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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國際特工

作者:張曉宏 許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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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書以20世紀世界上最大的情報組織——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活動蹤跡為軸線,以恢弘凝重的紀實筆觸,全景再現了國際情報戰士為保衛紅色蘇聯,支援中國抗戰,同日本法西斯及中國反動勢力進行了一次次驚心動魄而又鮮為人知的秘密交鋒。
     本書所介紹的「國際特工」,並非指的是國際上那些職業間諜或神秘的冒險家,而是指20世紀上半葉,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了戰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報人員。因這些情報人員大多以共產國際的情報組織成員身份為掩護,所以稱做國際特工。可以說這個情報組織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當時蘇聯兩個最大的情報機構「克格勃」和」格柏烏」的幕後操縱。「格柏烏」(GRU)是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的簡稱。與偏重於諜報活動的「克格勃」 不同,這是一個完全隸屬於軍方管制的情報機構,它的首腦全部是從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中選派。「格柏烏」自誕生以來,就一直是「蘇聯所有情報機構中最機密的一個」。整個「二戰」期間,「格柏烏」在全世界建立了幾個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也被情報界視為樣板的著名情報網,如歐洲的「紅色樂隊」情報網、亞洲日本的「拉姆扎小組」、中國的「滿洲情報組」等等。在這些英雄的群體中,湧現出許多光輝的名字。
前言
  本書是一部凝重的歷史題材紀實文學作品。它涉及的範圍廣、事件多;內容新穎,史料翔實;情節曲折,扣人心弦。
  情報戰,是軍事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像許多事情一樣,諜報史在中國也是極其久遠。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有確切記載的女間諜,也是個色情間諜,就是中國的女艾。古代大政治家伊尹也可稱得上是個大間諜。((孫子兵法》中專列《用間》一篇,戰國時信陵君也是搞情報的高手。古代中國在情報戰的理論和實踐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許是不屑於也沒有多看外面的世界,古代中國在對外情報戰中下的功夫遠遠不夠。不僅害人之心不多,連防人之心也大大缺乏。在對越南、倭寇、沙俄的戰爭中屢吃大虧。在後來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等對外戰爭和國際交往中,清政府在情報戰上更是一塌糊塗。之後,隨著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情報戰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到建國前,國內以國共兩黨為主,對外以對日為主,在秘密戰線上展開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鋒。這其中,有一支鮮為人知的力量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本書即以20世紀世界上最大的情報組織——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活動蹤跡為軸線,再現了國際情報戰士為保衛紅色蘇聯,支援中國抗戰,同日本法西斯及其中國的反動勢力進行的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戰爭。
  關於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的活動,迄今為止仍鮮為人知。本書對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活動,進行了全景式的描繪,淋漓盡致地刻畫了紅色國際特工的光輝群像。 提到共產國際情報組織,不能不首先介紹一下格柏烏的發展歷史。
  格柏烏(GRU),是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的簡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年,即1918年,蘇聯紅軍干6月份絹建了東方戰線,下轄5個集團軍。同一天,東方戰線建立第一個登記部,統管情報工作;隨後組成的新的戰線也都組建了自己的「登記部」和情報網。然而此時蘇聯已經有了名為「契卡」 的情報機構,也就是後來的克格勃。契卡也有自己的情報網,於是免不了時常與軍隊的「登記部」發生衝突。到了1918年底,各個戰線的「登記部」都開始正常運轉,但是唯獨紅軍總參謀部沒有自己的情報機構,於是在10月21日,列寧簽署命令,成立「共和國野戰參謀登記處」。這是在俄國各紅軍部隊已建的軍事情報機構的基礎上建立的一個統領全軍的軍事情報最高領導機關,也就是「格柏烏」的前身。「登記處」成立後,從契卡派去一個名叫阿拉諾夫的人去任部長,他在名義上仍然保留著契卡成員的頭銜。從這時開始,便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軍隊情報部門的首腦必須從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中選派。兩年後,列寧在錯誤的情報指引下指揮蘇軍進攻波蘭,戰鬥失利。痛定思痛,列寧決定整頓情報工作,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走馬上任,成為「登記處」的新領導人。不久,別爾津對「登記處」進行了改組,組建了情報局,以代替「登記處」。後來這個機構一度被稱為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最後定名為總參謀部情報部,即「格柏烏」。
  1937一1938年間,蘇聯發生了著名的大清洗運動,包括別爾津在內的大批紅軍情報部門人員被殘酷「清洗」,整個格柏烏幾乎陷於癱瘓狀態。次年,蘇聯紅軍進攻芬蘭,因情報跟不上被重創。幸運的是,在這場動亂中大批在國外工作的格柏烏人員得以倖存,這為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下了牢固的情報基礎。
  「二戰」爆發後,軍事情報工作重新得到克里姆林宮的重視,1940年6 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為總參情報部部長。在他的領導下,格柏烏很快又高效運轉起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從全世界各地源源不斷地傳送到莫斯科格柏烏總部。斯大林親自委派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歐洲和美國,疏通各種有利於蘇聯的情報通道,很快,格柏烏便在全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報網絡。其中在歐洲主要是搜集各種軍事情報,以利於展開軍事行動;在美國則主要是搜集軍工科學方面的信息,這些情報後來對蘇聯的國防工業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幫 助作用。
  整個「二戰」期間,格柏烏利用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全世界建立了幾個被情報界視為樣板、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情報網,如:由波蘭共產黨員雷貝,多姆於1939—1942年在歐洲建立的「紅色管絃樂隊」秘密電台網,德國共產黨員理查德·佐爾格於1933~1941年在日本東京建立的「拉姆扎」情報小組,中國共產黨員楊奠坤、張逸仙等於1932年一1940年在中國建立的「滿洲情報組」,日籍蘇共黨員武田義雄於1937一1943年在中國南京、上海建立的「梅傑姆」小組……還有設在中立國瑞士的「拉多」情報網、美國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在這些英雄的群體裡,湧現出許多光輝的名字:波蘭共產黨員雷貝·多姆,德國共產黨員理查德·佐爾格,中國共產黨員楊奠坤、張逸仙,日籍蘇共黨員武田義雄,等等。另外,還有一批超級特工在孤軍奮戰,如在納粹德國保安局戰鬥了十個春秋、號稱「千面人」的蘇軍情報員阿貝爾,號稱「超級女諜」、在歐洲建立卓越功勳的德國共產黨員烏爾蘇拉-漢布爾格……這些英雄的名字將同他們創造的業績永存史冊。
  20世紀30年代,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格柏烏)為便於在世界各地開展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報偵察活動,借助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力量,動員了成千上萬的各國優秀共產黨員組成數以百計的情報小組,開始了曠日持久的秘密戰。
  一個英國人寫過《英國諜報史》、《日本諜報史》、《美國諜報史》、《中國諜報史)),其中《中國諜報史))寫得很膚淺,也不夠全面。
  本書的作者之一許文龍在1996年曾出版過《中共特工》一書,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轟動,終於彌補了沒有國人寫《中國諜報史》的空白。只是由於內容的限制,沒有更好地敘述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活動。其實中共的情報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蘇聯「契卡」和「格柏烏」的工作經驗。許多中國著名的特工專家都曾在蘇聯受訓。中共早期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極為出色,在世界諜報史上都堪稱一流。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央特科和共產國際、蘇聯的情報組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同時,中共又應共產國際之邀,派遣了大批中共黨員充實共產國際情報組織。 中央特科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建立的工作關係,直到後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被軍統破壞才告一段落。抗戰時期才又恢復了聯繫,蘇軍總參情報部以塔斯社駐延安記者站的名義在華活動(中共對外稱「農村工作部」)。這樣,在前後近二十年時間裡,一大批中華兒女與國際友人為了共同的事業,在秘密戰線上始終堅持著捨生忘死的戰鬥。
  本書只是擷取了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的活動片斷,展現給親愛的讀者。
  1930年至1932年,紅色諜王佐爾格進入中國上海,在短短的三年裡,他在中國華北、華南、華東廣大地區編織起一張巨大的情報網,為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接著,他的繼任者華爾頓在1933年至1935年間再接再厲,將中國情報組織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由於陸海防兄弟的叛變,使佐爾格、華爾頓建立起的中國情報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一度陷入停頓。然而,紅色特工並沒有停止戰鬥,以蘇子元、張永興為代表的國際情報戰士在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門的支持下,同日本關東軍再次展開較量。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變化,他們在莫斯科設立軍事情報學校,招收大批中共黨員、愛國青年,加以正規培訓,分批分期派回東北、建立規模龐大的「滿洲情報組」,對盤踞在東北,華北的日寇展開空前猛烈的秘密戰,機場被炸、貨場被燒、鐵路中斷……日本法西斯被打得焦頭爛額、陷入了極度恐慌的境地。不幸的是,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的成員大多都遭到了敵人的瘋狂捕殺,華爾頓被捕入獄,楊奠坤被捕入獄,張逸仙亡命天涯,紀守先、趙國文、黃振林、秋世 顯英勇就義……可以說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的歷史,是一部極其悲壯的歷史,在光榮與戰功的背後,滴淌著紅色國際特工的血……
  本書在翔實記述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偉大業績的同時,還巧妙生動地揭示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如:日本早期特務機關「井上公館」的內部探秘;蔣介石密見德國軍事顧問團;蘇聯諜報將軍別爾津、烏裡茨基、瓦林將軍的音容笑貌;汪精衛對部下吐露自己的擔擾;中統特務與日寇的勾結;「七七事變」前夕,二十九軍與華北日軍在「鴻門宴」上的較量,等等,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書不僅對一般讀者,而且對國際關係史、「二戰」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員,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參考了極其珍貴的日本關東軍檔案,如日本關東州廳警察部的《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的活動經過》、日本關東局潮海事務官的((對謀略放火的研究》等。通過敵人的檔案,可以詳細瞭解國際情報戰士在獄中的表現,他們的思想動態,以及敵人的種種卑劣伎倆,使本書內容更加生動、豐富。
  本書在創作過程中參考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和歷史文獻,數量浩大,不能全部列舉。只是在附錄部分列舉了最主要的一部分參考資料。
  本書在創作過程中得到了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黑龍江省圖書館、黑龍江省檔案館、東北烈士紀念館、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哈爾濱師範大學、上海黨史委、國防大學、偽滿皇宮博物館等單位和部門的大力支持,以及陳冰巖、張以謙等老同志和張黎、趙連泰、梁玉多等諸多專家學者的幫助。在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現在,紀實文學《紅色國際特工》一書就要和廣大讀者見面了,也許它還很毛糙,也許它還很不成熟。但它的確是我們嘔心瀝血之作。我們別無所求,只求那些國際情報戰士的英靈能得到慰藉,那些國際情報戰士的後人不再為先輩們被埋沒的業績而遺憾,這就是我們創作的最大滿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建立卓越功勳的無名英雄永垂不朽!
  張曉宏 許文龍
  2005年2月15日
  中國·哈爾濱
第一章 紅色諜王在中國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29年12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在一間寬大的辦公室裡,一個棕色頭髮的高個子中年人在看文件。此人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OMC)處長,約瑟夫·阿羅諾維奇·皮亞特尼茨基。皮亞特尼茨基是位猶太人,不到二十歲便開始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幫助革命者和一些攜帶革命書籍的人偷越國境。十月革命後到了俄國,從事黨務工作,成績斐然。
  一個三十四五歲的中國人走了進來,將一份文件輕輕放到他的桌上。
  此人是廖雯初,俄文名字瓦西裡,歷任共產國際柏林情報局中國情報員,世界反帝同盟執行委員,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兼《救國時報》編輯員、情報員。
  皮亞特尼茨基看完文件,微笑著說:「瓦西裡,知道麼,我們會派誰到中國?」
  廖雯初搖搖頭,他明白出於保密紀律,不該他知道的事他不該打聽。
  皮亞特尼茨基的興致特別好,他從辦公桌後走出來,拍拍廖雯初的肩。「瓦西裡,你該記住這個人,他不僅是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也會是位出色的紅色間諜。他就是——」
  「他就是理查德·佐爾格。」隨著話音,一個身材粗壯,滿頭灰髮的中年人推門走了進來。此人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國外處處長米哈伊爾·特裡利瑟爾,蘇聯優秀的情報專家。
  皮亞特尼茨基迎上前去:「親愛的特裡利瑟爾同志,你好!你不會怪罪我將這個機密洩露給瓦西裡吧?」
  特裡利瑟爾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廖雯初,笑道:「為什麼要怪罪你,瓦西裡也是我們的同志,今後佐爾格的工作還會由他來協調。」
  皮亞特尼茨基高興地說:「我也是這個意思。瓦西裡本來就是中國同志,熟悉本國事務,佐爾格在中國的工作自然要用他來協調。」
  特裡利瑟爾注視著廖雯初說:「瓦西裡,說說你的看法。」
  廖雯初略作沉思,回答說:「佐爾格同志中國之行的關鍵,是要取得中國黨組織的幫助。既然他已經到了上海,就應該和中共中央局聯絡。」
  特裡利瑟爾點點頭,轉身對皮亞特尼茨基說:「給中共中央局發報,希望他們能協助佐爾格同志的工作……」
第2節 佐爾格進駐大上海
  我反覆研究了中國古代、近代和現代歷史。因為我需要瞭解這個非凡的國家的精神和傳統。
  ——理查德·佐爾格
  1930年1月10日,一艘豪華的日本客輪停泊在中國上海的外灘碼頭。
  在上海,最繁榮的地方當然是外灘。
  林林總總的外國銀行和各級辦事處的花崗石大廈聳立在渾濁的黃浦江邊。遊艇和帆船在江面上穿梭往來。滿載貨物的遠洋輪徐徐地從黃浦江駛向海洋。停靠在泊位上的外國巡洋艦上飄著各種旗子,色彩繽紛。銀行經理、洋行大班的轎車在濱江大道上駛過,厚厚的轎車玻璃在陽光的折射下熠熠閃光。這裡是公共租界,那邊是法租界……這便是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
  嗚棗!汽笛長鳴,豪華的日本客輪拋下船錨,緩緩停在泊位上。十幾分鐘後,客輪放下舷梯,大批歐洲旅客湧出船艙。
  一位舉止文雅、神態莊重、身材高大的歐洲人隨人流走下舷梯。他有一雙灰藍色的眼睛,高而寬的前額,濃密而蓬鬆的深栗色頭髮和尖瘦的下巴更顯果敢剛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兩道微微上翹的寬眉,頗似中國傳統版畫裡描繪的古代武士。
  在海關檢查口,他出示了護照,上面寫著:亞歷山大·約翰遜,德國《法蘭克福報》記者。
  其實,他的真名叫理查德·佐爾格,德國的社會學博士,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四局遠東情報員。當然,為不給敵人以口實,佐爾格以共產國際情報局遠東地區情報員的身份活動。
  上海——這裡聚集著形形色色的外國人,白俄的流亡貴族、德國的軍火商、美國的投機者、英國的交易所經紀人,還有法國商業冒險家和金融顧問……十里洋場,龍蛇混雜。幾乎所有帝國主義情報機關的間諜頭子都在這裡公開收集情報。上海又是一座工業高度集中的城市,這裡生活著上百萬的無產者,有數不清的幫派、社團和工會組織,同時又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最高執行機關——中央局至今仍在此地。所以這裡的中外各種勢力都異常活躍。租界內的工部局招聘了很多前沙俄白衛軍的劊子手充當間諜、特務和殺人兇手,反共反蘇的暗殺活動、大屠殺和挑釁事件層出不窮。
  因此,身負重任的佐爾格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1930年1月17日,佐爾格來到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會見了總領事呂特·弗賴赫爾,並取得了總領事的好感。從此,佐爾格以《法蘭克福報》記者和《德意志糧食報》通訊員的身份活躍在上海的社交圈子中。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佐爾格的簡歷。
  理查德·佐爾格於1895年10月4日出生於蘇聯巴庫,1902年隨父母遷居德國柏林求學。他的父親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是位熟練的石油鑽探專家。母親尼娜·森約夫娜·柯貝勒夫是位俄國婦女。叔祖父弗裡德裡希·阿道夫·佐爾格,是德國最早的共產主義戰士之一,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親密戰友。
  1914年,18歲的佐爾格應徵入伍,在柏林德國皇家陸軍第91團服役,不久便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束後,佐爾格離開軍隊,先後進入三所大學,攻讀哲學、國民經濟學和社會學、法學,最後獲漢堡大學博士學位。在學校期間,他先是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後加入德國共產黨,多次參加工人運動。
  1925年1月,佐爾格以德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代表大會,從此奉命參加共產國際情報組織的工作。
  1929年,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四局局長別爾津將軍召見佐爾格,對他的才華大加讚賞,並要求他加入蘇軍反諜報系統。佐爾格欣然應允,當即接受了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戰略偵察的任務。因此才有了這次中國之行。
  在租界一位朋友的幫助下,佐爾格在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一家豪華旅館住下。他所住的四樓房間的窗戶正對著黃浦江畔寬闊的外灘馬路。旅館的主人沙遜過去靠走私鴉片和軍火發了橫財,後來鑒於局勢動亂不安,便將所賺的錢財轉向投資,開了這家頗具規模的旅館。
  佐爾格初到上海的日子,是在焦急和等待中度過的。因為臨行前在莫斯科,別爾津將軍告訴他,不久會有一位蘇軍情報部門的特使和一位無線電發報員來上海配合他工作。
  兩個星期過去了,特使和發報員仍杳無蹤影。不甘寂寞的佐爾格再一次來到德國總領館,拜訪對他印象頗佳的總領事弗賴赫爾。
  在談話中,總領事提出的一條建議,令佐爾格頗感興趣。總領事說,他可以到中國的首都南京看一看,認識一下在蔣介石軍隊供職的德國軍事顧問。他們能隨意走訪中國各地,到處都可以通行無阻。如果跟這些中國軍隊的德國顧問建立起良好關係,可以使他在中國的工作一帆風順。
  總領事的建議正中佐爾格下懷。本來,這次到中國的目的之一,就是瞭解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是如何和中國的蔣介石集團勾結的。
  初春,佐爾格乘火車到了南京。
  佐爾格到了南京後沒有在旅館耽擱,直接來到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部。這個總部設在市中心的一棟二層西洋式小樓內,樓前有一個很大的花園。佐爾格一踏進庭院,就聽到涼台上傳來的德語交談聲。佐爾格感到心情為之一振,不等中國僕役通報,就徑直來到了涼台。這裡坐著幾位軍官,他們雖然只著襯衣,但一看搭在籐椅上的綠色軍衣,便知他們是正宗的德國國防軍軍官。
  「先生們,柏林向你們致敬!」佐爾格停在門口,行了一個標準的德國軍禮。
  半小時之後,佐爾格已經脫掉西服上衣,被圍坐在這群軍官中間,談笑風生。他與顧問們一一通報了姓名,寒暄之後,似乎不經意地談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何在凡爾登英勇戰鬥,又怎樣渾身爬滿了虱子,還得匍匐前進。
  立刻,連珠炮似的問題向他襲來:「喂,你是否記得……?」「你是否……?」一位佩戴技術兵種領章的上尉擠到佐爾格身邊問道:「哎,這麼說我們曾是友鄰部隊。你還記得有一個炸毀了的磨坊嗎?我們技術連就在那裡。」
  「當然記得!它正對著莫爾特—歐姆高地。我到磨坊去過許多次……」
  梅林霍夫上尉擁抱親吻了博士。他們為戰鬥友誼、為那處敵人未能攻克的高地頻頻舉杯。顧問們已把佐爾格看作是戰友。原來,這位腳有些跛的年輕博士也確實嘗過戰爭的苦頭,他的衣袋裡還有興登堡授予他的二級勇士鐵十字勳章。他是個真正的士兵。
  佐爾格在南京住了幾天。德國顧問們請他光顧了許多中國飯店,品嚐了各種美味佳餚:滑溜海參、竹筍、海白菜、松花蛋;喝了味道獨特的中國燒酒……他們無所不談:談論中國的飯菜,議論戰爭,評論中國軍隊及其裝備,還說到士兵訓練以及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詭計等等。克呂蓋爾上校把佐爾格介紹給了蔣介石的得力助手、軍政部長何應欽。同團的戰友梅林霍夫還建議佐爾格見見中國的統治者蔣介石。
  佐爾格在南京呆了近一個月,現在出入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部如同進出自己的家門。就在他離開南京的前一天,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他的同團戰友梅林霍夫真的領他去見蔣介石。這使佐爾格感到非常意外。
  一天下午,佐爾格、梅林霍夫在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的帶領下來到了蔣介石居住的中央軍官學校官邸。這是一幢紅磚紅瓦的兩層小樓,四周綠樹成蔭,露出洋房的紅色蓋頂,成為萬綠叢中一點紅,顯得格外美麗。
  佐爾格等人隨林蔚來到了蔣介石的辦公室。辦公室東、南兩壁是鏤花窗,窗前掛著綢簾;西面牆上掛著軍事地圖,地圖上插滿了紅、白、藍三色的三角小旗。室內擺設著沙發、木椅、籐靠背椅和寫字檯。
  蔣介石穿著土黃色的軍裝,右手握著一支紅藍鉛筆,正坐在一張大寫字檯前披閱公文。聽到報告聲,他抬起頭,微微頷首,長長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這時,佐爾格才發現蔣介石的光頭完全是硬剃出來的,頭皮上泛著青碴。他的一雙眼睛雖然很小,但卻又黑又亮,目光威嚴,嘴唇上蓄著的一小撮濃密的黑鬍鬚。總之,蔣介石給佐爾格的印象是頗有普魯士軍人氣質。
  「歡迎您到中國來」蔣介石很客氣地招呼來訪的德國客人。「早就聽顧問先生提起博士,今天很高興能與博士見面。」
  佐爾格坐下來客氣了幾句。
  蔣介石話鋒一轉,說道:「中國目前的局勢並不樂觀,共產主義勢力在南方數省有所抬頭。共產黨的軍隊佔據幾個偏遠的山區與國民政府的軍隊對抗。這還有待德國軍事力量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中國軍隊在富有優秀傳統的德意志軍事顧問的指揮下,定能消滅中共的紅色軍隊。」他望著大家笑了笑,「當然,德國的飛機和大炮也是至關重要的。」
  通過這次簡短的會面,佐爾格對這位中國的獨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頭腦,沒有遠見,典型的軍人作風,不善於治理國家。熱衷於兼併戰爭,對外國人一直妥協。對日本、德國抱有好感,敵視蘇聯。
  就在佐爾格回到上海的時候,他所盼望的蘇軍情報特使已從莫斯科取道另一條路線來到了上海。這是位資深的情報專家。佐爾格風趣地稱他為「老師」。「老師」幫他熟悉情況,介紹與必要的人取得聯繫,並負責與海參崴、伯力進行無線電聯絡。
  「老師」神秘莫測,從不公開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膚黝黑,黑頭髮、瘦臉龐,活潑好動,從不悲觀,從不驚慌失措,但有時也會變得嚴肅鎮靜,憑著他的第七感官敏銳地預判出可能發生的危險,並巧妙地逢凶化吉。為了在最初階段「幫帶」這位年輕人,協助他開展工作,情報局專門派了這位「老師」來到中國。在短短的時間裡,「老師」對這個精明強幹的學生的表現非常滿意。一個月後,「老師」準備返回莫斯科,臨行前,在秘密聯絡地點握著佐爾格的手說:「我將如實向『老頭子』匯報,你完全能勝任這項工作。再見,要格外謹慎……」
  從此,理查德·佐爾格便獨立開展工作。
  就在「老師」離開上海的第二天,報務員馬克斯·克勞森來到了上海。佐爾格不認識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見過,但「老師」已把克勞森的情況詳盡地介紹給佐爾格:克勞森是漢堡的一個海員。一次大戰時當過兵,幹過鐵匠,當過技師……又在德國商船上當過報務員。克勞森多次參加罷工,組建海員工會。後來,年輕的克勞森嚮往新生的蘇維埃國家,便毅然投入了幫助蘇聯恢復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參加了蘇軍情報組織。1927年被派往中國東北工作。由於1929年末東北軍與蘇聯遠東部隊因中東鐵路線的歸屬問題而爆發了武裝衝突,克勞森奉命潛伏在東北,及時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做了匯報。這便是克勞森姍姍來遲的原因。
  佐爾格雖然知道了克勞森來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這個助手接頭,為的是檢查克勞森是否從東北帶來「尾巴」。
  為便於工作,佐爾格指示克勞森做些買賣。馬克斯·克勞森便辦起了一個帶車庫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種電器。
  終於,在一家名叫「凱賽」的外國小酒館中,克勞森見到了佐爾格。
  當佐爾格走過來的時候,克勞森忙從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隻皮膚粗糙而強勁有力的大手。站在佐爾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寬大、健壯結實、面目粗獷的新朋友。他雖然年僅30歲,但已開始發胖。
  他們坐了很久,不慌不忙地品味著啤酒,玩著侍者送來的牌。玩牌之間克勞森談論最多的還是他的哈爾濱之行。
  「就這樣,我在蓄電池上睡了一個月……變壓器倒是沒有。」
  「在變壓器上睡覺要舒服得多。」佐爾格一本正經地同克勞森談話。
  直到夜深人靜,佐爾格和克勞森才相偕走出酒館。
  佐爾格在街上對克勞森說:「現在急需的是一部發報機。你要盡快裝好,但要格外小心。要與威思巴登取得聯繫。有呼號嗎?」
  「有……可能連慕尼黑也能聯繫上。」
  「慕尼黑」是指莫斯科,「威思巴登」是指海參崴。佐爾格首先關心的是無線電聯絡。
  「就這麼定了,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佐爾格重重地拍了下克勞森的肩膀,這是漢堡港務人員的習慣動作。
  馬克斯·克勞森心領神會地笑了:「怎麼,你也喝過鹹水?出過海嗎?」
  「什麼都幹過……」
  他們分手了,佐爾格站了一會兒,目送離去的朋友,彷彿一切都很正常,沒人跟蹤馬克斯。然後他橫穿大街,在轉彎處拐向另一條路,叫了一輛人力車,穿過了幾個街區。為不留蹤跡,他下車後,又步行回旅館。
  就在佐爾格住的那個旅館裡,還住著一位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她和佐爾格在同一層樓上。史沫特萊是法蘭克福一家有影響的報紙駐中國的代表。有關她的許多事情,佐爾格在德國就早有所聞。讀過她寫的書和文章,知道她思想進步,但是並不認識此人。
  他們在樓上咖啡廳裡吃早點時總能相遇。漸漸他們熟了起來。
  史沫特萊雖已年滿40,但身材勻稱,非常漂亮,而且和藹可親,一雙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是一名富有正義感的作家,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
  史沫特萊與佐爾格認識的時候,正是她的著作《大地的女兒》定稿之時,書中有許多自傳性的內容。這位美國女作家在上海交遊很廣。她是作家魯迅的朋友,蕭伯納訪華時也和她見過面,同日本和中國的進步記者也常有來往,因而,她常常能瞭解到最新的消息。
  過了一段時間,佐爾格搬出了這個收費昂貴而又不方便的旅館,因為在這兒他從早到晚都受到一些人的監視。德國總領事幫助他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找到一套既便宜又方便的住宅。
第3節 組織在加強
  為共產國際服務,我非常高興,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方文
  1930年5月初,佐爾格去廣州和中國其他南部省份,進行六個月的採訪。
  6月,佐爾格在廣州再一次見到了史沫特萊。這時,他們已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佐爾格向她公佈了自己的身份(佐爾格只說自己為共產國際工作),並請求她為自己物色中國助手,史沫特萊欣然答應。
  史沫特萊在中國有許多朋友,她特意將一批思想進步(甚至是中共黨員)的青年安排在自己在廣州的住所聚會,以便讓佐爾格在一旁觀察挑選。
  一天,佐爾格正和史沫特萊聊天,忽見門外走進來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國小伙子,他似乎怕打擾他們,便要退出去。
  史沫特萊走過去,將那個中國小伙子拉了回來,向他介紹說:
  「這位是約翰遜博士,德國人,專門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
  佐爾格見史沫特萊這樣主動介紹自己,估計這個中國年輕人是個進步青年,便迎上去和他握手,並用英文說:「很高興認識一位中國朋友,我剛來廣州,希望你多多幫助。」
  小伙子頗感驚奇,過了一會兒,他也用英語回答:「我叫方文,是廣州東山美國教會女子中學的漢語教師,歡迎約翰遜博士到中國來。」
  佐爾格聽著方文流利的英語,非常高興,連連點頭,感到這個年輕人是個合適的人選。
  史沫特萊趁機向方文提出一個要求說,她和約翰遜博士都剛到廣州,打算作些農村經濟情況和工廠工人生活狀況的調查,要逗留一些時間。因為住旅館不大方便,希望他能幫助他們租一小幢房子並配備傢俱,不知他肯否幫忙?
  方文愉快地表示沒問題。很快,他在東山市區大街的拐角處租下一座小樓,屋內配有全套的傢俱。史沫特萊看後很高興,不久就和佐爾格都搬了進去。史沫特萊住二樓,佐爾格住一樓。
  在這幢小樓裡,史沫特萊和佐爾格接待了許多的中國朋友。方文更是這裡的常客。
  佐爾格很喜歡方文,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飾自己的信仰,坦承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方文本來就是中共黨員(失去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如今見佐爾格這樣向他推心置腹的談話,無形中受到了一種感染,他彷彿有一種見到自己同志的感覺。
  事隔不久,佐爾格和史沫特萊離開了廣州。臨行前,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地址,讓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就在佐爾格他們到上海的一個星期後,他也風塵僕僕地從廣州趕到了上海。
  按約定,在一處秘密地點佐爾格和方文見面了。佐爾格的第一句話便是:「請你原諒,因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假名字。我的真姓名是理查德·佐爾格。我奉第三國際駐莫斯科總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報站,專門偵察德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合作情況以及蔣介石軍隊鎮壓中國共產黨紅軍的具體措施,以便第三國際總部幫助中國共產黨採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很激動:「佐爾格同志,我能幹些什麼呢?」
  佐爾格繼續說:「這項工作須由得力的中國同志參與,才能完成任務。」
  方文表示說:「為共產國際服務,我非常高興,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佐爾格說:「目前的任務是收集情報。收集的途徑有公開的和秘密的兩種。今後,你將公開發表的報刊上有關資料,翻譯整理,按條目分門別類地整理好,進行情報匯總。」
  方文情不自禁地說:「這項工作我能勝任!」
  佐爾格嚴肅地說:「今後你的工作由我領導,你有意見嗎?」
  方文回答說:「當然沒有意見。」
  佐爾格又問:「你懂俄文嗎?」
  方文搖搖頭。
  佐爾格遺憾地說:「俄國話是列寧的語言,你怎麼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幾天以後,方文將翻譯的材料送到佐爾格那裡,佐爾格看後沒說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問:「你參加了社聯的活動?」
  方文不假思索地說:「參加了。我跟組織失去了聯繫,盼了兩年多終於接上了關係。我怎麼能不參加活動呢?」
  佐爾格嚴肅地說:「我以黨組織的名義,向你提出一些必須遵守的工作紀律。第一,不許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參加黨的各種活動和組織聯繫,第三,停止革命社會活動……」
  方文有些急了:「夠了,夠了。你要我停止參加黨的活動是不可能的,我絕不能停止和黨的關係。」
  佐爾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釋:
  「根據革命工作的需要,黨的工作有兩種,一種是公開鬥爭,另一種是隱蔽鬥爭。黨的情報工作是屬於隱蔽鬥爭的範圍,必須隱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敵人的心臟裡去,就一事無成,就很容易被敵人發現。我希望你進入秘密情報的領域裡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悶中。黨組織正在和他談恢復組織的問題,而他卻要斷絕這種關係,這怎麼能行呢?
  佐爾格見他不說話,有些不高興:「你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嗎?」
  方文感到佐爾格在懷疑他,便不滿地說:「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是冒充的共產黨員?」
  佐爾格嚴肅地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黨的紀律辦事。我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叫你停止黨的公開活動,是為著便於開展秘密活動,難道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來拉你叛黨麼?」
  方文被震住了。過了一會兒,他說:「我服從你的安排。等同志來找我,我就告訴他以後不必再來了,因為共產國際代表不要我和黨組織發生聯繫。」
  佐爾格搖了搖頭:「你那樣說不暴露了你今後工作的秘密麼?你什麼也不要說,只說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以後請他不要再來就行了。」
  就這樣,方文脫離了中共黨組織,成為佐爾格手下的第一個中國情報員。
  佐爾格小組雖然成員很少,但他們已開始了工作。
  克勞森需要為自己尋找適合通訊聯絡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終於在法租界附近一個僻靜地區租下了一間二層樓的房間,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紹說是德國商人。克勞森搬進去後才發現,這間房間對進行報務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兩間頂間倒適宜進行通訊聯絡,但那裡已經住著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勞森決定無論如何要租用樓上的房間。他借口自己怕熱,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涼快的樓上去,並表示願出高價租金。女主人見有利可圖,一口答應讓出上樓。
  但是安娜是個很固執的人,克勞森跑了三四趟以後,她才同意換房,搬到樓下去住。克勞森一搬進頂樓,馬上著手設計、組裝收發報機。他認為自己裝的收發報機要比買來的好。如果機器出了故障,馬上就能找出毛病進行修理。
  顯然,這個為圖樓上涼快,如此頑固地堅持己見的德國怪人引起了安娜的興趣。後來,克勞森同安娜的感情有了發展,最終他們結婚了。
  隨著時局的不斷變化,佐爾格小組的工作量也越來越大。為此,佐爾格請求總部增派可靠的國際戰士來幫助他們工作。很快,中央總部派遣了波蘭共產黨員約翰作為小組的諜報員。
  在佐爾格小組中有一項業務,那就是將較長的調查報告用照相機一頁一頁地拍攝在微型膠捲上,然後通過上海——哈爾濱交通線定期傳送出去。當然,一些特別重要的消息和急訊則必須使用克勞森的無線電台直接發往海參崴。約翰是個精明能幹的人,一來到上海,他便在四川北路開設了一家照相館。結果這家照相館不僅成了翻拍文件的工作室,還成了秘密交通員的歇腳點,同時照相館的收入也補充了小組所急需的費用。
  不久,中央總部又派來一位愛沙尼亞人。他的護照上寫著:克拉斯·塞爾曼,職業:獸醫。但顯然他除了給牲畜治病外,還有別的工作。他在約翰的那間照相館附近開設了一家生意興隆的西餐館,迎來送往,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派頭。實際上,他的真實姓名叫卡爾·裡姆,是愛沙尼亞最早的紅色近衛軍戰士。十月革命後,他做為一名機槍手參加國內戰爭,轉戰各條戰線。戰爭結束後上了軍事學院,並在遠東紅軍瓦西裡·布留赫爾的軍隊搞過軍事偵查工作,是名出色的軍事專家。在小組裡他使用化名「保羅」,是佐爾格在華東沿海地區的得力助手。1932年,他的妻子柳芭·伊凡諾夫娜·裡姆作為一名譯碼員也來到上海,加入了佐爾格小組。
  佐爾格小組的成員越來越多,工作也日益繁忙,迫切需要有一個新的活動地點。這一次,又是史沫特萊幫了佐爾格的忙。
  一天,她帶佐爾格來到了霞飛路1464號。這是個安靜舒適的地方。整個住宅區如同座落在一座小花園裡。從大街上沿著長長的未經修飾的花園路一直走,然後拐彎走上另一條花園路,便能看到一幢二層樓的小院。小樓完全掩映在綠樹紅花之時,又幽靜又安全。
  房子的主人叫羅爾夫,是個德國人,在上海市政局任建築師,是位同情革命的人士。而他的夫人烏爾蘇拉·漢布爾格是名德國共產黨員,為人熱情開朗,是史沫特萊的好朋友。
  佐爾格瞭解了漢布爾格的情況後,主動說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並希望她參加他的情報小組。一開始漢布爾格有些遲疑,佐爾格便又抬出共產國際的牌子,終於她同意參加小組的工作。從此,佐爾格小組又有了一個秘密聯絡點。每週他們都在漢布爾格的小樓裡聚會一個下午,這些人有歐洲人也有中國人。為了安全起見,漢布爾格從未參加過這種談話,而是擔任會議的警戒,防止會議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這裡,需要提到一個重要人物。儘管他在佐爾格上海小組中沒發揮過什麼作用,但在以後的歲月,他卻成了佐爾格東京「拉姆扎小組」的核心成員,與佐爾格並肩戰鬥,一直到死。
  此人,便是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尾崎秀實。佐爾格也是通過史沫特萊認識他的。尾崎秀實,1901年5月1日出生於日本歧阜縣的一個望族世家,父親尾崎秀太郎是位飽學之士。1913年尾崎從初級學校畢業時,因尾崎秀太郎調任《台灣日月新聞》編輯,所以尾崎秀實來到台灣求學,進入了台北中學。1919年尾崎秀實回到東京,考取了第一高等學校,後來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在這裡他選擇了文學專業。大學畢業後,尾崎秀實決定繼續求學深造。
  在此期間,尾崎目睹了日本社會的急劇變化,在實際的革命鬥爭中得到了鍛煉。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他自認為在信仰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儘管此時他還不是一名共產黨員。
  尾崎當年只有三十歲,他精力充沛,很有進取心。他關注中國,同情這裡人民的疾苦,更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中國革命。所以,他與佐爾格一見如故。佐爾格後來說過: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們之間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獲得最準確、完整、有價值的情報。他所提供給我的日方情報,佔了我的情報來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4節 情報小組中的中國戰士
  從今天起,你們的關係就轉到共產國際,此後在佐爾格同志領導下工作。
  ——周恩來
  1931年的中國,形勢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巨大變化。中國工農紅軍日益壯大,成立了中華蘇維挨共和國。英、法、德等帝國主義者使用各種手段幫助蔣介石,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他們向蔣貸款,供應軍火,派遣軍事顧問,千方百計地要將新生的紅色政權扼殺在襁褓中。中國紅軍處於極其艱苦的階段。為此,共產國際發出指示,要用各種方法支持中國革命,支持中國紅軍。
  一天,佐爾格找到方文,對他說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關國民黨進攻中國紅軍的材料。現在建立一個情報交換小組,由共產國際的上海情報站和中共中央特科兩方各派一名聯絡員,定期接頭,交換各自所獲得的情報。我們這方面由你參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漢年同志參加。
  方文聽了非常高興。他知道潘漢年曾是上海有名的黨的文藝工作領導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負保衛黨中央機關和搜集敵人情報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產黨員。
  方文按佐爾格所指定的地點和時間去見潘漢年。在一個外國人開的高級咖啡館雅座裡,他們見了面。潘漢年首先簡單談了一下中央特科對共產國際情報組織的要求,然後,方文將一部分材料轉交給潘漢年。
  會面是短暫的,但這表明共產國際的情報工作可以直接服務於中國的革命戰爭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將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薦給了佐爾格小組。老常(不知真實姓名)的父親是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的勤務員,這對佐爾格小組很有用,往往在危險的時刻,總能利用這層關係化險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機關幾乎面臨一場劫難。關鍵時刻,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人員錢壯飛向中央機關發出警報,中央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才得以安全轉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周恩來在佐爾格的寓所秘密會見了這位國際情報戰士。
  令佐爾格驚訝的是,這位面目英俊,濃眉大眼的中共領袖,竟能講一口純正的德語。
  佐爾格饒有興趣地問道:「周,你哪裡學會的德語,是在柏林嗎?」
  周恩來微笑著答道:「是的,佐爾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過柏林求學,現在只是掌握一些簡單的會話。你們有什麼要求不妨直說,我們會盡量滿足你們的。」
  佐爾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遞給周恩來,「我們的情報組織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薦一名能幹的女同志到我這裡來工作?」
  周恩來思索了一會兒,「可以,一周以後我帶她來見你。我相信她會出色地完成工作。」
  兩人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分手時,佐爾格緊緊擁抱周恩來,「周,你是我見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領導人,我祝你們的事業取得成功。
  周恩來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爾格同志,我欣賞你的為人和卓越的才華,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國際情報大師。」
  兩人在依依惜別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後,周恩來乘坐一輛轎車再次來到佐爾格的寓所。緊隨周恩來下車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國女青年。
  一見面,周恩來便對佐爾格說:「我們接受你的要求,現在把我機關的工作人員張一萍同志調來,由你安排她今後的工作。」
  佐爾格非常高興,用俄語和生硬的漢語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
  張一萍同他一握手,馬上想起自己早已見過他。當時張一萍正在中央「蘇準會」工作,由於新生的女兒思齊正寄養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婦也是佐爾格小組的成員)家中,她經常去看望思齊,在董家結識了史沫特萊。
  有一回,史沫特萊約張一萍在董秋斯家裡見面,在座的還有一位外國中年男子。史沫特萊和董秋斯都沒有向她作具體介紹,那人只是友好並且關注地看著她,當她同史沫特萊談話時,那人就在一邊傾聽著,眼睛也一直沒有離開她,似乎對張一萍有特別的興趣。
  佐爾格見張一萍也認出了自己,會心地朝她笑了,並且格外親切地緊握住她的手。周恩來這才向張一萍介紹道:「這位佐爾格同志,理查德·佐爾格,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報負責人。從今天起,你的關係就轉到了共產國際,此後在佐爾格同志的領導下工作。這是中央和共產國際共同商定的。」
  周恩來又說:「這裡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極其機密。一萍同志,你已做過許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爾格同志都認為,你能擔負起這一新的任務,我們相信你不會辜負組織上對你的信任與期望。」
  臨別時,周恩來又再三叮嚀張一萍在這裡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績,爭取成為合格的國際共產主義者。
  送走了周恩來,佐爾格回身對張一萍道:「我們早就認識了,你記得嗎?」
  張一萍道:「當然記得,在董秋斯同志家裡,還有史沫特萊女士。」
  佐爾格笑道:「對,我就是聽了他們說了你的情況,對你進行了考察後,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來的。」
  張一萍真誠地說:「怪不得上回你那麼注意觀察我呢,原來早有預謀!」
  「什麼,早——有——玉魔,是妖怪嗎?」佐爾格沒有明白張一萍的意思。
  張一萍禁不住笑了起來。
  大概佐爾格知道自己理解錯了,也陪著她一起笑起來。
  總之,張一萍給佐爾格留下了極佳的印象。而佐爾格穩重的氣質,迷人的風度,也深深打動著張一萍。
  一開始,佐爾格只是讓張一萍收集和閱讀國民黨方面出版的各種報紙,將上面公開發表的消息報道,依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門別類摘錄整理編成資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斷,交給方文的翻譯組譯成外文和編成密碼,再發回莫斯科總部。張一萍負責查閱和摘編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幾個大城市的權威大報上的資料,還負責接收江、浙、贛、閩、粵等南方各省送來的同類情報資料。
  勞累枯燥的工作,並沒有使張一萍氣餒。張一萍原名張文秋,是革命烈士劉謙初的夫人。他們的婚史僅僅只有四年,即從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這四年中,張文秋遵照黨的決定,先後與兩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劉先源、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林育南)扮為假夫妻,從事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劉謙初犧牲後,張文秋毅然承受住剛剛失去革命伴侶的心靈苦痛,服從組織安排,加入到共產國際的情報工作中,與「佐爾格小組」的負責人之一、德籍華人吳照高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
  吳照高首先向張文秋交待了今後的工作內容及紀律。
  張文秋一聽,也和方文一樣,有些不願意。因為凡是來這裡工作的中國同志,進來後要斷絕與中共黨組織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親人的關係,除與自己現在的工作直接有關的人,不准與任何人單獨來往和接觸,除根據上級指示執行規定任務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吳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著她問:「聽清了沒有,能不能做到?」
  張文秋雖然覺得感情上有點接受不了,還是硬著頭皮一一答應。
  根據佐爾格的指示,她和吳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層小樓。按吳照高的指示,張文秋將一樓佈置成客廳、廚房和女傭住處,將二樓佈置成主人房間和幾間小辦公室,三樓也佈置了一處臥室,裡面是全套的西式傢俱陳設,又專門裝了一部電話,並特別規定,今後除吳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經允許都不准去三樓。
  一切佈置妥當以後,吳照高帶來幾位中國同志,讓他們在二樓幾個小房間裡分別辦公。張文秋看出,他們中有的專管摘抄資料,有的管翻譯,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譯電報,還有人專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頗為納悶的是,吳照高又領著一位外國婦女,逕直上了三樓。上面那間西式臥室,顯然是專為她準備的。但張文秋和其他中國同志一樣,都堅持遵守規定,從不打聽各自的身份來歷,只是直接接受吳照高分配的工作。
  張文秋逐步瞭解到,他們摘編的這些資料,雖然都是報紙上公開發表的,但卻充分反映了中國特別是國民黨統治的軍政情況和社會動向。這些消息彙集到佐爾格那裡,他就將從各方面得到的情報,相互核對印證,然後用密碼電報或縮微技術等方法,發送到莫斯科的情報中心,為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一段時間以後,吳照高才告訴張文秋,那位外國婦女就是他的俄國妻子,也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報人員,二樓每天摘編和譯出的資料,都由吳照高和她一起校訂,並由她翻成密碼或作縮微、化學等技術處理,然後交佐爾格去處理。有重要資料和緊急情況,則由她用電話及時向佐爾格直接報告。
  這期間,張文秋違反了一次紀律。一天,是法國的什麼節日,許多人到法租界結隊遊行。張文秋想,反正現在既沒事又沒別人,就悄悄下樓站在門口街邊看熱鬧。看了一會兒,張文秋回到二樓,誰知一進門,就見吳照高怒氣沖沖地坐在自己房間裡,劈頭就問:「你幹什麼去了?去到哪裡?多長時間?見到什麼人?碰到熟人說過什麼沒有?」張文秋如實報告了,吳照高卻繼續嚴厲訓斥她:「你可不能隱瞞,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讓人發現你在這裡,就會暴露我們的機關,後果將十分嚴重。你一定要講實話,萬一有了問題,我們好採取措施。」張文秋很不開心地說:「我已經說過,沒有遇見熟人,沒有就是沒有!」吳照高卻不依不饒:「沒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經違反了紀律,必須承認錯誤!」張文秋只得低頭認錯,保證決不再犯。不過,通過這次事件,吳照高對張文秋的性格與作風有了進一步瞭解。在與佐爾格商量後,決定發揮她的好動性與敢闖精神,任命她為駐華情報機構南方站站長,負責南方幾省情報網的組織和聯繫。
  同年秋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進而吞併了東三省,引起全國極大的震動。
  這個時期,佐爾格小組的情報工作進入了一個不但更危險而且更重要的時期。共產國際指示,情報小組必須全力以赴瞭解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動向,不但對中國革命,對有關蘇聯遠東地區的動態也要極為關注。
  1931年初冬,根據鬥爭的需要,擔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奉命進入中央蘇區。臨行前,周恩來來到法租界佐爾格的寓所,並給他帶來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一見到佐爾格,周恩來便指著身旁的年輕人說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報人員,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從今以後他將到你這裡工作。」
  周恩來走後,佐爾格便同章文先閒聊起來,兩人都用俄語進行交談,自然話題是從莫斯科開始的。
  佐爾格非常激動地說:「蘇聯是個偉大的國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樂園。我可以在那裡理直氣壯地談論共產主義,在那裡有最好的圖書館和革命文獻資料為你服務。我還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頭,再不用東張西望,提心吊膽,我完全是一個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當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蔭道上,我就想盡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節奏,幹一番有意義的事業。我有時甚至擔心,眼前的一切會突然像夢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麼你的心情和我當時是一樣的呢?」佐爾格有些興奮,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遞給章文先,「親愛的章,你是什麼時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裡。」
  章文先接過酒杯,說:「我是1925年3月到達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個難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蘇聯共產黨,是經過聯共(布)哈莫夫尼地區委員會批准的。來,為我們的友誼乾杯。」
  這一天,佐爾格特別高興,同章文先談了三個小時,喝掉了兩大瓶威士忌。從此,章文先就在佐爾格的手下搞情報翻譯工作,兢兢業業,默默無聞,直到佐爾格離開中國,他才轉到地方黨組織。
  在眾多的中國情報戰士中,還有一個頗為神秘的人物吳仙青。
  吳仙青是位非凡的女性,當年只有29歲。1928年到1930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就在佐爾格到達上海後的第四個月,也就是佐爾格廣州之行前,到達上海。吳仙青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俄文名字叫葉琳娜。由於她在莫斯科就參加了共產國際的工作,使她接觸了一大批中共領導人,如瞿秋白、博古、王明、劉少奇等。同時,她也受到了蘇軍總參情報部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青睞。在蘇軍情報機關,她接受了正規的特工訓練:化裝偵察、微縮拍照、秘密書寫、駕駛、刺殺、格鬥、射擊。
  到達上海以後,佐爾格將其視為奇才,甚至當做一件秘密武器,輕易不讓她外出活動,更不允許她和朋友,特別是相熟的中共朋友見面。
  終於,有一日,佐爾格向她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葉琳娜,你是不是覺得當大家都在忙碌的時候,你卻無事可做,好像我很不信任你?那你就想錯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中國助手,我要讓你擔負更重的工作。」
  吳仙青這時才明白佐爾格用意,她回答道:
  「佐爾格同志,請下命令吧,我會認真去做的。」
  佐爾格意味深長地說:「我們來到中國建立情報小組,一方面收集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情報,向莫斯科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要幫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這就需要有大批的中共黨員加入到我們的組織,幫助我們工作。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來完成。」
  不久,吳仙青走出租界內的漂亮洋房,有時打扮成女教師,有時打扮成女工,甚至扮作村姑,頻繁出入市井鄉村,為佐爾格的情報小組招兵買馬,建立起了一條秘密的戰線。
  吳仙青的身體裡蘊藏著驚人的能量,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她在華東、華南建立起二十多個情報點,情報人員遍及國民黨政府機關、廠礦企業、城鎮鄉村。同時,對於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的同志,她只要經過考查後,都將其安排在組織中,使其繼續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期間她就發展過沙文漢、沙文威、陳修良等同志。沙文漢解放後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長;沙文威解放後從事統戰工作,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陳修良,沙文漢的妻子,解放前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解放後任浙江省宣傳部長。可以說,吳仙青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棟良之才。後來,中共黨內許多老一輩都尊稱她為「巾幗英雄」、「遠東第一諜」。
  在佐爾格的情報小組中還有一位奇人,他叫蔡叔厚。此人早年是有名的共產黨人,他20年代在上海開設「紹敦電機公司」,被黨內同志親切地稱為「蔡老闆」。他入黨後,「紹敦公司」成為黨的戰鬥堡壘,並為黨試製出第一批無線電收報機。1928年秋,中央決定在上海設立黨的第一個無線電台。周恩來把任務交給了李強,同時調蔡叔厚協助他。周恩來所以這樣安排,除了蔡叔厚政治上可靠外,更主要還在於他是留日機電專科學生,技術方面堪稱一流。經過大家的不斷努力,1929年夏,中國共產黨無線電事業的第一個電波,就從法租界的一間小屋子(蔡叔厚的寓所)裡傳出。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指定專人將第一台無線電設備送往江西根據地,由此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朱毛紅軍的無線電通訊聯繫。隨即,蔡李兩人又先後趕製數台收發報機,送往洪湖賀龍、大別山徐向前領導的紅軍駐地。
  蔡叔厚豐富的社會關係,卓越的無線電技術引起了佐爾格的注意。1932年,佐爾格向中共中央局點名要蔡叔厚加入情報小組,協助共產國際開始情報工作。
  蔡叔厚經周恩來批准調到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被分配到佐爾格小組上海情報站。同時,按組織規定,他切斷了與中共的一切聯繫,成了一名紅色國際特工。
  正是有了這些出色的中國同志,佐爾格小組在中國的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下去。
  佐爾格領導下的情報小組機構龐大,人員眾多,為便於讀者熟知其行動規律、人員的隸屬關係,現將有關組織情況介紹如下: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佐爾格情報系統」負責人:理查德·佐爾格
  情報系統中國助手:吳仙青(女)、方文、章文先
  聯絡員:蔡叔厚、張文秋(女)、老常
  情報收集組:張文秋、吳照高
  譯報組:方文、柳憶遙、肖炳實、陸海防
  華南站:董秋斯、蔡步虛(女)
  南京站:方文、魯絲(女)
  北平站:張永興、於毅夫、張樹棣
  武漢站:劉思慕
  以上人員只是佐爾格情報系統中國組的一部分成員,因保密工作性質決定,其他成員已無法搜集到材料,在這裡只能表示深深的遺憾。在佐爾格情報系統中的中國戰士,斷絕了與中共黨組織的聯繫,加入到共產國際的組織中,開始了為保衛國際共產主義大家庭的戰鬥。同時,他們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幫助中國革命,創造了一批驚人的戰例。
  佐爾格情報系統在中國短短的三年期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中國情報戰士功不可沒。
  ★ 張文秋——最後的「家」
  1932年初春,張文秋接到了一項新任務。
  一天,吳照高將張文秋請到了三樓的一個小房間裡。他嚴肅地說道:「現在佐爾格同志要你向香港那裡的同志傳達一項特別指示,再親自把那裡的情報取回來。由於這個指示需要絕對保密,不能見諸文字,只能由你一字一句地背下來,記在腦子裡作口頭傳達。」說完吳照高將一頁文件交給她,讓其迅速背誦下來。
  按照佐爾格的批示和吳照高的安排,張文秋化裝為一個闊太太,乘英國「皇后號」豪華客輪的頭等艙赴香港。
  一百年來,五口通商以後,我國沿海、沿江、甚至連大運河的客運、貨運多被英國的「怡和」(在香港稱為「渣甸」)、「太古」兩家公司包辦了。後起直追的日本人雖然辦了「日清」公司,怎麼也追不上大英帝國,只在大運河裡穿梭。至於本國「招商局」的船能作沿海航行的為數極少,而且乘客多為散兵游勇、落魄軍官,或者吞雲吐霧的癮君子,稍有身份的所謂政治家、資本家、革命家甚至歹徒都是不願乘坐的,其陳設惡劣,不夠舒適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個「治外法權」問題。踏上帝國主義的船隻,只要有錢,就可以無所不為。但這個特點有時也能為真正的革命者提供掩蔽所。
  張文秋身穿質地考究的旗袍,外罩披肩,拎著一隻款式新穎的小皮箱,從容地登上「皇后號」客輪。白衣侍者見是位中國的闊太太,馬上笑臉相迎,接過皮箱,將張文秋引至左舷的一間客房裡。張文秋順手將幾張鈔票塞到侍者手中,吩咐不要讓任何人打擾她。侍者連連鞠躬答應,送上咖啡茶點,轉身退出客房。
  輪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終於到了香港。
  下船後,張文秋顧不上休息,立即乘坐電車向皇后大道駛去。在那裡有她分別了近一年的戰友董秋斯、蔡步虛夫婦,也就是這次的接頭人。
  董秋斯和蔡步虛夫婦都是上海文化界頗有造詣的翻譯家。他們兩位都是方文的同學,與史沫特萊有著很深的交誼。就是史沫特萊介紹他們與佐爾格相識的。經過一段時期的考查,佐爾格認為他們可以信任,便把二人吸納進小組,派到香港建立華南情報站。因為蔡步虛的家庭在香港和廣州一帶很有社會地位,對她開展社會活動很有利。儘管張文秋早就和他們夫婦相熟,並且還托他們照顧過幼小的女兒思齊,但是,由於組織紀律上的要求,他們還從沒在一起交流過情報活動。
  張文秋在皇后大道附近下了車,直奔董蔡二人的居住地點——皇后大道28號。當時行人很多,張文秋正在匆匆趕路,忽然人叢中冒出一個人,高聲叫喚:「秋萍,秋萍!」張文秋聞聽一驚:這是她剛參加革命時用過的化名,此人八成是她的熟人。
  眨眼間那人已來到她的面前。張文秋馬上鎮靜下來,定睛一看,竟是大革命時期的一位同事。此人叫范宗義,曾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過。張文秋因和他分別近三年,不知底細,所以沒有立即相認。
  張文秋冷靜地問:「先生,你在叫我嗎?」
  范宗義激動地說:「秋萍,可不是在叫你嗎?自從武漢一別三年有餘,我跟組織失去……」
  張文秋見狀,知道不好脫身,急忙將他拉到一條巷子口處,說:「我們是有三年不見了,今天我還有事,改日再說好不好?」
  張文秋雖然認出他是以前的同志,但因不摸底細,再者自參加國際情報工作後,她必須中斷與以前同志的來往。所以,這次被熟人認出她感到非常棘手。
  范宗義懇切地說:「秋萍,我跟組織失去了聯絡。過去的同志死的死,走的走,如今,我能碰到你,我死活也得讓你幫我找到黨組織。」
  張文秋沒有答話,只是冷靜地觀察他。只見他穿了一件格子西服,一雙黑皮鞋,梳著分頭,顯然生活過得很富裕的樣子。
  張文秋急於擺脫他的糾纏,小聲說:「這樣,今天晚上你到萊達旅館找我。我有事,先行一步。」
  范宗義歡天喜地地點頭道:「好,咱們不見不散。」
  張文秋和范宗義分手後,為防他跟蹤,特意繞了幾個圈才到皇后大道28號。
  張文秋和董秋斯、蔡步虛夫婦見面後,幾個人都異常高興。問寒問暖之餘,免不了又談起小思齊。
  閒聊了一會兒,董秋斯說:「請把佐爾格同志的指示拿出來吧。」
  張文秋笑了。「拿出來,怎麼拿出來?我一張紙一個字都沒帶。」見他們夫婦二人驚疑的樣子,張文秋指著自己的腦袋說:「為了絕對保密,佐爾格同志讓我把指示藏在這裡,用口頭向你們傳達。現在請你們仔細聽好……」
  說著,她一字一句地向董秋斯反覆傳達了兩遍,又檢查了對方的筆錄,準確無誤後才輕鬆地笑道:「好,我的任務基本完成了!」
  董秋斯高興地說:「這個辦法真絕,無論敵人用什麼手段也查不出證據。」他們對張文秋的記憶力更是讚歎不已。
  由於范宗義的出現,張文秋不敢貿然住在董秋斯夫婦的家中,怕給他們帶來麻煩。於是,她便在皇后大道附近選了一家小旅館住下。旅館主人是位上了年紀的廣東老太太,人很好。
  第二天,張文秋從董秋斯家取回組織上需要的情報,向旅館走去。
  張文秋走到旅館門口,忽然看到廣東老太太正把她的行李搬到樓下。她心裡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警惕性驅使她沒有吭聲。廣東老太太倒是個好人,很機警,看到張文秋,連忙給她使了個眼色。張文秋知道有問題了,轉身就走。哪知屋裡密探早就看見她了,一見張文秋扭頭就走,知道肯定是他們要抓的人,便立刻衝出房間。張文秋身上沒有武器,不能和他們硬拚,只好拚命地跑。香港的路她又不熟,有幾次幾乎被他們抓住。張文秋心想,要是這樣在街上跑來跑去的,讓印度巡捕看見了也是件麻煩事,不如鑽進小巷裡避一避。想到這裡,她一閃身鑽進一條巷子裡,正趕上教堂的唱詩班去教堂排練。張文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混進了人群裡,那幾個密探也隨即鑽入人群裡尋找她。張文秋見他們緊追不捨,便決心治治他們。她見不遠處停著一輛裝馬桶的手推車,便將它推起來迎著他們衝去。那幾個密探見張文秋突然推著一輛小車折身向他們衝來,不由得大吃一驚。為首的密探拔出手槍,用粵語說道:「你不要亂來,我們是警察局的,奉命抓捕暴徒。」
  張文秋也不理他,只顧將小車往前推,那傢伙見勢不妙,拉了一下槍栓準備開槍,就在這時,張文秋將手中的小車猛地一推,小車脫手而出,撞了密探們滿身糞便,張文秋趁機逃脫了。
  夜晚,張文秋用身上僅有的幾枚銅板買了碗麵吃,便悄悄向董秋斯家走去。
  剛轉到街上,迎面碰到一個英國警察。他打量了張文秋一番,突然發問:「你是從哪裡來的?請出示護照。」
  儘管英國警察的中國話很蹩腳,但她還是聽明白了,於是張文秋將護照遞給他。
  英國警察看了看護照,「你是個教書的,」又抬頭看了她一眼,「為什麼這麼慌張,是不是帶了違禁品,我要搜一搜。」說著,就要動手動腳。
  張文秋看到英國警察的那副嘴臉,真想抽他一記耳光。但是她很快平靜下來,後退一步,正色道:「我沒犯法,憑什麼搜我?」
  英國警察晃動著警棍:「這裡是英國女王陛下的香港,可不是你們大陸,你放明白些。」
  張文秋心想,他一搜身那些文件肯定暴露,決不能讓他靠近自己。這時,她的手下意識地碰了一下懷裡,摸到一小包吃麵剩下的辣椒面,於是她有了主意。
  張文秋把手伸進懷裡,說:「您等一等,我把東西交出來還不行嗎?」
  英國警察瞪大眼睛,想看看她能掏出些什麼。突然,張文秋將手一揚,一包辣椒面全灑在了英國警察的臉上,英國警察猝不及防,被嗆得哇哇大叫,張文秋趁機鑽進了一條小巷。
  半夜,張文秋從董秋斯家借了些錢,便拿了一個小皮包匆匆離去。
  凌晨,張文秋登上最早的一班電車,向碼頭駛去。然而,令她萬萬想不到的是,竟又碰上了范宗義。這兩天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已使張文秋格外提高了警惕。范宗義假意和張文秋打招呼,身子慢慢擠了過來。「秋萍,這幾天讓我好找哇?」
  此時,張文秋想躲也來不及了,這傢伙擠到她身邊,用揣在褲兜裡的手槍悄悄頂住了她的大腿,低聲說:「秋萍,你跟我去自首,說出在港的共黨,香港當局不會虧待你的。」
  張文秋見一時無法脫身,便用話穩住他,「你說的倒好,憑什麼讓我相信你。」
  范宗義從兜裡掏出了一個藍皮「派司」晃了晃,「我現在是香港皇家警察隊的華籍探員,怎麼樣,這回該信了吧?」
  張文秋冷冷地說:「那真是恭喜你了。」
  范宗義得意地說:「秋萍,幹這共黨有什麼意思,你就說出來吧,保你享受榮華富貴。」
  張文秋裝作猶豫的樣子說:「讓我想想。」
  范宗義見張文秋一副認真的樣子,便放鬆了警惕,抬頭四下張望。張文秋見有機可乘,便抬腿狠狠踢了他一腳,然後撥開人群就向電車門口跑去。范宗義掏出手槍大喊:「都閃開,老子要抓赤色分子。」車上的乘客立刻閃出了一條道。他見張文秋快走到車門口,便舉槍瞄準,張文秋知道不妙,不等電車到站停靠,就趕緊跳車跑了。好在那時香港電車的車門是不關的,只要你膽大心細,跳車是沒有危險的。就這樣,張文秋終於甩掉了叛徒范宗義。
  由於張文秋在港暴露了身份,按正常途徑離港風險很大。於是,她找到了一艘香港開往煙台的貨船。這是一艘英國船隻,大約4000噸,只載貨物,不載旅客,途中經上海卸下貨物,其他港口一律不停靠。停靠碼頭時,只有海關人員查貨及辦理上下貨報稅手續,不大為軍警、特務分子所注意。張文秋購得一張去煙台的船票,謊稱自己替父親押運貨物,從容地登上了這條貨輪。
  隨著汽笛的鳴叫,貨輪啟碇。張文秋站在空曠的甲板上,思緒萬千。此刻,她不是在為自己的安危擔擾,而是更加惦念遠方的戰友。
  接著,張文秋又連續執行了幾次任務,多次受到佐爾格等人的讚揚。由於她工作出色,佐爾格打算將她送去國外學習,將她培養成一個高級情報人員。哪知此時佐爾格奉命調往日本,張文秋出國一事就被擱下了。
  不久,吳照高也調去日本。離華前,張文秋為他餞行,還應吳的要求將女兒思齊帶給他看看。吳照高抱著思齊親了又親,並十分動情地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一道工作、並肩作戰的日子,特別珍視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後我們不必再裝成『夫妻』了,不過我想當你的哥哥,我會為有你這樣一個妹妹而高興,如果你同意,就讓孩子叫我『舅舅』行嗎?」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張文秋也表示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吳照高十分高興地說:「今天,我要向你道歉!過去我對你關心照顧很少,那次對你的批評很過分,希望你原諒。我相信有一天,中國革命勝利了,全國人民遊行慶祝,那時我一定爭取再來,和你們一起歡呼勝利!」
  哪知吳照高一去就沒再來,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謎……
  還在吳照高離開中國之前,共產國際遠東局為了深入瞭解上海工人運動的情況,將張文秋派去上海浦東,打入英美煙廠,專事搜集有關情報。
  時任浦東區委書記的李耀晶,讓張文秋以英美煙廠子弟小學教員的身份為掩護,並參與區委領導工作,以便全面掌握工運情況,又在工廠附近為她租下了住房。李說,單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義才能辦理手續,並要求她將女兒思齊也帶來居住,這樣才更像一個「家」。
  張文秋想,自己與吳照高的「夫妻戲」還沒演完,又要與李耀晶建立個像樣的「家庭」,真成了「戲中戲」。她同意了,於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新「家」組建後,訂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對外李耀晶是這家的「先生」,但平時不在這裡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來此與「太太」見面,實際上是研究工作。張文秋每週去一次共產國際機關匯報工作和遞交情報資料,平日在學校授課,並在廠區和家屬中活動。思齊接來後,無疑多了份拖累,便請房東照料孩子,房東見他們「夫婦」都是正派人,思齊又長得惹人喜愛,就高興地答應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來了。張文秋嚴肅地問:「今天不是碰頭日,你怎麼來了?」李耀晶忙插緊門,笑道:「按規定,我晚上不能來,更不准在這過夜。可是今天我應該來。」「你可不能違反紀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來,外人反而會懷疑我們,這家的先生怎麼老不回家?這裡是我的『家』,我常來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麼事,你快說吧!」李耀晶卻賣關子似的,掏出香煙慢慢地抽,十分開心地說:「我這不是回『家』來了嗎?在『家』裡還不讓人寬鬆些?」待思齊睡了覺,他才極其機密地說:「共產國際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打算對你進一步培養深造,中央負責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國外去學習。我先同你通個氣,組織上將會正式找你談。」張文秋喜不自禁:「謝謝你先來告訴我!……可是,我已經沒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給誰呢?」李耀晶說:「我就是為這事而來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們的『夫妻』關係,索性把思齊當作我的孩子,讓我母親負責撫養他。母親早就催我結婚,正盼著抱孫子呢!」事情來得太突然,張文秋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討妥切的辦法。不覺已經夜深,張文秋警覺地說:「這麼晚了,你該走了!」「這麼晚我更不能走!人家會說,你『先生』很少回來,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懷疑,暴露目標。」「那你——怎麼住?」李耀晶也嚴肅地說:「我們都是黨的負責幹部,都要遵守黨的紀律!」說著就抱起一床閒著的被子鋪到牆角地板上,倒頭便睡。張文秋見了,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擔憂,敬重,憐惜,她幾乎一夜未眠。
  天亮後,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組織上跟張文秋談了準備送她出國學習的事。她也同意將思齊交給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馬上給他母親寫信,說自己早已在上海結了婚,並且有了一個女兒,因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兒」送回老家跟奶奶過。那位盼孫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給未見過面的「兒媳」和「孫女」寄來了盤纏,讓她們趕緊回老家。
  豈料就在這時,李耀晶和張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壞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區開會,被叛徒告密,當場被捕關進監獄並慘遭殺害。組織上讓張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處理了烈士的後事。
  由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共產國際的機構被撤銷了,張文秋奉命回到中共黨內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組織上才決定讓張文秋帶著女兒回到延安黨中央這個「家」。踏上西去的列車,張文秋心頭異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個又一個「家」,一個又一個比親人還親的戰友和同志,他們有的不幸犧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閉上淚眼,腦海裡不斷地浮現著李耀晶、吳照高、林育南、劉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 方文——北平秘織情報網
  嗚——!汽笛鳴叫,一列火車奔馳在鐵道線上。這是北上的列車,終點站是北平。
  坐在車廂中的方文,心情是平靜的。此時,並無第一次出征南京時那樣的緊迫感。回顧這一年多來在佐爾格領導下所做的工作,雖沒有太值得稱道的地方,但自己畢竟盡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尤其讓方文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南京親手建立了幾處情報點,雖然後來遭到破壞,但魯絲等人卻牢牢地釘在了敵人心臟。而這次北平之行,則是新階段工作全面開展的第一步。
  此行第一個要見的人叫張永興。此人是方文在南開中學的同班同學,並同住一室。他是東北寬甸縣人,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在中學只讀了兩年,就因家貧輟學,回到老家教書。「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投身抗日活動,參加東北救國會的工作。前不久,來南京匯報工作,正好碰到了方文。他向方文敘說了自己的苦悶,深感無法依靠國民黨政府抗日,指望蔣介石收復東北更是沒希望,必須重新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方文感到張永興是個熱血男兒,決心幫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到北平後,在一個小胡同裡找到了張永興的家。見方文如約來訪,張永興格外高興。兩人徹夜長談,張永興頓開茅塞。最後他表示一定要跟共產黨走,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抗日,拯救災難深重的中國。
  方文通過考察,覺得張永興是個絕好的情報人員。不過,暫時還不忙發展他,應先讓他在社會上經經風雨,見見世面。
  當時,北平是蔣介石在華北攻打中國紅軍的司令部所在地。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撤離東北後,被委任為「剿總」副總司令,駐北平。他的軍隊開赴河南,正向我黨領導的鄂豫皖三省邊界大別山根據地進攻。東北軍被迫把自己的家鄉讓給日本強盜,置三千萬父老兄弟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背井離鄉,卻又被迫去攻打中國工農紅軍,官兵們的情緒普遍不高。方文決心在東北軍裡找一些有識之士,爭取他們不要為蔣介石賣命,為革命貢獻自己的力量。
  通過張永興得知,南開中學的另一個同學於毅夫在東北軍司令部中做秘書工作。方文雖然和他不熟,但久聞其名。他曾在五四運動中,因無計阻止北洋軍閥的賣國罪行,憤而跳海自殺,幸遇救而未死。此舉曾震動全校。後來不意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時兩人又成了同學。1927年初方文秘密離開天津去武漢參加北伐軍時,於毅夫還特別為他送行。大革命失敗後,各地掀起清黨活動,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於毅夫從官方得知方文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務的黑名單後,立即通知他,使方文得以逃離魔掌。
  1927年夏,於毅夫大學畢業回黑龍江老家,在省政府任秘書職務。「九一八」事變後,隨東北軍撤到北平,並在張學良司令部任職。基於他的經歷判斷,於毅夫的革命性不會比張永興差。於是,方文拜訪了於毅夫。
  在東北軍的司令部裡,方文見到了一身戎裝的於毅夫。老友相逢,格外親切。於毅夫把方文領到家中共進晚餐,飯後方文就留宿在於毅夫的家中,兩人躺在床上,徹夜長談。
  「毅夫,東北軍已是亡國亡家的人。你在這裡幹得舒心嗎?」方文故意用話刺激他。
  於毅夫歎了一口氣:「舒心?能活下來就不錯了。我們東北軍在這裡真好比喪家之犬。」
  「那你就甘願這樣活下去嗎?」
  「我一個堂堂男子漢,當然不願苟延殘喘。」
  「你希望走上一條不同於現在生活的新生之路嗎?」方文開始引入正題。
  「當然願意,」毅夫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有些背景。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你依然為共產主義事業奔波。」
  方文點了點頭:「毅夫,實不相瞞,我此次是奉共產國際上海情報組織之命,到此開展工作,希望你能給予幫助。」
  「共產國際!」於毅夫驚喜地看著老同學,「你了不起,幹起了國際共產黨。 好,你說吧,需要我幫什麼忙,儘管開口。」
  方文正色地說:「我們組織想瞭解一下東北軍對鄂豫皖邊區紅軍的軍事計劃和行動。」
  於毅夫考慮了一會兒,說:「雖然我提供不了全部的材料。但據我掌握的材料,也能給你們提供十之七八。好,我願做東北軍司令部中的革命耳目!」
  從此,方文便秘密住在於毅夫家。於毅夫家是個四合小院,偏北的一間房留給方文居住。這間房就成了他的秘密工作室。同時,方文也將攜帶的微型的照像器材隱藏在屋內一個角落裡,供工作之用。
  一天夜裡,於毅夫拎著一個大皮箱走進了方文的居室。
  於毅夫將皮箱放在桌上,高興地說:「老同學,看,我給你帶什麼好東西了。」說罷,打開了皮箱。方文湊過來一看,嚇了一跳,只見皮箱裝著滿滿的軍事文件和作戰地圖。
  「啊呀,你這不是把東北軍的機要室都搬來了嘛!」方文急忙安置好翻拍架,卡上照相機,調好焦距。於毅夫則內行地將一盞檯燈移過來。
  「卡嗒、卡嗒。」室內靜悄悄的,只能聽到照相機摁動快門的聲音。
  三個小時過後,總算將文件和地圖拍完。
  方文拍著於毅夫的肩說:「毅夫,首先我代表組織謝謝你。其次,我要勸你,今後萬不可大批量地偷拿司令部文件,萬一被上級知道了,暴露了你的身份,豈不壞了我們的事業。」
  於毅夫誠懇地點了點頭,「放心吧,老同學,今後我會格外小心的。」
  在東北軍的工作進行之時,上海情報小組的成員柳憶遙從上海趕來向方文報告,他在山西省軍閥閻錫山司令部發現了有用的線索,請他考慮是否錄用。
  當時在華北有兩個被蔣介石利用的地方軍閥,一個是東北軍,另一個是閻錫山的山西軍。現在已在東北軍裡有了於毅夫,正應在山西軍裡尋找革命的耳目,如在那裡也找到可用之人,則華北工作的組織問題基本上解決了,所以柳憶遙的消息使方文十分興奮,連忙追問詳情。原來山西省省長趙戴文的兒子趙宗復是北平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很想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點工作,在他畢業回山西之前,主動找到老同學柳憶遙,說如有用得著他的地方,他一定盡力而為。趙戴文是閻錫山的老師,他的兒子如能為革命工作,就等於在閻錫山身邊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這樣的人,正是組織尋求的理想對象。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並接受柳憶遙的建議,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正式和趙宗復談了一次話。趙宗復返回山西後,將閻錫山與日本秘密勾結,對蔣介石貌合神離,待機而動的情況,及時報告給組織,為共產國際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材料。
  就這樣,情報組織中的中國情報戰士,從南京到香港,從上海到北平、太原,編織了一個卓有成就的情報網,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績。為此,莫斯科總部不止一次地來電表揚佐爾格領導的情報系統,稱讚他們「快捷、準確」地提供了國民黨軍隊的活動情報,及其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絕密信息。
第5節 在另一條戰線上
  這是遠東一條鬥爭戰線,它像世界上許多無形的街壘一樣,是一場暗中的較量。
  ——理查德·佐爾格
  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系統的負責人,佐爾格不僅指揮著手下的情報人員出生入死,而且自己往往也戰鬥在最前沿。
  為了搜集帝國主義列強幫助國民黨政府進行不義戰爭的軍事資料,佐爾格常常在南京的「國際俱樂部」和「扶輪俱樂部」裡一連呆上幾個晚上,誘使他的交談夥伴——那些軍官朋友酒後吐真言,而他在這種時候卻始終得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從德國搜集到許多關於這些軍事顧問的背景情況,使他在與他們周旋應付中始終佔據主動。
  1931年底,佐爾格從南京顧問團上校專家勒貝爾博士處獲悉,在柏林的埃貝爾貝克不久前簽署了一份合同,即將出任中國蔣介石政府的軍事顧問。
  佐爾格立即設法會見了這位「一戰」中的老戰友。在他們的交談中,佐爾格瞭解到,德國軍隊將秘密幫助國民黨軍隊設計一種新型的山炮。這種大炮是在彈道學家赫爾曼·克蘭茨教授,以及柏林軍事工程學院的威廉·施維寧教授指導下,由工程師們總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後,加以改進生產的。生產這種武器是德國康采恩秘密軍備計劃中的一項,由於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生產大口徑、遠射程的火炮,所以國防軍通過他們的技術顧問,與瑞典波福爾斯工廠合作,準備在中國試驗一下他們生產的武器性能。波福爾斯工廠計劃在1932年用首批生產的48門山炮裝備南京軍隊的兩個炮團。運送時,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八個部分,每一部分都重達百公斤以上,用八匹騾子通過沒有公路的地區運往陣地。而佐爾格的另一位戰友戈特弗裡德·吉爾貝特上尉負責培訓中國炮手。訓練學校就設在距南京蔣介石官邸以南,約18公里遠的湯山,那裡有一個面積很大的射擊場。
  這些情況引起了佐爾格的高度重視。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國助手通過關係秘密複製了該校的建築草圖、設計圖和測繪資料,並迅速向中國工農紅軍提供了敵人的最新裝備情況,使其及時做好戰鬥準備。
  通過情報小組與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報交換渠道,這個情況很快轉到了江西紅軍總部。後來,當國民黨軍隊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騾子運輸隊運送這些新式山炮時,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紅軍爆破小組和赤衛隊的襲擊。一路上,打打停停,使運輸隊損失過半。等把剩下的十幾門山炮拼裝好,秘密架設在贛南紅軍指揮部附近時,紅軍主力部隊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擊的範圍。
  德國軍事顧問苦心經營的「大炮計劃」失敗了,德國兵工專家期待的那種「炮轟效果」也無法核實,最後不得不暫時中斷對國民黨炮兵團的補給和培訓。
  此外,佐爾格情報系統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即觀察國民黨軍隊武器和裝備,以便從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估計。由於大部分進口武器都是經港口運進內地,並在上海的大銀行裡結算費用,所以這項調查工作相對容易。中國軍備生產如同後勤倉庫一樣,也高度集中。南京的兵工廠也叫軍火庫,是供應陸軍和空軍現代武器的最大補給中心。佐爾格成功地搞到了一張南京軍火庫的方位藍圖,並拍攝下來送到了莫斯科。
  當時,江西中央蘇區的主力紅軍約65000人,然而,這些部隊卻只有不到四萬支槍。換句話說,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部隊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部隊有槍枝。
  在同國民黨匪軍的激烈戰鬥中,英勇的紅軍戰士不得不用長矛、大刀來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武器成了紅軍部隊的頭等大事。在國民黨軍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之際,中央特科轉來了一條情報:希望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小組能為紅軍盜運大批武器。
  上海的碼頭,成了外國向中國輸送武器的集散地、中轉站。據不完全統計,每天至少有上萬支槍械從此運走。
  佐爾格派出了精悍的情報人員開始活動。因為他發現國民黨的官僚機構自上而下到處蔓延著營私舞弊、腐化墮落之風。一切都為了錢,用錢可以達到一切目的。國民黨軍官們為能夠住進最昂貴的外國飯店,去旅行者的夜間酒吧和歐洲人開的妓院裡鬼混,經常偷偷地出售武器,換取美元。德國軍事顧問小組的軍械員更是不願放過賺錢的機會。
  終於,有一天從德國開來一艘幾千噸級的貨船,上面裝滿了步槍和子彈,估計有七八千支,子彈不計其數。負責此項接收工作的是國民黨後勤部門的一名上校陳少堂,和德國駐南京兵器檢查員馮·霍恩哈特上尉。
  陳少堂是個極其貪婪的人,對金錢的欲求甚至達到了貪得無厭的地步。而霍恩哈特雖然規矩一些,但迫於家境也常幹些鋌而走險的買賣。
  佐爾格早就掌握了這兩個人的底細,於是便派遣情報員米申來完成這個任務。
  康斯坦丁·米申,俄國人,曾在俄軍通訊連服役。日俄戰爭期間被日軍俘獲,送到東北關押。後來,他獲釋來到哈爾濱,在此認識了馬克斯·克勞森。從此,他改變信仰,堅定地加入了共產國際的戰鬥行列中。由於在中國多年,米申精通漢語,熟悉這裡的風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語講得也不錯。
  米申西服革履,裝作一位很有錢的白俄富商,找到了霍恩哈特。經過一番試探性接觸後,他開始行動了。
  一天,米申對霍恩哈特說:「我必須向您說實話,我不是什麼商人,我是沙俄白衛軍謝苗諾夫將軍的特派代表,我們需要軍火。」
  霍恩哈特聽了並不吃驚:「謝苗諾夫的部隊不是駐紮在華北,有日本人供應他武器嘛,難道軍火還成問題?」
  米申認真地說:「日本人是不可靠的,他們只提供少量的武器和借款,還要求將軍的部隊必須打到雅庫茨克,否則就斷絕軍火……你是知道的,蘇俄紅軍已壯大起來,我們的部隊反攻談何容易?如果沒有足夠的軍火就更別想打回俄國去了。」
  霍恩哈特答應考慮考慮,二人約好明天再見。
  為保證騙局的真實性,第二天,米申約霍恩哈特來到白俄流亡者常常聚集的一家小酒館。這家小酒館座落在霞飛路上,是沙俄炮兵上尉特卡欽柯開設的,離佐爾格的寓所只有一百米。流亡者習慣稱它為「總部」。
  霍恩哈特跟隨米申進入「總部」,在前屋的一個角落裡置放著一個陳舊的塗金神龕,裡面擺著失去光澤的尼古拉顯聖的聖像,旁邊的牆上掛著尼古拉二世的畫像,下面是兩把交叉著的軍刀,軍刀上面繫著聖喬治緞帶。這個所謂的「總部」其實是舊儲藏倉庫改建的。大廳中間有一個小型舞台,台上有一架鋼琴,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歌手,正演唱著一支古老的抒情歌曲。聽眾用拳頭支著下巴,悲傷憂鬱地聽著她的演唱,有的喝醉了,有的亂喊……
  這一切都給霍恩哈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確信米申是個白衛軍分子。
  兩人來到大廳坐下,米申要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堆酸黃瓜、香腸,便開始了談判。
  米申大口喝著酒,說:「上尉,這是一條財路。將軍手下有15000名騎兵,將來還會有更多的人加入。那麼,至少得需要二萬支優良的步槍。如果你能想辦法弄到這些武器,錢不成問題。」
  「數量太大了,無論如何弄不到這麼多武器。」聽了米申的話,霍恩哈特不禁嚇了一跳。以往他都是十幾二十支地盜賣槍支,最多也就一百支。如今,米申一張口就二萬支,確實讓他吃驚不小。
  米申仍然不動聲色:「如果你確實有困難,不妨給我們提供個機會,讓我們自己搞。自然會有你一份佣金。」
  這番話似乎打動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會兒,低聲說:「上海碼頭最近要從德國駛來幾艘軍火船,總計有十萬支步槍,看看能不能從這些船上下手。不過,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還有一個國民黨的軍隊的上校,如果把他……」
  米申高興地說:「這名中國軍官我會解決的,只要你給我提供機會。」
  霍恩哈特突然問:「佣金有多少?」
  米申微笑道:「如果兩萬支槍都搞到,您的那份不會少於一萬美元……」
  幾天後的一個夜晚,米申將陳少堂送進了一個歐洲人開的妓院,免費為他找了兩名金髮碧眼的女郎。而在同一時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檢查員的名義開據了一張證明,讓米申拿著它去同港口的警衛部隊交涉。
  很快,米申便以德國專家要檢驗武器性能為名,提走了兩萬支步槍和上千箱的子彈,直接送上一艘德國貨輪駛離上海碼頭。輪船行到九江時,佐爾格早已派克勞森等人化裝成西門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幾輛美國道奇卡車將貨卸下來裝上卡車運走。很快游擊隊通過秘密交通線,用車拉、馬馱、人扛等各種方法,將武器運到了中央蘇區。
  在停靠碼頭等待卸貨的一個星期內,就丟失了兩萬支步槍,相當於國民黨圍剿部隊武器的十分之一,令國民黨當局異常震驚。
  儘管國民黨當局拚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線索。原因很簡單,這個事件的主角是兩個外國人,追查起來自然礙手礙腳。倒霉的陳少堂被糊里糊塗地送上了軍事法庭,而霍恩哈特也被提前解職回國。當然,他的兜裡已裝滿了一萬美元的鈔票。至於米申,他是以白俄分子面目出現的,就更無從尋找此人了。
  在佐爾格的情報系統中,堪稱中樞部分的應該是克勞森和他的電台。
  克勞森在組裝、調試、校準他的收發報機和試用他新買的一部頻幅很寬的短波無線電收音機時,發現在上海及上海周圍的上空佈滿了無線電信號。
  作為海軍無線電收發員,對此應該習以為常。但克勞森來到上海時,每天在39—60的短波頻率上所聽到的事,甚至可以令每一個職業發報員感到吃驚。無線電台有公用的和民用的,有官方的和業餘的,另外還有公開的和帶密碼進行聯絡的無線電通訊。發報機的頻率信號僅在幾毫米寬的刻度上相鄰,各種強度的無線電發射相互重迭,而且常常影響對方。儘管如此,業餘的與受過訓練的無線電發報員、官方的發報員與其他無線電台、還有那些他熟悉的呼叫方式以及各國不同的無線電發報網還是比較容易區分的。儘管情報小組最初的任務並不包括搞無線電偵查,他們缺少這方面的技術設備,尤其是沒有充足的時間。但克勞森一直沒有放棄。
  1930 年春,佐爾格說:「我們應該想辦法從空中截取情報。」他的意思是在不十分危險的情況下,在自己的範圍內附帶地竊聽那些對情報小組有用的情報。克勞森馬上做出熱情的響應。佐爾格決定說:「我們最感興趣的情報一定是先譯成密碼,然後再發出的。因此,我們首先要把密碼搞到手,尤其是國民黨軍隊情報部的密碼。」
  僅僅兩個月後,佐爾格就在南京打聽到,隨著軍隊的強化建設,自1929年底以來,編碼也做了根本的改變。另外,德國工程師、無線電通訊軍官施特爾茨納也來到蔣介石的侍從室,並且在軍統局二處活動。佐爾格打聽到施特爾茨納住在杭州,便特意去了杭州幾次,結果每次都是一無所獲。施特爾茨納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他對自己那個座落在國民黨通訊總部旁的住宅採取絕對的保護措施。住宅四周佈滿了牽著狗巡邏的國民黨兵,窗戶上也釘了鐵條。他拒不接見任何陌生人的來訪。另外,據他戶外的地面無線裝置判斷,他自己很可能也搞了一部私人無線電報機。克勞森建議佐爾格,把這件事同機智勇敢的章文先商談一下,或許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可以幫助情報小組。佐爾格拒絕了克勞森的建議,說:「我們絕不能去冒這個風險。這件事是很棘手的,對方只要稍微懷疑密碼受損,就會很快更改整個密碼,我們的工作就會前功盡棄。」
  不過,章文先到底是機智勇敢的諜報員,幾天以後,他向佐爾格報告了對方的「弱點」。施特爾茨納與一位中國富商的女兒結了婚。她既想永遠地得到他,又擔心會失去他,所以千方百計地設法提高自身的地位。在家裡,她是唯一被允許去所有房間的人,包括施特爾茨納那間「神聖不可侵犯」的辦公室,因為施特爾茨納信不過他僱用的所有男女傭人,然而對他的妻子,卻是十分放心的。他相信,她絕對不敢過問他工作上的事情,而且她也沒有受過這方面的技術訓練,她只能結結巴巴的講幾句英語和德語,整天只想著穿著打扮,灑昂貴的法國香水。每逢丈夫出差去南京時,她便同母親一起去上海採購物品。然而,在價格飛漲的年代,就連收入不菲的軍事顧問施特爾茨納也承受不起這麼大的花銷。強烈的虛榮心和貪慾促使這位施太太同意了情報人員提出的建議,拍攝她丈夫辦公室的文件以換取昂貴的法國香水。
  問題是,她不會使用現代化的微型照相機,可情報小組又沒有充足的時間去訓練她如何使用。這時,情報小組中一個叫約翰的小伙子出馬了。他獻出自己的一架萊卡照相機,對其進行了改裝。他固定好所需的光圈和曝光時間,用根栓著鉛塊的線測定好相機與所拍物體的最佳距離。這樣,章文先的助手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教會了施太太照相:把紙面放在落地燈或檯燈的下面,用鉛塊壓住,然後把線拉直,拿穩相機,慢慢地按下相機的快門,照完一張馬上卷一下膠卷。換膠卷也並不複雜。這一套照相方法學會之後,施太太把照相機和十卷膠卷同她採購的物品以及情報小組預付她的報酬(幾瓶名貴的法國香水)悄悄地拿回家,放在了她的衣箱裡。
  情報小組都在焦急等待她的進展。終於有一天,約翰把施太太送來的膠卷沖洗了出來。大家從定影盤裡一張一張地把照片取出。照片上有德文、英文和中文,有各種數字和符號,還有私人信件和複製的指令,簡直就是個大雜燴。還有許多被弄破了或是照偏了的照片。當然不能要求施太太系統地、一頁一頁有條不紊地進行拍攝,因為她畢竟是個外行。
  克勞森、佐爾格和約翰根據語種粗略分類,而後由佐爾格看英文資料、克勞森看德文、把中文的留給常同志看。不管怎樣,這個竊取國民黨核心部門密碼的計劃初見成效。
  有意思的是,施太太是個很聰明的人,在一個月以後便會熟練地使用照相機,而且根據聯絡員教會她的常見德文縮寫句式,竟能辨別出文件的種類來。這樣,初期那種大雜燴的局面逐漸減少,代之的是越來越專業的文件。不過同時,施太太的價碼也在提高,從最初的香水到後來的名貴時裝,以至最後的現金,情報小組都盡量滿足了她的要求。
  就這樣,情報小組掌握了國民黨南京總司令部及其下屬各師、旅部進行無線電通話的密碼。
  三個月後,施太太從浙江最後一次將材料送來時,附帶也把萊卡照相機帶來了。她說要隨她的丈夫去武漢,這種事情不再做了。
  令人驚奇的是,施太太送來的最後一批資料中,意外地拍攝到一本附有德國軍事顧問與國民黨進行聯絡的公務電話號碼和私人電話號碼。根據這個材料,佐爾格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列出了一張在中國的德國軍事顧問名單和職務表,並報告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情況。佐爾格還在名單上標明了兵種的分類及所在軍隊的工作使命。
  1931年夏,中國政局風雲變幻,上海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佐爾格找到方文嚴肅地說:「過去一年多來,我們是赤手空拳深入敵人心臟裡去。現在敵人逼到了我們頭上來了,我們急需防禦的武器,我們應即刻買十支手槍,越快越好。這一緊急任務,我以共產國際的名義交給你,必須完成。」
  方文接到這一新的緊急任務後,立即去找神通廣大的蔡老闆——蔡叔厚同志。
  在「紹敦電機公司」,方文見到了蔡叔厚,直截了當地把買十支手槍的任務提出來。
  蔡叔厚竟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這倒讓方文有些吃驚,因為買槍畢竟不同於一般的買賣。方文忍不住追問他到哪裡去買槍。蔡叔厚告訴他,電器公司經常和外國洋行打交道,外國商人大多兼營軍火生意,因為這生意能賺大錢。
  方文提醒他,外國人賣軍火沒人敢管,但中國人做這種事是不允許的,搞不好會吃官司的。
  蔡叔厚笑著說:「沒事。租界裡的軍閥富戶都有保鏢,都有槍,我只說我也做這個生意,代有錢人買幾支武器防身不就行了麼?放心,三天後到我這裡取貨。貨款等買貨後再交也不晚,我和幾個外國佬有商業信用,這點小生意,相互信得過。」
  三天後,蔡叔厚通知方文取貨。在「紹敦電機公司」一間隱秘的貨倉中,蔡叔厚打開一隻箱子,裡面放著十支用油紙包了的駁殼槍。
  方文雖然對武器不太在行,但還是一眼認出,這種駁殼槍是德國製造的速射手槍,因這種槍有快慢機,裝彈量大(20發),簡直就像一挺小機槍,中國軍隊的軍官及土匪、保鏢都愛使種武器。南方人叫它駁殼槍,北方人叫它盒子炮。
  方文將貨款如數交給蔡叔厚,然後將「貨物」裝上佐爾格借來的德國使館轎車,絕塵而去。
  現在,有必要介紹一下佐爾格小組的核心成員,具體人員為:
  情報小組負責人:佐爾格(蘇聯)
  諜報員:約翰(波蘭)
  報務員:塞帕·魏騰加爾(德國)
  馬克斯·克勞森(德國)
  情報員:克拉斯·塞爾曼(愛沙尼亞)
  柳芭·伊凡諾夫(蘇聯)
  安娜
  烏爾蘇拉·漢布爾格(德國)
  尾崎秀實  (日本)
  方文       (中國)
  常同志     (中國)
  佐爾格核心小組的一半人馬,後來都成了佐爾格在日本「拉姆扎」小組的成員。通過在中國情報工作的鍛練,他們都成長為堅強的紅色國際特工。
第6節 佐爾格最後的傑作
  我有理由相信,這個國家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在世界上崛起。
  ——理查德·佐爾格
  佐爾格在離開中國之前所做的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營救牛蘭夫婦。要想瞭解「牛蘭夫婦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得從頭說起。
  1927年4月,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共產黨員李大釗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蘇聯幾家商行被搜查;蘇聯駐上海領署被萬國商團包圍。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這一連串突發事件,使蘇共和共產國際都有些摸不著頭腦。共產國際聯絡部、遠東局等機構則因在中國的工作不力,負有失察之責而受到嚴厲的批評。各方檢討之後,決定派遣得力人員來中國瞭解情況,探討建立秘密聯絡站,用新的方式加強與亞洲各國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繫。牛蘭夫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受命來華的。
  西方學者認為,牛蘭事件之所以撲朔迷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蘭夫婦的真實姓名。牛蘭有十幾個化名,「牛蘭」則是他在中國的化名之一,他的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10歲時便失去父母,獨立謀生求學,1914年畢業於基輔的一所商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作戰勇敢被送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鬥爭中,牛蘭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曾擔任「芬蘭團」政治委員,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牛蘭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肅反委員會)。此後先後到烏克蘭及歐洲數國執行特殊任務,曾在法國被捕,判處兩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意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產國際選定牛蘭作為派往中國的特使,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經歐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為掩護建立秘密聯絡站。當年11月,牛蘭到達上海,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他來往於上海與歐洲之間疏通聯絡渠道,在上海租界區內活動,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到1929年,牛蘭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工作。次年,他的妻子達吉亞娜·瑪依先克也帶著2歲的兒子吉米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牛蘭夫婦在華期間,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區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從事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聯絡工作:接收中轉信件,建立秘密印刷點,租用秘密會議的場所,為赴蘇聯學習開會的共產黨人辦理各種必要的手續等。據牛蘭的述職報告和其他相關檔案資料顯示,當時掩護這些活動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區內的三家貿易公司,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大都會貿易公司」。當時這家公司資金雄厚,在生意圈內口碑頗佳。共產國際通過秘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據記載,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資金平均每月達二萬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幾倍。
  牛蘭夫婦是經驗豐富的特工,來到上海後,面對異常複雜的環境,牛蘭夫婦設法搞到了比利時、瑞士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盡可能避免與中國共產黨聯絡人員直接接觸。
  1931年6月15日,牛蘭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及娘姨(保姆)趙楊氏先後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罪名是共產黨嫌疑。從現有資料看,牛蘭夫婦被捕的主要原因是連續發生了兩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後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後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辦事機構。當時該同盟是一個公開的工會組織。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從現存審訊筆錄中看,牛蘭夫婦被捕後並未暴露真實身份,他們拒絕回答警方的訊問,指定德籍律師費捨爾博士出面交涉。警方最初試圖從嫌疑犯所持的護照入手,查清牛蘭夫婦的來歷,但當時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幾國護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國人並不罕見,甚至有「我們的面孔就是護照,就是身份」的說法。警方又企圖從牛蘭一家人所操語言上打開缺口,證實嫌疑犯是蘇聯人,但當時年僅4歲的吉米只會說德語。
  令警方始料未及的是,他們秘密逮捕牛蘭夫婦的舉動引發了一次次抗議。已被釋放的保姆趙楊氏通過律師兩次發表公開聲明,她在牛蘭家中一直受到尊重,並表示願意將小吉米從獄中接出來撫養,等待牛蘭夫婦無罪釋放;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官員私下對律師威廉姆斯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蘭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給國民黨軍事當局。
  國民黨強烈要求「引渡」牛蘭夫婦源於另一突發事件——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的叛變。早在1931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轉經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在上海由牛蘭將兩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兩人潛入瑞金。但此舉未能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4月26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指聯絡站),其負責人是德國人,綽號「牛軋糖」(Nougat)。同年6月上旬,牛蘭獲悉中共特科負責人變節的消息,馬上通知聯絡站的三名蘇聯工作人員,攜帶機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撤離上海,而牛蘭則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靜觀事態發展。當國民黨特務機關得知牛蘭夫婦被捕後其國籍得不到確認,認定牛蘭就是顧順章所說的「中國聯絡站」負責人,遂要求「引渡」牛蘭一家,以求一舉破獲中國共產黨上層機關,切斷其國際聯絡渠道。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牛蘭一家從上海前往南京,牛蘭夫婦此時意識到,他們很可能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性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國際三八婦女節的倡導人蔡特金曾出任該組織的主席。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覆。有消息說牛蘭夫婦已被證實是蘇聯間諜,也有消息說牛蘭夫婦已被秘密處決。共產國際綜合各種情報後認為:牛蘭夫婦並未暴露真實身份,仍被關押在南京某監獄中。
  1932年元旦剛過,佐爾格在自己的寓所中,將方文、史沫特萊等人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蘭夫婦的辦法。
  佐爾格先介紹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況:「牛蘭夫婦被捕後,在南京路49號公寓的房間(秘密聯絡點)裡查出三個鐵箱子,箱中存有共產國際遠東局和泛太平洋職工書記處上海支會的檔案文件。這些文件,使上海外國租界當局第一次獲得有關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情況。他們被捕原因是由於叛徒顧順章的出賣。為此,共產國際準備發動全世界範圍的抗議運動,抗議蔣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權。」
  史沫特萊當即表示,她要動員世界上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宋慶齡、魯迅等發宣言、提抗議。
  隨後,佐爾格又進一步分析道:「蔣介石接到抗議後,肯定會狡辯說,牛蘭夫婦是在上海外國租界被捕的,國民政府對此案一無所知。因此,確切查找牛蘭夫婦的關押地,成了我們情報系統的重要任務。只有掌握了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南京的確鑿證據,國際進步力量才有和國民政府交涉、鬥爭的有力武器。我們的秘密偵察工作,就是這次國際鬥爭的前奏曲。只有前奏曲作得出色,才能引出主題歌。一句話,沒有我們的秘密偵察,這次國際反蔣鬥爭就不能發動。前一段是秘密鬥爭,後一段是公開鬥爭。」
  最後大家商定,由史沫特萊負責抗議鬥爭的準備工作,由方文負責偵查牛蘭夫婦的下落。
  第二天,方文找到了柳憶遙。國民黨特務系統當時操縱在CC派,確切的說是陳立夫管轄的中統手裡,而柳憶遙是浙江人,因工作關係與許多浙江派的國民黨高官很熟,方文希望他能從這些人身上找出線索。
  柳憶遙欣然接受了這項新任務。他笑著表示:「國民黨特務勢力都在咱浙江人手裡,這種關係不難找到,你等我的信吧。」
  兩天以後,柳憶遙便來告訴方文,他有一個可靠的親戚,認識CC派的張沖。
  方文得到這消息如獲至寶,因為張沖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是中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經過進一步打探,證實張沖不僅知道牛蘭夫婦被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張沖主管。
  佐爾格聽取了方文的匯報後,一方面肯定了他們的工作成績,同時指出,「只滿足於這點信息還不夠。因為國際進步勢力不能只憑情報小組的口頭情報去聲討蔣介石。最好能有一些確鑿的文字材料,比如讓牛蘭親筆寫一個字條,才能證明牛蘭確實在南京。有了這個強有力的證據,國際進步勢力才能進一步開展反蔣的抗議活動。」
  方文認為佐爾格的要求過高,要冒巨大的危險。中統大特務如此做,不啻於為自己製造了「暗通共黨」的罪證,他認為張沖未必敢為共產黨冒這個險。
  佐爾格卻滿有信心地表示:「中國共產黨出了一個顧順章,難道國民黨就沒有張順章,馬順章麼?只要我們方法對頭,肯定能找到這樣的人。」
  方文覺得佐爾格說的有理,於是,再一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柳憶遙。
  柳憶遙接到任務後,並未覺得有多冒險,反而認為可以一試。
  又過了兩天,得到了張沖的回答:手跡可以送出,但代價是二萬元。
  後來才知道,二萬元是指二萬美金。這樣的價格真是高得嚇死人。別說佐爾格拿不出來,就是「蔡老闆」一時也籌不到這麼大一筆款子。
  佐爾格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照價付款,但需先交字條,後付款。
  為此,情報小組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
  方文認為:「二萬美金是多麼大的一筆錢,能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現在毫不痛惜地將這筆巨款送給國民黨特務,未免太不愛惜革命財產了!」他堅決不同意浪費這樣大的一筆錢買一張小小的字條。
  佐爾格則認為:「張沖在中統內有一定地位,他沒拒絕我們的請求,說明他有意和共產黨保持一定關係。如果這筆交易成功,既有了牛蘭的字條,又等於我們已收買張沖為我方的情報員。我們手裡有了這個把柄,他就不能不為我們工作。」最後,佐爾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錢重要,還是牛蘭的生命重要?捨不得錢,就得不到證據。你必須認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錢計算。」
  佐爾格說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籌集這筆巨款。
  萬般無奈下,佐爾格只好用電台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報告營救牛蘭夫婦的進展情況,要求組織上火速送來兩萬美金,用以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特別資金。
  莫斯科中央總部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並告知兩名押送錢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爾濱有一處共產國際遠東地區的秘密聯絡站,確切地說是蘇軍總參情報部的秘密機關,所有往返中國的情報人員,都必須在此報到,轉接關係。負責人是位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運送巨款的任務就交給他來完成。
  為了安全起見,西伯勒爾將薄薄的鈔票捆兒分散地放在各個口袋和一條專門縫製的貼身腰帶裡。可以說西伯勒爾渾身都是錢。
  當時,在哈爾濱還有一個叫奧托·布勞恩的德國人。此人,便是後來派到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
  布勞恩受共產國際(實際為蘇軍總參情報部)的委派,前往東北進行對日情報偵察工作。由於偽滿洲國成立,日偽加強了對抗日武裝的「討伐」,布勞恩無法開展工作,只好輾轉到哈爾濱,在西伯勒爾的聯絡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幾個月。由於布勞恩到東北後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上級嚴厲地批評了他,為此布勞恩在哈爾濱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如今,他聽說西伯勒爾要去上海,強烈要求和西伯勒爾同行。西伯勒爾考慮,兩個人上路能互相照顧一下,便答應了布勞恩的要求。
  兩人坐上了開往大連的火車,在傍晚時分到達新京(長春)。第二天,火車繼續南駛,到達大連後,兩人換乘一艘日本客輪前往上海。
  兩位送錢的德國共產黨員(應該是一位,布勞恩不知道送錢一事)圓滿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艱巨任務,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將錢送到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
  西伯勒爾返回了東北,而布勞恩則滯留上海不歸。儘管共產國際對布勞恩此舉十分不滿,但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阿瑟·尤爾特卻替布勞恩說了不少好話。不久,布勞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萬美金,方文便遣柳憶遙前去交易。很快柳憶遙把一個三寸長,一寸寬的小紙條交給了方文。上邊寫了兩行外國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認識俄文,難辨真假,只好盡快交給了佐爾格。過了兩天,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小包,並對他說:「貨是真的。這是貨款,望速付對方。」
  貨款交給對方後,國際進步勢力便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
  1932年5月,國民黨軍事當局迫於種種壓力,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後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及辯護律師一次次揭露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非法行為,諸如,中國法院審理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違反中國有關法規;法院不允許被告聘請外籍律師、阻止律師瞭解案情;嫌疑犯被關押一年超過了中國法律允許的時限;被告被關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監獄裡轉換,遭受非人待遇;開庭審理時公訴人拒絕向法庭出示證明被告有罪的物證和人證。當牛蘭夫婦以絕食相抗爭而處於昏迷狀態時,南京「第一模範監獄」監獄長鄺寬請來美國醫生協助他們強制犯人進食。當法官李勉同意宋慶齡和蔡元培兩人具保牛蘭夫婦時,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干卻以「違背法治原則」為由橫加阻撓。所有這一切由法國路透社、德國新聞社、上海英文版《中國論壇》、《申報》等中外傳媒的連續報道很快傳播全球,聲援營救牛蘭夫婦,譴責國民黨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公開呼籲營救牛蘭夫婦,抗議國民黨當局。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由瑞金致電國民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並以釋放蘇區所有帝國主義傳教士作為條件。
  1932年5月2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224號文件,決定公開譴責國民黨反動派對牛蘭夫婦的關押審判。此後《真理報》幾乎天天刊登牛蘭事件經過和審判過程的報道,文章冠以「工會秘書處於危險之中」、「絕食第九天」、「獄中遺囑」等醒目標題。一位西方記者寫道:國民黨軍事當局在審判一對外國夫婦的過程中,一分未得,滿盤皆輸。
  1932年7月,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營救會」並親任主席。她親自到南京找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干交涉,數次親往監獄探望牛蘭夫婦,並兩次書面具保,要求送牛蘭夫婦保外就醫。當時數次絕食的牛蘭夫婦已不抱生還的希望,唯一擔憂的是他們的兒子吉米。雖然當時有幾家人表示願意撫養吉米,但是在牛蘭夫婦的心目中,宋慶齡是唯一可以信賴的人,也是知道他們真實身份的人,便請求宋慶齡出面,將吉米送到一個他們共同認識的德國人赫爾茲家中。
  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此後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蘭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逃出監獄,來到上海躲藏起來,此後近兩年的時間裡,他們沒有身份證明,缺少生活來源,而且按特工人員的紀律不能尋求蘇聯駐華公開機構的幫助。在宋慶齡的資助和幫助下,他們堅持下來,直到1939年,最終將一封救援信輾轉萬里送到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牛蘭夫婦才得以順利地返回蘇聯。
  牛蘭夫婦返回祖國後的命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認為牛蘭在中國期間與托派有來往,並由此推斷牛蘭夫婦回蘇聯後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實上,牛蘭夫婦後半生的生活是平靜的,而且一直沒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蘭曾擔任蘇聯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職務。此後他的工作崗位總是與中文有關,曾在兩所大學的漢語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蘭夫人於1964年病故前則一直從事她喜愛和擅長的語言研究和翻譯工作。牛蘭夫婦的兒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蘇聯,在兩所國際兒童院裡度過了青少年時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與父母團聚。
  二萬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呢?牛蘭案件結束了,但這個交易線索卻無法割斷,結果卻導致佐爾格在中國工作的結束。
  因為在這次交易背後,無形中留下了佐爾格情報組織和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藕斷絲連的關係,也等於將他們的組織暴露在「中統」的視線之內。種種跡象表明,交易前的種種分析只是一種樂觀估計,特務己開始跟蹤、尋找他們。
  為安全起見,莫斯科中央總部希望情報組織主要人員撤離中國。當時佐爾格堅持要留下來繼續工作,直到別爾津來電,告訴他中央對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中國。在被召回莫斯科,結束他在中國的工作時,佐爾格曾無限留戀地說:「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佐爾格、方文、柳憶遙、肖炳實同時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組只剩下一個陸海防,因他未參加營救牛蘭夫婦,也對這項工作毫不知情,故無需撤離上海。
  佐爾格情報小組對中國革命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小組所收集的情報大部分通過哈爾濱取道海參崴,或經廣州取道香港再轉送莫斯科。有好幾份情報得到莫斯科總部的高度評價。在短短的三年中,佐爾格和他們的戰友們,在中國幅員遼闊的土地上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成員多達數百人,同時向蘇聯輸送了數十名革命青年學習情報技術。
  1933年底,佐爾格和克勞恩經海參崴回到了莫斯科,圓滿地完成了在中國的情報使命。在中國的三年,對佐爾格本人來說是個經受鍛煉的大好時機。離開上海時,佐爾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國事務的專家、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了。另外,他和克勞斯、安娜及尾崎秀實等人共同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這些經驗對他們以後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
  理查德·佐爾格回到莫斯科後,接受了蘇軍總參情報局局長別爾津將軍的指示,於1933年9月抵達東京,組建代號「拉姆扎」的情報小組,開展對德、日法西斯的戰略偵察活動。僅在最後三年,佐爾格就向蘇共中央發出了65420組密碼,即32.71萬個字!這些情報包括:日本侵華的絕密計劃、諾門坎事件的軍事部署、希特勒進攻蘇聯的計劃、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談判內容及德軍在蘇聯邊境集結情況、日本的汽油貯備量、日本不向蘇聯西伯利亞進軍的情報……等等。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一幅幅駭人照片及數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爾格在中國現場拍攝和記錄下來,寄回當時的德國保存下來的。
  拉姆扎小組的成員來自九個國家:日本、蘇聯、德國、朝鮮、中國、美國、南斯拉夫和丹麥。報務員是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
  1941年10月18日,佐爾格在日本東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難。佐爾格犧牲後,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遺骨,並為他豎了一塊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著:「安息吧,英雄!為反對戰爭,為全世界的和平獻出了生命。」
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戰友們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2年12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處長約瑟夫·阿羅諾維奇·皮亞特尼茨基正與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國外處處長米哈伊爾·特裡利瑟爾交談。
  皮亞特尼茨基認真地說道:「佐爾格在中國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報網,他的業績很讓我們吃驚。」
  特裡利瑟爾點點頭:「是啊,理查德不愧是優秀的諜報專家。皮亞特尼茨基同志,他的繼任者到了沒有?」
  皮亞特尼茨基說:「接替佐爾格工作的約瑟夫·華爾頓已經啟程了,估計下個月就會抵達中國。」
  這時,共產國際柏林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推門走了進來。
  廖雯初對二人說道:「領導同志,前往中國工作同志的名單已經擬好。」
  特裡利瑟爾點頭說道:「很好,為了支持中國紅軍與白匪作戰,我們要派大批懂軍事的同志到蘇區去。」
  皮亞特尼茨基在一旁說道:「不要落下奧托·布勞恩,他一直希望到蘇區去。」
  廖雯初開口道:「特裡利瑟爾同志,恕我直言,我認為奧托·布勞恩並不是一個好的軍事指揮員,而且此人脾氣也不好,難以和同志相處。」
  特裡利瑟爾沉思了一會,問皮亞特尼茨基,「你看怎麼辦?」
  皮亞特尼茨基想了想說:「那就讓奧托·布勞恩暫時留在機關,做為尤爾特的副手,先熟悉一下那裡的情況再說。」
第2節 千里大護送
 
