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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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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委員會報告 作者:趙秉志 
序言譯者序言(1)
2001年9月11日,在本·拉丹及其領導的「基地」組織的精心策劃下,19名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國民航飛機先後撞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以下簡稱世貿中心)大樓和位於華盛頓的五角大樓,其中一架飛機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消息傳來,震驚美國,震撼世界,輿論嘩然,可謂驚世駭俗。
震撼世界人心的「9·11」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黑暗的時刻。新世紀伊始,全球化時代的人們在同一時間經歷了這一人間悲劇,不僅如此,在此過後,人們又不得不面對國際社會與恐怖主義之間的新戰爭。3年來,恐怖主義成為人類社會和各國政府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恐怖活動不斷在全球範圍內持續蔓延。恐怖主義、恐怖活動幾乎成為國際政治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它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關係,而且還會影響當今和以後整個世界格局的走向。今日世界並不太平,恐怖主義活動日益猖獗,並蔓延到世界各地。恐怖主義者製造了許多恐怖爆炸事件,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如在伊拉克頻繁發生的綁架及殺害人質事件、爆炸事件,在俄羅斯最近發生的劫機與人質事件等。恐怖襲擊的手段也呈現出多樣性,除劫機、汽車炸彈外,還有伏擊,綁架,勒索,使用化學、生物武器和塑料炸藥進行攻擊,使用電子手段故意破壞電腦的保密和應急系統等。人們把恐怖主義稱為「21世紀的政治瘟疫」、「一場永無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戰」,這一點兒也不為過。還有人把恐怖主義和政治腐敗、環境污染並稱為21世紀人類面臨的三大威脅。
痛定思痛。2002年年底,美國成立「9·11」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共和、民主兩黨共10名成員組成,負責對「9·11」事件前後美國的外交、情報、移民、商業飛行以及恐怖組織的資金流動等方面進行全面細緻的調查。該委員會在查閱了多達250多萬頁文件資料並詢問來自十多個國家的1,200多位證人的基礎上,在歷經長達20個月的調查取證之後,於2004年7月22日正式出爐一份長達560多頁的《「9·11」委員會報告——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國家委員會最終報告》。該委員會成員調查了與事件直接或間接有關的所有政府部門,舉行了12次國會公開聽證會,質詢了包括前總統克林頓、現任總統布什與副總統切尼在內的近百位在職和離任的政府官員,以跨越政黨政治的嚴肅態度全面揭示了19名恐怖分子能夠成功劫持4架民航飛機攻擊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原因及其過程。該調查報告分為13章,詳細闡述了「基地」組織產生、發展以及策劃實施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及美國有關部門過去十多年來在打擊恐怖主義活動方面採取的措施,全面介紹了2001年9月11日發生恐怖襲擊的過程以及美國有關部門在襲擊事件發生後所作出的反應。該報告無疑是迄今為止美國最為權威與詳實的「9·11」事件調查報告。調查結果中披露的許多內容讓美國乃至世界民眾感到十分震驚,也會讓人們對「9·11」事件有新的認識和思考。
調查報告揭示,美國政府和情報部門在與「9·11」事件直接有關的過程中先後出現9次失誤:(1)未能及時將兩名劫機分子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和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列入黑名單;(2)未能共享信息,否則就能知道2000年美國軍艦「科爾」號在也門遭襲事件中的部分嫌疑犯與米扎爾有聯繫;(3)未能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及時找到劫機分子米赫德哈和哈茲米;(4)未能將2001年8月被捕的恐怖分子扎卡利亞斯·穆薩維與即將發生的恐怖襲擊聯繫到一起;(5)未能發現部分劫機者申請簽證時提供的信息有假;(6)未能認出部分劫機者的護照系偽造;(7)未能及時把黑名單上一些人列入禁止登機人員的名單;(8)未能搜查一些被機場電腦安檢系統認出的可疑乘客;(9)未能加固飛機駕駛艙門或採取其他防範措施,使劫機犯有機可乘。
調查報告對「9·11」襲擊和相關事件作出下列6項結論,最終為這場曠日持久的調查畫上了沉重的句號:(1)兩屆美國政府都沒有對「基地」組織的威脅予以足夠重視;(2)恐怖分子的行動中存在諸多失誤,但是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失誤更大;(3)從理論上說,美國情報部門有機會阻止「9·11」恐怖襲擊的發生,但並不能肯定在實際操作中如果採取類似措施,襲擊一定能夠避免;(4)美國政府在處理「9·11」危機時也存在著失誤;(5)美國仍不安全;(6)薩達姆並非「基地」組織的同謀。
調查報告的另一個重點,是為美國政府開出了「藥方」,以避免美國再次遭受如此大規模的恐怖襲擊。調查報告主要提出了8項建議:(1)美國政府應該重視並找出現存或有可能成為恐怖分子的庇護所,確定具體國家或相對應的地區戰略,加強和那些能夠幫助美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2)美國和國際社會應當長期加強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援助;(3)美國應當正視沙特阿拉伯的問題,和沙特阿拉伯之間建立超越石油利益的關係,確保兩國公民的安全;(4)建立全國反恐中心,統一負責反恐行動中的戰略情報和行動計劃工作,消除情報工作在國內和國外的界限;(5)設立新的國家情報局長職位,負責美國全國的情報事務;(6)建立以網絡為基礎的信息共享系統,解決傳統政府部門之間的交流障礙;(7)強化國會對情報部門的監督作用,及時發現並解決情報和國土安全中出現的問題;(8)加強聯邦調查局和本土安全機構的作用。
中國政府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問題上一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中國一貫主張堅決反對和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同時也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採用雙重標準。恐怖主義無論採取任何形式和手法,其共同點都是危害無辜百姓的生命和安全,構成對人權的嚴重侵犯。在打擊恐怖主義的過程中不能搞雙重或多重標準,而必須遵守國際人道法和維護人權。不能任意擴大打擊範圍,更不能把恐怖主義與特定的民族、宗教和國家相聯繫。打擊恐怖主義需要標本兼治,不僅應考慮解決當前的問題,更應著眼於長遠的根治方法。為嚴厲打擊恐怖主義犯罪活動﹐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對中國刑法進行了修正,通過了旨在嚴懲恐怖犯罪的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11月13日中國又加入了《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簽署了《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至此,中國已參加了全部12項反恐國際條約中的11項,這些都充分顯示了中國主張堅決打擊恐怖主義和對加強反恐國際合作的重視。
序言譯者序言(2)
恐怖主義是當代世界國家、民族、階級、宗教等各種尖銳複雜矛盾的反映,有著深刻、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原因,它是一國範圍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斷累積和世界範圍的南北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這兩者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惡果。研究恐怖主義的淵源、生成、沿革、發展、趨向及其對策,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作為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中國首批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一貫關注對重大刑事法治現實問題的研究。恐怖犯罪和國際恐怖主義的懲治與防範問題是本中心近年來關注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中心主任趙秉志教授也正在主持進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及其法律對策」的研究與寫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為深入瞭解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的全貌,為中國反恐實踐提供有益的借鑒,並為本中心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及其懲治的研究項目提供參考資料,在美國公佈《「9·11」委員會報告——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國家委員會最終報告》後的最短時間內,本中心及時組織一批外語基礎紮實的中青年刑法學者對其進行了翻譯,並將之作為本中心的一項翻譯項目,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的支持下,以最快的速度在「9·11」三週年之際予以出版。本書很可能會是全球第一本《「9·11」委員會報告——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國家委員會最終報告》的外文譯本,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中心和中國刑事法學界對國際反恐鬥爭的關注與重視。
在痛定思痛之基礎上亡羊補牢,積極謀劃在今後有效地防範與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略與措施,乃是《「9·11」委員會報告——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國家委員會最終報告》的主要目的和落腳點。這方面的思考和建議主要集中在這份報告的後三章中。「9·11」對美國而言是前車之鑒,對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來說,也是一個不容忽視而值得研究、借鑒的重要警示,可以說是全球反恐事業應共同重視的慘痛教訓與財富。這也就是我們投入很大精力及時翻譯出版這份美國報告的目的所在。願反恐鬥爭不斷勝利!
本書的翻譯由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國際刑法學會中國分會副主席趙秉志教授主持,由趙秉志、王志祥(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王文華(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律系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郭健(鄭州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負責校審和統改定稿工作。具體翻譯分工如下(按章節先後為序):
趙秉志、王志祥:前言、第十三章;
范紅旗(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一章;
王文華:第二章、附錄;
肖怡(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三章;
莫曉宇(四川大學法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四章;
劉雲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法學碩士):第五章;
盧有學(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六章;
陳琴(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七章;
郭理蓉(北京師範大學法律系教師、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法學博士):第八章;
劉科(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九章;
周露露(外交部條約法律司三秘,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第十章;
苗苗(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碩士生):第十一章;
王俊平(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駐站研究人員):第十二章。
由於譯校者水平有限,加之時間倉促,書中難免有不少錯誤或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本書的及時出版得益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們為本書的編輯和出版付出了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勞動。在此,我們謹致誠摯的謝意。
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趙秉志教授謹識於「9·11」三週年之際
序言前言
我們向美國總統、美國國會和美國人民提交這份報告,並提出建議,以便能夠對「9·11」事件作出分析。在黨派間存有很大歧見時,由5名共和黨人和5名民主黨人組成的10位調查委員會成員消除分歧,攜手完成「9·11」報告。
我們基於同一個目標而走到了一起,因為國家需要我們這樣做。在美國的歷史上,2001年9月11日是史無前例的遭受打擊和災難的日子。美國對這場災難的降臨毫無防範。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怎樣做才能避免這樣的災難重演?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國會和總統成立了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國家委員會(2002年11月27日《公法》107-306)。
我們被授予的權力是非常有力的。按照《公法》的要求,我們負責對「與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有關的事實和情況」進行調查,其中包括與情報機構、執法機構、外交、移民問題和邊境管制、恐怖組織的資金流動、商業飛行、國會的監督作用和資源分配以及其他的委員會認為有關的領域中相關的事情。
為了完成使命,我們查閱了250多萬頁的文件資料,詢問了來自10個國家的1,200多人。這些人包括了幾乎每一位與我們的使命涉及的主題有關的退任或在職的高級政府官員。
我們追求獨立、公平、全面,跨越黨派界限。從一開始,我們就承諾將我們的調查盡可能多地與美國人民分享。為達此目的,我們舉行了為期19天的聽證會,並採納了160名證人的公開證言。
我們的目標並不是為了讓個人對「9·11」恐怖襲擊負責,而是為了對「9·11」前後的事件提供具有最大可能性的描述,並從中汲取教訓。
我們瞭解到,我們的敵人精於算計、善於忍耐、訓練有素,且對我們的生命具有極大威脅。敵人通過平息政治不滿情緒而贏得了來自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廣泛支持。但是,他們對美國人及其價值觀的敵意是無限的。他們的目的是從世界上消滅宗教和政治多元化、廢除公民投票以及婦女平等權利。他們對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不加以區別。「間接損害」一詞在他們的詞典中是不存在的。
我們瞭解到,負責保衛邊境、民航和國家安全的機構過去未能理解恐怖威脅的嚴重性,沒有及時調整政策、計劃和措施以阻止或挫敗襲擊陰謀。我們瞭解到在我們的政府內,包括在國內外的情報方面和各政府機構之間以及內部所存在的失誤。我們還瞭解到,在一個與現在不同的時代,為了應對不同的危險而締造的龐大而不靈活的政府中,在管理和分享情報上面臨眾多問題。
「9·11」委員會報告工作伊始,我們就談到我們正在回頭看,以便向前看。我們希望從報告所記載的巨大損失中能夠產生積極的東西,即產生出一個更加安全、強大且更富有智慧的美國。「9·11」那一天,我們整個國家的人攜手共進。我們現在面臨的考驗是保持團結一心,並迎接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為了打擊恐怖分子,並在避免我們的國家遭受未來襲擊的同時,阻止恐怖襲擊升級,我們有必要制定出一個長期穩定的戰略。我們不得不對組建政府機構的方式進行考慮。21世紀大規模的鬥爭中盛行的龐大的部門和機構必須以新的方式攜手合作,以便國家權力的所有部分得以合為一體。國會也需要進行巨大變化,以強化監督,增強責任感。
當我們完成最終報告時,首先要對以巨大的忘我精神工作的調查委員會委員表示感謝。我們在一起討論了報告的每一頁,由此報告得以從非凡的對話中受益良多。我們在此對同事們所呈現的才智和判斷力深表敬意,同時也要對他們深表愛意。
我們對調查委員會全體工作人員表示感謝。以菲利普·哲利考為首的專家組放棄其他重要事情,投入到這項耗費巨大精力的工作之中,花費了無數個日日夜夜來完成這份報告。他們參與了這一相當耗費精力的關於「9·11」事件的調查工作,為我們的工作提出了好的建議,並忠實地執行我們的指導意見。他們十分優秀。
我們對國會和總統表示感謝。各個行政分支機構為我們搜索了記錄,提供了大量文件資料。我們對那些甘願花費大量時間並提供卓識的離任和現職官員表示感謝。聯邦調查局的「9·11」事件面談調查小組、中央情報局局長領導的審查小組、司法部總檢察長以及中央情報局給予了極大的幫助。我們對他們在進行調查活動時所付出的努力,對細節問題的密切關注,以及樂意與人共享他們所知事情的精神表示萬分感謝。我們在以前的幾個委員會工作的基礎上撰寫報告。感謝國會聯合審查小組,其所做的細緻工作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開展。感謝紐約市政府為我們提供文件資料和目擊證人。感謝美國政府印刷辦公室和諾頓公司幫助我們把這份報告公之於世。
最後,回到原位,我們還要對所有「9·11」事件中罹難的家庭表示感謝。正是這些家庭的堅毅和投入精神促成了委員會的建立。他們以夥伴和證人的身份伴隨我們走過調查活動的每一階段。他們比我們任何人更能理解我們所承擔的工作的重要性。
我們想在此對我們已做的和未做的事情加以重點陳述。我們傾己所能對「9·11」事件加以最完整的描述,闡明其始末緣由。這份最終報告只是對我們已做工作的一個概括總結,其中僅僅引述了我們所參考資料的一部分。但是由於事件的規模龐大,頭緒繁雜,且涉及的機構眾多,我們也深知我們的能力有限,因而沒有對每一位知情人都進行採訪,也沒有對所有相關文件都加以檢索。新的信息將不可避免地公之於眾。我們提交這份報告的目的是將其作為能更深入瞭解美國歷史上里程碑似的「9·11」事件的階梯。
在此之前,我們聽說過眾多駭人聽聞的個人悲劇、英勇無畏的驚人壯舉。我們對「9·11」事件給美國人民帶來的令人驚愕的影響和他們進行頑強抗爭的堅韌與勇氣進行了調查。我們對「9·11」事件之後,美國人民盡力阻止悲劇再次發生的決心表示欣賞。我們在調查過程中,對「9·11」事件的犧牲者以及他們所愛的人表示深深的同情,同時也對美國人民無比崇敬。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前方,依然存在著異常巨大的挑戰。
我們在報告中也提出了屈指可數的微薄建議。我們決定有意識地對我們認為比較重要的建議加以強調。這些建議的實施能夠使局面發生根本改變。我們對未來反恐怖主義襲擊的防範措施加以深思熟慮之後,提出了建議。我們全體調查人員不得不時常停下腳步,進行一下思索。有時在通過研究問題並對其他觀點加以考慮之後,我們不得不改變了原有看法。我們希望這份報告會鼓勵美國人民對「9·11」事件進行研究、思考,然後採取行動。
托馬斯·基恩主席
李·漢密爾頓副主席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在4架班機內(1)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美國東部的破曉時分,氣溫適宜,天空幾乎沒有一絲雲霾。成千上萬的人準備去上班。他們有的走向雙塔,這是紐約世貿中心的標誌性建築;還有的人則前往位於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還有五角大樓。在跨過波拖馬可河的對岸,美國國會又回到了一屆會期。在賓夕法尼亞大街的另一端,人們開始排隊等候前往白宮遊覽。在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總統喬治·W·布什正在晨跑。
在前往機場的人看來,這種天氣狀況對於一次安全而又愉快的旅行而言,是再好不過了。在這些旅行者當中,就有到達緬因州波特蘭機場的穆罕默德·阿塔和阿卜杜爾·阿齊茲·阿里·奧馬瑞。
登機
波士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和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阿塔和奧馬瑞登上了從波特蘭到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的早6:00的航班。
在辦理前往波士頓的登機手續時,阿塔被稱為CAPPS的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掃瞄系統識別出來,該系統是為識別應採取特別安全措施的旅客而設計的。根據當時的現場安檢規則,阿塔被CAPPS所識出的惟一後果就是,將他所登記的包裹與飛機隔離開,直到已經證實他登上了飛機。但這並未能阻止阿塔的計劃。
阿塔和奧馬瑞於6:45到達波士頓。7分鐘以後,很明顯,他接到其多年同夥馬萬·艾爾·謝西從洛根機場另一候機樓打來的電話。他們說了3分鐘。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通話。
在6:45~7:40之間,阿塔和奧馬瑞,與薩塔姆·艾爾·蘇卡米、韋爾·艾爾·謝瑞以及瓦利德·艾爾·謝瑞一起,辦理登機手續並登上了美利堅航空公司飛往洛杉磯的第11次航班。該航班預計於7:45離港。
在洛根機場的另一候機樓,謝西與費耶茲·巴尼漢姆德、穆罕德·艾爾·謝瑞、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以及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正在辦理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的登機手續。該航班也是飛往洛杉磯的。謝西的幾個同夥很顯然不習慣於旅行;據聯合航空公司的檢票員反映,他們不太理解一般性的安全問題,她不得不慢慢複述,直到他們給出慣常而可靠的回答。
他們的航班計劃於8:00離港。
包括阿塔及其同夥在內的旅客經過的通往第11次航班入口的安檢點,由環球保安公司根據其與美利堅航空公司的合同進行管理。在另一個候機樓,旅客通往第175次航班的安檢門則由聯合航空公司控制,由美國漢特雷公司根據其與聯合航空公司的合同來實施檢查。
在通過這些安檢點時,每個劫機者都要受到一個步行通過式的金屬探測器的監視,以檢測出金屬含量至少相當於22毫米口徑手槍的物品。任何引發該探測器警報者將會被手持式探測棒檢測——該程序要求檢測者查明金屬物或者引發警報的物品。另外,一台X射線機會對劫機者攜帶的行李進行檢查,其目的是當場識別和沒收武器及其他禁止帶上商務飛機的物品。
沒有一個檢查點的監視人員能回想起劫機者或者報告任何有關監視的可疑情況。
就在阿塔在波特蘭被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掃瞄系統CAPPS選定的同時,其劫機小組的另外3名成員——蘇卡米、韋爾·艾爾·謝瑞以及瓦利德·艾爾·謝瑞——在波士頓也被選中。這只影響到他們所登記的包裹,並未影響他們在安檢點接受的檢測。所有5人均順利通過安檢並走向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的入口。阿塔、奧馬瑞和蘇卡米在公務艙就座(分別是8D、8G和10B)。謝瑞兄弟在頭等艙第二排相鄰的兩個座位上就座(韋爾在2A,瓦利德在2B)。他們在7:31~7:40之間登上第11次航班。飛機於7:40駛離登機口。
謝西及其小組成員均未被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掃瞄系統選中,他們於7:23~7:28之間登上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巴尼漢姆德在2A,謝瑞在2B,謝西在6C,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在9C,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在9D)。他們的飛機於8:00之前駛離登機口。
華盛頓杜勒斯: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在波士頓西南幾百英里,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弗吉尼亞郊外的杜勒斯國際機場,有至少5名男子正在準備踏上他們的早班航程。7:15,其中的2人,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和邁傑德·默克得,在美利堅航空公司檢票台辦理飛往洛杉磯的第77次航班的登機手續。在隨後的20分鐘內,哈尼·哈居爾以及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和塞爾姆·艾爾·哈茲米兩兄弟,也辦理了該次航班的登機手續。
哈尼·哈居爾、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和邁傑德·默克得均被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掃瞄系統選中。哈茲米兄弟也被在登記台的航空公司客戶服務人員挑出進行特別檢查,因為兄弟兩人中有一人既沒有照片進行身份確認,也不懂英語,兄弟兩人均被認為可疑。他們被選定的惟一後果就是他們所登記的包裹與飛機被隔離開,直到已經證實他們登上飛機。
5名劫機者均通過了航空集散總站的西安全檢查點;聯合航空公司作為航空運輸的責任人,將安檢工作以合同形式委託給阿根布賴特保安公司。
該安檢點的特點是,使用閉路電視錄下包括劫機者在內的所有乘客接受安檢的情況。7:18,米赫德哈爾和默克得進入安全檢查點。
米赫德哈和默克得將其手提包置於X射線機的傳送帶上,並通過第一個金屬探測器。兩人均引起了安全報警器的鳴叫而被要求進行第二次檢查。米赫德哈沒有引發警報,被允許通過安檢點。默克得引發警報後,1名安檢人員用手持式金屬探測器對他實施了檢查,他也通過了這次檢查。
大約20分鐘以後,7:35,第77次航班的另一名乘客哈尼·哈居爾將兩個手提包放在航空集散總站西安檢點X射線機的傳送帶上,在通過安全探測器時,沒有引起警報。一會兒,納瓦夫和塞爾姆·艾爾·哈茲米進入同一安檢點。塞爾姆·艾爾·哈茲米通過了金屬探測器並被允許通過。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引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金屬探測器的鳴叫,並且在通過之前,被手持式探測器檢查過。另外,他扛在肩上的手提袋經爆炸物檢測器檢查,也獲得通過。錄像帶顯示,他當時攜帶著一個不明物體。該物體在他的後口袋裡,夾在口袋的邊緣上。
當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地方民航安全辦公室後來調查這些安全檢查工作時,安檢員們回想不起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回想不起他們檢測的乘客當中有被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掃瞄系統識別出的人。我們要求一個安檢專家審查手持式檢測的錄像帶,他認為那位安檢員的工作簡直不著邊際。安檢員的工作職責應該是確定什麼物品引起了安全報警器鳴叫,但是他對默克得和哈茲米很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7:50,邁傑德·默克得和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登機,在12A和13B的長椅上就座。不久,哈尼·哈居爾跟隨其後,在1B就座。哈茲米兄弟與哈尼·哈居爾一起就座於頭等艙,兩人的座位分別是5E和5F。
紐瓦克: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在7:03~7:39之間,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阿哈邁德·艾爾·納米、阿哈邁德·艾爾·哈茲納維和吉亞德·亞拉赫在聯合航空公司的檢票台辦理飛往洛杉磯的第93次航班的登機手續。在他們4人中,兩人托運了包裹,另外兩人則沒有。哈茲納維被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掃瞄系統CAPPS選中。他托運的包裹被檢查,確認是否裝有爆炸物,然後通過並被裝上了飛機。
這4人通過了安檢點,該安檢點屬於聯合航空公司,由阿根布賴特保安公司進行管理。同波士頓的安檢點不一樣的是,該安檢點沒有閉路電視監控系統,所以沒有錄像證據顯示劫機分子何時通過安檢點、引起了什麼警報或者採取了哪些安檢方法。聯邦航空管理局事後詢問了安檢人員,但無人能回想有什麼不尋常或者可疑之處。
這4人在7:39~7:48之間登上飛機,並均在頭等艙就座。飛機沒有公務艙區。亞拉赫在靠近駕駛艙的1B就座,納米、哥漢姆迪和哈茲納維分別在3C、3D、6B就座。
這19人登上橫穿大陸的4次航班。
他們計劃劫持這些飛機,並將其變成裝載有超過11,400加侖的噴氣燃料的巨型導彈。到2001年9月11日上午8:00,他們突破了美國民航安全系統當時為防止劫機而設置的所有安全關卡。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在4架班機內(2)
劫持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從波士頓直飛洛杉磯。9月11日,機長約翰·奧高瑙斯基和首席駕駛員托馬斯·麥克古伊奈斯駕駛的波音767載有9名乘務人員、81名乘客(包括5名恐怖分子)。
飛機於7:59起飛。在8:14以前,它攀升至26,000英尺的高空,而不是預先確定的29,000英尺的巡航高度。所有通訊和飛行記錄數據均屬正常。大約在此時,「請繫好座位安全帶」的信號已經結束,乘務人員開始準備客艙服務。
就在此時,第11次航班與地面進行了最後一次常規聯絡。它確認收到了位於波士頓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發出的航行指令。在此次聯絡的16秒鐘之後,管制中心指令飛機駕駛員上升到35,000英尺。該指令和此後所有聯絡該飛機的努力均未得到確認。據此及其他證據,我們認為在8:14或者此後不久劫機就開始了。
根據來自客艙的兩名乘務人員貝蒂·昂和麥德琳·艾米·斯韋內的報告,我們可以推斷出劫機發生時的大部分情況。在劫機開始的時候,他們正準備客艙服務,一些劫機分子——很可能是韋爾·艾爾·謝瑞以及瓦利德·艾爾·謝瑞,他們坐在頭等艙的第二排——用刀子刺向兩名手無寸鐵的正準備客艙服務的乘務人員。
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劫機分子是如何進入駕駛艙的。按照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規則,在飛行中駕駛艙門要保持關閉和鎖定狀態。昂推測他們是「強行進入的」。很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刺傷乘務人員後拿到了駕駛艙的鑰匙,強迫其中一名乘務人員打開駕駛艙門,或者將機長、首席駕駛員誘出駕駛艙。或者乘務人員僅僅阻止了他們但沒有成功。
與此同時或者此後不久,阿塔——機上惟一接受過駕駛噴氣式飛機訓練的恐怖分子——可能與奧馬瑞一起,從其公務艙座位進入駕駛艙。這時,正坐在阿塔和奧馬瑞後面的乘客丹尼爾·萊溫被一劫機者——可能是薩塔姆·艾爾·蘇卡米,他正坐在萊溫的正後方——刺中。萊溫曾是駐以色列軍隊中服役4年的軍官。他可能意欲制止在其前面的劫機者,但沒有意識到另一個劫機者正坐在他身後。
劫機分子很快控制了局勢並在頭等艙噴灑梅斯毒氣、胡椒水或者其他刺激物,以此迫使乘客和乘務人員退向飛機後部。他們叫囂著說他們有一顆炸彈。
劫機開始後大約5分鐘,貝蒂·昂與位於北卡羅來納州卡裡市的美利堅航空公司東南訂票辦公室取得了聯繫,並通過AT&T衛星電話報告了機上發生的突發事件。這是乘務人員在9月11日首次在他們的訓練內容範圍之外採取行動。按照訓練內容的要求,在劫機發生時,他們應與機艙人員進行聯繫。這次電話持續大約25分鐘,昂鎮靜且很專業地向地面當局報告了關於在飛機上發生的事件的信息。
8:19,昂報告:「駕駛艙沒有回應,有人在公務艙被刺——我想那裡有梅斯毒氣——我們無法呼吸——我不知道,我想我們可能正被劫持。」她後來報告了兩名機組人員被刺的消息。
8:21,一個在北卡羅來納州接到昂的電話的美利堅航空公司僱員尼迪亞·岡薩雷斯給值班管理人員克雷格·馬爾奎斯打來電話,向位於得克薩斯州福特沃斯的美利堅航空公司行動中心發出警報。馬爾奎斯很快意識到這是一個緊急事件,並指示負責航班的公司調度員與駕駛艙聯繫。8:23,調度員試圖與飛機聯絡,但未成功。6分鐘以後,美利堅航空公司行動中心的空中飛行管制專家與美國航空管理局波士頓飛行管制中心就這次航班事情取得了聯繫。該中心也已經意識到發生的問題。
波士頓飛行管制中心意識到這次航班發生的問題是因為,就在8:25之前,劫機分子曾試圖與乘客取得聯繫。調整了麥克風音量,突然一個劫機分子說:「坐著別動。什麼事都沒有。你的任何動作都將危及你本人和飛機的安全。保持安靜。」飛行管制人員而不是昂聽到了這次通話。劫機分子可能不知道如何正確使用駕駛艙廣播通訊系統,因此,無意中將他們的信息在飛航管制頻道而不是客艙公共送話頻道發射出去。在8:29,艾米·斯韋內接通了波士頓的美利堅航空公司航務辦公室,但在她匯報了飛機上有人被傷害後就切斷了聯繫。3分鐘以後,斯韋內又與辦公室取得聯繫,開始向管理人員邁克爾·伍德沃報告最新情況。
8:26,昂報告說,飛機的「飛行很不穩定」,1分鐘以後,第11次航班轉向南。當昂和後來的斯韋內開始通報那些非法進入駕駛艙者的座號時,美利堅航空公司也開始確認劫機者的身份。
斯韋內鎮靜地報告,航班已被劫持;頭等艙1名男子的喉管被割破;2名乘務員被刺——其中1名傷勢嚴重,正在輸氧,而另1名傷勢似乎不那麼嚴重;他們已找到了1名醫生;乘務人員無法與駕駛艙取得聯繫;駕駛艙有1枚炸彈。斯韋內告訴伍德沃,她和昂正盡力將他們所能知道的情況報告給地面上的人們。
8:38,昂告訴岡薩雷斯,飛機飛行又開始不穩定了。這次斯韋內告訴伍德沃,劫機者是中東人,說出了他們的3個座號。其中1人幾乎不會說英語,而另1人說一口漂亮的英語。這些劫機者進入了駕駛艙,但她不知道劫機者是如何進入駕駛艙的。飛機正在急劇下降。
8:41,斯韋內告訴伍德沃,客艙的乘客以為頭等艙裡正在進行常規的醫療急救。在昂和斯韋內正在報告發生的一切時,乘務人員正忙於提供醫療供應之類的職責。
8:41,在美利堅航空公司行動中心,一位同事告訴馬爾奎斯,空中飛行管制人員們宣佈第11次航班被劫持並且「認為它(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正朝著紐約城肯尼迪機場飛去。他們正讓所有飛機讓開其飛行航道。他們好像正在用一種初級雷達監視著它。他們似乎認為它正在降落」。
8:44,岡薩雷斯報告與昂失去電話聯絡,大約在這個時間裡,斯韋內向伍德沃報告:「不好了。我們正在急速下降——我們被顛得東倒西歪,到處都是。」伍德沃讓斯韋內向窗外看是否能判斷出他們的方位,斯韋內回應到:「我們飛得很低,我們飛得非常非常低。我們飛得太低了。」幾秒鐘以後,她說:「啊!我的上帝,我們飛得太低了。」電話隨即中斷。
8:46:40,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撞上紐約市世貿中心北塔樓。
機上所有人員,連同樓上不知有多少人,頃刻間都死亡了。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在4架班機內(3)
劫持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計劃於8:00飛往洛杉磯。機長維克多·薩拉西尼和首席駕駛員邁克爾·豪洛克斯駕駛著這架波音767。機上共有7名乘務人員,56名乘客。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於7:58駛離登機口,8:14離開洛根機場。到8:33,它已達到其指定巡航高度31,000英尺。乘務人員此時應該已經開始他們的客艙服務。
當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班機被劫持時,第175次航班已經起飛。8:42,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的機組人員報告了其在起飛後無意中聽到的來自其他飛機的「可疑通訊」(後被證實是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這是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與地面的最後一次聯絡。
劫機分子在8:42與8:46之間的某一時刻發動襲擊。他們使用刀具(根據2名乘客和1名乘務員的報告)、梅斯毒氣(1名乘客報告)並以炸彈相威脅(據同1名乘客報告)。他們用刀子刺殺機組人員(據1名乘務員和1名乘客報告)。兩名飛行員均被殺害(1名乘務員報告)。目擊者的報告是從飛機後部打來的電話,是由原本就在客艙遠處就座的乘客打來的。該跡象表明,乘客,還可能包括機組人員都被趕到了飛機的後部。由於劫機分子的座位以及目擊者關於劫持手段和使用武器方面的報告,均與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相似,而且根據阿塔和謝西(可能是這些劫機團伙的頭目)之間的聯絡,我們認為兩架航班上的劫機方法是相似的。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運行出現異常情況的第一個證據出現在8:47。當時飛機在1分鐘內兩次改變指示燈密碼。8:51,飛機偏離其預定高度,1分鐘後,紐約空飛管制人員反覆試圖與之聯絡但均不成功。
8:52,康涅狄格州伊斯頓的一位名叫李·漢森的男子接到他兒子彼得,一位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乘客的電話。兒子告訴他說:「我想劫機者已經控制了駕駛艙——一名乘務員被刺傷——前面的其他一些人可能已經被殺害。飛機飛行極不正常。快呼叫聯合航空公司——告訴他們這裡是第175次航班,波士頓至洛杉磯。」李·漢森隨即打電話給伊斯頓警察局並報告了他剛聽到的一切。
8:52,一名男乘務員打電話給位於舊金山的聯合航空公司辦公室,馬爾克·鮑裡卡斯特羅接了電話。該乘務員報告:航班已被劫持,兩名飛行員已被殺害,1名乘務員被刺傷,並且可能是劫機分子在駕駛飛機。電話持續約2分鐘。之後,鮑裡卡斯特羅和一名同事試圖聯絡航班但未成功。
8:58,飛機掉頭飛向紐約城。
8:59,第175次航班乘客布賴恩·大衛·斯韋內試圖與妻子朱莉打電話。他在他們家的電話應答機上留言說,飛機已被劫持。他又給母親路易斯·斯韋內打電話,告訴母親飛機已被劫持。並說乘客們正考慮撞開駕駛艙,從劫機分子手中奪回飛機的控制權。
9:00,李·漢森接到兒子的第二個電話:
「情況十分糟糕,爸爸——一名空姐被刺傷——他們似乎有刀子和梅斯毒氣——他們說他們有一枚炸彈——飛機上情況十分糟糕——乘客們被顛簸得暈頭轉向——飛機正在作顛簸式運動——我覺得這不是駕駛員在駕駛飛機——我想我們正在下降——我想他們打算飛往芝加哥或者其他地方和飛向一座建築物——不要擔心,爸爸——如果真的發生了,那將是很快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電話戛然而止。李·漢森在電話中斷之前聽到一聲女人的驚叫。他打開電視,路易斯·斯韋內也在自己家打開了電視,兩人均看到第二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
9:03:11,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撞上了世貿中心的南塔樓。
51機上所有人員和塔樓上不知多少人,頃刻間均被奪去了生命。
劫持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預計8:10從華盛頓杜勒斯飛往洛杉磯。該飛機是由機長查爾斯·F·伯林蓋姆和首席駕駛員大衛·查利波爾斯駕駛的一架波音757。機上有4名乘務人員,9月11日,航班載客58人。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於8:09駛離登機口,8:20起飛。8:46,飛機達到其指定巡航高度35,000英尺。客艙服務已經開始。8:51,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發出其與地面的最後一次無線電波聯絡。劫機發生在8:51到8:54之間。正如在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和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上一樣,劫機分子使用刀子(1名乘客報告),將所有乘客(可能和機組人員)驅趕到飛機的後部(1名乘務人員和1名乘客報告)。與此前航班上發生情況不同的是,1名乘客報告劫持第77次航班的劫機者有盒式切割機。最後,1名乘客報告說,「飛行員」宣佈飛機已經被劫持。但第一手報告中都沒有提及刺殺或者威脅或者使用炸彈或者梅斯毒氣,儘管2名目擊者在航程開始時均就座於頭等艙。
8:45,飛機偏離其指定航線,轉向南飛。2分鐘後,異頻雷達收發機關閉,然後連初級雷達聯繫也失去了。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空飛管制中心反覆嘗試與飛機聯繫,均告失敗。美利堅航空公司調度員也試圖與之聯繫,均未獲成功。
9:00,美利堅航空公司執行副總裁傑勒德·阿佩獲悉稱,他們已與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去聯絡。這是第二架出事的美利堅航空公司飛機。他命令所有在東北部未起飛的美利堅航空公司飛機均呆在地面。9:10以前不久,美利堅航空公司總部懷疑第77次航班被劫持,認為撞上世貿中心的第二架飛機可能就是第77次航班。得知聯合航空公司也丟失了1架飛機後,美利堅航空公司將停止飛行的命令擴展到全國範圍。
9:12,芮妮·梅打電話給她在拉斯維加斯的媽媽——南茜·梅。她說她乘坐的飛機已經被6人所劫持。該6人將他們趕到飛機的尾部。她讓她媽媽向美利堅航空公司報警。南茜·梅和她丈夫立即報了警。
在9:16~9:26之間的某一刻,巴巴拉·奧爾森打電話給她丈夫——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特德·奧爾森。她說她乘坐的航班已經被劫持,劫機者有刀子和盒式切割機。她又說,劫機者並不知道她打電話,並且他們把所有的乘客趕到飛機的後部。大約通話1分鐘,電話被掛斷。奧爾森試圖與司法部部長約翰·阿斯克羅夫特聯繫,但未成功。
第一次通話後不久,巴巴拉·奧爾森又聯繫到她的丈夫。她報告說,「飛行員」宣佈飛機已被劫持,她問丈夫她應該告訴機長怎麼做。特德·奧爾森問她的方位,她回答說飛機正飛過房頂。另一名乘客告訴她飛機正朝東北方向飛行。奧爾森告訴妻子先前的兩次劫機和撞擊事件。她沒有顯露出絲毫的驚慌失措跡象,也沒有流露出其意識到即將發生飛機墜毀。就在此時,第二個電話被切斷了。
9:29,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的自動駕駛系統被斷開;飛機位於五角大樓以西大約38英里的7,000英尺高空。9:32,杜勒斯終端雷達進場控制的管制人員「觀測到一個初級雷達目標正以高速向東飛行」。這就是後來被確定的第77次航班。
9:34,羅納德·裡根華盛頓國家機場通知特勤局,一架不明飛機正朝白宮方向飛來。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在五角大樓以西及西南方向5英里處,開始一個330度的轉彎。轉彎結束時,它從2,200英尺高空下降,直指五角大樓和華盛頓市中心,劫機分子將油門加到最大馬力,然後一頭紮向五角大樓。
9:37:46,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以每小時約530英里的速度撞擊五角大樓,致使機上所有人員,連同大樓內許多平民百姓和軍事人員喪生。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在4架班機內(4)
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內的打鬥
8:42,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由紐瓦克(新澤西)國際自由機場起飛飛往舊金山。該航班由傑森·達赫爾機長和首席駕駛員利若伊·荷馬駕駛,機上共有5名乘務人員和包括劫機者在內的37名乘客。原計劃在8:00駛離登機口,但是由於機場早晨經常交通擁擠,這架波音757起飛晚點了。
劫機者原本策劃的實施劫持航班的預定離港時間分別是7:45(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8:00(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和第93次)以及8:10(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其中3架於預定時間的10~15分鐘之內起飛,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本應正常地在駛離登機口15分鐘之內起飛,但是它卻晚了25分鐘,到8:42才離開地面。
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離開紐瓦克時,機組人員尚不知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班機被劫持。大約在9:00,聯邦航空管理局、美利堅航空公司以及聯合航空公司震驚地意識到,很顯然發生了多起劫機事件!9:03,他們看到了另一架飛機襲擊世貿中心。然而,聯邦航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的危機處理者並未作出反應以警告其他飛機。與此同時,波士頓中心發現,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上的劫機駕駛員在8:25之前發出的消息中包括有這樣一句:「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
當日,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兩家航空公司中還沒有人曾經處理過多重劫機事件,這樣的陰謀已經30多年未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過,而在美國則從未發生過。當消息傳到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兩家航空公司時,其領導層似乎沒有採取必要措施向其他空中飛機發出警示,警告他們亦可能有危險。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在8:42~8:46之間被劫持,消息卻是在8:51以後才開始傳開。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於8:51~8:54之間被劫持。到9:00,聯邦航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官員才意識到侵襲者正在實施多起劫機。9:05~9:10之間,美利堅航空公司所有地面航班全國範圍內停飛。隨即,聯合航空公司地面航班停飛。波士頓中心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空飛管制人員在已經發現前兩次劫機事件後,於9:05要求赫恩頓指揮中心「向飛行中的飛機傳達消息以加強飛機駕駛艙的安全性」。無任何證據證實赫恩頓方面採取了上述舉措。波士頓中心立即開始推測其他可能遇險的飛機,以至於為一架橫貫大陸的班機——三角洲第1989次航班而擔憂。但實際上該飛機並未被劫持。9:19,聯邦航空管理局新西蘭地區辦公室打電話給赫恩頓方面,並要求克利夫蘭中心通知三角洲第1989次航班採用特別駕駛艙安全保護措施。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幾位飛行管制官員告訴我們,通知飛機的安全問題是航空公司自身的職責。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一名高級空飛管制人員認為,很簡單,航空公司告訴飛行員什麼,聯邦航空管理局無權命令。我們認為,此類說法並未準確反映對聯邦航空管理局在民航安全和保險職責方面的正確理解。
航空公司也有責任。他們接到了急劇增多的關於其他航班的消息,這些消息相互牴觸且大部分是錯誤的,並且他們始終未能從聯邦航空管理局得到關於被劫持飛機的重要消息。但是我們無證據證實美利堅航空公司在9月11日向其他航班駕駛艙發過任何劫機警示。直到9:19,聯合航空公司調度員埃德·鮑林戈爾才開始主動地向其16架橫貫大陸的航班發出警示:「注意任何劫機行動——兩架飛機撞擊了世貿中心。」至此,聯合航空公司才首次採取決定性的行動,通知其他飛行中的飛機採取防禦性措施。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是接到該警示的航班之一。因為鮑林戈爾還負責包括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在內的其他航班,第93次航班接到他的警告消息時已經是9:23了。
據證實,第93次航班橫跨大陸飛行的前46分鐘都與往常一樣,飛機上傳來的無線聯繫也頗正常,方向、速度、高度都與原計劃相符。9:24,鮑林戈爾的警告傳到駕駛艙,2分鐘之內,飛行員傑森·達爾反饋了其疑惑:「埃德,請確認一下最後一條消息——傑森。」
9:28,劫機者採取行動。當時,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正在俄亥俄州東部上空35,000英尺的高空,突然下降了700英尺,在下降的11秒內,聯邦航空管理局克利夫蘭空中交通管理中心接到從航班傳來的前兩條無線電消息。在第一次廣播中可以聽到機長或者首席駕駛員在駕駛艙中進行人身搏鬥的嘈雜聲及其「救命」的呼叫聲。35秒後,第二次無線電信號表明搏鬥還在繼續,可以聽到機長或者首席駕駛員大喊:「出去!出去!滾出去!」
9月11日早上,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上包括4名劫機者在內只有37名乘客,對於2001年夏季中的週二早上來說這個數目低於平時水平。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劫機者操縱乘客人數或購買額外機票以協助其行動。
在9月11日,劫持其他商務客機的恐怖分子都是組成5人小組行動的,並且在飛機起飛30分鐘之內控制駕駛艙。然而,在第93次航班上劫機卻是在起飛46分鐘之後發生的,且只有4名劫機者。行動人員穆罕默德·艾爾·卡哈塔尼很可能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他8月份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國際機場曾被一名多疑的移民檢查官拒絕入境。
因為第93次航班上的幾個乘客描述劫機者有3個而不是4個,就有人猜測是否從飛行開始就有一名劫機者使用駕駛艙裡的活動座位。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規定具有證明文件和經批准的個人才可以使用該座位,通常都是航空公司或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我們未找到任何證據證明劫機者之一或其他任何人在本次航班中使用該座位。所有劫機者都在一等艙中有給定的座位,並且似乎也都就座了。我們相信更有可能的是,這群劫機犯中受過飛行員訓練的重要人物亞拉赫在駕駛艙被控制住之前一直都保持不動聲色;而且即使他加入到行動中,乘客也難以察覺。
9:32,劫機者之一,極有可能就是亞拉赫,向第93次航班上的乘客宣佈或者試圖宣佈:「女士們、先生們,這裡是本機機長。請坐下別動。飛機上有一枚炸彈。請坐著別動。」飛行數據記錄(也被發現)顯示亞拉赫當時操縱飛機自動駕駛儀使飛機掉頭向東飛行。
駕駛艙錄音資料顯示有一名女士(極有可能是飛機乘務人員)被捆在駕駛艙中。她與劫機者之一發生搏鬥,後來可能被殺害或者被以什麼其他方式使之安靜下來。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在4架班機內(5)
不久以後,乘客和乘務人員開始連續利用通用電話、電氣公司航空電話或手機給家人、朋友、同事打電話,直至飛行結束。這些通話為地面人員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使乘客們獲得了重要信息,包括兩架飛機撞擊世貿中心的消息。
9:39,聯邦航空管理局克利夫蘭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偶爾再次聽到一則聲明說,飛機上有一枚炸彈,飛機將返回機場,以及讓乘客坐著別動。儘管很明顯,這則聲明,像第11次和第77次航班上的廣播一樣,只是旨在欺騙乘客,但沒有被乘客聽到。跟阿塔先前一樣,很可能是因為亞拉赫不知如何使用無線電廣播和內部通信系統,無意中播出了該消息。據我們所知,他們之中沒有人曾經駕駛過真正的大型客機。航班上至少有2名乘客在電話中說,劫機者知道乘客們在打電話,但是似乎並不在意。很可能亞拉赫知道世貿中心撞擊成功了。大概是從聯合航空公司向其橫跨大陸飛行的航班駕駛艙包括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發出的警惕劫機和紐約遭襲的通知中得知的。但是即使沒有這些消息,他也可以從第93次航班在紐瓦克延遲起飛中確定世貿中心已經遭襲。如果亞拉赫確實知道乘客們在打電話,他大概不會讓他們確定紐約發生了撞擊事件而識破他欺騙乘客的企圖。
至少有10名乘客和兩名機組人員與地面上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等交流了重大信息。大家都明白飛機遭到劫持。他們說劫機者揮舞著刀子揚言飛機上有一枚炸彈。劫機者圍著紅色的絲巾,強迫乘客們集中到機艙後面。
電話中說有1名乘客被刺殺,另有兩名躺在機艙地上生死不明——很可能是機長和首席駕駛員。有一個電話說1名乘務人員被殺害了。
另有來自第93次航班的電話說劫機者很可能有槍,這一點其他電話沒有提及。據一個接到航班上電話的人說,她特意問過來電人劫機者是否有槍,得到的是否定回答。在飛機撞毀地點沒有找到證據證明有槍支存在,也沒有找到可辨認的槍支殘留物,而且駕駛艙錄音在任何時候也沒有射擊聲或提及槍支的跡象。我們認為如果劫機者有槍的話,他們一定會在乘客反抗的最後關頭使用過。
3架航班上的乘客都說劫機者聲稱飛機上有炸彈,聯邦調查局告訴我們,他們在飛機撞毀地點沒有發現爆炸痕跡。一位提及炸彈的乘客相信根本就沒有炸彈。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劫機者偷帶這種違法物品通過安檢點,我們認為炸彈之事可能是虛假的。
至少在5名乘客的通話中涉及當日早晨早些時候發生在世貿中心的撞擊事件。5個電話描述了乘客和生存的機組人員試圖反擊劫機者。根據其中一次通話得知,他們投票決定是否猛擊恐怖分子從而奪回飛機。他們作出決定並付諸實施。
9:57,乘客開始反擊。一些乘客停止和妻子的通話加入到反抗行動之中。有一名乘客這樣結束他的通話:「大家都跑到頭等艙去了。我也要去了,再見。」
駕駛艙錄音錄下了乘客攻擊的聲音,只是由於艙門的消音作用而模糊不清。一些聽錄音報告的乘客家屬說可以從喧雜聲中聽到自己親人的聲音。我們分辨不清可以聽到誰的聲音,但是可以確定搏鬥仍在持續著。
亞拉赫立即作出反應,左右搖晃飛機,試圖讓乘客們失去平衡。9:58:57,亞拉赫讓另外一名劫機者擋住艙門,自己則繼續使飛機急劇搖晃,但是搏鬥還在繼續。9:59:52,亞拉赫改變了策略,使飛機頭部上下顛簸以阻止乘客襲擊。錄音機錄下了重擊聲、碰撞聲、叫喊聲、玻璃和碟子的破碎聲。10:00:03,亞拉赫使飛機平穩下來。
5秒鐘以後,亞拉赫問:「行了吧?我們該結束了嗎?」另一名劫機者答道:「不,現在還不。等他們都來了,讓我們結束這一切。」駕駛艙外的抗擊聲還在繼續。亞拉赫又讓飛機上下顛簸。10:00:26,一個乘客的聲音說:「在駕駛艙裡,如果不制服他們,我們都會死。」16秒以後,又一個乘客大喊:「打翻他!」大約10:01,亞拉赫停止猛烈的操作,說:「最偉大的安拉!最偉大的安拉!」然後他問駕駛艙內的另外一名劫機者:「行了吧,這次該結束了嗎?」另一個回答道:「是的,撞下去。」
乘客還在繼續搏鬥,到10:02:23,一個劫機者說:「撞下去,撞下去。」劫機者尚控制著飛機但應該已經判斷出乘客們很快就會戰勝他們。飛機向下衝去,控制輪嚴重右偏,飛機翻了過來。其中1名劫機者開始大喊:「最偉大的安拉!最偉大的安拉!」隨著乘客的反擊聲,飛機以每小時580英里的速度衝向賓夕法尼亞山克斯維爾的曠野,距離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僅有20分鐘的飛行距離。
亞拉赫的目標是撞擊美國的象徵——國會大廈或者白宮,但卻被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上手無寸鐵但機警的乘客擊敗了。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1)
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北美防空司令部
在9月11日,美國空中防禦依靠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北美防空司令部這兩個聯邦機構的緊密相互協作。最近一次涉及美國飛行管制人員、聯邦航空管理局管理和軍事合作的劫機事件發生在1993年。為瞭解上述兩個機構如何在8年後相互協作,我們將回顧9月11日當天早上他們的任務、指揮與控制機構,及其工作關係。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任務和機構。直到2001年9月11日,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根據法律規定,負責規制民用航空的安全問題。以一位空中交通管制人員的觀點來看,那就意味著要使飛行中的飛機保持安全的距離。
很多飛行管制人員在聯邦航空管理局22個空中路線交通管制中心工作,他們按照地區分組,與設於弗吉尼亞赫恩頓的全國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指揮中心密切合作。指揮中心監視整個航空系統內的每日飛機流量。聯邦航空管理局最終對全國航空系統管理負責。設在總部的執行中心接收關於各種事故的通知,包括意外事故、劫機。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航空交通管制中心東北防空區報告結構
ESRI公司榮譽製圖聯邦航空管理局各個管制中心經常相互獨立接收信息並作出行動決定,彼此分離。9月11日當天,4架被劫持飛機主要由波士頓中心、紐約中心、克利夫蘭中心和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進行監視。因此,每個中心都部分地知道在整個航空系統內部正發生的事件。波士頓中心獲知的消息,其他中心未必知曉;同樣原因,赫恩頓指揮中心或華盛頓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也未必知曉。
管制人員追蹤各個航班,主要通過監視每架飛機上異頻雷達收發機發送的信號數據庫而進行的。包括對9月11日被劫持的4架飛機的跟蹤也是如此。那4架飛機,與所有在10,000英尺高空飛行的其他飛機一樣,按要求在飛行中發送一種特有的異頻雷達信號。
9月11日,恐怖分子關閉了4架被劫飛機中3架飛機的異頻雷達收發機。在此種情況下,儘管更為困難,但還是可能根據其初級雷達回波進行追蹤。但是與異頻雷達數據不同,初級雷達回波不顯示飛機本身和高度。管制人員太多地依靠異頻雷達信號,以至於通常不在雷達顯示屏上顯示初級雷達回波。但是他們可以通過改變雷達顯示屏的設置來觀測初級雷達回波。9月11日,當3架飛機上的雷達信號消失時,他們就是這樣來觀測初級雷達回波的。
9月11日之前,商用客機輕微偏離航線或者聯邦航空管理局的管制人員短時間內與飛行員失去無線電聯絡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管制人員也有可能暫時失去飛機的異頻雷達信號,儘管這鮮有發生,但是,無線電和異頻雷達信號同時失去確屬罕見。一旦發生,必然引起慌亂,這通常表示災難性的系統失靈或者飛機墜毀。在所有上述情況下,管制人員的工作就是和飛機聯繫,和周圍的其他飛機聯繫,使其重回航線。只有作出上述努力或者努力失敗——大約需要5分鐘或者更長時間——警報聲才會開始響起。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任務與機構設置。北美防空司令部是1958年由美國和加拿大兩國設立的一個雙邊指揮部,其任務過去是、現在仍是防禦北美空域和保衛北美大陸。該任務不區別內部和外部威脅,但由於北美防空司令部為抵制前蘇聯威脅而設立,於是便將其任務界定為防禦外來襲擊了。
隨著冷戰的結束,來自前蘇聯轟炸機的威脅很大程度上已不復存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警備地也從冷戰時期的多達26個減少了。1990年,五角大樓內有人認為警備地應該徹底淘汰。在保持其任務的努力中,防空界人士提倡領空主權在反對剛剛出現的對美國的「不對稱威脅」的重要性,這種威脅包括毒品走私、「非政府及政府資助的恐怖分子」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彈道導彈技術的擴散。
北美防空司令部認為主要威脅來自對付巡航導彈,其他威脅已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確定,其中包括恐怖分子使用飛機作為武器。對付這種威脅的演習已實施,但這種演習卻並非以實際情報為基礎。在大部分情況下,主要擔心的是使用飛機運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9·11」襲擊之前,我們知道擊落一架商務飛機的命令應由「國家指揮權力機構」(用以代指總統和國防部長)簽發。軍事演習計劃者還想當然地以為,飛機會從美國以外出發,美國有時間確定目標並緊急起飛截擊飛機。而在美國國內的恐怖分子劫持商務飛機並用做導彈的威脅,在「9·11」之前從未被北美防空司令部所確認過。
即使上述那些新出現的威脅得到了確認,「9·11」事件之前,美國只剩下7個警備地,每區只有2架戰鬥機備戰,這種狀況使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某些指揮官擔憂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裝備不足以保衛美國。
在美國,北美防空司令部分為3個區。「9·11」襲擊當天,所有被劫持的飛機都位於以紐約羅馬為基地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東北防空區內。當天早晨,東北防空區可以調遣2個各有2架可隨時應戰的戰鬥機的警備地:位於馬薩諸塞州科德角的奧蒂斯國家警衛基地和位於弗吉尼亞州漢普敦的蘭利空軍基地。其他警備地處於非戰備狀態,尚需時間裝備戰鬥機,配備機組人員。
東北防空區向位於佛羅里達巴拿馬城的大陸航空指揮區總部報告工作,總部再向位於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總部報告工作。
機構間合作。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已制定了在發生劫機事件時通力合作的規則。正如「9·11」襲擊時他們所做的那樣,按規定,聯邦航空管理局從北美防空司令部獲得軍事援助需多重匯報並獲得最高政府部門的批准。
根據聯邦航空管理局管制人員劫機處理程序指南,飛機飛行員通過無線電或者發送異頻雷達電碼「7500」——劫機正在發生的通用代碼的方式,通知管制人員,管制人員再通知其上司,其上司隨後再通知管理部門,層層上報,直至華盛頓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總部設有1名劫機事件協調員,一般是由聯邦航空管理局民航安全辦公室主任或者其指定的人員擔任。
劫機事件一經確認,處理程序要求該劫機處理的協調員履行職責,同五角大樓的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取得聯絡,要求其提供一架軍事護航飛機跟蹤航班,並且報告一切異常情況,在緊急情況下輔助搜尋及救援。國家軍事指揮中心經請示國防部辦公室批准後便提供軍事協助。如果得到批准,命令將通過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揮系統向下傳達。
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負責保證聯邦航空管理局劫機處理的協調員裝備先進,幫助聯邦航空管理局中心直接與軍方協調合作。北美防空司令部或通過共同使用雷達或相應的聯邦航空管理局航空管制設施來獲取被劫飛機的行蹤信息。為使被劫飛機發出「7500」信號以便北美防空司令部追蹤之,各種努力都會一一嘗試。
規則並沒有考慮中途攔截,他們認為護航戰鬥機就夠了,「經無線電引導定位於被劫飛機正後方5英里的地方」,就可以完成監視飛機航線的任務。
總之,9月11日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北美防空司令部所依據的關於劫機回應的規則的前提是:
●被劫持的飛機能被輕易確定而不會試圖消失;
●總會有時間通過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相關指揮系統解決問題;以及
●劫機總以傳統方式出現,即不會是旨在變飛機為定向導彈的自殺式劫機。
在9月11日上午,這個現有規則的所有方面,都不適應於即將發生的事情。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2)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覺察。儘管波士頓中心的飛行管制人員早在最初階段就發現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出了問題,但並沒有立即將飛機失控理解為被劫持的標誌。8:14,當航班未聽從指示升至35,000英尺高度時,管制人員多次嘗試使飛機升高。管制人員使用緊急頻率與飛行員聯繫,儘管未能得到反應,它仍然一直試圖與飛機取得聯繫。
8:21,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關閉了異頻雷達收發機,可以獲得的關於該飛機的信息驟然減少。管制人員告知其上司,他覺得飛機一定遇到很嚴重的麻煩,而兩人均未懷疑飛機被劫持,其上司指示管制人員遵循處理「無信號」飛機的標準程序進行處置。
管制人員核實美利堅航空公司可否同第11次航班建立聯繫後,更加擔心,因為航班航線改變,轉到了其他區的空域。管制人員們立即著手把其他飛機從其航線中移開,並讓在附近的其他飛機尋找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
8:24:38,從第11次航班傳來如下信息: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保持安靜,你就會沒事。我們正返回機場。
管制人員只聽到一些難懂的內容;他沒有聽到那句「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數秒鐘後又傳來的下一條信息是: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都別動。什麼事都沒有。任何舉動都將危及你和飛機的安全。老實呆著。
管制人員告訴我們,他那時才意識到發生了劫機事件。他向自己的上司發出警示,上司又指派另一名管制人員協助他。他加倍努力以確定飛機的高度。因為管制人員未聽懂第一次信息,波士頓中心管理人員指示質量保障專家「倒帶」重新仔細監聽,並反饋報告。
8:25~8:32之間,波士頓中心管理人員根據聯邦航空管理局規則,通過其指揮系統通知了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被劫持的消息。8:28,波士頓中心打電話給赫恩頓(Herndon)的指揮中心報告其確信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已被劫持並朝紐約中心空域飛行。
那時,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已經向南大轉向。8:32,指揮中心向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執行中心報告可能發生了劫機。值班官員回答,總部安全人員正和新英格蘭地區辦公室召開電話會議討論該起明顯的劫機事件。聯邦航空管理局已開始遵循劫機處理規則進行處理,但沒有和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聯繫要求護航戰鬥機。
赫恩頓指揮中心立即組織波士頓中心、紐約中心和克利夫蘭中心召開了電話會議,以便波士頓中心幫助其他中心瞭解事態進展。
8:34,波士頓中心從第11次航班接到第三條消息: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請別亂動。我們正返回機場。不要試圖採取任何愚蠢的行動。
在此後的幾分鐘內,管制人員一直在試圖確定向南飛行的飛機高度。軍方通知與反應。波士頓中心並未遵從規則通過規定的指揮系統尋求軍方幫助。除了聯邦航空管理局內部的通告之外,波士頓中心於8:34主動通過聯邦航空管理局的科德角方面與軍方聯繫。中心也試圖與亞特蘭大市的一個從前的報警點聯繫而不知道該報警點已被廢棄。在8:37:52,波士頓中心與東北防空區取得聯繫。這是軍方接到的第一個通知——在任何等級上——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已經被劫持:
聯邦航空管理局:喂!波士頓中心交通管理處,我們這裡出了問題。我們有一架飛機被劫持飛往紐約市,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我們需要人員緊急起飛F—16或者其他飛機趕到那裡,幫助我們。
東北防空區:是真的還是在演習啊?
聯邦航空管理局:這是真的,不是演習,也不是試驗。東北防空區命令距離紐約市153英里的馬薩諸塞州福俄茅斯的奧蒂斯空軍基地兩架F—15預警戰鬥機投入戰鬥。美國空中防禦戰因該電話而打響了。在東北防空區,劫機報告立即傳給了戰鬥司令員羅伯特·馬爾上將。命令戰鬥機投入戰鬥後,馬爾上將打電話給阿里·阿諾德將軍,後者是第一空軍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大陸區的總指揮。馬爾要求授權緊急起飛奧蒂斯戰鬥機。阿諾德將軍後來回憶,他指示馬爾「先緊急起飛,我們隨後再要求授權。」阿諾德隨後打電話向北美防空司令部總部匯報。
F—15戰鬥機在8:46從奧蒂斯空軍基地緊急起飛。但是東北防空區不知道向哪裡派遣預警戰鬥機,指揮戰鬥機的官員反覆請求更多的信息:「我不知道緊急起飛這些傢伙去哪裡。我需要一個方向,一個目標。」因為劫機分子已經關閉了飛機的異頻雷達,東北防空區人員花費了幾分鐘在他們的雷達監控區內搜尋初級雷達回波。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在8:46撞上北塔樓。8:50後不久,東北防空區工作人員還在努力搜尋飛機的方位,消息傳來說,一架飛機已經撞上世貿中心。雷達數據顯示,奧蒂斯戰鬥機於8:53升空。由於缺少目標,它們就向長島沿海的軍事控制區飛行。為避開紐約空中交通以及不知道做什麼,戰鬥機被引航至軍事飛行區「保持必要的狀態」。從9:09~9:13,奧蒂斯戰鬥機一直保持著這種狀態。總之,東北防空區接到劫機信息的9分鐘後,飛機才撞上北塔樓;9分鐘前的通知是軍方接到的這4場劫機信息中內容最多的一次。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3)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覺察。回想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傳遞的最後一則信息令人不寒而慄。8:40,聯邦航空管理局紐約中心的管制人員正在搜索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的信息。大約8:42,在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進入紐約中心領空後不久,第175次航班飛行員的下列信息突然闖入: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我是紐約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載重。
聯邦航空管理局: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請繼續前行。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是。我們想我們還是等待與你們聯繫。在我們離開波士頓時聽到一個可疑的信息。好像是有人調整麥克風並讓所有的人呆在座位上別動。
聯邦航空管理局:好的,我將在這裡傳送該信息。幾分鐘以後,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未經空中交通管制同意而轉向西南方飛行。8:47,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撞擊後的幾秒鐘後,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異頻雷達收發機信號發生變化,接著又發生變化。然而這些變化在幾分鐘內並未引起注意,因為,當時同一名紐約中心管制人員被指定同時監控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和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管制人員知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已被劫持,當飛機於8:46消失時,他正集中注意力搜尋該架飛機。
8:48,當管制人員還在搜尋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時,紐約中心的一名管理人員給指揮中心電話會議提供以下關於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情況的報告:
管理人員,紐約中心:請注意了。這裡是紐約中心。我們正在注視著飛機,我也和美利堅航空公司通了話。他們已經告訴我們,他們認為他們的1名空姐被刺,駕駛艙有人控制了飛機。這是他們現在得到的所有信息。紐約中心管制人員和管理人員並不知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已被撞毀。8:51,管制人員注意到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異頻雷達信號的改變,並試圖與之聯繫。沒有回音。從8:52開始,管制人員反覆與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機組人聯繫。仍然沒有回音。管制人員檢查了他的無線通訊設備並與另一管制人員在8:53取得聯繫,說「我們可能有一架飛機被劫持」,他無法發現該飛機。
當時附近地區另一架飛機以無線電播放「據無線電報告,一架民用班機撞入世貿中心」。管制人員在隨後的幾分鐘內,將在其管制區域內飛行的其他飛機分給其他管制人員監管,並要求其他飛機移開不明飛機(認為可能是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的航道。此時該不明飛機正向西南方向移動並轉向東北方飛向紐約市。
大約8:55,值班管制人員向紐約中心的一名管理人員報告:她認為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也被劫持。該管理人員試圖通知區域管理人員們,對方告知,他們正在討論一架被劫持的飛機(可能是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並謝絕干擾。8:58,跟蹤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的管制人員告訴紐約中心的另一名管制人員說:「我們這裡可能發生了劫機事件。有兩架飛機被劫持。」
在9:01~9:02之間,紐約中心的一名管理人員告訴赫恩頓的指揮中心:
管理人員,紐約中心:我們這裡發生了幾起險情。這是險情不斷升級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軍方的介入——我們還有其他的險情,我們這裡還有別的飛機有著相似的危險。紐約中心所指的「其他飛機」就是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證據顯示,這次談話是在第二次撞擊之前,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或者是赫恩頓指揮中心接到的說有第二架飛機被劫持的惟一通知。
在指揮中心9:01被告知這個「其他飛機被劫」時,紐約中心聯繫紐約終端進場控制處要求其幫助尋找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
終端:我看到有人在海岸滑行,但他似乎正在進入那裡的一個小型機場。
中心:堅持一秒鐘,我從這裡找找他,再與你聯繫——他就在那裡。繼續。
終端:他正在9,500到9,000英尺高空。
中心:你知道他是誰嗎?
終端:我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只是碰巧跟上了他。
中心(9:02):好的,繼續努力。似乎是另外一場劫機。管制人員觀察著飛機正在急速下降;雷達數據在曼哈頓南區消失。9:03,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撞上南塔樓。與此同時,波士頓中心的一位管理人員報告說,他們解密了所聽到的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劫機者所說的話。
波士頓中心:喂,你還在嗎?
新英格蘭地區:是的。
波士頓中心:……根據磁帶,波比似乎認為那傢伙說「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現在,我們不知道是否是因為口音,或者是否是不止一個,但我確實聽懂了他們的話的意思,我向你再次確認該條信息。我將迅速回復你,如何?
新英格蘭地區:好的。
不明女聲:他們有什麼?
波士頓中心:飛機,不止一架飛機。
波士頓中心:似乎是,我們在與紐約方面聯繫。還有一架飛機飛向世貿中心。
新英格蘭地區:還有一架飛機?
波士頓中心:還有架飛機撞擊世貿中心。
新英格蘭地區:好的,知道了——我們得快速警告軍方。波士頓中心立即建議新英格蘭區停止所有其控制下的飛機離開機場。9:05,波士頓中心向聯邦航空管理局指揮中心和新英格蘭區證實,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上的劫機分子說「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就在此時,紐約中心宣佈「禁飛」——意思是沒有進一步通知,所有飛機不得離開、到達或者通過紐約中心的領空。
在第二次撞擊的數分鐘內,波士頓中心指示其管制人員將紐約發生的事件告知在其領空內的所有飛機,並建議飛機加強駕駛艙的安全措施。波士頓中心要求赫恩頓指揮中心在全國範圍內發佈一個類似的加強駕駛艙保安措施的警告。我們沒有證據顯示指揮中心根據該要求採取了行動或者發佈任何駕駛艙安全措施警告。
軍方通知和反應。北美防空司令部防空人員得知第二架飛機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被劫持的第一個通知,是紐約中心於9:03打電話告訴東北防空區的。通知到達之際就是飛機撞上南塔樓之時。
到9:08,東北防空區的任務組指揮官獲悉世貿中心二次爆炸,並決定在軍事領空內的戰鬥機不得離開曼哈頓。
東北防空區,任務組指揮官:這是我預見可能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我們需要與聯邦航空管理局聯繫。我們需要告訴他們,如果這些傢伙繼續這樣的話,我們需要啟動那些戰鬥機,將它們部署在曼哈頓上空。那是最好的安排。現在立即行動。與聯邦航空管理局協調,告訴他們我們還不知道,是否還有這種劫機事情發生,我們現在把戰鬥機部署在曼哈頓上空,至少做一些反擊行動。
聯邦航空管理局關閉了空中航線。雷達數據顯示在9:13,當奧蒂斯戰鬥機距離紐約市115英里時,戰鬥機放棄盤旋,直接飛往曼哈頓。它們9:25到達,在紐約市上空建立了空中戰鬥巡邏隊。因為奧蒂斯戰鬥機首先飛向軍事領空而後又飛往紐約,耗費了大量的燃料。作戰指揮官擔心飛機加油問題。東北防空區考慮從弗吉尼亞州的蘭利空軍基地緊急起飛預警戰機前往紐約,以提供援助。蘭利戰鬥機於9:09進入戰鬥崗位。沒有跡象顯示北美防空司令部得知有其他飛機遭到劫持。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4)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覺察。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8:45開始偏離其飛行計劃,向偏南方向飛行。兩分鐘後,飛機從控制該航班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的雷達上完全消失。跟蹤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的管制人員告訴我們,他看到飛機轉向西南,然後數據消失。管制人員尋找初級雷達回波。他沿著飛機的預定路線及從航班開始轉向處向西南的空域搜尋。沒有初級雷達目標出現。他嘗試用無線電直接向飛機呼叫,然後向航空公司呼叫,還是沒有任何反應。在這時,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的管制人員還不知道紐約的情況,還不知道其他飛機被劫持。他還認為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遇到了嚴重電路或者技術故障或者兩者兼有,並且失蹤了。
9:00後不久,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開始通知其他飛機,告知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已經失蹤並可能已經墜毀。9:08,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請求蘭利空軍基地尋找一架墜毀的飛機。中心還與西弗吉尼亞警方聯繫,詢問是否接到過一架飛機墜毀的報告。9:09,中心向聯邦航空管理局地區中心報告與飛機失去聯繫,後者於9:24將消息報告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到9:20,在得知還有其他飛機被劫持後,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開始懷疑其關於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已墜毀的最初推斷。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和赫恩頓指揮中心的管理人員們對此進行商量,決定通知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些地面設施,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蹤的消息。到9:21,指揮中心、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些地面設施和美利堅航空公司開始尋找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他們擔心它已被劫持。9:25,指揮中心將這一情況通知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
搜索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的初級雷達回波失敗促使我們更進一步調查這件事。9月11日以後的雷達復原揭示,聯邦航空管理局雷達裝置自8:56異頻雷達收發機一關閉就進行追蹤,但是從8:56~9:05的8分13秒時間內,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的初級雷達信息並未出現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的管制人員們面前。原因是技術方面的,是由於軟件處理雷達信息的方法以及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飛行中的雷達信號覆蓋不佳所致。
根據雷達復原,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雷達顯示屏上,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於9:05作為初級目標重新出現在最後所知位置以東。該目標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空域內停留36分鐘,之後於9:10飛入華盛頓中心空域的西部。當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2名管理人員和負責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的管制人員沿航班預定路線向西和向南而不是向東搜尋航班時——實際上航班正向東飛行。管理人員們並未指示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的其他管制人員打開其初級雷達,加入搜尋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當中。
總之,印第安納波利斯中心從未見到第77次航班調頭轉向。在它從初級雷達覆蓋範圍內再現之前,管制人員們或者以為飛機已撞毀而停止搜索,或者在朝西觀察。儘管指揮中心知悉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蹤,但是它和聯邦航空管理局均未向周圍中心發佈全面搜尋初級雷達目標的通知。在飛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過程中,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有36分鐘未被發現。到9:25,聯邦航空管理局赫恩頓指揮中心和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得知兩架飛機撞擊了世貿中心。他們知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蹤了。最起碼,波士頓中心和新英格蘭區的一些官員知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上的1名劫機者曾說「我們控制了幾架飛機」。對其他飛機安全的擔憂開始增加。赫恩頓指揮中心的1名管理人員問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他們是否要命令「全國停飛」。就在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的執行人員討論此事時,指揮中心於9:25下了命令。
指揮中心繼續尋找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9:21,它通知杜勒斯終端管制處。後者促使其管制人員尋找初級目標。9:23,他們發現一個目標。杜勒斯的一些管制人員「觀測到一個初級雷達目標以高速向東飛行」,並且通知裡根國家機場。裡根國家機場和杜勒斯機場的聯邦航空管理局工作人員通知特勤局。飛機身份或者類型不明。
裡根國家機場的空飛管制人員指揮一架剛起飛在前往明尼蘇達州途中的國民衛隊C—130H非武裝運輸機去確認並跟蹤嫌疑飛機。C—130H飛行員發現了它,並確認為一架波音757並試圖跟蹤其路線。9:38,撞擊發生後數秒鐘內,C—130H飛行員向管制塔報告說,「似乎飛機撞擊了五角大樓。」
軍方的通知和反應。北美防空司令部對於尋找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的任何消息一無所知。相反,東北防空區的防空官員們聽到的最新報告說,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班機已不復存在。
9:21,東北防空區接到聯邦航空管理局如下報告:
聯邦航空管理局:軍事報告。我們是波士頓中心。我們剛剛獲悉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還在空中,並且正在飛往華盛頓的途中。
東北防空區:好的。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還在空中?
聯邦航空管理局:是的。
東北防空區:在飛往華盛頓的途中?
聯邦航空管理局:那是另一架——顯然另一架飛機撞擊了世貿中心大樓。這是我們得到的最新消息。
東北防空區:好的。
聯邦航空管理局:我正盡力確定其身份。但是我可以斷定它或者在新澤西上空的某處,或者在更往南的什麼地方。
東北防空區:好的。所以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並沒有被劫持,是嗎?
聯邦航空管理局:不,被劫持了。
東北防空區: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被劫持了?
聯邦航空管理局:是的。
東北防空區:並且它正飛往華盛頓?
聯邦航空管理局:是的,這大概是第三架被劫飛機。
當時提到的「第三架被劫飛機」不是指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那時的聯邦航空管理局還沒有弄清事態——兩架飛機撞擊了世貿中心。而波士頓中心聽華盛頓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說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還在飛行之中。我們無法確定聯邦航空管理局這條錯誤信息的來源。
東北防空區技術員接到聯邦航空管理局的電話後立即通知任務組指揮官,後者向東北防空區作戰指揮官報告:
東北防空區,任務組指揮官:好的,美利堅航空公司航班還在飛行之中。航班11號,第一個傢伙還在飛往華盛頓。明白嗎?我想我們應該緊急起飛蘭利戰鬥機。我正駕著奧蒂斯戰鬥機,如可以找到的話,盡量追上它。
經過與東北防空區指揮部磋商,任務組指揮官於9:23發佈命令:「好——緊急起飛蘭利。飛往華盛頓地區——如果他們在那兒,我們就攻擊它——這些傢伙很狡猾。」命令於9:24傳到蘭利空軍基地。雷達數據顯示蘭利戰鬥機於9:30起飛。東北防空區決定讓奧蒂斯戰鬥機繼續停留在紐約上空。蘭利戰鬥機則調整方向飛往巴爾的摩地區。任務組指揮官向我們解釋說其目的在於使蘭利戰鬥機定位於報告中的南向飛行的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和首都之間。
根據波士頓中心軍事聯絡官的建議,東北防空區與聯邦航空管理局華盛頓中心聯繫,詢問關於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的情況。在談話過程中,一名華盛頓中心的管理人員告知東北防空區:「我們正在尋找——我們還丟失了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其時為9:34。這是首次通知軍事部門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蹤,還是無意中通知的。如果東北防空區沒有撥打這個電話,他們根本不會知道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也失蹤的消息,儘管聯邦航空管理局已經在尋找它了。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無人要求軍方為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提供軍事援助。
9:36,聯邦航空管理局波士頓中心打電話給東北防空區,傳達發現不明飛機正在向華盛頓靠近的消息。「最新報告。目視飛行型飛機,白宮東南6英里……6英里,西南,白宮西南6英里,正在偏離。」這個驚人的消息促使東北防空區任務組指揮官立即控制空域為蘭利戰鬥機清出一條航線:「好,我們即刻轉向,加速飛往白宮。」之後他驚異地發現蘭利戰鬥機竟未按其指示向北飛往巴爾的摩地區,而是向東飛往海洋上空。「我不管你們犯了多少錯,」他罵道,「混賬——好。讓它們回來!」
蘭利戰鬥機向東而非向北飛行的原因有三:第一,不像平常的緊急起飛命令,這次命令既不包括接近目標的距離又沒有目標的定位;第二,一個「籠統」計劃——旨在使飛機盡快起飛離開當地空域——錯誤地引導蘭利戰鬥機確信他們受命向正東(090)飛行60英里;第三,主飛行員和地方聯邦航空管理局管制人員錯誤地認定飛行計劃指示向090飛行60英里,以此代替了原先的緊急起飛命令。
9:36,東北防空區接到電話獲悉不明飛機距離白宮幾英里以後,蘭利戰鬥機受命飛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9:38,東北防空區的管制人員發現一個不明初級雷達目標的蹤跡,但是「已消失」在華盛頓上空。9:37:46,五角大樓遭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撞擊,其時蘭利戰鬥機還在150英里以外。
五角大樓被撞擊後,東北防空區立即得知另一架飛機可能被劫持。事實上,該機並未被劫持。世貿中心遭受第二次撞擊後,波士頓中心的管理人員們意識到,兩架飛機都是從洛根機場出發的橫跨大陸的波音767噴氣式客機。想到「我們控制了幾架飛機」的話,波士頓中心猜測三角洲第1989次航班可能也已被劫持。9:41,波士頓中心給東北防空區打電話,確認三角洲第1989次班機是一架從洛根機場出發飛往拉斯維加斯的波音767噴氣式飛機,可能已被劫持。東北防空區警告聯邦航空管理局克利夫蘭中心監視三角洲第1989次班機。指揮中心和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也在進行監視。整個早上,出現了無數有關飛機被劫持的誤報。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向南飛行是第一個,關於三角洲第1989次班機是第二個。
東北防空區自始至終沒有失去對三角洲第1989次班機的追蹤,他們甚至命令來自俄亥俄和密歇根的戰鬥機中途攔截它。該航班從未關閉其異頻雷達收發機。很快,東北防空區瞭解到三角洲第1989次班機並未被劫持,並一直追蹤其在托萊多上空調頭向東並於克利夫蘭著陸。155但另一架飛機正飛往華盛頓——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班機,但北美防空司令部對此架飛機一無所知。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5)
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覺察。9:27,在空中飛行45分鐘之後,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接到來自克利夫蘭中心管制人員的消息。這是聯邦航空管理局最後一次與該航班正常聯繫。
不到1分鐘後,克利夫蘭中心管制人員和附近飛機的飛行員聽到「一個難辨別的無線電消息,很可能是尖叫或者搏鬥聲,來源不明」。
數秒鐘之後,克利夫蘭管制人員回應:「有人呼叫克利夫蘭?」隨之而來的是第二個無線電消息,伴著一聲尖叫。克利夫蘭中心管制人員開始試著確認無線電消息的來源,並注意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已下降750英尺。管制人員幾次努力想使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升高,但沒有得到回應。9:30,管制人員開始以自己的頻率向其他航班收集信息,確認他們是否聽到尖叫,有些班機說聽到了。
9:32,頻率轉換器中傳出第三條無線電信息:「坐著別動,機艙內有一枚炸彈。」管制人員明白但故意回應:「克利夫蘭中心呼叫,你的消息無法辨認,再說一遍,慢點。」他通知了他的上司,後者通過指揮系統發送了此消息。到9:34,劫機消息傳到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
至此,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和赫恩頓指揮中心已經開通了開放式電話通訊,並指示指揮中心向其各中心收集可疑飛機的信息。指揮中心執行了該請求。1分鐘後,克利夫蘭中心報告:「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艙內可能有一枚炸彈。」9:34,指揮中心將有關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消息發給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大約9:36,克利夫蘭中心通知還在跟蹤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指揮中心,還特別詢問是否要求軍方啟動戰鬥機攔截該飛機。克利夫蘭甚至告訴指揮中心應做好準備和附近軍事基地聯繫提出請求。指揮中心告訴克利夫蘭他們的上級,聯邦航空管理局人員不得不作出尋求軍事援助的決定,並且他們正忙於此事。
9:34~9:38之間,克利夫蘭管制人員觀察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上升至40,700英尺高度,立即令幾架飛機離開其航線。管制人員繼續努力和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聯繫,並詢問飛行員是否可以確定飛機被劫持。
飛機沒有回應。
之後,9:39,從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傳來第四次無線電消息:
吉亞德·亞拉赫:我是機長。請你們呆在座位上別動。艙內有一枚炸彈。我們正飛回機場。我們要求……(難以分辨)。請保持安靜。
管制人員回應:「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收到你機上有一枚炸彈。繼續前行。」航班沒有回應。
從9:34~10:08,在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向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飛行過程中,一位指揮中心機構管理人員向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的執行副局長蒙特·貝爾格和其他執行官不斷提供最新情況。9:41,克利夫蘭失去了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異頻雷達信號。管制人員以初級雷達定位將其與其他飛機可視位置作比較,追蹤到該航班轉向東之後,又轉向南。
9:42,指揮中心從新聞報道中獲悉一架飛機撞擊五角大樓。指揮中心的全國行動管理人員本·斯林尼隨之命令所有聯邦航空管理局設施指示全部飛機在最近的機場著陸。這項命令是史無前例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統以精湛的技巧這樣做了,使約4,500架商務和普通飛機安全著陸沒有出現意外。
9:46,指揮中心向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發佈最新消息,稱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現在距離華盛頓還有「29分鐘的航程」。
9:49,克利夫蘭請求軍事援助13分鐘以後,指揮中心建議總部應決定是否請求軍事援助:
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他們讓傑夫駕機去和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聯繫。
指揮中心:我們是否考慮緊急起飛飛機?
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呵,上帝。不知道。
指揮中心:哦,大概10分鐘吧,總得有人作出決定。
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唔,你知道所有的人都離開自己的房間了。
9:53,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通知指揮中心,航空交通局副局長正在和蒙特·貝爾格討論是否緊急起飛飛機。隨後指揮中心通知總部,管制人員在匹茲堡地區上空失去與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聯繫。幾秒鐘後,指揮中心接到另一架飛機的報告,告知總部已看到其在約翰鎮西北20英里處。還有另一架飛機看到了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10:01,指揮中心通知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一架飛機看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機翼搖動。」該飛機見證了劫機者企圖打敗乘客反擊的努力。
10:03:11,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在距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25英里的賓夕法尼亞墜毀,具體墜毀時間尚存爭議。這一具體墜毀時間是根據國家交通安全理事會的分析、調查委員會工作人員對航班雷達的分析、飛行數據記錄、駕駛艙錄音、紅外線衛星記錄和航空交管廣播分析獲得的證據而得出的結論。
5分鐘後,指揮中心向總部傳達了以下最新消息:
指揮中心:好的。唔,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有最新情況。
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請講。
指揮中心:有報告說從我給你的飛機最後所在位置處冒起一股黑煙,在約翰鎮南15英里處。
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從飛機還是地面?
指揮中心:唔,他們推測來自地面。
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明白。
指揮中心:那架飛機撞擊了地面。這是他們的推測,僅僅是推測。168
看到「黑煙」的飛機就是那架27分鐘前目擊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撞擊五角大樓的國家防空非武裝貨機,它繼續飛往明尼蘇達州,在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墜毀不到兩分鐘內便看見發出的黑煙。10:17,指揮中心通知總部,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已經墜毀。
儘管討論了軍事援助的問題,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竟沒有人為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請求過軍事援助,也沒有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管理人員向軍方反映過任何關於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消息。
軍事通告和回應。東北防空區最先在10:07從克利夫蘭中心的軍事聯絡處接到有關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電話。因還不知道飛機已經墜毀,克利夫蘭中心通知東北防空區飛機的最後所知的經緯度。東北防空區根本無法通過雷達為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定位,因為它早已墜毀了。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6)
與此同時,東北防空區任務組指揮官正在處理蘭利戰鬥機到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事宜並澄清他們有關潛在目標的命令內容。10:10之後不久,既不知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是飛往華盛頓,也不知飛機已經墜毀,他明確指示蘭利戰鬥機「不需——不需命令便可射擊」在國家首都上空的飛機。
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艙內有炸彈的消息在東北防空區迅速傳開。防空員們收集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初級雷達回波並且盡力確定其他戰鬥機的方位以緊急起飛。東北防空區給華盛頓中心打電話報告:
東北防空區:華盛頓,我還要向你發一則警示。
聯邦航空管理局(DC):說吧。
東北防空區:你是否得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消息。
聯邦航空管理局:是的。它下來了。
東北防空區:它下來了?
聯邦航空管理局:是的。
東北防空區:什麼時候著陸的?因為我們剛接到證實。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
(由波士頓至洛杉磯)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
(由波士頓至洛杉磯)
7:59起飛
8:14最後常規無線電聯絡;可能被劫
8:19航機乘務員向美利堅航空公司報告被劫持
8:21異頻雷達被關閉
8:23美利堅航空公司試圖與飛機駕駛艙聯繫
8:25波士頓中心意識到劫機事件
8:38波士頓中心通知東北防空區飛機被劫持
8:46東北防空區緊急起飛奧蒂斯戰鬥機搜尋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
8:46:40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北塔樓)
8:53奧蒂斯戰鬥機起飛
9:16美利堅航空公司總部獲悉第11次航班撞擊了世貿中心
9:21波士頓中心通知東北防空區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班機正飛向華盛頓
9:24東北防空區緊急起飛蘭利戰鬥機搜尋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班機8:14起飛
8:42最後一次無線電聯絡
8:42~8:46大致被劫持
8:47異頻雷達信號改變
8:52乘務人員通知聯合航空公司班機被劫持
8:54聯合航空公司試圖與飛機駕駛艙取得聯繫
8:55紐約中心懷疑飛機被劫持
9:03:11第175次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大樓(南塔樓)
9:15紐約中心通知東北防空區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是第二架撞擊世貿中心的飛機
9:20聯合航空公司總部獲悉第175次航班已經撞擊世貿中心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
(由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至洛杉磯)
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
(由紐瓦克至舊金山)
8:20起飛
8:51最後一次常規無線電聯絡
8:51~8:54可能被劫
8:54第77次航班未經指示向南轉向
8:56異頻雷達收發機關閉
9:05美利堅航空公司總部意識到第77次航班被劫持
9:25赫恩頓指揮中心命令全國飛機停飛
9:32杜勒斯觀測塔觀測到快速移動的飛機雷達(後確認為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
9:34聯邦航空管理局通知東北防空區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蹤
9:37:46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撞擊五角大樓
10:30美利堅航空公司總部確認第77次航班撞擊五角大樓8:42起飛
9:24第93次航班接到聯合航空公司發出的可能發生侵入駕駛艙的警示
9:27最後一次常規無線電聯絡
9:28可能被劫持
9:34赫恩頓指揮中心通知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被劫持
9:36乘務人員通知聯合航空公司飛機被劫持;聯合航空公司試圖與駕駛艙取得聯繫
9:41雷達收發機關閉
9:57乘客開始反抗
10:03:11第93次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州山克斯維爾墜毀於地面
10:07克利夫蘭中心通知東北防空區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被劫持
10:15聯合航空公司總部獲悉第93次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華盛頓中心通知東北防空區第93次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聯邦航空管理局:它沒有著陸。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臨時準備保衛家園(7)
東北防空區:那麼,它下來了?墜毀了?
