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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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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們影響了世界的進程

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 
  在偉大領袖人物的腳步聲中,我們聽到歷史隆隆的驚雷。
  幾個世紀以來——從古希臘人,經過莎士比亞,直到今天——難得有幾個主題能像偉大領袖人物的性格那樣持續不斷地、強烈地吸引著劇作家和歷史學家。怎樣區別他們呢?怎樣解釋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存在的那種特有的、難以確切表達的相互關係呢?
  並不只是這些領袖們的戲劇性事件,而是他們的重要性——他們的影響才引起人們對這些領袖們的作用有那麼大的興趣。當戲劇的最後一幕結束時,觀眾從劇院魚貫而出,回到家中又開始他們的正常生活。然而,當一位領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時,觀眾的這種正常生活就發生了變化,歷史的進程也許就有了深刻的變更。
  在那平凡的歷史時期,我有難得的機會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間直接地研究世界領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重要領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認識。我訪問過八十多個國家,不僅和這些領袖們打過交道,而且目睹他們進行領導的情況。我眼看一些領導人成功,另一些人失敗。我有機會從我自身經歷的角度去分析他們成敗的原因。由於飽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經歷過失敗,否則,你難以真正地體會成功時的喜悅。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觀,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領袖的作為究竟為什麼所驅使。
  在我擔任公職的歲月裡,經常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你所熟悉的最偉大的領袖人物是誰?"對此,不可能作一簡單的回答。每一位領袖都處於其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的條件下,領袖們和他們所處的國家是無法互換的。溫斯頓·邱吉爾是偉人,但難以設想他會像阿登納那樣在戰後的德國成功地發揮作用。反之,阿登納也不可能像邱吉爾那樣在最危急的時刻使英國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領袖列入偉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個要素:一個大人物、一個大國和一個重大事件。一次,邱吉爾在評論英國十九世紀首相羅斯伯裡勳爵時說,很不幸,他生活在一個"有大人物而無重大事件的時期。"通常,我們對戰時領袖的評價高於和平時期的領袖,部分原因是由於戰爭必然帶來戲劇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國歷史詳細論述戰爭,還有一個原因是,當一位領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去應付挑戰時,我們方能全面地衡量這位領袖有多麼偉大。當授予榮譽勳章時,我常常思考著有多少獲得勳章的人在他們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戰前一定像極其普通的人一樣。沒有挑戰,他們就不能顯示出英雄本色。戰時的挑戰使領導人所顯示出來的品格易於衡量。和平時期的挑戰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領袖戰勝這些挑戰構不成戲劇性事件,也引不起人們的注目。
  很清楚,領導一個大國的小人物在一場重大危機中無法證明他是否偉大。反之,領導小國的大人物,儘管他具有偉人的所有品格,也決不能得到承認。還有一些領袖人物,雖然他們是大國的大人物,但他們身處巨人之下,周思來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小心翼翼地讓聚光燈集中在毛澤東的身上。
  有一個界限必須明確:那些被廣泛讚揚為"偉大的"領袖人物並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國的彼得大帝是一個殘酷的暴君。
  儒略·愷撒·亞歷山大一世和拿破侖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風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稱於世。當我們談到歷史偉大領袖人物時,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國家事務的人,而是更多地談到這些人:他們以宏偉的規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權力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本國和世界的歷史進程。邱吉爾和斯大林在不同意義上都是偉大的領袖人物。沒有邱吉爾,西歐也許遭受奴役。
  沒有斯大林,東歐也許獲得自由。
  在書寫領袖們時,很想包括政府範圍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傑出的領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勞工工會領導人為爬上最高層時象任何政客一樣進行頑強的搏鬥,然後,他們使用與外長相匹敵的外交技能來行使權力。學術界和黨派間所玩弄的陰謀詭計與當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遜色。以我熟悉的新聞界領導人亨利·盧斯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響比許多國家的領袖還要大。
  但是,本書專門論述我最瞭解的、對我也是至關重要的領導能力問題。它對那些國家領導人來說不只是這一地位所帶來的權力問題,而且還包括責任心的問題。
  在本書中論述到的每個人都有目標、遠見和事業心,這些對他們都至關重要。有些人的名字必定長期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裡。有些人卻不大為外國人所記得。但是,在有關領導的性質和在幾十年期間席捲世界的衝突方面,每位領袖都有某些重要的方面可以告訴我們。
  我本來想把我所認識的許多領袖都寫進去,但我並沒有這樣做,例如,傑出的拉丁美洲的領袖人物,墨西哥的阿道爾夫·羅斯·科爾蒂尼斯、阿根廷的阿爾多羅·弗朗迪西、哥倫比亞的阿爾貝托·雷拉斯·卡馬戈以及巴西的富有幻想的總統尤斯賽利諾·科別切克,他開發了自己國家的內地。還有加拿大的萊斯特·皮爾遜和約翰·迪芬貝克,他們兩人在性格和政治傾向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對加拿大的命運具有高度責任感,對世界有一種清晰的認識。巴基斯坦的總督古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的總統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大庭廣眾面前和在私下給人留下的印象,簡直判若兩人。教皇皮厄斯十二世和保羅六世,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僅在精神方面,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著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戰後國際組織中的一些先驅領導人,諸如比利時的保羅一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孟利奧·勃羅西奧、法國的羅伯特·舒曼和讓·蒙納。還有其他許多人本應列入本書,只要看看前面提到的少數幾個人,就可以看出,近幾十年中,世界上的領導才能是那樣千差萬別,多種多樣。
  在各章節中我之所以選擇上述領袖,有的是因為他們有卓越的才能,或者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進程具有巨大的影響;有的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人們所具有的內在的興趣,有的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動盪不定的歷史時期成為推動世界前進的力量的範例。除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外,我沒有把美國的領導人包括在本書中,麥克阿瑟不朽的貢獻是在現代日本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歷史往往是敘述過去的事件,只是偶然談到起過作用的人們。本書敘述的是領袖人物以及他們在事件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關於這些領袖人物是如何舉足輕重,又是如何迥然相異和關於領袖人物能夠產生其影響的一些素質以及他們是如何施展其影響的。
  偉大的領導能力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像力。長期以來,在美國廣泛地存在著一種信念,美國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來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證明能勝任並能有效地掌管一個大型企業的人。其實,這一點並未切中要害。經營管理是一回事,領導能力卻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的沃倫·本尼斯所說:"經理們的目標是必須把各種事情辦得正確,領袖們的目標是必須做正確的事。"
  儘管技術是必需的,但是領導能力不僅僅是個技術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營管理是一篇散文,領導能力是一篇詩歌。領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表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們得到激勵的思想,這是推動歷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聽從道理的,但又為情感所驅動;作為一位領袖必須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清動人。經理考慮的是今天和明天,領袖必須考慮到後天。經理代表的是一個進程,領袖代表的是歷史的方向。
  因此,一位無事可管理的經理就不是經理,但即使是一位下了台的領袖仍擁有他的追隨者。
  偉大的領導能力要求有一個偉大的遠見,這種遠見能激勵領袖,又使他有可能去鼓舞全國人民。人民不是熱愛就是憎恨偉大的領袖人物,他們對領袖很少是無動於衷的。
  一位領袖只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是不夠的,他還必須能夠去做正確的事。對作出正確決定缺乏判斷力或洞察力而又想當領袖的人,常常因為缺乏遠見而導致失敗。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為他們軟弱無能而導致失敗。偉大的領袖既要有遠見,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確的事。他可以僱用經理們來幫助他完成上述任務,但只有他自己才能制定方向,提供推動力。
  使一位領袖著迷的偉大事業可能是一項創新或護舊的事業——衝突中互為對立面的精明強幹的領袖經常各有其為之奮鬥的目標,這些目標是相互衝突的。一位精明強幹的領袖,儘管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其生命力比較脆弱,但他可以戰勝一位軟弱無能卻從事一項富有生命力的事業的領袖,或一項邪惡的事業能戰勝一項美好的事業。既沒有一套簡單的、一成不變的準則來預示歷史,也不能用它來評價歷史。各項事業與領袖人物一樣,進行回顧時往往與原來迥然不同。有時,對歷史的評價取決於誰取得勝利。歷史學家的傾向是,對勝利者比對失敗者更為仁慈,對領袖們是如此,對事業也是如此。
  在我所認識的真正精明強幹的領袖們中,他們都是非常聰明、受過嚴格訓練、勤奮工作和有著強烈的自信心,他們都被一個理想所驅使,同時又去驅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遠大。
  有的人則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與世界歷史上任何類似的時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期。在超級大國崛起、相互對峙時,我們看到了巨人們之間所發生的衝突:在古老的帝國讓位於一大批新興國家時,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社會和政治的大變動;在武器的發展甚至超出改變了人們想像的科學幻想時,我們看到了一個危險漸增的時期。時勢造英雄。動盪不定的時代既產生了最優秀的又產生了最惡劣的領袖人物。赫魯曉夫是一名鐵腕式的領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種危險力量,毛澤東推翻了幾座大山,但有數百萬人因此喪生。
  今後將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領導才能。據說,那些不善於研究歷史的人,肯定會重蹈歷史的覆轍,相反,如果一個時代的領袖們能比他們的前任對未來看得更遠,那是因為他們比他們的前人更高瞻遠矚。本書寫的是過去的領袖人物,但也是為了未來的領袖們。本書中的每一位領袖他們都研究了過去,並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反之,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這個世界向前發展的快慢和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從他們那裡吸取多少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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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2、溫斯頓·邱吉爾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邱吉爾年輕時,曾對一個朋友談到對生活意義的看法。他的思想富於哲理性而且特別坦率。他說:"我們都是蟲蠕。"又說:"而我確實認為我是一隻螢火蟲。"
  邱吉爾的一生為他自己命運不可動搖的直覺所驅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當他追求他決心要得到的事物時,無論他聽到多少個"不"字,他也從來不知道這"不"字的含義。一旦他參加軍事戰役或政治鬥爭,他總是把"失敗"一詞從他的詞彙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見到邱吉爾是在1954年6月,當時,我主持了歡迎會,歡迎他以首相身份來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我還記得我等待他的飛機進入我的視線時那種熱切甚至是激動的心情。
  雖然我多次出過國,見過許多國內外領導人及知名人士,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超過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地區,他的講話比羅斯福總統的講話更能叩動我的心扉。
  自從我進入政界以後,我更加欣賞他領導的英國在經受勇氣和堅韌精神的最大考驗期間對世界的影響。不管如何誇張,都難以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領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運的,根據當時的禮儀規定,總統去機場歡迎來訪的國家元首,市政府首腦們則在白宮會見他。因此,艾森豪威爾應該歡迎女工,而我則去歡迎首相。
  頭天晚上,我花一個多小時準備了九十秒鐘的歡迎詞。當見到飛機時,我又很快將它在頭腦中過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溫層飛機著陸了,它沿著跑道滑行,最後在我們面前停了下來,艙門打開了,過了一會兒,邱吉爾一人出現在舷梯頂部,他戴著一頂珍珠灰色的漢堡帽。使我十分驚訝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這似乎是因為他肩膀萎縮,大腦袋直接裝在他的身體上,彷彿根本沒有脖子一樣。實際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吋。正如你不會把五英尺八英吋高的西奧多·羅斯福看成"斜人一樣,你也決不會想到把他看成是一個"斜人"。
  他的助手們圍著要幫助他走下舷梯。邱吉爾迅速環顧國周,看到了下面的歡迎場面和攝影機後:他拒絕了任何幫助。
  他拄著一根金頭手杖,緩緩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過風,槍每走一步,都十分躊躇,顯然對自己沒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約一半時,他注意到有四個空軍人員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還了禮。
  我們握了手,他說第一次見到我非常高興。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他的握手並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在向國務卿杜勒斯問候之後,他徑直走向攝影機和麥克風前。沒有等我致歡迎詞,他就發表他的到達講演。他說,他非常高興地從他的祖國來到他母親的國土(顯然是指他母親是美國人)。在結束講演時的熱烈鼓掌聲中,他作了一個表示勝利的"V"形手勢,然後轉身大步向我們乘坐的駛向白宮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車走去。我辛辛苦苦地準備的講話始終沒有用上,但似乎也沒有認為這是被遺漏的。
  當我重讀那天我記的日記時,我吃驚地發現這個最近中過風的七十九歲的老人,剛剛乘坐了一夜螺旋槳飛機飛越大西洋後,在我們去白宮的三十分鐘內,居然還能如此出色地應付那麼多的問題。他一直在不停他說著,不停地向道路兩邊的人們揮手致意。
  他告訴我,他曾關注過我數月前的東南亞之行。他特別欣賞我在馬來西亞逗留期間到鄉下去訪問在那裡與共產黨叛亂部隊作戰的英國軍隊。當我告訴他傑拉爾德·坦普勒將軍和其他為英國殖民地和緩地向獨立過度而作出努力的軍官們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時,他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當他們準備好行使行政管理職責之後,我們才給他們獨立就好了。"四年後我在倫敦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再次表示了仍在關心這件事。
  然後他又評論了我亞洲之行訪問過的印度支那的局勢。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法國應該作出決定:他們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對此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責。他一邊向人群揮手,一邊打量了我一下說:"他們卻作出了要參與但不是全力以赴的決策。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向群眾微笑了一下後又回過頭來看著我說:"副總統先生,世界處在十分危險的情況下,我們兩國人民團結一致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有分歧,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終究是次要的,報紙上總是把實際情況作了誇張。"
  這個表面上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交談實際上卻有很大的意義。很清楚,他在向我並通過我向政府發出信號,他想要度過難關。兩個月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倫敦時曾就印支問題與邱吉爾舉行過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會談。報紙隨即發表的有關此事的謠傳,使英美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當雷德福敦促邱吉爾幫助法國保住法國在印支的殖民地時,邱吉爾顯然生氣了。邱吉爾粗暴地責問道,試想英國人不曾為自己保住印度而戰,為什麼他們必須為法國能夠保住印支而戰。雷德福不像極有外交經驗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國拒絕與我們一起努力去擊退共產主義者在亞洲的侵略,國會可能對"英國不滿。
  對此,邱吉爾生硬地回答道:"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
  邱吉爾不願意提議在印支反對越共,因為他擔心共產黨中國會進行干預。他想這樣會導致中美之間的戰爭,使蘇聯捲入,並使歐洲成為戰場,使英國成為一個目標。可是當雷德福向艾森豪威爾報告這次會談時,總統感到意外和震驚。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種種艱難曲折,卻是進行反抗的象徵的邱吉爾看來在東南亞幾乎甘心於失敗了。
  邱吉爾繼續向群眾揮手致意時,表示了他對原子彈的嚴重關注。他說,對我們來講,談論使用這種"可怕的武器"來進行報復是完全正當的。但是與核武器有關的"壓倒優勢的集中"的理論使他擔心。
  當我告訴他,我剛剛讀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四卷《命運的關鍵》時,他評論說,在羅斯福逝世前四個月的那段時間裡,他和美國政府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和瞭解。接著,他令人吃驚地直言不諱:"羅斯福總統病倒,杜魯門總統突然就職時,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臉變得極其嚴肅,再次不顧人群而轉向我說:"那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一個司令官當他知道自己病了,並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時,他應該使自己的副手及時瞭解情況。"
  現在我們離白宮很近了。我說,讀完了他的回憶錄後,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國接受他的建議,對南歐"軟腹部"地區發動一場進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諾曼底發起這場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將會發生什麼。在我們進入西北門時,他淡淡他說:"也許會輕而易舉地得到維也納。"
  邱吉爾的醫生,莫蘭勳爵的私人日記裡關於英國首相訪問華盛頓期間的健康狀況中披露,邱吉爾有時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場,凡見過他的人沒有一個感到他有病痛。對於重大事件,他總是不知怎麼地能夠打起精神處理好。
  儘管在整個訪問期間,正式會談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爾對為他舉行的冗長的、有時我認為是乏味的宴會似乎總是很高興的。他是這樣一類少有的偉大領袖人物之一,他們喜歡閒聊似乎就像喜歡談論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樣。由於他有午睡的習慣,即使在戰爭年代他也保持這種習慣,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擻。
  在白宮的國宴上,艾森豪威爾夫人沒有什麼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爾似乎難以切開肉時幫他一把。她關切他說,白宮的刀子不很鋒利。席間,杜勒斯用摻了薑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時,尼克松夫人間邱吉爾是否喜歡品嚐一杯,他說不喜歡,接著又說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點半喝第一懷威士忌,而晚上則喜歡喝一懷香檳。
  宴會上,邱吉爾的話題是他過去的經歷。儘管在談話中,他沒讓別人插話,但從不顯得粗魯無禮。就像麥克阿瑟一樣,邱吉爾滔滔不絕的獨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為主講人而不讓任何別人插進來時,誰也不會對此感到不滿。尼克松夫人後來告訴我,邱吉爾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過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爾戰爭中的戲劇性的冒險活動時,他使艾森豪威爾夫人聽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機會去觀察我們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訪問的最後一個晚上,那是在英國使館舉行的男子宴會上。由於外交禮儀,艾森豪威爾又一次沒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份的美國客人。
  大約十五分鐘後,邱吉爾來到我們中間,他向每一個客人致意並站著談了一會兒,但是當國防部長查裡斯·威爾遜打算要用相當長的時間講述一件事情時,邱吉爾特意地向一張椅子走去並坐了下來。我也走了過去,他抬起頭來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並且說:"我覺得坐下來比站著要好一些。"
  在宴會中,我問他三天繁重的會談日程對他有什麼影響。
  他說,除了幾次"臨時眩暈"外,他覺得這次會談比其他會談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說:"一經接觸你們這個位於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國家,我似乎總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復生氣。"
  後來話題轉到假期計劃。他說他將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說:我總是坐飛機旅行,因為我暈船。他用一種嚴峻而又引人發笑的眼光凝視著我說:"年輕人,不要擔心,當你歲數再大點的時候,你就不會再暈了。"當時我是四十一歲。
  邱吉爾不僅是一個非凡的歷史創造者,而且是一個歷史學家。我幾乎閱讀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發現在不描寫他自己直接參與的事件時,他是一位優秀的作者。他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遠遠超過了他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的反應和觀察常常通過故事形式進行敘述。他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報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後果》和《東方陣線》,前者描述了凡爾賽和平會議,後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後的兩年內寫成的。在這兩本書中邱吉爾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這兩部多卷的歷史著作中,邱吉爾充分地實踐了他著名的格言:"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寫出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邱吉爾在訪問華盛頓時,對美國內戰的興趣總是與日俱增,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評述道,依他之見、羅伯特·依·李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他說,應該有人"把李為了與南部站在一起,拒絕指揮合眾國軍隊後,騎著戰馬橫渡波托馬克河這一難忘的景象記錄下來,織到掛毯中或畫在畫幅上。
  他說,戰爭中最偉大的時刻之一終於來到了,在阿波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指出,他的軍官們把他們的馬匹作為私人財產並訊問是否允許他們各人擁有馬匹時,格蘭特說:"讓所有的人都牽上一匹馬,士兵、軍官都一樣,他們需要馬匹去耕種土地。"此時邱吉爾環顧一下聽得入了迷的人們,他的眼睛閃爍著光芒:"生活在貧窮和戰爭中,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行動!"
  我問到關於他與接斯大林班的蘇聯領導人之間進行會談的看法。他說,西方必須有一個實力政策,決不能以軟弱的地位同共產黨人打交道。他對我說,他期待著訪問蘇聯,但他不會作出任何束縛美國的許諾。
  他指出除了戰時的聯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對"布爾什維克",並且說:"確信美國人民會信賴我這個瞭解共產黨的人又是一個反共戰士。"他在結束談話時說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對共產黨的事和麥卡錫所作的一樣多。"還沒等我說話,他咧著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說:"當然了,那是個私下聲明,我決不同意干涉別國的內政!"
  邱吉爾向我表示他對激進的喜歡挑起爭論的安奈林·比萬的不光彩的詭辯術十分不滿。1947年,比萬作為工黨政府的衛生部長說保守黨員"比寄生蟲還不如"。這些話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尷尬。我自然感到,比萬的話雖然既不文雅又不聰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語言方面,邱吉爾本人也是罕見的。
  在指責詹姆斯·拉姆齊,麥克唐納缺少政治上的堅忍性時,邱吉爾曾編造出這麼一個故事:我記得當我還是孩提時,父母把我帶到一個有名的巴納姆的大馬戲院,那裡有畸人怪物的展覽,但是展覽目錄單上我最想看的是一個被稱為"無骨的怪物"。我父母認為,這種情景對我的幼小心靈來說也許會太讓人厭惡和太傷風敗俗了,而我為了看這個坐在財政大臣交椅上的"無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說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馱著瓷碗櫃的公牛"。
  英國議會裡的第一個女議員阿斯特曾經對他說:"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話,我就在你的咖啡裡放上毒藥。"邱吉爾反唇相譏:"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賴特·克萊門特·阿特利在議會講演完畢,邱吉爾說道:"他是一個有許多地方值得謙虛的謙虛的人。"
  喬治·肖伯納送給他兩張戲票和一張便條:"帶上一個朋友來看我的戲,如果你有朋友的話。"邱吉爾回了一張便條:"我正忙於開幕式,如果有第二個晚上的票時,我會在第二個晚上來的。"
  邱吉爾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萬時,他曾經說過,"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懲罰:戰時最能胡說的人已成了和平時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敗者。"
  在使用狠毒語言攻擊別人方面,邱吉爾一定給予別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樣多。
  邱吉爾在男子宴會上透露了一些有關他的生活方式。在談到英國原子能專家普洛登勳爵時,他說:"沒有人給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煙,沒結過婚。"邱吉爾喜歡優裕的生活。我想他會承認,他給予世界的很多,獲得的也很多。
  他對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傳記作家稱他為:"政治活動中的彼得·潘。"晚年放棄了打馬球後,畫畫成了他的愛好。他的粗獷的筆劃和鮮艷的色彩似乎釋放出了他的被壓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經說的:"若不是為了繪畫,我不會活著,我忍受不了各種事情帶來的緊張。"
  在他訪問華盛頓期間,我們比較了各自的寫作習慣。我告訴他,我發現使用口述機時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閃爍著頑皮的笑意說:"我更喜歡口述給一個漂亮的秘書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無知覺的機器。"他接著說,他有兩個"非常美麗的"秘書。
  許多年後,美蘇於1972年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時,我將這件事告訴了勃列日涅夫。這位蘇聯領導人說,他也同意邱吉爾喜愛秘書甚干機器。然後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說:"除此以外,當你晚上醒來並想做點筆記時,秘書就特別有用。"
  邱吉爾討厭沒有文明的物質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總是帶上一個錫制的浴盆去前線。禁酒期間,他在美國作講學旅行時簽訂的合同規定,在每次講演前他必須收到一瓶香檳酒。
  1969年我就職不久,白宮的一個年長的男管家告訴我一件事。邱吉爾訪問期間,羅斯福總統邀請他住在白宮,下榻於皇后臥室內。那個房間裝飾華麗,而且有一張非常舒適的床。在邱吉爾的另一次訪問中,羅斯福堅持他的客人應該住在林肯臥室,這樣他的客人可以說他在林肯床上睡過覺。林肯臥室裝飾單調,有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簡樸風格,房內安放的無疑是白宮裡最不舒適的床鋪。
  晚上,邱吉爾就寢半小時後,這個管家說他看見邱吉爾身著一件老式睡衣,拎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們知道,即使在英國,人們普遍認為邱吉爾是一個好鬥的牛蛇。他的講話似乎過分渲染和誇張。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同情我們所熟悉的內維爾·張伯倫的避免戰爭的決心,也欽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罵時的容忍和不失尊嚴。我能夠記得當張伯倫從慕尼黑會議返回英國時大家所感到的輕鬆,他宣佈,他帶回了"我們時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當希特勒最後表明,不征服歐洲他決不滿足時,我們才開始認識到邱吉爾一直是多麼英明,他的預言多麼準確!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下歐洲崩潰了,邱吉爾以他的光彩奪目的個性和戲劇性的雄辯才能頃刻間成為傳奇式的人物。邱吉爾善於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說:"正是這個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這個人種具有一顆雄獅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喚去發出吼聲。
  從戰爭一開始,他就特別關心美國。因為他知道它是"民主寶庫",只有我們的支持——最好的是我們的干預——才有可能拯救英國。從氣質上說,他特別適合充當這種角色,因為他的母親珍妮·傑羅姆就出生在美國的布魯克林。他甚至用某些誇張的語言驕傲地宣稱——傑羅姆家族還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統。
  他於1874年出生在伯來尼宮,是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和夫人的長子。在他幼年時,他父母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愛他們,崇拜他們。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兩人都沒有更多的時間傾注於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倫道夫勳爵是一個有才華的而又反覆無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從事冒險事業並以失敗告終。他以辭去內閣職務表示對政府的一項政策的抗議,而他原以為首相會拒絕他的辭職。但辭呈被接受了,倫道夫從此就再也沒有進入內閣。正好由於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開始走下坡路。除了埋頭他自己的事務外,倫道夫勳爵對他的兒子很少關心,視他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因為他在學校裡表現很差,還因為他增加了經濟已經濟拮据的家庭開支。
  政治對他的吸引力遠遠超過學校裡的功課。他早就渴望與他父親討論有關的政治事件和當代的名人。可是倫道夫勳爵使他的每一次嘗試都遭到破滅。溫斯頓後來寫道:"如果我作出一點兒友好的表示,他馬上就生氣,一次我曾建議說,我可以幫助他的私人秘書起草一些信件,他對我冷若冰霜。"倫道夫勳爵四十六歲就去世了,也結束了他倆之間任何一個密切合作的機會。
  溫斯頓寫道,他母親"就像夜晚的明星一樣照耀著我。我深深地愛著她,可是總有一段距離"。事實上,倫道夫夫人是一個輕浮的美人,結婚對她喜歡獻媚和與男人交往方面沒產生什麼約束力。儘管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辨別力,然而她的私通為人盡知。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爾士王子,未來的愛德華七世國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分所謂"新科學"的心理生物學純粹是騙人的鬼話。例如,在他與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書中,西格蒙德。弗羅伊德認為:崇拜自己父親的伍德羅,威爾遜卻下意識地憎恨他的父親,這種敵意使他與在對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現出剛愎自用。這給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簡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個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將常常提供一條線索,那是普通常識,我也同意。
  對邱吉爾來說,雖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剝奪,但對他似乎沒有產生嚴重的影響。他為他的父親感到極為驕傲並維護他死後的名聲和保衛了倫道夫為之而奮鬥的許多事業。倫道夫夫人活著看到了她的兒子成為一個著名的戰士、作家和政治家。
  像麥克阿瑟的母親一樣,她利用與有權勢的人的廣泛聯繫來促進她兒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溫斯頓的名副其實的親愛的媽媽,並且完全依賴他。
  就像愛因斯坦一樣,邱吉爾在早年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平庸的學生。他的一個家庭教師說過:"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過哈羅公學考試,他只能通過次一等的學校的考試。"在中國或蘇聯,他不會被當作優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並在政府或是工業部門獲得一個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訪問中,一位中國教育家自豪地對我說,在中國所有的兒童都免費受初等教育,他接著說,當他們初中畢業後,要參加一次全面考試,只有那些考試合格的人,才允許進入高一級的學校學習。考試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廠或農場去工作。之後,他若有所思地說:"在我們的制度下,我們為群眾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邱吉爾們。"
  一位有洞察力的學者會發覺邱吉爾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不是通過群眾性的測驗所能知道的。在英語方面,他是一位有才華的人。他討厭拉丁語和自然科學,這些科目成績較差,把他的平均成績拉到標準分數線以下。按分數等級,他被排在哈羅公學的最低的班級。在那個班級裡,各門功課中強調英文寫作。"因此,"他後來寫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語句子的基本結構上——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對英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豐富了他的生活,也豐富了幾代說英語的人們的生活。
  對於邱吉爾來說,取道於牛津或是劍橋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徑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決定進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國西點軍校,成為一名騎兵士官生。他很喜愛他的軍事訓練,他的學業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優異的成績畢業。
  年輕的邱吉爾現在審視了一番世界舞台,尋找能夠為他提供冒險的場所。他作為一家報紙的記者前往古巴,報道島上的叛亂分子與西班牙殖民當局之間的游擊戰爭。後來他寫道:當他窺見地平線上的古巴的輪廓時,他產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覺"。"這是一個正在發生著某些真實的事情的地方。是一個採取至關重要的行動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會發生的地方。也是肯定會發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會在這裡喪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國,為他接受的第一次軍事委任做準備:去印度服務八至九年。他懷著恐懼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你無法想像出我是如何渴望幾天後能遠航到一個充滿著冒險和激動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單調乏味的國家印度——在那裡,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沒有戰爭機會。"
  在班加羅爾任上,邱吉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可供自由支配,他決心把這段時間充分利用起來。他每天花數小時練習打馬球,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馬球手。他也開始學習過去在學校裡從未學到過的知識。他的學習方法是十分廣泛的和有條理的。他要求他的母親給他一套完整的年鑒。這些都是從英國的政治年鑒以及世界各國的新聞彙集而成。他仔細地閱讀,作了筆記,逐步掌握了年鑒所包括的豐富的事實和資料。當他閱讀國會辯論的重大問題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細地勾畫出對這一特定事件的個人看法。然後把自己的觀點和分析同當時與會者的觀點和分析進行比較。
  他也要求他的母親寄給他一些英國語言方面的偉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別是歷史學家麥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熱得使人手腳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爾的同事們正在睡午覺時,他卻全神貫注幹這些書中的詞句和韻律。
  不久,他就著手向倫敦的一家報紙發回有關戰爭的報道。
  對於一個年輕軍官來說,這是一個打破常規的作法,他的許多同事和大部分長官不贊成這件事。當他的關於西北邊遠邦戰鬥的報道出版成冊時,有人用譏諷的口吻建議說,書的名字應該是"一個中尉給將軍們的須知"。這種譏諷伴隨了他一生,可是他從不介意。
  邱吉爾從來不願遵循常規,認為這樣會束縛他的個性。他對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創造性來保住自己地位的人們來說毫無用處。他被那種把生活減少到最低值的愛事事計較的官僚思想氣得發狂。他藐視下級官員們那種思想界限森嚴,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狀態。吉普林稱他們為"小人物",並說,那些看來"太渺小而不值得愛、也不值得恨"的人們會"拖垮這個國家"!當邱吉爾反對"小人物"的循規蹈矩時,他竟然常常高聲背誦吉普林的這首詩。
  美國最近的幾十年中,這個老問題給我們增添了新的麻煩。在我們膨脹起來的官僚政治中,許多刻板的毫無生氣的小人物只關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許多人為了爭取自由主義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躍。因此,要使官僚機構行動起來,總是十分困難的事。現在要讓一個保守的內閣部長,代理機構的董事,甚至是總統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見的官僚機構在某些問題上能夠行動起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領導而不把時間浪費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規做出決定的下級官員身上,邱吉爾為此激怒了許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倫敦流傳的有關克萊門斯、勞埃德,喬治和邱吉爾的故事說,這三個人去世後,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珍珠門外。克萊門斯首先到達,敲門要求進去。聖波得走出來要求克萊門斯說明自己的身份,以便查閱他的履歷,給他作出永恆的獎賞。勞埃德·喬治也一樣。最後邱吉爾到達,他也敲了門,聖彼得打開了門,要邱吉爾說明身份,以便查閱他的履歷和讓他知道自己的永恆的獎賞。邱吉爾回答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叫上帝來。"
  邱吉爾在印度任職期間,利用了他本人和他母親在社交中所能利用的各種影響說服了基欽諾勳爵,允許邱吉爾隨同英軍追趕在蘇丹境內的伊斯蘭教托缽僧們。這樣,他就作為一名隨軍記者參加了在烏姆杜爾曼戰鬥中的歷史上最後一次騎兵衝鋒
  1899年邱吉爾離開了軍隊,參加了曼徹斯特的奧爾德姆區的議員竟血-正是他父親所代表的地區。他被擊敗了。這次失敗是一次打擊。在政治上第一次失利後,他寫道,他覺得"這種洩氣的感覺就像喝了半瓶一宿未蓋瓶塞的香擯酒或是蘇打水。"然而,他畢竟年輕,新的冒險很快又向他招手。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他前往南部非洲報道布爾戰爭。他到達兩周後,在英勇保衛被布爾人襲擊的一列火車的戰鬥中,他被俘,成為一名戰俘。他從布爾的看守那裡逃走了,他們出價二十五英鎊懸賞他——無論是死的還是活的。幾年後,他在自己的書房裡將懸賞他的告示配上鏡框掛了起來,並對來訪者講述:"這是我的全部價格?二十五鎊嗎?"
  當他還在非洲的時候,他以前寫的一部傳奇式的冒險小說在紐約和倫敦出版;三個月後,他的關於布爾戰爭和他在戰爭中的功績一書出版,公眾給予好評,銷路很好。
  兩個月後,當他回到英國的時候,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十六個選區要求他給予他們這個榮譽:作為他們的代表,參加議會競選然而他再次選擇了奧爾德姆區,並且當選了。
  溫斯頓·邱吉爾對下院的喜愛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講,自1901年他第一次獲得這個席位起,下院就是他精神之家。通過他父親的家族和他自己的傳奇式的歷史,他把自己看作是下院及其傳統的活生生的一部分。凡是讀到他關於決心重建議會大廈的演講時,令人感到饒有興趣。似乎大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轟炸以前就已經被炸毀了。這不是一個談論大廈建築的人的語言。這是一個十分迫切地談論個人與歷史的關係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們友好的接待。其中許多人曾和他父親一起服務過,對年輕的邱吉爾幾乎有一種保護的責任。邱吉爾後來寫道,他當時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後練習他的初次演說,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暢地演講。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知名演說家,他能使大廳裡數千名聽眾,或使數百萬名廣播聽眾為之入迷。他把嫻熟的英語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結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為他本人為他所奮鬥的理想所激勵。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羅伯特·盂席斯閣下所說,邱吉爾戰時的講演之所以那樣有煽動性,是因為他"學到了這麼一條偉大的真理,要感動別人,演說家、領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動:在他的頭腦裡,一切都應當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開講演的技術對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剛開始時,他先寫下然後背熟每一篇講話,對著鏡子練習手勢動作,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採用不同的方法發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黨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邱吉爾的兒子倫道夫,我告訴他,他父親精采的即席講演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說:"這些講話也應該是好的,他花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來寫作並且背熟它們。"在我與倫道夫談話中,我覺察到作為一個偉人的兒子是多麼難呵!我發現他極為聰明、風趣、詼諧,然而與溫斯頓、邱吉爾相比就不免相絀。要是換一個人作邱吉爾的兒子,那麼這一點就更加千真萬確了。
  作為議會的一名才華橫溢和出身名門的年輕議員,無限美好的前程展現在邱吉爾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頂峰。
  突然,他開始抨擊他的政黨的領導人所採取的立場。當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這一與保守黨官方為保護英國貨物而制定的關稅壁壘政策直接相牴觸時,就引起了一場重大危機。這種由資歷較淺的議員破壞黨規,特別是他們還打算向內閣提議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爾採取了果斷的行動。他"越過"下院,從保守黨轉向自由黨。在政治上有時必須冒險,賭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成功或是失敗。政治舞台以外的人們,或是新來政界的人們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風險的獨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風險是傷腦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學儀器能部分地預測到可能的結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風險卻要依靠魄力、直覺和適時地作出決定的能力。
  今天,整個保護主義的爭論似乎是遙遠的、沒有生氣的。
  
  有人不得不懷疑邱吉爾為此而冒這麼大的風險是否值得。但是。邱吉爾是從廣義上來看待自由貿易的問題,包括它與國內就業和英國生活水準等問題的直接關係。當許多英國人無怨言地生活在並不比狄更斯的慘淡小說所描寫的情況為好的環境裡的時候,邱吉爾就看到了廣大的英國公民的生活水平問題將是英國政府在本世紀面臨的重大問題。
  使他吃驚的不只是英國社會內經濟上的不公正,還由於英國社會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創傷。一天,當他在曼徹斯特他的選區街道上行走時,他與助手說:"設想住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從未見過美好的事物,從未吃過可口的食物,從未說過聰明的語言!"
  經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舉一些作為競選政府候選人所必備的條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覺、品質以及對偉大事業的信念。許多人具有這些條件;但是,只有極少數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願意冒一切危險來獲得一切。你不應害怕失敗,這並不是說你應當輕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氣。如果有一個未來的候選人告訴我,只有當他在財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該黨組織的支持,並且民意測驗表明他肯定獲勝時,他才決定參加,則我會對他直截了當地說:"不要這樣做,你將是一個劣等的候選人。"在邱吉爾的整個生涯中,他總是勇敢的,有時是輕率的,但是他從來不害怕失敗。
  邱吉爾的易黨給他帶來的衝擊波是巨大的。他的許多朋友們公開地指責他是一差別是多麼明顯!今天,因擔任公職取得成就而受到許多人贊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險性日益增大,對進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種代價和經受各種揭露的事對許多人來說簡直起了阻礙作用。這必然會影響到願意擔任公職的男人和婦女的質量和數量。
  1906年邱吉爾三十二歲時,才第一次在自由黨政府內獲得內閣成員的職位。在以後的幾年內,他擔任過六個內閣職務,對於每一職務他都懷有極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為商務部大臣,邱吉爾給立法機關的領導提供了動議權,這就為現代英國奠定了基矗"此外,作為內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給煤礦工人八小時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礦井裡設有安全設備;他禁止地下僱用十四歲以下的男孩;店員要有法定的工間休息;建立最低工資制:建立全國性的勞工交流以減少失業;實行了重大的監獄改革。
  事實上,這些成就是今日英國福利政府的開端。但是,即使他頒布了這些改革,邱吉爾還是在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劃了一條鮮明的界線。在一次講話中,邱吉爾認為他的方法最好,他說:"社會主義謀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義謀求使貧者提高;社會主義會扼殺企業,自由主義會從特權和偏愛的桎梏下拯救企業……;社會主義提高法規的地位,自由主義提高人的地位,社會主義攻擊資本,自由主義攻擊壟斷。"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績是巨大的。他是有創造性的、吸引人的和愛爭論的;但給人第一個印象,他似乎總是粗魯和不老練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樹立了許多敵人。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人們對他比較瞭解以後,這種壞印象能夠得到扭轉。
  但是第一個印象通常是難忘的。正如他的一個密友所說:"第一次看到溫斯頓時,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點,之後你花費餘生的時間去發現他的美德。"
  像邱吉爾那樣有著易激動的性格和脾氣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見慣的。1947年當我第一次進入眾議院時,那裡極易發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議的行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隨著電視的發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質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會浮到頂部。這同樣適用於均質化的政治生活。
  過去,我們傾向於欽佩那種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風格上有勇氣標新立異的政治領袖。但是今天,為了不使過度曝光而變得蒼白,或顯得過分或失去平衡,絕大多數政治家不得不或者偽裝作和藹的,不傷害他人的態度。"不要興風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數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動準則。
  我並非認為在政府裡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們不妨有幾個有創見的思想家和冒險家。我們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領袖們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錯誤更壞,那就是遲鈍。有時我也感到疑惑,像邱吉爾和戴高樂這樣偉大的有獨創性的人物,能否倖免於我們的政治領袖們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為一些小事在報紙上接二連三地遭到攻擊。
  邱吉爾為他的高壓手腕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幾乎沒有什麼密友,但卻有許多敵人。據斯·皮·斯諾講,即使對邱吉爾十分鍾愛的喬治勳爵也認為他是"有點像傻瓜",在他成功之際,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認為是卓越的計劃——為了早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派遣了一支突擊隊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加裡波裡登陸,被拙劣地修修補補地執行,給他的批評者們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趕下了台,擔任一個榮譽職務。
  他對此無法忍受。倒不是因為他計較這一場爭論,也不是因為他的自負受到挫傷,當然也不是因為他懷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計劃行事達達尼爾遠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難受的是,他失去了決定事件進展的能力。就像他的助手所說:"情況越糟糕,他卻越果敢,越平靜——正是這種該詛咒的閒散無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喪。"
  就在這個時刻,邱吉爾第一次遭受到他稱之為"黑狗"的折磨——週期性的令人疲憊的幾番消沉使他一度接連幾周都打不起精神來。還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師,英國第一部詞典的編纂家,塞纓爾·約翰遜也遭受到同樣的折磨。他在那段時間裡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見的,這也許倒為他這個本來是樂觀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為未來戰鬥做好準備的條件。
  給他提供的和平和快樂的取之不竭的一個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與克萊門蒂·霍齊爾結了婚,正如後來他寫的那樣,他們"自從結婚以後,生活得很幸福。"誠然,美滿的婚姻並不意味著它從無煩惱。邱吉爾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堅決的支持者和最熱烈的信徒,但是她從來就不喜歡作一個職業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許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棄他的政治生涯,他們必須達成某些諒解。有許多時間他們不在一起生活。他忙於公務,而她則去法國或是他們在倫敦郊外的鄉間別墅裡度假。邱吉爾從不對其他婦女表示過任何興趣,他們經常通信,書信內容詳細,這些信件極好地反映了他們彼此間深切的愛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爾似乎已不被重視。當他剛剛四十六歲時,許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過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經歷,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繼續提升,人們還保留著對他易黨所帶來的殘存的不信任。他也無法擺脫達達尼爾遠征招來的痛苦的反責。
  1922年是邱吉爾經歷幾次低潮時期的最低點,當時急性闌尾炎手術使他無法參加競選活動。由於他無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說才能,他被擊敗了。這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員。正如他略帶嘲諷地說:"一瞬間,我發現自己沒有職務,沒有席位,沒有一個黨派,甚至沒有闌尾。"他的情緒很低落。
  勞埃德·喬治的前助手之一當時看到邱吉爾後報道說:"溫斯頓是那樣的低沉,整個晚上他幾乎沒說一句話。他認為他的世界已經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蘭德曾經說過:"在戰場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是為了東山再起。"邱吉爾的生涯顯然證實了這個真理。當然,一個諺語對一個剛剛落選的人只不過是一點點慰藉。因為我自己落選過幾次,我品嚐過這種
  斯坦利·鮑德溫首相原打算任命張伯倫任財政大臣,讓邱吉爾當衛生部長。但在最後一分鐘,張伯倫出入意外地說,他想當衛生部長。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爾正在接待室等待。鮑德溫就改變腳本,問邱吉爾是否願意作財政大臣,這使邱吉爾為之大吃一驚。邱吉爾抓住這個機會騰然而起。
  在邱吉爾任財政大臣的四年裡,爭議迭起。無論從哪方面講,這是一件難以成功的使命。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後果,英國的經濟仍然很虛弱。為了使經濟能在可靠的基礎上獲得真正的復甦,許多著名經濟專家敦促進一步緊縮財經。軍方則要求撥給大筆新的軍費開支,以便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和重建英軍的霸權地位。
  沒有什麼人為這高昂的社會福利計劃說話——諸如,國民養老金計劃和寡婦兒童保險。這個計劃正是邱吉爾決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有關發放養老金的計劃,在稅收條例方面,他採用了一些新的變革,從而減輕中等階層納稅人的負擔,並且,通過刺激生產力和投資來增加就業。
  我認為,作為財政大臣的邱吉爾的名聲,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樣形象受到扭曲的類似的問題。他們兩人時運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蕭條時期。如果不由當權者負責,又該由誰來對這一災難負責呢?胡佛不像邱吉爾,他沒有吸引人的熱情的性格。因此,他也無法使人們瞭解他是怎樣深切地關心著他們的困境。數十年後,當我瞭解胡佛後,我發現他雖然外表相當生硬,冷若冰霜,但卻是一位靦腆的、敏感的、熱心腸的人。在他任總統期間,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講到失業者的痛苦遭遇時淚水曾奪眶而出。
  一個意想不到的運氣曾把邱吉爾抬得很高。現在,幾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勢力又把他攆了下來。一個冗長的、孤獨的、令人心灰意懶的政治上的在野時期又開始了。不景氣的"黑狗"經常登門侵擾。邱吉爾沮喪地寫道:"我被拋棄,遭孤立、拒絕和受人厭惡。"
  在這期間,他寫了幾本書,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爾巴勒》和《偉大的同齡人》,同時,他還為雜誌寫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許多文學評論家嘲笑邱吉爾的文風過於華麗,甚至言過其實。但是,我認為,除了他戰時的領導能力外,他的書籍就是他的最大遺產。
  他所採取的一些立場,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聲。他強烈反對政府讓印度獨立的計劃,為此,他辭去了斯坦利·鮑德溫的影子內閣職務,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權者之間構築起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由於支持國王愛德華八世企圖在與兩次離過婚的辛普森夫人結婚同時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離開黨的隊伍。他以提醒議會警惕德國迅速地重新武裝的危險來開始他的競選活動。
  不管對他在印度問題和國王退位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如何評價,他關於德國威脅的警告,卻使他成為在一片自欺欺人聲中的真正預言家。邱吉爾的預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為他定期從軍事部門的那些為他們上級的盲目性感到憂慮的文職人員那裡得到內部情報。確切地講,使得邱吉爾有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正是這一小部分人,他們的身份現在才為大家所知。沒有他們提供的事實和數據,他可能會立即被當作好戰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會發生改變,否則人們總會為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洩露情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目的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人們擔心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某一項政策所帶來的危險性。也許有人會提出詰問,那些洩露三十年代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情報的人們受到讚賞,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報界洩露越南戰爭的人們卻受到譴責,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問題是,這兩種情報有本質的不同,對後看來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當《紐約時報》開始公佈五角大樓的文件時,已經有四萬五千多名美國人戰死在越南,而且每週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為試圖結束戰爭,我們正在進行極為機密的談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樓的文件以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象洪水般地被洩露出來——破壞了我們的談判,致使戰爭不是縮短,而是延長。我可以肯定,這不是洩露文件人們的意願。然而,這無疑是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洩露給邱吉爾的消息是經過選擇的,使他在議會關於政府政策的辯論中能夠陳述問題。向邱吉爾提供消息的人士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的原始情報交給記者去發表。我確信邱吉爾也會認為,在戰時洩露五角大樓文件是一種叛國行為。
  1939年夏天,當納粹摧毀波蘭這一突如其來的悲劇發生時,邱吉爾的警告得到了證實。張伯倫立刻召回邱吉爾,任命他為海軍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擔任過的職務。"溫斯頓回來了!"這一令人滿意的信號從倫敦發到了全英國的艦隊。
  顯然,信譽掃地的張伯倫已不可能繼續長期佔據首相位置。但是,無論張伯倫還是國王都不希望邱吉爾來取代他。他們更喜歡哈利法克斯勳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當首相不能由上院產生的決定被勉強通過後,六十五歲的溫斯頓·邱吉爾才最後出任這一職務。他寫道:"大約早晨三點鐘正當我要去睡覺時,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我終於贏得對全國發號施令的權力。我彷彿覺得和命運女神在一起散步,並且覺得我過去的全部生活正是為這一時刻和這次考驗作準備的。"
  如果人們設想邱吉爾當時不當首相,繼續留任海軍大臣去指揮海戰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話,這倒能夠使人們找到一種客廳遊戲的樂趣。但是,我知道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會花費許多時間去思考它。為考慮生活中的"倘使……將會怎樣?"就會寸步難行。
  在美國,如果1952年是羅伯特·塔夫脫而不是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塔夫脫在選舉後的十個月就死於癌症。如果邱吉爾死於1939年又會怎樣?他會被看成是英國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動的失敗者之一。他的墓誌銘上將會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邱吉爾的運氣、堅韌不拔、才能和長壽再度得到報償。
  當邱吉爾作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發表演說時,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奉獻出來的,只有鮮血、辛勤、眼淚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條:領導能力。如果沒有他的領導,英國不可能生存下來,西歐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國現在也許成為一個在敵對營壘中壁壘森嚴的島嶼。"從來沒有一個人為這麼多的人做過這麼多的事。"用這句話可以解釋他戰時最值得紀念的一次講話的意義。
  當他們的地位突然發生顛倒時,邱吉爾十分寬宏大量地對待內維爾·張伯倫。邱吉爾堅持張伯倫應留在政府內,並讓他參加所有的會議。邱吉爾沒有公開批評張伯倫,卻相當和藹地講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這種寬宏大量的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政治活動中最好的典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沒有表現出如此的寬宏大量。在他任總統的十三年中,他從未在任何場合邀請胡佛去過白宮。哈里·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請胡佛出席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會議,使胡佛熱淚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邱吉爾提供了一個與他非凡的能力和個性相稱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戰爭環境裡,偉大的領導能力才能顯示出來,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實。
  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之一是羅伯特·皮爾爵士。他作出了廢除"穀物法"的強硬決定。但是他沒有象迪斯雷利或戰時住在唐寧街10號的其他首相那樣為人們廣為懷念。在美國,情況類似的是詹姆斯·波爾克,根據歷屆總統的能力和業績,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爾則是另一種範例。他結束了一場戰爭並且保持和平達八年之久。但是,許多人認為艾森豪威爾總統不如杜魯門總統那樣堅定、果斷。因為杜魯門總統於1945年8月由於歷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擲了原子彈。因此,在大多數歷史學家心目中,發起戰爭比結束或是避免戰爭,更應是衡量人物偉大與否的尺度。
  儘管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被徹底打敗了,就邱吉爾個人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簡直不算勝利。
  正是斯·皮·斯諾注意到了邱吉爾在其著名講演中說過的一句話:"為了主持英帝國的解體,我沒有成為國王的首席大臣。"這個講演是富有戲劇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誠的。因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須履行視察職責。即使沒有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戰後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決定,英帝國內部要求獨立的勢頭也已經勢不可擋。邱吉爾試圖阻擋這個勢頭就會像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湧來淹沒他的雙腿一樣。
  甚至德國的失敗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邱吉爾知道,如果需要一個抗衡蘇聯的堅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陸得到穩定,那麼德國必須重建。他也知道德國不得不從廢墟中重建並恢復元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比英國遭到部分削弱更為可齲當德國在重建時,一座新的現代化工廠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廠。英國,雖然作為戰勝國卻不得不對付著使用那些即使在戰前也已經十分陳舊的工業設施。結果是,殘敗國變得比戰勝國更富有、更強大。
  英國人民也不得不繼續在配給匱乏中生活。他們厭惡地認識到,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犧牲,英國也已不再能像以前那樣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了。
  英美聯合問題早在戰爭開始前很久就是邱吉爾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戰後年月裡,聯合問題更為迫切。邱吉爾之所以需要它,是因為在三十年代,它被視為加強兩國繁榮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國倖存的先決條件,在五十年代後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對付蘇聯共產主義在歐洲和在世界擴張的包圍圈的唯一途徑,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為保持英國對世界事務影響的唯一途徑。
  戰後,為了維護英、美聯合,邱吉爾不得不吞下了許多苦藥丸。在珍珠港事件後,我們參戰前的兩年期間,英國為了據守一條防線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價。儘管我們的傷亡是大的,但是他們的傷亡無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比我們的傷亡大得多。他們對我們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為沒有我們,他們不可能倖存。但是他們也應該瞭解,沒有他們,面對著完全處於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歐洲,我們也不可能生存下來。現在,他們已感到有必要聽從美國的看法和意見了。
  領導的火炬已經傳給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實力。我不是說邱吉爾公開地表示妒忌或不滿。但是情緒的低落可以想見,英國人肯定不高興地認為:"以我們幾個世紀來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務方面的豐富經驗,難道在領導藝術方面我們會真的不如這些美國人嗎?"1954年,在我們的會晤和對話中,我已經覺察到英國官員們包括邱吉爾在內,似乎已經相當順從,幾乎是不抱什麼希望的了。
  雖然美國有許多有才幹的外交人員,但是,在我出國訪問期間,我發現英國的影響仍較大,他們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們的知識更廣博、素質更好。我認為,美國今天的決策者們在作出重要的決定之前,首先應主動地徵求歐洲同僚們的意見,而不只是事後磋商或通報情況,這樣做必將得益非淺,我們必須記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見得是最有經驗、最聰明、最具敏銳的洞察力或是擁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爾覺得美國在戰後不久的對蘇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沒有把兩國關係推到破裂邊緣。在他試圖教育我們的同時卻繼續奉承我們。許多人忘記了他的關於鐵幕的著名講話的中心點是極力主張以英、美聯合作為對抗蘇聯擴張主義的最好手段,當時,這個帶有預示性的講話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埃莉諾·羅斯福說,她認為這種說法是危險的,議會中一百名議員把它斥之為廢話。
  在三十年代,當邱吉爾向世界提出了威脅來自納粹德國時,許多人不願正視它。在戰後發起成立聯合國時,許多人希望和祈求一個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當他們在四十年代未聽到邱吉爾提出的關於蘇聯擴張主義危險的警告時,又有許多人不願相信。但是他又是對的。他又一次走到時代前列,對公眾輿論是引導而不是尾隨。
  在戰爭期間,為了打敗希特勒,邱吉爾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幫助的準備。在納粹入侵蘇聯時,邱吉爾歡迎斯大林加入反對希特勒的營壘。許多批評家責備他對斯大林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回答說:"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想我會在下院為魔鬼說句好話。"
  邱吉爾與他的另一個主要的夥伴羅斯福相處得很融洽。這位美國總統曾經寫信給邱吉爾說:"在同一個十年中與你相處是件有趣的事。"邱吉爾在提到羅斯福時說:"見到他時就如同你打開第一瓶香檳酒一樣。"
  但是,兩人經常在政策上有嚴重的分歧。邱吉爾認為羅斯福堅持要德國無條件地投降是災難性的,並且認為讓戰後的德國轉變為一個農業國的摩根索計劃是荒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們對蘇聯究竟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起碼說,從1940年的卡廷大屠殺事件開始——當時據說有一萬名反共的波蘭官員被蘇聯人殺害——邱吉爾就認識到斯大林在戰後可能會像戰前的希特勒那樣貪得無厭。當時,羅斯福對英國帝國主義似乎比對俄國的疑慮更大,"溫斯頓,"他曾經說,"這正是你無法看到的事,一個國家可能不要求獲得即使他們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倫沃爾德在1965年所寫:
  邱吉爾發覺自己與羅斯福之間的隔閡愈來愈大。羅斯福並不考慮美、英聯合起來反對"喬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爾和斯大林之間扮演一個仲裁人的角色。從此,一系列災難性的協定開始達成了。其中包括波蘭丟失給共產黨,把俄國人帶入抗日戰爭的行列……,給了俄國人在亞洲的領土和經濟特許權,這些特許權使中國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爾能夠勝過羅斯福,則事件發展的結局會迥然不同。
  他對羅斯福愈益信任斯大林而憂心忡忡,並把這歸咎於總統健康惡化。羅斯福去世後,他擔心,與羅斯福很少溝通聯繫的杜魯門正受到天真的親俄國的國務院的影響。
  邱吉爾確信,阻止蘇聯佔領整個東歐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擔心蘇聯不會放棄東歐。1945年4月初,他寫信給艾森豪威爾,敦促他派遣美國軍隊進駐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他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在東方和蘇聯人握手,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當俄國人向西推進時,艾森豪威爾卻按兵不動。
  兩個月後,邱吉爾在給杜魯門的電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盡早召開波茨坦會議。就是在這篇電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為行將到來的冷戰的象徵性的語言:"我懷著深切的憂慮看到美國軍隊退卻到中部地段我們的佔領線一側,使蘇聯的勢力深入到西歐的心臟,並且在我們和通向東方的一切事物之間降下一道鐵幕。"
  邱吉爾認為讓蘇聯人橫行東歐,艾森豪威爾要負很大的責任。艾森豪威爾不是象邱吉爾那種類型的將軍。盟軍司令官的堅定和在邱吉爾看來,缺乏想像力的指揮風格以及他的隨和的性格也許就是構成他異常和睦的原因,並且構成了盟軍司令部內部合作的特點。僅僅這一點就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邱吉爾後來推測,如果當時由麥克阿瑟任歐洲最高指揮官的話,美軍不會不採取行動而眼巴巴地望著東歐屈從於蘇聯的統治。
  艾森豪威爾把邱吉爾看成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邱吉爾死後不久,他寫道:"我通過和他戰時的合作感到,整個地球似乎成了這個能人的操場,他幾乎能在同一瞬間處理有關部署海陸空三軍那樣刻不容緩的問題和探索遙遠的未來。他仔細考慮那些嚴陣以待的國家的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的作用,以及為他的聽眾勾畫出世界命運的輪廓。"
  這番陳述足以證明他對邱吉爾十分尊敬,然而,他與邱吉爾又有分歧,在我們白宮的會議中,他很少提到邱吉爾。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裡,他曾告訴我,邱吉爾是那些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們中最難對付的人之一。因為無論他作什麼事,他總是那樣易動感情。他說:"迪克,你知道,在辯論到他的方案時,他竟然哭了。"我能夠想像出一幅艾森豪威爾不舒服地坐在那裡,而邱吉爾的眼裡充滿著眼淚的場面。
  在領袖人物中,這倒並非是個異常的性格。例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試圖讓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時,有時也行將淚下。然而,對於他們,我就不瞭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為了得到我的好處而作的表演。
  我並不懷疑邱吉爾在需要的時刻或由於自己的講演而失去自制力的時候也會流淚。然而,他是一個有真實感情的人。莫蘭勳爵的日記中記載著,當邱吉爾知道在他中風後,有可能無法繼續擔任領導工作時,他激動得幾乎流淚。他的秘書說過,當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的日子裡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講的結束語時,就像小孩哭訴一樣:"我們不會投降或失敗,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洋上作戰,我們將信心百倍、實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陸地上作戰,我們將在山崗上作戰,我們決不投降。"
  日益認識到戰爭結束將給英國帶來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這一點,肯定使邱吉爾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擊還未到來。
  1945年7月25日,邱吉爾離開了一起參加波茨坦會議的斯大林扣杜魯門飛回倫敦計算戰後第一次大選的票數。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劇痛而驚醒,這是即將來臨的不祥之兆。選舉結果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打擊邱吉爾和世界上其餘的人們。工黨贏得了壓倒優勢的勝利。保守黨被趕下了台,克萊門特·艾德禮擔任英國的新首相。
  一旦贏得了和平,傑出的戰時領袖受到排斥的現象並不鮮見。戴高樂也是這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戰時造就的偉人的素質並非在和平時期一定為人們所需要。成功的軍人一政治家惠靈頓,華盛頓和艾森豪威爾則屬例外,絕非規律。
  這是怎麼回事呢?當邱吉爾默默地坐在那裡承受其結果時,肯定會這樣問自己:這難道是對他不僅承諾而且已經交付了勝利的應得的酬謝嗎?他像往常一樣用嘲弄來掩蓋他的痛苦。當他妻子告訴他:"也許這是偽裝的祝福"時,他回答說:"此時此刻,它似乎偽裝得那麼巧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正如邱吉爾本人十年前在他的《偉大的同齡人》中所寫:"最輝煌的時刻消逝得最快!"
  大選帶來的恥辱,大英帝國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國已經取代聯合王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及在發起冷戰時期英美聯合的難於維持,所有這些肯定使邱吉爾在此期間非常不愉快。有人認為他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退休,躺倒在戰功簿上。1947年當我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議員去英國時,我所接觸過的人中沒有一個指望邱吉爾能重新執政。畢竟他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並且最近中過風。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爾的人中沒有一個會認為他會在恥辱的環境下屈服。他堅持在下院作為反對黨的領袖達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黨重新執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這樣的重新執政看起來像是虛假的,但是別人看來是虛假的,對溫斯頓·邱吉爾來說卻是真實的生活。
  當邱吉爾七十六歲再度肩負起首相的責任時,人們普遍認為,他的授權將比他過去任首相時範圍更大。人們還認為,在他圓滿完成凱旋榮歸後,他會把統治權移交給他選定的繼承人安東尼·艾登。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放棄權力就像難於放棄自己的生命一樣。
  1970年我在貝爾格萊德時,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總統的夫人。她告訴我關於她丈夫最後一次會見邱吉爾時的情況。當鐵托走進房間時,邱吉爾滑稽地衝他咆哮說:"你知道,在戰時我不喜歡你,但是你既然站在與俄國人相對抗的立場上,我發現我更加喜歡你了。"事實上,這兩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戰士顯然相處得很好。
  邱吉爾最終退出政治舞台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他那時抽雪茄和喝酒都已嚴格定量。精力仍舊充沛的鐵托大口噴吐著一支大號的邱吉爾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蘇格蘭威土忌後,把邱吉爾的也喝了。邱吉爾若有所思地看著鐵托說:"你怎麼保養得這樣年青?"凡是見到他的人都會感到鐵托非常年青,這部分地是因為他染了頭髮。邱吉爾沒等鐵托回答,就說:"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是權力,正是權力使一個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個上了年紀的政治領袖沒有什麼嚴重疾病的話,他通常會以其智慧和判斷能力來彌補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頭腦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見到周思來時,他是七十三歲;1969年見到戴高樂時,他是七十八歲:1959年見到阿登納時,他是八十三歲。他們仍在執政。因為,他們比他們政府裡的較年青者更堅定、更有能力。
  邱吉爾簡直不能自動放棄權力,他不斷地推遲退休日期。
  第一次他說等到伊麗莎白女王加冕後退休;隨後說等女王從澳大利亞旅行回國後:之後又說等艾登腹部手術完全恢復之後;接著又說等即將來臨的日內瓦會議結
  他半睜著眼斜倚在躺椅上,看上去幾乎像一具殭屍。他的問候聲很難聽清。他軟弱無力地伸出手來。他向他的助手要了一杯白蘭地,酒拿到後,他一口把它吞了下去。然後,他奇跡般地恢復了活力,他的眼睛又煥發出光芒,他的講話也清楚了,他對周圍的事物也變得關心了。
  我在晨報上讀到過一篇關於非洲的報道,加納正在考慮併吞幾內亞。我把此事告訴了邱吉爾,並詢問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認為加納不用吞併幾內亞就足夠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堅定口吻繼續發表議論說,羅斯福過早地強迫英國和其他有屬地的列強讓他們的殖民地得到獨立,他說這些國家在未準備就緒以前就讓他們肩負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況比以前更壞。他重複了四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時驅車前往白宮途中的一個觀點。
  我詢問了他對東西方關係的看法。他堅持認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強大,才能在全世界維護和平和發展自由。他強調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
  大約六十分鐘後,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許我不能再見到他了,所以我試探著——我想多少有點笨拙地——告訴他億萬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將永遠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當的話來表達我的感情。
  當我起身告別時,他堅持要送我到門口。他需要別人攙扶著離開椅子,在一邊一個助手幫助下,拖著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當大門打開時,我們被電視攝影的強烈燈光刺得睜不開眼,這對他產生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們推開,讓自己一人站著。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著,他的眼睛閃著光芒,他的手舉著作成表示勝利的"V"字形。攝影機嚓嚓地響著,閃光燈閃爍著。片刻後,門關上了。
  當攝影機對準他時,他這顆明星自始至終閃爍著奪目的光彩。
  年邁可能征服他的軀體,但決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爾對今天自由世界的啟示是什麼?
  邱吉爾在戰爭中是一位超群的領袖,他對爭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準備戰爭是為了避免戰爭。他發動戰爭只為一個目的:為了建立一個正義的、和平占主導的世界。他爭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價。
  一方面,他堅持主張維護和平的唯一途徑是保持實力。他繼續告誡西方關於蘇聯擴張主義的危險。與現在歐洲的某些領導人不同,他把蘇聯向工業世界的礦產、石油資源中心的猛烈推進,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開進德國中部平原一樣大的威脅。
  他會為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冒險主義感到擔心一事而喝彩。他雖然不會隨聲附和美國的每一項外交政策,但是他會使用最猛烈的言詞來譴責歐洲把美國和蘇聯看作為相同的對和平的威脅的傾向。眼,這對他產生了令人
  另一方面,邱吉爾願對令人生厭的陳詞濫調賦於生命力:"決不要因害怕而談判,但也決不要害怕談判。"為了盡可能地減少衝突,使爆發戰爭的最終衝突盡量地不致發生,他堅持主張自由世界與它的對手進行談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願與蘇聯人進行談判的態度:"我認為,那種除非或直至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否則與蘇聯之間什麼也解決不了的看法是錯誤的。"
  儘管邱吉爾意識到我們面臨著可怕的危險,他對於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內心裡還是持樂觀態度的。我相信,他於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後一次偉大的外交政策講話中對今日世界的預言,正好反映出這種明快的希望。他在表達了對核武器破壞力的關切後曾說:"有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這些具有毀滅性的力量會給人類帶來絕對無法預見的安全……。
  無疑,如果人類要有他們心底的願望並且消除了大規模毀滅的恐怖感的話,他們就會選擇……以最快的速度擴大他們力所能及的或曾夢寐以求的物質福利……在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時刻,我們及世界所有各國站在最大的災難和無法估量的獎賞的大門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們將作出正確的選擇。"
  莎士比亞寫道:"有人生來偉大,有人變得偉大,有人的偉大是強加的。"溫斯頓·邱吉爾漫長的一生和在他的事業中,給人們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種類型,邱吉爾不像那些為權力而謀求權力,或是為了擁有權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領袖人物,他謀求權力是因為他真正地意識到自己能夠比別人更好地運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個時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資格和有勇氣去處理某些重大危機的人。他是對的。
  在他為之而努力爭取的大多數事情上,他的判斷是正確的。1940年,當他的祖國最終需要唯獨他能提供的經驗和領導能力時,他有幸還活著。
  在有關邱吉爾的一生及其時代的大量優秀書籍中,對邱吉爾的描寫就數艾賽亞·伯林撰寫的只有三十九頁的小冊子的最後一節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簡單的要素形成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時代裡的偉大的歷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堅定和富有想像力,是他的祖國所培育出來的兩名最偉大的活動家之一,一位有驚人才能的演說家,是他祖國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實在的傳奇式的英雄,一位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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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3、夏爾·戴高樂

