許多圖書館學的 書看。發現了圖書館目錄的許多不足之處。至少就系圖書館而言,其圖書分類 竟還用的是幾十年前的王雲五分類法。於是我按當代的物理學擬定了一張新的 分類表,請示系主任同意後,開始將書籍全部重新編目。
  我這時在學校宿舍裡無人說話,便搬回家裡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時, 約九點鐘到校。不久他們傳話說我應按時上班。我回話說;我是教師,本沒有上 班制度,何況你們安排的是「指導編目」。我不但每本新書都親自編好目,打好 卡片,還主動提出重編全部目錄。這點工作根本用不著多少時間。如要我按上下 班制度上班,請先降我為職員。他們也就沒有再堅持。
  轉眼秋去冬來,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親為我選12月1日結婚。照農 歷算法,這也正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我和金美梅相愛五年了,雙方家長也 有往來,這是順理成章的婚事。我父親按著古禮還親自去求親,約定了婚期。 只是因為我的事見報以來,金的同事們都勸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沒有事先與 她們說過。這一天,她去見工會主席魏芹請結婚假期。魏吃驚地說:
  「什麼?你怎能和他結婚?」
  「為什麼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為什麼就不能結婚?」
  「那好,後果你自己考慮!」
  魏芹的口氣不無威脅,但我們也沒有當它一回事。事實上,我們早已辦 好了結婚登記。有趣的是,當我們拿到結婚證書時,其上赫然簽名證婚的盧灣 區區長關百勝卻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單位是岳陽路小學。教導主任吳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報到任 職的。吳的男朋友是復旦歷史系的學生。她倆關係本不錯,每當她們學校開舞 會時,她總希望我去參加。當我提前畢業任助教後,她不無嫉妒之意。這也 許是她以後如此窮凶極惡的緣故吧。
  小學的整風運動起步晚,一開場就反右了,這時剛「揪」了幾個右派, 所以她們認為金美梅簡直是膽大妄為極了。不久她也當然成了右派。其實她根 本沒有鳴放過任何話,於是連平時說過美國貨好也算是罪名了。這時放了寒假, 我說不要理睬她們,不必去開會。
  於是有一天一大早來了兩個人,在門外大聲敲門叫「金美梅」,目的當 然是叫她去挨鬥。她問我「怎麼辦?」我說「不要去!」她說「那就推說生病 吧。」說著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樓走到院子裡開了鐵門的一條縫問;
  「什麼人?」
  「我們是岳陽路小學的。」
  「有什麼事?」
  「我們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麼事?」
  「叫她去開會。」
  「她不能去。」
  『為什麼?我們要見她。?
  「不行,她不見客。」
  「什麼?」
  她們顯然驚呆了,生長在我們這社會裡的人對於一個人有權不見客是完 全陌生的。「憑什麼一定得見你們。」說著我用鐵門把她們推擠了出去。她們在 門外踢門大罵,我就回罵她們「匪徒!」,她們卻也奈何我不得。據後來得知, 她們馬上去了復旦大學告狀。
  岳陽路小學當時還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學校,教職工只有17人。卻打了7 名右派。校長是位老先生,後來死在獄中。工友林鳳美還不滿二十歲,也在 當時被打成右派。後來報上去時,根據其文化程度實在說不過去了,卻也不 放過她,無端按上個壞份子名目。58年要趕她回鄉下去,她捨不得這個飯碗, 苦苦哀求,不成。下鄉不久,發了精神病,至今未癒。
  我妻子後來降職降薪,拿35元工資,實際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據說是最 光榮的勞動卻慷慨地讓她幹了多年。我出事後,她胃潰瘍病發作,58-62年間 十餘次住院。來農場探望我後又感染了腎盂腎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壓、腹水、 肝硬化等症,文革時幸而病重才因禍得福,因為碰到了個好醫生。當這幫人去 醫院「揪斗」她時。彭龍舞醫生(19)說「可以,但你們不要再送來了,出了人 命我不負責!」這樣一來才嚇退了這些惡狠狠的人。後來又碰到位好校長邵華 斌,在臨被送下鄉勞動時因病留了下來,才保住了這條命。
  賤民的生活並非僅是扣工資和干體力勞動,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 凌辱。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次我妻正在門房間勞動,忽然電話鈴響了,一聽, 是找一個叫陳溶溶教師的,於是我妻便高聲喊她來聽電話。她們原是很熟悉、要 好的同事,可是你猜發生了什麼?那位「高貴」的陳老師居然臉一板,大聲申 斥道「你是什麼身份!膽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著還為此開會,批鬥 一場。從這一小事就可見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這也並非可歸結為小學 教師水平底、素質不夠。在大學裡也照樣如此。我的同學張靜甫被打為右派後分 配在工人師傅蔡祖泉手下的電光源實驗室勞動,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號樓送東西,張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號門口,就見到樓梯上下來一人,此 人非他,原來比張低一級的楊福家是也。楊這時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對張申 斥道:
  「這是什麼地方,也是你可以隨便來的嗎?」
  啊呀呀,這是什麼地方?還不就是我們一進復旦就上課、做實驗的一座普普 通通的樓嗎?近來榮任復旦大學校長的人物,當時的嘴臉就是如此。與其說這是 個水平問題,還不如說是人的惡劣品質被當政者鼓舞起來了為確當。
  再說我妻在學校裡做苦力活,一個姓周的門房便成了她的頂頭上司,我妻每 天得買些小點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馬上變臉,處處找麻煩。可見 受這種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難受。
  與之相比,我在監獄21年,雖然受盡折磨,但畢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謂「腳碰 腳」即胼手胝腳的難友之間。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殘害,但倀物只能是倀物而並不能 自封為老虎。這是和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與人 鬥,其樂無窮」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惡劣品質都煽動了起來,造成了多少人 間仇恨,對民族的心理素質有多大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機前工作,系圖書館唯一的一位管理員項老 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邊對我說:「請你幫個忙」我就跟著他走到外間去。他指著一 個書架說「我夠不到,可否請幫忙替我把上面的書搬下來」。我就踩在凳上幫他搬 書。可是還沒有搬完一排書,他又說「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樂意 地問道:
  「什麼意思,難道我搬得不對??
  「不,不換換是這意思。」
  「那又為什麼?」
  「我不能告訴你。」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又說: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飯,我才能講。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號。?
  「飯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後一定到府上造訪。」
  就這樣我飯後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關上了門,才低聲對 我說:
  「蔡先生來了,我才叫你搬書;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來蔡懷新吩咐他叫我勞動,他未應命。見蔡走過,叫我裝裝樣子。我聽了 氣憤地說「他們竟然這樣!」於是他忽然說「一碗飯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釋說他們嫉妒我,才要排擠我。當然這是他個人對運動中 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後他拉著我的袖子講了他的身世。
  他在復旦讀書時曾和一位有錢的小姐相愛,而對方家長反對。倆人便相約 到兆豐公園21殉情自殺。吞服了安眠藥。他哭別女友回家時已很晚,母親逼他吃 了一個大西瓜。也許是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僅昏睡了幾天。醒來時和尚 道士一房間在喊魂呢。而女友則香消玉殞。他從此心灰意懶,書也讀不進了,便 懇求校長李登輝幫助,退學在圖書館工作。一晃幾十年,項先生老了,天天坐在 圖書館門口管簽到,讀著永遠讀不完的《東周列國志》。他說「老人老矣,所見 實多」,對人際關係有他的看法。
  分別時我說:「謝謝你的指點,我一定不會難為你的。」然而我卻打定主意 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沒人找我,但第二個月起工資七折,算我病假了。到 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電話召喚到學校去,等著我的又是蔡懷新。他出示幾頁紙, 說:
  「你簽名。」原來紙上寫了一百四十多條所謂我的言論。我說:
  「我不能簽名,這不符合事實。」
  「揀你同意的簽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簽不同意。」
  「這全部都是斷章取義,似是而非。不是簡單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於是我就逐條批駁,寫完簽上字給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電召我去校,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談,在座的 還有一個年輕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來不久,只見他衣冠楚楚,扣子鈕 到衣領22,一臉正經的樣子。坐定後,王先生對我說;
  「領導決定對你的處份為勞動教養,但考慮你的前途,讓你去封溪鄉勞動。 明天報到。」問我「有何意見?」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我不去!」王助理掩蓋不住他的驚訝,皺起了眉頭, 說:
  「為什麼?!」我就轉臉對他說: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既然問我,當然就有兩種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種, 你就不奇怪嗎?,如只許有一種回答就不必問。」
  他說「那好」便轉身外出了。我趁這機會問王先生:
  「他們會強迫我去嗎?」先生指著一份文件說;
  「按規定,你還可以不接受處罰,離職自謀出路。」我說: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過這文件了。」這時王助理回了進來,拿著一張紙 對我說「那你就辦離校手續。」那是一張油印的蓋巡迴章的紙,上面有六個蓋章的 框框。我很爽快地繳出了校徽和工作證,辦好了系裡的第一個章,轉身就走。我於 是去王恆守先生家告訴了情況,他倆聽了直搖頭,說這樣不行,要惹禍的。便商量 叫我寫一個說明理由的報告。第二天一早我帶了報告去給他們看。報告中力陳我家 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顧。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絕下鄉,自謀生活出路云云。 他們看了都說寫得很動情。
  到系裡繳了報告,我就去圖書館還書、蓋章。巡迴章的最後一個是校長辦公 室的一位女職員說:「校長還不知道這件事呢,這樣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後通知你。 」這樣我就回了家,心中考慮著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來電話叫我去。我將妻子送到她學校的門口,隨即乘 車去復旦,心中還想著是不是他們改主意不要我下鄉了。校門口的警衛忽地攔住我, 說要填會客單。這是個很反常的現象,從沒有這樣重視過查校徽,何況這麼多年面孔 都是熟的?我冷笑著填了單子,就去了校長辦公室。那時的校長辦公室在1100號房樓 上。還是那位女職員說:「你這麼早就來啦,校長還沒來呢,你先請坐。」但我剛一 坐下,她又說:「喔,剛才保衛科有個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來好嗎?」我就下樓出 了1100號房,向屋後的保衛科走去,保衛科就在旁邊幾步路原工會俱樂部後面。我還 沒進門,一輛我未注意到的尾隨我緩緩開著的吉普車中忽地跳下兩個人,一把將我推 了進去。其中一人馬上轉身對著我,掏出一張紙念道:
  「……現經批准你校李梧齡送勞動教養……此致復旦大學…」云云。並馬上要 動手動腳拉我。我厲聲責斥道:
  「這文件是此致復旦大學的,念給我聽幹什麼!交給復旦大學去!」說罷奪門 欲走,卻被人攔住了。我隨即大喊:「我要找校長。」
  這時候另一人裝模作樣地拿起電話,說了幾句,轉身對我說:「楊校長正在 登輝堂做報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說:「那不關你事,你儘管把這文書送交 學校好了。」於是他們來軟的了。一個人說:「你不要為難我們,就跟我們走一趟, 辦個小手續,我們保證送你回來見校長。」
  這樣,軟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誰在當時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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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淮海路徐匯區中心醫院醫生,也是右派。 (20) 復旦大學第四宿舍。 (21) 即今中山公園。 (22) 當年很少人穿人民裝如此正經。後來我在獄中見到個和他同時從青島 一個中學參加南下工作團的刑事犯(妙在該犯也自稱右派),才知王助理 高昇到大學裡,不得不裝出個有知識的幹部樣子。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1958年4月19日中午時分,我被一輛吉普車押送到橫濱路的勞動教養收 容站。收容站門口有扛槍的大兵看守,進去了當然出不來。我責問押解我 來的復旦人員:
  「你們是怎麼說的?不是說保證回去見校長嗎?」
  我對裡面的幹部說:
  「憑什麼逮捕我?有逮捕證嗎?就憑一張給復旦的通知書就能逮捕我嗎?」
  所得到的只是「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囂張!」之類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東西方向的長條平房,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著。 形成一條條夾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這些夾弄封死了,東面 則裝了門。這些房屋說是房屋卻又不是房屋,它們沒有外牆,只是用柱子 支起的屋頂罷了。房屋沿中間卻砌了牆,各條夾弄就互不相通了。每個夾 弄是一個中隊。這房屋原來是一個會館,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現在放棺材 的地方搭了雙層的木架,算是統鋪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隊的第十小組。在 朝南房屋的最西頭。
  小組共有十幾個還是二十個人已記不清了。組長矮個子平頂頭,是個 小學教師,好像還是位校長,也自稱右派,能說會道。我進去時他們正分 著飯,便馬上派值班去加來我的份額。飯是用洗臉盆去盛來的,黃澄澄地? 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熱情地借碗筷給我,勸我先吃了飯再說。但我那 有心思吃!
  雖說是禁止交談「案情」,但事實上沒人不談的。小組內有兩個比我大二、 三歲的青年人名叫陳文和謝耀勝,性格最是開朗。他們勸我想開些,既來了, 一時是出不去的。但時間也不會太久的。說這話是根據他們的老經驗,他們 都是所謂的「二進宮」,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說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 幾年前了。那時要在福建省修造鷹廈鐵路,他們在拘留所關了一陣子,忽地 集合點名,每人被宣佈了一個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們說一到工地就好了, 就吃得飽了。工作是艱苦的,工傷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輕有力氣不怕, 工程一結束,管你什麼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這次他們因為是刑滿釋放 份子,被戶籍警叫來了。說到這兒,他們雖然性格樂觀、開朗卻也不免露出 一絲憂傷地說:「像我們這號人,犯過事,是永遠不得安寧的了。」問到上 一次犯的什麼罪?他們也說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鎮反、肅反等運動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聞的。有的人被 捕後不久,家屬接到通知說已被槍決了。而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到了連判決書 都沒有的曾被「依法判決」的人。
  另有一個年歲大些的,約摸三十來歲,臉色陰沉,寡言少語。是個警察 但因作為偽警即解放前已當了警察,所以來了。交談之下卻很喜歡讀書,背 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讀不起書才當的警察,他說他也是右派。
  按裡面的規矩,整天都得讀報學習,只是在休息的間隙才好說說閒話。 說話時那小組長雖也跟著發牢騷,但下午小組長開會時卻都匯報了上去。怪 不得傍晚時,麥克風中就大叫:「有這麼個右派,自以為是個大學助教,不 得了啦!… 」
  然而大家都並不把這種警告當回事。我在交談中瞭解到原來這幾天每天 都有好些人關進來。有單位裡送來的,也有戶籍警送來的。反正所謂單位報 批一報就批,馬上就可把人關起來的。而對於沒有單位的人來說,裡弄和派出 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個戶籍警帶了幾個人進來,報告說來了 幾個人,接收的人打開文件一看說:
  「不對,還少一個!」
  「派出所所長就叫我帶來這幾個呀。」
  那人沉下臉來,說:
  「還有一個就是你!」
  這警察進來後,幾個一起來的嚷著要揍他,還是眾人拚命拖開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時,復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鋪蓋送來,我家裡在他們去取鋪蓋時受 了何等樣的驚嚇是可想而知的了。對我當然這也是一個不眠之夜。
  幾天後上海電影製片廠送來了三個人,都說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 他原是廠裡的放映員,隨著攝制組去雲南拍電影,和當地的一個姑娘好上了。 領導馬上教育他說是違反了民族政策,要他們斷絕,他不聽。於是被秘密地 騙上了火車,綁架回來。他回上海後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幾個月裡,抓來的人自稱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確是右派,而有的則 在單位裡也的確是當作右派鬥了一番,幾年後卻又並不屬於右派了。殷春田 就是這樣,後來說他是壞分子。電影廠的另兩位,一位叫尚思順是位卡通畫 畫家。後來在濤城時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經歷,容後再說。平反後我們又 見到過一次,因他後來去了東北,失去聯繫,不知其情形 N陸ㄊ俏緩芎玫哪 配音演員,又精通德語,好學不倦。他父親曾任偽職的高官,當然也是他受 累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別時,卻把他排斥在外,硬說他是 壞分子,其實他何壞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時卻又算上了他,平反後回了電 影廠。
  我關在收容站的那幾天裡,房子東頭靠門的辦公室旁的禁閉室裡不時地發出 喊叫聲。那裡也關著一位復旦大學哲學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該上一批就被押 解出去了,因為他不服,並絕食抗議,就被單獨關禁閉。強制他吃飯剃頭時, 幹部並不直接動手打人,但他們很會利用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圖,這就發生喊 叫了。余助教後來和我們一批去了白茅嶺,仍然堅持絕食,始終被單獨囚禁, 故沒有見過面。但白茅嶺的幹部可沒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吃」他? 就此餓死了。
  余助教其實很冤枉。他出身貧寒,當上助教後,唯一跟他過日子的老母親 得意極了,以為兒子做了大事業理應有錢盡孝,便提出種種要求,吃人參補品 之類。兒子也的確孝順,樣樣滿足她,於是欠債纍纍,便一次次提請補助。 運動中竟以無理取鬧為由送來教養,至於是否也帶過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來了一個老者,許多人歡騰起來,「老寧波來了!」他們叫道。 這個老寧波已不僅是二進宮,而是「三叉口」或「四進士」以上的老改造了 .他一來大家就向他打聽消息。他斷言我們都將被送到白茅嶺農場去。
  「白茅嶺農場是個好地方」他說「不但吃得飽,而且有工鈿。在那裡積肥, 也就是鏟了草皮堆起來做堆肥,有計工員來量方。第二天你只要將它搬個地 方,又可再量一次。計工員搭得夠(2)瞞著隊長。做得好時,一個月下 來可賺到六十多塊錢。禮拜天還可到附近的鎮上去吃老酒。」老寧波說得眉 飛色舞,眾人聽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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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上海方言,意為講交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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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後來的瞭解,白茅嶺農場位於皖南,在宣、郎、廣地區,建場之初, 是由一位水產學院的教授選的址,認為適合於圍塘養魚,又可種田,是個好 地方。當時是民政局建的場。最初的場員都是收容的無業人員,被取締的妓 女之流。後來又將孤兒院,聾啞學校的人也都遷了過去,因為這些組織多半 是教會辦的,當然不合政府的意。民政局是有些救濟性質的部門,其幹部也 態度溫和,的確有老寧波所說的情況存在?
  但1957年8月勞動教養條例頒布後,農場由公安局接管。性質就完全不同了。 最可憐的是那些孤兒和聾啞兒,他們原先在教會的慈善機關裡,生活還是可以 的,在民政局管理農場時,也還說過得去,如今一夜之間失去了自由,成為專 政對象。他們被稱為「安置場員」以別於解除勞動教養後的「改造場員」,但 待遇上幾乎沒有區別。收入極微,很難請假外出;男女分隊,嚴禁接觸。他們 長大成人後竟有一大半又從新由受不了「紀律」約束開始,走上「犯罪」道路, 被再勞教或勞改。
  沒幾天,我對過南面的屋子也幾乎關滿了。4月29日的上午只聽見外面麥克風哇 哇直叫,卻聽不清說的是什麼。不一會兒,吹哨子集合,原來是家屬接見了。我 們排隊出了幾道門,外面是一個很大的廣場。廣場上用長凳分隔成一條條的夾弄 ,家屬們早已帶著大包小包等候在那裡。我找到了我的嬸嬸、妻子和趙麗珠同學。 妻為我準備了一隻手提箱,裝了替換衣服和雨衣套鞋之類。她們告訴我,剛才聽 了報告,說你們將要到農場去勞動,農場並不遠,有真山真水,風景秀麗比上海 的公園還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教育改造為主,改造主要是改造思想,勞動不 過是手段。你們要幫助親人,提高認識,接受政府的教育云云。並說最多三個月, 如果表現好還可提前回來等等。我聽說三個月,嚇了一跳,要那麼久嗎?
  半小時左右的接見很快就過去了,警笛一聲聲地催促著,大家都還依依不捨。我 狠了狠心,說了聲「你們放心」,掉轉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幾步,趙同學追 了上來,欲言又止,隨手將身上的一支金星鋼筆給了我。警笛又大鳴特鳴了,我 被人群推擠著往回走,回首看見我的嬸母和妻子早已驚呆地站在原地,動彈不得 了。我不知道那天她們是怎樣挨著腳步回去的,更無法想像,年老有病出不了門 的父母親,盼到她們回去時有多麼的傷心!然而他們畢竟得到了一絲信息:地方 不遠,勞動不重,時間不過三個月。
  他們受騙了,大家都受騙了,連那位做報告的勞動教養收容站副站長也受騙了。 這位站長是朱鶴飛,三個多月後,他也被判勞動教養,同樣地到了白茅嶺。60年 代我們集中在一起,才知他也是右派,還是一副老幹部派頭,口口聲聲擁護政府 的改造政策。他說,當時他也早是右派了,但還沒有撤職。問到當時他是怎麼做 報告的,他說是根據文件。一邊說一邊搖頭,說政策變了。問他為何還相信政策, 他也說不清,挑起擔子就跑。儘管胃病開過刀,說勞動,他還是最積極的。
  另一名較小的公安幹部信心就沒有這位大官足,57年底把家中管教不好的,偷家 裡東西的小弟送去勞動教養,要求政府幫助教育。後來卻不可能按勞動教養條例 的規定領回去了,於是弟弟愈來愈壞,一家人後悔不已,未聽見他說政府偉大的 話。
  接見回去後,監房裡的空氣沉悶極了,大家都默不作聲。連口口聲聲接受改造的 小組長也眼睛紅紅的,偷偷地擦眼淚。這頓飯不知是怎麼吃的,只有老寧波,才 能吃了一個飽。他是沒有人來接見的。
  「哈哈,我一個人吃,全家都飽了。」
  第二天天未亮,發了乾糧。被驅趕上了大卡車。天還未亮透已到了公平路碼頭, 這才看清了原來我們一路上浩浩蕩蕩,前有警車開路,後有警車押陣,威風得很 呢。說時遲那時快,警車上跳下了全副武裝的軍人。碼頭上細雨迷濛,軍人們擺 開了陣勢將我們團團圍住,居然一換臥倒在地,依著沙包架起了機關鎗。我們魚 貫地被押上了由小火輪拖著的一長列拖輪,一路奔改造去也。
  這裡要補敘的是,就在這幾天,上海出了一件驚天地動鬼神的大事。整天價鑼聲、 面盆敲擊聲、各種各樣敲擊聲不斷。人們都飛簷走壁上了屋頂。後來才知道原來 是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據說這樣一來麻雀無處安身,非死不可。害鳥滅絕,糧食 增產,人民必將無比幸福雲。
  第三章 小廟崗和大廟崗
  1958年4月30日一清早,我被押上了一艘拖輪,沿著黃浦江溯流而上。 江面上煙波浩淼,兩岸風光旖旎,景色秀麗。我還是第一次乘坐這樣 低矮的船隻,感覺到像是貼著江面在滑行。從窗外拍船的波浪可以感 覺到江水的氣息。在收容站的污穢環境裡被關了十天以後,突然間又 聞到了水花中的清新空氣,自有一番說不盡的舒暢。好像整個身心都 融化在大自然之中,似乎古人所謂「天人合一」就是這種意思。大自 然的博大寬宏正與當政者的心胸狹隘成鮮明對比。側頭向外看見飛鳥 白雲不由得想起南北朝詩人的句子「籠雞有食槍刀近,野鶴無糧天地 寬。」可當前的處境卻比籠雞還不如。前途凶多吉少又有文天祥過零 丁洋的感覺。當江景的變幻消失在夜幕中後,隨著單調的輪機聲,昏 昏沉沉,似睡似醒,不覺東方開始發白。船到了湖州。我們停泊的地 方並無任何設施,由跳板上了蘺笆圍著黃土的岸,馬上又被押上卡車。 在車輪滾動中經過了浙江省的泗安,才知道果然是被送往安徽。一出 浙江省,山的顏色就由綠變黃,這就到了界牌鎮。
  界牌鎮位於江、浙、皖三省交界處。由杭州來的汽車經此可去廣德、 宣城、蕪湖,算是一條國道。我們的車才一到界牌鎮就拐彎向北,在 山路上彎彎扭扭,顛顛簸簸。中午時分停了下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光禿禿的山坡,其上是截面呈A字形的長條草棚。下車伊始就有人抬來 了茶水。渴了一上午,見到了水真是一喜,排著隊去喝,遠遠地看見 居然是茶!直到自己喝到第二竹筒,才辨出味道,原來當地的水就是 這顏色,浮懸著黃黃的土。
  朝稍遠有人住的A字棚一看,只見有一隻傾斜的大木桶,這木桶約70公 分直徑和高度。不一會兒木桶後露出一個人來。此人又黑又瘦,並且一 頭長髮,咧著嘴巴也顧不得向我們看,只管舔自己的手掌。後來我們才 明白這叫做「刮粥桶」,是刮那分剩在桶裡的糊狀粥漿。
  集合、點名以後,才小下來的濛濛細雨又密了起來,我們被趕進了空的 A字棚,分配了各組的床位,只等著吃飯。這時有人提醒說「今天是五一 節,準有葷吃」。不一會兒,抬桶的人來了,仍然是稀飯!外加一點兒 劣質醬菜。
  那幾天,雨下個不停,直到了四號,才吃到了一些肉丁。原來我們只是 暫時過境,並不屬於這個勞教隊。他們的幹部捨不得將肉讓我們分享; 雨不停,人不走,拖到肉已開始變質,才不得已下了鍋。至於雨天喝稀 粥,則以後長期都如此,是根據的偉大領袖教導「天晴多吃,下雨少吃; 農忙多吃,農閒少吃。」大概在徹底唯物主義的偉大思想家看來,人和 機器完全沒有區別。所以像機器一樣,不開車就不必加油。吃稀粥已經 是很大的浪費了。
  又過了幾天,雨過天晴,泥濘的山路勉強可以行走了。我們背負行李, 上上下下,過了兩個山谷。一路上山溪清澈見底,其味甘甜。不過要過 了好幾個月,有機會「出公差」去界牌扛米時才又有機會喝到這樣的水, 我們平時吃用的塘水則完全不是如此。最後爬上了一個山崗。山崗上列 著三座空A字棚。
  勞改幹部一律叫隊長,雖然其下屬決非隊員。根據徐隊長的話,我們得 知,這裡叫大廟崗,我們曾暫住的地方是小廟崗。兩地都因廟得名,但 小廟早已蕩然無存,大廟則還有些斷牆殘瓦在崗下山谷中。
  徐隊長北方口音,說「我們自己」時最後一個音節拖長了聽上去像「我 們屍體」。溫健對我說:「我做配音演員,配到納粹軍官對猶太人說話的 腔調時,總要從喉嚨裡逼出聲音來,做得凶神惡煞,惡形惡狀。可這位隊 長卻完全自然而然地有這種本領。」
  徐隊長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農場幹部,也使我第一次聽到了改造人們思想 的幹部用得最多的一句名言,這就是:「不要忘記這裡是來改造的,要是 膽敢不服管教,就讓你們去做肥料!」把殺人說成是「雖然是壞事,也可 變成好事,就是可以做肥料」是幹部們訓話時用得最多的「諄諄教導」。 不過,這話也決非某幹部的發明,實在是源出於其最高領袖。他們不過是 鸚鵡學舌而已。
  大廟崗和小廟崗都屬於獨山分場,獨山分場是白茅嶺農場的一個新建分場。 白茅嶺農場共有十幾個分場,每個分場設有分場部,下設若干生產隊,不駐 在分場部附近的生產隊則稱為派出隊,大、小廟崗都是派出隊。
  每個生產隊有指導員、管教隊長、生產隊長和事務隊長若干人,管理著一、 二百個勞教人員。我們又被分為約十五人左右的小組,組內指派了小組長和 記錄員。此外還有一個統計員、一個工具員和醫生,他們和炊事員同屬一個 小組。是勞動最輕,能有機會偷嘴吃得較飽的一組人。
  除了蔬菜組外,第二天起我們就開始在附近的幾個山崗上墾荒了。用的工具 是一種叫開山鋤的很重的鋤頭。大家一字排開,每人二公尺寬,揮鋤掘土, 拔草挖石。每人的指標逐漸增加到二分地。開好的荒地用四齒釘耙平整、做 成山芋□。
  我曾用裝病的辦法來拒絕勞動。在勞動時,我裝著忽然暈倒,其樣子恰如美 尼爾氏症患者。沒有人能證明我是假病,然而除了我可以一動不動地閉眼躺 著不起來,從而暫不勞動外,並不能獲得重視。即使我看準了地形從三四米 高的壩上直挺挺地倒下去,同伴們驚呼了,但那些幹部也冷酷地不加理會。 我躺了一會兒也只好起來。後來在築路隊時,我曾倒在雪地上,也沒能有醫 生來看過。到了濤城分場時,我見到有一位姓張的技術人員,他用假裝下肢 癱瘓的辦法拒絕出工。隊長雖奈何他不得,但他卻受盡了刑事犯的凌辱。我 才知道這方法是感動不了這些毫無同情心的幹部的。他們連看病都不讓你看, 更不要說由此獲得保外就醫了。
  六月一日上午,我們正在扦插山芋苗時,忽然降下瓢潑大雨。在大家淋得 濕透濕透,更是因為地裡也爛得無法行走時,下令收工了。我們都沒命似 地奔逃回去。回到營地擦洗換衣已畢,忽地集合點名,原來有一組長報告 少了個人。少了的就是那個老寧波!
  老寧波並沒有逃跑,他在工地上被找到了。他在幹什麼呢?原來插山芋要 施基肥,那次用的基肥是羊糞拌和的花生餅即搾過油的花生渣。老寧波被 找到時正在臨時用草蓋上的一堆肥料中從羊糞裡揀花生餅吃。當然,他免 不了要被批鬥一番。大家都不無譏諷地說這是老改造碰到了新問題,他在 收容站說
  「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飽了」現在可不能兌現了。
  吃是改造的一個大問題。在我被改造的二十年中,始終處於半饑不飽的狀 態下。大廟崗時的糧食標準是三十斤。對於如此的重體力勞動來說,當然 是不夠。隊長們對此也的確想了辦法,開始時是飯中摻糠、摻麩皮。不久, 這兩樣東西都要配給供養豬之用,就買不到了。有一陣子,設法買到碎米, 則因一斤糧票可買一斤四兩(即1.25斤)碎米,就可吃得稍微飽些。但也 同樣因為養牲畜更比供應我們人重要而沒有能維持多久。於是在做飯方法 上打主意,改煮為蒸,在蒸前將米炒過,在蒸時多次將飯翻動。使飯蓬鬆 以增體積。這種做飯的方法後來在居然也在全國推廣過,還美其名曰科學 的,我想這個「科」字還不如改為「苛」字為確當。
  飯一緊張,如何分飯就成了一大問題。開始時有一個隊長堅持不容許小組 內用自製的桿秤分,於是就有了種種分法。組內輪到值班的人去伙房將飯 扛來,先要將飯進一步盡量打松,然後一隻手用搪瓷碗挖起大半碗飯,抖 動著將飯向另一隻手中的三號缸子(24)中灑去,以確保缸子中的飯上下 均勻,再用一片做成像醫院中用來檢查口腔的壓舌板似的竹片將飯從缸子 中的飯刮平,這樣每人可分到兩缸飯。然而,儘管在眾人的嚴密? 監視之下,仍然常有爭吵發生,懷疑分飯的人做了手腳。於是又有進一步 的稱為「背靠背」的方法。分飯的人坐在小板凳上,在他背後成縱行排好 了眾人的洗臉盆,每盛好一缸子飯,就由另一個值班的人將飯從他手上拿 下,倒到一隻洗臉盆中去。要到全部分好才可各自拿飯,以免分飯的人有 可能估計到誰的洗臉盆將要倒飯進去。
  **************************************************************************** 24 搪瓷杯有好幾種規格,直徑12公分的稱為大號缸子,10公分的為二號, 而9公分的則為三號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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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內的飯不可能正好如此分完,剩下來的又有各種分法。有用調羹再一個 個地分的,也有再用茶缸分,分到誰沒飯了,就到誰為止。未輪到的下次 再輪。更有一種叫包飯桶的方法。即值班的人保證每人兩缸子飯,餘下的 全歸他倆,這樣一來,他們就有機會吃一飽,而當飯不夠時也不必一調羹 一調羹地從眾人處再挖回來,就他們餓一頓了事。
  分稀飯也如此,但開始時還有將它攪勻的工作。每人勉強有一大號缸的 稀粥。分到最後的幾人則往往不見米粒只是些粘水了。所以分稀飯時雖 不必「背靠背」但分的次序就又要輪流才可。後來在濤城時,有一次輪 到一個外號老廣東的包飯桶,早上喝罷稀粥,忽然天氣放晴,大伙被驅 趕到了水稻田里,就罵開了那還在收拾飯具的老廣東。原來他每盛到一 個大稀飯疙瘩就努力地用竹片將它刮回粥桶,留給自己。可是,不一會 兒傳來了消息,原來那個疙瘩卻是一隻掉在鍋裡煮死了的老鼠!引得那 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地恥笑他。老廣東原是永安公司職員,生活優裕,到 了這般田地,殊可歎也。
  讀者不要埋怨我費那麼多篇幅來寫這些無聊的,看似屑小們幹的事。然而 這也反映了長期半饑不飽的人的狀態。後來我在濤城分場時,有所謂的家 屬班,即場員被動員全家來「以場為家」落戶的,有一時期,一家人也竟 用秤分飯,斤斤計較一如陌路之人,不亦慘乎!
  初來大廟崗時,副食品極少。等到蔬菜組作出了成績,達到每人每天一斤 蔬菜的目標,才多了些。後來在濤城分場過冬時,因冬季菜長得慢,竟想 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把青菜和捲心菜當成了一棵樹!輪番地一層層剝菜 邊皮吃。
  分菜的方法也同樣複雜。有人玩笑地報菜單說「今天油爆魚,青菜細粉湯, 蘿蔔燒肉」這是指的「今天有暴雨,青菜先分湯,蘿蔔少肉」,過節日時 則更為複雜,這時會有什麼蘿蔔絲炒肉絲之類,就免不了先將肉絲仔細地 一一挑出單獨分,然後再分蘿蔔絲。這樣分了還不算,還得摸采!