聯邦航空管理局:是,在戴維營東北的某個地方。
東北防空區:戴維營東北方。
聯邦航空管理局:這是最新報告。他們不知道確切在哪兒。
通知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墜毀的時間是10:15。
東北防空區的防空員們從未確定飛機的方位或者在雷達顯示屏跟蹤它。當他們得知飛機被劫持時,飛機已經墜毀。
整理記錄
9月11日美國空域的保衛戰並未根據預先的培訓和規定進行,而是由平民百姓即時處理的。他們從未處理過試圖消失的被劫持飛機,並且是在把商務飛機轉變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未有任何軍事準備的情況下。事件發生時,東北防空區的防空員們得到9分鐘關於第一架被劫飛機的通知,對於第二架沒有事先通知,第三架沒有,第四架也沒有。
我們認為當日早上的真實情景不能表明東北防空區和聯邦航空管理局各機構行動人員的恥辱。東北防空區指揮官們和其他官員們積極分析信息,以所知信息為基礎作出了非常好的判斷。聯邦航空管理局每個管制人員、設施管理人員及指揮中心管理人員們運籌帷幄,建議全國警備,停止所有當地空中飛行的飛機,並最終決定令所有飛機著陸,毫無差錯地執行了這次史無前例的命令。
除了真實發生的事件之外,政府對那些事件的不準確記錄使得好像及時接到了通知,要求它對其中的兩次劫機作出反應,從而就產生軍事反應的準確性問題。這些不準確記錄產生影響時,它迴避了軍方能否從自己的渠道及時獲得準確信息的問題。除此之外,他們高估了那天上午聯邦航空管理局向軍方提供及時、準確信息的能力。
在本委員會2003年5月的公開聽證會上,北美防空司令部官員宣稱,在9:16,東北防空區從聯邦航空管理局接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被劫持的通知,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在9:16,沒有飛機被劫持的報告,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那時正在正常飛行。
還是在這次公開聽證會上,北美防空司令部官員宣稱,在9:24東北防空區接到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被劫持的通知,這個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東北防空區9:24接到的通知是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沒有撞擊世貿中心,而是飛向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在他們的證詞和其他公開記錄中,北美防空司令部官員也宣稱蘭利戰鬥機已經緊急起飛應對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和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或者兩者,這些說法也同樣是不正確的。戰鬥機起飛是因為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向南飛行,這不但在東北防空區的錄音談話資料中,而且在聯邦航空管理局各中心的錄音談話中都是清楚的。東北防空區、大陸區總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都整理了同步記錄和其他的記錄。但是這次對於如幽靈一般的飛機的反應,聯邦航空管理局或者國防部並沒有發佈單獨的時間表或者聲明進一步重述。這些不準確的記錄給人的印象是,這些緊急起飛的蘭利戰機是對一次實際被劫持的飛機的合乎邏輯的反應。
實際上,不僅僅是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的錯誤信息導致了緊急起飛,而且東北防空區也從未接到過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被劫持的通知。它是9:34接到通知說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失蹤的。接著,幾分鐘以後,東北防空區被告知一架不明飛機正在白宮西南6英里處,在這時,已經升空的飛機才開始直接向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進發。
因此,軍方並沒有14分鐘來應對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正如2003年5月對本委員會所做的聽證顯示的那樣,它們至多只有1~2分鐘的時間對飛向華盛頓的飛機作出反應,並且戰鬥機能給予幫助時還處於錯誤的位置。它們根據並不存在的劫機報告已作出了反應。
軍方對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也沒有47分鐘時間來作出反應,正如記錄其在9:16接到被劫持通知的資料所顯示的那樣,當軍方得知時,飛機已經墜毀。
我們現在將注意力轉向國家領導那天上午在事件中的作用。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國家危機管理(1)
當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班機於8:46撞擊世貿中心時,白宮內及與總統一起出訪的人均不知道飛機被劫持。儘管該信息在聯邦航空管理局內部被傳送,但我們沒有證據認定在8:46之前將劫機事件報告給了華盛頓任何其他機構。
大多數的聯邦機構是通過美國有線新聞網瞭解到紐約的撞擊事件的。179在聯邦航空管理局內部,局長簡·加維和他的執行副局長蒙特·貝爾格在通過電視瞭解到一架飛機墜毀之前,並沒有人告知他確定的劫機事件。局內其他人,正如我們在本章前面所解釋的那樣,則知悉此事。
在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行動副主任和他的助手開始就此事通知五角大樓高級官員。大約在9:00,國家軍事指揮中心高級行動官員接通聯邦航空管理局行動中心要求提供信息。儘管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被告知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被劫持,但並未討論飛機的緊急起飛。
在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總統車隊正到達艾瑪·E·布克小學。在那裡,布什總統將向一個班級讀課文和談論教育問題。白宮參謀長安德魯·卡德告訴我們,他正與總統站在教室的外面,這時總統高級顧問卡爾·多夫首先告訴他們一架小型雙引擎飛機撞入世貿中心。總統的反應是,事故一定是由飛行員的錯誤造成的。
8:55,在進入教室之前,總統與在白宮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通話。她回憶首先告訴了總統一架雙引擎飛機——後來是一架商用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又補充說:「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所有情況,總統先生。」
在白宮,副總統切尼正坐下準備開會,助手告訴他打開電視,因為一架飛機撞入世貿中心北塔樓。副總統正奇怪,「一架飛機怎麼會撞上世貿中心?」這時,他看到第二架飛機撞上南塔樓。
在白宮的其他地方,一系列9:00會議準備開始。因為不知道撞擊根本不是事故,白宮人員在進行他們的常規安排時監聽了新聞。
機構協商
當他們獲悉第二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時,幾乎所有在白宮的人告訴我們,他們立即知道這不是一場意外事故,特勤局在白宮大廈的周圍啟動了一系列的安全強化措施。發佈這些命令的官員並不知道還有其他被劫持的飛機,或者有一架飛機正飛向華盛頓。這些只是因為紐約的撞擊事件而採取的預防措施。
聯邦航空管理局和白宮的電話會議。聯邦航空管理局,白宮和國防部在9:30之前分別召開了一個多機構參加的電話會議。因為這些電話會議——至少在10:00以前——未包括來自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國防部的正式官員,所以無一能成功地協調軍方和聯邦航空管理局對劫機事件作出有意義的反應。
大約9:20,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的安全人員與包括國防部在內的幾個機構召開了一個關於劫機的電話會議。參加會議的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官員告訴我們,因為信息零散,只能間歇性地監聽,會議價值甚小,而且還有其他重要任務。參加會議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管理人員也記得,與會的軍方人員在五角大樓被撞之前只是間斷地參加。兩人均認為電話會議在協調對「9·11」襲擊的反應上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執行副局長貝爾格那天上午對軍方沒有在線而感到惱火。
在白宮,電視電話會議由總統反恐特別助理、長期從事反恐工作的理查德·克拉克在形勢室主持召開。會議記錄顯示:會議於9:25開始,包括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務院、司法部和國防部、聯邦航空管理局和白宮保護等部門。聯邦航空管理局和中央情報局在9:40加入。白宮電視電話會議談論的第一個問題——大約是9:40——是總統、白宮和聯邦機構的實際安全。隨即接到報告稱一架飛機撞上了五角大樓。我們沒有證據認定電視電話會議提前知悉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被劫持正朝著華盛頓方向飛來。確實,我們並不清楚在9:37之前電視電話會議正在召開,當時五角大樓被撞。
加維、貝爾格和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的其他高級官員在不同時間參加了該次電視電話會議。我們不知道誰代表國防部參與會議,但我們知道,在第一小時,處理危機的人員沒有參與。至少在第一小時內,在白宮電視電話會議上傳達的信息沒有能傳達給國家軍事指揮中心。正如一個證人回憶的:「幾乎就是在展開兩個並行的決策程序,一個是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召開的電話會議……另一個則是(白宮錄像電話會議)……在我看來,他們是在指揮、控制和決策上競爭。」189
10:03,會議接到更多飛機失蹤的報告,「可能是兩架或三架空中飛行的飛機」,並得知華盛頓上空正在進行空中戰鬥巡邏。會議還討論需要有攻擊規則。克拉克報告他們正在尋求總統授權擊落飛機,授權的確認是在10:25,但是命令以更直接的方式由五角大樓傳達下去。
五角大樓電話會議。在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內,行動副主任立即認定第二次撞擊就是恐怖襲擊。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在這種緊急狀態下的職責就是,召集相關各方並立即在國家指揮權——總統和國防部長——與執行命令的人員之間建立起指揮鏈。
9月11日上午,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正在五角大樓與一些國會議員共進早餐。然後他返回辦公室處理每天的情況簡報。此間,部長被告知第二架飛機在紐約的撞擊事件;他繼續處理簡報,同時等待更多的信息。拉姆斯菲爾德部長為配合加強安全措施進入停車場。
在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內,行動副主任召集了一個全方位的「重大事件」會議。會議於9:29以一個簡短的重述開始:兩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證實被劫持,奧蒂斯戰鬥機已經緊急起飛。會議要求聯邦航空管理局提供最新情況,但是沒有回音,因為聯邦航空管理局當時並沒有加入電話會議。1分鐘以後,副主任宣佈剛剛證實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還在空中,並正飛向哥倫比亞特區。他指示把這個會議轉為一個空中威脅電話會議。北美防空司令部證實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在空中正飛向華盛頓,訛傳了已經提及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的錯誤信息。電話會議大約於9:34結束。
9:37,一個空中威脅的電話會議重新開始。持續大約8個小時。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以及國家安全副顧問史蒂文·哈德利均在不同時間參與了這個電話會議。白宮地下掩體的軍事人員和空軍一號上總統的軍事助手也於不同時間參加了會議。
接線員們急切地試圖與聯邦航空管理局相連接,但是他們的設備有問題,很難找到安全的電話號碼。北美防空司令部在10:03之前3次確認聯邦航空管理局是否參加了電話會議。在10:17參加會議的聯邦航空管理局代表不熟悉或者不負責劫機事件,沒有機會接觸決策者,聯邦航空管理局高級官員沒有獲悉任何信息。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在此緊要關頭,位於佛羅里達州或者曬延山的北美防空司令部高層指揮官,與聯邦航空管理局總部的高級指揮官們協調一致,提高警覺並組織起共同的反應。低層官員臨時應戰——如聯邦航空管理局波士頓中心在第一次劫機後,繞過指揮系統並直接與東北防空區取得聯繫。但是國防部最高級別的官員們卻依靠國家軍事指揮中心的空中威脅電話會議,而聯邦航空管理局竟然在前48分鐘沒有人參加該會議。
9:39,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負責行動的副主任即一個軍事官員,打開電視參與了五角大樓的電話會議。此時五角大樓剛剛遭到襲擊。他說:「針對北美的空中威脅可能正在進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情況如何?」北美防空司令部說他們得到的報告相互衝突。最新的消息是「一架可能遭劫的飛機從肯尼迪機場起飛正在飛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途中」。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報告五角大樓中心一角被撞毀並要求國防部部長參加會議。
9:44,北美防空司令部向會議簡要報道了三角洲第1989次航班可能被劫持的情況。兩分鐘以後,工作人員報告,他們還在試圖尋找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副主席邁爾斯。副主席在10:00前不久參加會議;部長在10:30前不久加入;主席不在國內。
9:48,一名白宮掩體保護部門的代表問是否有跡象顯示還有被劫持的飛機。行動副主任提到三角洲班機,並結論性地說「這可能是第四架被劫持的飛機」。9:49,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員指示所有保護國家空中主權的飛機全副武裝,進入戰鬥崗位。
9:59,白宮軍事辦公室的一名空軍上將參加會議並說,他剛與國家安全副顧問史蒂文·哈德利通過話。白宮要求:(1)繼續執行政府措施;(2)戰鬥機護航空軍一號;(3)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建立空中戰鬥巡邏隊。
到10:03,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時,並沒有提及它被劫持,並且聯邦航空管理局仍未能參加電話會議。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國家危機管理(2)
總統和副總統
9:05,安德魯·卡德向總統耳語「又一架飛機撞上第二座塔樓,美國正在遭受襲擊」時,總統正坐在一間教室裡。總統告訴我們他的本能是保持鎮靜,不能讓全體國民在危急時刻看到他激動的反應。新聞記者就站在孩子們的後面,他看到他們的電話和傳呼機開始響起。總統感到他應該保持力量和鎮定,直到他能更好地理解發生的事情。
總統在教室又呆了5~7分鐘,同時,孩子們繼續讀著書。在9:15之前不久,他返回招待室,在那裡聽了工作人員的簡報,並看了電視報道。然後他與副總統切尼、賴斯博士、紐約州長喬治·帕特基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通了電話。他決定在去機場前在學校作一個簡短的聲明。特勤局告訴我們,他們急著將總統轉移到一個更為安全的地方,但認為他現在沒有必要出門。
在9:15~9:30之間,工作人員正忙於安排返回華盛頓,總統正與他的高級顧問們商談他的講話。此間,出訪的團體中沒有人知道其他飛機被劫持或者失蹤的任何消息。工作人員與白宮形勢研究室聯繫。但是根據我們的判斷,和總統在一起的人沒有人與五角大樓聯繫,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總統對全國的聲明上。這段時間作出的惟一決定就是返回華盛頓。
總統車隊於9:35離開。在9:42~9:45之間到達機場。行程中,總統獲悉五角大樓被襲擊。他登上飛機,向特勤局詢問他家人的安全,並打電話給副總統。根據電話記錄,大約9:45,總統對副總統說:「看來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小戰爭。我知道了五角大樓的情況。我們在戰爭中……有些人要為此付出代價。」
大約在此時,卡德、特勤局特工隊長、總統軍事助理和飛行員在討論空軍一號的可能降落地點。特工人員認為華盛頓現在局勢動盪,總統不能回去。卡德贊同。總統強烈希望返回華盛頓並勉強同意去其他地方。空軍一號起飛時,總統和副總統商議。事情還沒有定下來。副總統回憶他敦促總統不要返回華盛頓。空軍一號在沒有固定目標的情況下在9:45離開,目標是升空——盡可能快盡可能高——然後決定飛向哪裡。
9:33,裡根國家機場的塔樓監視員接通特勤局的熱線電話並告訴特勤局行動中心:「一架飛機正在接近你,並不和我們搭話。」這是第一個傳給特勤局的對白宮的直接威脅的具體報告。在此時,沒有採取讓副總統撤離的任何特殊行動。正如接電話的官員所解釋的那樣:「我正打算按下報警按鈕時,監視樓通知飛機正向南轉向並向裡根國家機場飛去。」
在9:34,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開始轉向南離開白宮。它繼續向南飛行大約1分鐘,又向西轉並開始回轉。該消息迫使特勤局立即下令要求副總統在9:36之前撤離。特工人員將副總統推離座位並告訴他必須進入地下掩體。9:37,副總統進入通向掩體的地下通道。
進入掩體後,副總統切尼和特工人員在通道的一個地方停下,這裡有一部安全電話、一隻長凳和電視。副總統要求與總統通話。但費了很長時間才把電話接通。在通道內他瞭解到五角大樓已被撞,他從電視報道上看到濃煙從建築物上升起的畫面。
特勤局記錄切尼夫人9:52到達白宮並與其丈夫在地下通道內見面。根據當時的記錄,在9:55,副總統還在與總統通電話,通知總統說,3架飛機失蹤,1架飛機撞上了五角大樓。我們認為這就是副總統敦促總統不要返回華盛頓的那個電話。通話結束後,切尼夫人和副總統從通道進入掩體會議室。
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和擊落令
9月11日上午,總統和副總統的通訊聯絡總是被切斷,不得不多次重撥,通過一系列電話而進行。總統告訴我們他對那天上午的聯絡不暢感到惱火。有一段時間,他聯繫不到包括拉姆斯菲爾德在內的主要官員。通向白宮地下掩體會議室的線路——與副總統的聯繫——不停地被切斷。
副總統回憶在進入掩體會議室以後就打電話給總統。關於副總統進入掩體會議室的時間存在不同的證據。我們認為,根據可得證據,副總統是在10:00前不久,可能是9:58進入會議室的。副總統回憶,就在他進入會議室以後被告知,空軍正在華盛頓上空試圖建立空中戰鬥巡邏隊。
副總統說,他打電話給總統討論空中戰鬥巡邏隊的攻擊規則。他回憶,當時覺得飛行員無法就飛機轉向時,他們是否有權攻擊它得到指令,否則建立空中戰鬥巡邏隊是沒有意義的。他說總統同意這種看法。總統說,他記得這次通話,並且這使他回憶起自己曾經是一個攔截飛行員。總統向我們強調他曾授權擊落被劫持的飛機。
副總統軍事助理告訴我們,他相信副總統在進入會議室以後就與總統通話。但是他沒有聽到他們在說什麼。賴斯在副總統進入會議室後不久進入會議室並在他的旁邊坐下。她記得聽到他告訴總統說,「先生,空中戰鬥巡邏隊已在上空。先生,他們想知道怎麼做。」然後她回憶聽他說,「是,先生。」她認為這次通話是他們進入會議室之後幾分鐘,可能是5分鐘時開始的。
我們認為,這次通話是在10:10~10:15之前進行的。在反映那天上午其他重要事件的資料中,沒有這次通話的書面證據。相關的證據並不全面。其他附近做記錄的人,如副總參謀長斯庫特·利比,坐在副總統和切尼夫人的旁邊,並沒有記下副總統在進入會議室後立即與總統聯繫的這次通話。
10:02,掩體的通訊員開始接收特勤局的報告,說一架飛行著的飛機——可能被劫持——正飛向華盛頓。那架飛機正是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特勤局直接從聯邦航空管理局得到了該信息。聯邦航空管理局跟隨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行蹤,不是通過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實際的雷達回波,而是通過建立的圖示顯示其投影路線是飛向華盛頓。因此,特勤局也是依據了該投影,他們並不知道飛機已經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
在10:10~10:15之間的某個時點,一名軍事助理告訴副總統及其他人說,飛機在80英里以外,請求副總統切尼授權攻擊飛機。他的反應被斯庫特·比利描述為迅速而果斷,副總統「以一個擊球手決定擊球的時間」授權戰鬥機攻擊飛來的飛機。他告訴我們,他的這個命令基於其與總統早先的通話。軍事助理於幾分鐘後,大概是10:12~10:18之間返回,並說飛機在60英里以外。他再次請求授權,副總統又一次肯定答覆。
白宮副參謀長喬舒亞·博爾頓坐在會議室的桌旁。博爾頓注意到這些談話,他說,「安靜一會」後,他建議副總統與總統聯繫並確認攻擊命令。博爾頓告訴我們,他想搞清楚總統是否已經知道副總統在執行該命令。關於該問題,他說之前他沒有聽說與總統有任何商量。
記錄顯示,副總統在10:18與總統進行了2分鐘的通話,並得到總統的關於該授權的證實。在空軍一號上,總統新聞秘書正在做記錄;根據阿里·弗萊捨記錄,在10:20總統告訴他,已經下令必要時擊落飛機。
幾分鐘過去了,消息傳來說一架飛機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掩體中的人們懷疑飛機是否是根據命令被擊落的。
大約10:30,掩體開始接收另一架飛機被劫持的報告,這次只在5~10英里以外。認為他們只有1~2分鐘時間作決定,副總統再次通令「攻擊」或者「殲滅」那架飛機。10:33,哈德利告訴空中威脅電話會議︰「我需要告訴迪克·邁爾斯,我們的報告是有一架飛機從5英里以外飛過來。副總統的指示是,我們必須殲滅他們。」
又一次,沒有這架飛機命運的即時消息,根據一名目擊者的恰當描述,「它向雷達屏幕下方墜落,還好像一直盤旋在你的想像中,你不知道它在哪裡或者它出了什麼事。」最後,掩體接到消息稱,5英里外的疑似劫持飛機是一架救傷直升機。
第一章 「我們已控制了幾架飛機」國家危機管理(3)
白宮向飛行員授權的傳達
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大約在10:03得知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被劫持。此時聯邦航空管理局尚未與軍方在國家指揮系統的層次上進行聯繫。國家軍事指揮中心是從白宮瞭解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情況的。而該消息是由特勤局與聯邦航空管理局聯繫而得到的。
北美防空司令部也未得到任何消息。10:07,北美防空司令部參加空中威脅電話會議的代表宣佈,北美防空司令部還「沒有跡象顯示這時一被劫持飛機正飛向哥倫比亞特區」。
在10:14~10:19之間,一個在白宮的陸軍上將反覆向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傳達,說副總統已經確定,如果戰鬥機能證明飛機已被劫持,那麼他們就可以攻擊飛來的飛機。
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員拉爾夫·埃伯哈特將軍,正在前往科羅拉多州曬延山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行動中心途中,此時,擊落令通過空中威脅電話會議傳達出來。他告訴我們,當他到達時,命令已經通過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揮系統傳達完畢。
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內部,擊落令是如何傳送的,並不清楚。但是我們知道,在10:31,阿里·阿諾德將軍指示其部下通過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一個即時通信系統廣播以下信息︰「10:31,副總統已經授權我們可以攔截並擊落被劫持飛機,如果他們不聽從(阿諾德將軍)指揮的話。」
在遠離紐約州的地方,東北防空區人員從這條消息中得知擊落令:
地面領導:你需要讀一下這個……軍區司令員已經宣佈我們可以擊落任何不聽從我們指令的飛機。是這樣嗎?
管制人員:是這樣。先生。
地面領導:好,如果你讓某人轉向而他不轉——
管制人員:行動主任正在說不行。
地面領導:不行?這是從談話中得來的——你與那條指令衝突了。
管制人員:現在不行。但是——
地面領導:好,你聽聽副總統的,好嗎?副總統已經授權了。副總統說如果他們不聽從(阿諾德將軍)指揮,我們可以實施攔截並擊落他們。
在我們的訪談中,東北防空區人員對於命令的性質和後果表露出極大的迷茫。
東北防空區指揮官告訴我們,他並沒有傳達這一命令,因為他並未意識到命令的細節。任務指揮官和高級武器指揮官表示,他們都未將該命令傳達給盤旋在華盛頓和紐約上空的戰鬥機。因為他們不清楚飛行員將怎樣或者應該怎樣根據該指示行動。簡而言之,儘管華盛頓的首長們認為,已經指令在他們上面的戰鬥機「殲滅」來犯飛機,傳達給飛行員的命令則是「確認身份,跟蹤監視。」
在大多數情況下,授權動用軍事力量的指揮系統是從總統到國防部長,從部長再到作戰司令員。總統顯然第一次和拉姆斯菲爾德講話是在10:00後不久。無人能回想起這次談話的內容,但是那是一個簡短的通話,並沒有談論有關授權擊落的話題。
10:39,副總統將最新情況告訴了還在空中威脅電話會議上的國防部長:
副總統:至少有3次,我們接到報告說飛機正向華盛頓飛來——兩架被證實遭到劫持,並且根據總統的指示,我已經授權將他們殲滅掉,聽到了嗎?
國防部長:是的,我明白。你把命令傳給誰了?
副總統:命令是從這裡的白宮掩體的行動中心傳出去的。
國防部長:好的,讓我問個問題。該指示已經發送給飛機了嗎?
副總統:是的。
國防部長:那就是說我們有些在那兒的飛機此刻已經接到這些指令了?
副總統:是這樣。我估計他們已經殲滅了一些飛機。
國防部長:我們不能證實,我們被告知有一架飛機墜落,但沒有飛行員報告是他做的。
正如這次通話顯示,當擊落令首先發出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並不在國家軍事指揮中心。他從停車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在這裡與總統通話)。然後走向執行援助中心。在那裡,他參加了白宮電視電話會議。他在10:30前不久去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與副主席邁爾斯會合。拉姆斯菲爾德部長告訴我們,當他在10:39與副總統通話時,他對局勢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主要關心的是保證飛行員對他們攻擊規則有一個清楚的瞭解。
副總統錯誤地認為,擊落令授權已經傳達給了根據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令起飛的飛行員。但是,到10:45,盤旋在華盛頓上空的另一組戰鬥機卻執行著完全不同的作戰規則。這些戰鬥機屬於哥倫比亞防空衛隊的第113大隊。它們根據特勤局傳達的信息,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起飛。第一批安德魯斯戰鬥機在10:38升空。
大衛·沃雷將軍——第113大隊的指揮官——在聽到二手報告說急缺戰鬥機後,撥通了特勤局。一名特勤局特工兩個耳朵各接聽一個電話,一個是沃雷,另一個是白宮的特工人員。該特工轉述白宮特工的指示,後者說是從副總統那裡得到的指令。對於沃雷的指令是,派遣飛機,保護白宮和驅逐威脅國會大廈的任何飛機。沃雷將軍將此轉換成軍事術語起飛「自由的武器」——即由駕駛艙的人員來決定攻擊與否或者是在此種情況下,由領航飛行員決定。他將這些指令傳達給在10:42及此後升空的飛行員。
因此,儘管根據北美防空司令部指示從蘭利起飛的戰鬥機從未接到任何形式的攻擊令,安德魯斯飛行員則在執行「自由的武器」——一種允許攻擊的規則。總統與副總統向我們提示,他們沒有意識到根據特勤局的請求,在軍事指揮系統之外,戰鬥機已經從安德魯斯緊急起飛。235沒有證據顯示北美防空司令部總部或者國家軍事指揮中心的軍事官員知道——整個9月11日的那個上午——安德魯斯戰鬥機已經升空而且是根據不同的攻擊規則行動。
另一種後果?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官員們一直堅持認為,如果乘客沒有致使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墜毀,軍方將會阻止飛機接近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我們現在知道對於該結論所依據的事實的看法是不正確的。蘭利戰鬥機不是因為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而緊急起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並沒有47分鐘的時間去攔截航班;北美防空司令部甚至直到墜毀以後還不知道飛機被劫持。因此,應該對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能否被攔截進行重新評估。
我們估計,如果飛機不是在10:03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於10:13之前不可能到達華盛頓,很可能於10:23之前到達。那段時間只有一組戰鬥機盤旋在華盛頓的上空——蘭利F—16戰鬥機。他們全副武裝並受北美防空司令部控制。在10:07,東北防空區獲悉劫機事件後,北美防空司令部將會用6~16分鐘的時間確定飛機位置,接受命令將其擊落,並將命令傳達給飛行員,飛行員(在同一時間)將在確證命令的真偽後,攔截飛機,執行命令。
在此時,蘭利飛行員並不知道他們面臨的威脅,不知道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方位,也沒有得到擊落授權。
首先,蘭利飛行員從未被告知他們起飛的原因。根據領航飛行員的解釋:「我又想到了俄羅斯的威脅……我想是來自海上巡航導彈的威脅,你知道你向下看,看到五角大樓在燃燒,我想是哪個雜種偷偷溜進來了……你看不到任何飛機,沒有人告訴我們任何消息。」飛行員知道他們的任務是攔截飛機,但是不知道危險來自被劫持的飛機。
其次,東北防空區並沒有得到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方位的準確信息。即使聯邦航空管理局可以提供這個信息,但是我們不知道這要耗費多長時間,也不知道東北防空區需要多久才能確定目標的方位。
第三,東北防空區需要傳達給飛行員的命令。10:10,華盛頓上空的飛行員被強調的語氣告知:「不需徵得同意即可射擊」。擊落令在10:31第一次傳遞給東北防空區。很可能在沒有副總統命令的情況下,北美防空司令部已經下達了擊落令。但是考慮到決定擊落商用飛機的嚴重性和北美防空司令部不能犯錯的審慎下,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會發生的。
北美防空司令部官員們堅持認為,他們將會攔截和擊落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我們不那麼確定。我們確信這個國家應該感謝聯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乘客們。他們的行動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並且可能他們的行動也使國會或者白宮免於毀損。
9月11日上午發生的事情細節非常複雜,但是他們展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北美防空司令部和聯邦航空管理局對2001年9月11日針對美國發動的那種襲擊毫無準備。他們在困難的環境中,努力地臨時拼湊了一場國土防衛戰,應對他們以前從未遇到、也從未訓練過的前所未有的挑戰。
那天上午10:02,在紐約羅馬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東北防空處,一位任務組指揮官的助手,正在指揮中心的地面上與同事們一起工作。經過簡短的反思,他記錄了以下評論:「這是一場新型的戰爭。」
他當時是正確的,現在也是正確的。但是這種衝突並非始於「9·11」,早在幾年以前就已經公佈了,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在1998年給倫敦一家阿拉伯語報紙的傳真中的聲明。很少美國人注意到它,該傳真是從地球上千里之外的一個最邊遠和最貧窮的國家發來的,是由聚集在那裡的一位沙特流亡人員的追隨者們發來的。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戰爭宣言
1998年2月,40歲的沙特阿拉伯驅逐者烏薩馬·本·拉丹與流亡者——埃及醫生阿伊曼·艾爾·扎瓦西裡以「世界伊斯蘭前線」的名義,從阿富汗總部向倫敦的一家阿拉伯報紙發佈了所謂的「聖戰宣言」。「聖戰宣言」通常是受人尊敬的伊斯蘭教的權威人士對伊斯蘭法律所作的解釋,然而無論是本·拉丹還是扎瓦西裡,以及簽署該宣言的其他3個人,都不是伊斯蘭法律方面的學者。他們聲稱,美國已經向上帝和他的使者們宣戰,因此,呼籲將謀殺生活在地球任何地方的任何美國人,「作為任何國家的每一位穆斯林的個人責任,只要他能夠這麼做」。
3個月以後,在阿富汗接受ABC電視台的採訪時,本·拉丹擴大了宣言的主題範圍。他提出,殺掉美國人要比殺掉其他異教徒更重要。他說:「對每個人來說,殺掉美國士兵要比耗費精力從事其他活動更好。」當被問及他是否同意恐怖主義和對平民百姓進行進攻時,他回答道:「我們相信,當今世界最壞的竊賊、最壞的恐怖主義者就是美國人。對此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只能是報以同樣手法。我們沒有必要去區分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百姓。在我們眼裡,他們都是目標。」
在本·拉丹自1992年以來的一長串公開和私下發表的談話中,美國一直都是被單獨挑選出來作為襲擊的對象,1998年的戰爭宣言只是在時間上最近的一次。不過,公開表示要對美國人不加選擇地進行殺戮,這還是頭一次。
1996年8月,本·拉丹發表了帶有其自身特點的「聖戰宣言」。他呼籲穆斯林將美國人趕出沙特阿拉伯。在這份冗長、內容不連貫的文獻中,本·拉丹譴責沙特阿拉伯國王竟然允許一支異教徒的軍隊出現在伊斯蘭的神聖領土上,並對前不久發生於英國,但針對美國軍事設施進行的自殺性爆炸事件表示祝賀。
他還對1983年導致241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喪生的貝魯特自殺性爆炸事件、1992年亞丁的爆炸事件,特別是1993年索馬裡的武裝衝突大加讚賞,因為在那以後,美軍「帶著沮喪、羞辱、挫敗和死亡離開了那裡」。
在ABC電視台的採訪過程中,本·拉丹說他和他的追隨者已經準備在索馬裡發動另一場持久戰,如同在阿富汗反擊前蘇聯的那次一樣,然而「美國人在羞愧和恥辱中逃出了索馬裡」。他還引用前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的事例說明,具有獻身精神的穆斯林軍隊,即使裝備不夠精良,卻仍然可以戰勝超級大國。他告訴記者:「我們有信心我們將會——帶著真主的榮耀——戰勝美國人。」他還警告說:「如果今天的不公正繼續下去……那麼戰場向美國領土轉移則是不可避免的。」
本·拉丹策劃襲擊美國的決心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都未曾發生過動搖。他認為自己是在「追隨使者的足跡,並將其使命傳播給所有國家」,並將自己視為摧毀美國、為伊斯蘭重建新世界的新型戰爭的核心與組織者。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本·拉丹對伊斯蘭世界的號召力(1)
這是一個在政治變幻、社會動盪的肥沃土地上傳播離奇和恐怖思想的故事。這是一個想要控制歷史重大時刻的組織的故事。本·拉丹為什麼能夠——包括他的不加選擇地殺戮美國人的號召——贏得數以千計的追隨者和數以萬計的不同程度上的支持者?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本·拉丹賴以塑造和散佈其言論的歷史、文化和信仰,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個未知數。抓住伊斯蘭過去的偉大象徵意義,本·拉丹向那些自認為一直以來都是外國控制下的犧牲品的人承諾,一定要恢復他們的自尊和榮耀。他引用《古蘭經》和對它的一些解說作為文化與宗教上的比喻。他的說教對於那些處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巨變中迷失方向的人是有號召力的。他的精美說辭具有多種來源——伊斯蘭教、歷史和該地區政治和經濟失調。他還強調,穆斯林世界的人們對美國都十分不滿。他對美軍在伊斯蘭聖地的故鄉——沙特阿拉伯的出現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指出,伊拉克人民因為海灣戰爭後的經濟制裁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還對美國支持以色列表示抗議。1998年烏薩馬·本·拉丹在阿富汗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該詞的字面含義是「尊崇神的意志」)在阿拉伯世界的興起,是由於穆斯林認為真主穆罕默德的一系列啟示僅來自於一個且惟一的神,即亞伯拉罕和耶穌。這些啟示通過天使加百利傳達並記錄於《古蘭經》。穆斯林認為,這些啟示是從亞伯拉罕到耶穌一直傳誦至今的一些最偉大和時間上最近的先知,它向人類完整地傳達了神的旨意。而《聖訓》則複述了穆罕默德的話和他的事跡,並由他的同時代人將其記錄下來。《聖訓》是伊斯蘭教的另一個淵源。第三個重要部分《伊斯蘭教教法》,是來自於《古蘭經》和《哈迪斯》的法典。
伊斯蘭教分為兩個教派,遜尼派和什葉派。先知去世以後,就出現了為穆斯林社會選擇新的領袖,或稱「哈里發」、「烏馬」的問題。最初,他的繼承人可以從先知的同輩人中產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了。什葉派的人認為,烏馬的任何領袖都應當是先知的直系後裔;而遜尼派的人則認為,如果候選人在忠誠和知識兩方面都符合標準,就不必將選擇範圍局限於先知的直系後裔。數次血戰以後,遜尼派成為(並一直是)多數派(但伊朗卻受什葉派的統治)。而哈里發的職位——烏馬的制度化領袖職位,一直到1924年,都是隸屬於遜尼派的一個機構。它最初受阿拉伯人控制,最後被土耳其奧斯曼人控制。
許多穆斯林將真主作啟示以後的一個世紀視為他們的黃金時代。阿拉伯人對它有最深刻的記憶。在此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發生的事情——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傳播至中東、北非,甚至是歐洲——過去被看做,現在仍然被看做是一個奇跡。無疑,對伊斯蘭輝煌過去的留戀已經形成為一股強勁的力量。
伊斯蘭教是有關生活各個方面的信仰和行為準則。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好的政府應當受他們所信奉的道德準則所指引。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官員必須放棄世俗狀態,去過教士的生活。但它表明,穆斯林對政教分離感到不安。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穆斯林統治的趨向卻是政教分離。
對極端主義者而言,這種分離,以及議會和立法機構的存在只能證明假穆斯林已經成為統治者,他們已然篡奪了神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統治。現今形容這種統治的最貼切的詞是「原教旨主義」。在譴責信仰的反覆無常時,一些教士號召人們從《古蘭經》和《聖訓》的傳授中回復對教義的遵守。曾被本·拉丹特意提到的14世紀的一名學者——伊本·泰米亞哈,就對那些腐敗的統治者和對這些統治者未作批評的教士們進行了譴責。他敦促穆斯林自己去閱讀《古蘭經》和《聖訓》,而不要只是依賴那些有知識的傳授者(包括他自己)的講解。但人們之間應當互相約束,以保證嚴格遵守教義。
極端的伊斯蘭分子將伊斯蘭教自黃金時代以來衰退的原因歸咎於統治者和那些偏離宗教的正確道路的人,認為正是他們使伊斯蘭國家變得易於遭受外國列強的蠶食,而這些列強迫切想要竊取伊斯蘭國家的土地、財富,甚至是他們的靈魂。
本·拉丹的世界觀
雖然本·拉丹自視為全世界的領袖,他提出的有關伊斯蘭教歷史的觀點卻非常極端。這些觀點吸引的主要是阿拉伯國家和遜尼派國家的人們。他的觀點吸引了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後者譴責那些放棄對宗教的虔誠信仰而最終破壞了哈里發領導職位的人。9他總是要求他的追隨者應當具有犧牲精神,因為「壓迫和恥辱的城牆只有在槍林彈雨中才能被摧毀」。對於那些渴望恢復失去已久的古老而又安寧的世界秩序的人們,本·拉丹則提出要用「哈里發」政權來代替不安寧的現實社會。對於其他人的世界,本·拉丹只是提出一些簡單的伎倆來進行解釋。
本·拉丹還對埃及作家薩伊德·庫特伯非常欣賞。薩伊德·庫特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之一,1966年因企圖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他在伊斯蘭教方面的學識與他對西方歷史和思想非常表面化的熟知混雜在一起。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被埃及政府派往美國學習,但他帶著對西方社會和歷史的無比憎恨回了國。他認為西方國家的成就完全是物質方面的,因為西方社會並不擁有「使其問心無愧和使其存在合理化的東西」。
庫特伯的作品有3個主題。第一,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殘暴、無法無天和無信仰(他稱這種狀態為蒙昧時期,這是一個宗教術語,指真主對穆罕默德給予啟示以前的無知階段)。庫特伯認為人類只能在信仰伊斯蘭教和處於賈西利亞狀態二者之間進行選擇。第二,他告誡說,其實大多數人(包括穆斯林)是為賈西利亞和它的物質享受,而不是它有關伊斯蘭的觀點所吸引,因而,賈西利亞戰勝了伊斯蘭教。第三,庫特伯認為,除了神和魔鬼之間的爭鬥,不存在任何其他中間狀態。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如同他所定義的那樣,都應當拿起武器投入這場戰鬥。任何不接受他的觀點的穆斯林都是應當遭到毀滅的無信仰者。
本·拉丹與庫特伯有著同樣刻板的觀點。在本·拉丹和他的追隨者眼裡,甚至是無緣無故的大規模殺戮都被看做是為捍衛他們為之隨時準備戰鬥的那些信念所做的「正當防衛」,從而將這些行為正當化。許多美國人問:「為什麼『他們』恨我們?」還有些人問:「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阻止這些襲擊?」
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組織對這兩個問題都給予了回答。對第一個問題,他們說是因為美國人襲擊了伊斯蘭國家;美國應該對與伊斯蘭有關的所有衝突負責。這樣一來,在以色列人襲擊巴勒斯坦人、俄國人攻打車臣、印度人與克什米爾穆斯林發生交火、菲律賓政府鎮壓其南部島嶼的穆斯林等問題上,美國人都脫不了干係。而且,美國人還要為穆斯林國家的政府行為負責,因為「基地」組織認為這些政府是「你們的代理人」。本·拉丹甚至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反抗這些政府的戰鬥與同你們的戰鬥不可分割。」在數百萬對美國有仇恨情緒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這種指控頗有市場,因為,從伊拉克到巴勒斯坦,壓制人民的統治者都曾得到過美國的支持。
本·拉丹對美國的仇恨可能始於對美國所採取的一些政策的反應,可是這種仇恨很快就變得越來越深。對於上述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即美國人能做些什麼才能阻止這些襲擊,「基地」組織的回答是,美國應當放棄中東,皈依伊斯蘭教,並結束其社會和文化中的邪惡和不信神狀態,「很遺憾地告訴你們,你們是人類歷史所見證過的最差的文明」。如果美國不遵從,那麼將會發生與伊斯蘭民族的戰爭。「基地」組織領導人說,這樣的民族「對死的渴望比你們對生的渴望還要強烈。」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本·拉丹對伊斯蘭世界的號召力(2)
歷史和政治背景
在伊斯蘭國家,通過原教旨主義者的運動取得的政治權力很少能長久。在19世紀和20世紀,原教旨主義者幫助人們闡釋了殖民主義的痛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爭取民族獨立的世俗鬥爭中,他們起的作用不大。大量的獨立運動是由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律師、軍人和政府官員領導的。在民族前進的進程中,教士的影響和傳統文化被視為民族前進的障礙。
阿拉伯中東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西方列強手裡重新贏得了獨立,但在其後,這些國家經歷了由最初的光榮和樂觀向今天的冷漠、憤世嫉俗和絕望的轉變。在至高無上的部族家庭的領導下,一個個有活力的國家已經存在或迅速建立。君主國家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約旦一直存在至今。而在埃及、利比亞、伊拉克和也門等國,宗教權力最終被世俗的國家主義革命者所推翻。
世俗政權向人們承諾了一個輝煌的未來,這種未來通常與一種排他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關,這種意識形態要求建立獨立、世俗的阿拉伯政權(如由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拉·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或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社會復興黨所提倡的意識形態)。然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幾乎都是沒有什麼兩樣的獨裁政權,它們通常不願容忍任何反抗——即使是在埃及這樣有議會傳統的國家。長期以來,他們的政策——鎮壓、獎賞、移民以及用尋找替罪羊(通常是外國人)的方式解決民憤問題——都深受其權力慾的支配。
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世俗、獨裁的國家主義的破產已經成為事實。同時,這些政權封鎖了幾乎所有的和平地提出反對意見的渠道,其強迫批評家們只能選擇沉默、流亡或者暴力反抗。伊朗1979年的革命贏得了什葉派的神權統治。這一成功鼓舞著其他地方的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者。
20世紀80年代,沙特阿拉伯由於石油財富的急劇增長,便通過宣揚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者對伊斯蘭教的解釋即所謂的「瓦哈比主義」來與什葉派的伊朗競爭。沙特阿拉伯政府總是以伊斯蘭聖地管理人的責任為己任,它聯合本國和波斯灣其他接壤國家的富有的阿拉伯人,捐款建造了清真寺和宗教學校,用來布道和講授伊斯蘭教經文。
在為爭取合法地位所展開的競爭中,世俗政權並無良策。相反,有大量的事例表明,世俗統治者試圖收買當地的伊斯蘭運動,方法是退出對許多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的控制。出於底氣增長而不是對條件的滿足,伊斯蘭主義者繼續著他們對權力的追求——這一趨勢在埃及最為明顯。面對1981年殺害總統安沃·薩達特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埃及政府粗暴地鎮壓伊斯蘭軍隊,迫害溫和的伊斯蘭學者和作家,致使許多人流亡國外。在巴基斯坦,軍事政體為使其奪取的政權正當化,採取了虔誠的公開姿態,並籠絡伊斯蘭教教士來對教育和社會產生影響。
20世紀90年代,政治性的伊斯蘭教的實驗步履維艱:伊朗革命勢頭不再,聲譽漸微,支持的公眾減少,而巴基斯坦的統治者發現,大多數人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有太大興趣。伊斯蘭主義的復興運動贏得了整個穆斯林世界的追隨者,卻輸在了奪取政權問題上,惟有伊朗和蘇丹例外。在阿爾及利亞,1991年伊斯蘭主義者幾乎對通過公開投票取得政權穩操勝券,結果卻被軍事力量篡奪了勝利果實,由此導致了延續至今的殘酷內戰。今日統治者的對手們很少有辦法介入現行的政治體制——如果他們還有辦法的話。因而,對穆斯林淨化現實社會、抵制不受歡迎的現代化,尊奉伊斯蘭教教法的號召,他們可以說是一呼百應。
社會和經濟失調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滾滾而來的財富使當時基本上未實現現代化的石油國家試圖省掉幾十年的發展時間。他們投資建設大型的基礎設施,大範圍地普及教育,創立給予津貼的社會福利項目。這些項目使人們建立起廣泛的權利感,卻沒有在同時建立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感。80年代後期,石油收入的減少、非盈利發展項目的經濟流失、人口的增加使得這些獲得國家授權的項目難以為繼。中止項目的結果又招致接受者的極大不滿,他們已經習慣於將政府的慷慨視為自己的權利。當公眾獲知有多少石油收入直接進了統治者和他們的朋友、助手的腰包時,這種不滿情緒更加高漲。
與石油國家不同(與阿富汗也不同,因為那裡幾乎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發展),其他的阿拉伯國家和巴基斯坦一度近乎朝著平衡發展的現代化國家邁進。這些國家已經建立的商業、金融和工業部門在創業精神支持下,在自由發展實業的寬鬆環境下呈良性發展態勢。但是不盈利的重工業、國家壟斷和模糊不清的官僚主義緩慢地窒息著社會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權重點保護社會上層人物對國家財富的控制權。國家不願意為那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此來保持經濟的活力,因而經濟變得停滯不前,國家卻將工人向阿拉伯石油國家或西方國家的流動作為安全閥。而且,許多穆斯林國家對婦女的壓制和孤立不僅嚴重限制了個人的發展機會,而且也阻礙了整個社會經濟生產力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高出生率和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給穆斯林國家帶來了普遍的社會問題:大量而又穩定增長的年輕人不大可能謀得合適的或者是穩定的職業——這顯然是社會動盪的先兆。許多年輕人,尤其是許多只在宗教學校裡受過訓練的年輕人,都缺乏社會所需要的技能。更多的人雖然掌握了寶貴的技能,然而生活在經濟停滯的國家裡,依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數百萬的學生,無論進行世俗學習還是宗教學習,都是他們的教育政權製造出來的產品——這些學生對世界其他地方人的思想、歷史和文化很少關注,如果說還有所關注的話。世俗的教育表現出明顯偏重技能、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傾向。即使有機會出國學習,這些年輕人中的大多數也缺乏起碼的理解另一種文化所需的敏銳和技能。
在謀求正當職業時受挫,在以犧牲偉大家族為代價換來的教育中並未受益,加上沒有條件開始屬於自己的家庭生活,使得這些年輕人易於成為激進主義者瞄準的目標。
本·拉丹的歷史機遇
絕大多數穆斯林對其信仰持平和、包容的態度,而非本·拉丹式的暴力極端主義的態度。基於隨時準備將與他們有分歧的人變成魔鬼並加以殺害,本·拉丹的追隨者在阿拉伯語中被戲稱為「塔克菲瑞」,意思是「將其他穆斯林當做異教徒的人」。在神學以外,存在著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絕大多數穆斯林與許多其他人一樣,無論他們具有何種合法身份,都會遭到大規模殺戮和野蠻、殘暴的對待。
布什總統曾指出:「所有的美國人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恐怖的嘴臉並不是伊斯蘭教的真面目。」「伊斯蘭教是一種要給世人帶來幸福的信仰,一種使得每個人種的人都成為兄弟姐妹的信仰,它建立在愛而不是恨的基礎之上。」然而,當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問題共同創造出了一個「易燃的」社會的時候,本·拉丹便將伊斯蘭教的極端和原教旨主義當做「火柴」。所有這些因素——包括宗教——混合作用後,最終成為了「爆炸物」。
其他極端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有他們的追隨者。但在吸引對社會極度不滿的人群方面,本·拉丹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其他宗教領袖和他們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則逐漸淡化。本·拉丹是抵制的象徵——首先是抵制西方、抵制美國。他在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反對前蘇聯佔領的鬥爭中曾為阿富汗軍隊作出貢獻。這段光輝的經歷,使他以勝利鬥士的形象出現在他自己及其同盟者的面前。
到1998年,本·拉丹因專注於襲擊美國而獲得了非凡的號召力。他說,那些以當地統治者和以色列人為攻擊目標的其他的極端主義者做得還很不夠,因為他們沒有抓住「蛇頭」。
最後要指出的是,本·拉丹還具有另一優勢:他擁有一個實質上的、世界範圍的組織。到他發表1998年戰爭宣言時為止,本·拉丹已經培育了該組織近十年時間。他能夠通過吸引、訓練和使用新兵來發動更為野心勃勃的襲擊,他也可以招募到新的擁護者。他用這些來顯示,他所發起的運動是屬於世界未來的運動。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本·拉丹和「基地」組織的崛起
阿富汗1979~1989年為期10年的衝突給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提供了一個團結核心和訓練場所。1978年,一個共產黨政府在阿富汗取得政權,但是統治時間不長。1979年底,前蘇聯政府向阿富汗派出軍事小分隊,以確保該國在前蘇聯影響之下的安全。對此的反應是阿富汗的民族抵抗運動,結果將前蘇聯軍隊打敗。
世界各地年輕的穆斯林以自願者的身份雲集阿富汗,參加被認為是抵抗侵略者的「聖戰」。其中最多的是來自中東國家,有些是沙特阿拉伯人,而烏薩馬·本·拉丹也在其中。
1980年到達阿富汗的本·拉丹當時23歲,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築巨頭的57個孩子中的第17個。他6英尺高且瘦弱,顯得有些難看,但事實上他非常敏捷,擅長馬術、長跑、登山和足球。他曾經上過沙特阿拉伯的阿布杜爾·阿齊茲大學。由於某種原因,在聽過巴基斯坦的一名《古蘭經》信徒阿布杜拉·阿扎姆的激情布道的錄音帶以後,他大受啟發,開始對宗教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本·拉丹在自願者中的突出並非是由於他顯示出多少宗教學識,而是因為他能獲得他本家族的巨額財產。雖然他參加過不止一次的實戰,但他的出名主要還是因為他能夠慷慨資助反蘇的「聖戰」。
本·拉丹比其他絕大多數自願者更懂得,阿富汗的「聖戰」能堅持多久、最後能否取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具有一個規模不斷擴大甚至幾乎是世界性的組織。這個組織包括了一個後來被認為是「金鏈」的經濟資助系統,資金主要來自於沙特阿拉伯和波斯灣國家的金融家們。資金還包括慈善機構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捐款。本·拉丹和「阿富汗阿拉伯人」依靠這一系統提供的資金,派出代理人奔赴世界主要市場,為「聖戰鬥士」購買武器裝備。
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包括美國,那裡的清真寺、學校和邊境房屋都被用來作為新兵招募站使用。其中有些是由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或者他們的經濟支持者所建立。本·拉丹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和教士阿扎姆共同創建了「服務局」(邁克塔伯·艾爾·卡西德麥特),用來輸送新兵到阿富汗。
此時,對於本·拉丹而言,國際環境也是十分理想的。沙特阿拉伯和美國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組織反對前蘇聯的侵略。這種資助的渠道主要是通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軍事情報局幫助訓練抵抗軍,分發武器)。但本·拉丹和他的同伴還有他們自己的資助和訓練渠道。他們沒有從美國得到幫助,即使有也非常少。
1988年,阿富汗「聖戰」取得了勝利。莫斯科宣佈,他們的軍隊將在以後的9個月內撤出阿富汗。當前蘇聯人開始撤退時,「聖戰」領袖們開始盤算下一步該幹些什麼。
本·拉丹和阿扎姆一致認為,為阿富汗「聖戰」而成功創建的組織不應當被解散。他們還建立了他們自己稱之為「基地」的組織,作為未來「聖戰」的可能的總部。儘管阿扎姆被認為是服務局的第一號人物,然而1988年8月,本·拉丹儼然已經成了「基地」組織的領導人。這個組織的機構包括:一個情報執行部門,一個軍事委員會,一個財政委員會,一個政治委員會,一個主管新聞事務和宣傳工作的委員會。它還設有一個由本·拉丹的圈子內的人組成的咨詢委員會。
本·拉丹對「基地」領導方式的設計顯示出他日益增長的自信和野心。他很快便公開表示,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準備「聖戰鬥士」進行戰鬥,實現他無可挑戰的控制權。相反,阿扎姆卻寧願繼續在阿富汗作戰,直至那裡出現真正的伊斯蘭的政府。作為一名巴勒斯坦人,他將以色列當做下一步行動的頭號敵人。
無論這兩個人的爭議是與權力、個性差別還是與戰略戰術有關,這種爭議在1989年11月24日畫上了句號,因為一次遙控的汽車爆炸事件致使阿扎姆和他的兩個兒子喪生。據說兇手是與阿扎姆競爭的埃及人。這種結局使本·拉丹成為他和阿扎姆共建的服務局以及「基地」組織的不容置疑的領導人。
在沙特阿拉伯的教育體制中,庫特伯這樣的作家和埃及籍伊斯蘭教師的出現,使伊斯蘭教對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組織同夥產生了強烈的文化影響。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刺殺總統薩達特以後,埃及伊斯蘭運動在政府鎮壓下嚴重受挫,這集中體現在兩個主要組織——「伊斯蘭小組」和埃及「伊斯蘭聖戰小組」的活動中。盲人謝克(即奧馬爾·阿布戴爾·拉赫曼)是這兩個組織,但更主要的是「伊斯蘭小組」的精神領袖。他的布道啟發了暗殺總統薩達特的行動。20世紀80年代,阿布戴爾·拉赫曼蹲過埃及監獄,此後便在美國尋求庇護。他曾從其總部所在的澤西市發出過謀殺異教徒的信號。
在本·拉丹的圈子中,最重要的埃及人要數一名叫艾曼·艾爾·扎瓦西裡的外科醫生了。他領導著一支強有力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他的許多追隨者在新組織中成為重要成員,而他與本·拉丹的親密關係使許多人以為他是「基地」組織的二號領導人。若干年以後,他們的組織合併。他確實成為本·拉丹的副手。
本·拉丹來到蘇丹
到1989年秋,本·拉丹在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當中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致蘇丹的一位叫做哈桑·艾爾·特拉比的政界領導極力主張他將整個組織轉移到蘇丹。特拉比領導著國家伊斯蘭前線,該組織是近來在喀土穆奪取政權的聯盟的組成部分。本·拉丹同意在打擊蘇丹南部非洲基督教分裂主義者的持續鬥爭中幫助特拉比,並還同意進行道路建設。作為回報,特拉比則允許本·拉丹將蘇丹作為其世界範圍的商業活動和準備「聖戰」的基地。當本·拉丹的代理人開始在蘇丹購置產業的時候,他自己從阿富汗回到了沙特阿拉伯。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由於在阿富汗的努力,本·拉丹已經贏得了聲譽和尊重,此時他向沙特阿拉伯國王建議,由他召集「聖戰鬥士」們進行一場「聖戰」,收復科威特。可是他的建議被斷然拒絕,沙特阿拉伯人加入了美國領導的盟軍。沙特阿拉伯人還允許美國軍隊駐紮在沙特阿拉伯王國,對此,本·拉丹和許多伊斯蘭教士予以公開譴責。沙特阿拉伯政府驅逐了這些教士,並採取了包括沒收本·拉丹的護照在內的其他措施來使其保持沉默。在皇室家族的一名持不同政見者的幫助下,他以參加1991年4月巴基斯坦的一次伊斯蘭集會為借口,逃出了沙特阿拉伯。到1994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凍結了他的資產,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至此,本·拉丹已經沒有一個他可以稱之為祖國的國家。
1991年,本·拉丹來到蘇丹,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內部機構複雜的恐怖實業組織,最後,吸納了大量的公司、一個全球性的銀行賬戶系統以及非政府組織機構。在與特拉比做了一番討價還價後,本·拉丹決定利用他的建築公司建造一條從喀土穆到蘇丹紅海岸港口的新的高速公路。同時,「基地」組織財務官員和高級行動人員利用他們在本·拉丹的企業裡的職位獲得了武器、炸藥和服務於恐怖主義目的的技術裝備。「基地」組織奠基人之一,阿布·黑耶爾·伊拉奇則利用他作為本·拉丹投資公司負責人的地位,拉開了他從西歐到遠東的採辦之旅。另外還有兩個人,即維蒂·艾爾·海奇和穆巴拉克·多瑞,他們在阿利桑那州的圖森小有名氣。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他們的足跡遍佈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前蘇聯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本·拉丹的工作機構的佈局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機構暗中給恐怖活動提供了資金和其他方面的幫助。他的網絡包括位於塞浦路斯的一家大型商業企業、位於薩格勒布的一家「服務處」分支機構、位於薩拉熱窩的國際慈善基金會的辦事處(該辦事處在波斯尼亞穆斯林與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衝突中,曾幫助過前者)以及位於阿塞拜疆巴庫的一個非政府組織(該組織也被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僱傭,作為其資金源頭和輸送渠道,它同時還是支持車臣穆斯林反抗活動的中心)。本·拉丹還利用了已經建立起來的第三世界救濟機構,該機構總部設在維也納,其分支機構所在地包括薩格勒布和布達佩斯。(本·拉丹後來在內羅畢建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以掩護那裡的行動人員。)
如今,本·拉丹將自己看做是國際「聖戰聯合體」的領袖。在蘇丹,他建立起「伊斯蘭武裝咨詢委員會」作為恐怖小組合作的協調機構(他正在將這些小組鍛造為聯盟)。這一機構由他自己的「基地」咨詢委員會和其他一些依然保持獨立的恐怖組織的領導人組成。在建立這支伊斯蘭武裝時,他徵募了來自沙特阿拉伯、埃及、約旦、黎巴嫩、伊拉克、阿曼、阿爾吉利亞、利比亞、突尼斯、摩洛哥、索馬裡和厄立特裡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小組。「基地」組織還同這些國家的其他極端主義小組建立了非正式的合作關係,並同非洲國家如乍得、馬裡、尼日爾、尼日利亞和烏干達,南亞國家如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有合作關係。本·拉丹還插手波斯尼亞衝突。一個真正全球意義上的恐怖網絡已經打下了基礎。
本·拉丹還給菲律賓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以及一個新建的自稱為阿布·薩耶夫旅的組織提供裝備和訓練上的幫助。伊斯蘭祈禱團是一個由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徒領導的新興組織,「基地」組織幫助它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建立了分支。「基地」組織還幫助參與克什米爾暴動襲擊的巴基斯坦組織。1991年中,本·拉丹甚至在前蘇聯的中亞部分成為獨立國家之前就向阿富汗北部邊境派遣了一個支持者小分隊,以幫助處在不斷升級的種族衝突中的塔吉克伊斯蘭。
通過建立聯盟進行擴張的模式也在美國得以實行。一個叫艾爾·卡西發的穆斯林組織有大量的分支機構,其中最大的就位於布魯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該清真寺成為阿扎姆和本·拉丹的要員邁克塔伯·艾爾·卡西德麥特的首批前哨陣地之一。其他設有艾爾·卡西發組織的分支的城市有:亞特蘭大、波士頓、芝加哥、匹茲堡和圖森。艾爾·卡西發組織招募美國的穆斯林奔赴阿富汗作戰;其中有些人參加了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美國的恐怖行動和「基地」組織在其他地方的活動,包括1998年在東非襲擊美國大使館。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建立一個組織,向美國宣戰(1992~1996)
在離開沙特阿拉伯以前,本·拉丹就已開始散佈攻擊美國的言論。在到達蘇丹後,他繼續不斷地攻擊美國。1992年初,「基地」組織領導人發佈了「聖戰宣言」,號召向「佔領」伊斯蘭領土的西方國家進行「聖戰」。在這次講話中,美國軍隊又被專門挑選出來作為襲擊對像;這次講話的語氣與後來本·拉丹1996年8月的「公開聖戰宣言」很相似。在接著的幾周內,本·拉丹多次發表演講,號召人們砍掉「蛇頭」。
至此,本·拉丹在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心目中儼然是婦孺皆知的偉大人物,特別是在埃及、阿拉伯半島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不過,他仍然只是眾多恐怖主義頭目的一個。本·拉丹的一些「親密戰友」與其說是他的部下,不如說是他的夥伴。譬如,烏薩馬·阿斯姆雷(又名瓦裡·堪)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就已與本·拉丹合作,並在菲律賓和塔吉克幫助過他。以新澤西為「基地」的盲人謝克是埃及人的精神領袖,本·拉丹對他很敬重,他也是恐怖網絡的重要成員。在富有同情心的阿富汗夥伴中,包括仍然在為攫取權力而鬥爭的幾個軍閥,其中,阿布·蘇貝達就曾幫助本·拉丹在巴基斯坦邊境管理一個有名的恐怖主義訓練營。還有一些沒有根基但卻很有經驗的夥伴,譬如,倫姆茲·約塞夫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他們雖然不一定是其他組織的正式成員,卻走遍世界各地,參加由本·拉丹、盲人謝克或他們的夥伴支持或與這些人有關的項目。
我們在分析恐怖網絡成員實施的恐怖主義活動時,曾將「基地活動」這種標籤過於頻繁地使用,這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然而,無視這些活動的重要性同樣也會誤導公眾。在這樣一個網絡中,本·拉丹的議事日程非常引人注目。儘管他召集的伊斯蘭小組本身重視的是當地的戰事(如埃及、阿爾及利亞、波斯尼亞或車臣的那些戰事),但本·拉丹只是專注於襲擊「遙遠的敵人」——美國。
已知的和有嫌疑的恐怖襲擊
1992年底,在美國軍隊部署到索馬裡之後,「基地」組織的領導人發表了一個「聖戰宣言」,系統地闡述了要求美軍撤出的內容。在12月,在亞丁的兩個賓館發生炸彈爆炸,而這裡是美軍去索馬裡的路途中按常規要停靠的地點。爆炸致兩人喪生,但他們當中沒有美國人。據說,爆炸者是也門南部的某恐怖組織的成員,該組織由本·拉丹伊斯蘭武裝咨詢委員會的一名也門成員領導,組織的一些成員在蘇丹接受過「基地」組織的訓練。
「基地」組織領導人在內羅畢建立了一個小組,並通過它向索馬裡同美軍作戰的軍閥運送武器和訓練者(這直接受「基地」組織的軍事領導人的監督)。在後來的幾個月裡,幾十名訓練者奔向索馬裡,其中包括「基地」組織軍事委員會的大部分高級成員和武器訓練專家。據說這些訓練者事後吹噓說,正是由於他們的幫助,索馬裡的一個民兵小組的成員才在1993年10月將美軍的兩架「黑鷹」號直升飛機打落下來,也正基於同樣的原因,美軍才會在1994年初隨後撤出索馬裡。
1995年11月,在利雅得的沙特阿拉伯——美國聯合設施外發生汽車爆炸,該設施曾被用來訓練沙特阿拉伯國家警衛隊。5個美國人和2個印度官員喪生。沙特阿拉伯政府逮捕了4名嫌疑犯,他們承認是受本·拉丹的指使。這4名嫌疑犯被立即處死。雖然沒有事實證明本·拉丹下令發動這次襲擊,但美國情報部門後來獲悉,「基地」組織領導人在一年以前就決定,要在沙特阿拉伯襲擊一個美國目標,並曾經為此目的將炸藥運往半島。對此,本·拉丹的同夥後來也予以證實。
1996年6月,一個巨大的卡車炸彈在沙特阿拉伯達蘭的胡拜爾居民區爆炸,而美國空軍人員就在該居民區居住。爆炸導致19名美國人喪生,372人受傷。這次行動主要是,甚至可以說就是由得到伊朗政府支持的沙特阿拉伯真主黨實施的。雖然伊朗介入這次行動的可能性很大,但同時也有跡象表明「基地」組織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不過這一點至今尚無法確定。
在此期間,本·拉丹很有可能介入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襲擊,其中有1993年世貿中心的爆炸案、同年破壞紐約界標的陰謀以及1995年在太平洋上空炸毀12架美國客機的馬尼拉空中事件。關於這些事件的細節,我們將在第三章予以展開。
另一項計劃顯示,本·拉丹曾經試圖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的商業助手聽說一名沙特阿拉伯軍官要出售製造核武器所使用的鈾,該軍官曾經是前政府內閣成員。經過中間人安排的幾次接觸,該軍官最後要價15,000萬美元。但這並沒有嚇住本·拉丹,「基地」組織代表要求對鈾進行檢測,結果看到了一個3英尺長的圓筒,檢測人員認為它是真品。「基地」組織買下了這個圓筒,後來卻發現它是偽造的。儘管努力失敗了,但至少能夠說明,本·拉丹和他的夥伴們希望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基地」組織的一名代表解釋說,「要殺死更多的人,用鈾比較容易些」。
看來,本·拉丹要從穆斯林世界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尋求恐怖聯盟。在這個問題上,他與蘇丹的伊斯蘭領導人特拉比不謀而合。在本·拉丹來到蘇丹的那段時間裡,特拉比以「阿拉伯和伊斯蘭平民百姓大會」的名義召集了一系列會議。伊斯蘭暴力極端分子的代表團來自本·拉丹的伊斯蘭武裝所代表的各個小組。另外也有來自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馬斯和真主黨的代表。
特拉比試圖勸說什葉派和遜尼派暫且擱置分歧,聯合在一起對付共同的敵人。在1991年底或1992年,「基地」組織和伊朗特工在蘇丹經過討論,達成了一個非正式協議,即在主要針對以色列和美國而開展的運動中,「基地」組織和伊朗要互相支持,哪怕只是在訓練方面。不久,「基地」組織的高級行動人員和訓練人員就來到伊朗,接受爆炸訓練。1993年秋,另一支這樣的團隊到達黎巴嫩貝卡谷,進一步在爆炸、情報和安全等方面接受訓練。據說,本·拉丹對如何使用卡車炸彈(如1983年在黎巴嫩一次卡車炸彈爆炸導致241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喪生)很感興趣。「基地」組織與伊朗的關係表明,在恐怖主義合作問題上,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分歧並不一定給雙方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礙。我們在第七章還將談到。「基地」組織與伊朗的聯繫在後來的幾年裡一直處在繼續之中。
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從未將伊斯蘭主義提上過議事日程——除了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他以反對十字軍的忠誠衛士的形象偶爾露過面。即便如此,本·拉丹依然樂意尋求與伊拉克合作的機會。而且,本·拉丹事實上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發起過反對薩達姆的伊斯蘭運動,並試圖將參加運動的人吸收到他的伊斯蘭軍隊裡。
據說,為保障自己與伊拉克的關係,本·拉丹曾由特拉比作為代理人出面簽訂過一個協議,內容是本·拉丹不再支持反對薩達姆的活動。顯然,本·拉丹至少在某一段時間踐行了諾言,不過他繼續在伊拉克的一些地方(如庫爾德斯坦)幫助伊斯蘭極端主義者,試圖擺脫巴格達的控制。20世紀末期,這些極端分子小組遭受到來自庫爾德軍隊的重創。在本·拉丹的幫助下,這些極端分子小組於2001年重新組合為被稱為「伊斯蘭輔助者」的組織。有跡象表明,到那時為止,伊拉克政權不僅容忍「伊斯蘭輔助者」組織,甚至可能幫助過它來反對共同的庫爾德敵人。
通過蘇丹政權做中間人,在1994年或1995年初,本·拉丹本人在喀土穆會見了伊拉克高級情報官員。據說本·拉丹提出要在伊拉克建立訓練營地,並要求伊拉克在獲取武器方面給予幫助,但沒有證據表明伊拉克對這些要求作出了回應。55在下文中我們還會提到,在後來的幾年裡,本·拉丹為建立與伊拉克的關係作出了其他努力。
蘇丹不再是避難所
直到1998年,「基地」組織才實施了一項可以被認為是「基地」自身所實施的重大恐怖活動,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本·拉丹在蘇丹失去了他的基礎。早從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喀土穆執政開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就不斷給蘇丹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不要再作為恐怖組織的避難所。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如埃及、敘利亞、約旦,甚至利比亞,由於曾經也是恐怖小組襲擊的目標,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也向蘇丹政府施加壓力。此時蘇丹政權也有所變化。雖然特拉比曾經是精神領袖,但是總統奧馬爾·艾爾·巴希爾將軍在1989年上台後,從未完全受特拉比的支配。因此,在外來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巴希爾的支持者開始替換特拉比原來的那一套。
1995年6月,埃塞俄比亞發生的暗殺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未遂事件成為一個轉折點。犯罪嫌疑人是埃及伊斯蘭小組的成員,曾受本·拉丹的幫助在蘇丹避難。由於蘇丹人拒絕交出被確認為是與暗殺事件有關的3個人,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對蘇丹政府的無動於衷提出了批評,並最終導致了1996年對喀土穆進行制裁。
當蘇丹政府告知本·拉丹,他們準備接受利比亞的請求,不再向它的敵人提供避難所時,本·拉丹意識到,他在蘇丹的日子屈指可數了。他不得不告訴他的伊斯蘭軍隊中的利比亞人,他無力再保護他們,他們只能離開這個國家。「基地」組織和伊斯蘭武裝咨詢委員會的幾個利比亞成員在盛怒之下宣佈與本·拉丹脫離一切關係。
本·拉丹還開始面臨資金問題。國際社會對蘇丹施加的壓力,連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都對蘇丹的貨幣產生了有害影響。本·拉丹的一些公司出現資金短缺的問題。蘇丹政府不再樂意幫助「基地」組織,也使得做生意的正常成本增加。此外,沙特阿拉伯對本·拉丹家族施加的壓力也很可能是原因之一。本·拉丹只得進一步削減花費,控制開支。他新任命了一名資金管理人。據本·拉丹的追隨者講,此人很吝嗇。
資金問題還以其他方式困擾著本·拉丹。一個在蘇丹出生的叫賈馬爾·阿哈邁德·艾爾·法得爾的阿拉伯人曾在美國生活過,他通過布魯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被招募,參加了阿富汗戰爭。他參加了「基地」組織,宣誓效忠本·拉丹,並成為本·拉丹的企業代理人之一。但是後來本·拉丹發現法得爾貪污了大約11萬美元的錢財,便要求其退還。法得爾卻抱怨說他每個月的薪水只有500美元,而「基地」組織的一些埃及人的月薪卻高達1,200美元。最終他背叛了本·拉丹,成了美國的重要線人。在美國法庭上就「基地」組織情況作證的還有洛侯塞因·赫西圖。他說他脫離本·拉丹是因為當他的妻子需要做剖腹產手術時,本·拉丹卻表示他無能為力。
1996年2月,蘇丹官員開始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官員接近,咨詢蘇丹應當如何緩解外國施加的壓力的問題。在與沙特阿拉伯官員的秘密會議上,蘇丹提出打算驅逐本·拉丹出境,並要求沙特阿拉伯赦免他。美國官員大約於同年3月份瞭解到這一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員當然希望本·拉丹被蘇丹驅逐。然而沙特阿拉伯已經取消了他的公民資格,也不會讓他再出現在這個國家。本·拉丹在蘇丹也不再有安全感,他在此至少遭遇過一次暗殺。對此,他認為是埃及政府或者是沙特阿拉伯政府所為,或者是二者共同所為。1996年5月9日,本·拉丹最終離開了蘇丹。此時,儘管他還有野心,還有組織能力,但他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他回到了阿富汗。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1)
本·拉丹乘坐一架租來的飛機從喀土穆來到賈拉拉巴德,途中在阿聯酋加油並作短暫停留。隨行的還有他的家人和保鏢,以及那些自1988年他的組織在阿富汗建立以來一直在他身邊的「基地」組織成員。另外的幾十個「鬥士」搭乘晚一些的航班到達。
雖然本·拉丹的目的地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卻是他能夠利用阿富汗作為重整旗鼓、發動反美戰爭的基地的一個關鍵要素。
在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最初25年,巴基斯坦的本體來自於伊斯蘭教,但它的政治卻由世俗決定。軍隊曾經是,後來也一直是該國最強大和最受人尊重的機構,但軍隊長期並且繼續為與印度的敵對關係所困擾,特別是在克什米爾的領土爭端問題上。
自20世紀70年代起,宗教逐漸成為巴基斯坦政治中的強大力量。在1977年的一次政變後,軍事領導人轉向伊斯蘭小組尋求支持,而原教旨主義者的地位也日漸突出。南亞國家本來就採用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固有形式,這種形式是從19世紀岱歐邦的一個印度村莊學校發展而來的。在受沙特阿拉伯資助的一些機構的培育下,伊斯蘭瓦哈比學校的影響也有所增強。並且,發生在阿富汗的戰爭使得巴基斯坦變成了大量的阿富汗難民的家園,但是他們一般不受歡迎。而糟糕的巴基斯坦教育系統根本無法接納這麼多的難民,於是政府就大量起用私人投資的宗教學校作為免費的替代物。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大量年輕人雖然掌握了不少伊斯蘭教方面的知識,卻並不具備適應市場需要的技能。
巴基斯坦的統治者發現,大量的阿富汗熱血青年對其本國來說是潛在的危險因素,但在國外卻很有用場。那些參加塔利班運動、宣揚伊斯蘭法律的殘忍一面的人,有可能會給混亂的阿富汗帶來秩序,並使其成為合作同盟。這樣,他們可能會在邊界問題上給巴基斯坦帶來更大的安全感,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巴基斯坦軍事官員一直希望實現他們所謂的「戰略深度」。
如果沒有巴基斯坦的同意,本·拉丹是不可能回到阿富汗的。巴基斯坦軍事情報機構很可能事先獲得了本·拉丹到來的消息,其官員也很可能為本·拉丹的順利出行提供了方便。本·拉丹在蘇丹的整個期間,都一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保留著住所和訓練營。這些地方,包括塔吉克斯坦、克什米爾和車臣,都是各種組織用來招募新兵、訓練戰士,準備伊斯蘭暴動的大系統的一部分。據說巴基斯坦情報官員將本·拉丹介紹給在坎大哈的塔利班領導人,以幫助他恢復對科斯特附近的營地的控制,其目的是希望本·拉丹擴充營地,從而使之能夠有效訓練克什米爾的鬥士。但本·拉丹處在反抗前蘇聯戰爭以來實力最弱的時期。蘇丹政府撤銷了本·拉丹開設在蘇丹的大量企業的登記,後來還將其中一些公開拍賣。根據「基地」一名高級受羈押人的說法,蘇丹政府沒收了本·拉丹在那裡擁有的一切。
本·拉丹還失去了「基地」軍事委員會的頭目。阿布·烏貝達·艾爾·班西瑞是「基地」組織能力最強,也最受歡迎的領導人之一。當小組的大多數關鍵人物與本·拉丹一道去往阿富汗時,班西瑞則留在肯尼亞,對4年前設在那裡的基層組織的訓練和武器運輸工作進行監督。在本·拉丹到達賈拉拉巴德以後沒幾天,班西瑞在維多利亞湖一次渡船事故中喪生。由此,本·拉丹不僅需要在伊斯蘭武裝咨詢委員會中尋找替代班西瑞的人,而且還需要尋找在東非監督基層組織及其將來活動的人。在其他方面,本·拉丹也需要作些調整,因為有些「基地」組織成員將本·拉丹回到阿富汗當做他們開小差的機會。一些人保持著與「基地」組織的合作關係,但是更多的人完全處於游離狀態。
本·拉丹一度無法確定塔利班是否是他進行聯盟的最好賭注。在本·拉丹到達阿富汗以後,塔利班控制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但是關鍵的中心區域,包括喀布爾,還處在敵對軍閥的掌控之中。本·拉丹最初去了賈拉拉巴德,這很可能是因為它是一個由伊斯蘭領導人組成的省級地方議會控制的地區,這些領導人並非國家權力的有力競爭者。本·拉丹與主要「聖戰」派系之一的頭目——楊尼司·卡哈里斯同住。很顯然,本·拉丹依然處在選擇之中。他與古爾布德丁·海克馬特亞保持著聯繫,後者是一個伊斯蘭極端分子,同時也是塔利班的最富有戰鬥精神的對手之一。但在1996年9月,賈拉拉巴德和喀布爾先後陷入塔利班的控制以後,本·拉丹加強了與這些人的聯繫。
但這個過程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不再受蘇丹人約束的本·拉丹認為他完全有號召人們投入「聖戰」的自由。大約在塔利班對賈拉拉巴德和喀布爾進行最後的大規模強攻時,本·拉丹發表了他的1996年8月「聖戰宣言」。他說:「我們……曾經被禁止向穆斯林發表講話。」但是他又寬慰地說:「以真主的光榮,一個安全的『基地』已經建立,它位於呼羅珊的印度庫什山上。」但是塔利班與蘇丹人一樣,最終聽從了包括沙特阿拉伯國王在內的人提出的警告。
雖然本·拉丹向塔利班作出了保證,他會謹慎行事,但他幾乎立即就違背諾言。1997年3月,他向CNN發表了煽動性的談話。塔利班領導人穆拉赫·奧馬爾迅速「邀請」本·拉丹轉移到坎大哈去,這從表面上看是為了本·拉丹的個人安全,但事實上是將他置於更易被控制的境地。
另有證據顯示,本·拉丹在這段時間裡還派出大量偵察人員到伊拉克,提出與伊拉克政權合作。據說沒有人得到伊拉克方面的明顯回應。根據一份報告,此時薩達姆正努力與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政權重建關係,這使他與本·拉丹保持著距離。
1998年中期,形勢發生了改變,據說伊拉克這次採取了主動。1998年3月,在本·拉丹的公開「反美聖戰宣言」發表以後,據說兩名「基地」組織成員去伊拉克與伊拉克情報人員會面。7月,伊拉克的一個代表團到達阿富汗,先會見了塔利班,後會見了本·拉丹。有線人稱,其中一次會見或兩次會見顯然是由本·拉丹的一名埃及代表扎瓦西裡安排的,扎瓦西裡本人與伊拉克有聯繫。1998年,伊拉克處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之下,這種壓力以12月份的一系列空中襲擊而達到頂點。
伊拉克官員與本·拉丹或其助手在1999年也進行了類似的會面。據說在這段時間,本·拉丹與塔利班的關係有些緊張。據報道,伊拉克官員提出,伊拉克會給本·拉丹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難所。本·拉丹拒絕了,顯然他認為他此時在阿富汗的處境要比選擇去伊拉克後的處境更為有利。該報道敘述了雙方的友好接觸,並且在憎恨美國問題上有共識。然而我們至今沒有證據表明雙方早期或者此時的接觸最終發展成合作行動關係,也沒有證據顯示伊拉克與「基地」組織一起開展或採取了反對美國的襲擊行動。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2)
由於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金融家與「金鏈」的聯繫,本·拉丹最終在阿富汗取得了強大的經濟地位。通過他與穆拉赫·奧馬爾的關係以及這一關係給塔利班帶來的資金和其他方面的利益,本·拉丹能夠規避一些行動上的限制。當塔利班其他領導人對本·拉丹提出異議時,穆拉赫·奧馬爾卻依然支持他。在阿富汗,本·拉丹有他在蘇丹時所沒有的行動自由。在這個國家,「基地」組織成員可以自由地走動,可以不經辦理簽證或其他移民程序就進出邊境,可以購買和進口交通工具和武器,還可以享用阿富汗國防部的牌照。「基地」組織還利用阿富汗國有的阿利亞納航空公司來運送資金進入阿富汗。
塔利班似乎向所有想到阿富汗訓練營的人敞開了大門。與塔利班的結盟使「基地」組織獲得了訓練、培養戰士和恐怖分子、進口武器、發展與其他「聖戰組織」和領導人的關係、策劃和部署恐怖行動的避難所。本·拉丹保留著他自己的住所和營地,用來審查和訓練新招募的人員。他還幫助阿富汗進行基礎設施及項目建設,並從中獲益為伊斯蘭運動全球化網絡的運作服務。據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1996年到「9·11」襲擊,在本·拉丹支持的阿富汗營地接受訓練的戰士的總人數應當在1萬~2萬之間。
除了訓練戰士和特別行動人員,「基地」組織還利用這一龐大的住所和營地系統來預先審查新加入的候選人。數千人到過營地,但是真正成為「基地」組織成員的不超過幾百人。從建立那天起,「基地」組織就一直訓練和傳授辨別「有價值的」候選人的方法。
「基地」組織同時還繼續與中東地區的許多小組進行密切合作,這些小組所在的國家包括埃及、阿爾及利亞、也門、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索馬裡和其他國家。本·拉丹還在蘇丹時就已經與這些小組建立了聯繫。「基地」組織還加強了它與倫敦「基地」和歐洲大陸、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山脈的其他辦事處的聯繫。本·拉丹聲稱他與南亞和東南亞的極端主義者也有聯繫,這些極端主義者包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伊斯蘭祈禱團和介入克什米爾衝突的幾個巴基斯坦小組。
經過一年半的努力,1998年2月的「聖戰宣言」似乎已經成了重新崛起的強大「基地」組織發佈的公共信息。在資金籌措系統重建以後,本·拉丹又一次成了「聖戰」運動中的富人。他保持著或恢復了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的眾多聯繫,而「基地」組織的內部關係也進一步得到加強。
「基地」組織的內部核心仍然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分成等級的小組。在這一小組中,有規定的職位、任務和薪水。核心內的多數人員向本·拉丹宣誓效忠。其他行動人員獻身於本·拉丹或他的奮鬥目標,接受他委派的任務,但是他們並不宣誓效忠本·拉丹,而是保持或者試圖保持一些自主性。「基地」組織還有一些支持者,他們屬於更為鬆散的圈子中的人,他們向「基地」提供資金,在營地訓練,但在本質上他們是獨立的。即使這樣,他們仍然是「基地」組織潛在的人力資源。
在與扎瓦西裡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合併以後,「基地」組織向人們承諾,它將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總指揮部,而不再需要伊斯蘭武裝咨詢委員會。本·拉丹已經做好找回他在蘇丹失去的一切的準備,他隨時準備向「蛇頭」下手。
在組織恐怖主義的行動中,「基地」組織的作用也有了改變。在轉移到阿富汗以前,它著重為聯盟小組成員實施的行動提供資金、訓練和武器。但1998年夏天在東非發生的對美國大使館的襲擊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在本·拉丹和他的主要助手直接監控下,由「基地」組織策劃、指揮和執行。
第二章 新恐怖主義的基礎「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3)
大使館爆炸
早在1993年12月,一組「基地」組織的行動人員就開始在內羅畢為未來的襲擊尋找目標。該小組的領導者阿里·穆罕默德是一名前埃及軍官,在20世紀80年代到了美國,參加美國陸軍,並成為布拉格堡的一名教官。布魯克的法拉奇清真寺的極端分子(包括1993年對世貿中心的襲擊中被定罪的一些人)都曾經受到過他的指導和訓練。偵察小組還包括一名計算機專家,他寫的那些捧場式的文章要由「基地」組織領導人審閱。
偵察小組在內羅畢的一所公寓裡建立了一個臨時實驗室,用來沖洗通過監視獲得的照片。「基地」組織的各種行動人員和領導人經常在此居住,或者在他們去往肯尼亞的基層組織時,偶爾在此碰頭。「基地」組織軍事委員會頭目班西瑞繼續擔任基層組織的行動指揮官;但是因為他總是到處走動,本·拉丹又派了另一名行動人員即哈里德·艾爾·法瓦茲作為駐地管理人。偵察小組採用的技術監控和通訊設備包括從……(此處刪去3個字)德國商人那裡得到的先進攝像機。偵察小組還對位於吉布提的目標進行監視。
早在1994年1月,本·拉丹就收到了小組計算機專家製作的附有示圖的偵察報告。他和他的軍事委員會高級成員——班西瑞、他的副手阿布·哈弗斯·艾爾·馬斯(又名穆罕默德·阿提夫)——以及「基地」許多其他領導人審閱了這份報告。他們認為內羅畢的美國使館最容易攻擊,因為汽車炸彈可以在附近安放。於是開始制定行動計劃。在一些行動人員——軍事委員會高級成員和幾個與肯尼亞小組有關的行動人員——被派往黎巴嫩真主黨訓練營時,「基地」組織已在數月之前便開始為襲擊制定策略方案。
可能部分是因為襲擊遲遲未能付諸實施,肯尼亞的基層組織發生了一系列內部分裂。對此,本·拉丹1995年在蘇丹遭遇的困難、1996年他向阿富汗的轉移、為與塔利班建立關係而花費的數月時間,正如班西瑞的溺水事件一樣,都可能是影響因素。
1997年8月,肯尼亞小組陷入癱瘓。據《倫敦每日電訊》報道,「基地」財政委員會的前頭目馬達尼·艾爾·塔伊比已經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投降。文章不正確地說沙特阿拉伯人正與美國和英國當局共享有關塔伊比的消息。幾乎在同時,基層組織成員瞭解到美國和肯尼亞特工搜查了新的內羅畢駐地管理人維蒂·艾爾·海奇在肯尼亞的住所,而且海奇的電話也被竊聽。海奇是美國公民,20世紀80年代,他在阿富汗與本·拉丹一起工作過。1992年,他到了蘇丹,成為「基地」組織的一名重要的負責資金的行動人員。當海奇回到美國在大陪審團面前接受對本·拉丹的調查時,基層組織管理人的工作由海倫·法蘇爾接替。海倫是肯尼亞公民,早在1990年就是本·拉丹赴蘇丹的先頭小組成員之一。海倫給若干地點發出了題為「關於安全形勢」的報告傳真,提醒「東非的全體成員現在處境十分危險」,這部分是因為「美國知道……(本·拉丹)的追隨者……在索馬裡實施襲擊美國的計劃」。該報告還作出了要避免進一步暴露情況的指示。
1998年2月23日,本·拉丹發佈了他的「公開聖戰宣言」。本·拉丹的組織和扎瓦西裡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正著手合併,因此,「聖戰宣言」的措辭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斟酌。在公開發表「聖戰宣言」不到1個月,準備襲擊美國使館的小組被全部開拔到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指示的時間表和內容都說明,在本·拉丹發佈「聖戰宣言」時就已經作出了襲擊美國使館的決定。
後來的4個月都被用來在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建立分隊。基層組織的成員租借房屋,購買製造炸彈的材料,購置交通工具。為幫助他們組裝武器,又派來了至少1名炸彈專家。在內羅畢,他們還租用了一家賓館的客房來進行上述活動。在襲擊前夕,他們購買了自殺襲擊用的卡車。
當這一切都在進行時,本·拉丹繼續改進他的公共信息內容。5月7日,「基地」軍事委員會的副頭目穆罕默德·阿提夫給本·拉丹的倫敦辦事處發出了一份由阿富汗的一群教長所作的新的「聖戰宣言」的傳真。一周後,宣言出現在《阿拉伯聖城報》上,這份報紙曾經最先公開本·拉丹的「2月聖戰宣言」。宣言傳遞了同樣的信息——穆斯林繼續履行「進行反對伊斯蘭敵人的『聖戰』、將美國人趕出波斯灣地區」的責任。2周後,本·拉丹在ABC新聞台作了電視會談,口號一樣,但加上了新內容——「我們不區分穿軍裝的美國人和美國平民百姓;他們都是『聖戰宣言』中所說的目標」。
到8月1日,小組中未直接介入襲擊的成員基本上都從東非撤出。剩下的人準備和組裝炸彈,購置運輸工具。8月4日,他們對內羅畢的使館作了最後一次偵察。到8月6日晚,除了運輸隊和一兩個承擔消除現場證據痕跡任務的人留下以外,所有其他人都離開了東非。回到阿富汗後,本·拉丹和「基地」領導人離開坎大哈去了鄉下,以防美國的報復。內容為「以襲擊成功感到驕傲」的幾項宣言被傳真給了位於巴庫的「基地」組織——埃及伊斯蘭「聖戰」聯合辦事處,並附有「立即」傳送給《阿拉伯聖城報》的指示。其中一份宣言標題是「為聖地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伊斯蘭軍隊的組成」,另外兩份——分別為遭受襲擊的兩個大使館所準備——宣佈襲擊的任務已經由這支「伊斯蘭軍隊」中「某營」的「某個連隊」完成。
8月7日上午,裝滿炸彈的幾輛卡車大約每隔5分鐘一輛地開進兩個大使館——上午10:35到達內羅畢大使館,10:39到達達累斯薩拉姆。很快,一個電話從巴庫打到了倫敦。事先準備好的信息也用傳真發到了倫敦。
對內羅畢美國大使館的襲擊使大使館遭到嚴重破壞,並使12名美國人和201名其他的人喪生,後者幾乎都是肯尼亞人。傷者大約5,000人。對達累斯薩拉姆美國大使館的襲擊使11人喪生,這些人都不是美國人。在後來的採訪中,談到非洲人的喪生時,本·拉丹回答說:「當只有採取襲擊行動才能將美國人趕出去時,那麼即使致使穆斯林喪生,在伊斯蘭教義中也是被允許的。」問及他是否操縱了這些爆炸事件時,本·拉丹說,反對「猶太人和十字軍」的世界伊斯蘭「聖戰」前線已經發佈了「非常清晰的聖戰宣言」。他說,如果策劃反對猶太人和美國人的世界伊斯蘭「聖戰」、解放聖地運動「被認為是一種犯罪」,「那麼就讓歷史去證明我是一名罪犯吧」!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世貿中心首次爆炸事件
在第二章中,我們介紹了一種新的恐怖主義,以及一個新的恐怖分子組織的產生,特別是在1988~1998年這個階段,即烏薩馬·本·拉丹宣戰和組織兩個美國大使館的爆炸事件期間。本章中,我們將回顧政府致力於打擊伊斯蘭極端分子針對美國實施的恐怖主義活動的相應演進過程。
在本報告中,我們提到了許多人物。與任何一項美國政府開展的研究一樣,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機構。我們將介紹各種機構,以及它們是如何適應一種新的恐怖主義的。
1993年2月26日午後18分鐘,在世貿中心的兩棟大樓下發生了劇烈的爆炸。這並非自殺性襲擊。恐怖分子在地下車庫的B2層停放一輛裝有定時炸彈的卡車後離開。隨之而來的爆炸轟開了一個達7層樓高的洞,造成6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現場的一位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稱死亡率這麼低真是個奇跡。
比爾·克林頓總統命令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協調對該事件的反應。政府機構採取行動查找犯罪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反恐中心嚴密搜查它的檔案,並質問了世界各地的情報來源。國家安全局是國防部巨大的信息收集中心,充分利用其通訊竊聽網絡,從信息庫中搜尋線索。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紐約實地辦公室負責當地調查,並且最終確立了一種將來處理恐怖主義事件的模式。
該爆炸案有4個方面對報告「9·11」襲擊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這個爆炸事件標誌著一個新的恐怖主義挑戰,其來勢兇猛、惡毒無比。放置炸彈的遜尼派極端分子拉姆茲·約塞夫後來說他本來希望能炸死25萬人。
第二,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出色地調查了該爆炸案,幾天之內,美國聯邦調查局便證實一塊卡車殘片的來源——是爆炸發生前一天澤西島市報告失竊的一部賴德出租篷車的一部分。
穆罕默德·薩拉邁承租了該卡車並且報案失竊,一直要求該出租公司退還其400美元押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在1993年3月4日逮捕了他。在很短的時間裡,當局監禁了幾個策劃者,包括為製作炸彈而取得化學品的工程師尼德爾·阿亞德,和幫助配製該化學品的穆罕默德·阿布哈利馬。
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了另外一名共謀者阿哈邁德·阿佳吉,他曾於1992年9月在約翰F·肯尼迪國際機場被移民歸化局逮捕並且被指控證件欺詐罪,他的同伴就是拉姆茲·約塞夫,後者也是攜帶偽造證件入境,但要求政治避難並被允許。很快便搞清楚了約塞夫是該襲擊事件的核心人物。爆炸發生後,他立即逃到巴基斯坦並大致滯留約2年時間。
薩拉邁、阿布哈利馬和阿亞德的逮捕進而引導美國聯邦調查局來到了布魯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那裡有一個中心人物叫奧馬爾·阿布戴爾·拉赫曼,他是一個極端主義的遜尼派穆斯林教士,於1990年從埃及來到美國。盲人拉赫曼,常被人叫做「盲人謝克」,在其演說和著作中,宣講賽義德·庫特伯的《里程碑》中的內容,將美國看做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壓迫者,並且聲稱與「上帝」的敵人作鬥爭是他們的宗教義務。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位信息員瞭解到一個炸毀紐約主要路標的計劃,包括荷蘭和林肯隧道。美國聯邦調查局在1993年6月逮捕了拉赫曼及其各個同夥,瓦解了該「路標陰謀」。
作為調查和逮捕的結果,美國紐約南區檢察官以與世貿中心爆炸案以及其他陰謀相關而起訴並判處許多人有罪,包括阿佳吉、薩拉邁、阿亞德、阿布哈利馬、謝爾赫和拉姆茲·約塞夫。
這次大規模調查和訴訟的不幸結果是製造了一種印象,即執法系統為對付恐怖主義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
不管是克林頓總統、他的主要參謀者、國會還是新聞媒體,都是在後來才感到問題亟待解決,對盲人謝克和拉姆茲·約塞夫提起訴訟的程序是否能真正保護美國人民免遭新「病毒」的侵襲,而上述人物正好是該「病毒」的第一次症狀。8
第三,成功地運用法律制度來處理第一次世貿中心爆炸案存在著副作用,它遮掩了調查美國面對的新威脅的特徵和程度的需要。審判並未引起決策者和公眾注意本·拉丹組織。
聯邦調查局收集了許多證據,美國檢察官辦公室也提出了許多證據,表明策劃者並不僅僅是這些被告人。從阿佳吉那裡收集到的資料表明,該陰謀或一系列陰謀是在科哈爾丹營地或其附近策劃的,這是一個位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界的恐怖分子的訓練營。阿佳吉曾於1992年4月離開得克薩斯去那裡學習如何研製炸彈。他在巴基斯坦遇到了拉姆茲·約塞夫,在那裡他們討論了位於美國的爆炸目標,並裝配了一個「恐怖分子工具箱」,其中包括炸彈製作指南、操作指導、鼓動針對美國實施恐怖主義行為的錄像帶,以及假身份證件。
1995年1月,當菲律賓警方發現馬尼拉飛機爆炸陰謀後,約塞夫被逮捕了。該陰謀計劃在12架飛越太平洋的客機上放置炸彈並同時引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是約塞夫的叔叔,當時住在卡塔爾,是約塞夫的馬尼拉飛機爆炸陰謀中的一個同謀者,並且在世貿中心爆炸案之前曾給約塞夫寄去一筆資金。美國檢察官在1996年1月得到一份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指控,但卡塔爾政府的某官員大概就此事警告了他,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逃脫了抓捕(大概是留下來準備在「9·11」襲擊中扮演重要角色)。
執法程序要求證明被逮捕或被指控的人的罪過。除了被指控罪犯,調查者和檢察官不可能提供所有可能涉及的個人的一切證據,儘管他們繼續進行這些調查,計劃或者希望其後提起訴訟。這個過程的性質本身意味著要公眾記住這個事件已經結束——案子瞭解了,正義已經實現了。它並不意味著探究這些事件是否是更壞的事情來臨的預兆。它也並不允許通過收集和分析事實,從而看看能否提供一些有關恐怖主義策略的更普遍的線索——有關恐怖分子入境和籌資方法及其在美國的恐怖行動模式。
第四,儘管爆炸事件增強了對新恐怖主義危險的警惕性,但是成功的訴訟導致了對這種威脅的普遍低估。政府的檢察官強調了這些犯罪的嚴重性,並且提出了約塞夫的偽造技術逼真的證據。但是留給公眾持久的印象不是狡猾的約塞夫,而是愚蠢的薩拉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來索取他的400美元租車押金。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執法系統內的適應與不適應(1)
法律程序是應對一種新型的恐怖主義的早期表現的首要方式。我們對美國處理該類事件能力的回顧也因此從國家的龐大複雜的執法機構開始。
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
在聯邦範圍內,許多執法活動集中在司法部。對於反恐怖主義,司法部之下的主要機構是聯邦調查局。美國聯邦調查局並沒有一般性的授權,而是在具體的行政授權下工作。他們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地方的辦公室裡完成的。這種地方辦公室被稱為實地辦公室。他們共有56個實地辦公室,並且彼此獨立,各自負責一定的區域。「9·11」事件之前,負責的特工一般可以自由地確定本辦公室的首要工作和相應地分派人員。
實地辦公室的首要工作的確定基於兩方面的主要考慮:第一,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一般是以諸如逮捕、起訴、指控、定罪的統計數字作為衡量標準。反恐怖主義和反情報工作經常需要漫長的情報調查,也可能不會有肯定的(或者可數的)結果,不利於提高職業水平。許多管理階層的人員並沒有太多的反恐經驗。第二,首要任務是由實地辦公室根據當地情況確定的,其關注的問題集中在傳統性犯罪上,例如,白領犯罪以及有關毒品的犯罪和流氓犯罪。單個的實地辦公室對首要工作的選擇服務於本地的重點工作,而不是國家的重點工作。
聯邦調查局也在「開端性辦公室」管轄制度下開展工作。為了避免重複以及可能的衝突,美國聯邦調查局指派了單獨一個辦公室負責整個調查工作。因為紐約實地辦公室在東非爆炸之前指控了本·拉丹,該實地辦公室即成為負責調查所有本·拉丹案件的開端性辦公室,包括東非爆炸事件和後來的對美國「科爾」號軍艦的襲擊事件。美國聯邦調查局大部分的有關本·拉丹和「基地」的信息都歸屬該辦公室。紐約實地辦公室與美國紐約南區司法局緊密聯繫,共同甄別、逮捕、指控、判處了許多襲擊和陰謀襲擊的作惡者。特定的開端性辦公室以外的實地辦公室經常不願意將太多精力花費在他們沒有控制權又得不到好處的事件上。
聯邦調查局對國內情報的收集肇始於20世紀30年代。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命令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調查外國的和外國支持的顛覆活動,例如,由共產黨人、納粹分子和日本人支持的活動。胡佛便把對可能的間諜行為、蓄意破壞行為或者顛覆行為的調查職責加給實地辦公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外情報職責分派給了新成立的中央情報局。胡佛守護著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調查職責,以防被對手搶走。胡佛認為他只應對總統負責。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活動一直在發展壯大。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聯邦調查局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軍事情報處的重要援助。這種援助的法律根據是可疑的。
多年的履行國內情報局調查的職責突然間在20世紀70年代結束了。1972年,在胡佛死後兩年,國會和新聞媒體對尼克松政府的「水門醜聞」開展的調查,擴展為由切奇和派克委員會對國外和國內情報的一般性調查。他們揭露了國內的情報活動,其中包括了一個秘密行動計劃,該計劃針對的是國內組織,從1956~1971年一直在實施,最後甚至針對國內的持異議者。聯邦調查局曾經偵查了許許多多的政治人物,特別是胡佛想毀損其名譽的人(尤其是牧師馬丁·路德金·Jr先生),並曾經授權非法竊聽和監視。這種震驚在公眾的民意測驗中被登記下來,其中高度贊成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美國人的比例從84%降到了37%。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部門被解散了。
1976年,司法部長愛德華·利瓦伊採用國內安全方針來規制美國的情報收集工作,並且偏離了更嚴格規制的要求。1983年,司法部長威廉·弗蘭奇·史密斯修改了利瓦伊的方針,鼓勵對潛在的恐怖主義進行更仔細的調查。他也放鬆了對調查授權的控制原則和期限。當然,他的方針同利瓦伊的相同,考慮到了「恐怖主義」嫌疑的現實性,正如「蓄意顛覆活動」的嫌疑一樣,能夠導致將個人作為調查的目標,且更多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而不是他們的行為。史密斯的方針也考慮到了潛在的恐怖分子經常是極端主義宗教組織成員的現實性,以及對恐怖主義的調查可能跨越獨立的國家和教派的界限的現實性。
1986年,國會授權聯邦調查局調查發生在境外的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襲擊。3年過後,國會又授權聯邦調查局不經所在國允許而在國外實施逮捕行動。同時,由副總統喬治·H·W·布什領導的一個特遣隊同意了由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提出的觀點——設立一個反恐中心,在該中心,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其他組織能在針對國際恐怖主義的事務上共同工作。雖然明確它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機構,但由美國聯邦調查局派官員到該中心工作,並領導幫助抓捕美國被通緝人員接受審判。
