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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毛主席

作者:吳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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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毛主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吳冷西 
《憶毛主席》電子版編者按:
  時值毛主席誕辰一百零九週年之際,我們將吳冷西同志寫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出版)識別轉換成電子版,在網上傳播。
  這本書重點講述了58至59年間在大躍進過程中作者所聽到的毛主席的講話,包括毛主席專門跟作者的談話(作者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感謝吳冷西同志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詳盡的歷史回憶;使我們能真實的看到毛主席在大躍進過程中的基本思路;給我們分析思考大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到底誰是「浮誇」「共產風」「頭腦過熱」「冒進」的始作俑者,事實是最用力的見證,也是對這些年來,右派們對毛澤東的肆意污蔑詆毀的最有效回擊。
透過這些回憶,我們看到,毛主席在清醒地認識到大躍進中的問題同時;在親自組織、主持調查和糾正這些問題的同時,是怎樣的以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寬廣坦蕩的胸懷,竭盡全力調動和發揮著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熱烈地尊重、保護和支持著他們的革命首創精神。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人的精神、人的面貌、人的幹勁、人的智慧,一句話,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那是成敗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的因素第一」成為他一生革命實踐結晶的至理名言,並在這裡表現的淋漓至盡。他對宣傳工作的要求、對「反對『反冒進』的口號」的指示,要求幹部黨員做「五不怕」的思想準備,關於讀書的建議 ...... 無不是著眼於人的正確思想的形成和人的靈魂改造,這是一個在正確思想和路線領導下,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過程。沒有這個高度,沒有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和熱愛,沒有對社會主義事業長期奮鬥的準備,就很難從紛亂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就會簡單地得出類似「『反冒進』的提法是『對的』」的議論,就會人云亦云、隨風逐流。對於書中迎合現在主流宣傳而出現的某些似是而非、前後矛盾的議論,我們寧可相信,部分是為了當年出版的需要。
  最後,為了使大家更好地對大躍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個全面的辨證思考,我們將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有關的一段話摘錄如下,作為閱讀全書的綱,供大家參考:
  【解放後,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時。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十大關係」。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後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現了一個躍進,工作中有一點毛病,於是有人就來一個反「冒進」,資產階級右派抓住了這條辮子,說我們「全面冒進」,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舉行猖狂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報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接著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給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有力回擊。同年九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林鐵同志發言講多快好省,在會議總結的時候,贊成他的發言,大家鼓掌歡迎,一致同意恢復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報》關於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論。這年冬季,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的群眾運動,把全國人民的幹勁鼓起來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後在南寧、成都開會,把問題扯開了,批判反「冒進」,確定以後再不准反「冒進」,提出《工作辦法六十條》,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的提法。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五月黨的八屆二次大會上正式通過總路線。同時會議還談到,總路線雖然基本上已經形成,但是還不完備,還需要制定為總路線所需要的各項具體政策;指出總路線還不鞏固,還有一個認識過程,還有一些人懷疑。接著搞具體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權,工業分權、財政分權、文教分權。北戴河會議提出鋼的產量翻一番,大搞鋼鐵的群眾運動,即西方所說的「後院煉鋼」。同時開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門打炮。結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們從心裡不滿意,要抓我們的辮子。工作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毛病,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幾個月幾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糧食;再加上一平二調三收款,刮「共產風」,農民不願意把豬調出來,自己殺了吃掉,把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弄得緊張起來,日用品有百分之幾供應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北戴河定為三千萬噸,武昌會議降為二千萬噸,上海會議又降為一千六百五十萬噸,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為一千三百萬噸。所有這些都被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抓住。但是,他們在中央反「左」的時候,不提意見,不來反「左」。他們在兩次鄭州會議上不提,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北京會議不提,都不出來說話。經過上述會議,中央已經從方針路線上撥正了航向,反掉了當時的「左」傾,指標已經逐步落實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勢發展已經到反右成為主要問題的時候,他們卻在廬山會議上出來「反左」。
  這些說明,天下並不太平,總路線確實還不鞏固。經過兩次曲折,經過廬山會議,總路線現在比較鞏固了,認識總路線正確的人愈來愈多了。但是,事不過三,還要準備來一次曲折。如果再來一次,就可以更加鞏固起來。浙江省有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消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
  一九五六年出現反「冒進」那次曲折的時候,國際上發生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發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蘇。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這次曲折,國際上是全世界反華。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對。杜勒斯反對我們的大躍進,說我們搞奴隸勞動;反對我們的人民公社,說公社破壞了家庭。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些人不滿意,有些人懷疑。在亞洲,尼赫魯製造中印邊界事件,赫魯曉夫站在尼赫魯一邊反華。印尼又出現排華運動。國際上的這種鬥爭還沒有結束。同國內一樣,在國際上也要準備可能再有曲折和鬥爭。
  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麼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把躍進繼續下去,要把全國人民的幹勁長期保持下去。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一九五七年的鬥爭,一九五九年的鬥爭,都是整風反右,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我們對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殘餘勢力,批判得愈徹底,就愈能使人民群眾從它的威脅束縛下解放出來。我們要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例如對「馬鋼憲法」(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基地的企業管理辦法)之類的迷信。
  在工業建設方面,搞小型企業,土法生產,這兩條首先是鋼鐵工業部門提出來的,也是他們首先實行的。目的是為了多搞鋼鐵。「十大關係」中還沒有這兩條,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時並舉這個方針,已經包含了這方面的因素。實行這個方針,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這兩條來。因為要發揮地方積極性,開始時主要靠中小型企業和土法生產。
  搞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也是不知道怎樣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使我們搞出了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提法。現在看來,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廬山會議實際上也還是進行這個革命,是這個革命的繼續,而且鬥爭是很尖銳的。如果不在這次會議上把那條路線打下去,我們的總路線就不能鞏固,那是不行的。】
毛澤東政治經濟研究小組 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第一章 從評價斯大林說起 
    初進頤年堂
  1956年3月17日,晚飯後,我乘車從國會街的新華社總部出發,沿著華燈初上的西長安街東駛,由新華門進入中南海。汽車沿著南海西岸往北開。沿湖燈光水影,很是別緻。北京3月,寒冬將盡。我在豐澤園下車時,已感早春在即。
  豐澤園是毛澤東主席住處的總稱,背靠中海,南瀕南海,東與勤政殿相連,西為靜谷,景色清秀而幽雅。豐澤園本身包括頤年堂(會議廳)、菊香書屋(住所〕、春藕齋等建築,始建於清初,通稱為「西苑」的一部分,原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舉行親耕儀式(在先農壇)之前來此演習農耕的地方,後來才陸續建築一批又一批的殿堂。
  我從南面走過一個不大的門廊,進入開闊的庭院。東西兩面是廂房和迴廊,北面是高大的正堂,這就是頤年堂。毛主席經常在這裡召開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會議。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黨的「八大」前的中央書記處相當於「八大」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在這以前,我作為新華社社長,曾經常參加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西樓會議廳)和鄧小平同志主持的秘書長會議(在豐裕園北面的居仁堂)也參加過毛主席主持的黨的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一般在懷仁堂)以及最高國務會議(大多數在勤政殿),但從未到頤年堂參加過他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這是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會議。
  頤年堂由中央一個大廳,東西兩個小廳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裝飾。大廳約70平方米,正面是一個鎦金的大屏風,中間擺著足夠二三十人開會的大長桌,鋪著深綠色的呢絨。整個佈置樸素大方。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就在這裡。政治局委員和列席會議的有關負責人一般達20多人。西邊的小廳,一般是毛主席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地方,那裡面12張沙發圍成一圈。東邊的小廳一般是毛主席請客人吃飯的地方。我先後幾次陪斯特朗等美國朋友出席毛主席的便宴就在那裡。
  頤年堂東邊有一小門,通毛主席的住所菊香書屋。毛主席來頤年堂開會時,走出菊香書屋的西門.便到頤年堂的東門。
  毛主席主持這次書記處會議,議題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這個報告是在蘇共20大的最後一次秘密會議上作的。我黨參加蘇共20大的代表團沒有參加那次會議。蘇共中央是在會後派人向我代表團通報的、所謂通報就是只向我們把報告宣讀一遍就拿走了。但是在蘇共20大結束不久,西方通訊社就陸續透露這個報告的內容。紐約時報在3月10日發表了這個報告的全文,距蘇共20大結束不到半個月、新華社收到紐約時報後馬上組織大量人員翻譯,譯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譯完後再裝訂成本,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開列的名單,分送中央負責同志、這是新華社一貫的作法。我們廣泛收集各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和報刊文章,盡到了中央耳目的職責。毛主席和周總理多次說過新華社彙集這些材料的每日兩大本《參考資料》(上午版和下午版),是他們每天必讀的。
  當我到達頤年堂時,楊尚昆(他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胡喬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聞天(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王稼祥(中央聯絡部部長)已經坐在西邊小廳裡,少奇同志、周總理、朱總司令、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陸續到來。
  毛王席在8點左右來到頤年堂。毛主席剛坐下就問我:赫魯曉夫報告全文已分發給哪些同志。我向他報告,已分發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關負責同志、他接著又問大家看了沒有,好幾位中央負責同志都說看到了但沒有看完。毛主席也說他剛開始看,很費力,還沒有看完。他問大家看了有什麼意見。
  小平同志接著談了我黨代表團在莫斯科參加蘇共20大時聽到蘇共中央聯絡部一位聯絡員通報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情況。他說,當時只聽翻譯讀了一遍感到內容很亂,邏輯性差,說了一大堆關於斯大林破壞法制、肅反中殺錯了很多人、對蘇德戰爭毫無準備、在戰爭中靠地球儀指揮,等等,還講了一個南斯拉夫問題,其他政策性的問題無甚印象。當時,他向蘇共中央聯絡員表示,此事關係重大,要報告中央,沒有表態。他說,現在再看全文,還沒有看完,印象還是不好。現在全世界都議論這個報告,許多兄弟黨已表示了態度,恐怕我們黨也要表態,採取什麼方式可以考慮。
  會上大家議論紛紛。首先對蘇共事先不同兄弟黨商量就批判斯大林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很不滿,認為這是對各國黨的突然襲擊,使他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出現嚴重混亂;同時認為赫魯曉夫報告中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嚴重錯誤。
  毛主席說,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對蘇共20大有保留的,我們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第一篇根據大會開始時赫魯曉夫的公開報告寫的。那時我們不曉得他會大反斯大林,從大局考慮給予支持。但社論中只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蘇共20大結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團發來電報,報告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但不瞭解詳細內容,不好倉促發表意見。所以在第二篇社論中,我們採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方針,只講他們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籠統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桶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辦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還沒有看完。希望仔細看看,想一想,過一兩天再來討論。
  17日晚上的書記處會議就這樣結束。可以說,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毛主席的兩點意見作了「破題」。
  我首次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印象終生難忘。
    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和修改寫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後,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體政治局委員都出席了會議,列席的除上次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陸定一、陳伯達、鄧拓、胡繩等。
  在這兩次中央政治而擴大會議上,大家就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及其影響、斯大林的錯誤、中蘇兩黨的關係、個人迷信等問題展開廠討論、少奇同志對斯大林主要的錯誤作了系統的發言,周總理講了斯大林同我黨歷史上幾次重大錯誤有關,小平同志著重談了反對個人迷信問題,王稼祥同志詳細分析了赫魯曉夫報告內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談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戰爭開始時支持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又要中國黨不要反擊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在他1949年底訪蘇期間開始時不願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直到中國志願軍抗美援朝後才相信中國黨是國際主義的共產黨。
  毛主席在會上著重講了四點意見:
  第一,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於今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從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四十年。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又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在這艱巨鬥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我歷來是「難免論」。斯大林犯錯誤是題中應有之義。赫魯曉夫同樣也要犯錯誤。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問題在於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己的錯誤。
  第二,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斯大林的錯誤正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有鬥爭,只不過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有偉大功績、他在某些方面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著作雖然包含某些錯誤,但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只不過在學習時要採取分析的態度。
  第四,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至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我們要盡力加以補救。
  會議結束前,毛主席提出,對於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我們黨應當表示態度,方式可以考慮發表文章,因為發表聲明或做出決議都顯得過於正式,蘇共還沒有公佈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且此事的後果仍在發展中。政治局全體成員表示贊成。
  毛主席最後說,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蘇共20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面講一些道理.補救赫魯曉夫的失誤;對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嚴事錯誤,更要強調他的偉大功績;對我黨歷史上同斯大林有關的路線錯誤,只從我黨自己方面講,不涉及斯大林;對個人迷信作一些分析,並說明我黨一貫主張實行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他說,文章不要太長.要有針對性地講道理。他要求一個星期內寫出來。
  會議決定由陳伯達執筆,中宣部和新華社協助。會後,我幫助陳伯達收集和整理一些西方國家官方人士和共產黨的議論。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寫出。小平同志要陳伯達邀集陸定一、胡喬木、胡繩和我一起討論。我們在3月29日和30日開會議論,最後又由陳伯達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樓會議廳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開始時,少奇同志說,毛主席委託他召開這次會議,要人家充分討論如何修改。大家在會上提了很多意見,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談到錯誤不可免時,應補充領導人的責任是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還要指出剝削階級無法克服它的錯誤官到最後滅亡,無產階級能夠克服自己的錯誤不斷前進。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現在翻譯用「個人崇拜」這個詞,從貶義上說,用「個人迷信」更貼切,但現在報上已習慣用「個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這篇文章發表時仍用「個人崇拜」,後來寫《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才改用「個人迷信」。)
  (3)周總理提出,談到反對教條主義時,只講中國黨自己反對教條主義,避免使人認為我們廣泛號召反教條主義。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間勢力是基本打擊方向的觀點,並說明中國黨受王明路線統治時曾因搬用這些觀點吃了大虧。
  (4)小平同志提出,對個人崇拜應多加分析,強調我黨一貫提倡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突出和獨斷獨行。
  (5)朱總司令認為對斯大林的歷史功勳,還要寫得充實些。全文的主要鋒芒不是針對蘇聯,而是回擊帝國主義。
  除以上意見外,會上還提了許多文字上的意見。
  會議結束時,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組趕快根據大家意見修改,改完後重排清樣,將修改的地方畫出送毛主席審閱。
  會後,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胡繩和我,連夜修改,於4月4日凌晨打出清樣送毛主席。
  毛主席在審閱過程中作了多處重要修改。一是明確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錯誤,並且指出產生這些錯誤是由於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違背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二是加強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關中國黨歷史上的路線錯誤段落中,突出了兩次王明路線和建國後高饒反黨集團;四是強調應以歷史的觀點看待斯大林,對他的正確方面和錯誤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確指出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列主義者。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他首先解釋他對稿子的修改,然後徵求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會上少奇同志、周總理、朱總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見,毛主席要我們在會上邊討論邊修改。會議討論結束不久,我們就修改完畢,因為這些意見大多數是屬於文字性質的,實質性的意見在上次政治局會議已經談過,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毛主席還說了一番話。他說,發表這篇文章,我們對蘇共20大表示了明確的但也是初步的態度。議論以後還會有。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麼教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後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枴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照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過去我們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應當說,當時毛上席自己正在實踐他自己提出的任務。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十幾個部的同志談話。他根據這些調查研究,在這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完成後不久,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完成之後,1957年2月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毛主席看了我們的修改,將文章的題目改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並且在題目的下面加上:「(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不用社論的形式,改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這種方式很特別,更加引人注意。
  毛主席決定這篇文章由新華社在當天晚上廣播,人民日報第二天(4月5日)發表。因為米高揚將在4月6日率蘇聯政府代表團到達北京。
    蘇波關係惡化
  1956年10月20日上午,我接到中央辦公廳會議科通知,要我參加下午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這是黨的「八大」以後我第一次參加新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我估計這次會議可能討論蘇聯和波蘭的緊張關係。因為在這之前三四天,從10月17日開始,外國通訊社就傳說,蘇波關係突趨緊張,波境蘇軍調動頻繁,蘇波邊境地區蘇軍向波蘭東部移動,蘇聯波羅的海艦隊正向波蘭海域前進,華沙空氣非常緊張。
  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同志(他在「八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8日曾打電話通知我,要新華社注意收集這方面的消息,迅速報告中央。從這一天起,我佈置新華社社長辦公室、參考資料編輯部、國際部、對外部一天24小時加強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馬上報告總理辦公室和中央辦公廳,然後譯出,打清樣送中央領導同志。
  20日我得到中央辦公廳的會議通知後,馬上到參編部去瞭解當天收到的最新消息,下午3時提前到達頤年堂。到會的除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大部分到會外(林彪、林伯渠、劉伯承、康生因病長期請假),王稼祥、胡喬木、楊尚昆、田家英和我列席。
  毛主席主持會議。他身穿睡衣,一開始就說明:蘇共中央給我黨中央發來一份電報,說波蘭反蘇勢力囂張,要蘇軍撤出波蘭。蘇聯根據華沙條約有權利駐兵波蘭,有義務保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蘇聯不能允許反蘇事件繼續發展,準備調動軍隊來解決問題。蘇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們黨對此有何意見。毛主席說,看來蘇聯要對波蘭實行武裝干涉,但還沒有下最後決心。情況很嚴重,很緊急,所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如何答覆蘇共中央。
  毛主席接著問我,有什麼新消息?我匯報當天上午收到外國通訊社的消息,說波蘭軍隊已動員,保安部隊也處於緊急狀態,華沙工人也紛紛拿起武器。同時從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傳出消息,蘇聯軍艦已到達波蘭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駐在蘇聯西部和民主德國東部的蘇軍也在調動中。
  毛主席聽後說,現在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這時會上議論紛紛。大家一致認為這是親痛仇快的嚴重事件。我黨中央一定要堅決反對,盡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議中央採取緊急措施,向蘇共中央發出嚴重警告,表明我黨中央堅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
  在會議進行中,我又接到我的秘書從新華社打來的電話,說外國通訊社報道蘇聯一個代表團到達華沙與波蘭談判。(後來才知道這個代表團是以赫魯曉夫為首,包括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主要成員。)我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毛主席。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馬上警告蘇方,堅決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決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著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麼關係。
  約半個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臥室裡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緊急接見非比尋常。
  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剛才開過會,討論了你們中央發來的通知。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
  尤金滿頭大汗,連聲「a」!「a」!迅速退走。
  最後,毛主席對我們說,你們也沒事了。新華社要密切注意情況發展,有新消息隨時報告。
  20日整夜,我守候在新華社辦公室,直到21日凌晨6時(那是華沙時間20日午夜)才回家睡覺。
  從這時起,幾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主席都在他臥室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蘇共中央21日來電邀請我黨派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和波黨中央會談。常委決定派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於22日前往,任務是調解;方針是著重批評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也勸說波黨顧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別同蘇共或波黨會談,不參加他們兩黨會談。代表團22日晨即乘蘇方派來的專機去莫斯科。從此每天周總理都同代表團通電話,代表團也來電報告會談進展情況。每天毛主席召開常委會,決定給代表團的指示。經過激烈的辯論和耐心的說服,代表團終於完成了勸和的任務。蘇波雙方一致同意:盡快舉行兩黨正式會談,改善和加強波蘇關係;蘇聯政府單獨發表改進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宣言(即10月30日發表的宣言),承認蘇聯過去在這方面有錯誤,並決心加以改進。我黨代表團同蘇波兩方商定,一旦蘇方發表宣言,我政府將發表聲明予以支持。這就是我國政府於11月2日發表的聲明。
    匈牙利事件
  然而,無獨有偶,國際形勢的發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正當蘇波兩黨在我黨從旁勸說下趨向和解之際,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從10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勢混亂,軍警同示威群眾不斷發生衝突。反革命分子乘機挑撥;國外帝國主義勢力也大肆鼓噪,情況越來越複雜而緊張。匈牙利政府出於無奈,邀請駐匈境內蘇軍協助恢復秩序。這時,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一步策動匈牙利軍隊叛亂,到處發生反革命復辟、在這嚴重的局勢面前,蘇共領導決定從匈牙利撤出蘇軍。我代表團在莫斯科獲悉此事後,在向北京報告蘇波達成協議的同時,也報告了蘇共決定撤退駐匈境蘇軍。
  毛主席在10月30日晚召開常委會時,除同意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蘇方外,還特別電告我代表團:立即約見蘇共中央主席團,聲明受中共中央委託,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時,嚴厲地指出:蘇共這個決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為歷史罪人。蘇共中央當時仍堅持要撤退駐匈境蘇軍。第二大,11月1日,赫魯曉夫同志在送少奇去飛機場的汽車上,眉飛色舞地告訴少奇同志:蘇共中央主席團開了整夜的會,最後決定蘇軍仍然留在匈牙利,幫助匈牙利黨和人民保衛會主義。在我黨代表團上飛機之前,蘇共中央年席團全體成員到機場熱烈歡送,紛紛感謝中國黨先在波蘭問題上幫助他們,現在又在匈牙利問題上幫助他們。
  11月2日晚,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剛從莫斯科回北京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匯報。我在南苑機場參加迎接代表團後就直奔頤年堂。這次會議同幾次會議的嚴肅緊張完全不同。整個會議過程洋溢著興高采烈的氣氛。少奇同志首先匯報赫魯曉夫送他去飛機場路上在汽車上的談話和上飛機前熱烈的歡送場面。然後,他和小平同志著重談了訪蘇10天的觀感。
  少奇同志指出,這10天的活動中,感到蘇聯同志的大國沙大主義由來已久,表現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黨對他們的強烈不滿。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由來已久,於今尤烈。蘇共20大大反斯大林帶來的惡劣影響,現在已相當充分地暴露出來。
  小平同志說,波蘭同志在莫斯科向我們訴苦,情緒激動,有時簡直有點像我們土改時貧雇農「吐苦水」。從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各自誇大民族特性,否定國際共性。蘇共領導人雖然開始感到過去大國主義一套不靈,但並未覺悟到必須改轅易轍。我們幫人要幫到底,今後還須要向兩方面多做工作。
  這次會議時間不長。因代表團長途飛行勞累,毛主席宣佈暫時休會,改日再開。
    醞釀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1月4日,毛主席又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匈牙利局勢。這時,蘇軍已重新返回布達佩斯,協助匈牙利政府恢復秩序。
  會上,周總理首先談了當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蘇反共,各兄弟黨內出現動搖分子以至變節分子。總理認為,蘇共領導人表現軟弱無力。我們黨應作中流砥柱,力挽狂瀾。