  1933年春,繼佐爾格離開中國不到一個月,莫斯科中央總部便派兩位同志來到上海。
  一位是被稱作「老師」的蘇軍情報部特派員(此人也是佐爾格的引路人)。另一位是蘇軍遠東情報部門負責人約瑟夫·華爾頓上校,奉命接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負責人。華爾頓儀表堂堂,很有些軍人氣派。
  約瑟夫·華爾頓,也叫亞科夫·格裡高利耶維奇·勃羅寧,原名裡赫堅施坦,曾化名博什博士、亞科夫·果列夫、華爾頓、勞倫斯等,猶太人,生於拉脫維亞里加附近一個猶太教牧師家庭,1918年克列緬楚格中學走讀生畢業,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工農紅軍,在土耳其斯坦方面軍任部隊政工人員和報紙編輯,後任工農紅軍政治部新聞局局長,1928年10月至1930年10月在紅色教授學院黨史系學習,獲歷史學博士學位,除俄語、拉脫維亞語外,精通德語。畢業後被調入工農紅軍總參偵察局,此後多年在德國從事秘密工作。1933年6月在柏林和理查德·佐爾格會面並交接工作,隨即赴上海接任紅軍總參偵察局上海站(亦即中國站)站長,1934年4月在上海和上級派來的報務員埃莉.·伊萬諾芙娜結婚。
  老師首先將方文引見給華爾頓,方文立刻向他移交工作,一俟交待清楚,方文就撤離了上海,赴莫斯科受訓。他遺留的工作由陸海防接替。
  華爾頓迅速瞭解了佐爾格情報組織中的成員情況,並開始系統地整理各種遺留的情報資料。不久,在華爾頓的領導下,新的情報組織開始工作,嘀嘀噠噠的電波又飛向了莫斯科。
  這時,中共中央局負責人博古、洛甫同其他同志去中央蘇區。行前,要求尤爾特將奧托·布勞恩也派往蘇區。尤爾特徵求布勞恩的同意後,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發電請示。不久,得到了答覆:同意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去中央蘇區,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支配」。由於這份電報來得遲了一些,博古等人已先期離開上海,布勞恩只好繼續呆在上海,等候交通站的同志護送他到蘇區。
  6月,新委任的共產國際駐中國的總軍事顧問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與奧托·布勞恩相熟,同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弗雷德是上級,他要求奧托·布勞恩執行他的指示,但很快他們之間出現了意見分歧。為此,布勞恩去蘇區的心情更迫切。9月底,布勞恩去中國蘇區的準備工作一切就緒。行前,尤爾特交待說:「一切決議最後還是應由中央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和瑞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出。」
  10月初的一個深夜,月色朦朧。布勞恩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一位叫林剛的中國同志陪同下啟程。布勞恩提著一個小手提箱,為防意外,懷裡還掖著幾百美金。他口袋中深藏著一本中國國內護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區有意不包括他的目的地——江西。華爾頓派了一輛德國牌照的轎車送他們到黃浦碼頭,隨後他們登上一艘英國貨輪,消失在浩淼的大海之中。
  第三天早晨,船到廣東汕頭,林剛找到了特科交通站的聯絡員王軍,並立即由他帶路,乘一輛長途客車北上,向內地潮安進發。潮安是國民黨的封鎖區,再往北就是中央蘇區了。他們到潮安後步行出城,向潮江江畔走去。
  這時,幾名國民黨地方保安隊隊員攔住他們的去路,帶著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他們一番。一個小頭目問道:「幹什麼的?」
  王軍回答道:「這位是德國的考古學家,想參觀一下附近的古代寺廟。」
  小頭目見布勞恩身高馬大鷹目鉤鼻,十足的一個洋人,沒敢多說什麼,急忙讓路。三人繼續前行。到了潮江,王軍將布勞恩、林剛帶上一條隱蔽在灌木叢下的小船,讓二人在狹小的船艙裡足足躺了兩晝夜,二人又饑又渴,十分難受。
  第三天傍晚,一條拖輪拖著許多小船向上游進發,布勞恩他們的船夾在其中。第四天黑夜到達韓江、梅江的交匯處三河,改道向江西境內駛去。第五天黎明,拖船在贛粵邊界的石正停下。布勞恩等人棄船登岸,進入江西留車地區。這裡是國民黨的管轄區,因離蘇區很近,盤查特別嚴。
  按照預定的計劃,布勞恩一行在一塊水田附近的農舍裡等候紅軍戰士來接應。因帶路的王軍迷失了方向,找了一個上午才找到,錯過了接頭時間。傍晚,三人來到那間農舍裡休息,王軍出去找地下黨接頭。
  半夜,幾名國民黨軍士兵突然闖進來,大聲盤問,林剛從容應對。這時,進來一位佩上尉領章的軍官,死死盯著他們看了一陣子。
  軍官陰森森地問:「前面就是匪區,你們去那裡幹什麼?」
  林剛說道:「這位德國的考古學家,想去那裡考察寺廟文化。」
  「不行,進入匪區的人都有通共嫌疑。」軍官強硬地說,「你們跟我到團部去一趟。」
  林剛正色說道:「你們竟敢這樣對待德國朋友,我要到南京政府告你們去。」
  「少來這套。」軍官氣勢洶洶地說,「老子還沒聽說哪個外國人願意去匪區,這裡肯定有問題。快跟我走!」說著拔出手槍。
  哪知,林剛比他更快,突然,他已搶先拔出一支德國魯格手槍,「當當」就是兩槍。那個軍官應聲倒在地上,其他的國民黨兵嚇得扭頭就跑。布勞恩趁機拾起國民黨軍官的手槍,兩人向屋外衝去。
  兩人繞過村莊,沿著水田的窄小田埂,拚命地奔跑。布勞恩在田埂上笨拙地走了幾步,便一頭栽進水田。這時,附近的國民黨士兵已經趕了過來,呼嘯的子彈在他們頭上飛過。
  突然,幾個頭戴斗笠的精壯青年手持駁殼槍像旋風一樣衝了過來,亂槍齊射,打退了國民黨士兵的進攻。這時,王軍跑了過來,大聲喊:「林同志,我們來救你們了,不要慌!」
  幾名持駁殼槍的青年架起布勞恩,向一片小樹林跑去。
  在小樹林裡,王軍告訴他們,這幾位青年人是紅軍總部手槍隊的,奉保衛局長鄧發之命,特地來接應布勞恩。
  布勞恩顯得非常激動,哇哇地說了好一陣。林剛忙替他翻譯,告訴大家:「布勞恩同志說,他一次見到紅軍戰士。他非常敬佩紅軍戰士的勇敢精神。」
  為保密起見,布勞恩頭戴大草帽,臉上遮著一條手巾,有時騎馬,有時步行,在紅軍戰士的簇擁下,又連續走了兩個夜晚,終於安全到達了紅色首都瑞金。
  此行雖歷經波折,甚至出現危險,但在中共地下交通員的幫助下最終化險為夷。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林剛在這次護送行動中功不可沒。
  儘管後來改名叫李德的布勞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但護送此人,是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執行的一項艱巨任務,它開創了情報人員護送高級領導人穿越敵占區的先例,為後來的護送工作奠定了基礎。
第3節 雙雄傳奇
 
