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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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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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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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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年蔣介石不曾千方百計地把紅軍從中國南方地區趕走,紅軍能夠在中國南部或西南地區立足而用不著到西北地區去;如果蔣介石當年調去西北剿共的不是東北軍,而是中央軍;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產國際召開了轉變統戰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沒有及時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而是繼續他們過去那種視一切國民黨上層勢力為仇讎的做法……那麼,西安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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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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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年蔣介石不曾千方百計地把紅軍從中國南方地區趕走,紅軍能夠在中國南部或西南地區立足而用不著到西北地區去;如果蔣介石當年調去西北剿共的不是東北軍,而是中央軍;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產國際召開了轉變統戰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沒有及時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而是繼續他們過去那種視一切國民黨上層勢力為仇讎的做法……那麼,西安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
  但反過來,只要蔣介石當時的政策是先安內後攘外、先統一後禦侮,他就注定要以消滅紅軍和清除各種地方勢力為首要目的,為此不僅要暫時犧牲中國東北等地的領土主權,而且必然要想方設法通過派遣東北軍剿共,來調散和削弱當時最具實力的地方勢力東北軍,這也就不可避免地會使張學良逐漸產生反感。只要存在這種情況,而中共又改行了統一戰線政策,它就必定會注意到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的這種矛盾。一旦注意到這種矛盾,那麼西安事變或者其他什麼更嚴重事變的發生,多半也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複雜和矛盾。
  不管歷史現象的本身有多麼複雜和矛盾,也不管西安事變的發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通過以上所舉的事實與邏輯,就不難得出結論:西安事變不僅僅是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影響並有中共的作用在其中的。因此,要談論西安事變,不能不談論中共,不能不注意中共對張學良和蔣介石的政策及其變化。而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張學良走向西安事變的所有步驟,都是從他和紅軍在陝北接觸以後開始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要瞭解西安事變的由來,不能不說明中共為什麼會到西北地區來,又是怎樣和張學良發生關係並相互影響的?
  中共和紅軍為什麼會到西北來呢?這件事大概很容易回答。因為中共和紅軍一步步從比較富庶的中國南方退向貧瘠荒蕪的西北地區,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蔣介石基於安內攘外政策,必欲消滅紅軍,至少也是要把紅軍趕出中國心臟地帶,因此其頻頻圍剿和進攻,弄得力量本來就弱小的紅軍越來越難以在南方安身。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共當時的政策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的狹隘的「關門主義」,指出「關門主義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致使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遭受嚴重挫折。這也就是說,即使那個時候中共與張學良有所接觸,事情也搞不成後來那個樣子。因為在1933-1934年間,中共和紅軍至少曾經有過兩次十分類似的機會可以和國民黨反蔣派結成較大規模的反蔣聯盟,結果卻一事無成。第一次發生在1933年,馮玉祥在共產黨的推動下發起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其中吸收的中共人員遠比後來張學良在西北時吸收的多;另一次是稍晚些時候,即1933年底至1934年初第十九路軍將領揭旗反蔣和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那時與之毗鄰的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和紅軍曾經與之形成了同樣的反蔣協定。但這兩次機會中共都沒有抓住。因為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主張堅持涇渭分明的階級路線,反對與國民黨任何上層人物建立真誠的統戰關係,只想暫時利用這些上層人物來奪取他們的軍隊。結果,不僅這些反蔣派被蔣介石的中央軍各個擊破,中共紅軍也因孤立無援而無法繼續在南方各個根據地立足,最後損兵折將,不得不開始了後人所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有關紅軍長征的實際距離,近十幾年來陸續有海內外人士進行過具體的考證,以至如今說法不一,這裡僅系沿用習慣用語而已。
  長征,固然是中共此前政策、觀念及其軍事路線諸多錯誤的結果,但它恰恰是我們瞭解西安事變來龍去脈的一個必要的出發點。這是因為導致西安事變一切主觀和客觀條件都是從長征開始生長起來的。表面看起來,長征以後的國共力量對比越來越對中共不利,紅軍的生存甚至都危在旦夕,然而正是由於中共為了自身生存而退向西北,尋求蘇聯幫助,得到共產國際關於改變統戰政策的指示,又恰巧與因急於抗日、收復東北,而對蔣心存不滿的張學良東北軍相逢,兩相結合,這才造成了石破驚天的大舉動,迫使看上去已經勝券在握的蔣介石最終放棄了安內攘外政策,歷史的天平也由此竟漸漸轉向了有利於共產黨的一邊。可見,談論西安事變,確實應該瞭解紅軍是怎樣來到西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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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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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蘇區,是1934年10月的事情。當時,在經過多年的鏖戰之後,勢力越來越強大的南京國民黨集團終於佔領了共產黨在中國南方的最後一塊根據地,迫使共產黨的軍隊從此遠離中國的心臟地區,向西南偏遠地區轉移。
  不過,率先退向中國西南地區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領導的中國紅軍第四方面軍。共產黨的這支部隊原先經營著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塊重要根據地,北臨淮河,西抵京漢鐵路,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但該部還在1932年就因反「圍剿」戰爭失敗而輾轉退入四川北部地區,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據地。幾乎同時退向西南地區的是曾經營著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第3軍,它在被迫離開湘鄂西之後,轉戰將近兩年之久,終於也在貴州東部建立起一塊根據地。隨後進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經長期堅持湘贛邊根據地的紅軍第6軍團,它於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實行西征,一方面為中央紅軍向西退卻探索道路,另一方面準備會合紅3軍後回師接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所謂西南地區,主要指的是雲、貴、桂、川、康五省區。這一帶不僅山多路險、
  交通不便,而且多數地區物質條件差,少數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勢力盤根錯節,以及近代以來歷屆中央政府幾乎都不能在這裡實行有效的統治,紅軍之所以紛紛退向西南地區,都是注意到了這樣一些條件。既然在靠近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再也無法堅持下去,而國民黨南京政府這時又同歷屆中央政府一樣,尚無迅速實現一統天下之能力,到遠離南京政府統治圈以外的地區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紅軍實力的一種好辦法。
  其實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經在高度重視中國紅軍及其生存發展的條件問題了。他不僅明確肯定紅軍是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條件之一,而且應當找到一塊遠離中國心臟地區,同時物質及人力資源充足的地區來作為自己的戰略根據地,據此向外發展。因此,他並不看好靠近沿海地區和中國心臟地區的南方各根據地,而是看中了中國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過周恩來告訴中共中央,應當注意中國西南的四川省,「有四川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就有辦法」。
  1933年3月,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中,針對鄂豫皖根據地陷落和紅軍轉入四川盆地一事,又一次特別強調了向四川方向發展的重要意義。指示稱:「我們對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的評價是肯定的。」
  四川地處西南,四面環山,其中心卻是一塊大約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向有「天府之國」的說法。由於這裡與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嶺與大巴山讓人望而生畏的險關隘路之外,就是遍佈急流險灘的滾滾長江,因此一旦佔領了四川,不僅進可攻、退可守,而且因遠離南京,不致成年累月地陷於戰爭之中,紅軍應當容易實現長期穩定的割據局面。但是,中共以往在四川的力量較少,影響甚微,而紅軍又過於分散,戰事不斷,為保衛原有的各個根據地尚且自顧不暇,鮮能集中力量向西南四川來發展。更主要的是,由於中共中央領導人始終沒有完全轉變急於按照歐洲革命的模式,通過奪取或佔領中心城市來迅速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觀念,因此,他們始終把遠去西南看成是遠離中國革命的中心,認為這是政治上的一種退縮、逃跑行為。即使中央紅軍被迫決定退出江西蘇區,轉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黔東的湘西山區,並沒有長驅四川的打算。只是在一個多月之後,即經過11月西渡湘江的戰役之後,8萬中央紅軍一戰竟只剩下不足4萬人,西去湘西會合紅軍第2、第6軍團已無可能,中共中央這才決定向川黔邊發展,由此也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仍然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
  退向西南,本來就是迫不得已之舉,因此是否繼續西去,其實並不取決於紅軍本身的願望如何,而要看國民黨的力量如何。南京政府過去兵不及西南無非囿於二因:一是中心地區尚未鞏固,戰事頻仍,無多兵可調;二是西南各省軍閥名義上均已歸順南京,師出無名。如今中心地區基本統一,紅軍又大舉西去,正好給了國民黨中央軍尾隨西進的機會。結果,不僅便利了蔣介石南京政府藉機統一中國西南地區,而且熟悉紅軍作戰的國民黨中央軍與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軍隊合為一氣,使中央紅軍更處於絕對劣勢,情況並沒有像斯大林當年所設想的那樣,容易在此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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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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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首先決定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進至遵義後,因受國民黨軍四面包圍,根據1月中旬遵義會議決定改向四川西北部,與川北的紅軍第四方面軍會合,建立新的根據地。半個月後,即2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中共中央再度「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即決定進一步「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但是,在國民黨中央軍和川軍的追堵擠壓之下,中央紅軍雖在貴州赤水河兩邊跳過來跳過去,沒有遭受更大的損失,卻還是無法順利地實現入川的計劃。
  3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棄建立川滇黔邊根據地的計劃,宣佈準備堅持黔北地區,進一步「赤化全貴州」。而一個多月後,即4月下旬,黔北也無法立足了。紅軍不得不下決心放棄由貴州入川計劃,大步西去,四渡赤水,轉進雲南東北部。故中共中央決定:去雲南東北地區「消滅敵人取得新的發展局面」。而此一命令發出幾天之後,進至滇東北的紅軍就發現,他們完全可能由這裡進入四川。因此,4月底,紅軍迅速離開雲南東北地區,橫渡金沙江,大舉北上,並宣佈將「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
  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入川北上後,卻再度發現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其實可能性很小。恰好,這時紅軍四方面軍也放棄了原來的川北根據地,西來與中央紅軍會合了。雙方於6月下旬召開了兩河口會議,反覆研究了當前的局面,決定主力進入甘肅南部地區,努力「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這樣一來,紅軍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區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實際上已經在悄然改變了。
  很明顯,紅軍轉進西南地區,在貴州、四川及其周圍地區長途跋涉、東奔西突,軍事上固然機動靈活,實際上卻仍舊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瞭解,部隊長期處於游擊狀態,沒有根據地,是極端危險的。因此,他們始終在要求部隊為創造新的根據地而戰,但每一次這樣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成功。總結起來,紅軍努力在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卻失敗了,根本上不外兩個原因:一是敵人力量較強;二是群眾基礎薄弱。西南地區雖然地處偏遠,卻仍舊是人口密集地區,地方軍閥各霸一方,養兵甚多,除貴州軍隊不大能打以外,川軍、滇軍都有一定戰鬥力。加上蔣介石刻意經營西南,派遣大軍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軍閥聯合起來,異常積極地對紅軍作戰,從而使紅軍幾乎處於無日不戰、無處不戰的困難境地。
  與此同時,紅軍因兵力有限,非戰鬥人員較多,又因長途征戰,損失不斷,補充困難,戰鬥力減弱,不得不避實就虛,盡力避免與強敵決戰。因此,紅軍只好轉戰於川黔滇三省交界處和四川西部這些高原山區,力圖在敵人力量薄弱之處尋找立足點。而這些地區的群眾往往又以少數民族居多,民情方言處處隔膜,何況這些地區少數民族與漢民族關係一向較為緊張,紅軍不僅立足困難,而且給養、兵源完全不能解決。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就開始承認,「我們過去對於少數民族不大清楚,現在經過許多少數民族的地區是清楚了」,要在這些地區建立根據地根本沒有可能。故中共中央從1934年12月決定西征進入西南地區創建根據地,在雲貴川轉戰半年之久後,終於在1935年6月決定改變西征的方針,開始考慮實行北上甘南,以便進一步「背靠甘(肅)青(海)新(疆)寧(夏)四省的廣大地區」來建立根據地的新方針了。
  關於紅軍北上方針的提出,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在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合後,雙方領導於1935年6月間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
  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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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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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但張所回憶的內容與目前中共保存的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
  首先,會議並非由毛澤東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毛在江西中央蘇區期間曾備受排擠,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間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才當選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工作。3月以後,毛成為中共中央軍事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成員之一,並擔任了紅軍前敵政治委員一職。因此,實際上可以說,毛澤東這時在軍事上確實大權在握。不過,這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完全改變遵義會議的規定,黨內在軍事上負總責者,名義上還是周恩來。至少在這次會議上作軍事報告的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
  其次,在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或者是這時實際上任總書記的張聞天(即洛甫),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可想而知,張國燾在回憶如此不準確的情況下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否存在,值得懷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後的行動方向表明他們並沒有執行這樣一個指示的任何計劃,在上述中央紅軍一度所爭取過的重新建立根據地的目標中,有川黔邊、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東北、川西,卻絲毫沒有向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影子。
  北上的方針毫無疑問是在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區已沒有建立根據地可能之後才提出的。問題在於,考慮到中共與聯共(布)之間的秘密關係,中共中央為什麼當初從江西撤退時不提出北上方針,非要到西征失利之後才轉而北上呢?
  從地理上來看,北上應該遠比西征對中國紅軍更具有吸引力。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蘇俄的勢力剛剛到達遠東地區,孫中山就接二連三地提出過從北部邊界接通蘇俄的戰略設想,蘇聯政府並且一度批准過孫中山的提議,準備利用中國西北地區幫助孫中山訓練軍隊。此後,蘇聯政府雖因瞭解到國民黨在中國西北省份缺少影響,不願意國民黨利用外蒙古的庫倫作為進攻北京政府的軍事基地,最終拒絕了孫中山提出的西北軍事計劃,轉道海參崴由海路來援助廣州政府,但當馮玉祥的西北軍參加了反對北京政府的戰爭後,它很快就通過外蒙邊境對馮的軍隊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這說明利用中蘇蒙邊界來援助中共是完全可能的。
  當然,當年援助國民黨是一回事,這個時候援助共產黨則是另一回事。要中共來接通甚至靠近蘇蒙邊界,無論是在蘇共中央,還是在中共中央看來,中國最早通過西北邊境得到大批蘇聯軍事裝備的國民軍將領馮玉祥
  看上去遠比援助國民黨要複雜得多。這是因為,第一,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觀念上,「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並不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軍事主張。早在1927年4月,當國民革命陷於困境時,蘇聯顧問鮑羅廷就曾提出接通蘇聯與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謂「西北路線」,
  結果這一設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義」的代名詞。第二,作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衛蘇聯」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責任。而蘇聯這時正在受到高唱反對共產主義的德國和日本兩個方面的戰爭威脅,中共中央顯然擔心,在這個時候公開靠近蘇蒙邊境,難免會給蘇聯帶來外交上的嚴重壓力,甚至為日本進攻外蒙和蘇聯製造口實。馮玉祥1933年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揭旗抗日,試圖取得蘇聯援助,卻遭到蘇方嚴拒,就是一個證明。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中共中央不僅不會設法去靠近蘇蒙邊界,而且連向北發展的想法往往也是被否定的。
  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1935年的5月份。這時,中共中央瞭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實行親蘇反帝政策,蘇聯已公開捲入新疆事務,所以敏感地注意到紅軍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條件。考慮到在西南四川一帶無法立足,東西南三個方向均無發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決心向北發展,準備首先進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區。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爭取從那裡取得同蘇聯的聯絡與援助。隨著6月中旬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提出了「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並準備設法與蘇聯接通。6月16日,中央紅軍前敵司令員朱德等人在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但這些顯然都不是源自於共產國際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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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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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燾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與共產國際有著密切的關係。1930年前後,他還曾作為中共代表之一長駐莫斯科,自然很清楚上述歷史。因此,得知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的想法之後,他明顯地表示了不贊同的態度。6月17日,他專門致電中共中央,說明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斷,紅軍意圖已為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連兩電表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這就是兩河口會議的由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進的北上計劃並沒有遇到像一些中共黨史著作中所形容的來自張國燾的反對,當然也不存在像張國燾在回憶中提到的那種爭論不休和議而不決的情況。相反,由於張國燾此時的目的在於取得常委和軍委的領導地位,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過草原,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
  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因此,會議決定「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
  兩河口會議並沒有具體地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是其北上方針明顯地包含著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要想實現這一戰略設想,
  在這時對於許多人來說還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蘇聯軍事顧問李德明確認為這種做法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致危及蘇聯安全。更多的人仍舊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有退卻、畏縮之嫌,因此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則考慮更多,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他明顯地對紅軍在鄂豫皖蘇區與國民黨中央軍作戰的失利仍然心有餘悸。因此,他對打地方軍閥部隊似乎很有信心,但對北上要與蔣介石的中央軍胡宗南部交戰,卻顧慮重重,以致在同意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之後,很快又開始拖延部隊行動。
  7月10日,一方面軍已經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第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朱德、毛澤東等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真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
  為促使張國燾能確實執行北上計劃,而且考慮到第四方面軍人多槍多,軍力遠較第一方面軍強得多,中共中央於7月12日通過了張聞天的提議,在中央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之職,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張並為軍委的總負責者,同時由第四方面軍司令員徐向前和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前敵部隊總指揮和政治委員。這種安排終於促使張國燾開始與中共中央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的計劃了。然而,事不湊巧,各部隊很快出現了嚴重缺糧的情況,原定7月28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打亂。時間稍一耽擱,敵情緊接著也發生了變化,松潘戰役計劃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戰役計劃取消後,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搖。加以第四方面軍與第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明確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顯然,中共中央經過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戰,已經再清楚不過地瞭解到紅軍不適宜在這一地區創建根據地。特別是在紅軍的力量已經極大削弱,國際聯絡中斷將近一年,而蘇聯影響已進入新疆的情況下,迅速北上創建根據地,努力取得國際的指導與援助,對於中共而言是再需要不過的了。為此,毛澤東在發言中特別強調了它的意義。他在解釋了西北地區具有「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等特點之後,特別說明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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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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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
  對張聞天、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傅鍾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裡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比如,說什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中國共產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為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剛剛從川北蘇區出來,人多槍多,數倍於中央紅軍,還沒有經歷過中央紅軍所遇到的各種令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甚至不瞭解在少數民族區域建立根據地之困難,他們最擔心的還是與國民黨中央軍作戰,因此他們的主張說到底就是想避免與國民黨中央軍交手。只是由於他們在政治局中不佔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還是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
  由於張國燾等頗不滿意會議的結果,因此會後便另生枝節,提出了一個避開北面胡宗南部,直接西去青海、寧夏和新疆的新建議。但如此一來,蘇聯方面贊同與否尚且不論,西去邊遠的少數民族區域,遠離中國本土,與中共中央原來的設想相距甚遠,故毛澤東等斷然反對。8月2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新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和《夏洮戰役計劃》,明確提出「在目前將我們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不僅紅軍全部長期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必然會在糧食和民族關係等方面造成嚴重困難,而且國民黨軍正以全力壓迫我們去不利地區,以便於他可沿著黃河構築封鎖線與堡壘,這種做法「客觀上正適合於敵人的要求」。故「政治局認為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堅持並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戰役行動,即要求部隊進至甘南,並以主力出洮河東岸,佔領岷州天水間地區,打破敵人蘭州、松潘封鎖計劃,並依據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區域,有計劃地向東進攻,以便取得甘陝兩省的廣大區域。
  但是,由於張國燾領導下的第四方面軍人多勢眾,張在名義上又取得了軍委總負責者的資格,中共中央實施部隊調動、指揮及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多方掣肘。
  8月31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及與第一方面軍一同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等,認為甘南西固敵已有備,以第一方面軍單獨奪取,不僅不能制敵,反會為敵所制,而且左路軍主力須3天後才能趕到班佑,其餘部隊至少要到14日才能跟上,故要求右路軍就地休整,等待左路軍,以免被敵截為數段。
  中共中央得電後當即復電張國燾,說明:根據情報,目前文縣、武都、西固、岷州一帶甚空虛,無多敵,從左路軍所在下包座去西固不過5天,去岷州也僅6天,且「路大房多糧足,羅達以東即完全漢人區域」。故右路軍仍將以主力向前推進,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為度,望左路軍控制白骨寺及包座,如此控制兩條平行東向路線,隨時可與正在趕來的中央軍胡宗南部做有把握的作戰,絕不會被敵截斷。只要左路到達,即可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去,爭取更大勝利。
