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袁世凱評傳

TXT 全文
《袁世凱評傳》
*《袁世凱評傳》第一部分
  中國人講歷史有一個傳統:知人論事。袁世凱何許人也?就其一生的作為而言,他是個曹操、劉裕之流的人物,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類的梟雄。這樣的人在歷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開國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會是一個政治強人;當然,他也可能成為一個中興名臣或富於謀略的政治家。						
---------------
初露崢嶸一(1)
---------------
  本章開頭沒有引用奏章或信函,原因是這一階段的袁世凱還沒有進入仕途,但早年的生活經歷對他以後的成長和事業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孟子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人論世,後來不僅成為歷史撰述的傳統,而且也成為分析和評價歷史人物的一條重要標準。袁世凱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也是他所處歷史時代及生活環境的產物,把握住這一點,才可能較為深入和準確地瞭解袁的行事、為人和言論。通過其早年生涯,我們可以在青少年時代的袁世凱身上看到他日後所作所為的影子。
  中國人講歷史有一個傳統:知人論事。袁世凱何許人也?就其一生的作為而言,他是個曹操、劉裕之流的人物,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類的梟雄。這樣的人在歷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開國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會是一個政治強人;當然,他也可能成為一個中興名臣或富於謀略的政治家。成就成個什麼樣的人,全在於因緣時會。這與唯物史觀強調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加以評價的觀點是一致的。袁世凱晚年昧於社會發展的潮流和大勢,帝制自為,落了個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的可悲下場,但這否定不了他作為重要歷史人物對晚清民初中國政壇的重要影響。
  司馬遷在其傑作《史記》中為歷史人物的評價樹立了一種「不溢美,不隱惡」,「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良好學風和傳統。「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筆者在對袁世凱其人其事其言的評述中將遵循太史公的史法,設身處地,就事論事,實事求是,盡可能透視出這個重要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
  袁世凱(1859—1916),字慰庭,號容庵,河南項城縣人。袁氏是當地有名的官宦地主家族,世代以耕讀為生。到了袁的祖父袁樹三這一輩,袁家出了做大官的人。袁樹三之弟袁甲三(世凱之叔祖,1806—1863)於道光十五年中進士,歷任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監查御史、兵科給事中,一直做到督辦安徽、河南、江蘇三省軍務、漕運大臣等高位。袁甲三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樣,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以軍功起家,多次蒙皇帝傳旨嘉獎並賞戴花翎,穿黃馬褂,死後贈謚「端敏」,宣付國史館立傳,在當時這是極大的榮耀。他的長子袁保恆(1826—1878)也是進士、翰林院編修,以軍功升任內閣學士、戶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齡,舉人出身,官至二品的候補道員。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袁樹三次子,袁世凱生父袁保中的弟弟)也隨袁甲三從軍,以軍功侯補濟南,後調任江蘇,署理江南鹽運道。袁世凱的生父袁保中也捐過一個同知,但由於他是袁氏家族的長房長孫,在老宅主持家務,故未能出仕做官。袁氏一門兩世簪纓,不僅成為當地的高門顯宦,在京城和地方的官場上也建立了廣泛的人際關係,為袁氏子孫將來的出人頭地、飛黃騰達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1859年9月16日(舊歷八月二十日),袁世凱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家庭裡。他是袁保中的第四個兒子。不久,其叔袁保慶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子,但很快就夭折了。袁世凱的生母劉氏產後缺乏奶水,而牛氏的奶水卻很充足,故而由牛氏哺乳,牛氏視世凱如己出,疼愛異常。1866年,袁保慶以知府銜侯補濟南,當時年紀已過四十,仍然沒有子嗣,袁保中便將世凱過繼給了弟弟。袁世凱時年七歲,隨嗣父赴任濟南、南京等地,領略了大城市的繁華,也熟悉了官場上的事故人情,大大開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慶非常重視袁世凱的教育,在濟南時請了名舉人王志清做他的發蒙老師,在南京時請的家塾先生也是個文武雙全的舉人。袁世凱自幼聰明,但讀書不用功,而偏好拳腳,塾師也樂得因材施教,做個順水人情,就每天教他習武。袁保慶將自己幾十年的帶兵心得、官場經驗編為一書,名之為《自繰瑣言》,有空閒時,便以此書為課本,向世凱傳授自己的人生體驗。總之,少年時期的袁世凱,作為官宦世家子弟,受過良好的教育,同時封建大家庭和官場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給了他一種實際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漸歷練出一身圓熟的事故人情。
  譬如,袁保慶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積不相能,時生齟齬,袁世凱以嗣子的身份夾在中間,竟能巧妙地加以調和轉圜,使兩人都很喜歡他,就突出反映了家庭和社會環境對袁世凱的影響,中國傳統宗法式家庭往往幾世同堂,家口眾多,人際關係複雜。項城袁氏就是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凱從小就擅長左右逢源,具有人情練達的素質,與這種家庭環境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1873年7月,袁保慶因患霍亂,在南京去世,十四歲的袁世凱隨嗣母牛氏扶柩還鄉。次年,在西北左宗棠處幫辦軍務的堂叔袁保恆回鄉省親,認為這個侄子是個可造之才,應該出去見見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時將世凱帶在身邊,加意培養。以後幾年中,袁保恆調任北京、河南時,袁世凱都隨行在他身邊。儘管袁世凱自小就不喜歡八股制藝的學問,但在堂叔的嚴格督責下,還是把四書五經讀得很熟,對作八股文章則還是不得其門,缺乏靈氣。
---------------
初露崢嶸一(2)
---------------
  袁保恆兩代進士,也希望侄兒走這條光宗耀祖的仕進之路,所以在京任職期間,遍聘名師,期望世凱讀書上進。如請舉人謝廷萱教其作文,舉人周文溥教其作詩,進士張星炳教其寫字。但世凱的另一堂叔袁保齡(當時在京任內閣中書)則看出他在學問上「資分並不高,而浮動非常」。俗話說,從小看到老。的確,儘管出身於世代耕讀的名門顯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師的調教,世凱的資質卻不在於學問,而在於事功。袁保恆在京任刑部侍郎時,工作繁劇,常教世凱在讀書之餘幫辦公務。世凱當年隨嗣父學得的官場經驗由此派上了用場。他辦事幹練,頗得兩位堂叔的歡心,誇獎他「辦事機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恆在奉調河南幫辦賑災事務時,就有意帶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並參佐一切1」,多方培養、歷練他的從政才幹。
  1878年8月,袁保恆因感染時疫,病逝於開封任上。袁世凱失去庇蔭,返回了項城老家。先是,世凱曾於1876年返回河南鄉試不第,在鄉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鄉,適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產按世凱父輩的人數分割為十二股,世凱作為惟一的嗣子,獲得了袁保慶名下的豐厚家產,從此自立門戶,成為一家之主。此時的袁世凱雖年僅十九,但足跡已遍佈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見識之廣,在當地可以說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於現狀,過安安靜靜的鄉紳生活了。袁家在陳州有一所大宅,世凱不願過鄉居的乏味生活,舉家遷居於此。本年,他的長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凱不想辜負父輩對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舉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讀書,準備再考。由於此時他已自立家門,不再有長輩們的管束,所以著實放縱了自己一陣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騎馬,日飲數鬥,馳騁郊原,又喜為人捉刀2」,一副倜儻不羈的世家公子模樣。袁氏為當地高門,袁世凱又是見過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俠,喜為人鳴不平。慷慨好施與,以善為樂,寒士多依為生,士紳推戴,負一郡望3」,故而很自然地在身邊聚集起一批文人學子。為此,袁世凱辦起了「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兩個文社,袁「主其事,捐資供給食用4。」袁還與陳州知府吳重熹約為「詩酒友」,過了一段詩酒留連的悠閒日子。1879年,袁世凱的姑丈張向宸辦理河南賑捐,委託他「分辦陳州捐務」,袁世凱辦得非常出色,「集款獨巨」。為此,張將袁保恆生前的捐款,為他捐了一個從七品的「中書科中書」的虛銜以資獎勵。當年秋天的鄉試,躊躇滿志的袁世凱再入闈場,卻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凱自幼受教於名師,見多識廣,人情練達遠過於本地士子,他對此也很自負。然而此次秋闈,他主持的文社中有兩人中舉,他自己卻又名落孫山,感到十分丟臉。於是「傾篋舉所作詩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5」頗有漢代班超投筆從戎的氣概。袁世凱決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場經驗和父輩們的人際關係謀取前程。可他居鄉二年,不事生產,坐吃山空,家產揮霍了大半。為籌措進京活動的川資,不得不向親友借錢。到京後遍訪父輩們的門生故舊,試圖謀個一官半職,結果官沒謀到,錢卻花光了,還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資助,世凱才有了回鄉的路費。這一段經歷使他看到了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頭腦冷靜、現實起來。後來在得到一封寫給李鴻章的薦書時,他經過一番權衡,感到自己無位無名無財,在李鴻章人才濟濟的幕府中很難出頭,便斷然放棄了這個機會,決心棄文從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辦山東海防的吳長慶。
  關於袁世凱投奔吳長慶一事,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其中與袁直接有關的人的說法有三種,但各不相同。一是張謇,當時在吳長慶幕府,袁世凱初到慶軍時,張曾受吳長慶委託,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張孝若編寫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中說,袁投奔吳長慶時,帶了家鄉舊部幾十人一同前往。後來這些人由吳長慶給資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凱一人。二是張黎輝根據袁世凱本人這一時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後得出結論是,袁世凱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齡處乘船赴登州投奔吳長慶的,袁保齡還贈送給他四十兩銀子的川資。三是袁世凱的三女兒袁靜雪(原名袁叔楨)的回憶,說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吳長慶的。袁靜雪是袁世凱的愛女,她的說法應該出自袁世凱本人,按她的講述,袁世凱在上海還經歷了一場紅塵奇遇。「落魄公子床頭金盡,風塵知己贈銀贖身」,在中國傳統的戲劇傳奇和話本小說中是常見的題材,這次卻讓袁世凱趕上了。據袁靜雪講述,當時的過程如下:
---------------
初露崢嶸一(3)
---------------
  他曾到上海謀事。上海是當時最繁華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領略一下這裡的風光,另一方面也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謀事的機會總要比較多些。但是,他營謀了一個時期,始終沒有成就。那時侯,他一個人住在旅店裡,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結識了一個蘇州籍的名妓沈氏,這就是後來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們兩人見面以後,情好日密。沈氏勸他及早離開上海,另謀出路,並且資助他盤費,鼓勵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備酒送行。席間對他說明,在他去了以後,她立刻就自己出錢贖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負。我父親聽了之後,也就指天誓日,灑淚而別。後來,他隨吳長慶到了朝鮮,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當他由上海前往山東的時候,無意間在途中遇見了阮忠樞,由於他們同行同宿了幾天,因此互相結識。通過交談,他知道阮忠樞將進京應試,他也將自己的家世和現在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阮忠樞。阮又幫助了他一些川資,然後才依依惜別。別後,我父親徑直到了山東登州,向吳長慶投效。那時侯他已經是22歲了。有的人說,我父親到山東投軍時,曾冒昧地攜帶了他父親的舊部幾十個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吳長慶對他的印象很不好。這種說法,大概是不確實的。要知道,他由項城老家出來以後,是由上海前往山東的。這麼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繞道,他在舉目無親的上海是無法安置這些人的;何況他本人還先後受過沈氏和阮忠樞的接濟,他又怎麼能夠有餘錢供給這些人的食用呢?6
  後兩種說法否定了第一種說法,因為當時的袁世凱落拓困頓,自己還要靠別人資助路費,是負擔不起幾十個老鄉一路上的花銷的。但第二種說法除說明袁確實到過天津,赴山東時他堂叔資助了川資一事外,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否定袁世凱由上海北上的說法。而且如果袁世凱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經天津去登州的話,就沒辦法解釋袁何以能結識身在江南的沈氏,並把她娶到朝鮮作姨太太的事情;因為袁從1881年到登州後的四年內,一直身在慶軍,根本沒有機會回家和回國。而如果袁世凱徑直去了山東,則袁保齡資助路費一事又從何說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凱曾得到一封寫給李鴻章的薦書,薦書據說是出自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與袁保齡當時同在李鴻章幕府。從這一線索判斷,袁世凱並沒有直接去山東,而是從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為是自己侄兒,袁保齡須避嫌)寫下薦書,讓他在北洋謀事。袁世凱經過權衡,最終還是決定投奔吳長慶,袁保齡於是資助給他路費。這樣後兩說合而為一,順理成章。
  通觀袁世凱自立後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他已具備日後成功的重要政治潛質。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質歸結為三句話,曰: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袁世凱此時尚未掌握有生殺的權力,第三點素質自然無從表現。但前兩種素質,他不僅具備,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凱不僅愛惜,而且極為善於籠絡人才。比如組織文社,把家鄉的士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現出他具有非凡的組織領導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輕」傳統的士子們聚集在一起決非易事)。又如,當時窮困潦倒,在陳州教書的徐世昌拜訪求告於他時,他不僅不輕視徐,反而一見如故,結拜為兄弟,解囊贈款,資助其赴省應試。徐後來中進士,點翰林,仕途發達,成為袁一生事業中的重要謀士和清末民初政壇中的重要人物,即發軔於此。
  其次,袁世凱不看重金錢資財,而是將之視為實現自己願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夠不役於金錢。由於「慷慨好施與」,捐資辦文社,資助寒士,家產揮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並不因此而後悔,變得吝嗇起來。即使用的是母親們的私房錢和借來的錢,他也並不仔細,而是更為注重維持其世家子弟的氣派。據袁靜雪回憶,袁世凱落第之後,原想進京走捐官這條路,「可他到了北京,卻把那捐官的正事擱在腦後,一味地講吃、講穿、講玩樂。有一些興賭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認為可欺,便合夥引誘他去賭博,把他所帶的錢都給贏去。他官既沒捐成,錢又輸了個淨盡7」。從軍後的頭幾年,袁世凱年薪只有四十兩銀子,過了一段相當拮据的日子,但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養成的豪奢習氣。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做大事者多有此氣概,大概是因抱負遠大,才不看中錢財的罷。
  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凱具有極強的現實感,這也是一種基本的政治素質。比如,兩榜落第後他能斷然放棄科舉之路,立志從事功上出頭,證明他有現實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學問的材料;而亂世人才多以軍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輩都是榜樣。又如,當得到寫給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李鴻章的推薦書時,一般人均會忙不迭地趕去投靠,而他卻能冷靜地權衡利弊,放棄來之不易的機會,揚長避短,改投權勢、名氣都要小得多的吳長慶。袁在其一生事業的重要關頭,多次表現出這種現實感,這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
初露崢嶸一(4)
---------------
  實際上,袁甲三、袁保恆、袁保齡、袁保慶等均是李鴻章為首的淮軍系統的重要成員,而當時在位的淮系大員如劉銘傳、丁汝昌、周馥、吳長慶等均是袁世凱的父執輩,袁為何不去依附當時在李鴻章幕府,極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齡或其他父執,而選擇投奔吳長慶呢?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與吳的特殊關係了。
  吳長慶(1834—1884),字筱軒,安徽廬江人。其父吳廷香有文名,是當地的紳士,受命辦理廬江團練,1854年太平軍攻破廬江時戰死。廬江被圍困時,吳廷香派遣吳長慶到宿州向身兼督辦安徽團練大臣的清軍統帥袁甲三求救,當時袁保恆、袁保慶俱在軍中效力,袁甲三對是否援救廬江躊躇不決,問計於子侄。袁保慶力主增援,袁保恆則堅持不能分兵,二人爭執不下,致使耽延時日,廬州城破,吳廷香死節。吳長慶憤而與袁保恆斷交,與袁保慶則「訂兄弟之好」。後來袁保慶為官南京時,駐紮在浦口的吳長慶與他時相過從,感情非常好。袁保慶患霍亂突然病逝,吳渡江視殮,撫柩痛哭,幫助料理喪事。由於吳與袁保慶的特殊情誼,吳定能對其摯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這是袁世凱算計之中的。且此時的吳長慶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將,深受李鴻章的信任和倚重。吳長慶還以禮敬士大夫聞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時名士,被目為儒將。以這位父執作靠山,仕途的順利發達可以預期。這確實是袁世凱的最佳選擇。1881年5月,袁世凱到山東登州投奔了慶軍統領吳長慶。
  注 釋
  1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25—126頁。
  7同上,第124頁。
  8曾,曾國藩;左,左宗棠;李,李鴻章;胡,胡林翼。這四個人都是以文人帶兵起家,以軍功封侯拜相,成為清代的「中興名臣」。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恆等也是由進士出身的文人,帶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
初露崢嶸二(1)
---------------
  袁世凱從軍一年後,清廷的屬國——朝鮮就發生了壬午兵變。袁世凱放棄了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隨同吳長慶的慶軍開赴朝鮮平亂,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外交生涯。在壬午兵變和兩年後發生的甲申政變中,袁世凱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對危機時的應變能力,從而獲得了吳長慶和李鴻章的賞識與重用,為自己的仕途創造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俗話說,萬事開頭難。難就難在對機會的把握上,人往往會面臨多種選擇,捨得放棄才會有所獲得。袁世凱放棄科舉考試,選擇了從軍出征,是因為他認準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標確立後就毫不動搖地朝此努力,當然就抓住了機會,成就了自己。人們常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而危機是最考驗人和鍛煉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個人真本事的機會,袁世凱可算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本章開頭所選引文是袁世凱在甲申政變前夕,向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匯報朝鮮政局動態的函稟,表現了他出色的形勢判斷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鴻章報告朝鮮政局稟1
  (1884年11月12日)
  朝鮮君臣,為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潤於王,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啟釁俄人。乘此時機,引強鄰自衛,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並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獨金允植、尹泰駿、閔泳翊意見稍歧2,大拂王意,漸疏遠。似此情形,竊慮三數年後,形跡必彰。朝鮮屏藩中國,實為門戶關鍵,他族逼處,殊堪隱憂。該國王執拗任性,日事嬉游,見異思遷,朝令夕改。近時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設法杜其騖外之心,異日之患,實非淺顯。卑職謬膺重任,日思維繫,不避艱險,竭力圖維。初猶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開,人心漸歧,舉止漸異;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日夕焦灼,寢食俱廢,大局所關,不敢壅於憲聽3。近聞福州台灣同時告警,東洋訛傳最多,韓人不久必又有新聞。鬼蜮之謀,益難設想。外署雖與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鹹用其謀,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進一郎5帶兵換防,八九日內必到。薛斐爾6已在東洋,聞將偕至,嗣有所聞再當密稟。
  朝鮮在歷史上長期是中國的屬國,在制度上也倣傚中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時也像中國一樣面臨著列強的巨大壓力,其中日本與俄國對其有著特別的野心。在外來壓力下,朝鮮的內政也是危機重重。「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宮廷內部充滿著爭權奪利的派系傾壓,改革與守舊、親華與親日派別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作為清帝國駐朝鮮的使臣,既要維護所謂「天朝上國」的尊嚴體制和宗主國的特殊利益,又要調解朝鮮王室內部的矛盾和紛爭;既要壓制親日派的抬頭和日本在朝勢力的擴張,又要平衡、折衝列強對在朝利益的爭奪,以維護清帝國對朝鮮的控制。而這一切又是在本國積弱積貧,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遠不如列強,而朝鮮也日愈離心離德的局面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誰身上,哪怕是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使命。袁世凱就是在這樣一種錯綜複雜、殺機四伏的環境中嶄露頭角,脫穎而出的。應該說,他出使朝鮮十二年,使出了渾身的解數,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海東的小班超呢。
  當時統治朝鮮的是李朝。李朝建立於明代洪武年間,已持續了近六百年,幾乎與明、清兩代相始終,也一直與中國維持著良好的屬國關係。1864年,朝鮮國王李罷去世,李罷沒有兒子,於是以其弟李罶應之子李熙入承大統。李熙年方十二,沒有能力親政,遂由父親以大院君的身份攝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對外閉關鎖國,對內則加強集權,十年後李熙長大親政,權力逐漸轉入其妻王妃閔氏及其家族和親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攬權,這樣在朝鮮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閔妃和以大院君為首的兩個權力集團。1876年,日本以朝鮮拒絕邦交,蔑視日本為借口,出動兵艦,脅迫朝鮮簽訂建交和通商條約。由於清政府畏懦無能、息事寧人的政策,朝鮮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由於在國家危難之際,清政府未能盡到宗主國的保護責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蒸蒸日上的國勢,朝鮮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餘,把目光轉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實現改革和獨立自強的目標。日本則借此鼓動朝鮮脫離中國的控制,並大肆培植親日勢力。這樣在朝鮮政權內部又形成了以閔泳翊(閔妃之侄)、金允植、閔泳穆、趙寧夏等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為首的「開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實權,主張維持現制度,親華,是主流派;後者主張倣傚日本,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親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於政權的腐敗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鮮國內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銳,就像一座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
---------------
初露崢嶸二(2)
---------------
  清政府既不願出面維護朝鮮的權益而同日本和俄國(這是當時另一亟欲染指朝鮮的列強)發生對抗,又怕日俄併吞朝鮮,對其「龍興之地」的東北構成威脅,故決定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鴻章「婉為開導」朝鮮,開放門戶,與西方各國立約通商,以「潛彌外患」。李鴻章則致函朝鮮國王李熙之叔、原太師李裕元,他所傳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手有餘。…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7。」朝鮮政府開始時並不願開放,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勸導」,在1880年10月的御前會議上通過了「開化自強」方針,並在清政府的居間幫助下,相繼與美國、英國、德國、俄國、法國等西方列強簽訂了通商條約。朝鮮的大門從此洞開,成為列強爭奪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鮮王室中佔有主導地位的閔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擺脫清廷,實現自主,結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鮮的政治、外交更為錯綜迷離。袁世凱初到朝鮮時,所要面對的就是上述這樣一個內外交迭、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
  袁世凱初到慶軍時,吳長慶安排他與其子吳保初一起從師張謇8,在軍營讀書,為翌年的鄉試做準備;但袁世凱對八股制藝是油鹽不進,而且這也不是他投奔吳長慶的初衷,所以學習並不努力,很讓老師頭痛。「謇曾命題,課以八股,則文字蕪穢,不能成篇。謇既無從刪改,而世凱亦頗以為苦。」但「偶令其辦理尋常事務,井井有條,似頗幹練9。」
  袁世凱在軍營這個新環境中,儘管與吳長慶有著特殊的家世淵源,但他卻很懂得「謙抑自下」,一點兒也沒有表現出世家子弟慣有的狂傲不羈的習氣,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辦事幹練得力,很快就被任命為慶軍營務處的幫辦。此時的袁世凱,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施展才能的機會了,而這樣的機會也很快就來臨了。
  1882年7月,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兵變的起因是,朝鮮王室接受清廷勸導實行開放後,於1880年對軍制進行了改革。閔妃集團借改革之機削弱大院君集團的實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創的「親軍營」的同時,組建了以日本人為教官的新軍「別技營」。新軍在裝備和待遇上都高於舊軍,激起了舊軍的很大不滿,為平息軍隊的不滿情緒,當局向欠餉已十三個月的漢城駐軍發放餉米。由於餉米中摻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憤怒的士兵毆打了庫直(管理糧庫的官員)。兵曹判書10閔謙鎬下令逮捕為首的士兵,成為激起漢城駐軍兵變的導火索。激憤的士兵和大批貧民衝入軍械庫,奪取武器,攻進捕盜廳,釋放了被捕士兵,並到大院君府上訴說冤情。大院君在溫言撫慰的同時煽風點火,暗示此事是閔妃一黨勾結日本人所為。變兵隨即攻擊日本使館,殺死日本教官,襲擊當政高官的住宅,處決了領議政大臣李最應、兵曹判書閔謙鎬等很多後黨高官,並攻入宮中搜捕閔妃。閔妃裝扮成宮女,逃出王宮,漢城大亂,政局陷入癱瘓。國王李熙被迫召還大院君,由他主持國政以收拾亂局。大院君柄政組閣,宣佈大赦,恢復舊軍制,發放軍餉。亂軍退出了王宮,一場兵變方告平息。
  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逃回國後,報告了事變經過,日本政府遂決定借此事件大舉派兵入朝,脅迫朝鮮謝罪、賠款、割地、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清廷駐日公使黎庶昌偵知此事後,於7月31日、8月1日兩次急電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張樹聲(當時李鴻章因丁母憂,已告假還鄉),告知日本即將出兵朝鮮的情報,建議「中國宜派兵船前往觀變」。幾乎與此同時,驚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閔妃也指示後黨成員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鮮使臣金允植、魚允中向清廷求救。張樹聲於8月2、4、5日三次致函總理衙門,要求派兵朝鮮,7日得到批准後,9日由慶軍統領吳長慶、水師提督丁汝昌、候補道馬建忠率軍乘威遠等三艦赴朝。10日,清軍抵達仁川,早於日軍到達半天,佔據了政治軍事上的主動。慶軍六營直入漢城,「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11」。日軍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鮮訂立「城下之盟」,不料在軍事上失了先機,不得不改換策略,降低籌碼,放棄了割讓朝鮮領土的要求。
  袁世凱在進軍朝鮮的過程中,表現出了突出的才幹。首先是善任繁劇,辦事幹練。清軍從得知日本出兵的情報到登船赴朝,前後不過十天。而吳長慶出征的準備時間只有七天。當時張謇在吳處主持幕府事務,「吳公囑余管理策劃前敵軍務,當時同事們全都因回鄉應試而散去,只有我因丁內艱,單獨留下來措置前敵事務。手書口說。晝作夜繼。苦不給,乃請留袁慰廷執行前敵營務處事。」張謇之子張孝若在給他父親寫的傳記中也記述了此事:
---------------
初露崢嶸二(3)
---------------
  那時吳公幕府中人才卻也濟濟,但是重要機密和筆墨上的事,吳公卻是信託我父親,完全責成他去主持和辦理。朝命下來,急於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發。但是所有的準備,都要我父親一人擔當處理,而且期限既非常迫促,應佈置的事,又一件不能耽誤,所以我父親計劃出發和前敵的軍事,寫奏折,辦公事,實在忙的不可開交。嘴裡說,手裡寫,白天忙不完,夜間接續辦,實在是煩勞辛苦得很。在這時適當鄉試的時候,吳公叫袁世凱去考舉人,袁心裡實際上不情願,嘴裡又不好意思說。我父親當時一個人應付內外事務,實在也忙不過來,就對吳公說:「大帥不要叫慰廷去考試了,就讓他幫我辦辦出發的軍事吧。」我父親這樣一說,吳公自然立刻就答應了。於是我父親就派袁趕辦行軍應用的各種物件。哪曉得限他五六天辦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辦得妥當齊備。我父很稱讚他有幹才。出發時,就接下來派他執行前敵營務處的差事。」12
  又如,清軍抵達仁川馬山浦後,吳長慶曾指派某營為先遣部隊,下令立即登陸,但該營指揮官卻表示士兵不習慣航海,多數暈船,請求暫緩登陸。吳大怒,立刻將該營官撤職,派袁世凱代理。袁受命後,督率該營於兩小時內完成登陸,大受吳長慶的誇獎13。
  其次,是處事果斷,善於臨機應變。袁世凱初入軍營,就表現出隨機應變,處事果斷的特點。1882年春節,營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營中聚賭,一言不合,由爭吵而毆鬥,最後發展到彼此開槍的地步,而各營營官多已回家過年,無人主持,營中秩序大亂。袁世凱當時正在營中,「他當時靈機一動,假傳統領的命令,帶領一些親兵趕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後,他立即把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這場糾紛就此平定下去。事後,他向吳長慶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並且就自己『專擅殺人』一事向吳請罪。吳長慶不但不責怪他,反而獎許他的臨機應變之才,教他為營務處幫辦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議誘捕大院君,歸政國王。吳、丁、馬、袁等人在馬山浦會議,決定依此計行動,命令袁世凱「密為佈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軍軍營回訪,袁設計將其眾多衛士阻於軍營之外。大院君入營與吳長慶寒暄之後,察覺氣氛有異,在與吳筆談時問:「將軍將作雲夢之遊15耶?」吳長慶「尚支吾其辭,不忍發動」,袁世凱則「持刀在側說:『事情已經洩露,遲則生變!』隨即督促手下將大院君強行扶入轎子,星夜奔赴馬山浦,登上兵艦,押送天津16。」充分表現了袁處事果斷的作風。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軍有道。慶軍承平日久,軍紀鬆弛,在進入朝鮮平亂的過程中,「姦淫擄掠,時有所聞」。袁世凱認為「作為前來戡亂的王師,軍紀如此,遺笑藩封,玷辱國體」,自告奮勇整頓軍紀。吳長慶授予袁全權,並發給他令箭。袁「於是傳令各營,有擅入民居及軍營者斬。恰好有違犯命令者,於是立刻處斬數人傳首示眾」。有士兵強姦婦女,袁「徒步前往查辦,親自監督搜捕,竟然廢寢忘食。最終查獲了人犯,親手處決了他」。為了整飭軍紀,袁世凱還向吳長慶請求懲治對違法亂紀負有責任的軍官,「吳公同意了他,發文任命他總理前敵營務。允許他便宜行事。於是選擇軍官中對部下約束不嚴者,撤職查辦了幾個人,將士們都被懾服了,(對軍紀)不敢再犯秋毫,軍隊的聲威才重新振作起來17。」
  從袁世凱在慶軍的所作所為看,他無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殺人如麻」的素質。然而他也很懂得並擅長「恩威並施、寬猛相濟」的治術。「他嚴於執法,而待遇屬下卻十分厚道,訓誡勸告不停於口。常常說:『服從命令者是我手足,違抗命令者就是賊寇仇敵。(我)信賞必罰,決不會有一點遷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給。有病者他親自前往撫慰探視,發給他們藥物。夜間巡查軍營,看見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們入室休息。陣亡者他親自視殮祭奠他們,負傷者他監督醫療救治,每日必親自探視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動奮發,全都樂於為他所用18。」他也很善於收攬人心,「對待朝鮮的軍民百姓多主張寬厚體諒,所以朝鮮人對他的感戴就如同對待父母,連婦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愛戴他19。」
  當時,參與兵變的士兵和貧民聚集在城郊利泰院和枉尋裡一帶。應朝鮮國王請求,清軍派袁世凱等率軍剿捕,「捕獲其中強悍者百人,…從中選擇誅殺了尤其凶悍的十個人,其餘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與朝鮮政府也締結條約重歸於好,事變於是完全平定20。」事後論功行賞,袁世凱被授予五品同知官銜,優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吳長慶給他的評語是:「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21」。
---------------
初露崢嶸二(4)
---------------
  壬午兵變後,朝鮮王室重新編練新軍。袁世凱因在平息事變中表現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訓練新軍的重任。袁「起草創立規章制度,編選壯丁,先建立新建親軍,然後建立鎮撫軍。……未到一年,成效極為顯著。前來參觀的韓國諸位大臣及各國外交官員,全都盛讚新軍技藝嫻熟,步伐整齊,堪稱勁旅。吳公及韓王親臨檢閱,也都歡欣喜悅,讚歎不已23。」
  袁世凱靠父執關係寄身軍旅,而且不走科舉正路,所以無論吳長慶幕府中的名士們,還是各營中的驕兵宿將全都認為他不過是個紈褲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鮮平亂時,袁一反從前「謙抑自下」的作風,勇於任事,殺罰決斷不講情面,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因表現出色受到越級提拔,就更為人側目,被說成是「不學而剛」、「專而好殺」之人。
  中國自隋唐以來就以科舉取士。明清更是專考八股,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但在文人們看來,科舉才是晉身官場的正途,袁世凱不通制藝之術,不走科舉之路,就是「不學」。其實,袁世凱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書讀得並不少,只不過興趣不在八股上面而已。要說到「學」,袁世凱所注重的是經世實用之學,如軍事。袁所處的時代正當清朝的多事之秋,戰禍頻仍,內亂外患不斷。他雖出生於世代耕讀的鄉紳家庭,但其父、祖兩代均以軍功致顯達。這種家庭、社會環境必然會影響到他,也是他從小喜讀兵書,長大後投身軍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兵書教給他的是理論和戰例,軍旅生涯給他的是軍事實踐。據袁的女兒袁靜雪(原名袁叔楨)回憶,他父親「自從投效吳長慶的慶軍以後,對軍事上的事情處處留心。他一方面細心鑽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面,不論部隊出操或是野外演習,他都是跟著觀看,表面上說是監督考察,實際上卻是跟著學習。……就這樣,他漸漸地由外行轉變成為內行24。」也正是靠著這種書本與實踐相結合的實學,袁才得以在壬午兵變中嶄露頭角,並熟練運用淮軍的營制操典編練朝鮮新軍。後來的文人學者往往因袁晚節不保,對他的評論多含有成見,因此在論及袁的為人處事的時候,多好引用吳長慶幕僚們對他的負面評價,較少客觀具體的分析。其實,作為一個從小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二十幾歲就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現,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吳長慶力排其所尊重的幕僚和追隨他多年的將領們的非議而重用袁世凱,不排除他有給袁機會以報答盟兄故友的動機,但這是次要的。袁若是個不成器的紈褲,那是想扶也扶不起來的。袁世凱之能夠獲得重用,除去吳長慶識見過人,知人善任這個因素外,也因為在當時暮氣已深的淮軍之中,袁世凱確實是個難得的人才。
  從袁在朝鮮時與其關係最深之人對他的評價,也可以佐證這一點。金允植為親華的「東道西器派」的領袖人物,壬午事變後主持朝鮮外交事務,與袁世凱相交最厚,「自以為平生知己,海內無二。自從壬午、甲申以來,未曾一日相離,患難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與金結識於壬午清軍東渡赴朝平亂之際,當時二人同乘一船,談得十分投機。袁世凱少年心性,頭角崢嶸,誇口自己只要能統帶數百士兵,即可直搗漢城,擒拿大院君,很為金氏心折。金漢學底子很好,詩有魏晉風,常與袁詩酒往還。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凱舍人」一首,詩前題詞稱袁「英達夙成,志氣軒豁,吳筱帥常稱慰庭是中州有數男兒」。吳筱帥即吳長慶,吳字筱軒,故有此稱。從中可見吳對袁之器重。而金在贈詩中也稱袁「豪慨似宗愨,英達類周郎26」。宗愨,南朝宋、齊間人,14歲時,叔父問他的志向,他回答說:「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文帝時,宗愨率軍討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跡見於《宋書》、《南史》。周郎,即因小說《三國演義》而聞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儻風流,人稱「周郎」,曾統帥吳蜀聯軍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軍南下。史書稱其「文武籌略,萬人之英」,「有王佐之資」。金允植詩中的比附未免過甚其辭,但也可透視出袁世凱當時少年壯志、抱負不凡的原型。
  張謇為吳長慶掌理機要,也曾當過一段袁世凱的老師,他在寫給世凱堂叔袁保齡的信中,對袁世凱的評價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時時夾雜著世故客氣的做作,所以他的舉動總達不到有學問人的標準,但論其才能,他當然是您家族中謝幼度一類的人物啊;從軍駐紮在動亂的國家,希望囑付他謹慎從事。27
  張謇是大才子,於袁世凱是長輩,兼有師生之誼,袁在張那裡不免拘謹,不像在密友面前敢於放言高論,故以官場「世故客氣之習」相處。對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這樣得來的。但張謇許其為謝幼度,雖有對他堂叔客氣的成分在,評價可說是相當高的。謝幼度,謝玄也,幼度是其字;史書紀其「有經國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戰,他率八千人擊潰了前秦苻堅的百萬大軍,使東晉免於滅亡。
---------------
初露崢嶸二(5)
---------------
  鑒於袁世凱在整飭軍紀,訓練新軍中的出色表現,1884年春吳長慶奉調回國之際,保舉他總理留駐朝鮮的慶軍營務處並兼領慶字營。「慶字營的士兵官弁,跟從吳公最久,軍官中很多都是提督、總兵級的將領,士兵平素也都驕橫不遜。(袁)公恩威互用,幾十天內就使全營服從聽命,操練和紀律位於各營前列28。」袁世凱至此總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揮的兵。慶軍留駐朝鮮的另外兩營分別由吳兆有、張光前統帶。吳、張都是跟隨吳長慶征戰多年,官居提督、總兵的一、二品大員,而袁此時不過是個五品的候補同知29,能夠獨領一營,可謂不次之擢升。而且他還有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名義,在權勢上更是壓人一頭。慶軍駐紮在國外,軍事之外,免不了與朝鮮當局和各國使館打交道,這方面的事務,吳長慶也都交給袁世凱辦理。當時朝鮮剛剛開放,「不諳外交,而內政亦極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於(袁)公30。」袁世凱老於官場的結交籠絡之術,自然如魚得水,很快就與國王和當朝主政的「東道西器派31」大臣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由於有了這層關係,袁的溝通能力和對朝鮮政府的影響反而高於清廷的外交代表,為此他又受到了時任北洋大臣、負責外交事務的李鴻章的器重。「東西方各國有來與韓國訂立條約者,李相國就命令袁公贊助,指示韓國人(對條約中的問題和漏洞)多所補救。李相國說袁公不但懂軍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國古代的國際外交是一種「天朝」與「四夷」之間的冊封朝貢關係,簡稱封貢體制。著名外交史專家蔣廷黻先生對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緣故。光緒七年(1881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臣聞天子守在四夷,這真是深謀遠慮的策略。自古以來的敵國外患,隱伏時甚難發現,而苗頭又蓄積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就已無法遏止了;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法遏制了。我朝幅員廣為開闢,龍沙雁海33全都列為藩封屬國。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難道不是所謂山河帶礪34,與國家休戚與共的意思嗎?」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們守門戶的。35
  但是這種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強到來之後已經被打破了,而清朝統治階層頭腦中的傳統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未能隨時代和客觀形勢一同轉變,最終導致了外交和軍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誤。
  當時主持中國外交的是李鴻章。鑒於日本1879年吞併了琉球,法國也正在逐步吞併越南,清政府一反從前對附屬國放任自流的消極政策,改行積極介入,加強控制的政策。對地處清朝「龍興之地——滿洲」大門口的朝鮮,尤其如此。李鴻章在主政的洋務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個,早在明治維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他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36」。為此他極力主張發展海軍,並格外關注朝鮮問題。
  壬午兵變之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大增強,請求中國幫助善後,清政府藉機對朝鮮實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亂的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朝鮮訓練新軍,在軍事上加強了介入。其次,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以此重申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並派遣陳樹棠為總辦朝鮮商務委員,常駐漢城。再次,推薦、代聘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鮮管理海關,朝鮮並分別任用馬、穆二人為交涉通商事務的會辦和協辦;此後,朝鮮的海關和外交事務實質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變中被清軍搶佔了先機,沒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但也通過「濟物浦條約」獲得了五十萬元賠款和在漢城駐軍的權利。日本把侵佔朝鮮看作實現其大陸政策的跳板,朝鮮是其必爭之地,所以極為反對和仇視清政府對朝鮮的控制。於是在朝鮮內政方面,日本採取支持和利用「開化派38」的策略,試圖推翻親華的後黨政權,扶植親日政權,為將來全面侵佔朝鮮鋪平道路。
---------------
初露崢嶸二(6)
---------------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也接過了當時流行的地緣政治學說,並在此基礎上制訂了所謂大陸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縣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論》中宣稱:「國家獨立自衛之道,一是捍衛主權線,二是防護利益線。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是也;何謂利益線?即同我主權線的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而在列強紛爭的時代,「僅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的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始能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39。」而所謂利益線,就是朝鮮和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後,尤其怕抱有同樣野心的俄國搶先控制朝鮮,由於實力尚不足以從中國手中奪取朝鮮,日本便在積極擴軍備戰的同時,鼓吹中、日、美共同保護朝鮮,想借此抵制俄國的勢力,但為清政府拒絕,理由是不合宗藩體制。有些國家還建議由多國訂立條約,保證朝鮮成為瑞士、瑞典那樣的中立國家,李鴻章內心是贊成這麼辦的,因為一個有國際條約保障的中立的朝鮮,同樣可以起到緩衝國的作用,無論日本還是俄國的企圖,都將遭到其他列強的反對。無奈清廷死抱著陳腐的宗藩體制不放,就是不願意看到朝鮮成為一個獨立平等的國家,幾次錯失了從朝鮮脫身的機會。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強出於各自的利益,也反對清廷和日本獨佔朝鮮的企圖,支持朝鮮的「獨立自主」,同時相互間既爭奪,又勾結。小小一個漢城,親華與親日,保守與開放,改良與激進,列強與列強(主要是日本與俄國,俄國與英國)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交織成一個波譎雲詭的外交戰場。大清帝國沒有相應的軍事實力,自己尚在列強利益紛爭的夾縫中生存;在朝鮮又想要一家獨大,時時處處維持宗主國高人一等的體面和尊嚴,牢牢控制住附屬國,實在是很艱難的外交任務。
  所以,在朝鮮這個重要的外交陣地上,李鴻章需要一個硬手、一個幹才。袁世凱適逢其會,作為駐朝官員中的佼佼者,他順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鴻章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顧和保護,袁世凱的宦海生涯自會是一帆風順,成功可期的了。
  當時朝鮮的政治格局是,閔妃的後黨與事大派40是掌權的主流派,代表人物為閔泳翊、金允植、尹泰駿、趙寧夏等,親華,後盾是吳長慶、袁世凱及其編練的朝鮮新軍和清朝駐軍。另一派則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為首的開化派,親日,後盾是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日本使館駐軍和開化派編練的新軍。起初,開化派的實力遠遜於前者,只能在自己職權範圍內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自己的事業。
  朝鮮國王李熙喜聽外國新聞,金玉均、樸泳孝借此經常進宮,向國王講述國際形勢和各國政治制度,力陳改革與自立之必要,獲得了國王一定程度的支持。開化派實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選派赴日留學生,編練新軍並由留日學生負責訓練,設立巡警局、郵政局、治道局,創辦《漢城旬報》,啟蒙民智,為改革和獨立製造輿論。守舊派出於自身的利益,開始阻撓並破壞開化派的改革運動。為了壓制開化派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他們將金玉均、樸泳孝調離漢城,以此架空開化派,使開化派的改革運動嚴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41,南方吃緊。5月,吳長慶奉調率領三營慶軍回國駐防,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開化派的轉變。由於清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清廷在朝鮮的威望大為降低,原想托庇於清廷保護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員也開始動搖。開化派和日本認為清廷在戰爭期間無暇北顧,是發動政變,推翻親華政權的絕好時機,遂決意大舉。
  在開化派與日本使館積極準備政變之際,袁世凱已覺察到情況有異。在政變發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將朝鮮山雨欲來的緊張局勢函告李鴻章。這就是前面那封函稟。函稟開頭就點明,朝鮮政局幕後有日本人操縱。而國王及其親信大臣之所以敢於如此,在於中法戰爭牽制了中國的軍力,難於兼顧朝鮮。這樣一來,親華的大臣雖堅持既有的立場,但已漸漸被國王所疏遠;政治力量的對比已開始逆轉,三五年後,托庇列強圖謀自立的形跡會越來越明顯。國王左右,都是與日本合謀的人,國王又是個不成器的君主,自己盡了最大努力,「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而「如不設法杜其騖外之心」,即遏止國王的離心傾向,未來肯定會有嚴重的禍患。函稟內容很簡單,但對朝鮮政局判斷得很透徹,很準確,對局勢的嚴重性,袁世凱以自己「日夕焦灼,寢食俱廢」的狀態加以強調。函末並告,日公使竹添進一郎攜換防日軍將於八九日內返回漢城。預示屆時可能有事發生。
  由於有了這封起著示警作用的報告,李鴻章得以預先指示機宜,命令袁世凱等「不動聲色,堅守鎮靜,並隨時偵探情形詳細密報。」而有了李鴻章的指示,袁世凱才可能要求非他統率的其他清軍共同行動,「密令下軍中,夜不解帶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戰時42」。11月17日,後黨的重要成員閔泳翊夜訪袁世凱,密談多時。袁旋即「下令陣中,困束更密」,並「轉訪吳兆有的軍營,天快亮時才返回到駐地43。」袁世凱在朝鮮宮廷內外建立的情報網絡此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夠根據宮廷的趨向、日本使館和開化派活動中的蛛絲馬跡判斷形勢,預為佈置44。但此時之李鴻章與袁世凱,誰也沒有料到政變的發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
初露崢嶸二(7)
---------------
  1884年12月4日(即舊歷十月十七日),政變爆發,是年干支為甲申,故史稱甲申政變。政變經過是,4日晚6時,開化派的重要成員、時任郵局總辦的洪英植以慶祝郵政大廳落成的名義邀請守舊派大臣和外國使節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總辦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稅務司穆麟德,朝守舊派大臣閔泳翊等出席。席間,開化黨徒在廳外放火,賓客紛紛外出觀看。早已埋伏在廳外的開化黨徒一擁而上,將閔泳翊亂刀砍倒,賓主嘩散。金玉均等乘亂入宮,謊稱清軍作亂,砍傷閔泳翊,「王及妃大怖」。在金玉均等的恐嚇下,國王親書「日本公使來衛朕」的敕書,由樸泳孝按預定計劃持敕書引日使竹添帶兵入宮,並將國王、閔妃和王子遷至景佑宮。整個王宮由日軍和開化派編練的新軍控制,國王實質上已被軟禁。當夜,政變者矯詔傳召守舊派重臣閔台鎬、尹泰駿、韓圭稷、李祖淵、閔泳穆、趙寧夏入宮,進宮一個處死一個。翌日,開化派組成新政府,以國王諭旨形式公佈並函告各國使節,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徐光范、徐載弼等開化派中堅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職。6日上午,頒布新政綱。早與開化派達成默契的美、英等國使節晉謁國王,政變似乎大功告成。
  由於事出突然,一開始袁世凱等並不知道發生了政變。在接到陳樹棠的事變報告後,袁隨即帶兵二百赴郵局,但彼處已空無一人,日本使館則大門緊閉。袁到閔泳翊躲藏的穆麟德處詢問出事原因,閔僅說「開化黨殺我」,亦不明內情。袁隨後帶兵沿宮牆巡視,遇到疾行的韓軍,問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宮禁衛。巡視至宮門,則宮門已閉,直至拂曉收隊,仍未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次日,終於探明政變真相。得知相熟的諸大臣被殺,袁世凱頓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翦除了一樣勢單力孤。
---------------
初露崢嶸三(1)
---------------
  當時中朝之間尚未架設電報線,公文均靠停泊於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門,往來一次需要數天時間。如按常規請示,如此重大事變之應對決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當局做出不可,其間時間延誤必不可免,而挽回大局的機會極可能就此失去了。在這個重大歷史關頭,袁世凱再次表現出其勇於任事、處事果斷的過人素質。
  5日(舊歷十八日)上午,在開化派公佈新政府名單時,清軍將領們也在磋商挽救局勢的對策。吳兆有、張光前全都表示「沒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輕舉妄動」;袁世凱強調事機緊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陳樹棠則轉達美、英、德三國使節要求清軍暫緩行動的勸告,並表示自己意見相同,因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動,日方士兵必出面阻撓,將會說爭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鮮國王也沒有派人來軍營邀請我方出兵,因此師出無名45」。與袁交好的金允植也來函請清軍暫緩出動,以免傷及被日本人挾持的國王。會商結果是,清軍暫時按兵不動,由陳樹棠、吳兆有緊急函告李鴻章朝鮮發生政變,請求增兵並指示對策,函件由泰安艦遞送,途經旅順時,交袁保齡先以電報拍發。而袁世凱則負責聯絡爭取由其編練的朝鮮新軍46,當晚,袁世凱向新軍「發放上等成色的黃金六百兩,與左右營指揮官金鐘呂、申泰照秘密約定次日入宮,共同護衛國王47」。
  6日(舊歷十九日)上午,開化派政府發佈改革政綱,漢城居民都已知道政變是開化派勾結日本人所為,「韓舉國惶恐」。倖免於難的守舊派政府成員紛紛要求清軍出兵干預,金允植、南廷哲親赴清營「痛哭乞師」,領議政大臣沈舜澤「準備了印鑒文書懇求出兵救助國王」,內監沈相薰、承旨李鳳九也以密函報告了宮內日本人和開化派的最新動向。清軍將領仍整日會商對策,吳、張等仍猶豫不決。但在兩次致信國王,要求晉謁並帶兵入衛王宮的請求被拒絕,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遲遲沒有答覆的情況下,袁世凱以事態緊急,間不容髮,而且應朝政府大臣的請求,師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宮戡亂。「吳、張請再告急於北洋。袁公說:『朝鮮的防務和外交,我負有專門的責任,如果因為挑起爭端獲罪,由我一個人承當,決不牽累諸位。』吳、張才勉強答應48。」袁世凱隨即「按約定會合朝鮮左、右營,整隊分三路入宮49。」袁率一營及朝左右營自任中路,入敦化門;吳率一營為左路,入宣仁門;張光前率一營為右路,負責策應。
  袁世凱帶隊入宮後,即遭到守軍猛烈射擊,「槍子如雨」,清軍還擊,雙方展開激戰。宮內頃刻大亂,閔妃攜王子趁亂逃出宮門,投奔北山清軍營地。袁攻至景佑宮,發現國王已被轉移,遂與退守樓台的敵軍展開又一輪的激戰。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後,兵卒傷亡者枕藉」,隨後「遇到袁公過去所教練的韓兵數百人,合力進戰,士卒爭先,聲震屋瓦50。」新軍的倒戈,使戰局從相持轉為有利於清軍。竹添首先動搖,率領日軍退回使館,金玉均、樸泳孝等政變骨幹亦隨之逃往使館,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宮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則護衛國王出宮赴北廟避難。整個戰鬥僅持續了一個時辰,清軍獲勝,但仍不知國王所在。於是懸重賞打探國王去向,夜間方探到國王下落,遂將國王接至吳兆有軍營,洪英植等試圖阻攔被殺。次日上午,國王移居袁世凱所部軍營,並召集原政府成員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議善後,組成了以沈舜澤為首的新政府。8日,國王召見各國使節,告以政變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館連日遭到憤怒的漢城民眾的圍困和襲擊,在致信袁等諉過卸責後,於當日自焚使館,率領使館人員、駐軍和金玉均、樸泳孝等政變骨幹逃往仁川領事館。甲申政變以中國大勝,日本慘敗告終。此後,袁世凱則應國王之邀,居於「偏殿樓下,與國王居所僅一牆之隔,朝夕接觸會晤,握手談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訪袁公稟告公事,環繞左右聽指揮。……袁公不動聲色,代韓內籌撫治,外輯邦交。一個月來一手秉筆,一手按劍,衣不解帶,目罕交睫。當時年齡才二十六歲,頭髮卻由此而斑白51。」
  清軍當時在朝的三營兵力約一千五百人,朝鮮左、右兩營約八百人。但袁世凱所統一營分駐馬山浦,隨其進宮的只有四哨。清軍編制每營五百人,一營五哨,每哨一百人,考慮到軍營尚需留守,而張光前所部並未參戰,所以清軍一方入宮參戰者的實際人數應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開化黨人控制的王宮中,有竹添帶入的二百名日軍和樸泳孝指揮的兩營新軍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實力上,與對方相差並不懸殊,且已挾制了國王,控制了王宮,做戰有險可據,以逸待勞。為何敗得如此之快呢?一個原因是為防止與清軍衝突,政變方未關宮門,從而失去了防守的優勢和屏障,使清軍得以順利入宮。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縮,撤出王宮,導致軍心瓦解。進一步分析,則政變與反政變之成敗,實與雙方領軍人物的意志與決心有關。
---------------
初露崢嶸三(2)
---------------
  政變一方的核心和主腦人物是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竹添是個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到任後積極扶植開化派,中法戰爭爆發後,則極力慫恿開化派發動政變,推翻政府,建立親日政權。在政變前夕,竹添將政變計劃報告日本政府,要求批准。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報告的同時,也收到了駐華公使?木武揚的密報,說正在進行中的中法談判,法國有意割占中國的台灣。日政府聞訊大為恐慌,認為台灣重於朝鮮,遂決定傾全力阻法奪台,指示竹添暫停發動朝鮮政變。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准,即擅自決定立即發動政變。這是竹添的狠處。
  反政變一方的核心和主腦人物應該說是袁世凱。袁是個堅定的「傳統帝國主義」者53,為維護清廷在朝鮮的利益不遺餘力,而且勇於任事,具有殺伐決斷的作風。在政變突發,無法與國內及時聯絡,請示機宜,而且在政治軍事上已經落了後手的形勢下,不顧主官之猶豫,慨然自任,甘負嚴譴,斷然出兵平亂。這是袁世凱的狠處。
  也就是說,無論日方或中方,政變方或反政變方,其軍事行動都是未經政府批准的行動。成功則罷,一旦失敗,則會承擔嚴重的罪責。所以無論哪一方,一旦發動,就非幹到底不可。任何猶豫、畏縮和動搖都會使行動功敗垂成,所以這又是雙方領軍人物個人意志的一場較量。從竹添和袁世凱在事變中的表現來看,其強弱優劣,高下立判。
  在政變一方,起初進展相當順利,確有出奇制勝的效果。清軍猝不及防,國王、王宮、新軍均已在政變者控制之下54;親華的重臣被誅殺;開化派政府組成,新政綱發佈;被挾持的國王召見了外國使節,政變似乎已經成為既成事實。但竹添低估了清軍反擊的意志和決心,沒能迅速擴大戰果,把優勢轉化成為勝利。由於政變並沒有得到政府批准,竹添心裡沒底,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是想控制事態,避免給清軍以介入的借口。
  5日(舊歷十八日)晚間,清軍沿宮牆巡邏至宣化門時,曾因阻止關閉宮門與守衛的新軍發生爭執。統領新軍的開化派領袖樸泳孝主張與清軍開戰,但為竹添和金玉均所勸阻,他們主張避免與清軍正面衝突,所以下令不關宮門,製造形勢已恢復正常的假像,希望清軍能夠接受政變的既成事實。但此舉等於放棄了防守的最大屏障,是軍事上的大忌。袁、吳能夠帶兵順利入宮,端賴於此。竹添之錯,此其一。6日(舊歷十九日),在吳、袁兩次派人入宮送信,要求晉謁國王並進宮入衛後,竹添內心已開始恐懼動搖,竟提出將日軍撤出王宮,雖經開化派反覆懇求,他勉強同意再留兩天,但已極大地動搖和挫傷了政變一方的士氣。竹添之錯,此其二。當日傍晚清軍強行入宮,激戰後政變者不支,金玉均建議挾持國王退走仁川,再作後圖,為竹添所拒絕。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合法性所在也。誰控制了國王,誰就有合法性,政治上就佔有主動。不料竹添惶恐之際,竟主動放棄了政治、外交鬥爭中最關鍵的棋子。竹添之錯,此其三。
  反觀袁世凱,在清廷駐朝官員中,主外交、商務者為陳樹棠,長軍事者為吳兆有,袁雖有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名義,但權、位均在陳、吳二人以下。袁雖一開始就力主反擊,但凡事均需會議,頗多掣肘,難以當機立斷。陳怕引起中日衝突,主張緩發;吳、張則謂「無北洋令,不敢輕動55」。最後在袁表示所有後果他願一身承擔的情況下,吳等才勉強同意發兵。在雙方的意志較量中,袁遠勝於竹添。
  其次,袁在朝鮮宮廷、軍隊內部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在反政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曾編練朝鮮新軍,其治軍雖嚴,但善於以恩馭下,頗為韓人感戴。政變時新軍全在開化派控制之中,而經袁聯絡策動,其左右兩營隨即加入清軍一方,加強了反政變的力量。朝宮廷內外的官員內侍不斷向袁通報消息,使清軍及時瞭解政變者的動向,也是反政變得以勝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軍事資源的利用上,袁亦遠勝於竹添。
  開化派矯詔誅殺守舊派大臣、組閣、發佈政綱、召見外國使節,全是以國王的名義進行的。清軍干預政變,強行帶兵進宮,用的也是護衛國王的名義。國王在誰手上,誰的行動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緊急關頭,竟輕易放棄了這一對雙方都是至關重要的籌碼。反觀袁世凱之作為,他對這一點的認識,也遠遠超出了竹添。清軍攻佔王宮,遍搜宮內而不見國王蹤跡,又傳聞國王已經遇害。袁當即派人尋找國王的庶子,打算立為監國,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在找到國王后,立刻遷入清營加以保護;遷回王宮後,袁更是以自己統帶的部隊入宮護衛,並親自住在國王隔壁以便於控制。其實,國王當時已有離心傾向,雖未參與政變陰謀,但未必不願意就此擺脫清廷控制。
---------------
初露崢嶸三(3)
---------------
  正被中法戰爭搞得焦頭爛額的清廷與北洋大臣李鴻章,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十分震驚。遲至九天後才發下「目前辦法,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的密旨,態度十分消極。次日,朝旨對陳、吳派兵赴援的請求,予以駁斥,「目下辦法,以查辦亂民、保護朝王、安日人之心,並剖析中倭誤會打架,以釋釁端為第一要義。駐朝委員等所稟,請兵救援,此事本未與日本開釁,何援之有?所稟殊未可盡信。著吳大翨剋日前往熟審機宜,悉心辦理,一面迅速奏聞,並與李鴻章會商妥辦56。」從清廷的指示來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的意圖十分明顯。如果按吳、陳的意見,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丟失朝鮮的責任上,可以為自己預留退路,但結果肯定會是政變獲得成功,清軍將被迫撤出朝鮮。實際上,由泰安輪傳送的吳、袁等報告事變的函件,經丁汝昌由旅順電報轉發,10日(舊歷二十三日)午間才傳到北洋衙門,而朝廷的旨意更是遲至15、16日(舊歷二十八、二十九日)才發佈,而此時距政變的發動已逾半月,清軍如沒有當機立斷地採取行動,政變早已成功是毫無疑義的。也正如陳樹棠、吳兆有所擔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誰先挑起事端的責任,並派吳大翨、續昌為欽差大臣前往查辦。據說吳大翨原想以袁世凱作為替罪羊57,雖系齊東野語,但也反映出當時一般人均認為袁是在事變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實際上,在驚聞甲申政變而彷徨無計之際,得知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鴻章實在是大喜過望,所謂查處肇事者不過是官樣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吳大翨赴朝鮮查辦事件的旨意下達之際,袁世凱關於政變始末的詳細報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鴻章的賞識。九天後,李發電報給行至山海關的吳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報告,「分條詳稟此事始末萬餘言,極為詳盡,抵馬山後可索取一閱58。」李鴻章的關照實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而袁世凱也「詳盡敘述政變起因、事實為一冊,附列證據,派人等候在馬山浦。11月13日,兩位特使到達後,立即送覽。」16日(公歷1885年1月1日),吳大翨等到達漢城,袁世凱參見時,對自己帶兵入宮之事頗為理直氣壯:
  袁公入見說:「袁某帶兵駐韓,責任即在於保護,如果失掉了韓國,並且喪失了其君主,朝廷會不會予以譴責?」吳公說:「必會嚴厲譴責。」袁公說:「既然拼以死力救護,韓之君主國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爭端之罪,願朝廷按律法懲治。然而袁某自問,還是覺得無所愧怍啊。」吳公急忙說:「君勞苦功高,相見恨晚,當以實情上達。」續公也說:「我們自當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吳、續二人顯然已受到李鴻章的態度和袁氏報告的影響,對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吳是著名的主戰派,故會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話。但袁之出色,反襯了吳(兆有)、張(光前)的庸懦,因而吳大翨等對二人態度頗為輕視怠慢,對袁世凱則和顏悅色,引起了吳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時鋒芒畢露、跋扈專斷的作風,吳、張等遂借查辦的機會,將責任全部推到袁世凱身上;但發覺欽差對此不以為意,並不認真追查出兵責任(事實上他們認為袁能當機立斷,挽回大局,不僅無過,而且有功)時,遂揭發袁挪用軍餉一事。據王伯恭《蜷廬隨筆》記載此事如下:
  朝鮮甲申之亂,一時間重要大臣,全都被亂黨殺死,慰亭(即袁世凱)對死者家屬全都給以優厚的撫恤,倉促間沒有錢,就挪用了軍餉。事後,稟請合肥(即李鴻章)作為正項開支核銷,合肥批評駁斥他說:「該管帶純粹是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實屬荒謬,所請示之事不予批准。」而且發函命令吳兆有,責令該管帶將借用的軍餉,照數賠補。慰亭之叔子久觀察61,也寄函痛訓他,令速為補賠。……於是慰亭交卸營務回籍,所借兵餉,則售賣家產進行補償。62
---------------
初露崢嶸四(1)
---------------
  袁世凱挪用軍餉,為的是在大亂之後收攏人心,增強韓人對華的向心力,並非私用。但不經請示批准而擅自做主,確實違紀,被人抓到了短處。人們指責其「專擅」,不是沒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見其辦事作風之一斑。其實,李鴻章是極為欣賞袁世凱的,但作為淮系集團的首領,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隨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們的不滿。而袁世凱也看出風頭不對,遂借口嗣母牛氏身體不適,請假歸省。這是袁世凱走上仕途後的第一次蹉跌。
  甲申政變的平息,袁世凱功勞最大,不惟未獲嘉獎,反而頗遭物議,竟致被迫回鄉避風,原因究竟何在?當時對其最為不滿的就是吳長慶慶軍的將領們。產生齟齬的最初原因,是袁在壬午兵變時雷厲風行地整飭軍紀,得罪了慶軍將領。如「分統提督黃仕林泣訴於吳公,謂公枉殺63。」至於「專擅跋扈」,則需具體分析。壬午整軍,乃吳長慶特許便宜行事。甲申不待清廷指示出兵平亂,雖系袁氏力主促成,陳、吳、張等雖出於勉強,也是會議通過,不能稱之為專擅。暫挪軍餉撫恤死難韓人家屬,雖然在袁世凱總理營務的職權之內,但沒有時任清軍總領的吳兆有的首肯,袁世凱恐怕是不能也不敢這樣做的,否則他也不會敢於向李鴻章要求報銷此筆款項。不料吳兆有事後來了個不認賬,使袁不僅受到嚴厲申斥,而且要個人掏腰包賠補軍餉。此事在他堂叔袁保齡給他的信中可以略見端倪:「你此次朝鮮之功,眾論昭然,而吃吳某如此大虧者,就是犯了闊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怨天尤人,有什麼益處呢64?」所謂「闊」者,在這裡指的是手面大,好鋪張排場,不吝惜錢財之義。這確是袁為人行事的一貫特點,所以袁保齡有「你的舉動總不免於闊,是一個大毛病」的責備之言。胡思敬所撰《大盜竊國記》為批判袁世凱所作,但也不得不承認袁有善以名利驅策天下的本事:
  世凱生平,濫交污取,俯視一切,不問家人生產。從他少年的時候,即好為遊蕩。偶爾有點錢,總是招呼朋友們飲酒,頃刻而盡。……其橫絕古今,為諸多奸雄所不及者,敢於用財,視黃金如同土塊;敢於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論資格而已。名利能令普天下的人爭相向前,所以小人皆樂於為他效力。65
  至於「跋扈」之說,可見於張謇給袁世凱的書信之中。張謇自1876年入幕府,直至1884年吳長慶病故於金州,一直在吳幕中參與機要。不僅資格老,而且極受吳長慶及慶軍上下的尊重。在袁世凱初入吳幕時,他還輔導過袁讀書,彼此間有師生之誼。張顯然是從吳兆有等留駐朝鮮的慶軍將領處得知袁的所作所為的。他在信中列舉袁之種種跋扈情形是:
  袁司馬66所謂的營務處,是分統三營的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是孝亭的會辦,(任命的)公牘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馬的信函封面自稱「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是不屑於上述職務嗎?那麼就不應接受差事。是以此愚弄朝鮮人嗎?則朝鮮人不全是無知。是偷借北洋的名義騙人嗎?則人是不可以欺騙的。彈劾左寶貴的言官,列舉了他妄稱「欽差」、「欽命」字樣,不知司馬此種舉動,與左寶貴有何差別?這是一件事。
  營務處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階則是同知,才五品麼。對於鎮將用扎,對於州縣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員兼營務處的身份,對於實缺的提督總兵,也應當用扎嗎?事情荒謬反常,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為孝亭的會辦,同見國王時,便應當由孝亭在前,一應公事,便應當把孝亭的職銜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將領寒心,士卒憤涕。司馬是說憑勢力可以鎮攝人,靠權詐可以處世嗎?不學無術,這又是一件事。