  為便於在中國更好地開展情報工作,華爾頓在核心情報小組中,徵召了四名中國助手。
  陸海防,北平師範大學學生,北伐戰爭期間到武漢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在政治部做宣傳工作。大革命失敗後,潛至上海,後在方文的引薦下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
  劉思慕,又名劉燧元,畢業於嶺南大學。1926年,經鮑羅廷推薦,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後轉至德國學習。1933年秋歸國,經肖炳實介紹,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
  黃維佑,又名黃君玨,復旦大學畢業生,1933年被華爾頓特召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
  蔣浚瑜,又名蔣淵若,復旦大學畢業生,1933年被華爾頓特召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
  陸海防主管情報資料整理,收集,是華爾頓的貼身助手。
  劉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國民黨高層,向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提供核心機密。
  黃維佑,負責和劉思慕直接聯繫,取送情報。
  蔣浚瑜,負責通信聯絡站,寄給黃維佑的情報,都投入以「蔣淵若」名義設立的信箱。
  當時,華爾頓在國民黨高層有三個重要關係。一個是南昌行營調查科少校科員章文先,另一個是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司令部作戰科上校參謀陳紹韓,最後一個便是武昌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劉思慕。
  另外,華爾頓還掌握一個絕密的關係,那就是在關東軍哈爾濱特務機關任少佐課長的川合定吉。
  在這裡,劉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跡,是要重重地書寫一筆的。
  ★ 劉思慕敵營脫險
  1934年12月,長征紅軍離開江西轉進湘黔。蔣介石為了圍追堵截紅軍,在武昌設立行營,親自坐鎮。因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與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薦他出任主管民政與法規的第五處處長。甘乃光是劉思慕嶺南大學時的同學,劉思慕考慮,如果利用他的關係打入武昌行營,相信會對情報工作有很大幫助。
  這時,華爾頓正因章文先離開後,組織上失去在敵人核心機關的情報來源而犯愁。聽了劉思慕的建議後,立刻批准了他的請求。甘乃光當時正網絡人才,安插親信。像劉思慕這樣喝過洋墨水的「筆桿子」,當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劉思慕幾乎沒費什麼周折,就進入了武昌行營第五處,當了一名上校法規專員。1935年初,劉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達武漢,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樓上。
  不久,劉思慕便和另外幾個專員打得火熱,很快得到了不少情報。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機密、絕密文件帶回家去偷拍,然後,到漢口把膠卷交給情報組織派來的交通員。情報組織收到情報,整理後用電台發給莫斯科中央總部。
  3月13日,劉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帶著膠卷和密件來到約會地點——漢口英租界太平洋飯店,見到了交通員王墨磬(汪默清,黃維佑的丈夫)。三人見面格外高興。
  相互問候幾句後,劉思慕掏出一個大信封遞給王墨磬:「老王,膠卷和文件都在這裡,情況十萬火急,請你務必盡快交給華爾頓同志。」
  王墨磬接過信封,鄭重其事地說:「老劉,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往總部。」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務要我去執行,下次不能來了。組織上會臨時指派別的交通員,詳情待下次見面時通知。」
  4月下旬,根據黃維佑的來信,劉思慕偕同曾菀帶了膠卷及其他密件,按預先約定的日期和時間來到約定地點——漢口英租界太平洋飯店,找新來的交通員接頭。到了那裡,人不在,茶房卻一再叫他們進屋去等候。這種違反常規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劉思慕夫婦的懷疑和警惕。他們沒有進房間,立刻離開了旅館,轉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館,打電話詢問他們要找的人回來了沒有?接電話的人連聲說:「回來了,請你馬上來。」劉思慕夫婦更加覺得蹊蹺,沒敢再去旅館,馬上過江返回武昌。回到家裡,劉思慕越想越不對頭,意識到剛才接電話的人可能是特務,冒充交通員在那裡守候他們上鉤的。為了安全起見,他當機立斷,迅速把預定要交給交通員的膠卷、密件毀掉,然後馬上給上海的黃維佑打電報,隱約其辭地暗示聯繫不上。
  華爾頓接到劉思慕的電報後,感到事態嚴重,立即派黃維佑乘飛機趕到武漢。
  黃維佑在漢口緊急約見了劉思慕。她告訴劉思慕:「那個交通員是陸海防的弟弟陸獨步,大概是出事了。華爾頓要你們夫婦馬上從武漢出走。」並給他們350元錢作旅費。
  劉思慕夫婦立刻緊張行動起來。為了掩人耳目,兩人決定分頭離開武漢,到上海會合,然後再定行止。劉思慕以去廣州探視重病的老父為由,向甘乃光請假,當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轉赴上海。幾天後,曾菀也托辭父病垂危,帶著三個孩子乘長江輪赴上海。出發時,甘乃光為表示關心,派廣東同事區伯雄照料上船,區為了免去行李檢查,向碼頭憲警出示了有「行營」官銜的名片。不料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劉思慕的身份。
  長江輪剛到南京下關,曾菀便上岸打電話找張畏凡,托張打電話給上海黃維佑接船。她沒料到此時特務已經在跟蹤她了。
  曾菀到了上海,黃維佑恰巧來晚一步,曾菀見沒人來接,而東亞旅館有人上船來接客,便想既然和思慕約定過到南京路東亞旅館會面,不如就先坐東亞的車直接去旅館。
  等黃維佑後來趕到碼頭,從船員處獲悉曾菀已去東亞,便先通知了陸海防,然後自己去東亞看曾。黃剛離開東亞,陸也來了。他問曾菀,劉思慕到哪裡去了?曾不瞭解陸的為人,不敢多說,只說思慕先她離開武漢,現在還不知道他的行蹤。陸因與華爾頓有約會,呆了一會兒就走了。這時特務已經跟蹤到了旅館,就住在曾的隔壁,誤以為陸海防是劉思慕,將其逮捕。
  不久,華爾頓也失蹤了。黃維佑見勢頭不妙,立刻領著曾菀和三個孩子以及保姆,住到了法租界的滄州飯店。
  兩天後,劉思慕自津抵滬,下了火車就直奔東亞旅館而來。當走到東亞門口時,看見有特務守候,便知道大事不好,匆匆離開旅館,就在《申報》老朋友吳景崧的家裡借住了一夜。次日給黃維佑打電話,才到滄州飯店和家人會合。
  黃把華爾頓失蹤的消息告訴了劉思慕夫婦,大家都認為上海已留不得。劉思慕全家便在留德時的同學程其英家中躲蔽起來,準備伺機離開上海。程其英因與王陵基的姨太太關係很好,便打著這個四川大軍閥的旗號,巧妙地掩護了劉思慕一家。而因為這些特殊關係,特務們雖然一度發現了劉思慕等人的行蹤,最終還是讓他們成功逃脫了。
  幾天後,劉思慕一家來到蘇州,躲在另一位朋友陳正飛家中。隨著風聲越來越緊,國際情報組織的大部分人員都失去了消息。於是,劉思慕決定到太原投奔留德同學杜任之,讓他幫助尋找中共黨組織,讓曾菀和孩子暫留蘇州陳家等候消息。又經過許多曲折,最後劉思慕夫婦在山東泰安會合,在馮玉祥將軍的掩護下脫險。
  劉思慕,脫險後去了日本。1937年回國。曾先後在上海、武漢、雲南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後轉赴香港,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任中國世界史研究所所長。1985年2月21日病逝。
  ★ 川合定吉的使命
  1935年1月,東北。
  嗚——!平沈線上一列客車在行駛。
  車廂軟臥中坐著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西服革履,氣宇軒昂,默默地注視著窗外飛逝的景色。
  「篤篤!」外邊傳來粗暴的敲門聲。年輕人把門打開,兩個氣勢洶洶的日本憲兵闖了進來,命令他拿出證件。
  年輕人看了他們一眼,傲慢地掏出證件。待日本憲兵看後,其中一個恭敬地說:「原來是特務機關的人,打擾了。「兩名憲兵急忙走出去,將門輕輕關上。
  此人是日本人,名叫川合定吉,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曾在《上海新聞週報》作過記者。1929年由佐爾格發展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1930年通過日本外務省北京特使的翻譯副島隆規,認識了關東軍參謀部參謀長阪垣大佐。阪垣對川合的學識特別賞識,拉他加入了日本特務機關。到1935年,川合定吉已是哈爾濱特務機關的一名少佐課長。五年間,他通過他的聯絡員、現任奉天憲兵隊翻譯的副島隆規,共偷運、複製了370多份秘密文件,由中共北平特科轉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
  佐爾格稱讚他是「英勇的情報戰士」。華爾頓把他譽為「我們最忠誠的朋友」。
  此次,川合定吉準備趕往北平,會見華爾頓派來的情報員。
  到達北平後,為避人耳目,他仍舊用《上海新聞週報》記者的身份登記住宿。
  中午,他的中國聯絡員楊青林如約來到他下榻的六國飯店。
  楊青林,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中共北平特科成員。長期潛伏敵穴,多次營救被捕的地下黨員,並廣泛搜集敵人的各方面情報,是位機智勇敢的情報戰士。1931年,奉黨組織的指示,肩負起共產國際秘密聯絡員的使命。
  川合定吉見到楊青林後非常高興,兩人在東交民巷找了一間咖啡廳坐下來。
  「華爾頓同志有什麼指示嗎?」川合定吉問道。
  「有。」楊青林四下看了看,低聲說:「他讓你密切注意蘇聯邊境上的日本關東軍的動向。有跡象表明,他們要發動對蘇進攻。」
  川合定吉點了點頭,「請你轉告華爾頓同志,這一直都是我工作的重點。」
  楊青林又將華爾頓的最新密碼交給了川合定吉。兩位戰友在依依不捨中惜別。
  第二天,川合定吉趕到奉天,把上級的最新指示傳達給副島隆規,隨即乘火車返回哈爾濱。
  2月15日,川合定吉以哈爾濱特務機關少佐的身份來到了邊境城市綏芬河。
  在以後長達半個月的時間裡,川合定吉先後考查了綏芬河、東寧、虎頭、饒河、撫遠、黑河等邊境地區。他發現日本關東軍正加緊構築要塞,築壘區域。而且,他發現這些大型的軍事設施都建築在距蘇聯邊境十幾公里遠(甚至是幾公里)的地方,完全是進攻型工事。
  同時,他還發現哈爾濱特務機關的淺野大佐訓練的白俄部隊第1野戰情報隊也頻繁在邊境地區出沒,看來是隨時準備滲透到蘇聯去。
  年初,白俄事務局在哈爾濱成立,利用白俄整理俄文文件和記錄,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偵察,並建立了白俄特殊移民區和白俄森林警察隊,以達到以俄治俄,進而以俄反俄的目的。
  3月初,川合定吉回到了哈爾濱。他顧不上休息,立刻將沿途所搜集的材料加以系統整理,然後帶上材料乘火車去奉天交給副島隆規,讓其轉交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
  3月5日,就在川合定吉交給副島隆規情報的第二天。關東軍參謀部派人來找他,說有一位遠道的同事要見他。
  一路上川合定吉心事忡忡:遠道來的朋友,還通過參謀部的人來找他,莫非其中有詐?
  川合定吉來到司令部下屬的官佐宿舍會客廳,靜靜地等待著。他不知他將面臨的是什麼。
  十分鐘後,房門一響,勤務兵將一名身材高大的軍官引了進來。
  「川合君,你好哇!」那名身材高大的軍人笑呵呵地問候他。川合定吉一愣,隨即認出,來人竟是自己的好友、日本陸軍省參謀部參謀武田義雄。
  1929年,川合定吉在《京都新聞》任記者,他以一個誠實的愛國主義者和堅定的和平主義戰士的身份同日本、中國的進步同事們,以及反帝組織進行公開和地下的廣泛接觸與交往。並以「黑山敏夫」的名義發表抨擊軍國主義的文章。為此,東京警視廳將他拘捕。武田義雄很欣賞他的才華,便以軍部參謀的身份將川合定吉保釋出來,從此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事隔五年,兩人異國相逢,自是格外高興。
  「武田君,怎麼會是你!」川合定吉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噢,升到了中佐了。」
  武田義雄笑著說:「我現在已是日本駐蘇聯的副武官。這不,關東軍參謀部搞了一個蘇俄戰略研討會,請我來參加會議的。會上,我遇到了哈爾濱特務機關長安籐麟三將軍,他說你在他們那裡,而且就在奉天公幹。所以,我就找上門了。」
  「武田君,你我五年不見,一定好好敘談敘談。今天晚上我請客。」川合定吉熱情地說。
  入夜,武田和川合在瀋陽一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菊池料理」坐下來,喝酒談心。
  在一間典型的日本房間內,兩人坐在榻榻米上。他們的面前擺放一張精製的黑漆楠木桌,桌上擺放著生魚、青菜、豆腐、肥牛、雞片……還有一瓶日本米酒。
  「想不到哇,」武田給川合斟上酒,「一名和平主義者,竟穿起軍服,拿起武器,加入了戰爭的行列裡。」
  「我也沒想到,」川合也給武田斟酒,「積極反共、仇視蘇俄的軍部參謀竟當上了駐蘇俄的副武官。」
  「這麼說,我們二人都有所改變,」武田舉起酒杯,「來,為我們雙方的變化乾杯!」
  「不,還是為我們的重逢乾杯!」川合說道。
  「光!」兩隻酒杯碰到一起,兩人一飲而盡。
  「川合君,能告訴我,你這是為什麼?」
  川合定吉當然知道武田義雄問的是什麼。
  「我想,我做情報工作是能勝任的。」川合定吉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你已放棄你的信仰和主張了嗎?」
  「不能說放棄,只能說我開始用比較成熟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那些東西。」川合定吉平靜地說。
  「是啊,時代變了,我們是該重新審視一些我們原以為是對的東西了。」武田義雄說道。
  「比如?」川合定吉非常想知道武田在想什麼。
  「比如,」武田義雄用筷子夾了片雞片,蘸上佐料,放入口中,「比如,蘇俄並不像我們宣傳的那樣,那是個很有生機的國家。」
  「真的嗎?」川合定吉眼中露出了讚許的目光。
  「當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嘛!」
  川合定吉心裡舒服了許多,不管怎樣,武田義雄還是那個富有正義感的年輕人。
  午夜,兩人離開「菊池料理」,漫步在清故宮附近的碎石路上。
  「川合君,你們哈爾濱特務機關是對蘇情報偵察的大本營。關於日蘇之間的關係你怎樣看?」
  「日蘇歷史上就有宿怨,眼下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水火不容。我看,日蘇間早晚會有一戰。」
  武田義雄停住腳步,「以你的判斷,這場戰爭會何時爆發?」
  川合定吉也停住了腳步,「也許五年,最多不會超過十年的!」
  「那就讓時間來驗證你的論斷吧!」
  「只要我們大家還活著,都會看到那一天的。」
  兩個好朋友,兩個好同事,就這樣分手了。然而,他們雙方竟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其實,武田義雄是蘇軍總參情報部的特別情報員,後來創建了二戰情報史上赫赫有名的「梅傑姆」小組,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儘管,他們戰鬥在同一戰線,又都是為了同一個國家服務,可就是不能互相信任,這就是隱蔽戰線上的特色,這就是情報戰士共同遵守的紀律。
  兩天後,副島隆規回到奉天,他告訴川合定吉,情報安全送到。
  川合定吉穿梭於哈爾濱與奉天之間,深感力不從心,便要求上司將他調到奉天特務機關工作。不久,他的請求得到批准。川合定吉於3月到達奉天特務機關工作。
  奉天特務機關是關東軍進攻東北,製造「九一八」的策源地。後來做了日本陸軍大臣的阪垣征四郎曾擔任過特務機關長。現任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同樣是個不可小覷的人物。此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長期從事間諜活動,在中國「工作」十三年,能講四種中國方言,足跡遍及半個中國。他個子矮小,身體結實粗壯,小仁丹胡總是剪得齊刷刷的。因為他策劃了一系列陰謀事件,對中國危害極大,中國老百姓送他個綽號「土匪源」。
  這一次,土肥原剛從南京回來,推行他的所謂「中日親善具體方案」,妄圖在中國華北廣大地區排除中國軍隊,設立「非武區域」。
  在奉天稍事停留後,他便帶著川合定吉等隨從人員,趕往長春,向關東軍司令部匯報。
  當天,關東軍司令部召開幕僚會議,聽取土肥原關於「視察」中國的報告,審改對華政策。
  會議開到深夜才結束。這時,土肥原才有機會瞭解一下新來的川合定吉少佐。
  土肥原瞇著一雙小眼睛問道:「進入哈爾濱特務機關之前,你在《朝日新聞》、《上海新聞週報》作過記者,是嗎?」
  「是的,大佐閣下。」川合定吉平靜地回答。
  「很好,這樣你活動起來就有掩護身份了,」土肥原接著說:「你不要呆在機關裡,要走出去。」
  川合定吉聞聽,心中大喜,忙問:「大佐,你需要派我到滿州的什麼地方?」
  「不不,」土肥原搖搖頭,「滿州不是我們的最終之地,支那才是我們的目的地!」
  「這麼說,大佐要派我去中國內地。」川合定吉問。
  「對,你要走出去。」土肥原道:「你看我雖是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但我不躲在滿洲,仍不顧風險地奔走關內各地,偵察南北的形勢。這樣,你以記者的身份再回到《上海新聞週報》那裡去。」
  川合定吉一方面高興,另一方面也犯愁。高興的是終於衝出了籠,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愁的是,遠離特務機關,偵察日軍的動向恐怕就困難了。於是,他說:「大佐,我服從您的命令。但是我手頭管理許多事務,允許我每二三個月回來處理一下嗎?」
  「完全可以,」土肥原拍他的肩,「這樣你也可以定期地回來匯報工作。」
  川合定吉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匆匆回到宿舍收拾東西。這時,他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副島隆規,應該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
  川合定吉拎著一隻小皮箱來到了副島隆規的住處,向他報告了這個好消息。
  副島高興地說:「到了上海,跟上級機關近了,工作也方便了,也省得我跑來跑去!」
  川合點點頭,「這幾年辛苦你了,你該歇歇了,不過,我會時常回來的,有任務還得找你。」
  副島打開一瓶白蘭地,笑道:「但願你別來找我,讓我睡個安穩覺。」說著將酒倒入杯中。
  川合拿起酒杯,「為了我們五年的合作乾杯。」
  副島拿起酒杯,「為了我們的友誼乾杯。」
  4月初,川合定吉風塵僕僕地踏上了上海灘。他並不知道,此刻一張無形的網正慢慢向他和他的戰友們撒來。今後的歲月,他將經歷人生最殘酷的考驗。
  川合定吉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上海每日新聞報》的日文編輯山上正義,以及著名的日本新聞社「聯合通信」駐中國辦事處的負責人船越奉軍,請求他們恢復他在《上海新聞週報》的工作。儘管川合定吉離開了報社近五年,但人們對他的印象不錯。經山上和船越一說,報社負責人很快同意他復職,只是對他失蹤了五年頗感疑惑,不時地問這問那。
  川合定吉推脫說,父親有病,回日本去照顧父親,這回父親病癒了,又回到中國做事。
  那位報社負責人聞聽,連連稱讚川合是個孝子,對他更加敬佩。
  到上海的第二天,川合便秘密會見了華爾頓。這是他們第二次見面。第一次是去年華爾頓剛剛到上海的時候。
  川合、陳紹韓、劉思慕是華爾頓的三大「王牌」特工。有關川合定吉的真實身份只有華爾頓和他的蘇聯助手維佳知道。
  兩人在新亞飯店四樓的一個房間內會面。
  華爾頓說道:「你回來也是一件好事,雖然遠離特務機關,但你可以深入到上海的日僑當中瞭解他們的動向。還有日本領事館、海軍陸戰隊,都是你偵察的目標嘛!」
  川合定吉感到華爾頓的話很有道理,於是說:「對,您講得很對。上海日僑勢力非常大,特務機關大多與他們合作密切。還有,井上公館那夥人也是很厲害的,在那裡也可以搞到情報。」
  「另外,我發現法租界亞爾培路上的俄羅斯夜總會也和日本人有交易,你要注意。」華爾頓儘管平時深居簡出,還是對外面的事情瞭解不少。他怕川合離開了五年,對上海的情況有些生疏,便不斷地給他介紹情況。
  川合通過這次接觸,對這個軍人味十足,甚至有些古板的上司更加喜歡了。他從華爾頓身上看到了很多難得的品質:沉穩、冷靜、幹練,這些都是一個情報人員所應具備的。
  在上海虹口狄司威爾路與天潼路菜場橫街的交匯處,有一座二層日本式紅磚樓,看上去既不氣派,又不顯眼,門口的木牌上書:井上公館。
  這裡便是日本浪人特務井上日召的住所,也是上海灘浪人特務流動的秘密據點。
  井上日召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在日本陸軍混過一個時期,於1909年辭去軍職來到中國,成了一名日本浪人。井上糾集大批亡命之徒、退伍軍人組織了一個「血盟團」,專門從事對中國的偵察破壞活動。1929年,井上來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樓三樓開設「通原洋行」,以開展中日貿易作掩護,從日本國內招集一批法西斯特務分子為骨幹,收買一批漢奸為爪牙,進行刺探政治、軍事情報和從事破壞活動。「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後,井上指揮手下在中國軍隊的後方進行一系列的綁架、暗殺、破壞事件,是個極其兇惡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井上公館內部有兩個翻譯,其中一個叫丁雷聲,上海浦東人,約三十多歲。他本是日本人,幼年時被一個旅日華橋收養,改入中國籍,精通日語和英語。川合定吉五年前在報社當記者時就與他相識。這回,他想瞭解在滬日僑的動向,便托丁雷聲帶他到井上公館來看一看。
  川合定吉來到了井上公館,他發現這裡戒備森嚴。門口設有警衛、傳達和門僕,大門敞開著。但在樓房的平台上,經常有一個日本人在巡視,鳥瞰大門進出的情形。進入大門,穿過一個小花圃,就是樓房下層大廳,大廳中央放置兩張餐桌式的長檯子和幾張椅子,靠邊兩張寫字檯,內部設備十分簡單。大廳旁邊及樓上,都是小房間,作為寢室和辦事房,表面上看來簡潔、清靜,而在心理上卻給人以神秘、陰森的感覺。
  丁雷聲熱情地招呼川合定吉在樓下落座,告訴他井上一會就來。
  隨著一陣腳步聲,一名四十多歲的日本人走了出來。他中等身材,狹長的臉型,蒼白的面色,穿了一身褐色的西裝,手裡拄著一根精光珵亮的手杖。
  「井上先生,這位是《上海新聞週報》日文版記者川合定吉先生。」丁雷聲介紹說。
  井上坐下來,傲慢地問:「川合先生,不知你想採訪什麼?要知道我是不和新聞界交往的。」
  「井上先生,我想瞭解一下在滬日僑的情況。」川合定吉掏出了記事本。
  「有關日僑的事情,你可以去問日本駐滬領事館,找我幹什麼。」井上手拄手杖,依然面沉似水。
  「因為井上先生是日僑中的領袖人物,從你這裡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內容。」
  「你的話,我不明白。」井上冷冷地說。
  「算了吧,」川合定吉說道,「誰不知道,頭山滿、內田良平、小川雲平、佐佐木康五郎和井上日召,是支那浪人中的五大領袖!」
  井上吃了一驚,這才發現川合定吉來者不善。他重新打量了一眼對方,冷冷地說:「川合先生知道的還真不少。那麼,你想知道什麼呢?」
  「我想知道在滬日僑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我們日本軍隊在滿洲和支那的一切行動,均秉承天皇的旨意,在滬日僑擁護日本軍隊的一切行動!」
  「那麼,你的組織會在今後的戰爭中起到什麼作用呢!」川合定吉有意給他出了一道難題。「這是我們組織的秘密,無可奉告。」
  「聽說你們暗中支持中國幫會頭目『安慶總會』的常玉清在閘北組成『維持會』,協助日軍作戰。淞滬停戰後,此人幹什麼去了?」
  「我不認識此人,此人去留與我無關。」
  「聽說設在華德路上的『萬歲俱樂部』,其骨幹均為捕房中的日本巡捕、警官,請問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
  「夠了!」井上勃然大怒。「你已超出了一個記者的權限。我討厭你,請你離開這裡。」
  丁雷聲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他對川合定吉說,「川合先生,今天的採訪就到這裡吧!」
  川合定吉收起採訪本,將身子往後一仰,看了看手錶。「現在已是中午,你們總不能不管飯,就把我轟走吧!」
  「豈有此理!」井上站了起來,「來人,將這個無賴拖走,扔到馬路上。」
  話音未落,三四個大漢衝了進來。
  「慢,你們不能動我。」川合定吉站了起來,將一個小本本掏出放到身旁的桌子上,「你們動了我是要後悔的!」
  那些大漢愣在那裡。丁雷聲急忙過去拿起了那個小本看了看,大吃一驚,他立刻遞給井上。井上看過,馬上示意那些大漢下去,然後歉意地笑了笑。「不知少佐的真實身份,剛才有些魯莽,請您原諒,我們上樓敘談。」
  丁雷聲頭前帶路,井上、川合兩人肩並肩向樓上走去。
  由於川合定吉的特殊身份,很快搞清了上海日僑的活動情況。他及時地將情報整理成材料交給了華爾頓。
  一天傍晚,他們在外白渡橋附近見面。
  華爾頓身穿風衣,精神顯得很好。兩人憑眺大江,交流著對時局的看法。
  「華爾頓同志,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俄羅斯夜總會』的索洛蒙列夫是個極端仇視蘇聯的白衛軍分子,他大肆倒賣軍火,資助謝苗諾夫匪幫。」
  華爾頓點了點,「我知道這個人,蘇聯領事館的同志已監視他很久了,他不會有好下場。」
  川合定吉說道:「井上只不過是個浪人領袖,民間的間諜機關。像日本大使館的『支那經濟調查室』、『滿鐵中國資源調查部』都是特務機關,而且是官方的、公開的。這些人也應該格外的小心。」
  華爾頓嚴肅地說:「我剛接手佐爾格的情報組織才一年,有些情況還不熟悉。我想請你們這些老同志多出謀劃策,共同開展好工作。」
  「一定會的。」川合定吉突然問,「佐爾格同志好嗎?他還在蘇聯?」
  「他很好,」華爾頓微笑地說,「佐爾格同志已在一個新的崗位上,開始了新的工作。」
  川合定吉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十分鐘後,兩人分手,各自離去。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分手竟成永決,他們終生再也沒有見面。
  川合定吉沒有直接回宿舍,而是來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了下來,要一杯咖啡細細品嚐。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像這樣繁華、寧靜的生活,他已有很久沒有感受到了。
  1935年4月,風雲突變。軍統特務逮捕了共產國際聯絡員關兆南,繼而打開突破口,陸續逮捕了陸獨步、陸海防兄弟。
  5月初,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負責人華爾頓在租界被軍統特務逮捕。
  一連三天沒有華爾頓的消息,川合定吉預感到要出事。於是他回到宿舍,將相關的文件和材料全部銷毀。
  由於華爾頓緘口不語,敵人無法查清更多的情況,川合定吉暫時無事。
  不想,已經變節的陸海防掏空心思,左思又想,竟供出了副島隆規這個情報關係。因副島隆規是奉天日本憲兵隊的翻譯,軍統特務無法逮捕。於是,戴笠心生一計,讓特工人員有意將這個消息通過井上公館散佈給日本駐滬領事館。日本駐滬總領聞聽此事後,雖半信半疑,但還是把這件事告訴了日本關東軍。
  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大將異常吃驚,立即下令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嚴辦此事。
  不久,奉天憲兵隊長原田吉大佐逮捕了副島隆規並親自審訊。
  在一間陰森的審訊室裡,原田吉注視著面前這個跟自己朝夕相處的翻譯官——副島隆規。
  「副島,你衣食不愁,生活無憂,為什麼要幫助共產國際來反對自己的祖國,難道不覺得可恥嗎?」原田吉冷冷地說道。
  此刻,副島的額頭已經滲滿了汗珠。其實,他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並非出於堅定的信仰,完全是一種好奇,更多的在於川合定吉的影響。
  副島垂下了頭,小聲地說:「我當時並沒想到這一點,」他突然激動地說,「我真的不想背叛祖國。真的,我從來沒想過!」
  「事實上你的行為已經背叛了祖國」,原田吉盯著他說,「如果把你知道的一切說出來,念在你跟我這麼多年,我會保你無事的!」
  副島抬起頭,「大佐,如果我真的說了,你能保我沒事嗎?」
  「當然,你還年輕,還可以為帝國出力,」原田吉臉上露出微笑,「如果你說的情報有價值,還可獲得一大筆報酬。」
  「那好,我說」,副島緊張地說:「奉天特務機關的川合定吉少佐,就是我的聯繫人。他是共產國際秘密組織的重要情報員……」
  「什麼?」原田吉驚訝地站了起來。
  當土肥原大佐得知這一消息後也吃驚不小,他左思右想,始終懷疑情報的可靠性。但最終他還是決定派特高課的一名大尉帶兩名軍士懷揣逮捕令秘密啟程,進入上海捉拿川合定吉。
  為首的大尉叫山口弘一,是個有些頭腦的特工。一到上海,他不急於行動,而是先來到位於吳淞口下游與黃浦江交匯處的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山口弘一首先拜會了總領事村井,向他說明緝拿川合定吉的原由,並希望領事館能給予配合。因為據他們偵知,川合定吉住在日租界,逮捕租界居民得需日本巡捕房來執行,所以得先報請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儘管川合定吉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的人,但為避免事態擴大,張揚出去,丟了關東軍特務的臉,山口弘一認為還是借助於巡捕房秘密逮捕,然後將其押解到「滿洲國」的奉天審訊。經過一天的準備,山口弘一基本摸清了川合定吉的行動規律,他們決定夜晚動手。
  傍晚,川合定吉夾著一個公文包剛來到公寓門口。突然,山口弘一和兩個特務從一旁閃出來,一把扭住川合,將其摔倒,還沒等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一輛巡捕房的警車開來,山口等人七手八腳地將川合定吉塞進了警車。
  不知過了多久,川合被帶下車子,推進了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
  十分鐘後,房門打開,兩個大漢把他架了出去,來到了一間小屋。
  室內只有一張桌子,對面是一把椅子。川合被強制坐在上面。
  川合原以為是遭中國軍事機關的綁架,不想,他定睛一看。坐在桌子後面的是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和參事官巖井。
  這時,房門一動,山口弘一走了進來。這使川合定吉更為吃驚。
  「山口大尉,這是怎麼回事?」川合問道。
  山口弘一坐到一旁,冷冷一笑,「怎麼回事?告訴你,副島隆規被捕了,這回你該明白了吧!」
  「副島隆規被捕,關我什麼事?」川合大聲說。
  「川合,這是特務機關的逮捕令,由土肥原大佐親自簽發的。你可以不說,到了奉天你就要吃苦頭了。」山口弘一晃動著一張紙。
  這時參事官巖井悄悄對村井耳語一陣。村井便說:「今天很晚了,明天再審。」
  山口弘一站起來,「打擾總領事先生了。」
  半夜,參事官巖井突然來到川合被關押的地下室,他劈頭說道:「『怪西人』的案子鬧得沸沸揚揚,牽扯了社會各界的人物數十位。我想你只是其中的一員,何必苦撐著呢?說出來吧!」
  「我什麼也沒做,讓我說什麼。就憑那條瘟狗的一句話,敢定我的罪?」川合不滿地說。
  巖井搖搖頭,走了出去。第二天,他們搜查了川合的住處,竟然一無所獲。
  第三天,山口弘一要把川合定吉押回奉天。可是村井等人突然變卦,說川合是租界僑民,理應由領事法庭審理,不能押回奉天。
  雙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最後山口弘一隻好請示奉天的土肥原。
  由於土肥原剛剛晉陞少將,正為「華北自治」的事情在北平奔波,無暇顧及此事,便同意村井總領事的要求,留在租界審判。
  川合定吉在領事館內受了五天的酷刑和車輪戰般的審訊,然而他寧死也不出賣組織。村井一夥終於一無所獲。
  最後,巖井表示,既然缺乏證據,也就不打算繼續追糾川合定吉。但,為了給關東軍特務機關一個交待,得象徵性判一下。
  結果,川合定吉被領事法庭判處了十個月的保外監禁。出獄後,巖井親自來看望他,並表示今後要多多合作。合作什麼呢?原來巖井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他想自己建立一個情報班子,以便和軍部的情報機關分庭抗禮,撈取政治資本。
  川合定吉見沒有選擇,只好答應他。
第4節 「怪西人」之謎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被破壞,是由一系列事件聯繫在一起所形成的。事情還得從一個叫關兆南的人說起。
  4月的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時刻。天空像是涮洗過一般,沒有一絲雲霧,藍晶晶的,又高又遠,一輪彎月掛在天空,把整個武昌城照得亮堂堂,把樓房、樹枝的影投射在街道上,斑斑點點。
  關兆南像往常一樣,獨自一人回到家中。他個頭不高,面部紅潤,穿了身長衫,手拎皮箱,邁著輕快的步子在寂靜的街道上行走。
  關兆南走到一幢灰色的小樓前,毫不猶豫地上了樓。在二樓他停了下來,下意識地去掏鑰匙。突然,從樓道裡閃出兩個大漢,一支硬梆梆的手槍頂住了他的後腰。
  一個陰森森的聲音說:「你被捕了!」
  軍統湖北站的特務逮捕關兆南以後,審訊多時沒有得出結果。戴笠立即從南京總部抽調大特務周養浩前去武漢審訊。後來,在周養浩的威逼利誘下,關兆南終於叛變。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共產黨組織(當時他不知道是共產國際)的外圍聯絡員,沒見過領導,只知道一個上海的信箱號碼,每次都是這個信箱向他發出指令。
  周養浩很有頭腦,他沒有按信箱地址去抓人,而是授意關兆南向上海方面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湖北又發展了幾名情報人員,在社會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希望組織上派人來考查。
  負責此事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的工作人員是華爾頓的中國助手陸海防,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他決定派自己的弟弟陸獨步去一趟武漢,一來取回劉思慕的密件,二來去關兆南那裡考查一下新發展的成員。
  陸獨步,曾在上海勞動大學上過學,衣著不整,行為浪蕩,一望而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謂「名士派」。陸海防派這種人去擔負這麼重要的工作,可以說是個很大的失誤。
  因關兆南的叛變,所以陸獨步一上船即被特務跟蹤,上岸後便被逮捕。
  沒費吹灰之力,陸獨步就叛變了。可是他所提供的情報,特務們並不滿意。
  因陸獨步所知有限,他只說出接頭地點在漢口英租界太平洋飯店,接頭人是個姓劉的人。還有,特務們從他身上搜出華爾頓給劉思慕的一封信,因是用德文寫的,一時譯不出來,也找不出什麼線索。
  無奈,特務們只好把寶押在接頭人身上。因時間緊急,特務們先給太平洋旅館打個電話,叫他們無論如何要穩住找陸獨步的人。(可也就是此招,反而露了餡。)當特務們趕到旅館時,聽說劉思慕已來過,便留下一名特務蹲守,其餘的人追了出去。劉思慕打電話尋找陸獨步時,接電話的正是那名留守的特務。
  劉思慕逃脫後,軍統特務氣急敗壞,把守武漢各水路要道嚴加搜查。周養浩也趕到武漢坐鎮指揮。
  不久,那封德文信譯了出來,儘管信中隱去真名、職業、住址。但還是可以推斷出接頭人是個在政府重要部門工作的高級職員。
  恰巧,曾菀去上海,武漢行營的人亮了名片,立刻引起特務的懷疑。追查下去發現劉思慕也失蹤了,聯想他是留德學生,那密信又是用德文寫的,劉思慕立刻被定為嫌疑犯。周養浩立即向南京的特務發報,讓他們上船跟蹤曾菀。同時,將陸獨步押往上海。
  戴笠極重視此事,親臨上海指揮。陸獨步被押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按照他與組織的聯絡辦法,先由特務去查找那個信箱的地址,準備摸清情況後,將共產黨組織一網打盡。
  跟蹤曾菀的那伙特務也住進東亞旅館,正好陸海防來看望曾菀。特務們以為他是劉思慕,便決定將其逮捕。
  陸海防剛出旅館門口,特務就從後面追上來,其中一個喊了聲:「劉先生!」
  陸海防竟嚇得驚慌失措,連忙說:「我不姓劉,我是陸海防。」說完急忙逃走。
  結果當然是跑不掉,當時就被抓住,特務就近將他帶到老閘捕房,當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偵察大隊。這個貪生怕死的敗類,看到審訊時搬出那麼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再經戴笠一番名利誘惑,馬上答應交出他的上級領導人。他當時非常著急,要求立刻帶他去法租界法國公園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級,說這次碰不到,以後便無法聯繫了。戴笠為了慎重起見,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進行協助。
  當天下午,天下著雨。偵察大隊督察兼第一行動組長沈醉親自指揮這次行動。沈醉和兩個特務押著陸海防乘坐一輛轎車開到指定地點。
  在陸海防說的時間,也就是下午4時,一個身材不高的歐洲人,穿著雨衣打一把洋傘走了過來。陸海防一見異常驚喜地喊道:「就是他!」
  沈醉帶兩個特務一下躥出汽車,猛地將那個歐洲人抓住。這時沈醉已按陸海防的要求,命人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個歐洲人,身上沒一點證據,不同意馬上引渡,只好暫留在巡捕房看管。
  當天黃昏時,陸海防要求去接他的妻子,說他的妻子也是一個共產黨,怕組織上強迫她走掉,以後便無法找到。沈醉便又帶著他再走一趟。不料剛一踏進他的家門,便看到陸的妻子正在焚燒文件。她一看到陸海防和特務們在一起,立刻嚴辭呵斥。
  她用非常憤怒的口氣朝著陸海防說:「你沒有死掉?你有臉這樣來見我,我沒臉見你這個叛徒!」弄得陸海防非常狼狽,他一再解釋。沈醉也一再從旁相勸,叫她識時務些。
  她用極其鄙視的眼光看著特務說:「除非你把我抓起來,否則我不會和他一樣自動和你一道去的。」
  特務們無奈,只好把她押走。離行時,她還對陸海防大吼:「無恥的叛徒,無恥的禽獸!」
  華爾頓被捕後一直不講話,不但他的住址沒有查出,連國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雖然從他的身上搜出幾個不同國籍的護照,而究竟是哪一國人,無從查清。英法兩租界的中西偵探加上警察局偵探總隊與警備部偵察大隊,以及上海區的特務,幾乎傾巢出動去調查他的住址、活動及有關係的人,以便進一步追查他的組織關係。數以千計的眼線、密探,差點鬧翻了整個上海市,也毫無結果。
  在審訊華爾頓時,他仍然一言不發,問他任何問題都不回答。因此,當時的報紙稱這一案件為「神秘怪西人案」。
  敵人查不出他的住處,就無法到他家進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來。
  這時,華爾頓的蘇聯助手維佳找到了黃維佑、蔣浚瑜。三人來到一處秘密地點商議。
  維佳說:「華爾頓同志已經被捕快一個星期了。他住的是租界內的公寓房子,因他單身居住,僱用了一個中國廚師,華爾頓多日不歸,廚師有可能到巡捕房報案,這樣一來,勢必暴露華爾頓同志的住所。我認為應該及早採取行動!」
  當夜,三人潛入華爾頓住的公寓,經驗豐富的維佳仔細觀察,確信室內無人後,撬開華爾頓的房門,冒險進入他的房間,把室內重要文件和器材都安全轉移了。
  維佳這一舉動,挽救了華爾頓。後來,敵人來搜查這個房間時一無所獲。
  後來,英勇機智的蘇聯情報員維佳回到蘇聯,在1935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節那天,蘇軍總部授予他「英雄獎章」。
  黃維佑見事情已無法挽回,便跑到南京躲在了父親家中。黃維佑的父親黃友郢時任南京財政部機要秘書,是孔祥熙的親信。有了這個保護傘,黃維佑安全地呆了幾天。由於蔣介石對劉思慕在行營的活動恨之入骨,非將有關人員一網打盡不可,最終派軍警將黃府團團包圍,黃維佑、王墨磬雙雙被捕。
  蔣浚瑜是上海銀行家蔣惠先的女兒,富家千金小姐。嬌嫩的姑娘被關進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牢房中。儘管敵人如何威逼利誘,她卻始終堅定、冷靜,一口咬定和黃維佑只是同學關係,其他一概不知曉。
  由於此案起因於武漢,華爾頓和陸海防都被押往武漢。由軍統二處會同武漢行營會審。由於華爾頓採取了「不開口」政策,使敵人毫無所獲。因而此案究竟屬於哪個國家的問題,敵人始終無法從華爾頓那裡得到證實。只是從陸海防的口供中知道此案是屬於共產國際的情報組織,但陸海防也不知這組織實際是屬於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的,更不知共產國際是紅軍的借用名義。
  從這一案件可以看出,蘇聯紅軍使用共產國際的名義避免了蘇聯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外交糾紛。由於國民黨政府認為此案只屬於共產國際,就不便向蘇聯政府提出任何抗議,使蘇聯在外交上得以和國民黨政府維持政府關係。
  在法庭上,華爾頓一見到陸海防遠遠走來,便怒不可遏,第一次在法庭上開口,用英語向陸罵了一聲「叛徒」。陸海防嚇得直哆嗦,連站都站不住。接下來華爾頓便一言不發。
  接下來審理黃維佑、蔣浚瑜等人。
  黃維佑決心設法搭救年輕的蔣小姐,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絕,把蔣浚瑜的受指控的所謂「罪行」全部包攬下來,為蔣浚瑜開脫。黃維佑機智、勇敢、捨己救人的行動,使蜷縮在法庭一角準備當面作證的叛徒陸海防也發了呆,也許他感到內心有愧,也許被黃維佑的英雄行為所震懾,當法官問他黃維佑所述是否確實時,他不得不頻頻點頭。由於黃維佑竭力承擔責任,蔣浚瑜又咬住原來的口供不放。結果,黃維佑被判刑,蔣浚瑜被無罪釋放。
  最後審理的結果是,華爾頓判處十年徒刑,黃維佑、王墨磬被判處七年徒刑,而蔣浚瑜只以「年幼無知,受共黨利用」,予以無罪釋放,「責令家長嚴加管教」。
  陸海防兄弟的叛變,給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幾乎陷於癱瘓。
  由佐爾格創建、由華爾頓一手發展起來的這一深入到蔣介石各軍事首腦機關內部達數十人的國際情報組織,被敵人完全破壞了。其中包括核心小組的七八個情報工作人員。而華爾頓所倚仗的三個重要情報關係,劉思慕在逃,陳紹稷被秘密處死,章文先去了蘇聯。這不能不說是共產國際情報史上的一次不小的損失。更關鍵的是,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在中國暫時失去了耳目。不過,因此案意義深遠,影響極大,也令世人對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從此刮目相看。
  最後,讓我們關注一下「怪西人案」有關人員的最終歸宿。
  華爾頓入獄後,蘇軍情報總局全力營救,中共地下黨也通過魯迅及其日本友人協助營救,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蘇方代表和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張沖達成協議,蔣經國由蘇返華,華爾頓也於1937年12月經新疆返蘇。1937年華爾頓(勃羅寧)被關押期間,紅軍總參偵察局授予他旅級政委軍銜。1938—1940年勃羅寧在偵察局總部機關從事對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的敵後派遣工作,1940年授上校軍銜。1940—1941年在工農紅軍總參高等偵察學校任教,1941—1949年任斯大林摩托機械化軍事學院外語系系主任,1949年9月被內務部逮捕,判刑10年,1955年4月平反。後在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著有《我知道佐爾格》、《蘇軍裝甲機械化部隊》等書,是蘇聯作家協會會員。1984年9月病逝。
  黃維佑,1937年9月獲釋後,立即和丈夫王墨馨參加八路軍。1942年6月,在太行山戰役中遭日寇圍攻,投崖壯烈犧牲。
  蔣浚瑜,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動。1945年參加共產黨。解放後在北京外貿部工作,現已離休。她是「怪西人」案唯一健在的地下工作者。
  陸海防、陸獨步,叛變後都成了軍統特務,專門搜尋他們所認識的國際組織的情報人員。陸海防後改名陸遂初,隨國民黨逃往台灣,客死孤島。陸獨步,在全國解放後到處藏匿,肅反時期被我公安部門查獲法辦。
  從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兩年半的時間裡,佐爾格的繼任者約瑟夫·華爾頓(勃羅寧),使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蘇軍總參四局中國情報站)的工作有了長足的發展。情報人員遍設各大城市中,以上海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漢;北到開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爾濱;南到香港、廣州。這些大城市都是國民黨政權或佔領軍的戰略要地。情報組織的工作滲透到國民黨的情報機關、中央黨部乃至個別的省黨部,在軍事機關中滲透到南京警備司令部、武漢、南昌、北平的蔣介石行營、太原閻錫山的司令部。同時,也滲透到日本侵略軍的情報機關,直接參與了反法西斯的戰鬥。
  據不完全統計,情報組織中專職和兼職人員發展到183人。除專職人員領取最低的生活費外,兼職人員都不要任何報酬。
第三章 諜海女傑
第1節 在等待中工作
 
  ★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滿洲裡開往大連的東方快車上坐著一位端莊的歐洲女子,她就是德國共產黨員烏爾蘇拉·漢布爾格。身旁那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羅爾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級派到中國執行秘密任務。
  這是一次漫長的旅程,從長春開始,沿著南滿鐵路,火車一共行駛了14天,他們才來到大連,再從那裡乘船。到上海大約還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達上海碼頭,漢布爾格就為十里洋場的狀況所震驚,一面是燈紅酒綠的都市奢華,一面是貧困飢餓的底層現實。在一個歐洲人的眼裡,這種巨大的貧富反差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先期抵達的共產國際情報員瓦爾特,身著淺色麻布上衣站在碼頭上,軟木遮陽帽蓋著他那棕色頭髮,旁邊是他那時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歡迎和問候。雙方互相擁抱,親熱地交談,說笑著走向迎接他們的轎車。
  漢布爾格暫時住在瓦爾特家裡,這裡的條件不錯,居室很大,家裡還專派一名中國僕人接待他們,他戴著白色手套端來冰鎮飲料,顯得彬彬有禮。這一切使漢布爾格感到和歐洲沒什麼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們居住的兩間臥室空氣悶熱。睡床的蚊帳上爬滿蚊子,使漢布爾格難以入睡。就這樣,漢布爾格在陌生的國土上開始了第一個夜晚。
  羅爾夫有一個體面的職位,他們常常被請去參加各種晚會,他們也必須回請人家。有一些女士來拜訪漢布爾格,並且期待著他們回訪;這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漢布爾格厭惡這樣的世界,它與漢布爾格迄今為止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照。但漢布爾格並不反對這些活動,她明白,作為一個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體面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是一層重要的保護色。
  周復一周,月復一月,漢布爾格在焦急地等待著上級的消息。
  1930年秋,漢布爾格家對面的巨籟達路四成裡12號的石庫門房子,被一個叫張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門口掛上「福利電器公司」的招牌。這期間,來來往往的年輕人很多,漢布爾格憑著職業的敏感看出了這是一處秘密工作的地點。果然,幾天後,瓦爾特便找到漢布爾格,問她是否願意幫中國同志做些事情,漢布爾格愉快地答應下來。
  漢布爾格認識了中共特科無線電通訊聯絡科科長李強,由於他是唯一懂電訊知識的人,所以兩人交往多一些。經過一段瞭解,漢布爾格知道,原來「福利電器公司」是為中國蘇區和紅軍培訓報務人員的秘密基地。參加訓練班的二十多名學員,分別是廣東、湖南、上海、河南等地黨組織選派來的。
  漢布爾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電訊知識幫助他們編寫教材,傳授發報常識。漸漸地漢布爾格瞭解了他們的秘密,竟然發現這是中共的第一部電台。
  原來,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黨員李強、塗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裡9號石庫門房裡,成功地組裝了一部電台。這部電台雖然笨重,靈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著中共歷史上的第一座秘密無線電台誕生了!當時,首位在這個台上負責報務工作的就是張沈川同志。周恩來聞此喜訊,立即指示顧順章組建特科無線電通訊聯絡科,由李強任科長。同時,他還親自為秘密電台編製了第一本收發報密碼。
  此後的幾個月,漢布爾格過得十分充實,不管怎樣,她又和同志們戰鬥在一起了。不過,漢布爾格一直沒有放棄恢復與上級黨組織聯繫的努力。恰好在這個時候,漢布爾格在遠洋國民電報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闆叫普勞特。通過普勞特,漢布爾格結識了許多新聞記者,其中也有蘇聯塔斯社的代表。以資產階級女人的身份出現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漢布爾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勞特認識住在上海的美國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漢布爾格早在德國就讀過史沫特萊的作品,很想結識她,普勞特知道漢布爾格的願望以後,便在電話裡把漢布爾格介紹給艾格尼斯。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談的親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強、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漢布爾格家樓下討論製作變壓器問題,漢布爾格和張沈川照常在樓上上課。午飯後,宋濂回四成裡取信紙,漢布爾格和李強、曾三等人坐著閒聊,忽然,宋濂慌慌張張地回來報告:「出事了!我們訓練班前樓的窗簾信號變了。」大家趕緊出去偵察,走到巨籟達路口,那個看弄堂的人已在等著,見他們就說:「不要進去了,你們工廠20多人剛才已全部上了一輛警車被捉去了。」
  漢布爾格和李強立即趕到張沈川的住所,把黨的文件全部銷毀,然後通知其他同志轉移住地。過了兩天,他們派人去四成裡偵察,發現守候在那裡的巡捕已經撤走,門上貼了封條。他們便揭下封條,把電器設備、小型發電機和其他物資裝上汽車運走了。
  不久獲悉,被捕的學員中,麥建平、陳寶禮、張慶福和謝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後在獄中犧牲了。
  中國同志按上級的命令轉移了,漢布爾格又變成了孤雁。
  ★ 與佐爾格相識
  史沫特萊知道漢布爾格十分期望同黨組織取得聯繫,急於過一種積極的、有用的日子,就主動提出,假如漢布爾格同意,她可以為漢布爾格尋找一個完全信得過的共產黨人。
  這個人就是理查德·佐爾格。佐爾格第一次拜訪漢布爾格,是在1930年11月。她還住在瓦爾特家裡。
  初次會面時,漢布爾格還不知道佐爾格的名字。佐爾格說,他聽說漢布爾格願意支援中國同志的工作,他覺得有必要提醒漢布爾格,在這個國家反動政府的統治下,即使給中國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幫助,都可能會遇到極大的危險,他勸漢布爾格再好好考慮一下,現在拒絕還不晚。
  漢布爾格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態度做出肯定答覆之後,佐爾格沉默了很久,然後開始探討在漢布爾格住宅裡與中國同志接頭的可能性。漢布爾格的任務只是提供房間,並不參與談話。
  此後不久,便開始了會面。這類會面在理查德·佐爾格領導下進行了兩年,直到1932年底。
  結識佐爾格之後,漢布爾格順利接上了組織關係,不久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漢布爾格可以參加佐爾格小組的工作。佐爾格很歡迎漢布爾格留在他的小組裡,他覺得漢布爾格完全符合從事秘密工作的條件,她不僅是共產黨員,而且還是他的同胞。
  瓦爾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對於地下工作是一種很好的掩護。但他們不可能經常在那裡組織會面,因為瓦爾特的妻子經常在家裡。佐爾格建議漢布爾格找一處自己的住宅。羅爾夫和漢布爾格本來也打算搬家,於是漢布爾格開始注意尋找新的定居點。他們在法租界,即法國管轄的城區,找到了合適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們遷入新居,霞飛路1464號(後改為1676號)。整個住宅區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園裡。從四面房間都能看見綠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兩個出口,通向兩條不同的大街。
  佐爾格和他的同伴們每週在漢布爾格家聚會一個下午,有時中間還插入長長的休息。除佐爾格外,還來兩三個中國人,偶爾也有一兩個歐洲同志。會面是在二樓進行的。漢布爾格從未參與過這種談話,她的任務是擔任警戒,不讓同志們受到干擾。
  經常來的那些中國同志,陸續地成了漢布爾格的語言教師,這樣他們就可以公開地來拜訪漢布爾格,他們的來訪對於地下工作來說,也不顯眼。
  遷入新居後不久,佐爾格在一次會面時帶來一個巨大的旅行箱包,請漢布爾格代為保存。不久,又送來了第二個。裡面裝的都是印刷和手寫的資料。漢布爾格把它們放在壁櫥裡那個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後面,有時同志們會面時會取出來使用。這些文件在漢布爾格家裡存放了大約兩年半時間,就連她的丈夫羅爾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當佐爾格要求漢布爾格把一個處於生命危險之中的中國同志隱藏在家中時,她不得不把實情透露給羅爾夫,於是令人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羅爾夫反對這樣做,提出的理由很簡單:這對孩子和漢布爾格太危險了。漢布爾格警告羅爾夫,他的這種態度可能會導致一位同志喪失寶貴的生命,如果這件事情做不成,漢布爾格將永遠不會原諒他。羅爾夫最終還是同意了,但漢布爾格心裡明白,他們的婚姻已不可能長期這樣維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漢布爾格家住了大約兩個星期。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一旦樓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樓上的床上,免得讓人聽見他的腳步聲。漢布爾格已不記得,是怎樣向保姆和廚師編造關於這位暫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過,儘管他們缺乏共同語言,羅爾夫對這位客人的態度始終還是客氣、友善的。
第2節 動盪歲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機關經歷了一場空前嚴峻的生死考驗。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叛變,幾乎令中央機關被國民黨特務一網打盡,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報員錢壯飛及時告警,才使中央轉危為安。中央軍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長並主管情報工作的周恩來率領部下撤離之後,沒有被顧順章的叛變所嚇倒,而是改變據點,機智地與特務鷹犬們展開了巧妙的周旋。周恩來首先是調整了特科新的領導班子,委派陳雲接任顧順章負責特科工作,由康生從旁輔佐。陳雲兼一科指揮科科長,潘漢年任二科情報科科長,康生兼三科行動科科長。
  不久,潘漢年來到佐爾格小組的住處通告了這一情況,同時又給他們安排了新的住處。漢布爾格後來回憶道,這一時期,除潘漢年外化名趙容的康生也到佐爾格這裡來往頻繁。由於康生在蘇聯接受過政治保衛的訓練,既懂業務又會俄語,常常和佐爾格閉門長談。
  不過漢布爾格印象最深的,還是跟隨康生來的那個叫李士英的機靈小伙子。原來,康生兼任行動科科長後,特意打電報到北方局,將曾跟隨他工作過的李士英調回上海,行動科共有21人,下設三個組,李士英任第一組組長。
  李士英以外來民工的身份在憶德裡租借了一間石庫門單間,一開始跟隨陳雲同志在法租界肇慶裡的一家印刷店幹活,陳雲是賬房先生,李士英是小夥計,老闆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陳雲的朋友,但不知他倆的地下黨身份。白天李士英是個幹活唯唯諾諾、慇勤賣力、沉默寡言的小夥計,晚上他又搖身一變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沒的特科戰士。因為李士英負責保護康生的安全,經常隨康生和共產國際的情報組織聯絡,一來二去,便和國際組織中擔任交通的漢布爾格熟悉起來。漢布爾格生性開朗,又會些簡單的漢語,兩人常常在一起交換意見。
  不久,中央特科根據形勢需要,決定以革命的名義,公開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國民黨特務機關並充當骨幹的叛徒死刑。在報中央機關批准後,特科工作人員將判決書以傳單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張貼、散發,頓時引起敵特機關內部的強烈震動,被判處死刑者更是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
  新組建的特科行動隊(紅隊)把第一個懲治目標定為王斌。此人叛變後不遺餘力地為敵特賣力,頗得敵特頭目的賞識和重用,被任命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督察員兼行動組組長。王斌熟悉諸多地下黨員,四處尋蹤,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債纍纍,罪不可恕。對這樣一個對黨危害極大的特務鷹犬,不盡早剷除,難以保障黨的安全,亦難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剷除王斌的任務最終落到了李士英小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組的成員誰都不認識王斌其人,甚至連一張照片也沒有。正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漢布爾格無意中解決了這個難題。
  一天,漢布爾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館去沖洗膠卷,偶然發現櫥窗內掛著一張上海警備司令部成員的集體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識到,身為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督察員的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細尋找,但因她未見過王斌,一時難以辨認。她靈機一動,走進照相館,找到老闆道:「我是法蘭克福報社的記者,正準備登一篇有關警備司令部的文章,想請老闆添印放大幾張照片,價格從優,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圖的老闆根本想不到對方會是紅色國際特工,爽快地答應道:「沒問題,什麼時候要?」
  漢布爾格說:「馬上能好,價格翻倍。」老闆聽了滿臉堆笑,立刻入內請洗片人員加印放大了幾張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備司令部的集體照後,連連誇獎漢布爾格機敏,立即找人指認王斌。經認識者指認,王斌就是站在後排左起第四個的壯實漢子。其人瓦刀臉,斜眼尖鼻,留著大背頭,長相頗有個性,易於記住,李士英請大家熟記王斌的體貌特徵後,立刻開始準備行動。
  他們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處,在王家隔壁租了間相同的房子作為據點,晝夜觀察其行蹤。李士英小組一開始想從租借的房子直接翻牆而入,開槍擊斃王斌,但李士英又擔心被王的妻兒看見似乎不妥,於是改為在馬路上將其擊斃。
  漢布爾格主動承擔了跟蹤王斌的任務。經過兩天偵查,漢布爾格終於摸清了王斌的行動規律。她馬上向李士英做了匯報:王斌每天早出晚歸,出沒無常。他沒什麼愛好,唯一的愛好就是週末逛窯子。早晨7時多出門上班時,馬路上人來人往,難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時早時晚,回來亦無規律,難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飯午睡比較準時,且馬路上行人稀少,是動手的最佳時機。
  李士英決定4月2日下午動手,幹掉這個罪大惡極的猶大。
  4月2日下午1時許,飯飽睡足的王斌頭髮梳得油亮,身著西服,乘坐上自備的黑色黃包車外出了。當他途經維爾蒙路愛來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彎處時,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員立即各就各位,按計劃行動。
  靠在法國梧桐樹後,身著長衫、頭戴禮帽的李士英,見黑色黃包車奔馳而來,便果斷迎上去,毫不猶豫地對著黃包車裡的對象撩起幾槍,乾淨利落地結束其罪惡的生命。
  幾聲清脆的槍響,打破了住區的寧靜,當法國巡捕房的巡警聞聲趕來時,神出鬼沒的槍手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懲治王斌的行動在上海灘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第二天各大報紙以醒目的標題作了報道。特科的行動起到了敲山震虎、殺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個懲治目標乾淨利索地解決後,李士英隨即又率員打擊了第二個目標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總工會工作,叛變後任國民黨上海警察局督察員兼情報組長。此人對黨的危害也甚大,連他的妻子也承認:「老曹捉共產黨很凶的。」
  計劃好任務後,漢布爾格同樣先找來了照片給李士英看,曹清澄長著一張國字臉,濃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壞蛋,倒像是個正面人物。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動隊成員也對其進行了周密細緻的跟蹤盯梢,同樣採取了先摸清其行動規律的辦法。
  5月6日,正是個春光明媚的好天氣。拉斐路(今復興中路)兩邊的法國梧桐鬱鬱蔥蔥,遮天蔽日。上街沿邊的鐵柵欄裡面那一幢幢乳黃色洋房漂亮氣派,花園裡綠葉蔥蘢,奼紫嫣紅,偶爾有一朵紅花開出柵欄鬧春意,情調浪漫。
  漢布爾格身著連衣裙,李士英一身長衫,率組員劉國寶、李澤才、袁立夫三人分頭前往拉斐路源順裡41號曹清澄的住處附近守候伏擊。當時分工劉國寶、袁立夫在其門口監視,並採取行動,李士英、李澤才在後掩護他們行動,漢布爾格和瓦爾特駕駛汽車接應。
  一切安排妥當後,各就各位等待行動。守候至下午1時半左右,正巧一位身著黑色西裝的男子從弄堂裡出來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著頗似曹清澄,年輕的劉國寶誤以為是叛徒,當即上前開槍射擊,對方見來者拔槍欲射,頓時嚇得掉頭就逃,「砰砰」兩聲槍響,黑衣男子當場倒下。
  弄堂裡的人聽到槍響抱頭四散,亂成一片。槍聲引來了法國巡捕,劉國寶在撤離現場時被盯上,當他拚命跑至白爾路桂福裡11號附近,剛將手槍扔入垃圾筒時,就被緊跟上來的巡捕抓獲。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爾路交匯處時,突然發現真正的曹清澄出現在眼前,此時李士英已聽到警哨聲,為了安全,他完全可以放棄行動。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千鈞一髮之際,他當機立斷,果斷向對像開槍,當場將曹清澄擊斃。
  由於此次行動沒有按計劃行事,李士英拔腿沿白爾路跑走,使漢布爾格無法及時接應。當李士英跑到白爾路與安納路交叉路口,見四周無人,以為逃出了危險地帶,便放緩了腳步,不料卻被剛從嵩山巡捕房趕來的華人巡捕逮個正著,人槍俱獲,當即被押解至法國捕房警務處。
  從另一路撤離的李澤才,被漢布爾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裡還有一些錢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著僥倖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結果被守候在暗處伏擊的偵探截獲。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後,國民黨警特機構為進一步深挖中共地下黨員,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將李士英等人「提回訊究」 。
  當時,法捕房以發生地在法租界為由,拒絕引渡。將李士英等人關押在大自鳴鐘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東路174號)。
  筆者從有關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審訊李士英的片段,情況是這樣的:
  探員瞪著眼、抿著嘴,審訊李士英道:「是誰讓你們幹的?你的後台是誰?」
  李士英按事先準備好的統一口徑道:「我是河北來的農民,今年5月1日來上海找親戚,想讓姑夫給我找個活幹,誰知來到上海找上門,姑夫一家已搬走了。無奈身上的盤纏已用盡,只得到處漂泊。那天在公園裡認識了一個老鄉,我幫他打工,他供我吃飯,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負,我就為他兩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講義氣。」
  探員盯著李士英的眼睛追問道:「那你平時住在何處?」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辭:「火車站、馬路邊、公園裡,四處為家。」
  探員看文縐縐地審訊無多大收穫,便又改為用刑訊逼供。反覆折磨近一個月,案情絲毫沒有進展。就在李士英慶幸自己度盡劫難,使對手無可奈何之際,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憶德裡296號的住處,從他租借的房內發現了手槍子彈和馬列書籍,探員如獲至寶,又勁頭十足地重新提審李士英。
  對方先不說話,將《共產黨宣言》等幾本油印的書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裡「咯登」一下,心想這下完了,但表面上卻依然不露聲色。對方突如其來地問:「這是什麼?」
  李士英繼續佯裝糊塗:「是書。」
  「怎麼解釋?」
  「我沒見過。」
  審訊者頗為自得地說:「這是從你憶德裡的住處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臉茫然:「什麼憶德裡?」
  對方瞇眼意味深長地說:「你應該最清楚!我們還有其他證據,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聽就知道對方在詐他。因為特科有紀律規定,個人決不允許拍照留影。李士英拍著胸脯堅定地說:「只要你們拿出我的照片,我什麼都滿足你們。」
  審訊者反而被他的堅定弄糊塗了,又揮了一下手,從門外走進來一個40來歲的男子,李士英一見是自己的房東,還是故伎重施,裝不認識。
  來者見到滿臉鬍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細辨認後點頭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卻一口咬定不認識對方。當年也沒戶口簿、身份證之類的東西,房東拿不出鐵的證據,一個說認識,一個說沒見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審訊者也無可奈何,難以斷定。
  花言巧語,勸說利誘不管用;使盡了酷刑逼供,嚴刑拷打還是不管用;拿出證據,也是無效。對方軟的、硬的、真的、假的,無所不用其極,但都無濟於事。
  法國捕房的承辦員仍然不肯善罷甘休,心想當場人贓俱獲,手槍、子彈、赤書都有,鐵證如山,怎麼就拿這傢伙沒辦法?他們不死心,緊追不放,千方百計找蛛絲馬跡,想順籐摸瓜挖出更大的後台,結果都敗下陣來。
  無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國預謀殺人」的罪名,將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審理。
  中央特科領導千方百計設法營救他們,並請了上海著名律師、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釗等為李士英等人辯護。漢布爾格聞訊後暗中送去了一筆資金,留作打官司的費用。由於組織紀律,漢布爾格很快脫離了這個案子,並於同年年底離開了中國,奉調去莫斯科受訓。從此,她再也無法瞭解到李士英的音訊,但仍然一直牽掛著她的中國戰友。
  1933年1月17日,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開庭審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認定槍殺曹清澄是共產黨干的,系報復殺人,並將曹清澄與王斌被殺案串並在一起審問,以被告「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組織團體預謀殺人罪」,判處李士英、劉國寶死刑,李澤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決,按照國民黨政府的《刑法》《刑訴法》有關條款,提出上訴。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審維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訴到民國最高法院。當時正值全國抗日救國運動高漲,學生運動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放棄前嫌,一致對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經過4年堅持不懈的鬥爭,事件終於出現了轉機。
  1936年7月13日,民國最高法院做出了終審判決:李士英改判無期徒刑,劉國寶、李澤才分別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 李士英被囚於拉往馬司南路第二特區監獄。抗戰前夕,李士英獲釋出獄,又繼續奮戰在隱蔽戰線上。
第3節 新的任務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
  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幾棟巨大的紅色磚房,門口站著哨兵,裡面有蘇聯軍人在這裡工作。這幾棟建築物位於一個俄羅斯鄉村附近,有一輛公共汽車通往莫斯科市內,途經列寧山和高爾基公園。這就是蘇軍總參情報部軍事情報學校。
  白天,郊區下了一場潮濕悶熱的小雨,到了晚上天氣就變得特別晴朗、溫暖,使人感到舒服,在透明的鏡子般的天空上一塊雲彩都沒有,西邊的天空已變成了玫瑰色。
  漢布爾格躺在雨後潮濕的草地上,把臉埋到濕潤的大地裡。大地散發著蘑菇和樹林的氣息。如果閉上眼睛你會覺得,自己不是置身於有著「梅季希基地」這個神秘名稱的隱秘射擊場,而是在某個療養院。然而,兩發短促的自動步槍連射注定會打斷你的遐思。其中一次從她的左邊響起,另一次是從右邊,射擊聲嗡嗡地響徹在田野上空,並從不遠的森林折回到射擊場內。
  野外射擊訓練,這是目前首要的課程。
  漢布爾格用力握緊摩神遜步槍的前托,熟練地安上槍托,把它頂在肩上。現在,樹與樹之間就該出現目標了。總共只有幾秒鐘的時間,第一槍就要擊中目標。
  「砰」的一聲槍響過後,身後的指揮塔上,忽然傳來揚聲器震耳欲聾的響聲:「漢布爾格學員,停止上課,把武器交上來,返回基地……」
  漢布爾格站起來,把自動步槍扔到背後,逕自走開。
  漢布爾格從中國來到莫斯科後,便和七八個學員在這裡接受無線電報務員訓練。漢布爾格很快便適應了這裡的生活。漢布爾格學習組裝發報機、接收機、整流器和電波測量儀,還學習俄語。她自認是個用功的學員,但在這個領域裡卻不是最有天賦的人。
  時光按照既定的計劃在流逝著,漢布爾格不需要為任何事情擔心,她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學習。
  1934年2月,漢布爾格被召到阿爾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漢布爾格談話,他不會講外語,漢布爾格必須用俄語向他講述自己的生活經歷;此時漢布爾格已經學習過六個月的俄語,所以做到這一點並不費力。少校向漢布爾格宣佈說,她將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國滿洲的奉天執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談話時,少校告訴漢布爾格,她將和一位德國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漢布爾格將得到一份相應的護照。這位同志同時也是漢布爾格的上級領導。漢布爾格感到很驚訝,她設法說服少校,這樣做是不行的。漢布爾格和羅爾夫在上海到處都有熟人,上海人經常到奉天去,漢布爾格不可能在公開地回歐洲度假之後,突然又帶著假護照以另外一個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現。
  不久,漢布爾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裡。她被告知,上級已經放棄了關於假夫妻的想法,並正式把漢布爾格未來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紹給她。那位同志的別名叫恩斯特,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職業是海員,和漢布爾格受過同樣的情報技術訓練。漢布爾格願意和海員相處,他們堅強,有韌性,見過世面,在非常情況下能迅速適應環境。除此之外,他們都喜歡大海。
  此後兩周的時間,漢布爾格打點行李,與恩斯特一道搬進挨近森林深處由一棟棟小木屋構成的強化學校。
  在訓練結束之前,他們只有不多的時間相互熟悉,可這已足以讓漢布爾格認識到恩斯特的長處。恩斯特在技術上比漢布爾格熟練得多。他是一個細緻認真、非常具有韌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決不肯善罷甘休。他似乎從來不看鐘錶,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與他相比,漢布爾格是個意志薄弱的人,願意服從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點令漢布爾格感到欣慰,在發報速度方面漢布爾格比他快。
  在他們共同度過的這14天裡,漢布爾格竭力營造一種友好的氣氛,免得恩斯特為此花費腦筋;同時,她竭力做出一副經得住摔打的粗獷樣子。她要讓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塊兒走向未來風險的是一個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漢布爾格分頭去布拉格。在那裡,他們住在不同的飯店,然後乘同一列火車去特裡斯特。漢布爾格的兒子米沙跟著爺爺奶奶住在捷克邊境的山村木屋裡,漢布爾格已經和米沙分別了七個多月,她非常想念兒子,做為她答應執行這次任務的條件,她要把兒子接出來,帶在身邊。她和恩斯特裝作在旅途中新結識的旅客。從特裡斯特出發,他們買了兩張意大利輪船的二等艙船票,穿過蘇伊士運河,途經印度,於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達上海。
  羅爾夫非常高興地迎接他們。但事先漢布爾格沒有機會告訴他,他們只是路過這裡。當漢布爾格最終將要和他分手的決定告訴羅爾夫時,他顯得十分沮喪,但依然像往常一樣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現實。他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遇到危險隨時可以退縮的同情分子,而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正是因為這樣,與他分手使漢布爾格的心情格外複雜。
  他們並未公開辦理離婚,因為漢布爾格出現在奉天需要一個可靠的公開身份。漢布爾格走訪了上海多家書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當美國伊文斯駐上海書店的代理人。漢布爾格以批發價格購買了少量圖書,拿到了圖書目錄,以及漢布爾格最需要得到的東西:一紙駐「滿洲」公司代理人的證明。有了這個「代理人頭銜」,漢布爾格可以在「滿洲」境內公開旅行了。
  離開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漢布爾格購買了許多組裝發報機的零件,裝在隨身攜帶的箱子裡。一路上,他們的視線時刻不離這只「貴重」的行李箱 。在「滿洲」邊境,箱子曾被打開檢查,但最終他們還是有驚無險地幸運過關了。
  1934年5月,漢布爾格一行到達奉天(瀋陽)後,立即住進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飯店。恩斯特搞來的萊因金屬與打字機公司介紹信,漢布爾格從伊文斯書店弄來的證明文件,全都公開地放在起居室裡,隨時準備應付警察、特務的檢查。在飯店裡他們從來不談工作。
  他們在奉天的任務,是要配合「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的特殊形勢,在抗日部隊和蘇聯之間建立電台聯繫,將抗聯的處境和要求及時報告給蘇聯,同時向抗日武裝傳達蘇聯的建議。他們的工作一開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買不到組裝整流器所必須的變壓器。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長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羅爾夫的幫助下,把購買到的變壓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樂椅的底座內,用鐵絲固定在彈簧上,托運到漢布爾格手中。
  隨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一處可以安裝電台並使之運行起來的住宅。
  龐大的日本官員機構把所有空住宅都貼了封條,剩餘的都是些逃跑的東北軍將領們的豪華別墅。但對於漢布爾格來說,這些孤零零的豪宅都顯得太大。最終,漢布爾格相中了一棟石砌的二層小樓,據稱原是一位東北軍將領為情婦購置的香巢。在徵得房東,那位已移駐北京的東北軍將軍的肯定答覆後,漢布爾格以驚人低廉的價格租下了這座小樓,每月租金只相當於大約30德國馬克。漢布爾格很快就遷入新居,與此同時,恩斯特的電台也已組裝就緒。
  1934年6月的一個深夜,奉天一座簡陋的石樓裡,仍然亮著微弱的燈光。不過這燈光從外面是一點也看不見的,因為吊在空中的燈泡被一個黑布罩緊緊罩住,一束只夠閱讀和寫字用的亮光灑在辦公桌上,窗戶上還嚴嚴實實地插著護板。
  燈光下,漢布爾格頭戴耳機在靜靜地發報。嘀嘀噠噠的電波聲,在小小的石屋內迴盪。漢布爾格專心致志,一絲不苟地工作著。嘀噠,嘀噠……她一口氣發出了300組密碼。整個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漢布爾格一個人醒著,向太空裡發送著抗日武裝的消息。與此同時,在遙遠的蘇聯海參崴,一名紅軍報務員正在接收這些消息。
  這樣的工作大約每週都要重複一兩次。通過無形的電波,他們向中央匯報抗日武裝的行動計劃和執行成果,拍發關於政局和軍隊士氣情況的報告,以及通報最新的、值得關注的動態動向。
  工作之餘,恩斯特偶爾也會帶漢布爾格到瀋陽郊外遊玩散心。在一次去遊覽東陵的途中,不巧下起了小雨,恩斯特和漢布爾格跑進路邊一家小雜貨鋪裡避雨。小鋪裡有三名「滿洲國」的「靖安軍」士兵,正坐在炕頭上和白鬍子老掌櫃扯著閒話。從他們的閒談中,漢布爾格第一次聽到了鄧鐵梅的名字。
  不久,中央來電指示漢布爾格瞭解遼東一帶抗日武裝的活動情況,漢布爾格這才知道,鄧鐵梅就是活躍在遼東的鐵血自衛軍的創始人和領導者。
  此時,鄧鐵梅的自衛軍經過日寇的「討伐」已經元氣大傷。由於叛徒出賣,鄧鐵梅在上一年5月被日軍逮捕,並於9月27日被秘密殺害於奉天偽陸軍監獄。眼下,鄧鐵梅的戰友苗可秀招集鄧的殘部,組織了「中國少年鐵血軍」,共千餘人,仍堅持遼東三角區一帶活動。
  6月初,漢布爾格終於通過組織和苗可秀聯繫上,並親赴他的營地岫巖參觀。初次見面,漢布爾格感到苗可秀是位年輕英俊的指揮員,他穿著灰布軍裝,足蹬馬靴。身上背著兩支德國造的二十響毛瑟手槍。
  苗可秀向她介紹了隊伍的情況,「中國少年鐵血軍」共1000餘人,分3個大隊,12個分隊。總司令是苗可秀,趙同是參謀長,其成員是各地的愛國青年,還有不少大中小學學生。他們的主要活動區域在遼東三角地帶,根據地在鳳城、岫巖之間的山林區域。
  當漢布爾格談到鄧鐵梅犧牲,共產國際表示非常惋惜時,苗可秀激動地表示,鄧鐵梅的血不會白流,前不久,鐵血軍已誅殺了出賣鄧鐵梅的叛徒沈廷輔。
  接下來,苗可秀向漢布爾格談起了請共產國際支持抗日武裝的願望。漢布爾格表示,一定會把他的請求轉達共產國際。
  中午,漢布爾格在苗可秀那裡吃了一頓午飯,小米飯、燉□子肉。雖然,她是第一次吃這種東西,但感覺還不錯。
  漢布爾格回到瀋陽後,及時向中央匯報了苗可秀領導的抗日武裝的有關情況。
  6月下旬,中共黨員楊靖宇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在安奉路以東轉戰,一度進攻到寬甸、桓仁一帶,令日偽軍大為震驚。共產國際立刻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上,並給予了積極的關注。
  中央決定給漢布爾格指派一個新的聯絡員。
  王濟之,莫斯科軍事情報學校第一期畢業生。1934年初奉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實為蘇軍總參情報部)的命令潛入安東,開展情報工作。
  漢布爾格與王濟之接頭是在中朝邊境的安東進行的。漢布爾格發現,他穿了一身長衫,頭戴一頂禮帽,與自己在一起顯得十分不協調。但當她指出這一點時,王濟之卻苦笑一下,告訴她,自己的家裡很窮,供養妻子和兩個孩子已非常困難,根本無錢添置衣服。細心的漢布爾格記在心上,在第二次接頭時,漢布爾格將一套包裝得很好的西服送給了他。
  通過和中國聯絡員的接觸,漢布爾格感到最大的困難是語言溝通的障礙。王濟之不會講外語,而儘管漢布爾格在上海學過漢語,但也只能借助手勢談些日常的會話。為了避免發生誤會,漢布爾格必須違背地下工作的規矩,把情報寫到紙上,偷偷地塞給接頭的同志。在日偽統治下的東北,中國人隨時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佔領軍的搜查,這種做法無疑增大了情報工作的風險,但是對於他們來說,當時沒有別的辦法。
  於是,漢布爾格請了一位中國家庭教師學習漢語,每天學習兩個小時,三個月後,她已經可以讀寫600多個常用漢字,而她四歲的兒子米沙,已經掌握了一個同齡中國孩子的所有詞彙。學會了簡單的漢語,母子倆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方便了許多。
  在一次接頭時,王濟之告訴漢布爾格,現在行動隊急需一批炸藥,希望她能幫忙搞到。
  漢布爾格爽快地答應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於瀋陽城裡的藥鋪、雜貨鋪,購買配置炸藥需用的化學藥品。由於恩斯特不會說中國話,出面購買的任務都由漢布爾格出面來完成。
  一天,漢布爾格領著米沙來到一家雜貨鋪,發現有大量的硝酸銨,於是她準備買一些。不過,她打不定主意到底買多少合適,因為買多了可能會引起日偽當局的懷疑。儘管硝酸銨是農業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務們肯定還知道它的另一個用途,那就是將硝酸銨按比例配製一定數量的高錳酸鹽或鉛粉,就製成了炸藥。
  漢布爾格試探性地問:買10磅行不行?然而售貨員把她的計量單位理解錯了,竟拿來了50公斤。太棒了!漢布爾格心滿意足地把買來的東西裝到一輛馬車上,運到了她的住處。很快,這批硝酸銨和一些硫磺、鹽酸就經過王濟之轉到了抗日行動隊的手中。
  1934年9月,楊靖宇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在吉林江縣三岔子附近活動,重創日偽軍。他們要求共產國際派一名聯絡員將聯繫密碼送過去,以便打通與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聯繫。
  這個任務交由漢布爾格來完成。她首先乘火車由奉天出發,經撫順、清原,然後進入吉林境內,在輝南下車。又換乘長途客車經杉松崗、撫長到達龍泉。此處屬龍山區,再往前就是楊靖宇所部活動的江一帶。
  這時,等待她的一位中國同志出現了。像約定的那樣,來人並未向漢布爾格表示問候。他趕來一輛平板馬車,讓漢布爾格坐在上面,便趕著車向前走去。馬車在坑坑窪窪的路上,走了大約40分鐘,便進入山區。塵土像煙霧一樣籠罩在馬車周圍。多年來這裡似乎不曾有歐洲人來過,特別是歐洲女人在這裡行走。老百姓都轉過頭來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後馬車駛進一片小樹林中,有兩個戰士沖趕車的同志打招呼,順利地放行。
  出了樹林,是條潺潺的小溪,溪邊有一棟簡陋的房子,漢布爾格在莫斯科見過這種房子,人們叫它木刻楞。
  接應她的那位同志將她領進了木刻楞房內。只見屋子裡,擺著一張木桌,幾個樹墩。四五個穿灰布軍衣,綠布軍衣的人正圍在桌子上,看一幅帶日文標誌的東北地圖。
  這些人見漢布爾格進來了,便都站了起來,讓她坐下。不久,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走了進來。他面帶微笑,自我介紹:「我叫楊靖宇,歡迎國際的同志來我們這裡看一看。」
  漢布爾格站起來,仔細打量眼前這位軍人。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產黨的軍事指揮員。令她吃驚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國人難得見到的偉岸身材,高高的個頭(近1.93米)在歐洲人當中也屬上乘。他濃眉,大眼,腮邊有些鬍鬚,穿著綠布軍裝,腰扎寬皮帶,腰間別了一把勃郎寧手槍,身後還背著一支德國二十響毛瑟槍。
  「楊司令,見到你很高興。」漢布爾格努力用標準的漢語說道:「這是上級讓我送來的密碼,請你收下。」說完,將密碼本交給楊靖宇。
  楊靖宇接過密碼本,笑了笑,「不過,不巧哇,我們的電台壞了,一時還跟國際聯繫不上。」
  「是什麼毛病,我可以幫你們看看。」漢布爾格自認對發報機有一定瞭解,決心幫助他們。
  「那太好了。」楊靖宇扭頭對一位女同志喊,「小劉,快過來。國際來的同志要幫你修發報機。」
  問題很快查清,是發報機的電鍵壞了。漢布爾格利用營地內現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個簡易發報機電鍵。她利用兩根尺子,下邊一根是黃銅的(鎮紙)上邊一根纏有錦線圈的木尺,充當電鍵,在它們的縫隙間插入一顆螺釘。在撳動棉線圈時,螺絲釘擊打黃銅尺。一條金屬線通向輥絲釘,第二條被纏在黃銅尺上。觸鍵每二三分鐘須重組一遍。屋內的抗日戰士為此對她佩服不已。漢布爾格也開心地笑了起來。她是個細心的人,她發現黃銅尺(鎮紙)上刻了許多文字,便問是什麼意思。楊靖宇便告訴她,「此中有真意,得壽五百年,」就是說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會長壽的。這句話漢布爾格印象很深,多少年以後還記得。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漢布爾格照常到瀋陽南湖附近和王濟之接頭。
  約定的時間過了5分鐘、10分鐘、20分鐘,王濟之卻一直沒有出現。漢布爾格告訴自己,王坐的車可能晚點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記錯了他們約會的時間。漢布爾格繞道去找恩斯特,她從未在接頭之後直接去他的住處。
  連續兩天在接頭地點仍未見到王濟之。第三天漢布爾格臨去前把電台在房子外面藏起來。她仍相信能見到王濟之。來了,他向她走來。漢布爾格激動的心情使她幾乎哭出聲來。
  然而,這個人不是王濟之,而是個日本人。漢布爾格在上一次接頭時就發現他在附近來回遊蕩。他也像她一樣等待了15分鐘。漢布爾格心想,現在可是死到臨頭了。萬幸的是,那個日本人並未跟蹤她。
  漢布爾格一直在設法壓抑對王濟之的擔心。然而,現實是冷酷無情的。6天的接頭期限很快就過去了。即使他真的生了急病,也不大可能耽擱6天的時間。
  漢布爾格只好向中央匯報王濟之的失蹤。不久她聽說王被逮捕了,特務從他家裡發現了炸藥。大家都知道被捕即意味著死亡,而且還要遭受嚴刑拷打,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罰。王濟之並未出賣任何人。如果他這樣做了,某些同志,包括漢布爾格,都不可能平安活著。
  根據筆者查閱的敵偽檔案得知:王濟之於1935年1月底在大連被捕,儘管日本警察機關對王濟之等人嚴刑逼供,但始終也沒得到什麼重要情報。最後只能在檔案中記載該組織負責人是個外國婦女,因巧妙失蹤而未能捕獲。
  中央指示漢布爾格,立即中斷與抗日組織的一切聯繫,離開奉天遷往北京,在那裡重建他們的電台。組織會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來接替他們的工作。
  恩斯特把單個的零件,兩隻電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裝進一個普通的收音機裡,把發報機裝進一台沒有發動機的留聲機裡。漢布爾格帶著她的全部財產,以便讓收音機和留聲機顯得更自然一些。 但在過境時,收音機仍然被中國邊境的海關官員扣留下來。漢布爾格多方爭辯仍是徒勞。後來回到北京後,她立刻補辦了相關證明,把隱藏著發報機零件的收音機要了回來。
第四章 命令,越過國境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5年2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森林裡落著厚厚的積雪,遠處的梅季希小城顯得一片寧靜。
  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處長約瑟夫·阿羅諾維奇·皮亞特尼茨基和他的第一副手阿爾布拉莫夫,還有共產國際柏林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三人踩著積雪嘎吱吱地從遠處走來。
  此時皮亞特尼茨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神情有些黯淡,樣子疲憊。阿爾布拉莫夫和廖雯初也神情憂鬱地跟在旁邊。
  皮亞特尼茨基停住腳步,凝視著遠處的小城,緩緩說道:「那裡有我的事業,那裡有我的追求,我不願意離開同志們……」
  阿爾布拉莫夫不解地道:「皮亞特尼茨基同志,沒人會強迫你離開工作崗位的,你還是我們的領導。」
  廖雯初也說:「是啊,你是優秀的領導人,我們信任你。」
  皮亞特尼茨基默默地說:「幹我們這行工作確實很辛苦,以後你們就會知道了。」他轉過話題,說:「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系統在中國的組織儘管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蘇軍總參情報部仍以各種方式向中國派遣大量的情報人員。我建議,今後我們可以和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別爾津多多合作,開創一個工作的新局面。」
  廖雯初說:「鑒於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嚴重威脅了國家安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的重點也應逐漸東移,將目標定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下的東北——『滿洲國』。」
  皮亞特尼茨基點點頭:「我已經佈置了這方面的工作,通過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和紅軍參謀本部遠東情報系統溝通。」
  阿爾布拉莫夫說道:「別爾津同志已經多次來電話,要求和您談談遠東方面的工作,您看是不是答覆他一下?」
  皮亞特尼茨基搖了搖頭:「不用了,以後會有新同志和他談的。」
  廖雯初吃驚地問:「皮亞特尼茨基同志,你要調動工作麼,什麼時候?」
  皮亞特尼茨基彎腰揚起一片雪霧,然後拍了拍手:「我早晚會離開這裡的,希望你們能好好工作。記住,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說完,皮亞特尼茨基踩著積雪大步向前走去。
  不久,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處長,約瑟夫·阿羅諾維奇·皮亞特尼茨基,優秀的共產黨員 、卓越的情報專家,在蘇聯那場舉世罕見的大清洗中被秘密處決。這不能不說是共產國際情報工作的一大損失。
第2節 蘇子元:關內關外生死行
 