  不料,9月2日,張國燾電告徐向前、陳昌浩稱:「葛曲河水漲大,不易消退,偵察上下卅里,均無徒涉點,架橋材料困難,各部隊糧食只有四天。」故部隊只能在原地不動,要求右路軍派一二團兵力帶工兵連趕至葛曲河右岸,利用那裡的樹林伐木造橋。但次日,張即電告徐、陳:「上游偵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二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他建議「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後亦向松潘進」。徐向前亦分析張國燾說葛曲河漲水無法渡河和部隊缺糧等,均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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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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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右路軍前鋒一軍團已離開巴西,進抵俄界。雙方反覆電商,就連徐向前、陳昌浩也致電張國燾,說明「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進為下策」。
  但是,反覆協商無結果後,張國燾不僅堅持不願北上,而且於9月8日直接下令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下。其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脅迫中共中央聽從他的指揮。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中共中央委曲求全,則地位全失,張國燾從此可以頤指氣使,為所欲為。反之,如果中共中央拒絕南下,徐、陳因在張國燾指揮之下,很難抗命不遵,而這時中共中央手中能使用的部隊只有紅3軍團,兩部兵力懸殊,情況變得異常複雜。
  由於參謀長葉劍英先得到張電,中共中央得以預先對陳、徐做說服工作。陳昌浩與徐向前於討論中也對張國燾的命令表示疑問,故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與徐向前、陳昌浩等聯名致電張國燾,說明「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要求左路軍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並說明:「行軍中即有較大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要求張國燾「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
  9日,張國燾再度來電,堅持原令,陳昌浩隨之改變了態度,決定執行南下命令。毛澤東聽說後,馬上找到徐向前詢問徐的態度,徐亦表示只能遵命。不得已,毛澤東緊急召集在右路軍的幾個中共中央常委討論對策。據張聞天回憶,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拿『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應付(張國燾)這位野心家,中國黨與中國革命必然又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是什麼呢?就是不和徐向前、陳昌浩他們打招呼,中共中央連夜單獨帶領第一方面軍的部隊悄悄開拔北上,遠離了第四方面軍。其行動之倉促,竟連數百傷病員也未及帶走。
  剛一脫離徐、陳帶領的第四方面軍第4、第30軍兩軍,中共中央即馬上致電張國燾,強硬指出:「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們極端不利,將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望你速復。」
  同時,中共中央更直接指令徐向前、陳昌浩:
  (一)目前戰略方針之唯一正確的決定,為向北急進,其多方考慮之理由已詳屢次決定及電文。
  (二)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
  (三)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計劃,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卅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
  (四)本指令因張總政委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
  在中共中央這時發佈的《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中,中共中央再度具體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餓挨凍,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關於中共中央決定獨自率領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脫離第四方面軍緊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較為流行的是多數中共黨史書上關於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等以武力脅迫中共中央南下,被葉劍英發覺報告毛澤東,毛迅即決心採取此一行動的說法。但考慮到9月10日後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來往電報一度十分頻繁,雙方各陳己見,說明原因,卻均未提到密電一事,而後中共中央召開的討論這一事件的專門會議也絲毫未提及此一密電,故筆者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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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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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第四方面軍的指揮員,陳昌浩、徐向前自然沒有能聽命於中央。不僅如此,陳昌浩還忿然致電一方面軍的林彪、聶榮臻與彭德懷等,譴責中央是在毛、周、張會議包辦之下,企圖用數千戰士來掩護各個中央委員跑到蒙古、蘇聯去找出路。預言不出兩三個月,紅軍第1、第3兩軍必然會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而張國燾隨後更警告稱:「若欲從外蒙取得與蘇聯關係,將成為日本進攻外蒙蘇聯的借口,成為罪惡行為。」
  事實上,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掣肘,率第一方面軍主力第1、第3兩軍單獨北上,情形確實極不樂觀。這時,整個一方面軍和中共中央作戰部隊已很少,全部加起來也不過五六千人。重新編製後的部隊只有6個團的戰鬥部隊,而且還要負責保護和運送上千的幹部和傷病人員。以這樣少的兵力和這樣重的負擔,要想實現原定的北上在川陝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完全沒有可能性。儘管李德建議看個把月結果再定方針,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9月12日在俄界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顯然都同意毛澤東所提出的行動方針。這就是: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
  這個新的方針的中心之點,就是「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和外蒙,取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與援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更新裝備,再以「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可以肯定,在過去提出這樣一種方針,是注定要被人指責為「退縮逃跑」路線的,但如今的情況完全不同了。現有的數千軍隊和幾百名幹部幾乎成為中國革命的全部依靠和基礎,任何進一步的重大損失都是不可想像的。只要能夠「保持(存)數百幹部、若干千的戰士……就是很大的勝利」。因此,毛澤東明確解釋說:在這個時候,
  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中共中央和第一方面軍的每一個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著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後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中央軍的一個營,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中央軍,全部紅軍力量這時多半一次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故人們一致強調:紅軍今後一定「要謹慎,不能冒險」。因為根據毛澤東的估計,紅軍周圍的敵人至少有30個團左右,在通往蘇聯邊境大約5000里的路上,國民黨不僅可以集中70多個團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實行以紅軍現有技術手段所難以擊破的「堡壘主義」。面對這種情況,紅軍不僅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一下子消滅幾師敵人」,而且「有可能打敗仗,有可能較大減員」,甚至可能「成為甕中之鱉,直至被打散」。所以,即使「為了保存(幹部),我們也要打通國際聯繫」,即使為了「準備這些陣地戰、堡壘戰的工具——飛機、大炮」,我們也應當取得蘇聯的援助。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這樣做並不等於什麼「退縮逃跑」,張聞天解釋說:既然依靠紅軍自己的力量「在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在目前較少可能」,打通國際路線就是一種必要的選擇。這不等於說不得到國際的幫助,我們就沒有辦法,問題在於「中國革命應得到國際的指示、政治上的領導,最近一時期,與國際失去聯繫,這是我們很大的損失」。接通國際聯繫,不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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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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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9月12日,中共最終於俄界會議確定了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並開始具體實施了。他們不再等待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當即將紅一方面軍改編為陝甘支隊,由俄界兼程北上,於6天後突破天險臘子口,進佔哈達鋪,進而搶渡渭河,鋒芒直向蘇蒙邊界。幾乎是再巧不過的事了,紅軍剛剛渡過渭河,就意外地從繳獲的國民黨區域的報紙中得到了新的消息,並很快在同中共陝西地方黨部的聯繫中證實了這一消息,得知在陝北一帶還存在一塊根據地和一支有相當實力的紅軍部隊。這個消息確實讓人大喜過望。於是,中共中央所率領的這支陝甘支隊再度改變前定計劃,轉而向陝北蘇區開去。可以想像,正是這一過去幾乎連想都未曾想過的帶有極大偶然性的決定,開始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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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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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在陝北找到一處立腳點,這對於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來說,確實可謂是喜從天降。自西征以來,中共中央雖然知道紅25軍、紅26軍兩軍在陝甘活動,卻始終不知道在陝北有著這樣一塊根據地。經過一年時間,長途跋涉兩萬餘裡,拋頭灑血,饑餐露宿,一路鏖戰之後,中央紅軍已經從8萬餘人戰至數千人,90%以上的部隊損失殆盡,此時的紅軍可謂精疲力竭已至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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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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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羅鎮一次只有少數中央常委參加的臨時會議上,決定改變前定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的。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9月12日在俄界會議作出打到外蒙邊界去的決定時,他們還不清楚路經之處會有一塊可以立足的根據地。既然打到蘇蒙邊境去,是為了保存剩下的這數百幹部和幾千戰士,那麼,有了這樣一塊根據地,自然也就達到了當初決定的目的,改變原先的決定是很自然的。從另外的角度考慮,北上蘇蒙邊境尋求幫助,儘管是萬不得已之舉,總是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貿然行動,張國燾所謂可能危及蘇聯外交的說法並非虛言恫嚇,能不去自然也就暫時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蘇復交、蘇聯政府與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日漸恢復的情況下,蘇聯是否能夠像當年支持國民黨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樣,毫無顧忌地援助與南京政府完全處於對立地位的中國紅軍,也沒有人能夠說得明白。因此,基於種種考慮,作出這樣的決定純屬情理中的事情。當然,中共中央絕不會放棄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在這次中央常委會上,人們一致決定:一方面以陝北蘇區為自己的立腳點,一方面得到機會時還要再派支隊去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國際援助。
  能夠在陝北找到一處立腳點,這對於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來說,確實可謂是喜從天降。自西征以來,中共中央雖然知道紅25軍、紅26軍兩軍在陝甘活動,卻始終不知道在陝北有著這樣一塊根據地。經過一年時間,長途跋涉兩萬餘裡,拋頭灑血,饑餐露宿,一路鏖戰之後,中央紅軍已經從8萬餘人戰至數千人,90%以上的部隊損失殆盡,此時的紅軍可謂精疲力竭已至極點。自臘子口一役後,僅有的數千紅軍減員竟又「超過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領導人深感震驚。就連毛澤東也歎息道:損失比例如此嚴重,就是過雪山草地也未曾有過。由此可見紅軍疲勞之甚。再向前去,特別是要通過人煙稀少、寨堡林立、少數民族較多的甘西或寧夏,結果如何卻更難預料。因此,就軍事領導人而言,迅速找到一處立腳點歇下來,遠比打通蘇蒙邊界更迫切、更重要。當他們意外得知陝北有一根據地之後,可以想像他們會有多麼驚喜。紅軍實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當機立斷,迅速帶領中央紅軍擺脫追兵,開進了陝北蘇區,停下來不走了。中央紅軍進入陝北蘇區的第一站——吳起鎮。
  但是,陝北蘇區是否真的能夠成為中共中央的立腳點呢?它會不會又成為第二個江西蘇區呢?這一切歸根結底仍舊取決於國共兩軍之間具體的力量對比。而這時中央紅軍,即陝甘支隊只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剛從陝南蘇區轉進陝北的紅25軍與原在陝北蘇區的紅26軍組成的紅15軍團,合起來也只有一萬人之譜。可國民黨方面,僅駐紮在陝甘一帶的由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就有十幾萬人,連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和其他雜色部隊,以及已經尾隨追至甘肅北部的蔣系王鈞及毛炳文部的幾個師,少說也有二三十萬人。雙方力量極為懸殊。
  不過,這時有兩個條件對紅軍是有利的。
  第一,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經不把北上紅軍視為追剿重點。蔣介石這時明確認為,「由毛澤東、彭德懷等率領向甘肅逃竄」的紅軍只是「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仍舊留在川北和川甘邊境」,國民黨軍隊需要重點
  對付的應當是這支紅軍。至於對毛澤東所率領的小部分紅軍,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讓他們「回竄出來」。因此,蔣雖於10月1日宣佈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實際上一切軍事事務均交給代總司令張學良處理,自己則親往成都指揮圍剿紅四方面軍的作戰行動。故中共中央這時注意到國民黨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已經「告一段落」,特別是國民黨中央軍已經不再積極跟進,「現進攻我們的主力是張學良,指揮亦是張學良」。其次則是原來屬於西北軍的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也是雜牌。而對付張學良、楊虎城這樣的地方軍閥武裝,在紅軍看來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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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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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由於紅軍武器落後,彈藥匱乏,在江西蘇區反「圍剿」戰爭中吃了國民黨堡壘陣的大虧,中共中央最擔心的就是國民黨的「堡壘主義」。他們之所以急於取得蘇聯援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們相信,必須取得先進的「技術工具」,比如飛機、大炮,才能「粉碎堡壘主義」。如今,要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能否粉碎國民黨的堡壘主義又成一大難題。但毛澤東很快就注意到,陝北、甘北地處黃土高原,既少樹木,又少石頭,故「敵人要想像中區那樣依靠堡壘是比較困難」。既然國民黨很難實行堡壘戰術,作戰部隊主力又是戰鬥力不太強的國民黨雜牌軍,中共中央和紅軍將領自然胸有成竹。他們不僅不擔心自己的力量過於弱小,相反,毛澤東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時期以吳起鎮為中心向西在甘北發展,整頓部隊,擴大紅軍;然後向南進攻張學良、楊虎城,連接仍舊存在於陝南的另一塊蘇區,因為「楊、張是好對手」,容易對付;待黃河結冰後,再進一步向東進攻山西的閻錫山,使陝北蘇區成為跨越陝、甘、晉三省的大根據地。
  這時,還在中央紅軍進入陝北蘇區之前,由紅25、26軍改編而成的紅15軍團就已數度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交手,並兩次大敗東北軍,充分顯示紅軍比東北軍具有強得多的戰鬥力。像10月1日,紅15軍團於陝北勞山一帶設伏,幾乎全殲尾隨進剿的東北軍第110師,甚至擊斃了該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范馭州。只過了20多天,紅15軍團又在富縣榆林橋全殲東北軍第107師之619團,外帶621團一個營,生俘619團團長高福源。要知道,這時有數以萬計的東北軍正在陝北一帶四處「圍剿」紅軍,一個紅15軍團就打得東北軍不亦樂乎,再加上幾千身經百戰的中央紅軍到來,東北軍更加不是對手。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紅軍和紅15軍團會師後,圍點打援,中央紅軍在直羅鎮一帶僅以數連兵力即一舉全殲東北軍109師一個整師,外帶106師一個團,109師師長牛元峰被迫自殺,紅軍光是俘虜就捉了兩千餘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羅鎮戰役後,紅軍已經穩穩地在陝北站住了腳。到陝北不過一個多月,紅軍已經擴充2500人,俘虜3000餘人,中央紅軍和紅15軍團總數已經接近於15000人。加上在陝北蘇區周圍還有5000名游擊隊和3萬名赤衛軍及赤少隊,整個紅軍的實力較前已經得到極大的加強。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共軍事領導人發現,國民黨軍隊在短時期內根本不可能對陝北蘇區實行有效的包圍。他們並且相信,在蘇區南面,東北軍在進攻紅軍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兩個雜牌師始終行動遲緩動搖,更是不足為懼。蘇區的東西兩面雖有東北軍、馬鴻逵和閻錫山的幾個師,但其防線背後都很空虛,不難將其打破。在經過了長達一年時間的長途征戰之後,能夠讓部隊得到充分的休整與補充,使部隊從長期的被動應戰轉為主動進攻,
  這正是中共多數軍事領導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們顯然更加堅定了要全力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的決心,至於對兩個月前提出的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則明顯地感到不那麼迫切了。
  不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林育英為傳達共產國際的關於「抗日反蔣」策略方針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經外蒙輾轉來到陝北蘇區,讓中共中央得知了一個既令人吃驚又讓人振奮的重要信息。這就是斯大林的建議: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
  斯大林同意中國紅軍在可能的情況下打通國際路線。這對於將近一年來極其渴望得到蘇聯援助,但又對打通蘇聯猶豫不決的中共領導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極度興奮的消息。中共中央這時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當即於11月20日和25日接連寫信給在前線的此時在黨內負責軍事指揮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張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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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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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的陝北蘇區,嚴格說來,其實只有安塞、保安、瓦窯堡三個縣的中心區,其餘都是與敵犬牙交錯的游擊區,並且陝北甘北地區地薄人稀,對於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條件的紅軍來說,物質條件可謂相當困難。況且不論東北軍、十七路軍等戰力如何,其部隊畢竟源源而來,加上有消息稱張學良等部也已開始仿照國民黨中央軍在南方的戰法,在蘇區周圍地區修築堡壘,有重新推行「堡壘主義」的企圖。張聞天等對長期堅持陝北根據地自然不十分樂觀。他們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經批准,迅速取得蘇聯援助將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此舉對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較之繼續堅持陝北根據地,無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
  但作為軍事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卻有另外的看法。他們顯然對紅軍突破臘子口以後人數銳減記憶猶新。因此,他們極其重視前此長途跋涉給部隊帶來的嚴重損害,更加看重根據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義。同時,他們對當前的戰爭前途十分樂觀,故毛澤東明確認為,目前最緊要的是發展與鞏固根據地和擴大紅軍,仍應堅持他前此在政治局會議上關於紅軍下一步軍事行動的主張,即「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澤東在12月1日給張聞天的覆信中明白解釋了這個問題:
  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
  要用4個月的時間完成擴軍1萬人的任務,就此時的情況而言,也許並不十分困難,但要想在6個月之內把陝北蘇區擴大到山西、綏遠,接通外蒙,卻頗難想像。僅為了保衛陝北蘇區一地,紅軍就要應付大約2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再加上山西閻錫山部、綏遠傅作義部的十幾萬人,它即使擴大一倍,達到3萬人之眾,要對付數十倍於己的敵人,保衛如此之長的防線,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想像的。然而毛澤東卻敢於如此設想。
  促使毛澤東有如此大膽設想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北方的這些國民黨雜牌軍不經打,並且紅軍竊聽電話和破譯電報工作相當成功,對於敵人軍事行動部署幾乎瞭如指掌;二是邊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軍連遭重創之後,明顯地更加動搖和畏縮,並且正在通過各種方式表示不想與紅軍作戰。這說明紅軍完全可以通過統戰策略分化各路敵軍,使相當部分國民黨軍隊與紅軍結成秘密的統一戰線,至少在戰爭中保持中立。
  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過成功的嘗試。可是在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後,統一戰線的政策也隨之取消了。在紅軍抵抗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歷次戰爭中,紅軍曾有過許多機會可以通過統一戰線的方式來瓦解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最典型的是1933年秋至1934年初的那一次。當時,中共南方各個根據地已經先後陷落,江西中央蘇區也處於嚴重危機關頭。而這時,在江西中央蘇區東方戰線上的國民黨主力第十九路軍突然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為此,他們主動與紅軍聯合,雙方也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合作協定。一旦雙方真正聯起手來,國民黨軍對江西蘇區之圍自然容易被化解掉,南京政府要再度組織新的圍剿將困難百倍。然而,中共中央這時卻拘泥於共產國際前此的指示,拒第十九路軍於千里之外,終使十九路軍與紅軍為國民黨各個擊破,江西蘇區也毀於一旦。
  如今,情形已大不相同了。還在中央紅軍尚未進入陝北蘇區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經得到來自滇黔邊紅軍第2、第6軍團轉來的電報。該電稱,國際屢有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務必依據目前國際國內形勢需要和敵我力量對比,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實行反日反蔣的統一戰線政策。而後,林育英又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實行統一戰線新政策的有關指示,其中關於中共應當實行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基本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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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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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的方針是統一戰線;
  (2)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這是統一戰線之最廣泛和最高的表現;
  (3) 工農蘇維埃改變為人民蘇維埃;
  (4)	改變富農政策。
  有關林育英傳達的國際指示內容,目前僅見於《林育英、張聞天二同志致四方面軍電》,1936年2月14日。該電關於國際指示問題說明原文如次:「國際指示都是原則上的,即是:(1) 統一戰線這是基本策略方針;(2) 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這是統一戰線之最廣泛與最高的表現;(3) 工農蘇維埃之改變為人民蘇維埃;(4) 富農政策。以上這些均已電達。」
  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於,中共從此之後可以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集中火力來反對最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與前此政策上和觀念上的種種束縛相比,中共和紅軍顯然獲得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毛澤東等更是盼此久矣。因此,他們剛一得知這一指示,就立即對周圍的國民黨地方勢力展開了積極的統戰工作。
  其實,還在林育英尚未到達之前,因紅軍主力必須南去與東北軍作戰,毛澤東等軍事領導人就已經開始做國民黨軍隊的分化工作了。鑒於紅軍南移後邊區北面空虛,在邊區東北綏德地區之高桂滋部最具威脅,毛澤東等派馬志明前往高部做統戰工作。此舉立即收到立竿見影之成效。高桂滋親自接見了馬志明,對馬所述在「抗日反蔣」基礎上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頗感興趣,對與紅軍訂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協約尤其贊同。得此消息後,毛澤東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中共方面關於雙方合作的具體設想,提供雙方談判。中共方面提議之要點為:
  (一)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討賣國賊大計從長計議,務出盡善,並使貴方處於安全地位,有任何賣國賊加貴軍以危害者,敝方願以實力共擊之;
  (三)在貴軍尚未至能取公開行動之時機,敝方願將雙方關係及一切信使往還保守絕對秘密;
  (四)貴方未至公開行動之時機,當敝方攻擊賣國賊軍隊(如井岳秀)時,務望採取消極態度,即對敝方之敵不作任何援助舉動;
  (五)清澗貴部糧秣柴火既屬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疋等),亦量為接濟;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礎上訂立初步的抗日討賣國賊協定;
  (七)互相建立最機密之通訊聯絡(交換密碼);
  (八)保證雙方代表及來往人員之安全。
  11月下旬,雙方代表很快通過談判達成草約,後經雙方上級正式批准,實現了兩軍之間的和平共處。
  與高桂滋談判的成功,使中共領導人更加看重統一戰線工作。此時,紅軍直羅鎮一役雖然大獲全勝,東北軍正面之師紛紛後撤,但其兵力畢竟相當之多,非各個擊破不能解決問題。為盡可能地對東北軍實施分化瓦解工作,紅軍這時甚至不惜放棄可能的殲敵機會。就在紅軍準備再度圍殲太白鎮之東北軍106師時,前受中共華北局派遣潛入106師工作的董彥文與前線紅軍接通了關係,向毛澤東等通報了106師師長沈克對於圍剿紅軍頗多動搖的情況。故毛澤東等當即決定釋放被俘之106師軍官數名,向沈克辦交涉,轉達紅軍願意與之談判的意願,決定「用積極誠懇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只要沈克「同意反蔣反日則允許日後人槍如數退還」。不僅如此,紅軍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態度,就主動撤去了對106師的包圍,以示其誠意。
  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由此開始提上議事日程。11月26日,張聞天致電毛澤東,提議:「為了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此次所俘東北軍軍官中師長亦在內,應給以優
  待,曉以抗日反蔣大義後大部分釋放,同時表示紅軍不但不殺白軍士兵,而且也不殺軍官,以進一步瓦解白軍上層。」考慮到擴大紅軍之需要,前方軍事領導人對上述提議略作修改後,開始大量散發據此制定的傳單,以宣傳紅軍對國民黨官兵的政策。其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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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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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強盜佔領咱們東三省後,又佔領熱河、察哈爾、河北,併吞整個華北,並且進一步要併吞全中國,使全中國人民都變成亡國奴!
  賣國賊蔣介石張學良欺騙壓迫你們來打抗日紅軍。同胞們!還是與紅軍聯合去打日本,還是幫助賣國賊來打紅軍,為日本作走狗,使咱們中國亡國滅種呢?
  同胞們!你們難道甘心讓你們的家鄉與父母妻子,受日本強盜的摧殘與屠殺,使自己亡國滅種嗎?
  你們拋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幫賣國賊蔣介石張學良等來打抗日紅軍,得到了什麼好處?
  要去打日本,就要大家團結起來,不替賣國賊蔣介石張學良等作炮灰!
  要去打日本,就要和紅軍聯合,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並立即派代表與紅軍蘇維埃共商救國大計!
  要去打日本,就不打中國人民自己的紅軍,在與紅軍作戰時,繳槍給紅軍,與紅軍打日本與賣國賊去!