領導的奧秘 
  1970年11月12日,雲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甚至超過了該市是一個橫跨全球的帝國中心的時候。三天前,距離八十壽辰不到兩個星期,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裡·戴高樂突然去世了。現在,前來弔唁戴高樂的六十三位現任的和前國家元首及政府領導人默默地走過二百六十英尺長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為美國總統,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我同時是以朋友的身份參加葬禮的。
  我們前來並不是單純來參加他的葬禮,而是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幾年前,他就為他的葬禮留下了嚴格的遺言:不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不要全副武裝的軍人護送靈柩,不邀請要人,只是在科隆貝雙的村子裡的那個小小的教堂墓地裡,舉行一個樸素的私人儀式。遵照他的願望,他被殮放在價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裡,由他的幾位同鄉——一個肉店夥計,一個乾酪鋪掌櫃和一個農場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愛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遲鈍,十二年前,當她十九歲時就去世了。根據戴高樂生前的意願,墓碑上只銘刻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幾個字。
  在聖母院舉行的大規模的追悼儀式不是出於戴高樂的想法,這是政府對整個法國和全世界想向戴高樂致敬的人們的一次遷就。
  要是問到一個人,戴高樂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時,他可能說"個子高",或者說"嚴峻",或者說"不易相處",或者說"意志堅強",或許他可能把戴高樂與法語中的"偉大"這個詞聯繫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齡稍大的人,或許他還會回憶起,他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洛林雙橫十字架的旗幟下領導"戰鬥著的法國人",或者還可能回憶起傳說是邱吉爾事後的評論"在我所掮過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當我想起戴高樂時,就想到了所有這些亭。我回憶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禮和體貼別人的人。無論在我執政期間或在野的時候,我對此都有同樣的感覺。像他那樣的人,他提出的意見,那怕我不同意,也總是極其尊重的。
  戴高樂到底有哪些東西給我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為什麼他能成為二十世紀罕見的大人物,比許多強於法國的國家的領導人還要高出那麼多呢?
  我們紀念領袖人物不僅在於他們的作為,而且也在於他們的本身;不僅由於他們的貢獻,而且也由於他們的性格。儘管其他人作出的貢獻比戴高樂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樣堅強的性格。他是一個頑強、任性、自信心極強的人,極端利己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個極端無私的人,他想得到的東西,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法國。他生活簡樸,理想遠大,像演戲一樣,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創造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只適宜於由一個演員來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適應這個角色。他創造了戴高樂這個公職人員——法國的化身。
  夏爾·戴高樂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這是他刻意求取的結果。然而,他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二十世紀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對於法國來說,他是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人物之一,就像法國美酒的配方那樣,複雜、強烈而又令人難以捉摸。他的性格就像美酒那樣,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是在1960年他重新執政的兩年之後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多年來,我對他抱有許多固定的看法:長期以來,他是人們進行脆弱的冷嘲熱諷這種特殊形式所喜愛獵取的對象。華盛頓的社交界爭相以這種嘲諷譁眾取寵。正如他的形象適合做漫畫諷刺素材一樣,戴高樂的舉止常成為口頭諷刺的素材。那些喜歡通過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拿戴高樂當作靶子。
  在我見到戴高樂之前,我對他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狹小,態度傲慢、難以容忍的自以為是,幾乎無法和他打交道。邱吉爾的洛林十字架的評論,使我對他的印象起了極大的作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簡單的一句話可以對一個頭面人物帶來多大的致命傷,造成的印象幾乎使人不能磨滅。艾麗斯·羅斯福·朗沃斯把托馬斯·E·杜威描繪成"結婚蛋糕上的新郎"就產生過類似的後果。有人甚至認為,這種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競選中失敗。如果杜威的反對者當時用器量狹小、自負、易受擺佈和矯揉造作等等形容詞來描繪他的話,就比不上那麼簡單的一句話所起的作用。
  當我在1947年作為一個國會議員訪問法國時,幾乎從我遇到的所有法國和美國官員那裡都加深了我對戴高樂的否定的看法。他們對他不屑一顧,稱他是狂妄的極端分子,永遠不會再掌權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國外交官對戴高樂幾乎公開蔑視的影響。甚至查爾斯·波倫——他是美國最有才幹的職業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手下任過美國駐外大使——也很少掩飾他對這位法國總統的厭惡。羅斯福總統的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訴我,波倫在他的大使館的宴會上經常用不留餘地的詼諧妙語談論戴高樂,並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飾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談、舉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樂風聞波倫不喜歡他,也對波倫作了回敬。許多人認為戴高樂有反美的偏見,但我常覺得,這種個人攻擊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採取這種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實際上是關於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鴨式突擊課。我瞭解他的情況越多,就越覺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像麥克阿瑟一樣,在戰爭中勇敢非凡。他預先告誡國人潛伏的危機。下列這個事實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像邱吉爾那樣,在進入最高領導層以前就已寫出了題材廣泛、文采出眾的許多文章;象邱吉爾那樣,他也曾經"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職位。他便利用這些歲月從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也像麥克阿瑟、邱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等世界偉人一樣,他們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實際的高大得多,而又距離我那麼遠。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低級海軍軍官,坐在太平洋的一個島上,讀著有關"戰鬥著的法國人"的這個任性的領導人的簡略新聞報道時,我從未想像過十六年後我會在華盛頓歡迎他,更沒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後,他和我會作為法國和美國總統在巴黎並坐一起。
  當我在1960年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時,他的外貌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個高個子——六英尺四英吋,是法國軍隊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將軍——但是他那軍人的姿態使得他的身高給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後來,我才注意到他略有點駝背。
  在他訪美期間,我注意到,就他個子來說,他的動作是非常優雅的,從不顯得遲鈍或笨手笨腳——無論是在手勢上,或者走路時,還是在使用銀餐具時。他具有寧靜的、給人以印象深刻的舉止,並伴隨著某種舊時顯貴的風度。
  1960年我見到的戴高樂,與記者們和外交官員所描繪的傲慢的、盛氣凌人的性格相去甚遠。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有點難以描述的羞澀。他不熱情,但也不是一個嚴厲的人。我願說,他幾乎是文雅的。但是,正像大部分領導人一樣,文雅的舉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則是另一回事。
  我所認識的大多數領導人在他們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們稱作文雅人那將是一個錯誤。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於行使權力的。一個領袖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時必須要強硬到殘忍的地步。如果因為工作棘手而過於煩燥,如果他過分地被柔情束縛住的話,那麼該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隨著這些年我對戴高樂的加深瞭解,對他作為領袖或他個人,我都逐漸產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對對方有同樣的感覺。1967年,我的朋友維蒙·沃爾特斯到巴黎去擔任美國大使館武官,他從1942年起就認識戴高樂了。戴高樂在為波倫大使舉行的告別午餐後,召見了沃爾特斯,問他最近是否見到過我。沃爾特斯回答說見過。他便以強調的口氣說他相信我是會當選總統的,又補充道,他和我"都已越過'荒涼的境地'"——一個他經常用來描述他失去權力的那些歲月的詞。之後,他又說了一句話,沃爾特斯不可思議地發現竟是個預言:"尼克松先生像我一樣,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流放的日子。"
  戴高樂是二十世紀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紀的。他把法國引向前進,又引向倒退。從他整個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國歷史的延續和法國的過去。從他的名字本身——夏爾·戴高樂能聽到夏爾馬涅和高盧中的迴響——偉大、光榮、崇高——法文grandeur一詞,用在戴高樂的文章或講話裡的時候,有時譯者就用這幾個意思去表達,在他看來,這個詞對於一個國家,特別對法國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樂說成是歷史人物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決心那樣幹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於使歷史按他想像的格局來形成。正如一位評論家寫的那樣,"對戴高樂來說,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藝術;它是有志者的藝術。"對戴高樂來說,意志是國家的主要動力。他對自己能夠用意志鑄造歷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國決心朝著偉大的方向發展。他始終如一地號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雖然這些"高峰"只是隱約可見或朦朧難辨的。對於戴高樂來說,重要的事是讓人民自己覺得是在攀登,只有這樣,這個國家才能變得偉大。他曾經說過:"法國只有在從事一個偉大的事業時,才能顯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國的化身,他的責任是奮發法蘭西精神。
  作為一個人,戴高樂是有誘惑力的,這不僅因為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為他在充當領導人必備的條件和如何發揮非凡的洞察力的領導藝術方面給予我們啟示。在分析問題的說服力方面或寫出那樣透徹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與他比擬,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對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後,使籠罩自己的迷霧並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釋他是如何做到的時候,也總是能把這層神秘的迷霧緊密地圍裹著自己。他是一個幻想大師。像熟練的幻想家那樣,他是一個萬能的魔術師。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種程度上——這在多數偉大領導人身上是罕見的——揭穿戴高樂的神秘,其關鍵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僅可以在他的表達非凡的文學作品中和有創見的回憶錄中找到,也可以從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嶄露頭角後又接著掌權的很久以前,就寫了一本實際上相當於領導指南的小冊子——《劍刃》,原先是作為法國軍事學院的講義而寫的,以後於1932破了複雜的情況,抓住了本質。然後理智才能把從客觀得來的所謂"原材料"進行闡述、塑造和提煉。
  他爭辯說,只有當一位領袖在理智與直覺之間保持正確的平衡時,他作出的決定才可能具有先見之明的特點。
  預見,就是知道向什麼方向引導,是偉大領導人的領導藝術核心。領袖這個詞就蘊藏著有充當嚮導能力的含義,在擬定通向未來的航程時,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況。我在1969年訪問法國時,戴高樂對我說:"我要為後天的報紙制定政策。"大多數領導人被糾纏於當天報紙的大標題新聞及瞬間的壓力,結果就見不到長遠的前景,然而戴高樂並不是為"瞬間"而活著,他是利用"瞬間"的人。
  在戴高樂出名之前很久,他就顯示出一種超過同時代人觀察事物的天才。實際上,在反對馬其諾防線的爭論中,在作出反對向希特勒投降的決定時,在反對草率地拼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時,他基本上都是孤立無援的。然而,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上,事實證明他都是正確的。
  1934年,戴高樂在一本名為《未來的軍隊》一書中,概述了他關於現代化戰爭性質的理論。他爭辯說,由於技術革命:內燃機的發明,那種事先精心策劃好的戰略已經過時。他寫道:"機器掌握了我們的命運。"各種機器改變著生活的各個領域,戰爭也不能例外。真正的開始。那時看到這點的法國人並不多。他飛到英國,決定繼續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願抵抗。他堅持說:"法國輸掉了一次戰役,但是並沒有輸掉這場戰爭。"
  在他第一次從倫敦發出的廣播呼籲中,戴高樂宣佈法國不是孤立的,因為法國的戰鬥已經點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之火。
  他說,法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海上優勢和美國軍火生產上的巨大潛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並能最終取得勝利。那種先見之明使得戴高樂永遠活在法國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個極為黑暗的年代裡,成為法蘭西靈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戰後,戴高樂對法國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變"這塊巨石上碰得粉碎。儘管法國人把戴高樂擁為救世主,但是對他建議的各種憲法修改方案卻置之不理,因而使戰前的政治家和各政黨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樂反對恢復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制度,因為他認為由於軍事政策不健全而導致的1940年的慘敗,應歸咎於議會制度。
  那時有那麼多的政黨,但沒有一個政黨能獲得多數票,得以制定出一個合理的軍事政策來。吵吵嚷嚷的會議與霍布斯所描寫的自然界狀態一樣,是一場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的混戰。戴高樂警告說,如果議會制恢復的話,那麼議會政府只能產生一系列極其軟弱無能的聯合內閣。這些內閣在最輕微的政治震動下就會倒台。正如許多年後他說的:"議員們只會使行動癱瘓,他們不能發動行動。"
  戴高樂知道,法國在本質上是一個拉丁民族的國家。一度為波多黎各總督的路易·穆納茨。馬林講到自己的拉丁傳統時,曾告訴我:"我為我的拉丁傳統而自豪。我們對家庭、教會的忠誠,在哲學、音樂和藝術方面的貢獻是令人羨慕的。但是我們拉丁民族恰恰不善於搞政治。我們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搞平衡是很難的。我們走極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樂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國保持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
  因為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對回到"黨派政權"去,許多左翼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們指責他尋求建立專制制度。他們對他判斷錯了。在法國解放鬥爭期間和解放之初,確實需要戴高樂所謂的"某種君主制度"。當環境許可時,他毫不拖延地允許人們選擇自己的政府。他從不向統治權屬於人民的原則提出挑戰。但是他相信,統一意見的領導就是沒有領導,總統或總理必須領導議會而不是跟著議會跑。
  在1945年後期,戴高樂認識到他在這場爭論中失敗了。
  第四共和國憲法建立的是控制著一個軟弱的行政機構的、有無限權力的立法機構。他深信應辭去政府職務,應該在"事情把人甩開之前,從事情中擺脫出來"。他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宣佈了他辭去職務的決定後,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間,引退了。
  他堅信法國召他來領導的時刻會到來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條件來領導。戴高樂又一次表現出他的預見性,他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他有一種命運感,並不想為當總統而當總統。只有在他覺得唯獨他能實現國家所需要的領導時,才願意當總統。在政治活動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區別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頭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則是做一番事業。戴高樂想要權力,並不是為了權力能為他做些什麼,而是為了用權力去做些什麼。
  在放棄權力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戴高樂發動了一場氣勢磅礡的運動去奪回權力。他改造自己的個性,以求能成為偉大事件中的主宰。現在他輕蔑地注視著別人笨拙地處理小事情。
  由於不耐煩再繼續等待法國來召回他,便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建立了法蘭西人民聯盟,使自己重登政壇。
  1947年,冷戰的陰雲剛在地平線上出現,法國人民正忍受著物資匾乏、工資低、物價高的折磨。戴高樂沒有去關心他們的生活瑣事。他說,他解放法國並不是為了"操心通心粉供應定量問題的",相反,他矚目於全球力量的問題,並宣告法國的偉大。
  在那些混亂的歲月裡,被法國人經常稱為"暴風雨中的人"的戴高樂,他的政治股票戲劇性地上漲了。1951年,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中贏得的席位比其他黨派要多。從一開始戴高樂就禁止他的代表們支持任何政府,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蘭西人民聯盟與共產黨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
  由於來自左、右兩翼頑固的反對,幾屆中間派政府接連下台。但是,情況儘管如此,他們到五十年代初期時,還是幾乎不費氣力而在改善國內和國際處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實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是沾了這位"暴風雨中的人"的光。戴高樂似乎也承認:"共和國政府治理不好法國,但它把自己保衛得不錯。"——這是戴高樂在失望中向來訪者說的話。
  到1952年時,法蘭西人民聯盟顯然已經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國了。在戴高樂命令他的代表們拒絕籌組政府的邀請後,黨的紀律渙散了。到1953年,背叛聯盟的人越來越多,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裡的地位微弱。在以後的幾次市議會競選中,由於境況淒涼,戴高樂便脫離了這個運動。
  法蘭西人民聯盟這一段長插曲證明,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並不一定是一貫正確的。戴高樂對未來看得很遠,但是有時現實卻愚弄了他。有時他對他的人民有一種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時候,他又不關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黨的失敗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他對議會制政體的批評將證實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時機還未成熟,他為實現預言所做的努力卻帶來了災難住的後果。
  造成戴高樂重新掌權的危機起源於1954年下半年,阿爾及利亞的部分穆斯林人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並且開始發動游擊戰爭來反對法國的殖民當局。戰爭拖延了多年,隨著戰爭受挫,法國軍隊的殘忍性在增長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表明,是戰是和,他們自己都沒有能力來結束這場戰爭。
  1958年,這個政權無力解決它在阿爾及利亞遇到的各種問題,因而導致了一次政府危機。特別是1954年軍隊在印度支那蒙受失敗的恥辱後,法國軍隊已下定決心,將不惜一切代價使法屬阿爾及利亞仍歸屬法國。戴高樂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主義者與軍隊站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反對法國政府,準備在政府沒有能力時採取行動。
  當阿爾及利亞問題達到危急關頭時,第四共和國正處在從戴高樂1946年辭職以來的第二十四次內閣危機中,無政府狀態幾乎已達一個月之久。一群暴徒襲擊了在阿爾及利亞的政府大樓,而當地治安部隊卻靜悄悄地在一旁觀看。將軍們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法國阿爾及利亞政府。不到兩個星期後,駐守在科西嘉島上的軍隊參加到反叛將軍一方去了。阿爾及利亞的將軍們打算繼續幹下去,想在幾天之內征服宗主國法國,政府卻沒有能力來阻擋他們。
  在整個事件中,戴高樂表現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絕譴責,也拒絕公開贊同軍事政變,儘管捲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於在他最後宣佈已經:"準備接管共和國權力"的時候大家都聽他的。他一直注視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用盡他們所有的招數,最後轉而向他求教的時候,便可以按他的條件進行合作。
  雖然政府對他提出的條件唯命是從,可是這些條件中並沒有使他成為獨裁者的條件,然而,許多法國人繼續以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傳記作者布萊恩·克羅澤寫道:在聽了戴高樂重新執政的條件後,國民議長安德烈·勒·特羅奎爾對他大聲說:"所有這些都是違反憲法的,從阿爾及利亞事件以後,我就對你瞭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獨裁者的靈魂,你太喜歡個人的權力了!"戴高樂嚴厲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國,特羅奎爾先生。"
  到戴高樂接管政權時,第四共和國政府已分崩離析,陷入如此可憐的狀態。如果說戴高樂是靠政變上了台的,那就錯了。
  他不過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權免受痛苦而給予慈悲的一擊而已。
  戴高樂要求第四共和國授予他權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通過這些辦法,他頒布了第五共和國憲法。憲法的核心是總統的職權。總統被授予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權力,而不受國民議會不適當的干涉。這樣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癱瘓狀態,而這些狀態曾把第四共和國推向政治、經濟、社會崩潰的邊緣。
  有人批評戴高樂給了總統如此多的權力。但是從事後清醒的認識來看,我認為這部憲法給法國帶來的政治穩定是戴高樂的最大的遺產,正如拿破侖法典是拿破侖的最大遺產一樣。
  在我任副總統期間,總是我去機場迎接來訪的各國首相。
  因為按當時的外交禮儀,文森豪威爾總統只是去機場歡迎採訪的國家元首。在戴高樂重新掌權之前的年月裡,我幾乎每單雙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國總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總理。意大利仍舊沒有擺脫政局不穩的局面,而戴高樂卻在法國解決了。任何一個精明的制憲法學者都可能設計出一個類似的政府結構。但是只有戴高樂既能預見到對它的需要,而又有權力去頒布它。
  在希臘神話裡,阿波羅給了卡珊德拉預知未來的天賦,但是後來又使聽過她警告的人不相信這些預言的手段,把這種天賦變成對別人的咒罵。戴高樂知道光有先見之明是不夠的。一個領袖人物不僅必須正確決定該做什麼,而且還應該說服別人。
  去行動。白宮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這個時候或那個時候感受過卡珊德拉的咒罵,都面臨過這樣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當看到有一條正確道路可走的時候,推動不了官僚機構、國會或公眾朝著這個方向走。在《劍刃》中,戴高樂寫道:一個領袖"必須能夠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國中樹立信任精神,他必須能夠確定他的權威"。
  戴高樂爭辯說,權威來自名望。而名望"大體上是一種感覺、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決於具有基本的天賦。而天賦是一種無法分析的天生的穎悟"。這種天賦是少見的。他寫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說在出生時就具有這種洋溢著的權威的品質,它就像一種液體,儘管不能確切他說出它的成分是什麼。"
  這一點近來常用"領袖魅力"這樣一個時髦詞彙來表示,它仍然是一種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品質。
  戴高樂寫道,除了這個無法言傳的品質外,一個領袖人物還必須具備三種具體的品質:神秘、性格和莊嚴。"首要地,"他聲稱,"沒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為親近滋長輕視。所有的宗教都有它們的神龕,任何人在他的貼身侍僕眼裡都成不了什麼英雄。"領導者在他的計劃和舉止中,必須永遠有些東西使別人感到高深莫測,這些東西使其他人迷惑、衝動,而又能吸引住他們的注意力。
  我口憶起1963年11月,戴高樂來華盛頓參加肯尼迪總統葬禮時那種引人注目的儀態,仍然歷歷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從我們下榻的五月花飯店的一個套房的窗戶裡觀看送葬行列。
  來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將成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後面。戴高樂不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舉止莊嚴、形象和領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過他人。
  每當我見到戴高樂時,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人會見,他都顯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貴的儀態。他的果斷的舉止,使他在某種程度上給人以孤僻的感覺。有人把這種果斷說成是自以為是,故步自封,但是在戴高樂身上,並非如此。自以為是,故步自封的本質不是天生的,在戴高樂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當他與別國首腦打交道時,如果認為對方和他才智相當,他便從容自然,但決非不拘禮節,甚至對親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這方面,戴高樂很像在我1969年就職前所認識的除了林登·約翰遜外的所有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約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魯門都有非常濃厚的離群素居的傾向,不喜歡別人以一種過分親近的態度來對待自己。
  甚至在年輕時,戴高樂就和他的平輩疏遠。他家裡的人開玩笑說,他個性那麼冷冰冰,一定是嬰兒時曾經在冰箱裡被關過。
  他並不反對其他人這樣做,但是他覺得他這樣做的話就和性格不相稱了。但是與此同時,他的個人態度卻從來沒有那種屈尊求教的味道,而這種情況對於那些佔據高位的小人物來說,卻是屢見不鮮的。
  作為一個國家要人,戴高樂吸引著一幫赤膽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幹分子。但他和他們保持著相當大的距離,這反映了他自己的銘言:"沒有名望就沒有權威,而不保持一定距離,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愛麗捨宮的辦公室裡,在靠近他書桌的一張桌子上有兩部電話機,可是鈴聲從來不響,他把電話看作是現代的一個無法容忍的討厭的東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顧問,也不敢直接打電話給他。
  和麥克阿瑟一樣,對於閒聊,戴高樂也極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會見,顯然他總是想把話題轉到嚴肅的問題上去。在語言的準確性上他也像麥克阿瑟,無論是在記者招待會上,在即席講話中,在回答問題時,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談中,這兩個人都使用了精煉的語言,準確地掌握語意的細微差別。
  假如這兩人進入美國國會裡的話,那麼編入他們的發言的《議會記錄》在排印之前,是不會要求他們修改自己的發言的。
  戴高樂不能寬容不稱職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為他舉行的官方宴會上,由法國駐美國一個主要城市的總領事充當他的翻譯,在翻譯戴高樂的祝酒詞時,這個譯員兩手發抖,來回亂翻講稿。我看出戴高樂很惱火。後來,我得知他打發走了這位總領事,挑選了另一人陪他繼續旅行。
  戴高樂從不參與閒聊。在內閣會議上,他常全神貫注地傾聽他的部長們的發言,認真地記錄。如果他想與一位部長交換看法,通常會安排一次私下的會見。
  對重大的事件所作的決定都是由戴高樂獨自作出的。他不認為他有所羅門那樣的聰明,但他確實相信自己具備所羅門那樣的判斷力。對於一個問題,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來,憑著他那無限深入細節的能力,把應該知道的東西都弄清楚。然後打發走顧問,獨自深思,作出結論。他知道對於一位領袖來說,有時間去思考是多麼重要。在他的堅持下,他手下的人員每天要留出幾個小時讓他去專心思考問題。
  像凱撒和麥克阿瑟那樣,戴高樂在他的文章裡經常以第三者自稱。例如,"向戴高樂呼籲的願望越來越強烈",需要"向戴高樂作肯定的回答"和"對戴高樂將軍怎麼可能會別無其他選擇"等等。有一次,一位記者要求他解釋這個習慣的由來。
  他回答說,儘管有時是出於寫作風格偶爾使用第三人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發現在別人的心目中存在一個名叫戴高樂的人,而那個戴高樂實際上是一個與我無關的獨立的人。"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
  他第一次認識他的公開角色的力量是在戰時訪問法屬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時,成千上萬的人站在道路兩旁歡呼:"戴高樂!戴高樂!戴高樂!"在他擠過人群時,他意識到戴高樂將軍變成了一個活著的傳奇式人物,一個使夏爾·戴高樂相形見絀的人物,一個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後來說:"從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須和這個人,這位戴高樂將軍作比較,我幾乎成了他的俘虜。在我作一次講話或是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之前,我總得問我自己,'戴高樂會同意這個嗎?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樂的行動嗎?這是否符合戴高樂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著說:"有許多事我本來很想做但卻不能做,因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樂將軍的身份的。"
  無論是一個細微未節,還是一個重大姿態,總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樂將軍的角色。到晚年,白內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視力。如果不戴上厚鏡片的眼鏡,有時連和他握手的人是誰都認不清。喬治·蓬皮杜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戴高樂一同乘車穿過歡迎群眾行列時發生的事:這位法國總統側身問他的總理,在群眾中是否有人向他揮手致意。夾道歡迎的人有那麼多,但他竟看不見他們。戴高樂將軍的形象又不允許他在公開場合戴上眼鏡。由於他的虛榮心和非凡的背誦講稿的能力,他從來不用講詞提詞器。
  像麥克阿瑟一樣,戴高樂不為個人的危險擔憂,他敏銳地知道這種勇氣所能帶來的巨大效果。皮埃爾·德馬雷和克裡斯琴。普盧姆在他們的《瞄準戴高樂》這本書中,描寫過三十一次企圖謀殺這位法國總統的事件。1962年,當他乘車經過巴黎一個郊區時,一道密集的機槍火網向他的汽車猛掃過來,一顆子彈從離他頭部僅兩英吋處飛過,當他在機場走下汽車時,他撣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後說:"我真幸運。這次很險,但是這些先生們的射擊技術太蹩腳了。"
  戴高樂老練地安排了在各種公開場合的露面。他的一年兩次與新聞界的會見更像是在召見他們。會見是在愛麗捨宮的節日廳裡舉行的,大廳裡金壁輝煌的天花板上垂掛著枝形的水晶燈盞。僅僅這些就夠得上一次盛會,它吸引著上千名新聞記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對巴黎的一次訪問中,我在波倫大使辦公室裡的電視機上看過戴高樂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實況。在接到提示之後,兩個打著白領帶、穿著燕尾服的男子拉開了舞台後的紅絲絨帷幕,每個人都站立著,等待戴高樂的入場。他站在麥克風後面,他的部長們站在他的兩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選好的一個題目講了二十分鐘,然後又只回答了三個問題,會見就結束了。
  我們獲悉,他為這次會見所作的講話一直到那三個問題,事先都寫好了講稿,而這些問題是他的新聞官員們事先在某些記者中佈置好了的,他事先記住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切是佈置好的,這似乎有一種催眠作用。在戴高樂結束會見後,經常用藐視口吻談論這位法國總統的波倫只是搖頭驚呼:"多麼令人吃驚的表演!"
  他對其他公開集會也同樣重視。1969年,戴高樂在為我們來訪的代表團而舉行的國宴上,發表了一個似乎是即席的流暢的祝酒詞,因為他面前沒有講稿。事後,我的一位助手稱讚戴高樂發表長篇講話時始終未用講稿的才能。戴高樂回答說:"寫下了講稿,把它記在腦子裡,然後把紙扔了。邱吉爾經常這樣做,但他不肯承認。"
  戴高樂雖然是一位善於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歷次的會見中從來沒有運用過這種才能。我從未見過他提高嗓門說話。他從來沒有企圖用嚇唬,或者虛張聲勢的辦法使別人接受他的意見。如果他不同意某種意見的話,他會把它拋開,而不是假裝同意。當他對某件事深有感觸時,常常作出幾分強調而又優雅的手勢。他的思維質樸而又明快。這一點反映在他的公開的和私下的談話之中。他從不草率地談論和思考問題。他下的結論不一定正確,但他有罕見的從頭到尾思考問題的才能,最後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說服力的邏輯來表達他的觀點。
  新聞報道上經常出現一些頭髮整齊而油光臉滑的政治家,在這樣一個時代,值得人們回憶戴高樂是其中第一個達到頂峰的人物。夏爾·戴高樂在無線電廣播中創造了戴高樂將軍的形象。許多領導人已擅長使用電子新聞工具,但戴高樂的出色成就卻堪稱先驅,在他號召法國人民奔赴他的事業時,無線電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講台。正是通過在倫敦發出的無線電廣播,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年月裡,成了法國傳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後期重新掌權時,電視正成為傑出的宣傳工具。戴高樂登場了。他認識到電視可能給人帶來眼花繚亂的效果,正如他後來聽說的:"突然間,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現的工具。"他知道為了在電視中取得成功,必須改變自己的風格。他本來總是照著講稿宣讀廣播講話的。"但是,現在的電視觀眾在廣播裡聽到戴高樂的聲音的同時,還可以從屏幕上看到他,為了忠實於我的形象,就要象面對面談話那樣,不用講稿,不戴眼鏡……"他寫道。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在無情的燈光下,孤零零地一人坐在桌子後面,表情必須使人覺得生動而自然,不用借助有損自己形象的過多手勢和不切場合的怪相來吸引觀眾的注意。
  他講演的口才是出色的。他的低沉而爽朗的聲音和他安詳自若的風度結合在一起,使他給人一個鮮明的父親般的形象。
  他操法語就像邱吉爾操英語那樣,華貴而豪放。這是一種古典的、近乎古代的法語。他口齒清晰準確,餘音迴盪,我想甚至沒有學過這種語言的人也會理解他的意義。
  在一次戲劇才華大放異彩的場合——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者和將軍們向他的權威挑戰時,他身穿將軍服,在電視屏幕上向全國廣播。許多美國評論家嘲笑這種舉止,並稱之為老掉牙的戲文。他們不可能理解穿著將軍服的戴高樂能撥動所有法國人心底深處感情的琴弦,並把他們團結在一起——這種團結只有在最困難時刻盼望好日子來臨時才存在。
  但夏爾·戴高樂並不是光靠象徵、口才或演技來創造戴高樂將軍的。還靠他在公眾中露面的全部場面——依靠情節、背景、精湛的表演技巧、常常由他自己編造的巧妙的雙關語的準確性等等,去爭取各種觀點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支持,因為他的講話對興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戴高樂將軍是一個門面、但不是假門面。它的後面是一個有熱情、智慧和訓練有素的人。這個門面像是一座大教堂前的雕塑,而不是好萊塢的那種背後空無一物的騙人道具。
  神秘可以誘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為此,領袖人物需要的是戴高樂稱之為性格的東西。大多數人把品質看成是道德的力量和堅韌性,但是戴高樂給領導的品質下的定義是強烈的願望和發揮自己意志的內在力量。他說:"把一個人放在他同輩之上,只有在他能夠用他來自性格的、給共同的任務以推動力和完成任務的把握時,才可說得上合理。"
  戴高樂在文章裡說,在面臨事物的挑戰時,具有性格的領袖就躬身自問,只依靠自己。具備這種"追求獨立自主"精神的領袖,"在困難中可以找到特殊的樂趣",因為只有在和困難搏鬥的時候,他才能檢驗並擴大這種精神的極限。他在作出決定時毫不畏縮,而是採取主動,大膽地去迎接這種時刻。
  他寫道,有性格的領袖能使集體的努力秩序井然。"統洽集團中自命不凡的笨蛋們"——腦海中一直想著如何保住他們的等級地位和職務的軍人們和部長們,永遠不能博得別人的信任和熱情。因為"他們是寄生蟲",他們奪取一切,而什麼也不給別人;他們是群軟骨頭傢伙,兩腿永遠發抖,他們是些跳娃娃,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毫無顧忌地背叛變節。
  他又寫道,只有在那些用行動證明自己品德的、勇於正視並克服困難的和"不借一切犧牲的"領袖們才能贏得群眾。他還說:"有這種性格的人輻射出一種磁力。對追隨他們的人來說,他們是取得最後勝利的象徵和希望的化身。"
  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級的歡心,而是極力忠於自己的職守。他那帶刺的個性和不講情面的行動,使他得不到那些不懂得應該使用有堅強意志的下屬的上級的寵愛。他寫道:"國家最好的公僕,無論他們是軍人還是政治家,極少是那些最溫順的人們。主人必須具有主人的智慧和勇氣。最糟糕的政策是不任用性情鯁直的人。理由呢,充其量只是他們難以相處罷了。和睦相處的關係,在事情順利的情況下什麼都好,但是到了危急時刻就要導致災難。"這可能是在下意識地描繪他自己。
  戴高樂經常勸告其他領導人要堅強,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獨立自主。戴高樂向對他懷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國王說:"我對你只進一句忠言,然而卻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維護獨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勸告肯尼迪總統採取一項一直在指導他的行動的原則:"只聽從你自己的!"1969年,我們乘車從機場進入巴黎市區時,他轉身朝著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你看上去年輕、精力充沛、大權在握。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樂的戰時領導,體現了他關於性格的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巨任務擺在他面前時,他顯示出了非凡的熱忱。在這點上,戴高樂很像毛澤東。當面對重大考驗時,這兩個人似乎都承擔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處是,毛澤東打亂舊秩序以發動鬥爭,戴高樂是用鬥爭求得秩序。
  當周思來和我驅車前往北京機場時,周恩來講到毛澤東回到離別三十二年的故鄉時寫的一首詩。他說,這首詩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逆境是良師。我同意這一點,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看只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十二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補充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
  一個偉大的領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有些政治領導人從未遇到過逆境;有些從來克服過逆境。
  只有少數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樂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對逆境並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傷得如此嚴重,差一點死在戰場上。結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戰爭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戰鬥,以挽回法國的榮譽。勝利後不久,他又被全國所拋棄。然而,十二年後他又重新執政。
  當戴高樂從政界退隱後,他就"在野"了。大多數政治家一旦嘗過權力的滋味,都捨不得丟棄它。美國有許多參議員在選舉中被擊敗或者退休後不願回到他們家鄉所在的州去。他們寧願呆在華盛頓,守在權力的邊緣上。但是戴高樂從不忘懷家鄉,總是口到家鄉並從那裡汲取力量。
  科隆貝雙城是戴高樂的避難所——在比喻上和實際上都是"原野"。科隆貝雙城位於法國香巴尼地區朗日高原的邊緣。
  它離巴黎東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圖上找不到這個地名。戴高樂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間房間,是一座有褐色瓦頂和一端有個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築物,在樹木和灌叢的籠罩之中,遮斷了過往行人的視線。戴高樂在這個小鄉村莊園裡同外界隔絕,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環境了。
  在科隆貝,戴高樂發現如果在最高的職位上可能感覺孤獨的話,那麼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更加孤獨。但是這沒有什麼可悔恨的。他寫道:"在這紛繁的大千世界裡,隱居原是我所嚮往的,現在則是我的伴侶。幾經滄桑,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人滿意的呢?"
  儘管邱吉爾和戴高樂在戰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失去了領導權。然而,他們採取極不相同的方法試圖重新掌握權力。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失敗對戴高樂的教訓是:在政治活動中,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很少是直線。1955年,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退出政治生涯後,他選擇了一種超然的、鄉紳的生活,幾乎沒有作過任何努力要求公開露面。他是一位偉大的演員,像多數偉大演員一樣,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場。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師。直覺告訴他,尋求高位一定得像向女人求愛那樣。他遵循法國諺語的教導:"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爾一樣,他本能地知道,有時得到權力的最好的辦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爾的性格。
  邱吉爾繼續在議會中領導忠誠於他的反對黨,從來沒有一個時刻不公開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來奪回權力。兩人都成功地奪回了權力,儘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國政界中,我總是勸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們:心裡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負又是另一回事。
  對於一個領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當的品質,後者是叫人遠避和產生反感的品質。
  戴高樂每星期一次離開簡樸的外省住處——科隆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爾弗裡諾街上的辦公室和人們約談。儘管第四共和國的人們反對戴高樂當領袖,卻仍有許多熱情的人來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們離去時經常覺得,他從與他們的談話中所得到的要多於他們。通過這些會見,戴高樂變成了法國對第四共和國活動方式和失敗經過的最好的見證人。
  他還與狂熱地獻身於他的擁護者保持接觸。這些人在他失敗時甚至比他在勝利時更效忠於他。他們是戴高樂極其重要的政治資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時機來到之際抓住機會,重新掌權。當他掌權時,他們也給他以強大的、可靠的支持,這種支持在危機時刻,對於一位領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許多追隨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樂更左的安德烈·馬爾羅是如此地被戴高樂的性格迷住,以至於成了一個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訪華前不久,在為馬爾羅舉行的一次白宮晚宴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用崇拜的口吻說到戴高樂:"我不是戴高樂——沒有人是戴高樂,"他說:"但是如果戴高樂在這裡,我知道他會說些什麼,'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從事什麼的人向你致敬!'"個人崇拜經常隨著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樂主義並非如此,這是由於對戴高樂的懷念,戴高樂主義甚至現在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減弱。戴高樂在科隆貝居住的年月裡,他經常會見這些追隨者,培育他們對他忠誠的情緒。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時期,戴高樂變得更加聰明起來了。阿登納告訴一位記者,在科隆貝的那些年月裡,"對他好處極大,現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幹的政治家了"。偉大的領袖人物們總是從錯誤中比從成功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戴高樂在他的三卷《戴高樂回憶錄》中重新檢討了自己的行為。在論述他的行動時,常常以檢查當時可能採用的別的方案的價值,來重新估價他的行動。為了進行這樣的重新評價和自我批評而必須具備的不偏不倚的立場,這種正確觀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領導人中是少見的。但對於一個試圖東山再起的人來說,它又是絕對必要的。
  戴高樂的一位同僚寫道:"寫這本回憶錄使他成為一個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當上總理後不久,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了。他要求議會給他處理國家危機的特權。舊日的戴高樂本來會要求議會給他這些權力,並用辭職作威脅,而新戴高樂知道安撫的重要性。他這個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給機器加油,它就會運轉得更平穩。
  當他來到議會時,他對議員們盡情打趣逗樂。在休息時,他親切地和他們聊天,來爭取政敵。他向他們保證說,他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為著"使共和國更強大、更健壯、更有效和堅不可摧。"他恭維他們說:"我想要你們都知道,今晚有機會和你們一起在這裡聚會,我是感到多麼榮幸和高興。"聽了他這番話之後,那些竭盡全力試圖阻止他重新掌權的議員們都目瞪口呆。他們鼓掌喝采,同意給戴高樂想要的權力。
  戴高樂也能透徹地分析美國的政治。在1960年訪美期間,他對美國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邊,但是他確實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訴我,他知道我作為副總統,將要並且也應該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政績基礎上進行競選,但是我要得到他認為時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難的。他非常強調地說:"你必須用建設'新的美國'作綱領來競選"當然,我不能這樣做,因為那樣的話,我就會像是批評現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這個政府的一員。但是,忠告是正確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國"這個主題來競選的,而結果他獲勝了。
  1962年,我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失敗之後,我和我的全家去歐洲旅行並且在巴黎停留了幾天。使我極為驚訝的,並且使波倫大使更為吃驚的是,戴高樂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在愛麗捨宮共進午餐,並且也邀請了波倫。
  在我兩次競選失敗後,我和任何一位美國政治家都不相信我還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樂的邀請似乎是一種出於客氣和慷慨的姿態。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詞中,戴高樂說,三年前當他第一次見到我時,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國的領導方面我會起到一個較為重要的作用。他說,他仍保持這一觀點,他看到我將在未來的"最高級職位"中擔任角色。
  這是一個很客氣但也是很真摯的嘉勉。在我擔任總統的任期內和在聖·克利門蒂的全部歲月裡,那些來訪的認識戴高樂的法國官員們,都從來也沒有忘記對我說,甚至在美國報刊還沒有暗示過的時候,他就預言我會當選總統。
  在我在野期間,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樂都要會見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儘管他通常只會見那些執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會見表明戴高樂特別欣賞我,然而,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尊重是相互的,並且是多年來逐漸增長的。他是一個美國政治和全球事務敏銳的觀察家,我想他可能審視了美國的政治舞台,但是沒有看到多少領導人對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認為時代需要瞭解世界政治的領導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機會重新掌權。因此,我們的會見對他來說是一個機會,與他最重要的盟國的一位未來可能當領袖的人培植友誼,並使這位領袖理解他的觀點。
  而且,我認為他把感情轉移於我是因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個懂得"在野"是什麼滋味的人。
  戴高樂失敗的逆境有助於他陶冶一種吸引他的狂熱追隨者的性格。但是戴高樂寫道,一個有性格的人還需要有威嚴才能成為有效率的領導人。"他必須目標崇高,有見解,作事有氣魄,從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權威。"如果他滿足於平凡的事物,他將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奴僕,但"決不是一個能夠肩負起人類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樂的事業是法蘭西。沒有什麼比法國榮耀的象徵更能鼓舞他,也沒有什麼比法國的弱小和失敗更能使他憂傷。
  "在我的一生中,我對法國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樂在他的戰時回憶錄的一開始這樣寫道。在隨後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裡,他闡述了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觀點,他談的不是法蘭西的民族國家,而是法蘭西的民族靈魂。他認為,從感情方面來說,他傾向於把法國想像成命運注定要麼取得巨大成功,要麼罹難深重的國家。"如果國領導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協所激怒。有那麼一次,邱吉爾的話超越了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嘲笑,他說:"是的,戴高樂確實把他自己看成是聖女貞德,但是我的該死的主教們就是不讓我把他燒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真誠地把戴高樂看成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領袖而欽佩不已。他痛惜許多美國外交官員對戴高樂持否定的偏見:歡迎他在1958年重新執政。他對我強調,儘管戴高樂可能難以相處,要是沒有他領導的話,法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倖存下來。數年後,在1969年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前,我到沃爾特·裡德醫院去看望艾森豪威爾。他七十八歲了,因病臥床,大約只能活幾個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記憶力也很強。他思索著說:"在戰爭中,我們對待戴高樂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爾作為總統對戴高樂懷有極大的敬意。他給予戴高樂以通常的禮節,戴高樂則以友誼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關係令人吃驚地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政策制定者們未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禮貌,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來說,只是很小的代價。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受的命運。1969年,我對巴黎進行國事訪問,在抵達時的講話中,我回憶了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話:每一個人都是兩國的公民,他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又是法國的公民。假如一個人停下來思考一下法國已經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和政治上對現代文明作出的貢獻,那麼這句箴言聽起來是對的。戴高樂為確保這句箴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國歷屆政府在採取外交行動前,忽視了與戴高樂磋商,戴高樂就把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體化指揮機構中撤了出來。
  1967年我與戴高樂討論時,他對法國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戀表現在他的談話方式和對重大外交政策問題所持的立場這樣兩個方面。我們是在愛麗捨宮他的辦公室中會見的,只有他的譯員在常雖然戴高樂從來不講英語,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語。我在大學學過法文,可以注意到當我們的譯員偶然未領會戴高樂講話的細微未節時,戴高樂常常用非常準確的語言重新表達他的思想,強調那被譯錯了的意思。由於他喜歡無比精確的語言,因此他可能不願說不地道的英語。但是我也意識到他只用法語是因為他認為法語應該恢復它從前作為國際外交語言的地位。他也承認在談話中他用法語有策略上的好處。在等譯員翻譯我的談話和提問時,他可以有加倍的時間來思考和回答。他顯然是這樣想的,因為他聽我講話和聽翻譯時一樣仔細。
  1967年阿以戰爭爆發後不久我們會見了。戴高樂要求召開一次最高級會議討論中東和其他發生糾紛地區的問題。在我們會見時他對我說,他認為由於中東事態的發展,俄國很為難,可能容易接受一個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決辦法。
  我問他,蘇聯支持納賽爾在中東到處侵略的政策,難道能不對他們尋求公正解決的誠意感到懷疑嗎?他承認蘇聯有一個幫助"社會主義"國家諸如埃及的政策,他們經常試圖利用中東緊張局勢在阿拉伯世界獲得影響和起一種槓桿作用。但是,他強調說,蘇聯沒有完全拒絕他建議的最高級會議。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
  最後結果是,俄國人對與西方領導人會談毫無興趣。我認為,戴高樂極度渴望使法國在國際上起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這次在判斷上少有的失誤。正如意大利總統薩拉加特曾經對我說過的那樣:"戴高樂是一位誠實的好人,但是他像一個照鏡子的女人,又想照鏡子,又怕看照出來的模樣。"
  戴高樂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法國儘管具有作為世界上一個大國的偉大歷史,但經濟和軍事力量只相當於美國的一小部分。他不願意美國和蘇聯在決定所有關鍵性外交政策時不和法國磋商或不讓法國捲入。他也認為,法國人長期的外交經驗使他們有能力以各種辦法在改善東西方關係方面作出貢獻,沒有經驗的和魯莽的美國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儘管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對眼前情況的判斷是錯誤的,但他對中東前途的分析是有預見性的。他認為,以色列在交回它佔領的領土中會堅持非常強硬的條件作交換的。他在談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極端的人民時說:"看看聖經中記載的他們的歷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樣的愛走極端的人民。他說:"雙方都總是想得到比他們應得的更多的東西。"
  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該聯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報復的基礎上爭取和平。他認為,這樣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長遠利益。"迄今為止,以色列已經贏得了與阿拉伯進行的每一場戰爭,而且也將獲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他說,"但是到頭來,他們無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像當時許多西方領導人那樣,戴高樂把中東危機歸咎於雙方。結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給他貼上了"反猶太人"的標籤。
  經常批評戴高樂的波倫不同意這個做法,他對我說:"問題是他(指戴高樂)覺得猶太人總的來說是國際主義者,而他主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
  在結束這次談話時,我說,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之間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問題上美國不應單純依賴於與蘇聯的雙邊關係。他帶著一絲微笑口答說:"我記住了。"他確實記住了。
  當我成了總統時,我和戴高樂彌合了法國和美國之間的不和。不像我的某些前任,我沒有藐視戴高樂的建議和忠告,而是歡迎它。因為我知道,從他對於世界事務的經驗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淺。我相信僅僅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在改進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樂關於領導藝術的教導既非常簡單而又一針見血。在他的《劍刃》一書中概括地闡述了它的要點。如果一個領導人有神秘性、性格和莊嚴,他就可以獲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結合在一起,他就可以獲得權威。如果在權威外還有先見之明的話,就可以像戴高樂那樣,成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獨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莊嚴,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戴高樂寫道,一個領袖人物必須在聲望和幸福之間進行選擇。因為偉大和"含糊的憂鬱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內容的滿足、安寧和歡樂,對那些位高權大的人來說是享受不到的。"一個領導人必須忍受嚴格的自我約束、經常冒險和不斷的思想鬥爭。
  戴高樂想要恢復他的國家的偉大,願為它獻出個人的一切。他那由於年齡和勞累而刻上皺紋的、板著的臉,使他看上去有領導人所具有的憂鬱氣息。他的嘴唇緊閉,像是永遠感到不滿似的。他笑時,嘴唇咧開了,但嘴角從不向上翹。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雙藍眼睛周圍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絲悲哀。他的左眼總是稍稍向外斜,給人的印象是,他不會得到女子的鍾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遠不可能實現。
  為了保持他個人的孤僻,戴高樂覺得他必須迴避同事們的友誼。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用過比"我的將軍"較為親切些的字眼來稱呼他。一位傳記作者甚至說:他把曾與他長期共事的助手調走,只是為了避免他們會和他變得太接近。
  但是誰也不能夠永遠那樣地沉鬱、嚴厲。戴高樂的"人性"的一面偶爾顯現到表面上來,例如,他對家庭生活的傳統價值極為重視。他能記住他手下工作人員的妻子、兒女的名字,經常問起他們。
  在他通常嚴肅的舉止中不時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法國幽默。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有一次,一個助手由於巴黎電話線大忙而打不通電話的時候,把話筒狠狠一摔,大聲嚷道:"把笨蛋統統處死!"剛走進房間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樂說:"啊!多麼龐大的計劃,我的朋友!"
  馮·德·肯普將軍是幾爾賽宮著名的掌管,他對我講了另外一個例子,當戴高樂在大特裡亞農宮的修茸一新的國賓館視察時,有人說拿破侖的浴缸對於約翰遜總統可能大小了。戴高樂回答道:"或許是這樣,但對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適。"
  戴高樂寫道,一個領導人不能享受單純的友誼的單純樂趣,但是在社會活動中,他證明自己說錯了。他是非常慇勤的,在官方宴會上,他不支配交談,而是試圖讓每一個人都參加到談話中來,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樂夫人在內。當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偉大的軍官,但是在與他直接交往之後,我知道他也是一個彬彬有禮的人。
  許多領導人是那樣全神貫注於國家大事,或者那樣一心地想著自己,以至於他們在宴會上不和其他賓客交談,或對他人表示什麼興趣。但是戴高樂卻不是這樣。1960年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尼克松夫人費了很大的勁兒,在被一張馬蹄形桌子圍繞的一個人工噴泉的周圍,佈置了一些鮮艷奪目的花卉。戴高樂注意到了這個佈置,有禮貌地稱讚女主人得花很多時間去計劃和安排這樣一次官方宴會。尼克松夫人後來指出,大部分來訪的貴賓要麼不會注意到,要麼不會費心為此事恭維女主人。"一個真正的彬彬有禮的標誌,"她說:"是他想到別人和談到別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這些公開表現的熱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場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樂對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於處理好領導人所面臨的一種令人最傷腦筋的挑戰:對家庭的義務和對工作的義務之間的衝突。在這場競爭中,對那些進入高級領導層的人們來說,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這不是因為這個領袖不甚喜歡家人,而是因為他知道成千上萬的家庭在等待著他的決策。他必須把很多時間放在工作上,並且必須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經常感到被忘掉了。攝影機無情地搶鏡頭,大群的新聞記者緊隨著,傳播流言蜚語的人到處都是,在這些情況下生活是艱難的,在家庭受到這些干擾時更需要父親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時間卻很少。
  戴高樂把他的生活劃成各自獨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愛麗捨宮的辦公室離他的住處幾步路,穿過一個大廳就到了,但那可能像穿過歐洲大陸一樣,因為,這兩個地方是屬於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們知道。當他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離開辦公室之後,戴高樂幾乎是一位無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緊急事件,否則便沒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團聚的時間是他自己和家人們的時間。同樣在他聚精會神致力於國家大事時,他的家庭不打擾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麼事,用這種公私分隔的辦法,他保持了平衡,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點鐘他回到愛麗捨宮的住所,在看完電視新聞,靜悄悄地吃完晚餐後,常常和家人用看書、聽音樂或是閒聊的方式鬆弛一下自己。戴高樂一家對任何體育運動都不感興趣,像阿登納和戴·加斯貝裡一樣,戴高樂唯一的運動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不錯過星期日的彌撒。
  作為這個家庭的一家之長,戴高樂很喜歡在週末與兒孫們團聚在拉布瓦塞利。整個家庭總是非常支持戴高樂和他的政策。
  對一位領導人來說,家庭的支持向來是很重要的。一個截然把公務和私生活分開的嚴峻而冷漠的頭面人物,與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個溫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幾個完全可以信賴的少數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卸下在公開場合戴著的面具,還其本來面目。一個戴高樂將軍需要有夏爾·戴高樂可以居住的地方。沒有親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樂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的:"對於我來說,這個家庭的和諧是珍貴的。"
  戴高樂的妻子伊馮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個與蔣介石夫人和埃莉諾·羅斯福夫人那樣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們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樂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機會,巴黎名流對她拒絕穿最新式的時裝,不願在社交場中拋頭露面而感到不悅,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鋼琴家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時那樣,她既彌補了戴高樂的不足,又服從於戴高樂。鋼琴家必須把他的角色昇華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鋼琴家的偉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來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樣能唱好來衡量。同樣,戴高樂夫人把她的作用僅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著迷於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馮·戴高樂並不妖艷動人,但她是一位標準的貴婦人。
  總是象貴婦人那樣穿著打扮,行動象貴婦,思想像貴婦。從我和她的交談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務是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在她簡明的談話裡,她把她的態度歸結為:"總統的任期是暫時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為戴高樂準備一種簡樸的、脫離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極其滿意。我可以看出他對她深摯的愛慕和尊敬。正如這個家庭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的:"很少人知道這位將軍是多麼依賴伊馮,這些年來她一直支撐著他。"
  戴高樂夫婦有三個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們不能總根據家庭來對一位領袖作判斷,但是在戴高樂的事例上是可以用來作判斷的。如果一位領導人的孩子不成器,這經常是由於他們沒有能適應政治金魚缸中的緊張生活。如果他們成器,這通常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浸透了使領導人政治生活活躍的價值因素。在戴高樂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俠義氣質,他的基督徒價值,他對婦女的極大尊重,和他對家庭生活的熱愛。他的家庭是他極為感人的遺產之一。
  菲利普·戴高樂極像他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戰鬥的法國人一起英勇作戰。他現在是法國海軍的一名上將。當1980年我在巴黎見到他時,他陪我到他父親在野時的住所參觀。將軍私人辦公室的簡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裡沒有華麗的傢俱和精緻的油畫,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舊打字機和幾件紀念品。這些年來,我注意到那些偉大的領導人不試圖用寬敞的辦公室來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常見的是這樣一條規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堅持要大辦公室。
  戴高樂海軍上將告訴我,他對政界沒有興趣。他說,他唯一的抱負是作為一名海軍軍官為國家效勞,不幹任何有損於"將軍"體面的事情。戴高樂的女兒伊莉莎白與一位陸軍軍官結了婚,她具有她母親的簡樸、優雅的特點。
  在我與戴高樂夫人的一次談話中,她令人感動地談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並使他們過正常生活的困難。雖然她當時沒有提到,但我感覺到,她想的是他們在第三個孩子身上所經歷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遲鈍,死時才19歲。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樂夫人在華盛頓時,對出席上流社會的晚會或觀看歷史遺跡沒有興趣,她只想參觀兒童醫院和兒童養育院,看看人們是如何照顧智力遲鈍的孩子的。
  如果對戴高樂是否缺乏人類全部感情還有疑問的話,那麼安妮悲慘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實肯定會使這種疑問消除殆荊伊馮·戴高樂在生第三個孩子前不久被汽車撞了,她沒有受傷,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後,醫生告訴戴高樂,他們的女兒將會智力遲鈍,可能永遠不能說話。他們絕望了。戴高樂夫人有一次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只要安妮能像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樣,夏爾和我願意犧牲一切:健康、我們所有的錢、前程、事業。"他們深深地喜愛安妮,不願和她分離。當有人建議他們把她送進養育院時,戴高樂回答說:"她沒有要求來到世上,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使她高興。"
  在安妮短暫的一生中,戴高樂是唯一能使她發笑的人。當他和她在一起時,他拋開了全部的尊嚴。科隆貝的一個鄰居回憶起戴高樂"和她手拉手繞著院子走,撫摸著她並悄悄他講著她能理解的事"。據傳記作者瓊·雷蒙德·圖爾努說,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為她表演短小的啞劇,唱民歌給她聽。他甚至讓她玩弄他的軍帽,一見到這頂軍帽,她的眼睛就閃閃發光。
  在她高興時,她會發出近乎清晰的聲音,像別的孩子一樣地笑。圖爾努寫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樂,拉著她父親的手去睡覺。"
  戴高樂盡全力保護著安妮,使她不與愛好打聽的人和報界接觸。戰時在英國期間,他禁止攝影記者在他鄉間住宅拍照時把他的孩子們拍進去。因為他知道,安妮在場不在場都會引起議論。別的孩子們逗弄她,因為她與別人不同,她的痛苦是複雜的,因為她不知道為什麼她與別人不同。
  戴高樂一家害怕他們死後沒有人保護她。因此,他們設置了一筆托管基金,以保證安妮會得到適當的照顧。他們用自己微薄的財力,在米龍·拉·尚貝爾附近的一塊林地上買下了一座城堡。聖雅居教會的修女同意為這所養育院配備人員,養育院在1946年開張了。後來,戴高樂擔保用他的回憶錄的大部分版說來維持安妮·戴高樂基金的償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歲生日前不久死於肺炎。在科隆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舉行的一個簡短的私人儀式結束時,戴高樂和伊馮滿眼淚水,一聲不響地站著,過了一會兒,他拉著她的手說:"走吧,現在她和別的孩子們一樣了。"
  歷史上難得找到一位像戴高樂那樣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領導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請去愛麗捨宮。我與戴高樂歷次會見中最值得記憶的是最後幾次會見,那時我們都是以各自國家的總統身份聚會的。
  1969年2月28日,美國空軍一號飛機在法國奧利機場著陸。這是我作為總統第一次出訪的倒數第二站。我永遠忘不了抵達時壯觀的歡迎儀式——巨大的紅地毯,雄壯威武的儀仗隊,新裝飾起來的接待大帳篷。當戴高樂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氣候中站在舷梯旁時,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認為他安排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歡迎儀式,可能是因為我代表的國家的重要性。但是維蒙·沃爾特斯對我說,戴高樂堅持對於來訪的小國元首也給予同樣隆重的接待儀式。他對小國領導人與大國領導人同樣地尊敬。這種政策可能起源於他的懷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受到盟國降低他身份的接待。這種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於擴大法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響。在外交禮節上的怠慢和失誤,無論有意無意,對弱小國家領導人的影響遠遠大於對大國領導人。
  愛麗捨宮的盛大國宴和凡爾賽宮的精美午宴,使人經常想起法國過去和今天的光輝。但是訪問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們進行了十個小時一對一的會談。會談中他不僅表達了他對法美問題的觀點,還有他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我們話題的廣泛,就像從大特裡亞農宮會談地點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條、綿延不斷的宅園似的。他用手優雅地做了一個橫掃一切的動作說:"路易十四就是在這所房間裡統治歐洲的。"在輝煌的凡爾賽宮裡,戴高樂看上去完全就像在家裡一樣隨便。他不擺架子,但是從他身上卻散發出一種莊嚴威武的氣息。
  在會談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這個詞的貶意——令人驚訝。他有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有時則冷靜而從實際出發,但始終口齒明亮清晰——象麥克阿瑟一樣——他說的話並不總是正確,然而他總是堅信不疑。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西方對蘇聯的政策。戴高樂的某些詆毀者給他貼過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標籤。但他是一個冷靜求實的人。他鼓吹對俄國人實行緩和的政策,儘管他知道蘇聯的威脅是戰後歐洲生活的主要事實。他相信蘇聯人是願意改善關係的。他解釋說,由於被中國纏住,蘇聯人傳統的懼怕德國的心理現在更加厲害了。他說:"他們是從可能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他們知道他們不可能同時與西方作戰。因此,我相信他們最終會選擇與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繼續說:"至於西方,我們有什麼可選擇的呢?除非你準備進行戰爭或推倒柏林牆,否則就沒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爭取緩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如果你不準備發動戰爭,那就講和吧!"
  然後我們轉到自北大西洋聯盟成立以來就一直令人煩惱、並且至今仍然棘手的問題。我問:"如果俄國人採取行動,你估計他們相信美國會用戰略核武器作出反應嗎?歐洲人是否相信我們會採取用大規模常規地面部隊的進攻或以這種進攻作威脅,來回敬蘇聯的進攻呢?":"路易十四就是在這所房間裡統治歐洲的。"
  在我提的問題翻譯完後,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鐘。然後他用仔細斟酌過的字眼回答說:"我只能替法國人回答。我相信,俄國人知道美國不會允許他們征服歐洲的。但是,我們也相信,如果俄國人進兵,你們不會馬上使用核武器,因為那將意味著要費盡一切努力,使每一個被殺死的都是對方的人。"
  如果俄國人和美國都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話。他繼續說,"歐洲就會被毀滅。西歐和英國會被蘇聯的戰術核武器毀掉,東德、波蘭、捷克和匈牙利會被美國的戰術核武器毀掉。歐洲的局面確實會是悲劇性的。與此同時,美國和蘇聯將不會受害。"
  由於這種想法,戴高樂顯然認為這個問題已結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談起這個問題。我們開始談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災難性後果。他把多少卷歷史壓縮成一句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歐洲國家都亡了國,兩個國家被打敗了。"大約在戴高樂去世前一年,他對馬爾羅說:"斯大林對我只說過一句真心話:'到頭來,死亡是唯一的勝利者。'"想起這兩種議論,我認為在我們的會談中,戴高樂是在告訴我,如果發生核戰爭的話,那將不會有勝利者,只有戰敗者。
  按照他的觀點,唯一理智的東西方關係政策是威懾與緩和相結合的政策。
  當我問到他關於共產黨中國時,他說他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但是勸說美國不應該"讓它們離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樣的見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們一模一樣。我告訴他,在與俄國人談判時,我或許也要"在中國問題上有長期的打算"。我接著說:"十年以後,當中國已經在熱核方面取得相當進展時,我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我們和他們的交往要比現在多,這是極其重要的。"戴高樂同意並對這句話使用了一個巧妙的修辭手法,他說:"如果你們在它增強到迫使你們承認它之前就承認它,那就更好。"
  戴高樂很少利用聯合國,他曾經輕蔑地在我面前把聯合國描繪成一部"機器"。邱吉爾對聯合國的態度與戴高樂的態度極其相似。這位英國領導人曾經對我說過:"沒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對一個涉及到自身生存的問題,會允許由別的國家來作出決定。"戴高樂曾經對艾森豪威爾說:"你非常贊成聯合國,是因為你仍舊控制著它,但是正是你們和蘇聯由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獨立運動之花盛開',要不了多久你們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繼續說,蘇聯支持反殖運動來製造和利用權力真空,而美國也同樣地幹,因為它在這樣一個錯覺下生活著:"喬治·華盛頓是一個把英國地主驅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長。"
  他向艾森豪威爾預言,由於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要求結束殖民統治,"你將失去對聯合國的控制而由發展中國家和城邦控制,它們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蘇聯所操縱,但到那時,你將使聯合國成為一個人人崇拜的偶像,當他們命令你去幹和美國的常識和利益相違背的事情的時刻來到時,你將不得不服從。"儘管這對美國甘心向聯合國低頭作了誇張,但這是對聯合國中將要發生的問題所作的預言性分析。 當我問到他關於共產黨中國時,他說他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
  我們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許多時間討論了越南問題。
  1967年他向我建議,作為總統候選人,我應該用在盡可能好的條件下盡早結束這場戰爭的諾言作競選綱領。戴高樂不像阿登納,他認為蘇聯要求結束印支戰爭。他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柯西金為這場戰爭給蘇聯帶來的問題感到沉痛。他說蘇聯領導人把他的拳頭猛擊另一隻手的手掌說:"你不知道,東南亞的這場戰爭給俄國的預算帶來了多大煩惱。"
  我認為戴高樂通常很敏銳的判斷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了。他認為,一個領導人的最大責任之一是使經濟完善、通貨膨脹下降和維持幣值穩定,他似乎認為蘇聯的領導人會用類似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問題。當時我認為並非如此,現在我也認為並非如此。雖然,預算問題確實是蘇聯領導入關切的問題,但是他們對追求擴張主義目標的重視,超過了對國內經濟問題的重視,因為他們可以對人民的抱怨充耳不聞。
  在1969年我與戴高樂的會談中,他敦促美國從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轉直下——用他的話來講,不要"像是崩潰"。他看到撤退會給我在政治上帶來困難。他說,他的"令人痛苦的"從阿爾及利亞——"法蘭西的一部分"——撤走的決定,遇到的困難甚至更大。但又說這對他來說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認為,為了與蘇聯成功地進行談判,美國必須使自己從越南擺脫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戴高樂的看法是對的:要是沒有越南這場戰爭,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本來不會有那麼多的麻煩。
  但是僅僅撤退能否改善談判的氣氛還是另一個問題。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級會議前不久,北越在南方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襲擊。大多數專家勸告我說,美國採取任何一項有力的反措施都會破壞最高級會議。我拒絕了這個勸告,下令轟炸河內和對海防港佈雷。這是俄國人能明白的語言,非但沒有破壞最高級會議,我確信它促進了他們向前走的願望。
  儘管我並不總是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他總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會談中,他講話時,面前沒有字條,身邊沒有顧問。我遇到過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在討論任何題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問題時能夠超過戴高樂的才幹、智慧和不時表現出來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們舉行巴黎會議之後一個月,在他飛越大西洋弔唁他的朋友和戰時盟友艾森豪威爾時,我又見到了他。
  艾森豪威爾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們在白宮會見一小時,討論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狀況。
  戴高樂再次勸說我採取步驟,盡可能快地結束越南戰爭。
  另一方面,他認識到我們也不應該慌張地撤退,而應該有步驟地和有計劃地撤退。他確信,一旦我們結束了這場戰爭,美國的力量和威信會大大提高,全世界對美國的信任會重新恢復。
  我告訴了他我們提出的撤退計劃,而且說我們已經在秘密地與北越人接觸。並補充說,我們相信談判只有在私下秘密進行才會成功。他說,北越已經向法國暗示,他們願意進行私下秘密談判,以試圖結束戰爭。回顧起來,我認為這次會談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礎,其結果是四年後簽定了巴黎和平協議,結束了美國對越南的捲入。要是沒有戴高樂的後繼人蓬皮杜總統的幫助,沒有法國政府的協助,談判是不會取得最後勝利的。
  戴高樂十分關心英國和德國關於用超級離心法生產濃縮鈾的協議。我對他說,我認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許多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為現實。
  他很欣賞這一讚賞的話,但是他用實用主義的坦率口吻講到,儘管總的來說他對德國是警惕的,但還是決定與阿登納和解併合作。儘管他承認"德國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幹勁和能力"以及有某種"溫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進行和解,因為他深深地感到,歸根結蒂德國人有一種脈衝式的野心,如果不經常加以扼制,必將使法國和別的國家遭受慘痛的經歷。基於這一原因,法國人認定決不能讓德國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說,他對英德協議極為關注是因為,假如你"有了濃縮鈾並且你又是德國的話,憑著它的技術能力,高核武器的生產就不遠了。"
  他補充說,這是法國決不能接受的。
  事過十三年後,從今天發展的情況來看他對蘇美關係的看法是特別有趣的。我那時對蘇聯增加它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導彈能力和海軍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關注。然而我們也看到表明蘇聯本來是願意緩和東西方緊張局勢的跡象。
  我對他說,我個人並不認識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願意請教他對他們的評價,特別是他對關於鴿派和鷹派之間潛在的分裂的報道的看法,他表示了這樣一個見解:儘管蘇聯有"極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並不是一心想進行那種古典意義上的征服的。相反,他們要使蘇聯變得堅不可摧,與任何國家,特別是美國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他說,波德戈爾內是一位沒有勃列日涅夫"那樣魄力和熱情的老頭",按照戴高樂的觀點,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宮的無可爭辯的主人。他說柯西金是一位熟練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過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靈活,而且根據法國獲得的情報,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義後入侵捷克問題上的態度要比他的同事溫和得多。
  他說,儘管這些領導人可能在象捷克這樣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們認為捷克問題是件小事,而他們在大問題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增強蘇聯的實力問題上。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他發現他們幾乎是直截了當地和坦率地回答問題,甚至很誠懇,但是他認識到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掩飾。他歸結說:"全世界都在等待著美國總統去和他們接觸,或是等他們去和美國接觸。"當我問他,是否認為這種直接接觸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絕對的:"毫無疑問。"
  會談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要我向艾森豪威爾夫人表示他的慰問和敬意。戴高樂不經常顯露他的情感,但是從他談話的方式我可以覺察到他對艾森豪威爾懷有深厚的愛慕和尊敬,對艾森豪威爾的逝世他極為悲痛。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艾森豪威爾的葬禮上和他的會見。
  我們早已擬定他訪問華盛頓的初步計劃。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辭去總統職務退休。他並不是因為重大問題而辭職的,而是由於一個小問題,即在關於參議院和地區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敗北。馬爾羅後來問他為什麼會為這樣一個"荒唐可笑"的問題而辭職,他的回答正是人們預料會從戴高樂將軍那兒得到的回答:"正因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樂象邱吉爾和阿登納一樣,發現培養和造就一個後繼人是困難的。邱吉爾定下了艾登:阿登納定下了艾哈德:戴高樂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為我所見到的較有能力的世界領導人之一。追隨一個真正偉大的人是極大的困難。杜魯門至少從歷史觀點來看沒有能力接替羅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腳卻沒有另一個人能繼戴高樂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經濟專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稱的繼承人,他給我留下的特別深刻的印象是,在我們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總是從全球觀點出發而不是從地區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在戴高樂辭職後,我給他發了一封親筆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請他來華盛頓,並告訴他:"我們的許多城市和州將為你在訪問日程表裡包括它們而感到榮幸。"在結束時我寫道:"坦率地說,在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領導人領導的時代裡——美國的精神需要你的光臨。"維蒙·沃爾特斯把我的信交給了在科隆貝的戴高樂。戴高樂讀完後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書桌前寫了這樣一封親筆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極其熱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為感動。這不僅因您身居美國總統高位,也因為這些信件來自於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對您有充分理由懷有無比真摯的尊敬、信任和友誼。
  或許有一天我將有機會榮幸地再見到您。此時我向您表示發自肺腑的祝願,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獲得成功。
  請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轉達我的衷心的問候,我的妻子附筆表示熱烈的祝願。我親愛的總統先生,請相信我對你的誠摯和忠實的友誼。
  夏爾·戴高樂
  這封信是戴高樂給我的最後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領導人一起飛往巴黎弔唁。
  夏爾·戴高樂一生中,在身材上高過常人,但是他的力量發白內部。蒜頭鼻,略顯渾圓的身材,柔軟纖長的手掌,所有這些對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補益也不能有所減損。這是一種超越於形體的力量——它是一種由己及人的風紀,在它出現時令人肅然起敬。
  戴高樂不談懷疑,只談堅信。有時他會出錯,即使是他的錯誤,在歷史上也變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興法國過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們奉為神聖。
  用馬爾羅的話說:"他是一個比昨天還古舊,比明天還新穎的人。"
  他是一個現時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個概念、一種感覺——真實而又不真實;可見而又不可見,可以感觸而又不可捉摸。這正是法蘭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觀念上的法蘭西,而是精神觀念上的法蘭西。
  戴高樂向法國人提出一個法國可能變成的法國幻象,而且通過告訴他們這就是法國的過去,他幫助法國變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國人把中國看作是"中央王國"那樣——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邊緣——戴高樂也把法國看成是中央王國一類。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響法國時才有意義。在分析世界事務時,他目光冷靜而遠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為了促進或保護法國的利益。
  他是法國的代言人、保護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靈感。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就是法國。法國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整體。他體現了法國,他不僅在世界上代表法國人,而且對法國人來說,也代表法國。
  戴高樂不特別喜歡作為一個民族的美國人,由於這個原因。
  他也不特別喜歡法國人,但這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他熱愛他的家庭和法國。在他與別的國家的關係中,要緊的不是他是否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民,而是這種關係能為法國做什麼,或者是對法國可能有什麼影響。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戴高樂的一生都被捲入經常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中。但是,爭論的結論是清楚的,要是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悲劇中倖存下來。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復甦。沒有戴高樂,就不會取得法-德和解。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會通過第五共和國憲法,就可能陷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混亂之中。沒有戴高樂,法蘭西精神——許多世紀以來,它的振作、它的熱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獨特結合的特點,都一直在鼓舞著全世界——可能已經消亡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具有生命力和強大。
  我對戴高樂和他生平的最生動的記憶之一是在法國巴黎聖母院悼念他的儀式即將結束時的情景。來自世界各地的顯要人物開始魚貫而出。許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謝我作為美國人民的代表前來參加儀式。然後,在我走近出口處時,教堂的大型管風琴開始奏出了激動人心的《馬賽曲》。我停住了腳步,把一隻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壇。就在這時,另一位外賓顯然為音樂所感動,走過來握我的手問候,一個最富有戲劇性的時刻就此消失了。我經常想:正當這架管風琴演奏《馬賽曲》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一起轉向祭壇,齊聲高唱法國國歌的聲音與琴聲交織在一起,迴盪在這座古老的大教堂裡,沒有什麼能比此情此景更適於捕捉夏爾·戴高樂的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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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4、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吉田茂(一)

東西方的會合 
  1951年春一個天氣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歲的日本紳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賞花會。就在這時,他得到了來自美國的消息:杜魯門總統已經解除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包括他的朝鮮戰場司令官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職務。這位主人看來頗為震驚,他向來賓們表示歉意,告辭了。他感到心煩意亂,半個小時以後才算平靜下來。
  這位紳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無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傷感的時候。這位慣於用錘子狠狠敲打對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種殘酷的職業。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曾經打得難分難解,現在,麥克阿瑟終於敗北了。杜魯門是對是錯姑且不論,但是,即使這位受人愛戴的將軍今後不在其位,日美關係還是應該繼續發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須謹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國總統,不致使他從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條約籠罩上陰雲。
  吉田向他的國家發表了一篇廣播講話,不拘外交辭令地讚揚他行將離任的這位朋友。其實,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鳴。
  然而,這種感情與吉田似乎是極其不相稱的。他說:"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歷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之一。
  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國全體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愛戴。在他離開我們國家之際,沒有任何言辭足以表達我們國家對他的敬意。"
  美國報刊報道了吉田的講話。但時過不久,這些講話就被麥克阿瑟去職一事所引起的喧鬧聲所淹沒,並隨著他的餘生煙消雲散了。三十年後的今天,大多數美國人提起麥克阿瑟時,只是想到了朝鮮,或者想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輝煌的軍事指揮才能。其實,他最偉大的建樹,還是在他的事業行將終結時吉田所準確地指出的那樣:"正是他,把我們國家從投降後的混亂和疲憊中拯救了出來;正是他,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種子。"在吉田發表這些議論時,麥克阿瑟正被指滴他魯莽好戰的各種批評所困擾。
  在日本的復興上,吉田自己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然而,這位首相卻非常謙虛。事實上,是麥克阿瑟和吉田一勝利者和被征服者,西方人和東方人,將軍和政治家——一起使日本迅速地、戲劇住地轉變成為當代世界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
  麥克阿瑟是一位美國巨人,一位集各種矛盾於一身的、自相矛盾的傳奇式人物。他既是一位審慎的、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又是一位好擺架子和自負的戰士;既是一位權力主義者,又是一位民主主義者。他還是一位天賦的有鼓動力的演說家,像邱吉爾那樣工於辭令,使成千上萬聽眾備受激勵,並使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為之折服。
  吉田是日本最黑暗時期的感情衝動的、暴燥的領導人。這位愛惡作劇的、喜歡雪茄的著名外交家,使他的國家從軍事上被打敗的困境中取得了經濟上的勝利。他由於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言辭犀利,身體結實,而且是在對大部分人來說早已退休的高齡時期登台掌權的,因此經常被稱作日本的邱吉爾。
  1945年,麥克阿瑟控制了從實體上到精神上都被打敗了的日本。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這個國家死了二百萬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平民。工廠被夷為平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奠定了日本勢力基礎的對外貿易業已不復存在。食品奇缺。更糟的是,日本人民把他們的全部信仰和能力投入到一場他們認為上蒼不會讓他們失敗的戰爭中去。結果,他們的天皇卻讓他們放下武器。在日本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蒙受投降的恥辱。不久,裕仁天皇又公開地宣佈他放棄歷代天皇的神威,這是日本人民宗教信仰的基礎。軍事上的失敗,只留下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真空。然而,九年後,當吉田首相下台時,日本已是一個興旺的、活躍的民主國家,正在建設成為自由世界的第二經濟大國。
  人們普遍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麥克阿瑟干的。因為使日本改觀的大部分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改革,正是在1945年至1951年他在日本的任期中進行的。我對,吉田則用有時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小規模行動來進行工作。然而,他們每一個人都像對方一樣重要,只不過是在麥克阿瑟巨大的權力和咄咄逼人的個性面前,吉田並不惹人注目罷了。
  使情況更糟的是,吉田在職七年間,被許多學者用慣用的手法作了否定的描寫。有人把他刻畫成一個總是迫不及待地、怒氣沖沖地否定麥克阿瑟關於勞動、教育和警察方面的改革的人,一個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另一些人則說,吉田對這些改革的修正,實際上是美國突然意識到在遠東的聯盟中需要一支強大的反共力量的產物。
  吉田實際上是一位小心謹慎的政治家,基本上具有開明的素質。他擔心美國刮起的改革之風來得大快、太猛的想法,是無可非議的。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少憎恨外國人的人民,有著"借缺別國文化的悠久傳統。但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控制著新的影響,以便使日本社會富裕起來,而不是使之瓦解。這和麥克阿瑟向日本輸入的概念並沒有什麼矛盾。他創造了一個民主的制度,並且期望日本人民變成民主的人民。吉田懂得,要讓他的人民接受伴隨新的自由而來的利益和責任,這都需要時間。他也知道,在美國行得通的東西,對日本不會都是必要的。
  麥克阿瑟和吉田兩人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要求這兩個人具有明顯不同的氣質。我與他們的初次際遇,就反映出他們兩者之間的差異。
  我第一次見到麥克阿瑟是在1951年。當時,我是美國的一名參議員,在議會聯席會議上聽他發表"老戰士決不會死亡"的演說。這位致身於現代政治史上最大的戲劇衝突之一的人,看來派頭十足。他的談吐十分有力,簡直令人陶醉。他的演講一次又一次地被經久不息的喝彩聲打斷。當他飽含感情地用"老戰士決不會死亡,他們只不過是漸漸地消失"的話語向大家道別時,許多眾議員和參議員眼裡噙著淚水,如醉如狂地歡呼著、跳躍著。這次演說所得到的掌聲可能是空前熱烈的,超過總統們從前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的講話所得到的掌聲。當麥克阿瑟莊嚴地走下廊道步出會議大廳時,掌聲還經久不息。
  有人說,我們剛剛聽到了上帝的聲音。後來,另一位親麥克阿瑟的參議員還以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這次講話使共和黨人激動得落淚,使民主黨人傷心得哭泣。
  兩年後,我在東京第一次見到了吉田。我們第一次會談時,他晚到了一會兒,用手絹捂著他的嘴和鼻子。他一再地道歉說,他是防止鼻出血——他又發出令人難堪的咯咯聲,並且補充道,這是因為頭天晚上魚子醬吃得太多了。我不記得有哪位領導人能夠如實供認這類事情,特別是當它對重要的政府工作會造成不良影響的話。
  我與他們初次見面得到的印象,又為後來的事情所證實了。麥克阿瑟是一位英雄,一位儀表堂堂、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退休住在紐約時,每一個像我一樣應邀前往他的寓所會見他的人,都恭順地看著他在屋子裡踱著步,靜靜地聆聽著他描述他正在思考的問題。與麥克阿瑟不同,吉田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他低低地坐在一張椅子裡,那惡作劇似地呲牙咧嘴的臉,有時為他的雪茄的煙霧所遮蓋。他喜歡用幽默的談話表現他的見多識廣。
  他們也有類似之處。兩人都是博覽群書的知識分子;這兩位大權在握的人,也都已年屆七旬;他們都出生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在公開場台下,每人都擺出一種老式的尊嚴和莊重的姿態。但是,麥克阿瑟從不使自己的舉止顯得軟弱。一位一度當過他的助手的人說:"即使受到挫折和譴責時,他也保持著一個紳士的傲慢。"相比之下,在需要這一套的時候,吉田則會表現出使人喜歡的粗魯。在日本議會中,他曾把社會主義者稱之為"笨蛋"。他甚至拿起水壺,往令人厭煩的攝影記者頭上澆水。
  如果我第一次和麥克阿瑟及吉田相遇時,就猜測他們一位是傲慢的空想家,一位是頑固的現實主義看,那麼我是猜對了。後來的事實證明,戰後的日本需要他們兩人。沒有麥克阿瑟的幻想,必要的改革就不可能進行,沒有吉田事必躬親的精心安排,這些改革則會使日本更趨於混亂。
  就本質而言,麥克阿瑟是西方人,他的生活卻傾向於東方;而吉田是東方人,他的生活卻傾向於西方。他們開創了一種使他們的文化都能適用於擁擠的日本列島的局面,創造出一個新的、強大的自由國家。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也是最炫人眼目的人物之一。他的個性有時比他的成就更引人注目。由於他的貴族出身和誇大其詞的演說,使他成了譁眾取寵的人和愛說挖苦話的人唾手可得的攻擊目標。他們把他描寫成為一個極度愛虛榮的、不合潮流的人,一個晚生了五十年的、傲慢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人。他誇耀美國制度的偉大的講話,總是那樣激烈和鼓動人心,以至於被許多人嘲笑為沙文主義。
  但是,他的批評者們發現很難對他產生偏見。他的個性是極其複雜的,以致於一位偉大的演員,甚至象格雷戈裡·佩克這樣的演員,也未能在銀幕上抓住他的特點,不能像喬治·斯科特一樣,抓住另一位偉大而並不太複雜的將軍喬治·巴頓的特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我作為一名海軍指揮官被分配到南太平洋的海軍陸戰隊空中戰鬥運輸隊時,我第一次對麥克阿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聽到的是對他的一致的否定。因為這既受到那些對麥克阿瑟通常心懷偏見的記者們的渲染,也受到常見的陸、海軍之間互相競爭的情緒的影響。
  例如,我們使用的C-47型運輸機有兩種座位:不舒服的翻板座是供機務人員用的;一對舒服一點的、航班型的座位是供高級官員乘坐的。後一種座位就被譏嘲為"麥克阿瑟座位"。
  總而言之,這位將軍的名聲和事實完全不符。在佔領巴丹半島和柯裡磯多島期間,麥克阿瑟堅持住在地面上的房子裡,而不是住在地堡裡。這樣,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就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了。我們聽到他在巴丹半島上的屬下稱他為"塹壕裡的士兵"。當形勢變得無望的時候,他除了留在島上用他的手槍盡可能多地打死日本人,直至以身殉國以外,別無其他想法。最後,是羅斯福總統下令撤離,他才離開該島。後來我們聽到的情況卻是:當戰事轉趨激烈時,麥克阿瑟帶著他的妻子、三歲的兒子及中國保姆倉猝地撤出該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麥克阿瑟的綽號是"塹壕裡的士兵",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確實和美國步兵一起在法國的地下掩體和壕溝裡呆過。他作為"彩虹"師的參謀長和後來的司令官,由於戰術嫻熟、臨危不懼而備受他的部隊的讚賞,甚至是尊敬。在大隊美軍衝鋒時,他不只一次衝在最前面。一年裡,他兩次負傷,因為勇敢而獲得了七枚銀星獎章。
  他的一生中面臨的死亡多得就像例行公事一般。1914年,他在委拉克路斯執行偵察任務時,墨西哥人的子彈戲劇性地穿透了他的軍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中過毒氣,他的汗衫曾被機槍火力撕成了碎片,他在麥茨的指揮所,就在他撤離的當天被炸毀了。在麥茨的一次早期炮擊中,他鎮靜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對瞭解他、也關心他的幕僚們說:"所有的德國人都製造不出一顆能殺死麥克阿瑟的炮彈。"
  戰後有一天,他的車子在紐約被一個搶劫者攔在路邊。麥克阿瑟要那人放下手中的槍,用搏鬥來搶他的錢。此人曾經在"彩虹"師服過役。當他得知他企圖搶劫的人是麥克阿瑟將軍時,連連向他道歉,讓他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日本人猛烈地射擊時,其他人會尋思:如果炮彈襲來,應該跳往何處躲避。但人們經常發現麥克阿瑟還是鎮靜地坐在椅子上,用雙筒望遠鏡觀察著戰場。他對軍官們和士兵們懇求他不要冒險的勸告無動於衷。他會說,這些子彈並不是對著他的。
  他經常把炫耀勇敢和冒失地走到危險地段的舉止結合在一起。1945年,他在菲律賓群島登陸,去看望他那些被收容在日本戰俘營裡的、營養不良、備受虐待的巴丹半島和柯裡磯多島部隊餘部的士兵。他轉向他的醫生說:"大夫,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一直向前定會,直到我們遇見火力。我不只是說狙擊手的火力。"他大步向前走去,越過了日本軍隊的屍體,一直走到能夠聽到敵人的機槍聲在頭頂呼嘯的地方,然後才轉過身來,緩緩地往回走,不怕日本人在背後向他射擊。
  麥克阿瑟的一生,包括他所表現出來的有時近於魯莽的無畏行為,是出於緬懷他的父親——阿瑟·麥克阿瑟將軍的公正的戰鬥意識。
  無論是出於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他們父子的生涯是極其相似的。1863年,年僅十八歲的阿瑟是盟軍中的一名副官。他由於第一個將他們師的旗幟插上田納西州的教區高地而獲得了國會最高榮譽勳章。這為舒曼向佐治亞的進軍揭開了序幕。由於在柯裡磯多島的英雄行為,道格拉斯也獲得了國會最高榮譽勳章。阿瑟將他大半生時間花在駐守美國邊境上——最初在西南方,爾後在菲律賓群島。道格拉斯從1935年直到1951年被召回為止,也只回過美國一次。
  老麥克阿瑟和小麥克阿瑟——菲律賓人這樣區分他們一都被遠東和菲律賓對西方的前途的重要性所困擾。這兩個人的一生,也都被打上了與行政當局發生戲劇性衝突的烙印-道格拉斯對杜魯門總統;阿瑟對菲律賓行政委員會主席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阿瑟當時是駐菲軍事首腦。
  麥克阿瑟的母親平姬經常激勵他要以阿瑟為榜樣,畢生奮勇向前,甚至超過阿瑟。當他去西點軍校學習時,她隨他前往,以便保證他能夠專心致志學習,不至於使這位漂亮的候補生陷於羅曼蒂克的泥淖而斷送前程。他畢業的成績是他班上的第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三十八歲的麥克阿瑟上校在法國戰壕裡作戰時,他的母親還給他的上司寫了許多討好奉承的信,其中包括給曾在他父親部下服務過的泊欣將軍寫信。最後,在1930年他被任命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陸軍參謀長時,她伸手撫摸他肩上的四星肩章,說:"如果你父親還在世的話,他看到你現在的樣子,一定會感到一切都如願已償了,道格拉斯。"
  麥克阿瑟總是感到他被周圍的人搞得與眾不同,這使他頗為惱火,也導致他產生了某種實為無害的怪癖。在軍隊裡,穿軍服旨在顯示指揮員的官階。麥克阿瑟卻堅決抵制,不服從這一套。另一名軍官問到他的不尋常的裝束時,他說:"你不服從命令,就會出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經常戴一頂弄皺了的軍帽,而不是戴正規的鋼盔,穿一件高領汗衫,打一條上好的緞領帶,穿一條馬褲。有一次,他被誤認為是德國人,暫時地被俘了。
  從1919年至1922年,當他任西點軍校的校長時,人們經常看見他拿著一支短柄尉。共產主義者侵入南朝鮮時,他是第一個向麥克阿瑟報告的值日軍官。
  麥克阿瑟幾乎從來沒生過病。他唯一的正規鍛煉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恆,有時一天走幾英里,在辦公室和起居室,在飛機上,或是進攻時在甲板上都如此。麥克阿瑟把他良好的體質和體力歸因於有午休、幾乎不飲酒、飲食適度的習慣和躺下就能睡得著的本事。他是一位篤信教義的人,但不經常作禮拜。
  在思想上、講演上和行動上,麥克阿瑟都是一位受過訓練的人。如果說,他給人留下最好的記憶的是他的"老戰士決不會死亡"的講演和他在西點軍校的告別講話,那麼,他最生動的表現則是他在參議院朝鮮問題聽證會上的答辯。當時我沒有參加提問,因為我不是聽證委員會成員。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麥克阿瑟在尖銳的問題面前和只能等待幾分鐘的情況下是如何駕馭自己的,這使我折服。他顯得那樣才華橫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聽他的證詞。民主黨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和其他人準備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難題,旨在證實麥克阿瑟違反了總統指示的精神和拒絕接受文明控制軍隊的原則。
  在這樣的攻擊下,一個比較渺小的人會被化成盲粉。但是在這次聽證會的全部過程中,麥克阿瑟始終保持鎮定。他從未陷入要他認輸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辯中,他利用每一個問題進行應付裕如的交鋒和反詰。在結束漫長的、使人疲勞不堪的一天的辯論時,他仍和開始時一樣,才思敏捷、言辭犀利。
  他如何闡述問題這一點,比他表述的內容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強烈。當時給我
  我們談過話後,我坐電梯上樓,到37號A麥克阿瑟的套間去。惠特尼將軍在門口迎接我,陪同我走進了客廳。胡佛的套間以其簡樸、整潔和高雅給人留下了印象。麥克阿瑟的房間雖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顯得頗為壯觀。牆上貼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太平洋工作時搜集的大事記,給我的印象是:在美國最高位置上服務過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藝品。
  當我走進房間時,麥克阿瑟向我迎來,握住我的雙手。他說:"您能光臨,太好了。"接著把我介紹給了麥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見到的最有風度和迷人的婦女之一。她問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們之後,說聲"請原諒",就走開了。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談。此後的八年間,我和他之間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談。所有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我們通常討論美國的政治情況和當前的外交事態——更準確地說,毋寧說是他在談論,我在聽。而在我和胡佛的討論中,他總是詢問我對所議各種問題的看法;麥克阿瑟卻幾乎從不這樣做。在和他的會見中,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像是個畢業討論會,每一個來訪者的最好的辦法是:或者靜靜地聽著,或者作筆記。在佔領日本期間,麥克阿瑟與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鐘的約會。這位將軍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絕的話語,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於忘記了他來訪的目的。後來,這位上校得知,麥克阿瑟還把他看成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交談者"。
  事實證明,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就是他與艾森豪威爾政府之間十分有限的高層接觸之一。我沒有把談話內容向總統報告。實際上,我記不得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之間曾經進行過討論。我總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只要提起麥克阿瑟,好像別人對他都不大歡迎。
  從三十年代起,這兩位美國偉大的將軍曾經長期共事。那時,艾森豪威爾是麥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麥克阿瑟曾不顧一切地想到華盛頓供職。他詳細地向我描繪了一幅圖畫:如果任命他為國防部長或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話,他會如何削減軍費預算,或者"在一個月內整頓好五角大樓"。但他終未如願。
  艾森豪威爾或許有足夠的理由不任命這位容易引起爭議的五星上將在他的政府中任職——如果要五角大樓裡的人聽他發號施令,許多人準會發怒——但採用那樣的方式對待麥克阿瑟,他的感情無疑也受到了挫傷。他從未直接貶低過艾森豪威爾,但有時也間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談到艾森豪威爾當他助手的歲月時,曾經說:"他可以寫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談談如何堅守或攻佔某一陣地,只要你告訴他什麼是陣地。"
  1955年,艾森豪威爾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應該再次競選總統的一些猜測。這時,我收到了麥克阿瑟通過考特尼·惠特尼捎來的口信:"麥克阿瑟將軍將始終如一地站在副總統一邊,"惠特尼對我說:"他還說,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別的人應該馬上離開白宮。"在當時的情況下,麥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適當的,因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得知此事,我將十分尷尬。記得我當時曾經認為,麥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爾離開白宮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進入白宮的心情更為迫切。
  麥克阿瑟對艾森豪威爾擁有的聲望感到不滿。他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人們對於艾森豪威爾和歐洲過分的關注,促使華盛頓忽視了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反過來,艾森豪威爾認為麥克阿瑟儘管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但是過於自負和富於戲劇性。他經常持有這樣的看法。1942年。當他收到麥克阿瑟關於戰略問題的一些建議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奇怪的是,他認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還在學習。他的這一課對於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無益處的。"
  在六十年代的總統競選中,麥克阿瑟並沒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費苦心地讓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邊的。六月份,我打電報就他由於促進了美日友誼而受到日本政府嘉獎一事表示祝賀。我熱烈地頌揚了他對歷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貢獻,並表示相信,這些貢獻將會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遺產中留下它們的印記"。他在回信中寫道:"您給了我一個不同凡響的祝賀。我已經把您的電報交給報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為總統候選人。"也許只有象麥克阿瑟這樣喜歡自誇的人,才會假定發表我讚揚他的電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過,他對於作出這樣的假設似乎毫不害臊。
  他經常在我面前評論肯尼迪,對他甚不以為然。我對此表示欣賞,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這些評論在大選前鼓勵了我,在大選後又幫助我解除落選的痛苦。那次大選前,麥克阿瑟對我講起肯尼迪的魚雷快艇的功績時,曾輕蔑地說,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還說,"肯尼迪或許會在某一戰役中由於缺乏判斷力而受到軍事審判。"1961年6月,即豬灣慘敗後兩個月,他又蠻橫地批評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與吉姆·法利這位傳奇式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和羅斯福的知己談過話。法利指出,肯尼迪的頭腦非常敏捷、靈活。麥克阿瑟的反應則是:他不認為肯尼迪具有判斷能力——在作出決定之前統觀全局的判斷能力。麥克阿瑟繼續對我說,"一個指揮員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是從他收到的情報中,把佔百分之五的重要情報和其他佔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報分開。"他說,他認為肯尼迪關於豬灣事件的決策顯然已經失敗,由於這一慘敗,肯尼迪還不幸地失去了軍方和中央情報局的信任。誠然,他認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聰明的",但又歸因於肯尼迪為他提供了一架飛機,讓他到菲律賓隨心所欲地旅行。不過,他又說,肯尼迪"一到要作出決定時,就傻眼了"。在說了這些之後,他接著強調——他說話時總喜歡強調——"肯尼迪將會佔領古巴。
  雖然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將來他必定這樣幹,而且將要這樣幹。"
  麥克阿瑟不管談論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差不多總是要把話題扯到亞洲事務上。他曾經對我說,回頭看一看,當初如果撥五十萬國民黨軍隊在鴨綠江一帶歸他指揮,他就能把中國分裂成為兩半,一舉改變世界力量的均勢,可惜時機已經錯過了。
  由於共產主義的蠶食,他對於亞洲的前途逐漸悲觀起來。但是,他又認為,捲入亞洲大陸的地面戰爭將是美國的一大錯誤,他最後一次對一位美國總統提出的忠告,就是堅決主張林登·約翰遜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軍隊。他覺得,我們可取的作法是:繼續嚇唬蘇聯或中國支持的造反者,並支持亞洲各國政府反對他們。
  他對政治問題的態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說,住在紐約並擔任蘭德公司董事會主席,這使他有更好的機會研究華爾街的商業;他還說,他發現他們"毫無特色可言","他們從不堅持原則"。他說,"他們遵循的唯一準則,就是擁護勝利者,並且不顧一切地支持他,無論他站在什麼立場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對我說:高徵稅是美國的主要問題:我們這個國家變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黨全國會議前夕,他又強調了他的這種看法,認為戈德華特不應該被提名,因為他太保守。
  1961年,麥克阿瑟還對我說過:1951年,肯尼迪的父親帶肯尼迪本人去沃爾多夫看望他時,肯尼迪似乎已經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了。他稱讚肯尼迪確實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並說,當肯尼迪成為總統之後,對十年前他們在沃爾多夫的第一次會見還記憶猶新,而且異常的準確。使我尤為難忘的是,這也說明麥克阿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
  麥克阿瑟也給過我個人一點許多人認為應該照此而行的勸告。1962年,當我問他我是否應該回到加利福尼亞去競選州長時,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說:"別去。加利福尼亞雖然是一個大州,但是那地方還是太窄小了。你應該呆在華盛頓,而不是在薩克拉門托。你應該參加國會競選"就在兩小時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層樓之下的套間裡,也給了我同樣的勸告。
  在我的頭腦裡,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總是與我和胡佛的談話聯繫在一起的。這兩人都上了歲數,都很聰明,都住在沃爾多夫大廈,而且我經常是在同一天拜訪他們。
  我與胡佛的最後一次晤談,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歲生日那一天。我順便去走訪他。他的護士告訴我,他病得很厲害,簡直是不可能康復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訴我,他經常在半夜裡起身,倚在他的黃色靠墊上寫東西。多年來,胡佛對成百封祝賀他生日的明信片,都親自一一作答。
  護士說,他現在仍舊閱讀這些明信片,但不能親自作答了。
  當那位護士用輪椅把他推進房間時,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裡很難過。然而,他的握手還是很有力,聲音令人吃驚的宏亮,對事物的評論也簡明扼要,且擊中要害。儘管他持強硬的反共路線,但他還是支持那個月美國與蘇聯簽定的禁止核試驗條約。他的觀點是,"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正如他指出的,"由於中國的緣故,赫魯曉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納關於我們可以打中國牌以反對蘇聯的觀點。他指出,她們都處於共產主義的早期階段,因此是特別愛尋釁的。他也告訴我,中國人民是極富感情的人民,但他們不論對外國人還是對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義和團造反的年月裡,胡佛曾經作為一名採礦工程師在中國工作過。這段經歷使他的上述態度顯得更富於色彩了。在排外的義和團攻打天津的外國祖界時,他和他的妻子參加了保衛祖界的戰鬥。當時,義和團和政府軍之間也互相殘殺。胡佛說,他看見從他的駐地旁邊流過的河裡,漂浮著成千上萬具屍體。照他看來,中國革命的大屠殺恰似同一個故事的另一章。他預言,在二十五年內,毛主義還不能使中國人民改變,因為"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傳統,是一件緩慢的事"。他說,美國應該盡可能少地和他們打交道。
  他對肯尼迪比對麥克阿瑟要更寬宏大量一些。他評論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對於戈德華特,胡佛與麥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認為,最好的辦法也許是賦予他以極大的權力,使之有機會自己試一試,而且"不要拘泥於我們的制度"。
  雖然麥克阿瑟和胡佛在相當廣泛的領域裡有著類似的見解,但是,我記得他們一次也沒有互相提到過對方。起初,我以為他們彼此難得見面。但是,後來我從麥克阿瑟夫人那裡得知,胡佛總統每年有五、六次邀請麥克阿瑟夫婦到他的套房共進私人晚餐。在那些時刻,我們時代兩位最卓越的領導人得以坐下來進行令人神往的交談。
  麥克阿瑟之無視軍隊中的方針政策,並不限於對軍官們的服裝條例置若罔聞。軍人以服從上司的訓示為己職。但麥克阿瑟並不經常這樣作,哪怕這位上司是美國的總統。
  麥克阿瑟正確而他的上司錯誤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1942年到1945年期間,他帶著他的軍隊熟練地橫越南太平洋時所受到的兵員損失,遠遠小於美國軍隊在布爾格的一次戰鬥中所受到的損失。他的成功使他對來自華盛頓的命令頗不以為然。
  有一次,五角大樓對他說,重新佔領民多羅這個菲律賓島嶼的計劃太冒險。但麥克阿瑟還是干了,並且獲得成功。攻佔了呂宋這個大島以後,他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又攻取了群島的其他島嶼,在這些行動中僅損失了820人。在日本,他突然插手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改革,這超越了最高司令官的權限。
  但是,他的成就卻是如此輝煌,以致於後來他雖然因為犯上而被解職,杜魯門總統對他還是無可奈何,而且還嘉獎了他。
  除了他父親有例在先外,還有兩個因素對麥克阿瑟在蔑視更高的權威方面起了特別的作用。首先,從他的事業一開始,他就猜疑別的軍官想攻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對盟軍在法國的肖蒙司令部裡珀欣將軍周圍的人就不信任。後來,他的主要對手則是象喬治·馬歇爾這樣的軍官,他在肖蒙時就和珀欣在一起。
  小赫伯特·胡佛這位麥克阿瑟的崇拜者在一次與我的談話中,稱這些官員們為"五角大樓小集團",說他們只有在歐洲的作戰經驗,視野只局限在歐洲。麥克阿瑟認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馬歇爾,出於政治方面和私人關係方面的原因,總想在太平洋地區尋隙阻撓他的每一行動。他也認為,杜魯門和他的軍事顧問們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政府暖昧的亞洲政策,也使南朝鮮在共產主義的侵略面前敞開了大門。
  麥克阿瑟還蔑視坐辦公室的人員。他本質上是一位戰地指揮官,感到他與坐辦公室的人比較起來,更瞭解戰場上需要怎麼幹才對頭。美國的歷屆總統們便是最高級的辦公室人員。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頂頭上司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相比,這些總統並沒有使麥克阿瑟感到更加可從三十年代起,麥克阿瑟與他為之效力的總統們的關係都不理想,雖然在每一種情況下引起不愉快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大蕭條時期,他與胡佛發生了聞名的"退役補貼大進軍"的齟齬。當時,25,000名老兵和他們的家屬來到華盛頓,要求給予現金補貼。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質問遊行者動機何在,還親自跑到現場,和他們對抗。胡佛命令麥克阿瑟不要把軍隊派往遊行者們的臨時營地,但麥克阿瑟不顧胡佛的命令,驅散了示威者。
  他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關係,儘管表面上看來很懇摯,但在三十年代削減陸軍和空軍預算的問題上,麥克阿瑟與羅斯福意見相反,這位將軍對羅斯福決定不派兵增援巴丹半島上的美軍也深為不滿。在麥克阿瑟得知羅斯福1945年去世時,他對一名下屬說:"羅斯福終於死了:一個人要是從來沒有講過真話,謊言對他也就十分順耳了。"
  在美國,沒有哪兩位領導人比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更加互相嫌惡了。早在1945年6月,杜魯門就記下了給他自己用的一個備忘錄:美國戰後的一大難題,是"如何對付普賴馬·唐納先生、布拉斯·哈特和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他接著寫道,"我們不得不讓這些蹩腳貨呆在關鍵性的崗位上,這實在是太可悲了。我不明白,羅斯福在九泉之下,為什麼沒有命令(巴丹半島司令官)喬納森·溫萊特回家去和讓麥克阿瑟(在柯裡磯多島上)當烈士呢!"反之,麥克阿瑟認為杜魯門忽視亞洲,"屈從於難以控制的狂潮,"而且(就像一位批評家打算讓他女兒唱歌時,突然要揍人家一樣,)在關鍵時刻容易喪失理智。
  這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朝鮮戰爭期間終於達到了高潮。
  麥克阿瑟在朝鮮、甚至是在他的整個事業中的最卓越的傑作,就是在仁川的兩棲登陸。這是他關於"在敵人沒有想到的地方打擊他們"的戰略的最佳典範。
  1950年秋,聯合國軍隊被阻遏在朝鮮半島東南角的釜山。
  如果對集結在釜山前線的北朝鮮共產黨人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將必須冒兵員大量損失之險。於是,麥克阿瑟決定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漢城的外港登陸。登陸後,他計劃從共產黨人手中奪回南朝鮮的首都,用他過去在太平洋戰爭中把日本人孤立在島上的辦法,把敵人在南方的軍隊圍困起來。
  仁川是一個不可靠的、危險的登陸點。起初,麥克阿瑟的上司對此是猶豫的。八月份,杜魯門派他的顧問艾夫裡爾·哈里曼到東京與麥克阿瑟將軍會晤,研究朝鮮形勢。哈里曼的軍事助手弗農·沃爾特斯後來是我的一位密友,曾被我任命為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
  一天早飯後,在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餐廳裡,麥克阿瑟將在仁川登陸時需要的補給品的清單交給了哈里曼。在盟軍佔領日本期間,麥克阿瑟和他的家人就住在使館裡。
  "我不相信象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竟不能滿足我微不足道的軍需補給的要求。"麥克阿瑟說著,沃爾特斯默默地聽著。
  "告訴總統,要是他滿足我的要求,我就在九月十五日漲潮時在仁川登陸,以這次登陸為鐵錘,以第八軍為鐵砧,把北朝鮮軍隊砸得粉碎!"後來,沃爾特斯告訴我:"當時,我脖子後面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哈里曼對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克阿瑟終於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增援。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批准了他的計劃。1950年9月15日,這位七十歲的司令官站在麥金萊峰號旗艦上,注視著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為前鋒的部隊登上仁川,打敗了北朝鮮三萬多人的軍隊,我方僅損失536人。到了月底,他把共產黨人趕回到三八線以北,將漢城還給感恩戴德的李承晚。
  仁川登陸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麥克阿瑟的軍隊的目的是要統一朝鮮一事進行投票。這是響應杜魯門政府單方面決定的政策的一個行動。但在十一月底,當麥克阿瑟的軍隊逼近鴨綠江時,成千上萬的中國軍隊在林彪指揮下,競排山倒海而來,迫使這位將軍忍辱撤退。但這是典型的、熟練的和有秩序的撤退。對中國軍隊的這一行動,中央情報局和麥克阿瑟的情報處都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第二年春天,麥克阿瑟在得悉杜魯門決定尋找一個停戰的辦法以後,發表了一篇關於朝鮮軍事形勢的辯護詞,其中包括指出中國軍隊質量低劣,並暗示共產黨人最終將被迫妥協。後來,麥克阿瑟還爭辯說,任何一個司令官在戰場上都有權向敵人發出這樣的信息。他發表這個辯護詞時,口氣咄咄逼人,這也許是不明智的。因為它招來了北京和莫斯科的猛烈批評,也使杜魯門喪失了他的外交主動權。
  更糟的是,在他呼籲中國人舉行談判一事公開化以前幾天,麥克阿瑟給國會共和黨領袖喬·馬丁寫了一封信。此前,馬丁曾就蔣介石的軍隊是否可以用於這場戰爭一事徵詢這位將軍的意見。麥克阿瑟在信中復告,應該使用蔣介石的軍隊。他又補充說,外交家們正在試圖用言詞來對付這場反對共產主義的戰爭,而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勝利則必然導致歐洲的陷落。他說:"應該贏得這場戰爭。這樣,歐洲庶幾方能免於戰亂,也能維護自由。"他又說,"勝利是沒有代用品的。"
  當馬丁在議院讀完這封信時,引起一場狂潮烈焰,橫掃國會,而且席捲白宮。甚至連平時比較冷靜的參議員——那時我已是參議員——也吵鬧起來了。雖然馬丁是在沒有得到麥克阿瑟的允許或認可的情況下公佈這一信件的,但杜魯門立即宣佈了解除這位將軍的職務的決定。麥克阿瑟是從新聞節目裡首次得知他已被撤去所有職務的,這使他蒙受了額外的恥辱。前總統胡佛直接打電話給他,敦促他立刻回國,並告訴他國內情況的另一面:根據民意測驗,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支持麥克阿瑟,反對杜魯門。
  麥克阿瑟被撤職以後,我向美國參議院提交了一個籲請恢復他的職務的決議案。"我應該說,我並不是那些認為麥克阿瑟將軍是一貫正確的人中的一員,"這是我在參議院裡的第一次重要講話。"我也不是那些認為他沒有作過受到批評的錯誤決定的人中的一員。但是我應該說,在目前這種特定的情況下,他提出了一項可供選擇的政策,它可能、而且將會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他也為我們提供了政策上的轉機——過去那些政策,幾乎使我們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陷於災難的邊緣。"
  回顧以往的經歷,我相信,上述的概括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雖然它受到了兩黨的指責。麥克阿瑟無視文明控制軍隊的原則;實際上也干涉了總統外交政策的實施。但杜魯門政府的政策是缺乏自信和模稜兩可的。這就是多年來,使麥克阿瑟備受挫折的根源。而他正是為數極少的、對亞洲有足夠瞭解的美國領導人之一。他們看到不祥的力量正在亞洲發揮作用,我國則由於未能堅決反對這些勢力而招來了禍殃。
  麥克阿瑟致馬了的信和他的軍事辯護詞,並不是他對華盛頓的決策的首次評論。後來杜魯門說,他在八月初就已經考慮過撤掉麥克阿瑟朝鮮戰場司令宮的職務的問題了。當時,這位將軍曾經致函"赴外參戰退伍軍人委員會",談論關於保衛福摩薩的問題。然而,杜魯門當時並未這樣做,因為他不想"傷害麥克阿瑟將軍本人"。
  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政府的摩擦隨著政府的政治需要而時起時落。給"赴外參戰退伍軍人委員會"的信發出後,他差點兒被撤職。仁川登陸勝利後,杜魯門卻又飛到沃克島參加一次會議,其唯一的、明顯的目的,就是搞出一張這位被圍攻的總統和那位受人歡迎的將軍站在一起的照片。聯合國軍第二次攻佔漢城後,麥克阿瑟深信我方即將獲得全勝,這成為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障礙。戴高樂在麥克阿瑟去職後的第四天的一次講話中說過:麥克阿瑟是一位戰士,"他英勇無畏的優點在被充分利用以後,剩下的又使人感到可怕了"。
  最後,曾經宣稱對麥克阿瑟個人的感情關照備至的總統,居然連招呼都沒有打一下就撤了他的職。麥克阿瑟就此寫道:"哪怕是一位勤雜人員、打雜女工或僕人,也不會被人這樣不留情面地解雇。簡直連起碼的禮儀都不顧!"
  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個人之間的糾紛,是朝鮮問題上的爭論的最富於戲劇性的集中表現。但是,這一爭吵也可以解釋為持有優先注意亞洲問題的觀點的麥克阿瑟與美國過分注重歐洲的外交政策之間的鬥爭。
  杜魯門對歐洲的政策——即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和柏林空中補給線——是強有力和直截了當的。麥克阿瑟的亞洲政策卻相當雜亂。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或朝鮮半島僵持局面的存在預示著亞洲或東南亞其他國家將會落入共產主義之手的想法,對許多政府的決策人來說,似乎是太陌生了。不過,現在人們對它已經不再感到陌生。
  大多數美國人對遠東問題也是缺乏遠見的,這也許因為他們的根是紮在歐洲的緣故吧。麥克阿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則是在亞洲度過的。許多人認為,他與亞洲人相處,比與他的西方夥伴相處更為自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在菲律賓服役時,經常無視那種把菲律賓人和西方人隔離開來的、傳統的"種族隔離"政策。三十年代,在他於馬尼拉舉行的宴會上,也難得看到幾張白色的面孔。
  現在,中國再次登上了世界舞台;日本的經濟奇跡對美國經濟的霸主地位所造成的威脅也變得日益明顯。美國人開始認識到,下幾代人的世界歷史,可能將是由東方的男女們來支配的。這一教訓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記起1953年,我在擔任副總統的頭一年,就應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要求,用兩個月時間訪問了十九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總統感到前任政府忽視了亞洲,並希望在作出可能會對亞洲有所影響的重大決定之前,能夠得到有關該地區情況的第一手報告。一路上,我的夫人和我會見了幾百位不同背景的領導人和凡千位不同背景的人士。我們看到了該地區的巨大的潛力;同時也清楚地看到來自北京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共產主義的侵略的威脅。該地區的一些國家,特別是法屬印度支那國家,缺乏有能力的領導來對付這些威脅,我們對此尤感關切。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訪問和討論使我確信,在今後的年代裡,亞洲將會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美國的政策應該盡量考慮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在訪問結束之時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們國家所作的匯報的核心。
  但是,一位副總統的一次訪問不可能驀然改變一個國家的態度。美國繼續面向西方。我在1967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說過:"許多人堅持認為建立一個大西洋軸心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但實際上基普林還是正確的:亞洲人民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於美國只是表面上關心亞洲。"
  半個世紀之前,麥克阿瑟就已親自對遠東作了一次調查研究,而且完全被它迷住了。他在1903年離開西點軍校後,隨他父親視察了日本在亞洲的陣地和歐洲在遠東的所有殖民地。
  全部旅行花了九個月的時間,這是麥克阿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這裡住了將近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還把一半以上的初級產品用於養活後代,"他後來寫道。"照我看來,這是再清楚不過了:亞洲和它的前沿島嶼與美國的未來,事實上,還有與美國的繼續存在,都是息息相關的。"具有革新思想的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當了三年校長(在那裡,他命令掛出亞洲地圖,使士官生們可以研究它們)。在他個人的歷史中,有二十年是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歷史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1930年起,麥克阿瑟本人對美國在東方的地位開始發揮影響。當時他是美國的陸軍參謀長,負責使陸軍和空軍保持可隨時投入戰鬥的狀態。在和平時期,要得到足夠的軍事預算是一件相當棘手和困難的工作,在蕭條時期就更難了。
  1934年,在白宮發生了爆炸性爭論的情況下,麥克阿瑟成功地勸阻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使他不再大幅度地削減防務經費。"當時我竭盡我的全部情感,置一切後果於不顧地勸說他。"麥克阿瑟後來這樣寫道,"我還向他描述了我們如果失去下次戰爭將會造成的後果:一個美國男孩躺在地上,敵人的刺刀戳進他的腹部,敵人的皮靴踩在他的喉嚨上。他嘴裡在咒罵著。我知道,他罵的這個人不是麥克阿瑟,而是羅斯福。"當他離開總統辦公室時,軍事秘書對他說,他"拯救了軍隊";麥克阿瑟也被自己的大膽驚呆了,嘔吐在白宮的台階上。
  1935年,麥克阿瑟返回菲律賓,掌管軍隊。當時,菲律賓是美國的一個聯邦。像他的父親一樣,他認為這些島嶼對於美國太平洋地區的任何防務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在軍事方面耗資甚巨的各種需求,卻遠遠得不到滿足。這是麥克阿瑟與他稱之為"北大西洋孤立主義"——即華盛頓忽視美國在遠東的利益、沉迷於西歐的發展的做法——的第一次齟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直至結束之後,這類摩擦發生過多次。
  雖然華盛頓終於在1941年給了麥克阿瑟較多的錢,但是菲律賓第二年還是落入日本人之手了。麥克阿瑟帶領部隊令人讚佩地撤退到巴丹半島後,從柯裡磯多島的要塞向他的在奮戰的部隊許諾說,羅斯福正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但是,這些援助卻被送到了歐洲。這使他怨恨羅斯福,並增加了他對"五角大樓小集團"的猜疑。
  他在日本擔任最高司令官時,曾對來訪者悲歎道,美國尚未開始認識到日本對亞洲的重要性和亞洲對世界的重要性-或是尚未瞭解到亞洲的巨大潛力。1950年1月,艾奇遜發表聲明稱,台灣和南朝鮮不在美國的防務圈之內。麥克阿瑟就此得出了如下結論:這位國務卿"關於遠東的意見很糟糕"。他邀請艾奇遜訪問東京。但是艾奇遜說,他的職責使他不能離開華盛頓——儘管他在任期中七次訪問了歐洲。1950年,共產黨人侵略南朝鮮,麥克阿瑟最後一次被召回軍隊服役。
  麥克阿瑟與華盛頓在朝鮮問題上的爭吵,必須從其前因後果上來全面地認識。麥克阿瑟認為,中國人介入朝鮮戰爭一事證明,"從開頭起,擴張權力的共同慾望就激勵著每一個可能成為征服看的人",與中國人的妥協,必將進一步鼓勵共產主義在亞洲、甚至在歐洲的冒險。麥克阿瑟認為,倘能獲得華盛頓足夠的支持,他將能擊敗共產黨人,使他們沒有勇氣再作這樣的冒險。那時,中國人和蘇聯人之間還沒有不和。我們國會中的許多人同意麥克阿瑟的看法,認為打敗在朝鮮的中國共產黨"志願軍",是遏制威脅所有亞洲自由國家的侵略力量的有效辦法。
  麥克阿瑟向杜魯門挑戰,並不是因為他渴望把戰火擴大到中國,事實上,他從未打算用美國地面部隊對抗中國的干涉和競爭。直到生命終止時,他依然認為把美國士兵送到亞洲大陸去作戰是一件蠢事。他向杜魯門挑戰,是因為他長期以來懷疑華盛頓的決策人不瞭解亞洲,不瞭解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所形成的威脅。他還堅信,如果讓那種認為侵略者與美國發生小規模戰爭以後依然會安然無恙的想法蔓延,那也是很危險的。
  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懂得了威特克·錢伯斯的直覺。
  "對於共產主義來說,"錢伯斯在敦促我堅決支持杜魯門的把美國軍隊投入朝鮮戰場的決定時說。"這場戰爭不僅關係到朝鮮、而且也關係到日本。在日本還是非常不穩定、併力圖從戰爭的破壞中復甦之際,如果朝鮮被共產黨人接管,共產主義運動在日本就將得到巨大的推動力。"
  麥克阿瑟認為,在亞洲問題上,杜魯門對他已經有過兩次打擊:杜魯門未能保住中國,他模稜兩可的朝鮮政策可能又鼓勵共產黨人去攻擊南朝鮮。現在,中國軍隊參戰了。麥克阿瑟認為,杜魯門和艾奇遜又再次失去了理智。他擔心的是,政府的膽怯最終會危及整個遠東,包括日本。這促使他被解除了職務。
  在麥克阿瑟被免職的那一天,威廉·西博爾德這位駐日盟軍外交部門的負責人和美國最為能幹的一位外交官收到了華盛頓的指令,要他去會見吉田首相,讓他相信美國對日政策不變。
  西博爾德被領進吉田樓上的書房。正穿著西服在花園裡主持那天下午的賞花會的首相,換了和服接見他。他的客人後來寫道:當時他"顯然十分震驚"。
  西博爾德自己也被這則消息搞得心煩意亂。他擔心吉田由於要作出對此也負有責任的日本式的姿態和因為他是麥克阿瑟的密友而想辭職。他告訴吉田,在往後的時日裡,日本人民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以便帶領他們從麥克阿瑟去職一事所產生的衝擊中恢復過來。在會晤結束時,吉田答應西搏爾德:他將不會辭職。
  儘管吉田又在任上繼續干了三年多,但是戰後歷史上這極其偉大的夥伴關係結束了。吉田除了一段短時間不在任上之外,從1946年起,他和麥克阿瑟一直在一起工作,以便在舊日的廢墟中重建日本。
  麥克阿瑟在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對而言是人所共知的。
  吉田卻是戰後世界上的一位無名英雄。他精力充沛,富於同情心,口齒清晰,政治上老練,怠我無私,而且深深地忠於他的國家,誠為戰後各國領導人中的一位巨人。他也是少數幾位退休和去世後仍然卓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甚至到了1982年的現在,日本仍舊按照吉田在三十年前確立的穩健的、有節制的原則進行治理。
  世界上每一個學齡兒童都知道邱吉爾和戴高樂。雖然吉田在許多方面和他們並駕齊驅,但是,除了日本人和像我這樣有幸和他個人結識者之外,絕大多數人對他幾乎毫無所知。
  就像東方迷住了麥克阿瑟一樣,吉田對西方也著了迷。
  他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其他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於通過發展與外國的關係,為增進他自己國家的利益找到一條捷徑。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就是許多世紀以來鼓勵接受外國影響,但不允許它們瓦解日本立國之本這兩方面互相結合的產物。
  從七世紀起,中國就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日本的政體、軍事組織、土地改革、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的模式。從十九世紀起,日本又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這在許多方面與日本和中國已有的關係類似。這種新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貿易的繁榮,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島上令人痛苦的歲月,廣島和長崎的創傷,以及戰後年代在商業方面和確保安全方面錯綜複雜的合作關係等方面。
  用吉田的話來說,"日本的決定性世紀"始於1854年。當時,日本人看到了美國海軍准將伯裡的船隊的甲板上矗立著加農炮,深信他們不應該再頂住要求他們加入現代世界的行列的壓力了。不久,一群維新派人物廢除了幕府時代將軍的統治——它代表軟弱的天皇,統治日本達二百七十年之久。維新派使明治夭皇復位,讓他到東京古老的宮殿裡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宮闈原來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顧問們認識到,現代化是使日本免於象中國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樣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們也認識到,現代化管理有利於帶來經濟上的繁榮。這樣,在十九世紀後期,日本開始用很長時間認真地觀察美國和西方,很快就借鑒了教育、法律、農業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
  明治維新派創造了一個尚有許多明顯局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於德國的俾斯麥的民主,與美國或英國的民主不同。西方的這一套移植到了東方,但還不完善。西方的民主雖然被介紹過去了,但是東方的極權主義還陰魂不散,日本還存在著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出現了經濟危機,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也增加了,這使人數極少的一群軍國主義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奪取了政府的權力。
  軍國主義者——吉田稱之為"穿制服的政客們"——獲得控制權以後,命令人們服從他們,就像一個世紀以前的幕府時代一樣。他們控制了皇位,並利用它的權威發號施令。
  吉田生於1878年明治維新的激烈變動之中。雖然他出生在東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島嶼上的土佐縣。
  上佐的男人們以伐木和航海為業,在那個崇尚齊心協力和禮儀的社會裡,他們是狙魯的,具有粗曠的性格。上佐人被稱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來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樣,也具有粗魯的性格。後來,他因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風蠻橫,被稱作"獨斷專行的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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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4、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吉田茂(二)