  毛主席在會上強調:我們早就指出,蘇共20大揭了蓋子,也捅了漏子。揭了蓋子之後,各國共產黨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尋求本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我們黨正在探索,其他兄弟黨也沒有解決。捅了漏子的後果是全世界出現反蘇反共高潮。帝國主義幸災樂禍,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我們要硬著頭皮頂住,不僅要頂住,而且要反擊。
  毛主席說,蘇共20大後,我們4月間曾經寫過一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回答當時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現在,經過半年之後,事實證明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又出現許多新的問題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慮再寫一篇文章。
  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後,會上發言活躍,大家紛紛提出當前需要回答的問題,有一些是西方宣傳機器污蔑攻擊的問題,有一些是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問題。大家還發表了不少好的見解。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洩露後,各兄弟黨先後發表聲明和文章,或做出決議。我們已收集起來出版兩本集子。這些都是正式表達他們的觀點的,我們可以仔細研究。還有最近波蘭和匈牙利問題發生後又有許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問題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後再開會討論。
  毛主席在會議結束時交代胡喬木、田家英和我,要我們預先準備,開過二中全會(11月10日至15日舉行)之後再議。
  在二中全會期間,在一次會議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到政治局常委休息室去,毛主席正同常委議論鐵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說(11月11日),胡喬木也在座。毛主席叫我要新華社把鐵托的講話全文譯出來(當時在《參考資料》上只刊出西方通訊社的摘要報道),並要胡喬木和我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鐵托在普拉的演說中,從匈牙利事件講起,大肆攻擊所謂「斯大林主義」和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並號召把各國黨的「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台。
  從11月2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大多數在菊香書屋毛主席臥室舉行。有時也在頤年堂兩邊小會議廳。在毛主席臥室開會時,毛主席通常都是穿著睡衣,靠著床頭,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圍成半圓形。一般習慣是,靠近床頭右邊茶几坐的是小平同志,他耳朵有點背,靠近便於聽主席說話;依次從右到左是彭真、少奇、總理、王稼祥、張聞天、陳伯達、胡喬木等,我坐在最右邊,靠著毛主席床腳的小書桌。一般都是10人左右。這些常委會,朱總司令一般不參加,他年紀大,早睡早起,會議多在晚間召開;陳雲同志主持經濟工作,一般不參加。(林彪那時還不是「八大」選出的常委,沒有參加,1958年5月五中全會增選為常委後,長期請病假,很少參加常委會議。我參加的常委會議一次也沒有見過他。)
  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這四天的常委會議上,廣泛議論當前國際形勢,從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從東歐黨到西歐黨,從鐵托到杜勒斯,認真研究對各種現象和觀點如何分析和回答。大家認為,英法侵略埃及激起全世界人民反對。蘇軍幫助匈牙利平息叛亂,兩台鑼鼓一起敲,都是好事。現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極力攻擊蘇聯,共產黨內也有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蘇聯幫助匈牙利混為一談,不分敵我,不分是非。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員發生動搖甚至變節。這些是壞事。但是壞事也不見得完全沒有一點好處。一旦思想混亂得到澄清。動搖分子吸取教訓,變節分子離開了黨,黨的隊伍不是更弱而是更強了。
  大家還認為,鐵托提出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分子」完全搬用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污蔑,是完全錯誤的。這種污蔑,是帝國主義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陰謀。毛上席指出,所謂斯大林主義,無非是斯大林的政性和觀點。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也無非是指贊同斯大林的人,那麼請問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怎樣?我們認為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基本上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雖然其中有些錯誤,但主要方面是正確的。斯大林的錯誤是次要的。因此,所謂斯大林主義,基本上是正確的;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得,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必須把鐵托的觀點徹底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義非保持不可,糾正它的缺點和錯誤,就是好東西。這把刀子不能丟掉。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點
  經過四天的討論,毛主席把大家意見歸納為以下的要點: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國際現象。誰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一樣,每棵樹長的也不一樣。要有個性,沒有個性,此路不通。但條條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這就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加以明確的肯定。他有缺點、錯誤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破壞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沒有破壞全部法制,破壞了部分憲法,但沒有破壞全部憲法,民法、刑法也沒有全部破壞,專政基本上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但他終究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畢竟打敗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義,都是官僚機構,能夠取得這麼大的成功嗎?說蘇聯都是官僚階層是不能說服人的。
  第四,區別敵我矛盾,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過去對南斯拉夫犯了錯誤,把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鐵托同志。但後來蘇共改正了,用對待自己同志的辦法對待鐵托同志,改善了蘇南關係。現在鐵托同志不能採取過去斯大林對他的方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在我們共產黨人之間,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著矛盾,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處理敵對矛盾的方法處理。
  毛主席說,文章的題目可以考慮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口號,現在仍有重大現實意義。我們的目的是加強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人的團結。
  這時毛主席以深沉的語調說了一大段話。他說,現在還是離不開斯大林問題。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後寫的,發表在蘇聯真理報,是悼詞。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願意寫。從感情上來說我不願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我這個人不願意人家向我祝壽,也不願意向別人祝壽。第一篇我拋棄個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祝壽。如果講個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傾路線和第二次王明右傾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來就有氣。但我以大局為重,因為那時歐戰已經爆發,蘇聯為和緩蘇德關係而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受到西方國家輿論的攻擊,很需要我們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寫得比較有生氣。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發動內戰,斯大林要我們不要自衛反擊,否則中華民族會毀滅。新中國成立之後、斯大林還懷疑我們是不是第二個鐵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賀斯大林70大壽,不歌頌他難道罵他嗎?我致了祝詞,但斯大林仍對我們很冷淡。後來我生氣了,大發了一頓脾氣,他才同意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於是我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當然是豐功偉績,這處主要的一面,但還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點和錯誤。但在當時情況下,我們不宜大講他的錯誤,同為這不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蘇聯人民和蘇聯黨的問題,所以還是理智地那樣寫了。現在情況不同了,赫魯曉夫已經揭了蓋子,我們在4月間的文章,就不單是歌功頌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確的方面,又批評他次要的錯誤方面,但並沒有展開講。現在要寫第二篇文章,就是逐步把問題講透,既肯定他的功績,也分析他的錯誤,但又不是和盤托出,而是留有餘地。
  毛主席最後說,以上意見請大家考慮。過幾天再來討論。他交代胡喬木先起草個提綱給他看看。
    毛主席的提綱
  過了3天,12月2日晚上,毛主席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在頤年堂兩邊小會議廳舉行。毛主席一上來就系統地提出他對整篇文章的設想。他說,文章的題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可以考慮同4月間寫的文章銜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表明我們的觀點是一貫的,是4月間文章的續篇。
  毛主席又說,胡喬木擬的提綱使他的想法進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論色彩,但政論的形式不變。接著他提出以下要點:
  (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道路。先講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後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者不可偏廢,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是共同的。
  (二)講清楚什麼是「斯大林主義」,為什麼把共產黨人分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錯誤的。應明確指出,如果要講「斯大林主義」,那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
  (三)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大國有大國沙文主義,小國對比自己小的國家也有大國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
  (四)首先要分清敵我,然後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從國際形勢講起,講蘇波關係、匈牙利事件,也講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兩種事件的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表現。要區別敵我矛盾和我們內部是非兩者性質不同,要採取不同的方針和不同的解決辦法。
  (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學,蘇聯的先進經驗還要學,但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方法學、可以講中國黨吃過教條主義的大虧,不講別人如何。我們黨一貫反對教條主義,同時也反對修正主義。蘇共20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觀點和做法,助長了國際範圍內修正主義的氾濫。
  (六)文章從團結講起,以團結結束、沒有理由不團結,沒有理由不克服妨礙團結的思想混亂。
  毛主席最後說,整篇文章包含著肯定與否定這兩個方面,肯定正確的,否定錯誤的。對敵對營壘好辦,問題是內部是非,要講究方法。比如對斯大林和鐵托,都要加以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我們的批評要合乎實際,有分析,還要留有餘地。這裡用得著中國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個叫做「欲抑先揚」,一個叫做「欲揚先抑」。所謂「欲抑先揚」,就是說,你要批評他的錯誤時,先肯定他的正確方面,因為批評的目的還是要他變好,達到團結的目的。對鐵托適宜採取這個方法。對於斯大林,現在全世界都罵斯大林,我們要維護他,但方法宜於「先抑後揚」,即在論述他的功績以回答對他全盤告定時,先要講斯大林有哪些錯誤,這樣才能說服人,使人易於接受。
  會議結束前,毛主席在徵求大家意見後,指定胡喬木和我起草這篇文章,田家英也參加,在12月12日前寫出初稿。
  會後我們3人先商量好分工,分頭各寫一部分,然後由胡喬木通篇修改一遍。由於事前議論多時,又有毛主席提示要點,寫起來比較容易,終於在12月11日印出了初稿。
    集思廣益
  12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初稿。大家對初稿意見較多,主要是:正面闡述不充分,辯解過多。
  大家認為,正面論述中對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沒有講清楚,不能給人以鮮明的深刻的印象。會上大家建議把蘇聯的基本經驗明確概括為幾條,作為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和共同道路。
  對於鐵托,大家認為文中多處引用他的普拉演說,然後加以反駁,給人印象不僅太重視了鐵托,而且顯得我們似乎很被動。毛主席指出,其實我們不過是以鐵托演說為由頭,批判當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謬論。鐵托提出反斯大林主義,當然應當批判,但他的話不宜引用過多。
  大家還指出,對斯大林的評價,應比4月間的文章講得深一些,要分析錯誤的原因,要進一步講思想原因,還要講社會歷史原因。
  大家也認為,文章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講得不充分,這部分應多費些筆墨。少奇同志提出,修正主義者現在大講「社會主義民主」,其實他們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有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主義加以反對的。要把這個問題說透。
  大家還認為,在加強團結方面,應充分利用蘇聯10月30日的對外關係宣言,大講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關係準則,要展開講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等,講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
  會上這些意見,比較原則,也比較重要。胡喬木、田家英和我,經過四五天的努力,拿出修改稿。
  毛主席在12月19日、20日兩天的下午和晚上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稿。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大多數成員都出席了。會上大家發表了很多意見,有原則性的,也有文字表述的。主要的意見集中在以下五個問題上:
  第一,關於匈牙利事件,不宜寫得太細,不必在文章中就這個問題展開辯論,否則就轉移了文章的重心,減弱了文章的理論價值。對於匈牙利事件是否可以避免,這個問題的提出和分析顯得脫離現實,過於「事後諸葛亮」。須知,匈牙利事件是由各種內外因素形成的,是國內外反革命勢力利用群眾的不滿,煽動鬧事直至策動叛亂。工人、學生和其他群眾是無罪的。如果匈牙利黨始終堅強,不自亂陣腳,10月23目的事件也許可以避免,也許可以不用請求蘇軍協助平叛。華沙條約有規定可以派兵援助,這也要看具體情況,不是什麼時候都要派兵。但是,有些重要因素卻不是匈牙利黨自己可以決定的,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革命勢力是匈牙利黨指揮不了的,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總之,對匈牙利事件,只作總的性質論定就行,不必為每一件事情辯論。
  第二,關於蘇共20大,應該肯定這次大會有積極意義,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是對的,但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錯誤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確方面,就造成了右傾危險。結果果然來了修正主義思潮的大氾濫。因此對蘇共20大應有分析。當前的問題是教條主義還沒有肅清,又來了修正主義思潮,而且來勢兇猛。毛主席強調,文章的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捍衛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文章要從當今世界兩大基本矛盾——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矛盾講起,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反覆談到,4月間的文章中講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現在的文章要進一步講分清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應當採取不同的方法解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應當採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解決,以便協同一致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文章的出發點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向帝國主義鬥爭,在這個大前提下討論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內部是非問題。
  第四,要充分論述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確指出蘇聯的基本經驗是合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是正確的,然後又指出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有曲折,有錯誤。要批評教條主義不承認有錯誤,不接受教訓,不糾正錯誤,不考慮歷史和民族的特點而全盤照搬。也要批判修正主義只講蘇聯的錯誤,不講蘇聯的建設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講它的基本經驗是值得學習的,從而否定一切。
  第五,關於斯大林問題。當前全世界議論紛紛紜繁雜,但焦點都離不開斯大林問題。對蘇聯的評價,也就是對斯大林的評價。文章應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因為這是歷史事實。當然也要指出他有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和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不少錯誤。現在世界上議論最多的,一是肅反擴大化,一是大國沙文主義。但無論在對待反革命分子問題上或對外關係方面,斯大林都有他正確的方面。人殺多了,但對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殺對了,錯在擴大化,錯殺了好人。在對外關係方面,多數情況下,斯大林還是實行國際主義的,他援助兄弟黨和兄弟國家,援助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大量歷史事實都證明這一點。當然在這方面也無需掩飾他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蘇聯政府10月30日聲明已自己已承認了。在這裡,文章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當然應當承認社會主義制度很年輕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萬能的,它要人們運用,運用的結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著重分析斯大林的錯誤在思想方法和工作辦法上的原因,然後講社會根源。
  毛主席特別指出,對斯大林要作認真分析,第一,先講他的正確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講他的錯誤,強調必須糾正;然後,第三講實事求是,不能全盤否定,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論法。對他犯錯誤的社會原因,如搞社會主義沒有先例,國內外情況複雜等等,但不宜過分強調。因為列寧在世時的社會條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沒有犯斯大林那樣的錯誤。同樣的社會條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錯誤,有人可能少犯錯誤。這裡,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是否符合客觀,起著重大作用。赫魯曉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結果他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帝國主義乘機打他一棍子,無產階級又從另一邊打他一棍子,還有鐵托和陶裡亞蒂也從中間打他一棍子。斯大林這把刀子,赫魯曉夫丟了,別人就撿起來打他,鬧得四面楚歌。我們現在寫這篇文章,是為他解圍,方法是把斯大林這把刀子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因為這把刀子雖然有缺口,但基本上還是鋒利的。
  這兩天政治局會議,討論得比較詳細和深入。根據大家的意見,喬木同志精心設計了修改方案,先按原來的分工分頭修改,然後由喬木同志憑他擅長的邏輯思維和詞章功力通改一遍。
  12月2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修改稿提了一些意見後,認為基本可以,決定提交政治局再加討論。
    政治局會議的討論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又在頤年堂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經過修改的稿子。會上採取讀一段討論一段的方法。原則性的意見和文字上的意見都在讀完一段之後提出來。因為大家都認真斟酌、仔細推敲,意見還是不少。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問題。大家強調:教條主義還相當頑固,一定要繼續反。各國革命基本點相同,但各有民族特色,應有自己的具體道路。不能照搬蘇聯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證明為錯誤的做法。毛主席說:人家犯了的錯誤你還要犯嗎,人家丟掉不要的壞東西你還要撿起來嗎?今後不要迷信蘇聯一切都是正確的了,凡事都要開動自己的腦筋想一想了。別人有無教條主義,我們不講,只講我們自己要吸收我黨歷史上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大家又認為,修正主義也不能聽任氾濫。他們集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其結果必然導致瓦解社會主義國家利共產黨。匈牙利事件,不是因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恰恰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軟弱無力,沒有肅清反革命勢力,也沒有能力制止反革命勢力挑動群眾鬧事。斯大林的錯誤,恰恰在於他沒有執行民主集中制;實行個人專斷,不是因為民主集中制本身不對。在這此問題上,要批判修正主義,講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包括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和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兩個方面。
  關於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問題。大家認為,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以來,在不少人心目中,社會主義陣營是否以蘇聯為首,國際共運是否以蘇共為中心,都成了疑問。文章中對大國沙文主義要批判,但對蘇聯為首和蘇共為中心應加肯定。因為這是歷史形成的事實和當前的現實的需要。當然,文章也應說明,「為首」和「中心」不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不是父子黨的關係,要強調相互之間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互相幫助和支援。要講清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可以稍微點一下有些黨的同志對待蘇聯、蘇共不公平。
  關於從歷史長河的觀點來考察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大家指出,在4月間的文章中,提到國際共運的歷史還比較短,比較年輕,前途光明。現在這篇文章還可以把這個觀點進一步發揮,說明國際共運發展中遇到暫時的挫折並不奇怪,資產階級革命在歷史上也經過多次復辟而後取得成功,無產階級在經過不可免的波折之後會變得更加強大。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後信心倍增。
  毛主席在這兩天會議上著重講了兩個問題。一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他說,上篇文章講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現在的文章要進一步講這些矛盾不僅存在,而已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從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蘇波關係和匈牙利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二是我們要為蘇聯兩個階段的歷史辯護,不僅要維護蘇聯革命階段的偉績,還要維護蘇聯建設階段的偉績。蘇聯的革命和建設,不僅是一國的民族現象,而且是具有時代特點的國際現象。它的偉大意義遠遠超出了一國範圍,是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運的財富。既然蘇聯的革命與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如果說它是斯大林主義的,那麼,這個斯大林主義就是好的主義,斯大林主義分子就是好的共產黨人。
  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的修改稿中,有一段專門講和平過渡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赫魯曉夫在20大的正式報告中提出來的,我們黨一開始就對他的觀點有不同意見。幾次會議上對這一段都沒有意見。但毛主席考慮再三,認為這個問題是中蘇兩黨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況下,中蘇要共同對敵,不宜向全世界公開這個分歧。最後還是決定刪去了這一段。毛主席說,要留有餘地,以後還有機會提出來。
  政治局會議最後原則通過這篇文章,要求我們根據兩天會議提出的意見修改後,提交政治局常委最後審定。會議還同意毛主席建設文章的題目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兩天會議之後,胡喬木、田家英和我抓緊用一天一夜的時間在喬木家中共同對稿子逐段修改。因為毛主席交代,這篇文章要在今年內發表,把1956年的事作個了結。
    常委會議定稿
  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我們再度修改的稿子。常委提了一些意見,大多是文字上的。毛主席已在稿子上修改了三四段。毛主席最後說,兩篇文章都是圍繞斯大林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論還沒有完,估計本世紀內、甚至21世紀還有爭論,因為這是關係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問題,我們要準備長期論戰。
  毛主席要我們馬上動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報。今年的事今年了。我們三人在會議結束後沒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飯,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後的居仁堂(當時是中央書記處的辦公樓),開始工作。我們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給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臥室等著我們修改的稿子,隨到隨看隨定稿。就這樣緊張地工作了一個通宵。最後我們三人一同到毛主席臥室,把最後幾段送毛主席審定。毛主席只改了幾個字,對最後的結束語特別滿意。他交代,要馬上將修改處告訴翻譯同志,中文已定稿,譯文也可定稿。他還確定,新華社於28日晚發稿,中英文廣播也同時播出,人民日報在12月29日見報。
我們從毛主席臥室出來,已是上午9點多了。迎面一陣寒風,倒也覺得涼爽。
 
第二章 新聞的階級性 
  1957年黨中央決定開始整風後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當我得到通知趕到毛主席的臥室時,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他們都是常委)和彭真、陸定一、胡喬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這是我年初出國訪問(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國、法國、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通訊社)歸來後第一次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的氣氛還是和過去一樣融洽、隨便。
  我進門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腳靠左一邊,緊挨小書桌坐下(可以說,這是我慣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書桌寫點什麼)。毛主席右手拿著香煙,左手揚起一張報紙,衝著我問:「你看過5月13目的《新民報》沒有?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先鋒何在?》,署名林放即趙超構,內容相當尖銳,但文筆比較客氣。」
  我回答說,「沒有看,這幾天又是佈置機關內整風,又是報道全國大鳴大放。」
  毛主席說,搞新聞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瀏覽全國報紙。上海的文匯報、新民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細看,看他們有什麼議論,有什麼獨家新聞,編排怎樣,從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動向。你們的新聞工作者協會正在開座談會,昨天人民日報報道了。現在新聞界有許多議論。
    四點意見
  毛主席把當時新聞界已發表的議論歸納為四點:
  一、他們說,新聞要新。現在新聞太少,舊聞太多。
  毛主席說,新聞要新,這應當不成問題,因為不是寫歷史。但是不能沒有「舊聞」,也還要有「無聞」。這個問題,我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談過,說要作具體分析。一般講新聞要新、要快是對的,但有的事情發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幾天時間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佈進入社會主義,在天安門召開慶祝大會。這樣的新聞本來要慎重考慮,但當天就廣播了,以致全國各地一擁而上,照北京的辦,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聞太快了有時就出毛病,不如慢一點好。這個問題看來思想上未解決。
  二、他們說,現在新聞自由太少,統制太多。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包辦一切。
  毛主席說,我們的新聞統制,是否比國民黨更厲害?很難說。我們在全國解放後的頭幾年,新聞統制比較嚴,很有必要,因為政權剛拿過來,還不穩固,既搞土改、鎮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點好,就是一家獨鳴。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有了變化,應當研究一下,統制太多、太嚴要有所改變。
  三、他們說,記者應當是先鋒,「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鳴而鳴」。過去出過許多名記者,現在沒有,個個都是寥化。
  毛主席說,《先鋒何在?》一文中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記者是先鋒,這在原則上不能說不對,問題是怎麼樣的先鋒。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說現在沒有真正的先鋒,個個都是濫竽充數,這恐怕不好說。
  四、他們說,現在報紙文風不好,教條主義,黨八股,引不起讀者興趣。
  毛主席說,教條主義很討厭,我也不喜歡。我在延安整風開始時就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我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跟新聞出版界人士座談時也說到,報紙要搞得生動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當時《新民報》趙超構提出要「軟些、軟些、再軟些」。我也反對太硬,太硬了讀者不愛看。但是我也擔心太軟了不好,黃色的東西會出來,所以說兩個「軟些」就行了。上個月去上海,看了幾天《新民報》,辦得還是比較嚴肅的。趙超構是有見解而又誠實的人,他1944年訪問延安,我同他談過話,他回去後寫了《延安一月》,在國民黨統治區影響很大。(看來,毛主席對趙先生的印象比較好,他後來在反右鬥爭中揚「新民」而抑「文匯」不是無因的,6月間,毛主席還特意接見了趙先生,勉勵他繼續進步。)
  毛主席原來靠著床頭斜躺著,這時直起腰來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著左手的指頭說,看來現在新聞界有三條路線,一條是教條主義,一條是修正主義,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現在教條主義吃不開,修正主義神氣起來,馬克思主義還沒有真正確立領導地位。許多人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兩種新聞學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立足點是新聞有階級性、黨派性。資產階級新聞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自由競爭,你死我活,無政府狀態,是資產階級新聞界的特點,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對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有害的東西,他們都不發表。現在許多人都說解放前的報紙如何好。其實,大公報、申報從清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是適應當時政權的需要。當然,資產階級報紙有些東兩還是要學習的,不能根本割斷傳統,像電影那樣,有些好東西還要繼承和發揚。共產黨是把人類有史以來的優秀文化遺產都繼承下來,加以發揚光大。但是,我們無產階級新聞學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這同資產階級新聞學根本不同。在學習資產階級報紙的好東西時,只講一致,不講區別,忘記了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那是不對的。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同資產階級的自由競爭、無政府狀態不同。在我們國家裡,無論哪一種報紙,都納入國家計劃,都要服從無產階級利益,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憲法規定的,因為無產階級最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和資產階級的新聞政策,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新聞有階級性、黨派性。資產階級報紙只登對他們有利的東西,不登對他們不利的東西。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報紙也不登對我們有害的東西。這都是階級利害關係,是普遍規律。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資產階級報紙大登特登,我們報紙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訊社有些消息,我們就不採用。它們也不採用我們的東西。倒是我們辦了一個《參考消息》,登了許多西方官方和報刊罵我們的東西,可以說天天替帝國主義作義務宣傳,目的是使我們的幹部接觸細菌,增強免疫力。中央決定《參考消息》擴大發行40萬份,過一段時間,總結一下經驗,加以改進,進一步擴大發行。這是「有聞」、「無聞」的問題,涉及階級利益的問題。