  你們繳槍給紅軍們,無論是官長與士兵,紅軍一律不殺,要回家的發錢回去,願留紅軍的按級任用,並享受一切同等紅軍的權利,自動嘩變或拖槍到紅軍中重重獎賞,紅軍留心醫治白軍傷病官兵!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中國日甚一日,不僅整個東北三省被日本佔領,熱河、察哈爾也先後落入日本人之手。到1935年,日本更進一步公然製造了震驚全國的「華北事變」,逼迫南京政府放棄對華北地區的統治權,蓄意吞併整個華北。抗日救亡,無疑已經成為全中國各政黨、各軍隊、各階級、各階層的當務之急。在這種時刻,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自然具有極大的號召力。更何況,紅軍此時面對的國民黨軍主力,正是當年不放一槍就倉皇丟掉東北老家,以後長期受到國人唾罵和良心譴責的東北軍。中央紅軍還在同東北軍在甘肅北部第一次交手時,就發現了東北軍的這一特點。當時,紅軍前衛部隊擊潰了東北軍騎兵一部,俘虜數十人,按照規定每人發兩塊大洋禮送回家時,俘虜們竟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早已無家可歸。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東北軍的官兵是很容易接受這種宣傳影響的。正是利用這一心理特點,毛澤東這時甚至開始嘗試著對東北軍的高層將領做統戰工作了。
  這時東北軍調入陝甘參加剿共的部隊共有4個軍,即第51軍(軍長於學忠),駐守甘肅蘭州、天水一帶,下轄113、114、118三個師;第57軍(代軍長董英斌),擔任陝北蘇區西南一線之攻守任務,下轄111、108、109、106、120五個師,其中109師已被殲;第67軍(軍長王以哲),擔任陝北蘇區正南方向之攻守任務,下轄107、110、117、129四個師,其中110師被全殲,107師遭重創;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駐守甘肅西鋒鎮一帶,下轄3、6、7、10四個騎兵師。另外還有一個獨立師(105師)和兩個直屬師(112、115師)。鑒於第57軍之109師被殲,沈克之106師動搖,毛澤東遂於11月26日徑直寫信給第57軍代軍長董英斌,委託釋放的該軍軍官帶往,勸其「勒馬懸崖」,速與紅軍議和。這封信很能反映中共領導人這時對敵我力量對比和統戰工作的看法,因此頗值得詳細引述。該信稱:
  紅軍為打倒帝國主義而戰,為打倒投降帝國主義之賣國賊而戰,全國民眾為紅軍之是賴,是以江西一軍轉戰二萬里,縱橫十一省,紅旗所向,當者披靡。既達陝甘,便可東進,不意張學良賣國賊之不足,又從而牽制抗日紅軍,進兵蘇區,恣其蹂躪。敢告足下,此乃最大罪惡行為,環球之所共憤,通國之所不容,即東北軍言,不但一切士兵不以為然,即中級下級幹部亦多不以為然。不信請看勞山、榆林橋兩役,百零七師、百十一師所剩幾何?然此猶謂非足下所親見者。十一月二十一日直羅鎮之役,足下親率四師之眾,葫蘆河邊老人山上望遠鏡中自當歷歷在目。百零九師一上戰場,全軍覆沒,貴軍長亦不得不星夜潛逃。不逃則已,一逃二百里,暫借隴阪聊定驚魂,險哉此役!貴軍長有生以來未有之也。此其故何也?須知決不僅屬紅軍之英勇善戰,何立中、劉翰東之部屬叛何立中、劉翰東而投紅軍,貴軍長之部屬叛貴軍長而投紅軍,人人不願打仗而願繳槍,不願打同胞而願打日本,何立中努力掙扎,終究身傷命絕;劉翰東逃入鄜縣再也不敢出城;牛元峰固守直羅土寨三日,士兵恨之入骨,終不得不束手就縛。此中消息,何不深長思之?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戰,只當對足下及東北軍各軍師長一個嚴重警告,警告之不聽,災必及其身矣。古人云,見兔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補牢未為遲也。及此改圖,猶可以盍晚節,猶可見諒於國人,何況當此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全土,蔣介石、張學良繼續賣國到底之日,舉國痛憤達於極點,稍有人心,決不應自殘同類而任四萬萬同胞魚肉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東北軍將領雖鑄九一八之大錯,然而今日者固猶是,食中華之粟,踐中華之土,東北軍之與紅軍固猶屬中國境內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今與貴軍長約:(一)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二)貴軍或任何其他東北軍部隊,凡願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願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三)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上述各條紅軍歷來均如此宣言,如此實行,今再為東北軍重言,以申明之。深望貴軍長顧全民族大義,立即決策,接受鄙人提議,遣派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屆時鄙人亦當遣代表到貴軍接洽。時危禍急,率意直陳,勒馬懸崖,是在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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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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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的這封信因董英斌很快被張學良撤職,當時未能發生作用。但中共中央與西北地區國民黨高層將領發生關係卻是由此開端的。只是,我們從信的內容可以看出,這時中共中央基於抗日反蔣的方針,不僅不相信蔣介石有聯合的可能,而且對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也絲毫不抱希望。很顯然,從抗日和反賣國賊的角度,張學良當年統帥東北軍不放一槍丟掉東北三省,如今又指揮大軍圍剿紅軍,在共產黨人的眼裡,其「賣國」、「反共」比蔣介石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當然沒有聯合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這個時候的策略明顯的是盡可能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上述毛澤東給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12月5日給原陝西省政府主席,時任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這種策略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毛澤東在致董英斌的信中就直截了當地勸說東北軍愛國將領和士兵與張學良分道揚鑣。信中說:
  昔在報紙屢識台名,遼沈整軍儼然重鎮,居常竊念,以為董英斌者,或亦愛國健兒之亞。豈知瀋陽變作,曾無衛國之人,一槍不放,空國而逃千里,關山慘然變色。人民欲戰,軍隊不欲戰;士兵欲戰,官長不欲戰;下級官中級官欲戰,上級官不欲戰。亡國罪魁、敗兵禍首張學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張學良為保存自己及其奸黨數十條性命,竟不惜令十餘萬英勇士兵與中下級幹部盡變為無家可歸之亡國奴,竟不惜三十萬同胞盡變為日本帝國主義之俎上肉。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有更可恥如此者乎?從此賣國賊之徽號有口皆碑,逃將軍之頭銜無人不知。丑聲洋溢,穢德彰聞。張學良不足惜,足惜者下輩青年將校乃亦隨風而靡,良可歡也?
  毛澤東在致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誡楊虎城說,陝甘地方勢力,非與紅軍合作則必完全受蔣、張之宰制,以致盡失容身之所。信稱:
  蔣、張勢力佈滿陝甘,楊虎城先生如處甕中,舉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險情形不可言論。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日本軍力現已發動平津,控制之後,轉瞬即及山陝。蔣雖讓出陝甘地方政權於張學良,但蔣之四十餘團兵力仍實際的控制陝甘。張學良主力入陝,一面固為對付紅軍,一面實欲對付虎城先生。臥榻之側,勢浹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願與虎城先生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東北軍中如沈克等(此次敝軍追擊董英斌消滅沈師一個團,非所願也),均應與之聯合。甘肅鄧寶珊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願與發生關係。聞先生與之有舊,能為先容,曷勝禱企。
  當然,中共此時的統戰政策尚在初步嘗試之中,其對士兵乃至下級軍官的爭取工作歷時已久,較有把握,但要爭取中上層軍官,特別是要爭取聯合那些高層將領和地方軍閥,卻尚無成功經驗。這時的上層統戰工作,在觀念上明顯屬於「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範疇。而且,從信中的語氣也可以看出,由於紅軍「聊一還擊」、「略施警告」,就連殲裝備精良的東北軍近3師之眾,因而他們思想上對這些國民黨雜牌軍的將領,也多少表現出輕視的態度。
  中共中央對於上層統戰工作的進一步重視,表現在12月下旬在瓦窯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無論是會議決議,還是會前會後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報告,都更加強調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當然,中共這時雖然已開始重視統戰,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舊放在軍事發展上,而不是統戰工作方面。毛澤東即明確提出:當前「我們的總任務」應當是,「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那時,我們便可以爭取更大的力量,給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遠的)與進攻蘇聯,國民黨各派軍閥進攻北方紅軍與進攻全國紅軍,以空前的大打擊,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而紅軍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打擊張學良與閻錫山,因為閻錫山「同張學良是我們當前兩個主要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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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稱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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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情況,12月23日在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軍事會議上,毛澤東在其軍事工作報告中並沒有特別強調敵軍的統戰工作,他所提出的下一階段全部工作的內容,就是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蘇區。他主張:「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此一目標分為三個步驟來實現: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儘管按照毛澤東的這一計劃,打通蘇聯最初只是計劃中的第三步,但在會議上,多數與會者實際上力主把打通蘇聯放在第一位,至少也應把二者並列起來。因此,在會議決議的行文上,關於打通國際路線與鞏固和擴大蘇區的先後順序問題被規定為:拿「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它密切聯繫起來。不論怎樣理解,中共中央所設想的1936年的行動計劃,都是一個過於樂觀的大規模的擴軍計劃和戰爭計劃。
  按照瓦窯堡會議在軍事戰略方面的設想,紅軍在1936年2月5日以前至少要再擴充5000人的正規軍、2500人的游擊隊;8月以前至少還要擴充22000人的正規軍和4000人的游擊隊。與此同時,紅軍向南要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向東要佔領黃河西岸五縣以上地區,創立山西根據地。即使不考慮而後進軍綏遠、靠近外蒙問題,要實現它也是極端困難的。李德後來曾反映過類似的擔心。他說:「我們有一萬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戰士和三千新的俘虜兵」,「敵人閻錫山一個就有八萬人」,《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1936年1月27日。進兵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結果陝北蘇區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裝和游擊隊來唱空城計。不難想像,一旦陝北蘇區周圍幾十個團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勢,原有蘇區難免陷落,如此則新蘇區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難鞏固。李德這時的擔心,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只不過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這時對此並無太多顧慮。有人甚至認為「陝北蘇區人少物質困難」,主力紅軍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進而轉進綏遠前途可能更有利些。而毛澤東固然清楚「陝西之保護,主要依靠赤少隊」,難免會有部分損失,但他仍認為,為了便於擴大紅軍,為了「靠近蘇聯」,「部分損失不要緊的」,「應該忍受」。
  值得注意的是,和過去一般所說不同,與此後的實際情況比較起來,不僅毛澤東,而且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考慮整個1936年軍事工作之際,最初都還沒有把通過加緊開展敵軍上層統戰工作,減少乃至瓦解陝北蘇區周圍國民黨軍隊對蘇區壓力的策略問題,放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來。這表明中共中央這時對上層統戰工作更多地還是隨機應變,即是在共產國際基本策略的規定之下,根據相關對像和情勢的變化而變化的。這一點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國共合作幾乎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借鑒的統戰經驗,30年代前半期中共強調階級分野的做法,更使得統戰工作幾乎不復存在。設想中共中央這時因為有了新的統戰政策指導,即能夠立即主動地展開對國民黨高層將領的統戰工作,也未必合乎邏輯。在相當程度上,瓦窯堡會議以後中共在陝北之所以能夠同張學良交往並取得重大成功,多少還是極為複雜的,甚至是帶有某種戲劇性色彩的。而中共中央也正是在陝北的這段頗具戲劇色彩的經歷中,才第一次如此深切地瞭解到,統戰工作可能具有怎樣神奇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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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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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因陝北蘇區南面東北軍的壓力較大,紅軍主力先後南下對付東北軍去了,陝北蘇區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陝北蘇區中心的區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窯堡三鎮,原本靠北,因紅軍主力南去,中心區的鞏固一時又成了問題。還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駐守在靖邊一帶的國民黨井岳秀部的手裡,瓦窯堡及安塞也隨時有可能為井部所陷。如此一來,本來就很複雜的陝北形勢,更是變得極其微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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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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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因陝北蘇區南面東北軍的壓力較大,紅軍主力先後南下對付東北軍去了,陝北蘇區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陝北蘇區中心的區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窯堡三鎮,原本靠北,因紅軍主力南去,中心區的鞏固一時又成了問題。還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駐守在靖邊一帶的國民黨井岳秀部的手裡,瓦窯堡及安塞也隨時有可能為井部所陷。如此一來,本來就很複雜的陝北形勢,更是變得極其微妙了。
  這時陝北蘇區的範圍,如果以紅軍和游擊隊的自由活動範圍而論,則南達洛川,北抵橫山,西出太白鎮,東至黃河邊,方圓不下一萬平方公里。但就實際控制區域而言,紅軍所控制的只有這一帶地區的鄉村,幾乎所有的城鎮和主要交通線都還在國民黨軍隊的手裡。西面太白鎮一帶為東北軍57軍沈克之106師,而最具威脅的是沿洛川、鄜縣、甘泉、延安一線深入陝北蘇區中心地區的東北軍67軍,和駐守宜川、韓城一線的國民黨十七路軍馮欽哉部。顯然,如果不能確保南北兩線之鞏固,紅軍進一步東征山西的計劃勢將難以實現。因此,還在12月17日,即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討論下一步軍事行動之前,毛澤東就已經開始部署向北擊退井岳秀部和向南奪取甘泉、宜川的作戰行動了。他決定調紅26軍北上,會合第78師消滅井岳秀部,命令紅1軍團以一團兵力奪取甘泉,紅1軍團主力則準備奪取宜川;同時,15軍團主力南進,待紅1軍團奪取甘泉、宜川後,一同進一步向南推進,達成赤化洛川、宜川兩縣之任務。
  紅軍北線反擊井岳秀的作戰看來十分順利,前後不過十幾天,即剛到1936年1月中旬,井部就遭擊退,井岳秀本人竟也意外地被「打死」。井岳秀時任第86師師長,據嚴佑民回憶,井岳秀是在1936年2月1日彎腰到地上拾東西時,裝在衣兜裡的手槍掉到地下走火把自己打死的。但嚴這裡回憶的時間有誤。因彭德懷、毛澤東1936年1月17日就致電聶榮臻等稱:「井岳秀確打死。」參見李海文整理《訪問嚴佑民同志記錄》,1984年6月22日。不過,紅軍南線之軍事行動卻因為出現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最終不得不完全停止下來了。
  原來,根據情報,毛澤東等很快即已得知宜川、洛川同深入陝北中心區的延安城一樣,都有較為堅固的城牆。紅軍不僅裝備落後,幾乎完全沒有重武器,而且土製炸藥威力也十分有限,因而紅軍一向避免作攻城之戰,通常圍城只是為了便於圍點打援。延安城深入陝北蘇區中心,威脅甚大,紅軍久已將其團團圍住,卻不予奪取,其原因也就在此。如今宜川又是這種情況,奪取宜川的計劃自然也難以實現。故毛澤東下令奪取宜川不久就決定:因「延安宜川堅不易攻」,故應放棄原定奪取宜川城之計劃。
  與宜川相比,甘泉的情況則有些不同,關鍵在於甘泉的城牆較為殘破,守軍又只有五個連,看上去較易於攻佔,因此負責包圍甘泉的紅15軍團第81師開始時對甘泉曾數度採取攻勢,大有不下此城不罷休的勢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時甘泉守軍儘管兵力較少,所憑據城牆也較殘破,但武器較紅軍好得多,又全力加固舊城牆,致使紅軍進攻久無建樹。國民黨軍這時電稱:紅軍無攻城能力,甘泉只駐兵五連,城情潰壞,紅軍「猛攻數次均未得逞」。(中共中央軍委此時下設四個局,二局為情報局,三局為通訊局。)好在由於紅軍大軍圍城,每日利用前東北軍俘虜宣傳喊話不斷,加上甘泉與洛川方向東北軍主力之聯絡完全切斷,解圍無望,守軍軍心日漸動搖,不斷有士兵攜械叛逃出城,因此彭德懷很快即下決心採用攻心之策。
  於是,彭德懷調來已經歸順紅軍的前東北軍67軍107師619團團長高福源,令其前往甘泉進行勸說工作,使其放棄甘泉乃至實行火線起義。由於東北軍多數官兵此時對與紅軍作戰已相當厭惡,久困甘泉的東北軍守軍又身歷險境,深知甘泉之陷落只是時間
  問題,因此高福源進入甘泉城後,很快就說服了城內守軍。只是守軍指揮官希望紅軍務必同意所部如數南撤洛川,以歸還其主力。對此,毛澤東等當即表示同意。毛在給前線彭德懷的電報中宣稱:「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條件無不可以磋商。」只不過,毛澤東要求前線的談判代表向對方說明:「要抗日須與紅軍合作,且須影響和組織其他東北軍一同抗日。如現在就歸還主力,不僅不能抗日,且將為其上級所疑或重驅其進攻紅軍。故為抗日計,宜先揭義旗,在蘇區一時期,並求得延安鄰縣及其他東北軍響應……方濟於事。」至於起義後的部隊,可以另起名義,「或為抗日人民革命軍,或為東北抗日軍」,其指揮官亦委以師長或團長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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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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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此舉尚未付諸實施,又被新的情況打斷了。
  高福源是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生,後升入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頗受張學良和67軍軍長王以哲賞識。高畢業後即在王以哲軍長手下任職,直至擔任619團團長。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時恰值「五四」運動之後,深受新思潮影響,因此思想上一向較為激進,被俘後自然很容易就對共產黨的主張感到心悅誠服,自願回東北軍做勸說工作。而高福源到甘泉勸降之事,又很快被王以哲軍長得知,王當即經甘泉守軍電台轉電高福源,令其迅速前往洛川67軍軍部一談。高得電後立即出城徵求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的意見,同時表示願意進一步見王以哲說明共產黨人的聯合抗日主張。彭德懷對此自然當即表示同意。隨後,高福源於1月8日前後即前往洛川見王。一周之後,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帶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據高福源說,他在洛川不僅見到王以哲,而且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與他談話,結果不僅王以哲對於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張深表贊成,而且張學良也表示願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問題進行商談。這種情況確讓彭德懷感到意外。如果說王以哲為了避免再度損失部隊而有如此表示,彭德懷等還多少可以理解,幾乎同為南京國民黨頭面人物的張學良如此表示,則多少讓人有所懷疑。但彭德懷仍舊立即致電中共中央,說明了這一新的重要情況。
  其電報稱:高福源負我們使命赴洛川,去後見過王以哲、張學良,於本周回來,得情形如下:(一) 王以哲頗熱烈地表示願與紅軍共同抗日,並請求與彭見面;(二) 張學良表示,我真抗日,願以實力相助,急請我方派全權代表到洛川與張一談。毛澤東接到彭德懷電報後,當即意識到此事意義重大。一旦與東北軍實現全線停戰,達成抗日反蔣的合作協議,整個西北局面勢將根本改觀,區區一個甘泉城自然不必斤斤計較。據此,毛澤東立即回電提出:
  對張王提出如下條件:
  一、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
  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
  三、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張王意見;
  四、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
  五、立即交換密碼;
  六、歡迎王軍長與彭見面,目前亦派周桓去洛川為宜,編一適當密碼帶去,來回最好是十天以內。
  周桓是紅1軍團政治部秘書長,其雖負責政治工作,但對談判及情報工作卻未必在行。因此,彭德懷認為派周桓前去進行初步談判並不適宜。隨後,毛澤東又接連提出以伍修權為初步談判代表,而以葉劍英或肖勁光為全權代表的建議,但彭均認為不適宜。此時,恰逢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來到甘泉附近的方面軍司令部,彭德懷當即決定「改派李克農隨高福源去洛川」。
  1月16日,李克農隨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王以哲通過電報通知了張學良,並於當晚與李克農見了面,進行了初步的交談。談話沒有太多涉及實質性的問題,但氣氛頗為融洽。李克農當天即通過王以哲軍部的電台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稱:「王對抗日聯軍、國防政府暗約同情,但需決定於張。」第二天,即18日,張學良亦來電,請王以哲轉告李克農,稱他將於明後日親到洛川晤談。
  鑒於兩軍正式接觸已經開始,為促使談判成功,毛澤東於20日明確指示彭德懷解除甘泉之圍,並要彭德懷迅速將此消息通知李克農以便轉告張學良與王以哲,顯示紅軍之誠意。彭德懷迅速將這個決定通知李克農,以便向張學良與王以哲顯示紅軍誠意。他同時下令為甘泉解圍,並用電報通知了高福源和李克農稱:「在洛川以東地區之我們〔軍〕已撤至鄜縣以北,甘泉之圍已解,城內缺乏柴草,已令動員群眾送賣,請轉王軍長勿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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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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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就在毛澤東、彭德懷下令解除甘泉之圍的同時,李克農與張學良的會談也剛剛結束。李克農當晚在電報中具體說明了談判的情況,稱與張學良談了三個小時。據張學良說,國民黨內同情於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張願為此奔走。他準備赴甘肅、南京為此進行斡旋,約期兩周,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並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但目前為保守秘密及自身環境起見,他表面仍須採取消極態度。至於東北軍和紅軍兩部,目前應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範圍內恢復雙方區域之經濟通商。
  21日,李克農返回紅軍一方面軍司令部,進一步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情況,說明張較「滑頭」,而王較「誠懇」。張學良一面表示贊同中共的某些主張,一面表示對「抗日反蔣」方針不能同意,強調他對蔣有好感。故彭德懷在聽了李克農的匯報後其實並不滿意,認為張學良找紅軍談判,看來仍舊是軍閥之間矛盾衝突的一種表現,「企圖以抗日不反蔣的口吻來和緩我軍」。但是,張學良的一些說法也還是讓彭德懷很感興趣。比如,張談到國民黨中許多人贊同停止內戰和組織國防政府的主張,希望盡快對日開戰。並且張說,他也曾與閻錫山等討論過同樣的想法,得到了閻的贊同。因此,他表示如果活動成功,兩周之內他就可以邀集閻錫山等共同與中共領袖討論這樣的問題。
  中共此時的政治方針是「抗日反蔣」,其與張學良的合作同樣也只能建立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毛澤東一向對「利用矛盾」的策略十分欣賞。在1935年12月向黨的幹部宣講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問題時,他就曾經特別強調過國民黨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利用這種矛盾的極端必要性。只不過他斷定這種矛盾的背後總是有帝國主義的影響,國民黨各派及其軍閥都是不同的帝國主義的走狗,因而把他們之間的矛盾視為「狗打架」,比喻成「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鬥爭。由此可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這時對張學良的認識,在理論上恐怕也不出其右。只是在實際上,毛澤東似乎並非嚴格地按照其理論上的分析來瞭解問題。也許是對張學良的地位過於重視,也許是對張突然轉變的原因缺少深入瞭解,誤以為張學良來找中共密談一定是想與蔣介石翻臉。總之,毛澤東這時明顯地對聯合張學良共同「抗日反蔣」所寄希望過高。他曾專門致電李克農,說明只要張學良同意「抗日反蔣」,則一切問題均好商量,甚至未來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第一把交椅也可以讓給張學良坐。電報稱:(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乙)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丙)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
  據此,彭德懷電告王以哲稱:
  (一)克農回,手書欣悉。我兄堅貞為國,情見手詞。
  (二)據報載,日帝在天津舉行武官會議,繼續增兵華北,並擬推進華中。國民黨要求中日在南京會議,日方以為時尚早公開拒絕,證明國事危機益深,將見黃河以北即非我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集合全國之力,統一抗日戰線,為目前救亡圖存唯一策略,務請我兄從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實現。
  (三)全國紅軍在共產黨領導及中央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下,誠意推張副司令出任抗日聯軍總司令。抗日者需之槍械彈餉,共產黨中央和蘇維埃可設法接濟。此意請轉達漢卿先生。
  (四)	為求得各種問題更進一步瞭解,深望與兄在延安一晤。如何請復。
  毛澤東這時在中國共產黨裡大概是最重視槍桿子的,其成功的經歷中,很大部分也突出地表現在軍事方面。因此,毛澤東多半也是最瞭解所謂「實力原則」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很顯然,談判不過剛剛進行,毛澤東就主動推舉張學良出任未來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首腦,他所根據的正是所謂「實力原則」。既然紅軍數量少、裝備差,而東北軍十倍於紅軍,又有較好的裝備,佔有重要的地區,一旦兩軍共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作為實力最強一方的張學良,自然沒有屈居人下的道理。因此,與其到時候再來談這種問題,不如預先向張學良交個底,這也可以清楚地表明中共和紅軍的誠意。同樣,關於幫助東北軍解決「軍餉、械彈」之類的說法,其意雖僅在使張學良放心離蔣,但內中也明白地暗示中共日後定有辦法從蘇聯那裡解決經費及裝備問題。此言外之意,張學良自然可以清楚瞭解。事實上,在與李克農談話中,張學良已經談到紅軍最有利的發展條件,就是奪取寧夏、綏遠,背靠外蒙、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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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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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說,李克農談判所得與毛澤東的期望有相當大的距離。但不管張學良、王以哲的主觀動機如何,也不管中共領導人對他們的行動怎樣去理解,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正是從這時開始,越來越多的國民黨人開始來找共產黨和紅軍尋求妥協甚至合作了。就連閻錫山也四處「找國際及(中共)黨的關係」,並三次與中共北方局代表秘密交換看法。而駐守太白鎮的東北軍106師師長沈克,這時也背著張學良秘密地與中共和紅軍達成了妥協,允許中共中央利用106師防地作為與西安及華北地下黨聯繫的交通線,甚至主動借給處於經費困難中的中共北方局一千元。而楊虎城這時也在積極尋找中共關係。只不過楊虎城過去長期與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統有聯繫,因此雖見到汪鋒和汪帶去的毛澤東的信件,也見到中共西安黨組織提出的談判條件,卻都不信任,而是再度派人去把北方局特科系統負責人王世英找來,要求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說明,他一貫都是革命的,也贊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但目前他只能做到:(一) 聯絡東北軍中上層將領,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運動再變為不合法運動;(二) 整頓內部;(三) 與中共的關係是:(1) 維持原防,互不侵犯;(2) 交通運輸上在可能範圍內可以幫助;(3) 不嘩變他的軍隊;(4) 絕對保守秘密,包括不給他寫信或派人,但可以建立電台聯繫。