  1935年夏,黑龍江。
  夜,黑沉沉的,四周靜悄悄。
  黑龍江的江面波濤滾滾,在夜色中翻著黑色的浪花。突然,從蘇聯國境線一側的航道上傳來一陣「嘩啦」「嘩啦」的划水聲,一艘橡皮艇無息無聲地劃了過來。橡皮艇很快划到岸邊,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國人敏捷地跳到岸上。
  「哧——」他迅速將橡皮艇放氣,埋藏在岸邊的蘆葦叢中。然後,藉著夜色的掩護向遠處走去。
  走了幾十米,眼前出現一條十幾米寬的河溝。那人毫不猶豫地趟水下溝,一步步踩著溝底行走。水慢慢沒過了他的頭頂。他深吸一口氣,游向對面,爬上了陸地。
  遠處傳來一陣狗叫聲和腳步聲。他立刻掏出一把煙末散在地上,然後,貓腰躲進了草叢中。
  幾分鐘後,幾名關東軍國境守備隊的士兵牽著軍犬走了過來。由於煙草的作用,軍犬沒有嗅到什麼,守備隊士兵便向遠處走去。
  青年人等四周沉寂之後,擰乾衣服上的水,沿著公路繼續趕路。經過一處無人看守的瓜棚,他坐下來,躺在草堆上,休息一下。
  他叫蘇子元,1904年出生於遼東半島。1922年入瀋陽貧兒學校工作。1925年8月在瀋陽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中共哈爾濱特支改建地方委員會,蘇子元被選為宣傳幹事,次年受中共哈爾濱地委書記吳麗石的委派,到蘇聯海參崴學習。回國後,開始從事軍事情報偵察工作。1930年,蘇子元再次赴蘇,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校學習。畢業後分配到蘇聯遠東軍區特別紅旗軍第四科(情報)工作,任上尉情報員。1931年夏潛回國內,先後在齊齊哈爾、哈爾濱、瀋陽等地建立情報站,對日本關東軍進行戰術偵察。
  由於最近一段時間,接連發生蘇軍運給情報站的發報機被日偽特務機關查扣的事件,蘇子元決定親自過江,到情報站就地組裝發報機。
  一陣鑼鼓和鞭炮聲將沉睡著的蘇子元驚醒,他從草堆上翻身坐起,將頭探出草棚外張望。只見一隊娶親的隊伍,正吹吹打打地走過來。蘇子元靈機一動,鑽出草棚,混入娶親的隊伍中,順利穿過了幾處守備隊的國境哨卡。等娶親隊伍出了國境戒備區,蘇子元便悄悄脫離隊伍,沿路旁的路標牌趕奔火車站,在那裡等候另一位情報員周雲庭的到來。
  等周雲庭來到車站,兩人上車到了北安。在北安一家小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匆匆趕回哈爾濱。
  蘇子元先將周雲庭安置在道裡中國街的秘密聯絡點「樂天照相館」中住下,這才返回家中。他的妻子朱紹華同樣是蘇軍情報員。一見丈夫回來,就告訴他,情報員縱樹奇來信了,讓他到白城子情報員周太那裡去一趟。
  蘇子元立即來到了白城子。周太在城郊農村租用了三間民房,幾畝菜地。當時幾個人正在修建暖窖,翻耕土地。蘇子元和他們一起幹了起來。
  暖窖,是當時蘇子元等人研究出來的一種秘密發報間。由於有植物種植,電波的聲音極易被掩蓋。另外,暖窖空間大,迴旋餘地也大,很快就能藏好發報機,也不易引起特務的注意。
  齊齊哈爾的縱樹奇也是利用這種方法隱蔽發報的。
  幾天後,暖窖完工。蘇子元準備回哈爾濱。周太特意打了一壺高粱酒,切了一斤牛肉為他餞行。
  席間,蘇子元突然發問:「老周,聽說你加入家禮教,家禮教那套都是唬人的東西。你還真信呀!」
  周太嘿嘿一笑。「家禮教在東北勢力很廣,只要加入此教,不管走到哪裡,擺出家禮教的禮儀、用語,到處是講義氣的朋友,可以逢凶化吉。為了對付軍警、暗探流氓找麻煩,我勸你也要學幾種儀式和必要的用語。」
  蘇子元覺得他說的有理,便向他學了幾套家禮教的儀式和用語。
  這時,信差送來了朱紹華的信。信中說,偽滿洲國「康德皇帝」正在哈爾濱巡幸,叫他不要回來。
  蘇子元明白,此等時刻,哈爾濱的大街小巷一定佈滿了警察、暗探。但他惦念著朱紹華的安危,最終還是買了些西瓜和兩隻活雁回到了哈爾濱。
  朱紹華見到蘇子元大吃一驚,忙問:「你沒有接到我的信嗎?」
  「接到了,我知道你有危險,才急忙趕回來。」蘇子元沉著地說:「別怕,你把西服找出來,再買點酒菜,咱們好好過一個中秋節。」
  蘇子元刮好臉,穿好衣服,穩穩地坐在廳堂裡。朱紹華告訴他:「這幾天,總有人來檢查、盤問,領頭的是一個警察巡長,聽說他弟弟在日本特務機關當翻譯,凶得很。」
  蘇子元用手指指桌子:「紹華,管他什麼巡長不巡長的,你去做飯吧!」
  朱紹華進廚房做飯去了,蘇子元閒來無事,便按周太教的家禮教規矩,將桌上的一個茶壺和四個茶杯按暗號擺了起來。這時,忽聽院門一響,有人闖了進來。
  朱紹華急忙從廚房迎了出去。不一會兒,她引著一名警察進入廳堂。朱紹華介紹說:「這是張巡長。」又一指蘇子元,「這是我丈夫。」
  蘇子元說:「歡迎光臨,請坐。」
  張巡長並沒有坐下,而是愣愣看著桌上的茶杯。然後,拿起一隻茶杯開口說道:「黑龍生於江水間,子孫靠誰度晚年?」
  蘇子元暗喜,也拿起一隻茶杯。「白龍一心要復仇,韃子為何淚漣漣?」
  「噢,這麼說先生是家禮教的人,失敬,失敬。」張巡長又急忙對朱紹華說:「大嫂,對不起,近日時有冒犯,還望見諒。」
  朱紹華不知張巡長為何態度來個大轉變,只好附合地說:「哪裡話,沒事,沒事。」
  蘇子元拉住張巡長的手說:「既然是自家人,也就別客氣了。來,在這裡喝幾杯。」
  蘇子元和張巡長喝酒聊天,好不親熱。
  蘇子元對張巡長講敘自己的歷史,說他是舊東北軍的軍官,現在作買賣,經常去外地不在家,請巡長多多照顧。張巡長滿口答應,並把家庭地址留下,約蘇子元去拜訪他。當天,蘇子元便托照相館的朋友買了十幾元的禮品,由照相館的學徒送到巡長家。從那天起,再也沒有警察、暗探找他們家的麻煩,門外的崗哨也不見了。
  不久,周雲庭趕來,在蘇子元家的廚房中將發報機零件啟出來。組裝了一台發報機。蘇子元將它裝在一個柳條箱裡,藏在臥室的床下。
  這時,蘇子元開始考慮如何將電台運到白城子周太那裡。突然,他想起,從齊齊哈爾到哈爾濱時曾在昂昂溪見過王鈞。王鈞是機務段長。在列車上有專用車廂,何不找他幫忙。蘇子元屈指一算,正好八月十六王鈞的那趟車將從哈爾濱開往滿洲裡。於是,蘇子元提著柳條箱,僱車到車站,找到了王鈞,將柳條箱放入他的專用車廂。然後,自己買票坐在普通車廂內。到了昂昂溪後,蘇子元提著柳條箱,轉乘洮昂路列車到達白城子。
  哈巴羅夫斯克很快派出一名報務員,白城子電台開始工作。
  安頓好白城子的工作後,蘇子元立刻潛往齊齊哈爾,來到了情報員縱樹奇的住處。
  縱樹奇,蘇聯海參崴列寧學校電訊班學員。1932年3月奉命潛入齊齊哈爾,作為機動情報員。同年夏天,由於日本特務機關進駐齊齊哈爾,幾處聯絡點被破壞,縱樹奇便肩負起齊齊哈爾情報站情報員的使命。他機警地在回民居住區租了一所四合房,作為電台的工作地點,由於是居民區,所以長期沒有被日本特務發現。
  在一間乾淨的小屋裡,蘇子元見到了縱樹奇。兩位老戰友見面,異常親熱。
  縱樹奇給他倒了一碗水。「老夥計,前一陣子日本憲兵、特務大搜捕,我還真為你捏了一把汗。周太那邊的工作進展怎麼樣?」
  蘇子元喝了一口有些發燙的開水,「進展還算順利。不過,那個情報員似乎有些問題。」
  「你是說那個叫張郎的發報員嗎?」縱樹奇似乎有些吃驚,他弄不明白蘇軍情報科派出的人會有什麼問題。
  蘇子元仰頭靠在椅背上,掏出一支香煙點燃吸了一口,慢慢地說:「此人坐臥不安,性情急躁,不易干發報員的工作。況且,他這個人很饞,吃慣了奶油、麵包、紅腸,對高粱米、大碴子竟無法下嚥。常常夜裡遛出去買吃的。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
  「老周不會勸勸他嗎?」縱樹奇問道。
  「老周?」蘇子元吸了一口煙,「老周這個人憨厚、老實,恐怕管不住他!」
  縱樹奇想了想,「我們應該將這裡的情況直接向伯力軍區情報科長瓦林少將報告。」
  「張郎是他派來的,你說他會相信我們的話麼?」蘇子元道出了心中的憂慮。
  「這——」縱樹奇陷入沉思,過了一會兒,他問,「子元,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做好準備,以防萬一!」蘇子元鄭重說道。
  10月,蘇子元返回哈爾濱。從張巡長處得知,哈爾濱特務機關加大了對蘇聯諜報人員的偵察力度,連續破獲了幾處蘇軍的情報點。
  蘇子元知道,所謂「蘇軍情報點」只不過是外圍成員,由於沒有橫的聯繫,暫時還不會出事。此次回來,自己肩上還負有重要使命。臨行前,四科科長瓦林再三強調,西線情報站必須調整,否則工作就會陷入一片混亂。
  蘇子元向各級情報員傳達了伯力的最新指示:
  1、取消齊齊哈爾龍江醫院情報點,負責人及成員另行安排工作。
  2、撤銷嫩江工作點,調其成員到齊齊哈爾作國境交通工作。
  3、撤銷昂昂溪、博克國工作點,其成員派往伯力受訓。
  4、洮南工作點無成績,成員遣散回鄉。
  5、齊齊哈爾暫留趙石羽一人,其他人停止工作,以待後命。
  6、縱樹奇留在齊齊哈爾工作,在行動中受傷的朱國鈞秘密送往伯力養傷。
  經過調整後的情報組織更加精悍。蘇子元把情報組織的主要任務歸納為兩條:一、加強搜集日偽的軍事情報;二、選薦新的同志赴蘇聯接受培訓,使其成為新的國際情報戰士。
  哈爾濱、齊齊哈爾、白城子成了蘇子元情報組織的三個核心。
  安頓完了哈爾濱、白城子的工作後,蘇子元決定再赴齊齊哈爾,重新啟用趙石羽。
  這一天,蘇子元來到了齊市電站大院,找到了情報組織成員趙石羽。兩人已有半年沒見,一見面自是格外親熱。趙石羽讓老婆炒了幾個菜,打上一壺酒,兩人在屋內邊喝邊聊。
  蘇子元問道:「最近日偽方面有何動靜?」
  趙石羽說道:「哈爾濱特務機關組織了一個特殊情報班,專門截聽各種無線電通訊。」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繼續說,「人可以偽裝,可以不暴露紙面證據,但無線電報問題不好解決,日本的戶登科研所已製造出截聽器材,不少特務都掌握了竊聽和收錄技術,甚至可以發現電波發出地點。如何在技術上隱藏,是當前我們組織至關重要的問題。」
  蘇子元聽了,暗自佩服趙石羽的周密細緻,問道:「有什麼辦法避免被敵人竊聽呢?」
  趙石羽說:「我們是被動的一方,被追蹤的一方,只能經常改變波長和工作時間,讓敵人摸不著我們的規律。」
  蘇子元聽罷讚許地點了點頭。當天晚上他便向伯力匯報了這一情況,請求定期改變波長和工作時間。由於蘇子元做好了準備,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保證了齊齊哈爾電台與伯力的暢通。
  不久,伯力方面發來電報稱,按蘇軍的情報判斷,日本軍隊在滿洲站穩腳跟後,可能要佔領內蒙,然後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並進攻蘇聯遠東邊疆及伊爾庫茨克以西的西伯利亞地區。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大滿蒙政策蓄謀已久的軍事圖謀,希望蘇子元情報組摸清這一圖謀的詳細計劃。
  這個任務自然又落到了趙石羽的身上。因為在情報小組的成員中,只有他才能接觸日偽高級別的情報。通過一系列的明察暗訪,趙石羽很快掌握了日軍的動向,及時通過電台發往伯力情報四科,蘇聯遠東軍根據他的情報做了軍事上的調整,使遠東地區解除了後顧之憂。
  就在齊齊哈爾的情報工作順利開展的時候,白城子情報站卻出了重大事故。
  10月下旬的一天,饞癮又犯的發報員張郎偷偷從周太的暖窖溜了出來,來到了鎮頭的雜貨鋪。此刻是深夜11時,張郎顧不上許多,拚命地砸門。
  滿臉睡意的雜貨鋪老闆,儘管很不高興張郎深夜打攪,但看在老主顧的面子上,還是賣給他半斤熟牛肉和一瓶「白城燒鍋」 。
  當張郎拎著酒瓶,揣著牛肉,興沖沖地往周太的住處走的時候。一個戴禮帽騎自行車的人從後面過來,停在他旁邊。
  那人問:「老哥,大王屯怎麼走?」
  張郎看了他一眼,說了聲「不知道」便又匆匆向前走去。那人推車尾隨幾步,「老哥,急什麼。你的酒好香啊,是什麼酒?」
  這一下張郎來了精神。「好酒,『白城燒鍋』,足足有65度,喝上絕對過癮!」
  「老哥好像是外鄉人吧?」那人問道。
  「我,我在白城子好幾年了——」張郎覺得那人有些不對頭,吱唔了一陣,便匆匆走開。
  回到暖窖,張郎怕周太分享他的夜宵,便獨自一人大吃大喝起來。
  第二天凌晨,周太發現有幾個陌生人在他的院子前轉來轉去。不一會兒,幾個偽滿警察闖了進來,在周太的房子裡一道亂翻。
  吵鬧聲驚動了躲在暖窖裡的張郎,他打開門一看,見有許多警察在周太的屋裡亂翻,嚇出了一身冷汗,酒也立刻醒了。此刻,他竟不顧周太的安危和電台的安全,從暖窖的氣窗中逃了出去。幾分鐘後那幾個警察闖了進來,陪同進來的周太一眼就發現了白菜堆中的電台,幸好警察沒有注意。周太機警地將幾棵白菜推到電台上,掩蓋起來。
  大概警察覺得暖窖沒什麼可搜的,看了看便都湧了出去。周太長出一口氣,這才發現,張郎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
  張郎的不辭而別,令周太大吃一驚。他火速趕到哈爾濱向蘇子元報告了此事。兩人研究後,立即向伯力軍區情報科發去急電。不久,伯力命令:結束白城子情報站,將電台交齊齊哈爾電台接收。蘇子元立刻裝上白城子的那部電台,乘王鈞的列車趕到齊齊哈爾,把電台交給了縱樹奇。面對老戰友,蘇子元關切地說:「白城子情報點出事了,這回就全靠你了。可能年底我也要返回伯力。」
  縱樹奇接過皮箱說道:「我明白我的任務!」
  蘇子元返回哈爾濱後,發現這幾天風聲很緊,警察、憲兵加緊盤問行人,囚車、警車整夜在大街小巷奔馳,搞得人心惶惶。
  蘇子元來到道裡中國街上的樂天照相館,找周雲庭商議對策。
  蘇子元問:「最近有幾處聯絡點都被破壞了,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周雲庭答道:「我們在呼蘭的一個聯絡點被呼蘭憲兵分隊查獲,那個叫高成的人叛變了。所以他知道的關係都遭到了破壞。」
  蘇子元吃驚地問:「他知不知道照相館這個聯絡點?這可是我們的重要地點。」
  「他當然不知道,」周元庭說,「要不我們會這樣輕鬆地談話。放心吧,希比裡切夫同志。」
  蘇子元嚴肅地說:「什麼時候了,還開玩笑,在這裡決不能提到我們的俄國名字。」
  周雲庭笑了笑,把手一舉,敬禮道:「是,我的蘇先生。」說完自己又笑了起來。
  蘇子元望著他,無奈地搖了搖頭。
  12月,東北的天氣驟然降臨,寒冷異常。這時,伯力情報四科發來指示,讓蘇子元立即返回伯力匯報工作。同時,讓他的妻子朱紹華也隨後由西線趕赴伯力。
  伯力,加寧街102號,是蘇子元最熟悉的地方。這裡是蘇聯遠東軍區情報部第四科的辦公地點,蘇子元曾以希比裡切夫的名字在這裡工作了近二年。而他的妻子也曾以涅依德娃少尉的名義在這裡工作。
  春節過後,蘇子元和朱紹華在新建的下級軍官宿舍中團圓了。
  不久,周雲庭也趕回來匯報工作。周雲庭是1925年的中國共青團團員,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後轉到炮兵學校學習軍事。後來分配到遠東軍區第四科工作,曾是朱紹華在赤塔學校學習時的老師,上尉軍銜。
  周雲庭給他們帶來了不好的消息:哈爾濱的情報網被破壞了,齊齊哈爾情報站也與組織失去了聯繫。聞聽此訊,蘇子元的心一沉,縱樹奇出事了。他有些不敢想下去。
  然而,機智勇敢的縱樹奇,在日偽加大對蘇軍情報人員搜捕的時候,絲毫沒有慌張。而是沉著冷靜地銷毀了所有文件,秘密轉移了電台,使蘇軍東北最重要的情報點安全隱蔽下來。
  5月末,縱樹奇安全返回蘇聯伯力。
  6月,蘇聯政府為表彰縱樹奇的功績,授予他紅旗獎章。授獎儀式在情報科的四樓舉行,蘇子元、朱紹華、周雲庭身穿筆挺的軍服參加了儀式。儀式後舉行了小型的酒會,情報科的正副科長及大部分中國同志都參加了。
  7月,情報科長瓦林少將召蘇子元去他的宿舍談話,除瓦林外,還有一位莫斯科總參情報局的將軍。
  這是位少將,很神秘,只聽瓦林叫他瓦西裡將軍,此人長得高大魁梧,不苟言笑,
  瓦西裡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總參情報局長烏裡茨基將軍下達命令,遠東軍區情報科立即派遣中國同志前往中國華北工作,建立以北平為主心,輻射華北、內蒙、東北南部等地的情報網。主要瞭解華北國民黨軍及日本駐軍的動態。」
  瓦林少將在一旁說道:「經研究決定,我們決定由你來完成這個任務。」
  蘇子元似乎早有精神準備,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臨行前,瓦西裡將軍握住蘇子元的手低聲說道:「希比裡切夫同志,好好幹吧。這是一項光榮的任務,是經過伏羅希洛夫元帥親自批准的,我預祝你成功。」兩人進行了俄羅斯式的擁抱,友好地互相拍了拍後背。
  蘇子元接受任務後,立刻與瓦林開始了秘密協商。
  蘇子元與瓦林少將相識很久,他知道,瓦林是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他十七歲就參加了革命,作戰十分英勇,他的大拇指就是在一次戰鬥中被白匪軍砍掉的。
  傍晚,瓦林和蘇子元來到黑龍江江邊,登上了觀察哨的瞭望塔。對岸中國境內漆黑一片,只有日軍觀察哨內閃著微弱的燈光。
  瓦林少將望著對岸,忽然問道:「希比裡切夫同志,你說派遣哪些人去北平好呢?」
  蘇子元沉默了一會兒,緩緩地說:「可以派伊萬諾夫(周雲庭)同志去北平,他曾在北平學習過,以後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學習,對北平及華北的環境有所瞭解,並且為北平地下組織裝配過電報機件,有經驗。另一個人選便是達貝羅夫(孫樂天)同志,他曾在北平居住過,又是經營小本商業的內行,是個可靠的人選。」
  瓦林少將微笑著說:「你不說,我也想派他們跟你一起去。你們畢竟配合得不錯嘛!」
  蘇子元也笑了,「瓦林同志,我們也配合得不錯嘛,希望我們能長期地合作下去。」
  哪知瓦林少將聽了他的話,苦笑了一下,「希比裡切夫,恐怕我們合作的時間不會太長了。」
  「您是要調動工作嗎?」蘇了元問道。
  「不,」瓦林少將搖了搖頭,撫著欄杆眺望對岸,「日本關東軍對我們仍有野心,遠東的形勢一刻不能放鬆。這個時候,我是多麼想和同志們一起戰鬥啊!」
  「瓦林同志,沒人會剝奪你工作的權利,」蘇子元安慰道,「我們盡可能地幹下去!」
  「我恐怕真的沒有這個權利了,」瓦林拍了拍蘇子元的肩,「記住,無論發生什麼,你都要相信組織,相信黨……」
  瓦林的話,蘇子元有些丈二摸不著頭腦。但隱約間可以感到有一種不祥之兆。
  然而令蘇子元萬沒想到的是,這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談話。
  不久,孫樂天從海參崴列寧學校調到伯力,和蘇子元、周雲庭組成情報小組。他們先化裝成歸國華僑,從海參崴乘蘇聯客輪「北方」號,赴上海轉北平。到北平後,住在前門外中華客棧。蘇子元用王義之的化名,以東北難民的身份開始了北平的生活。很快,他們分別開始調查北平的一般情況。孫樂天特別注意照相館,周雲庭注意無線電材料商店。孫樂天偶然發現了師傅譚連成開辦的「天成照相館」,就搬到了照相館居住。蘇子元也從旅館搬到公寓。以後,通過天成照相館的關係,又為周雲庭租了單獨小院的民房,開始了裝配發報機的工作。
  一天中午,蘇子元回到公寓,意外遇到郝克勇。郝是蘇子元1925年在瀋陽時的老朋友,朋友重逢分外高興,郝介紹了很多老朋友在北平的近況。其中同鄉於卓的情況令蘇子元最感興趣。於卓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少將軍銜,官居顯赫。於卓的父母和弟弟居住在玉淵譚的一個獨立的四合院,現空三間房,是個很好的工作地點。經郝克勇引見,於卓的父母很快答應了蘇子元來居住。
  在北平的工作開展很順利。孫樂天利用天成照相館,建立據點。周雲庭的電台提前開始工作並與伯力建立了聯繫。蘇子元則開始四處活動,偵察北平、天津一帶的情況。
  當時的華北波譎雲詭,各種政治勢力交織在一起,演出一幕幕鬧劇。
  進入4月以來,日軍華北駐軍不斷在華北製造事端,企圖挑起戰火,發動戰爭。
  29軍軍長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在北平與日方展開周旋。同時,29軍副軍長秦德純就任北平市長,加強北平的防務。
  蘇子元根據多方面的偵察,加上自己的判斷,向莫斯科總部發去了一封很短的電報:總部:鑒於中國華北的緊張局勢,日本華北駐軍有可能在6月到7月發動對中國軍隊的進攻。戰爭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很快,蘇子雲收到了莫斯科總部的第一封電報,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嘉獎。4月末,蘇子元收到命令,讓他5月15日去上海與情報局特派員接頭,還命令他速派工作人員到蘇聯訓練。蘇子元選了三人,由周雲庭送到上海乘蘇聯客船秘密出國。5月,蘇子元同周雲庭按命令到上海,等了三天,也沒接上頭。又回北平發電報請示,回電說計劃有變,情報局不派人來中國,讓蘇子元與周雲庭於7月去蘇聯。
  1937年6月,北平一帶的形勢更加緊張。城外的日軍不斷製造事端,大戰一觸即發。
  此刻,蘇子元認識了29軍37師3旅旅長何基灃(中共秘密黨員)。雖然蘇子元不知道他的真正政治身份。但何基灃身上溢出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時時感染著他。由此判斷,何基灃是個正直的愛國軍人。同時,何基灃對蘇子元的學識和對時局敏銳的判斷力又深表欽佩。
  6月5日,蘇子元來到何基灃的旅部。何基灃一見到他便神秘地說:「蘇先生,想不想赴一出『鴻門宴』?」
  蘇子元有些摸不著頭腦,便笑著說:「既然是宴會,一定有的吃,我願意去!」
  何基灃拍了拍蘇子元:「有種。」
  原來,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和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陰謀策劃一出「鴻門宴」,迫使宋哲元及其手下的29軍官兵屈服,從而達到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月6日上午10時,日軍駐宛平城部隊中隊長以上軍官、29軍軍部駐北平部隊團以上軍官,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一次中日軍官聯歡會。蘇子元換上了一身少校軍裝,以何基灃副官的名義出席了這次「鴻門宴」。
  預定時間雙方如約赴會。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29軍軍長宋哲元,北平市市長、29軍副軍長秦德純,37師師長、河北省主席馮治安,37師3旅旅長何基灃,38師114旅旅長董升堂,26旅旅長李致遠,114旅227團團長楊干三等。日方出席的有日本華北駐屯軍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顧問松島櫻井以及日軍駐北平部隊佐級軍官。
  聯歡會開幕後,宋哲元首先講話。然後松室孝良接著講話,大意是說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應力求親善和睦,不要兵戎相見。講完話後,雙方人員在一起合影,照像時,每個中國人身邊一個日本人。
  鑒於情報工作的原則,這種情況下,蘇子元是不能照像的。於是他借口幫攝影師打燈光,避開了這次合影。
  照像完後,宴會開始。酒菜都很豐盛,中日兩方軍官分主、客位坐下,每個桌子上都有四五位中方軍官,三四位日方軍官坐陪。
  正酒酣之際,日方顧問松島突然起立,說只喝酒沒意思,可否讓他跳一段日本舞蹈,眾人正在驚異間,松島已在場中間舞蹈起來。過了一會,松島開始舞刀,中方軍官頓覺氣氛不對,十分氣憤。副軍長秦德純小聲對董升堂說:「看來情況非常緊張,一觸即發。我們決不能輸這口氣。你武功不錯,是打拳呢,還是耍刀?」董升堂心裡早就憋著把火,當即答道:「先打拳,後耍刀,讓這些日本人看看,咱們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言畢即跳到地中央打了一套八卦拳,董打得變幻莫測,虎虎生風,日方軍官見了不禁目瞪口呆。董打完拳,李致遠也上場打了幾個武術套路。這時場上的氣氛已壓得人透不過氣來。何基灃小聲對蘇子元說:「推我一下。」只見他站起身來抬腿向桌上邁去,蘇子元順勢推了他一把。只見何基灃站在桌上,豪邁地唱道:「黃族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種自相殘……不怕死、不愛錢、丈夫決不受人憐……,」董升堂、李致遠隨之拿出刀來,準備舞刀。
  這時,日本軍官把宋哲元、秦德純高舉起來,中國軍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島櫻井高舉起來。日方所有軍官都執刀在手,中方軍官亦不甘示弱,也把刀拿出來,雙方軍官你瞪我,我瞪你,躍躍欲試。
  松室孝良見撈不到便宜,就打圓場,說中日應該親善,亞洲人都是兄弟。宋哲元也就不便說什麼。接著雙方繼續坐下來吃飯,不一會,聯歡會就散場了。
  當天晚上,何基灃和手下的幾名軍官同蘇子元一起喝酒慶祝,慶祝出了一口憋在心頭已久的惡氣。
  深夜,軍官們紛紛離去。何基灃仍然酒興未消,他指著蘇子元的少校領章說:「乾脆,這身衣服你就別脫了,留在我這兒干吧!」
  蘇子元微笑著說:「何旅長,我有我的工作。咱們來日方長,總會有合作的機會的。」
  何基灃搖了搖頭,「對了,我忘記你是蘇聯華僑。在那個偉大的國家裡,我相信你會生活得很好的。」
  蘇子元親切地說:「何旅長,在那裡我不只是安逸地生活,也和蘇聯人民一起為和平而戰。」
  何基灃注視著蘇子元:「中日遲早會有一場大戰。你說,蘇聯會支持我們嗎?」
  「會的,蘇聯一定會堅定地站在中國人民一邊!」蘇子元堅定地說。
  6月末,蘇子元與周雲庭準備離開北平去蘇聯,將北平工作交孫樂天負責,工作安排好後,蘇子元、周雲庭、粟佑文等人趕到了上海,登上了蘇聯的「北方」號客船。離啟航還有兩個小時的時候,與他們接頭的沙赫夫又通知下船,不去蘇聯了。經向伯力聯繫後,伯力命令蘇子元一人設法回蘇聯。幾次反覆,使蘇子元感到有點奇怪。後來才知道,蘇聯開始肅反,莫斯科情報局和伯力軍區情報科的正副科長全部被捕,情報工作陷入癱瘓。在國外的一切工作人員,分期調回蘇聯並遭逮捕。蘇子元接到命令後,開始作回蘇聯的準備。
  7月7日,日軍進攻宛平城「蘆溝橋事變」爆發。7月中旬,日軍向華北增兵達10萬人,對北平形成北、東、南三面包圍態勢。
  這時,從上海去蘇聯的交通已經中斷,從東北日本佔領區進蘇聯的秘密交通,已被封鎖,經外蒙從新疆去蘇聯需要很多經費,只能通過關係以合法方式去蘇聯。當時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命李杜為東北義勇軍總指揮,計劃經蘇聯遠東回東北。為了協助李杜來東北,國民黨外交部派閻寶航任中國駐伯力領事館領事。蘇子元通過「東北救亡總會」的關係,由閻寶航介紹,作為李杜隨員,隨李杜去蘇聯。
  7月26日,日軍向廊坊、楊村、廣安門、宛平城展開猛烈進攻。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守。29軍被迫將主力撤至靜海、永清、固安、涿縣之線以南。
  8月,周雲庭、粟佑文、徐壽軒隨馬占山去了內蒙,蘇子元化名袁一遠,由李杜的工作人員辦理護照,幾經輾轉,登上由法國巴黎直達蘇聯明斯克的國際列車。
  1938年元旦,歷盡坎坷的蘇子元終於回了莫斯科,住進了「新莫斯科旅館」。然而,等待他的卻是內務部長葉若夫簽署的「逮捕令」。
  從此,蘇子元中斷了他的國際情報工作。
  蘇子元於1938年1月29日被蘇聯內務部逮捕。1939年6月11日,蘇子元以「間諜罪」被遠東軍區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十五年徒刑。1952年9月4日,蘇子元刑期結束,被流放到北葉尼塞流放區。1955年9月29日,駐蘇中國使館答覆了蘇子元的申訴信,同意回國。1956年3月,蘇子元偕妻子朱紹華回到祖國,由中組部分配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1994年7月2日,蘇子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趙石羽於1933年底,由齊齊哈爾經哈爾濱、扎蘭諾爾再由國際交通送到蘇聯。不久趙石羽到伯力炮校學習,插班二年級,學了一年。接著到基輔坦克機械化學校學了兩年。後被派往新疆幫助盛世才組建機械化部隊。
第3節 張永興:甘灑熱血祭春秋
 
  ★ 秘密情報組
  1933年10日,蘇聯哈巴羅夫斯克(伯力)。
  伯力的秋天,風和日麗,山林盡染,滿眼望去五彩斑讕,真是一個美麗的金秋。
  突然,在通古斯卡河畔的樹林裡,竄出一位穿蘇軍制服的中國青年,只見他拚命地奔跑,不時還回頭張望。這時,兩名蘇聯軍人從草叢中躍起,攔住他的去路。青年急忙往旁邊一閃,順勢跑開,一名蘇軍士兵撲上來,兩人廝打在一起。
  「砰!」蘇軍士兵被擊倒在地,青年貓腰鑽進了樹林。兩名蘇軍士兵氣急敗壞,端著步槍要射擊。忽然,從樹林中走出一位佩戴中校軍銜的軍官,用手勢阻止了他們。然後,他對樹林裡大聲喊道:「波波夫,快出來吧,考核結束了。」
  片刻,那名年輕人從樹林走出來,微笑著用俄語說:「瓦林同志,我的考核成績如何?」
  瓦林豎起大拇指:「很好,可以打滿分。」
  兩名士兵站在一旁有些摸不著頭腦,其中一個問:「將軍同志,這個人不是逃兵?」
  瓦林看了他一眼:「下士,你的責任是巡邏,其他的事就不必管了。」
  兩個士兵立刻敬禮,向遠處走去。
  原來,這是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搞的一次業務考核。受訓者,是來自中國的張永興同志。目前他受中共黨組織的委派,正在情報部受訓,準備以後從事國際情報工作。來到蘇聯近二個月,他接受了各種特殊訓練,代號「波波夫」,很快成了一名優秀的情報戰士。
  瓦林是情報部的部長,他足智多謀,思維敏捷,特別喜歡中國同志。為培養一大批優秀的國際情報戰士,嘔心瀝血,盡責盡職,直至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波波夫,二個月下來,不僅熟悉了專業知識,俄語對話也有長進。」瓦林誇獎道。
  「瓦林同志,下一步我該學習什麼?」張永興急不可待地問道。
  「當然是無線電技術了,」瓦林說道,「作為情報人員,這是必須掌握的技能。」
  張永興點頭,「明白,無線電技術就是情報人員的武器,我願意認真學習這門技術!」
  伯力是個山城,江邊有個公園。斯大林大街是最熱鬧的地方。在伯力有中國領事館,還有偽滿洲國領事館。情報部要求中國同志一般盡量不要上街,不要隨便和不熟悉的人接觸。張永興非常遵守紀律,一直躲在房間內苦練發報技術。
  1934年3月,伯力春寒料峭。
  張永興身穿一件軍大衣,來到伯力加寧街頭102號情報部辦公樓。他來到四樓瓦林的宿舍門口,輕輕喊了一聲:「報告!」
  「進來吧!」裡面傳來了瓦林粗粗的嗓音。
  張永興推門進來,見瓦林正在削土豆皮,不禁問道:「瓦林同志,你在準備午飯嗎?軍官食堂難道不開飯了嗎?」
  瓦林示意他坐下,然後微笑著說:「食堂的伙食太難吃了,不如我自己煮幾個土豆,蘸點鹽,吃著痛快!」
  張永興坐下來,說道:「想吃中國菜嗎?」
  瓦林高興地說:「當然。」他舉著土豆,「難道你們也吃這個?」
  「當然!」張永興站了起來,接過土豆走進瓦林的小方廳,打開電爐子,上鍋下料,叮叮噹噹的,半小時後,一鍋土豆、蘿蔔、牛肉(罐頭)燴菜端了上來。
  瓦林聞了聞,「噢,真香呀!」
  張永興一邊盛菜,一邊說:「要是加上中國的桂皮、花椒、料酒,就更好吃了。」
  「很好,這已經很好了。」瓦林一邊吃一邊說。
  兩人邊吃邊轉入正題。
  瓦林用勺子舀著盆裡的土豆說道:「波波夫,你已掌握了情報人員該掌握的知識,現在應該戰鬥。快,回到你的祖國去吧!」
  張永興吃著麵包說:「我等得這一天很久了。」
  瓦林放下勺子,嚴肅地說:「下個月,你回到滿洲,主要負責在齊齊哈爾建立情報站。你的情報站歸我直接領導,不要同當地任何組織發生聯繫。記住,你的首要任務就是搜集日本軍隊在齊齊哈爾地區的分佈、調動及有關軍事情報。要注意安全,保護自己!」
  張永興凝神細聽,生怕漏掉一個細節。
  瓦林說完之後,張永興急忙表示一定完成任務。最後,兩人都站了起來緊緊地握了握手。
  張永興好像想起了什麼,他問道:「我有個胞弟叫張慶國,可否讓他到蘇聯受訓?」
  「可以,我相信你,你儘管把他送來吧!」瓦林爽快地答應了張永興的請求。
  瓦林送張永興到樓外。這時,天空飄下著清雪。張永興將軍大衣領豎起,「請回吧,瓦林同志,我們後會有期。」
  瓦林再一次和張永興握手,並小聲地說道:「謝謝你的午飯,你回來的時候,我們再吃一頓美妙的午餐。」
  張永興用力和他握了握手,從瓦林的身上他感到了一種溫暖的同志情誼。
  4月5日,張永興乘蘇聯客輪到天津,然後換乘火車去北平,安置好了家庭後,即出關奔赴北滿戰場。
  張永興來到了齊齊哈爾,首先住在齊齊哈爾鐵路局調度室譚繼恕的家裡。
  譚家獨門獨院,加之又是偽職員,很少有軍警憲特糾纏。
  張永興在譚家躲了兩天沒出屋。第三天,譚繼恕興沖沖地拎著一個紙包走進來,開口說道:「永興,都搞到了。看,居住證、良民證。」
  張永興望著帶有自己照片的證件,驚奇地說:「老譚,你真有辦法,這麼快就搞到了。」
  譚繼恕將油紙包放到桌上打開,裡面分別包著豬頭肉、花生米。他又從牆角拿出一瓶燒酒倒了兩碗擺在桌上,一伸手:「永興,你在這兒憋了兩天,難得痛快,咱們喝兩口!」
  張永興端起酒碗:「那好,我借花獻佛,敬你一碗,來,干了!」
  兩個東北漢子豪爽地碰了一下碗,一飲而盡。
  張永興吃著花生米問道:「老譚,你怎麼這麼有神通,一下子就把兩證搞全了?」
  譚繼恕吃著豬頭肉說道:「我的能力有限,是我的一個朋友幫得忙。他叫趙雲溪,在龍江縣公署工作,自然跟這裡的官員熟悉,所以才很快拿下了兩證。」
  張永興端起酒碗沉吟片刻,問道:「此人思想傾向如何,能否為我所用?」
  譚繼恕點點頭:「別看他在衙門做事,為人很正直,有民族感。背後也罵日本人。」
  「算他一個。」張永興喝了一口酒,接著問:「還有可靠的人選嗎?」
  「有哇!」譚繼恕說道:「跑咱們這條線的火車司機魏世芳就不錯。為人仗義、豪爽,敢做敢當,是我的好兄弟!」
  「好,說幹就幹!」張永興此刻兩眼放光。
  8月,張永興的情報組織已發展了三十多人,其中骨幹有:齊齊哈爾鐵路局調度室的譚繼恕、司機魏世芳、龍江縣公署職員趙雲溪、 《民生晚報》記者喬兩忱、養雞場業主金萬山、陳國華、日軍倉庫工人李景春、蘭岳宣。另外他還派吳奎群在瑗琿三道溝開了一個雜貨鋪,作為掩護情報員過江的交通點。而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四科也在江對面設了一個聯絡點,專門接收送來的情報。為了安全起見,張永興啟用了在安東一起從事工運的骨幹分子許志嵐、陳福緒、蔡秀林從事情報交通工作。
  一切佈置就緒後,張永興馬不停蹄地開始穿梭在各聯絡點之間。
  一日,他來到龍江縣公署找到了趙雲溪,兩人來到小河邊,假裝垂釣,開始交換信息。
  張永興望著年輕有為的趙雲溪感慨地說:「雲溪,你還年輕,今後大有作為。」
  趙雲溪望著河面,長歎了一口氣:「可恨,報國無門,英雄無用武之地呀!」
  張永興笑了笑:「也不盡然,報國有多種方法。只要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對得起祖國就行。」
  「張大哥,你說我能幹些什麼?」趙雲溪問道。
  「搜集情報,掌握日偽動態。」
  「可我無從下手哇。」
  「這很容易。你只要及時關注縣長及參事官會議內容和『取締反滿抗日分子』的材料,就可以從中更深地瞭解到龍江縣內的滿軍情報,借此掌握日本在此地駐紮部隊的數量。」
  趙雲溪聽罷恍然大悟:「噢,原來我們縣公署這點事還是很重要的!」
  張永興說道:「記住,我們是搞情報工作的,是為抗日力量服務的。任何時候都要沉著冷靜,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價值的情報。」
  「那好,明天我把文書手裡的文件、檔案帶回來一批,你看看有沒有用。」趙雲溪來了精神。
  「不行,這樣大批量的拿材料會引起敵人的注意。記住,一定要不露痕跡地動這些材料。」
  趙雲溪連連點頭:「明白,明白。」
  當晚,張永興回到住處時,譚繼恕便趕了回來。他一進門就說:「鬼子剛剛發了兩個軍列,一列開往海拉爾、一列開往北安。」
  張永興拿出了紙筆:「這兩個軍列都裝些什麼?」
  譚繼恕想了想說:「開往海拉爾那列,裝得都是帶鐵輪子的大炮,大約有一百多門吧!」
  「肯定是92步兵山炮。一百門,足夠武裝一個師用的。」張永興飛速地記錄著。
  「開往北安那列,裝得都是糧食,大約有100多噸吧。」譚繼恕坐下來端起茶缸喝了幾口水。
  張永興記錄完後,高興地說:「老譚,你提供的情報非常有價值。這樣,我把大家近期搜集的情報一同送到三道溝去。明天,給我安排車次,越快越好。」
  「沒問題!」譚繼恕滿有把握地說。
  第二天,隨著汽笛長鳴,一列開往嫩江的貨車駛出了齊齊哈爾車站。
  在火車頭駕駛室內,張永興一身工人打扮正和司機魏世芳談笑風生。
  魏世芳一邊觀看前面的路基,一邊對張永興說:「老張,我這車頭裡,又熱又髒,能行嗎?」
  張永興笑著說:「魏師傅,我看這很好。坐車不花錢,還能看風景,多帶勁兒!」
  魏世芳嘿嘿一笑:「想不到,張先生還很能吃苦。您以前是幹什麼的?」
  張永興說道:「我在安東辦了一個平民學校,專門招收貧困人家的子弟,教他們學文化。」
  魏世芳問道:「民國二十年,安東四十多家工廠大罷工,你趕上沒有?」
  張永興來到他面前小聲地說:「魏師傅,那次大罷工,我率學校的二百多名學員參加了!」
  魏世芳兩眼放光:「有種。張先生,後來怎樣?」
  張永興興奮地說:「勝利了,最後資本家同意了工人們提出的要求。」
  嗚——!火車亮著雪亮的車燈在路基上奔馳,隆隆的列車震撼著寧靜的夜空。
  第二天,張永興在嫩江站下了車,由前來接應的蔡秀林陪同乘長途車向東進發。
  一路經科洛村、石頭溝子、塔溪、新民村、三站、二站,到達西崗子,再往前不通車了。張永興和蔡秀林只好下車僱用了一輛馬車,向10里以外的璦琿村三道溝駛去。
  傍晚,張永興和蔡秀林才到達吳奎群的雜貨鋪,雜貨鋪雖然簡陋,貨品卻很全。
  吳奎群熱情地招待了他們,香煙、罐頭、熟食、燒酒擺了一桌。兩人大概是餓壞了,立刻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吳奎群在一旁傻笑著。
  深夜,在吳奎群雜貨店後院的小倉庫裡,三人開始研究工作。
  張永興說道:「從齊市到三道溝路途遙遠,今後我不能再跑交通了。這個任務就由秀林來完成吧。」張永興說完看著吳奎群和蔡秀林。
  吳奎群說道:「我看行。永興是個負全責的,不能總出頭露面,這段路讓小蔡跑行。」
  蔡秀林點頭說:「沒問題,老張你就發話吧,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幹。」
  張永興拍了拍蔡秀林的肩,「老兄,今後就辛苦你了。」他停了一會兒,又說:「我看讓陳福緒在訥河設個聯絡點,做中轉,也省得大家都跑來跑去的。」
  「我看這樣很好。」吳奎群贊同道。
  張永興掏出了油紙包遞給吳奎群,「老吳,這是大家搜集的情報,一定要安全送到江那邊去。你有把握嗎?」
  「又不是一次二次,沒問題。」吳奎群接過了油紙包。
  「聽說,炮艇加緊對江上的封鎖,遇到可疑的船隻可以開槍開炮。你們可要多加小心。」張永興關切地說。
  吳奎群小聲說道:「我早想好對付他們的辦法了。我做了一個樺樹皮筏子,又輕又小,趁著夜色和蘆葦,不用二十分鐘就過江了。」
  張永興又問:「送信的人可靠嗎?」
  吳奎群說:「是我的一個小夥計,十八九歲,鄂倫春人,話不多,但絕對忠誠。」
  張永興又把聯絡的辦法和對蘇軍情報人員使用的俄語重複了幾遍,要吳奎群背熟。
  此刻已是三更。江面上傳來了日軍巡邏艇的馬達聲,三人急忙吹燈睡覺。
  11月,大雪紛飛,東北進入了嚴寒。
  這時,張永興已找到了一個新住處。在齊齊哈爾市區內仁惠胡同的一個小院裡落下腳跟。這個小院由兩間瓦房組成,後面還帶有一個小倉庫,十分便於工作。
  一日,喬兩忱踏著風雪來到了張永興的住處,向他匯報了最新瞭解到的敵人動態。
  喬兩忱因有《民聲晚報》記者的身份,出入一些敏感地區比較方便,所以掌握的情報也較多。他圍坐在小鐵爐前,用手不住地在爐蓋上方擺動,感受爐內的熱量。
  喬兩忱低聲道:「偽滿軍在齊市設立了第三軍管區司令部,主要負責黑河、龍江兩省的治安、保衛任務。司令官是張文鑄。步兵二旅、騎兵二旅、混成三旅分駐齊齊哈爾、黑河、北安、海倫各地。另外還有一個教導隊住齊市。」
  張永興用小本子飛快記錄著:「還有別的情況嗎?比如偽警察方面的。」
  喬兩忱急忙說:「有,偽警察系統有了變動。分別組建了濱江省警務廳、哈爾濱警察廳、北滿特別區警務處、哈爾濱游動警察總隊。」
  「游動警察總隊,這是幹什麼的?」張永興問。
  喬兩忱回答道:「這支警察部隊主要負責中東路沿線的治安,配合各線警署的警察警備、討伐,執行日本人的『治安肅正』。」
  張永興點了點頭又問:「日本人有什麼動靜?」
  喬兩忱說:「關東軍第14師團開進龍江省,第10師團開進了吉林省,這是兩支極具作戰能力的部隊。據說都受過冬季嚴寒作戰訓練。」
  張永興合上小本,高興地說:「兩忱,你的情報極有價值,好好幹吧!」
  喬兩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熱水問道:「張先生,我有一事不明,那就是我們在為誰工作?」
  張永興笑了笑:「在為抗日力量工作。」
  「究竟是那一派,中共,國民黨,還是俄國人?」喬兩忱兩眼直視張永興。
  張永興緩緩地說道,「不管為誰工作,我們都是在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只要對國家有利,又何樂而不為呢?再說,有些事知道的太多了,會對你不利的。你懂我的意思嗎?」
  喬兩忱搖了搖頭:「不懂。我是文人,幹事喜歡目的明確。我不知道,我這樣做會對我有什麼不利?」
  張永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道:「我們從事的是秘密工作,有極度的危險性,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如果我們其中一人被捕,熬不住敵人的酷刑說出了組織的秘密,那麼就會有許多人要遭殃。反之,知道得越少,危險就越小,危害就越小。這回你該明白了吧!」
  喬兩忱似乎被震動了,他望著張永興說道:「你是組織的負責人,知道的事情最多。如果你被捕,不是要承受更多的壓力嗎?」
  張永興平靜地說:「這個,我想到了。我一人受罪,換來大家的安寧,值得!」
  「永興!」喬兩忱兩眼閃著淚花抓住張永興的手說:「你放心,我們都不會做孬種的!」
  張永興望著喬兩忱,堅定地說:「我相信!」
  12月,齊齊哈爾市郊的日軍航空隊飛機場建成使用,整天成批次的飛機轟鳴著從齊市上空掠過。
  張永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提前兩個月便派金萬山、陳國華將養雞場開到了飛機場附近。
  寒冬臘月,張永興披著羊皮襖,和金萬山、陳國華晝夜潛伏在雞捨裡,注視著日軍飛機場的動靜,記錄著日軍飛機每次起落的架次和型號,以及日軍飛行員轉場的情況。這樣,他們終於掌握了第一手資料。
  1935年春節,正當張永興在家和家人準備過年的時候,一個年輕人風塵僕僕地走了進來。他抖落身上的積雪,急切地喊了一聲:「大哥!」
  原來是張永興的胞弟張慶國。自從去年夏天,張永興將張慶國送到蘇聯以後,便沒了音訊,如今兄弟相見,分外高興。
  「克興,你怎麼回來了?」張永興叫著弟弟的原名,心中抑制不住喜悅。
  「大哥,我該學的都學會了,你的兩個女兒我已妥善安排了。你說,我不回來,呆在老毛子那裡,幹啥!」張慶國把大衣一脫,坐在了熱炕頭上,笑嘻嘻地看著他。
  張永興倒了一碗開水遞給他,「這麼說你現在出徒了。不過我還得去考核你一下,看能不能做我的助手?」
  「你考吧,我肯定沒問題!」張慶國神秘地拍了拍自己拎的一個大皮箱。
  深夜,張永興兄弟倆,身披大衣躲進冰冷的小倉庫裡,藉著一盞微弱的燈泡,開始組裝他們的秘密武器——收發報機。
  這一次,張慶國學成歸國,主要是擔任無線電報務員。在地下組織的幫助下,他隻身潛行數百里,將一部收發報機秘密帶進了齊齊哈爾。
  午夜,隨著滴噠的電波聲,張永興小組的電台終於和伯力情報四科溝通上了。從此,張永興小組的情報工作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1935年6月,夏季來臨。張永興小組的工作已取得決定性的進展,連續向情報四科發報30次。
  鑒於齊齊哈爾憲兵隊加緊瘋狂搜捕愛國志士,張永興決定中斷幾天的發報工作。
  這些日子,齊齊哈爾街頭整日警笛亂叫,囚車呼嘯而過,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偽滿警察挨家挨戶地搜查,個個草木皆兵,如臨大敵一般。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於這幾日無法正常的工作,張永興兄弟倆鎖上家門,雙雙來到富拉爾基嫩江江畔的一處小窩棚住下,釣魚野炊,過幾天悠閒的生活。
  「哥,你看,我的收穫不小吧!」張慶國拎著幾條魚走了過來。
  「有進步,比上次來強多了。」張永興翻身坐起,點燃乾柴架上的小鐵鍋,準備熬鮮魚湯喝。
  「哥,」張慶國一邊收拾魚一邊說:「我看我們得變一組密碼,長期下去會被日本人偵聽到的。」
  「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這個你在行,你就改密碼吧。記住,別忘了通知伯力的同志。」
  張永興已將水燒開,將幾尾鯽魚放到鍋裡撒上蔥姜調料。
  「前幾天鬼子拉閘斷電,試圖找出電台的位置。如果電台不變成交直兩用的,恐怕容易暴露。」張慶國頗內行地說道。
  「要想交直兩用,就得裝配乾電池,」張永興撥著鍋下的木柴,「乾電池是特控商品,極難搞到。」張永興望著火堆出神。
  「哥,你不是認識調度室的譚大哥嗎?車站上也有電台,我估計他們也配了應急的乾電池,不如找他想想辦法。」張慶國想出了主意。
  張永興沉思了一會,點點頭,「是個辦法。不妨試試。」他用勺子攪了攪鍋:「味道出來了。我看可以喝湯了。」
  第二天,張永興來到了車站調度室,向譚繼恕說出了乾電池的事。
  譚繼恕見四下無人,便小聲說道:「慶國的判斷不準確。車站有應急發電機,根本用不上乾電池。不過,可以想想辦法。」
  「你是說在貨車上打主意?」張永興心領神會。
  譚繼恕笑了笑,「聽我的消息吧!」
  三天以後,譚繼恕傳來消息,當晚有一列貨車,其中一節車廂裝有乾電池等物品。
  說幹就幹,在夜裡10點左右,張永興和好友許志嵐悄悄來到路基旁,準備扒火車。
  扒火車是許志嵐的特長。小時候他在安東車站揀煤球,練就了一身扒車的本領。此時正是他顯身手的時候了。
  只聽隆隆一陣巨響,一列貨車駛來,等靠近他們的身邊時,只見許志嵐飛身上車,很快就爬到車廂頂。然後,從上面爬下來,三下二下便打開了車廂門。「嗖!」黑呼呼的一物飛下來,又是一物飛下來……張永興順路基跑去,見都是印著日本字的木箱子。
  大約甩下七八箱以後,許志嵐飛身跳車,從原道返回。兩人立刻將箱子藏在路基旁的小水溝的草叢中,然後,悄悄溜了回去。
  第二天,張永興、張慶國、許志嵐趕了一輛馬車,上面裝了許多垃圾,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幾箱乾電池運到了仁惠胡同。
第4節 炮擊軍火庫
 
  1936年春,日軍駐齊齊哈爾的兵營、南大營、北大營忙碌起來。軍車來往穿梭,人馬調動頻繁,看樣子是要有所行動。
  原來,日本關東軍正在調集兵馬,準備對龍江地區的抗日武裝進行「討伐」。
  此刻,張永興的心裡非常矛盾,一方面他的職責是領導同志們搜集情報,不能輕舉妄動,另一方面,作為一名抗日戰士,對日本侵略軍的軍事行動,他又不能坐視不管。
  這一夜,張永興失眠了,他獨自一人在方廳裡踱步,煙一支接一支地吸,地上落滿了煙頭。這時,他的腦海裡浮現出兩個人——李景春和蘭岳宣。這兩個人是搬運工,日本人稱他們為「苦力」。張永興便讓他們組成「苦力」偵察組,利用給日本人送貨、修路、清掃、燒水、清理倉庫、搬運貨物等機會,經常出入日本軍營部、步兵南大營、步兵北大營、騎兵隊、工兵隊、陸軍醫院等地,搜集日軍的駐軍、數量、武器裝備、演習狀況等方面的情報。
  漸漸地,一個大膽的計劃在他的腦海形成了。
  第二天,張永興將許志嵐找來,分析目前的形勢。眼下,趙尚志領導的抗聯第三軍直屬隊和五、六兩團,正開始向鐵力、海倫等地區遠征。日軍出動守備隊三千多人和第三軍管區內偽軍和警察大隊,進行瘋狂圍剿。為了支援抗聯第三軍的行動,牽制日軍,張永興毅然做出決定:襲擾敵人後方,破壞後勤基地,打亂敵人的進攻部署。
  張永興的建議,得到了許志嵐的擁護。很快,他們便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
  趙雲溪主要負責情報搜集,喬兩忱觀察日軍動向,許志嵐率李景春、蘭岳宣等人組成爆破隊,襲擊日軍倉庫和運輸線。
  日軍581軍火庫,儲藏約五千多支步槍和十幾萬發子彈及數十噸炸藥,是日軍第七聯隊的後勤基地。由一個日軍小隊看守。看守小隊實有兵員45人。由三個武裝分隊組成,小隊長是川崎少尉。581軍火庫地處城郊的一片小樹林中,離嫩江只有一華里。軍火庫牆高、溝深,警備警嚴,每個分隊都有一挺「歪把子」機槍,槍口直指軍火庫的三個角。(軍火庫西臨嫩江,地勢開闊無危險,所以沒有機槍把守。)
  許志嵐和張永興一樣,都參加過抗日義勇軍,有豐富的戰鬥經驗,他親率李景春到實地偵察,摸清了581軍火庫的兵力部署。
  這天夜裡,許志嵐展開一張草圖,對張永興講解道:「鬼子自以為聰明,兵力分散在東、南、北三處。西面是嫩江,地形開闊,他們認為不易遭受襲擊,我們就從西面動手。」
  張永興聽了頗感興趣,他忙問:「有什麼高見,說說看。」
  「我測算過這片開闊地的距離,不過300多米,用迫擊炮完全可以越過它,摧毀軍火庫!」許志嵐侃侃而談。
  「迫擊炮?」張永興點點頭,「主意倒不錯,可上哪兒去弄迫擊炮呢?」
  「我有辦法。」許志嵐說,「民國二十一年秋天,我隨蘇炳文的部隊在富拉爾基一帶同日軍激戰,撤退時,曾將兩門六零迫擊炮和兩箱炮彈埋在了鐵道橋附近的下水溝裡。如果找到,一定大功告成。」
  張永興聽了許志嵐的一番話,不禁一拍大腿。「太好了,干他一傢伙。這麼多年也把我憋壞了,非給小鬼子弄出點大動靜不可。」
  許志嵐彷彿在有意賣弄,又接著說:「六零迫擊炮射角大,彈道彎曲,初速小,最小射程100米,最大射程可達1700米,殺傷效果好,適於對近距離遮蔽物後的目標射擊。是絕好的近戰武器。」
  「呵,你簡直成了軍火專家了。」張永興笑道。
  「你別忘了,我在博克圖兵工廠干了二年,小炮、手榴彈沒少搗鼓。」
  按計劃,炮擊581軍火庫的第一步,是去富拉爾基取回那兩門六零迫擊炮。這一回魏世芳派上了用場,他將張永興、許志嵐、李景春帶上火車駕駛室,將其運到富拉爾基。然後相約第二天凌晨再用火車來接他們。
  下午,張永興三人來到鐵道橋附近時大吃一驚。只見水溝上攔了一道鐵絲網,不遠處還有一個日軍哨兵在游動。看來,要想取回那門炮,不僅要剪斷鐵絲網,還得幹掉那個哨兵。
  夜晚,張永興三人再次來到水溝邊。按計劃,身強力壯的李景春用大剪鉗幾下便將那個鬼子哨兵砸死。機警的張永興穿上日軍軍服,抱著那支「三八」步槍,佯裝在附近巡邏。
  李景春、許志嵐剪斷鐵絲網,鑽進水溝。兩人在下面足足挖了一個多小時,終於找到了那兩門炮和彈藥。經過檢查,一門炮已經報廢,另一門炮尚可使用。於是大家將六零炮和兩箱彈藥運到溝沿,然後又將鬼子的屍體七手八腳地掩埋起來。
  這時,遠處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響,一束雪亮的車燈射了過來。許志嵐和李景春急忙躲進水溝。張永興則持槍站在被剪的鐵絲網前,擋住車燈的照射。
  這是一輛巡道的鐵甲列車,機關炮黑洞洞的炮口直對著他們。
  鐵甲車停在橋上,炮塔蓋一掀,露出一個鬼子的腦袋,咕嚕了幾聲。
  張永興懂幾句日語,他聽明白了,是問他有沒有情況。於是,他揮了揮手,用日語說了一句:沒事,一切正常。
  日軍的鐵甲車便又隆隆向前駛去。
  凌晨,三人帶著六零炮和彈藥登上了魏世芳的車頭。大家將炮和彈藥藏在煤堆裡,混進齊齊哈爾車站。在工友們的幫助下,三人將武器偷偷運到了距581軍火庫400米的一處廢磚窯裡。
  張永興和許志嵐躲進了廢磚窯,李景春則到附近去搞吃的。
  下午,李景春回來時,抱著一堆燒餅和一大塊鹹牛肉鑽進廢磚窯。
  張永興迎上去問道:「外邊有什麼情況?」
  李景春將兩個油紙包放到磚壇上,說道:「整個鐵路線都傳開了,失蹤一個日軍哨兵!」
  許志嵐拿起一個燒餅咬了一口,「讓他們找去吧,今晚再給他來個大動作。」
  李景春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磁壺,微笑道:「二位,來兩口怎麼樣?」
  張永興吃著燒餅說:「今晚有行動,不能喝酒。壞了大事,你我都得掉腦袋。」
  李景春會意地點了點頭,將小酒壺又重新揣進了懷裡。
  深夜,張永興三人將六零迫擊炮抬到破磚窯的一個豁口處,準備戰鬥。
  許志嵐熟練地支好腳架,放好座鈑,用螺桿調好高低和方向機。然後伏在瞄準鏡上校對發射距離。
  李景春打開炮彈箱,取出一枚帶尾翼的60迫擊炮彈,擺弄著。
  許志嵐看了他一眼,「輕點,這玩意一碰就響,別亂擺弄。」
  一切準備就緒,張永興拿起一發炮彈放在炮口上,看了看許志嵐。
  許志嵐衝他一點頭,只見張永興把手一鬆,炮彈「噹」的一聲滑進了炮膛。
  眾人急忙趴下,等待那一聲巨響。
  一秒、二秒……十秒鐘過去了,那枚炮彈仍沒出膛,眾人大驚。
  「可能時間長,底火潮了。」許志嵐直起身,雙手卡住炮口對張永興說:「永興,把炮口抬低些。」
  張永興和李景春兩人抬起座板,將炮口放低,那枚炮彈緩緩滑了出來。許志嵐用手卡住,輕輕取出炮口。
  「快,再找幾顆好使的。」許志嵐吩咐道。
  於是大家七手八腳又翻出幾枚炮彈。許志嵐在確信底火沒問題後,親自將一枚炮彈裝進炮膛。「咚」的一聲悶響,隨著刺耳的嘯聲,那枚六零迫擊炮彈直飛581軍火庫。
  「轟!」一聲巨響,一團火球在軍火庫綻開。
  「糟了,沒擊中炮彈庫。」許志嵐一邊說一邊伏在瞄準鏡上觀察,用手調著高低機。「永興,再裝一顆,要快。」
  張永興迅速裝上了第二枚炮彈。又是一聲呼嘯,炮彈擊中了炮彈庫。一連串震天動地的爆炸聲響起,581軍火庫上空升起一團團火球。
  「再來一炮!」許志嵐打得興起,心花怒放。
  張永興毫不遲疑地裝填上炮彈。
  炮彈在軍火庫上空飛舞,火球在軍火庫上空綻開,僅僅幾分鐘,581軍火庫便成了一片火海。滾滾濃煙直上夜空,騰騰烈焰將方圓數里照得亮如白晝。
  張永興見目的已經達到,立即率大家撤出了廢磚窯。惟一可惜的是,那門摧毀581軍火庫的六零迫擊炮只好丟在廢磚窯內,讓鬼子認領。
  581軍火庫的大火整整燒了一夜,伴隨著「辟啪」的爆炸聲,如同大年三十晚上般的熱鬧。
  581軍火庫爆炸事件嚇壞了日偽軍,也惹惱了齊齊哈爾日本憲兵分隊長阪垣少佐。這傢伙挨了關東軍憲兵司令東條英機中將的一頓嘴巴,氣急敗壞,率領日偽憲兵在齊市周圍大肆搜索,折騰得雞飛狗跳,最終從廢磚窯搜出了那門六零迫擊炮。阪垣如獲至寶,立即飛電報告關東軍憲兵司令部,聲稱:據查,581軍火庫爆炸事件系共產軍趙尚志所部派出小股匪軍用迫擊炮轟擊所致,齊齊哈爾憲兵分隊會同滿軍正全力追捕匪軍……
  把這筆賬算到趙尚志的頭上,固然不冤,但實在是埋沒了張永興這批國際情報戰士的功績。
  然而,張永興小組的舉動,受到了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的嚴厲批評,說他們「無組織,無紀律,擅自行動,引起敵人恐慌,極易暴露國際戰士的身份」,宣佈對張永興記過一次,停發一個月的經費。
  張永興已經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他沒有反駁,耐心地接受上級的批評和處分,準備新的戰鬥。
  儘管張永興的秘密電台隔一段時間就更換頻率和密碼,但齊齊哈爾憲兵隊特高課還是發現了它的一定規律。於是,帶測向儀的特高課汽車便整日穿梭在齊齊哈爾的大街小巷。同時,憲兵隊、特搜班也開始了挨家挨戶的搜查。
  一天,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將張永興兄弟驚醒。張永興打開院門,見一名日軍憲兵曹長帶著幾名憲兵、警察闖了進來。
  曹長冷冷地看了一眼張永興,用手一指,用生硬的中國話問:「你的什麼的幹活?」
  張永興急忙將證件遞過去,「我的收山貨的幹活,小買賣。」
  曹長核對了一下證件,然後大步向屋內走去。一眼看到了張慶國,問道:「你的,什麼人?」
  張慶國也遞過證件,「我的,掌櫃兄弟的幹活,我的夥計,小小的。」
  曹長看完證件,在屋內四處看了看,便向後院走去。張永興立刻緊隨其後。
  曹長打開倉庫的小門,鑽進去看了看,見裡面到處是藥材、乾果之類的東西,沒什麼可疑的,便又鑽了出來。
  這時,張永興反倒吃了一驚,原來昨夜發電報時,倉庫屋簷的天線,一段長長的鐵絲沒有收好,露在了外面。
  曹長的目光很銳利,一下子就發現了這個情況。他伸手將鐵絲拽下來足有兩米多長。
  「這個,什麼的幹活?」曹長冷冷地問。
  張慶國這時也跟了出來,見此情景一下愣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
  張永興臨危不亂,他走上前去接過鐵絲,將其拉直,擰在院中的曬衣桿上。
  「太君,這個曬衣繩的幹活。」張永興微笑著。
  曹長看了看,搖了搖頭,「鐵絲浪費的幹活,要用麻繩。」說罷帶憲兵和警察走了出去。
  張永興、張慶國兄弟倆這才長吁一口氣。
  當天下午,張永興來到了中央路秘密工作點,會見金萬山。
  金萬山從懷裡掏出個膠卷遞給他,「老張,最近機場新進了幾架日本飛機,我都拍了下來。」
  張永興接過膠卷:「老金,幹得不錯嘛,學會使用照相機了。」
  金萬山笑了笑:「基本上會用了,只是光圈還掌握不好。」
  「這好辦,我給你寫個拍攝物與光圈對照表。你按這個表定光圈就妥了!」張永興說罷動筆寫了起來,片刻將一張字條交給他。
  金萬山收起好字條後,似乎欲方言又止。
  張永興看在眼裡,問道:「老金,有什麼困難嗎?你只管說出來。」
  金萬山慢吞吞地說:「養雞場的雞,都被航空隊的鬼子白拿去了,最近手頭有點緊……」
  張永興從懷裡掏出300元滿洲幣,「拿去,今後有困難儘管開口。」
  金萬山推辭道:「這怎麼好意思,讓你破費。」
  張永興將錢塞到他的手裡,「老金,記住,今後有困難儘管開口,組織是會幫助你的。」
  「組織……」金萬山手捧那疊鈔票喃喃地說道。
  「對,組織。」張永興堅定地說,「我們不是烏合之眾,也不是散兵游勇。我們是在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戰鬥。」
  「那,那組織是誰,是抗聯嗎?」金萬山問。
  張永興搖了搖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止是抗聯。世界還有好多國家都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對付日本強盜。」
  「你是說蘇聯……」金萬山驚奇地問。
  「我什麼也沒說,」張永興嚴肅地說,「記住,這樣的話,千萬不要亂說。」
  金萬山用力點了點頭。
  深夜,張永興、張慶國兄弟倆躲在倉庫裡發報。盛夏,倉庫裡又悶又熱,加上「乾貨」發出的陣陣怪味,工作條件十分惡劣。
  張永興替弟弟搖著蒲扇,注視著滿頭大汗的張慶國。忽然,倉庫裡的電燈熄滅了。張永興知道憲兵隊在搞鬼,立即啟用乾電池,不間斷地拍發電報。嘀噠,嘀噠……倉庫裡迴盪著永不中斷的電波。
  凌晨,電報拍發完畢,兄弟倆認真藏好電台,收好天線,毀掉電文原稿。
  此時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天空死一般的黑,大街上不時傳來警車的嗚叫和狼狗的狂吠。
  張永興和張慶國來到後院,一股涼爽的空氣撲面而來。張慶國沒有睡意,坐在了院中央的一截圓木上,「好涼快呀!」
  張永興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也陪你坐會兒。」
  張慶國望著夜空,「哥,你說咱們能把小日本趕出東北去嗎?」
  「能,憑咱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憑社會主義蘇聯的支持,一定能把小日本趕出東北去。」
  張慶國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問道,「給我們上課的瓦西裡教官,是個非常好的人。怎麼一下子就變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
  張永興知道張慶國說的是情報四科的無線電教官瓦西裡上尉。這是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熱情、開朗。後來,被蘇聯遠東內務部逮捕,罪名是「裡通外國」、「出賣軍事情報」。其實,他只不過有個親戚住在英國,通過幾次信罷了。
  「克興,」張永興緩緩地說,「幹我們這行的風險極大,既要防止敵人的破壞,又要經受住自己人的誤解,你明白嗎?」
  「不明白。」張慶國憤然說,「自己人憑什麼誤解我,我就是想不通。」
  張永興拍了拍張慶國,「克興,以後你會明白的。天快亮了,我們回去睡一會兒吧!」
  8月,張永興接到上級的指示,讓他回情報科匯報工作。張永興帶上最新搜集的情報和膠卷踏上了去蘇聯的征程。當然,回蘇聯的途徑,仍是從三道溝偷越國境。
  幾天以後,張永興和蔡秀林來到了瑗琿村的三道溝。在吳奎群的雜貨鋪裡住了下來。離上級規定的日子還差兩天,張永興便在蔡秀林的陪同下在三道溝附近轉了轉。
  張永興站在山樑上遙望波濤滾滾的黑龍江不禁想起了蘇聯的同志們,在那裡有他的領導、老師和同志,在那裡可以寧靜的生活,不必擔心日偽特務的騷擾,享受著和平的陽光。
  「啪!」蔡秀林用打火機點燃了一支香煙。
  陽光下蔡秀林的打火機發出耀眼的亮光。
  「噢?打火機很漂亮嘛!」張永興說道。
  「瞧,純銀的。真正的東洋貨。」蔡秀林賣弄著,將打火機在手中掂了掂。
  「一定很貴吧,要花很多錢的!」張永興問。
  「誰知道呢。相好送的。」蔡秀林一臉得意。
  「秀林,」張永興嚴肅地說,「你是有家室的人,可不能胡搞,再說,我們的工作性質,也不允許你接觸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這是什麼話?」蔡秀林不滿地說,「她有情我有義,兩情相悅,哪來的不三不四。」
  張永興突然感到對蔡秀林缺乏瞭解,兩人認識了十多年,竟沒發現他有這種癖好。
  張永興望著蔡秀林,「秀林,我們在安東一起搞工運的時候,你可不是這樣的。」
  「別提安東那段」,蔡秀林狠命地吸了一口煙。「想想那時,真是個傻□子!」
  「傻□子!」張永興吃驚地說,「你難道對我們所從事的事業發生了動搖?」
  「嗨,什麼事業不事業的,活一天算一天吧。」蔡秀林一屁股坐在了山梁的一塊石頭上。
  「秀林,你的思想不對頭,」張永興嚴肅地說,「我建議,你暫時停止工作。」
  蔡秀林回頭看了看張永興,「那倒不必,你這攤工作好容易才開展起來,我總不能半道撂挑子。那多不仁義。」
  蔡秀林這幾句活,說得張永興心裡暖乎乎的,彷彿又看到了當年意氣風發的蔡秀林。
  「秀林,」張永興坐到他的身邊,親切地說,「堅強些。我們是正義的一方,真理在我們手裡,總有一天我們會過上好日子的!」
  蔡秀林苦笑了一下,「但願我能趕上那一天!」
  兩天後的一個深夜,張永興在鄂倫春青年鐵山的幫助下,乘坐樺樹皮筏子悄悄渡過黑龍江,來到了蘇聯對岸。
  早就等候在岸邊的情報四科少尉伊萬諾夫,將張永興領到一輛吉普車上,立即發動,直奔十里以外的布拉格維申斯克火車站。凌晨,張永興登上了開往東古比雪夫的列車。列車在西伯利亞大鐵路上疾速行駛著。望著窗外飛逝的景色。張永興恍如隔世。「我終於踏上了這片自由的土地了!」
  張永興到達伯力後的第二天,在瓦林少將的帶領下,張永興見到了軍區政治部主任桑古魯斯中將。
  一見面,桑古魯斯中將就劈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在哈爾濱的幾個工作點都遭到破壞,為什麼你們的工作人員沒被捕,電台沒被破壞?」
  張永興頗感吃驚,他沉吟了一會,回答道:「如果共產黨員全被捕被害,誰還再繼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呢?共產主義者不可能全部都殺光,在蘇聯的老黨員的經歷不是可以證明這一真理麼。」張永興停了一下,又說:「主要的危險不是敵人,而在我們內部的團結出問題,工作方法出問題,問題是應該從過去成功和失敗中吸取教訓。」
  張永興受到了三天的盤查,結果沒什麼問題。於是,他又回到情報部向瓦林少將匯報情況。當然,這一次匯報,氣氛要輕鬆多了。
  兩個小時後,張永興結束了匯報。瓦林走到他面前,關切地說:「北滿的情報站接連遭到破壞,現在就剩下齊齊哈爾縱樹奇的西線情報站和你們的東線情報站,你可要格外小心。」
  「瓦林同志,你放心,即使出了問題,我也決不會讓組織受損的。」張永興堅定地說。
  瓦林笑了笑,「你知道麼,西線情報站的中國同志由於工作出色,已經獲得一枚紅旗獎章;你們東線情報站的工作也不錯,我已向上級為你們請功了。」
  「謝謝瓦林同志的關懷。」張永興誠懇地說。
  瓦林深情地說:「你們在一線的中國同志身處險境,卻發揚出了大無畏的國際主義精神。應該感謝的是你們這些無名英雄!」
  「瓦林同志!」張永興的眼睛濕潤了。
第5節 戰士的歸宿
 