  內地的職官,只有實缺官員出行排列儀仗,像營務處、營官,從未見過有用儀仗的。乾隆嘉慶年間冊封使臣到朝鮮時,國王以肩輿相迎,(使臣)曾被詔旨申飭。而司馬居然乘輿張蓋,制做五色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時在兵船上建樹黃龍大旗。不知置自己於何種地位?置孝亭於何種地位?置國家體制於何種地位?這是一件事。
  ……此次國王來函,沒有一處不提到「袁會辦」,而孝亭在書信中反而好像是被順帶提及一樣,這難道不是由袁司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嗎?……67
  張謇信中羅列袁氏諸般跋扈的事實,實來自於吳兆有等駐韓將領。孝亭是吳兆有的字,而吳是留駐朝鮮的慶軍分統,朝鮮防務的總辦。張謇以老師的身份,寫信責備袁世凱,全信含譏帶諷,口氣十分不客氣。信中不稱慰庭而稱「司馬」,意在提醒袁世凱,你不過是個五品的同知而已。張謇的指責,實際上也代表了吳兆有等慶軍將領,歸納起來,無非兩點:
---------------
初露崢嶸四(2)
---------------
  一、妄稱欽差,儀仗逾制。根據是袁在自己行文發函的封面上題有「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的落款,但不確實,是道聽途說或有意誣蔑之辭。從今天所能見到的袁世凱當時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為:「欽差北洋大臣奏派總理親慶等營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袁68」,在「欽差北洋大臣」後空一格,在袁的職務前則有「奏派」二字,說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鴻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現袁有高自標置的心理而外,並無任何逾格僭制之處。誠如張謇所說,吳長慶回國後,吳兆有為朝鮮防務總辦,作為會辦,袁只是吳的助手。但諸多對韓對日對各國使節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欽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義,出入儀仗逾制,實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認是「天朝上國」,不屑於與屬國互派使節,因為互派使節就意味著關係平等,有違「天朝」的體制。所以,只派陳樹棠以「總辦朝鮮商務委員」的名義常駐漢城,朝鮮之商務、外交由其監管。但此種做法不合國際公法,列強駐漢城使節也決不會接受,否則就等於他們也承認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謂「上國」。不僅如此,列強使節們還借口所謂「商務委員」充其量是個商務代表之類的角色,不具有全權使節的地位,在外交場合往往故意輕視清使,以此貶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鴻章在向譯署69推薦袁世凱的函件中即指出,「陳樹棠充通商委員,各使均鄙為不得與領事同品,平日宴會應接,卑亢俱難70」。又如,甲申政變後,日本派井上馨為全權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則派吳大翨為欽差大臣前往查辦。吳曾主動拜訪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吳「無全權字據」加以拒絕。其後,吳曾硬闖入日韓交涉的會場,而「井上竟飄然而返,不一枉顧71。」由此可見,由於清廷堅持自己宗主國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員在外交場合常因身份名義問題而難堪。袁世凱當時官職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國家,為防窘辱,在名義、儀仗上作了點文章,還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鴻章等也知道他們的難處,不願深究,這可能也是袁世凱沒有像左寶貴一樣受到彈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為五品同知的袁世凱,對官階職級都比他高的將領們,特別是作為清軍統帥,官居一品的吳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給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覺。清代官場文書往來,分上行(即下級對上級)、平行(即同級對同級)、下行(即上級對下級)三種格式,而「扎」通常為下行格式。在對朝交涉事務中,袁則事事當先,以至於韓王把他當成了主角,而吳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員,外交、商務由陳樹棠負責,駐軍、防務由吳兆有總辦。袁世凱官職雖低,但總理營務處和會辦防務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強,交際又廣,加之年輕氣盛,勇於任事,不免給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揚己」的印象。但袁世凱自幼混跡於官場,老於事故人情,為何一反常態,如此作為呢?張謇信中指責的諸事,都發生於吳長慶回防金州之後。此前,袁世凱雖因整飭軍紀而與慶軍將領產生齟齬,因少年新進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吳長慶在,雙方尚能相安無事。吳長慶撤離漢城,旋即病故於金州之後,雙方都沒有了顧忌72,矛盾遂至於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終激化還是在甲申政變之後。據沈祖憲等撰的《容庵弟子記》73記載,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鮮左右營(自敦化門)強行入宮後,即與守軍展開激戰,直至攻到王宮後院山坡下,方見率左路(自宣仁門)入宮的吳兆有正由兩名士兵攙扶著倉皇走避:
  兆有跌足號哭。袁公問其緣故,回答說:「士兵入宮受到攻擊,逃跑潰散不知道哪裡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這副模樣,敵人就能放過你嗎?不要亂我軍心,趕快回營收集殘兵吧。」袁公仍指揮眾人前進,遇到埋伏的地雷,(敵人)格林炮齊發,有兩名士兵被炮彈炸飛到空中,幾天後才找到他們的屍體。地雷距袁公不過數十步,爆炸聲浪把袁公震得僕墜到坡下,受了點輕傷,仍然率兵追擊。聽說日兵已歸使館,天快黑時遂收隊回營。而袁公所訓練的韓軍與日本人所訓練者仍在相互射擊,槍聲達旦,也未看見張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來都在王宮西面金虎門內的高牆下躲避子彈,未敢發一槍進一步。袁公歎息道:「淮軍的暮氣怎麼會到了這種地步啊!」
  將吳、張二人作戰中的表現說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凱為洩當年被中傷的舊恨而有意誇張,但淮軍「暮氣已深」並非虛言。軍紀鬆弛,訓練疲沓,臨戰畏懦74,日後甲午大敗即種因於此。慶軍創始人劉秉璋之子劉體仁在其所撰筆記《異辭錄》中也曾述及淮軍之暮氣及其將領的庸劣,是其一證:
  武壯(吳長慶謚號)出征高麗病故,張光前、黃仕林分別率部駐紮在旅順,日寇到來時全都潰敗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鴻章謚號)復出總督兩廣,光前前往道賀,說到自己曾到(安徽)無為縣拜會文莊(劉秉璋謚號,劉為慶軍創始人,慶軍將領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於門外時,文忠說:「你是敗軍之將,(他)不見你是合適的。」既而,仍用張為兩廣駐軍中的防營統領。文忠對於淮軍舊部,終究還是顧念舊情的。75
---------------
初露崢嶸四(3)
---------------
  袁世凱既眼見了吳、張等的「怯懦庸劣」,就難免不對這些人心存輕蔑,在舉止行為上也會有所表露,而雙方之矛盾也必然愈來愈深,乃至於不可調和。
  甲申政變之善後,袁世凱大包大攬,操縱一切,未始不由他對吳兆有等的輕視和不信任所致。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所記,清軍在漢城北門關帝廟找到韓王李熙的當天(12月7日,舊歷十月二十日),即將其移至袁世凱營中。次日,「朝鮮國王在袁世凱營中延見各國公使」。10日,「朝鮮國王回宮,袁世凱帶隊護衛。」15日,「袁世凱稟告李鴻章,主張特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代理朝鮮內政外交,並示日本以必戰,以促成和局76。」其間,「所有韓之內政、外交、軍務悉請公主持調度」,而袁亦當仁不讓,「代韓內籌撫治,外輯邦交77。」重組政府、撫恤被害重臣家屬等均由其一手辦理。
  1885年1月1日(舊歷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辦朝鮮事務的欽差大臣吳大翨等到達漢城時,吳兆有等迎諸江渚,而袁獨單騎迎於南門外,可見雙方當時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責任的過程中,袁世凱因與吳、張等人的關係緊張而陷入孤立,袁曾當眾表示過自己願意承當引發爭端的責任,當然不能反口,而吳、張等不僅不願代他分擔責任,反而在背後中傷他;至於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鮮自立的列強使節,更是眾口一詞地把責任歸咎於清軍和袁世凱。在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過。他的好友金允植曾敘述過他此時的窘境:「當時清廷欽差吳大翨來查諸將的功過,外國人全都以流言詆毀慰庭;留防朝鮮的清軍諸將也都嫉妒其功勞而中傷他,而欽差對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憤懣不已78。」適逢家鄉來信,得知嗣母牛氏身體不適,他於是以此為借口,提出回家省親。
  袁世凱借回鄉省親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為避風頭的好策略。袁保齡對此頗為讚賞:「凱侄脫身回裡,覺此子狡獪,亦復勝其癡叔矣79!」甲申事變中袁的出色表現已使他騰譽中外,加上他辦事周到幹練,大得欽差們的好感。不僅准其歸省,且攜其同船返津。吳大翨甚至對李鴻章說:「公一向說張幼樵80為天下奇才,在我看來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兩位特使入都覆命,揚言於朝,認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鴻章也對其「慰勞有加」,並保留了他的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差事。在詢及他與慶軍將領的矛盾時,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僅不為自己辯解,而且「無一語及吳兆有,李相咨嗟歎服82。」其後李對吳兆有等對袁的攻訐,不惟不聽,而且在瞭解真相後將吳撤差83。其時,李鴻章已對袁世凱的才幹、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認定他在複雜環境中可以獨當一面,而要把列強環伺的朝鮮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鴻章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關於甲申政變失敗,使館人員撤退至仁川的報告後,在研究善後對策時,雖認為超越公使職權,違背政府命令和條約擅自派兵入宮,責任在竹添。但政變既已發動,「召榮致辱,皆政府之責」,竹添代表日本,政府應出面迅速處理此事。並決定以外相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陸軍兩營、兵船三隻赴朝交涉,以軍事威脅迫使朝鮮就範,簽訂有利於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在交涉策略上,則只進行雙邊談判,避免中國介入,以利於壓服弱小的朝鮮。而對甲申政變本身,由於日本公使實為禍首,所以避談起因,只談善後,即「日館焚燬」、「日人被害」問題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來的欽差大臣吳大翨同日抵達朝鮮。當日,吳即晉謁國王,在筆談中,吳秉承清廷「切勿與日人生釁」的指示,要求朝鮮息事寧人:「中朝不願與鄰邦失好,貴國又不能與日本相抗,其勢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寧人為歸結85。」敗者咄咄逼人,勝者反而軟弱退讓,清廷怕事妥協的對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國」外強中乾的本質。特別是再一次在關鍵時刻犧牲朝鮮的利益,使朝鮮王室托庇於清廷的信心,剛剛恢復又隨即動搖,引發了越來越大的離心傾向。朝鮮此後愈發堅定了結好列強以擺脫清廷控制,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念頭。此後十年的中朝關係竟成為波瀾不斷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持久較量,這是清廷、李鴻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
初露崢嶸五(1)
---------------
  前面已講過,清廷堅持不向朝鮮派駐公使以顯示宗主國高人一等的顢頇做法,由於不合近代國際公法,常使中國代表在外交場合遭遇難堪。日本在此次事變的善後過程中,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井上先是要求中國派出有便宜行事權力的全權大臣赴朝議事,被拒絕。李鴻章認為這是日本的「狡計」,意在「證明朝鮮自主也,……果派全權,適中其計,事更難辦。今我處若即若離之交,但使朝日議定,則本案已結,當不致另生波瀾。」孰知這正中井上下懷,使其得以貫徹通過雙邊談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無全權委任為由拒絕與吳大翨會商。8日,吳大翨闖入朝日談判的會場,「命查辦亂黨,勿與日本草草立約,並告井上馨中日現無可議。」井上則「飄然而返,不一枉顧。」次日,朝日即簽訂《漢城條約》,計五款,主要內容是:朝以國書向日道歉、賠款、緝兇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日本有權增加在漢城的駐軍。井上隨即將自己所率日軍中的一營(一千人)留駐朝鮮。11日,井上通知吳大翨,「說他不是全權大臣,不便前來會晤。隨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漢城條約》的簽訂,並不如李鴻章所願是「本案已結,當不致另生波瀾」;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針,嗣後要求與清廷展開雙邊談判,以討得更多便宜的開端。日本策動並參與政變,本已理虧,在軍事上又是失敗的一方,有什麼資格向勝利者討價還價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協退讓、委曲求全的本質,也把握了正與法國作戰的清政府不願兩線作戰,力求息事寧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離漢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責任、嫁禍於人的信件,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謂的根據。
  1884年12月6日(舊歷十月十九日),袁世凱等帶兵入宮之前,曾致信竹添說明理由:
  敝軍與貴部駐此,同系保護國王,昨日朝鮮內亂,殺大臣八九人,現在城內外軍民不服,據報告有入宮環攻貴部的說法。弟恐國王再受驚嚇,又恐貴部遭受圍困,因此才敢率部進宮,一以保護國王,一以援護貴部,別無他意,務請放心,專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時)發出,至末刻(午後1—3時)仍無回信,袁等即於申刻(下午3—5時)帶兵強行入宮。實際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變已徹底失敗後,竹添為推卸責任方復函袁世凱等,聲稱自己是奉韓王手諭入宮護衛,而昨日「會接手翰,未及拆視,貴國兵隊闖入宮門,亂髮小槍。弟恐禍及大君主,不得已亦應發小槍,以盡保衛之誼88。」為自己預留退步並嫁禍於人,這是竹添的狡猾之處。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決意主和」,並派伊籐博文(時任日本宮內卿)、西鄉正道為正副使前往中國進行甲申事變善後問題的談判。日本在談判開始前,針對清廷的畏戰心理,大造中國如不從朝鮮撤軍,日本不惜一戰的輿論。先聲恫嚇的同時,伊籐博文又向清駐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說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須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還請英國駐華公使以調解的名義向清廷施加壓力。伊籐途徑上海時,還與在滬的法國公使巴德諾會面,刻意製造日法欲聯手對付中國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鴻章、吳大翨為對日談判的正、副使,談判於4月2日開始。伊籐根據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項要求:一、清軍撤出朝鮮;二、懲處參與事變的清軍將領;三、撫恤事變中日方商民。這三條的核心是迫使清軍從朝鮮撤軍,因為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日本的圖謀均因清軍的行動而受挫,故把清軍的存在視為實現其目的的最大威脅和障礙。
  談判充分反映了當時中國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鮮已獲軍事和政治勝利從而具有優勢的清廷,沒有乘勢追究日方的政變責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談判方案,而是圍繞日方的三條反覆辯難,放棄了主動權。其次,由於朝廷一開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談判中只有退讓一種選擇,以至於每當日方以罷談回國相威脅時,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讓步,委曲求全。最後,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鴻章主持洋務多年,是當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談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諳於國際公法,以致落入伊籐的圈套而懵懂不覺,對策失誤,損傷國體,且貽大患於將來。
  起初,對日本的三條,清廷的態度是,撤軍一事可以商量,對其他兩條則斷然予以拒絕。在任命李鴻章為談判之全權大臣時,即明確電示:「日人欲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在談判開始後亦曾電示:「朝鮮防營並無錯誤,日使所請懲處,斷不可行。中日兵均有傷亡,兩毋庸議90。」在談判相持不下時,伊籐每每以罷談回國為要挾。4月7日(舊歷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談判中,伊籐因中方拒絕賠恤日本商民而「詞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談不妥即要罷談返日。其實,中方同意談判撤軍問題,伊籐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達到,他是絕不會退出談判的。但李鴻章卻沉不住氣了,擔心談判破裂,引發戰爭,故於次日向清廷建議:「議處營官、賠恤難民兩層,縱不能悉如所請,需求酌允其一,捭得轉場而固和局。」李認為,「日人最貪小利」,而「即使加恩優恤,諒不過數萬元91。」總署遂於10日(舊歷二月二十五日)回電同意以朝鮮名義「酌加撫恤」,而「此項銀兩可由中國發給朝鮮暫付92。」
---------------
初露崢嶸五(2)
---------------
  其實當時的國際外交並無公理可言,本質上是強權政治;若從國家利益出發,也沒有是非可言;但在國際公法上,卻有是非可言,雖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關國體,決非銀錢之類的小事。賠償日本人即意味著責任在中國一方。李鴻章不諳國際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雙方集中談判撤軍問題。在伊籐答應日本同時撤兵之後,談判進展順利,李鴻章不知是高興還是為了表現泱泱大國的寬厚通達,犯下了更大的錯誤。他對伊籐說:
  我有一個大議論,預先說明。我知道貴國現在無侵佔朝鮮之意,以後若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若是中國有侵佔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佔朝鮮之事,中日兩國全都應當派兵救護。因為朝鮮關係我兩國,是緊要的藩籬,不得不加以顧慮。目前無事,姑且討論撤兵就可以了。
  伊籐聞言大喜過望,原想迫使清軍撤兵已屬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諾雙方共同保護朝鮮(由此,朝鮮由中國的附屬國一變而為中日雙方共同的保護國),遂立刻表態:「中堂所論,光明正大,極有遠見,與我意相同,當謹識勿忘93。」次日,雙方談判和約,中方副使吳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為:「朝鮮本國如有亂黨滋事,該國王若請中國派兵彈壓,自與日本無涉,事定之後,亦即撤兵回國,不再留防94。」日方則堅決反對此款,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五款,核心是兩國共管朝鮮。由於爭持不下,伊籐再次以退出談判為威脅,談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於15日(舊歷三月初一)電示李鴻章再作讓步:「撤兵可以允許,永不派兵不可允許。……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若干語句下面,添加『兩國遇有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後,於當日與伊籐舉行第六次談判,商定條約三款內容。吳大翨的第四款被改為:「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相互行文通知照會,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對於日方要求懲處駐朝清軍將領一事,李鴻章也答應「戒飭」、「查處」,並以照會的方式予以公佈。至此,伊籐大獲全勝,而清廷認為以不多的讓步消彌了爭端,也自覺滿意。
  外交爭端,無論如何小事,均關係一國之尊嚴與責任。伊籐以竹添覆信為由無理糾纏,企圖把事變責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應予以嚴厲駁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責任。吳大翨、續昌根據在朝鮮查辦時瞭解到的事實據理批駁竹添的謊言,伊籐實已理屈辭窮,落了下風。而李鴻章以為可以變通處理,所謂「戒飭」、「查實處理」等等不過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樣文章而已。孰不知見諸文字後,就如答應賠償一樣,意味著清軍有肇事之責,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變的真正禍首——竹添則安然於事外,實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敗。可笑的是,李鴻章對以「戒飭」代「懲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頗為得意,把它比喻為「猶如人家子弟與鄰舍口角,其父兄出面為他們轉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觀伊籐,對於竹添擅自發動政變之責,他心裡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談判中卻一口咬定竹添無錯處,無責任。只是條約簽訂,照會發佈之後,方在宴會中略為表態:「伊籐私下也認為是竹添不對,說回國後即另派妥當人員前往充任駐朝鮮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職的意思98。」李鴻章謂伊籐「貌似平和,內甚狡黠」,誠是也。
  伊籐所要求懲處的清軍將領主要是指袁世凱,而如上所述,李鴻章立意要保護的也是袁世凱。但為何在今天所能見到的當時談判的文獻中,並無袁的名字呢?筆者以為,一是李等根本否認爭端由我方挑起,自然也就無所謂責任和懲處問題;二是,伊籐可能明指袁為禍首,但李為防萬一,在向總署報告談判情況時,故意略去袁的名字不提。何以見得?這可求證於袁保齡當時給在老家避風的袁世凱的書信:「伊籐此次極力欲撼汝,尚賴合肥相國持正,頗費口舌,此節自是可感。」袁保齡在致李之親信幕僚章晴笙的信中也表示:「凱侄得蒙我帥力持正論以覆庇之,感徹心骨99。」
  甲申軍事的勝利功在袁世凱,外交的失敗過在清廷和李鴻章不諳公法,梁啟超曾對《天津條約》第三款(即朝鮮有內亂,雙方無論誰派兵都須預先通知對方)的謬誤評論如下:
  此項條約款對兩國的限制好像很平等,然而日本不過不能馬上得到其所想要得到的而已,我方則把原來既有的權利喪失殆盡了。就好像我一直有個僕人,卻忽然與客人約定說:我與客人都不能隨便使喚這個僕人。客人要管束僕人,必得請示於我;我要管束僕人,必得請示於客人。天津條約,正類似於此。總之,江華灣條約,使朝鮮自己認可不是我們的屬國;天津條約,使我們認可朝鮮不是我們的屬國。因為江華灣條約,明確了朝鮮與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屬國,朝鮮自然也非他人之屬國;天津條約,明確了中國對於朝鮮之權利義務與日本平等,中國既然可以把朝鮮視為我們的屬國,日本自然也可以把朝鮮視為他們的屬國。100
---------------
初露崢嶸五(3)
---------------
 
  這就是袁世凱回項城省親時中日交涉的大概,也是袁不久返回朝鮮時所要面對的新的政治局面。隨著清軍的撤出,他將不再有可指揮之兵,而失去軍事的後盾,單憑外交戰場上的縱橫捭闔來維護清廷對朝鮮的控制,他的能力將面臨新的、更為困難的考驗。
  注 釋
  1《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頁。
  2金允植,當時任朝鮮外署(即外交部)督辦,是親華的「東道西器派」的領袖人物,與袁世凱私交極好;尹泰駿,當時任朝鮮新軍後營使(指揮官),「東道西器派」重要成員,甲申政變中被開化派殺害;閔泳翊,閔妃後黨重要成員,甲申政變時被開化派砍傷,原與袁世凱關係密切,後因參與王室自立活動而與袁反目。
  3憲聽,下屬對上司的尊稱,如憲台、上憲等。
  4伊于胡底,成語,意思是:到何種地步為止。
  5竹添進一郎,原任日本駐仁川領事,壬午事變後擔任駐朝公使,是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甲申政變的幕後策劃者和主使人,政變失敗後逃回日本。
  6薛斐爾,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兼駐朝鮮公使,也是朝鮮自立的幕後支持者。
  7《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六卷,第15—16頁。
  8張謇(1853—1926),字季直,江蘇南通人,有「江南名士」之稱。1876年在浦口入吳長慶幕府,「治機要文書」,直至1884年吳病逝於奉天金州。光緒廿年,張考中狀元,後返鄉辦實業。民國初年曾任「名流內閣」的農林、工商總長。
  9參見李宗一著《袁世凱傳》,中華書局版,第16頁。
  10兵曹,即兵部;判書,即尚書。朝鮮官制倣傚中國,設吏、禮、工、刑、兵、戶六部,由於是中國的附屬國,為避免僭越之嫌,故稱部為曹(清廷六部的下一級機構統稱諸曹)。
  11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黃山書社版,第264頁。
  12莊練著《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冊),中華書局版,第90頁
  13李宗一著《袁世凱傳》,中華書局版,第20頁。
  14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四輯,第126頁。
  15雲夢之遊,漢高祖劉邦借巡遊雲夢澤之機,消滅地方諸侯韓信、彭越、英布的故事。大院君以此暗示清軍名為平亂,實則欲對他不利。
  16沈祖憲、吳罜之撰《容庵弟子記》卷一。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如朝鮮國王李熙在宴謝吳長慶等清軍大員時,當時僅為普通幕僚的袁世凱也在被邀之列,9月底李熙還曾單獨接見袁世凱,並親自向吳長慶指名借調袁訓練新軍。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第21頁。
  23沈祖憲、吳罜生撰《容庵弟子記》卷一。
  24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四輯,第126頁。
  25金允植:《雲養集》卷三,參見《中日戰爭》(二),第404頁。
  26同上,第405—406頁。
  27同上,第315頁。
  28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29清綠營兵制,提督為一省最高軍事長官,官階從一品;總兵在提督之下,官階正二品,負責一鎮(清代最高一級軍事編制)軍務。清代地方行政分為省、道、府(或州)、縣四級。同知為文職,是知府(或知州)的佐官,分別負責督糧、緝捕、海防、河工、水利等事務。
  30同注23
  31朝鮮統治階層中主張倣傚清朝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模式的官僚集團,主要成員有金允植、魚允中、金弘集等。壬午兵變後,此派與後黨集團聯合組織政府,其成員出任政府尤其是外務部要職。
  32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33龍沙雁海,成語,泛指邊疆沿海。庾信《對燭賦》有「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的詩句;龍沙,西域有白龍堆沙漠,後泛指西北或東北邊疆。雁塞,傳說西北梁州有雁塞山,山中有大池,為大雁聚集棲息之地,故又稱雁海,疑為今天之青海湖。此詩句後人用以泛指邊疆海隅等蠻荒地帶,此處指邊境外的藩屬國家。
  34山河帶礪,成語,寓意國家永存。《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記載漢高祖建國時與眾功臣盟誓誓言曰:「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意思是,即使將來黃河狹窄如衣帶,泰山細小如礫石,國家依然永存。
  35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岳麓書社版,第63—64頁。
  36同上,62、65頁。
---------------
初露崢嶸五(4)
---------------
  37馬建常,即馬相伯,馬建忠之兄,不久就離任回國;穆麟德,德國人,前德國駐天津領事。
  38面對國家內亂外患不絕,危機深重的狀況,朝鮮統治階層中一批青年官僚和貴族子弟在本國和外來啟蒙思想影響下,主張尊王攘夷,獨立自主;開放改革,富國強兵,並結成秘密團體,主要成員為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徐光范、徐載弼等。比起「東道西器派」,「開化派」的主張更為激進,而且由於清政府支持後黨政府並不肯放棄宗主國地位,「開化派」遂接受日本的拉攏欺騙,主張倣傚日本明治維新,並依靠日本的力量實現國家獨立。這不啻為與虎謀皮的幻想,最終在日本吞併朝鮮的事實面前破滅了。
  39《中朝關係通史》第615—616頁。
  40即朝鮮統治階層中主張同中國維持良好的宗藩關係的官僚集團。由於附屬國與宗主國之間是以小事大的關係,故被稱為「事大派」,清廷對屬國是所謂「天朝上國」,故此派又被稱為「事上派。」
  41法國自19世紀70年代起即開始侵略越南。越亦為中國之屬國,故邀請劉永福的黑旗軍入越作戰。1882年法軍攻陷河內,次年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越南淪為法國的保護國。此後,法要求清撤出越南北部的清軍,為清廷拒絕。在越南北部,清軍連戰連敗,退至中國邊境。中法談判亦時斷時續,陷入僵局。1884年8月23日,法海軍攻擊福建馬尾海軍基地,清南洋水師全軍覆沒。三天後,清政府對法宣戰。
  42金玉均:《甲申日記》,《中日戰爭》卷二,第467頁。
  43同上,第471頁。
  44根據有關史料的記載,由於袁世凱等的警覺和戒備,至少兩次嚇阻了開化派的襲擊清軍、暗殺其將領的陰謀;從而推遲了政變的發生。一次是金玉均、洪英植與日本代理公使島村謀劃設宴誅殺清軍將領,「伏士官生徒於庭中,二鼓開筵,四鼓起事」。同時派開化派掌握的新軍分頭攻打失去統帥的三營清軍。但由於島村顧慮清軍「皆久經戰場,赴宴時侍從必多。若起事座中,萬一不敵,反受其害。此議遂寢。」此後不久,他們又共謀「夜半襲取三營,遣人入視三營壘,見防守森嚴,亦不果。」參見《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1536頁。
  45《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1506、1537頁。
  46朝鮮新軍分前、後、左、右四營。其中前、後兩營由日人教練,左、右兩營由清軍教練。當時四營均已由開化派政府掌握。
  47《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1534頁。
  48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49《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1527、1534頁。
  50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51同上。
  52又據金玉均《甲申日記》所記,「袁世凱今請陛謁,率兵士六百名而入闕,分二隊三百名從東、西門入來」,則清軍實際參戰人數為六百人。《中日戰爭》(二),第494頁。
  53「傳統帝國主義」即前面所引用蔣廷黻先生所說意義上的「帝國主義」
  54在被矯詔入宮殺害的大臣中,有四人掌握軍權,即:督辦海防總管閔泳穆、前營使韓圭稷、左營使李祖淵、後營使尹泰駿。開化派旋即以樸泳孝為前後營使,徐光范為左右營使,控制了新軍。
  55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56《李鴻章全集·電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頁。
  57胡思敬《大盜竊國記》云:「時法事未結,朝旨戒用兵,命吳大翨東渡,主和解。大翨中途與幕客羅豐祿謀,欲誅世凱以謝日人,豐祿力諫。」
  58同注56,第369頁。
  59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60吳大翨、續昌等到達漢城時,「吳兆有等跪迎江干,星使未降輿(連轎子也沒有下)」,而袁「單騎至南門外揖迓道左,星使降輿寒暄」,故吳兆有「甚憤,並銜及公。」參見《容庵弟子記》卷一。
  61即袁保齡(1841—1889),字子久。袁世凱堂叔,時以候補道員督辦旅順海防工程兼水陸軍防務總辦,極受李鴻章信任。
  62參見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中華書局版,第102頁。
  63同注59。
  64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中華書局版,第99頁。
  65同上,第103頁。
  66清代稱呼府(州)的佐官——同知為司馬,袁當時的官位即五品候補同知,故稱其為司馬。
  67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中華書局版,第100—101頁。
  68《北洋軍閥史料·袁世凱卷》(一),第98頁
---------------
初露崢嶸五(5)
---------------
  69為處理外交事務,清政府於1861年1月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譯署或總署。
  70《李鴻章全集》第十七卷,3349頁。
  71《李鴻章全集》卷二十,第2800頁。
  72吳長慶於袁世凱是於其有恩的父執,於慶軍諸將領是跟隨了多年的老統帥,故在其麾下,雙方能相安無事。有一種看法認為,袁早已輕視吳,而其飛揚跋扈的作風也引起吳的不滿(莊練之《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和李宗一的《袁世凱傳》均持此論),不確。這多半是吳兆有等人事後中傷袁世凱或耳食之言,否則,無法解釋吳長慶在離朝之前為何向北洋力薦重用袁世凱的事實。
  73《容庵弟子記》初版於民國二年(1913年),時袁世凱仍在位,其中所記應為袁所親述並經其認可,且沈祖憲追隨袁數十年,自朝鮮時期即在袁幕中作文案,所記多親聞親見。
  74《容庵弟子記》載,「吳兆有營距宮近,當王未回宮時,兵多入宮掠物。」又載,政變後傳聞日本將派兵赴朝問罪,袁與吳、張會商分兵守漢江,「二將畏縮不敢任」。
  75劉體仁:《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30頁。
  7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上),中華書局版,第762—764頁。
  77《容庵弟子記》卷一。
  78金允植:《雲養集·送慰庭歸河南》卷三。
  79李宗一:《袁世凱傳》,中華書局版,第27頁。
  80張幼樵,即張佩綸,當時是風頭正健的清流派成員,名噪一時;中法戰爭時特派為福建軍務會辦大臣,在馬江戰役中驚慌失措,逃跑僨事,致使南洋水師全軍覆沒,被撤職充軍。李鴻章欣賞其文才,招致於幕府,後來還把女兒嫁給了他。他也是後來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記》卷一。
  82同上。袁世凱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齡寫信囑其面見李鴻章時「千萬勿談孝亭一字短處」。參見《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中華書局版,第99頁。
  83吳兆有「恐公回營,弱其權力,重饋其鄉人周提督盛傳,屬譖之李相。吳兆有繼摭詞稟訐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悅。未幾,撤其差回籍,嘔血暴死。」《容庵弟子記》卷一。
  84參見《中朝關係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頁。
  85同上,第546頁。
  86參見《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上),中華書局版,第767—768頁;《中朝關係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頁。
  87《中朝關係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頁。
  88同上,第542頁。
  89同上,第548頁。
  90《李鴻章全集·電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頁。
  91《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頁。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頁。
  94同上,第3315頁。
  95同上,第3320頁。
  96同上,第3323頁。
  97同上,第3320頁。
  98同上,第3320頁。
  99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中華書局版,第28頁。
  100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一·日本吞併朝鮮記》
*《袁世凱評傳》第二部分
  在袁世凱歸省期間,朝鮮的局勢又有了新的變化。甲申事變後,朝鮮王室對清廷失望,對日本懼怕,遂決定加強與北方強鄰——俄國的關係,試圖由此找到一條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間牽線搭橋的,竟是當年李鴻章推薦出任協辦朝鮮交涉通商事務的德國人穆麟德2。俄國插手朝鮮事務,又引起了英國和日本的警惕。						
---------------
外交「雙簧」一(1)
---------------
  《孫子兵法》曰:兵者,詭道也。其實政治、外交又何嘗不是詭道?袁世凱出任總理朝鮮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時,清軍已經撤出朝鮮,此後與對手的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縱橫捭闔。在沒有武力可恃的條件下,面對朝鮮宮廷內外的複雜局面,要想應付裕如,袁世凱只能依靠自己的謀略智術和遍佈朝野的關係網。用進廢退,外交鬥爭的詭譎多詐使其素質的發展偏向於權術一面。歷代的梟雄都本能地傾向於以術馭人,而袁世凱更是把這一點發揮到了極致,應該說,朝鮮的外交經歷對他依賴、迷信權術的做法有很深的影響。本章開頭所引用的電稿,是袁向李鴻章提出的誘使朝鮮就範的建議,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凱運用權術的方式。通過他運用權術成功控制住朝鮮的事實,可以透視出袁世凱從一個嚮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將的青年英才,逐步發展成為梟雄式人物的真實軌跡。成也權術,敗也權術,靠權術青雲直上造成袁世凱對權術的迷信,以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於股掌之中,結果落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權術在一定條件和場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須用的,但一味迷信權術,把別人都當作傻瓜,那麼無論何等人物,再大的事業,都注定是要失敗的。有袁世凱這種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敗,就是明證。
  電致北洋大臣李鴻章請示施用權術誘使韓人就範稟1
  (1889年12月27日)
  韓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權術難有濟。凱因假作憲欲嚴究,而凱悉心為韓籌助,吞吐間若極難了各語意,並諄囑洪所談萬不可洩,如憲查知,凱罪甚大,似不但尊憲體制,亦冀妃、王暫信,凱乃可相機排布,姑待先革樸職,再查酌誘辦,似不必遽令政府復。恐韓謂已結,數日後又授樸顯官,尤損事體,似用一辦一托法,方可操縱。至洪雲妃、王悔前疑凱,亦誘凱術,凱姑作已受其術,而因以先辦樸案,後繼以誠似易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語風,謂凱誘辦,慮王變卦。是否有當,乞訓示。再,凱因此案棘手,參用譎術,有違訓令,無任悚惶。凱。
  在袁世凱歸省期間,朝鮮的局勢又有了新的變化。甲申事變後,朝鮮王室對清廷失望,對日本懼怕,遂決定加強與北方強鄰——俄國的關係,試圖由此找到一條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間牽線搭橋的,竟是當年李鴻章推薦出任協辦朝鮮交涉通商事務的德國人穆麟德2。俄國插手朝鮮事務,又引起了英國和日本的警惕。當時,英、俄在阿富汗的爭奪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為防俄國海軍南下,威脅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英國採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先一步佔領了位於南下要道對馬海峽中朝鮮所屬的巨文島。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麗得勢,於是日本、英國都慫恿中國在高麗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與英國全無損害,倘若到俄國手裡,則不利於英國甚大。日本亦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他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裡,簡直是日本的致命之傷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約見清廷駐日公使徐承祖,建議「朝鮮用人及大政由中國主持,罷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國人,並以敏捷決斷的官員替代陳樹棠4」。7月2日,日本駐清公使?木武揚向李鴻章面交井上所擬解決朝鮮問題的八條建議。李遂於8日致函總署,轉達井上建議,其中對日方建議撤換清廷駐朝代表一事,李認為可行,「至於駐朝鮮道員陳樹棠,謹厚有餘,才智不足,自然是確論5。」他決定啟用袁世凱,囑咐袁保齡去信催袁世凱銷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見袁公至,非常高興。開玩笑說:『如今就像演戲,戲台已搭成,客人已請到,專等你登場了』。6」27日(舊歷七月十八日),李鴻章致函總署,舉薦袁世凱替代陳樹棠出任駐朝鮮使臣:
  正好有前管理慶軍營務處的袁世凱,曾兩次帶兵救護韓王,屢立戰功,該國君臣士民深為敬佩。(袁)才能見識突出,精明敏捷,忠實開朗。清卿(吳大)、燕甫(續昌)去年冬天在朝鮮已熟知其為人。昨天奉調來津,激勸閔泳翊往見李應,立時為倆人釋憾交歡,李閔全都深深感謝他。(袁)與在朝鮮執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應、閔泳翊等也再四懇求下令袁世凱駐朝鮮辦事,可以平息爭端,免除內患。似乎應該順應朝鮮人的輿論情感,暗暗消解其反覆無常。現在擬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應該派袁世凱護送前往,將來或要懇請特別的恩典,從優賞加更高的職銜,使其接替陳樹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7
  李鴻章此封薦函可謂不遺餘力,亦可見其對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罶應,即三年前被清軍綁架到中國,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閔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對頭閔妃之侄,是後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李、閔勢同水火,所謂「立為釋憾交歡」,不過是迫於清廷壓力而作出的姿態。閔泳翊是袁世凱在朝鮮時交下的朋友,難得的是,大院君是當年袁一手綁架並押送到中國的,居然能夠同閔泳翊一起再四懇求派袁世凱出使朝鮮!由此亦可透視出袁世凱籠絡結交人的手段。
---------------
外交「雙簧」一(2)
---------------
  細分析起來,大院君之所以贊成袁世凱出使朝鮮,在於清廷釋放其回國,最早是由袁提出的建議。應該承認,袁世凱對朝鮮甲申事變發生的原因看得很清楚:
  是役也,韓王平庸糊塗,荒謬狂妄,想與各國並駕稱帝,以臣屬清廷為恥;閔妃貪殘專橫,時時擔心大院君回國,不利於己,也圖謀鞏固自己的權力,各有各的隱衷。洪英植、金玉均等順情揣摩(國王)意旨進獻對策,以為中國方有戰端,自顧不暇。如果近親日,遠結俄,乘機崛起,驅逐中國軍隊,便可自立為帝,永不受制於清室,也不用擔心大院君再回來。國王和王妃雖然不能立刻決斷施行,而倚重這些亂臣,實際如同心腹。8
  即日本的策動不過是外因,而王室和開化派的自主獨立願望才是真正的起因。因此事變剛剛平息,袁世凱就襲其老師張謇的故智,「獻策北洋,宜早早了結與法國的爭端。趁此機會,請旨斥責韓王政治不修,迭生變亂,選派監國,代其執政。」「11月中旬,又上書痛切言之,請仿照漢代封建設相治事,否則韓終非我有9。」世凱此議,李鴻章認為不可行,不予採納,倒是他給其堂叔家信中的一個建議,不僅受到袁保齡的激賞,在袁保齡推薦給李鴻章後,李亦認為是牽制朝鮮王室離心傾向的上策,便在12月12日(舊歷十月二十五日)和14日(舊歷十月二十七日)兩次向總署致電發函,請旨放還大院君,「交吳(大翨)、丁(汝昌)等帶往,或寵賜職銜,維繫朝鮮人心,以示籠絡10。」在函稿中,李詳細說明放還大院君的緣由,由此可知此策實出於袁世凱:
  鴻章曾致信該國王,(勸其)勤修政治,連絡外交,以圖自強。不料其糊塗懦弱得厲害,閔氏擅政,偏聽朝臣中日本人同黨的愚弄。而日本人則從旁挑唆,以該國(受日本)資助,不應藩屬於其他國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國之禮,內裡已漸有背離藐視之心。本年法國和越南事端緊急,該國君臣的謠傳蠱惑更多,打算結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韓國來的人,全說朝鮮沒有懷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著大院君歸國,何況值此變亂之時,尤其應當實行收拾人心的策略。慶軍營務處袁世凱在朝鮮多年,熟習民情。昨日家書內亦有應飭命大院君隨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軍營之中等語。道員袁保齡極力慫恿,說是以父臨子,在道義上較順,不失為有見識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鮮壬午兵變的幕後指使者,清廷為遏亂萌,將其綁架押解回中國安置。袁、李為何又主張將其送還朝鮮呢?袁、李的如意算盤是,甲申事變後,開化派的勢力在朝鮮被掃蕩一空,政治上閔妃的後黨呈一黨獨大之勢,而對清廷的離心傾向也愈來愈大。此時將其老對頭大院君送還,利用其聲望重振親華的守舊派的聲勢,在政治上是一種平衡和牽制,同時也是一種強烈的暗示和威脅:朝王室若恭順清廷,謹守宗藩體制,則可以相安無事;否則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內部宮廷政變的形式進行,較少予外人干預的借口,這一點是李鴻章最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釋大院君回國,行前,袁世凱因為自己官位較低,請求派大員護送,為李鴻章拒絕。「李相笑曰:『朝人聞袁大將軍至,歡聲雷動,誰敢抗拒?』12」10月3日,大院君由袁等陪同從天津出發,5日送達漢城。出乎袁、李預料的是,這著棋不僅沒有收到預定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劇了朝鮮王室與清廷之間的矛盾,使王室謀求獨立自主的願望更趨強烈。朝鮮王室雖迫於清廷的壓力接受了大院君歸國,但朝野的反應大不一樣。「韓國士紳民眾絡繹來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川至漢城,七十里不絕於道。」而王室不僅不派人迎接,反而在大院君到達漢城的當天,以壬午亂黨之名捕殺了大院君的三名親信,國王還傳諭禁止諸大臣與大院君往來和私通信件。對此種意外情況的處理,正是袁世凱的強項。
  袁公登岸入住賓館,通知照會各國兵船及各領事,往還應酬答謝;一面函電痛切責備韓國朝廷。次日才開始有韓官及內侍先後來迎。公詰問責備,他們於是諉過於派遣於中國的使臣(通報不及時)。(袁)公正告韓國朝廷,袁某奉朝命,送還你們國王的父親,像這樣簡慢不敬,何以面對君父?無論如何,儀式必須莊重嚴肅,以昭敬重,要求國王迎於郊外。二十七日,抵達漢京,國王設帳幕迎候於南門外。……次日袁公拜會國王,委婉諷勸,申明朝廷賜予恩典的目的是,全你們的骨肉之親,存你們的慈孝之義,決不許大院君干預國事。王妃藏在屏風後偷聽到了,猜嫌之意才稍稍減輕。又責備諸閔及其近臣說,辜負朝廷之恩是不忠,慢待父親是不孝,陷王於不忠不孝,騰笑各國,貽譏後世,國王何以面對人民?諸位大臣何以侍奉君主?諸閔入宮轉告王妃。(袁)並勸大院君杜門謝客,頤養天年,不要干涉國事,大院君領會其意。(經過)多方調停,始各相安。13
---------------
外交「雙簧」一(3)
---------------
  將大院君安置完畢,袁即著手另一任務,掐斷朝王室與俄國的聯絡。穆麟德鼓動朝鮮尋求俄國保護以謀求自立,在清廷看來是背恩負義的小人,但穆是德國人,清廷拿他沒辦法,只能壓朝鮮政府解聘其職務。穆雖被解職,仍勾留不走,恰值大院君回國,「穆麟德乃愚弄閔妃,說有辦法可以阻撓大院君回來,又鼓吹(俄國公使)韋貝來恫嚇韓人。王妃每月支給他三百薪金,出入宮廷,至是尤其肆無忌憚14。」10月8日,袁約見金允植,囑其勿受穆氏蠱惑;10日作《摘奸論》,「揭露俄國對朝鮮的陰謀,及朝鮮受俄國保護,韓兵歸俄國教練之害,勸以越南為戒15。」14日,在《俄韓和好通商條約》互換的當天,袁「以論送給國王。又遍示諸閔及韓諸近臣,國王及王妃驚悟。次日,王請公筆談良久,公反覆譬喻,國王的主意才定下來。解除了穆麟德典圜局的差使,發給三個月薪銀,讓他離開。穆麟德失意,求袁公為他另謀差事。公稟報李相,許可給予差事以籠絡住他16。」其實,所謂國王和王妃「驚悟」云云,不過是作戲而已。在朝鮮一方,已通過穆氏與俄國搭上了關係,沒必要為了他與清廷搞僵;在清廷一方,通過一壓一拉(假意允諾穆氏回津另委差使),摘除了這顆眼中釘,也可滿意。此後中朝之間關係,實為一種控制與反控制的關係,而中朝之交涉亦多為軟硬兼施(清)和陽奉陰違(朝)的外交戲劇矣!
  其實,袁世凱對此一清二楚,回津後即將其觀察所得到的印象及時密報李鴻章。因此李在接到朝鮮國王來函請求派清兵駐紮漢城時,就不再為其所惑。在給總署的密函中,李對此的態度十分明朗:
  袁丞密稱,大院君及該國政府均不願依附俄國,惟國王游移無定見,諸閔少年,陰謀唆使閔妃主持其事。欲請求俄國保護,憑藉俄國為後援,以對付中國,(同時)仍外結中國以防俄國。其心叵測,請求駐兵乃嘗試敷衍之詞,不足信也。……穆麟德即使不在那裡播弄,而諸閔與閔妃專權,難保不熒惑國王接受其奸計。鴻章雖已一次次去函剴切開導,據袁丞密告,該國王還是表面順從心裡違拗。物腐蟲生,後患甚大,實在無可如何,不敢不據實情密陳,敬乞轉奏,預先籌劃方略大局。17
  可見,袁在朝鮮,通過自己在宮廷內外的關係網,能夠準確把握王室和朝鮮政府內政外交的動向,為李鴻章和清廷提供決策的根據。僅此一項,袁就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也是在朝鮮執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選。
  10月28日,李鴻章正式向朝廷上奏,薦舉袁世凱替代陳樹棠出使朝鮮:
  奏折以公膽略兼優,能持大體,為韓人所重。其國王也來函,敦請遣往相助。宜從優授予其權限,辦理朝鮮交涉、通商各事,略示與聞外交之意。該員歷著勞績,請超擢職銜官階,以重體制,而資以鎮攝。又附片密陳:韓王趨向不專,擇強自庇,日本兵剛剛撤退,俄國使節隨即到來,反覆籌算,幾乎想不出什麼辦法。袁世凱足智多謀,希望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轉(這種趨向)。該員兩次戡亂,皆身在行武,操縱合宜,其功甚偉。本應優加獎擢,以酬勞績。現在奉命出使屬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風,作為坐鎮(朝鮮)的憑借等語。隨即(30日)奉旨: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於是按照北洋的建議,由總理衙門派發公文,委任袁公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18
  此時的袁世凱,年齡不過二十六歲,從軍不過四年多時間,即由布衣一躍而為三品的候補道,職銜直追入宦已二十三年的乃叔袁保齡(當時袁保齡為二品直隸候補道),可謂官場上的奇跡。這固然與袁在朝鮮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表現出色有關,更與李鴻章對他的愛重與力薦分不開。李鴻章向總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稱譯署)、皇太后(其時慈禧尚垂簾聽政)舉薦袁世凱的函件、奏章和附片中對其讚賞有加,情見乎詞,可謂不遺餘力。沒有李的力薦,袁不可能越次擢升19。
  回過頭來看,當初袁世凱選擇從軍,而不是投奔李鴻章幕府的決定無疑是明智的抉擇,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於計算的頭腦。其一,兩次鄉試落榜後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舉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於從軍後即不再動搖,主動放棄了壬午年的大考機會,隨軍東渡朝鮮。其二,自己無科舉功名,在李鴻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視,而且書牘文案非其所長,於此出頭幾乎沒有可能。故雖有薦書,亦予以放棄。此為自知之明。李鴻章位望雖高,但與袁素不相識;吳長慶局面雖小,但更重故人情誼,而且吳幕人才相對少,更易嶄露頭角。如投奔李鴻章,必依附已在李鴻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齡,為避嫌疑,乃叔必會時時管束,事事小心,難得有放手表現的機會,並且循勞績和年資陞遷,遠不如軍功快速。北洋衙門大,雖可慰虛榮而無裨益於實際;吳處機會多,自然投吳。正所謂「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由此可見袁頭腦實際,工於算計的一面。以袁之辦事處世的能力而言,他無疑具有領袖人物的潛質,所缺乏的只是表現施展的機會而已。無論局面大小,只要給以機會,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鮮的變亂所帶來的機會,若無吳長慶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凱是不可能以才幹見知於李鴻章,終得大用的。古人云,良臣擇主而事,良鳥擇木而棲。所以,投靠什麼人,走哪條路,在人生事業的抉擇上是至關重要的。古人又雲,人生貴早立志。早立志,早成功。袁世凱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擇人得當,其成功實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說就發端於此次抉擇。
---------------
外交「雙簧」一(4)
---------------
  1885年11月13日(舊歷十月七日),袁世凱以「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大臣」的名義再赴漢城,比起陳樹棠,雖然只多了「交涉二字」,但事權比陳大得多。舉凡朝鮮外交內政諸多事務,袁均有權過問,實際上等於北洋衙門的常駐代表。此後直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誠如蔣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20。為什麼這樣說呢?由於李鴻章倡導洋務,是高層中僅有的具有外交經驗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對李幾乎可說是言聽計從。清人劉體仁在其筆記《異辭錄》中對此有如下記載:
  文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諮而後行,北洋章奏所請無不予也,淮軍將校果有能者無不用也,臣下彈章……,皆立予譴責,不能動也。21
  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不過是一駐外使節,又何能左右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呢?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實際上負有全面的責任,行政、外交、軍事,樣樣要管,公務極為繁忙。對於朝鮮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全要依賴作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凱提供信息,分析情勢,執行決策。而袁世凱有一大特點,即對人對事均有自己的主見,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線,消息靈通,足智多謀,所提建議多出於實際,這正是李鴻章所需要的。從現存文獻來看,袁、李電函往來之頻繁,遠過於其他駐外使節,而袁之建議也多為李氏所採納。不同之處在於,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輕氣盛,更傾向於對朝鮮採取高壓政策。二者在對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頗有文武張馳、默契無間的特點。
  當然,清廷對朝的所謂外交政策,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也是一種根本無視朝鮮之主權,粗暴干涉其內政外交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但在19世紀,清廷仍固守「天朝——四夷」的傳統觀念,根本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在清廷看來,加強對朝鮮的控制,維持傳統的宗藩體制以抵禦列強對滿洲的覬覦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所謂是非亦由出發點之不同而不同,由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於今仍不免如此。故筆者對李、袁之朝鮮政策,只能肯定其為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宜其受到朝鮮的抵制和反抗。對李、袁之作為本身之是非對錯,則置於具體歷史環境之中加以判斷評論。否則二十五史中眾多歷史人物與事件,除貼標籤一法而外,實在難以置評了。
  袁世凱自投筆焚詩,立志從戎起,其所作所為頗類似於漢代的班超。班超投筆從戎,以三十六騎進軍西域,縱橫捭闔三十年,使大漢聲威普被西極,拜將封侯,榮歸故里,是古今傳誦的英雄。袁之選擇從軍,未始不受此激勵,而他若生於國家強盛之時,也未始不能成為立功異域的英雄。但他所處之時代,是老大帝國風雨飄搖的暮年;他所面對的敵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類的落後民族,而是制度先進、國力強盛且武器精良的諸多列強。班超之成功,一在於其後有一強大帝國作為後盾,二在於他可跟據實際需要合縱連橫,交替使用招撫與誅殺的手段達到目的。而袁世凱則上述兩條都不具備,他所掌握的資源僅只是大清帝國在朝鮮的餘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樹立起來的威望而已。由於瘸著軍事這一條腿,僅靠外交手段實現控制屬國的使命,較之班超當年無疑要困難得多。然而當時的世凱躊躇滿志,抱負不凡,並不覺得有多大難處。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後,通過《中日天津條約》獲得了中日共管朝鮮事務的權利,成為日後干涉朝鮮事務的張本。而伊籐老謀深算,又提出了暫不與中國爭奪朝鮮,反之鼓勵中國全面介入朝鮮,日本既可以此抵制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又可埋頭發展充實國力,以待將來與清廷決戰的方針。日本外相井上馨據此制定了《朝鮮外務辦法》,建議清廷與日本協商共管朝鮮,但除撤換陳樹棠、釋還大院君,啟用親華大臣等有利於清廷的條款被採用外,協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當時清廷的對朝政策有三種選擇:
  一、「監國論」,以清流派為主,如張謇、張佩綸、鄧承修、袁世凱等,主張或收朝鮮為郡縣,或派大員代行國政。由於朝鮮開放後,列強多已與朝建交,此舉必將引發列強的干預,故為清廷和李鴻章所拒絕。
  二、「中立論」,由德國駐朝鮮領事提出。主張由中、俄、日三國聯合保證朝鮮中立。李鴻章原來頗有意於此,但中立意味著不再從屬於中國,故被清廷以「不合體制」而拒絕。
  三、可稱之為「控制論」,是上述兩種方案的折中,具體表現為:政治干預,外交監控,財政扼制。此方案亦為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主持,袁世凱在朝鮮積極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漢城(1885年11月15日),發現朝鮮政局已發生了變化。此時日本在朝鮮採取低姿態,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勵清廷出頭抵制俄國對朝鮮的滲透。而由於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後黨集團離心傾向日趨嚴重,親華的大臣或被排擠,或無實權,從國王、閔妃到政府內的多數大臣均傾向於聯俄拒清,「孤行己意,毫無忌憚,天朝的話不尊從,上憲(指李鴻章)的教誨不畏懼。(世)凱反覆勸導,還是表面聽從內心違背,極不願意中國干涉其事22。」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鮮的聯俄趨向。本來,積極鼓吹聯俄並為朝、俄牽線搭橋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離開朝鮮,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備金玉均等開化派殘餘勢力的死灰復燃上面,卻忽於7月25日(舊歷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後黨親華成員閔泳翊的密報,說政府已屢屢派人赴俄公使韋貝處要求保護,並可能有文字密約。袁即電告北洋,同時囑閔進一步查明實情並將密約文本搞到手。8月5日(舊歷七月六日)閔再報云:
---------------
外交「雙簧」一(5)
---------------
  韓王聽信廿餘個小人,時時密商於韋貝,韓國將不附屬於中國,如果中國不允許,請俄派兵相助保護。韋貝遲疑未許,說恐怕中國先動兵。韓國的小人說,中國兵無用,如俄國兵來,中國兵必退。韋貝許以三思再定。正逢閔泳翊回宮,韓王使他決斷此事,他知道韓國朝廷蓄意已久,這群小人固結太深,如違背此意,不但會為韓王所疏遠,而且將為群小所害,徒死無益。不如佯作順從引俄之議而背地秘密通知中國,即藉中國之力盡除群小。有這樣的變化,才可以持久。
  次日,袁即建策北洋:
  力持依附俄國者乃金嘉鎮、鄭秉夏諸小人耳,然亦不過迎合韓王的心意藉以為進身之階。如果僅除掉諸小人,也還是不能清其本源而杜絕後患。暗查韓王現在祈求西方國家的保護,要求(與各國)一樣平等,時時以三千里山河臣服於中華為恥,群小因而附和,以至鼓惑日深。甲申事誤於引日拒華之議,近年來謬於引俄背華之議。自從撤去金允植,而引俄之議遂決,所以會這樣,韓王首先有此意向而群小隨之附和而已。
  聖朝駕馭屬國,惟盡仁義,從韓國來看,以為(我)礙於各國不能把它怎樣,漸漸嘗試滋長,以至沒有忌憚。以世凱管見,韓國縱然送文件於俄國,俄兵未必能速來;不如待其引俄主張暴露,中國先派水師,少量搭載步兵,奉旨迅速東渡,廢了這個昏君,另立李氏王族中的賢者。隨後以數千士兵繼續東渡,俄國見中國兵已先入,韓國另易新君,或可平息事態。……如能明降諭旨,再由憲(指李鴻章)授諭大院君相助,三五日即可安定,還不難辦。如待俄兵先入,恐怕中國難以措手。23
  袁密電中將欲圖自主的韓國君臣稱作「昏君」、「群小」,提出以「廢昏立賢」扭轉朝鮮的離心傾向,充分反映出清廷對弱小國家民族的帝國主義嘴臉。但如前所述,本書主旨不在於明辨外交上的是非,故對此不予置評。通俄密函事件,事後證明為英國駐朝總領事貝克錄製造的騙局,意在離間中俄關係。但袁、李處理該事件的所作所為,亦可見清廷對朝鮮實施政治干涉之一般。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袁世凱在面對突發的重大事變時,具有很強的應變和籌劃大局的能力。首先,他指明問題之癥結在韓王,不去韓王,不能扭轉局面,而這只能以武力完成;其次,欲擒故縱,待韓聯俄跡象明顯之後,清廷可利用地理位置近的優勢制敵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實施政變,造成既成事實,使俄難有干預的借口;至於善後,可推出大院君,將早已安排好的這著棋付諸實用,而英、日等國均反對俄國介入朝鮮事務,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袁之對策頗得李鴻章青睞,他於8月13日(舊歷七月十五日)致函總署,認為,「機緘已露,礙難遷就,恐非誅亂黨、廢國君,無以挽回局勢」,建議允許袁世凱與大院君「籌商一切,如果大院君有誅戮亂黨的能力,即支持他一面正名誅除群小,一面電報北洋,由鴻章相機酌辦」。但由於剛與日本簽定的《天津條約》中有一方出兵朝鮮,必先通知另一方的約定,為穩妥起見,李建議「令徐承祖(時為駐日公使)知照該國外務省,再派兵東渡,以資鎮懾。到時應否簡派欽差使臣,修廢立之事,須俟察看情形,請旨定奪24。」而慈禧於8月17日下達的懿旨為:「此時情事未定,先以整軍備俄為主」,但允許李鴻章「酌調兵輪,赴朝鮮海面,不時操巡,以聯聲勢25」。李即下令丁汝昌出動北洋艦船赴朝鮮近海巡視,同時準備運兵船隻,並電告袁世凱。
  但袁不是那種奉命惟謹的人,他的作風是快,所以不待朝命就行動起來。先是,他發現俄使向其國內發送長篇電報,因電線損壞未能發出,當即命令報務今後應借口電線未修好阻其向俄國發送電報(由於朝鮮之電報業務操縱於清廷手中,故中國佔有信息通訊上的優勢)。袁懷疑俄使所欲發出的即韓俄密約,為抓到證據,遂強使其在宮中的內線閔泳翊盜出密件,閔於是交出一份以領議政大臣沈舜澤署名的致俄使韋貝的密函,內容是朝鮮欲行獨立自主,請俄國協助並派兵艦保護等等。袁以為抓到真憑實據,一面火速電告北洋,要求搶在俄國之前發兵,一面虛張聲勢,於8月14日在官邸宴請朝鮮軍政大員時出示偽造的清廷電報,稱「金州七十二營今午乘輪赴高麗王京」,並對朝鮮背清聯俄,私通密函之事大發雷霆「厲辭責問,喻以利害,俱悚懼,馳入宮」;袁也隨後進宮面見國王,要求「速肅清君側之奸臣,以緩和局勢」。朝鮮君臣不明就裡,十分驚慌。15日,大院君來訪,袁繼續施加壓力,「凱告以大義,囑付他赴宮泣奏韓太妃,痛陳利害。」數日之內,朝鮮政府大臣沈舜澤、金弘集等穿梭往返於王宮與袁的官邸之間,反覆解釋實無此事,袁提出「索還文憑,查辦小人」,否則天朝將興兵問罪。國王遂於16日將金嘉鎮、趙存斗、金鶴羽、金養默等主張聯俄大臣免職,但密約一事,朝、俄雙方均予否認,形成僵局。而袁世凱見「赤手舌戰」,已不足以震懾,遂接連致電李鴻章,請求「速派大員率兵查辦」,他認為,「此時臣民發生內訌,舉國鼓噪沸騰,如果有五百士兵,必可廢黜國王擒拿群小,押解到天津聽候詢問26。」北洋方面在接到袁的報告後即通過使館通告日本,查詢俄國,日本不以為然,俄國則一口否認,而朝鮮君臣則堅持所謂的密函為小人所偽造,而盜出密函的閔泳翊也出走煙台,出兵一事遂失去根據,最後不得不以朝政府聲明密函作廢,派使臣赴北洋辯誣草草了事27。整個事件過程中袁的高壓、恫嚇和專擅做法引發了不少非議,特別是日俄等國使節,使總署對袁的表現感到不滿;李鴻章則再次予袁以有力的保護,在致總署的信函中,他暗示,比袁更優秀的人才並不容易物色:
---------------
外交「雙簧」二(1)
---------------
  各國駐韓使節趨向不一,日來頗怪袁世凱多事,大概都有嫉妒韓國為我屬國之意。……袁守精明而剛躁,鴻章經常剴切諭以鎮靜勿擾,但因壬午、甲申兩次定亂,該守身在行武之間,頗有德於韓民,情形亦較熟悉,變通用之。只是他在洋務方面素少歷練,年齡資格也較輕,誠如鈞諭,宜預先估量通達洋務者,作為他日替換的人選,但這是篇難作的文章題目,通達的人才也是不易得到的。28
  平心而論,袁窮竭其智計、手段維護國家(清廷)在朝鮮之利權,原系職責所在,他無非是想幹得更漂亮些,本無可厚非,何況當時袁尚不滿三十,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袁若手中有兵,想必會如甲申一樣當機立斷,先斬後奏的,其後果如何殊難逆料,歷史或會與後來之面目有所不同。歷史就是這樣,冒險犯難,成功了謂其有膽有識,失敗了則謂其僨事辱國,不當其事責者盡可以大發事後之議論,但身歷其境,議論者的表現或遠不如當事者。故談史論人,若中肯必心存恕道,即設身處地是也。李鴻章當國數十年,深識其中甘苦,故能對袁之實心辦事瞭然於心,一力維護。
  密函事件雖不了了之,但亦暫時遏止了朝鮮王室聯俄拒清的勢頭,李、袁也趁勢繼續施加壓力。9月30日(舊歷九月三日)李鴻章致信朝鮮國王,囑其「事大國當誠心,交鄰邦當慎重,君子當親近,小人當疏遠。……倘不懲前毖後,力圖振刷,四維不張,(我)私下憂慮無以為國29。」袁世凱亦於同日應韓國諸臣之請,面見國王,「筆談至夜始歸,親手遞交十款四條,切實勸戒,反覆比喻。王頗自怨自艾,認過改悔30」。從袁之十款四條的內容,頗可見北洋和袁世凱對朝鮮局勢和內政之看法。所謂四條,實即以比喻的方式分析朝鮮之現狀,其內容為:
  (1)「立國如立室」。「中國看待朝鮮,(就像)一院之中的東偏房。東邊的屋室傾覆,則中間屋室的廳堂必暴露於外。世凱(就好像)派在東偏房的看門人,看到東邊屋室將倒塌,(於是)每天在居於此室者之前呼叫說:你的屋室應緊急修理,不然必會倒塌。聰明人聽到此話,知道此言不謬,忻然答應。糊塗人則視之漠然,反而說東邊屋室即使倒塌,與你有什麼相干?於是就此吵鬧不休,不但不答應,而且很討厭並想要趕走他。」
  (2)「朝鮮如破舟」。舟的「木質已朽腐……必須更換木頭和帆蓬以使它堅固,縱使現在無力重修,也應當隨時查看破漏的地方,設法彌縫。不料同舟有小人貪圖舟中金幣,不但不肯彌縫,而且故意搖擺,使舟沉陷而後可攜金幣以自利。世凱充當修船工匠的角色,已屢次代為修理,殿下及諸臣民全都是舟中人啊,如果舟任意搖擺,倘若舟匠智盡力窮,一時修理不及,舟中人將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了。」
  (3)「治國如醫病」。「朝鮮病入膏肓,……然而良藥苦口,病者不知道其有利於病,因此厭惡而不再用藥。於是有以美味進獻者,病者喜其適口而食之,一食病加劇,再食而病重以至於不可救藥。」
  (4)「一國如一身」。「治國者應該先修明內政,後致力外觀。不應該把心思用於粉飾外表,鬆懈荒疏於內政的治理。就好像人天天能夠吃飽,雖然衣服簡陋,也沒有什麼損傷。不然,飢餓不堪,即使天天穿著錦繡華衣,他又如何生存呢?」
  「喻言四條」概括言之,以朝鮮為危房、破舟、病人,諷喻其聽從「工匠」(即代表清廷的袁世凱)的勸告與指導是也。以一名外交使節對一國元首作如此訓導,放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之中,會立即造成嚴重的外交後果,但在當時,雙方卻不覺有何不妥,因為這是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的宗藩關係所決定的。把事件、人物置於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條件下,設身處地地加以審視,當不難體會到韓王之屈辱與壓抑、憤懣和不滿,而其內心爭脫束縛,自主獨立的願望只會愈發強烈與堅定。而在袁世凱則如輔導一冥頑不靈的學生,苦心孤詣,對方卻未必領情。
  十款即「時事急務十款」,實即改善內政的指導方針,由此可見清廷干涉朝鮮內政之全面,其主要內容是:
  (1)「任大臣」。暗示應將被革職的親華的金允植、魚允中等大臣予以重用。
  (2)「屏細臣」。指責親日之金玉均、親俄之金嘉鎮等為小人,類似人等均應從君側清除。
  (3)「用庶司」。「眾多的事務分任於眾多的部門,而殿下綜理核查其大綱,計其得失,明其賞罰,則不勞而治,不擾而有成。」意思是國王不必事事躬親過問,放手讓下屬做事,提綱契領,無為而治。
  (4)「收民心」。「所謂收民心者……如選擇一、二件極有弊害之政,切實努力地去除它們。再由各部門大臣商議推舉賢明的官員,令其與民興利除害,並長久任用他們,以便考察其優劣,民心沒有不像旗旛那樣隨風向化的。」
---------------
外交「雙簧」二(2)
---------------
  (5)「釋猜疑」。「如果殿下開誠佈公,從衰靡中振作起來,乾綱獨斷,可疑者黜退之,可信者任用之,使人人各盡其所長,上下之間的猜疑,(就會)渙然冰釋。」暗示國王應擺脫王妃控制,自理朝政。
  (6)「節財用」。「宜先修明內政,開財富之源……等到國家財政充裕,然後一件件事有序地做下去,直到國家富強。如果不度量財賦的多少,而只追求外觀的奢侈宏大,將使沒有成效的糜費日益增多,財用枯竭而貧弱日趨嚴重。」諷勸國王改掉鋪張浪費、浮華不實的習慣,辦事量力而行。
  (7)「慎聽聞」。「聽者必須先審其言能否貼近事理,繼之察其言是否屬實,只要有人欺騙隱瞞,則明令擯斥放逐到遠方,以清理進言之路。」
  (8)「明賞罰」。「賞罰嚴明則政令通行,人心也會翕然歸服」,暗示國王疏遠魚允中、金允植,重用親俄派為用人不當,賞罰不明。
  (9)「親中國」。「所謂親密者,並非外表的虛文假套,(雙方)必須以誠相待,兩國一心,沒有辦不好的事情。況且有中國的聲援,外侮不作,正可以勵精圖治,力謀富強,難道有什麼不利於朝鮮的嗎?」
  (10)「審外交」。「應責成外署,認真周旋,外則盡到禮節,內則示以信用,方可以長久敦睦友好,各自相安。……如果事無鉅細,必由諸大臣公議處理,則何至於有陰謀,何至於有隱禍,何至於有甲申之變?」意在告誡國王,外交事務應由外署專責辦理,事情無論大小,交由相關部門和大臣們公議,然後再做決定,睦鄰友好可以長久保持,陰謀隱患也無從產生。
  在袁世凱,這些無疑都是針對朝鮮內政外交中現有的弊病而發,算得上是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在國王看來則是無孔不入,箝制、欺負人太甚。清廷傳統的宗藩觀念和體制與近代國際關係及民族主義潮流實在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其實自甲申起,朝鮮與大清國就已是同床異夢了。
  10月7日(舊歷九月十日),袁世凱再以其所作的《朝鮮大局論》呈示朝鮮國王,內容是分析闡述朝鮮對清廷向背之利害關係。文章首先論述朝鮮國小民貧,非托庇強國不足以自存:朝鮮,「萬國中最貧弱之國也」,「當此強鄰逼處之時,(韓)人卻致力於偷安,權衡比較起來,(朝鮮)不僅孱弱得徒有其形,不能自主,而且沒有強國的庇蔭,根本難以自存,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論朝鮮不能依附東西方列強之原因:「英、法滅亡他人的國家,覬覦他人的土地,猶如引虎入室」;「德國兵雖強,美國雖富,然而不喜歡生事,不願為他人幫忙,(依附於它們)自保有餘,遠大志向則未可與議」;「求俄國……那可真是開門揖盜,不知存亡的辦法啊」;「求日本……這是更為糟糕的論調了」。
  然後論述朝鮮依附中國的必然性:「朝鮮本來附屬於中國,現今想要背離(中國)轉而依附他人,就好像小孩子離開父母而求他人照顧一樣」。袁世凱接下來列舉朝鮮依附於中國的六點有利之處:
  (1)「中韓水陸毗連,……朝發夕至,緩急能通,其勢可恃。」
  (2)「中國視天下為一家,待藩封如一體」,「有變亂立予削平,命將出師不索要兵費,不責成供給,……其德可恃。」
  (3)「中國以大國愛護小國,仁至義盡。不把其國變為郡縣,不在其土地上收租斂稅,只期望唇齒相依,人民相安」,所以朝鮮可以「永保無疆,其心可恃」。
  (4)「中國撫恤朝鮮已數百年,上上下下依戀(中國),臣民願意從屬(中國)。若率由舊章,誠心服事,則朝野相安,政令易行,其恩澤可恃。」
  (5)「強鄰環伺,其慾望虎視耽耽,如果看到中韓團結,就無隙可乘,……其威望可恃。」
  (6)「中國信任而不疑心韓國,韓國恃中國得以鞏固,內亂不作,外侮也沒什麼可怕。及時修明刑律政治,任用賢能,勵精圖治,富強會慢慢到來,……其機會可恃。」
  然後,袁又指出背離中國的四點害處:
  (1)「不思舊好而結新交,是親近者暫被疏遠,疏遠則必生疑心。疏遠者(指列強)韓欲親近,親近者(指中國)則會愈發猜忌,疑忌互生,禍亂轉眼就會到來。」
  (2)「背離中國求自主,勢必引歐洲以為後援」,「歐洲疑忌成性,以吞噬他人為計,……得到機會而入,必會先奪朝鮮的兵權,而後佔據其要害地區。」
  (3)「中國貼近朝鮮,一時為他人所佔有,必不甘心,水陸並進,捷足先登,彈指一顧之間,大兵壓境。縱使歐洲有救援之師,而已經急迫得來不及等待,朝鮮就已滅亡。」
  (4)「倘若一意背離中華,則君臣百姓上下交相疑惑,人心離叛,等不到中國興師問罪,而內亂就已經爆發。」
---------------
外交「雙簧」三(1)
---------------
  最後的結論是,朝鮮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國以庇蔭之,除了中國還能有誰呢31?!」