  有一天,姓雷的生產隊長把我叫去,問道
  「修一個壩蓄水,多少土方可以蓄多少水?」
  我答「那得看地形。」
  「那你就去看吧。」
  「這談何容易!要測量的。」雷隊長沉下臉來揮手讓我出去。
  過了個把月,雷隊長又叫我去了,說
  「我錯怪你了,原來建塘壩是要測量的。」
  這位隊長是個山東人,總算快人快語,說了出來,但我卻已穿了一陣子小鞋 了。不過他找我並非為的道歉,而是問「會不會測量?」原來他要建一條土 路,從大廟崗通往獨山分場場部。我當然說會,並提出一個人幹不了。這樣 一來經我提出讓兩個知識分子和我一起幹這活。我很高興,這樣可有磨洋工 (25)的機會了。於是我建議了前文提到過的溫健和另一位王北秋。 *********************************************************************
  25 偷懶,磨時間做工的意思,據說源出於從前替外國人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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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北秋是個作家。西北人氏,解放前因寫文章揭發馬家軍閥,在幾乎被捕前 得到通風報信逃到了上海,投奔黃炎培先生,先生介紹他在勞動報工作。在 西北時,他因愛好新詩曾寫信向胡風討教,雖與後者既不相識更無來往。卻 因此在肅反時成了胡風份子,審查、關押了一陣總算未被判刑,放了出來。 可惜俗話說「逃得過初一逃不過月半。」反右補課又被關了進來。他不算右 派,而算反革命份子。也一直到79年才平反,後在《萌芽》雜誌當編輯。
  測量土公路的方法非常簡單,用的工具只是步弓(26)和竹籤。憑目測選定 了較平坦的路線,釘下竹籤。這竹籤一排五枚,中間的是中心樁,兩邊的則 是邊樁,每邊兩枚分別規定了路寬和排溝的寬度。這樣一路每隔25公尺釘五 枚樁。當我們走出了隊長的視線,工作可就輕鬆啦。不幾天,雷隊長訓斥了, 說我們太慢。我頂了一句,這可快不起來。他也奈何我們不得。我們私下哈 哈大笑說
  「監督勞動嘛,不監督當然就不勞動!」
  ******************************************************************** 26 用竹片做的弓形工具,用來丈量土地距離,每弓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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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們正在休息,遠處看見有人來,便裝模作樣地工作了起來。轉眼 那人走到了身前,是個矮小、但看上去有點精幹的幹部。他朝我們看了一會 兒就裝出嚴厲的樣子發話說
  「你們為什麼磨洋工?」
  我們答沒有。他說
  「還說不磨洋工!那為什麼這樣慢?這工作還不容易!我做給你們看。」
  說著就拿出了一卷皮尺,就著我們已用草繩拉好的中心線橫過來拉出了8公尺 ,說
  「就這樣釘上樁不就行了嗎?」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說
  「隊長,你怎麼知道這樣做,路面就是8公尺寬了呢?」
  他怒道「這不是8公尺嗎?」邊指著皮尺的讀數。
  「你怎麼保證這皮尺是和中心線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這,這,」他顯然被我問倒了。便口氣一轉問:
  「你是幹什麼的?」
  「勞動教養。」
  「我問你以前幹什麼。」
  「教書的。」
  「在那兒教書?」
  「在江灣。」
  「江灣什麼學校?」
  「復旦。」
  「復旦中學?」
  「復旦大學。」
  「哦,那你學的是什麼?」
  「物理。」
  「那你應該懂得怎樣測量。」
  「我當然懂。」
  「那為什麼你們雷隊長說你們不會做,磨洋工?」
  「我們完全按規矩做,但隊長嫌我們慢。」
  「這是技術工作嘛,是得好妹地幹。我會對你們隊長說的。」
  望著他遠去的背影,我們很開心。後來得知他是白茅嶺農場測量隊 的徐隊長。經過此事,我們不但可以慢慢地幹,而且還領到了一卷皮尺。
  輕鬆活沒幾天就結束了。接下來便是大批的人轉入築路工程。這工程雖 說比種田更苦,但畢竟又換了一樣活。在幾里路內沒有人煙的荒山上勞 改了好幾個月,除了有一個貨郎擔外幾乎沒見過老鄉。總希望有機會見 到自由的人,當然,結果還是不能如願。
  說到貨郎擔,就要插話提一下勞改、勞教人員買東西的制度。當時我們 的錢全是家裡帶來或寄來的,為了防止逃跑,錢全由隊部保管。買東西叫 開大賬。每月可開一次,以日用品為限。後來隊長體諒到大伙吃不飽,又 開恩准許每星期買一元錢的副食品。這副食品就由那個貨郎擔供應。一元 錢可買二十個餅,或二十個皮蛋。據說在57年時,一個雞蛋才賣二分錢, 大批的改造人員來後物價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賣一角錢一斤,之所以不 漲價是因為改造人員不可能買來殺了燒肉吃。
  勞改已經超過所說的三個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積種上了山芋。有人 估計我們該釋放讓農場的場員來接管了。然而卻毫無釋放的苗頭,又要築 路了。於是又猜測是不是築好路會放人。這樣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 集合,說要到分場部去開大會。
  分場部果然氣派不小,有個足球場般的場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掛著擴音 喇叭,居然還紅旗招展。大家依次排隊席地而坐,儘管只要一看鄰隊人員 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計出他們比我們要來得早幾個月,三個月釋放的騙局早 已明顯,但還是有人翹首以待想聽好消息。
  一會兒宣佈開會,主席台上儼然坐著「場首長」。演戲般一道道程序過後, 場長作了「高水平」的形勢報告,從國內談到國外,似乎天下事無不在其掌 握之中。旁邊的隊長們頻頻點首作領悟狀。此情此景用古語「沐猴而冠」來 形容是再確當不過的了。報告完了以後免不了全場掌聲雷動,表示衷心擁護 之至。然而,就在這時氣氛一轉,宣佈了將某某人揪上來,於是列舉罪狀, 宣佈逮捕法辦云云。
  會後開小組會,又要領會報告精神,暢談大好形勢,大唱「敵人一天天爛下 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山歌。並必須聯繫自己如何對不起人民,犯下滔 天大罪,今後要脫胎換骨,從新做人云云。
  這樣的會以後每逢節日幾乎都開,規模也愈來愈大,到了文革時,這種「苦 口婆心」的,反覆強調的「教育」已發展到全民的規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 在節假日排隊去文化廣場聽公判,聽長長的槍斃名單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築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營地開全隊大會。宣佈說
  有新的光榮任務。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動的可以「打公包」, 即由隊部負責運輸,輕巧的每人髮根扁擔,要行軍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種猜測,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整個獨山分場因為該地發現有煤礦 而撤消了。
  第四章 築路隊
  從大廟崗出發的時候,隊長再三地叫我們把行李打公包,說保證汽車比人快, 會送到的。除了蔬菜組留下收作物外,大家就背上臉盆等物集合出發了。一路 上經過橫穿廣德縣的公路,算是半年多來第一次看到了市容和當地的老百姓。 出了市區,公路兩邊的水稻田長勢很好,但多半都有倒伏的現象,又都插上了 某某衛星田(27)斤之類的牌子。我因為沒有種水稻田的經驗,看見穗頭倒伏, 對這些吹噓還有點相信,但有些鄉下出身的人就根本不信。那時曾看到報載錢 學森的文章,鼓吹畝產幾萬斤還遠未用足太陽能等的說法,真為這位御用學者 難為情。後來牛皮愈吹愈大,甚至吹出畝產一百二十萬斤的白菜田,十六萬斤 的水稻田,六十萬斤的山芋田就更是荒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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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當時蘇聯發射成功人造衛星不久,我國無此技術卻將任何生產的高產叫放 衛星,實在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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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轉換除了守恆外還要服從熱力學第二定律。因此,熱能轉換為高度有序的 蛋白質分子的結合能,其效率是很有限的。不顧這一基本原理,單從太陽常數, 即地面上每平方米太陽光直照能量為一千瓦出發,再加上許多樂觀估計,當然 可容易地計算出十萬斤的畝產量來。但這顯然是完全不切實際的。這位學者的 文章以及各級官員的弄虛作假,對於影響高層決策,上昏下庸,造成後來人為 的大饑荒難道沒有責任嗎?
  路上走了一天,傍晚時分才到目的地楓樹嶺以北的廣德總分場。被安頓在一間 稱為大禮堂的房子裡。到了天色晚了大家才知上當,原來公包並未送到。只是 為免有人掉隊才讓我們輕裝的,初冬天氣足足凍了兩晚才拿到了自己的鋪蓋。 第二天開動員大會,知道這是一支築路隊,任務為築一條南北方向貫通各分場 的場內公路。時限為今冬明春。一些老改造又興奮地議論開了,從大隊長報告 的暗示中體會出任務完成即可放人的想法。
  築路主要為土方工程,全靠肩挑人扛,勞動強度遠過於田間作業。勞動的殘酷 性可從管理方法上看出來,上面一層層壓任務,到了小組裡,每天不完成任務 不收工。這事實上即為一種連坐法。我們去了沒多久,有一天收工時組內的一 位老者累得走不動拖在後面,直到大家吃完粥還不見影蹤,等到派人去找才發 見他已倒斃在工地上。那地點正是廣德去宣城的公路與我們所築土路相接的被 稱為喇叭口的地方。在他的最後一天裡,那個自稱右派的小學教師,即組長還 口口聲聲地罵他磨洋工、裝死。
  死者和組長的名字已記不準確了,但那些日子和那天的事好像還在眼前。在喇 叭口往西不遠處有一個地名叫化古塘,有一座橋,橋下水流很淺但很急,水清 見底。我們每天捲起褲腿忍著凍紅的腿腳去揀河底的石卵子做鋪路材料。力氣 大扛得動近三百斤一籮筐石子的人還可不至於整天泡在冰涼的水裡,體弱者則 凍得更利害了。多日下來,路面鋪好,蓋上松土再要夯實。那一天,我們在打 夯,老者當然也不能閒著,在路旁拿著鍬修修補補。須知小組的任務必須完成, 否則誰也別想收工。所以體力弱的人就免不了受人指責和欺負。當同情心和個 人利益衝突的時候,同情心就退卻了,更何況每一小組內的主體人物大多為流 氓呢。那天天氣很冷,風也大,眼看夜色將臨,大伙匆匆回去時便沒人顧到那 老者。直到分晚飯時才被發覺;他在飽受了一天的勞累、辱罵後,悄然地去世 了。小組長為此也沉悶了兩天。如果他現在有機會讀到我的回憶,不知道會不 會告訴我他當時的心境。
  築路的工作要沿路進行,那時的農民因為建立公社而整村地搬遷,我們往往就 住在搬空後的村子裡,一住個把月。但有時也離築路工地很遠,就不得不早出 晚歸。甚至除了搬進搬出兩天外根本沒看清村子是什麼樣。有時又將路邊不遠 處村落的房子或墓葬拆毀了,取其磚瓦作鋪路材料。這時候管我們的趙隊長想 出了個殘酷的辦法,他重編了小組,將勞動力最強的組放在拆房或墳的地方。 然後按勞動力的強弱一組組令各組接力賽地扛籮筐。前兩組的大力氣人經常把 兩隻籮筐摞起來扛,他們扛罷約五十公尺,往地上一放,就回頭走,輪到最後 幾段老弱的就非得馬不停蹄地一筐靠扛完才收得了工!
  像這樣的所謂「突擊勞動」兩三天後,收工及第二天早上出工時空身走路都 一蹺一蹺地十分痛苦。然而,說來也奇怪,當槓棒往肩上一壓,馬上又健步 如飛了。
  儘管糧食有所增加,但體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糧食又分等級,經常評級造成人 與人的矛盾。這時候家庭的接濟就十分寶貴。和我一個小組有兩位年齡五十上 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海西藏路開水果店的,常有接濟食品寄來,另一則無。 後者體質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廟崗時即已餓得在田里抓田雞吃了。安徽有 一種積肥的方法叫燒火燒土,即把草皮連一層土鏟下來堆了燒。這時大家就懂 得如何將田雞剝皮後放在火上烤來吃。前文提到過的那老寧波則簡直來不及烤 田雞,會連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說的這兩位老者,有接濟的活了下來,另一位 日見消瘦,在60年終於餓死,這是後話。
  再回過來說我還在總分場時,有一天大雪紛飛,我被人告知家屬來探親了,這 是因為她們沿路問訊,才有人知道了傳話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見面。 原來我妻子的學校與其他學校合併後,有一位新校長的丈夫是總分場的幹部,從 而瞭解到農場的一些情況。她力促我妻來農場探親,順便也為她丈夫帶些炒麵粉 之類的食品來。於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齡的嬸母冒著嚴寒來了。在她們找到毛雲中 秘書後我得到了優待,給了半天假,還給了招待所一間房讓我門好好地談了一晚。 毛秘書悄悄地透露說我們得改造三年,還說這話千萬不可說出去。我當時聽了簡 直嚇一跳!平時幹部們口口聲聲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來都是鬼話,而其實毛所說 的三年也不真,事實上他也不知情。
  由於築路隊的流動性,日子多了消息也靈通些,我後來得知這些農場幹部除少 數「骨幹」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對象。若干年後在放馬場(一個地名, 並非真正放馬)勞改時,一位楊隊長也親口告訴我說,當時公安局開大會,動 員他們到安徽來服務,願意去就去當幹部,否則馬上判你勞教送過去!於是大 批的留用警察幾乎都不能倖免。
  這些幹部來農場後其實日子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我後來在鍾橋時就聽到一件 事,說是上海公安局的局長黃赤波有一次來農場視察工作,就在那處做報告。 局長大人做報告時卻改不了他那滿口粗話的習慣,在講台上大操其娘。聽眾中 有一對夫妻,男的叫郎君,據說是有點小資產階級情趣,實在聽不下去了,便 遞了一張條子上去,說是大家都是同志,請局長不要罵得太難聽。不料局長馬 上問:「這條子是誰寫的,站起來給我瞧瞧。」然後就有兩個說法,一說當場 即宣佈了將該警員送勞動教養,另一說法則是第二天宣佈的。總之,這位郎某 因此便被勞教,後來其妻高非頂不住壓力和他離了婚,他則在60年時餓死在農 場裡。
  關於黃赤波罵粗話的事,我後來在提籃橋監獄碰見他女兒的男朋友時得到了證 實。這已是文化大革命時的事,這個男友也是個高幹子弟,是因「破壞抗美援 越」「偷聽敵台」之類的冤案成為反革命的,他說黃赤波對下屬其凶無比,見 了上司卻是膽小如鼠,是一個「老虎、狐狸、狗」即見了下屬是虎,在同事間 是狐而面對上司卻成了狗的人物。劉少奇在紅房子西菜館吃飯時,他才輪得到 在門口站崗的份兒。說他反毛主席實在太抬舉他了。這是後話,且放下一邊。
  不過小資產階級情趣也得看誰有,農場總場的一位姓趙的女幹部據說出身富有 人家,因為涉及潘漢年案而貶官來此。每當接近她的幹部出差上海時,總不能 忘記捧回老大昌奶油蛋糕去孝敬她。
  後來我在濤城分場時,有一次正在田間中耕作業,忽地遠處走來一人,穿得 倒很樸實,腳蹬一雙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會兒。顯出很不滿意的樣 子,大聲問道:「你們的狗雞巴隊長到哪裡去了?」我們一看果然那個凶神 惡煞般的生產隊長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後來得知,那個來者乃是總場的一 個副場長。他不直接和我們打交道,但幹部沒有人見了他不混身發抖的。
  幹部們最喜歡的是當派出隊的隊長,這時便沒有比他們大的官管他們了。於 是就更能做土皇帝,為所欲為,吃得也比場部的幹部要好得多,因為當灶的 勞教人員不敢不拍他們的馬屁。當然,是吃在眾人頭上了。
  這些幹部能有多少修養或水平,他們怎麼可能擔當所謂改造思想的任務?對 待下面他們拿手的就是粗暴的訓斥。而那些刑事犯罪性質的大小流氓,雖然 內心裡並不怕他們,但卻非常會在被訓時裝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以滿足 幹部的自大狂。像我們這樣沒本事如此表演馴服的人自然就該被視著「從眼 神裡都可以看出的反改造」。但這還不是最倒霉的,要是你碰到一個用好大 喜功來對上討好的隊長,那你所得干的奴隸勞動就夠慘的了。如若你又體力 不支,幹不完定額,嘴巴笨拙對付不了那些流氓。那你就得在白天的奴隸勞 動之餘飽受晚間批鬥之苦了。
  現在回過頭來說鍾橋的事。1959年初,土公路已基本完成,我們這一從南向 北築路的隊與另外的在郎溪的築路隊幾乎會合時,便被調到鍾橋鎮。這是一 條通往江蘇省邊境社渚鎮附近公路上的一個小鎮。公路穿過一道橋進入小鎮 ,路旁有一所原來是作倉庫用的大房子,我們和另外一支築路隊便同時住在 裡面。新的任務是採石。
  採石場位於江蘇省社渚境內,我們被告知在附近要建一個飛機場,採石是為 飛機場公路建設之用的,事實上我們的住地就在兩省交界處,每天去工地時 就要穿越兩省的邊界線。採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國影片《悲慘世界》幾乎完全 一樣。我們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對外用了一個番號。這番號卻對我們大有益 處,原來上海的郵電局知道白茅嶺農場是公安系統的勞改單位,向那裡寄食 品是不許可的。往常家屬寄食品來接濟都不得不用掉包計。有時還會受到不 明事理的郵政職員的凌辱。而用上番號就不同了,還以為是寄到空軍部隊的 呢,所以大量的接濟就源源而來了。
  有一天,我在勞動時有人指著另一隊的一個矮個子對我說:
  「他也是個教師。」
  我問:「是嗎?哪個學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學的體育教師,叫劉某某,是全運會上得過百米跑冠軍的呢, 他還是個回教徒。於是我隨口就問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麼照顧沒有?」
  那人回答道:「他現在什麼都吃。」
  還說了一些他的饞相。我也很感歎地說:
  「那真是斯文掃地了。」
  我沒料到和我說話的人卻是個撥弄是非的。這話不久就傳到對方耳裡了。這是? 我通過下面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過了幾天,來了一批郵包,當然,我也拿到了來自家裡的接濟。晚上,我剛開 始要入睡時,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東西。「是誰?」我忙問。
  「是我,劉某某。」
  「你幹什麼?」
  他一邊示意我勿出聲,一邊急急忙忙地說:「人家看得起我,我卻看不起人家。 你看不起我,我卻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說著就快步地走了。 *********************************************************************** 28 在那間大倉庫裡,除入口的一邊外,三面圍著竹編的架子作床,我們這隊 睡西邊,劉的一隊在東頭,兩隊是禁止來往的。我是頭朝外睡的,他是越過禁 區冒險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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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我的是一盒餅乾。第二天,我才打聽到劉老師家裡很窘迫,每次寄郵包不 過是將燒餅、油條曬乾,難得才有這麼一盒餅乾。劉老師是運動員,平時每月 的糧食定量為56斤,如今每月40斤糧食還要干如此重活,怎麼不餓得發慌呢? 不久,採石隊解散,我們調到濤城分場去的路上,隊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 地,發現他失蹤了。先還以為他逃跑了,不料第二天他就隻身回到隊裡。原來 他在一個拐彎處,趁機挑著行李鋪蓋徑直去了郎溪,將行李擺了個地攤,賣光 了後吃了一飽,才又不得不回來。60年災難時,他是第一批餓死的人之一。這 是後話。
  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誰又能不餓得發慌呢?有一次,我家裡用一磅裝的茶 葉罐寄來了一滿罐的炒醬,這是我妻為我精心製作的,為了防壞,也為了經吃, 醬炒得比較干。領取郵包當然是天黑收工以後,拿到了包裹,回到住處,打開 罐子就著那裡的昏暗的燈光也看不清是什麼,就拿調羹吃了起來,一面辨味道 ,一面想這是不是豆沙?就這樣竟把一罐醬吃完了。直到次日天亮,才從罐邊 未刮淨的地方看出這原來是下飯用的醬!
  這樣的飢不擇食情形是很經常的。那時郵包經常被幹部積壓著不去郵局領取, 他們要等到勞動的關鍵時候,領來郵包,讓大家吃飽些有利於賣力氣!最可悲 的是有一位很有才華的作曲家,來自電影製片廠上影樂團的右派陳歌辛先生。 竟成了他們這一卑劣手段的犧牲品。原來陳先生家中對他非常關心,郵包當然 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幾個,其中有些已在郵局中積壓了好久。食品變 質,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療,因而不幸去世。
  陳歌辛是位作曲家,原來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喬冠華和夏衍動員來了上海。 他一心擁護共產黨,令他長子陳綱參軍去了朝鮮戰場。還獨自出錢捐了一架飛 機。他怎麼可能反對共產黨呢?然而竟因言獲罪,慘死在百茅嶺。
  長時期地在半飢餓的狀態下干重活,嘴饞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也許是 由於生理上的需要,像清魚肝油這樣很難吃的東西,我們竟可以用來拌和在飯 裡吃,不但不覺得腥氣,反倒口感肥厚,非常可口。我本來不吃辣,而在那時 候,能有辣椒粉或咖哩粉拌飯吃就是美味佳餚了。那時,很普遍的一種接濟品 是炒過的鹽,從化學上講,鹽並不會因為加熱而變化,不過是在炒過菜的鍋裡 拌和過後,粘點油味而已卻能舔來大有滋味。然而,為了維持自己的尊嚴,克 制著不露出饞相卻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分飯菜時大度些,不但可保持良好的人 際關係,而且在勞動上也可佔便宜。實際上,放棄刮粥桶的「權利」,分粥有 剩時放棄最後的一匙,不夠時寧可餓一頓而不一調羹、一調羹地去各人杯中挖 回來,其實更能保持衛生。我親眼見到有些讀過書的人,在這方面斤斤計較, 但勞動力又不如人,於是受盡欺凌。也見到過吃出病來,甚至有一個人在收割 時吃下大量生稻穀,把胃脹破的。
  1959年4月,我們的待遇有了改善。原來是天天勞動沒有休息的,該月起,每 逢1日和16日有兩天休息,叫大禮拜。此外也有「工資」了,說來可笑,按表 現,分三個等級,為三角、五角和一塊,我當然是表現不好,拿三角錢一個月 ,夠買一刀手紙了。
  4月15日,上午我們剛開始在一塊小麥田里,用繩子拉出一條大道,然後將尺許 長的麥苗拔掉做清基的工作,說是要築一條從採石場往外運石子的路。下午忽然 開大會,宣佈採石隊解散了,次日,我們將被調往濤城分場。
  後來我們才聽說,這是因為中印邊界緊張,採石建機場的任務取消了。那麼,又 何至於那天上午還要破壞麥田呢?回想在大廟崗開了大半年荒,卻是在煤礦頂上 瞎搞一場,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性嗎?
  第五章 濤城分場
  濤城分場因其南面的小鎮濤城鋪而得名,往西約十五里即為郎溪縣城,此分場以 水稻田為主。我於1959年4月來此,這裡雖不是開荒,但勞動的消耗卻是極大的。 有人以為農民不也種田嗎,其實不然,農民是自己掌握勞動的,而我們是被勞改 的。以插秧為例,一天的定額總在一畝以上,有時甚至二畝三畝。勞動時間就特 別長。農民還有三余讀書之時,我們則不然。農閒是不存在的,晚上要端坐「學 習」,冬天則為比種田更苦的修塘築壩,即使雨天或實在沒正經農事可幹時,也 想方設法不讓你閒著,哪怕是將泥挑來搬去,也要折磨你,做這種無效的勞動卻 美其名曰積肥。80年代看了揭露勞改生活的電影如《天雲山傳奇》等,直覺得可 笑。電影作者或者是缺乏體驗,或者也是苦於沒法表現,因為勞動消耗是等於勞 動強度乘以勞動時間的。看似辛苦的拉大車,其實出大力氣的時間是不多的,更 不要說是有牲畜拉的車了,即使是用人擋車頭代牲畜,我們也稱之為「洋行生意」 ,只有深得隊長信任的「積極分子」或說是專打小報告的馬屁精才輪得到。更不 要說那些羅曼締克的故事了,我們過的是完全看不見異性的生活,不然,豈不要 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
  此後不久,就經歷了「大躍進」的荒謬時期,勞動時間拖得極長,當然人的體力 有限,這對生產並無好處。最妙的是有一陣子竟然分批出工,挑擔積肥,維持工 地上號子整天整夜喊個不停,造成個熱火朝天的聲勢。安徽省的土壤向來插秧的 行、株距為六、六寸,為了妄圖增產,1960年夏竟提出了改為三、二寸。幸而還 有幾個幹部是會種田的,這種種植法並未全面推開,才不至於顆粒無收。雖然我 所見之處都是風調雨順的好天氣,但在1960年初,全國的糧食形勢就已很嚴峻了。 對當地來說,收成並不壞,但由於虛報的產量太高,谷子交公糧還不夠,農民那 能不挨餓呢。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了家裡的一封信,信中有我父親的一張像片,兩年不見, 老人家花白的頭髮竟然全白了。這對我真是晴天霹靂,使我幾晚都難以入睡。那 時候管我們的隊長是幾個安徽人,這是因為白茅嶺農場劃給安徽省管了,才調來 的一批安徽幹部,他們原是民政局的人員,所以素質要比上海公安局的警察好得 多。在大禮拜時,也允許少量的人領取幾塊錢請假去濤城鋪玩一玩。我利用這一 機會,在插秧將告一段落的一天中午,對隊長說:「大家賣力氣,這些田下午就 插完了,能不能明天上午讓我去一次郎溪,因為我想去書店看看。」他就點頭同 意了。
  那晚,我整夜興奮得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盼到凌晨四點許,便輕手輕腳地起床, 疊好被子不留任何異樣痕跡地出走了。在穿過曬穀物將要進入通往郎溪的路時, 忽然聽見一個女人大聲地尖叫「抓逃跑唷!抓逃跑…」這時月亮剛從雲端露出, 照得曬場一片光亮。幸而我知道這女人是個精神病的女場員,住在曬穀場邊的 一所茅屋裡,經常夜遊。這次,雖然叫喊的是真話,卻也無人理睬。我於是快 步走上了逃跑之路。
  這條小路原來鋪設有兩道相距約一公尺的木軌,不知何時曾作運輸之用的, 那時卻早已廢棄,留下了比田間小路好走得多的一條通道。我走了沒幾步, 月亮就隱沒了,周圍十分幽暗,我沿著隱隱約約的木軌路正走著時,忽聽 得一聲斷喝「什麼人!」同時就有弄槍栓的聲響。我馬上將手電筒向上一 揚,毫不客氣地直照對方的臉面,並說道「農場的。」那巡夜的民兵一面 用手往臉上擋手電光,一面訕笑著說「是出差嗎?那麼大早。」我嗯了一 聲就過了這一關。
  天朦朦地又露出了月光,我走到了剛被大雨衝斷的一座橋前,只好將褲腿 捲起,涉水而過,幸而雖水深過膝卻未將捲到齊大腿根的褲子弄濕。這樣 我在東方露白的時候趕到了郎溪縣縣城邊上的車站。
  車站的購票窗口還未打開,但已排起了長隊,我站了一會兒,在我身後隔 兩三個人處來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年齡與我相仿。我便對他點點頭,問:
  「是出差嗎?」
  「是啊,這鬼地方!」
  「昨晚住哪兒?」
  「郎川飯店。」
  「我怎麼沒看見你?」
  「我就住進門旁那間。」
  「哦,我住樓上,怪不得沒看見你。」我這樣隨口說著就顯得比他住得高 了一檔。說話時,賣票窗口開了,不一會兒,我已排到了窗前。就拿出了 一張三元的鈔票往窗裡塞,叫道「兩張!」誰知裡面的人回道「賣完了」 隨即關上了窗口。我無可奈何地轉身向著那人苦笑了一下。當我們先後走 出候車室時,我說「那我們一起步行吧,反正就17公里路。」
  我們的目的地是往南的十字鋪,在那裡可轉乘由蕪湖開往杭州的汽車。然 而當我們穿過馬路剛踏上向南的公路時,我的同伴回頭望著車站廣場上還 未開動的汽車,說
  「不忙走,我們回去想想辦法。」
  我就跟著他回到了車站,直奔辦公室。他進門便問
  「你們站長呢?」於是便到了李站長的桌前。我原以為他要客氣地提出困 難,請求幫助的,誰知他眼睛一瞪開口便說:
  「我早知道你們郎溪站有問題!這當天賣的票怎麼就會沒了呢?」
  這站長倒也不發火,慢悠悠地回答道:
  「我們都是在窗口賣票的。你們來晚了。」
  我的同伴並不示弱,反倒發起脾氣來囔道:
  「這些鄉巴老就不能走走嗎,還要你開後門把票預先給他們!我早就聽 說過你們郎溪站問題不少…」
  我幾年官司吃下來,這次又是逃跑,未免心虛,被他的無理取鬧嚇了 一跳。不料這位站長先是一愣,接著卻問「你是那裡的?」於是他打 開手裡的公文包,取出了一個牛皮紙大信封揚了一揚,原來此人是公 安便衣人員,此行是執行抓逃犯的任務。站長一看滿臉堆笑說 :「既是這樣,那就上車補票吧,」
  又回過頭來朝我一望問「這位同志?」
  這便衣說「當然是一起的。」
  我們便在站長的陪同下,喊停了剛要起動的車,上車了。在車上他問我是 那裡的,我說是復旦大學的,他便很感興趣地問我:
  「你們大學裡出差津貼是多少呢?」
  我根據1956年去北京實習時聽說的教師出差情形答道:
  「在路程上是每8小時一塊錢,就是說一天三塊。」
  他聽了,羨慕不已,說還是你們大學好。後來又問:
  「那你脫下來的功課怎麼辦?」
  我這才意識到他是錯把我當成職業學生了,便也只好含漢糊糊地說:
  「這總不成問題的。」
  不一會兒,十字鋪就到了,我們直奔車站賣票處。他在窗口出示證件 買了一張去廣德的票,我一看買票需要證件,便裝作忙於和他說話的 樣子,將錢遞進窗口,說了聲
  「一張杭州!」
  裡面問「是一起的嗎?證件?」
  我便將手往上裝口袋上去解鈕扣,露出很不耐煩的樣子,並繼續和那 便衣警察說著笑話。他要緊聽我說話,就頭一揚說了聲
  「當然是一起的。」
  這時窗口裡已遞出了車票,我也將解了一半的鈕扣再鈕好。過了這一關。 當然事先我是不知道這裡買車票要證件的。
  他的車還要等一個小時,而我更要到中午才有車來。他便要在馬路上閒逛, 我想這可不妙,萬一碰上農場幹部豈不糟糕!便邀他進路邊的飯店,他先是 不肯,我看出他是因為糧票問題,便說我請客。其實那時並無飯賣,只喝到 兩碗粥,他已是感激不盡了。我送他上車後,又到理髮店去消磨了一會兒, 才上了去杭州的車。
  車行經過化古塘,我看著曾在裡面淌水摸石的河流,正感到車中坐得舒適無 比,卻又馬上想起了初來築路時倒斃在喇叭口的老者,慶幸自己還能活著經 由這裡逃走。不一會兒就到了廣德站,這時上來一個人,我一看面熟,是農 場幹部。趕緊伏在前座的椅背上裝打磕睡。幸而此人是短程的,到了泗安就 下車了。我很順利地於傍晚到達杭州,轉乘火車到了上海。
  我不敢直接回家,半夜去敲開了嬸母家的門。次日打電話回家,知道並無動靜, 便約妻子在嬸母家見了面。下午,知道家中還無動靜,就回家看望了兩老和哥 哥。他們雖然不無擔心,我還是壯膽在家住了一宿。
  次日一早,我就不得不忍痛告別了父母親,和妻到馬路上去,還不敢在熱鬧的 街上走,後來去北站買了票,又在其附近的照相館拍了張相片留念,找小飯館 吃了飯,下午就上火車投案去了。
  當我在火車啟動聲中向著站台上強忍著眼淚的妻默默地揮手告別後,不禁感到 一陣悲哀和憤慨。我犯了什麼法竟成了有家難回的人呢?這社會中,就算有膽 量,也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具有足夠的住房可以避免鄰居的監視來收容我,更不 要說缺少糧票來供應我了!憤怒和無奈使我沉悶了好一陣子,直到車靠嘉興站 時,我才開始和對座的一位乘客答話。他是位比我略長幾歲的青年人,談話中 知道他是個工程師,從北方回溫州探親。我們談了一些科技的事,當然就很容 易投機。他到杭州後還要換車,我們倆都未玩過杭州,我便約他同游一番。這 時候我心裡想的是:就這樣回去太可憐了,不如用妻給的二十元錢玩一下,反 正回去後錢也是要被搜去的。
  到達杭州時天已將晚,我們由車站的旅店介紹處介紹到湖濱的一家老式飯店,依 靠他的證件開了一間雙人房。那時的物價和現在大不一樣,一間雙人房才五元錢 一天。落實了住處,我才安下心來,兩人又出去飽餐一頓,回旅館倒頭便睡。
  次日,我們結伴遊玩了西湖、靈隱寺、岳墳等地,那時,說來可笑,我身上帶的 一包上海產的香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無論是西湖中的船娘還是樓外樓的服務員, 只要給支煙,就笑容可掬服務周到了。
  再次日的一早,我起床梳洗已畢,見那人還未醒,便算了一下兩人用錢的賬,留 下紙條和我還要付的錢,讓他去與旅店結帳。我趕到汽車站買好了去廣德的票後, 時間還有多,又去玩了黃龍洞,並攝影留念,囑照相館將照片寄往家中。不料她 見我如此自在大吃一驚,後來來信埋怨說她擔心得要命,我卻逍遙。
  汽車一過界牌鎮,我的心便沉了下來,到了廣德,又是天色將晚,還不知怎樣過 夜呢?我先去了一家小飯館,裡面擺著幾張方桌,每桌八人。我坐下後先和左邊 鄰座的一位採購員聊了起來。不一會兒,我們這桌坐滿了,便來了一個服務員。 他是來查證件的!我這才知道這裡買飯,當地人要憑就餐券,過路旅客要看證件。 幸而我和鄰座談得起勁,當他拿出證件後我又混了過去。服務員查完證件或就餐 券,剛離開幾步,我右側隔座的一個人便叫了起來,指著我對面的一個農民模樣 的老者說「他沒有就餐券,也不是和他旁邊的人一起的!」於是服務員又回來, 將那老者趕走了。這件事令大家都很氣憤,但也愛莫能助。
  又來了一個有就餐券的顧客後,便收錢、發籌。再等了一陣子,才依次收籌發飯, 下飯的菜是一小碟又苦又鹹的不可名狀的玩意。我環視了一下後,就從放在膝上 的背包裡拿出了一個帶魚罐頭。打開一看,那時的罐頭食品也夠可憐的,裝的帶 魚很狹小,塊數倒是不少。我於是從左邊的推銷員起,依次請大家吃,他們雖免 不了客氣一番,卻都很驚喜,有的人甚至於顯出受寵若驚的樣子。等到發到那個 檢舉人時,他剛欠身舉碟,我卻虛晃一下,說「哦,你是有就餐券的,就不必了 吧。」馬上將伸出的筷縮了回來給了我右側的鄰座。
  這人臉漲得通紅坐了下去,當然他是奈何我不得的。我們於是談笑甚歡,我又說 了不少指桑罵槐的笑話,總算那人還能知恥,窘得三二口地劃完飯,狼狽而去。 這下子,鄰座的推銷員和我更投機了。他問我住那家旅館,我說才下車還顧不得 登記住宿呢。他便邀我同住,說他在廣德飯店開的雙人房正缺人同住。我架子十 足地回答「再說吧!」心中暗喜,這下有地方過夜了。飯後,留下了那人的房間 號碼,我說先要去逛逛街,就分手了,他還囑我千萬要去他處住,不然也得去坐 坐。
  我在街上轉了一陣,確信沒有證件不可能住宿,正想回頭去廣德飯店,卻被人在 肩上拍了一下,驚回頭一看,那人問「你不是李梧齡嗎?怎麼會在這裡?」原來 卻是在大廟崗的一個熟人。他是個強勞動力,被調往運輸隊做腳夫的。不期在此 相會。我便撤謊說是家有要事,獲准請假回去過,現在正回農場。他雖不一定全 信,但我既是回農場,也就不必多問,說「正好我們卡車要回廣德總分場,我和 隊長講一聲,你搭便車回去吧。」我這真是求之不得,馬上跟他爬上卡車? ?
  他向隊長,也即是卡車司機,說我是個來農場探親的家屬。到了廣德總分場,便 住進了農場招待所,和兩位司機同一間房間。一宿無話,次日,他們去買早餐, 回來時,嘰哩咕嚕地很不愉快。我便拿出背包內還剩的一個土司麵包來請客。他 們推辭不受,於是攀談起來。我說是來農場看望兄弟的。他們看著我小小的背包 說「你怎麼能不帶些食品給你弟弟呢?」
  我故作驚奇地說「為什麼?他是來改造思想的,來信總說農場裡吃得很好, 為什麼還要帶東西給他吃呢?」
  於是這位隊長大搖其頭說「你真太不瞭解情況了,他們哪裡吃得飽呢… 」
  我又再次邀請他們吃麵包,說「到濤城還有一段路呢,這麵包路上已兩天了, 再不吃也不新鮮了,你們就不要客氣了。」
  「唉,你真糊塗!說什麼新鮮不新鮮,即使是霉的、壞的,對他們也是好東 西啊。」
  我看到了平時在被改造人員面前凶神惡煞般的隊長,在背後,不影響他們安 全時原來還是有人性的。當然這兩位也不是當權的幹部司機而已。
  離開了招待所,他們又邀我搭上便車,送我回到了濤城分場。
  因為正當農忙,頭幾天並未對我處罰。過了幾天,插秧又告一段落,一天晚 上,忽然開大會,宣佈對我捆綁禁閉。我於是被五花大綁,送往禁閉室關了 一晚。因為我是自動回來的,更因是為農忙,對我還是客氣的,綁我的人平 時和我關係還可以,雖然如此,還是被綁得兩手腫脹發麻。安徽幹部也還好 一些,不像有些隊長將烤煙房當作禁閉室,那裡四周無通風窗戶,悶熱無比, 捆綁起來關在裡面喂蚊子,可不是好受的。
  在差不多的時間內,前文提到過的尚思順也逃跑了,他比我聰明、有膽量,並 沒有往上海的家裡跑,而是到了南京。他既是位畫家,當然很容易就用肥皂刻 圖章做了個假證明,以天津某美術學校或美術館的人員身份住了旅店。然後, 就在街頭以為人畫像,剪影謀生。居然這樣混了好幾個月。有一次警察來旅店 查問,他以美術工作者來此體驗生活為由混了過去。然而,警察見他久留不去, 仍然動了疑心,去天津一查,露了餡,他就被抓了起來。
  尚思順當然不會一被抓就供出自己的來歷,公安人員見他氣度不凡,是位知識 分子,不像個江湖畫家,便懷疑他是特務,而且是個高級特務。他被關到拘留 所的一間單獨牢房裡,在生活上相當優待,這時已是60年的冬季,普遍食品匱 乏,但他卻每餐有葷!