  1938年6月,蘇聯遠東內務部長留希科夫少將越境進入「滿洲國」,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
  9月20日,吳奎群和往常一樣,打開雜貨鋪的店門,準備開張。
  這時,一個穿警服的白俄走了進來。開口就嚷著要燒酒。
  吳奎群抬頭一看,認識此人,原來是瑗琿縣警察大隊外事股屬官卡爾鮑夫。這傢伙是個白俄,貪財好色,為日本人效命,專門負責處理邊境上中蘇邊民糾紛和捕獲蘇方諜報員的工作。
  吳奎群將一瓶燒酒遞給了卡爾鮑夫,「這是烈性酒,悠著點喝!」
  「沒關係,我們俄羅斯人喝慣了燒酒,一天不喝就不痛快,」卡爾鮑夫掃了一眼貨架,「再給我弄些肉來吃。」
  「熟食還沒做,給你打開幾聽牛肉罐頭吧。」吳奎群邊說邊從貨架上拿下兩盒牛肉罐頭。
  這時,蔡秀林走了進來,「老吳,餓壞了,快弄點吃的。」說完,他抓起一把餅乾嚼了起來。
  「噢,你一定是老闆的朋友吧,」卡爾鮑夫友好地舉起酒瓶,「我們喝一杯。」
  蔡秀林見吳奎群將幾個鹹鴨蛋放在他面前便說道:「再開幾盒罐頭,我要和警官先生喝一杯。」蔡秀林坐在了卡爾鮑夫的對面。
  兩人推杯換盞地喝了起來。
  卡爾鮑夫瞪著發紅的雙眼說道:「還是你們好,無憂無慮,自由自在,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你不也很好嗎?穿警服,挎洋刀,喝燒酒,我還羨慕你嘍。」蔡秀林舉杯說道。
  「好什麼好,我在這裡混了十幾年,始終是個流浪漢,這裡不是我的家。」
  「那你就回國嘛,聽說那邊的生活很好。」
  「好,不好。布爾什維克不讓我們回去。」
  吳奎群覺得蔡秀林言語有失,便高聲說:「卡爾鮑夫,你還有公事,可別耽誤了工作。」
  「什麼工作,替日本人幹事,還那麼認真。」蔡秀林在一旁說道,「再開一盒罐頭!」
  吳奎群有些不滿,狠狠瞪了蔡秀林一眼。
  蔡秀林見吳奎群不高興,只好站起身來,嘀咕道:「真摳門兒。」說罷走出門外。
  不久,卡爾鮑爾也踉蹌地走出門外。
  就在這一天的夜裡,雜貨鋪門外的草叢中貓著幾個人,為首的就是卡爾鮑夫。原來這個白俄異常狡猾,很早就懷疑雜貨鋪有問題,今天本來是想探探風聲,不想從蔡秀林的言談中發現了一些苗頭。於是,卡爾鮑夫便率幾名警察潛伏在雜貨店附近,進行監視。
  9月25日凌晨,鐵山帶西崗子的一名情報員準備過江。剛出雜貨鋪,便被潛伏了四五天的卡爾鮑夫一夥包圍,經過搏鬥,鐵山逃脫,情報員被捕。之後,卡爾鮑夫一夥衝進雜貨鋪,逮捕了吳奎群,並在雜貨鋪起獲邊境地區日軍兵力部署圖一份、膠卷兩個、蘇式手槍一支。
  三道溝交通點被破獲,驚動了黑河憲兵隊,大批憲兵、特務將雜貨鋪包圍,接連捕獲了兩名前來接頭的聯絡員。
  蔡秀林成了黑河憲兵隊頭號通緝要犯。
  9月25日晚,在三道溝附近遊蕩的蔡秀林被憲兵隊捕獲。
  蔡秀林被帶到憲兵隊,不由分說遭到一陣毒打。然後,帶到審訊室審訊。
  黑河憲兵隊分隊長黑田敏夫大尉親自審訊蔡秀林,卡爾鮑夫擔任翻譯。
  黑田敏夫問道:「我想知道,你們的組織是不是跟共產國際有關。」
  蔡秀林此刻已全線崩潰,他點頭道:「是的,我們的組織是為蘇聯人服務的!」
  黑田敏夫趁勢問道:「你們的負責人是誰?」
  蔡秀林竟不猶豫地脫口而出:「張永興!」接著,蔡秀林又把他知道的情報組織其他成員的情況一一說了出來。
  由於情報組織的負責人和主要成員均在齊齊哈爾,很快這個案件便移送到齊齊哈爾憲兵隊。負責這一案件的正是憲兵分隊長阪垣少佐。他立刻責成憲兵隊「搜查班」班長土屋雄芳少尉率領憲兵、警察全力偵破此案。
  10月2日,土屋雄芳指揮人馬包圍了《民聲晚報》、養雞場、鴻發園等地,進行緊急搜捕,很快張永興小組的大部分成員被捕。
  由於張永興正在蘇聯未歸,張慶國去昂昂溪串門,敵人還一時無法捕到張氏兄弟。
  10月的伯力是美麗的、太陽暖照大地,林蔭路旁金黃一片。樺樹、楊樹舒展著樹枝,風吹樹葉沙沙作響。整個城市一片寧靜。
  張永興穿著軍裝,腳蹬皮靴,漫步在加寧大街上,享受著這和平的時光。
  傍晚,張永興和瓦林一起來到哈巴羅夫斯克大劇院,觀看當地歌劇院上演的契訶夫名劇《海鷗》。據說,這是一個真正「契訶夫式」的劇本,是現實主義的,也富有詩意和象徵性。
  大幕徐徐拉開,展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場景。張永興儘管在南開中學時也演過話劇,但欣賞這樣有水平的話劇還是頭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劇情之中。
  劇中梅德維兼科和特裡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對話,引起了張永興的極大興趣。
  梅德維兼科:「請問,大夫,您最喜歡外國的哪一個都市?」
  多恩:「當然是熱那亞。」
  梅德維兼科:「為什麼是熱那亞呢?」
  多恩:「在那兒、街上人來人往的,真太妙啦。黃昏的時候,你從旅館走了出來,整條街上的人擠得水洩不通。你毫無目的地在人群裡東倒西歪、游來游去;你和那些人生活在一塊兒了,在心靈上已經和他們合而為一了,你幾乎可以相信一種所謂世界的靈魂竟是可能的事情……」
  「在心靈上已經和他們合而為一了」,張永興反覆琢磨這句話,「是啊,自己不知不覺中已和這座城市、這裡的人們融為一體,已不覺得是在為別國戰鬥,而覺得在為自己的祖國戰鬥。」張永興在潛意識裡已經這樣認為:他們為蘇聯工作正是為了挽救自己的祖國!
  就在話劇快要結束的時候,四科副科長伊利亞欽科悄悄來到劇場,在瓦林身旁耳語了幾句,瓦林便匆匆離開。
  這時,張永興有一種不祥之兆:出大事了。
  話劇散場後,張永興登上共公汽車急急忙忙向加寧大街趕去。
  到了加寧大街後,張永興三步並作兩步,飛快地向瓦林的辦公室跑去。
  當張永興出現在瓦林的面前時,瓦林的臉色非常不好。他看了一眼張永興,示意他坐下,「你來得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談。」
  張永興坐了下來,神色緊張地看著瓦林。
  瓦林緩緩說道:「剛剛接到的消息,三道溝交通點出事了,我們派去的聯絡員沒有回來。」
  「有人被捕嗎?」張永興急切地問。
  「目前還不太清楚,」伊利亞欽科說:「現在我們最關心的是東線情報點是否也遭到破壞。」
  張永興站了起來,急切地說:「那麼,請批准我立即動身,回到齊齊哈爾察看情況。」
  瓦林望著張永興,用低緩的語調說:「波波夫,你想過沒有,這次回去將會有很大危險,甚至被捕、被殺。」
  「這些我早就想過了。」張永興正色說道:「可是我是情報站負責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丟下我的同志們不管。」
  瓦林和伊利亞欽科似乎都被感動了,兩人都沉默不語。
  過了一會兒,瓦林開口說道:「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國同志的堅強意志和高尚品格。我同意你回到滿洲,希望你要多加小心。」
  「波波夫,」伊利亞欽科也關切地說,「這次回去不要走原來的路線,從赤塔經滿洲裡進入齊齊哈爾,這條線相對安全一些。」
  「謝謝領導們對我的關心。」張永興莊嚴地行了一個標準的蘇軍軍禮。
  第二天,張永興換成便裝,手拎一個小皮箱,登上了開往赤塔的列車。
  11月4日,張永興秘密潛回了齊齊哈爾。早6時,他拎著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處仁惠胡同走去。由於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圍發現了幾名便衣特務。他不動聲色地悄悄走開,故意拐了幾個彎,來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隱蔽點。
  躺在床上,張永興苦苦思索。看樣子,三道溝的事牽連了齊齊哈爾情報點。他清楚地知道,此時家中還有數百份未及時送出的機密軍事情報。如果這些情報落入敵人手中,勢必暴露組織的真實身份。不行,無論如何要轉移這些情報。
  以後幾天,他幾次來到仁惠胡同,想潛入自己的住宅,無奈特務看守太緊,無法入內。
  16日,張永興來到齊齊哈爾鐵路局悄悄打聽譚繼恕和魏世芳的情況,不料,聽說二人已被憲兵隊逮捕。這時,張永興猛然意識到,情報組出事了。不用說,其他人也不能倖免於難。
  回到中央路秘密隱蔽點,張永興銷毀了所有文件、材料。他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潛入家中,將所有的情報銷毀。
  17日晚,張永興利用特務交接班的空隙,翻牆進入院中,溜進了屋內。他不敢開燈。在黑暗中摸索著,找到了電台密碼本,點燃火柴將其燒掉。這時,他不慎將鹹菜罈子絆倒,「光」的一聲,驚動了院外的特務。立刻,七八名特務破門而入。張永興見情況危急,只好跳窗從後院逃走。
  一口氣跑了七八條街,張永興才定下神來。此刻他掛念著弟弟張慶國。他離開齊市這段時間,張慶國一直在富拉爾基、昂昂溪一帶活動,如果這時候回來必定被捕無疑。於是,張永興回到中央路秘密地點,向富拉爾基、昂昂溪的交通點發了兩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當天深夜,風塵僕僕的張慶國趕回齊齊哈爾。一進仁惠胡同的家門便被特務逮捕,當場在他的身上搜出軍事情報一份。
  由於張永興多次往返於中央路與仁惠胡同之間,終於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幾名巡警闖進了張永興在中央路的住處。張永興見是巡警,並沒在意。
  一名滿臉橫肉的警尉問道:「你是幹什麼的?住在這裡嗎?」
  張永興掏出證件,平靜地說:「我是做小買賣的,是住在這裡。」
  警尉看了看證件,忽然問:「那你總往仁惠胡同跑什麼?快說!」
  這時,張永興才意識到這伙巡警來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張永興應付著說道。
  「看朋友?」警尉惡狠狠地說,「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間諜窩,你去那兒看朋友,肯定有問題。」他回頭對手下警察說,「帶他去憲兵隊!」
  張永興被帶到憲兵隊後,土屋雄芳根據照片認出了張永興。他如獲至寶,立即將張永興收押,連夜帶人搜查了張永興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倉庫時,土屋雄芳終於發現了情報組織的無線電收發報機、照相機、化裝用具等,還有3500元工作經費;另外還查出從日軍內部搜集的軍事機密文件幾百件。
  破獲這樣大的「間諜案」,自關東軍進駐齊齊哈爾以來還是第一次。此案上報關東軍司令部後,引起極大的震動。關東軍憲兵司令東條英機立即派遣諜報專家山本莊之助大佐前往齊齊哈爾調查此案的情況,關東軍憲兵司令部發佈了緊急命令,嚴令「加強防諜對策」,實施了「軍事特別地區法」,對有「通蘇」嫌疑的「滿洲人」可以「不加地方當局批准,立行逮捕」,並有「射殺危險極大間諜」的權力。
  張永興情報小組在北滿戰鬥了二年零七個月後,終於停止了工作。蘇軍遠東軍區在齊齊哈爾的東線情報站不復存在了。不久,縱樹奇的西線情報站也停止了工作。
  張永興被捕後,日本特務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莊之助大佐一開始便極力勸降他為日軍服務,做他們的「秘密工作人員」。條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滿洲國可以擔當縣一級的官員。張永興不為所動,嚴辭拒絕。
  主審此案的齊齊哈爾憲兵分隊長阪垣少佐深知情報組織的聯繫多為單線,一般組織人員不會知道更多的情況,所以他把張永興作為突擊審訊的重點對象。
  阪垣自恃自己是情報戰的行家,跟許多間諜打過交道,再一次對張永興進行利誘。
  阪垣很鄭重地說:「我看過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於支那山東蓬萊縣。在南開讀的中學,進入滿洲以來,一直從事赤色運動。曾用過張新生、張惠民、張裕國、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於赤俄軍事情報機關,可以說是個出色的諜報人員。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為日本情報機關工作。」
  張永興義正辭嚴地說:「辦不到!你們侵略我們的國家,屠殺我們的同胞,我怎麼能投降你們,為侵略者工作。」
  阪垣見他態度堅決,便換一種口氣說:「既然你不願意為我們工作,我也不勉強。那麼,你就談談你們的組織。尤其是在蘇聯軍事情報機關所經歷過的事情。」
  張永興冷冷地說:「我們有嚴格的規定,那就是,凡是在蘇聯聽到的話和認識的人,不准對任何人講起。」
  阪垣惡狠狠地叫道:「我會讓你開口的!」
  敵人見利誘不成,就使用嚴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對張永興施以水刑。特務剝光了張永興的衣服,將他仰天綁在凳子上,然後用水壺裡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裡和鼻子裡。不一會兒,張永興的肚子鼓得像個大皮球。這時,刑審特務又騎在張永興身上,把他肚子裡的水全擠出來。這樣,反覆地灌水,用了幾個小時的刑。張永興面對敵人的野蠻行徑毫不畏懼,緊閉雙眼,以死相待。後來,敵人又用了多種重刑,企圖從張永興口裡瞭解國際情報組織的情況,但終未如願。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使張永興幾度昏死過去。張永興嘴裡流著鮮血,始終咬緊牙關不說話。
  敵人見張永興毫無懼色,怕他在重刑下有死亡的危險,就決定改變方法。他們將張永興的妻子孩兒找來,對他們說:「你若同我們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你丈夫早一天改變態度,向我們講清楚,我們就釋放他回家。」
  張永興面對家人說道:「我的事你們不知道,也幫不上忙,趕快回去。我的事我自己擔著!」
  面對敵人軟硬兼施的伎倆,張永興立場堅定,表現了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
  不久,關押張永興的齊齊哈爾陸軍監獄又押來了一名「要犯」,他就是張永興的戰友許志嵐。許志嵐也是一條剛強的漢子,敵人在他的身上依然撈不到什麼油水,便將他扔到一間二三十人的「大號」裡去。這裡關押著不少抗聯戰士、山林隊員和原東北軍的士兵,自發地形成一個很強的戰鬥集體。
  許志嵐看中了這一點,決定趁機越獄逃走。他組織了一個五人小組,由他和抗聯三軍的一個連長李火山負責暴動越獄。很快,他們用秘密的方式串聯了同一監號的近百名犯人,決定在年底發動越獄大行動。
  幾名山林隊的隊員用門折頁磨製成了匕首,幾名抗聯戰士把竹筷削成了鋒利的竹針。
  此刻,許志嵐心裡惦記的仍是張永興。越獄時,他的首要目標,不是向外逃,而是折回要犯「監號」營救張永興。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轉眼到了12月30日。臨近新年,日本督導官都回家過年去了,值班的軍警也無心看守,心思早飛到了小酒桌上。
  這一天夜裡,大家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番,衝出這個人間地獄。
  12月31日上午6時,許志嵐等人趁軍警給犯人送早飯之際,用準備好的匕首、竹針刺殺軍警,搶奪武器衝出牢房。
  霎時,院內人聲鼎沸,喊殺震天,槍聲四起。許志嵐等人不顧一切地向重犯監號衝去,企圖營救張永興。無奈被崗樓上的機槍封住去路,無法衝進去救張永興。最後許志嵐只好和一百多名犯人衝出牢房,向外逃去。
  一百多人的暴動隊伍,在許志嵐、李火山的帶領下,晝夜兼程,尋找抗聯。
  1月1日早晨7點左右,暴動隊伍到達小哈伯村。下午2點,從西南方向飛來一架飛機,飛得很低,在屯子上空來回盤旋了幾圈,就飛走了。不出十分鐘,公路上就出現了四輛滿載著日軍的卡車,在距屯子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下,大約100多名全副武裝的日軍跳下車,端著明晃晃的刺刀槍,擺出進攻的陣勢,小心翼翼地向屯子圍攏過來。這時,李火山很沉著地對大家說:「鬼子來包圍我們了,可我們只有七八條槍,大家不要怕,讓老許帶著你們往東跑,我來掩護你們!」
  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開始了,李火山帶領著幾名抗聯戰士用僅有的七八條槍狙擊著成百的鬼子兵。僅僅十分鐘,鬼子便衝破了李火山他們組成的薄弱防線,八名勇士壯烈犧牲。
  許志嵐帶著大批越獄的犯人沒有走出十里,便遭到偽滿軍的阻擊,這時,鬼子的追兵也趕到了,兩面夾擊,當場就被打死40人。許志嵐帶著大家拚命地向一片小樹林跑去。
  三天後,越獄的犯人,除凍死、遭槍殺的外,其餘50多人盡數被日軍捉回,許志嵐下落不明。惱羞成怒的敵人,殘酷地將捉回來的50名犯人全部槍殺。
  越獄事件的發生,使日軍憲兵膽戰心驚,他們害怕再發生類似事件,決定緊急處理張永興等一批「要犯」。
  阪垣在給關東軍憲兵司令官東條英機的報告中寫道:「……蘇聯間諜張永興,此人頭腦清醒、生性頑強,保留下來對日滿危害極大。應按著當初擬定的方針,收買不成則刑審後槍決。」
  東條英機同意了這個報告,並責成齊齊哈爾日軍憲兵隊執行。
  阪垣拿著東條英機簽發的判決書,來到牢房親自向張永興宣讀。然後,阪垣用同情的口氣說:「張先生,你是個人才,我為你惋惜。不過,死刑還沒有執行,你還是有生存的希望的。你好好想一想,做為一名滿洲人,為俄國人送命,值得嗎?你要三思。」
  張永興支撐著滿是傷痕的身體,用沙啞的嗓子說:「 我告訴你,阪垣,我是愛國的中國人。中國正遭受你們的侵略,我不能坐視不顧,現在中國人民不能馬上把你們趕出中國,但我們要同侵略者血戰到底。我們要解放自己的國土,沒有蘇聯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我為蘇聯工作,正是為了挽救我的祖國,我確信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為此,我死而無憾。」
  阪垣呆呆地愣在了那裡,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你曾是個基督徒,信仰過上帝現在跟赤色魔鬼攪在一起,不怕上帝懲罰你嗎?」
  張永興冷冷地說道:「本來就沒有什麼上帝,一切全靠我們自己。」
  阪垣被眼前這條硬漢折服了,他默默地退出了牢房。
  一直主管此案的土屋雄芳看到了判決書以後,非常想知道張永興會有何反響。
  一天深夜,他來到張永興的牢房,還特意帶了一瓶日本清酒請張永興喝。這一次,張永興沒有拒絕,喝下了土屋雄芳帶來的日本清酒。
  土屋雄芳神秘地對張永興說:「想必阪垣分隊長已向你宣讀了判決書,不知張先生有何感想?」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永興豪邁地說道。
  土屋雄芳陰險地眨了眨眼睛,「恐怕你所謂的功績,是不會載在你們國家的史冊上的。」
  張永興平靜地說:「我愛我的祖國,我要拯救災難深重的人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願的,無所求的。我相信歷史會對我有公正的評價。」
  土屋雄芳無言以對,他苦笑了一下說道:「我原只知道有大和魂,從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支那人的勇氣,支那魂也是很了不起的。」
  1937年1月5日,清晨。這一天格外的寧靜。北大營外白雪皚皚,幾株青松更顯蒼翠。
  幾輛囚車緩緩駛來停下,大批荷槍實彈的日軍憲兵跳下車分列兩排站好。
  隨著一陣腳步聲,張永興、張慶國等八名國際情報戰士踩著積雪「嘎吱、嘎吱」地走來。
  阪垣作為行刑的指揮官,披著軍大衣站在遠處,凝視著這群視死如歸的抗日誌士。
  行刑的日軍士兵排成一排站好。張永興等八名勇士面對著憲兵站成一排。
  阪垣抽出指揮刀高叫:「預備——瞄準!」
  行刑的日軍士兵舉起了上了膛的三八步槍。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的!」張永興發出了怒吼。
  一陣槍響過後,張永興等八位烈士倒下了,鮮血灑在了苦難的東北大地上,染紅了皚皚白雪。
第五章 從莫斯科歸來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5年7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別爾津和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副處長阿爾布拉莫夫、共產國際柏林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三人站在一處高樓的平台上觀看遠處的學員訓練。
  別爾津滿意地說:"阿爾布拉莫夫同志,感謝國際同志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阿爾布拉莫夫謙虛地說:「我沒做什麼,這都是皮亞特尼茨基同志的功勞。」
  提到皮亞特尼茨基時,大家都不作聲了。能看出阿爾布拉莫夫的內心非常痛苦,他臉上的表情似乎都僵硬了。一旁的廖雯初心裡也不是滋味。別爾津作為一名優秀的情報專家自然明白其中的內幕,他雖然也替皮亞特尼茨基惋惜,但他卻不會輕易表露什麼。
  過了一會兒,別爾津對廖雯初說:「瓦西裡,你提供的中國同志非常優秀,我這裡也謝謝你的幫助。」
  廖雯初急忙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他停頓了一下,問道:「別爾津同志,你是怎麼想起要擴充這座學校的呢?」
  別爾津得意地說:「這個想法早在去年年初就成型了。雖然你們的訓練學校辦得很好,但比較單一,只是無線電培訓。而隨著情報工作的需要,對情報人員的要求越來越高這樣,創建一所全面、系統的特工學校也就迫在眉睫。」
  阿爾布拉莫夫接口道:「是啊,談起擴建學校的事,還得感謝德國共產黨員繆勒爾,沒有他也就沒有學校。」
  別爾津點頭說:「是啊,提起繆勒爾,我就又想起了去年年初的情景……」
第2節 「間諜」在這裡誕生
 
  ★ 特種學校
  1934年2月,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的森林中,座落著一棟灰色小樓,周圍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圍牆。一切都顯得寧靜安詳,就像是在蘇聯常見的療養院。然而,這不是一棟普通的建築,這是蘇軍總參情報部軍事情報學校的所在地。偶爾從這裡路過的人會發現,樹林中隱藏著荷槍實彈的哨兵。進出這所建築的大多數為年輕人,他們有黃頭髮、紅頭髮、黑頭髮,並且操著各國的語言。這裡,其實又是一片禁地。因為,在這座建築100米之外,懸有一塊警示牌:謝絕參觀,無證件者禁止入內。
  在情報學校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裡,一身軍裝,年約四十的一位軍人正凝視著窗外。此人,便是情報學校的校長,德國共產黨員繆勒爾。
  「校長同志,第一期畢業的三名中國學員奉命來到。」校長助理米哈依爾上校進來報告。
  繆勒爾轉過身來微笑著說:「很好,讓他們進來。我要看一看這些可愛的小伙子們!」
  房門一動,三名身著蘇軍軍服的年輕人走了進來,齊聲用俄語報告:「報告校長同志,第一期中國學員向您報到!」
  繆勒爾微笑著走到他們的面前說道:「小伙子們,從今往後你們就要回到祖國,利用你們所學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國主義戰鬥。」停了片刻,他又說:「在臨行前,我贈給你們一句話,你們將來每一個人都將具有超過一個整師的戰鬥力!」說完,他用銳利的目光注視著他們。
  三個中國年輕人面帶喜悅,相互看了看。然後齊聲答道:「願為共產主義而戰!」
  「我勇敢的士兵們,出發吧!」繆勒爾大手一揮,彷彿在指揮千軍萬馬。
  三個年輕的中國人,立刻敬禮,轉身走出門外。不久,米哈依爾走了進來。
  繆勒爾帶著欣賞的口氣問道:「米哈依爾,這三個中國學員的中國名字叫什麼,是由誰介紹來這裡的?」
  米哈依爾回答說:「他們的中文名字叫王濟之、李發、徐義德。是由中共滿洲省委的張同志介紹來的。這次,他們將去滿洲的安東、營口等地開展工作。」
  繆勒爾又問:「他們的領導人是誰?」
  米哈依爾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據杜曼寧同志講,好像是位潛伏在奉天的德國女同志。」
  「索妮婭!」繆勒爾高興地說:「一定是她。」
  「校長同志,」米哈依爾問道:「您認識她?」
  繆勒爾點了點頭,「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濟之等人離開學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國學員來到了軍事情報學校。他們分別是紀守先、黃振先、趙國文,是學校的第二期學員。
  紀守先,畢業於吉林省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投身抗日救國活動。1933年冬,在哈爾濱參加國情情報組織,代號萬尼。
  黃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變後曾參加過抗日鐵血救國軍。1932年在哈爾濱參加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國際情報組織,代號瓦夏。
  趙國文,就讀於濱江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義勇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國際情報組織,代號舒拉。
  由於第二期學員知識水平高,又多數為中共黨員,軍事情報學校給予了極大的重視。除了學校必開的政治、軍事爆破、軍事化學、游擊戰術、秘密工作法外,還著重對第二期學員進行「自製炸藥」、「速燃法」、「反跟蹤術」等科目的訓練。
  繆勒爾發現紀守先知識淵博,並且頗有語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語),是個難得的情報人員,便多次和他交談,希望他能成長為一名高級別的情報人才。
  1934年2月剛過,繆勒爾便將紀守先找到自己那間溫暖的辦公室裡促膝談心。
  「萬尼,你是個很有主見的人,能談一談對情報工作的看法嗎?」繆勒爾問。
  「校長同志,我認為情報工作是我們革命鬥爭的一種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運用情報的特殊手段來服務於革命鬥爭。」
  「好極了。」繆勒爾贊同道:「你的認識上升了一個高度。我有個想法,像你這樣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蘇聯為紅軍服務。」
  「可我是個中國人,」紀守先說,「我的祖國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我要回去戰鬥!」
  繆勒爾似乎被感動了,他點了點頭,「我能理解你,因為你是個真正的愛國者!」
  三個月過後,紀守先告訴黃振先訓練要結束了。
  黃振先笑著對紀守先說:「這學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鴨,為了養得肥肥的,硬往你嘴裡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紀守先也笑了,「老黃,你別說,你形容的還真恰當。有點意思嘛!」
  「嘖,老紀!」趙國文突然神秘地問道:「校長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給我們重要任務了?」
  「反正回國以後你就什麼都知道了。」紀守先沒有回答趙國文的提問。
  「咱們是一夥的,你還保什麼密。」趙國文有些不高興,推門走了出去。
  紀守先望著趙國文遠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趙是個好同志,開朗、熱情、有幹勁。可就是有時情緒化,這對於秘密工作是很危險的。今後要幫助他克服這個毛病。
  回國的前一天,軍情學校總監杜曼寧少將來到學校,將紀守先叫到了辦公室。
  杜曼寧嚴肅地對紀守先說:「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國後,負責滿洲地區的對日情況工作,重點放在對日後方基地的騷擾、破壞上。」
  紀守先問:「我的領導人是誰?」
  杜曼寧說:「你的領導人叫A.鮑威爾,住在上海。你務必於7月23日下午3時,左手持《大美晚報》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館和此人接頭。到時有個自稱密斯特李的外國人和你說話,他就是鮑維爾。」
  紀守先問:「如果沒接上頭怎麼辦?」
  杜曼寧說:「如當天聯絡不上,可於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該地接頭。」說完他掏出一疊美元交給他,「這是經費,一個月只有40美元的開銷,注意節省。」
  紀守先接過美元,「請將軍同志放心,我們一定會勝利完成任務!」
  杜曼寧握了握紀守先的手:「你們經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陸路返回滿洲,祝你好運!」
  3月,紀守先三人準備啟程歸國,繆勒爾、米哈依爾特意用學校的大轎車將他們送到莫斯科的火車站。
  在候車室裡,繆勒爾和他們一一握手告別。大家相互喊著口號「努力」,然後在依依不捨中分手。在回學校的途中,繆勒爾突然問米哈依爾,「你說,在萬尼的身上,是中國人的性格多一些呢?還是共產主義戰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爾思索了一陣子說:「好像是中國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繆勒爾說道:「萬尼首先是個愛國者,其次才是個共產黨人。」
  回到學校的辦公室,繆勒爾彷彿仍在琢磨紀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語:「萬尼……萬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爾不禁有些吃驚,他發現他的上司已經對這個中國人著迷了。
  「校長同志,吃午飯的時間到了。」米哈依爾說。
  繆勒爾突然問道:「第二期學員是誰推薦的?這個人是不是國際情報組織中的人?」
  米哈依爾答道:「是哈爾濱國際情報組織負責人楊樹田介紹來的。」
  「楊樹田!」繆勒爾問道,「他為什麼不來莫斯科受訓。要知道這對於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長同志,據悉,他們已在趕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爾說道:「不久,您就會見到這位卓越的中國情報戰士。」
  「我很想見到此人。」繆勒爾嚴肅地說道。
  與此同時,中蘇邊境蘇聯一側奧特波爾的山路上,正艱難跋涉著三名中國人。
  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卻很結實的男人。他身穿皮衣,頭戴貂皮帽,顯得十分幹練。他便是國際情報組織哈爾濱負責人楊奠坤(楊樹田)。緊隨他身後兩名情報組織成員,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張逸仙。
  踏著厚厚的積雪,三人來到一處蘇聯邊防軍的哨所前。
  「不准動,舉起手來!」蘇軍哨兵大聲喝道。
  楊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練的俄語說道:「我們是自己人,我要求見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電話,向上級匯報此事。不久,他走了過來,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帶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內,裡面燒著大鐵爐(用汽油桶改裝的),非常溫暖。一個中士進來,給他們端來一盆菜湯和幾塊黑麵包。大概是餓了的緣故,三個人立刻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中士則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也沒見舒拉上尉來。於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來。
  大約在半夜的時候,兩名蘇聯軍官走了進來,三人從夢中驚醒。
  其中一名軍官衝他們喊了一句:「米赫伊魯!」
  這是聯絡暗號,楊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魯。」挺身從床上坐了起來。
  那名軍官說道:「我是舒拉上尉,負責送你們去莫斯科。」
  楊奠坤馬上說:「舒拉上尉,我看這裡沒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給我們搞幾匹馬來。」
  舒拉上尉點點頭,「沒問題,明天我就給你帶來幾匹軍馬,送你們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帶著一個士兵牽著馬來接他們。不過只有兩匹,而且也不是軍馬。
  他們三個人只好替換著騎馬,趕了大約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車,到了奧洛維亞那亞,住進了當地駐軍的招待所裡。這裡的條件非常好,有暖氣、熱水、浴室、臥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覺。第二天,來了兩位佩戴大尉、少校軍銜的軍人。
  少校和氣地說:「你們好,中國同志。在這裡休息的好麼?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陣,這裡是絕對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銅製大茶壺)跟前,打開水龍頭給他們泡了幾杯熱茶。
  楊奠坤三人在這裡感到了一種濃濃的戰友情意。
  幾天過後,大尉送來了一封介紹信和兩個證明文件,又每人發了500盧布,兩套軍服,把他們送上火車,沿著橫跨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向莫斯科進發。
  經過15個晝夜的旅程顛簸,火車終於平安抵達莫斯科。三人在蘇軍總參情報部一位將軍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楊奠坤三人走到臨街的陽台上,觀看下面的街道。只見工人、學生穿著制服,打著紅旗、標語、唱著歌前進。大家都被這歡樂的遊行隊伍感染了,不住在陽台上衝街上的隊伍招手致意。
  這時,一輛汽車停到樓下。房東老太太告訴大家,有人來接他們了。
  幾個人告別房東,坐上汽車,向莫斯科市郊駛去。
  大約行駛了20公里,便到了蘇軍總參情報部軍事情報學校。
  這時,楊奠坤才發現這裡各國的學員都有,德國人、波蘭人、蒙古人、中國人。
  在辦公室裡,校長繆勒爾親切接見了大家。
  繆勒爾拉住楊奠坤的手說:「楊,我很早就聽到過你的名字,你為我們輸送了許多優秀的學員,如今見到你,真的很高興。」
  楊奠坤用俄語回答:「校長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沒有做出什麼大事情,請上級在這裡考驗我吧!」
  繆勒爾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會在這裡得到鍛煉的。」停了停他又說:「從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爾德爾。」
  當天,楊奠坤等人吃飯、洗澡、換衣服,開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稱作「古斯達夫」的張逸仙和楊奠坤同住一個寢室。
  第三期訓練班共有12人,除楊奠坤三人外,還有一個叫「馬克斯」的中國人,原名叫閻荊璞,營口人,曾當過卡車司機。另一個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學校開課後又來了兩個中國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傑男;另一位叫「普爾斯」,原名張明禮,他倆都是皮鞋工人。時間長了,大家才瞭解到,校長繆勒爾是位老共產黨員,1917年就參加革命,在德國坐過牢,腿有風濕病,不時要發作。他為人很風趣,能用手勢表達出豐富的思想內容。他的夫人是學校的廚房經理,照顧學校學員的飲食。他們的兒子叫魯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學飛機駕駛,每天早出晚歸。星期天便同學員們一起玩,和大家相處的非常好。
  這幾天沒有開課,楊奠坤等三人都在學校裡休息。一天,繆勒爾來到宿舍看望他們。
  「瓦爾德爾,現在生活習慣了吧?」繆勒爾問。
  楊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們在國內的條件好得多了。」
  這時,有人敲門,楊奠坤立即把門打開,只見進來一個工人模樣的蘇聯人,問有沒有煙。
  繆勒爾不高興地將那人轟走,然後對楊奠坤說:「你為什麼不問問是誰就開門讓他進來。你要知道,你們將來回國都負有重大責任,假若現在被人認識了,對你們將來有極大危險。」
  這時大家才感受到學校的特殊性。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們接觸的第一條原則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聽。
  一星期後,開始正式上課。課程是每天上一門。每天早上,從莫斯科派來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總課程是六個月零十八天。學習的課目有:秘密工作學,包括通訊傳達法、藥品貯藏法、情報員聯絡、偵察技術;政治學,包括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燃燒化學;爆破學;射擊;格鬥;車輛駕駛。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課程外,其他課程均注重實地操作。
  楊奠坤經過一段觀察發現,學校的校長繆勒爾只是負責學員的學習和訓練,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來自總參情報部的少將——學校總監杜曼寧,他是專門負責學員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寧不定期地來學校視察,他每次來學校後,都會有學員離開學校。
  細心的楊奠坤還發現,學校二樓盡頭的一個宿舍裡住著幾名女學員,她們很少露面,上課也不和男學員在一起,由一名女紅軍大尉專門負責他們的訓練。楊奠坤印象裡有一個女學員叫漢布爾格,還有一個叫羅莎,兩人個子都不高,約有30多歲。
  學校的生活緊張而神秘,楊奠坤感到自己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一天,繆勒爾單獨將楊奠坤叫到了辦公室。一見面,繆勒爾就開口問道:「下午你們還有什麼課程?」
  「是政治課,校長同志。」楊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繆勒爾習慣性地把手一揮,「你馬上跟我走,去見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時,一輛黑色的大轎車將繆勒爾和楊奠坤接走。轎車彷彿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後停在了阿爾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樓前。聽繆勒爾說,這便是「格柏烏」(蘇軍情報部)的總部,蘇軍全軍最高情報指揮中心。
  通過戒備森嚴的崗哨,繆勒爾帶楊奠坤來到一間很大的辦公室,他們先在門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來說:「將軍同志,請你們進去。」兩人起身走進辦公室。
  楊奠坤隨繆勒爾走進辦公室。只見一位身穿將軍制服的中年人坐在辦公室的後面,真有點不怒自威的氣勢。
  「別爾津同志,」繆勒爾恭敬地說,「我將學員瓦爾德爾帶來了,請你指示。」
  「繆勒爾,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崗位上去。」別爾津禮貌地說。
  繆勒爾敬了一個軍禮,轉身離去。
  楊奠坤著實有些吃驚。因為,眼前坐著的這位將軍,便是蘇軍總參謀部軍事情報部部長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原名帕維奇·伊萬諾維奇,是個傳奇式的人物,領導蘇聯情報機關已經有很多年了。
  別爾津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楊奠坤的面前,兩手搭在他的雙肩上,向後一仰,盯著他的臉說,「好樣的,瓦爾德爾……聽說你非常能幹,為我們在中國東北打開了局面。可你應該知道,這僅僅是開始。來,咱們談一談。」別爾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當地問:「你對日本怎麼看?……」
  楊奠坤努力調整了一下自己激動的心情,腦子開始飛快地旋轉。日本是俄國的宿敵,也是中國的宿敵。現在日本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決不僅僅限於此,他們還有更大的野心……
  楊奠坤回答別爾津說:「我認為,日本是中國和蘇聯最大的敵人。日本人的野心在於稱霸亞洲,其中也包括蘇聯的遠東地區。」
  別爾津同意楊奠坤的看法,他補充說道:「那就是說,我們必須掌握潛在之敵人的計劃,打入他們的組織,偵察他們的行動……這將是我們對保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貢獻。識破敵人的陰謀就等於粉碎他們的侵略計劃,至少可以做到有備無患……消除戰爭的威脅,這是當務之急。你說對嗎?」
  「正是這樣!」楊奠坤高聲說:「部長同志,我願意完成上級交給我的任何任務!」
  「好,這就是把你叫來的原因,」別爾津說,「來,咱們研究研究。」
  別爾津走到書櫃邊,打開一個小保險櫃,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夾子,翻了一下,打開遞給楊奠坤,「你看看吧,請用俄文讀出聲來。」
  楊奠坤接過皮夾子,發現別爾津翻開的那頁,是份中文的抄件,於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國對蘇俄之積極根本政策》:惟欲保證帝國在東亞的利益,必須解決俄國問題,在滿洲國建立起絕對安全之地帶,並奪得出海口。這樣,哈巴羅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東部地區應在日本帝國的絕對控制之下……」
  「好,這就夠了,」別爾津打斷他的話。楊奠坤急忙將皮夾子遞給別爾津。
  「你看,這就是他們的打算。」別爾津說,「如果我們錯過時機,歷史將不會饒恕我們。我認為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迅速在滿洲國建立龐大的情報組織,搜集日本軍隊,主要是關東軍的戰略情報。這就是我們的決定。」別爾津習慣地用一隻拳頭擊著另一隻手掌心,站在楊奠坤面前,補充道:「幹我們這一行,既要足智多謀、英勇絕倫、履險如夷,又必須慎之又慎,這就是我們的辯證法,懂吧?」
  這之後,楊奠坤又和別爾津多次會面,漸漸瞭解了這個神秘的人物。
  揚·別爾津整整比楊奠坤大22歲,是一位閱歷甚廣、經驗豐富的革命者,同時也是一位面貌年輕性格開朗豁達的「老人」。早在16歲那年,當時名叫彼得·丘濟斯的他,就飽嘗了哥薩克大兵步槍通條的抽打,同憲兵搏鬥時三處負傷,被判處死刑,後來又改判終身苦役,已煎熬得滿頭白髮。當他從遙遠的雅庫特逃出來,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時,母親竟不敢認他。他苦笑了一下說:「這也是在所難免的……那麼現在我就叫別爾津,揚·別爾津了。當年的小彼得已不復存在。他在西伯利亞的原始森林裡銷聲匿跡了……媽媽,你看,我用了父親的名字。我不會讓他的名字蒙受恥辱,永遠不會……」
  別爾津始終沒有違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揚·別爾津都堅守革命崗位,他同士官生打過仗,參加過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後來參加了拉脫維亞起義……這些都是有一次別爾津在閒談中告訴楊奠坤的。
  「這就是我一頭白髮的由來!憲兵和警察使我變聰明了。我上了6年學,蹲過差不多6年監獄。幸好我從苦役中逃出來,才得以提前畢業……」
  在楊奠坤和別爾津累了時,揚·別爾津就提議下盤棋,清醒一下頭腦。他們喝一杯濃茶,又接著研究。研究出了什麼呢?那就是一項針對日本侵略軍的絕密計劃——「戈比旦行動」。
  別爾津總是對楊奠坤說:「瓦爾德爾,你知道我要給你講什麼嗎?要隨時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認為敵人都是呆頭呆腦的傻瓜,要把他們看成是高明的對手。要勇敢機智,隨機應變才能克敵制勝……別嫌囉嗦,你應當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滿洲呀!」
  楊奠坤每到這時,都會認真地聆聽。
  「幹我們情報工作,要有強烈的愛國心、冷靜的頭腦和鋼鐵的意志,」別爾津說,「我們重任在肩,應該盡一切力量防止戰爭,特別是日蘇戰爭。這是你們的主要任務。此外,如果條件允許的話,還可以給他們一傢伙。瓦爾德爾,你懂我的意思嗎?」
  別爾津有個習慣,總要問明對方——他的工作人員和同伴是否聽懂了他的意思。這一良好的習慣被楊奠坤、張逸仙他們很好地繼承下來。
  「戈比旦計劃」明確之後,別爾津就設想,應該在哈爾濱、北京、奉天、天津、青島一線建立網狀情報點。首先應在哈爾濱、大連扎根,因為這裡有很多俄國僑民,便於蘇聯諜報人員活動。具體怎麼做,別爾津就只能靠楊奠坤自己考慮了。他發現這個比自己小22歲的年輕人既有敏銳的領悟力,又有熟練的實際工作本領,還有老練諜報人員的洞察力。
  在長達一個月的頻繁接觸中,楊奠坤對別爾津更加尊敬,愛戴,並視為師長。可以說,別爾津對楊奠坤的影響舉足輕重。
  就在別爾津和楊奠坤秘密制定「戈比旦計劃」的時候。張逸仙也沒閒著,在爆破教官邱列寧的指導下開始了特殊訓練階段。
  一天,一位穿便服的教官來到張逸仙的面前,他自稱是邱列寧教官,是教爆破的。
  邱列寧打量一下張逸仙問道:「古斯達夫,我想知道你有多大年紀了?」
  張逸仙也打量一下邱列寧,見他也就30多歲,甚至比自己還年輕。為了讓他心理平衡,便順口說道:「教官同志,我今年31歲了。」其實張逸仙當時已37歲了,在這些學員中算是老大哥了。
  邱列寧得意地笑了笑,「那我比你大很多,我今年35歲了。」
  邱列寧富有傳奇經歷,17歲便參加了十月革命。1921——1922年參加了遠東共和國與日本的戰爭,曾隻身炸毀日軍的火力點。
  在郊外小山包他們開始了爆破訓練。在隆隆的爆炸聲中,張逸仙一次又一次地引燃導火線。而每次炸藥的裝量都不同,爆炸威力也不同。從一次只能崩掉一塊一尺見方的泥土,到最後掀掉了一個小山角。
  邱列寧頗為內行地告訴張逸仙,在當今世界上,德國人的炸藥最出色。尤其是他們研製的「黑索今」炸藥,熔點為204.1°C,壓藥密度為1.77/厘米3,爆速達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藥。由於它是用石蠟、樹脂、動物膠包覆炸藥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適合隱藏於各種物體之中。搞秘密行動的人,都喜歡這類黑索今炸藥。
  張逸仙想起了在救國軍時曾使過的梯恩梯炸藥,便問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藥是軍隊常使用的一種炸藥,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寧點點頭,「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藥,它的爆速可達每秒6970米,熱安定性能極高。不過,它的原料甲苯來源於戰略物資——煤焦或石油,在戰時往往戰略物資往往受到嚴格控制,這樣,TNT的產量會減少的。」
  「教官同志,」張逸仙越談越有興趣,「我在國內同日本人作戰時,常發生炮彈炸膛的事故,這是為什麼?」
  邱列寧倒真是個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會兒答道:「排除人為的因素和機械故障,能使炮彈炸膛的,大概還有一種因素,那就是裝彈火藥發生了問題。」
  「火藥發生了問題,是梯恩梯嗎?」張逸仙很認真地問道。
  「不,是黃色炸藥,」邱列寧說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於羊毛的黃色染料——苦味酸。它的優點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機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極易與金屬發生反應,形成苦味酸金屬鹽,這種鹽的機械感度很高,做炮彈火藥時,稍不留意就會發生火炮炸膛事故!」
  這時,張逸仙簡直是對邱列寧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決心利用一切機會向邱列寧學習,把極其珍貴的軍事知識帶到國內去,帶到與日本侵略軍拚殺的戰場上去。
  以後,張逸仙又學會了燃燒化學,可以用極其簡陋的材料配製炸藥。蘇聯的正規培訓為張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堅實基礎,在以後的歲月裡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學校受訓期間,班與班之間的學員不能交流,但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繆勒爾的兒子魯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歲,長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軍事航空學校學習駕駛。魯迪聰明好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由於這個班的學員只有張逸仙會英語,故兩人常在一起玩耍。為了鍛練學員的意志,學校開設了野外生存的課程。教官帶著學員來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諾夫山丘進行反追捕訓練。學員2-3人一組,只攜帶少量的麵包、食鹽和水,在內務部隊和軍犬的追逐下拚命狂奔。
  楊奠坤和張逸仙還好些,兩人都打過游擊在山裡轉過。可苦了那些德國、波蘭的學員,沒跑出一公里就被發現,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訓練資格,留在下一期繼續訓練。
  內務部隊的一個大尉逐漸發現,那兩個中國人是最難對付的。一天下來,竟不見蹤影,他甚至懷疑他們脫離了訓練區。不過,從某些遺留的痕跡上的判斷,他們的確還在訓練區。
  楊奠坤和張逸仙忍著飢渴潛伏在灌木叢的一個長滿荒草的大坑裡。內務部隊的士兵幾次從他們的頭頂邊走過,都沒有發現他們。
  入夜,兩人啃了幾口黑麵包,繼續潛伏。
  張逸仙感到有點寂寞,便小聲問道:「小楊,聽說你在磐石打過游擊,說說看。」
  這是楊奠坤頗為自豪的一段歷史,他開口說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的命令,前往磐石開展工作。那裡靠近中朝邊界,群眾的覺悟很高。中心縣委組織了一支小型武裝『打狗隊』。我到那裡以後,整頓了『打狗隊』,並利用『反日會』的關係,組成了『工農反日游擊隊』。當時李紅光任隊長,我任政委,聲勢很大,震動磐石。」
  「那你怎麼又搞起國際工作了呢?」張逸仙問。
  「我們『工農反日游擊隊』的活動引起了日偽軍的注意,他們出動三四百人圍剿我們,在游擊戰中我腿部負傷,組織上安排我回哈爾濱養傷。這樣,那裡的工作就交給楊靖宇同志來完成。我傷養好後便留在了滿洲省委。1932年冬,經滿洲省委同意,在王東周同志的介紹下,我參加了國際情報工作,並組成了由王東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組成的領導核心,開展北滿地區的國際情報工作。」
  張逸仙聽罷不由暗自佩服,楊奠坤當年只有23歲,就已有了豐富的革命閱歷。
  「砰!砰!」兩發綠色信號彈劃破夜空,這是訓練結束的信號。楊奠坤、張逸仙從草叢中站出來,向集合地走去。
第3節 精英紛至沓來
 
  就在楊奠坤、張逸仙等人進行特殊訓練的時候,又一批中國學員從中蘇邊境出發了。
  這次越境的中國學員仍是三名,為首的叫陳冰巖,當時只有18歲,是吉林三師(校址阿城)的學生。1933年5月,經三師文牘熊鋤辛介紹,參加了國際情報組織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國的黃振先在召集受訓學員赴莫斯科訓練時,推薦了陳冰巖。
  陳冰巖三人越境的地點仍是中蘇西部邊境。三人從哈爾濱出發乘快車,經昂昂溪、扎蘭屯(海拉爾)到達嵯崗。嵯崗是個小站,下站是扎蘭諾爾煤礦。當時日蘇敵對,國境線很緊張。邊境設有崗樓、暸望塔,蘇聯邊防軍在境外駐紮軍隊屯墾。種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組成的,全由軍人操作,農民已撤走。滿洲裡有日軍守備,扎蘭諾爾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燈。日軍一般不敢出來活動,蘇軍不怕,有時騎馬過境到菜地買菜。距扎蘭諾爾十多里有一個車站,駐有警備隊,有些平房。陳冰巖三人越過鐵路,穿過一片荒地,看見一個地窩棚,住一個種菜的老百姓。陳冰巖上前打聽道:「大叔,過境的路怎麼走?」
  那農民彷彿很有經驗似的,連頭都沒抬,用煙袋鍋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過了。」
  陳冰巖三人等到深夜繼續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沒有路標,他們只好順著馬車的車轍走。走了一段路,進入蘇聯一側。繞過一座小孤山,有一個村落叫喇嘛街,開始有人來往。陳冰巖見人就找會中國話的,因為他們俄語不行,最後把他們送到了邊防軍的一個哨所,恰好護送他們的情報部的一位中國同志在那裡。雙方對答了接頭暗號。陳冰巖說:「我們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國同志點頭說:「我等你們好多天了。」
  過境後一切很順利,第二天乘快車到赤塔轉西伯利亞大鐵路,行程一周到莫斯科。
  到達莫斯科後,陳冰巖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黃色的小樓內。這一回女將軍米勒接待了他們。據說,米勒是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便當過軍事間諜,是個神秘人物。
  米勒身材豐滿、金髮碧眼、和藹可親、待人態度十分耐心。中午,米勒親自下廚為他們做飯。飯後稍事休息,米勒便親自駕車把他們送到了莫斯科郊區森林中的「軍事情報學校」。
  這是一期很短的訓練班,學期只有三個月,屬於學校的第四期訓練班。訓練班只有9名學員,其中5個中國人,2個蒙古人,2個東歐人。
  在五個中國人中,除同去的兩人外,還有兩名新學員。其中有一個叫王耀南的中國人,俄文水平極高,常擔任學校的翻譯,俄文名字叫伊萬諾夫。陳冰巖也起了個俄文名字,叫瑪雅利,是校長繆勒爾給起的。
  他們學習的內容與楊奠坤他們大同小異,基本上是政治課、軍事爆破、軍事化學、游擊戰術、秘密工作法。配炸藥、做爆破機、做燃燒彈。不知怎麼搞的,陳冰巖對這些事感到恐怖,彷彿他們是在做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陳冰巖的這種認識,主要是基於對情報工作特殊性的無知。這一點被細心的王耀南看了出來,他是位職業革命家,優秀的地下工作者,有著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
  一天王耀南和陳冰巖一起在學校的操場上散步。這時,夕陽西下,大地一片金黃。
  兩人揀了一塊乾淨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開口說:「瑪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對頭,上爆破課程時不專心。」
  陳冰巖見王耀南主動提及此事,便毫不猶豫地開了腔:「我們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鬥爭。要麼口誅筆伐,要麼刀槍相見。怎麼能幹些暗殺、放火、爆炸的勾當呢?」
  王耀南冷靜地看了看他,問道:「請問,我們動用這些手段對付的是誰?」
  「當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漢奸。」陳冰巖回答。
  「對付這些人,我們還用講究什麼光明正大麼?」王耀南反問。
  「反正敵人用過的手段,我們來用,我感到不舒服。」陳冰巖說完注視著遠方。
  「瑪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動,「當我們坐這裡享受落日的餘輝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國內有多少同志關在監牢,有多少同志慘死在敵人的槍口之下。我們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動勢力就必須付出多得多的代價。當你看到成千上萬的同志倒下的時候,你不會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復仇,不惜一切代價復仇!」
  王耀南的話深深震撼著陳冰巖的心靈,他頭一次感覺到「革命」是這樣的慘烈。
  陳冰巖望著激動得滿臉漲紅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頭。
  王耀南語重心長地說:「同志,珍惜這次學習機會。搞革命我們內行,搞軍事我們是外行。抓緊時間學習軍事技能,爭取早日歸國報效國家!"
  「可我們是在為蘇聯服務。」陳冰巖突然說道。
  「可我們共同的敵人,卻都是日本帝國主義!」
  陳冰巖無言以對,面對渾身溢著革命熱情,對敵人無比憤恨的王耀南,他還能說什麼呢?只有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
  在以後的實踐課中,陳冰巖認真學習爆破技能,還不時地虛心向俄語好的同學請教。由於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學知識,很快地掌握了各種複雜的爆破技能,成為同期學員中的佼佼者。
  陳冰巖越學越精,他考慮到今後工作的特殊性,盡量把配炸藥的每種化學原料成份記在腦子裡,不用筆記。而且還特別留意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藥店中是否可以買到。日積月累,加上勤奮苦學,陳冰巖終於成為一名出色的爆破「專家」。
  看到陳冰巖的進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誇獎,陳冰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後來,繆勒爾給學員們的一次講話,使陳冰巖促動很大。
  繆勒爾講道:「反動派對待革命者是殘酷的,我們沒有必要對他們留情。既然反動派喜歡殘酷的手段。那麼,我們對他們就施行殘酷的手段!」這時,陳冰巖想起了中國的古訓,「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1934年11月7日,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7週年紀念日。在莫斯科紅場照例舉行盛大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
  軍事情報學校選派了一部分學員到紅場參加慶祝活動,楊奠坤、張逸仙有幸目睹了這一盛況。當斯大林出現在列寧墓上的觀禮台時,他們也和歡樂的人群一起激動得熱淚盈眶。儘管後人對斯大林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但在當時,他在國際戰士的心中是崇高偉大的。
  斯大林的講話鏗鏘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說道:「在世界的東方,有一個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國家,那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儘管她面臨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但卻依然傲然挺立。讓我們為這個偉大的國家驕傲吧,讓我們為這個偉大的國家歡呼吧……」
  「嗚啦——!」廣場上的紅軍戰士響起了雷鳴般的歡呼聲。
  在雄壯的軍樂中,蘇聯紅軍戰士排成方隊,邁著整齊的步伐,接受斯大林的檢閱。
  步兵、騎兵、戰車、火炮,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
  夜晚,楊奠坤和張逸仙都難以入睡。他們親眼目睹了斯大林的風采,親眼目睹了蘇聯紅軍的雄姿。有這樣強大的國家,有這樣強大的軍隊,中國革命完全有了依靠。
  第二年的新年剛過,學校組織參觀。那時聽說蘇聯每天能造五十架飛機,最大的有八個引掣,普通四個,載重八噸。大家先參觀了飛機廠,由飛機廠技術人員講解。他只是向這批特殊的參觀者講了飛機有哪些弱點,如何進行破壞,使有些興致勃勃的學員感到大煞風景。
  第二次參觀新式武器展覽。這次是游擊教官和校長一起帶大家去參觀。參觀前告訴中國同志說:「有人問,就說是蒙古人。」大家乘坐火車到莫斯科車站,再乘單軌電車到兵器展覽館大樓下車。大家整整看了一天,看到了各種高射炮、反坦克炮、遠距離高射炮、岸防炮等,有各種類型的坦克、戰鬥機、軍艦、潛艇的模型,還有各種測量距離的儀器。有一架橫裝的鏡筒,可以透過障礙物看清背面的物體,令張逸仙十分驚奇。後來他才知道那叫「炮兵觀測鏡」。總之,這次參觀,真是大開了眼界,看到了生平從未見過的各種新式武器。
  12月,冒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頂著漫天的風雪。第五期中國學員來到了學校。
  這裡需要交代一下的是,這種軍情情報學校並非只此一所,一公里外的樹林裡還有一所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並不學什麼特殊的知識,只是讓學員們學習俄語、學習也不緊張。其實校方的最重要目的是保密。因為各期的學員有時會碰到一起,難免會給保密工作帶來不便。為避免各期學員見面,新來的學員往往要在預備學校呆上一陣子,等上一期學員離校後方能進駐軍情學校。第二、四、五期學員都住過這裡,只有負有重大使命的第三期學員直接進住了軍事情報學校。
  第五期學員共有7名:王方、張秀春、陳巖、王君、陶立明五位中國同志和兩名蒙古同志。王方為班級學員組組長。
  王方,原名姚蔭芳。國際情報組織北滿地區負責人,曾協助王東周同志開展情報工作。
  王方受過中等教育,聰明能幹,遇事冷靜,體力好,精通中國武術,是個優秀的情報戰士。
  由於王方的特殊經歷,繆勒爾對他格外重視,給他親自取名馬克西姆。
  一日,繆勒爾將王方叫到辦公室密談。
  「馬克西姆,學校的畢業生回國後將奔赴各地,組成眾多的情報點。這樣,我們就很需要一些優秀的情報人員進行協調,我看你很勝任這種工作。從今以後將給你加開一門特殊的課程,情報協調學。」
  王方聽後很激動,他連連說:「感謝組織對我的信任。謝謝!」
  繆勒爾將身子往後一仰說道:「情報組織是點、線的結合,最終形成一個面。我想請你談談我們情報點設置的最佳位置。」
  王方的大腦開始飛快地轉動,過了一會兒他說道:「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裡可組成西線;哈爾濱、牡丹江、綏芬河可組成東線;哈爾濱、新京、奉天、營口、大連可組成南線。另外,北平、天津、青島等地位置重要,環境複雜,也可以設點。這樣,我們就組成了一張覆蓋中國東北部的情報網。」
  「真是太妙了,」繆勒爾高興地站起來,「看來我沒有選錯人,你是個優秀的情報人員。」停了停繆勒爾又說,「如果我要去中國旅行,一定請你做導遊!」說完,繆勒爾拍了拍王方。
  王方當時只當是繆勒爾在開玩笑,不料後來,這位情報專家真的去了中國,王方不僅成了他的導遊,還成了他的助手。
  王方在接受訓練時也有別於其他學員,他接受的訓練更多是無線電通訊、繪圖、情報傳遞。也就是說,案頭工作多了一點。然而,王方自己卻不敢掉以輕心,他努力學習爆破、刺殺、射擊技術,格鬥訓練也格外賣力氣,有一次他竟接連摔倒了二名蒙古學員,令對手大吃一驚。每天清晨,他總是一個人圍著操場跑步。同學們問他為何給自己加大運動量,他總是笑呵呵地告訴大家,是在練腳力。後來,王方的這種練習真的派上了用場。
  一天,杜曼寧將王方帶到一間地下室裡。這間地下室裡的每一面牆上都一排排地掛滿了鑰匙,少說也有成千上萬把,都分別編上了號碼。他告訴王方,情報局技術處得到或秘密複製了許多國家的辦公室、旅館和私人住宅的鑰匙,每一把都編了號。多年來,他們就是用這種辦法進入敵國各地的房舍裡的。
  「說不定什麼時候其中一把鑰匙就會派上用場。」 杜曼寧向王方解釋說。王方被他的這一收藏傑作驚呆了。
  「首先必須記住,要進別人的房間,撬鎖是萬不得已的最後一招。」 杜曼寧在他的講座中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的。「要想不刮傷漆就把鎖撬開是完全不可能的。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一眼就能看出來,他會知道有人進過房間了。你們應該做的是搞到一把鑰匙。這有兩種辦法:一個辦法是測量鎖的尺寸,另一個辦法是複製一把鑰匙。」
  杜曼寧對如何撬開各種各樣的鎖做了示範。波馬牌鎖是一種主要裝在珠寶保險櫃上的鎖,其鎖栓是穿過鎖簧活動的,最難撬開。匠布牌鎖雖然是號稱無法撬開的鐵將軍,可它在杜曼寧手裡卻變成了兒戲。
  「你們以後會經常跟這種鎖打交道的。」
  他從堆在櫃子上的耶魯牌機械鎖中揀了一把來給王方們做具體的撬鎖示範。他解釋說,耶魯鎖有一系列銷栓,排在鎖眼內的不同位置上。鑰匙伸進鎖內,其齒把鎖眼內的銷栓頂上去後,才能轉動。杜曼寧拿出一根鐵絲,鐵絲的一端有鉤子。他把鐵絲插進鎖眼內,然後開始平穩而有節奏地捅著。
  「先捅第一個銷栓,」他的手腕時而緊張,時而放鬆,「直到它伸進一個回進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開了一個銷栓。」
  他那雙大手宛如音樂會上一個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緊張地揮動著,一個接一個的銷栓被捅開了。
  「在沒有捅開所有的銷栓之前,必須保持壓力。」他轉動手中的鐵絲,耶魯鎖立即彈開了。「這下你就可以進屋了。當然,進了房間以後,你要幹什麼,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著。」 杜曼寧風趣地補充道。
  杜曼寧對他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些撬鎖專門知識從不透露一絲口風。此後多年,王方一直帶著杜曼寧為他親自製作的一根鐵絲和撬鎖工具。
  1934年2月,王方等人結束了為期兩個月的培訓,準備啟程返回國內。臨行前,杜曼寧來到他們中間交待任務。
  杜曼寧對王方說道:「之所以這樣急就讓你們回國,主要是因為那裡的工作需要你們。」
  王方問道:「杜曼寧同志,我們將如何開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組織辦法去做嗎?」
  「不,你們要有所變動,」杜曼寧說,「你們將會有新的領導人,他將帶領著你們開始一種全新的工作方法:你們回去以後,先在哈爾濱待命,不久就會有人去找你們接頭。」杜曼寧說完將一張一美元的鈔票交給他。
  「記住上面的號碼,當另一個人拿一張號碼相鄰的美鈔時,他就是你們的聯絡員。」杜曼寧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絕對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寧敬了一個軍禮。
  迎著刺骨的寒風,王方和兩名同志踏上了返回東北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快車。
  一星期以後,王方等人仍舊從扎賚諾爾越境,回到了北滿。
  儘管預備學校是很隱蔽的,但仍被經驗豐富的張逸仙發覺了。一天,他悄悄對楊奠坤說:「你知道麼,在咱們附近還有一所情報學校。」
  楊奠坤吃驚地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張逸仙告訴他:「有一次上爆破課,我看見從東面樹林的別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國人。」
  4月,緊張的學習生活結束了。學校舉行了一個畢業儀式,殺了一頭豬聚餐。第三期學員用蘇、中、蒙三國文字寫了一條大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餐廳裝飾起來,佳餚擺了一桌子。下午四點,幾位情報部的同志來了,他們簇擁著身穿便服的別爾津,來到席間就坐。別爾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講話。
  別爾津用富有感染力的聲音說道:「親愛的同志們,你們結束了緊張的學習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國,戰鬥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最前沿。隨著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危險越來越近。到那時,你們將發揮你們的作用,你們所學的所有內容都會派上用場。實踐將會證明,你們是革命隊伍中的精英。」
  別爾津的講話贏得了學員熱烈的掌聲。
  張逸仙代表學員講話,他用純熟的俄語莊嚴地說:「我們在這裡接受特殊的培訓,為的是更好地打擊敵人。面對領導和關心我們的同志們,我代表全體學員只想說一句話,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動來表現,我們願以將來的努力代替一切語言的表白!」
  最後,別爾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進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飯飽,一齊唱起「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國了。第三期學員的六位中國同志,寫了一份工作「誓願書」,表明自己的決心。其中大意有三點:
  1、我們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絕對服從命令遵守紀律。
  3、無論遭受任何危險,也不說出組織秘密。
  誓願書交給繆勒爾後便沒了動靜,主管學員派遣分配的杜曼寧將軍也沒有來找他們。
  大家開始焦慮不安,只有楊奠坤一個人很沉住氣,他知道他們將幹什麼。
  三天後,楊奠坤被別爾津召見。
  別爾津還是像以往那樣走到他的面前,雙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後一仰,盯著他的臉。
  「瞧,你多麼年輕,未來的世界是你們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無法完成,就靠你們了。」
  楊奠坤能感覺到別爾津有些傷感,但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別爾津同志,我就要回國了,請您指示。」 楊奠坤站在那裡,平靜地注視著他所尊敬、愛戴的首長和老師。
  別爾津從保險櫃裡取出兩張五元的美鈔,把其中一張遞給楊奠坤,說:「這不是你的經費,這是聯絡暗號。你回國後,有人會跟你接頭,你會拿到另一張做交換,要記住這兩張鈔票的號碼。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樣信任他。要堅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楊奠坤接過鈔票並熟記了號碼。然後他問道:「戈比旦行動何時實施?」
  「到時你會知道的。」別爾津平靜地說。
  臨出發前一天,繆勒爾和杜曼寧來看望三期的中國學員,大家在室內合影留念。
  然後,杜曼寧把大家分別叫到樓上,很詳細地作了一次登記。
  六名中國學員分成兩組,楊奠坤帶一組先出發,張逸仙帶一組六小時以後出發。
  校內的工作人員,高喊著「努力」將他們送出了學校大門。繆勒爾和魯迪分別送他們去車站。當送到張逸仙時,繆勒爾送給他八盒香煙。當然,這不是普通的香煙,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藥。魯迪拉著張逸仙的手說:「古斯達夫,我的好朋友,讓我們共同努力吧!將來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彈),一起消滅敵人。」
  張逸仙和魯迪緊緊擁抱。
  在悲壯的告別聲中,大家登上了東去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
  魯迪·繆勒爾,飛行學校畢業後參加了西班牙戰爭。1938年,魯迪化名王有生參加蘇聯援華志願軍,來中國對日作戰,駕駛著「伊一96」殲擊機浴血奮戰,在武漢保衛戰中壯烈犧牲。
  1935年5月,第四期學員也畢業了。同樣是杜曼寧找陳冰巖等人談話,並告訴他,回國後,住在北平,找個學校學習,以學生身份做掩護,等待組織接頭。而後,照例開始填表,當時有一個問題,卻令陳冰巖疑惑了一陣子。
  杜曼寧突然問道:「你是中共黨員嗎?」
  陳冰巖愣了一下,自己是不是黨員呢?既然自己一直為中共黨組織工作,那就一定是黨員。於是,回答:「 我是黨員。」
  杜曼寧不假思索地記錄下來,可能在他的印象裡,來學校受訓的都是各國黨組織中最優秀的分子,自然是黨員。
  陳冰巖和班裡僅有的四名同志編為一組,他為組長。雖然,他們的目的地不同,但卻都是在一處地點扎賚諾爾越境的。
  大概,第四期學員不像楊奠坤等人員有重大使命。所以沒有舉行歡送儀式,而是靜悄悄地上路了。
  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列車上,陳冰巖開始思念一人,那就是王耀南。
  王耀南此刻仍在軍事情報學校,他在著手準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陪同繆勒爾去中國。
  原來,雄心勃勃的情報大師、特工校長繆勒爾再也奈不住寂寞,他要去中國實地看一看。一方面瞭解中國的國情,另一方面他要親自指揮他的學員,開展史無前例的對日情報戰。
  一天,繆勒爾將王耀南找到辦公室,興致勃勃地問道:「伊萬諾夫,你說中國的頭一站,我到哪裡好?」
  「當然是北平,」王耀南說,「那是中國幾個朝代的首都,古跡很多,有著濃厚的文化積澱。另外,它靠近滿洲,對日偵察也很方便。」
  「好,我接受你的建議。」繆勒爾又問,「我以什麼身份去中國好呢?」
  「你最好以商人的身份去中國,」王耀南建議,「使用中立國的護照,並且帶上夫人和兒子。」
  「這個主意好,因為我的中國之行更像一次度假。」繆勒爾得意地說道。
  繆勒爾去中國的事,引起蘇軍情報部的高度重視。為此,杜曼寧將軍專門找王耀南談話。杜曼寧嚴肅地說:「繆勒爾將軍親自赴中國指揮對日情報工作,責任重大。你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衛將軍的安全。除了你跟隨將軍以外,還要選派一名同志協助你工作。」
  「那麼,就選派我們第四期同學陳冰巖吧,」王輝南說,「相信他已到了北平。」
  「噢,你是說瑪雅利,」杜曼寧點頭,「他是個可靠的年輕人,我表示同意。」
  之後,杜曼寧又找繆勒爾談話。
  「老朋友,你的安全我不能不管,」杜曼寧說,「除了伊萬諾夫陪同外,在上海和滿洲之間必須設一名聯絡員,以便減少你的不必要行程。」
  繆勒爾笑了起來,「你以為我老了麼?我會證明給你看的。」停了停他又說,「不過,我還是採納你的建議,我準備讓第五期學員馬克西姆擔任我的聯絡員,怎麼樣?」
  「這都是你的學生,我不反對。」杜曼寧說道。
第4節 陳冰巖:矢志不渝求真理
 