  在強大壓力下,國王李熙不得不以屈求伸,10月10日致信袁世凱,承認「有年少淺識之徒,虛誑放肆」,而袁的文章令他「不勝感佩,……怎敢不洗心革面,圖維新政」云云。年底,李熙致函清朝禮部,就密函事件感謝「天朝寬恕」,持續數月的風波至此平息。
  我們說甲申後,甲午前這十年間,清廷之朝鮮政策基本上就是李鴻章與袁世凱的政策,根據就在這裡。在政治上,壬午以前,清廷對朝政策是放任不管;甲申以後則一變而為全面控制,看了袁的上述論說,也基本上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下面來看外交方面的干涉與監控。聯俄風波甫定,外交風波又起。翌年5月,朝鮮政府任命閔泳駿為駐日公使,樸定陽為駐美公使,沈相孚(後改為趙臣熙)為駐英、法、德、俄、義(大利)五國公使。作為試探,8月先派閔泳駿赴任,但遲至9月13日,始致書清廷告之此事,由此引發了持續數年之久的外交風波。
  事件大致過程是:清廷認為朝鮮先斬後奏,擅派使節的做法,不合附屬國外交事務要經請示批准的宗藩體制,9月23日諭令:「朝鮮派使西方國家,必須先行請示,等待批准後再前往,方合乎屬邦體制」;李鴻章則致函朝鮮國王,囑令該國外交,應遵行附屬國的舊章。袁亦連續致函責問朝政府。朝方則虛以委蛇,一方面表示遵循舊章,一方面又聲稱互派使節乃建交時約定,「近日各國請之愈切」,故不得不派赴云云,同時仍為樸定陽出使美國作積極的準備。10月,迫於清廷壓力,朝鮮不得不走走形式,咨請清廷禮部批准外派使節;清廷則只同意以屬國體制派使,且只能派三等公使,不能使用「全權」字樣。對此,朝鮮國王李熙11月初致函北洋,解釋派任全權公使的初衷,是以「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下卿之意也。而且敝邦偏小,久已為各國所輕侮,如派使不足以壯觀瞻,尤恐怕愈見輕侮,玷辱天朝,因而酌派全權公使,分別駐紮,雖然表達的是小邦敦睦之誼,也宣傳了天朝懷柔遠方之德。」並強調「全權公使」這一稱號「已於派定之後,即下令外署通知照會各國使節先行報其政府,以備接待。如果此時忽然改派,深恐見疑於諸國,失信於天下,益開啟各國輕侮之心,而加重強鄰窺伺之意。」請求「仍准許派駐全權公使,……待報聘事情完畢,或調回,或以參贊等官員代理,以便節省經費」云云32。李鴻章請示清廷後回函同意樸定陽此次以「全權公使」身份赴美,但附加了「三端」,即三條外事紀律:
  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報到,請由中國欽差攜同赴外交部,以後就不再有什麼要求。
  二、遇有聚會公宴,酬酢交際,韓使應跟隨於中國欽差之後。
  三、一切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於中國欽差,核准請示。這全都是屬邦份內應行的體制,與各國沒有關係,各國不能過問。33
  朝鮮打擦邊球,而且贏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國王一面表示「恪遵體制,恭謹行事」,一面會見袁世凱,「極力稱讚准許派出全權公使,感激天朝恩德上憲教誨,慇勤款待,禮意有加。閔妃派其家族長幼諸閔,也慇勤致謝。凱則加意撫摩,酬酢而歸34」。
  孰不料這只是個障眼法,朝駐日公使、駐美公使赴任後均未首先拜會清廷駐日、美之公使,樸定陽更是單獨謁見美國總統,呈遞國書。李鴻章接到駐美公使張蔭桓的報告後,責成袁世凱查問,朝方則答覆如下:
  此次派使西方國家,議准三端中,先拜謁華使並請攜帶前往(呈遞國書)一端,太有失韓國國體,而且恐怕各國拒絕國書,不以平等相待,則貽羞非淺,所以樸公使因(維護)國體以至於違反原定章程。而出使五國的趙公使還在香港,如到了西方國家,也勢難遵守,請婉言懇請北洋大臣俯准,刪去第一端,以顧全韓國國體。
  袁此時已看出韓國是故伎重施,但韓使已在海外,頗覺無可奈何,遂復電北洋:「伏查韓國謬妄狡黠,因此可知樸(定陽)違章,必有授意,現今受到查問時才提出此種請求。如果不允許,也必會悍然行事,反覆籌思,難以理喻。」清廷惱羞成怒,斷然拒絕:「三端既經議定,豈容輕易更張?著即電知該國王,恪遵前議辦理35。」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飯,李、袁遂壓朝政府撤回並懲處樸定陽,否則不再批准朝鮮外派使節。兩國在外交上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亦進入第三個階段。朝鮮方面對清廷壓力採取了如下應對措施:
  一是推,即把責任推到列強和樸定陽身上。朝君臣認為「清廷素來畏懼洋人,我派遣使節結好洋人,清廷也必會畏懼我。北洋電報必是虛聲恫嚇,計劃斷無可慮,……從速派使結好西洋,清廷無可奈何36」。從這一判斷出發,朝鮮一開始就把派使、違反「三端」等事說成是被動無奈之舉,把責任推到列強一邊,希望借列強之勢為自己爭得外交上的空間。但清廷不談原因,只就朝方陽奉陰違,出爾反爾的做法詰責不已,朝外署遂將責任推到樸定陽身上。1888年2月2日(舊歷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復袁世凱稱:
---------------
外交「雙簧」三(2)
---------------
  查以前議定的三端,已於赴美使臣啟行之前,飭令遵辦。……未知該使至美為何托詞不遵,以致有此詰問,實令人驚怖,立即發電詰問該使。後據該使電稱,前定三端,本不敢違背,只是到美國後,查訪打探國情,如果由華使帶往外交部,美政府有意斥退國書,故冒罪違章,暫且完成使命,待回來後請罪等語。……是以該公使碰到萬萬難處的境地,才出此不得已之舉,其情極苦,或許也該原諒。
  袁是何等人,能受此愚弄?在轉給北洋的電報中隨即點明韓政府的答覆「意在捏詞搪塞」,「曲袒樸使,也無非是想要為趙使留下違章的餘地37。」李鴻章因此大發雷霆:「韓政府外署竟敢用擅自違章的小人的無從查證之語轉復,尤屬膽大包天38。」
  二是拖,即借口樸遠在海外,回國後方能懲處,希望將大事拖小,小事拖了。2月6日(舊歷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外署再次致函袁世凱:
  所有該使違章之罪,亟應議處,而現在本人出疆,無以施加譴責,擬等到調任回國,再行議處。……我國王殿下,自聞此報,殊為震怒。本督辦亦不勝驚惑之至。總之該使樸謬妄的事實,可看出大致輪廓,容等到該使返回覆命之日,應由敝政府再行查核並施加譴責,還要乞求貴總理特別給以包涵體諒。
  責任既已推到樸身上,朝政府亦答應予以懲處,袁覺得再責無益,不如以靜制動,遂建議北洋「姑且等待樸使回國,視韓廷如何查辦後再詰問39。」袁的盤算是,樸不回,則「違章案」不能了結,案子不結,則清政府絕不會批准朝再外派使節。此時朝鮮駐歐洲五國公使趙臣熙滯留香港觀風已近三個月之久,勢不能久拖不決,到時朝自會找上門來要求結案的。果不出袁所料,朝鮮迫於清廷壓力,於1889年召回了樸定陽,而滯留香港的趙臣熙在遲遲不得出使的狀況下,亦於1890年3月自行返國。清、韓遂又就處罰樸定陽一事展開新一輪的折衝。
  先是,樸甫抵仁川,朝外署趙秉稷即向袁世凱請示如何結案,袁答以懲辦樸;趙以懲辦樸美國公使必會過問,「不如毋予追究,以此顧全中、韓雙方的體面」,袁答以「如不懲辦,中方體面何在?美國公使詰問又何足嚇唬人?趙語塞,即赴宮。」袁通過其在朝宮廷內的眼線,很快瞭解到朝方的打算,在向北洋匯報的同時建議嚴詞詰責:
  又聞韓王打算在樸回來後即授職外署督辦,以彰顯自主之權。如中國追究得嚴,先支吾其辭,不得已則暫時定罪,而暗中唆使美國公使詰問,便仍可赦回充當督辦雲。只是樸回來後的查處如聽之任之,不但大損國體,而且趙臣熙仍在香港,必會即刻赴任而重新違反三端,所以妨害尤其大。凱擬待樸回來後,即備辦文書堅持嚴辭詰查,料其必難搪塞,樸如受到懲辦,趙自會中止違章。
  李鴻章自然同意並稱讚他「駁趙語甚有勁40」。樸定陽回到漢城後向韓王辯解自己並未接到朝廷的明確指示,而且「萬國互通使節的公例,無先往他國使館的禮儀,也無通過他國公使謁見外交部的事例」。而朝鮮所聘外署協辦德尼則「力言於王,如聽任中國對樸處罪,韓國就不是自主國家,各國必定不接待韓國使節,必須立即補授樸顯要的職務以昭示各國,中國必無可奈何,這全是袁某一人作祟,尤其無足顧慮。」韓王於是派大臣多人,連日勸說袁「含糊了結,毋深究」,其外署督辦閔種默並告訴他,「國王久已嫌你恐嚇」。袁不為所動且嚴加駁斥:
  凱駁以韓國雖與各國有約,也應恪守藩屬體制的派使規章,豈得陽奉陰違?你們既然包庇樸,必然是你們朝廷故意放任樸違章,你們朝廷可以兒戲自欺,也想要中國的朝廷這樣麼等語。言辭神色甚為嚴厲,閔(種默)頗為畏懼慚愧地返赴王宮。41
  此後,對朝鮮諸臣車輪戰般的軟磨硬泡,袁乾脆托病,「拒不與談」。
  由於袁為清廷及北洋全權代表,朝鮮外署致北洋函件非通過袁不能上達於北洋,袁借此以逸待勞,將不遂所願的函件不斷退回,要求重寫。李鴻章認為此著「甚妙」,囑袁「不要催其回復。若是回復達不到要求,仍須擲回,寧拖著也不結案。」並向袁交底,「將來結束,若他們懇求不辦重罪,或將樸撤職並停止差委,便可下台42。」這樣「違章案」的處理又拖了下來。
  但到了12月4日(舊歷十一月二日),國王逕自委任樸定陽為都承旨兼副提學。在袁看來這是公然無視大清尊嚴的挑戰,隨即致電北洋,要求對韓施加重大壓力:
  惟查前定三端,為的是昭示宗藩體制,樸違背而受中國詰責,韓國始而委罪於樸,答應究辦;繼而不處理,反而授予樸顯要職務,是違反屬國體制之罪在國王而不在樸,又未免欺中國太甚。凱如只向韓政府詰責,終歸於兒戲;若從此含糊忍受,則各國譏笑,韓國人的輕視慢怠必日甚一日,而藩屬體制名分必日漸解體,而且趙使也必會再次違章。關礙大局,殊非淺鮮。似應由凱親自謁見國王當面詰問,倘若王托故不接見,再秉請憲台以公函詰問國王,或請旨斥責,方合乎事體。43
---------------
外交「雙簧」三(3)
---------------
  此後,袁世凱連日催逼朝政府就任用樸一事作出答覆,並運動王太妃(即王太后,親華)向國王施壓。太妃「聞知甚怒,責備國王事奉大國不敬,國王甚為恐惶,聲稱先立即罷免樸的官職,(以後)再慢慢辦罪44」。12月26日(舊歷十二月五日),袁入宮面見國王,王「外甚親密,談話涉及樸定陽的事,則惟請周旋了事」;後又通過臣下向袁暗示,對樸可以秘密治罪而不予公佈,而由袁轉告李鴻章以了結此案,也就是私下了結以顧全雙方體面。袁世凱則判斷此為韓國之圈套,建議將計就計,以權術誘使韓國就範,這就是本章前面那封函電的來由。
  樸定陽一案,此時已由王室幕後的實權人物閔妃接手,她的策略是,先籠絡住袁世凱,然後免去樸的職務,但不予公開,由袁世凱說服李鴻章接受這個顧全雙方體面的做法。為此閔妃派其親信洪在羲反覆遊說袁世凱,說國王和王妃對袁的剴切陳詞和苦心籌辦極為感謝,並後悔從前聽信人言而懷疑、誤解了他。至於樸定陽案,實在難於公開處分,打算秘密治罪但不予公佈,請袁以已經治罪上報李鴻章,以了結此案。如果不行,則挑個小錯處置樸,含糊其詞,「使人不能指實為違章罪,而在中國看來是已加懲處」。
  閔妃的做法,在袁世凱那裡實在是小兒科。韓國方面之所以堅持不公開處理違章案的目的,袁心裡十分清楚:「王妃、國王堅志蓄謀,寢食不忘者,惟在不令趙(即等候出使歐洲的趙臣熙)遵奏章,以保全自主體制45。」但袁世凱也想盡快了結這件拖延已久的案子,於是將計就計,演出了一場好戲。他首先作出很感動的樣子,然後吞吞吐吐地透露出李鴻章打算嚴辦此案,事情極難了結,而他洩露了北洋的底牌,如果讓李鴻章知道了,「罪甚大」,囑咐洪在羲對自己所談論的事,「萬不可洩」;至於一起糊弄李鴻章,則是欺騙上司,他不敢與聞。但為保持中朝關係的大局,他「必盡力」。國王可按原來的打算辦,先把樸革職,然後他再瞭解社會上對此事的輿論,探察北洋有無允許從寬處理的意思,「方可相機周旋」。至於韓政府的公文,可暫不呈報,如果北洋允許從寬,再隨時呈報。袁世凱的「誠懇」、「合作」態度,使洪在羲大喜,一直談到天快亮時才回宮覆命。
  其實,北洋的底線是「輕辦示懲,或明訂出使歐洲者仍遵奏章辦理」,問題的焦點已不在懲處樸定陽上面,而在今後朝鮮能否遵行「三端」上。朝鮮念念不忘的是自主,清廷堅持的是不讓朝鮮自主,根本不可能調和。但案子僵持下去有損兩國關係,袁世凱於是想出了上述「一辦一托」的辦法。「辦」,即先誘騙朝鮮將樸革職;「托」,即不要求朝鮮馬上上報處理此事的呈文,無呈文意味著沒有結案,這樣一可以防止朝鮮借口已經結案重新任用樸定陽,二可以根據需要隨時重提此案,主動權即操在清廷一方。實現這個陰謀的前提是不讓朝鮮摸清楚北洋真正的底牌,所以袁世凱在電函末尾請求李鴻章提防朝鮮駐天津使臣金明圭「伺察語風」,防止他向韓王揭穿騙局。
  由此封函電可以看出,傳統軟硬兼施的做法已難見效,即智如袁世凱者也感到棘手,不得不主張施以騙術盡快了結此案。朝王室的目的是修改矮化、束縛朝鮮的「三端」,盡快使滯留香港的使臣赴歐就任,袁遂虛以委蛇,「擬誘其先革樸職,次令政府覆文認錯」。袁世凱的計劃,全都事先詳細電告了李鴻章,李不僅同意,而且指示機宜,雙方合作無間,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外交雙簧劇。朝鮮為修改三端,派使赴任,遂免去了樸的職務,拖延數年之久的「違章案」至此告一段落。
  1890年初,朝政府派趙秉夏赴北洋,請求修改三端、允准駐歐使節赴任和准許任用樸定陽,清廷堅持必得懲處樸,否則其他兩項免談。直至9月,李鴻章致函總署時,仍堅持這一方針:
  朝鮮未治樸定陽違背之罪,中國即不變通中韓使節體制,以延宕其派赴五國的公使成行。……如彼遲遲擱置不理,我亦將此案暫懸不結,牽制其五國使臣難以很快成行。46
  雙方再次陷入僵局。1891年11月,朝再次任用樸定陽為戶曹判書,當時袁世凱因母病回國省親,李鴻章電令代理袁職的唐紹儀責問,朝鮮以樸職務「並非顯秩重任」搪塞,並請求清廷允准。11月15日,清廷終於准許朝鮮起用樸,但「不得委以重任或再充使臣之職」;遷延5年之久的「外交違章案」終於劃上了句號。朝鮮堅持不處罰違章者,清廷無可奈何,最終不了了之;而清廷堅持不改三端,亦牽制了朝鮮外交的開展,結果是兩敗俱傷。
  再來看清廷對朝鮮財政的扼制。中、朝近代以前均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被迫開放後又對西方長期持有輕視和抵制態度,故極端缺乏既懂外語又通國際商法的人才,不得不聘任外國人代理海關事務。譬如英國人赫德,就擔任中國總稅務司達半個世紀之久。朝鮮開放通商,也無此人才,求助於清廷,清廷遂於曾任職於中國的外國人中,有選擇地推薦給朝鮮。與袁同時期派駐朝鮮的外國人先後有德人穆鱗德,英人墨賢理,德人史納機、馬根,美人德尼等。清廷的本意是通過這些人將朝鮮的海關通商大權把握在自己手中,孰知多數人並不領推薦之情,而是更為認同領誰的薪金為誰辦事的職業操守,並且多對清廷過時的天朝觀念不以為然。尤其是穆鱗德和德尼,到了朝鮮後均公開支持王室的自主願望,並代為聯絡列強,出謀劃策,如樸定陽使美違章案,就是德尼一手策劃而成,很讓清廷頭痛。為把這些人弄出朝鮮,也很費了李鴻章、袁世凱的一番心力。
---------------
外交「雙簧」三(4)
---------------
  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0年3月5日,稅務司史納機向袁世凱透露,朝鮮國王準備任用一個來自日本的美國人李仙得接替德尼並兼任總稅務司,並打算收回海關權利。袁當即指示:「你奉中國的委派,韓國如欲撤換,應先咨請中國調回,如擅自派代,你不應遵從,可隨時告我詰問韓廷,斷不可遽自交代。」以袁遍佈朝鮮宮廷內外的眼線,很少有事能瞞得過他的耳目。袁早知道史納機暗中鼓動朝鮮收回海關權利,「不受中國海關節制,如穆鱗德故事」,於是先施以威脅:「有關韓國海關的權利,如在你手中損失,赫德(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兼管朝鮮海關事務)將不滿意你,恐怕今後在中國海關再無立足之地47」;繼之以籠絡,答應代其謀取朝總稅務司職務,穩住了史納機。袁隨即通過禧在明(英國駐朝領事)、閔種默(時任朝鮮外署督辦)搞清了李仙得的來歷和動向。李仙得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後又受聘於日本外務省,得以結識朝鮮駐日公使金嘉鎮。李卸任後仍滯留於日本,成了無業僑民,用袁世凱的話說就是為謀職業而生事的「流氓」。朝鮮駐日使臣所以推薦他,是因為他聲稱能為朝鮮貸來巨款,他向韓廷提出可向外國銀行貸款一百五十萬元,由朝鮮三口海關收入中逐年扣還。袁即將詳情電告北洋,囑其設法阻撓,並向李鴻章提出了從根本上亦即從經濟上控制朝鮮的對策:
  李(仙得)此次募貸,未必有成,然朝鮮國王貸款計劃的決心甚大,終必為狡猾陰險者藉以施放誘餌。凱歷年熟思,辦法有二:其一,等待韓請求中國從而杜絕外資,最為得體,而且增加馭屬之權;其二,韓如外貸,日久必生事端,等到事端發生,再由中國移貸償還。衡量韓國時勢,終必有此二者。然而第一法自然是釜底抽薪之計,如果中朝(即清廷)現有此力,可否密示,以便相機囑其謀求。如妥善訂立合同,由海關按年扣還,當可完璧歸趙。48
  袁之所以建此策,是因為其數年來深感對於朝鮮之自主傾向,曉諭勸說和虛聲恫嚇均已難於奏效,在軍事之外惟一能迫使王室就範的方法就是金錢。具體做法一是牢牢把持住朝鮮的錢袋——海關;一是在朝急需用錢時予以優惠的貸款。王室不缺錢花,收回海關權利的動力就會減弱,而貸款及利息均可自掌握在中國手中的錢袋裡掏還,絕無風險。朝欠債愈多,對中國的依賴也愈深,藉此即可牢牢控制住朝鮮。
  對袁的建議,清廷認為是釜底抽薪的妙計,不但立刻批准,許袁相機行事,而且予以積極的配合。5月3日(舊歷三月十五日),總署及李鴻章分別電令清廷駐俄、英、美、日等國使節:
  密聞朝鮮議借洋債,此端果開,後患無窮。請知照(所在國)外交部,轉告紳商,說明朝鮮貧窮而浪費,償還貸款極為困艱,各國紳商不宜與該國訂立合同,貸以巨款,將來如有借債不償之事,中國不會為之擔保。若各國因欠款而索債於朝鮮海關,中國也決不允許。預為聲明,以昭和睦之誼。49
  由於李仙得僅系一朝鮮所聘用的外籍僱員,雖有官方頒發的文書,終因清廷的聲明而信用不彰,朝鮮從國際上貸款的計劃終成泡影。
  對於朝鮮宮廷中為國王出謀劃策的那些外國人,頭腦詭譎的袁世凱已看出他們難以同心共事,大可施以離間之術:
  德(尼)、丹(士謨)、李(仙得)均非善類,可相攻擠,當可牽制,似宜靜聽。50
  袁如何離間今天已難得其詳,但確實起了作用是沒有疑問的。3月9日,朝鮮政府任命李仙得為內署協辦,李為了增大自己在王室中的影響力,果然援引其在日本時熟識的美國前駐橫濱總領事,靠採礦發家的富翁葛累好士來朝鮮,朝政府4月15日免去了德尼內署協辦的職務,代之以葛累好士。失勢的德尼最終不得不黯然離開朝鮮。對於李、葛二人,袁則施以威脅,「屢次囑人轉勸(他們)以不可干預(中朝間事務),免貽後悔,德尼可為前車之鑒51。」至於史納機,袁不僅未為其謀求留任,而且斷然拒絕了朝政府對他的挽留。
  對於李仙得的貸款活動,袁料定沒有中國和朝鮮海關的擔保,李斷難成事,所以並不急於放出誘餌,而是請假回鄉省親,一走就是多半年。翌年(1892年)5月,袁回到漢城。此時李仙得四處告貸無門,已被拖得疲累不堪;而朝鮮欠德國商人的債務已經到期;朝鮮駐美、日使館已無維持經費,不斷向國王告急。袁世凱看火候已夠,方向前來拜訪他的內署督辦閔泳駿、外署督辦閔種默表示:「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請中國設法,切不可再向他國貸款,致貽後患。」國王果然入彀,袁迅即電告北洋和總署,建議以華商(而非政府)的名義低息貸款十萬元給朝鮮償債:
  查韓國貸洋債,固應阻止,然惟有中國提供貸款,始有詞阻其向外國貸款,而且可固持其海關權利,只是在韓的中國商人,斷難湊此巨款。聽說出使經費存在上海的甚多,擬乞商議總署下令撥十萬兩貸給韓國,利息訂低一些,假托在韓中國商會之名與韓海關妥訂合同,按月由稅務司於所徵稅金內分劃本息解送上海,並由凱與閔種默等監訂印押,必不致巨款虛擲,尤可堅固馭屬的權利體制。52
---------------
外交「雙簧」三(5)
---------------
  袁之建議兩天後即獲清廷批准,且利息低至六厘(日本銀行利息此時為二分半)。袁即與閔種默商定此貸款按八十個月期由韓海關收入中扣還,「此後不許再以關稅劃抵他國債務。」朝鮮政府內對此項貸款有爭議,閔商鎬、葛累好士等反對,認為「由海關劃歸,必受鉗制」;閔種默、鄭秉夏等支持;國王則遲疑不決,但終於抵擋不住債務的壓力和低息的誘惑,同意以鄭秉夏(時任轉運漕米御史,為國王親信,亦為袁在宮中的眼線之一,所欠德國的債務即為漕運船腳費用)名義告貸,與袁世凱代為選擇的在韓華商同順泰號於8月20日簽訂貸款合同,清廷於次日批准由上海江海關以庫平銀十萬兩支付,9月8日交付,解了朝鮮的燃眉之急。德債剛清,所欠日、美債務利息又屆到期,韓王遂又派鄭秉夏找袁商貸。袁認為「貸的愈多中國權利愈增。前次貸款,只由仁川稅司扣償,倘若再貸,擬商由釜山稅司分扣,如此則海關權利(的控制)又進一步」,建議總署允貸。清廷自然批准,遂於11月再貸給朝鮮十萬元。由於袁世凱在朝鮮外債到期,窘急無計之際,乾脆利落地辦了這兩筆低息貸款,解了王室的燃眉之急,袁與朝王室十分緊張的關係大大緩和,他在電報中頗為自信地告訴李鴻章,國王在年底會晤他時,「情意甚為殷切,囑付凱遇事指教,務期中、朝沒有一點芥蒂,現在深知凱待韓國甚厚,以往各事請毋介意……。近來自從貸款二十萬,韓國君臣感激欣悅,凱乘機聯絡開導,與權貴閔泳駿、泳達、鄭秉夏等均關係友善。駿等屢屢勸諫王妃,誠心事奉中國,信待凱以自保。國王、王妃都漸漸感悟。倘若能夠長久持有此種見解,東方事務可望逐漸理順53」。清韓關係似又進入了柳暗花明的階段。
  然而此時,蟄伏了近十年的日本自覺力量已足以戰勝中國,又蠢蠢欲動起來。此時袁世凱在朝鮮的主要任務,不光是阻遏王室的自主傾向,還要幫助朝鮮應付日本的挑釁和威逼。先是,1893年初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鮮,大石是個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赴任伊始即口出狂言,「其論韓事有二法,駐該國俄使則結以恩,華使則畏以威」;到任後則宣稱「連合各國扶持韓國自主,永不受中國凌侮,中國所派遣的海關官員可以驅逐,出使五國的使節可以派遣」,擺出一副與袁作對的架勢。袁何許人也,自然不吃這套,電告李鴻章:「前年韋貝、德尼等謀使韓國自主,迄無寸功。倭強大不如俄國,大石陰險狡猾不及韋貝等人,各國亦未必聽其連合,庸人自擾,似乎沒什麼了不起54」。但大石到朝鮮就是生事來的,他奉政府之命,以日朝間一些經濟糾紛挑起事端,強逼朝鮮作出經濟賠償,並以撤使斷交相威脅。袁則於背後指導朝鮮外署與之周旋,一拖二磨,使大石蠻橫兇惡的面目暴露無遺,其幫助韓國自主的宣言遂不攻自破,最後由袁出面調處,以中國墊付賠償了事。而此時大石已「為韓君臣所深嫉」,難以順利執行外交任務,上任僅半年(當年7月)即不得不離任回國。袁略施手段,大石即鎩羽而歸,日本挑起事端以干涉朝鮮內政的陰謀亦遭挫敗。
  1894年2月,朝鮮開化派領袖金玉均在上海遇刺,成為日本干涉朝鮮內政的又一借口。金玉均、樸泳孝在甲申政變失敗後,隨日使竹添逃匿日本,不斷進行推翻政府,在朝實行改革自主的活動,被朝鮮和清廷當作了心腹大患,除通過外交途徑要求日本限制其活動外,亦不斷策劃暗殺二人的陰謀。1892年,朝政府派李逸稷赴日辦理此事,李很快取得二人的信任,並拉由法國返國途經日本的洪鐘宇(甲申政變中死難的「開化派」骨幹洪英植之子,他認為其父之死,金等有責任,懷有復仇心理)參與此事,介紹洪與金、樸二人相識,由於有故友之子的身份,洪也很快取得了二人的信任。李、洪策劃將其中一人引出日本後同時舉事,各殺一人。於是洪鐘宇遂誘騙金玉均隨其赴中國求助:「故國革命,非自身力量所能達到,余曾流離中國十四年,與李鴻章之子李經芳最相親善。若賴李經芳得其父之一諾,大事成矣55。」金遂決計隨洪赴中國,1894年3月28日(舊歷二月二十二日),金甫抵上海,即為洪鐘宇擊斃於租界中日人開設的東和洋行,洪隨即被捕;4月,清廷應朝鮮要求,將洪鐘宇暨金玉均的屍體一併引渡給朝鮮。由於金等於甲申政變中曾謀殺多名守舊派大臣,深為保守勢力所仇恨,朝政府遂將金之屍體梟首斷肢,以洩其憤。日本起初對此大肆渲染,煽動敵視朝鮮與中國的情緒,宣稱清引渡金屍,致其被梟首戮屍,是對日本的侮辱,也是日中韓三國間外交的重大問題。一些好戰的浪人團體上書政府,要求立即向清開戰,很多高級軍官亦鼓動於後。但金為韓人刺殺於租界,清之引渡乃應朝政府請求,日首相伊籐博文與外相陸奧光宗認為借口不足,但日本以武力控制朝鮮,通過戰爭迫使清廷屈服的計劃已準備就緒。
---------------
外交「雙簧」三(6)
---------------
  1889年日本憲法將軍隊的統帥權由內閣移交於天皇,以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為其輔佐,天皇握有宣戰、媾和與締約大權;1893年,天皇又批准了《戰時大本營條例》;規定大本營是戰時最高統帥機構,由天皇主持,由此完善了對外戰爭的指揮體系。其多年來派赴中國、朝鮮收集情報的間諜網源源不斷輸送來的情報也使日本參謀本部對中國各種情況,尤其是軍事情勢瞭若指掌,甚至「比中國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省可以抽調多少人出來作戰56」。日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以旅遊為名,於1893年連續赴朝鮮、中國實地考察4個月之久;在中國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參觀軍火工廠、軍事設施、部隊操練,李鴻章不知大難將至,還將其作為上賓慇勤款待。川上經過實地考察,確信「中國不足畏懼,增強了必勝信心57」;日本還根據大量情報繪製出了朝鮮、中國東北三省和渤海灣的軍用詳圖,上面標明了這些地區每個小丘和每條道路的位置。日本的戰爭準備已萬事俱備,所缺的只是合適的借口,而這個借口也很快就找到了。
  1893年,朝鮮發生了東學黨組織的大規模請願活動,全國處於騷動不安之中。東學教是19世紀70年代開始流行於朝鮮的一種民間宗教,其基本教義雜糅了儒、佛、道教的很多成分,主旨是社會平等、反對貪官污吏和外來思想影響,在農村和下層社會有很大影響。東學教的創始人是崔濟愚,由於其思想傳播愈來愈廣,信徒愈來愈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恐慌,1863年朝官府將其逮捕,翌年將其殺害並禁止信奉和傳播東學教。但東學教仍在地下傳播與發展,其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利用教徒和農民對政府的不滿,發起了為教祖崔濟愚申冤的活動,希望借此使東學教取得合法地位。1892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餘人赴漢城上書官府申冤,翌年又提出「懲辦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政治性口號,並在忠清道組織了有數萬人參加的報恩集會,要求廢除取締東學教的禁令,號召廣大教徒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朝鮮統治階層對事態的發展極為震驚,感到單憑安撫已無濟於事,而僅靠自身的力量亦難以鎮壓,遂再次求助於袁世凱和清廷。
  袁世凱一向主張早遏亂萌,早在東學教掀起為教主伸冤的活動時,他就「屢次勸韓廷早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漢城上書時,他又建議朝政府要「格外鎮定,毋遽驚惶。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厲其餘,並出示剴切的諭令禁止。」在東學教舉行忠清報恩大集會時,面對漸成燎原之勢的動亂,朝鮮王室、政府方寸已亂,籌商於袁。袁遂建策「勸其簡派公正重臣前往撫輯,將各城鎮的貪官污吏和苛政分別汰除,再調各處練軍到那裡虛張聲勢,顯示將進行征討,並切實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終不遵從,再議進剿58。」但韓廷畏葸不決,經袁再三勸說,並表示願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魚允中帶兵趕往忠清道驅散了東學黨的集會。
  就袁世凱為朝鮮政府設計的對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對民間社會動亂有著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斷。對東學黨這類以「神道設教」方式動員組織群眾的民間宗教(類似於中國歷史上之太平道、白蓮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時將其遏制於萌芽之中,往往很快發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個社會的大動亂,歷史上類似的事例屢見不鮮。而消除亂萌的手段就是擒賊先擒王,凡民間宗教運動均建立於對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們建立於這種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會隨之崩潰,整個運動自會土崩瓦解。
  凡一種民間宗教運動的興起,多出於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政治的腐敗,鎮壓是治末,改良政治方為治本。袁建議派「公正重臣前往撫輯,將各邑貪吏苛政分別汰除」的用意即在於此。改良政治,消除腐敗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數人的滿意度提高了,對社會的未來、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數野心家就難有作為,歷史上政治開明、國家繁盛時期幾乎沒有動亂的原因即在於此。
  當然,動亂已成氣候之際,政治改良緩不濟急,為免於整個社會的崩潰,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樣使用,卻大有學問。舉而不用,通過暴力的震懾作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無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於對手,你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其次則通過謀略制勝,分化瓦解之,誅殺禍首、脅從不問,袁所建議的即此種方法,其後來在山東鎮壓義和團時用的也是這種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動亂局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議,因朝政府「諸多畏葸,意更游移」而未能全部採納與實行,東學黨運動在消沉了半年之後,又在全羅道復燃。
  1894年3月,全羅道古阜、泰仁兩郡數千東學教徒和農民在全?准領導下舉行了起義,先後成功攻擊了兩郡官署,並向各地廣發檄文,稱:「吾輩舉義至此,決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於塗炭,尊國家於磐石,當內斬貪虐之官吏,外逐橫暴之強敵59」,號召廣大民眾加入起義。5月31日,全?准攻佔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黨聲勢大振,起義勢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慶尚、京畿、江原、黃海等道,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動亂。
---------------
外交「雙簧」三(7)
---------------
  早在3月古阜爆發起義時,袁即電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彈壓:
---------------
外交「雙簧」四(1)
---------------
  東學邪教聯名訴請韓王盡數驅逐洋人,屢有揭貼榜文,沿西方人門前多端詬詈,聲稱將驅逐殺戮。在漢城的洋人都大為恐慌,……凱屢勸韓國政府嚴厲緝拿懲辦,終畏怯不敢。剛才英國官員禧在明來稱,各國洋員均要求調兵船防範,(禧在明)已告以中國有彈壓責任,應該靜候。請求凱速調數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國的疑懼雲。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國(出面)彈壓,自然屬於好事,乞即電令水師,迅速派遣兩艘兵船來仁(川),以盡彈壓之責。60
  甲午戰爭後,國人追原禍始,多把引發戰爭的責任歸咎於袁世凱,認為是他的錯誤情報導致李鴻章派兵赴朝平亂,給了日本發動戰爭的借口。其實,無論清廷派兵與否,日本武力干涉、控制朝鮮的大計已定,或遲或早都會挑起事端,找到借口的,如前面提到的經濟賠償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這種企圖的表現。袁的任務就是控制住朝鮮,阻止列強的滲透和干預。從袁上述要求派兵的電文看,其動機在於穩定住漢城的局面,杜絕列強以保護僑民的名義出兵干預朝鮮局勢,與朝廷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這也可由他就韓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給李鴻章的電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為必不可推卻之舉」;李鴻章也認為,「韓國歸中國保護,其內亂不能自我了結,求中國代其戡亂,自為上國體面」,建議派陸海軍赴朝平亂61。而且李鴻章之相信日本不會出兵,也是日本人積極誘使的結果62。至於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為其出兵朝鮮的借口,其遠因恰在於十年前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簽定的《天津條約》中給了日本人這種借口。6月7日,在接到清駐日公使汪鳳藻關於清廷派兵赴朝鮮平亂照會的第二天,日外務省即復照宣稱,日本將依照《天津條約》之規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駐華代理公使、駐天津領事也分別照會清總理衙門和李鴻章,宣佈根據《天津條約》,中國出兵,日本亦將出兵「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63。」而實際上在接到清廷照會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護送日使大鳥圭介返任為名,派遣海軍陸戰隊400名隨其赴朝了。
  《孫子兵法》曰:兵者,詭道也。其實政治、外交又何嘗不是詭道!日本謀占朝鮮,處心積慮已二十餘年,計劃、準備十分周密。東學黨起事後,日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團體玄澤社,派內田良平等黨徒赴朝鮮打入東學黨內部,以同情起義者的姿態推波助瀾,並企圖將運動鋒芒由「逐洋滅倭」引至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清廷勢力方面。袁對此有所覺察,而李鴻章猶認為「伊籐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韓匪起事。來電似尚不知韓國有內匪也。……伊籐與我交好,並非虛偽64。」外交之詭道的表現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背後隱藏著的是爾虞我詐的利益爭奪,辦外交幾十年的李鴻章怎會看不透?其實這裡還有一段故事。李鴻章甲午兵敗後失勢,僅掛個總署大臣的名義略備顧問而已,居住在京城賢良寺,也是門庭冷落。閒下來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聊天,曾話及曾國藩在辦外交上對他的重要影響:
  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正聯手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誤大局。你於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門生只是為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蓋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老師乃以五指捋鬚,良久不語,慢慢才開口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說:「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鬚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打動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說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致於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然回心細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回答說:「是,是,門生準定尊奉老師的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而且還有很大收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65
---------------
外交「雙簧」四(2)
---------------
  然而在19世紀殖民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同豺狼講誠信可乎?曾、李均由進士而翰林,飽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誠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應為,但以此作為對待列強的法寶,未免迂闊。實際上李鴻章在外交上也並未完全遵循曾國藩的教誨,而是「與洋人交,略為參用痞子手段」;看他對待更為弱小的朝鮮的所為和對大行外交權術的袁世凱的倚重,就可知所謂「誠」字完全是迷惑列強的障眼法。但不知什麼原因,李獨對貌似謙恭,內藏詭詐的伊籐懷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談判時,李落入伊籐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後反而致函總署稱讚伊籐是個人才,頗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東學黨的起義已如火如荼,詭譎如伊籐者能不知道?個人的私交再好,在國家利益衝突面前也要讓步。李鴻章一誤再誤,事後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約的產生,貽害無窮。當然中國外交失敗的責任也不應全由李鴻章來負,國家外強中乾,辦外交的人腰桿子想硬也硬不起來,外交鬥爭歸根結底也是國家實力的較量。相反,袁世凱的頭腦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縱橫捭闔的權術在朝鮮的外交戰場上一直沒落下風,但真到了兵戎相見之際,沒有強有力的軍事為後盾,他亦陷入困境,難有作為了。
  6月9日,大鳥率四百名日軍抵達仁川,翌日到達漢城;同時,派赴朝鮮平亂的聶士成、葉志超部清軍也相繼抵達距漢城一百五十餘里的牙山。此時,東學黨被政府軍打敗,又迫於清軍大兵壓境,內部產生了分裂,全?准遂與政府軍議和,並於6月12日率起義軍退出全州。由於動亂趨於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暫緩增兵,並會晤大鳥圭介,據袁發給北洋的電報,雙方會談情況如下:
  凱謂,韓國亂事已漸平,我國兵擬早撤,以免暑雨。如果聽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將增兵前來。因相互防備,必生嫌隙。倘若在韓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來候收漁利,不但韓國危急,對中國日本亦必有損。中日和睦,亞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輩奉使,應統籌全局以利國家,豈可效武夫慶幸多事?我深知必無利,故尚未調一兵來漢(城)。大鳥回答說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見解。我國政府把韓國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從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豈能願意生事?……我們二人就此約定,我除八百(士兵)外盡力阻止增兵,你也發電阻止中國增兵,我二人在這裡必可推誠商辦。66
  袁所貫徹的是清廷和李鴻章的意圖:韓亂將平,雙方可依《天津條約》同時撤軍,相安無事。大鳥則完全是虛以委蛇。早在5月,日軍即已秘密動員。6月1日(舊歷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鮮正式向清廷請援的當日,即召開了內閣會議,並請日軍參謀總長等軍方要人參加,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名出兵朝鮮。其行動策略是:在外交上「盡可能居於被動者地位,事事使中國成為主動者」,「極力避免和第三國發生糾葛」;在軍事上「力爭居主動地位,一切要先發制人,以便處處陷中國於不利地位67。」會後即著手組成指揮戰爭的大本營。朝鮮國內局勢穩定後,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軍,而是訓令大鳥按原定計劃繼續增兵朝鮮。大鳥之所以與袁訂約,為的是在朝日軍人數還不足以形成對清軍的壓倒性優勢之前,麻痺中國,延緩清廷的增兵速度,佔據先機。在此次約定之後,日本仍源源不斷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軍已有陸軍萬人,兵艦七艘,集中在仁川、漢城一帶,構築工事,準備作戰。
  日軍在朝鮮站穩腳步之後,即按其既定方針,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鮮的三端建議:(1)日、中共同會剿東學黨;(2)日、中共同改革朝鮮內政和稅務;(3)日、中共同訓練朝鮮軍隊。三端之外還有兩個附加條件,即無論清廷同意與否,日本決不撤軍;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日本將獨力進行68。李鴻章則指示駐日公使汪鳳藻,「韓賊已平,我軍不必進剿,日軍更無會剿之理。乙酉伊籐與我訂約,事定撤回。又,日韓條約承認韓國自主,尤其沒有干預內政之權,均難於條約之外另商辦法」,拒絕了日本的建議69。李鴻章試圖以公法和條約制約日本,孰不知日本對此有利於己則用,不利於己則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兩國間的條約視同無物。李鴻章見中日交涉撤軍已不可能,遂轉而求助於列強調停,迫日撤軍。此後一段時間內朝鮮的局面是:日本積極備戰增兵,中國則無所作為,坐待各國調停。事態的發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動策略進行的,即外交上中國積極,日本消極;軍事上中國消極,日本積極。如果說中國在軍事上本來還有機會的話70,隨著時間的流逝,甲午之戰的敗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錯綜複雜,但外交上的失誤絕對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於潮流與時局,頑固堅持「天朝——四夷」的過時觀念,故步自封,失誤不斷。在朝鮮問題上,不明公法,放棄宗主國之責任於前,不知變通於後,最終陷入了自己沒有準備且不情願進行的戰爭。
---------------
外交「雙簧」四(3)
---------------
  從日本在朝鮮的行動步驟來看,清廷以往的失誤被抓住作為其侵略行動的外交掩護十分明顯。日本在誘使清廷出兵後,立即以保護使館商民的名義出兵朝鮮,而後要求共同會剿東學黨,再後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韓國內政,其借口均出於《天津條約》的有關規定;在遭到清廷拒絕後,遂依仗優勢兵力,強力迫使朝鮮「改革內政」,實即建立親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義否認朝鮮為清屬國,並請求日本代為驅逐在朝清軍,其根據則是自《江華條約》起,日本就從未承認過朝為中國的藩屬,而這恰恰是當年(1875年)中日交涉時清廷放棄宗主國責任,讓日本鑽了空子所致。其顢頇可歎,其慘敗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軍事觀望,寄希望於列強的外交調停之際,身在一線的袁世凱已覺察到苗頭不對。面對源源不斷開到漢城的日軍,他感到中日之較量將由外交轉為軍事,而他赤手空拳,單憑口舌已難有作為,遂於6月18日(舊歷五月十五日)致電駐軍牙山的葉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強行以大兵入我藩國首都,終將相機狡猾圖謀。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來意,在保局息事,殊無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進軍漢城的聲勢而不必馬上開進,看其如何轉變態度?
  袁的意圖是要葉虛張聲勢,作出欲進兵漢城的樣子,使自己對日交涉有所倚恃,無奈葉怕刺激日本,並不響應。李鴻章一再指示袁與日使大鳥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鮮,其實,武力控制朝鮮已是日本既定國策,正全力貫徹執行,豈是袁世凱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電北洋,陳述其所處的外交困境:「凱屢次與之協商,均反覆無常,極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爭」;袁聯絡各國駐漢城外交官共同詰問大鳥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氣勢甚為凶悍,各國官員一時亦無可奈何。」至此,袁世凱已完全意識到事態已發展到實力較量階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軍隊也不能使用,瘸了軍事這條腿,在日軍環伺的漢城,單憑口舌之爭已不可能有何作為,如果堅持和局,也不是在漢城所能解決的:「屢次努力勸阻大鳥毋令增兵來漢城,他已答應,然而前言俱食,後言何可再信?況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脅韓國,大鳥自己不能做主,難以口舌爭講,似應先調南北水師迅速前來嚴加防備,繼續準備陸軍;一面電令汪(駐日公使)商辦,並由總署酌請駐華各公使調處,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後袁在朝鮮的作用便局限於收集情報、指導親華的朝鮮政府官員如何應付日本的壓迫等方面。起初朝鮮政府的對日交涉,還經常與袁磋商討教,袁也能由此獲取日本方面的情報轉達清廷;但隨著日軍逐步控制了仁川、漢城,政府也逐漸為親日派所控制,靠日本擺脫清廷控制,自主獨立的言論大興,袁在這方面亦難有作為了。據曾在朝鮮袁世凱官邸做文案的沈祖憲追記,當時日本人確有假手東學黨人除掉袁世凱的跡象:
  時東學黨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勢力,伺察周密,以至於不能出使館一步。使館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潛遁。文牘電報,(袁)乃以一身兼之。73
  東學黨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凱,是因袁在鎮壓東學黨起義過程中,一直充當朝鮮政府的主心骨和軍師;日本則有甲申政變被袁挫敗的舊恨,袁被派駐朝鮮之初,日本就反對,「謂彼曾帶隊在韓殺敗日兵者,顯非睦誼」。袁在任十年,關係網遍佈朝野,日本欲控制朝鮮,非祛除袁的影響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員身份,日人不便公開出面,而假手亂黨暴民則易於掩飾。總之,袁此時所處的環境已是殺機四伏。
  6月30日(舊歷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凱在得知朝鮮在日本脅迫下已正式照會大鳥,申明朝鮮為自主國家,非清廷之屬國的消息後,致電李鴻章,在報告這一消息後,提出了撤退回國的請求:「聽說大鳥擬照公法來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凱出境。果真如此則恥辱甚大。(現在)只可依照萬國(公法)使節條例,送文通知照會韓國,回國稟商,請兵伐韓。」袁的考慮是,朝不承認為清屬國,他這個宗主國派駐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義就不被承認,日本可按國際公法,以「職名均舛」為借口派兵將他遞解出境,如此則不但使他,而且使國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動撤回,另作他圖。清廷當時認為,朝鮮自立「究無實據,袁若馬上歸國,日本又將引為口實」,不予同意;李鴻章遂電令袁「要堅貞,勿怯退74。」
  袁世凱在朝鮮縱橫捭闔十二年,在軍事、外交上都是佔盡風頭的人物,袁在監控朝鮮王室、政府外,還通過操縱其在朝政府內的關係,百般阻撓列強們滲透、控制朝鮮的圖謀,因此深為列強們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慮恐懼可想而知。隨著漢城局勢日益緊張,袁不顧總署和李鴻章的勸阻,自6月29日起,連續致電北洋,陳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國。李鴻章對此不置可否,只是將其電文轉陳總署,但不表態的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表明李對袁在關鍵時刻沉不住氣的表現不以為然。7月4日,總署復電指示李鴻章,「袁道想馬上降旗回國,反而好像與日本國失和,辦法倉促有失國體,希望速發電制止,萬勿輕舉妄動」;李將電稿轉發袁世凱,自己只加了「應遵辦」三字。次日鑒於形勢嚴峻,袁再電北洋,詳細報告目前情勢和自己的分析:
---------------
外交「雙簧」五(1)
---------------
  日兵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害及我軍由陸地前來(漢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運彈丸、雷械甚多,兵帳、馬廄架備多處,觀其舉動,不但無撤兵息事意,似將有大兵續至。日本蓄謀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聽;如只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日雖答應不先開釁,然而削除我宗藩體制,控制韓國內政,自難以坐視,阻止他即爭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詐,以大兵來,豈肯空手回去?要想尋釁,何愁找不到機會?葉軍居於牙(山)難以接濟。日本一再加兵,(意圖)顯露無忌,應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載往鴨綠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舉。韓國既報稱匪平,我先撤亦無損害,況且天津條約日本已經違反,我應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駐軍與日本持續到來之兵相持,爭端一開,連退路都沒有了。
  從袁此封電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棄其在朝權益,戰爭勢不可免。所謂列強調處只會「徒誤我軍機」;日本既已決心強佔朝鮮,中國要麼主動撤軍,要麼立刻增兵備戰,別無其他選擇。用兵就必須制敵機先,無須顧忌由哪一方開釁。根據這一分析判斷,袁再次向李鴻章請求撤使回國:
  凱在此已無辦法,徒受困辱,擬赴津面稟詳情,佐籌和戰。倘蒙允許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紹儀)暫代。唐有膽識,無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謀助韓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棄通過列強調停解決朝鮮問題的幻想,7月7日,竟以聖旨的形式拒絕了袁的請求:「現在韓日情勢未定,袁世凱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與各國駐韓使臣商議事件亦較熟悉,著毋庸調回,欽此75。」袁一再請調回國,卻因為他在朝鮮人太熟,關係太多,無人能夠替代而屢屢為朝廷所拒絕,不由得急火攻心,發起燒來,袁馬上托病躺倒,委託唐紹儀代司其職76。袁的想法是,列強調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為,戰爭勢將爆發,滯留險地,徒死無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幹而不放,現在病倒,可謂天從人願;自己不能堅持辦公,又有唐紹儀代替,或許上司會同意自己回國。兩天後,形勢更趨惡化,有駐韓國西方外交官遭到日軍毆打的事件發生,官邸的僱員因害怕日軍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電李鴻章請求回國:
  凱等在漢(城),日軍圍困月餘,視華仇甚,賴有二、三員勉可辦公,今均逃避。凱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於國事,痛絕。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義平待輪,乞速示。
  唐紹儀亦於同日連發兩電請示李鴻章:「在漢城兩署辦公只剩二人,今聞南北進兵,均馬上逃走,沒辦法挽留。儀一人譯電辦公斷難處理,袁道77有病又須照料,勢急情迫,乞速示。」又報告袁的病況:「袁道病日重,發高燒,心跳厲害,左肢痛不可耐。韓國事態危險已極,醫藥並乏,留漢城難望治癒,儀目睹心憂如焚。韓國事務以袁道最為熟悉,調回尚可就近商辦一切,無論和戰,當可圖報效。若棄置不顧,可惜。」李鴻章此次動了惻隱之心,就調回袁世凱一事電商總署,並於7月15日(舊歷六月十六日),奉旨調袁回國78。
  袁接到電報,如逢大赦,連夜打點行裝乘船逃離漢城。葉恭綽曾撰文記敘此事:
  先是,袁世凱……以道員為中國駐韓商務總辦,在東學黨起事前後,日本正橫行無忌,密謀殺袁,事為唐紹儀所知。唐時在中國駐韓海關任職,遂與稅務司穆倫德告之英國領事朱爾典請求援助。復得朱同意後,唐即於夜半手持兩槍兩刀,乘著雙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朱爾典所準備的英國兵艦,隨後把袁氏送回天津。計袁到江邊時,距日人密謀動手時間,才差十幾分鐘。79
  葉恭綽所述,據說是唐紹儀親口告訴他的,應是事實,但亦不免有錯處。如此時朝鮮稅務司應為英人柏卓安,而非德人穆倫(麟)德,穆氏早於十年前即被免職調回中國海關了;而袁亦非在漢江乘英輪脫身,而是赴仁川乘清艦平遠號回的國。袁世凱自己的說法有所不同,但唐、袁均為當事人,所說不會有錯;但轉述人的話都是時隔幾十年後的回憶,難免有不準確之處。但日本人陰謀借東學黨人之手除掉袁世凱則是沒有疑問的。據他的女兒袁叔楨(即袁靜雪)回憶:
  據他以後說起,當他準備回國的時候,忽然得到了一個秘密的情報,說是朝鮮的東學黨打算在他回國的途中派人謀殺他。他為了避免發生意外,便化了裝,改變了回國的路線,就這樣,他才得以安然脫險。80
  袁走後四天,日本就策動了朝鮮的宮廷政變,強行建立親日政府,同日日軍還攻佔了中國駐韓總理公署,唐紹儀避入英國總領事館。7月25日,日海軍突襲清軍運兵船,中日戰爭爆發。7月28日,駐朝清軍於成歡驛與北進的日軍發生激戰,唐紹儀亦在英人護送下,經仁川回國。李宗一所著《袁世凱傳》把袁在戰爭前夕的表現說成「臨陣脫逃」,有失公允。從上述所引資料可肯定,袁是堅持到正式調令下達後才離開的,袁一再要求撤退回國的理由也是正當和可以理解的。
---------------
外交「雙簧」五(2)
---------------
  但甲午戰爭失敗後,國內士大夫多把引發戰爭的責任歸咎於袁世凱。如孫寶暄所撰《忘山廬日記》曾詳記其朋友宋恕81(即文中的「燕公」)對袁的評價,很能代表當時一般士大夫對袁世凱的看法: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鮮無所謂東學黨。其事為袁世凱所虛造,而兩國因之釀戰禍,以至於割地賠款,使中國遭受嚴重恥辱,損傷元氣。……起初,袁世凱繼吳武壯82鎮撫朝鮮,頗干預其政權,曾受人私托,強迫國王予以官職;或有私怨,亦強迫國王抓捕。國王有時沒按他的意思辦,世凱乃偽造國王謀叛書,上達於朝廷,陰謀廢立。國王亦上書詆毀袁而自我辯解。我國北洋大臣李鴻章聞而調停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聞而恐慌,乃電告北洋大臣說:朝鮮有東學黨將作亂,袁某宜暫留,不可歸,且請兵。北洋大臣信之,為遣葉志超統一旅赴朝鮮。日本人聞之,懷疑中國將乘機滅亡朝鮮,奪其土地,也派兵前往。兩國兵皆至,東學黨不知所在。日本人遂正告於我國曰:朝鮮政秕民苦,我二國何不代為改革?朝鮮能自立,才不用擔心俄國人。朝廷不許曰:朝鮮,我屬國也。我都不干預其內政,何況貴國乎?日本人復曰:貴國指朝鮮為屬國,朝鮮與我往來,未曾自言附屬貴國也。所請既不見納,則各行其是可已。戰禍遂開,中國由此一蹶不振。其後衛汝貴被誅殺了,葉志超、龔照嶼進監獄了,李鴻章被解任入閣了,唯獨袁世凱置身於事外,而且奉命與聶功亭編練新軍,為朝廷倚重。不久,又巡撫山東,成為封疆大吏,也沒有人揭發他,不是很奇怪嗎!83
  瞭解袁世凱在朝鮮實際作為的人不難看出,此番評論不過是局外人的道聽途說。說沒有吧還像有那麼點影子,說有吧又全然不是那麼回事,所謂望風捕影指的就是這種耳食之言。
  袁在朝鮮是清廷政策的忠實執行者,而且是出色的執行者。出兵朝鮮是應朝政府的邀請,也是作為宗主國的清廷對其屬國的應盡義務。無論是否有東學黨起義的事件發生,中日在朝鮮早晚要兵戎相見,除非清廷主動放棄對朝鮮的控制,而這在當時絕無可能。李鴻章作為統帥自應為戰爭的失敗負責,衛、葉、龔對於敗戰朝鮮、遼東和旅順失守負有主要責任,受到懲處是理所當然的。清廷和李鴻章之所以不懲罰袁世凱,是因為他沒有錯處;之所以重用他,是因為他能力出眾。
  固然,袁世凱不是君子,好用權術,但在波譎雲詭的外交戰場上,君子往往僨事,善用權術者則時常佔得便宜,袁世凱、伊籐博文就是如此。權術是一種詭道,在政治、外交中有時不得不用;權術也是雙刃劍,迷信權術者最終會敗於權術。袁世凱在朝鮮以權術大行其道,嘗到了甜頭,此後事事偏好使用權術,形成了對權術的迷信。一種事業、一個團體,靠權術是難以維繫始終的,袁世凱日後眾叛親離的悲劇,偏好以術馭人是個重要的原因。然而有此偏好者,仍然舉目滔滔者皆是,袁之所作所為,或可為後來者戒吧。
  注 釋
  1《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174頁。
  2穆麟德,原為德國駐天津領事。卸任後,適逢朝鮮壬午兵變平息後清廷幫辦朝鮮海關關務,經李鴻章推薦出任朝鮮商務協辦。
  3參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岳麓書社版,第71頁。
  4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上),中華書局版,第780頁。
  5《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頁。
  6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7《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頁。
  8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監國論」,實濫觴於張謇。張於1882年壬午兵變後即上書李鴻章,建議「對韓事,請援漢玄菟、樂浪郡例,廢為郡縣;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自改,而為練新軍,連東三省為一氣。」參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10《李鴻章全集·電稿一》第347頁。
  11《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頁。
  12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一。
  13同上。
  14同上。
  15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上),中華書局版,第787頁。
  16《容庵弟子記》卷一。
  17《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頁。
  18《容庵弟子記》卷一。參見《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1636頁。
  19但在形式上,袁之使任還是依程序辦的。「命以知府分發,儘先補用,候補缺後以道員升用,並加三品銜。」
---------------
外交「雙簧」五(3)
---------------
  20參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岳麓書社版,第71頁。
  21劉體仁:《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82頁。
  22《李鴻章全集·電稿》(一),第611頁。
  23《李鴻章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2859頁。
  24《李鴻章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2858頁。
  25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一,第295頁。
  26《李鴻章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2861—2862頁。
  271886年9月,「朝鮮國王咨禮部:致俄文憑,系小人捏造,永作廢紙,已照會各國公使聲明。」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808頁。
  28同注26,第2863頁。
  29《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八,第3374—3375頁。
  30《李鴻章全集·電稿一》第725頁。
  31《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2140—2163頁。
  32《李鴻章全集·電稿一》第882頁。
  33同上,第883頁。
  34同上,第886頁。
  35同上,第915—917頁。
  36同上,第861頁。
  37同上,第919頁。
  38同上,第919頁。
  39同上,第920頁。
  40《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0頁。
  41同上,第124頁。
  42同上,第129—130頁。
  43同上,第167頁。
  44同上,第168頁。
  45同上,第174頁。
  46《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2825頁。
  47《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204—205頁。史納機作為中國總稅務司外籍高級僱員,如違背清廷意志,將失去任滿後重回總稅務司任職的可能和退休時應得的豐厚退休金。穆鱗德即因其在朝鮮的作為不得志於總稅務司而蹉跎一生。
  48同上,第231頁。
  49同上,第232頁。
  50同上,第212頁。
  51同上,第409頁。
  52同上,第482頁。
  53同上,第526頁。
  54同上,第521、524頁。
  55劉彥:《中國近世外交史》,第192—193頁。
  56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331頁。
  57《中朝關係通史》,第615頁。
  58《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3165—3166頁。參見《中朝關係通史》第628頁。
  59《中朝關係通史》第629頁。
  60《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540頁。
  61同上,第681頁。
  62日本先後通過駐朝使館譯員鄭永邦、代理公使杉村等,以動亂損害商務,韓國無力平定,清應代其戡亂,日不會干預等語告袁世凱,袁亦轉告李;且清駐日公使汪鳳藻也在給李的電文中判斷,日本國內「官民爭執日益加劇,……決沒有再外生事之餘力」。李等由此決定出兵,落入日本所設的圈套。
  63參見《中朝關係通史》第633頁。
  64《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552頁。
  65《庚子西狩叢談》第109—110頁。
  66《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698頁。
  67陸奧宗光:《蹇蹇錄》,參見《中朝關係通史》第632頁。
  68《中朝關係通史》第637頁。
  69《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06頁。
  70如駐朝清軍統帥葉志超鑒於日本不斷增兵,且開始派小隊日軍在牙山周邊偵察,6月25日(舊歷5月22日)電告李鴻章:「我愈堅定,彼愈猖獗,不添大兵,攝以威勢,恐養癰成患,一潰難收。……務求中堂主持,將徹底情形轉達總署,速發大兵,以弭大患。」但李復電認為,「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挑釁」;囑其「仍堅忍,勿張皇」。7月1日(舊歷6月9日),鑒於局勢日益危險,葉再致電李鴻章:「倭日益猖獗,韓急望救援,各國調處,卒無成議。此時速派水陸大軍由北來,超率所部由此前進,擇要扼扎,托名護商,若至決裂,免致進兵無路,此上策也。否則,請派商輪三四隻來牙,將我軍撤回。蓋我軍為剿匪來,匪既受撫,隨即撤回,亦系正辦。撤後行文各國公使並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約,如彼不依,秋初再圖大舉,是為中策。若守此不動,徒見韓人受困於日,絕望於我,且軍士既無戰事,久役露處,暑雨受病,殊為可慮。」李認為「現正與日商,未便遽派大軍,致生疑阻。」對於中策,則「慮示弱」,請示清廷決定,清廷亦猶豫不決,遂使前敵清軍陷於不戰不走的困境之中,喪失了軍事上的主動。李鴻章想避戰,在開戰之前撤軍是惟一的選擇;日本初占朝鮮,控制消化需要時間,可為清廷贏得戰備的時間。參見同上,第724—725頁,763—764頁。
---------------
外交「雙簧」五(4)
---------------
  71日本屢次欲同朝鮮建交,均為朝鮮拒絕。1871年9月,清廷與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1873年3月,日本借換約之機,試探清廷對日本欲與朝鮮建交的態度,清廷竟答覆說:「中國對高麗雖與冊封及正朔,然其內政與和戰,皆高麗自主,與中國無關。」1875年江華島事件後,日本以武力脅迫朝鮮與其談判,朝鮮推說自己為清屬國,不能自主。日本遂派森有禮來華交涉,當時中俄正進行歸還伊黎的交涉,不願多事,主持總署的恭親王竟放棄宗主國的責任,答覆日使:「朝鮮雖隸中國藩屬,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日本以後就據此不承認朝鮮為清之屬國,並強迫朝鮮與其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以後清廷又授意朝鮮對外開放,與西方列強建交通商,試圖「以夷制夷」,牽制對朝鮮有野心的日本和俄國。美國著名外交史家馬士在其名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對清廷的這種做法評論說:「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辦法來說,中國應看作是對朝鮮未盡責任。它既是宗主國,那麼它就必須保護它的藩屬,使之免於內憂外患。……這種不干涉政策竟然執行到那樣的地步,致聽任朝鮮隨意和外國做條約上的安排。」參見該書第三卷第29頁。此後清廷又轉而實行全面控制政策,粗暴干涉朝鮮之內政外交。當日本派兵赴朝與清廷爭奪朝鮮的控制權時,清廷無軍事上的把握,一味求助於列強的調處,而當德、英等國提出由中、日、俄或多國訂約保證朝鮮中立之時,清廷又以「不合體制」為名加以拒絕,失去了外交上的轉機,最終陷入自己並不情願的戰爭。
  72《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08—710頁。
  73沈祖憲、吳罜生:《容庵弟子記》卷二。
  74參見《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37—741頁。
  75參見同上,第752—753、758頁。
  767月11日,袁發燒躺倒,電告李鴻章:「凱素有發燒症,近因久病氣虛,昨夜劇犯,頭目昏瞀,週身疼痛,即延洋醫診視。據雲熱過百度,首置冰,始稍輕,似尚不致害事。……已飭唐守紹儀暫照料。唐優智略,明機宜,確有應變才,與韓西員均熟,必不至誤。」《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73頁。
  77袁世凱去年已被清廷實授浙江溫處道的實缺(即道員),故簡稱袁道。
  787月18日(舊歷6月16日),清廷下旨調袁回國。李鴻章當日電告袁世凱:「總署午電,本日奉旨:『袁世凱著准其調回。欽此。』希將經手各事交唐紹儀代辦即回津。鴻。」《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88頁。
  79參見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第117頁。
  80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27頁。
  81宋恕(1861—1910),字平子,號六齋,小名燕生,浙江(溫州)平陽人。出身儒生世家,幼聰穎,通經史,16歲進學,後在書院任教。宋是當時著名維新派人士,曾以變法維新干謁張之洞、李鴻章,但因所論多為社會倫理、經濟改革,未受重視。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宋懷有大志,有文才,與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為同志,然其志不得伸展,鬱鬱而終,年僅39歲。
  82即吳長慶,武壯為其謚號。
  83孫寶暄:《忘山廬日記》(上),第307—308頁。
---------------
外交「雙簧」六(1)
---------------
  庚子事變後,為了挽救頹敗的國勢,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啟動變法,而守舊派陣營的瓦解,使改良派成為新一輪變法運動的主導力量。本章開頭所選奏折就是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就變法問題向朝廷提出的十條建議。李鴻章之死將袁世凱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後,袁世凱依照他上陳朝廷的「十條」變法方針,廣泛招攬人才,在教育、實業、軍制、吏治等諸多方面開展了全面、紮實的變法維新活動,在不到六年的時間內,從戰後的廢墟上把直隸建設成為「如旭日之升,為全國所瞻具」的模範省份,充分表現出袁世凱非同尋常的行政才能,展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得人才者興」是句老掉牙的古訓,但真正能做到的人並不多。袁世凱的北洋新政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正在於他重視人才並能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袁世凱羅致了大批人才,形成了更高層次的北洋班底,從而為其事業的發展奠立了堅實的基礎。出長北洋的六年,是袁世凱一生中最有建樹的六年,北洋新政為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添寫了光彩的篇章和圓滿的結尾。從這個意義上說,袁世凱作為李鴻章之後的新一代改良主義領袖是名至實歸的。
  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1
  (1901年4月25日)
  奏:為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恭折縷晰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恭奉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諭: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等因。欽此。伏讀之下,欽悚難名。仰見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勞,懲前毖後,咨儆百爾,一意振興,詔求嘉謨,訓詞深痛,薄海臣庶,感動奮發,靡不涕零。環球列邦,共睹共聞,當亦同深欽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國恩,值此時艱,莫能補救,夙夜愧憤,無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恭聖明採納。
  臣維全局至重,庶政彌繁。當積重難返之秋,為改弦更張之計,因革損益,各有所宜。現或苦於人材之不敷,或絀於財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議撓之,痼習蔽之,雖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權衡輕重緩急,通盤籌劃,其驟難興舉者,貴乎循序漸進,不可操切以圖;其亟須變更者,又貴乎明斷力行,不為龐言所動。核其要在於熟審治法,能慎始乃能圖終。探其本在於廣植眾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餘理財講武,以次第施,因時制宜,興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慮所及,不敢為繁重闊遠之論,謹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臚列十條,敬為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慎號令。號令者,國之大權,臣民之所欽仰也。必精審詳度,計天下實可遵行者,而後毅然出之,決無反汗,期在必為,始可風動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於始,或發一號而窒礙多端,勢將半途中輟。或施一令而流弊叢出,又將易轍而行。甚或破除積習,不便貪庸,群起撼搖,多方阻格。持之不堅,終將廢置。迨號令頻更,眾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觀望,視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現值國家變通政治之初,號令所頒,中外竦企。竊以為事欲經久,先在於法可通行。在朝廷博采旁咨,群策輻輳,凡遇臣工條陳事件,自必詳加討論,擇善而從。然言之匪艱,行之惟難。設其中尚有應待推究之端,似宜飭將該條陳發還上言者明白詳復,或發交資深望重諸疆臣妥議具奏,內外合謀,不厭精詳。迨至稟承廟謨擇定施行,便成萬鈞不移之勢,無論如何為難,亦必堅持定見,始終不渝。臣下知其無可遷延,無可規避,自然奉行惟謹,奮力圖功。於是明定賞罰,以示鼓勵;限定歲月,以立程期;嚴申考成,以核功過。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無或貸之刑,庶人知勸懲,而百廢不難俱舉矣。
  二、教官吏。人才登進,向重正途,究之釋褐2之初,用非所學,類多嫻於文藝,拙於政事。又自鹹同軍興而後,保舉捐納,階進日多,流品益雜。京員半受成於胥吏,外官恆借重於幕友。不但通達時務、干濟世之變者百無一二,即求其能稱職守,瞭然於分內應為之事,亦甚難其人。似亟須有以教之。擬請在京師設立課官院,簡派明達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門,精選品學敦實,才識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習,課以本國史學、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國約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學之所習,分門別類,各專其業,嚴定課程,考其殿最。其優異者,即按其所執之業,而試以所宜之事。其志趣遠大者,或派令出洋遊歷,以驗其造詣而求其精實,回華之後,優予獎擢。並請飭下各行省,分設課吏館,專就吏治、時務、交涉等項,擇要輯書,發令候補人員學習。按月扃考,擇其連取優等者,酌予委用。不過一二年間,京外官吏,皆知講求實在經濟,臨事因應,自易措手。方今時艱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學校大興、人才輩出之後,方使之蒞官任事,勢必有所不及。但就現有之官吏,設法造就,俾皆成為有用之材,彼既無廢棄之憂,則鼓舞興奮,收效必速。濟急之方,莫先於此。
---------------
外交「雙簧」六(2)
---------------
  三、崇實學。百年之計,莫如樹人。古今立國,得人則昌。作養人才,實為圖治根本。查五洲各國,其富強最著者,學校必廣,人才必多。中國情見事絀,亟思變計,興學儲才,洵刻不容緩矣。擬請飭將京師本有之大學堂認真整頓,竭力擴充。並飭下各行省厚籌經費,多設學堂,或仿照各國學校章程,區分等次,依次推廣。務使僻壤窮鄉,皆有庠序。擇中外有裨實用之各項書籍及各國著有成效之各種學術,延師講授,分門肄習。但目前師資無多,惟有譯書之一法,最為便捷。似宜專派大員,考核各國書史,其已經譯出者多刊廣佈,其未經譯出者,精選譯員譯成漢文。一面分咨出使各國大臣,隨地購書,選擇咨送。近年來日本譯書甚多,而洋人之久在中華者亦多有譯本,均可搜羅印證,彙集成編,發交京外各學堂循序講貫,以期學術一律而免分歧。並可酌聘洋員,為之教習。迨所學漸有門徑,再分別資遣出洋,以資歷練。將見風行海內,而才彥不難蔚興矣。
  四、增實科。夫當世無深明大事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當世無博達時務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然近日取士,如必廣求兼通古今中外之人,非但無此本末兼賅之士子,恐亦無此體用兼備之考官。雖立法極其精詳,勢必有所不行,即勉強行之,亦終於有名而無實。舊學似暫宜量為變通,舊科仍按期舉行,不必一旦全廢,但將各省歲科鄉會各試取中定額,先行核減二成,另增實學一科,即將舊科所減之額,作為實科取中之數。擬請先飭沿海各省如南北洋、兩廣、閩浙各督臣會同妥議條規,按中西各學分門別類,募考實學。各省風氣不一,暫不必拘定籍貫,亦不必分省限額。薈萃聚考,先彷彿童試規模,由該督臣等精選試員,認真校試,擇優異者作為附生,再定期複試,取中者作為舉人,再咨送禮部。由禮部會同總理衙門遴調試員,並奏請簡派考官訂期會試,中式者為進士。但各試雖皆以經濟時務為重,亦必須能明四子書大義及有宋諸大儒理蘊,方准取中,以免趨末忘本之弊。成進士後,一體殿試,試以時務策論,不拘格式,不避忌諱,恭呈睿定,賜以出身。內用者各就所學專門,分法六部觀政。其精通各國語言文字及熟諳各國政要者,發交總理衙門、出使大臣差遣;外用者發交各省督撫分別委用,並由各堂官、使臣、督撫等認真察看,一年期滿,出具切實考語甄別,不准視為具文。倘有品行不端、心地難信者,隨時參革。其舊科中額,每次遞減二成,實科遞增二成,以六成為度;使士子知所趨向,爭自濯磨,皆漸勉為有用之材,以求奮於功名之路。迨三科之後,學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實學之人,即將舊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額概行廢止,一併按照實科章程辦理。而實科亦不必另行一途,仍舊各省一律舉行。如此逐漸轉移,而士風不難丕變矣。
  五、開民智。中國腹省風氣未開,士民囿於一隅,每至寡聞鮮見,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視之意。畏則甘受欺侮,仇則激生釁端。且於敵情國勢,物產民風,窺察無從,隔膜必甚。亟須啟其智慧,廣其見聞,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計。而開民智之法,各國重在報館。惟中國各報館,大半有文無行之士,作奸犯科之徒,依托洋商,影射煽惑,跡其張為幻,幾使官家無之如何。似宜通飭各省,一律開設官報局。報端恭錄諭旨,中間紀載京外各省政要,後附各國新政近事以及農工商礦各種學術。遴派公正明通委員董司其事,由省局分發外邑村鎮,俾各處士民均得購覽。並申明報律,將一切雌黃不經之說,暨干犯忌諱之詞,概行禁除,專以啟發民智為主,庶幾風氣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並可消弭教案。迨官報盛行,購閱者眾,且可抵制各處托名牟利之洋報。縱各洋報館未能一概禁閉,而銷售漸滯,主筆者自有戒心,亦不敢再逞無稽之談,以惑民聽而亂人意矣。
  六、重遊歷。春秋戰國之世,晉文在外,晉悼游周;趙武靈入關而瞰秦王;滕文公過宋而見孟子,皆不憚遠涉,視為故常。至於會盟之役,國君親行;聘問之使,親貴並遣,征諸往策,不可勝數。固以敦交鄰之誼,亦以察與國之情。近今泰西各邦,儲君親王,遨遊列國,尤為習見,揆其用意,實於古合。擬請簡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國,慎選留心時務之京朝官隨從遊歷,考究各國政治、學術、風土、人情,既資以廣見聞,亦藉以覘敵勢,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領,回國任事,自善措施;遇有交涉,更無難於因應。各國見我風氣日開,必漸見引重親近。且彼之底蘊,已為我所洞悉,亦可稍戢橫暴,不致任意欺凌。至京師各衙門人員,如有情願出洋者,准其報由總理衙門詳加考察,實系志趣正大,才堪造就者,亦可在出使經費項下,酌予川資,遣詣外洋遊學。回華後切實考詢,視其所得之淺深,以判優劣,而定黜陟。倘若親貴中有以海外風濤為慮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國通商各埠,就近遊覽,亦足以通知時局,稍識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途。