  雖然,他享受著高級犯人的生活待遇,卻當然也嘗到了莫名其妙的輪番審訊的味 道。這樣過了約兩個月,他終於說出了是從白茅嶺跑出去的。審訊員一聽才知上 了自己異想天開的當。他卻不怪自己「階級覺悟」太高,反而遷怒於尚思順,兩 下耳光打過後吼道:
  「你小子倒快活,頓頓吃肉,我們還吃不到呢!」
  這樣他就被關到普通的牢房裡去。那裡的犯人取笑說
  「你吃吃肉不很好嗎,何必又到我們這裡來呢?」
  後來我在上海思南路的拘留所裡時,正值台灣聲稱反攻大陸,有小股人員竄犯沿 海地區。有一批被俘的就關在我所關牢房的樓下。只聽見他們大聲的嘻嘻哈哈, 也是吃得遠較一般犯人優待得多。近來我讀到某高級記者右派的回憶錄,他在北 大荒監督勞動,後來又升級為勞動教養。他回憶說當特赦戰犯時,有過幻想,認 為連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人都赦免了,那麼自己人犯了錯誤總可有希望了吧。當 然,他是失望了。其實,所謂優待戰俘,乃是因為還有大批敵人在抵抗。這是分 化瓦解敵人的計策而已。對自己人狠於對敵人還不是司空見慣的事!
  秋天以後,糧食就更緊張了。這時候報紙上也大講其「小秋收」,這是挖野菜的 一個好聽的名稱。報上居然說得振振有辭,說是歐美國家也有小秋收,其營養如 何如何優於田里的農作物。小秋收並不是自然災害的臨時措施,而將作為一項長 期的生產方法來實施云云。那時候,上海人也苦得很,吃花椰菜及捲心菜的外葉, 稱為光榮菜。報上卻說由於這些葉子能曬到更多的日光,故營養比菜心要好得多 云云。
  隊長們帶領著我們滿山跑,尋找可吃的東西。當地有一種尺許高,成單支帶刺的, 圓葉的植物,它的根象壓扁的冰糖葫蘆,但長著根須,看上去象條蜈蚣,因而被 叫作百腳根。他們吹噓說這根裡含有營養如何如何好的澱粉。於是我們受命大量 地挖掘,運回來堆得比房子還高。
  當時的主糧降到每月只有17斤。於是將浮萍草煮在粥裡,以山芋籐做菜,這雖都 滑膩膩地難吃,後者還是苦的,然而將百腳根磨成粉和在面裡做的饃就更難下嚥 了,這簡直就是木屑,而且吃後大便極為困難。至於茅草根則要算是美味的了。 像這樣滿山遍野地覓食的生活時,當然紀律也緊不起來。溜到附近城鎮去是很容 易的,但是去幹什麼呢?無非是搞點吃的,但又能有什麼吃的呢?郎溪縣城裡有 家高級飯館,賣「高級」點心,一元錢一份,是一杯茶和一個餅。這餅看來還不 錯,有燒餅般大還稍厚些;但它不得不厚,因為它只是一團稀飯,在鍋裡將兩面 烤焦,形成硬皮包著這團漿糊!
  實惠些是到老百姓家去,老百姓這時比我們還慘,因為連17斤糧食也無供應。有 一個場員偷了農場的一付新水桶,連扁擔拿到老百姓家去想換點吃的,說定了換 七斤青菜,那老鄉躺在床上起不來,說
  「你自己去田里砍吧。」
  有一次我看到兩個老百姓在田邊相遇,一個問:
  「你兒子的事怎麼了?」
  「還關著呢。」另一個回答。
  「不要緊,」第一個老鄉安慰對方說:「扛勞改快活,肚子管飽。」
  可憐!中國的老百姓是把肚子看得比自由還重要的!但在當時他們又能怎樣?又 有什麼地方可去逃荒呢?
  勞改就能肚子飽嗎?我親眼目睹了大量慢性餓死的現象,先是消瘦,然後浮腫, 然後又消瘦,這就完了。那時經常重新編組,理由是很明顯的,不是死了好幾個, 就是調往另一處的病號隊去了。和我同過小組直接去醫務室後死去的,算來就有 27人之多。而調往病號隊的就無法統計了。有一位睡在我旁邊的老者,平時很能 克制。被送往醫務室的當天下午就去世了。醫務室的人說「他被發現死去時,已 將枕心咬破吃了一嘴的糠」。我還聽到病號隊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小組裡 有一老一少兩個人,他倆合蓋一條被子過冬,老的有好幾天起不了床,便由年輕 的端水送飯。不知哪一天老的死了,為了多得到一份飯,青年人居然隱匿不報, 仍然和屍體同睡了好幾天,直到被人檢舉!
  抬屍體出去畢竟影響不好,隊的北面有一間單獨的小房子,白天總關著門,旁邊 的一間裡有輛車,再旁邊養著頭小黃牛。每天東方剛露白時,有兩個老場員就來 工作了,他們用牛車把成車的屍體運到另一座山上去,拋在一個大坑裡。這就是 傳說的白茅嶺萬人坑。後來,連那頭牛也累死了(29)。 ************************************************************************* 29 這件事記不清是發生在濤城還是在白雲山的了。我並未親眼看到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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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說牛累死了,是因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餓又累才會死 的。那時的家畜也得不到飼料,飼養隊的豬是用大糞喂的,將糞放在飼料鍋裡 煮,老遠都聞到臭氣熏天。這真是當時的一大發明!
  幹部們的生活也夠受,除了在宅旁種菜外,每家還養一頭豬,用繩捆在門前, 活像隻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來幾乎拖到了地。
  還有一個殘老隊,那是一個幹不動活的老場員的隊,平時不出工,幹些輕便活。 在這一時期,走過他們隊時有一個絕妙的景觀:每個門口有人看著一隻大木桶 在曬太陽。這桶是裝飯用的,他們在早飯後要將它盡量曬乾,以減輕重量,想 去分午飯時上算些。每隔幾天,伙房要復驗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計到了, 便在那天拚命將桶浸濕。
  還有一個家屬隊,這是響應「以場為家」的號召,舉家來此的場員們。走過該隊 時,我也親眼看到一家人虎視眈眈地圍著飯桶用秤分飯吃。
  老百姓餓死卻不是慢性的,他們完全沒有口糧。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時,在田邊 的山坡上看見一具被狼拖出來,並咬去一條手臂的十三四歲的餓死女孩,
  「她的家人沒有力氣把墳掘得深一些。」
  我們的隊長是這樣說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也聽說 過交換了吃屍體的事。
  我們隊裡有幾位小青年忍不住餓,從倉庫裡偷出了一整張干牛皮,用水煮爛成凍 狀了吃,在此啟發下,有幾個人將皮鞋底,皮褲帶煮來吃,也都是我曾親眼目睹 的。
  在這困難的年頭,我看到了癮君子的無可救藥。當然,我也在改造中學會了抽煙, 這簡直是必要的。因為勞動時決不允許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說煙癮來了,就沒有 人能阻止你停一停。特別是水稻田作業時,手是濕的,無法抽煙,於是,每當勞 作到田頭,便可坐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煙。我可從未有過「飯後一支煙, 賽過活神仙。」的感受,反倒體驗到在餓肚子時抽上一口煙,喉嚨裡甜滋滋的有 說不出的舒服。但無論如何,我卻沒有煙癮。我不理解那些癮君子為什麼竟在任 何情況下都嗜煙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喪失人格地到處拾煙蒂。甚至於將 茶葉、山芋葉捲成喇叭煙來過癮。那時簡直到了有「煙」能使鬼推磨的程度!
  因此,每個月我家中應我之請將配給的和向親友要來的香煙寄給我便幫了我大忙。 1961年開春以後,糧食略有增加,農民拿了菜瓜等物來賣,本來幾分錢一斤的瓜 竟賣到一元以上,但靠了香煙都可解決。這種情形維持了許多年,1968年我在分 流四隊時一包二角錢或更差的煙竟可調換一斤雞!哈!我這討厭煙的人卻也許是 靠煙救了命,免於餓死。70年代時,我成了勞改犯,牢門上鎖,為防火而絕對禁 止抽煙,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計弄煙抽,這種人將親人寄來的衣物三錢不值二 錢地與老鄉換煙(值五元多的一雙彈力襪之類換一包二角錢的劣質煙),成了管 理上最大的問題。於是我更得益了。原來農場的幹部沒有幾個是尊重知識的,反 之卻往往仇視讀書人。我便總是成了他們的目標,經常無端受欺凌。那時這些干 部疲於奔命地管抽煙,倒無暇找我的茬兒了。這是後話。
  那年夏季開始,我們便為了看守莊稼而忙開了。原來水稻長穗不久,農民便晚上 來偷摘。我們受命晚上支一個八人用的大蚊帳睡在田邊地頭以看守水稻。隊長傳 達場長的指示說,如果遇到老百姓來偷,只能嚇唬嚇唬他們,決不能與之發生沖 突。場長總算說了一句老實話:「我們畢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時,吃飯不要 錢的人民公社運動已經破產,饑民們大白天成群結隊地來農場罵街,到養牛的牲 棚裡把牛牽走,也有來認出了原屬於他的傢俱而拿走的,幹部們都奈何不得。我 們看了自然高興,也明白了這個公安局管的勞動教養農場原來是如何地從農民手 中霸佔田地而來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從工地上叫回去,同時被召到隊部去的還有一位天主教 的右派梅錫臣老人。管教隊長對我們說:
  「準備行李,馬上調你們到白雲山分場去。」
  我問他為什麼,他笑瞇瞇地說:「反正不是壞事。」
  於是就有一個場員拖來一輛手推車給我們裝行李。下午,我們被送到了白雲山 分場的場部報到。開始了我改造的另一個篇章。
  第六章 白雲山右派隊
  白雲山分場在濤城以南,西面緊靠著山下鋪分場,東面隔著公路有一座山, 即為白雲山,山上從前有座白雲觀,那時則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為古戰 場,山頂有岳飛抗金兵時的營盤遺跡。從那裡往下看,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 敵之勢。遙望東北方向,可看到牛頭山,相傳是當時牛皋落草之地。東北附 近還有個地方叫放馬場,是岳飛放馬之處,後來白茅嶺設了勞改隊,那裡便 是勞改隊的所在。
  1962年時有了一個甄別(30)的政策,於是把農場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雲山來成 立了一個隊。這就是所謂的右派隊。共有約80多人,其中大約一半是來自安 徽省的右派,那是當有幾年農場劃歸安徽省時調來的。
  右派隊就設在分場部,緊靠公路,共分三個小組。我在的組幾乎都是當年在 校的大學生。在好幾年與沒知識的人相處後,來到了這裡心情特別愉快。我 一到便遇見了當年復旦數學系二年級的李治章同學,他非常熱情地幫我安排 了舖位。一問之下,他是因為看了報上新聞系副教授舒宗僑的文章,寫了封 致敬信,不料舒將信繳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華 並好學的青年,即使在農場裡還保留了許多書籍,文學、哲學一應俱有。我們 因而在勞動之餘得以討論切磋。復旦來的還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張亞新同學 和新聞系二年級的姚福申同學。同濟大學畢業班的黃建基和鍾亮明同學等也都 是高材生。後兩位是福建人,隻身來上海求學,不料遭此大難,還不敢告訴家 中。鍾亮明說起一件事,真令人感歎不已:
  60年時他已餓得進了病號隊,就得到了保外就醫的機會,於是回到老家福建。 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說出自己情況,含糊住了兩天,又離 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費。他比我勇敢,在走投無路時並未選擇 回農場的路,而是到了廣州想謀生路。但在那個沒有身份證件寸步難行的年頭, 他又能到哪裡去找飯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討也「犯法」! 他被關入收容所,每天兩頓稀得面上冒著水泡的粥,餓得瞎說了一個來歷,原 想混到廣東的一個農場去,心想總可能比安徽好些,誰知那裡竟比白茅嶺更慘。 最後不得不說出自己真正的來歷,於是被押回了農場。
  另一位華東紡織工學院的唐煥新同學也早已逃到家中,由於他家在無錫,上海 公安局雖然通令捕他,但無錫公安局卻應付而已,到他家去過幾次,都被其父 搪塞過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聽到了有解決問題的消息了,才自 動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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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承認「幹了一些蠢事」,應該「讓人家講話, 天不會塌下來」於是又開始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不抓辮子、不扣 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懷等少數外的右傾冤案將被平反,對右派也將甄別。 然而不久就又出爾反爾,推翻自己的話。至於不到一年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則更將中國推上了絕路。 31 平反後,舒對李說他並未能收到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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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時,右派隊的氣氛比較寬鬆。大家都認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連農場的幹部也 是這樣認為的。他們派來了一個被認為是水平比較高的幹部當右派隊的指導員。此 人之所以被認為水平高,是因為他本來是當分場長的;後來因為搞腐化被降了級。
  右派隊規定半天學習半天勞動,經常請農場的一些頭目來做報告,大講所謂的形勢 大好。其中農場的呂鎮中場長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據說是因為包庇他的當地主的哥 哥才從市委的職位上降下來當農場場長的。又傳說他是一級報告員,意思是說他口 才好。報告員而有級別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說話隨便,但也許武俠小說看多了, 有些妙語是這個時代不大有人說的。例如有一次講到越南戰爭,他說「肯尼迪不過 是個啃爛泥的,他鬥法那能鬥得過我們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說 咱們毛道人了。因為胡老道不過幾百年道行而咱們毛道人卻有幾千年的道行」。後 來他為這句話在文革中吃夠了苦,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
  頭兩個月日子過得輕鬆愉快,勞動不重,晚飯後「學習」前的個把小時乘涼、散步、 談天說地。大禮拜時溜到白雲山上去憑弔古戰場,更多的卻是溜到西面不遠處的小 鎮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進一家農戶向一位中年農婦買吃的, 買好後在煮時隨便聊了起來,我見她家沒有男人便問:
  「你的當家的呢?」
  「死了,給共產風刮跑了。」
  「哦!」我不禁為她難過起來。
  「現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說。
  這就是說在辦人民公社的這陣風中,她家的男口給餓死了。她說得相當輕鬆,一 點不露悲傷,當然她也許不願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卻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可 憐的老百姓啊,那年頭,安徽農村餓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餓死,因 為他們的食量本來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幾乎都只剩婦女了。但是後來李葆華 當了省長,政策規定允許種自留地,農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於是到處都能聽到歌 頌李青天的趣聞軼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說他微服私訪,拿了糧票排隊去買米 ,因為拒絕搭配購買山芋葉磨的粉而和糧店人員吵了起來,被關進了拘留所。然後 他說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長;他不肯離開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長狼狽不堪云云。 但老百姓卻仍到處傳說。不但對李歌功頌德並且對以前死了這麼多人毫無仇意。難 道他們是善良?而不是麻木、無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確陸續地回原單位去了。有的回去後還來了信,說是受到 了優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勞教,成了所謂的場員外卻毫無 動靜。為此,大家十分焦急。許多人寫信上訪;一有回信就議論紛紛。後來,半天 學習也取消了。幹部的態度一天壞似一天,顯然政策有了變化。然而勞動生產的干 勁一時是恢復不起來的。到了收花生的時候,大家邊收、邊吃、邊聊天。這種情況 引得分場助理大為不滿,然而王英祥指導員自恃從前當過分場長,哪裡買那助理的 賬。兩人經常為此大吵。一方認為生產上不去,當指導員的責無旁貸;另一方則胡 說什麼知識分子最反動、最難管?
  然而我們這些人雖同為右派,同為受苦之人,卻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幾個敗類 妄想得些好處而做些小動作,有一個叫丁寶康的當過科長的,另一個叫陳開甲的 大學生,前者竟然會躲在蚊帳裡記錄人們的談話去匯報,後者則為避免被發覺會 跳窗、鑽洞繞過大家的視線去打小報告。這兩個人是因為後來運動中仍免不了事, 自己被逼急了無恥地當眾說出這些來向幹部求饒、討好、表示他們的確是「靠攏 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這樣為虎作倀的人也還有 不少。這種人被大家取外號曰「包龍圖」,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 而是因為上海話這三個字諧音為「包弄大」,善於製造事端也。有了這種奸細, 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緒的流露都被幹部一一記錄在案。我當然成了他們的一個重點 目標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發起聚餐。我們大家就將一隻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 飯。吃吃談談,時間過得很快,一會兒不覺已有九點多了。那個夏助理已有兩次 經過這裡,他因為值班而在巡邏;看見我們聚餐很是不滿。何況又聽見鍾亮明當 他走過時故意指桑罵槐的話。但又因大多數聚餐的人是場員,名義上是自由的人。 地點又只不過是在宿舍門口,儘管有些惱羞成怒,但卻一時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後來,我們吃罷,有人提議去散步賞月。大家便三三兩兩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 一場大禍即將降臨到我頭上了。原來此時夏助理和王指導員正在辦公室裡為此事 大吵,前者要後者干涉我們的聚餐,而後者認為十點鐘未到不必干涉。於是,一 等十點鐘響,這兩個人便衝了出來,在宿舍門口未發現我們,就也來到公路邊。 正好我們往回走,迎面碰個正著,發生了衝突。幹部說「你們夜遊,違犯紀律」。 場員則強調「我們是公民,難道沒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時,王指導員一眼看 見了我,馬上漲紅了臉,大聲吼道「你這個勞教份子想幹什麼?」接著吩咐「把 他關起來」!於是他們帶來的兩個場員糾察馬上如狼似虎地撲了上來,將我捆綁 並押解到禁閉室去。就這樣,我被關了十天禁閉,後來不了了之地放了出來。
  然而,這番不公平的處罰卻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隊的而且其他隊的許 多人都通過種種關係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於設法送食物給我。後來還不 知怎的,傳出了個謠言,說大學生中有一個讀書會,李某人是頭。這番謠言正 好給那王指導員所稱右派隊難搞一個證明。從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 倒霉了。十月前後,王英祥調走,換了個莊指導員,他不像前者那樣大大咧咧、 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氣,其實卻很陰險。過了不久,右派隊就解散,合併到 山下鋪分場的飼養隊去。那裡的幹部一上來就把我視為有礙他們管理的危險人 物。對我心懷敵意,無緣無故地和我過不去。有一次我發燒得很利害,請病假 休息,一個張管教隊長查房間查到我處,問也不問就說:
  「你起來,給我出工!」
  「我發寒熱,有醫生證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見得我是假病?」
  「因為你是右派。」
  「這裡全是右派。」我據理力爭道。
  「你還沒有解除勞動教養。」
  「這算什麼理由?」我毫不示弱「你還講理嗎?」
  「對你這樣的人必要時就可以不講理。」
  「必要時不講理,就是從來也不講理。」我學著他的蘇北腔邊諷嘲地又進一步 反駁他。
  他理屈辭窮便改用暴力,叫來了兩個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 絕勞動在工地上坐了半天。
  這些且不去說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開大會,會一開始就宣佈將我 關到集訓隊去。
  集訓隊設在山下鋪分場五隊,又被稱為大房間,是用籬笆圍起的一所農村房子, 房中共有三間較大的房間。這其實是個大型的禁閉室,專用來關逃跑的人的。 那時農場裡逃跑的人比較多,特別是一些謀生有道的小青年。他們逃出農場, 到處流竄。有時被捕了,便被送了回來。這樣關在大房間裡一則自由比在場員 隊小,不易逃跑,二則仍能出工勞動。
  我那天被送去時,大房間裡只有一個病號,其他人出工還未回來。這個病號名 叫孫湧霖,還不滿二十歲。我問他是為什麼被勞教的。他說
  「因為白相(32)。」
  「怎麼樣白相會被勞動教養呢?」
  「在溜冰場門口冒充有錢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戶籍警捉來了。」
  「怎麼樣冒充有錢人呢?」
  「我喜歡站在溜冰場門口,腳抖抖,啃啃大頭菜。」
  這話使我大為詫異,不禁更問道「啃大頭菜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可以冒充啃鴨肫肝。」
  談了一會,他幫著我把鋪蓋打開。在對著門的地方有一個用土坯攔住的範圍, 範圍內鋪有稻草,其上已有了兩張鋪。我便在旁邊將鋪蓋鋪好。不一會兒,大 伙收工回來。有人便和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幾個人跑了出去,在院子裡商量什 麼事。不久,有個人便進來對我說話了,先是寒暄一陣,接著言歸正傳,說晚 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覺。我說這可不行,我不習慣和人合睡一條被子。他馬上露 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來,並且揚起拳頭、擺起打架的陣勢。我當然也做好應戰 的架勢。這時,大房間的籠頭(34)過來勸架了,他假裝聽了一番我們的陳述, 然後貌似公正地批評我說
  「大家都是苦兄,理應相互幫助嘛。」
  我馬上回答道「不錯,理應相互幫助。但是我今天初來乍到,有這麼多人沒被子, 我也得看看誰好誰壞,看看誰該幫助,誰不該幫助。再說冤有頭、債有主。你不 去找使你們沒被蓋的人,卻欺負我新來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樣子,又說得對方無話可答。緊張的空氣馬上變得沉悶起來。 那籠頭也不過二十歲左右,原是個專業足球隊員,在體委任職,卻掛名在大中華 橡膠廠,算是個工人隊的隊員。他是因為偷廢足球而被勞動教養的,能說會道, 一般說來也通情達理,所以在大房間很有威信。晚飯後,他帶頭唱起了電影流浪 者裡的插曲,氣氛立刻活躍起來。他們說這是集訓隊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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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上海方言,意為玩耍。 33 上海方言,意為與女人調情。 34 籠中之頭,指犯人中比較能鎮得住大伙的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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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籬笆外就有人偷偷地來看我,他們倆是我在濤城分場時的朋友, 我曾幫過其中一個人一點小忙。他們也曾在大房間關過,由於他們打了招呼, 我的處境才緩和了。後來我才得知,那天這些人既說不過我,又未打成架,原 打算第二天偷盜我的眼鏡以給我個下馬威的。不過比較起來那天幹部給的下馬 威卻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訓隊的幹部是楊隊長,人很和氣,講道理,是白茅嶺難得的好幹部。在 工地上他並不多管。倒是一個外號胖頭魚的看門場員喜歡無事生非,這種情況 到處可見,真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當」也。我們那天的勞動是補收花生, 工地較分散。我和孫湧霖搭擋,我拿釘耙在前,他則在後蹲著撿。不一會,打 老遠跑來一個幹部,走到跟前,盯著我們看。半晌不開口,然後忽然衝著我問道
  「你是新來的嗎?」
  「是的」我答道。
  「你為什麼偷吃花生?」
  「你憑什麼說我吃花生?」他於是轉而對孫湧霖問
  「你吃了沒有?」面對著滿地的花生殼,孫無言以對。於是這位張隊長又朝著 我喝道:
  「他偷花生,你為什麼不知道?」。
  「我只顧自己勞動,未朝後看。」
  張隊長想了一想,又問:
  「聽說你是個大學生,是不是?」
  「是的」。
  「你在大學裡學過哲學嗎?」
  「學過。」
  「都學了些什麼?」
  面對著這種挑釁,我答道:
  「學的都是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
  「那是最基本的。」
  見我不再回話,他想了一想又發話道:
  「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相互關聯的。」
  「我當然知道。」
  「那他偷花生你為什麼不知道?」
  等不及我回答,他顯然已經得意起來了,馬上又問:
  「你是那個大學的?」
  「復旦大學。」
  「你們復旦大學我去過。」
  他顯得有些得意洋洋
  「你們的黨委書記是誰?」。
  「那時是楊西光,現在則我不知道。」
  「你們的黨委書記我認得!是咱們黃浦分局派去的。」
  這時他更得意了。懷著壓倒了大學生的喜悅,張大隊長大踏步地走了。這就 是他給我的下馬威。幸而他不直接管大房間,我沒吃他多少苦頭。然而,像 他這樣仇視知識分子的幹部我在農場裡並沒有少見。大凡人們之間有差異就 會有矛盾,知識分子和有錢人輕視愚民和窮人,反之則愚民和窮人仇視知識 分子和有錢人。輕視是錯誤的,但仇視則更錯。一旦象張隊長這樣的人居然 有權管知識分子了,那知識分子就有了「原罪」非吃苦頭不可。
  大房間裡的人一般為多次逃跑的,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能靠偷竊生活。 用他們的行話來說,扒手叫鉗工,溜門撬竊叫搬運工,專事在火車上偷盜叫做 跑二條線,被捕進公安拘留所叫進了廟,如此等等。這些人的品質可想而知。 舉一個例來說:有一次我隔壁小組裡吃飯時鬧了起來,原來那天值班分菜的人 向來分得不公平,總在自己碗裡多分。於是有人看準了,在分罷後提出要和他 對調。這原是常有的事,不料前者吃著吃著卻忽然大叫起來,原來他在調到手 的碗底竟吃出一條蛔蟲。雖然有人幫著罵那分菜的人缺德,但大多數卻哈哈大 笑,認為不足為奇。
  儘管如此,但在幹部眼裡卻有一種奇怪的看法。他們的邏輯是:這幫人固然是 社會的蛀蟲,但不過是挖「社會主義」牆腳而已。而所謂的反革命即思想犯則 是要將「社會主義」大廈推倒的人。由此得出我要比這些人壞得多的結論!這 就毫不奇怪為什麼我在被關的二十一年中,始終處在被關人犯的最底層。利用 刑事犯罪分子來管理、欺凌思想犯是他們的一貫方針,這其實恰恰說明了在他 們腦裡,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定事小,維持他們的統治權是真。 將思想犯看得比 刑事犯更壞卻也並不是某些個別幹部想得出來的,他們不過是秉承其上級的意 志鸚鵡學舌而已。正好像我一到農場就最熟悉的一句訓辭「再不好好改造就送 你們去做肥料。」一樣都是源出於他們的最高領導的。
  生活在這幫人之中,特別是自己又被當局看得如此危險,他們還受到鼓勵來欺 壓你,日子本該是難過的。然而從我到大房間裡的第一個回合來看,他們也並 不是完全不講道理的,只是沒有人和他們講道理而已。他們本該受到感化和教 化,但並沒有人感化和教化他們。大多數幹部或至少當權的幹部本身就不是有 品德的人,何況勞動教養政策規定的所謂教養本來就是空話。撇開我們這些純 粹受迫害的人不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並非缺乏為社會服務能力的人。如若他 們有工作做,就不至於危害社會。即使關了進來,如若能吃飽也不至於如此惡 劣。特別是那些孤兒,政府不滿於基督教會對他們的收養,然而由民政局而公 安局,忽地被剝奪了做人基本的自由,整天繁重的勞動,滿耳粗暴的訓斥,他 們安得不跑?跑了以後又怎能不犯法?
  所以,我與他們相處時,在生活上大度些,在勞動上賣力些,有事和他們說理。 日子就並不太難過去。有人說為什麼勞動要賣力?我認為勞動本身就是對我們 的懲罰,並且用的是連坐式的集體懲罰。我們沒有能力逃脫這種懲罰,那麼你 少干就加重了別人的負擔,你的日子當然就難了。當然這決不等於放棄磨洋工 的機會,對於那種討好性的賣力氣我是堅決反對的,我對他們說:
  「強迫勞動嘛,不強迫當然就不勞動。」
  春節前不久,右派隊的陳詠春也關到大房間來了。陳當過戶籍警,後來以調干 生的身份在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時被打為右派。在右派隊時他不和我同小 組,為他們組的重點對象。我這才知道我的被關只是我們這些人被迫害的開頭。 他們被一個個地批鬥,強迫他們相互檢舉揭發。這時候可謂右派發生了大裂變。 自有一幫小人為虎作倀,吠聲齊鳴。隊長們以為有我在,會影響他們發動運動 的效果,故先把我關走了。其實他們是太抬舉我了,我並不見得有這麼大的能 耐。這倒反而挑我在大房間裡安安穩穩地過了一陣子。陳詠春來此也不吃苦, 他是個用功的人,反到有時間晚上就著自製的油燈練習寫作了。
  我既被關了起來,當然也就成了右派隊動員「揭發批判」的重點對象。然而因 為我平時接觸交談的人並不多,那些倀物也掌握不了我什麼言論,所以無非是 些空頭批判而已。卻說有一個和我比較接近的大學生當時正探親在滬,他寫給 在農場的另一場員的信被幹部拆看了,信中有稱那張隊長為張禿頭的語句。他 得知此事,未免擔心,假滿回農場,正巧在運動高潮。為了逃避被批,他就大 量地檢舉我的言論。當時他的確逃過了這一關,可是幾年以後當我再次被迫害 時,他反而被牽連而付出了代價,這是後話。他自己嘗到了苦果,無需我再譴 責。我之所以不提名地寫出這事來,是因為這種現象太普遍了。在受到迫害時, 本該團結一致的人們卻相互攻訐以求自保。這反映了人性的脆弱,抑或人格的 低下呢?在經歷了如此多運動以後,人們對這種事看得實在太多了。實在令人 感慨萬千。
  集訓隊的安穩日子過了沒多久,春暖時分,忽然一天我又被押回了白雲山,單 獨關在婦女隊隊長辦公室旁的一間屋裡。這房子一平排五間,我關在最東頭的 一間,隔壁是管教隊長的辦公室,再過去是事務長辦公室和倉庫等。因為我不 聽他們的約束,總站在窗口張望,他們先是派了一個人站在門外看著,管不了 我後,又不許人們走我窗前經過,後來不得不用土坯把窗戶封了起來。他們將 我秘密地關在那裡,似乎象怕人劫獄似的,十分可笑。我這樣被關了月餘,倒 並不感到單身牢房有什麼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傷心極了。那天,場部的施助 理開門進來,遞給我一小包食品,說:
  「你愛人來過了,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們考慮不讓你們見面。這是她帶給你 的東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東西,心裡感到氣憤非凡。「有利改造」這是什麼屁話!我妻 子在寒、暑假中來農場接濟過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濤城時回去還 因感染而得了腎盂腎炎,成了終生疾病。此次幾個月不見我家信,本就著急, 不料還被拒之門外。這些號稱改造人思想的惡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後我才得知, 當她來到山下鋪後,雖未能見到我,但我的朋友黃建基和張亞新等還是冒險去 招待所見了她,給她以安慰。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禁閉室閒得無聊,每天用一點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螞蟻玩,又過了幾天,用土 坯隔開的後半部房間裡有了聲響,又有人關進來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趕緊 敲牆打招呼,原來是陳詠春來了。這牆並不隔音,我們得以交談。後來我們還 發現那土坯牆的頂上留有縫隙,足以傳遞書籍、紙條。我的單身牢房生活結束 了。
  又過了不久,我被用卡車押解到了分流廟,那是農場內的拘留所,是監牢裡的 監牢,則又是一番情形了。
  第七章 分流廟拘留所
  分流分場是白茅嶺最北的分場,設有一個場內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來是座 廟,就叫分流廟,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詞了。這廟緊靠著公路的東邊。沿公 路向北約十里路便是梅渚鎮,隔水就是江蘇省的社渚了。
  分流廟很簡陋,只有兩幢房,中間隔個院子,院中有兩棵五米高的大樹。院子 的東邊有個廂房,西面沒廂房只是一堵牆。後面那幢原來菩薩住的房,現在被 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間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欄杆和欄杆門,頗像古代的牢房。 廂房沒有這樣堅固的欄杆和欄杆門,只有一扇竹門,當然也掛著大鎖,本來是 做倉庫用的,現在也關著人,算是關重犯的特別牢房。前面那幢門廳,或原來 放些小菩薩如四大金剛之類的地方則隔成了好幾間,做辦公室,幹部宿舍等之 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車押來此地後,立刻就被關進了那間廂房。廂房的門是朝 西開在中間的,進門以後,只見對著門放著一張竹塌,塌上盤腿端坐著一位約 四十歲光景的、面色非常蒼白的人。門的南端,則是地上鋪的草蓆,席上朝裡 拳曲著一個很污穢的身影。門的北面,地上也鋪有蓆子,沿最北的牆則是個雙 層的架子,其上亂七八糟地堆放著雜物和從犯人處搜來的東西。室內的光線全 靠竹門上一個觀察和送飯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陰森可想而知。門剛在我身後 嘩拉一聲關上時,忽地那拳著的人便翻過身來,仰面朝天地用頭頂著地把身體 弓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他「撲哧」連聲地從鼻孔裡噴出血來,同時滿嘴地 吐泡沫。對門竹塌上的那位等門上了鎖,押我來的人走了才睜開眼睛,和我打 了一個招呼,並指指地下的那人說:「不要緊的,他是個癲癇病人,一天要發 三、四次,發過就好的。」我回頭一看果然他雖仍雙目緊閉,但已慢慢地平息 下來。在他身邊的三面牆壁和地上,斑斑點點都是血跡,散發著陣陣腥氣。
  過了幾天我才知道這人(我如今已記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個無業遊民,來農 場時本是場員,農場變成勞動教養場所後,他被安排在一個女勞教隊裡做廚子, 本以為他身高不滿五尺,相貌醜陋,還是個瘌痢頭,在女隊裡不會犯錯誤的。 誰知在饑荒年頭他交了桃花運,就憑他的廚房地位,居然娶了一個據說頗有幾 分姿色的女場員為妻。可惜他偷竊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時人贓俱獲後被捕, 又輕信了「坦白從寬」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贓物。於是在他住處床下搜出了用 竹筒裝了埋在地下的許多錢。這樣一來,一方面根據贓款數額被判了五年刑; 另一方面本來一貫受他欺凌的老婆發覺他竟到手了這麼多錢,而又瞞著她從未 一同享用過,一氣之下提出要和他離婚。他經不起這雙重打擊,馬上就舊病復 發癱倒了;在思想行為上也一變積極匯報的往態,大罵共產黨騙了他,說坦白 其實是自殺。他當時關在這間成為拘留所內的禁閉室的倉庫裡一則是因為這病 無法住在擁擠的監房裡,二則也是在等著送往勞改隊裡去。
  那位同房間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關在牢裡仍然服裝整潔,有一次我按當時的 習俗穿毛服不鈕扣子,他批評說「這又不是西裝!」我聽了不禁對他肅然起敬。 的確,他遇事說話謙謙然有君子之風。
  在我談過了我「案情」後,他的故事也就一一為我說來了。他是40年代上海聖 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在美商的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當會計。49年後被留用下來。 58年也在運動中被勞動教養,總算他不久就脫帽當上了場員。我想,他大概是 修養到家,有辦法忍耐,不與隊長頂頂撞撞,或許是碰上了不太兇惡的隊長, 總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場的一個女隊裡當統計員,也兼管廚房的賬目。那兒 的一個隊長與某個女勞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裡。後來那隊長調離到另一個隊 去了,這曖昧關係當然也難以維持。但那隊長倒還是個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隊 的統計員處坐坐,通過蔡康定每個月貼給那女的五元錢用。當然他和蔡之間也 就話匣子常開了,不免透露出許多內部消息,例如,他就預先知道了右派要集 中,知道了些場員出場的條件,也知道一些幹部間的事情。老蔡當然也有一些 在其它隊的場員朋友。出於對各自前途與出路的關心,他們相互也就談開了。 春節時,蔡去上海探親。他的朋友說話不小心被人竊聽去匯報了,隊長們奇怪 為什麼他們知道的事這麼多。就一連串地關了許多人,他們挺不住,供出了消 息的來源。於是這些幹部們的「階級覺悟」和「階級警惕」忽地被激發了起來, 使他們如臨大敵,認定必然有個美蔣特務之類在刺探他們的了不得的情報了。 這特務非他,通曉英語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農場,立刻被捉將進來, 把他的行李來個兜底翻,硬面日記本連書面全拆開,罐頭食品一罐罐打開,倒 出來看個明白。當然一無所獲。幾經審訊,案情大白。於是一關半年許還在等 處理呢。
  我從一關進拘留所的當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繼夜的輪番提審。提審是在辦公 室裡進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兩小共三間辦公室,大的一間也不過十來個平方米 面積,拼放著兩隻寫字桌,對面對坐兩個幹部,朝南坐的是一臉凶相的拘留所秦 所長,人們送了他一個秦始皇的雅號。南面緊靠著是另兩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 間,各有一隻寫字桌。提審時,被審者坐在一隻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審幹部 則靠著椅子坐在桌前發問。
  在幾個月中,審我的人換了好幾次,有陳隊長、顏隊長和楊隊長,有時秦所長也 來湊熱鬧,端端架子妄圖嚇唬人而已。
  提審雖曠日持久,其實無聊透頂。本來就沒有事,又能問出什麼來呢?幸而當時 還不是文革時期,我並沒有受到嚴刑銬打,但可說從頭到尾都是進行著誘供。這 種非法的審訊方式之所以能得逞,實在是因為法制概念之蕩然無存。由於人民和 政府的關係是被顛倒過來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僕,反之卻是人民的主人,所以 你必須回答他們的一切提問。於是,就得把你從小起的一切事不論大小都當作 「罪行」一般來「交代」。任何人都必須承認黨(甚至還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錯 的、是應該主宰一切的、是有權對你的一舉一動進行審查的。你必須在任何時時 候如實地向他們供述你從父輩起的歷史。客氣些說這叫「向黨交心」,否則你如 「心」都不交就足證反黨大罪了。一旦落到他們手中時,他們先決不向你提具體的 為問題而是用肯定的語氣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憑實據的架勢。有的刑事犯 罪分子經不起這一嚇,供認了另一件並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認的範圍遠遠超出 被掌握情況者有之,裡面的行話說這都是「插錯了撲落(35)」。第一招恐嚇不見 效,或是他們認為還不夠,就使出了第二招曰騙。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攻心戰術」, 向你大談起「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不過坦白是從來不可能有寬大的,除 非你被用來做誘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則今天寬大處理,不等於明天不推倒 重來。而當你感到並沒有得到寬大時,辯證法的妙用又來了「寬大處理不等於不處 理嘛。」「寬大也不是無邊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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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斷然否認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於是就轉入第二輪的「政策攻心」。 他們裝出了「苦口婆心」的姿態,一再念誦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符咒 經。還說他們是如何如何地在為我好,
  「你千萬不可誤會,我們是在幫助你,決不是要想打擊你。
  我也裝出深受感動的樣子說:
  「當然,當然,我決無誤會之理,幫助和打擊完全是黑白分明的兩碼事,那有誤 會的可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還需要人提醒。」
  當他們聽出了我話中的話後,馬上勃然大怒,又換了一副嘴臉:
  「你交代也罷,不交代也行,我們是重證據不重口供的。我們有人證、物證, 足夠判你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後來他們不得不攤牌,問具體的事了,也無非是「你對某人 說了某話沒有?」那也只是些連言論也算不上的話,因為那些一言半語,何嘗 「論」過?即使有人咬定了檢舉你,又何嘗談得到「物證」?