  吉田是一位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的上佐人的第五個兒子。 
  日本被佔領期間,長子繼承權被廢除了。在此之前,長子以下的兒子們經常被別的家庭收養。吉田的養父是一位叫吉田謙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歲時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實的家產。
  1906年,吉田從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職業外交官。或許是由於他的鄉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國供職,那裡是外交官們陞遷的一條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從家裡繼承過來的高標準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顧問。
  牧野作為日本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讓四十歲的吉田同他一起參加活動,這大大地提高了這位年輕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懷著對威爾遜的門戶開放政策充滿樂觀的態度去凡爾賽。根據威爾遜精神,牧野建議在條約中加進明確規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條款。但是,對日本和它日益增長的海軍勢力深感疑慮的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否決了這一條款。吉田發現,明治維新的理想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敵不過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嚴酷現實。他悲傷失望地回國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田,是在1964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他在大磯的莊園吃晚飯。時已八十六歲的這位退休首相長時間地回憶了他在凡爾賽的經歷。他說,他經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能夠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觀點,那麼,歷史的進程就會不一樣了。我發現,吉田從未因有這些經歷而使自己對英國和美國耿耿於懷,這給予我的印象尤為深刻。這是一個標誌,說明吉田在年青之時,就已具有偉大的個性和強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會對他還是發生了影響。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增加了。美國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許多其他日本人一樣,對保證日本產品在亞洲有暢銷的市場和為日本工廠提供足夠的原材料等問題,日益感到關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擔任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時,為他的國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滿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絕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時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於軍國主義之時,他開始和軍國主義分道揚鑣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駐外大使們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爾賽呆過的愛德華·豪斯上校——大戰期間,他是威爾遜的親密助手和顧問。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個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也給德國人提出過同樣的忠告——豪斯說:在解決對外糾紛中,如果日本採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話,明治時代以後苦心經營起來的一切必將化為灰燼。
  受到明治以後親西方傳統的儒染的吉田,此時已成為一位國際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回到日本後,把豪斯的口信傳達給那些願意聽的人。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們"對他的嫌惡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變的軍官在東京發動了一場預謀的政變——政變中,牧野伯爵險些遇難——軍國主義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擔任外相,希望築起一道反對軍國主義者的防線。但這個提案被軍方否決了,吉田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
  他的這一任命是幸運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使吉田離開了日本。當時,日本由於"秘密偵探"的滋擾,軍方的對手們處於危險之中,備受磨難、監禁,有的甚至被暗殺:其次,三年的時間裡,他對英國政治的進一步瞭解,使他溫和的親西方的政治哲學牢固地樹立起來了。如果明治維新派們的夢想後來得以實現的話,那麼,日本在許多方面就可以變成英國式的了:日本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君主立憲政體、議會制和堅強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強大而卓有影響的島國。京時,這所軍事監獄遭到了直接破壞。於是,他被轉移到郊區的牢房裡。(他後來寫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燒死了,那將是多麼不幸。"此後不久,他就獲釋了,回到了位於東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磯的莊園,在那裡休養。他錯誤地認為,他將會作為一位小有名氣的退休外交官在那裡度過他的餘生。
  在日本被佔領期間的一天凌晨,吉田驅車在大磯和東京之間一條被廢棄的公路上行駛。"兩個美國大兵突然出現在面前,向我的司機打手勢,要他停車。"他後來寫道,"我猜想他們是要攔路搶劫。但是,他們原來是想返口東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於是讓他們搭上車。"我們沒走多遠,他們遞過來了巧克力,然後嚼著口香糖,最後又遞給我雪茄。"
  這是吉田特別喜歡的故事之一。"我記得我曾經這樣想過,"他寫道,"他們當時的這種做法,就他們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國人這種內在的優良本性,使日本被佔領期間完全沒有發生衝突。"我在1953年遇見一群自由主義的日本知識分子,他們似乎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們告訴我,日本雖然存在相當程度的反美情緒,但這並不是由於美國軍隊的行為引起的。
  美國的友好,肯定是對日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態度接受了被打敗的現實,並坦蕩地接受了伴隨失敗而來的變化。麥克阿瑟立刻意識到,日本人民這些素質,將使日本在進入被佔領狀態後,能夠有一個成功和令人鼓舞的開端。
  1945年8月30日,麥克阿瑟飛抵橫濱,在那裡設立了臨時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拒絕投降的神風飛行隊員和25萬武裝的日本士兵。雖然世界大戰在兩星期前結束了,雙方仍以高度不信任的態度互相注視著。
  許多日本人預料,獲勝的美國人佔領他們的國家後,會像他們自己從前所幹的一樣:姦淫擄掠。反過來,許多美國人則擔心天皇會帶著他的殘餘部隊逃進山裡,進行曠日持久的游擊戰。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在菲律賓進行過"死亡進軍"和在硫球島及其他太平洋島嶼上敢於奮戰到最後一個人的這支軍隊會很快投降。
  除了麥克阿瑟自己之外,別無他人。他還不顧助手們的勸告,堅持獨自在完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在橫濱著陸。他甚至不許他的助手們帶隨身武器。他確信,顯示出絕對無所畏懼,比炫耀武力更能使不順從的日本人馴服。這是一場特殊的賭博。但麥克阿瑟做對了,他在橫濱安全著陸。邱吉爾把它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成中最勇敢的一次單獨行動。
  正是用了如上所述的這種方法,麥克阿瑟實際上也已成了菲律賓人民崇拜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並與日本人民建立了類似的關係——基於絕對相互信任的關係。他總是用這種令人鼓舞的信念來鞏固這種關係。當時許多人——英國人、俄國人,甚至華盛頓的一些人還堅持要把裕仁作為戰犯處理。這位天皇也破例地到美國使館去,向麥克阿瑟表示,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應該由他一個人承擔。
  但是,這位將軍看到了日本民族對天皇的敬畏。即使在投降後,他仍然是把日本人民團結起來的精神支柱。裕仁在1945年8月發表廣播講話,要求他的人民"忍受不能忍受的東西"和投降,這是麥克阿瑟能夠在橫濱安全著陸的一個原因。麥克阿瑟很快又喜歡上了讀書,對當時門庭冷落的這位高貴的君主也不擺架子。最後,這位司令宮決定保持天皇的地位,在整個佔領期間,與他和睦相處。按照麥克阿瑟1947年頒布的憲法,裕仁成為憲法上的君主。憲法對他的禮節性的作用有許多具體的限制。當時,麥克阿瑟還收到許多反對這一決定的勸告。他能作出這一決定,除了他的洞察力之外,還出自於他對他所管轄的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人民的深切瞭解。
  後來,麥克阿瑟並沒有完全廢除天皇從前的那種絕對權威和把它轉為己有。他把他的常駐日本司令部設在皇宮護城河的對岸。他在五年的統治中,就像裕仁以前一樣深居簡出和神秘。每天,人們只能在他的辦公室、他在美國使館內的家或在往返這兩處的途中見到他。1945年到1951年間,他只離開東京兩次,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在此期間,裕仁則到工廠和農場巡視,有時在棒球場上出現,還到他的人民中間去,這在從前是沒有的。雖然權力已經從他那裡轉到了麥克阿瑟手中,-1952年,又轉到了人民手裡-但仍然給人以一種感覺:麥克阿瑟將軍就像以前的幕府將軍或明治維新派一樣,依然是奉天皇的旨意來治理國家的。
  一位日本人在談到麥克阿瑟時說,"天皇再也找不到一位比他更好一點的人了。"
  雖然吉田是一位議會民主的擁護者,但是,他赤誠地效忠於天皇。他認為,麥克阿瑟對天皇的上述做法,是對日本的佔領獲得成功的原因,它比別的因素更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吉田對麥克阿瑟十分愛戴的原因。
  1946年,當六十六歲的吉田成為日本戰後的第三位首相時,他感到相當出乎意料和勉強。由於麥克阿瑟清除了與軍國主義有聯繫的人,保守的自由黨實際上找不出首相候選人了。
  當時,吉田已經離開大磯,出任外相。自由黨領導人轉而想把最高領導職務交給他承擔。他感到很勉強,最後還是同意了,但預先警告該黨:他將要避免黨內爭吵和通貨膨脹。當時,他只是被當作一位看守首相,後來卻當了七年首相,五次組閣。
  他是一位果斷的、有時甚至直率得使人不易忍受的領導人。例如,他對於那些能應用於社會的學問雖然懷有戒心,但還是真誠尊重的;而他對學者們卻沒有特殊的興趣,除非他們和他意見一致。他公開號召人們不要成為一個"墮落的學者"。他在1947年的新年賀詞中,說工人運動中出現了"叛徒"。這助長了全國性的罷工,使麥克阿瑟不得不親自下令取締,也使吉田的第一個政府倒台。1953年,他將日本被佔領期間一些難以推行的改革作了修改,使之更為穩妥,但遭到一位社會黨國會議員的阻攔。盛怒之下,他罵這位議員是"八格牙路"(混蛋)。他的對手為此發起攻擊,對他的政府投不信任票。然而,他仍在嗣後的競選中獲得勝利,照樣幹下去。
  吉田這位日本的邱吉爾,是按照英國的邱吉爾最為現實主義的一個信條來管理國家的。邱吉爾曾經這樣寫道:"在危難之時不準備作不迎合潮流之事、在喧鬧面前又不能處之泰然的人,不適合當部長。"戰後的日本處於混亂之中,人無定見,事無定評,公眾輿論混雜。吉田卻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他自己的直覺辦事,就像他的岳父牧野伯爵所稱讚的:"茂可能缺乏吸引人的個性,但他是個有主心骨的人。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可信賴的。"
  他沒有象康拉德·阿登納不信任德國人那樣猜疑日本人。
  他僅就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災難譴責了本國的帝國主義小集團。首相的一位親戚告訴我:事實上,吉田對他的國家的人民是絕對信賴的,而且堅信只要他們的領導是坦誠的,他們就能夠重建家園。
  他經常戴一頂貝雷帽,穿一件長披風,在東京的街上散步,聽聽人們說他些什麼。他很少被人認出來,而且不只一次地聽到人家說他是"光桿"首相。他沒有把這種說法看成是侮辱。對他的戰略進行批評的,大多是少數黨人,因為他們首當其衝;其次就是來自反吉田的新聞界。人們發現他是意氣風發的,甚至是有趣的。另一些政治家則紛紛指責他辱罵國會中的一位反對派是"混蛋"。但是,一位美國記者寫道,一個人如果稱一位出租汽車司機是"八格牙路",得到的可能是"咧嘴一笑,而不是皺眉頭",因為人們有時不外是把它當作口頭禪而已。
  吉田對他的下級,有時也像對待政治上的對手一樣強硬。
  有一次,他為威廉·西博爾德舉行宴會,也邀請了一位即將到美國任職的日本外交官員參加。這位官員和他的妻子提早離開了宴會廳,以便趕上回郊區家的末班火車。幾天後,西博爾德獲悉,因為這個人先於貴賓離開宴會廳,吉田已經取消了對他赴美工作的任命。吉田認為,這位外交官的做法,對於日本紳土和即將擔任日本駐外代表的人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
  儘管他有時是專橫的,但他還是具有在做出決定之前傾聽專家和顧問意見的好名聲。他不是那種面對新的情況或有益的爭執卻傲慢固執、不肯改變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在某一領域經驗比他豐富的人。例如,吉田知道他自己在經濟政策方面不大內行。於是,他像艾森豪威爾一樣,在經濟方面更多地求教於商業家,而不是官僚。實際上,他是少數幾位任命商業家參加內閣的日本首相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像戴高樂和阿登納一樣,善於選擇能幹的財政部長——池田勇人即為其中之一。
  他是受吉田保護的人,後來也當上了首相。
  吉田雖然缺少經濟方面的知識,但他具有抓住基本經濟問題的某些直覺。例如,他確信日本必須使其工業基礎現代化,才能在戰後的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這是對的,"值得慶幸的是,由於空襲,日本被夷為灰燼,"他曾經惡作劇他說,"如果日本現在引進新的機器和設備,它會變成一個生產能力遠遠超過戰勝國的、光彩奪目的國家。為了拆除機器,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這個破壞是敵人給我們造成的。"吉田雖然愛開玩笑,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完全正確的。
  從1953年我與吉田在東京的第一次談話,到1964年他在大磯請我吃飯這段時間的接觸中,我發現他在私人場合的表現與他在公開場合中的暴躁的樣子截然不同。在私下的談話中,他才智敏銳,善於使人消除疑慮。他的話語對於不習慣枯燥乏味的、日本式的幽默的西方人來說,有時是很難立即領悟的。
  1953年,在招待我們的宴會上,吉田衝著坐在他身邊的尼克松夫人說:一艘美國驅逐艦已經停靠在東京灣,"請告訴我,他們是來保護你們,以免使你們受到我們傷害的嗎?"
  這位首相由於板著臉,又蓄著樸素的平頭,起初看來似乎很嚴肅。當我們發現他的眼睛閃著光和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時,才知道他是在開玩笑。
  在外交場合中,吉田經常說實話。戰後,許多亞洲國家吵吵嚷嚷要求賠償戰爭損失。印尼總統蘇加諾在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時,可能心裡確實也有這種打算。首相對此採取了攻勢。
  "我期待著您的到來,"吉田和顏悅色地說。"從你們國家經常刮來的颱風,已經給日本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我正等待著您的到來,以便就你們的颱風對我國造成的破壞要求賠償。"
  說完,吉田開心地笑了。蘇加諾一生中很少像這次一樣,完全怔住了,決定不再提戰爭賠償的問題。
  吉田以其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來的自信和某種近乎天生的優越感,饒有興味地管理著國家,過著日子。每天早晨剛到六點鐘,他就在首相官邸散步,用鐮刀割去他心愛的盆景周圍的雜草。娛樂是一種很好的社交活動。他是一個天生善於講故事的人,又是一個很好的聽眾。他還是一名騎手。吉田小時候,是他家周圍為數不多的、能騎馬上學的孩子之一。他成了首相以後,就在皇家馬場裡騎馬。
  除了中國食品以外,其他各種食物他都喜歡。他嗜愛特殊風味的日本米酒,並以每天三支的頻率吸雪茄。他喜歡閱讀日本最傑出的外交家們的傳記,也讀法文和英文書籍,熟悉這兩種文字的文學作品。他失眠時,就靠讀書以入睡,而不是吃安眠藥。
  像正統的明治維新派的日本人一樣,吉田每天讀《紐約時報》和倫敦的《泰晤士報》,把他認為助手們應該閱讀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標記,送到各部門去。他很少有時間接觸日本眾多的新聞界,認為他們是難以駕馭和過分固執己見的。有時,他單獨會見他欣賞的記者。但是,他也經常用準確無誤的方式,向廣大新聞界表達他的態度。他曾經叫警察把記者們從一次菊花觀賞會上攆走,並且經常揮舞手杖轟走攝影記者。
  吉田深深地愛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一位業餘的詩歌作者,其作品曾受到日本評論家們的讚賞。她把日本的主題和外國的風貌結合在一起。毫無疑問,這些詩是根據她對吉田出使外國時他們住過的地方的回憶而寫的。戰爭爆發前兩個月,她去世了。在她病倒住院的三個月裡,吉田每天都在她的身邊。美國大使約瑟夫·格魯的妻子每天也去探望她,並給她帶去家裡燒的湯。
  吉日以後沒有再結婚。有一次,當有人問他對續絃有何打算時,他簡捷他說,"自從我的妻子去世後,我就不再考慮這個問題了。"
  吉田夫人去世後,他家正式的女主人就是他的懂多種語言的女兒阿曾和子夫人了。有時,她被稱作"寶座後面的掌權者",儘管她蔑視這種提法。1953年我們訪問日本前夕,曾經擔任過羅斯福政府駐俄國和法國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對我說,在他看來,阿曾和子夫人和蔣介石夫人一樣,都居於國際舞台上的第一夫人們的前列,從各方面來衡量,她都是符合這個標準的。她極其聰慧、優雅,是她傑出的父親的可貴的同伴。有一次,她對我說:許多領導人是偉大的男子,但不是好的丈夫,"我寧願要後者"。不過,很清楚,她認為她父親兩者都是。
  人們普遍認為,雖然要麥克阿瑟報答吉田對他的溢於言表的公開讚揚這並不符合這位將軍的天性,但他們兩人之間確實存在著很牢固的私人友誼。
  每天早晨,麥克阿瑟和他的兒子阿瑟在分別去司令部和上學之前,都要牽著他們心愛的小狗,在大使館附近高高興興地走著。吉田的一位親戚告訴我一件事:有一天,吉田到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發現這位將軍情緒很低落。麥克阿瑟說,他們的一隻狗突然意想不到地死了。
  從那以後,吉田喜歡上了阿瑟,好像他就是自己的兒子一樣。這位首相沒有對麥克阿瑟說什麼,而是不聲不響地找到了一張這只寵物的照片,交給他的農林相,要他找到另一隻和這隻狗一模一樣的狗,在國立畜牧業研究所找到了一隻以後,吉田親自把它放進私人小汽車裡,帶到美國大使館,送給了阿瑟。麥克阿瑟在一旁高興地看著。
  另一次,他送給麥克阿瑟一匹精製的玩具馬,那是他在東京街頭微服出巡時為阿瑟買的。幾天後,當吉田再次到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拜會他時,看見玩具馬還在這位將軍的辦公桌。
  上,就在他喜歡的玉米軸煙斗旁邊。吉田問麥克阿瑟,為什麼他還沒有把它交給他的兒子。這位最高司令宮有點侷促不安,說,他自己也玩得很有趣。後來,他勉強地把這個玩具給了阿瑟。
  麥克阿瑟尊重吉田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也許是他允許吉田繼續當首相。由於盟軍佔領日本,二十多萬日本人——包括被吉田取而代之的自由黨原總裁在內——被清洗掉了。如果這位首相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違抗麥克阿瑟的旨意,這位將軍還可以像他幹過的一樣,輕而易舉地把吉田也清洗掉。相反,他還應這位首相的要求,清除掉吉田政治上的對手,這是盡人皆知的。
  吉田正如沒有用謙恭或不搞摩擦來贏得日本人民的好感一樣,也沒有通過屈從來博取麥克阿瑟的尊重。1946年,當他正在遴選他的第一個內閣的成員時,東京的街上擠滿了遊行示威的人群,抗議食品短缺。他馬上放出風聲說,除非麥克阿瑟答應從美國運來大量食品,否則他就不再任命內閣成員。他私下還說,"美國人一旦看到整整一個月裡全國人們的手裡揮動著紅旗的話,一定會給日本運來食物。"
  麥克阿瑟聽到這些話後,派了一輛有篷吉普車把這位新首相接到他的辦公室。二十分鐘後,吉田回來了,看起來非常鎮靜。麥克阿瑟已經答應在他主管日本期間,決不讓一個日本人餓死。吉田馬上應允當晚完成組閣。
  麥克阿瑟不得不向華盛頓兜售他的上述意見。當時,華盛頓一些自以為正直善良的人們反對用庫存的軍事物資餵養美國從前的敵人。因此,他寫道:"要麼給我麵包,要麼給我子彈。"結果,華盛頓還是送去了食物,使麥克阿瑟得以履行諾作為一位首相,吉田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因為他在發揮個人的首創精神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他的政府用大部分時間對來自麥克阿瑟和他的下屬的指示作出反應。對一些改革,他誠心誠意地接受了,另一些他進行了抵制,但還是不得不接受了;又有一些他是反對的,並且最後撤消了。
  吉田受著夾板氣。他的對手們把他稱作美國的替罪羊。
  1953年我們訪問日本時,約翰·艾利森大使告訴我,在日本的某些反美情緒,實際上就是反吉田的情緒,因為他採取親美的姿態;與此同時,美軍佔領機構裡的一些工作人員則認為他是一位令人厭煩的人,並且在1948年他第二次組閣時,試圖使他下野。
  吉田支持麥克阿瑟對日本的廣泛目標:非軍事化、民主化和恢復經濟。這位將軍制定的土地重新分配計劃和新憲法,是他首先取得的、影響範圍最大的成就之一。這些決定性的打擊迅猛地粉碎了造成日本軍國主義的兩大基礎:在日本軍隊中瀰漫的農民的不滿;很容易使軍國主義分子在以天皇為中心的政體中掌權。
  截至1945年,大部分農民耕種的土地還都屬於地主所有。
  麥克阿瑟認為,這種情形"實質上相當於奴隸制"。吉田也認為,農村的不滿很可能像三十年代為軍國主義火上加油一樣,輕而易舉地在日本點燃起共產主義革命之火。按照麥克阿瑟制定的路線,吉田政府設想出了一套徹底進行土地改革的方案。
  到1950年為止,百分之九十的日本耕地已歸農民所有。
  麥克阿瑟的土地改革給農民帶來了兩種意識:個人可以發家致富;通過刺激可以促進生產。這次土地改革完成後,共產主義在日本幾乎完全成為局限在都市裡的一種現象,因為麥克阿瑟已經悄悄奪走了共產黨人的大片農村。正如傳記作家威廉·曼徹斯特所指出的,"麥克阿瑟將作為一位想在戰場上解決共產主義問題的人而為千百萬人所懷念,這真是一個諷刺。"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台灣的"經濟奇跡"——它可以在特點上、而不是在規模上與日本"奇跡"相比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於蔣介石從大陸來到台灣後不久實行了開明的土地改革計劃的結果。蔣介石從前要是能夠在大陸上實施這一計劃,毛澤東就不可能利用農村的不滿使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獲得成功了。
  如果說麥克阿瑟最顯而易見的目標是農業制度的改革,那麼,他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是日本上層機構臃腫的政治制度。
  日本人民沒有明確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麥克阿瑟以令人驚歎的速度,給予他們這些權利。他頒發了人身保護法,取消了對公民自由的所有限制,解除了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員的職務。
  他也給了婦女投票權,正如他向一位助手吐露過的,他相信"婦女們不喜歡戰爭"。1946年4月,一千四百萬婦女第一次參加了投票——許多人顯然認為,如果她們不參加,麥克阿瑟會懲罰她們。還有三十九名婦女,包括一位聞名的妓女,當選為國會議員。
  一些渴望民主制度在日本能夠一蹴而就的日本政治家認為,妓女參加選舉是不祥之兆:一位神經質的、老資格的議員還跑到佔領軍司令部去,當著麥克阿瑟的面,撕碎了有關的報紙。最高司令官問他:這位女人得到了多少票?這位議員歎口氣說:二十五萬六千張。麥克阿瑟後來寫道:"當時,我盡可能莊重地答覆他說:那麼,我應該說,一定還有更多職業比她的更為暖味的人參加了選舉。"最後,他還是向所有的新議員、包括那位妓女發了賀信。
  在麥克阿瑟的"學校"裡,關於民主的教科書就是麥克阿瑟的憲法。當吉田前任的日本政府在重新草擬普魯士式的明治憲法而遇到挫折時,這位將軍手裡拿著黃色的拍紙簿,親自繪製新憲法的輪廓。由他的下屬用不很熟練的日文寫成的最後一稿,是美國最高行政議會制度和英國議會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它廢除了貴族爵位,規定在解決與外國的爭端時不使用武力,還開列出了各種權利的清單。最重要的是,它使日本人民當權,並把天皇只當作"國家的象徵"。這部憲法被議會通過後,天皇宣佈它為國法。
  麥克阿瑟憲法經常受到批評,許多人說它是不合法的,因為它是外國人寫的,而且是外力強加給這個衰弱的、無決斷權的國家的。然而,到目前為止,日本仍未放棄一切試圖修改這部憲法的企圖。大部分日本人顯然也贊成把天皇作為憲法上的君主。
  麥克阿瑟巧妙地回擊了蘇聯想對佔領日本公開施加影響的企圖。在佔領日本的問題上,他們是美國名義上的夥伴。當斯大林在東京的人士說,俄國人可能佔領北海道最北部的島嶼時,麥克阿瑟斷言,只要有一個俄國士兵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就要把他投入監獄。就這樣,麥克阿瑟把日本從被分裂成共產黨的北部和非共產主義的南部的苦惱中拯救了出來。
  但是,日本內部的共產主義者更為狡詐有害。1949年,斯大林最後釋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戰俘時,他們已經被進行了灌輸,並被安排為骨幹。在蘇聯命令日本共產黨強調非法的恐怖戰術並放棄尋求"和平革命"的政策後的年月裡,共產黨人煽動的暴力活動還在升級。
  我於1953年去日本時,我強烈地感覺到,共產黨煽動的暴力行動,已經為取締該黨提供了法律根據。麥克阿瑟在1951年被召回以前,已經和吉田一起,從政府中和事業部門中清洗了共產黨員。然而,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吉田這位我所見過的最堅決的反共人物,竟然反對毫無保留地剝奪共產黨的權利——除非它對日本的威脅繼續加劇。
  他對於我們在1945年到1950年間對共產主義的搖擺不定的態度尤其感到難以捉摸。"美國人真有意思,"他曾經說過,"你們1945年來到這裡時,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共產黨員關進監獄,你們要求我們把他們統統放了。現在,你們又要我們把他們關到監獄裡去。你知道,那得費多大勁埃"到了1953年,吉田大概就不太願意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反對共產黨人了,因為那時的日本經濟正在全速復甦,土地再分配已經完成。我當時和一些農民談話,就已發覺他們充滿了積極性和活力。由於上述結果,共產黨在選舉中慘敗了。
  不過,吉田仍舊擔心共產黨人。在我和他1953年的一次會談中,他還反覆琢磨著"我們自然地傾向於同情共產主義"的問題,對年青知識分子支持左翼激進派的傾向感到關切。阿曾夫人當時還補充說,知識分子支持共產黨人,是因為這是時髦的做法。"只有當保守派才不是時髦的。"她說。由於共產黨關於自由、平等和工人應該享有權利之類的口號聽起來比麥克阿瑟的改革稍為響亮一些,問題就更複雜化了。吉田認為,許多日本人缺少對於什麼是民主的直觀的感覺,把民主與放縱和無政府狀態混淆了。麥克阿瑟在民主的實驗上邁開了大步;吉田不得不穩住它,不能讓它沸騰得溢出來。
  例如,麥克阿瑟亟想鼓勵自由勞工運動。但是,他的下屬們——包括許多理想主義的、年輕的、喜歡交際的工程師們——卻吸收日共黨員幫助他們建立新的工會。毫不奇怪,這些共產黨人是易於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進行罷工和暴力活動的。在社會主義反對黨聲嘶力竭的喧囂中,吉田抓住時機,對新勞工法進行了修改。大多數工會終於脫離了共產黨。
  美國人不僅熱衷於推行反托拉斯法——不只是削弱大的聯合企業或三菱之類的財團——而且也盯著一千多個較小的公司。佔領軍中的許多工作人員錯誤地認為,日本和美國三十年代的萬惡之源都是大企業。吉田則正確地認為,如果沒有健康的工商部門和不抵制反對壟斷的運動,日本將難以生存下去。
  許多拆散壟斷組織的計劃終於放棄了。1953年,吉田政府又成寬了苛嚴的反壟斷法。
  吉田由於抵制了麥克阿瑟的僚屬們堅持要實行的某些改革,遭到了日、美兩國自由主義者的嚴厲批評。但回顧過去,證明他還是正確的,因為在從勞工、商業、教育的改革到加強法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中,有許多是不適用於戰後日本的情況的。在一段時間裡,吉田固執地反對那些日本難以接受的、激進的改革,以便保護他的國家利益。這是麥克阿瑟對日本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雖然吉田在緩和佔領軍某些走極端的國內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大遺產,還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這包括兩個部分:反對大規模地重整軍備。這是一個與錯綜複雜的國際情況聯繫在一起的國內問題;決心尋求與美國訂立和平條約,並締結安全聯盟。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著日本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就可以保證國家的安全,並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資源用於建設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經濟大國。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並不支持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內容。
  但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和領導能力方面的觀察員,我從他的見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動了經濟的恢復方面,欣賞他的外交政策的穩鍵。在冷戰的現實向日本和美國壓來之前,麥克阿瑟就認識到,日本應該成為一個新型的國家,一個永遠放棄通過戰爭解決與別國爭端的企圖的經濟大國。他使用了"東方的瑞士"這個詞,並將這種想法寫進了麥克阿瑟憲法第九條關於"不要戰爭"的條款中。
  弗農·沃爾特斯曾經告訴我,"大部分將軍們只注意到了結束戰爭。麥克阿瑟的視野卻超越了戰爭的界限。"日本憲法的第九條就是最具體的證明。麥克阿瑟耳聞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夢想著出現一個不再需要戰爭的世界。不幸的是,他的這種樂觀態度為時過早。在四十年代未,許多美國人認為第九條的規定是一個錯誤。由於蘇聯和1949年出現的共產黨中國就在日本西邊的側翼,日本需要具備某種自衛的手段。朝鮮戰爭爆發後,麥克阿瑟帶領他的大部分軍隊去朝鮮,並在日本組成了一支七萬五千人的保安部隊——後來稱作自衛隊。吉田認為,日本雖然已經放棄了進攻性的戰爭,但在受到別國侵略時,不應該放棄正當的自衛權利。他不顧社會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反對,立即著手建立一支盡可能有效的武裝力量。
  顯然,不管七萬五千人的軍隊如何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衛一個面積相當於一個半英國的島國。但是,在1951年獨立之前和之後,吉田都頂住了要他進一步擴軍的壓力,其原因大部分是經濟方面的。他說:"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那怕建造一艘戰列艦,也會打亂政府的財政。"
  杜魯門指定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詳細擬訂日本和盟國之間的和平條約。杜勒斯利用他的地位,試圖對吉田施加影響,要他重新武裝日本。但是,當他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位首相就回答:"別說廢話。"不過,這個問題到了艾森豪威爾任內還是繼續存在。杜勒斯當了國務卿之後,仍然關心這件事。
  1953年,在我出訪日本前夕,杜勒斯建議我在東京公開談論一下這個敏感的問題。以試探美國和日本雙方的反應。我在11月19日的日美協會午餐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自從美國把這部憲法的第九條加在日本頭上以來,形勢變得嚴峻和危險起來了。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不受武裝征服的威脅的世界,但這種希望已經被蘇聯的侵略行徑粉碎了。
  我說,因此,第九條是好心辦了錯事。"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錯誤地判斷了蘇聯領導人的意圖……我們現在才認識到,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自由國家的裁軍將會導致戰爭;原因之二,是因為我們想要和平,也相信我們已處於和平之中。從1946年起,我們已經加強了軍備,相信日本和其他自由國家也一定會分擔重整軍備方面的責任。"日本新聞界以通欄大標題報道了這個講話。毫不奇怪,他們強調的主要之點,不是放在我呼籲重整軍備上面,而是強調我承認一美國犯了錯誤。
  吉田的反應是有禮貌的,但又是不明朗的。他直到1954年退休以前,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常從那時起,日本的國防支出緩慢地增長了。但比較起來,仍不到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美國則佔百分之六。蘇聯的國防開支卻高達百分之十八。雖然自衛隊已經逐漸成熟起來,在規模上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仍舊弱小得近乎荒謬。舉例說,日本穿軍服的人比北朝鮮、我相信,日本為自身的防務付出更多的力量是絕對必要的。不過,我不能因為在這方面和吉田意見不一而對他吹毛求疵。一位優秀的外交政策制定人的標誌之一,是他能以盡可能少的代價,為他的國家獲得盡可能多的好處。根據這一標準來判斷,吉田制定的政策是很出色的。
  像他的許多其他政策一樣,從政治上來看,上述政策對他也是危險的。他既要反對大規模地加強軍備,又要支持和鼓勵自衛隊,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當和平主義在日本蔓延開來時,隨時都會把綏靖政策塞給他。由於把日本的安全置於美國的羽翼之下,他又會同時招致主張重整軍備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憤怒。
  公開接受某種形式的泛亞中立主義,這在政治上對吉田會更好辦一些。然而,他知道,對於一個弱小的國家來說,中立是毫無意義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現實主義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須防禦來自外敵的侵略。事實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夠的力量承擔抗擊外敵的所有代價。但他很聰明,知道美國會付出這些代價。
  吉田的與美國結成安全聯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見最不一致的一項外交政策。批評者們說,它會把日本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美國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訂這項政策時爆發的騷亂,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取消了對日本的訪問。它還成為二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根源。這一條約儘管受到批評,但對日本發展成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還是發揮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簡單地屈服於他的對手要"美國佬滾回去"的沙文主義的壓力,接受被委婉地稱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個包括中國、蘇聯和被剝奪了必要的自衛權利的日本在內的協議,那麼麥克阿瑟所說的"東方的瑞士"就可能變成東方的芬蘭,即一個事實上的共產主義衛星國——可能名字不是這樣。
  相反,日本能夠一心一意地進行經濟建設,並創造出世界各國所羨慕的生活水準。
  1954年吉田下野後,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結出了果實,他感到極大的滿足。他的對手曾經說過,他會使日本成為"亞洲的孤兒。"相反,他幫助日本成為一位巨人。
  吉田的政策能夠結出果實的另一個原因是,從1957年到1972年,他的繼承者岸信介和後來的池田勇人及佐籐榮作——他們都是"吉田學校"畢業的——繼續執行了他的政策。我有幸認識這三位人物,發現他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很多偉大的領導人難得推薦年青人繼位,因為他們被自己的成就迷住了,以致於認為沒有人可以取代他們。這是人之常情,但吉田是一個難得的例外。
  我經常被吉田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納之間的極其相似之處所打動。他們都是在七十高齡還繼續當政的。三十年代,兩人都勇敢地反對極權主義者控制他們的國家。戰後,他們又都主持了戰敗國的恢復工作,並使它們成為經濟上的超級大國。
  在1954年吉田的世界性訪問中,他們在波恩相會了。吉田對阿登納說,由於他們的環境和背景是如此地相似,他總覺得自己是在與德國進行一場友好的競爭。
  然而,他們兩人也有著顯著的差別。吉田精心地為他的大藏相池田準備了接班的台階。阿登納對待他那位能力與池田相當的財政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做法卻是十分蹩腳,以致於艾哈德1959年與我議論到這個問題時,竟控制不住他的悲傷的感情。
  比起阿登納來,吉田沒有必要那麼自傲。一個領導人在離開政治舞台以後,看到自己的政策還在長期起作用,事實上就是最大的自我滿足。他的訣竅是,不要認為自己是能夠扮演某一角色的唯一演員。阿登納落人了陷阱,吉田卻從容地避開了它。
  我在擔任總統之前就已經認識佐籐。我在總統任期內,又和他進行了內容廣泛的會談。我們的會談最有意義的成果,是沖繩島的控制權於1972年歸還日本。甚至到了那個時候,吉田似乎還是我們會談中的一員。佐籐經常提起他的這位良師。這次會談之前,佐籐派一位密使來華盛頓與亨利·基辛格進行預備性的會談。為了安全起見,他用了一個假姓名,這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和麥克阿瑟一直保持聯繫,直到這位將軍1964年去世為止。1951年9月,當麥克阿瑟盡力促成的美日和平條約簽字時,吉田很想見到這位將軍。但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由於懷恨而拒絕邀請麥克阿瑟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簽字儀式。國務院還告訴吉田:他返回日本之前,在紐約拜訪麥克阿瑟將是"不合適的"。吉田很失望。
  1954年,吉田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成為大戰以來第一個訪問美國參議院的日本領導人。作為副總統,我有幸主持了參議院對他的歡迎。我能夠把他作為"美國和自由事業的一位偉大朋友"介紹給大家,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和麥克阿瑟取得了多麼巨大的成就。參議員們起立歡呼,向他表示敬意。
  一個月以後,日本議會對他的第五屆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下野了。由於種種原因,包括許多他已無法控制的因素,他的聲望低落了。他的政府裡的某些成員與一起造船業醜聞有牽連。很典型的是,有些人批評他已經成為一個美國人,另一些人又批評他在訪問華盛頓時未能得到美國更多的援助。後來,許多被麥克阿瑟清洗掉的保守主義者捲土重來,進行各種活動,力圖攫取權力。在結束佔領狀況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他仍然擔任首相職務,並完成了盡可能多的業績。政治上的清洗,也檢驗了他的工作水平和適應能力。
  吉田快然下野了。他離去時的局勢也是混亂的。對於那些反對他或不喜歡他的人,他總是不講外交禮節和不客氣的。甚至當他還是一位外交家時,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他曾經勸告一位可厭的上司說,你要麼老實點兒,要麼把自己送進精神病院去。他作為首相參觀日本動物園時,會用著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來叫猴子和企鵝。他不拘小節的做法,有助於減輕日本人民被打敗和佔領的痛苦,但也觸到了他的敵人的痛處。
  最後,他們終於為自己報了仇。1954年末,日本議會對不信任案的辯論是蠻橫的。吉田有時停止作筆記,慌亂地"礙…礙…"著:他的對手們也祖魯地大聲叫嚷:"礙…礙…"。
  十二月中旬,吉田政府的左派和保守派的對手們聯合起來反對他,通過了不信任案。原來以為他會在投票中再次獲勝,結果卻是相反,已七十六歲高齡的吉田終於被打敗了。
  除了佐籐以外,其他日本首相沒有一位任期象吉田在任的七年零兩個月那麼長,也沒有一位能夠像他那樣經受住任期內那種經常發生遽變、政治上動盪不安的境遇。吉田掌權的歲月,恰逢日本被軍事佔領時期;後來接踵而來的,又是短暫的民族主義浪潮、朝鮮戰爭、四十年代後期使人茫然的通貨膨脹、五十年代初期同樣令人茫然的經濟復甦,以及動搖了日本根基的社會和政體方面的改革。
  吉田下野後不久,就像失勢的政治家通常所做的一樣,隱居起來了。但他的門徒佐籐和池田還定期地到大磯去向他求教。他寫回憶錄和文章,偶而也接受他的繼承者請他辦的外交任務。凡年後,他對日本的穩定和經濟上的活躍所作出的貢獻,又開始得到廣泛的讚揚。他去世時,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老政治家。
  吉田結束政治生涯大約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當來拜訪我時,經常對我說他們是如何欽佩他。不僅羨慕他的業績,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氣,他絕對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維護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樂和邱吉爾仍然活在他們的人民的記憶裡、特別是成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樣一樣,吉田在日本又呈現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競選總統處於高潮之際,退休在大磯的八十二歲的吉田再次被請出來為他的國家效勞。日本政府請他率領代表團到華盛頓參加慶祝日本第一個外交使團到美國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我們邀請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飯後,吉田送給我一件雕塑品。他說,這是請一位日本藝術家專為我製作的。由於當時我的頭腦裡淨是自己競選的事,當吉田用一種含蓄的方式說明這件作品的標題是"勝利"時,我競未曾報以表示讚賞的微笑。
  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選以後,他又給我寫來了一封非常有禮貌的短信,說大選的結果是"令人悲傷的"。他還說,希望我會再度返回"國內和國外的"領導崗位。那時我特別感謝他的短信,因為他這種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擊敗時發來的,這比我獲勝時來得更有意義;況且此後他也沒有必要再作出這種表示了。吉田執政之時,就已經成為一名頑強的、老練的政治家。
  他的敵人把他斥為冷酷無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對他瞭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處於逆境之時,事實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我對此是十分珍視的。
  1964年的一次會議以後,我在大磯最後一次見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開的這次會議,由於命運的兩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遲了。那年春天,我準備出訪遠東;吉田也邀請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將到達東京的前四天,麥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國參加他的葬禮。當我再次訪問亞洲時,宴會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們乘車行駛四十英里去大磯,交通比洛杉磯的高速公路還擁擠,使人神經極度緊張。這次旅行雖然有許多麻煩,不過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著和服在門口迎接我。在我們以前的會見中,他總是穿著西服,還特別喜歡露出維多利亞式的高領。
  第一次看到他穿著傳統的日本服裝,使我再次覺得明治維新的這種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東西方影響的混合體。我認識的所有日本領導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後來我得悉,三十年代,麥克阿瑟在擔任陸軍參謀長時,有時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裡也穿著和服。
  吉田的家寬敞舒適,但並不豪華,從那裡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壯麗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擔當我們的女主人,舉止優雅。房間的裝飾和陳設,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對協調和均衡的審美觀。但就吉田家的情況而言,這又是東方事物與西方事物之間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藝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們吃飯的平台上,用的卻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連他招待我們的飯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內容廣泛的交談中,吉田追述起他與牧野伯爵的凡爾賽之行。在議論到我在1953年關於重整軍備的講話時,另一位客人弄錯了日子。我還來不及說什麼,吉田很快就糾正了他。我想,這個講話給他的印象,一定比他當時流露出來的反應深刻得多。
  他對戴高樂以及我對這位法國領導人的評價表示出特殊的興趣。我告訴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樂的國際政策,特別是他在如何對待北約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議說,用特殊的、日本式的術語說,戴高樂在國際問題上"採取高姿態"的做法是可行的,因為他在國內獲得了成功,很有聲望。我接著說,就日本的經濟力量而論,像戴高樂一樣,日本政府在國際事務中也處於可以採取高姿態的地位,這為日本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較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國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確地表示:我確信,"日本不會成為一個經濟上的巨人和軍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像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應那樣,他有禮貌而堅定地避開了我的建議。
  回顧1964年我們內容廣泛的談話,其中最重要的話題還是中國。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東京第一次見到他時就談過的話題。在那一次,由於當外交官而成為"中國通"的吉田告訴我,他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對它一直深為尊重。他相信,正如沒有哪個侵略看曾經永久地征服過中國一樣,共產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企圖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紀以來的影響的做法,最終也是注定要失敗的。吉田說,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953年暫時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們終究會勝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當時流行的蔣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國大陸發揮作用的觀點。吉田爭辯道,雖然蔣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學者,但他疏遠了知識分子,這在政治上是無可挽回的致命之處。
  在這一點上,吉田與裕仁天皇的觀點不一致。我這次訪問見到裕仁時,他依然堅決支持蔣介石。
  吉田與中國在哲學方面幾乎具有天生的親緣關係。這使他相信,增加中國與亞洲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貿易,最終會使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支持自由事業。像艾森豪威爾一樣,他熱忱地相信,潛在的敵人之間的貿易會導致和平。他還認為,中國介入朝鮮,這是一種脫離常規的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擔心其邊界可能受到威脅。他相信,中國人民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他們只會反抗侵略,不會發動侵略。
  在美日和平條約提交美國參議院審議之前,吉田由於對北京持有上述的態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開與大陸的關係。參加條約談判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訴吉田說,如果他承認中國,參議院就可能拒絕這個條約——因為當時中國正在朝鮮和美國人作戰——首相於是放棄了這一想法。我1953年訪問日本的任務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當時預言,對於他任何可能作出的、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近的行動,美國都會作出強烈的否定的反應。吉田對我的預言沒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顯,我沒有動搖他對與北京重修舊好的意見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話,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與中國重新建立關係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這樣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與我會見的議程中,中國問題仍占很重要的位置,這就不足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們對那年一月份法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事表示擔憂,因為事前戴高樂並沒有通知日本。吉田問我,美國是否也會這樣做。當我說我不能替約翰遜政府回答這個問題時,前日本駐美國大使朝下幸一郎說,他在華盛頓有點令人傷心的經驗:當美國官方宣佈與日本有關的政策決定時,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預言,在將來某個時候,美國會不通知日本就直接與中國談判。我有點未卜先知地回答——就像後來事實證明了的——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我們在進行導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佈我將於翌年訪問中國的消息的談判時,討論的情況不得不對日本及我們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為任何洩露都會破壞這種剛剛開始的行動。當我宣佈這一決定時,它在日本馬上被稱為"尼克松衝擊波"。儘管人們常常認為,美國此次向中國打開大門是觸發中日於1972年9月恢復邦交的火花,但實際上中國和日本多年以來就在進行貿易和非正式接觸了。成群結隊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們——時常訪問中國。因此,這兩個國家建立官方的關係,與其說是尼克松衝擊波造成的,毋寧說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預見到的兩國逐漸和解的必然結果。
  吉田全神貫注地關心著政府的連續住等問題——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領導人著手進行,由另一位領導人完成它。我的拜會結束後,吉田陪我走向門口。在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時刻,吉田上述的想法顯得更加清晰了。當時我對他說,我期望再見到他的那一天的到來。他笑著回答,"不,我想不會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還很年輕(那時我五十一歲),你將來會走上領導崗位的。"
  我見過的所有領導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樣,都是雖然年事日高、卻越來越優雅大度的人。之所以這樣,部分原因是因為他雖然下野了,但由他選定的、現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見的領導人繼續推行著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內心是安寧的。
  他確信,自己去世以後,他的優良政績仍然會傳於後世。
  吉田1967年死於大磯,時年八十九歲。正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池田首相聽到這個消息後,即刻飛回日本,來到大磯,當著眾人在他的導師的遺體前痛哭。幾天後,日本為吉田舉行了戰後的第一次國葬。
  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麥克阿瑟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卻是白白地度過了。他的智力沒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按理應該得到應用的智力並沒有得到應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鬥爭使他的名譽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間,在共和黨竟選總統候選人時插了進去,參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國性無記名投票中,他僅得到了丟臉的十一票。他1951年從朝鮮回來後,又向議會發表演說,並在國內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開展反對杜魯門的亞洲政策的活動。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麥克阿瑟公開偏袒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不擁護艾森豪威爾。在六月的芝加哥大會上,他被選出來為大會的講話定調子;我們這些站在艾森豪威爾一邊的人,當時對他的講話可能會在代表大會上為塔夫脫拉選票這一點甚為關切。這位將軍本人甚至認為,代表們可能會轉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馬"候選人。
  但是,這次講話是令人詛喪的。講話稿雖然已經寫好並已發出,但由於某種原因,它就像林肯所說的,"完全沒有成功"。的商業家和政治家們,都在談論著他成為1952年共和黨候選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爾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這樣談論著。當問題提出來後,他卻巧妙地把話題轉到歐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夥伴、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弗蘭克·卡爾森堅持要我在訪問歐洲之行中去拜訪艾森豪威爾。他確信這位將軍打算參加競選如果這樣,他將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軍司令部裡,我看望了艾森豪威爾,談了一個小時。他熱情地向我表示歡迎,但沒有談論他自己,而是誇獎我在阿爾傑·希斯事件的調查中的公正態度,並請我就美國對北約的觀點作出估計。他具有罕見的能力,能夠使他的來賓們感到沒有拘束,認為是他們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結果,大多數人像我一樣,在離開艾森豪威爾以後,變成他的熱心支持者。
  讓官職找上門來、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謀取職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選總統獲勝的機會。相反,麥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時,儘管公務繁忙,還處處表現出在謀求官職的姿態。在杜魯門解除他的職務以後,他的行動又給人以更加強烈的、他亟想成為政界人物的印象。
  這不等於說麥克阿瑟不會成為一位好總統。他對外交政策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間,他表明自己能夠處理好國內問題,能夠用一種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處理好從勞工關係到教育問題等方面的事務。但是,他也為通貨的穩定、穩健派的壓力和財政政策的連貫性等問題所困擾。事實上,他年齡越大,在經濟上就越趨保守。我在艾森豪威爾和戴高樂的生涯中,發現也有類似的問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麥克阿瑟雖然再也不會擔任公職了,但他還經常就預算的平衡、減稅、恢復金本位制等問題教訓我。
  麥克阿瑟如果要當總統,主要問題可能是會出現如下的情況:他在行使政府權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種約束,比他在部隊當將軍時或在日本擔任佔領軍最高司令官時所受到的約束還要多,屆時他將會發現,這是很難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擔任總統以後,又得處理伴隨整個職務而來的、沒完沒了的日常瑣事。
  因此,麥克阿瑟在美國也像他在日本時一樣。還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來把他富於想像力和創造性的政策付諸實施。
  麥克阿瑟忙於在一大堆政治問題上追趕形勢。然而,他又是時勢和軍事形勢變遷的犧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由於在法國戰壕裡的英雄業績而成為美國步兵們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則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儘管有著同樣的英勇的記錄,卻已經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齡軍官"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價值——勇敢、愛國主義、熱愛自由——已經開始不合時宜了。它們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復甦,但在朝鮮戰爭和在越南遭到近乎致命的打擊之後,又再次褪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像艾森豪威爾和佈雷德利這樣慈祥、謙遜和平易近人的將軍們,就已顯得更加符合於知識界、甚至美國大兵們的口味。總之,他們被當作本世紀的老百姓中的大人物。麥克阿瑟儘管有許多成就,包括在太平洋戰爭中運用他的戰略拯救了數萬名美國士兵的生命,但這些成就不可能掩蓋他在人們心目中作為一個裝腔作勢的寡頭政治家的形象。
  他還想撥動美國公眾的心弦,就像他從朝鮮回來時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歡迎一樣。然而,公眾很快就對他產生了惡感,選舉了他的對手艾森豪威爾當總統——他們兩人都凱覦這個職位。這是公眾作出的一種選擇一他們選擇了一位代表團結和穩健路線的人,而沒有選擇一位曾經是吵吵嚷嚷的黨徒和經常引起爭議的人。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解放了菲津賓,重建了日本,又在仁川登陸和後來的日子裡阻止共產黨人控制南朝鮮。他作為一位引起激烈爭議的人物回國,不久就從他的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幾乎沒人瞭解亞洲和麥克阿瑟本人,或是不瞭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很少有人懂得麥克阿瑟的命運就是保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為此奮鬥了二十年。
  作為麥克阿瑟的欽佩者,我從來也沒有完全弄明白像他這樣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為何在美國知識界中卻是如此不受歡迎。在麥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擾著他的那些惡毒的攻擊,可以部分地用布萊克勳爵為迪斯雷利撰寫的古典傳記的跋中的話語來解釋。
  布萊克勳爵指出:雖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卻同樣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評。他寫道,"事實確實是,他們兩人雖然風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時,像大多數在議會民主制度下管理國家的、有才華的人一樣,他們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惡,為構成人類的大多數的庸碌之輩所不信任。"
  如果麥克阿瑟隱退以後,到他從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賓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會那麼空虛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記住他擔任最高司令官的歲月的人們,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賓進行激動人心的旅行時獲悉,菲律賓軍隊在每次集合檢閱時,都要呼喚他的名字,並由一位軍上接答:"精神永存!"許多美國人讚揚麥克阿瑟對日本人襲擊珍珠港進行復仇的行動。然而,不論是日本人、菲律賓人和南朝鮮人,都沒有把他看作一位復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從極權主義和對天皇的崇拜中獲得自由:使菲律賓人民從日本人手中獲得自由;使南朝鮮人民從共產黨人手中獲得自由。
  在許多美國政治評論家看來,麥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時代的錯誤。但是,縱觀他在亞洲的整個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在本世紀初期,他隨他父親去遠東旅行後,就推測日本可能打算統治它的鄰國。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日益增長的威脅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進步的改革,無論從廣度或深度上,都超過了華盛頓坐辦公室的官員們為美國佔領日本所描繪的藍圖。在朝鮮,他知道共產黨人不僅是為南朝鮮而戰,而且是為了控制整個亞洲而戰。
  他關注的問題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貫注於日本對遠東的威脅,在戰後又全神貫注於別國對日本的威脅。在他管轄日本的五年中,出現了兩種表面上看來都自相矛盾的議論:第一,麥克阿瑟雖然精通於戰爭,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獻身於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極端專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從極權主義的統治下永遠解放出來的任務。
  當然,第一種說法確實不是荒唐的。那種認為士兵們和將軍們由於本性難移,使世界處於持久的交戰狀態的想法,從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學上的一點殘片了。正如麥克阿瑟1962年在西點軍校的極其動人的告別演講中所說,"軍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為他們必須經歷和忍受戰爭所造成的深重災難和創傷。"
  在美國歷史上的和平時期裡,沒有人被授予絕對的權力。
  為了防止濫用職權,民主國家裡的政權被分散到社會的不同部門中去。然而,麥克阿瑟在日本時卻擁有絕對的權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別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時事評論員就佔領日本問題寫道,"麥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採取暴力、專制和經濟混亂的方式,一定會把它建設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民主的、繁榮昌盛的工業化國家。"這政治家是在有意識地開玩笑,但是他基本上還是說對了。日本人學得很快,不久就學會死記硬背地談論民主的抽像原理。當然,要他們從心眼裡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讓·雅克·盧梭面對著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問題,寫道:人們……是不會用抽像的觀,點來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們快樂,否則他們不會快樂;為了使他們熱愛幸福,必須使他們感到幸福。這就是英雄施展才幹的一種職責。……盧梭的觀點是在一個新社會誕生的早期提出來的。它的價值必須由某些聰明的、具有遠見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輸下去。
  就日本而言,麥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熱愛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視自由,並且因此而願意維護自由。事實上,在現代政治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像麥克阿瑟一樣更近似於半神式的、被稱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個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遠見和能夠按照理想的模式獨自重新創造社會的人。
  像日本自己的明治維新派人士一樣,麥克阿瑟運用他的特權地位,把徹底的政治改革引進到日本社會中。他廢除了天皇那易被濫用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明治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實際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權威全部轉到自己肩上,然後,他又親自把它最堅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憲法,進行了土地改革。接著。又逐步把權力移交給吉田這位日本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佔領之前和之後,吉田能夠緩和麥克阿瑟已經決定了的政策。他們這種獨一無二的夥伴關係,產生了現代日本這個偉大的、自由的、象徵著最美好的希望的國家。亞洲的其他國家,總有一天也會和日本一樣,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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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5、康拉德·阿登納