聯邦調查局的反恐力量在泛美第103次航班事件中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該航班在1988年12月從倫敦飛往紐約途中,在蘇格蘭的洛克比發生爆炸,造成270人死亡。證據起初指向敘利亞政府,後來指向伊朗。反恐中心保留對此襲擊事件肇事者的判斷。同時,聯邦調查局的專業人員和英國安全機構一起收集和分析了客機的分散的碎片。1991年,在反恐中心的幫助下,他們證實了一個小的碎片是定時炸彈的一部分——對專業人員而言,如同是不可能相同的DNA,這是一個利比亞的裝置。連同其他證據,聯邦調查局確認該事件是利比亞政府所為。最後,利比亞承認了它的責任。泛美第103次航班成了警惕對恐怖主義行為作草率判斷的事例。它也再次表明聯邦調查局是如何開展調查,保持非凡的調查能力和取得調查成功的。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執法系統內的適應與不適應(2)
聯邦調查局的組織和首要任務
1993年,克林頓總統選擇了路易斯·J·弗裡作為調查局局長,其任期直到2001年6月,弗裡認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應該主要由實地辦公室來完成。為了強調這個觀念,他削減總部職員,分散開展工作。專門負責的人員具有權力、影響和獨立性。
路易斯·J·弗裡認為恐怖主義是主要的威脅。他增加了法定的國外使館工作人員的數量,尤其是集中在中東。他也要求工作人員不能等待恐怖主義行為發生後才採取行動。在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事件之後,他給國會的第一份預算要求中寫道:「只解決這種類型的犯罪是不夠的;聯邦調查局在恐怖主義行為發生之前就挫敗它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在總部內,他設立了一個反恐處協助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反恐中心工作,並安排高級反恐官員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交流。他強調了法定使館人員同中央情報局的國外站點之間應有更多的聯繫。
但是,路易斯·J·弗裡的努力並沒有給反恐怖主義爭取到可觀的資源。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的官員認為,聯邦調查局的領導層並不願意將資金從諸如暴力犯罪和取締毒品等其他領域轉移到反恐行動中;其他的聯邦調查局官員譴責國會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缺乏政治意識,不理解聯邦調查局的反恐資金需求。除此之外,路易斯·J·弗裡並沒有強加這個觀點給實地辦公室。只有個別特別的例外,實地辦公室通常並不會將重要的資源用於反恐行動,並且經常因為其他重要任務而重新規劃資金。
1998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簽署了一個由其副局長羅伯特·「貝爾」·布賴恩特領導的5年戰略計劃。聯邦調查局首次將國家的和經濟的安全,包括反恐怖主義,確定為它的首要工作。戴爾·沃森後來成為新成立的反恐處的領導,他認為,在東非爆炸後,情況表明,聯邦調查局內部情況不得不發生改變。該計劃要求更強有力的情報收集措施,要求全世界的自動系統為情報的收集、分析和傳播提供方便。它預期建立一支有經驗的且受過訓練的由間諜和分析員組成的專業情報骨幹隊伍。如果該計劃被成功地執行,這將是系統反恐的重要一步,遠勝過處理一些無關緊要的單個事件的方式,但該計劃並沒有成功。
第一,該計劃並沒取得必要的人力資源。儘管在1998年曾指出「國家的和經濟的安全」是首要工作,但是,聯邦調查局並沒有相應地配置人力。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聯邦調查局的反恐預算增加了3倍,但是聯邦調查局在反恐行動上的支出在1998年和2001年之間保持不變。2000年,從事禁毒工作的人數仍是從事反恐工作的人數的2倍。
第二,為加強聯邦調查局的戰略分析能力而新成立的部門畏縮不前。得不到充分的資金以及面對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行動部門的高級管理人員的阻礙,這個新部門本應該認清恐怖主義活動的發展趨勢,決定聯邦調查局並未掌握的內容,最後督促情報收集工作。但是,聯邦調查局對於分析的作用沒有足夠的重視。分析員被繼續用於戰術性的方式中,即為已經存在的案件提供協助。使問題更為複雜的是,聯邦調查局的傳統是從內部僱傭分析員,而不是招募具有相關的教育背景和專業技術的人員。而且,分析員很難從聯邦調查局和情報部門得到他們想分析的情報信息。聯邦調查局的信息系統的這種拙劣狀況意味著,得到這些情報主要是依靠分析員與保存信息的管理單位或行動部門的人員的私人關係。因為所有的這些原因,「9·11」事件之前很少有有關反恐怖主義的戰略性分析報告出台。實際上,聯邦調查局從沒對美國本土的恐怖主義威脅作出過全面評估。
第三,聯邦調查局並未有效地開展情報收集工作。由人力資源收集的情報具有局限性,並且其工作人員訓練不夠。16周的培訓課程中只有3天是關於反情報和反恐怖主義的,並且大部分後來的訓練是在工作中進行的。聯邦調查局並沒有確認消息報告效力的適當機制,也沒有適當跟蹤和共享消息報告的系統,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聯邦調查局並未投入充分的資源用於反恐官員的監視和翻譯的需要。缺乏足夠的精通阿拉伯語和其他關鍵語言的翻譯人員,導致了大量的未翻譯的截聽情報的積壓。
第四,聯邦調查局的信息體制不適當,令人遺憾。聯邦調查局缺乏瞭解它知道的內容的能力,沒有捕獲和共享它的機構消息的有效機制。聯邦調查局的官員的確作了會見和其他調查的記錄,但是沒有報告人員將這些信息壓縮為可以追溯和傳播的有價值的情報。
1999年,聯邦調查局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反恐與反情報部門。戴爾·沃森是該新的反恐部門的首任負責人,他認識到急切需要增強聯邦調查局的反恐能力。他在2000年出台了一個叫做MAXCAP05的計劃,確立了聯邦調查局2005年之前在反恐事務上發揮最大能力的目標。實地執行人員告訴沃森他們沒有分析員、語言學家或者受過專業訓練的專家來執行該政策。在2001年9月提交給局長羅伯特·米勒的一份報告中,也就是在沃森將其計劃交給各實地執行人員後1年,幾乎每個聯邦調查局的實地辦公室的評估結果都是沒有發揮「最大能力」。該報告上說,「達到『阻止恐怖主義』的目標」要求一項重大轉變,從強調反應能力轉變為不但要提供領導和運作上的支持,而且還要提供明確的戰略分析和指導。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執法系統內的適應與不適應(3)
聯邦調查局受到的法律上的限制和遇到的阻礙
聯邦調查局對於執法和情報工作採用不同的規則。對於犯罪事件,它能申請和使用傳統的有關犯罪的許可證。但是對於涉及國際恐怖主義的情報事件,規則就不同了。許多年來,不經過任何法院的審查,大檢察官即能授權對外國勢力和外國勢力的代表的監督。但是1978年,國會通過了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法律規制了針對在美國境內的外國勢力和外國勢力代表的情報收集工作,在要求法院審查監督提議(後來發展為實質性搜查)之外,法院對1978年法案的解釋認為,還要求只有當其主要目的是得到外國情報信息時搜查才被允許。換句話說,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授權沒有限制傳統的有關犯罪的許可證要求。司法部解釋這些規則說,公訴人可以基於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規定而聽取信息的簡要匯報,但不能指揮或控制它的收集。
整個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司法檢察官對於獲取以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程序收集到的信息有非正式的安排,即他們不會為了他們的刑事案件而不恰當地利用該程序。美國聯邦調查局是否與公訴人分享得到的有關可能的刑事調查的信息,只能留給美國聯邦調查局去判斷。
但是1994年對奧爾德利·艾姆斯間諜罪的訴訟恢復了對公訴人在情報調查中的角色的關注。司法部的情報政策與審查辦公室負責審查所有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申請並將之提交給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法庭。它擔心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和公訴人之前的大量商議,法官可能認為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許可令已經被錯誤使用。如果那樣的話,艾姆斯便可能會逃脫處罰。理查德·斯克魯格斯是情報政策和審查辦公室的代理負責人,他曾向司法部長珍妮特·倫諾抱怨缺乏共享信息制度。他靠自己開始對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資料適用信息共享程序。情報政策與審查辦公室變成了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信息向刑事公訴人流動的守門員。
1995年7月,司法部長倫諾簽署了正式的程序,用於管理司法部的公訴人與美國聯邦調查局之間共享的信息,由司法部的國家安全執行處領導的一個工作小組執行該程序,並受司法部副部長傑米·高裡奇監督。這些程序,雖然要求和公訴人共享情報信息,但同時規制了可能從情報部門這邊傳向刑事部門這邊的信息共享方式。
這些程序幾乎很快被誤解和錯誤適用了。在實踐中,聯邦調查局和刑事部門之間很少有信息的共享和合作,遠遠少於政府的程序所允許的範圍。一段時間裡,這些程序被人稱做「圍牆」。然而「圍牆」這個術語具有誤導性,因為有幾個因素導致了對信息共享的系列阻礙。
情報政策和審查辦公室成為將信息傳遞給刑事部門的惟一守門員。雖然司法部長倫諾簽署的程序沒有這一規定,但是情報政策和審查辦公室不管怎樣已然承擔了這樣一個角色,並認為其地位反映了當時的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法庭的首席法官羅伊斯·蘭伯斯法官的擔心。情報政策與審查辦公室威脅說,如果不規制信息向刑事公訴人的傳遞,它便不再將聯邦調查局的許可請求提交給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法庭。信息流動機制萎縮了。
1995年的程序只處理聯邦調查局的官員與刑事公訴人之間的信息共享問題,而不涉及聯邦調查局兩類官員之間的信息共享問題,即不涉及那些處理情報工作的人和那些處理刑事事務的人之間的信息共享問題。但是,來自情報政策與審查辦公室、聯邦調查局的領導層,和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法庭的壓力構築了這兩類官員之間的障礙,甚至在同一個小組工作的官員之間。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布賴恩特通過警告官員們太多的信息共享會導致失業來提高情報政策與審查辦公室的警覺。實地辦公室人員便錯誤地認為,外國情報監控法案上的信息不能與從事刑事調查工作的官員共享。
這種觀念被進一步誇大演變,甚至被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不能和刑事調查人員共享任何情報信息,即使是不適用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程序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刑事調查人員便無從知曉國家安全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相關信息。1999年、2000年和2001年的各個審查報告都認為不存在信息共享,1995年程序的目的在例行公事中被忽略了。我們將在第八章中報告這種信念和實踐的日積月累所產生的不幸後果。
其他的法律限制也存在。公訴人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都認為,法庭規則禁止他們分享大陪審團的信息,即使這種禁止只適用於提交給大陪審團的那小部分,甚至這種禁止有例外情況。但是正如實地辦公室所解釋的,這種禁止能夠被想像地適用於調查中發現的許多信息之中。在執行的命令中也存在綜合國內和國外情報的限制。最後,國家安全局開始在與本·拉丹相關的報告上設置警告,要求刑事調查人員和公訴人共享其中內容需事先徵得同意。這種變化進一步堵塞了信息共享的要道。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執法系統內的適應與不適應(4)
其他的執法機構
司法部不是只有聯邦調查局,它還有一個下屬執法官局,其大約有4,000人從事「9·11」事件的調查工作,因有著豐富的地方警察知識,特別擅長跟蹤逃亡者。司法部的麻醉品管制局在2001年有著4,500多名工作人員。在很多場合,麻醉品管制局能給聯邦調查局或者中央情報局提供用於反恐行動的情報。
移民歸化局有著9,000個邊界巡邏官員,4,500個檢查官員和2,000個移民特派官員,因而在反恐怖主義中,它具有最大的潛力,可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移民歸化局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對付經過西南邊界的非法入境、處理外僑的刑事案件和堆積成山的移民歸化申請這些難對付的挑戰上。白宮、司法部,特別是國會又強調了這些方面。除此之外,當1993年陶瑞絲·邁斯納成為移民歸化局調查委員會委員時,她發現這個機構的技術嚴重過時和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從而阻礙了它的發展——邊界巡邏官員仍然在使用人工打字機;入境處的檢查人員仍在使用紙制的監視人員名單;避難所和其他福利機構沒有有效地阻止虛假的申請人。
邁斯納委員在1993年對世貿中心爆炸事件作出回應時,提出應提供基金給國務院的領事事務局,以使領事官員和邊界檢查員使用的恐怖分子監視名單自動化。移民歸化局從一個新立的「監視」單位中指派了一個人與政府部門合作,將可疑的恐怖分子監視名單自動化,並且與情報機構和聯邦調查局一道,決定當恐怖分子在入境處出現時如何處理他們。到1998年時為止,共有97個可疑的恐怖分子被該自動監視表拒絕進入美國國境。
如何將被懷疑為恐怖分子的外國人驅逐出境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移民歸化局具有處理這些案件的移民法律專家和權力,但是聯邦調查局擁有有時需要作為證據的機密信息,並且產生了信息共享衝突。1996年的新法授權在驅逐聽證會上可以使用機密證據。但是移民歸化局採用機密證據只驅逐了一小部分與恐怖主義活動(並未證實與「基地」有關)有聯繫的外國人。
移民歸化局中的中級僱員在1986年、1995年、1997年裡先後向管理層提出了反恐怖主義的全面建議,但沒見根據他們的建議採取過什麼行動。1997年,國家安全工作小組成立了,它旨在處理警報,追蹤潛在的可能實施移民行為的恐怖分子案件,並同司法部中的其他人員一起合作。該工作小組集中精力處理聯邦調查局的重頭戲,即(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並開始探究移民法如何規制恐怖主義。例如,它曾要求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移民申請被批准之前先進行安全審查,但未成功。諸如是否因為恐怖主義犯罪而取消其居住外僑身份等政策問題還未著手。
在克林頓政府的支持下,國會同意成倍增加沿墨西哥邊界所要求的邊界巡邏官員數量。到1999年增至每1/4英里有一個邊界巡邏人員,但拒絕提供額外的資源給北方,加拿大邊界每13.25英里有一個邊界巡邏人員。儘管有恐怖分子從加拿大進入的例子,也明知恐怖主義在加拿大活動和加拿大更寬容的法律,以及有一位檢查隊長的報告建議邊界巡邏要發展北部邊界戰略,但惟一值得肯定的一步是,邊界巡邏官員的數量沒有被進一步減少。
沒有人要求入境處的檢查人員集中注意恐怖分子。檢查人員告訴我們當他們依照自動監視表上的名單核對入境乘客時,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正進行的檢查是為了排查恐怖分子。一般而言,邊界檢查人員也沒有必要的信息作出基於事實的允許入境的決定。移民歸化局首倡兩種努力,旨在為檢查人員提供有關反恐怖主義的信息,但都沒有完成。一個是建議建立追查外國學生簽證一致性的系統,另一個是計劃通過一種途徑追查旅行者在美國的出入境情況。
1996年,一部新的法律使移民歸化局能夠與州和地方執法機構達成協議,據此,移民歸化局提供訓練,地方機構行使移民執法權。他們得不到恐怖主義的監視名單。擁有大部分移民的城市的市長有時限制市裡的僱員與聯邦移民機構的合作。有許多人居住在法律可以約束的範圍之外,虛假證件能夠輕易地取得。面對這個壓倒一切的問題,國會保持了移民歸化局官員的數量的恆定。
移民歸化局、州以及地方參加執法活動的主要途徑是聯合反恐特遣隊。它起初是為了對付大量的涉及國內恐怖主義組織的事件,於1980年在紐約市嘗試性地成立的。這一特遣隊由紐約地區的聯邦調查局實地辦公室管理。其成立提供了一個進行信息交流的機會,正如第一次世貿中心爆炸事件之後一樣,同時也將地方的官員和其他機構的代表列為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人員。聯邦調查局在20世紀90年代擴大了聯合反恐特遣隊的數量,到「9·11」事件之前有34支。雖然有用,但是聯合反恐特遣隊也存在局限性。他們根據區域的和各實地辦公室的利益來確定其首要任務,且大部分人員不是全職的。許多州和地方機構認為他們在聯合反恐特遣隊中派1位全職的代表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多大利益。
聯邦其他的執法機構即財政部,其也沒有重視反恐怖主義。
財政部為特勤局、海關和煙酒槍械炸藥局提供經費。由於特勤局執行保護總統和其他高級官員的任務,所以每當有恐怖分子暗殺陰謀的傳言時,其工作人員就會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員合作。
海關部門在進入美國的所有入境處都配置了人員。其工作人員與移民歸化局的人員一起工作,有時這兩部門人員會合作。在1999年與2000年之交的冬天(這將在第六章中詳細報告),一個非常警覺的海關檢查人員通過質問,逮捕了一個意欲炸毀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基地」恐怖分子。
煙酒槍械炸藥局偶爾也被聯邦調查局作為資源使用。在1993年2月的世貿中心爆炸事件和1995年4月俄克拉荷馬市的阿爾佛雷德·P·穆拉聯邦大樓爆炸事件的調查中,其實驗室和分析員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9·11」事件之前,除了聯邦調查局中的一部分人之外,懶散的美國執法機構中很少有人從事反恐怖主義事務。而且,只有在具體的人員被確定,陰謀業已形成,或者襲擊已經發生,執法機構才能發揮作用。責任人不得不被追查、逮捕,且遣送回美國法院接受審判。正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向我們強調的,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並沒有巡航導彈。它們通過起訴某個人宣佈戰爭的開始。他們在反恐怖主義鬥爭中起著領頭作用,因為他們被要求這樣做。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聯邦航空管理局內的適應與不適應
隸屬於交通部的聯邦航空管理局被國會賦予的任務有時是相互衝突的,既要規制美國的民用航空安全,又要促進民航工業的發展。聯邦航空管理局有保護商業航空運輸使用者不受恐怖主義和其他犯罪行為襲擊的安全的任務。在「9·11」事件之前那些年裡,聯邦航空管理局認為故意破壞行為對航空的威脅勝過劫機行為的威脅。首先,在近10年裡國內沒有發生過重大的劫機事件。其次,一般認為,商業航空體系懼怕爆炸物勝過諸如槍支這樣的武器。最後,爆炸被認為較劫機更為致命,後果會更嚴重。在1996年,由副總統艾爾·戈爾領導的一個關於航空安全的總統委員會加強了對飛機上的破壞活動和爆炸事件的普遍重視。戈爾委員會也號召人們注意一種新的危險,即發射地對空導彈襲擊的可能性。其1997年的最終報告並未討論自殺性劫機的可能性。
聯邦航空管理局建立和加強了航空安全制度,並要求航班和機場遵照執行。該制度旨在建立一個多層次的防禦體系。這意味著任何一個層次的安全機制的失敗都不是致命的,因為其他層次將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在「9·11」事件之前與劫機相關的每個層次——包括情報、乘客預檢、檢查站屏幕監控,以及登機安全都具有缺陷。因此,「9·11」襲擊事件的劫機者們在3個不同的機場順利登上了4架不同的飛機,其任何一個都未被制止。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政策是應用情報來查證針對民航安全的具體陰謀和一般性威脅,並以此為基礎研究和部署相應的反擊措施。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情報部門由40個人組成,其任務是從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機構接收大範圍的情報數據,以供評估針對航空的威脅。但是大量的情報數據中幾乎沒有關於恐怖分子在美國出現和實施活動的情報。例如,聯邦調查局1998年對恐怖分子飛行訓練的潛在可能性的評估信息,以及2001年菲尼克斯電子警告中的關於激進的中東人加入飛行學校的信息,就沒有傳到聯邦航空管理局的總部。幾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高級情報官員稱這種國內威脅是一個嚴重的盲區。而且,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情報部門並沒有得到該局領導的重視。局長簡·加維和她的副職例行公事地回顧每天的情報,但她們看見的是經過篩選後送給她們的。她並沒有從自己的情報部門瞭解到大量的劫機威脅信息,從而在該局戰略制定過程中,情報部門也就沒能深入參與。從歷史上講,決定性的安全行動只發生在災難已經出現或者具體的陰謀已經被發現之後。
下一個航空安全層次便是乘客預檢。聯邦航空管理局要求各航空公司不能向對民航安全有直接威脅的個人開放。但是,關於「9·11」襲擊事件,聯邦航空管理局的禁飛名單中含有這12個恐怖分子的嫌疑人的姓名(包含了「9·11」襲擊的策劃者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儘管政府的監視人員名單表中包含了好幾千個確定的和懷疑的恐怖分子的姓名。真人與姓名的錯配現象令人震驚,儘管戈爾委員會已經在4年前就要求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提供恐怖分子的監視名單用於提高乘客預檢。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民航安全部門的長期負責人證實說,他並不知道有關證實的和懷疑的恐怖分子的國務院重點監視人員名單(在「9·11」襲擊前是60,000人),直到委員會2004年1月26日的公開聽證會上提及時,他才得知。聯邦航空管理局已經取得了一些重點監控人員的數據,但是,很明顯,這些數據不能使用。
乘客預檢的第二個部分要求航空公司實行一種由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電腦處理系統(稱為CAPPS,即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檢系統),該系統被設計或用來識別那些輪廓提示其對飛機具有一定底線的危險的乘客。雖然該處理系統包括劫機者的輪廓的數據,但在那時,只有乘客的行李包適合用計算機輔助乘客預檢系統篩查,以作另外的複查。篩查只是需要檢查這些行李包是否裝有爆炸物,或者推遲乘客登機。主要因為擔心認為潛存歧視和影響乘客通過量,所以就不再要求被篩選出來的人接受額外的手提行李的篩選,而在檢查系統1997年被電腦化之前一直要求乘客手提行李接受篩選。
檢查站的篩選被認為是最重要和明顯的安全層次。訓練有素的篩選員操作著金屬探測器和X光機檢查並阻止違禁物品。許多政府報告指出,檢查站的工作不令人滿意,甚至經常不能發現聯邦航空管理局明確規定的檢查物品。許多致命的和危險的物品並沒有從金屬探測器中被檢測出來,或者用X光機很難將其從正常物品中區別開來。
雖然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制度並未明確地禁止攜帶短於4英吋的有刃刀具,但是航班檢查站的操作指南(是與聯邦航空管理局合作制定的)卻是明確允許攜帶的。聯邦航空管理局對該政策的依據是:(1)該局並不認為這種物品具有威脅性,(2)許多地方法律並沒有禁止個人攜帶這些刀具,以及(3)這些刀具難以檢測到,除非大大提高金屬探測器的敏感性。1993年提出的一項禁止攜帶所有刀具的建議被否決了,因為小的切割工具很難被檢測到,並且會引起虛驚急劇增多,惡化檢查站的堵塞情況。
「9·11」事件前的幾年裡,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篩選員的要求是,在檢查站持續和隨機地對攜帶的行李進行人工檢查,後來卻被取代為對爆炸品追蹤探測,或者被航空公司簡單地忽略掉了。因此,為了識別武器(除了炸彈)對個人及其隨身攜帶的行李的第二次篩選就不存在了,只有那些觸動了金屬探測器的乘客才進行二次篩選。甚至當第二次篩選時探測出小的刀具,它們也經常被歸還給乘客。據報道,「9·11」事件的劫機者們就被指教應使用機場檢查站不能探測到的小物件。
在「9·11」事件之前的安全體系中,航空公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如交通部的監察長告訴我們的,「航空公司有很大的壓力,既要控制安全成本,又要限制安全要求對航空運輸的影響,以便航空業能夠集中精力運送乘客,安全飛行……這些壓力反過來恰恰表明他們自己是安全中的重大弱點」。聯邦航空管理局一個長期的安全官員把航空公司對待安全規則的方式描述為「譴責、否定和拖延」,並且告訴我們,雖然航空公司已經看見了安全問題對個人利益可能帶來的影響,但是他們不是從安全的立場看問題。
最後一個層次是商用飛機上的安全,其設計並未用來對付自殺性劫機。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通用戰略」詳細闡述了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幾十年裡處理的許多次劫機的經驗。它告訴飛行人員,對付劫機者的最好方式是滿足他們的要求,使飛機安全著陸,然後讓執法部門或者軍隊來處理這種情況。按照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說法,記錄表明,劫機過程持續得越長,越有可能和平解決。這種戰略行得通的基礎是假設劫機者提出了可以談判的要求(最常見的是要求庇護和釋放囚犯);而且,正如一位聯邦航空管理局官員所言,劫機者的「這種賭博性計劃中不存在自殺」。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培訓材料中沒有為飛行人員提供應對暴力發生的指導。
這種流行的通用戰略主張合作和不對抗,它意味著在劫機中,即使駕駛艙非常堅固也沒有什麼不同。正如當2001年初有人提議在商業飛機中安裝更堅固的駕駛艙門時,航空飛行員協會的安全委員會主席所評論的:「即使你在門外做個拱頂,如果他們用繩索套住了我的航班乘務員的脖子,我將準備打開這個艙門。」「9·11」襲擊之前,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規章要求,堅固的駕駛艙門能在緊急情況出現時允許迅速地進出。即使這樣,20世紀60年代實施的規定要求航空人員在飛行中關閉並緊鎖駕駛艙門。這個要求並沒有被一體遵行或有力加強。
至於執法部門,到「9·11」襲擊發生時為止,只有33個配備武器的受過訓練的聯邦航空執法官。他們沒有被安排在美國的國內航班中,只是在國內飛機起飛前往國外時為其提供飛行中的安全保障。這個政策反映了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觀點,它們認為國內劫機在控制中,並且自信地認為自1986年以來,沒有任何恐怖分子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劫持過美國的商業飛機。
由於近期內未發生航空安全事故,也沒有具體和可信的證據證明存在針對民航的陰謀,聯邦航空管理局的領導層把精力放在了其他地方,包括操作技術和有關安全的經常性問題。聯邦航空管理局局長加維回憶說,2001年的每天就像感恩節的前一天,人們的注意力在於要求提高航空服務,國會也集中精力於「乘客權利法案」,目的在於提高能力、效率和乘客對航空系統的滿意度。沒有人注意恐怖主義。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情報機構內的適應與不適應(1)
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產生了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職位。中央情報局局長獨立於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以及其他的政策部門,領導著美國的情報機構並且為聯邦機構提供情報。
情報機構中獨立於任何內閣機構的惟一的部門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它收集、分析並且散播來自所有渠道的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第一長官是美國總統,他也有權力指揮中央情報局實施秘密行動。雖然,秘密行動只是佔用中央情報局整個預算的一小部分,但這些行動時常是具有爭議的,曾一度主導了公眾對中央情報局的看法。
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人選由參議院批准,但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總統內閣的成員。依照聯邦法律,中央情報局局長對鬆散結盟性的情報機構的權力是有限的。他(她)負責說明情報部門的優先安排的事項並協調遞交給國會的情報機構的預算需求。
這個責任給人以錯誤的印象是,中央情報局局長有高於這些機構領導的直接的權力,並且有權力根據需要來調動這些預算內的資源。其實都不正確,事實上,中央情報局局長的真正權力直接與他個人與總統的親密程度相關,而多年來,這種關係時近時疏。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權力還與他與政府其他官員的關係,尤其是與國防部長的關係相關。
國防部下的情報部門佔用了美國在情報上全部經費的幾乎80%,其中包括了支持國家海關基地和支持特殊的國防和軍事活動所需要的經費。因為它們位於國防部內,這些機構對軍事戰略和戰術上的要求很敏感。
國防部內的其中一個與國家海關基地有關的情報機構是國家安全局,它截取和分析外國的通訊和破解代碼。國家安全局也建立代碼和密碼來保護政府信息。另外一個機構是近來重新命名的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它提供和分析影像並生產一系列產品,包括地圖、航海工具和監視情報。國防部內第三個這樣的機構是國家偵察辦公室。它研製、回收、發射和維護進入軌道的為其他政府機構提供情報的信息收集衛星。
國防情報局對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軍事戰地指揮官提供支持。它既通過人力資源也通過技術情報收集方法收集一些情報。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都有它們自己的情報部門負責情報收集工作,幫助決定獲取什麼武器,並為其工作需要提供相應的戰術情報。
除了國防部的情報部門之外,其他情報機構還有:聯邦調查局中的國家安全部門;國務院內部的情報與研究局;財政部內的情報部門;能源部內的諜報和反諜報辦公室,該機構以前通過引進國家試驗室系統的專家,對核武器有關的情報有特殊的破獲能力;海岸警衛隊的情報辦公室;以及今天在國土安全部內的情報分析和基礎建設保護理事會。
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局對恐怖主義通訊的截獲經常引發政府其他部門的警覺。其對信息的截獲經常摻雜著一些結論性因素,猶如分析人員在玩拼盤遊戲。國家安全局的工程師們創立技術系統來破譯密碼和搞清楚今天的複雜信號。其分析人員監聽外國人之間的信息並不是指向他們的談話。他們也進行「交通分析」,研究專門的通訊系統和代碼以及外國的組織結構,包括恐怖主義組織的機構。
冷戰對手使用高級別的、熟悉的和可預測的軍事命令和控制方法。隨著全球化和電訊革命的發展,由於鬆散但網絡化的對手們使用商業性的設備和密碼,信號收集的技術性阻礙以幾何的速度增長。同時,冷戰的結束和相應產生的國家安全經費的減少迫使情報機構精簡人員和尋求規模經濟。現代的對手善於運用通訊技術。國家安全局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在「數量、種類和速度」上成指數倍地增加。
法律要求國家安全局,在沒有根據外國情報需要取得許可的情況下,不要故意收集美國公民或美國境內人員的情報數據。另外,國家安全局應該讓聯邦調查局知道任何有關犯罪、間諜或者「恐怖主義事業」的跡象,以使聯邦調查局能夠取得適當的授權。本報告的後面,我們將瞭解,雖然國家安全局有報告中東恐怖嫌疑分子設施之間通訊的專業能力,但是國家安全局不需要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法院的授權便可收集美國境內和外國的個人之間的通訊,因為它認為這是聯邦調查局的任務。它也不想被看做是以在美人員為靶子,可能違反規制國家安全局收集外國情報的法律。
國家安全局對情報來源及收集方法的一貫保護,以及如我們將看到的,它將精力集中在對國外情報的收集上而忽略國內情報的做法,是「9·11」調查報告中的重要部分。
情報系統中技術的利與弊
美國的參戰者和國家防禦的決策者們在執行任務中對新近發展的科學技術的採用是20世紀最大的成功經歷之一,其發生並不是偶然的。近來的戰爭得到回報以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勇敢的參戰男女們在戰爭中使用了好多年前由盡職勤勉的執行人員和立法部門領導們研製、授權和購買的先進技術。
但是,技術的挑戰是令人畏懼的。它代價大,有時還會失敗;技術雖能解決問題,但同時也會製造問題。一些先進的技術使我們能在冷戰期間洞察到封閉的反蘇聯疆域,但是在識別和跟蹤單個的恐怖分子中卻作用有限。
反過來,恐怖分子卻從這種同樣快速發展的通訊技術中得到了好處。他們能盤活和獲得一家年收入30億美元的電訊企業的產品。他們不用支付昂貴的費用就能取得各種各樣的、全球性的、迅速的、複雜的和加密的通訊設備。
全球互聯網絡的出現給恐怖分子取得信息、發佈命令和控制其活動提供了更容易的方法。「9·11」陰謀的策劃者穆罕默德·阿塔在德國漢堡上網來搜查美國的飛行學校。情報收集的目標更加複雜了。這些變化使監視和發佈威脅警告更為困難。
儘管技術產生了一些問題,美國人對技術的強烈愛好也使他們把其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是只有當一個組織有政策、機構以及利用技術的刺激手段時,技術才會產生很好的結果。例如,只要情報機構的人員和安全制度是鼓勵保護信息而不是散播信息,那麼即使最好的信息技術也不會促進信息共享。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情報機構內的適應與不適應(2)
中央情報局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是羅斯福總統在認識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可能承擔這個角色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建立起的機構。(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第一任局長是威廉·J·多諾萬,他是華爾街的一名律師。他徵募和自己一樣的人——富於旅行經驗、擅長交際、生活富裕的職業男士和女士進入(美國)戰略情報局。
多諾萬的一項創新至今仍在美國情報系統中保留著,即建立了調查和分析處。這裡,美國大學的大批學者全神貫注於間諜獲取的情報、軍方截獲的信息、無線電廣播中的報道和各種出版物,並就外國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撰寫報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令多諾萬失望的是,杜魯門總統解散了(美國)戰略情報局。4個月以後,總統命令在一個由國務院、軍方、海軍領導人以及總統的私人代表組成的國家情報局領導下,「計劃、研究和調整聯邦的所有外國情報活動,以便確保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情報任務能最有效地完成」。這個機構可以得到中央情報小組的協助,該小組是由從各個部門的選派的人員組成,並且由中央情報局局長領導。
後來,杜魯門總統批准了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建立了中央情報局,受中央情報局局長的領導。聯邦調查局的遊說,加上擔心出現一個美國的「蓋世太保」,最終導致聯邦調查局負責國內安全和反間諜的職能。美國中央情報局被認為「沒有警察、傳訊或者執法力或國際安全職能」,這種結構造成了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的情報機構以及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之間的緊張關係。
國家情報局和秘密行動方案
因為這樣的歷史,美國中央情報局傳承給「9·11」時代一個養之有素的精英組織,認為自己是在國家的前線對付美國的敵人。它的國家情報局的官員們,在行動理事會的領導下,分散到位於國外的各個站點。每個站點的負責人是該組織中的重要人物,其另外一個職務就是中央情報局在那個國家的代表。他(偶爾也有女士)受到行動指令的約束,該指令列舉了由行動理事會相關地區部門確定的首要行動任務,並受到由中心任務決定的資源分配的限制。
因為間諜行為是高風險的活動,對情報目標的確定、人員的招募、問題的處理和情報線人的終止以及對收集的信息的散佈,均要求華盛頓方面的批准和行動。但是,這個分散的體系與聯邦調查局在美國的實地辦公室的機制很相似,其行動理事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認為,總部的任務是支持實地工作,而不是管理實地的活動。
20世紀60年代,中央情報局流放古巴人到豬仔灣的敗筆被揭露,越南戰爭受到更多的批評。「水門事件」時期的主導新聞是由參議院的弗蘭克·切奇和眾議院的奧蒂斯·派克領導的委員會對中央情報局的調查。他們公開了中央情報局秘密計劃刺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其他外國領導人的證據。總統並沒有對這些判斷承擔明確的責任。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們承受了大部分譴責,他們辯解說,這樣做是為了維護總統的「似乎合理的否認」。
「水門事件」之後,國會建立了監督委員會來確保中央情報局不會實施與美國基本法律相違背的秘密行動。中央情報局的國家情報局的專案官員解釋了立法,例如,休斯—賴安修正案要求總統批准和向國會報告任何秘密行動,暗示秘密行動經常會導致麻煩,並可能嚴重地毀滅一個人的職業生涯。20世紀80年代中期,圍繞中美秘密行動計劃發生的爭議導致了國家情報局的幾個高級官員被提起指控。20世紀90年代,正如對「基地」的態度,決策者和警覺的中央情報局領導者之間關係時常緊張,前者想讓中央情報局實施更多的侵略性秘密行動,而後者則忠告要謹慎,要確保他們的行動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不可否定的總統授權。
國家情報局感受到了自從1992年開始裁編以來冷戰後和平分解的影響。由於官員的數量減少,海外的機構也關閉了,面對巴爾幹和非洲地區日益增長的危機,中央情報局局長和他的管理人員作出的回應「一浪接一浪」,或者抽調各個情報機構的人員來處理這些緊急的問題。很多情況下,繁忙的官員們對這些新發事件並不熟悉,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能全面或根本無暇顧及世界上某些地方和某些情報收集的目標。這個戰略也強調了要與外國聯絡機構建立緊密的聯繫,因為,需要它們的幫助來得到美國自己沒有能力收集的信息。
國家情報局最低潮的時候是在1995年,那時只有25個受過訓練者成為新的官員。1998年,中央情報局局長說服中央情報局和國會,批准了一個長期的重建計劃,一個新兵需經過5年到7年的培訓和語言學習工作經驗,然後才能合格。
分析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理事會保留著戰時大學的原本特點。其中的男士和女士都傾向於通過發表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來判斷對方(這裡指的是機密作品)。除了自己的同行,他們還向決策者們徵求批准和指導。在20世紀90年代和今天,具有特殊價值的分析作品將被錄入其中一份機密日報——高級行政人員的情報簡報——或更好的,被選入《總統每日簡報》。
中央情報局的建立是為了進行冷戰。它穩定地集中在一個或兩個主要的敵手上,數十年都一樣,從而至少產生一個積極的效果:它創造了一種環境,身在其中的管理人員和分析人員在基礎研究上能安全地投入時間和資源,並且是詳細地和經過沉思地進行研究。結果可能不會很快,但當他們寫了他們的評估時,即使是簡短的評估,他們也能根基於對問題的深入瞭解。
但冷戰結束後,這些投資不可能輕易地被再分配到新的敵手上。文化的影響更加深遠。在一個更具有流動性的國際環境中,目標和利益變幻不定,情報管理人員不再感到他們能夠為長期積累情報資本而承擔這種有耐心的戰略方法。具有各種版本的書籍和文章的大學文化讓位給了新聞編輯文化。
在20世紀90年代,全天候的新聞報道和互聯網的出現增加了分析員的壓力,他們要快速地將新鮮的報道傳遞給決策者,還要盡量增加背景知識或補充決策者們正從媒體獲知的消息。對全部信息來源和戰略進行分析所具有的弱點被海軍上將大衛·耶利米領導的小組和1999年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小組明確指了出來,前者批評了情報機構沒能預測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的核武器試驗;後者討論了情報機構在估測彈道導彈對美國的威脅的能力上的局限。兩份報告均注意到重點任務太多而致精力分散、戰略分析的技術水平的下滑以及安全規則阻止了信息的適當共享。冷戰的另一項技巧是對突襲作出警告的一套巧妙的方法,但是這些技巧都在分析新的危險(諸如恐怖主義)中萎縮了。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情報機構內的適應與不適應(3)
安全影響中央情報局對付新的恐怖主義的另外一組經驗,要追溯到冷戰早期,當時該局非常擔心(近乎妄想)前蘇聯克格勃的滲透。詹姆斯·耶穌·安格爾頓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一直在中央情報局中領導反情報工作,他一直懷疑中央情報局內安插有不止一個前蘇聯的「奸細」。雖然在安格爾頓被迫退休後情況有所緩和,但是好景不長。前蘇聯滲透的事實擺在眼前,又加重了這種憂慮。然後,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發生了奧爾德利·艾姆斯間諜案,這使中央情報局十分尷尬。儘管明顯地不可靠,但在艾姆斯將美國特工和偵察人員名單賣給前蘇聯而收取報酬致使該名單上的許多人都因此而犧牲後,他還是受到同行們的保護並且得到提拔重用。
對安全的擔心使信息共享極大地複雜化了。為了保護信息不被高明的精於高科技的敵手獲得,信息被隔封起來。因此,對處理信息設置了很多的限制,並且對通過新興的電子系統(諸如電子郵件)傳遞給美國政府的其他機構也產生了高度的懷疑。
對安全的擔心也增加了招募合格反恐官員的難度。美國很少有大學開設中東語言和伊斯蘭研究方面的課程。2002年在所有美國大學取得阿拉伯語學士學位的畢業生總共只有6個。許多人在美國境外漂泊了很久,其入境手續需等待很久才能得到處理。任何在外國出生的人和有許多海外親戚的人被建議最好不要提出申請。隨著冷戰結束後,對美國中央情報局經費預算的減少,並不令人驚訝的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保密局新僱員的素質傾向於擔任一些類似服務性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們符合傳統的招募條件或者適合利用與外國機構的聯絡關係,但並不要求其尋找和使用恐怖主義組織網絡內部的資源。
早期的反恐怖主義努力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恐怖主義主要是與一些地區性衝突連在一起,主要發生在中東。大部分恐怖主義集團或者是由政府支持,或者是致力於建立政府的好戰分子(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20世紀80年代中期,根據由副總統喬治·布什領導的特遣隊作出的報告,在羅馬和雅典機場恐怖襲擊發生之後,中央情報局局長建立了一個反恐中心,負責統一行動理事會和情報理事會的活動。反恐中心在聯邦調查局和其他情報機構中也選有代表。在正式的組織職能中,反恐中心向中央情報局局長報告工作,但是事實上,中心的大多數長官還是保密局的成員,他們經常受到行動理事會領導的指導。
反恐中心促進和協調了由中央情報局各站點作出的情報收集,並編輯情報收集的結果,然後將專門的報告傳送給適當的站點、情報理事會的分析員、情報機構的其他部門或者決策者們。該中心保護自己的官僚政治地盤。中央情報局局長曾經讓一個負責反恐怖主義的國家情報官員負責情報分析;該官員所在的辦公室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被撤銷了,其職能被反恐中心部分接管。雖然派往該中心的分析員作出了大量的報告,但其中心任務都是支持行動。中央情報局監察長在1994年的報告中批評了該中心在提供恐怖主義襲擊警告方面的能力。
後面的章節將提出這個問題,即儘管投入了大量的人才、精力和心血,情報機構是否仍不能在應對本·拉丹和「基地」的挑戰中發揮充分的作用?面對這個問題,情報機構的管理官員們經常抱怨說他們工作的資源匱乏。
冷戰結束後,國家安全經費的削減導致了國家海外情報計劃預算從1990~1996年財政年度的削減,以及從1996~2000年財政年度的持平(除了對1999財政年度預算所謂的金裡奇預算的追加,和後來兩次更小量的預算追加)。這種削減預算增加了情報機構工作的難度。決策者們要求他們緊跟數字化潮流,要對付將來的計算機之間的通訊和現代通訊系統,但同時又要保持對付傳統通訊系統的能力,例如,高頻無線電通訊和超高頻和高頻(視頻)系統,它像舊式的電視天線一樣工作。繼1991年海灣戰爭成功之後,塑造形象的呼聲也與日俱增。這兩點變化反過來又要求為計劃下一代的衛星系統提供經費。這個開支對剩下的情報預算經費又產生了很大的壓力。其結果,情報局只得精簡人員,這樣既影響了行動又影響了情報分析。
然而,至少對於中央情報局而言,處理恐怖主義問題的部分負擔來自我們已經講到的背景:這個組織能吸引幹勁沖天的人員,但其體制又反對冒險,於是,其實施秘密行動的能力萎縮,制度上限制信息分配,對新型工作人員的吸收又存在難度,並且習慣於提供最近情報的描述性報道。換個說法,為了取得反恐的最大成效,中央情報局需要一次重大改革。1997年,克林頓總統任命喬治·特尼特為中央情報局局長,並且據大家說,對他而言,恐怖主義是最先考慮解決的問題。但是當調查委員會問他時,特尼特自己估計,2004年中央情報局的保密機構距離能很好地承擔反恐怖主義的角色仍然還需要至少5年的時間。雖然特尼特明顯是中央情報局的領導者,究竟誰應該負責整個美國情報工作,情報機構的聯盟結構使這一問題未有定論。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國務院和國防部內的適應與不適應(1)
國務院
調查委員會在2004年問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為什麼國務院花了這麼長時間作一些看來無用,結果也證明無用的努力來勸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政權驅逐本·拉丹?阿米蒂奇回答說,「我們做國務院做的事情,我們不出去投炸彈,我們不做那種事情……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早在50年前,處在阿米蒂奇的位置上的人不會說國務院有如此局限的作用。直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國務院主導著為總統和國會提供關於美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關係的建議程序。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於1947年,其成立主要是由於五角大樓遊說應建立一個論壇,在這裡,如果軍隊認為國務院設定的目標,美國沒有必要的資金來實現時,那麼他們將提出反對意見。
國務院一直保持著首要地位。直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被羅伯特·邁克納麥拉的國防部取而代之,在國防部內建立了一個小型政府負責分析對外政策問題。而後,尼克松總統將政策的計劃和政策的協調職能集中於強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由亨利·基辛格負責監督。
後來,國務卿成為了重要的人物,但是國務院的職能繼續受到削弱。到了20世紀90年代,政府的財力被其他部門超過了,並且國會和總統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對其財政預算也幾乎不予支持。
正如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行動理事會,國務院也有強調實地工作勝過華盛頓的工作的傳統。但是,甚至是大使們也經常發現所在國政府不但通過它們自己在華盛頓的使館與美國政府聯繫,而且通過中央情報局的站點或者一個國防隨員開展工作。大使館已經逐漸地被強大的軍區司令員替代,不再向五角大樓報告工作。
反恐怖主義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國務院制定反恐政策。它通過官方渠道與推測的恐怖主義背後的政府進行溝通。而且,因為這段時期的恐怖主義事件經常以談判的方式結束,因此,大使或者其他使館官員成為合乎邏輯的代表美國利益的人。
保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外交成果的連貫性是一個連續的挑戰。1976年,在國會的指導下,國務院將負責打擊恐怖主義的協調者提升到了與助理國務卿同等的職位。作為一名「全權的大使」,該官員試圖增加政府內反恐事務的透明度,並且幫助在政府機構中統一美國政策的執行。1979~1981年的長期危機中,53名美國人在德黑蘭的美國使館被劫持作為人質,該危機結束了國務院在反恐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從卡特總統的武斷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主持工作後,協調員這一職能就在白宮被保留下來。
裡根總統的第二任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提倡美國實施積極的打擊恐怖主義政策,他經常建議動用軍事力量。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反對舒爾茨,但後者對溫伯格並沒有表示反對,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國務院內。雖然舒爾茨通過相繼任命保羅·布萊默和羅伯特·奧克莉為協調員來提高反恐協調工作的地位和透明度,但是兩個在國務院外事局中擁有高等職位的高級職業大使繼續被區域局所主導,對區域局而言,恐怖主義不是第一關心的問題。
舒爾茨之後的國務卿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較少的個人興趣。只有克林頓總統的第一個國務卿沃倫·克裡斯托弗計劃將恐怖主義事務合併入一個新成立的、也負責處理麻醉品和犯罪的機構,但遭到國會的阻止。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時的協調員告訴調查委員會,他的工作在國務院裡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雖然他的地位受到爭議,並且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強烈支持1998年8月對本·拉丹的打擊,在「9·11」事件之前,國務院在反恐事務中發揮的作用經常是屬於警戒性的。這現實地反映了反恐的首要任務只是美國政府更寬泛的對外政策目標中的一環。
不應該忘記的是,國務院在世界各地的領事官員們都不斷地受到恐怖主義問題的挑戰,因為他們負責處理去美國的旅行簽證。當發現奧馬爾·阿布戴爾·拉赫曼,即盲人謝克來去自由之後,國務院對其監視人員名單和簽證辦理程序政策進行了重大的改革。1993年,國會通過立法允許國務院保留簽證手續費,用於邊界安全建設;後來國務院使用這些費用來將恐怖分子的監視人員名單全部自動化。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國務院還建立了一個世界範圍的、實時的關於簽證、執法和監視表信息以及「9·11」事件之後的邊界篩選系統的重心的電子數據庫。但是,正如後邊所見,該系統仍然有許多漏洞。
國防部
在聯邦機構中,國防部規模龐大。國防部是一個帝國,它每年的預算超過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國防部是半民用、半軍事化的。國防部負責民用部分的部長在總統的領導下有最終的控制權。在統一的軍用部分中,最高級別的官員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得到了聯合參謀部的支持。聯合參謀部又可分為——J—2(負責情報)、J—3(負責行動)等部分。
因為各個部門的使命不同,需要和要求其集中精力做的工作也就不同,又因為各個部門有著自己漫長而驕傲的歷史傳統,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經常對自己在戰鬥中的作用和任務、對經費預算和領導職位存在激烈的爭鬥。但是兩方面的進展減弱了這種競爭。
第一方面的進展是1986年國會通過,其中規定晉陞到高一級的軍職要求有一定期限的不同部門經歷或者聯合指揮部任職(如復合服務)。該法案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減弱了高級軍官對其各自服務部門的忠誠,並促使他們對各個軍事部門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但是,這也削弱了提供給總統的軍事建議和軍事行動的多樣性。金水——尼古法案被一些人作為在聯邦機構的其他部門中,尤其是在執法機構和情報部門中作為減弱競爭、增強合作的範例而得到應用。
第二方面相關的進展是,計劃和指揮責任從情報部門的長官和工作人員向華盛頓以外的聯合指揮部發生重大轉移,尤其是那些戰略部隊和在以下4個地區的部隊指揮部:歐洲、太平洋、中部和南部。這些指揮部的職位成了雄心勃勃的軍官們的榮譽任職,以上5個指揮部司令員的意見與那些情報部門領導的意見具有同樣的影響力。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國務院和國防部內的適應與不適應(2)
反恐怖主義
五角大樓最初關注恐怖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人質事件的結果。在1976年6月,巴勒斯坦恐怖主義者劫持了一架法國飛機並在烏干達的南部城市恩德培著陸,劫持105位以色列人和其他猶太人作為人質。一支以色列特遣隊突擊了該架飛機,殺死了所有的恐怖主義者,營救了除1人以外的所有人質。1977年10月,原聯邦德國的一支特遣隊以相類似的方法處理了停在索馬裡首都摩加迪沙停機坪的一架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每個恐怖分子都被擊斃,所有人質安全返回。白宮、國會議員以及新聞媒體質問五角大樓,是否作好了採取類似行動的準備?五角大樓的回答是:還沒有做好準備。陸軍立即著手創建三角洲特遣隊,其中的一個任務是營救人質。
對三角洲特遣隊的第一次考驗結果並不理想。1980年4月,在伊朗人質危機期間,當海軍直升機載著海軍陸戰隊飛行員飛到一個命名為「沙漠一號」的地方,即離伊朗首都德黑蘭東南約200英里的地方,與載著三角洲特遣隊隊員和新鮮燃料的空軍飛機集合。並不大的沙漠風暴卻摧毀了3架直升機,於是,指揮官命令取消該次任務。但是,地面的惡劣天氣導致損失了8架飛機、5個飛行員及3個海軍陸戰隊隊員。該次行動的失敗被人們紀念為「沙漠一號」行動,給武裝部隊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促成了後來通過金水—尼古通道法案。
1983年黎巴嫩真主黨在首都貝魯特對海軍陸戰隊進行大屠殺。裡根總統下令迅速從黎巴嫩撤回美國軍隊——這次撤軍後來被「聖戰分子」常常引為美國軟弱的證據。經過詳細的調查制定的一系列新程序成為駐外軍隊的日常生活規則。這些規則包括許多防禦性措施,包括不但要提防陌生汽車、卡車,而且要當心頭頂的不明飛機。「武力保護」成為當時對國防部的重要呼聲。
10年後,軍事基地的另一次經歷引起了人們對「沙漠一號」行動與貝魯特撤軍的反思。老布什總統授權動用美國軍事力量保證對飽受戰爭摧殘的索馬裡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種族間的派系鬥爭干擾了援助任務的完成。直到1993年秋季,美國指揮官推斷,主要的干擾因素是一個名叫穆罕默德·法雷·埃迪德的軍閥。為了抓捕穆罕默德,一支特遣隊對摩加迪沙發動了突擊。在長夜作戰中,兩架黑鷹直升機被擊落,73名美軍士兵受傷,18人被殺害,全世界電視屏幕上播放了歡快的索馬裡人在大街上拉拖著美國士兵的屍體的場面。在國會的壓力下,克林頓總統下令從索馬裡撤軍。「黑鷹墜落」和「沙漠一號」成為美國軍隊中的一個象徵,成為一個暗號性術語,意指沒有充分準備、沒有壓倒一切的兵力和明確的任務而濫用軍隊的風險。
在1995~1996年間,國防部開始研究如何處理可能發生的有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內恐怖主義事件。1997年開始討論設立本土防衛國內指揮部,1999年聯合參謀部又提出建立國內統一指揮部的新想法。但是,國會否決了這個提議。相反,國防部在弗吉尼亞諾福克建立了聯合部隊司令部,由其負責對國內的突發事件作出軍事反應,不管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突發事件。
根據南·魯格·多米迪奇本土預備方案,國防部1997年開始在全國最大的120個城市培訓第一批突發事件反應者。作為培訓的關鍵部分,國防部建立了國家防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民間支持隊伍,對萬一發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事件作出反應。在2001財政年度共有32支這樣的衛隊得到授權。在州長的指揮下,這些衛隊為民間機構提供幫助,對突發事件的性質作出判斷,提出醫療和技術建議,並加強州政府與事件發生之當地政府的合作。
國防部,與國務院一樣,在涉及反恐怖主義事件的跨部門委員會中有一位代表國防部的協調者。到克林頓總統第一任期末,這位協調者已成為了助理國防部長,具體負責特別行動和輕微衝突。
20世紀80年代的經驗已經向軍事部門表明,如果要在反恐怖主義中發揮作用,就要發揮傳統的軍事作用——反擊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並且軍隊具體如何做,已經有了似乎非常成功的範例。在1986年,一枚炸彈在德國柏林的一家迪斯科舞廳爆炸,炸死了兩名美國士兵。情報清楚顯示,此次爆炸與利比亞陸軍上校穆阿邁爾·卡扎菲有關。裡根總統於是下令對利比亞進行空襲。該次行動不是沒有代價的:美國丟失了兩架飛機。後來收集的證據,包括1988年美國泛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03次航班爆炸案,清楚表明美國對利比亞採取的行動並沒有阻止住卡扎菲的恐怖主義興趣。但是,這種軍事行動從當時看是成功的。從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中我們得出的經驗是,通過採取美國空軍力量打擊恐怖主義行動的實施者和支持恐怖主義行動的國家,使他們遭受到痛苦,可以阻止恐怖主義。
克林頓政府早期借鑒這一經驗,發射了戰斧式導彈。老布什計劃訪問科威特以表彰其在1991年海灣戰爭中拯救科威特的榮譽。科威特安全部門警告華盛頓,稱伊拉克特工計劃謀殺前總統布什。克林頓總統不但命令對老布什加強保護,而且還要求考慮對伊拉克實施報復。五角大樓建議了12個戰斧導彈打擊目標。白宮和中央情報局之間就導彈可能引起的幅面破壞展開了爭論,而後將目標減為3個,最後將目標鎖定為1個,即巴格達市中心的伊拉克情報總部。為了將平民百姓傷亡減低到最小限度,襲擊在晚上進行。一共發射了23枚導彈。除了1個平民百姓死亡之外,行動非常成功——情報總部被徹底摧毀。以後再也沒有伊拉克計劃恐怖行為的情報。
1986年對利比亞的襲擊和1993年對伊拉克的襲擊標誌著軍事部門有效運用軍事力量反擊恐怖主義——利用空中力量實施有限報復,目的在於威懾。但是,當敵人是一個組織鬆散的跨國網絡時,怎樣的威懾才有效仍是個難題。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白宮內的適應與不適應
因為對付恐怖主義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美國政府任何部門的惟一職責,因此,建立協調機制是必要的。當恐怖主義的問題還不突出時,國務院可以履行這一職責。伊朗人質危機發生後,這種做法就被拋棄了;而由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負責危機處理。
裡根政府繼續並加強由總統參謀人員協調反恐工作。在貝魯特美國水兵被殺之後,裡根總統簽發了第138號國家安全指令,號召變被動防禦為主動防禦。為了實現這一轉變,重新制定計劃或增加新的財力。要求國務院加強與其他政府的合作,要求中央情報局加強與線人及其他情報部門的聯絡,並制定計劃,培養對任何企圖損害美國利益之集團與個人發動先發制人攻勢的能力。
美國總統1985年7月在對美國律師協會講話時將恐怖主義稱做「一種戰爭行為」,並宣稱恐怖分子惡魔將在世界上無處藏身,無處訓練,無處練習他們殘忍狠毒的技術。我們必須共同行動,或如果必要單獨行動起來,以保證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對利比亞的空中打擊就是這種策略的明證。
在裡根總統的第二任期的大部分時間內,反恐怖主義的協調事宜由國家安全顧問助理領導的高級別跨機構委員會監督進行。但是由於公憤,人們對白宮應該領導反恐怖主義持懷疑態度,因此,裡根政府關閉了該機構。
由於真主黨劫持美國人質並不時地將人質殺害,裡根總統非常擔心。他也因為自己簽署生效為法律的一項法案而苦惱,該法案將給尼加拉瓜反共產主義的康特拉游擊隊提供軍事援助的行為規定為非法,然而他卻又非常支持康特拉。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羅波特·麥克法倫與麥克法倫的助理約翰·波恩戴克斯特爾將軍認為,如果美國心平氣和地與伊朗以人質交換武器進行談判,人質危機可以解決,美國在中東的地位也能提高。但是,蘇爾茲與溫伯格一致反對麥克法倫與波恩戴克斯特爾。
麥克法倫與波恩戴克斯特爾的一位參謀員——海軍上尉歐利瓦爾·瑙斯研究了一項計劃,以美國武器交換人質並將其效益轉向支持康特拉游擊隊,這樣可以繞開美國法律。他可能是受到了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的鼓勵。
當事情的真相在1986年和1987年曝光後,好像與20世紀70年代的事件如出一轍:大規模地濫用秘密行動。現在,不再是在雪茄裡下毒和通過黑手黨打人,美國人聽到了這樣的證言,邁克法蘭曾使用假名並攜帶一個上面畫著一枚鑰匙的巧克力蛋糕,秘密訪問過德黑蘭。經過一名特別律師調查,邁克法蘭、波恩戴克斯特爾、瑙斯及另外10人,包括幾名中央情報局國家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受到了控告。調查的焦點集中在官員忠實執行法律的責任及行使職權的說明責任。對「9·11」事件而言,伊朗——康特拉事件的意義在於,官僚機構的某些部門可對白宮的指示持靈活的懷疑態度。
隨著國家安全顧問職權的擴張,安全顧問職員,按照慣例稱做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其組織結構和工作程序也變得更加正式。安全顧問為總統指令提供建議,但是每位總統對其指令的稱呼不一。在克林頓總統時,這些指令被稱為「總統決定指示」;在喬治·W·布什總統時,被稱做「國家安全政策指令」。這些需要總統批准的文件和許多其他文件,一般是通過由副部長級或者略低一級的各部門代表組成的跨機構委員會來達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中的高級官員參與跨機構委員會,經常是擔任主席,以促成協議的達成,並代表國家安全顧問享有更廣泛的利益。
當克林頓總統就職時,他立即決定由白宮協調反恐怖主義事務。1993年1月25日,邁·阿邁爾·堪斯,一個巴基斯坦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弗吉尼亞通向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主要高速公路入口處開槍打死兩名中央情報局的僱員(堪斯駕車逃跑,但後來在國外被捕)。就在此一個月後,世貿中心發生爆炸事件,並且在其後幾個星期,又出現了伊拉克暗刺前總統布什的陰謀。
克林頓總統的第一任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繼續留用老布什政府的一個參謀員,即有著豐富經驗的公務員理查德·克拉克,由他負責處理犯罪、毒品和恐怖主義(這一職責常常被稱為負責處理毒品和暴徒)。在協調反恐怖主義事務時,克林頓總統和萊克要求克拉克為他們做參謀工作。不久以後,他領導了一個中級跨機構委員會,該機構最後被命名為「反恐安全小組」。我們將在後文闡述克拉克如何適時轉變成為顧問,管理美國反恐工作。
當解釋由刺殺老布什陰謀而引起導彈襲擊伊拉克時,克林頓總統說:「從我們革命的第一天起,美國的安全就依賴於情報的準確性:不許欺負我們。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主權,實施強有力的和相當的還擊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向那些從事由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的人發出警告,可以阻止針對我國人民的進一步的暴力事件,可以確保國家之間的行為文明。」
在1995年1月聯邦政府通訊中,克林頓總統承諾「要通過全面立法來加強我們打擊恐怖主義的力度,不管他們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發動襲擊。」2月,他向國會建議擴大聯邦刑事管轄權,以使驅逐恐怖分子更容易,並針對恐怖分子的資金籌集採取行動。5月初,他提交了許多強有力的修正案。其間,從東京傳來新聞:3月份一個世界末日教派——奧姆真理教在地鐵釋放沙林神經毒氣,12人致死,上千人受傷。這個教派在日本有巨額財產和許多實驗室,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辦事處,包括在紐約就有一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以前都不曾聽說過。4月份,俄克拉荷馬市睦拉荷聯邦大樓發生爆炸事件;最初對該事件是伊斯蘭教徒所為的懷疑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爆炸實施者是美國的反政府極端分子泰莫斯·麥克維和泰瑞·尼古拉斯。克林頓總統建議修改他的早期建議,增加對聯邦調查局的竊聽和電子監控授權,要求對爆炸物標示可追蹤的標誌,並為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及地方警察提供大批新資金。
1995年6月,克林頓總統簽發一個秘密指令,即39號總統決定指令,說美國應該「阻止、擊敗和猛烈地反擊我國領土內和針對我們公民的恐怖分子襲擊」。稱恐怖主義既是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又是一種犯罪。該指令還給各個機構分派了責任。受到東京事件的警告,克林頓總統把準備偵察涉及化學、生物和核武器的恐怖主義並對其作出反應作為自己的職員和所有機構最為優先考慮解決的問題。
在1995年和1996年期間,克林頓總統花了大量的時間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以拒絕為恐怖分子提供避難所。隨著反恐任務的增多,他為聯邦調查局解決了大筆經費預算。對於中央情報局,他基本停止了資金的削減並支持補充反恐撥款的要求。
當他在1996年連任後宣佈新的國家安全隊伍時,克林頓總統把恐怖主義列為國家面臨的幾個挑戰中的首當其衝的挑戰。1998年,受到本·拉丹的「聖戰宣言」及其他警告之後,克林頓總統接受了國家安全顧問塞穆爾·桑迪·伯傑的一個建議,給克拉克任命了一個新的國家協調員職位,負責國家安全、基礎設施保護和反恐怖主義。他發佈了兩個總統決定指令,即第62號和第63號,建立在第39號總統決定指令對各機構分配的任務的基礎上,佈置了10個反恐怖主義方案領域,至少在紙面上加強了對克拉克負責監督這些任務執行的授權。尤其是因為司法部長雷諾的關係,這項新的權力被用精確的和限制性的語言確定下來。克拉克只是提供有關預算的建議,並為採取行動而協調製定部門之間一致同意的方針。
當遇到與其有關的問題時,克拉克也被授予了一個內閣級部長委員會席位,這對於一個白宮職員而言已經是非常不一般的一步了。他的跨機構團體——國家安全小組,一般是向由低於內閣級的官員組成的次長委員會報告工作,除非伯傑要求他們直接向部長報告。第63號總統補充指令確定了國家的重點基礎設施,並考慮了保護的種種辦法。總之,這兩個指令基本安排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負責國內事務,讓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其他機構在克拉克和伯傑的聯手指揮下負責國外的恐怖主義行動。
1998年5月,在海軍學院的另一次畢業典禮致詞中,總統解釋了這一新的安排及他的考慮。他說:
第一,我們將採用新的統一的方式來加強對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的打擊:抓捕恐怖分子,不管他們藏在什麼地方;和其他國家合作來消滅恐怖分子在海外的避難所;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應來保護美國人民免受國內外的恐怖主義襲擊。第二,我們將制定一個全面的計劃來偵察、阻止和防禦對我們的關鍵性基礎設施、我們的電力設施、供水系統、警察機構、消防、醫療機構、空中交通控制系統、金融機構、電訊系統和計算機網絡等的襲擊。第三,我們將採取共同的努力,阻止生物武器的擴散和使用,並且在這些恐怖的武器萬一被無賴國家、恐怖分子團體或者一個國際犯罪組織等釋放時保護我們的人民。最後,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情來保護我們的平民百姓免受生物武器的襲擊。
很明顯,總統對恐怖主義的擔心在不斷地增長,這種強化了的顧慮在1999年初變得更加明顯。當他在國家科學院作演講時表達了他的內心憂慮,如果美國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有力的計算機武器的恐怖分子的襲擊,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國會內的適應與不適應(1)
自從合眾國建立以來,還幾乎沒有發生過像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之間那麼激烈的爭議。在制憲會議上,合眾國締造者們致力於建立一個強大的行政機構,但是又要監督它的權力。他們故意模糊某些權力,以便在有關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方針方面為國會和總統留下鬥爭的空間。
最嚴重的問題集中在總統是否需要國會的授權來發起戰爭。這一爭議的目前狀況是認可總統部署軍事力量發動小規模的有限制的行動,雖然不像對大規模的無限度的軍事行動那樣要徵得明確授權,但是,也至少需要有國會的支持。
這種演變是重要的,因為克林頓總統和布什總統在本·拉丹對我們挑起戰爭後並沒有選擇對本·拉丹宣戰,並不公開承認這個宣戰。直到「9·11」事件之後他們才要求國會的授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會對國家安全的監督發生了最實質性的改變。1946年的國會重組法案建立了現代武裝部隊委員會,今天它具有很大的權力。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創新是,建立了參眾議院聯合原子能委員會,它被認為有利於核威懾能力發展,同時也被批評掌握了太多有關執行機構的權力。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該委員會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撤銷了,因為國會為了回應丘奇和派克對濫用權力的調查,正在進行下一個非常重要的監督改革。1977年,參議院和眾議院建立了幾個專門委員會來對執行機構的情報行動事務行使監督職能。
情報委員會
參議院和眾議院有關情報方面的專門委員會均有一些重要的特徵。它們的權力有限。它們並不具有控制情報機構的絕對權力。撥款問題由撥款委員會最後決定。武裝部隊委員會對國防部內的情報機構行使管轄權(而由參議院管轄中央情報局)。因此,情報預算基金的增加或減少直接取決於國防開支。
法律要求總統確保國會的情報委員會完全和及時地瞭解美國的情報活動。委員會允許中央情報局在一定程度上留置信息以便保護情報源、情報獲取方法和情報行動。中央情報局必須將總統授權的秘密行動的結果和通知備忘錄匯報給情報委員會,並且必須要對它的失敗情況作詳細說明。委員會將開展其重要的工作,舉行秘密聽證會或者聽取簡要匯報。在這些聽證和匯報中可以保留機密級以上的安全材料。
情報委員會的成員的任期是有限的,每個議會都對此作了限制。許多成員認為這種限制不利於委員會的成員們發揮必要的專長來開展有效的監督。
保密雖然是必要的,但也有礙於監督。情報機構的整個預算,就像它的大多數行動一樣,是保密的。這樣一來,情報委員會不可能利用民主政體的最好的監督制度——公開地揭露,這就使得它們完全不同於其他的國會監督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經常是在調查記者和監督組織的刺激下實施行動。
冷戰後時代政策的調整
1991年,冷戰意想不到地快速結束了,這對對外政策和政府內外的國家安全機構造成了重創。雖然有人批評情報機構沒有預測到前蘇聯的解體(並以此為由建議大力裁減情報機構),但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好消息,即不必再為維持一個應付前蘇聯挑戰的安全機制而背上沉重的負擔;但同時也伴隨著一個壞消息,即不斷增長的不安全性。在許多方面,情報機構還面臨著許多沒有準備好應對的威脅和情報挑戰。
情報監督委員會也是這樣。新的數字化技術和對影像以及反對舊系統的持續能力要求,意味著需要在衛星系統上花費更多的人力。除此之外,當我們的對手從公共渠道中瞭解到我們的情報機構正在做什麼時,否認和欺騙變得更加有效。存在許多對情報機構全面改革的建議,例如,由參議員鮑倫和麥柯克迪提出的建議。該建議說,國會對於機構中的「軟肋」仍然沒有採取什麼彌補措施。
隨著冷戰的結束,情報機構因「阿梅斯間諜醜聞」而動盪。一個相繼由前任國防部長萊斯·亞斯品和哈羅德·布朗領導的總統委員會審查了情報機構的將來。在它提出建議要求處理中央情報局局長缺乏對情報機構人事和預算的控制權力後,情報委員會在1996年著手通過立法來彌補這個問題。
國防部和它的國會授權委員會反對這種改革建議。總統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並不積極支持這種改革。1996年發生了相對小的改革,即給了中央情報局局長咨詢的權力,並新設了一個副職來負責管理,新設幾個助理局局長負責情報收集與分析。這些改革只是在參議院的情報特別委員會採取前所未有的舉措來威脅要否決國防授權提案之後才得以進行的。的確,在20世紀90年代,不但沒有增強中央情報局局長對國家情報的控制權力,而在相反方向採取了措施,例如,將中央情報局的成像分析隊伍移交給了國防部內設立的新的影像與繪圖機構。
國會調整
整個國會和執行機構一樣,也在慢慢地進行調整來適應不斷增長的跨國恐怖主義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特別是本·拉丹與日俱增的威脅並沒有被國會所理解。作為聯邦政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機構,國會緊緊追隨公眾和全體選民的觀點傾向所認為的關鍵問題。「9·11」事件之前,恐怖主義被認為無關緊要。總體而言,恐怖主義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入和引起過國會的注意,在一個具體的事件發生之後,它會引起短暫的關注,然後就又回落到公共政策日程中更低的位置上了。
第三章 反恐怖主義的發展國會內的適應與不適應(2)
關於國會,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國會總是對關注國內事務有強烈的傾向。它經常是在政府已證實和明確聲明威脅存在之後才開始處理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在缺乏這樣一個具體而反覆的聲明時,國家安全不會在國會的優先事務清單中提得太高。總統在使用政治資本來處理國際事務時是有選擇性的。「9·11」事件前10年裡,在對外事務和國家安全方面,不管是總統談話,還是國會與公眾的注意力,主要是指向其他事務,其中包括有海地、波斯尼亞、俄羅斯、中國、索馬裡、科索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中東和平進程、導彈防禦以及全球化等問題。恐怖主義很少佔據中心位置;當恐怖主義佔據中心位置時,關注的經常是恐怖分子的戰術——化學的、生物的、核能的或者計算機的威脅,而不是恐怖組織。
第二,在涉及國家安全事務的預算問題上,國會傾向於隨從總統的通盤領導。經常存在所謂「個人方案」和「內心重點事務」的尖銳批評,但是國會授權和批准的整個資金基本上仍接近總統的要求。這種傾向可以通過20世紀90年代前5年在國防、情報和對外事務上支出的減少趨勢表現出來。當然,白宮要看懂來自國會山的政治信號,但是,國會大致上會批准執行機構的經費要求。在後5年裡,國會批撥了行政機構在情報項目上經費要求的98%。除了1999財政年度對整個情報項目的15億美元的金裡奇追加撥款之外,「9·11」事件前10年裡,對國家安全事務的整個資源分配的關鍵性決定——包括反恐資金,都是由總統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作出的。
第三,國會在冷戰結束後並沒有為對付新的威脅而進行重組。由聯合委員會對國會組織所作出的建議,於1994年大選後,部分地在眾議院裡實施,但是沒有對國家安全職能進行重組。參議院沒有發生引人注意的變化。傳統的問題——對外政策、防禦、情報,繼續由結構基本未變動的委員會負責處理,而諸如跨國恐怖主義這樣的問題則落在夾縫中。恐怖主義問題僅在眾議院中就至少有14個不同的委員會均有管轄權,參議院和眾議院有關恐怖主義的預算和監督職能也在眾多委員會中被分割得支離破碎,幾乎沒有考慮對付恐怖主義的統一政策,這一政策範圍包括證實威脅和彌補關鍵基礎設施中的薄弱點;而且國會零零碎碎的措施導致了執行機構難以形成這種統一政策。
第四,國會的監督職能經過一段時間後已經減弱了。近年來,對於政府計劃和法律實施的傳統審查已經被取代為「集中審查個人調查、可能的醜聞,以及旨在引起媒體注意的事件」。這個貧乏而又必要的監督工作卻被忽略了,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國會議員,幾乎沒人認為該職能履行得很好。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告訴我們:「我們從威脅到威脅再到威脅……卻沒有一個適當的體制來指示,『你得退回去做這件事,做那件事』」。看看過去每天關心的事,不只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而且整個執行機構都需要國會就反恐戰略和政策問題提供幫助。然而,國會的成員也發現他們的時間花費在這些日常瑣事中,或者花費在回顧過去與調查失誤中,並且經常是錯過了重大問題——執行機構也是如此。工作人員同樣是集中在狹隘的考慮上,尋求對單個計劃(經常是小計劃)資金的增減,而不是強調全面的監督項目。
第五,在某些問題上,國會因為忙於其他重點工作,沒能就「9·11」事件前幾個月內出現的威脅採取行動。負責航空監督的委員會把主要精力放在機場的交通擁擠和航班的經濟衛生上,而沒有放在飛行安全上。負責監督移民歸化局的委員會精力集中在西南邊界上,而不在恐怖主義上。司法部官員告訴我們,負責監督聯邦調查局的委員會將精力完全限定在信息技術發展所需要的撥款上,部分是因為對聯邦調查局處理這些項目的能力的關心。負責南亞事務的委員會花去了20世紀90年代的10年時間把精力集中在對巴基斯坦施加制裁上,使總統沒有辦法來改變「9·11」事件之前的巴基斯坦政策。負責監督國防部的委員會很少注意發展對恐怖主義的軍事行動和改革處於困境中的情報系統。所有的委員會發現他們陷進了預算程序的瑣事中,很少有時間來考慮長期的問題,或者許多過去和現在的成員告訴我們的適當的監督行為。
這種趨勢只能導致這一結論:國會在「9·11」事件之前幾年裡在對付恐怖主義事件上反應遲鈍,行動不當。立法機構沒有調整和重組本機構來應付變動的威脅。它對恐怖主義的關注是偶爾的和零碎的,分散在許多委員會之中。國會對執行機構各部門很少給予指導,也沒有對它們進行任何重大的改革,並且沒有系統地履行監督權,以發現、應對和嘗試解決國家安全和國內機構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在「9·11」事件之後明顯表現出來。
雖然個別代表和參議員採取了重要的舉措,但是國會對恐怖主義威脅的整體注意水平是很低的。我們檢查了從1998年1月到2001年9月針對恐怖主義的聽證會的數量。參議院的武裝部隊委員會舉行了9次,4次與對美國「科爾」號軍艦的襲擊有關。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也舉行了9次,其中6次是由反恐的專門監督小組進行的。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和它的眾議院對等的機構舉行了4次。參議院的情報專門委員會,加上它每年度的全球威脅聽證會之外,共舉行了8次;它的眾議院對等機構大約舉行了2次專門針對反恐怖主義的聽證會,同時,由反恐怖分子工作小組作簡單工作匯報。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情報小組在「9·11」事件的聯合調查之前並沒有引起公眾和國會對本·拉丹和「基地」的注意,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工作的保密性質所決定。但是在全部委員會中,每個委員會每年都在其權限內舉行過幾十次聽證會,這個數據給人印象並不深刻。恐怖主義是國會負責國家安全的委員會中的第二或第三順序的重要事項。
事實上,國會明顯傾向於拋掉正發生的國家安全威脅問題,將其留給其他機構處理。國會要求外面的委員會來做這個工作,而這個工作處於它自己的監督責任的中心。1141999年開始,這些委員會的報告就提出了很多打擊恐怖主義和確保國家安全的建議,但是國會很少關注。大部分影響是在「9·11」事件後產生的。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爆炸事件之前(1)
儘管1995年的國家情報評估報告已經警示人們:一種新型恐怖主義已出現,但許多官員卻繼續將恐怖分子看做是敵對政府的代表(如沙特阿拉伯真主黨代表伊朗政府襲擊霍巴塔)或僅是國內犯罪分子(如俄克拉荷馬市的蒂莫西·邁克維)。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已指出的那樣,白宮並不是進行反恐方案管理的合適場所。因此,政府就打擊恐怖主義所作出的努力本質上應該是個人機構性質的工作。
在1995年和1998年5月下達的就打擊恐怖主義的第39項和第62項總統指令中,比爾·克林頓總統一再重申恐怖主義是關係國家安全的問題,而非單純加強執法的問題。這些指令鞏固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協調國內以及國際反恐工作的權力。委員會的協調工作主要是通過理查德·克拉克和他領導的跨部門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展開的。在關注非傳統性進攻的同時,這些指令把任務分配給各部門並領導它們的工作,但並未具體區分不同類型的恐怖威脅。因此,當理查德·克拉克要督促或是推動各部門採取行動時,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經常是國會、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或是司法部。這些部門的努力有時是積極有效的,從而使恐怖組織的陰謀得以瓦解,恐怖分子也被逮捕歸案。但是,在「9·11」事件之前,美國並未將根除「基地」組織當做明確的戰略目標。
針對本·拉丹的早期反應
在1996年之前,美國政府幾乎還沒有意識到本·拉丹是新恐怖主義的發起者和組織者。1993年,中央情報局注意到他曾資助一些在蘇丹境內訓練的埃及恐怖分子。國務院也發現他為也門的恐怖分子提供資金援助,正是這些也門恐怖分子在1992年製造了一起爆炸事件,旨在殺害美國在亞丁的士兵。國務院的資料甚至顯示本·拉丹與紐約地區的「盲人教主」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之間有可疑的聯繫,並加以評論說,本·拉丹似乎「通過致力於資助『聖戰』,來對抗全球範圍內的『反伊斯蘭』政府」。在1993年,將蘇丹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後,國務院將本·拉丹列入秘密監控名單;倘若他想進入美國,這一舉措可以阻止他獲得簽證。然而,直到1997年,甚至是中央情報局的反恐怖主義中心,也仍然只是將他描述為「極端分子的資助者」。
1996年,中央情報局成立了由12名成員組成的特別部門,以分析關於本·拉丹的情報和謀劃對抗本·拉丹的行動。大衛·科恩作為中央情報局行動理事會會長,想嘗試著建立一個立足於總部的「虛擬部門」。正如在實地開展工作的部門可以集中關注某個國家那樣,這一虛擬部門可以專門收集某一對象的信息並採取相應的行動。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雷克曾表達過其對恐怖分子資金狀況的特別關注,科恩受此啟發,要將這一虛擬部門建設成為一個查找恐怖分子資金往來的單位。但是,他未能在行動理事會中找到合適的官員來運作這一虛擬部門。最後,還是從反恐怖主義中心招募了一位正專門研究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分析家來從事這項工作。這位分析家對阿富汗的情況特別瞭解,並已注意到最近關於本·拉丹和所謂的「基地」組織的一系列報道。他向科恩建議該部門只集中關注本·拉丹,科恩同意了他的想法,因而便產生了反本·拉丹工作小組。
年5月,本·拉丹離開蘇丹去了阿富汗。幾個月後,隨著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發展壯大,加馬爾·阿哈默德·阿·法德爾走進美國駐非洲的一個大使館,以其本·拉丹前任高級僱員的身份表達了對工作部的忠誠,並使該部收集關於「基地」組織的創立、特點、目標和目的等方面的情報取得了巨大的突破。這些情報因為美國另外一處大使館從投誠人員那裡獲得的消息而得到證實。隨後在那一年裡,情報部門和其他渠道提供了更多的確證材料,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和肯尼亞警方從內羅畢的一個「基地」活動小組中收集到的材料。
到1997年,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人員認識到本·拉丹絕不僅僅是一位資助者。他們發現「基地」組織擁有一個軍事委員會,負責在全球範圍內部署對抗美國利益的行動,並想方設法獲取核原料。被指派到工作部的分析人員在查看了收集到的信息後發現本·拉丹及其「基地」組織與多起恐怖事件相關,包括分別於1992年和1993年發生的襲擊美國在亞丁和索馬裡的駐軍,1994~1995年期間菲律賓發生的馬尼拉飛機爆炸陰謀。
反本·拉丹工作小組已經開始計劃打擊本·拉丹的行動。這些計劃不僅針對其實物資產,還針對其資金的來源。最後,這些旨在確認和襲擊本·拉丹資金來源的計劃卻並未展開。
1995年末,此時本·拉丹仍在蘇丹境內,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注意到蘇丹官員正與沙特阿拉伯政府商談驅逐本·拉丹的可能性。美國大使蒂莫西·卡尼鼓勵蘇丹推動這一進程。然而,沙特阿拉伯人並不想插手有關本·拉丹的事,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已經取消了他的公民權。
蘇丹的國防部長法提哈·額爾瓦宣稱:蘇丹將把本·拉丹送交給美國政府。但委員會未見到任何可信的跡象表明他們會這樣做。大使卡尼也只收到政府督促蘇丹驅逐本·拉丹的指令。由於那時沒有提出對本·拉丹的明確指控,卡尼大使也沒有法律依據來向蘇丹人提出更多要求。
我們稱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負責人為「邁克」,他將本·拉丹去阿富汗看成是好事。儘管中央情報局在前蘇聯撤退後實質上已經放棄了阿富汗,但在追捕曾在1993年1月槍殺了兩名中央情報局人員的米爾·阿瑪勒·坎斯歸案時,負責該案件的官員還是重建了與阿富汗的聯繫。這些聯繫為瞭解本·拉丹在當地的行蹤、商業活動、防務以及起居安排等作出了貢獻,並幫助提供了其花巨資贊助塔利班的證據。反恐怖主義中心的負責人——我們稱他為「傑夫」,曾對喬治·特尼特局長說,中央情報局的情報資源「幾乎能提供本·拉丹在阿富汗的活動和旅行的實時情報」。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的聯絡渠道之一是與當地的普什圖族聚居區中的某些特殊部族有關的群體。
到1997年秋天,反本·拉丹工作小組已草擬出一份計劃,讓阿富汗的這些部族去抓捕本·拉丹,並將他送交美國或是某個阿拉伯國家進行審判。1998年初,內閣級部長委員會顯然對這一方案寄予厚望。
聯邦調查局的紐約實地辦公室和美國紐約南區檢察官在各自的工作領域內均從中央情報局得到有關本·拉丹的信息。在尚未得到中央情報局的指令時,他們都已著手尋求一個大審判團來指控本·拉丹。反恐怖主義中心也知道了這種情況。結果,最終的指控是本·拉丹陰謀襲擊美國的國防設施。大審判團在1998年6月裁定支持這一控訴,但並沒有馬上公開。直到該年11月才公之於眾。
當本·拉丹在1996年5月去阿富汗時,他就成為國務院南亞局關注的對象。那時,正如一位外交官告訴我們的,南亞大體上並不是國務院和政府關注的首要問題。1997年,當瑪德琳·奧爾布賴特開始她的國務卿任期時,一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策回顧總結說,美國不僅應該更多地關注印度,還應更多地關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談到阿富汗時,另外一位外交官說,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政策」。
在國務院,對印度、巴基斯坦緊張局勢的關注往往壓倒了對阿富汗或者本·拉丹的注意。意識到巴基斯坦的不穩定和其境內不斷增長的伊斯蘭教極端主義後,國務院官員最擔心的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軍備競賽和可能發生的戰爭。當兩國在1998年5月開始核武器試驗時,頗讓美國吃驚之後,這些危險就成為國務院每日關注的首要問題。
在阿富汗,國務院試圖結束其從前蘇聯軍隊撤走後就一直持續不斷的內戰。南亞事務局相信,由加利福尼亞聯合石油公司去修建一條穿越阿富汗全境的輸油管道這一項目,對內戰中的交戰各方可能都會是一個誘惑。當修建輸油管道實際上很可能希望渺茫時,負責阿富汗的工作人員希望對輸油管道共享利益的前景會吸引交戰各方領導人坐下來商談。在對立的軍事派別中,美國的外交官並不看好塔利班。儘管疑慮俱增,外交官們在那時仍然願意,正如一位官員談到的,「給塔利班一個機會」。
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從未掩飾她認為塔利班是可鄙的這一想法,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比爾·理查森於1998年4月帶領一支代表團訪問了南亞國家,其中包括阿富汗。近幾十年來還沒有如此級別的美國官員曾造訪過喀布爾。理查森大使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促進談判,結束內戰。考慮到本·拉丹近來公開呼籲所有的穆斯林起來殺害美國人,理查森要求塔利班政府驅逐本·拉丹。塔利班作出回應說,他們並不知道本·拉丹的行蹤,並說本·拉丹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美國的威脅。
總而言之,在1997年底和1998年春,美國的各主要部門都在努力對付本·拉丹。中央情報局的反恐怖主義中心制定了一項抓捕和將他帶離阿富汗的方案。司法部的一些部門也在準備指控他,並試圖讓他在紐約法院接受刑事審判。與此同時,國務院卻是更多地關注如何緩減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核緊張局勢,結束阿富汗的內戰和改善塔利班對人權踐踏的狀況,而不是驅逐本·拉丹。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安東尼·津尼也與國務院有類似的看法。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爆炸事件之前(2)
中央情報局制定一項抓捕方案
最初,中央情報局局長領導的反恐怖主義中心及其反本·拉丹工作小組考慮實施一項方案,即當本·拉丹在坎大哈和塔爾納克農場兩地往來時,伏擊他。坎大哈是塔利班的首都,本·拉丹有時夜間會在那裡;塔爾納克農場那時則是他的主要住所。不過,阿富汗的幾個當地部族卻報告說,他們曾嘗試過半路伏擊本·拉丹,但沒有取得成功。儘管懷疑這些部族所講的故事可能是編造出來的,反恐怖主義中心還是放棄了這項方案。從那以後,抓捕計劃主要是考慮夜襲塔爾納克農場。
塔爾納克農場位於坎大哈機場外圍一片孤立的廢棄地帶,由約80座混凝土或泥磚建築物構成,四周有10英尺高的圍牆。中央情報局人員能繪出那裡的完整地形圖,並能分辨出哪些房子是屬於本·拉丹的妻子們的,以及他最有可能在哪間房子裡睡覺。他們與當地部族成員一起制定了襲擊計劃,並於1997年秋在美國進行了兩次完整的演習。
到1998年初,反恐怖主義中心的計劃者們已經準備回到白宮去獲得正式的批准。1998年2月13日,特尼特為國家安全顧問桑迪·伯傑大體演示了基本的抓捕計劃。一組部族成員先制服守衛,悄悄地進入塔爾納克農場,抓住本·拉丹,將他帶到坎大哈外的一個廢棄點,在那裡把他交給第二行動小組。第二組部族成員隨後將他帶到一處廢棄的飛機降落場,在1997年抓捕坎西時就曾嘗試使用過這個降落場。在那裡,一架中央情報局的飛機會把本·拉丹帶到紐約,或是阿拉伯國家的首都,或是任意一處地方對他進行審訊。反恐怖主義中心準備的簡要報告也談到了可能會出現意外障礙:如會有人員傷亡,本·拉丹的追隨者可能會報復,也許會抓住坎大哈的美國公民作人質。但是簡報也指出不行動也會有風險。「遲早」,他們說,「本·拉丹會打擊美國的利益,也許會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克拉克的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為伯傑評審了這項抓捕計劃。在注意到計劃還處於「行動計劃的初期階段」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就告訴中央情報局的計劃者們繼續努力,並在其他事務中開始起草也許會被用來授權這一秘密行動的法律文件。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明確強調襲擊應是針對本·拉丹本人,而不是整個建築群。
中央情報局的計劃者們在1998年3月進行了第三次全面演習,也再次向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做了簡要報告。克拉克在3月7日寫給伯傑的郵件中說,在他看來,行動方案只是「初具雛形」,中央情報局離「真正採取什麼行動還差幾個月的準備呢」。
「邁克」卻認為抓捕計劃是「完美的行動」。它只需要最少的基礎設施。修改後的計劃讓當地部族成員在將本·拉丹移交給美國之前,把他安置在一個隱蔽地點,關押一個月之後再說——這樣就大有可能避免美國的插手暴露於外界視線內。「邁克」信任來自阿富汗當地部族提供的消息。他告訴我們,這些消息已經通過其他渠道得到證實。中央情報局負責這方面事務的高級官員,加裡·西羅恩也對當地部族成員有信心。在5月6日發給中央情報局總部的電報中,他斷言他們的計劃「是如此專業和詳盡……以至於任何一個美國的軍事特別行動部門都能完成它」。在阿富汗當地部族成員的配合下制定這項計劃的其他官員也認為計劃「已盡可能完善了」(就這點,西羅恩解釋說,他的意思是說抓捕或是打死本·拉丹的幾率約為40%)。儘管當地部族成員認為他們能完成襲擊,西羅恩在寫給「邁克」的郵件中說,如果行動得到總部和政策制定者批准的話,在某一特定時刻「我們還是會退後一步,雙手緊抱胸前,祈禱那些部族成員會像他們預想的那樣優秀和幸運」。
據「邁克」講,軍事官員們審閱了抓捕計劃後,發現沒有特別讓人拍手叫好的地方。三角洲特種部隊的指揮官對於計劃中當地部族羈押本·拉丹如此之久感到「不安」,聯合特種部隊的指揮官邁克爾·卡納文中將則擔心在塔爾納克農場內各部族成員的安全。卡納文中將說,他實際上認為中央情報局把共同行動外的安排搞得太複雜了,而把行動結果又想得太容易了。但一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高級官員卻做了不同的描述,「總的說來,我們也不大可能提出與此大為不同的計劃」。最後,就我們所知,五角大樓中並沒有人建議中央情報局或是白宮不要繼續這項計劃。
在華盛頓,伯傑對當地部族成員的可靠性表示了懷疑。然而,與特尼特會面時,他關注最多的問題卻是,如果本·拉丹真被抓住,該怎樣處置他。他擔心指控本·拉丹的有效證據仍然不足,從而存在一種危險,即抓住本·拉丹,將他帶到美國後卻眼睜睜地看著他被宣告無罪。
5月18日,中央情報局的管理人員審查了通告備忘錄的草案,這是一份將授權抓捕行動的法律文件。1986年的一項總統決定曾授權全球範圍內打擊恐怖主義的秘密行動,並很可能給予了這樣的行動足夠的權威。但考慮到舊有的所謂「流氓大象」的指責,中央情報局的高層管理人員或許曾希望通過書面材料來表明他們並不是獨自行動。
對備忘錄的討論將人們對準軍事秘密行動已經根深蒂固的不安表露了出來,這種不安至少存在於中央情報局的一些高層管理人員之中。行動理事會的助理指揮詹姆斯·潘維特表達了他的顧慮:會有不少人員的傷亡;他認為這種行動至少有一點傾向於暗殺計劃。同時,他估計該行動會花費數百萬美元。他並不準備指出具體的數額,也不想去所有可能的國會委員會爭取特別資金。儘管有潘維特的擔憂,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層還是通過了備忘錄草案,並將它呈交給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爆炸事件之前(3)
反恐怖主義中心人員向司法部長詹尼特·雷諾和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作了簡要匯報,告訴他們行動成功的幾率約為30%。該中心長官「傑夫」和聯邦調查局紐約實地辦公室主任約翰·奧尼爾一起向紐約南區的檢察官瑪麗·喬·懷特和她的全體職員作了簡要報告。儘管「傑夫」再次提到30%的成功率,他卻提醒說,在這次行動中肯定會有人員傷亡。這樣一來,懷特從紐約的簡報中得到的印象就是活捉本·拉丹的幾率幾乎為零。
5月20~24日,中央情報局進行了最後一次分級行動演習,覆蓋3個時區,甚至引入了當地人員。聯邦情報局也加入其中。演習進展順利。反恐怖主義中心計劃在接下來的一周內向內閣級部長和他們的代表做了簡要報告,將6月23日定為襲擊日期,並在7月23日之前將本·拉丹帶離阿富汗。
5月20日,特尼特與伯傑和他的代表一起討論了行動的高風險,讓大家注意會有人員被殺,其中包括本·拉丹。成功被定義為將本·拉丹帶離阿富汗。28部長會議定於5月29日召開,決定行動是否進行。
部長會議並未召開。5月29日「傑夫」告知「邁克」,他剛與特尼特、潘維特和近東軍指揮部總司令進行了會晤,決定終止行動。「邁克」馬上致電實地辦公室說,他已接到命令「暫時取消行動」。他在記錄中寫道,有人告訴他,內閣級官員認為平民百姓傷亡,即「間接損害」的風險太高。他們考慮到當地部族成員的安全,也擔心「在行動中本·拉丹如果不能倖存下來的話——儘管那不是我們的本意——行動的目的和性質將會受到不可避免的曲解和誤傳,很可能還會遭到反訴」。
人們對誰真正決定終止行動的印象頗為不同。克拉克告訴我們,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認為計劃有缺陷。其他人員稱,克拉克曾經向一位國家安全局的同事描述說計劃是「欠妥的」,並預言部長們不會通過它。「傑夫」認為,決定是內閣級的官員們作出的。潘維特認為是伯傑的決定,儘管可能是基於特尼特的建議。特尼特告訴我們,如果他得到主要行動人員的建議,他的確會獨自「取消」行動。他曾給伯傑簡單地講過他的意見,但伯傑沒有回話。伯傑的回憶和特尼特的這番話差不多。他說計劃根本就沒有呈交給白宮作決定。
中央情報局的管理高層認為計劃不會起效。特尼特的行動指揮助理在幾周後向伯傑寫道,中央情報局作出的評估認為,當地部族抓捕本·拉丹並將他移交給美國的能力較低。但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對此均感到失望。在該行動計劃被取消之前,西羅恩曾將之描述為「在本·拉丹還在阿富汗期間,我們所能提出的將他抓捕並送交審判的最好計劃」。的確,在「9·11」事件之前,再也沒有一項抓捕計劃達到了如此詳盡和準備的程度。但當地部族隨後對行動的熱情有所降低。而本·拉丹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卻在變得更加細密而讓人生畏。
當時,距離「9·11」事件還有3年多時間。特尼特和中央情報局領導層的職責就是權衡究竟放棄這次行動而承擔未來的風險,還是採取行動而讓行動人員及情報人員的生命受到威脅。他們有理由擔心行動失敗帶來的種種後果:數百萬美元付之東流;一場可能被認為是暗殺的槍戰,以及巴基斯坦的一場政變,如果其作出回應的話。正如伯傑所說,美國政府在1998年5月的決定,好比是司機通過滿是泥漿的擋風玻璃看路前行,而非明亮的汽車後視鏡的有利視角作出的。
尋找其他選擇方案
反恐怖主義中心繼續追蹤本·拉丹,並籌劃秘密行動。現在最有希望的途徑是外交——但不是國務院在1998年夏實施的主要關注印度、巴基斯坦核緊張的外交政策。在1998年春,中央情報局獲悉沙特阿拉伯政府悄悄地瓦解了在其國內正準備使用肩扛式地對空導彈襲擊美國軍隊的本·拉丹基層組織。他們秘密地逮捕了幾十名該組織成員。在感謝沙特阿拉伯的同時,特尼特利用這個機會請求沙特阿拉伯幫助對付本·拉丹。回應是令人鼓舞的,克林頓總統隨即任命特尼特為其非正式代表與沙特阿拉伯一起展開反恐工作。隨後特尼特於5月和6月初兩次訪問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從生病的國王法赫德手中接過權力的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向特尼特許諾將秘密地盡全力勸說塔利班驅逐本·拉丹,以便能把他遣送到美國或是其他國家接受審判。到時,王室將派出現任情報部長,即王子圖爾基·菲薩爾作為使節。副總統戈爾隨後也向沙特阿拉伯表示了感謝,他和特尼特都明確表示他們的感謝也代表了克林頓總統的祝福。特尼特報告說,指控本·拉丹是勢在必行的。事實上,紐約大審判團幾天後,即6月10日,就秘密裁定通過了對本·拉丹的指控。特尼特還建議美國暫停包括秘密行動計劃在內的其他選擇方案。
菲薩爾王子在那年夏天與奧馬爾和其他塔利班領導人進行了一系列的會晤。很顯然,通過利誘與威脅相結合的手段,菲薩爾得到了塔利班將會驅逐本·拉丹的承諾,但奧馬爾最終並沒實踐這一承諾。
8月5日,克拉克召開了一次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的本·拉丹專題會議。在討論該怎樣做時,記錄員留下了這樣的記錄,「儘管大家達成共識,認為政府應該盡其所能地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與會人員均未提出明智的主張。」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危機:1998年8月(1)
1998年8月7日,國家安全顧問伯傑在早上5:35通過電話向正在休息的克林頓總統報告說,幾乎在同時,美國駐肯尼亞內羅畢和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的大使館遭到爆炸襲擊。懷疑的目光迅速聚焦於本·拉丹。由於小組情報局對「基地」組織在內羅畢的小組已布下一年之久的監控,再結合其他渠道的消息,很快就獲得特別情報證實,本·拉丹和他的同夥應對這些事件負責。
何去何從的爭論很快決定下來: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幾個月前,在取消秘密抓捕行動後,克拉克就敦促國防部研究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6月2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胡夫·謝爾頓將軍指示中央司令部的津尼將軍擬定一份行動計劃。該計劃在7月初第一周內提交。顯然,津尼計劃的起草者們參考了前兩次美國政府對恐怖主義採取的武力行動,即1986年對利比亞的襲擊及1993年對伊拉克的進攻。他們主張對阿富汗恐怖分子的8處兵營,其中包括本·拉丹在塔爾納克農場的藏身處發射戰斧導彈。38在美國大使館遇襲後,國防部隨即向白宮提交了這份行動計劃。
在使館被炸的第二天,特尼特出席部長會議時提供情報說,恐怖頭子們準備在阿富汗境內考斯特的一處營所集中,安排下一步恐怖行動計劃。伯傑說,特尼特聲稱到時會有幾百名恐怖分子參加,其中包括本·拉丹。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描述,該地區事實上是軍事駐紮區,主要是「聖戰分子」居住地,離平民百姓生活區較遠。克拉克仍記得在一次白宮的會議上,他就坐在特尼特的旁邊,當時他曾問:「你的想法是否跟我一樣?」特尼特回答:「是的。」就這樣,部長們很快達成一致意見決定轟炸恐怖分子的集會。轟炸的目的就是炸死本·拉丹,以及他的骨幹成員。
伯傑把整個會議進程安排得很緊湊,以便不洩露所有的計劃。8月11日,上面傳來命令,讓津尼將軍準備好有關轟炸阿富汗各目標駐地的詳細計劃。8月12日至8月14日,五角大樓即向克林頓總統匯報了所有的轟炸計劃。儘管各部長都希望導彈能擊中本·拉丹,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建議先查清恐怖頭目是否就在這些場所,才能決定是否轟炸。
在是否轟炸阿富汗境外目標,包括蘇丹境內的兩處場所問題上,引起了較大的爭論。其中一處是一家皮革生產廠,有人相信那是歸本·拉丹所有的。另外一處是位於喀土穆的艾爾·希法製藥廠,據情報稱該廠受到本·拉丹的資助,大量生產一種用於製造神經毒氣的前期原料。主張轟炸皮革廠的人認為,這樣可以從經濟上削弱本·拉丹。主張襲擊希法製藥廠的人認為,那樣可以減少本·拉丹以後使用神經毒氣的可能性。
自從1995年3月以來,美國官方就對日本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裡釋放沙林神經毒氣的事件刻骨銘心。克林頓總統自己也表露了他對美國境內可能遭受生化恐怖襲擊的擔憂。據報道,本·拉丹曾聲稱要製造一個「廣島」慘劇,至少造成1萬人的死傷。中央情報局的相關報告指出,希法那家製藥廠周圍土壤的抽樣表明:土壤裡含有「安普塔」成分,這是一種生產VX毒氣的先期化學成分,而這種神經毒氣惟一用途就是造成大規模殺傷。在使館被炸的兩天前,克拉克的屬下曾寫道:「本·拉丹在蘇丹境內的一家工廠投資,幾乎可以肯定他可以得到這家工廠生產的VX毒氣。」國務院高級官員們聲稱:他們也曾從別的材料來源得到類似的判斷,儘管他們與克拉克的屬下所言可能是基於同一報告。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瑪麗·麥卡希負責情報方案,她最初提醒伯傑說,「底線」是「在我們作出任何嚴肅的抉擇前,我們仍需要有關這個場所的更準確的情報」。她還補充說本·拉丹和希法製藥廠之間的聯繫此時還難以確定。伯傑告訴我們說,他曾想過假如最終決定不同意轟炸希法製藥廠,而兩周以後在紐約的某地鐵中就發生了神經毒氣的攻擊的話,那又如何交待呢?