  楊虎城的態度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這時乃至此後相當一批試圖與共產黨保持秘密聯繫的國民黨人的特點。他們大多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處處受蔣系排擠,與蔣系有明顯的矛盾;但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間又很難聯合起來,因而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只能臣服於蔣介石南京政府之下並受其宰制。正是這種矛盾和屈辱的地位,使得他們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覺到自己與敢於公開反抗蔣介石而且生命力極強的中共紅軍有著某些共同點。為了生存和地位,他們不得不到處給自己留下後路。因此,王世英評價說:這種人「凡事謹慎機警,鬼心眼兒特別多,深恐上當,於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攤子搞光,地位弄丟」。楊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願意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共和紅軍保持關係,一方面又不願同中共和紅軍訂立正式協定,明確合作關係,其原因多半為此。相比較而言,開始時真正能夠與中共和紅軍實現合作關係的,也就只有張學良和王以哲了。
  自李克農前往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會談之後,雙方之間的電台聯繫就正式建立起來了。儘管彭德懷根據李克農的報告,對張學良不夠信任,但統戰工作畢竟仍在繼續,加上彭對王以哲的印象較好,相信「王對抗日態度誠懇」,只是較「軟弱」,因此頻頻去電加以影響,雙方的聯繫可以說還相當密切。特別是因為彭德懷對前定軍事計劃要東渡黃河、進攻山西,並轉進綏遠,頗有異議,因此,彭德懷這時極力想要促成與張學良和王以哲的見面事宜。1月26日,彭德懷再電王以哲:
  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準備,對於抗日軍餉彈藥及技術兵種的籌備,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據地的確立,國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等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及兄等早日見面,否則恐日本帝國主義將阻礙或破壞吾人抗日之實施。請詳細考慮及轉呈張總司令。
  彭德懷這時之所以再三致電王以哲,要求迅速合作,並且一再電邀王以哲會面,自然是並非單純出於對王的好感,因彭此時又進一步得知:洛川會談後,王以哲表現抗日情緒頗高。據報,王以哲曾召集幹部訓話,宣稱打紅軍的戰鬥快要結束,三個月後東北軍就要去打日本了,因為日本準備大舉進攻,我們已無路再退。另外,從各種情報可知,不僅王以哲部聯合紅軍打日本空氣甚濃厚,而且其特務連副連長等秘密來與紅軍接頭,像河北地區的抗日義勇軍等組織的首領也派人到洛川王以哲軍部來聯絡抗日。注意到這些情況,彭德懷自然試圖對王以哲多做爭取工作。可是,王以哲也確如彭德懷所估計,政治上較為「軟弱」。由於他是在張學良的命令之下與共產黨進行聯絡的,所以無論如何不敢越俎代庖,更擔心背上一個暗中與紅軍通款的罪名。因此,他對彭德懷的再三相約始終不敢應允,其復電更明確加以拒絕。王稱:所商大計均須待張學良先生決定,但張先生尚無回電,殆已離省。如此奔走去矣,預計數日內當有回電及確切決定,為期甚速,弟意可不必單獨先與兄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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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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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為實施前此在瓦窯堡會議決定的1936年第一步東渡黃河、進攻山西的作戰計劃,中央軍委下令第15軍團先期北上,開往甘谷驛與延長之間的張家渠。次日,第1軍團在甘泉以東之臨真鎮也舉行抗日討賊誓師大會,第二天全軍亦遵命北移延長地區。至此,彭德懷也必須帶領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軍司令部向北移動。29日彭德懷抵達臨真鎮,30日趕到延長,其與王以哲見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紅軍是否應當東渡,東渡目的應以何者為主,也就是說,當前形勢下紅軍作戰究竟是應當以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為中心任務,還是應當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這一點已經在中共領導層產生了爭論。特別是在紅軍主力南下迫使張學良放棄剿共,轉而求和,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統戰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際,彭德懷深感「立刻東渡,致壓力一失,恐國防政府立刻實現之機會也立時失去」。況且在張學良東北軍事實上已經與紅軍停戰的情況下,「鞏固的向四周發展,很容易擴大現有之蘇區人口一倍,並取得與陝東南與外蒙直接的聯絡,
  對全國革命領導有極大意義」,而冒險東渡,不僅回防困難,新根據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現有根據地也有重新變為游擊區的可能。考慮到以上種種因素,彭德懷等人明確認為目前戰略方針「是錯誤的」,它不僅帶有「冒險成分」,而且可能「走到離開蘇區的危險」,因而紛紛致電中共中央,請求「重新考慮」。還在24日和26日,彭德懷就接連兩次打電報給中共中央,提出陝北東臨黃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煙稀少,國民黨不易形成對紅軍的圍剿局面,因而是紅軍活動的好後方,應該全力鞏固並發展之。而「向東有與陝北蘇區一時隔絕可能,閻張聯合壓迫我軍於察晉邊境,則我有過早與日帝接觸之不利。同時在客觀上緩和了國民黨內部某些衝突,並可取得日帝對國民黨的暫時的部分的讓步,來共同對付我們」。他認為:「目前應以不放鬆威脅張學良,幫助目前交涉的順利進行,並繼續鞏固與擴大南面陣線,以主要力量向北發展,恢復神木、府谷、榆林、橫山蘇區。」東渡只應在宜川、延長、延川、綏德一線渡河容易,閻軍防範不嚴時才是應當的,而其目的也只應限於「求得消滅晉軍之一部,調回孫楚、李生達部這一戰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慮東征問題,一個月來一直是軍隊高級領導人議論的話題。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慮1936年軍事方針時,並不是單純從「打通蘇聯」這一點考慮的。東征也好,「打通蘇聯」也好,說到底其實都是同紅軍的生存問題聯繫在一起的,不過是解決紅軍生存和發展問題的具體手段而已,其本身並不是目的。之所以這樣考慮問題,無疑是因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陝北雖可以立足,但從眼前利益考慮,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糧食及兵源都不能解決;從長遠利益著想,若要依靠這一地區貧瘠的物質和兵源條件,紅軍未來進一步的發展壯大勢必要受到嚴重限制。而若要從對日戰爭和更大規模地與國民黨軍作戰的前途考慮,紅軍就更得設法解決較先進的技術手段和較可靠的後勤補給問題,打通蘇聯是必然的選擇。
  可是,要依靠陝北向北去連接外蒙,則必然要經甘北而入寧夏,結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糧越少。再加上寧夏地區少數民族甚多,往往圍寨而居,攻取不易,這更是紅軍作戰之大忌。因此,要解決紅軍所面臨的種種困難,無論從長遠還是從眼前的角度考慮,這時最可取的就是向東去山西這條路。一來山西為地方軍閥所把守,好打;二來山西物質條件較好,紅軍可以很快地在糧食和兵源方面得到補充;三來山西既靠近綏遠,可接近外蒙,又靠近正受到日本嚴重威脅的河北平津地區,不僅便於轉進綏遠,接通外蒙、蘇聯,而且在政治上更師出有名。故中共中央很快即復電彭德懷,堅持東征作戰計劃。電報稱,常委考慮過你的意見,認為:甲、 向北是沒有出路的作戰,要單純地打堡壘,則糧食亦無辦法;乙、 張學良如有同我們聯合解決陝境內蔣介石部隊的決心,並願劃渭水以北地區給我們,則我們自可不過黃河,而以對蔣作戰為目標,但此可能我們認為很少的;丙、 除此則只有取得閻錫山為對手,基本的作戰方針取穩紮穩打,依據黃河發展,並以調動孫楚,求得陝北殘敵的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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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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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對前此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的軍事方針表示不同意見的,已不僅僅是彭德懷等在前線的軍事領導人和陝西地方黨的幹部,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人這時也開始持懷疑態度。最先主張打通國際路線的張聞天這時明確認為:打通蘇聯,接取援助,改善紅軍之技術條件,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此舉影響到根據地的鞏固,則可能適得其反。「長征經驗證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使我們發生極大困難」。「因之,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計劃之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曾經力主應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的周恩來等,這時固然不同意將「打通蘇聯」解釋為單純的技術條件之取得,強調「打通蘇聯我們認為不是一個單獨的技術問題,這包含著整個黨的政治任務及戰略總方針之實現問題」,但他們也認為:就目前階段而言,「擴大紅軍、擴大蘇區與游擊區,更成為急迫萬分的事」。李德這時的態度更明確。他直接上書中共中央,認為在現有力量對比情況下,進一步向山西挺進本身就帶有冒險性質,而把靠近外蒙、同蘇聯聯繫當做主要戰略目標,就更是錯誤,因此「應當從我們的戰略計劃中取消向綏遠先機接近外蒙的條文」。蘇日「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沒有到綏遠去的必要,沒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由於黨內、軍內有這樣多的不同意見,毛澤東在1月31日於延長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沒有能夠說服與會者支持原定向綏遠轉進的第三步計劃。當然,與會者同意不改變原定之第二步計劃,即繼續實行東征,以便解決兵源、糧食不足的困難,同時擴大蘇區到更好些的地境。但與會者強調1936年的軍事方針僅僅為擴大蘇區和紅軍,全部作戰著重於鞏固的發展,反對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正因為如此,與會者明確認為應當抓緊一切可能,迅速與對蘇區南線威脅最大的東北軍達成協議。彭德懷據此於2月3日及6日又兩電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農再赴洛川,就雙方共同抗日救國問題進行具體商討。
  在張學良尚未回陝的情況下,王以哲除轉電張學良外,無法具體答覆彭德懷的電報。2月9日,張學良電告王以哲因事耽擱,不能立即返回,王以哲才復電彭德懷加以說明。15日,張學良終於返回了西安。而這次張學良恰好遇到了持有南京政府財政部調查員公函,受命接通國共兩黨中央關係的董健吾(化名周繼吾)。董健吾曾在中共中央上海特科領導下,以聖彼得教堂牧師身份為掩護,秘密從事濟難會工作。後專門聯絡租界巡捕房,負責「警報」工作。此時受宋慶齡之托,持孔祥熙財政部發給的公函秘密赴陝接通與中共中央的關係,轉達南京方面的談判願望。從董健吾的口中,他得知南京方面其實也在秘密聯絡中共,力圖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這件事對張學良產生了不小的刺激。
  據張學良後來回憶說,當時董健吾持財政部公函要求赴陝北蘇區,「良親為談詢,彼不吐實,良告以若不露真實任務,難獲通過,(彼)被迫無奈,告良負有接洽任務」。張隨後即飛南京,亦經蔣證實董健吾確負有使命,「遂以王以哲將該人送入匪區」。十分明顯,在張學良看來,南京方面既然可以與中共接觸溝通,自己當然也可以如此做。張學良後來曾斷言:正是這件事使其下決心與中共謀和,故認為「這是共產黨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事實上,這件事與其說是共產黨的策略,不如說是蔣介石的失著。因董健吾赴蘇區轉達南京和共意向一事,之所以被張學良看得如此重要,並牽動其心弦,其要害之處在於董健吾使命的弦外之音。既然蔣介石也要秘密謀求與共產黨之間的和平,他張學良和東北軍自然沒有必要為剿共而賣命。這不可避免地使張學良感到,其與共產黨謀求妥協於情於理都無可非議。
  基於這種情況,張學良自然對與中共秘密商談更加重視。還在張學良由南京返回西安之際,他就迅速指示高福源致電彭德懷,「要李克農去洛川面商大計」。同時,雙方正式建立起電台聯絡,只是為保密起見,雙方約定了各自主要聯絡人物的通電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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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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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8日,彭德懷得到高福源來電,立即通知仍在陝北的周恩來命李克農速去洛川。
  因此次談判需要具體商討兩軍停戰及合作關係問題,對兩天後即將舉行的東征山西作戰意義重大。為爭取最佳結果,毛澤東和彭德懷於次日聯名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明確要求張學良以華北事變為鑒,認清蔣介石賣國嘴臉,切不可心存幻想,與虎謀皮。其電稱:
  日本滅亡中國之一切行動均得到南京政府蔣介石之贊助與擁護,希望其起(而)抗日,實無異於與虎謀皮。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則他勝幸甚。但對於蔣賊之陰謀暗算,切實嚴防。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面談一切,望接洽。
  鑒於前次談判的情況,毛澤東等對張學良的政治態度已多少有所瞭解,他們並不真的以為可以輕易勸說張學良贊成「抗日反蔣」。故雖去電加以勸告,但在2月21日給李克農的談判訓令中,他們則明確主張不要因為張學良暫時不贊同反蔣而使談判破裂。也就是說,對於這次談判,他們並沒有設定過高的目標。訓令所規定的談判原則如下:
  (一)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
  (二)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三)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反對蔣介石召集任何違反民意、欺騙民眾、喪國辱權的會議,堅持抗日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反對抗日不討賣國賊。但在此次談判中不應因這些原則問題與張造成尖銳對立,致妨礙初步協定訂立。
  (四)張提出取消蘇維埃,則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問題付之,全國人民公決,而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做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之政府為度的初步討論。
  (五)如張提出取消暴動,則克農即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制度、封建剝削,全國抗日,如此則自無暴動之必要,否則以暴動戰爭對付日本與賣國賊,是中華民族的神聖事業。
  (六)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
  (七)	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由上述內容不難看出,中共中央此時對張學良的估計相當實際。這就是張學良之所以願意與中共談判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根本上是因為他懼於紅軍的威力,加上東北軍以及全國範圍的抗日情緒高漲,同時他也對蔣介石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控制不滿。但是,張學良目前還不會馬上接受共產黨的「抗日反蔣」主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軌道,引進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在共赴國難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接受南京節制,以最後瓦解紅軍」。因此,談判目的,並不在於爭取張學良參加反蔣,僅僅是「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而已。
  2月21日,李克農起程經甘泉道草鋪前往洛川,於25日抵達。不料張學良因事又突然離開西安,連王以哲也不清楚張此行之目的。但張學良行前顯然已經向王以哲佈置過與中共談判事宜,因此,王以哲此次不僅表現出「抗日熱情極高」,主動表示願意向華北宋哲元及韓復矩等處宣傳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主張,而且對成立雙方協定也相當積極。王以哲還坦率地提出有關67軍在膚施、甘泉被圍軍隊及其交通徹底解圍的三項辦法。經過磋商,雙方於28日初步達成如下「口頭諒解」:
  (甲)由膚施至甘泉至鄜縣沿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內雙方均不駐軍隊,凡經此之一切補充,均不得阻攔,雙方並負有互助幫助之責。但雙方均不應攜帶武器,在該地區亦不得有偵察或破壞等行為,該地區政府亦應非武裝化。紅軍過路應予通行,惟紅軍部隊橫過馬路時,應事先通知東北軍。
  (乙)為避免雙方衝突起見,凡甘泉膚施城週二十里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採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眾不得強買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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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諒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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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如蘇區民眾須至白區採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為避外人耳目,駐鄜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後,蘇區民眾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為。
  上述「諒解」,在毛澤東等看來無非就是要紅軍解圍。既然成為友軍,互不侵犯,這一點自然不成問題,甚至條件還可以再放寬些。毛澤東在28日的復電中進一步提出,可以考慮:
  (甲)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
  (乙)鄜甘膚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使糧服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
  (丙)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為便利膚甘友軍起見,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係;
  (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係,紅軍採買貨物經過鄜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
  王以哲對毛澤東所提方案當然贊成,只是他無權對整個東北軍的行動作出許諾,因而他把毛澤東所提方案中有關東北軍的字樣統統改成了67軍;同時,增加了紅軍進入白區採買貨物需著便裝的文字。不過,王以哲最關心的還是如何使紅軍與東北軍脫離接觸的問題。他「誠懇」地請求毛澤東和彭德懷同意:「為保證永久的雙方安全,紅軍圍甘部隊應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軍不得進駐;另沿鄜甘膚馬路雙方亦不住軍隊,惟蘇區政府武裝不在規定之內,此又可掩人耳目,對外搪塞。」對此,毛澤東等答應得十分痛快,他在給李克農的回電中稱:抗日救國大計既定,凡屬有利友軍而無妨大局之事,我方無不樂從。望轉告王以哲,以後隨事商量,可不拘形跡。
  3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所屬有關部門:「關於我方與東北軍整個協定尚在磋商,現先與六十七軍王軍長以哲所部訂立……局部的口頭協定,並於三月五日開始執行。」兩軍確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紅軍同意恢復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馬路上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兩城現駐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為便利延安、甘泉友軍起見准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糧柴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係」。陝甘「兩省省委及軍區應將本協定各項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鄜縣等靠近六十七軍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縣區鄉黨部、政府、民眾團體、紅軍、游擊隊、赤少隊解說明白,並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通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係,以達成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定之目的」。
  僅僅把紅軍與67軍的關係保持在一種和平的水平上,自然與中共中央的期望相距甚遠。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要「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定」。同王以哲如此順利地達成諒解協定,多少使中共領導人爭取張學良東北軍「抗日反蔣」的信心又有所增強。而3月5日張學良與李克農再度會談的結果,顯然更有理由使他們感到樂觀。
  張學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當即通知王以哲,說明他將前來洛川與李克農見面。5日凌晨,張學良駕機飛抵洛川,立刻與李克農見了面。與原先預想的相反,張學良關於抗日應當聯蔣一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農準備用來應付張學良在政治上發難的種種答詞,幾乎完全沒有派上用場。張學良當場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夠盡快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延安進行會談,並派代表常駐西安。同時,張學良特別提出希望中共能夠介紹他的代表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這無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所想的。早在3日上午,彭德懷、毛澤東就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轉告張學良、王以哲:「深望張副司令王軍長領導東北軍完全團結,與我合作到底,並確立聯俄政策。當今之世,惟有蘇聯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實力者,英國亦探聯俄政策,中國更應速決大計。」如今張學良主動提出秘密聯蘇問題,這意味著他與共產黨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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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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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農與張學良洛川會談所取得的結果,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兩條。據李克農3月5日報告,其一為雙方負責人見面地點已經約定為膚施,時間在一星期內;其二為雙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張學良一方人選二三日內即可派定。在這裡,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時間。要求在一周之內立即與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談,並保證在兩三天之內就可以選定東北軍方面赴蘇交涉的人選,這再明顯不過地反映出張學良對此早有準備,而且心情顯得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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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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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農與張學良洛川會談所取得的結果,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兩條。據李克農3月5日報告,其一為雙方負責人見面地點已經約定為膚施,時間在一星期內;其二為雙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張學良一方人選二三日內即可派定。在這裡,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時間。要求在一周之內立即與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談,並保證在兩三天之內就可以選定東北軍方面赴蘇交涉的人選,這再明顯不過地反映出張學良對此早有準備,而且心情顯得十分迫切。
  張學良決心和共,自然有種種原因。據張學良自己所言,最初是因1935年11月間去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所得的感慨。概括言之有六點:「(1)朋友之諷勸,如沈鈞儒、王造時等之鼓勵。(2)少壯同志則責良,不應同所謂親日者輩,同流合污。(3)刺汪兇手孫鳳嗚之行為和言詞。(4)黨內之紛爭,多為私,少為公。(5)良認為中央負責之同志,不熱衷抗日,而其反有內心為親日者,而良個人之觀念上認為賢哲者,或在外工作,或無權位。(6)汪兆銘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認為非是對外,乃系對內。」所有這些,都使張學良對於理應肩負抗日救國重任的國民黨日漸失去信心。
  但更為重要的轉變看來還在東北軍三次剿共作戰嚴重失利,尤其是11月23日牛元峰師覆滅,張學良不得不於1935年12月初急忙從南京趕回了西安。眼看不過兩月時間,東北軍就連損兩師,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認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並對共匪之戰鬥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由此張也就有了1936年1月趕赴洛川面見被俘部下高福源,密令王以哲負責與中共接洽,21日再赴洛川秘密會見李克農,許諾親去南京遊說抗日等事情發生。
  從張學良與李克農第一次交談的情況看,他當時對遊說各方抗日頗有信心,他甚至自信可以拉閻錫山來與中共會談,力圖首倡和共抗日。不料回西安後,他竟意外地得知南京當局也在秘密與中共進行接觸,一「負有接洽任務」並化名王牧師者(即董健吾)「持有財政部公函見良,要求進入匪區」。此事更使張學良有所疑惑:為何一面令東北軍在剿共戰爭中消耗,一面卻越過東北軍與中共謀和?這不僅使張學良更加確信和共聯共為大勢所趨,而且對蔣之做法再添不滿。他既不信任國民黨南京當局有抗日之心,又疑心蔣介石有借刀殺人之意。這自然使張學良開始與蔣介石離心離德,而更易接受聯共主張。張自述:「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只對良個人,並已動搖大部分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進剿再見不能成功,良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徵詢眾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策……實動我心。」於是,他開始放棄原先遊說南京的設想,轉而與南京以外之各個地方實力派領袖頻頻聯絡,甚至與剛剛從新加坡回國的西南反蔣派的領袖胡漢民暗中往來,磋商「大計」。張學良1月下旬前往南京,原定2月初返陝,因得知胡漢民回到廣州,並準備來寧,曾與胡電函來往,相約晤面,以決「大計」。
  僅僅幾個月時間,張學良就已經日益明顯地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了。面對遙遙無期的剿共戰爭,張學良深知以東北軍繼續硬撐下去只能拼光老本,從而受到所有東北軍人,乃至東北人民的唾罵。張學良已再無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於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能回家鄉,也只有抗日才能對得起為他東征北戰、拋頭灑血的十幾萬東北軍人,以及許許多多流亡關內的東北人。蔣介石卻不作此想,他的原則是「攘外必先安內」,要抗日必須先剿共。而在張學良看來,這一政策所導致的切身問題是,如果共產黨剿不了、剿不完,豈不是抗日無期?何況,張學良已經注意到,南京政府中人多數「勇於內爭,怯於御外」。既然如此,張學良只好另謀出路了。張後來回憶,他數次與這時在上海的東北抗日將領李杜討論如何才能收復東北的問題。李杜「曾向良表示,擬返北滿招集舊部,再從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讚許」。但李杜明確認為,而今要收復東北或在東北抗日,必須與蘇聯和中共合作,否則將難以進行,故「彼要求數事:(1)去北滿時,必須經俄,其次北滿已有共黨活動勢力,故必須向共產黨取得聯繫。(2)路費及活動款項由良供給。(3)請良選派二人幫彼辦事,並任聯絡。」對於李杜所請,張學良後來自稱他當時就全然表示同意。可是,張學良沒有進一步說明的是,李杜這裡所謂「幫彼辦事」云云,其實就是代表張學良去與蘇聯政府聯絡,請求蘇聯給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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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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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政府會不會輕易同意援助他呢?關於這一點,張學良內心其實非常清楚。
  中國東北一向在俄國與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日俄兩國在東北從來就勢不兩立,即使在蘇聯成立之後,這種矛盾衝突依舊是其遠東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約因素。蘇聯政府對中國的一切政策,幾乎都要受到這一衝突的直接影響和左右。一切便利於日本擴大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的人物和事件,無論如何都會受到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一向為「東北王」的張作霖從來都是依靠日本的,蘇聯政府最初幾度試圖施加影響,結果張作霖不僅毫不領情,反而為爭取日本及英國對其北京政府的支持,以武裝搜查北京蘇聯大使館,公佈蘇聯秘密外交文件的極端措施相報,這使得蘇聯方面對其留有極惡劣的印象。張學良繼承其父張作霖的地位之後,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慫恿下,舊事重演,輕率地派兵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繼而試圖以武力收復根據1924年中蘇條約仍舊主要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的中東鐵路,引發了著名的中東路事件,此舉自然更加深深地得罪了蘇聯人。直到東北三省淪陷之後,張學良才漸漸意識到其前此做法之不智。因為從日本入侵東北三省之後,從整個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情形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這個世界上,唯獨只有與日本積怨甚深,並直接受到日本進攻威脅的蘇聯才是可能幫助他實現收復東北願望的強大力量。