西方的鐵幕 
  1963年,上了年紀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納正在最後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聯邦議院的一次會議,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遭受到柏林牆危機的嚴重損害,使這位八十六歲的總理在1961年勉強當選。他屈服於年輕的政治家們的壓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兩年後下台。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臨的是四年內不平靜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長期以來就是聯邦議院的反對派人士,當他也許感到這位從不饒人的阿登納很快要被攆下台時,他可能會表示寬容。
  於是,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對這位總理說,他設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納為北約組織的成員國還是對的。
  阿登納冷冷地看了這人一眼,然後作了一個簡潔的回答:"你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我是事前正確。"
  阿登納用這幾個字精僻地歸納了他自己的經歷,同時也相當精僻地歸納了所有偉大的領導人的經歷。像這位反對派的代表一樣,許多人都有事後識別的能力,而阿登納具有先見之明的才能。阿登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風雲變幻莫測的時期執政。當延續數代人的國與國之間的結盟確定之際,他有勇氣也有智謀去採取需要採取的行動——並且具有戰勝那些害怕或是不願採取行動的人們的反對的政治手腕。溫斯頓·邱吉爾在評價世界領導人方面,很少出過差錯。1953年,他對下院說,阿登納是"自俾斯麥以來德國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納是西歐戰後秩序的主要建築師。作為萊茵地區的人,他一向謀求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友好邦交,並且畢生抱有一個歐洲聯合的理想,使前幾代人蒙受災難的紛爭不再發生。他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蘇聯代表的是舊歐洲一切壞的而不是新歐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堅不可摧的決心保住了自由歐洲東部的堡壘。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阿登納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種專制——無論是一個國家對另外一些國家的,還是一個政府對人民的——最終是一種罪過,因為它窒息了個人的自由權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廢墟上,並且被納粹時代的恐怖變得更加強烈了的他的歐洲聯合的理想直接來源於對專制的僧惡。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由歐洲受到了來自外部勢力的威脅,這股勢力遠遠超過了從前受到的來自內部威脅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幾個人理解這種威脅的本質或嚴重性,然而阿登納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台後,就像一塊岩石一樣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東方前哨。不為蘇聯的威脅所動搖,並且蔑視他們偶然提出的、損人利己的和平倡議。但是,他認識到披解除了武裝和孤立的德國不可能單獨地遏制這種新的威脅。在五十年代,美國和英國堅定地支持了歐洲和世界其它地區的防務。免受蘇聯的威脅。由於在七十五年間,法國三次被德國的強權所惹怒,因此對於任何重新武裝它的東方鄰國的計劃都持極大的懷疑態度。但是,如果歐洲要有一個有效的反蘇聯盟,而沒有法國參加則是不可想像的。所以,阿登納再次致力於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歐洲人的各種障礙。這種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實際的,幾乎是詩一般的抽像概念:現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頑強的精神去付諸實施。
  就在努力把歐洲結成一個反對蘇聯威脅的聯合陣線的同時,他也謀求建立一種使歐洲連結在一起的、相互依賴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從而最終結束來自歐洲內部對和平的威脅。通過諸如加入北約、建立歐洲煤鋼聯營,及1963年簽訂的法德友好條約等倡議,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納的聲譽也大為提高。
  十多年來阿登納是我們自己的鐵幕——個有著鋼鐵意志然而又有極大耐心的人,他對基督教教義的深刻信念,使他成為西方反對那個他認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壓迫基礎上的帝國的最有效、最有發言權和始終如一的代言人。儘管他表情嚴肅和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他卻同時是一位熱情的、脾氣好的、舉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們的愛戴,對一個曾被引入迷途的國家來說,他是一個寬厚的父親般的長者。
  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上,阿登納就像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著。對於他被打敗的人民來說,他是一位"老人",是國家蒙受恥辱和混亂時期的信念和堅韌不拔的象徵。他通過鎮靜自若、端莊自重,甚至還帶有某種校長般的優越感消除人們的疑慮。在反對他的擋道人時,他是一位善於共謀的、無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他是新民主德國的忠實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內把它從一個國際流浪兒轉變成可靠的自由堡壘。
  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友誼是罕見的。他們通常是在紛亂的事件和外交禮節的範圍內進行會晤,而這種會晤往往沉浸在回顧歷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譯們的包圍下進行。籠罩在他們會晤中的國家自身利益的幽靈總是約束著相互間的友誼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雖然我與許多外國領導人進行過友好的會晤,但是只有其中幾個能稱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納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之間的友誼長達十四年之久,無論當我們兩人在朝或在野期間,這種友誼始終保持著。
  1947年秋,我是眾議院委員會的十九名成員之一,克裡斯琴·赫脫為該委員會主席。我們訪問了歐洲,為貫徹六月份已經宣佈的馬歇爾計劃做一些說明。我們在德國的逗留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軍的炸彈完全夷為平地,我們發現數以千計的家庭擠在倒塌樓房的瓦礫堆中和地堡內。食品奇缺,面黃饑瘦、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向我們走來,他們不是乞討,而是向我們出售他們父親的戰爭獎章或者用它們來換些東西吃。
  另一位委員會的議員,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訪問中他所遇見的孩子們所深深感動,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著的毛衣都給了他們。他後來對我們說:"我把最後一塊巧克力給了一個大約十歲的懷裡抱著一個約一歲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樣處理那塊巧克力的嗎?她自己沒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個小孩的嘴裡,告訴他這是什麼東西,叫他吃。看到她這樣做時,我簡直無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車裡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給了孩子們。"
  在華盛頓,議會曾經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給我們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戰士們戰爭補貼;在艾森,我見到了一個礦工,他和他的妻子與二十二歲的兒子住在一個地窖裡。雖然他的兒子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但他既沒有收到一分撫恤金,也沒有得到一文救濟金,因為他的傷殘被認為並不那麼嚴重。
  在參觀一個煤礦時,我們看到工人們把他們作為午餐的稀薄的沒肉的湯節省下來,以便可以帶回家去讓家屬分享。德國煤礦在工人數量相同的情況下其產量卻大大低於戰前,因為礦工們由於飢餓和營養不良而身體虛弱。
  拒絕乞討的兒童們和分享他們極少的食品的男人們,這一切都向我表明,阿登納1945年下半年宣佈的德國人民是"深深地低著頭,但……沒有消沉。"這句話說得對。
  以盧修斯·克萊將軍為首的美軍佔領當局曾向我們肯定地表示,德國人確實具有他們所需要的精神的力量來恢復元氣。
  克萊說,至今所缺乏的是領導。在戰爭期間德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潛在的領導人物,數千人因為與納粹有聯繫而失去進入領導崗位的資格。他告訴我們德國必須為公共和私營部門發掘和培養出一批全新的領導人,那些戰時和戰前時期的人不行。尤其急需的是要有一位堅強的獻身於民主原則的國家領導人,他能夠帶領他的人民回到自由國家的大家庭中去,同時保護他們不受來自東方的新威脅。
  克萊關於德國需要什麼樣的領袖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假設這樣的一位領袖不能來自戰前的隊伍裡的說法是錯誤的。
  康拉德·阿登納生於1876年,父親是科隆的一名法院職員,母親的情況幾乎毫無所知。只知道康拉德父親為了娶他母親而放棄了在普魯士軍隊裡一個有發展前途的職務。父母勤勞,信仰宗教。康拉德在天主教堂裡成長起來,並且一生都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他的童年是嚴峻而簡樸的,但也是無憂無慮的和令人喜愛的。家庭收入微保有一年,他家經濟非常拮据,孩子們只能選擇,是否幾個星期天全家人的正餐不吃肉,以便積錢購買聖誕樹和蠟燭。康拉德和其他孩子們挑選了聖誕樹。
  雖然在學校他學習成績不錯,但是他父親開始告訴他,家庭負擔不起他上大學。儘管康拉德內心感到失望然而表面上看來處之泰然地接受了這個裁決,當了一名銀行職員。工作了兩周後,他父親看到他非常可憐。於是,他進一步壓縮了家庭支出,使這個孩子可以上大學,他在大學學習法律。康拉德知道,為了他能受教育,他的家庭付出了很大代價。因此,他發奮學習。為了增加學習時間,他有時在夜間把腳放在冷水桶裡以保持頭腦清醒。
  年輕的康拉德的固執是與他的冒險精神相適應的。畢業後兩年,他到一家屬於科隆中心黨的一名領導人的法律事務所工作。這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黨,也是阿登納自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前身。1906年的一天,二十九歲的阿登納獲悉,他的名叫科森的僱主打算派一名年輕的法官到科隆市參議會任職。他徑直走到科森的辦公室去要求道:"為什麼不委派我?我相信我和別人一樣好。"這樣做需要有勇氣,也需要有自信心,這兩個特點在阿登納一生中不斷地得到體現。事實上,阿登納是一位稱職的律師和勤奮的工作者,他聲稱和別人一樣優秀是絕對正確的。科森委派了他,阿登納從此開始了持續達五十七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從年輕的阿登納與四個朋友在農村遊玩時的一張照片上看到,孩子們把他們的下巴都埋在乾草堆裡,他們都頑皮地咧著嘴在笑。只有阿登納的臉上顯出嚴肅、憂鬱的表情,這種表情由於他的顴骨和嘴巴下面的深深的陰影而顯得更為突出。但是在鏡頭裡,他揮舞左手,舉起的左手正好超過了草垛頂部。這是典型的阿登納,雖然他故意地表現出含蓄和超然,也還是自得其樂的。
  我第一次見到阿登納是在他1953年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他當時七十六歲,他那沒有表情的臉上布著纖細、勻稱的皺紋,這些皺紋像是沙層濾過的清澈見底的溝水。儘管臉上還保留著從前那種超然的寧靜,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張臉了。四十一歲那年,他的司機有一次不小心與電車相撞。有著特有的禁慾主義的阿登納自己從破損的汽車裡爬了出來,鎮靜地向醫院走去,他的臉上全是血。只受了點輕傷的司機卻被用擔架抬走了。。
  阿登納的顴骨碎了,面部其他處也受了傷,這次事故使他看起來更嚴肅了。後來許多作家把他的臉描寫成象中國清朝官員的臉。這是一個極其貼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關東方人的神秘莫測的話來描寫阿登納是再恰當不過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負有盛名的美國第一任駐德國的高級專員約翰·J·麥克洛伊另有一種描寫。他告訴我:"他有一張堅定的、不以苦樂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臉,他看上去像格羅尼莫。"
  由於阿登納嚴肅的外表,他的許多批評者,甚至是對他瞭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認為阿登納是無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無情的人。但是儘管他不是一個愛用雙關語的、或是拍別人的背以示親密的人,阿登納的內心裡是一位充滿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銳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阿登納很少把精力浪費在不重要的問題或無望的事業上。
  同樣,他習慣於將他的幽默服務於某種實際的目的。1959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在白宮為前來華盛頓出席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葬禮的外國貴賓們舉行了一個招待會。阿登納在招待會上看見我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站在一起,葛羅米柯是剛從陷入僵局的關於德國和柏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飛來華盛頓的。阿登納向我們走來,我輕鬆地向他講述,許多人說葛羅米柯和我長得相像。
  這位總理笑著說:"很對,為此我有一個打破日內瓦僵局的建議。你坐上葛羅米柯的飛機回到日內瓦去,讓葛羅米柯留下來作副總統。那麼,我相信,我們就能打破這種僵局。"這話使總是鬱鬱寡歡的俄國人也發笑了。
  儘管阿登納是說了句開玩笑的話,這恰恰是蘇聯在日內瓦的不妥協態度的生動的描繪。許多年後,當他已經下台,他曾用幽默的語言對他的接班人路德維希.艾哈德的政治敏感表示失望。在確定某一天會見一位記者時,他問道:"我們是討論嚴肅的政治問題,還是艾哈.德總理?"
  1917年,汽車事故後他住在黑森林療養院療養時,兩名市政官員曾來探望過他。當時,市長的職位已空缺,市參議會想讓阿登納接任這個職位。該代表團的使命是讓阿登納參加有關市政事務的談話以便判斷這次事故是否影響了他的大腦。他卻很快地領會了來訪者的用意,告訴他們說:"先生們,只是從外表上看,我的頭部還不太好。"這些官員們笑了,並把這項任務當場交給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科隆市一片混亂。阿登納立即把它接了過去。
  一開始,這位四十一歲的市長手頭工作很多,忙於為居民和退伍士兵找到足夠的糧食和住所,使人民在國家被打敗和德國皇帝退位後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情況下,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當生活恢復正常後,阿登納就著手從事修復科隆珍貴的古代文化和建築的宏偉計劃。他興奮地告訴一位朋友說:"在政治大動盪時期特別適合於新的創造性冒險行動!"他的注意力已經超越了德國邊境。他把他的城市看作是聯繫德國和西歐的一個新的紐帶。
  甚至在那時,為了讓他的同僚們能一起來實施他的計劃,他有時表現得既足智多謀而又狡詐。1926年他要在萊茵河上架設一座吊橋,但是市參議會的大多數成員卻想建造一座拱橋。
  他找了參議會中共產黨的成員們,告訴他們架設吊橋會像列寧格勒的吊橋一樣呈現她罕見的和特殊的美。阿登納實際上一點也不知道列寧格勒及其吊橋,但是他很瞭解人的本能和德國共產黨人心裡對革命的俄國懷有的熱情。他得到了吊橋,並且也贏得了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的名聲。
  也就在這時,阿登納拒絕了一次出任總理的機會。魏瑪共和國時期,在他們的立法聯盟崩潰之前,總理在任的平均時間只有七個月。中心黨的領導成員們認為阿登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組織一個持久的政府,於是,他們在1926年邀請他組織政府。
  此事對他有一定的誘惑力。但是,他那沒有表情的臉部隱藏著一位駕馭著能排除無望的事業的政治家的精明。這不是因為他不願意冒險,而是因為他確實遵循了仔細權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這一慣例,把周密的分析和與之非常協調的政治直覺相結合。當他去了一趟柏林並試探了政治氣候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打破這種力量對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備。所以,他拒絕了這個建議並回到了科攏不斷增長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使在德國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難,甚至會壓垮康拉德·阿登納。然而,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這位擁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領導人當時成為總理的話,歷史又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深刻變化。希特勒就會在他攫取權力並且給德國和世界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之前遇到了難以對付的敵手。
  三年半後阿登納第二次當選為任期十二年的市長。那時,他五十三歲,他期待著任期結束後退休。但是,當希特勒任總理後,納粹黨人不要像阿登納這樣的全國知名人士和有獨立見解的領導人理政。他從一開始,就把他的頑強的獨立性表白清楚。在幾個星期之內,他三次拒絕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頭提出反對納粹廢除普魯士國家議會,但是沒有成功,阿登納從1917年起就是該議會的一名議員。後來,在1933年三月選舉前的一次競選旅行中,希特勒訪問了科攏阿登納直截了當地拒絕到機場迎接他。兩天後,在希特勒發表科隆講話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萊茵河橋上的納粹旗取下來,並派遣一隊警察保護他們。
  選舉後,納粹掌握了絕對的權力,阿登納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他在公開場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過虛構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銷了市長職務並被逐出該市。雖然納粹對他懷著敵意,但是他沒有被列入需要盡快消滅的人員的名冊。
  1934年,他在長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殺之後,他安然無恙地獲釋了。在納粹執政的大部分歲月裡,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裡養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運,差一點喪命,但終於倖免於難。他顯然被邀請參加卡爾·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謀殺希特勒的密謀。當他估計了力量對比和判斷這個計劃可能失敗之後,他拒絕了與這些共謀者們合作。暗殺確實失敗了,之後,他被捕入獄。他裝病逃避了轉移到布肯瓦爾德去。然後,在一位居住在盧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幫助下,從醫院裡逃走。最後,蓋世太保發現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裡,他們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兒子馬克斯,一名德軍軍官,去柏林懇求釋放他的父親後,納粹黨人討·最後放了他。當美國人第二年春天佔領科隆時,阿登納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儘管有這麼一個插曲,阿登納在納粹分子統治時期,他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非常單調乏味的生活中度過的。當他在1933年春天從科隆被驅逐出來後,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個人來到離萊茵河十五英里的貝內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內至少可以暫時逃避納粹黨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長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納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年,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進行思索,在樹林中漫步和讀書。該修道院有大量的歷史藏書,他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閱讀了。
  在希特勒掌權之前,阿登納是成功的,有實力的"科隆之玉",是嚴厲但又充滿深情的一個正在日益壯大的家庭的家長。現在他的權力已經不復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離了,而且他正過著一種毫不誇張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當他考慮到一個民族因為屈從於好戰的民族主義和專制而招致嚴重的危險時,他開始以日益強烈的感情詳細研究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建立一個歐洲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在這個新秩序裡,自由和基督教義是第一位的,國家權力和個性是第二位的。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運,差一點喪命,但終於倖免於難。
  這些想法是幻想徹底破滅的人的唯一的田園詩,十五年後,當他在西德掌權時,阿登納的實際的政治直覺再度佔了統治地位。但是,切合實際的考慮是,確保歐洲聯合防務的唯一途徑是克服法德之間的分歧,阿登納從哲理上已作了準備。他總是想把這兩個國家結合在一起,現在它可能成為達到一個偉大目標的手段——保衛西方反對新蘇維埃帝國——而不只是為了自身的目的。
  1945年當美國人佔領科隆時,他們搶先恢復了阿登納的市長職務。但接著改由英國人佔領,他們很快地解除了他的職務,並且禁止他從事政治活動,其原因卻始終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他相信英國工黨政府想要讓社會民主黨人接管德國政權,因此不希望讓一個保守分子留在象科隆市長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位置上。這次解職沉重地打擊了阿登納,因為對他來說,重建科隆是他真正熱愛的事業。
  總之,科隆的損失是德國的收穫。阿登納再次被攆下台過著在野生活,這次不是納粹黨人而是同盟國所為,現在理論和付諸實施的機會巧合在一起。在強迫他退休的兩個月裡,他致力於自己對德國命運的觀點轉變成一個具體的政治行動的計劃。當英國人再次允許他參加政治活動時,他馬上開始將精力集中於基督教民主聯盟,一個新的保守黨。這就是1963年前他的政權基礎。用他的說服力、辛勤勞動和唯意志力,阿登納贏得了對該黨的控制並迅速地把它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全國性的力量。他精心選擇時機的權力遊戲也給他提供了幫助。在一次重要的黨內會議上,他走上前去,坐了下來並宣佈他主持這次會議,因為他是會場中最老的人,就這樣,他把會議主席接了過來。其他與會者如此震驚以至於沒有表示抗議。
  有人也許會認為,一位較晚進入議會政治生活的領袖會覺得枯燥乏味的競選運動令人煩惱,甚至今人感到屈身於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日本首相之前是一位職業外交家的吉田茂就是這樣。但是阿登納卻不是這樣。在1960年春天,關於即將到來的美國選舉,他給了我一些精明的戰略性的忠告,並問我是否喜歡競選。我對他說,我感到這是一種折磨。我說,一次競選之後,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在太平洋服役之後的感覺,我不會留戀它,我也不想再經歷一遍。他不同意我這種看法並使我感到意外地說:"我喜歡競選,我喜歡能為我所信仰的事業去奮鬥,與愛非議的人去辯論,去還擊他們。"
  在此意義上說,他不像他的偉大的朋友戴高樂。阿登納喜歡個人間在政治鬥爭上的短兵相接;他喜歡與他的政敵一起參加競眩戴高樂幾乎是斷然拒絕這樣做的。與人們預料的相反,戴高樂這位法國人是內向的。而這位德國人,阿登納是外向的。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所走的道路卻完全不同。
  在1949年戰後德國第一次選舉前的幾個星期裡,這位七十三歲的阿登納在遊歷各地做政治演說中證明他是異乎尋常的能幹和精力旺盛。他有著年輕人的持久性,並就選民關心的問題與選民保持接觸的驚人的訣竅。他的受挫的對手們,社會民主黨人,在戰後曾期待著立刻成為西德的執政黨,只能乞靈於嚴厲的人身攻擊,但他幾乎未作任何反應。在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了七百三十六萬張選票,比社會民主黨多得四十萬張。通過一次投票,新聯邦議院選舉阿登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理。
  作為一名被佔領國家的領導人,阿登納的實際權力受到嚴格地限制。在處理與盟國和政府中的對手時,他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識和他的頑強的、鋼鐵般的忍耐力。在談判和辯論中,他習慣性的做法不是在一開始就去壓倒他們,而是先聽別人要說什麼。當他最後講話時,他用他冒險家的直覺迴避對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夠取得勝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難以對付的秘訣就是基幹事實,要有道理和作好準備。他全面地研究了議事日程上的每個專題。他很少閃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對對方的論據作出回答。英國高級專員,伊馮·柯克帕特裡克爵士說過阿登納:"總是迅速地察覺對方防禦上的任何薄弱環節,然後把他的矛頭向著那裡刺去。"
  然而,除了運用邏輯這個冷武器外,他還有別的武器。當內閣會議遇到困難時,他有時會將辯論中斷片刻,把一瓶葡萄酒傳遞一圈。在幾懷酒和友好的閒聊之後,他再重新開會。那時,反對派實際上就不太堅決了。
  阿登納是一位名酒鑒賞家。他不僅喜歡他的家鄉萊茵地區,而且也喜歡萊茵葡萄園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時在午餐會上他會擺上一瓶萊茵葡萄酒或莫塞爾葡萄酒和一瓶波爾多白葡萄酒,但是他會把法國酒全部留給客人。約翰·麥克洛伊對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一次小型宴會上,他預備了他認為是一種他從美國陸軍消費合作社搞到的德國餐桌上的名酒時,他發現阿登納只喝了半杯。第二天他收到了這位總理送來的一盒"伯恩卡斯特爾多克托"酒,一種莫塞爾酒,一種世界最佳名酒。這正好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種酒,有時,我在白宮的國宴上也用它。
  阿登納最大的資本之一是,即使在七十多歲的高齡,他似乎也不知疲倦。他曾經告訴我,一位最優秀政治家是一位"能夠坐得比別人更長的人。"如有必要,他願意把會議一直延續到深夜,他耐心地坐著,直到一個接一個的昏昏欲睡的對手們同意他的觀點為止。
  像我所熟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領導人一樣,阿登納在他所從事的每一項活動中幾乎都是一名激烈的競爭者。如同艾森豪威爾一樣,儘管他有著使人毫無懷疑的友好和隨和的風度,在高爾夫球場上和橋牌桌上卻是一名兇猛的對手,阿登納最喜愛意大利的草地滾木球,但他從不讓人。麥克洛伊是一名優秀運動員,年輕時是一名國際水平的網球運動員。他發現阿登納是一名難以對付的競爭者。他告訴我,阿登納打草地滾木球時,技術嫻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時,他也決心要贏得勝利。他是不會同意俗話說"重要的不在於勝負,而在於風格。"阿登納玩得公正,但是他總是為了贏過對方。
  他的政治風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爾,阿登納也是一名卓越的議員。在1949年聯邦議院會議上,他清楚地闡明了他的計劃,表現出了他的另一種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與幽默引而不發的能力。
  作為十六年中德國第一次合法選舉的獲勝者所作的實際上是就職演說的時刻應該是嚴肅和莊重的。阿登納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德國人是否已經學會如何成為民主主義者。但是在他的講話中間,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手們開始向他當眾諸問。人們會認為一位像阿登納那樣真正自負的人會對會場氣氛受到破壞表示氣憤,認為像他那樣無幽默感的人也許會十分冷淡地對話難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擊敗了他們。當一名叫海因茨·倫納的共產黨議員譏諷地叫喊說,阿登納的有關蘇聯部分的講話是由"一名專家起草的"。阿登納停了片刻後說,"赫爾·倫納,你是一個愛妒忌的人廣這句話博得了滿場喝彩。
  阿登納的運用高壓戰術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領使他贏得了冷酷無情的名聲,而他對此似乎並無反感。一次,有人指責他橫暴地對待反對派時,他有節制地反擊說:"這不全對。"阿登納和另一名前軸心國的戰後領袖、日本的吉田產生了強烈的相互敬慕之情。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倆人都是堅定地獻身於民主這一事實促成的,而每人實際上都有一種一人說了算的嗜好。
  不像有些人,阿登納對報界向來是抱容忍的態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並且拒絕承擔把一個壞問題作出好回答這種職業政治家的責任。他對一位記者大聲喊道:"我會為此給你在外交業務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納當總理十四年中,盟軍佔領期延續了六年之久。
  他經常對我說,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和四位傑出的美國人:迪安·艾奇遜,盧修斯·克萊,約翰·麥克洛伊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持,他決不會取得他已經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願與盟國妥協,如果當這種妥協允許德國獨立、經濟恢復和與其他西歐國家一體化的目標得到進一步的保證的話。
  像吉田一樣,阿登納知道與盟國間的合作距順從相去甚遠,雖然當他有時被某些特別不耐煩的德國人的刺耳的話所激慈時,他會說:"那麼,他們認為是誰輸掉了這場戰爭?"1949年,當他任總理前,在瑞士的伯爾尼向一個國際小組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對一系列佔領政策進行了尖刻的抨擊。他也說過德國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的話,就需要有一種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處未用民族主義一詞。
  在這次講話後,許多批評家,包括同盟國首都的報紙生氣地指出,同盟國面對著一個頑固不化的德國民族主義分子。但是阿登納與瞭解他的軍事管制者們之間的關係沒有改變,而他在同胞們中的聲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獨立性,突出地表現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種尊嚴對於德國人是巨大的鼓舞,他們亟不可待地要使他們的民族尊嚴得到恢復。
  1953年4月的一個陰暗的、下著雨的早晨,我在華盛頓的國家機場上第一次見到阿登納。他來華盛頓是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進行會談。杜勒斯和我作為艾森豪威爾的代表在機場迎接。
  由於兩方面原因使這位總理的訪問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從來有過一位德國總理訪問過美國。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阿登納就是第一個德國官方的來訪者。這次訪問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僅僅八年。阿登納在美國受到無論是政治領導人或廣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會表明不管希特勒還是納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緩和。
  美國支持阿登納的外交政策並不堅定。許多有影響的美國人建議,美國應該拒絕參加歐洲防務,如果我們與阿登納的會談是徒勞的或是不友好的話,那麼這種孤立主義就會得到進一步抬頭。在安德魯斯機場的小型而又沉悶的儀式將是數百萬美國人民和歐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發源地。
  當我最初看到阿登納從他的坐機裡出來時,他的六英尺二英吋(1.88米)的巨大骨架,他的生硬的、筆直的姿態,輪廓鮮明的,猜不透的面容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有些男子的面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他們的感情。而像阿登納那樣的人有著自製、完全不露聲色的表情。在政治活動和國際關係方面,如果一個當事人從研究他人的表情中能夠準確地猜到人們正在想什麼和有什麼感覺的話,則他會大為受益。阿登納的表情是淡薄的,幾乎是禁慾主義的自我控制,絲毫不流露自己的喜怒哀樂。
  在我的歡迎詞中我想要表明的主要之點是阿登納的訪問,標誌著我們兩國之間富有成果的關係得到再生而不是誕生。由於這兩次世界大戰,正步走、民族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普魯土一納粹已經成為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人們普遍認為,"德國鬼子要麼揍你,要麼向你下跪。"然而,我卻知道德國和德美關係還有另一側面。尼克松夫人的母親生於德國。我自己的母親在大學專修德語,一向高度讚揚德國大學的造詣和水平。在杜克法律學校裡,我從朗·富勒教授那裡知道,德國學者們對發展西方法律原則方面具有深刻的影響。
  在歡迎阿登納時,我想引起人們對早期的回憶並提醒美國人,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曾經幫助過建設我們的家園。我告訴阿登納,距離他在華盛頓期間下榻的布來爾賓館只有幾步遠處,矗立著一尊普魯士軍官弗裡德裡奇·威廉·馮·施托伊本男爵的塑像。在1777-1778年冬季,他在福傑山谷與喬治·華盛頓一道服役,他接管訓練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軍隊,成績卓著。
  我說,美國人民決不會忘記馮·施托伊本和數百萬德國人對我們這個國家作出的貢獻。
  阿登納在答謝講話中,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剛才提到了巴龍。施托伊本男爵。我想對你的寬宏大量表示感謝,你讚揚了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友誼而沒有提到最近幾十年的事。"經他授權的傳記作者後來寫道,他顯然被這次歡迎所感動。第二天他在馮·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獻了花圈。
  阿登納通過一生中最根本的教訓制定出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他是在對德國的忠誠和對法國的本能的喜愛並存的這種政治、文化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他謀求法、德恢復友好關係,以便利用兩國之間的悠久的和睦親善作為東西方對抗的當今世界的一個戰略楔子。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虔誠的熱愛自由的天主教徒,他謀求國家之間和社會利益集團——政府,商業和勞工——之間的夥伴關係,這樣能夠防止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對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暴政。最重要的是,因為他熱愛自由,並把它看成是人類精神生存的必需,所以他準備為保衛他自己的和其他自由社會免受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威脅而戰鬥。
  他的思想既不複雜也不原始,他是健全的和全面的,他具有作為一個偉大領袖人物所需要的把目標統一起來的能力。目標的統一和良好的觀念當然並不總是一致的。我接觸過一些領導人,他們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但是他們沒有明確的理想。我遇到過另外一些領導人,他們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家,就連如何達到他們的理想的最模糊的概念都沒有。阿登納是罕見的領導人之一,他的實際的政治才能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在把他的深切的宗教信仰轉變成有效的政治行動的基礎方面,他可謂是一名罕見的煉丹大師。
  阿登納懂得民主的基礎扎根於猶大——基督的倫理道德學中。事實上,無論共產主義還是納粹主義,最使他耽心的是,人們可能會被迫把他們的精神本身奉獻到唯物主義的祭壇上去。但是他並不是一名現代的十字軍參加者,出來改變非基督世界。他認為,一個良好的基督政府最重要的是,讓每一個人能學他的、以他自己喜歡的方式向上帝訴說他的願望。
  阿登納的基督政治把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尊嚴視為他們的最高準則,同時,把創造西德經濟奇跡的任務也置於最重要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直覺足以代替技術訣竅。他對經濟懂得不多,並不參加起草特殊的財政貨幣政策,他把這些瑣碎工作都交給了他的精明強幹的財政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去處理。而艾哈德是根據阿登納的"分權原則"執行的。十二年的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對蘇聯情況的瞭解,已使這位總理清楚地認識到把權力過多地集中於公眾或集中於個人手中的危險性。他既反對國有化工業和壟斷企業,也反對罷工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
  1951年,在阿登納和德國主要勞工領導人之間的一次歷史性會議上達成了一項協議,即允許工人與工業監督委員會的管理人員平起平坐,享有同樣的選舉權。這種夥伴關係使得西德三十年沒有重大的勞工騷動。
  由於這個協議和艾哈德的精明的經濟管理,再加上1949年阿登納說服盟國不要大量地拆除德國工業,使西德贏得了近三十年的驚人的經濟增長。今天,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於美國,它的工業產量是戰前未分裂時的大德國的一倍半。
  正是由於阿登納的夥伴觀念給西德帶來了繁榮,也有助於給西歐帶來和平和經濟聯合。阿登納對戰後的景象曾描寫道:"以我之見,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證,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為他們贏得一個安全可靠的未來。"
  阿登納和法國外長羅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個把大部分歐洲的鋼鐵和煤炭生產置於聯合控制下的國際權威組織。在法國的卓越的經濟學家瓊·莫尼特的指導下,這個史無前例的安排導致了歐洲共同市場的誕生。然而,他的由每個國家各派軍隊組成一支歐洲軍的理想由於法國議會對德國人長期不信任,拒絕考慮,而告破滅。但是阿登納克服了他的最初的失望,在邱吉爾和安東尼·艾登的幫助下,他設法使西德於1954年加入了北約組織,並於1955年從同盟國的控制下贏得了徹底的獨立。阿登納和夏爾·戴高樂通過成功的互訪,並於1963年簽訂了友好條約,從而兩人重修於好。
  有時,人們把阿登納和沙勒曼相比較,沙勒曼這位超群人物,通過個人的力量和信念在八世紀末和九世紀初短暫地把歐洲統一在一個基督帝國之下。這個比較在許多方面是貼切的。
  沙勒曼和阿登納兩人都身材魁梧。雖然兩人都有深刻的信念,但是都享受優裕的生活。兩人都以實幹家而不是偉大的思想家著稱,每人都被同樣的理想所吸引,並且都具有把理想變成現實的手段和能力。
  沙勒曼帝國在九世紀由他的三個孫子瓜分了。從那時起,法國和德國,這個分裂後的帝國的最大的兩部分,就定期地捲入敵對行動。阿登納在野的年月裡,當他仔細研究和思考後,他愈來愈感到有信心,那就是團結在信奉基督教義的周圍並在各國友好的政府的領導下,歐洲人民能夠再次聯合在一起。戰後,他首先考慮的是建立一個反對蘇聯專制政府的自由歐洲聯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合的理想有著陰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德國人認為,阿登納對於重新統一已經分裂的日耳曼民族並無真正的興趣。當阿登納面向著西歐時,他們則看到他背朝著東德的一千七百萬同胞。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
  阿登納出生在萊茵地區,那裡是中世紀法國和德國之間的"中央王國"的一部分。許多萊茵人生來就有一種內含的矛盾心理:他們都是德國人,同時又有點法國血統。他的某些批評家指責說,與其說他親德國,不如說他親萊茵,或者甚至更親法國。他的心的確總是留在萊茵土地上,他也一點沒有象普魯士軍隊對待法國人的那種反感,然而他的愛國主義從未有過半點值得懷疑。
  約翰·麥克洛伊是這位總理的摯友,他仰慕阿登納。在一次和我的談話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話來描寫阿登納:"哎呀,我的胸中有兩個靈魂。"這兩個靈魂中,一個是德國,另一個是歐洲。一個靈魂熱愛祖國,另外一個為它的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插曲所擊退。阿登納要把西德的首都設在萊茵,這是把他的新德國從舊普魯士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想法。波恩離法國比離柏林更近。
  阿登納厭惡普魯士德國可能是導致他最終垮台的原因。
  1961年8月東德人開始修建柏林牆時,他九天來去柏林。這一遲緩給他招來了鼓噪一時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評。在危機一開始時,如果他就在場的話,可能對該城市的兩部分人都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當他終於抵達並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蘭特市長的冷遇的時候,他堅定地朝著裝有倒鉤刺鐵絲網的波茨坦廣場走去,並站在離它四、五碼遠處,凝視著鐵絲網的另一邊。
  東德的官員們通過擴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堅守陣地。這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對抗的瞬間,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許多西德人民對他沒有能早些趕來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個月的選舉中,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失去了在聯邦議院中的絕對多數。
  在整個總理任期內,雖然阿登納總是說,他致力於兩個德國的聯合,但是對他自己的話究竟深信到何種程度,始終是值得懷疑的。他曾經說過有三種德國人:喝荷蘭杜松子酒的普魯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亞人,和喝葡萄酒的萊茵人。他說,只有萊茵人頭腦清醒,足以統治其他人。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許一直在考慮著這麼一個問題,在聯合以後的德國,更為開放的東德選民們可能會使他勉強當選總理的獲勝限界受到威脅。
  很多宿命論的歷史學家們給一位能幹的領導人下了這麼一個定義,那就是,他能夠設法使自己的政策與不可能改變的歷史潮流統一起來。簡而言之,他們相信歷史創造偉人,而不是偉人創造歷史。根據這一理論,西德漸漸地接近西歐。並且,由於這股強大的冷戰潮流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使西德逐漸遠離共產主義東方。阿登納只是一名作些細微調整的舵手。
  從事抽像概念研究的理論家們珍惜這種學說。然而,從事具體工作的政治家們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通過實踐知道,一個領導人的決定對改變事件的進程能起多麼大的作用。事實上,在戰後早期的這些多事的歲月裡,法國和德國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歐洲聯合的關鍵,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個世紀,法國和德國發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殘殺。彼此間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於無法消除。只是由於阿登納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諸如舒曼和戴高樂這樣的主要領導人產生信心,並因蘇聯威脅構成的新的緊迫感,使和解終於得到實現。
  五十年代,法國議會幾次否決建立歐洲軍的主張,如果換一位德國領導人的話,可能會使法德關係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敵對狀態。然而,阿登納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經說:"我認為,在受挫折的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卻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搖擺在結盟和孤立主義的邊緣上。在這樣的時刻,當事件可以向這個方向也可以輕易地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時,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個以中世紀初的歐洲的藍圖的現代歐洲的理想的阿登納準備成為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並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他1953年訪問華盛頓後到1961年前,他曾先後訪美達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頻繁地出訪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異乎尋常地富有成果。他發覺美國政府比英法更堅決地接受他的西歐防務的想法。1954年,法國反對建立歐洲軍後,阿登納告訴杜勒斯,他發現"最好的歐洲人"是在美國。
  他與杜勒斯的關係十分親密,因為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
  他們虔誠地信仰宗教,都有從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實於他們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是有獻身精神的國際主義者,從容地致力於為反對專制主義的蔓延而鬥爭。正如阿登納的傳記作者特倫斯·普裡蒂寫道,"把他們聯結起來的最強大的紐帶也許是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和對共產主義的仇恨。"
  阿登納從未承認過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稱之為"蘇聯區"。他不相信蘇聯人關於他們想要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獨立的、統一的、中立的德國政府的說法。首先,阿登納知道蘇聯人從不允許東德進行自由選舉。其次,他相信在戰後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選擇中立會保持長期的獨立。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坐在兩把椅子之間。"
  在國內,阿登納受到了對手們的嚴厲批評,他們堅持認為他應該更積極地響應蘇聯人就統一問題偶然提出的倡議。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強他自己堅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憶錄裡寫的,"杜勒斯和我在一個關鍵性的信條上是一致的:決沒有不報以讓步的讓步。我們被指責為頑固的和一成不變的,並且整個世界都在要求我們應該更靈活些。"
  《紐約時報》赫赫有名的記者蘇茲貝格有一天在波恩請阿登納說一說誰是他迄今見到過的最偉大的人物。阿登納走到他的書桌前,拿起一張鑲有鏡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後一次訪問德國時的照片。這是阿登納與他這位朋友活著時的最後一次見面。
  這位總理把照片遞給了蘇茲貝格,並說:"就是他"。當蘇茲貝格問他為什麼挑選杜勒斯時,阿登納國答道,"他思想明確。他事先深思熟慮,對未來有遠見,他說話算數:他信守諾言。"
  有些批評家認為,杜勒斯和阿登納之間的關係是那樣密切,以至於使他們兩人對蘇聯的那種毫無道理的僵硬態度有增無減,並認為杜勒斯與這位德國領導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國國務院為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服務。更確切地說,他們之間難得的友誼產生於與他們關係重大的問題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們兩國對抗蘇聯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無法治癒的癌症。他最早告訴的人中就有阿登納。杜勒斯死於五月,八十三歲的阿登納飛到華盛頓,參加了葬禮。
  1959年杜勒斯的葬禮使世界上許多有聲望的人物雲集於華盛頓。出席人數創了紀錄。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欽佩他。阿登納則是少數幾個熱愛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國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這種無稽之談一樣,關於德國人是天生地禁慾主義的和缺乏感情的說法也是純屬虛構。我的體會是,不論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國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納當然屬於這種類型。當他向我講到對杜勒斯的愛慕和敬仰時,眼中流著淚水。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勝任他的角色。"
  恰如許多人發覺阿登納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樣,還有許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動綱領幾乎是一個有機統一體時,認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奧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倫諾·克賴斯基,有一次說話過火時曾稱阿登納是一個無教養的人,幾乎說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確實,阿登納的講話不像麥克阿瑟那樣對文學和哲學引經據典,那樣富有刺激性,也不像戴高樂和邱吉爾那樣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他告訴我他寫回憶錄實際上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才承受下來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養的,見識廣博的人。與克賴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經常讀書,特別是閱讀歷史著作;我是從與他的一次交談中知道此事的。當他度假時,他總是隨身帶著大量的古典音樂唱片,其中他最喜愛的是舒伯特、海頓、貝多芬、維瓦爾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華的業餘園藝家著稱。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荷蘭名家作品的鑒賞權威。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的負責人曾經以羨慕的口吻說,如果他必須尋找一名替換者的話,這個人就是阿登納。
  在杜勒斯葬禮後的早晨,阿登納和我在國會山我的辦公室見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華盛頓我們的家中為他舉行了晚宴。在我們的談話中阿登納從未說過英語,但是我可以說他懂得不少英語。像戴高樂一樣,有時當他覺得譯員沒有把他講話中的細微差別恰當地表達出來時,他會糾正翻譯。
  晚宴上我們的談話轉到了嚴峻的競選運動和國外旅行。他突然問我:"你睡得好嗎?"我對他說,當我腦子裡考慮許多事時很難入眠。阿登納說:從年輕時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問他有什麼辦法。他回答說:"我吃安眠藥,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問他當安眠藥不起作用時怎麼辦。他笑了笑說:"我去找大夫開另一種安眠藥。"
  他的授權的傳記作家說,阿登納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納粹時開始的。在他任總理時,早晨六時起床,早在家人們尚未起床前,獨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園裡,聆聽鳥鳴和觀望初升的太陽映在艾菲爾山頂上的光芒。他說,這樣就彌補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納有時早晨帶著一支鉛筆和紙去浴室,因為在他刮鬍子時,經常有好主意。早餐後,讀晨報,和家人談一會兒話,九點五十分他離開家門,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級的石台階,穿過他的丁香和木蘭花灌木叢,高高興興地向那些記者、警衛和園丁們打招呼,他們中間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後上他的轎車。阿登納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樣,喜歡開快車。
  他常常在十分鐘內到達他在波恩的辦公室。他的鄰居們可以根據他準確的早晨的常規活動未校對他們的時鐘。
  阿登納象戴高樂和吉田一樣,是一位格外忠實於家庭的人。他的生活兩次遭到極其不幸的打擊。他的第一個妻子埃瑪久病之後於1916年死於科攏在她死前的幾個月裡,阿登納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邊,陪她說話和給她唸書直到她入睡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歲時,他和一個二十五歲的名叫古西·青塞爾的女人,約翰·麥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結了婚。1944年,當阿登納躲避納粹時,他們逮捕了古西,把她關在裝滿了妓女的牢房,然後殘暴地審問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當局威脅說要把她的十幾歲的女兒利貝特也關進牢房時,她才軟了下來。
  古西於1948年死於白血病,一再喪失親人的阿登納就再也沒有結婚。他撫養他的七個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時候家裡對他一樣:家教甚嚴而又十分鍾愛。他的一個兒子說:"父親在家裡把民主擱置一邊。他用強硬的手腕治理我們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樹必須移栽的話,只有他才能決定在什麼時候和移栽到什麼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時,也必須經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國這種做法並不奇怪,就是這麼回事。"
  古西死後,阿登納出訪美國時經常由一至數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兒子保羅和女兒利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舉行的晚宴。
  阿登納於1955年秋訪問了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而我正在準備七月份我自己的訪問。我請教了許多俄國問題專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過他——在那天晚宴上我專門瞭解了阿登納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納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納去莫斯科是想要緩和蘇聯對聯邦共和國的好戰狀態,也許還希望蘇聯鬆動一下對東德的控制。他發現赫魯曉夫在這些問題上是毫不妥協的,但他確實得到了釋放一萬名德國戰俘的收穫,他們在蘇聯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蘇聯和西德的外交關係作為交換。
  他懷著一種恐懼感從事這次出訪使命。阿登納認為,蘇聯代表了無法改變的無神論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時代以來世界上尚未見過的那種制度。赫魯曉夫的粗魯更增添了阿登納的恐懼。他告訴我他必須使自己堅強些避免在這位蘇聯領導人面前顯得體力不支。
  赫魯曉夫與阿登納在一起時確實經常進行恫嚇,表現無禮,在某一個觀點上他大喊大叫說什麼"資本家烘燒共產黨人,把他們吃了——還有什麼,不放鹽!"阿登納通常以鋼鐵般的忍耐來降服他。但是,在一次會議上幾乎沒有什麼辦法,於是他命令他的坐機從法蘭克福飛回來——當然他的一名助手確信這項命令是用外線,很可能是用被監聽的電話線傳遞的,當蘇聯人認為德國人即將離開時,蘇聯人的態度大為緩和。
  相對地說,赫魯曉夫當時上台執政時間不長,對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諸領導人還不熟悉。很明顯他是在考驗阿登納的勇氣。在一次宴會上,他顯然是無止境地一杯接著一懷地祝酒,試圖看看在談判桌上是那樣難以對付的七十九歲的阿登納能否被酒制服。儘管他喜歡葡萄酒甚於伏特加,但是阿登納有一個如同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一樣堅強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後,他仍舊不偏不斜並很機警——足於察覺赫魯曉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納以諷刺挖苦的方式與赫魯曉夫對質說,任何做這種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魯曉夫出乎意外地發覺自己已被當場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們整整一周的對抗中,阿登納與赫魯曉夫進行了反覆較量。當這位總理在回答德國人的一項建議時說:"在我同意你這一項建議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獄裡!"阿登納回擊說:"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獄裡,那只是因為你比我先到地獄!"另一次,當赫魯曉夫憤怒地揮舞他的拳頭時,這位總理突然騰的一聲站起來,揮舞著他的雙拳。
  當俄國人歷數了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蘇聯犯下的暴行時,他們處在自以為正義的得意之中。阿登納拒絕披上克里姆林宮給他製作的卑下的認罪披風。他對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說,許多德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並說他的國家也遭到俄國軍隊的禍害。
  這一點引起了赫魯曉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聲稱,阿登納對俄國暴行的指控是"攻擊性的",赫魯曉夫輕蔑地說:"究竟誰該負責!""我們沒有越過任何邊界。我們沒有發動戰爭。"
  阿登納立場堅定。他提醒赫魯曉夫,在大戰前和戰爭中他兩次被納粹投入監獄。因此,他有大量的時間去考慮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國家的動機,由於直截了當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赫魯曉夫說教的妄想破滅了。他作了讓步。
  會談的氣氛緩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納饒有興趣地詳細講述了他和赫魯曉夫的舌戰。但是他告誡我,儘管這位俄國人表現做慢,過低地估計他將會犯致命的錯誤。阿登納說:"他是非常精明、強硬、和冷酷無情的。"
  阿登納顯然是欣賞與赫魯曉夫的比賽。我可以說,不像某些領導人,他沒有從不愉快的對壘中退縮不前。相反,他卻迎著上。這正是與他後來描述的他喜歡政治競選相同的氣質。在他整個一生中,他總是希望處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看台上。
  在1959年訪問華盛頓期間,他剛剛宣佈了謀求西德總統職位的決定。他希望把這個職位變成類似於夏爾·戴高樂所控制的法國總統的職位,因為那個時候西德的這個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榮譽性質的。如果不陷於處理日常的政治爭執的繁忙的總理職務之中,他就能夠致力於制定政策。
  這一決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納已經建成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他任總理第十年時,他終於證明自己是稱職的,並且擔心一旦他離去後,則後果將難於設想。經過納粹時代之後,阿登納對他的同胞就沒有再充滿信賴。他曾經稱他們為"食肉的綿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對一位記者說,"德國人使我極其擔心。"我唯一能為他們說的話是他們經受的事太多了。自從1914-1918年的戰爭以來,他們就沒有平靜和安定。
  因為阿登納不相信德國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權力超出了應有的任期。事實上,當他應該準備把權力移交給別人的時候,他卻還在擴大自己的權力。在1959年發生的總統職位危機期間,阿登納操之過急。
  有關他的權力主義的內情被再次披露,這次與移交內閣相關。許多情節接近事實。有一個不足為信的故事說,在一次就給工廠工人予"共同管理"權的具有代表性的問題的辯論以後,人們問他:"你打算什麼時候給你的內閣部長們以共同管理權?"
  隨著為人盡知的"總統危機"的逐步發展,阿登納愈益感到難受。因為原來支持他尋求總統職位的這些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堅決支持路德維希·艾哈德繼任總理。阿登納認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後他放棄了總統候選人,為了使艾哈德不能當總理,而決定自己保留總理職位。由於這位前財政部長堅持不懈,他終於在1963年阿登納退休後繼任了總理。
  在他八十多歲高齡時,儘管他仍是一個精力旺盛、身體健壯的人,一天能夠完成比他年輕二十歲的人一樣多的工作量,然而,他畢竟年事已高,有時也取守勢。有一回,雖然他的視力問題井沒有被提出來,這位總理卻摘下眼鏡,拿給來訪者看並解釋說,這不是讀書用的眼鏡,只是為了減弱紫外線的照射,以保護他的小小的過敏的眼睛。他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認,如果有人問他睡得怎樣,他會厲聲地說:"我沒睡,我忙著哩!"
  這不僅僅是虛榮心。阿登納相信,為拯救西德,他責無旁貸。一天,幾個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總難免要離職一事時,他敷衍地回答說,是的,他可能會在某一次汽車事故中喪身。在他已經離職之後的1966年,當阿登納九十壽辰時的一次會見中,有一位記者提醒這位前任總理,在他八十壽辰時,他也接見過這位記者,並且說他期望著在他一百壽辰時還能這樣。這位老人回答說:"當然羅。我要告訴秘書把它記下來。"
  邱吉爾和戴高樂也覺得難於考慮任何其他人來取代他們,更不用說主動物色接班人。這方面,他們與吉田茂和艾森豪威爾不同。1952年艾森豪威爾挑選我作他的競選夥伴那一天,他告訴我,當他發現杜魯門接任總統時,因為羅斯福在重大事件上不讓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夠的準備一事所感到的震驚。艾森豪威爾決定不犯那種錯誤,他向我保證說他會使我知道所有情況,便於我如果繼任他的話,我能有足夠的準備。
  只有很少偉人推薦自己的繼承人,然而,像阿登納那樣對繼承人如此苛刻則更少。在接見會談中,甚至在他退休後,當著前去訪問他的外國代表們的面,阿登納還誹謗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總統辦公室內會見了艾哈德,他眼裡噙著淚,梗噎著告訴我,由於阿登納對他的態度使他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阿登納參加了杜勒斯的葬禮,回到西德之後不久,他宣佈他將留任總理。雖然在我們的會談中,他也順便提到過這個問題,然而這一決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儘管如此,他還是利用機會表現出他在公共場合下難得的熱情的美德。
  從童年起阿登納就一直是個園藝迷。青年時期,他就嗜好試驗,企圖培植"爬籐三色紫羅蘭",此事引起了父親對他的責備:"一個人決不應該試圖干涉上帝的事。"之後,在玫瑰園裡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納粹的年月裡得到安慰,在擔任總理職務不斷受到壓力時得到調濟。一些職業花匠欽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於特森地區的馬賽厄斯·坦陶,他於1953年培育一種玫瑰新品種,命名為快樂的阿登納。這種盛開的、深紅色的"康拉德·阿登納"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園裡仍能見到。
  這是一位偉大的職業政治家和一位同樣偉大的業餘園丁的充滿生氣的遺物。
  外交禮節經常使尼克松夫人成為阿登納在白宮和其他外交場合下的宴會夥伴。他們相處得很好。有一次他問我關於她的出身情況。當我告訴他,她一半是德國人,一半是愛爾蘭人時,他咬著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說:"我已經猜出來了,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相結合生出世界上最聰明、最美麗的婦女。"
  在他們的談話中,他知道她對花也有興趣。在葬禮後的那天他來到我們家,要求看看我們不太大的後花園。幾個星期後,從西德空運來了一百株玫瑰樹。
  第二年三月,阿登納第七次訪問美國。他事先捎來話,說要會見我,我們約定了一個晚上六點鐘在我家見面。六點差一刻時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這位總理的轎車徐徐地開到屋前。當她開門時,他宣稱,他提前來到是為了看看他的玫瑰樹經過冬天的考驗後的生長情況。當我六點回家參加會見時,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他已經站在我們的花園裡,就像他後來和我討論世界形勢一樣專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討論玫瑰的生長狀況。
  阿登納對我們家的訪問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特別是因為他被照相師們和西德新聞紀錄片的攝影師們所追蹤。一位名叫魯思·蒙哥馬利的專欄作家寫道,"這位八十四歲的西德總理和四十六歲的美國人之間的友誼強烈地吸引著官方的華盛頓。
  這兩位政治家以前會見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這次肯定是最親密的一次。"他又說:"如果尼克松佔據了白宮,阿登納似乎為又一次親密的聯繫奠定了基礎,就像他過去與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間經常保持的那種聯繫。
  多年來,阿登納已經是一位把報界當作戰術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師。那年六月,據說他認為參議員肯尼迪作為一名總統來說在外交事務方面缺乏足夠的訓練和經驗。與此同時,弗朗茨一約瑟夫·施特勞斯這位阿登納的國防部長已經命令他的部對肯尼迪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意義作一估價。一份國防部報告的副本——以"施特勞斯輕率"而聞名洩露給了《巴爾的摩太陽報》,該報將此報告用大字標題登出,"尼克松更能為德國人所接受。"據阿登納的一名傳記作家說:"就阿登納和基督教民主聯盟而言,這是千真萬確的。"
  從1960年競選運動臨近之際,他給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對參議員肯尼迪的貶抑性的講話可以看出,阿登納力求與我發展友誼的實際的興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為總統,他要與可能成為艾森豪威爾可靠的保守派的繼承人之間建立工作關係。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獲勝,我失敗之後,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動機是包含個人成分的。從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納就一直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訪問西德,但是由於日常各種壓力和職責總是使我們無法接受這一邀請。在選舉中,我被擊敗後不久,收到了阿登納的一封極其熱情的來信。信中他同情地寫道,他知道我有什麼樣的感受,並重新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訪問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見到阿登納的十年之後,我終於能夠接受他的邀請。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們的兩個女兒育六個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國的停留。我在波恩的總理辦公室拜訪了阿登納,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當時只有他信賴的翻譯在常我向他講述了我對歐洲總的印象,並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見柏林牆時的沮喪心情。接著我們訪問了法國,阿登納特別要我轉達對他的朋友戴高樂的最良好的祝願,自從五十年代他們第一次見面後,他對戴高樂已經產生了無限的愛慕和敬意。他對下月將簽字的禁止核試驗條約表示了審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誡說,蘇聯願意簽訂這個條約,絕非反映了它的擴張主義目的會有什麼變化。
  然而,使我吃驚的是,這個共產主義的不妥協的敵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美國不應該"把它的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應該與共產黨中國逐步建立友好關係作為牽制蘇聯的擴張主義。
  在我們談話中,我第一次悲傷地注意到他已經失去了一些在我們以前談話中一直是那麼明顯地流露出來的很高的熱忱。
  繼柏林牆的危機,他的黨在選舉中遭到猛烈的攻擊後,他屈服於一些年輕領導人的壓力,許諾兩年後下台。現在那個時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執政了,對他的繼承人他幾乎沒有什麼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實現他的聯合的、穩定的自由歐洲理想之前,他將離開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納在聯邦議院上作了告別講話。當他講演完畢,整理好講稿,從內閣席的椅子上站了起來,直挺挺地、嚴肅地走到分配給他的議會席的桌前。在他放棄總理職務的權力時,他的忍耐是可貴的,他的臉部是異乎尋常地無表情,但是他的內心處於混亂之中。雖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時間為建立一個繁榮、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礎,但在離職時,他卻深感不安,因為他擔心,他所已經建立起來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繼承人,路德維希·艾哈德雖然是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經驗。與此同時,阿登納認為是不祥之兆的事態發展在國際舞台上正在漸露端倪。上月內,美國和加拿大宣佈打算向蘇聯出售價值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和麵粉。僅在他向聯邦議院所作的告別演說前二天,他堅決要求肯尼迪總統在蘇聯沒有作出任何表示諸如有關柏林等問題的讓步之前,決不要批准這樣的買賣。那年夏天,他告訴我恰恰是他擔心的事發生了,當他提到緩和這個詞時,他顯然在顫抖。
  他說:"我為談論緩和一事而感到厭倦和害怕。"
  對西方某些天真的領導人和輿論製造者們把緩和看成威懾的替換物;而不是如我們倆人所堅持認為的、沒有威懾就沒有緩和的觀點的這種傾向,他和我一樣都對此表示擔心。
  我們的最後一次會見是在1967年我到歐洲進行實地調查旅行期間,那是在1968年總統競選之前。
  在1963年辭去了總理職務後,阿登納在1966年也放棄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主席職務。作為一種禮遇,在聯邦參議院裡給了他一間小辦公室。當我走進這間辦公室時,他的外貌使我震驚,這位老人第一次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老人了,他已被剝奪了權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國家的命運。他幾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筆直的姿態已經惡化到明顯的彎腰曲背了。但是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沒有失去一點點思想上的警覺。當我走進房間時,他從房間的那一頭走過來和我擁抱。然後他轉過身來,雙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說:"感謝上帝,你來了。你的訪問像是來自天堂的嗎哪。"
  我看到了牆上的一幅"雅典的衛城"油畫,阿登納說:這幅畫是溫斯頓·邱吉爾畫的,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給蘇茲貝格看過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說些打趣的話後,我們開始了關於世界政治的認真討論。
  對戴高樂身後的法國他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說,"戴高樂不是反美的:他是親歐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國人願意同蘇聯的關係更好一點。他相信,只有戴高樂能守住這條反左的防線;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會在法國取勝。
  約翰·麥克洛伊告訴我,阿登納對戴高樂的欽佩近乎對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訪問了這位法國領導人在科隆貝的家後,他對麥克洛伊用敬畏的聲調說:"當我敲門時,你知道是誰來開的門嗎?不是助手也不是僕人,而是戴高樂本人。"我認為,在他的頭腦中,他把夏爾·戴高樂想像成為他自己的第九世紀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時被稱為夏爾偉人的直系後裔。
  就像阿登納和杜勒斯的關係一樣,阿登納和戴高樂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兩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兩人都十分虔誠地信仰宗教。兩人都是忠實於家庭的人。兩人都有巨大的內在的力量,外表都很莊嚴。兩人也都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戴高樂是一位優秀的作家,阿登納則不然。戴高樂雖然最初以一名軍事領袖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個內省的知識分子和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
  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善於思維的人,阿登納則基本上是一個實幹家。阿登納經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場嚴肅的討論活躍起來,我想不起戴高樂曾經這樣做過。
  最重要的事是,這兩位戰後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從而消除了法國和德國之間幾個世紀的宿怨。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單獨作到這一點。在他們各自的國家裡他們同時執政,這是幸運的歷史事件之一。
  阿登納告訴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樂關於美國必須從越南撤走的觀點。他巧妙地問道,如果我們不支持南越,那麼,諸如德國人是否能堅信我們會繼續支持他們。但他接著又說,如果我們留在越南,則我們所做的恰好是蘇聯人想要作的。他說:"俄國人並不想試圖幫助你從越南脫身,他們要你們留在那裡。他們要拖垮你們,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變了這種局勢使得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是不會幫助你們的。"
  他嘲笑某些德國和美國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提出的建議,即增加西方與蘇聯的貿易將會帶來和平。他的含蓄的評論是"買賣畢竟是買賣。"我不能不同意。僅僅依靠貿易是無法確保和平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貿易夥伴突然成為死敵。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見到他時一樣,他現在主要擔心的是蘇聯人的侵略政策。他關注著蘇聯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條道路。他指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德國,下一個是法國。另一方面,他說他們認識到了他們的最大的敵人是美國。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別犯錯誤,他們想要這個世界,整個世界。他們尤其想要歐洲,他們知道為了得到歐洲他們必須摧毀德國。我們需要你們幫助我們保持強大和自由。但是你們也需要我們。"
  他對當時正在談判的禁止核擴散條約表示懷疑。他指出,摩根索計劃會導致德國工業的永久性的毀滅。馬歇爾計劃建成了德國工業。現在,禁止核擴散條約在事實上限制了德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的潛在能力。蘇聯肯定認識到這一點。在一個十分坦率的時刻,阿列克賽·柯西金對丹麥首相承認,"只有當德國人簽了字,這個條約對我們才是重要的。"
  阿登納批評德國外長維利·勃蘭特的東方政策:試圖採取一系列"小步驟"改善與蘇聯集團的關係來緩和緊張局勢。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樣,直到他臨終前還告誡不要上俄國人提出的"和平"倡議的當。在他看來,一場共產黨的和平攻勢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過戰爭贏得全勝的戰術。
  他比較詳細他講述了關於蘇中關係。他追述了赫魯曉夫曾經表現出幾乎是一反常態地對將來中國的威脅的擔心。赫魯曉夫告訴過阿登納,"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萬中國人並且每人都靠一碗飯而生存。"他說到這一點時,他的雙手做了端碗的樣子。他認為赫魯曉夫最怕中國人一旦獲得原子武器,他們不僅對蘇聯而且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個威脅。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上講,阿登納幾乎看不出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他說:"他們都想要統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經提出過的觀點,只要蘇聯保持更為強大的軍事威脅,美國就應該傾向中國。
  在我們這次會見後一個多月,阿登納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詛。他的兒子保羅後來告訴特倫斯·魯裡蒂,阿登納在臨終前非常憂慮,但決不是憂慮他自己。他擔憂歐洲的不團結和軟弱無能,擔憂核戰爭的危險,擔憂人民成為他們錯誤觀念的犧牲品。他想要繼續戰鬥。我後來從他女兒利貝特口中知道,我是見到他的最後一名美國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歡迎他來美國的美國人一樣。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當的時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諸實踐則又是一國事。阿登納的偉大之處就是由這三部份所組成。
  他的觀點是,面對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國家之間要確立夥伴關係,以及在西德社會內部要確立謀求繁榮昌盛、保護自由的夥伴關係。為了避免重複由於國家之間的敵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紀政治和社會的大變動,他旨在使歐洲恢復九世紀出現的短暫的團結局面。在國內,這種觀點就是用歐洲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並且通過阻止任何一個社會集團積聚足夠的權力扼殺個人的自由來防止無論來自右的或左的專制。
  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各項政策的正確性變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納的許多批評者們說,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裝和加入北約組織;現在,沒有西德的部隊要想建立一個自由的歐洲是很難想像的。懷疑論者嘲笑阿登納相信在不到一個世紀裡發生三次戰爭的法國和德國還可能成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納和戴高樂,兩位歐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勝過他們的批評者,在1963年簽訂了法德條約,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復。在整個五十年代,由於阿登納沒能統一兩個德國而受到批評;當時認為蘇聯會允許有一個獨立的、統一的、自由的德國的看法,現在看來是荒唐可笑的。由於他沒有像維利·勃蘭特及其繼承者那樣通過東方政策謀求與東德和蘇聯的緩和,他一直為之受到批評,直至他退休為止。現在顯而易見的是,一個西德謀求的那個東方政策本來就是無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納制定的與西方結盟的政策那麼強有力,那麼能使國家繁榮昌盛,那個東方政策正如實踐所證明的那樣未能達到它的設計師過分樂觀的期望。
  六十年代,隨著冷戰的緩和,"相信俄國人的話"在西德和別的地方流行起來了,就是對諸如柏林和德國統一問題上,俄國人的建議比起阿登納的更容易接受了。許多人堅持認為,在東歐的蘇維埃帝國不再是反對西方侵略的緩衝區,並認為,只要我們能向蘇聯表明我們自己的和平誠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東歐和東德人民的自由,都會得到保證。赫魯曉夫在1955年談到納粹侵略俄國的罪行時曾企圖把這一類貨色兜售給阿登納,但是這位總理沒有買他的賬。然而,這一姿態愈益增加了他的繼承人的東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儘管有這個東方政策,蘇維埃帝國依然存在,蘇聯的冒險主義已經升級而毫不減弱。
  作為當今自由歐洲的一名領導人,阿登納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於那些繼承他的人們。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來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個遙遠的角落裡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戰火,而是蘇聯進入波斯灣寶藏地區的一次無恥的嘗試。他不像許多歐洲人當時那樣用狹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認為對於向歐洲輸送燃料的石油威脅是超越歐洲盟國的合法利益的範圍。而認為它在事實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納為之奮鬥而創立的北約組織的局勢。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圍防線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帶很快就會陷落。
  同樣,對1981年的波蘭,阿登納不會把它看成是國內的政治問題,而會看成是蘇聯想永久征服一個有獨立思想的、歐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種肆無忌憚的嘗試。他會把波蘭人民的被鎮壓看成是一種國際犯罪行徑並會作出相應的反應;對今天的西德領導人來說,如果他們從另一個方向看得遠一些,也許會消除令人遺憾的煩擾之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方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為西德找到一條補償波蘭人民在納粹手中遭到的災難的途徑。既然波蘭人民現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難,西德人民也只能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當然,這些假設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辯論的。在西歐有了象阿登納這樣的領導人,蘇聯人也許會對自己進行冒險而又不受到懲罰這一點不那麼有信心了。阿登納一向以"冷戰的鬥士"而著稱的。並且他由衷地滿意這個稱號。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來審視一下歐洲的話,由於整個歐洲的不團結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會同意說冷戰已結束。他會說其中有一個戰鬥員已經停止作出努力去贏得這場冷戰。
  如果他聽到中立主義的談論,是那樣地使人緬懷三十年代的歐洲,那麼他會羞愧得低下頭。他相信歐洲會因為試圖"坐在兩張椅子之間"而跌斷了脊樑骨;歐洲今天還存在的脊樑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阿登納和他法國的夥伴的努力的結果。每當一場危機發生時,歐洲的團結似乎是令人吃驚的脆弱,諸如阿富汗和波蘭事件等就足以證明阿登納的繼承人已經忘記了他向歐洲發出的預言的緊迫感:它面臨的危險比它過去曾經遇到過的都要大。
  沒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聯盟內部的現狀更使阿登納感到震驚。1955年,阿登納和他的大多數同胞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此快地被接納進歐洲聯盟是一大榮譽。今天,北約組織許多成員國,包括西德在內,吹毛求疵地說,他們將要花費多少錢去資助這個聯盟或嘮叨他們是否為遏制蘇聯不讓它超越波蘭和東德以外,而允許北約導彈設置在他們境內。同時,東方政策繼續存在;甚至當蘇聯逼近波斯灣時,俄國的天然氣會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納對所有這一切的反應會很簡單的。他會為包含在東方政策中的這個建議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國對歐洲的威脅之大與蘇聯相同。他常告誡歐洲人當他們接近東方時,他們是面臨著切斷與西方的生命線的危險。他還會說,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來並不是你的那些朋友們獻慇勤,特別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頭來成為你不共戴天的敵人,那未,這樣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與戰後歐洲的其他兩名巨人,即邱吉爾和戴高樂相比,呵登納有時被描寫成相對地無特色和無趣味的。除了這種看法是膚淺的和不公正之外,這種描述遺漏了兩個重要之點。第一,法國和英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而德國是戰敗國。戴高樂的傲慢和衝勁十足的誇張的言行與這位第五共和國的奠基人和領導人的品行相稱,但是這些品行對於這位戰敗的德國領導人是極其不相稱的。同樣地,雖然阿登納也具有他自己的銳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像邱吉爾那樣僥倖成功地在許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別是當同盟國仍在被佔領的德國內發號施令的時候。
  那些覺得阿登納不是那麼令人鼓舞的人物,他們也忽略了另外一點,他們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邱吉爾,這位具有諷刺性幽默的、有時愛爭吵的知識分子,善於運用一句恰到好處的、極為巧妙的刺人的話,抵擋來自一名反對派議員或一名記者的批評。戴高樂的舉止莊嚴簡直深不可測。但是,阿登納,有著耐心的、準確的律師頭腦,是一位成功的領導人,因為他願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並且比他周圍的人們更能坐得住。他通過掌握問題來達到支配問題,通過猜透批評者心意和考慮得比他們更周密的辦法去戰勝批評者。他的天主教哲學的一條基本原則是,好事只能來自於艱苦的勞動。他並不希望西德慌亂地進入體面,主權,安全和繁榮的境地。他希望通過集中努力來贏得它們。
  阿登納花費最大的力氣實現他的一個聯合的歐洲巨人反對俄國巨人的理想,這卻也是他最虛弱的根源。他對法國的鍾愛和他致力於歐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終懷疑東德認為它無所歸屬、格格不入的觀念一樣,出自於同一種思想根源。在他看來,柏林是處在亞洲的門檻上,受到一種現代的野蠻狀態的腐蝕。普魯士領導人經常扮演東方專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難得促進和平或關心他們人民的自由。查裡曼帝國在易北河覆滅了,但因此啟蒙了歐洲文明。在某種程度上講,它是和阿登納的歐洲是相同的。
  作為一個德國人,作為一個男子,他關心每一個東德人並渴望他們得到自由。他歡迎並保護那些設法逃出來的人們。但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和萊茵人,他相信蘇維埃東德喪失了基督文明。在他靈魂深處,這種喪失也許被視為無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後,由於戰後蘇聯的政策使這個根深蒂固的哲學偏見無足輕重。在阿登納時代,沒有任何外交倡議能改變蘇聯把東德變成他們的西方前哨的意圖。然而,這樣的倡議在西方為保衛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戰鬥中讓位了。阿登納個人致力於與西方恢復和睦關係是直接來源於他的經歷和對上帝的信仰。同樣,如果他要維護他的戰敗國的人民的自由的話,這也是他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選擇。
  阿登納的不朽業績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如戴高樂的豐功偉績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國一樣。給希特勒毀壞了名聲和一度墮落了的德國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對阿登納的最生動的記憶總不是戰後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這個人:一個頑強地堅持原則但在戰術上卻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個外表生硬和嚴峻,但是對那些有幸成為他的朋友的人來說又把他視為熱情而有強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個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樣深刻地愛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個無論冒多麼大的風險或遇到多麼嚴重的困難,人們都可以指望他堅如磐石的人。
  他是難得的一位平民能夠如此完滿地適合擔任公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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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6、尼基塔·赫魯曉夫(一)

殘忍的權欲 
  1957年底,尼基塔·謝爾蓋維奇·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外交招待會上與客人碰杯時,顯得心花怒放,洋洋得意。他在童年時代給人放過豬,一天賺兩個戈比;現在,他處於權力的頂峰,是無可爭辯的俄羅斯的主宰,是一個躊躇滿志、擊敗了對手攫取了權力的人,這時,他轉過身來朝著來賓中的一群西方記者,熱情洋溢地背誦了一篇寓言故事。
  他說道:"從前,監獄裡關了一些人,其中一個是社會民主黨人、一個是無政府主義者和一個謙卑的小猶太人。這個猶大人是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小人物,名叫皮尼亞。"他接著說,他們決定推選一位領導人,以便分配食物、茶葉和煙草這類東西。那位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任何人掌權,傲慢地建議說,他們應當推選那個卑賤的皮尼亞,於是他們就選了他,並且很快就決定挖地道越獄逃跑。但是,他們意識到,槍打出頭鳥,看守會首先向第一個逃跑者開槍,看來誰也不願意帶這個頭。赫魯曉夫隨著情節的發展,提高嗓門說,"突然,這個小猶太人——皮尼亞挺身而出,說道:'同志們,你們既然用民主方式推選我當頭頭,那我就該頭裡走'"。 『赫魯曉夫繼續說下去:"這個故事?寓意是,無論一個人的?端是多麼卑下,但他畢竟取得了顯赫地位,當然是通過選舉上去的。"然後,這位蘇聯領導人停了片刻,又畫龍點睛地說:"那個小皮尼亞就是我。"
  像所有打比方一樣,皮尼亞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準確的,但在其他方面卻是騙人的。當然,赫魯曉夫既非通過民主方式選上去的,又非勉強地強行攫取領導職務的。為了攫取蘇聯最高權力,他與人拚搏,向上爬,施展陰謀詭計,進行欺騙、恐嚇並謀害別人,長達四十年之久。皮尼亞從出身微賤到掌權,遠非像赫魯曉夫的經歷那麼令人驚訝。赫魯曉夫在1918年參加布爾什維克前,當過豬倌、煤礦工人和管子工,直到二十來歲還沒受過正規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同僚和全世界人士都對他估計不足。1957年當他鞏固了所掌握的權力時,人民如果忽視或小看這位農民沙皇,那是危險的。
  尼基培·赫魯曉夫有最粗俗的幽默感、敏捷的智能、為達到目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權力的殘暴意志。在這些方面,我所遇見的任何領導人都會自歎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裡,沒有一位世界領袖人物的成敗能像赫魯曉夫的成敗如此急劇地和決定性地改變歷史的進程。
  就是他築起了柏林牆,這是歷史上第一垛旨在阻擋人民而不是抵禦敵人的牆。
  就是他曾殘暴地鎮壓匈牙利人民反對共產黨統治的起義,我在1956年曾斥他為"布達佩斯的劊子手"。
  就是他把導彈部署在古巴,而後又放棄原來的主張把導彈撤走時,還要迫使美國保證從希臘和土耳其撤出其導彈,並不再支持那些威脅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聖地——古巴的人。
  就是他力圖通過其代理人帕特裡斯·盧蒙巴攫取剛果,並在黑非洲和整個發展中世界發動強大的蘇聯攻勢。
  就是他開始大規模擴建戰略核武器,最終使得在古巴危機中15比1的蘇聯劣勢轉為今日明顯的蘇聯優勢。
  就是他與肯尼迪總統簽訂了一項禁止有限核試驗條約,揭露了籠罩在蘇聯的斯大林個人迷信。他通過"和平共處"的政策,採取了一系列使俄國成為一個歐洲國家的重大步驟。
  就是他剝去了斯大林的神聖的外衣,從而持久地破壞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最主要的是,就是他首先要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共產主義遭受最大的挫折和最意味深長的地緣政治事件負責:蘇聯與共產黨中國的破裂。儘管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成績,也提出了不少創議,但他可能以最大的失敗者載入史冊:赫魯曉夫失去了中國。
  在我遇到的所有領導人中,我跟他們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唯獨強烈地不同意尼基塔·赫魯曉夫。然而,他在有效地、首尾一貫地行使其粗暴的權力方面,贏得了我的勉強的尊敬。許多入會承認,他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個不祥的能幹的魔鬼,對此,不會有多少人表示異議。 『赫魯曉夫在1953年首次出現在蘇聯最高領導層時,我還是個副總統。西方許多人迅速對他做出判斷,他們的第一個印象往往是不準確的。他們習慣於對斯大林這樣的蘇聯領導人的看法是穩重、秘密的操縱者,他們在幕後牽線,操縱事件的發展。體形滾圓的赫魯曉夫一躍而到了舞台的中心,他那種無拘無束的舉止、輕率的聲明、裝腔作勢誇誇其談的語言,如此徹底地打破了舊的模式,以至於許多人不把他當真。
  《生活》雜誌給他貼上了"不重要的小人物"的標籤;《新聞週刊》的一位專欄作家冠以"一個平庸的文職人員"的稱號以及"一個不出色的光知干重活的粗魯漢":《時代雜誌》稱他是"維德維什涅茨",也就是說,儘管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和訓練,但他一直是被每樁歷史事件"推向前進"的幸運兒。多數西方觀察家認為,赫魯曉夫給斯大林擦皮靴都不能勝任,更不用?去穿那雙靴子代替他了。在他初次離開蘇聯去貝爾格萊德訪問時,他的舉止對提高他的形象也幫不了多少忙。他粗魯、未經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國際社交界中顯然是不相稱的。
  報界曾以描寫他鬧飲作樂一事而取笑他,認為與斯大林相比,他不過是一個輕量級運動員,在位的日子長不了。
  華盛頓社交界中那些半瓶醋的外交政策業餘愛好者連同職業外交人士,都低估了赫魯曉夫。當?,有人對我說,他對赫魯曉夫評價不高,因為這位蘇聯領導人飲酒過多,說一口"糟糕的俄語"。有些觀察家簡直不明白,赫魯曉夫說話的?法混淆不清、服飾過時以及談吐、舉止粗俗,竟未能降低他作為一個領導人所起的作用。由於受到人們的風度和教育所產生的過分深刻的影響,他們忘記了優雅的風度不一定使一個人成為強有力的領導人。在政治家風度方面,重要的不是這個人的外表,而是他內在的東西。除非政治家有著經過錘煉的內在的力量,否則,無論他的外表多麼雅致,他也不會取得成功。 『赫魯曉夫在公開場台是俄國式的美國克拉貢參議員。在一年一度的"五一"節閱兵典禮上,蘇聯最高層領導成員在武裝部隊通過時,面上毫無表情地觀望著。但是,當一群噴氣戰鬥機在頭頂轟鳴著掠過時,赫魯曉夫在觀禮台上又蹦又跳,拍拍尼古拉·布爾加寧的背,如同一個小孩拿到一套新鮮玩具那樣露出欣忭的微笑。在他觀看噴氣飛機時,赫魯曉夫沒有?洛托夫那種冷冰冰的莊嚴的?止,但這並不是說他在使用這些飛機時,會不那麼冷酷無情。 『赫魯曉夫的品格是在斯大林絕對掌權的年代裡錘煉出來的。斯大林有兩種部下,一種是爬得快的,一種是被整死的。
  他殺死自己的人民比歷史上的任何人都多,他應對此負責。安東·安東諾夫·路欽柯在其所著《斯大林時代:暴政的真相》一書中,估計?殺的人數是一百萬,其中包括斯大休自己的妻子和列寧的遺孀。在那些歲月裡,只有那種具有冷酷無情的才能和有搞陰謀詭計天性的人才能活下來,並且爬到了最高層。 『赫魯曉夫為了向上爬,就必須具備才智、頑強的精神和鋼鐵般的意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認識到了這一點。赫魯曉夫取得政權後不久,杜勒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說過:"在共產黨的弱肉強食的叢林中,任何倖存下來並爬到最高層的人,必定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是一個危險的敵人。"他說得對。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說過,赫魯曉夫是一個有"?鐵之心"而外表看起來優柔寡斷的人。
  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是在1959年,當時我去蘇聯是為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美國國家展覽會的開幕典禮。同年晚些時候,在他訪問美國時,我又一次見到了他。
  1959年7月我動身赴莫斯科前不久,國會通過了被控制國家決議案。自1950年以來,每年都要通過這麼一個決議案。艾森豪威爾發佈了該決議案中規定的公告,敦促美國人研究被蘇聯控制的國家所處的困境,並保證支持這些國家的正義的願望。 『赫魯曉夫是僅在我自美國抵蘇聯之前九十分鐘,才從波蘭回到莫斯科的?波蘭人民抱著冷淡和蔑視的態度接待了他。總起來說,蘇聯與其衛星國的關係是緊張的。赫魯曉夫一回國,就立即在機場發表一篇強烈譴責被控制國家決議案的講話。當我的飛機著陸時,受到了冷淡而符合一般禮儀的接待。福羅爾·科茲洛夫副總理發表了一通冗長而又措詞強烈的歡迎詞,但既沒有樂隊奏兩國國歌,也沒有群眾歡迎的場面。很明顯,被控制國家決議案觸到了他們的痛處。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到克里姆林宮赫魯曉夫的辦公室舉行我們第一次會晤。當我走進去時,赫魯曉夫正在房間遠處一個角落裡審視著蘇聯人幾個?前發向月球的月球衛星的模型。
  他把模型放回原處時,它好像是個特大型的棒球,而他的雙手顯得很小。他跨著無節奏的步伐向我走來。他的個子比我預想的還要矮,身高不超過五英尺六英吋。身圍肥寬、兩腿粗短以及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式的雙肩,使他顯得矮胖、笨拙。當我們招手讓攝影師照相時,這位六十五歲的蘇聯領導人握手強勁有力,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有著巨大生命力、體格強壯和牛一般渾身是勁的人。 『赫魯曉夫當著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和藹可親地和我聊天,一雙細小睹羧竦?眼睛掃視著室內每個角落。他有一副圓臉、厚嘴唇、堅實的顎頭、獅子鼻和高顴骨,顯得生氣勃勃。
  他對我約於八個月前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演說表示讚賞。他說,他歡迎我在講話中所闡述的那種和平競賽。然後,他揮手示意攝影師出去,讓我在長型會議桌前與他面對面地就坐。
  氣氛立即發生了變化,他提高了嗓門,就被控制國家決議案開始了長篇激烈的演說,宣稱這是嚴重的"挑釁",是愚蠢的和威脅性的決議,還不時用拳頭在桌子上砰砰亂敲。他要求知道,戰爭是否是我們下一步要採取的步驟。他說:"在此以前,蘇聯政府認為,國會決不可能通過一項發動戰爭的決議。但是,現在看來,麥卡錫參議員儘管已死,但他的陰魂還不散。
  對此,蘇聯不得不時刻準備著。"
  我向他解釋,該決議案是表達美國的看法,而不是要採取行動的號召。我試圖接著談其他題目,但赫魯曉夫沒有這個準備?我終於說了,在白宮我們有一個傳統的做法,就是要中斷看來無法取得結果的冗長的討論。艾森豪威爾總統說:"我們已經揍死了這匹馬,現在,讓我們換一匹吧!"
  在翻譯過程中,他毫無表情,但決定對這個問題還要再試一下。他說:"我同意總統的說法,我們不應當揍一匹馬花那麼長的時間。但我仍不明白你們國會為什麼在這個重要的國事訪問前夕要通過這麼一項決議。"至此,他還滿臉慍色,疾言厲色地喊了幾句我感到是相當粗魯的話。後來成為蘇聯駐聯合國大使而當時是他的澤員的奧列格·特洛揚諾夫斯基的臉紅了起來。顯然,他感到尷尬,並看了看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森。
  這位大使懂俄文,他泛泛一笑置之。過了幾分鐘,這位譯員翻譯說:"這項決議名聲很臭,像是一堆剛拉出來的馬糞發出的惡臭,沒有別的比這味兒更難聞的了!"
  在翻譯過程中,赫魯曉夫一直盯著我。我決定要誘使他攤牌,讓他自己講條件。我想起了情況介紹材料中說,赫魯曉夫在青年時期當過豬倌。我還?憶起我童年時,人們廣泛使用馬糞作肥料,但是,有一回一個鄰居曾使用了一筐豬糞,惡臭熏天。我一邊直視赫魯曉夫的眼睛,一邊以交談的口吻答道,"恐怕主席弄錯了。有一種東西卻比馬糞還難聞,那就是豬糞。"
  翻譯後的一剎那,赫魯曉夫欲怒未怒,兩側太陽穴的血管看來隨?會脹裂。然後,他突然笑了起來。他說:"這點你是對的。""所以,也許你說得對,現在我們該談別的問題了。然而,我必須告誡你,你在訪問期間將會聽到關於這項決議的意見。"關於這個問題而很少在其他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信守諾言的。
  我難得像在1959年與赫魯曉夫所進行的一系列高級會晤那樣作如此充分的準備。經過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的第一次會晤後,我認識到,沒有大量的事先工作能使我完全準備好與赫魯曉夫的會晤。他對此根本沒有預?到。什麼禮貌、禮儀、旅行計劃對他來說都等於零。在我整個訪問過程中,他常常對我發表高談闊論的長篇演說,在美國電視台模型的攝影機前奚落美國,在美國廚房模型的洗衣機前用核導彈威脅西方,在感到驚訝的尼克松夫人、赫魯曉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眼前,他把一個社交性的午餐變為五個半小時的外交政策辯論會。
  與赫魯曉夫會晤剛結束,我反覆思考了這幾次會晤的情況,而赫魯曉夫這個人的形象也就在我腦海裡形成。他總是採取攻勢,對其對手的弱點有種本能的感覺和向對方搾取好處這種幾乎是強制性的傾向結合了起來,也就是,對手讓步一英吋,他便推進一英里,只要別人顯露出一丁點兒膽怯,他就在你身上輾過去。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行動上,他都是一個饒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觀眾在場時,他有賣弄自己的癖好。
  他是一個在會晤前要做準備工作的人,對其對手的立場,瞭解得如同對自己的立場那樣清楚,他為此自鳴得意。在辯論中,他給人印象特別深刻,因為他善於隨機應變,國為他在被逼到牆角或難以守住陣地時,能夠曲解、攪亂和改變話題。他的感情顯得很激動,然而他的言行向我表明了,在討論重要付題時,他嚴肅認真、冷靜、不動聲色,並採取分析態度。 『赫魯曉夫使世界時而感到有趣、時而感到驚愕,達十一年之久。他於1953年從斯大林助手的行列中平安無事地爬了上去,而於1964年他的同僚出入意外地將他廢黜時,他又砰地一聲下了台。他給世界留下了執政時期的赫魯曉夫的三個形象:是一個愛吹牛皮的小丑。他經常在公開場合喝得酩酊大醉,在這方面,他勝過任何一個現代蘇聯領導人;是一個能冒險的實用主義者。他一直不為教條所束縛,但他力圖用其考慮不周的靈丹妙藥而不是採取從長計議的辦法來解決國內問題;是一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者。他踩著對手和同胞的屍體爬到執政的地位,通過把那些反對者送去流放而執政,一直到自己成為自己一手使用過的那套手段的犧牲品而告終。
  通過我與赫魯曉夫的會見,發現這個小丑戴著兩副面具。
  一會兒他可能是吵吵嚷嚷、興高采烈、性格開朗,洋溢出友誼和幾乎是誘人的魅力。他臉上笑嘻嘻,說著一切場合都說的粗俗的話。他跟我說話時,有時抓住我的西服翻領,彷彿準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似的。他常常向我靠近,小心地向兩旁觀察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偷聽,然後小聲地洩露點有關蘇聯軍事計劃的"秘密"。
  過一會兒,尤其是在有人聽他講話的場合下,他可能成為粗暴的、飛揚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個深深刻上個人印記的高調外交的大師。在他發表裝腔作勢故意誇大其詞的講話期間,他跟我面對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輕輕地碰我一下,好像口頭上的強調還嫌不夠,需要用實際的動作來加強講話的效果。他常常瞇著眼睛,像機關鎗手瞄準準星一般。然後,他的論點、大話、褻瀆的語言象連珠炮似地脫口而出。在與赫魯曉夫會晤結束後,我不禁想到,在他怒火燃燒的一剎那所說的許多話,在文明外交時代足可以挑起宣戰的。在我們時代,這些話不過使譯員感到臉紅而已。 『赫魯曉夫這個小丑能夠熟練地運用戲劇表演藝術,這一點是我在和赫魯曉夫參觀美國國家展覽會時走到電視台模型前發現的。一個青年技術員要求把我們相互寒暄致意的話錄下來,以便在展覽會開放期間向觀眾重播。起初,赫魯曉夫似乎表示懷疑,但是工人群眾的場面壯大了他的膽。他很快爬上講台講起話來,以便讓人攝影,並向觀眾重播。
  他問我:"美國存在多久?三百年?"我答稱,美國大概是一百八十歲了。他一邊大揮其手臂,把整個展覽廳掃視一遍,一邊說:"哦,那麼美國已生存了一百八十年了,這是她已達到的水平","我們存在還不到四十二年,再過七年我們將會達到同美國同樣的水平"。觀眾被他的吹噓吸引住了,他們的歡呼聲似乎在慫恿著他。赫魯曉夫說:"當我們趕上?們並超過你們時,會向你們招手的?"他以矯揉造作的姿勢若無其事地把這個最後奚落人的話應付過去,當他揮動其圓而胖的小手,向想像中的正在遠處消失的美國告別時,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煞有介事地凝視遠方。
  貼著赫魯曉夫的一些滑稽動作的照片的相冊,不僅極其吸引人,而且能說明問題。這些快照有的是在他處於極佳狀態時拍的,有的是在情況不佳時留下的。例如,照片上的主人對他的國家和他本人的威望的態度如何,他是極其敏感的,他可以施展其小丑動作來表現這一點。1956年在南斯拉夫鄉村訪問期間,他使用的那輛公家汽車的輪胎跑了氣,他便開玩笑似地向五十九歲的副手阿納斯塔斯·米高揚挑戰,要求立即在馬路邊與他進行摔跤比賽。這場開玩笑似的比賽分散了新聞記者的注意力,而鐵托手下的人則可以借此機會修理這輛車。記者們為這個景象感到瞠目結舌,都發出了一系列有關描述這兩位共產黨重量級運動員在路邊比賽的消息,而沒有報道令人難堪的跑了氣的輪胎事件。
  但是,大部分照片常常是暴露他的缺點的,因為這些照片常常說明赫魯曉夫是個無恥的惡棍。在1959年柏林問題危機期間,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訪問了莫斯科,並且建議柏林爭端應當在外長會議上進行討論。在赫魯曉夫看來,由於外長缺少必需的決策權力,這些會議是徒勞無效的。為了說明外長們是多麼無足輕重,他隨口向麥克米倫說,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羅米柯脫下褲子坐在冰塊上,他也會這麼幹的。
  麥克米倫並未聽清赫魯曉夫所說的最後一句下流話。1960年赫魯曉夫在向聯合國發表的演說中,他提出了若干改革國際機構的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是把聯合國總部遷到瑞士、奧地利或蘇聯。當聯合國大會否決了他的建議時,他又喊又笑,來擾亂其他代表的發言。他那種象鄉巴佬式的祖魯表現,在麥克米倫講話時達到了高峰。在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代表面前,這位蘇聯領導人脫下了一隻鞋子,就像用小木糙一樣,把桌子敲得砰砰作響。 『赫魯曉夫是個粗野的狗熊般的人,是其俄羅斯祖國的粗俗的矮胖子,一個典型的性情暴躁、好說大話的"穆熱克"——鄉巴佬。
  但他只是在想扮為丑角時,才是一個小丑,此刻,他的丑角表演藝術自然地就表現出來了。他是把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語言和輕率的態度作為策略加以運用的。
  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蘇聯在實力上遠不如美國。赫魯曉夫企圖用意志力來彌補軍事實力的不足。他以核戰爭進行恫嚇,並為了使西方害怕蘇聯的實力而宣稱:"你們的子孫將會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他騙不了多數西方領導人,但是,他的好戰使得許多公眾相信,在他自稱想要"和平共處"的同時,他對發動一場戰爭會毫無顧忌的。
  他在1956年訪問英國期間,發表了一篇講話,表現了他典型的本性。他告訴聽眾說,他在車隊進行的時候看到有幾個人在抗議他的訪問,尤其注意到了一個向他揮舞拳頭的人。為了加強語氣,他邊揮舞拳頭邊說:"一報還一報,我的回敬就是這樣,我們彼此都明白。"聽眾笑了起來,但赫魯曉夫轉而平靜地說:"我要提醒那個人這麼一個事實,過去曾多次試圖用這種方式跟我們講話……。希特勒向我們揮舞過緊捏的拳頭。他現在躺在墳墓裡了。難道我們不該變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揮舞拳頭,我看該是時候了。" 『赫魯曉夫也可能作為務實主義者被載入史冊。他不是一個用死記硬背的方法懂得共產主義聖典每一個教條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他信仰共產主義事業及其勝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禮拜天在理論的祭壇上做做禮拜而已。我很難設想他實際上是否讀過馬克思的三厚卷《資本論》。在這方面,他與斯大林不同,後者廣泛閱讀並寫下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書籍。 『赫魯曉夫以自己的實用主義而感到驕傲。有一次,他向我談到他的副總理伏羅爾·科茲洛夫,他是來出席全蘇展覽會的開幕式的,我在紐約歡迎過他。科茲洛夫是個執行者,他盲目奉行黨的迂迴曲折的路線。赫魯曉夫曾以明顯的蔑視態度議論過他。他說道:"科茲洛夫同志是個不可救藥的共產黨人。"赫魯曉夫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共產黨人,不過,他不願受教條本身的束縛。
  他常常嚴懲那些馬列主義的"誇誇其談的雄辯家",認為他們是一些學舌的"鸚鵡",死記硬背一些在當今時代"不值一戈比"的過時的理論段落。他有一回驚歎道:"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能從墳墓裡爬起來,他們會嘲笑這些書蛀蟲和引經據典的人。這些人不去研究現代社會和創造性地發展理論,而企圖在經典著作中找到一條關於如何處理拖拉機站問題的語錄。"
  他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宗旨的信仰,不是後天獲得的,而是天生賦有的。他腦子裡裝著來源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舊框框,然而他不大注意意識形態的錯綜複雜性。他不同意斯大林的那句格言:"如果事實與理論不符,改變事實。"但是誰也不能指責他錯過推動事業前進的機會,或者像他所說的,"推動歷史前進的機會"。
  在我訪蘇期間,赫魯曉夫陪同我到莫斯科河上乘船遊覽之際,正是他處於最佳精神狀態之時。有八個場合他讓船停下來,向附近游泳的人招手致意,並喊道:"你們誰是被控制的?
  難道你們是奴隸不成?"這些游泳者顯然都是共產黨顯要人物,他們齊聲回答"涅特"——不是。然後,他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胸脯,並大聲說:"看我們的奴隸是如何生活的?"這時,蘇聯新聞記者把每個字都記了下來。我們上岸時,章誠?夫微笑著。
  我對他說:"你知道,我真該佩服你,你決不放過一個機會進行宣傳。"他反駁道:"不,不,我不搞宣傳,我說的是真話。"事實上,只要謊言能解決問題,他在一生中就從來不說真話。
  我在蘇聯整個訪問期間,他不斷向我兜售他那個版本的真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列寧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西伯利亞的諾沃西比爾斯克所遇見的成千上萬的人民特別熱情地歡迎我們。這一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俄羅斯人體格強壯、勤勞和友好;大多數人似乎真正喜歡美國人。但是,在一個工廠或一個市場的逗留期間,赫魯曉夫總安排好一名共產黨幹部,用向我提出預先演習過的政治問題來干擾我。提問者總是向前走來,自我介紹說是"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然後,他幾乎是用背誦的方式問我:"為什麼美國阻撓為停止原子彈試驗所作的努力?或者:為什麼美國想要戰爭?"或者:"為什麼美國拿在外國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來威脅我們?"
  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是美國駐蘇聯首席記者,他在《紐約時報》上把赫魯曉夫特地安排的責問概括如下:"副總統理查德·M·尼克松向幾個質問者宣講了自由言論的優點。領導人和在群眾中出現的質問者之間可以自由地、輕鬆地交換看法,這是在蘇聯生活中極其難得的經歷之一。向尼克松先生直接提出的問題的相似住和質問者所使用的策略表明,這些都是在中央人士授意下干的。"
  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那就是他不讓教條緊箍自己。赫魯曉夫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不切實際的人。他在處理蘇聯問題上就像一個不顧一切後果的賭徒去賭輪盤賭那樣,只憑熱情而缺乏深謀遠慮。他對戰略是不耐煩的,對具體的事情卻易受到影響,因此,他不惜孤注一擲,把財產統統押在賭注上,而多半是兩手空空地離開賭場。他思潮來得快,行動則更快,常常是讓行動跑在思想前面。他喜歡試圖用一次冒險的進擊來解決重大的全國住問題。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行宏偉的計劃。他開墾大片大片的處女地,只是讓這些土地遭受沙暴的蹂躪;他擴大作飼料用的玉米田面積,只是讓上千萬英畝的土地荒廢掉,因為這裡的土壤不適宜於種植,他竭力鼓吹使用鋼筋混凝土和預制構件建築的好處,只是從不想增加水泥的產量。 『赫魯曉夫誇下海口說,正是通過這些和類似的計劃,蘇聯將在七年之後超過美國的生產水平。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在五十年代去過蘇聯旅行的人一樣,我注意到,蘇聯的原始運輸體系這個問題就使赫魯曉夫所講的話變得毫無希望和不切實際。 『赫魯曉夫真正想使蘇聯繁榮起來。但是他沒能理解或者也許他太懂得,繁榮需要什麼條件。他必須嚴厲地徹底調整會放鬆對人民的控制的整個蘇維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這是他不願意做也不能做到的事。相反,他寄希望於宏偉的規劃,這些規劃與其說是經濟學家的計劃,倒不如說象魔術師的把戲。當這些魔術把戲看來一個也不靈時,最高主席團裡的聽眾變得焦的不安,最後使勁把他拉下了馬,除別的方面外還譴責他盲目執行"輕率的計劃"。赫魯曉夫企圖要兩者兼而得之,即既要保持對經濟的全面控制,又要追求繁榮,但最後卻一一個也撈不著。
  這個愛吹牛皮的小丑和錯誤地指導別人的實用主義者是赫魯曉夫個性的兩個重要方面。但在與他初次會見後,我可以說,他身上的極權主義滲透到了他的骨髓裡,而且使得他的存在生氣勃勃,他那種冷酷無情的個性總可在他殘忍的深藍色的眼睛裡見到。這雙眼睛在他強調某一個問題時好像變得煤似的烏黑。這種情況只有在他情緒好時,略為遮蓋而已。
  這位極權主義者雖然在外表上顯得古怪,但在幽默感方面卻很出色。他在外交招待會上開的玩笑無疑常常帶有陰險的暗示。他的許多笑話涉及契卡的活動情況,契卡是俄國早期的秘密警察機構。他好像特別喜歡這些笑話,很明顯,這是因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機構相類似的緣故。
  他最喜歡的一個老掉牙的笑話是關於在莫斯科檢閱部隊的事。隊伍中有個士兵打了個噴嚏。在場的契卡軍官要求這個人站出來。誰也不回答。第一排戰士列隊,並且給槍斃了。這個軍官又問誰打噴嚏。沒有人回答。第二排士兵被執行槍決。
  他又第三次問誰打噴嚏。後排一個士兵用膽怯的聲音回答說:"是我幹的。"這位軍官用德文說:"祝你長命百歲!" 『赫魯曉夫也欣賞令人毛骨驚然的幽默。1959年在莫斯科郊外赫魯曉夫別墅舉行午餐會期間,米高楊議論斯大林別緻的工作習慣時說,斯大林常常在半夜三更召見他的下屬。他說:"現在赫魯曉夫同志是我們的總理了,我們可?睡得更香些。"我對他這番話開始不免一怔,後來才恍然大悟。之後,米高揚帶著笑容說:"我猜你能夠從多方面來理解這句話。"赫魯曉夫坐在米高揚的對面,聽了這些雙關語,高興地笑了。 『赫魯曉夫以會講豐富多?的諷刺話和尖酸刻薄的頂嘴而出名。在這方面,需要一個當年的邱吉爾才能與他相匹敵。但是,赫魯曉夫的幽默不同於邱吉爾,他的幽默幾乎總是好戰的、咄逼人的、恐嚇人的?其用意不是要引起歡笑,而是發佈一通未明確表達的挑戰或威脅。邱吉爾的打趣話鋒利機智,而赫魯曉夫的詼諧總是野蠻、生硬。 《院赫魯曉夫來說,幽默是不斷鞭韃對手?短棒武器。在他責罵農莊莊員不出售屠宰用的牲畜時,他說,他們"不是收集供人欣賞的動物的動物園管理員。"當他被問到俄國能否永遠保持共產主義時,他說,"不到蝦學會吹口哨,或者沒有鏡子你能看見自己耳朵"的時候,俄國不會放棄馬列主義。在一個藝術展覽會上,當一位詩人向他解釋道,某種抽像藝術方面的"形式主義的傾向"應當"及時改正過來",他聽得不耐煩,他強烈地厭惡現代藝術。對此,赫魯曉夫氣憤地脫口而說:"讓墳墓把他們這些駝背弄弄直吧!"
  在我和赫魯曉夫離開美國國家展覽會上的?視台模型後,他就我曾做過律師這個背景不斷地戲弄我,暗示我是個狡猾的、不誠實的、玩弄詞藻的人,而他是一名誠實的礦工和工人。當我們經過美國食品雜貨店模型時,我對他提到,我父親開過一個小雜貨店,我的兄弟和我邊上學邊在店裡工作。赫魯曉夫把手揮了一下,並哼哼鼻子說:"所有店主都是賊。"我回答道:"偷竊行為到處都有,甚至在我今晨參觀的市場上,我看見人們把從國營商店買來的食品還要過磅一下。"赫魯曉夫這一下被難倒了,力圖改變話題。 『赫魯曉夫難得沉緬於自我貶低的幽默,但他真要這麼做時,他幾乎總是利用這種幽默來爭取別人對某個論點的同意,這種論點連他自己也並不真正相信。在廚房模型前較量之後,我和克列門特·伏羅希洛夫一起走,他當時正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個名譽職務。赫魯曉夫保持幾步遠的距離走在後面,我招手示意他跟我們一道走。他對我說:"不,你和主席一起走,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 『赫魯曉夫開的陰險的玩笑和侮辱性的挖苦話,給我們提供了瞭解此人的一個梗概,他是作為斯大林的學徒學會統治國家的。在斯大林——監工中最殘忍的一位——的統治下只有最勝任者才能得以倖免。這個熟悉統治以便將來準備接班的人,必須不僅是殘酷無情的,而且是聰明的。前大使福伊·考勒是美國少數幾個蘇聯問題專家之一,他把赫魯曉夫說成是俄文形容詞"希特裡"的化身。他寫道:"根據詞典,這個詞的意思是鬼頭鬼腦、狡猾、欺詐、錯綜複雜的,或者是詭計多端的。但是,其意思遠比這些深遠,還意味著是無恥的、精明的、聰明的、機智的。把這些形容詞疊在一起,你就會得出一個希特裡赫魯曉夫,也就是一個阿諛奉承者,或者是一個惡棍,視情況需要而定,他始終是一個蠱惑人心的政客和機會主義者。" 『赫魯曉夫在1918年二十四歲的時候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
  1928年他在基輔擔任低級黨的官員時,引起了烏克蘭共產黨頭目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的注意。卡岡諾維奇在1929年回到莫斯科時,把赫魯曉夫作為忠實的第一副職官員帶了來。三十年代,這兩人大受清洗帶來的好處,他們是比斯大林還斯大林主義者,這兩顆政治明星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作為主管莫斯科地鐵建設的章誠?夫贏得了一個強硬、可靠的官員的好名聲,就是說,他不怕兩靴沾了泥或者不怕兩手沾了鮮血。由於他個人簡歷上有那一段經歷,他於1938年被任命為烏克蘭共產黨首腦。
  在蘇聯,沒有比分派事務更困難的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余火仍在發光,並且是被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運動燃起來的。
  在農業集體化期間,有幾百萬烏克蘭農民被殺害,這堆餘燼一觸即發,隨時有可能復燃起來。赫魯曉夫的使命是清洗任何有民族主義同情心的黨員?並加速四千萬居民的俄羅斯化和農業國有化,以撲滅這堆餘燼。 『赫魯曉夫成為斯大林的總督之時,正是大清洗運動處於高潮之際。他的前任在六個月裡便消滅了於1937年選舉出來的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幾乎百分之七十的成員。斯大林委派赫魯曉夫代替他是為了加速這個步伐。赫魯曉夫沒有使他的後台老闆失望。不久,1937年產生的那個委員會的一百六十六名成員只留下三個。他還清洗了當地各級黨組織的書記和成千上萬的普通黨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希特勒軍隊侵佔烏克蘭時,當地人民把他們當作了解放者,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們。他們正是從赫魯曉夫手裡得到過解放。1943年,德國佔領軍挖掘出九十五個群葬墓,埋有一萬具屍體。隨同屍體發現的物品證明,死者是1937~1939年共產黨政治清洗運動中的犧牲品。
  1940年,根據希特勒一斯大林條約波蘭被瓜分時,赫魯曉夫主管接收東部波蘭。德國人進攻蘇聯後,他的職銜是中將,不是前線軍官而是一名政治委員,他的任務是保證斯大林的命令得以執行。戰後,他又回到烏克蘭,並處死那些與德國人合作過的人。不久,他向斯大林吹噓說:"半數主要工人已被幹掉。"
  斯大林於1953年3月去世,但他的影響並未隨他一起消失。這個影響繼續存在,是通過他執政年代給那些協助他統治和現正在接替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存在。斯大林主義的教訓簡直是殘酷的。直覺告誡赫魯曉夫,如果他不是處於最高層或向其靠近,他就會聽憑那些位居最高層的人擺佈。智慧忠告他,只是在他沒有權力粉碎對手或者他需要對手在消滅別人時助他一臂之力時,才與對手妥協。經驗教育他懂得列寧的一句格言的意義:"重要的事不是打敗敵人,而是把他消滅。"
  斯大林一去世,爭夯接班的鬥爭便馬上開始。在赫魯曉夫獲得共產黨第一書記的地位時,蘇維埃最高主席團其他成員都藐視他。秘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稱他是"我們的土豆政客"。據說,卡岡諾維奇不喜歡他的副手爬到這麼顯赫的地位。格奧爾基·馬林可夫總理和維那契斯拉夫·莫洛托夫這位斯大林時期的了不起的外交部長給赫魯曉夫起了一個綽號"涅道斯道依尼"——"一錢不值"。 『赫魯曉夫對什麼都記得一清二楚,一概不予寬耍他著手使用其被恩賜的職權,像三十年前的斯大林那樣去損害他的對手。赫魯曉夫一方面熟悉黨的機構,另一方面有選擇時機的不可思議的天賦,有達到目的的極其頑強不屈的精神和攫取權力的殘酷手段。他使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到1957年,他終於獲得了顯赫地位。
  他征服了與之爭奪權力的競爭者。結果是,貝利亞這位斯大林死後最使人心驚膽戰的人物被逮捕並槍決了。卡岡諾維奇曾大力促成了赫魯曉夫的發跡,後來在幾個省裡的一個未特別指出的崗位上勞動。馬林可夫曾被斯大林指定為接班人,他在西伯利亞管理一個小發電廠。參加過簽訂希特勒-斯大林條約會談的莫洛托夫,則在外蒙古與烏蘭巴托的外交官碰杯。
  斯大林主義使赫魯曉夫從氣質上變成一個極權主義者,同樣也被證明是有罪的。他根本不能容忍反對意見,不管這種意見來自他爭權奪利鬥爭中的同事,還是與之辯論的我。假如辯論雙方勢均力敵,他便等待時機。但是,一旦他感到自己獲得了優勢,他就會最大限度地擴大這種優勢。
  在我同他舉行的所有會談中,他態度極其僵硬,從來都是寸步不讓,或者不留任何磋商餘地。在他看來,他總是絕對正確而我總是絕對錯誤。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當我用他自己的話來作出回答時,他便後退了。在美國電視台模型前我對他那種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講話不加理睬時,他把這種克制視為軟弱,並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在電視攝影機前,赫魯曉夫作了一番咄咄逼人的表演後,我們又走到美國家庭模型前。正當我們走進該住房的中心廳時,他邊打量兩側房間,邊繼續採取攻勢。我們停在廚房前,在那裡,我們只談洗衣機,不談別的。他發表了一通不著邊際的講話,他說為什麼只有一個洗衣機的模型比更多的洗衣機模型好之後,我說:"談談與洗衣機有關的優點而不談與火箭有關的實力,豈不更好?這難道不是你想要的那種競爭?"
  他聽完翻譯後,看來是生氣了,他把大拇指塞進我的胸口,喊道:"是的,那就是我們想要的那種競爭,但是,你們的將軍說,他們是如此強大,足可以摧毀我們。我們也能向你們顯示點東西,以便你們知道俄國的精神。我們是強大的,我們可以打擊你們。但是,在這方面,我們也能夠向你們展出點東西。"
  他已經脫下手套向我挑戰了。該是誘使他攤牌的時候了。
  我邊用手指指著他,以便將我的信息表達出去,邊說:"在我看來,你們是強大的,我們也是強大的。在今天,在當今這個時代爭論誰家更強大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如果發生戰爭,我們全會輸掉。"赫魯曉夫力圖對?的觀點一笑了之,但我迫使他對這個問題有清楚的認識。我又說:"我希望總理懂得我所講的一席話的全部含義。當你把我們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置於這麼一個地位,即要麼不得不接受支配,要麼奮起反抗而別無其他途徑可循時,那麼你就是在拿世界上最有破壞性的東西開玩笑。"
  他狂怒地進行還擊,有時他的感情似乎失去了控制,但是,事後我注意到了,赫魯曉夫"決不發脾氣,他還利用它哩"。
  現在,他正利用它,使我看起來像個反派人物。他嚴厲地警告我不要威脅他,並強烈地否認他本人曾發表過哀的美敦書。他叫喊道,"這番話在我聽起來像是威嚇。我們也是巨人。你們想威脅我們,以牙還牙,我們也會以威脅回敬威脅的。"
  我說,就我們來說,我們將永遠不干威脅別人的事。於是,他就誣賴我在轉彎抹角地威脅他。他蓄意曲解我的用詞。他說道,"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們有處理事物的一套方法。我們的方法要比你們的高明。要競賽的恰恰是你們。是的,是的,是的……。"
  我說,我們完全意識到蘇聯的力量,但願強調一下,要在核子時代談論邊際差別,不管怎麼說都是沒有意義的。
  他的本性的要害是懷疑心重。我們離開家庭模型之後,百事可樂公司國際部總經理唐納德·肯德爾向他敬了一杯該公司生產的飲料。他懷疑地注視著這壞飲料,要等我先嘗之後才敢喝。等我品嚐之後,他就直著喉嚨,咕嚕咕嚕一口氣喝光了。
  我和赫魯曉夫在所謂"廚房辯論"中的相會,使我確信,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者。他從來不只滿足於他說他的一套,而讓我表達我的一套。他迫使發生爭論,以便威嚇我向他屈服,並脅迫我保持緘默。他不是通過辯論的邏輯,或者說話的口才,而是靠他那種裝腔作勢、故意誇大其詞的力量和威脅而取勝於對方。
  這種性格描寫對那些最瞭解赫魯曉夫的人來?,似乎有些粗糙。是赫魯曉夫開創了盡人皆知的"解凍"這個稍許緩和了一點的新聞檢查時期,又是他揭露了斯大林時代非正義的屠殺。
  但是,任何這些事件都不能證明對他的這種性格的描寫是不成立的。相反,這兩個事件恰恰證實了這一點。
  在"解凍"時期,赫魯曉夫允許在文學藝術方面有更大的自由?達的權利,但他為自己保留了這種特權,即他可以決定什麼可以批評而什麼不可以批評。斯大林時代的許多恐怖活動是對文藝方面一律加以批判,而那些流傳到赫魯曉夫時代的東西則不然。赫魯曉夫嚴格地強制實行他的文學方面的原則;他明白,允許知識分子有點自由而不出現滾雪球現象是多麼困難!有一回,他對一些作家說,1956年,匈牙利政府如果簡單地槍斃幾個煽動不滿的作家,那麼就可能因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而使匈牙利革命受挫。他邊冷冰冰地凝視著這些作家,邊說,如果類似情況發生在蘇聯,"我的手不會發抖。"
  同樣,在1956年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中,由於新近發現了道義上的急劇反應,赫魯曉夫並未譴責斯大林的怖統治。他把這作為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賭博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特意這麼做的。赫魯曉夫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從未譴責過斯大林殘忍的本質。他讚許地提到,列寧"無情地和毫不猶豫地……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他甚至講得更遠,以至於把消滅"右傾分子"列數為斯大林對共產主義的"功績"。他只譴責與他的政治對手有牽連的那些罪行。事實上,他正是通過歪曲斯大林的清洗歷史來進行他自己的罪惡活動。
  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符拉第米爾·布加伏斯基報道說,當赫魯曉夫在共產黨大會上譴責斯大林的罪行時,有人從聽眾席中給他遞了一張條子,問他:"那時候你在哪裡?"赫魯曉夫通過擴音系統把條子念了一遍,並且喊道:"誰寫的這張條子誰就站起來。"一、二分鐘後,很清楚,沒人打算走上前去。赫魯曉夫決心回答這個問題,說:"好吧!我當時就在你現在的那個地方。"
  這則軼事可以說是不足為信的,但無論這是事實還是杜撰,它都生動透徹他說明: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同時,他基本上完整無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體系。儘管他從民族的心靈中消除了斯大林這個妖魔,但他從未清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義。
  在廚房模型裡的熱烈辯論後,他使自己變成一個友好、歡宴作樂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宮的午餐會上,他竭力勸我們和他一道按照俄國傳統的做法在乾杯後把香檳酒懷扔進壁爐。他也不再堅持要求我們在剩下的訪問期間乘坐俄國飛機,而主動提出讓我們使用自己的飛機。
  這些說明了赫魯曉夫為了消除敵意而改變其步調。儘管他在實質問題上寸步不讓,但在個人關係上可寬以待人。如果在討論重大問題上,一個微不足道的代價能換來那怕是微弱的優勢,他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他是政治家風度的一個鐵一般原則的活生生的實證:良好的個人關係並不一定導致較好的國家關係。
  但是,赫魯曉夫知道,這一切都是?給別人看的。整個時期最冷酷無情的領導入之一約瑟夫·斯大林在利用具親切和魅力作武器方面,做得十分露骨。赫魯曉夫和其後的勃烈日涅夫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後,我進一步明白了為什麼哈里·杜魯門有一次把斯大林稱為"好老喬"。然而,儘管他們兩人經過周密計劃後表現出了熱情,俱這並不意味著會有任何實質性讓步。
  在美國大使為他舉行的正式宴會上,赫魯曉夫不斷?用他的獻媚來博取我的歡心。在整個晚宴期間,他富有表情地、具體地描寫了俄國鄉村的美景。突然,他堅持認為,我們應當按照日程安排去參觀。我們的日程表要求我們在次日早晨去他的別墅,但他很快地安排我們就在宴會結束後坐二十二公里的車前往他的別墅,以便第二天在那裡呆上一整天。
  隨著,我們的轎車在通向他的避暑別墅的行人稀少的路上飛速奔馳,把沉悶的、無生氣的莫斯科拋在後頭,我為此而感到高興。我在夜幕中在外張望時思考著蘇聯首都色彩黯淡的街道和外觀。我想,我們把共產主義聯繫起來的顏色不應當是紅的而是灰的。
  他的別墅位於環繞莫斯科的森林深處。1917年革命前,它曾是沙皇的避暑別墅,紅色沙皇接收過來幾年後,它是供斯大林用的,赫魯曉夫登上王位後又移交給他了。這是我所參觀過的最豪華的別墅。這所官邸比白宮大,周圍有原來保留下來的草坪和花園。在官邸的一側有一道通向莫斯科河的大裡石台階。我想到,布爾什維克自過地下革命的苦行僧生活以來經過漫長的道路才到這裡。
  大概中午時分,赫魯曉夫及其夫人坐著轎車來了。赫魯曉夫炫耀他那件使人眼花鐐亂的繡花襯衣。他像一名精力充沛和熱情的職業導遊員那樣,滔滔不絕地講話,讓我們排好隊準備拍照。然後,他引我上船遊覽莫斯科河。我們返回後,和女士們共進午餐。我想過,午餐後,我們將要求離開她們,井繼續我們的正式會談。 『赫魯曉夫帶我們坐在極其漂亮的白樺樹和松樹的天然傘篷下放著的那張長桌邊,這些樹都是在葉卡捷琳娜時代種的。桌子上擺滿各式俄國的美味佳餚和軟硬飲料。儘管赫魯曉夫以喝酒有海量而出名,但他只略微飲了些伏特加和多種葡萄酒。他喜歡品佳餚和美酒。但是,正因為他出名的脾氣永遠是他的奴隸而不是他的主人,在這種場合下飲酒嚴格他說是為了取樂,而決不允許它干擾公事。在整個下午的會談中他頭腦極其清醒。
  午餐開始時的談話輕鬆愉快而親切。正當上第一道菜時,米高揚副總理開始與坐在對面的尼克松夫人攀談起來。她緊挨著赫魯曉夫。這位蘇聯總理打斷米高揚,並申斥他說,"瞧你這個狡猾的亞美尼亞人。尼克松夫人是我的客人。你就呆在那邊!"然後,他用手指在桌子中間劃一條線,並宣佈說,"這是一道鐵幕,你不能越過它。"
  此間,我與赫魯曉夫夫人進行了愉快的談話,而這位蘇聯領導人並不試圖對她像個人財產似地加以控制。她有著她丈夫的那種旺盛精力,但絲毫沒有粗魯的地方。她對人友好的熱情和她丈夫常常是粗俗的舉止言談形成對照。她有著高雅的興趣愛好,諸如古典音樂、芭蕾舞、法國和俄國文學,都有見地談論到了。
  先上的菜中,有一道與眾不同的美味佳餚,這是來自西伯利亞的冰凍白魚。這道菜是供生吃的,魚被切成了薄片,並拌有鹽、辣椒和大蒜等調料。赫魯曉夫勸我嘗一嘗,並說,"這是斯大林最喜歡吃的一道菜。斯大林說魚把其利器插在它的脊骨裡了。"赫魯曉夫吃了雙份,我也?定決心如法炮製來個雙份。
  幾分鐘後,正當撤盤準備下道菜時,赫魯曉夫把外交上的閒?突然轉到軍事方面。他吹噓起蘇聯導彈的力量和精確性,列舉導彈的有效載重量和射程的數據。然後,他幾乎是經過事先考慮了之後小聲地又說,一個月前,一枚機器失靈的蘇聯洲際導彈偏離軌道,直飛阿拉斯加而去。他說,導彈未載彈頭,並且最後掉在大洋裡,但假如在美國領土上墜毀的話,他耽心會引起一場風波。
  為使談話生動。赫魯曉夫表演了一整套姿勢,連銅管樂隊的指揮也?為之傾倒。他常常迅速把手一翻,像趕走一隻蒼蠅那樣,擋開別人的講話。如果沒有得逞,他便用粗俗的話打斷別人。假如他感到聽夠了別人的議論,而期望聽下面的話,常常不耐煩地兩眼朝天看。當要加強講話效果時,他把兩臂伸直,把兩手合成杯狀,好像要讓大家都看到他手中握有無可辯駁的真理。當他感到氣憤時,就把兩手伸過頭頂一齊揮舞起來,好像告誡樂隊要吹奏得更響些。
  我問他由於導彈的準確性高,他是否用導彈替代轟炸機。
  他答道:"由於導彈更為準確,而且不受人為的失誤和人的感情支配的影響,我們幾乎停止了轟炸機的生產。人常常由於情感的突變不能夠把炸彈投擲在指定的目標上。而對導彈你就用不著為它耽心。"
  他說,他為世界上的海軍感到難過,除了潛艇,艦隻簡直是受導彈襲擊的"坐著的鴨子",在未來戰爭中只能"給鯊單當飼料。"我詢問了有關他的潛挺計劃。他回答說:"我們正在建造盡可能多的潛艇。"米高揚給他遞了一個提醒似的眼色,並說,"主席的意思是,我們正在建造防務所需的潛艇。"
  當我問到有關蘇聯水下發射導彈使用固體燃料的發展情況時,赫魯曉夫自稱不知情。他說,"啊呀,那是一個我無法討論的技術性問題。"尼克松夫人表示了驚訝:還有什麼題目是這位一人統治的政府首腦所不能討論的。米高揚再次給他的頂頭上司解圍說,"甚至赫魯曉夫主席有許多事要處理而忙不過來,所以,這就是我們前來幫襯他的緣故。"
  於是,我對他說,他發表了那些有關軍事實力的裝腔作勢,故意嚇人的講話,要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經過談判簽訂持久的協議是不可能的。他好像同意要節制這種做法,但不到十秒鐘,又自食其言。他說,他擁有導彈方面的優勢,沒有反導彈體系倒是可能的。然後,他笑著提到一段在英國流行的有關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的諷刺話。他說,悲觀主義者說,只要要六枚炸彈就能把聯合王國消滅掉,而樂觀主義者說,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轉了話題,講到蘇聯竭力顛覆非共產黨國家的政府。我對他說,希望他不至於那麼天真幼稚,以為美國並不知道克里姆林宮向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所發出的指示。然後,我指出他在波蘭的一次講話中,宣佈了對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們反對對個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們支持另一個國家的共產黨起義,那是另外一碼事。"他又說,如果"資產階級"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許就會是必不可少的。
  我問道,"換句話說,你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們是合法的?"
  他說,被剝奪自由的人這個詞是個粗俗的詞,一點也不"科學"。他又說,如果蘇聯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國內革命,這不叫干涉他國內政。
  我問他,蘇聯新聞界為什麼贊同1958年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產黨領導的烏合之眾對尼克松夫人和我所進行的襲擊。赫魯曉夫放慢了腳步,然後靠過身來,低沉而激動他說,"我們有一句諺語:'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親。'所以,我將回答你提出的非常嚴肅的問題。你們是那裡的人民發洩正義的憤怒的目標。他們的行動不是針對你個人的,而是針對美國的政策——針對你們美國失敗的政策。"
  我指出,一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實力和革命者的熱情兩者一結合是危險的。我還說,如果他不能特別小心從事,事態有可能繼續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
  我對他說,艾森豪威爾和他應當會晤,在互讓的基礎上討論東西方分歧。我還強調雙方必須作出讓步。我說,"你說,美國一向是錯的,而蘇聯決不會錯的。那樣的話難以取得和平。"
  這一席話再次使他激動起來。他就柏林和德國問題發表了一通象連珠炮似的講話,幾乎長達一個小時。我無法插話。等他平靜下來時,我力圖弄清楚就他的立場來說是否還有談判的餘地。我問道,"假設坐在你對面的是美國總統,而不是副總統,你的立場是否就這麼固定下來而甚至不聽一聽總統的意見!" 『赫魯曉夫說,這是個"合理的"問題,但他只能用蘇聯無法接受這樣的話來作出回答。然後,他直截了當地說,無論召開或不召開最高級會議,他決不允許西柏林的佔領政權永久化。
  他預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條件得不到滿足,兩個超級大國間會出現對抗。
  我告訴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爾總統只是為了在蘇聯建議書上簽個名而丟出席最高級會議。他好像表示同意,就這樣整個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點讓步。但他還說,他不能只是為了認可美國建議而去參加最高級會議。如果是那樣,我倒不如去打獵和打野鴨子,"顯然,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興趣辯論下去了。看來,大家對此感到愕然。他馬上站起來,表示午餐到此結束——午餐自始至終已經五個多小時了。 『赫魯曉夫給我留下這麼一個印象: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紀律性?強、耐力極好的人。他像一個體格強壯而無拳擊藝術感的拳擊家,堅定地守住陣地,隨時迎接別人的口頭打擊,也給別人以還擊,從不放慢速度。他試探我的防守情況並尋找破綻,以便進行猛擊、全面進擊,曲臂揮拳向上一擊,做了一些諸如此類的動作,以便得分,使我放鬆警惕,或者把我頂起來,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個論點的防線不奏效,他便試設第二道防線。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試設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裡,他要麼搖搖晃晃地走出來,要麼沿著拳擊台的繩子衝出去,改變話題。他是一個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拳擊大師,從不讓我確定討論的範圍,並且常常對我的問題給予有利於他的不同解釋。湯普森大使過分寬宏大量,他事後評述說,"在他們一角,是一個重量級拳擊運動員,在我們一角也是個重量級運動員,他們打成了平局。"
  正當我們的飛機從莫斯科起飛前往華沙時,我有一種極為沮喪的感覺。這是因為我認識到,大多數蘇聯人民那麼熱情地歡迎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說,他們永遠不會從窒息他們的、壓迫他們的天羅地網下逃脫出來。但是,即使如此,我還是很快明白了赫魯曉夫為什麼對被控制國家決議案表現出了如此的敏感。
  我們的車隊離開巴比采機場時,我有一種模糊的想法,華沙的情況也許不一樣。波蘭儀仗隊在其接受分列式檢閱時,走著俄國式的正步步伐,人們會在我們車隊通過時鼓掌歡呼。我不禁想到,赫魯曉夫要依靠這些人跟西方打仗,事前必須三思而後行。如果把這裡對我的歡迎和幾天前赫魯曉夫給我的冷淡接待作一比較的話,波蘭政府對此是敏感的,因此,他們沒有公佈我們車隊經過的路線;但是,自由歐洲電台播送了這則消息,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地弄得家喻戶曉、盡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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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6、尼基塔·赫魯曉夫(二)