  1935年6月,北平。
  清晨,北平上空霧氣騰騰。太陽從房頂升起,好似一顆燃燒的火球。透過厚厚的一層玫瑰色的薄霧,太陽看上去就如同升起的月亮一樣。
  陳冰巖站在公寓的陽台上注視著霧中的太陽。這已是他來北平的第35天了,上級仍沒有和他聯絡,難熬的一天開始了。
  陳冰巖按著上級的指示越過國境,到扎賚諾爾上了火車,返回故鄉阿城,在家只停留了幾天,便立即奔向北平。到了北平之後,他在西城「宏達補習學院」學習,並在附近的二龍德山公寓住下,等候上級的指示。
  陳冰巖像往常一樣來到了學校。其實,他根本沒心思聽課,所謂的補習學院不過是騙學生的幾個錢罷了。在這裡純屬給自己找個掩護職業,學生嘛,警察一般是不放在眼裡的。
  國文老師講些什麼,他根本沒有聽進去。此刻心裡只有一個念頭:迅速找到情報組織。
  7月15日上午,陳冰巖剛起床,便瞥見門口有一封郵差塞進來的信。他感到奇怪,北平舉目無親,朋友又少,誰會給他來信呢?
  陳冰巖將信拾起拆開,閱讀過後,心中不禁一陣狂跳:接上頭了,終於接上頭了。組織讓他馬上去青島海濱浴場會見聯絡員。
  陳冰巖急忙收拾了一下,拿起一個小包飛一樣地從樓上衝下來。
  在樓下,正遇到學院一同補習的同學,他見陳冰巖往學院相反的方向跑,便喊道:「今天考試,你不去了?」
  陳冰巖頭也不回地說:「讓考試見鬼去吧!」
  到了青島海濱浴場,陳冰巖按著信中約定坐在太陽傘下,手中拿著一份《大公報》。此刻,他心中盤算著,會是誰來見我呢?這個人我認不認識?總不會是繆勒爾校長來見我吧。不,絕對不會的。他是蘇聯將軍,情報專家,怎麼會到這麼危險的地方呢!正當他胡思亂想之際,有人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陳冰巖立刻轉過身來,竟一下愣在那裡。此人竟是王耀南。
  王耀南坐到他的身邊,笑道:「你這傢伙,讓我找得好苦哇。」
  陳冰巖高興地說:「我也在找你們呀!」
  王耀南看了看他。「自從你離開莫斯科之後,我不久也回到了中國。5月份我曾帶妻子到北平找你,在《北平日報》上還刊登了找你的尋人啟事。左等右等不見你蹤影,我只好回青島。」
  「那你是怎麼找到我的,」陳冰巖急於想解開謎底,「是通過我們的組織嗎?」
  「對,是通過組織。」王耀南附和道。
  陳冰巖見王耀南不願詳細說,便岔開話題,「你說的那份《北平日報》,我根本沒有訂閱,所以沒看到啟事。嗨,白白浪費這麼多時間。」
  王耀南看了看表,「等會我帶你見位朋友,你千萬不要吃驚。」
  「朋友?」陳冰巖看到王耀南神秘的樣子,一時竟不知道會在這裡見到誰。
  兩人換上泳褲,在海邊游泳。
  這時,一個身材魁梧的歐洲人躍入水中,奮力搏擊,陳冰巖見到此人,不由大吃一驚。
  陳冰巖回頭對王耀南說:「這不是繆勒爾校長嘛,他怎麼會……」
  「噓,」王耀南示意他噤聲,「繆勒爾負有重要使命來中國,在公開的場合你見到他不要談話,要裝做不認識一樣。」
  這時,繆勒爾夫人也跳進海水中游泳,她和繆勒爾都發現了陳冰巖。他們笑了笑,點了點頭。這時,調皮的魯迪游到他們附近,衝他們眨了眨眼,一下鑽到海水裡。陳冰巖從小就在松花江裡打滾,水性自是不差。他潛入水中游到魯迪面前,伸出手和魯迪用力握了握。
  游了一會,王耀南領陳冰巖上岸,約定下次在青島水族館見面。
  第二天,王耀南和陳冰巖在水族館內見面。
  王耀南走到一個大型的玻璃櫃前,佯裝觀賞海魚,悄悄對陳冰巖說:「你的任務是負責哈爾濱到齊齊哈爾鐵路的軍事爆破。如果日蘇開戰,要把那段鐵路上經過的日軍兵車和軍用貨車炸毀或燒燬,以配合紅軍作戰。」
  「那我目前的任務是什麼?」陳冰巖問道。
  「你目前的任務仍是在北平潛伏,以學生身份做掩護,等待命令,何時去東北另行通知。」
  「那,我就歸你領導了?」陳冰巖問道。
  「不,我們的領導人是繆勒爾校長,我只不過是個聯絡員。」王耀南話鋒一轉,「你要物色一個政治可靠的助手,將來協助你去東北執行任務。記住,要遵守秘密工作原則,不要和在蘇聯學習的人發生橫向聯繫,就是在街上碰見也不要打招呼。」
  「我明白,你就放心吧。」陳冰巖點了點頭。
  王耀南拿出一疊鈔票塞給他,「這是生活費和路費,一定要節省花。」
  陳冰巖把錢揣好,二人又談了一會兒,便分手了。當天陳冰巖返回北平。
  回到北平後,陳冰巖便給「三師」的同學鄧雲程寫信,約他來北平。鄧雲程來信表示過一陣子會來北平的,並在信中說三師的老師劉剛中也住在北平西城。劉剛中在1930年到1931年底曾在吉林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務主任。「九一八」事變後,劉剛中曾慷慨激昂地向學生們宣傳抗日,要大家反抗日本,收復國土,給陳冰巖的印象不錯。他認為他是進步教師。1931年冬他離開三師,不知去向,看到鄧雲程的來信,陳冰巖很高興,就去拜訪他。
  在西城的一個四合院裡,陳冰巖見到了劉剛中。師生見面格外親熱,便聊了起來。陳冰巖告訴老師,自己畢業後就從事地下抗日活動,又去蘇聯學習,最近回國住在北平。他又說了東北家鄉日寇殘暴統治的情況,在談到國民黨政府出賣東北,採取不抵抗政策時,他們發生了分歧,爭吵了起來。
  劉剛中說道:「攘外必先安內,不統一中國是無法抗日的!」
  陳冰巖反駁道:「大敵當前,應以外敵為主,應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共產黨正在東北領導抗日鬥爭,共產黨是堅決抗日的,為什麼國民黨還要剿滅它,這不是幫敵人的忙嗎?
  雙方爭論不休,一直爭吵了近兩個小時。
  最後,劉剛中說道:「反抗日本侵略、收復東北失地我是贊成的,因為我也是東北人。但我們走的是兩條路,你要我贊成你的意見那不行,我要你跟我走,你也不會幹,我們還是各走各的路吧。」停了停他又說,「雖然我們過去是師生關係,你信仰馬列主義,我信仰三民主義,以後要少來往,但我絕不會害你,你可以放心,你如果有困難,我還是可以幫忙。」
  後來,陳冰巖才知道,劉剛中是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他悔恨自己向這位老師冒冒失失地暴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但話已出口,收也收不回來,他如果想抓他這個學生,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了。不久,劉剛中的省黨部撤到南京,總算是虛驚一場。
  8月,鄧雲程來到北平,和陳冰巖住在一起。陳冰巖向他介紹了馬列主義,介紹中國革命和鬥爭情況,介紹中國紅軍的戰鬥歷程,介紹東北的鬥爭,並讓他閱讀進步書籍和報刊,啟發他走革命的道路。鄧雲程表示願意參加革命工作,陳冰巖說向上級匯報,由上級決定。
  冬天放寒假時,鄧雲程回家鄉阿城,等過了春節再來北平。
  1936年2月,王耀南來信,要陳冰巖到上海去接頭,指定他住在上海法大馬路的一個旅館裡,王耀南如約到那裡找他,兩人接上頭。
  王耀南說:「現在國際形勢很緊張,日蘇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上級要求你隨時待命。」停了停他又問,「助手找的怎麼樣了?」
  陳冰巖立刻將鄧雲程的情況介紹了一下。
  王耀南說:「我立刻向上級匯報,是否吸收鄧雲程參加工作由上級決定。」
  「繆勒爾校長怎麼樣,」陳冰巖關切地問,「他還在中國嗎?」
  「現在他到了日本,去瞭解日本軍國主義準備進攻蘇聯的動態。」王耀南道:「繆勒爾校長還非常關心中國紅軍的近況,說紅軍長征到達西北後,共產國際一直不知道確切的情況,所以就派我到了西安,去瞭解情況。」
  「怎麼樣,有紅軍的消息嗎?」陳冰巖關切問。
  王耀南點了點頭,「不容易呀,中國紅軍歷盡千難萬險,終於到達了陝北,並打了幾個勝仗,總算站穩腳跟了。」
  「在陝北,這不是離我們這裡不遠嘛!」陳冰巖忽然冒出一個想了很久的念頭,「你能不能跟上級請示一下,派我到中國紅軍那裡工作?」
  王耀南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他一下。「你糊塗了嗎?我們組織與中共黨組織沒有聯繫,怎麼能派你去陝北那裡工作?」
  「那,那我脫離國際組織,重新回到中共組織中工作,總可以了吧!」陳冰巖急切地盼望能在中共的領導下,衝上抗日的第一線。
  王耀南搖了搖頭,「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組織不會同意你的要求。我希望你安心國際工作,爭取最好的成績。」
  陳冰巖從上海回到北平後,鄧雲程也從阿城回來了。他告訴陳冰巖阿城有兩個同鄉在北平,一個叫王殿恩,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學習,一個叫馬慶平(又名馬青山),在北平從事教育工作。這兩個人都和他家有親戚關係。問可不可以發展他們參入組織。陳冰巖考慮到國際情報工作的特殊性,讓他先考察一番,摸摸他們的政治態度,然後再定參加國際情報組織的事。
  不久,鄧雲程告訴陳冰巖,那兩個親戚儘管不反對革命,但卻不願意參加抗日救亡的實踐活動。陳冰巖便打消了發展他們的念頭。
  4月,王耀南由上海來北平,到公寓找陳冰巖。他們一同去中南海公園,在那裡王耀南向陳冰巖傳達了上級的指示。
  王耀南說:「你要開始行動,上級指示要你去東北試驗一下所學的軍事技術的效果,燒一個日軍倉庫或炸毀一個軍事目標。地點嘛,在奉天或是敦化都可以。」
  「完成任務我決不含糊,」陳冰巖說道:「可奉天我沒有熟人,開展工作困難一些。」
  「組織上已準備了一個關係,掩護你在奉天的活動,」王耀南胸有成竹地說,「接頭地點是在地方法院告示牌前,你穿風衣,圍白圍脖,手拿《奉天日報》,裝作看告示,有個穿青色制服的人找你……」
  最後,王耀南告訴陳冰巖,完成任務後,要把工作結果告訴他,信由東北大學姚石君(姚文芳)轉。他們談完以後,他說要給鄧雲程一個臨時任務,他要和鄧雲程單獨談。後來鄧雲程告訴陳冰巖,他也要去東北,今晚就走。陳問他是什麼任務。鄧說王耀南不讓洩露,這是秘密工作紀律。
  鄧雲程果然當天晚上就啟程了。陳冰巖第二天晚上才走,路過山海關時偽滿警察和日本憲兵上車檢查,有「入國證」的允許通過,沒有「入國證」的下車檢查。陳冰巖不想下車,挨了日本憲兵一個耳光。 下車後,把他們集中到大東公司院內,在那裡有兩個偽滿警察(穿便衣)逐個盤問、審查,然後發給「入國證」。一直從早晨折騰到黃昏,陳冰巖才重新登上火車。到奉天後,陳冰巖住在離車站不遠的一個旅館內,天黑的時候,警察來查房,盤問的內容除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外,還問他來奉天幹什麼?陳冰巖說是回家結婚,路過奉天,想買些土特產和結婚用品,順便看望一個十多年未見面的親戚。警察檢查了他的行李,沒有發現什麼破綻。以後,警察每天晚上都來查房,對從關裡來的人查得格外嚴格。陳冰巖那時只有二十歲,比較年輕,又是學生身份,警察不太注意。
  陳冰巖按著約定去接頭地點,連去三次都沒有碰到王耀南說的那個人。他很著急,不知道那個人出了什麼問題。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則,三天接不上頭,應立即撤離接頭地域。第四天,陳冰巖買了一張去吉林的車票,打算找三師的同學於化江,想通過他在敦化找個社會關係,在敦化開展工作。於是,他給於化江寫了一封信,說他最近由北平來此,想去吉林看他,叫他不要外出,在學校等他。將信發出後,陳冰巖拎著行李去了火車站。由於有一段鐵路被義勇軍破壞,吉林的火車晚點近二小時。陳冰巖無事可做,突然冒出個奇怪的念頭:何不再去接頭地點看看,萬一……於是,他將行李寄存車站,飛快地向地方法院跑去。
  來到地方法院的告示牌前,陳冰巖依舊是灰風衣、白圍巾、手拿報紙,在那裡轉悠。
  忽然,一個穿青色制服的男人出現了,他東張西望,彷彿在尋找什麼人。陳冰巖一陣狂喜,他慢慢向那人走近。
  那人發現了他,便主動迎上來問:「你是陳越君先生嗎?」
  陳冰巖見他說出了暗號,便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你北平有親戚嗎?」
  那人回答說:「我有一位王耀南表兄,他來信說你要來,讓我來看你。」
  陳冰巖立刻答道:「那就太謝謝您了。」暗號完全對上了,陳冰巖有說不出的高興。高興之餘,他想起按規定的時間那人超了三天,於是又問:「怎麼搞的,你怎麼才來?」
  「我,我生病了,」那人話題一轉,有些急不可待地問,「快告訴我,上級交給你什麼任務?」
  忽然,陳冰巖感到有點不對頭。按王耀南的說法,他是配合自己工作的,無權提任何問題,怎麼此人一反常態地問起什麼任務了呢?又聯想此人三天沒露面,不禁有些懷疑。他下意識地向四周看了看。憑他在情報學校所學的本領,至少看到了三四個可疑的人。糟了,此人不是叛徒,就是冒充的特務。
  「陳先生,我們到底有什麼任務啊?」那人不依不饒地追問。
  陳冰巖的心開始狂跳,這是他自畢業以來,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危險。他努力平靜自己緊張的心情,回想教官的話。「當你做為情報員接頭時,誤入敵人的圈套,一定要冷靜,不可驚慌,迅速觀察附近的有利地形,與敵人周旋,伺機逃掉。逃跑時盡量利用障礙物、交通工具和過往的行人作掩護,以其達到擺脫敵人之目的。」
  陳冰巖定下心來,向四處望了望,見對面是一棟辦公大樓,有三四個可疑的人在監視他。左面是街口,有個巡警,右面是條胡同……於是他有了主意。
  陳冰巖拉住那人的手悄聲說:「此處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說去。」
  陳冰巖拉住那人向右面的胡同口走去。後面的那幾個人悄悄地尾隨過來。
  兩人走進胡同。
  「陳先生,我們到底有什麼任務?」那人問。
  陳冰巖冷冷地看著他,「有什麼任務王耀南沒跟你說嗎?他可是跟我說你知道幹什麼。」
  「這……這,」那人有些急了,「表兄真的什麼也沒跟我說,他只說讓我來配合你工作。」
  「既然你知道是配合我工作,為什麼還問這問那,太不懂規矩了!」陳冰巖邊說邊偷眼觀看胡同裡的地形。
  那人好像感覺失態,忙堆起笑臉說:「對不起,我太心急了。這樣,我安排你住下吧!」
  「不急,我們再走走,」陳冰巖已經發現前面出現一條橫街,估計橫街的兩頭定是相通的。
  「陳先生,我安排你到奉祥旅館住怎麼樣,那裡交通便利,價錢又不高。」那人跟在陳冰巖的身邊嘮叨著。
  離橫街只有五六十米了,陳冰巖站住,冷冷地看著那人。那人以為他迷路了,便說道:「從這裡出去,是新街口,再往前去……」
  「我知道了!」話音未落,陳冰巖狠狠給了那人一拳。那人猝不及防,被打個滿臉花,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後面那幾個監視他的人見狀,立刻拔出手槍衝了上來。陳冰巖早有準備,幾步躥進那條橫街,往左一拐,幾步跑到大街上。
  陳冰巖一頭鑽進一個雜貨店裡,躲在了窗戶旁。 不久,只見那人捂著流血的鼻子帶三四個拿槍的便衣來到了大街上,他們東張西望,然後分頭朝兩個方向追去……
  此刻,陳冰巖方長長鬆了一口氣。
  陳冰巖看看表,離開車時間還有45分鐘,於是鑽出雜貨店,在街上兜了幾個圈子,向火車站走去。
  第三天,陳冰巖安全抵達吉林。他將行李寄存在車站,便直接去吉林第一工科學校去找於化江。在宿舍裡,陳冰巖找到了於化江,正好他要到吉林北山去搞測量實習,兩人便扛著器材來到了北山,一邊工作一邊聊了起來。
  陳冰巖望著遠處的山峰說道:「我們三師一別,也有幾年了,也不知老師和同學們都怎樣?」
  於化江把頭從測量儀上抬起來,神秘地說:「咱們的陳鴻鈞老師是抗日組織的成員,推薦了好幾名同學去哈爾濱參加抗日工作。」
  陳冰巖見於化江隨便談論此事,不禁嚇了一跳:「你可不許亂說,傳出去要掉腦袋的。」
  「瞧你,老同學間談談心,便把你嚇成這樣。」於化江離開測量儀,到山包上,「其實,我也不是對什麼人都講這些的。因為你跟陳老師關係好,思想又進步,所以才說這些。」
  「思想進步?」陳冰巖反問:「你指的是什麼 ?」
  「當然是反對日本人呀!」於化江示意他坐下,然後小聲說,「你的事我多少知道一點,自從民國二十三年秋天你失蹤了,我就猜出你是幹什麼的了,肯定去了那邊。」
  陳冰巖一時摸不清於化江的思想傾向,便沒有立刻表態。
  這時,於化江說:「你別有顧慮,我可以直言告訴你,我也參加了抗日組織。」然後,他笑了笑,「你想不到吧,我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了。」
  陳冰巖這才鬆了一口氣,他說:「我的確沒想到,你這個愛打籃球的人、偽滿籃球國隊的隊長也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向你祝賀。」停了停他又問,「你都做些什麼革命工作?」
  於化江搖了搖頭,「這是秘密,你就不用問了。我想,你幹的革命工作也不會告訴我吧!」
  兩人這時都笑了起來,陳冰巖感到一陣的欣慰。
  於化江問道:「你這次找我肯定有事吧?」
  陳冰巖想了想說道:「我想去敦化,你能不能給我介紹個社會關係。」
  於化江笑了笑,「你的事,我全力支持。容我明天去給你想辦法。」
  這時,天已近黃昏,於化江領陳冰巖去市內吃飯,路過學校時他要進去換衣服。陳冰巖便讓他到收發室看看寄給他的那封信到沒到。
  半個小時後,於化江神色緊張地出來,他將陳冰巖拉到一旁小聲說:「糟了,你寄給我的信讓日本訓育主任拿去了。我剛去收發室就告訴我日本訓育主任找我。我到收發室時,徐壯飛(三師的老師)也在跟前,他說陳守禮(陳冰巖)給你來信了。我說他不會給我寫信的,我們原來就不對頭,你是知道的。徐壯飛把信給我看了,他說陳守禮這幾天就來了,他是搞抗日鬧革命的,他來的時候你要報告。」
  陳冰巖緊張地說:「真對不起,連累了你。」
  於化江說:「沒事兒,我是籃球國隊隊長,日本人還未懷疑我。你是不能在吉林呆了,趕快走吧!」
  正好,陳冰巖的行李仍寄存在車站,於化江便急忙送他直接去火車站,買了去哈爾濱的火車票,離開了吉林。
  陳冰巖離開吉林不久,日本憲兵逮捕了於化江。日本憲兵對他嚴刑拷打,追問陳冰巖的下落。於化江受盡酷刑,堅決不承認和陳冰巖見過面。後來經陳鴻鈞組織有關人士疏通,他被保釋出來養傷。抗戰勝利後,在陳冰巖的證明下,解決了歷史問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終得善終。
  陳冰巖由吉林轉到哈爾濱,沒敢去阿城,想到道外去一位親戚家躲一躲。正巧,在景陽街碰上了鄧雲程。鄧雲程告訴他,他是由牡丹江來,路過阿城在家住了兩天。當天晚上就走了,他說他還要到別的地方去。
  陳冰巖惦念家人的安危,急忙問家裡怎麼樣?鄧雲程輕鬆地告訴他,一切正常,什麼也沒發生。
  第二天,陳冰巖回到阿城看望了父親,當天晚上即回來,第三天去奉天,住在離火車站不遠的旅館內打探一下情況。
  當時陳冰巖考慮,儘管接頭時出了問題,想必敵人是不會知道自己的底細。如果是這樣,莫不如在奉天城內搞一次行動,也算對上級有個交待。於是,陳冰巖戴了一頂禮帽,將帽簷壓得低低的悄悄走上大街。因為這裡離火車站很近,他便來到了車站的貨場附近。
  貨場內物資堆積如山,大部分都印有「大日本帝國軍用品」的字樣,搬運工人們在工頭的吆喝下,忙忙碌碌地搬運貨物。遠處的崗樓上,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端著帶刺刀的步槍注視著下面的貨場。陳冰巖心一橫:他奶奶的,老子要不在這裡弄出個響動,就白在蘇聯呆一回。
  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嚇了一跳,急忙轉身,準備逃走。
  不想,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鄧雲程。
  「咦,怎麼會是你?」陳冰巖驚奇地問。
  鄧雲程小聲說:「王耀南讓我來東北,主要是執行聯絡任務,奉天、新京、哈爾濱,整整轉了大半個東北。今天早晨你住進旅館的時候我就看到你了。本想和你打個招呼,不料,一眨眼,你就溜了出來,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怎麼樣,任務完成了沒有,如果完成了和我一同回北平吧!」
  陳冰巖將鄧雲程拉到一個僻靜處,悄悄地說道:「我還沒有完成任務,不能就這樣回去。」他向四處看了看,說道:「我想在車站貨場放一把火,教訓一下小鬼子!」
  「你瘋了,這裡日本人戒備森嚴,你想點火不是找死嗎?」鄧雲程吃驚地說。
  陳冰巖堅定地說:「這就是我的任務,無論如何也要完成!」
  鄧雲程見他態度堅決,只好表示配合他行動。
  傍晚,陳冰巖、鄧雲程買好了返回北平的車票,早早來到火車站候車室內。
  陳冰巖示意鄧雲程在座位上看行李,自己則懷揣一個汽油瓶鑽進廁所,趁站內的警察不備,從廁所的後窗跳出去,鑽進了貨場。
  縱火是很有學問的,有即時縱火,延時縱火,縱火時還要觀察被燒物品是否是易燃物,燃燒後能否造成最大的破壞。還要借助風向,這樣火勢才能燃燒得很旺。
  陳冰巖貓腰在貨場的貨堆裡穿行,一方面他要避開巡場的警察,另一方面還要躲閃崗樓上掃來掃去的探照燈。
  陳冰巖拿出一條手絹試了一下風向,是東北風,於是便向東北角的貨堆爬去。
  到了蓋著帆布的貨堆根前,陳冰巖蹲下來用手一摸,都是一包包軟軟綿綿的東西,大概是軍毯。陳冰巖心想,燒了這些毯子也行,讓小鬼子凍上幾天。他將汽油瓶從懷裡掏出來,去掉瓶嘴上的包裝,將一條泡在瓶嘴的棉花繩的一頭慢慢拉出來,用藏在鋼筆桿裡早已點燃的香火頭將綿花繩點燃。然後,他悄悄將帶著棉花繩的汽油瓶塞到了貨堆的帆布底下。
  陳冰巖見一切就緒,便順原路悄悄地爬了回去,從廁所的窗口鑽回去……
  檢票口開始檢票,旅客們在警察的監視下緩緩地向檢票口移動。夾在人群的鄧雲程拎著行李焦急地四處張望……
  「你在磨蹭什麼,到底上不上車?」一名偽警察沖鄧雲程吼道。
  「這就走,這就走,我在等一個朋友,」鄧雲程用手一指,「老總,你看,來了,他來了。」
  陳冰巖迅速和鄧雲程通過檢票口,登上了列車。列車徐徐駛出車站,陳冰巖的心也懸了起來。從上車到現在也有四五分鐘了,按著棉繩的燃燒時間,也該起火了。
  「快看,車站起火了!」一位旅客站在車窗旁驚叫著。陳冰巖、鄧雲程急忙將車窗拉開,將頭探出車窗。
  車站上空,紅光一片,烈焰騰騰,隨著滾滾濃煙,警笛聲,叫喊聲響成一片。
  火光映紅了車站,也映紅了徐徐駛出車站的列車。鄧雲程帶著敬佩的目光望著陳冰巖。此時,陳冰巖兩眼閃著激動的光芒,暗自歡喜。「但願這把火不僅是燒燬了一堆毛毯,也能喚醒東北同胞的抗日熱情!」
  到北平後,鄧雲程告訴陳冰巖,王耀南讓他執行聯絡任務時,碰上了一個姓陶的人,是吉林一工的學生,也是從蘇聯回來的。
  這時,陳冰巖才明白,陳鴻鈞在吉林一工隱藏的目的,原來是為國際情報組織輸送人才。
  1936年8月,陳冰巖又接到了王耀南來信,要他去上海和他接頭。
  陳冰巖立即到了上海,在黃浦江的一個小船中和王耀南見了面。陳冰巖告訴王耀南,奉天日偽特務、警察防範很嚴,很難下手。王耀南轉達了上級的指示,讓他再赴奉天燃燒日軍一個大型軍用倉庫,時間是三個月。陳冰巖提出需要助手。王耀南便委派鄧雲程作他的助手,並一再強調,一定要完成任務。王耀南告訴陳冰巖,從東北回來後要給他寫信,信仍由東北大學姚石君(姚文芳)轉。臨行前他發給了陳冰巖三個月活動經費。
  陳冰巖回到北平後即找鄧雲程商量,由他先去奉天佈置環境,開個小鋪做掩護,然後他再去。鄧雲程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鄧說,如果條件方便他就動手先燒。陳表示還是等他回去再搞。大約在8月下旬,鄧雲程和他母親走了,一去無音信。到了1936年11日,陳冰巖接到了鄧雲程的妹妹鄧瑞芝的來信,說鄧雲程回東北途中,在奉天被捕,遭受嚴刑拷打,是他母親花錢托人才放出來的,現在家養傷,原來委託辦的事辦不成了,要他是另想辦法。陳冰巖看到來信感到很失望,於是向王耀南匯報,讓他請示上級怎麼辦?
  11日底王耀南來信,他說上級看到陳冰巖的信後很震怒,認為他不中用,決定停止他的工作,讓他自找出路。
  此時陳冰巖精神很苦悶,生活也發生了困難。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他決定繼續戰鬥,到西北去投身中國工農紅軍,把自己在蘇聯所學的軍事技術貢獻給中國革命。
  1938年底,已是八路軍軍事教官的陳冰巖由延安出發,走了將近一個月,越過日寇多重封鎖線,於1939年1月來到晉東南八路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左權和他談了話,讓他先在總部教育科工作,籌備訓練班。1939年3月,訓練班正式開課,朱德總司令到會講話,鼓勵大家好好學習。訓練班的學員有四十多名,大多是連排幹部。
  1939年7月,日軍開始六路掃蕩,總部經常轉移,第二期訓練班沒有辦成。陳冰巖被分配到總部直屬的黃崖洞兵工廠作技術指導。10月,陳冰巖返回延安,去中央組織部談組織問題。後留在抗大三分校任教。
  1943年4月,陳冰巖被送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在那裡接受審查。半年後,對陳冰巖的審查結束,宣佈沒有政治問題。1946年5月,中央組織部解決了陳冰巖的黨籍問題。
第5節 王方:機智勇敢沖牢籠
 
  1935年6月,北平。
  「福榮居」是一家字號並不老的中式飯館,因它靠近東交民巷,顧客多是外國人,所以生意很火。在一間「雅座」裡,西服革履的王方正陪著吃得滿頭大汗的繆勒爾進餐。
  桌上的菜餚夠豐富的。有松花雞腿,熏臘鴨,糖溜虎皮乳豬,油茄青椒,石斑竹筍,菊花湯……還有純正的茅台酒。
  「真是太奇妙了,中國人竟發明了這麼多美味佳餚。」繆勒爾不住口地讚歎著。
  而此刻的王方卻不敢怠慢。繆勒爾這位情報將軍、特工大師親臨中國,想必是有非常主要的任務,看來自己的擔子不輕。
  繆勒爾在喝過大半瓶茅台酒後,開始轉入正題。他小聲說道:「馬克西姆,我希望你在滿洲能建立起一條真正的秘密戰線,」他示意王方湊過來,「你和你的同志將要擔負起哈爾濱、大連、奉天等地的情報工作,等待時機,迅速出擊,給關東軍造成最大的破壞!」
  王方點了點頭,「放心吧,繆勒爾同志,我會和我的戰友完成光榮的使命!」
  繆勒爾將一疊美元塞到他的手裡,「這是活動經費。今後隔兩個月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店和我碰頭。如果我有事,會派別的同志來的,到時拿這個和他接頭。」說完,他將一張美元一撕兩半,一半自己揣起來,另一半交給了王方。不知怎的,王方感到手中的這半張美元沉甸甸的……
  6月末,王方回到了哈爾濱。在道裡中央大街一棟白俄樓房的三層閣樓裡,王方召集自己手下的情報員開會。
  王方看了一眼在座的同志,嚴肅地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各自為戰,哈爾濱地區由我負責,奉天地區由張秀春負責,大連地區由王英負責。我擔任上海總部和滿洲組織的聯絡員。沒有特殊情況各地區的小組不要發生橫向聯繫……」
  很快,從7月開始,各組的情報員開始行動。王方以驚人的速度在哈爾濱、齊齊哈爾、平齊線王廟子等地發展了自己的情報員。張秀春在奉天吉村等地發展了組織。只是王英在大連的工作開展得並不順利,但上級並沒有責怪他。(事後方知,大連另有國際情報組在活動。)
  10月,東北的天氣漸冷,可哈爾濱北面的一條公路卻在加緊搶修。關東軍徵調了附近幾個市縣的數千名民工,開始緊張地施工。
  一天,王方繞到這座神秘基地附近,發現來往的軍車上都印有「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字樣。王方不禁有些疑惑:供水能有什麼秘密呢?但他還是如實地向上級作了匯報。幾年以後,蘇聯人才搞清楚。這個部門代號「731」,是支神秘的細菌部隊。
  1936年3月,抗聯第六軍二團在李兆麟的指揮下襲擊了老錢櫃偽森林警察大隊部。4月,趙尚志指揮三軍一部攻佔舒爾河街。5月,夏雲傑指揮六軍一、二、三團分兩路襲擊鶴崗礦山鎮。
  抗聯三軍、六軍在湯原一帶的活動極大地震撼了日偽統治者。同年秋,日偽軍對湯原、依蘭、通河、木蘭等地發動了大討伐,妄圖聚殲抗聯三、六軍等部。
  一天深夜,在哈爾濱道裡中央大街上的一棟俄式小樓的閣樓內,門窗緊閉,並掛上厚厚的窗簾。王方獨自一人鋪開一張軍用地圖,正細細地觀看。關東軍組織討伐隊進攻抗聯三、六軍所需部隊的兵員、武器裝備均需動用哈爾濱到佳木斯這趟鐵路線,如能破壞一段鐵路,炸翻幾列軍車,肯定能支援抗日聯軍的鬥爭。可是,選在什麼地段爆破合適呢?經反覆斟酌,王方決定在綏化與慶安之間的東津站下手,那裡是山地,便於隱藏,能打能退。爆炸地點確定了,新的難題又擺在眼前。這麼大規模的爆破,怎麼也得需500公斤梯恩梯炸藥,到哪去搞呢?王方陷入了沉思。
  9月25日,王方頭戴禮帽,身著長袍,來到了位於四方台的偽警察大隊隊部。他的一位同學在這裡擔任中隊長,雖然平時來往不密切,但在上學時兩人關係還算可以。
  王方剛進隊部,一眼就看見老同學周振忠正在那裡對部下指手劃腳。
  周振忠見到王方不禁一愣,但很快就笑著迎了上來。「老同學,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我路過此地,想起老同學在這裡高就,所以就想看看你。」王方拉住他說,「走,咱們喝兩盅!」
  兩人在警察大隊部不遠的一處酒館坐下,邊吃邊聊。
  「老弟,身居高職,有人有槍,很威風嘛。」王方給周振忠斟滿一杯灑。
  「別提了,」周振忠端起杯子將酒一口喝下。「這哪是人幹的活呀。日本人不信任你,老百姓又罵你,簡直裡外不是人……」
  通過初步接觸,王方認定周振忠是個良心未泯的人,可以利用。
  當天夜裡,王方住在周振忠的警察宿舍中,繼續長談。關鍵時刻,王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老弟,不瞞你說,我是抗日分子!」
  聽了王方的話,周振忠並不吃驚,「其實我早就有耳聞,你參加了抗日組織。我佩服你,你放心,我不會告發你的。」
  王方趁熱打鐵,「我要搞一次軍事行動,希望你能配合。」
  「你要我搞暴動嗎?這恐怕不行,」周振忠說,「我上有老,下有小,實在是沒辦法呀。」
  「不,只需你給我提供一批烈性炸藥就行。」
  「炸藥!」周振忠想了想,「我們警察大隊可沒有這玩意。不過,附近的日本倉庫倒是有……」
  第二天夜裡,周振忠帶著王方和一個叫張小明的貼身衛兵,乘坐一輛大卡車來到日軍倉庫附近。周振忠拎著一瓶酒和一隻燒雞,找到值班的日本少尉,又是喝又是吃地將他纏住。王方則在張小明的幫助下爬進倉庫,盜走了500公斤炸藥和三支「王八盒子」手槍。
  張小明連夜開車,將炸藥運到呼蘭河邊,裝上早已安排好的一隻帆船,順流而下直奔東津。第二天凌晨,在東津岸邊早己等候的情報組幾名同志趕著兩輛大馬車將炸藥裝上,直奔山裡。
  在早就選好的爆破地點上,情報組的同志揮鍬掄鎬埋設炸藥。
  清晨,當一列日軍軍用列車駛上東津路段時,就聽「轟隆」一聲巨響,路基被炸毀,列車出軌,接著發生了連串的爆炸聲……
  為繼續擴大戰果,王方指揮情報組織利用剩餘的二百多公斤炸藥,又在龍船和慶安路段進行了兩次爆破……一時間,整個濱綏線陷於癱瘓。
  日本關東軍正規師團與守備隊全線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搜查,最終也沒有發現王方等人的蹤跡。
  1936年12月4日,王方如約來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店和繆勒爾接頭。
  繆勒爾神情嚴肅地注視著王方,開口說道:「聽說你的組織在北滿搞了幾次大爆破,這很好,不過,你要記住,今後這類行動都要配合蘇聯的戰略意圖,擅自行動也許會達不到真正的戰略意義。」
  王方是個很有心計的人,儘管他不同意繆勒爾的看法,但仍是點頭說道:「我接受你的批評,下次行動一定要請示上級。」
  繆勒爾將身子往前傾了傾,「我要回蘇聯去,也許下次會是另外一位同志來見你。」
  王方笑了笑,舉起酒杯,「祝你一路平安。」
  就在王方剛返回哈爾濱的時候,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吉林省送爆炸器材時由於處置不當,發生爆炸當街被炸死。日本特務機關己開始追查此事。
  王方預感到事態的嚴重性,通令各地情報人員停止活動,嚴防給敵人破壞組織的機會。
  1937年初,根據上級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撤銷,成立4個省委和哈爾濱特委。
  2月上旬,哈爾濱日本憲兵隊特高課派出日偽特務在葦河逮捕幾名中共地下人員。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大逮捕。
  4月15日,日偽警察,憲兵進行大規模逮捕,在濱綏、濱北沿線逮捕207名「嫌疑犯」。在大逮捕中,範圍逐漸擴大,大連、柳河、盤石、奉天等地,共逮捕300餘人。中共哈東特委、哈爾濱特委、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哈爾濱市等地下組織均遭破壞。
  這時,哈爾濱另一支秘密警察——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警察署也開始積極行動起來。
  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設立於1907年2月5日,地點在南崗義明街27號(現花園小學)。1927年在總領事館設警察署。日軍侵佔哈爾濱後,便成了鎮壓中國人民的重要警特機關。
  4月25日,奉天地區負責人張秀春來哈爾濱與王方會面。一下火車便被領事館警察一名特務跟蹤。經過請示,領事館警察署指示那名特務暫時不要驚動張秀春,等待他們同夥出現。
  4月26日,王方決定按照上級的指示,放火燒掉哈爾濱東香坊機場。當天夜裡,王方和幾名行動隊員拿著汽油、硫磺等引火物悄悄潛到機場附近,剪開鐵絲網,鑽到了停機坪。
  這時,停機坪停著六七架日本飛機,王方等人立刻將引火之物放到飛機腹下。然後將汽油灑了一道,點著火,迅速脫離現場。
  頃刻間,停機坪上六七架飛機同時燃起大火,幸虧機場消防隊撲救及時,否則整個香坊飛機場都會化為灰燼。時值"大逮捕」時期,竟敢有人故意縱火,日本哈爾濱憲兵隊,偽滿警察廳頓感臉上無光。
  4月27日,張秀春和王方約好在南崗"尼古拉教堂」接頭。不料,領事館警察突然採取行動,一舉抓捕了張秀春。碰巧,王方有事未赴約,只是讓一個情報員來接頭,結果情報員也一同被領事館警察署的特務捕獲。
  張秀春和那名情報員被押到領事館地下監獄。經過嚴刑拷打,他們供出了王方的地址。很快,領事館警察署的大批警察包圍了王方的住處,將其當場逮捕。在其住處搜出大量日軍機密文件和一批照相器材,爆破器材,武器。一周後,王方組織的主要成員相繼被抓獲。
  幾天以後,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警察署將「王方案件」移交給日本哈爾濱憲兵隊特高課。
  由於王方組織是哈爾濱日偽警特機關破獲的第一個「蘇聯間諜集團」,關東軍憲兵司令部給予高度重視,派遣蘇俄專家大島正太郎中佐前來指導此案的審訊工作。王方一開始受到「優待」,被安排在一間舒適的房間內,由一名特高課曹長看管。
  審訊一開始,大島正太郎軟硬兼施,企圖誘使王方就範,王方始終橫眉冷對,不為所動。日本人惱羞成怒,將他關進一間真正的牢房內。
  「噹」,鐵門一開,王方被推進了一間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牢房。
  王方仔細打量牢房,四周都是石壁,只有一個一米見方的鐵窗,上面的鐵柵欄足有小拇指粗細。地上是一堆稻草和一床不知蓋過多少人的被子。
  午夜,犯人睡了,看守也睡了,王方開始行動,他從亂蓬蓬的頭髮裡取出一根鋼絲,迅速打開手銬腳鐐。然後,又從鞋底的夾層中抽出一柄純鋼的小鋼鋸條。
  「嚓嚓——」王方貼在窗口,用小鋼鋸輕輕鋸著窗口上的鐵柵欄。
  十分鐘後,一根柵欄被鋸斷。
  走廊傳來看守的腳步聲,王方佯裝睡著,躺在草堆上。看守從鐵門的小窗上望了望,又走開了。等看守走遠,王方爬起來,繼續鋸第二根鐵柵欄……三根柵欄鋸斷後,王方輕而易舉地鑽進了小窗,跳到地面,緊貼牆根,攀上房頂。
  王方在房頂上發現圍牆都帶電網,圍牆外不遠有一棵老楊樹,最近的樹枝距牆也就二三米。王方站起身,深吸一口氣,奮力躍起,像一隻敏捷的猴子般躍過圍牆,抓住牆外的樹枝,逃了出來。
  王方逃離監獄後,走胡同、鑽地溝,繞開巡邏的警察、憲兵,悄悄來到極樂寺附近。他見四下無人,便來到一棵大楊樹下,從根部的一個小洞裡掏出個油布包,裡面有偽造的「出國證」、「身份證」和一些滿洲幣。
  凌晨,王方在三棵樹火車站,偷偷爬上一列開往新京的貨車。等貨車一過德惠便下車,出了車站後,吃了東西,買了衣服,化了裝,又重新乘坐客車直奔奉天,最後逃到北平。
  王方越獄逃走,震動了整個「滿洲國」,此案相關的責任人都受到了嚴厲的處置。日本憲兵隊、日本特務機關、偽滿警察廳從上到下都開展了「自查」活動,進行深刻反省。
  日本憲兵隊哀歎「本來對王方一夥陰謀集團的審訊,已致暴露恐怖組織的一部分活動本質。但不幸隨著王方的逃跑,對此探明暫時受挫」。
第六章 與特高課周旋的人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6年1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古老的俄式房間內,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別爾津和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副處長阿爾布拉莫夫、共產國際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三人圍坐在壁爐旁取暖,壁爐內烘烤著幾個香噴噴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遞給別爾津,「別爾津同志,據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期間,斯大林命令您親自向他傳授諜報經驗,用於指導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這回事嗎?」
  別爾津接過白薯,說道:「是的,當時我代表聯共(布)中央提出的無產階級情報偵察部門的四項任務和一項基本原則,聽說後來對中共偵察部門很有幫助。」
  阿爾布拉莫夫也取出一個白薯說:「這件事我記得,四項任務是:1.打入敵人內部;2.搜集情報;3.懲罰叛徒;4.籌集經費。一項原則:偵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絕對不能用於黨內鬥爭。您還特別強調這是列寧和捷爾任斯基制定的。」
  別爾津用嘴吹了吹熱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國同志很能幹,他們有許多優秀的同志在我們這裡受訓,將來都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剝開白薯皮說道:「別爾津同志,瓦爾德爾和古斯達夫已經在中國展開工作了,聽說成績不錯。」
  別爾津吃著白薯說:「我熟悉他們兩個,他們不會令我們失望的。」
  阿爾布拉莫夫說:「是的,他們都經過戰爭的考驗,具有勇敢堅毅的性格和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相信會不辱使命的。」
  別爾津微笑地點了點頭,站起來掏出手帕擦了擦嘴,來到窗前,注視著外面紛紛揚揚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向他襲來……
  1938年7月,別爾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別爾津是蘇聯現代軍事偵察體系的締造者。1929年,由於共產國際的影響迅速擴大,紅軍得以吸收大量充滿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的歐洲各國職業革命家加入偵察部門,「二戰」時著名的佐爾格偵察小組和「紅色樂隊」就是別爾津在30年代初親手布建的。同時,別爾津也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情報偵察部門的指導者,他的遇害是當時蘇聯情報系統的一大損失,其消極後果在日後很快體現出來。
第2節 「滿洲」第二情報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雖然還有陣陣寒意,但從海河上吹來的春風已讓人感到了一絲溫暖。
  天津火車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動。身穿和服的日本僑民不時地耀武揚威地走過,行人對之抱以鄙視的目光。
  車站廣場的西南角停著一輛半新不舊的「福特」牌汽車。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輕人正焦急地站在車旁,不時向出站口張望。
  此人便是肩負重任的國際情報組織天津地區負責人楊奠坤,代號瓦爾德爾。
  隨著出站口湧出大批旅客,一個風塵僕僕的中年人出現在他的視線。楊奠坤幾步走上前去,親切地拉住他的手說道:「你……終於來了。」然後用手一指,「快上車吧。」
  這個中年人就是楊奠坤的助手張逸仙,代號古斯達夫。
  張逸仙緊緊握了一下楊奠坤的手,眼裡閃著喜悅的淚花。兩人向「福特」轎車走去。
  轎車啟動,駛向了英租界。
  轎車停在英租界17號路寶華里一幢樓房前,楊奠坤、張逸仙拎著行李進入樓內。
  兩人來到一間收拾得很乾淨的房間裡。
  楊奠坤拿起臉盆,用暖水瓶倒了些開水,「來,老張,洗洗風塵吧。」
  張逸仙脫去外衣走過去洗臉,坐在一旁的楊奠坤發現他走路有點瘸,不禁問道:「老張,怎麼搞的,你的腳?」
  「嗨,別提了,一言難盡。」張逸仙一邊洗臉一邊說,「越境的時候,我穿的那個大氈靴太彆扭了,走起路來一腳高一腳低的。沒走幾步『光喳』一下踩進水坑裡,拖出來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這樣,等我到哈爾濱的時候,右腳三個腳趾已經變黑,後來到醫院就割掉了。」
  「老張,你可遭罪了。」楊奠坤關切地說。
  入夜,兩人將窗簾放下,只開一盞檯燈,開始研究工作。
  楊奠坤開口說:「明天,我得趕快去見我們的領導人。他叫伊萬諾夫,是總參情報部的一名少將,現在蘇聯駐天津領事館坐鎮指揮。」
  張逸仙說道:「莫斯科情報學校的中國學員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歸他領導。」
  「不會的,」楊奠坤分析道,「總參情報部遠東指揮部設在上海,估計至少有二三個『格柏烏』的情報軍官在那裡指揮。學員們遍佈關裡關外,基本上自成系統,各自為戰。」
  「那我們這一組的任務是什麼?」張逸仙問。
  「見了伊萬諾夫就知道了。」楊奠坤微笑著說。
  第二天,楊奠坤獨自一人來到德租界中三街西側的一家德國書店,見到了伊萬諾夫。
  伊萬諾夫微笑著示意楊奠坤到裡面的書架前,然後小聲對他說:「你們的工作要馬上開始。從情報組織的序列上講,你們屬於滿洲第二情報組,總部設在天津,你當組長,古斯達夫擔任副組長。今後的任務是吸收新同志,調查日軍的軍事動向,迅速在天津至奉天一線建立情報點。」
  楊奠坤點點頭。「工作可以馬上展開,可是我們的經費已經光了,可否……」
  「經費不成問題,」伊萬諾夫從西服的口袋裡掏出個牛皮紙信封遞給他,「這裡有1000美金,等工作開展後,再視情況增補。」
  楊奠坤迅速將美元揣進西服口袋,「那麼,我如何跟您聯絡呢?」
  伊萬諾夫掰著手指頭說:「每月的11、21兩日上午我們見面。下次的會面地點是在法租界24號路利生貿易公司對面的餐廳。」
  楊奠坤回到住處,立即向張逸仙傳達了伊萬諾夫的指示。
  說幹就幹。楊奠坤、張逸仙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便建起了點線密佈的情報點,具體是:
  裴志亭:安東
  季書元:張家口
  閆荊撲:營口
  馮子彬:天津留守
  黃一民:錦州
  安非德(費得爾):奉天
  張之倫:哈爾濱
  楊省三:大 連
  註:安非德不久自動脫離組織,工作由費得爾接替。
  由於第二情報組工作量大,人員來往頻繁,楊奠坤和張逸仙換了一個工作地點,搬到了法租界知仁裡的一幢樓房上。楊奠坤為便於工作,以「大北廣告公司」業務員的身份來往於華北、東北各大城市,發展組織,下達命令。而張逸仙早年在家鄉濰縣當過東明中學的校長。便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來往於各情報點之間。同時,楊奠坤又將張逸仙的妻子張琴玲從呼蘭調到天津,以家庭的形式掩護情報機關。不久,張琴玲也參加了情報組織,成為組織中的秘密交通員。
  1936年1月5日,遼寧省岫巖縣王家堡子日軍守備隊在四道河村進行了一次大逮捕,奉天情報點的一名聯絡員在回家的途中被誤抓。結果他供出奉天情報點的有關情況,奉天的費得爾處在危險之中。楊奠坤感到事態嚴重,決定親赴奉天解救戰友。
  楊奠坤一到奉天,就趕到費得爾居住的胡同附近觀察情況。不料剛一露頭,就被一個日本特務盯上。楊奠坤見附近有一條小河,便向河邊走去。那個日本特務緊緊跟在後面。
  楊奠坤見一時無法擺脫,便站在河邊,掏出煙斗點燃,悠閒地吸了幾口。特務跟在後面不知所措,慢慢地向他走來。
  楊奠坤也不回頭,彎下腰裝作結鞋帶,從兩腿間窺見特務靠上來,就站起身,裝作無事的樣子。趁特務沒防備,楊奠坤猛一用力,將特務摔倒入河中,撒腿就跑。他對奉天的街道十分熟悉,見胡同就轉彎,七轉八彎到了大街上,上了一輛人力車,直奔火車站,乘上火車走了。
  雖然這次奉天之行有驚無險,但楊奠坤意識到那個情報點不能用了,便派劉士桓到奉天再造情報點。
  這時,哈爾濱的張之倫派女交通員陳琦來天津,交給楊奠坤一份情報。楊奠坤發現是日軍碇泊場司令部沿江駐軍的地圖和一份有關馬家溝日軍機場新轉場的十幾架戰鬥機的情報,感到非常有價值,對張之倫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然後,交給陳琦150元金票(日元)讓她帶回去作活動經費。
  1月11日,又是楊奠坤和伊萬諾夫接頭的日子。楊奠坤把陳琦送來的情報交給他後,兩人便來到英租界的一個小公園散步。
  伊萬諾夫感慨地說:「瓦爾德爾,記得那是1934年的春天,我在哈爾濱秋林公司門口將一個裝有經費和藥品的箱子,交給一個中國女學生。我一直弄不明白,你怎麼有那麼大膽量,讓一個小姑娘幹這種危險的事?」
  楊奠坤想了想,那是自己要去莫斯科受訓的前夕,伊萬諾夫同志代表上級要發給他們一筆經費和藥品,準備路上用,因當時他已被特務監視不便行動,便讓哈工大學生關志萍去辦這件事,想想是夠冒險的。楊奠坤笑著對伊萬諾夫說:「也許她是個女孩子,反而不會引起特務的注意。」
  伊萬諾夫笑著打了他一拳,然後,又感慨地說:「你不覺得今天很奇怪嗎?我們會面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以往。」
  「我注意到了,」楊奠坤看了一下手錶,「已經超過15分鐘了。」
  「我要離開這座城市,」伊萬諾夫說:「所以請你多陪我走一會兒,看它最後一眼。」
  「離開天津?」楊奠坤吃驚地問,「是回國嗎?」
  伊萬諾夫搖了搖頭,「自從1933年來哈爾濱領導你們工作,我已快三年沒回家鄉了。」停了停,他說,「這次我是去上海總部工作。」
  楊奠坤想了想,天津地處南北交通咽喉,從東北來的人比較多,張學良的保安隊也駐紮在這裡,認識自己的人很多,長期呆下去會暴露身份的,不如和伊萬諾夫一起撤到上海去。想到這裡,他開口說:「我有個建議,讓我和我的機關隨你一同到上海去吧!」
  伊萬諾夫高興地說:「這正是我要對你說的話。不過,這裡也要有人留下來工作。讓古斯達夫留下怎麼樣?」
  「可以,他年齡比我大,社會閱歷豐富,完全可以獨擋一面。」楊奠坤誇獎了一番張逸仙。
  「那麼,後天我們就動身吧。」伊萬諾夫說道。
  「還是等一等,」楊奠坤說:「古斯達夫正在安東,我要等他回來再走。」
  過了兩天,張逸仙完成任務回到天津,已是傍晚。他一進家門,發現妻子張琴玲準備了一桌豐盛的晚餐:紅燒肉、燉酸菜、悶刀魚、松花蛋……正當他發愣之際,楊奠坤拿著一瓶酒走了進來,「老張,回來了,咱們好好喝兩口。」
  「奠坤,」張逸仙疑惑地問,「這不年不節的,為什麼這麼破費……」
  「老張,」楊奠坤示意他坐下,「這酒是非喝不可的,恐怕以後咱倆一起喝酒的機會不多了。」
  見張逸仙一臉茫然不解的神情,楊奠坤又說:「第二情報組的指揮機關要跟隨伊萬諾夫同志撤到上海去,」他給張逸仙斟滿一杯酒,「上級讓你留在天津繼續工作,從此咱哥倆可就天各一方了。」
  兩人端起酒杯碰了一下,一飲而盡。二人一時都有些傷感,屋內籠罩著一種沉悶的氣氛,。
  楊奠坤小張逸仙17歲,但在艱難的革命鬥爭中,二人卻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33年冬,楊奠坤開始由中共北滿省委軍委的崗位上轉到國際情報組織中工作。當時工作條件艱苦,環境險惡,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衣著單薄,寒冷異常。恰逢張逸仙搞義勇軍失敗後也來哈爾濱潛伏。兩人不期而遇,一見如故,關係日漸密切。張逸仙當時手頭還寬裕,在人力物力上給予他極大的幫助。張逸仙就像一位好大哥,照顧他,幫助他。此刻,楊奠坤回想往事,感慨萬千。
  張逸仙此刻心情也是難以平靜。自從認識楊奠坤以後,他們一直在一起並肩戰鬥。在哈爾濱,他們頂風冒雪,走街串巷,散發傳單,貼標語;在莫斯科,他們勤學苦練,共同鑽研情報業務,一起成長為出色的國際情報戰士;回到天津,他們又一起發展組織,共同開創了新的秘密戰場。如今忽然就要分別了,真有些依依不捨。
第3節 張逸仙:活躍的古斯達夫
 