  因為想要取得蘇聯的幫助,張學良在1933年夏天旅歐期間曾多次想與蘇聯方面取得聯繫。他先是通過南京政府駐法公使與蘇聯大使聯絡,要求訪蘇,後又通過東北前抗日將領馬占山等私下與蘇聯有關方面進行交涉,結果全都毫無結果。蘇聯方面對張學良的不信任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張學良根本不知道,蘇聯情報機關這時也曾秘密地派人接近過張學良,以探詢張學良與蘇聯絡的真實動機和背景。他們曾通過歐洲的共產黨組織派了一名叫余斌的華裔英國共產黨員,秘密瞭解張學良的情況。據余報告,他同張學良在一起住了整整一個月,張確實對蘇聯抱以極大期望。他甚至再三強調余應當到蘇聯去學習,為此他願提供一切費用。
  要抗日,必須聯蘇,這一點張學良已確信不疑。可是如何能夠使蘇聯政府改變對自己過去的印象呢?張學良對此竟一籌莫展。如何才能接通蘇聯,並使蘇聯接受自己呢?自歐洲回來之後,張學良只能寄希望於南京政府,如果蘇聯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援助了自己。可如今等了幾年之後,特別是在與紅軍交手受挫之後,他對此已深感絕望,如要等到南京政府真正完成安內與統一再來抗日,恐怕是河清無日了。因此,他不得不設想通過另外的途徑來推動中國走向抗日。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轉而寄希望於中共之幫助,是再合理不過的了。事情明擺著,在中國,中共是蘇聯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蘇聯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獨不能不援助中共。如果中共願意為其奔走,蘇聯或者會愛屋及烏,逐漸對他另眼相看。不過,張學良最初看來並不相信遠在陝北窮鄉僻壤的中共和紅軍會與蘇聯有什麼直接的聯繫,因此,即使在與陝北紅軍接上關係之後,他也仍舊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利用赴南京的機會,親自前往上海,請李杜代他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秘密組織或上海的共產黨。很顯然,他並不清楚,這時的上海早已不是中共與蘇聯及共產國際聯絡的樞紐了。李杜的使命自然難以完成。
  不得已,張學良只好又反過頭來求助於陝北的紅軍。特別是2月下旬外出期間,張學良注意到紅軍2月20日開始發動東征山西的戰役,打出的竟是「打通抗日路線」的旗幟,這更使他多少有些心急。這是因為:一方面,有「山西王」之稱的閻錫山與張學良在對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問題上頗有些共同語言,張正在努力爭取得到閻錫山的同情並與之達成共識,以此來形成對蔣介石的政治壓力。紅軍如今一打,自然會迫使閻錫山轉而支持蔣介石的安內政策,這將使張學良勸說閻錫山的工作前功盡棄。另一方面,紅軍東征山西,勢如破竹,輕而易舉地擊潰了閻錫山5個團,俘虜1200餘人,佔領了石樓、中陽、孝義、汾西、隰縣、永和六縣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區,如果紅軍真的照其公開宣傳的目的,全力以赴殺上華北抗日前線,難免很快與在華北的日軍發生接觸,結果很可能誘發全面戰爭。考慮到目前國民黨各個實力派別的不同心態,若不能盡快接通與蘇聯方面的聯繫,此種作戰能否引起全國範圍的響應和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頗難預料,那時情況或將變得更為複雜,甚至不利。這也是張學良急於在一周之內會晤中共領導人的原因之一。可是,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實際上沒有能夠在3月5日之後的一周時間內見上面,這次會晤的時間由於種種原因竟整整推遲了將近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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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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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到李克農的電報之後,毛澤東與彭德懷於3月5日當天就從山西前線發來回電,說明原可派在陝北後方指揮一切的周恩來與博古二人之一前去會談,可惜此二人這時均已去山西前線參加重要會議,如果約期迫切,最早也只能於3月17日左右趕到延安。《毛彭致李克農電》,1936年3月5日。不料,張學良由延安飛回西安途中,發現所乘飛機出現故障,不得不送去武漢修理,因此即使17日的會晤日期也不能確定。飛機剛剛修好,張學良又突患喉症,醫生叮囑務必小心休息,會談之說只好再度延期。若等到喉症好了,根據原定日程,張學良又要於19日離陝赴滬辦事去了。因此,原定及早會談的設想自然未能實現。
  另外,中共中央得知張學良患病在身,也不再去電催促。因為中共中央早已決定要在山西石樓召開重要會議,討論和貫徹剛剛得到的共產國際七次大會的文件,以便統一黨內對統戰工作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剛剛趕來山西的負責陝北工作和與東北軍談判的政治局領導人周恩來或博古如果不能出席,未免不是一種損失。但到16日,關於中共中央談判代表的人選已經確定了,那就是周恩來。在16日這一天毛澤東和彭德懷給王以哲的電報中明確稱:敝中央已決定派周恩來同志為全權負責代表到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計。時間可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具體日期由張學良先生確定後電告即可。
  這時,東征山西之紅軍前鋒已經到達文水、交城、介休、靈石、霍縣、趙城、洪洞、臨汾一線,並佔領了同蒲路之一段。閻錫山在山西的整個統治因而嚴重動搖。山西一向是閻錫山的「獨立王國」,如今閻卻不得不向南京政府求援了。於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開始陸續進入山西境內。同時,為加強陝西圍剿和牽制的兵力,蔣介石也進一步調派中央軍開到陝西來。可是,這樣一來,紅軍所面臨的形勢就漸漸變得不那麼一帆風順了。不過,這時為此更焦慮的,其實還不是中共中央,而是那些在陝北地區與中共和紅軍暗通關節的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將領們。張學良在與李克農的談話中,就明確認為打閻錫山政治上未必好,在山西會不易立足,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戰,條件亦不成熟,得不到蘇聯的援助,靠自己單獨來抗日很難成功。楊虎城部負責與紅軍聯絡的軍官也紛紛對紅軍的行動表示難以理解。孫蔚如軍長更直截了當地對中共代表說:紅軍過黃河是不妥的。不僅政治上要受不好的影響,而且必然給蔣介石以增兵陝北、進攻紅軍的借口。另外一些軍官甚至斷言:「紅軍到處都是幫助蔣介石解決雜牌軍隊的」,在四川、貴州如此,「現在又是這樣」。東北軍中瞭解張學良和共密謀的幹部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尤其擔心中央軍大舉開入陝西,那樣勢必會使剛停止下來的剿共戰爭重新展開,東北軍難免再度成為犧牲品。即使不考慮此點,以紅軍現有之兵力,與閻錫山作戰也未必有決勝的把握,一旦失利,前途亦不堪設想。
  但友軍的擔心看來並沒有引起中共中央的同感。此時,陝北蘇區南線已經分別同東北軍之67軍和楊虎城駐宜川的部隊達成了諒解,北面井岳秀部已經被擊退,高桂滋部也已經與紅軍達成默契,其駐周家嶺一帶的87師511團甚至與紅軍簽訂了一個書面的「互不侵犯協定」。該協定內容如下:(一) 立即停止彼此間的軍事行動,各守原地,互不侵犯。(1) 紅軍部隊與來往人員在五一一團駐地附近往來時,五一一團所屬部隊應以友軍待遇;如有蘇區的公務人員與通商者進入五一一團駐地時,五一一團應切實保護並以友誼招待。(2) 五一一團駐防各碉堡寨壘間往來之交通部隊與人員,紅軍各部隊應以友軍待遇;如來往蘇區的之公務人員與通商者,紅軍應切實保護並以友誼招待。但在交通線內除現有堡寨外,五一一團不得再增加碉堡。(二) 雙方必須參加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實行對日作戰。(三) 雙方負責保障人民之集會、言論、結社自由。(四) 雙方部隊要保護人民春耕。(五) 五一一團在蘇區的眷屬,由紅軍負責保護並招待,送赴五一一團團部駐地周家嶺。五一一團拘捕蘇區之人員,亦須全數交紅軍代表帶回,並保護其安全到蘇區。(六) 以上各條,由雙方代表簽字日起實行。紅軍代表張雲逸、五一一團代表王立山。因此,原來關於紅軍主力東去,陝北蘇區將會變成游擊區的那種擔心,在中共中央內部幾乎不復存在。加上紅軍東征一直相當順利,這時也還是處於順境之中,並未遇到嚴重抵抗,中共中央十分希望能夠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因此,中共方面還並不認為形勢已經有了不利於自己的變化。當然,為求得友軍,特別是東北軍高級將領能夠對紅軍的行動多少有所理解,毛澤東與彭德懷於3月22日專門致電張學良、王以哲及全體東北軍官兵同志,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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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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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國賊閻錫山勾結日帝侵略華北,危及晉、綏,復受日帝指揮,派兵六旅之眾,屠殺陝北蘇區民眾。國人痛憤,罪不容誅。鑒於日帝之邁進華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抵抗暴日,閻錫山竟為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攔阻紅軍……敝軍迭次宣言,全國紅軍白軍亟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乃閻錫山置若罔聞,不顧民族國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與同胞為敵,誠不識是何居心。諸公深明大義,抗日救國早具同心,應請仗義執言,責閻錫山以叛國之罪,勸其即刻悔悟,撤其攔阻紅軍之兵,開赴張家口與紅軍一同執行抗日任務。敝軍本民族大義,決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賣國,繼續執行日本攔阻紅軍之任務,則紅軍為貫徹抗日目的計,不得不首先誅此賣國賊。至於陝甘蘇區(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為抗日戰爭之後方,堅決鞏固此後方,使我抗日將士安心殺敵,應不獨紅軍與全蘇區抗日人民之責,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愛護維持之心。倘有攪亂此抗日後方者(例如毛炳文輩),願諸公與敝軍聯合制止之。
  指閻錫山為賣國賊,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紅軍這時軍事行動的一種需要。至於閻錫山這時對抗日態度如何,其與張學良有何種共鳴,中共方面自然一無所知。實際上,閻錫山此前與張學良一樣,也在「找國際(指共產國際)及黨(指中共)的關係」。據中共北方黨部軍委負責人王世英此後幾天的報告看,閻錫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設法與中共方面進行聯絡,至2月紅軍東征之前,閻本人至少已經與北方黨部的代表有過三次談話。閻所擔心的自然是山西能否繼續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對於中共代表所稱中國唯一出路在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閻錫山明確表示贊同。但他聲稱中共的說法不論站在民族方面、國家方面或民眾方面,都是對的,只是在房子裡談可以,站在他的立場,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卻不可以,「因為一談就是很大亂子」。而對於中共代表所說山西唯一出路是與紅軍訂立協定,閻錫山則表示異議。他也知道山西確在危機之中,東有日本,南有蔣軍,西有紅軍,但他的態度是「對誰也不妥協,保持中立」,堅持繼續獨立控制山西局面。他聲稱,他的防共保衛團計劃每年訓練15萬人,三年可訓練45萬人,到那時他什麼都不怕。可是,不論閻錫山如何嘴硬,他主動並且是三番五次地找中共代表談話,清楚地說明他這時已經頗為恐慌和動搖。中共對閻錫山展開統戰工作並非毫無可能。但由於戰爭已經打響,儘管3月下旬中共中央聽取了王世英的口頭匯報,但對閻錫山的態度一時也難以改變。
  1936年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文件精神討論了統一戰線方針與軍事行動計劃問題。根據討論情況可知,中共中央這時以「聯俄聯共」為分水嶺,把國民黨區分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兩大類,仍舊把閻錫山歸為「民族反革命」一類。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馮玉祥、閻錫山等為「民族反革命派」,「堅持反革命立場」,「反對聯俄聯共」。分析也承認,這一派內部也並不統一,沒有口號,有些甚至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只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戰線」。除此之外,一切「聯俄聯共」者,均可視為「民族革命派」。但他們中間仍可分為三類,右翼不用說,「與蔣無嚴重區別」,重要的是中間力量,張學良就屬於這一派。分析認為,這一派反對日本殖民政策,主張聯俄聯共,可與我們走一致的路。但是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義者,都不相信中國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由此可知,一方面由於張學良前此談話中不主張反蔣,一方面也因為張學良、馬占山、蔡廷鍇等軍事領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這時對張學良的評價還並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來,自己真正的同盟者應當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這就是以宋慶齡為代表的軍隊中下層、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勢力,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故「此為我們與反革命爭奪的中心」。至於如何有效地爭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認識很一致:第一,必須要高舉抗日的旗幟;第二,必須要高舉聯蘇的旗幟。當然,對於這時的東征抗日問題,毛澤東也作了專門的解釋,說明我們提出「全國紅軍集中河北」的口號,並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尋日本人開戰。他指出:紅軍固然不怕與日本作戰,也不必等到數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終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非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不可」。在目前這種國內和國際政治形勢下,沒有蘇聯的援助和參加,僅靠紅軍的力量直接對日作戰是不可能的。要想實現直接對日作戰,首先必須實現「紅軍與蘇聯接近,蘇區與蘇聯打成一片」。故東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線」,「唯一的任務是取消賣國賊的資本,並擴大紅軍」,創造大規模的根據地,為聯蘇抗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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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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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農這時也趕到山西石樓,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毛澤東上述的談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針對張學良的一些說法講的。把張學良排在「民族革命派」的第二類,反映出共產黨人已經明確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同時又不滿意他革命的不徹底和不堅定。但無論如何,中共中央這時已經把張學良確定為「革命派」,對他和東北軍的政策自然與對「反革命派」蔣介石的政策截然兩樣。因此,紅軍對東北軍,特別是與王以哲的67軍,這時已經建立起十分密切的關係。被困數月之久的甘泉守軍,在紅軍的引導下,終於實現了久已渴望的換防。王以哲電告膚施(延安)2000名守軍糧草缺乏,毛澤東等立即致電中共陝甘省蘇維埃「擴大群眾賣糧草運動,盡量供給」,並電王可從鄜、洛大道送糧往膚施,「敝方沿途保護,不成問題」。於是,幾天後,100餘馱給養就順利地從洛川運送到了延安城。
  3月下旬,張學良終於再度回到西安,並如前約邀請周恩來前往延安會談。王以哲4月5日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稱:張代總司令擬於8日晚8時在延安與貴方代表周恩來晤談,請兄如期至延安城外附近暫駐,待我方派人去聯絡。
  4月5日晚得電後,毛澤東和彭德懷即電告周恩來。周當即與李克農等如約於4月7日動身,準備8日下午到達延安城外,等待東北軍方面派人接引入城。不料,因雨雪將至,天陰風大,雙方電報均發不出去。周恩來等於8日下午到達延安城外川口之後,一直等到當晚10時仍未見延安來人接應。張學良、王以哲也停在洛川未動,等待消息。直到9日晨雙方電訊接通後,
  二人才於上午由洛川飛延安。9日晚8時許,周恩來、李克農等才由張學良派來的人員接入延安城內。
  延安會談由4月9日晚9時進行至10日凌晨3時許,
  時間長達6個小時之久。關於此次會談的內容,如今各種記述中比較流行的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張學良本人在將近20年之後寫的《西安事變懺悔錄》裡的說法。張學良在書中這樣說: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來會面,約談二、三小時,良告彼,中央已實施抗日準備,蔣公宵旰為國,雙方辯論多時……周承認蔣公忠誠為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蔣公舊屬,如中央既決心抗日,為什麼非消滅日人最痛恨而抗日最熱誠之共產黨不止?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決心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係,重受蔣公領導,進而討論具體條件:(大致如下)
  (1)共黨武裝部隊,接受點編集訓,準備抗日。
  (2)擔保不欺騙、不繳械。
  (3)江西、海南、大別山等地共產黨武裝同樣受點編。
  (4)取消紅軍名稱,同國軍待遇一律。
  (5)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事工作。
  (6)共黨停止一切鬥爭。
  (7)赦放共產黨人,除反對政府,攻擊領袖外,准自由活動。
  (8)准其非軍人黨員,居住陝北。
  (9)待抗日勝利後,共黨武裝一如國軍,復員遣散。
  (10)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為一合法政黨。一如英、美各民主國然等等。
  依據張學良的這種說法,延安會談所討論的,完全不是如何抗日、如何聯蘇的問題,倒是如何使紅軍受南京政府改編與共產黨如何服從蔣介石領導的問題。嚴格地說,蔣介石在一年之後試圖做到的也不過如此,結果尚未能完全如願,而這時張學良卻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蔣介石還要圓滿得多。這樣一種說法顯然頗難使人相信。
  另外一種說法多半來自劉鼎。在延安會談中,參加者只有5個人,即張學良、王以哲、周恩來、李克農和劉鼎。以後因王以哲死於1937年2月,周恩來、李克農均無關於此次談判的系統回憶,唯一還有系統回憶的就只有劉鼎了。
  劉鼎,原名闞尊民,1924年赴德國勤工儉學,1925年8月受中共旅歐支部指派,隨朱德等60人經莫斯科回國參加工作。但到莫斯科之後,因情況發生變化,中共旅莫支部決定劉鼎等22人留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學習,劉並在東方大學期間成為中共黨員。經過幾年學習之後,劉返回國內參加工作,直至1934年底被捕,後入九江反省院。1935年10月,劉獲保釋出獄,並返回上海。十分偶然的是,恰好張學良此前曾用過一位叫潘文郁的留蘇學生作秘書,此人曾做過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秘書,雖然已經脫離共產黨,但對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各種主張,特別是對蘇聯的情況相當熟悉,能力極強,給張學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潘文郁因被南京方面懷疑通「匪」,逼迫張學良將其殺害。張學良對此事深以為憾。此時張學良又要聯蘇,又要聯共,身邊恰好非常需要像潘文郁這樣熟悉蘇聯和共產黨的人。因此,張學良要求李杜代為尋找。李幾經周折,終於通過一向與上海共產黨組織有關係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找到了劉鼎。劉鼎的情況正好與潘文郁的情況十分相似,其剛從監獄「經保釋放」,到張學良處工作在政治上也不會引起麻煩。故李杜將劉鼎的情況通知張學良後,張相當滿意,很快於3月下旬派參謀趙毅前來上海,將劉鼎接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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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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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幾次晤談後,張即帶劉前來延安參加會談了。劉鼎回憶自己到西安的時間是3月10日,負責整理劉鼎回憶筆記的張魁堂先生推斷劉鼎關於此一時間的回憶有誤,認為劉到西安的時間應在3月20日。這兩種說法看來都不正確。因為已知劉鼎行前見過董健吾,而董此前正在陝北,他離開瓦窯堡的時間是3月5日。這時瓦窯堡到西安通常要花4天左右時間,即先花3天到洛川,然後再由洛川坐車或乘飛機去西安。如此再加上董從西安到上海的時間,可以肯定,董最快也要在3月10日以後才能到上海。就是說,劉鼎在3月10日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不可能在上海見到董健吾的,因而劉不可能在3月10日到西安。同樣,劉也不可能在3月20日到西安。因為劉清楚地記得,他到西安後的第二天,就被帶去張公館見張學良。可是,根據當時電報和公開的報道,張學良在3月19日就已經離開了西安,直到3月26日才返回西安。因此,劉鼎到西安的時間應該是在3月26日張學良回西安之後,和張學良4月初到洛川之前。
  劉鼎關於延安會談內容比較完整的文字回憶,見於其1975年間所記的追記筆記。據劉所記,當時總共討論了6個方面的問題,分別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抗日救國道路問題;聯蔣抗日問題;聯蘇問題;停戰通商等問題;以及培養幹部的問題。毫無疑問,劉鼎因為後來曾經長期擔任編寫《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組長一職,因此對周恩來會談之後給中央的談判報告內容很清楚,其筆記中無疑利用了當時周恩來報告中的許多內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劉鼎在回憶中卻有與周當年的報告不同的內容,這就是所謂「聯蔣抗日」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無論是在中共中央為談判所規定的內容裡,還是在會談後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裡,都未曾有過。
  據劉鼎回憶,會談中張學良最關心的就是聯蔣問題。因此,他力勸中共放棄「抗日反蔣」的方針,實行聯蔣抗日。稱:
  張學良認為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義反對,不好辦。張說,蔣有民族情緒,在國民黨中領導力量最強,據他回國後兩年的觀察,蔣可能抗日。……蔣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錯在「攘外必先安內」,把這錯誤政策扭過來,就可以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做到這些不容易,要作艱苦工作。共產黨在外面逼,他在裡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張學良還表示,除非蔣投降日本,否則他不能反蔣。
  據劉鼎說,對張學良的聯蔣主張,周恩來的回答是:「毛澤東同志也有這樣的想法」,「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回去報告中央,認真考慮再作答覆」。此處引號中的話,據說是1961年7月4日周恩來與張學銘夫婦談話中說的。
  結果,「張學良提出的聯蔣抗日主張促進了中共中央的決策。周恩來向中央反映了張學良的意見後,大多數同志感到如果反蔣口號連張學良這樣熱心聯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的人就更難了。聯蔣抗日的問題就定了下來。五月五日紅軍回師通電不再提反蔣口號」了。張魁堂:《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周恩來年譜》也支持這樣的說法。在談到周、張延安會談時,年譜稱,「周恩來說: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顯而易見,張學良和劉鼎兩個人的回憶,在對蔣介石的問題上頗有些相似之處。只不過一個強調當時說的是「擁蔣」,一個肯定當時說的是「聯蔣」;一個說周恩來當場承認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一個說還要回去考慮考慮。然而,問題在於這兩份事隔多年的回憶,在這一點上同當年周恩來會談之後第二天所寫的報告內容全然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派去的代表,中共中央在決定派周前去延安談判的同時,曾明確規定了此次談判的內容和原則。關於談判原則,早在2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給李克農的談判訓令裡就已經寫得明明白白了,即中共不接受任何有損蘇維埃政制與紅軍利益的要求,但也不要因為張學良不同意反蔣而與其發生爭執。至於談判內容,則具體提出5個方面,其中特別迴避了對蔣問題的討論。而有關談判內容的提議,也已經通知了張學良與王以哲。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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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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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
  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
  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
  四、聯合蘇聯及選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
  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
  上面的情況說明,中共中央這時不僅沒有像李克農第一次見張時那樣,要求周恩來力勸張學良參加「抗日反蔣」,而且乾脆主張周恩來適當地考慮迴避這個問題的討論。當然,這並不等於說中共中央不準備再勸張學良另立局面,「抗日反蔣」。但既然中共中央已經瞭解張學良可能會有與蔣介石類似的提法,並已經在一個半月前指示李克農堅決反對,於3月下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再次明確肯定了蔣介石是「民族反革命派」,說剛剛出席了這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的周恩來會輕易地被張學良說服,並支持張關於改變中共政策的提議,這怕是很難想像的。事實上,在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後的報告當中,確實也不存在任何這方面的內容。
  為了便於讀者更完整地瞭解周恩來所報告的談判內容,我們不妨將如今已經公開的報告作較為詳盡的引證。
  此報告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張學良對於周恩來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二部分是張學良的一些重要觀點;第三部分是周恩來對張學良的基本估計。但由於報告較長,又分兩次寫成,有些問題略有重複,加上當時收報有誤,個別字讀不出,個別段落被分割顛倒,因此以下引述的報告已略加整理。
  對周恩來說明的有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東征、反蔣抗日、派代表赴蘇和保證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問題,張學良的意見大要如下:
  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開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蔣令,進駐蘇區。他認為,紅軍與日帝一接觸,不打紅軍,共同抗日的運動便可會起。
  二、全國主力紅軍集中河北,他完全贊助。但他認為方面軍在山西恐難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爭取綏遠,解決德王,以綏遠為根據,靠近外蒙。
  三、如我堅決東向,他可通知東北軍在直南平漢路西的四師與我聯絡。四方面軍如北上,他可使陝甘部隊讓路。二、六軍團則須取得中央軍同意方可,他願為此事活動。
  四、對蔣問題。他的問題部下確有分化,現在歧路上,他現在反蔣做不到,問題如蔣確降日,他定離開他。
  五、派代表赴友邦,他由歐洲去,我們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並派人聯絡盛世才。
  六、他再不聽命,無以回答,問題是蔣有電責他,並轉閻電報,說他隔岸觀火。他原意先取關中,並求直羅鄜縣封鎖,但蔣堅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澗、綏德,楊虎城由宜川出延長、延川。
  七、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他認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願醞釀此事。十大綱領,他研究後,願提出意見。
  八、最後商定紅軍在關中積極行動,在韓城、澄城牽制楊部,並派人赴陝南(由張設法送去),令陳先瑞向藍田、鄠縣活動,威脅西安,以便東北軍借口而進行洛、鄜、甘、膚間的築碉修路(彼此交通仍舊)。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勢變動再定以後行動。
  九、經濟通商。
  普通購物由我們在他防地設店自購,無線電、藥品他可代購辦,並可送彈藥。應互派一得力人偽裝偵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頭腦及色彩不濃之人在他處做事活動,克農因公開,不便在他處任事。《中共黨史資料》公佈的周恩來此一報告與原文比,一來內容上似不完整,二來日期上似乎也提前了一天。公佈的時間是1936年4月10日,而原文落款時間則為11日。當然,報告起草和發報完成的時間可能為10日及11日兩天,但公佈者未加任何說明。另報告文字整理似乎也有可疑之處。如原文「對蔣問題」一段,應為「他的問題部下確有分化問題,現在歧路上,他現在反蔣做不到,問題如確降日,他決離開他」,公佈的文字則修改為:「他認為蔣部下確有變化,蔣現在歧路上。他現在反蔣做不到,蔣如確降日,他決離開他」。從原來的文字看,除最後一個「他」字外,很難認為原文中前半段的「他」字指的一定是蔣介石。實際上,從討論「對蔣問題」的角度看,「他」多半應該是指張學良自己,所謂「部下確有分化」,「現在歧路上」等,多半都是指張學良,而非指蔣介石。故這段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張的部下現在已有分化,而他自己現在卻還很矛盾,至少「他現在反蔣做不到」,但是蔣如真的降日,他定離蔣另干。修改後的文字將前面的「他」改成「蔣」字之後,意思完全改變了,成了「蔣現在歧路上」,張因為蔣介石還處在抗日與降日之間而不能反蔣。這種修改很難認為是準確的。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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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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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總結談話中張學良就抗日、聯蘇、蔣介石國民黨各派基本傾向及其前途等問題,所表達的主要看法是:
  一、張談抗日的問題,(1)抗日戰爭發生後日本將在中國沿海樹立許多御用政府,封鎖中國沿海,中國抗日沿海困難。(2)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內部變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將如何?