  我首先被關以後,原右派隊又陸續地有人被送進了分流廟拘留所。他們是前文 提到過的陳詠春,原華東師範大學俄語系的陳象哉,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的郭厚 禎,外語學院俄語系的周善成等人。他們都分別被關在裡面的號子裡。
  郭厚禎是一位來自溧陽農村的大學生,為人特別忠厚老實。說話不知道防備別 人,所以當然也落入了被審查的結果。審了一、二次就被帶上了手銬,進行 「悶關」不問了。
  周善成是個喜愛說話的人,他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得了一個法國馬克思的 外號(36)。他怎麼也想不通,難道我們的社會是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嗎? 所以平時牢騷較多,被關了進來。審訊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說思想難 道有罪?審訊員作了肯定的回答。周於是抓住了話柄,說「我昨晚做夢,夢中想 和伊麗莎白女皇相好,為什麼不送我上國際法庭呢?」氣得審訊員也把他銬了起 來。
  陳象哉在上大學前曾當過兵,是個空軍中尉。他來農場後有過一段逃跑的經歷。 和他一起逃跑的是一位來自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右派學生徐洪慈,他告訴大家說, 當時他們兩人認為在農場不會有前途了,便選擇了勇敢的逃跑之路,試圖通過西 藏跑到國外去。從農場逃走是很順利的,但到了將要進入西藏時,他畏縮了,在 送徐洪慈上了去拉薩的車後,回到了農場。他對此十分惋惜,因為徐並未被抓回 來,想必已遠走高飛去了國外(37)。陳說過這話就被認為有逃跑的企圖;他當 過兵,又去過白雲山遊玩,也許面對著古戰場說了些什麼,於是說他想上山打游 擊。提審時也被銬了起來逼他認罪。
  ********************************************************************** 36 上海在有法國租借的時候,法租借巡捕房(即警察局)的包打聽(即密探) 大多為蘇北人,人們憎恨這些人,由此便貶稱蘇北人為「法國人」。周是蘇北 人,大家拿他開玩笑,他也不在意,接受了這個「法馬」的雅號。他的信仰和 現實的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平反後,得了精神病,不久去世。
  37 在90年代我們又見到了徐洪慈,他當年也並未能逃脫厄運。在邊界線他被捕 了,因為當地的勞改農場需要勞動力,就未被送回,就地判刑勞改。雲南的勞改 農場條件遠比安徽苦,他挨滿了刑後又逃到了中蒙邊界,越界成功,到了蒙古。 在蒙古他作為偷渡犯被捕,卻也因當地的伐木場需要勞動力而被判刑勞改。在伐 木勞改場渡過了艱難的歲月,刑滿也是留場就業成了在蒙古的華僑。娶了一位蒙 古姑娘為妻,生兒育女。80年代,知道國內右派平反的消息,舉家南回,被安排 在金山石化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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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以上的幾位和我都並無太多接觸。然而,不管是他們的事,還是其他右派隊 裡被揭發出來的一些言談,都被某種幻想聯成了一個大案件。而他們幻想中這個 大案的頭便是我!
  說到逃跑,便聯繫我的社會關係,幻想有大學教授做我逃到國外的後盾。說到打 游擊,我也曾去憑弔過古戰場。
  當然,只要還有一點頭腦,是決不會相信存在著這樣的案子的。然而,幹部間的 勾心鬥角卻不惜在他們所管的屬下中製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喪盡也就 可見一斑了。後來在文革中,最高當局間的權力之爭不惜以全國人民為其犧牲, 不惜拿對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開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轍。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樣軟骨頭,順著他們的提問瞎說,那可真會構成一個涉及許多 人的大冤案的。這樣的軟骨頭並不少見。在當時,雖說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 認了,當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堅決不認,他們畢竟也得找些根據。只要有一個人 檢舉你一句話,證據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認了,當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認,他 們得找一個旁證。於是他們找了一個人說「某人對某人說過某話,他們都承認了。 你當時也在場,你如不揭發,則與之同罪,… 」或者他們說「某人檢舉某人某 句話,他說你也在場的… 」。這個辦法往往就會見效,被問者如果是個軟的, 當然就供了。有時他並不全軟,卻是個半軟,他會在第二種誘騙下上當,他會想: 我什麼都不肯檢舉是要吃苦頭的,我並不想出賣人,但既然某人已檢舉了,那麼 我也承認,反正不是我檢舉的。還有其它的話我就並沒有說出來呢。但是他錯了。 一個人的檢舉沒有旁證是構不成證據的。
  當然,像逃跑到國外去,像上山打游擊這樣的無稽之談是實在找不到證據的。無 怪他們要把陳象哉銬起來逼了。 他們盤問了我好幾天,問我的海外關係。我斷然否認。然後,那陳隊長得意洋洋 地從我的兩大卷案宗中取出一樣東西來一揚,問
  「這是什麼?」
  我說「讓我看。」
  原來那是一個郵包盒紙片。我的姨母在災難年代從香港寄給我母親的一罐豬油, 母親寄給了我,誰知這隨手扔掉的紙片也有人揀了去邀功請賞!
  問:「這是什麼人,為什麼不交代?」
  「這是我姨母,幾十年都不見面了,有什麼可交代的。」
  「她幾歲?」
  「80多吧。」
  於是就問不下去了。要是我回答40幾歲可就麻煩了。
  又有一次問:
  「你為什麼說毛主席是tyrant?」
  「沒有這事。」
  「某人檢舉你說過。」
  「他胡說八道。」
  「另外還有某某也檢舉你說過!」
  「哦」我裝著回憶的樣子「是的,我對他們說過毛主席有talent,他們不通英 文,憑想像瞎檢舉。」
  「狡辯!」
  審訊員陳、顏、楊畢竟比生產隊的隊長文化程度高些,審我時,這三人中先以 陳為主,後來則是轉到楊手中結的案。陳40來歲,楊則有50多了。他們都是老 公事,很有辦案的經驗,對我的態度還不算壞,尤其是楊,雖都竭盡誘供之能 事,但從沒有對我拍桌拍凳的。顏隊長30來歲看來地位高於兩者,是在陳審不 下去時接上來的,時間不多,也還能講理。
  我的案子約審了半年,慢慢地提審少了,大概結了案等待著處理。進入了 「悶關」的階段。有一天晚上,楊隊長值班,無聊了把我叫去聊天。他指著一張 報紙說:
  「這類文章大概也就是你這樣的大學生能寫、能懂了。」我一看文章的標題是評 陶裡亞蒂的,也就是後來所謂的九評文章之一,不明白他對我說這話的 含意是什麼。但他接著又自己說下去:
  「政治上這樣說來說去,我們怎麼弄得懂是非呢?你能和我講講這是怎麼回事嗎?」
  我於是說:
  「我從來也不看這種文章的,也不認為其中有什麼道理。要說修正主義,又有 哪一個主義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變的主義呢,馬克思看見蒸氣機想到了 共產主義,列寧說蘇維埃加全國電氣化等於共產主義,那我們又何必研究原子 能?不早就可享共產主義的大福了嗎。政治上罵來罵去還不是誰凶誰有理,我 們還是省點腦筋,眼不看心不煩為妙。」
  他聽了點頭稱是。後來又談了一會,那天他似乎喝過酒,也不知是什麼情緒, 具體說的話我記不真切了。但給我的印像是他也很苦悶,年歲大了還隻身在勞 改農場工作,家屬遠在上海,無處可以隨便說話,所做的工作也往往不能不違 心,所以對那些軟骨頭他們也從心裡看不起,倒反而對我不錯了。
  我在審訊中也曾因倔強而受到陳隊長的幾天手銬,然而體罰並不嚴重。這卻並 非他們對我恩寵有加,而是他們知道我並不是嚇得倒的人。原來我入獄不久就 和看守的士兵幹了一場。
  那是有一天,我站在門邊從門上的窗口向外張望,只見兩個站崗的小兵在後面 監房最西頭的牆外,俯身從一個牆上用刺刀捅出的小孔向內窺視,兩人搶著輪 流看,邊看邊傻笑。那幢監房門是開在正中的,門內隔著一公尺許的走廊才是 竹欄杆和欄杆後的四間監房,這四間房,最大的一間叫大房間,在最東頭,而 最西的一個小號是女監。看守站崗的崗位是在前面房子通向院子的門口,正在 我的門前,正常的巡邏則完全可以進入後面的房子,在竹欄杆前監視的。那末 他窺視的目的不就太明顯了嗎?於是我就大聲地咳嗽一聲,那兵畢竟心虛,趕 緊站直了身體,假裝著巡邏起來,等他們一個圈子下來,其中一人走到了我的 窗前,見我仍站著看他,便瞪了我一眼,我卻也毫不退縮地瞪還他一眼,於是 他走過來,惡狠狠地吼道:
  「幹什麼!」
  「你幹什麼!」
  「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那我不幹什麼。」
  「你回去!」
  「什麼?我可以回家了嗎?」我故意這樣瞎說。
  「不許站在這裡看!」
  「開了窗戶就是讓人看的,你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不讓看。」
  這樣我一句不讓地和他鬥著時,他們的班長來了。班長喝道:
  「你老實些!」
  「誰不老實了?」
  「你!」
  「你是說我不夠老實可欺嗎?我為什麼應該是可欺的,但如果就誠實而言, 不老實的是他!」
  於是那班長就一面罵著「囂張」一面開門將我銬了起來。手銬是銬在背後 的,當時我很瘦,等他們一走,我就坐下來將臀部穿過兩手之間,把手銬變 成了前銬。過了一會,那兵又到窗口來張望,見此情形,馬上去報告他們的 班長。那班長又來了,厲聲喝道:
  「你為什麼… 」
  「不為什麼,放在後面不方便。」
  「這是國家的刑具,你膽敢破壞!」
  「沒聽說過,我們國家還有刑具嗎?那你有老虎凳嗎?」
  又吵了幾句,我向他指出既然說社會主義國家廢除體罰,就不應有刑具, 而使用戒具也只應限於押解途中有逃跑可能之時。在監房內上戒具是不對 的,是你們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現。難道你們還怕我能怎麼樣嗎?他說不過 我,就走開了。一會兒,來了好幾個兵,還是那個班長帶的頭,他們打開 牢門,把我叫了出去,說「你不是不放便嗎,現在讓你方便方便。」說著 幾個人將我按倒在地,給我上了一付腳鐐。
  這腳鐐每隻約三公斤重,合上以後,在原開口處穿過一個鉛筆般粗的螺釘, 旋上螺帽,再將露出螺帽的螺釘頭用錘敲毛,就拿不下來了。當天晚上,我 就在牢房北部的架子上挑選了一條被搜來的皮褲帶,褲帶的銅頭卻正好和那 四角螺帽配得上,便拿它做工具,輕易地把螺帽卸下,於是腳鐐就取下來了。
  至於手銬則更不在話下,那銬子叫606銬,兩個6代表銬在手腕上的兩個圈 的形狀,0則表示兩圈間的一段鐵鏈。6是活動的,往上的那一段是個鋸齒 狀的柄,套上後被中間那段上的一個栓用彈簧壓緊,栓的頭卡在鋸齒上, 只會往緊處走。所以即便銬得松,不小心一捏就會變緊。然而那手銬卻很 容易開,只要有一段細鐵絲,從空隙間套住栓尾部的螺紋往外拔,栓頭就 鬆開了。我的有利之處就在於被關在倉庫裡,很容易就找到了鐵絲。
  次晚,我正卸了鐐銬呼呼大睡,忽然被嘩啦啦開牢門的聲音驚醒,接著一道 手電筒光直照在眼上,「你的鐐銬呢?」那人問道,聲音倒並不咋呼。我睡 眼迷濛地指指鋪後。那當班的士兵便將腳鐐手銬提著走了。
  第二天一早,班長又來了。這次從新上了手銬腳鐐,腳鐐的螺釘被狠狠地 敲成了鉚釘;不但我的褲帶頭工具失效,而且半個月後他們來卸腳鐐時也 用鑿子銼刀工作了好半天。
  腳鐐卡在踝關節上,走路是很疼痛的。一般被上鐐的人都不得不用碎布 將鐵鐐包起來,使它軟一些,又在兩個鐐圈間那一段約兩尺長的鐵鏈中 間縛根帶子,走路時提著走。我嫌那樣太窩囊,就讓鐵圈裸露著,但將 長褲的褲腿塞在裡面,只要走的慢,倒也不痛。鐵鏈不縛帶子就讓它拖 在地上嘩啦啦、匡啷啷地響,卻也有趣。提審時走出走進,放風時在院 子裡我更是故意把它弄得很響。隊長罵「不以為恥。」我還嘴答道「將 一個文弱書生鐐銬相加,到底是誰的恥辱?」他斥道「反動!」我說 「反者道之動,還不知真理在誰處哩。」
  在我被上鐐銬之前,我們的號子裡又已關進來了兩個人,都是很年輕的。 一個叫周康,是個小頑童,但決非惡少,他出身於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是 位工程師。然而他的祖母卻看不上他的當小學教師的母親,認為門不當戶 不對。後來他的父親去了美國,其母的日子就更不容易了。小周康受祖母 寵愛,插手管教,也就比較頑皮。不料母親被打成右派。作為右派的孩子, 他小小年紀就倍受欺凌。僅僅因為在裡弄中向鄰居家的窗戶甩泥巴,就被 戶藉警送去少年教養所,成年後又轉來勞動教養。就此回不去了。他的母 親為此傷心欲絕。他人品並不壞,頗知是非、識好壞,也相當機靈。因一 再逃跑,原生產隊隊長見了他頭疼,把他送了進來。
  另一位是陳作人,也是個中學生,因其父49年去了台灣,他在學校中不知說 了些什麼而被送勞動教養。這次也是因為逃跑,被抓了回來。一次提審下來 便被上了腳鐐手銬。他說,那陳隊長要他承認想逃到台灣去。
  有了這些人作伴,加之完全不必擔心會有人匯報,日子過得並不寂寞。蔡康定 私藏著一本英文的短篇小說集,我借來偷偷地閱讀。其中有一篇托爾斯泰的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我看了大受感動。那是說的一個農民受人陷害,在 監獄中度過了二十六個春秋,害他的人良心發現去自首,而當赦令下來前,他 卻已瘐死獄中的故事。我將它譯成中文取了個譯名《天網恢恢》,大家談說此 文,不但當時誰也看不到自己的出頭之日,而且感到小說中的壞人還有良心發 現之日,比起現實,倒可算好人了。到了今天,我的這種感覺更為強烈,試看 《牛虻》中的神父,《悲慘世界》中的警察局長無不如此。文學作品之偉大, 不在於咒罵一個惡人,而是譴責一種使人做壞事的思想意識。一旦迷信此種錯 誤思想意識的人發現自己原來做了害人之事,當然後悔,痛不欲生。決不會想 出什麼「在當時的形勢下,我這樣做還是對的」,「責任是當時過左的政策, 我們已經糾錯,所以還是光榮、偉大、正確的」等檔的高論的。
  有一天,又關進來了一個約二十七八歲的人,他一進門看見兩個上腳鐐手銬 的人,又見了那鼻子噴血躺倒地上的瘌痢頭,不禁嚇呆了,進門就低頭不語, 悶悶地想心思。果然,他一經提審也被上了鐐銬。雖然大家對他安慰,他卻 始終不敢說話,只說案情重大,隊長禁止他說。我們不知就裡,他在場時也 都不敢談天說地,怕他去匯報。
  又一天,他去提審時,周康便說
  「這個人是什麼路數?我們得想法子讓他開口才行。」
  大家都很贊同。果然周康就想出了一個主意。
  不一會兒,他提審回來了,臉色更顯得陰沉。這時,老蔡按計劃忽然對 我說「老李,我想了一想,你上次替我拆的字還真靈呢。」
  我說「那當然,我研究拆字有好多年了,都說我靈的。」
  這時,周、陳兩人也夾著湊熱鬧說我替他們拆的字有道理。那人終於忍不住 了,帶著哀求的口氣對我說
  「能不能也幫我拆一個字呢?」
  我說「行,你要拆什麼字。」他想了一想,說他今天看見辦公室裡一張報紙 上的大標題,是全國七億人民什麼的。那麼
  「就拆這億字吧。」
  我假裝想了一想,就說開了
  「這個億字,是單人旁加一個意,而意又是由立、曰、心三個字組成的。其實 這心字也可理解為一個人,不過是個躺倒的人。所以這個字中有兩個人,如果 由上而下地讀這個字,先讀到的是立人曰。這就是說,你問的事涉及兩個人, 一個是立著的,當然是隊長。另一個是躺倒了的,看來就是你了,這字說立人 曰,就是由隊長說了算的意思。看來你的事要由隊長來擺佈了。」
  他聽了驚得張口結舌,半響說不出話來,等他回過魂來時才期期地問我
  「那你看我的結果會如何呢?」
  我說「拆一個字也只能說這些了。」
  於是眾人七嘴八舌,終於把他的故事掏了出來。這人(我已記不准姓名了, 大概是姓劉)原是菜場裡的魚販子,勞動教養解除後是個場員。那一陣子,農 場裡有幾批出場回家的。當然,誰不想回家去呢,所以他和幾個場員就繞著他 們的劉隊長轉。劉隊長估計這幾人的條件也夠得上出場,就滿口地答應幫他們 的忙。於是他們對劉隊長大獻慇勤,不但輪番地送禮,而且每當劉隊長回滬探 親,都到這些人家中去作客,打秋風。甚至這魚販的老婆也陪劉隊長上了床( 這是後來他的一個同案犯說的,當劉隊長探完親回農場時,他也在滬探親,一 同去火車站送這位長官,親眼目睹了劉隊長和魚販老婆演出了依依吻別的一幕, 說難得看見中國人也敢如此。)。但是後來政策有了變化,除一人外,他們都 未能如願出場。當然,這事也怨不得劉隊長,他們也都認了命。即使賠了老婆 也值得,他和劉隊長親密無間,幾個人各當他們的積極分子小組長,還經常和 那劉隊長吃吃喝喝。
  不料風雲突變,那個出場的人回來辦戶口了。原來此人出場全非劉隊長的功勞, 而是靠的他在杭州某海軍基地中做軍官的家庭關係。他辦好戶口手續後住在招待 所裡便毫無顧忌地把劉隊長如何騙人的事一五一十地大談特談。這事一傳開,負 責思想改造的劉管教隊長慌了手腳,把魚販子叫去說:
  「這事你一定要闢謠。」
  「那當然,我決不會承認的。」
  「你知道,只要我保住了,將來形勢變好時我照樣可以保你們出場,要不然, 你們就一輩子休想回家了。」
  「這個道理我明白,我一定不會講的。」
  「這還不夠,要想個法子把他們幾個調到其它隊去。」
  於是劉隊長便面授機宜唆使他進行檢舉揭發。原來這幾個渾小子在有一次喝 足了酒胡說八道,魚販子自封皇帝,他封官許願,不倫不類地封了一個身體高大 的做劊子手兼國防大臣,另一個有錢的則受封財政大臣,如此等等共封了四五個 他的開國元勳。劉隊長說:
  「你要把自己擺進去,現身說法舉報他們謀反。」
  「那我怎麼辦?」魚販子未免吃慌地叫了起來。
  「不要緊,有我在你還怕什麼!你是坦白從寬,反戈一擊有功。我劉隊長保你沒 事。」管教隊長信誓旦旦,拍胸保證著說。
  這魚販昏了頭、黑了心就這樣對他的「好友」寫了揭發材料,又經劉隊長幾次 加工重寫,交了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臣下一個個地關進了拘留所。但這案子寫過了頭,一直上 報到了白茅嶺總場,下令徹查。那劉隊長哪還保得了皇帝陛下!於是他就被抓來了。 聽了這故事我們大家未免哈哈大笑,我說:「你的事,我的事加上老蔡的事可算 是白茅嶺三大奇案了。」他一臉愁容地說:「我都怕死了,你們還笑什麼。」於 是我們正色地對他指出;
  「你的事只有真正地老實坦白,才有藥救。有的就是有的,捏造的趕快推翻。決 不可迷信劉隊長救得了你。」
  這個人反反覆創,又怕自己的事惹大了,不可收拾成了真正反革命,又不敢 說出是劉隊長唆使的假檢舉。於是多次翻供,多次受刑。總算我們大伙說好說 歹勸他勇敢地講了真話。最後,劉隊長也被傳來當面對質。據說那次劉隊長在 顏、陳兩隊長前相當狼狽,低頭不語。
  魚販子的鐐銬解開了,進入「悶關」等處理的階段,居然笑臉常開,在監 裡天天背誦紹興戲的片段。後來他被放走,劉隊長則換了一個隊仍然做他的管教 隊長。
  在寒冷的冬天,抓來了一位穿長呢大衣的老者。他是因逃跑從上海家中被 抓來的。老人非常健談,毫不畏懼。可是晚上卻說什麼也不肯脫掉棉褲睡覺。 說這是他在監獄裡養成的老習慣了。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至今記憶猶新,可 惜有的事沒辦法去核實了。
  老人名叫劉有榕,他說「我是福建人,這只要看我名字好了,因為榕樹就 是福建的樹。」劉有榕年輕時家裡很窮,他隻身到上海謀生,進了商務印書館 當排字工人。在商務印書館他認識了陳雲,經其介紹加入了工人糾察隊,那是 一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是個秘密組織。
  有一次,他們在老城隍廟執行了一項暗殺任務。事後其中一人被捕,將他 供了出來。於是一連有十五個他的同志被捕入獄,全關在龍華監獄裡? ?
  接著老人為我們講述了當時龍華監獄的情形,首先大家最關心的是問他吃的 情形。他說「比現在要吃的飽些,但米的質量比現在差,那是奸商往裡摻石子的 緣故。此外,政治犯的待遇要比刑事犯好,吃肉比他們加倍。只要有錢,還可 以叫看守幫你去買吃的,什麼都可買,不過要多出錢。所以不像現在餓得發慌。 然而,」他話風一轉,說
  「情形不同在於,那裡政治犯是很恐怖的,半夜裡每天都會被拉出去槍斃! 我就是在那裡養成了穿棉褲睡覺的習慣的,因為怕拉出去時冷。」
  我們聽了全都哈哈大笑,取笑他說「要槍斃了還管冷不冷嗎?」對此他也 答不出所以然來,只說當時大家都是這樣幹的。
  他在龍華監獄關了兩年,其他14人後來都被槍斃了,而他卻得到釋放。 為什麼呢,他說「原來我姐夫是個國軍的高官,聽了我姐姐的枕邊話出面去保了 我。但我一出獄,姐夫就找我去說,他輕信了我姐姐的話,以為我是受冤枉的, 然而保了以後才知道我並不冤枉,確實是幹那一行的。他又不能收回不保,正在 為此擔心。說如我再出事,他也擔當不起。令我決不可再干,我當然滿口答應, 然而他說什麼也不信任我,說我們這種有革命信仰的人是不會放手不幹的,最後 商妥由我姐夫寫了個條子,介紹我去蕪湖的長江救災委員會工作。不許回上海。」
  他也的確乖乖地去蕪湖了。
  「這是因為」,他接下去說:「關了兩年出來,情況大變了。我的 老婆也不知去向跟人跑了。我們原是一起干革命的,那時我們住在現在的四 川北路,有好一批革命同志都住那裡呢。」
  他這時又扯回去談他的得意往事了「我們是很開心的,男男女女的革命 同志很多,陸定一也和我一起,他的老婆原來也是我的女朋友。她後來簡直 不知道嫁給誰好,就想出了個主意,叫我們兩個人到黃興路去比賽腳踏車, 她在五角場等我們,看誰踏得快。她雖不明說,我心裡是明白的。但是我踏 不過陸。」
  周康問他是不是吹牛,我們都說這種浪漫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催促他 說下去。於是他說他在蕪湖過了兩年的安穩生活,可是,災情緩解,救災委 員會結束了。他在蕪湖失了業,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說:
  「我回到上海那天正好碰上一二八事變,我是事變第二天到家的。不料 當天晚上就有人敲門,來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就把我抓了起來。
  「這回可利害了,馬上把我連夜解到南京,關在老虎橋監獄。那是國民 黨政府關要犯的地方,又關了近兩年。苦頭吃足,上過老虎凳,灌過辣椒水。 你看,我現在走路的樣子還有坐老虎凳的後遺症呢。」
  這時他站起來走幾步,果然樣子有點怪。我們馬上接著問「你不是在蕪 湖不干革命了嗎?」
  「是啊」他接著說下去「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也像如今的方式一樣 只管喊我招供,我又有什麼可招供的呢。
  「最後,忽然一天,軍事法庭開庭了,我坐在下面,上面的人問道;劉有 榕,你知罪嗎?我說實在不知道犯了什麼法,這時,只聽得上面哼了一聲,說: 劉有榕,你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利他主義者,現在你死到臨頭了,我們決定送 你去雨花台了,你還有什麼話要給家人說嗎?
  「我就大喊冤枉,上面的軍事法庭法官冷笑一聲說:我會讓你死得瞑目的, 接著拋下一張相片,問:你認得嗎?我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我干革命時的 一個上級。但我趕緊裝糊塗,說我從不認得他,並大呼冤枉。
  「上面馬上又冷笑一聲,說:你想不到吧,老實告訴你,這個某哪哪現在 已是我們中國國民黨清黨監督,他檢舉你在一二八那天在上海梵皇渡路某號某 某印刷廠指揮工人暴動以配合日寇進攻上海,現在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我於是更大叫冤枉了,上面見我如此,皺了皺眉說:那你有什麼反證呢? 我說有,我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才到上海的,這可問我母親,此外,我從蕪湖乘 的某哪輪船,的確原定一二八到上海,可是它在南京拋錨了,是第二天才從南 京開出的,這都可以查證。他見我說的有理,便擺擺手又讓人把我帶回監房。 又過了約兩個禮拜,就把我放了。」
  說到這裡,我們大家都鬆下一口氣來,正要催他往下說,小周康又發話了
  「什麼是虛無主義者,利他主義者呢?」我便向他說了這是當時對共產主 義者的一種稱呼。這時我們想,憑著這老人的文化程度,如果沒有親身經歷, 他是造不出這番故事來的,就更急著要聽他講下去了。
  老人歇了一口氣,接著說「我又回到了上海,這時我母親也已經去世了。 我萬念俱灰,心想我兩次遭難,第一次可說是被同志出賣的,那也許是他受 刑不過,情有可願;而第二次簡直就是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那我還怎麼能 再革命呢。就洗手不幹了。」
  周康又插話說「那你在蕪湖還是乾的吧。」
  老人不理他的話,接下去說「為了謀生,我就先在法租界現在襄陽路襄陽 公園對面的地方開了一家飲食店。」
  周康見老人不理會他剛才的問題,就又找麻煩說「你是個工人,又吃了多年 官司,哪能發財開店呢?」
  老人笑笑說「那時開飲食店並不需花多少錢,店面是租來的,酒菜都是可 以賒賬的,而夥計則要到賺了錢才和他們拆賬分錢。
  「總之,長話短說,我就做起飯店生意了。一晃多年經過了敵偽和勝利 的年代,要知道,越是腐敗年代,餐飲業越發達,我生意越做越火紅,店也開 大了,成了復興中路上的很好的一家福建餐館。到解放前夕我還是上海酒菜業 同業工會的理事呢。
  說到開飯館,周康的勁又來了,問長問短地問各種福建菜餚的做法,老人 回答了一些後,指著周康說「那時有一個像你一樣大的小青年,天天在我店裡 的爐子前拾煤渣,但每逢節假日就穿得整整齊齊地陪了他瞎眼的老父親到我店 來吃一頓。我看他是個孝子,總是特別優待他們,現在這樣的人不多了」說著, 意味深長地看了周康一眼,就掉轉話題接著往下說;
  「解放初期,上海到寧波的鐵路被炸斷,火車不通。我一看機會來了,就買 下八輛大卡車,開個運輸行,做起運輸生意。開始時果然賺了一大筆,可是好景 不長,寧波鐵路不久就通了。那時碰上三反、五反運動,餐館生意清淡,運輸行 的職工等著發工錢。我把卡車賣掉,連多年積蓄全貼上去都難以維持。
  「正一籌莫展之時,忽然門口來了一輛轎車,跳下一人。進門就拉著我的手 說:我可找到你了。我定過神來一看來人原來是潘漢年。
  「其實我在開飯店的那些年中,也並不是完全脫離革命。只是不直接 參與而已。有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到了困難,也來找我;我或是接濟些 錢,或是幫他們躲一躲,或幫助他們逃到根據地去,救過不少人。
  「卻說潘漢年見了我親熱異常,問過我情況後連連搖頭說:那怎麼行,你 怎麼可以去做資本家呢。過去我們共過患難,現在要共幸福了。你做資本家是 決無出路的。他想了一想說:這樣吧,我替你出出主意。
  「於是,我通過他的幫助,變賣了生財,解散了運輸行,也關閉了福建飯 館。經他的安排,到市委當上了一個處長。
  「可惜,又是好景不長,不久潘漢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又被審查了近兩 年。總算我和他並無太大關聯,最後對我說:你不算潘漢年反革命集團份子, 但是你在市委工作總不是很適當的吧。這樣吧,你既然是熟悉餐飲業的,就去 黃浦公園茶室當經理吧。
  「這樣我又回到了老本行」老人不勝感慨地回憶了那一段短暫的幸福日子。 說那時他的女兒已長大,考取了大學。所以每逢星期一,他要一早就上班,坐在 黃浦公園茶室的經理辦公室裡,他可以看到女兒上學,在公共汽車開過外白渡橋 前,從車窗裡和他招手再見。經他這麼一說,我才問清了原來他女兒是復旦生物 系56級的學生,我正好還帶過她做物理實驗的呢。
  我們趕緊請他快說下去,他說:
  「57年的一天,茶室的煙囪冒出一個火星,把屋頂的油毛氈燒壞了。我叫人 來修理。來人估價說要一千零幾十元錢。那時的制度規定,經理的職權限於一千 元以下,超過時要報請上級公司批准。但是事情緊急,油毛氈總得修的。我想我 是有職有權的,這點小事何足道哉,就大筆一揮,批准開工了。
  「不料過了半年,有一天公司找我去談話。那上級虎著臉問:劉有榕,你 知道違法亂紀了嗎?我說這是什麼話。他就把那油毛氈的事說了一說,還不由 我分辯就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念了一通,後面又冒出兩個警察抓我勞動教養了。」 我們聽到這裡,不由得都說:「豈有此理!」老人接著說:「就這樣一來,我到 了農場,但我一有機會就逃跑回去,我這次逃到北京去,找到了革命時的老同志。」 我們馬上問:「這點區區小事那些大官們難道救不了你?」
  「他們有的拒不見面,有的言不由衷。當然,也有講交情的,如某某夫人就 留我住了幾天,可後來她說:事情的根源並不在那油毛氈,實在是你那時在龍華 監獄怎麼會沒死的呢?她最後送了我三百元錢,說實在誰也無能為力。我拿了錢 灰心喪氣地回到上海家中,當晚就有警察敲門,我就這樣被抓來了。」
  劉有榕的故事說到這裡告一段落,但他的故事並沒有完。沒幾天他就被帶 回生產隊去了,我們都相信他還要逃跑,也必然難免又被抓回來。他還要穿著 棉褲睡幾個冬天呢?這誰也說不準。
  分流廟拘留所是白茅嶺的一個窗口,人來人往。特別是分流分場的人員, 稍一和隊長頂撞就會近水樓台被送進來關幾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說也說不盡。 就拿周康、陳作人來說,雖無驚人的情節但若詳細道來,也很反映社會的一個側 面。可惜年代久了記不真切了,不知他們自己會不會也寫下回憶來呢?