  這時大家議論紛紛,對西方報紙封鎖我們的消息舉了許多實例,也談到了西方許多對我們有害的東西我們也不刊登。大家還很關心《參考消息》擴大發行的情況。我作了扼要的匯報。我還談到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類似《參考消息》的內部刊物,不過發行範圍很小,一般幹部和大學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著又說,有些消息,是我們自己做的事情,不登報、不廣播。如禁止鴉片煙,又如轟轟烈烈的新區土地改革,我們就沒有發消息,這也是一種「無聞」。我的一些講話,當時並沒有公開發表。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的講話,過了3個月才發表;今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已經過了3個月,還在修改,也許下個月才能發表。這不是「舊聞」嗎?還有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係」,已經一年多了,也還不準備發表,將來發表也是「舊聞」。我這個人就是不想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應,再作修改,然後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只好不發表。這是因為新聞觀點不同,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新聞觀點和新聞政策。
  毛主席說,有「新聞」,有「舊聞」,有「無聞」。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無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無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只有相對的新聞自由,不自由的情況依據不同的階級利害關係而不同。因為有自由,先鋒總是要出的,不會只是出廖化。有新聞,就可以出先鋒,舊聞也不是不能出先鋒。發表《先鋒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鋒的作用。
  毛主席說,根本問題是新聞本來就是有階級性的、新聞的形式並沒有階級性,正同話劇的形式也並沒有階級性一樣,漢奸也可以演話劇。白話體裁國民黨用,我們也用。我有時也寫些舊體詩。但是,問題在於內容,表現什麼思想、什麼主題、什麼傾向,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這就有階級性了。報紙同政治關係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編排,就表現記者、編輯的傾向,就有階級性、黨派性了。
  毛主席最後說,現在新聞界議論很多,把教條主義攻一下有好處,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鋒。我們要接受正確的批評,認真改進新聞工作。
  毛主席這次談話,是在黨中央決定開始整風,並邀請黨外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展開時講的。當時新聞界知名人士參加過3月間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得風氣之先,首先鳴放起來。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從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國新聞界代表人物開座談會,徵求對新聞工作的意見。第一次座談會的意見,發表在5月1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覺察到新聞界存在三條路線,並指出歸根到底是新聞的階級性和黨派性,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新聞學、新聞觀點、新聞政策。
  【在這以後,6月間展開了反右鬥爭。新聞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確的,但是有些批判擴大化了,絕對化了,是錯誤的,其惡果是傷害了許多有才華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許多人錯劃成右派。】
毛主席這次談話,是他繼3天前(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那篇文章之後,專門談新聞問題。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經談到黨內一些有修正主義思想的人,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贊成民主,反對集中,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必要的但不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毛主席這次談話,著重講了新聞的階級性問題。對於新聞界當時的各種議論,他採取分析的態度,擇其善者而從之,並認為攻一下教條主義有好處,可以使我們認真改進新聞工作中的缺點。這次談話在新聞理論和工作實踐上,都有重要意義。
 
第三章 政治家辦報 
  6月7日,即上次談話半個月之後,毛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臥室時,發現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從盧郁文事件說起
  我們剛坐一下來,毛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毛主席這裡指的事情經過是這樣: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見有擺脫黨的領導的意思,主張黨和非黨之間的「牆」應由兩方面共同來拆,並批評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的主張。在這以後,盧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擊他「為虎作倀」,辱罵他是「無恥之尤」,並恫嚇他如不「及早回頭」就「不會饒恕」他。盧郁文在6月6日的座談會上宣讀了這封恫嚇信,並表示他不怕辱罵,不怕威脅,他還要講話。
  毛主席說,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就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
  毛主席說,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做政治家辦報。
  毛主席談到這裡,話題一轉,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今天找你來,主要不是談這些,而是中央想調你去人民日報主持編輯工作,看你是不是願意去。
  毛主席話題這麼一轉,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喬木通知我去主席處談話時也沒有透露半點信息。所以我當時衝口而出說了一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
    四月的批評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喬木,接著就談到人民日報任務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領導力量。他說到,兩個月前他曾經批評人民日報沒有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精神。他說他批評人民日報對最高國務會議無動於衷,只發了兩行字的新聞,沒有發社論,以後又不宣傳。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甚至連新聞也沒有發。結果文匯報、新民報和光明日報把旗幟抓了過去,大鳴大放。真是百家爭鳴,唯獨馬家不鳴(按:「馬家」指的是馬克思主義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離京,南下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視察)發現這個情況,感覺很不妙,就回北京來查此事。他先找胡喬木談,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和副總編輯談。毛主席說,他當時說得嚴厲了一些,說他們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這樣猛擊一掌,為的使他們驚醒過來。毛主席說,他當時列舉幾個例子證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報當天的社論(按:指4月10日的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前幾天的社論(按;指4月6日的社論《教育者必須受教育》)都沒有提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這回事。
  毛主席對著胡喬木說,中央黨報辦成這樣子怎麼行?寫社論不聯繫當前政治,這哪裡像政治家辦報?喬木解釋說,這件事情他也有責任。人民日報在最高國務會議後訂了宣傳計劃,也起草了幾篇社論,但他感到寫得不好,修改了幾次,仍然沒有把握,所以就耽誤下來了。
  這次談話中,毛主席沒有當場決定我去人民日報。他要我再考慮考慮,10天後再談。他在那篇《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上又改了幾個字,要胡喬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報上發表,要新華社在當天晚上向全國廣播。這樣我和胡喬木就各自回家了。
  還不到10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書電話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談話,要我馬上就去。當我到達毛主席的臥室時,胡喬木已經在座。
  毛主席一開始就告訴我,中央已經決定調我去人民日報,同時還兼新華社的工作。
    四點改進意見
  毛主席接著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報同志的談話。毛主席說,他在那次長達4小時的談話結束時,曾歸納了四點意見:
  一、報紙的宣傳,要聯繫當前的政治,寫新聞、文章要這樣,寫社論更要這樣。如2月間的最高國務會議和3月間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及其以後的發展,報紙的宣傳要圍繞這個當前最重要的政治來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決策,報紙都要有具體佈置,要訂出寫哪些社論、文章和新聞的計劃,並貫徹執行。2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來不及整理發表,但可以根據講話要點寫文章、社論來宣傳,在這方面,人民日報有充分的條件可以得風氣之先。現在這個講話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幾個地方還要斟酌一下,再過幾天就可以發表。人民日報就要準備作系統的宣傳。
  三、人民日報要在現有條件下努力改進工作,包括領導工作。編委會可以擴大些,開會要討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實質問題,可以爭論。報紙的編排和文風,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文章要寫得短些、通順些,標題要醒目些,使讀者愛看。
  四、要吸收報社以外的專家、學者、作家參加報紙工作,要團結好他們。理論版和文藝版要設專門的編委會,請報社外的人參加,屬半獨立性質。
  談到這點意見時,毛主席講了一段很長的話。他從領導的任務一是決策、一是用人講起,評說漢代幾個皇帝的優劣。他稱讚劉邦會用人。他說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據史記載,劉邦稱帝之初,曾問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項羽失天下?群臣應對不一。劉邦均不以為然。毛主席這時背誦《史記》中劉邦說的一段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響,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毛主席接著說,高祖之後,史家譽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優柔寡斷,是非不分,賢佞並進,君權旁落,他父親罵他「亂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說,領導的任務不外決策和用人,治理國家是這樣,辦報紙也是這樣。
  毛主席這時又回過頭來就調我去人民日報工作的問題對我說,你先作為喬木同志的助手去試試看。今晚就同喬木一道去上班,拿這篇文章去。
  這時,毛主席送給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的文章,題目是《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樣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後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兩篇文章在我們起草時不是用這個題目,也不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時由毛主席提議修改並經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著說,上次批評人民日報時,我曾許下諾言,說我辭去國家主席後可以有空閒給人民日報寫點文章,現在我還沒有辭掉國家主席,就給人民日報寫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內部提出過。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商談幫助共產黨整風時又對他們講到他想辭去國家主席。事後陳叔通和黃炎培聯名寫信給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力陳不贊成毛主席辭去國家主席。毛主席把這封信批給中央政治局同志傳閱,他在批語中說,他要從1958年起擺脫國家主席職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5月8日,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陳、黃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語,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此事經黨內充分醞釀,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才作出決定。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改選劉少奇同志擔任國家主席。)
  毛主席最後嚴肅地對我說,要政治家辦報,不是書生辦報,就得擔風險。你去人民日報工作,會遇到不少困難,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碰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毛主席扳著指頭說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毛主席接著逐條作了解釋,講了很長的一大段話。(詳情見我寫的《五不怕及其他》一文,附後。) 
 
第四章 批評「反冒進」 
    南寧會議
  1958年元旦過後不久,我到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地點中南海居仁堂開會。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瓏的宮殿,相傳清末西太后經常在此接見外國使節,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處,毛主席住地豐澤園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準備重建辦公樓。後來考慮到經濟困難,工程一直沒有開工。現在是一塊平他,只在附近蓋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號樓。
  書記處會議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內容是傳達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會議開始不久,彭真同志遞給我一個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是毛主席親筆這樣寫的:
  「吳冷西、總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黃敬、王鶴壽、李先念、陳雲、鄧小平、彭真、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歐陽欽、劉仁、張德生、李井泉、潘復生、王任重、楊尚奎、陶鑄、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劉建勳、韋國清、毛澤東,共27人,於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10天會,20號完畢(中間休息2天到3天,實際開會7到8天)。譚震林管中央,總司令掛帥,陳毅管國務院。」
  我看了很吃驚,為什麼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這次會議特別同報紙和通訊社有關。我首先聯想到,人民日報在幾天前發表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只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審閱定稿,沒有送毛主席(他當時在杭州)審閱,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這篇社論明確提出從1958年起把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方面來,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發表後在國內外影響很大。這是根據毛主席在莫斯科參加兄弟黨會議時的幾次講話的精神寫的,我想不致有什麼大問題。接著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黨莫斯科會議後,人民日報還發表過兩篇較有份量的社論。一篇是11月18目的社論,指出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必然會帶來農業生產高潮,還會帶來工業生產高潮,出現生產大躍進。這是在我們報紙社論中第一次出現「大躍進」這個後來震動國內外的名詞。這篇社論是人民日報編輯部自己寫的,我看大致沒有什麼問題。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論,是論述毛主席在農村合作化高潮一書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這一篇社論是經毛主席在莫斯科參加兄弟黨會議時親自修改定稿的,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聽了傳達毛主席在杭州會議的講話,其中談了17個問題,都沒有涉及報紙和通訊社。我問胡喬木和楊尚昆,他們說不了解開會通知的名單排列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胡喬木的神態似乎流露他擔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謎一直到南寧會議上才逐步解開。
  1月12日,南寧會議開始,毛主席一上來就講他建國八年來一直為工作方法而奮鬥,1956年「反冒進」是錯誤的。這裡說的「反冒進」,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發現不少地方和部門的基本建設規模(包括農田水利建設)過大,造成財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緊張,因而提出反對急躁冒進。
  這樣,南寧會議就成為一次以批評「反冒進」為小心的議論工作方法的會議,為同「反冒進」相對立的「大躍進」在政治上、思想上做準備的會議。
  毛主席認為,一個時候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口號、「反冒進」挫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是錯誤的方針,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的。他嚴厲地批評了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財政工作報告和計劃工作報告,也指出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反冒進的社論(題目叫做《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是非常錯誤的。這時我才開始悟到會議通知中毛主席點我的名的一個因由。
  散會後我馬上找喬木同志,問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怎麼回事。他說他也不完全清楚。我們商量後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回北京.要人民日報編輯部把6月20日社論的全部過程稿送到南寧,並要他們寫一個關於社論起草與修改、定搞過程的簡單說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報編輯部送來的材料後,同喬木同志一起查看整個起草過程。原來這篇社論最初是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討論時陸定一同志認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請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的精神親自組織中央宣傳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討論、修改後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審閱。他們兩位都作了一些修改,並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見。定一同志根據這些意見又作了修改,最後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審定。少奇同志在個別地方作了修改後送毛主席。我們在最後定稿的清樣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寫了「我不看了」這幾個字。我同喬木商量,整個過程清楚,但不好在會議上講,免得使事情尖銳化,因為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
    批判人民日報社論
  毛主席把人民日報社論的摘要在會議上印發,並且加上批語:「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主席在會議過程中,多次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並且把這篇社論作為當時中央一些同志「反冒進」的證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這篇社論。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報的社論是6月20日發表的,距離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只有五天。那個報告是「反冒進」的,社論發揮了「反冒進」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論中的一段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的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的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40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願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佈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糾止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毛主席在念完這段話後說:「這是說,中央已經下決心反冒進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論的一段話:「現在中央已經採取措施糾正這種情況了,各部門、各地方工作中的冒進傾向,有些已經糾正了,有些還沒有糾正,或者糾正的不徹底,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徹底克服的,需要我們今後經常注意。」接著,毛主席評論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說還要繼續「反冒進」。
  毛主席說,急躁冒進究竟從何而來?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在反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後,在許多同志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急躁冒進)。」毛主席評論說,這一段話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主席說,這篇社論說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說它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好像有一點。社論說,「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後我們當然還要繼續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各種表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受阻礙地向前發展。」你說這些話不對?這是對的啊!但是,這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你看,這篇社論下面接著就說,「但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毛主席說,這篇社論的落腳點是落在反對急躁冒進,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論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後面。
  毛主席還說,社論引用了我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的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不引用全文,因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觀點了。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對著右傾保守的。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宋玉的辯才
  毛主席說,他並不反對對某些搞過了頭的東西加以糾正,但反對把一個指頭的東西當作十個指頭的東西來反。對過急過多的東西加以調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國範圍內把急躁冒進當作主要傾向來反對就錯了,這實際上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人民日報的社論反冒進,使用的是戰國時代楚國一位文學家宋玉攻擊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毛主席詳細地講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說宋玉此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讓宋玉出入後宮。有一天楚襄王對宋玉說,登徒子大夫說你怎麼樣怎麼樣。宋玉回答說,「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楚襄王問,你說自己不好色,有什麼理由呢?宋玉回答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裡,臣裡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宋玉說這樣一個絕代佳麗勾引他三年,他都沒有上當,可見他並非好色之徒。接著,宋玉攻擊登徒子說,「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唇厲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意思是說登徒子的老婆頭髮蓬蓬鬆鬆,額頭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張嘴就牙齒外露,走路不成樣子而且駝背,身上長疥瘡還有痔瘡。宋玉問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醜陋得無以復加,登徒子卻那麼喜歡她,同她生了五個孩子。請大王仔細想想,究竟是誰好色呢?毛主席說,宋玉終於打贏了這場官司。他採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餘的方法。整個故事見宋玉寫的《登徒子好色賦》。昭明太子把這篇東西收入《文選》,從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詞,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這篇賦印發給大家看。
    乘風破浪
  在15目的會議上,毛主席談到什麼時候都要鼓幹勁、爭上游時又提到人民日報。他說,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寫得好,因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幹勁,力爭上游,乘風破浪,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問題。
  當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喬木到他住處去談話。他的住處離我們住的廣西省政府交際處大樓不遠,是經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別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會議就在這間大平房的客廳裡舉行。當我們到達那裡時,毛主席開始就問元旦社論是誰寫的。喬木說是人民日報的同志寫的。我補充說,這篇社論經喬木同志作了較多的修改,並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定稿。喬木說,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說定稿時已打電話報告了主席。毛主席說,社論寫得好,題目用《乘風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愨就說過「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十五年趕上英國。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
  接著,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不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他說,人民日報能結合形勢寫出這樣好的元旦社論,為什麼去年就成了死人辦報?他對喬木說,我當時很生你的氣。我先一天批評你,第二天批評總編輯、副總編輯、當時在氣頭上,說話有些過重,很不溫文爾雅,因為不這樣就不能使你們大吃一驚,三天睡不著覺。去年四、五、六月,實際上是我當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你也上夜班、看大樣,累得不行。後來我想這也不是辦法,才找人給你作幫手。找不到別人,就派吳冷西去。這時,毛主席轉向我說,當時我對你說過,如果在人民日報呆不下去,就回到我這裡當秘書。看來派你到人民日報去沒有錯。現在大家對人民日報反映比較好,認為有進步。評論、新聞都比較活潑。但是還要努力,不要翹尾巴,還是要夾著尾巴做人。
    寫評論和到地方上去
  我向毛主席匯報了現在人民日報採取各編輯部包干與評論的辦法。毛主席說,人民日報的評論要大家來寫,各編輯部在他們分工的範圍內包干的辦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個統帥,你這個總編輯就是統帥。你的任務是組織大家寫,自己也寫。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評論你要親自主持寫,像我們前年起草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編輯部文章那樣,是我親自主持寫的。
  談到這裡,毛主席提起他幾天前(1月12日)寫給廣西省委書記劉建勳、韋國清的一封信,信中是談辦好省報問題的。信中說:「送上幾份地方報紙,各有特點,是比較編得好的,較為引人看,內容也不錯,供你們參考、省報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同廣西報的編輯們一道,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鑽進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報紙比較又比較,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找出一條道路來的。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掛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請你們想一想這個問題,以為如何?」毛主席說,他之所以寫這封信,是鑒於人民日報的經驗教訓,不僅中央報紙,而且省級報紙,也要認真辦好,關鍵是黨委要抓緊。
  毛主席又說,你們採取包干的辦法寫社論,可以避免一個人獨攬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獨攬.這也是一種生產關係,一種工作方法。總編輯同各編輯部主任的關係應該這樣,有統有分。各編輯部和各版可以展開競賽,半年或一年評比一次,看誰搞得好。毛主席還強調說,寫評論要結合形勢,結合當時的政治氣候。要看得準、抓得快、抓得緊、轉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論這樣,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樣,對我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毫無反應,聞風不動。評論要寫得中國化,有中國氣派,不要歐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形式要多樣化,有編者按語,有短評、時評,有專論、社論,有評論員文章、觀察家文章、編輯部文章,等等。評論是說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並茂。
  毛主席問我,最近有沒有到地方上走走。我回答說,我到人民日報後一直忙於內部工作,還沒有到地方上調查研究。毛主席嚴肅地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頭頭,一定要經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鮮空氣,瞭解下面的實際清況,搞好同省委的關係。你2月份就下去,到兩廣和福建跑一跑,既當記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氣重,只能作加工廠,沒有原料,原料來自下面。你的位置應該活動一些,經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個月或兩個月都可以,八大二次會議時再回來。人民日報是中央一個部門,有任務經常聯繫地方,還有任務經常轉載地方報紙上的好東西。這對地方報紙是鼓勵,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報不可,而且還可以把一個地方的好東西向全國推薦。你們前些日子介紹上海梅林食品廠和安徽桐廬縣的經驗就很好。毛主席接著就談到了上海、廣東和浙江省委的三個報告,要人民日報考慮轉載。他說這三個報告也不是都寫得很好,報紙可以摘要發表。
  我向毛主席匯報人民日報準備有計劃地在第五版發表一些思想評論。毛主席聽後說,人民日報是中央機關報,不能簡單地報道各項具體工作、具體業務,它的主要任務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影響全國。我贊成你們寫思想評論,而且要當作一項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來做,認真做好。比方說,紅與專的關係是一個重大問題,你們可以就這個問題展開議論,要號召全國各地、中央各部門,黨政軍民學都來注意紅與專的問題。
  毛主席還問了人民日報內部的一些情況。我向他匯報人民日報幹部情況後,他說,要學會用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要善於用他的長處,幫助他克服短處。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讓不同的意見能充分發表。古人就提倡「兼聽」,共產黨人應該更能「兼聽」。「兼聽則明」,聽到各方面的反應,就能夠從中吸取各方面的營養,減少工作中的失誤。
  在談話過程中,胡喬木同志主要談了他在去年初沒有抓緊宣傳主席講話,並說主席批評他淺、軟、少是對的、他只簡單地談到1956年6月人民日報社論的大概情況,並說他那時正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無暇顧及此事。毛主席說,這不關你的事。那篇社論寫好後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我不看了」四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後來喬木同志在會議讓只檢討1957年的事,沒有談1956年的事。