8月20日凌晨時分,克林頓總統以及他的主要顧問們都同意轟炸本·拉丹在阿富汗境內考斯特附近的幾處營所,以及轟炸希法製藥廠。總統把轟炸目標清單上列出的蘇丹境內的那家皮革廠劃去了,因為他覺得對本·拉丹沒造成什麼損害倒造成無辜群眾的死亡不值得。在轟炸希法製藥廠問題上最為焦慮不安的是司法部部長雷諾。她對同時轟炸兩個穆斯林國家有些擔憂。現在回顧起來,她說自己覺得「前提條件總在不斷變化嘛」。
8月20日晚些時候,停靠在阿拉伯海的海軍戰艦發射了數枚巡航導彈。儘管多數導彈命中既定目標,但本·拉丹以及其他恐怖骨幹分子並沒有被炸死。伯傑告訴我們,在隨後的相關評論中,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總結說,轟炸結束了兵營中20名至30名恐怖分子的性命,但本·拉丹很可能在數小時前已離開營地。由於往阿富汗發射的這些導彈必須經過巴基斯坦上空,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被派往巴基斯坦會見該國軍隊的總參謀長,向他保證說這些導彈不是印度發射過來的。華盛頓官員猜測說,巴基斯坦的某些官員可能早已向塔利班或本·拉丹發出了警告。
這場空襲標誌著48小時緊張局勢的高潮。在此期間,伯傑通報了國會官員,部長們向海外各國部長一一致電,克林頓總統也從他度假的地方瑪莎島乘飛機返回,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了演講。乘坐空軍一號時,總統對國會官員發表了一席講話。他還在白宮先後致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巴基斯坦總理謝裡夫,以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眾議院院長紐特·金裡奇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特尼特·洛特開始都支持總統的發言。但接下來的一個月裡,金裡奇辦公室又認為這場巡航導彈襲擊對恐怖分子的影響只不過是「撓癢」罷了。
而就在這時,克林頓總統仍擺脫不了萊溫斯基醜聞的糾纏,在那年餘下的幾個月裡,直至1999年前幾個月,仍然為公眾所關注。湊巧1997年上映的一部通俗影片,《搖尾狗》描述了一位總統故意發動一場不必要的戰爭,讓公眾轉移視線,忘卻他在國內引起的醜聞。國會的一些共和黨人對空襲的時間表示質疑。尤其讓伯傑惱怒不已的是《經濟學家》上的一篇社論:「只有未來可以告訴大家,美國的這場導彈襲擊,是否憑空捏造了上萬名新的極端恐怖分子。」
於是公眾輿論立刻變成了猛烈的抨擊,說這場空襲行動太具侵略性。蘇丹方面也否認希法製藥廠生產神經毒氣,並允許記者們前往察看空襲後剩下來的貌似無害的那部分工廠。克林頓總統、戈爾副總統、伯傑、特尼特以及克拉克都指著土壤取樣的證據,堅持對我們說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沒有獨立的證據可以證明中央情報局的推測成立。
當然,每一位參與空襲決定的決策者這時都意識到了克林頓總統所面臨的問題。他讓他們別管這些問題。伯傑回憶總統曾對他講:「反正這些問題對錯都會受到責難,我們這樣做就是對的。」總統向我們展示的證據表明,他們的主張完全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我們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駁他們的話。
空襲的失敗,電影《搖尾狗》的誤導,以及當時較緊張的兩黨關係,還有希法製藥廠證據的性質究竟如何等,很可能交織在一起,影響了以後對本·拉丹動用武力的決定。不過,伯傑告訴我們,他並未因此而縮手縮腳。
1998年8月,大使館被炸後的那段時期是美國對付本·拉丹的政策形成的重要階段。雖說1996年對沙特阿拉伯境內霍巴塔美軍營地的襲擊造成了更多美國人的死亡,1983年貝魯特發生的那場襲擊也死傷更多的人,近段時期造成的死難總數畢竟超過了人們記憶中任何一次大劫難。也許更讓人感到不祥的是,恐怖分子已具有較強的協作行動能力,幾乎同時轟炸美國在不同國家的兩處大使館就說明了這一點。
儘管有信息表明「基地」組織已擁有全球性的聯絡組織,1998年的決策者們對這個組織瞭解甚少。自1996年以來,中央情報局關於本·拉丹的情報材料不斷增厚,但這些材料並沒有真正整合給政府的其他部門瞭解。事實上,負責收集本·拉丹材料的分析家們在中央情報局內部也被視為大驚小怪者。1997年的一份國家情報對於恐怖主義的推測只是簡短地提到了本·拉丹的情況,此後直到「9·11」事件發生後,官方才發表了對於恐怖主義威脅的權威評估。決策者們明白從此得盡力抓捕本·拉丹這個危險人物歸案。當時的檔案提到本·拉丹時,常寫為「本·拉丹及其同夥」,或者「本·拉丹及其聯絡體系」。但是這些檔案都沒有強調這個遍佈世界的組織機構的實際存在,以及該組織對千萬名未來恐怖分子日益加強的訓練。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危機:1998年8月(2)
在1998年8月遇襲後那段艱難的日子裡,克林頓政府的高級決策者不得不重新評價本·拉丹所構成的威脅。究竟這種威脅只是比美國數十年已遭受的普通威脅更新、更狠毒些呢,還是根本不同,是美國從未經歷過的新型危機?
然而,即便是在大使館被炸後,本·拉丹所炸死的美國人尚不超出50人,而且主要是在海外得逞。因此,協助理查德·克拉克的一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告訴我們,這樣的襲擊仍被視為不超過數百人死亡的威脅,並非造成數千人死亡那麼嚴重。即使那些認識上承認這是一場重大威脅的官員,也不願意為了自己的想法而採取可能會付出很大代價、擔很大風險的行動。
因此,政府內部相信本·拉丹及其聯絡組織帶來一種新型危機的專家們需要通過某種方式為他們的觀點爭取廣泛支持,或者至少可以使他們的爭論因為進一步的證據而得到理解。《總統每日簡報》以及為高級官員準備的流通量更大的每日報道,卻沒能起到這方面的促進作用。儘管這類報道多數還只是不多加分析,也不給具體背景的情報消息。通常,國家情報評估扮演了這種功能,有時也正因為這種不給具體分析的緣故而受到質疑。但是在1998年甚至以後的很長時間裡,在評估「基地」組織構成的威脅方面,它也沒起到任何作用。
從1998年夏末到1998年秋這段時間,美國政府還得為另外兩處衝突部署兵力。巴爾幹地區常年戰火不斷,美國最後於1995年到1996年介入其中,作出了重大軍事干涉。在北約名義下向波斯尼亞派駐維和部隊之後,美國官員們又開始考慮對塞爾維亞發動軍事行動,以便讓科索沃的穆斯林平民百姓免遭種族清洗之災。1998年10月發出空襲的威脅;1999年3月,北約對塞爾維亞發動了大規模的轟炸。
另外,克林頓政府面臨著對伊拉克採取重大軍事行動的可能。1996年以來,因為薩達姆的阻礙,聯合國檢查團的工作愈益困難。美國一再威脅說,除非恢復無條件檢查,伊拉克將遭到進攻。1998年12月,克林頓政府最終對伊拉克發動了稱為「沙漠之狐行動」的大規模空襲。以這些軍事活動為背景,克林頓政府還不得不考慮另辟戰線,反擊主要由阿富汗人組成的新恐怖組織的威脅。
繼續開展軍事行動?
克拉克希望1998年8月的導彈襲擊只是一場反本·拉丹的系列軍事活動的開始。正如他後來所承認的那樣,本·拉丹成了糾纏他的心病。大使館被炸使他有了更新的認識,即必須密切關注本·拉丹的行動。隨著恐怖主義越來越引起總統的擔心,克拉克也隨之得到提拔。不像其他的常設跨部門執行委員會,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不必通過次長委員會匯報工作。儘管作為例外,1998年5月的總統指令(該指令主要是根據司法部部長雷諾的擔心以及其他精神制定的)已給予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特許權,明確規定在伯傑當選後,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可以直接向部長們匯報情況,在實際操作中,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甚至常常跳過全體部長委員會而直接向所謂的「小組會議」匯報情況。該「小組會議」由伯傑組建,僅包括那些需要瞭解對本·拉丹或者霍巴塔進行調查,討論開展反恐怖主義活動等高度機密問題的部長。
克拉克為這個內部小組成員起草了一份「德淪達政治軍事計劃」。這個拉丁詞「delenda」的含義是必須被摧毀的東西。這不免讓人聯想起古羅馬立誓殲滅其敵國迦太基的那種決心。克拉克這份文件的總目標就是「立即消除任何來自本·拉丹恐怖組織對美國人民的威脅」。文件還呼籲通過外交手段讓各國拒絕庇護本·拉丹,呼籲採取秘密行動破壞恐怖分子的恐怖預謀,最為重要的是抓捕本·拉丹及其助手,把他們繩之以法,以及截斷本·拉丹的財源,為後續的軍事行動做好準備,等等。這份文件的重要性一直未得到確定。部長們從未正式採納這份文件,而「小組會議」的成員對這份文件也沒有多少印象。不過,這份文件確實成了克拉克的努力方向。
克拉克在這份文件中對有關軍事的部分闡述最具體。他勾畫了持續攻擊本·拉丹在阿富汗或其他地方建立的「基地」的前景。只要有關攻擊目標的情報成熟,就可攻擊。在承認單一的某處目標或許不太重要的同時,他提醒伯傑也不要再期望恐怖頭目集中出現。不過,他爭辯說輪番轟炸可能會說服塔利班交出本·拉丹;並且,輪番轟炸可以讓恐怖分子明白8月份的導彈行動並非做做樣子罷了。這樣也可以表露美國不惜一切代價摧毀本·拉丹恐怖組織的決心。
但是「小組會議」的成員,並未被輪番轟炸的這些好處說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告訴我們說本·拉丹的訓練營都是建立在比較原始的地方,是借助「繩梯」來搭建的。謝爾頓將軍把它們稱為「叢林健身營」。他們都認為用昂貴的導彈攻擊這樣的目標不值得。同時,克林頓總統和伯傑還擔心《經濟學家》上指出的問題——所有那些沒能命中本·拉丹的襲擊只會鞏固他的地位,為他贏得新生力量。在美國1998年底發動對伊拉克的空襲,以及1999年空襲塞爾維亞之後,都招來世界廣泛的批評。國家安全助理顧問詹姆斯·斯坦伯克也批評說,對阿富汗的空襲「並沒有產生多大作用,倒是給樂於亂炸一氣的美國不少回應」。
在1998年8月的最後一周,官員們開始考慮後續轟炸的可能性。據克拉克所言,克林頓總統傾向於早一點、而非晚些時候發動進一步的空襲。8月27日,國防政策副部長沃爾特·斯羅科姆比對國防部長科恩提供意見時說,已盯上的那些目標並不讓人樂觀。他曾寫下這樣的話,「上周的經驗僅證實了要想採取行之有效而合乎道義的軍事行動就必須事先把行動理由加以界定且表述清楚的重要性。」但是斯羅科姆比仍擔心僅對一些盯好的目標進行轟炸並不能成為有效的戰略。
國防官員在一次較低層次的會議上,聚在負責特別行動和低強度衝突的助理秘書辦公室,盡力迎合斯羅科姆比的反對意見。與克拉克的主張不同的是,他們提出的計劃並不主張只是轟炸某幾處地方,而要求給國家的戰略戰術來一次全面的改變,理順各部門在體制上可以向國防部獻策的渠道,並暗示可能的話,應該調動美國各方面的兵力開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份計劃催促國防部帶頭推進這種全國範圍的反恐怖戰略,「身先士卒,撿起國際恐怖分子擲到我們腳下的盔甲,迎接他們的挑戰吧。」計劃的制定者們擔憂的是,在恐怖威脅的氣焰日益囂張之時,「我們卻在戰略戰術上沒有任何重要的變革。」他們擬訂了包括8部分的戰略,決心「先發制人,主動出擊」。他們警示未來可能會發生「令人髮指的恐怖襲擊」。在那樣的情形下,「我們別無選擇,也不可能還有幸擬訂什麼計劃。」助理秘書艾倫·弗爾摩斯把這份文件交給斯羅科姆比的首席助理詹·羅達爾看,但文件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起草這份文件的主要負責人回憶說弗爾摩斯告訴他講,羅達爾認為該文件太具侵略性。而現在,弗爾摩斯卻記不起究竟說過什麼,羅達爾則完全記不起這樣一段情景,連那份文件都沒印象了。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外交(1)
在1998年8月份導彈襲擊後,通過外交途徑給塔利班施加壓力的抉擇似乎並不比直接的軍事行動更讓人樂觀。美國對塔利班以及蘇丹都發出警告說,只要他們繼續為本·拉丹的恐怖組織提供庇護場所,不論美國公民身在何處再次遭到恐怖襲擊,他們都應當承擔直接責任。
有那麼一段時間,8月份的空襲似乎震懾了塔利班,像要交出本·拉丹的樣子。8月22日,深居簡出的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告訴一名國務院官員說空襲只會起反作用,但他又補充說他可以與美國就本·拉丹在阿富汗的出現問題進行對話。在伊斯蘭堡與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威廉·米拉姆會面時,塔利班代表稱,把前來尋求庇護的人趕走是違背他們的文化傳統的。不過,這些代表還是問道,如果把本·拉丹送到沙特阿拉伯的話,他會遭遇什麼結果。
然而,到了1998年9月,當沙特阿拉伯派出沙特阿拉伯王子圖爾基作為使節,前來詢問奧馬爾是否會信守他早先驅逐本·拉丹的諾言時,這位塔利班領袖一口回絕。雙方大聲叫嚷、爭執,奧馬爾還把沙特阿拉伯政府貶斥一通。利雅得政府便暫時中斷了與塔利班政權的外交關係(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聯酋在當時是少數幾個承認塔利班為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國家)。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在9月下旬訪問華盛頓時,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克林頓總統和戈爾副總統。他的敘述證實了美國政府自己早先獲得的消息的真實性。
在與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外交斡旋方面所作的其他工作,主要包括更好地分享情報,允許美國官方代表盤問沙特阿拉伯政府監管下的獄犯等幾個方面。在1997年和1998年,這樣的合作關係也曾出現過緊張局面。幾位官員告訴我們,沙特阿拉伯政府曾在1997年扣留了「基地」組織一名重要的財政官員泰易伯,美國政府卻無法直接見到這個人。儘管美國官員多次提起這一問題,沙特阿拉伯方面只提供了很有限的信息。在1998年9月與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會面時,戈爾副總統在感謝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配合後,再次請求讓美國政府直接盤問泰易伯。但是這個請求一直沒有實現。
國家安全委員會牽頭成立的有關恐怖組織的財政問題的工作小組曾在1998年11月要求中央情報局再次提出面見泰易伯,並看看「有無機會更深入、具體地瞭解本·拉丹與沙特阿拉伯國內的知名人士,尤其包括與本·拉丹的家族之間的關係怎樣」。在1999年及2000年,國家安全委員會牽頭組織的跨部門工作組前往波斯灣各國的兩次旅行終於見到成效。在這兩次出訪中,國家安全委員會、財政部以及情報局官員分別與沙特阿拉伯官員會談,後來還見到了本·拉丹的家族成員,瞭解了本·拉丹的財政繼承問題。沙特阿拉伯政府及本·拉丹的家族成員最終在這方面給了美國幫助,美國官員終於瞭解到本·拉丹並未用個人繼承財產來資助「基地」。但是,克拉克對於情報局這方面所知甚少,惱怒不已。他對伯傑抱怨說:「4年前我們就讓中央情報局追蹤本·拉丹的資金來源,兩年前中央情報局就已成立本·拉丹的專案組,但是中央情報局卻說它只能猜測本·拉丹給了恐怖組織多少援助,他的預算的主要來源,或他是怎麼轉移資金的。」
針對本·拉丹的另一條外交路線是圍繞伊斯蘭堡展開的。在大使館被炸前的夏天,國務院曾非常重視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並沒有趁機強迫巴基斯坦考慮阿富汗和本·拉丹的問題。不過,國務院反恐怖主義的官員,希望美國能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國務院配合反恐怖主義的執行官員建議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宣佈巴基斯坦為恐怖主義的保護國,因為儘管巴基斯坦高層官員作出了種種擔保,該國的軍方情報部門仍「繼續支持對克什米爾平民百姓設施的襲擊,以此來支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這項建議遭到國務院南亞事務局的反對,該局考慮到自1998年5月巴基斯坦和印度初步展開核試驗以來,美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已經很敏感,再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損害與該國的聯繫。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也在1998年8月5日回絕了這樣的建議,而兩天之後,大使館就被炸了。她告訴我們,一般來講,若把巴基斯坦人列入恐怖分子名單,就會斷送美國早先對巴基斯坦人所產生的影響。到了10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反恐怖主義的官員,瞭解到巴基斯坦軍方情報部門曾在克什米爾訓練「聖戰」分子,支持塔利班。結果這處訓練營被美國導彈襲擊,導致不少巴基斯坦人的死亡。
在飛往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並帶回美國遇難者的棺材後,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加強了國務院對恐怖主義的重視。根據大使米拉姆所言,大使館的轟炸好比「警示鈴」,他很快發現自己45%~50%的時間都花在有關塔利班和本·拉丹的材料上。但是,自名為情報互享團的巴基斯坦軍方情報部門作為塔利班的主要保護傘,使反擊塔利班和本·拉丹的工作進展艱難。
除了對巴基斯坦提出強烈要求以催促塔利班交出本·拉丹外,國務院大多數官員並不欣賞再次給巴基斯坦施加更多壓力。國會為了懲罰巴基斯坦擁有核武器而進行的制裁,阻止政府向伊斯蘭堡提供任何好處。以副國務卿斯特羅伯·塔爾伯特的話來講,華盛頓對巴基斯坦的政策只能是用盡一切強硬手段。塔爾伯特認為保留少數沒派上用場的強硬手段,即升級的制裁,是因為制裁再升級的話,只會導致巴基斯坦窮途末路。這將是非常危險的舉措,會給有著眾多伊斯蘭教激進分子,又擁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帶來全面的混亂。
沙特阿拉伯政府與巴基斯坦有著長期友好關係,總以優惠的條件供給巴基斯坦石油。借此友好關係,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經催促謝裡夫在塔利班及本·拉丹問題上進行配合。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總結說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在1998年10月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對巴基斯坦首相「施加了無窮壓力」。
國務院催促克林頓總統與巴基斯坦方面取得聯繫。克林頓總統接受這一建議,邀請謝裡夫前往華盛頓。他們主要談到了印度,但也涉及本·拉丹。謝裡夫回國後,克林頓總統給他打電話,再次提到本·拉丹的話題。總統的這番努力讓謝裡夫承諾跟塔利班談談。
但是,奧馬爾根本沒有讓步的跡象。國家安全委員會交給伯傑的一份情報引用本·拉丹的話說,奧馬爾允許他在任何一個國家採取行動,儘管讓他不要宣稱對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出現的襲擊負責。根據情報的描述,本·拉丹以手撫鬚,情緒激昂,「真主啊,上帝啊,讓美國人再次感到目瞪口呆吧。所謂的美聯邦終會落得俄國人的下場。他們國家也會四分五裂的」。
1998年12月以後,邁克爾·希恩成了反恐怖主義的協助官,國務院內部的爭論愈益激烈。曾經是特種部隊軍官的他,在奧爾布賴特擔任出席聯合國的大使時,曾與她共事,他還曾與克拉克一起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就像克拉克那樣,怎樣反擊恐怖主義也是希恩的心病。因此常與地方上的相關部門就安全問題有所爭論。他不惜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一再向塔利班發出警告。要他們承擔種種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包括遭到軍事攻擊的後果——如果本·拉丹作為他們的客人,仍在發動恐怖襲擊的話。在國務院內部,他爭論說應該宣佈塔利班政權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不過,從外交上講,這樣做很難,因為若把塔利班政權稱為國家,在外交上就很難不承認它的合法地位,而這正是美國一直避免的事情。但是,希恩還是催促使用各種可能的武器來打擊塔利班的勢力。他對我們說他自己都覺得在國務院大家肯定把他看成「唱獨調的瘋子」。
1999年初,國務院反恐怖主義辦公室提出一項全面的外交策略,涉及所有與阿富汗問題有關的國家,包括巴基斯坦。這項策略把所涉及的國家分為兩類,即需要懷柔政策拉攏的國家與需要強硬手段打擊的國家。該策略把巴基斯坦定性為在恐怖主義問題上不合作的國家。奧爾布賴特說在一份為部長們準備的決議書中最初列出的這兩類需要區別對待的國家並沒有作為鐵定的原則被加以運用;不過,她又補充說,在其他方面,或在不同程度上,這種區分原則還是得到採用。然而,該決議的起草人即大使希恩卻大為失望,並對我們抱怨說他最初的策略計劃「被注了水分,以至於最後沒有一項被採用」。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外交(2)
1999年5月,當發現巴基斯坦的部隊已滲入克什米爾一個異常崎嶇難行的山區時,南亞事務局立即提高了警惕性。當印度竭力想把巴基斯坦的軍隊趕出去的時候,一場小規模的戰爭便在這兩個國家發動了。這次小規模的戰爭被隱晦地稱為「喀吉爾危機」。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於巴基斯坦的耐性現已喪失殆盡。布魯斯·裡德爾,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巴基斯坦的委員,寫郵件給伯傑說伊斯蘭堡在兩方面扮演著流氓國家的角色——支持塔利班及本·拉丹恐怖活動和挑起與印度的戰爭。
在阿富汗問題上,克林頓政府內部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大出路。其一,以裡德爾和副國務卿卡爾·因德福斯為首,主張通過外交手段和努力結束阿富汗的國內戰爭來扶持一個統一阿富汗的政府。其二,深受希恩、克拉克及中央情報局贊同的是,呼籲政府給塔利班貼上恐怖分子團體的標籤,最終秘密資助其敵對力量北方聯盟。這兩種觀點之間的爭論在1999年互有起落,最後又結合了另一種觀點,即與北方聯盟結為盟友,共同展開秘密軍事行動。
另外一條外交選擇或許可以嘗試:把阿富汗流亡在外的團體培養起來,作為較溫和的政府力量來取代塔利班。1999年末,華盛頓政府為流亡在外的阿富汗領袖們之間的談話提供幫助,其中包括被驅逐出國留在羅馬的阿富汗前國王查希爾和官員哈米德·卡爾扎伊。對話的內容主要包括在阿富汗國內扶持培養反塔利班的武裝力量,並促成北方聯盟與普什圖族人並肩作戰。後來,美國一名外交官告訴我們流亡在外的團體並不願意有所行動,看來,要把留在波恩、羅馬以及塞浦路斯的各分散團體聯合起來也證明是極其困難的。
拿塔利班的抵抗沒法,兩位國務院高級官員有些氣餒,就建議讓沙特阿拉伯政府用2.5億美元收買塔利班,以交出本·拉丹。克拉克反對美國政府同意「把這麼大的恩惠給予塔利班這種邪惡政權」,並暗示說,這種想法恐怕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或者第一夫人希拉裡都不會有吸引力。因為她們都是對塔利班不尊重婦女權利的批評者。就這樣,無聲無息中該主張似乎就煙消雲散了。
在國務院內部,有些官員,有意地拖延希恩和克拉克急於宣佈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為恐怖主義的支持國或宣佈該政權為外國恐怖主義組織(這樣就可以避免是否承認塔利班為阿富汗政府的問題)的主張。在1999年7月,希恩和克拉克的主張還是佔了上風,這是因為克林頓總統頒布的一道行政命令中,宣佈了塔利班政權為恐怖主義的保護國。10月份,美國牽頭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對阿富汗增加了經濟和旅遊方面的制裁。
隨著聯合國作出的制裁在11月份生效,克拉克寫郵件給伯傑說「塔利班看上去有所變化了」。奧馬爾對他的「內閣」進行了重組,並暗示本·拉丹是可能離開阿富汗的。克拉克的工作班子認為,本·拉丹最可能去的目的地應該是索馬裡,車臣似乎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畢竟有俄羅斯人防守把關。克拉克評論說,伊拉克和利比亞先前曾討論過接待本·拉丹,但是他和他的工作班子都不大相信本·拉丹會信任像薩達姆或者穆阿邁爾·卡扎菲這樣世俗的阿拉伯獨裁者。克拉克還提到,本·拉丹可能前往有著廣闊而無人控制區域的也門,儘管這種可能性很小。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1月也討論到聯合國的制裁是否會讓塔利班緊張害怕起來,畢竟看上去「塔利班在尋求一種可以挽回面子的方式,以擺脫本·拉丹的問題」。
而事實上,外界的壓力對奧馬爾並沒有產生任何顯而易見的影響。畢竟他從不關心跟外界進行貿易往來。奧馬爾也沒有與西方建立任何外交關係,因為他拒絕與任何非穆斯林信徒會面。美國在1999年底得到消息,塔利班部長會議一致肯定,他們的政權絕不放棄本·拉丹。誠然,本·拉丹與塔利班領導班子之間的關係有時也會有些緊張,但是這種關係的基礎深厚,並帶有私人交情。事實上,奧馬爾至少處死了一名反對他支持本·拉丹的下屬官員。
於是到了2000年,美國加強了對塔利班的制裁措施。由於俄羅斯一直在打擊受到本·拉丹一定支持的車臣分裂主義者,美國便與之聯手,於2000年12月力勸聯合國採納了安理會1333號決議。該決議包括禁止任何船隻運送武器給塔利班。這項決議的目的就是在塔利班最敏感的方面,即在其攻擊北方聯盟的戰場上,給予其回擊,同時也是為了把巴基斯坦一貫供應武器或提供軍事消息給塔利班的做法宣佈為罪行。然而,這項決議的通過對奧馬爾仍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甚至沒能中斷巴基斯坦援助塔利班的軍事物資的流入。
美國官方還是盡力爭取巴基斯坦的合作,以便讓其給塔利班施加壓力,要求停止對本·拉丹的庇護。1999年6月,克林頓總統又與謝裡夫聯繫,在討論印巴危機的同時,他再次催促謝裡夫說:「我只能以最強烈的方式希望你能說服塔利班驅逐本·拉丹。」總統還建議巴基斯坦中斷通過卡拉奇輸送石油給塔利班,以及中斷塔利班通過卡拉奇進口各種物資。謝裡夫暗示說,其實巴基斯坦軍隊還想親自抓住本·拉丹呢。克林頓總統對他的說法表示謝天謝地,儘管華盛頓的官員沒誰相信那種事情會發生。
但是,總統於7月初在華盛頓會見了謝裡夫。儘管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讓這位巴基斯坦總理承諾從克什米爾的喀吉爾衝突中撤回軍隊,克林頓總統還是對其抱怨說巴基斯坦不應該在對付塔利班及本·拉丹上軟弱無力。而謝裡夫還真提起他早先表達過的意願,結果贏得美國政府的支持,同意幫助巴基斯坦建立一支特殊部隊來對付本·拉丹。但是,到了1999年10月,謝裡夫被佩爾韋茲·穆沙拉夫將軍罷黜。訓練特殊部隊的計劃被迫終止。
最初,克林頓政府希望穆沙拉夫控制下的這支造反兵團能就對付本·拉丹有個新的開始。大家都認為,作為一名職業軍官,穆沙拉夫應該有政治實力來領導並改組曾經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軍事情報機構。伯傑就曾考慮說,新政府有可能通過本·拉丹來換得華盛頓方面的種種讓步。但事實上,雙方都沒有在這方面取得絲毫進展。
到了1999年底,大使館被炸的事情都過去一年有餘,對巴基斯坦開展的外交,正如對塔利班所作的種種努力,按助理國務卿托馬斯·皮克林的話來講,「幾乎沒有取得絲毫成果。」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秘密行動(1)
作為對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一種回應,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份備忘錄授權中央情報局,允許他們扶持的當地部族在抓捕本·拉丹及其親信時可以使用武力。於是,中央情報局官員告訴部族方面,原本已經停止的抓捕本·拉丹的計劃得重新啟動。這份備忘錄也授權中央情報局以其他方式打擊本·拉丹。此外,一道行政命令凍結了可能跟本·拉丹有關的資產。
中央情報局的反恐機構認為他們越來越瞭解本·拉丹和他的組織。在為9月2日參議院高級情報會議作簡報準備時,情報部門向特尼特匯報說他們「對本·拉丹的組織的瞭解勝過對其他任何主要恐怖組織的瞭解」。
中央情報局利用他們掌握的情報摧毀了一些本·拉丹羽翼的巢穴。通過與阿爾巴尼亞當局合作,中央情報局搗毀了「基地」組織在其首都地拉那的一個偽造場所和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恐怖團體。這些行動的結果可能是遏制了一次以美國駐地拉那領事館為目標的襲擊計劃,並且使一批與「基地」組織有關的恐怖分子得以被引渡。在大使館被炸事件後,在阿塞拜疆、意大利和英國都有拘捕行動。另有幾名恐怖分子已潛往某阿拉伯國家。中央情報局還與聯邦調查局情報人員共同阻止了一次針對美國駐烏干達領事館的恐怖襲擊,有一些嫌疑犯被捕。9月16日,本·拉丹在蘇丹的一名副手阿布·哈伊爾在德國被捕,此人也是本·拉丹的計算機操作負責人和軍火採購商。他是目前捕獲的本·拉丹的副手中最重要的人物。克拉克曾不無滿意地對伯傑這樣評價:八九月份是「自我們開展行動以來在短時間內抓捕恐怖分子最多的兩個月」。
在總統8月簽署備忘錄的過程中,中央情報局已經在著手制定通過阿富汗某些部族俘獲本·拉丹的新計劃了。9月到10月,一些部族聲稱至少4次試圖伏擊本·拉丹,雖然中央情報局一些高級長官懷疑這些伏擊是否真的發生過,但是這些部族似乎的確能報告本·拉丹的行蹤。
這些從部族傳過來的信息比以往更為有用了,自從8月份實施了導彈打擊之後,本·拉丹更頻繁、更出其不意地更換他的宿營地,並且還增加了保鏢人數。但最糟糕的是,自從《華盛頓時報》洩密事件發生之後,「基地」組織的高層立即停止了使用某種通訊工具,這讓國家安全局更不容易破譯他們的對話。但既然部族似乎對本·拉丹在哪裡呆過和會到哪裡去瞭如指掌,要抓到他的另一個可行方法就是先確定他的準確位置然後實施新一輪導彈襲擊。
11月3日,參議院小組會議討論了包括這些問題在內的一些議題。由於之後的11月中旬,特尼特局長要參加一次小組會議,反恐中心特別強調:「在目前局勢下,我們還不能確定抓捕行動的時間,以及是否由我們的力量實施。」
美國反恐怖主義組織的官員們還擔心隨時有可能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在來源可靠或不十分可靠的情報中都有提到華盛頓是一個可能的目標。10月26日,克拉克主管的白宮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召開了一次非常會議,會議的意圖是「評估奧薩馬·本·拉丹及其恐怖組織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小組成員被要求就如何防範本·拉丹在美國本土進行恐怖活動盡其所能地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與會者指出,儘管聯邦調查局已得到開展調查的各種有利條件,他們和中央情報局在追蹤美國電話號碼和翻譯在國外行動中繳獲的資料這些重要手段上還是存在不少問題。司法部報告說司法部部長當前的批示已賦予了他們對內調查和監視的充分的法律權力。
雖然沒有明確表明具體會發生什麼事情,有些情報報告確實提到了化學武器,指的就是阿富汗南部一個叫德倫塔的訓練營在製造化學武器。1998年11月4日,紐約南區的檢察署遞交了對本·拉丹的起訴書,罪名是策劃對美國的防務設施進行攻擊。這項起訴還控告「基地」組織與蘇丹、伊朗和希茲巴拉(黎巴嫩真主黨)勾結。起訴書原本提出的罪名還有「基地」組織與伊拉克政府達成默契,保證不會與伊政府作對,並且在某些項目,尤其是武器研發項目上與該政府形成協作關係。克拉克多年來不斷得到關於伊拉克與蘇丹在化學武器上進行合作的情報,指控書的這些內容使他對伯傑提出自己的推測:在蘇丹首都喀土穆的化學生產場所大批出現的伊拉克人可能是伊拉克與「基地」組織協議的直接結果。克拉克補充說,在希法製藥廠附近發現的VX神經毒劑的前期配劑的殘跡「完全是伊拉克的配方」。然而,後來取而代之正式備案的是1998年11月的指控書。因此,這些關於「基地」組織與伊拉克之間的「默契」的言詞最終被放棄使用。
1998年12月4日,星期五,中央情報局備存了《總統每日簡報》中來自某友好政府的一份情報,其中描述了將在美國實施的劫機行動。在我們的要求下,這篇文章被披露。
同一天,克拉克召集的白宮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開會討論對可能發生的劫機和針對飛機的導彈威脅的關注。為了對可能發生的劫機發出警告,小組決定從那周週末開始將紐約各機場的警惕度提到最高。他們也同意將東海岸各機場的警惕度提高。中央情報局也決定將此報告的不同版本經由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航空管理局分發到紐約警察署和各個航空公司。12月8日,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紐約地區的3個機場都發放了安全指示,特別要求加強對旅客的掃瞄檢查以及嚴格對檢查程序的監督。
以下內容是克林頓總統在1998年12月4日接到的《總統每日簡報》中的摘錄。節略內容以括號表示。
主題:本·拉丹準備劫持美國飛機及其他襲擊
1.報告稱本·拉丹及其盟友正在準備在美國的襲擊行動,包括劫持飛機要求釋放阿爾·拉合曼、拉米茲·尤塞夫,以及穆罕默德·沙迪克·阿烏達等人。有消息援引伊斯蘭集團高級成員的話說在10月下旬,該集團將代表本·拉丹完成此項在美國實施的行動計劃,但是行動暫緩執行。本·拉丹的一名沙特阿拉伯高級部下即將同在美國的伊斯蘭集團(IG)的同級人物會面討論行動目標——也許包括劫機。
據其他消息稱,伊斯蘭集團領導伊斯蘭布裡曾在9月晚些時候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劫持一架美國班機使阿爾·拉合曼和其他一些被關押者重獲自由。
同一消息來源在上月晚些時候說本·拉丹也許會在拉馬丹(伊斯蘭教齋月)開始之前的12月20日實施劫機計劃,而且,有兩個活動分隊的兩個成員已經在紐約某機場的實驗性行動中成功躲過安全檢查。
2.另有不同消息報告,本·拉丹組織中的某些成員已經接受了劫機訓練,但是本·拉丹的「基地」組織直接領導的任何小組都從未實施過劫機行動。本·拉丹也許還在考慮針對美國飛機的其他行動方式。據稱,IG在10月份得到了SA-7型導彈並試圖把它們從也門運送到沙特阿拉伯去擊落埃及的一架飛機,或者,如果失敗了的話,就用來擊落一架美國軍用或民航飛機。
一位在10月向我們透露,也門的一些身份不明的「極端分子」手中有一些SA-7導彈。
3.指出,本·拉丹組織或其盟友正逐步著手開展反美襲擊,其地點不明,但是我們尚不能肯定這些襲擊跟劫機有關。上個月,本·拉丹的一個在蘇丹的盟友告知其在坎大哈的同夥說有一批集裝箱已被運往阿富汗。本·拉丹的其他盟友也提到在東非爆炸事件之前有一批集裝箱被運往阿富汗。
上個月,本·拉丹在其他的盟友討論到在馬來西亞收到的一個包裹。有一個人對其他人說「他們」已經「(懷胎)9個月了」。
也門的一個支持本·拉丹的嫌疑者上月晚些時候對其母親提起他正在計劃與國外勢力「交易」,而很快就會結成的「婚姻」將會是轟動性的。「交易」和「婚姻」經常是恐怖襲擊的暗號。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秘密行動(2)
情報部門對這些信息的來源瞭解甚少。此後的1998年12月和1999年1月的早些時候,同一情報來源又報告說計劃的劫機行動由於其中兩名行動成員在華盛頓特區或是紐約附近被捕而擱淺。經過調查,聯邦調查局認為沒有證據能證實劫機的恐嚇是真是假,也沒有發現情報中描述的拘捕的事情。因此,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紐約地區各機場的高度戒備要求於1999年1月31日解除了。
12月17日,也就是美英開始聯合向伊拉克實施代號為「沙漠之狐」空襲行動的第二天,參議院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有關本·拉丹即將對美國駐卡塔爾和埃塞俄比亞領事館實施襲擊的情報。接下來的一天,特尼特給總統、內閣以及政府的高級官員發了一份備忘錄,報告本·拉丹很快會對美國目標實施恐怖活動,最快也許就是幾天以後,即齋月慶祝活動開始前。特尼特說他「非常關注」。
警鐘已經敲響,參議院特別小組成員開始考慮如何反應或者避免被攻擊。謝爾頓和津尼將軍提出使用軍事力量。特種作戰部隊此後接到通知,有可能被命令執行高度危險的深入敵後的任務:不是去喀土穆捉拿本·拉丹的得力手下毛裡塔尼亞人阿布·哈弗斯——他可能正在操縱幾起陰謀——就是到坎大哈去抓本·拉丹本人。謝爾頓將軍告訴我們,這樣的行動會是非常危險的,這讓我們想起了1993年在摩加迪沙的「黑鷹計劃」遭遇的悲劇性徹底失敗。中央情報局於12月18日報告說,本·拉丹也許正在前往坎大哈,可以用巡航導彈瞄準他。裝載戰斧導彈的軍艦正停泊在阿拉伯海,一旦接收到目標的數據後幾個小時內就可以發射導彈。
12月20日,情報表明本·拉丹也許會在哈吉·哈巴士過夜,那是坎大哈省長官邸的一部分。負責抓捕本·拉丹的前方小分隊隊長——「邁克」告訴我們,他迅速地向特尼特和他的副官約翰·戈登發出了報告。當時也在前線的中央情報局成員西羅恩建議:「今晚就動手——這可能是我們惟一的機會。」相關長官召開了一次緊急電話會議。
這些負責人考慮發動巡航導彈攻擊以消滅本·拉丹。他們討論的焦點之一是潛在的連帶傷害:傷及無辜的數目。津尼將軍預計可能會有200人以上的死傷,而且附近的清真寺可能被毀壞。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位高級情報官則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估測,傷亡人數可能只有一半之多,而清真寺則不會受到影響。會議討論的結果是不向總統建議下令發動導彈攻擊。幾周後,即1999年的1月,克拉克寫道:與會長官認為情報只有50%的可信度,而且,他們認為可能會造成300人的傷亡。特尼特也說他記得關於情報可信度的懷疑和對毀壞附近清真寺的擔憂。「邁克」回憶說,特尼特是這樣告訴自己的,說軍方考慮到距發現本·拉丹的行蹤已有幾小時之久,這一點使每個人都認為失敗的幾率太大。
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對此非常惱怒。「邁克」向西羅恩報告說這個決定讓他無法入睡。他寫道:「我非常肯定我們絕對會為此後悔。」他批評長官們「擔心流彈會擊中哈巴士的清真寺從而觸怒穆斯林」,這些長官在決定轟炸伊拉克的穆斯林的時候並沒有類似的宗教敏感。那些長官,他說,「妄想」讓其他人——沙特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或是阿富汗部族,去「幹我們不願幹的事」。西羅恩也很失望,「昨晚我們應該動手的,」他寫道:「我們也許會為最後的決定是不動手而後悔。」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位副指揮官也有同感,儘管他告訴我們後來又有情報顯示本·拉丹在計劃的轟炸時間之前就離開了他的宿營地。他說,假如沒能擊中本·拉丹,「會給我們帶來一大堆麻煩,但這是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要不然,我們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長官們開始考慮採取其他的方式讓部族的行動更具攻擊性。中央情報局官員提出部族成員更願意突然襲擊而不是路邊的伏擊,因為這樣他們更能掌握主動,也相對安全一些,他們對這樣的作戰方式也更熟悉,更有經驗。但顯而易見的是,在這樣的攻擊方式中槍支是佔有主導作用的,而在下達給中央情報局的抓捕本·拉丹授權備忘錄中,規定只有在自衛情況下才能使用致命武器。因此,一份能夠給予部族成員更多的行動自主權的新備忘錄是必要的,其中應說明在抓捕無法成功進行的時候,就可以使用致命武器。
這份高度敏感的文件的前幾稿重點強調它所授權的只是一個抓捕行動。部族成員如果殺死了本·拉丹而沒能活捉他就拿不到酬勞。這份草稿得到了政府各級官員的批准。但是到了12月20日,也就是長官會議決定不發動對坎大哈的巡航導彈襲擊的第二天,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們敦促使用更強硬的語言允許部族成員獲得報酬,不管他們殺死還是活捉本·拉丹。伯傑和特尼特於是共同致力於將這個思路推而廣之。
他們最後達成了一致,正如伯傑向克林頓總統上報的那樣,是時候採取非常行動了。新的備忘錄應允許中央情報局和部族成員在他們判斷活捉確實無法實現的時候可以取本·拉丹的性命(他們似乎當時已經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審核這個新的備忘錄草稿的司法部律師對我們說他能想像到的是一群部族成員突襲一個地點,然後就會發生槍戰,本·拉丹及其隨從將會被活捉,但也許會被殺死。從政府的觀點看來,有關武裝衝突的法律會將殺死一個對美國有巨大潛在威脅的人定性為自衛,而不是刺殺。在1998年的聖誕節前夕,伯傑給克林頓總統發去了最後的定稿,以及一個解釋性的備忘錄。總統簽署了這個文件。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秘密行動(3)
由於白宮認為這個行動高度敏感,只有極少數人對這份授權備忘錄知情。伯傑安排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律顧問通知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國防部部長科恩、謝爾頓及司法部部長雷諾,但是他們都沒有得到副本。按照法律規定,國會的領導都應收到簡報。司法部部長雷諾上書總統表達她的擔心,她警告潛在的包括針對某些美國官員個人的報復行為。她並沒有提出任何法律層面上的反對。最後,特尼特接到了這份文件的定稿和一紙將會下達給部族的措辭巧妙而謹慎的指令。
特尼特給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的特工人員下達了命令,要求他們跟部族成員聯絡並傳達總統的授權:美國希望本·拉丹和他的副手被活捉,但是如果抓捕行動不能保證成功,他們可以被幹掉。指令還補充說部族成員必須避免不必要的殺戮,如果本·拉丹或是其副手選擇了投降,不得將其殺死或實施虐待。最後,如果部族成員的行動不能達到這些要求,他們將得不到任何報酬。
前線特工軍官將這些指令一字不差地轉達給了部族成員。但是在下達指令前,他說了一番別有含義的話,「上至美國總統,下至平民百姓,每個人都想阻止他(本·拉丹)。」這位軍官向他們保證,如果他們能夠生擒本·拉丹,他會受到美國法律的公正審判和人道的對待。特工軍官報告中這樣描述:部族成員說他們「充分理解命令的字面意思、言外之意以及其中體現的精神」,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將會盡最大努力活捉本·拉丹,而絕無故意殺他或傷害他的意圖」。他們解釋說,他們希望能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為要比本·拉丹和他手下的恐怖分子要文明得多。在遞交給西羅恩的一張附條中,部族成員們解釋說,如果他們採納本·拉丹的道德標準,他們「也許早就完成了任務」,但他們的能力有限,更為他們的信仰和尊重的法律所束縛。
西羅恩和「邁克」被部族成員的反應所打動。為此,西羅恩在電報中說,部族成員們並不純粹是為了金錢才參與行動,他們是為了阿富汗的未來。「邁克」也同意部族成員不願殺人不是為了拖長他們的表演,「從我們的角度看來」,他寫道,「他們的性格特點如此,他們太守規則。」
包括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在內的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制定班子告訴我們,總統堅決地開展剿滅本·拉丹的秘密行動的目標非常明確:希望除掉他;但這個意圖並沒有充分表達,中央情報局上下也沒有很好地理解。特尼特對他的委員會說,除了在一種特定情況下(詳見後),中央情報局只能在抓捕行動中才有權殺掉本·拉丹,中央情報局的高級管理者、策劃者以及律師們都確認這種理解。「我們總是談論如果允許我們殺掉他,一切就會容易得多,」一位前本·拉丹小組的負責人如是說。
1999年2月,另外一份授權備忘錄的草稿被交到了克林頓總統手裡,這份草稿請求他授權中央情報局給北方聯盟下達跟部族成員同樣的指令:如果抓捕行動不能保證成功,他們可以幹掉本·拉丹。但這次,總統用一些模稜兩可的措辭替換了他在12月曾批准過的文件中的一些關鍵性詞語。我們訪問的人中沒有誰能說清總統為什麼這樣做。克林頓總統告訴委員會他記不得為什麼重新措辭了。
1999年晚些時候,一些涉及面更廣的突發事件需要法律機構出面擬文謀求其他人參與合作時,律師們重新使用了1998年8月的措辭,授權只有在抓捕行動中才能使用武力。由於這份1998年12月簽署的文件被如此謹慎地對待,而且後來又放棄沿用而是使用了更早的措辭,有理由相信前白宮官員和中央情報局官員在總統是否應該授權中央情報局殺掉本·拉丹的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這種分歧引起的爭論越來越學術化,因為對現有的這方面的法律權限還沒有定論。克拉克對伯傑解釋,「雖然對中央情報局所屬力量採取直接行動的權限有所擴大,他們無意擴大中央情報局的權限」。他補充說,他對中央情報局的印象是他們認為部族成員似乎不願與本·拉丹做對,因此靠他們完成任務是「不現實」的。此後的事實似乎證明了他的觀點:1999年部族成員沒有對本·拉丹及其手下發動任何攻擊。
部族成員仍然十分積極地幫助收集情報,他們提供的有關本·拉丹的行蹤的信息可靠,但不具預見性。中央情報局還嘗試過使用其他方法提高對本·拉丹行蹤的掌握,比如特尼特主管情報收集的副手、不屈不撓的查爾斯·埃倫提倡的方法——「全體出動,全力以赴,全天候工作」。這種努力或許是有效的。在克拉克1999年1月12日給伯傑的信中,他說中央情報局對於部族的情報越來越相信,而在12月20日的時候,他們還沒有什麼信心。
1999年2月,埃倫建議使用U—2偵察機執行一次飛行任務,從外部偵察阿富汗,從而獲取當地部族所提供的情報覆蓋地區的輪廓。克拉克對這種計劃感到緊張,因為他一直擔心本·拉丹會躲到更難找的地方去。他致信副國防安全顧問唐納德·克裡克說,有可靠消息報告本·拉丹已與伊拉克官員接觸過,伊拉克方面「有可能會向他提供避難所」。其他的消息稱,塔利班的一些領導,儘管不包括奧馬爾在內,也已經催促本·拉丹前往伊拉克。如果本·拉丹真的轉移到伊拉克,克拉克寫道,他的恐怖組織就會與薩達姆勾結起來,找到他將變得「基本不可能」。他聲明,最好是在阿富汗就徹底解決問題。伯傑建議只派一架U—2偵察機,但克拉克對此還是反對。他寫道:使用U—2偵察機需要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同意,而「巴基斯坦的情報機構跟本·拉丹是串通的」。一得到使用U—2偵察機的消息,他們就會警告本·拉丹美國已經準備好了要展開轟炸行動。「得到了這樣的消息,狡猾的本·拉丹就可能溜到巴格達去。」儘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布魯斯·裡德爾也對伯傑說,薩達姆是希望本·拉丹去巴格達的,伯傑還是批准了有條件的單架U—2偵察機的使用。不過,與此同時,埃倫研究出了另外的途徑,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因此,U—2偵察行動最終沒有付諸實施。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尋求新的出路(1)
「採取巷戰?」
從1998年8月發射巡航導彈攻擊那天開始,謝爾頓將軍制定了一系列的攻擊計劃,並且開始思考優於這種攻擊的方式。第一次攻擊的代號為「深遠影響」,接下來系列攻擊的代號為「無窮決心」。
當時,對阿富汗所有的武裝行動都在津尼將軍的統一指揮下。所以,這一襲擊行動也在其軍事計劃中。津尼遠遠不如科恩和謝爾頓那樣熱衷於巡航導彈襲擊計劃。他知道「戰斧」並不是每次都能擊中它的目標。在8月20日的襲擊後,克林頓總統不得不給巴基斯坦總理謝裡夫打電話就導彈誤殺巴基斯坦村民一事致歉。謝裡夫在指責美國濫殺無辜的同時,也只能試圖理解和接受。
津尼擔心本·拉丹不久後將會居住在城市裡。如果這樣的話,美國的導彈將會傷害到大量無辜的阿富汗人。同時,他還擔心巴基斯坦當局沒有被給予足夠的警告,他們會認為導彈是從印度發射來的,從而採取一些大家會為之感到遺憾的行動。津尼在其軍事職責範圍內就美國政府發射導彈的潛在影響進行討論,他發言說:「對美國政府而言,發射一顆導彈是很容易的事情,對他們沒有任何影響。而我們卻還得留在被轟炸過的地方。」
津尼認為針對這一問題,最重要的解決辦法是培養周邊國家,比如烏茲別克斯坦的反恐怖能力。但是他聲稱,由於部分國家仍然實行專政,他可能無法引起美國政府的關注並得到經費支持。
1998年12月,考慮到巡航導彈帶來的附帶損害這一重要因素,謝爾頓和五角大樓的官員們決定不使用它襲擊坎大哈,而是採用一種型號為AC—130的武裝直升機。AC—130被稱做「幽靈」,它能飛得很快很低,躲過雷達的探測,通過精密的電子設備精確地到達目的地。因此,用它來執行這樣的特別任務非常合適。由於它能比巡航導彈更準確地到達目的地,它能將襲擊帶來的附帶傷害減小到最低。在向克拉克簡單介紹了一下情況後,謝爾頓滿懷希望地給負責襲擊計劃的津尼和彼得·斯庫麥克爾將軍下達了指令,作出全套方案,用AC—130攻擊本·拉丹在阿富汗的大本營和「基地」組織。於是津尼和斯庫麥克爾將軍作出了使用「幽靈」的作戰計劃。
儘管伯傑和克拉克都一再表示出對「幽靈」作戰計劃的興趣,但是AC—130卻始終沒有配置到位。當時,克拉克寫道,津尼反對他們的計劃,約翰·馬赫爾是這次行動的副總監,也同意這種說法。津尼本人回憶不起他曾經阻撓過這次計劃。他說他完全理解這一計劃,但他認為實際得到的情報不足以支持AC—130的實際行動。而斯庫麥克爾又說,他認為AC—130方案是可行的。
對於兩位將軍不一致的回憶惟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都鄭重地考慮過這個計劃。他們認為在中東或南亞部署這樣的行動需要充分的準備。AC—130的隨機燃料只能讓它們堅持2000里多一點的飛行距離,因此,需要建立基地來為飛機添加燃料。同時,還需要建立搜索和救援的後備隊伍。這些都需要在政治和軍事上予以更廣範圍地部署,比如,在巴基斯坦或其他鄰近國家建立基地,同時還要解決飛越別國領空的問題。從來沒有人把這樣的問題擺到桌面上談。因此,津尼擔心AC—130僅僅被用來做一次快攻;斯庫麥克爾認為「幽靈」計劃切實可行;這一計劃下所有的基礎性問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計劃就此擱淺。
在這一軍事計劃中的地面戰部分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部分軍官,如斯庫麥克爾希望能夠用地面戰將本·拉丹和「基地」組織引出來。當時,特殊軍事行動被指定為「輔助行動」,而不是「被輔助的行動」,意思是:它被作為支持指揮官的一部分,而不是對付「基地」的一個有著自己的一整套計劃的獨立行動。斯庫麥克爾、謝爾頓和科恩提議,讓特殊軍事行動成為「被輔助的行動」,但這一提議沒有得到採納。斯庫麥克爾說,他本應該採取俘獲「基地」的行動而不是選擇服從津尼。陸軍中尉,現任武裝部副部長和三角洲部隊中堅的威廉·博伊金將軍告訴我們:「由於缺乏遠見和理解,再加上保守,我們錯過了很多機會。」
謝爾頓將軍告訴克林頓總統,如果沒有關於本·拉丹藏匿位置的情報,突襲成功的可能性極低。同時他說,如果總統要他搞地面戰誘出本·拉丹,他一定會去做。但是,希望總統一定要對這種軍事行動固有的後勤問題有清楚的瞭解後,再做這樣的決定。
特殊軍事行動計劃被認為是另一個突襲方案——即美國得到可靠情報後採取的一種方案。克林頓總統告訴委員會:「如果我們得到了本·拉丹所在地的可靠情報,我們早就採取行動了。」津尼和斯庫麥克爾為了俘獲或者幹掉恐怖分子,早就做好了冒高風險的部署行動。科恩告訴委員會如果不能確信本·拉丹具體所在位置,就讓士兵們採取地面行動,必將導致行動失敗並白白浪費士兵們的生命。所有的高層官員們都沒有意識到低一級的國防部官員們早在數月之前就做好的雄心勃勃的計劃。
在我們的採訪中,有部分軍官再三把特殊軍事行動和沙漠計劃,以及1980年在伊朗營救人質的失敗行動相提並論。
他們對突襲行動都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樣的行動是複雜的並且高風險的。這樣的行動需要行動區域軍事基地作支持,但是卻沒有得到相應支持。巴基斯坦武裝力量中的塔利班分子肯定會警告本·拉丹及他的同黨美國將採取的行動。建立軍事基地有很大的局限性,還有一種方法是派遣航空母艦從波斯灣出發,飛機在船航行至阿拉伯海上後從船上起飛,這種方法在「9·11」事件後被使用過。這種方法要飛越不同國家的領空,但未必這些國家都理解美國所做的努力並給予支持。
然而,如果針對這些障礙作出一定的解決方案,再加上長期秘密軍事活動的配合,也許是能夠獲得情報、找到機會的。一位特別軍事行動負責人說,他認為可靠的情報意味著:「你要告訴我是什麼行動,我才能告訴你相關的情報。」然而,由於前面提到過的那些困難和行動本身可能失敗這兩點,行動的風險仍然存在。我們沒有找到證據說明運用特別軍事力量來進行的長期政治軍事行動是由參議院小組會議分析提議的,儘管通常這樣的能力需要在國防部磨礪10年才能具備。
有些官員認為,這樣的爭論就好比平民百姓會議卻提出莽撞的話題,而軍事會議反倒過分小心謹慎。克拉克是這樣看待這件事的,他說:「國防部極其勉為其難。」但是從另外的角度看,沒有足夠情報支持就提出冒險的軍事行動,是違背有經驗的職業判斷的。國防部部長科恩這樣對我們說:「我做決斷時必須考慮聯軍長官、前任特別行動隊長官和克拉克先生相比誰的位置更有能力對這次行動的可行性作出決斷。」
儘管為完成大規模的政治軍事行動,美軍或者中央情報局也承諾從地面人員中組建一支巷戰力量,但是仍然還有一種更宏偉的方案沒有給予考慮,即襲擊阿富汗。我們問到的每一位軍官都認為,地面突襲阿富汗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因為巴基斯坦和其他國家不會合作,公眾也不會太支持此事。巡航導彈曾經是並且將是惟一能放到桌面上的選擇。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尋求新的出路(2)
沙漠營地,1999年2月
早在1999年,中央情報局接到情報說本·拉丹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坎大哈南部阿富汗沙漠中的幾個營地裡。2月初,有報道說,本·拉丹呆在酋長阿里的營地附近。該營地是來自海灣國家的來訪者使用的打獵營地。據證實,那些來訪者來自阿聯酋。
中央情報局提供的報道中詳盡地描述了該營地的情況,包括位置、大小、資源、安全情況,以及鄰近的本·拉丹的營地。由於該地點遠離市鎮,導彈攻擊所造成附帶傷害的危險性會比較小。2月8日,美軍開始準備襲擊。2月9日,美國技術情報確認了最初關於營地的位置和其他描述,並指出在營地附近停有一架阿聯酋官方的飛機。然而本·拉丹的住處並不能非常精確地定位。中央情報局竭盡全能去瞭解本·拉丹的營地,它的常駐居民以及本·拉丹日常行程,以便將附帶傷害的可能性減到最低。根據報道,本·拉丹很有規律地離開營地去拜訪阿聯酋來訪者。看來到2月11日前,這一規律都不會改變。克拉克在2月10日寫信給伯傑的助理,說美軍正在準備2月11日早晨用巡航導彈攻打主營。白宮發言人丹尼斯·哈斯塔特似乎已經收到了這一軍事命令。
事實上這一襲擊沒有發起。2月12日前,本·拉丹行動一如往常。襲擊計劃夭折。中央情報局和美軍官員聲稱,決策者們擔心襲擊會傷害到阿聯酋王子或其他的高級官員。克拉克告訴我們在和特尼特磋商後,襲擊行動被放棄。因為情報並不準確,對克拉克而言,中央情報局的這一行動有可能傷害美國在海灣國家中最重要的反恐怖聯盟。中央情報局官員西羅恩卻認為情報非常可靠;反本·拉丹小組的一位成員「邁克」證實了這一點。西羅恩相信他們失去了在「9·11」之前幹掉本·拉丹的一次好機會。
甚至在本·拉丹離開後,中央情報局官員們還幻想著營地會像一塊磁鐵一樣吸引本·拉丹再次回去。美軍時刻準備著另一次襲擊。1999年3月7日,克拉克致電給一位阿聯酋官員,表述了他對阿聯酋與本·拉丹之間聯繫的擔心。後來克拉克在他關於這次談話的回憶錄中寫道,那次電話證實了中央情報局其實破壞了本·拉丹和阿聯酋之間的一次會談。當反本·拉丹小組的一位人員發現克拉克這一電話內容後質問中央情報局軍官,中央情報局卻否認了此事。圖像顯示,在克拉克的電話會談後的一周內,營地就被倉促地拆除和放棄。中央情報局官員,包括行動副總指揮帕維特非常憤怒。「邁克」認為營地的拆除使得一個本可以準確攻擊本·拉丹的場所銷聲匿跡。
在反恐怖主義問題上,阿聯酋既是美國重要的聯盟,又一直是美國反恐怖主義的難題所在。從1999年到2001年初,克林頓總統一直在給阿聯酋施加壓力,希望他們能中斷和塔利班的聯繫,特別是中斷往來於阿富汗之間的拜訪。這樣塔利班對外的出行和財政出口將會被堵死。然而美國所做的這些努力在「9·11」前幾乎沒有什麼效果。
1999年7月,阿聯酋外交部長哈姆丹·本·扎耶德就本·拉丹向塔利班施加壓力,要解除友好關係。然而塔利班並沒有嚴肅地對待此事。本·扎耶德後來告訴一位美國外交官,阿聯酋之所以重視與塔利班之間的關係是因為阿富汗的激進分子能夠在該地區形成一種和「伊朗危機」相抗衡的力量,當然,同時阿聯酋也並不想因此而得罪美國。
尋找新夥伴
雖然不是所有的中央情報局官員都對部族人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有不少人認為他們只是情報的匯報者;但是幾乎沒有人相信他們會展開對付本·拉丹的埋伏襲擊行動。反恐怖行動主任通過比較,分析了依靠部族人員「碰運氣」的種種弊端。他和他的同事在克拉克的支持下,開始發展和北方聯盟的聯繫,儘管這麼做也許會導致阿富汗長期處於內戰之中。
北方聯盟受塔吉克人控制,主要力量來源於阿富汗北部和東部。塔利班卻相反,它的成員主要來自在阿富汗種族最多的普什圖族地區,他們集中在阿富汗南部,並延伸至邊境的西北方向和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的沙漠地帶。
基於塔利班的行為和它與巴基斯坦的聯繫,北方聯盟在不同時間曾獲得過俄國、伊朗和印度的支持。聯盟的領袖是阿富汗最有聲望的軍事領袖——馬蘇德。由於他的非凡個人魅力和領導才能,在與前蘇聯的戰爭中,他成為了當之無愧的英雄人物。但是北方聯盟多次被指控濫殺,並且據說聯盟的財政收入部分來源於毒品走私。馬蘇德更多地被認為是粗魯的軍閥式首腦而不是一個智慧的領導者。不過,特尼特告訴我們,馬蘇德領導下的北方聯盟似乎是對抗本·拉丹最有可能的力量。
1999年2月,特尼特請求克林頓總統授權把馬蘇德的隊伍列為合作夥伴。作為答覆,總統在簽署通告備忘時改變了以往的措辭。特尼特說他沒有在總統的這一改變中發現任何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這些措辭和1998年8月的措辭一樣,意思仍是盡量活捉本·拉丹,抓捕失手可將之殺死。「我們做的仍然是同一件事情」,特尼特說道。
中央情報局官員這樣描述當馬蘇德被美國要求俘獲而不是殺死本·拉丹時他的反應。馬蘇德的身體語言表示出「退卻」。西羅恩認為馬蘇德的反應是:「你們這些人瘋了——你們真是一點都沒變。」西羅恩覺得抓捕的限制性條款妨礙馬蘇德和他的隊伍追逐本·拉丹,但是並沒有完全阻止他們。事實上,這是一個長期的追捕計劃。本·拉丹通常活動的大本營在坎大哈附近,遠離塔利班和北方聯盟對戰的前線。
第四章 對「基地」組織早期襲擊的回應尋求新的出路(3)
坎大哈,1999年5月
在「9·11」事件之前,坎大哈也許是最後的也是最好的用巡航導彈對付本·拉丹的地方。1999年5月,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的眼線報告了本·拉丹整整五日五夜在坎大哈周邊活動的具體位置。報告非常詳盡而且全面,而且得到多渠道的證實。基層官員說,如果這樣的情報都不是可靠的,那麼難以想像關於本·拉丹在阿富汗的情報有多少是可靠的。情報到位了,巡航導彈準備好了,「這是襲擊的絕好時刻。」一位高級軍官這樣說道,「這是一次本壘打」。他希望巡航導彈能發射出去。當聽到讓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的決定時,這位官員說:「我們都非常沮喪」。他說他沒有聽說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的任何人認為這次行動是一次賭博。他還說:「在那天晚上,本·拉丹本來絕對逃不掉。」
中央情報局工作層官員們都同意這種說法。當收到關於本·拉丹行蹤有衝突的情報時,專家們就認為其可靠性大打折扣。當時,中央情報局基層官員被上層告知行動被取消是因為軍方懷疑情報的可靠性且擔心行動的間接損害。反本·拉丹小組的領導人在回復一位沮喪的在實地工作的同行時這麼說道:「在36個小時內有3次機會擒獲本·拉丹,但每次都被放棄,這實在讓我窩火,中央情報局局長發現自己在會上非常孤立。其他部長雖基本上說:『我們服從你的決定。』實際上卻在暗地裡說,如果行動擒獲不了本·拉丹,有你們好瞧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回憶說,五角大樓其實是願意採取行動的。他告訴我們克拉克通知他和其他同事,特尼特認為情報有一半是可信的。該軍官相信特尼特對情報準確性的估計是導致決定的關鍵。
特尼特對我們說,關於這件事,除了關於情報來源單一未經證實,行動導致間接損害的可能性很大這一點,他不記得什麼細節了。事情由於特尼特在行動首腦會議上的缺席而變得複雜起來(他當時顯然不在場);他的副手約翰·戈登當時代表中央情報局。戈登回憶當時很客觀地分析了該情報,並說明這一情報也只有那樣了。
伯傑記得過去總是由特尼特召集那樣的會議。這說明特尼特是很希望抓到本·拉丹的。伯傑認為,特尼特很盡職。他說:「喬治(特尼特)會對大家說,『我們就是沒有情報』。」
在1999年5月不進行襲擊的決定也許現在看來是難以理解的。我們客觀地指出兩點:其一,1998年12月,主要領導人對於襲擊的擔心可以這樣理解:本·拉丹意外地離開所在地,通過襲擊無法擒獲他。其二,行政部門和中央情報局對1999年5月的情報格外挑剔和小心,是因為在此之前北約組織與塞爾維亞的對抗中,由於錯誤的情報,美國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的領事館。這一事件使得官員們變得格外小心。
1999年5月到2001年9月間,決策者沒有再積極地準備導彈攻擊本·拉丹的計劃。1999年,主要領導人們確實深遠地考慮過襲擊的計劃,包括重新啟用克拉克襲擊本·拉丹營地和摧毀「基地」組織的計劃。1999年初的幾個月裡,聯軍擴大了襲擊的目標範圍,以確保採取「聚焦」的形式摧毀本·拉丹「基地」組織,同時也襲擊了塔利班政府所在地。謝爾頓將軍告訴我們,塔利班雖然更為壯大,但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由於擔心本·拉丹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1999年夏天,對擴大襲擊範圍的計劃進行了重新考慮。5月和6月,美國政府收到大量令人不安的情報,包括在德倫塔營地正在開發生化武器及可能在赫拉特聚積核原料等方面的更多情報。
6月底,美國和其他情報中心得出結論,「基地」組織已經進入了襲擊前的狀態,也許再次與毛裡塔尼亞人阿布·哈弗斯相關。6月25日,在克拉克的要求下,伯傑在他的小辦公室裡召集了緊急會議,討論本·拉丹的下一步動作和他的所在地。克拉克要求伯傑問他的同事:「我們是否應該先發制人去襲擊本·拉丹的駐地?」克拉克催促著說。
在伯傑的會議記錄上,他記載了塔爾納克農場內共有7~11戶人家居住,這意味著將會有60%~65%的人員傷亡。伯傑指出有可能只能對本·拉丹造成輕微的衝擊,然而,如果他有所反應,我們就得不償失。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一個辦法,等到下一次恐怖活動發生後再採取行動,包括對塔利班的襲擊。但是克拉克相信本·拉丹會在恐怖活動後將所有人員轉移出營地。
軍事行動計劃似乎進入了死胡同。1999年12月,克拉克要求伯傑,讓部長們捫心自問:「為什麼近來沒有任何美國的直接軍事行動?」沒有任何記錄表明該問題被討論過,如果有,那麼答案是什麼。
1999年不斷有情報報道本·拉丹可能採取恐怖行動。其中,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調查局似乎直接受到了爆炸威脅。1999年9月,反恐怖主義安全小組覺得本·拉丹可能會威脅到從洛杉磯或紐約出港的航班。但是這樣的警告被淹沒在了眾多的其他警告中。
1999年夏,所有軍事的、外交的手段好像都已經用盡,美國政府似乎又回到了1998年夏天的狀態,向中央情報局去尋求解決方案。這種狀態實在讓人洩氣。幾次針對「基地」組織的破壞行動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阿富汗的行動卻始終不見成效。
1999年中期,反恐怖行動中心和反本·拉丹小組換了新的領導人。反恐怖行動中心替換「傑夫」的新領導人是科夫爾·布萊克,反本·拉丹小組的新領導人是「理查德」,他們的人員開始尋求新的攻打「基地」組織的策略;制定策略要依靠更好的情報,而這更多地依靠來自中央情報局的情報而不是部族人員。
1999年7月,克林頓總統授權中央情報局和其他幾國政府一起努力俘獲本·拉丹和他下面的重要軍官。據說總統還授權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採取置本·拉丹於死地的秘密行動。司法部部長雷諾又一次對地面行動提出質疑。她擔心引起的報復行動。正如早前提到的那樣,中央情報局開始準備和巴基斯坦合作,並提出和烏茲別克斯坦合作的新想法。但是烏茲別克斯坦需要最基本的裝備和培訓。在2000年3月之前,行動的時機不會成熟。
1999年秋天,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公佈了中央情報局對付本·拉丹的新策略。我們將其簡單地稱做「計劃」。「計劃」提出繼續在世界範圍內開展行動,招聘和培訓更優秀的軍官使他們具有更好的反恐怖行動的能力,同時尋求更多的財力支持,打入「基地」組織內部並分裂他們。「計劃」還指出要提高收集情報的技術(比如紅外影像技術)。另外,中央情報局將會更頻繁地和北方聯盟聯繫以對抗塔利班。
有了新的行動計劃,中央情報局開始重新評估俘獲本·拉丹的各種方案。但是行動並沒有取得好的績效。在和巴基斯坦合作方面,中央情報局也顯得缺乏信心。一旦本·拉丹去到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部族不太可能襲擊被重重保護著的本·拉丹;反恐怖行動中心預測襲擊成功率低於10%。在西北部,烏茲別克斯坦準備在6個月的時間內展開一次跨越邊境的出擊,但是預測的成功率也低於10%。
在東北部馬蘇德的北方聯盟或許是中央情報局最好的選擇。在10月底,一些反恐怖行動中心的官員,乘坐直升機顛簸著來到噴赤謝谷地與馬蘇德會面,在不久的將來,這樣危險的旅行肯定還會重複多次。馬蘇德承諾,將幫助美國收集有關本·拉丹行蹤和行動的情報,並找機會俘獲本·拉丹。對此,反本·拉丹小組非常滿意,情報又有了新的來源。但是眾所周知,馬蘇德只有在自己的利益驅使下才會去襲擊本·拉丹。12月初,中央情報局預測這樣的可能性低於15%。
最終,中央情報局開始考慮在阿富汗進行巷戰的可能性。中央情報局開始討論特別行動計劃,但是高級軍官們對這一計劃沒有積極性,只有基層官員們對此計劃報以熱情。中央情報局發現只要行動得以開展,就有95%的機會可以俘獲本·拉丹,但是佈置這樣行動的可能性低於5%。將中央情報局官員送到阿富汗需要證明「是值得冒險的」——但是當時卻沒有證據證明此行一定值得冒險。
正如前面提到過的那樣,作為中央情報局計劃的一部分,在阿富汗開展特別軍事行動,需要長期作戰的政策承諾(也許需要尋求至少一兩個鄰國的支持)在地面建立長期的「基地」,並做好長期投入及承擔風險的準備。在「9·11」前,這一軍事計劃事實上從未在各機構間考慮過。1999年底,中央情報局又有了新的俘獲本·拉丹的計劃,然而這些計劃的預計成功率都不高於15%。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恐怖組織的開創者(1)
到1999年初,「基地」組織已經是美國強勁的對手。本·拉丹和「基地」的軍事頭目阿布·哈夫斯·艾爾·馬斯裡(又名穆罕默德·阿提夫)已經無可爭議地在「基地」的頂級機構中佔據了領導地位。在這樣的機構中,「基地」組織所實施的世界範圍內的恐怖活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實地指揮官的思想及其工作。這些指揮官野心勃勃且意志堅定,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為了瞭解「基地」組織是如何實際運作的,並介紹「9·11」恐怖襲擊是怎樣醞釀的,我們將簡要地對3位「基地」組織的二號人物予以審視,他們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裡杜安·本·伊索穆丁(又名漢巴利)和阿布德·阿爾·拉希姆·阿爾·納希里。我們將注意力主要放在「撞機行動」的主要負責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身上。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
沒有一個人能像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那樣具有典型性,能夠使人們更清楚地瞭解恐怖組織的開創者。他是「9·11」襲擊的主要策劃者。他成為「基地」組織成員的過程極為曲折。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不管是在政府辦公室任職還是後來到恐怖分子的庇護所工作,他都能夠得心應手。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充分發揮他的想像力、技術天賦和管理技巧,擬訂、設計了一系列萬眾矚目的恐怖行動方案,其中包括傳統的汽車爆炸、政治暗殺、飛機轟炸、劫機、水庫投毒,以及自殺人員駕駛飛機作為攻擊武器。
被羈押人員訊問報告
第五章和第七章著重說明了從被抓捕的「基地」組織成員獲取的信息。他們中的許多人知悉關於「9·11」襲擊的第一手的信息。