  又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名叫顧國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來的,因為他 供稱是從白茅嶺某分場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來的原因是因為擺地攤賣老 鼠藥而沒有身份證件。他說他是個流浪漢,然而我從他的談吐中卻怎麼也不相信 他是個粗人,哪有流浪漢不說粗話的?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他說他在流浪中遇到過許多知識份子,聽到許多事學得 文雅了。我問他聽到些什麼?他的回答就妙了。說:你們只知共產黨是紅的,國 民黨是白的,可是將來的天下會是藍的。他接著說了許多,現在知道是環境保護 主義者的思想,但他又說得玄乎其玄,什麼將來的農業要用管道搭成個極大的金 字塔,種植在塔面上來接受陽光等等。他也是用這同樣的話去哄騙隊長的,但我 卻不相信。最後他才說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俠民,曾是個地下共產黨黨員,他說:
  「解放前,我是個學生,口袋裡帶著奶油麵包去參加反飢餓遊行。解放後我 參軍入伍當了一名隨軍記者。在隨軍去解放西藏時目睹了許多事。我就要求復員 了。此後在一個光學儀器的機關裡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個煤 礦裡改造。
  「煤礦的勞動極為艱苦,設備條件又差,很危險。我就帶了一批人逃了出來, 在社會上流浪。靠賣老鼠藥為生。」
  我們就問他為什麼化了名說是白茅嶺的呢?他說:
  「我的真名實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沒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嶺的遊民隊 裡,然後可以再逃跑。」
  他的確騙過了陳隊長,沒幾天就從我們這個小號裡調到後面的監房裡去了, 還有機會出了幾天工,直等著去查他說的那個生產隊有沒有顧國中這名字,就可 放回去了。
  64年的早春瑞雪紛紛,極為寒冷,我們整天都只能跺著腳取暖。拘留所的 案子也審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場地開起審判庭來。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 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東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後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畫家。共產黨到 他家鄉後他參軍入伍,因為年歲小當上了衛生員。但他聰穎好學,竟自學成為軍 醫,還當上了某個白求恩醫院的院長。然後,他被送來上海第二醫學院進修,期 間於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送來農場勞動教養。
  因為他被安排在白茅嶺農場總場醫院裡工作,少不了他,所以當年右派集中 時未到白雲山去。90年代溫健告訴我說:60年饑荒時,溫已因浮腫被送到病號組 去,總場醫院就派孔去病號組查看。溫說:
  「我們開始時並不知道他的身份,還以為是幹部醫生呢。查病人時,他要問: 犯的什麼案子來勞動教養的。我開始不願說,反問道: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 當然,我是怕說了被幹部醫生歧視。然而他故弄玄虛說:當然有關,病情和過去 的生活都是有關的。我被迫說了自己的右派身份。這時候,我隱隱地感到他的眼 睛裡有一道光一閃而過。後來我們知道了他也是被勞動教養的,但都佩服他的膽 大和坦誠。非常為我們病人著想。決不像有些犯人醫生那樣為了討好幹部反而有 助紂為虐的行為。
  「病號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運未死在那裡,當我稍有好轉,浮腫消去 時,說來也有趣,在特別艱苦的條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會長 點肉出來。為了多留在那裡幾天我當然決不能讓它被發覺。為此,我故意穿前 面沒有紐扣的衣服。每當檢查身體時,撩起衣服,兩臂高舉,使得肋骨充分地 暴露出來。當然,孔醫生也幫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裡渡過了那饑荒的冬天。」
  當一個勞教身份的醫生雖說不必體力勞動,但如若你是個正直的人,日子 就決不會好過。那醫院的醫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診斷時卻要比他有權威。於是 常常發生爭吵,當然總是他吃虧。然而正因為他是一位正直的醫生,總是不買 賬。特別是碰到勞教人員或場員生病需用藥時,他決不退讓,據理力爭。那時 連維生素B、C之類都要算好藥,不讓我們用的。他常因與一個院長吵得凶了而 被暫停醫生職務,勒令勞動。對此他也並不在乎,反正過幾天一有疑難病例又 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爭吵以後令他去勞動前,先搜查了他的 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記,其中他抄錄了幾句詩,其實並無什麼針對性的證據, 但那幫人自己心虛,認定了是罵他們的,當然也變成了罵共產黨,於是成為一個 反革命案,私人日記成了反革命罪證。
  開庭那天地上積著雪,我從門上的窗口向外張望,只見孔祥瑞穿著自己 用被單縫製的白衣白帽,從後面的號子裡大步地走出來,到了前面的辦公室。 然後,只聽見他大聲地嚷叫。不到一刻鐘,審判結束,他又走了出來,走過院 子時見我們都在窗口觀望,便不顧押送人員的阻撓,停下來大聲地說:
  「明明是辦公室怎麼變成了法庭?明明就是這幾個警察和偵探卻忽然憑著桌 上的幾塊三角木牌牌變成了法官、陪審員了?他們問我為什麼穿得如此,我告 訴他們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為法律死了!」
  我們都十分欽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確用極簡單的幾句話揭露了這幫人的 為非作歹。平時那幾塊木牌牌就裝在一個布袋裡掛在辦公室牆上,這是他們扮 演法庭時用的道具。幾分鐘就演出結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 不久,拘留所的氣氛緩解了一些,我們這個小號被取消了。我被關到了大房間, 很巧我的舖位正在孔祥瑞的旁邊,那時他已被判刑,只等著送出去勞改。大房 間裡關了幾十個人,空氣污濁,孔說
  「只要每個人放一個屁,這些屁出不去就夠臭的了。」的確,這裡的人大多 已結案,所以也盼望著離開拘留所。我們可以出工勞動,這可以透透空氣,還可 以有勞動飯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並不強制你去勞動。而像孔祥瑞那樣 判了刑的則不許勞動,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機會常常不出工和他談天說地,也向 他學了不少醫學知識。
  那時分流廟拘留所有兩個級別低的幹部,我們叫他管理員,一個吳管理員是 管雜務的,另一個何管理員大概農民出身,管生產,帶隊出工。此人五短身材, 為人很刻薄。每次挑選十餘人出工,回來時,站隊報數點名完畢就發吃勞動飯的 籌子。籌子是竹做的,上面塗了紅漆,塗全紅的叫大紅袍,加的飯較多。其次是 一條槓和二條槓,加的飯少。何管理員總是發出一二個大紅袍給他認為勞動好的 人,然後也許還有幾個拿到二條槓的,隨後便將剩下的一條槓朝地上一擲,讓眾 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個場員,兩個是廚子,一老一少。另一個年邁的姓王,管些雜事, 開飯時跟出跟進,對吃勞動飯的人按籌發飯不敢越雷池一步。連發水也如此,一 人一杯決不多給。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說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興了。那討 水的人也妙,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時就拖長了聲音,喊成「老王-八」 他也不理會。
  有一天傍晚,關進來了一個年歲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齊,兩眼炯 炯有神,留著一些小鬍子,眉宇之間自有一番豪氣。老先生在房間裡踱了幾圈 後站在門口,通過門斜對面外牆上的窗戶觀看著。我走到他身邊,聽見他反覆 地在吟誦著「閒(38)看門中月。」我便說:「老先生在對對子吧,我試試替 你湊上,不過對得不好不要見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說:「怒對 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點頭說好。等了一會兒,他 問了我的來歷後,搖頭歎息說:
  「在國民黨政府時監獄裡關了不少青年學生,想不到現在仍然如此!」 我就請教他的經歷,他很詳細地說了。
  老先生名叫謝郎虎,是位畫家。抗戰前期,他相信了共產黨宣傳的抗日政策, 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敗後被捕入獄,整個抗戰時期被輾轉關在有名的白公館、 息烽等地。抗戰勝利,國共談判釋放政治犯時他得到了釋放。此時,他已舉目無 親。釋放他時官員對他說:你既無出路,就介紹你去一學校教書吧,可以發揮你 的專長。他就這樣在四川省的一所學校裡當起了美術教員。生活還可以,也娶了 妻室。
  幾年後,有一天他去取薪金,無意中看見他自己名字上有一個中校頭銜,便 提出疑問。那人回答道:「我們這裡人人都有軍銜的。」後來他才明白,這是一 所軍統辦的訓練特工人員的學校。他為此大怒,辭職而去,到了上海,以賣畫為 生,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他的作品是工藝美術品,如畫印花被單之類,很受歡迎, 生活也不錯。
  50年代初肅反運動中,他以國民黨軍統中校特務之罪被捕。在監獄中關了幾 年,總算澄清事實,未算他是潛伏特務而被放了出來。出來後他當然仍要靠賣畫 過日子。原來那時工藝美術作品是由外灘某處統一收購的,他送去了幾次,都被 婉言謝絕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問:我的作品向來是受歡迎的,從來沒有 打過回票,難道現在畫的不好了?對方被追問了幾次,實在含糊不過去了。便對 他說了老實話,原來他被捕以後就上了黑名單,明命他們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當然不服,去區政府提抗議,說是為了擁護共產黨才吃了多年官司的,還 被共產黨誤關了好幾年,怎麼現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斷了呢?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 有一次,區政府的官員對他說:老先生,你年歲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賣畫 為生呢,我們安排你一個去處,那裡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個畫畫的好地方,養 老的好地方。
  就這樣,他被騙到了白茅嶺農場,當然他也無可奈何。初來時這個民政局 的農場也還過得去,民政局的幹部知他來歷也不難為他。後來公安局接管了農場, 情形就大不一樣了。他現在在分流一隊,那隊的張管教隊長很不尊重他,往往和 他鬧起來,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進來。
  大家聽他講了關過白公館、息烽,就都湊上來根據紅巖小說的事問長問短, 他嗤之以鼻說: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談。沒幾天他就被放走了,據說是換了一個 隊,所以我後來雖也去了分流一隊,卻沒有再見到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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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繁體字的閒字是門中一個月字,這裡計算機沒有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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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幾天,春耕時分的一天清早,吹哨點名叫人。原來是那幾位被判刑 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當然也在數,我離開了一位好朋友。當晚,送他們的 車回來,卻把那癲癇病人原車送回,場員小王邊幫著他下車,邊學著軍天湖勞 改農場幹部的口吻說道:「怎麼送來的都是七倒八歪的,還有一個瘋子!」原 來什麼判刑不判刑的,其實就是在勞改農場間交換勞動力。這裡送去的人都已 在拘留所關了許久,餓得骨瘦如柴,對方見了實在不滿意,便把病人退回來了。 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幾天後又送到不知什麼去處去了。
  在開始陸續放人的時候,忽然一天,陳隊長惡狠狠地跑了進來,把關在我 隔壁號子裡的顧國中即丁俠民叫了出去。不一會兒,丁被上了腳鐐手銬關回來。 過一天,他找機會對我悄悄說:「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說給了另一個右派聽了, 不料他出賣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將來你要是有機會到上海,我有一個妹妹名 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鶴鎮農業中學的教師,希望你能代我向她問好。」
  不久,他被帶著鐐銬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關在提籃橋監獄,曾在大刑犯 (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風的人中遠遠地看到一個人的身影很像他,但不 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滬後曾去打聽過他妹妹,但連那農業中學也已不存在了, 未能完成難友之托。
  拘留所關的另一個學生的故事也說來有趣,他叫張志生,是西北人,原在蘭 州的石油中等專科學校裡讀書。困難時期,餓得發慌,他就用畫筆畫了糧票在學 校的食堂裡買飯吃。後來這事被發覺了,學校裡要批鬥他;這時他學校的校長和 黨委書記正在北京開會,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賓館裡找 到了他們,他向他們訴說了自己的情形,他們對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學校, 他們會打電話去說的,不會處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回學校人事部門,電話中 他壓低了喉嚨冒充黨委書記問:
  「我上次說的那個學生張志生的事你們辦得怎樣了?」對方一聽馬上匯報說:
  「辦好了,辦好了,一等他回來我們就送他去勞動教養。」
  他一聽,好傢伙原來是這麼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 家去連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經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廣州,在廣州車站 賣票窗口遞上錢去要買去深圳的車票。窗口的人說:「你去幹什麼?」他聽了一慌, 但仍不動聲色地說:「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邊幹什麼的?叫什麼名字?」 他就隨口答道:「叫張志生,做工的。」「是在鐵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當然地 問他。「是的。」他也順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電話,接通了深圳,誰知那裡 確有同名同姓的人,問「他們在吃飯呢,要不要去叫來聽電話。」這邊說「那就不 必了。」於是他就順利地買到了票。然而,他見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於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沒錢了,卻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臉一沉說:
  「我是歸國華僑,路過這裡要去西北,你們這裡的治安怎麼搞的,我一下火車 皮夾就被扒手偷了,現在我怎麼辦?」
  儘管張志生的服裝、氣派哪一點也不像個外國回來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 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還打算第二天弄車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 他自己走出去買早點心吃,被另一警察無意中看到,他怎麼還有皮夾子?
  於是對他不客氣了。結果他以詐騙的罪名被判勞動教養,送來了白茅嶺。這次 則是在白茅嶺某隊中又因逃跑被抓來的。我們大家都和他開玩笑,說他,詐騙騙到 公安局頭上來了。
  1965年,形勢略有好轉,關押的人陸續地放走,最後只剩我和一個叫做張連生 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俠民一樣,想混到白茅嶺的某個遊民隊 裡,但卻查不出這個名字,就被關了許多年。他是在拘留所裡長大的,營養不良使 他的模樣有點怪,頭大身體小,大家倣傚紅巖小說裡的小蘿蔔頭叫他小張連生,這 年4月,因為關的人少,就沒有組織什麼大規模的勞動。我們兩人每天早上從號子 裡被放出來,就在拘留所門口的山芋苗床裡勞動。
  勞動很輕便,只不過將蓋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讓苗床曬曬太陽,但人卻不能 離開,因為要留心著不讓附近的小雞去啄苗。我們就坐在旁邊看著,頭幾天不時有 一隻小狗跑來陪伴我們。說起來我們還真有點羨慕它的自由自在呢。
  這狗是拘留所的何管理員養的。農場的幹部有條件的都喜歡養狗,安徽的小獵狗 個頭很小,不中看卻能幫主人抓兔子。在那個食品匱乏的年代,這可是個了不起 的好東西了。狗小的時候還不會抓兔子,但也得餵它,那豈不虧了?何管理員近 水樓台先得月,就將狗養在拘留所裡,算是拘留所的狗,它就也有公家飯吃了。
  有一天中午,忽然來了一個農婦,手裡提著一隻死小雞,大聲叫嚷著找何管理員。 訴說道「你們的狗子咬我的雞了」。何管理員聽了矢口否認,農婦無計可施, 罵罵咧咧而去。過了幾天,有一個青年找上門來。報告何管理員說那狗被某人打 死了,正在剝皮呢。何管理員馬上派了一個姓王的場員跟著那人而去。我心裡想 道這狗幾分鐘前還在我身邊呢。這事可發生得真夠突然的。
  過了約有一小時,那場員拖著死狗,後邊跟著那個告密的農民一路叫嚷而來。 意思是那死狗應該歸他所有。場員則爭辯說他可沒有權力將狗給他,除非何管理 員同意。這時候何管理員聞聲而出,大聲吆喝道「幹什麼!幹什麼!」農民便馬 上小下聲來討這只死狗。不料何管理員臉色一變打起官腔來說是公家的東西豈能 給人?農民死皮賴臉地討了半天,何管理員就是不肯。農民眼見得沒有希望了, 便翻了臉大聲叫罵道
  「不給 !不給!下次你們的豬給人偷了我也不來報告了」。說罷悻悻而去。
  再說那條死狗,頸上套著一條繩,一路被拖曳而來。混身泥巴且不去說它, 就是那美麗的皮毛也被磨損得一塌糊塗了。而且有半張皮已經脫離了身體,原 來它被奪回來時早已被人掛著正剝皮呢。何管理員看了無可奈何地皺起眉頭, 問道誰會剝狗皮 .小張連生一想機會來了,馬上應聲說「大學生肯定會的」。 何管理員和場員小王都把眼睛向著我看。小張連生一邊用手臂碰我,一邊眨著 眼睛說「你不是說過的嗎?」。我於是也就順口吹了起來說「學生物學時倒是 也會解剖的」。何管理員想了一想,又皺了一皺眉頭,終於對小王說了聲「這 條狗就給你們吧」。說罷邊搖頭邊歎氣而去。
  小張連生這下可來了勁,快步去提了一桶水來,朝狗身上澆去。把它衝出 了本來的面目,他們兩人又七手八腳地就用拖狗的那條繩將它掛了起來。這下子 可得看我的了,我心裡想道,於是只好硬著頭皮,忍著噁心,拿著一把刀走上前 去。一手抓住那半掛著的狗皮,另一手拿著刀沿著皮和肉的分界線劃去。這樣居 然慢慢地將狗皮剝了下來。他們兩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後幫著將狗從掛著的地方 取了下來,搬運到拘留所旁的一塊約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後有一個工具房,前面和東面隔著水溝是水稻田。大家又從工具房中 搬出一張桌子,將狗放在桌上。我就開始對它開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這 種事,笨手笨腳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邊便來了許多鄉下人,咧著嘴嘀 嘀咕咕地邊議論邊看熱鬧,我和小張連生忙於弄狗,小王則蹲在一旁執行著看管 我們的任務。
  鄉下人的嘀咕聲漸漸地愈來愈響了,意思當然也是要想這狗肉吃。小王一口 說何管理員不給,沒辦法。鄉下人則大罵,說不告訴你們則你們屁也吃不到。小 張連生是個機靈鬼,馬上想到了他們可能會擁上來搶。就去工具房拿了一隻籃子, 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著斬狗肉,趕緊先把斬下的狗肉拿進去再說。果然,圍觀 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聲囔了起來,有幾個人還蠢蠢欲動。何管理員 在辦公室裡聽見鬧聲,跑了出來,喝問什麼事。這時有一個兔耳猴鰓精瘦精瘦的 中年農民跨過水溝,並隨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腳蹺了起來說
  「何管理員!我爛腳丫子討點狗油擦擦總可以了罷」。眾人不禁大笑起來。 何管理員忍俊不禁,剛收起板著的臉,還沒來得及說話,這人便已跑到桌前。 伸出樹枝便來挑油。眾人也隨著一哄而上,一剎那之間桌子上的殘屍剩肉就無 影無蹤了。
  眾人笑著、叫著在田埂上魚貫而行,叫罵著
  「以後農場的豬給偷走了也沒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張連生美美地 吃了一頓狗肉。小王是場員,又是拘留所的廚子,平時吃得飽,就不和我們分享 了。不過,不知出於什麼心態,何管理員吩咐道「狗就算了,不過鹽是公家的, 燒狗肉不許放鹽」。小王和另一個年老的廚子竟也不敢違抗。我們就這樣吃了一 頓不放鹽的白煮狗肉。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卻也是最美味的一次。 是不是煮狗肉應當什麼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試過。
  這樣又過了幾個月,小張連生果然如願以償,被送走了,他很高興,肯定又 會有機會逃跑的,但誰知這樣的流浪小孩將來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我也作為該拘留所的最後一名犯人於那年被釋放到了分流分場一隊。
  第八章 分流一隊
  1965年夏,我在監獄內的監獄被關了兩年半以後,又被放回了生產隊。這 就是分流分場一隊。分流一隊位於分流廟拘留所的東北方向,這裡集中了57年以 來到那時還沒有解除勞動教養的,以及場員而再次被勞教的人。用他們的話來說, 就是一個老改造隊。所以派來擔任主管的張管教是一個很凶狠的隊長,這只要從 他對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態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張兩人原來是鄰居,同為失業 之人,50年代,兩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個失業登記處求職,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 的窗口,而張則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記。不久,通知下來兩人都得到了安排。張 當了警察,而高則到白茅嶺做場員。57年農場性質改變,高的地位急劇下降,在 困難年代又被判了勞動教養;張則也從上海被派到白茅嶺,恰好成了高的頂頭上 司。可是就我所見,張對高決無寬容之意。從這兩人的關係也足見機遇之作弄人 了。
  我到了一隊又碰見了許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較性格倔強的人,或者是所謂的 有歷史問題的人,因為後者的解除勞動教養與否根本與表現好壞是無關的。我到 了該隊日子並不好過,因為我早已成為了白茅嶺的知名人物,謠傳我如何如何地 「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張隊長就叫我去訓話,叫我要「老實些」不要找他的 麻煩。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來農場的溫健、原右派隊的彭君毅和林學成。彭原是上 海機械專科學校(即國立高機)的教師,是極為愛護學生的一位好教師,還曾經 是地下共產黨人。他為人剛直,是右派隊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隊也 受盡歧視。80年代平反後已屆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決。有一年夏日炎炎,居 處不堪其熱,不得已而去外地謀職,在廣州市火車站突發心臟病不幸去世。
  彭的妻子胡女士是位家庭婦女,對丈夫忠貞不渝,也不畏強暴。有一次來 農場探親,那張隊長在讓他們見面前先來個下馬威,對胡無端訓斥一番。胡女士 答道「你說他反動,他如不反動也不會到這裡來了。政府既然把他交給你管教, 我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倒是我應該責問你為什麼沒有把他教育好?怎麼你倒 說起我來了?」張管教隊長無言可對。
  林原是某輪船的三副,隨船於50年「起義」回大陸。回來後就明升暗降調 在陸地工作,再也上不了船。平反後在港口工作,95年患肝癌去世,家屬欠下醫 藥費萬餘至今未獲報銷。這些都是後話。
  分流一隊也有一些來歷很神秘的人,這都是由遊民場員而轉變身份來的, 例如有一個姓潘的心臟病病人,常年不能勞動,當他忽然死了以後,仍有大筆匯款 寄來,而匯款人的地址全是假的,無法退回。據說此人還是國民黨的一個中將,又 與共產黨上層有關云云,
  但傳說的事就不去管它了,且說有一個名叫李妙齡的故事。李妙齡在讀中 學時,在一位愛國教師的影響下隨許多同學一起去了浙江省四明山抗日根據地, 加入了三五支隊打游擊。那支隊伍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勝利後,他曾來上海做地 下工作。他很得意地說起,有一次他受命在大柏樹騎著摩托車待命等人,當有人在 他肩上按暗號拍打時便載著那人向市區駛去,再次暗號時則將搭車人放下,但不准 回頭看那人。果然那人按時來了,當車行至虹口體育場時,聽見後面爆炸聲響,次 日讀報方知是江灣軍火庫被炸了。後來由於王孝和破壞發電廠案被捕,他們慌忙逃離 上海。於是他輾轉到了蘇北根據地,曾在一電台工作,又做過李立三的司機,後來在 進攻上海時,他是陳毅的司機。他說:
  「忽然前線傳來上海已解放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快得有點意外了,陳司令員高 興得不得了,馬上帶著大家出發去上海。我開的是第一輛車,心裡想會不會有地雷? 為了首長的安全,就把車往邊上一靠,說是拋錨啦。讓其它的車走在前頭。」
  進了上海以後,他仍是陳的司機,並負責做司機的小組長。他部下的那些司機 大都是接管過來的人員,即留用人員。有一天,一個原上海籍貫的參謀對他說:
  「小李,開我去一次某地。」
  他心想肯定是這參謀想要坐車回家炫耀一番,就回了一句:
  「是公事還是私事呢?」那參謀愣了一愣,李又說了:
  「不是我不肯開,司令員說過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私事用車呀。」那參謀 只好作罷而去。
  過了幾天,他因瑣事和手下的一名留用人員司機爭吵,那司機回嘴說:
  「你有什麼了不起,你從前也因某事被批鬥過。」
  李想這事該司機如何得知?必是那參謀因用車不成,懷恨在心於背後挑動那 些司機不服他管。他說:
  「那時我們還很民主,我和那參謀是一個黨小組的。在開會時,我就此事 對他提意見。我越說越激動,那參謀被我說得直冒汗,我看他將手伸進褲袋,我 一時情急就掏出了手槍。但其實他是在口袋裡摸手帕。
  「這下可糟了。我被繳了槍,關了禁閉。禁閉後我就被調往吳淞口處的一 個電台工作,那是一個干擾台,我被安排去管發電機。可是那電台的台長竟就是和 我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學,還是個女同學!我這個大男子怎麼嚥得下這口氣?
  「我就鬧情緒不幹,跑回上海,去軍管會找粟裕,他是個好人,對我好言安 慰了一番。我堅決要求開車,但結果只能讓我去開運輸卡車。我終於不服,鬧情緒, 最後以無理取鬧的罪名被送勞動教養。但我來農場後還是受到很好對待的,不久脫 了帽,當上場員。但我又怎能安心一輩子就這樣呢?
  「我逃跑到上海,站在大世界門口,靠在鐵欄杆上望著馬路上來來往往的 車輛,不勝其傷感。這時,忽然有一隻小手來拉我褲腿,悄悄地說:爺叔,你飯吃 過嗎?我問他什麼意思,他說他有錢,要我帶他去吃館子。原來這是一個小偷,他 靠摸口袋偷的錢,可是人小怎能獨自上飯館呢。
  「於是我們去了飯館,我們點菜吃喝,完了他從桌下把錢塞給我,我付了 賬還有錢多!這樣我就幹起了這一行。當然,我不願回農場又能有什麼生活出路 呢?最後,好景不長,我以教唆犯的罪又來勞動教養了。」
  我聽了他的故事也很為他惋惜,要是能給他以出路又何至於此。
  再說我在禁閉和拘留中度過了兩年半,實際上是更進一步地與世隔絕了, 那幾年發生的四清等運動,我都不知就裡,但從一件事看已可見那時對毛澤東 的個人崇拜已發展到可怕的程度了。那是有一次我因開大賬買東西,去到管事 務的一個隊長那裡,另有一個人掏出香煙來敬那事務長,後者說不會吸,還說 抽煙有害的話,前者看見身邊一張報上有毛澤東的新聞相片,隨口開玩笑說
  「要是毛主席給你香煙呢。」事務長馬上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我連煙灰都吞下去。」說時那臉上一臉的諂笑簡直令人作嘔。但他 們兩人嘻嘻哈哈,不以為恥。
  卻說到了11月中的一天上午,我剛到田里勞動,忽然被叫回去,隊長指 著一個幹部說
  「這位是總場的某隊長,你現在馬上回去取些隨身替換的衣服,他帶你 回上海探親。」張隊長的態度從來沒有像這樣的和顏悅色,我知道這絕非壞事。
  我並不懷疑家中有什麼不幸,因為勞動教養的人,即使家中有喪事也絕不 可能請假回去的。我在路上問那個帶我的隊長,他也完全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們 搭便車到了總場,在那裡我知道這個隊長是兩個押送一批人出場的幹部之一。我 遇到了幾十個出場的場員,他們都興高采烈,大多是回了上海再轉去其它鄉下的 人。我們一同被用客車送到湖州後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碼頭,隊長說,
  「你回家好好看看,到時候我們會來叫你回去的。」至於什麼時候,他們也 說不上。
  回到家中,見到了父母,兄妹和妻子,當然非常高興。我這才知道了是怎麼 回事。原來我父親有一個老朋友,名叫孫厚生,老先生是老同盟會人,跟隨孫中山 先生革命的,在廣東省時曾任造幣局局長。國共合作時期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等 人。50年代,他與一個姨太太蟄居上海,因為路近,常來我家閒談。他那時靠在文 史館掛個名,每月領取60元錢生活費。平時根本不去,逢到有事則去錦江飯店吃一 頓,在諸如反對美帝的宣言上簽個字而已。談起蔣介石時,他眉飛色舞崇敬得很, 說見到他兩眼炯炯自有一番威嚴,和現在的人不好比啦。可是,他並不懼怕蔣的威 嚴,有一次為此和共產黨加深了關係。
  那是在寧漢分裂之時,有一天蔣介石找他去談話,蔣說
  「你年歲大了,何必還要和董必武通信來往呢。」
  孫糊塗地頂了一句說「國共合作是總理的遺訓呀。」
  蔣便無言以對,說「那好,哪哪哪你先請坐。」
  蔣就走開了。孫枯坐了一會兒,見無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衛不讓 他走,就在蔣的公館裡被軟禁了半個月。
  解放後,他以此居功,說是為了共產黨吃蔣的官司。每隔幾個月便要寫 信給董或周,訴窮要錢,每回倒總也能要到一些。後來他眼花手抖,不能寫信, 便常請我哥哥代筆。
  早在我勞動教養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親請他為我事寫信求 情,但都為我父所不許。後來孫厚老故世,孫的姨太請我哥哥寫信給周恩來,要 求到澳門去跟她侄子過。周居然派了統戰部的人來送她走了。
  這時,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訊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認為再錯過機會就沒法 了,便不管我父親的反對,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周。不久,統戰部 來了兩個人,問我父親情況,有什麼要求。我父親說只要我回來。他們說這不那末 容易,
  「這樣吧,先讓他回來陪你兩個月吧。」
  我就是這樣回上海的,其實我父親和周恩來並不認識。然而,統戰部來 人的話也並未完全算數,半個月後,來了電話,叫我當晚在火車站等那兩位隊長, 一同回農場。那兩個隊長是從鐵道公安局提了一個農場逃跑的場員回去的,我們 一行四人便回農場去了,一路上,隊長很客氣,我提到了路費,他們說「能報的 話我們替你報了吧。」就這樣我連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農場後,誰也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但隊長的態度顯然變了。在臨近春 節的時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隊部去,宣佈我解除勞動教養了。我於當日就被送到 分流四隊。那是一個場員隊,但我的厄運並沒有結束,還剛開始呢。
  第九章 分流四隊
  分流四隊是個場員隊,其實所謂的場員仍是在社會的最低層,談不到 有什麼自由的。場員不經請假批准並不能外出。和勞教隊不同的只是每年有 幾天探親假,我因為剛探過親,就輪不上了。此外,吃飯是用飯票買的。至 於買東西,則身上雖可以有現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體登記購買。場員 的工資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農時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農忙則有22元。 為了刺激生產,採用工分制,每天勞動下來,要分小組地各人記下工分。這 看來像計件工資,其實不然,每月到月底,將全隊的工分加起來,得出總工 分數,然後再將總的預定工資與之相除,才算出每個工分值幾鈿!如果對照 馬列主義說計件工資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剝削的話,則這是更進一步的發明了。 然而人到了這個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發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幹, 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錢一個工分。於是弄得勞動力差的人飯也吃不上 了,便將工資中的6元錢拿出來做基本工資,而將其餘的讓大家憑力氣去搶。
  我在這裡結識的人中,政治思想犯並不多。有一位許鴻賓(其實他是分 流五隊的,知道了我在四隊,溜過來看望我。)原是復旦時比我高兩班的同 學。他60年時有一天在馬路上看見一個人拖住一個小孩子,小孩嚇得哇哇叫, 一問之下,原來那孩子拿了一塊肥皂想和人換糧票,被那人抓住,逼著追問 他父母是何人。許就打抱不平說「你難為小孩子幹什麼!」小孩趁機跑了, 不料那人是個便衣警察,一鬧之後把許抓了進去,就此被捕送勞動教養。
  另外還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謂「叛國投敵」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 解放軍中的一個運動員,是全國的拳擊冠軍。後來拳擊這個體育項目被取消了, 他感到沒前途,想到香港去求發展。這樣就算是「叛國投敵」。
  其他很多人是自稱犯生活問題的,其實即是有了婚外情,這叫做「搞腐 化」,當然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必須改造了,如果婚外戀的對象是個現役軍人, 那就不是勞動教養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壞軍婚」非得判刑勞改不可。
  但那時候勞教也不一定比勞改好,我在濤城時就遇見一個徐姓的人,他是 個中學生,和他哥哥兩人不學好,與一幫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們要在襄陽 公園打群架,約好了日子,弟兄倆講好了要參加的。臨時,弟弟畏縮了,事前去 公安派出所報告。警察說「好,你不要聲張,到時我們會來的。」有了這個內線, 打架時這幫人被一網打盡抓了起來,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檢舉立功,從輕 發落送來勞動教養。三年過後,乃兄從蘇北勞改農場被釋放回家,他卻在勞教農 場裡餓得沒命,他哥哥還來探望接濟他呢。
  雖說場員已是公民,可是連通信都仍不自由,寄來的郵包更不用說要被當 面檢查了。那隊的幾個隊長也夠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裡寄來的郵包中有幾卷手 紙。這些幹部從未見過這種軟的手紙,動疑心了。叫了一個上過大學的做統計的積 極分子去問,問後還不放心,又承他們看得起叫我去核實。原來他們異想天開看見 捲筒紙當作什麼密電碼的紙了。又有一次,一個場員探親回來不久,其妻來信被他 們偷拆,看到了寫著「這個月m.c.沒有來。」又大驚小怪一番,可見他們的階級覺 悟倒也的確是夠高的。
  離開四隊不遠,在靠近分流廟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賣餛飩。這就 形成了一個集市,是獲准了假外出的場員常去的地方。有一個場員在那裡買完了 吃的,靠在一棵樹上閒看,忽然旁邊有人驚呼「你的手臂怎麼啦?」他一看,暈了 過去。原來附近的部隊打靶,一顆流彈擊穿了他的上臂。他於是被送進了醫院,後 來據說部隊的「首長」去看望了他,還給了些水果。這事就了結了。連道歉都沒有, 更不要談賠償了。場員的社會地位就是如此。
  在這種情形下,農場又耍出了一個新花招。立出了一個名目叫職工,其待遇 高於場員,例如可以做看門的糾察之類無需重勞動的事。其實,剛有少數場員之時, 場員的待遇不也較自由嗎?然而,還是有一些想不開的人,見了這只電兔子,就像 跑狗場的狗一樣追逐起來,拚命地幹活。這真是統治有方了。當然,也得有被統治 的人的德性配合才能施展此法。悲夫!
  因為場員有探親假,所以消息就比較靈通些,可以知道些社會上的事。有一位 馮繼華,是個很有才華的作曲家,他告訴我一件十分荒唐的事。當他探親回到寧波 附近地區時,不但看到了道士求雨的場面,還見到了當地發生的一件烈士「顯靈」 的趣事。一個農民背著肚子疼的妻子去治病,半路上背不動了,就在一處墳墓旁坐 下來休息。休息時,不知不覺地睡著了。一覺醒來,妻子的肚子也不疼了。於是傳 出了這樣的一個神話。這墳墓是白求恩的墳,說是白求恩有一個中國妻子,在戰亂 中失散了,因此白享受不到香火。他現在顯靈給人治病,以求找到他的妻子。這話 一傳開,遠近的人都來求診。先是病人來此,對著墳墓叩頭禱告一番,然後將墳墓 旁的草拔一些回去煎湯服下,無不見效的。後來墳上的草被拔光了,就從家裡帶些 草來,在墳上供一供,也能管用。這還不算奇怪,妙就妙在叩頭禱告的時候必須聲 稱自己三代都是貧下中農,親親慼慼也都歷史清白。因為白求恩只給革命人民看 病雲。
  當我回憶到當時聽到農村如此之愚昧而驚奇時,我何嘗會想到時至今日90年代, 中國的愚昧竟會發展到更為驚人的地步呢。居然有「神醫」胡萬林藉一點獸用芒硝 包醫百病。青島的韓淑秀「大師」以杏元餅乾,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紅紙的符治病, 無不歷時多年,斂財數百萬。即使在上海,動物園也出售虎尿,虎糞供人作為神藥, 還供不應求呢!
  有一次邱管教隊長找我談話,「教育」我,要我安心在農場勞動,我說我不 可能安心,既然解除勞動教養,應該分配適當工作才是,他指著報上的大字標題 《做黨的馴服工具》給我看,說黨叫做什麼,就應當做什麼。我聽了實在覺得可笑, 便駁斥他說「我只有在讀古代歷史時才讀過古埃及人把奴隸叫做會說話的工具,我 們怎麼能接受做一個工具的說法呢?再說馴字從馬,可見馴服一詞決不是用在人身 上的,何況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難道主人是個工具?再退一步說,即使黨把我 們當作工具,黨也應該會用工具才是道理。明明是把鋼刀,總不應該當廢鐵用,上 了多年大學,總不見得只好作最低等的勞動力使用吧。」他說不過我,不了了之。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先是有所謂的「掃四舊」(39),把我們的書籍, 家人的相片全部搜去,幾天後上海家信也說家中遭到了洗劫,反正是見了值錢的東西 就拿,在你手裡是四舊,搶到他們手中就不舊了。我家是被我妻子學校的人來抄家 的,抄了好幾次,先還像回事地出收條,後來又將收條作為「變天賬」收去。家中 的藏書是第一批遭殃的,運到他們的學校裡放火燒,差一點兒連房子都著火造成火 災。我家並無值錢的財物,被搜去了許多當票,後來知道當鋪裡的衣服也全被人取 走了。此後小學生也被煽動了起來抄我們家,這些孩子又能懂得什麼?他們口口聲 聲「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他們打人的根據就是毛語錄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只知道右派份子是壞人,對壞人就要打,他 們往往無端地對我妻惡作劇,追逐著用整簸箕的黃沙向她頭上倒,或將污物往她身 上拋。可憐我妻東躲西藏,往往深夜才敢回家。一旦讓這些不懂事的孩子去抄家, 就一次次地三五個人一夥見好玩的,好吃的樣樣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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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文革時用語,指掃除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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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我大哥,他少年時得病成了殘疾人,從頸部起脊柱就是僵硬的,不能彎 動,兩腿直至腳趾無一關節可動。多年以來貧困嚴酷的生活條件使他在1965年冬我 第一次得假回去時,已經只能躺在床上了,那年我向他告別時,他在床上轉過頭來 眼淚汪汪地喊道「我們還能再見面嗎?」我只好盡量忍著淚水安慰他,但心中也確 實是沒有信心的。到了66年10月抄家時,他更已臥床不起。然而那些孩子並不放過 他,將找到的40年代的舊皮鞋往他臉上砸說是他穿的阿飛皮鞋。見他睡在床上不動 彈,就用皮褲帶當鞭子抽打他,還拿掃帚往他臉上掃。一個病人如何經得起這樣的 打擊與侮辱?他就此絕食,當時我的岳父亦被裡弄裡無理批鬥,氣極服毒自盡,幸 而被發覺救起。我父親總算年歲大,有個好鄰居保護未對他動武,然而那些喪心病 狂的造反派竟然第二天一張大字報貼到那好鄰居的單位裡,幸好他是個工人才未倒 大霉。我母親1949年中風後就一直半癱在家,此時早已不能下床,一家人如此,怎 能顧及我哥的絕食?他就這樣於1966年10月29日悲慘地去了。我得到家書不覺淒然, 回想幼時依在他身邊聽他講故事,教我讀古文的情形,能不捶胸悲憤!即使三十餘 年後的今天行文至此,猶不能不停筆掩面,默思良久。想當年那些天真的孩子竟被 所謂階級鬥爭的理論鼓動起來幹出這樣殘忍的毒打殘疾人的行為;我哥挨打輾轉床 第,母親癱瘓在旁眼看著愛子被毆,父親被人攔在窗前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宛如眼 前。天何言哉!