  二、蘇聯是否必幫中國?蘇聯是否真心助中國?是否為利己?
  三、張承認紅軍是真心抗日,剿共與抗日不能並存,紅軍東向可與日本接觸,有了導火線,東北軍即可響應。但他不相信紅軍進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勝日,故他希望紅軍到時由綏出察,可靠外蒙。
  四、他認為國民黨完了,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共產黨,一條法西斯。
  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國,在國民黨要人中只佩服蔣尚有民族情緒,領導大得力,故相信幫蔣能抗日。同時他也知蔣之左右多親日派,蔣不能下抗日決心,且極矛盾。
  六、張之立場,如蔣降日,張即辭職而另干。故現時派人去新疆聯絡盛世才,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張有把握。
  七、張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他的內部有秘密組織,梁干喬在內。國家主義派在張處的已失敗,李石曾等已降日。蔣在張周圍有偵探,其特務均為蔣的人。
  八、張認為閻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過甚。兩三星期後張擬仍往太原,問閻是否有意聯紅軍。同時,張亦認為閻與日人來往完全不得要領。
  九、南京各派蔣系,(1)藍衣社(真名復興社)為蔣信徒。(2)陳果夫則主聯俄,馮(玉祥)、於(右任)則主聯俄聯共,唐生智主抗日,翁(照垣)、蔣(光鼐)、蔡(廷鍇)主抗日聯共,陳誠、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學系、安福系、何應欽、張群等均親日,宋子文與蔣關係未恢復,張主張我們寫信給陳(誠)、胡(宗南),並找CC派。
  十、表示不願打紅軍,但現在不能停,蔣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現處苦悶。北進想駐清澗綏德大道,道路旁山區可為蘇區,亦可讓出通黃河交通。同時他承認剿共北進就不能抗日。他承認在東北軍中仍要提出紅軍抗日便是我們朋友、擁護紅軍抗日口號。他說明東北軍北進膚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駐洛川。
  從以上周恩來關於張學良談話重點的報告中,我們看不到在張學良的懺悔錄中和劉鼎追憶筆記中所記錄的勸告中共聯合蔣介石的那些情況。很明顯,至少在周恩來看來,會談中關於蔣介石問題的討論並不佔重要地位。不過,周恩來仍舊明確提出,張學良應該離開蔣介石,和共產黨一起實行「抗日反蔣」,而張學良的回答是:「他現在反蔣做不到」,以後要看形勢發展再作決定。他這時對蔣的看法是,蔣是兩面的,既有民族情緒,可能抗日,又為親日派所包圍,可能降日。因此,他對蔣也是兩手,現在還想幫蔣,認為幫蔣才能抗日,同時也注意到另一種可能,故暗中準備在西北聯俄聯共,另立局面。有誰能夠想像,處在這樣一種將信將疑,連自己都準備另立局面的矛盾態度之中的張學良,會力勸中共應當擁蔣、聯蔣?其實,周恩來對張學良的這種態度也是心中有數的,因此,周向張解釋抗日之必要與可能,解釋蘇聯援助中國之必然與真心,解釋紅軍在山西站得住,對日軍作戰有把握,卻並不多談對蔣問題。並非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爭論而已。因此,說什麼周恩來被張學良的擁蔣、聯蔣主張所打動,表示要回去勸說中共中央改變政策,恐怕不合邏輯。不僅如此,事實上周恩來仍舊把「抗日反蔣」視為一體。他明確認為:張學良現在之所以還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與蔣介石相對抗,而他還不能完全改變對蔣介石的幻想。周恩來於會談後第三天就在一封電報中說明過此點。電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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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撥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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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目前行動,彼因對蔣尚幻想及利害關係,反蔣尚不可能,但認識蔣真投降,彼即離蔣獨干。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周恩來無論會談中還是會談後,仍舊寄希望於張學良能夠轉而參加抗日反蔣。而周恩來也斷定,張學良具備這種轉變的基礎,只要條件成熟,他肯定會站到共產黨一邊來。周恩來總結他的印象是,估計張:
  一、確有抗日聯共聯俄要求及初步決心,但揭旗抗日,必須情況發展到下列程度:(1)紅軍與日本直接衝突;(2)國際外交有進一步開展;(3)或蔣介石急他,蔣降日賣國狀況益顯著時。
  二、目前行動,只要我們在關中能打擊東北軍,楊部在宜川不進,沿潼關到膚施大道發展游擊戰爭,摧毀其沿途工事,並乘其主力回調,擊中央軍,打通永和關以南兩岸交通,判斷東北軍北進行動可暫停止,以便促進局勢開展。
  三、張對經濟、通商、交通上助我,確有誠意。
  從上述報告及相關文件的內容中,我們怕是很難相信延安會談有所謂張學良力勸中共實行擁蔣、聯蔣,周恩來為之心動的情節。其實,關於周恩來延安會談後究竟是繼續堅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蔣」方針,還是接受所謂「聯蔣抗日」思想的問題,從周恩來回瓦窯堡後寫給張學良的親筆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稱:
  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前方,鹹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後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復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
  在這裡,周恩來主張張學良反蔣的態度,可以說是再明白不過了。蔣介石為日帝所要挾,屈服難免,其進兵山西、抗議蘇蒙互助協定,足以為證。以蔣勢力之大,排斥於抗日戰線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為了要抗日,就替蔣介石這樣的人做殉葬品。故真的要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就應當迅速準備聯合紅軍,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對。由張魁堂整理的《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三)》稱,周恩來信中所謂「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是「中共主張有條件地聯蔣」。此說顯然曲解了文意。這就是周恩來的態度。其中豈有「聯蔣」之意?
  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回瓦窯堡向留守後方的軍政委員會匯報了會談的全部內容之後,給毛澤東的第一封電報中,就直截了當地稱呼蔣介石為「蔣賊」。他同時起草的向東北軍宣傳的口號,明確地主張東北軍應以蔣介石為敵,主張東北軍官兵「反對接受蔣介石命令自相殘殺」,提醒他們認識到「強迫東北軍搗亂抗日後方是蔣介石賣國鐵證」、「強迫東北軍開入蘇區分散兵力是蔣介石陰謀」。
  由此可想而知,如果說延安會談促成了什麼人對蔣政策的改變,那麼至少可以肯定地說,被改變的絕不是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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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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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經過兩次洛川會談,張學良與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已經相當接近,但頗讓人奇怪的是,在延安會談中,張學良的言談話語,卻並不十分坦白。特別是在對蔣介石的態度問題上,張學良看來還多少留了一個心眼。結果,延安會談並沒有使雙方關係取得重大突破。對於張學良的種種許諾,共產黨方面還多少有些將信將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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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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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經過兩次洛川會談,張學良與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已經相當接近,但頗讓人奇怪的是,在延安會談中,張學良的言談話語,卻並不十分坦白。特別是在對蔣介石的態度問題上,張學良看來還多少留了一個心眼。結果,延安會談並沒有使雙方關係取得重大突破。對於張學良的種種許諾,共產黨方面還多少有些將信將疑。
  在得到周恩來11日電報的第二天,毛澤東和彭德懷曾專門就此通知後方軍事領導人說:「我們與彼方新的談判已經成就。此種談判就全局看對於我們是有利的,雖然就局部看屬於不利(彼方進兵甘延並沿路築堡)。」但毛澤東、彭德懷在電報中仍舊指示部隊要保持高度警覺,對東北軍仍要嚴加防範,稱:「在我們沒有得到彼方通知,因而沒有發出可以允許彼方部隊通過與建築防禦物的通知給你們時,你們應堅決打擊之。在我們將來對外交交涉時,可將此種行動作為你們及地方部隊獨斷行動,並不妨礙大局。」
  兩天後,毛澤東與彭德懷進一步提出立即設法去西安購買3000支步槍、60萬發子彈,以及各種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和中西藥材的問題,認為可以以此來驗證張學良、王以哲聯共是否真有誠意。他們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特別強調說:「關於軍用品購買須有一專門組織,有專門負責人去洛川或西安,與王或張專門接洽此事。張、王是否真有誠意與決心,以其對此事之態度為證。」
  嚴格地說,中共和紅軍此前確已通過甘泉解圍、協助換防和運送糧草給延安城守軍等事,表明過自己的誠意,而張學良尚無任何具體表現,毛澤東等有所懷疑也在所難免。不過,不論信任與否,對張學良的統戰工作仍舊為全黨全軍所矚目,而且是關係到紅軍在陝北成敗的一個重要問題。故談判結束後,中共中央就通報了會談的成績。電稱:
  (一)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認為唯一出路,十大政綱張研究後提出意見。
  (二)贊助紅軍集中河北,四方面軍出甘肅,張之部隊可讓路;二六軍則須得中央軍同意,彼可任斡旋。
  (三)派赴蘇聯代表,他的由歐洲去,我們的張任保護,由新疆去。
  (四)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並謂如紅軍與日軍接觸,則全國停戰運動更有力。
  (五)在他未公開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蔣令,進佔蘇區。彼現準備以王以哲軍入膚施,沿路築堡。雙方交通仍舊如此。一個月再看形勢發展,決定對楊虎城集中宜川,進佔延長,彼要我們派隊至韓城阻擾,同時令陝南陳先瑞部北出擾亂西安,令關中區大活動,如此彼有所借口對蔣。
  (六)通商問題,普通辦貨由我們設店自購,軍用品由他代辦。子彈可供給。
  (七)互派代表常駐。
  (八)	張雲紅軍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難立足。彼主張紅軍經營綏遠,但如紅軍決定出河北,他可通知萬福麟部不打我們。
  鑒於山西前方戰事日益緊張,且經由山西轉電陝北費時誤事,毛澤東和彭德懷迅速將陝北一切統戰工作及聯絡任務轉交給了周恩來。他們於14日致電周恩來稱:「張楊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係,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對王以哲電台僅於你認為有必要時才用彭之名義發生一些交際性質之關係。」同日,毛、彭二人並將此一決定正式通知了張學良和王以哲。
  由於周恩來實際上已經直接負責與張學良、楊虎城的交涉工作,因此,周在回瓦窯堡同留守的軍政會討論之後,也已就下一步與張、楊聯絡和派人赴蘇等具體問題進行了安排。他在給毛澤東、彭德懷的電報中提出:(1)決派劉鼎留在張學良處。劉鼎同志與張學良繼續開展談判,增進具體辦法,並協助張學良組織其幹部(東北軍有抗日情緒,但無組織,且求不成得力人才,是張學良最大弱點,故張頗佩服蔣賊之黃埔生,而自己連教導團或隨營學校都沒有),灌輸抗日主張,與張同駐洛川。(2)與張處之聯絡員我方派白堅,隨劉鼎去駐王以哲處,表面任偵察員,來往蘇區,可進行下層軍官活動。(3)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4)派戴季英經張處去陝南陳先瑞處巡視。(5)鄧發同志代表中央偕張派赴新疆代表到迪化後轉送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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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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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國民黨中央軍陸續進入山西,閻錫山也已集中起4個縱隊進行反攻,紅軍此前佔領之大部分重要城鎮均已失去,作戰之自主性也受到極大限制。另外,根據4月13日周恩來從陝北發來的消息,「目前東北軍正以主力圍剿關中,以一五師、六十七軍構築中、洛、鄜、甘、延大道封鎖,並企圖配合十七路軍北進延長、延川、清澗、綏德,十七路軍之孫蔚如師已有一部進至宜川、韓城」,有向北進攻並封鎖黃河西岸之勢。一旦陝北張學良與楊虎城兩部沿鄜、甘、膚及延川、延長之線步步深入陝北蘇區,不僅紅軍唯一的戰略後方可能受損,而且東征作戰也將陷於極大被動。因此,毛澤東、彭德懷這時不能不格外擔心張學良和楊虎城是否真有與紅軍合作的誠意。為此,他們一方面要求周恩來通過「外交」途徑盡可能遲緩東北軍的推進,並派來山西前方匯報工作的王世英立即返回西安找楊虎城談判,一方面則要求東征部隊立即做好「向西回擊張學良、楊虎城之準備」。
  準備向西回師陝北,這在中共中央來說,無疑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戰略方針的改變。還在4月上旬,紅軍中部分將領就已經開始懷疑在山西是否站得住腳的問題了,但當時中共中央仍堅持認為,如果不能設法創造更大的根據地並取得蘇聯的直接支持,要想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對全國各反蔣派別的影響力,無論如何都是困難的。因此,中共中央明確發佈指示說:「中央與軍委的極重大的任務,是使第一方面軍在數個月內擴大至5萬紅軍以上,在山西與華北取得大勝利,在華北首先在山西經過游擊區階段,創造比較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在此根據地內建立模範的人民政權,成為號召全國革命的中樞,將此根據地與外蒙連接與蘇聯打通。凡此一切連〔聯〕繫於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的基本方針,連〔聯〕繫於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形成,也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外交可辦。」然而,不過半個月之後,即4月20日,中共中央就已經開始不再考慮回師陝北的問題了。變化之快是顯而易見的。
  究竟是回師陝北,還是繼續東進,毛澤東等這時還沒有拿定主意。從毛澤東4月20日給張聞天、周恩來和鄧發的電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這時還在考慮如何轉進綏遠建立根據地,與外蒙接通,直接取得蘇聯軍事援助的問題。電報要求鄧發盡快前往蘇聯,稱:鄧發去蘇聯的任務關於軍事者有如下各項:
  (1)對日作戰彼此雙方之共同步驟問題。
  (2)兩軍委通信聯絡問題。
  (3)我軍向綏遠行動並在綏遠創立局面問題。
  (4)技術幫助問題。能否接濟步槍、步槍彈、輕重機關鎗、高射機關鎗、步兵炮、新式架橋設備、無線電器材等。如能接濟,我軍在秋天全部開赴綏遠接運一次至兩次。
  (5)人員幫助問題。擔任特種技術教育者數人,擔任作戰者數人。
  很明顯,毛澤東等這時仍然準備在山西繼續作戰和創建根據地,並仍打算照原定計劃經山西轉進綏遠。但幾天之後,整個形勢已不容紅軍繼續在山西滯留,國民黨中央軍湯恩伯部及閻錫山的幾路人馬節節推進,紅軍已被全部壓到黃河東岸永和一帶狹小地區,西渡回師已成不可避免之勢。4月28日,毛澤東與彭德懷終於下令班師回陝。命令說:在山西是閻錫山加蔣介石(51個團)再加堡壘主義,在陝西是張學良、楊虎城在蔣令下向陝北進攻,企圖封鎖黃河,在甘肅是蔣介石之胡宗南部,再加上周巖兩部入山西,毛炳文調甘南,王均等在陝南與甘南,張學良原在環水區域之部隊調陝西,只有神府區域、三邊區域和環水區域及其以西地區較為空虛。「根據上述情況,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在陝西甘肅則產生了順利條件,容許我們到那邊活動,以執行擴大蘇區,鍛煉紅軍,培養幹部等任務。另一方面,粉碎賣國賊擾亂抗日後方計劃,亦是當前的重要任務」。據此,毛澤東與彭德懷向洛甫提議,應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針問題。電報稱:東面情況已根本的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紅軍已決定西渡。為此,提議開政治局會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之關連的問題,地點在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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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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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5月2日起,到5月4日止,在山西境內的紅軍全部順利地撤回了陝北。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中共中央於回師之際特別發了一個「回師宣言」,提出停戰議和問題,並且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改稱「蔣氏」。但此宣言的目的,正如毛澤東所解釋的那樣,「這是爭取白軍,推動運動,孤立蔣介石的好策略」,目的就是要「使蔣介石在全國群眾面前孤立起來」。誰都知道,蔣介石不會與紅軍握手言和的,不過正好,「不和則是賣國賊,打賣國賊!」
  至此,紅軍自2月20日開始的東征戰役全部結束了。比較1935年瓦窯堡會議所規定的作戰目標,可以知道此次作戰除了在人員、糧食和部分裝備方面獲得暫時的補充以外,原定的種種任務均沒有實現。毛澤東總結說:「此次失著是太謹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們未過黃河前對閻錫山估計太高」,在汾河西岸過於猶豫,沒有下決心東進到晉東南去。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定大大不同。無論如何,如今紅軍的處境顯得相當被動了。紅軍雖然在山西「斬獲」頗多,糧食、兵員乃至其他軍需品都得到了相當程度上的補充,其西撤行動也未受到任何損失,但是,山西境內大約30個團的國民黨軍隊一旦乘機跟進,陸續西渡,必將對陝北蘇區的鞏固帶來極為嚴重的威脅。值得慶幸的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5月初,負責與張學良聯絡的中共代表,突然傳來張學良願意聯合紅軍,抗日反蔣,在西北另立局面的驚人消息。這一消息顯然使中共領導人備感意外,更深受鼓舞。
  關於張學良決心聯合中共、另立局面的消息,最早見於劉鼎4月27日給李克農並轉周恩來的報告。劉鼎自延安會談之後隨周恩來進入陝北蘇區,並到瓦窯堡,向洛甫等留陝中共中央領導人匯報之後,於23日持周恩來給張學良的親筆信離開瓦窯堡,於26日返回洛川。當晚,張學良即與其談話,態度已與半月前延安會談時截然不同。根據這次談話,劉鼎第二天馬上以隱語方式寫信給周恩來,說明情況。信中說:事情出乎意料,原來人們所想到的太短促了。這位老頭兒昨夜同我見面,簡短的一段談話中,除了我預備要說的都談了以外,他第一給我一個東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計劃。這兩者都可見他一日千里地進步著。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劉鼎解釋說:
  所謂東西,是一本小冊子,名叫《活路》,最鮮明的提出了反蔣抗日,聯×聯×、分土地的旗幟。內容分四篇內容,約二千來字。內中有一些笑話:每士兵打回東北分土地五十畝。內中又有些過於樂觀:晉秦綏寧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會聯成一起。紅軍就是徹底抗戰的主力。內中除講外蒙蘇聯之幫助外,又說及日本內部革命的爆發。……他本人囑某起草,未經他校閱而書已印成,現在他也只是說「一口氣把我的話都說完了,不大好,不過秘密的,不要緊」。
  那麼,他那個「不小的計劃」又是什麼呢?報告稱:
  你看他的計劃,大則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這一邊)完全拿過來,東頭一條大道他也企圖著;小則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子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經開始用了「愛×」、「抗×」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然反對,同時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闆打一架也可也。
  對於這封信的內容,或許要稍加解釋。這裡所說的「老頭兒」就是指張學良,「大老闆」就是指蔣介石,「他家這莊大房屋」即指東北軍,「他的幾個傭人」即指東北軍的某些幹部,「聯×聯×」即聯俄聯共,「愛×」即「愛國」,「抗×」即「抗日」,如此等等。
  從這封信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張學良這時不僅與蔣介石離心離德,而且根本上就是分道揚鑣了。奇怪的是,為什麼延安會談時張學良還在那裡搞「外交」,患得患失地談什麼相信蔣有民族情緒,幫蔣能抗日之類。從張學良介紹《活路》一書的出籠過程看,延安會談之前他其實就已經同《活路》的作者談過類似聯俄、聯共、抗日,乃至反蔣的話題,並且同意他們的觀點,支持他們印成小冊子在東北軍中秘密散發。而在延安向周恩來正式表明態度時,他反倒猶豫退縮了。當然,延安會談時他其實也隱隱地談到他準備離開蔣介石另起爐灶的想法,只不過他說得不那麼明確罷了。而如今,他多少有點破釜沉舟的勁兒了。其原因,據劉鼎信上說,就是不久前的談判和宣傳已經發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闆越發在他面前現惡,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經感覺到大老闆對他開始了惡毒的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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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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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劉鼎報告的情況,可以看出張學良之突然準備反蔣,大致不外基於兩點考慮。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實力,而這兩者事實上又密切相關。過去張寄希望於幫蔣介石能抗日,現在則發現等到蔣介石開始進行抗日,他的東北軍大概也差不多不存在了。張學良之所以稱讚《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講的話一口氣都說完了,也正是因為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紅軍殲滅的東北軍110師、109師,這時竟被取消番號;張要求給陣亡的何立中、牛元峰兩位師長家屬各特恤十萬元,結果也是「礙難照準」,氣得張學良大罵:「我張某人混的不值十萬塊錢了。」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11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這也難怪張學良在回憶中稱所謂「惡緣種種,不啻火上加油」者,第一條就是「請求撫恤、補充,皆無結果」一事。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照這樣下去,他張學良拿什麼去面對那些指著他吃飯,指著他帶他們回老家的東北父老鄉親。所謂「大老闆越發在他面前現惡」,「對他開始了惡毒的佈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為此。