---------------
外交「雙簧」六(3)
---------------
  七、定使例。各國凌我貧弱,遇事要挾,惟在辦理交涉人員善為因應,以免失機僨事。是出使人員,關係絕重。查各國使例,英為最善。公使一途,重諳交涉;領事一途,重習商務。雖統名為使員,而其中實隱有區別。凡膺出使之任者,必為其政府所素信,及洞悉各國情事,始可充選。抵任後考究該國風土、政治,一切利弊與其意向動靜,隨時刺探,據實報明本國。職掌既重,任用尤專。其階資遷擢,率不外乎本途,類由書記、翻譯、參贊以次考功遞升。常有數十年不離一國,亦有終其身專膺使命者。按其年限給假休息,差俸仍舊。有時外(交)部缺員,亦由使員內選調任用。故內外情通,洋務嫻熟,交際之間,應付咸宜,而本國利益,在在均佔先著。中國遣使,向無專途,隨帶人員,尤多冗雜。而任滿受代,永難熟悉,似宜精選使才,先令在總理衙門當差,稍加歷練,再因缺派往各國。其隨帶各項要差人員,均由總署在於實科登進之各司員內考取派充,概不准隨意攜帶,亦不許無故調換。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為主。有時使臣易人,而所屬各員,仍可照舊供差。仿照英例,立限給假休息。總署需員,亦分別堂司在使員中調用,庶總署使員,聯為一氣,呼吸相通。任久職專,情形透徹。遇有各國事案,自可算無遺策。且使員得人,敵情瞭然,既有詭謀,亦得以預為防範。使該員並可藉其土著,嗾囑煽動,使他國與我為敵者,互相疑忌,藉以緩我禍機;又可相機聯絡,以分敵國之勢。其中無形之作用,裨益良多。
  八、辨名實。京外各官,祿入素薄,每不足以資贍養,而經理財賦厘稅各差缺,率視為肥美之區,委之者名為調劑,任之者善於中飽。積習成風,牢不可破。而名實之混淆甚矣。夫薪俸之獲,自公家者有限,而贏餘之入私橐者無窮。推究其故,皆由無以養人之廉,遂亦無以禁人之貪耳。然此風不除,終難核實。雖欲振興百度,力圖富強,恐一法行而人皆緣法為奸,利尚未興,弊已先伏,欲治之成,其道無由。似宜將京外各官廉俸,從優釐定,計足以資事畜養。又量差缺之優絀煩簡,酌定經費以資辦公。其散職冗員,無所事事者,分別裁併,節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經手理財人員,不妨格外從優以杜侵蝕。此外凡財賦厘稅所入,涓滴之微,錙銖之細,亦必列為公帑,不准稍有損耗。蓋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絲毫在所必嚴,有坐贓者盡法痛懲不貸。果能事事核實,不但賦稅可期倍增,即將來仿行各國興利致富諸法,亦可期有成效。綜核名實之道,必當以此為先務。而理財得失,關鍵亦即繫於此。昔原憲辭祿,孔子止之;聖人之用心,其必不肯導人以貪也明矣,蓋慮遠思深而維持者大矣。
  九、裕度支。各國財政,途徑紛繁,大要在採礦產、造鐵路、興商務、通貨幣及一切生財之道。凡利國利民者,靡不竭力經營,官吏提倡之,保護之,而又昭示大信,歷久不渝。故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其稅則綦重,名目亦多,如人口、間架以逮印花之類,莫不有稅。然其教民、衛民並為民代謀生計,實屬無微不至。又事事核實,推誠布公,故重取於民而民不怨,多為之名而民不擾。近年來路礦郵政諸務,中國皆已舉行,而收效尚需時日,非目前所能取濟。似宜亟興商務,以保利權而厚民生。現各省亦多有設立商務局者,不過具文,無裨實濟。蓋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閡;官視商為魚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雖多,徒滋紛擾。如欲切實整頓,必須辦理商務者掃除在官習氣,是官商一體,情意相通,並在各商萃聚之處,設立商會,分舉董事,經紀其間;遇事聯絡聲勢,通力合作,以與洋商相角逐。有害則官為除之,有利則官為倡之,其有抑制凌鑠者官為保護之,其有財力不逮者官為助成之。辦理商務人員,又須常歷各口(岸),隨時接見諸商,討論中外商務情形,訪詢利病,相機興革。又須與出洋人員,互通聲息,協籌合謀,始可日有起色。至洋人以銀元暢行內地,而中國以寶銀反覆熔鑄;人(家)享大利,我受耗損,所虧甚巨,流弊實深。似宜亟照迭次議定成法,通飭各省購機設局,趕造銀元。每元通按庫平(銀)一兩製造,小者遞減。務使天下一律,不得有參差攙雜之弊,並可造紙幣以輔行之,設官商合辦銀行以流通之。其解部放餉各款,均依次改用銀幣。但能辦理得法,士民見信,則鑄錢之提減成色,銀行之出入子母,紙幣之現存騰挪,自可周轉不窮,坐獲厚利。至各國稅重且繁,欲仿行之,先宜慎擇。擬請飭下出使大臣,訪查各國稅章,擇其裕國而不病民,可以推行中國者,匯錄奏聞。再發交各疆臣,各就地方情形會議增減,以期行之無弊。迨利源日拓,庫帑日充,然後因富求強,勢自順而事自易矣。
---------------
外交「雙簧」六(4)
---------------
  十、修武備。各國士農工商兵,均有專學,而兵學尤重。蓋諸強國犬牙交錯,勢均力敵,各懷吞併,亟圖自保,不得不競修武備。往往窮通國之全力,殫數十年之經營,竭千萬人之智巧,以切究而精求之。又互相師法,兼長棄短,日新月異,幾無止境。故能出奇制勝,美備聿臻。考其兵事之根原,大都植基於學校,凡軍中應用之物、應有之義、應知之理,無不逐一講求。將皆知學,士皆素練,茲其所以強也。中國兵事,本無專學,應試士子,向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營兵之執持槍炮者,又多不知運用理法。將弁半起家於卒伍,但憑血氣,絕少謀略,斯其所以弱也。似宜通飭各省,多設武備學堂,廣儲將才。凡中外兵法、戰法、天算、輿地、測繪、器械以及技藝、工程各學,均須切實講習。其南北洋各省學堂原有之生徒,業經學有規模者,即仿照文場實科取士辦法,酌減各省武試定額二成,移作武備生徒中額。每次按成遞互增減,俾天下挽強引重之士,皆變為技精略裕之材。而武試舊科,亦將不廢而自廢。至各省軍政,必須劃一。擬請簡派知兵大員,詳訂營制操法及選將募兵各條規,請旨頒發各省遵照辦理。隨時特派大員分往查閱,嚴定賞罰,不稍假借。又宜分調各省軍營弁目,按省份之大小,定人數之多寡,以二百人至五百人為率,萃集一處,遴派大員,督率訓練。擇武備切用學問,分別教授二三年後,稍有成規即遣回原省轉相授受。再另調新班,更番輪練。各省操法,自易一律,遇有調發,亦易收指臂相使之效。至器械為士卒之衛,固貴精利,尤忌參差。現新約將訂,增購軍火自屬為難,然既不能取資於人,即當反求諸己,斷不可因噎廢食。似宜飭下向有製造各省,重資募匠,先講求鍛煉鋼鐵各料之法,再仿造機器,逐漸推廣,以制軍火器械。考定一式,俾免歧異。各省需用,備價購取。如有粗窳等弊,准由購取省份指實嚴參,追回原價。但能實力興辦,多方獎掖。華人技巧,不讓西人,且華工之餬口外洋者甚多,亦可設法招徠優豢器使。國家懸的以求,士民望風奔赴,將見良工巧匠,輻輳並進。行之漸久,考之愈精,必不乏精械利器以供捍衛之用。惟司其事者,必須慎選精通製造理法,而又性情堅定、不憚煩難者為之,方可提綱挈領,始終經理,以底於成。自強之要,不外是矣。
  以上十條,雖皆卑無高論,務期切而易施,敢竭愚忱,恭應明詔。抑臣更有進者,中國自甲午以來,積弱甚矣。復當大釁,創巨痛深,財絀力殫,益貧益弱。憂時之士,鹹慮不支,臣獨以為未也。在昔越王勾踐,困辱備嘗,生聚十年,卒雪大恥。近世普法之戰,法幾不國,經營未久,復抗群雄。日本一島國耳,幅員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維新遂成望國。況我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為萬國所不逮,果能切實整頓,力求富強,取人之長,補我所短,行見事半於人,功效倍之。伏願我皇太后、皇上兢業一心,恢張百度,行之以漸,不責近功,持之以恆,不搖定見。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強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極庸,愧不能上分主憂,下裨時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憤難忘,惟有勉殫血誠,力圖振作。尤當凜遵公爾忘私、實事求是之聖訓,以時時儆於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於萬一。
  所有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折由驛縷晰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1901年9月7日(舊歷七月二十五日),慶親王、李鴻章代表清廷與德、奧、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國代表簽訂了《辛丑和約》十二款,簽字當天,七十九歲高齡的李鴻章已經是「力疾」扶病出席了。9月17日,聯軍完全撤出北京;但事情並不算完,天津還處於聯軍都統衙門的管理之下,這是要在賠款付清之後才能交還的。更大的問題還在東北,東三省在俄國人手裡,要想收回來不那麼容易。俄國人的要價很高,正在等著開談判,不用說這又非李鴻章不可了。不滿足俄國的要求,東三省收不回來,那可是大清的發祥地和祖墳所在;答應俄國的要求,鬧不好列強會再次群起傚尤,中國很可能就此被瓜分。列強的逼迫威脅,內部的分歧掣肘,太后的遙控牽制,終於把為大清這輛破車駕了一輩子轅的老馬給累倒了,10月30日,李鴻章肝病發作「嘔血」,11月7日,撒手人寰。
  裴景福曾在鴻章手下作官,老李離粵北上之前,曾向他透露過自己的心曲。「庚子六月,文忠(即鴻章)奉命入都議和。是月21日,自廣州登舟,裴前往送行。其他官員全都不見,獨以鄉里後進召裴入見。當時十分炎熱,文忠穿著細葛藍布短衫,足著山東式樣的鞋子,靠著一架小籐躺椅。」在談了一陣地方上的政務之後——
---------------
外交「雙簧」六(5)
---------------
  裴(景福)說:「公已調補北洋了,諸位領事們(指各國駐廣州領事)今晨已得知電報,全都額首相慶吶。」文忠忽然捋著鬍鬚自言自語說:「當今之世,捨我其誰?」過了一會兒又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京師遭難,根本雖已動搖,然而慰亭(即袁世凱)支撐著山東,香濤(即張之洞)、峴莊(即劉坤一)全都有確定的見識,必會聯絡保全,不至於一蹶不振。以各國兵力論之,京師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聶功亭(即聶士成)已陣亡,馬(玉昆)宋(慶)軍已經零落,牽制(聯軍)必不得力。日本調兵速度最快,英國人再幫助它,恐怕七八月(京城)已不保了。」說到這裡,潸然淚下,說:「內亂怎樣能止得住呢?」久久沒有其他的話。裴將要告辭而出時,文忠止住他說:「潮水還沒有來,先不用著忙。」於是自己喝牛奶,而命以荷蘭汽水待客。裴又開口問道:「萬一都城守不住,公進京打算怎麼辦?」(李)回答說:「必會有三大問題:剿拳匪以示威,懲罪魁以洩憤,先以此二者要挾我,而後注重兵費賠償,這是勢所必至的。(至於)兵費賠款數目的多少,此時尚不能預料,惟有極力研磨(拖延商討),展緩年份,還不知做得到做不到?我已垂垂老矣,還能活幾年?總之,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鍾不響了,和尚也就死了。」說話間涕下如雨。裴亦愴然,於是告辭。文忠命取相片來相贈,送到艙口,仍拉著手再三叮囑說:「地方要緊。」裴答應著登岸,而安平船遂起錨而去。3
  老成謀國,不計毀譽,心態蒼涼,聞之令人鼻酸。而老李之死的主因,除了為太后和義和團鬧出來的庚子事變善後,累得心力交瘁而外,就是俄國人的要挾逼迫了。東三省的交涉與李鴻章之死,與中國近代史上諸多重大事件的發展有重要關聯,所以我們先要簡單補敘一下庚子事變中俄國的表現。
  庚子事變期間,聯軍在京津正面戰場上的部隊總數不過六萬六千五百人左右(包括瓦德西所率領的、沒能趕上戰鬥的二萬二千五百人的德軍,他們是在北京陷落一周後,才在大沽登陸的),這其中的俄軍只有四千八百人。但在不那麼引人注意的東北方面,入侵的俄軍竟達十五萬人之多,很顯然,俄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刻意經營的,是其處心積慮已久的中國東北。
  在這之前,俄國雖已騙走了大半個東北(這裡是在蔣廷黻先生所說的「大東北」涵義上使用「東北」一詞),但在黑龍江右岸還有若干屬於中國的飛地,有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和生意人在那裡居住。東三省(當時東北尚未建省,統稱滿洲,由於是所謂「龍興之地」,對外不開放,由幾個滿族將軍帶兵駐守)的將軍們都是滿族人,對太后編練義和團打洋人的上諭奉命惟謹,盛京(即今瀋陽)、吉林也小規模地鬧起了義和團,這就給了沙俄極好的借口,實施其攫奪更多權益的計劃。
  7月中旬,俄軍從海蘭泡(位於黑河對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國布拉戈維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蘭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國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龍江邊,強行驅趕入水。掉隊或拒絕泅水者,被俄軍用斧子、刺刀砍殺。游過江的中國人僅八十餘人,大部分人被殺或在江中淹死。
  同時,俄軍將中國人集中居住的「江東六十四屯」(在璦琿對面,黑龍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殺或被驅趕進江中溺死,慘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國阿穆爾省總督宣佈黑龍江右岸土地全部並歸俄國所有。希望國人不要忘記黑龍江畔這些同胞的冤魂。
  俄軍過江後即分三路向東北縱深挺進。8月28,黑龍江城(即齊齊哈爾)失守,黑龍江將軍壽山自殺。另兩路俄軍分別由松花江與黑龍江交匯處的哈喇蘇蘇(又稱三姓,今黑龍江依蘭)和中朝邊境的琿春入侵吉林,吉林將軍長順奉清廷之命「停戰講和」,9月21日俄軍進入吉林,收繳全省所有槍支和官府的現銀。俄軍的南路,由屯駐旅順的俄軍北進,8月1日攻陷蓋平和熊岳,以後相繼攻陷海城、牛莊、遼陽、鐵嶺等地,10月2日佔領盛京(瀋陽),偏師直下山海關,與關內的俄軍會合。至此,東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國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義州的盛京將軍增祺派部下周冕與俄國總督阿萊謝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順訂立了《奉天交地暫且約章》(簡稱《增阿暫章》),主要條款有:允許俄國建立哈爾濱至旅順的鐵路;中國交出軍火炮台,解散軍隊;營口暫由俄國人管理;俄國派官員駐盛京參與「緊要大事」;俄派兵協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與阿萊謝耶夫批准了《增阿暫章》。但是由於當時交通通訊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舉未能事先請示朝廷,因此當太后知道他竟敢與洋人私訂約章,大為惱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駐俄公使楊儒向俄國外務部聲明不予承認,並將增祺交部嚴加議處。
---------------
外交「雙簧」六(6)
---------------
  其實,《增阿暫章》不僅慈禧不滿意,俄國那一頭也不滿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認,俄國樂得同意廢除《暫章》,並由外(務)部尚書拉姆斯獨夫向楊儒提出了一份更為苛刻的「東三省交地事約稿」,主要內容是:一、俄允將滿洲全行交還中國,吏治一切照舊;二、留兵一部保護鐵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國將本約末四款辦到之日止;三、如遇變急,留駐之兵,全力助中國彈壓;四、中國允於路工未竣及開行以前,不設兵隊,他日設兵須與俄國商定數目,軍火禁入滿洲;五、凡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經俄聲訴,即予革職,滿洲內地可設馬步巡捕,與俄商定數目;六、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七、劃金州於旅大租借地內;八、滿蒙新疆等處路礦及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與他國,或中國自行築路,除牛莊外不得將地租與他國人;九、此次俄兵費、各國賠款,均應清還,俄人賠款數目期限抵押,與各國會同辦理;十、被毀鐵路,及公司工(程)師被劫產業,及遲設路工賠費,均由中國與公司商賠;十一、上項賠款可與公司商定,將全數或分出若干,以他項利益作抵,該利益可酌改舊合同,或另讓利益;十二、照中國前允成議,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另造一路,直達長城,照現行路章辦理。5
  由於俄國所提條件大有獨吞滿蒙權益之意,引起了視東北為其「國防外線」的日本的極度恐慌和不滿。於是日本拉俄國的老對頭英國和德國共同向中國施壓,勸中國勿與「別國」(即俄國)另定割讓土地及獨享利益的條約,一切條約應與各國公同商辦。清廷的態度是以夷制夷,利用英美德日勸阻俄國,中國則盡可能地兩邊都不得罪,總的原則是「因應機宜,善為操縱」。俄國公使格爾思則威脅李鴻章說,中國如果聽信各國讒言,不願立約,則滿洲必永為俄國佔領,此事與各國無關,應置之不理。3月18日,俄國發出簽約的最後通牒,限令中國26日之前簽字。李鴻章的對策是拖,後來又利用列強間的矛盾,提議先定公約,後議專約,將此事暫時擱置了起來。
  由於想在「公約」之外謀求更大的特殊利益,俄國向清廷秘密提出的條件,都是一些上不得檯面的東西。清廷於是通過劉坤一、張之洞等向英、日等國透露俄國的要求,激起了這些國家的強烈反彈。迫於壓力,4月12日,俄外務部向英美德三國公使否認俄曾向中國提出過特殊要求。之前(4月8日),俄駐日公使也通知日本外相加籐,中俄立約作罷,東三省仍照以前辦理,加籐當即轉告清廷駐日公使李盛鐸,並叮囑俄若再有誘逼情事可隨時與英、日密商。誠如張之洞所說,中國此時的生機全賴「各國牽制」四個字了6。
  但是,俄國是不會無代價地將東三省璧還的,其他列強當然也不甘心俄國獨吞東北的權益,尤其是日本,在它看來,俄獨吞東北,對日本簡直就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列強在中國問題上,本來就是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對華政策,是太后鬧義和團把它們鬧到了一張床上。即便如此,列強仍然是同床異夢的,其中俄國尤其狡詐。庚子年的閏8月初4日,在馬上就要拿下盛京,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時,俄國忽然向其他列強遞交了一份照會,宣稱解救各國使館的任務已經完成,俄軍及其公使館人員將一併撤退到天津,等候清廷派出的談判代表。這對原想團結一致壓迫清廷做出最大讓步和賠償的其他列強,分明是拆台;對清廷而言,則是示好。他們為什麼要撤到天津?因為負責談判的全權大臣李鴻章要從那裡上岸,而李鴻章被俄國視為「親俄派」,奇貨可居,所以一下船就被俄國派兵嚴密保護了起來。相對於李鴻章,另一位全權大臣慶親王則被認為是親英日的,但在外交折衝方面,他還是個小兒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據榮祿在京的眼線張翼向他密報說,在與列強的談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權獨攬,左右無人也」,「甚至電奏照會竟有先發行而後知會者,一切獨斷獨行,決無與慶邸(即慶親王)就商之時7。」儘管與朝廷往來的電文公函,慶親王由於地位尊貴,名銜始終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國家,有本錢倚老賣老。太后簡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運全押在了老李一個人身上:「該大學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轉乾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所厚望焉8。」
  俄國人原以為老李收過他們的錢,這次也會像強租旅大那次一樣合作,不想老李親俄不假,但在關係國家重大權益的問題上,還是頂住了壓力。1901年10月10日,俄國公使向李提出以俄華道勝銀行名義辦約,以避列強耳目,他拒絕了。此後俄使又不斷威逼利誘,直到老李去世前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在病榻前逼他簽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讓太后攪得一團糟的國事給累的,一是讓列強尤其是俄國人給逼的。平心而論,明知道必會喪權辱國,背上歷史千載罵名(像「漢奸」、「賣國賊」這類罵名老李至今已經背了一百多年)的這類談判,別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雖不情願,但為挽救神州於陸沉,「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忍辱負重的勇氣和老成謀國的責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罵老李「漢奸」、「賣國」的翰林和御史們此時都如「久旱之望雲霓」,盼著他來收拾好殘局呢。「於時列國軍隊尚紛屯京、津間,兩宮西狩未還,生民喘息甫蘇,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長城。頓聞噩耗,舉國惶駭,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鴻章的死訊時,太后一行正在迴鑾的路上,消息傳來時,當時隨從扈駕的吳永描述了行在的場面和感想:
---------------
外交「雙簧」七(1)
---------------
  隨即得到京師來電:合肥相國,已於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猛的如片石壓入心坎之中,覺得眼前的百花,立時都顏色慘淡。聽說兩宮震驚痛悼得失去了常態,隨駕人員,乃至於太監、衛士,無不相顧錯愕,如同大梁和柱子倒塌下來,驟然間失去了倚恃一樣。到了這樣的關鍵時刻,才開始知道元老大臣對於國家安危的份量。想來此時中外朝野,必會抱有同樣的感想;即使平時極力詆毀之人,至此也不能不為之扼腕歎息。公道所在,決不是人力所造成的!公之隆勳偉績,自然昭昭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那場戰爭,雖不免於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然而自從此番再起,全國人士,都知道扶危定傾,拯救此次大難,畢竟非公莫屬。漸漸覺得稱譽多而譭謗少,黃花晚節,重見芬芳,這也是公(之事業)的迴光返照吧。10
  對於袁世凱來說,李鴻章之死則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使他在即將開始的新一輪變法活動中脫穎而出,成為北洋新一代的領袖人物,所以老李的去世也就成為關乎袁世凱一生機運的關鍵事件了。
  李鴻章的病危不僅在國內引起了不安,也使洋人感到擔心,因為直隸總督例兼北洋大臣,負有對外交涉的重任,因而列強均希望能有一位既懂得外交,又對洋人友好的人出任此職,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都轉向了袁世凱。11月6日,德國公使在武昌會見張之洞時,表達了列強希望袁世凱接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的意願;次日,張據此電告軍機處「年來各國提督領事皆盼以袁世凱為北洋大臣」。當天,李鴻章去世,遺折附片中也力薦袁世凱,說袁「足智多謀,規模宏遠」,甚至有「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的評語,褒獎可謂不餘遺力,據說是出自當時在李鴻章幕府的於晦若之手筆11。袁世凱前一陣子噓寒問暖,雪中送炭的效應極佳,太后對袁印象深刻,好感倍增,此時又收到這一內一外兩封電報,當即電諭晉封李鴻章一等候爵,謚文忠,追贈太傅,入祀賢良祠;由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張人駿為山東巡撫,另派王文韶接替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按通常作法,總督或巡撫出缺,例應由所在省份的布政使(藩司)暫時署理,等候朝廷選派的新官就任,直接調用外省巡撫署理總督越出了常規,表明朝廷人選已定。不久後,朝廷封賞有功大員,袁世凱因與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劃,均屬卓著勳勞,自應同膺懋賞」,而被賞加太子少保頭銜。據袁的女兒回憶,袁世凱特別喜歡這個頭銜,「他最喜歡人們稱呼他為『袁宮保』。所以我們家的傭人們,在他沒有做總統以前,是一直稱呼他『宮保』的12。」袁世凱此時的風頭無人能比,太后對他的期望正殷,倒是他的那位老上司開始對他不放心了。
  11月16日,得知清廷新的人事任命後,德國公使對張人駿出任山東巡撫表示疑慮,並授意張之洞電請以山東歸並直隸,由袁世凱兼管,改稱直東總督,但為榮祿所阻。
  一日在軍機堂,文忠(即榮祿)掉過頭對先公(即郭曾,當時兼任軍機章京)說:「慰庭(即袁世凱,字慰庭)想要以直隸總督兼領山東,你的意思如何?在過去有先例嗎?」先公悚然說:「過去鄂文端、年羹堯等雖有先例,然而全是因為用兵而暫時節制,不是今天所宜援引的事例。」文忠贊成他的話,既而歎息說:「這個人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駕馭得住,然而將來終當出人頭地。」13
  庚子事變後,在懲辦「鬧教」的元兇禍首的交涉中,迫於列強的壓力,載漪、載瀾被充軍,載勳、趙舒翹被賜自盡,載濂、載瀅、溥靜則被削爵,交宗人府圈禁,剛毅病故,裕祿、徐桐、崇綺自殺,啟秀、英年、徐承煜被處斬。這樣,太后訓政後組成的那個老班底和守舊派圈子可以說是凋零殆盡,全面瓦解了。兩宮駐蹕西安時的軍機處只有榮祿、王文韶、鹿傳霖和瞿鴻?四人,鹿、瞿二人為新進,「學習行走」;國家大政乃至朝廷的安危都握於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和袁世凱這些改良派大臣的手中。太后痛定思痛,也感到照老法子是沒辦法應付危局,治理國家了,於是「西宮銳意變法,急於求治」,親自掛帥,當起改革變法的帶頭人來了。而作為軍機領班大臣的榮祿,「為保全名聲計,亦頗慫恿14」。1901年1月10日、10月2日、1902年1月1日,太后連頒三道懿旨,宣示自己變法圖強的決心:「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捨此更無他策。爾諸臣受恩深重,務當將應行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15。」為了顯示變法的誠意,1901年4月21日,朝廷宣佈設立督辦政務處,其組成人員為:慶親王奕、大學士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劉坤一、張之洞也「遙為參與」(稍後,袁世凱也被任命為督辦政務大臣)。督辦政務處的職能則是「體察時勢,抉擇精當,分別可行不可行,並考察其行之力不力」,「各該王大臣等於一切因革事宜,務當和衷商榷,悉心評議,次第奏聞。…俟迴鑾後切實頒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無黨無偏之意16。」看到這裡,細心的讀者應該能夠記起來,戊戌年光緒和康有為一直想開設的制度局和懋勤殿,不就是這麼一個務虛和參謀決策的機構嗎?歷史彷彿轉了一圈,又回到變法維新的軌道上來了,讓人不能不感歎形勢比人強,即使強橫如太后者,也不能不順應潮流。在督辦政務處中,很顯然改良派佔據了上風,慶王只是個空頭的領銜,大主意實際上全由李、劉、張三個人拿。在兩宮迴鑾之前,清廷陸續出台的改革措施有:
---------------
外交「雙簧」七(2)
---------------
  5月26日,整頓各部部務,裁汰書吏;
  6月3日,重開經濟特科,命內外大臣保薦人才;
  6月5日,整頓翰林院,編檢以上和新科翰林均須入京師大學堂學習政治學;
  7月5日,命出使各國大臣訪察留學生,咨送回國,聽候考試錄用;
  7月24日,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慶親王為總理大臣,王文韶、瞿鴻?為會辦大臣,瞿鴻?兼外務部尚書;
  8月29日,詔自明年開始,鄉、會試廢八股,試策論;
  9月11日,命令停止捐納實缺;
  9月14日,命將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廳及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9月16日,命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遊學;
  10月2日,太后再頒懿旨,責成中外臣工,將應行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並將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隨時擇要辦理。
  這樣,戊戌之後反動、保守的嚴冬已經過去,變法維新的春天再度來臨。袁世凱在這種大氣候中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實在是難得的際遇,因為他不僅擁有了必要的權位,而且有了適宜的政治環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貫的主張和想法付諸實踐,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開啟了一個改良主義的新時代——「北洋新政」的時代。我們在本章開頭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凱響應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陳述自己對「應興應革」諸事的意見,此時他還在山東巡撫任上,但「十條」已經是他自己未來從事新政的綱領性文件。
  袁的「十條」,不為「繁重闊遠之論」,而注重於「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無高論」,但卻「切而易行」。綜核其十條建議,可以看出袁世凱變法的總方針是「其驟難興舉者,貴乎循序漸進,不可操切以圖;其亟須變更者,又貴乎明斷力行,不為龐言所動。」其要點在於「熟審治法,慎始圖終」,即「(朝廷)內外合謀,不厭精詳。迨至……擇定施行,便成萬鈞不移之勢,無論如何為難,亦必堅持定見,始終不移。」其根本則在於「廣植眾材,能得人乃能行政」。辦事首要在得人,得人還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讓人才放手做事,則「其餘理財講武,以次遞進,因時制宜。」(上所引均見於奏折)袁世凱不僅是這麼想的,這麼說的,從其北洋新政的實踐來看,他也是這麼做的。
  袁世凱一生事業的成功,在決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視並善於籠絡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顯的例證。從他所上奏的「十條」看,除第一條提綱挈領地陳述自己對變法方針的看法而外,後面六條都是從不同的方面講人才的作育培養,後三條則分別論列吏治、理財和武備,重點顯然是放在了「廣植眾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聯繫到直隸北洋新政的實際,我們可以看到,袁世凱是把「十條」中的想法完全貫徹於變法的實踐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辦學堂,在振興實業,在擴練新軍。在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凱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傑出表現。
  什麼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適的人選放在他們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們來看看袁世凱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大辦學堂,作育人才。袁世凱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為「經國要圖」,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設立學校司,作為全省興辦教育的最高管理機關。截至1906年6月,直隸所辦大學計有北洋大學堂、高等學堂、北洋醫學堂、高等工業學堂、高等農業學堂五所,初等農工業學堂暨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相當於現代的專科學校)二十一所,優級師範學堂一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八十九所,中學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學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學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師範學堂一所,女學堂四十所,胥吏學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一所。「凡已見冊報者,入學人數共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學堂不計焉。合諸武備、巡警等學堂以及冊報未齊者,總數不下十萬人17。」僅就直隸總督任內,袁世凱所辦的重要學堂就有:
  北洋醫學堂(1902年);
  北洋武備學堂、北洋巡警學堂、北洋工藝學堂、北洋大學堂(1903年);
  北洋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軍需)學堂、圖算學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學堂、天津初級師範學堂、憲兵學堂(1905年);
  北洋師範學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保定軍官學堂、測繪學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學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眾多的學堂,絕大部分不是靠公費,而是通過民間募集資金建立起來的;「官紳協力,風氣潛移。故以凋敝之餘,而捐資設學者不絕,公立、私立,月有所聞」。辦學成績,蔚為可觀。而這個成績的取得,與袁世凱慧眼識人,放手任用嚴修等人是分不開的。
---------------
外交「雙簧」七(3)
---------------
  嚴修(1860—1929),字范孫,直隸天津人。光緒癸未年(1883)進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後出任貴州學政。嚴修年輕時師事陳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學,深受講貫之益。」此後嚴一直鑽研西學,自修過數學、幾何、音律、天文、格致、醫學、化學和外語等多門新學,在貴州學政任上,創建了貴州第一座經世學堂,並把算學作為考試科目之一。學生入學後,須學習格致、算學等新學科目,在缺乏新學師資的情況下,他自己先行學習,然後為學生答疑解惑19。戊戌變法時嚴修因奏設經濟特科而出名,梁啟超曾評論此事說:「當時八股未廢,得此亦稍足新耳目,蓋實新政最初之起點也20。」嚴修與徐世昌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嚴因倡議經濟特科開罪於守舊派官僚21,憤而辭官,返津後曾到小站拜訪徐,得遇袁世凱,暢談變法22,嚴「深佩其才及其強兵禦侮之志。同時,袁氏亦主倡新學,於是引為知己23。」嚴辭官歸里後,一心辦學,認為教育是強國的基礎,曾自費赴日本考察教育,後來天津著名的南開大學就是嚴修創辦的。袁世凱設立學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為督辦,但胡是舊學出身,對現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嚴修出長學校司。嚴就任學校司督辦之後,於1904年再次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實地參觀各級各類學校,親自到日本文部省聽講達十次之多。直隸學界在有了這麼一位熱愛並懂得現代教育的長官之後,面貌大為改觀。袁世凱還聘請了美國駐天津副領事丁家立為西學總教習,聘請了東京音樂學校校長渡邊龍聖為教育顧問。袁世凱自己也帶頭捐銀兩萬兩贊助辦學,清廷頒發給他「嘉惠儒林」和「興賢育材」兩塊匾額以資褒獎。袁對嚴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對人說:「我治理直隸的政策是,練兵的事情我自任之,辦學的事情則聽任嚴先生所為,我供其指揮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機構改革,設立學部,袁世凱即保舉嚴修出任學部侍郎。當時學部尚書由袁在山東時的另一熟人、軍機大臣榮慶25兼任,榮、嚴二人都與袁有很深的淵源(袁任山東巡撫時,榮為山東學政),而嚴修在學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詣,故榮慶也樂於與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濟,相得益彰。此期間學部的措置興革,都明顯帶有直隸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於興辦實業。袁世凱大力振興工商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為其推行新政和擴充軍力籌措款項。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來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農業的收入微薄,是所謂「豐年僅止於溫飽,荒年不免於溝壑」的產業,政府不可能通過大幅度提高稅賦增加財政收入。中國甲午以來內亂外患不斷,政府財政一直處於嚴重匱乏狀態,甲午和庚子的戰敗又背負了高額的戰爭賠款,因而財力支絀到了極點。庚子之後,清朝的國防主力軍——武衛軍除袁世凱的右軍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擊垮,京畿防務空虛,亟須重新組建新軍,這個任務不用說又落到了袁世凱的頭上。但編練新軍,在在離不開金錢,可以說袁世凱自小站練兵以來,就一直為籌餉的問題所苦惱。現在他出任封疆,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擁有了地方行政大權,又趕上了改革的好年頭,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東打算干而沒有來得及幹的事情,作為在直隸大展拳腳的重頭戲來辦。大辦實業,廣開富源,可以說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塊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資本創辦的企業不過四五家,資本額約為一百一十一萬元;但自新政開始後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業企業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資本總額達倒二千九百二十萬元。1910年農曆五月,南京舉辦了全國第一次勸業會(相當於現代的博覽會),直隸提供的展品達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件,獲得特別優秀獎六個,超等獎八個,優秀獎十八個,金牌獎五十八個,銀牌獎一百四十二個;會後得獎展品還送到國外參展26。當時以辦實業知名,素來看不起袁世凱的張謇參觀了直隸館,也不得不承認袁辦實業的成就,「頗覺得袁作為直隸總督之能任事,畢竟與人不同。(直隸展品)工藝真有獨特高明之處,江蘇不如也27。」
  京津直隸在庚子變亂之後,百業凋敝,袁世凱為收拾這個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學熙,這又反映出袁世凱在識拔人才方面過人的眼光和魄力。周學熙(1865—1947),字緝之,號定吾,又號止庵,安徽建德人。光緒癸已年(1893)順天鄉試舉人,此後屢次會試不第,遂棄舉業轉攻制藝。1898年6月,周受當時北洋大臣裕祿委派,會辦開平礦務局,10月升為總辦。八國聯軍進攻津、京時,開平礦務局督辦張翼,擅自將開平礦股權轉讓於英國墨林公司,周憤而辭職,轉赴山東投奔袁世凱。周所以投袁,在於袁世凱與他的父親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齡與周馥同在李鴻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時,周曾多方照拂。而周學熙在山東主要是幫袁開辦銅元局,不僅成效顯著,而且表現出了傑出的理財能力,正是袁世凱作為行政長官所亟缺的人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周雖生長於官宦人家,但絕無紈褲惡習,生活樸素,操守頗嚴。民國初年任財政總長時,仍穿著家鄉的土布襪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時準時到部視事,「居官剛介,為杜絕干謁之漸,遂嚴禁子弟入公門。有過門入者,嚴厲呵斥不貸28」,使財政部風氣為之一變。他「於往哲中,慕範文正(即范仲淹,文正為其謚號)之為人,嘗以裨益民生為己任29。」而且「平日不作高論,惟腳踏實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恆30。」由於周所具有的這些能力和品質,使他成為袁世凱在財政上最為信任和倚重之人。袁主政北洋時,很自然地將興辦實業和理財的重任交付於他,而周也確實不辜負袁的期望,為推動北洋實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
外交「雙簧」七(4)
---------------
  周在北洋的第一個主要貢獻是穩定金融。天津陷落時,聯軍放手搶掠三天,將各衙門的藏銀一掠而空,據說僅從長蘆鹽運使署就掠走了二百餘萬兩白銀。所以戰後銀根極緊,每千兩現銀貼水高達三百三十兩,物價上漲兩倍以上。袁世凱接收天津後,確定「首先維持市面為要務」,於1902年8月設立天津商務局,委託吳懋鼎、王宗堂等人為局董。1903年5月,批准設立天津商務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為督辦,紳商寧世福、聯元等為董事,採取緩償新舊欠債、暢行錢票、設立銀行、厘卡恢復舊章等四項措施,「一時全津歡聲雷動31」。隨後袁又設立銀元局,委託周學熙為總辦,趕鑄銅元以取代原來的制錢,解決錢荒問題。鑄造銅元是老李帶的頭,1900年7月,當時還在兩廣總督任上的李鴻章決定仿照香港的銅仙(即銅幣),自行開鑄銅元,進入市場後,「行銷無礙,軍民稱便」,隨後各省相繼跟從。銅元發行之初,比價高於白銀,一塊銀元只能換八十餘枚銅元。袁、周看到銅元因量少而比價提高,有利可圖時,立即擴充設備,加量鑄造,當十、當二十的銅元一天的鑄造量高達三十萬枚;使銅、銀差價這一項的餘利,每年有七八十萬元,不僅平抑了市面和物價,也為北洋新政提供了財源。
  周學熙對新政的最大貢獻,還是在發展實業上面。其侔侔大者,首在創辦直隸工藝總局。1903年春,袁世凱派周學熙赴日考察工商幣制三個月,周回國後即建議創辦直隸工藝總局,作為全省興辦實業的總機關,該局「以提倡維持全省之工藝為宗旨」,「以誘掖獎勸全省紳民勃興工業思想為應盡義務」,「以全省工業普興,人人有自立之技能為目的。」8月,袁任命他為總辦,周就任總辦後,親手制訂局規,整飭員司「尚勤、尚實、尚公、尚廉」,表示要把「凡舊日官場痼習、繁文縟節、欺飾敷衍,一律嚴革盡淨32。」袁之所以將興辦實業的全部大權交於其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於周與他興辦實業的思想一致。袁世凱操持新政的方針是:「凡創辦一切新政,不過由官為之模範,任其提倡鼓舞之責,要(點)在民間風氣漸開,始可普興大利33。」也就是說,官方在辦實業上不能越俎代包,只能起帶頭示範作用,提倡宣傳,轉移風氣。周學熙所見略同,並將此方針貫徹於實業開發當中,多採用官督商辦,或民辦官助的方式進行;而且把開通觀念,作育人材貫穿於興辦實業的全過程中。如辦廠的同時興學,如實習工廠、勸業鐵廠、高等工業學堂等等。又如組織遊學,袁、周認為振興實業應先從開通民智入手,而民智不開實因官智不開,所以周呈請袁世凱批准,組織未赴任的實缺州縣官員,上任前先公費赴日考察遊歷三個月,以開拓眼界(回來均須交上心得日記)。再如為實行勸業興商,周開辦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說會、天津勸工展覽館並組織工藝師下鄉勸導地方發展實業。最後為推廣、開拓產品銷路,周還創設了天津工業售品所、天津勸工展覽會等設施。新政期間,周學熙自己帶頭集資募股創辦的大型企業就有啟新洋灰公司、灤州礦務公司二家,以後民國時期又創辦了華新紡織公司、中國實業銀行、耀華機器製造公司、玻璃公司等等,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官僚資本集團。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工商業均不發達,因而民間極端缺乏興辦實業的資本。李鴻章搞洋務,一開始只能走官督商辦的路子,就是這個原因;袁世凱、周學熙自然不能例外。為了籌集辦實業的資金,周學熙首先採用了盤活官庫資金,將天津官銀號銀行化的方法。天津官銀號設於1902年8月,是將各種徵收上來的稅金撥用前暫時收存的官庫,周學熙為官銀號督辦。周學熙認為,「金融機關之與實業發展,實大有密切之關係,蓋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後能有奮興之實業。此全在主持運營者,善於利用及維護之而已。開發生計,以致富強,固非甚難之事也34。」他的做法是首先將庫款轉為存款,月息五厘,半年以上,格外增息六毫;如此,官銀可以以錢生錢,辦實業則獲得了難得的起步資金,一舉兩得。此外,他運用自己掌管銀元局和長蘆鹽運使司的職權,每年把銀元局七八十萬的餘利中的四十萬、鹽運使司鹽斤加價收入中的八十萬挹注於官銀號作為資本金。有了這筆本錢,從1904年春起,官銀號開始印發紙鈔,在社會上流通,繼之又發行銀兩、銀元、銅元三種紙票在市面上流通,紙幣銀票取代硬通貨,表明了銀行信用的建立,不僅穩定了金融,而且可以吸引存款用於實業所需的投資。在取得社會信用之後,官銀號自1905年起開始招攬吸收社會存款,辦理多種儲蓄存款業務。由此,官銀號財力日豐,截至1910年9月,官銀號改組為直隸銀行時,除擁有一百零二萬元的資本金外,還有一百八十二萬餘元的存款,三百一十二萬餘元的貸款,二十三萬元的現金,八萬多元的其他資產,七十多萬元的有價證券。由於資本雄厚,又有官方信用,天津重要的錢莊票號無不受其控制。
---------------
外交「雙簧」七(5)
---------------
  有了金融資本的支持,周學熙等開始北洋實業的投資活動,並以官銀號作為債權債務的中介信用機構。如1906年從英國人手中收回唐山細綿土廠後,周看到國內正值鐵路、港灣和公私民用建築所需水泥巨增時期,是投資的大好機會,遂於自己主管的官銀號和淮軍銀錢所中各撥五十萬元,作為固定和流動資本投資注入啟新洋灰公司,年息五厘,十年本息還清;結果獲利巨大,只用了七個月就歸還了官銀號的貸款。為了及時把握住投資機會,對好的投資項目,周學熙均採用官銀號先行低息墊付投資,而後一兩年內,由民間募齊股金後還貸的方式運作資金,及時將金融資本轉化為工商業資本,形成了一種「官商聯資體制」,對北洋實業的興辦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周學熙的努力,「直隸工藝總局自成立後,到1907年袁世凱離任時止,計創辦者有:高等工業學堂(初名工業學堂)、教育品製造所、勸工陳列所(原名考工廠)、實習工廠、勸業鐵工廠、種植園、造紙廠、勸業會場、北京第一、第二小學堂、工廠附設夜課所、儀器講演會、工商研究所、工商講演會、工業售品總分所及銷售處、津益拍賣處;助辦者有:初等工業學堂、織染縫紉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廠;提倡者有:藝德學堂兩處、織布工廠八處、木工工廠兩處、造胰工廠一處。又本省府廳州縣工藝各局開設六十五處,須由總局傳習指導,深入民間35。」
  在大力發展工商業的同時,袁世凱也十分注重農業的開發。在天津收回之前,袁於1902年在保定設立農務局,總司全省農業,袁還要農務局派員赴日本考察農業和蠶業,並在農務局下面附設了農事試驗場,購買農業機械,聘請日本農學專家為指導;農務局還附設有農業大學堂和農業傳習所,「專課蠶桑、森林,並講授農政、農學要旨,以為興辦農會之預備。」1907年,農務局聯合官紳成立了直隸農務總會,「志在聯絡官紳,講求農務,使農產日形發達,以收裕國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該會編印發行《栽桑捷法》四千冊、《養蠶捷法》三千冊,翻譯國外農學教科書十三種,所編《農話報》月銷量達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辦實業如此成功,既要歸功於周學熙等人的努力,也離不開袁世凱對他們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領導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愛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於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長。袁世凱在這方面無疑是高手,他之任用嚴修、周學熙就是明證。
  北洋新政的第三個突出方面在於軍制的改革上面。即改傳統的募兵制為現代的徵兵制,並將軍制統一,把直隸雜亂的兵制統一為北洋常備軍。在袁世凱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實行募兵制,在這種軍制下,當兵並非社會義務,而是為了「吃糧」,成為社會無業人員和無法依靠土地謀生的農民的一種謀生手段,其軍事素質和戰鬥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間擔任袁世凱軍事顧問的日本軍官阪西利八郎曾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個中國通,他對晚清民初的中國士兵是這樣評述的:
  中國士兵的軍餉普通是一個月六元錢,其中扣除伙食後也就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錢。有時還到不了這個數。作戰時說是給增加軍餉,但不僅增加不了,甚至連原來的餉也發不了。這樣,當兵的慢慢也就學乖了。中國當兵的把軍餉叫作「賣命錢」,士兵們經常是互相談論著,「喂!你今天領到多少賣命錢?」「我們只拿到兩毛錢!」到了戰場上乒乓地放上兩槍,「夠上兩毛錢啦!」大家就開始往回跑。這種情況到處都有。……戰爭對士兵來說一無所得,為這個戰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錢或一塊錢才好。但輕易撈不到一塊錢,也就是三五毛錢,那就只好給多少錢打多少錢的仗。38
  阪西的話固然帶有帝國主義分子的偏見,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舊式軍隊的弊端:素質差、軍餉低、戰鬥力低下。晚清軍隊在洋務運動過程中逐漸配備了洋槍洋炮,裝備上並不差,但從甲午和庚子對列強的作戰中,數量幾倍於敵的中國軍隊往往一觸即潰,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庚子事變後,京畿成型的軍隊只剩下袁世凱的武衛右軍一支,防務空虛,亟須重整軍備,對此袁世凱責無旁貸,而清廷也對他寄予厚望。朝廷整軍的最初目的是統一軍制,「俾各省均歸一律」,但袁世凱提出了更為重要的變革軍制的建議,即學習列強,將募兵制改為徵兵制,現役軍隊統一為常備軍,並建立預備役制度(即續備軍制和後備軍制)。即「不由招募,計丁抽練,入伍當差,是為常備兵;在營三年,遣回作為續備兵,又四年作為後備兵,又五年出伍為平民,不予徵調。」為此,他奏請在直隸設立軍政司,以統籌軍制改革事宜。軍政司督辦袁氏自兼,下設三處:兵備處(掌管後勤軍備)、參謀處、教練處(負責編練新軍),分別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劉永慶(後為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任總辦。為解決練兵擴軍當中軍官不足的問題,袁世凱還奏請設立了北洋行營將弁學堂,以雷震春為總辦。1902年正月,袁世凱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隸各州縣,會同地方官精選壯丁六千人「分領訓練,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註冊,由地方官備案,以便稽考」,稱之為「新練軍」。此後,袁所部改稱「北洋常備軍」,編製為軍、鎮(師)、協(旅)、標(團)、營、隊(連)、排、棚(班),基本上與國際上通行的軍事編制相一致。常備兵服役三年後,轉入預備役,成為續備兵,再三年,退為後備兵,續備兵和後備兵均為預備役人員,「平時各就其業,冬季調集操練一個月」,操練期間支付全額軍餉。「續備、後備(之兵)無常餉,調操、出征給予薪糧、軍械、子彈、衣履、戰具,每兵必預先儲備一份。……一有征發,立時齊集。平時抽練,可省餉2/3;戰時徵調,可驟增兩倍之力。」「六七年後,續備、後備均已有人,則以五千人之餉,可養兩萬候調之兵。永無倉促招募、烏合成軍之弊,於軍政良有裨益39。」
---------------
外交「雙簧」七(6)
---------------
  常備軍每軍二鎮,每鎮二協,每協二標,每標三營,每營四隊,另加輔助部隊騎兵二標、炮兵二標、工程兵、輜重兵各二標,總兵力達到一萬九千餘人。袁世凱並上奏朝廷,「俟餉項稍為寬裕,再添練兩鎮四協」;到了1904年時,北洋常備軍的兵力增加到了二萬五千人。
  袁世凱擴練新軍採用的是雙管齊下的方針,即在擴軍的同時,大辦各類軍校,以培養、儲備將才,為更大規模的擴軍作準備。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沒有收回時,直隸總督衙門設在保定)開辦「行營將弁學堂」,抽調直隸淮練各軍營哨級官弁為學員,同時也代為培訓山東、山西、河南等省選送來的學員;每期八個月,總共辦了三期,畢業學員五百四十五人。此外還辦有短訓班性質的北洋師範武備學堂、參謀學堂、測繪學堂,1903年秋全部併入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這是袁世凱制訂的系統培養軍事人才計劃的產物(即建立由武備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總計十二年的連續教育體制,系統培養將才),在條件尚不具備時,先「興辦小學,以為造端之基,並擬別設速成學堂一座,以為救時之用40。」學堂督辦先為馮國璋,後為段祺瑞,截至1909年併入保定軍官學堂時,速成學堂已培養出了二千多名軍官,大都在北洋各鎮擔任軍職,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北洋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承斌、楊文愷、齊燮元、劉汝賢、孫岳、王為蔚、張硯田、李景林、張國威、張鈁、李如璋、陳嘉謨、齊振林、陳光逵、李濟臣、馬湘、鄭俊彥、張國溶、閻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蔣介石和張群也是由這裡的留學生預備班選送到日本士官學校的。1903年11月,又開辦了兩所陸軍小學堂,學制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設立軍醫、馬醫、軍械、經理等四所專門學堂,學制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從北洋速成學堂中考取一百名學員,加習師範課程,畢業後派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各省陸軍小學堂,充當師資。同年9月,又開辦憲兵學堂,學制1年,次年畢業的學員,組編成為中國最早的憲兵隊。
  對於在職軍官,袁世凱在天津設立了北洋講武堂,所有帶兵軍官均須到此學習進修,三個月一期,每期學員一百八十名,共培訓了七百四十名在職軍官。1906年6月,袁又奏辦了保定軍官學堂(即預計開辦的武備大學堂),分為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一年半畢業,深造科三年畢業,學員由各鎮軍官或武備學堂學生中考選,督辦為段祺瑞。這些學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當時的保定成為全國最大的陸軍訓練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親自到保定視察,袁世凱率領各校全體學生一千多人於道旁跪拜迎接。平時,袁世凱則派馮國璋、段祺瑞常川駐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備各學堂事宜」。
  如果說袁世凱有擁兵坐大,成為勢傾朝野的權臣的野心的話,那也是在北洋時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當的權勢和財力,得以廣泛網羅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業。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還聘用了日本顧問,並將李鴻章原來的幕府人員全部接收為己所用。這時候有個叫楊士驤的人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楊士驤(1860—1909),字蓮府,安徽泗縣人,進士出身。是李鴻章晚年的親信幕僚。庚子和議期間隨同李氏辦事,頗為得力,由李保薦為直隸通永道,次年擢升為直隸按察使。楊士驤為人「敏活機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凱接替李鴻章出長直隸後,楊向袁獻策說:
  曾文正(即曾國藩,文正是其謚號)首創湘軍,其後能發揚光大者有兩人,一為左湘陰(即左宗棠,湘陰為其籍貫,為尊稱),一為李合肥(即李鴻章,合肥為其籍貫,為尊稱)。湘陰好說大話而不務實,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後,遷徙調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權,致使縱橫十八省的湘軍,幾乎成為祭祀上的擺設(告朔餼羊),僅僅剩下了一個名詞了。合肥較能掌握淮軍,連年頻發事故,於是尚能維持因應於一時。如今公繼之而起,如果能夠盡竭全力,擴練新軍,以掌握新軍到底,則朝局的重心,隱隱(望北洋)如泰山北斗(「望岱」)了。他時(業績)應與曾、李爭一日之短長,南皮(即張之洞,南皮為其籍貫,是尊稱)算得了什麼呢!42
  袁世凱自小就立有當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楊士驤這番話正好搔到了他的癢處,於是視楊為知己,對楊「深依賴之」。他常對人說:「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人,張幼樵(即張佩綸,幼樵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為其字)、楊蓮府算三個全人,張季直(即張謇,季直為其字)只能算是半個而已43。」此後,袁對楊器重之外,還極力保薦,在袁的提攜下,楊短短幾年之中,陞遷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東巡撫,直到1907年繼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從袁楊關係上,我們可以看出袁世凱用人的另一過人之處,即他並不在乎他人與自己關係的深淺遠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實學,與之聲氣相通,則獎掖提攜不餘遺力,把官職權位看得如同金錢一樣無足輕重,不過是用以籠絡人才的工具而已。這真正是做大事業人所應具備的素質,看一個上司是否有為,值不值得部下跟從,只要觀察他是否吝錢吝官,任人惟親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錢,好搞小圈子的領導者,絕無把事業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於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狹,用人自然就難於惟能是舉,五湖四海了。
---------------
外交「雙簧」七(7)
---------------
  袁世凱深解楊士驤話中的三昧,決心借練兵擴軍這個大題目保住並擴充軍權,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但練兵擴軍離不開錢,除去清廷下撥的專用經費外,袁還多方羅掘。通過大辦實業,增加稅賦,發行公債以充實地方財政外,據說袁世凱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一筆出自李鴻章。1903年,梁士詒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北洋編書局總辦,據他回憶:
  我來到天津,住在總督衙門,有時也住在海關道衙門。在總督衙門與於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的車馬費,全都由淮軍銀錢所送來。後來一想淮軍裁撤已久,怎麼還有銀錢所的名目?當時只將車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來於徐頌閣師的宴席上見到王文韶,談起李文忠(即李鴻章,文忠是其謚號)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出事例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系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當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後來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即榮祿,仲華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凱,慰亭是其字),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闊,是受李文忠之蔭也。」我於是恍然大悟淮軍銀錢所送車馬費的緣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潔,(身)當甲午(兵敗)乙未(馬關簽約)的誹謗,而文忠不發一言(辯解),其度量也非同尋常啊。44
  所謂「截曠」、「扣建」均為清代軍隊中的專門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被稱為「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三十天計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須扣減一天,小月又稱「小建」,故因小月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李鴻章任職北洋多年,積少成多,遂有了淮軍銀錢所這八百多萬兩的積累贏餘。李氏本可以按當時官場對待陋規的慣常作法,把這筆灰色收入裝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為公款列支,並將其全數移交給後任,難怪王文韶自歎不如,要稱讚老李「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了。北洋淮軍銀錢所這筆錢作為固定存款,利息應相當可觀,以五厘的低息計算,每年也有四十萬兩的收入;我們上面提到的周學熙對唐山細綿土廠的投資就動用了銀錢所的收入。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佔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及雜稅銀兩,數目也很可觀。
  九月,李文忠病故,調袁世凱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理和約善後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慶親王致電行在(並與)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任山東巡撫的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唐紹儀以天津海關道資格充當提調。地面接收之後,獲得都統衙門所積存的關稅及雜稅銀五百餘萬兩,因此袁得以大肆揮霍。那一年,京師及行在各位官員,均得到袁、唐所贈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頌揚之聲載道。十二月,袁於正定府辦理沿途行宮,供張侈麗,直到北京。45
  所謂「炭敬」,即今天機關單位逢年節所發的紅包一類的東西,在前清時,則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屬,送給要好或用得著的京官和上司,藉以送人情、拉關係的手段。時逢庚子亂後,京官大都宦囊羞澀,拮据不堪,袁世凱的這筆炭敬也起著雪裡送炭的作用,最能見情。聯繫到他在山東時帶頭捐資數千,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后駐蹕之處——西安)的京官們提供川資的事情,充分表現出袁世凱圓熟的手段和練達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錢,花在公家的人身上,爭取在京城有一個好口碑和好的人際關係環境,以減少、化解來自京城的阻力,對於他在直隸放手推行新政無疑是有利的。對於太后及慶王這類好貨的親貴,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凱的女兒曾講述了一則袁世凱如何斂錢供奉太后的故事。
  當西太后和光緒帝「迴鑾」以後,由於宮內被外國軍隊住過一個時期,遭到很大的破壞,特別是宮殿裡的陳設,絕大部分都被搶走或毀壞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親陛見的時候,要他趕緊籌集款項來置辦這些物品。當時直隸省內的很多地方還沒有恢復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攤派,也是緩不濟急。他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經設法籌措了一些款子外,還邀集了藩(即布政使,又稱藩台)、臬(即按察使,又稱臬台)、司、道等官前來商議。他說他要暫時借用他們的私人款項來墊辦,以後再陸續歸還。可是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訴起窮來。我父親一見如此,只得暫時作罷。接著,他便不動聲色地派一個人和天津的幾個大票號如蔚長厚錢莊等接洽,說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們的票號裡,問他們利錢能給多少?他們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這個人一面假稱聽說別的票號裡的利錢比這個數字要多一些,一面仍同票號裡的人繼續蹉磨。票號裡的人為了取信於他,就先後把賬簿拿了出來,並將某官署或是某官個人的存款數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給他看。這個人就把各個有關的個人的存款數字,一共約有一百餘萬兩,一一記清,回復了我父親。過了一兩天,我父親又把上面這些人請來,和他們說了大致經過,然後說:「這些票號的掌櫃實在太可惡,他們竟敢冒用諸公的名義來招搖撞騙。為了懲戒他們,我已經把這些冒名頂替的存款暫時借用了。」46
---------------
外交「雙簧」七(8)
---------------
  上面這則故事中的做法不像是袁世凱的風格(袁在其同僚下屬中人緣極好,似不會做如此絕情的事情),但此說出自袁三小姐,她又是得自乃兄袁克定,只好姑妄聽之了。但慈禧的第一輛私人轎車來自袁世凱的貢獻卻是真的,轎車是德國的名牌奔馳,但老太后心高氣傲,覺得司機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體統,於是名車也就成了宮裡頭的擺設47。袁世凱盡心侍奉太后和京城的親貴大老是出了名的,所以能夠放手做事,寵眷不衰。
  袁世凱的新政中還有許多值得一提的善政,很多都是中國的「第一」。譬如,天津的電燈、電車就是他批准交由比利時的公司投資開辦起來的。天津城的城牆毀於庚子事變之中,交還中國時列強的一個條件是不許再設城牆,於是舊城牆的牆基被重新規劃成通行電車的道路。1906年2月16日,天津電車軌道建成通車,當天「搭客甚多,道旁觀者如堵」;「電車開駛而後,旅行既便,票價尤廉,境內歡迎,……座間客滿,肩為之摩,甚至有無甚要事,故意借口以為遊覽者。其為人所信任可知,而前途之發達更可知48。」天津的電車是中國第一條公共交通意義上的城市電車49,比上海開辦電車運營早一年。電車是個新事物,也給天津人的生活觀念帶來不小的變化,人們開始有了公共秩序、衛生和交通規則的初步觀念、也使天津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城市的面貌。
  又如1905年動工,1909年全線通車的京張(北京—張家口)鐵路,是我國第一條自籌資金,自行設計並獨立施工修築的鐵路,而它就是由袁世凱提議並監修的,詹天祐也是由袁一手擇定並保薦成為會辦兼總工程師的。
  再如咱們北京老百姓最早喝上的自來水,也是袁宮保提議並派周學熙籌辦的呢。周學熙《自敘年譜》中記載了這件事情:
  籌辦京師自來水公司。先是,北京井水苦澀,而且火災迭見,慈禧太后問袁公(即袁世凱)防火有什麼好辦法,袁公回答說是自來水,並且保舉我(即周學熙)來主辦,因此奉調來京籌備一切。查看水源後,勘定在東直門外建廠,引京東北孫河的水入城。(於是)訂購機器,建築房屋,招集商股。當時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質差,認為自來水一設,必會獲利無疑,所以招股時極為踴躍,三日之間,三百萬股金全額收足,亟意進行(建設),過了年即大功告成了。50
  還有今天城鎮中無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國也是袁世凱最先提倡搞起來的呢。列強交還天津的另一條件就是,城內和周邊二十里內中國不准駐軍。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維持,袁世凱於是奏請朝廷,將武衛右軍三千人改編成巡警,分駐天津城郊,由於巡警不屬於軍隊編制,列強也無可奈何。
  由警政我們要說到袁世凱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其行政乃至變法的前提,就是「安定地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穩定壓倒一切。老百姓(或者說社會,因為社會也是由以老百姓為主體的人組成的)最怕的就是戰亂,中國古時候有句民間諺語叫作「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講的就是這種社會心理。大亂之後,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後才能樂業,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推行新政。袁世凱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從一接手直隸,他就沿襲山東時的政策,以強力的鐵血手段貫徹自己的意志。
  當時的直隸,兵燹之後,民生凋敝,盜匪如毛。在南直隸廣宗縣一帶,有武舉人景廷賓挑頭的武裝抗捐(即各省分攤的庚子賠款和地方上攤派的教案賠款)活動,蔓延數縣,震動京畿;北邊有口外的馬賊不斷入境騷擾;全省各地因鬧義和團和聯軍佔領期間的無政府狀態,使潰散下來的義和團、敗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結成眾多團伙,橫行鄉里,為害一方;天津則是五方交匯、華洋雜處的雜八地,混混兒(地痞惡棍)是出名的多。面對直隸戰後的亂攤子,袁世凱採用不同的對策予以治理。對因抗捐而起的民變,實行剿撫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佈將廣宗等縣「所攤捐款全行豁免」,瓦解景廷賓的群眾基礎,一面派出得力將領段祺瑞、倪嗣沖、馬龍標等率領精兵分別由保定、德州合圍廣宗,並親自到前線督戰,於5月8日攻破暴動者的大本營,兩個月後抓獲並處決了景廷賓;此後,又逐一平息了直隸各地的土匪變兵。對於都市裡的土棍混混兒,袁世凱則以義和團餘孽的名義痛下殺手,其實聯軍佔領天津一年多期間,大肆搜殺義和團,拳民早已銷聲匿跡,袁將城鎮裡的土棍流氓指為義和團,是因為朝廷已明令「痛加剷除」,殺起來更為名正言順而已。
  自庚子亂後,拳匪餘孽伏處天津,只要有人舉發,全都交付營務處審決,大都處死。幕府婁椒生先生對項城(即袁世凱,項城為其籍貫,用作尊稱)說,按法律應該從寬處理。項城回答他說:「這種人就像臭蟲,孳生不絕,只能芟刈淨盡,以遏亂萌。」大概是取《周禮》「刑亂用重」之義,所謂水懦火猛吧。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為各省之冠,有六個月不發生一起盜竊案的記錄,西洋人也為之歎服。51
---------------
外交「雙簧」八(1)
---------------
  袁世凱治理民亂的嚴酷做法在朝內引起了非議,說他「縱兵擾民」,還被人起了「屠民」的外號;朝廷也將參奏的折子抄寄給他閱看,有遙示警告之意。7月,袁上《復陳剿辦廣宗等縣匪徒情形折》,針鋒相對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欲安民則擾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則害民者在所必除」。他舉出庚子事變以為教訓,說自己是「不得已而以殺止殺」,並以曾國藩「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的話自我辯解,表示「遠之有粵、捻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豈非皆由亂民起事而成的嗎?臣雖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見好於流俗。只是利害關乎大局,則毀譽不應當只考慮個人。區區之心,只知道利國,不知道其他。」對查辦「肆意濫殺」的北洋將領的要求,袁則一口拒絕,表示「參辦將弁,恐士卒寒心,日後遇有調遣,將退縮觀望,貽誤事機,殊足以損礙軍政52。」結果,段祺瑞、倪嗣沖等人不僅未受查處,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晉爵,賞戴花翎了呢。
  說到袁世凱以殺止亂的政策,我們要介紹另一個此時加入袁世凱班底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趙秉鈞(1859—1914)。趙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個童生。早年投軍,後在山東任巡撫衙門巡捕,追隨袁世凱到直隸,從低級官員一直作到直隸保甲局的總辦。袁世凱創辦警政,首先起用的就是與他的治亂思想一致的趙秉鈞。費行簡《現代名人小傳》說趙「素諳津俗,蒞事以猛為治。捕獲會匪棍徒,以紅封達知總督後立即處決,日殺數十人。凡拳匪、潰兵餘孽,誅戮略盡,民賴以為安。當光緒癸卯、甲辰年間(1903—1904),析津繁盛,幾乎道不拾遺;沒有秉鈞的著力整頓是做不到的53。」趙在袁世凱的班底中是個酷吏式的人物,但袁世凱在地方行政上面,主張「治亂世,用重典」,而趙秉鈞的作風正對他的胃口。袁世凱對他的評語是,「才長心細,為守兼優,」、「智略兼優,長於緝捕」,保定、天津的巡警都是他協助袁世凱一手操辦而成,故袁加以重用,並不斷加以保舉提攜。在清廷推廣北洋經驗,在中央設立巡警部時,趙被委任為侍郎(相當於副部長)。趙秉鈞一生追隨袁世凱,說得上是忠心耿耿,袁對趙也提攜有加,民國初年,趙繼唐紹儀、陸征祥之後出任第三屆內閣總理,後來由於牽涉暗殺宋教仁案而引咎去職。
  袁世凱在山東、直隸以嚴酷手段鎮壓義和團,當時、後世都為人所詬病,論者或責其濫殺,或站在「階級鬥爭」立場上,稱其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那麼論者想過沒有,如果當時你處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什麼靈丹妙藥來嗎?像毓賢、裕祿那樣放縱義和團,使國家付出更多的賠償,損失更多的權益,難道就好了嗎?袁世凱能夠頂住朝野輿論的壓力,按他認為正確的方式行事,而沒有鄉願式地迎合大眾的好惡,正表現了政治家所應必備的素質。
  魯人(即山東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於拳眾的排外思想,見袁氏竭力壓迫他們,全都大憤,而以「漢奸」、「二毛子」詬罵袁氏;街巷間也時有大書咒罵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貼標語呼口號一樣。等到津京的禍變釀成之後,大眾才一下子改變了論調,而歌頌袁撫台不停口了。京津官紳避難者,麇集濟南,全都有到了樂土的感覺。濟南城的市面,繁榮氣象,倍於平日。說到袁撫台,沒有不說他是山東的福星,中國的偉人的。54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國之君或地區的行政長官,其首要的責任是給天下百姓一個能夠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這才是治國為政的「大德」,而好行小惠,姑息養奸則足以僨事,諸葛亮的名言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呢。
  袁世凱在直隸所推行的另一項行政措施是,刷新吏治,改革陋規。所謂陋規者,即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是有清一代的一大稗政。清代官員的正式官俸十分低微,不足以維持與官員身份地位相符的體面生活,只夠勉強養家活口而已。而為官行政所必須的辦公費和聘用幕僚的費用,公家是不管的,只能自己想辦法籌措,怎麼籌措?自然離不開手中的權力,「於是祿入既甚微薄,而辦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給於屬吏。於是訂為規禮,到任有費,節壽有費,查災、查保甲有費,甚或車馬薪水,莫不有費。此等風氣,大抵各省皆然」,久而久之,見怪不怪,「明目張膽,昌言不諱,送者儼然以為是成例,受者取之而不覺其非」,就是所謂「陋規」了。陋規的存在,給貪污受賄蒙上了合法外衣,是導致吏治腐敗的重要原因。袁世凱初到直隸,想乘大亂之後人心思治的契機,「將從前積習痛與刷除,務期興利除弊,以維大局55。」袁整頓吏治的辦法是厚俸養廉,「當此修明內政之時,必以整飭官方為當務之急。然而平情而論,又必須先有以養人之廉,而後可以止人之貪。」具體的作法是,不用公款額外支出,而是將現有的陋規化暗為明,化私為公,將各類陋規收入折合成一定的數額,作為各級官員現有正俸和養廉銀外的合法收入,按月取領。此後上下級之間嚴禁「私相授受之事」,再有這種事,即作為貪贓論處。「如此一轉移間,化曖昧為光明,廉吏既不病難為,墨吏更無所借口,長官不必有額外之需索,自可潔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鑽營,相與奉公而勤職,庶幾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56。」袁的這一做法,很得朝廷的賞識,並將這個做法推廣到全國,9月14日頒布諭旨,「著各督撫仿照直隸奏定章程,將各項陋規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費以資辦公,務期弊絕風清,認真考察屬員,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實事求是之至意。欽此57。」
---------------
外交「雙簧」八(2)
---------------
  袁世凱在刷新吏治時也不忘人才的作育,他喜新而不厭舊,新老人物一概收而用之,對現任及候補的職官,則以考課、培訓外加遊歷(即去外國考察觀光開腦筋)來改造提高官吏素質。譬如在總督衙門下面先後設立了考驗處、課吏館、幕僚學堂、吏胥學堂,以考課並培訓在職與候補的官、幕、佐貳乃至雜佐人員,以求「擴其故步,瀹以新知」。此外,為開通風氣,使地方官紳擁護新政,他分批派遣官紳赴日本考察學習,並以天津為實行地方自治的試點,創辦自治局、議事會,設立憲政研究會、自治研究所,吸收地方士紳入會聽講,為將來的憲政作準備。聯想到他十年後一心想作皇帝的那股子執迷勁兒,一般人還真想不到世凱也曾是政體改革的先鋒呢!