  談話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毛主席毫無倦意。最後他說他還要準備明天在會議上的講話,談話到此結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長篇講話,主要談學習問題。他開頭就說,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省委,任何一個軍委,特別是報紙,一定要學理論,做理論工作。各個部門、黨委和報紙的主要負責人,要經常擠出時間來學習理論,學習各方面的知識。毛主席說,這次我特意指定吳冷西來參加會議,因為他是黨中央機關報的總編輯,他應該瞭解全面的情況。報紙是新聞紙,對許多事情的反應要快,但勉強求快就會出錯。現在人民日報反映中央的意見比較快,比較好,但還要進步。有些重大問題自己沒有把握,就應多加斟酌,不可草率從事。不僅報紙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門、各地方黨委給中央的文件,應該像中央前年寫《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樣認真討論,認真修改。如果不這樣認真,那麼你這個部長,你這個省委書記,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說,現在大家都說很忙,為黨為國,夜以繼日,但是只搞些數字,不搞理論,不搞辭章學,不搞考據學,不搞邏輯學,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一大堆數字、材料,沒有把心思放在理論方面,這種情況很不好。人民日報總編輯更要重視理論,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聞報道淹沒了。
  【歷史表明,毛主席批評「反冒進」是錯誤的,反冒進是對的,根據少奇同志和周總理的思想撰寫的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也是對的。把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批評人民日報社論的講話,作為歷史教訓,記錄下來,看看毛主席50年代後期起的錯誤指導思放早期軌跡如何,我以為還是有益的。至於他在這次會議期間關於如何辦好報紙的意見.無疑是仍然值得我們重視的。】
 
第五章 鼓足幹勁與壓縮空氣 
第五章 鼓足幹勁與壓縮空氣
  根據南寧會議的精神,我在2月間接連主持起草了幾篇較重要的社論,如《鼓起幹勁,力爭上游》、《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從這時起,人民日報的宣傳向「左」傾斜。
  同樣根據南寧會議精神,我主持人民日報編委會制訂了全面改進人民日報工作的二十三條綱要,對宣傳中央路線方針政策、評論工作、新聞報道、版面和標題、幹部隊伍、同各地省、市委的關係,等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些是適當的合理的,有些則是要求過高、過急。我趕在成都會議之前把這二十三條綱要報送毛主席,請他給予指示。
    成都會議
  成都會議於3月9日召開,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壩賓館舉行,各部部長和省委書記住在四層樓的賓館,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個小別墅。這次跟南寧會議一樣,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擴大會議,到會的中央有關各部部長和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和華東只有個別省委書記到會,其餘的將參加在武昌召開的會議。
  武昌會議(4月1-9日)可以說是成都會議的下半部,主題都是傳達和討論南寧會議的精神,各省匯報本省的規劃。也可以說這兩個會議是南寧會議的繼續。
  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始終處於興奮狀態。他在18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氣勢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他一開頭就提出現在我國進入技術革命時代,但接著又兩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兩大剝削階級和兩大勞動階級,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
  他指出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出現及其原因,認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正在創造中,還有待證明;
  他分析教條主義在我黨歷史上所造成的危險及其產生的原因,提出要繼續反對教條主義;
  他大講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大講矛盾的互相轉化,大講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針、農業40條和促進會這三個東西,擔心會不會再來一次反冒進;
  他提倡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相結合,特別是批評京戲《法門寺》裡賈桂式的「奴才習慣」,表揚《西廂記》裡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圍請援兵,欣賞《紅樓夢》裡鳳姐說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風格,稱讚《蘇報案》中鄒容寫的《革命軍》把滿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罵光緒帝「載湉小丑,不辨菽麥」的氣概,並列舉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說明總是青年人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勝過學問多的人,總是後來居上,號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這次會議上,除了印發中央各部門和各省的工作報告及有關決議草案外,毛主席還親自批示印發了《華陽國志》、《都江堰》、唐宋詩人有關四川的詩詞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詩十八首、《蘇報案》等等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摘錄。
  會前我送給毛主席的《人民日報苦戰三年工作綱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給會議了。
    幹勁要鼓足
  毛主席在會議的第一天講話(3月9日)時即談到:「報紙如何辦?中央、省、專區的報紙如何改變面貌,辦得生動活潑?人民日報提出二十三條,有躍進的可能。我們組織和指導工作,主要依靠報紙,單是開會,效果有限。」這同他在南寧會議時專門寫信要劉建勳和韋國清同志抓好報紙一樣,毛主席很重視辦好報紙。
  在會議過程中,有一次在散會的時陸。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講完話從會議廳出來,我趕上前去問毛主席:這次會議討論不討論人民日報的二十三條?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說,這次會議討論很多問題,光印發的工農商方面文件就有兩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沒有來,人民日報的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討論。
  很顯然,毛主席在會議過程中講話的上述主要之點,也是人民日報宣傳報道的綱目。特別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大約在3月15日左右)談到總路線時,提醒我說,人民日報2月3日的社論題目叫做《鼓起幹勁,力爭上游》,這兩句話很好,但還不夠。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幹勁,在去年反擊右派以後,早就「鼓起」來了,現在的問題是鼓得夠不夠,責任在領導。這裡有一個數量問題,是鼓起三分、五分還是七分、八分?領導的責任是因勢利導,使幹部和群眾的幹勁鼓得足足的。所以我們的總路線,應該叫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這就比較完全了。毛主席的這些話,連同他後來談總路線開始形成的話,給我深刻的印象是宣傳要強調鼓勁,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氣可鼓而不可洩。
  還有兩件事給我印象深刻。一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講話中談到「提高風格,振作精神」時,批評陳伯達過去死也不肯辦一個理論刊物,膽子太小,這次才振作精神,下決心辦。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講話中批評衛生部,說他們替人民日報寫的關於除四害的社論,寫了很久還是沒有寫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說,衛生部不衛生,思想上並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後來還是胡喬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寫成了,社論也寫好了(按:指人民日報2月13日的社論《一定要在全國除四害》)。這兩件事都說明辦報紙要提高風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條主義時,還指出人民日報過去學真理報,照搬洋教條一套,連標題也模仿,不獨立思考,像一歲孩子一樣,處處要人扶,否則就喪魂失魄,沒有主見,沒有獨創,連中國人辦報的好傳統(如講究版面的編排和標題等)也丟掉了。後來才有所改變。
    留有餘地
  當然,在會議過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講到辦事要留有餘地。本來,南寧會議議訂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曾規定: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基本改變面貌。到了成都會議,毛主席一開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農業計劃和工業計劃?他開始設想: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面貌,爭取七年內實現農業四十條,五年實現農業機械化。他請各省研究。在會議過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計劃是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一年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本省自給)。他說,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河南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還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卡死。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以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各省不要一陣風,不要看河南說一年完成,你也說一年完成。就讓河南今年試一年,靈了,讓它當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麼要緊。毛主席說,此事關係重大,他到武昌時要找吳芝圃談談。他還說,1955年合作化高潮時周小舟看見別的省一年實現高級社,緊張得不得了。其實不要緊。李井泉就是從容不迫,四川實現高級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蠻好嗎?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宣傳報道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訂指標要留有餘地。
  毛主席這些話我雖然聽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說的關於解放思想、提高風格、敢於創新等等大量的議論壓倒了,因而沒有足夠的重視。隨著大躍進高潮的到來,也沖昏了頭腦。
  毛主席在會議結束前的講話中還說,希望各省第一書記,恐怕還要加一個書記及其他某些同志,從繁忙工作中解放一點出來,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問題。比如吳冷西同志,我們談過幾次,要他學大公報的張季鸞,到處串門子,打聽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場,參加這樣的會議。中央的報紙也好,省市的報紙也好,總主筆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務工作裡頭,必須解放一點。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總而言之,少管一點事,少管一點就能多管一點。
  成都會議可以說是繼續南寧會議的批判「反冒進」。毛主席看到會議開始階段務實較多(主要是討論「兩本賬」)後,提出會議最後幾天務虛,整風,開思想座談會。從3月24日上午起採取召開大組會議(差不多是全體會議),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談思想、結果又走向總結1956年的所謂「反冒進」的教訓。發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評,不僅各大協作區區長都講了(柯慶施很活躍,連插話講了三次,總是帶著教訓人的口氣),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也講了,周總理、少奇同志、陳雲同志、小平同志都談了經驗教訓,彭老總也說很受啟發。
  成都會議就是在大家檢討「反冒進」的空氣中結束,廣度和深度都超過南寧會議,是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之前的思想準備會議。歷史地看,經過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已經抬頭了。這也反映在人民日報的宣傳報道上。
    過三峽、下武昌
  在成都會議結束的當天,晚飯的時候田家英告訴我:毛主席說,人民日報的二十三條改進工作綱要,這次會議來不及討論。毛主席說他將去武漢,要我隨他一道去重慶,下三峽,將在武昌議一議人民日報的問題。
  3月27日,我和田家英隨毛主席乘專列從成都到重慶。這是過去蔣介石專用的專列,樣式和佈置都已陳舊。參加會議的中南和華東的協作區長們另乘專列先行。毛主席的專列當晚抵達重慶。
  3月29日,毛主席乘「江峽輪」從重慶出發。隨毛主席乘船的除了警衛人員(由王敬先同志率領)和服務員外,只有田家英和我。原來計劃同毛主席一起到武昌開會的一些省委書記已乘客輪先行出發。我和田家英估計,毛主席意在暢遊三峽,藉以稍事休息,排遣一個月來連續開會的勞累。據毛主席的服務員告訴我和田家英,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詞,鉛筆寫的,尚未完成,放在床頭,可惜他匆忙間沒有記住。
  「江峽輪」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蒼茫,但聞隱隱濤聲。30日早飯後,「江峽輪」起航進入瞿塘峽。快到巫峽時,毛主席披著睡衣來到駕駛室,一面欣賞三峽風光,一面同船長和領航員談及有關三峽的神話和傳說。毛主席還從船長手中接過望遠鏡,留意從幾個側面觀看了神女峰。他對我們說,宋玉在《神女賦》中說,「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冀。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其實誰也沒有見過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義描繪,竟為後世騷人墨客無限的題材。
  直至快過完西陵峽,毛主席才回到艙內客廳,同田家英和我閒談。他從田家英的同鄉革命軍馬前卒鄒容談起,縱論蘇報案中的章太炎、章上釗等人,進而泛論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曾經是生氣勃勃,勇於革命的壯士(詳見拙作《五不怕及其他》)。
    武昌會議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到武昌開會,一方面讓他們瞭解成都會議的情況,另一方面聽取他們(主要是河南的吳芝圃和安徽的曾希聖)匯報「苦戰三年」的打算。大體上每隔一天開半天會,其餘的時間讓大家看成都會議的文件,並由譚震林、柯慶施和陶鑄介紹成都會議的情況。
  毛主席在聽各省匯報時,作了很多插話。
  在吳芝圃談到河南正處在全面大躍進時,毛主席說,這可能是冒險主義,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後來,毛主席又說,河南的工作做得還是好的,不要說他們過火了,只是要壓縮一下空氣,做得切實些,一些口號在登報時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聖談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時,毛主席說,現在說苦戰三年改變面貌,其實三年之後還要苦戰五年,才能完成40條。提口號要注意留有餘地。苦戰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變面貌。對於下面報上來的成績,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個折扣才穩當一點。對工程師、科學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學,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談到山東三年實現40條有把握時,毛主席說,今年是空前的一年,這樣的大躍進在歷史上未曾有過,我們沒有經驗。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膽子可能大一點,現在還是要小心謹慎,不要把事情說滿了。
  在周小舟談到湖南也處於高潮時,毛主席分析全國出現高潮的原因:一是從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過一個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進,又有了「反面經驗」;三是1957年三中全會恢復了40條、多快好省和促進會;四是整風、反右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還說,他現在擔心是不是會再來一個反冒進。
  毛主席又講了現在存在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一個剝削階級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殘餘,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加上一個右派。另一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同於前一個剝削階級。我們的方針是團結後一個剝削階級,孤立前一個剝削階級。階級鬥爭依然存在,還會有反覆。這裡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的想法。
    省委對人民日報的意見
  4月7日上午,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由柯慶施主持會議,專門討論人民日報二十三條改進工作綱要。會上,我先介紹了起草這個綱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書記多提意見。到會的九個省、市(上海)委書記都提了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是:
  1,對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圖,人民日報得風氣之先,希望能及時告訴各省報和省委,同時在報紙上用評論的形式加以宣傳。過去人民日報在這方面做得不好,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反右鬥爭時做得比較好。
  2,人民日報宣傳大好形勢的主流不夠,而對支流則講多了,特別是對一些群眾有意見而又難於解決的問題(如職工福利、房子、兩地分句居等等)講多了。
  3,最近一個時期的宣傳,希望在壓縮空氣時注意避免影響士氣,避免洩氣,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
  4,第七版的理論文章,希望能正確闡述中央同志提出的理論問題,把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加以理論闡述,對爭論的學術問題應適時反映並且要表明態度。
  5,報紙的版面,希望能照顧全國各省,避免各省登報不平衡。
  6,過去報紙對有些省工作中的問題,批評不夠實事求是,至今仍有意見。
  7,報社派駐各地記者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過去有些記者對問題看不準,抓不起,也寫不清,希望能繼承全國解放前的好傳統,可以考慮由省委一位常委兼任記者站或新華分社的社長。希望能編印毛主席寫的一些新聞、社論,供記者編輯學習。
  當天下午開會時,毛主席問柯慶施:上午談人民日報的問題談得怎樣。柯慶施只簡單說,大家提了一些意見,吳冷西都記下了。毛主席說,人民日報要經常注意搞好同全國各省委的關係,多聽省委的意見,認真研究和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人民日報要辦得好,不僅要同中央各部門搞好關係,還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幫助。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責任幫助把它辦好。我們的一貫方針是全黨辦報。毛主席還說,人民日報的二十三條改進工作綱要,可以作為草案先實行起來,到年底再總結經驗,加以修改。農業40條寫於1955年,其後經過多次修改,還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會議去。
  會議結束後,毛主席仍留在武昌東湖湖濱別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停留了幾天。那時的湖濱別墅,同後來重建的東湖賓館不同,是一棟石頭建築,並不很大,坐落在東湖岸邊。毛主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邊散步。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飯後散步回來,叫我和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邊涼棚下閒談。毛主席問到,柯慶施主持的會議上,各省委書記談了些什麼意見。我根據記憶,把上述意見作了扼要的匯報。我還談到,人民日報同各省委的關係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正常的。只是有幾個省委對人民日報1955- 1956年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央曾為此作過決定)時批評他們省裡的某些工作有意見,一度關係比較緊張,所以在會上還舊事重提。毛主席說,對省委提的意見,要作分析。對的要接受,認真改進。你們認為不對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書記處會議上討論,然後向有關省委作必要的解釋。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評,你們在報紙上公開批評省委的某項工作中的缺點,人家有意見是正常的,何況你們的批評有時不免不夠實事求是。因此你們的批評應當十分慎重,事實力求八九不離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聽聽中央書記處的意見。批評一般工作中的缺點,你們編輯部自己負責,當然也不要魯莽從事。無論如何,你們要經常告訴記者、編輯,要搞好同各省委的關係,這是按黨的原則辦事的關係,不是庸俗化的關係。
    應注意之點
  接著,毛主席又談到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毛主席說,武昌會議,還有成都會議的精神,就是人民日報宣傳的大綱,有些具體意見,我在這兩個會上都談到了。還有幾點同報紙關係較為密切的意見。接著,毛主席談了以下幾點意見: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鼓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江蘇提出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這種精神是好的,應當宣傳。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說調整一下宣傳調子就會洩氣,這種顧慮要注意。目前總的方針還是鼓足幹勁,氣可鼓而不可洩。
  2,現在各地提出這個「化」那個「化」很多。「化」就是要變,反映群眾的願望。提出「化」的口號響亮,能動員群眾。但是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鬱鬱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是講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有事情幹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而還。報紙對一些具體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幹部和群眾方向明確。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目前大躍進的形勢正是鍛煉的好機會。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見,編印一些新聞和評論供記者、編輯學習。(後來新華社編印了毛主席寫的新聞和評論的文集。)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告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後來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在北戴河會上,也沒有就此做出決定。看來這是因為形勢變化太大太快所致。)
  毛主席在談話中又一次催我離開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並且要我在八大二次會議後就下去一兩個月,回來就開全國報紙總編輯會議。我在五六月間去河北、河南調查研究,雖走馬看花,也很有收穫。
  南寧會議是一個勁反「右傾」的,成都會議和武昌會議的主旋律是鼓足幹勁,其間雖然也談到留有餘地或壓縮空氣,但聲音微弱,到了5月間的八大二次會議,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氾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道,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第六章 武仗與文仗 
  1958年8月,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原定著重討論工業問題,後來又增加人民公社問題。
  會議8月17日開始。我因事晚去幾天。中央辦公廳20日來電話催我趕快去。我21日乘中辦的班機到達北戴河,同胡喬木同志住在一座別墅。那是北戴河中區中央負責同志的別墅區,都是解放前達官貴人和洋人的舊別墅,只有毛主席的住處是新建的高大平房。
  我到達北戴河的第三天,8月23日中午,福建前線的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就萬炮齊轟仍被國民黨軍佔據的金門、馬祖及其附近小島。
    密切注意反應
  當晚,我參加了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才知道:7月中旬美軍入侵黎巴嫩、英軍入侵約旦,企圖鎮壓伊拉克人民武裝起義後,中央即考慮在福建前線採取行動,以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帝鬥爭,又打擊蔣介石集團在金門、馬祖一帶經常騷擾我福建沿海的氣焰。蔣介石早在7月17日就宣佈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全線處於「緊急戒備狀態」,表明了他們將有所行動。我空軍於7月底開進福建前線,同國民黨飛機連續作戰,並奪取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權。炮兵增援部隊也陸續到達。與此同時,全國展開了支援伊拉克、阿拉伯人民反對美英帝國主義侵略中東的集會和示威遊行。
  毛主席在會議上說,今天開炮,時機選擇得當。聯合國大會一天前通過決議,要求美、英軍隊退出黎巴嫩和約旦。美國人霸佔我台灣更顯得無理。我們的要求是美軍從台灣撤退,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灣太遠打不到,我就打金、馬。這肯定會引起國際震動,不僅美國人震動,亞洲人震動,歐洲人也震動。阿拉伯世界人民會高興,亞、非廣大人民會同情我們。
  這時,毛主席對著我說,找你快來參加會是要你瞭解這突發事件。你的任務是要新華社迅速、廣泛收集國際反應,重大反應要用電話傳到北戴河來。報道和評論暫時不搞,觀察幾天再說,這是紀律。要告訴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廣播電台的編輯部。服從命令聽指揮,部隊如此,新聞宣傳單位亦如此。
  毛主席又說,前幾天在工作會議開始時他講了八個國際問題,這些問題多年來一直在腦子裡轉來轉去,逐漸形成一些看法、觀點,思想就開朗了。但是這些觀點在對外宣傳中不能不分時間、地點和盤托出,要有所區別。比如,我說大戰打不起來,但軍事工作中要有打起來的準備,宣傳工作中要講戰爭危險,號召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維護世界和平。又如誰怕誰多一點,我說帝國主義比我們多怕一點,但宣傳上應講我一反對戰爭,二不怕戰爭。又如我說帝國主義製造緊張局勢有刺激世界人民覺醒的有利的一面,但宣傳上要強調反對帝國主義製造緊張局勢,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諸如此類,這個世界上壞事太多,我們如果整天愁眉苦臉,就在精神上被壓垮了。我們要學會用分析的方法,看到壞事有兩重性,看到緊張局勢固然是壞事,但它又可以促使許多人覺醒起來,下決心同帝國主義鬥爭,這又是好事。這樣看問題,我們就可以在思想上獲得解放,不致於老是覺得包袱沉重。
  毛主席說,這次炮轟金門,老實說是我們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採取的行動,就是要整美國人一下。美國欺負我們多年,有機會為什麼不整它一下。現在我們要觀察各方面的反應,首先是美國的反應,再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我們現在處於主動,可進可退,游刃有餘。美國人在中東燒了一把火,我們在遠東燒一把火,看他怎麼辦。我們譴責美國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這不冤枉他。美國在台灣有幾千駐軍,還有兩個空軍基地。美國最大的艦隊第七艦隊經常在台灣海峽晃來晃去。美國在馬尼拉還有一個很大的海軍基地。美國海軍參謀長帕克不久前(8月6日)就說,美國部隊隨時準備在台灣海峽登陸作戰,像在黎巴嫩那樣。這就是證明。
    火力偵察
  過了兩天,8月25日下午,毛主席又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地點是北戴河海灘游泳場的休息室。毛主席剛下海游泳回來,穿著睡衣就主持開會。除了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外,還有彭老總、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長)、葉飛(福州軍區政委),胡喬木和我也參加了。
  毛主席一開始就說,我們在這裡避暑,美國人卻緊張得不得了。從這幾天的反應看,美國人很怕我們不僅要登陸金門、馬祖,而且準備解放台灣。其實,我們向金門打了幾萬發炮彈,是火力偵察。我們不說一定登陸金門,也不說不登陸。我們相機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為登陸金門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重大。問題不在於那裡有95000蔣軍,這個好辦,而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美國同國民黨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防禦範圍是否包括金門、馬祖在內,沒有明確規定。美國人是否把這兩個包袱也背上,還得觀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禦,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中國人就是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何況金、馬以至台灣一直是中國的領土。
  毛主席又說,凡事要抓住時機。去年開始反擊右派是抓住了盧郁文事件,批判《文匯報》是抓住了《新民報》作了自我批評。這次炮打金門,就是抓住美軍登陸黎巴嫩。既可以聲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試探美國人。看來美國人左右為難,處於東西難以兼顧的境地。但是我們宣傳上目前暫不直接聯繫金門打炮,而要把主要鋒芒對著美國到處侵略,譴責它入侵中東,也譴責它霸佔我國領土台灣。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一個反華備忘錄,我們人民日報就可以以此為由頭,歷數美國侵略中國的罪行,駁斥備忘錄對我們的誣蔑攻擊。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美英軍隊從黎巴嫩和約旦撤退一事,也可以組織評論,要求美軍從它在全世界許多國家的基地包括我國台灣撤退。現在宣傳上要打外圍戰,等美國、蔣介石以及世界各國的動向摸清楚之後,再開始就炮打金、馬問題發表評論。屆時我國政府也要發表聲明或文告。現在要養精蓄銳,引而不發。
  彭老總在會上提出,金、馬前線官兵艱苦奮鬥、英勇作戰,可以寫些通訊報道。但要注意保密。大家同意前線記者可以先做準備,發表時機另議。
  以上中央關於組織評論和通訊的指示,當晚我用保密電話告訴了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但沒有談及中央決定炮打金、馬的意圖和設想,這在當時是最高軍事機密。
  8月27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主要還是談他在會議開始講的國際問題,也談到人民公社。在會議休息時,毛主席把喬木和我找去,談了人民日報的宣傳。他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國際問題應該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臨時抱佛腳,發表感想式的意見。對許多國際問題都要有基本的看法,應該有比較深刻的評論。現在報刊上有些評論是感想式的,搞新聞工作,光務實、不務虛不好。要經常找有關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見,就要找機會、找題目,加以發揮。毛主席還說,人民日報在一個時期應有一定的方向,宣傳要有重點,抓住當前的主要任務。今年年初報紙宣傳方向比較明確。《從梅林看全國》的社論寫得不錯。最近一個時期,宣傳上就顯得雜一些,編輯條理差,把一些東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鮮明性和一貫性,評論和消息配合不夠。現在中央已決定今年鋼鐵產量翻一番,大辦人民公社,大辦民兵。報紙就要跟上。人民日報的版面要調整,要突出工業,首先是鋼鐵工業。工業消息放在一版和二版,農業放到三版去。毛主席要胡喬木和我研究一下,北戴河會議結束後回北京佈置。
  這以後幾天,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鋼鐵翻一番和人民公社問題。但毛主席仍然十分注意各方對炮打金門的反應,特別是美國的動向。他的秘書幾次打電話給我,查問新華社印發的《參考資料》中刊出的美國動向的後續消息。我在這期間也要求新華社每天上午打電話匯報當天收到外國通訊社的要聞,重要的我都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報告了。
    絞索政策
  中央工作會議8月30日結束後,毛主席回北京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最高國務會議開始前一天,9月4日,毛主席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是討論炮打金門後的形勢。會上大家分析,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講了話,美當局已下令把地中海的軍艦調一半到太平洋來,同時又提出在華沙恢復中美會談。看來,美方估計我們準備解放台灣,他們想守住台灣,是否也固守金門、馬祖,似乎尚未下決心。艾、杜的講話都含糊其詞。美國人還是怕打仗,未必敢在金門、馬祖同我們幹起來。我們這次炮打金、馬的火力偵察已達到目的,不僅美國人緊張起來,全世界人民也動員起來了。但是,會上大家也認為,我們現在的方針還不是馬上登陸金門,而是把絞索一步步拉緊,進一步對美國施加壓力,然後相機行事,大家同意周總理提出的採取宣佈我領海為12海里的辦法,使美國軍艦不敢迫近屬於我領海範圍的金門、馬祖。毛主席認為,美艦入侵我領海,我有權自衛,但也不一定馬上打炮,可以先發出警告,相機行事。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另一手,通過即將在華沙恢復的中美會談,以外交鬥爭配合福建前線的鬥爭。有武戲又有文戲。我們還有一手,就是宣傳鬥爭。這時毛主席對胡喬木和我說,現在要大張旗鼓地譴責美國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要求美國軍事力量撤出台灣和台灣海峽;強調台灣及沿海島嶼是中國領土,炮打金、馬是懲罰蔣軍,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不許干涉。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台是輿論機關,評論可以講得激烈一點,當然也要適當,不要說過頭話。以上這些關於宣傳工作的意見,我都向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作了佈置。
  毛主席9月5日到8日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原定會議主要議程是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特別是1958年鋼鐵產量翻一番的指標)和人民公社問題。毛主席在5日和8日講了兩次話。他除了講到國內問題外,著重講了國際問題,大體上也是他在北戴河會議中講的八個問題。其中談到絞索問題時,毛主席說,我們炮打金、馬,美國人緊張起來,杜勒斯似乎要鑽進金、馬絞索,把台、澎、金、馬全都包下來。這也好,給套住了。我們什麼時候要踢他一腳就踢他一腳。我們主動,美國人被動。蔣介石過去給我們搗亂,主要是從福建這個缺口來的。金、馬在蔣軍手裡,實在討厭。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但是,我們現在不是馬上登陸金、馬,只是試試美國人,嚇嚇美國人。但有機會就打。機會來了為什麼不把金、馬拿回來。其實,美國人心裡也怕打仗,所以艾森豪威爾公開講話時沒有說死要「共同防禦」金、馬,有點想脫身的味道。他們想採取脫身政策也可以,把金、馬11萬蔣軍撤走就是。賴著不走,就讓蔣軍呆在那裡,也無礙大局,美國人給套住就是了。