  ★ 張鼓峰下
  1936年夏天,天津。
  張逸仙獨自挑起天津情報組的工作後,發現與上海總部的聯繫,只靠交通員是不行的。有些時效性很強的情報是一分一秒都耽誤不起的。於是,他向上級打報告,要自制電台。
  很快,上級批准了他的請求,並匯來一大筆款子,作為自製電台的費用。
  張逸仙之所以要自制電台,是因為有兩個有利條件。一來,他有堅實的無線電知識;二來,自製電台所需的電訊器材零件是可以買到的。
  當時日軍尚未正式進駐天津租界,對電訊器材的管制還不太嚴格,除發射器材需持有工部局的許可證外,購買一般收報機零件不受限制。即使市面上沒有,張逸仙還可以在英租界白俄人經營的電料行中買到。張逸仙認識一個叫湯姆的美國水兵,是個無線電愛好者,手中的小型工具非常全,並存有英文無線電書籍。張逸仙便把工具和書買過來利用。到這一年秋天,陸續把電機零件購齊,隨即著手安裝,最後總算把電台製成,雖然外形不成樣子,但通訊效果卻出乎意外的好。這樣,天津和上海建立了無線電通訊。
  張逸仙居住的知仁裡這幢樓房,情報組租用了樓上的兩大間一小間。自從楊奠坤搬走後,張逸仙便將小間改裝成電台間。房東外號叫「田瘸子」,在樓下開了一個「英語補習班」,湯姆就是在這裡教授英語時認識張逸仙的。
  一天,湯姆來到張逸仙的住處,一見他便說道:「張,我要離開天津,回到夏威夷去。」
  張逸仙出於職業的敏感,覺得有問題,於是問道:「你是海軍陸戰隊的軍士長,回到夏威夷去是不是要晉陞你?」
  湯姆搖了搖頭:「我這個一級軍士長即使干到50歲,也不能再晉陞了。這次回去跟日本人有關,我們不想和他們發生衝突,所以才回國的。」
  這正是張逸仙所想知道的,他拿出一瓶「白蘭地」,給湯姆倒了一杯遞過去。
  「日本不是沒攻佔天津嗎?你們慌什麼?」
  湯姆接過酒杯喝了一口。「日本人野心不小,他們決不會只滿足佔領滿洲,遲早要向中國內地進軍。華北的局勢非常動盪,聽我們的長官說,中日很快會開戰,到時津浦線、北平機場、塘沽港、青島碼頭都會是日軍攻佔的重點。所以不僅我們海軍陸戰隊要撤,到時候僑民、領事館人員都會撤走。」
  張逸仙聽了暗暗吃驚,如果湯姆說的是實情,看來中日真的要爆發大規模戰爭了。
  張逸仙感到事態嚴重,馬上開始收集華北日軍的調動情報,真的看出了戰爭的跡象。1936年底,張逸仙將情報發往上海。到了1937年夏,果然「七七事變」爆發,日軍開始全面進入中國。
  9月30日,上海總部密電張逸仙:值此日軍大舉進攻之際,應組織所屬成員開展空前絕後之大規模破壞行動……
  終於可以和日軍明刀明槍地干了,張逸仙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向下屬情報點發出了向日軍交通線,後方基地發動襲擊的命令。
  冬季,張逸仙接到裴志亭的報告,說是日軍正在修築通(化)輯(安)鐵路通過的隧道,企圖早日將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的陸路交通連接起來。張逸仙想起,在輯安有一個煤礦工人出身的朋友宋君朋, 曾和自己在救國軍十一路軍一起抗日,於是張逸仙決定去輯安找宋君朋,搞一次爆破行動。
  張逸仙重新出關,從天津——北平——奉天——梅河口一路來到通化,然後換乘汽車,翻山越嶺來到輯安。
  宋君朋見到張逸仙非常吃驚,抓住他的胳膊搖晃著:「這不是做夢吧,張總參議怎麼會到我這裡來?」
  張逸仙聽他叫出自己在救國軍時的官職,連忙小聲提醒他:「別亂叫,日本人聽見就壞了!」
  宋君朋穿著一件破舊的黑棉襖,和頭戴水貂皮耳朵帽,身穿插黑色水獺皮領大衣的張逸仙站在一起,顯得格外的寒酸。張逸仙從便服口袋裡拽出懷表看了看。「現在是11點半,恐怕你還沒吃晌午飯吧?來,我請你下館子去。」
  「你大老遠來的,怎麼好意思讓你請客。」宋君朋不好意思地說。
  「你跟我還客氣啥,」張逸仙一拉他,「別忸忸怩怩的,快,頭前帶路。」
  兩人走進路邊的一家朝鮮飯館,吃著大燉菜,喝著狗肉湯,邊吃邊聊起來。
  「一晃三四年過去了,現在過得咋樣?」張逸仙漫不經心地問道。
  「別提了,我現在混得就剩一口氣了。」 宋君朋喝了一口燒酒,「媽的,都是小日本鬧的。」
  「要是跟他們干,你敢不敢?」張逸仙試探著問。
  「敢!有啥不敢?」宋君朋恨恨地說,「老子要是有槍就敢和他幹!」
  「那好,你想辦法給我弄點炸藥,咱們說幹就幹。」張逸仙往杯裡倒滿了酒。
  「總參議,你是還想幹救國軍?」宋君朋此刻兩眼閃著激動的光芒。
  「噓——」張逸仙示意他噤聲,「我現在改換門庭,不干救國軍了,不過,照樣打鬼子。你再找兩個幫手,要不怕死的,明天到你家見我。」
  第二天,宋君朋果然找來了三個棒小伙。
  張逸仙向大家宣佈:「鬼子不僅侵佔了咱東北,又想侵佔全中國,我們要起來跟他們干。現在我宣佈抗日爆破隊成立,第一個任務是炸毀通緝路的老嶺隧道。」
  「好哇,我等這一天很久了,」宋君朋大聲叫道,「擺弄炸藥就跟玩一樣。」他對一個黑小子說:「小山,你去大石溝工地偷炸藥。」對另一個大個子說:「小冬,你把你爹的獵槍拿來……」
  望著宋君朋精神抖擻的樣子,張逸仙彷彿又看到了那個衝鋒陷陣的救國軍戰士。
  夜晚,張逸仙和宋君朋在煤油燈下研究爆破事宜。張逸仙用鉛筆畫了一張草圖,他鋪在小炕桌上說:「老嶺隧道是聯接輯安和通化的關鍵地段,如果將其炸塌,日軍至少個把月不能通車。要炸毀隧道,你有辦法嗎?」
  宋君朋看了看地圖,「要想徹底炸毀隧道,得多埋炸藥槽,多灌藥,用電起爆器起爆。」
  「這樣工程量大不大?」張逸仙問。
  「估計,咱們幾個人一起動手,也得干四五個小時。」
  「那好,過兩天就行動!」
  幾天以後,在一個寒冷的早晨,張逸仙、宋君朋等人拿著工具、武器,每人身上背著50公炸藥悄悄向老嶺山區進發。大家走了60里山路,終於在夜晚到達老嶺隧道。
  宋君朋帶著小冬子用獵刀結果了兩個護路偽軍的性命,然後率大家鑽進洞內開始裝藥……二三個小時過去了,張逸仙懷抱偽軍的那支七九步槍在洞外的山坡上不停地走動。
  這時,遠處傳來一陣馬達聲。只見兩束耀眼的車燈射來。
  張逸仙大吃一驚:這肯定是鬼子的施工部隊。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靠近隧道。
  張逸仙趴在地上,拉開步槍的槍栓,衝越來越近的汽車放了一槍。
  「嘩啦,」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音,卡車停下來,從車上跳下三個鬼子躲在路旁。
  張逸仙樂了,原來這車上大概都是勞工,這三個鬼子是押車的,乾脆嚇一嚇他。
  「砰砰!」張逸仙一連放了幾槍,然後大聲喊,「老鄉,我們是抗聯,你們快跑吧。」
  這下子,車上的民工可聽懂了,他們紛紛跳車,向附近的山坡跑去。那幾個鬼子氣急敗壞,拿著槍大喊大叫。
  「砰!」又是一槍,一個鬼子中彈倒地,其餘的兩個鬼子又嚇得躲到了山坡後,胡亂放槍。
  這時,宋君朋拎著起爆器跑了過來,「總參議,你再堅持一會兒,等山子他們出來了就起爆。「說完,他跪在地上,將起爆手柄插在起爆器上。
  小山等人貓腰跑了過來,等大家坐穩後,宋君朋一扭起爆器,就聽隧道傳來一聲悶響,繼而驚天動地的爆炸響起,碎石隨著濃煙在洞口飛濺,霎時,整個隧道全部塌了下來。
  1938年1月,張逸仙通過「英語補習班」認識一個西醫李子濤,他在法租界開診所,張逸仙考慮,可以通過他買些西藥接濟抗日將士,於是兩人經常在一起喝酒,成了無所不談的朋友。
  進入2月份,張逸仙以奉天有朋友開醫藥店的名義,陸續從李子濤那裡購得近一百餘箱西藥。到6月份,張逸仙已將大部分藥品通過組織運往各地,經秘密渠道轉交給抗聯。
  6月13日,蘇聯遠東內務部長留希柯夫少將叛逃琿春,蘇軍決定在香山洞一帶加強戒備,調整邊防部署。關東軍立刻將這一情況通報給朝鮮軍、琿春駐軍及琿春特務機關,由這幾方共同監視張鼓峰地區的蘇軍活動,雙方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面對緊迫的局勢,楊奠坤從上海總部發來急電,要求張逸仙立刻潛入琿春地區,配合蘇軍遠東軍區派來的情報員偵察日軍動向。
  張逸仙再次出關,直奔中朝邊境的琿春。
  6月28日,張逸仙來到位於張鼓峰只有十幾里的二道泡子,秘密會見了蘇軍派遣的情報員。這是個二十多歲的中國人。他自稱是尤爾卡中尉,是蘇軍遠東軍區情報科的偵察員。他穿著一身中式服裝,身旁放著兩個大背包。張逸仙一眼便看出,其中一個背包裝著一台報話機,看來是要近距離發報。
  尤爾卡對張逸仙說:「古斯達夫,日本人開始往高地增兵,有跡象表明可能爆發衝突。上級希望你能及時地提供我們一些軍事情報。」
  張逸仙想了想,說:「在琿春,我有一位朝鮮情報員金英哲,我立刻派他過境去朝鮮偵察情況,你看怎麼樣?」
  「行,你快去琿春,明天到這裡跟我見面,」尤爾卡一指身邊的樹林,「我就住在地下的洞子裡。」
  當天下午,張逸仙便跑到了琿春,找到了情報員金英哲,向他佈置任務。
  金英哲連夜乘船順流而下,然後渡過圖們江來到了對岸的慶源。
  第二天,張逸仙返回了二道泡子,在小樹林的地洞裡見到了尤爾卡。
  7月2日,金英哲沒有消息。但是附近的日軍調動頻繁,張逸仙決定隻身潛到邊境線去看看。他來到了張鼓峰兩側的和睦口、丁家十里村一帶,見到處都是日軍……
  在以後的幾天裡,張逸仙穿著尤爾卡帶來的日本軍服多次在邊境地帶走動,偵察。並通過報話機發回大量情報。
  7月20日,金英哲終於從朝鮮返回來,經過多日偵察,終於得到了第一手情報。據悉,駐朝鮮軍第19師團,在師團長尾高龜藏中將的指揮下派出步兵4個大隊,山炮工兵2個大隊,野戰重炮高射炮聯隊的一部和工兵聯隊主力,向邊境集結待命,加上關東軍的4個大隊,共計萬餘人,於7月19日分別在四源、阿吾地、慶興集結完畢。
  尤爾卡見了上述材料如獲至寶,立刻用報話機把消息發送回去。
  蘇軍邊防部隊的一名情報軍官,一再通過報話機詢問,日軍何時發起進攻。
  這下可難壞了他們。因為這是日軍高度的軍事秘密,連日軍士兵都不知道。
  幾天後,和睦口這個位於張鼓峰高地腳下的邊界村莊的居民全被趕出家園,日軍一個大隊開了進去。
  7月26日,日本軍隊用運兵船在圖們江口渡江。連續三天,約有4000人渡過江口……
  7月29日,晨4時左右,從張鼓峰西側高地方向傳來了機槍,步槍的射擊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日軍大約有1個中隊分兩股向蘇軍據守的無名高地進攻。濃霧和小雨籠罩著山頭,雙方在交火後,展開了白刃戰……
  7月30日,日軍朝鮮軍第19師團,在炮兵的掩護下,向張鼓峰高地猛攻。
  槍聲,炮聲異常激烈,整整響了一夜。張逸仙和尤爾卡再也呆不住了,他們換上日軍的軍服,向張鼓峰高地跑去。
  8月1日,凌晨,張逸仙、尤爾卡爬上張鼓峰另一個高地的半山腰,向蘇軍據守的高地張望,只見大多數蘇軍邊防戰士陣亡……
  尤爾卡難過地低下了頭,喃喃說道:「為什麼不準備?我們不是提供了情報嗎?」
  張逸仙則冷靜地說:「也許是個策略,讓侵略者的侵略成為事實。我相信不久,強大的蘇聯紅軍就會反擊!」
  「可是代價太大了,」尤爾卡激動地說,「你看,那山頭上至少有六七十名戰士,他們……」
  「砰砰」幾聲槍響,對面山頭的日軍發現了他們,兩人只好撤下山頭。
  8月2日,金英哲渡過圖們江從朝鮮境內返回,又報告了重要情況。日軍第19師團準備動用三個聯隊,在8月3日發動猛攻。三個聯隊分別是:第七十五聯隊(聯隊長佐籐大佐),第七十六聯隊(聯隊長大城戶大佐),師團直屬預備隊,第七十四聯隊(聯隊長長勇大佐)。尤爾卡立即把上述情報發往剛剛增援到國境線一帶的蘇軍第39步兵軍軍部。
  8月3日,日軍全線出擊,遭到蘇軍的頑強抵抗,並用炮火進行攔截。6日,蘇軍用重炮轟擊佔領張鼓峰之敵,並出動了大批轟炸機進行轟炸。7日,蘇軍動用兩個步兵師,配屬500門火炮,300輛坦克,200架飛機,開始全線反攻。日軍丟下3000多具屍體,被迫放棄已佔領的陣地,退到圖們江口對岸。
  8月8日,蘇軍第39軍軍部通過報話機指示尤爾卡、張逸仙等人,迅速摸清日軍是否有擴大戰爭勢態的意圖。
  張逸仙認為這樣的情報只能通過竊聽軍用電話的方法,才能得到。於是,張逸仙三人帶上武器和竊聽裝置,潛到了科奇火車站附近的日軍第19師團指揮部一帶。
  很快,張逸仙等人便找到了軍用電話線。尤爾卡立刻將竊聽裝置安裝在電話線上。由於他不懂日語,整個竊聽工作由張逸仙和金英哲來完成。
  8月10日,張逸仙終於竊聽到重要內容,他興奮地對尤爾卡說:「小鬼子保密性也太差了,這麼重要的消息,竟然用電話傳達。快,記錄下來,東京參謀本部下達命令。關東軍增援的第15師團,第120師團,騎兵獨立旅團,重炮聯隊,工兵聯隊,6個高射炮中隊一律停止行動,就地待命。第19師團固守原陣地,不要擴大戰果。」
  尤爾卡立刻用報話機將這至關重要的消息發回蘇軍第39軍軍部。
  8月11日,蘇軍又投入一個師,增加了100門火炮,45輛坦克,50架飛機,總兵力達到三萬人,對據守幾個山頭的日軍發起最後的攻擊。日軍第19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殘部全部撤下張鼓峰,回到圖們江西岸。
  張逸仙等人終於圓滿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
  8月12日,張逸仙、金英哲送尤爾卡到邊境,準備越境返回蘇聯。
  臨行前,尤爾卡握住張逸仙的手說:「古斯達夫,你是真正的情報戰士,希望勝利的時候我們還能相見。」然後,他又和金英哲緊緊擁抱,激動地說,「這次偵察行動,你的功勞最大,回去後我要申請給你發紅旗獎章!」
  尤爾卡帶著勝利的喜悅離開了。張逸仙和金英哲也一同撤離,準備到琿春休息幾天,便各奔東西。
  8月13日上午,當兩人行至馬川子附近時,遇到了一隊日軍憲兵,要過來檢查。
  張逸仙想自己身上帶著武器、地圖和經費,一搜身非露餡不可,便和金英哲掉頭就跑。日軍憲兵緊追不捨,並不住地放槍。不幸,一顆子彈打中了金英哲的後心。張逸仙背起戰友,不顧一切地滾下山坡,藏在山溝裡,躲過了日本憲兵的追捕。然而,金英哲終因流血過多,長眠在深山之中……
  張逸仙擦乾眼淚,掩埋了戰友的遺體,又匆匆踏上了反法西斯戰鬥的征程。
  9月,楊奠坤從上海發來電報讓張逸仙,去遼寧尋找常傑男(安非德)。
  在張逸仙印象裡,安非德是個聰明好學的小伙子。從蘇聯培訓回國後,被楊奠坤派到葫蘆島工作,一直沒有音信。
  張逸仙乘火車來到錦西,然後換乘汽車來到葫蘆島,拿著常傑男留下的地址來到一處中式小院。張逸仙敲了敲門,開門的是位老者。
  張逸仙客氣地問:「有一個叫常傑男的先生是住在這裡嗎?」
  老者打量了一下張逸仙,問道:「你是他什麼人?」說著將他領進院中。
  「我是他朋友,順路來看看他。」張逸仙答道。
  「走了。那個姓常的小伙子怪的很,」老者打開一間房門,「他給了我半年的房錢,可沒住三個月就走了。」
  張逸仙跟老者進入這間滿是灰塵的房屋。
  「你瞧,」老者用手一指,「常先生的東西還在這裡。」
  張逸仙見床頭放著一個滿是灰塵的布包,他上前拍了拍灰塵,打開,裡面有一雙布鞋,一條毛巾,還有一本詩集。
  張逸仙考慮既然是常傑男的東西,留在這裡不便。於是,收拾起來夾在腋下,向老者告辭。
  又轉悠了幾天,還是沒有常傑男的消息,張逸仙只好返回天津。
  一天晚上,張逸仙在燈下翻看常傑男那本詩集,無意中發現封面硬紙板的襯裡有些異樣,他用手一摸,似乎裡面有一張紙。於是,他用小刀輕輕裁開襯裡,發現竟是一張帶字的便條。
  瓦爾德爾、古斯達夫:我沒有料到去莫斯科學習後,會從事如此危險的工作。我厭倦了,原諒我的不辭而別,安非德。
  張逸仙這才如夢方醒:原來常傑男早就脫離了組織。謝天謝地,這封信沒有落在日本特務機關的手裡。
  這一夜,張逸仙沒有睡著。他在反覆考慮:在光榮的革命隊伍中,在紀律嚴明的國際情報組織中,為什麼會出現常傑男這樣的人?不過他還算好的,畢竟沒有出賣組織。
  張逸仙在第二天用電台通報了常傑男的情況,並告之暫時沒有什麼異常。
  9月末,張逸仙剛回到家裡,張琴玲便告訴他,開診所的那個西醫李子濤被人以看病出診為名綁架去,已經三天沒回家了。夫妻正在閒話,忽然門鈴響了。張琴玲開門,見一身材矮小、30餘歲、身著灰色西裝操北京話的人走了進來。
  他開口自我介紹:「我姓杜,是海光寺日本憲兵隊派來的,想瞭解有關李子濤的情況。」
  張逸仙一邊讓座倒茶,一邊和他周旋,「杜先生,我和李子濤只是相識,沒有過深的來往。」
  那位杜先生把眼一瞪:「你要放明白些。李子濤私通八路,倒賣西藥,現已關押在憲兵隊。據他老婆講,有一個姓張的和他合夥倒賣過西藥,而這個姓張的有可能是八路的採買。」
  張逸仙不由吃了一驚,但仍平靜地說:「我是姓張,但李子濤姓張的朋友總不會就我一個吧,你們憑什麼懷疑我?」
  杜先生冷冷一笑:「我們調查過了,他和三位姓張的來往。一個是在北宸飯店旁開鑲牙館的牙醫,另一位是他兒子的同學,才15歲;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據我們瞭解,你是個神秘人物。」
  張逸仙給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個教書先生,平時做些小買賣,有何神秘?」
  杜先生將頭探過來。「你雖是教書先生,卻長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闊綽。據你的鄰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談,又能和美國兵對話,很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張逸仙微微一笑:「這有何神秘?我教書收入微薄,做些買賣補貼,手頭自然也寬裕些。我在東北呆了十幾年,自然會些俄語。我這樓下就是英文補習班,自然又學會了兩句英語,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混蛋,你的狡辯!」杜先生用日語罵了一句。
  張逸仙自然能聽懂日語,但考慮到自己已會兩門外語,如果讓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語,豈不招惹更大的麻煩,於是,他裝作聽不懂的樣子,愣愣地看著杜先生,「您說什麼?」
  杜先生見他不懂日語,微微一笑,「那好,我們先談到這裡。過幾天再來拜訪。」說罷起身。
  張逸仙鬆了一口氣,急忙送他下樓。
  在樓下,杜先生來到田瘸子開的英文補習班, 抓起電話以流利的日語向憲兵隊報告。張逸仙在一旁聽到,他向上司報告:張逸仙沒有什麼可疑的,不過此人背景複雜,可以為我們所用……
  杜先生走後,張逸仙預感情況不妙,便和張琴玲一商量,燒燬了一大批文件和資料,將電台拆開,砸毀零部件。然後,分別將其丟到法國公園的小河裡。
  不久,李子濤被釋放回來,一切恢復正常。
  10月,由於張逸仙毀掉了電台,無法與上海總部溝通,與上海總部的聯絡中斷。由於此時關內的中日戰爭日趨激烈,與上海交通阻隔,加之憲兵隊特務的騷擾,張逸仙和張琴玲決定撤離天津。年底,張逸仙、張琴玲返回東北,在呼蘭縣裴家鋪的裴家大院住了下來。裴家在當地也算是富戶,有一百多□地。裴家哥兄弟四個,長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廣在抗戰中犧牲,次子裴志亭是張逸仙領導的國際情報組織成員。
  張逸仙為尋找職業掩護,同時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東邊的四間屋裡開設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個學生。他穿起長袍馬褂,把頭髮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擺著四書五經、《金剛經》,供起了菩薩,燒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學究形象。
  1939年春節過後,張逸仙給上海的楊奠坤連寫了兩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張逸仙與上級徹底失去了聯繫。
  ★ 呼蘭河畔
  1940年春,張逸仙終於打聽到第二情報組的一位聯絡員尚在呼蘭縣城。於是,他滿懷喜悅前去找這個叫韋昌泰的人。不料,韋昌泰對革命已經失去信心,自己一個人逃回了關內,張逸仙和上級組織聯繫的希望又破滅了。
  與組織失去聯絡,不能繼續戰鬥,對張逸仙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為此,他決定冒一次險,到哈爾濱蘇聯使館去設法接上關係。
  春節過後,張逸仙來到哈爾濱,住在泰來街裴志堂的大女兒家,伺機與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接觸。
  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始終是日偽特務機關監視的重點對象。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與日本憲兵隊專門派遣特憲人員組成「特別外事班」,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館為目標進行諜報工作。他們在南崗花園街與木介街拐角的日本軍官宿舍樓頂設立了秘密監視哨,不分晝夜地監視蘇聯總領事館內的活動。
  3月的一天,張逸仙身著貂皮領大衣,頭戴旱獺帽,裝作一副紳士派頭,很自然地從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蘇聯總領館門前走過。這一次純屬「火力偵察」。他發現了領事館右前方樓上的觀察點和大門口左右幾個可疑的「小商販」。看來,想和領事館內的人直接取得聯繫實在是太困難了。
  入夜,張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關係呢?記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蘇聯領事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曾給他們送過去蘇聯的證明材料,這表明領事館內肯定有情報人員。他又想起,1936年伊萬諾夫在動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對楊奠坤說,哈爾濱蘇聯總領事館有一個叫庫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國際情報工作的。對,就找他!給庫茨涅佐夫寫封信。於是,張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寫了幾點內容:一是說明自己的代號和蘇軍總參情報部的關係;二是讓其將自己的情況向莫斯科匯報並給予工作指示;三是約定星期天早晨八時在南崗鐵路公園(今兒童公園)見面。
  為了能巧妙地將信送進領事館,又不引起特務的懷疑,張逸仙煞費苦心地想了一個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個晴天。木介街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門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領大衣的張逸仙和身穿藍狐領大衣的裴家大女兒領著裴家小孫子裝作散步的樣子走到蘇聯總領事館門前。這時,張逸仙讓小孫子站住,自己蹲下來,裝為小孩小解的樣子,迅速把寫好的信投入大鐵柵門之內。隨後,從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張逸仙準時去鐵路公園,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見人影,他頗感失望。後來,張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結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張逸仙感到蘇聯國內一定是全民動員,遠東地區蘇軍也會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顯身手之際,於是決定偷越國境,去找蘇軍情報部門。
  7月,張逸仙腰藏「金票」、「滿洲幣」,背了一個小包袱,乘車來到佳木斯,然後換乘汽車向國境線饒河進發。準備從烏蘇里江過境,直奔蘇聯國境小鎮比金。
  張逸仙因沒有「國境通行證」,只好曉行夜出,在撓力河一帶躲躲藏藏。
  一天,張逸仙來到了距饒河只有40公里的布開山。又饑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遠的山石縫裡流淌著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來。突然,從草叢中鑽出兩個人,不由分說將他摁倒,然後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樹林裡,七八個穿便衣拿槍的人站在那裡。張逸仙暗想:糟糕,看樣子,這夥人不是「謀略隊」就是日本人的「偵察班」,無倫如何也不能承認自己有越境的企圖。
  「說,幹什麼的!」扭住他胳膊的一個粗聲大氣的小伙子喝道。
  張逸仙裝作痛苦的樣子說道:「我去饒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個良民!」
  「良民,什麼良民?」另一個像是頭領模樣的人掏出駁殼槍,「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訴你,不說實話就斃了你。」
  這樣一來,張逸仙倒不害怕了,這些人看來是抗聯的人。於是,微笑著問:「同志,你們是抗聯的人吧?哪部分的?」
  這些人一下愣在那裡,過了一會兒,那個拿駁殼槍的人又說:「你別管我們是哪部分的,我只想問你是幹什麼的?」
  張逸仙剛想開口,又一想,這夥人不明真假,還是等等再說。於是,他慢吞吞地說:「我是寶清的教書先生,常給抗聯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覺得張逸仙沒說實話,便將他綁在一棵樹上,幾個人坐在地上埋鍋造飯。
  「我說你們小心點,做飯的炊煙別讓鬼子發現。」隨著話音,一個身材魁梧的人,腰裡別著一支蘇式左輪手槍,提著一隻山雞走了過來。
  張逸仙見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來了,1933年12月,張逸仙曾受命掩護黃振先等人去蘇聯學習。那批人員中有個中共滿洲省送過來的叫王福俊的共產黨員,就是眼前這人。
  「王福俊!」張逸仙大聲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幾步走過來,「你在叫我嗎?」
  「當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認識我了?」張逸仙由於高興,有些語無倫次了。
  做飯那幾個人笑了起來。其中那個粗聲大氣的小伙子說:「你這傢伙,死到臨頭還套近乎,什麼王福俊,他叫於保合!」
  於保合擺了擺手,制止大家的吵鬧,說道:「你們吵什麼?我剛參加革命時還真叫過王福俊。」他端詳了一陣張逸仙,「可我確實記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認識你的。」
  張逸仙激動地說:「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臉子望火樓上坎小公園內,皮鞋王說讓你跟黃振先去蘇聯,暗號還是我告訴你的。」
  於保合好像想了起來,「你是跟楊奠坤在一起的那個人,當時你說從綏芬河過境,見到蘇聯邊防軍就說——」
  「米哈依爾!」張逸仙脫口而出。
  「對,米哈依爾。」於保會笑了起來,「沒錯,你是自己人。」說完,動手給他鬆綁。
  大家紛紛圍攏過來。於保合指著拿駁殼槍那人對張逸仙說:「這是我們的抗聯二路軍二支隊長王效明同志。」然後,又對王效明說:「這位同志是國際情報組織的老同志,絕對可以信賴,不會有假。」
  王效明熱情地同張逸仙握了握手,「對不起,老同志,讓你受委屈了。」
  張逸仙善意地笑了。他萬沒想到,在長時間和組織失去聯繫之後,還能見到這麼多的同志。
  於保合向張逸仙介紹了一下自己的情況。從蘇聯學習回來後,便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由於日寇的殘酷「討伐」,抗聯傷亡慘重,餘部只好退入蘇聯遠東境內。他是學無線電的,便負責二路軍二支隊的電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隊長王效明等人從蘇聯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帶,準備在依蘭方向開展活動。
  張逸仙也把失去組織的事和他們說了,並請求於保合帶自己過境去找蘇軍遠東軍區的情報部門,恢復組織關係。
  於保合想了想說道:「目前還不行,我們要到依蘭一帶開展偵察活動,一時半時還不能回蘇聯。這樣,我先將你的情報用電台報告給周保中同志,讓他和蘇軍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錦一帶找我,聽我的回信。」
  張逸仙聽了非常高興,於是他說:「那就讓我和你們一起活動吧,我學過游擊戰,會爆破,會使用電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這樣,張逸仙和這支抗聯隊伍一起行動了一個多月。後來在一次戰鬥中,隊伍被鬼子衝散了,張逸仙只好又取道哈爾濱回到呼蘭,在裴家窩鋪潛伏下來。
  1942年秋,一個曾與裴志亭一起參加過抗日活動的「大赦分子」石國泰,為了陞官發財,向日本憲兵隊投靠,密報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佈置他監視裴志亭的行動。石國泰知道張逸仙在裴家教書,常以找老師寫條幅、畫扇面為名到大裴家窩鋪,尋找張逸仙的可疑行跡。種種跡象表明,敵人已對張逸仙十分注意,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因此,張逸仙向日偽當局申請回關內(因當時偽滿到關內屬出國,需申請,辦理「出國證」),第一次申請未被批准。後來收到山東寄來的信說家中兒女生活有困難,再次申請,終獲允許。不料這是日本特務設的一個圈套。他們早認定張逸仙是國民黨潛伏分子,以為他要脫離監視逃跑,故意放他離開呼蘭。結果張逸仙在哈爾濱站一下車,就被日本憲兵抓走了。
  進了憲兵隊的門,二話沒說,先是一頓毒打。接著問抗日救國軍的事。張逸仙心裡清楚,只要不扯上與共產黨的關係,怎麼都好辦,於是沉著冷靜,坦然應對。敵人覺得從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東西,就把他丟在牢裡。不久,裴志亭趕到哈爾濱,以500元滿幣和「春發祥」南貨店為擔保,把張逸仙保了出來。出獄時的張逸仙已是遍體鱗傷,在裴家大女兒家住了幾天後,便回到呼蘭裴家窩鋪養傷。
  轉眼到了1944年,張逸仙的傷勢已基本好轉,他決定再回關內,尋找組織,可是由於他是被日偽特務機關抓過的人,很難得到「出國證」。為此,張逸仙來到汪家井,找楊省三商量。楊省三也是國際情報組的成員,曾被張逸仙派往大連從事秘密工作,後來張逸仙和組織失去聯絡,他和裴志亭一起撤回呼蘭。
  楊省三聽了張逸仙的顧慮後,想了想說:「不如你再讓關裡的兒女來封電報,就說生活困難,急需你回家。當局也許會發你『出國證』。」
  張逸仙搖了搖頭,「就怕這招不好使。像我這樣的人,日本人是不會輕易放我的。」
  楊省三聽了也感覺難辦,沉吟了一會兒,忽然說:「也不是沒辦法,比如,找個有名望的地方紳士給你擔保一下,或許可以行得通。」
  張逸仙眼睛一亮。「好啊,那我就讓裴家擔保不就完了?」
  楊省三擺擺手:「不行,裴志亭也有抗日嫌疑,絕對保不了你的。」
  張逸仙有些洩氣。「我在這人生地不熟,找誰擔保?唉,看來我要困死在這裡了。」
  楊省三說:「我認識一個朋友,他是東沈家小學校長,叫許承武,今年三十四歲,原籍是北京的,為人厚道,講義氣,有威望,可以找他幫忙。」
  「那好呀,你馬上聯繫許校長,我們見見面。」張逸仙又看到了一線希望。
  正月十二,楊省三、張逸仙在呼蘭縣城黑瞎子胡同的新華菜館請許承武校長吃飯。大家見面後,彼此客氣了一番,坐下寒暄。張逸仙見這位許校長儀表堂堂,談吐不凡,先就有了好感。
  楊省三小心試探著說:「許校長,我這位朋友有點麻煩,急需入關,可『出國證』得需要但保,您看可不可以給張先生......」
  許承武聽罷,緩緩地說:「可這位張先生我並不熟啊!」
  張逸仙急忙開口道:「許校長,雖然我是外鄉人,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這個,省三可以作證。」
  「良民?」許承武慢慢抿了一口酒,「良民怎麼會被抓到憲兵隊去?」
  二人一聽,立刻啞口無言,呆坐在那裡。
  過了一會兒,許承武放下筷子,說道:「張先生的活動我有所耳聞,當過義勇軍的軍官,後來到關內與共產黨聯絡,現今又從事秘密的反日後動,可是個十足的『良民』啊。」說完,他的嘴角竟露出一絲微笑。
  張逸仙大驚,不由萬分緊張,暗想也許這位頗有聲望的校長就是日本特務。楊省三也沒料到會是這樣,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
  許承武見他們不說話,又笑了笑,說:「張先生不要緊張。可以告訴你,我不是日本特務,你的事我會幫你的。」
  張逸仙狐疑地問:「許校長,你真的肯幫我?」
  許承武點點頭,「我願意幫助你們。」
  楊省三在一旁試探地問:「這件事好辦麼?」
  許承武滿有把握地說:「這件事應該不難,我跟縣公署的一個職員很熟,找他幫忙一定行的。」
  張逸仙感激的說:「許校長,麻煩你了。」接著拿出一百元滿幣,「小小意思,你拿去打點打點。」說完將鈔票放到桌上。
  許承武立刻將鈔票塞回張逸仙的手裡,「張先生,你這是幹麼?我跟省三是好朋友,所以才幫你的忙,怎麼能收你的錢,趕快拿回去。」
  張逸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從心底裡感謝這位正直、善良、富有正義感的小學校長。
  2月初,許承武給張逸仙出具了「擔保證明」,連同張逸仙家鄉打來的電報一同報到縣公署。很快張逸仙的「出國」申請就被批准了。當許承武將「出國證」親手交給張逸仙時,張逸仙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關於許承武筆者作了考證,他1910年生於北京密雲,畢業於肇東師範,長期在呼蘭東沈家小學當校長,表面上和日偽來往很近,其實暗中做了不少保護抗日骨幹的活動。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由於一位蘇軍情報員在東沈家躲藏過,呼蘭日軍一個中隊包圍了東沈家村,並將幾門迫擊炮架在村口,要血洗該村。關鍵時刻,許承武用流利的日語和日軍中隊長交涉,最終令日軍撤軍。解放後,儘管許承武擁護共產黨,積極支援解放戰爭,但始終未加重用,反而降至為小學教員,1978年病逝。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許承武的妻弟羅明哲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任哈爾濱第一任教育局長。侄女婿藏宗盛是四野的營長,解放後曾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省軍區顧問。
  在一個清冷的早晨,張逸仙悄悄離開了戰鬥了近二十年的熱土,踏上了歸鄉的征程。

第4節 楊奠坤:神秘的瓦爾德爾
  1937年8月13日,侵華日軍對上海發動進攻,國民黨第3戰區部隊奮起抵抗,淞滬會戰由此展開。10月底,日軍從國內和華北戰場抽調至上海的兵力已達20萬人。11月9日,在給日軍造成重大傷亡後,第3戰區軍隊撤離防區,上海失陷。
  12月5日,外灘公園內,走過來一位身穿風衣的年輕人,他手拿一份報紙,似乎在等待什麼人。一會兒,一位身體魁梧的外國人走過來,兩個相視一笑,握了握手,向公園深處走去。
  原來,這是共產國際中國第二情報組的兩位負責人——伊萬諾夫和楊奠坤在接頭。
  楊奠坤有些焦急地說:「伊萬諾夫同志,由於淞滬戰爭的爆發,南北交通中斷,我與我的助手張逸仙失去了聯絡。」
  伊萬諾夫笑了笑說:「我們的聯繫怎麼能中斷呢?要知道這是一條真正的秘密戰線。」他小聲地告訴楊奠坤:「聰明能幹的古斯達夫裝配了一部收發報機,我們已經恢復了同他們的聯繫。」
  楊奠坤不由感到一陣欣慰。張逸仙果然不簡單,在艱苦的條件下竟能自制電台恢復通訊。
  楊奠坤問道:「那我在這裡做些什麼呢?」
  伊萬諾夫說道:「發展組織,擴大偵察範圍。」
  楊奠坤從外灘公園回到自己的秘密住所,法租界環龍路117號的一幢小樓上。
  在一間狹小的房間裡,楊奠坤坐到桌前,拿出密寫藥水開始向關外的幾處聯絡點書寫秘密指令。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為什麼習慣於拿槍的手卻拿起了筆,為什麼習慣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如今卻躲在這裡書寫情報?楊奠坤閉上了眼睛,彷彿這26年走過了一條漫長的路。
  楊奠坤,1911年9月28日,出生在黑龍江阿城縣農村一個農民家庭,他11歲進本村私塾學習。1926年夏考入哈爾濱市第二中學,逾二年,又考入哈爾濱東省特別行政區第一中學讀高中。1929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在中共滿洲特委工作。1932年進入中共滿洲省委負責軍委工作。1932年春,被哈爾濱日本憲兵隊逮捕,任憑敵人如何逼問,也沒洩露組織機密,關押兩個星期後獲釋。出獄後,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向他佈置任務,希望他到吉林的磐石地區開展武裝鬥爭。
  楊奠坤到磐石時,將中心縣委的小武裝「打狗隊」加以改編,繳獲了地主「大排隊」的二十多支槍,將隊伍發展三十多人,編成兩個小隊,做了斧頭鐮刀的紅旗,成立了「工農反日游擊隊」,並利用原有「反日會」農民群眾組織,擴大抗日宣傳,組織中朝農民聯合反日鬥爭,隊伍很快到二百多人,青年紛紛要求參軍,他們懲辦地主豪紳,沒收地主的糧食,震動了整個磐石地區。
  「工農反日游擊隊」的行動,引起了日偽軍的注意,日寇以一個中隊和兩個連的偽軍向磐石根據地進攻。游擊隊佔據有利地形,對敵人的進攻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在這次戰鬥中,楊奠坤腿部多處負傷,無法行動,而部隊又要轉移行軍,因此縣委決定送他回哈爾濱養傷。而楊奠紳的工作,由中共滿洲省委派遣楊靖宇(當時叫張貫一)到磐石來接替他。
  楊奠坤在哈爾濱就認識楊靖宇,當時,楊靖宇任全滿反日黨團書記領導哈爾濱工人群眾的反日鬥爭。楊奠坤和他同在滿洲省委工作,彼此在戰鬥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1932年7月,楊奠坤回哈爾濱養傷,10月,準備以中共滿洲省委特派代表的名義去磐石工作的楊靖宇來看望楊奠坤。
  楊靖宇拉住楊奠紳的手說:「君武(楊奠坤當時的名字),你們在磐石搞的不錯嘛,連哈爾濱人都知道磐石有個游擊隊,領頭的叫楊矮子,副手是個朝鮮人,叫李紅光。你們可是大大的有名呀!」
  楊奠坤從病床上坐起來,「老張,你的擔子也不輕,磐石那裡情況複雜,我們那支游擊隊裡什麼人都有,工人、農民、山林隊……如果不加以整頓會出大問題的。」
  「這個我考慮到了,」楊靖宇說:「我到那裡準備把這支隊伍帶好,爭取把它變成我黨在南滿的一支勁旅。」停了停,楊靖宇又忽然說:「你在那裡名氣大,聽說群眾都親切地喊你楊司令,乾脆,我也改個姓,今後就叫楊靖宇了,你看怎麼樣?」
  楊奠坤笑了。他改什麼姓都無所謂,反正他的真實姓名叫馬尚德。:「姓楊就姓楊吧,你長我六歲,咱們就算做親哥倆吧。」停了停他又說,「楊靖宇,好名字,我想這一定會成為一個響亮的名字的!」
  果然,楊靖宇不負眾望,很快整頓了那支部隊,將其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2軍南滿游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
  1932年冬,楊奠坤傷癒後,中共滿洲省委派他和王東周(綽號「皮鞋王」)同志一起,負責國際反帝情報組織的工作,從此楊奠坤開始了秘密戰線上的特殊戰鬥。
  1938年初,楊奠坤來到原來在哈一中的老師羅稷南的家中。羅的原名叫陳小航,是著名的翻譯家,他的弟弟陳紹韓曾是華爾頓手下的情報員,1935年被敵人殺害。楊奠坤希望羅老師能給他介紹一些進步青年,送到蘇聯去學習。羅稷南給他介紹了三個年輕人,日後都成了共和國的棟樑之才。
  1938年3月11日,在大光明咖啡館,伊萬諾夫與楊奠坤再次見面。
  伊萬諾夫說道:「瓦爾德爾,現在我把一個關係轉給你。明天,你到南京路中國銀行門前和一位姓金的朝鮮人接頭。」
  楊奠坤問道:「這個人是歸我直接領導嗎?」
  伊萬諾夫笑了笑,「不僅這個人歸你領導,他的組織也歸你領導。」
  楊奠坤的手下又有了自己的同志,他不再是孤軍作戰了。
  3月12日,楊奠坤在南京路中國銀行的門口佯裝換外匯的樣子和老金接頭。然後,兩人來到附近的街心公園長椅上坐下。
  「老楊,認識你很高興。從今以後我們就在你的領導下工作了。」老金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
  楊奠坤注視著老金,他理解這些亡國亡家的朝鮮同志,在東北的抗日聯軍中有大批朝鮮同志和中國戰友一起抗擊日寇,中朝兩國人民早已在戰鬥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楊奠坤在磐石搞隊伍的那個搭檔李紅光就是朝鮮族人。
  「老金,你們的組織有多少人?」楊奠坤問道。
  「五六個人吧,」老金說,「其中還有個日本人。」
  「不錯嘛,連日本人也能爭取過來。」楊奠坤又問,「老金,在上海還有別的朝鮮地下組織?。」
  老金說:「韓國國民黨、朝鮮革命黨、韓國獨立黨,三派在上海都有組織。」
  「好傢伙,你們朝鮮人有這麼多黨派,」楊奠坤好奇地問:「這些組織有統一領導嗎?」
  老金歎了一口氣,說:「韓國獨立運動的領導者金九先生,曾努力促成三派的團結,去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韓國光復運動團體聯合會,正要在長沙舉行三黨合併大會時,朝鮮革命黨成員李雲煥狙擊金九,致使合黨運動失敗。」
  楊奠坤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然後問:「老金,你是屬於哪一派的呢?」
  老金笑了笑:「我哪派也不是,我是名國際情報戰士,難道你不清楚嗎?」
  楊奠坤聽罷笑了,他感覺到眼前這位朝鮮同志非常的可愛。
  1938年7月23日,日軍華中派遣軍主力師團進攻武漢三鎮,中國第5戰區、第9戰區軍隊奉命抵抗,拉開武漢保衛戰的序幕。
  這時,伊萬諾夫交給楊奠坤一個任務,讓他火速趕往武漢,找蘇聯大使館武官沙赫夫,取回一批秘密文件。
  當時武漢正處於激戰中,執行這項任務無疑要冒很大風險。楊奠坤為能便於活動,帶上老金同去,因為老金的日語很流利,可以扮作日本僑民通過敵人佔領區。
  一路上,二人所經之處,到處是日本軍隊,到處是殘垣斷壁,到處是燒殺搶掠,到處也充滿著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滿鐵上海事務所的職員,一路上嘰哩咕嚕地,果然蒙過許多日本憲兵、特務。有時,日本軍隊還專門派幾名士兵護送他們。8月上旬,日軍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陸,楊奠坤三人只好繞道北渡長江,溯江而上,乘船進入漢口。當找到漢口蘇聯大使館臨時住處時,卻聽那裡的中國房東說,大使館早已遷往重慶,楊奠坤不覺感到懊喪。
  這時,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說:「大使館有位將軍臨行前把這封信交給我,說如果有人來找他可以將這封信給來人。」
  楊奠坤如獲至寶,急忙接過那封信拆開,信是用俄文寫的,大意是:使館已撤離,如有人找大使館聯絡事宜,可到漢口玉帶門車站附近的伊蓮娜咖啡館聯繫。
  楊奠坤和老金急忙趕往「伊蓮娜咖啡館」,咖啡館的主人伊蓮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國婦女。她聽二人說明來意後,不動聲色地將他們讓到裡面的小客廳。
  兩杯濃香的德國咖啡擺在二人面前,伊蓮娜坐在他們的對面,打量許久,忽然開口問道:「蘇沃洛夫統帥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佔的土耳其伊茲梅爾要塞嗎?」
  楊奠坤知道她在對暗號,立刻用流利的俄語回答道:「不,蘇沃洛夫統帥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佔土耳其伊茲梅爾要塞的。」接著楊奠坤反問道:「我想請教,魯緬采夫是蘇沃洛夫的學生嗎?」
  「恰恰相反,魯緬采夫是蘇沃洛夫的老師。」伊蓮娜說完站起身來,「我是10號情報員,歡迎你們來到漢口情報站。」
  楊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蓮娜的手。
  伊蓮娜從沙發座墊下面取出個大方牛皮紙口袋,鄭重地說:「這是沙赫夫將軍搜集日軍的重要情報,它包含著將軍同志的心血,希望你們能安全地將它交給上級。」
  「放心吧,伊蓮娜同志,我們會用生命來捍衛它的。」楊奠坤和老金接過牛皮紙口袋,鄭重地說。
  楊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楊奠坤始終為那包文件發愁。這兵荒馬亂的,萬一讓日本憲兵查出這批文件,可怎麼辦?最後還是老金想了個辦法。他將戰場上一具日軍通訊兵遺體上的圖囊打開,取出一個日軍軍用封套,上面印有日軍軍旗和「絕密」等字樣,把那些文件統統裝進了軍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憲兵隊的盤查,一看到印有「絕密」字樣的大口袋時,就急忙免檢放行。就這樣,二人順利地返回上海,將文件交給了伊萬諾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楊奠坤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處。他一進屋就倒在床上,閉上雙眼,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他剛從伊萬諾夫那裡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蘇軍總參情報部部長、卓越的反間諜專家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被秘密處決了。
  楊奠坤怎麼也搞不明白,一個忠誠的蘇維埃戰士,紅色政權的保衛者,怎麼一下子會成為「人民的敵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師長、可信賴的上級,同時,也為蘇維埃政權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這時,楊奠坤才明白,為什麼「戈比旦計劃」遲遲沒有實施。隨著別爾津的被捕,一個規模龐大的偵察計劃也化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萬諾夫約楊奠坤來到外白渡橋,他們一起眺望黃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頂四層大樓。那是蘇聯駐上海總領館。
  「瓦爾德爾,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伊萬諾夫非常傷感地說。
  「你是要回國嗎?」楊奠坤輕鬆地說,「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沒回到祖國了。」
  「可我愛這個國家,愛這裡的人民,」伊萬諾夫動情地說,「這裡有我的事業,我的戰友。」
  「你隨時都可以回來麼。」楊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會再回來了。」伊萬諾夫沉重地說。
  「為什麼?是因為別爾津同志的事嗎?」楊奠坤驚訝地問。
  伊萬諾夫沒有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還有另一個原因。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關閉了,後天我將和總領事鮑·米·西曼斯基回國。」
  楊奠坤感到了一種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問:「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
  「你的新領導人會來找你的。」伊萬諾夫掏出一張舊美元遞給他,「記住,他叫喬琪。」
  8月的一天,蘇軍總參情報部派來了新領導人喬琪,他是以美國一家公司經理的身份來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館,他和楊奠坤見了面。
  喬琪面色陰沉,從無笑容,說話生硬,跟伊萬諾夫簡直是鮮明的對比。
  喬琪嚴肅地對楊奠坤說:「世界形勢發生了新變化,中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致力於搞靜態情報。你與以前的上級和同志們聯繫的聯絡點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規定在外面接頭。如果連續三天接不上頭,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規定的時間地點接頭;仍接不上,就說明是對方出了問題,要立即切掉聯繫;如果失掉聯繫,到備用地點,在牆上或電線桿上寫1+15+8,即1月15日8時,即可聯繫。」
  楊奠坤覺得,喬琪這個人有一套,是個富有智慧的間諜。但欽佩之餘,又多少有一些敬而遠之的感覺。
  1939年,歐洲戰局突變。9月1日,德國軍隊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等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30日,德軍佔領波蘭全境。一時歐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成立江南指揮部,一部分兵力在揚州、泰州、天長、六合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寧滬線從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軍在中國戰場速戰速決的企圖和誘降陰謀也沒有得逞,它的陸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難以機動,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計劃受挫。
  一天,喬琪在法國公園內向楊奠坤下達任務,讓他獨自一人作為信使去香港,取回東京蘇軍諜報員送來的「十萬火急」的情報。
  楊奠坤打點行裝,乘海輪從黃浦港出發,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到達香港。
  在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一幢洋樓裡,楊奠坤見到了從東京來的情報員安娜·克裡斯蒂安森·克勞森。她是佐爾格領導的「拉姆扎」小組交通員,馬克斯·克勞森的妻子。
  安娜和楊奠坤互通暗號後,打開旅行箱,將一捆金屬棒交給楊奠坤。
  安娜鄭重地說:「瓦爾德爾同志,這些金屬棒都是空心的,裡面總共裝有30卷膠卷,上面記錄著日本、德國的最新軍事情報。你一定要將其保存好,送到喬琪同志的手中。」
  楊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屬棒,看不出什麼破綻,他問:「安娜同志,如果敵人問我帶它是幹什麼用的,我將怎麼說呢?」
  「這個我們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寫滿德文的證明書說,「你帶上它,上面有德國克虜伯公司的印章,證明金屬棒是一種工業用探測棒。你就是上海辦事處的中國僱員。」
  楊奠坤乘一艘日本「海雲」號客輪返回上海。不知怎麼搞的,這艘客輪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碼頭。憑直覺,楊奠坤預感到出事了。果然,從碼頭竄上一大批日偽警察、憲兵。
  一名警察命令楊奠坤打開皮箱檢查,當看到金屬棒時,楊奠坤拿出證明文件向他解釋。這時,一名憲兵曹長走過來,偽警察將文件遞給他看,憲兵曹長看不懂,命令將楊奠坤先帶到碼頭警察值班室再說。
  楊奠坤拎著皮箱,跟著日偽憲警來到值班室。那個日本憲兵曹長很認真,撥通了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電話,核實情況。一小時後,一個自稱是領事館秘書彼肖夫的德國人來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沒問題。然後,彼肖夫便用德語和楊奠坤談了起來。幸虧,莫斯科的情報學校校長繆勒爾是德國人,楊奠坤學會些簡單的德語。便和他應付起來。彼肖夫很熱情,親自將他帶出值班室,並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楊奠坤婉言謝絕了他,不過表示,改日一定登門拜訪。
  為防止意外,後來楊奠坤假意去拜訪了幾次彼肖夫,以示聯絡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楊奠坤在外灘附近跟喬琪接頭回來,見一群日本僑民圍著報攤興高采烈地議論什麼。等那幫日本人走後,他也過去買了一份報紙,展開一看,差點暈過去,只見報紙上用大號字寫道:「關東軍討伐隊與滿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殺滿洲共產軍匪首、宿敵楊靖宇……」下面記敘楊靖宇於1940年2月23日在江縣三道崴子附近戰死的經過。最為殘忍的是,敵人割下他的頭顱向日本天皇「遙拜」,後來又把這顆頭顱「獻送」新京——偽滿洲國首都,報功請賞。楊奠坤再也忍受不了這巨大的悲痛,踉蹌地回到住所。
  楊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開報紙,望著楊靖宇遺體的照片,淚如泉湧。他鋪開紙,飽蘸濃墨,揮筆寫下一首詩:
  十冬臘月天,松柏枝葉鮮,
  英雄楊靖宇,長活在人間。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國際情報組「大連行動隊」被日本警憲機關破獲,負責人A.鮑威爾潛逃,紀守先於8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大連警憲機關捕獲。共產國際滿洲情報組織開始暴露在日偽機關的面前。為此,喬琪命令楊奠坤暫時停止活動。
  1941年春,經過一段考察,楊奠坤認為羅稷南的妻子倪琳思想進步,聰明能幹,便將她發展為情報組織成員。
  1941年6月22日4時30分,法西斯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未經宣戰就向蘇聯發動全線進攻。蘇聯軍民奮起抵抗,從此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同時,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政黨和組織都起來保衛蘇聯。
  這時,喬琪又命令楊奠坤恢復行動,搜集日本是否會對蘇聯進攻的戰略情報。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對美國駐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實施突然襲擊,同時分兵多路對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屬地進行入侵,太平洋戰爭爆發。
  12月末,由於日本軍隊進入各國在上海的租界,楊奠坤小組的工作陷入被動局面。遵照喬琪的指示,楊奠坤將老金的那個小組交給了倪琳。從此以後,楊奠坤只同喬琪保持惟一的單線聯繫。
  1942年9月14日,是楊奠坤與喬琪在法國公園接頭的日子。可是一連三天,始終沒見喬琪的人影,楊奠坤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16日這一天,他磨蹭很晚才回到住處。剛進房門,樓下房東喊他接電話。楊奠坤急忙下樓聽電話,裡面傳出喬琪的聲音,他用英語說:「你快走!」接著就聽到電話被打掉的聲音。楊奠坤立即返回房間,匆忙收拾好用作活動經費的美金就要轉移。但沒等他下樓,門外闖進來幾個持槍的日本便衣,二話不說就將他押上了囚車。
  憲兵將楊奠坤押到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連夜開始審訊。楊奠坤只說自己做買賣拿佣金,有時也倒賣外幣。審訊官追問他與喬琪的關係,他就說是在回力球場認識的,兩人一起喝過酒,喝過咖啡。審訊的人見他不吐實情,就對他用刑,一次、二次、三次,他一口咬定和喬琪是普通朋友。楊奠坤明白,進了日本憲兵隊,別想活著出去。多說早死,少說遲死,不說也死。
  第二次審訊時,審訊官向楊奠坤拋了一點誘餌:「喬琪是蘇聯派來的破壞分子,反對皇軍。你反不反對皇軍?」
  楊奠坤開始飛快地思考:總在喬琪身上兜圈子,對自己不利,不如用單純的愛國主義思想把事情岔開。於是,他爽快地說了一句:「反對!」
  審訊官一聽大感意外,想不到這麼快就打開了缺口。忙問:「你為什麼反對皇軍?」
  楊奠坤說道:「日本人侵略中國,每一個中國人都反對,我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審訊官大概覺得有門,竟耐心地開導他:「皇軍不是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我們都是亞洲人,要共存共榮,中日要親善。」
  楊奠坤立即接口反問:「既然是亞洲人,要親善,為什麼要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政策?
  「皇軍殺的都是壞人!」
  「在南京殺害了十幾二十萬的中國平民,難道他們都是壞人?!」
  「不許你詆毀皇軍!交代實質問題!」
  「把中國軍隊派到日本去殺光、燒光、搶光,你反對不反對中國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壞了!」
  日本人看楊奠坤針鋒相對,步步不讓,大罵他頑固,繼續對他用刑。幾個大漢在地板上將他摔了好幾個跟頭,用大皮靴狠踢他的頭部,又用火燒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過去,又拖到院裡用冷水潑醒。
  第三次審訊,審訊官更進一步交底了,他說道:「喬琪承認與你秘密進行了反對皇軍的事。你還把一個女人介紹給喬琪,又轉而介紹到另一個外國人手裡。」
  楊奠坤一聽立刻明白,上級下級都被捕了。於是,他橫下一條心說:「他們說的都是假話,要麼就是你們造謠!我介紹女人給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認了反對皇軍嗎?憑這一條你們就是同黨。」審訊官指責道。
  「我反對皇軍侵略中國,沒有對皇軍採取破壞行動,充其量只是個思想上的問題,你們無權把我和破壞分子連在一起。」楊奠坤申辯道。
  審訊員罵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著又惡狠狠地對他說:「不管你承認不承認,照樣殺你的頭!」
  楊奠坤心想要殺就殺吧,反正自己也活夠了。與其這樣活著,不如去黃泉路上見自己的好兄長楊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灣日本軍事法庭對楊奠坤等人進行公開宣判。楊奠坤因為剛患了一場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來,只好由兩名憲兵架著他走進法庭。他模模糊糊地聽到:楊奠坤因參加蘇聯派遣的破壞團進行反對皇軍的活動,被判處8年徒刑。首犯蘇聯人喬琪被判處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隨後楊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監獄。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在中共上海地下黨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關押近5年的楊奠坤終於獲釋出獄。隨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被轉送到青浦的新四軍淞滬支隊根據地。不久,楊奠坤轉入華東局,又開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謀略放火團」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6年2月,蘇聯,莫斯科。
  阿爾巴特街茲納緬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樓的寬大房間中,代理情報部長謝苗·彼得洛維奇·烏裡茨基將軍從辦公桌後走了出來。他滿頭黑髮,黝黑的臉膛兒,鬍髭修得很窄,一雙棕色的眼睛閃著聰慧、堅毅的目光。共產國際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視著他。
  烏裡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說道:「瓦西裡,你記錄一下。」他思索片刻說道,「鑒於日本軍閥在滿洲地區不斷地加緊對蘇聯的敵對行動,我命令:滿洲境內的各個情報小組應以空前的熱情行動起來,破壞日軍的軍事設施及交通,給日本軍閥以沉重的打擊。各小組均獨立作戰,不發生任何聯繫。每個小組以作戰成績來進行獎勵的評定。」
  廖雯初見烏裡茨基停頓下來,便問道:「將軍同志,您還有指示麼?」
  烏裡茨基微笑道:「沒有了,親愛的瓦西裡同志,你可以發報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夾,轉身離開了烏裡茨基的辦公室。
  廖雯初,1938年蘇聯肅反擴大化時被錯捕,遣往蘇北科美自治共和國勞動改造。在中共中央的過問和關懷下,1951年回國,恢復中共黨籍,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研究員。1964年病逝。

第2節 「滿洲」第一情報組
 
  「自昭和九年秋開始,前後經過七年時間,依靠極端暴戾的抗日意識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聯繫頑固而巧妙的組織網,以智能的、化學的手段睨視日、滿、中樞軸要港——大連地區及以此為中心的各地國防用材,已完成百餘件令人為之戰慄的謀略破壞工作,並進一步企圖向滿洲、支那的重要地區及朝鮮、日本本國的重要城市加強和擴展其潛在勢力,逐步而斷然地實行對重要設施的破壞工作,以達到其攪亂後方,使日本的勢力衰減,進而消耗日本軍隊活力陰謀。這一暗中活躍的陰謀組織,便是可憎的對日大謀略放火破壞團……」
  這是1941年2月6日,大連《日日新聞》發表的一篇題為「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大檢舉」文章的部分內容。其中被日寇稱之為「可憎的對日大謀略放火破壞團」,就是共產國際國際情報組織(實為蘇軍總參情報部)領導的「國際抗日行動隊」。
  1934年7月23日,剛剛從蘇聯歸來的國際情報組織成員紀守先來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館,秘密會見了國際情報組織中國地區負責人A.鮑威爾。
  A.鮑威爾,蘇軍少將,總參情報部情報專家,以美國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鎮上海,指揮中國境內各情報組織的工作。
  鮑威爾向紀守先下達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連為中心的國際情報組織,對日軍後方基地進行最猛烈的破壞。同時他讓紀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譯,全權處理各地情報組織的工作事宜。
  這樣,從工作代號上被稱作「滿洲第一情報組」的情報組織開始了活動。
  由於A.鮑威爾的極度信任,情報組織的工作部署、人員調動、經費分發等都由紀守先來完成。各地情報匯報也要經過紀守先,爾後再上報鮑威爾。黃振先為天津地區負責人,兼上海、天津、大連的交通聯絡員;趙國文為大連地區負責人,兼管安東;李志賢為安東地區負責人,後兼管營口;營口地區的負責人是安得利;旅順地區的負責人是李壽山。A.鮑威爾還向日本大阪、神戶、長崎和朝鮮派遣情報人員。1934年夏,各地情報組織負責人各自就位後。A.鮑威爾曾數次聽取紀守先的工作匯報。他指示各地,特別是大連,要迅速擴大組織,發展情報隊伍、大力進行放火爆破活動。
  1934年夏,國際情報組織派進大連地區的第一個負責人是趙國文。
  趙國文,1912年2月生於河北省昌黎縣一個店員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親一起遷居吉林。第二年母親病逝,入哈爾濱第一孤兒院, 1925年靠公費入濱江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加入抗日鐵血救國團。後又加入李海清義勇軍、東北民眾救國軍等抗日組織。1932年返回哈爾濱,經北滿國際情報組織成員王北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入黨。後經楊奠坤介紹,於1933年12月赴蘇聯受訓。回國後即被派到大連開展工作。
  趙國文來到大連後,由於沒有找到有利於開展活動的掩護職業,不久就被派遣到奉天,隨後又被派往安東。此後,上級又調旅順地區負責人李壽山為大連地區負責人。李壽山來大連後,發展了第一個情報員鄒立升。但不久,李壽山在大連找到了公開職業(汽車司機)作掩護,由於收入不薄,從此對情報工作消極起來。上級決定調李壽山去天津受訓,李怕受到上級處罰,逃跑了。1935年,紀守先先後把他在北平發展的王耀先、張守義派來大連為負責人。王耀先在大連時間不長,就被調往唐山開展工作;而繼任的張守義則由於私吞活動經費,也很快被召回天津受訓。1936年3月,上級將秋世顯由北平調來大連。
  秋世顯,生於長春一個官宦之家。曾在天津南開大學當過旁聽生,後在北大附屬景山實習學校學習。1932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12月經張守義介紹加入國際情報組織。
  不久,上級又將趙國文從安東調回大連。在趙國文、秋世顯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所發展,並發展了石永貴、宋德貴等一批成員。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上級將破壞的重點轉向華北,將秋世顯、石永貴、宋德貴、鄒立升等骨幹由大連調到天津,將趙國文調往青島,開展對日放火爆破活動。大連的工作轉由王木青負責。
  1939年9月,上級又將趙國文、秋世顯、黃振先調回大連,並指定黃振先為大連負責人。
  黃振先,山東招遠縣孫家窪村人。1919年赴哈爾濱市學印刷,後又自營印刷業,不久停業。 「九·一八」事變後,加入抗日鐵血救國軍。後經楊奠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2月赴蘇受訓。1934年5月回上海,後調往天津指揮大連地區的工作。
  為了對大連地區造成空前規模的破壞,大連情報組織成立了「抗日行動隊」,分別由趙國文、秋世顯率領。趙國文行動隊成員有油坊工人黃振先,周水子陸軍倉庫工人王有佐,日清油坊工人劉永祿、孫文芳等,主要活躍在甘井子地區一帶;秋世顯行動隊成員有紅房子碼頭工人王金泰、李化鈞,小車伕於守安,油廠工人吳成江、陸炳義等,主要在寺兒溝一帶活動。
  另外,為配合大連行動隊的活動,國際情報組織還分別成立了天津、青島行動隊,一般是由大連地區負責人交替指揮。天津行動隊成立於1936年,其成員多為東北學生,如東北大學學生凌玉安、李國棟,東北中學學生張文奎。1938年3月,上級又從大連選派有經驗的行動隊員石永貴等人來充實天津行動隊的工作,而精明能幹的石永貴則很快又發展了於錫政、李玉生等人。1938年2月,秋世顯奉命潛入青島,創立青島行動隊。7月,大連地區負責人趙國文又和秋世顯對調,來青島工作,很快發展了張同宴、黃成山等人。
  縱觀國際情報組織「滿洲第一情報組」的工作,在1935年至1940年之間基本上屬於動態情報活動,而其屬下的三個行動隊則在大連、青島、天津地區造成了空前規模的破壞。僅以大連為例,行動隊從1935年至1940年,共放火爆破57起,給日軍造成的損失達日幣兩千多萬元(據1941年2月6日《滿洲日日新聞》),按1938年物價折算,能買白面一千萬袋以上。再加上青島、天津兩地的戰果,日寇損失的總幣值近五千萬日元。