  由以上對於北洋新政的簡略介紹中可以看到,本章所選奏折的十條建議中所涉及的作育人才、理財興業、振興武備和整飭吏治等四個方面,袁世凱是一一落實在北洋新政的實踐中了,證明北洋時代的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幹家。袁氏變法「十條」中首條所論,即詳謀於前,力行於後,一旦「擇定施行,便成萬鈞不移之勢,無論如何為難,亦必堅持定見,始終不渝。」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在北洋推行新政,並非沒有阻力,時人稱他「作事謀始,奮然興舉,大僚之牽掣,群吏之非笑,一概無所顧慮,而一意獨行其所是。等到行之有效,(反對者)始服帖不再反對,而四方來參觀新政者,冠蓋雲集於天津,也都嘖嘖稱歎於其初行時的不容易58。」此時的世凱,尚未被官場的「大醬缸」(借用柏揚先生的術語)醃透,事業上朝氣、銳氣十足,是個說到做到的干家子呢。
  當然,袁世凱北洋新政的成功也在於他善於延攬、任用人才,北洋的局面遠非當年的小站可比,因此「小站班底」已不敷足用。為此,袁世凱廣泛延攬中外人才,開始在更大範圍內組建「北洋班底」。前面我們提到過的嚴修、周學熙、楊士驤、趙秉鈞等人都是北洋班底中的佼佼者。徐世昌曾評論說:「就幕僚方面,項城在北洋,有於式枚、傅增湘、楊士琦等。於等只辦公事,楊士琦則能辦其私事,慶軍機(奕)諸權貴皆由楊勾通。楊雖未任職務,固堅決主張君主(制)者,項城令其居住中南海萬字廊,始終運籌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為張一鮕、沈兆祉、閔爾昌等59。」現在簡略介紹這個班底中的其他重要成員。
  楊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縣人,楊士驤之弟。光緒壬午年(1882)舉人,後以道員身份在直隸試用,1901年隨李鴻章入京和談,擔任李鴻章與另一「全權大臣」慶親王之間的聯絡員。儘管二位「全權」之間心存芥蒂,由於他富於機變,巧於周旋,故李、慶雙方都很賞識他,這在官場中是需要高難技巧的。李鴻章去世後,杏城向新總督進獻「運動親貴,掌握政權」的方略,成為袁的公共關係特使,專司官場幕後交際,尤其是在結交慶親王等滿族親貴重臣、李蓮英等宮廷內侍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以他為督署洋務總文案,倚畀極重,「事無鉅細,盡以咨商60」,有「智囊」之稱。後來的南北議和、洪憲帝制等重大事件,他都是重要的策劃和參與者,是袁世凱主要的謀臣策士之一。
  袁世凱對楊的評語是:「志慮沉毅,操守謹嚴61」,「心精力果,體用兼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難辦的事情交給他辦理,如從俄國人手中接收關外鐵路,接收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事業,南北和議,籌辦帝制等等,他也隨袁一路高昇,由候補道員而關內外鐵路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京張鐵路幫辦、商部右參議、右丞(副部長)兼會辦電政大臣、官制編製館提調等要職。民國以後,楊很長一段時間留在江南為袁從事幕後活動,後來回京擔任政事堂左丞(相當於副國務卿),是洪憲帝制的主要策劃者。
  這樣一個專幹幕後勾當的人,一般人會以為其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卻是一個滿腹詩書,才華卓越的才子呢。陳浣一《睇向齋密錄》說他「居恆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閱書,無惰客。不事交遊,朋輩同僚酒食遊戲相征逐,不與也。」「工詩古文辭,…於史喜《通鑒》,於詩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隱)、臨川(王安石)、遺山(元好問),於小說家言喜《世說新語》。」公務之餘,最喜歡的就是讀書自娛,而不事交遊與酒食徵逐63。古人講,「腹有詩書氣自華」,楊杏城手不釋卷,自然滿腹經綸,氣象高雅,民國初年的名記者黃遠庸就稱其為「有哲學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經他的手辦理,品位也高了,而且游刃有餘。這是一個其行為與個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們在讀歷史時所要特別注意的。
  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號燕蓀,廣東三水人。梁士詒與梁啟超同學於佛山書院,光緒已丑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舉。次年會試,梁士詒落榜,回鄉途中,廣購西書,從此開始研究財政、河渠、農業等實用知識。甲午年(1894)再試,中進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1897年後入國史館供職。1903年,清廷首開經濟特科,梁氏應考,成績突出,被擬為一等第一名,然而複試時竟遭人中傷,說他是梁啟超之弟,連名字都起成「梁頭康尾」(康有為名祖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為慈禧所不悅,遂落第。梁氏經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迴路轉,另有遇合。袁世凱為在直隸推行新政,正急於延攬人才,經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同鄉唐紹儀推薦,袁遂聘梁為北洋編書局總辦,主持北洋兵書的譯纂。梁氏由此結識袁世凱,並與「北洋群帥,類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凱幕府為時僅一年,次年唐紹儀被清廷委派為議藏約全權大臣,唐奏調梁為參贊,12月隨同出國辦理交涉,歷時將近一年,回國後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中日東三省(日俄戰爭)善後交涉。1906年春,以辦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補,在外務部參丞上行走。唐紹儀接替盛宣懷督辦鐵路總公司,梁協助唐裁撤公司,歸並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制,設立郵傳部,統管鐵路、輪船、電報、郵政,梁氏負責接收鐵路事宜,後成為五路(鐵路)提調。陳璧任郵傳部尚書期間,梁建議設交通銀行,官商合辦,以總理輪路郵電四政,收回利權,經奏准施行,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大財政金融集團——交通系,梁士詒則為此集團的領袖人物。梁士詒在北洋的時間雖短,但卻是在唐紹儀、陳璧64等北洋集團重要成員的卵翼下成長髮跡的,為北洋與南洋(即盛宣懷集團)爭奪實業和財政金融大權的鬥爭,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受到袁的賞識和倚重,並在政權更迭之際和民國之初成為袁世凱集團的重要成員和「財神」65。
---------------
外交「雙簧」八(3)
---------------
  張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蘇蘇州人,晚年號「古紅梅閣主」。張早年傾向維新,光緒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於鄉試中名錄副榜,次年8月考中舉人,與李鴻章養子李經方為同年,此後以坐館課徒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經濟特科考試中名列第二,主考官為張之洞,對其以亞當·斯密《原富》所言「引證周詳」,極為欣賞,錄取後即擬分發湖北,而「袁世凱當時方開府北洋,欲收羅人才,因……與文襄(即張之洞,文襄是其謚號,為尊稱)力爭,遂分直隸,為仲仁與袁遇合之始。到省僅數日,即委任仲仁為督署文案,與阮忠樞、於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諸公,同見信任66。」所以,張是袁從張之洞手中奪來的人材,故愛惜非常,沒有按慣例分發到地方作知縣,而是一開始就放在自己身邊觀察任用。張一鮕幹得也很勤奮,「從早到晚,整理份內的公牘,時刻不停。其書寫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數百言表達不完的事情,他僅用幾十言即可了結。偶爾晚間,袁(世凱)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間中辦公,於是召他來談話,命他起草文稿,於是對坐疾書,十餘稿立就。人們誇讚他是枚皋67,自那時起常參與機密,並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軍機大臣後,「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擬(文稿)多出於其手68。」袁世凱罷官下野之後,張回南方,輾轉於浙江、江蘇巡撫幕府中作總文案。袁世凱復出後召張回到身邊,任機要秘書,「時政事堂秘書長為梁士詒,仲仁為秘書,位居梁下,而機要事全交予仲仁辦理,設機要局,遂簡任為局長69。」
  張一鮕為人正直,雖為袁世凱所信任,參與機要,但並不攀附求榮,他不贊成搞帝制,被從機要局調任教育總長,看似高昇,實際上受到袁的疏遠,但在袁世凱失敗後,並不標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詞為袁辯解,可謂是袁世凱的「誠臣」。
  於式枚(1859—1915),字晦若,廣西賀縣人。光緒庚辰年(1880)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散館後任兵部主事;後入李鴻章幕府,任總文案多年,老李遺折及保舉袁世凱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筆。李鴻章去世後,他繼續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後來由袁世凱保舉,歷任督辦政務處幫辦提調、京師大學堂總辦、譯學館監督、鴻臚寺少卿、廣東學政、廣西提學使等職。1907年出任郵傳部侍郎(副部長),後出使德國,任考察憲政大臣,歸國後歷任吏部、學部侍郎、修訂法律大臣、國史館副總裁諸職;民國後退居青島,以遺老自居,後被袁任為參政院參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號藏園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緒戊戌年(1898)進士,入選庶吉士,散館後任翰林院編修;後出任貴州學政,又返直隸任道員,為袁世凱羅致入幕任文案,後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後成為袁世凱辦學方面的助手。學部成立後,嚴修調任侍郎,傅接任直隸提學使(相當於原來的學政),「治事詳慎,頗調停新舊學」。其為人「恂恂儒雅,不隸黨派70」。曾隨唐紹儀參與南北和議,民國以後歷任約法會議議員、肅政廳肅政使、教育次長、總長等職。徐世昌任大總統時,出任總統府顧問,後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圖書館館長。此後,傅增湘即長期從事版本目錄學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學家。
  在實業金融方面,除去周學熙、梁士詒外,孫氏兄弟也是袁世凱的重要助手。孫多鑫(1865—1906),字荔軒,安徽壽州人,光緒年舉人。孫氏門庭顯赫,其父是當朝大學士孫家鼐,其母為兩廣總督李瀚章(李鴻章之兄)之女,李鴻章是其外叔祖。壽州孫家是有名的富商,孫家兄弟也都富於商業頭腦。孫多鑫年輕時即在江蘇、上海一帶經商,曾赴美國考察麵粉工業,並購置機器,回國後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麵粉廠,不久就以質優價廉奪佔了江浙一帶的麵粉市場。袁世凱為推動直隸實業發展,要周學熙注意物色實業人才,經周推薦,孫於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凱幕府。「袁與孫見面交談後,備極賞識,立即委任為奏折秘書,凡袁世凱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孫手。自此袁與孫見面無虛日,言聽計從,不久更委為直隸官銀號總辦,天津造幣廠督辦,顯赫一時。」孫多鑫為人低調,善於在幕後出謀劃策,沉默寡言,不喜歡出頭露面。而北洋的大型實業,孫多鑫都有所參與策劃,「北洋早期出現的大規模實業,是以袁世凱為後台,在孫多鑫的策劃之下,由周學熙出面,三人進行合作的結果。今人只知周而不知孫,主要是孫在幕後的緣故71。」
  孫多森(1867—1919),字蔭庭,為孫多鑫的二弟。1906年孫多鑫病故後,他奉袁世凱之召北上,成為北洋實業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為啟新洋灰公司和灤州礦務局協理、北京自來水公司協理(總理均為周學熙),周學熙調京後,他繼任直隸工藝局總辦。1909年袁罷官歸里,不久後周學熙也因丁憂暫離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孫多森實為代替袁、周掌握當時北洋各個官督商辦企業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後,起用孫多森為財政部國家銀行事務所會辦、中國銀行籌備主任、總裁等職。1913年6月,被袁任命為安徽都督兼民政長(相當於省長),旋遇二次革命,被軟禁,後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為參政院參政,後因梁士詒出任財政總長,粵系得勢,孫失勢辭職。直到1915年周學熙第二次出任財政總長時,孫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實業公司總裁,此後歷任中孚銀行、中國銀行總裁。徐世昌曾對北洋實業和理財人物作過如下評論:
---------------
外交「雙簧」八(4)
---------------
  就財政方面言,項城在北洋以周學熙、孫多森為主幹。周學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孫多森系壽州孫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淵源,其在北洋辦理啟新洋灰、開灤煤礦公司,成效卓著,根據實業而言財政,自然較為踏實,故項城信任之。以其為皖人,故曰皖系(當時並無派系,因後來有粵系,乃有此稱)。梁士詒也是項城屬意之人,清末在郵傳部即暫露頭角,後又掌握交通銀行,於交通具有歷史(淵源)。辛亥議和,項城利用其與唐紹儀、伍廷芳聯繫,梁則依靠交通銀行,為項城公私兩方面籌挪款項,項城也驅使他,然而箇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總統)府秘書長地位而擴張其財政勢力,於是有「梁財神」之稱,其部下葉恭綽、趙慶華等也都是一時的人才,於是形成了交通系,因為他們是廣東人,所以稱為粵系。其實項城所親信者,仍然是周學熙一派。73
  袁世凱接手北洋之後,處處以李鴻章的衣缽傳人自居,行政上也傚法老李大辦洋務新政。「(袁)公一意整飭內政外交,撫輯創殘,重謀建設,氣象煥然一新。市容規劃,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國都市規模為法,開全國進化之先基。論維新者,莫不奉天津為圭臬了74。」國外史學界對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評價,而以往國內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過不提,頗失史家之風範。其實中國近代改良主義運動,其聲勢固然不如激進的變法和轟轟烈烈的革命,但卻在實際上悄然而穩步地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其於中國貢獻孰多孰少,後人自會有公允的評價。現在袁世凱已死去了近百年,應該是放棄仇恨偏頗的心態,心平氣和併力求客觀地回顧歷史、評價人物的時候了吧。
  得人才者興,失人才者亡,這是老掉牙的歷史箴言了吧,但是口頭上承認容易,實踐中做到很難。原因多種多樣,與人的胸懷、見識、抱負、個性、好惡等等全都有關係。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諸方面素質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裡斯瑪式」的人物,袁世凱無疑是這類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隸在戰後,百廢待興,在廢墟上建設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凱為此還同資望高於他的改良派的老輩人物張之洞,展開過人才競爭呢。
  光緒宣統之交,中國政治形質,正在起重大變化,所謂「新政」,所謂「憲政」,已非純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應付,故重用留學生,漸漸成為風氣。開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第一批留學生考試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為袁的幕賓。張南皮(即張之洞)於袁雖有微詞,但羅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後,……只是南皮雖喜歡接納士流,而為儒家「不黨」之說所蔽,保薦人才,極取嚴格主義,故懷有政治抱負者,多捨張而就袁。75
  張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進士,自命為李鴻藻、翁同騄之後的清流領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鴻章死後,資望無人能望其項背,所以自視甚高,架子極大。胡思敬曾論及張何以難在人才上與袁世凱競爭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參軍機大政,舉薦提拔人才不過道府丞參的位置而已。因此熱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於他。再有性驕好諛,士人登門求見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見一次的;或引到花廳等候,一等數小時見不著面;或雖見面,略為詢問數語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稟白公事,小有失誤,呵責之聲已達於戶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風遠避,平時賞識提拔的僅是一二個浮華淺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凱那裡則大不相同,「出其門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稱之為「北洋捷徑」,並舉例說明:
  光緒末年,熱中功名者用以獵取富貴的捷徑有二個:一個是商部,載振為主;一個是北洋,袁世凱為主。全都是內靠奕而借二楊(二楊,即楊士驤、楊士琦兄弟)為交通的樞紐。袁世凱初蒞北洋時,梁敦彥才任天津海關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寶任天津知縣,楊士驤、趙秉鈞均以道員在直隸候補。不過二三年,敦彥官至尚書,家寶、士驤均位列節鎮,福彭升藩司,秉鈞內召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嚴修以編修在籍辦天津學堂,遂擢升為學部侍郎;馮汝與世凱聯姻,遂擢升為江西巡撫;吳重熹為世凱府試受知老師,遂擢升為河南巡撫。唐紹儀以前隨從世凱駐朝鮮,甲午之變,出死力保護袁歸國,所以對他更好。既奪取盛宣懷的路政交他主持,郵傳部設立,又用他為侍郎,一手把持部務,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書張百熙雖與世凱是親家,也不能與之抗衡呢。紹儀既得志,又引用其同鄉梁如浩、梁士詒、陳昭常等,全都位列顯要。士驤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凱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稱門生者,大為高興,必著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門,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勢力興盛時,端方、陳夔龍、陳璧、袁樹勳等沒有不依附於他的。77
---------------
外交「雙簧」八(5)
---------------
  胡思敬是舊派文人,對張、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見,所以說的難免過分。其實直隸總督常駐天津,北京朝廷裡用什麼人,他可以運動,可以舉薦,但決定權在太后那裡,胡所列舉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眾,治績非凡而快速陞遷的。但胡的話也明白道出了張、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風格。張重資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學歷),對人求全責備;袁則不拘出身、不論資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進士,下至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舉,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為我所用。其辦法說穿了也非常簡單,就是不吝惜金錢權位,推舉拔擢下屬不遺餘力。在歷史上,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漢高祖、漢武帝、曹操等的一貫做法,放在他們身上,被當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談;而在袁世凱這裡,則被稱為「濫交污取」,其實袁世凱用的也都是一時的人傑,區別在於曹操把皇帝留給兒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凱則是自己作結果失敗了。成則英雄敗則寇,一樣的作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評價。袁世凱的做法在領導學上應該是一種啟示:做領導人的不光要會用人,還要及時給下屬以機會,別人跟你幹才會覺得有奔頭。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陞遷,跟著袁世凱干有奔頭、陞官快,北洋對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這樣來的。
  說到袁世凱的用人,北洋時期又有新的特點,一是大量使用留學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國顧問。袁世凱作過駐外使臣,深知懂外語、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羅致留學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當中,留過學的人員不在少數,這裡擇其較重要者略作介紹。
  唐紹儀(1860—1938),字少川,廣東香山人。唐紹儀是曾國藩、李鴻章發起的、同治年間由容閎帶去美國留學的那幾批官費幼童留學生中的一個,是留學生的老前輩了。少川出國那年(1871)才十三歲,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學,後入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攻讀文科。光緒七年(1881),朝廷擔心孩子們從小到大地在美國生活、學習,最終會被「洋化」,於是提前召回,中斷學業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國後讀了一段書,次年就作為北洋選派朝鮮的海關會辦、德國人穆麟德的秘書前往朝鮮,這時他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
  1884年,朝鮮爆發了日本人和開化黨策動的「甲申政變」,王室的親信大臣閔泳翊在宴會中被砍傷,混亂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凱聞變後立刻帶兵前往問詢,「及門有一人持槍當門,不聽入,意氣凜然。(袁)公勒兵稍退,詢其名,乃局員唐紹儀也,時由北洋幫辦稅務。公告以故,乃讓公入見78。」在這樣一種戲劇性的場面中相識,想必給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後,即調用唐紹儀為自己的秘書兼西文翻譯,成為追隨世凱最早的幕府人員。少川熟諳洋務,辦交涉老成練達,世凱倚之如左右手,回國述職奔喪期間,均委唐代攝其職。甲午中日開戰前夕,唐持槍隻身送袁世凱脫險,並在公署堅持到最後才避入英國公使館,乘英船回國,可以說是有勇有謀、忠於職守的幹才,也與袁世凱結下了患難生死之交。
  戰後,經李鴻章推薦,唐再赴朝鮮任總領事,繼袁之後辦理交涉。後因丁憂回國守制,服滿後投奔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以道員資格任山東交涉局總辦,協助袁世凱處理山東各地教案的對外賠償問題,在交涉中「再四駁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將洋人百餘萬索償金額壓減到十七萬九千兩,並順利了結全案,被袁世凱稱讚為「才識卓越,血氣忠誠,諳練外交,能持大體,確實是洋務中的傑出之員,環顧時流,實在是罕有其匹79。」袁繼任直隸總督後,唐隨之出任天津海關道的優缺,並通過與聯軍的談判順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榮赫鵬入侵西藏,強迫噶廈簽訂不平等條約,試圖分割西藏,清廷鑒於事態嚴重,特派唐紹儀為全權大臣前往印度加爾各答與英國人辦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蠻橫無禮而中斷。次年回國後,唐出任外務部右侍郎(副部長),與英國公使薩道義在京重開談判,最終迫使英國與中國簽定條約,確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袁世凱的舉薦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順利,此後歷任京漢鐵路會辦大臣、會辦東三省事宜大臣、督辦滬寧鐵路大臣、會辦稅務處大臣並兼郵傳部左侍郎,集外交、鐵路、郵政、海關諸權於一身,僅次於北洋的袁世凱(袁世凱當時身兼九職),新政時期,二人因能力出眾而成為朝廷不斷加碼和鞭打的一對兒「快牛」。
  1907年,東北建省改制,唐外放為奉天巡撫,實行袁世凱聯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針,擬向英美大舉借債,開辦銀行、改革幣制、修築鐵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脅而中輟。次年4月,美國國會議決退回部分庚子賠款,唐奉派以專使赴美致謝並交涉退款程序,並討論從美國大規模貸款的計劃。袁遭罷官回裡,唐回國後也被免去奉天巡撫職務,蟄居天津。武昌起義後,袁復出為內閣總理大臣,隨即召派唐紹儀以全權代表身份與南方代表伍廷芳展開和議談判,為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掃清了道路,唐也成為中華民國首屆內閣總理,二人之事業如日中天。然而巔峰後面必定是下坡路,少川早年所受的美式教育此時發生了作用,他醉心於按西方的模式實行「責任內閣制」,同時為了協調南北關係,拉攏國民黨人積極參與共和建設,他還加入了同盟會。這就使醉心於集權的袁世凱不滿和疑心了,搞政治少川哪裡有世凱老道?唐被迫辭職,跑到上海搞保險業去了。後來因反對洪憲帝制,少川加入了反對派,又參與了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以後就和國民黨走到一起去了。但在與老領導分道揚鑣之前,唐紹儀是北洋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
---------------
外交「雙簧」八(6)
---------------
  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廣東香山人,少川的老鄉,也是與唐同批出洋的幼童留學生,撤回國後也留在北洋,1883年也作為穆麟德的隨員,到朝鮮籌設海關。1885年起成為袁世凱的幕僚,甲午戰爭時撤回國內,此後供職於鐵路,曾任北寧鐵路總辦。1902年袁世凱接掌直隸後,梁奉命接收關外鐵路,據說每月能給袁提供八十萬兩白銀,袁世凱在財政上深得其力80。此後中國進入鐵路大開發建設時期,梁也任職於各線鐵路和各地海關道,後來先後擔任外務部參、丞、郵傳部侍郎等職。民國以後出任唐紹儀內閣的外交總長,因不願簽訂喪權辱國的外蒙條約而辭職。
  唐梁二人之外,袁世凱夾袋中老輩的「幼童留學生」還有詹天祐、吳仰曾、屈永秋等人。通過他們,不少廣東籍的官僚和新留學生加入了世凱的北洋班底。如上文提到過的梁士詒。再如梁敦彥(1857—1924),字崧生,廣東順德人。留美一期幼童生,後入耶魯大學,撤回後分發福州船政學堂,在北洋任職於天津電報學堂;此後一度任兩廣、湖廣督署文案,1904年任漢陽海關道,旋繼唐紹儀接任天津海關道。1907年後歷任外務部侍郎、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會辦稅務大臣等要職。袁世凱復出後,任內閣外務部大臣,民國後歷任政治會議議員、交通總長等要職。又如凌福彭,廣東番禺人,歷任天津知府、天津工藝局及習藝所督辦、天津道、長蘆鹽運使、直隸布政使。陳昭常,廣東新會人,光緒甲午年進士,後由翰林院編修外放廣西,因與岑春□不和,改官直隸,由唐紹儀援引加入北洋班底。後歷任吉林知府、關內外鐵路督辦、郵傳部左丞,後官至吉林巡撫、都督兼民政長(即省長)等職。
  當時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並不多,其中多數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學習法學的學生。當時的留學生,學歷回國後不被承認,仍須經過考試方能給予「出身」,金邦平即考試優等被授予翰林院檢討者。金字伯平,安徽歙縣人,「人頗雅飭,沒有留學生的習氣。」袁世凱親自上奏朝廷,將他要到北洋,專辦對外法律交涉事務,「受知袁氏,內參密勿81。」在北洋歷任督署文案、督練處參議、直隸自治局督理、資政院秘書長;民國後歷任中國銀行籌辦處總辦、政事堂參議、農商部次長、總長等職。又如黎淵(1880—?),字伯顏,貴州遵義人,以舉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學法學系。畢業後受任於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凱在辦學和推行憲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學堂、北洋法政學堂監督;在憲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項憲政文件的執筆者之一,歷任直隸自治籌備局、憲政籌備廳、修訂法律館參事、咨議等職,民國後歷任大總統府秘書、憲政研究會委員、政治會議和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諸職,是袁世凱在法律和國會問題方面的參謀。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陸宗輿、李士偉等留美、留日大學生均被羅致於北洋,受到重用。
  當時的留學生在國內可不像今天這麼吃香,甭管你是美國的耶魯、康乃爾,還是日本的早稻田、東京帝大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按規定在國內也得等個八九十來年才能獲得咱們中國的「舉人」、「進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沒有這個出身,你在官場上會遭人歧視,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裡頭先就存了「二毛子」之類的成見,對留學生愛搭不理的。袁世凱則不然,可能是沒有所謂「出身」的負擔吧,他不僅延攬重用留學生,積極為他們奏請「出身」,而且禮敬有加。有一則故事說的是袁世凱當了軍機大臣後,與慶王等另外幾位軍機一同接見前來參拜的留學生,別人都傲然不以為禮,惟獨袁「必鞠躬伸雙手,表示接頭還禮82。」當時太后為著變法圖強,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學人才,開辦經濟特科,可在心裡頭拿它當作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新學人才有著很大的疑慮。
  1903年7月首屆經濟特科的初試,梁士詒為一等第一名,楊度為一等第二名;在複試前,守舊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見時進讒言,說此次參加考試的多為新黨(即康梁一黨),不可取用。太后當即更換閱卷大臣,將原定的錄取名額削減了3/4以上。看準了太后厭惡新黨的心理,守舊派的吳逢甲、魏光燾又參奏梁士詒、楊度等十八人是革命黨,其實全是莫須有的謊言。但梁就此落第,楊東逃日本,所以,那時侯袁世凱任用留學生,還真要有些魄力,擔著點兒惹太后生氣的風險呢。
  回過頭來再說用外國人,袁世凱在這上面與他的恩公李鴻章亦步亦趨,而且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李鴻章主持北洋時,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漢納根、丁家立等,在當時清廷重臣中是獨一無二的。李鴻章是開風氣者,袁世凱則幹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鴻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凱用的則大多是東洋人。據日本學者統計,當時全中國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隸一省就佔了1/3左右83。袁世凱為何要聘這麼多日本人?原因有兩個。一是俄國自強租旅大以來,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變時佔據的東北三省,一直拖著不肯交還,清廷此時對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沒有力量,於是打算利用列強間的矛盾,抵制俄國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見著俄國人輕易地霸佔了全東北,又急又恨,於是轉過頭來對中國「親善」,明裡暗裡地拉攏中國,說黃種人都是一撥兒,同文同種,應該聯合到一起對抗俄國的侵略。中國原來在軍事上是學德國的,但膠澳事件使兩國關係冷卻了下來,而且多數大臣都覺得日本國情與中國相近,也是由落後中變法圖強,所以應該近學日本,風氣一下子就轉了過來,從「西化」轉成了「東洋化」。
---------------
外交「雙簧」八(7)
---------------
  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軍事和教育兩方面。軍事方面,袁世凱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駐屯軍的參謀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後來晉陞為陸軍大將)為練兵顧問,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別擔任軍政司參謀處、教練處和兵備處的顧問,參與北洋的軍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請在北京擔任使館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阪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職務,當時中俄密約規定中國軍隊只准聘用俄國教官,所以這些顧問全以「兵書翻譯官」的名義出現。這個阪西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髮辮,取了中國名字,講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是個中國通。他做袁世凱的軍事顧問,前後達十年之久,與袁世凱有很深的關係,因此這裡對他略加介紹。
  阪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紀州人,出身於諸侯家臣世家,後舉家遷往東京。阪西1900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兩年後作為參謀本部的特派人員前往中國,此後直至1908年,他明裡是助理武官和北洋軍事顧問,實際上還肩負著日本參謀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攏中國,為日本在滿蒙地區同俄國的角逐刺探情報。袁世凱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針就是利用日、英與俄國的矛盾來收復東三省,所以袁世凱在對付俄國人方面與日本很合拍,也因此與阪西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通過阪西、青木(日本駐華武官),他對日本軍事上的動向也很瞭解。十年前的死敵,如今成了共同對敵的合作夥伴,然而十年之後,當袁世凱在「二十一條」問題上不那麼合作了的時候,青木、阪西又翻臉成為兇惡的帝國主義分子,積極策劃支持宗社黨打內戰,顛覆袁世凱政權。歷史就是這麼變幻無常,證實了「外交上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朋友」這句名言的真實和殘酷。
  阪西在袁死後曾回顧他們之間的交往和印象,認為袁「畢竟是個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嚴風采。與中國的其他達官貴僚不同,他不吸鴉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著嚴格的規律,是與當時所謂的『大官派頭』完全不同的人物。」阪西還回憶了袁世凱給他取名的經過:
  到中國後過了兩年(1904),日俄戰爭爆發。在即將開戰前,有一天袁世凱特意把我叫去說:「交戰國的軍官在中立國的軍隊任職不妥,所以在戰爭結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國名字?我來給你起個名字怎麼樣?」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後給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釋說,班志超是引用漢光武帝時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為你所做的工作類似班超,而阪西的「阪」,在漢語中發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間加了個「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慮事情異常細緻,並且是個愛詼諧的人。84
  袁世凱聘用的日本軍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個軍事學堂做教習。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邊龍聖作顧問,在醫療行政方面,則有古城梅溪、西村豐太郎,法政方面有岡田朝太郎法學博士,財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彌,農業方面有楠原正三,工業方面有籐井恆太、鹽田真,印刷技術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凱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實授,1907年9月4日調離,實際主持北洋的時間不足6年,卻能將一個戰亂之後殘破不堪的直隸,建設成為一個「如旭日之升,為全國所瞻具86」的新政模範,使人看到他確實有著非同尋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認他善於羅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凱一生中最有建樹的六年,為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添寫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圓滿的結尾。
  注 釋
  1《袁世凱奏議》(上),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268—277頁。
  2釋褐,脫去布衣,換著官服;意思是作官。褐,粗麻或粗毛的短衣,指窮人所穿的服裝。
  3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頁。
  4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1110頁。
  5同上,第1122—1123頁。
  6同上,第1130頁。
  7《榮祿存扎·張翼扎》第48頁。
  8黎東方:《細說清朝》第624頁。
  9《容庵弟子記》卷三。
  10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第106頁。
  11吳虯:《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北洋軍閥》(一)第965頁。
  12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30頁。
  13郭則禨:《南屋述聞》,《近代稗海》(第十一輯)第186頁。
  14《汪康年師友書扎》(三)第3111頁。
---------------
外交「雙簧」八(8)
---------------
  15《義和團檔案史料》(下)第1328頁。
  16《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下)第1019頁。
  17《袁世凱奏議》(下)第1338頁。
  18齊植璐:《北洋法政學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資料》(第44輯)第28—29頁。
  19嚴仁賡:《祖父嚴修舊事數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第145—146頁。
  20《飲冰室合集·專集》一冊第32頁。
  21王芸生《嚴修與學制改革》一文中曾談及此事:「嚴修的座師徐桐,反對維新,痛惡嚴修奏請設經濟特科,知嚴修到京,預先在門房揭貼:『嚴修非吾門生,嗣後來見,不得入報。』嚴往請謁,吃了閉門羹。嚴在翰林院的職務俱被免去,只剩一個編修,遂於9月間攜眷回津。」《文史資料選輯》(第87輯)第102頁。
  22參見《嚴修年譜》,齊魯書社版,第122頁。
  23嚴仁賡:《祖父嚴修舊事數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第149頁。
  24《嚴修年譜》第116—117頁。
  25榮慶(1858—1916),字華卿,一字耐園,蒙古正黃旗人。光緒丙戌年(1886)進士,散館後歷任翰林院編修、內閣侍讀學士、鴻臚寺卿、通政司副使、山東學政、大理寺卿、倉場侍郎、刑部尚書等職,新政時期曾任學部、禮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弼德院院長諸職,後因中風卸職,民國初年病逝於天津。
  26參見徐元基:《周學熙資本集團研究的幾個問題》,《近代中國》(第3輯)第245頁。
  27《張謇日記·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貞:《周止庵先生別傳》,《周學熙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版,第201頁。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誌銘》,《周學熙集》。
  30周叔貞:《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81頁。
  31《天津商業檔案彙編》(上)第345頁。
  32《北洋公牘類纂·工藝一》卷十六。
  33《袁世凱奏議》(中)第853頁。
  34《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
  35同上。
  36《北洋公牘類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純與阪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第183—184頁。
  39《袁世凱奏議》(中)第510頁。
  40同上,第750頁。
  41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官僚》第28頁。
  42李宗一:《袁世凱傳》第95頁。
  43蕭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頁。
  44《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上)第44頁。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筆記》,《近代稗海》(第1輯)第435頁。
  46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30—131頁。
  47參見周巖:《袁世凱家族》第36頁。
  48《大公報》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電車早於天津(1899年建成營運),但只用於接送往返於永定門到馬家堡火車站的列車旅客,而非市內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電車,仍可以稱為中國最早的城市交通電車。
  50《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周學熙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版,第695頁。
  51張一鮕:《古紅梅閣筆記》
  52《袁世凱奏議》(中)第559、561—562頁。
  53費行簡:《現代名人小傳》(上)第23—24頁。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頁。
  55《容庵弟子記》卷三。
  56《袁世凱奏議》(中)第631—633頁。
  57同上,第633頁。
  58《北洋公牘類纂續編·序》。
  59張國淦:《北洋述聞》,第78頁。
  60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第96頁。
  61《袁世凱奏議》(中)第818頁。
  62同上,第1374頁。
  63陳浣一:《睇向齋密錄》,《近代稗海》(第13輯)第562頁。
  64陳璧,字玉蒼,福建閩縣人。光緒元年(1875)舉人,三年(1878)進士,任內閣中書,以後歷任各省考官、順天府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順天府尹、商部侍郎、戶部侍郎、郵傳部尚書。袁被罷黜後不久亦被劾去職。民國後曾任參政院參政。後中風,病逝於北京。
  65參見李吉奎:《梁士詒生平》,《梁士詒史料集》,中國文史出版社版,第1—2頁。
  66張一澧:《張一鮕生平》,《近代史資料》(總第60號)第102頁。
  67枚皋,字少孺,西漢時人,著名文學家枚乘之子。武帝時上書自陳,拜為郎。性好詼諧,善辭賦,才思敏捷,時人將其比之於東方朔。
---------------
外交「雙簧」八(9)
---------------
  68張一澧:《張一鮕生平》,《近代史資料》(總第60號)第102—103頁。
  69同上,第105頁。
  70費行簡:《現代名人小傳》(上),第56頁。
  71包培之:《壽州孫家與中孚銀行》,《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第141頁。
  72同上,第142頁。
  73張國淦:《北洋述聞》,第76—77頁。
  74《容庵弟子記》卷三。
  75吳虯:《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北洋軍閥》(一)第1012頁。
  76胡思敬:《國聞備乘》,《近代稗海》(第1輯)第289頁。
  77同上,第269頁。
  78《容庵弟子記》卷一。
  79《袁世凱奏議》(上)第361頁。
  80參見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第224頁。
  81費行簡:《現代名人小傳》(上)第96頁。
  82陶樹德:《我眼中的幾任直隸總督》,《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第119頁。
  83山根幸夫:《袁世凱與日本人》,《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79頁。
  84《土肥原密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第174—175頁。
  85參見山根幸夫:《袁世凱與日本人》,《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82頁。
  86顏惠慶:《周止庵先生事略》。
*《袁世凱評傳》第三部分
  1904年末,日、俄為爭奪東北而劍拔弩張,嚴重的局勢迫使亟須休養生息的清廷重整軍備。直隸緊鄰東北戰場,作為總督的袁世凱,守土有責但兵力單薄。本章開頭所選引文是袁世凱向朝廷匯報佈防情況、分析形勢並要求籌餉擴軍的奏折。袁根據俄、日備戰的規模,提出至少要有六萬軍隊方能勉強滿足直隸一線和京畿佈防的需要。						
---------------
送「高帽」的學問一(1)
---------------
  1904年末,日、俄為爭奪東北而劍拔弩張,嚴重的局勢迫使亟須休養生息的清廷重整軍備。直隸緊鄰東北戰場,作為總督的袁世凱,守土有責但兵力單薄。本章開頭所選引文是袁世凱向朝廷匯報佈防情況、分析形勢並要求籌餉擴軍的奏折。袁根據俄、日備戰的規模,提出至少要有六萬軍隊方能勉強滿足直隸一線和京畿佈防的需要。而擴軍,先要籌餉,否則,巧婦亦難為無米之炊。危機往往同時又是機會,北洋的大規模擴軍,正是藉著危機才得以名正言順地進行。此前,為了解決國防空虛的危機,國勢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凱的建議,設立督辦練兵處,統一管理全國軍制改革與擴練新軍事宜。袁世凱多年來通過軍事教育積蓄的人材資源使得他能夠承此重任,並利用練兵處的名義動用全國的財力擴充北洋的軍事實力,北洋六鎮很快編練成軍。同時袁世凱還成功進行了以常備軍制替代傳統的募兵制的改革,並全面引進了日式的軍事教育。日俄戰爭期間,清廷及袁世凱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並進行了情報上的合作,而日俄戰爭的後果還將在很長的時期內影響到中國的歷史走向。袁世凱之所以能夠如其所願地實現北洋的擴軍,日俄戰爭所造成的形勢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貫的雄心和對軍事人才持續的培養和儲備則更為重要,使他在機會來臨時,有足夠的資源可供使用,從而把握住了機會。北洋擴軍的成功和全國編練新軍熱潮的興起,使阽危的國勢得以緩和,也使中國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陸軍,由此而言,袁世凱的擴軍可以說是功在國家、民族。袁之新政、擴軍,都應放到具體的歷史年代和環境中去觀察和評判,見解、看法盡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觀、真實可信才是史學的基石。
  密陳遵照傳諭統籌佈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為欽遵傳諭,統籌佈置,謹將時勢情形,恭折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處王大臣電寄各省督撫內開:俄日相持益急,如竟決裂,中國勢處兩難,自當妥籌辦法,除奉直邊要各地方,應由北洋統籌佈置,派兵嚴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邊各口,務須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黨游勇,伏莽孔多,誠恐妄造謠言,乘機作亂,致別國借口,復生他變,尤宜預為防範,並飭屬認真保護洋人財產、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虞。報紙消息,往往誤傳,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鎮靜,不動聲色,妥密籌備為要。奉諭密佈,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應欽遵,嚴密籌防,惟現在時勢情形,有不得不披瀝上陳者。
  查日本以協約齟齬,早修戰備,俄人初意不願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東三省日夜運兵,探聞已增至八萬,合舊駐兵數,共計十八萬七千餘人,其已備待發者尚有七萬餘人。俄之宗旨已變,自不肯輕易撤退。而日本舉國鼎沸,又不能聽俄所為,兩不相下,戰端難免。就我現在情勢而論,不得不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邊,不許客兵借境為要義。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潰卒,我之土匪,必須認真防堵;而兩大(國)構兵,逼處堂奧,變幻叵測,亦不得不預籌地步。畿輔為根本重地,防範尤須穩固。直境北連蒙古,俄與蒙疆接壤,處處空虛,由張家口達恰克圖僅兩千數百里,為俄人往來孔道;直之熱河,東毗奉境,俄方佔據奉省,將來資為戰場。計東北邊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數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計,非十數萬人不克周密,蓋人皆以數十萬眾角逐遼海,我之防兵非萬人不足支一隅,又須聲勢聯絡,互相策應,方免疏虞。惟我方餉絀械乏,斷難集此重兵。然詳查形勢,扼要設防,至少亦須有六萬人,以萬人拱衛京師,以五萬人分佈邊要,庶可資以屏蔽。
  現查直境兵力,淮練各營,迭經裁汰,僅可巡緝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經成軍,只可調防京師;自強軍兩千餘人,現亦分佈巡防;臣所部大支戰兵,只武衛右軍七千人,常備軍九千餘人。此外有提督馬玉昆所部武衛左軍一萬人,姜桂題所部毅軍五千人,遇有徵調,除去看守營房,護運糧械外,應戰之兵,不過三萬,仍須分兵留駐京城,巡防近畿,計不過兩萬餘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約禁運軍火,各軍子彈大半缺少,軍械又多參差。臣前曾與慶親王奕密商,擬增兵三萬並籌備軍火以資分佈。嗣因餉項難籌,先增募一萬,酌購軍械,備助防守,計一萬人正餉通年約需百萬兩,而購備槍炮及子彈並各項戰具、雜支,約需一百數十萬兩,可指之項,只有練兵處奏請由直隸挪借一百萬兩,其所請部撥之二百萬兩,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擬增足三萬人,勢難籌辦,然非此又不足以佈置。
---------------
送「高帽」的學問一(2)
---------------
  臣九月間奉召入對,曾以預籌餉項為請,當蒙面諭,由部籌撥,迄今已逾兩月,尚無的款在計。臣籌措為難,自系實情。然及今募兵購械,已覺為時甚迫,如再延宕時日,待至俄、日兵連禍結,雖有巨款,而烏合之眾不足防禦,遠購之械難應急需,勢將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責於萬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關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籌劃,力求周備,倘實在無餉接濟,或撥餉不能應時,臣何能無米為炊,惟有盡現有之餉以備兵,亦惟有盡現有之兵以佈防。設或防範不周,貽誤大局,臣固不能稍辭其責,而力止於此,應在聖明洞鑒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財力,已故大學士臣李鴻章、故督劉坤一之久歷戎行,老謀深算,而關內外各軍不下二十萬,仍每以兵單為憂。況現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疇昔,而駑下如臣,處此財才極窘之秋,提此兩萬餘眾之卒佈置防守,實有不能不為鰓鰓過慮者也。臣通盤籌劃,夙夜焦思,非兵無以佈置,非餉無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飭下戶部迅籌切實的餉,以應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諭統籌佈置情形,理合恭折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庚子事變後,中國背負了極大的賠償債務,國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隸,民變兵燹過後,城鎮殘破,百業凋敝,正是亟需整頓善後,修養生息的時候。清廷為了挽回頹敗的國勢,重提變法,袁世凱也正在一馬當先地在直隸推行新政,經費本已不足,為何又要朝廷擠出大量經費來整軍經武呢?原來中國此時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國土大部分被劃為各列強的勢力範圍,因而列強間的矛盾和利益爭奪,一舉一動無不牽動國內的政策走向,改變著行政的輕重緩急次序,想關起門來搞發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時,中國的東北上空戰雲密佈,日、俄之戰看來已勢不可免,所以擴練新軍,這個在亂後恢復時期原可緩一步進行的事情,現在又成為頭等急務了。日俄為什麼,憑什麼要在中國的領土上開戰?這就要我們回過頭來,從因老李病逝而中斷了的中俄關於收回東北的交涉談起了。
  因為頭緒紛繁,本章擬從三個方面敘述、捋清國際政治對中國內政的影響,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機中給袁世凱提供了擴充北洋實力的機會。從列強爭奪的大背景下,我們才可能較為客觀地看待北洋擴軍的原因。袁世凱主觀意願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國防的需要,形勢的逼迫,而練兵的資源掌握在袁世凱這裡,所以因逢時會,成就了他的事業。不是有句話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嗎?袁世凱當年小站練兵,建立隨營學堂,持續不斷地培訓、吸納人才,反映了他的遠見,也積累下了北洋雄厚的軍事資源,當機會到來的時候,練兵擴軍自然非他莫屬,豈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從中、俄收回東北的交涉說起。李鴻章去世後,雙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開滿洲問題的談判,中方為另一全權大臣慶親王,俄方為駐華公使。慶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經驗、能力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袁世凱此時已同慶王搭上關係,以自己對列強的觀察和判斷向他提供建議:「各國均無困辱我國的詞氣,而且互有意見,不可能協同一致算計我們。俄國條約利在拖延,斷沒有因此發生戰事的可能2。」慶王心裡有了底,拒絕了華俄道勝銀行合同(俄國打著道勝銀行名義,為的是把它偽裝成民間經濟往來活動,避開其他列強的干涉),並故意將俄國獨佔滿洲權益的意圖透露出去,引起了其他列強的關注,開始對俄國施加壓力。如日本公使曾就中俄交涉質詢奕,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則分別向中俄抗議由俄國獨佔滿洲權益。日美等國的質詢和抗議,其實正中清廷的下懷,使之可以以此為由,抵制俄國的要求。2月3日,美國再次照會中俄及各列強,提請注意東北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原則。2月9日,俄國在答覆美國的抗議時,否認損害了滿洲的門戶開放;由此,奕?才敢於在11日正式拒絕俄國要求,中止了談判。
  由於其他列強的壓力和懷疑越來越大,俄國負責此事的微德伯爵(即維特,時任財政大臣)指示加速撤軍條件的談判。這樣,在4月8日(舊歷3月1日),清廷全權大臣奕?、王文韶與俄國公使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條約計四條:(1)東北歸還中國,「一如俄軍未經佔據以前,仍歸中國版圖及中國官員治理」;(2)清廷「實力遵守」1896年與道勝銀行訂立的各項合同條款,保護鐵路及在鐵路任職人員,保護「在東三省所有俄國所屬各人及該人各事業」;(3)俄軍分三期於十八個月內撤出東北全境;(4)俄軍撤退前,東北中國駐軍人數、駐地必須與俄軍「會同商定」。俄軍撤完後,中國東北駐軍的增減,必須「隨時通知照會俄國」,等等。顯然,俄國遠沒有撈到預想的大便宜,實現獨霸東北權益的目標。俄國簽定此約和如約進行首期撤軍都不過是緩兵之計,以爭取時間做好自己的戰略安排。
---------------
送「高帽」的學問一(3)
---------------
  在與德國結成戰略同盟,在歐洲方面免除了後顧之憂後(德國許諾保護俄國的後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遠東政策再次趨於強硬,表現為強硬派的伯仔布拉塞夫(Bezobrazoff)的影響增大,而主張緩進的微德開始失勢。伯氏主張修改「4·8」協議,否則不能撤軍,因而在1903年2月7日召開的俄國外交、財政、陸軍、海軍四部大臣與駐中、日、韓三國使節的會議上,決定暫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對中國提出保障俄國權益的新條件;在朝鮮問題上,則可與日本妥協。這樣,俄軍在4月8日第二期撤軍期限到期後,不但不按期撤出瀋陽、牛莊、營口、遼陽和吉林等地,反而於4月18日由署理公使普拉松向清廷提出所謂保障俄國權益的新「七條」,其主要內容是:(1)東北官制不得更改;(2)營口以外不許開作市場;(3)俄清兩國之外,無開掘東北礦山權;(4)俄國得以其國之兵,保護東清鐵路;(5)東北置於俄國監管之下,不許他國干預;(6)設商務衙門於奉天,派俄國軍隊保護;(7)東北練軍由俄國軍官訓練。這些獨佔東北的交涉活動都是以秘密外交的方式進行的,清廷既無力對抗俄國,也就故伎重施,於次日將消息透露於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內田連夜拜訪奕,勸阻不要接受俄方要求,隨即將此消息轉告了美國駐華公使。美國於數天之後即向俄抗議其違背門戶開放的約定;日本外相也面告中國駐日公使蔡鈞,「俄要求的七款,萬勿允許,日本已約英、美一起力阻3。」
  俄國表面上虛以委蛇,否認有獨佔東北之意和新「七條」,背後則決定進一步奪占哈爾濱、齊齊哈爾、富拉爾基、寧古塔、海拉爾、琿春、松花江河道、齊齊哈爾至海蘭江大道等城市和戰略要地。5月,尼古拉二世任命主戰派的伯仔布拉塞夫為樞密參贊,並指示俄遠東總督阿萊克息夫加緊備戰,「以保持在滿洲獨佔勢力之決心」,並照會中國外務部,要求滿洲開設商埠或他國領事館,必須事先商得俄國同意,並繼續施壓,要清廷接受其「七條」。8月12日,俄在旅順成立遠東總督府,任命阿克萊息夫為總督,統一掌握遠東地區軍政大權,完成了戰爭指揮體制。
  清廷的應對辦法就是開放東北。8月13日,奕答應與美國簽訂商務續約,開放瀋陽、大東溝為商埠,並中止了中俄間關於「七條」的談判。俄國則決定不理會中國而專力於同日本的交涉,認為只要俄日間達成了交易,中國只能屈服。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日俄間的交涉。李鴻章死後,英、日通過張之洞、劉坤一等向清廷傳遞消息(當時太后一行還在回京的路上),要中國萬不可迫於俄國壓力而輕易定約。日本原本想與俄國作一番交易,從滿洲分一杯羹。日本元老伊籐博文借訪俄之機,曾向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如果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地位,日本可允許俄國在滿洲的自由行動權,只希望東清鐵路給日本以運費上的優惠4。但當時的俄國根本沒有看起日本這個小夥計,伊籐的試探不得要領,無功而返。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在為期五年的盟約中規定,在中朝兩國遭到其他國家的侵略和發生「騷亂」時,雙方有權採取保護本國利益的行動;因此當任何一方與第三國作戰時,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但在又一國家介入時,就要援助盟國而參戰;英國也承認日本在朝鮮「政治上、商務上以及工業上之特殊利益5」。日本有了英國作後盾,態度轉為強硬,不但極力阻止清廷與俄國簽約,而且極力挑動美國出頭對俄施壓,於是就有了2月1日美國務卿海約翰抗議俄國試圖獨佔滿洲權益,要求東北之開發應履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日本此時還存有與沙俄搞交易的心思,所以其活動還隱藏在幕後。
  俄國見英日結盟對付自己,先是拉法國於1902年3月16日發表共同宣言,宣佈將俄法同盟的適用範圍擴大到遠東,但在美英日的壓力下,表面上否認有獨佔東北的意圖,並在4月8日與清廷簽訂撤軍條約並進行了第一期撤軍。但這只是掩人耳目,爭取時間的緩兵之計,花了那麼大氣力,絞了那麼多腦汁才抓到手裡的東西,俄國是絕不打算放棄的。它所顧忌的是英國在歐洲方面的威脅,為此,8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與德皇威廉這個「黃禍」論的首倡者進行了會晤,商討遠東「黃禍」及共同對付英日同盟的問題,不過此時的所謂「黃禍」,所指既非匈奴、蒙古,也非睡獅中國,而是新近崛起的日本。由於俄國不願廢除與德國之宿敵法國的同盟,兩國便不能結成新的同盟,但威廉二世答應為俄國防守後方。有了威廉這個承諾,尼古拉即決心在遠東用強了,這就是新「七條」出籠的背景。
  日本在得知俄國反悔加碼的消息後,一面通知美國,一面研究對策。同俄國一樣,在滿洲問題上,日本也有兩派。一派以現任首相桂太郎為首,是主戰派;一派以元老伊籐為首,主張談判解決。在6月舉行的御前會議上,兩派爭執不下,桂太郎內閣遂於7月1日辭職;但明治天皇採納了桂太郎的主張,並由他於7月15日再次組閣,宣告了主戰派的勝利。由於擔心中國難以頂住俄國的壓力,日本終於在10月赤膊而出,從幕後跳到了前台,開始親自與俄國交涉滿洲問題。但在可能的條件下,日本還是想在談判桌上參與滿洲權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價已較前有所提高,日本開出的條件是:朝鮮歸日本,滿洲鐵路歸俄國;或者,雙方互相承認對方在朝鮮和滿洲擁有對等的「優越勢力」。
---------------
送「高帽」的學問一(4)
---------------
  孰知俄國根本不理日本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並以此作為談判的基礎,談判也由莫斯科轉到了東京。俄國方案的要點是,「互相尊重朝鮮獨立及領土,不提中國,日本承認滿洲在其利益範圍之外」,潛台詞是:朝鮮這盤小菜誰也別動,滿洲這道大餐日本無由享用。這樣當然談不出什麼結果來。10月8日是俄國撤軍的最後期限,但俄軍非但不撤,反而不顧中國抗議,將已撤之軍開回,相繼侵佔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將軍增祺,進佔海城,並明確通知日本,俄只同意與日談判朝鮮問題,滿洲是中俄兩國之事,他人不得干預,交還滿洲中國必須給俄國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絕望,於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決定向俄國發出「覺書」(即警告備忘錄),開出的條件是:保全滿洲領土(即只承認俄國的鐵路權益),承認朝鮮在俄國利益範圍之外。俄國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開御前會議,決定開戰。
  日、俄為何在滿洲和朝鮮問題上較這麼大的勁兒,甚至不惜兵戎相見呢?這就不能不由當時國際政治中流行的地緣政治說起。沙俄將領土擴張到遠東之後,為了鞏固對西伯利亞的控制,開始進行連接海參崴和俄國歐洲部分的西伯利亞鐵路的修築,同時還要尋覓一個太平洋沿岸的不凍港,俄國看好的就是中國東北的旅順港。這條鐵路要橫穿黑龍江地區,不僅可以縮短里程,節省大量施工費用,而且方便將來控制中國東北,所以俄國要假仗義一番,在甲午戰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中出頭,博取中國的好感;此後則誘使清廷與之結盟,借口方便戰時向中國快速運兵,「保衛」東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騙取了中東鐵路的修築權。所謂「中東鐵路」,即從滿洲裡經齊齊哈爾、哈爾濱、牡丹江直至綏芬河,將西伯利亞與海參崴連接起來,橫跨黑龍江的鐵路。
  第一步目的達到之後,俄國借膠州灣危機,中國迫切需要俄國履行中俄密約「保護中國」的條款之機,以屯駐軍艦,向德示威的名義,強租旅大,攫取了這個不凍港不說,還以駐軍後勤需要為借口,壓迫清廷同意其修築了北起哈爾濱,經長春、盛京(瀋陽)直達旅大的鐵路,稱為南滿鐵路。這樣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形成了一條縱橫貫穿整個東北的「丁」字形大幹道,1903年全線通車後,俄國即完全控制了東北的交通命脈。
  1900年庚子事變的爆發給了俄國人新的借口和機會,即借義和團排外破壞鐵路、電桿之事,以保護中東、南滿鐵路為名,全面武力接管東北,或實行殖民統治,或直接納入俄國版圖;由於東北居民均為黃種人,故此吞併中國東北的計劃又被稱作「黃俄羅斯計劃」。起初,俄國還想故技重施,所以攻佔北京後,另搞一套,拆列強一致對華的台,主動撤兵至天津和東北,向清廷示好,試圖騙取東北更多更大的權益。但幾年中清廷已充分領略了與俄國「友好」的代價,所以在歸還東北的交涉中,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與老對頭日本走到了一起,甲午之戰後降到冰點的中日關係迅速升溫,這也是日俄戰爭中中國暗中站在日本一邊的原因。
  日本則自明治維新後,作為一個後起的小帝國主義,也亟思加入19世紀的殖民主義行列,故木戶孝允、西鄉隆盛等維新元老提出了「征韓論」、「征台論」等擴張主義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所謂「大陸政策」。這個政策的具體內容,1890年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國會上發表的《外交策略論》中說的最為明白:「國家獨立自衛之道,一是捍衛主權線,二是防護利益線。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是也。何謂利益線?即同我主權線的安全緊密相關的區域是也。」而處於列強紛爭的時代,「僅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的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6。」這個所謂的利益線就是朝鮮和滿洲,從朝鮮壬午兵變、甲申政變直至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乃至後來的「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等等,背後起主導作用的都是這個「大陸政策」。日本此時口頭上對中國大講「親善」、「東方黃種人應團結起來對抗西方白種人的侵略」等等動聽的話語,與俄國人原來那套狡詐的欺騙沒有兩樣。只不過俄國決心獨佔東北的權益,不僅不分給它一杯羹,反而連朝鮮也不讓日本獨得,日本才不得不跟俄國人拼老命。如果俄國人讓步,日本是很願意同俄國攜起手來,共同瓜分中國的呢。
  朝鮮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甲午戰敗後,隨著清廷勢力的全面退出,日本滿想著獨吞朝鮮,不曾想李氏王朝的「太后」式人物——閔妃搞起了親俄,她運用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子來,不在擅長此計的李鴻章和袁世凱之下。到了手的果實不能享用,日本人真是惡向膽邊生,一不做,二不休,於1895年10月,日本以閔妃的老對頭——大院君的名義,發動政變,殺死了閔妃,組成了親日派政府,史稱「乙未事變」。俄國自然不肯坐視,1896年2月,袁世凱原來的老對手、俄國公使韋貝與親俄派大臣李范晉、李完用等將高宗李熙誘入俄國使館,置於俄國保護之下。國王在手裡,俄遂得以「挾天子以令諸侯」,重新組成了親俄政府,並通過一系列與日本的雙邊談判和協議,實際上將朝鮮置於俄日共管之下,兩國享有對等的權益。而在暗中,俄國還同朝鮮政府簽訂了秘密協定(1896年6月於莫斯科),保證保護朝鮮國王,向朝提供軍事、財政援助,並許諾在朝鮮發生重大事變時予以軍事援助。俄國還取得了訓練朝鮮新軍,管理朝鮮財政和海關稅務的大權。
---------------
送「高帽」的學問一(5)
---------------
  日本人以戰爭流血換來的成果,就這樣讓俄國人不費一兵一彈地輕易攫了去,心裡面那種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難想像的。為此,日本人又像當年針對大清國那樣,開始了為時十年厲兵秣馬、臥薪嘗膽的備戰活動,日、俄之間的這場對決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於「大陸政策」與「黃色俄羅斯計劃」在滿洲和朝鮮的大撞車必不可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問題,鄰近國家的強大本身就構成對自己國家的威脅,這一點我們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會有「遠交近攻」的古訓,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殘酷事實。什麼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看看當時的清廷和朝鮮就知道了。所以讀者千萬不要天真到相信國際關係中有什麼「友好」、「信義」可言,國際政治背後起作用的就是國家利益,支撐著外交談判的是經濟和軍事實力,妥協不了就要在戰場上見高下,戰敗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帶給中國人的最大教訓就是《書經》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落後、愚昧、衰弱和內亂,必會招致外敵的覬覦和攻擊。庚子事變後的中國和東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凱已經摸清日本為了東北不惜一戰的底牌,故致電外務部,提出日俄如果決裂,中國應採取局外中立的方針。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國駐日公使楊樞,日本已經備戰;日本外務省同時通知駐華公使和駐滬領事,要他們將此事通告主管外務部的慶親王和兩江總督魏光燾。在證實了戰爭必不可免後,袁世凱27日再次致電外務部,要求戰爭期間,中國應守局外中立的方針。袁世凱的建議,顯然是當時條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選擇,孱弱不堪的大清國此時誰也開罪不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兩個強盜,因分贓不均而在自己的家裡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電諭各省,日俄開戰,嚴守局外中立。此前,為了防止這場在自己領土上的戰爭發生,清廷曾做過最後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連會見阿克萊息夫,希望俄國能夠履約以避免戰爭,自然議無所成,弱國無外交,這也可以算作一個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開了御前會議,商討應付的對策。會議的結果是命令袁世凱整軍節餉,以備防守。18日,又由軍機處致電各省督撫,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邊要各地由北洋統籌佈置派兵嚴防外,命沿海沿江沿邊各口加意扼防,並認真保護洋人財產與教堂。本章開頭的奏折,就是袁世凱對這封電諭的回復。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況如上,清廷自己為了應急,先是批准袁世凱在直隸招募六千人組成「新練軍」,為此1902年6月,袁世凱奏准成立北洋軍政司,進行了初步的軍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謁掃西陵,作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袁世凱一路陪同,在謁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詢練兵和鐵路事宜,袁的答覆使太后甚為滿意。袁趁熱打鐵,上奏《陸軍訓練簡易章程》,並建議設立練兵處,作為陸軍參謀本部,統一事權,負責督練考察全國的新軍。但當時的軍機領班榮祿重病在身,已無力顧及於此了。4月榮祿死後,奕進入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袁立即派楊士琦進京重賄結交奕,與之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為北洋未來的擴軍打下了基礎。
  當年秋天,日俄在東北問題上的對峙日益嚴重,11月間,朝廷兩次召袁世凱進京磋商對策,袁遂再次提出設立練兵處的建議,以統一軍政事權於中央、便於整軍經武的理由說動了太后和慶王,責成他進行籌劃。袁回到天津之後,在督署「三日未見屬員」,親手擬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練兵處成立於北京(在今東城錫拉胡同),慶親王奕為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為襄辦大臣。練兵處設提調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擔任,下設軍政、軍令、軍學三司,由劉永慶(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馮國璋)、王士珍(副使陸建章)擔任各司正使。鐵良基本上是個擺設,只是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個旗人罷了。上有奕、袁世凱,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鐵良夾在中間,只能應聲附和8。
  從練兵處的這個班底來看,不啻是直隸軍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員全都是袁世凱小站班底的骨幹成員。袁世凱多年來堅持不懈地抓軍事人材的培養,在此時顯出了效果,練兵的人才資源在他的手裡,練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屬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時已同其結為一黨,因而對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邁多病」為由,奏「請太后責成袁、鐵悉心經營,而自己但總其成9」,因而練兵處的實權操於袁世凱的手中。由此,清廷這次全國性的整軍經武,也自然要以北洋為藍本,其營制餉章、軍校訓練規章制度的制訂,則是依樣畫葫蘆,全都出自北洋新軍的那套制度,袁世凱也最終實現了按自己願望重振陸軍的目的。
---------------
送「高帽」的學問一(6)
---------------
  但光有了練兵的大權遠遠不夠,練兵最缺、最緊要的是餉。按照袁世凱為練兵處制訂的龐大練兵計劃,全國要分省限期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他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過,「所謂自強者,不是湊百十萬餉銀,招募幾千士兵所能辦成的。必須放手經營,籌餉數千萬,練兵數十萬,然後才可以說得上自保10。」袁世凱掌控練兵處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練兵處的名義,徵調全國的財力來擴充北洋的實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國藩、李鴻章那樣,成為大清國的軍政領袖、中興名臣。
  但各地督撫對於自己掏錢、北洋練兵的作法並不買賬,朝廷向各省攤派的一千萬兩餉銀,遲遲不能到位。袁世凱為餉源不繼頭痛不已之際,日俄相爭,東北上空戰雲密佈,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緊張,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傳言。直隸鄰接東北,世凱守土有責,在接到朝廷要他嚴防「直奉邊要各地」的電報後,遂藉機訴苦,再次提出軍餉不足問題,要朝廷加大催餉的力度。我們在本章開頭見到的這篇奏折的背景即在於此。
  袁世凱此折的要點在於「非兵無以佈置,非餉無以增兵」這句話上,潛台詞是:佈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錢。局勢儘管已很緊迫,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倘實在無餉接濟,或撥餉不能應時,臣何能為無米之炊?惟有盡現有之兵以佈防。設或防範不周,貽誤大局,臣固不能稍辭其責,而力止於此,應在聖明洞鑒之中。」頗有「盡人事,聽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籌防問題上折,就前此與慶親王、鐵良商定的添兵三萬,籌餉六百萬的計劃作了大幅度調整,「以目下計之,必先集三百萬方可舉辦,應先切商戶部,無論何項必須先提二百萬,再由北洋挪借一百萬,共湊足三百萬解交練兵處,名為開辦練兵處費用,實則用以籌防11」。太后此時正倚袁世凱為長城,哪能讓軍餉壞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戶部先撥三百萬兩用以籌防。翌年7月11日,太后為加大籌餉力度,親自下達懿旨,要求各省督撫「務審大局之安危,知事機之緊迫,不分畛域,共濟艱難。」此後各省才認真認繳攤派費用,截至1905年末,總計認繳了七百七十九萬七千兩12。袁世凱在直隸也盡量羅掘,除李鴻章留下的淮軍銀錢所的利息和長蘆鹽斤加價的收入外,直隸還在1905年初發行了四百八十萬公債用於支付北洋軍餉,開了地方發行公債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使北洋新軍迅速擴張,據統計,北洋軍費的78.3%來自外省,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萬兩練兵餉銀中,就有六百多萬兩用於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義前夕,清廷除禁衛軍外,共編練成十四鎮二十協新軍,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陸軍,而其中最為精銳的,就是袁世凱一手編練出來的北洋六鎮。其擴展過程簡要介紹於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屬縣,會同地方官,選募壯丁六千,在保定編練為十營,稱為「新練軍」,餉源為順天(即北京)直隸善後賑捐款項下的一百萬兩銀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練軍」基礎上增募兩營,續添馬、炮、輜重兵種,編成北洋左鎮。同時奏准改革軍制,從募兵制改為常備軍制;設立直隸軍政司,袁自任督辦,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總辦。
  三、1903年底,以北洋練軍馬隊及分駐馬廠的北洋親軍裁改成為步隊一協(旅)、馬隊一標(團);又赴河南、山東、安徽等省招募新兵一協、炮隊一標,於1904年3月組建成北洋右鎮,分駐小站和馬廠。當月又奏准將左右鎮改稱為第一、第二鎮。
  四、1904年3月,袁以直隸巡警營(1902年8月,由武衛右軍抽調三千人組成,派駐天津和津榆鐵路沿線)「北段」13的一千五百人為骨幹,添募新兵,編為第三鎮,調往保定進行訓練。
  五、1905年2月,將駐紮南苑、海澱的姜桂題所部武衛右軍的一部分,與1901年由江蘇調來由袁教練統率的「自強軍」二千人合編為第四鎮,仍駐留原地。
  六、1905年5月,將留在山東的「武衛右軍先鋒隊」(袁世凱在山東時,由原山東巡防營裁編而成)十二營,加添步隊一協,編為第五鎮,駐留濟南一帶。
  七、由清廷交辦,在保定編練的京旗常備軍(全部由旗人組成),在1905年統一全軍番號時(各種雜牌番號一律取消,通稱陸軍)被定名為陸軍第一鎮。原北洋第一鎮被改為陸軍第二鎮,北洋第二鎮改為陸軍第四鎮,第三、五鎮番號不變,第四鎮改為陸軍第六鎮,這就是袁世凱一手編練,赫赫有名的「北洋六鎮」,總兵力約六萬八千人,加上北洋各軍事學堂人員,總數約七萬人。在整個新軍(總數約十七萬人)中占約2/5。
---------------
送「高帽」的學問一(7)
---------------
  此外,在正規軍之外,袁還將駐紮直隸的原淮軍各營整頓改編為三十九營,即「北洋巡防營」,分為前、後、中、左、右五路,分別由夏辛酉、張勳、李天保、徐邦傑、邱開浩統帶,駐紮於直隸各州縣,專用於「彈壓地方,緝捕盜賊,巡查鐵路電線」。此外,原宋慶統率的武衛左軍(即毅軍)二十餘營約萬餘人,在宋慶死後由馬玉昆統領,1908年馬去世後,由姜桂題(小站舊人)接管,由此納入了袁世凱的北洋系統。袁世凱此時所掌控的軍隊超過十萬人,而北方各省新軍也由北洋教練,因而間接受到北洋的影響。
  北洋六鎮中,除第一鎮由旗人組成,袁不能完全控制外,其餘五鎮全部是袁的嫡系。六鎮的軍事首長也是由袁一手選定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小站出身。如第一鎮統制(師長)先後為鳳山、何宗蓮;第二鎮統制先後為王英楷、張懷芝;第三鎮統制先後為段祺瑞、曹錕;第四鎮統制為吳鳳嶺;第六鎮統制先後為王士珍、趙國賢。在協(旅)、標(團)這兩級擔任協統(旅長)、標統(團長)的高級軍官也都是當年小站的營連級的骨幹。袁世凱小站練兵十年之後,至此大獲豐收。在此基礎上也形成了清末民初中國最大的軍事政治集團——北洋集團
  庚子事變之後,清軍的主力——榮祿治下的武衛軍,除遠在山東的武衛右軍外,基本上瓦解,京畿一帶的防衛十分薄弱。此時大清國的軍事力量,基本上還是以舊軍為主,主要由滿族八旗和綠營組成。八旗分駐各大城市和邊防要地,由滿族將軍統領,號稱二十五萬,實則不足十九萬,除京營八旗裝備有新式槍炮外,大都仍用刀矛弓箭,而且旗營官兵多為世襲,此時已腐敗不堪,談不上什麼戰鬥力了。綠營主要由老綠營、防軍和練軍(主要由原湘、淮勇營編練而成)構成,1906年後統一改編成為巡防營,是各省總督、巡撫統帥下的地方部隊,1905年時尚有四十四萬餘人。但「此種兵丁散駐各州縣,半數左右都是當地土著,平時絕不操練,槍械服裝旗幟幾乎全都霉敝不堪……且不論能否作戰,就是捕緝盜賊也難得力,甚至有全營空額,並無此兵者14。」新軍除去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外,還有張之洞在湖北編練的少數新軍,總共加起來,不過三萬人左右。以大清國上千萬平方公里(當時外蒙古還在大清的版圖之內)的廣袤國土,僅靠著這七十幾萬素質窳劣的軍隊防守,國勢不能不說是亟亟可危。所以整軍經武確實是國家當時應放在第一位的大政,但戰亂之後,恢復為先,再加財力支絀,不能不暫緩實行。而日俄戰爭則迫使清廷不能不軍備優先,袁世凱乘時而起,承擔起擴練新軍的大任,實現了從募兵制向常備軍制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一支近代化的陸軍,增強了國家的防衛力量,可以說是功在國家。不錯,北洋是佔用了練兵經費中的大頭,但問題是它應不應該佔用?北洋練兵資源雄厚,又須拱衛京畿重地,且又緊鄰東北戰場,防衛需要迫切,諸多因素造成的形勢,使袁世凱得以利用天下的資源擴練北洋新軍。袁世凱的成功,時也,勢也。後世的一些批評家不看當時阽危的國勢,一味指責其出於野心發展個人勢力,這不僅有昧於史實,也有失客觀公正。
  在太后為東北的局勢焦慮,袁世凱以其有限的兵力在關內外佈防之際,俄、日兩國也都基本上完成了作戰的部署。在俄國方面,被任命為遠東總督的阿克萊息夫的部署是:
  一、以兩個陸軍師固守旅順要塞。
  二、以七千陸軍防守海參崴。
  三、以兩個陸軍師(約三萬人)防守鴨綠江一線,阻擊日軍。
  四、將遠東陸軍主力編為兩個軍團,一個佈防於海城、遼陽、瀋陽一帶,阻滯日軍,等待援軍;第二軍團屯駐於哈爾濱一帶作為戰略後備隊。
  五、海軍則避免決戰,保存實力,等待波羅的海艦隊來遠東匯合,形成絕對優勢後,再與日本海軍決戰。
  俄國當時的軍事實力遠超過日本,陸軍至少擁有七十個師,約二百零七萬餘人,駐紮在遠東的陸軍為四個師約十二萬人;海軍則擁有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和黑海艦隊,各類艦艇二百五十艘,總噸位八十餘萬噸。俄國的國力、資源利於打持久戰,故俄方總的戰略是,以逸待勞,消耗日本的有生力量;戰略目的是,以海軍阻止日本艦隊深入黃海和陸軍登陸作戰,堅守海參崴和旅順口;以一部分陸軍阻擊、遲滯朝鮮方向的日軍,待增援部隊到來和海軍獲得制海權後,大舉反攻,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
  日本則臥薪嘗膽,經過十年的精心準備,此時陸軍已擁有十三個現役師計二十餘萬人;海軍則擁有六艘鐵甲艦、六艘重巡洋艦(即所謂「六六艦隊」)和其他一百五十二艘艦艇。日本軍力、資源均遠較俄國薄弱,故利於速戰。日本參謀本部制訂的作戰計劃為:
---------------
送「高帽」的學問一(8)
---------------
  一、陸上先以三個師在朝鮮登陸,佔領朝鮮;然後推進至鴨綠江。海上則以突襲方式殲滅俄太平洋艦隊,奪取制海權。
  二、陸上以陸軍之一部渡過鴨綠江,出擊、牽制俄軍,主力則以三個師加二個旅的兵力,從遼東大孤山登陸,攻佔旅順口,然後與朝鮮過來的三個師匯合,北上與俄軍主力決戰。
  三、在哈爾濱的俄軍第二軍團增援反擊時,以決戰殲滅之。
  日軍的戰略目的是,攻佔中國東北、俄國濱海地區和庫頁島。1904年2月,日本已經獲悉,俄軍準備在波羅的海艦隊到達遠東,西伯利亞第三軍團組成和旅大船塢竣工後對日開戰;日本陸軍參謀長大山巖向天皇建議先發制人,突襲俄軍。2月4日,日本召開了第三次御前會議,決定對俄開戰。2月8日,日軍突襲仁川,泊於仁川港內的兩艘俄艦被擊沉,登陸部隊隨即開進並佔領了漢城。9日凌晨,東鄉平八郎率領的日本聯合艦隊突襲了泊於旅順口外的俄太平洋第一分艦隊,包括一艘鐵甲艦在內的四艘俄艦遭受重創,被迫退入港內;日軍隨即三次將商船鑿沉於海口,將俄國艦隊封鎖於港內,取得了海上優勢。同日,俄國對日宣戰,日本則於次日才對俄宣戰。看來,日本人是慣於打這種突然襲擊、不宣而戰的戰爭的,往前說有甲午,往後看有「九·一八」和珍珠港。
  在陸戰方面,日本第一軍(約四萬五千人)在仁川登陸,控制了朝鮮之後,於5月初越過鴨綠江,擊敗了俄軍東滿支隊(一萬九千人),攻佔了九連城、鳳凰城,前哨直出太子河,威脅到遼陽俄軍的側後方。
  5月5日,日本第二軍(三萬五千人)在遼東半島的貔子窩登陸,於26日攻佔金州南山,切斷了旅順守軍與遼陽、奉天方向俄軍主力的聯繫。
  5月19日,日軍第十師團在遼東大孤山登陸,6月8日攻佔岫巖,12日佔領懷仁。
  5月29日,日軍第三軍(六萬人)在大連附近的張家屯登陸,30日攻佔大連及青泥窪,進逼旅順口。7月5日攻佔旅順城兒山,28日攻佔劍山,30日攻佔狼山;8月7日佔領大小孤山,炮擊旅順港內的俄國軍艦。
  在第三軍接手圍攻旅順後,第二軍則北上,一路攻克熊岳、蓋平、大石橋、營口、崗瓦寨、海城,與遼陽方向的第一軍會合。
  7月,新組建的日第四軍(二萬六千人)也到達湯山城一線,這樣日本第一、二、四軍形成了對遼陽俄軍的合圍態勢。8月24日—9月3日,雙方在遼陽展開會戰,日方參戰兵力為三個軍十三萬人,由大山巖元帥指揮;俄軍參戰兵力為二個軍團十五萬二千人,由遠東俄軍總司令庫羅巴特金上將指揮。日軍攻勢起初多被擊退,但庫羅巴特金因擔心被日軍合圍,主動撤至沙河一線。此役日軍傷亡二萬四千人,俄軍傷亡一萬六千人。
  9月末,俄軍在增援的第一軍團和西伯利亞軍團開到後,增至二十一萬人,日軍此時只有十七萬人,俄軍因而從10月5日從沙河轉入進攻,日軍則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激戰至17日,雙方均因傷亡慘重而轉入防禦。此役日軍傷亡二萬人,俄軍傷亡四萬人,這是主力戰場的狀況。
  在旅順口方向,日第三軍於8月9日發起總攻,傷亡二萬人仍進展不大,攻勢放緩,而後日軍變強攻為圍困,並以坑道爆破的方式實施突擊。8月和10月又先後兩次發動強攻,均未得手。之後,日本再開御前會議,決定不惜一切,從速攻佔旅順。11月26日,日軍發起第四次總攻,在付出了一萬七千人傷亡的沉重代價後,於12月5日攻克老虎溝(即203高地),然後居高臨下,以炮兵轟擊被困在港內的俄國艦隊,俄兵艦毀損嚴重,軍心瓦解。12月底,日軍又相繼攻佔二龍山、松樹山,至此,旅順周邊的制高點均被日軍佔領,俄國守軍已成甕中之鱉。1905年1月2日,旅順要塞司令斯圖塞爾將軍(Stossel)率守軍投降。旅順爭奪戰中,日軍傷亡近六萬人,俄軍被俘三萬二千人。
  旅順口陷落後,日本終於騰出了手,並擴編了第五軍,與第三軍一起北上參加奉天戰役。1905年2月,日軍在沙河一線共集結了五個軍二十七萬兵力,俄軍則集結了三個軍團二十九萬三千兵力;2月18日,決戰開始,日軍以第三、第五兩軍分別向俄軍兩翼迂迴,第一、二、四軍從正面發起進攻;由於俄軍統帥庫羅巴特金對日軍主攻方向判斷錯誤,對預備隊使用不當,造成俄軍節節敗退,並於3月9日全線北撤。10日,日軍佔領奉天,此後又相繼攻佔鐵嶺、開原、昌圖,俄軍則退守四平一線。此役日軍傷亡七萬一千人,俄軍傷亡、被俘八萬九千人。
  在海上,當太平洋艦隊被封鎖於旅順港內時,俄國抽調了波羅的海艦隊的主力編成太平洋第二、第三兩支分艦隊,分別由好望角和蘇伊士運河駛往遠東增援。1905年5月5日,兩支分艦隊在越南海面會合;27日,當兩支分艦隊的三十八艘軍艦通過對馬海峽時,遭到佔據數量優勢的日本艦隊(九十九艘)的截擊。經過一晝夜的激戰之後,俄軍慘敗,日軍大勝;俄艦被擊沉十九艘,被俘五艘,其餘或觸礁,或逃逸到中立國港口,只有三艘突圍抵達海參崴,俄軍傷亡五千餘人,被俘六千餘人,而日本只損失了三艘魚雷艦,傷亡七百多人。
---------------
送「高帽」的學問一(9)
---------------
  對馬海戰後,日本取得了制海權,6月下旬,日軍於元山登陸,北上攻佔了會寧;7月,日軍第十三師在庫頁島登陸,8月1日,俄守軍投降。至此,日俄軍事行動結束。俄國在遠東喪失制海權後,已無直接打擊日本本土的能力,儘管其陸上作戰能力尚有很大餘地,但因國內爆發「二月革命」,也難以繼續對日作戰。日本雖取得了重大軍事勝利,但後備資源和財政也已陷入困境。因而在美國調停下,日、俄在美國的樸次茅斯坐下來談判議和,並於9月5日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清廷在俄日和談期間,於7月6日由外務部照會美、日、俄三國駐華使節,聲明日俄和議條款內倘有牽涉中國事件,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認。這一著在外交上很重要,承認了就永遠失去了,不承認固然暫時收不回來,但將來國力恢復或強盛時還可以收回。大清國糊里糊塗地丟失了大片國土之後,總算吸取了教訓。而後來丟失的大片國土,就是後來的糊塗者的責任了。
  和約實際上是兩個強盜之間的私相授受,背著主權國家對東北權益進行的再分配。和約有正約十五條,附約二條,主要內容是:
  (1)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面均享有特殊的利益。日本在朝鮮的活動,俄國不得阻撓與干涉。
  (2)雙方約定,除遼東半島租借地外,現被兩國軍隊佔領及管理的東北全部交還中國,由中國接收施行政務;俄國在東北的權益,凡違背機會均等主義者,一律取消。
  (3)俄國將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界權,以及界內的一切設施財產,轉讓給日本。
  (4)俄國將寬城子(即長春)以南至旅順口的鐵路及一切支線,連同附屬財產、煤礦,無償轉讓給日本。
  (5)俄國將庫頁島自北緯50度以南及附近一切島嶼永久讓與日本。
  (6)俄國准許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屬沿岸一帶經營漁業。
  (7)兩國在中國東北之軍隊,除遠東租借地外,限於十八個月內一律撤退;撤兵以後,兩國皆可置守備兵保護在東北的鐵路,守備兵數,每公里不得超過十五人。
  權益瓜分完畢後,日本回過頭來與清廷簽訂了《會議東三省事宜善後條約》(1905年12月22日),在這個條約中,在獲得清廷對日本在《樸次茅斯和約》中從俄國手中接收的全部權益的「概行允諾」外,清廷還允諾在奉天省之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省之寬城子(長春)、吉林省城(即吉林市)、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黑龍江省之齊齊哈爾、海拉爾、璦琿、滿洲裡等十六個城鎮自行「開埠通商」。此外清廷還「允許由安東縣至奉天省城所築造之行軍鐵路,仍由日本政府繼續經營,改為轉運各國工商貨物」,並與朝鮮的京義(漢城至新義州)鐵路相連15。
  清廷此時正處於與日本關係最為熱絡的時期。能夠借助日本的力量收回東北全境,付出的代價不過是原來出讓給俄國的權益,在清廷看來,應該是相當合算的。至於開放通商,本來就是清廷防止瓜分獨佔的基本策略,自然沒有什麼可反對的。筆者最初讀近代史的時候,總納悶清廷和李鴻章、袁世凱怎麼那麼窩囊,國家為何那樣屈辱,後來才漸漸明白,這就是弱國尤其是戰敗國的命運,屈辱吧?沒錯,但無可奈何,今日的伊拉克不也還是如此嗎?在國際政治中,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幾十萬將士傷亡的代價,卻為何沒有乘著勝勢撈取更多的權益?或者乾脆和俄國作一番交易,瓜分已處於兩國佔領下的東北?它們要是這樣做了,中國當時是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與之對抗的。大清國這就不得不感謝山姆大叔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了。原來,日俄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即訓令美駐中、日、俄公使,請日俄尊重中國的中立與行政完整,限製作戰區域。2月20日,海約翰國務卿再次向各國發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國的中立與行政完整。美國總統羅斯福1905年4月出面調解時,勸告日俄直接談判,並要求日本維持滿洲門戶開放,並交還給中國。日本表示接受並於5月25日對美正式聲明,開放滿洲,交還中國16。日本為了拉美國站在自己一邊,除以門戶開放的許諾討好美國外,在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來東京為其環球鐵路計劃遊說時,日本首相桂太郎對他的計劃(其中一段要在東北修築)也是滿口應承,並與哈里曼簽署了造路的備忘錄。1905年7月,桂太郎與美國陸軍部長塔夫脫達成一項諒解(會談覺書),主要內容為美不反對日本合併朝鮮,而日本則對菲律賓不圖侵佔,美日共同維持遠東和平。這樣,在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實際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員,因而美國在戰爭中與英國一樣,表面中立,實際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製作戰區域,但僅限於東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鮮,明顯有利於日本;又如,戰爭期間,美曾與英國在各自國內允許日本發行、募集公債,為日本提供急需的戰爭財源。
---------------
送「高帽」的學問二(1)
---------------
  日本既是以反對俄國獨吞東北,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名義打的這場戰爭,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盡,沒有餘力與山姆再搞對抗,所以就行韜晦之計,暫時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養生息,以待來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獨霸南滿的意圖,在東北建鐵路的備忘錄被宣佈無效,哈里曼的計劃也就此泡湯,日美之間由此生出了嫌隙,而這也就成為美國日後干涉「二十一條」,美日交惡,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中國結盟打擊日本的的遠因。
  1907年7月,日本又與俄國簽訂了《日俄協定》,其中的秘密條款就是日俄瓜分東北權益的規定,在這個交易中,日本在承認俄國在北滿的一切特權外,並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則在對應承認日本在南滿的一切特權外,也承認了日本與朝鮮間依現行條約為基礎的共同政治關係,即在實際上承認了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17。通過這個協定,日本初步實現了其大陸政策的核心計劃,即控制朝鮮、中國東北等對其至關重要的所謂「利益線」,當然北滿還在俄國人手裡,但日本人有這個耐心,東北早晚要全部拿過來,這就是日後「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的起因。
  但在日俄戰爭前後,中日關係卻處在「蜜月時期」,用日本人的話來說,是「日中親善達到了最頂點18」。日本為了與俄國對抗,在庚子事變和日俄戰爭期間開始極力拉攏中國。日本擺出一副「親善」的面孔,見了中國人就大談東方民族要攜起手來,對抗西方的侵略;日本還積極參與中國的變法改革運動,處處表現出很熱心,很想幫助中國富強起來的樣子,一時還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國人。當時日本參謀本部先後派出許多高級將領,到中國遊說,勸誘中國大量聘用日本顧問和教習,派遣武備學生赴日本軍校留學深造,為此,還專門開設了「振武學校」、「成城學校」,作為中國學生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預科。當袁世凱推行北洋新政時,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村專程到保定造訪袁世凱,接洽「中日軍事合作」問題。同年10月,日軍參謀總長大山巖對應聘前往中國的軍官發佈了特別的訓示,要他們「努力工作」,在中國上層「以實力培植親日勢力」,強調這是日本「對華政策的百年大計19」。很顯然,日本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著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國統治階層內部培植起一個「親日派」,作為日本將來侵略中國的工具。
  日本這一套可能使缺乏國際政治、外交鬥爭經驗的人上當,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凱,在朝鮮時,文的武的,他與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對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麼怎樣解釋北洋反而是當時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備學生最多,與日本人搞軍事合作最緊密,與日本軍事顧問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聯絡、依靠日本,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中國只能以更為先進的列強為師,不管人家是否打過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強的國家學習,才有可能擺脫積弱積貧,受人欺侮的現狀。
  其次,中國需要其他列強出頭抵制俄國的侵略,這種侵略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國既沒有力量抵禦,只能採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儘管日本的意圖也是侵略,但它的實際威脅在將來,而俄國的威脅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確實有的可學。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國人心目中還不過是個化外蠻夷的蕞爾小國;但甲午之戰居然打的大清國丟盔卸甲,潰不成軍。更讓國人吃驚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敗了擁有世界上最龐大陸海軍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短短幾十年時間,就從一個比大清更弱、命運也相同的小國崛起為東亞強國,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確實給了中國人啟示與希望。更何況,這個日本在大清國患難之際頻頻招手微笑,主動出頭擺平俄國,不顧《辛丑條約》禁運軍火的條款,大批出售武器彈藥給中國呢。而且袁世凱和當時朝廷的大員都認識到,日本經驗更切合中國的實際,所以庚子年後「近學日本」成為一時的風氣。況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學要便宜很多,在當時那種財政拮据的情況下,這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呢。據統計,1904年初,中國留日學生總數不過一千三百餘人,其中武科學生二百餘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學生人數激增至一萬七千八百六十餘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幾倍20;東洋之風,可謂勁矣。
  袁世凱對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卻不肯不利用日本的這筆教育資源。他歷來重視軍事人材的培養,當然不會放棄機會。1902年3月,袁從武衛右軍的隨營學堂中選派了五十五名學生赴日留學,1907年又陸續派出了近百名武備留學生,以培養「高級將材」。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大都受到重用,擔任了高級軍職。較著名的有:孫傳芳、盧香亭、楊文楷、周蔭人、吳光新、盧金山、潘矩楹、張樹元、劉詢、賈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孫國英、王金鈺、徐樹錚、唐之道、姜登選、陳文運、曲同豐、傅良佐、毛繼成、廖宇春等。袁還在保定武備學堂附設了留學預備班,蔣介石、張群等就是經由這個預備班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袁世凱在編練、擴建北洋新軍時大量聘用日本軍官,全盤引入日本軍事教學與訓練方法的做法,還在於他認為日本陸軍師從德國,而北洋新軍從小站起就是由德國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訓練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實際上仍與原來的訓練一脈相承,不至於桿格癥牾。
---------------
送「高帽」的學問二(2)
---------------
  最後,袁世凱乃至清廷在新政和日俄戰爭期間的所謂「親日」傾向,實際上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式的策略性選擇,同時也不乏相互利用的成分。譬如,中國在日俄戰爭中採取的是一種帶有傾向性的「局外中立」政策,不僅暗中替日本收集東北俄占區的軍事情報,而且默許甚至授意東北的胡匪和馬賊與日本人合作,破壞俄軍補給,擾亂俄軍後方,襲擊俄軍守備部隊等等。後來的「東北王」張作霖張大帥,就是由此崛起的呢。在某些重要戰役中,馬賊甚至起到了關鍵作用。
  甲辰日俄戰爭中,日軍在遼陽南首山一役遭俄軍抗擊,屢攻不下,傷亡慘重,結果利用馮麟閣、金萬福所部騎匪數千人組成了所謂「忠義軍」(當時人稱為花膀子隊),從遼河以西挺進,抄襲首山的右側背。俄軍出於不意,放棄首山,向北敗退。日軍乘勝長驅北上,俄軍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日俄戰爭勝負之局,由此也就決定了。馮、金兩匪部,幫助日本襲擊俄軍,使首山戰役轉敗為勝,因而決定了整個戰局,對日本來說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軍事當局奏明天皇獎賞他們兩人寶星勳章,並電請清政府將這兩個匪首收編重用。不久,金、馮兩人就被清政府擢用為奉天省巡防營統領和幫統。21
  說到清廷這一時期與日本人的合作,我們可以通過袁同兩名日本顧問的關係略作透視。這兩名顧問,一是日本駐華武官青木宣純,一是上一章已經提到過的阪西利八郎。
  青木宣純(1859—1923),日本宮崎縣人,出身於武士家庭。據說青木自幼愛讀《三國誌》,後來對中國發生興趣也是受到此書的影響。青木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後來進入參謀本部,熱心鑽研中國問題,不久後被派往廣州刺探中國內地的情報。青木以極大的毅力學習中國語言,據說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話和廣東話,是日本軍部中第一個「中國通」。他先後在廣州、北京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情報,隨後被派往比利時留學軍事。甲午戰爭前被調回參謀本部,專門研究對中國的作戰,並以第一軍參謀身份隨軍出征中國。戰後,青木從1897年起長期任職於日本駐北京公使館,袁世凱在山東編練新軍時,青木曾受聘擔任顧問,由此與袁搭上了關係,青木工作努力、認真,深受袁世凱的信任。
  1903年10月,青木「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到達天津,會見了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說明日本開戰意圖及刺探俄國戰備的諜報任務,與擾亂其後方的重要性,請求中國合作22。」青木的這一要求出自日本軍部對俄作戰的計劃:
  當時參謀本部大山巖任總長,兒玉源太郎任次長,福島安正任作戰部長。兒玉參謀次長鑒於時局緊迫,欲求增進日、清之間的親密關係,並在日、俄開戰之時實現下列重大任務:
  一、日、清協作組織刺探敵情的諜報機關;
  二、不斷破壞敵軍背後之交通線;
  三、利用馬賊集團威脅敵軍之側翼。23
  庚子事變後,袁世凱曾再次邀請青木出任北洋的軍事顧問,青木推薦立花小一郎代替自己,而於1902年返國。為了找一個袁世凱信任和熟悉的人,遊說中國合作對付俄國,兒玉次長親自登門拜訪,動員青木前往天津從事這項秘密使命。
  青木抵天津後會見袁世凱,共同就諜報協作問題及動用馬賊等問題進行協商,袁慷慨應允。對有關諜報協作問題,袁表示已向旅順、滿洲一帶派出諜報偵察人員數十名,今後每次情報均會及時提供給日方。對動用馬賊集團問題,袁表示只要在直隸省界以外便予同意,並可秘密給予援助。此後,凡各地諜報人員每日傳遞總督府的情報,袁立即出示給顧問阪西少佐,阪西譯成日文後,送交當時天津駐屯軍司令官仙波少將,用電報發往日本大本營。24
  當時日本在中國派駐了許多特務機關(對外稱作「軍事使節團」),專門從事諜報破壞活動,「青木機關」、「阪西機關」是其中最為著名的。
  從《土肥原密錄》中的材料看,袁世凱早在戰爭爆發前一年就知道了日本不惜一戰的決心,並且暗中與日本軍方進行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凱為了協助青木的工作,把自己的部下段芝貴、吳佩孚派到了青木身邊。眾所周知,吳佩孚以後的發跡,是由於先與青木,繼與阪西及土肥原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長久保持著密切關係有關25。」日俄戰爭爆發後,青木在袁世凱的支持和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敵後作戰任務,並於1904年被晉陞為少將。此後青木長期擔任駐華武官,1913年晉陞為中將。民國時期,因為袁世凱「親英美,疏日本」的政策及在「二十一條」問題上不與日本合作,青木曾一度被軍部派往上海,與積極聯絡日本倒袁的孫文,研究如何推翻袁世凱的活動,後因袁世凱死去而中輟26。
---------------
送「高帽」的學問二(3)
---------------
  我們在北洋建軍的檔案文獻中,常可見到一個名字:「班志超」,這個班志超就是阪西,「班志超」是袁世凱親自為他取的中國名字。阪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紀州人,出身於武士家庭。1891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190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陸軍大學,於畢業典禮上獲得天皇頒賜軍刀。1902年被參謀本部派往中國任助理武官,後接替立花小一郎擔任袁世凱的軍事顧問。阪西在華活動達二十五年之久,他努力學習中國語言,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蓄中國式的髮辮,穿中國服裝,取中國姓名,是繼青木之後首屈一指的「中國通」。
  日俄戰爭中,青木直接深入敵後,阪西則留在袁世凱身邊,協調前後方的情報聯絡工作。阪西曾談到中國在日俄戰爭中的作用:
  1904年日俄開戰,這時日中親善關係達到了最頂點,中國人決心和日本並肩作戰27。但當時中國軍隊還沒有訓練好,準備也不充足,如果作戰失敗反而使日本為難,因此,中國宣佈局外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並劃定遼河以西為中立地帶,日軍就是在東岸作戰的。中國的中立是表面的,實際是幫助日軍,只不過不直接向俄軍開炮而已。中國採取的這個親日中立,對我軍作戰給予很大幫助。如果遼河以西的中國軍隊不是親日而是懷有敵意的話,將使日軍發生嚴重的困難。28
  阪西努力學習中文,為的是能夠直接與中國軍方高層進行溝通,據說他到天津出任北洋軍事顧問的第二天,就闖入袁的房間,鹵莽地要求以後取消翻譯,直接與袁對話。此後他與袁的接觸都用中文交談,由於其工作「殫精竭慮,忠於所事,中國陸軍之創始及軍事教材之輸入,用力獨多29」而深得袁的好感和信任,成為袁世凱當時的心腹之一30。袁世凱失勢後,阪西也受命返國,而後赴歐美遊歷考察軍事;袁世凱復出後,阪西奉派出任駐華武官,並被袁聘為大總統府顧問。袁世凱死後繼續擔任黎元洪的顧問,1921年晉陞為陸軍中將,1927年歸國退役後,長期擔任日本議會貴族院議員,被奉為中國問題的權威。日本後起的「中國通」,如土肥原賢二、多田駿、阪垣征四郎等等,均出於阪西門下。所以,阪西被稱為青木之後的「第二巨星」。
  青木和阪西與袁世凱的關係再好,私交再深,也不能改變他們是日本軍部派駐中國,為日本謀取甚至攫奪在華利益的特務這個事實,因而當袁世凱成為日本陰謀的障礙時,他們都轉而反對,甚至策劃推翻袁。同樣,袁作為清廷的重臣和民國的元首,也必然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當日本繼俄國之後獨霸東北滿蒙的野心逐漸暴露後,袁即轉而拉英美以抵制日本。所以,日俄戰爭過後不久,「日本熱」即成明日黃花了。
  袁世凱像所有改良派大臣一樣,是主張「中體西用」的,也就是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而,在北洋的軍事培訓與教學上,他也貫徹這一方針。我們且看他為陸軍小學堂訂立的課程設置。陸軍小學堂說是「小學堂」,實際上招收的都是十七至二十歲的知識青年,相當於初級步兵學校,袁世凱對它極為重視,說它是「陸軍將校初基,凡軍隊之強弱,國勢之盛衰,皆繫乎此」。陸小學制四年,每一學年,在專業課程之外都設有「經義」、「史鑒」、「文法」、「地理」四科,四科的設置,體現了「中學為體」和「經世致用」的思想。
  第一年
  經義 選授經傳大義。
  史鑒 中國歷代系統及治亂大略,國朝掌故要略。
  文法 學作淺近論說並習字。
  地理 地形說略,亞東考略,中國地名詳考,中國山川、土產、戶口、財賦、軍備及農工商業各要略。
  第二年
  經義 選授經傳大義、古文策論。
  史鑒 列國及三國史鑒並名將事跡。
  文法 學作論說並習字。
  地理 日本地誌、三韓地誌、俄國地誌、俄國東方地誌詳考(把日、俄、俄遠東等列入,有深意存焉)。
  第三年
  經義 選授古文策論。
  史鑒 晉至明史鑒並名將事跡。日、韓史略並名將事跡。
  文法 策論並習常用書信。
  地理 歐非美三洲地誌考略、島國地誌考略。
  第四年
  經義 選授武經精義並諸子要旨。
  史鑒 歐美非澳各洲史略並名將事跡、萬國史事總略。
  文法 策論並習常用書信。
  地理 英屬及法德日韓各國地誌詳考、俄華交界詳考。31
  「經義」、「文法」兩科,實即為貫徹中國寓修身於讀書識字之中的教育傳統而設。在《陸軍小學堂教授規則》中特別強調了修身的重要:
  修身學為盡人立身之楨干,亦為全國立國之精神。教授宗旨,必使之有國乃能有家,有家乃能有身,必能修身乃能衛國,而衛國即以衛家。知是,則忠孝之心油然自生,而軍紀、軍秩及軍人之職分、志趣,皆得其本原,而言之易入矣。修身非可空言,自以經義為主,四書皆聖賢微言大義,尤為倫理之宗,故陸軍小學堂修身一科,從講解四書始。32
---------------
送「高帽」的學問二(4)
---------------
  「歷史」、「地理」兩科,也暗寓了愛國主義教育於其中:
  歷史、地理兩科,講授得宜,最動幼年生之情感。講授歷史時,指授本國古今聖賢、豪傑、志士、仁人開物成務之功,乃有今日,則該生必生愛同國種類之思。講授地理時,指示本國幅員之廣大,山河之雄偉,出產之豐腴,人民之棲托,當日開闢之艱難,今日保存之不易,則該生必生愛本國土地之思。此全賴教員於授課時淋漓痛切,慷慨發明,非筆墨所能罄,是謂精神教育之第一義。次將四千年來歷朝統緒分出段落,使知時代遞嬗及治亂興衰之大概,務期簡括明瞭。本國地理則以山嶺枝幹、江河流域為經,城邑、方向、戶口、物產、關津、阨塞、省界、府界為緯;間說治革,以資讀史。旁及輪船、鐵道、商埠、侵地(被侵佔的領地),以明時局。其外國歷史、各國輿地(即地理)亦准許這樣指授。33
  後世之批評袁世凱的人,都說他練兵目的在於培植私人勢力,所以北洋諸軍是一支沒有「主義」,只知道個人私恩的軍隊34。但從上面辦學設教的章程宗旨來看,對這種說法要打一個問號了。當然袁世凱的教育宗旨在帝政的年代,脫不出忠君愛國的老套,與南宋時岳飛「精忠報國」的思想沒有什麼不同,舊是舊了點,但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練兵宗旨和主義,無可厚非。
  北洋六鎮成軍之後,1905年10月末,北洋在直隸河間府舉行秋操。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近代化的大型正規野戰演習。袁世凱從北洋六鎮中抽調出三萬三千多人,分成南、北兩軍,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別擔任總統官(總指揮),袁世凱和兵部尚書鐵良任閱兵大臣,各國駐華武官、記者三十三人,各省代表二百多人均應邀觀看了這次大演習。演習在縱深三百餘里的範圍內展開,戰線拉長到二十餘里;王英楷率南軍由山東北上進攻,段祺瑞則率北軍南下防禦,最後在河間會操,並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河間秋操舉辦得相當成功,給觀操的中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器械精利,士馬赳雄」,「中外觀者俱甚稱讚」。閱兵大典結束後,袁世凱大宴賓朋,「到者計千餘人,舉杯相贈,用志不忘,濟濟蹌蹌,賓僚歡洽35。」
  翌年10月,北洋第五鎮連同第一混成協(旅)與張之洞編練的湖北新軍第八鎮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協,又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彰德秋操。南軍由張之洞的愛將、第八鎮統制張彪指揮,北軍由段祺瑞指揮,雙方共投入兵力三萬三千餘人。袁世凱、鐵良仍任閱操大臣,10月20日,袁、鐵一行抵達彰德,次日接見中外觀操者四百八十七人;22—24日觀看作戰演習,25日舉辦閱兵式,之後舉行盛大宴會,招待兩軍將佐與中外賓客。通過這些大型實戰演習,袁世凱展示了幾年來擴練新軍的成果,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讚譽,北洋新政也已大見成效,袁世凱此時中外矚目,名望蒸蒸日上,已無可置疑地成為李鴻章之後改良派的新領袖了。
  注 釋
  1《袁世凱奏議》(中)第875—877頁。
  2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1153頁。
  3同上,第1178頁。
  4同上,第1152頁。
  5《中朝關係通史》第719頁。
  6《中朝關係通史》第615—616頁。
  7李宗一:《袁世凱傳》第101頁。
  8袁世凱失勢後,陸軍部尚書蔭昌上折曾揭發袁世凱跋扈,說:「鐵良甚畏袁世凱,不敢發一言。」見《北洋軍閥》(一)第668頁。
  9同上,第102頁。
  10李宗一:《袁世凱傳》第101頁。
  11《袁世凱奏議》(中)第881頁。
  12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第393頁。
  13庚子事變後,袁世凱在天津設立的巡警營,分南北兩段,南段為警察,北段為軍隊,合稱巡警營。
  14李宗一:《袁世凱傳》第117頁。
  15《中朝關係通史》第727—728頁。
  16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1228頁。
  17《中朝關係通史》第729頁。
  18《青木宣純與阪西利八郎》,節譯自《土肥原密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第178頁。
  19李宗一:《袁世凱傳》第113頁。
  20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1269頁。
  21寧武:《清末東三省綠林各幫之產生、分化及其結局》,《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140頁。
  22《青木宣純與阪西利八郎》,節譯自《土肥原密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第166頁。
  23同上,第162頁。
  24同上,第163頁。
  25同上,第167頁。
---------------
送「高帽」的學問二(5)
---------------
  26同上,第169頁。
  27此說不確。中國當時防衛力量尚且不足,哪裡還談的上參戰。日俄戰爭爆發後,兩廣總督岑春□曾致電外務部,提出過這類冒險主義的建議,即助日抗俄,乘機收回東三省。顯然,由於這個計劃的巨大風險,而不被朝廷理睬。袁世凱所建議的「局外中立」,但可以暗中支援日本的處理方式顯然是當時風險最小、最可行的選擇,而且同樣取得了收回東北的效果。
  28同上,第178頁。
  29翟沂:《靳雲鵬詩贈阪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第226頁。
  30山根幸夫:《袁世凱與日本人》,《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84頁。
  31《袁世凱奏議》(中)第759—761頁。
  32《北洋軍閥》(一)第497頁。
  33同上,第499頁。
  34如吳虯所著《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即持此種觀點。參見《北洋軍閥》(一)第966頁。
  35《北洋軍閥》(一)第568頁。
---------------
送「高帽」的學問三(1)
---------------
  「賣國」是一個嚴重的罪名。袁世凱之所以有了這個罪名是因為「二十一條」。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搞清楚「二十一條」的本末,以及袁世凱在有關交涉中的所作所為:他是否以國家權益與日本人作了私下交易?他是否為維護國家權益作了最大努力?日本的苛刻條件是在什麼境況下被接受的?由此又涉及到,在對抗必敗,必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前提下,對外交涉中的屈辱與讓步是否就是「賣國」?本章開頭所選引文是1915年5月9日中國被迫接受日本最後通牒一周之後,袁世凱向政府各級官員發佈的密諭,他分析了日本的圖謀和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原因,但基點是要求大家不忘此奇恥大辱,以臥薪嘗膽的精神,力圖振作,以待將來。總之,史家評史論人,應講「恕道」,否則難有公正可言。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本外交部有關「二十一條」交涉時的保密檔案逐漸解密,則歷史之真相遂大白於天下,而袁世凱戴了近九十年的「賣國」帽子,是不是也可以摘下來了呢?