這些人曾發誓與美國為敵,因此,他們所述內容的真實性讓人質疑。我們獲得信息的途徑僅限於對情報報告的審查,而情報報告是以在訊問地點與被羈押人員的談話為基礎的。我們也提出了一些應在訊問中使用的問題,但卻無法保證訊問人員是否、怎樣以及何時曾提問過有特殊重要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被提問,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也不能與訊問人員談話,因此,無法更好地判斷被抓捕人員供述的可靠性,並在報告中澄清模稜兩可的東西。我們被告知,我們的問題可能會干擾敏感的訊問程序。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決定將從「9·11」襲擊的策劃者及「基地」組織人員那裡獲取的信息展現在報告中。我們對他們的供詞進行了仔細的衡量,併力圖把他們的供述與其他人的供詞及文件相印證。在報告中,我們被允許核實10位被羈押人員的姓名,美國政府已正式確認拘捕了這10個人。
正如他的侄子倫姆茲·約塞夫(比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小3歲)一樣,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科威特長大,但其種族血統卻可以追溯到位於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拜魯奇斯坦地區。生於一個宗教家庭,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稱16歲時就已加入穆斯林兄弟會,並熱衷於沙漠青年營中的狂熱「聖戰」運動。1983年高中畢業後,他離開科威特,進入喬萬學院。這是一個位於北卡羅萊納州摩福瑞斯伯瑞的小型浸禮學校。一學期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轉學至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博羅的農業技術州立大學。在這裡,他遇到了約塞夫的弟弟——「基地」組織的另一未來的成員。1986年12月,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獲機械工程學位。
在美國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對伊斯蘭極端信仰或活動沒有明顯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但他大學畢業後不久即投入到阿富汗的反蘇「聖戰」中。1987年初,他第一次去了巴基斯坦,遊歷了白沙瓦。在白沙瓦,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哥哥把他介紹給阿富汗的穆斯林游擊隊員阿布杜爾·賴蘇爾·薩伊夫,後者是伊斯蘭聯合黨的領導人。此後,薩伊夫成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可信賴的顧問,並且在薩伊夫的營地,他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進行了軍事訓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稱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與前蘇聯作戰,他在前線呆了3個月,直到被召回為阿布杜拉·阿扎姆負責管理工作。接下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一家電子工廠工作。在這個為阿富汗的組織提供通訊用品的工廠,他掌握了在阿富汗掘洞的技巧。
「9·11」事件的主謀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於2003年被抓捕時照片在1988~1992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幫助管理一家在白沙瓦和賈拉拉巴德的非政府組織。該組織由薩伊夫資助,主要目的是資助年輕的阿富汗穆斯林游擊隊員。1992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曾一度在波斯尼亞與穆斯林游擊隊員一起作戰,並對穆斯林游擊隊員予以經濟援助。在回到巴基斯坦後不久,他接受了卡塔爾伊斯蘭事務部前任部長謝赫·阿布杜拉·賓·哈利德·賓哈邁德·艾爾·山尼的建議,遷家至卡塔爾。他在卡塔爾的水電部任項目工程師。在任職期間,他曾多次進行國際旅行。當然,絕大多數旅行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恐怖活動。1996年初,他離職並逃至巴基斯坦,以躲避美國當局的追捕。
鑒於在第一次世貿中心爆炸案中的突出表現,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引起了美國執法部門的注意。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供述,當約塞夫在阿富汗境內接受爆炸訓練時,他就已得知其打算於1991年或1992年在美國境內發動襲擊。1992年秋天,約塞夫正在製造那次襲擊所使用的炸彈,在此期間,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便與他進行了多次電話交流。在電話中,約塞夫談論了自己的進展,並尋求更多的資金支持。1992年12月3日,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從卡塔爾給約塞夫的同夥穆罕默德·薩拉邁的賬戶匯了660美元。後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似乎再未對該行動進行任何捐助。
作為1993年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的策劃人,約塞夫很快惡名遠揚。這一事實鼓舞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他也計劃襲擊美國。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認,對美國產生敵意並非源於在美國當學生的經歷,而是他對美國袒護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極為不滿。1994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陪同約塞夫到達菲律賓。他們開始策劃現稱之為馬尼拉空中陰謀或代號為「Bojinka」陰謀的方案,也即2天期間內在太平洋上空引爆12架美國商用噴氣式客機。這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第一次真正參與恐怖活動的策劃。1994年夏季,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馬尼拉與約塞夫共住一套房間時,二人獲得了製造炸彈和定時器所必需的化學品及其他材料。二人也仔細觀察了從美國飛往香港和漢城的目標航班,而這兩個地區對美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約塞夫也策劃在1994年12月克林頓總統訪問馬尼拉之際刺殺克林頓,以及通過偷運含有硝化纖維的上衣而對美國的貨船實施爆炸。
1994年9月,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離開菲律賓,並在卡拉奇遇到約塞夫,這是他們在觀察航班後的首次相遇。在卡拉奇,他們將瓦裡·堪·阿明·莎(又名烏薩馬·薩姆雷)吸納到馬尼拉空中計劃中來。1994年秋,約塞夫重返馬尼拉並對自己設計的數字監視定時器成功地進行了測試,對一家電影院及一菲律賓航空公司飛往東京的航班在途中實施了爆炸。菲律賓當局發現了約塞夫的製造爆炸行動後,襲擊陰謀得以揭露。但在這之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已經安全地返回卡塔爾並重新在政府部門任職。約塞夫試圖實施貨船爆炸方案,但卻於1995年2月7日在伊斯蘭堡被巴基斯坦當局逮捕——他的同夥出賣了他。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恐怖組織的開創者(2)
約塞夫被捕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繼續在世界各地的「聖戰組織」間穿梭,他訪問過蘇丹、也門、馬來西亞,1995年到達巴西,但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他與上述國家的恐怖活動有聯繫。據說,在蘇丹時他試圖與本·拉丹會面,但沒有成功。然而,他卻在巴西見到了阿提夫,並保持著聯繫。1996年1月,在意識到美國當局正在追捕他之後,他永遠離開了卡塔爾,逃至阿富汗。在此,他重新開始了與薩伊夫的聯繫。
1996年中期,正當在阿富汗重新立足之際,本·拉丹及其同夥也即將完成從蘇丹的撤離。通過阿提夫,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被安排了與本·拉丹的一次會談,地點在托拉伯拉山區的一個阿富汗戰爭時代遺留下來的哨站。會談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給「基地」組織的領導人提供了恐怖行動的一系列計劃。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說這是自1989年以來他第一次見到本·拉丹。1987年,他們曾共同戰鬥,但那時並未形成特別密切的工作關係。事實上,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已承認本·拉丹可能會因他侄子約塞夫的聲望而與自己會面。
在會談中,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向本·拉丹和阿提夫簡要介紹了他和同夥在菲德賓實施的第一次世貿中心爆炸案、馬尼拉空中陰謀、襲擊貨船計劃及其他活動。他還提議實施由經過訓練的飛行員駕機撞毀美國境內的建築物的行動。這一建議最終演變為「9·11」行動。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清楚地知道,要成功地進行這樣的襲擊,需要人員、資金和後勤方面的支持,而這一切支持只有像「基地」這樣龐大且資金充足的組織才能提供。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認為這樣的襲擊可能會引起本·拉丹的興趣,因為他長期以來對美國嗤之以鼻。
在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看來,本·拉丹正在鞏固他在阿富汗的新地位。因此,其並不打算在近期內採取反美行動。在會談中,本·拉丹傾聽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計劃,並未作任何評論。本·拉丹要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正式加入「基地」組織,並把家遷至阿富汗。
對此,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予以拒絕。他寧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並保留與其他仍然在阿富汗開展活動的穆斯林游擊隊小組包括其顧問薩伊夫領導的小組進行合作的機會。薩伊夫與北方聯盟的領導人阿哈邁德·莎·馬蘇德關係密切,因此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而言,與薩伊夫合作可能會有麻煩,因為本·拉丹正與北方聯盟的對手——塔利班建立聯繫。
與本·拉丹會談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繼續遊歷,他到達了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他遇到伊斯蘭祈禱團的漢巴利——一個正意圖將「聖戰」擴張到東南亞的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印度尼西亞老兵。在伊朗,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與家人團聚並安排他們遷至卡拉奇。他稱1997年1月前完成了搬遷。
將家人安置在卡拉奇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試圖與位於車臣的人民「聖戰組織」的領導人伊本·艾爾·卡哈塔伯接觸。因無法穿越阿塞拜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返回卡拉奇,然後回到阿富汗與本·拉丹及其同夥重新進行聯繫。這時候,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雖然不是「基地」組織的成員,卻於1997年和1998年上半年頻繁往來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間,拜會本·拉丹,並通過在計算機和傳媒方面協助本·拉丹的副職官員即阿提夫、塞耶夫·艾爾·阿德爾而培養與他們的關係。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稱,1998年內羅畢及達累斯薩拉姆美國使館爆炸案是「9·11」恐怖襲擊進展過程中的轉折點。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聲稱,這些爆炸使他確信本·拉丹是要真正地對美國進行襲擊的人。他繼續為「基地」組織效力,為該組織收集新聞並幫助其成員使用、改進他們那些落伍的計算機設備。在阿提夫的勸說下,本·拉丹在1998年底或1999年初的某個時間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9·11」行動計劃開了綠燈。
之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接受了本·拉丹的一再邀請,遷至坎大哈並直接效命於「基地」組織。除監督「9·11」襲擊的規劃及準備工作外,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與「基地」組織的傳媒委員會一道工作,並最終領導了這個委員會。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稱,他拒絕正式宣誓效忠於本·拉丹,因此保留了他極為珍視的自主權。
1998年底至1999年初,「9·11」襲擊的規劃工作正式開始。儘管這一項任務使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付出了大量精力,但他仍繼續思考恐怖襲擊的其他方案。例如,他派「基地」組織的成員伊薩·艾爾·波瑞塔利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以向漢巴利學習東南亞的「聖戰」運動。2001年初,在本·拉丹的指令下,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把波瑞塔利派遣到美國觀測紐約市內的經濟目標及猶太人目標。另外,2001年夏,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向本·拉丹提議招募沙特阿拉伯的空軍飛行員劫取沙特阿拉伯噴氣式戰鬥機,並攻擊以色列的城市埃拉特。據說本·拉丹欣賞這一提議,但他讓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首先集中精力於「9·11」方案。幾乎同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也曾向阿提夫提議襲擊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爾代夫,但這些提議均未付諸實施。但漢巴利的伊斯蘭祈禱團成員已對上述可能被攻擊的目標進行了觀測。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似乎在「基地」組織的士兵中很受歡迎。據說他被認為是一位有效率的領導者,尤其在「9·11」襲擊後。同事們認為他是一位聰明、做事高效、脾性平和的管理者,他總是一心致力於完成工作目標並希望同事也如此。「基地」組織的高級成員阿布·祖巴耶達赫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天生的創造力表示欣賞,並強調他能吸納他人提出的改進意見。人們也給納希里同樣的評價,認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提出了許多概括性的襲擊方案,但他很少自己構想出具體的行動。也許這種評價帶有一些嫉妒的意味,但無論如何,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是一個精幹的協調人,他曾多年鍛煉自己的技能並發展與他人的關係。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恐怖組織的開創者(3)
漢巴利
「基地」組織能夠在東南亞成功地培植恐怖主義的主要原因在於其與伊斯蘭祈禱團的密切關係。漢巴利是這種關係的關鍵協調人。漢巴利出生於印度尼西亞,並在那裡上學。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到馬來西亞找工作。據他的供述,在那兒,他成為眾多牧師宣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教義的追隨者,其中一個牧師即阿布杜拉·桑卡。桑卡鼓動漢巴利接受在東南亞建立極端伊斯蘭政權的思想。1986年,桑卡把漢巴利送往阿富汗以加深他對「聖戰」的瞭解。在賴蘇爾·薩伊夫的薩達營地(後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這裡受訓)接受訓練後,漢巴利曾與前蘇聯作戰。在阿富汗度過18個月後,他最終返回馬來西亞。1998年之前,漢巴利負責桑卡新成立的組織即伊斯蘭祈禱團在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帶的活動。
同樣在1998年之前,桑卡及伊斯蘭祈禱團的精神領袖阿布·貝克接受了本·拉丹有關伊斯蘭祈禱團與「基地」組織結盟以發動對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戰爭的提議。漢巴利在卡拉奇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會面,安排伊斯蘭祈禱團成員到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營地接受訓練。除了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外,漢巴利也很快與阿提夫開始打交道。「基地」組織開始資助伊斯蘭祈禱團日益野心勃勃的恐怖襲擊計劃,而這也正是阿提夫及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竭力爭取的。在伊斯蘭祈禱團與「基地」組織的合作中,伊斯蘭祈禱團負責必要的偵察活動,並存放製造炸彈的材料和其他物資。「基地」組織負擔活動費用,提供炸彈製造專家並派遣自殺性攻擊人員。
在「基地」組織與伊斯蘭祈禱團的合作中,產生了許多方案,這些方案把「基地」組織的經濟及技術力量與伊斯蘭祈禱團獲取物資及當地行動人員的能力結合起來。在此,漢巴利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協調人的角色,他將「基地」組織的資金分配給共同參與的活動。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當「基地」組織需要一名科學家負責生物武器項目時,阿提夫向漢巴利求助,漢巴利將一位在美國接受過教育的伊斯蘭祈禱團成員即亞齊德·蘇法特介紹給在坎大哈的阿伊曼·艾爾·扎瓦西裡。2001年,蘇法特用幾個月的時間試圖在一個實驗室中為「基地」組織培育炭疽菌。這個實驗室位於坎大哈機場附近,是蘇法特幫助建立的。
最初,漢巴利並未將伊斯蘭祈禱團的活動定位於對美國的襲擊,但他與「基地」組織的聯繫逐漸促使他從事對美國目標的襲擊。在被逮捕後的訊問中,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確認了這一轉變,聲稱其曾鼓動伊斯蘭祈禱團將行動集中於破壞美國經濟的襲擊中。漢巴利的襲擊美國的新想法表現在一系列恐怖方案中。幸運的是,這些方案均無果而終。
除與「基地」組織合作進行真正的恐怖襲擊外,漢巴利和伊斯蘭祈禱團還為經過吉隆坡的「基地」組織成員提供幫助。其中,在1999年12月至2000年1月間所提供的幫助是很重要的。當時,漢巴利應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請求,幫助幾名剛在卡拉奇結束訓練的老手。這些人包括:托菲克·賓·阿塔西(又名哈萊德),該人參與了美國軍艦「科爾」號爆炸案;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這兩人是「9·11」事件中的劫機人員。漢巴利為這些人安排住宿,並為他們其後的旅行購買飛機票。2000年晚些時候,漢巴利和他的下屬為薩卡利亞斯·穆薩維提供食宿及其他幫助(包括提供飛行學校的信息,並幫助其獲得硝酸銨)。穆薩維是一名被阿提夫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派到馬來西亞去的「基地」組織成員。
漢巴利使用本·拉丹在阿富汗的設施來訓練伊斯蘭祈禱團招募的人員。儘管他與阿提夫及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關係密切,但他仍保持了伊斯蘭祈禱團機構的獨立性。漢巴利堅持認為他未曾與本·拉丹討論過恐怖行動或發誓效忠於本·拉丹。據他供述,他曾發誓效忠於巴西爾,即伊斯蘭祈禱團的領袖薩卡爾的接任者。因此,像許多捍衛自己勢力範圍的強權官僚一樣,當「基地」組織領導層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況下試圖給伊斯蘭祈禱團成員指派恐怖行動時,漢巴利斷然拒絕。
阿布德·阿爾·拉希姆·阿爾·納希里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漢巴利之所以加入「基地」組織,是因為他們實施恐怖活動的抱負需要資金及人力予以支撐,而只有像「基地」這樣有實力的組織才能夠提供這樣的資金和人力。而阿布德·阿爾·拉希姆·阿爾·納希里——「科爾」號爆炸案的策劃人、「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最高領導人,似乎早就被本·拉丹親自招募到「基地」組織中來了。
納希里參加過在阿富汗的聖戰。1996年,他在塔吉克斯坦與一個從事「聖戰」的小組在一起,該小組由大約30名伊斯蘭游擊隊戰士組成。因戰事失利,該小組前往賈拉拉巴德,在這裡遇到了剛從蘇丹返回的本·拉丹。本·拉丹與他們進行了詳談,鼓動他們加入「基地」組織的反美「聖戰」。儘管本·拉丹煽動所有人宣誓效忠於他,但包括納希里在內的許多人對效忠的觀念感到厭惡,因此拒絕宣誓。在本·拉丹連續幾天對他們進行連珠炮似的新聞簡報和電視紀錄片灌輸之後,納希里離開阿富汗,首次返回他的祖國沙特阿拉伯並回到了在也門的家。他說,當他注意到許多美國及其他外國船隻在也門西南海岸游弋時,他的第一個恐怖行動方案形成了。
大約在1997年,納希里回到阿富汗,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對在那裡戰鬥的部署進行檢查並瞭解塔利班的情況。他又一次遇到本·拉丹。本·拉丹仍在為即將到來的「與美國的戰鬥」招兵買馬。納希里參加了一場更具傳統意義的軍事「聖戰」。他加入塔利班武裝,與馬蘇德領導的北方聯盟作戰,並在前線與坎大哈之間穿梭不停。在坎大哈,他見到了本·拉丹並與其他伊斯蘭游擊隊戰士會面。在這一期間,納希里謀劃在1998年初從也門走私4架俄羅斯製造的反坦克導彈進入沙特阿拉伯,他也幫助一名參與使館爆炸案的人員獲得了也門護照。
納希里在某個時間加入了「基地」組織。他的堂兄吉哈德·穆罕默德·阿里·艾爾·邁奇(又名阿茲姆)是內羅畢恐怖襲擊的自殺性爆炸者。納希里穿梭於也門和阿富汗之間。在1998年底,納希里提議發動對美國船隻的襲擊。本·拉丹在批准該提議後,指示納希里策劃襲擊並派「基地」成員到也門,以後又提供了資金。
納希里直接向本·拉丹報告自己的行蹤。據納希里講,只有本·拉丹知道恐怖行動的全部細節。當納希里發現難以在也門西海岸找到作為襲擊目標的美國海軍船隻時,據說本·拉丹就讓他秘密觀測位於南部海岸的亞丁港。這件事的最終結果就是2000年1月襲擊美國軍艦「沙利文」號未遂,但2000年10月卻成功襲擊了美國軍艦「科爾」號。
納希里的成功很快提升了他在「基地」組織中的地位。後來,他被認為是「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範圍內及其周圍的一號人物。在接下來的恐怖襲擊方案擬定過程中,納希里繼續與本·拉丹磋商,但在攻擊人員的選擇及方案的設計上,他享有自主權。在「科爾」號爆炸案發生後至納希里被捕前的兩年,納希里負責對「基地」組織的幾次襲擊行動進行監督。2002年10月6日,法國油輪「林堡」號在亞丁港的爆炸即是納希里的「作品」。儘管本·拉丹敦促納希里繼續對美國在波斯灣的利益進行打擊,但出於安全考慮,納希里推遲了其中一個行動。2002年10月,納希里在阿聯酋被俘獲,這說明上述顧慮並非空穴來風。同時,納希里的恐怖分子生涯也因其被捕而終止。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撞機行動」(1)
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述,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事件後,約塞夫回到巴基斯坦,這時,他開始考慮對美國目標進行襲擊。像約塞夫一樣,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推斷,以美國經濟作為目標進行襲擊,可以有效地影響美國的政策。據說,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與約塞夫聚在一起探討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何在。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認為,紐約是美國的經濟首都。因此,該市也就成為主要的攻擊目標。基於同樣的原因,加利福尼亞也成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恐怖襲擊的目標。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稱,早期對世貿中心的爆炸使他認識到炸彈及炸藥可能會構成難題。因此,他需要以一種新的方式實施攻擊。在制定馬尼拉空中方案時,他和約塞夫就已開始考慮以飛機作為武器,並詳細討論了於1995年撞擊世貿中心及中央情報局總部。
當然,在策劃新型恐怖活動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並非孤軍奮戰。據報道,當阿提夫和本·拉丹還在蘇丹時,阿提夫進行的研究已表明傳統的恐怖分子劫機行動已不再符合「基地」組織的需要,因為這樣的劫機行動是用來要求釋放囚犯的,而不是為了造成大規模的傷亡。據說,這項研究已考慮了劫機並在飛行中炸毀它的可行性,而這與馬尼拉空中方案是一致的。如果真的存在這項研究,那麼,它將使我們瞭解「基地」組織領導人的思維:(1)他們拒絕以釋放被監禁的同夥為目的而劫機,原因在於:「基地」組織沒有可以降落飛機然後進行談判的友好國家;(2)他們認為在高空炸毀商用飛機——正如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被炸毀一樣——是一種製造大規模傷亡的有效手段;(3)他們還沒有考慮利用被劫持的飛機對其他目標進行攻擊。
在訊問中,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堅持認為他一直在構想劫機及墜毀大型商務飛機。確實,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描述了一個宏大的原始方案:劫持10架飛機,其中9架將撞向太平洋兩岸的美國目標,這包括最終的「9·11」事件中的世界貿易中心,以及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總部、核電站、加利福尼亞最高的建築及華盛頓州。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自己將駕駛第10架飛機降落在美國機場,在殺死機上所有男性成年乘客並向媒體發出警告後,發表演講譴責美國對以色列、菲律賓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專制政府的支持。除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對襲擊美國經濟目標的構想外,上述想法讓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到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野心。這是一個舞台,一個超級恐怖分子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自我導演的毀滅性的舞台。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承認,「基地」組織領導人對這一提議反應冷淡,他們對行動的規模及複雜程度提出了質疑。本·拉丹傾聽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提議,但他認為這一提議缺乏現實可能性。正如前面提及的,本·拉丹從可能的襲擊方案中收集了許多意見,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提議的以商用飛機襲擊美國目標的提議僅僅是眾多意見中的一個。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把自己視為一個尋找風險資本及人力的企業家。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他僅希望「基地」組織給自己提供資金和襲擊所需要的人員。這種說法讓人產生疑問。資金是一方面的問題,而提供經過訓練且樂於獻身的行動人員則更難。因此,儘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認他早已考慮與任何類似的恐怖組織進行合作,但他並未指出其他組織除了提供物資外還能提供什麼。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承認其於1998年底或1999年正式加入「基地」組織。他還指出,在加入「基地」組織後不久,本·拉丹就決定支持他以商業飛機作為武器襲擊美國的提議。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推究了本·拉丹如何逐漸接受他攻擊美國的方案,但事實上,本·拉丹在很早以前已是美國的敵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認為阿提夫或許勸說過本·拉丹批准具體方案。在整個行動中,阿提夫的作用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這種作用已衰減。部分原因即使對於阿提夫本人而言也無從得知。2001年10月,他在美國對阿富汗的空襲中陣亡。
1999年3月或4月,本·拉丹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召到坎大哈,告訴他「基地」組織將支持他的方案。在「基地」組織內部,這個方案被稱為「撞機行動」。
方案的演變
據說,1999年春季,在毗鄰坎大哈的艾爾馬塔爾住宅區,本·拉丹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及阿提夫在一系列會議中討論過撞機行動。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最初方案中利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向媒體發言的部分被刪除,但本·拉丹認為該方案的基本構想是可行的。本·拉丹、阿提夫及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確定了最初的襲擊目標名單,其中包括白宮、國會大廈、五角大樓和世貿中心。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稱,本·拉丹希望毀掉白宮、五角大樓,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則想襲擊世貿中心,但他們都希望攻擊國會大廈。在目標初選過程中,沒有其他人參與。
本·拉丹很快挑選了4個人作為自殺性襲擊人員,他們是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哈萊德及阿布·巴拉·艾爾·也門尼。在艾爾·瑪塔爾會議上,本·拉丹告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米赫德哈及哈茲米迫切希望加入反美行動,他們已經獲得了赴美的簽證。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說,他們在朋友阿茲姆(納希里的堂兄)因爆炸行動自殺身亡後便主動想加入反美行動。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之前未見過他們二人,他從本·拉丹那裡獲得的惟一關於這二人的指示是他們要最終到美國接受飛行訓練。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均是沙特阿拉伯人,出生在麥加。像這個小組其他被選中的人一樣,他們是老練的伊斯蘭游擊隊戰士。他們在同一個小組參加過波斯尼亞的戰鬥,並於1999年初到達巴爾幹地區。在哈茲米和米赫德哈1999年初被指派參與撞機行動以前,他們已經幾次來到阿富汗。
像大多數家庭成員一樣,哈萊德也是一個富有經驗的伊斯蘭教游擊隊員。他的父親因極端主義觀點被也門政府驅逐出境。哈萊德在沙特阿拉伯長大,在那兒,他的父親認識了本·拉丹、阿布杜拉·阿扎姆和奧馬爾·阿布戴爾·拉赫曼(即盲人謝克)。1994年,哈萊德15歲時來到阿富汗。3年後,在同北方聯盟的一次戰鬥中失去了右小腿,他的哥哥在戰鬥中陣亡。在這之後,他發誓效忠於本·拉丹——孩提時代他即在吉達見過本·拉丹——並自告奮勇地成為一名自殺性襲擊人員。
哈萊德申請赴美簽證時遭到了拒絕。早在1999年初,本·拉丹就派哈萊德到也門幫助納希里購買爆炸船隻用的炸藥,並申請赴美簽證以便其參與在美國的一個恐怖行動。哈萊德更名換姓並謊稱他要去專科診所以便給自己的腿安裝新假肢。「基地」組織的另一成員告訴哈萊德一個正在美國居住的人的姓名,以便在申請簽證時可以聯繫。哈萊德找到這個人,並讓他幫助自己設法獲得一個美國診所的治療預約。在等待醫院的治療預約時,哈萊德被也門當局逮捕。身份的錯誤導致了這次逮捕:哈萊德當時正駕駛船隻爆炸事件中一個同夥的汽車,而該人正為也門當局通緝。
在哈萊德的父親及本·拉丹介入後,哈萊德於1999年夏被釋放。後來,哈萊德才瞭解到,因「基地」組織領導人惟恐其在訊問期間供出納希里的行動,不得已與也門的一位官員聯繫,要求釋放哈萊德,並聲稱如果也門政府不與本·拉丹作對,本·拉丹便不會與也門政府作對。這種說法被他人證實。哈萊德認為其不再可能獲得赴美簽證,而且他也擔心美國政府瞭解到他與「基地」組織的聯繫,因而返回阿富汗。
從一開始,旅行問題在「基地」組織的行動策劃中便發揮了重要作用。1999年春夏,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意識到哈萊德及阿布·巴拉——兩個也門人——不會像沙特阿拉伯籍的米赫德哈及哈茲米那樣容易地獲得美國的簽證。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仍希望哈萊德、阿布·巴拉和另一個也門籍行動人員(從本·拉丹的安全護衛隊中挑選出)參加「撞機行動」。持有沙特阿拉伯護照的人比持有也門護照的人在旅行時便利得多,特別是在前往美國時,也門人幾乎不可能得到美國簽證。為解決這一問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決定把「撞機行動」分為兩部分。
「撞機行動」的第一部分是將劫持的飛機按照原計劃撞向美國目標,在此,米赫德哈和哈茲米將發揮關鍵作用。「撞機行動」的第二部分則包含了使用自殺性襲擊人員將被劫持的飛機炸毀的想法,這實際上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馬尼拉空中計劃的改版。行動人員將劫持太平洋航線上飛越東亞的美國商用飛機,並在空中對飛機實施破壞(可能通過使用鞋底炸彈來完成),而不是讓其撞擊目標(另一種備選的方案明顯涉及讓劫持的飛機撞擊在日本、新加坡或韓國的美國目標)。對「撞機行動」的第二部分,哈萊德予以證實。他說他們想劫持幾架可能從泰國、韓國、中國香港或馬來西亞起飛的飛機,並由也門籍行動人員實施恐怖計劃。這些也門人無須經過飛行訓練,因為他們只要使飛機墜毀即可。為了擴大襲擊的心理影響,所有在美國或東亞劫持的飛機將大約在同時被墜毀或引爆。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撞機行動」(2)
訓練並前往吉隆坡
1999年秋,本·拉丹挑選的4名行動人員被選中去參加「基地」組織在阿富汗麥司·阿伊奈克營地的精英訓練課程。本·拉丹親自挑選接受過這種訓練的退伍老兵,其中有幾個將受命參加重要行動。伊布拉黑姆·艾爾·薩瓦爾(又名尼布拉斯)就是其中一個,他將參加2000年10月12日對美國軍艦「科爾」號的自殺性襲擊。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述,這種訓練並不是僅僅為了給「撞機行動」或「基地」組織的其他專門行動做準備。儘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聲稱他與該種訓練毫無瓜葛,也沒有在麥司·阿伊奈克遇見過「9·11」劫機人員,但他說在同本·拉丹及其他人由坎大哈向喀布爾行進的途中的確參觀過這個營地。
麥司·阿伊奈克訓練營位於喀布爾附近一個廢棄的銅礦。該營地開設於1998年8月美國用巡航導彈破壞了科斯特附近的訓練營後,塔利班同意「基地」組織在坎大哈設立法拉奇營地之前。因此,在1999年的短時間內,麥司·阿伊奈克訓練營是「基地」組織在阿富汗設立的惟一一個訓練營。訓練營提供全方位的訓練,包括由「基地」組織高級成員塞耶夫·艾爾·阿德爾教授的先進的突擊隊員課程。本·拉丹對1999年的訓練尤為關注。當本次訓練的教練薩拉·艾爾·丁抱怨人數太多,一次訓練的人數只能在20個以內時,本·拉丹堅持他挑選的每個人都要接受這種訓練。
麥司·阿伊奈克營地的訓練極為嚴格,並且不惜成本。訓練課程主要有體能訓練、武器、近距離作戰、摩托車射擊、夜間行動。儘管所教課程與其他營地近似,麥司·阿伊奈克的課程對參加人員的體能、智力提出了額外的要求。因此,這些人員也獲得了最好的食物及其他裝備,以增強體質,提高戰鬥力。
完成在麥司·阿伊奈克的訓練後,哈茲米、哈萊德和阿布·巴拉前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那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教他們西方文化及旅行知識。1999年中期,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大部分活動就圍繞著為「撞機行動」的參與者收集訓練及信息資料。例如,他收集了西方的航空雜誌、美國城市(如聖地亞哥、長灘、加利福尼亞)的電話簿、學校手冊、航班時刻表,並在因特網上搜索美國的飛行學校。他還買了飛行模擬軟件以及幾部講述劫機的電影。為了讓他的學生有地方住宿,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卡拉奇租了一個隱秘的房子,租金由本·拉丹提供。
1999年12月,哈萊德和阿布·巴拉抵達卡拉奇。幾天後,哈茲米同他們會合。在哈茲米前往卡拉奇的途中,他曾在基達一座隱蔽的房子住了一夜。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講,一個名叫穆罕默德·阿塔的埃及人同時在那裡過夜,他要去阿富汗參加「聖戰」訓練。
米赫德哈未與其他人一道參加在卡拉奇的訓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說,在1999年,他沒有看到米赫德哈。但他推斷本·拉丹和阿提夫已經向米赫德哈簡略介紹了撞機行動並對他未參加卡拉奇的訓練表示原諒。
卡拉奇的訓練持續了一至兩周。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講,他教3個行動人員基礎英語單詞和詞組,向他們演示如何讀電話簿、讀懂航班時刻表、使用因特網、在交流中使用暗語、在旅行中預訂住處和租賃房屋。哈萊德補充說,訓練還包括利用飛行模擬軟件遊戲,觀看有關劫機的電影,閱讀航班時刻表以確認同一時間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哪一航班正在飛行。他們使用飛行軟件以熟悉飛機的型號、功能,並特別強調在機艙安全方面的漏洞。在卡拉奇的時候,他們還探討了如何秘密觀察東南亞的航班。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告訴他們注意飛機起飛、著陸時的艙門,機長在飛行中是否去過衛生間,乘務員是否把食物送到駕駛艙。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哈萊德和哈茲米還去旅行社瞭解東南亞國家的簽證要求。
4個接受過訓練的人前往吉隆坡。其中,哈萊德、阿布·巴拉和哈茲米由卡拉奇出發,米赫德哈由也門出發。正如第六章所討論的,美國情報機構將分析與米赫德哈和哈茲米有關的通訊。情報機構在該次旅行中認出了米赫德哈,他們也試圖找出哈茲米,但未能成功。
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講,他們4人明白自己自願參與自殺性行動,地點要麼在美國,要麼在亞洲。他們作用不同,任務也不同。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在抵達最終目的地(美國)之前首先被派到吉隆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稱,他們將利用也門證件飛往馬來西亞,然後利用沙特阿拉伯護照飛往美國。這樣,就可以隱瞞以前來往於巴基斯坦的經歷。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已經篡改了哈茲米的沙特阿拉伯護照,這樣,護照顯示哈茲米是由沙特阿拉伯經迪拜到吉隆坡的。哈萊德和阿布·巴拉去吉隆坡研究機場的安全狀況,並對航班進行秘密觀察。哈萊德稱,他和阿布·巴拉於1999年12月中旬前往馬來西亞。10天後,返回阿富汗處理護照事宜的哈茲米與他們會合。
為在一個叫英中耐的吉隆坡專科醫院獲得新的假肢,哈萊德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行程,本·拉丹建議他利用這個機會秘密觀測航班。據哈萊德供述,馬來西亞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因為該國政府不要求沙特阿拉伯或其他海灣國家的國民擁有簽證。伊斯蘭「聖戰分子」認為,馬來西亞的安全防務是很鬆懈的。另外,在戰鬥中受傷的其他伊斯蘭游擊隊員在英中耐得到了治療,並且能夠成功地隱瞞受傷的原因。哈萊德說他從他的父親、本·拉丹及另外一位「基地」組織成員那裡獲得了購買假肢所需的款項。
哈萊德稱,因為他知道「基地」組織在東南亞的活動,當他和阿布·巴拉抵達吉隆坡時,他們就和漢巴利取得了聯繫,並告知他們在什麼地方停留。漢巴利在一個同夥的幫助下把他們接到了家中。這個同夥的阿拉伯語講得比較流利。然後漢巴利把他們二人送到專科醫院。
12月31日,哈萊德從吉隆坡飛往曼谷,第二天他搭乘一架美國飛機飛往香港。他乘坐的是頭等艙,這時他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這架飛機上的座位安排方式使他不能看到駕駛艙的情況。他說他盡了最大努力來觀測飛機,並在梳洗用具中攜帶了切割工具。第二天,哈萊德返回曼谷。在機場,安檢人員對他攜帶的包進行了檢查,甚至打開了梳洗用品盒,但安檢員僅掃視了一眼便讓哈萊德通過了。在這次飛機上,哈萊德等到大部分乘客鼾睡之時,便站了起來並把梳洗用具盒從包裡取出來,沒有任何乘務員注意他的舉動。
完成這次觀察任務後,哈萊德重返吉隆坡。之後,哈茲米也很快到達吉隆坡,並且可能與哈萊德和阿布·巴拉一起在英中耐呆過幾天。大概在哈茲米抵達一天後,米赫德哈於1月5日到達。4個行動人員呆在亞齊德·蘇法特公寓,這套公寓是馬來西亞伊斯蘭祈禱團成員應漢巴利的要求騰出來的。據哈萊德講,他和哈茲米談論過劫持飛機並把它墜毀或者將乘客作為人質的可能性,但這只是純粹的設想而已。哈萊德承認,當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捲入在美國的撞機行動時,他完全知情。但他否認自己知道方案的細節。
在吉隆坡時,哈萊德想到新加坡會見尼布拉斯和法哈德·艾爾·庫索——納希里策劃的船隻爆炸事件中的兩名行動人員。在幾天前,襲擊美國軍艦「沙利文」號的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尼布拉斯和庫索從也門給哈萊德帶來了一些錢,但因沒有前往新加坡的護照而只好滯留在曼谷。同樣因為無法進入新加坡,哈萊德把見面地點改在曼谷。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也決定去曼谷,據說,他們這麼做是因為在護照上加蓋像泰國這種旅遊勝地的印戳可以使他們看起來更像旅遊者。在漢巴利的幫助下,他們3人得到了飛往曼谷的機票,並一起離開了吉隆坡。阿布·巴拉沒有返回巴基斯坦的護照,他只好前往也門。
在曼谷,哈萊德把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帶到一家旅館,然後,他到另一家旅館開會討論海上襲擊的方案。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很快也趕到這家旅館,但哈萊德堅持認為兩套行動方案的人員不能互相見面。與船隻爆炸方案的行動人員開完會後,哈萊德回到卡拉奇,然後又到坎大哈向本·拉丹匯報他的觀測任務。
2000年春,本·拉丹取消了「撞機行動」的東亞部分。他顯然認為,在東亞的行動很難與在美國的行動相協調。哈茲米和米赫德哈離開曼谷比哈萊德早了幾天,並於2000年1月15日抵達洛杉磯。
與此同時,受命執行「撞機行動」的另一組「基地」組織人員剛剛到達阿富汗。因為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正從亞洲趕往美國,「基地」組織的領導層又招募了4名接受過西方教育並剛抵達坎大哈的青年。「基地」組織對他們進行了訓練。這4名青年來自不同的國家:埃及、阿聯酋、黎巴嫩、也門。在德國漢堡,他們已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學生組織。為了在車臣發動「聖戰」,他們4人來到了阿富汗。但是「基地」組織很快認識到他們的潛力,並把他們吸收到反美「聖戰」中來。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漢堡小組(1)
儘管本·拉丹、阿提夫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最初想使用「基地」組織原有成員來實施「撞機行動」,但1999年底4個積極的「聖戰分子」從德國的到來突然為該行動提供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選擇方案。漢堡小組的成員與其他行動候選人一樣具有反美熱情,但是較之於其他人的優勢在於:在德國生活多年,英語流利,熟悉西方的生活。毫無疑問,穆罕默德·阿塔、拉姆茲·賓勒斯伯、馬萬·艾爾·謝西和吉亞德·亞拉赫都將成為「9·11」陰謀的主角。
穆罕默德·阿塔
穆罕默德·阿塔於1968年9月1日出生於埃及的一個中產家庭。父親是律師。1990年,阿塔從開羅大學畢業,獲建築工程學學位。畢業後,他在開羅當過幾年的城市設計師。1991年秋,他請求一個他在開羅遇到的德國家庭幫助他在德國繼續深造。這家人建議他到漢堡並邀請他到家中居住,最起碼可以在開始學業時住在那裡。在修完德語一門課程後,阿塔於1992年7月首次到德國旅行。他暫時住在斯圖加特,1992年秋他搬到漢堡,與寄宿家庭一起住。在進入漢堡大學後,他隨即轉到漢堡技術大學城市工程與規劃專業。直至1999年秋天,他一直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他學習相當認真(起碼與他的其他「聖戰分子」朋友相比是這樣),並在到阿富汗前夕已經獲得了學位。在學校,阿塔給人的印象是勤奮、平易近人,德語學得很好。
當阿塔到德國時,他看起來信仰宗教,但沒有到達狂熱的地步。這種情況後來逐漸改變,尤其是當他的領導地位越來越明晰時,這種改變更加明顯。據賓勒斯伯講,早在1995年,阿塔就意圖在漢堡組織一個穆斯林學生聯誼會。1997年秋,他加入在漢堡的故都斯清真寺的工作小組。小組的目的是消除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隔閡。然而,因為阿塔粗暴、獨斷專行的性格,他做得很差。然而,在那些與阿塔有同樣信仰的人中間,阿塔儼然是一個決策者。在這段時間,阿塔的朋友認為他儘管不能容忍不同觀點,但還是很有魅力、聰明,並且很有說服力。
在與其他學生的交往中,阿塔強烈地表達了反猶太人和反美的觀點。從對全球猶太人運動(這是阿塔自己造的詞彙,他認為這個運動以紐約為中心,而紐約被認為控制著金融界和媒體)的譴責到阿拉伯世界各國政府的斥責,範圍極廣。阿塔認為,薩達姆是美國的傀儡,他的存在只不過是給華盛頓一個干涉中東地區的理由。在阿塔的圈子裡,他提倡暴力「聖戰」運動。據說,他曾問一個與小組來往密切的人,他是否「願意為信仰而戰」,在那個人拒絕時,他以該人沒有堅強的「聖戰」意志為由把他打發走了。1998年阿塔回埃及時,遇到了一個大學的朋友。據該人講,阿塔在那時變化很大,他蓄起了鬍子,並明顯地吸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思想。
拉姆茲·賓勒斯伯
拉姆茲·賓勒斯伯於1972年5月1日出生於也門的格哈伊巴瓦茲赫。他的家庭及早年經歷看上去毫無特別之處。一個在也門認識賓勒斯伯的朋友講:「他信仰宗教,但並不很強烈。」1987~1995年,賓勒斯伯在也門的世界銀行工作。1995年,他申請赴美簽證,那是他第一次想離開也門。但簽證申請被拒。之後,他到德國,稱自己是蘇丹人,並以拉姆茲·沃馬爾的姓名尋求庇護。在等待避難申請的結果時,賓勒斯伯住在漢堡並與幾個來自清真寺的人有聯繫。1997年,避難申請被拒絕後,賓勒斯伯回到也門,但又很快以真名重返德國。這次他以學生身份在漢堡註冊。賓勒斯伯的學業問題不斷,考試不及格,並且逃課。1998年9月,他被學校開除。
據賓勒斯伯說,1995年,他和阿塔首次在漢堡的清真寺相遇。兩人成為密友並認同彼此的極端主義觀點。像阿塔一樣,賓勒斯伯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在叫囂他所構想的「猶太人世界陰謀」。他公開宣稱每一個穆斯林的最高職責是進行「聖戰」,最高榮譽就是為「聖戰」獻身。儘管經常發表這種虛誇的言論,賓勒斯伯看起來卻比阿塔和藹,大家認為他友善、外向、有禮貌,並富有冒險精神。
1998年,賓勒斯伯和阿塔開始在漢堡的漢堡區公寓共同居住。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來自阿聯酋的名叫馬萬·艾爾·謝西的學生。
馬萬·艾爾·謝西
馬萬·艾爾·謝西1978年5月9日出生於阿聯酋的拉斯·阿爾·卡麥。他的父親是當地清真寺掌管祈禱的人,在1997年去世。1995年高中畢業後,謝西加入阿聯酋的軍隊,並接受了為期半年的基礎訓練。之後,他獲得軍事獎學金項目,這個項目資助他在德國繼續學習。
1996年4月,謝西首次進入德國,與其他3個同樣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在波恩共住一套公寓。兩個月後,謝西搬到一個德國家庭住了幾個月,然後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公寓。在這段時間,他開始極度信仰宗教,每天祈禱5次。朋友們記得,他很愛交際,是一個「可愛的傢伙」。謝西穿著西式服裝並經常租汽車到柏林、法國、荷蘭旅行。
謝西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在修完德語一門課程後,他進入波恩大學學習技術、數學,並進行科學研究。1997年6月,他聲稱需要處理國內的一些不確定的問題,要求休學。學校拒絕了他的要求,但謝西還是離開了。因此,他不得不重修第一學期的課程。在這段時間,除了學業上的問題,謝西在信仰實踐方面似乎越來越極端化。例如,他刻意避免到用酒精烹調或提供酒類的餐館用餐。1997年底,因希望加入阿塔和賓勒斯伯的組織,他申請結束在漢堡的學業。儘管在1998年初,當謝西搬到漢堡時,他與阿塔和賓勒斯伯似乎就彼此認識,但目前還不清楚,他們3人是以什麼途徑、在什麼時候認識的。4月,阿塔和賓勒斯伯搬到謝西的住處。
搬到漢堡對謝西的學業進步毫無幫助。受阿聯酋大使館獎學金項目負責人的指令,他在1998年8月回到波恩,重修第二學期的課程。然而,謝西最初對此置之不理,直到第二年1月他才重入波恩大學,而且幾乎不能通過課程考試。1999年7月底之前,他回到漢堡並申請在技術大學學習船隻製造。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又與阿塔和賓勒斯伯共同在馬裡恩斯特拉塞54號居住了。
自從與阿塔和賓勒斯伯住在一起後,謝西越來越明顯地向原教旨主義者轉變。一個來漢堡看望謝西的阿聯酋學生注意到謝西的生活不再像以前一樣舒適。當問起他為何生活如此節儉,他說他在過穆罕默德曾經歷的生活。同樣,當別人問為什麼他和阿塔從不笑時,謝西斥責說:「當巴勒斯坦人正在死去,你怎能笑得出來?」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漢堡小組(2)
吉亞德·亞拉赫
1975年5月11日,吉亞德·亞拉赫出生在黎巴嫩馬茲拉的一個富裕家庭,並在私立基督學校接受教育。像阿塔、賓勒斯伯和謝西一樣,亞拉赫渴望到德國接受高等教育。1996年4月,他和一堂兄進入位於德國東北部格萊夫斯瓦德的一個初等學院。在那裡,亞拉赫遇到了阿伊塞爾·申蓋伊,她是一個土耳其移民的女兒,正準備學習牙科。亞拉赫成為申蓋伊的男友。
儘管有點事後之明,在亞拉赫身上幾乎沒有極端伊斯蘭分子的跡象。首次抵達德國時,他根本沒有表現出偏激的信仰。在貝魯特,他以能找到最好的迪廳和海灘而小有名氣。在格萊夫斯瓦德,大家知道他喜歡參加學生聚會、喝啤酒。在格萊夫斯瓦德,他繼續與堂兄一起居住,但他大部分時間住在申蓋伊的房子裡。「9·11」事件後,德國當局採訪了一些證人,大家卻回憶說,早在1996年底,亞拉赫就有了極端主義的跡象。在從黎巴嫩返回後,亞拉赫開始嚴格依據可蘭經的教義生活。他閱讀有關「聖戰」的阿拉伯文小冊子,滔滔不絕地向朋友宣講「聖戰」故事,公開表明對以前生活的不滿,並希望以一種自然的方式離開人世。
1997年9月,亞拉赫突然把計劃攻讀的專業從牙科轉為漢堡技術大學的飛機工程。至今仍不清楚他作出這個決定的動機何在。他對申蓋伊解釋說,自他小時候玩玩具飛機時就已對航空產生了興趣。然而這個理由似乎有些蒼白無力。無論如何,亞拉赫似乎已與漢堡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取得了聯繫,而某個人在亞拉赫轉向伊斯蘭極端主義時扮演了重要角色。
那年秋天搬到漢堡後,亞拉赫開始在週末去看望在格萊夫斯瓦德的申蓋伊。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一年後申蓋伊進入德國波鴻市的一所牙科學校。大約同時,他開始更多地談論宗教,對申蓋伊探望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他也開始批評申蓋伊宗教信仰不夠強烈,穿著太暴露。他蓄起了鬍鬚,並按時祈禱。他拒絕把申蓋伊介紹給他在漢堡的朋友,原因是他的朋友是穆斯林信徒,而申蓋伊拒絕更進一步遵守教規使他難堪。1999年某個時候亞拉赫告訴申蓋伊,他計劃發動「聖戰」,因為沒有比為阿拉伯而死更高的榮譽了。亞拉赫的變化引發了他和申蓋伊之間無數次的爭吵,但他們的關係仍時斷時續。
形成小組
在漢堡時,亞拉赫在許多地方居住過,但很明顯他未與他未來的同夥共同居住。他通過什麼方式、在何時成為阿塔圈子的一員至今仍是一個謎團。1997年底,亞拉赫開始在漢堡的庫德斯清真寺定期祈禱。也就是在這裡,他遇到了賓勒斯伯並與之成為密友。在清真寺的禮拜者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黑伊達·扎姆爾的伊斯蘭信徒比較突出。他為人坦率但愛炫耀。同時,他是穆斯林團體的一個知名人物(20世紀90年代末,德國和美國情報機構也十分關注他)。扎姆爾在阿富汗打過仗,並利用每一次機會讚頌暴力「聖戰」的好處。有證人曾聽到扎姆爾一再勸說賓勒斯伯履行「聖戰」職責。「9·11」事件後,據說扎姆爾承認他對包括賓勒斯伯在內的漢堡小組的所有成員均有影響。1998年,扎姆爾鼓勵他們參加「聖戰」並說服他們前往阿富汗。
由於受到扎姆爾的勸說或其他人鼓動,阿塔、賓勒斯伯、謝西和亞拉赫最終準備把自己的極端主義信仰付諸實踐。1999年底,他們決定放棄在德國的學生生活,轉而參加暴力「聖戰」。他們這一向伊斯蘭極端主義轉變的最後階段並沒有完全避開周圍的人的注意。激進穆斯林小組的4個核心成員經常在馬瑞恩斯特雷斯公寓舉行會議,其中涉及極端的反美討論。會議一周舉行3~4次。據一個會議參加者說,小組有點宗派的意味,成員只在小組內部交往。阿塔的公寓租賃單據證明這套公寓作為小組活動中心的重要性。他在租單上寫上了Ansar或「追隨者之屋」。
除阿塔、賓勒斯伯、謝西、亞拉赫外,小組還包括其他極端主義分子,其中有些人也要參加「基地」組織訓練營。他們在執行「撞機行動」時,將協助劫機人員:
●塞德·巴哈吉是摩洛哥移民的兒子,小組中惟一的德國人。他在摩洛哥接受教育後返回德國,在漢堡技術大學學習電子工程。巴哈吉在德國軍隊中服役5個月後因身體原因而退役。1998年11月至1999年7月間,他在馬瑞恩斯特雷斯54號與阿塔、賓勒斯伯共同居住了8個月。巴哈吉被認為是不堅定的「聖戰」追隨者,沒有明顯特徵,並且對伊斯蘭教瞭解不多。然而巴哈吉表示他樂意進行暴力活動。阿塔和賓勒斯伯利用巴哈吉的計算機在因特網上搜索。這一點為「9·11」事件後德國當局截獲的文件和軟磁盤所證實。
●扎卡瑞亞·埃瑟巴,摩洛哥人,1997年2月到德國,1998年移至漢堡學習醫學。到漢堡後不久,埃瑟巴即在一土耳其清真寺遇到賓勒斯伯和其他人。大約在1999年,埃瑟巴突然成為極端分子。據說,他還曾以武力強迫一個熟識的人強化宗教信仰並蓄起鬍鬚。埃瑟巴還強迫這個人的妻子皈依伊斯蘭教。據說埃瑟巴的父母數次勸說他放棄這種生活方式,但未成功。「9·11」事件前不久,他前往阿富汗向「基地」組織領導人報告襲擊的日期。
●默尼爾·艾爾·穆塔薩德,摩洛哥人,1993年來到德國,兩年後轉至漢堡技術大學學習電子工程。一位證人回憶說,穆塔薩德曾聲稱如果宗教信仰需要,他會殺死他的全家。據穆塔薩德的一個室友回憶,穆塔薩德認為希特勒是個好人,還經常組織人觀看含有本·拉丹講話的電影。1999年底,穆塔薩德將協助掩護漢堡小組到阿富汗的旅行。
●阿布戴爾格漢尼·默佐地,摩洛哥人。他在大學修完物理、化學課程後,於1993年夏來到德國,1995年移至漢堡前曾在多特蒙德、波鴻、明斯特上學。默佐地認為自己在摩洛哥時並沒有強烈的伊斯蘭宗教信仰,但到漢堡後開始變得狂熱。1996年4月,默佐地和穆塔薩德目睹了阿塔實現其願望。
1999年這一時期內,阿塔及其小組變得更為極端,行動也更加詭秘。為了隱瞞他們的談話內容,他們僅僅用阿拉伯語進行交流。漢堡小組4個核心成員1999年底離開德國前往阿富汗時,他們似乎還不知道「撞機行動」的方案,在此之前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與「基地」組織有關。然而,有證人證實他們的言論表明他們很想對美國採取一些行動。簡而言之,他們符合本·拉丹、阿提夫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要求。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漢堡小組(3)
到阿富汗去
收集到的證據表明,1999年阿塔、賓勒斯伯、謝西和亞拉赫決定飛往車臣對俄羅斯作戰。據賓勒斯伯講,在德國時,火車上的一次偶遇使小組改變了行程——要到阿富汗去。一個叫哈利德·艾爾·馬斯瑞的人走近賓勒斯伯和謝西(因為他們是阿拉伯人且蓄著鬍子——賓勒斯伯認為如此)並和他們談起了在車臣的「聖戰」運動。後來他們打電話給馬斯瑞,並說明有興趣去車臣參加「聖戰」,馬斯瑞告訴他們同在德國杜伊斯堡的阿布·穆薩博聯繫。阿布·穆薩博即穆罕默德爾·歐德·斯蘭希,「基地」組織重要成員。在當時,德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已經對他十分關注,但兩國政府都不知道他於1999年底在德國活動。接到賓勒斯伯和謝西的電話後,斯蘭希邀請這些有希望加入「基地」組織的人到杜伊斯堡來見他。
賓勒斯伯、謝西和亞拉赫3人前往杜伊斯堡,然而斯蘭希卻說目前去車臣很困難,許多旅行車在格魯吉亞被扣留。他建議他們到阿富汗去,這樣在前往車臣前他們能夠在阿富汗接受「聖戰」訓練。斯蘭希指導他們獲得巴勒斯坦的簽證,然後又指示他們如何到阿富汗。阿塔沒有參加這次見面,但他與其他3人一起行動。獲得必需的簽證後,他們接到了斯蘭希如何前往卡拉奇和基達的最終指示。斯蘭希告訴他們要在基達的塔利班辦公室中與一名叫烏馬·艾爾·馬斯瑞的人聯繫。
根據斯蘭希的建議,阿塔和亞拉赫於1999年11月的最後一周離開漢堡,前往卡拉奇。大約同一時間,謝西也向阿富汗出發。賓勒斯伯兩周後離開漢堡前往阿富汗。賓勒斯伯記得當時他到基達的塔利班辦公室時,發現並沒有叫烏馬·艾爾·馬斯瑞的人。很明顯,這是一個暗號。塔利班辦公室的幾個阿富汗人立即把他護送到坎大哈。在那裡,賓勒斯伯與阿塔和亞拉赫重聚。阿塔和亞拉赫告訴賓勒斯伯,他們已經發誓效忠於本·拉丹並鼓勵他也這麼做。他們還說謝西也宣誓效忠於本·拉丹並已前往阿聯酋準備行動。很快,賓勒斯伯秘密地見到了本·拉丹。他接受了這位「基地」組織領導人的邀請,答應在他手下工作,並像漢堡小組的其他3人一樣宣誓向本·拉丹效忠。賓勒斯伯說他那時已經認識到他正在從事一項自殺性行動。
接下來,阿塔、亞拉赫和賓勒斯伯與阿提夫見面。阿提夫告訴他們,他們將進行一項高度機密的行動。正如賓勒斯伯供認的,阿提夫指示他們返回德國參加飛行訓練。阿塔作為本·拉丹選定的小組領導者,幾次與本·拉丹會面,接受了更多指示,其中包括最初確定的攻擊目標名單。這些目標是世貿中心、五角大樓和國會大廈。這些「基地」組織的新成員還得知一個名為納瓦夫·艾爾·哈茲米的人將和他們一道參加行動。
回過頭來看,阿塔、謝西、亞拉赫和賓勒斯伯成為「9·11」陰謀(阿塔是本次行動的領導者)的核心成員的速度非常之快。在這之前,他們還沒有見過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很明顯,本·拉丹和阿提夫是這次行動的主謀。在對4個新成員進行全面考驗——在訓練營或恐怖行動中——之前,本·拉丹和阿提夫就很快選定他們作為「9·11」陰謀的行動人員。這說明本·拉丹和阿提夫或許早已清楚地瞭解該陰謀的初選人員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的劣勢。4個從德國新來的人具有方案初選人員所不具備的完美的技術和知識組合。因此,本·拉丹和阿提夫立即把「基地」組織策劃的最野心勃勃的行動交由漢堡小組執行。
本·拉丹和阿提夫也明顯認為阿塔是該次行動中最適合的戰術指揮者。迅速地作出這種重要決定讓人不得不考慮「基地」組織領導人是否在早期的會議上就已對阿塔進行過考量。的確,在阿塔的行蹤記錄中曾有過空白。例如,1998年2月至3月間,沒有證據證明阿塔在德國,那時他可能已經到達阿富汗。然而時至今日,在就「9·11」事件訊問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賓勒斯伯及所有其他「基地」組織成員時,他們都否認阿塔及漢堡小組的其他成員在1999年底之前到過阿富汗。
漢堡小組的4個核心成員在阿富汗時,他們在漢堡的同夥處理了他們遺留事務以便隱瞞他們的行蹤。穆塔薩德做的最好。他告訴謝西的房東,謝西因家庭原因返回了阿聯酋並終止了租房協議,並利用律師從謝西的賬戶裡取錢支付了房租。穆塔薩德還幫助了亞拉赫。在亞拉赫不在時,他去照顧申蓋伊。塞德·巴哈吉料理阿塔和賓勒斯伯的日常事務,使他們在國外期間不因缺課而引起他人的注意。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漢堡小組(4)
準備行動
2000年初,亞拉赫、賓勒斯伯回到漢堡。亞拉赫於2000年1月31日第一個到達。據賓勒斯伯供認,他和阿塔一起離開坎大哈並前往卡拉奇,在那裡他們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見面,後者告訴他們有關安全和在美國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項。回到阿聯酋之前,謝西顯然已經見過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2月底,阿塔回到漢堡,賓勒斯伯也隨後趕到。謝西先後到了阿聯酋(在阿聯酋他獲得了新護照及赴美簽證)、沙特阿拉伯、巴林群島及其他地方。大約3月份的某個時候,謝西也曾返回了德國。
離開阿富汗後,這些劫機人員努力使自己的言行舉止回復常態。一回到漢堡,他們與惹人注目的極端分子拉開了距離。比如扎姆爾,他們知道扎姆爾已經引起了當局的注意。他們還改變了自己的外表及行為。阿塔穿上了西裝,刮掉了鬍子,也不再到極端分子的清真寺進行禱告。亞拉赫也刮掉了鬍子,並且據申蓋伊講,亞拉赫的行為回復到了她第一次遇到他時的樣子。2000年1月,謝西在阿聯酋的時候舉行了一場遲到的婚禮(事實上,他已於1999年結婚)。看到謝西刮掉鬍子並像以前那樣生活,謝西的朋友十分驚訝。
儘管亞拉赫作出了很大努力使自己不再顯得那麼激進,但他的家人還是發現了他轉向了極端主義。家人對他的宗教狂熱主義越來越擔心。亞拉赫回德國不久,他的父親讓他的堂兄——自兒時就十分親密的夥伴——勸說亞拉赫。然而,堂兄的努力未能奏效。因為與家人及申蓋伊保持了密切的關係,亞拉赫顯然區別於其他劫機人員。而這些關係也使他懷疑是否應繼續進行「撞機行動」。這種猶豫一直持續到2001年夏天。這將在第七章中論述。
離開阿富汗後,4人開始搜尋飛行學校,並進行航空訓練。2000年1月初,阿里·阿布杜爾·阿齊茲·阿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侄子,居住於阿聯酋,該人將是「9·11」行動的重要推動者——利用謝西的信用卡訂購了波音747—400飛行模擬軟件、波音767駕駛艙錄像帶及乘務員手冊。阿里把這些物品送到他僱主的地址。亞拉赫很快發現德國的飛行學校不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不得不在美國學習飛行。賓勒斯伯也在歐洲尋找飛行學校。在荷蘭時他遇到了一個飛行學校的校長,這個人建議他到美國學習,那裡的學費不高並且要求的訓練期限較短。
2000年3月,阿塔向美國31個飛行學校發出電子郵件,稱自己和其他幾個人來自不同的阿拉伯國家,目前正在德國上學,並說明大家以前未參加過飛行訓練,但很希望在美國學習飛行。信中阿塔詢問了訓練費用、可能的花費及住宿情況。
申請赴美簽證前,阿塔、謝西和亞拉赫都聲稱舊護照已丟失,因此,他們得到了新護照。或許他們認為舊護照中的巴基斯坦簽證會讓人懷疑他們可能去過阿富汗。謝西、阿塔和亞拉赫分別於2000年1月18日、5月18日、5月25日獲得了赴美簽證。賓勒斯伯的簽證申請被拒絕,接下來的3次申請也未獲批准。因為人們普遍懷疑來自也門的簽證申請人,尤其是在其他國家申請簽證的也門青年(賓勒斯伯第一次申請赴美簽證是在柏林)可能會成為在美國無證找工作的人,賓勒斯伯最終無法獲得簽證。「9·11」事件前,除非申請人已經列在恐怖分子監控名單上,一般情況下頒發籤證不會考慮安全問題。這4個人並不屬於被關注的對象。賓勒斯伯曾打算向美國移民,而這就注定了有機會直接參與「9·11」襲擊事件。儘管賓勒斯伯無法進入美國,但他將在美國以外為同夥提供重要幫助。
旅行所需證明文件再一次影響了「基地」組織的方案。
旅行
到目前為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像「基地」組織這樣龐大的組織,在其方案實施過程中旅行是非常重要的。在「9·11」襲擊發生的過程中,我們提到了大量的國際旅行。正如對基礎通訊和資金運轉的需要一樣,實施恐怖活動也需要旅行。「基地」組織認為電子通訊不安全,因此該組織主要依靠信使傳遞信息。
在協助「基地」組織行動人員旅行方面,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阿布·蘇貝達起了關鍵作用。另外,「基地」組織還擁有一個安全委員會領導下的護照及東道國事務辦公室。該辦公室位於坎大哈機場,由阿提夫負責。安全委員會變造各種證件,包括護照、簽證、身份證。
同時,為了保證虛假證明文件渠道的暢通,一些「基地」組織人員負責護照收集任務。為此目的,「基地」組織要求「聖戰分子」前往阿富汗前線之前把護照交回。如果他們在戰鬥中陣亡,他們的護照將被再次利用。行動任務訓練課程將教行動人員如何偽造證明文件。變造護照的方法——包括替換照片、塗掉、加蓋旅行印戳——也要教給行動人員。據說,演示簽證「清洗」技術的手冊在行動人員中很流行。有報道稱,穆罕默德·阿塔和扎卡瑞亞曾參加護照變造方面的訓練。
這種訓練有雙重目的:一是培養偽造證明文件的組織性能力;二是使行動人員在需要時可以隨機應變。例如,沙特阿拉伯人經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那麼,他回沙特阿拉伯時,有巴基斯坦印戳的護照就需要變造。因此,行動人員要麼把護照上的巴基斯坦印戳刮去,要麼經伊朗前行——這樣不會在護照上直接加蓋簽證印戳。
第五章 「基地」組織瞄準美國本土資金從何而來?