  多年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訪問中受到了一些熱烈的歡迎,例如1953年在東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馬德里和1974年在開羅,但沒有一次近似我們那天在華沙受到的強烈自發的歡迎。估計有二十五萬人擠滿了人行道,並擁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擋住車隊的前進。有些人喊著,有些人唱著,許多人哭著。 
  成千上萬把花束扔進我的車裡、尼克松夫人的車裡,甚至扔進隨行的新聞記者的車裡。有幾個不顧擁擠鑽進人群的新聞記者被告知,"這次,我們自己花錢買了花束。"波蘭政府在赫魯曉夫訪問那天宣佈放假,把孩子們和政府工作人員用車運到車隊經過之處,並買來花束讓他們在"自發性"歡迎場合會拋扔。許多人把花保存下來,以備我們抵達那天用。當我們的車隊在華沙街上徐徐行駛時,群眾高喊"NiechZyje!"——"美國萬歲!",唱著"Stolat"——祝你長命百歲!
  鑒於這次經歷,數百萬波蘭人在1980年全都起來反對共產主義,這件事對我來說並不感到突然。對別國進行控制,並且已經取得成功的一種統治制度不曾有過,更不用說贏得這些國家的人民的讚許了。
  那天,在華沙的極為感人的接待,加強了我對共產黨控制的東歐國家問題所長期抱有的信念。然而,無論我們對他們多麼同情,我們必須謹慎行事,以免鼓勵被壓迫國家人民去挑起這種武裝鎮壓,赫魯曉夫1956年強加於匈牙利人民的武裝鎮壓。同時,我們應當不斷地努力,保持與東歐和蘇聯人民聯繫的渠道暢通,應當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撲滅他們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從他們背負著極其沉重的共產主義壓迫下解脫出來——這種事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幾個月前說過:"共產主義為邪惡頑強不屈,讓我們為正義堅定不移。"
  在別墅的午餐後,我把赫魯曉夫叫在?起,跟他單獨談了幾?。我們討論了他收到艾森豪威爾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的信件。我對他說,我們想要他能受到有禮貌的歡迎,如果在日內瓦舉行的有關柏林問題已陷入僵局的會談中能取得某些進展的話,他可以保證得到這種禮儀。赫魯曉夫對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羅米柯在日內瓦像以往那樣仍是毫不讓步。
  艾森豪威爾做出邀請共產黨世界這位領導人訪美的決定引起了一場爭論的風波。強硬派保守分子和東歐血統的美國人強烈地反對他來訪。他們認為,訪問會給蘇聯道義平等的幻想,從而削弱美國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只要美國人天然是可以信賴和友好的,他們的反共情緒不會僅僅由於共產主義領導人在車隊裡乘著敞篷車向美國人揮揮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訪問不會在人們心理上引起一種欣快症,倒是一個明智而又穩妥的好主意。例如,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不斷地向赫魯曉夫表明我們的和平意願,蘇聯領導人就會使自己的僵硬立場有所鬆動,就會解決東西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
  新聞界有些人,甚至政府裡有些人是那麼天真,以至於認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給予優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勁地做後者的工作,在解決我們之間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進展。
  我不同意這種立常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赫魯曉夫會錯誤地理解這種過分的友好是軟弱的表現。在解決基本分歧方面,我並不指望有什麼重大進展。對艾森豪威爾至關重要的事是,要給赫魯曉夫一個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爾既是講禮貌的,又是通信達理的主人,也是一個不能任意受人擺佈的強有力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赫魯曉夫這次訪問,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強大的。但是,他的意識形態告訴他,多種不公正的現象折磨著資本主義社會,並且耗盡其實力。赫魯曉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二手材料。這些材料趨於加強這種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報告他想要聽的東西,而不是給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實上,赫魯曉夫忠貞不移地相信卡爾·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繪的、但已經過了時的資本主義形象,而即使在當時這種形象根本上也是錯誤的。赫魯曉夫不斷?復關於自由社會的醜惡和虛弱的謊言,但是,由於謊言被重複多次,事實上甚至連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認為,通過對美國的訪問會徹底地糾正赫魯曉夫的這些錯誤觀念。他會逐漸地欣賞這個國家的基本實力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魯曉夫在1959年9月抵達華盛頓時,成了俄國歷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國國土的蘇聯領導人。他完全知道這個事件的重大意義。但是,對稍許偏離其他我所見的來訪要人受到的禮儀這種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離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為對他國家的榮譽的攻擊。他是一個極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別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會激動起來。
  在他抵達前幾天,我發表了一篇即席講話,其大意是,蘇聯人已向月球發射了三顆月球衛星,而不是像他們所聲稱的是一顆,這是因為他們連續發射不中,不得不再試。赫魯曉夫聽到了關於這篇講話,決意把它視為端樟囊恢治耆瑁?我想讓他在美國的訪問不成功的跡象。在他訪問期間,他宣佈,他將:"把手擱在《聖經》上發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並向我挑戰,如果真認為我的一番話是準確的,我也應該做類似的發誓。他還抨擊了我的有關蘇美關係的講話,這是我在美國牙科協會大會上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國軍團和美國退伍軍人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這兩個組織正要發表譴責赫魯曉夫訪問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們強調了給赫魯曉夫以有禮貌的歡迎的重要性後,他們才重新作了考慮。
  當艾森豪威爾邀請我出席在自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最高級會晤的第一次會見時,赫魯曉夫和我握手時面無笑容。他以辛辣的諷刺口吻提到我們在莫斯科的辯論。艾森豪威爾說,他看到了從莫斯科帶來的電視上放映的短片,並認為這表現了相互克制和相互以禮相待。他盡量用這番話使對方平靜下來。
  然後,赫魯曉夫抱怨我反對這次訪問,並說我正在竭力破壞對他的歡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講話是個證明。他說,"由於我讀了那篇講話,抵達這裡後我意外地發現,美國人民以寬容和明顯的友好態度歡迎了我。在蘇聯,如果我事先發表反對來訪者的講話,不會有任何這種性質的歡迎儀式。"我提醒他,我抵達莫斯科後,在他的講話中辛辣地對我進行攻擊。赫魯曉夫聲稱我的講話岡愀猓緩笏蟀?森豪威爾做出裁決,究竟誰的講話更具有挑釁性。艾森豪威爾和我互相作手勢示意,如果留他們兩人單獨談,情況會好些,我立即找了個借口離開了。
  在我們安排赫魯曉夫在美國各地訪問時?我覺得有必要找這麼一個陪同的人,他能夠在赫魯曉夫對我們政策必定要進行直笨拙的攻擊時,予以有?的回擊。艾森豪威爾熱情地贊同我的推薦:我們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練的外交發言人,在聯合國東西方辯論中挺能自我克制,他的職位也夠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爾充當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幾乎每到一處,都需要他力挫赫魯曉夫氣焰囂張的講話,他既狠狠地反擊但又講禮貌。
  這次旅行結束後,洛奇對我說,赫魯曉夫是"蘇聯的哈里。杜羅門"。他們兩人都是頭腦簡單、直率和粗魯的人。我敢肯定,他們兩人誰也不會欣賞這種比較。洛奇認為,在美國各地訪問期間,赫魯曉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對我說,當這位蘇聯領導人看到加利福尼亞各工廠停車場上成千上萬的工人小汽車和衣阿華州玉米地的巨大生產效率時,他張著大嘴,瞠目結舌。
  在美國各地旅行後,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到戴維營去了,試圖經過反覆討論就雙邊問題達成一些協議。艾森豪威爾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舉行的這次談判的第一次全會。很清楚,赫魯曉夫無意達成協議,立即把目標對準我。
  他一邊直視我,一邊說,艾森豪威爾政府中許多成員想要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堅持對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視著我的眼光是不會被人誤解的,但他沒給我可以做出反應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爾插話說,他認為就當前對外政策來說,他的政府是一致的。 『赫魯曉夫獨有的俄國式的自卑感和他端樟侵腫琶運頻那感使他覺得他的榮譽不斷受到蔑視,而別人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在全會後的午餐會上,我試圖使談話活躍起來,問赫魯曉夫有何業餘愛好。他說,他喜歡到黑海游泳,或到鄉村去打獵。艾森豪威爾說,他喜歡出去釣魚、玩高爾夫球,但他發現難以擺脫這種不停地為電話所打斷的情形。赫魯曉夫聽完翻譯後,為一句話又生了氣,並說,"在蘇聯也有許多電話。事實上,我們不久將比美國多。"文森豪威爾意識到,他的客人當真了,不禁笑了起來。
  午餐後,艾森豪威爾和我意見一致,我應當回華盛頓去,希望在我不露面的情況下,他與赫魯曉夫也許會進行建設性的會談。這位總統以他?通情達理的態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盡了最大努力來爭取這位蘇聯領導人。但是,赫魯曉夫就蘇聯最近成功地進行空間探測一事表現出來的趾高氣揚,刺激了艾森豪威爾,比在談判桌上刺激得還要厲害。這時,艾森豪威爾結束了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清楚地認識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會、友好的外交談話都不會使赫魯曉夫在堅如磐石的立場上後退一步。但是,赫魯曉夫起碼認識到,艾森豪威爾表面上顯得友好,骨子裡卻是一個鐵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是在他回國前不久,在蘇聯大使館他舉行的告別宴會上。我對他說,我相信他的訪問順利,受到了非常有禮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熱情的歡迎。他忽氣沖沖地頂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訪問順利,那不是因為你想要讓它順利。
  我得到的報告說,你希望這次訪問失敗。"
  我感到,他那種不斷表現出來的好鬥的言談舉止,其背後必有某種目的。赫魯曉夫知道,1960年總統選舉即將來臨,我可能打算當候選人。在"廚房辯論"後,我的名望越來越高,這一點明顯地使他惱羞成怒。他這種回擊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圖破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過破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威望來破壞我的威信,他這種推斷是對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國人民相信他們的總統在與蘇聯關係上能取得進展,那麼認為總統確定其繼承人是個最好的選擇。如果總統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美國人民就會拋棄我。當他的軍隊於1960年在俄國上空打下美國U一2間諜飛機時,他使得四大國巴黎會議因此而夭忻,並無恥地利用這個事件竭力讓艾森豪威爾當眾出醜。使美國感到難堪顯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會放過一個機會來破壞對手參加選舉。
  有人也許爭辯說,赫魯曉夫真為由於侵犯蘇聯領空這件事而感到氣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記得他曾幾何時採取這種假正經的偽善態度,說蘇聯沒有從事過間諜活動。
  1959年在他別墅舉行的午餐會上,他向我耳語說,他獲得了一份:"美國戰爭行動計劃",他懷疑我們的間諜也獲得了蘇聯的計劃,他甚至拿間諜活動開玩笑。1959年在白宮為赫魯曉夫舉行的宴會期間,他被引見給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赫魯曉夫譏諷說,"我看了你也看的報告。"然後建議我們兩個國家應當搞聯合情報網,以便節約經費。"這樣,我們不必為了同一個情報而花兩次錢。"我受不住誘惑而把這位蘇聯領導人引見給愛德加·胡佛。一聽說胡佛,赫魯曉夫便斜眼看著他說:"我想,有幾個人我們都認得。"
  他對我持續不斷地採取好成的姿態也起了作用。他確信報界聽說我們之間的對抗情況,會很快發表許多有關"赫魯曉夫不喜歡尼克松"的傳說。這些傳說產生了預期的結果。選舉前不久,國務卿克裡斯琴·赫脫的夫人極力主張我設法做點補救工作。她說,她的朋友正在談論是否投票選舉肯尼迪,因為他能夠與"赫魯曉夫合得來",而我不能與他相處。選舉後,赫魯曉夫公開向新聞記者吹噓說,他竭盡全力促使我選不上。幾年後,他甚至聲稱,已告訴肯尼迪:"我們使你當了總統。" 『赫魯曉夫的戰略是否事實?幫了肯尼迪的?而損害了我,這只是猜測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選舉中,寥寥無幾的幾張選票對選舉結果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幾乎所有觀察家都同意,赫魯曉夫的行動並沒有幫我的?,當然,他也不打算幫我的忙。 『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可能是像他干預美國政治生活那麼微妙,或者像蘇聯一個裝甲師那麼勇往直前而不回頭。他的目標是征服全世界,始終堅定不移,並不斷得到其俄國傳統和共產黨人意識形態的激勵。正如康德拉·阿登納對我說的,章誠?夫要統治世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他不要戰爭,不要一個城市變成廢墟和屍骨遍野的世界。 『赫魯曉夫在"和平?處"的旗幟下到處招搖過?,但是不是真誠地要求和平往往是個疑問。查爾斯。波倫大使曾對我說,1959年日內瓦會議後,許多美國官員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這種看法大錯而特錯。我問這是否意味著赫魯曉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問題不在於此。""赫魯曉夫想要整個世界,但是和我們一樣知道現代戰爭的後果。他想要達到他的目標而又不發生戰爭。從那個意義上講,他要和平。錯誤在於他是真誠地要和平的這種說法。我們是唯心論者,他們是唯物論者。"他一邊指著面前的咖啡懷,一邊又說,"你與其說赫魯曉夫或任何一個其他共產黨人是真誠的,不如說這只咖啡杯是真誠的。
  他要和平並不是因為他是真誠地要和平,而是因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標可以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而又不會在這個時候發生戰爭。
  在我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最後一次會見後,也就是他死於癌症的前四天,對赫魯曉夫的"和平?處"的理論有了一個完整的解釋。我於1959年準備訪問蘇聯,我前往沃爾特·裡德醫院看望杜勒斯,並徵求他的忠告。我對他說,有些人極力主張我盡力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對蘇聯沒有致野心,我們真誠地要和平。我問道,他認為我應當向赫魯曉夫特別強調哪個問題。《爬賬雇□V恍杷伎計歎塗梢宰齔齷卮稹U獯危氳氖奔浣銑H緩螅?說:"不必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的良好願望。他知道我們不是侵略者,並不威脅蘇聯的安全。他瞭解我們。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事是我們也瞭解他。當他在說他要和平競賽時,他的真實意圖是要在我們的世界裡開展兩個制度的競賽,而決非在他那個世界裡開展這場比賽。他所鼓吹的和平共處,象徵著共產黨世界的和平,以及對非共產黨世界的無休止的爭吵和衝突。"
  我可能從未聽到過還有別的評論是這樣一針見血地抓住了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的實質。在自由世界中,他熱衷於玩弄強權政治的遊戲,但認為共產黨集團的國家間是絕對不准玩這種遊戲的。赫魯曉夫的遊戲的規則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他擁有實施這種自我宣佈的統治的軍事實力。 『赫魯曉夫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言?只能掩蓋,而隱藏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那種妄自菲薄的情緒也正是俄國人所特有的,早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有這種先例。彼得大帝使俄羅斯向歐洲開放,只是為了表明他的祖國事實上在各個領域都落後了幾個世紀。自那時起,俄國人一直在努力趕上去。
  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我訪問蘇聯前跟我說過,赫魯曉夫以炫耀俄國的國寶,尤其是以歷代沙皇遺留下來的珠寶和金器而感到自豪。麥克米倫感到,赫魯曉夫極度渴望被"接納進俱樂部",也就是憑借他自己的資格——而不是他手中握有的強大的蘇聯軍事力量,要別人承認和尊重他為一個世界大國的人物。我們同意,只要他同意遵守規則,就應當被接納進"俱樂部"赫魯曉夫及其繼承人勃列日涅夫為使俄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歐洲國家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斯大林難得離開蘇聯,而赫魯曉夫遊歷了世界各地,他在執政的十一年中。?國訪問達五十二次之多。斯大林是一個矚目東方的亞洲專制君主,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對西方虎視眈眈。勃列日涅夫跟我討論中國問題時,常常靠近我,好像密友似地低聲說:"我們歐洲人應當聯合起來,共同建立反對潛在的中國侵略的壁壘。"
  我認為,赫魯曉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麼大?興趣。是和他對西方的經濟成就表示了極高的尊敬有關。他也懂得,沒有經濟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無異是一枕黃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他還堅持保留共產黨的政策。他試圖吸收西方經濟概念把它運用到僵化的蘇聯意識形態制度上時,他才發現這兩者簡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會受其思想的影響。到頭來,兩頭落空。 『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結束了。這種突然的下台恰好與他的個人風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飛船在拜庫諾爾宇宙中心發射前不久,章誠?夫和三個宇宙飛行員通了電話,祝願他們一路順風並告知,在他們返航時,他將給他們準備一個場面壯觀的歡迎儀式。赫魯曉夫掛完電話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給機組通了電話,井祝願他們一路平安。對一個赫魯曉夫手下的人來?,這個行動是前所未有的。
  在飛行途中,赫魯曉夫通過無線電話機跟伏斯考德號飛船的宇宙飛行?講了話。他用奇怪的預言性的話來中止他的談話,他說:"米高揚同志在這裡。他確實把電話機從我手中拉過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這三個字宙飛行員經過七天飛行返回陸地時,章曉失因沒有出席這次慶祝活動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攆下了台,過著失寵政客的養老生活,而被人們忘卻。
  他的同僚要廢黜他有兩個原因。首先,即使幾乎所有這些同僚曾把他們的成就歸功於他,但對他的那種反覆無常、無法預測的治理國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滿。斯大林每當實行戲劇性的新政策時、對那些支持過舊政策的人徹底加以消滅。赫魯曉夫的清洗,不像他協助斯大林執行的清洗那樣嚴厲。黨的官僚主義者也許會丟官,但很少掉腦袋。蘇聯問題專家羅伯特·康奎斯特說:"最後,他招來了部下的怨恨,而沒有採取足夠的恐怖手段對他們進行懲處,真是一個致命的失誤!"
  第二,俄國簡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談舉止和對外賓的粗暴無禮,逗得統治集團有時啼笑皆非,有時高興。但是,俄國人由於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總想要在國際舞台上得到承認。正如有幾個蘇聯官員在最高級會晤期間向我暗示的那樣,認為赫魯曉夫破壞了他們的威望。在聽說赫魯曉夫已被趕下台這則消息時,一個蘇聯外交官說,感謝上帝,那個白癡給清除了。他使我們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 『赫魯曉夫從一個世界上第二號最強大國家的?對領導地位降到了蘇聯人稱之為"平民百姓"。他永遠過著被軟禁的生活,禁閉在難以辨認的公寓或簡樸的鄉間住宅裡,只是有時在嚴密監視下乘車稍事外出而已。對許多領導人來說,下台後的日子是難堪的,而對赫魯曉夫來說,這種日子簡直生不如死。在公開場合?面時、很顯然養老生活在折磨著他。他驚人的精力消失殆盡;兩眼黯淡無光。他的嗓門變得嘶啞,他沒講幾句話,聲音竟小得如耳語一般,逐漸聽不見了。
  1965年我在莫斯科進行私人性質訪問期間,有一回和兩個蘇聯導遊進餐,一個加拿大的新聞記者建議我到赫魯曉夫公寓去拜訪他,可我的導?料想會隨時跟著我。我對他們說,我要上便所。於是,加拿大朋友和我從後門溜了出來,乘了一輛出租汽車來到赫魯曉夫住的簡陋公寓。我們到達時,碰上兩個粗壯的大個子女人阻攔我們進門。其中一個女人一手提著一桶水,一手拿著一把墩布,我問她能否見見赫魯曉夫。我的朋友當時給我翻譯,這個女人通過他回答說,"他不在這裡。我不知道他在哪裡。"對她來說,赫魯曉夫可能跟他的月球衛星一?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張手寫便條。便條說,我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見。我猜想,他可能從未收到這張便條。幾年後,在他於1971年去世後,我獲悉赫魯曉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於沒能見到我而感到十分遺憾。 『赫魯曉夫和我進行熱烈的"廚房辯論"時,我感覺?有人撞了我一下,這時他推開人群,來到把廚房和過道隔開的欄干旁去找個位置。當他聚精會神地聽著辯論時,我瞥了他一眼。
  他對我們的辯論只做出一次反應。赫魯曉夫喊"我們也是巨人"時,他使勁地點點頭。當時我對他沒有多加注意。但是,我事後得知,這個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後,我們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首腦出席最高級會議。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的同一個辦公室裡迎接了我。我們握手時,他很親切。他長著一副方而寬的臉,一雙冷冰冰的藍眼睛顯得毫無表情,只是有時露出強作的、相當謹慎的微笑。他像赫魯曉夫那樣,做了一個姿勢示意我在擺在室內一邊的一張長桌旁和他面對面地就坐。然後,他抱怨我們在越南採取的行動,但他只是敷衍塞責地提了一下。在他發表近乎形式的講話後,他很快使人感覺到又熱乎起來。他說,有必要發展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就像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的那種關係。
  我說,在研究了盟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史後,我發現,戰爭時期低級官員之間的分歧,常常在首腦層達成協議而加以消除。我又說,"那就是我願意和總書記建立的那種關係。"
  他顯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興了,在我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準備。"然後,我說,如果把這些問題都交給官僚主義者去做決定,那我們什麼也解決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來,用手掌拍拍桌子,一邊說,"如果情況真是那樣,那我們不就成天埋頭於文件啦!"正是在這種愉快而充滿希望的調子中,我們結束了第一次簡短的會晤,而這種調子與我和赫魯曉夫的首次晃釙『瞇緯閃思涿饗緣畝員取?
  勃列日涅夫已成為蘇聯第四任專制統治者,我作為總統,將和他舉行三次最高級會議。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烏克蘭一個工人階級的貧民區,在列寧統治時期,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時期,他是一名步步高陞的共產黨官員:章誠?夫當政時期,他已是一個備受信任的中將。他不是一個空想家,而是一個組織工作者:他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技術專家;他是一個有獻身精神、冷酷無情的共產黨人,他領導蘇聯,第一次妄圖爭奪對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權。
  通過比較,已對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魯曉夫穿著普通袖口的襯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為了與他那裁剪合身的綢西服相匹配,穿著法國式袖口的襯衣並扣著金淞礎:赫魯曉夫幾乎總是與他的司機一起,坐在他轎車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卻不屑向他的司機點一下頭就一屁股坐在後座舒服的沙發墊上。
  即使兩個人的興趣愛好相同,但他們從事愛好的方式卻大大不同。比如,兩人都喜歡打獵,赫魯曉夫喜愛打野鴨子的每個方面,從河水輕輕拍打他船舷的水聲直到群鳥突然樸樸起飛都能引起他的興趣。勃列日涅夫告訴我,他更喜愛打野豬,但很明顯,他缺乏他前任那種運動家的風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鄉間別墅的門廊中,坐等他的獵物闖入用玉米粉作誘餌的特定地區,並借助於望遠鏡開槍把野獸擊倒。
  打獵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對技術上的一些靈巧的新發明,諸如自動門和奇妙的電話支架一類東西都有濃厚的興趣。為了說明俄國人那種既有紀律又有悠閒的情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給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煙盒,它的內部裝有一個定時器,目的就是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每小時他總要機械地消滅一支按規定抽的煙,隨後合上煙盒。但幾分鐘後,他常常把手伸進上衣口袋,從他隨身帶的一盒普通煙中抽出一支來過過癮,一直到報時器允許他抽第二支煙的時候。
  勃列日涅夫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領導人,也喜愛收集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的各種高級豪華轎車。1973年美蘇最高級會談期間,當我們乘飛機去戴維營時,為了祝賀他的來訪,我向他贈送一件官方禮物——一輛深藍色的林肯大腳平?車。他一再堅持要立即試車,跳上了駕駛座,並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發動機的油門,在圍繞戴維營的狹窄的公路上疾駛起來。勃列日涅夫習慣於不受阻擋地在莫斯科供要人們專用的街道上駕車。我真不願意想像如果當時特工人員或海軍的一輛吉普車突然闖入那條單行道,那不知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極為峭的斜坡,上面掛著"慢!急轉彎危險!"的標誌。甚至駕駛一輛專供打高爾夫球的車輛在這種斜坡上行駛時,我都感到要使用剎車,以防汽車在盡頭急轉彎時滑下道去。當我們在斜坡上行進時,勃列日涅夫駕車的時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並對他說"慢一點,慢一點",但他毫不在意。當我們到達盡頭,他急剎車猛拐彎時,橡膠輪胎發出了"吱"的尖聲。
  在我們驅車結束後,他對我說:"這是一輛非常高級的汽車。剎車不錯。"我回答說:"你是一個水平很高的司機。我是絕不會以我們乘坐的車速來作那樣的拐彎的。"我冥思,外交並不總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贊成過美好的生活,並喜愛乘坐遊艇、看純種馬的比賽,並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維營舉行最高級會議期間,當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別墅去進行我們第一次會談時,一位非常迷人的、體態健壯的年輕女子正要離去。
  勃列日涅夫的譯員把她介紹給我時說,她是他頭頭的女按摩員。當我同她握手時,我聞出了她身上灑的香水味,這種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國的一種高級香水,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愛的一種香水。
  在世界上的領導人中,勃列日涅夫並不是唯一的愛好奢華和舒適的人。但他是第一個不顧廉恥地縱情享受的蘇聯領導人,1976年,在我中國之行的一次長時間談話中,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喋喋不休地對我說,蘇聯人不像中國人,他們是修正主義者,因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過著特權生活。他說:"光從這一點考慮,黨政領導人、藝術家、科學家等等已成為百萬富翁,而且象百萬富翁那樣行事——這就是今日蘇聯問題的所在。"儘管他沒有充分陳述中國社會等級劃分的情況,但他對蘇聯人的批評是正確的。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們已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新階級"——與普通蘇聯公民隔絕、脫離,把他應該關切的事情拋到九霄雲外。事實上,在我去蘇聯的歷次訪問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產黨的特權階層比任何一幫資本家更接近於馬克思對一個統治階級所下的定義。
  我有一次聽到的有關勃列日涅夫的笑話,最完美他說明了這種矛盾狀態。育一次,他帶著他母親去他優雅的鄉間別墅一遊。他驕傲地帶她觀看了舸寫械幕ㄔ?、金諢曰偷拿盤及豪華的臥室,她懷著驚訝的心?轉身問他:"列昂尼德,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產黨人回來,那你將怎麼辦呢?"
  在私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一個"新沙皇",但他的外交政策卻回到了老沙皇的擴張主義。如果他是舊政權的一個領導人,那人們就會稱他為"列昂尼德大帝",由於他在全世界擴大了俄國的影響,因而獲得了這個受讚美的雅號。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和它的共產黨盟國控制了南越、埔寨、老撾、埃塞俄比亞、南也門、安哥拉、莫桑比克,最近又控制了那個"決定亞洲命運的旋轉式柵門"——阿富汗。另一個不祥之兆是,莫斯科正在擴大它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共產黨橋頭堡。
  當赫魯曉夫從權力的寶座上跌落下來時,參加打牌的人可能已經更換,但這場賭博的性質絲毫沒有改變。渤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有同樣的目標:增強蘇聯的力量,擴張蘇聯控制的地盤,並抓住每一個機會來輸出共產主義。赫魯曉夫是一位連騙帶嚇的大師,因為他必須是這號人。他手中幾乎沒有什麼王牌。勃列日涅夫可以表現得親切真誠些,因為通過大規模增強軍事實力,他給自己分發了幾張愛斯王牌。
  在個人外交方面,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與林·約翰遜相似。他們都不得不用某種實際動作來加強他們講話的效果。
  不管赫魯曉夫走上前來嚇唬我,還是企圖戲謔般地狠狠地觸我的肋骨,他的那種依靠動作來加強效果的外交總是咄逼人的?當勃列日涅夫伸出手來碰我手臂或抓住我的手臂時,他是想央求而不是威嚇。但一旦這些較為和解的手段不能打動我時,他也會動武的。
  勃列日涅夫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感情上是反覆無常的。他一忽兒以十足的誠意談到,深切地期望把和平遺留給子孫後代。過一會兒,他又非常明確地表示決心,他有權控制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命運。
  勃列日涅夫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友好一下子轉到無情,這一點是很突出的。1972年,我們舉行最高級會議時,他熱情地陪同我方成員乘船遊覽莫斯科河。當我們泛舟漫遊時,勃列日涅夫一面驕傲地指著速度計,一面開玩笑地不斷用胳膊時輕輕推我,這時速度計顯示出我們正以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速度前進。
  在這次令人愉快的遊覽之後,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讓我們坐下來進行一次會談。他不久前還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現在又開始憤怒地譴責我為結束越南戰爭所作出的努力,並指責我企圖通過與中國建立新的關係來對他施加壓力,那時我突然想起了傑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他這次出擊僅僅是長時期攻擊的第一手。連續三小時,勃列日涅夫、阿歷克賽·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爾內惡狠狠地輪番對我進行責罵,猶如克格勃的審訊者輪流審問一名難以對付的嫌疑犯一樣。
  然而,會議剛結束一會兒,我們上了樓,在晚餐席間進行了一次十分親切的談話。我照例開了一個玩笑,我說,不能讓基辛格喝得太多,因為過一會兒,他還要與葛羅米柯談判。這句俏皮話把蘇聯領導人大大地逗樂了,他們紛紛前去,借各種名義強勸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來,似乎剛才樓下那次語言刻薄的唇槍舌戰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勃列日涅夫像他同代的許多蘇聯領導人一樣,在談論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時,感情尤其衝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犧牲了兩千多萬人,對那些苦難歲月是如此記憶猶新,好像這些日子在昨天才結束一樣。
  1972年我在電台和電視台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時,談到一位十二歲小姑娘丹娘的故事,她在日記中挨個地記述了在列寧格勒被日期間,她家庭成員犧牲的情況。我最後說:"讓我們盡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確保每個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難。"
  勃列日涅夫事後告訴我,我的結束語使他熱淚盈眶。第二年,在聖克利門蒂我家裡的一次私人宴會上,在向他祝酒時,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話,那時,勃列日涅夫是滿眶淚水。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繞過餐桌,擁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對我說:"我是一個易動感情的人,尤其是當我想起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人時,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們不應把那種感情的流露當作是多愁善感。他的聲音是有力而深沉的,這個聲音散發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個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強有力的手勢,常常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有一次他就這種習慣開玩笑地對我說:"每次我站起來,我又作了一次讓步。"他有時滔滔不絕,含糊不清,但他善於巧妙地把話題從他易遭抨擊的地方扯開。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像赫魯曉夫那樣強而有力、機靈、狡猾,毫不遜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們早已結束會議休息,因為勃列日涅夫說,與華盛頓三小時的時差給他帶來不適。然而,幾個小時後,一個特工人員帶著基辛格的口信來到我的房間:勃列日涅夫要求會談。我進行了一番安排,我們就在我樓上的書房中進行會談。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蘇聯大使安納托利·多勃雷寧魚貫而入時,他大笑著說:"總統先生,我睡不著。"我回答說,這倒是一個談判的好機會,不會被人打斷,也不會使人分心。
  以後三個小時,勃列日涅夫在中東問題上不斷地敲打我。
  他堅持要求同我們一起,把一項解決辦法強加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說,至少我們必須就一系列"原則"達成一致的看法,這些原則將指導一項解決辦法,例如以色列軍隊從所有佔領的領土上撤走,承認兩國的疆界以及謀求這項解決辦法的國際保證等等。
  我回答說,爭端的任何一方不會、也不應該接受一項強加給它的解決辦法,相反,我們應該使雙方開始會談。我指出,如果我同意他的"原則",那我將損害以色列的權利。我堅決認為,如果我們事先制定了有爭論的原則,那雙方將拒絕進行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原則將使他們的目的落空。
  有一陣勃列日涅夫裝出看手錶和皺眉的樣子。他說:"可能我把你搞得十分疲倦了。但我們必須達成一種諒解。"他使人毫不懷疑,我們之間的協定必須大大有利於阿拉伯人。他大聲地堅持說,沒有這樣一項解決辦法,他將空手離開最高級會議,並不祥地暗示,他不能保證戰爭將不再捲上重來。他說:"如果原則不明確,我們要避免軍事形勢的逆轉是困難的。"
  在這次半夜召開的會議上,他感情衝動到了極點,與第一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們在夏季別墅裡就越南問題進行會談時一樣衝動。我仍然拒絕了他關於超級大國進行共管的建議,重申只有通過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直接談判,才能取得一項持久的解決辦法。在勃列日涅夫作了幾乎一個半小時的獨白之後,我為這次討論收了場,我說,我們應該集中全力,爭取在今年和平解決阿拉伯、以色列爭端,因為"中東是一個最危急的地方"。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決意保持冷靜的態度,來對付勃列日涅夫的感情衝動。一種表面的能忍受痛苦和困難的自制能力,比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言詞更能給勃列日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點他與赫魯曉夫是不同的。我們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因為我們都在向著不同的目標努力。直截了當他說,美國要和平,而蘇聯是要中東。但是,當我們的會談破裂時,我感到我已給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要承擔對以色列的義務,並要通過談判來尋求一項公正的解決辦法。
  四個月後,10月6日,我從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那裡得到消息說,敘利亞和埃及正在最後以倒數時間計算方式來計算發動戰爭的時間。我立即回想起在那次最高級會議上,勃列日涅夫暗示了中東戰爭再次爆發的可能性,不知是否在那個時候,他已表示要支持阿拉伯人發動進攻。
  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在進攻迫在眉睫之前,都一直沒有發覺阿拉伯人的軍事準備工作。其結果是以色列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尤其是因為發動侵略的那天,正是猶太教的贖罪日,那天是猶太人最神聖的節日,以色列的許多士兵正在度假。在戰爭的頭幾天,以色列蒙受了嚴酷的形勢逆轉,到第三天他們死亡的人數,比1967年整個戰爭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
  幾天之後,雙方的武器和給養開始減少。當我們得到報告說,蘇聯人大規模地將物資空運到敘利亞和埃及時,我們已開始進行各種安排,恢復對以色列的供應。蘇聯人每天給他們的被保護者運送七百噸裝備和給養。與此同時,我們的空運卻發生問題,未能順利進行。空運是在五角大樓擱淺的,關鍵性的時間都浪費在決定使用飛機數量及飛機型號等事項上了。基辛格告訴我、五角大樓只想派三架C一5A型軍用運輸機,以便在與敘利亞、埃及和蘇聯人的關係上少引起政治上的麻煩。我問他有多少架飛機可供使用,他回答說,約三十架。然後我告訴他:"我將作出政治決定。派遣三十架飛機和派遣三架所帶來的壓力一樣大,我們打算承受這種壓力。"後來,又經過官僚機構的幾次耽誤之後,我告訴基辛格去轉告五角大樓"把能飛的東西"一齊運會。次日,三十架C-130型運輸機飛往以色列,一周之後,這次行動比1948年到1949年柏林那次空運的規模還要大。
  在第一周戰鬥結束時,以色列人已轉入進攻。在蘇聯期待阿拉伯人速勝的希望破滅之後,勃列日涅夫給我發了一封信,要求我派遣基辛格去莫斯科進行直接談判。作為停火的建議,他們已草擬了一系列條件,以色列、埃及和敘利亞同意停火於10月21日生效。停火很快地就失效了,但三天之後,交戰各方又同意了另一次停火。
  然而,勃列日涅夫並來認輸。12月24日,我們的情報機構獲得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情況:蘇聯的七個空降師,約五萬人,已處於戒備狀態;八十五艘蘇聯船隻,包括登陸艇和載有部隊直升飛機的船隻正在地中海待命,不久以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公開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遣一支共同維持和平部隊去中東,很明顯,勃列日涅夫會支持這種計劃的,因為這會給他一個機會,重建蘇聯在埃及的軍事立腳點。不久,我們聽到謠傳說,蘇聯在聯合國進行活動,要不結盟國家發起一項決議,要求在中東派遣一支美蘇共同部隊。
  我給薩達特發去一信,警告他把大國的爭奪引進這個動盪地區的危險性。幾個小時以後,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也來了。他說,以色列仍違反停火,因此敦促我們和他一起派軍事小組去這個地區。他要求立即答覆,並說:"我將直率他說,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你認為不可能與我們採取共同行動,那我們將面臨這樣一種局面:即必須立即考慮單方面採取必要措施的問題。
  我們不能允許以色列方面採取武斷專橫的行為。"這封信對蘇美關係可能構成為自十一年前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威脅。
  我吩咐白宮辦公廳主任黑格將軍和基辛格把我們主要的國家安全官員召集在一起,對這個幾乎是含蓄的恫嚇擬出一個堅顯的答覆。光言語是不會達到我們的目的的-我們需要行動。我的國家安全顧問們一致建議我們宣佈美國所有的常規部隊和核部隊處於軍事戒備狀態,10月25日清晨,我們就這樣做了。
  當我們確信蘇聯人已獲悉戒備的初步跡象之後,我給勃列日涅夫發了一封信,我說,前一晚我已研究了他的來信,但感到他關於派遣蘇美軍事部隊去中東的建議難以接受。我否認發生過任何重大的違反停火的事件,並說,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把他"關於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建議看成會涉及到難以估量後果的、最嚴重關切的事情"。我說,我隨時準備同意派一些美國和蘇聯的人員去這個地區,但不是作為戰鬥部隊。相反,這些人員可以包括在一支擴大的聯合國部隊中。然後,我以明確的語言提出了我們的論點:"然而,你必須知道,我們在任何清況下都不會接受單方面的行動。"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時候,從薩達特那裡來了一封信,說他理解我們的立場,他將要求聯合國提供一支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然後,勃列日涅夫來了一封信。現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個人"觀察員"去中東。儘管這與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說的軍事小組大不相同,我還是再次表示堅決反對,建議應由聯合國秘書長來決定停火觀察員的人員組成。
  這次戒備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沒派遣任何軍事人員會這個地區,這樣,通過努力使這場衝突取得和平解決已成為可能。這次戒備取得成功有兩個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們在核武器方面比蘇聯仍略佔優勢。第二,他知道我們決心維護我們的重大利益,並與我們的盟國站在一起,就像前一年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所採取的決定性行動中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在聖克利門蒂午夜舉行的會議上,我堅定地拒絕屈從於他在中東問題上的要求,這大大地增強了我在危機時間通過莫斯科-華盛頓熱線所說的一番冷漠的話的份量。因此,在整個10月危機中,勃列日涅夫認識到他面臨的是一個有可靠的軍事力量、並有決心來使用這支軍事力量的敵人,於是,他讓步了。
  當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會見時,他對以色列人表示不滿,把造成中東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極力否認蘇聯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發動1973年的一場戰爭。
  從他斷言的語調中,我感受到,他對我們在10月危機期間交換意見的口吻一直是那麼強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講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戰爭邊緣的時刻再度冒險。
  在外交方面,他總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正如多勃雷寧有一次告訴基辛格的那樣,勃列日涅夫和蘇聯整個領導班子都有一個"神經痛處":中國。看來,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向我們提出呼籲,要我們與他一起組成一個反對他稱之為"黃禍"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級會議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們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中國人的關切是過分誇大了。他們至少在二十年內不可能取得足夠的核力量,以此來對蘇聯進行一場冒險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搖搖頭,表示不同意,因此我問他,他認為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要多長時間。
  他舉起兩隻張開手指的手說:"十年,十年之後他們的武器水平將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更加先進,但我們必須使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情況不可能繼續下去。
  1963年在我們的黨代表大會期間,我記得毛澤東是如何說的:'讓四憶中國人死吧,還剩下三億呢。'這就是毛澤東的心理學。"勃列日涅夫然後暗示說,整個中國領導層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以後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們在三次最高級會議上簽訂了一些重要協議,包括1972年第一個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第一階段的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認為,我們之間逐步發展起來的個人關係與任何特殊條約同樣重要。
  通過相互瞭解,我們大大地減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險,即估計錯誤,這是最危險的,也是最不為人們所認識的。
  在核子時代,沒有一個神志正常的領導人會有意地跨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戰爭邊緣這條界線。但是,領導人不會見,不把他們的分歧擺出來,彼此不瞭解,那他們就會無意地冒險,互相把對方推向戰爭邊緣——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要戰爭,而是因為他們對什麼行動將會挑起戰爭會估計錯誤。在歷次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發現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決心都是等量齊觀的。因此,在考驗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們要在我們有爭議的方面取得進展,那我們必須一起行動,並且相互尊重。這就是主要的理由。為什麼我在當時以及現在都認為,如果我們要想少犯可能導致戰爭的估計錯誤,那麼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之間每年舉行最高級會議是必不可少的。
  在過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即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進行了第一手材料的調查,又對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估量。
  1947年,我目睹了共產黨人利用遭受戰爭破壞的西歐所面臨的各種痛苦。
  同年,我協助國會進行了一次調查,揭露了共產黨的間諜已鑽進了美國政府的最高層。
  五十年代,我看見幾十萬難民冒著生命危險,從東德、匈牙利、北越、北朝鮮以及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統治的壓迫下逃出來。
  1958年,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遭到共產黨領導下的一群暴徒的襲擊,幾乎喪了命。
  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間發展了一種個人關係,這種關係比自斯大林和羅斯福以來的任何一對蘇美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顯得更為密切。
  在蘇聯、中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捷克和南斯拉夫訪問期間,我看到了共產黨人統治所帶來的後果。我也收到了由其他人傳給我的、對蘇聯所作所為的精闢見解,其中有些來自其他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儘管這種經歷是大量的,但我不敢假設我們對蘇聯每個方面的政策應該是什麼樣的政策。這些政策充其量也包含著大量的推測。在我寫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已詳盡地敘述了我認為我們應採取的做法。
  如果經驗還沒有使我們搞清楚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的話,那末它在某些我們不應該做的方面確實給予了明確的指導。
  在與蘇聯打交道時,我們不僅僅是在和一個大國打交道,說得更具體些,是在和相對來說較少的一部分人打交道、他們控制著這個大國。通過對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可能成為他們的接班人的瞭解,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蘇聯對各種不同政策方案可能作出的反應。
  在美國發生的辯論,看來經常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用意都是好的,都是從愛國出發的,而且都是把人們引導到錯誤道路上去的。
  一方面是超鷹派。他們爭辯說,因為蘇聯人撒謊、騙人,他們奪取能夠奪取的一切,並下定決心要打敗西方。因此,我們不應與他們打任何交道。他們爭辯說,我們應增加我們的核能力,一直到我們佔有無可爭議的優勢。他們斷言,由於俄國人威脅我們,我們不應該與它進行文化交流,進行貿易,進行談判。他們認為,如果我們遵循了這個方針,那麼東方集團不牢靠的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崩潰,隨著經濟的崩潰,共產黨政權也將垮台。
  另一個極端是超鴿派。他們爭辯說,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是年老、保守、謹小慎微的人,如果我們不威脅他們,他們將不會對我們構成任何威脅。超鴿派建議,如果我們樹立一個榜樣,單方面地減少我們的核能力,這樣,蘇聯人將會跟著做,並利用那些資源來為他們的人民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擊中目標。蘇聯人決不會允許美國重新取得核優勢,作為極權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可以把他們所選擇的任何一部分資源傾注在軍備方面。採取拒絕談判的手段來減少核戰爭的危險是輕率的。有人認為,孤立蘇聯會使它垮台,這種意見是不現實的,甚至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外部衝突有時會加強一個獨裁的政權,而緊張局勢的緩和有時卻可能削弱這樣一個政權。沒有七十年代的緩和,允許波蘭團結運動出現的局面是永遠也不會形成的。
  另一方面,把"你想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條基督教的金科玉律應用在我們與蘇聯的交往上是極為幼稚的。卡特總統拘著最良好的意圖,試圖單方面採取克制,以期望蘇聯人會照著做。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在他裁減美國軍備生產計劃時,蘇聯人卻加速了他們的軍備生產計劃。其結果是,裡根總統為了恢復核力量的平衡,不得不加強軍備生產。
  有兩種緩和,強硬的和軟弱的。強硬的緩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懾基礎之上的。這種緩和鼓勵蘇聯人進行談判,因為蘇聯要進行侵略,花費的代價太高。與此相反,軟弱的緩和使蘇聯人不願去談判,因為他們為進行擴張所付出的代價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對他們卻很有吸引力。
  以實力為後盾,並使威懾成為可以信賴的強硬的緩和維護了和平。軟弱的緩和,不是招致戰爭,就是招致在不發生戰爭情況下向敵人投降。我們需要緩和,但它必須是那種正確的緩和。
  如果有些亭我們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們可以做。由於絕望而放棄一切,並說因為我們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們就什麼都不去做,這是愚蠢的。
  蘇聯領導人是難以對付的、冷酷的、強硬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懂得國際力量這門算術。
  就我們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須維護西方的自由,並直截了當地對蘇聯領導人講清楚,為了維護西方的自由,我們決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們把這種決心表達得越清楚明白,那麼他們對這種決心進行最後考驗的可能性就越校這意味著恢復軍事力量的平衡,這樣我們就可以制止戰爭,防止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遭受失敗。當美國在核武器方面享有優勢時,這些力量都是有利於和平的。如果蘇聯人威脅要採取侵略行動,我們可以像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樣,使我們的核部隊實行戒備,那樣敵人就會讓步。但是,今天這種威嚇將是不可靠的,因為在戰術和戰略陸基導彈方面,優勢已轉到蘇聯人方面。這種優勢掌握在象蘇聯這樣一個侵略國手中,就成為一種不祥的威脅。因此,為了和平的利益,我們必須花大量美元,這是恢復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蘇聯領導人想要軍事優勢,並要利用這種優勢來統治世界。但是,如果我們使他們確信,我們將不讓他們享有這種優勢,那就存在一種真正的可能性,他們會就相互的軍備限制甚至裁減軍備問題進行認真的談判。
  今天,有許多人建議,雙方應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實行凍結,並說,這種作法將減少戰爭的危險性,促進軍備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確的。在凍結的情況下,蘇聯人將保持他們目前的有利條件,這將增加戰爭和核訛詐的可能性。凍結也將使達成任何軍備控制協定的可能性化為烏有——這樣一項協定將減少核武器的數目-,因為凍結將使蘇聯毫無願望去進行談判。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可能年老多病,但他們並不是傻瓜。除非我們有什麼東西可給,否則我們也不可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東西。 凍結的提?——作為打破僵局的一貼萬應藥,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是空洞無物的。這個提案是建立在兩個謬誤的前提基礎上的。第一個前提:我們總可以擺脫核時代的危險。但是,只要這些武器存在,這種危險仍然是很大的。即使雙方同意把他們的核武庫減少一半,每一方仍將有足夠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毀好幾次。
  第二個前提:軍備和軍備競賽引起戰爭。這個論點是,如果我們要把世界從毀滅中拯救出來,我們必須停止軍備競賽。
  但從歷史上來看,並不是由於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戰爭,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政治分歧未能解決,才有可能導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後果,而不是造成緊張局勢的原因。
  措詞美好的裁軍決議,沒有一項能解決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們不能脫核僵局,但我們必須學會與它共處。我們必須越過軍備控制這個不會帶來任何結果的問題,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的核心上:美蘇之間的根本分歧。我們必須在會議桌旁,而不是在戰場上逐步尋求一個解決這些分歧的辦法。
  但是,在尋求之前,我們必須誘導蘇聯人進行談判,只有在我們的力量足以使對方對我們的敵意感到害怕時,他們才會來談判。勃列日涅夫瞭解這一點,即使他對此持反對的態度。我們必須使他和他的後繼者清楚,我們也瞭解這一點。
  我們也必須在那些與我們的利益有較為重大關係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對蘇聯人的侵略性的冒險主義。我們不能充當世界警察,但我們也不能在蘇聯人和他們的代理人顛覆和攻擊我們的盟國和朋友時袖手旁觀。我們必須準備好,在世界遙遠的地區顯示我們的力量,以挫敗蘇聯的挺進,因為那裡正是決定世界命運的地方。
  此外,該利用我們龐大的經濟力量來對蘇聯在國際上的行動施加影響的時候到了。軍事上,我們在某些方面可能處於落後的地位,但在經濟上,我們擁有極大的有利條件。他們死乞百賴地要與我們進行貿易,假如我們把我們的貿易結構改動一下,使他們經不起經濟壓力的脆弱住擴大到最大限度,與此同時,縮小我們自己的脆弱性,那我們就可以通過貿易來施加影響。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宮的同僚們將會對他們需要做交易的建議加以嘲笑,但骨子裡他們確實需要一場交易。我們應該讓他們有機會來進行一場交易——但要有代價。一定要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繼續在涉及我們利益的地區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侵略,那麼這場交易就將告吹。列寧曾說過,資本家將排著隊來向蘇維埃俄國出售繩索,而蘇維埃俄國將要用這根繩素把資本家絞死。我們應該向他們出售繩索,但要以這樣的方式出售,如果他們企圖伸手來擴大他們的征服地,那繩索將捆住他們的手。
  在遏制蘇聯力量的同時,我們必須並有可能迫使蘇聯統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內部發生變化。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像虔誠的教徒那樣,成天空談變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夥,以蔑視的態度,不理會這種泛泛空談一而是給早已在活動的各種勢力以更多的鼓勵,來促使這種變化發生。
  共產黨世界將不會以某種突然發生的大變動方式而崩潰。
  但是,它已發生了變化,而且將繼續發生變化,我們可以加速這種變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這個變化過程。
  有些人認為,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使共產黨世界發生改革是毫無希望的,因此,對這種設想不予理睬,他們舉起雙手認輸,並說,共產黨世界將永遠受人歡迎。他們忘記了它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英國的前任首相麥克米倫有一次提醒我說,從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統治時期到安挪女王統治時期,一百年過去了,伊麗莎自女王在她的顧問們失寵時,把他們的頭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則懾於公眾輿論,只能把她的失寵顧問們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後發表這番議論的,斯大林曾將數百萬他真正的敵人和想像中的敵人處以死刑。當赫魯曉夫對他的對手實行清洗時?他只能把他們發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魯曉夫送到莫斯科的?區。
  變化的步伐是非常緩慢的,對一個象美國那樣缺乏耐心的民族來說,這種變化顯得尤其緩慢。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耐心,承認緩慢的變化總比沒有變化強,我們必須長期堅持這些政策,為了使緩慢的變化保持下去,這些政策有時是必要的。
  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文化以及情況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幾位天真無知的、鼓吹這些活動的人所說的那樣,會起那麼大的作用,但這些活動確實起了作用;它們是這個漸進變化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戰略物資的貿易,如同軍備控制一樣,與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行為聯繫在一起,那它也是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貿易結構可以進行改造,這樣,我們可以通過貿易施加影響——其結果是,通過貿易建立起來的相互依賴,可以對我們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種力量,我們可以用強力來實現思想滲透。一位在波蘭出生的教皇戲劇性地代表著宗教信仰可以集結的力量。我們最大的資本是共產主義在世界上行不通這個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這一點對鐵幕兩邊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連共產主義那些最卑下的辯護士,除了共產主義的淒慘後果外,現在也只能僅就共產主義是正確的這一點進行辯解了。
  俄國人民是強大的,東歐國家的人民也是強大的。在東西方的爭奪中,他們的力量將最終寄托在西方的各種力量之中,因為西方的敵人正是他們的壓迫者。
  在今後幾十年中,領導人將不得不適應這樣一種情況:超級大國以某種不太穩定的、不分勝負的局面相對峙。不管人們如何想像緩和這個詞,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種實際情況要比其他情況更為可齲緩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種努力,是為了尋求各種方法來在分歧情況下實行共處,而不是為分歧而進行戰鬥。只要蘇聯堅持它的擴張主義目標,那麼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但是,在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比沒有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既容易實行,也更加有效。
  美國必須在軍事上強大,在經濟上強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須堅定,美國需要強大的盟國的合作——與強有力的領導人進行合作。蘇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威脅,應付這種威脅是西方領導人的首要職責。正因為它是一種如此嚴重的威脅,我們就必須繼續發揮創造性,尋求各種辦法來減少我們之間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過談判來解決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決定的地方,則把這些分歧闡述清楚。
  如果我們立場堅定,如果我們強大到在必要時,足以用武力來作為我們說話的後盾,那麼俄國領導人就會尊敬我們,如果我們在行動上表現出軟弱,他們將以蔑視的態度來對待我們。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他們必須與我們談判,如果他們看到我們願意談判,那麼他們也會願意談判的。
  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有一種不能由己的被驅使的力量:維護和擴大他們權力的力量,但他們並不是瘋子。他們要奪走他們認為可以奪取的東西,但僅僅是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奪取的東西。如果他們認為他們必須在一個側翼後撤,以保護他們在另一個側翼的陣地,他們也會這樣做的。
  我們的任務就是增強導致發生變化的壓力,以及當這種變化發生時,使人民抱有將會取得報償的希望。
  約在二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時,?曾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並得到赫魯曉夫讚賞的一篇演說中發出呼籲,提議東西方舉行全面的和平競賽,它既是物質領域的,又是精神領域的。這是一場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競賽。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並繼續用完這些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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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7、周恩來(一)