第3節 烈火雄心
 
  ★ 復仇的火焰
  1934年7月,紀守先根據A.鮑威爾的命令,派旅順地區負責人李壽山來大連,接替調往奉天、安東等地區活動的趙國文。
  來到大連以後,李壽山進入一所汽車技術學校學習汽車駕駛、修理技術,結識了富有正義感和愛國熱情的學員鄒立升。經過一段時間考查,李壽山決定發展鄒立升為國際情報組織大連地區的成員。鑒於今後開展的活動主要以爆破、縱火為主,張壽山便對鄒立升重點傳授縱火技術,很快鄒立升就掌握了放火藥的調製技術,他曾多次出入市內橋立町丙寅醫院購置放火藥原料,並在石道街自己的家中試制了一個放火藥包。經過試驗,發火效果不理想,故沒有投入實戰。
  1935年3月,李壽山又發展了滿洲油漆會社職工高緒慎為情報組織成員。
  正當鄒立升積極準備開展活動之際,李壽山卻由於領取汽車牌照,成為一名收入可觀的司機,逐漸產生了消極的工作態度,企圖過一種所謂「安靜」的生活,放鬆了對部下的領導。鄒立升毫不猶豫地挑起了組織工作的重擔,成為該組織的實際負責人。
  6月,鄒立升在自己的住宅中又調製了一個放火藥,交給高緒慎,讓他在滿洲油漆會社做個「試驗」。由於高緒慎考慮在會社放火,弄不好會被日本人發現,丟了飯碗,產生了牴觸情緒。在實施放火的時候,故意將放火藥丟棄在會社附近的水溝裡,而對鄒立升卻謊稱已將放火藥裝置在會社的場區內。
  幾天過後,鄒立升見會社貨場沒有起火,知道高緒慎說了假話,便再次調製一個發火藥交給高緒慎。他語重心長地對高緒慎說:「高大哥,上次的事我也不再追究,不過,這次無論如何要成功。小日本在我們家鄉橫行這麼多年,也該讓他們嘗嘗苦頭。干吧,讓日本人嚇一跳!」
  也許是鄒立升的話起了作用,高緒慎在6月25日潛入會社貨場內,在清漆罐中放置一個放火藥。下午8時05分,清漆堆放處燃起了大火,據悉造成了一萬二千五百元的損失。
  滿洲油漆會社的起火,在當時影響並不大,日偽當局僅把它當作一起意外失火的案子,造成的損失也微乎其微。但是,這把火卻是大連地區的首次「反日縱火」,以這一天為開端,在以後長達6年的時間裡,國際情報組織行動隊燃起了一次又一次極為猛烈的大火,將反日的烽火逐漸燎遍關東大地。
  1936年初,日軍在京津一帶到處屯兵,大有一舉吞併華北之勢。紀守先根據鮑威爾的命令,向天津地區負責人黃振先下達指示:組建行動隊,在平津地帶展開對日軍後方基地的大破壞。黃振先身為各地區情報組織的總聯絡人,早已考慮了這方面的問題。所以一接到命令後,立即著手行動,將東北大學學生凌玉安、李國棟,東北中山中學學生張文奎組織起來,成立了以學生為骨幹的行動隊。
  5月25日,凌玉安來到天津英租界二十一號路耀華里72號黃振先的住處。黃振先取出一包TNT炸藥交給他。「這是10公斤炸藥、雷管、引線都在上面。記住,按操作規程辦。」
  凌玉安接過炸藥包,準備起身離開,又被黃振先叫住。
  「你就這樣走嗎?」 黃振先說著拿出一個籃子遞給他,「把炸藥包裝進去,你拿炸藥包大模大樣走出去,讓英國巡捕看見可就壞了。」
  凌玉安急忙將炸藥包丟進籃子中,又將一些蔬菜胡亂蓋在上面……
  儘管凌玉安膽小怕事,缺乏經驗,但仍然由他射出了天津行動的第一箭。
  5月28日下午7時,凌玉安身穿鐵路員工制服,挎著一個裝滿炸藥的工具包,悄悄潛入天津、塘沽之間新河附近的路段,埋設了黃振先交給的那包炸藥。他將長長的導火索拉到一處土坡的後面,準備用火柴點燃。由於緊張,連劃幾次都劃不著火柴。他穩定一下心神,用顫抖的手劃燃火柴,點燃了一支香煙。
  一陣轟鳴,遠處駛來一列火車。雖然天色開始暗淡,但仍能看清是一列日本軍車。因為車頭上毫不掩飾地掛著一面「太陽旗」。
  這是中國的領土,日本軍隊為什麼能暢通無阻地橫行?炸翻這趟坐滿強盜的列車,又有什麼可怕的!想到這裡,凌玉安毅然將香煙頭摁在了導火線上。「哧哧……」導火線燃起火花,飛快地向前燃燒。那列軍車也越駛越近……「轟隆!」一聲震天動地的響聲傳來,只見鐵軌上竄起一團火球,夾雜著濃煙直飛天空。那列軍車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炸,頃刻間,十幾節車廂脫軌,翻到了路基旁……
  凌玉安目睹此景,完全被成功的喜悅所震撼,他忍不住爬上土坡,振臂高喊:「我成功了!」
  然而,這個良好的開端沒有能堅定凌玉安的信心。這個年輕人終於在同年8月悄悄地脫離了組織,不知去向。
  1937年2月,秋世顯、趙國文行動隊員成功地燒燬了大連日清制油廠,獲得了一次不小的勝利。然而,這時,作為大連地區負責人的張守義,卻日益腐化墮落。他高傲自大、無工作能力,還尋花問柳,激起了行動隊員們的普遍反感。為此,秋世顯、趙國文都深表不滿。在多次勸阻無效後,二人將張守義的所作所為向上級做了匯報。鑒於張守義的種種表現,上海指揮機關將其撤銷職務,調到上海受訓。
  這樣,趙國文升格為大連國際行動隊負責人,秋世顯為副手。同時,鑒於該地區的重要性,派遣天津地區負責人黃振先兼任大連地區交通員,頻繁往來於大連、天津之間,指導大連地區工作。
  趙國文、秋世顯沒有了束縛,放心大膽地幹了起來。兩人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終於將大連國際行動隊的工作順利開展起來。使大連地區的工作上升一個新階段。從4月到6月,黃振先指揮趙國文、秋世顯、石永貴等人在各自的活動地域連放了幾把大火,燒燬了不少日本軍用物資。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偽加強了警力,上海指揮部指令停止活動。正當中華民族遭受空前劫難的時候,卻突然停止了工作,黃振先、趙國文,特別是秋世顯,都對上級的決定表示不滿。三人經過秘密協商,得出如下共識:
  「大連地區不能服從上級部門因對時局的認識不當而發下的指令,乘這一大好時機,必須果敢地完成行動隊本質使命,為抗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實行『地區獨立工作』。同時,也應該看到,由於鎮壓機關的嚴格警戒和日本人對中國人警戒增強等客觀形勢,必須更加隱蔽地進行工作。」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趙國文、秋世顯等人開始了大連地區自創設組織以來,必須與上級部門拉開距離的一種特殊的工作方法。這一時期,為大連行動隊的獨立活動時期。
  由於上級機關停發了工作經費、放火原料,大連行動隊的工作陷入極端困難之中。趙國文、秋世顯等人毫不氣餒,自籌資金,改用蠟燭、汽油、輕油作放火原料,繼續進行戰鬥。
  鑒於中國戰士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也由於紀守先的多方努力,A.鮑威爾終於在8月下達了恢復「活動」的指令。
  9月初,紀守先為大連行動隊爭取到了大批的活動經費和大量的放火藥。但由於黃振先此時仍在大連指揮工作,經費、放火藥一時無法分發下去,上海指揮部只好責成楊奠坤、張逸仙「滿洲第二情報組」的交通員張琴玲暫時代理交通員的職務,火速將經費、放火藥送到大連行動隊。
  由於補充了經費,添置了放火藥,大連行動隊準備大幹一番。
  10月5日,在寺兒溝「公聚興」飯鋪裡間的一間小屋內,黃振先召集大連的骨幹分子開會,決定選擇吾妻車站軍用倉庫為目標,進行一次大的行動。因為行動隊成員宋德貴正好在吾妻車站工作,對那裡的情況十分熟悉。
  10月10日,敷島廣場警官派出所後身,電車修理廠的工人正在試驗剛修好的電廠設備。向北望去,一個日本兵扛著上了刺刀的長槍在崗樓上來回巡視。崗樓上伸出的鐵板上醒目地寫著三個大字:吾妻驛。這便是日本陸軍專用車站倉庫,存放著大量軍需物資。崗樓下面,一群苦力工人正從平板車上往倉庫裡搬運貨物。兩個日本監工手持大棒,橫眉豎眼地斜瞪著每個工人,生怕出現差錯。
  上午9點多鐘,從碼頭方面推來二三十輛滿載貨物的鐵輪平板車,停在倉庫門前。日本調度長平野指著車上的貨物,凶神惡煞般地嚎著:「小心的幹活!」
  夾在工人中間的宋德貴,見此情景,也高聲附和著:「要小心的幹活,小心的幹活。」
  宋德貴今天特別賣力氣,他從庫到車,從車到庫,來來回回干個不停,乘機把發藥放進了貨垛中。監工的日本人見他忙得滿頭大汗,伸出大拇指誇獎他:「你的大大的好!」
  宋德貴受到表揚,幹得更歡了。225號門前的貨卸完了,別人都去休息,他又跑到227號倉庫門前幹了起來。
  這一天,可把宋德貴累得夠嗆。可他心裡那個高興勁兒就甭提了……
  傍晚,院子裡駛進來一輛黑色小轎車,倉庫主任田中率部下急忙走出辦公室。
  這是每天的一次例行檢查。
  田中領著上司小澤在院子裡檢查了一圈,然後自信地帶頭進了225號倉庫。
  倉庫裡的垛位擺放得有條有理,整整齊齊,小澤一邊走一邊說:「不錯,真不錯。」
  受到上司的稱讚,田中洋洋自得:「227號也是這樣。」說著,與小澤等人向227號倉庫走去。
  就在田中拉開227號倉庫大門的一瞬間,一股火苗突然竄了起來。田中一夥驚呆了。過了一會兒才大聲驚呼:「來人救火呀!快來人呀!」
  工人們已經下班,倉庫裡只有幾個執勤人員。慌亂中,他們只顧救227號倉庫的大火,卻不知225號倉庫也著起火來。待火光驚動了大廣場(今中山廣場)消防署時,兩座庫房已經燒得有皮沒毛了。
  宋德貴站在寺兒溝的小山上,眺望著遠處的滾滾濃煙,像父親欣賞著剛出生的兒子,心裡充滿了驕傲。
  據事後估算,這場大火,使日寇損失近六十萬元。
  ★ 越燒越旺
  1938年2月末,上海總部再次將黃振先調回天津,同時抽調大連行動隊的骨幹分子秋世顯、石永貴、宋德貴一併到天津工作。
  選派的精兵強將匯聚天津之後,黃振先立刻在英租界二十一路耀華里的雜食鋪召開會議。
  黃振先在會上著重指出:「鑒於日本軍隊對中國內地咄咄逼人的態勢,有必要在天津製造幾起大爆炸,打亂敵人的運輸。我們的主攻方向就是塘沽和天津之間的鐵路!」
  2月28日,黃振先和秋世顯裝扮成賣雜貨的小販,推著一輛手推車來到天津站以東大連沽附近的鐵路線旁。
  中午,兩人裝作很累的樣子,在路基旁坐下,觀察下手的地點。
  這時,兩名巡邏的日本兵持槍走來,一見兩人,便如臨大敵地撲了過來。
  「你們什麼的幹活?」一名日軍上等兵端著帶刺刀的步槍大聲吆喝。
  「我們的小買賣,累了,歇一歇的幹活。」秋世顯站起來,從車上捧一把花生遞給上等兵。
  兩個日本兵把花生「嘎吱」、「嘎吱」大嚼了一陣子。然後,上等兵一揮手,「這裡不准休息的幹活,通通開路的!」
  黃振先和秋世顯急忙起身推起小車離開。
  走出不遠,黃振先見日本兵已經走開,站住說道:「我看這裡埋炸藥正好,是個三岔口,一炸兩個方向的火車都完蛋!」
  兩人立刻行動起來。秋世顯解開麻袋,將花生倒在車上,從袋子底掏出一大包炸藥。黃振先也從另一個袋子裡摸出了雷管、導火索。兩人將炸藥包塞到枕木中間……
  傍晚8時,大連沽鐵道線發生爆炸,一列日軍軍用貨車被掀翻在路基旁。
  3月18日,秋世顯、石永貴化裝成賣菜的農民,挑著菜擔子來到天津站東一帶的鐵路線附近。兩人一邊走一邊機警地察看四周。
  石永貴是遼寧奉天凌中縣人,在北平時與秋世顯同是東北中學的同學。石永貴為人機警、仗義,與秋世顯過從甚密。當秋世顯到大連工作時便將他從奉天招來,參加了國際情報工作,奉命潛入大連日軍陸軍倉庫。
  兩人選好一處理想的爆破地點,見四下無人,便迅速撂下菜擔子,從筐裡拿出炸藥、雷管、導火索,緊張地忙碌起來。
  下午5時30分,天津站以東約二華里處鐵路發生爆炸。雖沒掀翻列車,卻使那段鐵路的通車中斷了十幾小時。
  自從秋世顯、石永貴等一批精兵強將調離大連以後,大連行動隊的組織開始鬆散下來,士氣也低落了不少,幾個月苦心建立起來的完整行動體系發生了動搖。整個大連地區工作的重任都壓在了趙國文一個人的肩上。趙國文打起精神,通過各種方法爭取更多的工人參加組織,努力保持行動隊的戰鬥力。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趙國文組織中的行動人員又充實起來,活躍在第一線的人員主要有:王金泰、宋德貴、吳成江、周文禮、張學貴、陳更茂、居德義、閻祿增。這是一批抗日的先鋒,這是一批真正的反法西斯戰士。
  3月20日,在趙國文指揮下,陳更茂對大連碼頭東部503號堆積場實施放火;3月24日,行動隊員王金泰再次在大連碼頭東部501號堆積場放火,造成敵人十幾萬元的損失。
  趙國文覺得這兩次縱火對日寇震動不大,決定實施一次空前規模的大火。經過反覆考察,他將目標定在了甘井子石油化學廠。
  大連灣北側甘井子碼頭區,座落著滿洲石油株式會社,化學工廠區就在碼頭廠區的裡面。甘井子石油化工廠是當時最大的石油加工廠,擔負著關東軍和部分華北日軍的石油供應,戰略意義非同尋常。
  為了更好地炸毀這個龐大的石油廠,趙國文和該廠工人吳成江在4月6日特意來到工廠附近觀察,兩人從中午一直守候到半夜。
  約午夜時分,一隊日本空軍的油罐卡車隆隆駛進甘井子煉油廠。正是運送航空汽油的時候了,儘管現場沒有一個中國工人,日本警備隊仍然迅速拉出警戒線,刺刀在強烈的燈光下閃著寒光……
  偵察完畢,趙國文和吳成江回到他們的居住地楊家小鋪,躺在地鋪上研究對策。
  「小鬼子防備很嚴,從外邊很難下手,」趙國文對吳成江說,「你看能不能從內部想想辦法?」
  「難啊!」吳成江歎了一口氣,「單說這放火藥就很難帶進去。你知道麼,日本人讓工人脫光衣服,連褲襠都搜,你說……」
  趙國文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問道:「你們上下班都經過哪些程序?」
  「上班搜身、交身份牌,下班搜身、洗澡、交牌,換衣服出來。」吳成江說。
  趙國文想了想,又問:「你們洗澡用的肥皂是日本人發的嗎?」
  「一開始還發,後來不怎麼發了。」吳成江說道:「大慨是讓工頭扣下,私自賣掉了。」
  趙國文忙問:「那自己帶塊肥皂,日本人管不管?」
  「不管。」這回吳成江回答得很肯定。
  趙國文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他立即通過交通員向天津的黃振先發出請求:請速支援「特種炸彈」。
  第二天清晨,海港碼頭檢票口處,一位身穿藍色旗袍的婦女,扯著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拎個花布包袱,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從容地通過搜查,登上開往塘沽的班輪。
  她,叫包玉俠,就是大連行動隊派往天津的交通員。別看她性格嫻淑、溫存,但跑起交通,卻很潑辣、機警過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漢奸、特務的跟蹤,支走形跡可疑的問路人,還同丈夫鄒立升在家研製放火藥。這一回,她奉趙國文之命只身前往天津面見黃振先,執行秘運炸藥的任務。
  當天傍晚,包玉俠到了天津。為安全起見,下船後,她叫了一輛人力車,住進了靠英租界的一家小旅館。
  第二天8點多鐘,包玉俠帶著孩子進入英租界。按照事先約好的地點,來到二十一號路耀華里的一家店舖。
  「請問李大姐在嗎?」
  聽到有人問話,從貨架後面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
  「是顯榮來了嗎?」男人摸著孩子的頭,親切地問道。
  這是約定的暗號。包玉俠聽他叫出顯榮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人,忙急切地說:「我找李大姐有事。」
  胖男人小聲說道:「我就是李大姐。」
  包玉俠恍然大悟。面前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代號「李大姐」的國際情報組織天津地區負責人黃振先。
  當天下午,黃振先將一大盒特製的「肥皂」交給包玉俠。這可不是幾塊普通的肥皂,這是經過精心研製的延時「化學燃燒彈」,威力大,燃燒速度快。
  第二天,包玉俠帶著孩子登上了返回瀋陽的列車。在車廂中,包玉俠回想著黃振先的話:「把東西放在行李架上,如果有人檢查,千萬不要承認是自己的。」這樣的叮囑使包玉俠的心一直緊懸著,生怕出現意外。
  車到大連,包玉俠從車窗往外望去,站台上滿眼都是日本警察的身影。她不由四下張望,盤算著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眼睛一亮。隔她兩排的座位上,一位婦女抱著沒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著大包袱。包玉俠趕緊上前,笑吟吟地說:「大姐,我幫你抱孩子吧。」那婦女看她不像壞人,點點頭。包玉俠雙手接過孩子,小顯榮一手扯著媽媽的衣襟,一手扯著那女人的手,兩個女人親親熱熱地向檢票口走去。
  日本警察見兩個大腳片子的中國女人,背包抱孩子的,跟走親訪友的那些女人沒什麼兩樣,所以連問都沒問就放行了。
  包玉俠將那一大盒肥皂終於安全交到趙國文的手上。
  有了炸藥,這個爆炸任務由吳成江一個人還無法完成,還得選派一名得力的助手。趙國文想起了大連行動隊的隊員陸炳義,他為人機警、老練,正好在山丸包工隊當炊事員,每天給甘井子油廠送飯,何不讓他……
  4月9日,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甘井子煉油廠崗樓裡的日本兵,抵不住春光的誘惑,站在大門口,懶洋洋地曬著太陽。
  中午時分,山丸包工隊的炊事員陸炳義挑著飯筐,擔著菜籃,給包工的工人們送飯。因他最近常來,執班的哨兵都認識他。哨兵揭開蒙在筐上的蓋布,扒拉幾下筐裡的苞米麵餅子,又翻翻菜籃,就擺擺手把他放進去了。
  陸炳義剛走幾步,忽然被一名日軍曹長攔住去路。那日軍曹長指著他腰間的小藍布包問道:「什麼的幹活?」
  「肥皂,給工人洗澡的幹活。」陸炳義不慌不忙,解開小包,拿出一塊肥皂遞過去。
  日軍曹長見是肥皂,放了心,他用手一推:「快快地開路!」
  陸炳義挑著擔子走進工廠,來到一塊空地上,吆喝著開飯。工人們紛紛圍攏過來。吳成江拿起一塊苞米餅,一邊吃一邊走到陸炳義的身邊。
  陸炳義將兩塊肥皂遞給他,「你要的肥皂我給你帶來了。它特別管用,去油泥去汗臭,還真不錯。」
  吳成江會意地接過肥皂。
  收工前,吳成江拿著兩塊肥皂準備去洗澡塘子,正好工頭過來,看了他一眼,說:「小子,夠貪的,拿了兩塊肥皂。使不了給我一塊。」
  「這回有主了,下次吧。」吳成江急忙走開。
  趁工人們進澡塘子的工夫,吳成江迅速溜到14號倉庫和34倉庫外的汽油桶間,偷偷放下了這兩塊至關重要的「肥皂」。然後,他若無其事地和工友們一起去洗澡。
  第二天是油廠公休日,廠裡除執班人員外再無別人。沒有機器的轟鳴,廠區顯得異常安靜。晚10點45分,突然,從34號倉庫到海邊的露天堆積場裡,冒出陣陣黑煙。還沒等執班人員趕到現場,火焰就竄了起來,不一會兒就紅透了半邊天。滿洲石油株式會社防護團、大連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等附近所有的消防機關聞訊紛紛出動,一時間,大連市上空響起陣陣警笛聲。
  空地上的火還沒救滅,14號倉庫又著起火來。正趕上刮西北風,火借風勢,風助火威,14號倉庫的汽油桶不斷爆炸,濺起的火花又燃著15號倉庫。頓時,大連灣上空黑煙滾滾,油桶被接二連三拋向空中,爆炸聲如同打炮一樣,響個不停。連消防隊員、警察都嚇得縮到一邊。儘管關東州廳長官三浦、檢查官石井、警察部長大和田、憲兵隊長加籐都趕到現場親自指揮,但他們從未見過這種場面,只好望火哀歎,在一旁乾著急。
  這場大火燒了16個小時,,燒燬了日寇戰略汽油6萬桶,使日寇損失700萬元以上。當時的日偽報紙《日日新聞》專門作了報道:「10月午後10時45分,從大連市甘井子油廠空地上堆積的石油桶發火……火勢極凶、黑煙瀰漫,大連灣上空呈現一片兇惡光景,因救火無效……」
  甘井子石油廠的大火極大地鼓舞了行動隊員們的鬥志。為趁熱打鐵,趙國文命陳更茂、王金泰對吾妻橋碼頭實施縱火。
  4月24日清晨,陳更茂溜到吾妻橋碼頭,在貨場的貨堆中放置了一個放火藥瓶,便立即走開。不幸的是,這一舉動被大連水上警察署的密探發現,他們立即逮捕了陳更茂。
  警察署系主任上島如獲至寶,親自審訊陳更茂,準備從他的身上打開缺口,尋找放火團成員。
  上島問道:「你在貨堆裡為什麼要放發火藥瓶?」
  陳更茂巧妙地回答:「我在吾妻公共廁所裡,一個素不相識的強壯男人遞過我一個手絹包,然後他讓我把這個東西放在碼頭的貨物中間,並說如果著起火來,就在當天傍晚在對面等著,好給賞錢,說完這個人就走了。」
  上島對陳更茂的話半信半疑。他仔細研究這種放火藥。手絹包裡有氯酸鉀和眼藥瓶,瓶中裝有硫酸,瓶口用兩層橡皮膏包著。試驗的結果十分清楚:把它放置後,硫酸腐蝕橡皮膏,然後硫酸和氯酸鉀起化合作用起火。這一過程需要兩個小時。
  上島主任暗自吃驚:這是一種先進的放火方法,只有國際破壞分子才能幹出這樣的事,看來這夥人大有來頭。於是,他火速向大連警察署高等警察課課長內海報告案情。
  內海課長聽完匯報後,對上島說:「當前最重要的是利用姓陳的尋找那個指使人。」
  上島說道:「是的,水上署準備製造一個假失火場場,誘惑那個指使人,你看可以嗎?」
  內海說道:「不會那麼簡單,想怎麼幹就幹吧!不過指使人要真是上了圈套,那倒是意外的收穫呀!」說完兩人相互作了個鬼臉。
  上島馬上根據陳更茂的口供製定出假失火現場的計劃,然後去旅順要塞司令部交涉,領取製造假失火用的發煙筒,並命令水上署佐籐高等主任秘密實施這項計劃。果然,在吾妻橋能看見碼頭倉附近、黑煙瀰漫,好似起火一樣。
  這場戲演得逼真,連大連消防署派出的救火車都尖叫著開赴現場。
  黃昏,水上署的特務帶上陳更茂在吾妻橋附近的指定地點扮成工人、商人、街頭小販等,望眼欲穿地等候那個指使人到來,可是直到等到第二天早晨也未見人影,佐籐、上島等人氣得大罵陳更茂,陳更茂則報以輕蔑的微笑。
  陳更茂,優秀的國際情報戰士,大連行動隊成員之一。1938年被捕後機智地掩護了戰友,結果被大連地方法院判處10年徒刑,成為第一名被判刑的行動隊員。他在旅順監獄服刑期間,繼續同敵人展開不屈不撓的鬥爭。1945年「八一五」之後,被蘇聯紅軍釋放,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就在陳更茂被捕的當天,王金泰便知道了消息。由於,陳更茂拖延了時間,王金泰得以逃脫。然後,他通知趙國文。趙國文果斷地命令行動隊停止活動,讓王金泰轉移到青島躲避。趙國文本人也於5月13日轉移到哈爾濱。
  為重建大連行動隊,上海指揮部決定派在青島活動的秋世顯回到大連指揮行動。由於交通、辦理旅行證明等方面的原因,到6月秋世顯仍沒有如期潛入大連。
  這時,留在大連的行動隊員紅房子碼頭小車伕於守安,自製放火藥,於6月末的一個夜晚潛入碼頭的四個倉庫實施縱火,先後將124倉庫儲藏的布匹和毛織品,126倉庫儲藏的紙張、罐頭,130倉庫儲藏的水銀機器等大批物資全部付之一炬。幾個倉庫燒了三天三夜,大火映紅了天空,震動了整個大連市。
  參加救火的消防隊員、警察一片混亂,有的被火包圍,有的從火裡往外逃。水龍頭帶燒在火裡,鐵道都被燒彎曲了。倉庫房頂上的鐵皮蓋被火衝上天空,像紙一樣飄蕩,火勢兇猛,無法撲救。
  於守安事後,大大慶祝了一番,他躲在碼頭附近的小鋪裡,一邊喝酒一邊望著熊熊大火。他想證明一個道理,那就是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我一個人照樣能幹,而且幹得不錯,幹得驚天動地。他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唱了起來:「我站在城頭觀山景,耳邊響起馬蹄聲……」
  酒館裡的人都用驚異的目光注視著他。
  8月,黃振先按照上級的命令,決定選派剛剛發展的行動隊成員,北平一中學生傅志忱到北平建立組織,並任命他為負責人。臨行前,黃振先向他交待,今後工作的重點要集中於陸軍倉庫、鐵路、飛機場等軍事設施。
  傅志忱接受任務後,帶著身強力壯的張回子一同來到北平。兩人先在西直門外住下,因一時沒有合適的行動人選,傅志忱決定帶張回子親自去炸京漢線鐵路。
  兩人化裝成鐵路工人,在京漢線西直門地段轉悠了一天,基本摸清了日軍哨兵的巡邏路線,來往的車次。熱血沸騰的傅志忱決定過幾天就動手,爭取為北平工作來個開門紅。
  9月初,傅志忱由於沒有得到上級送來的放火藥,加上立功心切,決定自製火藥。
  張回子勸他說:「小傅,這玩藝兒挺複雜的,你自己擺弄不好。萬一炸不響,不就耽誤大事了麼?等老黃派人送來放火藥再干吧!」
  「這算不了什麼,」傅志忱說,「只要有一定化學知識的人都能做這種放火藥。老張,你就看我的吧!」當天夜裡,傅志忱就自製放火藥。
  張回子帶著敬佩的心情在一旁打下手。他不住地說:「到底是念過書的人,連放火藥自己都能造,真了不起。」
  傅志忱更加得意了,他將幾種藥劑按成份配好,裝在一個小玻璃中,說道:「老張,你看著點時間,我去趟廁所,十分鐘後叫我。」
  5分鐘過後,小瓶裡的藥劑突然冒出一股黃煙,接著猛地竄出一個火球,「砰」的一聲,張回子滿臉是血倒在地上……驚慌失措的傅志忱從門外衝了進來,抱著躺在地上的張回子,大聲驚叫:「老張,老張,張大叔……」
  張回子用微弱的聲音說:「小傅,凡事不要太……太逞強了……」
  張回子死了,他是在自己人配製炸藥時而傷亡的。然而,在國際行動隊中,這樣的犧牲者絕非他一人。他們也同樣是為抗戰犧牲的,他們也同樣是抗日英雄。
  10月,傅志忱又發展了卡車司機李榮,12月又發展了北平飛機場的勞工張榮,北平行動隊仍然在進行活動。
  然而,由於張回子被炸給傅志忱帶來的恐懼,使他不敢親臨一線行動,常常是躲在幕後遙控指揮,對手下的工作也不瞭解。甚至達到了虛報戰果的程度。傅志忱,漸漸消沉了……
  傅志忱,於1940年4月,在前往石家莊執行任務的前夕,被北平日本憲兵隊逮捕。
  ★ 行動不分關裡關外
  1936年1月,秋世顯自回到大連至今已有近三個月了。剛來時的大連行動隊已近乎支離破碎,陷於癱瘓,他只能將自己以前親手發展的行動隊員吳成江、盧炳義重新召集起來,但是,距離整頓成一支堅強的戰鬥隊還相差甚遠。所以,頭幾個月他將工作重點放在了組織工作上,對現有的行動隊員進行業務培訓、思想教育,爭取早日開赴抗戰的第一線。不久,於守安歸隊,使大連行動隊的力量得到了充實。
  2月,天津。
  黃振先坐鎮天津指揮各地的行動隊,一時天津成了國際行動隊的大本營。各個方面的交通員來往於英租界二十一號路,熱鬧非凡。而此刻,深受秋世顯影響的石永貴,已鍛煉成一位堅強的反法西斯戰士。他先後聯絡了李玉生(大老黑)、王清海、李夢玉等人,使天津行動隊的活動又迅猛地開展起來。
  黃振先為進一步加強天津行動隊的力量,再次向大連發出命令,調骨幹分子入津。
  1936年3月,大連骨幹分子鄒立升增援天津。立刻,天津行動隊在石永貴、鄒立升兩員大將的領導下,開始大規模的對日軍襲擊活動。
  5月,鄒立升偽裝成苦力潛入天津大王莊日本陸軍倉庫第六倉庫,偷偷放置一個放火藥,引發大火,燒燬大批日軍軍毯、帳篷等物資,直接損失達三十萬元。
  5月末,石永貴帶領李玉生身背炸藥,偷偷潛到京山線張貴莊軍糧城間的鐵路準備爆破。
  一天深夜,石永貴、李玉生裝扮成農民,背著兩口袋玉米偷偷來到軍糧城附近鐵路線上。兩人剛靠近鐵路線,就被兩個扛槍的日軍士兵發現,一名日軍伍長持槍走過來。
  「你們小偷的幹活!」伍長命令石永貴、李玉生放下袋子。
  石永貴說道:「太君,我們是良民。自己家的玉米,想拿到集市上去賣。」
  伍長蠻橫地說:「糧食,皇軍徵用,快快地走!」
  石永貴和李玉生被日軍伍長、上等兵押到了附近的一個鐵路值班室。裡面有一個中國信號工人和一個日本段長。兩個鬼子好像和他們挺熟,大家見面又說又笑,好不親熱。不一會,他們便將石永貴和李玉生連同兩袋玉米關在裡間的小屋內,然後幾個人在外屋喝起酒來。
  石永貴懂幾句日語,他躲在門口聽了半天,終於明白,原來這兩個鬼子經常以這種方式搶中國人的東西,然後讓那個信號工拿到集市上去賣,所以他們混得很熟。
  石永貴非常氣憤,決心懲罰他們一下。
  半夜,又來了兩個鬼子喝酒,這夥人大吃大喝,又唱又跳,到了後半夜已有醉意。
  石永貴經過觀察,發現這間屋子雖然沒窗子,但棚頂並不結實。於是,李玉生和石永貴搭成人梯,很快就將棚頂的瓦片掀開一個小洞。李玉生爬上房頂,回頭發現石永貴從米袋子裡拽出了導火索,又從另一個袋子裡摸出一盒火柴,迅速點燃。
  李玉生立刻明白,石永貴要炸了這些鬼子,於是,他解開腰帶順下,石永貴抓住腰帶幾步爬上房頂。兩人消悄溜下房頂,一路狂奔……
  這時,轟的一聲巨響,值班室小屋炸上了天,頃刻間夷為平地。
  「石大哥,你真行。」李玉生一邊繫著腰帶一邊說,「炸不成火車,炸幾個鬼子也挺值的!」
  兩人相視一笑,一貓腰鑽進了附近的莊稼地裡。
  1939年5月中旬,青島。
  在青島東鎮外吳家村的一間破草房裡,趙國文躺在草堆上思索著。自去年秋天潛入青島以來,工作成績不大。剛開始在市內普濟路十二號張同宴家落腳時,還想發展他加入組織,哪料這個小工頭貪生怕死,根本幹不了大事。無奈,趙國文只好自己偽裝成苦力在碼頭上瞎轉,有幾次險些被憲兵抓住。最後只好逃到碼頭工人黃成山的家中。經過考查,他覺得黃成山為人忠厚、老實、有心計,決定發展他為行動隊員。
  一開始,黃成山有些害怕,總認為有老婆孩子,怕出事牽連家人。趙國文告訴他,就是當順民也不見得就安全。不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去,就沒有工人的活路。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黃成山受到了很大觸動,毅然決定參加行動隊。
  最近幾天,青島碼頭運輸繁忙,肯定又到了大批物資,趙國文決定讓黃成山留心偵察一下,準備動手。
  一天傍晚,黃成山跑回家跟趙國文說,「青島碼頭日軍野戰貨場運進來不少貨物,我搬運的時候發現都是羊毛、麻、馬草、豆餅之類的東西,你說這該不該燒?」
  「燒,這都是日軍的軍用物資。」趙國文肯定地說,「不燒留著它去養日本人、日本馬去?」
  「那,那咋個燒法?偌大一片貨場,看得又那麼嚴,連根火柴都帶不進去……」黃成山有些為難。
  「老黃,你別怕,我帶你去,讓你開開眼。」趙國文拍著黃成山的肩膀說道。
  2月11日晚,趙國文偽裝成碼頭工人混進了野戰貨場,在黃成山的帶領下來到堆放羊毛的十三號倉庫。只見趙國文從嘴裡掏出一個小眼藥瓶,然後又將小褂的下擺撕開一塊布,抖落一些藥面在上面,將小瓶和藥面一包,塞進了羊毛貨堆中,拍拍黃成山示意趕快離開。
  兩人出了貨場,黃成山不住回頭張望,他見沒動靜,便問:「咋沒燒起來呢?」
  趙國文拉他到附近的一個小鋪坐下,要了半斤燒酒和兩碟小菜,兩人喝了起來。
  趙國文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小聲對黃成山說:「等到了7點,貨場准著火。」黃成山聽了,半信半疑。
  「當當……」牆上的掛鐘剛敲過七下,小鋪內喝酒的食客紛紛驚叫起來。「著火了,碼頭著火了。」爭先恐後地跑到街上觀看。
  黃成山也急忙起身來到街上,只見碼頭十三號倉庫濃煙滾滾,烈焰騰騰。到這時,他才對身邊這個「河北侉子」徹底信服了。
  趙國文放的這把火,是至此為止青島碼頭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損失近四百萬元。
  2月29日,黃成山勇敢地潛入碼頭第一號倉庫放火,燒燬了一批軍裝、被服,由於撲救及時,只損失了五千元。
  碼頭大火激怒了日本憲兵,他們實行戒嚴、搜捕,鬧騰得非常凶。趙國文見形勢緊張,便躲到東鎮外吳家村安心地休息起來。
  5月中旬,日本當局放鬆了警戒,碼頭趨於平靜。趙國文見風聲已過,便和黃成山合計,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黃成山已成為一名堅強的抗日戰士。他自告奮勇要求獨立完成任務。
  6月9日上午,黃成山像往常一樣拿著飯盒,來到青島第二號碼頭上班。
  門口的日軍哨兵示意黃成山打開飯盒,見裡面的是高粱米鹹菜,便揮了揮手讓他進去了。
  中午,黃成山利用吃飯的機會,將飯盒底層藏著的手絹包拿出來,悄悄地來到三號倉庫,他知道這裡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見四下無人,黃成山麻利地將發火藥包放進了貨堆中。
  當晚7時左右,青島二號碼頭三號庫房濃煙滾滾,又燃起了大火。據悉這次大火造成的損失也不下四百萬元。
  1939年6月11日,大連。
  西崗基督教會福音堂。教眾做完禱告後便紛紛起身離開,眨眼間福音堂內空蕩蕩的。
  傳教士孫文凱合起聖經剛想離去,就見曾也是這裡傳教士的洪德錫帶著一位年輕人走來。
  洪德錫一見孫文凱,便小聲介紹說:「這就是鄒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顯兄弟。」
  孫文凱熱情地和秋世顯握了握手,「秋兄弟,久聞大名,今日一見,真是年輕有為。」
  秋世顯笑了笑,「我也久聞孫教士古道熱腸,扶危濟困,頗具仁義之風。」
  三人來到福音堂裡間的教士休息間坐下。
  原來,早在這一年2月,鄒立升就發展了福音堂的傳教士洪德錫為行動隊員。洪德錫是大連人,少年時便在西崗子基督教會福音堂聽道,以後又在安東劈才清三育中學神道分校讀書,畢業後在西崗子基督教會任傳教士。由於常看一些進步書籍,又受進步師生的影響,逐漸對基督教產生反感。這時,恰遇鄒立升,便毅然決定加入抗日組織,走上一條救國救民之路,並立刻將自己的好友西崗基督教會傳教士孫文凱也發展成為行動隊員,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過後,秋世顯開口問道:「孫教士,不知你近來工作開展得如何?」
  「有成效。」孫文凱說。「我發展了一個教友為我們組織的成員。他是市內達公書店的老闆,叫李澤民,為人誠實,憎恨日本人,絕對可靠。」
  「李老闆我認識,他是個好人。」洪德錫在一旁說道。
  「好,很好,」秋世顯說,「我希望你們能在教會內更多地發展信教工人為行動隊員,為我們的組織增添新的血液。」
  「這沒問題,」孫文凱說,「教友們都有反日情緒,跟日本人鬥爭,他們是願意的。」
  「孫教士,你是信仰上帝的人,如果讓你去破壞日本人的設施,你能做到麼?」秋世顯問。
  孫文凱笑了笑,「耶穌說過,萬惡的事物是有必要剷除的!」
  秋世顯聽了,和洪德錫都笑了起來。
  幾天以後,洪德錫和孫文凱為了表達自己的抗日決心,竟一連點燃了天德昌店的蓆子堆、鈴木君正特許製造所等好幾處日軍後勤基地。秋世顯對二人大膽果敢的行動十分讚賞,將二人調入核心組織,協助自己工作。
  秋世顯叮囑他們說:「幹我們這行要注意保密,平時不要到人煙雜亂的地方去,不要住小店,不要看戲看電影,多團結工人兄弟。」
  洪德錫問:「世顯,當差的行不行?」
  「盡量不要發展這樣的人,他們都靠不住,」秋世顯加重語氣說,「而且,這樣的人最容易暴露。」
  洪德錫點了點頭,「我明白了!」
  這一時間,秋世顯的工作開展得很好,在碼頭、倉庫發展了不少的工人。
  1940年2月13日,秋世顯來到寺兒溝丁蘭盛家,親自配製了放火藥。然後到馬有佐家,將發火藥交給了行動隊員於守安。
  當晚,於守安順利地潛入大連碼頭137馬糧草倉庫以及305號馬糧草及棉花倉庫,安裝了放火藥。午夜,兩處倉庫同時起火,火燒雖然不大,卻燒燬了價值十一萬五千元的物資。
  2月21日,於守安向秋世顯報告,說是碼頭上新來了二架外國進口的飛機,並主動請戰,要求燒燬它。秋世顯覺得第二天是正月十五,搞一次大行動,可以振奮一下國人。於是,秋世顯和趙國文在丁蘭盛家製作了三個放火藥,在中午交給於守安。
  秋世顯對於守安說:「這三個放火藥各有用處,一個是燒飛機用的,一個是燒日清油坊用的,還有一個是燒瓜谷油坊用的。」
  於守安接過放火藥,風趣地說:「明天是正月十五,我就給他來個烈火鬧元宵。」
  2月22日,正是農曆正月十五,於守安將三包放火藥放在盛飯的飯盒內,大搖大擺地走進碼頭。這一天,很安靜,日本人雖然不過中國年,但也被大小漢奸請去吃飯。於守安現在已幹上勤雜工,這個工作不累,游動性還特別大。他把放火藥放在一條麻袋裡,拿著掃帚,借打掃過道上的散糧,來到了碼頭西部41號門北側的貨場附近。他仔細觀察,發現過一段時間,日本兵才從崗樓裡出來一次。他瞅準機會,迅速爬到飛機底下,把兩個放火藥放在了飛機的油箱下。中午,碼頭外不時傳來踩高蹺、耍龍燈的聲音。於守安溜出廠門來到秋世顯的住處,又拿了幾個剛剛製作的放火藥,潛入寺兒溝電車站附近的三泰油坊露天堆積場,往存放那裡的軍用糧草裡放了放火藥。半小時後,他又出現在日清油坊露天堆積場。
  根據秋世顯的安排,於守安在碼頭外安放的是快速引火裝置,目的是讓港外的大火掩護港內的火,麻痺敵人,重點破壞飛機。
  果然,還沒有到吃晚飯時間,港外就著起火來。乾草堆燒著軍糧垛,「辟辟啪啪」越燒越旺。
  於守安在飛機上放的是慢速引火裝置,下半夜一點多鐘引發起火。這火是化學品引發的,越燒越旺,救火的人不敢靠近。離遠了水龍頭又夠不著,面對熊熊烈火束手無策。不一會兒工夫,現場只剩下兩堆東倒西歪的殘骸。
  由於總負責人黃振先身為大連、上海、天津的交通員,又常駐大連指導工作,天津地區工作的重擔就由石永貴一個人擔起。
  石永貴不負重望,很快組織起了天津行動隊,並發展了於錫政、李玉生、袁順、陳德祿等一批行動隊員。
  4月初,石永貴將大家召集到自己住的那處破馬架子裡,買了些酒肉款待大家。
  石永貴端著酒碗激動地說:「弟兄們,你看我們多長時間才能喝一頓酒,多長時間才能吃一頓肉。為嘛我們窮成這樣?還不是小鬼子鬧的!我們不能讓他們消停了!」
  「對,跟他干了!」眾人紛紛附和道。
  石永貴拿出一個破筐,丟掉上面的破布頭,將一排小眼藥瓶擺在桌上。「弟兄們,從今以後就要靠這個,燒他狗日的一個天昏地暗!」
  眾人都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這些小藥瓶。
  4月19日,於錫政攜帶放火藥潛入天津站東貨場內放火燒蓆子堆;4月21日,於錫政潛入東站貨場內東側放火燒燬棉花堆;4月25日,陳德祿潛入天津特別三區日本陸軍貨物堆積所放火燒燬棉花堆;4月30日,陳德祿再次潛入陸軍貨場放火燒燬大批軍服,一個月下來幾次縱火,使日軍損失了近百萬元的物資。
  由石永貴獨撐的天津行動隊,行動出色、戰鬥力強,被上級稱作「天津組織的活動達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石永貴作為天津行動隊的領導人,功不可沒。
  4月20日,大連,奧町「宏濟舞台」門前。
  黃振先身著西服像位闊老闆,從容地在門前走來走去。不久,一身學生裝的秋世顯來到他的面前。兩人向遠處的一條小胡同走去。
  黃振先對秋世顯說:「小秋,上級決定加強奉天地區的工作,讓它和大連地區齊頭並進,一同擾亂南滿的日軍後方基地。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怎麼樣?」
  秋世顯不情願地說:「大連的工作正開展得熱熱鬧鬧,為什麼調我走?」
  黃振先說:「這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讓你獨擋一面,不好麼?」
  「那,我服從組織的決定。」秋世顯答應下來。
  「我正式宣佈你為奉天地區的負責人,」黃振先說,「以郝子建為基礎擴大奉天組織。另外,你馬上將你手下的行動隊員全部移交給趙國文。」
  秋世顯這時說道:「我臨走前,再一次建議,我們應同時出擊,一齊放火。」
  4月末,潛入奉天的秋世顯已在二經路東緯路107號設置了指揮機關開始工作。並發展了郝子建、王鴻眉等人,又將在安奉線一帶獨自活動的洪德錫招來,組成奉天行動隊。同時,秋世顯也親自潛入奉天被服廠發展骨幹分子,準備將其派往撫順、阜新、遼陽、鞍山等地活動,擴大偵察範圍。
  5月初,秋世顯突然接到上級發來的急電:「因北平組織傅志忱被捕,其有關人郝子建必須警惕。」接到告警電報,秋世顯果斷地和郝子建斷絕了聯繫,搬到自己的親戚「滿洲國漁業局」職員王鴻眉的家中。
  不久,秋世顯把目標盯在了大關東飛機場。大關東飛機場,是日軍在南滿的幾個重要飛機場之一,平均每天起降三十多架次飛機。特別是,機場西南有一個專用運輸機場跑道,每天運往前線大量的戰略物資。
  為此,秋世顯和洪德錫多次化裝成工人在機場附近轉悠,偵察機場的情況。有一次,兩人甚至爬到了機場跑道的鐵絲網前,近距離地觀察日軍飛機的起降情況。在摸清了機場的基本情況後,秋世顯開始命令洪德錫偷運炸藥、汽油等爆炸物,準備對機場實施爆破。後來,大連行動隊有行動招秋世顯去大連,洪德錫不久也回到大連,此次行動遂暫時中止。
  1940年5月,日本關東局、大連的日本憲兵、警察已開始知道有一支很有背景的「謀略放火團」,於是,他們派出憲兵、警察、暗探四處出動,瘋狂抓人,擴大搜查跟蹤範圍。為了防止抗日誌士從海上潛入大連,日軍還實行海員手冊制度,並常常在工廠內進行突擊性「防諜」演習。日本憲兵在油廠的灰燼中發現了一塊沒有燃盡的「肥皂」,經化驗是燃燒彈,從此檢查更加嚴格,規定工人上班不准帶任何東西進廠,無論男女一律脫光衣服檢查。
  6月,周水子日本陸軍倉庫。一輛輛軍用汽車滿載著物資進進出出。據偵察,這裡儲存著大約五萬套毛衣毛褲和大批餅乾,如果燒掉它,對延緩日軍的冬季攻勢大有幫助。黃振先和趙國文商計後,決定將這個任務交給在周水子倉庫做工的行動隊員王有佐。
  王有佐接到任務後,即高興又擔心。他考慮,日本兵搜查很嚴,工人們上班不許帶任何東西,進廠門一律脫衣檢查,放火藥是很難帶入倉庫的。
  王有佐朝思暮想,設計的方案推翻了一個又一個,整整想了三天三夜。一日午飯,他將一根大蔥放在煎餅上捲起來吃。突然,心中一動,計上心來……
  6月14日中午,王有佐借工人回家吃飯之際,買了兩張煎餅,一根大蔥。他用大蔥的上半截夾在煎餅上端,當中夾放火藥。上班的笛聲響了,他故意拖在最後,待工友們都進了倉庫,他才裝出急急忙忙的樣子奔到倉庫門口。
  執勤的日軍哨兵正要拉大門,見王有佐光著上身,一隻手提著褲子,一隻手攥著卷未吃完的煎餅氣喘吁吁地來到門前,他面帶歉意,點頭哈腰地說;「太君,我的晚了的有?」
  哨兵見他這副樣子,不耐煩地草草檢查一下,就搗了他一槍托,罵道:「偷懶的幹活,快快去!」王有佐假裝咬了一口煎餅,匆匆向倉庫裡走去。
  毛衣毛褲不容易引燃。為確保萬無一失,王有佐又費了很大心思,在倉庫裡放置了放火藥。夜,黑沉沉,靜悄悄。王有佐放進倉庫的放火藥點燃了毛織品,無聲無息地燒光一包又一包。深夜11點20分左右,巡崗哨兵聞到了焦糊氣味,就在打開倉庫大門的瞬間,大火一下子著了起來。待消防隊從市內趕來時,五萬件毛衣毛褲及無數箱餅乾化為灰燼。據日軍估算,日寇損失達700萬元。
  面對一連串的爆炸和熊熊的大火,日軍慌作一團。大連日文報紙《日日新聞》驚呼:「損失慘重!」日本關東軍情報機關也哀歎:「由於大量軍用資財及其他貴重物資的被燒燬而引起的人心動盪和釀成的各種流言蜚語,對維持治安與完成聖戰極為不利,的確是令人處在一種焦慮不安的狀態中。」
  而大連的老百姓中則流傳著:「火神爺下凡了,放火燒光小鬼子的所有東西,小日本快完蛋了」,「騎白馬打白旗的中國女將軍,帶領中國軍隊打進大連」。有一首歌謠秘密傳遍了大連:
  大火連三月,燒紅半邊天。
  灰飛煙不散,痛快在人間。

第4節 血祭關東
 
  六年來,五十多起大火,把日本侵略者燒得焦頭爛額。為破獲所謂的「謀略放火團」,關東州廳加強防諜機構,增設了外事課,充實警備力量,還緊急建立了一個由134人組成的「特殊警察隊」,由關東州廳警察部長親自擔任總指揮,外事課的各系主任分別擔任大連、小崗子、沙河口、甘井子及水上警察署指揮,專門負責偵察「放火團」的活動。同時,以各個警察署管轄地區為單位,成立了「工廠設施愛護委員會」,全力對付國際行動隊。大批特務化裝成工人,不分晝夜地到各個工廠、旅館、市場和工人居住較集中的地方,用高級超短波電台、方向探測儀,竊聽器、小型照相機、錄音機等高等器材,對國際行動隊進行偵破,還利用一些幫會成員和漢奸「腿子」,監視可疑人員,先後逮捕無辜群眾2000餘人。但是,火情仍然不斷。日本統治當局如驚弓之鳥,東竄西竄,始終一籌莫展,找不出頭緒。
  1940年6月18日,行動隊員黃成山下班後,碰見了福昌公司小工頭牛嗣義。
  「黃大哥,好久不見了,去喝一盅吧,我請客。」
  黃成山與牛嗣義是老相識了,牛嗣義一說,黃振先就答應了。
  兩人進了路邊的一家小酒館,要了一壺燒酒幾碟小菜便喝了起來。
  黃成山本來酒量就不大,幾杯酒下肚,便有些暈乎乎的。有心試探的牛嗣義假意說道:「黃大哥,這過得是什麼日子,真沒勁!」
  黃成山瞪著微紅的雙眼說道:「你別著急,小日本長不了。騎白馬打白旗的中國女將軍,帶著中國軍隊馬上就打進大連了……老子再放幾把火……燒他個……龜兒子的。」
  牛嗣義聞言嚇了一跳:難道這個姓黃的醉鬼就是放火團的成員?他感到事關重大,於是離開酒館後立刻向公司大工頭宋洪泰講了這件事。宋洪泰也感到事態嚴重,拉著牛嗣義一起到關東州廳警察部外事課,向漢奸巡捕長隋雲封報告了此情。
  隋雲封正為「放火團」的事大傷腦筋,聽此消息,如同打了一針嗎啡,頓時來了精神,他授意牛嗣義佯裝仇恨日本人,打進「放火團」內部,瞭解更詳細的內情。同時,立即將此事上報關東州廳警察部。日偽當局立刻在全市範圍內布下搜查網,展開了嚴密的追查和跟蹤。
  此後,牛嗣義多次約見黃成山,有意在他面前假稱愛國抗日,大罵日寇,騙取了黃成山的信任,黃成山甚至想把他發展為行動隊的成員。牛嗣義又從黃成山處瞭解到王有佐也系「放火團」成員,他向外事課日本警部飯塚一郎報告了探知的情況。
  6月23日,飯塚一郎、隋雲封開始跟蹤王有佐、黃成山。
  6月25日,隋雲封發現趙國文和王有佐、黃成山在小村公園(今魯迅公園)接頭。第二天,又發現趙國文和王有佐晚10點左右在關東街泰東日報閱報處接頭,然後,兩人分頭走開,隋雲封覺得趙國文像個頭兒,便跟蹤他。當趙國文在小村公園下電車時,隋雲封與趕來的 「狗腿子」張吉陸一同將趙國文抓住,送到了大廣場警察署。
  日寇特務捕捉趙國文之後,立即在10點多鐘召集關東州廳警察部外事課的警察、特務到大廣場警察署集合,實施大逮捕。由於趙國文在經過了兩個小時的嚴刑拷打之後仍然隻字不說,日寇遂決定將與趙國文有來往的所有人全部逮捕。
  當晚12時,日寇逮捕了寺兒溝收留趙國文的丁蘭盛一家。
  第二天天還未亮,日寇外事課主任加籐廣治帶領十多名日偽特務在牛嗣義的引路下分乘三輛汽車,其中兩輛去榮町(現榮華街)將正在木頭堆上睡覺的黃成山和孫元芬抓獲,另一輛汽車去關東街,在上午10時,將王有佐逮捕。
  6月下旬,日寇關東州廳外事課派巡查部長松下兼雄與刑事羅天一在奉天南市場王鴻眉家將國際行動隊負責人之一秋世顯逮捕。
  7月3日晚11時,松下兼雄返回大連,和漢奸張子久到碼頭工人宿舍逮捕了和王金泰相識的閻祿增,在西崗基督教會逮捕了教士孫文凱,在新開大街達公書店逮捕了老闆李澤民。同時,隋雲封、牛嗣義等人到寺兒溝馬永富家將行動隊員於守安抓走。
  在以後的幾天裡,行動隊成員吳成江、陸炳義也相繼被逮捕。
  7月5日,外事課刑事小林謙、飯塚一郎、隋雲封等人到黑石礁將鄒立升、包玉俠捕獲。
  大連發生的變故,遠在天津的黃振先並不知曉。到了7月10日,黃振先在天津得不到大連方面的信息,便親自到大連,前去西崗榮華街福泰園飯館,當即被埋伏在那裡的榮町警察官派出所巡捕逮捕。警察部外事課第二系主任加籐廣治與刑事劉會川親自審訊,黃振先什麼也不說,後來敵人只好去黃振先在天津的住處搜查。
  7月14日,在上海的紀守先因得不到天津、大連方面的消息,不禁心急如焚,緊急約見A.鮑威爾。
  上午10時,在大光明戲劇院門口,紀守先見到了鮑威爾,兩人來到附近的街心公園邊走邊聊,交換著對近日時局的看法。
  紀守先說道:「鮑威爾先生,近來的情況有些異常,游文清已超過約定的會面日期兩天,不知道天津、大連方面是否會出事。」
  鮑威爾說道:「完全有可能。如果瓦夏(黃振先)出事,大連舒拉(趙國文)的組織、天津石永貴的組織、奉天秋世顯的組織都將受牽連。」
  紀守先焦急地問:「那我們該怎麼辦?」
  「當然,這只是一種假設。」鮑威爾笑了笑,「不過,等你的女交通員來了,你一定轉告瓦夏,讓石永貴轉移到北平去,讓秋世顯轉移到撫順去,大連暫時停止工作。如果在8月15日後,仍不見你的女交通員,那麼就立刻停止工作。」
  紀守先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問鮑威爾:「像我們這樣秘密的組織就會這樣完結了?」
  鮑威爾望著遠方的樓群:「即使最成功的諜報組織,也有失敗的時候。你無論如何要明白這一點。」
  「如果我們真的失敗了,那國際在中國的組織豈不是要癱瘓了麼?」紀守先擔心的問。
  鮑威爾看了紀守先一眼,驕傲地說:「萬尼(紀守先的化名),我們這一組失敗,其他的組織還會繼續戰鬥,我們永遠是不會失敗的!」
  紀守先欣慰地點了點頭。
  8月初,日寇關東州廳警察部外事課長二長川績帶領特務加籐廣治、梅崎孝、漢奸張慶和撲到天津,秘密潛入英租界二十一號路耀華里七十二號黃振先的住處,逮捕了他的妻子、擔任天津——上海交通員的游文清。並從起獲的文件中得知了石永貴的住處。不久,石永貴被逮捕。
  經過嚴密的搜查,特務終於在游文清的梳妝台內一個暗格裡找到了有關紀守先的材料,知道了紀守先在上海的住處,並搜出紀守先照片一張。同時,也知道了游文清和紀守先本月接頭時間:8月15日。
  8月15日下午,長川績、加籐廣治、梅崎孝到達上海,秘密潛入租界。
  由於在上午預定的時間游文清沒有出現,紀守先果斷地在辣斐德路附近的電線桿上畫了一個「X」圖案,並寫下W·Y字母,向鮑威爾發出了報警信號,然後自己燒燬文件,在中午從容離開住所。
  當紀守先走至上海新新公司門前時,被長川、加籐等人認出,他們一擁而上,將紀守先拖到僻靜處,套上麻袋,塞進一輛汽車,慌忙逃出法租界。
  當天傍晚,長川一行押著紀守先登上了開往大連的客輪,至此,大連行動隊被全部破壞。
  由於日寇對大連國際行動隊恨之入骨,抓獲主要成員後,立即開始嚴刑拷打、殘酷折磨。
  另一方面,對於破獲大連國際行動隊一案有功人員,則大肆慶功、嘉獎。關東軍司令部特地向關東州廳警察部頒布了感謝狀。原文如下:
  感謝狀
  從昭和十年以來在大連附近發生的謀略放火事件,自昭和十五年二月以來,其次數有顯著的增加,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已達五十幾件,他們把大量的物資歸於烏有,其中國防用資財的災禍又佔多數。關東州警察部隊從事件發生以來動員全部力量,進行不眠不休的活動。可是因為謀略團採用巧妙的組織和化學的放火資材,總未得到逮捕。然而,依靠警察部長以下的不屈不撓、日益奮勇切實的指導,旺盛的責任觀念,以及敏銳智慧的眼睛,終於掌握其頭緒,將大連謀略團一網打盡地檢舉出來,因此樹立了極大的功績。在此正當大連謀略放火事件告一段落之際,對關東州廳警察所貢獻的豐功偉績表示感謝之意。
  1941年2月6日,日本關東州廳警察部外事課在報紙上公佈了大逮捕的事實經過,並用假名公佈了五十一個人的名單。
  1941年3月,日本關東州廳警察部,將大連國際行動隊人員及其有關人員五十一人轉送日本關東地方法院檢察局。
  10月30日,關東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召集所謂公判庭,對所捕人員進行審判。日寇以法院院長中裡龍為審判長,審判官成田薰、吉田伍市為陪席審判官,特別旁聽席坐有日寇特務機關長鵜辭、大連憲兵隊長西田、州廳警察部長內清一等,由檢察官田中魁提起公訴。
  1942年3月16日,日寇關東地方法院院長中裡龍宣佈了對大連國際行動隊有關人員的判決:
  一、對軍需品以及其他物品實施放火,並對鐵道實行破壞的下列十二名處以死刑:
  紀守先、黃振先、趙國文、秋世顯、鄒立升、黃成山、王有佐、吳成江、李化鈞、孫文凱、高緒慎、孫玉成。
  二、幫助實施右列行動的四名判處徒刑十年。
  李澤民、周文禮、張玉江、馬永富。
  三、參加陰謀策劃的左記十三名判處徒刑七年:
  鄒包氏(包玉俠)、丁蘭盛、閻祿增、申綬章、時延壽、孫元芳、馬永佐(德良)、李品義、王傳周、趙景海、任壽謙、李光橋、王泰和。
  當日,日寇把所有判決人員,押在大連日本地方法院拘留所(嶺前監獄)。
  1942年12月9日,日寇對紀守先、黃振先、趙國文、鄒立升、孫玉成五人執行絞刑。
  12月10日上午9時,高緒慎、李化鈞、王有佐、黃成山分別被絞死。
  這些抗日誌士在就義前都表現得十分英勇頑強。
  被判死刑的12名勇士,除在旅順監獄被絞死的紀守先等9人外,秋世顯、吳成江已於先前被日寇折磨,死在嶺前監獄。據悉,孫文凱也是這樣死在獄中。
  12烈士的英勇事跡,鼓舞著被關押的抗日誌士,當時有人寫道:
  壯士從容入獄中,身心似鐵氣如虹。
  工農革命成功日,萬里江山一色紅。
  義憤填膺不顧身,誓將熱血靖胡塵。
  淒清一掬同情淚,壯烈犧牲十二人。
  此後,大連國際行動隊在獄中服刑人員又有:任壽謙、丁蘭盛、王傳周、周文禮、時延壽五人死在獄中。
  1945年8月15日,蘇聯紅軍解放東北,被釋放的人員有:包玉俠、陳更茂、李澤民、張玉江、李品義、馬永富、趙景海、閻祿增、申綬章、孫元芳、王泰和共11人。
  1945年末,日寇長川績、長池內真清、田中魁、石河竹次郎、內海辰亥等人作為戰犯被蘇軍逮捕。1946年人民政府槍決了漢奸隋雲封。1950年人民政府槍決了漢奸劉會川、宋大智。
  全國解放後,紀守先、黃振先、秋世顯、鄒立升等被當地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滿洲國際情報組織(日文稱「滿洲國際工作班」),在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成員多數為東北籍青年,都曾在莫斯科軍事情報學校受訓,有良好的素質和頑強的戰鬥精神。該組織遍及哈爾濱、新京(長春)、奉天(瀋陽)、大連、天津、青島、北平等地,頻繁出動,猛烈攻擊,縱火無數,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行動。他們用熱血和忠誠譜寫了一曲蕩氣迴腸的壯麗詩篇。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無名英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他們的功績將永遠彪炳史冊!

背景材料一:斯大林與共產國際的解散
 
  1943年5月21日,一條從莫斯科傳出的消息震驚世界:共產國際將要解散。共產國際從1919年成立,至此已經存在24年。作為全球性的政治組織,它對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斯大林是當時世界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也是共產國際的領袖。長期以來,共產國際的重大決策都是由他作出。那麼,在解散共產國際這個重大問題上,他是怎樣考慮的?共產國際解散的經過又是如何的?
  其實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發出驚人之語:共產國際沒必要繼續存在。這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20日深夜,斯大林向蘇聯主要黨政軍領導人(在場的有莫洛托夫、加裡寧、伏羅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揚等)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介紹了他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的談話。然後他出人意料地就共產國際的存在講了一大段話。斯大林說:「一些黨(指美國共產黨,1940年11月為適應美國的法律,共產國際同意美國共產黨退出共產國際)從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那裡出來了,這並不是壞事。正相反,各國共產黨應成為完全獨立的黨,而不是共產國際下面的支部……不同國家中的情況和任務完全不同。在英國是一個樣,在德國又是一個樣,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當各國共產黨按此方式得到鞏固時,再重新恢復它們的國際組織。國際是馬克思時期建立的,當時正期待著即將發生世界革命。列寧時期的共產國際是在同樣形勢下建立的。當前,每個國家本國的任務突出了,然而,各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國際組織下面的支部這種狀況是個障礙……請不要抓住昨天不放。應認真考慮已經形成的新的條件……」
  在《季米特洛夫日記》出版之前,能夠公開看到的斯大林關於共產國際解散的言論只有一件,即他在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後,於1943年5月28日對英國記者的書面講話。他在給路透社記者的答覆中說:共產國際的解散,便於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組織共同進攻共同的敵人希特勒主義……《季米特洛夫日記》披露斯大林1941年的談話,為人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這樣,共產國際在近期是否繼續獨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國際聯絡和國際工作的新形式問題,都尖銳而明確地提出來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敏感,第二天,他就提出了共產國際工作的新思路:第一,在近期停止共產國際執委會作為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的活動,使各國共產黨具有充分獨立性,使它們變成真正本民族的政黨,根據本國的條件按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具體任務並為自己的決定和行動負責;第二,把共產國際執委會代之以情報和對各國共產黨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機構。顯然,季米特洛夫的新思路與斯大林講話的用意不完全相符。十多天以後,季米特洛夫在蘇共中央日丹諾夫處討論,議題則是如何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活動。在討論中,將共產國際「解散」的意思已變得十分明確:「這一步驟應完全是嚴肅認真和始終如一的。不應該出現只換一件外衣,而其餘一切都照舊的狀況,也就是說不應是解散了共產國際執委會,而實際上存在著國際指導中心。」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擬議中的解散共產國際的工作停止了,共產國際全力開展了配合和支持蘇聯衛國戰爭的工作。比如,根據斯大林的主張,共產國際改變了1939年英法德等國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判斷,重新提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路線,並據此向各國共產黨發出指示;號召各國共產黨用一切力量支援蘇聯人民的正義戰爭,用一切力量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指導和幫助被希特勒德國佔領國的共產黨組織掀起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武裝鬥爭;搜集德國佔領地的情報,並就各國共產黨的事務和工作提出意見,給予指示。從工作方式和領導職能方面考察,這與以前共產國際的工作程序是一致的。但有一點很明顯,就是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公開性活動減少了。用季米特洛夫的話說:「沒有必要突出共產國際。」這是根據斯大林的意見而這樣做的。斯大林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對季米特洛夫說:共產黨「把其他國家的人嚇著了」,要避免讓別人產生蘇德戰爭是法西斯與社會主義之間戰爭的感覺,因此,「目前,共產國際不應公開出面」。
  這種情況到1943年5月開始發生變化,因戰爭而擱置的解散工作再次提上議事日程。這年5月8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與蘇共領導人莫洛托夫就解散共產國際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商定「要制定一個解散這個中心的文件」。由於以前曾有這方面的醞釀,因此文件很快就起草好了。5月11日,這個草案呈送斯大林。當晚斯大林召見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同意了這個草案,同時還討論決定了解散共產國際的程序。5月13日和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兩度開會,對草案進行討論,一致通過將這個草案作為決議的基礎。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召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莫洛托夫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加裡寧指出,敵人會利用這個行動。而斯大林再次闡述了解散共產國際的理由:經驗表明,無論是在馬克思、列寧時代,還是在現在,由一個國際中心來領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都是不可能的……當我們建立共產國際的時候,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為我們可以領導所有國家中的工人運動。這是我們的過錯。共產國際的繼續存在會敗壞國際主義的思想名聲,這是我們所不想要的。解散共產國際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這在決議中並沒有提到。敵人誣蔑各國共產黨,說什麼他們是外國的間諜,這也有礙他們在廣大群眾中進行工作。隨著共產國際的解散,敵人手中的這張王牌就被打掉了。所採取的這個步驟無疑將鞏固作為全國性工人階級政黨的各國共產黨,同時也將加強以蘇聯為基地的人民群眾的國際主義。結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
  與此同時,按照議定的程序,20日、21日,向各國共產黨發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此時斯大林是比較著急的,20日他打電話給季米特洛夫說:「要不要今天將主席團的決議交去付印?要快一點公佈。」由於通訊的原因,沒有能夠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當天公佈。但很快,5月22日《真理報》就公佈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實際上這是非常匆忙的,因為共產國際的大部分支部還沒有反饋意見。5月28日,斯大林就英國路透社記者的提問作了書面回答。直到6月7日,根據各國共產黨的反饋意見,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各國支部通過解散建議的決定草案以及給報刊的新聞公報稿。6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確定所有(現在存在並有可能通知決定的)支部一致批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建議,宣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和秘書處及國際監察委員會解散。6月10日,《真理報》公佈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1943年6月8日決定的通告。6月12日,在斯大林住處召開了討論共產國際解散的善後會議,決定在聯共(布)中央特設國際聯絡部,委託其領導原共產國際的下屬機構。至此,存在24年的共產國際正式解散。
  從共產國際解散的經過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終是在斯大林的指導和批准下進行的,它貫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斷和政治意圖。從1941年4月開始醞釀,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兩次提議解散共產國際,這大約有著戰略和策略兩方面的考慮。
  第一,斯大林認識到: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已經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實際需要。共產國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西歐工人運動高漲的形勢下,為捍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動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戰略總任務是「加速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經過二十多年後,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尤其是在指導各國革命幾經挫折後,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的缺陷已經充分暴露,這不可能不引起作為共產國際實際領導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突出地強調了兩點,一是,針對法西斯勢力十分猖獗的形勢,制定了建立反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和反帝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二是,提出要改變共產國際的領導方式,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在把活動重點轉移到制定世界工人運動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線的同時,要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從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出發,而且一般說來,要避免直接干涉各黨的內部組織的事務。共產國際的任務和職責的變化,說明共產國際的職能已經與共產國際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產國際七大的這兩大決策,是與斯大林的認識密切聯繫著的。
  同時,這種領導方式的改變,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潛意識中對共產國際歷史價值認識的一個變化呢?共產國際這種領導方式的變化,其結果必然是削弱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實際是削弱斯大林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換個角度也就是說,在斯大林的戰略考慮中,共產國際所具有的戰略地位和戰略作用是逐漸下降的,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蘇聯應對國際形勢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了。
  第二,在時機選擇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蘇德關係明顯惡化,斯大林不能不做應對戰爭的準備。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為避免形成德國和其盟國日本東西夾擊的局面,蘇聯與日本在4月13日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也是為此目的的一個措施。聯繫此後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日丹諾夫、扎哈羅維奇等討論關於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時的談話,斯大林分化德國與日本的關係的目的是比較明確的: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所有反共產國際的公約將一下子失去基礎」,從而可減少日本與德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可能性。當然,此舉也有影響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黨和蘇聯的看法的用意,通過這一步驟,「資產階級將失去他們所說的共產黨人服從於某一外國中心,也就是說他們是懪淹□這樣一張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蘇聯在外交關係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雖然蘇聯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重大勝利,但戰爭的形勢仍很嚴峻,需要盟國的大力援助;二是,擬議中的第二條戰線遲遲不得開闢,蘇聯獨立承擔著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重擔。從減輕蘇聯的戰爭壓力,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擊潰希特勒」的期望出發,亟需推動美英開闢第二條戰線。因此需要與英美等國修好。而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領導共產國際在世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是恐懼和擔心的。斯大林出此舉措,應是消除英美疑慮,改善與英美關係的一大努力。這也是他急於公佈共產國際解散文件,共產國際在一個月間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國際情報組織與中共情報組織的合作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情報工作也就同國際情報界有了聯繫。
  中共是共產國際情報局的一員,中共與共產國際本來也有情報交換關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國際已經不滿足於由中共提交中國戰場情報,而是要在中國各地建立直屬自己的情報網。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培訓一些中國籍的情報人員,在遠東戰場收集日本情報。正好,西路軍到達新疆的殘部,正在進行現代軍事技術的培訓,中共就答應從中挑選人才。陳雲和鄧發從這四百多人中挑選12人,送到蘇聯培訓。後來,這些人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各地的淪陷區,秘密從事情報工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諸多貢獻。儘管這些中共黨員奉命服從共產國際領導,不與中共組織發生橫向關係,但是,出於中國人的愛國之心,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主動與中共情報部門聯絡,為祖國提供抗日情報。
  蘭州還有一個「聯共情報組」。
  為了爭取蘇聯援華抗日,國民黨政府允許蘇聯在中國一些城市建立外交、軍事代表處。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孫平)是蘇軍情報人員,要求中共協助成立「聯共情報組」。雙方商定,由蘇方提供經費、電台,中方選擇人員,組長由俞鳴九(肖項平)擔任。俞鳴九在蘭州市區的益民路(現慶陽路)開設一家「皋記商行」,自任經理,由地下黨員秦玉麟任副經理,情報組成員有羅靜宜(女)、杜漢三、盧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陳本身、劉興蘭(女)等人。情報組需要能夠打入國民黨部隊的人。伍修權與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商議,推薦了鄧寶珊部隊的一個連長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進步,積極抗日,曾經帶兵強迫定西縣長釋放關押的西路軍戰士,此時正要求到延安學習。伍修權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進國民黨中央軍校七分校軍官班受訓半年,這樣,王新潮就算進入國民黨軍隊的嫡系「黃埔軍校」。而後,通過關係擔任鄧寶珊部隊的新一軍留守參謀。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聯共(蘇聯共產黨),正式成為「聯共情報組」成員,負責領導代號「烈士」的秘密電台,直接與莫斯科通報。
  王新潮在鄧寶珊部隊人頭很熟,到處交朋友,拉關係,搞到許多重要情報。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軍事部署、河西國防工事計劃、西北五省軍事詳圖、西安城南軍事地圖,國民黨陸軍師以上部隊編制表、團以上部隊駐地表,國民黨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三大特務系統在蘭州的分支機構及其活動,都被王新潮搞到。這些情報或是由王新潮交給八辦再轉給蘇方,或是由王新潮的電台發給莫斯科再轉給中共。
  王新潮繼俞鳴九之後擔任「聯共情報組」組長,一直堅持到第三次國內戰爭勝利。中方與蘇方協商,將蘭州「聯共情報組」的中方人員移交給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王新潮也成為邊保一科科員。後來擔任蘭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甘肅省司法廳副廳長。
  延安城邊的小砬溝,靠近中央警衛團駐地的地方,有一個「農村工作部」的機構。這個部的部長叫吳德峰,副部長是帥孟奇。她由任弼時直接領導。農村工作部不是農業機構,而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聯繫的機構。延安也有蘇軍情報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駐地棗園,對外用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的名義。
  創建「聯共情報組」的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孫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調到延安,擔任蘇軍情報組組長。他是1942年5月來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聯絡員、蘇軍情報部情報員。當時在延安還有一個以伊萬諾夫上校為首的蘇軍情報組,後來為了加強合作,蘇聯又派來了以基斯林科中將為首的各兵種混合情報組來延安。在蘇軍情報組離開後,孫平就留下來繼續與中共合作。
  孫平為人靈活,重視瞭解中國情況,與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蘇方向來不大相信中共的情報質量,總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報網絡。中情部儘管不大情願,也有義務協助。1941年3月,蘇軍情報組在棗園後面的一個小山溝裡,開設情報訓練班。參加學習的中共黨員被蘇方人員告知:「組織決定你做蘇聯特務!」蘇聯專家儘管中國話說得流利,用詞卻不大講究。那時「特務」是個貶義詞,大多用於批評國民黨,中國人哪有自稱特務的?
  蘇聯情報訓練班的課程是聯共黨史、情報學、收發報技術、繪圖、照相,全由外籍教員授課。三個月之後畢業,全體學員被派往東北搜集日軍情報。
  從延安到東北,要經過山西、河北,路途有國統區,有敵占區,不得不分散行動。
  期間,經毛澤東同意,孫平開始同中共中央社會部聯繫,由社會部提供情報。此外還同八路軍總部及副總參謀長葉劍英、作戰部長李濤聯繫,同新華社長博古、西北局的高崗等中共各部委負責人聯繫,獲得了不少的信息。
  有資料顯示,中央社會部一度想派人到東北和國際領導的情報組織取得聯繫。1938年,組織上準備派姚倫到東北工作。姚倫是東北人,1935年入黨,1938年任山西臨縣縣委書記,正在延安馬列學院讀書時,被調來當「蘇聯特務」。姚倫的目的地是大連,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後來雁北軍分區有個關係人,是從大同煤礦逃回來的工人曹蘭池,瞭解敵占區情況,答應護送他們到大連。
  這個曹蘭池沿途吃喝玩樂,不像個工人,後來還拉攏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敵占區找工作。姚倫同當地地委書記商議,決定將其逮捕。突擊審訊,曹蘭池承認是日軍派來的奸細,而且與軍分區的偵察科長、民運科長有聯繫。此案繼續偵破,牽連到內部十幾個人。姚倫等人因此錯過去東北的時間,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產國際、蘇共、蘇軍,都曾努力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情報系統,一批中共黨員因此當了一陣「蘇聯特務」。這種情報合作關係,對於創建不久的中共情報工作,也是一種歷練。
  還有就是本書講到的一批中共情報員去當「蘇聯特務」,不過,那不是情報合作,而是情報鬥爭,而且在組織上脫離了中共的領導,變成了真正的國際特工。

作者的話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己於1943年5月28日解散,從此以後共產國際屬下的情報組織也大多數停止工作,只有極少數轉入蘇軍總參情報部繼續工作。
  有關「紅色國際特工」的故事,到此就結束了。
  也許這個名稱不太確切,但簡明扼要,容易理解。這個組織是在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支持下,由原蘇軍總參情報部直接領導的。該組織在「二戰」時期,敵占各國都有,尤其是蘇聯臨近的國家,如中國、蒙古、朝鮮、日本及西方戰場。派往日本的「拉姆扎」小組和派往中國的「梅傑姆」小組,便是最著名的兩個。
  由於該組織領導背景複雜,鬥爭極端隱蔽,我們整理出來的資料,就整個組織而言,也僅是一部分。但就是這些僅有的資料,已完全可以表現紅色國際特工可歌可泣的戰鬥業績,是活生生的愛國主義教材。

<<紅色國際特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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