本·拉丹及其助手不需要動大筆資金就可以應付對美國的襲擊所需要的開支。「9·11」事件的策劃者從制定恐怖方案到實施恐怖襲擊行動共花費了大約40萬至50萬美元。因行動方案的重要性,「基地」組織對策劃者進行了資助。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向行動人員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費用,包括到美國的旅行費用、訓練費用和生活費用。策劃者的諜報技術並非十分先進,但是非常實用。他們以傳統的方式轉移、存儲、消費他們的資金,這樣就能輕而易舉地逃避檢查機構的檢查。儘管我們已經大概地瞭解了在「9·11」行動準備階段「基地」組織如何支出資金的,但資金的來源尚是一個謎團。
資金渠道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闡述的那樣,本·拉丹並不是利用個人財產及位於蘇丹的企業網絡為「基地」組織提供資金的。相反,「基地」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籌款系統。中央情報局估計,在「9·11」事件前,「基地」組織每年需要3000萬美元以維持其在各地的活動,而這些錢幾乎全部通過捐獻的方式獲得。
多年以來,美國一直認為本·拉丹用個人繼承的龐大家產支付「基地」組織的各種費用。據稱,當本·拉丹的父親去世的時候,本·拉丹繼承了大概3億美元的財產。有謠傳說本·拉丹在蘇丹和阿富汗的時候利用這些資金髮動「聖戰」並確保他在「基地」組織的領導地位。2000年初,美國政府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大約從1970~1994年,本·拉丹每年獲得約100萬美元的資金——固然,這筆錢數額很大,但不是用來資助「聖戰」運動的3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由於沙特阿拉伯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打擊,本·拉丹的家庭不得不在1994年找人購買烏薩馬在家族公司中的股份。這筆交易的所得後來被沙特阿拉伯政府凍結。這一事件使本·拉丹喪失了成為巨富的機會。
本·拉丹在蘇丹的資產也不是「基地」組織的資金來源。1991~1996年,本·拉丹在蘇丹居住期間,他擁有許多企業和其他資產。這些企業要麼規模小,要麼沒有經濟活力,因此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收益。1996年本·拉丹離開蘇丹時,蘇丹政府似乎剝奪了他所有的資產,他身無分文地離開了蘇丹。當本·拉丹抵達阿富汗時,他在經濟上依賴塔利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利用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戰爭期間同沙特阿拉伯富翁的關係盤活自己的籌資渠道。
「基地」組織似乎依賴一個由金融服務商組成的核心小組。這些服務商從許多捐贈人和其他籌款人(主要來自海灣國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那裡募款。一些捐贈者確實知道所捐款項的最終用途,但有些捐贈者卻不知道。「基地」組織及其贊助者利用伊斯蘭教提倡的慈善捐贈,即扎卡特。這些金融服務商似乎還依靠清真寺的阿訇,這些阿訇自願把捐贈活動所得用於「基地」組織的事業。
「基地」組織還從墮落慈善組織的僱員那裡籌措資金。利用慈善組織進行資金籌措有兩種途徑。一是依賴大型國際慈善組織——尤其是那些外部監管鬆懈、內部控制不力的國際組織(如以沙特阿拉伯為基礎建立的阿爾·哈拉曼伊斯蘭基金)的某些駐外分支機構中對「基地」組織持同情態度的人。遍佈世界各地的小型慈善組織由海灣地區的大慈善組織資助,這些小慈善機構中的僱員將把本機構的資金轉給「基地」組織。
另外,整個慈善組織,如艾爾·瓦法爾組織,可能故意參與向「基地」組織轉移資金的活動。「基地」組織人員控制整個慈善組織,他們可以使用慈善組織的銀行賬戶。因此,慈善機構既是「基地」組織資金的來源,也為「基地」組織人員提供了重要的偽裝方式。「基地」組織人員可以為人道主義組織工作為借口遊走各地而不受檢查。
儘管一些政府中有同情「基地」組織並對其籌措資金的活動視而不見的官員,但似乎「9·11」事件前除塔利班外沒有其他政府對「基地」組織予以經濟援助。我們一直認為「基地」組織的資金主要來自沙特阿拉伯,但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其高級政府官員為「基地」組織提供資金(這一結論並不排除沙特阿拉伯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向「基地」組織轉移資金的可能性)。
「基地」組織發現沙特阿拉伯是進行籌資的絕好地點。在這個國家,極端宗教觀點十分普遍。慈善捐贈是該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捐贈受到的監管極為有限。同時,「基地」組織還從其他海灣國家的富有捐贈者那裡獲取資金。
「基地」組織經常通過哈瓦拉把所籌資金予以轉移。哈瓦拉是一種非正式的、古老的以信用為基礎的轉移資金的系統。1996年「基地」組織遷往阿富汗後,除了哈瓦拉外別無選擇:首先,那裡的銀行系統十分古老且不可靠;其次,1998年8月東非大使館爆炸事件後,正式銀行系統受到嚴格的檢查,聯合國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也作出了相應的決議,這兩種原因使得通過正式銀行系統轉移資金的風險很大。本·拉丹使用在巴基斯坦、迪拜及整個中東地區的哈瓦拉網絡有效地轉移資金。像阿富汗以外的籌資人和行動人員一樣,與「基地」組織有關的哈瓦拉也在阿富汗境外的銀行進行儲蓄、轉移資金。但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證實本·拉丹或「基地」組織核心成員在阿富汗境內使用過銀行。
「9·11」事件前,「基地」組織獲得資金後馬上就把它消耗了。「基地」組織每年大約有3,000萬美元的預算經費,但恐怖活動所需資金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聖戰分子」的工資及訓練營、飛機場、交通工具、武器及發行訓練手冊所需費用均由「基地」組織承擔。作為塔利班為其提供安全庇護所的交換條件,本·拉丹每年要向塔利班支付1,000萬至2,000萬美元。儘管「基地」組織不可能資助全球每個「聖戰」運動,但本·拉丹還是使用大量資金與其他恐怖組織建立聯盟。另外,本·拉丹還有選擇地對一些新成立的組織提供啟動經費,或為特定恐怖活動予以資金支持。
人們斷言,「基地」組織通過許多非法途徑,尤其是毒品走私和鑽石買賣為自己籌措經費。毒品交易是塔利班的經濟來源之一,但對「基地」組織而言並非如此。目前並無可靠證據證明本·拉丹從事毒品運輸或通過毒品運輸進行洗錢活動。同樣,也沒有有力證據表明「基地」組織通過買賣血腥鑽石為自己籌款。也有人聲稱「基地」組織利用對「9·11」襲擊的事先預知而通過操縱股票市場獲得資金。由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調查局及其他機構進行的徹底調查並未發現任何人利用事先得知「9·11」襲擊而從證券交易中獲利。
時至今日,美國政府無法確定「9·11」襲擊所使用的資金的來源。這個問題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基地」組織有很多融資渠道。如果一個渠道干竭了,「基地」組織可以輕易地開發另一渠道,或從另一項目轉移資金,以便為這一耗時兩年、耗資40萬至50萬美元的恐怖活動提供經費。
「9·11」陰謀的資金
如上所述,「9·11」襲擊的策劃者大約花費了40萬至50萬美元來策劃、實施恐怖襲擊。已有的證據表明,19位行動人員由「基地」組織資助,要麼通過電匯,要麼由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提供現金。行動人員把資金帶入美國,或存在國外賬戶上,並在美國使用。調查中,我們未發現有在美國的任何人對劫機人員予以重大經濟幫助的可靠證據。同樣,我們也未發現任何外國政府或外國政府官員曾對行動人員提供過資金。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漢堡小組的4個核心成員(阿塔、謝西、亞拉赫和賓勒斯伯)在1999年底以前從「基地」組織獲取過經費,似乎他們自給自足。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賓勒斯伯和另外一個「9·11」陰謀的幫兇穆斯塔法·艾爾·豪薩維曾分別得到一萬美元以發揮各自在「9·11」恐怖襲擊中的作用。
漢堡小組的成員加入「9·11」陰謀後,「基地」組織開始為他們提供資金。對於他們進入美國之前這段時間內的資金狀況,我們還不甚瞭解。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認,漢堡小組的成員加入「9·11」行動後,每個人得到了5,000美元作為從阿富汗返回德國的經費。由德國至美國時,他們又得到了一些資金。策劃者們的資金交易狀況將在第七章中詳加闡述。
成功襲擊的條件
當幾個核心行動人員前往美國時,「基地」組織領導人應該已經仔細考慮了組織、實施複雜且能造成災害性後果的國際性恐怖活動該做些什麼準備。我們相信這樣的準備應包括如下事項:
●領導人能夠對行動的規劃和方針予以估量、批准並監督;
●能夠進行充分的溝通,以便使行動人員和協助人員理解行動的計劃和方向;
●能夠吸納新成員,對他們進行審查、灌輸並對他們予以必要訓練的人事系統;
●能夠收集所需要的信息並由此對敵人的力量及弱點進行估量的情報系統;
●轉移人員的能力;
●籌措、轉移必要資金的能力。
我們提供的有關「撞機行動」的發展信息展示了「基地」組織是如何於2000年春夏之前實現上述條件的。
2000年5月底,受命執行「撞機行動」的兩名恐怖分子已經在美國待命,漢堡小組的其他3名成員也即將到達美國。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千年危機(1)
在前面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們描述了美國政府為處理來自本·拉丹及其同夥的威脅而如何調整其現存的情報機構及反恐能力。自1998年8月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炸彈爆炸案發生之後,比爾·克林頓總統及其主要助手就開始尋求將本·拉丹驅逐出阿富汗或者捕獲甚至殺死他的辦法。儘管這些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剿滅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本·拉丹及其核心組織仍然完好無損。
克林頓總統十分關注本·拉丹問題。他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塞繆爾·伯傑確立了一個關於本·拉丹行蹤最新情報的逐日報告機制。克林頓總統還在公開場合反覆強調恐怖主義威脅,並提到恐怖主義訓練營;但他很少講到本·拉丹,而對於「基地」組織則是隻字未提。他解釋說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不想由於提到「基地」組織而引起公眾對它不必要的注意,這會提高「基地」組織的知名度。他的講話主要集中於非國家恐怖主義者及生化武器的危險。
隨著千年的來臨,最令公眾憂慮的不是恐怖主義,而是計算機系統的崩潰,即「兩千年恐慌」。一些政府官員則擔心恐怖主義者會利用電腦系統的崩潰來實施恐怖活動。
「屍體將堆積成山」
1999年11月30日,約旦情報部門截獲了一個電話,即本·拉丹一個長期同盟者阿布·祖巴耶達赫和巴勒斯坦一個極端主義者哈德爾·阿布·霍沙爾之間的通話。在這個電話中,阿布·祖巴耶達赫說「訓練時間已經結束」。約旦警方懷疑這是阿布·祖巴耶達赫開始其恐怖主義行動的信號而逮捕了阿布·霍沙爾及其他15個人,並通報給了華盛頓方面。
雷德·希賈茨是這16個人中的一個,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其父母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在中東度過其童年後,回到加利福尼亞北部,混跡於一些有伊斯蘭信仰的極端主義者之間。後來他來到阿富汗境內阿布·祖巴耶達赫的卡爾丹訓練營,在那裡學到了游擊戰的基本知識。雷德·希賈茨和他的弟弟參加了阿布·霍沙爾一個鬆散的組織,這個組織旨在攻擊約旦境內的猶太人和美國目標。
在1996年阿布·霍沙爾被捕和入獄後,雷德·希賈茨回到了美國,在波士頓當計程車司機,他不斷地給他的同夥寄錢回去。在阿布·霍沙爾被釋放後,希賈茨為募集資金、尋求幫助而穿梭於波士頓和約旦之間。他與阿布·霍沙爾一起在土耳其、敘利亞和約旦招募人員,並在阿布·祖巴耶達赫的協助下將這些人員送到阿富汗接受訓練。
1998年底,希賈茨和阿布·霍沙爾制定了一個計劃。首先,他們準備攻擊以下4個目標:位於安曼市中心的雷迪森飯店、約旦進入以色列的過境處和兩個基督教聖地。他們準備當這幾個地方可能聚集美國人和其他遊客時實施襲擊。其次,他們打算攻擊一個機場和其他宗教、文化場所。由希賈茨和阿布·霍沙爾探察目標並向阿布·祖巴耶達赫報告,再由後者批准計劃。最後,從波士頓返回安曼後,希賈茨開始收集製作炸彈的原料,包括硫酸和5,200磅硝酸,並將這些物資藏匿在一個巨大的地下室裡,這個地下室是他們花兩個多月時間在其租住房屋下挖掘的。
1999年初,希賈茨和阿布·霍沙爾同卡利爾·迪克進行了聯繫。卡利爾·迪克是居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個美國公民,也是阿布·祖巴耶達赫的同夥,他曾和其他阿富汗「基地」的極端主義者一起製作了一個電子版本的恐怖主義者手冊《聖戰百科全書》。希賈茨和阿布·霍沙爾從迪克那裡得到了該書的光盤。1999年6月,在迪克的幫助下,阿布·霍沙爾與阿布·祖巴耶達赫商定讓希賈茨和其他3個人去阿富汗進一步培訓爆破技術。1999年11月底,希賈茨當著阿布·祖巴耶達赫的面宣誓忠於本·拉丹並將獻身於本·拉丹的任何命令。然後,他前往約旦,當阿布·祖巴耶達赫告知阿布·霍沙爾約旦當局將剿滅整個恐怖主義組織的信息時,希賈茨正在敘利亞途中。
在逮捕阿布·霍沙爾及另外15人後,約旦得知迪克在白沙瓦,便勸說巴基斯坦將他引渡並置於約旦控制之下。在安曼的搜查活動中,警方找到那套租住的房屋,並繳獲71桶硫酸、硝酸,幾本偽造的沙特阿拉伯護照,一些雷管和迪克的《聖戰百科全書》。6個同案犯被判處死刑。在獄中,希賈茨的弟弟講出了該組織的訓語是「時機已到,屍體將堆積成山」。
外交努力和剿滅行動
12月4日,得知已經在約旦發現該組織的消息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反恐協調員理查德·克拉克給伯傑寫信說:「如果特尼特報告的在新千年到來時本·拉丹計劃實施系列襲擊屬實,我們現在就需要作出某些決定。」他告訴我們,在此期間,他曾經與克林頓總統有過幾次談話,並建議向阿富汗的塔利班組織發出警告:如果本·拉丹攻擊任何地方的美國目標,塔利班就將受到報復。理查德·克拉克還向伯傑進一步建議,在1999年的最後一周採取行動打擊阿富汗境內的「基地」組織,但該建議未被採納。
中央情報局警告說,約旦警方粉碎的恐怖陰謀很可能就是恐怖組織將在新千年實施的系列襲擊計劃的一部分,其中在某些襲擊中可能使用化學武器。12月8日晚上,部長級會議決定由克拉克的反恐安全小組制定計劃阻止和粉碎「基地」的陰謀。
反恐安全小組的國務院成員邁克爾·希恩向塔利班發出警告,說塔利班將對「基地」組織實施的襲擊行為承擔責任。克拉克向伯傑報告說「邁克的警告不是外交性的」。由於沒有得到塔利班的任何回應,又通過別的途徑向巴基斯坦發出了警告。中央司令部的指揮官安東尼·津尼將軍被指派作為總統特使出訪巴基斯坦,讓穆沙拉夫將軍「盡早採取任何必要行動解決本·拉丹問題」。但津尼無功而返。威廉·米拉姆大使從伊斯蘭堡報告說,穆沙拉夫將軍「不願意使國內政治問題升溫」。
中央情報局積極同外國安全機構進行合作,以便拘禁或者至少密切關注本·拉丹及其同夥的動向。特尼特與20個外國同行進行了這種合作。還有8個國家從單純剿滅和逮捕行動轉向全面反恐行動。在12月中旬,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個通告備忘錄,授權中央情報局委託外國組織逮捕本·拉丹組織成員而不必將其移交到美國拘禁。如果有必要,他們可以使用致命武器逮捕但不是殺死他們。特尼特隨後向海外的中央情報局成員發佈消息說:「威脅確實嚴重了……要採取任何措施粉碎本·拉丹的計劃……美國人指望我們在此期間採取每一種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國務院向其海外駐軍發佈了全球威脅警告建議。
隨後,在12月14日,一個阿爾及利亞「聖戰者」因攜帶炸藥進入美國而被捕。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千年危機(2)
雷薩姆被捕
阿罕默德·雷薩姆,23歲,於1994年作為非法移民進入加拿大。他使用偽造的護照並謊稱在阿爾及利亞受到迫害而進入蒙特利爾要求政治避難。隨後幾年裡他靠著偷雞摸狗維持生計。在被阿布·祖巴耶達赫的卡爾丹訓練營招募後,雷薩姆於1998年在阿富汗接受訓練,這期間他接受了各種技能培訓,包括學會了如何在自身風險最小的情況下將氰化物放到一幢建築物的入風口,以使該建築物內產生最大量的致命毒氣。在參與其他阿爾及利亞人的合謀襲擊美國機場或領事館後,雷薩姆於1999年早些時候離開了阿富汗,隨身帶著偽裝成化妝品的用於爆炸的化學物質、一個關於炸彈安裝指導的筆記本和1.2萬美元現金。回到加拿大後,他又購買了武器、化學物品和偽造的證件。
1999年夏天早些時候,得知其同夥不能全部得到進入加拿大的旅行證件後,雷薩姆決定獨自實施計劃。同年夏末,他選擇了洛杉磯的3個機場作為可能攻擊的目標,並最終鎖定洛杉磯國際機場為最大的和最容易的秘密攻擊目標。他購買或者偷竊化學物質和其他用於爆炸的設備,並得到了另外3個阿爾及利亞朋友的建議,這3人都因為曾經實施恐怖襲擊而被法國當局通緝。雷薩姆還找到了新的同黨。他答應一個在紐約的同夥阿布迪哈尼·梅斯基尼,如果梅斯基尼幫助他在美國的襲擊行動,雷薩姆則幫助後者到阿富汗接受訓練。
1999年12月,雷薩姆進行了最後的準備工作。他讓一個在阿富汗的協調員詢問本·拉丹是否批准他的襲擊計劃,但沒有得到答覆。他同一個密友在溫哥華花了一個星期準備爆炸物。那些化學物質具有很強的腐蝕性,儘管外面十分寒冷,他們也只能打開窗戶,他們還得食用一些止咳藥來緩解其咽喉的疼痛。在溫哥華,雷薩姆為了進入美國還租借了一輛克萊斯勒轎車,並將爆炸物放進備用輪胎裡。
1999年12月14日,雷薩姆開著他租來的汽車來到加拿大的維多利亞,準備渡船進入華盛頓的安吉利斯港。雷薩姆到西雅圖同梅斯基尼會合,二人一起到洛杉磯並考察洛杉磯國際機場。他們計劃在2000年1月1日左右引爆炸彈。在維多利亞移民歸化局的初檢站,雷薩姆使用通過欺詐而獲得的加拿大護照,其中的自阿富汗進出境的印章已經撕掉。移民歸化局官員對照各種數據後通過了他的護照檢查,由於這個護照不是用雷薩姆的名字,所以他沒有在加拿大通緝犯之列。在對雷薩姆的汽車進行檢查後,移民歸化局允許雷薩姆登船。
恐怖主義者的旅行調查
按照熟悉的恐怖主義者的模式,雷薩姆和他的同夥使用偽造的護照和入境證進行跨國旅行。在雷薩姆案中,他在護照上使用替代照片,以一個假名從法國飛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當被詢問時,雷薩姆承認護照是假的並要求政治避難。在舉行聽證會之前,他被釋放。他也沒有參加聽證會。他的避難申請沒有被批准,他再次被捕並再次被釋放,並再次確定了聽證會日期,但他仍然沒有到庭。他因為盜竊被捕4次,並主要盜竊其他遊客,但既未坐牢也沒有被驅逐出境。他還將偷來的證件賣給一個朋友,這個人專門從事向伊斯蘭恐怖分子提供證件的交易。
雷薩姆最後通過一個證件商得到了加拿大真護照,這個證件商在天主教教堂裡偷得一個空白的洗禮證,然後以本·安托萬·諾裡斯的名義為雷薩姆辦理了護照。雷薩姆就是使用這種護照前往巴基斯坦,然後又從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進行訓練,並返回加拿大。阿布·祖巴耶達赫從雷薩姆那裡得到啟示,要求雷薩姆用這種方法弄更多的護照並寄給他,以便其他恐怖主義分子使用。
另外一個同案犯阿布迪哈尼·梅斯基尼,在另一個同夥莫克哈塔·哈瓦利的要求下,使用偷來的身份證於1999年12月11日來到西雅圖。哈瓦利向雷薩姆和梅斯基尼提供偽造的護照和簽證,幫助他們從美國去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梅斯基尼的一個同黨,阿布德爾·哈基姆·蒂澤哈,也提出了避難申請。他於聽證會前被釋放,這個聽證會也是被延期和重新安排了5次。在提交申請的2年後,他的避難申請也被拒絕。他的律師提出上訴,蒂澤哈在上訴期間被允許留在加拿大。9個月後,他的律師通知法庭,他不知道他的當事人的去向。於是法庭簽發了一個驅逐出境的命令。
12月14日下午晚些時候,雷薩姆到達了安吉利斯港,等待渡船上的其他汽車先行離去,並(錯誤地)以為最後一輛車會受到較松的檢查。駐港口海關人員注意到雷薩姆有些緊張,要求再次進行檢查。當要求雷薩姆提供其他身份證明時,雷薩姆向海關人員交出了一個與護照上的假名同名的一張科斯特公司的價格會員卡。當海關人員質問時,雷薩姆驚恐萬分而企圖逃跑。
海關關檢人員檢查了雷薩姆租來的汽車並發現了藏匿於輪胎中的爆炸物品,但最初他們以為這些白色的粉末和黏稠的液體是毒品類物質,直到一個檢查人員撬開並發現隱藏在黑色箱子裡的4個定時裝置中的1個時,他們才知道不是毒品。雷薩姆被逮捕,調查人員推測他的攻擊目標在西雅圖,直到他們重新審查於2000年在蒙特利爾發現的證據後,才知道雷薩姆的計劃是襲擊洛杉磯。雷薩姆於2001年5月開始與警方合作,使警方得以掌握進一步的詳情。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千年危機(3)
緊急事件的合作
在安曼陰謀粉碎後,華盛頓警方注意到希賈茨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並在波士頓開計程車,還發現迪克就是伯傑向克林頓總統提到的那個與美國國內外極端主義者有聯繫的入籍的美國人。在雷薩姆被捕前,伯傑認為沒有提高美國國內警惕的必要,儘管聯邦調查局要求各實地辦公室提高警惕。
隨著雷薩姆的被捕,聯邦調查局要求竊聽的電話數量空前增加。伯傑和特尼特都講到根據《外國情報監測法案》,他們在新千年到來之際安排了比以往更多的電話竊聽。
第二天,伯傑在給克林頓總統的信中提到了雷薩姆的被捕和他與蒙特利爾恐怖組織的聯繫,並建議聯邦調查局採取行動,但為了避免引起公眾恐慌,他強調政府沒有收到關於有計劃襲擊的特別情報。
12月22日,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召集小組負責人會議,向來自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和司法部的官員詳細介紹了在美國國內進行電話竊聽和調查的情況。其中包括以下情報:一個位於布魯克林的組織與被捕的雷薩姆有染;根據不可靠外國情報,美國7個城市可能遭受恐怖襲擊,攻擊的7個美國城市加強了警戒;兩個阿爾及利亞人在加拿大邊境被捕,加拿大警方搜查了蒙特利爾一個與「聖戰者組織」有關的恐怖組織,司法部同一天發佈了警戒聲明。
克拉克的工作人員警告說:「外國恐怖分子已經在美國安營紮寨,襲擊可能在美國發生。」
克拉克要求伯傑確保國內機構保持警惕。他寫道:「民用飛機是否受到威脅?」克拉克在12月底還要求部長們討論外國情報部門提交的關於本·拉丹將用炸彈襲擊跨大西洋航班的報告。
反恐安全小組天天開會。伯傑說部長們經常碰頭。黛安娜·迪安是逮捕雷薩姆時發現其汽車有問題的海關人員,當被問及是什麼使她決定要重新檢查雷薩姆時,她說是「訓練及經驗」。這表明提高國內警戒程度,在雷薩姆的被捕案中作用不大。
公眾開始驚慌,先前約旦人的被捕充斥於媒體,雷薩姆的被捕在聖誕節期間則成為晚間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
聯邦調查局在千年危機之際也比以往更加注意聯絡溝通,其反恐高級官員戴爾·沃森也是反恐安全小組正式成員,克拉克與戴爾·沃森和其他處理本·拉丹「基地」組織相關調查問題的聯邦調查局官員,包括紐約的約翰·奧尼爾等,都有良好的關係。但按規定,沃森和其他官員都不能給反恐安全小組匯報過多的信息。聯邦調查局不是簡單地處理由其他機構撰寫和傳播的情報報告。作為執法官員,他們只記錄那些有證人證明的情報。只有當長官要求啟動或者展開調查時,他們才作出書面案件分析。
但在千年危機時,由於希賈茨、迪克和雷薩姆都與美國直接相關,聯邦調查局官員沒有提交書面報告,而是親自匯報案件調查情況。伯傑告訴我們,聯邦調查局官員很難阻止內閣成員得到情報。根據伯傑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的決定,聯邦調查局恢復了其正常的工作機制,不作書面報告,很少提到調查和會見證人情況。其採取的立場是任何與待調查案件相關的情報都將提交給大陪審團,這樣根據聯邦法律就不致洩露秘密。
1999年底,被挫敗的系列恐怖襲擊陰謀表明,許多恐怖活動都與「基地」組織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約旦恐怖組織是一個鬆散的團體,我們現在瞭解到,它得到過阿富汗方面的批准和訓練,其至少有1個主要成員宣誓忠於本·拉丹。但它自行進行計劃和準備工作。雷薩姆與本·拉丹的聯繫更為鬆散,儘管他曾經受募、受訓於本·拉丹的組織及同黨,並得到其幫助進行準備工作,但雷薩姆的計劃基本上是獨立的。
「基地」組織和本·拉丹本人為新千年期間籌劃了不止一次的襲擊行動。在第五章,我們介紹了一個叫納希里的「基地」組織成員。他與本·拉丹在一起工作,並制定了一個襲擊也門附近船隻的計劃。2000年1月3日,他們試圖襲擊美國在亞丁的一艘軍艦即「沙利文」號驅逐艦,但用於實施攻擊的小船由於超載而沉沒,使得該陰謀流產。他們秘密地營救了爆破設備以防走漏風聲,並推延了攻擊計劃。
「基地」組織還有一個「劫機行動」方案,2000年1月,其準備工作被美國識破。
東南亞跟蹤的中斷
1999年底,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分析與在中東的一個恐怖分子嫌疑犯有關的電話,發現一個「行動核心小組」的幾個成員計劃於2000年1月早些時候前往吉隆坡。起初,只知道其中3個人名字的第一個詞分別為納瓦夫、塞勒姆和哈里德。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員準確地推測出塞勒姆是納瓦夫的弟弟。一個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發現他們不僅與「基地」組織有聯繫,而且與1998年使館爆炸案有關,便猜測「他們正在準備一場更邪惡的行動」。
在第五章,我們討論了兩個「基地」組織成員前往美國進行劫機行動,這兩人便是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和哈里德·艾爾·米赫德哈。另外兩個人哈拉德和阿布·巴拉則前往東南亞實施劫機行動,但計劃未能得逞。除了米赫德哈從也門出發之外,其他人分別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達東南亞。
儘管納瓦夫的行蹤暫時消失,中央情報局很快確定哈里德就是哈里德·阿爾·米赫德哈。44中央情報局還得知他離開也門後於2000年1月5日到達吉隆坡。其他幾個阿拉伯人雖不知去向,但當他們與哈里德在馬來西亞首都會合時又被盯上了梢。
1月8日,監視小組報告說3個阿拉伯人突然離開吉隆坡,乘坐短途航班去曼谷。他們認出其中1人就是米赫德哈。隨後他們得知,其另外一個同伴名叫艾爾哈茲米,儘管那時還不知道他就是納瓦夫。他們只知道第3個人的名字中有「薩拉賽」字樣。在曼谷,中央情報局官員由於接收情報太晚而未能跟蹤到這3個人,他們於是便消失在曼谷的街頭,跟蹤中斷了。
反恐中心向中央情報局領導簡要匯報了在吉隆坡收集到的情報,這些情報被傳到伯傑、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聯邦調查局局長弗裡,以及其他聯邦調查局官員那裡(儘管聯邦調查局表示由中央情報局進行領導並讓聯邦調查局知道是否有國內觀點提出)。反本·拉丹工作組的負責人最初連3個阿拉伯人已經離開吉隆坡尚不知道,更不用說他們的蹤跡已經消失在曼谷。當這個壞消息被知悉後,他們的名字被公佈給泰國方面以便泰國當局能夠在這3人離開時通知美國。
幾周後,在吉隆坡的中央情報局官員督促在曼谷的同事刺探關於這3個阿拉伯人的更多消息。2000年3月早些時候,曼谷方面報告說納瓦夫·艾爾·哈茲米的全名首次被確定,他已經於1月15日乘坐去洛杉磯的航班到了美國。至於哈里德·阿爾·米赫德哈,儘管他與哈茲米一起乘坐去洛杉磯的聯合航空公司飛機,但仍無關於他離開的報告。反恐中心之外的人都沒有被告知這個消息。無論是在1月收到米德哈辦理簽證的消息時,還是在3月得知哈茲米擁有了美國的簽證和去洛杉磯的機票時,中央情報局都並不打算讓米赫德哈或者哈茲米的名字出現在國務院重點監控的黑名單中。
聯邦調查局並不知道關於米赫德哈的美國簽證和哈茲米去美國的消息。直到2001年1月調查美國「科爾」號驅逐艦爆炸案,才重新引起人們對哈拉德的關注。此前,就沒有再做追蹤這3個人的工作。我們將在第八章來介紹他們。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危機後的反思:2000年議程表(1)
千年警報過後,美國政府各部門回顧總結其處理危機的工作。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人被告知,儘管恐怖分子的一系列陰謀被挫敗,但新千年可能只是一定時期系列襲擊的一個「代號」。克拉克於2000年1月11日給伯傑寫信,說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得出兩條結論。首先,美國在瓦解恐怖組織方面付出的努力還遠遠沒有給本·拉丹的恐怖主義網絡「造成足夠的破壞」。如果美國希望「降低」其危險,瓦解行動必須以「顯著不同的節奏」進行。其次,「尚未行動的恐怖主義組織」和「大量恐怖分子團體」已經在美國本土出現。正如克拉克的一位工作人員所說,僅僅是美國海關的一個「偶然發現」就足以阻止一次可能發生的襲擊。伯傑同意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開展一次「事後審查」,希望提出一個新的財政預算請求。他同時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審查中央情報局反恐戰略,並為「下一步行動」提出一個方案。
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向伯傑提出建議,說美國只是觸及本·拉丹恐怖主義網絡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恐怖襲擊不是一個「如果」的問題而是「何時」、「何地」的問題。部長委員會於2000年3月10日開會,審查可能提出的新舉措。他們最後同意美國政府應當採取3個主要步驟。首先,給中央情報局更多資金支持以加快其「嚴重消耗」本·拉丹「基地」組織的步伐。其次,取締美國國內的外國恐怖分子組織。最後,加強移民法的執行,移民歸化局應加強對加拿大邊境的控制(包括加強美加兩國的合作)。部長們簽署了一些方案,其中有的方案被提交,如增加「聯合反恐力量」的人數;而有些議案,比如建立一個中央翻譯機構來翻譯所截獲的阿拉伯或者其他語言情報,則沒有被提交。
向巴基斯坦施壓
當這些行動進行之時,也一直進行著持續的外交努力。向塔利班直接施壓沒有成功。正如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位官員所講:「在塔利班的控制下,與其說阿富汗是一個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不如說它是一個受到恐怖主義支持的國家。」612000年初,美國高層開始努力勸說巴基斯坦利用其對塔利班的影響向本·拉丹施加壓力。
2000年1月,助理國務卿卡爾·英德弗斯和國務院反恐協調專員邁克爾·希恩在伊斯蘭堡與穆沙拉夫將軍會面,希望以美國總統3月份可能的訪問作為換取巴基斯坦合作的條件。這種訪問是穆沙拉夫將軍所盼望的,這部分由於他想得到美國政府對他所領導政府合法性的承認。於是他告訴兩位特使,他將與奧馬爾會面並讓奧馬爾向本·拉丹施壓。兩位特使離開後向華盛頓方面報告說,「鑒於由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對其更有好處」,巴基斯坦事實上不大可能做任何事情。
克林頓總統計劃出訪印度。國務院認為如果不同時訪問巴基斯坦,就不要訪問印度。特勤局和中央情報局則用強烈的措辭警告說,出訪巴基斯坦可能危及總統的人身安全。反恐官員也認為巴基斯坦方面所作努力還不足以讓總統訪問。但克林頓總統堅持將巴基斯坦包括進其出訪南亞的路線中。他於2000年3月25日在巴基斯坦作了一天的訪問,這是美國自1969年以來對巴基斯坦的首位總統出訪。在與穆沙拉夫及其他人的會晤中,克林頓總統主要關注了印巴緊張關係和核擴散的危險,也討論了本·拉丹問題。克林頓總統告訴我們,當他將穆沙拉夫將軍拉到一邊做簡短的一對一會談時,他要求穆沙拉夫將軍幫助解決本·拉丹問題。「當我去見他時,我答應如果他幫助我們捉到本·拉丹,或者幫助處理其他事情,美國將與巴基斯坦建立更好的關係。」
美國仍在努力。5月初,克林頓總統督促穆沙拉夫實現其出訪阿富汗並促使奧馬爾驅逐本·拉丹的諾言。5月底,副國務卿托馬斯·皮克林又出訪了巴基斯坦。6月,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帶著同樣的信息訪問了巴基斯坦。到9月份,美國開始公開批評巴基斯坦,說巴方支持塔利班旨在完成其征服整個阿富汗的武裝進攻。
12月,根據幾個月前國務院提出的建議,美國發動尋求新的聯合國制裁行動,並通過了聯合國安理會第1333號決議,再次呼籲驅逐本·拉丹並禁止任何國家向塔利班提供武器或者軍事援助。但是,這個決議效果甚微。塔利班並沒有驅逐本·拉丹,巴基斯坦的武器繼續通過邊境流向阿富汗。
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告訴我們:「我們並沒有給巴基斯坦很大的幫助。由於美國法律的禁止,我們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吸引巴方。」由於巴基斯坦核武器試驗和穆沙拉夫的政變,美國國會禁止絕大多數對巴基斯坦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希恩批評穆沙拉夫,說巴基斯坦領導人「錯過了重整巴基斯坦的良機」。
中央情報局:重塑反恐能力
事後審查確定了中央情報局在剿滅「基地」組織方面的主導地位;部長們於3月10日開會,贊同加強中央情報局這方面作用的能力。對反恐中心而言,這意味著開始執行其半年前就提出的「計劃」:僱傭和訓練更多的專案官員,增強其與外國安全部門合作並獲取相關情報的能力。有時候,這類情報交流在打擊「基地」組織方面起著直接作用,如1999年12月與約旦的合作。
在反恐中心及更高層,中央情報局領導人認為他們急切需要資金以繼續其當前的反恐行動,因為他們以為,處理千年危機已經用完了該中心整個財政年度的資金,而反本·拉丹問題工作小組則花費了其經費的140%。特尼特說他與伯傑在部長委員會會議後的兩天後又會面討論反恐資金問題。
儘管克拉克也強烈要求給予中央情報局更多資金用於反恐,但他在關於資金來源問題上與中央情報局領導人的觀點完全相左。後者堅持認為中央情報局自冷戰結束後即被壓縮資金。他們認為其執行任務包括反恐任務的能力,依賴於對現有聯絡的維持和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喪失的聯絡的恢復,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跨境偵察人員的招募和訓練,重新開設其已經關閉的駐地。為了向反恐行動提供資金,特尼特自1998年使館爆炸案以後就開始遊說國會領導人,並勸說他們給予中央情報局特別追加撥款。現在,在千年危機後,特尼特希望增加中央情報局資金的總量,同時為反恐追加專項撥款。
對克拉克來說,這似乎表明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人沒有給予直接打擊本·拉丹及其「基地」組織足夠的重視。他告訴我們,中央情報局的行動理事會負責人詹姆斯·帕威特說:「如果要在追捕本·拉丹問題上花錢,則應當把錢交給我……我的看法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已經花了大量的錢和大量的時間,我不想為抓個壞人花更多的錢。」中央情報局則持完全不同的立場。帕威特講,儘管中央情報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做了「出色的和值得稱道的工作」,其倫敦駐地的負責人像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任何一位官員一樣,都是與「基地」組織作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爭論還涉及管理問題。克拉克在管理與預算辦公室找到了同盟。該辦公室曾經從它的基本資金中給他提供了一大筆資金,他聲稱用於中央情報局反恐開支,這樣從預算上看幾乎沒有增加。
伯傑4月份兩次會見特尼特,試圖解決這個分歧。次長委員會在4月末開會審查了2000年財政年度預算和2001年財政優先預算和給中央情報局及其他機構的財政補償。最後,特尼特得到了一批用於反恐的追加撥款,而無須重新分配基本資金。但中央情報局仍然認為,即使這樣,反恐資金仍然不足。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危機後的反思:2000年議程表(2)
恐怖分子的資金
3月10日,部長們達成的第二個主要共識是需要瓦解恐怖主義組織及限制其資金的募集。
1998年的使館爆炸案引起了人們對「基地」組織資金來源問題的注意,其結果之一是設立了一個由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的跨部門委員會專門負責調查恐怖分子的資金問題。克林頓總統在介紹該機構時指出,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本·拉丹及其「基地」組織應當受到制裁。這將授權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能夠搜查並凍結本·拉丹及其「基地」組織的任何進入美國金融系統的資產。但由於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幾乎沒有什麼情報,很少有資金被凍結。
1999年7月,克林頓總統指出塔利班窩藏了本·拉丹,同樣應受到制裁。這樣,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才有所收穫,它凍結塔利班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超過3,400萬美元。另外有屬於阿富汗銀行而被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控制的215億美元黃金和200萬美元存款,也被凍結。在1999年10月之後,即當國務院正式確定「基地」組織是一個「外國恐怖主義組織」後,封鎖塔利班的交易並扣押其資金,便成為美國銀行的職責。但無論是這種屬於恐怖主義組織的界定還是聯合國的制裁都沒有多大的額外實際效果,因為制裁很容易被規避,同時也沒有一種多邊合作機制來確保其他國家的金融系統不被恐怖分子利用,作為獲取資金的渠道。
查找並扣押一個像「基地」組織這樣的地下全球組織的資金,要比打擊一個機構,即使是塔利班這樣的組織的財政,要困難得多。儘管中央情報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剛開始時受到了研究恐怖主義資金聯繫這種想法的啟示,但接受這種任務的調查人員卻很少有資金調查的經驗。所有與恐怖主義資金相關的情報都只是在收集其他情報時作為附屬情報而收集到的。這種態度可能主要緣於該小組的負責人,他不相信簡單地跟蹤資金的去向就可以揭示出恐怖分子的計劃和意圖。結果,中央情報局並不重視恐怖分子的資金問題。
然而,中央情報局卻獲得了對「基地」組織如何募集資金的一般認識。例如,它較早地得知金融機構、商業活動和某些向伊斯蘭極端分子提供支持的富人之間鬆散的關係。許多關於「基地」組織資金狀況及構成的早期報告來自於賈馬爾·阿罕默德·阿爾·法得爾,本報告在前面提到過此人。1998年使館爆炸案發生後,美國政府試圖弄清楚本·拉丹的資金狀況。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於1999年和2000年兩次到沙特阿拉伯,瞭解沙特阿拉伯方面對本·拉丹資金狀況所掌握的信息。該小組後來得出結論認為,人們經常傳言說本·拉丹以其個人財產資助「基地」組織,但事實上這不是真的。
中央情報局提出一個新的想法:「基地」組織通過其他渠道獲得資金,美國應該注意它的這些資金來源,例如,慈善團體、富翁捐贈和金融機構。最終,儘管情報部門從許多途徑得出更多的情報,但仍然很難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巨額資金流動中區分出屬於「基地」組織的部分。中央情報局未能發現或者切斷「基地」組織的資金流動。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認為,為了解決情報部門在這方面的薄弱環節,一個辦法是創立一個所有恐怖組織資金情報分析中心。克拉克為了建立這個中心,在財政部極力爭取經費,但財政部和中央情報局都不願意承擔該部分支出。
在美國國內,聯邦調查局各個實地辦公室收集了涉嫌資助「基地」組織或者其他恐怖主義團體的各種組織的情報。通過「9·11」事件,聯邦調查局官員明白,在美國國內有許多極端主義組織在支持一個全球的「聖戰者」運動,並與「基地」組織有密切聯繫。聯邦調查局開發了一個信息網絡進行電子監測,並在許多實地工作部門展開調查,包括在紐約、芝加哥、底特律、聖地亞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不過在國家層面上,聯邦調查局從未使用這些信息對「基地」組織資金募集的性質和廣度進行一個系統的或者全局的研究。
財政部門和美國的金融機構一般只注意發現、阻止或者切斷由於毒品交易和大規模國際欺詐而產生的美元現金的大量流動。而大規模金融醜聞,例如,俄羅斯洗錢者利用紐約銀行將大量美元匯出俄羅斯,也引起了財政部或者國會的注意。在「9·11」事件前,財政部並不認為恐怖分子的資金問題重要到足以需要在國家反洗錢戰略上提出來。
邊境安全
3月10日,部長們達成的第三個共識,就是需要注意美國的邊境安全和移民法的執行乏力問題。根據政府官員的意思,克拉克的工作組制定了一個加強邊境安全的計劃。其中有些是對以前的總統指令重新修訂和重述。它們包括:
●建立一個跨機構中心來處理非法入境和人口販賣;
●加強對學生簽證的控制;
●採取法律措施防止恐怖分子入境美國並驅逐已經到達美國的恐怖分子,在驅逐之前先拘禁這些人;
●在聯邦調查局的聯合反恐特遣隊中進一步增加移民歸化局人員的數量,幫助調查這方面的指控,以打擊涉嫌恐怖行為的個人;
●設立一個特別法庭以便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移民案件中能夠使用機密證據;
●以及在簽發美國護照時執行新的安全措施標準,與聯合國和外國政府合作以提高旅行證件的全球安全標準。
克拉克的工作組也提出了新的建議,例如:
●與加拿大開展一個聯合邊防行動,開展情報合作與執法合作,在共享簽證和移民資料、聯合邊境巡邏的基礎上,開展聯合行動;
●在陸地邊境的過境處增加人員,並給他們配備錄像機、構築物質屏障、配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監測設備;
●處理移民問題。在這些人中可能有恐怖分子。他們毀壞旅行文件,因而無法將他們遣返到來源國。
這些建議原則上來說是值得稱道的。但實際上,他們需要軟弱的、長期資金不足的執行機構的行動,以及強有力的國會委員會來具體操作,而後者更關心的是組織良好的利益團體,而不是跨機構的執行委員會。2000年3月部長們所主張的改革措施在「9·11」事件前只是剛剛開始出現。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危機後的反思:2000年議程表(3)
「阿富汗的眼睛」
2000年3月的早些時候,當克林頓總統收到關於美國打擊本·拉丹秘密行動的最新消息時,他在備忘錄的頁邊寫道:美國應該做得更好。聯合行動組的軍官告訴我們,他們當時都感到很沮喪。克拉克使用總統的評價來敦促反恐安全小組尋找新的辦法,包括扶持阿富汗北方聯盟。
在1999年12月,阿富汗北方聯盟領導人馬蘇德曾答應用火箭襲擊本·拉丹在德魯特的訓練「基地」。中央情報局官員擔心給馬蘇德開綠燈會使其違反暗殺禁令。因此,馬蘇德被告知,如果沒有美國明確的授權,不能採取任何此類行動。2000年春,當中央情報局派出官員尋求與烏茲別克斯坦人和北方聯盟建立可能更好的關係之後,美國官員與馬蘇德派出的代表在華盛頓發生了爭執。
美國同意馬蘇德可以得到某些適當的技術幫助,以便其能夠為美國做些事情:收集關於本·拉丹的情報和對本·拉丹採取可能的行動。但馬蘇德希望美國既要成為其同盟者以推翻塔利班,又要承認他們是在對付共同的敵人。克拉克和反恐中心領導人科弗·布萊克則希望這是後一步的事情。自1999年開始,在美國政府內就存在幫助北方聯盟的提議和爭議,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提到的,美國政府總體上是小心翼翼地支持他們,主要是顧及北方聯盟不光彩的歷史、其在阿富汗有限的群眾基礎和巴基斯坦的反對等原因。
中央情報局官員也開始提議,想利用其與北方聯盟的聯繫使在阿富汗的美國機構駐留更長時間,在噴赤謝河谷建立自己的秘密情報基地,開展行動並減少其對外國代理人的依賴。一位官員告訴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取代面對面。」但中央情報局這種直接行動的能力較弱,尤其當它不是與美國軍方聯合行動時更是如此。因此,這種提議因為太冒險而被拒絕了。
與此同時,中央情報局繼續與阿富汗南方部族成員中的線人開展合作。在8月初,部族人員報告,想趁本·拉丹行進在喀布爾和坎大哈市的中途時,伏擊其車隊。在此前一年半,他們也曾經報告過這種打算,但遭禁止。這次行動沒有成功。根據部族成員的報告,他們在接近其中一輛車後,很快發現裡面只有婦女和兒童,於是取消了行動。消息傳至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指出,他們沒有獨立的證據進一步地證實該事件,但那些部族成員的確是按照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的指令行動。
2000年,軍方又計劃在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可以發射導彈打擊阿富汗的軍艦待命於阿拉伯海北部。在夏季,軍方將其打擊計劃和特別行動方案調整為無限制的解決行動計劃中的13個方案。但這些計劃都仍然局限於自1998年和1999年以來的軍事和政策考慮。儘管情報部門有時知道本·拉丹在什麼地方,但它不能提供令人覺得足夠可靠的情報而發動一次突襲。最重要的是,美國沒有用美國人的眼睛去盯梢它的目標。正如一位軍官告訴我們說:「我們已經把手放在門上,但我們不能打開門走進去。
對此,克林頓總統在此期間明確表達了他對於沒有軍事方案剿滅本·拉丹及「基地」組織領導人的不滿,他對謝爾頓將軍說:「你知道,如果一群突擊隊員突然從直升機上降臨到他們的營地,『基地』組織一定會大吃一驚。」儘管謝爾頓說他不記得有這段話,但克林頓總統回憶這句話為「我所說許多事情中的一句」。不過,總統又說,他意識到如果自己一味地發怒,什麼也不會完成。國防部長威廉·科恩認為總統可能是在作一個假設。不管怎樣,他說,如何使這樣的突擊隊進入行動現場,而後順利離開,仍未得以解決。正如第四章討論的,在「9·11」事件前這樣的計劃從未實施過。
1999年底和2000年初,聯合行動組指揮官弗賴伊中將命令其主要情報官斯科特·格雷希恩准將,研究一種新的方法以獲取關於本·拉丹藏身何處的更為準確的情報。格雷希恩及其工作組研究了一系列不同方案,它們旨在得到美國人自己看到的關於本·拉丹的可靠情報,從而縮短髮現目標和襲擊目標之間的時間間隔。
其中一個方案是通過美國空軍一種叫「捕食者」的小型無人偵察機觀察地面並將錄像片段發送回去。另外一個方案因為後來被認為不切實際而被放棄,它是將一個高強度的遠距離望遠鏡放到本·拉丹訓練營所在的山上。這兩種方案都同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將軍討論過,然後向白宮的克拉克辦公室作了匯報,當時反恐安全小組正在尋找新方法。2000年春,為了收集情報,克拉克帶著中央情報局局長助理查爾斯·艾倫,在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共同努力下,與弗賴伊一起研究出來一種方案,克拉克稱為「阿富汗的眼睛」。中央情報局與國務院在關於誰應當為這個計劃出錢的問題上進行了許多爭論,後來白宮出面達成了一個費用分擔協議。中央情報局同意為「捕食者方案」支付為期60天的試運行期費用,以「證明該方案有效」。
2000年6月底,「阿富汗的眼睛」得到小組委員會的支持。7月中旬,測試完成,設備準備齊全,但還有法律問題需要解決。8月11日,部長們同意部署「捕食者方案」。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在考慮如何使用由無人偵察機從阿富汗發回來的情報。克拉克的副官羅格·克瑞西給伯傑寫信,認為有必要召開反恐安全小組緊急會議和部長委員會會議,以決定當「捕食者」發回情報可以確定本·拉丹位置時,如何處理這些錄像情報的問題。在備忘錄的頁邊,伯傑寫道:「在採取行動之前,我不僅僅只是想得到一個經證實的地址,我們至少還需要得知本·拉丹出行規律這方面的數據,這樣才能確定他是否還留在那裡。」克林頓總統在備忘錄上記下了日期。
9月7日,「捕食者」首次在阿富汗上空飛行。當克拉克看到試飛時拍下的錄像後,他向伯傑描述說,畫面「的確令人吃驚」,他還立即要求派更多的飛機去尋找本·拉丹,並用巡航導彈或者實施空襲來打擊目標。克拉克還說,即使沒有找到本·拉丹,「捕食者」飛機也能確定其他有用的目標,例如,其他「基地」領導人或者生化武器的貯藏地。
不只是克拉克一個人對「捕食者」充滿熱情,它還得到了中央情報局科弗·布萊克和查爾斯·艾倫的支持。「捕食者」在阿富汗的15次試飛有10次獲得了成功。在其首次飛行中,一架「捕食者」發現在坎大哈外本·拉丹的塔那克農場裡,有一個身穿白袍、身材高大的人,周圍採取了安全保衛措施。當9月28日第二次看見農場裡的這個「身穿白袍的人」後,情報部門的分析員認為他很可能就是本·拉丹。
在不止一次的試飛執行任務期間,塔利班的軍隊發現了「捕食者」並緊急起飛米格戰鬥機試圖攔截「捕食者」,但沒有成功。伯傑擔心「捕食者」被擊落,並警告克拉克說,「捕食者」被擊落將使本·拉丹及塔利班「財源滾滾」。
但克拉克仍然對「捕食者」以及剿滅「基地」組織其他地方的恐怖主義組織持樂觀態度。伯傑則更為謹慎,在稱讚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績的同時指出現在還不是可以自滿的時候。他寫道:「不幸的是,隧道盡頭的光線來自於另一條隧道。」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美國「科爾」號驅逐艦遇襲事件(1)
在前面的第五章我們已經介紹了,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一起的另外兩個人即哈拉德和納希里成為「基地」組織的行動協調員。如前文所述,這兩個人都與1998年和1999年準備用一船炸藥襲擊也門口岸的船隻事件有關。他們最初準備襲擊一個商用船隻,尤其是油船,但本·拉丹要求他們襲擊美國軍艦。2000年1月,他們試圖襲擊亞丁港的美國軍艦,但由於其用於自殺襲擊的小船沉沒而失敗。9個多月後的2000年10月12日,「基地」組織成員用一艘裝滿炸藥的小船襲擊了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將軍艦的艙面炸開了一個大洞,導致17個船員死亡,並使至少40人受傷。
我們現在知道,這次陰謀完全是「基地」組織策劃並由本·拉丹直接指揮的。他選擇了攻擊目標和地點,挑選自殺「基地」組織成員,並提供了購買炸藥和設備的資金。納希里是具體指揮者並在也門親自指揮。哈拉德直到被捕前一直在也門相助,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本·拉丹也在提供幫助。「基地」組織在當地的協調員包括賈馬爾·阿爾·巴達維和法哈德·阿爾·庫索,據猜測,後者在附近對襲擊過程拍攝了錄像。被挑選進行自殺襲擊的兩個人是哈桑·阿爾·卡姆利和埃布拉希姆·阿爾·撒沃,後者也就是尼布拉斯。尼布拉斯和庫索在哈拉德2000年1月到吉隆坡和曼谷時曾給哈拉德寄錢到曼谷。
2000年9月,據說本·拉丹告訴納希里他想替換卡姆利和尼布拉斯。納希里很生氣,不同意換人,他告訴其他人,他要去阿富汗向本·拉丹解釋新的「基地」成員已經完成訓練並準備好實施襲擊行動。在離開前,納希里指示尼布拉斯和卡姆利,對進入亞丁港的美國軍艦實施襲擊。
納希里還在阿富汗時,尼布拉斯和卡姆利看到了機會。他們駕著裝滿炸藥的小船跟隨「科爾」號驅逐艦,向艦上工作人員作出友好的姿勢,然後引爆了炸彈。庫索沒有及時趕到拍攝襲擊過程。
在阿富汗後方,本·拉丹估計美國軍隊要實施報復。他命令疏散「基地」組織坎大哈機場的營地人員。起初逃到喀布爾附近的沙漠地帶,然後到考斯特和賈拉拉巴,最後又返回坎大哈。在坎大哈,他輪流替換地居住在五六個住處裡,每個地方只呆一晚。此外,他還將他的高級顧問穆罕默德·阿提夫派到坎大哈的另一個地方,並將其副手阿依曼·阿爾·扎瓦希里派到喀布爾,這樣他們三人就不會在一次襲擊中喪生。
美國方面並沒有進行打擊。2001年2月,有消息說,有一個大人物(很可能是指本·拉丹)經常抱怨美國還沒有實施打擊。根據該消息,本·拉丹盼望美國來打擊,如果美國不這樣做,他將發起更大的襲擊。
對美國「科爾」號軍艦的襲擊導致「基地」組織開始大量招募人員。襲擊發生後,本·拉丹指示新聞部門,在哈里德·希克·穆罕默德帶領下錄製了一盤宣傳帶,裡面除了再次實施襲擊的內容之外,還包括「基地」組織訓練營和訓練方法的畫面;它還特別強調巴勒斯坦、克什米爾、印度尼西亞和車臣穆斯林受到的苦難。「基地」組織的形象對本·拉丹非常重要,錄像帶廣泛散發。其中一部分被空郵到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美國有線新聞網和其他電視台。還有一部分被傳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年輕人手中,引來很多極端分子到阿富汗接受訓練和參加「聖戰」。「基地」組織成員認為這個錄像帶是他們在其他伊斯蘭教和「聖戰者」運動中積極參與戰鬥的一個有力的工具。
調查襲擊事件
由聯邦調查局、海軍犯罪偵查處和中央情報局組成的調查組立即被派往也門調查這次襲擊事件。美國駐也門大使巴巴拉·博丁好不容易才艱難地試圖說服也門政府接受這個調查組並允許他們攜帶武器,因為也門人不願意看到美國人在公眾場合攜帶長槍(也包括步槍、短槍和自動武器)。同時,博丁和聯邦調查局工作組的領導約翰·奧尼爾不斷發生衝突。奧尼爾離開也門後又想回去,但博丁拒絕了他的要求。雖然在最初關係有點緊張,也門與美國的調查活動開展了起來,並在幾周之內,就查出了事件的梗概。
在「科爾」號驅逐艦遇襲的當天,有一批嫌疑人員聚集在也門,其中有隸屬於「基地」組織的埃及伊斯蘭「聖戰者」。美國反恐官員告訴我們,他們立即斷定「基地」組織應當對此事件負責。但正如中央情報局副局長麥克勞克林向我們解釋的那樣,僅是從表面上看襲擊的各方面像是「基地」組織所為還不夠,要證明它是「基地」組織實施的,中央情報局需要的不僅僅是猜測,而是要找到襲擊與「基地」組織某個人的聯繫。
襲擊後的頭幾周裡,也門方面發現並逮捕了巴達維和庫索,但沒有讓聯邦調查局的人參與訊問。中央情報局認為也門方面在「科爾」號事件發生後最初所給予的支持是「緩慢而不夠的」。克林頓總統、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都介入此案並提供幫助。由於信息都是二手的,美國調查組不能作出可靠的評估。
11月11日,也門方面給聯邦調查局提供了通過審問巴達維和庫索得來的新信息,其中包括對給予這兩個被捕者行動指示的那些人的描述。其中一個人是哈拉德,他們說這個人斷了一條腿。巴達維和庫索說哈拉德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幫助指揮了這次行動。也門警方(正確地)判斷出這個哈拉德就是陶菲克·本·阿塔什。
一個聯邦調查局特警將這個叫哈拉德的人與他從另外一個重要的「基地」組織線人那裡獲得的情報聯繫了起來,這個線人曾經定期與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官員見面。該線人曾將哈拉德叫做本·拉丹的「狗腿子」,並說幾年前他在訓練營的一次爆炸事故中被炸斷了一條腿。為了確定此人的身份,聯邦調查局特工要求也門提供哈拉德的照片。11月22日,也門將哈拉德的照片交給美方,並重申了他們的觀點,認為哈拉德就是「科爾」號事件策劃者與本·拉丹的中間人(幾個星期後的12月16日,在與美國官員會見時,這個線人從也門提供的照片中確認了哈拉德)。
美國情報部門已經將哈拉德與「基地」組織恐怖行動聯繫了起來,包括1998年使館爆炸案。而此時也門方面也確定了納希里的身份,他與「基地」組織和1998年使館爆炸案的聯繫就更加清楚了。
換句話說,也門方面在11月後半月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證明「科爾」號爆炸案與「基地」組織有關,並確定了其參與者是美國已經知道的「基地」組織成員。在12月,美國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證據。但在2002年和2003年逮捕納希里和哈拉德之前,美國方面一直都沒有關於本·拉丹本人捲入此次襲擊的證據。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美國「科爾」號驅逐艦遇襲事件(2)
應對策略
「科爾」號爆炸案立即引起了人們關於如何對付「基地」組織的思考。據克拉克講,在「科爾」號事件後,伯傑嚴厲地責罵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反覆要求知道為什麼美國必須忍受這類襲擊——致使後者當場離開了部長委員會會議。
中央情報局得到另外的秘密行動授權,並根據1999年7月的「通告備忘錄」內容增加了幾個人,美國這樣就可以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環境中開展抓捕「基地」組織頭目的行動。特尼特也增加了幾種行動方案,如加強與北方聯盟和烏茲別克斯坦的聯繫、放慢在黎巴嫩境內最近與「基地」組織相關的行動步調。
在外交方面,伯傑於2000年10月30日同意由國務院開闢另一條途徑,與塔利班副外長阿卜杜爾·賈利爾就驅逐本·拉丹問題進行商談。國家安全顧問要求美國向塔利班傳達「嚴厲而帶有威脅性的」警告信息。這種警告與1998年和1999年的相似。同時,美國與俄羅斯一起在尋求聯合國作出一個新的對塔利班奧馬爾政權的制裁決議。
克林頓總統告訴我們,在他宣佈發動對阿富汗「基地」組織進一步打擊之前,或者發出如果塔利班不立即驅逐本·拉丹就將受到打擊的最後通牒之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必須確信他們將「願意公開站出來並且說,我們相信是本·拉丹干的」。他說他因為得不到足夠肯定的答覆,以便對「科爾」號驅逐艦的遇襲作出某種回應,因而感到十分沮喪。
同樣,伯傑也回憶說,如果要發動戰爭,總統需要能夠說他的高級情報官員和執法官員已經就誰將承擔責任得出了肯定的結論。他回憶了情報部門只是非常懷疑,當我們離開辦公室時,他們並沒有得出結論說就是「基地」組織干的。
關於情報官員當時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我們僅有的資料就是他們在非正式會議上的匯報介紹。「科爾」號遇襲後不久,克林頓政府便要求分析人員停止散發關於誰應當對爆炸負責的書面報告。因為這個話題非常敏感,不管是駐也門大使博丁還是華盛頓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家,都推測政府不想讓報告在部門間流傳以致公開,因為它可能阻止執法行動或者使總統處於不利地位。
白宮和其他部長卻更依賴於非正式的最新消息,把它們當做證據。克拉克擔心中央情報局會模稜兩可地將責任推給「基地」組織,他在11月7日給伯傑的信中說道,分析家描述該案的襲擊者時諷刺地說「它有腳、會飛還會叫」。11月10日,中央情報局分析家向部長小組會議匯報了他們的初步調查結果,認為襲擊是由居住在也門的一個恐怖主義組織實施的,該組織與跨國回教「聖戰組織」有關。根據該報告,這些人很可能得到了「基地」組織的支持。但該報告並未提及關於外部的贊助、支持和行動指示方面的信息。第二天,伯傑和克拉克告訴克林頓總統,隨著調查的繼續深入,「基地」組織策劃並指揮了這次爆炸的結論,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11月中旬,隨著「基地」組織參與襲擊的證據增多,伯傑讓謝爾頓將軍重新評價並制定一個迅速打擊本·拉丹的軍事計劃。謝爾頓將軍給中央司令部的新任指揮官湯米·弗蘭克斯將軍分配任務,讓他重新審查方案。謝爾頓想表明,軍隊有足夠的想像力並且消息靈通,能夠按照不同方案部署行動。他也想展示軍事行動的複雜性。他向伯傑報告了自1998年以來研製的無限解決打擊方案,經過聯合行動組和中央司令部夏季的調整,已形成為一個包含13種方案及其綜合的行動計劃。中央司令部為擴大打擊範圍、包括對塔利班的打擊,另外創造了一個新的「分階段行動」概念。這些打擊首次旨在對阿富汗開展一個不定期的空中戰役。這個軍事計劃的制定者沒有對入侵阿富汗可能遭遇的偶發事件作出準備。這個「分階段行動」概念於12月20日向國家安全顧問助理唐納德·克裡克和其他官員做了匯報。
11月25日,伯傑和克拉克給克林頓總統寫信說,儘管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調查還沒有形成正式的結論,但他們相信調查很快會證明襲擊是由一個較大恐怖主義組織實施的,該組織的高級成員隸屬於「基地」組織。伯傑還說,該組織的大多數成員曾在本·拉丹的阿富汗營地接受過訓練。迄今為止,還無法證明本·拉丹本人與這次襲擊有牽連,也沒有人聽命於他的直接命令,但有兩條情報表明他捲入這次襲擊。不過,在討論可能的反應策略時,伯傑認為那個假設——「基地」組織應當承擔責任——是一個「未經證實的推測」。
在11月25日同一個備忘錄中,伯傑告訴克林頓總統一個秘密的想法:給塔利班最後一次通牒。克拉克在這個想法基礎上附加了具體的要求:立即將本·拉丹及其同黨引渡給一個合法政府受審、切實關閉位於阿富汗境內的恐怖主義設施、在90天內將所有恐怖分子驅逐出阿富汗。如果不服從,美國將直接針對塔利班進行打擊,同時美國將努力確保塔利班永遠不會打敗北方聯盟。但後來美國並沒有發出這樣的最後通牒。
差不多一個月後,在12月21日,中央情報局又一次向部長小組會議報告結果。中央情報局運用幻燈片表明了他們的「初步結論」,即有強有力的間接證據證明襲擊的主要實施者與「基地」組織有聯繫,因此,本·拉丹的「基地」組織「支持了對『科爾』號的襲擊」。中央情報局列舉了主要嫌疑犯,其中包括納希里。此外,中央情報局詳述了恐怖襲擊的行動時間表,即從1999年中期的準備,到2000年1月3日襲擊美國「沙利文號」驅逐艦的失敗。情報來源於襲擊前一天「基地」組織成員召開的一次會議。
這些幻燈資料還表明,中央情報局「對於襲擊的外部指揮這個關鍵性問題,即由誰、怎樣指揮,至今還沒有肯定的回答」。中央情報局指出,也門方面聲稱哈拉德從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幫助指揮了這次行動,而他很可能只是本·拉丹的中間人,但還沒有看到也門方面的證據。不過,中央情報局根據兩個線人提供的情報和傳回來的情報,知道哈拉德與「基地」組織有聯繫。這些匯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儘管一些關於「基地」組織角色的報告有價值,但它們太不明確。這些情報提供的僅僅是「基地」組織策劃這次襲擊的模糊信號。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美國「科爾」號驅逐艦遇襲事件(3)
克林頓總統和伯傑告訴我們,這不是他們所需要的結論,它不能成為發動戰爭或者向塔利班發送戰爭威脅最後通牒的憑據。克林頓總統還說,選舉和權力交接並不是重要問題,還有足夠的時間。他說,如果情報部門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他將會尋求聯合國安理會的最後通牒,並在採取進一步行動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之前,給塔利班一天、兩天或者三天的時間。但他認為,不能僅僅根據一個「初步判斷」就發動對於另一個國家的入侵,否則,一個總統就應當對戰爭承擔責任。
其他顧問對此持有相同看法。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一些顧問當時警告她說,在考慮任何回應措施尤其是軍事行動前,必須確保有證據證明本·拉丹與「科爾」號事件有聯繫,因為這類行動可能激怒伊斯蘭世界並導致對塔利班的支持上升。國防部部長科恩告訴我們,如果僅僅根據對「基地」組織負有責任的推測就冒殺害平民百姓的危險,這顯然是不明智的。謝爾頓將軍還說,誰應當承擔責任以及襲擊目標是什麼,還是尚未解決的突出問題。
克拉克回憶說,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對於報復行動還有保留,他們還沒有考慮報復,因為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從未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他認為他們「還在猶豫」。他說他不知道具體原因,但印象是,特尼特和雷諾很可能認為白宮「不是真的想知道」,因為直到11月部長會議上的爭論均表明,在這屆政府最後幾周任期內進行針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並不符合白宮方面的利益。他認為,克林頓總統、伯傑、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最後這段時間裡,所關心的是推動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達成一個和平協定。
一部分克拉克的反恐同事,如國務院的希恩和聯邦調查局的沃森,對於當時沒有任何軍事反應,都很失望。克拉克最近回憶說,希恩非常惱火,曾誇張地責問國防部官員:「難道要『基地』組織襲擊白宮後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嗎?」
關於證據,特尼特講他驚訝地得知,白宮正在等他作出結論說「基地」組織應當對襲擊「科爾」號事件承擔責任,以便能夠對其採取軍事行動。他不曾記得伯傑或者其他任何人告訴他,白宮正在等待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那充滿魔力的結論。他更不記得曾與伯傑或者克林頓總統就報復問題有過任何爭論。特尼特說,他相信自己有責任匯報爆炸案的調查結果;但應由部長們來決定動用武力是否正當。他認為他在調查早期就將所知道的事情公佈出來了,而這些證據一直到「9·11」事件前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一位中央情報局官員說,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家使用「初步判斷」這個術語,是因為他們知道情報的證明標準和法律標準是不一樣的。他們告訴說,由於襲擊事件將受到刑事調查,「初步」這個術語可以避免套住政府,因為政府的申明將來可能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被辯護律師利用。克拉克當時也意識到情報事宜與法律事宜的區別問題。美國執法部門的官員一致認為,對於以情報為基礎的案件,調查首先要得出結論「足以引起指控,能夠在最後的刑事責任確定之前進行起訴」。
當時沒有進行跨部門考慮,到底哪一種軍事行動方案更切合實際:是五角大樓新的「分階段行動」概念還是在阿富汗進行一個無限期的空襲?國防部的官員,例如,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特·司洛康和弗賴伊中將告訴我們,軍事反應方案仍然是受限制的。本·拉丹依然在逃。他們還像兩年前那樣認為,用昂貴的導彈去打擊那些低廉而不成熟的訓練營並沒有什麼好處,而如果打擊未能殺死本·拉丹的話,這樣的軍事行動甚至對「基地」組織還有所幫助。
2000年底,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開始考慮制定一個將提交給新一屆政府的反恐議程表。反恐中心拿出了他們最好的方案,認為它不受任何先前的政策和資金方面的限制。這個方案被非正式地稱為「藍天」備忘錄;12月29日,它被送至克拉克。它提出了如下建議:
●通過情報分享與增加資金,大力支持北方聯盟,以便能夠打敗塔利班軍隊並鉗制「基地」組織武裝人員。但這無異於推翻塔利班政權,因為這樣的目標單單對於中央情報局來說,不切實際,且代價太大。
●對烏茲別克斯坦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其提高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協助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
●對反塔利班團體與個人提供幫助,鼓勵他們抵抗塔利班。
中央情報局的備忘錄提到「已經沒有『銀彈』可以用來處理阿富汗日益增多的問題」。改變現狀,需要一種綜合性的戰略。
在克林頓政府任期剩下的幾個星期裡,對這樣的意見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伯傑記不起看到過或者聽取過關於「藍天」備忘錄的匯報。在同布什政府新任高官的交接過程中,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備忘錄。特尼特和他的副手告訴我們,在新成員上任後,他們還曾敦促讓這些想法變成行動方案。
隨著克林頓政府任期的即將屆滿,克拉克和他的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政策性文件;自1998年的德淪達計劃之後,他們還是首次作出這種全面努力。最後文件的名稱是「消除『基地』組織『聖戰者網絡』的威脅:現狀及前景」,文件回顧了直到那時為止所面臨的威脅及其記錄,吸收了中央情報局「藍天」備忘錄的新思路,並提出了幾個近期的政策方案。
克拉克和他的工作人員提出了一個目標,用3到5年的時間來剿滅「基地」組織。在此期間,應當採用削弱或者破壞該組織基礎設施的政策,將其削減為一個「殘餘組織」,就像20世紀80年代對付曾經令人膽怯而如今已經消失的一些恐怖主義組織那樣。克拉克的工作人員寫道:「像現在這樣持續進行的反『基地』組織行動將阻止一些恐怖主義襲擊,但卻無法嚴重破壞其策劃並實施新襲擊的能力。」這個文件還支持對北方聯盟和烏茲別克斯坦予以暗中幫助,並贊成在2001年3月重新使用「捕食者」飛機。它也呼籲採取軍事行動打擊「基地」組織的指揮控制系統和基礎設施以及塔利班的軍事和指揮目標。該文件還表達了對「基地」組織成員在美國國內活動的擔心。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變與不變(1)
2000年11月7日,美國開始總統大選,這次選舉是美國歷史上總統競選中票數最為接近的一次。但在這次選舉活動中,居然沒有關於「基地」組織威脅或者有關恐怖主義的討論。選舉後又進行了一場持續36天的法律鬥爭。直到12月12日最高法院作出5:4的裁決和副總統戈爾作出讓步之前,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戈爾還是他的共和黨對手、得克薩斯州的州長布什會成為2001年的美國總統。
大選的爭論和這36天的遲延已經削減了正常過渡期的一半時間。鑒於美國總統選舉通常將大規模地替換政府官員,這些逝去的時間就妨礙了新政府確認、招募、清理人員和取得參議院對主要任命的批准。
新舊政府的過渡
布什政府在白宮的主要官員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她曾經是老布什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賴斯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他是老布什政府時期的國防部長的助手;參謀長安德魯·卡德,也是老布什政府時期的副參謀長,後來擔任運輸部長。布什選擇柯林·鮑威爾擔任國務卿,他曾經是裡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後來擔任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什選擇拉姆斯菲爾德擔任國防部長,他是前國會成員、白宮參謀長;在傑拉爾德·福特總統時期,他曾經擔任過一屆國防部長。布什很快決定仍然讓特尼特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路易斯·弗裡的法定任期為10年,他仍然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直到2001年夏天他自願退休時止。
布什和他的主要顧問都收到了有關恐怖主義包括本·拉丹的報告。2000年9月早些時候,中央情報局副局長麥克勞克林帶著一個小組來到布什位於得克薩斯州的克勞福德牧場,就敏感信息與他作了廣範圍的、長達4個小時的匯報。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副主任本·邦克花了1個小時專門匯報恐怖主義問題。為了強調恐怖分子獲得化學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的或者核武器的危險,邦克帶了一個模擬提箱,模擬了1995年奧姆真理教用沙林神經毒氣攻擊東京地鐵的方法。邦克告訴布什,在接下來的4年裡,將會有許多美國人死於恐怖活動。在大選日後的長時間競爭期間,中央情報局在克勞福德專門設立了一個辦公室將情報傳給布什和他的主要顧問。在過渡期間,特尼特帶著負責行動指揮的副局長帕威特在布萊爾宮向新當選的布什總統作了匯報。布什總統告訴我們他曾問特尼特,中央情報局能否殺死本·拉丹,特尼特回答說,殺死本·拉丹可能會有些效果,但不會終結威脅。布什總統還告訴我們,特尼特對他講,中央情報局擁有它需要的所有權力。
在12月,布什與克林頓進行了2個小時的會面,逐個討論了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上所面臨的挑戰。克林頓回憶對布什說過:「我認為你首先應該知道你最大的威脅來自本·拉丹和『基地』組織。」克林頓還說:「我任期內最大的遺憾之一是沒有將他(本·拉丹)逮住交給你,因為我曾試圖那樣做過。」布什對調查委員會說,他確信克林頓總統提到過恐怖主義問題,但不記得有關「基地」組織的談話。布什回憶說克林頓強調了其他一些問題,比如朝鮮及以巴和平進程。
1月初,克拉克就恐怖主義問題向賴斯作了匯報。他還向當選副總統切尼、哈德利、新任命的國務卿鮑威爾作了類似的匯報:將「基地」組織描述成一個具有全球網絡的「聖戰者組織」和一個致命的恐怖主義核心組織。匯報材料還說,「基地」組織在超過40多個國家,包括美國,都安插了恐怖分子。伯傑告訴我們,他認為有必要提醒克拉克向賴斯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天,伯傑會見了賴斯。他告訴賴斯說,與處理其他問題相比,布什政府應當花更多的時間來處理恐怖主義問題,尤其是「基地」組織問題。賴斯回憶說,伯傑當時告訴她將在恐怖主義問題上花多少時間,並說這會超過她的預期使她驚訝,但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脆弱的中東和平進程和北朝鮮問題。克拉克說,由於8年處在在野位置,新班子必須直接面對,學習如何瞭解「基地」組織及新的跨國恐怖主義威脅。
組建政府新班子
在短暫的過渡期裡,賴斯和哈德利集中精力於人員安排與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他們的政策重點不同於克林頓政府。其優先考慮的問題包括中國、導彈防禦、中東和平進程的崩潰、波斯灣。意識到自從老布什政府時期以來恐怖主義發生的大致變化,他們特別關注的問題是,反恐政策應當如何協調。賴斯曾要求弗吉尼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菲力普·哲利考向她講解恐怖主義的變遷。165哈德利和哲利考要求克拉克及其助手羅格·克瑞西專門詳細介紹恐怖主義威脅以及克拉克的「跨國威脅問題理事會」和反恐安全小組是如何運作的。
在老布什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裡,許多棘手問題只在次長委員會這個層次上討論。只有當其不能解決時,這些問題才被提交到部長委員會那裡。克林頓政府的《總統指令》第62條特別規定,克拉克的反恐安全小組應當通過次長委員會報告,或者根據伯傑的決定,直接向部長們報告。伯傑實際上允許克拉克的反恐安全小組行使的職能類似於一個次長委員會,可以直接向部長委員會報告問題,而該委員會的人員都是特別領導小組成員。這樣,克拉克也在事實上成為了一個部長。
賴斯決定改變這種協調反恐政策的特別結構。她認為,作為一個健全的政策決策機制,克拉克的跨部門委員會也應當像其他機構一樣,通過次長委員會向部長委員會提交報告,而這是很重要的。
賴斯作出了對克拉克和整個反恐工作人員的任命予以推遲的初步決定。她說這種決定對一個新政府來說是不常見的。她同時決定克拉克應當保留其國家反恐協調員的頭銜,但他不再是事實上的部長委員會的成員。賴斯說保留克拉克的決定「並不是沒有異議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刺頭」。但她和哈德利都想要一個經驗豐富的能夠處理危機的人。伯傑那裡的人沒有一個具有克拉克所具備的在平衡政府方面豐富的知識。
克拉克看到自己被降級,感到很沮喪。他還擔心通過次長委員會來報告會延緩反恐決定的作出。
結果,隨著政府交接而進行的所有變動中,反恐政策基本保持了連續性。克拉克和他的反恐安全小組能夠繼續進行協調。特尼特仍然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其主要下屬仍然沒被撤換,包括布萊克及其反恐中心成員。謝爾頓仍然是聯席會議的主席,其聯合行動組成員也基本沒變。聯邦調查局局長弗裡及其負責反恐的副局長戴爾·沃森也繼續留任。國務院和五角大樓處理反恐問題的官員也沒變。變化的是內閣和次內閣層次以及反恐安全小組的報告程序。在次內閣層次,關於主要官員尤其是國防部官員的任命批准,推遲了很久。
布什政府的工作程序比起其前任,又正式又不正式。克林頓總統是一個貪婪的讀者,他每天收取書面的情報匯報;他經常在頁邊記下他的問題和評論,讓別人給出書面的答覆。而新總統則相反,恢復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面對面的匯報。布什總統和特尼特上午8點在橢圓辦公室會面,副總統切尼、賴斯、卡德通常也在場。布什總統和中央情報局局長都告訴我們,每天開這種會議為交換情報問題提供了有益的機會。
布什總統每天與賴斯面談,而賴斯則每天至少與鮑威爾、拉姆斯菲爾德通電話。結果,總統經常感到不需要正式開會。不過,如果他決定某個事情或者問題需要採取行動,賴斯通常要求哈德利召集次長委員會以便研究和審查方案。總統說這個步驟經常要考驗他的耐心,但他理解協調行動的必要性。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變與不變(2)
早期決定
在布什總統就職後的頭幾天裡,克拉克去找賴斯,試圖讓她和新總統將反恐問題放在十分優先考慮的位置,並使他在上屆政府最後幾個月期間所制定的議程表得到切實執行。當賴斯要求所有高級官員認真考慮政策重點的審查和初步行動計劃後,克拉克於2001年1月25日提交了一個精心準備的備忘錄。附件是他1998年的迪蘭達計劃和2000年12月的戰略文件。克拉克寫道:「我們迫切需要……對『基地』組織網絡開展一個部長級別的審查。」
他希望部長委員會作出決定,認定「基地」組織是否「一級威脅」或者只是一個被危言聳聽所虛誇的擔憂。提到他為賴斯準備的交接報告,克拉克寫道,「基地」組織「並不是狹隘、弱小的一般恐怖分子問題,它不能為一般的大區域政策所囊括」。他還提到兩個被推延的主要決定:一個是阿富汗春季內戰重新開始後,秘密幫助北方聯盟使其保持活動,另一個是秘密幫助烏茲別克斯坦。克拉克還建議,在如下問題上應當迅速作出決定:關於就藏身阿富汗的「基地」組織問題,如何向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傳遞信息;關於中央情報局採取行動所需要的經費的來源;關於「何時、怎樣……對『科爾』號遇襲事件作出反應」。
國家安全顧問並沒有對克拉克的備忘錄作出直接的響應。在2001年9月4日之前,沒有召開過關於「基地」組織的部長委員會會議(儘管部長委員會經常就其他議題開會,例如,中東和平進程、俄羅斯和波斯灣問題等)。但賴斯和哈德利也開始處理克拉克列舉的問題。自選舉日起,就「科爾」號遇襲事件應當說什麼和做什麼,已經是一個顯然的問題。襲擊事件發生在選舉日前的25天,那時候總統候選人布什對美國有線新聞網說:「我希望我們能夠收集足夠的情報以確定是誰幹的,然後採取必要的行動。這個問題必須要有一個結果。」由於克林頓政府沒有作出軍事反應,布什政府會做什麼呢?