  關於二十一條的大總統密諭1
  (1915年5月14日)
  立國今日,非自強無以圖存;而強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閉關時代,其學術政治與中國無殊;自明治維新以來,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時而動,發憤為雄。四十餘年所慘淡經營者,無非求達其東亞大帝國之政略。當合併朝鮮之時,現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為將來中國之統監2。蓋其兼營並進之圖,遠交近攻之策,處心積慮,殆非一朝。究其致強之由,則以國民教育為根本,而明恥教戰即寓於教育之中。故人人以當兵為義務,以戰死為殊榮。就其近年軍事言之,征發陸軍,可達百萬,海軍戰艦,已逾六十萬噸。席其方張之勢,日思拓地殖民。彼為刀俎,我為魚肉,實逼處此,岌岌可危,厝火積薪,早成險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綱,洩沓成風,人無遠慮。加以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為國?迨至武昌事起,舉朝失措,列強響應,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機,秘計陰謀,無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財產,間接直接而受損失者,不可勝計。蒼赤3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祐中國,禍亂削平,予得以衰病餘生,底定全局,殊出強鄰預料之外。回憶當日,萬險環生,至今心悸。國事粗定,歐戰發生,關係於均勢者甚大。日本利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軍隊所至,四境騷然;官吏見侮之橫,居民被禍之慘,筆不能罄,耳不忍聞。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為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併合辦(軍)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4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牛馬奴隸,萬劫不復。予見此四條,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員,誓以予一息尚存,決不承諾;即不幸交涉決裂,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聽從之理。具此決心,飭外交部人員堅持磋商。此外凡損失權利較重者,均須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於是)日人利用我國亂黨,各處滋擾,而又散佈謠言,鼓惑各國,分遣大枝陸軍,直趨奉天之瀋陽、山東之濟南,海軍亦時在渤海出沒游弋。因之舉國恐惶,全球震動,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國家為責任,對外則力持定見,始終不移;對內則撫輯人民,勿令自擾。將及四月,持之益堅。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疾首痛心,憤慚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日本既有極大政略,謀定已久,此後但有進行,斷無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訓。我豈可以弱昧自居,甘為亡韓之續?處此競爭世界,公理強權,勢相對待。人有強權之可恃,我無公理之可言。長此終古,何以為國?經此次交涉解決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劌5心神,力圖振作?!倘仍復悠忽6,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天幸莫可屢邀,神州陸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國捨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緩須臾,不致親見滅亡。顧此林林7之眾,齒少於予者8,決不能免,而子孫更無論矣。予為此奇痛之言者,萬不願予言之竟中,誠以存亡呼吸,斷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旋轉。持危扶顛,端資群策。我國官吏,積習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濟私,庸謹者亦多玩物喪志;敵國外患,漠不動心;文恬武嬉,幾成風氣;因循敷衍,病在不仁。發墨針肓9,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各盡職守,協力程10功。同官為僚,交相勖勉,苟利於國,死生以之。其有親民之責者,尤當隨時設法勸導人民,使蚩蚩者氓11,鹹曉然於各國之大勢,國民之義務。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責實為歸,受治者人人以視國如家為志,能由此道,則中國可強。我人民及身與子孫可免亡國之痛。此則予所獨居深念寢饋不忘者。但堅忍始可圖成,虛驕足以害事,京外各官,當規勸僚屬,申儆人民,忍辱負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氣,空言謾罵,非徒無益,反自招損。務各善體此意,努力為之。今之言革命者,動稱排滿。試思滿洲以一二百萬人入主中國,國祚尚近三百年,我漢族以四萬萬人,如不能久主其國,人必視我漢族為天生受(奴)役之性質,無人類自立之資格,詎非奇辱?我漢族皆神明之胄裔,詰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繫於苞桑12,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職司,其密志之。此諭!
---------------
送「高帽」的學問三(2)
---------------
  在近代史上,袁世凱一生中最為人所詬病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戊戌政變時,袁告發了康梁等的密謀,出賣了維新同志;一是帝制自為;一是為了換取日本對帝制的支持,出賣國家權益,接受了「二十一條」。前兩者是事實,後者則不免令筆者懷疑。按照常理,沒有哪一個人會甘願把屬於自己的東西白白地送給他人,也沒有一個主權國家的領袖或元首會冒著千古罵名,甘心出賣國家的權益。況且,拆袁氏稱帝的台,最厲害的當屬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辛亥以後一直是鼓吹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最力的國家,袁如果真的與之作了交易,為何日本在它所希望的事情發生時,反而不合作了呢?而沒有日本的支持,袁氏也照樣稱帝不誤,似乎並沒有在乎日本人的態度,那麼他又有何必要「賣國」呢?凡此種種,不免使筆者想深入研究一下這段歷史。
  日本為何會提出「二十一條」?它與當時的政治情勢和國際背景有何關係?這就要從日俄戰爭結束後,雙方的重新勾結說起了。如前所述,日本作為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從地緣政治出發,早就把中國東北看作其「利益線」。為此,在沙俄拒絕退出東北時,日本甚至不惜出頭同它打了一仗,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和犧牲,所以它根本不滿足於僅僅是接收沙俄在南滿的權益。但它需要時間消化戰果,恢復元氣,也沒有力量與主張東北門戶開放的美國搞新的對抗,故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在東北地區保持低調。除去提出所謂「東北六案」作為未來攫取更多權益的借口外,日本把主要力量放在了消化戰爭中攫得的果實——朝鮮上。同時,為了抵制美國開放東北的要求,獨佔滿蒙的權益,日本與俄國,這對昔日的冤家對頭,竟然攜起手來,相繼簽訂了四次密約,就瓜分滿蒙乃至中國權益問題作了全面、長遠的交易。所以說,「二十一條」的提出,在日本是處心積慮,早有打算的。
  1907年7月30日,日俄訂立第一次密約,「互相尊重彼此在中國之權利,劃分南北滿界限;俄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地位,日承認俄在外蒙之利益13。」當時國際國內的背景是:中國為防日俄瓜分,在東北建省,移民實邊,興辦實業,併力圖實行開放政策,大力引入美英資本以遏制日俄。美國陸軍部長塔夫脫訪華,中美接近,而羅斯福總統積極回應了德皇威廉二世關於德美中三國結盟,抗衡日俄的建議。
  1910年7月4日,日俄訂立了第二次密約,「維持滿洲現狀,並相互協助,以增進彼此在滿洲的利益(目的在對付美國)14。」當時的國內國際背景是:中國各省咨議局和立憲派人士紛紛赴京請願,要求立刻召開國會,立憲運動進入高潮;美國提議滿洲鐵路中立,並準備投資與中國合建錦璦(錦州—璦琿)鐵路;遭到日本和俄國的拒絕;日本於本年8月29日「合併」了朝鮮。日俄雙方有了默契之後,即各自著手實行其計劃。日本起初以全力吞食消化朝鮮,在南滿則保持低調,但極力阻止中國引進美英資本、開放東三省的計劃。俄國則將注意力集中於外蒙和新疆,1911年的武昌起義使清廷無遑外顧,被俄國看成實施其計劃的極好機會。起義爆發十幾天後(10月23日),俄國總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在同日本駐俄大使的談話中提醒說:「根據1907年及1910年(日俄)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只要時機一到,兩國即可根據1907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15。」
  為此,俄、日又在1912年7月8日第三次訂立密約,瓜分東蒙(即內蒙呼和浩特以東)和西蒙(即內蒙西部及甘肅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居住區),以東經116.27度為東西蒙分界線,東蒙歸日本,西蒙歸俄國16。在俄國看來,中國內部的革命或動亂,是混水摸魚的好機會。「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再應驗了的古訓。國家為什麼需要穩定,為什麼對內亂要予以無情的鎮壓,就是因為周圍有無數雙虎視眈眈的眼睛在盯著你,你的內亂,就是強鄰的機會。因此,辛亥革命固然有積極的意義,但負面的作用也不可否認,它為沙俄提供了一個下手分裂中國的機會。
  1916年7月3日,袁世凱死後不久,俄、日又在彼得堡第四次訂立密約。密約「承認雙方重要利益須要在中國不落在任何第三國之政治勢力之下」,如遇第三國危及兩國任何一方在華「重要利益」而導致戰爭時,一方一經請求,締約國即須援助,「且兩締約國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單獨媾和17。」此項密約,將雙方所謂「重要利益」的範圍由滿蒙延伸至中國全境,甚至結為盟國,不惜一戰,其吞噬中國領土的野心,可見一斑。但一年後俄國爆發革命,此約遂不了了之。
---------------
送「高帽」的學問三(3)
---------------
  回過頭來看這段痛史。先是,日俄1907年訂立了瓜分滿蒙的秘密協議後,為了抵制日俄的陰謀,清廷先後作出了聯美制日、東北建省、全面開放、移民實邊、發展實業等多項決策。一批大臣,如岑春□(兩廣總督)、錫恆(科布多辦事大臣)、程德全(署理黑龍江巡撫)、貢桑諾爾布(內蒙喀喇沁郡王)等先後上折建議,在外蒙實行新政。1909年10月,朝廷派三多出任庫倫辦事大臣。三多(1875—1940),漢姓張,字六橋,蒙古正白旗人。十七歲中舉,歷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備學堂總辦、洋務局總辦、京師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事、歸化副都統等職。三多為人「年力精壯,好文事,有幹練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謀蒙日亟,力糾積弊18」,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興辦教育,移民實邊19,開放招墾,籌練新軍,奏請修建張恰鐵路(張家口—恰克圖)等。
  自明朝中葉以來,蒙古就分為三大部,即:內蒙古(又稱漠南蒙古、東蒙古)、外蒙古(即喀爾喀蒙古,又稱漠北蒙古)、厄魯特蒙古(又稱漠西蒙古或西蒙古)。康熙年間,清廷擊敗噶爾丹後,喀爾喀蒙古內附,行內蒙古制度,與清皇室世代通婚。當時外蒙又分為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和扎薩克圖汗三部,在行政上也分為三部分:庫倫、科布多和烏里雅蘇臺,由朝廷直轄,分別由兩位辦事大臣和烏里雅蘇臺將軍管理。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20等僧俗封建領主認為三多的新政危及了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同時也覺得清廷衰弱已極,不如另找有力的靠山,遂決定派出使團赴彼得堡,提出脫離中國,托庇於沙皇俄國的保護。對於這樣送上門來的機會,沙俄當然不會放過,於是宣稱在外蒙推行新政「是敵視俄國的行為21」,並於8月向中國外務部提出交涉,「謂中國近來在蒙古新理移民,練兵,整頓吏治,蒙民不安,俄不能漠視,將籌對付方法22」云云。
  哲布尊丹巴叛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由於出逃印度大吉嶺,投靠英國人,而於宣統二年被清廷革去了封號。八世哲布尊丹巴是十二世達賴的親侄子,與十三世達賴的關係也非同尋常,達賴被革職的消息傳來,哲布尊丹巴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哲布尊丹巴何以會有藏族的親緣?這還要從乾隆皇帝對喇嘛教的政策改變談起。喇嘛教有四大活佛:除藏區的達賴、班禪外,就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內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由於哲布尊丹巴的轉世靈童出自蒙古王公家族(如二世哲布尊丹巴就是土謝圖汗之子),為防止僧俗大權集於一身,尾大不掉,且易引起蒙古王公之間的爭奪,乾隆二十一年決定,今後哲布尊丹巴的靈童不再由蒙古轉世,而是在西藏尋找。在五十七年,乾隆又制定了金瓶掣簽制度,並定制了兩個金奔巴瓶,一存放於拉薩大昭寺,決定達賴、班禪和藏區各寺廟活佛的靈童身份;一存放於北京雍和宮,決定蒙古和內地的大小活佛轉世靈童的身份,由理藩院尚書主持其事。
  辛亥革命爆發後,俄國立即策動外蒙喇嘛王公「獨立」。此時,三多所轄的武力僅二百四十餘名,而且分佈在庫倫各地,他手下僅有八十多名親兵;而俄國當時在邊境上駐有重兵,並派兵千餘名直接進入了外蒙古。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以防備內地革命黨「擾亂蒙疆」為名,擅自向喀爾喀四盟徵調蒙兵,二天後,哲布尊丹巴派人向三多下了這樣一道通令,說他們已決定建立「大蒙古國」,要求三多及清廷駐庫倫文武官員及兵丁出境。
  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乃近年來,滿洲官員對於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明萬全。現已由四盟王公公推本哲布尊丹巴為大蒙古國皇帝,不日即將御極。庫倫地方既已無需用中國官員之處,自應即時全數驅逐,以杜後患。……札到,該三多即便凜遵。限三日內帶同文武官員及馬步隊等快速出境,不准逗留。23
  因力量對比眾寡懸殊,三多等被迫撤離。清廷正面臨滅頂之災,無力顧及外蒙,只能將三多革職,並宣佈其所推行的不利於外蒙古的「弊政」一律革除;勸告哲布尊丹巴等不要「輕舉妄動,為人所愚」,並派出蒙古郡王和科布多辦事大臣前往「宣慰」。但外蒙古當局根本不予理睬,一個月後,哲布尊丹巴宣佈建立「大蒙古國」,自立為皇帝,年號為「共戴」。隨後,在沙俄的支持下,他們又派兵攻佔了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驅逐了那裡的清廷官員和駐軍。
  沙俄十分狡猾,11月3日,在外蒙剛剛投入其懷抱,一切惟其命是從之際,即與哲布尊丹巴政權簽訂了《俄蒙協約》及《俄蒙商務專約》,聲稱「蒙古對中國的關係已經終止」,俄國「扶助蒙古自治」,不准許中國軍隊進入蒙古,不准漢人移居蒙古地區,俄國人則在蒙古享有特權,其他外國人不得有超於俄人之權利;不經俄國允許,蒙古不得與「中國或別國立約」,等等;外蒙在實際上成了沙俄的保護國。對此,清廷於11月7日照會俄國,聲明俄國與外蒙古所訂立的任何條約,「中國政府概不承認」。次年,沙俄又策動庫倫的蒙軍開進外蒙西北部的唐努烏梁海,宣佈「獨立」,並於1914年6月派軍隊直接佔領並兼併了這塊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地區。
---------------
送「高帽」的學問三(4)
---------------
  唐努烏梁海位於外蒙古西北部,地曠人稀,但「河流灌注,山多森林,金礦亦多,地氣較烏里雅蘇臺地方暖和,牧畜、漁獵外兼宜耕種24」,是漠北較為富庶的地區,行政上分為五個旗,一直歸屬中國。1915年,中俄蒙恰克圖會談時,中國代表提出唐努烏梁海問題,沙俄代表拒絕討論,問題遂被擱置。以後蘇俄繼承了沙俄的衣缽,先是扶植當地傀儡成立所謂唐努圖瓦共和國,1944年正式併入蘇聯,改為唐努圖瓦自治省,但蘇俄對此做賊心虛,蘇聯官方及媒體均未就此發表聲明或予以報道,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並不知道這件事。但俄國對這一地區的侵佔,自袁世凱以來的歷屆中國政府從未聲明放棄對此地區的主權,這一地區至今仍為俄國所佔據,其歸屬問題如何解決,讓我們拭目以待。
  在其他邊疆地帶,沙俄也時刻窺伺時機,蠶食鯨吞不遺餘力。1912年1月,繼外蒙「獨立」後,沙俄策動當時陳巴爾虎旗總管福勝率領數百人,在俄軍配合下,佔領了海拉爾和滿洲裡,宣稱「獨立」,成立所謂「呼倫貝爾自治政府」;此後福勝被「大蒙古國」授予參贊大臣和海拉爾總督職務,呼倫貝爾也被併入「大蒙古國」。沙俄還同福勝集團訂立了多項「合同」,攫取了呼倫貝爾地區的伐木、採礦、墾殖、漁業等多項權益。在中國政府出兵平叛時,俄又以「調停」為名進行干涉。1915年11月,中國政府被迫與沙俄簽訂了《會訂呼倫貝爾協約》,除獲得呼倫貝爾「為直屬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之特區」的名義主權外,沙俄從福勝手中攫取的所有權益均得以保留,而且還規定中國政府如欲向該地派兵、修路,均須事先徵得俄國同意,使中國實際行使主權的能力大受限制,直至俄國爆發革命後,呼倫貝爾之主權才為中國所收回。
  1912年6月,在新疆於田縣的一個大鎮——策勒村,一些俄國商人與私自加入俄國籍的當地居民,橫行鄉里,欺壓良善;辛亥革命爆發後,這些人散佈流言,鼓動當地居民「從速投俄」,並與當局前來查辦的人員武裝對抗。在衝突中,我方死三人,傷一人;俄方及親俄分子死二十九人,頭目塞依提25逃亡。沙俄即借此擴大事態,先後派兵一千五百餘人侵入喀什噶爾城外,並擅自在中國境內綁架官員和平民。新疆都督楊增新派楊纘緒為喀什噶爾提督兼外交特派員,與沙俄領事就「策勒村事件」進行交涉,要求交出肇事禍首塞依提,拒絕了俄方要求處決中國官民的要求,談判陷入僵局。1913年8月,北京政府決定妥協,命楊纘緒與俄領事索柯夫達成協議,以判處地方行政官員和居民徒刑,賠償白銀七萬兩結案。10月1日簽字後,沙俄軍隊先後撤出伊黎和喀什噶爾。但沙俄並不甘心,次年又唆使當地行政長官馬福興26組織「獨立回教國」,10月,楊增新設計除掉了馬福興,穩定住了喀什的局面。
  「大蒙古國」建立後,沙俄和哲布尊丹巴政權乘中國國內革命之機,先後兼併了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後,其矛頭又對準了新疆北部的阿爾泰地區。阿爾泰地區包括阿爾泰烏梁海、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三部,原屬科布多辦事大臣管轄,1904年,為防俄國的侵略滲透,清廷決定科、阿分治,設立阿爾泰辦事大臣,治所在承化寺(今阿勒泰)。民國後,辦事大臣改稱阿爾泰辦事長官,由中央直接管轄。1912年,庫倫軍隊攻打科布多時,袁世凱命令新疆、伊黎、阿爾泰三地出兵增援科布多,但援軍尚未集結,科布多即於8月20日陷落。楊增新認為阿爾泰為新疆北部屏障,故全力援阿,在軍需糧草和軍隊佈置上作了有效的安排,在進駐阿爾泰境內後,即聽候中央政府與沙俄的交涉結果27。1913年8月,一名增援阿爾泰的新疆伊黎軍隊的士兵,擊傷了俄國駐承化寺的領事,俄國遂借此赤膊上陣,直接干預。為避免衝突,北京政府應俄國要求撤回了增援軍隊,俄國卻以保護領事和俄人商務為名,派兵一千三百餘人,強行進駐承化寺和布爾津河一帶。10月,沙俄又策動阿勒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親王(即土爾扈特親王)宣佈阿爾泰「獨立」,並與之簽訂《臨時停戰條約》六條,試圖將阿爾泰併入「大蒙古國」。袁世凱下令將帕勒塔撤職,宣佈其所簽訂的所有條約一概無效後,沙俄於1914年2月向中國提出六項要求,作為從阿爾泰撤軍的的條件,主要內容是哈薩克人歸哈薩克總管節制,承認俄國人在阿爾泰境內有購置或租賃土地及其他不動產的權利,准許俄國商人任意運進貨物並在沿途隨意銷售等。新疆都督楊增新在回復外交部的電報中對「六條」予以駁斥說,俄「要求將哈薩(克)歸總管節制,言外即有不歸阿爾泰長官節制之意。無非欲引哈薩(克)外向,使逐漸脫離中國管理主權,儼然含有獨立性質」,「將來煽惑中、哈,即可效庫倫故智,土地人民,皆入俄國之勢力範圍,居心叵測28。」此六條為中國政府所拒絕,俄軍遂長期賴在阿爾泰不走,直至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後,俄軍才被驅逐出境。1919年,中國政府將阿爾泰地區併入新疆,改為阿山道。
---------------
送「高帽」的學問三(5)
---------------
  對俄國的趁火打劫,袁世凱的對策是,忍辱負重,沿襲晚清的老法子,以外交談判解決問題。在經濟權益方面,可以作出讓步和妥協,在主權問題上則決不讓步,只要能夠爭取到在條約中對中國主權的承認和肯定,異日國家強盛後就不難收回喪失掉的權益。在當時國力衰微已極的情況下,袁氏的這種方略無疑是正確的,所以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儘管被迫出讓了許多權益,但並未喪失對原有領土的主權。經過耐心而艱苦的外交談判,1913年11月,中國與沙俄簽訂《中俄聲明文件》,沙俄在文件中承認了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中國則承認外蒙古「自治」,同意只派辦事大臣及屬員、衛隊駐紮庫倫,不派軍隊駐守外蒙;當然中國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承認了沙俄在與外蒙傀儡政權簽訂的《俄蒙商務專約》中所攫取的全部特權,並答應在涉及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上,俄國及外蒙古當局有權參與協商。
  1914年9月起,中國又與俄國和外蒙古自治當局進行了恰克圖會談,並於翌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協約規定: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和「共戴」年號;中國則承認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項特權。俄國革命爆發後,沙皇政權倒台,中國政府遂於1918年派兵進駐庫倫,完全恢復了對外蒙的主權,1919年11月,徐世昌政府發佈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可歎的是,中國很快陷入內戰和革命不斷的內亂之中,未能及時有效地加強和鞏固在外蒙的主權,外蒙遂在後起的蘇聯支持下再次宣佈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介石政權屈服於列強的壓力,為了換取蘇聯的出兵參戰,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使中國最終失去了這塊相當於現有國土面積1/6的領土29。國家不是從袁世凱手裡,而是從國民黨手裡丟失了大片領土的。
  俄國在外蒙和新疆的侵略頻頻得手,日本看在眼中,急在心裡。在日俄密約中,除了滿洲外,雙方約定的瓜分範圍是:外蒙屬於俄國,東蒙(即當時的內蒙古東部)屬於日本。但日本缺乏俄國所擁有的地理上的便利,俄國與其所欲插手的地區相鄰接,在邊境上駐有重兵,隨時可以出兵進佔。日本則不然,進兵非得深入中國內地,這就難免遭到其他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干涉。所以日本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起初採取的方針是,維持大清,哪怕是形式上的君主制,必要時甚至不惜直接運用武力撲滅革命,其目的當然是將來向這個受惠於它的朝廷索取高額回報。孰不料,它的這個計劃遭到了普遍的冷遇,不僅袁世凱內閣無意維持大清,就是其他列強也全無興趣。反之,美、英認為大清已經是一個朽爛不堪、扶不起來的朝廷,他們所感興趣的是大清朝的政治繼承人——袁世凱,這顆落而復起的新星,才是他們理想中的統治者。而袁世凱對日本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外交主導方針即聯美英以制日俄,這對於日本對華的圖謀,無疑是一種潛在的、強有力的遏阻。葉恭綽曾論及袁復出後與各國列強之間的關係:
  袁世凱倚外力以自重,尤顯者在英國方面,而朱爾典30實為其樞紐。朱爾典固為發展在華勢力計,然利用私交之關係,易於進行,亦其中一大關鍵(朱爾典與袁之私交,始於同在朝鮮時)。辛亥年袁出山後,一切規劃,朱爾典多與其謀,居間奔走,實為蔡廷乾等。且朱工華語,有時直接交談,亦不(依)賴通譯(翻譯)的。據我所知,辛亥革命初漢口英國總領事的態度,及其後袁與黎元洪的交涉,南北議和各重要事件,朱爾典皆多所運籌。他對於製造袁的權位,實在是極費苦心。他所以如此,則是因為英國自甲午以後,中俄密約成立,對華力量大受挫折,至袁下野後為尤甚。所以英國朝廷政策已經一貫趨於毀滅清室,一方面即極力培植他方勢力以為之做準備;袁之出山,正是英國恢復在華勢力的機會,故積極加以運用也。自是而後,各國競相角逐,爭著想要擁袁。於是德國愷撒(指威廉二世)首先結交袁克定,進以帝制的學說,克定民國二年自德回國,即以此學說遊說其父,遭其拒絕,其後漸漸得勢。英國公使朱爾典刺探到此事,當面問袁,因而達成默契。美國也繼之而來,古德諾博士因而來華倡帝制之說。日本知道自己落後了,以此事詢問袁,袁仍然否認。日本大怒,以為袁得志,日本在中國將無立足之地,且將修朝鮮舊怨,於是斷然決定倒袁。故民國三、四年間,日本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後乃有二十一條的提出。31
  葉恭綽此說,由黑龍會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了佐證。黑龍會是1900年由內田良平32發起的一個民間政治組織,但對日本官方的政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其名稱借用東北的黑龍江,有著很深的用心,即如其宣言中所稱:「當前急務,首先在於同俄一戰,擊退帝俄,使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以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從這個組織的活動來看,它深入朝鮮、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地,刺探情報,繪製地圖,收買民族敗類,策動內亂。如朝鮮之「合併」,中國之「革命」,拉攏宗社黨人,策動滿蒙「獨立」等等,背後都有黑龍會的影子,它完全是日本侵略擴張政策的先遣軍和別動隊。1913年,由黑龍會發起,十三個右翼團體的三百多名擴張主義分子,成立了所謂「對華聯合會」,加緊了在滿蒙地區搜集情報,策動叛亂的步伐。內田良平在是年發表的《支那觀》一書中,提出了「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張:「今我帝國,要聯合覺醒的亞洲各邦並成為其盟主,以保證亞洲人在即將到來或已經到來的人種的競爭、宗教的競爭、經濟的競爭中,免遭其他人種的蹂躪踐踏33」,這個思想是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張本。
---------------
送「高帽」的學問三(6)
---------------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全部捲入戰爭。內田敏銳地覺察到這是日本全面擴張的大好時機,於是親自起草了《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又稱《黑龍會備忘錄》),以黑龍會的名義,呈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34。這份意見書提出,必須乘西方列強捲入戰爭,無力東顧,中國孤立無援之機,迫使「中國自動地依賴日本」。「對日本帝國政府來說,強迫中國處於這一地位,除了利用目前機會取得政治及財政權力,以及用一切方法訂立包含下列秘密條款的防禦同盟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內田提出的建立「防禦同盟」的秘密條款有十條,作用在於把中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為的是將來像對朝鮮那樣加以「合併」),他是這方面的操作老手。這份意見書實際上是日後「二十一條」的源頭和藍本,其精神和主旨全部被「二十一條」吸收了進去。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書》對袁世凱的看法,印證了葉恭綽的說法。內田顯然很清楚袁在外交上慣用「以夷制夷」的手法,對袁氏抱有很深的不信任:「從袁世凱迄今為止的態度來判斷,我們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採取權宜的策略。雖然在外表上可能對我們表示友善,實際上他將依靠不同列強的勢力作為對我們最方便的牽制而拒絕我們的要求35。」出於這一前提,在支持袁世凱鎮壓革命黨,武力統一中國,還是幫助革命黨倒袁的問題上,黑龍會的態度極為鮮明:「我們應該使中國革命黨人、宗社黨人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整個國家將陷於混亂,袁政府將因之垮台。那時侯我們將從四億中國人中選擇一位最有勢力、最著名的人物,幫助他組織新政府,統一全中國」,而「目前是我們唆使中國革命黨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適當的時機。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進行積極的行動,是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如果帝國政府能利用這一事實,給他們以貸款,並教唆他們同時起事,極大的騷動和混亂,必將普及全中國。我們就能出來干涉並輕易地調整關係36。」黑龍會意見書竟同袁世凱一樣,認為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日本不贊成共和制的原因在於「中國共和政體的保留,將是未來中日同盟道路上的巨大阻礙」,為什麼呢?因為這會給吞併中國造成體制上的障礙,「在共和國內,政府的根本原則以及人民的社會與道德的標準是與君主立憲國家截然不同的;它們的法律與行政也是相衝突的」,因此,「我們必須利用目前的機會改變中國共和政體為君主立憲,而這一立憲政體必須在一切細節上與日本的君主立憲相符合,而不是符合其他任何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這確實是為了實際改造中國政體必須牢牢掌握的關鍵和首要的原則。」至於推倒袁世凱後,由誰來當新的統治者,是宣統復辟,在宗社黨內物色,還是從革命黨人中挑選,可以等到將來再定。但「確實執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變中華民國為君主立憲的政策,實際乃是改造中國所應採取的根本原則37。」
  由黑龍會的這篇意見書,我們可以大致窺見當時日本朝野侵略中國的思路:
  一、借中國孤立無援之機,脅迫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造成「保護國」的既成事實;
  二、以此打擊袁世凱的威望,以動搖其統治基礎;
  三、對一切反袁勢力,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宗社黨,只要是有助於煽起中國的內亂,均予以積極地支持;
  四、支持除袁以外的復辟帝制的活動,使中國在政體上與日本保持同一性,為將來「合併」中國打好政治基礎。
  很顯然,日本並不反對中國的帝制復辟活動,但「新皇帝」必須是一個日本信得過且好擺弄的傀儡,而非袁世凱那樣足智多謀,不僅不聽擺弄,反而足以成為日本陰謀的巨大障礙的梟雄人物。日本想要搞掉袁世凱,與後來搞掉張作霖的動機是一樣的。所以,所謂袁世凱「賣國」一說似乎站不住腳。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與英國有盟約(即日俄戰爭之前建立的英日同盟),與俄國有密約(即瓜分滿蒙的秘密協約),而在當時的歐洲方面,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一方,以英、法、俄國為一方,形成了對峙局面。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就是看好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較弱,而且為歐洲戰爭纏身,無力東顧;日本可以借宣戰為借口,一舉全面接收德國在華的權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還是侵略中國。日軍在山東的登陸和對膠州灣德租界的進攻,事先並未通知中國政府。袁世凱還是從山東都督的報告中獲知日軍登陸的消息的。袁的對策是,在無力阻止日軍行動的條件下,採用當年日俄戰爭時期用過的方式,劃定日軍過境的一條走廊和參戰國戰區,此外即為中立區,以防戰爭波及中國。當時的決策過程,據參加了那次會議的顧維鈞回憶如下:
---------------
送「高帽」的學問三(7)
---------------
  總統急忙在總統府召集會議,所有的內閣部長均出席,參事也被邀與會。那時我是外交部參事,是被邀的三個人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務院(內閣)參事。一個是伍朝樞,伍曾就學於牛津,是英國律師,倫敦林肯法學協會會員;另一個是金邦平,他曾留學日本,也是國務院參事。總統宣佈開會後說,邀請三位參事與會,是因為他們曾在三個不同的國家留過學,學過法律,懂得國際法;議題是如何對付日本對中國領土的侵犯。他首先要聽取三位法學家的意見。總統先叫我發言,我毫不猶豫地說,日軍在龍口登陸是公然違犯國際法的行動,因為中國已宣佈對歐戰保持中立;根據國際法,交戰國雙方應尊重中國的中立。因此,為了表明中國在盡其中立國的責任,有義務保衛國土以維護其中立立場。因此,抵禦日本侵略,理由至為明顯。
  總統叫伍朝樞發言,說願意聽聽研究國際法的留英學生的意見。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國駐華盛頓公使伍廷芳的兒子。他簡捷地說他的觀點完全與我相同,認為中國必須履行其中立的義務,才能按照國際法保障中立國的權利。如果中國不保衛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認,也等於是默許日本的行動。袁世凱又叫金邦平發表意見。金說日本造成的局勢越乎常規,他實難以表示明確的意見。
  袁世凱轉向陸軍總長段祺瑞,他想從陸軍總長那裡瞭解為了保衛國土,中國軍隊能採取哪些行動。段回答說,如總統下令,部隊可以抵抗,設法阻止日軍深入山東內地。不過由於武器、彈藥不足,作戰將十分困難。總統直截了當地問他抵抗可以維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說四十八小時。總統問他四十八小時以後怎麼辦,他望了望總統說,聽候總統指示。總統再問外交總長孫寶琦。孫支支吾吾不知說了些什麼,總之是他沒有成熟的意見。總統環顧左右,等待別位總長發表意見,然而大家沉默不語。總統深深歎口氣說,他很明白根據國際法,法學家們認為我國應該怎樣做的意見,然而我國毫無準備,怎能盡到中立國的義務呢?這話顯然是對著我和伍朝樞說的。……總統拿著一個準備好的小紙條作為發言的依據,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滿洲,中國曾遇到過類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國境內交戰,那時無法阻止日軍的行動,只好劃出「交戰區」。那麼,現在也可以劃出走廊,日本可以通過走廊進攻青島,中國不干涉日本在此區內通過,在此地區以外中國仍保持中立。
  顯然,這是應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總統叫在場的法學家起草劃定所謂交戰區的文件,以及在此區外保持中立的條例。由於陸軍總長說明中國沒有準備不能進行長期抵抗,而且總統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與會者一致認為此方案是當前中國應遵循的惟一切實可行的政策。三位參事湊到一起,草擬官方聲明和執行中立的細則。這些文件經過批准,即做為官方政策予以公佈。38
  德國在青島只做了象徵性的抵抗,日軍二天之後即開進並接管了德國租界,隨後又以武力控制了青島至濟南的鐵路線。這是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日本並不以接收德國的權益為滿足。袁世凱政府的憂慮和擔心是有道理的,1915年1月18日,從東京回任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面謁袁世凱時,突然呈交了日本政府的對華要求,共計五號二十一條,即「二十一條」;日置益並當面要求袁世凱對此保密,聲言秘密如果洩露出去,日本將斷然採取行動。袁世凱雖然震驚、憤怒,但並非沒有思想準備。他明瞭中國沒有力量與日本進行軍事對抗,躲是躲不過去的,只有先談判,在談的過程中想辦法化解危機。下面我們來看看「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
  第一號是有關山東問題的,共計四條:
  (1)中國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
  (2)山東省內或沿海地帶的所有土地島嶼,無論何種名目,概不得租讓他國;
  (3)由日本建造從煙台或龍口連接膠濟線的鐵路;
  (4)從速開放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供外國人居住貿易。
  第二號是關於南滿和東蒙(即當時的內蒙古)的事項,共計七條:
  (1)將旅順、大連的租界期及南滿和安奉兩條鐵路的期限,均展延為九十九年;
  (2)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可租賃土地用於工商業和耕作;
  (3)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可任便居住往來和經營工商業;
  (4)日本人可在南滿、東蒙各地獲得礦產開採權;
  (5)在南滿和東蒙地區,欲允許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並將南滿、東蒙各項稅課做為借款的抵押時,中國政府須先經日本政府的同意方能辦理;
  (6)中國政府如在南滿、東蒙聘用政治、財政、軍事顧問或教習時,必須儘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
送「高帽」的學問三(8)
---------------
  (7)將吉長(吉林—長春)鐵路的管理經營權委託於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號是關於漢冶萍公司的,共計二條:
  (1)兩國約定,將來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合辦事業,不經日本政府同意,該公司所屬一切權利、產業,中國及該公司均不得自行處分;
  (2)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礦山,不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許外人開採,無論直接間接影響到該公司的舉動,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僅一條,但嚴重侵害中國的領土主權:
  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最明顯不過地暴露了日本擴張的野心和胃口,共計七條:
  (1)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當政治、財政、軍事等各方面的顧問;
  (2)日本在中國內地所設有的病院、寺院、學校等,中國一概允許其擁有土地所有權;
  (3)日中合辦必要地方的警察,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官署中,聘用多數日本人,以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4)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須由日本採辦,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採買日本材料;
  (5)將連接武昌與九江、南昌的鐵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各線鐵路建造權,讓與日本;
  (6)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如需外國資本,先向日本協議;
  (7)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之權。39
---------------
送「高帽」的學問四(1)
---------------
  在聽完日置益對「二十一條」的陳述後,袁世凱並未動怒,而是以外交辭令告訴日本人,「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交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在日使辭出後,袁將條約文本留下細讀。當晚,袁召集緊急會議,國務卿徐世昌、陸軍總長段祺瑞、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連續會議三天,詳議對策。袁在告知他們日本「覺書」(即二十一條)的大致內容後,指出日本「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看待我國,萬萬不可與他商議。」此後,他便與梁士詒等密商避重就輕的辦法40。對於「二十一條」,袁曾逐條批注,整個談判實即根據他的指示進行。
  例如,對於第一條批稱:此本於前清中俄協定,東三省會議時已允繼續俄國未滿之年限,由日本展續滿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將來若能收回,對於年限沒有多大關係,此條不必爭論。對於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利益問題,批稱:應雙方合議,何能由日本議定,由我承認?這是將來之事,不必先行商議,可從緩議。對於合辦礦業,批稱: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與國人自辦。對於建造鐵路,批稱: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惟須斟酌慎重。對於開商埠,批稱:須用自開辦法,並應限制,免(得)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對於漢冶萍礦廠,批稱: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對沿海地區之讓與,批稱: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對內地雜居,批稱:治外法權沒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與雜居。至於第五號,批稱:此項限制我國主權,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41
  如果說袁世凱是梟雄,那麼他處理「二十一條」的手法,最能表現其梟雄本色。這是袁從政以來所遇到過的最大外交挑戰,他決計頂住,即使明裡頂不住,暗裡也要頂住。為此,他從四個方面著手佈置。
  第一個方面,是摸清日本的底牌,以確定外交談判的方針和對策。「二十一條」提出的次日下午,袁即交給總統府秘書曾彝進42一項任務,要他即刻拜訪總統府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43,摸清日方此番的真正意圖何在,在得知有賀也不知道其中內幕後,即提供旅費一萬元,遣有賀赴日一行,利用他與日本政界元老松方侯爵44和山縣公爵45的關係,摸清日方的底牌。不久,有賀返回北京,向來接他的曾叔度透露了此事的原委和日本元老的態度。
  下車見面,我問他(有賀)消息怎樣?他一言不發,約我同到他的寓所詳談。到有賀秦老胡同的寓所後,他說:「這件事真相已明。我見了松方侯爵,哪裡知道,侯爵實不知其內容。如此大事,並未經過御前會議,松方只知道大隈要與中國解決懸案,不知其他。我乃將二十一條內容告之松方,並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駐在國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國際間通行禮貌。松方說:『大隈重信言大而誇,你快回華告訴袁世凱,滿洲系我帝國臣民以血肉性命向俄國人手裡奪過來的,應當予帝國以發展的機會。至於滿洲以外中國領土上的主權及一切,帝國毫無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國臣民不見得都支持他的要求』」云云。有賀附言:「山縣公爵,我因保守秘密,怕招人耳目,故未往見」云云。
  我將其言回報項城(即袁世凱),項城喜云:「得要領了,得要領了。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就是滿洲,俄國所搶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還想要發展,你發展了,我卻癟了。」……
  項城又派我一項很難的任務,在二十一條未發生以前,項城叫我聯絡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當智識而懷才抑鬱者,揮金與交。數年之間,經我手推薦了若干人。項城就選定了六七人,最高有每月給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給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買的日本間諜。其事極密,除項城與我外,無第三人知之。項城說:「現在正當緊要關頭,你務必常跟他們聯絡,無論何種情報,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來報告我。並且你見了他們,應該說什麼話,也要斟酌。你預先來問我,我告訴你」云云。我擔負此項任務,即與彼等往來,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館的內部情形,但毫無所得。我將我無能情形,回報項城,請求解除此項任務。項城說:「我所想要知道的,不專指日本使館內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動靜。例如最近來的日本人多,還是回國的日本人多,以及他們為什麼要來,為什麼要走。走時是否把家財一起賣盡,有一去不復返之勢。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館或領事館的命令,勸他們回國」云云。46
---------------
送「高帽」的學問四(2)
---------------
  袁世凱之所以要隨時瞭解日本僑民在華的動向,顯然也是為了摸清日方的底線,是虛聲恫嚇還是真的要訴諸武力,以此把握談判的分寸。對於有賀帶回的信息,袁也並不完全相信,隨後又派金邦平等二次前往日本拜訪松方,證實有賀所說確實後,才鬆了一口氣。此後袁即讓曾叔度前往有賀長雄處研究日本憲法,曾不願意去,認為這種時候研究什麼憲法,未免迂腐。袁告訴他:「我現在所想知道的,乃是外交真正決裂後,大隈應取何種態度,他能否奏請天皇即日派兵來中國。依日本憲法,天皇必須依他所請出兵呢?還是可以駁回不出兵呢?關鍵在此。你萬不可將此問題涉及「二十一條」,宜用旁敲側擊法,叫他就憲法論上解答問題47。」在得到有賀對「二十一條」交涉失敗後,就憲法而言日本八成不會因此出兵的分析後,袁指示在交涉中持強硬但不激怒對方的方針。由於探得了大隈內閣此次交涉的底細,袁的應對方略使得日方頗為被動,據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電告,「大隈內閣得袁氏覆文,驚袁氏之膽大。而未經御前會議,自己即提出此項要求,遭袁氏回敬一棒,狼狽萬狀。不得已上奏天皇,已開御前會議」云云48。袁的摸底活動,顯然深合「知己知彼」的戰法,故中國雖處於劣勢,但在談判對手面前起初並未落下風。
  第二即為配合第一步的摸底活動,在談判中採用拖延戰術。袁世凱既已決定坐下來同日本人談,即再次起用了擅長在困難局面下談判的陸征祥(如前不久進行的與俄國人進行的有關蒙古主權的交涉)擔任外交總長,以代替在對外交涉上不那麼在行的孫寶琦49,並指示陸征祥、曹汝霖應逐項逐條商議,不可籠統並商,盡量拖延談判。
  日本要求談判盡快得出結果,每天會談一次以加速進度,在最短的時間內簽訂條約。而袁世凱卻極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國的外交支援,特別是美國的支援。中國代表團的組成是外交部與日方代表團需要立即解決的另一問題。中國提出雙方應各組成五人代表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總長出席,頂多帶一名秘書,構成三人代表團。顯然日本公使是奉東京之命要進行秘密談判,把和北京講英語國家公使有來往,特別是與國外講英語國家新聞界有聯繫的中方人員排除在外。日本堅持己見,迫使中國撤回自己的建議,接受日本的反建議。因此我(即顧維鈞,時任國務院和總統府英語秘書)和另一位秘書被排斥於中國代表團之外。我雖未參加談判,這並不意味著我對每次談判內容和進展毫無所知。事實上,外交總長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會晤之後,總是召開小型會議,討論會晤中提出的問題。
  頭幾次會談的時間很長,除了程序問題外,沒有什麼進展。實際上,袁世凱總統曾指示陸征祥先生,要他盡量拖延,這和日本公使要盡快結束談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為了執行總統的指示,陸先生想出許多巧妙的計策來拖延談判。日本要天天談,每週五次,陸則提出每週開會一次,並且和顏悅色地和日方爭辯。他說他很忙,有許多別的外交問題等他處理,他還要參加內閣的會議。日本公使多方堅持,最後達成妥協,每週會談三次。
  陸的另一任務是縮短每次會談的時間。已有決定每週會談三次,時間是下午四點至六點。陸的妙計是每次說完開場白後即命獻茶,儘管日本公使不悅,他還是決意盡量使喝茶的時間拖長,而日置益50先生也知道這是東方待客的禮節,無法加以拒絕。
  第三就是向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及報界秘密透露日本獨霸中國權益的計劃,即「二十一條」的細節,引起列強的關注,以牽制和對日本施加國際壓力。這一任務是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顧維鈞具體執行的。
  此時,北京急需從國際上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儘管中國許諾將此事保守秘密,不讓其他國家知道,但我向總統和外交總長說明,這種許諾是在威脅之下作出的,中國沒有義務遵守。根據世界的形勢,惟一能給中國以外交和道義上的支持的是美國。……
  這時關於二十一條的消息少量而不斷地出現在外國的報紙上,引起了各國,特別是華盛頓和倫敦的關注。我徵得總統和外交總長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館保持接觸。我每次在外交部開完會後,如不是當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51和英國公使朱爾典。當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電詢政府二十一條的詳情,尤其是第五號時,東京開始焦急不安,顯然東京並未將二十一條的性質及談判進展等詳情通報其駐外使館,據報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謂的第五號。但(美國)國務院出示了二十一條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難堪。此後日本政府也開始感到難堪,當然不是為了在北京的談判中,而是在和華盛頓和倫敦的關係上確實是這樣。秘密洩露後,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果繼續否認二十一條及其第五號的存在,殊非明智之舉。秘密越來越公開,日本談判代表對中國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企圖迅速簽訂條約,結束談判。陸征祥仍採取拖延辦法,但已越來越不靈了。在日本的強大壓力下,他只好一點一點地把前四號的談判結束下來。52
---------------
送「高帽」的學問四(3)
---------------
  其實,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半個多月後,袁即通過專辦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將此事透露給了西方。2月11日和15日,英國記者端納(後曾任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顧問)和袁的政治顧問莫裡循就先後將條約全文傳達給了《泰晤士報》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53。消息的透露很快就產生了應有的效果。美國國務卿布賴恩3月照會日本駐美大使,認為日本提出的條件與其過去所做出的關於中國主權的聲明不相符合,美國在原則上「反對日本有關山東、南滿、蒙古東部的要求」;同時,美國「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日本的這些提議如果被接受,「就會排斥美國人,使他們不能平等參加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並限制了中國的政治獨立」。美國的政策「是要維持中國的獨立、完整和商業自由,並保持美國人在中國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在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強迫中國簽訂協約後,布賴恩國務卿於5月11日再次照會中、日兩國政府,聲明美國「對於中日兩國政府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民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54。」
  美國的介入無疑是對日本的重大壓力。日本只得否認第五號要求的存在,並匆匆結束了條約的談判,它原來的企圖只實現了少一半,而把中國變為像朝鮮那樣的保護國,以便將來加以吞併的陰謀完全失敗,大隈內閣後來即因此而倒台。從此,美國被日本視為實現自己在中國和東太平洋霸業的最大障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二十一條」可以被視作未來太平洋戰爭的遠因,在那次戰爭中,中美最終結盟,徹底擊垮了日本的帝國迷夢。
  第四,扶植張作霖作為關外的政治強人,以此阻遏日本對東北的滲透和控制。讀民國初年那段歷史,常令人感歎扼腕,國家內亂不止,國勢危殆,西邊的新疆和東邊的滿蒙分別被沙俄和日本這兩個強鄰所窺伺,它們之所以今天還屬於中國,不能不承認當時一西一東兩個強人的柱石作用,西邊的強人是新疆的都督楊增新,東邊的強人是東北的張作霖。
  楊增新(1863—1928)字鼎臣,雲南蒙自人,光緒十四年(1889)進士。歷任甘肅中衛、天水縣知縣,河州知州,甘肅武備學堂總辦、候補道,新疆陸軍學堂總辦,阿克蘇道、鎮迪道道尹,新疆提法使(即官制改革前的按察使);1912年由袁世凱任命為新疆都督。楊在政治上親北洋,「終袁世凱之世,他是擁護袁世凱的」,「他每次提起袁,總是以『項城』相呼,認為『項城』在世時對新疆的一切措施是諒解並且支持的,比起後來的黎(元洪)、段(祺瑞)好得多55。」楊增新雖是進士出身,卻並不迂腐,而是奉行黃老,善於以術馭人。在新疆當時極為複雜危險的局勢面前,他能敉平內亂,潛消反側,挫敗沙俄分裂新疆,攫奪領土的種種陰謀,表現了出色的領導才能。1916年,他妥善處理了自俄國逃入新疆的三十萬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難民問題;此後又解決了竄入新疆的四萬多白俄軍隊造成的危機;他還完成了伊黎、塔城和阿爾泰改隸新疆的行政改革。與一心進關爭雄,逐鹿中原的張作霖不同,楊寧可固守新疆,決不介入內地的紛爭,他奉行的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方針,他在督署大堂上題寫的一幅對聯頗可反映其固境自守的心態:
  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
  邊庭有桃源勝境,狃率南回北准(噶爾),渾噩長為太古民。
  在楊增新統治新疆的十七年中,新疆對中央奉命惟謹,保持了穩定和領土完整。在晚清民初衰微的國勢下,新疆之所以還能留在祖國的懷抱之中,要感激兩個人:一個是左宗棠,他率軍西征把新疆從叛亂的阿古柏政權手中奪了回來;一個是楊增新,他在危機四伏的局面下為國家守住了這塊領土。這兩個人對於國家民族,功莫大焉。
  現在我們再來看張作霖。張作霖當時不過是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他的快速崛起,乃至後來成為「東北王」,與袁世凱的有意扶植分不開。在「二十一條」交涉之初,袁世凱就對曾叔度透露過他的對策,「滿洲外的要求,我盡量全數駁回;滿洲內的要求,多少答應幾點,而這幾點縱答應了,我有辦法要他等於不答應。不但如此,我還回打他一棍,我還向他有所要求56。」這「回打他一棍」,即5月1日中國政府提交給日本的「最後修正案」。此方案對日方第四、五號要求完全不予考慮,在第一號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中提出中國在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時,日本政府應聲明未來將膠澳交還中國,並撤回租界外的日軍,膠澳交還中國時,所有日軍一併撤回;在第二號滿蒙問題解決方案中,在同意日本人租用土地辦廠經商耕作的同時,要求服從中國警律並像中國人一樣照章納稅,在東三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後,則取消領事裁判權,所有訴訟,完全由中國法庭審理,等等57。袁世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摸準了大隈內閣不經過御前會議沒有用兵之權。果然,在中國外柔內剛的對策下,談判陷於僵局,大隈不得不要求召開御前會議,否則他的威嚇戰略就起不了作用。而袁世凱亦吩咐曾叔度,全力探查日本御前會議的情況,以摸清日本方面的底線。
---------------
送「高帽」的學問四(4)
---------------
  此時我等急欲探知者,乃東京御前會議後的消息。暗懸(賞)重金,購買消息,迄無所得。日本間諜,思得重金,每日都有人向我報告。或雲東京回電已到日使館,計有三個方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則決裂。我以為此種讕言,無報告之價值。而項城一再問及,並云:「你何以知其無價值,在我看來,一句謠言,都有價值。今日之事,猶如打撲克牌,快到最後攤牌之時了,你以無價值了之?錯了。你遵我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要報告之言,萬勿隱匿。」言下頗有責備我之意。
  某日,日本間諜來報,日公使館的確接東京來電了,御前會議,依諸元老意見,只有一個方案。滿洲以外不提,滿洲以內較原來的方案略有讓步。最重要的是:(1)日本人得在滿洲內地雜居;(2)日本人得在滿洲租地種地;(3)滿洲警察局須聘雇日本人為顧問。似乎此三條最為重要,非中國答應不可,不答應即決裂。我立刻報告項城。項城說:「真貨假貨,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我說或者還能讓步,焉知無第二案。項城說:「我同日本人辦交涉數十年,他們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們性急,喜歡痛快。況且證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見,大都相符。我看這個報告,比較其他報告,最接近於真實」。其後果然,此報告與日使館來文,大致相符。
  ……
  我草擬一道條陳,內容大致是說,已經答應了的各條,宜速籌補救之法:(1)破壞雜居,宜訂一外僑內地雜居條例;(2)破壞租地、購地,宜訂一外僑永租地條例;(3)破壞警察顧問,宜訂聘雇外國人條例。於條例中寓含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壞條約。似此之類,尚有若干條。條陳呈遞上去後,項城告訴我說:「你的條陳,意在破壞,但你系法學家,只知道法律,單靠法律,破壞不了條約。我已經籌劃好了:(1)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買不到手;(2)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至於(3)警察顧問用日本人,用雖用他,月間給他幾個錢便了,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破壞不了。又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云云。
  項城所用老秘書某君(即張一),也參與機密,本來反對簽訂此約,聽到項城及我的暗中破壞之說,大不以為然。說:「既簽訂條約,即應忠實履行。明知不行,而虛以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卻加以破壞,必為禍根。本應推誠布公,向彼明言不能應允之故。如彼不聽,縱以兵戎相見,彼曲我直,勝敗之數,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氣壯,雖敗猶榮。我意本應堅持不答應,今天既然答應了,成事不說,壯士斷腕,聽其所為;白山黑水,暫時視同丟棄的地方,痛定思痛,在關內勵精圖治,待機而動,收復故土,似乎也是一種策略」等等。項城斥為書生之見,並且說:「推誠布公果真能夠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項城曾對我說,擬頒布一懲治國賊條例,凡未經政府許可,私賣田土與外國人者,以國賊論,殺無赦。我未見此條例,也未曾見其頒布,惟聞東北軍界及民間皆傳言有此不成文法,而法制局及東北行政官署,卻無片紙隻字。又張作霖只任巡防營某路統領,有兵千人,槍千餘枝而已。二十一條簽訂後,段芝貴僕僕風塵,密赴奉天數次。張氏勢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國某洋行購槍械,遂大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屬地,東北寸土不能入日本人手。其後尾大不掉,竟逐段芝貴而代之。作霖為國而死,春秋之筆或……應與之。而用作霖者袁氏也,作霖暗中排日,殆有人指示歟。張氏父子據東北若干年,有人說其基礎奠立於項城,而實奠立於二十一條,此言似乎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項城死後數年,我去東北。日本友人告訴我說:「我等被囚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向中國人購地、租地,更談不到。日本人受中國各機關聘僱人員,也向我說:「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等等。二十一條簽字後,東北情形如此,張氏父子據有東北時也是如此,難道是實行項城的政策所致嗎。58
  曾叔度的說法,是根據袁世凱的說法和後來東北的實際情況所作的揣度,但袁世凱對張作霖確實是格外籠絡的,據他的女兒回憶,袁世凱住在西苑(今中南海)的居仁堂,他的辦公室,在居仁堂樓下東頭,西頭是會客、開會及吃飯的所在,在居仁堂前院,還有一處叫做「大圓鏡中」的房子,也是會客的地方。袁世凱見客,是依身份的不同在不同的地方會見的。
  他(即袁世凱)在什麼地方會什麼樣的客,是按照來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關係來區別對待的。例如,一般的生客在「大圓鏡中」,熟客在居仁堂樓下西部,最熟的就在辦公室內會見了。如果來客比較有身份,那麼,會見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變。但是他接見張作霖卻是個例外。張作霖是當時的二十七師師長,他由東北來京謁見我父親。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親的關係,是只能在「大圓鏡中」會見的。可是我父親為了表示對他的優遇,卻破例地在辦公室內接見了他。當時辦公室的北面,安設著一個多寶格子。格子裡擺設著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個絲絨盒子,裡面放著四塊打簧金錶,每一個表的邊上環繞著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琺琅燒的小人,樣子是極其精緻的。當時我父親和張作霖分坐在沙發上談話,張在談話的時候,不時地注視著離他座位很近的這四塊金錶。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曉得他是愛上這幾塊表了,當時就送給了他。59
---------------
送「高帽」的學問四(5)
---------------
  對張作霖在東北的作用,台灣學者王禹廷在其所撰《中原大戰史話》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張作霖雖然出身草莽,雄據東北,在俄、日兩強交侵中,尤其在日本大力脅誘之下,善為應付,不稍屈服,保障國權,奮力建設,其成就非當時(山海)關內任何地區所能及」,並列舉其事跡如下:
  日本視滿洲(東北)為其生命線,久蓄攘奪吞併之心。它於民國初年,脅迫袁世凱,訂立了「二十一條」,其重點就在東北。多年以來,日本人據此不斷向張作霖威脅利誘,糾纏不休,張作霖不理會,迄未達成所願。民國十五六年間,日本駐奉天的總領事吉田茂(日本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日本的重建復興,有很大的貢獻),某次與張作霖進行一種交涉,曾對張盛氣凌人地說:「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作霖立即還以顏色,岸然答道:「怎麼樣?你們有什麼好辦法,儘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的好了。」言罷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調回國。民國十六七年革命軍大舉北伐,節節進展。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日本名外交家,中日復交後,他任第一任駐華大使)及有關人員,曾用多種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張作霖接受其條件。張氏如果答應,日本即使用各種力量,包括武力協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戰,支持他統治北中國,與南京的革命政府劃江分治。張作霖秉諸中國人鬧家務,自己事自己了,絕不願外人插手的大義和理念,堅決不為所動。日本人見張作霖硬不就範,轉頭向張宗昌接洽。張作霖聞訊把張宗昌電召到北京,親口告訴他:「效坤(張宗昌的別號),我們自己鬧家務,絕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萬世的罵名。」張宗昌奉命惟謹,日本人的這一狂圖,又告落空。(民國)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對我南、北兩政府發出將在東北採取軍事行動的覺書,張作霖於二十五日提出答覆,謂斷難承認日本覺書所稱「適當有效處置」,且聲明東三省及京津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盼日本鑒於濟南慘案,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措置。同時發表宣言,指出日本此舉違背華盛頓會議的立場,亦有訴諸國際評裁的含義。殆張作霖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日使芳澤謙吉,仍密訪張作霖有所要挾,他勸張接受日本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兩人會談很久,張氏毫不妥協,且大聲對芳澤說:「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故無結果而散。因此,日本視張作霖的頑強不屈,為其攫奪我東北的大障礙,必欲去之而後快,乃種下張氏被炸身亡的禍因。60
  對付日、俄這樣的虎狼之國,必用張作霖、楊增新一類的梟雄人物,袁世凱用人的高明處,於此可見一斑。一般史家對袁、張、楊等脫不開成王敗寇的陳腐套路,或套用某種意識形態的框架,多給予負面的評價,而全然遠離了歷史的真實,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是在5月7日。通牒限令中國對1—4號及福建問題於48小時內給日本以「滿足之答覆,如到期收不到滿足之答覆,帝國政府將執認必要之手段61。」此時,已是日本開過御前會議之後,袁世凱知道不滿足最基本條件,日本將不惜決裂,將其威脅付諸實施。審時度勢,他不得不接受修改過後的條件,違心地同意簽約。當天,他即將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和交涉現狀通知了各省軍政長官和駐外使領館;次日,他召集政府各機關首長開會,蒞會者有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左丞楊士琦、右丞錢能訓,參謀總長及各部總長,各院院長,參政院議長、參政,外交次長,總統府、國務院秘書長。袁通告了日本最後通牒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總統悲憤陳詞,衣沾涕淚;與會者或怨憤填胸,或神氣慘沮62。」在談到交涉情況時,袁雖強調政府已盡力作了挽回,但「在南滿方面權利損失已巨」,而「我國國力未充(實),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他呼籲「經此大難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著)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訂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63。」
  當時中國政府高層對於是否接受通牒,意見並不一致,爭論十分激烈。主戰者的主要代表是陸軍總長段祺瑞、陸海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蔡鍔等高級將領。在討論過程中,還有這樣一段插曲,但對袁最後下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外交總長陸征祥正與英國公使朱爾典會晤。朱爾典說,今日大會關係重大,我因關心,特於會前來見。日本因各國忙於歐戰,不遑東顧,提出最後通牒,意在挑釁,並非空言恫嚇。袁總統明白內外情勢,不至中他詭計。聽說陸軍段總長主張強硬對待,我知他已秘密動員,晚間運輸徹夜不停,已三星期,這明明是在備戰。設若開釁,不堪設想。我與袁總統是三十年的老友,不願見他遭此慘運。目前只能暫時忍辱,只要力圖自強,埋頭苦幹,十年以後,即可與日本一較高下。今日之會,重在外交,貴總長應負起責任力爭,不可聽任陸軍總長輕率之行動。貴總長若不與我以確實答覆,我不告辭。朱爾典說話時聲淚俱下。陸征祥回答說,我一定將貴公使的忠告報告總統與大會,如果不聽貴公使的忠告,我必定去力爭。朱爾典這才告辭而去。陸征祥向袁世凱和會議報告了與朱爾典會晤的情況後,袁說,朱公使之言也是為中國的前途著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覺書」附有第五號各條,真是亡國條件。今外交部盡最大努力,避重就輕,使「二十一條」議決者不滿十條,且堅拒開議第五號。外交部當局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已能盡其責任,使日本最後通牒中已將第五號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後通牒的答覆只有「諾」與「否」兩字,我受國民付託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從事,願聽聽諸君的意見。接著,陸軍總長段祺瑞就表示反對,說這樣遷就,何能立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袁世凱說,段總長之說自然是正當的辦法,但也應審度情勢,量力而行。如果第五號不撤回,我與段總長取同一意見。現在既已撤回,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公所言。若事過就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我固然責無旁貸,諸君也有責任。段祺瑞仍持異議,說民國肇興就承認此案,如果各國傚尤,如何應付?袁世凱又分析形勢,說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兩國力量之比較,您應該最明白。段不再堅持,遂宣告散會。64
---------------
送「高帽」的學問四(6)
---------------
  可見,袁世凱在外交談判之外,也在軍事上做了準備,沒有他的同意,段祺瑞不可能自行進行為時數周的軍事動員和物資裝備的調配。在高層會議認可之後,5月9日上午11時,由陸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即中方談判代表)親赴日本使館,將簽字文本遞交給日置益。三人一路心境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65」。
  袁世凱自青年時起,甲午、庚子……,國家一步步衰敗,他是親眼看著走過來的;但那時他不在國家領導的位置上,所以沒有當事人那種錐心刺骨的痛苦感受。現在則不同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是由他批准蓋印生效的,當年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時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現在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袁世凱又於一周之後發佈訓令,就是本章篇首收錄的密諭,密諭詳述日本的圖謀和「二十一條」謀我之凶險用心,提醒國人警惕重蹈朝鮮的覆轍,言下極為沉痛:「疾首痛心。慚憤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日本既有極大政略,謀定已久,此後但有進行,斷無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訓。我豈可以弱昧自居,甘(心)為亡韓之續。處此競爭世界,公理強權,勢相對待,人有強權之可逞,我無公理之可言,長此終古,何以為國?經此次交涉解決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劌?心神,力圖振作。倘仍復悠忽,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天幸未可屢邀,神州陸沉,不知死所66。」袁世凱密諭的核心思想只有一個,歸結起來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則我應牢記「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的古訓,全國官民應以臥薪嘗膽,忍辱負重的精神,勵精圖治,以待將來。
  從「二十一條」交涉的全過程來看,看不出袁如何賣國,如何與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換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跡象。反之,袁極力拖延,交涉達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後通牒的脅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據自始至終參與了交涉的外交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在交涉中遠沒有達到其預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凱明裡暗裡地大施縱橫之術,對日本欲將中國變為保護國的圖謀,窮其智計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況,政府亦及時向各省和駐外使領館通報;條約迫訂後,他全無交易達成後的竊喜,而只有蒙受奇恥大辱後的錐心痛苦。針對條約有關內容,袁世凱亦授意參政院在《懲辦國賊條例》中加入了嚴禁與外國人私訂契約、出租售賣土地礦產的條例和「中國所有沿海港口灣岸島嶼」概不割讓租與外國的議案68,以扼制日本蠶食國土的陰謀。故所謂「賣國」一說,不過是其政治對手的造謠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憑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凱當時剛剛當上正式大總統,帝制運動尚未開張,最能說明日本未以「稱帝」作為誘餌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來華之前就「二十一條」問題向外相加籐明高請訓時,提出「要向中國千方百計進行威脅、勸誘,並用盡其他一切計策」中所列出的五條「引誘條件69」中,並無支持袁搞帝制之說。
  「二十一條」交涉中不存在「賣國」問題的另一有力反證是,袁氏稱帝時,蔡鍔、梁啟超等護國戰爭的元勳,在討袁檄文中,並未提出所謂「賣國」問題。「二十一條」交涉時,蔡、梁等均為政府中的要員,悉知簽約的內幕。袁如有賣國行為,他們後來反袁時,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為起兵的重要根據。
  在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評論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種「局外虛驕症」,其症狀為,在並不詳盡佔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況下,同時不抱有「同情」(即設身處地)的態度,而動輒指責、抨擊他人不遺餘力,譬如甲午戰爭時的翰林院學士、都察院御史們對李鴻章的指責。這種動輒義憤填膺一番,時時批評別人「賣國」者的虛驕,即緣於他們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論,而又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實際上,國家存亡續絕的千斤重擔若撂在他們肩上,這些人的表現殊難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的表現會比李鴻章、袁世凱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談誤國」的說法,指的就是這般文人。
---------------
送「高帽」的學問四(7)
---------------
  我們現在看到伊拉克任憑外國檢查搜索,國家幾乎全無主權可言。什麼叫做「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沒辦法,誰讓它發動戰爭,最後成了戰敗國呢?沒有割地賠款已經是便宜了。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比今天的伊拉克強不到哪裡去。明知道打不過人家,怎麼辦?抵抗必然失敗,隨失敗而來的是割地賠款,其損失比和平妥協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車可鑒。談判,對方絕不肯空手而歸,必得作出讓步,讓人家攫取相當的權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走妥協讓步的路子,這樣尚可贏得喘息時間,徐圖恢復。所以屢戰屢敗、積弱積貧的中國,在當時那個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條路可走:忍辱負重,以待將來。不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後來的國民黨政府也是如此。這種屈辱和痛苦,不是當事人者是難於體會的。1931年「9·18」事變,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舉國都罵他是「不抵抗將軍」。有了這段當事人的經歷,他的感受就不一樣了。後來(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遷西安的東北大學講演時,感慨地說:「當年袁項城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70。」
  在當時舉國的嘲罵聲中,只有《大公報》上王芸生寫的一篇社評為張說了公道話。王芸生是著名的報人,也是一個對近代中日關係有著深湛研究的學者,他所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直到今天,還是研究中日關係的必讀書。這篇社評基於對中日關係的深刻瞭解,對張學良當時的處境抱有同情,以至於六十年後,張氏還記憶猶新:
  「九一八」之後,我最佩服的是《大公報》上寫的一篇社評,好像是王芸生什麼人寫的。……我最佩服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兒還收藏著它。不是當時看見的,是後來不知什麼時候看見了這篇文章。它主要的觀點是說,關於「九一八」,無論何人是張學良,他也一定是要這樣辦的。他這話真是說到我心裡去了。
  這篇文章說得太長。它說,歷史上的事情,中國和日本出了問題的時候,都是採取這種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說無論是誰,處在當時張學良那地位上,也得這樣辦。所以,他評論說,只有設身處地知道那個環境的人,說出來的話才能公道。《大公報》這個社論,就設身處地地想了。他說旁的話我都忘了,記不住了,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不僅僅是張學良,任何人,如果當時處在那個地位上,他也是這樣辦。我很佩服這句話。71
  我們同樣可以這樣說,在與日本甲午議和或交涉「二十一條」的那個當口,無論誰處在李鴻章、袁世凱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們那樣行事,而不能像那些不負實際責任的局外人一樣,為逞一時的意氣,拿國脈民命作賭注。
  注 釋
  1黃紀蓮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安徽大學出版社版,第235—237頁。
  2統監,日本官名。1905年,日本強迫朝鮮接受《日韓保護條約》,朝鮮由此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為此在漢城設立統監府,統監成為朝鮮政府的太上皇,相當於日本駐朝鮮總督,首任統監即發動甲午戰爭,迫訂《馬關條約》的侵略老手伊籐博文。又過了五年,日本最終將朝鮮吞併。
  3蒼赤,蒼生、赤子,在這裡作為人民的代稱。
  4亡韓,即已經滅亡了的朝鮮。上述要求,也是日本當年要求朝鮮接受《日韓保護條約》時所提出過的。日本在「二十一條」中提出這些要求,意在把中國也變為它的保護國。
  5劌沭,劌,割;?,刺。劌?在這裡引申為刺激、振作之意。
  6悠忽,輕忽、放蕩;這裡指優遊歲月,不思進取。
  7林林,即林林總總,紛然眾多的意思。
  8齒,這裡指年歲,意思是「年歲小於我的」。
  9發墨,即磨墨,引申為用力;針肓,針,古代醫療工具,引申為治療;肓,膏肓,古人認為是藥力達不到的地方。全句意為:即使病入膏肓,也要全力醫治。
  10程,考核、衡量之意。
  11蚩蚩,意為敦厚;氓,草野之民;語出《詩經》,這裡的意思是「敦厚無知的民眾」。
  12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語出《易·丕卦》,比喻根基穩固,又有岌岌可危之意。
  13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1281頁。
  14同上,第1360頁。
  15參見呂一燃:《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9頁。
  16參見《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上卷第二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頁。
  17參見同上,第378—379頁。
---------------
送「高帽」的學問四(8)
---------------
  18參見呂一燃《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1頁。
  19清末「移民實邊」的規模相當可觀:在東北,河北、山東等省「闖關東」,移居東北的人口超過1000萬;而自1902年取消對「口外」的封禁後,「晉、秦、燕、豫貧民爭趨之,日操畚鍤者常數萬人」,截至清末,內蒙古移民已達160萬人。參見池子華《流民問題與社會控制》廣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頁。
  20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1870—1924),喀爾喀蒙古人,亦稱博格多汗,是庫倫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動、支持下,被部分庫倫王公擁立為「大蒙古國」皇帝,背叛清廷「獨立」。
  21同注18,第206頁。
  22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下)第1396頁。
  23參見《邊疆憂患錄》,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頁。
  24《唐努烏梁海歷史資料彙編》,西北大學出版社版,第219頁。