  毛主席在8日講話過程中,忽然問吳冷西到會了沒有?我答應到了。毛主席說,今天的講話要發新聞,你先做準備。我同喬木商量,感到什麼內容可以發表很費斟酌,最後確定先寫有關絞索的部分。我起草了新聞稿,也給喬木看了。散會之後,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還留在勤政殿的休息室。我把新聞稿給毛主席審閱。毛主席邊看邊談邊改。他說,可以只發表關於絞索部分,其他問題只是內部交換意見,至少目前不宜公開發表。絞索問題也不宜聯繫金、馬來談。用國家主席身份講話,不宜直接聯繫金、馬,不同於寫社論、做文章。當然也不能寫我們對金、馬的方針,這是軍事機密。但對即將恢復的中美會談,要表個態,可以說寄予希望,不管將來結果如何。我們現在一手打炮、一手談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偵察,今天打了3萬發,配合天安門群眾大會,大造聲勢。談判是外交偵察,摸清底細。兩手比一手好,保持談判渠道是必要的。毛主席審改了新聞稿後,交我要新華社當晚發出,人民日報第二天(9月9日)見報。
  這裡還可以補充一個插曲,就是在最高國務會議期間,9月6日,赫魯曉夫對我炮打金門摸不著頭腦,害怕引發世界大戰,特派葛羅米柯到北京來探詢究竟。周總理和毛主席先後把我方意圖告訴葛,並說明不會打大仗,萬一中美之間打起來,中國也決心單獨承擔,不會拖蘇聯下水。赫魯曉夫得知後立即寫信給艾森豪威爾,警告美國當局在台灣海峽慎重從事,並聲明一旦中國遭到侵略,蘇聯準備隨時援助。真是虛驚一場,空放一炮。
    打而不登、斷而不死
  在最高國務會議之後,毛主席即離開北京,從9月10日至28日先後視察了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29日回京。第二天,9月30日,毛主席的秘書通知我說毛主席有事找我。我馬上趕到中南海豐澤園。當我走進菊香書屋的四合院的東廂房時,毛主席一個人正在書房裡看字帖。他招呼我坐下後說,他這次外出巡視,看到各地群眾幹勁很大,尤其是大辦鋼鐵、大辦民兵。他為新華社寫了篇關於他巡視大江南北的新聞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會就好。毛主席說,這次特別請張治中將軍一起視察。張治中將軍原是蔣介石的親信,1949年初國共和談破裂後站到我們這邊來的。張治中在沿途視察時除了關心工農業飛躍發展外,還特別關切台灣海峽的形勢。他對我們遲遲不登陸金門很不理解,主張這次解放台灣做不到,但無論如何要把金門、馬祖拿回來。他說這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毛主席說,其實我們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門、馬祖,但這個問題不單是同蔣介石有關,特別是要考慮美國的態度,切不可以魯莽從事。美國人也害怕跟我們打仗。我宣佈12海里領海後,美國軍艦開始不承認,多次侵入我領海線,但不敢駛過他們承認的8海里領海線。後來經我多次警告,美艦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線了。美國空軍雖然有時也飛到大陸內地偵察,但在台灣海峽,美國飛機開始時經常侵入我領空,後來也不敢越過海峽的中線。有一次美艦為國民黨運輸船隊護航,向金門運送彈藥、給養。當這個聯合艦隊抵達金門港口時,我下令猛烈炮擊,美艦馬上掉頭逃跑,國民黨船隊遭殃。可見美國也是紙老虎。但是,它又是美老虎。目前美國在台灣海峽集中了美國所有12只航空母艦中的6只,重巡洋艦3只,驅逐艦40只,航空隊2個,實力相當強大。不可輕視,需要認真對待。因此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意即只打炮不登陸,封鎖金門,斷其後援,但不致困死)。
  毛主席又說,在華沙恢復的中美會談,經過幾個回合的互相偵察,大體上可以判斷美國人要保台灣但不一定保金門,而且有跡象顯示美國人企圖以放棄金、馬換取我承認其霸佔台灣。這需要研究對策。張治中將軍的主張恐怕不宜採納。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現在要在宣傳上來個暫停,待中央決策後再說。
  新聞稿打字出來以後,毛主席要我看看有什麼意見。我看到稿子的末尾專門提到張治中將軍陪同視察。我對整個稿子沒有什麼意見,只覺得末尾一段文字可能引起外間由張治中而聯想到同國民黨有什麼關係。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這個新聞稿新華社當晚廣播,人民日報在國慶日的頭版頭條地位登出。
    對杜勒斯談話的分析
  國慶節剛過,毛主席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形勢。從10月3日至13日,幾乎天天開會。在3、4兩日的會議上,主要是分析杜勒斯9月30口的談話。杜勒斯在這次談話中,明顯的要製造「兩個中國」,提出要求中共和台灣當局「雙方放棄使用武力」,同時又批評台灣當局不應該把那麼多的軍隊放在金門、馬祖,認為這是「不明智和不謹慎的」。當記者問他,如中共方面作某些讓步,那麼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否有所改變時,杜勒斯說,「我們在這些方面是靈活的。」「如果我們必須應付的局勢有所改變,我們的政策也會隨之改變。」
  周總理在常委會議上指出,杜勒斯的談話,表明美國想趁目前這個機會製造兩個中國,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台灣的義務。以此為條件,美國可能要台灣放棄所謂「反攻大陸」的計劃,並且從金門、馬祖撤退。杜勒斯這個政策,一句話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同我們最近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偵察美方底牌的情況是一致的。美方在會談中說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認為,中美雙方都在摸底,在華沙如此,在金門亦如此。現在雙方都比較瞭解對方的意圖了,美國人也知道我們並不想在最近時期解放台灣,也並不想同美國迎頭相撞。公平地講,在台灣海峽對峙中,雙方都比較謹慎。我們在8、9月間火力偵察是對的,迫使美國人不得不考慮怎麼辦。同時,我們只打蔣艦,不打美艦,海空軍都嚴格遵守對美艦、美機不開火的命令,這也是謹慎的,克制得當的。至於在宣傳上我們大張旗鼓地譴責美國侵略我國領土台灣,抗議美艦美機侵犯我領海領空,不僅動員了全國人民,而且動員了國際輿論,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對美國當局造成強大壓力,這是做得對的。
    我與蔣有共同點
  毛主席在會上說,偵察任務已經完成,問題是下一步棋怎麼走。他說,對於杜勒斯的政策,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他自然堅持他是正統,我是匪;都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陸,我也絕不答應放棄台灣。但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在一個相當時期內不能解放台灣,蔣介石「反攻大陸」連杜勒斯也說「假設成分很大」。剩下的問題是對金、馬如何?蔣介石是不願撤出金、馬的,我們也不是非登陸金、馬不可。可以設想,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裡,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我們一打炮,蔣介石就要求美國人救援,美國人就緊張,擔心蔣介石給他闖禍。對於我們來說,不收復金、馬,並不影響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光是金、馬蔣軍,也不致於對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們收復金、馬,或者讓美國人迫使蔣介石從金、馬撤退,我們就少了一個對付美、蔣的憑借,事實上形成兩個中國。
  大家同意毛主席提出的設想,讓蔣軍繼續留在金、馬,使美國當局背上這個包袱,時不時挨上我們踢一腳,提心吊膽。周總理估計,美國可能在中美會談中提出三個方案;第一方案:要我們停止打炮,蔣方減少金、馬兵力,美方聲明金、馬在美蔣共同防禦範圍之內;第二方案:要我們停止打炮,蔣方減少金、馬兵力,美方聲明共同防禦限於台、澎;第三方案:要我方停止打炮,蔣方從金、馬撤退,雙方承擔互相不使用武力的義務。三個方案都不能同意,因為三者的實質都是製造兩個中國,使美國霸佔台灣合法化。但中美會談繼續下去為有利,可以拖住美國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國家把台灣海峽問題提到聯合國去。對亞非朋友也要把問題說清楚,免得他們不明真相,給我們幫倒忙。大家都贊同周總理的估計和想法。
  毛主席最後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幾萬發炮彈,可以打打停停,一時大打,一時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幾百發。但我們在宣傳上仍要大張旗鼓,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金、馬打炮是中國內戰的繼續,任何外國和國際組織都不能干涉;美國在台灣駐紮陸空軍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美艦雲集台灣海峽是蓄意製造緊張局勢,都必須完全撤退;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反對美國霸佔台灣合法化;我們和蔣介石通過談判解決金、馬以至台、澎問題。毛主席說,以上這些原則,在輿論宣傳上可以鮮明提出,在華沙會談中可以外交詞令些,但也不離原則。所有這些,都要在我政府發表正式聲明之後才公開宣傳。人民日報目前可以「停火」幾天,準備充足彈藥,一聲令下就排炮轟擊。
    且看他們怎樣動作
  在4日的會議後,毛主席5日下令我軍暫停打炮兩天,並親自起草了6日發表的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佈的《告台灣同胞書》。文告一開始就提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並指出大家都同意台、澎、金、馬是中國領土,都同意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文告說,台灣領導人同美國人訂立的《共同防禦條約》應予廢除。美國人總有一天要拋棄你們。杜勒斯9月30日談話已見端倪。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文告正式建議舉行談判,和平解決打了30年的內戰,並宣佈福建前線暫停炮擊7天,以便金門軍民獲得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毛主席起草的這個文告,是炮打金門形勢的重大轉折,即以軍事鬥爭為主轉入以政治鬥爭(包括外交鬥爭)為主。
  觀察兩天之後,毛主席於8日下午又在他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大家一致指出,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反應強烈,有些西方報刊甚至說這是台灣海峽兩方關係以至中美關係發生戲劇性變化的預兆。美艦已停止護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門領海。只有蔣介石的國防部認為是中共的「詭計」。毛主席當時問我,人民日報的社論準備得怎樣。我說已寫好一篇專攻美國人的。毛主席說,先要做國民黨的工作,要寫一篇著重對蔣介石說話,同時也給美國人出難題。可以說明並非詭計,闡述我對台的一貫政策,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來。還可以挑一下美蔣關係,說寄人籬下不好受,搭美國船不可靠。然後批杜勒斯的所謂停火,要美國人過五關(停止護航,停止侵犯中國領海領空,停止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從台、澎撤退美國全部武裝力量)。毛主席要我當天晚上寫好,他夜裡等著看。他要我不必等散會就回去寫。
  我從中南海出來,回到人民日報社,到對面的一家飯館吃了一碟炒麵當作晚餐,接著就在辦公事趕忙起草社論。由於已有毛主席的提示,寫起來比較順手,午夜過後不久就趕了出來,排出清樣送毛主席審查已是9日凌晨兩三點了。毛主席果然當夜審閱並修改了社論,主要是修改社論的最後一段,重新改寫為:「看來,問題尚有待於觀察和考驗,離解決之期尚很遠。帝國主義到底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到底是反動派。且看一看他們究竟怎樣動作吧!」毛主席在清樣上批示:「不算好,勉強可用。」簽名後寫的時間是十月九日六時。
  我在10月9日上午收到毛主席退回來的社論稿,同時接到毛主席秘書林克打來的電話,說毛主席交待要把杜勒斯8日宣佈美艦停止護航加進社論中,並說發表時間可以推遲一天。我看了毛主席的修改稿後,感到社論原來的題目很不醒目,於是根據毛主席修改過的最後一段最後一句,把題目改為「且看他們怎樣動作」。由於這個題目比較特別,加上社論的文體又比較接近告台灣同胞書的風格,這篇社論10月11日發表後曾被誤認為是毛主席的大手筆。
  過了兩天,10月1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為《休談停火,走為上計》的社論。這是根據周總理4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意見寫的,並經周總理最後審定。內容主要是批駁美國人要求在金馬前線停火,說明中美之間根本沒有戰爭,停火從何而來,並要求美國撤走在台灣和台灣海峽周圍的全部美國海、陸、空軍事力量。這篇社論,正好配合毛主席起草的10月13日發表的國防部命令。國防部命令宣佈再暫停打炮兩周,仍以沒有美艦護航為條件,如有美艦護航,立即開炮。
    利用美蔣矛盾
  幾天之後,艾森豪威爾下令把增援到太平洋的第六艦隊那部分艦隻調回地中海,並派杜勒斯到台灣去同蔣介石會談。人民日報編輯部不明就裡,寫了一篇題為《咎由自取》的社論,說杜、蔣唱「雙簧戲」。10月21日發表後,周總理當天上午就打電話來嚴厲批評我們說的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針。當天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時也批評我們的社論書生氣,對中央的方針理解片面,搖搖擺擺,不適當地強調了美蔣一致。毛主席說,這次杜勒斯跑到台灣去,是要蔣介石從金、馬撤兵,以換取我承諾不解放台灣,讓美國把台灣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蔣介石不答應,反要美國承擔「共同防禦」金、馬的義務。兩人吵了起來,結果各說各的,不歡而散。這完全不是「唱雙簧戲」。毛主席請周總理專門找我談一次,然後另寫一篇社論,重新評論杜蔣會談。(周總理第二天就找我談話,詳情見我寫的《嚴師的教誨》一文,載《我們的周總理》一書中。)
  毛主席在常委會上說,美蔣關係存在著矛盾。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屬國甚至托管地,蔣介石拚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這就發生矛盾。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還有一點反美積極性。美國逼得急了他們還是要反抗的。過去大罵胡適,罷黜孫立人,就是例證,因為他們搗亂的 靠山是美國人。最近台北發生群眾打砸美國大使館更是例證。美國在台灣的駐軍,蔣介石只同意美國派出團一級單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師一級單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門開始後,蔣介石只同意美國增加海軍陸戰隊3000多人,而且駐在台南。毛主席說,我前幾天說過,我們同蔣介石有一些共同點。這次杜勒斯同蔣介石吵了一頓,說明我們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聯蔣抗美。我們暫不解放台灣,可以使蔣介石放心同美國人鬧獨立性。我們不登陸金門,但又不答應美國人的所謂「停火」,這更可以使美蔣吵起架來。過去一個多月中我們的方針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現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更可以寬一些,以利於支持蔣介石抗美。
  會上大家都同意毛主席這些意見。周總理還提出,「斷」和「打」是相關的,既然「斷」要放寬些,那末「打」也得放鬆。毛主席說,我們索性宣佈,只是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而且單日只打碼頭、機場,不打島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鬧,甚至連小打也不一定打。從軍事上看,這似乎是開玩笑,中外戰史上從未有過,但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這樣打。毛主席說,現在我們手裡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打金、馬蔣軍好辦,但跟手裡有原子彈的美國人打仗,就不是好辦法。將來大家都有原子彈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彈。
  會議快結束時,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提出是否發表一個正式聲明,宣佈雙日不打、單日打。毛主席說,恐怕有這個必要。他同時還要我注意,前面說的那篇社論要在正式文告後才發表。
  1O月25日,毛主席起草的以彭德懷國防部長名義發佈的《再告台灣同胞書》的文告指出:10月23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杜勒斯談話,一面說這位美國老爺終於看到了一個「共產黨中國」,並願意同它打交道,一面又說台灣那個所謂「中華民國」是一個「事實上存在的政治單位」。美國人的計劃是第一步孤立台灣,第二步是托管台灣。文告說,「中國人的事只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難於解決,可以從長商議。」「我們並不勸你們馬上同美國人決裂,這樣想是不現實的。我們只是希望你們不要屈服於美國人的壓力,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後走到存身無地,被人丟到大海裡去。」文告宣佈:已令福建前線解放軍逢雙日不打金門機場、碼頭、船隻、海灘。逢單日,你們的船隻、飛機不要來,我們也不一定打炮。
  文告登報的當天(10月26日),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談話,除了要我們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的情況外,也談到炮打金門、馬祖。他說,在炮打金、馬過程中,我們和美國人都搞邊緣政策。美國集中了那麼多的軍艦,而且侵入我領海,給蔣介石船隊護航,但又從不開炮;我們也是一萬、兩萬發炮彈那麼打,美艦護航時更大打,但只打蔣船隊,不打美艦隊,不過炮彈就落在美艦附近,嚇得他們掉頭就跑。雙方在台灣海峽對峙,同時又在華沙會談。美國人在這個戰爭邊緣,我們在另一個戰爭邊緣,雙方都在戰爭的邊緣,都不越過這邊緣。我們用戰爭邊緣政策對付美國人的戰爭邊緣政策。《聊齋誌異》中寫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風》,說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讀於荒宅,「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硯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你不怕鬼,鬼也無可奈何。炮打金、馬的經過也是這樣。
  可以說,這些話是毛主席對金、馬事件的總結。
  毛主席還對我說,你們要善於抓動向。看來現在還不太懂。美國人想從金、馬脫身,杜勒斯談話就顯露了這個動向,你們沒有抓住。你們編輯部也不大會寫文章。接著,他拿當日發表的《再告台灣同胞書》為例,談了如何寫文章的幾點意見: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出來,也可以說是破題。文告一開頭就提出絕大多數人愛國,中國人的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這個思想貫串全篇。整個文告,從表面上看,似乎寫得很拉雜,不連貫,但重在有內在聯繫,全篇抓住這個問題不放,中間雖然有穿插,但貫徹這個中心思想。《紅樓夢》中描寫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這樣寫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說「沿海島嶼」,而說「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不僅僅說「供應」,而具體說「包括糧食、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這就形象地給人深刻印象。你們寫文章偏於抽像,一般化,缺乏生動性,看了留不下具體印象。
  3,文章要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兩篇告台灣同胞書的文體就是這樣。中國文字有自己獨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樣嚴格要求有主詞、謂語、賓詞。其實西洋人說話,也經常省去主詞或賓詞的。你們的文章洋腔洋調,中國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這可能是看慣了翻譯過來的西方文章。其實翻譯也有各種譯法,嚴復的譯文就是中國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譯文完全是意譯,都和現在的白話文譯文大不相同。
  從這以後,金、馬事件告一段落,福建前線炮聲零落,而台灣海峽風浪依然。
  在整個金、馬事件過程中,毛主席直接指揮軍事、外交、宣傳三條戰線,真可謂運籌帷幄之中,制敵千里之外。
 
第七章 冷靜的促進派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秘書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談話。我原以為,大概是談發表毛主席的《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因為毛主席一個星期以前寫信給我,要我把《世界知識》雜誌發表的毛主席論紙老虎的一組論述加以轉載,轉載時可以另寫編者按語,並要我就此同陸定一同志商量。我同定一同志商量結果,認為毛主席的論述,還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寫按語。於是我找田家英同志幫忙增加一些毛主席的論述,主要是1957年和1958年的論述,並一起草擬了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按語,排出清樣後送毛主席審定。所以我想毛主席找我們是談這件事。
  當我到達毛主席臥室時,田家英已在座,手裡拿著我們編好的關於紙老虎的言論的大樣和按語。田家英先給我看了經毛主席修改過的按語,主要是修改按語最後一段。毛主席還要我們對幾段論述作一些調整。
  處理完此事後,毛主席對我們說,今天找你們來是談另一方面的問題,談國內問題。
  接著,毛主席就直接了當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調查研究。地點他已經選好了,就是河南新鄉地區的一個縣(修武縣)和一個公社(新鄉縣的七里營公社)。他要我們各自帶幾個助手,分別先後去修武縣和七里營公社,瞭解公社化後的情況,時間一個星期。他將在11月初離京去鄭州,在那裡開一個小會,作為12月初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的準備。他要我們11月5日在新鄉搭乘他的專列去鄭州。
    三件大事
  毛主席說,中國今年出了兩件大事,一是大躍進,一是公社化。其實還有第三件大事,這就是炮打金門。他說,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這兩件大事到8月間北戴河會議時達到高潮,但那時他的心思並沒有全花在這兩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魯曉夫大吵了一頓(赫魯曉夫7月底到8月初訪華),不久又炮打金門。毛主席說,他在這段時間想了許多國際問題。他列舉了一連串問題,如戴高樂上台、黎巴嫩事件、緊張局勢、封鎖禁運,等等,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談了他的獨特見解。毛主席對我說,你們辦報的要經常研究國際問題,多同一些有見解的人交換看法,慢慢形成比較符合實際的觀點,遇到國際上突發事件,就不致惶惶無主或臨時抱佛腳。
  毛主席說,現在來談國內問題,你們辦報的也要心中有數。這就要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會議迄今已有兩個月。國慶節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馬看花,除了給你們新華社寫了一條新聞(按:指毛主席自己寫的巡視大江南北的新聞,登在10月1日報紙上)外,感到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毛主席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你們這次下去,主要是瞭解公社化後的情況。北戴河會議時我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現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們要去的修武縣,全縣已成了一個公社。我還要派人去瞭解山東壽張縣,聽說那裡準備苦戰三年進入共產主義(按:後來派陳伯達到遂平調查,因為陳已去過壽張了)。
    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
  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話。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著一遍,要你們的助手也這麼辦。
  毛主席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門照本本上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說過什麼話有個大致的瞭解,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特別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報紙宣傳影響大,人家頭腦發熱,搞報紙宣傳的也頭腦發熱,那就壞事了。
  這是在大躍進中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說要做「冷靜的促進派」。回想從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起,毛主席的多次談話,給我強烈的印象就是報紙要促進,不要促退。
  毛主席這次談話涉及的問題較多,時間也較長,一直到中午過後。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飯。飯廳就在北房五開間的中間堂屋。可能是預先告訴了大師傅,加了兩個菜,一個是小砂鍋燉狗肉,一個是紅燒獅子頭,其他四個菜是湖南臘肉,豆豉炒辣椒,西紅柿炒雞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較特別是一個蓴菜湯,每人一個拷得半焦的玉米,這是最後吃的,也是毛主席的習慣,有時代之以烤紅薯。毛主席喜歡吃飯時喝一兩杯酒。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請我們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飯過程中還向我們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幹部如此,上級幹部更如此)。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瞭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位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則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名義。
  從毛主席住處出來,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頭找人組成調查組。我在北京挑選了三位記者,又請河南分社選一位記者在新鄉等候,正好兩男兩女,連我在內一共五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8日夜乘火車離京南下,第二天抵新鄉下車。我們同新鄉地委商定,當天下鄉,田家英一組留在新鄉去七里營公社調查,我帶的一組先去修武縣,四天為期,然後調換,我回七里營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修武的一縣一社
  我和記者們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縣。我們先請縣委一位副書記介紹全縣辦成一個大公社(13.5萬人)的一般情況,然後分別同城關大隊(原為公社)大隊長、五里□鄉(大隊)的支部書記、艾曲鄉(大隊)艾曲村的生產隊長談了話,還召開了群眾和下放幹部座談會,最後才請縣委書記單獨同我們談他對一縣一社的看法。在修武調查的四天中,我們還利用晚飯後和中午歇晌的時間串家走戶,同個別群眾接觸。
  從調查中瞭解到,這個一具一社是由原來245個合作社合併而成的。全縣統一收支,生產資料全歸公有,由公社(縣)統一調配,農副業和工業、手工業產品也全部由公社(縣)統一調撥,生活資料的日常消費由公社供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幹部們都說,他們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實行低水平的供給制,辦了公共食堂,敞開肚皮吃飯。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到的幹部和群眾,生產熱情很高。正巧碰上他們全縣總動員大煉鋼鐵,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礦石,不叫苦,不叫累,興高采烈,十分感人。因為辦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婦女都上山了。但從中也瞭解到,由於大辦鋼鐵,地裡的莊稼沒人收,只見低年級的小學生在拾谷穗。地裡的棉花大部分沒有摘下來,只有幼兒園的老師帶著一些小孩搞一點點。據財貿幹部對我們說,本該收籽棉900萬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萬斤。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當然大家高興,許多人都說一生也沒有像這兩個月吃這樣飽的飯。但好幾位老人(有的原是貧農,有的原是中農)都在發愁,說「這樣吃法長不了」。
  最後我們同縣委書記談了一個晚上。他先談一縣一社的優越性,也談了今後三年的規劃,但提出了不少關於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的疑問和顧慮。
  我們在11月1日從修武轉到新鄉縣(田家英同時也從新鄉去修武)。那裡另一番天地。新鄉縣委給我們簡要介紹時著重說明他們為什麼沒有像修武那樣一具一社,只掛了一個「縣聯社」的招牌,似乎他們以為我們是贊成一縣一社的。新鄉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經濟比修武富裕,糧棉都高產,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也高於修武。
    七里營的十六「包」
  第二天,我們去七里營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掛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這個公社有5個大隊79個生產隊,人口3萬,耕地9萬畝,年總收入1218萬元,是新鄉縣最富的公社。這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實行的供給制。據公社書記說,他們實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學、育、婚、樂,以至理發、洗澡、縫紉、電費,都由公社包了,這十六包的費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調查了七里營公社以後,我們又去看看公社所在地周圍的兩個大隊(劉莊和陳莊)。其中劉莊大隊(那時就是史來賀同志當支部書記)給我印象特別好,主要是那裡幹得實在,說得也實在。史來賀同志既講成績也講困難。他的大隊有800多人,1900畝地,總收入31萬元,人均分配達104元(1957年即為96元)。當時他正在發愁的是還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裡沒有人收。大部勞力上山煉鐵去了。
  在新鄉,我們還調查了一個公社——興寧人民公社。這是一個4000戶、2萬人口的社,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15個營50個連。尤其特別的是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宿舍,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製集中居住。我們具體調查了東郭大隊,這個大隊共有224戶,開始時有150戶男女老少都分開住,現在仍有6O戶集中住在八個地方,男女各住四處,實行禮拜六制度,回原家度週末。據大隊幹部說,這是公社統一佈置的。大多數社員意見很大,只有少數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願意分居。大隊幹部說,正考慮改變做法。我遇到公社幹部時就顧不得下來調查前規定的守則(不要隨便表示意見),忍不住指出這種拆散家庭的做法是件錯誤,共產主義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幹部還想不通,說河南許多地方都這樣做,並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
  11月5日,毛主席乘專列南下,在新鄉稍停。田家英也從修武回來。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專列上去。毛主席正在聽新鄉地委和幾位縣委同志的匯報,他叫我們到鄭州後再向他匯報。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鄭州向毛主席匯報時,可以先扼要介紹一下修武和七里營的情況,然後著重談所看到的公社化後的問題,特別是所有制和供給制的問題,主要是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和七里營的十六包的問題。
  11月6日,我們隨毛主席到鄭州。當晚毛主席就要我們到專列上去匯報(他外出視察工作時常食宿在專列上,有時甚至開會也在專列上)。我們按原來計劃先扼要介紹情況。由於我先到修武,我著重匯報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我談到:修武縣委書記雖然說一縣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認為公社和國家的關係不同於同營工廠和國家的關係,公社的產品不能全部由國家調撥,國家也不能供給公社需要的所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實行同國營工廠一樣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兩個問題他擔心不易解決:一是遇到災年,國家能否跟平年一樣撥給公社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二是遇到豐年,國家能否全部收購公社的產品。我說,這位縣委書記既怕災年饑荒,又怕豐年谷賤傷農。我還談到修武縣委書記懷疑他們實行的低標準的供給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說這只能算是很勉強的「溫飽」。
  毛主席詳細詢問了縣裡同國家的經濟關係,互相間進行哪些交換。我匯報說,修武縣同國家的經濟往來主要有兩種,一是納稅,主要是農業稅即公糧,工商稅不多;二是交換,主要是向國家交售統購的糧、棉、油料等農副產品,和向國家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兩種交換都是商品交換,現金結算的。
  毛主席對供給制也很關心,在田家英匯報時詳細詢問了七里營公社的十六「包」的具體內容,並提出這樣低標準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談到,七里營的十六「包」,是新鄉地區包得最多的,但標準仍然很低。「食」是吃飯不要錢,都吃公共食堂,據估計一年需42元(菜肉未計)。「衣」一項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雙布鞋(因婦女上山煉鐵、下大田,不織不做了),共18元錢,醫藥費每人每年以2元為限。產婦補助1斤紅糖、20個雞蛋,殯葬和結婚各補助10元。看戲不要錢,那年只看了1次戲,6次電影。田家英和我都認為這只能說是平均主義,不能說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說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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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評論
  毛主席在我們匯報中間不斷插話,有些是提出問題,有些是發表評論。
  毛主席談到修武一縣一社時指出,一縣一社恐怕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麼多具體的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就不要干。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閒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的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制了。
  談到修武說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縣裡的產品不能全部調撥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於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裡的需要調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為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末,生產關係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
  當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為好。
  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裡莊稼沒有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4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這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頭腦要冷靜
  毛主席在我們結束匯報時說,你們這次下鄉調查才一個星期,但發現了坐在北京辦公室裡想都想不出的問題,是不是頭腦比一個星期前冷靜一些了?是不是發現許多實際做法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群眾運動發動起來以後,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靜頭腦,善於看出運動中過激的苗頭。毛主席說,這次我派陳伯達到遂平去,他回來卻向我宣傳要取消商品交換,實行產品調撥。他過去到過壽張,很欣賞那裡苦戰一年向共產主義過渡。我們有些同志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但臨到實際問題,馬列主義就不知道哪裡去了。毛主席說,看來很有必要讀一點書。他打算在鄭州會議上同到會的同志一起讀一本書,就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面讀書,一面聯繫當前我國的經濟問題,邊讀邊議,使大家大腦清醒起來。