中國式的革命家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思來和蔣介石這三個人的歷史。在打敗了蔣介石軍隊之後,隨著毛澤東對大陸的統治的鞏固,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把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對抗描寫成上帝和魔鬼之爭。毛澤東把自己看作當代的秦始皇——兩千年前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皇帝。
  他發動了一場個人迷信運動,把自己神化了。周思來則長期處於幕後,作為一個忠實的官員,運轉著中國的國家機器。在台灣,蔣介石憑藉著獨裁手腕進行統治。但是,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過份美化自己,因而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並且教導他統治下的人們要光復大陸。
  這三個人中,我認識蔣介石的時間最長。我把蔣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其他兩人則不是。我和蔣介石夫婦有私交。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義上的產物。但是,贏得中國大陸戰爭勝利的是毛澤東和周思來。這兩個人中,周恩來更有遠見卓識。簡言之,他是我所結識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權力鬥爭的現實,在這方面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如今,這三個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來留下的遺產,在現代中國卻逐漸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訪問中國之前七個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執行一項秘密使命,為安排我的訪問進行談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訪問北京的兩天裡,花了十六小時以上的時間與周思來進行坦率而又廣泛的討論。他歸來時對我說,周思來與戴高樂一樣、是他所遇見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國政治家。
  儘管基辛格像我們一樣,有時也採用誇張的手法,但他確實難得誇獎一位他從未見過的人物。我與周思來晤面並會談了一周之後,才理解基辛格為何如此不尋常地稱讚周恩來。
  我在結束1972年的中國之行時,在告別宴會的祝酒詞中說道:"我們在這裡已經一周了。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一些觀察家覺得我被這次戲劇性訪問沖昏了頭腦,對訪問的意義估計過高。不過,我相信歷史將會證明:如果不邁出美中關係正常化這一步,目前與蘇聯的力量均勢對我們將是極為不利的。當時,對外交關係這一突破作出了貢獻的人物和事件,均已載入了1972年的上海聯合公報。其中最值得稱讚的人物便是周恩來。
  周思來是一位共產主義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於意識形態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現實主義者;既是政治上的鬥士,又是最大的調和者。在扮演如此錯綜複雜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思來一樣,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付裕如。而周思來卻可以扮演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個,或是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對他來說,這並不是意味著在適當的時機逢場作戲,而是說明這位內心世界十分豐富複雜但又敏銳聰穎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幾個側面。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著漫長而又豐富的經歷。
  共產主義理論家特有的冷酷無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個歷史時期的機會,並經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質上的困難。儒雅之上所具有的個人素質,則賦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為億萬中國人民的"敬愛的領袖";現實主義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夠準確地估計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風雲方面的潛在勢力。這位政治鬥士的韜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後還得以延續,並延伸到毛澤東以後的時代;調和者的機智和謙遜,又使他在更大的災難性人物分裂中國時,能夠把這個國家維繫在一起。
  這些品質的相互作用,使周思來能夠臍身於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階層,其時間比列寧、斯大林或毛澤東都要長。
  周思來早期的生活,是一個革命領袖在政治上逐漸成長起來的典範。他出生在上海西北約二百英里的江蘇省淮安縣。他母親去世後,他父親不能養活他,於是,周氏家族把他接過去,由他的幾個叔叔共同撫養他。從孩提時代起,周思來就受到中國傳統的官僚家庭的正統教育。他和他的一個叔叔及嬸嬸生活在中國東北的瀋陽時,又進了一所由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小學,一直讀到十五歲。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學到了他們從西方帶來的"新知識"。
  初等教育結業後,周恩來參加赴美國留學的考試,由於入學考試的成績不夠理想而未能實現。之後,他考入具有反封建傳統的天津南開中學就讀,又在日本度過了兩年時間。在那裡,他第一次閱讀了卡爾·馬克思的著作。1919年,周恩來回到中國,進入南開大學學習。然而,政治鼓動工作對他來說,比學習科目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由於在組織學失罷課和遊行示威方面起了作用,被監禁了四個月。
  1920年,周恩來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時,已經二十二歲了。
  之後,他芭洲繼續求學,訪問英國、德國,但大部分時是在法國度過的。作為一個罷工組織者,他的大名遠揚,激進的中國留學生也很歡迎他。他雖然參加課堂學習,但政治鼓動工作仍佔用他的大量精力。不久,他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助學金。
  1924年,周思來回到中國,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那時正處於國營合作時期。他被任命為黃浦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當時的校長正是年輕的軍官蔣介石。周思來給蔣介石以深刻的印象,被留作國民黨軍隊的政委,並派他和幾位軍官前往上海組織起義,以便武裝佔領上海。
  1927年,對共產黨日益增長的力量感到恐懼的蔣介石佔領了上海,立即調轉槍口,向他部隊中的共產黨人開火。周思來倖免於難。在蔣介石軍隊迫使周的殘部進行長征之前,周思來曾組織過幾次不成功的城市暴動來反對國民黨。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他成為毛澤東可以信賴的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了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代表毛澤東與蔣介石進行聯絡。後來,他又作為共產黨的首席代表,與國民黨進行旨在結束內戰的談判。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後,周思來任總理、外交部長,有時兼任這兩個職務,其時間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
  我1972年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無以倫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過多次長時間的正式會談和非正式交談,我終於瞭解了他,並對他產生了極大的敬意。"恩來"譯成英文是"恩惠降臨"之意。這個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風度和氣質。他待人很謙虛,但沉著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在個人交往和政治關係中,他都忠實地遵循著中國人古老的信條:決不"傷人情面"。
  周恩來的外貌給人的印象是:儀態親切,非常直率,鎮定自若而又十分熱情。雙方正式會談時,他顯得機智而謹慎。
  他穿著一套做工精細的灰色中山服,上衣口袋上方別著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小徽章,端坐在談判桌對面,身子稍向前傾,雙臂放在桌子上,有時,他雙手交叉置於胸前,右臂顯得有些瘦弱——這是長征途中一次受傷留下的永久性的紀念。他已是七十三歲的人了,但他那向後梳的頭髮僅僅略呈灰白,而且有一點彎曲:黝黑的膚色則差不多與地中海人相似,和其他的中國人不大一樣。
  在正式的會議上,他輪廓清晰的面部的表情始終比較嚴峻;在聽我講話時,頭總是側向一邊,同時兩眼緊盯著我。亨利·基辛格曾經把周思來比作眼鏡蛇:靜靜地蜷伏著,保持著出擊的姿勢,以便伺機猛撲過去。曾經用來描述查爾斯·帕納爾這位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偉大愛國者的警句,完全可以用到周恩來身上:他是重冰覆蓋下的一座火山。
  周恩來懂英語、法語、德語、俄語和日語。所以在他聽完翻譯前,就已經知道我所說的意思了,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他偶爾還糾正翻譯的譯文,使之能夠更精確地表達他的思想及各種差別細微的詞義。他講話時不用提綱,並且很少帶他的助手參加討論。他講話很有邏輯,完全使人信服。為了加強話語的份量,他有時還降低聲音,或點頭以示強調。
  周恩來身材瘦削,似乎顯得有些虛弱。然而,他精力之充沛卻超過他許多年輕的助手。由於肩負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很長時間,總是起早睡晚,在他擔任總理兼外長時尤其如此。
  他經常利用清晨的零星時間會見外國來訪看,談話繼續到日出,談話結束時,精神卻仍然星爍如初。
  隨著非正式的宴會和觀光活動的增加,我們的互相瞭解加深了;周恩來的姿態也更加開朗,表情更加豐富了。他經常靠在椅背上,用富於表現力的手勢來增強談話效果。當要擴大談話的範圍,或是從中得出一般性結論時,他經常用手在面前一揮;在擱淺的爭議有了結果時,他又會把兩手放在一起,十指相對。在正式會談中,他對一些俏皮話暗自發笑;在閒聊時,他又變得十分輕鬆自如了,有時對善意的玩笑還發出爽朗的笑聲。他開懷大笑時,兩眼閃射出快樂的光芒,臉上皺紋顯露,顯示出這是發自於內心的真正的喜悅。
  在國宴上,周思來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這種場合中常用的傳統飲料香檳酒。茅台是一種烈性酒,用糧食釀成,含酒精高達五十度以上。曾經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人由於茅台酒喝多了,飯後點香煙時,他爆炸了。在一次宴會上,周思來點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裝有茅台酒的杯子上來證明它的可燃性,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
  我們繞著宴會廳與五十多位高級官員碰杯,我注意到周恩來向每個客人祝酒時,只用嘴唇輕輕碰碰杯沿。當我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時,都還拿著原來的那杯酒,坐下來休息。談到酒量,周恩來對我說:在長征途中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一天喝了二十五杯酒,這使我非常驚訝。由於年齡的原因,他的酒量已被限制到二、三懷。我記得曾經讀過一段書,說紅軍在長征途中曾經攻佔了生產茅台酒的茅台村,把那裡的酒都喝光了。
  周恩來夾夾走江湖賣藥的人常有的那種目光,對我說:長征中,茅台酒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萬應良藥"。
  我們談話的內容涉及到政治、歷史和哲學。所有這些周恩來都很在行,周恩來是一位由學者轉變成了造反者的人,但從未失去學者敏銳的頭腦和深刻的思想。然而,他的意識形態有時也會影響他對一些問題的思考,使他曲解他讀過的歷史。例如,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在提到法國革命戰爭中反抗殖民主義者的軍隊時,稱它為"志願軍"。事實上,在當時的法國軍隊中,除了象拉法夷特(Lafayette)這樣的少數人外,都是受過訓練的職業軍人,他們為了反對英國軍隊這一政治目的而戰鬥。
  周恩來還對我說:林肯發動內戰是為了解放奴隸;他之所以獲勝,則是因為"人民"支持他。事實上,林肯這位歷史上少見的偉人和中國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進行內戰,並非為了解放奴隸,而是為了使南方回到合眾國中來。他發表《解放奴隸宣言》是一個明智的策略。但它只是要解放在叛亂的州中的奴隸,而不是解放仍留在合眾國中的邊遠各州的奴隸。林肯堅定不移地反對蓄奴,但他首先考慮的是拯救合眾國。
  雖然周恩來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革命家,但他安然居於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輝煌的宮殿之中,平靜、優雅地在其中活動,像一位君主時代的聖哲一樣。看見他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的人,誰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場專門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變人性的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宮殿裡的裝飾,是中國過去受人尊重的標誌。這些宮殿用豪華的中國風景畫和金、銀、玉石製成的古代藝術品裝飾起來,這裡絲毫沒有北京街道上四處張貼的宣傳標語的痕跡。
  那裡的藝術品和裝飾品的精美程度,可以與周恩來的品格和他處理國家事務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來的敏捷機智大大超過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領袖,這是中國人獨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和中國文明的精華的結晶。在談話中,周恩來仔細地分辨每個詞語的不同含義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在談判中,他用遷回的辦法,避開爭議之點;在外交上,他有時善於通過似乎不重要的事情來傳遞重要的信息。
  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國領導人都極有興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隊的交流為我們兩國關係的突破揭開了序幕。他們似乎都很欣賞取得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像欣賞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樣。例如,毛澤東說過:中國曾經堅持在改善關係前,應該解決所有的主要問題,這確實有點"官僚主義"。他說:"後來,我看你做得對。於是我們就打起乒乓球來了。"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領: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推古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離開了一會,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淨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壯、魁梧,穿著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於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周恩來還具有其他中國人的品德——不可動搖的自信心,它來自中國人民享有的幾千年的優越的文化傳統。然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遺產也有著兩種不同的認識。
  一方面,這種認識與過去兩個世紀中中國所遭受的民族恥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憤懣是結合在一起的,使他們對外交上喪失尊嚴的現象極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羅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學畢業生,香港居民。他對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尋常的瞭解。他曾概括地描述過中國人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
  1965年,我問他:如果美國政府承認北京政府,共產黨中國人會作出什麼反應。他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說:"你們要承認'我們'?"接著,他又以懷疑的口氣說:"你完全錯了。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會承認你們。"1954年,在討論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發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說明周恩來對中國民族尊嚴受到藐視時何等的敏感。他當時是中國的代表;國務卿己病杜勒斯則是美國的代表。杜勒斯曾經告訴記者說:只是在一種情況下,他與周恩來才會見面,這就是"在我們的汽車相撞的時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會議前夕,杜勒斯與周恩來都提前到達了,而且相遇了,周恩來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卻一搖腦袋,走出房間,使這位中國外長受了侮辱。六年之後,周恩來對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溫色。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杜勒斯對周恩來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朝鮮戰場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共產黨中國的"志願軍"殺死了;台灣的蔣介石政府不久又將與美國簽訂一項共同安全條約;大陸中國和蘇聯還結成了旨在對付美國的軍事同盟。但我很清楚,這件事確實傷害了周恩來的感情。因此當我第一次到達北京時,我一走下飛機的舷梯,就特意一邊向周走去,一邊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為我訪問中國時最值得紀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們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他們的自信心又使他們能夠轉而進行認真的自省,而不至於對自己的缺點感到不安。在我們的談話中,周恩來不斷地提到有必要瞭解和克服他們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就提到出席會議的雙方人員平均年齡的巨大懸殊,說:"我們的領導層中,年紀大的人太多了。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類似的是,當我們遊覽北京十三陵時,一個低級官員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鮮艷的衣服,還教他們在我的一行到達時應該怎樣做。
  周恩來對此表示歉意,說:"有人帶了一些小孩來這兒,是為了點陵墓的風光,造成一種假象。你們的記者向我們指出這一點,我們承認這是不對的。我們不願意文過飾非,而且已經批評了當事人。"在我們訪華的過程中,我情不由己地想起章曉夫的高談闊論是多麼裝腔作勢,而中國人的待人接物是多麼平易近人。其實,章曉夫的吹牛不是為了掩蓋其自卑的理;周恩來機警的自我批評則是自信心充分發展的明顯表現。我知道,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種方式,但在事實上,這表明中國人對他們的文化和哲學的絕對優勢堅信不疑。憑借這一優勢,他們總有一天會戰勝我們和其他人。
  周恩來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許多人為之傾倒。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周恩來的這些品格與冷酷的政治活動家的品質是同時並存的。記者弗雷德·厄特利說,周恩來是一位"難於抗拒的……機智的、有魅力的、講究策略的人"。西奧多·懷特承認,他"對周恩來的品德幾乎沒有任何懷疑,對周的判斷也沒有任何疑問"。一位在日本的中國記者說:"應該說,他是我見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見過這位無情的政治家和並朱為他的魅力所動的人,則把周恩來描繪成另一種類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擔任過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沃爾特·羅伯遜曾經對我說,周恩來雖然很有風采,但他曾經親手殺過人,然後又抽著香煙安然離去了。
  四十年代曾經與周恩來打過交道的一位美國官員對我說:"您把周的姓讀成'喬'了。嗯,他對我來說,確實像一位姓'喬'的,醜怪的人。我曾經想過我們應該與他決裂。但忽然之間我又發現,我錯了。對他沒有用的東西,他是不會承認一是一、二是二的。"
  國民黨一位曾經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也對我說過:"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確的。因此認為談判雙方也許都應有所讓步。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懷疑這個人了。他雖然可能是真誠的,但他也不會被他的政治偏見完全蒙住眼睛。後來我終於認識到,在他的話裡沒有絲毫道理。最後,我發現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戲。他是一位我從未見過的了不起的演員。他一會兒笑,一會兒哭,使他的觀眾也跟著他笑,跟著他哭。但是這些純粹是在演戲!"
  當然,周恩來這兩種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結合在一起的。他總是根據他的國家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來處理問題。他之所以討好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幾乎也都是為了增進他的國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為了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棄信守,他可能也會無動於衷地離開同伴。在和我們的關係中,周恩來信守與我們的協議中的條文和精神。然而,他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友誼,相反,他是為了他的國家的利益才與我們建立友誼的。
  在延安就認識周恩來的西奧多·懷特許多年後寫道,他過去對周恩來的信任是絕對的。他將周恩來的兩種形象聯繫在一起,概括他說:周恩來"與本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的任何一個英明而又無情的人物一樣,在行動時果敢而機智,像貓撲老鼠一樣。他非常果斷,能夠憑自己的行動衝出一條道路。
  與此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熱情的、和藹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禮的人。"
  周恩來把儒士的個人品德和列寧主義革命家的冷酷無情結合在一起。因此,他的個性特別適合於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像台金鋼一樣——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種金屬都要堅韌。共產主義制度總是獎勵善於施展詭計的人,同時毀滅進行妥協的志士。周恩來的政治天才,在於他能夠成功地同時扮演鬥士和調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聞記者曾經問過周恩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您更多的是中國人還是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國人。"當然,周恩來的同事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儘管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俱使這一信仰極端化並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來出身於官僚家庭,這種背景也使他有別於他的同事。這個家庭植根於舊中國的為人處世之道,家族裡的成員總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讀古書,以便進身仕門,保持若干世紀以來在這個帝國的官僚機構中的社會地位。周恩來在青年時代便摒棄了舊社會的哲學信條,但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舊社會在文化上給他留下的影響,他自己也從未想到要擺脫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著對中國的過去的尊重,即尊重舊社會那些值得保留的東西。
  周恩來不同於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他經常承認對自己的過去和家庭懷有負疚之心。1941年,國共兩黨為了重建抗日統一戰線而進行談判。休會期間,周恩來對一小群人講了話。大家寂靜無聲,周恩來以動人心弦的話語表達了他的負疚之情。
  他說,他希望打敗日本人之後,能夠回到他母親的墳前掃墓,這使在場的中國心埃"抗日戰爭期間,周的父親由於走投無路,只好寫信向他當時業已出名的兒子要錢。周立即從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錢,寄給他的父親。1942年,他的父親去世了。周按習俗在共產黨的報紙上發了一則訃告。我猜想,此舉一定會使他的同事感到疑慮,甚至吃驚。
  在我們1972年的歷史性會見的若干年之前,周恩來就告訴過一個記者:中美兩國之間沒有建立正常的關係,這是美國的過錯。他說,任何一個美國人到中國來都是會受到歡迎的,但這必須對等。他接著說:"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他又強調:"這句話是孔子說的,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一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把孔子的話當作權威加以引證,這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對周恩來而言,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說的"君子"或治理國家的上等人所應有的品德——聰明、自尊、文雅、和藹、果斷和堅毅。
  這些品德使周恩來在處理政治關係時大得裨益,也有助於他和競爭者們和平共處達半個世紀之久。一度曾任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說,周恩來在黨內派別之爭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個成功的調和者。這主要因為他是一個"圓滑的人","屬於處世隨和,會交朋友,不走極端,總能適應生存環境這一類人。"
  他具有的這種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贏得中國人民對他的永久的愛戴。他是唯一獲得了"我們敬愛的領袖"這個稱號的社會活動家。群眾對他的熱愛,在中國的政治上也變成了一股絕無僅有的力量。這在他逝世時表現得更加明顯。在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的儀式上,江青這個極左分子無禮地拒絕向周恩來的遺體脫帽致敬。當電視轉播這一鏡頭時,一群在電視機旁觀看的廣州居民喊了起來:"揍死她!"
  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周選定的副手鄧小平熱情洋溢地稱讚這位已故總理。這一講話後來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極左分子在一張大字報裡要求毛澤東譴責這個講話,並說:"這個悼詞必須撤消"。毛澤東當時雖然在政治上同情極左分子,但據說他這樣回答:"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人民都是會反對的。周恩來的悼詞不能改。人民不會同意改。"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周恩來對一些殘酷的事件習以為常。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有一種固定的看法。它的擁護者們相信歷史最終將導致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他們的任務就是推動歷史前進。由於他們這麼看待自己,所以迴避了對所有道德問題的考慮。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所犯的罪惡,都認為是難免的,是為了推動歷史前進的。
  然而,對於共產黨人來說,當他們之間有了分歧時,問題也跟之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什麼道德可言,也沒有什麼妥協的餘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動。在分歧中,雙方不可能都是正確的。不管哪一方錯誤,它都是在"阻擋歷史前進"。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殺身之禍。
  周恩來在政策和政治問題上喜歡運用策略,而不是進行無情的壓制。作為一位總理,他推行了廣泛的經濟改革,有些作對了,很多則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會動亂,不像他的政治對手們——他們以強迫的方式,經常進行過多過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會的動盪。激進派要求在一千年內才能辦到的事情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要大功告成。周思來不顧他們的反對,始終如一地推動著循序漸進的現代化計劃。
  在中國政治上變幻無常的各種聯盟中,周思來不動聲色地行使著權力,而且收效頗大。他從未給他的同事們留下想要爭得更大權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澤東庇蔭的強硬路線分子為核心的幫派形成以後,周思來雖然對這一夥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兒,但他仍然能與他的對手們共事。在這種情況下,他韜晦以待,直至這個幫派陷於困境。這時,他的支持與否就變得舉足輕重了。到了這個關鍵時刻,他會立即轉而加入奉行更加溫和的路線的對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將黨內鬥爭升級到採用暴力,周恩來也會跟著干。在宣佈美中恢復外交關係後不久發生的一個不幸事件就是例證。當時,曾經擔任紅軍領導人的林彪調集力量反對最高領導一事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周恩來和他的同事們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失敗已經定局,馬上登上飛機,企圖逃往國外。在我和周思來的會談中,他告訴我,林彪的飛機當時向蘇聯飛去,但在中途失蹤了。他補充道,此後再也找不到那架飛機。說完,他一笑了之。
  中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許是周思來在當權的歲月裡所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
  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以後,毛澤東就一直擔心國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動會逐漸消退,青年人會變得意志消沉。他認為,只有在大動盪中,才能使中國保持它的革命原則。他號召中國青年與舊的制度進行鬥爭,聲稱:"我們開始搞革命時,也只不過是二十三歲的小伙子:當時的統治者卻是一些上了年紀、又有經驗的人。他們比我們學問大,但我們掌握的真理比他們多。"
  在那些年月裡,許多青年人由於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和沒有錢而備受挫折。他們帶著一種復仇的心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將成千上百的學校和工廠付之一炬。哲學家林語堂將"革命總是吞噬他們的孩子"這一陳詞濫調顛倒過來,評論道:"在中國,是孩子們在吞噬著革命。"
  毛澤東的紅衛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毀現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機構。作為總理的周思來正好居於這一機構的頂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萬紅衛兵包圍了人民大會堂,實際上把周思來軟禁起來。周思來憑著他那種一向鎮靜沉著的精神,與來包圍他的人進行了長達三天兩夜的馬拉松式談判,渲洩了他們的不滿,平息了他們的火氣,使人群終於逐漸散開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華歸來後,對我說過:周思來在談到文化革命時,幾乎隱藏不住他內心的苦悶。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周思來是為了實現建立平等的社會這一遠景而鬥爭的第一代領導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漸進地推行經濟現代化的領導人。因此,他一方面贊同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後數十年內滿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國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須實現中國經濟的現代化。
  正像埃德加·斯諾所說,周思來是"一位建設者,而不是一位詩人"。當周恩來看到紅衛兵的怒潮摧毀了他精心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時,他一定會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國人懷念周恩來,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黨和國家擰在一起的偉大的調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懷念他,則是因為把他看作中國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國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談判中,天生的靈活性、對國際權力鬥爭原則的熟悉和熱切堅定的思想信仰這些品格集於周思來之一身,此外,他對外國情況也十分瞭解,具有高瞻遠矚的歷史洞察力和極其豐富的經驗。所有這些,使他成為當代最卓越的外交家。
  在外交事務上,毛澤東給予周思來以相當大的自由和權限。1972年,在我和毛澤東的晤談中,當涉及到特定的國際問題時,毛就對我說:"這些問題不應在我這裡討論,而是應該和總理會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上的問題。"因此,我後來和他的談話雖然涉及到最高級會談的議程的全部問題,但都是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討論的。最為有趣的是,在我和周思來隨後舉行的會談中,周思來總是引用毛澤東的話語,以此作為他在談判席上所持立場的指導原則。
  中蘇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形成當前全球戰略平衡的兩大外交事件。周思來則是這兩個事件的中心人物。導致中蘇破裂的論戰的起因,歸結起來不外是哪個國家在共產主義集團中應居首位這個問題。作為第一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1917年起,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了,它死抱住自己的優越地位不放。中國可能已經成為第二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但毛澤東和周思來顯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
  誰居首位的問題,既表現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也表現在一些象徵性的問題上。蘇聯成為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後,其領導人要求中國在外交上也跟著它的指揮棒轉,因為中國需要蘇聯核保護傘的保護。蘇聯領導人也把核壟斷當成對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不大不小的威脅。在共產主義世界裡,蘇聯的核武器既是其盟國的保護罩,又是懸在它們頭上的劍。
  因此,中國想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不足為奇的。中國人要求蘇聯給予技術援助,蘇聯開始時勉強同意了,後來索性撕毀了協議。
  在一些象徵性的問題方面,中國領導人認為,在與蘇聯打交道中,任何不平等的關係都無異於向野蠻人叩頭。1957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以後,周思來氣憤地抱怨說,章曉夫也應該學學漢語了,免得談話老是用俄語進行。章曉夫辯解道:"可惜漢語實在太難了。"周恩來憤怒地回答:"俄語對我的困難,並不亞於漢語對你的困難。"
  在1961年蘇共代表大會上,中蘇分歧公開化了。當時赫魯曉夫企圖譴責阿爾巴尼亞,因為阿爾巴尼亞一直頑固地堅持走斯大林的道路,無視克里姆林宮的新路線。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觀察員,反對章曉夫這樣做。周思來可能已經意識到,如果持獨立思想的阿爾巴尼亞今天受到譴責,中國明天也將受到譴責。
  在那次會議中,章曉夫發動了對斯大林主義的全面譴責,以此回敬周恩來。周恩來卻在這個時候向斯大林墓獻了花圈,題籤上稱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章曉夫又採取了一個別人都不敢採取的行動——暗中操縱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陵墓旁邊移走的決議。於是周恩來退出了大會會場,中蘇兩國之間的分裂變得無可挽回了。幾年之後,周思來說,"約翰·杜勒斯的陰魂正在克裡姆止腔病!
  由於中蘇分裂,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國發現自己已經處於孤立的地位,而且被敵對的強國所包圍。我最後決定與北京作出和解的姿態之前,曾經盡量為周恩來設身處地地考慮過:當他環顧四周以後,一定會看清中國真正的和潛在的敵人是誰。
  中國的東北方是日本。它對中國並未構成軍事威脅,但日本的經濟力量可能在將來成為對中國的可怕的潛在威脅。
  南面是印度。自從中國派遣軍隊參加了一系列的邊境衝突以後,周恩來對印度人只有蔑視而已。然而,他懂得,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個人口最多的大國,有了蘇聯的支持,它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威脅。
  北邊是蘇聯。它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在三十分鐘內突襲並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在中蘇邊境,蘇聯還駐有全部現代化的四十多個師,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周恩來把美國看成意識形態上的最大死敵。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也認識到: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所有的鄰國中,美國是現在或將來都不想反對中國的唯一國家。更重要的是,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國的北方死敵的國家。
  上述格局為中美恢復邦交準備了條件。這並非由於這一方喜歡那一方的哲學,而是為了維持力量的微妙平衡——這對中美雙方的利益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正因為如此,當周恩來獲知我們希望重新打開兩國關係的信號時,他就像毛澤東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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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7、周恩來(二)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長維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經警告一位美國談判看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著對付周恩來吧!"但當我們和周恩來接觸後,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所說的那種毫不妥協的談判者。作為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的敵人:作為一個講究實際的中國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們。 
  我們的分歧很大。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擴大分歧。中國領導人想要擺脫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敵視和包圍的處境。我們也看得出來,中國政府急於結束這種"憤怒的孤立"狀態: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通過三角外交將有助於遏制蘇聯的機會。雖然中美復交是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們必須在聯合公報中闡明我們的關係,並解決許多技術性的問題。
  在談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來突然放棄由他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外交立場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對基辛格說過:"舵手必須順水行船。"
  當我和周恩來討論美軍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區這一問題時,我知道這是個尤為敏感的問題,並注意到中國人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和廢除美日共同防務條約。於是我指出,即使我們的政策違背中國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則,但這實際上還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在談到蘇聯時,我又說:"美國可以從日本水域撤出,但別的國家仍會在那裡漁利。"我繼續說:日本要麼應該尋求同克里姆林宮和解,要麼應該重新武裝自己。
  我知道,周思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家,他又不會明確表態。果然,他以一種特有的微妙姿態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轉變了話題,對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評論。但是,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清楚周恩來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進午餐、晚宴和其它公開活動之外,在面對面的正式會談中,我與周思來會晤了十五個小時以上。他有四個特點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精力充沛;準備充分;談判中顯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壓力下表現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驚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時間較長的會談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談雙方的年輕人逐漸感到睏倦,翻譯也顯得語調不清了,但七十三歲的周思來卻始終反應敏捷,態度強硬和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他從不離開正在討論的議題,從不延宕時間影響討論,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會議上雙方對聯合聲明的措詞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他也不會把問題留給他的助手,而是在當天休息的時間裡或晚上,親自與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來就好像剛從鄉間度過週末歸來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決重大的問題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見過的其他領袖一樣,事先為會談作了充分準備,只是在碰到高度技術性的細節問題時,才回過頭問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經對我說過,周恩來的談判技巧將會使我感到吃驚。他說對了。我們的會談既涉及象徵性的問題,也涉及實質性的問題。我會見毛澤東之後,和周思來坐下來進行第一輪會談。就在這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象徵性問題,十分巧妙地試探我的意圖,以便摸清我這次來中國是否放棄了自己過去強烈地堅持的觀點。
  周思來說:"下午,您對毛主席說,今天我們終於握起手來了。不過,約翰·杜勒斯可不想這樣做。"
  "可是您說過,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來說,"我倒願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們握手吧!"我說著,把手伸向桌子對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很感興趣。他繼續說:"當時,杜勒斯的助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採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於是,他右手拿著咖啡懷。由於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搖搖我的胳臂。"聽到這裡,在場的人都笑了。周恩來接著又說:"但是,當時我們也不責怪你們,因為當時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明白了,情況並非如此。"
  我對周恩來的說法表示同意,說:"我們已經衝破了舊的框框。我們根據每個國家的所作所為來看待這個國家,而不是把它與它所屬的國際集團混為一談,由於它們持有同樣的哲學觀點而把它們說成漆黑一團。我應該坦率地告訴總理閣下,我當時在艾森豪威爾政府裡任職。觀點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從那以後,世界已經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必須改變。"
  周思來是強硬和不肯讓步的,但在弭合中美兩國的分歧方面,他又是靈活的。在公報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那一段,中美之間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台灣,也不能拋棄台灣:周思來則不願意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聯合公報來肯定中國的這一要求。中美公報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主要應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雙方終於達成一項折衷的協議,即雙方都用心平氣和的詞句在公報中闡述各自的立常總是著眼於首要問題的周恩來懂得,中國與美國的新關係與台灣問題相比,顯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周恩來總是鎮定自若,與章曉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矯揉造作恰成鮮明的對比。他從來不提高講話的調門,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談判相威脅來迫使對方讓步。1976年我重訪中國時,特意向周恩來夫人談到她的丈夫給我最突出的印象:他總是那樣堅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禮,他在"手裡有牌"的時候,說話的聲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著冷靜,我認為主要歸功於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經歷,但也反映出他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周恩來從來沒覺得有必要象蘇聯領導人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那樣,在他的助手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氣概。
  周思來的談話不像毛澤東的談話那樣豐富多彩,但他在談到某些問題時,有時也有相當生動的想像力。當我們坐車從機場前往北京市內的賓館時,他言簡意賅地說:"您從大洋波岸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我們已經二十五年沒有聯繫了。"
  周恩來擅長寫詩,有時用詩來表達他的感觸。在談到1972年美國總統競選時,他希望我能獲勝,並提起毛澤東寫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詞,說:"在這首詞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說,那些開拓事業的人,不一定都是收穫成果的人。百花盛開之時,也是他們行將凋落的日子。"周思來繼續說,"這一次您開了頭,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後勝利。不過,我們將歡迎您再次來訪問。"
  我們在北京的賓館裡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恩來再次引證詩詞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說:"在您樓上的餐廳裡有一幅毛主席手書的《題廬山仙人洞照》,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您是冒著一定風險來中國的。然而正如詩中所述,在危巖之上,正有著無限優美的風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詩才,在偉大的領袖們中也是不常見的。最成功的政治,則比優美的散文更富有詩意。
  在中國內戰期間,周恩來與國民黨人和美國調停者之間的談判,為共產黨取得勝利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拖延戰術為紅軍力量的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裝出願意進行妥協的姿態,使蔣介石的美國擔保人處於被動的地位。
  一位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對我這樣說:"在內戰時期,只要有周思來一個人在我們這一邊,那今天在台灣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澤東了;安居於北京的則可能是我們。"這個官員的話語是否誇大姑且不論,但他有一點卻說得很對:過去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價過高了。毛澤東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征服中國,統治中國。假如沒有周恩來,他是否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記住之點是:並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由於有他和周恩來二人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反抗地主和軍閥;周恩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則反對不平等和外國侵略。他們兩人各自代表著在共產主義革命中聯合起來的、中國社會的兩種主要力量。
  儘管毛、週二人的合作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可是這一合作開頭時並不順利。周恩來於1931年到江西毛澤東的根據地時,是一位在城市暴動中失敗的人。他迅速接管了軍事指揮權。許多年後,毛澤東回憶說,這段時期裡他"在黨內沒有發言權。"當國民黨軍隊把紅軍趕出江西根據地、紅軍開始長征之後,毛與周合作,一起制定了遷回的行軍路線和紅軍的戰略戰術。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周恩來在政治上支持毛澤東,並,幫助毛澤東昇遷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們的這種合作關係終於定型了,在此後的四十二年中,廣為世人所知。
  他們當權之後,這種合作又處於互相對抗與互相依賴之間,出現了動搖不定的情況。在毛澤東看來,世界是充滿矛盾和經常處於動搖不定的狀況之中的。毛澤東把鬥爭看作高於一切。
  周恩來則是一位比較務實的人,他更多地強調要有選擇地通過鬥爭來獲得具體的成果。周恩來運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竭的精力,與中國五千萬官僚極大的惰性進行鬥爭,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使毛澤東能夠全神貫注地關心自己,對國家領導工作採取超脫的態度。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秘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很難想像舉止優雅的周恩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不過,當毛澤東在場的時候,周思來總是退到不顯眼的位置,這也許是有意識的。因為他明白:覬覦毛澤東的寶座是極其危險的。
  這並不等於說,毛、週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澤東從來沒有當眾讚揚部下的習慣。但有件事可以說明毛、周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深厚情誼。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紅衛兵給周恩來貼上了"資產階級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的標籤,要求鬥爭周恩來。對紅衛兵的要求,據說毛澤東這樣回答:"那好吧,讓我也和他一起挨斗吧。"九年之後,當周恩來臥病在床,奄奄一息時,長期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到醫院同他一起度過了他彌留的時刻。當時,除了照料周恩來的醫生之外,毛澤東是與周恩來最後訣別的人。
  這兩位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領導人之間的密切合作,於1972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尾聲、中美恢復關係取得勝利時達到了頂點。
  在周恩來陪同我走進陳設著大批書籍的毛澤東的書房時,我想起了動身來北京之前幾天在白宮一次晚餐上,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曾對我說:"您將與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對死神的巨人。"毛澤東和我見面之後,我和他沒有進行談判,他是在試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試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觀點是否和他的觀點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國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國人變得軟弱無力,以及我們在越南遇到的麻煩是否已使我們元氣大傷。
  他的身體顯得十分虛弱。在我進屋時,他的秘書扶他站立起來。他抱歉地對我說,他的話不能說得很清楚。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這是由於他患支氣管炎之故。但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中風病的後遺症。他的皮膚沒有皺紋,但病容使他臉呈蠟色。他的臉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銳敏的。他的手看起來不像老人的手,並不僵硬,而且皮膚柔軟。然而,由於年歲已高,他的精力顯然不濟了。原先中國方面安排我和毛澤東的會見僅約十五分鐘。後來由於毛澤東被我們討論的話題吸引住了,一直談了一個小時。我注意到,由於毛澤東開始感到疲倦,周恩來越來越頻繁地看表。
  這兩個人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很明顯的。周恩來的外貌、言行和舉止,表現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養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澤東則是一位健壯的、樸實的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國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認為領袖。
  周恩來則是最高的行政官員。
  毛澤東談吐隨便,言簡意約,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這給我以他想在頃刻之間把許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詳而又平和的語調闡述自己的觀點。這在小型的會議上會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說家這樣做,那只能招致失敗。
  即使在談論嚴肅的問題時,毛澤東也喜歡發出令人駭異的話語。他開懷大笑說,"在您上次的競選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說,那您一定是兩害相權取其徑吧。他高興地回答說,"我喜歡右派。人們說你們是右派——共和黨站在右的一邊,還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隨便說出了戴高樂的名字。毛澤東表示異議,說,"戴高樂是另外一回事。"他接著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的。比較起來,我喜歡這些右的人掌權。"
  在談到我們的外交關係正常化時,我把話題扭了回來,說:"我認為,在今天的美國,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點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說說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澤東常用自謙之詞來委婉地說明他的觀點。我和毛澤東開始會談之前,當攝影師在拍照時,我們進行著輕鬆的交談。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當教授時,曾經指定他的學生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這些著作算不了什麼。我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麼教益。"我說:您的著作已經推動了國家,也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回答道:"我一直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我頂多只能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語聽起來就像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話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裡,美國正罹受越南戰爭綜合症之苦,併力圖擺脫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毛澤東向我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和平是美國的唯一目的嗎?"我回答說,我們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著停止戰爭。我對毛澤東說:"它必須是公正的和平。"
  我們在與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時必須牢記:他們是對他們的利益和理想堅信不疑、並願意為之而戰鬥甚至犧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澤東時強調需要和平和友誼,中國人會認為我們是錯誤的: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會認為我們是一群傻瓜。最後,他們會說:如果和平是你們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們什麼時候投降,什麼時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人重申:我們也會為我們的利益而鬥爭。
  由於帕金森氏病的侵襲,毛澤東的行動當時已很困難。他不再是體健壯的人了。這位八十二歲的、步履瞞珊的農民,現在變成了一個拖著步子的老人。毛澤東象晚年的邱吉爾那樣,仍舊非常自尊。我們談話結束時,他的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讓他和我一起朝門口走去。但是,當電視鏡頭和聚光燈對著我們,要錄下我和他最後握手的鏡頭時,毛澤東推開他的助手,獨自站在門口和我們告別。
  羅斯·特裡爾在他寫的毛澤東評傳中說:"從外表看,毛澤東的不寧靜是顯而易見的。他的舉上的平衡如果確實存在的話,也是對立的性格特徵互相衝突的結果。毛澤東在講到自己的性格時說過,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象周思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徵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
  作為國家政策的決策人,毛澤東是容易衝動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遲。毛澤東象斯大林一樣,常常為了一些瑣事,在天不亮的時候就把他的下屬找去。他經常從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獨自作長時間的內心自剩有時,他會花幾個鐘頭去徵詢政策問題專家的意見,然後又信步踱進花園,就同一問題向衛兵求教。
  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對我說,毛澤東有一種"信教者"的性格,他富於幻想,並為此而著迷。毛澤東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大家庭。當有人告訴他,他的兒子已經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時候,他平靜地回答說:"沒有犧牲就不會有勝利。我的兒子犧牲了,同別人的兒子犧牲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毛澤東的身上有猴氣的話,就意味著他為這種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氣則表現在他竭力去實現這種幻想,從而震撼了中國。毛澤東希望人民點燃起自己的革命熱情。但是,只有這種熱情符合於毛澤東的想法時,他才能夠容忍。當他們偏離他的軌道時,他就會用合法的約束和嚴酷的國家警察機器來達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後,毛澤東似乎還沒有領悟到這樣的高壓統治會產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創造性和挫傷他們的自覺性。
  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把農民階級當作一個革命的階級,以取代產業工人,從而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他採用把士兵組成軍隊的辦法,而不是組織秘密集團進行武裝暴動的辦法來進行革命,從而修正了列寧主義。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統治與秦始皇的血腥統治相提並論的人,說:"你想把我們污蔑為秦始皇、但是你錯了,我們比秦始皇還要超過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國歷代皇帝所望塵莫及的。
  單憑他的洞察力和冷酷無情,毛澤東是不可能在中國取得成功的。他同時還具有能夠吸引狂熱追隨者的領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視巨大困難的意志力。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來自於他的堅強意志。我見到他時,感到他們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動的詩歌是在長征途中或長征以後寫成的。
  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鬥爭場面,特別是描寫殘酷的鬥爭場面時,運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讀起來感到增添了力量。由於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去完成象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
  1972年,毛澤東在與我的晤談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劃,以一種概括我們的晤談甚至是概括中國全貌的姿態,對我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大元帥不贊成這次會談"稍頃,他接著說,"我們與他之間的友誼的歷史,比你們之間的友誼的歷史還要長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蔣介石。這位大元帥在談到中國時,也做了一個類似的手勢,清楚地表明,他的談話不但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適用於他的堡壘——台灣。
  我覺察到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在談到他們的國家時,都採用有點類似帝王的姿態。毛和蔣所用的手勢和語言,似乎都表明他們國家的命運是和自己渾為一體的。這兩位領導人在歷史上同時出現了。他們之間沒有妥協,只有衝突。一位成為勝利者,一位成為失敗者。
  說來也奇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許多方面都很相像。他們都是東方人,毛澤東一生只有兩次離開中國,1949年和1957年,他先後兩次去莫斯科會見蘇聯領導人。蔣介石也只有兩次出訪,離開亞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開羅出席四強會議。他們兩人經常長期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毛澤東利用這一時間寫詩:蔣介石則經常一邊在山間散步,一邊背誦古詩。這兩個人都是革命家。毛澤東造了他專橫的父親的反和整個社會的反,蔣介石則造了國內腐敗、對外軟弱無能的滿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蔣介石割掉他的辮子——這是造反的象徵——比毛澤東還早七年。
  他們兩人之間,既有表面上的差別,也有實質上的差別。
  毛澤東懶散地躺在椅上的樣子,就像是不留心丟在那裡的一口袋土豆,蔣介石筆直地坐著的姿態,則好像他的脊樑骨是鋼製的一樣。毛澤東很隨和,無拘無束,說話很有幽默感,使談話氣氛很輕鬆;我與蔣介石會見時,卻從未發現他有任何幽默的話語。毛澤東的書法是信筆成書、不拘俗套的,蔣介石的書法則筆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們二人的差異,更深刻地反映在他們愛國的方式方面。
  他們都愛國,毛澤東力求把過去的一切推倒重來,蔣介石則力求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國家。勝利之後,毛澤東簡化了漢字。這不僅是為了便於書寫,而且是為了剷除造形複雜的漢字所寫成的歷史。蔣介石在潰敗之時,還在接送難民的分艦隊中騰出地方,槍運了近400,000件中國古代藝術品(去台灣),而把他的許多忠實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陸。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他提到蔣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還把共產黨領導人稱為"匪徒"。我問毛澤東:"你們怎樣稱呼蔣介石?"他笑了笑,周思來接過話頭回答:"一般說來,我們叫他們為'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也稱蔣介石為匪徒,他們用匪徒的稱號來回敬我們。當然羅,這不過是彼此相罵罷了。"周思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就像在公園裡乘坐滑車一樣,時起時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來在黃浦軍校工作時,是蔣介石的下屬。據說當時蔣介石曾稱讚周恩來是一位"明智的共產黨員"。幾年之後,蔣介石卻又懸賞八萬美元搜捕周恩來。但總的說來,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周恩來和其他幾位官員在提到蔣介石時,他們對蔣的態度顯然是相當複雜和自相矛盾的。作為共產黨人,他們恨蔣介石;作為中國人,他們又尊敬甚至欽佩蔣介石。在我與蔣介石的所有談話中,他卻從來沒有表示過對共產黨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第三位偉大的領袖——蔣介石。我既以美國副總統的身份、也以美國公民身份與他保持著聯繫,並與他建立了極其珍貴的私人友誼。我高度評價這一友誼。這就是與北京重建外交關係對我來說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個人經歷的原因。
  蔣介石和他的夫人經常歡迎我致他們在台北的豪華公館作客。蔣夫人充當談話的翻譯,但她有時也參加討論。像蔣夫人這樣曾在美國威爾斯利學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充當翻譯,真是再好不過了。她的漢語和英語都十分嫻熟,很有辯才,再加上她對她丈夫的想法瞭解透徹,所以她在翻譯中遇到漢語或英語中沒有相應的詞彙和表達方式時,都能夠斟酌損益,把原意準確地表達出來。
  更重要的是,蔣夫人遠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譯。歷來育一種風尚,這就是貶低領袖們的夫人在歷史上和個人方面的重要性,認為她們的揚名、顯赫,只不過是與其丈夫結婚的自然結果。這不僅忽略了這些領袖夫人在幕後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貶低了她們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認為,蔣夫人憑她的才智、說服力和道義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為一位重要的領導人。
  蔣夫人與毛澤東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異比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差異更大。蔣夫人是一位有教養的、修飾華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堅強的人。江青則是一位粗魯的、缺乏幽默感的、一點女性特徵也沒有的人,是一個分不清性別的、狂熱的、典型的共產黨女人。惠特克·錢伯斯曾經告訴我:"當您遇到一對信仰共產主義的夫婦時,您會經常發現,那個女的準是兩個中最狂熱的一個。"就江青而論,惠特克的話是完全符合事實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比江青更加冷酷、更為粗野的人了。當我和她一起觀看她特意為我安排的文藝宣傳節目時,她看起來既沒有毛澤東的熱情,也沒有周恩來的優雅。
  她顯得非常緊張,以致於她的前額和手都冒出了汗珠。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典型地表現出她那種令人不悅的、好戰的態度。她說:"你為什麼從前不來中國?"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與江青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
  我在1972年見過她: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不久,又見到了她。
  鄧穎超看起來差不多與周恩來一樣的優雅和幹練。除了和周恩來的關係外,她本人過去是、而且現在也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在黨內獨自發揮著自己的作用。然而,鄧穎超不像江青那樣,她不允許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損傷她的婦女的氣質。
  饒有興趣的是:周恩來一生只娶了一位妻子,而毛澤東有四位。
  中國內戰造成的分裂給宋氏家族帶來了不幸的結局。蔣夫人的父親——查理·宋因印刷和銷售《聖經》而成為富翁。
  他有三個女兒:藹齡、美齡和慶齡。靄齡嫁給了中國銀行的總裁,在中國大陸陷落之後移居美國。美齡與蔣介石結了婚,和他一起反對共產黨人,後來又一起流亡到台灣,直至蔣介石去世。美齡現在住在美國。慶齡與中國革命運動的創始人孫中山結了婚。在中國內戰時期,她站在中國共產黨人一邊,後來成為中國革命運動中受人尊敬的典範。她於1981年去世,北京為她舉行了國葬。
  蔣介石向宋美齡求婚時,遭到了問霞族的反對,因為他不是基督教徒。宋美齡的家庭堅持蔣介石只有成為基督教徒,才能和宋美齡結婚。不願輕易皈依宗教的蔣介石說,如果他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話,那也只能成為一個蹩腳的基督徒。不過他還是答應在與宋美齡結婚後,認真學習《聖經》。這樣,問霞族才同意年之後,蔣介石一一一皈依了基督教。從此以後,蔣介石和他的夫人經常在早晨一起作一個小時的祈禱。蔣介石本質上並不是一個能夠信賴別人和多情的人,但他不久便完全被宋美齡征服了,和她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在國家事務方面,美齡成為蔣介石最親密的知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美齡還作為蔣介石私人的密使,多次訪問美國。她那迷人的親切的舉止,使她成為一位國際上的知名人士,也使蔣介石冷酷生硬的形象變得溫和一些。
  蔣介石在私人交往中,經常披著黑色的斗篷,頭剃得光光的,使他顯得更加嚴峻和沉默寡言。當我說完一段話時,他總是發出"好,好,"的聲音,但精神似乎有點緊張。他目光如射,顯示出他的自信和毅力。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偶爾也熠熠發光。在我和蔣介石開始討論之前,他的目光常常先掃視一下房間的四周。到了和我談話的時候,他就一直注視著我。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不同也表現在個人生活習慣方面。蔣介石周圍的一切都顯得井井有條,包括他的衣著,辦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從各個方面來說,蔣介石都是一位講風紀、有條理的人。用"整齊"和"清潔"來形容他給人們的印象,這是毫不過分的。毛澤東恰好與蔣介石相反,他的書房擺滿了書報。如果以書桌的整齊清潔作為標準來衡量一位辦公人員是否合格的話,那毛澤東準是不及格的。毛澤東的雜亂無章和蔣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澤東的漫無拘束和蔣介石的循規蹈矩,都造成鮮明的對比。從外貌看來,用"不修邊幅"來形容毛澤東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蔣介石是政界人物中最罕見的一個典型,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美國的革命能夠成功地建立一個有秩序的、自由的社會,這是因為它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們為已經獲得但一度失去的自由而戰鬥。法國大革命受挫的部分原因,則是法國領導人想實現一個純理性的、抽像的幻想——它在法國民族的歷史上是沒有基礎的。
  蔣介石的想法跟美國的想法更為相似,而與法國的想法不同。他想恢復中國的傳統。他反對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腐敗現象,對吸鴉片的惡習和仍然普遍存在的纏腳陋習也進行了鬥爭。不過,儘管蔣介石採用了立憲政府的做法,他畢竟還不是一位民主主義者。從蔣介石看來,中國的問題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大多了,這個國家需要的是紀律,一如孫中山所說:"中國已經成為一盤散沙。"蔣介石所尋求的紀律將會使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和生產力得到解放。
  他的想法在台灣推行的結果,產生了經濟上的奇跡。儘管1965年以前蔣介石一直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但其數量很少。
  與台灣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情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對中國人民來說,經濟上的統計數字不可能改變共產黨人贏得中國大陸這個悲劇,但這些數字畢竟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共產黨人實行了農業生產集體化,但今天大陸生產的稻米按每人的平均數來說還低於解放之前。蔣介石採用的辦法是:用錢購買地主的土地,然後再把土地分給農民,賣了土地的地主把大量的錢投資到工業方面;政府同時鼓勵外國投資。結果,台灣現在人平均收入是大陸的五倍;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台灣的出口額,大約比十億人口的大陸的出口額高百分之五十。
  蔣介石是一位實幹家。他在動盪不定的生涯中,多次獲得了成功,因此對自己的判斷能力具有絕對自信。他喜歡讀儒家學派的哲學家王陽明的著作。王陽明認為:"知而不行,實與不知無異。"
  1949年蔣介石從大陸潰敗了,但這並沒有動搖他的自信。
  對他來說,這只不過是另一次暫時的挫折罷了。我每次見到他時,他都要談到光復大陸。他的許多助手對光復大陸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從未失去信心。
  蔣介石為自己取了"介石"這個名字,譯成英文就是"搬不動的石頭"之意。從他的個性來看,這個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沒有了。我非常欽佩他的決心。他從來不相信應該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們只不過是看起來難以避免而已。經常有人會對某一個社會活動家說:他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些人缺少創造性的遠見。他們經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實現的,究其原因只不過是以前沒有人做過而已。蔣介石對此十分清楚。他曾經寫道:"敵人總是包圍著我,有時他們的力量還超過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儘管蔣介石的性格很頑強,但他還是有很多失算之處。不過,像大陸失守這樣的悲劇,也不應該只歸咎於某一個人。蔣介石仍不失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可是,由於他一絲不苟地照搬書本,使他成為一個平庸的戰略家。在一個假定的戰略設想的範圍之內,他的判斷是敏捷而又果斷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這些設想的情況沒有變化的話,幾乎沒有什麼人戰勝他。但他很難超越這些設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舊戰略挑戰的新戰略。許多歷史人物對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各種框框都提出了挑戰。雖然歷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歷史畢竟還是由那些善於利用時代的機緣進行革新的人譜寫的。毛澤東就屬於後面這種人。這正是蔣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蔣介石的軍隊出師北伐以用武力統一中國之時,這個國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國人手裡,一部分為軍閥所割據,還有一部分處於各自為政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蔣介石逐步取得進展,組成了一支中國最強大的軍隊。若干年後,他被宣佈為統一的中國的統治者。
  但是,這種統一更多的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蔣介石雖然使他的對手屈服了,但並未征服他們,他同意讓他的對於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既臣服於他這位上司,又與他結為盟友,以此保全對方的面子。這也許是他最大的錯誤。馬基雅維利也許應該告誡蔣介石:不應該讓軍閥繼續當政和指揮他們的軍隊。因為這樣會使蔣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證。忠誠只有通過下級對上級的依賴才能夠實現。
  也許馬基雅維利是對的。蔣介石從來沒有全面地控制過中國。他的部隊窮於應付,以求維持國家的統一。如果他要向中國某個地方增調部隊的話,另一地方的軍閥就會以脫離政府相威脅。結果,蔣介石一天到晚忙於對付各地軍閥提出的挑戰。
  這使他一直不能讓他的軍隊的將士們復員,更沒有集中足夠的精力和國家資源去實現經濟的現代化和改革。蔣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從未調集全部兵力去對付過共產黨。總而言之,他的戰略的結局是:顧了面子,丟了中國。
  毛澤東沒有犯這種錯誤。他在取得革命勝利後,緊接著又在大陸上的每個地區確立共產黨對每一級組織的控制權。
  事實上,歷史將會把這一成就當作毛澤東最大的成就記錄下來。
  周恩來在歷史上的功績就難於評說了。在內戰期間,他對共產黨贏得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1949年勝利之後,周思來不過是毛澤東所信任的幾個助手之一。他想通過進行循序漸進的經濟現代化的方法,把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融合在一起。但毛澤東在政策上的搖擺多變,使周思來的努力屢遭挫敗。
  周思來還試圖把共產黨中國冷酷無情的生活變得溫和一些,允許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討論,給中國社會注入貝克所說的"毋需用錢買來的優雅生活"。周恩來幾乎是獨力為此而奮鬥的。
  但他的這種努力也失敗了。
  在外交上,周恩來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他引導著一個潛在的能力遠遠大於其現有實力的國家。但是,他從未利用過任何機會為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一點痕跡。1976年,在周恩來去世後不久,我又見到了他的遺孀。我對鄧穎超說,不需要建立一個紀念碑來紀念周恩來,因為歷史學家將會把他維護全球戰略平衡的所作所為當作他的遺囑,以證明他的偉大。當時,我試圖概括周思來非凡的經歷,說:"人們看不到的東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東西更有意義。"
  在我與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談話中,他們兩人幾乎都提到他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但餘下的時間卻很少了。他們一再提到年齡問題,使我感覺到:周、毛二人都知道他們的日子不多了。
  他們兩人的苦惱可能是共同的;但是,他們的眼界和使命卻不相同。
  在他們的最後年月裡,這兩人也不是向著同一目標前進的。據說,在周恩來的晚年,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幫派要迫使周恩來下台,這可能還得到毛澤東的默許。周恩來預料毛澤東死後可能會出現權力之爭,因此,他一聲不響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盡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崗位上去。毛澤東的晚年則是在一種預想不到的、時而倒向政治派別的這一邊,時而倒向那一邊中度過的,並在這種搖擺的過程中,給中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一段時期裡,毛澤東支持溫和的講究實際的派別;但時過不久,他又變得不耐煩了,聯合起極左分子,發動另一場小規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後,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幾個月內,這兩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繼去世了。他們兩人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周恩來的政策在身後得到了繼承,毛澤東的繼承人卻競相拋棄毛澤東主義。
  假如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會缺乏一種神秘感——它不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國的、狂熱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億萬人民。但是,毛澤東象大多數革命領導人一樣,只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
  周恩來也能夠進行破壞,但他很有才幹。他不是光能管理廢墟的人,而是能夠進行建設,這在革命領導人中是罕見的。
  他既能維護過去留下的最美好的東西,又能為未來建設一個新社會。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則可能會被燒燬,只剩下一堆灰燼。
  中國革命能否繼續生存下去並搞得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糟,最終將取決於中共現行領導人的決策,看他們能否象周恩來那樣,更多的是作為中國人行事,而不是作為共產黨人行事。如果他們確實能夠這樣做,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無需擔心北方的蘇聯、南方的印度、東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擔心東方的美國。擁有十億世界上最有才幹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資源的中國,不僅將會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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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8、一個嶄新的世界變動時期的新領袖們(一)

  在1940年總統選舉中敗給羅斯福、並希望在1944年再次參加競選的溫德爾·威爾基,於194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一個世界》。此後,該書的內容大多已被人們所忘卻,唯獨書名還被記憶猶新。這本書用兩個詞歸納了現代的一個基本現實,即我們是第一次真正地生活在"一個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部分可以遠隔塵世,不受其他地區的騷亂的影響了。 
  威爾基寫出《一個世界》以來的四十年中,世界上發生了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巨大的變化。今天,如果對全球再作一次概括的話,可以稱之為"一個嶄新的世界"。
  我們生活的這個新世界,是一個由新人組成的世界。現在,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
  這是一個新興國家的世界。1945年創建聯合國時,只有五十一個成員國。現在,它已擁有一百五十多個成員國。其中有二十六個成員國的人口比加利福尼亞的聖約瑟還少。
  這是一個富於新思想的世界。戰後大部分時期內,存在著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趨勢,即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個部分:共產主義世界和自由世界。由於蘇聯人和中國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今天,共產主義世界已不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了。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各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信仰,正在全面爭奪新興國家的人心。
  這是一個由於核武器的出現而改變了戰爭性質的世界。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來說,實際上已經過時了。甚至連世界戰爭這個概念本身,以及伴之而來的、在這類戰爭中獲勝或失敗的想法,也都變得幾乎是無法想像了。
  但是,隨著世界性戰爭危險的減少,小規模戰爭的危險卻在增加。一個大國已不再能夠滿有把握地對另一國提出警告說,如果它在外界進行侵略,必將同時冒遭受核報復的危險。
  本書以顯著地位描述的那些領袖們,都是屬於一個特定的、史無前例的時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之一。它釋放了必將持久地改變著世界的各種能量,迎來了核時代。它結束了西歐各國對地球上其他地區的統治,推動著老殖民帝國瓦解的進程,又把東歐置於蘇聯的嚴密控制之下,並使掠奪成性的俄國變成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今天,我們不確切地把植根於西歐文化的各種思想和莫斯科製造的極權主義制度貼上了"西方"和"東方"的標籤。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兩種價值規律之間的巨大鬥爭提供了舞台。
  戰前,邱吉爾在反對派中孤掌難鳴,人們把他看作一位行為古怪的人,不予理會;戴高樂雖然也在爭取群眾,但同樣是徒勞無功的,無人響應。阿登納在他本國則是一個逃亡者。他們具有同樣的品質,這使他們後來都能完滿地為他們的國家服務。但是,這些品質在當時要麼得不到承認,要麼不為世人所需。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因為時機來到。
  邱吉爾、戴高樂、阿登納這樣的領袖是罕見的。這不僅因為他們都是出類拔革的人物,而且因為把他們推到前方去的環境是罕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形勢,不僅要求有非凡的領導人,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上演偉大劇目的舞台。
  除了這些戰後的偉人之外,其他數以百計的領袖們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們較少為人所知,人們對他們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同樣重要的。在反對分殖民國家的?命者中,恩克魯瑪、蘇加?和尼赫魯都是傑出的榜樣。菲律賓的拉蒙·麥格塞塞要不是過早去世的話,可能會成為遠東最亮的一顆明星。戴維·本·古裡安和戈爾達·梅厄都是先驅者,他們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中東其他四位領袖——伊朗國王和費薩爾這兩位國王、納賽爾和薩達特這兩位埃及人,也都是為了使他們的國家在不被舊勢力征服的情況下加入新世界而鬥爭的領袖人物。
  還有一些領袖人物,如果處於別的環境下,他們可能早已揚名史冊。但由於他們是在平靜的時期擔負領導職責,或者領導著不太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的名字至今鮮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與羅伯特·孟席斯都擔任英國首相、而不是分別擔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亞總理的話,他們將會與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齊名。縱觀他們的生平,實在使人浮想聯翩:如果尼赫魯對經濟現狀象李光耀那樣瞭解,印度戰後的歷史該是多麼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國戰後的一位首相,歐洲的歷史進程又將會多麼不同!
  最後,還有一些本應為人們所牢記的領導人,他們雖然受命於多事之秋,卻因為默默無聞地進行著領導工作而被人們遺忘了。我們對那些浮誇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經常記憶猶新,對默默無聞的調解著或謹慎勤勉的建設者卻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裡——拯救意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後一批領導人中,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就是意大利戰後的總理阿爾奇德·德·加斯佩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極為貧困,比歐洲其他許多地方貧困得多。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宏偉的、富麗堂皇的宮殿雖然被保存下來了,但是人們更需要食品。一點麵條,一片麵包,在戰後的意大利都是寶貴的。
  人們在絕望中經常會採用極端的手段。意大利的貧困狀態為斯大林提供了機會。莫斯科把錢財灌注到意大利共產黨的保險櫃裡,企圖以此手段加強該黨,使它成為攫取意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幾乎取得勝利。但是,阿爾奇德·德·加斯佩裡這位瘦削的人卻擋住了莫斯科通往勝利的道路。
  1947年,我見到了德·加斯佩裡。當時,我作為赫脫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訪問了意大利,考察重建西歐需要些什麼。那時離意大利戰後最重要的選舉還不到一年。由於意大利共產黨是蘇聯集團之外最大的、得到資助最多的黨,很多歐美評論家預言它將取得勝利。意大利的貴族們計劃一旦共產黨上台執政,他們就要逃離該國。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這次選舉將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清楚這一點,德·加斯佩裡清楚這一點,蘇聯人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來,德·加斯佩裡一直擔任總理。他的精力、才智和決心,給我們委員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傑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練的"這類經常加在偉人身上的形容詞,卻沒有一個是用來描繪德·加斯佩裡的。他身上具有某種書生氣的味道。事實上,他就是一個書生。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他的大部分時間要麼是作為一個政治犯在獄中度過的,要麼就是獲釋後在梵蒂岡圖書館裡當一名管理人員,在抄抄寫寫中度過的。他長得又高又瘦,前額很寬,一雙熱切的藍眼睛上,戴著圓形的眼鏡:嘴巴很寬,甚至在他的眼睛裡充滿生氣、告訴人們他根本不是不高興時,薄薄的嘴唇似乎也微微皺起、略帶憂鬱。直到1954年他七十三歲逝世時為止,他的頭髮一直很濃密,僅有一點灰自而已。
  我在1947年的訪問中,見到了德·加斯佩裡和吉賽普·蒂·維多里奧這兩位意大利主要領導人。他們之間的差別是驚人的。蒂·維多里奧是一位共產黨人,擔任意大利勞工聯合會總書記。他也是這個國家戰後最有影響的領袖之一。我在他的辦公室裡拜訪了他。辦公室裡,過分鋪張地裝飾著時興的傢俱、豪華的紅色窗簾,以及厚厚的紅色地毯。當我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向我表示歡迎。他充滿活力,生氣勃勃,而且慇勤好客。他微微笑著,開著玩笑,而且笑得很輕鬆。開始時,他熱情外露;當話題轉到美國和蘇聯以後,他那親切和藹的態度頓時消失了,變得冷若冰霜,而且愛好爭辯。他上衣的翻領上,還別著一面小紅旗。無論就言談或態度而言,使人們毫不懷疑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地忠於俄國、徹頭徹尾地敵視美國的人。
  相比之下,德·加斯佩裡的辦公室雖然也是舒適的,但設備並不過分鋪張。在接見我們委員會的成員時,他是有禮貌的,但又是文靜的、含蓄的。正如蒂·維多里奧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一樣,德·加斯佩裡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內向的人。我不能想像他會拍拍人家的後背,與別人隨便大聲攀談,或是說些帶有強烈幽默感的話。那天,他雙眼流露出近乎憂鬱的神情。在領袖人物中,這並不是一種不尋常的特徵。戴高樂和墨西哥戰後最偉大的總統阿道爾夫·羅斯·科爾蒂內斯就經常帶有這種神情。 》羥的觀察家可能會打賭運動中,蒂·維多里奧將會擊敗德·加斯佩裡,因為蒂·維多里奧在必要時可以表露出開朗的性格,這對富於同情心的意大利人是有感染力的,德·加斯佩裡卻做不到這一點。但在幾分鐘之後,我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委員會中頑固的人和政治上贊成孤立主義的人,也都為他那種難以言喻的、大家一致公認的品質所打動。
  德·加斯佩裡流露出一種內在的力量。他越是平心靜氣地講話,號召力就越強。人們可以感覺到,他深深忠於他的人民、他的國家和他的宗教信仰。
  在政治選舉運動中,華而不實的表演家們經常取勝。對這位文靜的、不裝腔作勢的人和平庸的演說家來說,他缺乏領袖人物那種非凡的魅力,在政治上要贏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卻具有偉大的領袖人物所特有的那種精力、才智和性格。幸運的是,意大利人民能夠覺察到這些品質的價值。如果當時不是這樣的話,今日的意大利很可能就是共產黨的天下了;邱吉爾經常說的"歐洲的軟腹部"也就會被致命地戳破。
  德·加斯佩裡雖然舉止謙恭,但他對自己和自己的才幹也是確信無疑的。眾所周知,他願意與政敵們妥協;但是,人們也可以指望他維護基本的道義和政治標準。因此,他被稱為"我們時代最平凡的非凡人物"。然而,他又是兩千年前的羅馬共和國覆滅以來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最偉大的意大利領導人。
  在戰爭結束後重建一個戰敗國,這可能是領袖人物面臨的最艱巨的任務。但是,戰爭和失敗所產生的劇變,又經常把具有卓越才幹的領袖人物推到顯著的地位。正如麥克阿瑟和吉田茂對於戰後的日本、阿登納對於德國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樣,德·加斯佩裡是重建被戰敗的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像西德的阿登納一樣,德·加斯佩裡能把意大利帶回到國際大家庭中去。因為世界其他國家看得很清楚——正如一位意大利人所說的:"他是一位好人。他說話是算數的。"他那文靜的、樸實無華的舉止,與法西斯時代意大利政治中那種裝腔作勢、譁眾取寵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給本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以一種寬慰之感。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人屈從於一個浮誇的政權,其詞藻之華麗,從程度上來說,與德·加斯佩裡語言之平淡真是各有千秋。德·加斯佩裡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演講看來說,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意識到,意大利人民在聽取領袖長達二十三年的說教之後,現在寧願聽聽教授們講課了。他的演講是鬆散的,有時還有點令人迷惑不解。他從不大幅度地、戲劇性地揮動手臂,只做輕微的手勢;在講話中,他不用詞藻華麗的譬喻,而是用經過仔細推敲的、無懈可擊的推理。在講台上,他有時還停頓下來,從文稿中搜尋確切的數字以引證他的論點。
  如果過了一陣還沒有找到,他就會歎一口氣,喃喃地說:"噢,沒關係,讓我們繼續講下去吧。"
  德·加斯佩裡用他在選舉方面像魔術師一樣的才幹來彌補他在演講方面的弱點。正如他的一位同僚在戰後頭幾年議會發生危機、政府動搖不定的日子裡所說的,"一張信任票比一百句警言還要值錢"。德·加斯佩裡設法取得了信任票,使他的歷屆政府能夠團結在一起。
  戰後的形勢,使意大利政府在堅韌不拔方面也受到了鍛煉。在當時的西德和日本,最後的決定權掌握在盟國佔領軍手中,後來,佔領軍才逐步把主權移交給民選政府。因此,這兩個國家的官員在對付食品匱乏、勞工騷動以及政治上的極端主義分子的各種詭計方面,都可以得到協助。在人民不滿時,他們至少還有一個"洋鬼子"可以用來當作擋箭牌。
  與這些國家不同,意大利幾乎立即就自由行動了。從1945年到1953年,儘管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共產黨人又經常施展凶殘的伎倆,德·加斯佩裡還是一直在執政。這一時期中,他在他的基督教民主黨占支配地位的聯合體的基礎上,連續地組成了八屆內閣。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輕易不為政治危機所動。有一天,他正在眾議院旁邊的一間接待室裡工作,一位驚慌失措的糾察長突然打斷了他,說,會場裡的辯論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這位總理卻泰然自若地繼續做著筆記。
  起初,德·加斯佩裡的內閣中包括共產黨人。他贏得了調和人和老練的議會專家的好名聲。但是,他最後明顯地看到,共產黨人的目的是從內部瓦解政府。於是,他在1947年組織了一個沒有共產黨人的新內閣。
  這是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勇敢的舉動。為此,他的政府的穩定性也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德·加斯佩裡五十四歲以前一直是一位勁頭十足的登山者。五十四歲那年,他在攀登一座白雲石山時,不幸出了事故,單繩懸掛在深谷上空達二十分鐘之久。但他抓住不放,最後終於蕩到了安全地帶。在他把共產黨人逐出政府之後,他也以同樣的韌性堅持著。結果,在1948年秋季的普選中,意大利人民給他的基督教民主黨、因而也是給他的反共聯合政府以兩百萬張選票,使他在這次關鍵性的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1948年以後,他通過靈活地運用聯合的辦法,把他的政府團結在一起,除了新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參加聯合政府。因此,從農民到工業家等各階層的人士的利益,在政府中都能直接得到反映。
  1948年選舉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是庇護十二世教皇決定動員意大利二萬四千教區中所有的天主教行動志願隊支持德·加斯佩裡,反對共產主義。1947年和1957年,我兩次見到庇護,發現他與德·加斯佩裡一樣,把對人類的強烈同情和對世俗政治事務的現實主義的瞭解結合了起來。許多人抨擊他關於使用梵蒂岡的權威支持德·加斯佩裡的反共聯合政府的決定。
  但是庇護認為,他是按照教皇的職責行事的。我可以看出,他認為共產主義對教廷的威脅和它對意大利政治自由的威脅同樣嚴重。
  但1948年的大選能夠獲得這麼大規模的勝利,這還不能單純地用教廷的干預來解釋。如果沒有德·加斯佩裡這位誠實的、進步的、民主和自由的倡導者參加競選,基督教民主黨就會輕易地在選舉中敗北。這樣,西方將會失去意大利;意大利則會失去自由。
  德·加斯佩裡瞭解他的人民。我們訪問意大利時,他動人地對我們談起他們的境況,尤其是他們急切需要食物的情況。
  共產黨人除了談糧食問題外,則很少為意大利人民說話。但德·加斯佩裡相信,他的國家需要更多的東西。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這座偉大的建築物是意大利文化傳統的重要象徵,在戰爭中遭到部分的破壞。儘管意大利政府可以把全部基金或更多的錢用於購買食品,但它還是抽出足夠的資金來修復斯卡拉。
  德·加斯佩裡帶著自豪的口吻談到過這項工程。他知道,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意大利人民不但在身體方面需要營養,精神方面同樣需要營養。我們訪問意大利期間,在斯卡拉觀看了一場演出。美國國旗懸掛在我們包廂上面。聚光燈照著我們,樂隊奏起了《星條旗》歌。這時,整個劇院爆發出響亮的、令人激動的掌聲和歡呼聲。此時此刻,我懂得了,德·加斯佩裡正確地理解了他的人民,共產黨人卻不理解他們。同時,我又得到了新的證據,堅信德·加斯佩裡將在下一年度的選舉中獲勝。
  德·加斯佩裡即使擔任總理,也過著一種簡樸和具有獻身精神的生活。他第一次執政時,不得不提前支取薪水,才能湊足購買一套新衣服的錢。
  像其他許多領導人一樣,德·加斯佩裡用散步來開始他一天的生活。他在羅馬的小山麓漫步時,總是帶著他的新聞秘書,以便聽取簡報;他還隨身帶著滿口袋的糖果,以便送給路上遇見的孩子們。他每天晚上工作到九點半,經常是他親自熄滅政府辦公大樓的電燈。他在掌權後的幾年裡,還是和妻子弗朗塞斯卡及他們的四個女兒住在一套小小的公寓裡——他在梵蒂岡當管理員時就在這裡安的家。屋裡的傢俱,則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置的。他的臥室中,唯一的裝飾品是一座耶穌受難象和一幅聖母瑪利亞的畫像。
  德·加斯佩裡擔任總理的頭幾年中,他對門的鄰居是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她把意大利君主制的覆滅歸罪於德·加斯佩裡個人。(在1946年的公民投票中,他曾經是共和主義的主要倡導者。意大利人民在那次公民投票中選擇了自己政府的形式。)她把她的垃圾箱放在過道上,試圖使他絆倒,此外,她還經常使勁地彈奏鋼琴,直至深夜,想用這些辦法來發洩她對總理的忿懣。德·加斯佩裡卻以漠然置之的好脾性忍受了這些困擾。
  德·加斯佩裡的權力,給他和他的家庭帶來了安逸的生活,但從來沒有給他們帶來富足。德·加斯佩裡去世後,我訪問意大利時,曾去拜訪他的遺孀,發現她還住在羅馬郊區一套簡樸的公寓裡。
  德·加斯佩裡這位熱誠的天主教徒在梵蒂岡圖書館工作時,就創建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尤其是在1948年教會支持他反對共產黨以後,他有時還被人指責為按教皇的指令辦事的人。對此,他的同事通常回答:"他的思想從早年起就浸透了天主教那一套東西。因此蒂岡根本沒?必要提醒他堅持基督教的教義。"
  意大利和西德戰後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都高舉基督教民主的旗幟,決心獻身於恢復和維護高於一切的個人自由的事業。對德·加斯佩裡和阿登納來說,基督教的政綱在本質上是中間派的。按照這種政綱,國家對社會進行有限的干預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需要的,只要它不干涉人們在思想、行動和祈禱方面的個人自由就行了。
  德·加斯佩裡每天都做彌撒。他經常是大清早就到小教堂裡去,以免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天主教教義,一直是一種無論於公於私,在各個方面都要盡心盡力的教義。
  不管從哪方面說,德·加斯佩裡表明他對教會是有獨立性的。1952年,教會為了不讓共產黨人接管羅馬市政府,贊同基督教民主黨和其他所有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包括新法西斯主義者——組成聯合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加斯佩裡公然違抗教皇旨意,把新法西斯主義者排斥在外。
  德·加斯佩裡與阿登納一樣,熱情地獻身於歐洲的理想。
  他來自於邊境省份,阿登納也如此。他們對歐洲共同的傳統也都具有同樣強烈的意識,並一致認為,一個統一的歐洲,是保護他們人民的自由,使其免受東方共產主義敵人侵犯的唯一辦法,也是減少歐洲內部對和平的威脅的唯一辦法。這種威脅來自於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
  德·加斯佩裡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北約組織的堅定支持者。他為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盡了很大的力量。根據這個條約,西歐各國可以籌組一支聯合的歐洲軍隊。1954年8月,離職已經一年的、七十三歲的德·加斯佩裡在一次電話交談中,突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並請求他先前的內政部長和當時接任總理的馬裡奧·謝爾巴要使意大利忠於建立歐洲防務集團的思想。他幾天之後病逝於心臟病時,有些人認為,其實,他的心早已被法國仍然不願贊同這項計劃一事所刺傷了。
  他成功地把意大利牢牢地置於西歐共同體之中,這一功績在他逝世之後還流芳百世。他離職以後,我又到歐洲進行了幾次訪問、包括1969年我任總統時的那一次訪問。我發現,北約內部好幾次出現意見分歧時,意大利人始終屬於最忠誠的歐洲人之列。事實表明,意大利的曼利奧·勃羅西奧是北約組織最有效率的秘書長之一,這是不足為奇的。如果他不是小黨的成員,很可能早就成為意大利另一位偉大的總理了。
  德·加斯佩裡看起來不像一位英雄,聽起來也不像一位英雄。然而,他堪稱戰後世界上的英雄之一。他的事跡表明:政治家並不需要裝腔作勢和誇誇其談,甚至不需要雄辯的口才,領袖人物可以默默無聞地工作,沒有必要大叫大嚷;和善的人同樣可以取得成功。
  在戰爭結束時,意大利面臨著一段危險的政治真空時期。
  1922年,法西斯主義者掌了權。當時,意大利缺乏經驗的成年人對和平時期的政府的其它形式毫無所知。德·加斯佩裡終於給了意大利人民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一個建立在實用主義和自由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的、溫和而穩固的政府。雖然西方組織得最好的共產黨施展了計謀,德·加斯佩裡還是在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國,而且使它鞏固下來。
  德·加斯佩裡1945年掌權時,工農業生產已下降到了危險的程度,失業現象到處蔓延。有一段時間,意大利倉庫中只剩下能夠維持兩個星期的糧食。然而,在他的領導下,六年之後,意大利的農業幾乎全部恢復,工業產量還超過了戰前的水平。
  他還使意大利在各國中的聲譽得到全面的恢復,並與美國和西歐各國建立了永久性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有了德·加斯佩裡,意大利國民政府才能一直為基督教民主黨所控制,它與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實上,在變得非常混亂的(西方)聯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為可靠的成員之一。
  1982年初發生的波蘭危機考驗著西方領導人的性格。面對蘇聯一手指揮的、對波蘭要求自由的騷動所進行的鎮壓,如果邱吉爾、阿登納或德·加斯佩裡這樣的人在世,無法想像他們會像目前歐洲某些政界和知識界領導人那樣作出反應。他們絲毫沒有留下迴避問題的餘地,也不願採取見風使舵、模稜兩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可惜這種態度一般說來已越來越成為歐洲政治的特徵,特別是成為西歐對蘇聯威脅作出反應時的特徵了。戴高樂可能是傲漫專橫的,他固執地鬧獨立性,經常是美國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之際,他給肯尼迪總統發了一份電報說:"如果一旦發生戰爭,我將和您站在一起……"戴高樂、阿登納和德·加斯佩裡都是將其政治原則深深扎根於宗教信仰的領袖。他們都是嚇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國國內對西方聯盟的性質、內部團結、是否可靠等問題甚為關切;與其冒依賴於不可靠的分廾國的風險,還不如自己單獨干的想法,也在增長。歐洲人則越來越把美國描繪成為好戰的、容易感情衝動的或者危言聳聽的國家,它找出一個又一個借口,迴避採取任何行動來對付蘇聯的威脅。令人寒心的是,在這方面,八十年代的分酷似三十年代的歐洲。
  問題則在於三十年代的教訓在八十年代是否會被汲泉-而且是及時地齲反殖民主義的革命者:恩克魯瑪、蘇加諾、尼赫魯對西歐各國來說,戰後這段時期意味著帝國時代的結束;對這些國家以前的許多殖民地來說,則意味著它們突然陷於走向獨立的、變幻無常的境況之中,對這些殖民地的領導人來說,又意味著這是一場非常嚴峻的考驗,有些人將通過這場考驗,有些人則可能通不過。其中特別引起世界矚目的三位是:加納的思克魯瑪,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印度的岷章場?
  他們都具有領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擺脫殖民統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於國際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渦之中。他們事跡中的類似之點和差別之處表明,領導一場革命和建設一個國家所應該具備的條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脫委員會成員的身份訪問歐洲,發現各國領導人都在竭力進行奮鬥,以便把他們的國家從被破壞得如此嚴重、以致無法想像的廢墟上恢復過來。他們需要取得幫助來重建家園;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萬人挨餓。但是,他們並不是在叢林中創建新國家的。他們能夠求助於很多世紀以來先進的文明所積累起來的智慧,可以仰賴於在過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使他們擺脫出來的精神力量。在這片廢墟下面,還有一支非常稱職的勞動大軍,他們在管理現代化的工業經濟方面是富有經驗的。當時應該做的事情,只是給他們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們自己是完全可以勝任這個任務的。
  十年後,我訪問了加納,代表美國參加該國獨立的慶典活動。儘管加納缺乏受過訓練的勞動大軍及歐洲國家那樣的工業基礎,但我聽到的簡單介紹表明,它在開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時,是有過取得成功的良好機會的。
  加納是贏得獨立的第一個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過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獨立的。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克瓦米·恩克魯瑪曾在美國林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受教育。那時,加納被歡呼為英國的"創造性的退讓"政策的榜樣。值得讚揚的是,英國人像他們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樣,通過培訓加納文職人員及把他們提拔到負責崗位上來的辦法,為這個國家取得獨立進行了精心的、細緻的準備工作。
  加納有充滿活力的經濟和一支受過教育的人才隊伍。由於它的可可的收穫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納還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
  今天,加納卻已成為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災區。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魯瑪本人。有的人在領導革命時能夠取得輝煌的勝利,但在隨後建設國家時卻遭到徹底的失敗。恩克魯瑪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來自全世界的代表團參加了獨立慶典活動。在一家為接待來訪代表團及將會隨之而來的旅遊者修建的新旅館裡,我們度過了難忘的第一個夜晚。我對此至今記憶猶新。當時,人民在街上載歌載舞,跳著《嗨,生活》的舞蹈,通霄達旦,幾乎使我們徹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國王室參加了慶典。她乘著一羅爾一羅伊斯汽車來到會常儘管天氣炎熱,她看來還是無可挑剔的平靜和莊重。當她代表王室在議會開幕式上宣讀講稿時,加納的部長們和當時的反對黨的代表們,都戴著白色的英國假髮。整個慶典活動是在極其莊嚴的氣氛中進行的。
  英國總督查爾斯·阿登一克拉克舉行的招待會,是一項盛大的慶祝活動。來自全世界的達宮貴人們都加入了長長的接見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時,一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我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難過。他是一位顯得遲鈍臃腫的人,穿著英國人要求他們的外交人員在熱帶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浹背。我們握手時,他說,"這是小憩的好時候了。"他陪我們進入一間有空調設備的接待室。人們給我們端來了冰鎮檸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監督過這次獨立的許多準備工作,因此,我問他加納的試驗是否會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聳聳肩膀,答道:"成功的機會大約有百分之五十。我們是盡可能為他們把準備工作做得好一些。不過,你們也別忘記,自從我們在叢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戰的這個地區劃出來以後,至今還只有六十年的時光。你們昨天晚上見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過早地贏得了獨立。不過,我們是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被迫這樣幹的。"
  溫斯頓·邱吉爾曾經對我說過,他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反對殖民主義的熱情的驅使下,迫使英國、法國和其他殖民國家過早地從非洲和亞洲撤走。他相信,自治畢竟是每個國家的權利,但他又說:"民主制度的政體,是政府形式中最難管理的一種。這需要讓人民有數年的準備時間,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處理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所面臨的問題。"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參加獨立慶典的美國人一樣,確實為當時那種樂觀的氣氛所深深地感染了。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們就加納未來的前景談論了一個多小時。他那極為明智、冷靜客觀的估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雙眼閃閃發光,深情地對我說,"加納只能這樣做。
  全世界正在注視著它,看看贏得獨立的第一個黑非洲國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當時認為,加納一起步就這樣順利,恐怕只有精靈才能把它毀掉。我根本沒有意料到,恩克魯瑪居然發展到成為這種精靈的地步。事實上,當時他在舉止和言談方面還是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恩克魯瑪聲稱,他對美國的民主和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為欽佩。當我在贈禮儀式上宣佈,美國政府將贈送給他一份官方禮物——一所全套的技術圖書館時,他看來很高興,說,這將幫助他把西方文明中先進的科學成果在非洲推廣。他還告訴我,亞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決心按照適合於加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的方式來實行林肯的原則。
  恩克魯瑪於1909年出生在英屬西非的一個偏僻地區。他的父親是村裡的金匠。他本人在天主教會辦的學校和黃金海岸著名的阿契莫塔學校求學。由於他非常聰穎,他的叔父——一個金剛石的勘探者——決定把他送到美國去學習。他在林肯大學獲得了神學學士的學位。之後,又在美國和英國進一步深造。1947年,獲得兩個大學學位的恩克魯瑪懷著對社會主義和泛非主義的強烈興趣,回到了黃金海岸。不久,他組織了自己的政黨——人民大會黨,後來,他像薩達特和尼赫魯一樣,由於參與贊成獨立的各種活動,終於被捕了,入獄服刑。1951年,人民大會黨在大選中贏得壓倒多數的勝利,阿登一克拉克釋放了他。翌年,他當了總理。
  自青年時代起,恩克魯瑪就顯露出公開演講的才華,他那宏亮的聲音和深思的漂亮外表對群眾很有吸引力。我看到過他使那些聚集在一起參加1957年獨立慶典的人們入迷的情景。
  儘管他在私下談話時語調溫和,但當他來到人民中間並向他們講話時,就判若兩人了。他只要說上幾句話,就能使他們激動得發狂。很明顯,他的人民是忠於他的。我與他交談時,發現他看起來也是忠於他的人民的。
  但是,在獨立慶典火熱的激情消逝之後,加納又慢慢地從一個災難倒向另一個災難了。恩克魯瑪恣意揮霍,把大量錢財花費在落後國家視為現代化象徵的那些工程上,如,搞一座大壩,開闢一條航線,建一個機場。他決心使加納在經濟上獨立,企圖通過在本國生產加納所需的一切的辦法來取消進口。
  這對恩克魯瑪來說,就是意味著由政府來進行生產——不管政府是否能勝任,也不管當地生產的物品比進口的還要昂貴。他對工業企業、種植園和商店實行了國有化,得到的卻是災難性的後果。他不僅把自己看作加納的國父,而且看作非洲獨立之父。他白白地為非洲統一組織總部耗費了大量資金,該組織的總部最後卻設在埃塞俄比亞。他還把加納的錢財源源不斷地傾注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獨立運動上。
  加納本可以從與西方工業化國家進行緊密的聯繫中大受其益。但在這一時期中,恩克魯瑪的反西方的偏執狂和咄逼人的泛非主義卻逐步升級了。他大搞個人迷信,肆意揮霍政府正在迅速減少的資金,為自己建造了精緻的紀念碑。
  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加納主要出口物品的可可的價格暴跌。加納再也沒有任何儲備可以依靠了。
  當經濟情況惡化時,恩克魯瑪不僅沒有集中全力採取必要的強硬措施來扭轉局面,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轉嫁給別人。加納北方的幾內亞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包括黃金和金剛石的國家。幾內亞的領導人塞古·杜爾1960年來華盛頓訪問時,我陪他去白宮。他走了過來,看樣子很熱情、英浚不過,他是一位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強加於幾內亞,並希望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這兩個國家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幾內亞儘管自然資源豐富,其境況甚至比加納更糟。恩克魯瑪像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埃及的納賽爾一樣,雖然無法應付國內的問題,卻滋生了貪得無厭的、在國外進行冒險的慾望。他試圖把加納和幾內亞合併起來,但未獲成功。
  隨著歲月的流逝,恩克魯瑪越來越脫離人民了。他自稱為"救世主",從戒備森嚴的官邸中,向全國發號施令。1964年,所有的反對黨都被宣佈為非法,許多抨擊思克魯瑪的人被投入監獄。兩年後,加納的經濟形勢由於可可價格的波動和耗資巨大的發展項目所帶來的後果而變得更加動盪了。於是,軍方在恩克魯瑪訪問北京期間,把他推翻了。1972年,他在幾內亞流亡之時去世。
  加納在獨立以後的頭二十五年中,發生過五次軍事政變,有過三屆民選政府。可可現在仍然是加納經濟中的主要產品,但其產量僅及獨立前的一半。它的黃金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二。
  國營種植園的煙草產量只為八年前的十分之一。糧食生產也下降了。在領取工資的勞力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由政府支付工資的。
  思克魯瑪留下來的遺產是:他為自己建造的紀念碑,貪污腐化盛行的政府機構,以及破產了的經濟。思克魯瑪所造成的破壞,需要由國家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進行多年的努力才能夠恢復過來。
  就某種意義而言,加納是一個好心辦了壞事的悲劇。恩克魯瑪在爭取獨立的熱情的驅使下,可能相信他自己能創造出奇跡。但他掌權之後卻被權迷心竅的自大狂所吞噬了。西方那些施加壓力以加快非殖民化進度的人之所以那樣做,是出於理想主義的;追思往昔,當時那些比較慎重的人,恐怕才是比較現實的。
  在世界目前正在經歷的這個階段中,數以十計的殖民地前哨地區的人民,已經可以任憑那些損人利己的新領導人宰割了。舊殖民結構的瓦解為一場新的爭權奪利的鬥爭開闢了道路——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那些奪得權力的人爭奪巨額財富開闢了道路。這些以前的殖民地中,有許多人是在對民主毫無體驗的情況下獲得獨立的。所以,他們只瞭解民主的皮毛。結果,他們得到的只是專制或窮困,或是兩種兼而有之。
  對加納來說,更加可悲的是:已經出現的這種境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最好的實證之一,是加納的鄰國——象牙海岸,它與加納和幾內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現在,象牙海岸由於近海石油礦藏的開發,顯然已經處於新繁榮的邊緣。然而,在此之前,它既缺乏幾內亞所擁有的礦藏資源,獨立前的經濟又不像幾內亞那樣富裕。但是,象牙海岸有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這樣一位對現實有著深切瞭解的領導人。烏弗埃·博瓦尼在法國內閣中擔任過好幾個職務,包括在戴高樂手下擔任過國務部長。儘管他極力把人民要求成立一個國家的願望當作自己的意願,但他堅持認為,驟然建立起來的"絕對的獨立"——用他自己的話講——將使這個新興國家陷入混亂之中。象牙海岸干1960年從法國獨立出來時,雖然割斷了它與法國的一些聯繫,但沒有割斷主要的聯繫。他不但沒有驅逐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反而把他們請進來。他不但沒有推行國有化,反之,給予私人企業以基本的信任。結果,象牙海岸成為西非最繁榮的國家,每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八,人均收入為加納的三倍和馬克思主義的幾內亞的九倍。
  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會過渡所取得的進展,還沒有象許多人原來所希望的那樣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沒有掉進操之過急、要求過多、結果一無所獲的陷餅。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國家中,象牙海岸與別國相比,是可資利用的國相比,是可資利用的?[book自然資源較少,但獲得進步較大的國家。
  烏弗埃·博瓦尼堅持說,在他的領導下,他的國家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也為將來政治上的進步奠定了基礎。只有時間才能證實這一點。不過,在一個方面取得進步,總比在兩個方面都失敗要好得多。誰要是就非洲的未來打賭的話,都將不得不承認: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鄰國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業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發達的、貧困的南方大量進行資助的問題進行熱烈的辯論。贊成這種想法的熱情鼓吹者說,我們需要有一項幫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貧窮國家的"馬歇爾計劃",這種想法的意圖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馬歇爾計劃,美國僅向西歐各國提供了總額為一百二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美國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億美元。由於這些先進國家都具有自己的工業能力,如果它們沒有外界援助的話,自己也是可以恢復過來的。
  外界的援助,僅僅是加速復興進程的一種手段。
  第三世界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情況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已向這些國家提供了將近九百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筆錢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費了。總的說來,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與歐洲和日本相比,則尤為令人沮喪。恩克魯瑪的加納所發生的悲劇證明,未來應記取的教訓是:為了取得經濟上的進步,必須仰仗於技術知識和一個鼓勵私人投資的、穩定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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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8、一個嶄新的世界變動時期的新領袖們(二)