  政治上的權力鬥爭古往今來歷來有之,然而為了打倒政敵居然利用到了不 成年的小孩子們,唆使他們幹出傷天害理的壞事不算,在耽誤了他們的學業以後 卻又發明了一個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理論」,一巴掌將他們「上山下鄉」 流放到遠離父母的邊遠地區。這就是所謂的「老三屆」一代人的故事。其狠毒如此 難道不也正是這一公認的史無前例的浩劫的一個劫難嗎。當今的恐怖組織為其政治 目的,不惜殘殺無辜生命,其暴行的現場慘不忍睹,已受到舉世矚目和譴責。但其 暴行還是一時一地的,比起所謂的「上山下鄉」之時、空規模豈非小巫見大巫!我 見到一位當時的「知青」說起他們被迫離家的情形:火車站紅旗招展、鑼鼓喧天, 一派歡樂景象。家長們強裝笑容,表示衷心擁護之至。隨著一聲汽笛,不知是誰實 在忍不住了,發出一聲極輕的哭泣,於是如同原子反應堆的連鎖反應,整個車站,車 上車下哭聲震天。那些成排的糾察也根本管不了啦。車一開動,車上的情形更是難以 描述,有哭喊的、有沉悶的、有借酒澆愁的、有高聲歌唱以發洩的,總之是亂作一團。 設想幾千個孩子被迫離開親愛的父母,其情形何如?我想如若我當時在現場,目睹此 慘狀,則即便在其中認出了毆打我哥哥的孩子,見他遭此下場,大概也不忍心追究他 了。
  然而這時我仍不能回去,農場裡一面仍加強了強制勞動,一面也加緊對毛澤東 的崇拜活動,每個房間要砌一個「忠字台」這是用磚砌好再用砂漿石灰刷白的猶如 灶台的東西,在其前面用紅紙剪三個忠字貼上,後面牆上貼毛澤東的畫像,灶台上 供著毛澤東的四本書,活像從前供的灶君菩薩。那時去書店買這一套四本書可不能 說買書,要說「請紅寶書」才行。在當地老百姓家中則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貼 上120張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樣的毛澤東畫像,說這樣一來毛澤東就活120歲了。都 有村幹部來一張張點過,那家要是少貼一張就犯了大罪了。
  那時候強迫大家要唱一隻歌,歌詞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每當要唱這支歌時,我總是藉故上廁所,或是走 不了時在唱這一句時含糊其詞。有一次在廁所碰到一位許姓老者,大家相視一笑。他 說「我也決不唱這句歌詞,就是被他們捉住了我也有話可說,我說我都這把年紀了, 這樣唱我怎麼對得起我父母在天之靈!」
  後來又出現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小分隊,也不知他們的大隊在哪裡?有 沒有小分隊以上的大分隊或總隊?這些人到處敲鑼打鼓寫出的標語是什麼「誓死保 衛毛澤東思想」之類莫名其妙的句子,難道說毛澤東已被敵人兵臨城下打得要人 「誓死」才能保衛了?而在這個時代,要誓死才能保衛的「思想」卻決不是當權的 毛澤東思想。
  又到了1967年冬天,我家裡想出了一個辦法,先發了幾通電報,說我父親病重, 要我回家探親,但這些電報都被截留了,我收不到。然後,我家裡去派出所取得父 親病重的證明,寄來農場。總算我得到了十五天假期,但是,要由周隊長陪我回去, 實際上他是受命暗中押送我回家。真不知他們如臨大敵地怕我些什麼。
  走前,還有人叮囑,一定要背熟老三篇(40)和一批毛的語錄。說是路上隨時 隨地都會遇到要你背誦的,萬一背不出就糟了,免不了一頓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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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毛的三篇文章 **************************************************************************
  我們取道南京回到了上海。果然我的父親病得不輕,他是因前列腺炎而小便困難。 我一到家,他因興奮之故,第二天更困難了。我們將他送到徐匯區中心醫院,事先約好 了在我內兄的同學彭龍舞醫生值班時去求診,於是得以進入急診觀察室導尿、輸液。 那時醫院病房緊張,80歲老人如無熟人決不可能住進醫院。然而幾天以後,另一名醫生 值班時,竟將並未痊癒的老人趕出了醫院。此時,彭醫生亦無可奈何,只好囑以先回去 再說,以後有機會再送。我們只好將父親暫時接回家中照顧。每次排尿都要幫他按摩。
  12月25日上午,和我一同來滬的周隊長忽然來訪。我們住的紹興路26號房子由於 多年欠租,已經緊縮到只住二樓的一層兩間屋了,那時我父母和妹妹住前屋,後面一間 用衣箱分隔成兩間,是我妻和一位老傭人住的。我在後房接待了這位隊長。他對房屋羨 慕讚美了一番後說我已超過假期,命我馬上回農場。我告訴他父親的病情,請他寬限幾 天,並說「不信可去前房看看床上老人的情況。」他說不必看,他完全相信,但說他無 權延長我的假期,是場長叫他來命令我回去的。最後在臨走時,他威脅說「你要考慮你 的前途。」我答道「我不能因自己的前途而置我父親的生命於不顧。」
  1968年元旦凌晨剛過0時,我妻被樓梯上的腳步聲驚醒,馬上敲門聲中我也跳了起 來。披衣開門,只見一群大漢,個個頭戴籐安全帽,手持一根約兩米長的鋼筋,篤篤地 朝地板上敲。他們一擁而入,其中為首的對我說:
  「我們是文攻武衛的,現在請你跟我們走一趟。」
  「去哪裡?」我邊問邊穿衣。
  「文攻武衛總部。」
  我回頭看著驚慌的妻子說:
  「記住了,我是到文攻武衛總部去的。」
  這時她還坐在被裡剛穿好上衣,趕緊將一隻手錶遞給我說
  「拿著。」這是我們當時唯一還值錢的東西。
  我被他們押出了門,往西走了約一百米到了對過紹興路7號中華學藝社門前上了 一輛大卡車,他們命我在車台上背對駕駛室坐在地上,而他們則排列兩旁,一律站著。 後面還有一輛壓陣的卡車,也站滿了偉大的文攻武衛戰士。一路風馳電掣地向外灘馳 去。我偷眼看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個個都嚴肅得連眉毛也一動都不動,真像演戲一般, 似乎他們不是從床上抓了一個書生,而是在血戰沙場後逮住了敵軍主帥,真是又好氣 又好笑。這時候月明如畫,他們頭上的籐帽大概是他們自己想像的鋼盔,卻在我的想 象中變成了字紙簍,這不簡直是兒戲嗎?所以竟一點害怕的心思都沒有。
  車過外白渡橋,一拐彎就到了所說的文攻武衛總部,也即是現在的俄國領事館。 當時人聲鼎沸,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幾個人抓住了手腳,他們訓練有素地把我舉起 來隔著車攔板拋了下去,下面自有人接球。我只看見似乎水泥地在飛速地被拖動,原 來我的手腳至少被四個以上的人分別抓著,臉朝下地向前飛奔。
  然後我被按倒在地,有人楸著我頭髮讓我抬起頭來,面對著一個「革命女將」, 她拿著一個木板紙夾和筆,嘶啞的喉嚨逼尖了聲音喝問道:
  「你是流氓阿飛?」
  「不是。」
  「是投機倒把?」
  「不是。」我聲音大了起來。
  「是那裡來的逃犯?」
  「都不是。」我聲音更大了。
  「還要嘴硬抵賴!打!」
  她一聲令下,我的屁股上就是一頓竹板。打完以後被架到地下室的一間屋子 裡。那間屋有約二十平方米大,被電燈光照得恍如白晝。裡面沿牆已經蹲著一圈被 抓來的人,個個都不聲不響,見我進去只抬頭看了一看。我被指定在一個地方蹲了 下來。過了一會,趁看門的兩個老工人不備,我旁邊的人低聲問我「哪裡的?」我 說「白茅嶺的。」他說「這裡都是農場的。」
  後來又陸續被推進來了幾個人,然後來了一個披黃色軍裝棉大衣的人,手裡 拿著一疊紙開口閉口「你們這些小子」地訓了我們一頓。意思是你們都在上海作惡 多端,犯罪纍纍。「現在,你們誰要坦白交代?如果坦白交代可以爭取從寬處理,要 的人可以來拿紙頭。」我應聲而起,拿了一張紙。
  隨即,我就寫了一張抗議,聲明既非流氓阿飛更談不上投機倒把,也決非逃 犯,是探親來滬的農場場員,是公民。完全無辜地被非法綁架來此,要求賠禮道歉 馬上送我回家。繳給了看門的工人。
  關在那裡是根本不知天色的。等一會兒,外面有響動,知道是吃早飯時候了。 這時進來一個大漢,叫我們站起來排好,報數。共約二十來個人,於是背誦老三篇, 完了立正,那漢子帶上白手套,每人被打一個耳光。這可真夠英雄的!我說
  「是不是背了老三篇該挨耳光?」他竟也未聽出我話中的挖苦之意,嗯了一 聲。然後是排隊去拿一盆粥,喝罷又要送空盆出去。送好回來,就在門口外的地方, 我被喝令站住。那是個較寬大的走廊,我們的房間在其北邊,東面則另有兩扇門, 是兩個關人的房間。走廊盡頭放著寫字桌,是他們臨時辦公的地方。坐著一個人, 陰陽怪氣地問道
  「你寫的什麼交代材料啊?」我說我是抗議你們抓錯人了,這時我的背後就 有人拿了大毛竹朝我打來。我大聲呼喊「不許打人。」那坐著的也站了起來喊道
  「看你還抗議不!」一頓亂打之後,就有人按著我的頭要我向著牆上的毛澤 東畫像下跪,我厲聲回答「毛主席本人決不可能要人對他的畫像下跪。」那按我頭 的人比我矮小,見按我不動也就算了。
  那地方每天給兩頓飯吃,我在頭三天中每次飯後被打一頓,三天打了六頓。 我心想這樣不是辦法,在第三天晚上去廁所回來後便裝著暈倒在地上。於是來了 一位女醫生,她俯身看了我一下,翻起我眼皮,我知道瞞不過她便又裝著醒了過 來。說
  「我小便時見到全是血,有點緊張了。」她給了我兩片藥。轉頭對看門的工 人說,
  「讓他睡覺,告訴他們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這位女大夫救了我,此後三天我乾脆裝病躺在地上不起來,也免去了每天的 耳光。那時候,每時每刻都會傳來陣陣的慘叫聲,尤以對門女號裡刺耳的尖聲叫 喊最是淒涼可怕。那看門的兩位老工人想來也是應付差事,往往搖頭歎息,我還 有一次聽見他們在說
  「罵人家流氓阿飛,我看他們自己才是流氓阿飛呢。」
  事實上那時這幫人到處亂抓人,有的女的僅因為坐在男友的自行車後,就被 抓來作為流氓阿飛亂打一通,還儘是往女人的敏感處打,巴不得打破了衣服可以窺 視一番。而其實這幫人雖名為群眾組織,實際上是被公安便衣慫恿操縱的,抓來 的人的釋放權在公安人員手中。
  我在被抓後第二天就被連番提審。提審是在一間大屋子裡進行的,兩個貓臉 的公安人員盤問我回上海幹了些什麼?我一口說我在上海就是家裡和醫院裡兩點一 線,其它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事實上這兩個人什麼事實也沒有掌握,當然也詐不 出我任何話,對我被打的抗議則推說不干他們的事。審了三天也就算了,正好接下 去我也裝病躺下不起來了。
  其實我在滬期間,有一天有白茅嶺的一位姓潘的場員來找我。他說起農場中 場員的動態,原來其中一些人受了文革影響也想組織起來造反。他們的論點是:毛 澤東說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由此看來當前的農場所作所為並非毛 的路線。則必為資產階級路線無疑。他們就想通過揭露農場黑暗面來取得社會同 情,達到出場回家的目的。而且據說他們還得到了駐滬空軍第四軍的支持。
  他請我到馬當路一家人家家裡去,那屋子裡擠滿了人在商量著事,滿屋的 煙霧騰騰。因我曾對他們說過,現在據稱農場裡是兩類矛盾交叉,你們的身份是 不明確的,也有可能算是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而我則按他們說法是明擺著的敵 我矛盾。按文革規定右派也不能參加革命組織。至於大家的出場大事,我當然義 不容辭願意出力氣,但我決不能出面,否則對他們也不利。所以他就引我到半樓 梯的一間閣樓房間裡,這時來了兩個為首的,介紹認識後。他們給我看了一份油 印的文件。標題是《血淚控訴》。文章都是那文革時的文風,通篇全都是煽動性 的筆觸。除歷數農場幹部的上百條暴行外,還將這些虐待場員、勞教人員的行為 一律歸咎於所謂的走資派,然後大唱毛澤東思想萬歲的讚歌,說如何堅信毛將解 放大家於水火之中云云。
  我看了以後,不以為然,對他們說:「你們決不可以以革命派自居,把專 政機關內的黑暗面拋向社會宣揚,這樣必惹大禍。既然你們相信有空四軍內左 某人的支持,那也只能把文章做成向空四軍首長的申訴。說明自己都系不足為 刑事犯罪的受行政處分的人員,雖早已恢復公民身份,但多年以來仍被關失去 自由,而且受到種種不公待遇。要求得到關懷。至於揭發材料,除有目共睹有 許多人作證的外,可皆作為各個人的聲訴,附在文後,如有出入也可不必為此 負責。」
  他們點頭稱是,雖已有部分油印件拋向社會,但仍希我捉刀幫他們修改文 稿。我將稿子帶回家,進行了一番修改。除按上述觀點寫了前言外,總結了四份 揭露材料。現在還記得其中一份是關於「萬人坑」的,即饑饉時期成批的死者被 草草地合埋在一個大坑裡的事實。當然對於政府來說,本不以尊敬死去的區區小 民為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何況那時成批地死人也來不及一個個地入土分葬。但這 也總算一件人所共知之事,對死難者家屬亦為一件耿耿於懷的慘事。如果聯想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饑饉,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人如此慘死,也就是一件被忌諱 的事實了。 另一件是反映白雲山女隊的事,在災難時期,一位女場員餓慌了將衣服去與老百 姓換食物,被該隊的刑指導員發覺,竟然說,你既然不要衣服,那就罰你把衣服 全部脫光了,在曬穀場當眾走一圈。那女的和其他許多在場的人同時跪下苦苦哀 求竟不得免。此事目睹者甚多。有充分理由相信是真實的暴行。
  所附的控訴材料非常之多,記得很清楚的一案是一位女勞教,她原是個越劇 演員,勞教來農場後被分在總長一個郭副場長家中做保姆。那場長對她動手動腳, 意圖不規,她被逼不過就要求將來准她脫帽、出場回家。郭滿口答應後糟蹋了她。 如是被反覆地被蹂躪了許久,女的既已失身,以後便難以反抗,後來發展出許多 不堪入筆之惡劣行徑,她忍辱道來,令人髮指。然後該場長玩夠了倒也守信,將 她弄出了場,回到鄉下。但女的回顧郭的種種下流行為,憤然寫了一信進行檢舉, 不料檢舉信不但沒有效用,反到轉至郭本人手中,行文到她鄉下,反控她在農場 有腐蝕幹部之行為而被帶上壞分子帽子。
  我憤然地改好文稿,給了他們。此事並未被發覺。潘本人於元旦日也被捕進 來,但能守口如瓶。當然這事對他和整個他們的打算也利害攸關,他決不可能洩 露。所以我們都過了這一關,未在當時就被上海警方扣留。
  到了七日清晨,我們全房間的人被叫出去。列隊到了院子裡,只見早有一輛 客車停在那裡,車的後座坐著兩個女的正朝著我們張望。
  我們正報數時,忽然一聲斷喝「不許看。」接著又是一聲「低下頭來。」原來 那兩個女的是正常回家探親的,聽人家說白茅嶺駐上海辦事處今天有車去農場,就 一早趕到香港路辦事處前,問明了搭車而來。她們到了這禁地,未免好奇張望,被 那無禮吆喝驚呆了,還沒有反映過來,就雙雙被拉下車來,頭髮三下五除二被剪得 亂七八糟,兩人大聲痛哭。後來一路上這兩人哭得淚人兒般,無故受辱完全是這幫 流氓打手為滿足其下流心理而干的暴行。
  我們耷拉著腦袋,排著隊魚貫地上了車,一個個噤若寒蟬規規矩矩坐好。等車 一出文攻武衛總部大門,車內就砸鍋啦。大家嘰哩哇啦地說開了,原來都是些曾經 滄海的老改造,雖然必要時裝得混身發抖,又何嘗真正害怕過?特別是有一個在被 問話時裝出個低能兒的樣子混得對手發笑了不能對他怎麼樣的小傢伙,開心得特別 厲害,他說出那開口閉口罵「小子」的人是某分局的警察,還學著那樣子取笑。文 攻武衛這「革命群眾組織」的真面目不就很清楚了嗎?
  傍晚時分,客車到了白茅嶺總場。下車後並沒有人管我,但我身無分文,混身酸 痛也只能回農場了。我搭上了一輛去分流的卡車,車上都是幹部,還有一個場長。 車行至一個叫高大山的拐彎處,忽然被攔住了。攔車的人自稱是當地的革命造反派。 於是車被他們「徵用」我們都得下車步行。步行雖苦,我看到了那些平時在我們面 前作威作福的警察們也無可奈何地下車行走,心中卻有著說不出的高興,不覺健步 如飛。天亮前我回到了分流四隊。
  我在文攻武衛挨打的事卻已先我而傳到了農場。這是早我一天回去的前拳擊冠 軍余吉利說的,原來文攻武衛那幫打手都是上體司,即所謂上海體育界革命造反總 司令部的人,余和他們中的某人相熟。知道有一個山上下來(41)的硬漢。然而, 這些人熱卻也有他們的義氣,雖受命打我,卻手下留情。故打得儘管熱鬧,還 不算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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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當時,事實上直到現在如此稱呼勞改單位出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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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脫開衣服,才知道整個後背以下直到小腿部全都皮下出血成為夾以青紫塊的 紅色,成了半個印第安人了。於是我一面養傷,一面趕緊向家裡寫信報平安。家中 來信除訴說那幾天為我擔心之苦,我妻子在文攻武衛門外整天地轉悠打聽消息而不 得外,還說我父親還堅強地活著,但我未免不安,故於二月下旬,湊了些錢又逃跑 回去。
  這次是利用一個大禮拜休息日,上午有朋友送我走到了梅渚鎮,用飯以後上了 一條駛往江蘇省溧陽縣的渡船。不料那船並不是定時開的,它要等足二十名乘客後 才肯開航。我上船等了一會兒也只有另一位鄉下老婦來乘船。我怎能坐在船上等呢? 於是便對船老大說,我把船包了,反正一張票三角錢,也就是化六元錢吧。這樣我們 就出發了。船行時,有一段航程是逆水行舟,需要背纖。我出於好玩,便上岸去和 船娘一同背纖。我哼唱著伏爾加船夫曲體驗著背纖的滋味,又一次體會到原來這種種 在電影裡可以表現得很苦的勞動與我們吃過的勞改之苦相比,簡直算不了一會事。
  晚上船到溧陽,由於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談甚歡,他便邀我就在船上過夜, 這當然正合我心意,否則沒證件還有麻煩呢。第二天乘車去無錫再轉火車,晚上就 又到家了。
  我父親這時候排尿的問題倒是解決了,但反過來成了多尿。人已經虛弱得只能 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雖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墊上了尿布,經常換下來 用電熨斗熨乾。身上也有了褥瘡。輾轉床第慘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 睛望著我苦笑,無言以對。
  這時,上海的情況大變,到處都是遊街批鬥,我家附近的中華學藝社此時已為 上海京劇院,卡車上押了人就在我門前開出去鬥,口號聲不斷。我感到的就像置 身野蠻人之中送無辜者去祭神一般。我們住的裡弄幾乎每個門內都有被抄家的家庭, 真可謂人熱自危。在那個時候把銀行存單往馬桶裡沖的,將金銀手飾丟垃圾桶的比 比皆是。這種事現在的人很難理解,其實是因為你若是個被抄家對象,則你擁有財 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證明」了你是剝削階級的人,因此,被搜到時不但財物要被 搶走,反而要被批鬥、毆打。
  我們房子二樓亭子間住一個姓張的,她是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卻已有了身 孕,男的是駐滬空軍的一個政治教官,後來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們和我 妻平時來往甚歡,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寵愛。當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時,我妻趁人不備 將一包信件和一隻小手飾包塞給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機靈,收下後藏了起來,不料 抄家將完時那張女竟會把包又拿了出來檢舉說「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為此又挨 了一頓批鬥。
  等我被文攻武衛抓走後,她更覺得機會來了,便夥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處, 說我們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們革命軍人好。房管處的人屈於其勢力要將我妻趕回娘 家住,但我妻按著他們的調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著右派帽子回去為理 由堅決不同意,最後我妻被趕到紹興路52號的一間房去。那52號是一座公寓,但分 給她住的卻是由後面傭人走的水泥樓梯上去的頂層的一間儲藏室。那房間只有4平方 米面積。而且屋頂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時候,那張姓夫妻已搬入我們住的後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 看著房屋被佔,也知道自己來日無多,這些人眼睜著等他們死了好進一步占房子。 家破人亡是已經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從外面回來,又帶來了一個壞消息,說是在路口貼出了佈告, 寫著勒令此地區的地、富、反、壞、右馬上到某處報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裡 待下去,答應了家人的勸告回農場。當然。我並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兩處朋 友家,他們是農場中的朋友,很仗義,答應我可隱匿暫住。但是他們自己的居住條 件實在太糟。例如一位張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卻住了祖 母,他本人和兩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經是打地鋪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 鋪。我只好謝絕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親坐在床上看見了我,就頓著腳說「還不快走!」她老人 家臥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時幾乎不說話,我回到家裡每每坐在她床邊,扶她靠在我 身上時她會露出會心的笑容。可是這次她竟輕聲而又焦急地說出「還不快走!」 邊說邊偷眼看著對面床上的老伴,唯恐這話被他聽見了。我無可奈何地將臉和她靠 了一靠,明知道這可能就是最後的一次親近。然後我站起身來,退到門口,從那裡 默默地注視著兩老。母親是面對著我的,只見她滿臉的焦急,父親睡的方向相反, 我不忍心和他告別,重病中的他並不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在目光上翻地尋找 著我。我默念著祈望著他能熬過這一關,然後就在妻的催促下轉身走了。
  當晚我到了無錫,找到了唐煥新的家。唐這時是探親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則 也難逃文攻武衛的關,但他畢竟在無錫。他家住底層,在牆外搭了一個半人高的矮 竹棚,有所動靜時就睡在裡面是沒人會料想到的。平時則協助他父親做些裁縫活。 當地的風俗,婚事時往往請裁縫在家裡幹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戶處,公安局也不容 易找到他。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們去了惠山公園和黿頭渚,在黿頭 渚遙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時我曾和未婚妻隨其兄的單位來玩過,才這幾年, 已經是「江山猶是昔人非」了。
  我們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鎮的至親,他可介紹我以流浪漢的身份在 該地的一個窯廠做工。有一位難友任壽春,50年進軍政大學,後來當兵,位居空軍 中尉。因受不了部隊生活的約束,脫離了空軍部隊,在鄉下謀到小學教師的工作, 又考到上海師範學校攻讀中文,於是成了右派。起初在農場聽幹部口口聲聲今冬明 春解決問題也還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隊後期的局面,徹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 農場。他是個聰明能幹又非常能吃苦耐勞的人,騎自行車一路流浪了兩年之久,其 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煥新一同去丁山窯廠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夠精明的,知道 他們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給分文工資,卻要干很重的體力活。任身體結實還能使 他滿意,卻嫌唐體力不夠,要趕他走。於是兩人只好離開。其中也可見人情的淡薄。 我考慮再三,認為當時農場正在變動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說一時也下不了決心 隱姓埋名放棄與家庭的聯繫而去做苦力。這樣我就取道溧陽又無奈地回了農場。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親病逝的電報,又請假趕回家中。然而進門一看卻只見五 斗櫥上一對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來當我還在無錫時,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親在連續兩天兩夜呼喊我以後 就心力交瘁地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我母親在對面的床上守著父親的遺體,直到2日 下午遺體被送走後,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後剛站到窗口去 透一口氣,忽聽得背後有些異樣的聲音。忙回身,則母親也已走完了這苦難的人生 之路。
  那時局勢混亂,電報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針後電報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 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
  面對著空蕩檔的昔日充滿歡樂的家,我當時的悲哀是無可明椎的。至今,我夜 半捫心猶不能不深深地自責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親最需要我的臨終時刻背叛他 們而走開了。的確,上一次文攻武衛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記。活著走出那裡不 能不算是運氣。啊!我竟沒有膽量再熬兩天,讓兩老走得安樂些嗎?雖然,親友們 都為我開脫,認為如果我又當他們的面被捕,就會馬上出事。母親也正因此而趕我 走。然而,我竟沒有料到只要再堅持兩天!當時這幫所謂『革命群眾組織』造成的 無法無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懾著善良的老百姓,馬路上殺機四伏,隨時隨地 都會發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誰應該對這種人間悲劇負責,然而又有何處可以 訴說?
  住後房的孫姓軍官到前房來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對我慰問。我著實地對他 冷諷熱嘲一番,說我們根本是住不起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後,也沒必要住這 朝南的大間,還是住後面那間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進去了,他如晚幾天去房管處 要那後間,原是可以住這前面的大間的。這位教官居然聽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 點頭稱是還大大地顯出了懊惱。
  半個月後,我不得不又去了農場。此後不久,房管處以欠租為由,將我妹妹趕 到紹興路50號的汽車間居住。
  我家的老傭人原是我外婆的傭人,她年輕守寡在我家過了大半輩子,和我家 多年共患難,這時她在蘇州的一個侄子找上門來,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實上我家 這時家破人亡,住房發生困難,她依依不捨地跟侄兒去了。不料這個侄兒接她回 去是假,貪圖她為傭多年積蓄的2000元錢是真。回到蘇州,把她的錢騙光後,這 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歲的高齡被折磨而死。這是我平反後才知道的。
  我回到農場不久,形勢又進一步惡化了,每個分場來了一個軍代表。這個 三十來歲的小伙子權大無比,其實還不是被農場裡那些老奸巨滑的幹部利用著。 於是經常召開大會,大會上氣氛緊張,無非是當眾逮捕反革命之類,然後是口 號震天響,散會後則學習大會「精神」等等。
  這時隊裡也二三天一個會,其內容說來滑稽,說是宣傳毛澤東思想,開會 時先要朗讀毛語錄,然後指導員訓話。這方指導員是個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 人物。這種人一旦有機會欺負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實現他的特權不可。而如果被 欺負的人膽敢那怕是流露一點不服,那當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動透頂。他欺負不 了你時,就會比他受到了欺負還要義憤填膺,歇斯底里大發作。這種人我見到的 不在少數,遍佈社會各階層。所以一個人若被無端地打成賤民,到處便會受到這 種人的欺凌。此人態度惡劣,說起話來腦袋左右晃動,我後來替他起了個方搖頭 的外號,這一外號不徑而走,他恨得我牙癢癢的自不在話下。這個方搖頭說起政 策來口口聲聲農場內是兩類不同矛盾交叉,然後就舉例說李某是明擺著的右派, 是敵我矛盾。第一次批鬥我僅僅是以我的一句笑話為由。那是在一次我從食堂裡買 早飯回去,有人問我「有什麼菜?」我隨口答道「美味鹹菜。」那人感到很幽默, 這話便傳開了,有好幾個人都稱鹹菜為美味鹹菜。方搖頭批道「難道鹹菜是美味 的嗎?…」以此證明這是我對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
  我對這種挑釁當即於以反駁,這時的鬥爭必須使用語錄戰,大家利用毛語錄 中的片言隻語斷章取義地作為理由。例如他說我右派是明擺著的敵我矛盾,我則 引用語錄中看問題不能只看定義這一條說右派已是十幾年前之事。他說右派是反 動派沒有言論權,我說我是因言論而成右派的,實際上就駁斥了毛的話。當他理 屈辭窮時便狂呼「先整他的態度。」所謂整態度就是動手動腳了。例如將人彎成 90度以上兩臂後拗即所謂的噴氣式,我那時身體強壯,可並不是兩個人制服得了 我的,而第三個人也插不上手來施刑。結果總是一場搏鬥。
  有一次整態度時逼我站在一條長凳上,然後將一隻糞桶掛在我頭頸上想逼迫 我低頭,但我仍將頭抬得高高的,就又用麻繩套在我頭上兩個人在下面坐著往下 拉。我撐了一會兒後就假裝從長凳上跌了下來,我是直挺挺地跌下來的,把糞桶 砸在這兩人身上。
  每當這樣地演出全武行後便以捆綁禁閉收場。五花大綁實在是一種非常殘忍 的刑罰,我真懷疑,有了這根簡單的繩子又何必要有老虎凳?後者無非是將人的膝 關節向反方向拗,而五花大綁時卻將手臂向後扭曲,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酷刑不 過是將人正面地兩臂分開,手上綁了繩子懸掛起來。這對我們所受過的刑罰來說 簡直就不算一會事。在反綁以後再把人吊起來,就用你自身的重量作用於你被反 向拗過來的肩關節。無不在幾分鐘內大汗淋漓全身麻木的。這裡也可看到電影藝 術的局限性,因為如若用這種方式上酷刑,不但演員受不了,也找不到一個適合 的角度來拍攝。
  我對被捆綁是有思想準備的,若在夏季,被綁時要將手臂肌肉鼓起,那末在 綁好以後放鬆肌肉時繩子才不至於嵌在肉裡太深。那時候還好是冬天,穿著棉衣 挨綁要好過些。綁好以後我被送到禁閉室去。會是在食堂開的,食堂的東面一小 間是廚房,而與之對稱的西面原來是倉庫的小間那時便是禁閉室。我被關進去後 就馬上拿出鞋中準備好的刀片,將繩割斷,再將斷口在窗台上磨得看不出是被刀 割的。
  如此在若干次的被捆綁以後,居然當方搖頭狂叫要綁我時那些打手不那末起 勁了,說也可憐,原來這幫人竟是帶了自己的鋪蓋繩來捆我的,被我割了幾次未 免有些捨不得!
  關禁閉實在是很好的事,至少不必再開會,也無需勞動。我在禁閉室中還聽 得見外面的批鬥會。有一次外間正要動手打人時,我將拉線開關一拉。原來我預 先在燈泡上放了一小片碎刀片,這樣短路了電源,會場一片漆黑,那幾個打手在 混亂中也挨了打。
  由於我這樣地對抗,關我禁閉或開會鬥我都已長不了他們的威風,就不再關 我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食堂買飯,剛走到食堂門口就被兩個人攔住了。這兩個人是 養牛的場員,農場中大凡不在大田勞動而在所謂小單位即伙房、飼養、耕田等處勞 動的都是一些所謂的「要求改造」的人,也即是專事匯報討好的狗腿子。這兩個狗 腿子攔住我的路說「你得在大家都吃完了以後才可以吃,而現在得90度站在食堂門 口的路上。」說著就對我動手動腳,我們就打了起來扭作一團。這時早就在約20米 外注視著的導演方搖頭走了過來,大聲喝道「你囂張什麼!」我說了情況,他說
  「你是明擺著的右派,是敵我矛盾,應該天天站在這裡向毛主席請罪。」
  我說「這且慢說,現在這兩個明擺著的流氓壞分子趁此機會把我的飯票全摸走 了,你看該怎麼辦?」
  其實我這是瞎說的。他們雖然聲辯,而方搖頭深知這些人的德性,也不搜我 身看看飯票還在不在身上,大概他也知道如我真被偷光了,吃不成飯也是件麻煩事, 便想了一想,吩咐另一個管曬穀場的場員湯三寶
  「把他帶到曬場去禁閉。」
  湯是這些人中力氣最大的人,所以這幫流氓都服他,此人卻還有流氓義氣,很 懂道理。我關在曬場旁的草屋裡跟他勞動並不吃虧。他很粗心大意,有一次他把一 本語錄連同其中夾的飯菜票遺失了,恰被我撿到。我將語錄燒掉,將飯菜票陸續地 送給他,另外也送些衣服之類給他,就有了交情。
  不久,有所謂早請示、晚匯報等的荒唐事要做,即每日兩次列隊在毛的像 前90度地請罪、念語錄,做一種標準動作,即將語錄先放在胸口心臟處(可不能 偏離)然後一面喊萬歲一面手持語錄向前揮至手伸直。如是三次。然而當打手們來 拉我去做這儀式時,湯卻為我擋駕。說「這人是指導員交給我管的,你們要是插手, 我就交給你們,我不管了,以後出事我概不負責。」這樣我就免去了受這些活罪。 而他們還以為我不能有此殊榮呢。
  我在曬場的半年,其實是在該場員隊最輕鬆的半年,我拿到了平均工資,我也 無需參加所謂的學習。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天,忽然開大會,我從曬場勞動中被兩個人架到了會場,站在 門口等了一會,只聽裡面在大聲喊口號。等一會兒,要我出場演出了。這次是演出一 個被逮捕的角色,我又被五花大綁地送上了一輛吉普車。當晚送到了放馬場的拘留所。
  第十章 判刑前後
  我在分流四隊被軍代表宣佈為反革命並逮捕後即被送往總場附近的放馬場拘留 所。這是在分流廟拘留所撤消後重建的拘留所,其監房是很正規的,牢門很結實。我 被關在一間很小的單人牢房裡。等押送的人一走,隔壁大房間裡就有人從觀察孔裡向 我喊話,問我是誰,我答覆後,對方就樂了,告訴說右派隊的黃建基、張亞新、王令 康、姚福申都已於當日下午關了進來,各人都分別關一間。我隨即大聲地呼喊他們的 名子,但他們都不敢回答。
  當晚,即被提審,審我的有六、七個人之多。還是那老花樣,問我知不知道為 什麼被抓進來。我出其不意地回答說:
  「當然知道。」
  「那你交代罪行。」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你們同時抓了右派隊的某某等。所以必然還是那件 事,但我已為那莫須有的事被冤枉關過兩年半了。你們還想怎麼樣?」
  「我們並沒有說你是什麼事,反正人民政府抓你就是你有罪了,你唯一的出 路就是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
  「我沒有任何事可交代的,當時冤枉我組織反革命小集團之事,完全是胡說 八道,如果你有證據證明有,可以馬上槍決我,但既然你們又一次地迫害我,如查 出來並無此事則對我要有個交代,那時我要求賠禮道歉。」
  就這樣對峙了很久,當然我也被迫向他們詳談了當年被關分流廟前後的經過。 審訊進行了三個小時。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帶上手銬押上吉普車,專車送往上海思南路拘留所了。思 南路拘留所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位于思南路建國西路口。這房子現在已拆毀重建了。 它是原法租界時的一個拘留所,紅磚牆的四層樓房,其內部結構和上海市監獄即提籃 橋監獄是一樣的(後者為五層),但有木地板。這房子內部像一條船。船的客房成了 小牢房,不過每間房只有1.4m×2.6m大,卻要關四個人,其中還要放一隻馬桶。船的 甲板則是走廊,這走廊很寬,被稱為陽台,它又分成內和外陽台兩部分,中間隔著用 欄杆圍起的長長的約一米寬的孔,孔上有鐵絲網,但倚著欄杆可往下往上同時觀察幾 個樓面。所以平時看守就可在外陽台沿外牆巡視,有意外時還可使用那裡的警鈴。
  關進去後的第一個月是完全不聞不問的。這裡每日兩餐,上午粥下午雜糧,雜糧 是山芋干或小米,這小米是喂鳥的那種碎米,餓得可想而知。我這一層的兩個看守可 說是世上少有的惡棍,年輕的一個專喜打人,在我關處過去幾間關著一個體育界的人, 常聽見他被叫出去挨打。說是和他比試比試,他當然不敢還手,摔得地板砰砰響。
  年紀大的一個臉上的黑痣上長著一撮毛,像賊一樣輕手輕腳地會突然出現在你面 前,如若監房裡正說笑著,就會罰你站,如若不服就上銬子。有一次我拿到的一份飯 是餿的,大家說可以報告,我就等一撮毛走過的時候向他報告,他說「是嗎?」就用 腳將飯踢到我夠不到的地方,我們都以為等一會兒勞役犯會拿飯來調換,誰知我就此 被餓了一頓。
  我在半年中關過兩個號子,在第一間中遇到了一位姓彭的,也是復旦的教師是個思 想犯,但膽子很小不敢說案情,關了沒多久,一天晚上送來了一個老人,這老人混身散 發著臭氣,是因為臀部長著個惡瘡。他是因為十幾年前檢舉了一個特務,對方被判十五 年去了青海,如今反過來檢舉他說他們原是同夥。我們都笑他活該。這樣我們五個人擠 了一晚,謝天謝地第二天我換了一間。
  這間同監的一位陳姓青年是化工廠工人,他的案子可笑極了。他買了一台有短波的 收音機,偶然聽到了美國之音,聽到可以寫信去,他覺得很好玩,難道可以把信寄到電 台去嗎?就試著寫了一封,又不知寄香港的信該貼多少郵票,又聽說如將信封剪去一隻 角可以便宜些,就貼了國內郵資並剪去信封一角。這樣一來他就以偷聽敵台罪被捕,收 音機算是「作案工具」被沒收。後來熟悉了,他問我以後該讀些什麼書籍,我開玩笑說 你最好先學學郵政章程。
  另一位姓王的青年是來自勞改一隊,即上海勞動工具廠的,那廠是個勞改工廠,生 產的扳手內銷為勞動牌,外銷則稱為白象牌。他在被批鬥時被打得右手肘關節脫臼,喊 痛時還說他裝病,不給醫治,在關拘留所時那關節已成直角地硬化了,不免終生殘疾。
  黃姓老者的經歷就有趣了。他是黃巖人,小時家窮到上海來謀生。先是在今襄陽路的 一家裁縫店裡做學徒。有一次他將一面盆洗臉水往馬路上一倒,恰巧被巡邏的法國三條 槓巡捕看見,要罰款一元,他無錢認罰就被關進捕房。被判決拘留二十四小時,關在裡 面吃了三頓,每頓三隻燒餅。說得大家羨慕不已。
  成年以後,他因一個舅父的介紹進了法商電車公司當查票員。有一天下大雨,他仍 不偷懶,上上下下地查票,這又恰好被查崗的法國大班看到了,覺得這人不錯,便通知 手下一個管事的叫他某日去見大班,意思是要提拔他。管事的對他說了,但他從沒和外 國人說過話,不免害怕,就問不去行不行,那人也不說明原委,說那就不去吧。其實那 管事和他舅父是不和的,當洋人問他某人為何不去時不知說了些什麼,洋人一怒之下反 倒使他丟了飯碗。
  他又到一個德國人開的牙科診所去學徒,可是一位護士看上了他,他不識風情惹 怒了她。又被辭退。
  總之,一一說來,他在舊社會換了二十種以上職業。其中在抗戰時也因參與將西藥 運往杭州幫助游擊隊而坐過日本人的牢。那是關在今虹口公園處的日本憲兵司令部。一 人一間房,有床,白天不關門可以上廁所。吃得飽,只是害怕得慌。但一口咬定並不知 道藥的去處,自己只是為了謀生賺錢,也就沒事了。大家聽了對比共產黨的監獄,後者 主要是關得太長久,又餓得發慌。但因為自己並不犯罪,所以新來時義憤填膺,關久了 已是司空見慣,從來沒有人有害怕的感覺。正應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古話。
  49年時,他那時的工作可以南下,但有朋友對他說,你是苦出身,共產黨來了只 會對你有好處的,就留了下來。果然,那朋友介紹他在徐匯區區政府中找到了工作。 在初期的歷次運動中,他憑著出身好,節節高昇,當上了主管菜市場的工作。後來到 了困難年頭。又去鄉下搞四清運動。鄉下的菜販子對他招待周到。那時他的一個嫁到 香港的姐姐送給他一塊進口手錶,鄉下人看了羨慕不已,一定想要。他心想我佔了鄉 下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給了鄉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處炫耀,其他人慫恿他去鍾 表店估價。這一來可糟了。原來這表國內市場是沒有的,便追查來歷,當然禮品是允 許的,但不能出賣或轉手,否則便作為走私。於是表被沒收,還要付稅金,他則受到 了警告處分。
  不久,以這處分為由他被調離區政府,到龍華的一個精神病醫院工作。有一天晚 上他值班,走過一個約束間前時,一個因發病而被關在裡面的女病人通過小窗口向他 要水喝,他理應將水送去給她,但一時大意就把門開了讓她自己去取水。不料等他一 個圈子走回辦公室時卻發現那個花癡女在他辦公室等他,脫光了衣服要求他「幫忙解 決解決問題。」他被裸女抱得緊緊的也不免心動,然而終因膽怯而且年歲大了並未干 成什麼事。卻被女的臭罵了一頓「無能。」
  又過了幾天,這女的和一個男花癡雙雙逃走了,恰逢又是在他值班的晚上,來了 電話,說是在浦東某旅館被查到了這兩人在要求住店。於是他打電話公安局要了車去 把這兩人接回來。女花癡一見到他勃然大怒說「黃某人!我叫你解決解決問題你不肯, 如今我和別人解決問題你倒竟敢來抓我了。」
  這事當時被作為笑話傳開了。不料後來卻因此以違法亂紀被關了進來。在提審 時他當然就此事進行辯解,卻不料提審員也不過把此事當笑話取笑他。然後令他從 頭說自己的歷史。這是他們的一貫手法,先不提具體問題,而要你無邊無際地供述。 他們就是想套出你更多的「罪行」來。黃的歷史可謂複雜了,故提審耗日持久。弄 到最後他才明白過來,原來是為了下面的兩件事被關進來的:
  在他失業時,有一次看見報上有個老太太招聘乾兒子的廣告。他就去應聘了。 其實那老太有一個侄兒,招乾兒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真正的想法是要找個生意上 的幫手,如成了干親則可望靠得住些。那人見他老實就成了此事。有一次那兄長派 他去浦東高橋某地收購棉花,當地的鄉下人問他姓名,他不願說又不能不說,便隨 口看著海邊的黃沙說「我就叫黃沙」,上海話的「沙」和「所」同音,鄉下人便開 玩笑叫他「黃所長」。
  他這個干親後來生意失敗,他也不做乾兒子了。然而多年以後,這個外號卻是 他那時吃官司的原因之一,反反覆創地盤問當過什麼所長?因為他幾次三番地說自 己的歷史,都無當過官的痕跡,就多次要他重述,最後才拍桌子大罵「你當過所長 為什麼不交代?他這才如夢初醒將此事說清楚。為了猜這個啞謎還上了手銬!這使 我想起以前聽說有人因下象棋愛以當頭炮開局被取了個炮兵司令的雅號而大倒其霉 的故事。
  第二件也是他失業時的事,他在外灘碰見一個老朋友問他
  「近來混得怎樣?」
  他答道「身上只剩二角錢,還不知明日吃什麼呢。」
  那朋友便拉他到十六鋪一個海員工會去登記。原來他曾在一條去新加坡的船上 當過一個航次的理貨。但因受不了暈船之苦而不幹了,但也總算是個海員吧。他去 那工會是去混飯吃的,反正在你被某船招聘前,那兒每日三餐總有供應的。在那兒 混飯吃的人還真不少,每頓要開好幾桌,而且每桌一般也坐不滿,因為登記的人若 臨時有處去吃飯還不一定來。
  有一天,江亞輪(48年冬沉沒在長江口)到上海,該船船長招待失業海員上船 吃了一頓飯,這原是常有之事。然而卻被問得死去活來,問那頓飯時某人說了什麼?