  毛主席還特意對我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道,發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解。要當促進派,但要當冷靜的促進派,不能做冒失的促進派。毛主席還說,他對報紙宣傳還有一些意見,過幾天空一點時再談。
  毛主席從11月6日起主持鄭州會議,對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規劃綱要草案,提了許多意見。前一個文件是陳伯達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評他急於過渡,諱言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重新寫。後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產2億噸鋼,毛主席指出這個草案缺乏根據,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級幹部議論一下(後來就擱置起來了)。
  從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帶領與會同志逐章逐段閱讀斯大林的小冊子,上午和下午都邊讀邊議。他指出:現在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幹部頭腦發熱,有必要組織大家學習這本書和另一本書《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澄清許多糊塗觀念,保持頭腦清醒,否則,急於過渡,搞產品調撥,農民會起來造反的。毛主席在讀斯大林的小冊子過程中,講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見。鄭州會議根據毛主席的建議,決定縣以上的幹部普遍學習這兩本書。
 
第八章 實事求是 
  毛主席在鄭州會議告一段落後(鄭州會議原來是為武昌會議做準備),就在11月11日乘火車繼續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隨前往。在專列上,毛主席11日又邀集河南11個縣委書記(信陽、南陽、洛陽、開封、商丘、登封等)座談,11日晚又專門同遂平縣委同志談話,對公社供給制詢問得很詳細。縣委書記談到現在最苦惱的是全國來參觀的人太多,每天少則五百多人,多則三千多人,難以應付。13日毛主席又找信陽地委談話,特別稱讚他們沒有拆散家庭,又特別關照他們要保證社員有八小時睡眠、四小時吃飯的時間。
  毛主席14日到達武昌,住東湖賓館。他要我和田家英參加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和張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談會。這些座談會從14日接連開到2O日,實際上是調查會。14日毛主席聽取了王任重同志匯報湖北全省的情況和恩施、孝感、沔陽、襄陽等縣公社化的情況。接著由麻城、鄂城、黃岡、棗陽等縣的縣委書記以及一些公社黨委書記和鋼鐵廠廠長、下放幹部先後作了匯報。毛主席沒有到場的我們事後都向他匯報了。我們著重向他反映了縣委特別是公社書記、鋼鐵廠廠長匯報中提到辦公社中,富隊和貧隊之間的矛盾,群眾對「軍事化」、「食堂化」牴觸甚大,大辦鋼鐵中好鐵只有兩三成,幹部作風浮誇、粗暴等問題。後來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們參加一系列的調查會,一個重要的用意是要我們上一堂調查研究的課,既瞭解實際情況,又學習實事求是。
  武昌會議從11月21日開始,這是政治局擴大會議。除政治局成員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長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毛主席在會議第一天作了長篇講話,談到了許多重大問題:如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還是要劃線加以區別,不要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新40條(按:指在鄭州起草的15-20年規劃綱要草案)根據不足,北戴河會議決議說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點時間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厲害,現在要壓縮空氣,長時期內要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明年任務要減輕等等。
    頭腦發熱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談話,主要是談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他特別提醒我: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
  毛主席的談話是從當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協作區組長談話說起的(中央1954年撤銷中央局一級組織後,1958年6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轄的省、市、自治區劃分為七大協作區,每區設組長和副組長一二人)。看來毛主席對下午的會議很有感觸,他跟我們談話時仍處於亢奮狀態。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區組長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產指標,首先是鋼的指標。原來的指標是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毛主席設想可否把鋼產量的指標從3000萬減為1800萬噸。他原想說服他們,結果反而是各組長力圖說服毛主席維持原來的指標。毛主席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他們有的大區明年要增加鋼產兩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這怎麼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公里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2萬公里,他誇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麼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願當機會主義者。
  毛主席又說,其實1800萬噸鋼的指標不是機會主義,能否完成還是個問題,因為今年(1958年)預計煉出的1000萬噸出頭的鋼產量中,好鋼只有850萬噸,看來鄭州會議讀了幾天書並沒有解決思想問題,大家頭腦還是發熱。1958年鋼鐵翻一番就使得6000萬人上山,鬧得天下大亂。明年再來個翻一番以至翻幾番怎麼得了?
  毛主席說,一定要壓縮空氣。空氣還是那麼多,只不過壓縮得體積小些,不要虛胖子,要結實些。我看明年要減任務,工業這樣,農業也這樣。去冬今春修了500億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億土方了,要減下來。
  談到這裡,毛主席說明他找我們來是為的把壓縮空氣的精神趕快告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他說,現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熱。
    辯證法的兩點論
  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怪話,不讓講壞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還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還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都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都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當然是好事,但浮誇成風就不好。
  毛主席問我們,你們看虛報好還是瞞產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麼多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徵購,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瞞產少報,當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糧食豐收,幹部要實報,農民想少報一點,無非想多留點,多吃點。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產了糧食還在,虛報了沒有糧食。虛誇危害很大。
  談到這裡,毛主席又講起故事來、他說,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虛誇古已有之。赤壁之戰,曹營號稱83萬人馬,其實只有二三十萬,又不熟水性,敗在孫權手下,不單是因為孔明借東風。安徽有個口號,說:「端起巢湖當水瓢,哪裡缺水哪裡澆」,那是做詩,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樣浪漫主義。
  毛主席還說,大躍進中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有位縣委書記強迫農民澆麥,下令苦戰三晝夜,結果農民夜裡在地頭掛起燈籠,讓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覺。那位縣委書記看見點亮了燈籠,就以為已經澆麥了。鑒於虛誇作假成風,我們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虛假,比較穩當。否則,按虛報的數字來訂生產計劃很危險,訂供應計劃更危險。
  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採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理。
  毛主席談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趕我追」,大搞虛誇。這要引以為戒。
     三點意見
  毛主席講了上面這些話之後,又歸納為三點意見。他說: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相。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像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到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毛主席說,那半句話是我特意加上的,當時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毛主席說,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所以要下明礬,要壓縮空氣,說潑點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有錯誤領導上承擔責任就是,不要責怪下面。
  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經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表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麼多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但即使根據現在匯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麼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窮過渡」,這樣的「窮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裡,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主席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佈過渡也沒有用。要劃兩條線:一條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區別。不要輕易宣佈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佈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毛主席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頭腦發熱,想搶在蘇聯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
    破除迷信與尊重科學
  毛主席說,他在鄭州批評了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批評起草新40條(按:指15年-20年規劃綱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產2億噸到4億噸鋼。現在有些同志說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際上把科學也破除了。毛主席說,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學、真理一定要堅持。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等級森嚴、嬌驕二氣,非破不可。但還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資制度、國家強制、上下級關係等等,還得保持。如果把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體無完膚,就會天下大亂,總有一天要承認錯誤,還要賠禮道歉。
  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冷靜,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問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先要瞭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著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這次談話談得很直率,有時甚至相當激動。看來可能是經過下午同各大區組長的談話,思想相當活躍,滔滔不絕,一直談到深夜。
  最後,毛主席要我盡快把這個精神告訴記者,並問我用什麼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訴他:新華社正在北京召開全國分社會議,主席的意見可以向會議傳達。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會議搬到武漢來開,接著又考慮到臨時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接著要開六中全會,要來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辦公廳每天有專機來往京漢之間,可以明天回去傳達,後天回來開會。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這麼辦。
  這樣,我23日飛回北京,當天向參加國內分社會議的同志和新華社、人民日報部主任以上幹部作了傳達。當時我考慮到毛主席談話中涉及一些重大決策與具體的人和事,沒有全部向大家傳達,而且傳達時要求大家只記總的精神和要點,不要作詳細記錄。所以後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檔案中都沒有完整的記錄。幸好毛主席22日深夜談話的主要之點,有些在2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已講過,有些在23日會議中也講了。
  毛主席這次談話,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導思想問題。以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仍然表現了要求過急、過高的「左」的思想傾向。例如全會通過的1959年計劃,規定鋼產為1800-2000萬噸,雖然比北戴河會議減少了900-1000萬噸,但仍然太高(1959年6月頤年堂會議才根據陳雲同志的建議降為1300萬噸);糧食產量指標仍為10500億斤,並未比北戴河會議規定的減少。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只批評了兩個急於過渡的思想傾向,仍然沒有解決人民公社的根本問題。但是,歷史地看問題,毛主席從1958年11月初鄭州會議起就開始注意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認為是「左」的偏向,這次談話比較鮮明地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無論如何,毛主席的這次談話,對於我國新聞工作,實際上也關係其他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武昌會議後,毛主席回到北京。1959年1月間,我向主席匯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按照他11月22日談話精神作了檢查,並採取改進的措施。毛主席說,最近暴露了去年工作中的許多缺點,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今年的工作有可能比去年做得好。我們工作中不可能不犯錯誤,有些錯誤別人犯過了,自己還會犯,這樣才能取得教訓。你們記者檢討了錯誤,改了就好,但不要洩氣,得到教訓就行。
 
第九章 又鬥爭又團結 
    從香山到中南海
  1959年4月19日是星期日,天和日暖,我大清早就同家人一起去香山郊遊,中午在香山飯店吃飯和休息。
  這是舊地重遊,1949年3月底,毛主席和黨中央從西柏坡搬到北京,開始就在香山駐紮。我同新華總社的部分編輯人員隨中央到達香山,編輯部就設在香山飯店。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因山泉匯成兩個清澈見底的池子而得名的雙清別墅。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央書記處成員也住在香山。劉、周住在香山飯店舊址東面兩棟小樓裡,其西就是新華社編輯部所在的香山飯店;由前後三排四合院組成。當時新華社社長是胡喬木,副社長兼總編輯是陳克寒,我是副總編輯。編輯部寫出的重要稿件,都送少奇同志和恩來同志審閱,其中特別重要的還要送毛主席審閱,這是中央在西柏坡集訓新華社主要幹部時立下的規矩。我每晚11點左右帶著最後審定的稿件乘車進城,到設在司法部街原國民黨「聯勤總部」(位於現在人民大會堂西邊,已在1959年拆除)的新華總社城內辦事處,向北京各報發稿,並處理北京分社當天采寫的重要稿件,然後連夜返回香山。直到8月間編輯部搬進城內司法部街為止,每天晚上都是這樣。恩來同志從5月份起即忙於籌備人民政協,一般是白天到中南海辦公,夜晚回香山。少奇同志6月到8月訪蘇,回國後即搬入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為新華社寫了許多重要評論和新聞。他的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是在雙清別墅寫的。他直到9月中旬寫完了五評艾奇遜白皮書的新華社社論:《唯心歷史現的破產》,才搬入中南海菊香書屋。
  這次重遊香山,同新華社搬離此地,差不多快10年了。由於整個上午遊覽了臥佛寺、碧雲寺等地,相當疲勞,我在香山飯店餐廳吃完午飯後就到後院找原來住宿的地方休息,準備午睡。正在這時候,服務員來要我接電話。我一時有些納悶,怎麼電話打到香山來找我了?我接上電話,才知道是中南海總機打來的,說毛主席的秘書羅光祿同志找我說話。這時我心裡想,中南海的總機話務員真了不起,居然能打聽到我在香山飯店。羅光祿同志的電話很快接通,他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我馬上回城參加會議。這樣一來,午睡不成了,我馬上坐車回城,直奔中南海。這時已是下午3點多了。
  當我走進頤年堂的時候,毛主席衝著我說,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裡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點開會,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我趕忙說,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剛才接到開會的通知就馬上回來。
    開始反擊
  毛主席接著說,昨天(4月18日)印度官員散發了一個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叛亂的《聲明》,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反擊。找你來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評論。我問:評論著重講哪些觀點?毛主席說,剛才同總理他們議了議,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批駁所謂「達賴喇嘛聲明」:
  第一,《聲明》從「西藏獨立」說起,反映了英帝國主義歷來的夢想,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二,《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西藏違反1951年關於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但又舉不出任何事實。我們要指出,過去8年中,西藏地區的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變;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負責進行的;中央人民政府還宣佈1962年以前不進行民主改革。
  第三,《聲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我們可以根據達賴喇嘛3月10日以後給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來說明:達賴喇嘛是被反動分子包圍,並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聲明》中也說是「顧問們認識到」達賴喇嘛及其家屬和官員「離開拉薩成為十分緊迫」。
  周總理還補充說,《聲明》行文不用第一人稱「我」,而用第三人稱「他」,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像英皇誥示那樣的文體;《聲明》用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散發這聲明的又是印度官員。我們要指出,這些都表明《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而是別人強加於他的。評論中可以揭露這點。
  少奇同志還談到,評論要提出質問:現在發表這個聲明,究竟想幹什麼?可以點出他們這樣做是下決心同中國對抗。
  會上還提出有關西藏叛亂和中印關係的一些其他意見。最後毛主席提出,時間不早,會議到此結束。他要我當天晚上把評論起草出來,他夜裡等著看。
  我散會後即回新華社起草評論,晚飯後繼續寫。完稿並打出清樣送中南海,已是20日凌晨3點多了。
  第二天(4月20日)下午,毛主席找我和胡喬木一起到他家裡去,先把他修改過的清樣給我們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話,即:「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裡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呵!簡直是卿卿我我,難捨難分。」毛主席還要胡喬木和我對評論中的某些措詞再斟酌修改。胡喬木和我在主席的臥室裡當場作了一些修改,然後請主席審定。毛主席看了我們的修改,最後提出,這篇評論要今天馬上發表,而且可以署名為「新華社政治記者評論」,這樣的形式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題目仍然是《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由新華社今晚先發,人民日報明天(4月21日)登在第一版頭條位置。以達賴名義發表的《聲明》也全文發表。我趕緊回新華社佈置翻譯和發稿。
  隔了一天,4月22日,毛主席又在他家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我也列席了。毛主席在會上說,現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的反華言行。人民日報的版面要調整,集中反映有關西藏叛亂的問題,宣傳我們迅速平定叛亂以及目前正在採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亂問題的反華言行,都要陸續發表。國際上支持我們的言論也要發表。從3月17日起,尼赫魯僅在議會中就發表了五六次講話,我們一直保持沉默,為的看看他要走多遠,有意後發制人,現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報要抓緊寫出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經中央討論後發表。
  毛主席這裡提出人民日報抓緊起草的文章,是4月初在杭州一次常委會議上指示我著手準備的。
     西藏叛亂
  本來,早在3月10日,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策動在拉薩聚眾鬧事,中央得報後指示中央駐西藏工作委員會加強戒備,嚴陣以待,不打第一槍。毛主席當時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即於3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3月12日至15日連續三次打電報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拉薩上層反動集團可能認為我們軟弱可欺,鬧事可能擴大,我們不得不準備提前實行民主改革。他建議我們在西藏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分化上層,教育下層,準備爆發叛亂,並請中央考慮對達賴可能出走採取何種措施。他還贊成中央以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名義寫信答覆達賴在3月10日以後的三次來信,寬大為懷,希望達賴實踐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
  少奇同志於3月1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西藏藏軍積極準備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主席的建議。會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講到,我們和平解放西藏已經8年。過去沒有進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這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當前首先是準備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改組藏軍,實行政教分離,然後全面實行民主改革。會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見並討論了對達賴本人的方針。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最好設法使達賴留在拉薩,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因為現在我們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對此,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著重加以解釋。周總理還指出,這次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後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在會議結束前,中央得悉達賴已離開拉薩,當即決定增調部隊入藏,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叛亂,但方針仍是決不打第一槍。
  3月19日晚,西藏叛國集團發動叛亂。中央即指示駐藏人民解放軍於3月20日進行堅決反擊,迅速平定叛亂,並開始實行民主改革。
  毛主席從武昌到上海,先開政治局常委會,然後於3月25日至4月5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七中全會。我3月23日到達上海時,大家議論集中於西藏叛亂。會議的第一天,毛主席宣佈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問題,同時要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對西藏叛亂和中印關係的意見向會議通報。小平同志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是:
  第一,要理直氣壯,堅持平息叛亂。因為8年來中央和入藏部隊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而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卻撕了協議,背叛祖國,武裝反抗中央,進攻人民解放軍。
  第二,要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但對達賴還要留有餘地,還是用「叛亂集團劫持達賴」的說法,同時宣佈由班禪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代理主任(原主任為達賴)。
  第三,現在我們的口號是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區章程,要進行民主改革,要建設社會主義,這些都要理直氣壯地宣傳。
  第四,現在暫不公開點印度當局(尼赫魯為代表)的名。毛主席說讓它多行不義。中國古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賬。尼赫魯關於西藏叛亂的一些講話,也暫不報道,因為報道了就要反駁,現在還不到跟他辯論的時候。要看一看再說,這是留有餘地。與此相關,印度噶倫堡是這次叛亂的指揮中心,也暫且不提。這同樣也是因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後來在3月28目的新聞公報中又提到1955年的叛亂分子的活動中心是噶倫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辯解)。
  小平同志傳達後,就指定我同有關同志起草一個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新聞公報。我們起草後經喬木同志修改即送中央常委審閱。毛主席於27日在草稿上作了多處修改,並請其他常委同志以及喬木和我在文字上再加斟酌。新華社在3月28日廣播了這份公報,人民日報29日刊出。這以後,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我注意印度官方的反應,並考慮加以報道。
  上海會議結束後,毛主席到杭州。我隨周總理也去杭州,任務是參加修改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李先念副總理的預算報告。4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劉莊別墅,召開中央常委會議。會上,大家對周總理的報告稿意見不多,很快就定稿了。毛主席在會上強調要馬上準備對西藏叛亂事件以及印度當局的態度發表評論。他指出,此事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估計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中大家要議論。毛主席說,人民日報要著手準備一篇比較充分的、把問題展開來講的社論。現在英國、美國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華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我們平叛。我們要沉著應戰,要準備在宣傳上加以反擊。回北京後就著手準備。
  4月13日回到北京後,周總理具體佈置我著手起草評論,他由此想到並確定成立一個國際問題宣傳小組,由我和喬冠華(當時是外交部部長助理)負責,吸收張彥(中央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長)和浦壽昌(總理的外事秘書)等參加,直接歸他和小平同志領導,每週或半月在人民日報社開會,討論有關國際問題的報道和評論,有問題直接向他請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關西藏叛亂和印度當局態度的報道和評論。由於在上海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尼赫魯3月30日的講話(4月3日在人民日報作了詳細報道),我先把人民日報一篇觀察家評論修改好,經周總理審定後於4月15日發表,題目是《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係受到損害》。這篇評論,只講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我平叛的言論,而對尼赫魯演說中說「不可讓中印關係惡化」,表示歡迎。但評論中引了《印度快報》對尼赫魯演說的評論,說尼「在送鮮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人扔鮮花,左手向中國大扔鮮花」,說尼要「保持這兩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顯然是他最為難的時刻」。
  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第一屆人民政協第一次會議的議程。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其中談到西藏叛亂問題。4月1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人民政協會議也同時舉行。西藏叛亂事件成了這兩個會議議論的中心之一。
  接著就是前面提到的毛主席4月22日在中央政冶局常委會上提出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亂事件上的反華言行。我參加會議後回來趕忙向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傳達和佈置。當天夜裡,我想到前些時候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印方的反華言論極為克制,現在開始反擊,應當有一篇解釋的文章,於是趕寫了篇題為《予誹謗者以打擊》的文章,在23日人民日報的國際版發表。4月24日又發表了兩篇短評。
    直指英印不要躲閃
  4月25日,毛主席給喬木同志、彭真同志和我寫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喬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改過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全國一律照18日(按:應為3月20日)政治記者評論的路線說話。今日請喬木、冷西召集北京各報和新華社幹部開一次會,講清道理,統一規格。請彭真招呼人大、政協發言者照此統一規格,理直氣壯。前昨兩天報紙好了,聲勢甚大。也有缺點:印度、錫蘭、挪威三國向我使領館示威,特別是侮辱元首這樣極好的新聞,不擺到顯著地位,標題也不甚有力。短評(按:指人民日報4月24日兩篇短評)好,不用『本報評論員』署名,則是缺點。昨天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按:指《於誹謗者以打擊》不如光明的評論(按:指光明日報4月24日題為《清醒點,印度擴張主義者!》)有力,一個是女孩子,一個是青壯年,我有這種感覺。請注意: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餘地,千萬千萬。但尼赫魯廿四日與達賴會面後放出些什麼東西,我們如何評論,你們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緩一二天發表。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時」
  喬木同志和我25日上午看到毛主席的信後,馬上照辦,召開了會議,統一宣傳口徑,並研究了尼赫魯和達賴的談話。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達賴告訴尼赫魯,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魯說,印度仍然實行和平共處原則。我們後來根據尼赫魯會見達賴前後幾次談話,4月27日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題為《讀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的評論。國際宣傳小組26日討論毛主席的信時,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在形勢轉換的關鍵時刻,我們的思想總趕不上毛主席。人民日報如此,外事部門也未能例外。
    以鬥爭求團結
  4月25日晚,毛主席又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反擊印度反華言行問題。胡喬木和我都列席了。毛主席一上來就問我,文章寫得怎樣。我回答說正在修改。接著,毛主席提出他的進一步的想法。他說,我們反擊印度的反華活動,著重同尼赫魯大辯論。現在我們對尼赫魯,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鬥爭到底。其實也不會完全鬧翻。我們的方針是以鬥爭求團結。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叛亂已迅速平定,他再鬧也鬧不到哪裡去,他對西藏局勢無能為力。這次鬥爭只是筆戰、舌戰,但對澄清是非極為必要,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大辯論有極大好處。但是,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對尼赫魯的幾次講話要加以分析,反駁他時要充分講道理,把西藏叛亂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質、印方過去的干涉、我們為維護中印友好關係的努力等等,都講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於印度人民弄清事實真相,有利於圍繞西藏叛亂事件的國際鬥爭,有利於我在西藏平定叛亂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於維護中印友好關係和爭取尼赫魯同我們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節,就是要留有餘地,對尼赫魯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評他不好的,不要把話說絕,還要講究必要的禮貌,既尖銳又委婉,不謾罵,要給尼赫魯下樓的台階。為了表明我們的忍耐和後發制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充分發表印方的反華謬論,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對平叛和改革的熱烈擁護。要發表讀者來信和歷史資料,充分說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確和外國干涉的無理。