  像加納的恩克魯瑪一樣,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也是一位富於超凡魅力的領導人,他成功地領導了一場爭取獨立的鬥爭。 
  然而,蘇加諾也像恩克魯瑪一樣,一旦獨立得到鞏固,他又變成一種災禍。這兩個人都只會摧毀,而不會建設。
  蘇加諾長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並且自恃到了趾高氣揚的地步;他還具有一種令人興奮的、使群眾為之著魔的風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許革命發展成為宗教的革命領袖。這種革命並不是實現某一目標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標。
  三十年代期間,蘇加諾一再遭到荷蘭人的監禁和放逐。這段經歷使他十分忿懣,怨氣難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建立並站穩腳跟之後,他還通過在荷屬新幾內亞製造混亂的辦法,繼續推行他自己的、反對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蘇加諾。在我們會見的大部分時間中,他不是談論本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是大談其對荷屬新幾內亞——印尼人稱之為西伊利安——的領土要求。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蘇加諾對伊利安耿耿於懷,這是盡人皆知的。就在這次會見的前幾天,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曾經在堪培拉警告過我,要我到印尼以後,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聽一堂課。
  我總想把我和蘇加諾的話題拉回到他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上去,但他就是不談,而是想在越南問題和法國人不義的問題上也給我上一課。當我問他我們在越南該做些什麼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什麼也不用做了。由於你們不支持胡志明,已經把這件事毀了。"
  六十年代初期,蘇加諾下令突襲荷屬新幾內亞,最後佔領了它。但是,他的"輝煌勝利"是一種付出了過大代價的勝利。沒過幾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對伊利安問題大叫大嚷、忙得不可開交之際,印尼共產黨人卻變得越來越強大了。國內的貧窮和動亂、印尼與大陸中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及蘇加諾願意接納共產黨人進入其政府的態度,都使共產黨人大受鼓舞。
  蘇加諾曾經聲稱,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訪問華盛頓時還向我吹噓過:"我對共產黨人並不耽心。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對付他們。"但是,印尼共產黨人在1965年還是作了一次政變的嘗試,結果被軍方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軍人們從蘇加諾手中奪取了全部權力,並且在1966年對他實行了軟禁。四年後,他就去世了。
  在我認識的革命領導人中,蘇加諾是能老練地摧毀一種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國家的最好例子。明擺著的事實是:印度尼西亞是非共產黨世界中僅次於印度和美國的、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比東南亞其他任何一國更多的自然資源,但是,它卻缺乏合適的領導。蘇加諾暫時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們忽視自己的問題;他本人則從未動手去解決這些問題。
  印尼儘管土地肥沃,蘇加諾的人民卻非常窮困。他不是用物質上的繁榮、而是用他稱之為"象徵性的空想的富裕"來支撐他的人民。他那從未付諸實現的五千一百頁的經濟計劃共分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條。但它不過是為了紀念印度尼西亞1945年8月17日從荷蘭手中獲得獨立而制訂的。
  此外,他還像恩克魯瑪一樣,任意地、愚蠢地揮霍國家錢財。
  結果,印度尼西亞的通貨膨脹率在戰後的世界中居於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體上的縱慾,把蘇加諾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訪問他時,他像談論擠滿了他在雅加達的宮殿的美女一樣,肉麻地談論著革命。他把革命視為一個國家渲洩感情的痙攣,認為它儘管可能造成損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還認為革命應該永無止境地反覆進行下去。他曾經說過:革命使我神魂顛倒。革命強烈地吸引著我。浪漫主義使我發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樣,幾乎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顆炫齲□鏨戀綰屠酌?
  來吧,兄弟姊妹們,讓我們不斷地煽動歡跳的火焰吧!讓我們變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燒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亞訪問期間,親眼看到蘇加諾在一次有幾千人參加的群眾集會上演講的情景。他使聽眾入迷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他又像舉行儀式似地不斷高呼"曼達加",以此來結束他的講話——這個詞是印象尼西亞革命的戰鬥口號,也是自由、尊嚴和獨立的象徵。群眾也一再高聲呼應:"曼達加!"
  陷於幾乎難以置信的狂熱之中。我膘了一眼蘇加諾:他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心滿意足而容光煥發。
  蘇加諾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鐵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見過的最有煽動性的政治演說家中,有些人談吐很文靜,私下談話時甚至還有些害羞,因此,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那種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為需要這種品質的場合而存在的。然而,蘇加諾卻表裡如一,身上沒有一點老謀深算和深思熟慮的影子。對他來說,群眾的激情就是他賴以生存的支柱,像食物和水一樣重要。這場革命把人們的激情釋放了出來,又使人民不顧一切地恣意行動,而蘇加諾還要把他的這種革命無上境地繼續下去。我在章曉夫的回憶錄中?到,印度尼西亞剛開始向蘇聯要求援助時,蘇加諾就立即要求章曉夫提供款項來建造大運動常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當時,蘇聯總理則迷惑不解,他原來估計蘇加諾會要求提供糧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蘇加諾要的卻是一個他可以繼續舉行大規模集會的場所。
  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因此,富裕與赤貧經常同時並存。不過,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貧富懸殊的情況象蘇加諾的雅加達那樣嚴重。1953年,我們從機場驅車穿過這座城市時,看到地上儘是敞開的污水溝和綿延幾英里的、簡陋不堪的棚屋。蘇加諾自己卻住在佔地幾百英畝的、蔥翠的花園中的宮殿裡。當我們抵達他的官邸的大門口時,他在門前的台階上迎候我們,身穿潔白奪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宮殿也是純白色的,在明媚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如果我們直視它,準會刺傷眼睛。
  蘇加諾是一位高貴顯赫的主人,絲毫沒有許多小國領導人在歡迎大國代表時常有的那種阿諛奉承的樣子。他不像他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沒有自卑情緒。相反,他給人以不僅覺得自己應與別人平起平坐,甚至還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講地道的英語,在陪同我們參觀他那座滿是印度尼西亞藝術的無價之寶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亞女人的宮殿時,甚至流露出一種自我陶醉的優越感。那天晚上的宴會也是很高雅的。我們在一個寬闊的人工湖旁進餐,周圍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開滿了白色的荷花。這頓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質的。
  然而,蘇加諾也關心比較細小的事情。他告訴我,在來賓的浴室裡,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設備,又有一個老式的水桶。
  他說,他喜歡用後者。儘管他的生活過分奢侈,但他仍然與最貧窮的人民保持著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聯繫。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總是喜歡讓汽車在路邊停下來,與人們握手、攀談。我在其他國家見到的一些領導人,以及我們許多駐外人員——尤其是在亞洲的人員——認為這有失尊嚴。但是,蘇加諾並不這樣看。我們在印度尼西亞農村訪問時,發現這些村莊比我們在雅加達地區看到的更為貧窮。我們在一個農民的家裡停了下來,看到他炸紅薯作為午餐。我們還參觀了一家鄉村的咖啡館,而且與店主閒談。人們看到一位美國副總統與他們在一起,似乎有點驚訝,但是,當他們見到自己的總統時,卻沒有表示出吃驚的樣子。蘇加諾定期地到農村巡視,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並在失修的村舍裡過夜。
  蘇加諾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僅吸引著印度尼西亞人,而且也吸引著美國人。1956年,他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由我陪同他。作為歡迎儀式的一部分,我們到首都市政廳的特區大樓去,蘇加諾就在那裡接受這座城市的鑰匙,他穿著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頂穆斯林的無沿便帽,還拿著一根鑲嵌著象牙的輕便手杖,彬彬有禮,心情很愉快,裝出一副精神抖擻的樣子。突然,使我們的安全分隊毛骨驚然、但使群眾興高采烈的情況出現了:他擠過了警戒線,與男人們握手,和孩子們活躍地交談,還親吻婦女們,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高興得尖叫起來。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時,蘇加諾在肉體上也是縱慾的。
  最近,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爾吉巴總統提及蘇加諾。布爾吉巴本人也是同時代的一位革命領袖,而且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當我說到蘇加諾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時,他皺著眉、搖了搖頭,說:不。首先,他堅持說蘇加諾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與日本人相勾結,以此作為把荷蘭人趕出印度尼西亞的一種手段。接著,布爾吉巴又補充提出了另一條反對我的看法的理由,說:"我記得很清楚,當蘇加諾來到突尼斯時,我們本來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而他要我辦的第一件事情,卻是要我給他找'一個女人'。"
  蘇加諾至少結過六次婚。在他掌權的整個時期裡,他的性能力和性慾是無數傳說和故事的話題。我在1953年出訪之前,接到國務院給我的情況簡介,其中強調了他的性格的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歡人們在這方面奉承他。很明顯,性和革命使他那種要別人敬慕他、並為他作出犧牲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不幸的是,一位稱職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與他這種品質相反的。對蘇加諾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應該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卻把政府當作在政治上和肉體上炫耀男子氣概的場所。荷蘭殖民主義曾使他個人蒙羞受辱,對他的男子氣概是一種挑戰。蘇加諾在執政的二十年中,以毫無約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屬新幾內亞進行大叫大嚷的威脅來顯示他的這種氣概。這些狂熱最後終於把他本人吞噬了。
  蘇加諾和恩克魯瑪的事例,同時證明了一條關於領導問題的可歎的真理:那些最善於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綱領往往卻是最糟糕的。」蘋筧誦牡男形是起作用的。由於這樣的人缺少責任感,所以他?可以信口開河,選擇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詞語,以便觸動聽眾的感官最基本的機能。恐懼和憎恨是強大的力量。蠱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這些力量利用起來;希望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因此,蠱惑民心的政客又善於拋出虛假的希望,誘騙那些非常願意相信這種希望的人們,使他們把對於未來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蘇加諾有一個綱領——從殖民統治下取得自由。他圍繞這個綱領來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統治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就只是意味著一場災難了。但是,他依然把他們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於"曼達加"的口號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二是由於他本人具有一種生機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說家的氣質,三是由於他喜歡吹噓的作法對那些崇拜英雄的人來說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義結束之時,新興國家中那麼多新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蠱惑民心的政客,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擺脫殖民統治是一種單打一的運動。它為蠱惑民心的宣傳提供了合適的場所;蠱惑民心的宣傳,又特別適用於這種運動。它要求相當大的、激起人們感情的力量。實際上,它又把一個國家變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度,至少是造成一種可能出現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脅。它絲毫不需要審慎的、錯綜複雜的均衡。而這種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這種運動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脅宗主國的力量,使它覺得繼續保持控制將是危險而枉費心機的,這就行了。
  印度的賈瓦哈爾·尼赫魯與恩克魯瑪和蘇加諾不同,他既是一位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革命領導人,又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然而,他與他們——特別是與蘇加諾一樣,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尼赫魯糾纏於克什米爾問題,與蘇加諾糾纏於西伊裡安問題如出一轍。他對印度的需要的關切,與他對自己在第三世界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的關切相比,如果說不是黯然失色的話,起碼也是相形見絀的。
  尼赫魯才華橫溢而傲慢,是一個具有貴族派頭、脾氣急躁和極端自負的人。他熱沈地獻身於印度和獨立、統一的理想。
  對印度來說,不幸的是,他像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越來越為社會主義理論所吸引,他和他的女兒決意在地大物博的印度強行推行這種理論,使印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國家具有幾百年反抗外來勢力的傳統,數百萬人僅能勉強餬口。
  1889年,岷章成於阿拉哈巴德——它現在是巴?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親是克什米爾一個有錢的婆羅門,而且是印度最傑出的律師之一。尼赫魯與克什米爾這種祖傳的聯繫,很可能是他後來那麼熱衷於克什米爾問題的一個原因,他決意把克什米爾變成印度的一部分,拚命反對讓克什米爾人民自己決定自已的問題。幾乎可以肯定,這種自決權有利於巴基斯坦而不利於印度。
  尼赫魯本人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受過英國的紳士教育,並於1912年被接納參加英國律師界。回到印度後,他當了一個時期的律師。但是,1919年英國在阿木裡查對印度軍隊的大屠殺使他極為憤怒,從那時起,他就獻身於印度的獨立事業了。
  他是聖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傾向於甘地的左翼,而且不像甘地那樣信奉非暴力主義。他向別人鼓吹非暴力;但當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時,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魯似乎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競選者。1937年大選之前,他作為國大黨執行委員會主席進行競選,在二十二個月中,行程達十一萬英里,一周之內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講。
  三十年代期間,尼赫魯因為參與抵抗活動而一再受到監禁。第二次大戰中,他反對援助大不列顛——除非英國立即讓印度獨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監獄。他在獄中寫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傳,以及以給他女兒的書信的形式寫成的世界史。戰爭結束時,他參加了分割次大陸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為獨立國家的談判。1947年,他成為印度第一任總理,並一直擔任該職到1964年他逝世時為止。
  尼赫魯中等身材,大約五英尺十英吋高。他五官端正,育著一個鷹鉤鼻和一雙暗棕色的、善於表達感情的眼睛。他還具有一種貴族式的風度。他的英語,無論是書面的還是口語,也都是無可挑剔的、嚴謹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說家。儘管我從來沒有機會聽過他向群眾講話,但他那種使人數眾多的聽眾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傳奇色彩的。據說,他有一次使一百萬人都聽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場,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哪怕聽不到他的講話,也都會被他吸引住,在我見到的世界領導人中,尼赫魯肯定居於最有才華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處和自以為是得使人難以忍受的人。他還具有一種明顯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飾的優越感。
  尼赫魯也面臨過一些會使小人物猶豫動搖的挑戰。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後一次見到伊朗國王時,他議論起尼赫魯和印度其他領導人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他把印度和中國作了對比,說:"中國是一個民族。他們可能講不同的方言,但他們的書面語言是通用的。不管他們住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有著一種共同的社會感。這把他們緊密地聯合在一起了。在政治問題上,他們相互之間可能也有尖銳的歧見,但是歸根結底,他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為他們的中國傳統而感到驕傲。"他又說:"印度卻是一個種族、宗教和語言的大雜燴,沒有一種基本的印度語言。印度人在議會中唯一能夠相通的語言是英語。"
  他指出:印度次大陸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講十五種使用範圍較廣的語言和數千種次要的語言和方言;印度的歷史又是如此錯綜複雜,以致無法計算它有多少種族和少數民族。他說,在英國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個國家。他認為,印度是一個人口太多、資源太少的國家;相比之下,中國儘管人口眾多,但具有豐富的資源和為本身提供吃穿的潛力。∫晾使醯穆鄣閌牽河《燃負蹺薹u芾磣約海誰要是能夠成功地把印?一直捏在一起,這個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魯做到了這一點。值得讚揚的是,印度儘管面臨著巨大的經濟、社會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把印度誘向獨裁統治的趨勢,但尼赫魯堅持印度應該保留和發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見到了岷章場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訴我說,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則說,他是反英的;還有一些人告訴我道,他只是反對白人。這些指責可能都有一點道理。但根據我自己和他談話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羅·霍夫曼的看法。他對我說過:岷章持徊還深切地熱愛印度罷了。
  儘管岷章車不少年月是在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中度過的,而且他在英國監獄中也被關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賞英國詩歌,有時還去英國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發言人和"不結盟運動"的締造者自居。但他也處處顯示出要人們認真地把印度看成一個大國的態度。這位高傲的人對英國統治者把印度人當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憤慨。他後來向世界其他地區講話時流露出來的那種優越感和傲慢態度,看來也是出自內心的。印度人民對他的奉承,使他的這種態度更加變本加厲了。三十年代中,隨著他的威望的增長,他的妻子和女兒有時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寶貝,現在幾點了?"或者說,"唷,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請把麵包遞過來。"
  1953年我見到尼赫魯時,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來談論美印關係,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時間長篇大論地對我講述他所謂的、印度正面臨著來自窮兵贖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險的問題。儘管他在這次講話中談到的是巴基斯坦對印度的假設性的威脅,他的舉止卻預示著如下時刻的到來,十八年後,得到蘇聯供應的印度軍隊在他女兒的領導下肢解了巴基斯坦,並威脅要消滅它——這是我根據美國在這場衝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設法予以否定的目標。
  回首往事,我認為他把無可爭辯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過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衝突上,這是他的一大弱點。尼赫魯如果還活著的話,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將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彈,和平地解決兩國之間的爭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時,未能使自己這樣做。印巴衝突是戰後的歷史上愚蠢地耗費軍事力量的最悲慘的事例之一。幾十年來,這兩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雖然有幾億人生活於赤貧之中,但它們每年還都花幾十億美元去購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為了防禦來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脅,而是為了互相殘殺。
  然而,在我們的會談中,尼赫魯也談到一個我認為是有價值的論點。他說,有四億人口的印度正試圖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取得繁榮、進步和正義。六億人口的中國則試圖通過專制的途徑來達到這些目標。因此,他堅持說,盡一切可能來保證印度取得成功,這是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利益的。這樣,第三世界其他國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時,將會看到民主的途徑是可行的;而共產黨的實驗是失敗的。這個論點是為岷章車哪的服務的,因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頗為正確的。
  印度持續地發生經濟災難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魯自己頑固地信奉社會主義。他說過,中國和印度所進行的試驗,代表著極權主義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競爭。這句話雖然是正確的,但印度所進行的並不是建立自由企業的試驗。尼赫魯在獄中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會主義,並極力敦促他的追隨者們組織工人聯合會和農民聯合會。他一開始就為社會主義的教義所吸引,這是不足為奇的。尼赫魯出身於特權階層,在社會道德的熏陶下成長。他長大成人的那個國度,並不是一個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甚至稱不上是農業民主國家。印度等級制度森嚴,大量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使他們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萬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卻是難熬的貧窮,早逝甚至成為擺脫貧窮的一條途徑。
  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產率。相反,在經濟方面,它卻採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辦法。官僚機構則像一層又一層粘蠅紙一樣,使人們寸步難移。印度獨立以來,光美國就已向它提供了九十多億美元的援助。但是,這筆錢並未能用於建立獨立自給的經濟基礎,而只是用來補救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所造成的損失。
  不幸的是,尼赫魯對社會主義的羅曼蒂克和他對巴基斯坦的耿耿於懷,卻成為他傳授給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的偏見的一部分。1953年,我與尼赫魯晤談時,她是一個興致沖沖的旁觀者和聽眾。她充當女主人,招待我的夫人和我。在我們訪問期間,她彬彬有禮,考慮周到。多年之後,她擔任總理,我任總統。我再次見到她時,發現她確實酷似其父。如果稍有區別的話,那就是她對巴基斯坦的敵意甚至比她父親更為強烈。
  賈瓦哈爾·尼赫魯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我在與他的談話中,可以感覺到他對印度人民為什麼會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他具有一種近乎超凡的、神秘的氣質。同時,我也可以看到,他把這種氣質與對權力的要素的精闢瞭解和行使權力的意願結合了起來。在必要時,他會毫無保留地使用這種權他的遺產就是印度這個國家,以及印巴衝突給印度留下來的、持續不斷的苦難。
  在印度獨立初期那些關鍵性的歲月裡,只有非常有權威的人士才能夠把印度團結在一起,使它保持單一國家的狀況,防止其他勢力使印度分裂。正如伊朗國王所說的,使整個印度成為一個國家,比起使整個歐洲成為一個國家來,並不是更為容易和順理成章的事情。從語言上、種族上和文化上來看,印度甚至比歐洲更為千差萬別。不過,這種統一是否有利於印度人民,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統一有時對統一者來講,比被統一者更為重要。如果少耗費一些精力去對付這個國家天生的離心力,那麼,在改善人民生活狀況方面,也許就可以更有作為了。 "延《人成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這已成為一種陳世牡。印度如果被分成為好幾個國家,其境況是否會更好一些,這裡姑且不論。尼赫魯已把它合併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了,而且繼續保持民主國家的性質。他的女兒則不時依靠專制的手段來保持權力,或重新奪取權力。尼赫魯如果活著的話,他是否會這樣做呢?我對此是深表懷疑的。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堅定地獻身於保持和擴大民主制度及其程序的事業。由於他面臨過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他在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應該說是戰後最傑出的成就之一。 》坡賓國家的建設者:麥格塞塞
  歷史中充滿著"倘使……將會……"和"如果……將會是怎樣一種局面呢"等撩人的問題。對我來說,這類問題中最使人感到悲傷的是:如果四十九歲的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塞塞1957年沒有在飛機失事中遇難的話,那將會是怎樣一種局面呢?
  第二次大戰後湧現出來的新興國家的領導人中,麥格塞塞是最引人注目者中的一位。他與思克魯瑪、蘇加諾和尼赫魯不同,沒有領導過他的國家的獨立運動。菲律賓是於1946年在未付出任何代價的情況下,由美國賜予獨立的。1953年,麥格塞塞當了菲律賓總統。他逝世前夕,差點又以壓倒的多數再次取得大選的勝利。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從來不是一位革命的領導人。他既沒有心理上的需要、也沒有政治上的需要來製造一次不斷的革命,或者在外國進行冒險活動以引起一場革命。他將自己非凡的才能全部傾注在為菲律賓人民帶來安全、穩定和進步的事業上。
  在追求這些目標時,麥格塞塞也面臨著戰後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會碰到的艱難的戰鬥。麥克阿瑟把菲律賓從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來,但並未使它走出戰爭的廢墟。戰爭和日本的佔領,都使菲律賓的經濟和精神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菲律賓於1946年獲得獨立之後,立即開始了爭取生存的鬥爭,其艱難的程度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無異。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和1945年到1955年期間美國八億多美元的援助,都發揮了作用。但是,菲律賓政府不僅需要與崩潰的經濟進行鬥爭,還要與本國被激烈衝突的不同政見搞得四分五裂的狀況進行鬥爭。
  在某些主要方面,戰後的菲律賓與戰後的意大利是極為相似的。這兩個國家在精神上和經濟上都被戰爭摧垮了。它們都面臨著共產黨的威脅——這些威脅在實質上比日本、西德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共產黨更加危險。戰爭結束後,這兩個國家基本上都得依靠自己過日子。固此,它們必須自己對付共產黨的威脅,不能求助於佔領國的最高權力。然而,這兩個國家在關鍵時刻,也都出現了自己的領袖——從1945年到1953年,意大利有德·加斯佩裡的領導,從1950年到1957年,菲律賓有麥格塞塞的領導。他起初當國防部長,後來擔任總統,勇敢地、富有想像力地和直率地迎接了各種挑戰。
  在共產黨許下諾言要把意大利人民從貧窮和絕望中解救出來之時,德·加斯佩裡不能像阿登納那樣:簡單地向邊界那邊指一指,告訴他的人民說,你們想看看共產黨人的諾言是怎麼回事嗎?那好,請看看東德是什麼樣子吧!加斯佩裡在機智和謀略方面,必須比共產黨人略勝一籌;同時,他還必須讓意大利人民看到:他的道路是走向繁榮和自由之路。他的任務是既互相關聯、又是互有區別的:他既要打擊共產黨人,又得為他的人民解決吃、穿問題,並且鼓舞他們。
  麥格塞塞在菲律賓的機遇來到以後,他也展開了反對共產主義的、兩個方面的戰鬥。從情緒上來說,正如意大利被戰爭和法西斯搞得一厥不振一樣,他的國家也被戰爭和日本的佔領搞得頹喪不堪了。麥克阿瑟有一次向我指出:事實上,菲律賓人在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人數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德·加斯佩裡必須與一個組織良好、得到優厚資助的共產黨進行鬥爭;麥格塞塞同樣也必須與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這支強大的共產黨暴動隊伍進行戰鬥。與此同時,他還必須給精疲力竭的人民以鼓舞,並象德·加斯佩裡那樣,給人民以豐足的產品,而不是讓他們去聽共產主義那種誘人的海妖之歌。雖然他在完成上述任務之前就去世了,但他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他的榜樣像一座燈塔,輝映著整個自由亞洲。
  麥格塞塞是一位罕見的領導,他把對人民的巨大吸引力、無限充沛的精力和樸素的良知結合在一起。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還是一位當選總統。他的身材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將近六英尺高。對一個菲律賓人來說,這是非常高的了。他儀態自然,具有一種巨大的個人魅力和身體素質方面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在他出現於群眾面前時,就更鮮明地流露出來了。在1953年的那次訪問中,有一天下午,我在馬尼拉向兩萬名菲律賓青年商會的會員講話。當群眾看見麥格塞塞步入會場時,甚至只是看見他坐在主席台上時,他們立刻就像發了狂似的。他和我們面前的人群之間的激清的交流,就像閃電一樣強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抵抗運動中,麥格塞塞很活躍。日本佔領菲律賓的整個時期裡,他是游擊隊的一位領導人,引起了麥克阿瑟的注意。1945年,這位將軍任命他為澤姆巴爾斯省的軍事司令官。但由於他成功地戰勝了另一個敵人——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才使他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英雄。
  戰後幾年裡,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發展成為一支非常強大的隊伍,他們甚至能在馬尼拉公開保持一個司令部。到1950年,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有一萬六千名戰士。在菲律賓的有些地方,他們實際上還收取稅收,用以支付他們自辦學校和工廠的費用。
  當時,菲律賓軍隊的士氣非常低落,無法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進行有效的防禦。農村的情況更糟。麥克阿瑟曾經說過,如果他是一個菲律賓農民的話,他也可能會參加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力量的來源之一,就是答應進行土地改革。當時,耕種土地的農民平均得把他們微薄的收成中的百分之七十交給世襲的地主。
  麥格塞塞當時是菲律賓國會的議員,1950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他迅速而有力地採取了從兩個方面來反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行動。首先,他重整部隊,在分散的軍營之間來回奔波,突擊巡視,並解除了失職軍官的職務。他俘獲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同時又實行了一項雄心勃勃的重新安置農民的計劃。這場政治上的鉗形攻勢,摧毀了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實力基礎。他曾驕傲他說:"我真不知道該把投降的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安置在什麼地方了。"
  1953年,當我見到他時,他向我介紹了他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辦法,說:"不能光用槍炮對付他們。我們必須使年輕人抱有希望,使他們相信衣、食和住宿的條件一定會改善。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激進分子就蔫了。"然而,儘管他相信光是槍炮不能解決問題,他也不是一位認為在反對極權主義侵略時根本不需要槍炮的幼稚的理想主義者。他強烈地支持我們在共同防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在戰鬥中打敗了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恐怖分子。在必要時,他會堅定不移地用武力來與共產黨人作戰。他說:"在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共產主義之間,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使人麻痺瓦解的和平共處,也不可能有灰色的中立主義,只可能有衝突——全面的衝突,毫無妥協餘地的衝突。"
  我第一次見到麥格塞塞時,他剛以壓倒多數的選票贏得了總統職位。他在被國民黨提名之前,把黨內一些領導人的建議撇在一邊,領導了一次軍事政變。在接受提名時,他發表了記錄在案的演講中最為簡明扼要的一次演說,以此開始他的競選活動。當時他站了起來,說:"我是一個實幹的人。因此,我不是一位演說家。"講完,他就坐下了。1956年我第二次訪問菲律賓時,又看見了他。這一次,他則是一位正在實幹的演說家:當時,五十萬人在馬尼拉的盧內塔公園集會,熳7坡殺?獨立十週年。我首先代表美國講了話。接著,正當麥格塞塞走向講台時,熱帶的大雨撕裂了灰色的天空,傾盆而下。助手們拿著雨傘匆匆來到他身邊。他把他們推開了,把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鋪在面前的講台上。然而,大雨把講稿淋透了,使它變得毫無用處。麥格塞塞乾脆把它推在一邊。所以他的整篇演說實際上是即席講的。剛下大雨時,我估計群眾會四散離去。結果,雖然許多人走了,但是更多的人仍站在原地,目不轉晴地看著麥格塞塞,對大雨毫不理會。他的聲音、他的音調和他的話語,響徹了整個會場,到處都可以感到他的存在。當他的講話結束時,人們仍然置熱帶豪雨於不顧,欣喜若狂,鼓掌歡呼。這是我在演說方面所見到的、最令人驚歎不已的壯舉之一。
  麥格塞塞破除了菲律賓政治的清規戒律。在一個貪污腐化盛行的國度中,他頑強地抗拒著腐蝕。在1951年的選舉中,為了縮小地方財主們和軍人在政治中的影響,他這位國防部長進行了鬥爭(在城鎮裡,警方當時甚至可以肆無忌憚地謀殺反對黨的選民),並取得了勝利:那一年的選舉是廉潔的。作為總統,他把他在馬尼拉的宮殿向每個人開放,而且耐心地聽取農民和工人們的控訴。他不相信所謂的專家們對一些問題的意見,寧願親自去郊區和農村巡視,瞭解人們的感覺和需要。他在驅車出巡時,還時常伸出手來,和湧上街頭看他駕車駛過的菲律賓人握手。 》坡殺鑫大的政治家、作家和教育家卡洛斯·羅慕洛經常對他的國家的政治作出敏銳而古怪的評論。在我對馬尼拉的一次訪問中,菲律賓參議院的一位議員對美國進行了一次惡意的攻擊。我向羅慕洛問起這位議員的情況。他回答說:"他是美國的一位偉大的朋友。"我說:"喔,那他肯定是用一種奇特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友誼的羅。"羅慕洛眨眨眼睛,答道:"您不懂菲律賓的政治。在這裡,政治家成功的訣竅是:'使美國人受不了,又懇求他們別離開'。"另一次,他告訴我:"你們美國人把我們教育得太妙了。我們把美國政治制度中過了頭的東西全盤接了過來,而且把它們發展了。"
  麥格塞塞不在此例。這可能因為他具有強烈的自信心。但我認為,這也是因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緣故。在他尋求取得成功的這一方面,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他親眼見過戰爭,親自戰勝過日本入侵者和共產黨恐怖分子這兩個敵人。他瞭解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保持平衡是多麼困難。他識破了新極權主義者的面具,也認定他們在菲律賓不會取得勝利。因此,他又是一位現實主義者,知道路程還很漫長,途中還會有許多艱難險阻和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他迫使他的國家朝前走,小心翼翼地沿著一條介於既不要使人民感到希望渺茫、又不要對他們作過分承諾這兩者之間的航道前進。他深切地感到,他正肩負著讓菲律賓廣大人民群眾有一個正直的、進步的政府的使命。
  1956年我訪問菲律賓期間,麥格塞塞陪我作了一次神秘而可怕的旅行:參觀柯裡磯多島上黑暗的隧道,當年麥克阿瑟被圍困在巴丹時,曾與他的家人居住在這個島上。麥格塞塞雖然與日本人打過仗,但他具有一種政治家的見解,仍然認為日本人肯定還會在亞洲再次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對我說,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相信,在日本人手中遭受過比其他國家更多苦難的菲律賓人民,是會接受日本人參加亞洲大家庭的。
  他用他的總統快艇帶我到柯裡磯多島去。白天很長。我們倆人下到艙裡,在兩個床鋪上舒展了一下。他累了,但看起來精神還很鬆快。他雙手交叉,墊著腦後,凝神看著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談論起他所取得的成功及招致的失敗。當時,土地改革正在進行。許多農民已從擁擠的呂宋島上遷走,在其他島嶼上給他們分了土地和房屋。他已著手進行一次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清除政府中的不良現象。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但他仍然有使不完的精力,對未來充滿樂觀情緒。
  他也懂得,他正在從事的事業的重要性已超出菲律賓的範圍。他說:"在亞洲的每個角落,人們都在注視著菲律賓,而且認識到美國的價值正在這裡受到檢驗。我覺得,我們在這裡如果能夠成功地給我們的人民帶來繁榮、自由和公正的話,那麼,我們的榜樣,以及通過我們所表現出來的美國的榜樣,對這個地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將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翌年,他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遇難去世了。許多人認為,這次失事不一定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去世,對菲律賓人民和對亞洲所有的人民都是一個悲劇。他是一位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人,他瞭解建設國家這門藝術的艱深。他的國家需要他的領導,世界也需要他的榜樣。
  以色列的先驅者:本·古裡安和梅厄
  在二十世紀的這些歲月裡,老殖民帝國瓦解了,相互競爭的核超級大國湧現了,全球的距離也縮短到了一日的旅行或一次直撥電話即可到達的程度。在這些歲月中,中東有時也發生急遂的巨變。在那裡,新興的國家紛紛出現:古老的國家重新獲得了完全的獨立;曠日持久的對抗也點燃起來了。失去耐心的、嚮往現代化的人們,與拚命維護舊習慣的人們在互相摩擦,各種文化在互相衝突;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觸即發,時而平息下去,時而又爆發出來。
  中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搖籃。它的聖地對三大宗教來說都是神聖的。今天,中東是遊牧部落與學者、雜貨鋪與實驗室、油田與以色列聚居區、議會和阿亞杜拉等雜處並存的地區。在這些地方,農民們耕種著幾世紀前他們的祖先照料過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著時髦的婦女則在去現代化辦公室的途中閱讀著來自開羅或倫敦的最新雜誌。中東是動盪不定的、脆弱的、對東西方之間的衝突至關緊要的地區。
  它還深深地陷入了不斷變化著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牽動人們的感情。
  在中東劇烈變動的年月裡,這個地區也產生了一些非凡的領袖人物。
  最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是戴維·本·古裡安——以色列建國之父和第一任總理。他把他的一生獻給了震動中東、並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變著世界的事業。
  艾森豪威爾總統過去常常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裡安說成是"《舊約全書》中的預言家"。我發現,這種說法對兩者而言都有點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誠的美國新教徒,他把《新約全書》的教義鐫刻在自己的心靈之中,本·古裡安則是一位諳熟基督教《聖經》的學者。不過,他把自己說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釋道:"雖然我經常援引基督教《聖經·舊約全書》開頭的五篇,但請允許我聲明一下,我個人並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說,我不能'求助於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禱……然而,儘管我的哲學是世俗的,我卻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亞這兩位神靈。我確實認為這是猶太遺產的一部分。我不是篤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設者們大多數也如此。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熱情,還是來自子《聖經》一書。"他把《聖經》說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書"。
  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儘管頗為令人啼笑皆非,但還是恰當的。杜勒斯和本·古裡安都從《聖經》中得到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都是他們個人最突出的特徵。杜勒斯的使命是保護自由,使其免受極權主義的危害;本·古裡安的使命是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來。 "盡古裡安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只有?英尺三英吋高。
  但是,他給人以一種龐然大物之感。這一方面是因為他骨架寬闊,腦袋很大,臉色紅潤,還有著滿頭銀髮,另一方面是因為他那突出的下唇,剛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風的步態使他顯得更有風采,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興風作浪的。本·古裡安則是一位息事寧人的人。
  1906年,本·古裡安從波蘭遷冒以色列。也就是在這一年,戈爾達·梅厄從俄國移民去美國。作為一名二十歲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裡安剛抵達雅法,就在塞傑拉的加利利村當農民,從事勞動。如果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他的生命,那麼,他堅持認為耕種——使沙漠開花——是他最大的樂趣。後來他退休時,又回到了沙漠地帶,在這塊土地上度過自己的餘生。 "盡古裡安一生中也貪婪地閱讀書刊,而且撰寫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開外時,又學習了希臘文,這樣他就能夠閱讀柏拉圖的原著了。他還研究過印度教和佛教。本·古裡安能講九種語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們的女兒特蕾西婭和朱莉一起去他家裡拜訪他,當時他住在特拉維夫的郊區。他把我帶進他的書房,只見四面牆邊擺滿了雜亂的書籍,多到快要溢出來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訪毛澤東時,不禁聯想起這間書房。毛澤東的房間裡也堆滿了書籍和手稿,有的還散落到地上。很明顯,他們倆的這種情況說明,這些書並不是一種擺設,而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東西,這與我在很多時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書室裡見到的情況不一樣。那些藏書室裡的書籍經常滿積灰塵,很少打開。
  從本·古裡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維夫博物館的話筒前向全世界宣讀以色列獨立文件之時上,四十多年過去了。在這些歲月裡,他在土耳其、英國的統治下和國際共管的情況下,為了把自己的夢想變為現實而鬥爭著。
  然而,與其他革命領導人不同,以色列獨立之時,卻不是本·古裡安慶祝和平之日。就在他宣佈獨立後的一天之內,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就向這個新興國家發動了戰爭。
  在軍事上,以色列最艱巨的戰鬥並非發生於獨立之前,而是在獨立之後。從這個意義上講,以色列進行的是一場繼續不斷的革命——首先是反抗英國的統治:接著,又是反抗它的阿拉伯鄰國的敵對行動。以色列幸而有本·古裡安這樣一位領導人。事實表明,他不僅有能力領導一場不管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革命,使之取得成功,而且能夠在革命成功之後建設國家。 "盡古裡安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八十年來,他一直為實現猶太人的?想而奮鬥。他又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瞭解,由於敵對勢力包圍著以色列,使以色列不能在地域上進行擴張;他也相信,以色列會一如既往地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並為此而感到自豪。就其信念而言,他又是一位空想家。他認為,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區內吉夫總有一天會繁榮起來,發展成為一個既不完全像城市,也不完全像農村的地區,成為猶太人的家當時和後來的以色列其他領導人,一直妄想得到更多的地盤。本·古裡安卻不是這樣的人。他把自己稱作"狂熱的內吉夫分子",還爭辯說,以色列的使命是開墾沙漠地帶。他說,沙漠地帶如果不改良的話,這對"人類是一種恥辱",對:"不能供養其全部人口的世界也是一種可恥的浪費"。他說,如果沙漠地區得到改良,就能為以色列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空間。他常以尖刻的口吻談論想以武力擴展以色列領土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擴張主義分子,並爭辯說,除非以色列既是一個猶太國家,又是一個民主國家,否則它就沒有理由存在。他說:那些主張兼併阿拉伯土地的"極端分子"將會剝奪以色列的使命;"他們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就將不是猶太國家,也不是民主國家。阿拉伯人在數量上超過我們。為了控制他們,到時就只好採取不民主的鎮壓措施了。"
  1967年的六天戰爭之後,他建議,除了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外,從埃及和敘利亞手中奪得的其他土地應該歸還給阿拉伯人,因為這些土地"只不過是不動產"。他的建議使許多以色列人大為吃驚和惱火。他說:"對以色列最大的考驗,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與敵對勢力進行戰鬥,而是在於能否成功地從占以色列領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穫更多的東西。" "盡古裡安是以色列的托?斯·傑斐遜、喬治·華盛頓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對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響滲透到各個角落。他撰寫了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他組織了第一支地下的猶太人軍隊。1948年以後,他擔任了總理和國防部長,在四條戰線上開展反對阿拉伯人和保衛以色列的鬥爭。在殘忍的獨立戰爭之後,他制訂了先發制人以減少以色列仿亡的防衛戰略。這種戰略時至今日仍在應用。他贊同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進行公開審判:同時又不顧他的同胞們的強烈反對,與西德打開了非官方的關係,接受康拉德·阿登納的戰爭賠償。
  他的國內政策是建立在他對平等的夢想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保持民族的統一,為了發展和保衛現代化的猶太國家這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勞動。 "盡古裡安與許多只把生命獻給單一事業的人不同,他並不是狹隘的。我發現,他不僅在觀察以美關係方面,而且在觀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務方面,都是堅定的、清醒的和果斷的。他對待各種事物比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戰爭以後,戴高樂公開抨擊了以色列,由於當時正在火頭上,所以他也發表了一些略有輕視猶太人的言論。戈爾達·梅厄從未就此寬恕過他。本·古裡安後來則說:"我認為我們對戴高樂是很不公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是否喜歡猶太人,而在於他拯救了法國。"
  在待人方面,他和藹並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國進行官方訪問時,訪問了我們在華盛頓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婭正在公誼會學校七年級研習猶太教。她次日要參加一次考試,因此向古裡安問個不休。在向她解釋為什麼猶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麼是大分枝燭台的問題時,他還就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傳統作了半個小時的講解。結果,特蕾西婭在考試中得了個"優"。自此以後,她一直很珍惜這次令人難以忘懷的會面。
  戴維·本·古裡安是一位無與倫比的傑出人材,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個勇於探索和獨闢蹊徑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腳步正改變著世界。也許有人會爭辯說,以色列的創建是天經地義的。但是,要使這種天經地義的事情變成現實,還需要耗費一個人非凡的精力。
  美國和以色列一直都是分猶太移民的兩大目的地和猶太難民的主要避難所。這種共同的特性像一種強有力的紐帶,把這兩個國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各地猶太人對以色列有一種精神上和感情上強烈的依戀,這使以色列各屆總理和美國各屆總統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關係。許多人認為,這種關係僅僅是一種政治關係。誠然,這種關係中包含著政治方面的因素,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戰略上的考慮。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對美國有一種獨特的重要性,因為以色列對大量的美國人具有獨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國總統都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會有相應的表現。對他們來說,其他國家永遠不能與以色列相提並論。
  對我來說,戈爾達·梅厄與其他領導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兩人都是在1969年執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辭職。
  她在我就職後兩個月擔任總理,一直到我辭職前兩個月才辭職。實際上,她是"我的"以色列總理!我是"她的"美國總統。
  就我們兩國而言,我們當政的那些歲月是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無情的。我們關係中的緊張狀態時而還很嚴重。她的要求經常超過我的預計。有時,我採取的一些行動或提出的一些條件則是她認為難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們兩人都知道,我們都在進行著巨大的賭博;東西方之間的平衡、工業化國家的生命線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則都維繫於中東這場爆炸性的衝突之上。我們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視著對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對雙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於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解決辦法,因此,在如何解決這些衝突的問題上,當然也存在極為不同的看法。
  但是,風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聯繫更為緊密。人們從觀察一位領導人如何經受考驗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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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8、一個嶄新的世界變動時期的新領袖們(三)

  喬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爾達·梅厄說成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確實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間在國內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見到的男人或女人中個性最強的一個。如果說,戴維·本·古裡安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那麼,戈爾達·梅厄則是代表大自然的一個基本力量。 
  每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要保護他的國家。
  但是,梅厄對以色列的這種意識卻超出了通常的範圍。她的這種感情是熾熱的、本能的,甚至像一位母親對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樣強烈。對她來說,以色列不僅意味著她的祖國,而且代表著一種超出國家範圍的事業。
  有些領導人是耍弄陰謀詭計的大師,編織騙人圈套的能手。他們會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誤認為諾言的建議,經常或迫不得已地見風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謀、耍花招。對林恰己慚防此,這就是他的第二種天性。富蘭克林·第拉諾·羅斯福在這方面則是一位老手。對許多人來說,搞陰謀詭計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訣竅,是繞過利害衝突這個危淺灘的最有效辦法,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辦法,可以使衝突了結。但戈爾達·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彎抹角。其必然的結果是,她下了決心就不能變更。對戈爾達·梅厄的立場。她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從來也不存在什麼疑問。在不同的情況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擋的力量,也可能是別人不可動搖的目標。作為別人的攻擊目標來說,她是不可動搖的:作為攻擊別人的力量來說,她則是不可阻擋的。
  戈爾達,梅厄有一副畢生從事勞動的婦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過度的體力勞動的痕跡,臉上顯露出用腦過度和精神上負擔過重的陰影。但在她的臉上,也有一種照片經常沒能捕捉到的熱情。她雖然是一個固執的談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豐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動感情的,在含淚表示友情時,他的感情似乎是自發地進發出來的。但就他而言,有時又判若兩人,幾個小時之後,就會恢復到大聲咆哮、劍拔弩張的狀態。戈爾達·梅厄則是表裡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堅定的決心來自同一個源泉。她在談判中是執拗的,因為她深深地關注著她在談判中要維護的東西。
  她的熱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發地流露出來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她1969年首次作為總理訪問白宮時的情景。這次訪問對她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梅厄八歲那年就作為一個貧窮的移民,從俄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她在美國成長,還在密爾瓦基教過書,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時為止。因此,在我們為她舉行的國宴上,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奏起以色列國歌、然後又奏起《星條旗》歌時,她不禁熱淚盈眶。宴會後,我們特地為她安排了艾薩克·斯特思和倫納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藝節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間,聚精會神地聽著。演出結束時,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擁抱兩位音樂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個插曲,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以色列面臨失敗威脅時,我命令"一切能夠飛行"的運輸工具都要全部應用起來,大規模地、緊急地向以色列空運供應物資。她後來寫道:"這次空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不僅提高了我們的士氣,也清楚地向蘇聯表明了美國的立常毫無疑問,它也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當我聽到(運輸)飛機正在利達降落的消息時,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她後來告訴我說:她認為,我的行動——包括空運以及當蘇聯威脅要派部隊去這個地區時,美國宣佈它在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進入戒備狀態——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當埃以部隊脫離接觸的協定宣佈時,我給梅厄夫人通了電話。當時,水門危機已成為整個美國的頭條新聞。在通話結束時,她說:"請多多保重,好好休息。"這使我深受感動。
  如果在危機時刻表現得堅強不屈是戈爾達·梅厄的特點,那麼,慈母般的諄淳善誘則是她的另一特點。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爾達·謝拉努"即"我們的戈爾達"這樣的愛稱而聞名。她自由白在地、毫無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動。當她的內閣成員們圍在她廚房的桌子旁邊、或者在爐子附近來回走動時,她一邊為他們燒湯和煮咖啡,一邊和他們討論著國家大事。她就是這樣一位總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開外時,還無情地驅使自己幹這幹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問題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細小的瑣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經親自過目,她都不簽署。她親自去機場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經常是一見到他們就高興得流下熱淚。在贖罪日戰爭中和戰後,她收到許多農民責備她的政府應該對他們孩子的死亡負責的信件,這把她的身體摧垮了。每位戰士陣亡,對她個人都是一次打擊。當納賽爾在西奈進行消耗戰時,她下命令說,每當一個以色列士兵陣亡,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應該立即通知她。人們是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她的指示,以至於有一次由於損失了二十五頭羊,也把她喚醒了。
  許多領導人是靠個人野心登上最高領導職位的。他們尋求權力,只是因為他們希望手中有權。戈爾達·梅厄不是如此。
  她畢生只是從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獻身精神都傾注於其中,她1921年遷入以色列,是因為她決心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她希望能夠對人們有所幫助和裨益。她成為以色列第四任總理時,已經年滿七旬了。
  當時,萊維·埃希柯由於心臟病淬然去世,工黨的其他領導人立即求助於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為只有她才能在不觸發一場分裂性鬥爭的情況下繼承埃希柯的職位。起初她表示反對,後來還是同意了。事後她寫道:"我當總理,那是因為當總理就是那麼回事,就像我的送奶人成為赫爾蒙山上一個據點的指揮官一樣。我們兩人對這種職位並沒有任何特殊的興趣。但是,我們兩人都盡力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范夫人認為,人們對她這樣一個婦女擔任高級公職一事過分注意了。對她來說,當女人就意味著多幹工作。尤其是在早年養育孩子的年月裡,她既得忙於公務,又得操持家務。當我的女兒朱莉·艾森豪威爾為了撰寫《特殊人物》一書而採訪梅厄夫人時,她問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為第一位女外交部長時有何感觸。梅厄夫人的答覆是獨特的。她微微一笑,說:"我不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一位男部長。"
  1971年,我和法國總統蓬皮社在亞速爾群島舉行會談。有一次,國務卿羅傑斯為了使談話氣氛輕鬆些,說,世界上兩個最多事的地方——南亞和中東——恰巧都是婦女擔任總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爾達·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說:"哦,真的嗎?"
  蓬皮杜這句話並沒有蔑視之意,而是帶著一種奇特的讚賞之情。當然,它的寓意是說,戈爾達·梅厄作為一位女總理,從其為人處事的方式上看,簡直與男人沒有什麼區別。戈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處:她們在與異性進行談判時,都過分堅持己見。不過,我與這兩個人打交道時卻發現,她們在談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倆都具有女子的氣質。英迪拉·甘地利用了這種氣質;戈爾達·梅厄卻沒有。甘地夫人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女人來對待,她自己卻以男人那種冷酷無情的態度行事;戈爾達·梅厄則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男人來對待,而且象男人那樣行事。她並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而要求人們寬容她。她也不寬恕別人。
  她衣著樸素,從不化裝打扮。她把頭髮盡量攏到腦後,梳成一個髮髻。她承認,之所以把頭髮留得長長的,是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喜歡那種樣式。她在與我的夫人交談時,總是很和藹可親,對我們的孩子及私事也明顯地流露出誠摯的興趣。但一般說來,她與人們打交道的作法是:在會議開始時,敷衍他說上幾句"認識您"之類的緩和氣氛的話,然後就單刀直入地談論手頭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第一次見面時,攝影記者卡嚓卡嚓照著相,我們象通常那樣閒扯著。一當把記者們打發走,她就交叉著雙腿,點上香煙,立即著手工作,匆匆地瀏覽她為她的武裝部隊索取裝備的清單。 ︰范夫人一旦受到不?正的對待,她就不會寬恕對方,或把事情忘卻,而是滿腹怨恨。她一直沒有寬恕戴高樂在1967年戰爭後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也一直沒有寬恕進行過大屠殺的德國人、甚至他們戰後的新領導人。對於那些使無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她也一直不予寬恕。六十年代,本·古裡安從執政的工黨分離出去後,梅厄夫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裡也一直怨恨他。
  她對蘇聯尤其不信任。她雖然是一個良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她對蘇聯的專制及其對以色列的威脅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自從能夠記事以後,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親在基輔他們家的門上釘滿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經常發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裡,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們到處搜查、迫害猶太人。她還告訴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來敲她家的門,毆打他父親,因為他是猶太人。這使她驚恐萬狀。她對早年在俄國所度過的歲月的記憶已經不多了,而這些記憶大多是寒冷、飢餓、貧窮和恐懼——尤其是恐懼。在她看來,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蘇維埃俄國繼續發生著。納賽爾曾經發誓要摧毀以色列。梅厄夫人認為,蘇聯對納賽爾的支持,也是對猶太人進一步的侮辱。 ︰范夫人有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向我表示:她認為,歐洲許多領導人對蘇聯實行緩和政策,這是一種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對我們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所採取的步驟,她也感到關切。我向她解釋說:我們對緩和問題的做法與他們的做法很不相同;我們對蘇聯的動機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說,關於國際關係,我們的指導原則與《新約全書》中的指導原則略有不同,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談到這一點時,亨利·基辛格插話表示贊同,並說:"還要加重百分之十"。 ︰范夫人笑笑表示同意,並說:"只要你們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就不用擔憂了。"
  有時,她可以輕鬆地處理好那些對她來說是最嚴重的問題。
  她一再對我說,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沒有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作為推動中東和平的行動的一部分,我試圖在美國與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我向她指出,從以色列本身的角度來看,讓美國成為以色列的鄰國的朋友,比起由另一個對以色列抱有敵意的國家來扮演這個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認這一點,然而還是堅持說,在與阿拉伯國家打交道時,我們不應該相信協定,而是應該相信行動。有一次,這類會見結束時,我向在場的人一一贈送了小小的禮品盒,內裝帶有總統印鑒的金質襯衫袖口鏈扣。每個人都打開了自己的盒子,結果發現其中有一個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時笑了起來,說:"瞧,現在你們該明白我所說的信任是什麼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為國務卿之後,我對她說,現在我們兩國都由猶太人當外交部長了。她流露出輕鬆愉快的神情。在談到基辛格的德國口音時,她還應聲道:"不過,我的外交部長是講英語的。"
  在國際上,戈爾達·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極大的勇氣、才能和韌性的政治家。她聰明過人、正直、頑強。她賦有足以使她躋身於任何大國最高領導層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會具有這種能力,因為她對這個國家有著異常強烈的感情,它的事業把她推向了最高領導層。她並不把權力當作特權來追求,而是把它當作職責來行使——為以色列而行使。
  美國人把梅厄夫人列於他們最欽佩的婦女的名單的前列。
  對以色列人民來說,她則是一位受人愛戴的老祖母式的保護者,一位強健結實而又可以信賴的婦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擔在肩上;但她也騰出時間來,在廚房的桌子旁邊招待她的助手們喝湯。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儀式上所作的悼詞中說: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在國內受到愛戴、在國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數幾位象艾森豪威爾這樣的政治家,才能在國內外受到真正的愛戴。戈爾達·梅厄也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位。與艾森豪威爾一樣,這不只是由於她的所作所為、顯然也是由於她的為人,國內外的人們才如此真心地愛戴她。
  1974年6月,在她離職才十二天之時,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對1973年10月戰爭中的準備工作發生長期爭論後去職的。我們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簡樸的公寓中拜訪她。她再次對美國在那次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謝。當她費勁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我們表示歡迎時,我可以看到她臉上痛苦的表情。事後我才知道,她當時與我一樣患有靜脈炎。此外,她還患有淋巴腺癌。她對這一點保密了好幾年。後來,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一次國宴上,我決定打破先例,在向國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說:我所見到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一位比戈爾達·梅厄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勇氣、聰穎、堅韌和果決了,她獻身於國家的精神也為別人所望塵莫及。我說:"由於我與她共事過,所以,我想我已經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請各位和我一起,為這位前任總理乾杯。讓我們為戈爾達·梅厄總理乾杯!為戈爾達乾杯!"
  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對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我的本意是:"讓我們懷著愛戴的心情,為戈爾達乾杯。"我想,她一定會理解,我正是這個意思。
  古老國家的新派領導人:
  納賽爾、薩達特、伊朗國王、費薩爾
  無論是作為故事和傳奇的中心,還是作為戰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東相比。它的歷史源遠流長,幾千年來,不僅朝代興廢更送,各種文明也在那裡起落盛衰。風,還像幾千年前一樣,侵蝕著萬劫不滅的沙漠:屍骨,則依然在陽光下逐漸變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暫時期中,這片古老的土地驀然間變亂蜂起。以色列的創建,只不過是打亂了舊的格局、帶來了新的衝突的各種事態中的一樁。
  當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紀時,西方嘗到了一次嚴厲的教訓:在這個新世界中,現代社會的外殼可能是多麼的單雹脆弱;在新舊相撞之時,它們關係之緊張又是多麼的嚴重。有人提醒我們說:中東並沒有"自己要潘,也讓別人活"這個傳統概念。在那裡,感情往往來得更加猛烈;人們缺乏紀律,少有約束,裁決更加苛嚴,報復尤為迅速。這裡的傳統比別處更為古老,決心維護它們的人卻拚命抱住這些傳統不放。
  然而,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變動還是來臨了。
  最近幾十年中,我們在中東所見到的,一直是火山爆發似的政治大變動。這些火山的爆發,形成了巨大的山脈,也形成了大陸和海洋。儘管這些特殊的問題和鬥爭形式僅僅適用於中東,但是,當本來要幾個世紀才發生的變化現在被壓縮到幾十甲年中發生時,這些問題和鬥爭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今天,一個人在其一生的時光中,也許必須適應從前需要許多代才能有的演變。對個人和國家來說,這個過程都是動盪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從下面四位領導人的生平中,我們可以戲劇性地看到這些進程。他們走過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標總是非常相似。這四位領導人就是埃及的加麥爾·阿卜杜爾·納賽爾和安瓦爾·艾爾·薩達特,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以及伊朗國王。四人中,伊朗國王被推翻了,並在流亡中去世。費薩爾和薩達特被行刺者的子彈所擊倒。只有納賽爾在還是一位英雄時,就由於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歲時由於心臟病突發而遽然辭世的話,那麼,他的命運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這四個人都是革新派。他們都在竭力恢復本國人民的自尊心。為此,納賽爾、薩達特和伊朗國王都有意識地回溯到幾千年前本國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復民族崇高的象徵,並使之發揚光大。納賽爾和薩達特回復到法老王時代;伊朗國王回復到賽魯士的波斯帝國;費薩爾則沒有必要回復到任何時代,因為他的國家是穆罕默德的故鄉,是最神聖的穆斯林聖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濤之時,都向著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見到納賽爾。但我覺得似乎很久之前我們就認識。
  納賽爾與他的同謀者安瓦爾·薩達特一起,於1952年策劃並領導了一場政變,取代了法魯克國王的腐敗政權。當時他是一個不知名的軍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將軍穆罕默德·納吉布作為出面人物。但在兩年之後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納賽爾就把杉即了,自任總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為當選總統。
  納賽爾的領導是浮誇的。他像一顆流星劃過中東的長空。
  他不僅想充當埃及的領袖,而且想充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他強行干預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事務,發動政變,策劃暗殺,一直試圖建立以他為首的泛阿拉伯聯合體,他既結交堅定可靠的朋友,又樹立不共戴天的敵人。所以,他身邊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他進行宣傳的喧鬧聲,經常擴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個角落。我1957年訪問中東時,雖然沒有在埃及停留,但每到一處,都可以從收音機中聽到他的聲音。在利比亞、蘇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各個城市的市場和街道上,我看到無論是年青人還是老年人,富人還是窮人,幾乎都在心醉神迷地傾聽他的聲音。他以高超的技巧,利用廣播和電視進行說教。他把阿拉伯世界最優秀的表演家動員起來,他們譜寫了諸如《我們怎樣建設阿斯旺水壩》這類轟動一時的大眾歌曲。
  使納賽爾費盡心思的夢想之一,是建造阿斯旺水壩。多少世紀以來,埃及一直指望尼羅河的流水能給它的沙漠帶來生命。
  現在,納賽爾要利用那些河本來提供廉價的電力,並增加一百五十萬英畝可耕地。但是,這個夢想也由於他在國外進行冒險而擱淺了。納賽爾與莫斯科的調情,導致他與東方集團簽訂了一項武器協定。於是,美國撂下了援建大壩的工程。當他聽到這個消息時,據雲曾經說過:"美國人,壓壓你們的火氣吧!"他以對蘇伊士運河實行國有化作為回敬。以色列、英國和法國出兵反對埃及;但美國又壓服它的盟國,協助搞出了一個聯合國停火協議,使埃及控制了蘇伊上運河。
  艾森豪威爾對此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以色列、英國和法國採取行動之時,俄國的坦克正從布達佩斯街頭隆隆駛過,殘酷地鎮壓匈牙禾。為了爭取自由而進行的勇敢的嘗試。
  在對蘇聯使用武力提出強烈抗議之後,如果再默認以色列、英國和法國使用武力,這確實是困難的。但是,不管這些理由如何,艾森豪威爾在使北大西洋聯盟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情況下,使埃及從失敗中得救了。回想起來,我認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後來,納賽爾私下曾表示過謝意,俱當時他只是表現出輕蔑。
  結果,為了武器,也為了在阿斯旺大壩問題上得到援助,納賽爾把他的國家抵押給了莫斯科。同時,正如薩達特後來所寫的那樣,納賽爾還"全神貫注於如下的神話:他是一位打敗了英、法兩大帝國軍隊的英雄。納賽爾根本無視艾森豪威爾為達到這樣的結局而發揮的真正作用——他使納賽爾軍事上的失敗變成政治上的勝利。他是第一位相信自己獲得了勝利的人"。
  納賽爾是反覆無常的、缺乏耐心的和專制獨裁的。他沉迷於宏偉的抱負。這使他一直不能關心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儘管大多數埃及人生活在極端貧窮之中,他還是把這個國家貧乏的資源濫用於對外冒險上。他對以色列的無法平息的好戰態度,加強了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但也使他的部隊在1967年的六天戰爭中遭到慘敗。在也門,他強制推行了一場長達五年的、代價高昂的戰爭,企圖推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馬姆,建立一個埃及的保護國。結果,他在那裡也被打敗了。在國內,他實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並使人民對新的繁榮和自由抱有過高的希望。然而,當他的去世使他的統治結束時,埃及人民還是像以前一樣貧窮,監獄中塞滿了政治犯。
  儘管如此,1970年他淬然去世時,全世界還是激起了從未見過的悲痛的巨瀾。為了參加他的葬禮,五百萬人民擠滿了開羅的街道,他們有的攀上樹木和電線桿,歇斯底里地哭泣著:有的湧向送葬的行列,撕扯著蓋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幟。許多埃及人心神錯亂,以致自殺。在貝魯特出版的法文報《日報》說:"有一億人——阿拉伯人——變成了孤兒。"
  納賽爾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使他的人民恢復他們的靈魂、精神和自豪感。他是一位郵局職員的兒子,在對英國殖民主義深刻仇恨的環境下成長。當時的特點是,如果一個年輕人的第一語言是阿拉伯文而不是法文的話,他就會被人們看作是卑下的。納賽爾掌權以後,不僅急於結束君主制度,而且急於清除過去殖民主義的殘餘。英國和法國從中東撤退以後,納賽爾急忙用他的聲音來填補這個真空。他一再堅持實行的泛阿拉伯主義,既是親他本人的,又是反殖民主義的,還常常是反西方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各阿拉伯國家的人民至關緊要的,並不是像他做過的那樣,在國際舞台上做出多少成績來,而是用手指戳西方的眼睛,這就夠了。老百姓就喜歡這個。他越是華而不實,越是為所欲為,人民就越是喜歡。如果他裝出一副大人物的樣子,那麼,他的人民儼然也都成了大人物了。對那些在物質方面最為匱乏的人們來說,這種精神上的鼓舞,常常比使他們的生活過得舒適更為重要。
  納賽爾雖然在公共場合中是一個煽動家,在私下時卻是一位親切和藹和通情達理的人。
  1963年,我的夫人、我們的兩個女兒和我去歐洲和中東作一次私人度假旅行。納賽爾邀請我們到他家作客。當時,他仍然住在開羅郊區他當陸軍軍官時住過的那一所簡陋的平房裡。
  他身高六英尺,長得細瘦而英俊,一派直挺挺的軍人風度,形象很引人注目。他的慇勤好客是出自內心的。他把他的家人介紹給我們,還給我們看了他藏書室中收藏的有關林肯的書籍。
  納賽爾表達了他對艾森豪威爾的崇高敬意,並對他在1956年為了拯救埃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謝。他談吐文雅,儀表尊貴,而且顯得很有才智和見識。他深有感觸地談到他關於改善埃及人民生活的願望,又問起我如何估計蘇聯領導人當時的態度和意圖,並專心地聽著。儘管當時埃及嚴重地依賴於蘇聯,但他顯然並不喜歡蘇聯支配一切的思想,還表示了與美國進一步改善關係的願望。他很希望我們去參觀一下阿斯旺大壩。為了進一步表示他的慇勤好客,他一再要求我們乘坐他的私人飛機去參觀。途中,他的飛行員讓我們在低空俯瞰了金字塔和埋葬國王們的谷地。
  我們去大壩的訪問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經歷,因為白天的氣溫超過華氏一百度。我們是在半夜下到大壩開挖區的。納賽爾曾告訴我說,大壩的工程實際上都是埃及人承擔的。但當我們看到大型推土機在強烈的照明燈光下挖土時,我的夫人敏銳地注意到,操作人員中沒有一個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國人。
  六十年代期間,納賽爾繼續在國際舞台上對別國進行干預。
  他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中煽動革命,並越來越深地陷入也門內戰的泥潭。在國內,他依然忽視埃及的經濟問題,在政治上也繼續進行鎮壓。儘管他公開承認他對蘇聯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懼,但他對俄國的經濟、軍事援助的依賴性卻有增無減。
  納賽爾這位革命者忽視了革命的時刻已經終結、鞏固成果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一事實。從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義是有益處的。通過這種運動,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這一運動的主要宗旨——對以色列的僧恨和對西方的不信任——則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設性的。結果,他的各項政策不可避免地導致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敵對狀態的升級,並使埃及畸形地依賴於西方的敵人——蘇聯。
  1970年9月,當我們得悉納賽爾由於心臟病發作而遽然辭世的消息時,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艦上觀看美國第六艦隊的演習。我本想前往開羅參加葬禮,但後來覺得這是不明智的。因為當時埃及政府仍與蘇聯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且極端仇視美國。如果納賽爾的繼承者希望改善埃美關係的話,我認為應該由他們邁出第一步。於是,我改而派了一個代表團,代表我前往開羅。
  到納賽爾逝世時為止,薩達特在幕後已經等了將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納賽爾的極度妒忌之害,因為他看起來沒有什麼個人野心。他樂意承擔納賽爾分派給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稱為:"納賽爾的哈巴狗":有人則說,他前額上的印記,不是由於每天祈禱時在地上叩五次頭而留下的——像所有虔誠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樣——而是由於在內閣會議上,納賽爾為了讓他留心聽別人講話,常常戳他的臉而留下的。
  十八年來,安瓦爾·薩達特一直在注視著,傾聽著。革命前,當英國人掌管埃及時,他在獄中服刑,並學會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價值。他知道納賽爾妒忌心很重,因此,他總是小心翼翼的,從不露出要為自己爭權的跡象。除此之外,薩達特還是人們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視友誼、認真實踐諾言的人。
  不過,他在代表納賽爾去國外訪問時,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費薩爾王儲。他當總統以後,曾私下對費薩爾說,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和他對蘇聯的依賴都失敗了。
  1970年,薩達特在納賽爾去世後掌權時,許多觀察家認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維持幾周,因為他缺乏納賽爾那樣感人的超凡魅力。他們沒有認識到有各種各樣的魅力,而且一個人只有在掌權之後,人們才有可能斷定他是否具有這種難以捉摸的品質。薩達特並不想走納賽爾的老路。他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一開始就熟練地阻止別人奪權,並把他的反對者投入監獄。時過不久,人們對他的權威就不發生任何疑問了。
  薩達特迅速採取行動,砸斷了把埃及捆綁在蘇聯人身上的鐐銬。納賽爾去世後,他向全世界廣派代表,向各國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見到周恩來。談話中,中國總理問:"您知道是誰殺害了五十二歲的納賽爾嗎?"這位特使愕然,沒有作答。周思來說:"是俄國人。"他的這番話是隱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義去理解。但埃及對蘇聯的依賴、它與大多數阿拉伯鄰國以及美國的冷淡的關係,確實是納賽爾留下來的包袱。納賽爾是一個非常自豪和有獨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時,埃及的孤立處境使他負擔沉重。薩達特認為,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惡化的原因。
  在薩達特就職後不久,我們開始接到薩達特想要使埃美關係解凍的種種暗示。他掌權十一年的特徵,是喜歡採取一系列戲劇性的主動行動。其中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1972年突然驅逐了一萬六千名蘇聯軍事顧問。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一是根據他的判斷,俄國人並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歡俄國人。
  我1974年訪問開羅時,曾經告訴他,我認為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感到他們比俄國人更文明。薩達特笑笑,回答說:"您知道,我們的感覺恰恰也是這樣。我們埃及人比俄國人更文明。"
  納賽爾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他總是忙於政府的大小事務之中,為了批閱積壓的文件,經常通宵達旦地耽在辦公室裡。
  薩達特則比較孤癖、好沉思。他經常撇開他的部長們,在午飯後到尼羅河邊散步,獨自作出各種決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討厭瑣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決策——薩達特把這些決策都留給他自己來做——卻總是驚人的、高明的,有些決策,諸如驅逐蘇聯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從根本地變了中東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過眼煙雲似的國際關係花費那麼多傳統的智慧和才識。
  全世界將緬懷納賽爾和薩達特在外交事務中所起的作用。
  他們兩人都試圖恢復阿拉伯人被損傷的自豪感。薩達特1973年發動贖罪日戰爭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矯正1967年以色列的勝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狀態。但薩達特還有進一步的意圖。蘇伊士運河事件後,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敵對狀態仍像過去那樣嚴重。從薩達特看來,在贖罪日戰爭中顯示一下阿拉伯的強大力量,實際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這樣,他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採取高屋建瓶的姿態來謀求和平;從軟弱的地位出發是無法這樣做的。
  薩達特講究實際的程度與納賽爾輕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謹慎與納賽爾的衝動妄為從程度上看來,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動行動,都是為了達到某一目標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慮了可能造成的後果。薩達特感到必須結束埃及在經濟上的孤立狀態。與以色列實現和平,則意味著開展新的貿易,從蘇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從蘇伊士運河的航運中源源不斷地得到收益。納賽爾的對外政策幾乎沒有為解決埃及的國內問題帶來什麼好處。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只不過是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他們忽略國內問題的一種辦法。薩達特的對外政策,則是朝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向所邁出的一步。
  在納賽爾失誤之處,薩達特卻取得了成功。因為他把增進埃及這個國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視為自己的第一職責。比起納賽爾來,他對推動世界前進的各種力量具有更為廣泛和正確的瞭解。他在世界舞台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時,又精心地把在國外所做的一切與在國內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目標聯繫在一起。
  我最後一次見到薩達特,是在1981年8月他訪問美國之時,他邀我到紐約的埃及代表團駐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眾的相貌和彬彬有禮的舉止,再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薩達特的心臟病過去發作過兩次,所以他很注意保養。但我也有這樣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腦力勞動中去了。他很少擺出不必要的或誇張的架勢,也很少說廢話。他的含蓄和善於節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後一次會見時,我發現他對裡根政府持樂觀態度。他說,他確信裡根在中東的交易中將會是直率的;在反對蘇聯冒險主義方面也將會是堅定的。關於美蘇關係問題,他說,美國人在前四年中已丟失了大量地盤,"西方決不能再放棄一寸土地了"。他還說,他預料蘇聯會在波蘭採取行動:西方不應直接作出反應,而應把蘇聯的干預作為一種借口,在其他地區,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亞採取行動。他說:"應該在我們選擇的地方、而不是在他們選擇的地方與他們進行鬥爭。"
  在此之前兩個月,以色列對伊拉克的一個核反應堆發動了一次先發制人的攻擊。我告訴薩達特,我感到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做事不負責任,行為乖戾。他脫口而出道:"嗯,他瘋了。"接著又說:"他也許象狐狸一樣瘋了。"我說,儘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須保護自己,使其免受敵人進攻,但是,貝京在這個過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將使他的朋友,諸如薩達特和裡根感到為難。薩達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當我提到如果貝京不再掌權、中東可能會取得更多的進展時,薩達特又表示異議,說:"我還是願意與他打交道。"
  "他很強硬;不過,他能夠達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夠達成的協議。以色列需要一項協議。我深信,在貝京、裡根和我之間,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間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進展。"
  在我們談話結束時,薩達特邀我在以後幾個月內的某個時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宮和他再次柏會。他說,屆時他將與我進行一次愉快的長談。
  但是,我們永遠也不會進行這樣的長談了。我雖然又到埃及去,但卻是為了參加他的葬禮。那年十月,薩達特在開羅檢閱軍事隊伍時,被一幫刺客用槍擊倒了。裡根總統請三位前任總統代表他參加葬禮。去開羅途中,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和我一起追懷薩達特的往事。我們對他的勇氣、他的遠見、他的才能和他的銳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過,當我們抵達埃及時,街上卻幾乎是空蕩蕩的,與十一年前納賽爾去世時突然發生的狂亂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薩達特的繼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訴我們,他的人民可能仍然處於一種震驚的狀態之中,不想在公開場合表示哀痛。
  我認為,埃及人對薩達特的矛盾態度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納賽爾具有普通人的風度,儘管他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從不愛好奢華,與納賽爾相比,薩達特生活很講究。他有十個總統官邸,還有一位精幹世故、口齒伶俐和修飾得無可挑剔的妻子。他穿著昂貴的西服,抽著進口的煙絲。
  儘管薩達特從來忘記他的農民出身,但並沒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們中的一分子"。事實上,取得成功的領導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從理性上而言,薩達特對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樂對法國人的態度一樣,他對人民缺乏深厚的個人感情。不過,他們在許多方面仍然應該感謝薩達特。在他去世時,並沒有一個埃及士兵在作戰;埃及的經濟雖然還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薩達特還採取了減少新聞檢查、讓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動等措施,朝著拆毀納賽爾的警察國家的方向,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
  納賽爾是一位易動感情的人;薩達特則是一位善于思索的領導人。納賽爾能夠看到人民的心靈;薩達特則把他的眼光從人民的頭頂投向遠方。由於他與人民疏遠,他受到的尊敬多於熱愛。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簡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夠把中東問題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使問題變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決了。
  薩達特的葬禮並沒有那種過分激動的場面,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只可能有一個納賽爾。人們為他激動,因為他是第一位總統,是締造者,獨一無二的締造者。人們本能地知道,像他這樣的人絕不會再出現了。沒有人能夠取代他。他們把埃及的一切歸功於納賽爾。不過,他們自己也喜愛歷史的痙攣、驟然激發出來的自豪感、以及在一個民族的生命長河中僅有一次的遽變。
  對納賽爾來說,薩達特是一副解毒劑。他從前任的成就的基礎上前進;在必要時,又能夠修正前任的錯誤。現在,穆已拉克總統也有類似的機會,做薩達特做過的同樣的事情。參加薩達特的葬禮後,我到其他幾個中東和北非國家首都去旅行,和他們的領導人進行私人會晤。由於薩達特簽訂了戴維營協議,他們對他持批評態度,抱怨薩達特對巴勒斯坦人的境況不予重視。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長期蒙受納賽爾的干預之害,起初把薩達特看作一位盟友。後來,由於薩達特與以色列單獨媾和,他們又深感失望。當他們拒絕附合薩達特的和平戰略時,他把他們稱為"猴子和嘶嘶作響的蝮蛇"。這使他們極為憤慨。我能理解他們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薩達特的感情。埃及終於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領袖。與其他中東國家相比,埃及人民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業所流的血更多。現在,薩達特有理由認為是採用一種新的做法的時候了。
  薩達特是一位無畏的革新者。在中東,他採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驟。現在是他的繼承者完成他開創的進程,並修補埃及與其保守的阿拉伯鄰國的籬笆的時候了。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埃及在1981年就已準備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了,就像他們1969年所做的一樣。這種轉變雖然可能是在一種令人可怕的境況之下進行的,但由於薩達特具有一種神秘的氣質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會接受這種概念的。
  一位領導人的最偉大的貢獻,常常在他去世之後才能顯露出來。到了那個時候,他的後繼者將會沿著他所奠定的基礎向前邁進。
  薩達特是被舊世界的勢力殺害的。這種勢力鑽進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為他尋求和平而不是尋求聖戰,所以他的行刺者說他拋棄了伊斯蘭教。在許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東的許多鄰國更為現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納賽爾雖然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電視的時候,他就通過流行歌曲來宣傳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樣,也有很多好鬥的伊斯蘭信徒。薩達特邁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時也是走近個人險境的一步。因為在他的敵人中,有許多人對和平毫無興趣。中東的領導人在跨越新舊世界的前沿地區時,總是冒著極大的危險:薩達特象伊朗國王和費薩爾一樣,越過了這些疆界,最後也為之獻出了生命。
  在薩達特去世前十四個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個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伊朗國王死於癌症:薩達特則死於行刺者的槍彈。但他們兩人都是中東爆炸性緊張局勢的犧牲品。伊朗國王是逃出他國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國領導人中,薩達特是唯一有勇氣給他以庇護的人。因此,巴列維總算在某種體面的、不失身份的情況下,度過了他的最後幾天。在伊朗國王當政時奉承過他的其他一些領導人,看到他既已倒台,卻都避而遠之。
  我抵達開羅以後,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見到了薩達特。他伸出手向我走來,說:"您能來參加,實在太好了。"我對他說,在美國拒絕伊朗國玉居留之後,他竟能給他以庇護權,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他對此表示懷疑,答:"嗯,勇氣?不,支持一位朋友並不需要勇氣。我不外是做了我認為正確的事。"從這件事可以看到,薩達特作為一個人和一位領導人所具有的品質。他既忠於有權勢的朋友,也忠於那些軟弱無權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亞歷山大他的行宮中拜訪他時,他也表現了同樣的品質。
  我們討論了即將來臨的美國大眩他知道我支持裡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覺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對被他親呢地稱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這個人說過一句輕蔑的話。∫晾使醵暈蠢吹睦硐耄湍扇睦硐胍謊晡埃凰撓櫨諶嗣竦南M?象納賽爾一樣強烈。這兩個人中,伊朗國王是一位比較好的國務活動家,·納賽爾則是一位比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國王是中東最有才能的領導人之一。但是,他因為到了很晚的時候還低估他的敵人的力量,終於被他們壞倒了。由於二十世紀的人們迷戀於浪漫的革命,伊朗國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數朋友——包括美國在內——在伊朗革命之後,又把他看作一個被遺棄的人,因此,他幾乎受到了普遍的中傷。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過是宗教界上層人士爭奪權力的表現。在此之前,由於伊朗國王進行了自由改革,使他們在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方面失去了權力。反叛者們由於高喊著"左"的詞句,新聞界、特別是電視界就把他們浪漫化了:阿亞圖拉則為那些容易上當的人們布下了羅網。不久,伊朗國王終於失去西方對他的支持,最後失去了他的國家:伊朗則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榮、以及在伊朗國王和他的父親執政時所取得的進步。伊朗國王去世前夕,是一個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僅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當他居留於墨西哥、過著長期飄泊的流亡生活之時,我去拜訪了他。我們已經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才三十四歲,他那文靜、莊重的舉止和好學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他雖已當朝為王,但來真正理政:政治權力操在極有才幹的首相法索拉·薩赫第將軍的手裡——他的兒子阿第希爾是我任職期間的晾首大使。不?,當這?國王詢問了一些探索性的、精闢的問題之後,我立即相信,他一旦開始親自領導這個國家,將是一位天才的領導人。
  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伊朗國王仍然保持著王室的尊嚴,但他那青年時代的熱忱已不復存在了。代之而來的,幾乎是一種極端的失意情緒。他的權力已被那個運動的領導人從他手中寺走了,他們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顛倒過來,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紀的黑暗中去。看來,阿亞圖拉對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國王本人深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誤解和不正當對待的人。據瞭解,這一切像他肉體上的病痛一樣,同時嚙啃著他,把他毀滅了。據悉,大批曾與他共事過的人也慘遭同樣的命運。
  在最後的那次會晤中,儘管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深感痛楚,但他還是很和藹、親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時,他自豪他說,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兒子禮薩王儲親手製作的。我深深為之感動。我們不僅談到伊朗,還談到了廣泛的世界性問題,像通常一樣,從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對國際舞台上所發生的事件有著淵博的知識。
  有的領導人需要權力,是為了使他們的生活具有目標:有的領導人則是為了一個目標而活著。他們實現這個目標的要求是那樣強烈,以至於渴望得到權力,以便實現它。∫晾使跏俏慫墓葉鈄諾摹K炎約漢他的國家視為一體——不僅是現代的伊朗,而且是澤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魯士的古老的波斯這個一度包括世界許多地區的帝國。像這些古代的皇帝一樣,他生活奢華,擁有帝國各種顯赫的服飾。
  但奢華並不是他緊緊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對他來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孔雀御座代表著伊朗,代表著使伊朗人民過上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親所奠定的基礎上,他利用他的權力,通過掃除文盲,解放婦女,推行農業革命及建立薪的工業等做法,使他的國家與中世紀決裂,臍身於現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過多的人,忘記了他在徹底改造伊朗的過程中樹立了多少敵人。毛拉們、因襲的商人們、佔有土地的貴族們、頑固的官僚們,貴族出身的社會名流們及共產黨人,都鄙視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敵中還包括年青的知識分子——他們當中許多人是他派到國外去學習的。這些人回國以後,要求實行的改革比伊朗國王願意實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婦女們也舉行示威遊行反對他。這些不耐煩的伊朗人,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毛拉們發動政變的彈藥。他們廖集在"伊朗革命"後面,以為自己正在推動伊朗國王以更快的速度開展現代化和自由化的運動。殊不知正好相反,他們幫了那些懷有野心的教士們的忙,使這個運動走向了反面。
  為了免於樹敵,伊朗國王本來可以什麼都不幹。他可以繼續管轄一個窮困、落後的波斯,依靠王室財產的收入,過著優越的生活,並在損害無權者的情況下,與權貴們建立一種相安無事的關係。但是,伊朗國王寧願有所作為,而不願無所事事。正如他在墨西哥時對我說的,他可能是做得過分了。他要把伊朗變成一個人民受過教育、農民佔有土地的、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國。許多見過伊朗國王顯赫地坐在珠寶寶座上的照片的西方人,如果瞭解情況,當會大吃一驚:在大部分時間裡,他穿著工作服,在他那相當簡樸的辦公室中批閱文件。他在迎接來訪者時,也是站起來的,並和他們握手。他不太相信顧問們,並拒絕授予他們大多的權力,寧願自己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竭盡全力工作。
  、他的頭腦中裝滿了伊朗經濟發展的最微小的細節。在他的領導下,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引人注目地增長著。
  到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人有了自己的住家。
  在美國的幫助下,伊朗國王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國和從地中海到阿富汗的一支穩定力量。七十年代後期,當他在國內的困難逐步增加時,美國對他的支持轉麝用亮。許多人把他對美國的依賴看成是一個致命的弱點。其實,這些批評者把是非顛倒了。如果沒有大國的支持,當代較小的國家很少能夠擠進世界的前列。美日安全協定就是這種聯盟的榜樣。在伊朗問題上,致命的弱點是美國的軟弱,在戰後的歲月中,如果美國對日本剛一冒頭的動亂猶豫不決的話,那麼,其後果將與伊朗相似,同樣是災難性的。在伊朗,當一位朋友最需要我們幫助的時候,我們卻撒手不管了。
  對一位領導人匆忙作出的結論,常常會被現實向歷史這個高級法院提出的上訴所推翻。有的人在離開舞台之後,其形象逐漸縮小了,有的人卻逐漸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時被封為聖徒,但他們的缺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變得越來越明顯。智利的阿連德、埃及的納賽爾和中國的毛澤東就是例證。伊朗國王則是在一片爭論聲中去世的。但我確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將屬於那些形象會變得越來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員。
  正在實行現代化的君主們會面臨著一個異常困難的平衡問題,因為他試圖改變的習俗,也正是支撐著他的、使他有權統治的那些傳統。為了取得成功,他必須體察人民的脈搏;他的改革必須是穩健的,而不是突如其來的。但是,在實行改革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喪失東西最多的人真的起來反對他的話,那他就必須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權力。一旦他選定了他將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評看作出讓步時,就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如果讓步過多,自己必將無路可走。
  與廣為流傳的神話相反,伊朗國王的垮台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暴君,事實剛巧相反,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脅他的國家的穩定的人們時,還不夠殘酷無情。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對他的敵人及時地進行鎮壓,本應是伊朗國王為了把伊朗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終於把晾吞噬了。一如我們當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樣,伊朗國王的敵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進步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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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8、一個嶄新的世界變動時期的新領袖們(四)