  不過,張學良固然開始相信「聯俄聯共」是東北軍唯一的「活路」,但作為一名軍事統帥,張學良也十分清楚目前還不是他公然揭旗反蔣的時候。第一,所謂「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邊)完全拿過來」,這表明張此時尚無完全把握東北軍之力;第二,所謂要「把他的幾個傭人都練為強幹的打手」,也證明了前引周恩來電報中的話,張這時還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幹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僅以東北軍和紅軍之力,要對付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又要實行抗日,不僅兵力上過於懸殊,而且武器、彈藥等各種軍事裝備的補給也將完全中斷。因此,如果沒有蘇聯的直接援助,沒有各地反蔣實力派的響應,要想與蔣介石抗衡和實行抗日,無論如何難以想像。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學良明確表示,「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等相好去」。這裡所說的「鄰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楊虎城等原西北軍將領;這裡所說的「嚴老老等」,恐怕指的就是閻錫山以及傅作義、宋哲元、韓復矩等與張關係較好的實力派領導人。當然,這種活動終難逃過蔣介石的耳目。因此,張學良表示,他只是「暫時與大老闆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準備,同時還要提防大老闆下他的毒手」。劉鼎在4月30日的信中報告說:「老頭兒提出『牽延到十一月就起變化』。這當中一面對內親和,對友作抗日的大活動,另一面捧大老闆登峰造極。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濟。我要干就徹底干!」
  由於國民黨中央軍開始大批進入陝甘,形勢已相當嚴重,張學良的表面文章能做多久,實在是個問題。因此,劉鼎一再告誡張學良:「時間太危急了,誰能擔保此不生不死之狀態到半年之久呢?」可是,即使是從劉鼎的角度,他也不能不承認,張學良有他自己的道理。劉鼎分析說:張學良本來就在歧路上,又戀新又捨不得舊。這個矛盾變化得雖然快,究竟離終點還遠,還有些難關哩!至少他還想最後從南京方面得著一些最後的錢財,以便來同紅軍度歲月。張學良之所以要牽延到11月才起事,一方面固然是想在這幾個月中去從南京方面騙得一些東西,另方面多半是認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愛人的老親們的表示」。
  這裡所說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愛人的老親們的表示」,無疑就是指望到時候能夠得到蘇聯願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顯,之所以要拖到11月才起事,這個考慮實在是再關鍵沒有了。儘管劉鼎一再勸告張學良,聯共必然可以得到蘇聯方面的援助,但為了進一步堅定張學良的信心,劉鼎還是建議:「頂好找那八字算得頂好的鬍子和瞎子一同來給她再算一命。」這「鬍子」就是指這時蓄著大鬍子的周恩來,那「瞎子」則是指戴著眼鏡的李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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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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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決心反蔣的消息,在共產黨人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負責中央聯絡局電台的曾希聖首先得到消息,並於5月5日電告中共中央,稱:近因蔣愈惡,張頗悟,已有抗日反蔣決心,言要干就徹底干。惟為準備計,反蔣事暫不公開,但如何處理各內系統問題,盼有所商定。示張能否見面,定好地點。
  5月7日,直接負責與陝甘地方實力派聯絡工作的中共陝甘省委領導人朱理治也致電中共中央,告之張反蔣決心已定,但要求給他時間準備並保密。電稱:他希望我們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11月騙到蔣介石一些武器補充後,再約公開。他希望紅軍不要寫紅軍與東北軍聯合起來,他將我黨口號修改後,一下印了許多。現在外方很為懷疑,說東北軍的口號為什麼和紅軍一樣的。
  十幾萬東北軍的統帥張學良突然決定參加革命,這不能不讓中共中央感到驚喜。剛剛撤回陝北,正在為應付東、南兩面迅速推進的國民黨軍,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向而焦慮的毛澤東等人,立即感到了極大的安慰。在5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聯合東北軍,接通外蒙、蘇聯,為西北國防政府而鬥爭的行動方案。他說:時至今日,中間階級的態度終於轉變過來了,落後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覺醒了。「其中最明顯的是張學良的態度,這是大革命到來的標誌」。「現張由反日的決心開始進到決心反蔣的程度」,這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應該爭取也可能爭取的。考慮到此時的有利形勢,中共中央總的任務「是全國人民統一戰線,戰勝蔣日」,但具體到西北地區,現在的任務應當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爭取中國革命首先在西北勝利。他強調說:為西北國防政府鬥爭是可能的,因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環,並且有特殊條件,即中央和紅軍都在此,同時還有東北軍,又接近蘇聯。而這後一點尤其重要。我們不要「光榮的孤立」,我們可以和寧夏、新疆、外蒙聯繫起來,與蘇聯結成聯盟,從而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指出:「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當然,毛澤東說,以西北為根據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動員群眾的口號。這是因為西北接近華北,處於民族危機的前沿,提出「保衛西北」的口號,並把它與「保衛中國」聯繫起來,足以號召群眾和「反對賊子日本、蔣介石」。
  要在西北成立大局面,決定了紅軍也必須以西北地區為發展方向。考慮到這一點,毛澤東明確提出:下一步行動方向目前只有陝北、寧夏、陝南、甘肅這四條路可走。陝北「沒飯吃,狹小,不能去(留)」;寧夏少數民族區域,到處是寨子與堡壘,「從政治軍事觀點上不應去」;陝南條件最好,但蔣介石的力量也最強,如果得到炮兵,最好向南去,「否則就只有把蔣調到甘肅,使其疲而擊之,糧食有了,再往東邊」。據此,中共中央又擬定了「西征戰役計劃」,提出:為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鞏固,為著擴大抗日陣營,為著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為著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團聚,西北軍委決以紅軍之一部鉗制蔣、閻西渡部隊,及陝北、渭北敵人,以主力組織西北野戰軍活動於陝甘寧廣大區域。另以有力支隊,進出陝南,與我陳先瑞部會合,活動於陝鄂豫三省,調動並吸引蔣介石主力於該方面,使我主力易於在西方取得勝利。
  紅軍實行西征,自然需要張學良的東北軍給予配合。因此,雙方領導人之間的再次會談實屬必要。只不過雙方這時所關心的重點看來還不完全一致。剛剛下決心參加反蔣行動,但又不敢立即起事的張學良,這時顯得格外小心謹慎。他特別告訴中共代表,聽說上海及南京風傳他與共產黨在洛川開會,蔣最近又派了許多政訓人員到東北軍裡來,實則為監視他。他若行動大意,必致引起懷疑。因此,對於蔣介石要他迅速向陝北蘇區腹地推進的命令,他已不能不從。結果,當東北軍105師沿甘泉向鄜縣推進,並企圖築堡時,終與肖勁光指揮下的紅29軍發生衝突。而東北軍57軍常經武師和沈克師這時也向直羅鎮方向挺進築堡,這不能不迅速引起紅軍方面對東北軍有否誠意的疑惑。周恩來當即致電劉鼎,要求張學良說明內情。為此,雙方反覆電商,未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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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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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67軍參謀長趙鎮藩急電李克農,說明105師之一部於龍坊西北泊村與貴軍之一部發生不幸事件,此事出於一營長之不明情形,弟已告知劉師長轉告其部下,以後不可如此行動。同日,王以哲也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提出:甘膚間築碉事與周恩來先生曾面談過,請即刻通知沿途紅軍勿生誤會為荷。
  周恩來則在5月2日的復電中答覆說:甘泉與鄜縣間築堡問題,與敝方破壞碉堡事,曾與先生等面約借掩外人耳目。現為徹底解除誤會,已令敝方肖軍長停止任何敵對行動,另對鄜膚間東西大道敝方交通,已飭駐軍勿生阻礙。但對政訓處進入蘇區編組保甲、武裝掩護地主收租搶糧等事,務請給予制止。另外,近日直羅鎮和羊泉間貴方突然集結重兵並深入套通、老人倉各路築碉,事前即未談妥,且不明貴方意圖。請代詢張學良先生,並示以真相。為此我方願派李克農同志到洛川面商一切。
  3日,李克農得到趙鎮藩來電並接到赴洛商談的指示之後,也復電趙鎮藩,強調對在鄜縣、甘泉及直羅鎮地區築碉堡一事,事前張學良先生與周恩來並未談及,事後亦未見電商,真相不明。兄部行動致使兄我兩方敵對區域擴大,頗非前途。請向張學良先生、王以哲先生說明,特別是與67軍的協定若能擴大範圍至57軍則最好。至於兩軍衝突事,已電令肖勁光軍長就近與105師劉翰東師長妥商解決辦法。可是,當肖勁光派人前去105師接洽時,劉翰東師長恰好前往洛川,部下對雙方關係一無所知,竟將來人扣押,電詢洛川如何處理,此舉令張學良十分被動。張不得不讓劉鼎電告中共方面:「請今後勿輕派人來,令人難處。」王以哲進而也於4日再電周恩來,就此解釋說:105師深入老人倉事,只因劉師長在洛,以環境關係,肖同志不必再來商洽,弟可負責告知。而常、沈兩師到黑水寺、直羅鎮、羊泉鎮、鄜縣之線築碉事,前張學良先生在洛川曾與李克農同志議過,故會面時未曾提及。而57軍一旦到達黑水、羊泉之線後決不再前進,務請放心。
  十分明顯,雙方關係這時變得非常微妙與複雜,許多具體問題急需詳商解決辦法。特別是處此進退維谷之境的張學良,更是心焦如焚。尤其是當他得知紅軍已全部撤回陝北,國民黨中央軍可能迅速跟進陝北之後,這種擔心更加明顯。按照劉鼎來信的說法就是,張擔心「在自動標揚之先而被人察覺,則我暗彼明,常常會遭受一些意外的損失」。因此,張學良之希望與周恩來見面,十分明顯地比周恩來還要著急。
  還在5月4日,劉鼎即代張學良要求與周恩來見面。其電稱:此間得知紅軍西渡,湯恩伯之二師於後跟進。如確,則張求見周,面商對策,見面地點在甘泉舊縣。
  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周建屏前來陝北,路經洛川時,張學良特別約見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恩來說明,蔣介石命令楊虎城由宜川經延長向延安推進,楊則以張部未能前進至臨真鎮,其左側缺乏掩護為借口不進。故張學良要求紅軍允許東北軍開兩團人到臨真鎮,十數天內不建碉堡,即行退回。與此同時,張要求周建屏向周恩來進一步轉達以下數點:第一,蔣介石有命令給直屬四師中央軍,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黃河,會合楊虎城向前推進,張學良要求紅軍從山西方向加以牽制,防其西渡。第二,張希望紅軍給中央軍以打擊,不要回陝北。因回陝北恐有六師部隊隨之西渡,對紅軍與對張均不利。第三,蔣命張部一面由延安進至延川,同時由延安進至瓦窯堡,築碉構堡。為應付計,張要求得到紅軍允許,使東北軍可以由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回至延長之線建築碉堡。紅軍如回,允予通過。
  張學良最後再度「要求與恩來見面」。
  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這裡所擔心的問題,在中共中央看來卻未必十分重要。既然張學良已經決心反蔣,兩軍如何協調以應付蔣軍,嚴格地說並不難以解決。中共中央更關心的顯然是紅軍與東北軍之間更進一步的大規模的配合行動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蔣」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問題。因此,毛澤東、彭德懷與周恩來接到上述電報和信件之後,當即於5月7日復電劉鼎轉張學良與王以哲稱:再度會談極為必要,請張學良先生決定時間,愈快愈好,地點以川口或延安為宜,弟等三人中可來兩人。對於張學良擔心紅軍西渡問題,電報解釋說:我軍全師回渡,現正加緊訓練,準備對付大老闆大舉進攻。大老闆在北方之全力,我軍力能應付,吸引大老闆全力於我軍周圍,即可保證張學良先生及其他友軍在適當時間完成政治、軍事、經濟各種準備。關於東北軍須受命由延安推進至延川和瓦窯堡的問題,電報主張張學良迅速發佈紅軍有向膚施、甘泉、宜川及韓城方向前進模樣之消息,用以搪塞南京方面。另電報強調:張學良非有確實可靠之政治環境條件作保證,萬不可輕易離開部隊,以防意外。至少在與弟等晤面前勿他往。電報同時還明確提出雙方晤面所談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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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蔣醞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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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張學良先生準備大舉之實際具體步驟,即政治軍事經濟之問題;
  B楊(虎城)、閻(錫山)、馬(占山)、鄧(寶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聯合戰線問題;
  C張學良先生所部與弟等所部今後行動方針問題。
  接到毛澤東等三人的來電之後,張學良當即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議,並決定10日晚仍在延安見面。5月8日,王以哲為此復電毛澤東等,請中共中央代表於10日晚仍到延安城外之川口,等待派員往接入城。
  但因周恩來此時正在延川參加重要會議,且延川至延安250里,一時趕不及,故周9日再電王以哲、張學良,提議12日下午到川口,當晚入城晤談。之後,周恩來等因事遲至11日晨才動身往延安,但仍於12日下午趕到了延安城外20里之川口。當晚,張學良派人接引入城,雙方再度連夜會談後,張再派人於13日晨將周恩來等送出城外。15日,周恩來返回延川。至此,張學良與周恩來的第二次延安會談亦順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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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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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延安會談中,周恩來與張學良又談了些什麼呢?由於周恩來會談之後當即返回延川,只對正在延川的毛澤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做了口頭匯報,以致我們至今看不到周恩來的有關報告。但會談的基本內容,根據會談前後雙方來往電報,以及雙方之間這時圍繞著東北軍進入蘇區築碉問題所發生的矛盾,仍舊可以獲得大致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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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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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延安會談中,周恩來與張學良又談了些什麼呢?由於周恩來會談之後當即返回延川,只對正在延川的毛澤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做了口頭匯報,以致我們至今看不到周恩來的有關報告。但會談的基本內容,根據會談前後雙方來往電報,以及雙方之間這時圍繞著東北軍進入蘇區築碉問題所發生的矛盾,仍舊可以獲得大致的瞭解。
  根據會談之前雙方的要求和願望,我們可以知道,這次會談至少要涉及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東北軍反蔣行動的各項具體準備問題。
  二、向各地方實力派進行統戰工作問題。
  三、東北軍與紅軍今後共同的行動方針問題。
  四、東北軍為應付蔣令在陝北蘇區內築碉問題。
  在會談後,通過雙方的來往電報,可知雙方至少在以下幾件事情上取得了協議或達成了一致:
  第一件事,允許東北軍進入蘇區築碉。除原定之直羅鎮一帶、甘膚之線以外,考慮到蔣介石、閻錫山軍隊即將西渡黃河進入陝北,中共中央還特地要求東北軍迅速在靠近黃河西岸的干谷驛、交口鎮向延川、清澗一線築碉,以便阻礙蔣閻軍隊進佔。
  5月15日,即周恩來回到延川的第二天,就有電報給王以哲並轉張學良稱:據查蔣閻入陝6師勢在必行,彭德懷、毛澤東諸同志均認為東北軍應速作經干谷驛、交口鎮入延川、清澗之一切準備,並請將行動日期見告。此間亦擬以一部兵力圍困宋家川,遲滯該敵渡河。
  同前此雙方軍隊圍繞著直羅鎮一帶築碉問題發生磨擦的情況相比,這時周恩來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僅直羅鎮的問題不再提了,而且直截了當地要求東北軍到靠近黃河西岸的地區築堡。這說明雙方在這次會談中已經就這一問題達成了具體的妥協。
  第二件事,則是根據中共中央前此之決定,紅軍之一部將前往陝南並計劃轉進河南發展,一面由南面牽制北進之蔣軍,一面爭取在鄂豫皖三省間取得新的發展條件。為此,周恩來提出請張學良放行並支援紅軍彈藥問題,張答應由東北軍支援紅軍七九子彈10萬發,並將其中6萬發運送至延安城,另4萬發送將出陝南之部隊。為此,周恩來5月22日曾有電報說明:紅軍去陝南並準備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隊,已準備就緒。依前議,決取最捷道路南下。經牛武鎮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趨臨潼下游之交口鎮或新豐鎮渡河,出藍田,但必須東北軍方面駐臨潼部隊代為準備船隻於北岸,方能確實無誤,渡河迅速可靠,必可爭取入豫先機。電報要求張學良迅速就此進行準備,並依照前議調撥七九子彈10萬發,從中抽3萬—4萬發於臨潼附近,以便交紅軍去陝南的部隊,其餘子彈則仍依前定辦法在膚甘之間轉交紅軍。周恩來對此曾致電王以哲表示感謝:「承撥子彈,足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勝感紉。」
  周恩來此電表明,他與張學良已經就紅軍南下河南問題達成協議,並得到張學良願意為此撥子彈10萬發的承諾。不過,這一行動幾天後就停止了。這是因為中共中央這時得到了西南可能發生事變的消息,如果西南地區發生事變,整個西北的局勢無疑也要因此而發生變化並需紅軍積極籌劃響應,西北計劃有迅速實施的可能。在這種條件下,中共中央原定派部隊經陝南下河南的計劃自然中止。但前議由張學良撥付子彈的計劃並未因此變更,6月1日,6萬發子彈仍舊照約定送到了延安,準備送給紅軍。
  第三件事,是雙方商定了有關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行動之「西北大計劃」。計劃的中心內容就是「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這顯然是第二次延安會談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毛澤東在5月8日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為西北國防政府鬥爭」的目標,並明確提出了爭取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步驟,即以抗日為號召,通過紅軍與東北軍的聯合行動,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與蘇聯結成聯盟。周恩來將中共有關此一計劃的設想向張學良進行了詳細的說明,並且雙方進一步商定了發動以「抗日反蔣」為號召的西北國防政府的具體時間表,規定9—10月間為兩軍共同組成西北抗日聯軍並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的時間。而促使張學良對這一大計劃全力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對於取得蘇聯援助的信心。關於這種情況,很容易從下面的來往電報中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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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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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日,即第二次延安會談過去一周之後,中共中央曾有電報給紅四方面軍和第2、第6軍團的領導人:關於「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在目前僅能使高級幹部知道,對外應守秘密」。此計劃的中心內容就是:「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與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至於蘇聯的態度,可以說完全不必擔心,因為「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5天之後,即25日,中共中央再一次去電,更具體地解釋了這種情況,說明已與張學良商量好,協助陝北紅軍策應紅四方面軍和第2、第6軍團北上,漸次接近外蒙,接取援助,蘇聯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電稱:
  (一)國蔣系將領毛炳文內及國際的政治局勢均取著暴風雨般的姿態向前發展,黨的反日統一戰線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議事日程上的具體任務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爭取迅速對日作戰,以走向建立全國國防政府,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二)西北的形勢是:紅軍與東北軍取得密切合作,與楊虎城、鄧寶珊亦有聯繫。胡宗南由山西向陝南,王均在漢中,毛炳文甘南,閻錫山受紅軍重大打擊後,現只能出八團入陝,湯恩伯率十八團(四個師)準備入陝亦頗動搖,於學忠率兩師在蘭州天水間,奉軍主力在洛水、環水、涇水流域,陝軍在韓城、宜川線,馬鴻賓主力在寧夏境,馬麟在青海,一部在蘭州以西。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和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計決定之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兄等,使蔣軍不能攔阻。至於奉軍,已與秘密約定,不加攔阻。
  這時,根據預定作戰計劃,紅軍主力已經開始進入甘北作戰,準備背靠東北軍,控制慶陽、鎮原之線以北地區,力爭轉進寧夏,接通外蒙。東北軍除照約定應為紅軍讓路外,還應盡快控制蘭州及其陝甘大道。為此,中共中央接連致電王以哲及張學良,要求後者務必盡快照原定方案迅速部署部隊,便利接通蘇聯和成立西北大局面的行動,切勿讓蔣介石的軍隊制其先機。其5月26日電稱:蔣介石如令王均、毛炳文部進駐,則割斷了陝甘大道,對將來東北軍增向蘭州,準備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之計劃,大有妨礙。據此,請立時準備以東北軍一部進駐鎮原、隆德等地,以制先機。5月底、6月初,紅軍西征作戰開始後,中共中央更多次通知張學良、王以哲,強調「蘭州為西北大計劃之最重要戰略根據地,部務以適當兵力預先控制」,並將部隊保持於慶陽、鎮原之線,以便於紅軍「向固原、預旺、鹽池、靈武求得確定的勝利,接近黃河,有利於爾後打通友邦之步驟」。
  通過上述資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時中共中央與張學良之間已經在西北大聯合計劃問題上達成了具體的協議,雙方在關於計劃內容、行動步驟、大致的實施時間乃至東北軍與紅軍公開聯合起事後在西北的經營範圍,也都有了重要的默契。
  第四件事,則是雙方商定立即由張學良負責送中共代表鄧發(化名楊鼎華),經甘肅、新疆,前往蘇聯匯報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實,此事早在第一次延安會談中就已經有所商定,這次不過是進一步將其具體化而已。而張學良為此積極籌劃和幫助的情況,也可以看出張確實對此作出了明確的承諾。
  鄧發去蘇聯前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準備。在第二次延安會談過了20天後,鄧發才開始動身。根據約定,劉鼎於6月3日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與周恩來等見面並帶鄧發經洛川前往西安轉去新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此行並非僅僅為了送鄧發轉去蘇聯,以及聽取劉鼎近期工作的匯報,根據中共中央這時的佈置,周恩來此行還負有十分重要的任務,這就是向劉鼎說明中共中央主張推動張學良響應西南兩廣事變,並遞交中共中央為此起草的具體行動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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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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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時已有消息說明西南不穩,兩廣之陳濟棠和李宗仁已開始揭旗反蔣,因此中共中央極力主張東北軍與紅軍迅速做好在西北發動事變的一切準備。為此,中共中央專門擬定了行動計劃書,由周恩來當面交待鄧發與劉鼎轉交張學良。計劃書中除具體分析了當前的西北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及敵我兩軍態勢等綜合情況之外,「並將彼我兩軍關係,西北國防政府與蘇聯、外蒙關係及縮短準備時間等,均具體開列給張,堅定其信心並促其實現」。在具體佈置了這一工作之後,劉鼎與鄧發即一同於5日返回延安,致電王以哲派車接應,然後於8日抵達洛川,9日中午飛到西安,10日即面見張學良。據劉鼎事後電稱,雙方「縱談良久,彼此稱快」。可見張對於中共中央的這一計劃也頗為動心。隨後,張學良當天就親自駕機飛至蘭州,前往蘭州民政廳為鄧發辦好護照,再派飛機送鄧發到蘭州,又打電報並寫信給盛世才,其熱心程度尤為引人注目。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兩廣發生事變的消息,當即轉告王以哲:「據報粵桂軍揭抗日反蔣旗幟,組抗日革命軍,陳濟棠總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軍夏威部未遭湘軍抵抗,七日進佔衡陽,粵軍張達部將與夏會合,繼續北進。」「此間擬派代表南下聯絡。」《周恩來致王以哲電》,1936年6月9日。王以哲也明確主張中共方面應當派人前去西南活動。