1月25日,特尼特向總統報告了「科爾」號事件的調查情況。這個書面報告向新政府的高官們重複了中央情報局在上一年11月向克林頓白宮官員所匯報的內容,包括「基地」組織應當負責這個「初步判斷」,但該報告也有所保留,即還沒有發現本·拉丹親自命令實施了這次襲擊的證據。特尼特告訴我們,他想不起來與總統就這次報告有過交談。
在1月25日的備忘錄裡,克拉克向賴斯提出建議,政府應當對「科爾」號遇襲事件作出反應,但「應當採用這樣的政策,即『我們將在我們自己選擇的時間、地點並以我們自己選擇的方式來回應』,而不應該作出條件反射式的、不假思索地回應」。在2月中旬副總統切尼訪問中央情報局之前,克拉克給他送去了他的備忘錄——未經過白宮通常的文件管理體系——建議切尼詢問中央情報局官員:「要中央情報局得出『基地』組織應當對『科爾』號遇襲事件負責這個肯定結論,我們還需要哪些情報?」2001年3月,中央情報局給賴斯的報告仍然描述了中央情報局的「初步判斷」,根據案發背景事實,可以判斷為「基地」組織所為,但同時指出中央情報局依然缺乏「對於襲擊事件的外部指揮和控制問題可以下結論的證據」。克拉克及其助手繼續給賴斯和哈德利提供證據,強調那些指控基地組織的事實,敦促採取需要相應的行動。
總統向我們解釋,他擔心萬一空中打擊不奏效,恐怕只會給本·拉丹提供一種宣傳良機。他說沒有人告訴他克林頓政府對塔利班發出警告之事。布什總統告訴我們,他曾斷定美國必須使用地面力量來打擊「基地」組織。
賴斯告訴我們,從來沒有形成一個正式的、記錄在案的決定,不實施報復、特別是不對「科爾」號爆炸事件實施報復。通過與總統的交談、總統與特尼特的交談、賴斯自己與鮑威爾和拉姆斯菲爾德的交談,他們形成了一個一致同意的觀點:「以牙還牙」式的反應很可能適得其反。她認為,1998年8月使用巡航導彈打擊的事例就是適例。五角大樓也不主動採取行動。相反,拉姆斯菲爾德認為經過的時間太久了,他的副手保羅·沃爾福茲也認為「科爾」號襲擊事件已經事過境遷了。哈德利說,最後,政府對「科爾」號事件真正的反應將是一個針對「基地」組織的新的、更具進攻性的戰略。
新政府決定向國會提出方案,要求給國家安全機構包括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大幅度地增加反恐資金。這其中單是中央情報局的反恐資金,就要求增加27%。
開始審查
3月初,政府推遲履行向北方聯盟和烏茲別克斯坦增加援助的提議。賴斯認為,當時首先需要對美國關於阿富汗的政策進行更加廣泛的檢討。她希望這個審查盡早進行。
賴斯和其他人回憶起總統說過的話:「我厭倦拍蒼蠅。」總統還說,「我厭倦防守,我希望進攻。我希望同恐怖分子開戰。」布什總統向我們解釋說,他有些不耐煩了。很明顯,他收到過摧毀「基地」組織的建議,但他覺得一個一個地抓恐怖分子,甚至一個一個地搗毀恐怖主義組織,從長遠來說不是一個取勝的辦法。他說,他同時也能理解政策必須慢慢形成以便外交的、財政的和軍事的措施能夠相互配合。
3月7日,哈德利召集了一個非正式的次長委員會會議,當時有些次長還沒有得到國會的批准。克拉克的多種方案——援助北方聯盟和烏茲別克斯坦、採用「捕食者」執行使命——首次向次長委員會推介說明。這些人在布什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裡負責大多數國家安全政策的工作。儘管他們對這些具體建議沒有作出決定,哈德利似乎認為對於恐怖主義應當有一個總統的國家安全政策指令。
克拉克後來感到非常憤怒,因為次長們堅持認為打擊「基地」組織的策略應當在地區政策的框架內制定。他質疑這種做法的好處會彌補時間的損失。政府事實上通過部長委員會會議已經在處理一些問題而沒有進行事先的內容審查,這些問題涉及伊拉克、蘇丹。克拉克希望能同樣地處理緊急的反恐議程問題。但總統的高級顧問認為「基地」組織問題只是難題中的一部分,如果不處理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問題,這個難題就無法得到解決。賴斯推遲了一次關於「基地」組織的部長委員會會議,直到次長們研究出一個新的政策供這些部長考慮。
4月30日,次長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了「基地」組織問題。中央情報局提交的報告將「基地」組織描述成「我們面臨的最危險的組織」,並報告了「基地」組織的領導成員、恐怖行動歷史、人財來源、在阿富汗的藏身處所及其襲擊美國的中心任務等問題。報告警告說,「將會有更多的襲擊事件發生。」
會議上,次長們同意秘密幫助烏茲別克斯坦。至於北方聯盟,他們「同意目前不作大的承諾」。華盛頓將首次考慮援助其他反塔團體。同時,政府將「展開美國對於巴基斯坦政策的綜合審查」,研究關於阿富汗的政策方案,「包括支持改變其政治體制」。基層官員也將考慮採取新的措施截斷恐怖分子的財源,考慮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麻煩纏身的公共外交的努力,對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警告說:「總的來說,我們已經因為『基地』組織的問題而招致了公共輿論的種種非議。」
儘管克拉克仍在擔心政策審查的進程,他現在已經看到了去說服次長們的更大可能性,讓他們認識到恐怖主義性質的變化。促成該策略的努力仍正在進行之中。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新政府的策略(1)
除了恐怖主義之外,布什政府在第一個月還面臨著許多其他難題。例如,中東和平進程的崩潰,而在4月,又出現了一個危機……(此處刪去16個字)。新政府仍然十分關注俄羅斯、新的導彈防禦核戰略、歐洲、墨西哥和波斯灣等問題。
春季,關於恐怖主義的報告急劇增加。在第八章,我們將討論這些報告以及各機構所作的回應。這些令人日益驚慌的報告,都向總統和其他高級官員作了匯報,並成為新政府權衡其對於「基地」組織的政策方案時所考慮的重要內容。
除了少數報告反恐安全小組認為顯然不可靠之外,沒有一個報告明確地指出「基地」組織將在美國境內行動,儘管反恐安全小組繼續關注著國內威脅問題。反恐中心呈送來許多重要的威脅情報,但它收集的全是國外的情報。這些報告也沒有根據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進行補充。克拉克曾經表達過他對「基地」組織在美國境內出現的擔憂。他擔憂「真主黨、哈馬斯、『基地』組織和其他恐怖分子組織」對白宮發動襲擊。
5月,布什總統宣佈,副總統切尼將親自領導一支特遣部隊負責檢查準備工作,包括如何處理受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以及對國家面臨的其他問題的準備工作。接下來幾個月的時間就主要花在挑選副總統的特遣部隊這樣的工作上,花在從第六艦隊挑選一個海軍將領返回華盛頓來組建這支特遣部隊上。而等到副總統的特遣部隊剛剛準備就緒時,「9·11」襲擊就發生了。
5月29日,根據特尼特的要求,賴斯和特尼特將他們通常的周會改變成一個對「基地」組織進行廣泛討論的會議;與會者包括克拉克、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萊克以及「理查德」,後者是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負責人。賴斯詢問了關於「開始反擊」的問題和是否能有辦法影響本·拉丹或者塔利班。克拉克和布萊克回答說,中央情報局正在進行的剿滅活動就是在「開始反擊」了,還說威懾不可能對本·拉丹有效。接下來還就「切斷本·拉丹組織後援」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特尼特著重強調了中央情報局2000年12月研究出來的關於秘密行動的計劃。當討論在3月份對這個計劃的授權草案時,中央情報局官員指出,執行這些計劃的花費,將大大超過中央情報局當前為反恐秘密行動所作的全部預算。它應當是一個多年規劃,大概5年時間都需要如此開支。
中央情報局官員「理查德」告訴我們,賴斯「同意了這個方案」。他說賴斯同意了他關於下一步應做什麼這個問題的結論,儘管他向我們抱怨說制定政策的程序沒有盡快地跟上來。克拉克和布萊克被要求研究出一系列從最小目標到最大目標的打擊本·拉丹組織的方案。
賴斯和哈德利要求克拉克及其工作人員擬訂出新的總統指令。6月7日,哈德利分發了第一稿,該稿被描述為應對「基地」組織的「一個可以達到目標的」計劃。總統國家安全政策指令初稿的目的是「根除『基地』組織恐怖主義網絡對美國及其友好政府的威脅」。它要求在外交、秘密行動、經濟措施、執法、公共外交以及必要情況下的軍事努力等多方面進行多年的努力。國務院將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起搗毀「基地」組織的所有庇護所,也將同財政部一起掐斷恐怖主義經濟命脈。中央情報局將擴展秘密行動計劃,包括大量地增加資金、援助反塔利班的組織。草案要求「行政與財務辦公室」通過美國2002~2006年的財政預算,確保該計劃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賴斯認為這個指令草案是新的全面戰略的體現,它動用了國家權力的所有手段來消除「基地」組織的威脅。不過,克拉克認為這個新草案與他在2000年12月制定,並於2001年1月提交給新政府的議案基本上是相似的。在5月或是在6月,克拉克要求辭去其反恐協調員的職位而到一個新崗位負責計算機安全事務。他告訴我們他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很不滿意,他也不滿意那個他認為不「太在意『基地』組織」的政府。賴斯對我們說,即使克拉克感到不滿,他也從來沒有向她提及過。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新政府的策略(2)
死胡同裡的外交
阿富汗。新政府已經開始尋求可能的外交途徑,重返前任政府走過的許多道路。美國使者再次向塔利班施壓,要求其將本·拉丹交給「他可能接受公正審判的國家」,並一再重複警告說,塔利班將對「基地」組織襲擊任何美國目標的行為承擔責任。塔利班代表則重複著他們的老觀點。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告訴我們,儘管整個2001年春夏美國外交家在阿富汗問題上更加活躍,「但如果將這種現象描述為與前屆政府相比發生了巨大轉變,那將是錯誤的」。
在6月底的次長會議上,特尼特被要求評價塔利班與美國在「基地」組織問題上的合作前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則被要求制定新的處理塔利班問題的方案。有的官員感到他們已經又在走回頭路了,而有的官員則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步調太慢,對這些官員來說,重提上述問題無疑是在考驗他們的耐心。阿米蒂奇對我們說:「我們的工作進展得不快。」克拉克不停地爭辯說,打擊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行動,不應該由於要對美國的南亞政策進行一個大的審查,而等待幾個月的時間。哈德利對我們說:「我們已經為政府盡力工作了。」
當所有爭取塔利班合作的希望破滅後,又開始了關於暗中支持反塔組織的爭論。克拉克和中央情報局的科弗·布萊克又重提支持北方聯盟的問題。克拉克建議先給北方聯盟提供小的幫助,只要足以讓其能保持戰鬥並鉗制「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就可以了,而無須讓其推翻塔利班政權。
賴斯、哈德利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阿富汗問題小組的成員扎爾梅·卡利扎德告訴我們,他們反對單獨給北方聯盟援助。他們認為該計劃還需要考慮帕什頓的塔利班反對者。他們還認為該計劃應當以比已有建議更大的規模進行。克拉克也同意更大規模援助計劃,但他警告說,如果援助太遲,北方聯盟就有被塔利班打敗的危險。
這年春天,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請求,中央情報局起草了一個法律文件即一個總統決定,授權大規模秘密援助反塔利班勢力。授權草案明確地說明了援助的目的不是為了推翻塔利班政權。這個計劃也是非常昂貴的。這在較早時候的談話中已經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3月份,特尼特強調要考慮這種大規模援助計劃對該地區政治形勢的影響;在5月,特尼特向賴斯談起過該計劃需要多年的財政保障。
7月,次長們開始達成共識,認為還要作最後的努力說服塔利班改變其立場;如果失敗,政府則將啟動大規模的秘密援助計劃。當7月總統指令草案分發時,國務院給次長們分發了一份長長的歷史回顧報告,這就是關於美國自1996年以來試圖利用塔利班來打擊本·拉丹的歷史回顧。國務院的結論是:「這些對話毫無成效。」
夏天的爭論使更為實質的問題浮出水面,這就是關於美國的秘密援助計劃是否應該尋求推翻塔利班政權的目標,是否要決定性地介入阿富汗內戰以改變阿富汗的政權。9月10日的次長會議結束時,官員們正式同意了一個3階段戰略。首先,外交官再給塔利班最後一次機會。如果失敗,外交上繼續保持壓力,同時開始秘密援助計劃,鼓勵阿富汗所有種族的反塔力量發動內戰,與塔利班僵持並襲擊「基地」組織營地;而美國則尋求國際上的聯合力量來削弱塔利班的政權。最後,如果塔利班的政策仍然不改變,次長們同意美國採取秘密行動從其內部推翻塔利班領導權。
次長們同意修改針對「基地」組織的總統指令,經過總統批准後正式形成,以便將上述內容補充進美國的戰略。阿米蒂奇向我們解釋說,在繼續執行前任政府政策幾個月後,他和鮑威爾建議國務院實行推翻塔利班的政策。從他的觀點看,一旦美國向北方聯盟提供了武器,即使是秘密的,北方聯盟也將致力推翻現行政治體制;這也將給予這些反對者力量,使其取得完全的勝利。
巴基斯坦。布什政府一開始就面臨著窘境,因為美國在處理與巴基斯坦關係問題上試圖完成許多目標。2001年2月,布什總統就一系列問題給穆沙拉夫將軍寫信。他強調說,本·拉丹和「基地」組織「對美國及其利益是一種必須重視的直接威脅」。他敦促穆沙拉夫利用其對塔利班、本·拉丹及「基地」組織的影響。鮑威爾和阿米蒂奇考察了使用更多好處來利誘巴基斯坦的可能性。鑒於國會對巴基斯坦的普遍的消極態度,撤銷制裁似乎有些牽強,但也許只有這樣才能說服穆沙拉夫在他的政府內和國內激起對伊斯蘭主義者的憤怒。
6月18日,賴斯接見了來訪的巴基斯坦外長阿卜杜爾·薩塔爾。她告訴我們,她「的確讓他明白了」我們對「基地」組織的政策。其他證據進一步證實了她的解釋。但是,賴斯回憶說她曾經訓斥過薩塔爾,而巴基斯坦外交官似乎此前已經聽說過這種訓斥。薩塔爾敦促美國高級決策者去利用塔利班,認為雖然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但它將富有成效。6月底,次長們同意審查美國的外交目標。克拉克敦促哈德利將美巴關係中的其他問題分離出來,只集中敦促巴基斯坦積極打擊恐怖主義,敦促巴基斯坦在「基地」組織襲擊前就主動像華盛頓將要求巴基斯坦在襲擊後去做事情那樣工作。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克拉克也作過同樣的請求;但他並沒有在賴斯那裡取得比在伯傑那裡更大的成功。
8月4日,布什總統給穆沙拉夫總統寫信,要求他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並敦促巴基斯坦積極地反對「基地」組織。新政府也開始關注其前任政府關心的問題,但仍是在繼續尋找新的刺激點試圖打通外交渠道。但巴基斯坦方面動作甚微。助理國務卿克裡斯蒂娜·羅卡描述新政府這個打通堵塞的計劃是從「半承諾」到「滿承諾」的一個逐步推進的舉動。新政府還不願因此而與伊斯蘭堡發生對抗和威脅斷絕外交關係。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告訴我們,在「9·11」事件前,美國還沒有開始嘗試針對巴基斯坦的新政策方案。
沙特阿拉伯。「9·11」事件前,布什政府並沒有與沙特阿拉伯就有關「基地」組織問題而發展新的外交關係。2001年7月5日,副總統切尼致電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尋求沙特阿拉伯的幫助,防止恐怖分子在沙特阿拉伯襲擊美國目標。國務卿鮑威爾在「9·11」事件之前與王儲有過兩次會面。他們談論的話題包括伊拉克,但沒有談論「基地」組織。2001年夏,兩國關係主要表現為對正在進行的以巴暴力事件有著嚴重的分歧,而不是因為本·拉丹問題。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新政府的策略(3)
軍事計劃
對五角大樓新領導班子的任命批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茲的任命是在2001年3月才被批准的,而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道格拉斯·菲思的任命到7月才被批准。儘管這些官員曾被匯報過有關恐怖主義,包括「無限制解決行動方案」等初步計劃方面的情報,但正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所說的,他們當時主要是集中精力創建一支21世紀的軍隊。
據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將軍回憶,起初政府在採用軍事行動打擊阿富汗境內「基地」組織方面並沒有太多的興趣。他也想不起國防部長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具體的指示。布賴恩·謝裡登——國防部即將離任的副部長,負責「特別行動和低強度衝突」,是五角大樓負責反恐政策的一位高級官員——也從來沒有向拉姆斯菲爾德匯報過。他於1月20日離任,但直至「9·11」事件前,也沒有誰接替他。
拉姆斯菲爾德向我們說了他自己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的關注,他在與特尼特的定期會議中經常提到。他認為在「9·11」事件前,國防部在處理諸如恐怖主義的新威脅等問題上尚沒有充分調動起來,尚未做好準備。但他自己的時間花在了以下事務上:讓新任官員各司其職、制定新國防政策的基本文件、進行4年一次的國防評估、制定國防計劃指導和現存的應變計劃等。除了開發「捕食者」無人偵察飛機系統之外,他沒有回憶起「9·11」事件前有什麼具體的反恐問題曾引起他的注意。
中央司令部的指揮官弗蘭克斯將軍告訴我們,他也沒有太在意即存的計劃。他認為,一個針對「基地」組織的真正的軍事計劃需要全方位的行動,要按照一個全面戰役的指令行動(包括作為該行動基礎的政治軍事問題),並獲得戰場相鄰國家的領空飛行權。
分發於2001年6月的總統指令草案重申了國防部在保護其國外武裝力量方面的領導地位,以此掀起了有關軍事問題的爭論。草案有一節內容,要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擬訂意外事故計劃」以打擊阿富汗境內的「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目標。新增加的這一節內容並沒有明確命令使用地面部隊,也沒有表明這個指令與現存的「無限制解決行動方案」有什麼不同。
哈德利告訴我們,通過分發這一節的材料,並給這個指令起草了一個附件B草案,白宮意在引起五角大樓注意,希望五角大樓研究一個新的軍事計劃來處理這個問題。賴斯告訴我們:「軍方並不特別想承擔這個使命。」
當該指令還在等待布什總統的簽署時,在「9·11」事件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沒有命令他的下屬開始準備新的軍事計劃以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
布什總統告訴我們,在「9·11」事件前,他沒有看到以特別軍事行動打擊本·拉丹有什麼好方案。在阿富汗的鄰國也沒有合適的軍事「基地」,即使美軍被派往那裡,也不清楚他們到哪裡去找本·拉丹。
總統布什告訴我們,在「9·11」事件前,政府內有一種傾向,即殺死本·拉丹而不必發動戰爭。在2004年,回過頭去看,那時他將總統指令看做是入侵阿富汗的準備。他說,問題是如果沒有對美國的另一次襲擊,我們將如何去打擊阿富汗。他說,對很多人來講,總統指令似乎是執行單邊主義的最終舉動。但他說他準備承擔那樣的責任。
國內之變與不變
在政府過渡期間,布什選擇密蘇里的前參議員約翰·阿斯克羅夫特擔任司法部長。阿斯克羅夫特告訴我們,他一來到司法部就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需要改革聯邦調查局。
2月,克拉克向司法部長阿斯克羅夫特匯報了他的理事會的一些問題。他說,當時司法部長要盡快熟悉工作,並詢問了「科爾」號事件的調查進展。無論是阿斯克羅夫特還是他的前任都沒有收到《總統每日簡報》。他的辦公室確實接受過為高級官員參考的每日信息通報。在2001年春夏,通報內容主要是大量相同的威脅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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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調查局依靠一個於2000年夏天披露的名叫「MAXCAP05」的戰略方案,正努力提高其機構能力,以便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做得更好。聯邦調查局負責反恐的助理局長戴爾·沃森告訴我們,他感到司法部的新領導不太支持這個方案。沃森覺得司法部希望聯邦調查局回到調查槍支、毒品和人權這些基礎問題上去。新政府為聯邦調查局2002年財政年度的初步預算方案確實追加了8%的資金,這是自1997年財政年度以來,聯邦調查局在反恐項目上最大的追加比例。附加資金用於聯邦調查局為2002年猶他州鹽湖城冬季奧運會的支持(一次性增加)、聯邦調查局設施的安全加固、聯邦調查局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反應能力的改進。
5月,司法部開始為2003年財政年度預算制定計劃,這個程序通常應當於2002年初獲得政府的建議。5月9日,司法部長參加一次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陳述聯邦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說:「一個國家,最基本的職責是保護其公民……不受恐怖主義襲擊。」不過,第二天簽發的預算指導意見仍然將槍支犯罪、毒品交易和人權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沃森告訴我們,當他看到這個備忘錄時,差點從椅子上跌下去,因為它沒有提到反恐問題。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在宣佈起訴科巴爾·托爾斯案之後,於2001年6月屆滿離任。他為了起訴科巴爾·托爾斯,已經為這個案子工作了很長時間。在整個夏季,由托馬斯·皮卡德任代理局長。弗裡的繼任者羅伯特·米勒於「9·11」事件之前不久才剛剛上任。
司法部準備了一個2003年財政年度預算草案,它仍然與待定的2002年財政年度方案中的反恐資金水平持平而沒有增加預算資金。皮卡德要求對反恐加強投入,但司法部長於9月10日駁回了申請。
阿斯克羅夫特使從其前任就開始的爭論得以延續,這就是關於是否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1995年程序的問題。該程序調整的是聯邦調查局與司法部刑事犯罪處之間情報分享的問題。2001年8月,阿斯克羅夫特的副手拉裡·湯普森簽發了一個重申「1995年程序」的備忘錄,並且明確指出,聯邦調查局應當立即將「任何根據聯邦法屬於重罪」的證據向司法部的刑事犯罪處報告。「1995年程序」一直到「9·11」事件發生後還有效力。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新政府的策略(4)
秘密行動與「捕食者」計劃
2001年3月,賴斯要求中央情報局為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動準備一系列新的文件。根據賴斯的回憶,這個想法是由克拉克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情報的高級官員瑪麗·麥卡錫提出來的,一直與援助北方聯盟和烏茲別克斯坦的議案聯繫在一起。賴斯認為文件草案提供了「加固的楔子」,取代了克林頓政府時期的一系列文件。事實上,中央情報局起草了兩份文件。一個是有關援助塔利班政權之反對者的決定草案,另一個是通告備忘錄草案,它包括更多無限制性的授權術語,即授權根據不同情況可以採取致命的方案。特尼特於3月28日將這兩個草案轉交給了哈德利。中央情報局在給特尼特的短信中勸告他,「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求準備草案,而這些草案會有助於決策者評估其方案;每一個文件都應當為中央情報局提供出法律允許的最大可能的自由裁量權」。在會上,特尼特認為,先要制定出一個政策,然後才能決定授權實施。哈德利同意這個觀點,通告備忘錄草案因此被擱置了起來。
隨著政策審查繼續進行,阿富汗秘密行動的計劃被包括進總統指令草案中,作為「消除『基地』組織威脅」的情報活動方案的「附件A」的一部分。2001年夏天,爭論主要集中在給予本·拉丹致命打擊的一個新方案上,即「捕食者」的武器裝配問題。
新政府的頭幾個月裡,涉及「捕食者」的問題越來越成為爭論的焦點。克拉克贊成一旦天氣允許就應當讓「捕食者」立即在阿富汗上空繼續執行任務,希望它們仍然能夠為使用巡航導彈打擊本·拉丹目標提供「可靠的情報」。得知空軍正在考慮給「捕食者」裝配導彈彈頭,克拉克更加熱心於對「捕食者」的重新裝配。
反恐中心負責人科弗·布萊克反對部署「捕食者」用於偵察目的。他說塔利班於2000年秋季已經發現過「捕食者」並緊急起飛米格戰鬥機來對付「捕食者」。布萊克希望等給它裝配好武器後再說。他寫道:「如果在美國有線新聞網的畫面中出現了塔利班軍人炫耀一個被燒焦的『捕食者』的場面,與通過它所可能獲得情報的偵察價值相比,我寧願不冒這個險,選擇我們不得不終止計劃的可能性。」聯席會議上的軍官也有這種擔心。至於次長委員會在2001年4月30日的會議上,是否會同意重新使用偵察機,也還有一些爭論。總而言之,賴斯和哈德利最終也贊同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的觀點,推遲部署偵察機直到「捕食者」被裝配好武器。
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也看到了武裝「捕食者」的一些問題,而克拉克甚至布萊克和查爾斯·艾倫都喜歡淡化這些問題。首先,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資金(這個問題也存在於偵察飛行本身)。一架「捕食者」的價值大概是300萬美元。如果中央情報局將「捕食者」用於其自己的偵察或者秘密行動目的,他們可以從空軍那裡借,但如果發生飛機墜毀,還不清楚空軍是否會承擔這個損失。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茲的立場是,中央情報局應當支付這筆資金,而中央情報局則不同意。
其次,特尼特特意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他,是否可以操縱一架武裝「捕食者」?他對我們說:「這是一個新問題。」特尼特標出了它的主要問題:指揮鏈條是什麼?誰來發射?如果中央情報局越過正常的軍事指揮和軍事控制,美國的領導人會感到舒服嗎?查爾斯·艾倫告訴我們,當這些問題在中央情報局討論時,他和局裡的執行局局長克龍蓋德曾經說過,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樂意扣動「捕食者」的扳機,但特尼特很震驚,告訴他們說,他們沒有這個權力,包括特尼特自己。
第三,「捕食者」攜帶的海爾法彈頭還需改進。它本是用來攻擊坦克而不是襲擊人的。它需要改造為能以不同的方式引爆,而且它應當具有極其準確的打擊目標能力。根據空軍在2001年中期擬訂的「捕食者」狀況,其裝配的導彈還不能擊中一輛行駛中的車輛。
白宮官員曾經觀看了「捕食者」發回的關於「身穿白袍的人」的錄像。7月11日,哈德利想加快這個武裝系統的準備工作。他指示麥克勞克林、沃爾福茲和聯席會議副主席理查德·邁爾斯至遲於9月1日前部署好能夠裝配武器的「捕食者」。他還指示他們在8月1日前擬定一個費用分擔協議。賴斯告訴我們,哈德利的這些解決方案都失敗了,她接下來不得不親自介入。
8月1日,次長委員會再次討論了武裝「捕食者」的問題。他們得出結論認為,中央情報局使用「捕食者」殺死本·拉丹或者他的助手是合法的。這樣的打擊只能作為自衛,而不能違背「執行令」12333號關於暗殺的禁令。最大的問題即由誰付錢、由誰授權打擊、由誰扣動扳機。這些問題由部長們解決。國防部代表沒有對這些問題表明立場。
中央情報局的麥克勞克林也沒有發表看法。當哈德利分發備忘錄試圖讓次長們達成協議時,麥克勞克林送還了備忘錄並對費用分擔問題書寫了意見:「在作出讓武裝『捕食者』執行任務的決定之前,進行這樣的投資是否恰當,我們覺得還有疑問。」對克拉克來說,這幾乎就是最後的救命稻草。他憤怒地要求賴斯給特尼特打電話。克拉克寫道「基地」組織是不是一個值得打擊的威脅,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對此必須得出肯定的結論,並結束其猶豫不決的態度。
不過,這些爭論對於使「捕食者」進入戰鬥的準備工作影響甚微,既不會提前也不會延後。這取決於軍官和工程師們。約翰·江珀將軍曾在歐洲指揮美國空軍並看到過「捕食者」在巴爾幹地區用於偵察。他啟動這個計劃並研究武裝這種戰鬥機。2000年他返回美國後成為空軍司令部司令,直接負責這個項目。
還有許多技術上的難題,尤其是關於海爾法導彈問題。春季進行的空軍試驗還不充分,因此導彈試驗還需要繼續進行,還有些改進需要在夏季作出。江珀告訴我們,即使那時候,裝配上的問題仍然還存在。不過,空軍的工作進展非常快。江珀對我們說:「在現代,自從80年代以來,如果你發現還有比這更快的,我會感到震驚。」
第六章 從威脅到威脅新政府的策略(5)
2001年9月
9月4日,部長委員會首次就「基地」組織問題召開會議。在這一天,克拉克交給賴斯一封充滿激情的私人短信。他批評了美國過去和現在的反恐工作。他寫道:部長們面臨的「真正問題」是我們是否在很嚴肅地處理「基地」組織的威脅問題……「基地」組織是不是一個重要問題?……決策者們應該想像一下這樣的情形:未來有一天,反恐安全小組沒能成功地阻止「基地」組織的襲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許多國家包括在美國本土被襲擊身亡。那時,這些決策者們會希望他們早一點應做些什麼呢?而這一天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
克拉克然後提到「科爾」號事件。他寫道:「美國海軍驅逐艦『科爾』號在上屆政府期間遇襲的事實,並不能免除我們對襲擊事件作出反應的責任。『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許多人可能已經從『科爾』號事件中得出錯誤的結論:他們可以殺死美國人而不會受到美國的報復、不需要為此付出代價……人們原本以為,一個價值25億美元的驅逐艦因被炸了一個大洞而被毀,加上17條水手的人命,五角大樓早已想報復。然而,這裡卻經常談論在阿富汗沒有值得打擊的目標,並說『巡航導彈比恐怖分子營地的叢林健身房和泥巴房子值錢得多』。」克拉克不理解,「我們明明知道『基地』組織訓練營裡的人正在訓練如何殺死美國人,為什麼我們還要讓它們大規模地存在?」
對於中央情報局,克拉克警告說,他們「在被動攻擊性行為方面自以為是」,這種官僚體制會抵制總統指令對國家新安全計劃籌措資金,使其成為一個「只說話不做事的空殼」。中央情報局堅持認為,其他的工作重點更加重要。克拉克援引總統布什的話說,「你們想只使拍蒼蠅那麼大的一點點力氣來預防『基地』組織的每個具體襲擊,通過利用情報偵察它們、通過友好政府的警力和情報官員來阻止它們,你們就等著大襲擊吧,大量的人員傷亡過後,美國才會採取主要的報復行動」。
賴斯告訴我們,他將克拉克的備忘錄看做一個警告,警告自己不要也沾染上官僚體制的惰性。儘管克拉克的爭論有影響力,我們還是對他的苦訴有些過激。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呆了9年之後,他又作了3年多的總統國家安全協調員,他經常沒能說服這些機構採納他的觀點,也常常不能說服他的長官制定出他所希望的或者整個政府會支持的方案。
與此同時,另一個反恐老兵科弗·布萊克正為他的長官們召開部長委員會會議作準備。他向特尼特建議,總統指令草案展現了一個秘密行動的宏偉計劃,但文件還沒有得到批准,資金也還沒有到位。布萊克沒有提到中央情報局是否不願意使用「捕食者」。他希望「部長們及時作出決定」,並說在2001年,完成這個任務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部長們也必須決定到底是由賴斯、特尼特、拉姆斯菲爾德或者其他哪一個人來下達開戰的命令。
9月4日的會議上,部長們批准了總統指令,並且很少爭論。賴斯對我們說,她曾告訴總統布什,她和其他的總統顧問認為需要3年左右的時間才能使其反「基地」組織戰略發揮作用。然後,他們討論了武裝「捕食者」的問題。
哈德利認為「捕食者」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儘管也許不能立即使用。賴斯的下屬告訴她武裝「捕食者」還沒有為部署戰鬥做好準備;她發表意見認為,可能要到2002年春天才能將武裝「捕食者」投入使用。
國務院支持武裝「捕食者」,儘管國務卿鮑威爾不相信本·拉丹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容易被發現。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注意到計劃意味著只殺死本·拉丹個人,便也對之持盲目樂觀態度。
國防部贊成採取強硬行動。副部長沃爾福茲質疑美國引渡本·拉丹並將其交付審判的能力。他贊成將追捕本·拉丹作為一個大規模空襲計劃的一部分,採用1986年美國打擊利比亞時的類似做法。邁爾斯將軍強調「捕食者」的偵察價值,認為它也許能使大範圍空襲成為可能,這樣的空襲不僅抓捕了本·拉丹,而且還可以打擊「基地」組織的基礎訓練設施。
部長們還討論了哪個機構——中央情報局還是國防部——有權決定武裝「捕食者」發射導彈。
最後,賴斯總結了會議的結論。肯定了對武裝「捕食者」能力的需要,但它還沒有準備好。軍方應在致力於武裝「捕食者」的同時考慮其他方案。中央情報局應該考慮只將其用於偵察任務。部長們——包括先前不太情願的特尼特——認為,使用這類偵察機是一個好辦法。特尼特對其他與偵察機有關的問題推遲了回答,會後與他的下屬進行了商量,然後指示中央情報局繼續努力。
幾天後,總統指令草案的最後一稿分發,部長們對其中兩處稍微作了更改。
9月9日,從阿富汗傳來戲劇性的新聞。北方聯盟領導人馬蘇德同意在其位於接近塔吉克斯坦邊境的小平房裡接見兩個據稱是阿拉伯記者的人。這兩個所謂的記者和攝像師實際上是「基地」組織派去的行刺者,他們引爆了一個炸彈,並用榴霰彈將馬蘇德的胸膛打得全是窟窿。馬蘇德隨後死亡。
9月10日,哈德利召集次長們最後確定他們的3階段、長年計劃,以便向塔利班領導人施壓,或者最終將其推翻。
同一天,哈德利指示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讓中央情報局為「大規模秘密行動計劃」準備新的法律授權文件,該計劃由總統指令草案所規定。哈德利還指示特尼特為文件準備一個獨立部分,「授權一個大範圍的其他秘密行動計劃,包括授權對『基地』組織指揮控制成員進行抓捕或者使用致命武器」。這個部分的內容將取代克林頓時期的文件。哈德利希望授權文件具有彈性並足夠寬泛,以便「覆蓋任何其他曾考慮過的與打擊本·拉丹有關的秘密行動」。
資金問題仍然需要確定。軍隊組成還不清楚。巴基斯坦依然不合作。國內政策機構多數沒有參與進來。對付「基地」組織、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的政策零零散散、接踵而至,尚需整合。
第七章 襲擊迫近初抵加利福尼亞(1)
在第五章第一部分「劫機行動」中,我們描述了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和其他人在2000年1月的東南亞之行。在該章,我們也描述了在2000年1月初米赫德哈在吉隆坡是如何被發現的,其隨行的同夥卻沒有被認出,然後在曼谷時他們被跟丟了。1月15日,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到達洛杉磯。他們在那兒呆了兩個星期,隨後又到了聖地亞哥。
在洛杉磯的兩個星期
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為什麼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來到加利福尼亞。對此,劫機行動的組織者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解釋說,從亞洲進入加利福尼亞很方便,而且具有遠離預期目標區域的額外優點。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沒有為在美國的任務做好準備,他們參與這次陰謀的資格僅僅是他們對烏薩馬·本·拉丹的忠誠、豐富的經歷以及可以獲得有效的美國簽證。他們都沒有真正在西方呆過,也不會說什麼英語。
要麼是他們,要麼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提前與在美國的一個接頭人取得聯繫,這是很合理的。在被拘押期間,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否認「基地」組織在加利福尼亞南部有任何成員,我們不相信這一否認。我們認為,如果沒有提前安排人員在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抵達美國後為其提供幫助,他們來到美國生活就是不可能的,因為與漢堡組織不同,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曾在西方公開生活過。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說,儘管他告訴參與陰謀的其他人要呆在遠離清真寺的地方而且避免個人間的接觸,但這次他破例指示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佯裝成新近抵達的沙特阿拉伯學生到當地清真寺尋求援助。他指望一旦他們到了美國東海岸,就會斷絕任何這類聯繫。我們未能發現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在美國最初兩個星期的活動,這也反映了「基地」組織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去保護在這個期間幫助他們的人。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被指示在抵達加利福尼亞南部後參加英語語言班,以便他們能盡快開始飛行訓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聲稱曾以進行自己的研究為名領著這兩個人去聖地亞哥,可能就是在這期間這兩個人翻閱了從卡拉奇舊貨市場上得到的聖地亞哥電話簿。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說,與他自己所指示的不同,這兩個人試圖參加在洛杉磯的3個語言學校。
這兩個人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海關入境處辦完手續後,我們就不知道他們的去向了。他們似乎從穆斯林社區獲得了幫助,特別是在庫爾弗市法赫德國王清真寺附近的社區,該寺是南加利福尼亞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可以確定的是,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在法赫德國王清真寺呆了一段時間並結識了不少人。在「9·11」襲擊後,聯邦調查局會見的一個證人說他最初於2000年初在清真寺遇見襲擊者。另外,其中一個幫助過他們的人叫莫汗達·阿布杜拉,他記起在6月曾與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一道去洛杉磯,到達後,他們3人去了法赫德國王清真寺。在那兒,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向不同的人打招呼,似乎他們以前見過面,這其中包括一個名為哈里姆的人。在阿布杜拉的陳述中,當哈里姆於當天晚上前往旅館拜訪「基地」組織人員時,阿布杜拉被要求離開房間,以便哈茲米、米赫德哈和哈里姆能夠進行密談。哈里姆的身份以及他會見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的目的還不得而知。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在美國的最初兩個星期顯然是呆在洛杉磯。為瞭解在這期間他們幹了什麼,我們對與法赫德國王清真寺有聯繫的人是否幫助過他們進行了調查。這一點在媒體引起了廣泛關注。有媒體推測,清真寺的一位阿訇法哈德·艾爾·蘇邁瑞以及1996~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領事館任職的一個可信的外交官可能在劫機者到達洛杉磯後幫助安置了他們。這一推測至少是部分基於蘇邁瑞在清真寺極端主義派別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傳聞得出的。
眾所周知,在法赫德國王清真寺和洛杉磯穆斯林社區內部,蘇邁瑞號稱是一個信奉伊斯蘭正統教派的人以及極其擁護正統瓦哈比教派教條的人。聽過他講道的一些穆斯林說,他在法赫德國王清真寺將非伊斯蘭主題灌輸給他的祈禱者,而且擁有「支持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追隨者。蘇邁瑞似乎與當地穆斯林社區內的特別激進派別有聯繫,而且他在美國的其他城市擁有聯絡網。「9·11」事件後,蘇邁瑞的行為在一些沙特阿拉伯官員內部引起了爭論。可能是因為他名聲不好,他顯然喪失了在法赫德國王清真寺的地位。2003年5月6日,蘇邁瑞企圖從沙特阿拉伯半島再次進入美國,但被拒絕入境,國務院認為他可能與恐怖行為有關。
在被聯邦調查局和獨立調查委員會成員調查時,一方面,蘇邁瑞否認其有反西方的說教,更沒有幫助過凶殘的「聖戰者」。不僅如此,他還聲稱不認識哈茲米和米赫德哈。這兩項否認多少令人有點懷疑(他同樣否認認識沃馬爾·艾爾·巴尤米——我們下文將討論的一個來自聖地亞哥的人,儘管有證人和電話記錄證明這兩人之間有聯繫。同樣,蘇邁瑞謊稱不認識莫汗達·阿布杜拉,但被後者揭穿)。另一方面,蘇邁瑞在法赫德國王清真寺期間,的確會見過無數人並為其提供宗教咨詢。因此,他可能在幾年後不記得像哈茲米和米赫德哈這樣的兩個過客。
間接證據表明,認定蘇邁瑞可能與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存在聯繫是合乎邏輯的。然而,在審查了可利用的線索後,我們沒有找到蘇邁瑞為兩名劫機者提供幫助的證據。
直到2000年2月1日,我們才獲得了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的蹤跡。那時他們在一個離法赫德國王清真寺幾個街區的位於庫爾弗市威尼斯林陰大道的伊斯蘭餐館與沃馬爾·艾爾·巴尤米和凱森·賓·登會面。巴尤米和賓·登告訴我們,在那天早些時候,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從聖地亞哥駕車出發,以便巴尤米能辦理一張信用卡並從沙特阿拉伯領事館收集一些文件。巴尤米聽見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用他認為是海灣阿拉伯語的語言進行會話。因為賓·登僅僅瞭解一點阿拉伯語,他不得不完全依靠巴尤米為他翻譯。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說他們是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學生,剛剛抵達美國學習英語。他們說他們住在旅館旁的一套公寓裡,但沒有詳細說明地址。他們不喜歡洛杉磯,在那兒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間,這主要因為他們不認識任何人。巴尤米告訴他們聖地亞哥如何舒適,並且表示願意幫助他們在那兒安置。然後他們離開了餐館,分道揚鑣。
關於2000年2月1日午餐的事,巴尤米和賓·登被詢問過多次。他們各自的解釋大體上能互相印證。然而,巴尤米說他和賓·登想要在午餐後參觀法赫德國王清真寺,但沒有找到。而賓·登則回憶起那天兩次在清真寺祈禱,即在飯前和飯後。賓·登的回憶有水分且不一致。巴尤米的說法同樣有疑點,因為該清真寺在餐館附近且巴尤米曾經在多種場合去過該清真寺及其周邊地區,包括自2月1日起的6周內就有2次。我們不瞭解在午餐時相遇是偶然發生還是事先謀劃的。我們之所以知道這次相遇,僅僅是因為巴尤米告訴執法機關有這麼回事。
巴尤米42歲,在美國是一個經濟學者,由沙特阿拉伯民用航空管理局的一名私人承包商資助,巴尤米在那裡工作了20年。許多媒體推測,「9·11」事件之後他居住在沙特阿拉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惡名。我們和聯邦調查局都詢問過他,且調查了關於他的證據。
巴尤米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樂於助人且愛好社交。他利用大量的閒暇時間進行宗教研究,幫助經營距離聖地亞哥大約15英里的艾爾克航的清真寺。他確實可能對他陳述的某些方面假裝不知,或許是為了不引起猜疑。而且我們沒有可靠證據證明他信仰極端暴力或者故意資助極端組織。我們的調查人直接與之接觸且研究他的背景,發現他不可能是一個與伊斯蘭教極端組織有秘密聯繫的人。
第七章 襲擊迫近初抵加利福尼亞(2)
前往聖地亞哥
2月4日,或許是受莫汗達·阿布杜拉的鼓動,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從洛杉磯來到聖地亞哥。阿布杜拉20歲時是也門一所大學的學生,阿拉伯語和英語都很流利,非常適合幫助劫機者完成他們的使命。
「9·11」事件之後,阿布杜拉被聯邦調查局訊問了多次。他承認瞭解哈茲米與米赫德哈的極端主義的傾向,而且米赫德哈與亞丁的伊斯蘭武裝力量(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一個組織)有牽連。無疑,阿布杜拉贊成那些極端主義者的觀點。在「9·11」事件之後對他的財產進行搜查時,聯邦調查局找到一個筆記本(屬於其他人),裡面的內容涉及飛機墜落、大規模殺害以及劫機。此外,在「9·11」襲擊事件後阿布杜拉被作為重要證人拘留時,表達了對美國政府的憎恨,並「宣稱是美國自己導致了這一事件」。
「9·11」事件後被聯邦調查局訊問時,阿布杜拉否認事先知道襲擊。然而,在2004年5月,我們從報告得知阿布杜拉於2003年9月至10月間在一座加利福尼亞監獄向同室者吹噓,說他事先知道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正計劃恐怖襲擊。關於阿布杜拉的諸多說法之間並不完全一致。根據一名同室者的說法,阿布杜拉明確聲稱一個不知姓名的人通知他,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將到達洛杉磯計劃實施襲擊。據說,阿布杜拉告訴同一室友他鼓動這兩個「基地」組織行動人員從洛杉磯到聖地亞哥,但是沒有說這發生在什麼時候。我們也沒能確證這一說法。
另一室友記起,阿布杜拉聲稱在劫機者到達聖地亞哥後,他首次聽說了他們的恐怖計劃,當時他們告訴他,他們計劃駕駛一架飛機進入一座建築並邀請他加入他們的計劃。據這名室友所言,阿布杜拉還聲稱提前3個星期就知道了「9·11」襲擊,這一聲明似乎與一系列證據相吻合。大約那時,阿布杜拉可能收到哈茲米的電話。在2001年8月25日後,他不再用自己的電話打電話。根據他的朋友的說法,他的行為開始異常。
儘管監獄同室者之間的自吹自擂常常是不可靠的,但這一證據顯然很重要。直至今日,雖然在調查上付出了很大努力,我們和聯邦調查局仍未能證實阿布杜拉在監獄所說的內容。
因而,我們並不知道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是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初次來到聖地亞哥的。我們確切知道,在2月4日,他們去聖地亞哥的伊斯蘭中心找沃馬爾·艾爾·巴尤米並接受了他提供的幫助。巴尤米不僅幫助他們找到一套公寓,而且幫助他們填寫租賃申請表,聯合簽署租賃協議,並且當不動產代理人拒絕以現金作為押金時,巴尤米幫助他們開立銀行賬戶(他們需要9,900美元的押金),然後他以自己的賬戶提供了一份保付支票。「基地」組織行動人員當場將押金償還給了他。從那時及以後,巴尤米都沒有拿錢給哈茲米或者米赫德哈,他們從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那裡獲得了資金。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遷入公寓時沒有任何傢俱,實際上沒有任何財產。遷居後不久,巴尤米利用他們的公寓開了一次派對,穆斯林社區有大約20個男性成員參加。在巴尤米的要求下,賓·登用巴尤米的攝像機為這次聚會錄像。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沒有與其他客人混在一起,據說他們在一個後面的房間裡度過了大部分的聚會時間,因而沒有被錄像。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立即開始尋找不同的居住地點。基於他們對巴尤米所提出的第一套公寓過於昂貴的意見,可以推斷他們想省錢。他們也可能重新考慮他們住得如此接近於揮舞著攝像機的巴尤米是否明智,而哈茲米似乎還認為巴尤米有可能是沙特阿拉伯的間諜。在遷入公寓剛一個星期,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填寫了一張想要搬走的為期30天的通知。顯然,巴尤米將自己的電話借給他們,目的是幫助他們尋找可能的新居。
他們搬遷的最初努力被證明不太順利。一個熟人在和他的房東安排後讓米赫德哈接管他的公寓。米赫德哈支付了650美元的押金並於3月1日簽署了一份租賃公寓的有效協議。幾星期後,米赫德哈要求退還押金,聲稱因為公寓太骯髒他不想搬進去。當時,房東拒絕退還押金,米赫德哈變得十分好鬥。房東記得他「狂躁而咆哮」,好像他是「精神病患者」。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最終在一個私人的家裡租了一間房。他們在聖地亞哥的一家清真寺會面。據房東說,後來的劫機者於2000年5月10日住進房間。僅約一個月後,米赫德哈搬了出去。在6月9日,米赫德哈離開聖地亞哥返回也門。而哈茲米停留在該房間度過了在加利福尼亞的餘下的日子,直到12月中旬他動身前往亞利桑那州,與剛剛抵達的「9·11」劫機者兼駕駛員哈尼·哈居爾會合。
在聖地亞哥時,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扮演的是剛剛抵達的外國學生的角色。他們繼續向穆斯林社區的成員要求幫助。至少在最初,他們在聖地亞哥的伊斯蘭中心結識了不少善意的人,那兒距離他們最初居住的公寓只有一箭之地。例如,當他們用現金從一個居住在伊斯蘭中心街道對面的人那裡購得二手汽車時,那人「為幫助同道的穆斯林兄弟」,同意他們在辦理汽車登記時使用他的地址。同樣地,在4月,當他們手頭的現金不足時,哈茲米說服伊斯蘭中心的管理人員讓他們使用該管理人的銀行賬戶接收在阿聯酋迪拜的某個人電匯的5,000美元(這個人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侄子阿里·阿布杜爾·阿齊茲·阿里)。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還出入其他清真寺,像虔誠的禮拜者一樣混跡於其中。在行動人員於聖地亞哥度過的最初幾個關鍵的星期,莫汗達·阿布杜拉幫助了他們。他為他們充當翻譯,幫助他們取得了加利福尼亞的駕駛執照並向語言和飛行學校提出了申請。阿布杜拉也將他們介紹給自己的朋友圈。他與那些朋友中的幾個人一起住在梅薩拉巴特清真寺附近的公寓裡,這兒距離劫機者的住所只有幾米遠。
作為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在聖地亞哥的主要聯繫人,阿布杜拉在「9·11」事件後被拘留了(先是作為重要證人,接著受到移民指控);基於他所作出的所謂監獄供認與「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有關,阿布杜拉受到了指控,但加利福尼亞南行政區的美國檢察官拒絕就該指控起訴他。阿布杜拉於2004年5月21日被驅逐到也門。在對新的信息展開進一步調查之前,司法部拒絕推遲對他的驅逐。
阿布杜拉的其他朋友也為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充當翻譯,並幫助他們適應聖地亞哥的生活。這些人中,有的懷有極端主義信仰,或者對有名的極端主義者非常瞭解。例如,奧斯瑪·阿瓦達拉是也門人。「9·11」事件一結束,其電話號碼在位於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的哈茲米的豐田汽車內就被發現。他還被查出擁有與本·拉丹有關的照片、錄像和文件。阿瓦達拉在他曾經居住的一所房屋裡將本·拉丹的「聖戰宣言」和其他類似材料分發給當地居民。奧瑪·巴卡巴薩特是沙特阿拉伯人。他也在拉巴特清真寺遇見過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他承認曾幫助哈茲米學習英語,並在他們搬出聖地亞哥的第一套公寓後接管了該公寓。很顯然,巴卡巴薩特將激進的反美網頁下載到其計算機的硬盤內。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在聖地亞哥的另一可能的重要聯繫人是安沃·奧拉奇。他是拉巴特清真寺的一個阿訇。奧拉奇出生於新墨西哥,因而是美國公民。他在也門長大且依靠也門政府的一項獎學金在美國學習。我們並不知道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怎樣以及何時初次遇見奧拉奇。他們甚至可能在首次到達聖地亞哥的那一天就碰見奧拉奇並與之交談。據說,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尊敬奧拉奇這個宗教人士並與他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奧拉奇在「9·11」事件後被詢問時說,他不知道哈茲米的姓名但能認出他的模樣。儘管奧拉奇承認與哈茲米見過幾次面,但他聲稱並不記得他們所討論的任何細節。他形容哈茲米是一個聲音柔和的沙特阿拉伯學生,經常與一個同伴一起出現在清真寺,但是他沒有很廣的朋友圈。
奧拉奇在2000年中期離開了聖地亞哥,於2001年初在弗吉尼亞重新定居。如同我們後面將討論的,哈茲米最終在奧拉奇位於弗吉尼亞的清真寺出現,這不可能是一次巧合。我們未能充分瞭解奧拉奇與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之間的關係以得出結論。
總之,儘管涉及具體動機的證據薄弱,我們的整體印象是,在抵達加利福尼亞不久,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搜尋並找到了一個植根於也門和沙特阿拉伯的年輕且意識形態類似的穆斯林團體。該團體成員主要與莫汗達·阿布杜拉和拉巴特清真寺聯繫。「基地」組織行動人員以他們的真實姓名公開生活在聖地亞哥,哈茲米的名字被列入電話號碼簿。他們設法避免引起更多的注意。
第七章 襲擊迫近初抵加利福尼亞(3)
飛行訓練失敗;米赫德哈打退堂鼓
哈茲米和米赫德哈來到美國,目的是學習英語、上飛行課和盡快成為飛行員。然而,事實最終證明,他們並沒有學習英語的天分。即使在莫汗達·阿布杜拉以及其他會說兩種語言的朋友的幫助和指導下,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學習英語的努力還是不見起色。缺乏語言技能反過來成為他們學習飛行技術時不可逾越的障礙。
他們在位於聖地亞哥的一所學校即索比飛行俱樂部向一個說阿拉伯語的飛行員請教。他向他們解釋,他們的飛行訓練可以從小飛機開始。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強調了他們對學習駕駛噴氣式飛機尤其是波音飛機的興趣,並詢問在哪兒可以馬上報名參加駕駛噴氣式飛機的訓練。這個飛行員認為他們簡直在開玩笑或者做夢,因而回答說不存在這樣的學校。曾教過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的其他教練記得他們屬於差生,專注於學習控制如何飛行中的飛機而對起飛和降落毫無興趣。在2000年5月末,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放棄了學習飛行訓練。
米赫德哈的心似乎與其在也門的家人連在一起,這可以由他從公寓裡打的電話得到證明。當知道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他再也忍受不了在加利福尼亞的生活。2000年5月末和6月初,他註銷了他的銀行賬戶,將汽車轉讓給哈茲米,並打算返回也門。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供述,米赫德哈出生在聖地亞哥,他預計自己返回美國應不成問題,因為他沒有超出簽證的居留期。6月9日,哈茲米和莫汗達·阿布杜拉陪同他到了洛杉磯。在最後一次朝拜法赫德國王清真寺後,米赫德哈於次日離開了美國。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採用多種方式與其「基地」組織成員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繫。當本·拉丹在2000年春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從巴基斯坦召回到阿富汗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讓哈萊德(我們在第五章介紹過他)與在美國的哈茲米用電子郵件保持聯繫。米赫德哈的決定使哈茲米在聖地亞哥陷入困境,並激怒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因為他並沒有授意米赫德哈離開美國,並害怕這會危及到計劃的實施。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想要米赫德哈退出劫機行動。他說,如果本·拉丹沒有對此否決,他就會這麼做。
米赫德哈離開後,哈茲米感到很寂寞,並擔心他獨自應付會有麻煩。每天早上5:00,他和室友一起去祈禱,然後到伊斯蘭中心參加禮拜式。他借室友的電腦上網,關注在車臣和波斯尼亞的戰爭新聞報道。在室友的幫助下,哈茲米還利用因特網徵婚(在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批准他結婚後),但沒有成功。儘管他和室友關係密切,但他仍不願意使用室內電話,而是保持著他和米赫德哈到外邊打電話的習慣。
隨著米赫德哈的離去,其他學生搬進了這套房屋。其中,亞齊德·艾爾·薩爾米很引人注目。2000年7月,薩爾米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一個銀行購買了4,000美元的旅行支票。9月5日,在提取1,900美元的現金後,哈茲米又將1,900美元的旅行支票存入他的銀行賬戶。哈茲米有可能只是為一個朋友兌現旅行支票。對此,我們並不清楚;薩爾米聲稱不記得這一交易。「9·11」事件後,據說薩爾米向莫汗達·阿布杜拉透露,他以前就認識恐怖分子飛行員哈尼·哈居爾。在與哈茲米同住一套公寓約一個月後,薩爾米搬進了梅薩的公寓,與阿布杜拉及其他人住在一起。
2000年秋,哈茲米不再假裝學習英語或上飛行課。意識到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同謀者會很快向他派來一個新的同夥後,他為了消磨時間,在梅薩的一個加油站工作了數星期,他的一些朋友包括阿布杜拉也受雇於這個加油站。一次,哈茲米告訴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僱員,他打算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並無意中預言他會變得很有名。
2000年12月8日,哈尼·哈居爾從迪拜途經巴黎、辛辛那提來到聖地亞哥。哈茲米很可能到了飛機場接哈居爾。我們不知道哈居爾停留在哪兒。幾天後,兩人都離開了聖地亞哥。啟程前,他們到過梅薩加油站,據說哈茲米將哈居爾介紹為一個「來自沙特阿拉伯的老朋友」。哈茲米告訴他的室友,他和他的朋友「哈尼」會前往聖何塞上飛行課,並告訴他的朋友們他會保持聯繫。哈茲米允諾他不久會返回聖地亞哥,然後他和哈居爾開車離開了。
在聖地亞哥,哈茲米沒有切斷和朋友們的所有聯繫。據阿布杜拉所言,在哈茲米2001年1月離開聖地亞哥後,他給阿布杜拉打了兩次電話:分別在2000年12月和2001年1月。哈茲米說他在舊金山,並將在那兒的飛行學校學習。大約兩個星期後,他說他在亞利桑那州的飛行學校上課。我們後面將討論的一些證據顯示,哈茲米在2001年8月再次與阿布杜拉聯繫。此外,在哈茲米從聖地亞哥離開的當月,他給他的室友發了3次電子郵件,包括2001年1月署名為「Smer」的郵件,顯然他企圖隱瞞他的身份,當時就讓他的室友覺得很奇怪。哈茲米也給他的室友打電話,說他和他的朋友決定在亞利桑那州上飛行課,且米赫德哈現已返回也門。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聯繫。當哈茲米的室友在2001年1月和3月給他發電子郵件詢問他的進展時,他沒有回復。
在2000年期間出租房屋給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的室友顯然是一個守法的公民,與地方警察和聯邦調查局人員之間長期保持友好聯繫。他沒有從哈茲米或米赫德哈的行為中看出有任何促使他向執法部門的熟人進行報告的不尋常之處。那些熟人也沒有向他詢問關於其房客或室友的信息。
第七章 襲擊迫近「9·11」事件中的飛行員在美國的活動(1)
漢堡飛行員抵達美國
2000年初夏,漢堡小組來到美國開始飛行訓練。馬萬·艾爾·謝西於5月29日從布魯塞爾乘飛機抵達紐瓦克。他去了紐約,在那裡等候穆罕默德·阿塔與他會合。6月2日,阿塔從德國乘坐巴士到了捷克共和國,然後於次日從布拉格飛往紐瓦克。據拉姆茲·賓勒斯伯所言,阿塔沒有在布拉格會見任何人;他只不過是相信這樣做會有利於他安全飛離布拉格而非漢堡,後者是他以前多次國際旅行的啟程點。
阿塔和謝西沒有在他們將接受飛行訓練的地方停留。相反,吉亞德·亞拉赫已經安排加入位於佛羅里達威尼斯的佛羅里達飛行訓練中心。亞拉赫6月7日抵達紐瓦克,隨後飛往威尼斯。他立即就開始了在佛羅里達飛行訓練中心的私人飛行課程,以獲取多引擎飛機駕駛許可證。亞拉赫周旋於所在學校的飛行教練之間,他還買了一部車。
亞拉赫在佛羅里達沉湎於訓練,與此同時,阿塔和謝西一直在尋找一家飛行學校。在參觀完位於俄克拉荷馬州諾曼城的空軍飛行學校(數月後,扎卡利亞·穆薩維在該校註冊入學,而另一名「基地」組織成員伊哈比·阿里於1990年曾在該校學習)之後,阿塔開始在佛羅里達威尼斯的哈夫曼航空學院接受飛行訓練。阿塔和謝西隨後都在該校註冊了飛行員快速課程。7月底,他們都進行了單獨飛行。8月中旬,他們通過了私人飛行員航空測試。整個夏季他們都在該學院訓練,此時,亞拉赫則繼續在佛羅里達飛行訓練中心受訓。
來自漢堡的「基地」組織人員的飛行訓練經費主要依靠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外甥阿里·阿布杜爾·阿齊茲·阿里從迪拜電匯。2000年6月29日至9月17日,阿里給謝西和阿塔匯了5次錢,每次5,000至70,000美元,共計114,500美元。阿里依賴的是交易的普通性,這種交易遁跡於世界各地每日億萬美元的流動中。阿里在匯錢時不需要提供證明,他所使用的化名也沒有被懷疑。
2000年9月中旬,阿塔和謝西聲稱想在哈夫曼學習至2001年9月1日,因而申請把他們的入境身份從遊客改為學生。9月底,他們決定在佛羅里達薩拉索塔的瓊斯航空學院註冊,該校位於威尼斯北部20英里處。據該校教練所言,在飛行訓練期間,這兩人好鬥、粗魯,有時甚至與教練打鬥以爭奪飛行訓練指揮權。10月初,他們在瓊斯航空學院參加了器械級別的第I階段考試,沒有通過。兩人很沮喪,他們說自己太倉促了,因為家裡有工作在等著他們。阿塔和謝西不久重返哈夫曼。
在這期間,亞拉赫於8月初獲得了一張單引擎飛機私人飛行證書。實現了這一突破後,他開始了自初次進入美國後將從事的5次海外旅行中的首次旅行。10月,他飛回德國看望女友阿伊塞爾·申蓋伊。在10月29日返回佛羅里達之前,兩人去了巴黎。他在美國期間,兩人的關係仍然很親密。除旅行之外,亞拉赫還給她打了數百個電話,電子郵件往來頻繁。
亞拉赫應該在佛羅里達飛行訓練中心與拉姆茲·賓勒斯伯會合,後者給該校付了押金。但是賓勒斯伯未能拿到美國簽證。他在2000年5月和6月所提出的申請被拒絕,原因是他在德國缺乏穩定的關係,不能保證他去美國後會返回。9月,他回到也門的家中,從那裡申請簽證,但被拒絕,理由也是他缺乏和也門的穩定關係。他於10月份在柏林最後嘗試了一次,申請去「航空語言學校」學習的學生簽證,但是先前拒簽的情況被注意到,這次申請也遭拒簽了。
由於不能直接參加行動,賓勒斯伯轉向在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身處美國的「基地」組織成員之間發揮協調作用。除了在2000年夏季向阿塔和謝西電匯了大約10,000美元外,賓勒斯伯作為襲擊陰謀的協調者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為另一名可能的飛行員扎卡利亞斯·穆薩維提供幫助。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2000年秋季就已經把穆薩維送到馬來西亞進行飛行訓練,但是穆薩維沒有找到他中意的學校,並轉而從事其他恐怖計劃。例如,他買了4噸硝酸銨做炸彈,準備安置飛往美國的貨機上。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發現後,將穆薩維召回巴基斯坦,指示他去美國進行飛行訓練。穆薩維在10月初去了倫敦。當賓勒斯伯於12月抵達倫敦時,他投宿於穆薩維尚居住的有16間居室的公寓。穆薩維從倫敦給俄克拉荷馬州諾曼城的空軍飛行學校去信詢問信息。
在哈茲米、米赫德哈、賓勒斯伯和穆薩維遇到訓練或出入境困難後,「基地」組織一直在尋找其他可能的飛行員候選人,正好一名具有適當背景的新應徵者在阿富汗毛遂自薦。
第七章 襲擊迫近「9·11」事件中的飛行員在美國的活動(2)
第4名飛行員:哈尼·哈居爾
哈尼·哈居爾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1991年首次去美國,在亞利桑那大學英語中心學習第二外語。他好像是一名嚴守戒律的穆斯林。據其兄長所言,哈尼·哈居爾於20世紀80年代末首次去阿富汗參加「聖戰」活動,那時他才十幾歲。由於前蘇聯已經撤出,他在那裡的一家救濟機構工作。
1996年,在被一所沙特阿拉伯飛行學校拒絕後,哈居爾回到美國準備參加飛行訓練。他查找了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和亞利桑那的飛行學校;在返回沙特阿拉伯之前,他便著手向其中幾所學校提出申請。1997年,他返回佛羅里達,隨後和兩位朋友回到亞利桑那州,在那裡,認真地參加了飛行訓練。大約3個月後,哈居爾便能夠拿到他的私人飛行員證書。數月訓練為他贏得了一張商業飛行員證書。這張證書是1999年4月由聯邦航空管理局簽發的。隨後他回到了沙特阿拉伯。
據說,哈居爾回家後向吉達的民用航空學校提出了申請,但被拒絕。他在家呆了一段時間,然後告訴家人他將去阿聯酋為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哈居爾在這段時期的真實去向迄今未知。他很可能去了阿富汗的訓練營。
哈居爾在亞利桑那呆了這麼一段時間,這一情況非常重要。許多重要的「基地」組織人物在1980~1990年初都曾在圖森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求學或在圖森居住。哈居爾在20世紀90年代末飛行訓練期間的熟人也引起了懷疑。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推測,「基地」組織可能已經指示菲尼克斯地區的其他極端主義穆斯林註冊進行航空訓練。很明顯,當哈居爾於20世紀90年代末生活在亞利桑那時,他與數名持有極端主義信仰的人有聯繫,後者是反恐怖調查的對象。他們中有些人和哈居爾一起訓練成為飛行員。其他人與「基地」組織有明顯聯繫,包括在阿富汗受訓。
2000年春,哈居爾返回阿富汗。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言,在「基地」組織的法魯克營地根據其提供的背景信息被確定為是經專門訓練的飛行員後,哈居爾被派到卡拉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身邊,參與這場陰謀。哈居爾在阿富汗的一處營地呆了幾個星期,直到本·拉丹或阿提夫明確地承認他是經過訓練的飛行員;他被要求向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匯報,後者隨後用了幾天時間教他使用代碼。
6月20日,哈居爾回到沙特阿拉伯的家中。他於9月25日獲得美國學生簽證。他告訴家人他打算回到阿聯酋工作。哈居爾確實去了那兒,不過目的是去見「基地」組織協調人員阿里·阿布杜爾·阿齊茲·阿里。
阿里在迪拜為哈居爾開了一個銀行賬戶,為其遠行提供最初的經費。12月8日,哈居爾抵達聖地亞哥。他假稱的目的是在加利福尼亞奧克蘭完成第二外語即英語課程,他在離開沙特阿拉伯之前已經進行了這方面的安排,但他沒有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反而加入了聖地亞哥的納瓦夫·艾爾·哈茲米的行列。
哈茲米和哈居爾幾乎馬上離開了聖地亞哥,驅車前往亞利桑那。在梅薩安頓下來後,哈居爾開始恢復他在過去的學校——亞利桑那飛行學院的訓練。他想進行多引擎飛機的飛行訓練,但因其英語不夠好而受阻。教練建議哈居爾放棄,但是他說完不成訓練就不能回家。2001年初,他開始到位於梅薩的潘愛姆國際飛行學院進行波音737模擬機飛行訓練。一名教練發現他的訓練水平低下,勸說他停止訓練。哈居爾再度拒絕;他直至2001年3月底才完成初步訓練。此時,由於預計「暴力劫機者」(準備突襲飛行員座艙和控制乘客的「基地」組織人員)即將到來,哈居爾和哈茲米退掉了他們的公寓,開始駕車向東。至4月4日,哈居爾和哈茲米就已經抵達了弗吉尼亞的佛斯大教堂。
佛羅里達的3名飛行員繼續進行他們的訓練。阿塔和謝西完成了在哈夫曼的學習,並於11月從FAA那裡獲得了器械證書。2000年12月中旬,他們通過了商業飛行員考試並獲得證書。然後他們開始通過飛行模擬器訓練駕駛噴氣式飛機。大約在同時,亞拉赫在佛羅里達不同的飛行中心開始進行模擬器訓練。至2000年底,自抵達美國後不到6個月的時間,3名處在東海岸的飛行員一直在進行噴氣式飛機的模擬飛行訓練。
2001年初的旅行
亞拉赫、阿塔和謝西在訓練有進展後,都利用2000~2001年間的假期出行國外。亞拉赫飛經德國回到貝魯特的家。數周後,他和阿伊塞爾·申蓋伊一起從德國回到佛羅里達。申蓋伊與他在佛羅里達呆了10天,甚至在一次飛行訓練時也陪他前往。我們不清楚阿塔或「基地」組織的領導人是否知道亞拉赫的出行和申蓋伊的到訪。但其他「基地」組織人員已經終止了與家人的經常性聯絡。2001年1月底,亞拉赫又一次飛至貝魯特探望生病的父親。在那裡呆了數星期後,亞拉赫在德國呆了幾天看望申蓋伊,之後於2月底返回美國。
亞拉赫進行個人旅行的同時,阿塔也於2001年1月初去德國與拉姆茲·賓勒斯伯進一步商談。賓勒斯伯說,阿塔要求他向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領導層匯報,3名漢堡來的飛行員已經完成飛行訓練,正在等待命令。阿塔也披露,第4名飛行員哈居爾已經與哈茲米會合。一回到佛羅里達,阿塔就給賓勒斯伯電匯了旅費。賓勒斯伯接著去了阿富汗匯報,接下來的幾個月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阿塔回到佛羅里達時,謝西啟程去摩洛哥,2001年1月中旬到達卡薩布蘭卡。謝西的家人沒有他的音訊,出於擔心而向阿聯酋政府報告他失蹤了。阿聯酋大使館隨後聯繫了漢堡警方。阿聯酋的一名代理走訪了漢堡的清真寺和謝西在漢堡的最後住所,試圖在德國找到他。得知家人正在尋找他後,謝西於1月20日打電話給他們,說自己還在漢堡生活和學習。阿聯酋政府於是告知漢堡警方可以取消查找。
阿塔和謝西分別在1月10日和1月18日重新進入美國時都遇到了一些困難。由於兩人都不能提供學生簽證,不得不說服移民歸化局檢查官員接納他們,以便能夠繼續他們的飛行訓練。兩人在通過海關時都沒有碰到任何問題。
返回佛羅里達後,阿塔和謝西到了佐治亞,在諾克若斯和迪凱特做了短暫停留,然後租了一架單引擎飛機,由一名教練陪同在羅倫斯維爾飛行。至2月19日,阿塔和謝西身處弗吉尼亞。他們在弗吉尼亞海灘租了一個郵箱,用支票付款,然後立即回到佐治亞,住在斯通山。我們還沒有對這些行為找到任何解釋。亞拉赫3月中旬也在佐治亞,他住在迪凱特。雖然亞拉赫和阿塔顯然通過電話,但沒有證據表明3名飛行員碰過面。該月底,亞拉赫再度離開美國到德國探望申蓋伊,歷時兩星期。4月初,阿塔和謝西回到弗吉尼亞海灘,關閉了他們在2月份租賃的信箱。
第七章 襲擊迫近「9·11」事件中的飛行員在美國的活動(3)
阿塔的所謂布拉格之行
據瞭解,穆罕默德·阿塔兩次去過布拉格: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在一家中轉旅館住了一晚;後一次在2000年6月他去美國的中途,從德國乘巴士於6月2日抵達,次日即啟程前往紐瓦克。
關於阿塔於2001年4月在布拉格會見伊拉克情報官員的說法源於捷克情報機關一名線人的報告。「9·11」事件後不久,這名線人報告說曾經看見阿塔與哈里爾·易卜拉希姆·薩米爾·阿尼於2001年4月9日上午11:00在伊拉克駐布拉格大使館會面,後者是一名伊拉克外交官。該情報被轉給中央情報局總部。
美國駐布拉格使節也是聯邦調查局的代理,他會見了捷克情報機關的這名線人。會見後,這名使節和在場的捷克官員的評價是,他們70%相信這名線人是誠實的,他們相信他在會談中所說的話。捷克情報機關後來公開宣稱阿塔和阿尼會面的可能性有70%。捷克內務部長也向新聞界數次聲明,他相信兩人見過面。這一事件被廣泛報道。
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證據表明,阿塔4月4日在弗吉尼亞海灘(有銀行監視攝像機的照片為證),4月11日在佛羅里達的珊瑚泉,他和謝西在那裡租了套公寓。4月6日、9日、10日和11日,阿塔的無線電話使用頻繁,從佛羅里達範圍內的某些地點向佛羅里達的不同租房機構撥打電話。我們不能證實是他打了那些電話。但是,美國沒有這一時期阿塔離開美國的記錄。捷克官員也審查了他們的航班和出入境記錄,尋找任何可以表明阿塔2001年4月身處捷克共和國的證據,甚至包括看起來像阿拉伯人的任何人的過境記錄。他們還審查了靠近伊拉克大使館地區的照片,沒有發現有誰看起來像是阿塔。沒有找到阿塔2001年4月在捷克共和國的證據。
據捷克政府調查,被宣稱與阿塔會面的伊拉克官員阿尼在4月8日至4月9日距離布拉格有約70英里遠,直到9日下午才返回,而線人堅稱上午11:00目睹會面。當被問及傳聞的2001年的會面時,目前已被羈押的阿尼否認曾經會見阿塔或與阿塔有任何聯繫。阿尼說,「9·11」事件後不久,他開始擔心新聞界關於所謂的會見的報道會毀了他的前程。為重獲清白,阿尼請求上級與捷克政府交涉,反駁該傳聞。他還否認知道任何其他伊拉克官員與阿塔有接觸。
這些調查結果不能絕對排除阿塔2001年4月9日在布拉格的可能性。他可能使用了化名,護照上也是化名,但這將是他一直以來使用真名出行(例如,他1月的出行和將要在7月進行的下一次旅行)的一次例外。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沒有發現任何顯示阿塔持有偽造護照的證據。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賓勒斯伯均否認阿塔與阿尼會過面。尤其是考慮到會給行動帶來風險,沒有理由進行這種會見。到2001年4月底,所有4名飛行員都已經完成了絕大多數飛行訓練,暴力劫機者將開始進入美國。
現有證據並不支持原先關於阿塔和阿尼會面的捷克報告。
在阿塔和謝西從佐治亞返回弗吉尼亞海灘時,哈茲米和哈居爾已經抵達弗吉尼亞的佛斯大教堂。他們於4月初的某個時候前往當地的一家大清真寺即達爾·艾爾·黑傑拉清真寺。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該清真寺的一名阿訇就是安沃·奧拉奇,哈茲米曾在聖地亞哥的拉巴特清真寺與其在一塊呆過。奧拉奇曾於2001年1月去過弗吉尼亞。他記得哈茲米來自聖地亞哥,但否認與哈茲米或哈居爾在弗吉尼亞有過任何接觸。
哈茲米和哈居爾在黑傑拉清真寺會見了一位名叫埃伊德·艾爾·拉巴巴赫的約旦人。拉巴巴赫說,他曾去過這家清真寺向阿訇奧拉奇說過找工作的事情。在通常有400~500人參加的禮拜式結束時,拉巴巴赫說,他碰巧見到了哈茲米和哈居爾。他們正在尋找住處;拉巴巴赫把他們引見給一位有房出租的朋友。哈茲米和哈居爾搬入了位於亞歷山大的那處住宅。
一些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對拉巴巴赫的說法表示懷疑。一些人猜測,奧拉奇可能已經派拉巴巴赫去幫助哈茲米和哈居爾。考慮到奧拉奇先前與哈茲米不同尋常的關係,我們贊同這一猜測。如前所述,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可能找到並詢問奧拉奇。拉巴巴赫在「9·11」事件後因圖謀偽造駕駛證被控有罪,被逐回約旦。
拉巴巴赫曾生活在康涅狄格、紐約和新澤西。他告訴調查人員,哈茲米和哈居爾想在一個有講阿拉伯語的社區的地方安頓下來,他向他們推薦新澤西的帕特森。他們要求他幫忙在帕特森找一處公寓。拉巴巴赫試過了,但沒找到。他交待,他於是建議哈茲米與哈居爾和他一起前往康涅狄格,在那裡他們可以找到住的地方。
5月8日,拉巴巴赫去哈茲米和哈居爾的住處,驅車帶他們前往康涅狄格。他說,他在那裡發現他們有新的室友: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和邁傑德·默克得。這兩人是被送到美國充當暴力劫機者的,他們在5月2日就抵達杜勒斯機場。拉巴巴赫用車把哈居爾送到康涅狄格的費爾菲爾德。哈茲米駕車緊跟其後,車上還坐有默克得和哥漢姆迪。他們在康涅狄格作短暫停留,在這期間他們顯然曾致電地方飛行學校和不動產中介機構。之後,拉巴巴赫開車把這4人送到帕特森吃晚飯,帶他們四處溜躂。拉巴巴赫說,他們當晚和他一起返回佛羅里達,此後他再未見過他們。
哈居爾、哈茲米和「基地」組織人員在幾個星期之內遷往帕特森,在那裡租了一居室的公寓。他們的房東後來去看了一下,發現裡面住了6個人。納瓦夫·艾爾·哈茲米此時與其弟弟塞爾姆會合,還有哈居爾、默克得和阿布杜爾·阿齊茲·艾爾·奧馬瑞,另外一位可能是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哈茲米的老朋友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很快將和他們會合。
阿塔和謝西已經返回佛羅里達。4月11日,他們去了珊瑚泉的一處公寓。阿塔呆在佛羅里達,等候第一批暴力劫機者的到來。
相反,謝西買了一張去往開羅的機票,4月18日從邁阿密飛往開羅。和不瞭解他1月去摩洛哥的原因一樣,我們並不瞭解謝西在4月去埃及的原因。他確實見了阿塔的父親,後者在「9·11」事件後接受詢問時聲稱謝西只想來拿阿塔的國際駕駛證和取一些錢。這一說法不可信。阿塔已經隨身攜帶該駕駛證,在4月26日的一次交通堵塞期間還曾出示過。而那時謝西尚在國外。謝西在開羅呆了兩星期,這顯然比只是去見阿塔的父親所需要的時間長。謝西在此期間可能去了別的地方,但是沒有記錄顯示有其他行蹤。
謝西在5月2日回到邁阿密。當天阿塔和亞拉赫一起向北驅車30英里,在位於佛羅里達勞德黛爾湖的一處機動車管理辦公室申領佛羅里達州的駕駛證。回到弗吉尼亞後,哈茲米和哈居爾將啟程去康涅狄格和新澤西。隨著夏天的臨近,主要的「基地」組織人員已經安頓在佛羅里達和新澤西,等待其他同夥前來和他們會合。
第七章 襲擊迫近隊伍會合(1)
2000年夏天和初秋,本·拉丹和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高級領導人開始挑選暴力劫機者——這些人將能突襲飛行員座艙並控制乘客。無論用於描述他們的言語有多少,所謂的暴力劫機者在身體上給人的印象一點也不深刻:他們絕大多數身高都在5英尺5到5英尺7之間。
為「9·11」襲擊進行招募和選拔
這13名(不包括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和米赫德哈)暴力劫機者中的12名來自沙特阿拉伯:薩塔姆·艾爾·蘇卡米、韋爾·艾爾·謝瑞、瓦利德·艾爾·謝瑞、阿布杜爾·阿齊茲·艾爾·奧馬瑞、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穆罕德·艾爾·謝瑞、邁傑德·默克得、塞爾姆·艾爾·哈茲米、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阿哈邁德·艾爾·哈茲納維和阿哈邁德·艾爾·納米。剩下的被招募者費耶茲·巴尼漢姆德來自阿聯酋。他在這些暴力劫機者中顯然發揮了獨一無二的作用,因為他與襲擊陰謀的資金支持者穆斯塔法·艾爾·豪薩維一起工作。
沙特阿拉伯當局會見了這些人的親屬,並向我們簡要說明了他們的發現。暴力劫機者具有同類的教育和社會背景。所有人均在20~28歲之間;絕大多數人有駕駛證,未婚,沒有工作,僅接受過中學教育。
其中4人——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和阿哈邁德·艾爾·哈茲納維,來自巴哈地區相鄰的3個城鎮,從屬於同一部族。巴哈是沙特阿拉伯偏僻且不發達的地區。沒有人擁有大學學歷。他們的旅行方式以及來自家庭成員的信息表明,這4人可能早在1999年秋天就彼此取得了聯繫。
另5人——韋爾·艾爾·謝瑞、瓦利德·艾爾·謝瑞、阿布杜爾·阿齊茲·艾爾·奧馬瑞、穆罕德·艾爾·謝瑞和阿哈邁德·艾爾·納米,來自阿西爾省,這是沙特阿拉伯南部與也門接壤的貧困地區。這一地區缺乏監管,有時被稱為「失去控制的邊境」。韋爾和瓦利德·艾爾·謝瑞是一對兄弟。這一組的5個人全部都已經開始大學學習。奧馬瑞從中學以優異成績畢業,還從伊曼·穆罕默德·伊賓沙特阿拉伯伊斯蘭大學獲得學位。他已婚,並有一個女兒。
剩下3名來自沙特阿拉伯的人是薩塔姆·艾爾·蘇卡米、邁傑德·默克得和塞爾姆·艾爾·哈茲米。蘇卡米來自利雅得。默克得生於麥地那西部一個名為安納可裡的小鎮。蘇卡米所受教育極少,默克得從大學退學。或許直到1999年,在與極端分子有牽扯之前,蘇卡米和默克得似乎沒有彼此聯繫,也都沒有和其他成員建立聯繫。
塞爾姆·艾爾·哈茲米是納瓦夫的弟弟,生於麥加。塞爾姆的家人說他年少時喜歡與人爭論。可能是他的哥哥納瓦夫推薦他到「基地」組織應徵的。一名認識他們的「基地」組織成員說,納瓦夫懇求本·拉丹允許塞爾姆參加「9·11」行動。
被拘押者供出了讓如此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參與襲擊行動的不同理由。賓勒斯伯承認,「基地」組織想就沙特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向沙特阿拉伯政府傳遞一個信息。不過,其他數名「基地」組織成員宣稱,種族一般並不是挑選襲擊人員的一個要素,除非它由於安全或行動原因而變得很重要。
譬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否認選擇沙特阿拉伯人參與「9·11」襲擊是為了破壞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他強調了在挑選劫機者時考慮種族背景的現實原因。他說,之所以有許多劫機者是沙特阿拉伯人,是因為沙特阿拉伯人在「基地」組織訓練營招募的新兵中所佔的比例最大。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估計,在任何特定的營地,70%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是沙特阿拉伯人,20%是也門人,還有10%來自其他地方。雖然來自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應徵者通常很願意參與自殺行動,但是在「9·11」事件前,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組織人員進入美國要容易些。
大多數的沙特阿拉伯暴力劫機者都在襲擊前的二三年與極端分子建立了聯繫。他們的家人通常不認為這些年輕人是宗教狂熱分子。他們有些人被認為是虔誠的,其他人則被認為缺乏信仰。比如說,雖然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和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經常參加禱告儀式,奧馬瑞擔任他所在的沙特阿拉伯的清真寺的阿訇,但是蘇卡米和塞爾姆·艾爾·哈茲米好像對宗教漠不關心。他們飲酒,而這是違背伊斯蘭法的。
和許多其他「基地」組織成員一樣,這些最終成為暴力劫機者的沙特阿拉伯人是在阿富汗境外——可能就是在沙特阿拉伯本國——被選中並招募的。「基地」組織的招募人員、一些傳教士以及(在一些場合)家庭成員在挑選可能的候選人時大概都發揮了作用。有數名暴力劫機者好像是通過在當地的大學或清真寺進行的聯絡而徵召的。
根據一個阿富汗訓練營的負責人的交待,有一些人是由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不知名的沙特阿拉伯阿訇選中的。比如,奧馬瑞被認為曾是一名叫做蘇拉伊曼·艾爾·奧瓦的沙特阿拉伯極端主義傳教士的學生。他所在的清真寺位於卡希姆省,它在較溫和的傳教士當中被稱為「恐怖分子製造廠」。該省正好處在沙特阿拉伯激進的瓦哈比運動的中心。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和穆罕德·艾爾·謝瑞也在卡希姆呆過,兩人均與家庭斷絕關係。據穆罕德·艾爾·謝瑞的父親所言,謝瑞頻繁造訪卡希姆,導致他未能通過在利雅得的大學考試。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轉學到卡希姆的一所大學,但他很快就不和家人聯繫並在沒有通知他們的情況下輟學。
這些沙特阿拉伯人大多於1999年底至2000年初與家庭斷絕關係。根據他們家人的說法,一些應徵者開始為長期失蹤做準備。其他人在失蹤前行為有顯著變化。塞爾姆·艾爾·哈茲米的父親說,塞爾姆曾有飲酒和輕微盜竊等問題,在失蹤前3個月時他不再喝酒並開始定期去清真寺。
數名家庭成員回憶,他們的親人曾表達了參加「聖戰」特別是去車臣的願望。沒有人提及要去阿富汗。這些聲明可能是真實的,但也可能是掩飾性的謊言。例如,4名來自艾爾·格哈穆迪部族的應徵者都告訴家人他們要去車臣。只有兩人即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和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有文件表明他們要去俄羅斯。
一些情緒高昂的沙特阿拉伯籍穆斯林恐怖分子本打算去車臣,路上遇到了困難,因此轉向阿富汗。1999年,據說在車臣的阿拉伯僑民最高指揮官伊本·艾爾·卡哈塔伯開始把絕大多數外國穆斯林恐怖分子打發走,因為他們既缺乏經驗,也不能適應當地環境。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聲稱,有數名「9·11」暴力劫機者在去車臣時遇到困難,於是去了阿富汗,他們在這裡加入了「基地」組織。
第七章 襲擊迫近隊伍會合(2)
哈萊德對這樣的轉向是如何發生的提供了更為詳細的描述。據他所言,1999年,許多試圖去車臣與俄羅斯人作戰的沙特阿拉伯籍穆斯林恐怖分子受阻於土耳其與格魯吉亞的邊境。一到土耳其,他們就會在諸如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等地的賓館接到電話,通知他們經由格魯吉亞進入車臣的道路已經關閉。然後,這些沙特阿拉伯人決定去阿富汗,他們可以在那裡進行訓練並等待在2000年夏季再度嘗試進入車臣。在「基地」組織營地訓練時,他們中的12個人聽過本·拉丹的演講,志願成為自殺襲擊者,並最終被選中,成為這次劫機行動的暴力劫機者。哈萊德說,他在坎大哈機場見過他們當中的幾個人,這幾個人當時正在那裡協助提供特別安全服務。他鼓動本·拉丹接納他們。哈萊德自稱與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關係最為密切,他相信塞伊德會成為一名烈士。哈萊德還要求塞伊德招募他的朋友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來參與共同的事業。雖然哈萊德聲稱沒有從後來被選中參與「9·11」行動的這群人中召回任何人,但他說他們也包括蘇卡米、瓦利德、韋爾·艾爾·謝瑞、奧馬瑞、納米、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塞爾姆·艾爾·哈茲米和默克得。
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言,這些人自願從事自殺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並非被迫犧牲自己。一抵達阿富汗,一名應徵者將填寫一張申請表。這張表載有一般性的問題,例如,是什麼促使你來阿富汗的?你如何到達這裡?你如何聽說我們的?你的教育背景是什麼?你以前在哪裡工作?申請表對於確認新到者的潛力是很有價值的,它可以從中過濾可能的間諜,可以甄別應徵者的特殊技能。比方說,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哈尼·哈居爾提及他的飛行訓練。後來的劫機者也被詢問他們是否準備充當自殺襲擊者;那些作出肯定回答的人受到了「基地」組織高級副官穆罕默德·阿提夫的接見。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聲稱,對任何「基地」組織成員來說,最重要的素質就是自願犧牲自己。哈萊德對此表示贊同,並聲稱在挑選劫機行動參與者時優先考慮這一標準。哈萊德說,另一項最重要的標準是顯而易見的忍耐力,因為策劃這種襲擊行動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哈萊德聲稱,劫機者是否以前曾在「聖戰」中作戰無關緊要,因為他相信美國當局在「9·11」之前並沒有尋找這些人。然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主張,挑選記錄清白的年輕穆斯林恐怖分子是為了在旅行過程中避免引起警惕。前面提及的「基地」組織訓練營負責人補充說,挑選那些先前沒有捲入可能已為國際安全機構所知的活動中的人實施「9·11」恐怖襲擊,是有意而為的行為。
絕大多數暴力劫機者都先進行了與其他「基地」組織應徵者類似的基礎訓練,包括輕武器、重武器、爆炸物和地形學訓練。應徵者們學習紀律和軍事生活。他們經受人為壓力以考驗他們的心理適應能力以及對「聖戰」的忠誠。至少有7名沙特阿拉伯籍的暴力劫機者在靠近坎大哈的法魯克營地接受基礎訓練。由於這一特殊的營地接近本·拉丹和「基地」組織的高級領導層,因而它似乎成了審查和培訓未來的暴力劫機者的首選之地。其他兩人即蘇卡米和默克得在克哈丹受訓,這是毗鄰喀布爾的另一處大型訓練場所,米赫德哈20世紀90年代中期曾在此地訓練。
到2000年中期參與劫機行動的恐怖分子被挑選出來為止,他們中有些人已經在阿富汗進行了數月的訓練;有些人則初次來到阿富汗;還有一些人以前去過訓練營,並可能正在返回阿富汗。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交待,本·拉丹會去這些營地發表演說,親自會見受訓者。如果本·拉丹相信一名受訓者信守了對參與特別行動的承諾,那麼這名受訓者將被邀請到「基地」組織領導人位於塔納克農場的大院進行進一步的會談。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聲稱,本·拉丹能夠在大約10分鐘之內很快對新的受訓者作出評價,許多「9·11」劫機者就是以這種方式選定的。在阿提夫的協助下,本·拉丹主要是在2000年夏季到2001年4月之間為劫機行動親自挑選了所有的暴力劫機者。一旦選擇一名受訓者,本·拉丹就會要求他發誓忠於自殺行動。被選定並宣誓後,這些人會被送到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那裡接受訓練,拍攝殉難錄像帶,這也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作為「基地」組織宣傳委員會負責人所承擔的一項職責。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把暴力劫機者送到沙特阿拉伯獲取美國簽證。他給了他們每人約2,000美元,指示他們在獲取簽證後要返回阿富汗接受進一步訓練。在初期,這些人並未被告知行動的細節。大多數沙特阿拉伯籍暴力劫機者於2000年9月至11月間在吉達或利雅得獲得了美國簽證。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要求這些未來的劫機者在申請去美國之前先在本國獲取新的「空白」護照。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因他們先前曾去往「基地」組織活動的國家而被懷疑。19名劫機者中的14人,包括9名沙特阿拉伯籍暴力劫機者拿到了新的護照。這些護照中有些後來可能被位於坎大哈的「基地」組織護照部門做過改動,增加或抹去了出入境印章,以便在護照中製造「虛假的出訪記錄」。
除了那些最終作為暴力劫機者參加「9·11」襲擊的人之外,本·拉丹顯然還挑選了至少9名其他沙特阿拉伯人,他們最後出於種種原因沒有參加行動。這9人是:摩罕邁德·曼尼·阿哈馬德·艾爾·卡赫坦尼、哈利德·賽伊德·阿哈邁德·艾爾·扎哈倫裡、阿里·阿布德·艾爾·雷赫曼·艾爾法·卡西·艾爾·哥漢姆迪、賽伊德·艾爾·巴洛西、庫泰巴赫·艾爾·納吉地、蘇海爾·艾爾·特拜提、薩伊德·阿布杜拉·艾爾·格哈穆迪、索爾德·艾爾·拉西德和穆薩比伯·艾爾·哈姆蘭。另外還有第10個人,他是具有加拿大國籍的突尼斯人,名叫阿布德拉夫·傑蒂。他可能已經成為參與「9·11」襲擊的一位候選人,或者他可能已經是下一波襲擊的候選人。這些劫機者候選人或者因為難以獲得必要的旅行文件而從行動中退出,或者被「基地」組織領導層從行動中撤出。哈萊德確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想在每架飛機上安插4~6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則交待「基地」組織最初計劃使用25~26名劫機者,但最後僅僅使用了19人。
第七章 襲擊迫近隊伍會合(3)
前往美國的最後訓練和安排
暴力劫機者在沙特阿拉伯獲得美國簽證後,於2000年底至2001年初返回阿富汗接受特殊訓練。據說,訓練由阿布·圖拉布·艾爾·喬達尼負責,在艾爾·瑪塔訓練營進行。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言,喬達尼是少數幾個知道劫機計劃全部細節的「基地」組織成員之一。阿布·塔拉伯教他們如何進行劫機,解除空乘人員武裝和處理爆炸物。他還教他們健身,教他們一些基本的英語單詞和短語。
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言,喬達尼甚至讓受訓者用刀子宰羊殺駱駝,以準備在劫機時使用刀子。新招募的人學習在飛機駕駛艙門初次打開時如何盡早抓住機會重點突襲飛行員的座艙,並在其後如何進一步控制飛機的其他部分。他們也學習實施其他類型的襲擊,例如,汽車炸彈,這樣他們就不會在被抓住時洩漏行動的真實性質。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言,在抵達美國之前,暴力劫機者並沒有學習所有細節——包括劫機和將飛機撞入大廈的計劃。
在阿富汗受訓後,「基地」組織人員到了由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卡拉奇建造的一個安全點,在經由阿聯酋前往美國之前暫時停留在那裡。這一安全點由「基地」組織成員阿布德·艾爾·雷西姆·拉巴尼(又名阿布·拉赫馬赫)經營。拉巴尼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親密助手,通過給其派來的「基地」組織成員尋找住處和提供後勤支持,為其提供了長達3年的幫助。
據一名「基地」組織支持者所言,一位叫阿布杜拉赫·聖德赫的可靠的巴基斯坦信使將這些人帶到安全點,他也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工作。這些後來的劫機者通常三三兩兩抵達,在此處最長停留兩個星期。這名支持者已經辨認出他於2001年春季根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指示幫助過的每名成員。在這些人離開巴基斯坦前,他們都從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那裡得到了10,000美元作為將來的費用。
這些人從巴基斯坦轉道阿聯酋前往美國。在阿聯酋,他們主要得到了「基地」組織成員阿里·阿布杜爾·阿齊茲·阿里和穆斯塔法·艾爾·豪薩維的幫助。阿里顯然在2001年4月至6月9個後來的劫機者經過迪拜時為他們提供了幫助。他幫助他們購買機票,辦理旅行支票和預訂旅館;他還教他們西方的日常生活,例如,購買衣服和定購食物。迪拜是一個現代都市,容易進入大型機場、旅行社、旅館和西方式商業設施,是一個理想的中轉站。
據說,阿里估計他正在幫助的這些「基地」組織人員將在美國幹一件大事,但他並不瞭解細節。112他要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為他派一名助手,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派出了穆斯塔法·艾爾·豪薩維,後者曾經在「基地」組織位於坎大哈的宣傳委員會工作。豪薩維幫助把最後4名劫機者(米赫德哈除外)從阿聯酋送到美國。他與阿塔商議劫機者前往美國的旅行時間表並在之後與阿塔確認他們都已抵達。他告訴這些劫機者,阿塔將在機場與他們會面。他也協助進行這次行動的一些資金籌集工作。
暴力劫機者於2001年4月底開始抵達美國。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兩人一起憑旅遊簽證進入美國的奧蘭多或邁阿密、佛羅里達、華盛頓特區或者紐約。進入佛羅里達的人由阿塔和謝西提供幫助,其他的人則由哈茲米和哈居爾關照。到6月底,15名暴力劫機者中的14名已經飛越了大西洋。
暴力劫機者為行動注入了資金,他們攜帶了現金和在阿聯酋以及沙特阿拉伯購買的旅行支票。現在已經知道,其中的7名劫機者購買了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在美國使用的旅行支票。此外,緊隨著其他暴力劫機者進入美國,大量的款項立即注入「基地」組織人員在美國開立的銀行賬戶。這說明新來者也隨身帶著錢。此外,暴力劫機者巴尼漢姆德在來美國之前,於2001年6月25日在阿聯酋開設銀行賬戶,存入了近3萬美元的等價物。巴尼漢姆德於6月27日到達美國之後,用信用卡和自動取款機從他在阿聯酋的賬戶上提款。
劫機者廣泛利用美國的銀行。他們既選擇大的國際性銀行的分行,也選擇較小的地方性銀行。所有劫機者都以自己的名字開設賬戶,使用護照或其他表面上看起來有效的證明文件。與大量公開出版的報告相反,沒有證據顯示劫機者曾經使用過虛假的保護社會安全號碼開設任何銀行賬戶。雖然劫機者在使用美國金融系統方面並非行家,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會讓銀行懷疑他們有犯罪行為,更不用說實施大屠殺的恐怖陰謀了。
最後抵達的暴力劫機者是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正如前面提到的,他於2000年6月在聖地亞哥離開哈茲米回到了他在也門的家中。據傳在哈萊德勸說米赫德哈返回阿富汗之前,米赫德哈在也門停留了大約一個月。米赫德哈抱怨在美國的生活。他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見了面,後者仍然為他的擅離職守而惱火。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希望讓他撤出行動,但還是對本·拉丹堅持要求保留米赫德哈作出了讓步。
2000年末,米赫德哈回家看望家人,在麥加與一名堂兄一直呆到2001年2月,然後返回阿富汗。2001年6月,米赫德哈再次回到麥加與他的堂兄又呆了一個月。米赫德哈說本·拉丹計劃對美國發動5次襲擊。離開前,米赫德哈要求其堂兄照顧他的家庭和家人,因為他有工作要做。
2001年7月4日,米赫德哈離開沙特阿拉伯回到美國,抵達紐約的肯尼迪國際機場。米赫德哈已經預訂了紐約市的萬豪旅館(中間插頁,有19名劫機者的照片和所乘航班等說明文字),但他卻在紐約另一家旅館住了一晚。然後他加入帕特森的劫機者群體,時隔一年多後與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再次會合。停留兩個月後,所有19名劫機者均已進入美國,開始為實施襲擊做最後的準備工作。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從左到右依次為:穆罕默德·阿塔,飛行員;瓦利德·艾爾·謝瑞,韋爾·艾爾·謝瑞,薩塔姆·艾爾·蘇卡米和阿布杜爾·阿齊茲·艾爾·奧馬瑞,均為劫機者。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從左到右依次為:馬萬·艾爾·謝西,飛行員;費耶茲·巴尼漢姆德、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和穆罕德·艾爾·謝瑞,均為劫機者。
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從左到右依次為:哈尼·哈居爾,飛行員;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邁傑德·默克得和塞爾姆·艾爾·哈茲米,均為劫機者。
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從左到右依次為:吉亞德·亞拉赫塞、伊德·艾爾·哥漢姆迪、阿哈邁德·艾爾·哈茲納維和阿哈邁德·艾爾·納米,均為劫機者。
第七章 襲擊迫近隊伍會合(4)
真主黨和伊朗對「基地」組織的援助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在蘇丹時,「基地」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就和伊朗以及伊朗支持的世界性恐怖組織真主黨保持著聯繫。後者主要以黎巴嫩南部和貝魯特為基地。「基地」組織成員從真主黨那裡接受建議和訓練。
情報顯示,在本·拉丹返回阿富汗之後,伊朗的安全官員與「基地」組織的高層保持著聯繫。哈萊德曾說,在2000年10月襲擊美國軍艦「科爾」號之後,伊朗試圖加強其與「基地」組織的聯繫,但被拒絕,因為本·拉丹不想疏遠他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者。據哈萊德和其他被拘留者的供述,伊朗官員願意給「基地」組織成員進出阿富汗而從伊朗過境提供方便。例如,伊朗的邊境檢查官員會被告知不要在這些過境者的護照上加蓋易暴露恐怖分子過境的印戳。這種做法尤其有利於「基地」組織的沙特阿拉伯籍成員。