  「誰還能記得呢,」老黃說「無非是說某個菜好之類應酬話而已。」
  為了這兩件事他就被關了一年以上,而前途還未卜呢。老黃說起他50年在區 政府拍的一張集體照,無限感慨地說那照片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在歷次運動中倒了下去。
  小王從另一個號子裡來時還帶來一個故事。那是說的一位叫楊華亭的人。此 人畢業於延安抗日大學,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所做的是開設一家藥鋪,以為後 方搜集藥品和電池,搜集到的東西是有單線聯繫的人來取的。天津淪陷時聯繫斷了, 他不得已而攜款逃難到了上海,但同樣地找不到組織關係,便將資金在上海同樣也開 了一家藥店。
  解放後,他到軍管會說明情況,並上繳全部資金。但被告知這要算攜款逃跑之罪。 不久被捕,以其自首從寬被判十年。
  那時的上海市監獄還關著許多國民黨時判刑的漢奸,而新關進來的反革命犯也還 像個反革命,也許有什麼藏匿的武器、電台之類,而看守還都是留用的警察。政府並 不信任這些看守,所以當犯人寫交代材料時是決不讓看守經手的。他那時便在獄裡當 「事務犯」即管雜事的犯人頭,反到有時令他代不會寫字的犯人寫材料。
  有一次關進來了一個犯貪污的未決犯,他是杜蔚然。杜情緒消沉,想自殺未遂。 楊就去勸他,他自恃老革命那裡要聽犯人的勸告?楊就亮出了自己在抗大等的革命經 歷,於是兩人有了共同語言,杜不再想自殺,交代了貪污受賄的事實。不久竟獲釋了。
  過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喊有人來接見他,那又不是接見的日子,接見還竟在監獄 的大會客室裡進行。他疑惑地走進了會客室,只見沙發上坐著的兩個人站起身迎了上 來,握手寒暄後杜蔚然說「我現在是公安局副局長了,」又指著身旁提著醬鴨、水果 的人介紹「這位是閘北分局的某局長。」他們慰問並問楊有何要求,楊答以希望能安 靜一些,因為他經常代人寫材料也已不耐其煩了。
  不久,他被調到蘇北大豐農場。他在那裡仍是一個特殊犯人,每天只要吹哨管 其他犯人出工、收工即可。後來,杜局長又去視察農場,到了以後就對農場吵長嚷 著要找老楊,所以農場幹部沒有人敢得罪這個特殊犯人的。在蘇北過了幾年,他又 嫌生活單調通過杜局長回到了上海勞動被服廠。總之沒幾年他被以表現突出為名減 刑後成了上海青浦縣的一個勞教農場,即青東農場的特殊場員,反正除無法改變身 份外他是不吃苦的,連農場吵長也要讓他三分。像這樣的特殊犯人青東農場還有好 幾個,如當時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的岳丈就是一個,這老混賬在無錫胡作非為調戲 女演員,實在鬧得太過分了,被判了刑,但這個市委書記還是有辦法把他從無錫弄 到了上海,安排在該農場。在文革中老混賬惶惶不可終日,天天打聽著陳的消息, 而隨著杜蔚然在文革中的倒霉,楊也關進來受審查。楊說有一次杜去視察,見了他 問要不要帶他去見見黃局長,他回答說我有你杜局長照顧已很夠了就不必了吧,他 說幸虧未去見黃赤波,否則還要不得了。
  再說到我自己,關了約一個月後便開始提審,第一審是他們八個所謂公、檢、 法的人同時出場的,其中我認出一個叫姜百清的農場幹部,當時是農場中的造反派人 物,從他的外號「講不清」也可見其為人了。那年頭公安、檢察和法院三個理應相互 獨立的機構竟然可由同一個人代表,其法制的蕩然無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審中 重申了在放馬場拘留所的話,斷然否認有任何罪行。他們中的一個女的沉不住氣大叫, 罵我囂張。
  後來主要由八個人中的兩個為首的提審我,在當時的形勢和制度下,任何人都無 法避免要說自己的歷史,他要求你詳談過去的經歷而算計著如何找出可害你的問題。 直到翻來覆去問得無可再問了才逼他們提問。這種審訊方法從前面黃某的故事中就可看 到。是和現代化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完全違背的。
  最後他們攤牌問我的問題還是當年的老一套,什麼逃國外、打游擊、小集團之 類,而加出的一項是更莫名其妙的。
  問:「你什麼時候解除勞動教養的?」
  答:「1966年初。」
  問:「為什麼你會解除勞動教養?」
  答:「是你們給我解除的,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問:「有什麼人事前暗示你將要解除勞動教養?」
  答:「不可能有此事。」
  實際上我為什麼會有機會在勞教期內探親?為什麼會解除勞教這幫人也不知 道。我從提審的問話中體會到這案件是農場中兩派鬥爭的產物,造反派力圖製造 「走資派」即原農場頭兒們的罪狀。構造出了當年白茅嶺右派隊中有一大反革命 集團案被「走資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們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寫 不成回憶了。
  然後就誘我上當承認有反動言論,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著一疊紙說:
  「這是黃建基檢舉你的材料,你不說也不行。」
  我說:「我也許記不得了,但我相信黃不至於瞎說,那你們就拿來我簽名 吧。」為此事,黃被戴了半個月手銬,逼他檢舉我說
  「為什麼李某如此信任你?」這也算他的錯嗎?人不可以被信任嗎?
  還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們都集中到一間屋裡,然後還推推搡搡把唐煥新推 了進來,我們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犧牲品。人齊了,忽然那幹部開始朗讀毛的文 章《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還令我們一句句地跟著念,念 了許多遍,這又不是咒語,我們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兩碼事,這真叫人 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農場的姜百清叫去提審,那是一間大屋子,我背 對著門,被鎖在椅子上後,只見那姜百清坐在提審席上咬牙切齒地朝我怒視了 好久,然後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只承認這些,叫我們怎麼判你!」
  我說:「你這是什麼話?憑什麼非判不可。」
  他於是惱羞成怒走了下來對著我就打了一個耳光,我馬上指著牆上的標語 大叫:
  「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時躲在門外從觀察孔向內看的幾個上海公檢法 的提審員從我背後走了過來,喝道「不許胡說,誰打你了。」我指著地上被打碎的 眼鏡說:
  「沒人打眼鏡會碎嗎?」他們不理我卻將眼鏡拿去,押我回到監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樓梯拐彎處的一間小屋裡,主提審員和顏悅色地將修好的 眼鏡交給我(後來我才知道是他們打電話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時也被學校關在 私設的牢房,即所謂的牛棚裡許久,要詐她說出不利於我的事來。)然後對我說:
  「你不要叫冤枉,本來在你的檔案裡有著一個很大的問號,現在我們都替 你澄清了。這不很好嗎,關這幾天弄清了這麼大的問題不是很上算嗎?誰讓你要 當頭頭呢,許多事都是別人的,例如明明是別人要逃跑又怎麼也扯到你頭上了呢。 現在我們幫你把問題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後交朋友要小心謹慎,我不希望再見 到你。」總之他對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過了半月,忽然我們又都被用一輛中吉普押回了農場,仍在放馬場拘 「留所關起來。我被關在一間大房間裡和兩個逃跑的在一起,他們幾位則分關 各牢房,仍互不能見面。關了又有約半月,忽然一天把我們押到總場,總場正 要開大會,會場氣氛緊張,我們在一間小房間裡被綁了起來,我是被特別地五 花大綁的,還在頸上套了一個細繩圈,將我們押到大會的戲台上,每人被兩個 人在後面抓著手臂,我後面的人還將一隻手握著那繩圈,那是防止我可能會高 聲喊」反動口號「用的。這是那時對將要被槍決的人的一種待遇。
  這裡我要談到一種非常荒誕、可笑的現象。我想這是由於長期統治造 成的民智低下而形成的。它會把象前文提到的,白求恩顯靈和貧下中農出身這 樣極不融洽的事聯繫起來。這裡我要說的是喊口號的現象。我親眼看到許多人 在被毒打之時高呼「共產黨萬歲」一類的口號。但難道他不知道毒打他的正是 共產黨嗎?而最妙的是此時打手卻怒斥之為喊反動口號!文革時,毛的侄子毛 遠新在東北為王,就是為了害怕這樣的口號而下令殘酷地將張志新等三十餘人 在槍殺前割斷喉管的。
  我當然不可能喊這樣的口號,也不必去喊相反的口號找死。他們的這根小 麻繩是多此一舉的了。
  我環顧台下地上坐著的那些可憐的場員,大都表情漠然,有氣無力地跟著 舉手呼口號。台上居然也一本正經地坐著一排幹部,我不記得他們說些什麼了, 只要聽聽口號就可知其可笑程度。除了什麼「嚴懲反革命分子」之類外還大叫 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等等,似乎打倒 了我們才保衛了毛澤東,真可太抬舉我們了。然後一個個地讀判決書宣判,黃建 基、王令康判管制,張亞新判三年,唐煥新判五年,姚福申判七年。我是最後一 個被宣判的,判了十二年。
  判完以後,在口號聲中我們被押回房間,解去了繩子,各發了一張判決書。 判決書只有四行字,所列罪行是「一貫堅持反動立場。」「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 度,污蔑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污蔑了什麼呢?那時的文字是一律不能寫的, 這叫做「防擴散言論」不但不能寫,甚至在審訊中也不能重複,因為是有毒的。 好像一說就像咒語一樣,偉大無比,威力無比的毛澤東就會受到損害了。然後 「為了保衛…」云云好像我們真是了不得的國事犯,最後「依法判決有期徒刑 十二年。」依的是什麼法?法的第幾條第幾款?這是一字不提的。他們的「法」 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不公開的。這些「法」是以文件的方式在他們內部傳遞的。 毛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既是策略豈能讓人知道!
  判刑以後我心情感到很輕鬆,外人也許難以理解,這是因為我其實已經在 監獄裡多年了,而白茅嶺又實在太可恨,無論如何得以換一個環境也沒有什麼不 好。至於判幾年根本都是一樣的,整個國家的形勢才是決定我們命運的關鍵。我 慶幸可以離開白茅嶺,特別因為刑期長,也許新的地方受這樣冤枉的人會少些 (這一點,不久就被證明我是錯了。)我倒可不至於又成為重點,被那些無緣無 故仇視知識分子的幹部視為眼中釘了。他們三人也沒有一個有沮喪的表現,我們 對在這個制度下自己的前途都看得很透徹。
  當天我們就被送回上海,又在思南路拘留所關了一夜,次日被送往上海 市監獄,即提籃橋監獄。進了三重大鐵門便是監獄大院。這裡面有十座牢房, 其中一到八是五層的建築,是內部和思南路拘留所一樣的牢房,九號監是比 較新一些的建築,是女牢,而十號監則是一座高層的監獄醫院。在圍牆以外 可見到的另一高層建築則是一個監獄工廠。
  我們被送到三號監的二樓,這是關反革命犯的地方。我們四個人有幸能關 在一間牢房裡過了約一個多月。
  監獄的每一層叫一個樓面,有一個樓面隊長負責管理。另有一個事務犯負 責登記等雜務工作,這事務犯往往是有些特別關係的犯人。底層的事務犯是總 事務犯,還有醫務犯和一批勞役犯也關在底層,他們每三人一間牢房,每天的 工作是送三頓飯和打掃等。這裡不如思南路的是:送飯上樓沒有電梯,一個人 將裝有三十個腰狀飯盒的大木盤放在背上馱上樓可並不容易,特別是送早上的 稀粥,每份約有三斤重。有個別的勞役犯還竟然有本事在半樓梯沒人見的地方, 用托著盤的手眼睛不看地從飯盒裡偷菜吃。打掃也不容易,監獄的玻璃窗可謂 最乾淨的了,每天都要擦,而且一批人在前面擦一批人在後面檢查,甚至於用 嘴哈了氣去查看玻璃擦亮的程度。勞動之餘則要坐在那裡「學習」。
  雖然如此,做勞役犯還是令人羨慕的,首先他們吃勞動飯,其次在不到四平 方米的牢房裡關四個人和三個人就大不一樣了。你可以想像這牢房只有一隻小的 雙人床寬度,只是比床長了一些,還要在裡角放一隻馬桶,由於作為床的木板高 出水泥地十幾公分而還需在前面讓出一段水泥地做開鐵門之用,這一塊地方就只 能放脫下來的鞋子而不能睡覺。四個人睡時不僅頭腳交叉還只能同時翻身,三個 人睡就比較好多了。由於在底層,走廊上不再有欄杆圍著的孔,也寬敞得多,可 以坐在長凳上學習,腿腳有伸展的餘地。
  二樓是新收犯的地方,管理較松。然而我進去的第二天下午就被叫去問 話。原來我在倒馬桶開門的當口和隔壁牢房的一個人靠在欄杆上說了幾句話, 那人是我在思南路拘留所看到過的,他比我早一小時送到市監獄,犯人號為 7301而我的為7302,於是就有人去匯報說兩個同案犯在串聯了。可見即使到 了這種地方,而且初來乍到之時,那為虎作倀的人還不少呢。
  但我們還是敢交談的,從交談中我們瞭解到要十六年以上刑期才算大刑 犯,關在一號監。我們這裡的犯人幾乎都談不上有什麼罪,其實在那個年頭 那有什麼反革命?還不全都是冤獄,即使大刑犯也如此,這在以後我住監獄 醫院碰到人時才更清楚。
  不久二樓近一百間牢房就關滿了,於是重新編組,我們去了三樓,四個老 朋友都被分開了。三樓每四個牢房算一個小組,每日上、下午都要開鐵門坐 在走廊地上學習。我隔壁牢房裡有一位葛滬生,原是復旦化學系的助教,被 上了銬。文革後的上銬方式和我在分流廟戴銬時大不相同了。行話叫穿心銬, 即將兩個銬圈互相穿過而使銬圈間的一個鏈條圈不起作用,這樣一來,銬得 兩手完全不能動彈,加之總是用後銬,因此吃飯,如廁都不行。便令另一同 監犯照管他,這同監犯也求之不得,因為可以吃勞動飯。但碰到可惡的同監 犯則有的並不餵飯,僅將飯朝洗臉盆裡一倒,要被銬的人像貓、狗一樣俯下 身去單用嘴吃,至於大解時更不幫助清潔了。被銬的人也完全不可能換衣服, 一銬就是幾個月,銬子緊得嵌入肉裡,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被銬過的人都免不 了留下猶如斷手再植般的傷疤。那位葛滬生就被銬了好幾個月,他很勇敢,只 是為了很小的事受此苦刑,卻從不肯低頭認錯。可惜我不可能與他談話,只能 以目示意表示同情與敬意而已。
  這樣的銬法還不算厲害的,還有一種叫扁擔銬,是將一條手臂從肩上彎到 後背去與另一隻從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後銬起來。而最厲害的是豬玀銬,我沒 有親眼看到那慘狀,據說是將腦袋彎下塞在兩大腿之間,把人銬成一個糰子。
  另一隔壁牢房裡有一位潘宗岳,一談之下他還是我老師王恆守的朋友,他原 是上海煤礦設計院的總工程師,和王先生一樣也是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發 言成了右派的,成了右派後被送勞動教養,在勞改四隊即上海電焊機廠勞教。在 勞動教養期間倒沒吃大苦,可是文革時也被判了十二年刑。在獄內他天天用心讀 報,抄寫報上登的吹噓建國二十年成績的標題,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是寫心得體 會報告隊長以期得到好感,對此我很不以為然。有一次他忽然問我第一宇宙速度 是多少,我說你算一算不就得了嗎,他大為奇怪,原來他還以為那是個算不出的 常數呢。我教會了他後他對我更是佩服了。
  可是不久他就被隔離不許出監房一步,也不讓他參加學習了。原來他 涉嫌一個監獄內的反革命集團案。這事說來也很可笑,我剛進監獄時的總事 務犯名叫呂海琛,是個歌唱演員,那時勞役犯中有一批演員,勞動之餘一直 在排練節目為獄內演出之用。有一天起忽然都取消了排練,緊張地批鬥起來。 原來事務犯和勞役犯比較而言可以到處走動。這時獄內關了一個二十幾歲的 青年人叫陳忠人,據稱是陳潔如的外孫,故自稱蔣介石是他外公。於是有一 大批人圍著他轉。這些人學術有限,也只可能讀過些解放後出版的書如列寧、 普列漢諾夫的書等,所以口口聲聲「我們自由民主黨人」云云。被人檢舉後 胡言亂語招供出越獄計劃等等,荒謬到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美軍登 陸時該如何在監獄屋頂做標記以防空襲,如何越獄前去迎接等等。
  監獄內為這個顯然是胡說八道的案子大張旗鼓地緊張了許多個月,幾乎每 個小組都要批鬥各種各樣的反改造分子。
  我所在的小組四個監房共十六個人。掌握犯即小組長原是虹口公安分局預 審科的科長,因為強姦女犯而被判刑的。此人非常凶狠惡劣,卻是隊長面前的 紅人。組內被批鬥的是一位文弱老者,他早先在《字林西報》社工作,已賦閒多 年,因為在公園裡說話不謹慎而成了反革命犯。來此後仍以赤子之心待人,說話 毫不注意,對同監房的人說:「中國的真正敵人是一狼一虎,狼就是東方的日本, 因為他們的人名都是什麼郎,虎則是北方名字都是什麼夫的蘇俄。你們看,現在 中蘇邊界緊張了,不久就要世界大戰…,我是老觀察家了,看問題不會錯…。」
  這話被同監的人檢舉,於是被批鬥,原小組批鬥不力,又被隔離到我隔壁 的房間與掌握犯和記錄犯同住。每天他被命令站著挨批,那掌握犯想方設法地用 話侮辱他,指使記錄犯用鞋底打他耳光。我和另一位交通大學畢業的工程師蘇慰 慈則一有機會就長篇發言,大談祖國科技成果假裝「教育」他,使他有喘息的機 會。
  由於我們裝書獃子發言,掌握犯也奈何我們不得。再說批來批去也就是這末 幾句話。掌握犯除了拿他開心,發洩其虐待狂外也無事可做。有一次我們兩瞎吹 得熱鬧,他不甘心我們主導了會的方向,在蘇慰慈說上海地下工程如何固若金湯 時,便插嘴胡吹他也去過那從市區通達機場的地道,連飛機也從地道裡飛來飛去 云云。總之,他自以為高人一等;當然,隊長是他過去的同僚,他們的觀點是羅 瑞卿所謂「中國除了解放軍外,就是我們的天下。」即便他成了階下之囚也是 「人民內部矛盾」。怎能不比我們這些「敵人」高明呢。我之所以要說起這點不 值一提的事,是因為二十年中我見到的這類刑事犯罪分子太多了。他們被安排來 管理我們,被慫恿來折磨我們。他們愈是無知卻按毛的理論愈比讀過書的人高明。 愈表現得對知識分子憎恨愈顯得其「階級覺悟」好。思想犯在監獄裡一不小心被 隊長看中了要找你麻煩,則不但天天受這種人的欺凌,而這種人還有一些知識分 子的幫兇。這就是像那小組的記錄犯那樣的人? ?
  這個記錄犯也是個反革命犯,約有50來歲,是個單身。在會上對那「老觀察 家」的凶狠不亞於掌握犯,不時地打、罵、侮辱。但是有一次批鬥了一半,掌握 犯被隊長叫去說話了,會停了下來。他看著大伙的眼色,忽然也和顏悅色起來, 安慰那老者,還說了該怎樣放聰明些,如何檢討才能過關云云。此人只有一個80 多歲的老母親來接見送物,到時眼淚汪汪,也著實一副可憐相。只是這種人生就 兩面派的性格,妄圖討好獄卒,自以為會有好處而已。「老觀察家」日日夜夜離 不開這兩個惡棍一步路地生活著,實在不是人過的日子。
  過了幾天,我感覺到那掌握犯的眼神有點不對,他在掌握犯會上從我原來同 組的人處知道到了我並非直接來自學校,而是個老改造。老改造不暴露身份,而 居然敢與他平起平坐地說話,還干擾他主持的批鬥會,那還了得?他對那「老觀 察家」也已斗膩了,又想「立新功」了。他似乎要對我有所動作了。然而幸好監 獄裡也經常重新編小組,我才逃脫了被他批鬥。新小組的掌握犯是個開皮鞋店的, 與我同住一室,我吹噓對皮革的知識把他敷衍得很好。他告訴我那個原掌握犯對 我干擾他批鬥「老觀察家」恨恨不已,多次要他找我麻煩,但是雖說只隔了一個 組,天天看得見,他自己卻已對我無可奈何了。然而,和這種為虎作倀的所謂 「要求改造」的掌握犯同處一監是極其困難的。不久,我們的關係就破裂了。幸 而,在我將面臨被整之前,又重新編組了。
  有一次編組後我到了陌生的牢房裡,深知小心為妙,第一不能暴露老改 造身份,他們稱這為二進宮,其實我又何嘗出過宮?第二不能有文化,我就裝 作是文盲。這個計策果然管用,我過了幾個月的安穩日子,沒人找我麻煩。可 到了要寫年終小結時,小組長安排人幫我寫,去請示隊長時才露了餡。所幸未 因此被批鬥。
  那時的醫務犯王祖德原是同濟大學的校醫。反右運動時,他還是上海第一 醫學院的學生,就因為同情右派同學而被定為「漏網右派」劃入另冊。文革時, 他在復旦讀書的弟弟被女朋友檢舉成了「反動學生」,受迫害時,說出了乃兄 告訴的一句傳聞,即毛主席因中風曾請上海名醫陸瘦燕去北京打金針。這樣一來, 矛頭就轉到了王醫生處,同濟大學非但私設牢房把他關了起來,批鬥、毒打了他 八個多月之久。而且竟然殘忍地將他的父親抓來關在他對面牢房裡,讓他聽得到 父親被折磨的聲音。王醫生被逼得在一次惡夢後,橫下一條心,寫下承認反對毛 的字句,於是以所謂的「反動標語」而被控為現行反革命,打得偏體鱗傷,送入 拘留所,判刑十二年,他的在上海師範學院讀書的小妹也連帶受害,被斗不堪凌 辱,在校門口路上撞車而亡,父母親也憤而先後懸樑自盡,妻子被逼與他離異。 文革時這樣的迫害比比皆是,較之思想改造、肅反運動、反右運動更大大地進一 步了。幸而王醫生的根本不存在的「反動標語」還算有分寸,當時另一位上海的 著名音樂指揮家陸鴻恩就是在被逼急了氣憤之下呼喊了口號而被殺害的。80年代 王醫生平反回到同濟,後來又當了校醫院院長,他寬宏大度,居然仍能與迫害他 的人共事而且一視同仁地對待這幫人,這是非常難能可貴,令人敬佩的。
  監獄內談不到有制度,一切都是隨管理人的高興,例如探監,原規定每 月一次,但事實上約兩月才有一次,每次事先可以寫一封二百字以內的信。家 屬憑信內的通知按時前來。接見是在一個大禮堂內進行的,禮堂中用一排乒乓 桌隔開,家屬先進入,將接濟的日用品(食品是絕對禁止的)交驗後放在犯人 一側離桌子約三米處的凳子上,然後犯人列隊進入,在獄警的旁聽下,在嘈雜 的聲響中,隔著乒乓桌會見約十分鐘就吹哨驅趕了。放風也隨其高興,幾個月 才有一次到院子裡排著隊繞圈子走幾圈。這時在陽光下才可彼此看見蒼白得可 怕的臉色。
  在放風時走過底層監獄,可以見到有些特殊的犯人。最可憐的是一些被稱為 「裝瘋賣傻」的犯人,他們肯定是些被逼瘋了的精神病患者,每個人關一間,往 往衣不遮體,跳跳蹦蹦,嘴裡嘰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有時鬧得凶了,勞役犯就 用水龍頭衝他們。這真是人間地`獄了。幹部指使勞役犯打人時,使用一種行話 叫「孫悟空帽」的帽子,除了眼睛、鼻子外將被打人的頭連嘴巴悶起來,打得 你喊不出聲音? ?