  這種情況頗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奮。中共中央除迅速選派聯絡人員交王以哲送出,分別派往兩廣和河北宋哲元等處進行聯絡外,立即開始籌劃和部署西北發動的實施步驟。毫無疑問,對於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的發動來說,西南的反蔣發動是對西北發動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華北同時舉起「抗日反蔣」的義旗,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甚至分崩離析。因此,中共中央專門通電二、四兩個方面軍的領導人稱: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抗日討逆的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西南的發動就是這一新階段開始的標誌,它「可以得到最廣大的最複雜的各種抗日反蔣的力量的擁護,從共產黨起一直到帝國主義,可以發展到最廣泛的抗日討逆的統一戰線的創立」。「我們的策略是在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為全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而共產黨在目前階段最重要的任務,「首先是加速西北的發動來響應與配合這一發動」。
  在6月12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更進一步提到了以西北發動響應西南事變的問題,有人明確主張:推動張學良加快發展,加強對兩廣的工作,同時還要加強加速西北抗日反蔣運動的發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惡化,對西北發動有困難」,因此「戰略方針要適當的考慮」。毛澤東也認為:西南事變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大推動力,已經成為目前中心的一環,對西北發動有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西北發動可提早時間」,當然要選擇適當的時機,並以勝利為前提。
  據此,中共中央決定提前西北發動的時間,並將前此與張學良商定和進一步向張學良提交的計劃書內容,於6月16日詳細上報共產國際請求批准。電稱:
  我們與東北軍間的統一戰線上層方面,業已堅定了張學良抗日反蔣的決心。……西北國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兩廣的發動,華北宋哲元與四川劉湘等的醞釀,西北發動有加快的必要。……寧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們與蘇聯地理關係的重要關鍵,目前還沒有有利的情況,然而以紅軍與東北軍兩個西北主力起而舉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國防政府已有他堅定的基礎了。……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面軍經於甘北,二、四方面軍經於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並控制蘭州到哈密要道。因黃河的障礙,在結冰以前紅軍沒有辦法出至黃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東北軍。西北國防政府應以蘭州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推張學良,我們則任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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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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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報告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主要困難就是經費和裝備問題。因為這不僅是中共中央擔心的問題,也是歷次談判中張學良最關心的問題。兩廣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始終沒有對中共中央的行動計劃作出明確的響應,而是積極送鄧發前往蘇聯,同時更主動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別經上海和新疆與蘇聯進行聯絡,其目的也正是關心蘇聯的態度,擔心事變發動後若無蘇聯的援助,幾十萬大軍糧草彈藥將無以為繼。中共中央自然深知此種情況,因此在報告中明確提出: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300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裝備的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設備以及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
  6月16日,是中共中央在接近兩年時間與共產國際中斷了電訊聯繫之後,正式恢復直接電訊聯絡的第一天。上述電報也是中共中央恢復電訊後給共產國際和蘇聯黨發去第一份電報。在第一封電報中就詳細解釋迅速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大聯合的計劃,可見它這時已經成了中共一切工作的中心,並成為當務之急。其實,儘管此時中共中央在發動的時機方面要求共產國際給予指示,其內部已經就西北發動問題作出明確決定。其決定說:
  甲、時局已起重大變化,這使中國革命走上了一個新階段,黨的任務是使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進到高度具體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
  乙、西北國防政府已經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與必要,我們應以西北的發動去配合兩廣的發動。
  丙、西北發動的時機與部署,須以爭取勝利為原則,依此原則並顧到各方面的條件。
  這時,張學良在送鄧發前往蘭州後即轉去南京,已不在西安。但周恩來仍為此致電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務必加緊準備,並約張學良回來後立即前來協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發動的一切準備工作。電報明確說明:目前大局,兩廣發動後,宋哲元有加入說,雲貴川湘亦在醞釀,大有造成全國抗日反蔣之可能,東北軍發動時機業已成熟,一俟張學良先生回來,即須協商具體辦法。西北國防政府之樹立,此其時矣。吾兄乃東北軍之柱石,務望對內部組織方面十分加緊。時局要求我們提早時間,大約一個月內即須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張學良歸後,務請將以此意轉告之。
  但這時不僅張學良不在西安,而且王以哲也不在洛川。由於中共中央與張學良東北軍的電報聯繫,僅由洛川67軍軍部一部電台負責傳遞,因此王以哲不在洛川,使得雙方聯絡上不免出現時間差。再加上連天雨阻,不僅電報有時聯絡不暢,並且汽車也通行困難,結果這邊中共中央急盼盡快發動東北軍響應兩廣事變,創立西北抗日反蔣新局面,那邊東北軍為應付南京之軍令,軍事上仍在不斷向陝北蘇區推進,轉眼間竟兵臨「紅都」瓦窯堡,使前線之紅軍與東北軍隨時可能爆發新的戰爭。形勢一時竟變得十分嚴峻。雙方又不得不為此而頻頻交涉。
  還在6月11日,即張學良離開西安的第二天,東北軍67軍107師(師長劉翰東)、117師(師長吳克仁)及105師第3旅(旅長高鵬雲)根據西北剿總發佈的命令,分三路向蟠龍和安塞方向前進。由於這一帶中共黨政機關較多,後勤補給也多集中於此,紅軍和東北軍和解後部隊警戒和防務均已相當放鬆,加上主力部隊已全部西去作戰,而東北軍推進之前又未打招呼,以致周恩來一面電告王以哲:我「黨政貿易機關均不及準備,群眾方面亦不無疑懼」,望「以後行動希能早日電知,俾得一致」,一面急調正在蘇區東北方向準備對付湯恩伯中央軍進攻的第29、第30軍兩軍緊急增援瓦窯堡。但由於王不在洛川軍部,西北剿總又是直接督令67軍各師,王亦難加干預,故該兩師仍繼續前推。107師迅速佔領了蘇區後方之蟠龍鎮,中共大批機關後勤機構和傷病人員來不及撤退和疏散,給整個蘇區後方造成極大的震動。中共中央自然頗難理解。周於13日再電王稱:「貴軍此次前進事先既未通知,倉卒之間我方醫院工廠黨校遷移不易。且此種舉動亦非雙方捐誠之道。值此西南舉興,西北前途正須加鞏團結,力謀抗日,如果重見干戈,決非大局之福。除電請貴師軍長劉停止行動外,務請我兄暫停前進,並請電告貴軍請示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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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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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紅軍主力集中甘北作戰,陝北後方空虛已極,東北軍大舉推進,特別是直搗紅色首都瓦窯堡,不可避免地會在紅軍及蘇區群眾心理上造成極大傷害。因此,中共中央將這件事看得相當嚴重和急迫。然而,周恩來的幾封電報卻未能使局勢出現轉機。雖然在12日當天,正在洛川的劉鼎就有電報來,說明王以哲部向蘇區推進事實為西北剿總命令,現已通知停止,軍部允許暫待二三日俟張學良返歸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動。可是,中共13日得到的107師司令部何東昇副官送來的公函,卻仍舊聲稱,該部「奉命向蟠龍鎮及永坪鎮、瓦窯堡各地前進」,要求紅軍「予以方便」。
  在整個形勢極端有利於發動東北軍參加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之際,公開與東北軍重開戰火,自然不是中共中央所情願的。何況第29軍和第30軍因距離較遠,回防亦趕不及,故周恩來等仍不得不爭取和平解決此爭端。為此,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不能不再三致函107師師長劉翰東,說明與張學良、王以哲前此約定之雙方地域範圍,要求該軍務必停止繼續向前推進。為了能夠證明雙方高層已建立統戰關係,李克農這時不惜將王以哲與周恩來的通電直接出示給劉翰東等人,此舉不免引起王以哲極度不滿。而劉翰東也並不因見到王電即停止前進。他表示:無論從剿總命令角度,還是從指揮部下角度,都難以取消此次行動,不如紅軍適當配置兵力,遲滯東北軍前進,「以釋群疑」。李克農雖親去蟠龍向劉說明情況,劉還是強調湯恩伯部正在大舉西來,瓦窯堡終不可守,建議紅軍放棄,以便東北軍能夠取得宣傳資本,不使南京方面懷疑。李則堅持東線之敵並無進佔瓦市企圖,「我軍奉命決在官路坡、楊高坡、澗山地進行頑強防禦,鞏固瓦市」。這意味著劉師其實並不真的打算停止不進,紅軍亦不願放棄瓦市,東北軍和紅軍之間停息了幾個月的戰火,難免還會重新點燃。
  6月15日,王以哲來電解釋原委,並致以歉意,形勢才又出現轉機。據說此次東北軍北進,完全是因為王以哲離開洛川,而西北剿總中蔣介石分子又乘張學良不在西安、王以哲不在洛川之機,發佈進剿命令,並急催前進,致使前方東北軍將領只得聽令而行。故王以哲此時才得以在西安電令67軍所屬前進各師停止原地不動,並將此一情況通報給周恩來。17日,劉翰東果然發來信函,通知李克農107師已經收到王軍長電令,並於現地停止前進。而後,劉翰東、吳克仁兩師分別退出了進佔的永坪、蟠龍兩鎮,使眼看就要發生的衝突終於得到化解。
  然而事情卻並未能因此了結。這是因為瓦窯堡這時事實上已經成為戰區,不僅南面的東北軍,而且北面的高雙成部,特別是東面的中央軍湯恩伯部都已距離瓦窯堡不遠,瓦窯堡要確保不失幾乎沒有可能,這一點毛澤東也早已看得清楚。因為紅軍此時在陝北後方之兵力只有第29、第30軍兩個軍,這兩個軍又都是新由地方獨立團剛剛擴編而來的,即使撤回瓦窯堡一帶駐防,不僅人員較少,而且戰鬥力也不強,要抵抗國民黨軍的進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其實,毛澤東早在15日就已經作出中央機關全部隨主力西撤的具體部署。命令稱:「甲、東北軍現三路向瓦窯堡前進,昨日其左中兩路已抵安塞、蟠龍,右路達下步塔,今日可到永坪。清綏敵人亦有配合前進可能。乙、估計到瓦窯堡遲早必失,我軍決搬空瓦市,準備作戰。中央及軍委各機關準備移至洪德城河連灣一帶,其輜重先行,並以楊家園子及吳起鎮附近為轉運休息地點。丙、軍委決定:(1)恩來留守東線,指揮東面各軍及地方部隊抗擊進攻敵人,並佈置中央及軍委轉移。(2)德懷負責佈置洪德城河連灣一帶機關(紅校在內)期於本月底完成。(3)林彪負責指揮沿途搬遷的機關部隊並定十六日開始。」
  幸虧15日作出這一決定,並且沒有因為東北軍的後撤而停止執行此一決定,否則中共方面的損失不知將有何等嚴重。這是因為瓦窯堡僅僅4天之後就在猝不及防中被國民黨軍佔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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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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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這樣的。本來根據王以哲通報,中共中央已經得知,由山西西渡黃河的國民黨中央軍湯恩伯部將於20日開始由綏德方向向瓦窯堡推進。王以哲同時還明確表示:希望紅軍在瓦市不保時能夠首先讓東北軍進佔,以便東北軍可以借此來向南京表功,顯示東北軍並未搪塞南京命令,以此掩南京耳目。而在紅軍方面,既然已經估計到瓦窯堡必失無疑,把它交給東北軍而不是交給湯恩伯,也是最好的選擇。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答應了王以哲的這一要求。負責瓦窯堡防務的周恩來雖寄希望於湯恩伯部不會傾巢而來,這時也不能不做相應準備,明確通知東北軍不要遠撤,以便必要時能讓東北軍而不是讓湯恩伯進佔瓦窯堡。雙方並且約定,一旦兩軍靠近時,應各自向天放槍,以資掩飾。至於東北軍進入瓦市時間,則視紅軍東線情形具體商定。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因發現湯恩伯部僅派兩團兵力西進,中共方面當天動員全部瓦市兵力「決心抗阻之」。故電告王以哲:「兄部是否須要進入瓦市,俟弟與張先生見面時再定。十日內兄部在蟠龍、膚施間集結修路籌糧為便。」而當天王以哲因已得到周恩來前報,即照中共中央的建議向西北剿總謊報67軍已佔領瓦窯堡。結果,東北方向從山西西渡而來的中央軍湯恩伯兩團雖小心翼翼,進展緩慢,而位於瓦窯堡以北最近的石灣鎮守軍高雙成第86師所屬炮兵第2營和步兵營兩個營卻得到消息,在一個叫張雲衢的營長的率領下,傾巢而出,打算乘機截擊從瓦窯堡撤退出來的中共機關,揀些便宜。當這兩個營的國民黨軍進到瓦窯堡附近時,得知瓦窯堡並不在東北軍手裡,防守瓦窯堡的紅軍主力又在東北方向設防抗擊中央軍,城內十分空虛,故當即打入城內,致使這個「紅都」轉瞬間不明不白地落到了高雙成部隊的手中。參見李海文整理《訪問嚴民同志記錄》。另高雙成是繼井岳秀死後接任第86師師長的。
  等周恩來急調第29、第30兩軍及警衛營星夜回援之後,張部已經據城固守,紅軍因攻城乏術,只好轉而圍城,再請東北軍劉翰東師以救援為名於23日開入瓦市。可是,在劉翰東想要佔領瓦窯堡以向南京「表功」之際,未讓其進佔,如今再讓劉翰東從高雙成部隊手中接防,其作用顯然大不相同。儘管李克農這時去信建議劉不妨「誇大解張圍之功,以堅寧方之信」,而劉翰東卻對紅軍此舉極端不滿。其函稱:「敝軍雖入瓦市,以張雲衢得機先的關係,於政治上毫無號召價值。關於此點,不能不謂貴方之失信!!!弟在蟠龍與兄見面時,曾再三聲明:『要送人情,必須乾脆!』而貴方一再延遲,竟將良好機會,坐送他人!吾兄函謂:『貴軍此次入瓦,應誇解圍之功,以堅寧方之信。』弟以為不誇尚佳,誇則實彰其醜而堅其不信!此事乃貴我兩方最大之損失也!!!」紅軍與東北軍兩方關係此時之複雜與微妙,由此可見一斑。
  瓦窯堡一事深刻地暴露出紅軍和東北軍兩軍聯合之事在東北軍內部上下之間太不通氣,不僅許多高級幹部不明就裡,而且與紅軍保持密切聯絡的王以哲等高層將領,也對兩軍聯合之前途及意義缺乏深刻瞭解,因此只能更多地為東北軍自身的利益著想,兩方人員並沒有形成真正的盟友關係,思想上還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其對紅軍的嚴重困難自然缺乏必要的同情與理解。甚至在東北軍上層,這時也仍不乏願意貫徹南京旨意之人。這使得聯合改造東北軍之事,遠不像中共中央原來想像的那樣簡單,而張學良地位之關鍵也因而更加凸顯。為此,中共中央一面強調「兄我兩方關係似應詳告兄部各師長及團長中之優秀者,以厚團結,以便聯絡」,一面急盼張學良能速回西安,從而「速定西北發動大計及其具體步驟」,擔心久無聯絡,「是否發生意外」?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多次電召劉鼎回陝北蘇區開會商量如何加速在一月之內完成發動準備的重要問題,並請王以哲一併來安塞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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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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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時候,張學良對中共的態度卻又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
  張學良6月10日離開西安,先去蘭州為鄧發辦前往新疆之各種手續,又於11日轉去南京,至20日才返回西安。而回西安後的第三天,即22日,他就前往剛剛在長安縣王曲鎮開辦的長安軍官訓練團,發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講演,開始實踐他關於訓練「傭人」的諾言。他在講演中大談:「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已經到了!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時間已不容我們談準備了!我們要馬上將準備與行動聯繫起來!」「寧肯因鬥爭致死,決不束手待斃!」其意無疑是激勵他的軍官們內心深處的抗日熱情,改變過去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信條,要求他們以抗日求統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緊接著,張學良回到西安,再度與劉鼎密談,詢問有關共產黨的各種知識,甚至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要求,請求中共中央考慮和接納。
  關於張學良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情況,在1986年前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的文件彙編裡,就已經被披露出來了。裡面公佈了一份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其中就提到了這件事,電報明確指出共產國際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據張學良要求準備發展其入黨的提議。這份文件的中譯本在1988年《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上發表,因此也為中國許多讀者所知。只是許多年來一直相信關於張學良不同意反蔣而主張「逼蔣」、「聯蔣」的眾多讀者還弄不清楚,張學良怎麼可能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只要瞭解到張學良自4月下旬即決心聯共反蔣的事實,對於張學良一度提出入黨要求的情況,就不難理解了。平心而論,張學良的要求入黨,其實未必真的帶有多少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的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於他對中共的某種信服,特別是服從於他爭取蘇聯同情與支持的現實目的罷了。
  張學良要求入黨的最初文獻,見之於劉鼎6月30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這封電報由於當時發電和譯電的技術上的原因,譯文上存在著許多明顯的錯誤。可以讀懂的內容大致是:第一,說明劉已收到中央關於要其立即回蘇區匯報的電報,因連天陰雨,汽車不通,故暫不能返。第二,說明西南事變起後,北方韓復矩和宋哲元暗中商量響應,韓並試圖拉張學良入伙,張打算讓劉鼎與韓復矩派來的代表接談,劉因急於返回陝北已婉拒。第三,說明張學良要中共幫助訓練幹部,劉並要求中央為其準備發報員等。第四,也是最關鍵的,即是「日要求入我黨耳,求專人訓練」一句。這裡的「日」就是張學良這時在與中共中央通電時的代號。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說:張學良主動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要求派專人加以訓練。
  要證實這封電報的確鑿性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因為在兩天之後,即在目前保存在莫斯科的另一封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就提到了這件事。而共產國際8月15日電所答覆的,也正是這封電報。在落款時間註明為7月2日的這封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這時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專門匯報了這件事,明確認為可以允許張學良入黨。電報說:
  張在歐洲時,因蘇聯拒絕他到莫斯科,他便認為蘇聯記舊恨,無助他意。經我們解釋,特別因我們在會議上,在軍事行動上,在經濟互助上,對他表示了誠意,他即轉而十分信賴蘇聯,多方設法幫助我們打通國際聯絡。……(張自寧)回來後,即要求加派領導人才去為其策劃,並要求加入我們的黨。我們擬派葉劍英、朱理治去,並將來擬許其入黨,因為這是有益無損的。
  同時,該電對東北軍的特殊性進行了詳盡的分析,稱:
  東北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驅逐,亡國亡家的一個軍隊,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且直到現在仍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嫉視。他已經與一般軍閥軍隊有很大的不同,雖附屬於蔣介石,並未給他地盤,且在待遇上歧視他。但仍保持東北軍的整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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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初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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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報特別要求蘇聯方面對張學良和東北軍給予信任,強調與東北軍的聯合以及蘇聯對張學良的支持,蘇聯對西北發動的援助,對即將付諸行動的西北大聯合計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電報稱:
  目前我們與蔣介石爭奪東北軍到了最後決鬥的時期,我們客觀與主觀的條件雖都好過蔣介石,但還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國際的援助是一個重要條件。……西南發動已二十餘日,……華北韓復矩、宋哲元醞釀響應,已經發出雙方不得進行內戰的宣言,但尚無軍事行動。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共同舉事。……東北軍在西北的發動決不容緩,我們計劃至遲到八月應該發動。八月上旬二、四方面軍可到甘南,那時實是最好時機。你們意見如何,即行見告。
  「至遲八月應該發動」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現在已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時間,各種重要準備工作尚未完成,難怪中共中央這時要三番五次地急著找劉鼎前來安塞開會呢!7月1日,周恩來再度致電劉鼎,要其「即日動身由膚施到安塞相見」。當劉鼎同日來電表示準備後日動身時,毛澤東於2日竟又再電劉鼎,叮囑他「務到安塞見面,有重要事開會討論,千萬勿誤」。《毛澤東致劉鼎電》,1936年7月2日。不僅如此,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洛甫、毛澤東、周恩來等均早早就前往安塞,等候了將近一周時間,可見其心情急迫和事情重要之程度。

<<西安事變新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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