  費薩爾·伊本·阿卜杜爾·阿齊茲·阿爾·沙特是1964年到1975年沙特阿拉伯的國王。像伊朗國王一樣,這位具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也動手對一個充滿舊的社會準則和習俗的國家進行改革。然而,費薩爾並沒有掉進觸犯強大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的陷阱。很明顯,他本人是非常虔誠的,過著無可指滴的簡樸生活。他實施伊斯蘭法與他的前任一樣的嚴格。與此同時,他對他的國家進行了改革,並使之現代化。費薩爾的一生表明,人類社會具有使現代世界的長處與對伊斯蘭教真主的信仰和諧並存的可能性。費薩爾登基後不久,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加入到現代世界的行列中去,而且在其中找到一個體面的位置。……就像革命可從陰謀家的地下室裡發動一樣,也可以從王室的寶座上發動起來。"與日本的吉田茂一樣,費薩爾既鼓勵西方有益的影響,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讓它們破壞本國的傳統——就費薩爾而言,即不能破壞伊斯蘭教這立國之本。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紐約的瓦道爾夫·阿斯多利亞旅館第一次見到費薩爾。那時他是他的兄長沙特國王下面的王儲。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老練的、超乎常人的外交官,在西方的環境中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他講地道的英語。
  當時,沙特阿拉伯切望得到美國的支持,以便在它的南翼——也門——反對受到納賽爾支持的叛亂者。費薩爾的舉止雖然沒有一點謅媚的味道,但還是低姿態的和友善的。
  多年以後,我於1974年以總統的身份訪問了沙特阿拉伯。
  那時費薩爾已是國王,國際舞台上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納賽爾去世了,費薩爾的朋友薩達特統治著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其中東盟國的石油可以當作經濟手段對西方施加壓力的情況也剛剛出現。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條件與我打交道的。他在機場迎接我,儘管氣溫已超過一百度,他仍穿著多層的、黑白相間的傳統長袍,由酋長組成的隨從和阿拉伯遊牧部族的衛隊簇擁著。衛隊們的長刺刀在驕陽下閃閃發光。他在吉達的那間簡樸的私人辦公室,與我第一次見到他時那套雅致的旅館套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974年我們會談時,費薩爾完全不講英語。顯然,他已清楚地意識到他現在握有極大的權力,要充分行使他的權力來實現他的目標。這次會談證明,他是一位老練的談判者。他轉達了他的一些中東和穆斯林盟國對美國武器的要求。但當我要求石油生產國採取行動來阻止最近發生的油價暴漲時,他很有外交手腕,不承擔任何義務。然而,他在告別儀式上還是給我賞光,打破了傳統和禮儀,對我的政府在國內的反對看作了間接的,但又是明白無誤的攻擊。
  在費薩爾和他的繼承者的領導下,沙特阿拉伯在中東這個多事的地區一直是一個穩定的重心。在我與他的會談中,我也發現:他固然在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具有透徹的瞭解,但他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點。這就是他固執地認為,共產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在根本上是一脈相通的。不管在什麼場合和什麼問題上,他都是這樣。1974年我們會見時,他談到的首要之點,就是共產黨人在阿拉伯半島的陰謀,以及他所看到的這些陰謀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要他放棄這種索繞於心的、奇怪的想法,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向他保證:儘管我們美國堅決支持以色列,但對蘇聯的用心也不抱任何幻想。最後,我總算把話題引向另一方面,表示我們希望更多地鼓勵中東那些溫和的、負責任的政府。在這方面,我們對費薩爾抱有最大的期望。在中東地區,他具有真正的國務活動家的風度。他曾幫助他的朋友——薩達特與蘇聯疏遠,而且是我們在這個地區的外交活動的不愛聲張而堅定的支持者。除了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聯繫具有一種難以擺脫的想法以外,費薩爾對國際舞台上所發生的其他事件的看法是明智的、豁達的。1974年的會談以後,我確信,他是當時世界上最引人矚目的、掌握政權的政治家之一。
  費薩爾說話時心平氣和,文質彬彬。他在同我及他的顧問們談話時,用詞簡潔。他也是一位專心致志的聽眾。他愛說:"真主賜給我們每人兩隻耳朵,一根舌頭。因此,我們可以聽兩次,說一次。"費薩爾象戴高樂一樣,他通過講阿拉伯文和使用譯員的辦法,對我提出的問題和發言都可以聽兩遍。這樣,他就可以用兩倍的時間來考慮他的答覆了。
  貴薩爾與戴高樂還有一個相似之處:他們都是軍人兼政治家。他是按自己的條件執政的,對他的國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使命也很有遠見。
  伊本·沙特這位沙特阿拉伯的建國之父在談到他最有才能的兒子時,曾經說過:"我只希望有三個費薩爾。"費薩爾幾乎就是為了掌權而生的。他在十四歲那一年,就被派到國外執行第一次外交任務。不久,他又成為一位英姿勃勃的、老練的沙漠騎手,被他父親任命為一支部隊的司令官。1933年,伊本·沙特在他兒子的協助下,把一幫沙漠遊牧部落統一成為一個新的國家。
  伊本·沙特去世以後,他的大兒子沙特繼任國王。沙特放蕩不羈的行為,幾乎使這個壓國破產。他為了自己的享樂,恣意揮霍,而且把計劃不周的公共工程項目,像上天思賜的嗎哪一樣,隨意加在他的人民頭上。傳說1958年費薩爾王儲接管政府的日常工作時,發現國庫中備用的現金還不到一百美元。他採取了嚴厲的措施,減少王室的開支,並使這個王國開始走上預算平衡的道路。沙特國王對他兄弟行政管理才能的嫉妒,造成了越來越緊張的局勢。1964年,沙特阿拉伯的長老們廢黜沙特,使這種緊張局勢達到高峰。
  作為國王,費薩爾開始實施對婦女進行教育的計劃,他廢除了奴隸制,修建了道路、學校和醫院。他將巨額的石油收入用在新的工業建設上,並在國外投資,以便在石油一旦枯竭時能夠繼續提供財源。
  費薩爾很少有笑容。當他笑的時候,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的,就像啃了一口檸檬、發現裡面是甜的一樣。他面容憔悴,皺紋很多,眼睛疲勞無神,眼皮困頓松垂。他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連年輕的助手們也說很難趕得上他。像意大利的德·加斯佩裡一樣,他經常也是在一天的工作結束時關閉政府辦公室電燈的人。
  費薩爾患有潰瘍病,只能吃刺激性小的食物。在1974年他為我們舉行的國宴上,他的客人都上了味美的烤羊肉,而他只吃米飯、豌豆和蠶豆。他用叉子把它們搗碎,然後用勺子吃。那繁忙的工作日程及禁慾主義的本性,使他毫無娛樂活動。領導九百萬沙特阿拉伯人的重任和對其他幾百萬穆斯林的精神上的職責,都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
  其他保守的阿拉伯國家建立了立法機構:費薩爾則擁有絕對的權威,通過分散在整個王國的幾千名王子這個網絡來進行統治。他把能幹的顧問們召集在自己周圍,細心地傾聽他們的意見,然後由他自己作出抉擇。由於他拒絕分散權力,連許多贊同他的施政大綱的沙特阿拉伯人也抨擊他。
  儘管費薩爾拒絕實行民主,但他仍然接近他所統治的人民。他登基後不久,他的妻子陪他參觀了在阿爾·瑪薩的一所重新裝磺的皇宮。當他看到奢華過度的王室臥房時,不禁問她:"這是誰的房間?對我來講,實在大豪華了。"他在樓下大廳中選中了一間窄小的房間,在裡面只安置了一張單人床。他不喜歡人們吻他的手或稱他"陛下",而是喜歡人們稱他"兄弟",甚至叫他"費薩爾"。沙特阿拉伯傳統的議會,是他的政府的組成部分。這位國王每週接見臣民時,總是耐心地傾聽他們抱怨家畜被偷或發生財產糾紛等情況。
  費薩爾之死是特別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們的會談中,他對他的空軍中一些年輕軍官的忠誠表示深為憂慮。他們在美國受過訓練。他擔心他們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後來就感染上了這種毒素。費薩爾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險是來自於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爭議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國開放電視——儘管他已決意對電視節目進行嚴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異議的王子認為電視傳播了邪惡的影響,因而率隊突襲利雅得廣播電台,但未獲成功。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宮殿,在那裡被保安部隊殺死了。十年後,費薩爾被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殺,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報復行為。在與我交談時,費薩爾曾經說過,他認為,一般他說來,電視和新聞工具充其量只是現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惡"之物。他是唯一由於電視而喪命的領導人。
  費薩爾被暗殺時,一家週刊說,雖然他的權力平靜地、和平地傳給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來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國王,但這次謀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東石油國家的不穩定性"。無獨有偶,當薩達特總統在1981年秋被暗殺時,許多人也說,美國不應該把武器出售給中東的:"不穩定的"政府,即使其權力是平靜地、和平地傳給薩達特親手挑選的繼承者-1956年以來埃及的第三任總統。但在上述事件中,權力交接的情況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總統被謀害後的權力交接情況差。
  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東的許多政府確實是"不穩定的"。埃及憲法中,載有關於有條不紊地交接權力的條款;沙特阿拉伯卻沒有。不過,比較而言,世界上實在很少國家有可靠的繼承權力的法律程序。共產黨國家就沒有。認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穩的人,大多數是以此隱晦地發洩他們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僧惡。由於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歷史,因此他們的上述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忽視了沙特阿拉伯的現實:這個國家歷史上沒有民主。君主政體也是一種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對這種形式已繹習慣了,目前還感到心滿意足。約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體。在侯賽因國王和哈桑國王的領導下,它們都成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爾吉巴自我任命為終身總統。儘管他那溫和的極權主義領導同樣遭到抨擊,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會給突尼斯帶來布爾吉巴已經帶來的那種進步和穩定,也是值得懷疑的。
  由於越來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過教育,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政府。不過,就算他們不這樣做,這種發展趨勢也將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體改革的必然結果。雖然君主政體終將被一種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將完成費薩爾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轉變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民主對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體不一定都是壞的一樣。1982年6月,繼承王位的法哈德國王曾經直率地說過,他的國家並不準備成立共和政府。他說:"我們要起用本國的傑出人物。但我們深信,如果不進一步普及教育,就算進行選舉,傑出人物也不會被推上掌權的崗位。"正如費薩爾所說:"就一個政權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它的名稱,而是它的行動。既有腐敗的共和政權和賢明的君主政體,也有賢明的共和政權和腐敗的君主政體。一個政權到底如何,應根據它的所作所為及其統治者是否廉正來判斷,而不是根據它的名稱來判斷。"
  納賽爾和薩達特是革命者;伊朗國王和費薩爾則是主張革新的君王。從心理上來說,這兩位埃及人比其他兩人佔上風。
  因為成功的革命領導人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這是君主們無法比擬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種正在運動的力量;君主則是靜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動的,後者則被視為靜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還必須克服可怕的習慣勢力。
  在革命看看來,過去的傳統和習俗只不過是革命這部機器的燃料。他可隨意地摒棄它們,或對之進行修正。然而,君主卻是依靠傳統來維持他的權力和權威的。所以,當傳統妨礙他未來的計劃時,他要麼得修改他的計劃,要麼就得以原封不動地保持其文化和權威的方式,把他的計劃和傳統結合成一個整體。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對政治家來說,也是一項最為艱巨的任務。
  納賽爾執政時,他是從零開始的。他1952年廢黜和驅逐法魯克國王時,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國人、土耳其人、羅馬人、希臘人和波斯人的統治——蕩滌乾淨了。多少世紀以來,他第一次給他的人民以一個由埃及人選舉、為埃及人辦事的政府。他還竭力想把埃及與它的阿拉伯兄弟團結在一起。這是一個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實際。
  納賽爾在政治上擁有絕對的權力,但他是通過虛有其表的共和國政府這一結構形式來進行統治的。他是以"總統,,納賽爾的名號、而不是以"埃及的鐵腕人物"或"埃及的獨裁者"而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嚴的權力主義政權,但因為納賽爾是一位受人愛戴的革命領袖,所以這種苛嚴程度似乎減輕了。
  納賽爾的目標是超國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給他的人民以一種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義。∫晾使醯哪勘曄紫仁敲褡宓模彩塹卦嫡窩模巖晾實弊魑鞣椒炊怨?產主義侵略的一個堡壘。他想使伊朗成為一個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國,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於納賽爾忽視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國王的工作缺乏戲劇性。他沒有一條蘇伊士運河可以實行國有化。他沒有把他的軍隊拉去向一群猶太復國主義者猛衝。他也不是在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的狂歡浪潮中上台的。其實,他只不過是一系列的伊朗國王中的一位罷了——事實上,他也是少數幾位自然死亡的國王中的一位。有一次,當他被問到為什麼許多人不相信他時,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國王得到信任呢?"∫晾使跏怯脅鷗傻模彩喬諉愕摹K惱u□槐饒扇惱□啦謾K?在國內的成就是相當大的。他在穩定的基礎上帶來了進步,納賽爾則在沒有進步的情況下帶來了不穩定的局面。但伊朗國王並沒有象納賽爾那樣,撥動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晾使跤捎讜謁姆炊哉嚦枷蛩岢鎏粽絞被褂淘瘓觶虼耍瘓□?物所壓倒和吞沒了。另一位專制君主費薩爾卻制服了舊事物。
  費薩爾由於個人和制度上的原因而繼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國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創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兒子。在這五人中,只有沙特國王是腐敗的。即使這樣,他的腐敗也是建立在對人民寬恕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壓迫的基礎上的。事實上,沙特國王已經開始實行了某些改革,後來為費薩爾所完成。
  作為一位實行現代化的君主,費薩爾具有更為優越的條件。他的權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來是源源不斷地來自於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國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並與他談話的國家元首之一。與伊朗國王統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國家的族類更為單一,促掛晾國王倒台的急遽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緊張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沒有出現過。
  費薩爾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國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業績。他不必要與頑固對抗的教士進行鬥爭,因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離的。他在改革的同時,又密切注視著改革對他的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他只允許那些適應於沙特阿拉伯和不會破壞其文化結構的影響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劇所表明的那樣,光靠巨大的石油財富不可能為沙特阿拉伯買來安全或繁榮。費薩爾的任務,是在不破壞這個崇敬神靈的國家的本質的情況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個國家是他和他的父親從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來的。他在掌權的十一年中,認真審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見到的所有領導人中,最能幹的兩位是小小的都市國家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亞已故的總理羅伯特·孟席斯。他們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這種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時間和地方,他們完全可能成為象邱吉爾、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這樣的世界性的領導人物。
  這兩個人的特點極不相同。奇怪的是,他們的背景和觀點卻十分相似。他們都是英國前殖民地的領導人,而且都是傑出的律師。他們本可以從事法律工作而大發其財,但他們都發現,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縛的。他們兩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於言詞和有才幹的人。儘管他們由於受到歷史的偶然性的制約,只能在小國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們並沒有從狹隘的或局部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由於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視野開闊、通觀全局的,因此,我和他們的晤談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談話。
  雖然他們兩人的觀點本質上都是親西方的,但他們象麥克阿瑟一樣,也都認識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著有利於他們地區的方向穩步轉化。這兩個人都力求保證他們的國家能夠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最繁榮、最安全和最有影響的國家。
  在個人條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與所有澳大利亞人一樣魁梧,他的精神和觀點也與所有的澳大利亞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吋高,體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寬闊;還有著厚厚的卷髮、像約翰·劉易斯那樣濃密的眉毛和一雙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種茫然的優越神態,雖然在對付令人惱火的議員和新聞記者時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許多同僚;這使他像邱吉爾一樣,雖然得到人民的欽佩,但並不為他們所愛戴。
  李光耀是結實、強壯的,像一位第一流的職業拳擊家。他目光犀利,從不黯然失色。我發現孟席斯喜歡交際,相當詼諧,李光耀則是精明的、機會主義的、工於心計和圓滑的。盂席斯喜歡有益的交談——事實上,他雖然對在議會上耍弄謀略這一套也很擅長,但他並不樂於這樣做,而是更喜歡趣味相投的談話。他還是一位品嚐美酒餚及摻和馬提尼酒的?家。李光耀則認為娛樂大多是浪費時間。
  在我與盂席斯會見時,他通常抽著上等的雪茄煙,向我談述一些使我感興趣的政治見解,發表一些對外交事務的精闢言論,以及對澳大利亞政治的帶譏諷性的評論。我們的談話總是熱烈而愉快的。對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光耀時,他卻像一頭籠中的獅子一樣,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著。他的一舉一動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都被禁錮於其簡樸的辦公室之中,亟想打破這種牢籠,尋找更為廣闊的空間。他不參與閒聊。
  他們兩人最為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所尋求的目標。這兩個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諾,就是在危急之時,保證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聯邦的團結。他在經濟上的保守主義,在他第一屆任期之後才表現了出來。那時,他把自己看作是中產階級人士追求舒適和安全時的一個盟友。李光耀則是一個最講究實際的人。他對政治理論漠不關心,蔑視一切不能直接有助於增強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富裕的事物。對這兩個人來?,沒有什麼東西比保證他們人民的安全和繁榮更重要的了。
  因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觀點是非意識形態的,所以,人們一直嘲笑他們是"實利主義者"。他們對人民的物質需要極感興趣,因而忽視了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這兩個人在國內的成就主要是經濟上的,盂席斯執政之時,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最快的時期:李光耀則把新加坡變成為一個貿易方面的"發電站"。兩國人民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富裕的人民。
  這種尋求物質豐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從未嘗過物質匱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戰後數以十計的領導人給他們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獨立。他們的人民卻很貧苦,經常挨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人們總是更多地根據領導人聲嘶力竭的言詞及其政治色彩來對他們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其政策的成功與否來判斷。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裡,許多人夜裡上床時,雖然兩耳灌滿了領導人的言詞,肚皮卻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個革命者。不過,他是另一種類型的革命者。他從來不把空話和物質相混淆,也從不讓意識形態壓倒良知。他1959年掌權時,新加坡是一個小小的國家,沒有什麼自然資源,只是一個由印度人、中國人和馬來人構成的、隨時有可能發生爆炸性局勢的混合體。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憤懣情緒則已高漲到了危險的程度。他認識到,只有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裝出比他的實際情況還要激進得多的樣子,才能防止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戲。把他的這套把戲歸納為"言左行右",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大選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無異於共產黨的一個陣線,其言詞是模仿毛澤東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西方的革命煽動者的角色。他穿著樸素的襯衫去參加竟選運動,責罵白人的罪惡。但他當選後,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產黨同僚投入監獄,並立即安撫新加坡有錢的華人頭面人物,還向外國人保證說,他們在新加坡的投資以及他們派來的董事們和工作人員都將是安全的。今天,他穿著細條紋西服,管轄著一個繁榮的國家。有人把這個國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為它是靠日本、西歐和美國的投資的有機結合為生的。
  新加坡的繁榮來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這座城市的唯一"資源"就是它在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國際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種輕蔑的口吻,談起那些依靠開發其礦產資源的礦區使用費為生的第三世界國家,並說:"我們這個地方只有具備克服困難的意志時,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勞動力以外,我國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李光耀就職以後,新加坡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來謀生了。多年來作為新加坡工人就業的主要源泉的英國陸軍,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撤出。同時,長達兩年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聯邦亦告失敗散伙了。許多人說,這是李光耀企圖控制這個聯邦所造成的結果。李光耀對此極為失望,他在電視中宣佈新加坡退出聯邦時,公然哭泣起來。不過,他只是暫時感到氣餒。他以一種獨特的、愛好使用生動的譬喻的口吻說:"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條上舒服。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坐在枝條上。別忘了,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擁有的這種枝條卻是鋼製的。
  看來,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鋼鐵製成的。他規定了年輕男人的頭髮的長度,公開反對吸毒和不正當的性關係。
  他告誡人們不要炫耀財富,如炫耀比賽用的汽車和大理石地板。由於他是一位帶有維多利亞倫理主義色彩的、嚴格維護紀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擊。但他認為,紀律和堅定不移的引導,對減少新加坡三大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及鼓勵他們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為其他多民族社會羨慕的對象。
  像尼赫魯一樣,李光耀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而且懷著強烈嚮往社會主義的心情回國。與尼赫魯不一樣的是,他對社會主義並不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他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提供房租補貼、學校、住房和診所,就必須有欣欣向榮的經濟。李光耀關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關心能夠支付帳單的國民經濟的需要。他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對經濟問題的態度說:"我們不能兩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許多社會改革是有實際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說:"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們不在這方面進行嘗試的話,新加坡將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如果我們嘗試而又失敗了,那它也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嘗試。"他經常要求政府機關負擔自己的費用。這種做法產生了不尋常的結果:國家的郵局贏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攬商業方面的活:政府部門中的懶散和浪費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裡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卻成為主要的罪孽。
  儘管李光耀對人民的福利至為關切,但在我們會見之時,他卻很少向我談論國內問題。有些領導人也不願意討論他們本國的問題,這要麼說明他們已被這些問題壓服,要麼就是象蘇加諾一樣,根本不願意面對這些問題。但李光耀並非如此。他毋需談論新加坡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擔任總統初期,曾派我的財政部長約病納利作一次周遊世界的實地考察。他回到白宮進行匯報時,對新加坡之行的評論的開場白非常簡明扼要。他對我說:"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托馬斯·杜威州長在1948年總統選舉失利之後,曾去遠東訪問。1953年,在我動身去亞洲之前,他告訴我,他那次訪問見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羅伯特·孟席斯。我見到孟席斯時,立即明白杜威為什麼對他有這麼高的評價了。孟席斯不僅對影響太平洋地區的問題、而且對影響全世界的問題都瞭如指掌。
  這位仕途順利的澳大利亞總理需要管理好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從阿得雷德人那種英國式的溫文爾雅,到大維多利亞沙漠邊沿地區的原始荒涼,這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盂席斯的連續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長。他具備處理好任期內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一切條件。儘管他有著英國上流社會成員特有的那種含蓄和尊嚴,但他也能勉強地與反對派和新聞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種用尖銳、刻薄的言辭來進行反駁的技巧。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我喜歡美國。"依我看來,他似乎把英國和美國政治家最優秀的品質結合在一起了。
  實際上,可以說有兩位羅伯特·孟席斯。我認識的是"第二位"孟席斯。這位充滿自信的、老練的政治家善於利用他的時間。在他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高潮。但我從未見到過"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是一位聰明過人、自負傲慢的年輕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他有一副好心腸,但後來被各種事件所壓倒了。
  孟席斯於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兩次擔任澳大利亞總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時,才認清了自己應該捍衛的對象:被遺忘的中產階級。1941年從他手中接管政權的工黨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把中產階級束縛得寸步難行。孟席斯再度擔任總理以後,在不妨礙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維護著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樣,鼓勵外國新的投資。結果,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經濟進一步繁榮起來。1949年到1961年期間,澳大利亞國民生產總值幾乎增長了三倍。同時,孟席斯在外交事務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這種看法集中到一點,就是澳大利亞應該作為遠東的大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當政的年月裡,如果他想重新獲得權力,顯然將會面臨巨大的障礙。他在1941年辭職和工黨獲勝之後,一度信譽掃地,甚至沒有被選為議會反對黨的領導人。1944年,他組織了自由黨。鞏固該黨、保持對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亞選民宣傳這個黨的過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鍛煉。
  像許多其他偉大的領導人一樣,在野的歲月使他變得更為堅韌了。因此,他再次掌權時,對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標也更為堅定了。他被公認為一位傑出的議員,一位強有力的竟選者和能使聽眾為之傾倒的演說家。人們指責他藐視他的內閣,實際情況卻是:他讓他的部長們暢所欲言,因為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
  然而,這一次並不存在到底由誰來掌權的問題了。因此,也不會像二次大戰中所發生的那樣,存在從內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對著內閣中的意見分歧,他客氣地徵詢部長們的意見:他應該分別做些什麼?1949年以後,他對他的內閣成員予以區別對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績之一,是把堪培拉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潔漂亮。有一年,他在預算中撥出一百萬英鎊,用於在首都建造一個人工湖,接著他就動身去英國訪問了。他不在國內時,財政部長又把這個項目從預算中刪除了。
  他回國以後,風趣地對內閣說:"我得到的消息說,我不在國內的時候,財政部勾銷了對這個湖的初期工程撥款一百萬英鎊的項目。是這樣嗎?"他的部長們告訴他說,一點不錯。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說,現在由於部長們的一致同意,這個項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這個工程果真動工了。
  在《偉大的同齡人》這本書中。邱吉爾寫道:"偉人的標誌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見過面的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有的人通過他們的外表、有的人則通過他們的智慧的力量,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實際上,我所認識的主要領導人都尤其擅長這種越來越少見的、面對面的談話藝術。我認為這並非巧合。領導工作就是說服工作。一位領導人如果不能成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們興趣的談話者,那他就難以成為一位有說服力的人,因此也難以成為領導人。
  麥克阿瑟專橫的獨白、戴高樂雄辯的見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來光彩奪目的詩句,這一切與今天廣播電視節目中的閒聊相比,就像勃朗與指畫法的關係一樣,相去萬里。
  他們的談話,既有風格,又有實質內容;既生動,又意味深長,能在聽眾中喚起一種對才智的無限尊敬。只有具備這種才智的人,才會有這種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談話。這是成功的領導人確立自己的權力並進行說服工作的途徑之一。
  我在會見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總是期待著會見的時刻早點到來,正像我過去常常期待著一位偉大藝術家的演出一樣——事實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戰後的某一位領導人列於這類人物的首位的話,那麼他將不是一位傳奇式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而是羅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辯的警句的創造者,喜歡進行生動活潑的對話,而且是一位耐心的聽眾。
  更不尋常的是: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也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善於寫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辭:善於演講的人,又往往不善於寫作。很少有人像邱吉爾、伍德羅、威爾遜和戴高樂那樣,兩者兼美。不過,對一位要在政界嶄露頭角的人來說,在公共場合和私下談話中都擅於辭令,這比善於寫作更為重要,實際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由於盂席斯工於辭令,很少有人願意在公開場合與他辯論。
  從早年起,他就像邱吉爾一樣認識到,對於不友好的問題或評論,用隨手拈來的遁詞去對付,比冗長的辯護或解釋要有效得多。在他擔任總理後所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左翼記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選您的內閣人員之前,一定會與控制您的有權勢的人士磋商過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羅。不過,年輕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這些人之外吧!"
  這種做法在議會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亞議會中還保留著少許邊遠地區的粗俗話,這使孟席斯有時感到很厭惡。有一次,一位國會議員抱怨孟席斯說話時夾雜著一種優越感。他答道:"要是考慮到我在這裡有您這樣的夥伴,我的這種做法也就不足為怪了。"他又針對另一位國會議員說:"這位尊敬的議員真是神思馳騁,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時候進行的。不然的話,他的這次神遊也將是大有教益的。"工黨人士由於經常受到這樣的譏諷,因此該黨曾經告誡它的成員不要與孟席斯再作這種不必要的交鋒。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黨的抵制。這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他後來曾說:"這是毀滅性的一擊。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間,盂席斯在從政治上默默無聞的境地捲土重來時,對他的抨擊者——尤其是報界——逐漸形成了一種健康的、憤世嫉俗的姿態。他並不伯與他們進行勇敢的交鋒。在一次重要的新聞界的集會上——與華盛頓的橄欖球俱樂部午餐會相類似的集會——盂席斯在忍受了兩小時的無情嘲弄之後,起而向報界祝酒,說他們是"我們聯邦中賺錢最多、又最為無能的勞動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噓說,他以一種"明顯的蔑視態度"來對待新聞界,而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視商界的抨擊者,尤其是在他不當權的漫長歲月中拋棄過他的那些人。他對我說:"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們總是這樣,坐在扶手椅上,對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還說,他懂得在輸給工黨之後殺回馬槍時的滋味。他微笑著說:"他們說我贏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動證明他們錯了。
  孟席斯經常對我說,政治家必須臉皮厚。他還針對我們臉皮最厚的總統之一——林登·約翰遜——說過一些頗有見地的話。儘管他對約翰遜的能力很敬重,說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覺察到這位得克薩斯人過分熱衷於公眾輿論和新聞界——在他後來擔任總統期間及以後,這些輿論卻使他吃盡苦頭。孟席斯對我說:"現在,您和我都知道報界無關緊要。過去我經常對約翰遜說,'對這些傢伙寫有關您的東西,都不必神經過敏。您是被選出來做事的;他們卻不是。他們只代表自己說話,你卻代表人民說話'。"
  喜歡談話藝術和努力進行實踐的盂席斯,還尖銳地指出了約翰遜的另一個大弱點:他閒耽不住,那怕是一會兒。孟席斯說:"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總是不集中。在談話過程中,他總是抓起電話筒。"
  約翰遜在橢圓形辦公室中有三台電視機,他可以同時收看三套節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訴我,這位總理在論戰期間從來不讀談到他自己的報紙。她說:"有一次他告訴我說,'一旦他們停止辱罵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國政治的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我的第一本書《六次危機》中,有談及我1960年與約翰·肯尼迪進行電視辯論的內容。當我向孟席斯贈送這本書時,他給我復了一信,說,他至今仍然認為我同意進行辯論是一個錯誤。信中還寫道,"我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您輸了才這樣說的……我在電視中看過你們的兩場辯論。就這些辯論本身而言,我覺得您是贏了的。但由於在選舉運動開始時,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許多人對您的瞭解比對肯尼迪的瞭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過是在東海岸聞名而已。因此,我當時就想,現在仍然這樣想:您與他一起在觀眾眾多的電視屏幕上辯論,最大的後果之一,只能是使他與您一樣出名。請恕我冒昧直言,我認為,您此舉無異於將王牌拱手相讓。"
  他寫這封信之時,我剛在1962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競選中失敗。因此他還寫道:"我相信,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語來結束那封信:"請向您的夫人致以熱情的問候。她與我的夫人一樣,由於支持搞政治的丈夫,應該得到一枚金質獎章。"
  許多人從新孤立主義的角度來批評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們爭辯說,不管幫助一個正在受到共產黨人攻擊的國家是對是錯,南越距離美國實在是太遙遠了,因而與美國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其實,在這個新世界中並沒有哪一部分是遠離塵世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件,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產生影響。然而,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首次創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義"一語、並對之鬥爭畢生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這種思潮又風行起來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對世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但他們兩人都支持美國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實際上還派遣了澳大利立軍隊到那裡去,與美國人並肩作戰。這兩位領導人都認為,北越的侵略對整個地區的穩定構成了威脅。正如孟席斯所說的,"對你們美國人來說,它是遠東;對我們來說,它卻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堅定的反共戰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遏制蘇聯向西挺進,可能還得建立一個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聯盟。他與李光耀一樣,都認識到,他的國家正處於遠東反共鬥爭的前線。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處自由亞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與鄰國不斷進行貿易為生。李光耀認為,共產主義的蔓延,將產生抑制生產力和商業發展的後果,正像厚厚的雪把它所覆蓋的一切凍死一樣。他早在1967年就對我說過:一個由共產黨支配的亞洲,將會經歷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後,他的預言被證實了,印度支那被籠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僅能高瞻遠矚地從地區性的角度、而且能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待越南戰爭。他對我說:"象美國這樣的大國,最重要的是必須支持那些指望它們保護其安全的小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蘇聯擴張主義和鎮壓的浪潮就將席捲全世界。"
  他繼續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首要的職責,是使自己和他的國家生存下去。如果他對美國失去了信任,那他除了盡力與蘇聯和解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
  李光耀認為,只有一個強大的美國,才能保證自由亞洲各國的生存。1973年他來華盛頓時,我在私下會談中告訴他: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在加強安全和不斷繁榮的條件下,建立一種包括中國和蘇聯在內的穩定的世界秩序,讓所有國家都能從這種秩序中得到好處。那天晚上,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國宴上,他以贊同的口吻談到我的講話,並以輕鬆自在但又打動人心的詞語,描繪了一個處於肆無忌憚、掠奪成性的共產黨國家的包圍之中的小國的艱難境遇。他說:"我們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在戰略上處於亞洲的最南端。當大象橫衝直憧時,如果你是一隻耗子而又不瞭解大象的習性,那將苦不堪言。"
  孟席斯還認為,如果美國逃避它的全球責任,那也是危險的。他對我說過:"如果共產黨人在越南得手,他們還會在其他地方進行嘗試。"當我們談到1965年的戰爭時,他看來很高興,因為美國選擇了在遠東站住腳跟的道路。他說:"幫助南越,這是在一個新的地區承擔的新的偉大任務。"當談到反戰運動這個話題時,他一揚手,嚷道:"真是書獃子!"從某種意義來說,孟席斯正以其對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的積極支持來償還從前的債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在距澳大利亞海岸幾百英里的珊瑚海上進行戰鬥,攔住了日本人,使他的國家倖免於難,未受到日本的攻擊。
  孟席斯推行一項積極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亞與美國、新西蘭結成聯盟,締結了澳新美安全條約。他認為這是他最傑出的成就。他參加了東南亞條約組織;五十年代後期,他又著手與日本恢復友好關係。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戰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對澳大利亞的國事訪問,把這種友好關係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在亞洲事務中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門的官員們更渴望到新德里和雅加達任職,而不是到羅馬和巴黎任職。他說:"我們可以為抵抗共產主義畢狀明才智。不錯,我們有能力擔任亞洲的領導。但我們不準備用自封的方式來充當領導。"
  由於新加坡的面積小,從政府領導人的角度來說,李光耀的迴旋餘地比孟席斯還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樣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幾代。作為一個華裔,李光耀對亞洲那個古老的和最大的國家有一種獨到的、直接的瞭解。早在1967年,他就對我說過:"毛澤東是在鑲嵌工藝品上畫畫。他一去世,大雨就將來臨,會把他所畫的東西衝刷掉,而中國將照樣生存下去。中國總是吸收外來的影響,最後又把它們摧毀。"李光耀是在毛譯東去世之前九年說這番話的,當時中國正激盪著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實證明,他關於毛澤東的影響將會下降的預言是正確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為和無所作為的國家時,同樣使用了一些類似的術語,生動他說:"現在有大樹,有小樹,還有籐蔓。大樹是俄國、中國、西歐、美國和日本。其他國家中,有些是小樹,可能會變成大樹;但絕大多數是籐蔓,它們由於缺乏資源或缺乏領導,將永遠成不了大樹。"
  談到亞洲的一棵"大樹"時,李說:"日本人將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且絕不只是經濟方面的作用。他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不能、也不應該滿足於只在製造優質半導體收音機、縫紉機和教其他亞洲人種水稻方面發揮作用的狀況。"從五十年代初期以來,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當時,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裝起來,並取得它作為亞洲自由堡壘的應有地位。作為一個新加坡人和華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對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國主義行徑表示憤慨,但他卻能採取前面所述的態度,說明他是一位現實的和具有勇氣的領導人。·在國內問題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統治以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中少有的一員——他不搞狂暴的、破壞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過創傷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導到國家建設中去。在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顯示出同樣的能力,他擺脫了當前和過去的憤懣,著眼於新世界的未來及其本質。這是一個人真正偉大、崇高的標誌。像李光耀這樣視野開闊、高瞻遠矚的領導人,沒有機會在更廣闊的舞台上發揮作用,這對世界來說,實在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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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9、在舞台上

領導能力之見解 
  "只有偉人才能創造偉大的業績,"戴高樂寫道,"他們是偉大的,因為他們立志於偉大的建樹。"
  成功的領袖自己有堅強的意志,並且知道如何激發他人的熱情。本書中的領袖們,高人一籌,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歷史。他們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這不在於他們希望怎樣,而是因為他們決心幹一番事業。區分懂得權力的人和行使權力的人是極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極的,決心是積極的。追隨者希望有所建樹,領袖們決心創建業績。正如福·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所說,巨富之間有著差別,我發現大國的掌權人也各不相同。要贏得權力鬥爭,必須是特殊的人物。獲勝之後,權力本身又進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權力不屬於街上的老實人,也不屬於隔壁鄰人。
  我過去遇到的涉及當總統的問題中,最有見解的是關於權力的影響問題。最使人惱火的是千方百計地反覆詢問,"難道當總統不是很有趣的事嗎?"
  約翰·J·麥克洛伊告訴我,他曾與亨利·L·斯廷森交談過。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紀前半期的所有總統。麥克洛伊問斯廷森,就組織才能和盡職來看,誰是最好的總統。斯廷森略加思索後,出乎意外地回答說,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最有能力最勤於職守的人。但是,塔夫脫的問題在於他不喜歡權力。麥克洛伊問道,誰喜歡權力呢?斯廷森回答說:兩個羅斯福。
  阿登納、邱吉爾、戴高樂——他們也極其欣賞權力。把喜歡權利說成是一種"樂趣",那是把問題貶低和庸俗化了。一個雖有失誤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個因小人物濫用權力而惱怒的人,會急於甚至渴望親自掌管這些權力。看到別人誤亭事他甚至肉體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權力,他會更有興味地行使權力。
  享有權力,他還必須認識到難免犯錯誤並能承認錯誤,希望在較小的而不在大問題上犯錯誤。只有具備這兩方面,既欣賞權力又不怕犯錯誤,才能有偉大的領導人所要求的大膽的行動。
  一位領袖若不那樣強烈地關心他必須處理的問題,以至"樂趣"之類變得無關緊要,他就不應該作領袖。他會無所作為甚至可能成為危險的人物。他應該另找時間娛樂,包括尋求"樂趣",但是,他應該有所節制,把"娛樂"和工作嚴格分開。
  他必須對自己的工作有冷靜的、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估計,這一點既適用於實質性的工作,也適用於各種禮儀活動。
  當人們把當總統(首相,或有實權的國王)想像為某種"樂趣"時,那他們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滿面的領袖在歡呼的人群面前出現的場面,而忘記了要花多大氣力才能組織群眾和保證領袖能笑對攝影機。人們也許想到了表面的和儀式上的場面——禮服、身著制服的衛隊、預示貴賓來臨的號聲、飛機、遊艇、車隊、旗幟,但這些並非為了取悅總統。像法官的法衣那樣,它們規定著職銜,有助於履行職責。一定的權威甚至威儀是需要的。外國的國家元首,特別是那些小國的元首,需要一些有著崇敬的標誌顯示他受到歡迎的場面,這與其說是出自對他個人的尊敬,倒不如說是因為他代表國家。肅立在火熱的太陽下,必須記住所有成員的名字,並確保禮儀中的每個細節都嚴格按計劃進行,誰要把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從未參與過這些活動。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決不是拿別人用過的自憐的語言把擔任總統說成是一種體面的苦惱。我曾為當總統而奮鬥,並為了保住這個職位鬥爭過。我喜歡這個職位象大多數領袖們一樣,這種喜愛主要不是因為樂趣。
  歷史上有過一些暴君,他們為自己謀求權力。但是,大多數居於最高職位的人——毫無疑問,他們當中不少人稱得上偉大的領袖——他們要求權力,只是要借助權力來幹一番事業。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比別人更好地使用權力。
  我這裡提到的領袖沒有一人是單一的。沒有一人是純潔的、不是具有複雜的動機的。沒有一人要求權力只是為了個人地位顯赫。儘管有些人,如蘇加諾,過分放縱肉慾:一些人,如章曉夫,對他們的政策帶來的痛苦過於麻木不仁。是除了為自己外,他們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個人,不管正確與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於偉大的事業,都相信自己會在歷史上留下更好的名聲。
  在講到領袖時,我們通常用最高級的比喻。說他們攀上了頂峰、力挽狂瀾、遠見卓識。我們常把政府首腦之間的會談稱作最高級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在格利博盧陷入危機時,曾寫過一封未發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後於事態的發展。"
  有些領導人,確實高出於他們同時代的人。一般他說,最高級的比喻是特別貼切的。他們應高出世俗之見,不局限於眼前的事物。他們應該站在山頂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現代,對過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來。有些人則留戀過去。極少數人具有把過去運用於現在的技巧,設法使自己看到未來。偉大的領袖人物都有這種技巧。正如布魯斯·卡頓描述的林肯那樣:"偶爾,在林肯看來,天空觸及不到地平線,在地平線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動的朦朧的形象。"
  作為軍事戰略家,戴高樂和麥克阿瑟兩人都能高瞻遠矚。
  戴高樂在反對依靠馬其諾防線時,問道:如果不能吸引敵人進入分隔地帶,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麥克阿瑟撇開日本已經設防的島嶼而在日本來設防的島嶼進行了兩棲作戰。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這次戰爭、當時的技術情況進行思考的範例,而其他人是根據上一次戰爭來思考問題的。針對馬其諾防線的弱點,機動靈活是關鍵,這也是麥克阿瑟的太平洋戰略的關鍵。今天回想起來事情是顯而易見的,俱在當時卻並非如此。 偉大的領袖們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首先在回顧中,僅僅是在回顧中,看到那些顯而易見的事物。他們既有意志力又有權威,並以此推動自己的國家前進。三十年代的戴高樂,還沒有那種權威,但他當時顯露出這些特點,對他後來獲得權威,或許是至關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麥克阿瑟有這種權威。如果戴高樂早一點有這種權威,邱吉爾在英國也有這種權威,那麼歐洲的歷史可能不是這樣,也可能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三十年代,戴高樂和邱吉爾是有遠見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歐洲還沒有走過艱難的道路,認識不到他們是正確的。
  理論家喜歡抽像地看待權力。領袖們知道得更確切,權力使他們面對現實。教授們可以馳騁於荒誕的艱深的學科領域,而掌握權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結論、影響、效果上,他們要處理具體問題。 『美塢的劇作家們通過銀幕和電視影響美國人的自我認識,他們也對權力饒有興趣,著意於嘲諷高級官員——無論他們是軍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級官員不能像坐在令人眼花瞪亂、激起遐想的滑行鐵道上,漫遊虛幻世界,那樣的話,他會被看成是古板守舊的、愚蠢的、退鈍的。他不能像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裡那樣處事,他必須應付現實世界中不盡完美的一面。看起來,他對自己周圍的苦難似乎無動於衷。事實上,他並非對弊端漠不關心,他得親自關心那些真正有助於減輕弊病的事,即使是漸進的、毫無戲劇性的。好萊塢可以作作姿態,高級官員則要實實在在地幹。
  從運用策略和治理國家來看,權力意味著幾千甚至幾百萬人民的生與死,興盛與貧困,幸運與悲劇。任何握有權力的人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儘管有時他有意忘記它。權力能在不同方向上為開創和推動歷史提供機會。對瞭解這一點的人來說,很少有什麼樂事能比得上權力。那些尋求幸福的人,不會得到權力,即使到手,也不會很好地運用它。
  一位古怪的觀察家曾經評述說,喜歡法律和香腸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腸是怎樣製作的。
  同樣,我們敬佩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對於他們成功的方法卻往往視而不見。人們常向小學生講述喬治·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道德家奚威爾遜的"公開契約,公開達成"的理論。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權威們,要求領袖們"堅持原則,決不妥協,要做政治家,不要當政客"。
  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協,民主就是政治H魏蝸氤晌渭業娜耍?nbsp;首先要成為成功的政客。一位領袖必須面對現實情況下的人民和國家,而不是去應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國家。由此可見,作為領導應具備的品質,無須讓孩子們竭力去倣傚——除非想要他們當領袖。
  評價一位領袖,涉及到他的行為特點時,關鍵不在於這些行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詐、自負、偽裝——在其它場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對於領袖來說,或許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詐以便把利益衝突的各個集團捏合成不斷變動的聯盟,這種聯盟是進行統治所要求的。要給公眾留下適當的印象,某種程度上的自負也是必要的。為了在關鍵問題上取勝,有時又需要某種偽裝。在得到公認前很久,戴高樂私下吐露,他認為獨立是阿爾及利亞的唯一抉擇。羅斯福一邊談論美國不捲入戰爭,一邊卻在運籌美軍參戰。
  一個領袖應當走在前邊,走在公眾輿論的前頭,但不可太遠。力圖將公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同時,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為這場遊戲付出代價。戴高樂寫道:政治家"必須懂得什麼時候偽裝,什麼時候坦率……他發現只是在上千次的詭計和一本正經的許諾之後,自己才被委以全權的。"他還強調說,"每一個實幹家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私、驕傲、強硬和狡詐。但是他會得到諒解——事實上,如果他能把它變為達到偉大目標的手段,還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領導素質中有些一般人不讚賞的方面,不僅存在於政界。我認識一些商界的領袖,他們象政客一樣的冷酷;也認識一些宗教界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他們搞陰謀詭計,欺騙和擺佈別人,無異於華盛頓的官僚。事實上,從學術界進入政府又回到學術界的人常說,大學裡的競爭、傾軋比政府中更凶殘更卑鄙。學術界更偽善,更談不上神聖。
  但是,無論在哪種領域,重大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有限度的問題。那些極端自私的人會被立即解雇,不論採取何種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蠻橫地對待對手還是擺出道貌岸然的姿態。那些披著美德的外衣折磨別人又善於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貴族,與商界的搶劫貴族一樣彼人蔑視。白領、藍領不是道義的標誌,牧師的衣領也不是什麼道義的標誌。
  政界的競爭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聞界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不是因為政界更富於競爭,而是競爭更公開的兩大領域是體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領域裡,競爭同樣激烈,但較為隱蔽。從我自己也認為有偏頗的見解看,當賭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國家生存的大問題時,競爭較為高尚些,賭注下到某種穀物的特種商標銷售份額或電台、電視聯播節目是否受歡迎的調查戰上,競爭就不那麼高尚。我多次發現,同是那些玩弄聯播遊戲的評論員們,在評判我們這些人時,就變得虛偽起來。
  在大眾哲學領域中,最熟悉的爭論之一是目標正確就證明手段是正當的。有時談得很深奧,但大部分討論是膚淺而愚蠢的。
  宣稱目標正確就證明任何手段都正當是荒唐的,說其他本來不能接受的手段,現在是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需要的,這同樣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遠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為打敗軸心國的侵略而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幾千萬人遭殺害,成為殘廢、或被餓死——但是這個目標證明付出代價是正確的。如果不同希特勒戰鬥或是戰爭失敗,情況會更糟。
  任何時候,一位領袖都必須權衡後果:這是領袖的第二個本性。他不能束縛在武斷的僵死的條條框框裡:在截然不同的形勢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擔責任的人捆住手腳。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都不能單獨作為衡量領袖人物的尺度。沒有一個偉大的計劃,就不會站在前列,領導能力必須服務於目的,目的越崇高,領袖潛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夠的。他必須取得成功,必須有實現崇高目標的方式來保證成功。他決不能採用有損於或使這種目標蒙受恥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業和歷史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稱亞伯拉罕·林肯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確實當之無愧。但他又是頭腦清醒的實用主義者,一個十足的政客。他的實用主義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實現。作為政客,從本質上講,像作贊助人一樣,他的行動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為實用主義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還留在北美合眾國內的邊境各州里解放W魑硐脛饕逭擼謚卮笪;笨蹋牧淮岬泵籃現詮N蘇?nbsp;個目標,他違反法律、干預憲法、專橫地攫取權力、踐踏個人自由。他辯解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釋為什麼粗暴地踐踏憲法時,寫道:我維護憲法的誓言賦予我這樣的責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護政府,維護國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國家不復存在,憲法還能保存嗎?一般他說,生命和肢體都必須保護。但人們常常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體,決不會為了保存肢體而捨棄生命。我認為,本來是不合法的或者說是不符合憲法的一些措施,從維護國家考慮,就成為維護憲法不可缺少的了。無論是對還是錯,我認為這就是理由,並且現在仍然堅持這種看法。
  四十多年前,馬克斯·勒納為馬基亞維利的著作寫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納提出了我們"一聽到馬基雅維利的名字仍舊有點戰慄"的一個原因:我們認識到他描繪的現實確實是現實;人們無論在政界、商界活動中,或在私生活中,並不是按職業道德行事的……馬基雅維利今天使我們面臨這樣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適應世界的要求。在這個世界中,從未有過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支配著外交領域,左右著國內寡頭執政者的權力鬥爭。
  很難對勒納的結論提出異議:
  讓我們弄清楚一件事:作為準則,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動中都是重要的,但作為手段,它們幾乎是無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藝術家,他關心公眾情緒的細微差別,留意各種工作方式的相似處,注意估計政敵的策略,並重視通過妥協和讓步把自己一方團結起來的艱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經常能成功地把公眾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倫理標準的水平,但作為政治家,他們從未取得成功。
  人們經常說,在任何領域中,包括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振奮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數偉大領袖都是出色的演員,儘管只有戴高樂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像偉大的舞台表演家們一樣,他們扮演公開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實際上成了自己所創造的角色的一部分。 『章曉夫使用誇張的語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樣,戴高樂數點法國偉大各種標誌,也有自己的考慮。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彌補各自國家的不足。章曉夫裝作專橫霸道,戴高樂則扮演傲慢的封建領主,兩人都在玩弄心理學上的小動作。雖然兩人各有打算,但他們並不虛假。赫魯曉夫是個惡棍;戴高樂目空一切,章誠夫粗魯;戴高樂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相信他的國家是偉大的法國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適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紀最蠱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動唇舌,可以使人們入迷,煽動起數百萬人的瘋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愛國熱情。如果戴高樂的目標與希特勒一樣,他會幹出同樣的事嗎?不,戴高樂的巨大力量,他的號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於他的道義上的權威;人們不能想像戴高樂會煽動暴徒去進行謀害,就像不能想像他會當眾脫光衣服一樣。他的成功是因為他的特點適合他的角色:把法國的最傑出的人物集結在一起。
  有些偉大領袖竭力把人性隱藏起來,有的則加以炫耀,甚至誇大。在作風上,戴高樂和縱慾的林登·約翰遜有巨大的差別,戴高樂傲慢自大,約翰遜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然而,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他是有能力的,這部分是因為,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確實比他的一生還偉大。約翰遜,"療法"是傳奇式的,它既是誇張的,又是實實在在的。像喬治·華盛頓一樣,戴高樂總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繭中。被約翰遜試圖說服的人發現,他自己陷入了林恰己慚的包圍。
  沒有堅定的意志,或者沒有強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袖人物。把自信隱藏起來,裝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謙虛,這種作法最近時髦起來了。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重要的領袖不是自我主義者。他們中有些人喜歡謙虛的氣氛,但沒有一個是謙遜的。謙遜是作姿態、裝樣子,正如麥克阿瑟的玉米軸煙斗是一種擺設、邱吉爾的高視闊步是一種姿態一樣。一個人想要駕馭領導人必須對付的各種勢力,那他必須相信自己,用領袖人物應有的方式來對待自己。他必須相信他的事業。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說服別人相信他。
  1947年,法國的一位批評戴高樂的人對我說:霸謖問攣裰校銜?nbsp;帝有直通電話線,在做出各種決定時,全部要做的事僅是接通電話,直接從上帝那裡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響歷史的領袖們,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但從不猶豫不決。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他們也集中別人的意見,但要按自己的判斷行事。本書所涉及到的領袖們,有的會犯錯誤,但他們極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夢想,按自己的直覺行事,那麼,他們大部分時間內大致是對的。他們從來不懷疑他們是站在最高點:因為他們最適合自己的職務。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會讓位於第二流的人物。
  一個領袖人物的耳朵有時要練得同人們的心聲協調起來。
  行使權力就是鍛煉這種協調。隨著他越來越看慣了自己的決定帶來的重大影響,領導人也越發安於作那些決定,並寧肯準備承擔自己失誤的後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錯誤的後果。
  一個領袖在決定怎麼辦時,可能要經歷極大的痛苦。成功的領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決定後花費更多的時間去為這些決定煩惱,嗟歎這些決定是否正確。在試圖結束美國捲入越南的問題上,我最難於做出的決定常常是那些最後的決定。當參與這些決定的顧問們事後私下懷疑這些決定是否正確時,我總是說,"記住羅特妻子的教訓,不要向後看。"如果一個領袖過多地考慮他的決定是否正確,就要磨損銳氣。他要全力注意明天應做的決定,唯一辦法是堅定地把昨天置於腦後。
  這不是說他不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而是說在他有時間來進行思考的時候要對錯誤應該採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動的自疚的態度。戴高樂處於"在野"的年月裡,阿登納在獄中和修道院期間,邱吉爾下台時,德·加斯佩裡在梵蒂岡圖書館裡時——他們都有時間進行思考,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機會。我發現我的最寶貴的年月是擔任副總統和總統這段時間,當時我可以從事件的中心擺脫出來,較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來。
  我所認識的領袖人物實際上都是非常易動感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像邱吉爾那樣外露。另一些人像章曉夫那樣,無恥地濫用感情。戴高樂、阿登納、麥克阿瑟、周思來和吉田茂則是那種能自我克制的典範,他們在公眾面前出現時,把個人感情隱藏起來。但是,非常瞭解他們的人會深深感到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情感核心。
  在瞭解領袖人物的過程中,往往很難把虛假從真實中區分出來,原因在於政治領導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象。邱吉爾是這方面的大師。他經常是在當演員。對於戴高樂來說,神秘、榮譽、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國的手段,用以促進法國的事業。
  世襲君主經常對臣民控制感情,這不是個性問題:而是羅曼蒂克式的虛假。我們周圍的電影明星、搖擺舞明星、現在電視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虛假的服飾下,使群眾神魂顫倒而紛紛購票的。
  政客比演員或電影製片人更清楚、惹觀眾厭煩就會失去觀眾。因此,偉大的政治家很少是遲鈍的,也不應是遲鈍的。政治領導人不僅應啟發人們的理智,而且應打動人們的感情。除非領導人能喚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則最英明的路線也歸於失敗。
  在枯燥的歷史教科書裡,我們找不到關於領導素質的論述。要找到它,我們必須注意人們的精神,看看支撐和驅使他的是什麼,使他能夠驅使和說服人的又是什麼。我們在麥克阿瑟和邱吉爾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負、自相矛盾、老是擺架子,然而他們有著長遠的歷史眼光,既才華橫溢、又富有洞察力;他們被驅使,也驅使別人: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估計大都與他們對自己國家命運的看法連在一起。我們還應當留心有關傳說。
  傳說經常是事實和虛構的巧妙結合,是為了欺詐,為了給人印象,為了鼓舞人,有時單純是為了吸引人。但是傳說是瞭解領導素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領導素質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領域內——商業、體育、藝術、學術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進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聲望本身不是領導素質,傑出也不是。無需從事領導,在某一方面也能達到傑出的境界。作家、畫家、或音樂家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藝術創作。發明家、化學家或數學家也可以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施展他們的才能。政治領袖必須激勵追隨者。偉大的思想可以改變歷史,但是,只有魷治按□牧斕際保枷氬龐?nbsp;力量。
  同樣,"偉大的"領袖並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發起一個國家。約瑟夫·斯大林行使權力殘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國境的千百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壞人同樣可以被驅使、同樣果斷、同樣老練、同樣有說服力。
  領導素質本身在道義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壞事。
  因此,偉大的領導人高於其他人,也不是因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較少。"好人最後成功"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體育上更適用。偉大的領導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籌,他們更堅強、更足智多謀、判斷更敏銳,這種敏銳性使他們不犯致命錯誤,並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閃即逝的機會。
  智力上才華橫溢也不是領袖獨有的特徵。本書所論述的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都有敏銳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思考得較具體,而不是更抽像,他們注重權衡後果而不是創立學說。教授一般是通過他自己的價值準則來觀察世界,然後上升為理論。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理論可以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但決不能代替分析。
  什麼是成功的領導人應具備的基本品質?這是關於領導因素中最明顯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不會只有一種答案。
  在不同的情況下要求不同的品質,但才智出眾,敢作敢為、勤於職守、判斷敏銳、獻身偉大事業的精神以及某種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質。在歷次政黨競選活動中,我經常說,我們必須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鬥爭上"都能壓倒反對派。偉大的領導人要有洞察力、深謀遠慮、並願去進行大膽而又深思熟慮的冒險,當然他也需要好運氣。首要的是他必須果斷、必須精細地、冷靜地分析他的機會,然後斷然採取行動,決不能像防程那樣沉思無決斷,因"思慮憔悴而無所事事"。他渴望行動,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長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種荒誕的說法:一個人只要稱職,他就一定會而且應該官運亨通。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這種不真實的說法多半是在知識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種手法。如果你能給我找出一個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那我準能給你找出一個失敗的候選人。一個不情願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不可能承受選舉運動所要求的那種緊張,他也不可能承擔領導人應有的犧牲:無情的人身攻擊、使人精疲力盡的節目安排、不公正的惡意的批評、難以忍受的諷刺漫畫。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這一切,並仍然熱情不減地從事竟選,否則,即使選舉獲勝,他也不可能有堅強的毅力去克盡職守。
  有一種必須具備的條件,人們往往忽略它。它使許多本來很有才華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沒有獲得最高職位。溫斯頓·邱吉爾在描繪十九世紀英國一位有可能成為偉大領袖的人時,寫道:"他絕不摧眉折腰,決不祈求什麼"。在美國,托馬斯·伊·杜威和羅伯特·阿·塔夫脫,也許由於缺少這種品質,致使他們沒能當上總統。1952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政治性宴會上,我坐在杜威旁邊,突然,一個有點醉意的客人拍著他的後背,以一種在杜威看來是過分親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邊並問我:"那頭蠢驢是誰?"此人正是紐約州北部地區好幾份較重要的小報的報主。1952年在新漢普夏的初選中,一個小姑娘向塔夫脫要求親筆簽名。塔夫脫拒絕了,態度生硬地解釋說,他很樂意與人們握手,但如果他把時間都花在滿足人們的簽名要求上,那他永遠也完不成競選運動。不幸的是,這個插曲被電視台拍到了,並在美國千家萬戶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儘管塔夫脫的邏輯是那樣的無懈可擊,但這個插曲在政治上的後果是毀滅性的。
  領導人因為繁忙,因為自命不凡,由於對別人的打擾和分心惱火,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這就可能會使他對他認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會在三方面引起麻煩。第一,領導人要有追隨者,他需要的追隨者中,其中許多人的思想,他認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認為的蠢人、不願理睬的人,並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領導人也可以向他學習。領導和人民之間,要有一條無形的紐帶;如果領導人對人民流露出蔑視,就可能切斷這種紐帶。然而,必須時刻牢記:領導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們不應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出鄭綣鞘醞頰庋?nbsp;,就會顯得做作,不僅虛假而且有失尊嚴。
  人們可能喜歡鄰居家的男孩,但那並不意味著要選他當總統或國會議員。成功的領導人不應以話語來鄙薄人民,應當尊重他們,千萬不能傲慢。他一定要願意,並能夠"容忍蠢人",對那些他要尋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使人們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們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喚起對他的信仰。這種作法不僅是正當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輩,他就不會成為領袖——而且在民主社會中,造成領導的這種神秘性是必要的。
  領導人不僅要學會如何講話,而且要懂得什麼時候緘默不語。卡萊爾曾經說過:"緘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樂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緘默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當我們傾聽而不是在講話時,才能學到東西。
  我多次見過乍到華盛頓的政界新人,他們那種表面上善於詞令、即興長篇大論的能力,曾使新聞界及他們的同僚眼花鐐亂。但不久,這種新鮮勁就消失了。他們發現人們不是從他們如何演講,而是從他們講什麼來衡量他們。他們由於不是法國人所謂的嚴肅的人而被擯棄。最能言善辯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膚淺的人。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在做抉擇時,一條可靠的法則是:遇事少言多思。
  邱吉爾在論及羅斯伯裡勳爵時寫道:"不管別人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如何,對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亂的基本原則有實際體驗總是好的。要培養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參加選舉鬥爭。"
  邱吉爾瞭解勝利或失敗以及在荊棘叢生的政治生涯中遭到粗暴對待是什麼滋味。他對投入選舉運動的教育意義的估價是正確的。選舉是"粗糙的和散亂的",但選舉對民主制度、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說,都是必要的。民主政治是各種集團、各種力量以及各種利益之間的極其複雜的妥協過程。領導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這種陳詞濫調是貶低民主制度,是對選民的蔑視。那些高高在上的,對政治進程散佈不滿的權威們,從本質上講,是真正的獨裁主義者。
  領導人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頭。在國家向何處去,為什麼朝那裡走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步驟達到目的等問題上,他應比人民有更明確的見解。但他必須帶領人民同自己一道前進。只是發號施令,但回頭瞧瞧,無人跟隨,毫無意義。他必須做說服工作,讓人民贊同他提出的見解。在這一過程中——在勝利之前的追求中——他可瞭解到許多人們關注和有保留的事,人們期望和擔心的事,所有這一切,作為一位領導人都是必須應付處理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還會對將來不得不作出的各種妥協,得出更完善的結論。
  那個高唱"堅持原則"譴責妥協的權威,實際上是要求領導人採取自我毀滅的政策。很少有領導人願意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那位權威沒有看到,領導人往往不得不作出妥協,從而為明天的鬥爭保存自己。什麼時候進行妥協,這是一項分清輕重緩急的工作。坐在扶手椅中的戰略家,他們不考慮其他戰事,氣喘吁吁地斷言:這位領導人必須參加並贏得這次戰鬥,必須去作戰。這談何容易。常有這樣的時刻,一位承擔責任的人可能會得出結論,如果他要贏得整個戰爭,那麼某一次特定的戰鬥的代價是否大大了。他必須作出抉擇:要打哪些戰役,不準備打哪些戰役,以便為未來更重要的戰役,節省力量。
  "民意測驗"來決定自己命運的政客太多了。迷信民意測驗的候選人可能會當選,但他不會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甚至稱不上好的領導人。民意測驗對摸清那些地區需要做特殊說服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但是,誰要按民意測驗來確定方針路線,那他就是忘記了作為一位領導人的作用。領導人的任務並不是聽從民意測驗,而是讓民意測驗服從自己。
  成功的領導人必須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戰鬥,什麼時候應當退卻,什麼時候應當強硬,什麼時候需要妥協,什麼時候必須大膽講話,什麼時候需要緘默不語。
  他必須高瞻遠矚,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目標和信念。
  他必須胸懷全局——看到這項決定與其他決定之間的相互關係。
  他必須走在前頭,但不可走得大遠,以至失去自己的擁護者。
  在進行競選活動的"激烈而又紊亂的"過程中,他有機會來推動自己的擁護者前進,估磕馨閹譴枚崩丁H綣晾使豕匭氬渭泳貉〉幕埃撬贍懿?nbsp;會失去他的國家。
  一位將軍要有部隊,但也要有一個指揮機構。一位政治領導人要有擁護者,但也要有一個組織。
  對許多領導人來說,最難以接受的事情是授權問題。艾森豪威爾曾以一種簡略的形式對我說過,作為一個最高長官他必須克服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學會簽署一份拙劣的信件,也就是說,在一份為他起草的信件上簽名,即使他很清楚,如果他親自起草這個信件,會寫得更好些。
  領導人最寶貴的東西是時間。如果把時間都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那他將遭到失敗。在需要他做抉擇的最重要的事情中,包括決定哪些事親自料理、哪些事交他人去做,在這些人中,他還要選出自己願意授權的人。領導人一定要善於挑選能幹的人,擯棄那些不管出於什麼理由的怠工者。格萊斯頓曾說過,當總理首要的條件是當一名屠夫。激發人們的熱情可能是一位領導人所面臨的最艱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任務之一。下級人員中,出現受賄或不忠誠的情況,不難對付,但在那些工作人員忠誠、有獻身精神卻不稱職的地方——旁邊又有更適合的人——做激發工作就比較棘手。這也是領導者需要勇氣把公共責任置於個人感情之上的時候。但這樣做要有限度。忠誠是相互的,如果象大開旋轉門那樣人來人往,要保留一支忠於職守的隊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必須搞平衡。但在搞平衡時,要防止慣性,從而使平衡變得容易些而不是改變平衡。他必須是一個屠夫,既要使他的委任授權圓滿完成,又要保證他能放手作這項工作。他只有有限的時間來行使權力,必須最充分地利用它。如果他自己不是出色的屠夫,那他就要另物色一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有一次竟哭著對我說:"我過去僅僅是艾森豪威爾的一個不太稱職、無一技之長的下手。艾森豪威爾總要有一個不太稱職的、無一技之長的下手"。在我的政府中,鮑勃·霍爾德曼以殘酷無情而聞名,原因之一是他為我執行了許多屠夫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我不能親自完成的。
  尤其是在涉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時候,由於其他的原因,屠夫的職能是極其重要的。我發現,一般他說,在官僚機構中,很少人的動力是出於對領導人的忠心,有些人的動力來自忠於對領導人所代表的事業。但大多數人,首先是被自身利益所推動,有的想高昇爭先恐後一級一級地向上爬;有的謀求保障,保住他現有的工作。一個機構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亭是它提供了過多的安全保障。人們逐漸鬆鬆垮垮,機構的效率越來越低。為了保持士氣,需要有各種切實的刺激。很明顯,偶而刺激一下,會使部隊振作,會為每個機構提供一劑它所需要的興奮劑。 歸根結蒂,委任授權決不能代替領導人對問題的透徹思和對重大問題親自作出決定。他可以而且必須把做事的責任授權別人,但決不能把作決定的職責委託別人。這是人們選出他並要他親自做的事。如果讓手下的工作人員替他思考,那他就成為一個追隨者,而不是一個領導人。
  在物色人馬時,保守主義的領導人比自由主義的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更嚴重。一般他說,自由主義分子更要求有政府並渴望成為掌管政府的成員。保守主義分子不大希望有政府,也不想參與政府。自由主義分子要求管理其他人的生活。保守主義分子願意獨善其身。大學教師和學生傾向於當自由主義分子,工程人員傾向於當保守主義分子。自由主義分子自動湧向政府,保守主義分子則需要誘導和說服。由於挑選餘地較小,因此保守的領導人經常不得不在那些忠誠但沒有才華和富有才華但不忠誠的人之間選擇——這種選擇不是按個人的直覺如何,而是依據對領導人的保守主義原則的根深蒂固的獻身精神。
  從領導人的授權來看,有些事情相對容易些:即那些別人明顯地會比自己做得好的事情。戴高樂、阿登納和吉田茂本人都不是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讓其他人(蓬皮杜、艾哈德和池田勇人)來掌管經濟事務。
  艾森豪威爾處理那封拙劣的信件,顯示了一個更難抉擇的事例:領導人必須把自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委託給他人,因為他不能也不應該花費這些時間。這就要有一種從重大事情中把本質的事情理出來的能力,要能自我克制,讓其他人來處理重要的事情。現在的趨勢是許多領導人忙於小事,因為他們不願"簽署一封拙劣的信件"。林登·約翰遜堅持要親自選定轟炸越南的目標,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
  認為擺到總統桌上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是可以爭辯的。誠然,不重要決不會交到總統那裡,但是,他不能什麼事都管。起用大人物是為了決策大事,不把時間和注意力浪費在小事上,這樣他就有充裕的時間,過問那些緊急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問題,集中精力處理關鍵往的外交政策,並能擺脫眼前的緊急事務和注意中心而專心於那些非同小可的長遠往問題。今天需要授權的亭,明天就不一定有必要,他應有讓需要隨著重點轉移的靈活性。他必須有把擺到面前等待決定的事推開不管的本領,無論這些決定本身看來是多麼重要,但卻妨礙他處理該自己高度負責的事件的能力。
  這種情況與打棒球有類似之處。許多好的擊球手希望打平均數,力圖以一壘打把他們的平均數進到三百。但是他們並不是那些成為報刊頭條新聞或在公園中吸引成千人的有名的擊球手。著名擊球手雷吉·傑克遜一家,他們打得有把握;他們不追求平均數,而是爭取贏得比賽全局勝利的本壘打。領導人必須安排他的生活,集中精力,頭腦裡只有一個壓倒一切的目標,進行幾場大的拚搏。這些拚搏,會使自己名垂青史。他可以安於平均數,打出一般水平。如果他拚命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就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他就不會出人頭地。如果他要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他必須把精力集中在重大的決策上。
  伍德羅·威爾遜在擔任總統之前,曾在一篇演說中把思想家和實幹家區別開來。據我觀察,在政界中,常常是思想家不能實幹,實幹家不善思考。最理想的人物是威爾遜這樣的人。
  他是一位有創見的偉大思想家,在他年富力強時,也是一位果斷的實幹家。總的看來,我所認識的現在已經成功的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既是思想家又是實幹家。法國的哲學家亨利·伯格遜曾告誡說:"象思想家那樣去行動。像實幹家那樣去思考"。
  能在思想和行動之間維持恰當平衡的時期,也是領導素質發揮得最好的時期。毫無疑問,邱吉爾、戴高樂、麥克阿瑟、吉田茂、德·加斯佩裡、尼赫魯以及周思來等都是果斷的實幹家,同時又是深刻的思想家。從一些對阿登納的膚淺的評價中可能會得出結論:阿登納是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實幹家,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與其他人不是一類。事實上,瞭解阿登納的人會承認,這樣的評價是謬誤的。他不表露知識分子的那種優越感,那些看不到這一點的人是不瞭解在公開外觀掩蓋下的這個普通人。
  甚至連容易感情衝動的章曉夫,通常也思考先於行動,儘管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樣,沒有顯露過哲學上或理智上的極大的深刻性。而且,領導俄國共產革命的那些人——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既是實幹家,又是思想家。斯大林沒有這樣的名聲,但研究過他的背景的人發現,他至少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領袖。儘管如果沒有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這個世界的境況也許更好些,但是這三個人仍然高居於歷史名人中。
  羅伯特·孟席斯曾對我談過他怎樣嚴格安排自己的一天:平時每天有半個小時,星期六和星期日一個小時用來讀書,作為一種享受。這不是消遣,他閱讀的是歷史、文學和哲學。這種閱讀可使他從各種報告、分析以及時事閱讀的羈絆中掙脫出來,時事閱讀對一個領導人來說既費時間、又勞心神。我自己雖然把一天安排得不太精確,但也堅持為這種閱讀留出時間,甚至在危機時期也是這樣。如果領導人要保持高瞻遠矚的能力,那他必須立足現在回溯過去。當危機最緊迫時,尤其需要這種回顧,因為這是最需要從過去看清未來的時候。在一些有志當政治領導的年青人間起他們該做些什麼準備時,我從來勸他們去研究政治學。相反,我勸他們鑽到歷史、哲學、文學中去——去探求、去勞神費思,並開闊他們的眼界。通過閱歷可以更好地瞭解政界或政府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和意外事件。但閱讀的習慣、思考的訓練、嚴密的分析方法、社會準則的結構以及哲學的基椽-這些是一位未來的領導人,在開始受教育時就要認真吸收並在生命的其他時間裡繼續下去的。
  我的良師益友、已故的埃爾默·鮑勃斯特甚至在九十歲時還很機警,並有超人的記憶力。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記得這樣清楚。他回答:"我是懲罰我的記憶力"。他不作筆記,而是在過了一天之後強記談話,強記所有細節。他也提醒我說,腦子就像一條大肌肉,越鍛煉,越發達,不鍛煉,它就要萎縮了。
  我所認識的偉大領導人中,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酷愛讀書。閱讀不僅增強和啟發智力,而且還開動和鍛煉了頭腦。今天那些坐在電視屏幕前昏昏然的青年,不可能成為明天的領導人。觀看電視是被動的,閱讀是主動的。
  另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都是勤奮的人,是那種一天干十六小時的人。對一個領導人來說,很容易陷入工作時間過長這個最危險的陷阱。有人因此成功,但大多數人需要脫身,一陣,變換一下環境或改變一下節奏,以便在需要他們時仍然精力充沛處於最佳狀態。杜魯門去了西暗礁,艾森豪威爾到科羅拉多或喬治亞,肯尼迪去了哈尼斯港,約翰遜到了他的得克薩斯州的牧場。為此,他們都受到了抨擊,但他們不應受這種抨擊。一位領導人,重要的並不在於他在辦公桌旁坐多長時間,或辦公桌擺在什麼地方,而是看他所作的重大決定是否完滿。
  如果一場高爾夫球遊戲能使他精神愉快,那他應該撇開文件批閱工作,奔赴高爾夫球常一位領導人取得成功的幸運的因素中,機遇可能是最關鍵性的。
  不同的文化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時代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領導人。很難設想迪斯雷利能在八十年代的美國贏得選舉的勝利,就此而言,康拉德·阿登納或喬治·華盛頓,也很難設想能取得成功。
  有時,一個人假如早生或晚生幾年,他也許會成為傑出的領導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深信,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理查德·羅素,要是在他的南方的籍貫尚不剝奪他的資格之前出現,他有可能成為迄今為止美國最傑出的總統之一。事實上,他是參議院裡幕後很有影響的人物。他是林恰己慚返腦助人,經他個別指導和出主意約翰遜終於進入了白宮。在我擔任參議員、副總統和總統期間,與其他參議員相比,我更重視羅素的意見。除在民權問題上,我們很少有分歧。在國內問題上,他是一個溫和的保守派,在國防和外交政策問題上,他是一個強硬的有遠見的實用主義者。
  在另一些場合,羅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間裡,委員會的會議室中,在私下會晤裡進行指導的,他甚至很少在參議院議員席上發言,儘管當他發言時,整個參議院都洗耳恭聽。
  他運用得極為漂亮的並不是作實際決定的權力。而是影響;他運用這樣的影響以致使它變為權力,就羅素而言,他的影響來源於其他參議員和總統對他懷有真誠的敬意,也來源於他的過細的準備工作、注重細節以及對參議院和參議員的廣泛瞭解。
  新世界的一個特點是事物以越來越加速的步伐變化著。一個國家在一個發展階段需要一種統治著,下一個階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種統治者。這些階段有可能接二連三地迅速到來。從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影響來觀察,及時下台有時可能與及時上台同樣重要。
  如果恩克魯瑪在加納獨立後把職權交給其他人,那他可能會作為一個英雄而光榮下台,現在也仍然是一個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縮短了納賽爾的統治,那他的名聲也許會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樂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著,這樣,直到1958年召喚來臨時,他在政治上仍然是無懈可擊的。喬治·華盛頓知道什麼時候該離職。他的拒絕競選第三任總統確立了一個傳統,一直延續到1940年,這個傳統一度中斷過,後來寫進了憲法。林登·約翰遜1968年宣佈退出競選時,全國為之震驚。作為一個在以後四年中面臨席捲全國的大風暴的人,我認為,不管約翰遜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時下台是幸運的。如果他繼續執政的話,那將會遭到無情的抨擊。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國在與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種錯誤趨向:以西方民主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歐的標準來衡量各種文化。西方民主的發展和生根經歷了好幾個世紀,它的道路不是筆直的或是穩妥的。歐洲的自由的發展時斷時續,一個時期向前發展了,另一個時期又被推了回來——三十年代西歐部分地區及近幾年的東歐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在世界各國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現象、正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裡克所指出的:"實際情況是世界上的大多數政府,按我們的標準來衡量是壞政府。這些政府不是也從來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見的。按我們的標準,大多數政府是腐敗的"。我們必須從大多數獨裁和極權統治的國家中學得更會識別事物。每個專制的統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對者投入監獄,不管他是為剝削他的人民還是發展他的國家。但在為進行侵略而武裝起來的人和竭力維護和平的人之間,在波爾波特的和伊朗國王的進步的家長式統治之間,存在著極其重要的差別。有些是好鄰居,有些是壞鄰居。有些人是寬厚的,有些人是惡毒的。這些差別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們不喜歡專制統治,但對許多國家來說,在現階段簡直沒有別的切合實際的選擇。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降臨,其後果可能是災難住的,如何來對待民主,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任何準備。堅持把為我們服務過的體制強加在不發達國家身上,對它們將是毫無益處。明知根本是不可能的,還要堅持實行民主的形式,這是最壞的自以為是的虛偽。我們應該學會少管閒事。
  在新世界所發生的所有變化中,其中之一將對未來的領導問題產生更為戲劇性的影響,這就是過去阻止婦女參政的各種障礙的拆除。至今很少有婦女進入最高領導層。英迪拉·甘地、戈爾達·梅厄以及瑪格麗特·撒切爾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但越來越多的婦女正在進入產生領導人的隊伍。競選最高行政職務的婦女候選人,還必須克服殘存的舊說法:這些職位都是男人獨佔的。隨著有更多的婦女上升起來,這種舊的說法將會消失。
  如果在1952年允許婦女佔據高職的思想就發展到今天這樣,那麼克萊爾·布思·盧斯可能是一個強有力的副總統候選人。她有頭腦,有幹勁,政治上敏銳,有判斷力,她是美國第一個真正想在政界中一舉成名的女人。她磨練出了一種在政治衝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並被認為是一個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爾選中我,就是因為我也有這兩種特有的品質。要是當時她被選中,那麼本書就寫不成了,而且她還會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萊爾·布思·盧斯就有遠見。但我相信,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我們可能會選舉一位婦女擔任副總統,甚至擔任總統。
  乍看起來,似乎令人感到驚奇,這個時期這麼多偉大領導人的年紀都那麼大,但細想一下,並不奇怪。許多人都經歷了"在野"的時期。他們在那一段時期中所獲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們從"在野"局面殺回來時所積聚的力量,是他們日後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爾、戴高樂和阿登納都是在我們認為正常退休年齡後,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在戰時,邱吉爾開始領導英國時,已六十六歲;戴高樂創建第五共和國時六十六歲,阿登納執政,擔任總理時七十三歲。戴高樂七十八歲時仍是總統,邱吉爾八十歲時還是首相,阿登納八十七歲時仍然是總理。
  二十世紀經歷了一場醫學革命,我們的壽命更長了,我們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偉大的領導人前進的那股幹勁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靜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長久。我們老了,因為我們聽從自己老下去。因為認輸、退縮、或安於懶散狀態,我們變老了。那些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臨終時的守護人,仍然記得,即使在失去知覺後的長時間裡,他們的軀體還是那麼頑強地不願屈服。偉大的領導遵從自己的規律,他們不是那種向歲月低頭和屈從的人。
  一位領導人有時必須團結他的人民,去從事艱難困苦的事業。正像邱吉爾在給英國人民帶來"鮮血、窮苦、眼淚和汗水"時那樣。更為經常的是,他必須贏得人們支持一種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戰勝一股強大的知識分子趕時髦的潮流。
  哲學家——神學家米歇爾·諾瓦克曾說過,今天"在這個有著迅速的普遍龐大的宣傳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經改變。
  各種思想總是現實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現實的力量要大得多。那個靠提出思想和信條謀生的人構成的階層,看來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戀於虛假突拿,又奇怪地披允許把這一切強加給不幸的個人"。領導人最艱苦的戰鬥往往不是反對其他政治運動的領導人,而是反對那些膚淺的、有破壞性的思想。這些思想充斥於廣播,使最聰明的人喪失理智,使公開的講話黯然失色。
  今天,電視已改變了那種訓練國家領導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選為領導的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亞伯拉罕·林肯,他長相難看,嗓子很尖,是絕不會在電視裡獲得成功的。他演講時,總愛穿插一些冗長而又不連貫的軼事,這種風格在電視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勵的是簡潔生動單刀直入的講話,而不是冗長的說教式的比喻。
  電視大大縮短了公眾注意的時間間隔,它也改變了人們觀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像一劑改變頭腦的藥一樣(從實際意義上來說它就是一種藥),它歪曲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戲劇性事件——不管是作為娛樂,作為"新聞",或以調查的名義取悅人的部分雜誌版式——都不是生活的鏡子。它們是歪曲事物的鏡子。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這樣利落的開端、中間和結尾,也不這樣明顯區分好人和壞人。領導人花費幾周時間揮汗作出的決定,到評論員手裡,只消嘴巴一動,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鐘就完事了。
  在電視時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電視演員應邀就醫學問題對參議院委員會提出意見,因為他曾在受人歡迎的每週節目中扮演過醫生。另一位曾塑造過編輯形象的演員,曾被請到新聞學校作專題報告。事實和幻想之間的界線已混淆得難以辨認,公眾卻越來越接受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
  電視是家庭裡的好萊塢。它是一個幻想之國。人們越是習慣於通過電視屏幕觀看世界,他們心目中就越多地裝滿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爭辯說,電視最糟糕之處是它那種無孔不入的左翼偏見。另外的人又說,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熱中於暴露醜聞,它不願或不能上演那些沉悶單調或錯綜複雜的節目,或從趣味出發從公開的問題中生發出新聞來。所有這一切都可悲地助長了電視對公眾辯論的歪曲。
  在電視時代,民主國家在同極權主義敵人的鬥爭中,能否生存下來,可能仍然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電視硬把各種事件納入家庭瑣事連續劇的模式,在這樣做的時候,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對那麼多觀眾,無非是為了使理性的辯論黯然失色。電視特別願意撲捉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餓的孩子這類戲劇性的、富於感情的場面。人們經常要在各種不同的痛苦後果中作出艱難的選擇。電視把人們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種後果上,這嚴重地歪曲了辯論,實際上是愚弄了選舉。電視以連續劇的語言那樣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質危機,以至人們最終接受以全國掛黃緞帶來代替國策。電視對越南戰爭的一邊倒的現象,或許是一個限制我們進行多種抉擇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這場戰爭延長了,並最終被輸掉了。
  除非電視加強責任心,較準確地反映現實,否則不管哪個人,只要他想在今後的年月中負責地進行領導,就會面臨非常艱難的時刻。
  然而,電視確實也給領導人提供了方便,這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機時刻。電視使領導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個起居室中與他們見面,在不受新聞記者和評論員干擾的情況下,把他的問題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這樣做,在評論員接過話筒之前,那怕是幾分鐘,他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解釋自己對形勢的看法,說服人們接受必須採取的行動方針。如果電視掌握在能熟練應用它的人手裡,那就可能成為一種強有力工具。總統在危機時露面,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的戲劇性的場面,這種場面穩定了群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這時,他必須盡快使觀眾理解他的講話,因為一般二十多分鐘左右,聽眾就不大耐煩了。但他確實偶而有那樣的機會。
  宿命論和"大人物"對待歷史的研究,實際上,可能各有可取之處而不是全部正確。
  歷史確實有它自己的勢頭。當執政的"領導人"只知道用沾濕的食指伸向空中試探風向時,歷史將不顧他們,繼續沿著自己的方向前進。但當對未來有明確的見解並有力量來支配國家的領導人掌權時,他們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這時歷史猶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跡,這些足跡表示一個人首先到了那裡,並引導其他人也跟上來。 偉大的領導人激發起激烈的爭論。他們贏得了堅定的朋友,也樹立了死敵。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來看待同一位領導人,各種看法相互矛盾,或千變萬化,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領導人總是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他是一個擔任公職的人,又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在幾百萬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國家的少數人打交道。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沒有看到過;他必須經常盡力在每個細節上做得既對廣大群眾有說服力,也能為內部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與各式各樣的選民代表接觸時,盟友和政敵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個瞎子和一頭象的比喻,應用在人們如何觀察領導人的方式上是恰當的。每個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並由此而作出推斷。同樣,每個批評家、每個評論員、每個政敵、每個盟友都只接觸到領導人的一個方面,並據此作出自己的推斷。
  薩達特援引過一句阿拉伯格言,這句格言說:一個統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會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對。所有領導人都有反對者,所有人都希望由歷史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有些人的名聲在離職後增大了,有些人的名聲卻減小了。在歷史的定論中,有時巨人變成侏儒,有時曾被貶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為偉人。哈里·杜魯門1953年不擔任總統時遭人蔑視,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領導人。
  歷史的最後定論並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僅要好幾年,甚至要幾十年或幾代才會出現。領導人很少有生前就能聽到這個定論的。赫伯特·胡佛是個例外。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領導人受到過如此激烈的中傷。在朋友眾叛親離、敵人惡毒誹謗的處境中,他終於戰勝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毀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說明了戴高樂最喜愛的沙夫克裡斯詩句中的一個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麼光圓爛"。
  本書中所有的領導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有自己的力量和弱點,美德和惡習。我們只能猜測歷史學家一個世紀後將如何評價他們各自的遺產。這部分地取決於誰贏得這場世界性的鬥爭,誰來編寫歷史。但是這些領導人並沒有在戰鬥中退縮,他們進入了競技常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批評家無關緊要,那些數落鐵腕人物怎樣犯錯誤、實幹家應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慮。榮譽屬於這樣的人,他真正是在競技場上,滿臉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進行鬥爭;他犯過錯誤,一再失誤:因為沒有錯誤和缺點就談不上艱難的嘗試;但他真正竭力爭取有成效;他瞭解巨大的熱情,懂得偉大的獻身精神,獻身於一項正義的事業。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他知道最終勝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失敗,至少也是敢於正視的失敗。因此,他的地位決不能與那些既不知道勝利也不懂得失敗的冷優車人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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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目 錄
1.他們影響了世界的進程 
2.溫斯頓·邱吉爾 
3.夏爾·戴高樂 
4.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吉田茂(1)
4.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吉田茂(2)
5.康拉德·阿登納 
6.尼基塔·赫魯曉夫 (1) 
6.尼基塔·赫魯曉夫 (2) 
7.周恩來 (1) 
7.周恩來 (2) 
8.一個嶄新的世界 (1) 
8.一個嶄新的世界 (2) 
8.一個嶄新的世界 (3) 
8.一個嶄新的世界 (4) 
9.在舞台上 

·關於本書

□ 作者: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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