  毛主席說,尼赫魯原來對形勢估計錯誤,誤以為我對叛亂沒有辦法,有求於他。確實我駐藏部隊數量很少,入藏時連地方幹部共有五萬人,1956年撤出二萬多人,只留下一萬多人。西藏地方很大,邊境線很長,沒有那麼多軍隊駐守,也很難全都守住,叛亂分子自由進出。但人民解放軍還是頂用的,這次駐藏部隊稍為增加一點,很快就把叛亂平息了。所以現在印度當局很被動,我們很主動,是反擊的好時機。人大、政協正在開會,會上發言理直氣壯,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英帝國主義分子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中國內政。但我們不是執意要跟印度鬧翻,不怕鬧翻不等於以鬧翻為目的,我們是以鬥爭求團結。對達賴也不是當作叛國者,還是採取爭取他回來的方計,人大還要選他當副委員長,跟班禪一樣。他是否回來,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表示這樣的態度對國內國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報的文章還是要高舉團結的旗幟,這樣對內對外都有利無害。
  會上其他常委都談了自己的看法,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大家都要求抓緊時間把文章寫出來。最後毛主席決定,起草小組加以擴大,由胡喬木領頭,要我先修改出一個初稿,然後交喬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這以後的幾天,我同人民日報和國際宣傳小組的同志集中時間修改文章,於4月30日修改完畢,即送喬木同志。喬木在5月1日修改了一整天,當晚由中央辦公廳印出分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有關同志。
    高屋建瓴與剛柔相濟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喬木的修改稿。會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講了不少意見,主要有以下六點:
  一、文章應以評論尼赫魯4月27日的講話為主,他前此在議會中發表的六次講話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從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農奴制度講起,一下子把尼赫魯置於反對社會進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當文字分析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蠻和落後。
  三、要揭穿尼赫魯打著「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國內政,說明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來執行十七條協議。
  四、要指出印度歷來對中國西藏地區的野心和干涉,著重揭露1950年我進軍西藏時和這次叛亂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為,並聯繫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歷史以及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人的衣缽。
  五、要指出尼赫魯本人前後自相矛盾,肯定他說過的好話,批評他的壞話,指出他一時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一時又要把西藏變為中印緩衝區;一方面同中國一起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另一方面又以種種借口干涉中國內政。
  六、評論全篇貫徹維護中印友好,並以此收尾。周總理特別指出,要引用尼赫魯1954年10月訪華時說過的好話。
  毛主席在會議快結束時,同意會上對文章題目提出的意見,把題目改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他要喬木和我當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見,第二天用一天的時間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5月3日一整天,喬木同志和我同浦壽昌(周總理的外事秘書)一起修改稿子。喬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統的修改意見,並親自動筆進行修改。我同浦壽昌同志從旁提些意見請他斟酌。我們從上午9點到夜裡9點,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喬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日報評尼赫魯講話的文章。會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關個別提法和詞句的意見,因為原則意見上次會上已提過,並經喬木同志巧妙地綜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後提出,政治局原則上通過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一樣,寫明是「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文章」。為慎重起見,他還要我們在第二天再認真從頭到尾通改一遍,隨修改隨送他看。這樣,喬木同志同我和浦壽昌同志,5月5日再通讀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飯前就最後審定了。我在這一天清早,已佈置新華社翻譯,所以定稿後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時播出,人民日報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毛主席指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從5月7日起一律暫停發表印度和其他外國對西藏問題的言論,也一律暫停發表批評印度、英國等的反華言行的評論,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應再說。全國各報也照辦,由我告訴中宣部發出通知。因此從5月7日起,輿論界一片風平浪靜,外交部則開始了一連串的中印之間的「照會戰」。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的發表,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應。一位外國報紙駐北京記者在報道中評論說,「這是一篇馬列主義的傑作,它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態度鮮明而堅定,又始終貫徹中印友好的方針。」印度的報界紛紛發表社論。《政治家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溫和的和相當說理的態度來說明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國民先驅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的爭論,它的語氣是友好的。」「中國人保證說,民主、繁榮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誼的一個因素,而不會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對印度共和國的任何威脅。這種保證將會為人們所接受。」當然,也有一些報紙仍然對人出日報的文章橫加指責。至於尼赫魯總理本人,他5月8日在議會中講話時說:「來自中國的言論對大家所知道的事實提出了異議。我對於來自中國的一些有關印度的言論,也不認為是事實。我有時懷疑我們繼續進行這種爭論會不會有什麼用處。」對於尼赫魯這種似乎他是旁觀者的態度。英國《泰晤士報》社論說,「尼赫魯不會再來反駁,而會注意中國方面關於恢復友好關係的說法。」香港一家報紙評論說,文章「說情又說理,委婉又強硬,確是使尼赫魯頗難回答的」。
    爭取與留有餘地
  毛主席在看到了各方反應之後,於5月11日上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他說,對尼赫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針。尼赫魯是中間派,不同於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樣,是可以分析的。他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人民日報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著重批評他壞的一面。這是因為他在前一時期放了很多毒,我們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記住,經過這樣一次批評以後,我們還是要看到他還有好的一面,他做過好事的一面,所以還應該爭取他,給他下樓的機會,不要把事情做絕。
  毛主席又說,對達賴目前宜採取不予理睬的方針。不管他發表什麼聲明,我們都暫不理睬,看一個時期再說,這也是留有餘地。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宗教領袖,畢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現還可以,後來到北京當人大副委員長,表現也可以。就是說,達賴有過好的一面。因此,將來他如果想回來,我們還是採取歡迎的態度。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回來之前要發表一個聲明,宣佈他過去在噶倫堡和其他什麼地方說過「西藏獨立」之類的話是不對的,一律作廢,這樣就可以回來。這個條件不算苛刻。我們既往不咎,是夠寬大的了。
  毛主席還特別對我說,今後關於西藏問題的宣傳,數量要減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佔一半,不要說一切都好,也不要說一切都壞,總的份量要減少。
  在這以後,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糾正大躍進時期工作中「左」傾的錯誤了。
 
第十章 報刊宣傳要轉變 
  1959年5、6月,北京外鬆內緊。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會議一個接一個,國務院的總理和各位副總理都全體出動到外地調查、研究,並反覆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特別是「以鋼為綱」的鋼產量的指標。
  本來,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起,中央即開始糾正1958年工作中「左」的錯誤,主要是糾正當時已經發現的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至於工農業生產中高指標的錯誤,雖然也降低了一些指標,但很不徹底,因而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日趨嚴重。
  當時整個國民經濟計劃是「以鋼為綱」的,但1959年鋼產量的計劃指標一直不能落實。1958年12月的武昌會議,鋼的指標從8月間北戴河會議確定的3000萬噸降到1800—2000萬噸,4月的上海會議再降到1650-1800萬噸。但上海會議剛開過,又發現1650萬噸的指標仍然難以完成。首先發現這個問題的是陳雲同志。他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肯定當年鋼的指標只能定為1300萬噸,而且要完成還得克服許多困難。
    從西樓到頤年堂
  5月11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樓會議廳召開政治局會議。陳雲同志在會上詳細說明了他的意見。周總理認為,一年時間已過去近半年,整個經濟計劃由於鋼產指標一變再變,一直落實不了,整個工業生產非常混亂。現在是「人心思定,生產思常」。希望趕快把鋼的指標定下來。他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意見。小平同志也認為,現在急需下決心退,退到可靠的陣地再前進。少奇同志贊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強確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標。由於此事關係重大,周總理建議先由他會同國務院各位副總理分頭到各個重點產鐵地區去調查,然後再向毛主席匯報並由政治局最後確定。會後,他和八位副總理分頭到九個地區去了。
  一個月後,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議開始就提出,1959年的計劃指標曾多次開會調整。這次會議還要決定降低指標。因此應當各抒己見,應當左思右想。不管過去說過什麼大話,都允許翻來覆去。周總理根據他和各位副總理下去調查的情況,在會上詳細分析了與時的經濟形勢,認為陳雲同志建議把鋼產指標降為1300萬噸是實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計劃和財政、市場問題作了說明。廖魯言也提出1959年糧食指標從8000億斤降到6000億斤。
  毛主席在兩天的會議上講了兩次活,並多次插話。他說,去年的大躍進,對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講時間、空間和條件,主觀主義大為發展,沒有把主觀的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只講主觀能動性,而且無限擴大,這點必須堅決糾正。
  毛主席還說,他過去沒有摸工業,只抓了農業。去年才開始接觸工業。在這種情況下,犯錯誤可以說是必然的。人的認識要經過多次反覆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道路。他強調要總結去年的經驗。他認為去年的經驗對於今後搞經濟建設是十分寶貴的。他指出:去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是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說,多快好省還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麼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現在鋼的指標降到1300萬噸,仍然是多快,因為去年只有810萬噸好鋼,今年增長60%,這樣的速度在蘇聯也從未有過。綜合平衡我們講過多次,但還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經過不知難啊。權力下放過多的情況要扭轉過來。人權、工權、財權、商權都應該收回來,由中央和省幣兩級專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則就亂了,沒有辦法控制了。今年糧食生產可以訂600O億斤的計劃,能收到500O億斤就很好,因為估計去年只有4800億斤。但糧食消費計劃只能按4000-4500億斤的收成來安排。
    第一仗打了敗仗
  毛主席還說,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四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指標)訂高了,結果天天被動。經濟工作我們究竟有沒有經驗,群眾路線究竟怎麼樣,都值得我們重新考慮。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是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係,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係。過去搞民主革命,忙不過來,打仗佔了大部分時間。後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階級鬥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開始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現在不是互相指責、互相埋怨的時候,而是要認真吸取經驗教訓,趕緊把過高的指標降下來,盡快把生產計劃落實。
  毛主席在會上的兩次講話和多次插話,表明他對去年工作中的錯誤考慮得比較多,並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評。我特別注意到他講到第一次抓工業像秋收起義時那樣,頭一仗打了敗仗。他詳細地講到他在秋收起義時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因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團」,第三天才找到了起義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據我記憶,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這兩天會議開下來,大家心情都比較舒暢,而且開始有一種感覺,認為毛主席已經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們自己也得承擔自己那一部分的責任,周總理和富春同志發言時就有這樣的表示。
  毛主席在會議上還談到報紙宣傳問題。他說,現在我們宣傳上遇到困難。去年是那樣講的,今天又怎麼講。現在《人民日報》和《內部參考》是兩本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搞兩面派。公開報道盡講好的,《內部參考》講不好的。當然,《內部參考》還是要辦,不好的事情還是有個地方講。但公開報道老是這樣只講好的,不是辦法。去年說了許多大話、假話,應該逐步轉過來。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現在計劃已經確定,方針已經明確。宣傳有準繩了。過去報紙上說的虛誇的數字、過高的指標,現在根本不去理它,轉過來就是。關於如何轉,這個問題請中央書記處研究。
    報刊宣傳要轉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14日召集書記處會議(小平同志在五月間摔傷了腿,住院治療)。會上大家議論了宣傳上怎樣轉的問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宣傳上應該轉,但要逐步地轉,不能急轉彎,而且報紙公開宣傳也不能把工作中的問題全盤托出,還要內外有別。最後決定,由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討論決定。我們三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討論和修改原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的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後就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把修改後的通報送給少奇同志審批。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此事關係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6月20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少奇同志在會上比較系統地講了幾點意見:
  第一,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台應當認真總結去年宣傳工作的經驗教訓。他說,報紙上去年放了許多「衛星」,失信於人。我們去年浮誇風刮得厲害,下面怎樣講我們就怎麼報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聯繫實際」,其實是跟著下面走,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結果走向反面,完全脫離實際。人民日報宣傳虛誇,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個時候的思想和作風,所以不能完全怪報紙。但是,報紙也有責任,記者、編輯加油加醋,以致錯上加錯。因此報紙編輯部自己應當總結經驗教訓,不能只怪人家。反右鬥爭之前,有人曾要求報紙「獨立負責」,不受黨組織的領導。這些人發表了許多右派言論。同時還有另一種傾向,就是太死板,沒有生氣,教條主義。這也不是中央的意見。半年來報紙對工作中的許多問題不報道,不宣傳,這是有意識這樣做的,是中央決定暫時不要說的。但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
  第二,目前宣傳要轉變過去一個時期的狀況,但也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地轉,而是要逐步轉。這裡有兩條戰線鬥爭的問題。報紙要講一些事情,又要不講一些事情,就是要有計劃地講,既不要浮誇,也不要洩氣。基本上講正面的,也講一部分缺點,講一些困難。講困難也是為了鼓勁,動員群眾去克服困難。所以宣傳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現在宣傳上的困難在於過去公佈了一些虛誇的數字,因而一直很被動,要變被動為主動,得有一個過程,因為實際工作的轉變要有一個過程。政策方針和計劃指標已經確定,這是轉變的前提,但還得有時間落實和貫徹。所以我們在宣傳上只能逐步地轉,逐步地講,不能一下子和盤托出。從對外宣傳上說,還要考慮一些兄弟黨過去一直為我們說了許多好話,如果我們一下子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會使兄弟黨很被動。1956年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黨被動,又被敵人利用,我們不能那樣幹。中央報紙也好,地方報紙也好,在宣傳中要有對敵鬥爭觀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麼都在報紙上捅出來。
  第三,關於工作中的缺點,在宣傳上應該講這些缺點已經或者正在怎樣改正,從這樣的角度上宣傳。不能把所有缺點都講出來,只能講百分之一,講典例的、有教育意義的。這是我們歷來的做法。因為我們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點只是支流。比方說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過去強調數量是必要的,沒有數量,質量無從說起。我們從無到有,開始只能著重數量,有了數量以後就要抓好質量。過去我們的缺點是只抓數量不抓質量。報道缺點不能用糾偏的態度,不能洩氣。不能給群眾潑冷水。當然,在講缺點過程中,一點不洩氣也困難,洩了以後可以再鼓。從全局來講,主要還是鼓勁。
  第四,根據過去10年的經驗,經濟建設是波浪式地發展的,這可以說是一條規律。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樣。因為人們做計劃、訂指標不會一下子就完全客觀實際,不可能那麼準確,總會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點。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點,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們搞的是計劃經濟,應該預先估計到可能出現的問題,盡可能預作安排,這樣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經濟工作的嚴受失調。去年大躍進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一般說,當時估計增長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長究竟能夠達到多少,這就心中無數。經過去年的大躍進及其後的大失調,我們就可以認真地研究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速度究竟怎樣才適當。平衡是運動中的平衡,運動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較合適,這是我們今後需要研究的問題。犯了錯誤,可以取得教訓,可以把事情辦得好一些。去年的經驗教訓是全民性的、非常豐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寶貴的。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就是最大的成績,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少奇同志的講話,主要是談宣傳問題,也涉及對去年工作中缺點錯誤的總的分析。
    不要務虛名得實禍
  會議結束前,毛主席也講了話。他說,現在我們名聲不大好,別人看不大起我們,這也有好處。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敵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而且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都對我們有些害怕,現在不大怕了。還是不叫別人害怕為好。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我的感覺,去年北戴河會議後,從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動的。去年11月開始發現問題。這是在鄭州會議的時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個15年(1958-1972)建設綱要,目標是年產4億噸鋼。我當時就問,要那麼多鋼幹什麼,有什麼用,能不能生產那麼多?那個時期就發現大家喜歡高指標。後來又發現陳伯達起草的一個文件,絕口不講商品交換,甚至連「商品」兩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究竟要不要商品經濟,是只搞產品交換還是有商品交換,都糊塗了。於是建議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目的是想使大家對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知道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商品經濟。但是,當時許多同志思想並沒有轉過來。武昌會議還是高指標,還沒有認識平調農民是剝奪農民。第二次鄭州會議才解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高指標從武昌會議、北京會議到上海會議,一降再降,都沒有降到實處。可見認識錯誤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到的。人們的思想符合實際要有一個過程。現在人家說我們去年成績沒有公佈的那麼大。這不要緊。我們現在不要同人家爭論成績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講了大話,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開,究竟如何,現在不必爭論。
  毛主席在談到宣傳問題時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總的說,反右鬥爭起,人民日報比過去好,老氣沒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現在的問題是改正缺點錯誤。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辦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台,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王顧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關於當前報刊宣傳的通報,可以不用中央通報的形式,而用喬木、周揚、吳冷西他們三個人的意見的形式,再加上一個中央通知,說明中央同意他們的意見,並且提出6月底前召開一次報紙宣傳工作會議,要各省報總編輯、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央一級報刊、新華總社、廣播事業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同意毛主席的建議。
  毛主席最後還說,報紙辦得好壞,要看你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我是提倡政治家辦報的,但有些同志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優柔寡斷。袁紹、劉備、孫權都有這個缺點,都是優柔寡斷,而曹操則是多謀善斷。我們做事情不要獨斷,要多謀,但多謀還要善斷,不要多謀寡斷,也不要多謀寡要,沒有抓住要點,言不及義,這都不好。聽了許多意見之後,要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曹操批評袁紹,說他志大智少,色厲而內茬,就是說沒有頭腦。辦報也要多謀善斷,要一眼看準,立即抓住、抓緊,形勢一變,要轉得快。
  會議結束後,大家先後離開頤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時招呼少奇同志過來一起談話。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你剛才講報紙宣傳的意見很好。人民日報去年出了很多亂子,要加以改進,是不是請你抓一抓人民日報。少奇同志說,現在我管的事情很雜,也很少接觸人民日報,管不了,還是請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這麼講,就對我說,以後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們兩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談到這裡就散了。我離開頤年堂,少奇同志在門口對我說,人民日報要辦好,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毛主席說的多謀善斷,你們首先要多謀,然後也要善斷。對於比較重要的問題,你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最後還是中央來斷。這樣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錯誤。
  頤年堂會議可以說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整個糾「左」進程的頂點。這次頤年堂會後,中央各部門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計劃,實事求是,認真落實。關於報刊宣傳,會後也將中央的通知和我們三人的意見發出。但是,後來中央考慮到時間緊迫,7月初即召開廬山會議,決定暫緩召開全國報刊宣傳會議。而廬山會議的結果,不但這個宣傳會議沒有召開,連那個關於目前報刊宣傳的意見,也無疾而終。更重要的是,從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進程中斷了,比1958年1月南寧會議更為嚴重的反右傾鬥爭展開了。
 
第十一章 從學術討論到「文化大革命」 
    多登學術文章
  1964年1月7日,元旦剛過,毛主席在頤年堂西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七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在會議過程中,毛主席提出人民日報的問題。他說,人民日報要發表學術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學。現在報上政治新聞太多,儘是送往迎來,這個會議那個會議。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難,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兩個版,多登學術力面的文章。
  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我當時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強學術宣傳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報編委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編委會認真討論並決定採取措施增加學術文章。為此編委會給中央寫了一個關於加強學術討論的報告,並請求中央幫助增調搞學術理論工作的幹部。
  毛主席2月3日在人民日報的報告上寫了批語:「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報歷來不重視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把這個陣地送給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這種情況必須改過來才好。現在他們有了改的主意了,請書記處討論一下,並給他們解決幹部問題。」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此事,責成中宣部和中組部幫助人民日報增調幹部。人民日報即著手籌備開闢《學術研究》專刊。
  3月21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八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稿時,我趁機談了人民日報籌備《學術研究》專刊的情況。毛主席又一次強調,人民日報要抓理論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主席問到史學方面的情況,我匯報史學方面的爭論頗多。毛主席說,不要怕爭論,把爭論雙方的意見都發表出來,讓大家討論。不少學術問題(他舉出關於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的問題)爭論多年,還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結論。
  我們當時理解,毛主席要人民日報抓學術理論工作,就是要我們組織學術問題的討論。為此我們在4月間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學者參加的座談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請大家幫助人民日報辦好《學術研究》專刊(3月26日開始)。會上大家發言踴躍,贊成開展學術討論。
    抓階級鬥爭
  但是,出乎我們的理解,到了五六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不久,毛主席6月21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我到達會場時陸定一同志已經在座,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陸續來到,彭真同志也參加。會議一開始,毛主席就對著我說,今天找你來是要批評你,批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他說,人民日報1961年發表了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沒有檢討,也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就提出抓階級鬥爭,但人民日報對外講階級鬥爭,發表同蘇共領導論戰的文章,對內不講階級鬥爭,對提倡鬼戲不作自我批評。這就使報紙處於自相矛盾的地位。毛主席指著我說,你搞中蘇論戰文稿,一年多沒有抓報社工作。你一定要到報社去開個會,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講一講,也同新華社講一講。毛主席還說,人民日報的政治宣傳和經濟宣傳是做得好的,國際宣傳也有成績。但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不抓理論工作,從報紙創辦開始我就批評這個缺點,但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你們的《學術研究》專刊是我逼出來的。過去人民日報不抓理論工作,說是怕犯錯誤,說報上發表的東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確。據說這是學蘇聯《真理報》。事實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報紙。《真理報》現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最大的錯誤。人民日報不要怕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這裡批評人民日報宣傳鬼戲的文章,是人民日報1961年12月28日發表的題為《一朵鮮艷的紅梅》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該文認為這齣戲改編得好,並批評那種把鬼戲一律看作迷信的觀點。後來報社文藝部收到一篇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我審看時認為不必由人民日報出頭大張撻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編輯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時發表批評鬼戲的文章,於是把此文轉給《文藝報》處理了。因此人民日報一直沒有認為發表讚揚《李慧娘》是錯的,也沒有批評「有鬼無害」論。編輯部一直認為,不能說一切鬼戲都是壞的,禁止一切鬼戲也是不對的。
  毛主席這次批評,比前幾次批評人民日報不重視學術理論要嚴重得多。很明顯,毛主席這時已開始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了。但是,我當時對此沒有領會。因為,從1961年初起,中央全力抓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前後,更強調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同時在政治、文教、科技、民族、統戰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計劃地作了一系列的調整。1962年夏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但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提出調整工作不受階級鬥爭影響,毛主席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也同意不要干擾調整工作。因此1961年特別是1962年以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按照這個精神,全力宣傳國民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調整工作,沒有宣傳階級鬥爭。人民日報先後開闢了農業和工業的知識專欄以及《長短錄》雜文專欄,宣傳學雷鋒、幹部參加勞動、比學趕幫等等。1963年秋起更大力宣傳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在這段時間內,毛主席主要精力放在中蘇關係和中印關係,國內調整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周總理、陳雲同志和小平同志負責。