  25此人自稱為安集延(在今烏茲別克斯坦)人,於1905年來到策勒村,是個負有沙俄喀什領事館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動引誘當地居民購買假護照,說是交錢即可拿到俄國的僑民證,享受俄僑在華的一切特權。在他的誘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國籍」,塞依提藉機牟利之外,還將這些所謂「俄僑」糾集成為當地的一股惡勢力,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甚至霸佔了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生產都至關重要的水源,並以此要挾策勒村民,誘迫他們加入「俄國籍」。當地正直的百姓為了反抗這夥人的欺壓,組織起來向官府告狀,但和田和於田兩縣官員懼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諉;百姓們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會黨(哥老會)組織起義,掌握了南疆政權;南疆民軍派出參將熊高昇(熊也是葉爾羌一帶的會黨首領)帶兵三十餘人到策勒村查辦此案,熊召集鄉民、紳耆和俄商調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場。經過三天調查,熊打算調解解決,塞依提等不僅拒絕商談調解,反而聚眾武裝對抗,首先開槍打死前往其居處商談此事的中國士兵和百姓,使當地居民蓄積已久的憤怒一下子爆發了出來,事態遂失去控制。聚集於塞依提家中的「俄僑」被民眾打死、燒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裝潛逃到喀什,向俄國領事誣告。俄國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進兵喀什外,還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國居民。
  26馬福興,系雲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發遣新疆。馬行伍出身,膽識過人;辛亥革命時,楊增新為了控制住新疆局勢,用馬組織回族軍隊,作為自己的基本武裝。馬先後擔任馬隊管帶、回軍統領;1914年楊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漸大。在沙俄和英國領事的策動下,他企圖在南疆建立「回教獨立國」,楊得知後,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領馬紹武與馬福興的矛盾,面授機宜,除掉了馬福興父子。
  27參見包爾漢《楊增新統治時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資料精選》(第一輯)第98—101頁。
  28楊增新:《補過齋文牘》庚集一,第2—3頁。
  291945年2月,美英蘇三強在雅爾塔簽定的協定中,羅斯福、丘吉爾為了爭取蘇聯出兵對日作戰,與斯大林作了私下交易,在沒有徵求盟國意見的情況下,同意維持外蒙古獨立的現狀。而蔣介石政府未能頂住壓力,嗣後在與蘇聯簽定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照會換文中,承認了外蒙的獨立。中國作為二次大戰戰勝國,居然喪失大塊領土,為世界史中前所未有之奇聞。二戰中,中國與美英為盟國,但美英出於自身利益,背棄了中國。這再鮮明不過地證明了國際政治中,利益為真,公理為假的現狀。
  30朱爾典(1852—1925)英國職業外交官,生於愛爾蘭的巴羅,畢業於貝爾法斯特皇家學術研究所和皇后學院。1876年來中國,歷任英駐華使館翻譯、助理秘書、秘書;後任英國駐朝鮮領事館總領事,與當時任職朝鮮的袁世凱結識,甲午戰前曾協助袁世凱脫險,交情深厚。後任駐華公使,北京公使團團長等,在晚清民初政壇上,是個極為活躍的人物,在南北和議、「二十一條」交涉和洪憲帝制運動中,朱爾典都是幕後的重要人物。
  31葉恭綽:《英、德、美、日對袁世凱關係的內幕》,《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131—132頁。
  32內田良平(1874—1937),出身於日本士族家庭,是狂熱的擴張主義分子。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曾打入朝鮮東學黨起義軍內部搜集情報;後又深入西伯利亞和俄國刺探情報。1900年組織「黑龍會」,在內田主持下,「黑龍會」成為日本侵略政策的先遣軍和別動隊。內田並親自組織和操縱了朝鮮的賣國組織「一進會」,為日本併吞朝鮮製造「民意」輿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內田親自起草了《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要求政府抓住時機,提出一系列全面控制中國的條件,脅迫中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並提出支持宗社黨和革命黨人在中國製造內亂,搞垮袁世凱政權,以順利推行日本計劃的建議。這份意見書是一個多月後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藍本,反映了日本擴張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基本思路。
---------------
送「高帽」的學問四(9)
---------------
  33《日本歷史人物傳·內田良平》(近現代篇)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頁。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於日本士族家庭,年輕時醉心西學,積極參加倒幕維新運動。明治維新後出任公職,1880年以後,與伊籐博文、井上馨等共同發起立憲運動,組織立憲改進黨,並出任總裁。後來多次擔任內閣大臣,兩度出任首相,因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上未能取得完滿結果,而遭到炸彈襲擊,失去右腳。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創辦了早稻田大學並任校長。1914年大隈再入政壇,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隈內閣力主參戰,為的是乘機侵略中國,並攻佔青島,接管德國租界和德國在山東全部權益,訓令駐華公使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試圖一舉將中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受到挫敗後,於1916年辭職。1922年因患膽石症去世,終年85歲。
  35《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7頁。
  36同上,第8頁。
  37同上,第9頁。
  38《顧維鈞回憶錄》(1),中華書局版,第119—121頁。
  39參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670—678頁。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116頁。
  41參見同上,第117頁。
  42曾彝進,字書度,四川華陽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於有賀長雄有師生之誼。畢業後回國,先後任職於工部、郵傳部、大理院、資政院;民國時曾任約法會議議員、政事堂參議、國務院參議兼總統府秘書,是袁世凱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條」交涉期間,負責對日外交秘密事務。
  43有賀長雄(1860—1921),日本國際法學家。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後留學德、奧,獲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樞密院書記官、東京帝國大學國際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凱的英籍政治顧問莫裡循推薦,被聘為中國政府法律顧問。
  44松方正義(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兩次出任日本內閣首相,七次擔任日本大藏大臣,創辦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紙幣制度,因此貢獻被天皇封為華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財界有影響的重量級人物。
  45山縣有朋(1838—1922)日本長州人,出身於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歷任內務大臣、樞密院議長、法務大臣、陸軍大臣,日俄戰爭時任日第一軍軍長,後升任參謀總長、陸軍大將、元帥,他也曾兩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後被天皇晉封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經手二十一條的內幕》,《近代稗海》(第3輯)第282—284頁。
  47同上,第284頁。
  48同上,第286頁。
  49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杭縣人。長期任職於北洋,袁世凱小站練兵以前,即與其結拜為兄弟,兩人關係既深且久。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孫官運亨通,從直隸候補道而先後出任駐法國、德國公使、山東巡撫;民國後與袁氏結為兒女姻親,歷任外交、財政總長、審計院長、代國務總理等職。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駐華公使,是「二十一條」交涉時的日方首席代表。後出任駐北歐國家公使和駐德國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國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學畢業,曾任該校政治學教授。1913—1919年出任駐華公使,此後被北洋政府聘為法律顧問。
  52《顧維鈞回憶錄》(1)第122—124頁。
  53參見《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第398、401頁。
  54《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381—382頁。
  55包爾漢:《楊增新統治時期》,《新疆文史資料精選》(第1輯)第139頁。
  56曾叔度:《我所經手的二十一條的內幕》,《近代稗海》(第3輯)第286頁。
  57參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35—36頁。
  58曾叔度:《我所經手二十一條的內幕》,《近代稗海》(第3輯)第287—289頁。
  59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40—141頁。
  60王禹廷:《中原大戰史話》,書目文獻出版社版,第80—81頁。
  61《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142頁。
  62《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北洋軍閥》(二)第782頁。
  63《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234頁。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轉引自賈熟村《北洋軍閥時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頁。
  65同上,第89頁。
  66《中日二十一條史料全編》第236頁。
---------------
送「高帽」的學問四(10)
---------------
  67《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127頁。
  68參見《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第三輯,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62頁。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項「引誘條件」是:
  (1)在一定條件下,將膠州灣交還中國;
  (2)保證袁大總統及其政府之安全;
  (3)嚴格取締日本及其保護下之革命黨員、宗社黨員、留學生及不法日本商民與浪人;
  (4)奏請給袁大總統及其政府各部部長援助;
  (5)同意修改稅率。
  以上參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第13—14頁。
  70唐德剛、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上),山東友誼出版社版,第586頁。
  71同上,第435—436頁。
---------------
送「高帽」的學問四(1)
---------------
  在本章中,袁世凱的政治生命和個體生命都走到了盡頭。看看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前前後後,就會知道什麼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無論出於何種動機,恢復帝制都不能不說是一種逆潮流而動的做法。在當時危機潛伏,擾攘不已的中國,此舉無異於授人以柄,反對派可以名正言順地號召全國,使剛剛平靜不久的中華大地再起烽煙。本章開頭所選的引文,就是袁世凱在眾叛親離形勢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凱帝制自為,鬧了個眾叛親離,身敗名裂,最後羞憤而亡的下場,可說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討的是,以袁這種一向精明穩重之人,怎麼忽然昏了頭,一股勁地往險路上走?袁世凱屬於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時代的早期政治家,是過渡性的、亦新亦舊的歷史人物,這種人物不可避免地帶有其所由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烙印,所以他成為大總統之後,想更進一步,動了做皇帝的念頭毋寧說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麼急,而是假以時日,先把江山坐穩了再說,也不見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為什麼會著急僨事的主觀原因,是值得探討的。再有,何以會出現牆倒眾人推的局面?特別是各種政治派別何以會不約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來團結緊密的北洋集團何以不再服從袁氏,從而導致了他的最終失敗,這是需要探討的客觀原因。袁的失敗給後來者樹起了一塊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稱帝原來是做不得的事情。後來的某些獨裁者儘管實際權力不遜於皇帝,但不再有人敢於稱帝,這可算是袁氏從反面為中國政治做了貢獻吧。但袁氏的失敗不僅是他個人的失敗,也是中國近代改良主義的失敗,更是中國近代化事業的失敗,所以它不但是袁氏個人的悲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古代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說法,領袖人物能有那麼大的作用,甚至將整個民族拖入災難,就在於獨裁專制體制賦予了個人太大的權力,所以個人的失誤往往會造成全局性的危機和災難。
  關於撤消帝制的大總統申令1
  (1916年3月22日)
  政事堂奉申令:民國肇建,變故紛乘,薄德如予,恭膺艱巨,憂國之士,怵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癸丑2以來,言不絕耳。予屢加呵斥,至為嚴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幾不可遏,僉3謂中國國體,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倘有墨、葡之爭,必為越、緬之續,遂有多數人主張恢復帝制,言之成理。將吏士庶,同此悃忱,文電紛陳,迫切呼籲。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國體之責,一再宣言,人不之諒。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制,併合詞推戴。中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予更無討論之餘地。然終以驟躋大位,背棄誓詞,道德信義,無以自解,掬誠辭讓,以表素懷。乃該院堅謂元首誓詞,根於地位,當隨民意為從違,責備彌嚴,已至無可諉避,始以籌備為辭,,藉塞眾望,並未實行。及滇黔變故,明令決計從緩,凡勸進之文,均不許呈遞。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開會,徵求意見,以俟轉圜。予憂患餘生,無心問世,遁跡洹上,理亂不知。辛亥事起,謬為眾論所推,勉(強)出維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國,不知其他。中國數千年來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歷歷可征,予獨何心,貪戀高位?乃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讓之誠,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為權利思想,性情隔閡,釀為厲階4。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苦我生靈,勞我將士,以至群情惶惑,商業凋零。撫衷5內省,良用矍然6;屈己從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轉陳推戴事件,予仍認為不合事宜,著將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認帝位之案,即行撤銷,由政事堂將各省區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轉發銷毀。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誠,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滌慮,息事寧人。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為發抒政見然,斷不致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使我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為祥和。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認之案,業已撤銷,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7而不顧也。方今閭閻8困苦,綱紀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進,仰念及此,中夜以憂。長此因循,將何以(為)國?嗣後文武百官,務當痛除積習,黽勉圖功。凡應興應革諸大端,各盡職守,實力進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見。予惟以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致治之大綱,我將吏軍民尚其共體茲意!此令。(國務卿徐世昌副署)
---------------
送「高帽」的學問四(2)
---------------
  1915年12月13日(舊歷十一月七日),袁世凱在中南海的住處居仁堂大廳舉行了「登基」儀式。據袁的親信、躬予其事的唐在禮9回憶。當時的情況如下:
  忽然,在12月13日(陰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點鐘,在我們毫無準備之下,由段芝貴臨時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極,召集所有原總統府、政事堂、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及各部司長、局長以上和各軍隊師長以上各員,即刻準備依次分批參與朝賀。說辦就辦,一時忙亂異常。大家想,參與盛典需要整換衣履,但時間確已來不及。當時在京城左近的大員有的也得到消息,趕著入京朝賀,但負有地方守土重責的大員則接到指示,應以職守為重,概免朝賀。
  約在9點多鐘,居仁堂大廳內朝賀典禮開始了。廳中上首擺設龍案龍座。出於一般意料的是龍座設在龍案前面,兩旁並無儀仗,只有平日貼身伺候袁的幾個衛兵排列在座後兩旁。袁這天龍袞、皇冠並未加身,只穿著平時的大元帥戎裝。他素來不喜歡上飾疊羽的元帥軍帽,平時很少戴用,這時也未戴帽。參加朝賀的人先到先賀。當時段芝貴傳袁的話,說行禮要簡單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賀時,仍舊跪拜,很多人還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只是旁無司儀,因之行禮時並不齊整。朝賀人下拜時,袁並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著龍座擱臂,右手掌向上,不斷對行禮者點頭。有時對年長、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攙扶的姿態,表現出一種內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謙遜的、難於刻畫描寫的複雜心情。朝賀者有的著戎裝,有的著袍褂,有的著便服,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當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並未參加。總之,這次大禮使我這身與「曠世盛典」的人感到懷疑。為什麼偏要趕在這天這樣侷促草率地突然舉行?大有坐在家裡稱天子,不敢公開的模樣。事後大家說:「這樣就算改朝換代了嗎?」可見抱著悶葫蘆的不止我一個。我們這一批人認為,如此大典,殊欠鄭重。因此對負責張羅佈置的段芝貴、黃開文、張士鈺等有意見的人就很不少。10
  登基稱帝,這在袁世凱來說,是其一生事業的頂點;而袁氏為人行事,也向來以慎密穩妥著稱,為何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莽撞草率行事呢?這是探討袁世凱帝制自為時,時時出現在筆者腦中的一個問題。
  在擊敗革命黨人的「二次革命」,以武力實現了國家形式上的統一之後,袁世凱開始有計劃地整理內政,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措置更張,目的是加強中央集權,潛消地方割據勢力。
  在中央,主要的舉措是制訂新約法,確立總統制。具體步驟如下:
  一、孫、黃失敗,流亡日本後,袁因成為正式大總統,仍須借重國會完成有關程序,故請熊希齡組閣,並聽任國民黨人佔優勢的「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了《天壇憲法大綱》十二條,這個《大綱》仍然主張「責任內閣制」,當然,這絕非袁所需要的憲法,但總統選舉更為重要,所以他對此不動聲色。
  二、在當選總統半個月後(10月25日),袁致電各省軍政長官,授意他們反對憲法草案。但「憲法起草委員會」仍然於一周之後通過了《大綱》。顯然,國民黨不去,袁氏後幾步的棋就走不下去。故袁以國民黨議員中有多人與孫、黃通謀,參與反叛為由,於11月4日斷然宣佈解散國民黨,追繳國民黨籍議員的證書和徽章。這樣,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陷於癱瘓,憲法起草委員會也於10日自行解散。
  三、11月26日,袁委派李經羲、梁敦彥11等九人為「政治會議」議員,與各部各省所派代表一起,組成「政治會議」,代行國會職權;以李經羲12、張國淦為正副議長。不用說,這是世凱實現自己目的的御用組織。1914年1月9日,政治會議議決停止國會所有現有議員的職務,解散國會;1月24日,政治會議議決特設「約法會議」(相當於原來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2月,又議決解散各省省議會;至此,原來的民意立法機構已全部不存在了。
  四、3月18日,「約法會議」正式開會,以孫毓筠、施愚為正副議長,議員有寶熙、袁金鎧、齊耀珊、馬良等六十人。到了4月29日,「約法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約法》(即所謂「民三約法」,又稱新約法)十章六十八條,規定採用總統制,賦予總統相當大的權力。如規定官制、官規的制訂,國務員和外交使節的任用,對外的宣戰、媾和及公佈憲法等等,一概由總統自行決定。
  五、5月1日,正式廢除《臨時約法》(即所謂「民元約法」,又稱舊約法),公佈《中華民國約法》,實行總統制,廢國務院,設政事堂於總統府,以徐世昌為國務卿,楊士琦、錢能訓13為左、右丞。至此,政治會議完成了其使命,被參政院取代。黎元洪、汪大燮分任參政院正副院長,以陸征祥等七十三人為參政員,張國淦為秘書長(後改為林長民)14。
---------------
送「高帽」的學問四(3)
---------------
  六、7月,袁公佈了復古色彩很濃的文官官秩令,分為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計九等。
  七、12月,「約法會議」通過了《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並於29日公佈:總統任期十年,得連選連任;這在實際上確認了袁世凱的終身總統地位。至於袁的繼任者,法案規定由袁世凱自行推薦三人,藏於金匱石室,於其身後開封確認,頗類似於帝王的遺詔。
  所謂金匱石室,是師法雍正皇帝置傳位遺詔於乾清宮「正大光明」牌匾後面的遺意,為的是防止對於皇位的覬覦和爭奪,但當時袁世凱還是民國大總統的身份,其申令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繼承人,照大總統所親書繼承者三人姓名,按先後次序承繼,特設石室金匱之制。此令15。」共和制度,總統例由全民或國會選舉產生,袁氏卻來了一個接班人欽定,非驢非馬,但很能反映他對帝制的醉心程度。這個石室就建在居仁堂之右、經過豐澤園,轉過?字廊的小坡上。袁氏死後,黎元洪按臨時約法繼任大總統,但仍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開啟石室一探究竟。劉成禺16曾就此面詢過黎元洪。
  我問黎:「總統已經開啟了石室金匱了嗎?」黎說:「開了。」「其中所藏何物?」黎說:「大總統繼承人,項城親筆書寫的人名冊子唄。」「名冊為何種樣式?」黎說:「全是用中國線裝書的方式裝訂,長一尺,寬六七寸,共十頁,用最名貴的白夾宣紙,冊邊用黃絲線裝訂,封面用黃綾,書頭用紅綾包角。題籤是項城親筆書寫的四個大字『萬民攸賴』。翻開黃綾封面,又是四個親筆大字『中華民國』;再翻開一頁,則劃有三條紅格長線。(項城)親筆書寫三人姓名,頂格書寫,每人姓名各佔一行。」我進言說:「總統的姓名,項城必是親筆書寫在第一行中了。」黎笑著說:「我做總統,乃中華民國約法上的合法總統,全國公認,豈是借袁項城一筆寫出來的嗎!我做總統與袁何干,倒是經你們的筆寫出來的。」17
  劉成禺是國會議員。黎元洪的意思是自己是由國會選出來的。劉成禺一再追問名冊中寫的是誰,黎則堅決不肯透露。直到黎元洪去世後,隨同黎開啟石室金匱的秘書黎澍(湖北黃陂人,字劭西)才透露了實情:
  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七日,黎副總統正位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農曆五月初九日,赴中南海開啟金匱石室。石室鑰匙由三海指揮官徐邦傑18保管,我是總統秘書,隨大總統前往開匱。徐邦傑獻鑰匙於總統,總統親手拆去封條,開鎖啟門;徐邦傑再獻上金匱的鑰匙,總統拆去封條,開鎖啟匱,再開啟匱中的金函(匣子),取出黃綾面的線裝書一冊。總統令隨行人等一概退到門口,自己打開書冊閱看,閱看後闔上書,裝入衣袋中,關閉石室回府。隨行人等都不知道書中說了些什麼事,題寫了何人姓名,只知道是大總統繼承人而已。我後來去春藕齋,一天,陪黎元洪閒話聊天,黎無意中說出金匱石室所藏,黎為第一人,徐(世昌)為第二人,段(祺瑞)為第三人。我對黎宣誓保證不外洩。我又問及徐邦傑諸人,說是取消帝制後,袁又將金匱中的名冊,更換過一次,大概原本是袁克定第一,徐世昌第二,段祺瑞第三。後來更換時,乃改袁克定為黎元洪。開始的意圖是傳子,後來才依照約法,首先列黎元洪,藉以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已。19
  現在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在地方上,袁則主要是實行軍民分治的方針,廢除集軍政民政大權於一身的都督職務,改設「將軍」一職,專管軍事;另設巡按使(相當於省長)負責民政。在京城則設立將軍府,將權傾一方、尾大不掉的地方軍頭,調入將軍府,以高位厚祿尊崇羈縻之。袁氏此舉,與掃平孫、黃一樣,實在是強幹弱枝,潛消割據所必須進行的一步,否則就不可能實行中央集權。黃紹在談到民國初年的軍民分治時曾回憶說:
  1913、1914年代的各省都督,掌管軍政大權,民政不過是都督職掌的一部分,民政長(或稱內務司長)是都督的下屬。1913年,黎元洪首倡軍民分治的論調。他的秘書長饒漢祥用駢四驪六的文章,力陳唐代藩鎮之害。而當時的都督也真是無所不督,各省自成王國。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黎元洪的這種論調,正合了他的心意。1914年6月,將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另於北京建將軍府,給那些都督們以各種將軍的稱號(其實是都督的集中營)。然後選擇親信,予以督理軍務的名義,都督就一變而為督軍(督軍是督理軍務的簡稱)了。說明白一些,就是以前都督什麼都可以督,現在只能督理軍務了。
  民政方面,仿明朝制度,把民政長改為巡按使。明朝的巡按使,既可以管民,也可以管軍;也就是要用文人來管軍人,以防軍人造反。袁世凱在巡按使的職權內,還可以以大總統命令巡按使會辦或幫辦軍務,在巡按使署,有它的軍事組織。民元的都督,多半是由前清的偏裨武官出身,或是革命的草莽英雄。因此,袁世凱所用的巡按使,就盡量利用前清的封疆大吏。這些人多半是那些都督或督軍舊日的頂頭上司。這樣,在舊社會的感情上,督軍既不能拒絕巡按使,還要相對地聽巡按使的指導或監督。袁世凱認為這是無上的妙法。20
---------------
送「高帽」的學問四(4)
---------------
  軍民分治是維護國家統一的必須,卻損害了大大小小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頭的既得利益,袁世凱在這上面犯了眾怒,但此舉名正言順,他又挾掃平孫、黃的餘威,卻也沒有人敢於據地稱兵,對抗中央。但潛在的不滿已經在蓄積,如有機會,是一定會爆發出來的。
  在中央的軍政方面,袁世凱也開始進行權力上的調整,從而觸動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北洋集團內部出現了裂痕。首先,為了牢牢抓住軍權,袁在就任正式大總統後,將原總統府軍事處改組為統率辦事處,將一批高級將領任命為辦事員,共計六人:段祺瑞(陸軍總長)、劉冠雄(海軍總長)21、陳宦(參謀次長、代參謀總長)22、薩鎮冰23、王士珍、蔡鍔。此六人都是上將軍銜,被稱為大辦事員。這樣,袁就將原來由陸軍部、海軍部分掌的軍權和人事任用權集中到自己手中了。重要軍務和軍隊人事,都要經辦事處會議,而辦事處為總統屬下的集體議事機構,陸軍部長、參謀總長和海軍部長均為辦事員,只有總統(同時兼任陸海軍大元帥)有拍板權,辦事員的作用只相當於參謀、幕僚。統率辦事處的作用在分權制衡,「表面上匯聚陸、海、參謀三部,統籌軍事,實則減削陸軍部之權24。」袁之所以這樣做,有他的道理,他發現,有些北洋老人恃功自傲,有自立山頭的跡象了。徐世昌曾言及當時北洋內部之矛盾說:
  就軍人方面,項城成功,所倚為干城者為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三人,時稱為「北洋三傑」也。帝制失敗,其原因固然很複雜,而關係此三人者為多。段素性倔強,任陸軍部長有年;馮久駐南京,儼然藩鎮,漸漸不如當年之絕對服從。項城思以軍政大權操之於己,於是在總統府設陸海軍統率辦事處,以移陸軍部之權,已為段所不快。關於軍事人員之進退,段請求旅長以上由大總統主持,團長以下交陸軍部辦理,其用心可以想見。項城又借口北洋軍隊暮氣沉沉,另組模範團,挑選各師旅之優秀將校為主幹,以別於北洋舊軍隊。蓋因某公子(即袁之長子袁克定)對於北洋老前輩不能指揮,故項城為其培養新勢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項城左右其他諸人,段亦皆盛氣凌之。後來項城屢次對段表示:「你氣色不好,想是有病,應當休息休息。」六月間,又有陸軍次長徐樹錚參案(三次長參案之一)發生,以迫脅段。段於是請假赴西山,托辭養病,憤憤不平。段管軍事教育,又握軍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潛勢力,然攝於項城之威勢,也無可如何。25
  袁世凱與段祺瑞原來是通家之好的關係,段的妻子張佩蘅是張芾26的女兒,袁世凱的養女。「張芾死後,僅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貧寒。我父親看到她們這種無依無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二人接到自己任上。當時,張芾的女兒還在吃奶。從這以後,她們就始終住在我們家裡。我父親和我娘還把這個女兒認作是自己的大女兒,後來我們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後經我父親介紹,嫁給了段祺瑞。在她過門之後,雖然她母親也跟了過去,但還是認我家為娘家,來往是極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了我們家,對我父親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地叫得很親熱,我們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27。」但是段祺瑞服袁世凱,不服袁克定,這對想搞家天下的袁世凱可就是隱患了,必須拿出辦法,弭患於無形。當時任總統府秘書的夏壽田即認為,統率辦事處的設立,即在於潛削段祺瑞的兵權:
  段祺瑞素性剛愎,有主見,平時對項城不事趨承。擔任陸軍部長時,關於軍官的進退,常以陸軍總長的名義頒行,不請示;他所賞識提拔的人,多半是他的學生部屬,隱然成為一股勢力。而在北洋舊部之中與段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此時都爭相追隨順從(袁世凱)。於是項城漸漸覺得段專擅了。28
  袁在軍事上的另一舉措,就是於1914年10月,在北京設立模範軍官團。據夏壽田的說法,這也是袁培植北洋新生代力量的手段。
  組織模範團之動機,系本於蔣方震29之條陳。蔣認為北洋軍隊暮氣太重,想另行編練,作為模範,建議在統率辦事處之下,設立模範師籌備處,先練兩師,中級軍官用留學生,下級(軍官)參用軍官學校學生及速成軍校學生。總之,一變歷來重用速成生,屏除留學生的宗旨。(袁)克定與北洋舊軍隊素來沒有深切的關係,尤其對於宿將不能指揮,早有步武小站,建立一種新勢力以對抗舊勢力的意思。陳光遠30、陸錦31等趨附克定門下,我(夏壽田自稱)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個人。在項城本人,一方面認為北洋軍隊暮氣太重,認為應當編練新軍,一如淮軍繼湘軍,小站繼淮軍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打算為其子培養新勢力,所以借蔣的條陳,馬上成立了一個類似軍官教導團的模範團。團長項城自己兼任,陳光遠為副團長(克定保薦),籌備員有王士珍、袁克定、張敬堯、陳光遠。團址在西城旃檀寺,團本部設在北海。兵士由各師下級軍官中抽派,以各師中上級軍官為該團下級軍官;以訓練十個師的軍官為目的,分五期訓練,每半年一期,每期可以產生四個旅的新軍軍官。第二期袁克定為團長,陸錦為副團長(克定所薦),挑選一批中學以上學生與各師下級軍官配合訓練。32
---------------
送「高帽」的學問四(5)
---------------
  說到「暮氣」,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之中的現象。就以治軍來說,曾國藩辦團練,從湖南帶出來的都是一些「扎硬寨,打死仗」的三湘子弟,生龍活虎,故能與太平軍一決勝負。但打下「天京」之後,曾即認為,湘軍暮氣已深,斷然予以解散復員。李鴻章所帶的淮軍,起初也是一支悍厲能戰的隊伍,在與太平軍和捻軍的戰鬥中,也善於打硬仗,繼湘軍之後成為國家軍隊的主力。然而不過二十年,就又暮氣沉沉,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袁在小站練出的新軍,起初也是朝氣勃勃,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北洋六鎮也算得上是國家武裝力量中的精華,但辛亥、癸丑,與革命黨的軍隊交鋒時,雖然不落下風,但在戰鬥力和軍風紀上已經大打折扣了。北洋軍的暮氣,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圍剿河南悍匪「白狼」過程中的無能與不得力。
  「白狼」,原名白永成(1873—1914),河南寶豐人。據說他曾在吳祿貞手下當過兵。1912年末,他組織河南魯山、舞陽、寶豐三縣數百農民造反,次年打出了「打富濟貧」的口號,隊伍很快發展到數千人,活動區域遍及鄂、豫、皖三省交界各縣。孫、黃在「二次革命」期間,曾數次派人與之聯絡共同反袁。1914年初,「白狼」相繼攻破固始、商城、光山等縣城,橫越京漢鐵路,進入桐柏山區;3月攻克湖北老河口,隊伍擴大到上萬人,在老河口軍事會議上,「白狼」作出了避實就虛,西進陝西的決策。隨後,「白狼」所部由紫荊關西進,連克商南、丹鳳、商縣、柞北等縣,越過秦嶺,直逼西安。陝西都督張鳳?33屢戰屢敗,退守西安,一籌莫展。「白狼」則乘勝由子午嶺西進,席捲雩縣、周至、武功、乾縣,一路「勢如破竹,無當之者」;旋又回師攻破永壽、彬縣,全陝震動。袁世凱將敗軍之將張鳳?調入北京將軍府,代之以北洋系的陸建章;以趙倜代其表弟張鎮芳主持河南軍事,並跟蹤追擊「白狼」部隊;川軍、甘軍也受命協防,駐守入川入甘的要隘通道;袁還調北洋第七師張敬堯34部在陝豫交界處進行堵截,形成合圍態勢。但「白狼」仍連克鳳翔、千陽、階州、通渭、隴西、天水、徽縣、隴川等地。6月初,「白狼」所部試圖入川時,在甘谷受挫於趙倜部,「白狼」受傷;在突圍返回河南的轉戰中,其部隊受到尾追堵截的各部夾擊,損失慘重。8月初,在河南魯山與張敬堯部的激戰中,「白狼」陣亡,隊伍星散。「白狼」之役,北洋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坐鎮信陽,大兵雲集,而這樣一支由農民為主體的部隊仍能夠轉戰縱橫五省,隊伍最多時發展到兩萬多人,把中原地區攪了個天翻地覆,而人數、裝備、訓練、給養遠遠優於「白狼」的北洋部隊,以獅子搏兔之力,費時一年八個月方將其撲滅,不能不說是暮氣已深的表現。這不僅使袁世凱惱怒異常,就是當時在統率辦事處參與軍事的蔡鍔也由此洞悉了北洋的真正實力,日後他挑頭發起反帝制戰爭的決心,就是來源於此的呢。蔡鍔的參謀長殷承?35曾道出過蔡氏發難的原委:
  「松坡(即蔡鍔,松坡為其字)入京,我實相隨。他想要察知袁的虛實,每日必到統率辦事處陪袁辦公。袁常邀松坡及唐在禮共進午餐,關於剿辦白朗的一切計劃情報的有關文電,袁盡交松坡審閱。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軍的底蘊及其弱點。(蔡)退值後常常謂然而歎說,為了剿平幾千烏合之眾的白朗,先後調動了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費時近兩年,械齊餉足,獎賞超乎常規,而白朗縱橫出入豫、鄂、陝、甘間,如履無人之境,誰說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雲南一師,足夠打敗北洋十個師。就軍事論,勝算決不屬於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義」云云,他的話頗中實情。36
  這樣,袁世凱在「二次革命」後的一系列舉措,雖屬實行中央集權的必須,但也在自己和盟友一方的陣營中,造成了不滿、離心和分裂。
  譬如,解散國民黨,罪名雖然勉強,但總算還有所借口。國民黨的政治對手進步黨原想藉機收編,將未參與「二次革命」密謀而又熱中於仕途的那部分國民黨議員,招降納叛到自己陣營中來,使自己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所以梁啟超等人連上條陳,要求對國民黨議員採取收羅政策;在因驅逐國民黨議員而造成法定人數不足後,梁等又力主召集候補議員,以維持國會。但袁世凱認為進步黨也熱中於「責任內閣」,現有國會不能成為自己操縱自如的工具,不僅不予採納,反而以人數不足難於履行職責為借口,解散了國會,代之以「政治會議」、「約法會議」等御用組織。這不僅使進步黨大失所望,而且嚴重損害了進步黨暨其所由代表的那個社會階級的既得利益。進步黨的成員大都是前立憲派成員,在中央和地方議會中的人數都不少,國會及地方議會的解散,等於是砸了他們的飯碗。進步黨人本來是袁對付革命黨人的政治盟友,代表的是「中等階級」的利益,而中等階級實際上是袁世凱改良主義的社會政治基礎之一。袁氏獨裁專制的做法,使得這部分人離心離德,從袁的陣營分化了出去,如梁啟超、湯化龍等相繼退出政壇,在實際上成了袁世凱的敵人。在後來的「護國戰爭」中,梁、湯、蔡鍔等立憲黨人成為反袁的主導力量和領袖,就是明證。但在解散國會上,袁有拿得出手的理由,當時的進步黨人也是無可奈何。
---------------
送「高帽」的學問四(6)
---------------
  又如,袁世凱廢督,以「軍民分治,軍人不能干政」為號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軍頭儘管不情願,但說不出反對的理由,事出有名,卻也無人敢於反對。各省都督,無論是北洋系還是非北洋系的,不僅其既得利益被剝奪了很大一塊,而且在名義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這也使各地軍事當局心生不滿和怨恨,一旦師出有名,有人倡議,反叛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設立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原陸軍部的權力被削弱,段雖不滿,亦沒有反對的充足理由。因為「責任內閣制」既已改為「總統制」,原屬內閣的權力轉移到總統這裡,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最後,建立模範軍官團,培養新的軍事骨幹,對暮氣已深的軍隊更新改造,提高軍隊素質,在外侮嚴重,亟需自強之際,是沒人能夠提出反對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軍頭們仍不免於擔心和不滿,不滿的原因是袁氏此舉挾有私心,袁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兒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順地進入軍界培植勢力,為將來的事業打基礎。我們看後來的蔣介石辦軍官訓練團,讓蔣經國以組建青年軍的方式插足軍隊,師法的就是袁世凱的這個法子呢。擔心的原因是,此舉不僅對小站、北洋時期的軍界老人,而且對於全國各地非北洋系的督軍們,都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因為新的軍事指揮人才,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取他們而代之。但辦模範團的理由冠冕堂皇,現有軍隊暮氣重,是不爭的事實,軍頭們儘管不願,也難以反對。
  凡此種種,對袁氏的陣營(北洋集團及其盟友)產生了一系列的離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統治呈現空前強大、一統的面貌,但在內裡已陷入離心狀態,蘊涵著空前的危機,他的統治基礎正在瓦解。在外部,則還有處心積慮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與之不共戴天的革命黨人,他貌似強大,其實正處在最為脆弱的時期。袁世凱此時已是終身大總統,而且繼承其位置的候選人也由自己推薦,沒有不許傳子的限制,在這種狀態下,他就是實際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滿和積怨所釀成的危機,勢必借其稱帝爆發出來。可歎袁世凱見不及此,在這一點上,他比起曹操來,可就差得遠了。
  袁世凱有曹操的綽號,也具有同樣的梟雄素質,在稱帝這件事上,他所處的地位優越於曹操。曹操當時仍舊是丞相,上面還有一位名義上的「天子」,而袁世凱此時已經是名至實歸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來,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凱則有一定的難度。具體而言,曹操沒有體制上的麻煩,都是帝制,「禪讓」就可以了,而袁世凱則須將「共和」重新變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來說,袁世凱就遠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輩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掃滅袁紹父子,平定三郡烏丸,混一中原後,被朝廷封為丞相,此後又進爵為魏公、魏王;他獨攬朝政十二年,朝廷內部的反對派早已被他剪刈淨盡。地方上除東吳孫權、西蜀劉備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也已基本蕩平,他若稱帝,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執意不為。孫權曾上書稱臣,勸他代漢稱帝,他將孫權的書信示於臣下說:「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爐火上烤啊!」大臣們也紛紛勸進,認為天命不可違,他應該順天應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願作周文王呀。」當然,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後再當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實現這個目標,就由自己的兒子去完成大業,而他則甘願起周文王的作用,為子孫奠定事業的基礎37。所以,做皇帝這種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也不能少。曹操獨攬朝綱十幾年,有條件做,但一直拖著不做,為什麼?就是天下沒有歸於一統,他有所擔心,擔心一招出錯,滿盤皆輸,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凱是熟讀史書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關故事他應該知道得很清楚。稱帝這種大事,必須穩步慢行,時機不成熟絕不能硬做,他心裡也應該很清楚。所以,他請自己的頭號高參、老謀深算的徐世昌出山,為他主持籌劃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穩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國務卿後,像以參政院取代「政治會議」並代行立法院職能,通過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以使袁成為終身總統,公佈國民會議組織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確立「合法性」為第一。但這種循序漸進的作業方式所需時間較長,顯然並不很對袁的胃口,於是,一派更為積極和急進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當時在袁周圍主要有三個包圍圈:一是朱啟鈐、梁士詒、楊度、顧鰲、夏壽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貴、袁乃寬、張士鈺(在最初期張不在內,而我是在內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兒女等。這三重包圍圈的組成分子,除官邸內與前兩者不大通氣外,前兩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聯繫的。兩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實為主力,而且背後有徐世昌指揮,有時直接由朱向袁請示。後來朱等逐漸不如以前那樣重要,重心轉移到袁克定這一群。直到籌備將近結束階段,朱等除辦些事務外,實已不起什麼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黃開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結在一起,初無定處,亦有時在籌安會裡,沒幾時重心就移到公府秘書廳梁士詒處來了。他們這些人多是著重在策劃和佈置方面。文電多由楊等起草,經朱、梁等點頭之後,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貴商量,同意即發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經袁自己看過。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貴)個人,與各省軍政大員函電很頻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時前已開始辦公,中午在公府包飯,與張仲仁(即張一)形影不離,很晚才回家,辦事很緊張。袁克定等主要是圍住袁,因為重大事務必須經袁親自決定。他們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聯繫,瞭解有關情況,密籌打動袁的辦法。到張士鈺加入這方面時,他只不過充當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兒」而已。……由於他們圍住袁,所以後來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凱)也不復是全部操縱,這時實際決定權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貴、袁乃寬之手。38
---------------
送「高帽」的學問四(7)
---------------
  7月,在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後,關於何種國體適用於中國的討論,忽然成為輿論關注的中心和焦點,輿論先行,這是帝制發動的第一步。先是,8月3日,總統府憲法顧問古德諾(FrankJGoodnow)39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認為中國國情不適用於共和制。14日,即有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發起成立「籌安會」,楊度並於26日發表題為《君憲救國論》的長文,全面闡述中國應該實行君主立憲制的理由。30日,袁的親信段芝貴等密電各省長官,要求各地以公民的名義向參政院上書請願更改國體。9月1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開會,沈雲沛、周家彥、馬安良、蔡鍔等請願改變國體。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答覆立法院稱,改變國體須聽之於國民。於是,開始「製造民意」,這是帝制發動的第二步。
  這事的具體做法是,袁先叫梁士詒等領起頭來,把所有袁的親信拉在一起,於1915年9月19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國請願聯合會,叫沈雲沛40做會長,那彥圖、張鎮芳做副會長,積極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他們所聯繫的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請願變更國體,擁護袁做皇帝。他們發動的對象,上自王公遺老、各省將軍、巡按使,下至各種行業的把頭,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請願名單,就被請去吃飯、看戲,此外還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錢。這樣,當然轟動起來了,很快就在全國各地造成了諸色人等「無所不包」的所謂全國性請願的大局面。41
  沈雲沛的請願團於9月24日向參政院發起了總請願,反對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次日,袁世凱即咨復參政院,主張提前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袁為何一再堅持要由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呢?讀者還記得四年多前,他就任臨時大總統前,向全國申明的「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誓言吧,這個誓言盡人皆知,他現在要想回過頭去搞帝制,這個誓言就成了他的沉重政治負擔,為了避免被國人視為出爾反爾,毫無道德信義可言的小人,他必須把自己的背誓歸結為「民意」的要求。據說,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是堅決主張中國搞帝制的,當袁談及自己當年的誓言時,朱即以「民意」為說,勸其打消顧慮。商務印書館30年代在日本訪書時,曾見到過二人密談的記錄,據親見者回憶,其談話內容如下:
  朱爾典首先提出中國國情不適合民主政制,非實行帝制不能治理圖強,只有袁的威望才能擔此重任。袁初則裝腔作勢,堅持不可。朱再三勸進,袁最後說他就任總統時,曾經在參議院宣誓,現在怎能背約。朱笑著說:「時勢變遷,前後情形不同,當時公從人民公意出任總統,今日人民公認國體應該變更,請願公為皇帝,公應時勢要求,名正言順,何必顧慮。」朱告退時又對袁說,他今日一番談話,是為著中國人民福利,為著英中兩國交誼著想,完全出於誠心。至於就他個人而言,則有莫大的損失。袁問此話怎麼說?朱笑著回答說:「我和總統多年交誼,謁見談話都極為自由,何等暢適愉快。他日公登大寶,非國家大事,不易得見龍顏;殿前拜謁,禮儀何等繁重,不能暢所欲言,對我說來,不是一個大損失嗎?」42
  袁既下決心以「民意」塗飾自己的背誓無信,徐世昌即提出由「國民代表」決定國體,選舉皇帝。為了加速這個進程,就有了「十人密電」的發生,上演了中國成為共和政體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操縱民意的鬧劇。這十個人是:朱啟鈐、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阮忠樞、唐在禮、袁乃寬、雷震春、吳炳湘、張士鈺,由袁世凱「欽點」,專門負責主持這件大事。其手法,據參與其事的唐在禮回憶,事情由表裡兩條線進行,具體過程如下:
  一條線是專門做一套與實際選舉完全不相干的表面宣傳,做法是以命令指定「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為全國決定國體選舉皇帝事務的總機關,奉大總統命令辦理一切決定國體和選舉的事務。然後,用該局的名義按時期、有步驟地發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樣文章,命令各地把這一成套的文章及時發表,在報刊上大肆宣揚,標榜這一決定國體、選舉皇帝的大事,是完全出於民意,是完全合法的,民主的。
  另一條線是由名義上主持國體決定和選舉事務的朱啟鈐、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阮忠樞、唐在禮、袁乃寬、雷震春、吳炳湘、張士鈺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將軍、巡按使發出密電,傳示「主座」(當時對袁由總統選任皇帝時的過渡尊稱)命令,按內定步驟指示實際的具體選舉工作。當時,先由十人發出一個密電,向各省當權者鄭重說明「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該局指示的官樣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進行宣傳,並相應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於表演。重要的是萬萬不可按照那些官樣文章假戲真做,因為那裡面沒有一件是合乎實際要求的。在這個說明密電以外,另有一封密電詳細指示一套實際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後一切行動,必須遵照這一密電所指示的原則辦理,並必須嚴守秘密。另外還密示只要能達到密電的目的,盡可以不按國家法律辦事。也就是說:盡可不擇手段,不妨違法亂紀,便宜行事;但叮囑如果不按照國家法律辦事的時候,卻萬勿以電報向事務局請示,以為一經請示,局方就不得不以打官腔復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辦理」,如此表裡便難於分清,反而弄得枝節橫生,事情就難以順利辦通了。
---------------
送「高帽」的學問四(8)
---------------
  在正式投票之前,首先要在全國各省區「選舉」參加國體投票的「國民代表」。選舉「國民代表」,先由北京政府擬訂各省代表候選人的名單。這個名單裡的人絕大多數是袁自己和他的親信所提出的在京任職的軍政官員,按他們的籍貫分別提到本省去。名單中也包括些各省附袁的著名人士。這個候選名單是基本的。在這以外,留出一些名額,由各省官紳提出補充名單,補充名單授權給各省將軍、巡按使決定。如此便合成了一個整個的候選名單,責成各省照單把「代表」選出,非經批准不得遺漏或更改。
  選舉的方法是,指定每縣由該縣縣官推薦選舉人一人,在所指定之日到達本省指定的處所—將軍衙門,去謁見指定的選舉監督,也就是本省的將軍、巡按使。選舉監督在一定期限內,在衙門內廳隨時準備著對來謁的選舉人進行午宴招待。宴後,由招待人員召集選舉人個別談話,介紹本省擬選代表的名單,形式上似乎是徵求選舉人的同意。一般選舉人都是縣裡的紳士,當然總是惟恐不及地唯唯從命,表示一切遵辦決不貽誤,接著就由招待人請選舉人把名單抄寫清楚,立即陪同選舉人到前面大堂裡特設的選舉廳裡面進行「堂而皇之」的投票。偶有個別莫名其妙的「代表」支支吾吾,或竟有獨具意見反對照辦的,那麼招待人就對他不提名單和「大堂選舉」的事,只是含糊地表示將來進行選舉時再當奉約。捧起茶杯,下個逐客令了事。事後,還由省裡把這個選舉人的行動,密示其本縣縣官,申斥他辦事不力,限令重新妥為推薦適當的選舉人,以免貽誤,致干未便。縣官接到這般密示,當然緊張萬分,誠惶誠恐地剋期遵辦。43
  經過上述這番佈置安排,10月25日終於選出了「國民代表」,10月28日即進行「決定國體」的投票。這個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舉行,由各省的將軍、巡按使監督,由「國民代表」進行記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預先印好『君主立憲』四個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選票上簽名,再於自己名下寫『贊成』或『反對』字樣,進行投票。在參加決定國體投票之前,每個國民代表『贈給』大洋五百元,作為參加選舉的『川資和公費』。代表們拿到這筆『川資』,當然心中有數;投票既是記名式的,誰投什麼票都不難查明,所以投票結果,全體國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贊成君主立憲』。44」隨即又進行了皇帝的選舉,其程序與國體投票完全相同。選票上印有「選舉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皇帝傳之萬世」的字樣,也由「國民代表」在選票上親自簽名,投票,結果自然也是全票當選。這個結果匯總到中央後,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即於12月11日正式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據說,推戴書草成、謄寫及上呈,是在上午11時半,午後即得到了袁氏的書面答覆,說是國體改革既經國民代表一致同意,「自無可討論之餘地」,而推戴他為皇帝,則「改造民國,已歷四稔(年),憂患紛乘,衍尤叢進,救過不瞻,圖治未遑,豈有功業足以稱述?……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民生,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籌審慮,另行推戴45」。
  收到這份答覆咨文後,代行立法院即於當日午後5時再次開會,宣讀完袁的咨文後,院長孫毓筠提議起草呈遞第二份推戴書,全體通過,於是休會15分鐘後,通過了秘書廳起草的第二份推戴書。這次對袁氏的功德備極頌揚,說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第)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億兆歸心」,督促他「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命詔,宣示天下,正位登極46。」這些當然都是事先預備好了的,用的是傳統上「勸進」的那一套路數,否則,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鐘的休息時間內,連擬稿帶謄寫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書呀。反而是從袁世凱的答覆書中,可以看出他並非不知道此時稱帝不合時宜:「於道德不能無慚」,「於信義無可自解」。但問題是,明知不宜,為何還要硬做?這是本章開頭就提出過,後面還要探討的一個問題,這裡暫且按下不提。
  袁世凱一手操縱、導演的這幕喜劇至此已經收不住腳了,但幕落的也十分倉促。本來按照古代的規矩,「勸進」或「禪讓」應該進行三推三讓的程序,世凱不知急的個什麼,省去了中間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書呈上的次日,即宣佈接受「帝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開頭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的那一齣戲。
---------------
送「高帽」的學問四(9)
---------------
  在帝制自為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梟雄本質,整台戲都是他一手操縱的,在幕後出謀劃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導演的則是梁士詒。梁士詒其人,我們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紹。進入民國以後,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項城再起,京師以內之事,先生(指梁士詒)主之;休戰息兵,調停和議,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驟,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機宜,統一南北,聯合各省,改革政制,措集財用,千端萬緒皆先生一人任之。適統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總統府)秘書長,掌握中樞,贊襄密勿(參與機密),凡入謁項城稟商事件者,(袁)輒說:『問梁秘書長去!』先生也不問事之大小,酌情審勢以處理之47。」梁因此又被稱為「二總統」。梁在北洋屬於後進,如此權勢,大遭他人嫉妒。他與唐紹儀交好,又同是廣東同鄉,在唐與袁生嫌辭職後,楊士琦等(楊、周學熙等為安徽人,與梁不和,被稱為『皖系』;梁被稱為『粵系』)遂通過袁克定向袁世凱進言,說梁與唐紹儀、孫中山等同為粵人,心懷叵測,勾結軍人,覬覦總統的位置。袁世凱是個雄猜之主,有駕馭屬下的一套辦法。梁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腦,腦子活,辦法多,又是搞錢能手,有「梁財神」之稱。他在國會大搞金錢政治,組織「公民黨」、「公民請願團」,為袁當選正式大總統出了大力,也展現了其操縱「民意」的手段,對這種「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備,「常以極困難繁重之事交給他來辦。表面上示以倚重,暗地裡實為羈縻,而且使之費力而不易討好48。」據說,梁起初對帝制一事並不積極,而帝制活動又亟需梁這樣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參案」發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齡贊同他解散國民黨時的那套做法,迫梁就範。
  津浦路局為「交通系」籌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眾多,藉以培植勢力,弊端日益明顯,輿論嘩然。遂由肅政使王瑚、蔡寶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羅列十大罪狀,由都肅政使莊蘊寬具呈嚴參。當時王瑚以廉勁著稱,所列應當不虛。因此更涉及京漢、京綏、滬寧、正太四路,即是所謂轟動一時的五路大參案了。當時眾議沸騰,袁世凱迫於輿論,遂將津浦路局局長趙慶華49撤職,京漢路局局長關賡麟、京綏路局局長關冕鈞均離職聽候審訊,交通部次長葉恭綽50也暫時停職聽候查辦。……一時粵系惶急,密議對策,思所以轉移局勢,非出奇不能制勝,因與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相結納,迎合袁的意圖,創為帝制之議。51
  袁的親信幕僚張一?也認為,梁之積極參與帝制活動,乃是迫於「五路大參案」:「梁病瘧,有人探訪他時說:你若要緩解五路大參案,只須為帝製出力。梁於是起而組織請願團,本案即在無形中打消。人們方知五路案即帝制的反筆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說法,當時的所謂「三次長案」、「五路大參案」等,全都是袁為了脅迫不贊成帝制的官員刻意策劃而成:「於是有為之策劃者,主張脅迫陸軍次長徐樹錚以迫段(祺瑞);脅迫交通次長葉恭綽以迫梁(士詒);脅迫財政次長張弧以迫熊(希齡),大概因當時張與熊接近的緣故吧。於是分頭辦理,結果,段祺瑞辭職,以王士珍代之;陸軍次長徐樹錚、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張弧免職,交通次長葉恭綽停職候傳,當時稱之為『三次長案』53。」梁士詒在《年譜》中說自己對帝制「始終無所表示」,是事後的塗飾。在實際上,「五路大參案」發生後,袁世凱曾當面告訴他,參案中本來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當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後,梁即成為帝制活動的中堅分子了。
  梁士詒參與後,帝制活動果然大有起色,而籌安會的發起,據說也是梁運動的結果。前面說到,袁世凱曾派楊士琦到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佈宣言書,認為由該院討論國體問題不合時宜,應訴諸「多數國民之公意」。一時間,熱中帝制運動如楊度者,頗感摸不著頭腦,遂前往請教張一?:
  此宣言書發表後,楊度忽然夜間來訪,說:「我與總統的關係不如你們之間的交情那麼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時宜』的諭令,究竟總統的性情如何,請告訴我。」我說:「這樣的話,你必須將此事主動告訴我,才可以討論。」楊說:「我本來打算回湖南的,士詒說,總統有大事須要你出頭。實際上我也是被動的,並非主動,但我向來主張君主立憲之說,所以願意做這件事,今天為何有這樣不同的言論呢?」我說:「我告訴你兩件事,一件是前清預備立憲,一件是蘇杭甬鐵路,事前(袁)全都堅決拒絕,事後則翻然改計。你做這件事,將來誅晁錯以謝天下,你的腦袋就危險了!」楊聽了此話,吃驚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啟鈐)54等約楊談話,其意志又堅定起來,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
送「高帽」的學問四(10)
---------------
  至於後來的公決國體、選舉皇帝的鬧劇,「十人密電」向各省將軍、巡按使指示機宜,申明「主座」的意見,無一不是出於袁的授意,則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凱自己,所謂「民意」、「公決」等等,只是他及其親信製造出來的遮羞布,為的是解決他「背誓失信」的難題而已。
  自8月古德諾發表《共和與民主論》及「六君子」發起籌安會後,袁世凱帝制自為的用心即大白於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潛在的反袁勢力,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活動,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袁氏原來的盟友——進步黨人。其主腦一文一武,文為梁啟超,武為蔡鍔。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廣東新會人。梁早年科場得意,後師從康有為,投身維新變法運動,與袁世凱曾同為維新同志。變法失敗,梁亡命日本,與康有為組織保皇黨,鼓吹君主立憲,在本書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紹。入民國後,梁熱中於議會政治,與熊希齡等組織進步黨,在國會中與國民黨相抗衡,是袁世凱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絕頂聰明,學識淵博,缺點是熱中政治,心有旁騖,學問雖博,而失之於不精不專。梁這類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舊知識分子,一般都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所以梁也是個「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角色。梁的力量,在於他的那一支筆,為文不拘繩墨,自創了一種「新民體」,汪洋恣肆,酣暢淋漓,而又「筆端常帶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傾倒了多少愛國志士、熱血青年。帝制運動期間,梁所作反對君主制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袁曾出價二十萬元,買它不要發表,此數額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見其文章影響力之大。袁對於梁,以金錢、高位籠絡之,羈縻之,甚至還讓進步黨組織了一屆內閣;但在內心裡,則認為這些人不過是徒托空言、不切實際的書獃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制發起前後,曾數度致信袁世凱,苦諫他不要稱帝,可見他有謀國之忠,反袁不純從私怨,但袁將其言當作了耳旁風。梁雖為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但作為政壇名流,有社會影響,有輿論號召力,這確是輕視不得的。所謂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靠的是這兩桿子。梁就是一流的筆桿子,而槍桿子,自然非他的學生蔡鍔莫屬了。
  蔡鍔(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陽人。蔡自幼聰明好學,十三歲時就考中了秀才,十五歲時由湖南學政徐仁鑄(維新派)推薦,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時務學堂。該學堂創自譚嗣同,是當時湖南維新派的大本營,梁啟超當時就在那裡擔任中文總教習。蔡年紀雖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56」,並與梁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戊戌政變後,梁亡命日本,蔡應梁之召東渡,入梁任校長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這個學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賦人權等內容,故蔡於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啟蒙。1900年,保皇黨的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蔡和幾名同學一度回國助唐起義,但旋即失敗,唐等罹難,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1903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次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武備學堂任教,後歷任廣西陸軍小學總辦、新軍標統、協統。1911年春,應雲貴總督李經羲之邀,赴雲南訓練新軍,餘暇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一書。6月,被任命為雲南新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其軍中骨幹多為士官學校同學,其中有不少同盟會會員。武昌首義後,蔡在雲南首倡義旗,於10月30日午夜發難。次日中午即控制了昆明全城,十九鎮統制鍾麟同被殺,李經羲逃走,雲南全省隨即光復,蔡鍔被公舉為雲南都督。這是他辦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時他還不過是個二十九歲的青年將軍。
  蔡鍔雖參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見上卻是個立憲派,在貴州獨立時,他左袒貴州的立憲派,派部下唐繼堯帶兵入黔,血洗貴陽,將革命黨人幾乎斬盡殺絕,唐繼堯隨即被任命為貴州都督,擴張了滇軍的地盤。在「二次革命」時,他也把孫、黃視為不安分的「亂黨」,聯絡西南各省,外示「中立」、「調停」,內實支持袁世凱的武力鎮壓政策。當時國民黨曾派譚心休到雲南運動他參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當時對袁的態度。
  剛到昆明,還未落座,松坡就搶先對我說:「民國成立不久,國基還沒穩固,聽說克強(即黃興)又要鬧場火了,你勸他放安靜些,不要自取滅亡。」我氣憤地說:「人家正在殘殺我們的同志,要消滅我們,如果再不討伐他,將來袁世凱定會做皇帝。」松坡冷笑著說:「他敢嗎?如果袁世凱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將做起皇帝來。」我見他說話更不對頭,便懶得和他爭辯了。後來他告訴我,他已和廣西的陸榮廷、四川的胡景伊、貴州的唐繼堯結成了一個西南同盟,行動一致。最好勸克強息事寧人,保全實力,如果盲目地去幹,定會失敗。他只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態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實力。57
---------------
送「高帽」的學問四(11)
---------------
  袁世凱掃平「二次革命」後,趁熱打鐵,實行「廢督」和「軍民分治」,調蔡進北京將軍府。蔡本來主張統一,以身作則,相當配合。到京後與袁接觸頻繁,關係融洽,袁任命他為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要職。他同梁啟超等「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58」。
  蔡之對袁灰心,始於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蔡主戰),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鄉從事礦業。但袁帝制自為跡象明顯後,蔡極憤懣,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訪晤其老師梁啟超,籌議對策,一場倒袁的大計劃由此醞釀而成。據梁啟超回憶其經過如下:
  雲南首義之中心人物蔡鍔將軍,當時正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即從余就學,當民國二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即來京與餘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的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我說:「我的責任在言論,所以我必須立即作文章,堂堂正正地來反對他們;你則是軍界大有實力的人物,應該深自韜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圖匡復。」蔡君贊成我的話,所以在京與他(指袁世凱)虛與了委蛇兩個月,使袁不再猜忌他。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召戴戡59來京面商,……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於是與蔡君定策於我在天津的寓所。後來的種種軍事計劃,全都是當時數次會談的結果呢。當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后即獨立,貴州則過一個月後響應,廣西則過兩個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拿下四川,以廣西之力拿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這就是我與戴、蔡兩君在津所作的策劃了。60
  此後,蔡鍔每週均赴天津與梁密議,但對外則大行韜晦之計,積極附庸帝制運動之外,則醇酒婦人,寄情聲色。11月11日,蔡以有病赴日療養為名,潛往天津,在梁啟超家換裝後,乘船赴日,在神戶轉船南下香港,與戴戡會合後經越南河內轉赴雲南。12月16日,梁啟超也以赴美治病為名,離津赴滬,與當時在上海的進步黨另一領導人湯化龍61會商,確定了進步黨反對帝制到底的立場。12月19日,蔡鍔、戴戡抵達昆明,連日與唐繼堯等舉行軍事會議,籌議舉事。袁世凱此時雖已知道蔡、梁有反對帝制的密謀,但可能覺得這是兩個書生氣十足的人的一時意氣,搞不出什麼大事情,所以並未重視,而是興興頭頭地繼續其帝制運作。在蔡等到達昆明的那天,袁下令設立大典籌備處;次日又申令頒給徐世昌、趙爾巽62、李經羲、張謇以「嵩山四友63」的稱號;申令新朝永遠廢除太監、宮女、跪拜之制;21日和23兩日,則大封爵位,授予龍濟光、張勳、馮國璋、姜桂題、段芝貴、倪嗣沖等一百二十八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反袁方面,梁啟超12月22日由南京致電蔡鍔,促其即刻發動。蔡等於次日在昆明五華山歃血為盟,擁護共和。次日,即由唐繼堯、任可澄64向袁世凱發出梁啟超起草的函電,請取消帝制,誅罪魁楊度等七人以謝天下,並限袁於25日上午10時前答覆。同時又通電各省,請聯電要求取消帝制。25日,通電宣告獨立,號召討袁;次日,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分別就任護國軍第一、二、三軍總司令。27日,唐繼堯留守雲南,蔡鍔、李烈鈞二軍分別出師四川、廣西,護國戰爭爆發。
  袁世凱得知雲南宣告獨立後的措置是:將唐繼堯、任可澄、蔡鍔免職,命令雲南臨近各省「嚴籌防剿」,派張敬堯的陸軍第七師入川迎擊蔡鍔,以曹錕為督師,統率北洋進剿雲南的各路軍隊,另派龍覲光為雲南查辦使,與廣西督軍陸榮廷會同攻滇。袁此時仍把雲南獨立看作是另一次「二次革命」,而蔡唐等人的力量又遠不如國民黨,不足為患。孰不知人心的向背,已與彼時大不相同。當時輿論、人心多在中央一邊;而此刻,由於前述種種原因,他的陣營內部正在離心、瓦解,而他帝制自為,背誓失信於天下的行為,又為所有反對他的人提供了最好不過的借口。
  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學生子路曾問過他,如果他從政,首先會做什麼,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65」。後世「名正言順」這個成語,就是出典於此。袁世凱之所以非要訴諸「國民代表」的公決、選舉,為的就是以「民意」塗飾自己的背誓失信,換句話說,也就是要為自己當皇帝製造出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使之具有合法性。但這樣做騙騙老百姓可以,官場上的人心裡可都是明鏡一般的。譬如說那些負責安排、監督「國民代表」公決、選舉的各省的將軍、巡按使,公私密電,指授機宜,在這套玩弄民意的把戲中,也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呢。這些人中,對袁氏不滿,有積怨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出於公義,如蔡鍔、梁啟超等;有的是出於私怨,如對袁實行中央集權,裁抑地方勢力的種種措置感到威脅的地方軍頭和北洋內部因權力之爭而心懷怨望的將領等等。在袁氏稱帝之前,他們儘管不滿,卻難以出頭對抗,原因即在於袁的諸般政策「名正」;而「稱帝」則不然,袁既背棄總統誓言在先,又玩弄、強姦民意在後,在名義上是「大不正」,只要有人帶頭振臂一呼,所有的積怨、不滿即可借此爆發出來。袁世凱在根基未穩之際,就忙不迭地復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對派的大聯合,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是他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
送「高帽」的學問四(12)
---------------
  在軍事上,袁起初也並沒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麼嚴重,「二次革命」時,國民黨人控制的五六個省曾同時宣佈獨立,軍隊有十幾萬人,北洋軍一出動,不過一個多月時間,就被蕩平了。雲南地處邊荒,是個窮省,滇軍也不過萬餘人,力量遠不如當年的國民黨人。所以,袁世凱認為蔡、唐舉事不足為患,旬月之間,不難平定。如果北洋集團此時仍舊團結,袁應該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間率兵接收了國民黨地盤的北洋軍頭們,現在也都是盤踞一方的都督、將軍了,袁世凱「廢督」、「軍民分治」的政策,同樣損害威脅到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況且這些人還不如黨人有所謂「主義」、「理想」,他們的目的十分現實,就是當官攬權發財,因而對袁之所作所為也有很深的憂慮和戒心。西南倡義,他們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來的嫡系,雖不便積極地參與響應,但卻對袁的措置消極怠工。而當形勢明朗化後,也藉著「帝制不合時宜、人心」為名,加入牆倒眾人推的行列。尤為關鍵的是,這些人盤踞著長江中下游各省(江蘇、江西、兩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軍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這幾省督軍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長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蕩平西南,勁兒也使不上了。更何況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與西南密電頻傳,暗通著款曲呢。這是袁世凱所萬萬沒有料到的。
  而且在實際上,護國戰爭也真就沒打幾場硬仗,實際情形是,明裡暗裡,或聲討,或調停,各種通電滿天飛,「口舌戰爭」打得遠比實際戰鬥激烈,幾乎可以說是辛亥武昌、癸丑贛寧兩役的翻版。為此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戰爭的進程。
  以蔡鍔為總司令的護國軍第一軍,總計不過四千多人,為滇軍精銳,也是護國戰爭中的主力。這支部隊在宣佈獨立之前,即已陸續開拔,12月20日出發,約一個月後(1916年1月17日),抵達四川敘府,與北洋方面伍祥楨的混成旅和川軍巡防營接戰;四天之後,攻佔敘府。
  第一軍的右路由戴戡率領進入貴州,1月24日到達貴陽。因事前有約,又經過一番運動,1月27日,劉顯世67以貴州都督的名義通電獨立。貴州獨立,兵不血刃,解除了雲南的腹心之患,使雲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緩衝區域。之後,戴戡率領一營滇軍,兩團黔軍北經遵義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帶與北洋軍交手。
  在北洋方面,實力大大超過了滇軍。北洋兵分三路,一、二路總司令為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虎威將軍曹錕,下轄五個師,約三萬人,在兵力上佔著絕對的優勢。但確如袁世凱、蔡鍔所言,北洋軍暮氣已深。接到出征命令之後,這些部隊(包括非北洋系的雜牌部隊,如貴州劉顯世、廣西陸榮廷等)或索餉要挾,或逗留緩進,與中央討價還價;在開赴前敵的過程中,一路上強征伕役,虐殺無辜,搶劫商民,強姦婦女,無惡不作,軍紀蕩然。敘府失守後,袁又調集五六千人,圍攻敘府,而此時敘府前線的護國軍兵力僅千人,經過一周激戰,北洋方面竟然全線潰退。無怪乎蔡鍔有滇軍一師可抵北洋數師的判斷,毅然起兵反袁呢。
  2月2日,原為蔡鍔部下的劉存厚(時為川軍第二師師長)經蔡等運動後,率所部川軍三千人於瀘州附近的納溪響應蔡鍔,宣佈獨立,並導滇軍入川。2月5日,護國軍開始攻打瀘州,但8日北洋精銳張敬堯部趕到增援,激戰後護國軍敗退。此時,曹錕坐鎮重慶,其精銳張敬堯、吳佩孚等部兵力有兩萬餘人,護國軍所部不過五六千人,雙方激戰相持至26日,北洋軍增至三萬,而護國軍則餉械不繼,又經數日陣地戰,3月6日,蔡等率部撤退。
  在敘府方面,2月29日,北洋馮玉祥等部乘護國軍兵力空虛之機,猛攻敘府,3月2日,護國軍放棄敘府。但馮玉祥佔領敘府後,即按兵不動,騎牆觀望。
  右路戴戡部,曾一度攻佔綦江、江津,北洋軍則固守待援。護國軍中路敗退後,瀘州方面的北洋軍增援綦江,戴部寡不敵眾,退守黔邊。在湘南、川東一線,沒有激烈的戰鬥,兩軍一直處於相持狀態。
  所以,整個護國戰爭的兵戎相見只持續了一個多月,此後雙方相持於川、黔、滇、湘邊界,而四川督軍陳宦、前敵督師曹錕等不僅沒有乘勝追擊,反而頓師不前,與蔡鍔達成了停戰協議。有了這一個多月的相持不下,也就為形勢的變化爭取到了足夠的時間。經過梁啟超等人的運動,廣西於3月15日通電獨立,而被袁任命為臨武將軍兼雲南查辦使龍覲光68所部連同軍械餉銀均被陸榮廷69繳械。此後局面即直轉急下,頗為類似於辛亥年武昌兩軍相持,各省紛紛獨立時的那種局面。而這種局面的造成,與其說是護國軍的戰鬥力所致,毋寧說是北洋將士不肯用命,以當年袁氏治清廷之道,反治其身而造成的。
---------------
送「高帽」的學問四(13)
---------------
  自廣西宣佈獨立後,西南各省,群情益烈。中央前敵諸將,又受江蘇督軍馮國璋及段祺瑞等人的密旨,頓兵不前,日日向袁政府索取糧餉軍械。袁世凱派阮忠樞前往徐州遊說張勳,想要調張勳的兵南下。張向阮陳述「四不忍」之旨說:「容忍縱容長子,圖謀復辟帝制,密電豈能戡亂,國本因而動搖,不忍一。贛寧(即「二次革命」)亂後,元氣虧損,無開誠佈公之治,開奸佞嘗試之門,貪圖(一己)尊榮,將國家當作賭注,不忍二。雲南不安定,兄弟鬩牆,(內戰造成)寡婦孤兒,生靈塗炭,地方夷為灰燼,國家養兵,反而禍亂了自己,不忍三。宣統的名號,依然存在,卻妄自稱尊,慚負於隆裕皇太后,活著不齒於世人,死後也會受到歷史的誅伐,不忍四。」阮無言以對,回京覆命,袁於是更感到武力解決已不足為恃了。70
  不忍言而言,表明了一種態度,跟從自己最久、最聽話的張勳竟然也是這種態度,袁世凱的心這下子是一涼到底了。段祺瑞、馮國璋等均是小站練兵時的骨幹,也是北洋集團中的最重要成員。在辛亥革命時,馮國璋力克漢陽、漢口,重創了湖北民軍,遏阻了革命黨的勢頭;奉調回京後,馮一手控制住了由旗人組成的禁衛軍,使清廷失去了武力抗爭的最後憑借。段祺瑞繼馮國璋出任湖北前敵總指揮,秉承袁世凱的意旨,一面維持前線不戰不和的局面,一面聯絡北洋各將領,聯名通電威逼清廷退位。袁世凱能夠順利成為臨時大總統,馮、段二人出力最多,功勞最大,也成為袁世凱之下最有勢力和影響的北洋軍頭,但也因此漸漸受到袁的猜忌。袁與段的交惡,已在前面交代過。袁與馮,原本關係很好,甚至為馮續絃,兩家由此結成了通家之好。據袁靜雪回憶,其事經過如下:
  馮國璋從小站練兵起就跟隨我父親做事,後來經過我父親的不斷提拔,到了民國初年,直做到了宣武上將軍、督理江蘇軍務,雄踞東南,手握重兵,成為我父親手下的一員大將。有一天,我父親在晚間上樓後,看見幾個姨太太和我倆正在他的臥室裡閒談,便和我們說:「今天馮華甫來了。」我不知道華甫是馮國璋的字,就問:「馮華甫是誰?」我父親說明了以後,接著問我倆,「你們應當叫他什麼?」二姐遲遲疑疑地說:「叫世哥。」我父親笑著說:「不是世哥,是四哥。」由這一稱呼看來,我父親對於馮國璋是怎樣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裡還應該插敘一下馮國璋和我們老師周砥結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天津(並不是天津人),曾教過二姐和我讀漢文,及至我們搬進了中南海,她雖然已經不在萬字廊的專館裡擔任課程,卻由於她和三姨太太相處得很好,所以仍然常來常往。她是一個老姑娘,曾經聲明過不再嫁人。那時侯,馮國璋斷了弦,他原想再要一個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兒子到北方來物色。誰知他兒子錯會了意,竟自和周家說定了。當他回到南京覆命的時候,馮說:「我這麼大歲數了,還要娶太太做什麼。」因此不肯應允。周老師的弟婦週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來求我父親從中說合,這才定局。隨後,由我父親代為置辦嫁妝,並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為陪嫁的老媽,此外,還派了男傭人護送著周老師到南京和馮國璋結婚。結婚以後,周老師有時回到北京來,還把我家當娘家走動,我們也都改了稱呼,叫他「四姐」。71
  袁的秘書夏壽田也曾談到過,帝制運動初起時,袁對進京謁見的馮國璋優禮備至,甚至連馮的飲食習慣都很熟悉。
  某日,本人(夏壽田自稱)同袁一起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打電話問馮上將軍早上起來沒有,命將這碗奶酪送過去,說是馮上將軍愛吃的,總統今天早上正在吃,便想起上將軍,特地送來。又一日,同袁一起午餐,有大碗紅燒豬蹄膀,袁說:「這是華甫愛吃的」,又令差官電話告訴馮上將軍等等再吃飯,總統就送菜過來,佐以大饅頭四個,說是今日午飯,知道這道菜上將軍愛吃,所以送過來。又贈送周夫人(周砥,字道如,馮國璋夫人)禮物甚厚。馮覺得總統把自己當作自家人,所以體貼如此。72
  袁與馮的關係,原屬親密無間,「袁公倚公(即馮國璋)為長城73」,「二次革命」時以馮部為主力出征南方,擊垮國民黨後,即由馮及其部下分別接任長江中下游各省都督,馮由此成為北洋集團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勢力。但袁做總統以後的最大毛病,就是待人不能以「誠」,馮後來與袁交惡就在這上面。馮對袁稱帝,內心雖不以為然,但以二人之關係,袁如能交底給他,也未必不能得其諒解。但袁偏偏矢口否認,甚至編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話讓馮信以為真,並親自代袁向報界闢謠。因此當袁以密電指示各省帝制進行機宜時,馮覺得袁對他的種種優禮,不過是耍手腕而已,自己則受到了袁的愚弄。馮秀才出身,自尊心強,受辱後內心很自然生出一股怨憤之氣,加上梁啟超的策動,馮遂在關鍵時刻聯絡長江各督,挑頭怠工,反對帝制,使袁籌劃的整盤棋局步步被動,動彈不得,導致了袁的最終失敗。徐世昌親歷此事,他的說法是:
---------------
送「高帽」的學問四(14)
---------------
  當帝制風傳甚盛時,六月間馮入京謁見項城說:「外間傳說,大總統欲改行帝制,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著手佈置。」項城說:「我絕對沒有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你儘管放心。」又說:「北洋軍隊暮氣沉沉,有事時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頓,我們自家人總應當團結,保持我們的實力,你既然來到北京,可與相國(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籌劃一番」等等。此次項城說話甚多,對馮撫慰備至。馮退出後,忻然密告我。馮回南京,相信袁決不做皇帝了。等到帝制揭曉,(馮)以為受袁欺騙,倘若袁正位,自己的腦袋將要保不住,所以此後與西南暗通聲氣,以防阻帝制。馮在南京有實權,其勢力固然不可輕侮。王(士珍)則以黃老之學依違其間,一面聽任袁所為,一面則偏袒於馮(王素來不傾向於段祺瑞)。在項城左右,以新勢力尚未養成,不得不勾結張勳、倪嗣沖(此時倪尚未投靠段)等極舊派以抵制段、馮,某公子(袁克定)皆主其謀。而項城遂陷於孤立,以至失敗。74
  徐世昌這段話中透露出北洋集團分裂的另二個原因:一個是袁氏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們的憂慮和不滿,離心作用由此產生。一個是袁利用北洋內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牽制,結果反而使老部下都疏離了他。而馮國璋在得知袁氏本意是想稱帝之後,還擔心自己不贊成帝制的立場,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會惹來殺身之禍。
  其實,馮國璋等對「君主立憲」問題無可無不可,並無定見。當時的《申報》曾報道馮對袁的建言:「南方一帶聞改革國體之說,並非不肯贊成,但是多以為(稱帝的)時間問題,尚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將來,大總統將中國治理到由弱轉強的時候,則天與人歸,恐怕大總統雖然想要避讓,都避讓不開了75。」而且不光北洋內部,即使梁啟超,也並非堅持只能實行共和。他在抨擊帝制運動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中,也曾認為,「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之無窮76。」梁氏的意思,也是假以時日,袁將國家治理得強盛之後,功在國家、社稷、人民,那時天與人歸,稱帝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此刻國家元氣未復,內憂外患重重,稱帝不惟不合時宜,而且會將國家拖入危機。但「袁氏與我和馮將軍談話時,皆矢口誓言不肯為帝,他的話也甚為懇切77」;甚至正言厲色對馮國璋說:「聽你這番話,仍是在我身上打主意。我第四、第五個兒子在英國留學,我已經要他們在英國購買了少許的田園,假如將來有用這等事逼迫我時,我只有直接遠赴外國,在那裡經營菟裘78,退隱終老了79。」
  據當時的《中華新報》報館編輯的《共和軍紀事》中的統計資料,當時中國陸軍統共不到五十萬人,而中央政府所轄或聽命於中央政府的軍隊總計約四十四萬人,而反袁的雲、桂、黔三省兵力僅有三萬七千多人,不足中央軍力的1/1180。所以護國軍方面,絕無席捲中國,直搗北京的實力。任何戰爭,從根本上講,打的都是錢和資源。西南三省,落後貧瘠,其資源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場全面、持久的戰爭。首先他們就越不過馮國璋這一派勢力所控制的長江一線,所以打來打去,也還是出不了川、滇、黔、湘各邊,這還是在馮、曹等人勒兵不進,養寇自重的方針下才能維持的局面。護國軍方面惟一的勝算,就是通過發難,在與北洋軍相持一段時間後,使原來隱伏的矛盾公開化,而更多猶豫觀望的省份能夠加入反袁的陣營。應該說,西南方面這個戰略的成功,多一半要歸功於馮國璋。
  在廣西宣佈獨立後三天(3月18日),江蘇將軍馮國璋、江西將軍李純81、浙江將軍朱瑞82、湖南將軍湯薌銘83、山東將軍靳雲鵬84即聯名密電袁世凱,要求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立場與西南一致。這五位將軍手握的兵力約十萬七千萬人,而長江中上游的王占元85、陳宦86和前敵督師的曹錕還轄有約七萬軍隊,他們與馮等暗通著聲氣,對局勢持觀望態度。這樣,北洋軍隊的一半,袁世凱實際上已指揮不動了,北方的部隊已不夠應付局面,繼續打下去,不僅全無勝算,而且很可能釀出更大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袁不得不面對現實,3月17日,袁召「智囊」梁士詒入府,商量撤消帝制的事情。
  既見,袁以案頭上的文電交先生閱看。其一,為康有為勸袁撤消帝制,世所稱「慰庭總統老弟大鑒」的詳細函電。其二,為天津徐世昌來函,有「在今天尚可轉圜,失此機會將沒有(轉圜)餘地」之語。其三,江蘇將軍馮國璋、山東將軍靳雲鵬、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長江巡閱使張勳,五將軍聯名電請盡快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電文。其四,駐日公使陸宗輿密電,說大隈首相與各大臣及元老,借宮宴之便,開御前會議,專為對華問題,認為時機已到,有自由行動,派兵進駐中國要地,以免妨害東亞和平的報告。其他則為滇軍反攻,占江安、復占南川;黔軍攻克湖南永祥,及滇軍攻克綦江、瀘州,納溪大戰,張敬堯受傷等軍報。又有各省反對帝制電文一束。先生閱文件完後,與袁對坐一方桌兩邊。袁以手指蘸著茶水沫,在桌上塗畫,如某方情形如何,某人變動如何,應付得失如何,塗滿後用紙擦去,這樣作了三次,最後說:「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今後分數段進行。撤消帝制後,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擔任。安定中原軍事,由馮華甫(國璋)擔任。君為我致電二庵(陳宦,時任四川將軍),囑其一面嚴防,一面與蔡松坡言和。君與卓如(梁啟超)有舊,,以私人情誼,請他疏通滇桂,並回復長素(康有為)電函,請其婉勸卓如。倘若有辦法能令國家安定,我無論犧牲到何種地步,全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的。」計議既定,乃邀請徐世昌入京。87
---------------
送「高帽」的學問四(15)
---------------
  在上述所有因素中,最具有殺傷力的就是「五將軍密電」,而促成者,馮國璋也。所以馮國璋在護國戰爭中實在是主導大局的關鍵性人物,馮支持袁,則西南不難平復;馮支持西南,則北洋必陷入巨大分裂,導致全面內戰;馮不作左右袒,則西南、中央成不戰不和之僵局。所以,袁與其說是敗於蔡鍔的起義,莫如說是敗於馮國璋的抵制。而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待人不能以誠,而靠玩弄權術,自欺欺人,是促使北洋集團分化離心的催化劑,這是袁失敗的另一重要原因。
  袁世凱是個頭腦精明、心思細密的人,為何決策會出現如此重大的失誤?他為什麼會對北洋陣營內部的危機失察,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自己往絕路上走?這就不能不涉及專制政體下的一種獨有現象了。袁世凱混跡政界三十餘年,到了民國初年已經登上了大總統的高位,按理說,已經是一個政客所能達到的巔峰了,但作為政治人,其追求從本質上說就是沒有止境的。當了總統,還想連選連任;連選連任還不過癮,就再搞個終身制;終身制也辦到了,但還是不能夠滿足,想要把這種尊榮一代代傳諸永久,怎麼辦?只有一條路,當皇帝。其實就算是做了皇帝的人,也還是不能滿足的。翻翻中國的史書,歷朝歷代的皇帝中,為了永享榮華富貴,追求長生不老而服食丹藥,中毒身亡者多矣,即使英明睿智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者,也不能免俗。讀歷史讀到這種地方,不能不廢書而歎,人內心的慾望真是望不到底的深淵呢。
  唐德剛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論及帝制運動時,有一節關於「真小人」和「偽君子」的精闢論述,頗有助於我們探尋袁世凱失敗的原因,這裡不妨摘錄若干以饗讀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
  可是一個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制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卻偏偏偽裝成「主席」、「總統」去向人民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從「社會倫理學」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們中國的政治圈內,做「偽君子」無傷也!您千萬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為在政治圈內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偽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爾虞我詐;兵來將擋,水至火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偽君子有啥稀罕?為啥要大驚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行,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
  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國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原也是個第一等大政客、偽君子。不幸受了兒子愚弄,群小包圍,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變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歎矣。88
  「兒子愚弄,群小包圍」,是使袁世凱喪失了政治現實感,做出錯誤判斷和決策的重要原因,也是專制政治圈中幾乎必然會發生的一種現象。不信可以仔細觀察一下你周圍的政壇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夠過得好老婆、子女這一關的。一個人官做得小的時候,往往能夠作到謙虛謹慎,但隨著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難免於隨之膨脹;如果一旦做到了領袖這個位置,程度不夠的人往往就沒有了自知之明,真個覺得自己英明偉大得不行,對於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見就難得聽的進去了。手下的政客們,自然也不脫政治人的本性,箇中的況味,當然瞭然於胸,對領導人的心理變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徹。話撿好聽順耳的說,高帽子不妨時時遞上幾頂,領導高興,自己也由之發達,何樂而不為呢?報喜不報憂、輿論一律等等,就是這麼來的。像稱帝這種大事,積極參與擁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從龍」之臣,前途未可限量著呢。一個精明的領袖人物,存了當皇帝的私慾,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點,給了「小人」可鑽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會為這種諂媚逢迎的環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當局者迷」的狀態。閻錫山當時是山西督軍,作為冷眼旁觀者,後來曾指出:
  促成袁世凱稱帝的有五種人:一為袁氏長子袁克定,意在獲立太子,膺承大統;一為清朝的舊(官)僚,意在爾公爾侯,謀求子孫榮爵;一為滿清的親臣,意在促袁失敗,以作復清之地步;一為副總統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於不義,冀(希望)黎得以繼任總統;一為日、英、俄三國,意在促中國於分崩離析,永陷貧弱落後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國之利益與東亞之霸權及瓜分中國的陰謀。……可以說慫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張關係,大多數是為富貴利祿所趨,或者是另有別圖。89
---------------
送「高帽」的學問四(16)
---------------
  譬如,當時既無廣播,又無電視,外界信息或來自政府報告公文,或來自報刊,袁氏十分關注國內外輿論對帝制運動的反應,小袁為了當太子,也知道父親能否下稱帝的決心,輿論的影響很關鍵,於是夥同親信偽造了袁世凱最看重的《順天時報》,悄悄替換下了真的《時報》,若不是讓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還被蒙在鼓裡呢。
---------------
送「高帽」的學問五(1)
---------------
  《順天時報》是當時在北京銷行數量比較多的日本人所辦的漢文報紙。我父親平時在公餘之暇,總是專門看它。這大概由於它是日本人辦的報。可是,也就是因為這個緣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順天時報》的欺騙而毫不自知。假版《順天時報》,是大哥糾合一班人……搞出來的。不但我父親看的是假版,就是我們家裡別人所看的,也同樣都是假版。大哥使我們一家人和真實的消息隔絕了開來。有一天,我的一個丫頭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親,我當時是最愛吃黑皮的五香酥蠶豆的,便讓她買一些帶回來吃。第二天,這個丫頭買來了一大包,是用整張的《順天時報》包著帶回來的。我在吃蠶豆的時候,無意中看到這張前幾天的報紙,竟然和我們平時所看到的《順天時報》的論調不同,就趕忙尋著同一天的報紙來查對,結果發現日期相同,而內容很多都不一樣。我當時覺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問是怎麼回事?二哥說,他在外邊早已看見和府裡不同的《順天時報》了,只是不敢對我父親說明。他接著便問我:「你敢不敢說?」我說:「我敢。」等到當天晚上,我便把這張真的《順天時報》拿給了我父親。我父親看了之後,便問從哪裡弄來的,我便照實說了。我父親當時眉頭緊皺,沒有任何表示,只說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來,及至問明是他搗的鬼,我父親氣憤已極,就在大哥跪著求饒的聲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頓,一邊打,一邊還罵他「欺父誤國」。大哥給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順父母,所以他在我父親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親時常讓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聯繫。可是從這以後,我父親見著他就有氣,無論他說些什麼,我父親總是面孔一板,從鼻子裡發出「哼」的一聲,不再和他多說什麼話,以表示對他的不信任。90
  自己的兒子尚且如此,手下的官員,可想而知,更難得向他講真話,所以袁滿耳朵聽到的都是想要聽到的話,在這種錯誤信息基礎上所做的決策,偏離了實際情況,當然會導致失敗。
  當然,袁世凱的部下故交之中也不都是諂媚之徒,也有直言相諫的朋友。譬如當年與他一起在直隸辦新政的嚴修,可說是袁世凱的患難之交。前清末造袁世凱失勢,罷官回鄉之時,滿朝文武沒有幾個人敢於出頭說話的,獨嚴修上折為袁鳴不平,且親自到車站為袁送行,自己後來亦因此丟官。袁世凱復出後,一直想以高位酬報這位患難朋友,但嚴修絕意仕進,拒絕了一切高官厚祿,以在野之身從事教育,今天的南開大學就是嚴所創辦的。但嚴修答應袁世凱看顧指導他兒子的教育,所以,克定、克文等於嚴修都有師生之誼。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嚴看出袁世凱有稱帝之意,出於私誼公義,他致信張一?,要張向袁轉達自己對帝制問題的看法:
  顧念國本關係之重與我總統締造之難,為中國計,不改國體,存亡未可知,改則其亡愈速。為大總統計,不改國體而亡,猶不失為亙古惟一之偉人;改而亡,則內無以對本心,外無以對國民;上無以對清之列祖列宗,下無以對千秋萬世。且國家亡與不亡,要看政治是進步還是退步,憲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長。今天議論(更改國體)的人,以無恥引導人,金錢誘導於前,斧鉞威逼於後,誓詞等於玩笑,明令全都是騙人的話語。這樣做而想要有良好的憲法產生,清白的人才出現,是絕對不可能的啊。以我大總統的明哲,絕不能不考慮這些。特以受總統恩遇之隆,無以倫比,愛之誠不覺憂之切,故敢於懇求有機會時代我陳述這番道理。91
  嚴修這番話說得夠重了,但仍覺得不能釋懷,故於次日進京,向袁面陳意見:「若這麼辦事(指帝制),則信譽成為妄語,節義成為虛言;公(指袁世凱)雖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體的92。」事實證明,日後出現的正是嚴修所預見到的那種局面,可歎的是,袁執迷不悟,把嚴修的話當作了書生之見。其實,嚴修是「旁觀者清」,而袁世凱才是「當局者迷」呢。
  嚴修、張一?(據說還有王士珍)的勸諫是袁世凱所聽到的北洋內部惟一公開的反對意見,帝制失敗後,袁世凱才認識到「忠言逆耳」的意義,但為時已晚。張一?回憶說:
  項城在取消帝制時期,與我最親。有一天召見我三次談話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談。有一次項城說:「我今天才知道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祿的人,才真正是國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張一,仲仁為其字)在我的幕府數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即嚴修,范孫為其字)與我相交數十年,也未曾說到過官階陞遷。(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面前而不能聽從其勸諫,我甚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國的懷抱嗎?前日推戴,今日反對(帝制)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蓀(即梁士詒,燕蓀為其字)原來不贊成,今天乃勸我決不可取消(帝制),說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會解體,最後依靠誰呢?還說得上不是首鼠兩端。那些(原來)極力推戴,今日又勸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總之,我辦事情的時候多,讀書的時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與仲仁談談了。誤我事小,誤國事大,當國者不能不畏懼呀!」觀此,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項城能說出這番話來,畢竟是英雄本色啊。93
---------------
送「高帽」的學問五(2)
---------------
  在這裡需要補上一筆的是日本在帝制運動期間的態度和和活動。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以前,中國任何重要的內部紛爭,日本都非要在裡面攪和一番,這已經成了常規,講這一段的歷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制運動進入高潮時,日本內閣指示駐華使領館靜觀發展,不予表態;而在內裡,大隈首相則密告中國公使陸宗輿給袁世凱帶話:如果袁誠意聯日,日本會努力予以援助。由於沒能得到袁的回應,日本內閣遂於10月內閣會議中議決干涉袁世凱的帝制活動。在袁世凱接受皇帝推戴書後的第三天,日本聯絡英、俄、法、意五國公使聯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暫緩改行帝制,但袁世凱未予理會。護國戰爭爆發後,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第二部部長福田稚太郎少將和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每週聚會一次,研究對華政策。同時,派出參謀本部高級特務青木宣純中將,以「考察時政」的名義前往上海,實際上是日本聯絡策動中國各派反袁勢力的總情報官和總聯絡官。他於1月26日抵滬後,次日即會見了梁啟超,商討反袁事宜。護國戰爭爆發前後,蔡鍔、梁啟超及海外流亡的孫文、岑春□、黃興等的活動均有日本人的參與,如蔡鍔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務跟隨保護;又如協助梁啟超南下策動廣西獨立,也是青木一手作出的安排,用隨同梁啟超赴廣西的黃溯初的話說,此行「因事前與日本當道預有接洽,故到處得到日本人的幫助,否則會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將官裡去了94。」
  在外交層面上,日本先是拒絕袁世凱的特使周自齊95赴日參加天皇加冕典禮,故意羞辱袁世凱。隨後又以內閣名義「嚴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緩帝制,否則實力干涉。3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乘中國內亂之機,確立對華霸權,推翻袁世凱;承認中國南北兩軍為交戰團體,默許日本國民援助南軍,公開與袁為敵了。
  至於流亡海外的原國民黨人,除黃興一派的李烈鈞、李根源等先期潛回雲南,附庸蔡鍔,參與了護國戰爭而外,困處日本的中華革命黨,雖然看到這是倒袁的大好機會,但限於財力,難有作為。中山其時焦灼不已,每日奔走於日本朝野政要之門,奮力告幫,但收效甚微。面對國內黨人紛紛來電要求接濟餉械的電文,中山曾於雲南發難之初致電上海機關,告以「吾黨當力圖萬全而後動」。直到日本內閣作出了支持倒袁的決策,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轉機。3月7日,日本閣議倒袁。3月8日,中山就從日本財閥久原房之助那裡得到了第一筆二十萬元的借款,此後兩個月內,久原陸續向中山提供了總計一百四十萬元。此外,久原還借給袁的老對頭岑春□一百萬元,讓他招兵買馬拉隊伍。還資助北方的肅親王等宗社黨人搞滿蒙獨立等等。好在護國戰爭的主流出自進步黨和立憲派,並非日本之陰謀主使,否則這場戰爭在歷史上就難逃負面的評價了。
  袁審時度勢,知道帝制已不可為,與梁士詒計議之後,於3月20日召集國務卿、各部總長、參政院參政、肅政廳肅政使、平政院院長等集體商討,決定撤消帝制;次日又與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未到會)討論帝制取消後的善後問題;22日,袁正式宣佈撤消帝制,也就是本章所選的大總統申令。這篇申令據說出自張一?之手96,張為跟隨袁多年的親信幕僚,故在此篇類似於罪己詔的申令中,仍極力為袁開脫。雖稱「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但仍將接受帝位,說成不是出於本心,而是「以籌備為詞,藉塞眾望,並未實行。」所以,袁世凱晚年的毛病,就犯在「不誠」這兩個字上,言不由衷,文過飾非,又怎能取信於人呢?
  徐世昌於取消帝制的當日被任命為國務卿,次日,段祺瑞被任命為參謀總長,兩人與黎元洪聯名致電各省,稱「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平息)干戈,共圖善後」。而西南方面卻並不買賬,3月26日,蔡鍔等復電提出了要袁退位的問題:「默察全國形勢,人民心理,尚未能為項城曲諒。……已失之人心難復,既墜之威信難挽,若項城本著悲天憫人的懷抱,從事潔身引退的計劃,國人軫念從前的勳勞,感懷袁公的德義,以馨香崇奉,豈有涯量97!」此後,護國戰爭的重心轉向了袁世凱退位的問題。反對派方面,自然是窮寇猛追,非袁下台不能罷手。各界勸袁退位的電報也是紛至沓來,造成了一種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由於在軍事上不能有所作為,形勢再次急轉直下,廣東、浙江、四川、湖南、陝西等省相繼「獨立」,辛亥年的局面又一次出現了。居間擔任調解任務的馮國璋、陳宦等人,與西南不謀而合,在逼袁退位上其實是一致的。3月30日,陳宦即致電蔡鍔,贊成倒袁,從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中推舉一人為總統。而馮國璋見到袁世凱大勢已去,自然也就生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據梁啟超派去運動馮國璋的黃溯初說,他們用來打動馮國璋最為有效的誘餌,就是當總統這件事:「最足以打動馮者,不外乎總統終有一日可及,彼(指袁世凱)若為帝制,則彼(指馮國璋)終為人下而已。……總之,馮之所以肯為任公(即梁啟超)代為致電蔡鍔者,其根本原因在於他自身的總統夢98。」馮想當總統還可以從他反對黎元洪按約法繼任總統職務的主張中看出來,為此,他後來甚至又贊成暫時保留袁的總統地位了。馮既然有了這樣的居心,又擔心袁一旦緩過手來會報復他的不忠,故也於4月16日,致電袁世凱勸他退位。馮國璋在北洋集團中帶了這個頭後,陳宦、湯薌銘、靳雲鵬等亦公開通電請袁退位。西南方面又於5月8日在肇慶成立了護國軍軍務院,以唐繼堯、岑春□為正、副撫軍長,陸榮廷、梁啟超、龍濟光、蔡鍔、劉顯世、李烈鈞、陳炳琨為撫軍,遙奉黎元洪為大總統,繼續迫袁退位。此時的袁世凱所面對的是烽煙四起,眾叛親離的局面,甚至跟了他幾十年的小廝唐天喜99也背叛了他。名譽掃地,眾叛親離,欲退不甘,欲戰不能,他的方寸亂了,他的身體也垮了。
---------------
送「高帽」的學問五(3)
---------------
  據說,袁世凱在民國初年,健康狀況即已不佳,由後院至前院,樓下至樓上,均需以肩輿代步100。春節過後不久,袁已懨懨成疾。他扶病堅持了幾個月後,5月17日,袁出現了腰痛和枕骨痛的症狀,飲食銳減,晚間睡不著覺;延至24日,他已不能辦公。6月3日病篤,6月5日又一度出現了休克昏迷的狀態,6月6日,袁病逝,享年五十八歲。
  沉痾中的袁世凱,不僅心力支絀,智竭計窮,身體狀況也難於維持了,他終於放棄了對命運的抗爭。5月22日,在接到四川督軍陳宦要其退位並宣告與他斷絕關係的電報後,袁親筆起草了同意退位的電文:
  昨見到松坡致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電文,勸我退位。公誼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瞭解我的用心。我厭棄問世(從政),幾乎一天都不願意幹了。一再商議重要諸公(指黎、徐、段等人),擔任善後。全都認為這件事體重大,難於輕易放棄;內憂外患,相逼而來,馬上就有亡國的禍患。我年近六十,有難萬狀,還能有什麼貪圖的念頭,就是再愚蠢也不至於如此。我的心志已決,退位不成問題。所當研究的,惟在於善後。政府諸公,討論多日,仍然沒有結果。如果不考慮善後,撒開手就走,危亡立見,實在不能忍心至此,而且也沒辦法自拔。眼下所差的是速籌善後之策,但非有二三分的擔待,不至於立見危亡、分裂,退位一議,立刻可以解決。務望切商於政府,速定辦法,力擔責任,期盼能夠早些定局。希望即刻詳籌,共同妥善商量如何?務祈嚴守秘密,電未盡言。101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袁在此電文中表現出來的萬念俱灰的心情應該是真實的。他之所以不馬上退位,是擔心善後未決,撒手不管,會給國家造成危亡、分裂的局面。知錯能改,見帝制不可行,遂斷然取消,可謂識時務;不諉過於他人,拿部下當替罪羊,可謂有擔當;最後同意退位,不以國事作為個人進退的孤注,反映了他還有起碼的責任感。
  行百里而半九十,袁世凱這一生,就是這最後幾步沒走好,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雄末路,晚節不終,身後被人口誅筆伐了近一個世紀,或許會像他那位老前輩——曹操一樣,繼續被罵上幾千年,沒辦法,誰讓他一念之差,做了「真小人」呢!本書無意為袁世凱翻案,而且「洪憲」帝制是鐵的事實,也無案可翻。但就完整客觀地認識一個歷史人物,筆者是服膺太史公「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史識的,是主張「不隱惡,不溢美」,以同情的態度看待、評價袁世凱的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袁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複雜多變的時代,或借用唐德剛先生的話,稱其為「社會轉型的時代」,所以袁既是時代的產物,自然會帶有其所由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痕跡。對袁這個歷史人物,以筆者的歸納,可以用三句話概括其一生:青年為愛國之英雄,中年為治世之能臣,晚年為誤國之奸雄。這樣一個人物是不能簡單地蓋棺論定的,或者說是蓋棺也難以論定的。
  袁靜雪原名袁叔禎,是袁家三小姐,也是袁生前最寵愛的女兒之一。解放後她曾撰有《我的父親袁世凱》一文,發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其中披露了袁生前的許多生活細節,使後人能夠從「人」的角度和層面觀察袁世凱,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根據袁三小姐的回憶,輔之以其他史料,我們得以大致復原出袁為人行事的真實面貌,並由此摸索出袁世凱何以自我毀滅的真實軌跡。
  首先,袁世凱出身於一個幾世同堂、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這種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我們從現今尚存於福建、贛南的客家人的「圍屋」中,還能感知其遺意。這類大家庭在晚清還有很多,袁家不過其中之一。他們世代耕讀而生,通常都沿襲禮教傳統,思想上一般都是比較保守的。在這種家庭中,「忠」、「孝」的道德倫理是最被看中的;「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在傳統社會中,是下至個人的修身齊家,上至出仕做官、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倫理政治基礎。我們看袁世凱在辛亥年拒絕出頭迫清廷退位而大費周折的種種做法,就是為了逃避「逼宮」、「不忠」的罪名,就這樣,他的姊妹和兄弟中還有人登報與他脫離關係,指責他「不忠」呢。由此,我們可以瞭解,袁在民國當政期間的重大舉措中,如當總統、稱帝等,為何總是遮遮掩掩,矯揉造作地搞一番政治把戲。因為「忠」的理念在數千年文化的延續和積澱中,已經內化於我們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之中,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了。袁違背總統誓言,是對民國的不忠,不忠就是不正,難於獲得民眾對其政治合法性的認同,所以要通過「公決」、「民意」、「推戴」的方式來加以塗飾,而西南也是以此為借口發難的。政壇多偽君子、多政治把戲的原因就在這裡。
---------------
送「高帽」的學問五(4)
---------------
  至於「孝」,更是涉及千家萬戶的道德戒律了。袁世凱在這個方面,堪稱模範,其婿薛觀瀾稱他「守禮甚嚴,秉性孝悌,私德無虧。袁出嗣他房,事嗣母甚孝;其姊未嫁而女婿得病死,姊遂終身不嫁,平日凜若冰霜,永無笑容,袁尊敬而畏憚之,就是當了總統之後,每日向姊請安時都不敢坐下102」。其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劉太夫人,袁世凱只要條件允許,晨昏定省,親侍湯藥,直至養老送終,他是做到了的。由此,他也深通了老太太們的心理,是個能討而且善討老太太歡心的人,慈禧太后對他崇眷不衰,袁還真就是得力於這套本事呢。
  出於這種傳統家庭的人,大都崇奉「多子多福」,袁世凱自然不能例外,追求的也是妻妾成群,子孫滿堂,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袁這一生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個,按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腐朽沒落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現,在那個時代卻是舉世稱羨的理想家庭模式呢。舊中國納妾是既合理又不違法的事,男人只要有能力負擔,盡不妨多娶幾房,況且袁世凱認為姨太太娶得越多越能顯出男人的本事來呢。袁的二兒子袁克文先後娶過五個姨太太,他的原配跑到家長那裡哭訴,袁的態度是:「有做為的人才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對的103。」在品味上,袁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不良嗜好,喜歡女人纏足,他的十房妻妾,除朝鮮國王送給他的三個姬妾外,餘者均為小腳女人。
  對於子女,袁之所作所為也秉承了大家族的傳統方式。由於兒女眾多,他設立了家塾,並親手編寫了家塾訓言,對子女的要求相當嚴格。到了北京,他又將家塾改為學館,分為男館、女館,男館由嚴修負責,女館也聘有多名才女擔任教師,一些年輕的姨太太也隨館唸書。袁對子女,要求很嚴,他是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訓的,甚至已經結婚成家後的兒子,也不能免於他的責打。在兒女們的婚姻大事上,他則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往往一兩句話就決定了兒女們的終身大事104。」在聯姻上,世凱又講究門當戶對,親家多是晚清民初的高官大僚,如吳大?(湖南巡撫)、張人駿(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端方(兩江總督)、張百熙(郵傳部大臣)、蔭昌(陸軍大臣)、黎元洪(民國副總統)、孫寶琦(外交總長)等等,起著政治聯姻的作用。
  袁世凱五短身材,但多年軍旅生涯,使其起坐立行,頗有「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的軍人氣概。「由於他好武,所以無論是站著或是坐著,總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發上和人談話的時候,也直著腰。當然,靠著沙發背坐著的時候是有的,但也是直著腰在靠著,從來沒有看到他斜歪在那裡的時候。他在坐下的時候,總是由鼻子發出『嗯』的一聲,一邊用手摸著鬍子,然後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後,總是兩腿叉開,兩隻手經常放在膝蓋上。由於他的腿比較短,所以在坐的時候,總是兩腿垂直,彷彿『蹲襠騎馬』的姿勢,從來沒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時候105。」
  其接人待物,面容莊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於色;「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願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門者如過江之鯽106。」袁視人雙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記憶力奇好,「某人一為所見,某事一為所聞,類能終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見時,一談及所在省區人物或政事,袁諳熟之程度,往往過於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憚之107。」據說閻錫山曾蒙袁世凱召見過兩次,但卻說不清楚袁的長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緊張,俯首聽訓,始終未敢直視袁的面孔。
  袁的飲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時起床,6時半吃早餐,總是一大碗雞絲湯麵;7時下樓辦公會客,11時半吃午飯,飯菜花樣經久不變,最愛吃的是清蒸鴨子。午飯後,上樓午睡1小時,下午2時至5時,繼續辦公會客,然後攜家人在中南海各處散步,晚7時晚餐,9時歸寢,十分有規律。飲食起居如此,其裝束、嗜好、習慣也是一成不變。前清時,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後,必換短裝制服;「制服的樣式都是短立領,四個暗兜」,夏天為黑羽紗制服,戴巴拿馬草帽;冬天為黑呢制服,戴黑絨平頂的貂皮帽。其居處裝有熱水浴盆、抽水馬桶等西洋衛生設施,但他幾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時都是讓姨太太為其擦身,而大便則只用讓人定制的木馬桶。袁平時不喝酒,只在年節全家聚餐期間略喝些紹興酒,除雪茄煙外,水、旱、香煙一概不動,對抽大煙尤其深惡痛絕。
  西苑總統府內有中、西醫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篤信中醫,從不請西醫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員看病。西藥,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蘇打片,卻愛吃參茸一類的補藥,「常常一把一把地將人參、鹿茸(片)放在嘴裡嚼著吃108。」袁氏起病的經過,據他女兒說,是在1916年的元宵節,在闔家吃團圓飯時,幾個小姨太太為了「妃」、「嬪」的名分與他當面爭講起來,當時護國戰爭已經爆發,袁心情鬱悶,面對著呶呶不休的姨太太們,他「把筷子一撂,長歎一口氣,說:『你們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就走回辦公室去了109。」這是預感還是讖言?總之,「從這以後,他就吃不下東西去,覺得食量漸減,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懨懨成病110。」
---------------
送「高帽」的學問五(5)
---------------
  袁世凱的病,並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勢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情志不舒,肝氣鬱結,而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局面使他窮於應付,自然不利於他的病體,加上在治療上他又固執己見,延誤了時機,以至於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結石,最初的症狀是小便困難。這個時候,如果住院導尿或開刀,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但他一向堅信中醫,從不肯找西醫來診視。到了最後的幾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漸漸地在全身蔓延開來,那時侯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時刻,但他的神智始終清醒如常。家裡的人看到他的病況嚴重,中醫已經束手無策,但又不相信西醫。這時候,大哥(即袁克定)堅決主張改請西醫。他人別無良策,就商經我父親的同意,由大哥親自去請法國醫生貝希葉來府診治。貝希葉大夫說,這個病需要住院動手術取出結石,但我父親不肯到醫院裡去。於是就決定先行導尿,以解除當前的痛苦。在導尿的時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都是留在我父親屋裡的。我們看到,貝希葉大夫在我父親後脊樑紮了一針,接著便用了五個玻璃火罐在後腰部位往外導尿,但導出來的並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夾雜著血的尿)。當時在場的人都很驚慌,可是我父親並沒有看到導出來的究竟是些什麼。他呻吟了一聲,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黃昏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情是夠危險的了,卻又認為或者還不至於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來,把大總統印交付給徐世昌,並且和他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從此以後,我父親才漸漸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舊歷五月初六日(陽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時,就死去了,終年五十八歲。112
  從袁氏上述為人行事的方式來看,他身上確實帶有很深的舊時代、舊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這樣一個人在坐上總統的高位之後,生出當皇帝的念頭,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當上終身總統,成了實際上的皇帝之後,袁氏不致力於內政外交,把國家的政治經濟導入正軌,穩固國基,反而忙於不急之務,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時候,急於稱帝,原因何在?本來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將來去做,如梁啟超、馮國璋所說,那時國家由弱轉強,袁氏威信大增,「天與人歸」,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凱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他為什麼放著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沒有把握甚至風險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凱在晚年,不僅是一個思想偏於保守的人,也是一個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專門到項城老家袁家祖墳察看過輿地風水,風水師看過後,認為第七座墳塋地勢上佳,主出皇帝,而這正是其本生母劉氏的墳塋。當然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熱心分子與風水師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戲。
  我父親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風水之說。有人給我父親批過八字,說他的命「貴不可言」。還聽得說,我們項城老家的墳地,一邊是龍,一邊是鳳。龍鳳相配,主我家應該出一代帝王。這些說法,無疑地會使我父親的思想受到影響。他之所以「洪憲稱帝」,未始不是想借此來「應天承運」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釋袁何以行險僥倖,筆者贊同唐德剛先生的看法,最終的病根還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這種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敗和死亡。袁世凱晚年最常念叨的話就是:我家幾代人沒有長壽的,我年近五旬,沒有幾年活頭了,當皇帝對我沒有什麼意義,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這當作袁世凱的欺人之談而加以忽略,殊不知這恰恰是索解其行為的鑰匙呢。
  袁氏家族自從以科舉發跡之後,其出名的男性長輩確實都是短壽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進士)只活了五十七歲;甲三的長子袁保恆(1826—1878,袁家第二代進士、翰林)死時年僅五十二歲;次子袁保齡(1841—1889,舉人)命更短,死時年僅四十八歲。袁世凱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時年僅五十一歲,而其嗣父袁保慶(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歲。這種普遍的短壽現象,後來成為袁世凱心理上的一種宿命,尤其年過五十之後,他更是覺得進入了臨界期,恐懼成為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他那麼急著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稱帝當作「厭勝」的辦法,以渡過這一劫,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就他晚年不斷向人念叨袁家沒有長壽的男人,以及不計利害地匆匆稱帝的方式來看,唐德剛先生對袁為何急於稱帝的推測應該是最為合理的解釋:
  袁家這個短壽的傳統,對後來做了總統的袁世凱,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壓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歲的時候(與國民黨和日本鬥爭最激烈之時),他就怕他自己也餘日無多了。他既有這樁迷信的恐懼,「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虛而入了。克定認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們袁氏家族傳統中的生死大關——項城顯然是聽信了太子之言,墜入「欺父誤國」的太子術中,才決心稱帝的。——這也是民國歷史上,「迷信影響政治」的實例之一吧。114
---------------
送「高帽」的學問五(6)
---------------
  袁氏之死,對中國當時擾攘不已的政局和處於僵持之中的各派勢力,可謂是天從人願,及時解開了一個死結。如蔡鍔所說,「項城退,萬難都解115」。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各方同意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而民元約法(即臨時約法)和舊國會(即被袁世凱解散了的參眾兩院)也得以恢復。雖不能說是皆大歡喜,也可以說是各遂所願:黎元洪沒有實力,只相當一個「虛君」,這個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獨大,也有利於各地軍頭割據一方。袁病逝前已恢復「責任內閣制」,段祺瑞任總理,實權在握,可以滿意(此為日後「府院之爭」的張本)。馮國璋經運動當選為副總統,有望在將來圓其總統之夢。西南方面,則既解除了「倒袁」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尷尬,又不同程度地擴大了自己的地盤,心滿意足。孫中山之最大政敵消失,其手訂的「臨時約法」得以恢復,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國的締造者。進步黨、國民黨的議員們得以重拾鐵飯碗,北上赴任,冠蓋如雲,「把酒臨風,其喜氣洋洋者矣」。日本也因去一勁敵而舒了一口氣。總之,袁世凱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為一種不錯的解脫了。
  袁世凱死時並未退位,仍是在職的總統,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職國家元首的規格為其治喪。黎元洪除撥發五十萬元治喪費用外,還通令文武機關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樂二十七天,民間娛樂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駐京軍隊一律佩帶黑紗服喪,並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齊三人承辦大典喪禮,在懷仁堂附近設立「恭辦喪禮處」,有關喪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辦喪禮處」隨時請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後才能辦理。袁世凱死後,舊怨冰釋,北洋的袍澤故舊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處,所以他身後的喪禮,算得上是備極哀榮了116。
  袁世凱的靈堂設於懷仁堂。靈堂內外滿佈祭幛、輓聯和花圈,門前還搭了鮮花紮成的牌坊一座,新華門外還搭有素綵牌坊三座。京城各機關文官和駐京軍隊按日分班到靈前致祭行禮,停靈期間,京都各大寺院道觀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請來做道場,超度亡魂,鼓號笙管齊鳴,熱鬧非常。
  6月28日出殯。起靈時用的是皇槓,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規制:黃緞底,繡龍紋、雲水紋。新華門內用三十二人的小槓,出新華門後換八十人的大槓。送殯的路線是由懷仁堂出新華門,經天安門向南過中華門(在現廣場紀念堂的位置)、正陽門至前門車站,路上黃土墊地,清水噴灑。總統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員在新華門處行禮,此後由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率警察開道,陸軍儀仗隊一個團,海軍儀仗隊一個連,總計二千人組成的隊列跟隨其後。此後為靈柩和送靈的袁氏家人親屬隊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孫均披麻戴孝,手執哭喪棒一根在靈柩後步行,袁的妻妾、女兒、媳婦等女眷則乘轎跟在後面。其後是執紼送葬的人群和官員隊伍,外國使節、清室代表送到中華門止,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員胸戴白花,臂纏黑紗,步行送靈到前門車站。整個送葬隊伍計約五千人,前頭的隊伍已到車站,後面的大槓還在新華門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擁塞在街道兩旁觀看,人山人海。
  在車站舉行路祭之後,靈柩被抬上靈車(據說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殯時用過的)。當日,京漢鐵路客運停運一天,除靈車之外,路局專門撥了兩列專列,一列搭乘護衛軍隊、治喪人員和物品,一列運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員和知交故舊,著名的如徐世昌、嚴修等。
  袁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請堪輿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佔地約二百畝,由德國工程師設計監造,墓地遍植松柏,被稱作「袁公林」。墓園四周有圍牆,牆外引漳河水環繞一周。入大門,有巨石鋪成的甬道,兩側樹木蔥鬱,排列著十二對石獸,直通享殿。甬道逐漸傾斜,通向地下墓室,墓室分為兩層,上層用紅色花崗岩砌成,高約三四丈。下層為石室,石室的大石門上雕有龍紋,中間正室三間,兩旁耳室各五間。正室中設有漢白玉製的石桌、石座,也都雕有龍紋,石桌上陳設供品和袁生前喜愛的玉器古玩。桌旁立有「金燈」兩架,高四尺,灌滿了燈油,下葬後點燃。袁之葬禮,窮奢極欲,光是參與辦理喪事的就多達一千多人,因而政府的撥款竟然不敷足用,墓地的工程拖了兩年多才全部完工。
  我父親的喪葬費用,原是由當時政府撥款五十萬元來承辦一切的。在北京辦喪事用了將近九萬元,其後的移靈、購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幾萬元。當時估計,以後的墓地建築和典置祭田等項,還需用五十萬元左右。核計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親生前的舊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聯名發出公啟,請求當時的內外要人解囊相助。從當時的大總統起,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還有護軍使、鎮守使、師長等等多有捐贈。他們捐款的數目,絕大多數是一萬元,最少的是二千元,總計共收到捐款二十五萬餘元,這才算結束了我父親的喪事和葬禮。117
---------------
送「高帽」的學問五(7)
---------------
  袁世凱自開府山東、總督北洋以來,從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直至民國大總統,在政治高層干了近二十年,他要是想斂錢發財,機會有的是,但袁雖不能說是個清官,但他不好貨,不謀私財是出了名的,否則北洋的老友故舊也不會募捐幫他辦喪事,他們多數都比他富有。據袁後期的幕僚,負責袁家經濟事務的王錫彤回憶,袁去世前一個月,不知是否預感自己來日無多,曾將自己的家財向王作了交代,使王很是感慨。
  五月一日,大總統傳見。當時人們全都說大總統有病。等到見面後,面色略顯清,好像沒什麼大病。因此詢問他的病狀,說是吃東西不慎而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在案頭放置著一紙清單,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約二百萬元。(他)指著它對我說:「我的家產全都在這裡了。請把你經管的公司的狀況告訴我。」我略作報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連股票統計實在只有二百萬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來囑托以為子孫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計三十餘人,以二百萬元分配給他們,無論如何,可以斷言的是,十年後就會有貧窮者。總之,袁公自從擔任大總統以來,(家產)實際上未曾再增加過一錢,其為國忘家之情,實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間所傳袁公有數千萬資產,污蔑之言也。118
---------------
送「高帽」的學問六(1)
---------------
  那麼王錫彤是否有意回護袁世凱呢?就袁世凱死後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上報政府的《袁公林墓工報告》(1918年財政部印本)中所載,安葬和造墓共用銀七十餘萬兩。袁死後,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遺產,他將全部田產股票現金分為三十份,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兒兩人一份,姬妾無子女者一份,每份八萬餘元,合計共二百餘萬元119。顯然王說的是實話、公道話,而也正像他所預料的,袁氏死後,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現出了貴家公子哥的本來面目,很快將家產揮霍一空。克文死時據說只在他桌上的筆筒中找到了二十元錢,後事還是靠他在青幫中的弟子們湊錢辦的。而克定在解放以後,只能依靠著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濟過活。袁家子孫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騮和妻子吳健雄成為著名的科學家。所以歷史上的很多領袖人物,在世時聲名顯赫,身後卻子孫飄零,家業蕭條,其追求奮鬥的歷史,真讓人覺得像是南柯一夢呢。
  袁世凱死了,他的故事也講完了,但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還會帶給後人許多教訓和思考。袁世凱之死化解了政治危機,共和恢復了,但仍然久久上不了軌道。反袁的各路英雄,除去蔡鍔、梁啟超二人實踐了自己「失敗就戰死,絕對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絕對不爭地盤120」的諾言,一病逝於日本,一退出政界,到大學教書而外,討袁諸公,如唐繼堯、陸榮廷、劉顯世、劉存厚、陳炯明等,全都成了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軍閥;而北洋集團也因權力之爭而分裂成直、皖、奉等幾大派系,逐鹿中原,互爭雄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你要說這些個把中國搞得烏煙瘴氣的人物,反袁是出於對共和的熱愛,有誰相信呢!袁世凱身後留下的,是一個干戈擾攘,戰亂頻仍的國家,老軍閥們打了十年,什麼護法戰爭、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等等;代之而起的國民黨新軍閥又打了十年,什麼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等;直到日本人打進來了,內戰仍舊消停不了。在這幾十年的內亂中,中國追趕西方的腳步放慢了,停滯了,中國持續穩定發展的改良主義運動中斷了,主導著中國命運的改良和建設,在很長的時間內被以暴易暴的革命、內亂所取代,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這一切的禍根就是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他晚年的這一步錯著不僅誤己,而且誤國,說禍國殃民是一點也不冤枉他的。所以,袁世凱這一失足,不僅是他個人人生事業的悲劇,也是中國改良主義和近代化事業的悲劇。
  歷史的發展,社會的轉型,都會有一定的過程,這種過程一定是由必然性與偶然性交織結合而成的。發展、轉型是必然的,但發展的好壞,轉型的快慢則是偶然的,受制於制度的。人治且又專制,是變數極大而且可怕的一種政治,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是也。攤上一個好領袖,是國家的造化,百姓的造化。但好領袖若無好制度做保障,最終不免於走向反面。袁世凱本來不失為經世治國的能臣,經驗、手段、謀略、心胸都足以領導中國的改良主義運動,但專制制度為他提供了自我膨脹的空間,致使私慾蒙蔽了心智,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當然,袁氏的失敗,也為一切有皇帝慾念的人樹起了一道警告牌:不管權勢有多大,萬萬不能真做皇帝。
  注 釋
  1轉引自《近代稗海》(第3輯)第232—234頁。
  2癸丑,即1913年。
  3僉,全;都。
  4厲階,禍端。
  5衷,內心。
  6矍然,驚慌失措的樣子。
  7淪胥,淪陷之意。
  8閭閻,泛指民間。
  9唐在禮(1880—1965)字執天,上海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畢業,歷任直隸督練處參議、庫倫兵備籌辦處總辦;後任大總統府軍事處副處長(處長為段祺瑞兼任)、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總務廳長、辦事員、參謀次長等職,是袁世凱的親信;袁死後投靠段祺瑞。
  10唐在禮:《辛亥以後的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第220—222頁。
  11梁敦彥(1857—1924),字崧生,廣東順德人,早年留學美國,是幼童留學生之一。回國後任北洋電報學堂教習、漢陽、天津海關道,出使美、日、秘(魯)、古(巴)大臣,外務部右侍郎、會辦稅務大臣、外務部尚書、外務大臣;民國後歷任駐德公使、交通總長、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等職。
  12李經羲(1859—1925),字慮生,安徽合肥人。李鶴章之子,李鴻章之侄。光緒五年(1879)優貢生,朝考後以知縣用,以捐納升道員。歷任四川永寧道、湖南鹽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雲南布政使、廣西巡撫、雲南巡撫、雲貴總督。武昌首義後,雲南響應,李攜眷避居上海。民國以後,依附袁世凱,歷任政治會議議長、約法會議議員資格審定會會長、參政院參政、審計院院長;帝製成立後,袁世凱以「嵩山四友」的名義,以示優待耆舊,李亦列名其中。袁死後,李曾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段被黎元洪免職後,李經羲短期出任國務總理,隨即發生張勳復辟,李不過五日京兆而已。
---------------
送「高帽」的學問六(2)
---------------
  13錢能訓(1870—1924),字干臣,浙江嘉興人,進士出身。清末歷任廣西學政、刑部主事、巡警部左參議、民政部左丞、順天府尹、陝西布政使等職;民國後歷任內務次長、約法會議議員、政事堂右丞、平政院院長、內務總長、國務總理等職。
  14參政院基本上全由社會名流和耆老碩彥組成,由總統任命。袁氏認為,這些人曾任中央或地方高官,或是知名學者專家,或為全國和地方知名人士,其能力、經驗和責任感足以代表國家利益,故賦予參政院以代行立法院的職能。
  15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48頁。
  16劉成禺(1876—1953),字禺生,號世載堂,原籍湖北江夏(今武昌),生於廣東番禺。早年肄業於張之洞所辦的武漢經心書院,1901年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後赴日本入成城學校,1914年赴美入加州大學。武昌起義時回國參加革命,後為臨時參議院議員。劉成禺在民初國會中是活躍人物,當時政壇名流多與之過從甚密,與黎元洪有鄉誼且有武昌首義時同事關係,故所知掌故甚多,著有《世載堂雜憶》、《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等。
  17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第149頁。
  18徐邦傑,字國俊,江蘇人,為小站老人,曾任新建陸軍右翼步兵第三營統帶。民國時期任大總統府(即三海)總指揮、陸軍中將。
  19同注17,第150頁。
  20黃紹:《舊桂系的興滅》,《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第177—178頁。
  21劉冠雄(1861—),字子英,福建閩侯人,出身貧寒,後考入福建船政後學堂,以優異成績畢業,被李鴻章調入北洋海軍,曾任「定遠」號鐵甲艦大副;1886年被派赴英國學習海軍;回國後仍任職北洋海軍,任「靖遠」艦大副,參加甲午海戰;戰後一直服務於海軍。民國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顧問,後被袁世凱任命為海軍總長、海軍上將;「二次革命」時,劉奉命率海軍南下,協同陸軍鎮壓革命黨人,此後兼任福建都督,陸海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擁護袁世凱稱帝;袁憂病而亡後,劉十分傷悼,辭職退隱於天津。
  22陳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陸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清末曾隨錫良在川滇等省辦講武堂,與蔡鍔等均有交情,後曾任東北新軍第二十鎮統制;民國後投靠袁世凱,盡極諂媚之能事,為袁所信任、重用。他是袁同意外放出任封疆大吏的少數幾個非嫡系的將軍之一。袁調派他為四川巡按使、會辦四川軍務,並率北洋軍三旅入川,接收四川地盤,可見對他的信任。護國戰爭初起時,他是堅決執行袁的鎮壓政策的,但隨著形勢的變化,他也由觀望而逐漸加入反袁陣營,通電獨立。勸袁退位,使袁大感憤懣,病勢加重。陳調任四川後,由唐在禮接任參謀次長和辦事員缺。
  23薩鎮冰(1859—1952),字鼎銘,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薩先世為色目人,原籍山西雁門,父為落第秀才,以塾師為業。薩氏幼承家學,年僅11歲即考入福建船政後學堂,畢業後服務於北洋艦隊「揚威」號;1876年被選派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四年後學成歸國,不久調入北洋,歷任天津水師學堂教習、「威遠」、「康濟」號兵船管代等職;甲午戰爭時,薩率「康濟」艦防守威海衛基地,基地失守後被革職,後又復職於海軍,被袁世凱調用於北洋,曾任海軍提督(司令)。薩氏與劉冠雄皆為中國海軍元老,民國後出任陸海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海軍上將、閩粵巡閱使等職。袁死後,薩曾任海軍總長、代國務總理、福建省長。新中國成立後,曾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
  24張國淦:《北洋述聞》第75—76頁。
  25張國淦:《北洋述聞》第75—76頁。
  26張芾,字小浦,陝西涇陽人,曾任陝西巡撫。張家與袁家是世交,袁氏正室于氏沒有女兒,認張佩蘅為乾女兒,躬自撫養,袁家上下都稱她為大姑奶奶。袁任山東巡撫時,將張介紹給段祺瑞作續絃夫人。
  27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89頁注。
  28張國淦:《北洋述聞》第81頁。
  29蔣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寧人。清末被公派留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繼升入士官學校第三期,與蔡鍔同學,以優異成績獲日本天皇親贈軍刀,畢業後赴德國見習,歸國後曾任禁衛軍管帶;民國後,被袁世凱授予陸軍少將軍銜,並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向袁提出建立模範軍官團,以加強軍隊素質的條陳,被袁採納並任命他為第一期模範團副團長(袁自兼團長)。
  30陳光遠,字秀峰,直隸武清人。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歷任小站新軍隊官、北洋常備軍軍政司總務處總辦,北洋第四鎮第八協協統(旅長)、第四鎮統制(師長),隨馮國璋赴武昌鎮壓民軍,後因所部兵變被免職。後復職任熱河巡防營統領兼赤峰鎮守使,陸軍中將。1914年袁世凱開辦模範軍官團,袁自任第一期團長,陳任副團長兼新編陸軍十二師師長、模範團督練。袁死後,陳歸入馮國璋的直系集團。
---------------
送「高帽」的學問六(3)
---------------
  31陸錦,字繡山,直隸天津人。民國後歷任參謀次長、陸軍第九師師長、陸軍總長等要職,依附於袁之長子袁克定,袁克定任模範軍官團第二期團長、陸錦任副團長,是袁氏父子的親信。袁死後,歸入直系。
  32同注28,第81—82頁。
  33張鳳?(1881—1958),字翔初,原籍河南沁陽,生於陝西咸寧。1904年由清廷公派赴日留學,先後入振武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騎兵科。畢業回國後歷任陝西新軍督練公所委員、陝西新軍第三十九混成旅參謀兼營管帶(營長),與新軍中同盟會分子交往密切。武昌首義後,陝西新軍響應革命,於10月22日發動西安起義,張被推舉為「秦隴復漢軍」大統領、陝西軍政府大都督。民國肇建,任陝西省都督,後袁世凱借口其對「白狼」作戰不力,將其調入北京將軍府。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解放後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陝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等職。
  34張敬堯(1881—1933),字勳臣,安徽霍丘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是北洋集團中的後起之秀。歷任陸軍第三混成旅長、陸軍第七師長、湖南督軍等職,1933年在北京六國飯店遇刺身亡。
  35殷承?(1877—1945),字叔恆,雲南陸良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雲南陸軍十九鎮參謀官、參謀處總辦;民國後任滇軍軍政府參謀部總長,為蔡鍔的親信。
  36韓玉辰:《民初國會生活散記》,《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第256—257頁。
  37參見《三國誌·魏志·武帝紀》
  38唐在禮:《辛亥以後的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第215—246頁。
  39古德諾(1859—1939)美國政治學者,歷任哥倫比亞大學行政學教授、美國政治學院代理院長、霍浦金斯大學校長;1913年受聘於袁世凱,任總統府憲法顧問,主張中國從國情出發,實行君主立憲制。
  40沈雲沛,江蘇海州人。前清舉人、進士、翰林,庚子以後在家鄉從事實業,與南通張謇齊名,是中國早期著名民族實業家,出入於官商兩界,曾任晚清郵傳部侍郎、署理尚書等職。沈與袁之親信楊士琦為兒女親家,故由此夤緣依附袁世凱,積極參與帝制運動,牽頭發起成立全國國民請願聯合會,擔任會長。
  41同注38,第209頁。
  42鄭貞文:《我所知道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第164頁。
  43唐在禮:《辛亥以後的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53輯)第209—211頁。
  44同注38,第212頁。
  45《近代稗海》(第3輯)第197—198頁。
  46《北洋軍閥》(二)第54頁。
  47《三水梁燕蓀先生先生年譜》,《北洋軍閥》(二)第762頁。
  48同上,第737頁。
  49趙慶華,字燧山,浙江金華人,監生出身。北洋交通系重要成員,歷任廣九鐵路總辦、津浦鐵路局局長、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滬甬杭鐵路局局長等職。關冕鈞,字耀琴,廣西蒼梧人,進士出身。交通系重要成員,歷任京張鐵路會辦、總辦,京張鐵路局局長、參政院參政。關賡麟,字揚善,廣東南海人,日本留學生出身。交通系重要成員,歷任郵傳部路政司主事、電政司郎中、京奉鐵路總辦,京漢鐵路局局長等職。
  50葉恭綽(1881—1968),字譽虎,廣東廣州人。北洋交通系主要成員,歷任交通部次長、總長,交通銀行總理。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
  51周志俊:《袁世凱帝制活動與粵皖之爭》,《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第89頁。
  52《近代稗海》(第3輯)第186頁。
  53《北洋軍閥》(二)第786頁。
  54朱啟鈐(1871—1962),字桂莘,號蠖園,貴州開州(今開陽)人。清末舉人,歷任道員、京師大學堂譯書館監督、北京內城警察總監、蒙古事務督辦、津浦鐵路督辦,是「交通系」的重要成員。民國後,朱歷任交通總長、內務總長、代國務總理等要職。朱是帝制運動積極分子,被袁世凱任命為大典籌備處處長;袁死後,避居天津租界,解放後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55《近代稗海》(第3輯)第187頁。
  56《蔡鍔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頁。
  57楊思義:《宋案見聞》,《辛亥革命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版,第799—800頁。
  58《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01頁。
  59戴戡(1880—1917),字循若,貴州貴定人。清末在雲南礦務局任職,結識唐繼堯;雲南光復後,隨唐繼堯帶兵入黔,唐任臨時都督,戴任都督府參贊,不久升任貴州巡按使;卸任後調入北京,任參政院參政,是進步黨的活動分子,參與梁啟超與蔡鍔的反袁活動,並與蔡鍔一同潛赴雲南,任護國軍第一軍右翼總司令,率部入黔,策動貴州獨立,並率軍北上入川,與北洋軍相持於川黔邊界;袁死後由蔡鍔保薦他任四川軍務會辦、省長。
---------------
送「高帽」的學問六(4)
---------------
  60同注58,第729頁。
  61湯化龍(1874—1918),字濟武,湖北蘄水人。清末赴日留學,入法政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參加立憲運動,被選為湖北咨議局議長。武昌起義後,任湖北都督府政事部長、南京臨時參議院副議長,後與梁啟超共組進步黨,任國會眾議院院長,擁護袁世凱,反對國民黨,是進步黨的領袖之一。袁解散議會後,湯出任教育總長。湯對袁失望,也是起於「二十一條」交涉的失敗。湯辭去教育總長職務後,即寓居上海租界。袁稱帝后,湯曾通電切責袁氏,說他腦筋盡為舊思想所彌布,非時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謝國人,千夫所指,必至無病而死。湯的兄弟湯薌銘是當時的湖南督軍,後來也為湯策動通電獨立,給袁很大的精神打擊。袁死後,國會復會,湯仍是國民黨的勁敵,1918年9月他在加拿大訪問時,被國民黨人刺殺於維多利亞市。
  62趙爾巽(1844—1922),字次珊,晚清時曾任湖廣、四川、東三省總督;清退位後寓居青島過遺老生活。
  63「嵩山四友」的待遇是:每人每年兩萬元年金;賞乘朝輿,穿特種朝服;臨朝時,得設矮几以坐。此外袁還有「故人勿稱臣」之命,「故人」共七人:黎元洪、奕(慶親王)、世續(前軍機大臣)、載灃(醇親王、前攝政王)、那桐(前軍機大臣)、錫良(前東三省總督)、周馥(前兩廣總督)。「四友」、「故人」外,尚有「耆碩」王?運、馬相伯,共計十三人,與袁相見時均免於稱臣跪拜,以示優禮。
  64任可澄(1878—1945),字志清,貴州安順人。清末舉人,熱心教育,曾創辦貴州優級師範學堂、法政學堂。辛亥革命後,曾任貴州都督府參贊、審計處長、約法會議議員。1914年被袁世凱任命為雲南巡按使。
  65《論語·子路》
  66這五位督軍是:江蘇督軍馮國璋、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湖南督軍湯薌銘、四川督軍陳宦;此外,長江巡閱使張勳也曾一度加入。
  67劉顯世(1870—1927),字如周,貴州興義人。辛亥革命後,任貴州新軍第四標標統(團長)兼西路巡防軍統領。唐繼堯督黔時,歷任貴州軍務處長、軍務司長兼國民軍總司令;後繼唐任貴州護軍使、都督、督軍等職,與蔡、唐有很深的關係,故首先響應護國戰爭,宣佈貴州獨立。
  68龍覲光,雲南蒙自人,土司出身。廣東督軍龍濟光之兄,時任廣東第一師師長。護國戰爭爆發後,袁以其與廣西督軍陸榮廷為兒女親家這層關係,任命他為臨武將軍、雲南查辦使、督理雲南軍務,發給餉械,借道廣西進攻雲南,不想陸翻臉無情,設計將龍部全部包圍繳械。
  69陸榮廷(1865—1927),字干卿,廣西武鳴人。遊民土匪出身,後投軍入廣西巡防營,因軍功升為統帶;1907年因擊敗黃興領導的鎮南關起義,被提升為右江鎮總兵;1911年升任廣西提督。辛亥廣西獨立之後,被舉為廣西副都督,後繼任都督。「二次革命」時,反對孫、黃;後因不滿於袁氏廢督及軍民分治,又因封爵等問題不滿於袁氏,遂為梁啟超策動加入反袁陣營,宣佈廣西獨立,對全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肇慶軍務院成立後,陸為「撫軍」之一,並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的名義進軍湖南。袁死後,陸曾任廣東都督,是老桂系軍閥的領袖。
  70《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北洋軍閥》(二)第814頁。
  71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48頁。
  72張國淦:《北洋述聞》第83頁。
  73張一?:《故代理大總統馮公事狀》,《北洋軍閥》(五)第101頁。
  74張國淦:《北洋述聞》第76頁。
  75《近代稗海》(第3輯)第114—115頁。
  76同上,第170頁。
  77《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25頁。
  78菟裘,地名,在泰山梁父縣南。典出《左傳》,意思是離職為退隱養老經營居處。
  79《近代稗海》(第3輯)第115頁。
  80參見《共和軍紀事》,《北洋軍閥》(二)第623—628頁。
  81李純(1874—1920),字秀山,直隸天津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歷任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提調、標統、協統,辛亥革命時,隨馮國璋南下與民軍作戰。民國後歷任陸軍第六師師長;「二次革命」時為攻打江西的北洋主力,此後任江西都督、督軍;袁世凱死後歸入直系,馮國璋就任代總統後,李純接任江蘇督軍,是直系主力大將,「長江三督「之一。
  82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寧人。南洋陸軍學堂畢業。早年曾加入光復會,歷任浙江新軍管帶、標統;辛亥革命時參加杭州起義,後率浙軍參加攻克南京的戰鬥,因功升為第六師師長,旋任浙江都督。「二次革命「時支持袁世凱,後又積極參與帝制活動,被授予興武將軍、浙江督軍。袁氏死後,朱被浙江民軍驅逐,北上寓居天津。
---------------
送「高帽」的學問六(5)
---------------
  83湯薌銘1880—),字鑄新,湖北蘄水人,湯化龍之弟。早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後留學英國;回國後服役於海軍,任輪機長、副艦長等職。民國後曾任海軍部次長,「二次革命」時,率北洋軍入湖南殘酷鎮壓民軍,被稱為「屠夫」,因此獲袁氏賞識,被任命為湖南都督兼民政長、湖南督軍。湯薌銘是為數不多的受袁信任的非北洋出身的將領,他的背叛,給袁以重大的精神打擊。
  84靳雲鵬(1877—1951),字翼青,山東鄒縣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清末曾任雲南清軍第十九鎮參議,雲南新軍起義時,在五華山戰敗逃走。民國後任陸軍第五師師長、山東都督等職。袁世凱死後,歸入皖系,是段祺瑞的心腹,曾任陸軍總長、國務總理等要職。
  85王占元(1861—1934)字子春,山東館陶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歷任小站新軍隊官、營長、協統等職;辛亥革命時隨馮國璋南下鎮壓民軍,民國後歷任陸軍第二師師長,「二次革命」時進軍江西鎮壓反袁軍,因功升任湖北護軍使、湖北都督、襄武將軍、湖北督軍等職;王雖未參加反帝制通電,但實際上惟馮國璋馬首是瞻。袁死後,歸入直系,是著名的「長江三督」之一。
  86陳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陸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隨同錫良在川滇等省辦講武堂,錫良任東三省總督後,陳曾任駐東北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師長)。民國後投靠袁世凱,歷任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參謀次長,對袁極盡諂媚之能事;1915年袁派他帶兵入川,會辦四川軍務,旋任四川巡按使、督軍等職,陳也是袁信任的少數非嫡系的高級將領,他的背叛,也給袁精神上很大打擊。
  87《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北洋軍閥》(二)第815頁。
  88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岳麓書社版,第484—485頁。
  89《近代史資料》(第5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149頁。
  90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45—146頁。
  91《嚴修年譜》第345頁。
  92同上,第346頁。
  93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66頁。
  94《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64—765頁。
  95周自齊(1871—1923),字子翊,山東單縣人。早年留學美國,歷任清廷駐舊金山領事、外務部左丞、度支部大臣;民國後歷任山東都督,交通、陸軍、財政、農商各部總長,國務總理等職。
  96張一?因不贊同帝制而受到袁的疏遠,據他說,當天袁世凱把他召去說:「予昏聵不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今天這個申令,非由你來寫不可。」張說:「此事你是受了小人的蒙蔽了。」袁說:「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別人」。參見《近代稗海》(第3輯)第234頁。
  97參見《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北洋軍閥》(二)第816頁。
  98《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55頁。
  99唐天喜,河南人,是袁家下人之子。袁世凱出使朝鮮時將其帶到漢城,是袁的貼身僕從。小站練兵時,先後任新軍哨官、隊官,後升至北洋陸軍第三鎮標統(團長),民國後,袁即以此標作為自己的衛隊,對唐極為寵信,後升任協統(旅長)、混成旅長,派任京漢線北段護路司令,為袁看護彰德老家。護國戰爭期間,唐面見袁世凱,哭著要求上前線打蔡鍔,以報袁三十年養育之恩。袁遂派任他隨陸軍第六師馬繼增部進軍湖南,馬任援湘軍司令,唐任副司令,所部歸馬繼增節制。但唐是個貪財小人,率部抵達湖南後,被反袁派的趙恆惕等以三十萬兩銀子收買,偷襲馬繼增的第六師,馬部猝不及防,全軍潰亂,馬憤而拔槍自殺。袁接到唐天喜叛變的消息,如晴空霹靂,震動非常,下令通緝唐天喜,抓到後即行正法。唐的背叛,予袁以強烈的精神刺激,也是袁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00參見賈熟村《北洋軍閥時期的交通系》第109頁。
  101轉引自《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北洋軍閥》(二)第822頁。
  102薛觀瀾:《袁世凱與黎元洪結合之史實》,《民國大總統黎元洪》中國文史出版社版,第215頁。薛觀瀾,江蘇無錫人,是前清曾任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之子,袁世凱的二女兒袁仲禎之婿。
  103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97頁。
  104同上,第171頁。
  105同上,第160—161頁。
  106張一?:《心太平室集》卷8第37頁。
  107《近代稗海》(第3輯)第9頁。
  108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68頁。
---------------
送「高帽」的學問六(6)
---------------
  109同上,第185頁。
  110同上,第185頁。
  111袁氏的直接死因是因膀胱結石導致的尿毒症;但據當時為他治病,被稱為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蕭龍友說,袁還患有糖尿病,「得病之時,口渴胸悶,小便頻頻,身體日漸羸瘦,針藥罔效。」
  112同上,第185—186頁。
  113同上,第147頁。
  114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496頁。
  115《蔡鍔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439頁。
  116袁的對頭蔡鍔本年末因病去世時,黎元洪才批給兩萬元喪葬費,可見北洋政府仍是厚己薄彼的。
  117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第192頁。
  118王錫彤:《抑齋自述》河南大學出版社版,第235頁。
  119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第374頁注20。
  120《蔡鍔集》第369頁。

<<袁世凱評傳>>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