  另一些特殊犯人則相反,是受優待的,原來這個講級別的社會在監獄裡也級 別分明。我看到的是外國人,他們又根據國籍而有不同的待遇,吃不同的伙食。 以歐、美人最優待,其次是日本人,蒙古人則最差,當然仍比我們吃得好得多了。 有一次和一個姓蔡的台灣人同監房。他其實生長在日本,50年代時看了報上的宣傳, 以為可以到中國投資做生意,便帶了一筆資金來上海想開辦制釘廠。然而政府並不 同意他開廠,卻又不明說,將他安排在華東造船廠裡當技術員,雖然他並無技術, 仍給他最高技術員級別的工資待遇,然而一年以後以他的消費水平,將帶來的資金 全用完了。他當然就要申請回去,但卻未獲准。於是他寫信給在日本的父親求助。 忽然又以間諜罪被捕了,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關就是十三年。然後判了十五年 到監獄來服剩下的一年多刑期。
  他說起在看守所的經歷,原來在看守所裡從49年就關在裡面從不審問的犯 人都有的是。他曾關得一身病到另一第三看守所去療養過,誰也不知道這個保密 的看守所在那裡,他也是在晚上被用車送去的,那裡居然還有網球可打。這位間 諜當然不成其為間諜,否則哪有這般便宜?判他十五年不過是挽回已關十三年的 面子而已。我在與他同監房時曾跟他學日語,然而因為他根本沒文化,也僅能學 幾句話而已。這就是個沒文化的「間諜」的故事。
  監獄裡對犯人的「教育」就是槍決人給你看,槍決的地點就在大禮堂後的小院 子的一個亭子裡。北京大學新聞系的女學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裡被槍殺的。那時她 已瘦得皮包骨頭,弱不禁風,但仍表現得很勇敢。林昭出身革命家庭,她的舅父死 在國民黨手裡,她怎麼可能是反對共產黨的呢?然而她被打成了右派,據說她在被 捕送勞動教養時還向學校發出一封責問信「當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時,曾慨然 向北洋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由於生性剛烈,曾因此自殺,幸而 被救。在勞動教養時因病保外就醫。和幾位原北京的右派同學有些往來,他們便全 部被捕成了反革命。在獄中又被加刑,最後於1968年五一節被害。她慷慨就義前用 血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裡;
  將這一滴血向摯愛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她就義後,其父憤而自殺,其母也成了反革命,憂憤而離開了人世。一家 人就這樣完了。
  那時的上海市民日子也不好過,也要接受逮捕、判刑、殺人的「教育」。 五一節,十一節都要在文化廣場開大會,拉有線廣播到各分會場。人們受命排隊 前往「受教育」。1969年的十週年國慶我就是在監獄內聽文化廣場大會的實況轉播 的,那天一下子就槍殺了六十幾人。這是慶祝國慶嗎?我妻那年頭被反革命家屬和 右派兩頂帽子壓著,受盡學校甚至裡弄的欺凌,掃街,通陰溝,掃廁所都是她的專 職,還要被無端訓斥和打罵。
  後來監獄裡也不讓我們閒著,要犯人勞動了。我們做的是將針織品的零料 拆散,這叫拆紗頭,是用手指甲拆的,每人有定額要完成,拆得大拇指指甲的一半 都浮了起來。房間裡也滿是灰塵。勞動的好處是飯多一些,也不受「學習」的罪了。
  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被叫打好行李,於是戴銬上了卡車,兩輛大卡車跟著 一輛軍車一路上直奔安徽,我們又被送到白茅嶺去了。原來那時有個將監獄內遷的 計劃,在白茅嶺造了一批牢房。這些監獄分佈在白茅嶺總場附近,從總廠往山裡 走,第一個勞改隊是瓦屋彎隊,然後是放馬場隊。姚福申被關在瓦屋彎,張亞新、 唐煥新和我則在放馬場。車到時,放馬場還未做好接收我們的準備,就將車再往裡 開到了廟後山監獄,那時該處還是個空監獄,我們在那裡關了幾個小時。廟後山是 為關大刑犯而設的,三面環山像一個口袋,我想在那裡槍殺人外界也聽不到的。 不是冤家不碰頭,我們還是逃不掉又落到白茅嶺來了。所慶幸的是總算未被送到大西 北去,那裡的條件更要艱苦得多。
  第十一章 放馬場
  放馬場勞改中隊共有四個小隊,每小隊約一百人,其中一個小隊是蔬菜隊, 供應本中隊及附近勞改大隊幹部食堂用的蔬菜,三個小隊種大田。大田作物以旱田 為主,我們初去時主要是種山芋和花生,後來發展了玫瑰、香草(如食用香草、熏 衣草等多個品種)、和梨園。這些經濟作物都是供出口的,前兩者送總場加工成香 精後出口,後者的品種號稱西湖明月梨,趕運香港市場可比日本的梨早上市一星期 以謀利。
  這裡的犯人以刑事犯為主,除了一般的偷盜、流氓毆鬥外,很多是不足為刑事 犯罪的所謂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惡劣的強姦犯,甚至有姦污親生妹妹和母親的。老年 犯人大多為所謂的歷史問題,即在舊政府工作過的人。還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 曾問一個上臂有三個攻打上海柴油機廠時留下的彈孔,外號叫大熊貓的人:「我不明 白你們互相打來打去都說是保衛毛澤東,爭著向毛澤東獻媚,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如 此革命,又怎麼結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這人原來是和王洪文一起鬧事的,他說起王洪文來簡直也是個腰上纏練功帶的 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問題說:
  「我本來是極為崇拜毛澤東的,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華東師 范大學去開會,那會場外有三重警衛,一般人是進不去的,會議是聽中央的重要錄音。 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會議的錄音。我是抱著極其崇敬的心情去親耳聆聽最高指 示的。我原以為大人物的講話就像電影裡一樣威嚴、有力、震撼人心。誰知卻完全不 是那樣的,我大失所望。」
  「怎麼失望啦?」我插嘴問道。
  「開始時,會場一片雜音,然後靜了下來,知道毛來了,毛問:都到齊了沒有? 那聲音象老鴨子叫,下面回答:到齊了。毛又問:你們誰最年輕?下面答:是王洪文。 毛問了王的年齡又說了幾句,口齒含糊不清。然後就是林彪的長遍發言,尖聲尖氣, 態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聲地訓斥:朱德,你怎麼打呼嚕啦!於是就聽見朱的呼嚕 聲,這聲音馬上停了下來,只聽得茶杯蓋的撞擊聲,喝茶、吐茶葉的聲音,然後就是 朱老總抵賴睡著了的話:」沒有啊。「接著林又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忽然,又吆喝 起來,問:徐海東來了沒有?徐答:來了。那聲音又啞又低,林厲聲喝問:你說過沒 有你徐海東就沒有毛主席,沒有黨中央,你說過沒有?徐小聲地回答說有。然後林又 接下去罵街。
  「我聽了以後,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這些大人物開起會來怎麼和我們小流 氓差不多呢。從此我就不相信了,後來說了些話變成了反革命。」
  有陳姓父子兩人同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學的法文教師,中法中學 改為光明中學後,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領導不和,吵了一架後憤而辭職。為了生計不 得不擺地攤販賣修補面盆用的搪瓷膠,然而卻因系無證營業而和警察發生衝突,被以 「走資本主義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幫父親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 有一位醫院的化驗師,受某獨生女的家長之托,在女學生的化驗單上劃了個正號,於 是女學生獲得醫生證明其患有腎病而免去下鄉之苦。此事被人告發,他被判以反革命 破壞上山下鄉罪服刑七年。
  還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學生,是上山下鄉後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 崇明勞動時被發覺日記中有不敬的話。還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個煤礦裡,那煤礦簡 直是原始條件的煤礦,嘴上叼著礦燈爬進去將煤背出來,他受不了這苦逃了出來,在 半路上沒路費了,不得已而偷竊犯的罪。當然也有在絕望中淪為真正罪犯的,有幾個 插隊落戶到東北的,那裡男女學生住在貼鄰的兩間屋裡,每個女學生得找個男的保護 她們。男的白天出去偷雞摸狗,女的在家為他們服務,到後來什麼亂七八糟的事都發 生了,簡直成了群婚社會!我遇見的兩個是打架傷人後逃了回來,成了流氓抓來的。 有一個舊時的老流氓對我說:「從前我們做流氓是沒有辦法,要吃飯,所以拜老頭子, 為了爭做生意搶地盤而打架。現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會為了試試刀快不快而隨便去 刺人一刀。」這樣的人我也的確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隊部食堂的廚子是個刑滿的場員,他的案子說來簡直是笑話。他原是上海市郊 區的一個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門外哭,男的在屋內用刀拍桌大罵,說要 殺了她。這時正好有一男一女走過,就問女的:發生了什麼事。女的哭著說她丈夫要 殺她,男的聽見女的向外人訴苦,罵得就更凶了。路過的兩人勸了一陣也就走了。不 料走了幾步這兩人卻爭了起來,女的大談起婦女權益,就回過來勸說那屠夫妻子一 定要去告屠夫。並自告奮勇幫她出場寫狀子。這樣一來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 決下來,其妻大叫冤枉,他們本來是很有感情的夫婦,女的以為可以嚇唬丈夫一下, 何嘗願他吃官司?然而來了就出不去。多年以來妻子年年來探親,卻對其遭遇無可奈何。
  勞動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勞動教養了,我們的生活費是每月七塊錢。在勞動重 時,加給我們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澱粉後的渣滓。後來養了豬,就連這也吃 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種的蔬菜也是要記賬算錢的。
  所幸勞動卻比勞動教養輕得多了,這是指該勞改隊的特殊情況。首先是因為地少 人多,其次是勞改隊規定必須幹部自己帶隊出工,他們不願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幹部 食堂好菜賣完。
  我到放馬場不久,就感到身體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時在太陽下勞動曾中暑暈了過 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時我被調到一個小組去,那組長是個十足的狗腿子, 自恃身體強壯,逼著大家幹活,以討好幹部,所以深得幹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帶人脫 離大隊伍去幹單獨的活。那時我們去打土牆建房,這就是用木板模子攔好了往裡倒土, 然後用木槌將土夯實。
  一連許多天重活幹下來,扁桃體發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幾天我晚上脫襪時感 到困難,知道是腳腫,後來就整天都腫,一直腫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請假,連在 工地上要求休息一會兒都不行,竟會說我是因為懶,少動了才會腫的。然後就出現厭 食,腹脹胸悶。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組長的威脅拒絕出工。如此大鬧以後,醫務 犯也不敢證明我有病,第二天來了隊部的醫生,他斷定我為營養不良性浮腫,開出了 營養餐。那裡的所謂營養餐就是每天給相當於一隻雞蛋價格的葷菜,第一次給我的就 是鹹蛋,我當然拒絕了,這時我的浮腫已發展到頭部,身上也出現了黃疸。於是我故 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間人無法休息,他們不得不再次把醫生請來。這次他開 出了轉診單,送我去總場醫院看病。
  幸好總場不遠,當日就用一輛人力平板車將我送去,此時我頭已腫到眼睛充滿眼眵睜 不開了,一路上只聽到路過的鄉下人說
  「啊呀,這個人的頭怎麼有笆斗大。」
  到了總場醫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裡,更不要說有腹水了。 化驗報告顯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醫生看著轉診單罵道:「什麼營養性 浮腫。肝炎、腎炎待排除!這樣明顯的腎炎都不知道!」於是就收進病房。
  白茅嶺農場總場醫院那時初具規模,門開在中央,進門左手是男病房,右手 是門診部,但走到底卻是一大間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個小方塊走道,筆直 地對著山牆上開的門可通外面,這門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門通兩間重病房。 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隻病床而北面的有三隻。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間。我被安排 在這間也許是因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為我是犯人,要派一個場員來同住這間看 著我。則隔著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發覺。
  我得到了治療,那裡的醫生態度還是好的,有一位孤兒出身的護士也態度特 別和善。看守我的場員是一個原來職業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當過新四軍。談起 當年,我問他:
  「你打死過日本人嗎?」他說:
  「誰知道呢,我那時在南京附近的句容當兵,說實在的,日偽時老百姓最 輕鬆了,我們那地方既有日偽軍,又有國民黨的游擊隊,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沒 有人向老百姓收稅。其實這三方面的軍隊都是有聯繫的,偽軍或國民黨游擊隊來 前都有人通知,我們就走了,從來沒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來了, 得到的通知晚了,我們趕快走,我是最後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亂地向後開過幾槍, 誰知打到人沒有呢。在解放戰爭中也就是跟著隊伍跑,我命大,竟從未打過仗。」
  我在總場醫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來此看病的人傳到了山下鋪,黃建基聽 說我病得頭大如斗,馬上冒險前來看我,那時他還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錢給 我。事實上,那時我腫得眼睛張不開,頭靠在床的木槓上竟在腦後壓成一楞楞的 條紋。有了黃贈的錢,我買了一隻雞,是讓鄉下人煮好送來的,我心想要慢慢地 吃,第一天只喝了湯就瀉了肚。
  馬上我又請場員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電匯了二十元來,又寄來了從新版 《內科手冊》上抄下的有關腎病材料。醫生看了以為我家屬也是醫生,對我也更 和氣了。我有了一些錢,看守我的場員成了幫我做事,照顧我的朋友。吊了二十 幾天針,腫就漸褪,也開始可以下地走動了。
  我對門的重病房先後來過三個人,都是中風病人。第一個死了後,來第二 個時我已能下地了。這人是個老場員,患中風被用牛車送來,送他來的青年人把 他的錢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來,連買手紙的錢也沒有。醫院說這裡是沒有 人照顧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帶信生產隊派人來,可也沒有回音。我實在看 不過,就扶病去照顧他,我請護士送水來,我幫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 著一件運動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對他說:「我幫你把球衫脫了吧。」他點點頭, 因為他早已說不出話了。可是,當我替他脫衣時,他忽然又拒絕了。我看見他臉 上露出了恐懼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來他是怕我剝去了他的財產!就只 好隨他去。不久,他還是死了。
  後來又來了一個中風的女場員,病比前兩人都重,來時是昏迷不醒的。可 不久她在上海的兒子來了,我們才知道她原是徐匯中學的教師。他兒子帶著一塊 手錶,那時帶手錶是身份的象徵,說明不是犯人,而且還有點錢,於是小護士 們圍著他轉,對老太的照顧也好了,她活了下來。
  我的病有好轉時就開始減少激素的藥量,可是減得太快了,於是又復發,又 將藥量加了上去。當病情得到控制再次減量時,發生了一件事。
  這時從放馬場又送來了一個患直腸癌的老病人。說起這個病人實在也是個混 賬透了的人,他原是個廢品回收站主,在災難年頭就憑了他作為家長,手頭掌握 著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餅票,用此誘姦了他嘴饞的親生大女兒。有一天他們在床 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兒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將小女兒也拉上了床。不料這 小女兒幹了這事倒覺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幹起這淫亂事來。被人 發覺後在公安局裡供出了這事的開頭,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還有臉不認罪呢, 說這是他的家務事,與政府何干!
  由於這個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監獄醫院開刀,便將我也一同送上海了。這樣 我就到了監獄醫院。
  在監獄醫院裡,我從勞役犯嘴裡知道王造時就住在我樓上的肝炎隔離病房 裡,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時已因肝病處於垂危狀態了。我想到了 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難過。
  儘管我將病情和上次藥量減得太快向監獄醫生作了匯報,並在每次復 驗小便時故意從手指上滴血進去,希望這次減藥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復發。 可這醫生並不理會,也許他的職業習慣以為我是怕勞動而想多住醫院。兩 三天後,他就將藥撤光,第二天做了一個化驗,令我出院了。
  出院後,我被送到八號監。那是一個關輕病號的監獄。每間牢房關三個 人算是優待了。我是下午被送到那裡的,事務犯給了我一條棉被。我即對他 請求,告訴他我大病初癒,在十號監醫院是蓋兩條被子的,希望他也能給我 兩條,他說這事要請示隊長,後來,下午的隊長倒也同意了。誰知他下班卻 忘了此事,到了晚上,我不得已而向晚班隊長再次報告。這隊長一聽就罵我 資產階級思想,說「哪有勞動人民蓋兩條被的?」他還要對我「教育」時我 就調轉頭不理會他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刷牙時突然暈倒在地,同監犯報告後醫務犯來了。我 是因為凍了一晚扁桃體發炎,腎病也復發了。醫務犯替我量了血壓,囑我睡 覺休息。後來我知道那晚班隊長竟還以我頂撞了他,佈置那天要批鬥我呢, 這一暈倒免去我一翻批鬥之苦。
  醫務犯要我驗血,我說我只需再有一條被子,然而這卻超出了他的責權。 他只能開單驗血,要過一天根據報告單開三天抗生素,然後再驗再開藥。這 樣,我每五天可以吃三天藥,然而我每白天服藥,下午好轉,晚上一凍,第 二天又加重。如此幾天以後,我的病情加重了,不但扁桃體腫得說話困難, 而且又發起了嚴重的坐骨神經痛,累及整條右腿不能動彈。起不來了。
  幸好約二十天後,白茅嶺的車來了。來押我回去的幹部見了我說
  「怎麼醫得比送來時還差了?」這樣我回到了農場。
  我被安排在一個病號組,這組的組長是一個交通大學的馬列主義講師。 叫周子傑。我以為他既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又同為反革命犯,便對他說話 隨便了些。誰知此人竟是個十足的倀物,竟不管我還躺在床上起不來,報 告幹部批鬥我。一連幾個月,我們進行了唇槍舌劍的鬥爭。真是想不到世 界上還真有這般的惡人。所幸病號組都是些打得死的人,所以沒人敢輕易 動手動腳,憑著嘴巴利害我完全對付得了他。同組還有一位叫孟公威的老 人,原當過舊政府的公務人員,大概是個縣政府官員吧,也是周打擊的對 象,後來孟骨折臥床還被周凌辱不已。
  病號組的犯人中有一個是在農場中修塘壩時被坍塌的土方壓得膀胱破 裂後救活的,也未能獲得保外就醫的機會。有一個姦污婦女的警察,案發 後服毒,被救活後留下個手抖腳抖的後遺症。有人問他姦淫了幾個婦女, 他笑而不答,問的人又追問
  「有沒有十個。」他竟說「如只有十個,我豈不虧了?」
  這時原來的醫務犯(一個強姦女病人的罪犯)已出獄了,新來的醫 務犯黃敏之竟是我的一位遠親,於是便對我照顧有加。我那時有一個多月 非但不能下地行走,而且整天腿疼不止,徹夜難眠,每日從床上爬起來扶 著床走一公尺上馬桶都是一番奮鬥。有一天黃見左右無人,便悄悄對我問道
  「你是真痛還是假痛?除了沒有嗎啡外我什麼止痛藥都試過了,怎麼 都不靈呢?」
  我聽了不覺惱怒地說「怎麼你也懷疑我呢,你不是親眼看到我的右腿 都已變細了嗎?好、漢漢漢,我痛給你看看。」我就掙扎著從床上下來, 坐在一隻矮竹椅上。不到幾分鐘我就痛得頭上黃豆般的大汗往下直滴。黃慌 了要扶我上床躺下,我堅決不從。不料幾分鐘後我過了痛極的一陣竟然慢慢 緩解下來,那病就此好了。
  然而我的扁桃體紅腫不退,腎病反覆發作。這時幸得黃醫生的幫助,他 千方百計地替我物色藥物,搞不到強的松時用氯化奎寧治療。後一藥品直服到 我胃口全無,臉色發青。加以營養不良,那時我不能吃鹽,黃經幹部批准囑廚 房為我做無鹽的菜。那廚房那肯認真去做?我就吃得更差了,往往每十天的一 次葷只是一點豬油渣而已。
  這樣過了三年,我知道扁桃體的問題不解決,我的病是沒救了。 於是一再 爭取,加之黃的幫助,於1974年冬又獲得了去醫院做手術的機會。
  我又到了上海監獄醫院。這次住的是五官科病房,僅四個病人。做手術的 醫生是個女的,人很和氣,據說原是個護士,本領卻不大。開刀那天,我是第 一個進手術室的,上午九點令我坐在椅子上,用器械把嘴巴撐漢,噴了地卡因 麻醉,然而還在我兩手通上電針,接上一個電脈衝發生器,弄得我大拇指按著 脈衝節拍一抖一抖地動著。這是那時的時髦,非得用針灸麻醉不可,也不管它 靈不靈。
  手術後我進了病房,醫囑不可說話,過了約半小時,我感到胃有些不舒服, 一下子便嘔出了一杯血。旁邊的病人看見了,便高聲呼喊護士。於是來了一個 很胖的護士,她一問之下就罵開了
  「開刀嘛,總要出點血的,大驚小怪!」
  罵罷,揚長而去。以後,我又忍不住吐了幾回血,再也沒人敢喊護士找沒趣了。
  中午過後,到兩點鐘,照例來量體溫了。我等護士發完體溫表將要走出去 時,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作弄她,就用手敲牆壁。這次來的是位好心的護士 長。她回過頭來一看,問道「怎麼啦,是體溫表打碎了嗎?」我搖搖頭,用手 做了一個頭暈的姿勢。她便過來注視了我一下,口中輕輕地驚呼了一聲,便快 步跑了出去。一會兒,她拿來了血壓計。這時我的血壓已量不出了。我想:怪 不得有人割斷血管自殺,原來真是沒痛苦的。
  那天值班的是一個張醫生,據稱是監獄醫院的第一把刀,還是個美國留 學生,我等他來了,就在紙上寫下Nearly shock I need oxygen的字樣,我的 目的是希望他知道我也是知識分子,希望獲得他的同情和照顧。他一看,馬 上下令去取氧氣瓶,原來那醫院只有一隻氧氣瓶,還是從另一病人鼻上拔出來 給我用的呢,真是抱歉了。然後他安慰我一番就走了出去。
  那手術醫生停了下午的門診上樓來看了一下,她已無能為力了。到了四 時許,我又被送到樓下的手術室,原來幸而那時監獄醫院前面的虹口區中心醫 院還未下班。請來了該院的主任醫生。我被平綁在手術台上,兩腳都吊了輸液 的針。一條手臂接上了血壓表。忽然聽見一聲
  「你怎麼不打針了?」
  被問的護士說「血管這樣癟,我打不進呀。」
  醫生責道「打不進就不打了嗎?也不說一聲。」於是換了一個手段好些的 護士在我另一手臂也輸上了液。
  然後對著鼻孔噴著氧氣,醫生又問
  「你灌腸了沒有?」
  我搖搖頭,他說「那你要堅持一下。」
  接著又緊了一緊綁我的皮帶,撐開我的嘴,又噴了藥就動手了。這時我才 知道早上的針灸麻醉是騙人的。
  醫生對獄醫說「你看,留了這樣一個殘根怎能不出血?」就再次把殘存的扁 桃體割完,這時已需要用針逢創面了。他邊縫便教那獄醫說「你看,這不和縫皮 鞋一樣嗎。」縫完後又用棉球壓迫止血了好一陣子,就把我又送回病房。他們商 量了以後,又在我的一隻不吊針的手臂上給我輸了兩袋血和一袋血漿。
  那時還沒有很細的針頭,吊針都是在臂彎處進針的,兩隻手都掛上針就完全 動不了,何況腳上也在輸液。到了深夜,總算輸完了。我略一伸展手臂,忽然又 一陣噁心嘔出了一大口血。張醫生又被請來,他似乎毫無辦法,一面說替我再輸 血,一面去找救兵了。不一會兒,那醫院的副院長來了,是個年輕的軍醫。他看 了一看我的咽喉,就說了許多人民政府如何講人道,如何對犯人用最好的藥,要 我放心云云。實際上什麼措施也沒有。其實,他是對的,什麼措施也不必要的,因 為縫針處並未出血,那吐出來的還是白天吃在胃裡的血,虛驚一場而已
  那位號稱提籃橋第一把刀的張大醫生到底有多大本領呢?我後來聽勞 役犯說,他竟然做痔瘡手術也死了人。那是一個老者,手術後出血,他竟 想出了在肛門內塞一段自來水水管去止血。老人被塞了水管,不舒服,胃 口全倒了。而勞役犯則巴不得他不吃,可以吃他的飯。幾天下來,一道冤 魂就上了西天。老人死後,張醫生叫馬上把水管拿出來,說下次還好用呢。
  同病房另一個病犯是個被判二十年的間諜。我初一聽其罪名吃了一驚, 總算碰見一個真反革命了。不料一問之下,免不了發笑。
  他原因家窮去香港謀生,當了海員。文革時來滬探親,見到了他的姑媽。 他那姑媽是南京路某著名鐘錶店(記不清是亨得利還是亨達利)的老闆娘, 對他說:「不得了啦。我的外國股票全讓抄家的給拿走啦,我的好侄兒,你 幫幫我,回到香港後幫我去掛掛失。」就這樣他回去做了這件事。事後,抄 家的不知怎的知道了,對老闆娘嚴刑拷打,老闆娘心想我侄兒已去了香港, 你們也奈何他不得,就招了出來。時隔幾年,侄兒的老婆要生孩子了,想著 大陸上費用便宜,來了廣州。於是被捕,這就是他的間諜大罪!
  我在監獄醫院住了幾天,又被送到八號監。在關進一間牢房時一看門上 插的姓名牌,心中一喜,原來裡面關著楊兆龍。我們談得很投機,交談了當年 復旦反右運動的事情。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楊兆龍是江蘇省常州人,小時出身很苦,放過牛。是親戚資助他讀的書, 後來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在一個民事法庭裡當推事。然後考取了當時的公 費留學,193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因為他成績卓著,哈佛大學 出資送他去了德國柏林大學,又得了個博士學位。於是回國,受聘於國民政府, 後來官至最高檢察長。那是一個終身職。
  他有一個妹夫是地下共產黨員,在其影響下,他挽救了許多被捕的共產黨 員,他說他也曾企圖營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壞發電機證據確鑿,而且此事連蔣 介石也關注了,未能救成。
  共軍渡江南下時,他受命去廣州,但在其妹夫的動員下,他留了下來,以 至國民政府在廣州發佈了通緝他「攜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許多共產黨人來看他,握著手謝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 府中有了職位。不久,他感到與一些黨員幹部(指的陳其五)難以相處。便離 開了官場到蘇州東吳法學院當院長。不久,該法學院解散,他到了復旦大學。 復旦的法律系說他是資產階級法學家,拒絕聘他。他說:
  「幸虧我因為有親共的思想,在美國時學的第二外語是俄文,會教俄語, 才免於失業。」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 的程度」而官運亨通的柯慶施請他和王造時吃飯,席間說:你們都是法學家,我 們國家法律不健全,請你們多寫文章。就這樣,他們都上當受騙成了右派。
  說起王造時,他說那時王去過北京,周恩來請他吃飯,說你們七君子, 解放後除你以外都當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當個副部長呢。王聽了很得 意,回來到處對朋友們說,這也促使了他的鳴放。
  打成右派後,楊兆龍先是被降職降薪。後來他的兒子企圖到國外去,被 以叛國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則以「幕後策劃」之罪被判了無期徒刑。
  我遇見他時他已很衰老了。是因為心臟病住在八號間裡。他天天在寫東 西,我問他寫什麼?他說寫歌頌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為然,問他難道真 認為秦始皇值得歌頌嗎,他說當然不是,那我就說你又何苦破壞自己的一身名 譽呢。他說;
  「任何在強制的條件下寫的東西都在法律上是無效的。我已判了無期徒刑, 只有這一條路可爭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這是無用的,一個獄卒又怎麼可能決定你我的命運呢。英語 中獄卒叫turnkey不過是轉鑰匙的而已。在此他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可能 折磨我們罷了。他聽了點頭稱是。但他向幹部遞紙條卻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為 他是在告密匯報。有一次放風,在走廊裡來回散步時,他站在一個報欄前看報, 一個小流氓就隔著報欄從下面去撕他破皮襖下掛下來的皮。這事被我看見了, 我就指責那小流氓,不料那傢伙不服氣,和我扭了起來,幸而被人拉開,那小子 被人一拉,心臟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楊老先生愉快地過了十幾天。後來又回到了放馬場。隔了一陣我收到了 楊的一封信,他就寫白茅嶺農場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說他獲得了特赦, 發了一套衣服,每月給一百元生活費,他去了杭州郊區跟他女兒過。
  我仍在病號組或蔬菜組,並堅決要求不吃鹽,雖然吃得差些但有兩個好處, 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煩,那也是很不衛生的。二是人們都相信不吃鹽就沒 有力氣。於是我有了做輕勞動的借口。這時,一方面由於勞動不重,二方面幹部 的精力全被文革中來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著吸煙,忙得 幹部不亦樂乎。我就等於得到了掩護。我還碰到了三位好學的青年,我編寫講義 教他們學數學。這時,同來的人中開始有人出獄了,我通過他們帶過幾次申訴信 出去。因為在獄內是不允許公開上訴的,那就犯了不認罪服罪的大錯,要被批鬥 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樣唱認罪服罪的調子。幹部們也明知這是假話,但就 是要你唱。有時我故意說些如
  「我的思想反動,竟然會不相信大躍進畝產萬斤的明顯事實」等反話,引得 大家摀住嘴笑,幹部們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腳手架上做小工提泥桶,忽然聽見遠處收音機中的哀樂聲, 我算計了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麼事了。果然,下午就見分曉了。我舒了一口氣, 這一天總算來了,他沒有能活到120歲!我當時的心情真有「時日害傷。予及汝皆 亡。」的感覺。
  第二天晚上讀報時,一個喜愛讀報的青年人在朗讀時誤將「唁電」讀成了 「賀電」。馬上挨了一頓打,還被關到拘留所去。其實我們的報向來報喜不報憂, 這個識字不多的人讀溜了嘴,他何嘗有什麼思想呢。然而這也算是偉大人物的余 威吧。可惡的是自有人像檢到了寶似地作出反應去報告。
  1978年開始,聽說了平反的事,第一個被平反的案例卻不能引起大家的興趣, 那是他們的自己人。這人叫包如田,他原是上海市監獄的一名獄警,當年公安局 副局長杜蔚然常到監獄去,在一間辦公室沙發上和一名女秘書鬼混,令他在門外 看門。有一次,杜完事後走了,他跑進去對那衣服不整的女警察賊頭賊腦地說
  「怎麼樣,我們again一下如何?」那女的只好順從了他。文革時,杜下台, 那女的控告他們欺負了她。他被判五年,在放馬場做事務犯,刑滿早已是場員了。 那時杜已沒事了,他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雖然大家都認為他是個真正的罪犯。
  第二個被平反的是一位工程師,他其實不是中國人,大概是印尼人,早年來中 國學成後在工部局當自來水工程師。他喜好電影,在文革抄家時被搜去了許多東 西,甚至開了一個展覽會以說明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其中有一疊電影畫報。在一 本中有一封藍萍寫的公開信,那信的內容是說:某某人寫信說他和我如何如何相 愛,而我拋棄了他,其實我從來也沒有愛過他云云。後來抄家物資發還了,但有 造反派來向他借畫報,他又不敢不借。借的人看了那公開信傳開了,被人檢舉, 供出了畫報來源。他就被判了五年。
  第三位被平反的是同濟大學數學系的教師葉世源,但他已服滿了十年的反 革命刑期。
  12月的一天,我被從工地上叫回去。來了兩位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人,對我說
  「你的申訴收到了。」天啊,我的申訴可是好幾年前寫的呀。接著他們向我 宣佈了平反。但是又說
  「考慮了你的前途,我們去過復旦大學,可是他們不能接受你,所以你只好 在農場做場員,並考慮你已一無所有,給你一千元生活補助費。」
  當天我搬到了曬場和一位場員同住。按照那裡的規矩,我至少要半年以後才 有可能探親。但幸好那時將要過年,管教隊長正愁沒法往上海家中送隻雞呢。所 以就開恩批准了我半個月的假回上海。
  第十二章 尾聲
  1978年底我到了家中。就聽說了有個55號文件是關於處理右派的事的。便到 處去打聽其內容。我們的政府是用內部文件來處理人的,被處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 有關的文件。我去了復旦物理系,錢孝衡裝作完全不知道我的情況,說對我的事他 們無能為力;事實上,9月份發下的55號文件是明確規定原單位應負責安排工作的。 在失望回家的公共汽車上我忽然看見前面站著的人很面熟,便碰了他一下問
  「你是宗祥福嗎?」這是當時一同畢業又住同一宿舍的同學。他注視了我一 下,就認出了我,但他說:
  「我早就知道你要回來了。」
  「為什麼?」我有點驚奇地問。
  「因為我在系辦公室偶然看到一份你的材料,當然並未見到內容,但聽他們 說你要回來。」
  「可他們告訴我,我既是當年被開除的,他們完全管不著。」
  「不過我勸你還是不要回來為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回來了,還是沒人敢和你說話的。」
  「那末你呢,也不敢嗎?」
  「是的,我也不敢的,這你可不要怪我。」
  「我能理解,那你認為我該怎麼辦。」
  「你最好去找個業餘大學,現在每個區都有業餘工業大學,待遇一樣 的,也有職稱,工作還很輕鬆。復旦可並不是個好地方。」
  55號文件的事並不假,1979年初,農場的右派也都來了上海,大家在等處 理,有原單位的各去原單位交涉。我在復旦碰了釘子後便找了些過去的老師和同 學。復旦的盧鶴紱先生對我說
  「我在復旦說話全無用處,但我可以去其他學校幫你說。」
  殷鵬程先生也如此說,他們對於復旦物理系的這幫人都看透了,當然王福山先 生也無能為力。在這幾位的幫助下,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學院都表示了願意我 去工作。我又找了在交通大學工作的杜年玲同學,她說她們工程力學系也歡迎我去 工作。在另一位老同學季超仁的介紹下,我去和上海科技大學物理系的負責人談了 一次,他問我如到了該校,有何打算。我說:
  「我畢竟脫離大學二十一年了,如有機會再執教,我想將所有理論物理的課 程全部教一遍再說。」後來季對我說:「想不到你還有這樣的雄心壯志,現在已 沒有人能承擔所有的課程了。」我聽了深感現在高校水平的下降。
  然而這些學校並無具體的通知給我。其他,我也因難友葉世源之助與同濟 大學的周涵可先生見了面。我看著都只是口頭允許,但我又不能久留上海,便 又去聯繫了盧彎區業餘工大。而正在我將要接受復旦附中的聘請時,同濟的周先 生來找我了。她要我寫一張堅決要求來同濟工作的報告。我隨手寫了一張表示誰 先給我工作證,我就到誰處工作的保證。她看了大為不滿,要我按她意思重寫。
  我這才明白,原來同濟的李端生先生從在勞改局工作的一位同志處得知勞改 局很奇怪,何以這個人竟有五所大學來要,然而他們無能為力。因為復旦大學把 我的檔案拿走了!
  於是李先生等去了復旦,他們先還抵賴,後來對他們攤牌說了消息來源。復 旦無奈,算是將我從復旦調動到同濟。我的身份是二級工人,月工資50元。
  當時同濟物理系剛剛重建,很需用人,王福山先生在周先生去瞭解我時又 極力推薦。同濟的李國豪校長和黨委書記阮某也對我還是右派表示無所謂。所以 事情辦得非常順利。這時又逢李政道在北京講學,同濟的一位老先生想去聽講, 便要我能馬上代他的課。我爽快地答應了,但為了學生不至於反覆更換教師,我 提出先去白茅嶺把一切手續辦妥。李端生先生是位非常幹練的人,馬上用車陪我 去了農場。我在1979年4月開始便在同濟上課了。
  再說說我的一些難友們,復旦的三位都不能得到學校的幫助,只有姚福申因 為他老師王中之助進了復旦新聞系。我將張亞新推薦給了復旦附中。李治章是和 其他許多人由公安局安排到金山石油化工廠去的。同濟大學處理得比較好,黃建 基安排到第一醫學院基建科,鍾亮明去了鐵路局。唐煥新在他家鄉找了一個中等 專科學校教書。
  財經學院的張嘉德的遭遇有些不同,該學校居然不認賬,先是不承認他是右 派了,這實在太可笑。他來回農場多次,據理力爭,二年後才得到安排,回到了 學校工作。另有一位白茅嶺最年輕的右派叫唐志謀,當年在石油工業部駐上海的 一個機構裡工作,文化程度僅為中學,竟也被打成右派。等到79年回來時,那單 位撤消了,他成了沒單位管的人。就此失業,至今仍靠做小生意,也靠學會了燒 菜當廚師為生。
  回過來再說我到了同濟,幾個月後,有所謂的右派改正,這種說法實在荒 謬,為了維持某個當時主持反右運動的人的面子。硬把這一涉及百萬人的冤案 說成是必要的,僅僅是被「擴大」了,所以只要「改正」而不稱平反。我分兩 次才得到改正,因為第一次還在決定書上寫我當年確有嚴重錯誤云云。我改正 後才恢復了助教職稱,不算二級工人了;過了幾個月,給了400元錢叫「一次性 困難補助」。不久,同濟又提升我為講師。
  我回來不久,潘宗岳就來看我,原來他平反後被安排在同濟分校當教授,他 是同濟的九三學社負責人之一。他和我敘舊,談得很高興,並邀我加入九三學社, 我說:
  「我理解的政黨應該是以相同政見為基礎的同志的集合。應以其政見來競 選,若當選,則執政。否則在野以監督政府。而所謂的民主黨派是以職業來分 黨的,分明是分而治之,失去了政黨的本意。有人以為加入了九三就是個高級 知識分子政黨的成員了,就可炫耀自己了,我很不以為然。再說你們的黨在黨 章上就寫上了擁護共產黨,那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若要加入你們這個兒子黨, 何不直接加入你們的老子黨呢。」
  他說「不然,可以多個地方說說話嘛。? ?
  「無非是去說些捧場話而已。大概每逢中秋節還有權買兩盒玉佛寺純素月 餅吧。」
  「不,不,」他分辯說「現在大家也發牢騷、罵山門了。
  但我並不為他所動,周涵可先生知道了,也說
  「你最好還是加入,因為現在的事誰也說不定,有個組織也可多一層保護。」
  我回答她說「當年這些黨的黨魁們也都紛紛落馬,還有什麼保護可言呢。」
  我回想起王福山先生告訴我他成為九三學社社員的經過。那是在1952年,有人 送了一張入該黨的表格給他,他隨手放在抽屜裡。過了幾天,做統戰工作的一個共 產黨員來找他,手上拿了一疊申請加入各種黨派的表格。說請你加入民盟。王說我 已經有一張九三學社的表了。說著就從抽屜裡拿了出來。那人便說既如此,你就入 九三學社吧,那民盟就讓某人去好了。這些所謂的民主黨派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怎 可能去加入呢。
  80年4月,我的老師王恆守先生不幸去世。他在被打為右派後去了安徽大學。 右派平反後安排到杭州的海洋研究所。平反後我們雖有書信往來,但是我還沒有 去看過他呢,接到噩耗,我馬上去了杭州。他的夫人秦素美教授對我說王零發來 了唁電,要我回滬後去謝他。我說你們還和他這種人來往嗎?秦說:
  「你有所不知,他和王先生是棋友,當年的事,他也沒辦法。但是我們的兒 子當時在復旦物理系念一年級,他班級也要打他為右派,卻是王零保護下來了。」
  當時王零也調到了同濟當黨委書記。我就去他辦公室轉達秦素美的謝意。當我 一進門自報姓名後,他就站了起來,迎上來用兩手緊握著我的手說
  「你是一員大將啊,當年的事你可千萬不要怪我啊,你們幾個人都是他老人家 指定劃右派的啊。」
  我說「這怎麼可能呢,我不怪你,但也決不信這是毛澤東指定的。」
  可是王零一再如此說,雖然我明知王福山先生曾告訴我當年就是他和楊西光 堅決要定我右派的。後來沒話說了,王忽然又轉了話題問我有沒有想到加入共產 黨,他可作介紹。我不禁笑起來回答說「這我可從未想過。」
  81年冬天我就不幸得了重症哮喘病,在得病後最初的幾年中還能斷斷續續地上 課。不久,根據我的能力上報了晉陞我為副教授。但當時同濟尚無理科高級職稱的 批審權,此事又落到了復旦諸君的手裡。據參加會議的王福山先生透露,我的晉級 竟被當初害我的華中一以升得不能太快為由而否決了。所以我多年以後才獲得公平 的職稱。
  同濟物理系復建之初,大家幹勁沖天。我們都想到理工科在一起可以互相促進, 而對復旦物理系的人也看到了他們中有學問的並不多。很想大幹一場超過他們。然 而不久就深感在手腳被縛起來的人治封建制度下要辦成任何事都是極困難的。首先 就是調動人事上的困難重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回想當時我還未得到工作時,盧 紱先生曾對我說:
  「你可不可以稍等一等,我正受命組織一個新的研究所,等建成了就可聘你 來工作。」
  然而到如今二十年了,盧先生已於去年作古,那研究所至今不見蹤影。同濟大 學的李國豪校長致力於恢復醫學院,至今也已二十年了仍一事無成。有一次我在和 平公園恰巧遇到李校長,便和他一起散步,我問他是不是有職有權。他苦笑著回 答說:
  「哪兒有什麼權呢,我連造新食堂造在那裡的權也沒有,他們說要造在南樓那 裡,我也管不了。我只有批准出差坐飛機的權!」此話雖不免牢騷,卻也道出了 他不能放開手腳做事的苦衷。
  不久大家對政府所謂的重視教育不再心存幻想。後來在一切向錢看的原則下又 看到了種種腐敗現象。都明白在整個形勢如此時是回天無力的了。現在,當年和我 一起想把同濟物理系辦好的人大半已經退休,有的已成古人。出獄二十年來的所見 所聞,感慨實在太多單是敘述而不加感想已無可能。而寫感想又違背我寫此文的初 衷了。
  在擱筆前我還想說一說多年以來經常使我驚醒的一個惡夢。我每隔一段時間便 重複一個可怕的夢,每次都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然而卻沒有一次能回憶出夢的內 容來。這是一個沒有內容的夢,它有的只是一個感覺,一個恐怖的感覺,我感到的 是處在一種莫可名狀的環境之中而擺脫不了。感到唯一的解脫是要等待,但在難以 忍受的痛苦中沒有把握等得到出頭的等待正是最大的恐怖。這夢一定是我在漫長的 勞改歲月中所受的苦難在心靈深處造成的傷痕。在這夢裡我體會到的真正含義,因 為是深淵,所以無從擺脫而出,也正因為是深淵所以漆黑一團並無內容。
  清醒時在現實生活中則也會感到各種各樣的等待之苦,有想辦成任何事而面對 限制積極性制度的束縛,只能訴諸等待的苦,但這種苦並不導致恐怖,它使人消沉, 放棄任何作為。有身患重病動彈不得地什麼事也做不成的等待之苦,它使人感到無 可奈何。凡此種種我都經受得很多了,但最最煩人的還是那個時時嚇醒我的恐怖的夢。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稿十月修訂

<<不堪回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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