  現在回想起來,毛主席一直是注意抓國內階級鬥爭的。就在1963年5月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他一面主持討論起草《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面又主持起草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第一個《十條》。到了1964年五六月間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村社教運動時,他過分嚴重地估計全國基層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6月3日在一份會議簡報上寫下了一段批語給我。批語說:「你應當下決心在今冬明春這段時間內,在北京地區或天津近郊去『蹲點』,至少五個月。家裡工作可以抽時間回來處理。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抽出一批人,同當地幹部合組一個工作隊,包一個最壞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後,就作為你們經常聯繫的一個點。還要在另一個冬春,在城市參加『五反』。千萬不要放棄參加這次偉大革命的機會。」從1964年冬起,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照主席的指示辦了,只是我因起草和修改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2月在人大會議上)和隨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訪問朝鮮而遲到早退。
    文藝批判與「降溫」
  就在6月21日福建廳批評人民日報不抓階級鬥爭之後一個星期,毛主席6月27日在中宣部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材料上寫了批語,說這些協會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到了7月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並決定成立一個五人小組(組長為彭真同志、副組長為陸定一同志,成員有康生、周揚和我,後來叫做文化革命小組)領導這一工作。這就是說,號稱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從文藝領域開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間,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接近尾聲。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7月14日發表。毛主席從中蘇論戰中越來越強烈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修正主義並非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深刻社會根源的規律性的事件。因此他到1964年就更加肯定地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加強反修防修的鬥爭,從國際鬥爭聯繫到國內鬥爭。也正在這時,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調整與恢復的任務預計1964年底可以完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從農村基層發起的「四清運動」,就擴展為上層建築的「文化革命」。
  從1964年夏天起,逐漸形成新的形勢。從人民日報到全國各地報刊,錯誤的批判從文藝領域批電影《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京劇《李慧娘》開始,逐漸擴大到其他意識形態領域。楊獻珍的「合二為一」、周谷城的時代精神、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孫冶方的價值法則觀等等,都成了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的批判的對象,而根本不是什麼學術討論。這些錯誤的批判,都同康生有關,他當時是中央理論小組組長。
  1964年底,江青約中宣部5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談,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10部影片。我記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鋪子》、舞台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以至《白求恩》等。當時大家都沒有同意,認為要慎重考慮。事後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這些影片,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倣傚。在這樣壓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
  鑒於這些錯誤的批判有大氾濫之勢,中央書記處於1965年3月初開會討論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張趕快「剎車」,學術討論要「降溫」。之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編者評論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學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點的現代文藝作品。
  在這期間,人民日報先後開闢了許多專欄,繼續宣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如設計革命、為革命做生意、組織工業生產高潮、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學習毛主席著作、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學王傑、學習焦裕祿、縣委革命化等等,都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發難的信號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匯報突然於1965年11月10日拋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由於姚文的後半部武斷地認為該劇借古喻今,聯繫1962年的所謂「單干風」、「翻案風」,對吳□同志進行政治攻擊,而且還提到吳□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這些觀點,不同意在人民日報上轉載,認為這樣聯繫就把文藝評論變為政治問題。我請示彭真同志(當時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線視察,中央書記處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處理,他說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參加為慶祝她八十壽辰的活動時,在毛主席給她祝壽的宴會上,也沒有向毛主席請示如何處理。因為我當時認為此事與毛主席無關,既已請示中央書記處,就無須打擾主席了。直到周總理在為斯特朗祝壽後從上海回到北京,才決定人民日報轉載並加編者按語,經彭真同志和周總理審改後於11月30日發表。編者按語措詞比較緩和,基本傾向仍然是作為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處理。
  以後發展的情況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這篇文章是江青策劃、毛主席看過的。從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報刊已點名批判郭沫若、範文瀾等著名學者。
  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6年2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匯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2月8日我們飛武漢,從機場直去毛主席住處匯報。匯報後毛主席同意以中央名義批發這個匯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
  後來才知道,差不多與此同時,江青受林彪的委託,在上海起草要徹底摘掉所謂文藝黑線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在4月初中央批發全黨之前經毛主席看過。而毛主席在這之前,在《二月提綱》之前,1965年12月在杭州同陳伯達等談話時就說,姚文元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這些情況,不僅我們,而且連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被蒙在鼓裡。人民日報還是按照《二月提綱》的精神組織學術討論,凡是涉及廬山會議的文章都被刪改或不發。
    「半馬克思主義」
  人民日報這樣做,又招致毛主席的嚴厲批評。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比較特別,到會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準備出訪巴基斯坦等國)和周總理,沒有過半數。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線視察,請假,未到會。其他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我黨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23大,還有什麼其他問題也可以談談。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劉莊召開一個小會,到會的有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彭真、康生、陳伯達和我列席。會議結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評我說,人民日報登過不少污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麼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我看你是半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毛主席又說,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麼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能以後還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前進。
  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冷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毛主席這次批評,是我最後一次直接聽到他的談話。距離我在1956年春初進頤年堂,剛好10年。
  回想起來,毛主席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問題上來,實行他稱之為防修反修的部署,是在赫魯曉夫下台(1964年10月)之後,也是在國民經濟全面恢復之後。當然,在這之前,6月在批評人民日報的同時,他也在1964年五六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但是,下決心大搞防修、反修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起草《二十三條》的過程中。毛主席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同少奇同志發生爭論,認定社教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還指責中央機關有兩個「獨立王國」(當時沒有點名。後來在人數很少的常委會上說,一個是中央書記處,一個是國家計委)。
    密鑼緊鼓的前奏
  姚文元的政治誣陷文章發表的同一天,中央發出通知,把楊尚昆同志調離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這不是偶合。一個月後,1965年12月,又發生林彪向毛主席誣告總參謀長羅瑞卿同志「篡軍反黨」。為此毛主席從杭州到上海,緊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兵種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都參加,我也列席了),其後中央軍委又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錯誤地「揭批」羅瑞卿同志。隨著這樣的形勢的發展,鬥爭已從意識形態領域完全轉入政治領域。
  中國政局密鑼緊鼓地進入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3月底毛主席指責彭真同志和中宣部的談話,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對陸定一同志的誣陷,批判《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這一系列事件,無中生有地製造一個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其後又上升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無論如何也跟不上形勢。人民日報1966年4月在突出政治問題上同解放軍報的論戰,很難說究竟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
  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5月31日,經過毛主席批准,中央宣佈由陳伯達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實行奪權。用陳伯達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從此,不僅人民日報,全國新聞界大難臨頭,遭到空前浩劫。所謂「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獄。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題為《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反革命惡文,大肆污蔑攻擊「中國的赫魯曉夫」在新聞界的「狐群狗黨」和「代理人」,給全國新聞界捏造種種莫須有的罪狀,全盤否定新聞戰線的17年。可惜至今還沒有看到有哪篇論文系統批駁姚文元這刀筆。
  回顧這段往事,可以看到,在國民經濟調整恢復時期,以人民日報為例,我國新聞界雖然受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左」傾指導思想越來越嚴重的影響,但畢竟仍然對國民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全面調整做出了貢獻。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大批判中,雖然總的走向是亦步亦趨,但也不是沒有抵制。這一段的評驗教訓,正反兩面都包含帶有時代特色的諸多內容,亟需加以分析總結,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全文從1990年12月至1994年6月陸續完成) 
 
《五不怕及其他》 
                               吳冷西
  1957年6月7日,胡喬木同志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找我談話,要我先到他的住處,然後一起去見毛主席。
  這是個初夏的下午,中南海顯得特別幽靜。我們從喬木同志住處出來,沿著小路走過居仁堂(這是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地方,後來拆除了),來到勤政殿(這是毛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的地方,後來也完全拆除了)後面的一個小旁門,進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書屋。
  這是一個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習慣在北房工作和睡覺,雖然他的大書房在東廂房。這高大的北房是五開間,毛主席睡覺和看書大都在靠東邊的一間,那裡簡直也是一個書房,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也常在這裡。
  我們進去的時候,毛主席正在翻看當天的報紙。他似乎醒來不久,斜躺在兩張單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過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放在左手一邊的木板床上,那裡堆滿近期看過或要看的書,有古籍(大都夾著書籤),也有新書(有些翻開的)。他手裡正拿著文匯報,右邊的床頭桌上還放著好些其他報紙。
  毛主席見我們進來就放下報紙,招呼我們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問我們看過今天的報紙沒有?說現在報紙很吸引人看,許多人高談闊論,說要幫助共產黨整風。
  談了一些別的事情之後,毛主席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找你來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調你到人民日報去工作,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去。
  這件事對我很突然,事前一點風聲也沒有,連胡喬木同志也沒有給我透露過一點信息。我當時反應很快,但也只對毛主席說了一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
  毛主席接著談到,人民日報任務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領導力量,經再三研究才考慮你去。這時我就申述我的情況,說我雖然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和研究了兩年,又在抗大和陝北公學講過馬列主義課,但10多年來一直搞新聞工作,沒有搞理論,學術問題、文藝問題懂得更少,不適宜到人民日報去。毛主席聽了之後,又大講了一段關於黨內許多負責黨員怕教授的話,指出這很不妥當。
  最後在結束談話時,毛主席對我說,中央想調你去人民日報,可以同時兼著新華社社長。給你10天考慮時間,最多不能超過半個月,時間很緊,工作很需要。10天後再談。
  從毛主席住處回來以後,我一直權衡主客觀條件,總覺得我去人民日報不合適。
  還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書高智同志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到毛主席那裡去。這次我是從頤年堂進去的。這裡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或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地方。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發生亂子時,這裡幾乎每天下午都有會議。從頤年堂向東走過一段迴廊,才到達毛主席住的菊香書屋的西門。
  我到達毛主席臥室時,胡喬木同志已經在座。
  毛主席一見到我就問:這幾天考慮得怎樣?去不去人民日報?
  我又拿這些天想到的意見,向毛主席重新說明我不宜去人民日報的理由,但最後增加了幾句這樣的話:從我本身的條件看,我認為我去人民日報是不適宜的。但我是一個黨員,中央如果做出決定,我只有服從。我希望做出決定之前能考慮我個人的意見。
  毛主席回答得很乾脆,他說,沒有那麼多好考慮的了,中央已決定你去人民日報,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喬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幫他看大樣。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簽發。這樣工作一段時間,中央將正式宣佈任命你當總編輯,同時還可以繼續兼任新華社社長,把兩個單位的宣傳統一起來。
  毛主席接著嚴肅地告誡我說,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了。
  毛主席說,撤職和開除黨籍並不罕見,要準備著。殺頭在正確路線領導下大概不至於,現在的中央不同於王明左傾路線領導,也不同於張國燾。但對坐牢得有精神準備。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不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究會平反糾正的。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毛主席接著舉例說,屈原流放而後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憤著《史記》。他自己也有這個體會。他說到,他講打游擊戰的十六字訣時,並沒有看過《孫子兵法》。後來王明左傾路線領導譏諷說十六字訣來自過時的《孫子兵法》,而反圍剿打的是現代戰爭。這時他才找到《孫子兵法》來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是這時看的。那時他被解除指揮中央紅軍的職務,就利用空閒看了不少從紅軍走過的縣城中弄來的書籍。
  然後,毛主席笑著問我:你怕不怕老婆離婚?我回答說,不怕,我想不至於,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話。毛主席接著說,不怕老婆離婚是對男的說的,對女同志就應該不怕丈夫離婚。總之,這「五不怕」總得準備著。
  這次談話後,我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人民日報上班。毛主席說的「五不怕」,我經常用來告誡自己,經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是否敢於堅持真理。
  半個月以後,黨中央才宣佈鄧拓同志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我任總編輯。鄧小平同志為此專門召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個編委會的同志開會,宣佈中央的決定,並肯定鄧拓同志主持人民日報成績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努力把人民日報辦得更好。在這以後,鄧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評論、理論和文藝,我主管新聞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後他工作變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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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叫做成都會議。會議從3月8日開到26日。會議結束的當晚,田家英同志(他當時是毛主席的秘書)告訴我:毛主席說,我送給他審閱的《人民日報苦戰三年工作綱要》他來不及看了,要我隨他到重慶,然後沿長江下武漢,那裡還要開會。
  3月27日,毛主席乘專列離開成都,到達重慶時已是萬家燈火,層層疊疊,整個山城十分壯觀。
  29日乘江峽輪從重慶出發,晚泊白帝城。隨毛主席乘船的除警衛和服務人員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來毛主席意在暢遊三峽,藉以稍事休息,排遣一個月來連續開會的勞累。據毛主席身邊的勤務員告訴我們,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詞,似乎還未定稿,用鉛筆寫的,放在床頭。
  3O日早飯後,江峽輪起航開入三峽。快到巫峽時,毛主席穿著睡衣來到駕駛室,欣賞奇峻的兩岸峽谷風光,特別留意從幾個側面觀看了神女峰,直到快過完西陵峽,才回到艙內客廳,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閒談。
  毛主席談到,他在成都會議時收集一些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詩,選了十幾首印發給與會的同志。他特別稱讚揚慎的詩,說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學的人,因議論朝政被流放雲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說到,四川歷代人才輩出,我們黨內好些將帥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談到在會議上印發的「蘇報案」。毛主席說,鄒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學的。接著,毛主席詳細講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蘇報案」。他講到,「蘇報案」是由鄒容寫的《革命軍》引起的。他寫這本小冊子時只有18歲,署名「革命軍馬前卒鄒容」。《革命軍》一出,上海的《蘇報》為之介紹宣傳,章太炎為之作序,影響極大。於是,清政府大為恐慌,下令抓人並查封《蘇報》,《蘇報》是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輿論機關,蔡元培、章太炎、鄒容、章士釗、柳亞子等都在該報發表文章,抨擊封建君主專制,鼓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進行論戰。
  毛主席強調說,資產階級革命派辦報紙,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章太炎當警察拿著黑名字來抓人時挺身而出,說:「別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從容入獄。鄒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後,不忍老師(鄒稱章為老師,章比鄒大15歲)單獨承擔責任,毅然自行投案,終於病死獄中,年僅20歲。《蘇報》當時的主編章士釗倒沒有被捕。
  毛主席很稱讚這些資產階級革命家。他談到,鄒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筆直書,熱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淺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軍》就很好讀,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歲,前半生革命正氣凜然,尤以主筆《民報》時期所寫的文章鋒芒銳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為革命政論家;後來雖一度涉足北洋官場,但心在治經、治史,以國學家稱著。魯迅先生縱觀其一生,評價甚高,但對他文筆古典,索解為難,頗有微詞。他出版一本論文集,偏偏取名《訄書》,使人難讀又難解。
  至於章士釗,毛主席說,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鄉,湖南長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論家,除擔任《蘇報》主筆外,還給其他許多反清報刊寫文章,其後赴歐洲遊學,回國後在北洋政府任過教育總長等職。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讀,沒有那麼古典、怪僻,也較梁啟超謹嚴而有條理。抗戰中一直同我黨保持聯繫,建國後同我黨合作,他自己說他「反動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對這幾位清末民初的政論家講了這許多話,顯然他在青年時期對他們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從辦《湘江評論》開始一直寫過許多政論有關。他更多的興趣在於這些政論家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與文風。
  聽了毛主席這一席話以後,我才開始留心近代報刊的歷史,並陸續閱讀了一些政論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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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l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到武昌開會,一方面讓他們瞭解和討論成都會議的決定,一方面聽取他們(主要是吳蘭圃和曾希聖)匯報「苦戰三年」的打算。
  在最後一天,毛主席安排這些省委書記對《人民日報苦戰三年工作綱要》提意見。現在看來,我主持起草的那個綱要,雖然有些問題不無道理,但也多的是頭腦發熱、好高騖遠的產物。當時省委書記們關心的是改造人民日報同各省委的關係(前些年人民日報在報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同一些省委的關係有些緊張),並希望人民日報多發表有關他們省的報道和文章。毛主席當時表示,人民日報要考慮各省委的意見,搞好同省委的關係,取得省委的幫助把報紙辦好。報紙的《苦戰三年工作綱要》修改後仍然作為草案先實行起來,再根據實踐的經驗不斷修改完善。
  會議結束,各省委書記走後,毛主席仍留在武昌東湖湖濱別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在那裡遊覽了幾天。
  別墅在東湖邊,對岸是珞珈山,武漢大學就建在山麓。毛主席早晨和傍晚都沿湖邊散步,這是他難得的正常作息秩序。在北京,他經常是整夜工作和看書,清晨才開始睡覺,下午兩點左右起床。這樣的作息時間每天向後推延一兩小時,大約半個月一個週期。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飯後散步回來,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邊涼棚下閒談。毛主席從長江大橋談到八七會議、武昌起義、黎元洪以至張之洞,接著又談到章太炎曾一度應張之洞之請到武昌辦報,但因同張的觀點不同,不肯就任主筆,終於離開。他又談到像章太炎這樣激進的革命派,開始也並未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分清營壘,而是同他們一起辦報。章太炎就曾給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清議報》寫文章,共同主張維新,是後來才分道揚鑣的。
  毛主席又泛論在近代史上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需要自己的輿論工具,都熱心於辦報。清末民初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是這樣,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是這樣。
  毛主席接著問我是不是廣東橋會人,我回答是,然後,毛主席就議論起梁啟超來了。
  毛主席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鬥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毛主席還講到,梁啟超是在兩次赴京會試落第之後,才同康有為、譚嗣同等一起搞「公車上書」的。「戊戌變法」後,流亡日本辦《清議報》。其後即逐漸失去革新鋒芒,成為頑固的保皇派,擁護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後來,他擁護袁世凱當總統和段祺瑞執政,但也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歐戰結束後出國游歐,回國後即退出政壇,專心著作和講學。
  毛主席又說到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於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
  毛主席說,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並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合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學習做到。
  毛主席還談到,梁啟超創辦《時務報》開始確實很辛苦,他自己寫評論,又要修改別人來稿,全部編排工作和復校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後來才增加到七八個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廣東人。現在我們的報社,動輒數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對梁啟超有褒有貶,可見對他的生平比較熟悉,對他的著作也有研究,對辦報的甜酸苦辣都很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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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國慶前夕,9月30日下午,毛主席的秘書通知我到豐澤園(這是毛主席住地的通稱)去。當我到達毛主席書房的時候,他正在看字帖,這是他工作之餘作為休息的習慣。毛主席的書房是一個真正的書房,除了一面是窗以外,房子三面都是從地板到頂棚的書架,放滿了各種各樣的書。臨窗有張大寫字檯,另一側還有一張長桌,上面堆著書,還放著好些字畫卷軸。毛主席還有一個自己的圖書館,田家英和其他幾位同志為他在全國到處收集圖書,特別是解放初期,藏書是相當可觀的。
  毛主席見我來了就對我說,他代新華社寫了一條新聞,寫的是他對新華社記者談巡視大江南北的觀感,稿子已拿去打字,過一會就可以看到。他叫我先坐下來談談。
  毛主席先從他巡視大江南北談起,說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許多新鮮的東西,從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後形成若干觀點。那篇新聞稿只說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接著又說,你們辦報的要經常下去呼吸新鮮空氣,記者、編輯要這樣做,總編輯也要經常下去。他扳著指頭說,今年你已經去過南寧、成都、武昌、北戴河,雖都是去開會的,但總算下去了,以後還要下去調查研究。我說我在五月間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穫,當然還是走馬看花。毛主席說,要下馬看花,不能老是走馬看花。
  毛主席說,在北京當然也很重要,這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是議論多的地方。辦報要聽到各方面的議論,寫評論才能有所謂而發。這方面你要學張季鸞。
  從這談起,毛主席對《大公報》議論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報》從天津起家時是由三個人的「合作社」從別人手裡接辦的。這三人「合作社」是吳鼎昌出錢,胡政之經理,張季鸞主筆。抗戰前雖然不斷有所發展,但在整個中國政局中沒有多大份量。抗日戰爭是《大公報》的鼎盛時期,國共兩黨合作的局面給《大公報》發揮其作用提供了條件。張季鸞以及繼任的王芸生,在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視。
  毛主席說,吳、胡、張三人合辦《大公報》時相約只辦報不做官,但後來吳、胡都做官了,只有張季鸞沒有官職,他卻是蔣介石的「國士」。張本人年青時在日本留學,雖然許多留學生都參加黨派,但他始終以超黨派自居。此後,特別是在國共合作時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標榜。他在重慶經常來往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同陳佈雷交往甚深,同時也常到曾家巖走走,到處打聽消息,然後從中做他的文章。他辦報素以客觀、公正自誇,平常確也對國民黨腐敗加以揭露批評,但每到緊要關頭,如皖南事變發生後,他就幫蔣介石罵周恩來了。王芸生後來接他的班,在國民黨發動內戰前後,也是這樣給蔣介石幫忙的,直到國民黨崩潰前夕,才轉而向我們靠攏。
  毛主席說,人們把《大公報》對國民黨的作用叫做「小罵大幫忙」,一點也不錯。但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
  毛主席還說到,張季鸞這些人辦報很有一些辦法。例如《大公報》的星期論壇。原來只有報社內的人寫稿,後來張季鸞約請許多名流學者寫文章,很有些內容。他在延安時就經常看。《大公報》還培養了一批青年記者,范長江是大家知道的,楊剛的美國通訊也很有見地,這兩位同志都在人民日報工作過。
  毛主席最後說,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要保持和發揚優良的傳統,但別人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驗,我們也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這時,毛主席的新聞稿打印出來了。我看了一遍,沒有什麼意見,毛主席就吩咐當晚廣播,第二天(國慶節)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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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聽到毛主席講「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報工作了整整9年。這段時間內毛主席對人民日報的指示很多,其中許多都有記錄存檔,可供分析研究。我在這9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但我一直未能忘懷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軍事監護」時,我在獄中給毛主席寫的第一封檢討信一開頭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對我說的「五不怕」。我接著寫道;「我萬萬沒有想到,十年後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階下囚。」
  由於這樣的前因後果,我把毛主席講的「五不怕」和同辦報有關的幾次談話寫出來。事隔三十年,記憶不完全準確,但主要意思是不會錯的。
  (1987年12月,發表於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報回憶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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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毛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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