我們對被挑選參與「9·11」行動的「基地」組織成員跨國旅行情況的掌握仍然是殘缺不全的。但我們現在有證據表明,14個沙特阿拉伯暴力恐怖分子中有8~10個在2000年10月至2001年2月間曾進入或離開過伊朗。
2000年10月,真主黨的一名高級成員到了沙特阿拉伯,以協調那裡的行動。他也打算協助在沙特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於11月間進入伊朗。在這期間,他也為真主黨的一名高級領導人與沙特阿拉伯真主黨之間的聯繫做了些工作。
也是在2000年10月,兩名後來的暴力劫機者即穆罕德·艾爾·謝瑞和哈姆扎·艾爾·哥漢姆迪從伊朗乘飛機去了科威特。很明顯,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在11月份乘飛機去貝魯特,也許是巧合,他和真主黨的一名高級成員搭乘同一航班。很明顯,塞爾姆·艾爾·哈茲米也是在11月份從沙特阿拉伯飛往貝魯特的。
我們認為,在11月中旬,3名後來的暴力劫機者——韋爾·艾爾·謝瑞、瓦利德·艾爾·謝瑞和阿哈邁德·艾爾·納米一起從沙特阿拉伯飛往貝魯特,然後前往伊朗。他們都已在10月底獲得了美國的簽證。一名真主黨高級成員的助手與後來的劫機者搭乘去伊朗的同一航班。在同一時期,貝魯特的真主黨官員和伊朗都在期盼著一個團體的到來。該團體的到來非常重要,因而引起了真主黨高層人物的注意。
11月下旬,兩名後來的暴力劫機者——薩塔姆·艾爾·蘇卡米和邁傑德·默克得從巴林飛往伊朗。2001年2月,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可能已經從敘利亞飛往伊朗,然後在伊朗境內前往一個靠近阿富汗邊境的地點。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賓勒斯伯已經證實,數名(根據賓勒斯伯的說法至少是8名)「9·11」劫機者利用伊朗不在沙特阿拉伯護照上加蓋印戳的做法,經由伊朗進出阿富汗。他們否認劫機者前往伊朗是基於任何其他原因。他們也否認劫機者與真主黨之間存在任何聯繫。
總之,有充分證據表明伊朗幫助「基地」組織成員在「9·11」之前進出阿富汗,並且其中有些成員就是後來的「9·11」劫機者。也有間接證據表明真主黨的高級成員在2000年11月正密切跟蹤一些後來的暴力劫機者進入伊朗。然而,我們不能排除高度巧合的可能性——真主黨實際上正在關注同一時期某一從沙特阿拉伯進入伊朗的其他人群,而不是後來的劫機者。
我們沒有證據表明伊朗或真主黨知悉後來演變成「9·11」襲擊的計劃。在他們經由伊朗的行程中,這些「基地」組織成員自身可能也不知道他們將來行動的具體細節。
「9·11」襲擊之後,伊朗和真主黨希望掩蓋他們過去與遜尼派恐怖分子進行合作的證據。遜尼派恐怖分子與「基地」組織之間有聯繫。一名真主黨高級官員否認真主黨與「9·11」事件有絲毫關聯。
我們認為,這一話題需要美國政府做進一步的調查。
第七章 襲擊迫近最後的戰略和策略(1)
在美國的最後準備
2001年初夏,阿塔在謝西的協助下忙於安排大多數暴力劫機者抵達南佛羅里達——在機場接他們,為他們尋找暫住地點,以及幫助他們在美國安頓下來。
暴力劫機者中的絕大多數人居住在佛羅里達。一些人開設銀行賬戶,獲取郵箱並租借了汽車。有些人還出入當地的體育館,這大概是為了等待恰當的行動時機。剛到達時,絕大多數人暫住在賓館或汽車旅館;但是到了6月中旬,他們居住在離阿塔不遠的同一套公寓裡,彼此之間住得也很近。這些暴力劫機者在到達美國之後沒有怎麼走動,倒是其中的兩人——瓦利德·艾爾·謝瑞和薩塔姆·艾爾·蘇卡米有不同尋常的旅行。
5月19日,謝瑞和蘇卡米從羅德岱堡飛往巴哈馬群島的自由港,他們在巴哈馬公主療養地預訂了房間。然而,由於兩人沒有簽證,他們被巴哈馬官員拒絕入境;他們當天返回佛羅里達。他們此行可能是想延長蘇卡米的移民身份,因為蘇卡米在美國的合法居留期在5月21日終止。
7月30日,謝瑞從羅德岱堡獨自前往波士頓。第二天他飛往舊金山,在此逗留一夜後經由拉斯維加斯返回。雖然謝瑞既非飛行員也不是恐怖襲擊的領導者,但是這次旅行可能是一次踩點性質的飛行——謝瑞乘坐的是一架波音767的頭等艙,機型與他將在9月11日幫助劫持的飛機相同,並且在拉斯維加斯臨時滯留——這與進行偵察飛行的其他劫機者是一樣的。
3名漢堡飛行員——阿塔、謝西和亞拉赫——在該夏的早期就進行了他們的首次偵察飛行。謝西在5月底從紐約經由舊金山飛往拉斯維加斯。亞拉赫在6月初從巴爾的摩經由洛杉磯飛往拉斯維加斯。阿塔在6月底從波士頓經由舊金山飛往拉斯維加斯。他們都乘坐美國聯合航空的頭等艙。在橫貫東西大陸的旅程中,每人乘坐的航班類型都與他將在9月11日駕駛的飛機類型相同(阿塔和謝西駕駛的是一架波音767;亞拉赫駕駛的是一架波音757)。下面將要提到的哈居爾和哈茲米也在8月進行了類似的偵察飛行。
亞拉赫和哈居爾還在初夏接受了額外的訓練和實地飛行。在開始偵察飛行的前一些日子,亞拉赫從羅德岱堡飛往費城。在費城,他受訓於郝特曼航空學院,並要求飛越胡得遜走廊。這是胡得遜河沿線海拔較低的一條「走廊」,途經紐約的標誌性建築,如世貿中心。對一名沒有經驗的飛行員來說,這一地區繁忙的交通可能使該走廊變成一條危險的線路。由於郝特曼航空學院認定亞拉赫不適合單獨飛行,他只能在一名教練的陪伴下飛行這一線路。
與哈茲米安頓在新澤西州苔特保羅不久後,哈居爾就在該地的飛行訓練中心開始接受基礎訓練。他也於大約同一時間請求飛越胡得遜走廊。在哈居爾飛越胡得遜走廊後,教練拒絕了他的另一次請求,因為他認為哈居爾的飛行技術太差。此後不久,哈居爾轉至新澤西費爾菲爾德的考德威爾飛行學院。他於6月和7月間在這裡租了幾次小飛機。例如,在7月20日,哈居爾從考德威爾飛行學院租了一架飛機,從費爾菲爾德至馬裡蘭的蓋瑟斯堡進行了一次實際飛行。這條線路將允許他們飛得離華盛頓特區很近。在此次飛行中,很可能有哈茲米隨機陪同。其他證據表明,哈居爾甚至可能在6月初就已經返回亞利桑那進行模擬飛行訓練。
沒有跡象顯示阿塔或謝西在6月接受了任何額外的飛行訓練。兩人可能忙於組織新到的暴力劫機者,忙於進行偵察飛行。而且,阿塔必須與他的副手納瓦夫·艾爾·哈茲米進行協調。
雖然阿塔和哈茲米好像在4月初的大約同一時間都去過弗吉尼亞,但是他們當時可能沒有碰面。對4月底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相關的通訊進行的分析,表明了他們曾經想在4月份會面,但未能協調好。阿塔和哈茲米可能直到哈茲米於6月19日至6月25日之間從紐瓦克至邁阿密來回旅行時才在美國首度會面。
在返回新澤西之後,哈茲米的行為開始與其他劫機者的行為非常相似。例如,他和哈居爾很快建立新的銀行賬戶,獲取郵箱,租借汽車,出入體育館。其他4名與他們一起停留在新澤西的劫機者也是如此。其中數人先後在新澤西州和弗吉尼亞州的機動車管理部門獲得了新的帶照片的證件。而此前數月哈茲米和哈居爾也是從這裡獲得了這些證件,可能他們都得到了約旦朋友拉巴巴赫的幫助。
阿塔很可能在7月初與哈茲米再度會面。阿塔在從他的首次偵察飛行返回後,飛往紐約。他入住了新澤西的一家旅館,而不是立即返回佛羅里達。7月4日,在啟程前往羅德岱堡之前,他從帕特森的一家旅行社購買了去西班牙的機票。既然暴力劫機者已經抵達美國,他準備最後一次與拉姆茲·賓勒斯伯會面。
第七章 襲擊迫近最後的戰略和策略(2)
在西班牙會面
自2001年1月在柏林與阿塔見過面後,賓勒斯伯2001年春季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度過的。在此期間,他幫助暴力劫機者順利通過卡拉奇。在柏林的會見中,兩人約定於該年度內到吉隆坡再次會面時親自討論劫機行動。5月底,賓勒斯伯在靠近坎大哈的一處名為「6號院」的「基地」組織據點直接向本·拉丹匯報。
本·拉丹要求賓勒斯伯指示阿塔和其他人注意他們自身以及行動的安全,並讓他建議阿塔按照其2000年初離開阿富汗之前議定的目標(世貿中心、五角大樓、白宮和國會大廈)按計劃繼續開展行動。據賓勒斯伯所言,本·拉丹說他偏愛對白宮的襲擊勝於對國會大廈的襲擊,要求賓勒斯伯確保阿塔理解他的意思。賓勒斯伯說,本·拉丹在該年初春將同樣的訊息托瓦利德·艾爾·謝瑞轉達給阿塔。賓勒斯伯也獲准在馬來西亞會見阿塔。阿提夫為這次旅行提供了資金,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幫助賓勒斯伯在卡拉奇安排了這一行程。
6月初,賓勒斯伯乘出租車從坎大哈來到巴基斯坦的基達。「基地」組織的信使阿布·拉赫馬赫帶他見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根據賓勒斯伯的供述,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為其提供了一張前往馬來西亞的機票和一本供本次旅行使用的虛假的沙特阿拉伯護照。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告訴他讓阿塔自己選擇襲擊日期。賓勒斯伯將返回德國,然後把襲擊日期通知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把扎卡利亞·穆薩維的電子郵箱地址也告訴了賓勒斯伯,以備將來聯絡。之後,賓勒斯伯去了吉隆坡。
抵達馬來西亞後,賓勒斯伯與阿塔取得聯繫,發現計劃有變。阿塔無法出行,因為他正忙於幫助安頓剛剛抵達美國的同夥。賓勒斯伯在馬來西亞停留了將近3個星期,在返回德國之前又在曼谷逗留了一段時間。他和阿塔約定稍後決定在某個地點會面。
7月初,阿塔致電賓勒斯伯,建議在馬德里會面,其理由賓勒斯伯聲稱不知道。賓勒斯伯說他傾向於柏林,但是他和阿塔知道在德國認識的人太多,並擔心同時被查獲。由於是旅遊旺季,賓勒斯伯買不到去馬德里的票,於是他預訂了次日飛往巴塞羅那附近的裡烏斯的一個航班的座位。阿塔已經在去往馬德里的路上,因此,賓勒斯伯致電在美國的謝西通知阿塔路線已改變。
阿塔於7月8日抵達馬德里。他在一家旅館住了一晚,並從其房間向外撥出了3個電話,這極有可能是和賓勒斯伯相協調。次日,阿塔租了一輛車駛往裡烏斯與賓勒斯伯會面;然後兩人駛往鄰近的凱姆布瑞鎮。旅館記錄顯示阿塔在同一地區一直租房至7月19日。在這天,他在馬德里歸還租借的車並飛回羅德岱堡。7月16日,賓勒斯伯回到漢堡,用的是阿塔在那天之前為其購買的票。據賓勒斯伯所言,他們在西班牙並沒有和任何其他人見面。
賓勒斯伯說,他告訴阿塔,本·拉丹希望盡可能快地進行襲擊。賓勒斯伯轉達,本·拉丹對有如此多的「基地」組織成員進入美國表示擔心。阿塔回答,他還不能提供一個日期,因為他正忙於組織正在抵達美國的劫機者,並且還需要協調航班的時間以便墜機同時發生。阿塔說他需要大約5~6個星期才能提供襲擊日期。賓勒斯伯通知阿塔,本·拉丹已經指示不到最後時刻不得把襲擊日期告知其他人。阿塔必須至少提前1個或2個星期通知賓勒斯伯,以便賓勒斯伯能夠前往阿富汗親自向本·拉丹報告襲擊日期。
至於襲擊目標,阿塔明白本·拉丹的興趣在於撞擊白宮。阿塔說,他認為這一目標太難,但已分派哈茲米和哈居爾評估其可行性並正在等待他們的結論。阿塔說這兩名成員已經租了小型飛機且已經在五角大樓附近進行了偵察飛行。阿塔說明,哈居爾被派去襲擊五角大樓,亞拉赫負責襲擊國會大廈,而阿塔和謝西都將襲擊世貿中心。如果哪名飛行員不能實現預定的目標,那麼他將使飛機墜毀。如果阿塔不能撞擊世貿中心,便打算直接把飛機墜毀在紐約的大街上。阿塔告訴賓勒斯伯,每位飛行員都是自願接受他分配的任務的,而且分配方案可以改變。
在西班牙會見期間,阿塔也提及他已經考慮襲擊他在紐約附近練習飛行時所見到的核設施——一處他們稱之為「電工程」的目標。據賓勒斯伯供述,其他飛行員不太贊同這一主意。他們認為把核設施作為襲擊目標將會很難,因為其周圍的空域是禁飛區,不能進行偵察飛行,由此提高了飛機在撞擊前被擊落的可能性。此外,和被認可的目標不同,對於這一選擇目標沒有與「基地」組織高層領導人商議過,因而尚未經過必要的允准。核設施也沒有特殊的象徵意義。阿塔沒有要求賓勒斯伯將此設想轉呈本·拉丹、阿提夫或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賓勒斯伯說,他直到9月11日後才向他們提及這一點。
賓勒斯伯說,在西班牙期間,他和阿塔也討論了如何實施劫機的問題。阿塔說,他和謝西、亞拉赫在偵察飛行時,在攜帶盒裝刀具方面已經沒有遇到任何問題。突襲駕駛員座艙的最好時機是在起飛後大約10~15分鐘,這時座艙門通常會首次打開。阿塔認為他們將不需要任何別的武器。萬一座艙門上著鎖,他沒有強有力的備用方案。當他提及諸如使用人質或宣稱有炸彈等大體想法時,他確信座艙門將會打開;他不認為破壞座艙門是一個可行的主意。阿塔告訴賓勒斯伯,他想挑選長途飛行的飛機,因為它們有充足的燃油。他也想劫持波音飛機,因為他確信波音飛機比空中客車更易駕駛。他知道後者具有自動駕駛性能,這可以避免其在地面上墜毀。
最後,阿塔證實,暴力劫機者已經沒有任何意外地抵達美國。他們將根據他們的英語口語水平分成幾組。這樣他們就能夠在行動前相互協助,並且每一組都將能夠用英語命令乘客。據賓勒斯伯供述,阿塔抱怨一些劫機者想和他們的家屬聯繫並道別,而這是他已經禁止做的事情。不僅如此,阿塔還對他將來與賓勒斯伯的通訊感到不安。他要求賓勒斯伯在返回德國時使用新的電話。賓勒斯伯離開西班牙前給了阿塔8條項鏈和8副手鐲,這是當賓勒斯伯不久前尚在曼谷時阿塔要求其購買的。阿塔相信,如果劫機者頭臉清潔、衣著體面,其他人就會認為他們是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就不會太注意他們。
從西班牙返回時,賓勒斯伯遵照要求,啟用了兩部新的電話,一部用來和阿塔聯繫,另一部用來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以及其他人如扎卡利亞·穆薩維等聯繫。賓勒斯伯很快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進行了聯繫,通過代碼匯報了他和阿塔會談的結果。這一重大的交流發生在7月中旬。
這次交流蘊涵著各種主題,例如,亞拉赫將向賓勒斯伯寄送劫機者的某些個人材料,包括他們護照的複印件。賓勒斯伯隨後將此呈送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這些材料或許用於「基地」組織此後的宣傳之中。
第七章 襲擊迫近最後的戰略和策略(3)
7月中旬的這次交流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涉及亞拉赫與阿塔的複雜關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和賓勒斯伯都承認,亞拉赫對於受阿塔凌駕其上的權威的支配感到惱火。賓勒斯伯相信,分歧的產生一定程度上源自亞拉赫探望他的家庭。此外,由於賓勒斯伯的簽證困難使兩人不能一道接受訓練,亞拉赫在美國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度過的。亞拉赫因此覺得自己被排除在決策者的行列之外。賓勒斯伯不得不充當亞拉赫與阿塔之間的調停人。
由於擔心亞拉赫可能會在最後階段退出行動,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強調了消除阿塔和亞拉赫之間分歧的重要意義。賓勒斯伯聲稱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他在7月中旬的交流中向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保證阿塔和亞拉赫會和解,並將在亞拉赫探望他的家屬後大約1個月內準備採取行動。意識到自己的擔心和襲擊行動可能會延誤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指示賓勒斯伯給「薩利」(Sally)寄送「裙子」(theskirts)——這是要求賓勒斯伯向扎卡利亞·穆薩維寄送資金的指示暗號。儘管賓勒斯伯承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確實在7月中旬的談話中指示他向穆薩維寄錢,但是他否認自己確切地知道為什麼他會收到這一指示——雖然他認為這些錢是在「9·11」行動的「框架下」提供的。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可能已經指示賓勒斯伯向穆薩維寄錢,以幫助穆薩維準備成為亞拉赫的可能的候補飛行員。7月29日,亞拉赫的女友阿伊塞爾·申蓋伊為亞拉赫購買了一張從邁阿密至德國杜塞爾多夫的單程機票。從亞拉赫之前自美國前去看望申蓋伊和其在黎巴嫩的家屬的4次旅行來看,他一直用的是返程票。亞拉赫7月25日離開邁阿密時,阿塔好像曾開車將他送至機場,這又是一個獨特的現象。
賓勒斯伯7月25日在杜塞爾多夫機場去接亞拉赫。亞拉赫想盡可能快地見到申蓋伊,因此他和賓勒斯伯安排在幾天後見面。會面時,賓勒斯伯鼓勵亞拉赫將襲擊計劃徹底看明白,這期間會談變得富有激情。
亞拉赫在德國期間,為安排資金轉移,賓勒斯伯和穆薩維保持著聯繫。賓勒斯伯收到來自阿聯酋的豪薩維的總計15,000美元的兩筆電匯,並在數天內將幾乎所有這些錢分成兩部分轉給了穆薩維。
自2月以來,穆薩維一直在位於俄克拉荷馬州諾曼城的空軍飛行學校接受飛行訓練,但5月底已經終止。雖然在這期間他只有50小時的飛行時間,而且沒有值得稱道的單獨飛行,但是穆薩維開始對飛機材料進行研究並進行波音747的模擬訓練。7月10日,他在明尼蘇達州依根的潘愛姆國際飛行學院預付了1,500美元定金。至該月底,他收到了從8月13日至8月20日的模擬訓練時間表。穆薩維也購買了兩把刀。他還詢問了兩家GPS設備製造商,瞭解他們的產品能否改裝用於航空。這些活動與那些「9·11」劫機者為襲擊進行最後準備的活動非常相似。
8月10日,獲得賓勒斯伯的匯款不久,穆薩維和一名朋友離開俄克拉荷馬州,開車前往明尼蘇達州。3天後,穆薩維支付了他在潘愛姆飛行學院進行模擬飛行訓練所欠的6,800美元餘額,開始了訓練。然而他的行為引起了他的飛行教練的懷疑。對一名學生而言,不想獲得飛行員執照或沒有其他目標,在學習駕駛大型噴氣式飛機上進行這樣少的訓練,是非同尋常的。8月16日,當教練把自己的懷疑報告政府後,穆薩維被移民歸化局以移民指控予以逮捕。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否認曾經考慮過讓穆薩維參與劫機行動。相反,他聲稱穆薩維是參與「第二波」襲擊的候選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也斷言,穆薩維與阿塔沒有任何聯繫。我們還沒有掌握與這一斷言相矛盾的證據。
然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還聲稱,到2001年夏季,他忙於策劃劫機行動,未能繼續策劃任何「第二波」的襲擊。此外,他承認,只有3名可能的飛行員因所謂的「第二波」襲擊而被招募。穆薩維以及另兩位飛行員在2001年仲夏就已經從劫機行動中打了退堂鼓。據此,我們認為,在2001年8月份將穆薩維推向幕前,就足以證實當時他被選中作為劫機行動的候補飛行員的猜測。
賓勒斯伯說,他推斷穆薩維將取代他的位置,成為「9·11」行動中的又一名飛行員。賓勒斯伯回憶「9·11」事件後在坎大哈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進行的一次討論時,聲稱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提及穆薩維的行動是「9·11」襲擊的一部分。雖然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從未提及穆薩維的姓名,賓勒斯伯明白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說的「基地」組織成員正是自己曾經給其匯過款的人。賓勒斯伯說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對穆薩維不滿意,但是他相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不會不讓穆薩維參與行動,這僅僅是因為穆薩維是本·拉丹親自選中並指派的人。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直到「9·11」事件之後才知道穆薩維被捕的消息。據賓勒斯伯所言,如果本·拉丹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9·11」事件之前就得知穆薩維被捕的話,他們可能已經取消這次恐怖襲擊行動。當賓勒斯伯在「9·11」事件後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討論穆薩維被捕一事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慶幸自己沒有讓穆薩維與其他劫機者接觸,否則就可能使這次行動受挫。當然,穆薩維曾與賓勒斯伯進行過聯絡,但是直到「9·11」事件之後才發現。
正如最後結果所顯示的那樣,並不需要穆薩維來取代亞拉赫。穆薩維於8月中旬被捕之時,亞拉赫已經從他旅行的最後一站即德國返回美國。他與阿塔的分歧顯然得到了解決。劫機犯開始為襲擊做最後的準備。
第七章 襲擊迫近最後的戰略和策略(4)
準備襲擊
從在西班牙與賓勒斯伯會面後返回的一個星期之後,阿塔去了紐瓦克,可能是為了與哈茲米進行協調,並給他額外的資金。阿塔於7月30日返回佛羅里達前在該地區逗留了一陣子。正如9月11日後獲取的一批阿塔與賓勒斯伯的同期通訊所揭示的那樣,阿塔在8月份是很忙的。
例如,8月3日,阿塔和賓勒斯伯商議了幾件事,如成員購買機票和將暴力型劫機者分派至各組的最佳方式。阿塔和賓勒斯伯也再次討論了是否將白宮作為目標的問題。他們用代碼討論目標,假裝是學生在討論各種研究領域的問題。「建築」(architecture)指代世貿中心,「藝術」(arts)指代五角大樓,「法律」(law)指代國會大廈,而「政治」(politics)指代白宮。
賓勒斯伯提醒阿塔,本·拉丹希望把白宮作為目標。阿塔再次警告說,這會很難。在賓勒斯伯堅持之後,阿塔同意包括白宮但建議保留國會大廈作為在白宮難以攻擊時的替代目標。阿塔還暗示襲擊在9月的第一個星期之後才會發生。
阿塔和賓勒斯伯也討論了「正作為恐怖分子而到來的朋友」——作為候選劫機者的神秘人物穆罕默德·艾爾·卡哈塔尼(前面已經提到過了),他是被豪薩維次日作為「充實團體」的「最後一人」而派遣的。8月4日,阿塔驅車前往奧蘭多機場與卡哈塔尼會面。但是,在到達時,卡哈塔尼被移民官員拒絕入境,原因在於他是單程機票且錢很少,不會說英語,不能充分解釋他想在美國做什麼。他被遣返迪拜。豪薩維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聯繫,穆罕默德要求他幫助卡哈塔尼重返巴基斯坦。
8月7日,阿塔從羅德岱堡飛往紐瓦克,可能是去和哈茲米進行協調。兩天後,阿塔、哈茲米、哈居爾以及居住在新澤西的阿哈邁德·艾爾·哥漢姆迪以及阿布杜爾·阿齊茲·艾爾·奧馬瑞飛往邁阿密,這可能意味著4個劫機組最終分派完畢。阿塔在新澤西時,他和哈茲米、哈居爾都又購買了一次偵察飛行的機票。與他們之前的謝西、亞拉赫、阿塔以及瓦利德·艾爾·謝瑞一樣,哈茲米和哈居爾都乘坐他們將在「9·11」劫持的同一類型飛機(波音757)的頭等艙,做橫貫大陸的飛行,這些飛行與拉斯維加斯有關。不過,阿塔本人這次直接飛至拉斯維加斯,8月13日至14日,3人都停留在此。除了拉斯維加斯對遊客的名聲外,我們沒有發現可靠的證據對為什麼這些人飛往拉斯維加斯或在此會面作出解釋。
整個8月,劫機者們忙著在體育館鍛煉,飛行員們在租來的小型飛機中進行頻繁的實習飛行。他們也開始進行採購,這暗示計劃即將結束。比方說,8月中旬,他們購買了刀具,這些刀具可能確實被用於襲擊。不僅如此,8月22日,亞拉赫試圖從邁阿密的一家飛行員商店購買4台GPS裝置。他只能買一部。他等了一些日子,也買到了3份航空圖。
然而,或許最為重要的是購買9月11日的機票。8月23日,阿塔再度飛往紐瓦克,可能是與哈茲米會面並選擇航班。在8月25日至9月5日之間,所有19張機票均已預訂並購買。
由此可見,襲擊日是在8月的第三個星期選定的。這一時間選擇得到了賓勒斯伯的證實,他聲稱阿塔在8月中旬告知他這一日期。據賓勒斯伯所言,在代碼中,阿塔用一個謎語——兩根樹枝、一條鞭子和一根棒棒糖(對非美國人來說,「11·9」應被解釋為9月11日)——傳達了這個日期。賓勒斯伯說,他在將這一日期轉達給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前曾回電阿塔加以證實。
顯然,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通過賓勒斯伯過去在漢堡的助手扎卡瑞亞·埃瑟巴傳遞的信息,從賓勒斯伯處收到了日期。賓勒斯伯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都認為埃瑟巴對該信息的含義沒有利害關係,後者對襲擊也沒有預知。據賓勒斯伯所言,日期選定後不久,他就忠告埃瑟巴和另一名叫做巴哈吉的漢堡的助手,如果他們想去阿富汗,現在正是時候,因為以後將難以成行。埃瑟巴8月22日預訂了票,8月30日離開漢堡前往卡拉奇;巴哈吉8月20日購買了票,9月3日從漢堡前往卡拉奇。
賓勒斯伯也作出安排,準備在9月初離開,像阿聯酋的襲擊推動者阿里和豪薩維那樣,在襲擊發生之前趕往巴基斯坦。在最後這段時間,賓勒斯伯和阿塔通過電話、電子郵件和直接通知保持聯繫。雖然阿塔禁止劫機者們與家屬聯繫,但是他顯然在9月9日給自己的父親打了最後一個電話。阿塔還要求賓勒斯伯和一名劫機者的家屬聯繫,轉達其他人的道別,並向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致意。亞拉赫似乎單獨留下了一份書面的道別——這是一封給阿伊塞爾·申蓋伊的充滿傷感的信。
然而,哈茲米就可能不是很謹慎的。他可能在8月底給其以前在聖地亞哥的同伴莫汗達·阿布杜拉打了電話。數件證據表明,阿布杜拉周圍的其他人可能收到過消息:將要發生大事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阿布杜拉的行為據說有明顯的變化。9月11日以前,他和亞齊德·艾爾·薩爾米都突然決定按照原計劃結婚。一名證人在「9·11」襲擊後引薩爾米為證來進行評價:「我知道他們將要做些什麼,這就是我為什麼結婚的原因。」此外,從2001年8月起,伊亞德·瑞威斯和哈茲米曾工作過的泰克薩克加油站的其他員工在即將引起執法機關注意之前突然採取了行動。最終,根據一名未經證實的證人的說法,9月10日凌晨,阿布杜拉、奧斯瑪·阿瓦達拉、奧摩·巴卡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人在該加油站形跡可疑。據這名證人所言,這群人在碰面後,在其他人彼此擊掌慶祝時,阿瓦達拉說道:「它最終必定要發生。」
第七章 襲擊迫近最後的戰略和策略(5)
「基地」組織領導層的分歧
襲擊的戰術準備接近尾聲,與此同時,由於「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對2001年戰略的爭論,高層一直在質疑整個行動。我們的重心自然放在劫機行動的細節上。但是,從本·拉丹和阿提夫的角度來看,這次行動只是他們這一年全部計劃的一個公認的關鍵因素。「基地」組織領導人生活在阿富汗,與塔利班密切接觸,他們絕不會對這個國家的情況視若無睹。本·拉丹一直以來的傾向是直接針對美國發動大規模襲擊。他希望劫機行動盡可能快地進行。據說,米赫德哈在2001年夏季告訴其堂兄,本·拉丹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將讓它發生,即使由我親自來做。」
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說,本·拉丹一直催促他把襲擊的日期提前。例如,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記得,在2000年,本·拉丹在以色列反對黨領導人阿里埃勒·沙龍造訪耶路撒冷聖殿山後的談話中督促他發動襲擊。他聲稱,本·拉丹告訴他,劫機者僅僅將飛機擊倒而非把它們墜毀於特定目標就已足夠。他說,他抵制了這一壓力。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承認在2001年他承受了兩次以上類似的壓力。據他所言,本·拉丹希望在2001年5月12日實施行動,也即「科爾」號爆炸事件發生後的第7個月。他補充說,「9·11」襲擊最初預想是在2001年5月發動。他再一次被督促盡早發動襲擊是在2001年6月或7月,大概是在本·拉丹從媒體得知沙龍將要訪問白宮之後。兩次都被他拒絕,他斷言劫機小組還沒有準備好。本·拉丹在兩封信件中強調了盡早發動襲擊的必要性,對後一個日期予以特別強調。第二封信據說是本·拉丹的女婿艾瓦·艾爾·馬達尼轉交的。
其他證據證實了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說法。比方說,米赫德哈告訴其堂兄襲擊將在5月份發生,但被推遲兩次,一次推遲到7月,後來又推遲到9月。而且,一名劫機者候選人記得,7月或8月初,在「基地」組織營地發佈了一個一般警報,就像「科爾」號爆炸事件兩個星期之前和最終發生的「9·11」襲擊10天之前發佈的警報一樣。在仲夏的警報過程中,「基地」組織成員疏散了他們的家屬,提高了警戒程度。本·拉丹也消失了大約30天,直到警報取消。
襲擊行動的細節被嚴密封鎖,但是在發出警報之時,消息開始蔓延:針對美國的襲擊即將發動。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提到,到2001年夏季,眾所周知他正在策劃某種針對美國的行動。許多人甚至知道他正準備派遣人手前往美國,這使得有些人斷言「基地」組織近期將對美國本土發動襲擊。不僅如此,本·拉丹在該夏季的幾次談話暗示了即將發動襲擊,在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義團體中產生了種種傳聞。本·拉丹例行公事般地告訴重要來賓,他預期很快就會針對美國利益發動重大襲擊。在法魯克營地發表演講期間,本·拉丹激勵新兵們為這次涉及20名烈士的襲擊的成功而祈禱。其他人已經確認,傳聞暗示襲擊即將到來,他們證實這種消息已經傳遍整個「基地」組織,雖然沒有具體細節。
雖然被本·拉丹放在頭等地位進行優先考慮的事情是襲擊美國,但是其他人有著不同的意見。塔利班領導人的重點放在該年度針對北方聯盟的軍事攻勢上,這種軍事攻勢通常都將在晚春或夏季開始。他們當然希望這一年的軍事進攻能幹掉他們的老對手,把後者逐出阿富汗。在塔利班看來,對美國發動襲擊可能會起到反作用,當最終的勝利似乎已在他們掌控之中時,這樣做可能會把美國引入到反對他們的戰爭中來。
有證據顯示,在2001年,奧馬爾毛拉一開始是反對「基地」組織直接對美國發動大規模行動的。而且,到了7月,隨著關於即將進行襲擊的傳聞的散佈,「基地」組織的高級領導層出現了分裂。有數名高級成員據說贊同奧馬爾毛拉。據傳站在本·拉丹一方的有阿提夫、蘇拉赫曼、阿布·哥哈特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但是,據說反對本·拉丹的人都是該組織的重量級人物,包括阿布哈夫(毛裡塔尼亞人)、謝赫·塞依德·艾爾·馬斯瑞和塞耶夫·艾爾·阿德爾。「基地」組織的一名高級成員回憶,本·拉丹主張針對美國的襲擊應立即實施,以支持在被以色列佔領領土上的鬥爭並抗議美國在沙特阿拉伯的軍事存在。除了這些帶有修辭色彩的要求外,據傳本·拉丹也想通過對美國發動襲擊,使「基地」組織吸引更多的自殺志願者,獲得更多的捐助,並增加那些願意提供後勤幫助的支持者的數量。
據說,奧馬爾毛拉反對採取這一行動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非害怕美國的報復。據聞他傾向於讓「基地」組織襲擊猶太人,並不必須是美國。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承認,奧馬爾面臨著來自巴基斯坦政府的壓力,要防止「基地」組織在阿富汗之外開展行動。「基地」組織的主要資金管理人員謝赫·塞義德認為,「基地」組織應當遵從塔利班的意願。另有消息來源指出,謝赫·塞義德反對這次行動,既是因為行動違背了奧馬爾的意願,同時也因為他害怕美國會因遭受襲擊而進行報復。據說阿布哈夫甚至致信本·拉丹,以《古蘭經》為依據反對這次襲擊行動。
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所言,在8月底,當行動已經策劃完畢時,本·拉丹正式通報「基地」組織咨詢委員會,針對美國的大規模襲擊將在下周實施。一些委員會成員表示反對,本·拉丹則反駁說奧馬爾毛拉無權阻止「基地」組織在阿富汗境外實施懲罰異教徒的活動。儘管咨詢委員會的絕大多數人都不贊同,但是本·拉丹堅持己見。襲擊發生了。
對「基地」組織內部關於「9·11」襲擊的分歧的描述可能是不完整的。為作出這種解釋提供信息的人並未廣泛地秘密參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計劃。不過,本·拉丹和阿提夫可能至少會知道:
塔利班針對北方聯盟的攻勢需要「基地」組織的軍事支持。
在這個夏季,「基地」組織的另一個重大行動即暗殺北方聯盟領導人阿哈邁德·莎·馬蘇德的陰謀正在取得進展。行動者偽裝成記者進入馬蘇德的營地,準備在8月的某時暗殺他。他們與馬蘇德約好了會見時間,但被推遲。
但是,馬蘇德於9月9日被暗殺。塔利班針對北方聯盟的已推遲的攻勢明顯調整為他一被殺就開始發動。9月10日,塔利班開始進攻。
正如他們年初所商議的那樣,本·拉丹和阿提夫很可能會記得奧馬爾對他們暗殺馬蘇德並對塔利班的軍事行動提供重要支持有所依賴。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回憶起阿提夫曾告訴他,「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有除掉馬蘇德的協議,除掉馬蘇德後塔利班將發動攻勢,接管阿富汗。阿提夫希望馬蘇德的死也能在「9·11」襲擊後安撫塔利班。還有一些不太明顯的跡象顯示,奧馬爾在「9·11」襲擊發生時可能已經諒解了這一行動。
前往啟程地點
就在「9·11」的前幾天,劫機者將多餘的資金返還「基地」組織並在他們啟程的城市集合。他們把多餘的資金電匯給在阿聯酋的豪薩維,總共約有26,000美元。
以美利堅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為目標的劫機者,從杜勒斯啟程,從新澤西前往馬裡蘭的勞拉爾,這裡離華盛頓約有20英里。在9月的第一個星期,他們住在一家汽車旅館,花費時間在一家體育館進行鍛煉。襲擊前的最後一晚,他們住在弗吉尼亞赫恩登的一家旅館,靠近機場。
此外,在北方瞄準美利堅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劫機者,從紐瓦克啟程。他們於9月7日從佛羅里達的據點聚集到這個城市。就在9月8日至9日的午夜之後,當亞拉赫在I—95道上向北行駛時,在馬裡蘭收到了一張超速駕駛罰單。他在本組其他人下榻的旅館與他們會合。
阿塔仍然忙於對各組進行協調。9月7日,他從羅德岱堡飛往巴爾的摩,大概是去和在勞拉爾的第77次航班這一組會面。9月9日,他從巴爾的摩飛往波士頓。那時謝西已經抵達那裡。有人看見阿塔在謝西下榻的旅館和他在一起。次日,阿塔在另一家旅館和奧馬瑞會面,兩人開車前往緬因州的波特蘭,其原因至今不明。9月11日早晨最初幾個小時,他們搭乘一個通勤航班前往波士頓以便趕上美利堅航空公司的第11次航班。兩人在最後一晚都在做一些平常事:從自動取款機上取款、吃比薩和在便利店購物。他們在第11次航班上的3名劫機同夥則一起呆在馬薩諸塞州牛頓的一家旅館中,也就是在波士頓郊外。
謝西和他這一組瞄準的是從洛根機場起飛的美國聯合航空第175次航班。他們的最後幾個小時是在兩家波士頓旅館度過的。由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在1996年的一個提議而啟動的襲擊計劃已經戰勝了眾多的阻撓。此時,19個人住在我們至今仍沒有確定的旅館中等待搭乘次日早上的4架班機。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凶兆之夏(1)
2001年伊始,反恐官員們就收到了頻繁而零碎的關於恐怖威脅的報告。實際上,幾乎在所有關係到美國利益的地方——包括家裡,彷彿都存在著可能發生的威脅。
要想知道2001年夏天那些不斷增加的威脅報告是如何被處理的,就需要瞭解關於恐怖威脅的情報通常是如何收集和傳達的。信息的收集有幾種方法,如通過信號情報或與有關人員訪談,而後將收集到的信息集中起來形成情報報告。根據來源和性質,這些報告中有的屬於高度機密而被嚴密控制,有的則因不太敏感而被分發至州和地方的執法機構。威脅報告必須通過個別報告或者通過威脅咨詢的形式予以散發。這種威脅咨詢文件可能指出一個明確的威脅或者提出一個籠統的警告,以警示其受眾。
由於報告數量龐雜,因而只能有一部分被挑選出來向總統和高級官員作簡要匯報。在2001年,有關威脅以及其他與烏薩馬·本·拉丹有關的業務情報被定期簡要匯報給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他每天都要與布什總統會面。中央情報局通過所謂的《總統每日簡報》向布什總統作出簡要匯報。每份《總統每日簡報》包括一系列的6~8篇相對較短的文章或摘要,這些文章和摘要涵蓋的主題範圍很廣;由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每天決定在指定的任一天哪些主題最為重要。自2001年1月20日至9月10日,《總統每日簡報》上有至少40篇與本·拉丹有關的情報文章。《總統每日簡報》被認為屬於高度機密,因而只分發給少數幾個高層官員。
分發給較多一批官員的高級行政人員情報簡報採用與《總統每日簡報》相類似的格式,其主題通常也與《總統每日簡報》相同。高級行政人員情報簡報通常包含的情報較少,以便保護線人和情報收集方法。同他們的前任一樣,司法部部長、聯邦調查局局長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反恐協調員理查德·克拉克都收到的是高級行政人員情報簡報而非《總統每日簡報》。克拉克與他的工作人員有廣泛接觸恐怖主義報告的權利,但他們無法取得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或者聯邦調查局那些不予分發的情報。
鼓點開始了
2001年春,關於恐怖分子威脅和策劃襲擊的報告劇增至新千年以來的最高峰。3月底,情報部門分發了一份關於恐怖威脅的報告。該報告指出,遜尼派極端主義恐怖分子對美國的設施、人員以及其他目標發動襲擊的威脅在增加。
3月23日,在關於是否重新開放白宮前的賓夕法尼亞大道的討論中,克拉克提醒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國內或國外恐怖分子可能會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使用他們的「拿手武器」——汽車炸彈。克拉克說,那將會使白宮西側樓和部分住宅遭到破壞。他還告訴賴斯,他認為在美國領土內就存在著恐怖分子小組包括「基地」組織。
接下來的第二個星期,賴斯接到了關於阿布·蘇貝達的活動以及中央情報局正努力查找其下落的簡要匯報。正如在第六章所指出的,阿布·蘇貝達是千年陰謀中的一個主要角色。在接下來幾周多的時間裡,中央情報局再三發出警告——包括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給克拉克打電話——阿布·蘇貝達正策劃在不遠的將來實施一項行動。一份報告引用的資料表明,阿布·蘇貝達正策劃在某個國家發動襲擊,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家們認為可能會是以色列,也可能是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印度。克拉克把這些報告交給了賴斯。
作為對這些威脅的反應,聯邦調查局於4月13日向其所有的實地辦公室發出了一項通知,並對到此為止的威脅報告進行了總結。聯邦調查局要求每天都要作出總結報告,要求各部門利用一切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電子資料庫,收集關於「目前與遜尼派極端主義有關的軍事活動」的情報。但它並不認為存在著國內的威脅。
4月19日,由克拉克領導的跨機構反恐安全小組對有關阿布·蘇貝達的報告進行了討論。第二天,他們在呈給高層官員的一份簡報中報告說:「本·拉丹正在策劃多樣化的行動。」4月30日,代表們從有關恐怖威脅的簡報入手,討論了對「基地」組織的政策。
2001年5月,隨著「本·拉丹的公開露面可能預示著襲擊」和「本·拉丹的網絡計劃正在推進」兩份報告提交給高層官員,報告的鼓點越來越響。5月初,一名不速之客來到聯邦調查局,聲稱存在著一項將對倫敦、波士頓和紐約發動襲擊的計劃。5月15日,中央情報局向司法部部長約翰·阿斯克羅夫特簡要匯報了關於「基地」組織的一般情況,並就最近的威脅報告作了專門說明。第二天,一份報告稱,美國大使館接到的一個電話警告說本·拉丹的支持者正策劃使用「烈性爆炸物」在美國發動襲擊。5月17日,在以前每日報告的基礎上,反恐安全小組議程的第一項就是「烏薩馬·本·拉丹:策劃在美國實施的行動」。那位匿名來電者提供的消息卻無法得到證實。
5月底,有報告說,有可能在國外發生針對美國的綁架人質事件以迫使美國釋放包括謝赫·奧馬·阿布戴爾·拉赫曼在內的罪犯。阿布戴爾·拉赫曼,即「盲人酋長」,因1993年策劃在紐約實施爆炸而被判無期徒刑。報告認為,恐怖分子可能會選擇劫持飛機或者突襲美國使館。由此,聯邦航空管理局通知各航空公司注意可能發生的「為釋放被監禁在美國的恐怖分子而劫持飛機」的事件。另有報告說,阿布·蘇貝達正在策劃實施一項可能針對以色列的襲擊,而且如果事情進展順利的話,可能還會實施更多襲擊。僅5月24日這一天,反恐官員就收到了宣稱在也門和意大利發動襲擊的報告,也有報告說,有匿名者打電話聲稱,「基地」組織在加拿大的一個小組可能正在策劃對美國發動襲擊。
很多諸如此類的報告都通過每天上午的情報匯報會呈送給布什總統與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情報匯報會的出席人員通常還包括副總統迪克·切尼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雖然這些匯報會談到了美國和美國利益面臨襲擊威脅的總體情況,但會中所提到的具體恐怖威脅都在國外。
5月29日,克拉克建議賴斯詢問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美國還能做些什麼來阻止阿布·蘇貝達實施可能針對以色列目標,但也可能針對美國設施的「一系列重要的恐怖襲擊」。克拉克寫信給賴斯和她的副手史蒂文·哈德利說:「如果這些襲擊真的發生,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本來還能做些什麼來阻止他們。」在5月份,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萊克曾告訴賴斯,按照威脅等級從1到10的劃分,新舊千年交替期間的等級為8,而目前的威脅等級為7。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凶兆之夏(2)
近期發生「壯觀」襲擊的高度可能性
在6、7月間,恐怖威脅報告來勢如潮,形勢更加危急。這個夏季的威脅似乎集中在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林群島、科威特、也門,也可能在羅馬,但危險可能無處不在,包括可能在熱那亞召開的八國首腦會議上發動襲擊。中央情報局6月12日的一份報告中介紹了前面提到的幾名恐怖分子的生平背景信息,並在針對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評論中指出,他正在招募人員去美國和已在那裡的同夥會合,這樣他們就能代表本·拉丹發動恐怖襲擊。6月22日,中央情報局通知其所有站點的負責人,情報顯示在未來幾天內「基地」組織可能會對某一美國目標實施自殺性襲擊。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要求對所有美國大使作出簡要通知。
同一天,國務院通知所有的大使館注意恐怖威脅並更新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公共警報系統。在6月份,為了使館周圍不再排有外國人的長隊,作為一項安全措施,國務院在沙特阿拉伯啟動了快速簽證程序。該程序允許通過旅行社辦理簽證申請,而不必直接在大使館或領事館辦理。
6月底分發的一份關於恐怖威脅的報告指出,近期很可能發生一次「壯觀的」、導致無數傷亡的恐怖襲擊。另有報告以「本·拉丹的襲擊即將來臨」和「本·拉丹與其同夥製造近期恐怖威脅」為題,發出了警告。後者提到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發生的各種襲擊,包括在未來兩周內可能發生的針對美國和以色列「利益」的「劇烈爆炸」。
6月21日,威脅報告接近極點,美國中央司令部提高了軍隊的警戒狀態,將在6個國家的美國軍隊警戒狀態提到了最高級別。美國第五艦隊已從巴林港口出動,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約旦的演習也已停止。美國在波斯灣的使館都實行了緊急狀態安全檢查,駐也門使館已經關閉。反恐安全小組令其國外緊急反應小組準備實行4小時報告制度,並保持「24小時連軸轉」的恐怖主義警戒狀態。
6月25日,克拉克警告賴斯和哈德利,6份獨立的情報報告都顯示出「基地」組織成員即將發動襲擊的預兆。一個阿拉伯電視台報道說,本·拉丹與「基地」組織頭目們談笑風生,他們說今後幾周「將要目睹重大的驚喜」,而美國與以色列的利益將會成為目標。「基地」組織還發行了一盤關於新近招募人員和籌款的錄像帶。克拉克寫道,所有這些都是高深莫測的,而不僅僅是一種想讓美國緊張的心理攻勢。中央情報局對此表示贊同。情報報告仍一如既往地把即將發生的襲擊描述為一場災難,並指出襲擊將使世界陷入混亂,而且襲擊可能會是多種多樣的,但不一定會同時發生。
6月28日,克拉克寫信給賴斯說,「基地」組織的行動模式表明,過去6個星期的襲擊策劃「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他指出,「一系列新的報告不斷使我與政府、中央情報局、國防部情報局以及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家們確信,一次重大的恐怖襲擊或者是系列恐怖襲擊很可能會發生在7月份。」一份關於「基地」組織的情報報告警告說,某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將要發生,據說本·拉丹的網絡將參與襲擊。6月底,中央情報局命令其所有站點的負責人與當地政府共享關於「基地」組織的情報,並努力爭取迅速瓦解恐怖組織。
6月30日呈給高層官員的簡報冠以一個突出的標題:「本·拉丹正在策劃大規模襲擊。」報告說,本·拉丹的行動人員希望近期的襲擊能產生戲劇性的、災難性的結果。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宣佈其恐怖警戒狀態為最高級別。儘管有跡象表明美國安全防禦的增強可能會使襲擊推遲,但襲擊計劃仍在繼續之中。
7月2日,聯邦調查局反恐處給聯邦和州的各機構以及地方執法機關發了一條消息,簡要概括了與本·拉丹有關的威脅信息,並警告說,威脅報告數量的增加表明了與烏薩馬·本·拉丹結盟或者支持他的組織可能針對在國外的美國目標發動襲擊。儘管是全面的警告,該消息也指出,「聯邦調查局並沒有收到可靠情報表明在美國本土存在恐怖主義威脅。」然而,它又強調說,對於在美國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也不能不予以重視。它也注意到7月4日這一節日的到來可能會使得威脅增加。報告要求其受眾「保持極度的警惕」並向聯邦調查局「報告可疑的行為」。但聯邦調查局並沒有要求他們採取具體的行動以阻止襲擊的發生。
針對「基地」組織下屬小組的瓦解行動在20個國家進行著。一些恐怖分子被外國政府拘捕,這可能瓦解了在海灣地區和意大利的恐怖行動,並且可能使針對幾個美國使館的襲擊得以避免。克拉克與其他人告訴我們,對在7月4日可能發生襲擊予以特別注意。當這天平安無事地過去之後,反恐安全小組決定繼續保持警惕。
為了謀求更多的國際支持,7月5日,副總統切尼與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布杜拉聯繫。哈德利給與其職位相對應的歐洲官員打電話,而克拉克則與海灣地區高級官員進行協作。7月底,鑒於威脅的存在,意大利對熱那亞地區實行了空中管制,並且在有布什總統參加的八國首腦會議期間,在熱那亞機場部署了防空部隊。
在國內,反恐安全小組安排中央情報局簡要匯報情報,並對來自國內幾個機構的安全事務官員作出安排。7月5日,來自移民歸化局、聯邦航空管理局、海岸警衛隊、特勤局、海關、中央情報局以及聯邦調查局的代表們與克拉克一起就目前的威脅進行了討論。與會者們被告知不得將他們在此次會議上得知的有關威脅的情報予以傳播。這意味著雖然他們可以向他們的上級作簡要匯報,但他們不能向外界發佈報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官員想起一個與此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他說,與會者被要求帶著情報回到本人的工作機構,根據情報的機密等級和分發限制,「盡己所能」地利用它。一位來自移民歸化局的代表想要一份情報摘要,以便她能夠與實地辦公室共享。她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
同一天,中央情報局向司法部部長阿斯克羅夫特就「基地」組織即將發動一次重大恐怖襲擊的威脅警告作了簡要匯報,並告訴阿斯克羅夫特,實施多樣化襲擊的準備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或者已經完成,可能不會另外再有什麼警告了。匯報只提到美國領土外的威脅。
第二天,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提醒反恐安全小組,「基地」組織成員認為即將到來的襲擊將是「壯觀的」,而這與他們迄今為止已做的事情有質的區別。
顯然,作為7月5日與克拉克會面的結果,負責聯邦大樓安全的跨機構委員會接到了檢查安全措施的任務。7月9日,該委員會召開會議,向來自27個機構和組織的37名官員作了美國「目前的威脅等級」的簡要說明,並告訴他們,來自國外的威脅報告、最近關於「東非爆炸案」的判決結果、阿哈邁德·雷薩姆被判有罪以及剛剛宣佈的「霍巴塔案件」的起訴,使得「保持極度警惕」的必要性增加了。與會者被要求確定他們各自的機構是否需要加強安全措施。
2001年7月18日,國務院向公眾發出了關於在阿拉伯半島可能發生恐怖襲擊的警告。
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托馬斯·皮卡德告訴我們,7月19日,他與其主管的所有調查人員召開了一次定期電話會議。他說,他所談到的事項之一就是,面對不斷增加的威脅報告,需要有證據反應小組,一旦襲擊發生,一接到通知就能即刻展開行動。他沒有要求各實地辦公室對在美國境內是否存在襲擊陰謀作出判斷或者採取行動粉碎此類陰謀。
7月中旬,報告顯示,本·拉丹的計劃推遲了大概兩個月,但是並沒有取消。7月23日,反恐安全小組討論的主題仍然是「基地」組織的威脅,還提到了恐怖嫌疑分子到美國旅行的事情。
7月31日,聯邦航空管理局發出一份通知,警告各航空部門留心「近期可能發生恐怖行動的報告……特別是有關阿拉伯半島和(或)以色列」。通知指出,儘管據悉「當前很活躍的」一些恐怖分子小組「在為劫機進行策劃和訓練」,而且能夠研製精密的爆炸裝置並將其隱蔽在行李箱和消費品中,但聯邦航空管理局並沒有掌握關於襲擊美國民航的具體計劃的可靠證據。
特尼特告訴我們,在他的世界裡「警燈在閃爍」。特尼特說,直到7月底,情況「糟糕到了極點」。但是並非所有人都確信如此。有人問,所有這些會不會可能只是一個騙局。6月30日,高級行政人員情報簡報載有一篇文章,題為「本·拉丹的威脅是真實的」。但就在7月份,哈德利告訴特尼特,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夫威茨對報告提出質疑。也許本·拉丹不過是在試圖研究美國的反應。特尼特回答說,關於這一點,他已經答覆了國防部的疑問,報告是令人信服的。為了說明那時的焦慮不安,反恐中心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們,他和一位同事當時都在考慮辭職,以便將焦慮公開。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凶兆之夏(3)
暴風雨前的平靜
7月27日,克拉克通知賴斯和哈德利,關於近期「基地」組織襲擊的情報高峰已經停止。他強調在8月份休假期間仍應保持高度警戒狀態,並警告說另有報告指出,襲擊只是被推遲了幾個月,「但仍將發生」。
8月1日,聯邦調查局發表一份報告說,考慮到數量龐雜的威脅報告以及即將到來的東非爆炸案一週年,應該對安全計劃予以更多關注。該報告還指出,雖然大多數報告都表明美國的海外目標可能遭襲,但對在美國本土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也不能不予以重視。
8月3日,情報部門發佈的一份報告認為,關於「基地」組織的襲擊即將來臨的威脅很可能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在引證了存在於阿拉伯半島、約旦、以色列和歐洲的威脅後,該報告認為,在所策劃的襲擊推進之前,「基地」組織正埋伏著,等待和尋找安全漏洞。
在2001年春季和夏季,布什總統曾好幾次問向他匯報的人,威脅是不是指向美國的。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基礎上,中央情報局決定寫一篇簡要文章概括一下它對恐怖威脅的認識。負責準備該文章的兩位中央情報局分析家認為這是一次表達他們觀點的機會。他們認為,本·拉丹在美國發動襲擊的威脅仍然存在而且還很嚴重。於是,便產生了8月6日《總統每日簡報》上題為「本·拉丹決意在美國發動襲擊」的文章。這是當年《總統每日簡報》上第36條與本·拉丹或者「基地」組織有關的摘要,也是第一次討論在美國發動襲擊的可能性。
總統告訴我們,8月6日的報告是歷史性的。布什總統說,這篇文章提醒他,「基地」組織是危險的。這一點,自他當上總統以來就知道。總統說,本·拉丹曾多次說過想要襲擊美國。他想起關於聯邦調查局的一些業務數據,而且記得看到有70項調查在進行中時曾感到很振奮。他努力回憶說,賴斯曾提到也門人對紐約一幢聯邦大樓實施監視的行為在5、6月份已經被調查,但並沒有可供起訴的情報。
他不記得他或者賴斯曾與司法部部長討論過8月6日的報告。他說,如果他的顧問們曾提醒過他在美國存在恐怖分子小組,他們一定會予以注意的。但那從未發生。
下面是源自2001年8月6日布什總統收到的《總統每日簡報》中的一則原文。被編輯過的內容用括號標明。
本·拉丹決意在美國發動襲擊
內線,外國政府和媒體報告指出,本·拉丹自1997年以來就想在美國實施恐怖襲擊。1997年和1998年,本·拉丹曾在美國電視採訪中暗示,他的追隨者們將會以世貿中心爆炸者倫姆茲·約塞夫為榜樣,並「給美國帶來戰爭」。
根據某〔-〕機構的報道,1998年,美國對他在阿富汗的「基地」實施導彈打擊以後,本·拉丹就告訴其追隨者,他想在華盛頓實施報復。
同時,一名埃及伊斯蘭「聖戰分子」告訴某〔-〕機構,本·拉丹正策劃利用該人去美國的機會實施恐怖襲擊。
1999年在加拿大的千年陰謀可能是本·拉丹初次認真嘗試在美國實施恐怖襲擊活動的一部分。被判有罪的策劃者阿哈邁德·雷薩姆向聯邦調查局供述說,他打算自己單獨襲擊洛杉磯國際機場,但是本·拉丹的副手阿布·蘇貝達對他施以鼓勵並為行動提供了便利。雷薩姆還說,在1998年,阿布·蘇貝達曾打算自己襲擊美國。
雷薩姆說本·拉丹知道洛杉磯的行動。
儘管本·拉丹沒有成功,但他1998年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所實施的針對美國大使館的襲擊證明,他事先為此作了好幾年的準備,而且挫折並沒有使他停止下來。早在1993年,本·拉丹的同夥就開始監視美國在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的使館。1997年,內羅畢小組的一些成員因策劃實施爆炸而被逮捕並被驅逐出境。
「基地」組織成員——其中一些是美國公民——已經在美國居住或者來美數年,而且,該組織顯然擁有一個能為襲擊提供援助的支持系統。兩名「基地」組織成員因參與實施美國駐東非使館的爆炸案而被認定為有罪,他們都是美國公民。20世紀90年代中期,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的一名高級成員曾居住在加利福尼亞。
一個秘密線人報告說,1998年,紐約的一個本·拉丹小組為實施襲擊而招募年輕的美國穆斯林。
我們還不能證實一些聳人聽聞的威脅報告,例如,1998年,某〔-〕機構說,本·拉丹想要劫持一架美國飛機以便能使「盲人酋長」阿布戴爾·拉赫曼以及被美國監禁的其他極端主義分子獲釋。
不過,從那時起,聯邦調查局的情報就表明,在美國,可疑行動的模式總是與劫機或其他類型的襲擊相聯繫,最近對紐約聯邦大樓的監視也是如此。
聯邦調查局正在美國各地展開約70項與本·拉丹有關的全面調查。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正在對5月份一個打到美國駐阿聯酋使館的電話進行調查。該電話說,一群本·拉丹的支持者正在美國策劃實施爆炸襲擊。
儘管此後幾天的高級行政人員情報簡報重複了《總統每日簡報》的標題,但並沒有提及劫機、紐約警報,所謂的紐約大樓監視案、使館接到的恐嚇電話或者聯邦調查局正在進行的約70項與本·拉丹有關的調查。無論反恐安全小組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沒有召開會議就該報告所提到的在美國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予以討論。
當8月底,一個外國機構報告說,在推遲了歐洲行動之後,阿布·蘇貝達正考慮在美國發動恐怖襲擊。至於目標、時間或襲擊方式,均未提及。
沒有跡象表明,在9月11日之前,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就「基地」組織在美國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作過進一步的討論。8月17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在得克薩斯州的克勞福德農場會見了布什總統,並且在8月31日(總統回到華盛頓以後)至9月10日之間還參與了《總統每日簡報》的匯報工作。但是特尼特不記得在此期間曾與總統就國內的威脅進行過討論。
2001年的夏天,大多數情報部門都認識到,威脅報告的數量和嚴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很多官員對我們說,他們相信某種可怕的事情正在計劃中,他們渴望能阻止它。儘管數量龐雜,但收到的威脅中幾乎都沒有關於時間、地點、方式或目標等細節方面的內容。其中大多數報告都表明襲擊是針對海外目標的;還有的報告表明威脅是針對不特定的「美國利益」。我們不能肯定地說,這些如此戲劇性的報告是否與「9·11」襲擊有關。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凶兆之夏(4)
政府對威脅的反應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告訴我們,雖然在那個夏天,其他高級官員也參與了這項工作,但反恐安全小組是危機控制的「神經中樞」。除了每天與布什總統會面、每週與賴斯會面商討其他問題以外,特尼特還定期與國務卿科林·鮑威爾以及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會面。負責對外政策的官員每天都要例行通話,討論各種話題。
哈德利告訴我們,在「9·11」之前,他和賴斯並不認為他們負有協調國內各部門的任務。他們以為克拉克與反恐安全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國內外威脅進行溝通的橋樑。
在對國外和國內威脅反應的級別上,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在國外採取了很多行動以阻止可能發生的襲擊——謀求外交夥伴的支持以顛覆恐怖主義陰謀,關閉大使館,轉移軍事資產以防受到損害。在國內所做的則要少得多——當然,部分原因是就存在的細節而言,主要是關於國外的威脅。正如以前提到的,針對也門大使館的威脅很快就結束了。而國內可能存在的威脅則是比較模糊的。如果報告不詳細說明襲擊將要發生在什麼地方,官員們會認為可能又在國外,儘管他們並不排除美國國內的目標。每個聯邦調查局的恐怖威脅顧問都持此論。
克拉克至少兩次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提到,「基地」組織的秘密小組很可能就在美國。2001年1月,克拉克提交給賴斯一篇戰略文章,文章警告說,在美國出現了「基地」組織。他提到,「基地」組織約旦小組的兩名與千年陰謀有關的主要成員已加入了美國國籍,而且一名涉嫌參與東非爆炸案的「聖戰者」已向聯邦調查局供述,目前在美國存在著大量的「基地」組織秘密小組。克拉克補充說,雷薩姆1999年12月那次襲擊的失敗暴露了「基地」組織在美國的支持者。但他的分析所依據的是過去的經驗,而不是以新的威脅報告為根據的。
9月11日的襲擊落入了國外與國內威脅之間的真空地帶。外國情報機構監視著國外的動靜,警惕那裡的針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國內機構等待著美國國內恐怖主義秘密小組發出針對國內的威脅的消息。沒有人注意到針對國內目標的國外威脅。即將到來的威脅不是來自美國國內的秘密小組。它是外來的,來自秘密潛入美國的外國人。
導致反應上的這種不一致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國內各機構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人給他們指導。克雷西告訴我們,反恐安全小組沒有告訴這些機構如何應對威脅。他指出,在國外行動的機構不需要如何反應的指導,他們有處理這種威脅的經驗而且有「遊戲手冊」。相比之下,國內機構則沒有策略。無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包括反恐安全小組)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沒有命令他們制定相應的策略。
這種缺乏指導的狀態在7月5日與國內各機構代表舉行的會議上表現得很明顯。簡報集中在國外的威脅上。沒有人詢問國內機構他們打算如何處理威脅,也沒有人說對他們有什麼期望。事實上,如前所述,他們曾被明確告知,他們不能依據簡報發佈報告。國內機構有限的反應表明他們沒有認識到戰鬥的號令。
2001年9月15日,在一封給賴斯的電子郵件中,克拉克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總結了反恐安全小組在警告國內機構關於在美國發生襲擊的可能性時所採取的措施。克拉克說道,國內機構,包括聯邦航空管理局,都知道反恐安全小組相信「基地」組織的一次重大襲擊即將來臨而且可能會發生在美國。
儘管聯邦航空管理局有權發佈安全指令要求採用新的安全程序,但2001年夏天發佈的少數幾個指令都沒有在檢查點或者登機處強化安檢。信息通告多是要求飛機「謹慎飛行」並保持警惕。「9·11」之前,聯邦航空管理局給航空公司和機場管理部門贈送了一張光盤,其中描述了民航所面臨的升高的威脅。在介紹中,雖然提到了自殺性劫機的可能性,但又說「所幸的是,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什麼組織在打算這樣做。」在2001年5月1日至9月11日之間,聯邦航空管理局為航空公司發佈了27份指導性的特殊安全簡報。其中有兩份討論了在國外的劫機威脅,但無一談到自殺性劫機的可能性或者利用飛機作為武器。沒有制定新的安全措施。
賴斯告訴我們,她瞭解到聯邦調查局要求其56個實地辦公室加強對恐怖嫌疑分子的監視並與有關恐怖襲擊信息的情報提供者加強聯繫。國家安全委員會當時的一份工作文件記述說這次任務發生在6月底,但沒有說明它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還是由聯邦調查局發起的。除了先前提到的送達聯邦調查局所有辦事處的4月13日的通知以外,聯邦調查局沒能找到任何關於收到這一指令的記錄。4月13日的文件要求各部門收集關於遜尼派極端主義的情報,該文件並沒有提到在美國境內可能存在的威脅,也沒有命令對可疑人員進行監視。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詳細說明聯邦調查局的指令應包括什麼內容,而且對已經發佈的指令也沒有進行審查。
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皮卡德告訴我們,除了7月19日的電話會議外,他還提到了在年度業績考評的討論過程中與各辦事處負責人之間的個別通話,在這些電話中談到了增加的恐怖威脅。在與遍及全國的特工的談話中,我們發現很少有證據表明除紐約辦事處以外的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接觸到了這些情況。
聯邦調查局反恐負責人戴爾·沃森說,他曾與科弗·布萊克在中央情報局就可能發生的襲擊進行過多次討論。他們以為襲擊會發生在7月4日。沃森說他強烈感覺到有事情將要發生。但他告訴我們,威脅情報「含糊不清」。他希望自己能知道更多的信息。他希望他能有「500名分析家盯著烏薩馬·本·拉丹的威脅情報,而不是兩個」。
司法部部長阿斯克羅夫特5月份曾接到中央情報局的簡要匯報,6月初收到皮卡德關於危險的簡要匯報。皮卡德說,在6月底以及整個7月份,他與阿斯克羅夫特每星期會一次面,8月份見過兩次。有關阿斯克羅夫特對皮卡德關於恐怖主義威脅形勢的匯報是否感興趣,存在爭議。皮卡德告訴我們,在兩次這樣的匯報之後,阿斯克羅夫特對他說,他不想再聽關於威脅的消息了。阿斯克羅夫特否認了皮卡德的指責。皮卡德說,那個夏天,他在不斷的匯報中繼續遞交恐怖主義的消息,但是美國政府沒有從這些「嘮叨」中接受更多的東西。
司法部部長告訴我們,他問過皮卡德是否有關於在美國發動襲擊的情報,皮卡德說沒有;而皮卡德則說,他回答的是,儘管威脅報告是與海外目標有關的,但他不能向阿斯克羅夫特保證不會有襲擊在美國發生。阿斯克羅夫特說,他因此以為聯邦調查局在做它應做的事情。他承認,回想起來,這是一個危險的假設。他沒有問聯邦調查局面對威脅它在做些什麼,也沒有讓它採取任何具體行動。他也沒有指示移民歸化局(當時仍屬司法部的一部分)採取任何具體行動。
總而言之,國內機構從未動員起來以應對威脅。他們沒有方針,也不打算制定行動方針。邊境和運輸系統都沒有予以加強。電子監控沒有把國內威脅作為目標。沒有調動州和地方的執法機關來擴大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成果。也沒有向公眾發出警告。
恐怖分子利用了我們政府內部機構上的重大缺陷。問題在於,是否高度的警惕使我們本可能有機會粉碎陰謀。如第七章所述,「基地」組織人員犯了一些錯誤。而在2001年,至少有兩次這樣的錯誤創造了機會,尤其是在8月底。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後期線索(1)
在第六章我們討論過,情報機構如何成功地發現了撞機行動中的一些早先的旅行信息,探聽到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的活動並確定了其身份,而且發現他的行蹤集中地與某些人有關,他們可能是本應被確認但沒有被確認的納瓦夫·艾爾·哈茲米以及不是很容易能被確認的人,例如,哈萊德與阿布·巴拉。這些發現發生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在2000年1月,這些線索曾經中斷了,但當時沒有明顯地被意識到,而在沒有付出太多努力的情況下,又重新獲得了線索。由於中央情報局沒有將米赫德哈列入國務院的恐怖嫌疑分子監視名單,因此當米赫德哈再次出現時,任何使館或者入境港口都沒有能夠注意到他。
在2001年,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或者是兩者都有4次明顯的機會再次對哈茲米和米赫德哈的重要性予以關注,對他們重新進行調查。在回顧了這些情節之後,我們將回到對穆薩維案件的處理和一些有關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後期線索上來。
2001年1月:查找哈萊德
在最初的線索在曼谷被中斷差不多一年以後,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一起對「科爾」號爆炸事件展開調查。他們獲悉一名在押恐怖分子與一名叫哈萊德的人之間存在聯繫。他們還得知哈萊德是幫助策劃本次爆炸的本·拉丹的高級安全官員(在第五章我們介紹過哈萊德的情況,並在第六章再次突出了他在「科爾」號爆炸事件中的角色)。
當時,一名在也門的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意識到,4個月前他曾經在一位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共同的線人那裡聽說過哈萊德。這位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從某外國政府那裡獲得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被認為策劃了「科爾」號爆炸事件。該照片被出示給該情報提供者,他確認照片上的人就是他所描述的哈萊德。
2000年12月,根據與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相關的一些聯繫,中央情報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推測哈萊德和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可能就是同一個人。
中央情報局要求把米赫德哈在吉隆坡的監視照片出示給該共同的線人。2001年1月初,吉隆坡會議上的兩張照片被出示給該情報提供者。一張是已知的米赫德哈的照片,另一張當時尚未確定身份。該線人當時並沒有認出米赫德哈,但他指出他90%地肯定另一個人就是哈萊德。
這意味著哈萊德和米赫德哈是兩個不同的人。這還意味著哈萊德和米赫德哈之間存在聯繫,從而使得米赫德哈更加可疑。然而,我們發現,中央情報局並沒有努力重新啟動被長期放棄的對米赫德哈及其旅伴的查找。
此外,我們發現,中央情報局並未將查找哈萊德的情況通知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和科弗·布萊克在國會對「9·11」的聯合調查中作證,從一開始,聯邦調查局就有權參與該次辨認。但是通過一項全面的記錄,包括一些連起草證詞的中央情報局人員都未看過的文件,我們斷定,事實並非如此。聯邦調查局負責「科爾」號爆炸案的主要調查人員,直到「9·11」事件之後,才知道哈萊德就在吉隆坡與米赫德哈及其他人在一起。由於2000年1月聯邦調查局沒有被告知米赫德哈擁有美國簽證,所以它沒能在那時就開始在美國查找米赫德哈。由於聯邦調查局不知道哈萊德和米赫德哈之間的聯繫,所以沒有在2001年1月開始查找他。
查找哈萊德的事件說明,在雙方均存在善意的情況下,信息共享上逐日的隔閡是如何產生的。情報來源於一位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共同的線人,而他基本上不說英語,聯邦調查局海外工作人員聽不懂他的語言。行蹤和安全方面的問題使得與線人在一起的時間很短。結果,中央情報局的官員經常不將這些提問和回答翻譯給聯邦調查局的同事和夥伴。
由於會面時沒有同傳翻譯,聯邦調查局的現場人員只收到了中央情報局用於分發給其他機構的報告,而沒能得到包括更多細節的中央情報局的內部工作報告。在這些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未能獲得的報告中有關於2001年1月對哈萊德進行辨認的信息。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想不起這次辨認的具體情況,因此也難以說清為何該信息沒能與聯邦調查局的同事共享。他可能沒有意識到新的辨認工作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2000年6月,米赫德哈離開加利福尼亞回到也門。如果中央情報局在2001年1月恢復對他的調查,將他列入國務院重點監視名單中,或者將其信息提供給聯邦調查局,米赫德哈可能在2001年6月再次申請簽證時,或者在此之前,或者在他7月4日重返美國時,就已經被發現了。
2001年春:再次關注吉隆坡
到2001年5月中旬,隨著威脅報告的不斷出現,一位特派到聯邦調查局國際反恐行動處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對恐怖襲擊地點進行了猜測。我們稱他為「約翰」。回想起有關米赫德哈與其助手吉隆坡之行的情節,「約翰」在中央情報局的資料庫中調查了有關此行的信息。5月15日,他和另外一名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複查了許多自2000年初以來的舊電報,包括關於米赫德哈擁有美國簽證以及哈茲米已經於2000年1月15日赴洛杉磯的信息。
重溫這些電報的中央情報局人員沒有對此採取任何行動,然而,「約翰」開始與一位中央情報局分析家(我們稱之為「戴夫」)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來推斷電報所蘊含的意思。「約翰」認識到哈萊德是如此危險,以致有一次稱之為「職業殺手」。他斷定「某種糟糕的事情真的發生了」。儘管這件事明顯與美國有關,但是「約翰」沒有花力氣去確定這些人中是否有人在美國。他沒有將這種可能性向對應的聯邦調查局人員提出。他此時正關注著馬來西亞。
「約翰」將中央情報局描述為一個傾向於進行「區域防守」的機構,他當時惟獨擔心東南亞,而不是美國。相反,他說,聯邦調查局則傾向於進行「盯人防守」。
中央情報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辦公室官員與聯邦調查局自始至終進行調查的人員沒有在同樣意義上來看待「案件」。因此,當2000年1月的吉隆坡會議之後,上述人員的活動蹤跡逐漸減少的時候,辦公室官員們就轉向了其他工作。直到2000年3月,電報傳來信息,這些旅客中有一人已經飛抵洛杉磯。而當2000年3月電報到達時,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幾個人也曾打開過電報,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中央情報局的「區域防守」關注於在「何地」,而不是「何人」。如果他的信息早能夠與聯邦調查局共享,中央情報局的「區域防守」與聯邦調查局的「盯人防守」相結合,也許能產生效果。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後期線索(2)
2001年6月:紐約會議
「約翰」對吉隆坡會面的調查的確引起了更多的信息共享,引起了一位聯邦調查局分析家(我們稱之為「簡」)的注意。「簡」被指派參加聯邦調查局「科爾」號爆炸事件調查。她得知有另一名恐怖分子也參與了那次爆炸行動,他就是法哈德·艾爾·庫索。他已於2000年1月潛入曼谷,為哈萊德提供資金。
「簡」和中央情報局分析家「戴夫」已經在為「科爾」號爆炸事件的相關問題一起開展工作。為追蹤庫索,「戴夫」建議將一些照片展示給在紐約的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他們正在進行「科爾」號案件的調查,並見過庫索。
「約翰」交給「簡」3張吉隆坡的監視照片,讓其展示給紐約的工作人員。她被告知,照片上有一位是名叫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的人。當時,她並不知道為什麼拍攝這些照片或者為什麼吉隆坡之行可能非常重要,她也沒有被告知照片中的哈萊德已經被辨認。當「簡」對一個名為「情報鏈接」的情報報告資料庫進行研究時,她發現有一些關於該次會議計劃情況的國家安全部原始報告。由於中央情報局沒有將關於它追蹤米赫德哈情況的報告分發,所以「簡」沒有獲得任何關於米赫德哈的美國簽證或者關於哈茲米或米赫德哈潛入美國的信息。
6月11日,「簡」、「戴夫」與一位被特派到中央情報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聯邦調查局分析家來到紐約,會見「科爾」號案件的調查人員。「簡」帶著那些監視照片。在會見中的某個時刻,「簡」向這些工作人員出示了照片,問其是否能從照片中認出庫索。這些工作人員對照片提出了疑問——為什麼拍這些照片?這些人為什麼被跟蹤?其餘的照片在哪裡?
除了照片之外,「簡」對有關吉隆坡會議的惟一信息就是在「情報鏈接」上看到的國家安全局的報告。然而,這些報告要求,未經司法部情報政策與評估辦公室的許可,其內容不可被犯罪調查人員分享。因此,「簡」決定不能將從這些報告中得到的信息傳遞給這些工作人員。這一決定具有潛在的重要性,因為她沒有提供的這些情報信息將米赫德哈與中東一個嫌疑的恐怖分子機構聯繫在一起。調查人員本能夠從這一嫌疑機構的一系列使館爆炸活動中,建立起對他們的聯繫。這一聯繫本可能使他們很有興趣去瞭解更多關於米赫德哈的信息。令人感到悲哀的諷刺是,發現情報源頭的調查人員被阻止獲取他們自己的工作成果。
中央情報局分析家「戴夫」知道關於吉隆坡會議的更多情況,包括米赫德哈擁有美國簽證,其簽證申請旅行目的地是紐約,哈茲米去過洛杉磯以及一位線人已經指出米赫德哈是哈萊德的同夥。會上沒有人詢問他知道些什麼;他也沒有主動說任何情況。他告訴調查人員,作為一名中央情報局分析家,他無權回答聯邦調查局關於中央情報局情報的詢問。「簡」說,她懷疑「戴夫」是否真的知道問題的答案,他本可以主動說出情況。紐約的工作人員在沒有得到任何信息的情況下離開了,而那些信息本可以讓他們開始查找米赫德哈。
米赫德哈與「基地」組織的行動計劃有著並不牢固的聯繫。2000年6月,他離開了美國。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意識到有一個錯誤可能會危及整個計劃——為了繼續實施行動,米赫德哈不得不再次返回美國。而與其他人不同的是,米赫德哈本身並不「清白」:他的親戚中有「聖戰者」。正是這些親戚使他引起了美國官員的注意。
然而,這一次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擔心並沒有成為現實。在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紐約會議的兩天後,米赫德哈獲得了新的美國簽證。他於7月4日飛抵紐約,沒有人查找他。
2001年8月:對米赫德哈和哈茲米查找的開始與失敗
2001年夏,根據良好的直覺而不是作為正式任務的一部分,「約翰」讓「瑪麗」——聯邦調查局特派到中央情報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一位分析家——將關於吉隆坡會議的所有資料回顧幾遍。她曾經與「簡」和「戴夫」參加了紐約會議,但她本人對問題還沒有進行過調查。「約翰」讓她在空閒時間進行研究。
「瑪麗」在7月24日開始了她的工作。那天,她發現了那份曾報告說米赫德哈擁有美國簽證的電報。一周後,她發現曾有電報報告說米赫德哈的簽證申請表上——後來發現這是他的第一份申請表——把紐約列為他的目的地。8月21日,她找到了2000年3月份的電報,該電報「有興趣地注意到」哈茲米已於2000年1月飛抵洛杉磯。她馬上意識到這條信息的重要性。
「瑪麗」和「簡」迅速與一位移民歸化局的代表在聯邦調查局總部會面。8月22日,移民歸化局告訴她們,米赫德哈已於2000年1月15日進入美國,2001年7月4日再次來美。「簡」和「瑪麗」還得知,自2000年1月以來沒有哈茲米離開美國的記錄,她們猜測他在2000年6月與米赫德哈一起離開了。她們決定,如果米赫德哈在美國的話,必須找到他。
她們進行了分工。「瑪麗」讓反本·拉丹工作小組起草一份電報,要求將米赫德哈和哈茲米放在重點監視名單上。8月24日,哈茲米和米赫德哈都被加到了該監視名單上。
「簡」負責在美國國內的搜尋工作。當情報顯示米赫德哈上次到了紐約時,她便開始為聯邦調查局的紐約實地辦公室起草一份提示。提示可將情報從聯邦調查局的一個部門轉遞到另一部門,並可要求採取特殊行動。她打電話給紐約的一名工作人員,說要給他一個關於這件事的「計謀」,但她的提示草稿直到8月28日才發送。她的電子郵件告訴該工作人員,她想要他盡快開始,但她把該提示標記為「常規的」——該名稱告知接收部門有30天來作出反應。
該工作人員把收到的提示交給了他所在小組的負責人。同一天,該負責人把該提示交給一名情報人員去開立一個情報案件——該名工作人員從此藏身「牆」後,防止聯邦調查局的情報信息被刑事控告人共享。他還把它發送給「科爾」號案件的工作人員以及另外一個工作人員——他花費了寶貴的時間在馬來群島尋找另一個哈利德: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
暗示的調查目標是找到米赫德哈,確定他所接觸的人以及他在美國的原因,並且如有可能,進行一次面談。在發送提示之前,「簡」曾與特派到聯邦調查局的中央情報局官員「約翰」討論過。她還與聯邦調查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代理負責人一起審查過。討論看來只限於該查找活動應該被定性為一項情報調查還是犯罪調查。似乎沒有人將此案告知聯邦調查局內部或中央情報局內部的上級管理部門。沒有證據表明,曾有聯邦調查局總部反恐處部門副主管以上級別的人對該提示或者查找這些恐怖嫌疑分子的行動進行過實質性的討論。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後期線索(3)
「科爾」號案件的一名工作人員饒有興趣地讀了提示,並與「簡」聯繫想獲得更多的信息。然而「簡」卻說,由於該工作人員被指定為聯邦調查局「犯罪調查」工作人員,那面「牆」使他不能參與查找米赫德哈的工作。事實上,她認為他必須銷毀他手頭的提示副本,因為它含有國家安全局的情報,而這些情報,根據要求,在未得到情報政策與評估辦公室許可的情況下,不得共享。該工作人員要求「簡」就他能否開立一個關於米赫德哈的刑事案件詢問一下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法規處的意見。
「簡」給「科爾」號案件的那名工作人員發了封電子郵件,解釋說,按照國家安全法規處的規定,該案只能作為一個情報案件來開立,如果米赫德哈被找到,只有指定的情報工作人員才能進行會面或者會面時在場。看來她誤解了這些複雜的、可適用於這種情況的法規。
那名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生氣地回應道:
無論發生什麼——人總有一天會死的——無論「牆」是否存在——公眾都將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沒有更有效,而是把我們所擁有的資源都浪費在了某些「問題」上。
讓我們希望國家安全法規處到那時仍能堅持他們的決定吧,尤其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本·拉丹正得到最大的「保護」。
「簡」回答說,她並沒有虛構法規;她聲稱,它們都在相關的手冊上,而且「由外國情報監督法庭命令實施,聯邦調查局的每個辦事處,包括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都必須遵守它們」。
很清楚,相關的人都對關於通過情報渠道所取得情報的共享和使用的規定糊里糊塗。米赫德哈因其可能與「科爾」號爆炸案有關或瞭解有關情況而正在被查找,所以可以在現有的「科爾」號刑事案件中對其進行調查和追蹤,而不需要由犯罪調查人員開立新的刑事案件來調查米赫德哈。而且,由於國家安全局已經批准這名犯罪調查人員使用其情報,他應該可以使用所有可用的情報來進行調查。而這種糊塗導致的結果就是,那位犯罪調查人員對「基地」組織頗有瞭解並且在發現嫌疑人和可能的刑事犯罪方面具有豐富的刑事偵查技術經驗,但他就這樣被排斥在調查工作之外。
查找任務被分派給一名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這是他得到的首要的反恐怖提示。因為提示是「常規的」,他有30天的時間來開立一個情報案件並通過各種努力來查找米赫德哈的下落。幾天後,他啟動了工作程序。他核查了紐約當地有關犯罪記錄的資料庫和駕駛執照信息,並核實了米赫德哈的美國入境表格上所列的旅館。最後,9月11日,該工作人員向洛杉磯發送了一份提示,因為米赫德哈最初是在2000年1月抵達洛杉磯。
我們認為,如果使用了更多的資源,並採取了明顯不同的方法,米赫德哈和哈茲米可能已經被找到了。他們在美國使用了真實的姓名。然而,即使查找行動在8月23日第一次草擬提示時就開始,調查人員要在9月11日之前找到他們,仍然需要運氣和技巧。
許多聯邦調查局的證人認為,即便已經找到了米赫德哈,工作人員所能做的也只是把他押送上飛機。我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哈茲米和米赫德哈原本可能因移民問題或者作為「科爾」號爆炸案的重要證人而被拘留。對他們的調查或訊問以及對他們的旅行和財務活動的調查,本可能查出與「9·11」陰謀中的其他參與者有關的證據。拘留他們這一簡單的事實本可能使襲擊計劃出軌。但無論如何,機會沒有出現。
菲尼克斯備忘錄
聯合調查委員會和司法部總檢察長對菲尼克斯備忘錄進行了徹底調查。我們將對此進行簡要概括。2001年7月,在菲尼克斯辦事處的一名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給聯邦調查局總部和紐約辦事處國際反恐小組的兩名工作人員發送了一份備忘錄,警告說,烏薩馬·本·拉丹將一些學生送到美國民航學校學習的行為具有「協同努力的可能性」。該工作人員的理論根據在於,在亞利桑那州,有「過多的具有強烈研究興趣的人」進入了這類學校。
該工作人員給聯邦調查局總部提出4份建議:編輯一份民航學校的名單,與這些學校建立聯繫,就他關於本·拉丹的觀點與情報部門進行討論,並要求有關機構取得關於申請去飛行學校的人員的簽證信息。他的建議沒有被付諸實施。他的備忘錄被提交給了某辦事處。反本·拉丹工作小組和在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小組的主管人員收到了該備忘錄,但他們直到9月11日之後才看了這份備忘錄。9月11日之前,總部沒有一個主管人員看過這份備忘錄,紐約辦事處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正如其作者對調查人員所說的,菲尼克斯備忘錄不是一個關於自殺性飛行員的警告。他的擔心更多的是關於美國泛美利堅航空公司103號班機那種情況(當時炸藥被放在飛機上)。備忘錄提及的飛行訓練範圍很廣泛,包括航天工程。如果該備忘錄能被及時分發,而且它的建議能被迅速實施,我們並不認為它必然就能揭露陰謀。然而,它本可能使聯邦調查局變得敏感,從而使它在下個月能更加認真地對待穆薩維的事情。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後期線索(4)
薩卡利亞斯·穆薩維
2001年8月15日,聯邦調查局的明尼阿波利斯實地辦公室開始了對薩卡利亞斯·穆薩維的情報調查。如在第七章中所提到的,他於2001年2月進入美國,並在俄克拉荷馬州諾曼市的空軍飛行學校學習飛行課程。2001年8月13日,他在明尼蘇達州伊根市的美國泛美國際飛行學院繼續他的訓練。他沒有在美國泛波音747模擬器上進行飛行訓練所需要的任何通常的資格,他說他不打算成為一個商業飛行員,而是想把訓練作為一件「自我提高的事情」。穆薩維表現突出,因為,在對飛行幾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他想要學習怎樣「起飛和降落」一架波音747。
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作人員迅速瞭解到穆薩維具有「聖戰者」信仰。而且,穆薩維的一個銀行賬戶裡有32,000美元,但他對這筆錢沒有作出一個似乎合理的說明。他曾到過巴基斯坦,但是當被問到他在巴基斯坦時是否去過鄰近國家時(巴基斯坦是去往阿富汗訓練營的傳統路線),他變得很激動。他原計劃接受武術訓練,並打算購買一個全球通手機。該工作人員還注意到,穆薩維一被問到關於他的宗教信仰的問題,就變得異常激動。該工作人員斷定穆薩維是「一名伊斯蘭極端分子,正在為促進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的目標而實施的未來某一行動作準備」。他還認為,穆薩維的計劃與其飛行訓練有關。
穆薩維可以被視為「基地」組織的一個錯誤,也是一個被錯過的機會。作為一個顯然不可靠的人員,他落入了聯邦調查局的手中。正如在第七章所討論過的,穆薩維曾與拉姆茲·賓勒斯伯接觸並從後者那裡得到了錢。如果穆薩維與「基地」組織有關,那麼,問題馬上就會出現:「基地」組織可能實施與駕駛客機有關的陰謀。但對這種可能性,情報機構從未認真分析過。
與移民歸化局在明尼阿波利斯聯合反恐特遣隊的代表一起處理該案的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猜測,穆薩維可能打算劫持飛機。明尼阿波利斯辦事處和聯邦調查局總部就是否應立即逮捕穆薩維或者對其實施監視以獲取更多情報,進行了討論。由於不清楚穆薩維是否會被監禁,聯邦調查局的辦案人員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穆薩維得到進一步的、可能被其用於實施襲擊的訓練。
作為一個簽證過期而滯留的法國國民,穆薩維可以被立即拘留。移民歸化局以「移民問題」為由逮捕了穆薩維。2001年8月17日簽署了驅逐令。
明尼蘇達州的工作人員擔心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會找不到充分的、合理的理由來取得搜查證,對穆薩維的筆記本電腦進行搜查。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工作人員認為沒有充分的、合理的理由。於是,明尼阿波利斯辦事處依據外國情報監控法案取得了一個特別搜查證來實施搜查(在第三章我們對外國情報監控法案作過介紹)。
然而,為此,聯邦調查局就需要能夠證明穆薩維是某外國勢力的工作人員的合理根據。這種證明不是取得刑事搜查證所要求的,但卻是獲得外國情報監督法庭搜查證的一個法定要求。該辦案人員沒有充分的情報信息可將穆薩維與「外國勢力」聯繫起來,於是他請求國內和海外機構提供幫助。
該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8月18日發信息向聯邦調查局駐巴黎的法律專員求助。穆薩維曾在倫敦居住過,因此,該工作人員又向駐倫敦的法律專員求助。直到8月24日,該工作人員還就此案聯繫過反恐中心的一名聯邦調查局特派人員和一名中央情報局辦公室工作人員。
在8月16日或17日,駐巴黎的聯邦調查局法律專員辦公室在與明尼阿波利斯該名辦案人員通電話之後不久,就先與法國政府進行了聯繫。8月22日和27日,法國提供了關於穆薩維與車臣的一位叛亂首領伊本·艾爾·卡哈塔伯有關的情報。這引起了明尼阿波利斯辦事處、聯邦調查局總部以及中央情報局之間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車臣叛亂和卡哈塔伯是否充分地與恐怖組織有關,從而構成外國情報監控法案中所規定的「外國勢力」。聯邦調查局總部並不認為這很合適,它的國家安全法規處拒絕提交適用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申請。
在收到書面的求助請求以後,駐倫敦的法律專員迅速將它提交給英國政府的對應官員,於8月21日遞送了該請求。8月24日,中央情報局又給倫敦和巴黎發了一份關於「與可疑的747飛行訓練有關的事情」的電報,電報將穆薩維描述為一名可能的「自殺性劫機者」。8月28日,中央情報局向英國政府的另一機構發送了一份關於情報的請求,並在這次通信中警告說,8月底之前穆薩維可能會被驅逐到英國。9月3日,在有關另一件更緊急事情的會議之後,駐倫敦的聯邦調查局機構順便將此事簡要地向英國官員提了一下,並於9月5日發送給英國機構一份書面的更新信息。而在大量與恐怖分子有關的調查當中,該案件並沒有被英國予以優先處理。
9月4日,聯邦調查局給中央情報局、聯邦航空管理局、海關、國務院、移民歸化局以及特勤局發送了一份電報通訊,總結了關於穆薩維的已知事實。它沒有匯報辦案人員個人關於穆薩維打算劫持飛機的猜測。該電報通訊中也沒有包含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評論。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評論認為,中東人在美國上飛行訓練學校是很多見的事情。
儘管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作人員從一開始就想告知聯邦航空管理局關於穆薩維的事情,但聯邦調查局總部命令說,聯邦航空管理局不能共享辦案人員所準備的那份較為完整的報告。明尼阿波利斯的負責人親自給當地的聯邦航空管理局辦公室發送了辦案人員的報告,以填補那些他認為聯邦調查局總部的電報通訊中存在的漏洞。聯邦航空管理局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予以回應。
在關於穆薩維打算做什麼的問題上,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作人員與聯邦調查局總部之間存在實質性的不一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負責人與總部一名工作人員之間的一次談話中,後者抱怨說,明尼阿波利斯關於適用外國情報監控法案的請求的措辭像是想讓人們「飛旋起來」。那名負責人回答說,那正是他的目的。他說,他正「努力阻止某人開著一架飛機撞向世貿中心」。該總部工作人員回答說,這是不會發生的,而且他們並不知道穆薩維是不是一名恐怖分子。
沒有證據表明,在「9·11」之前,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皮卡德或者反恐和反情報執行副總長戴爾·沃森曾得到過關於穆薩維案件的簡要匯報。聯邦調查局國際反恐行動處處長米歇爾·羅林斯想起,有兩次在走廊的談話中他曾得知關於穆薩維的事情,但這也只是在談到他可能會收到來自明尼阿波利斯的電話、抱怨總部在怎樣處理這件事時才提到的。他從未收到這樣的電話。雖然明尼阿波利斯的代理負責人曾在8月27日給國際反恐執行處的主管人員打過電話討論穆薩維案件,但他拒絕把指揮系統設在聯邦調查局總部,並拒絕給羅林斯打電話。
8月23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收到了關於穆薩維案件的簡要匯報,簡報題為「伊斯蘭極端分子學習飛行」。特尼特也被告知穆薩維想要學習駕駛747,用現金支付了訓練費用,對飛行中不開艙門很感興趣,而且想要飛從倫敦到紐約的模擬航線。他得知,穆薩維因超期滯留已經被聯邦調查局逮捕,中央情報局正與聯邦調查局一起辦理此案。特尼特說,當時穆薩維與「基地」組織的聯繫還不明顯。由於把它看做一個聯邦調查局案件,他沒有與白宮或者聯邦調查局的任何人討論過此事。沒有人把穆薩維在美國的出現與2001年夏天的威脅報告聯繫起來。
9月11日,襲擊發生後,駐倫敦的聯邦調查局機構更新了他們對有關穆薩維情報的請求。作為對美國的請求的反應,英國政府提供了一些關於穆薩維生平資料的情報。英國政府告訴我們,它還要求本國情報機構收集關於穆薩維的情報。9月13日,英國政府收到了新的機密情報,稱穆薩維曾參加過「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一個訓練營。同一天,該情報被傳到了美國。假如這個情報在2001年8月底就能得到的話,穆薩維案件無疑能受到強烈的、高度的重視。
「9·11」之後,聯邦調查局也得知,恐怖分子雷薩姆(直到2001年雷薩姆一直在與調查人員合作)承認穆薩維曾到過阿富汗訓練營。如上所述,「9·11」之前,聯邦調查局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作人員沒能說服總部的負責人有足夠的證據申請外國情報監控法案搜查證,以便對穆薩維的計算機硬盤及其所有物進行搜查。英國的情報或者通過雷薩姆的辨認本來很可能打破僵局。
美國對穆薩維的最大限度的調查令人信服地發現他與賓勒斯伯的聯繫。那些聯繫很可能將調查人員引向「9·11」陰謀的核心。在「9·11」之後不久,賓勒斯伯的聯繫就被確認了,儘管它很不容易找到。發現它需要來自德國政府的迅速而實質性的合作,而這可能是很難得到的。
然而,公開宣傳穆薩維逮捕的消息和可能發生的劫機威脅,很可能會使陰謀出軌。隨著時間的過去,查找米赫德哈和哈茲米的行動以及對穆薩維的調查也很可能產生突破,從而粉碎陰謀。
第八章 「警燈在閃爍」後期線索(5)
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
另一次機會是2001年夏季在對情報機構所收集到的有關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情報予以會合時出現的。然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穆薩維以及另一個後來被確定為拉姆茲·賓勒斯伯的人之間的聯繫卻未被發現。
雖然我們現在很容易地將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與「基地」組織相提並論,但在「9·11」之前並非如此。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最初被視為另一個自由作家恐怖分子,因其在馬尼拉飛機爆炸陰謀中的作用早在1996年1月就已被指明。他與倫姆茲·約塞夫有聯繫。因為當時還沒有發現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與本·拉丹或「基地」組織之間的聯繫,負責查找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是反恐中心的一個小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分部,而不是在反本·拉丹工作小組。
而且,由於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已經被指控,他成為了抓捕目標。1997年,反恐中心增設了一個執行部門以有利於尋找被通緝的在逃犯。有關抓捕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工作被轉移到該部門。這樣,就使得中央情報局集中精力進行「一對一」的工作,而不再是一個分析部門。後來,當情報到來,更需要進行分析而不是跟蹤時,中央情報局卻沒有哪個部門負責對情報可能意味著什麼追根究底。
例如,在2000年9月,有情報報告說,一個名叫哈利德·艾爾·塞克·艾爾·俾路支的人是「基地」組織的一個重要頭目。艾爾·俾路支的意思是「來自俾路支」,而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就來自俾路支。認識到該情報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反本·拉丹工作小組收集了更多的情報。當沒有情報繼續出現時,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結束了這項工作。2001年春季和夏季,當另外有大量的難題出現時,它們沒有被放到一起。
第一個難題是一些具有迷惑力的情報。這些情報與一個被稱為「鎮長」的人有關。2001年4月,中央情報局開始對這些情報進行分析。中央情報局當時不知道誰是「鎮長」,只知道他與「基地」組織頭目阿布·蘇貝達有聯繫,而且從情報來看,他與策劃實施恐怖活動明顯有關。
第二個難題是一些關於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警告情報。2001年6月12日,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哈利德」正在積極招募人員到阿富汗境外旅行,包括到美國去和已在那裡的同夥會合,為本·拉丹實施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活動。根據這些報告的細節,中央情報局總部認為這個人就是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7月份,該情報提供者從向其出示的一系列照片中辨認出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就是他先前所說的那個哈利德。
8月28日,最後一個難題出現在反本·拉丹工作小組面前。一份電報報告說,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綽號是「鎮長」。沒有人把它與春季流傳的關於「鎮長」的報告聯繫起來。這一聯繫原本可能對6月份關於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正招募恐怖分子去旅行(包括到美國)的報告予以強調。但是,如在第七章所談到的,到「9·11」之後,才發現「鎮長」(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曾與賓勒斯伯使用的一個電話通話,而且賓勒斯伯曾用該電話與穆薩維聯繫過。正如在有關穆薩維的情況中所描述的,與賓勒斯伯的聯繫並不是很容易發現的,需要德國政府實質性的合作。但是時間很短,而且正在不斷流逝。
時間用完了
正如特尼特告訴我們的,2001年夏天「警燈在閃爍」。世界各地的官員們都處於警戒狀態。很多人都在盡其所能地應對威脅。
但是,那些在2001年夏天忙碌於這些後期線索的人,沒有人把他(她)收件箱裡的案件與那些令高級官員們焦慮不安且被匯報給總統的威脅報告聯繫起來。於是,這些個案沒有成為國家優先考慮的事情。如同中央情報局監察員「約翰」所言,沒有人看更大的畫面,沒有一項分析工作預見到那能將雷雨雲與地面連在一起的閃電。
我們發現沒有多少證據表明襲擊陰謀的進展曾被政府的行動擾亂。美國政府不能夠利用「基地」組織的錯誤。時間用完了。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9·11」事件發生前的準備(1)
對緊急事態的(及時)反應必須建立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之上。2001年9月11日上午,對於工作在世貿中心或者造訪世貿中心的人們來說,最後的也是最好的希望不是寄托於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而應寄托於私人公司和地方公務員,特別是那些第一批緊急事態反應人員:消防隊員、警察、醫療急救人員和負責建築物安全的專業人員。
建築物方面的準備措施
世貿中心世貿中心建築群(簡稱WTC)是為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港務局建造的。該建築群於1966年動工建設,1970年開始投入使用。在紐約市和美國的文化中,世貿中心的雙塔逐漸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和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
世貿中心事實上有7座建築物組成,其中包括一座旅館,共佔地16英畝。這些建築物通過一個地下購物商場(中央廣場)連接起來。雙塔(世貿中心1號樓,又稱北塔樓與世貿中心2號樓,又稱南塔樓)是標誌性建築,它擁有1,04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面積。這兩座塔樓整體呈正方立柱形,每一面牆都是208英尺長,都有110層,大約1350英尺高。每個工作日內,有5萬多人在這裡工作,還有4萬人從這裡經過。
每一幢樓都有3個位於中心位置的樓梯井,它們從頂部直達底部,另外還有99部電梯。一般來說,從大樓門廳出發的電梯先運行到較高樓層的「空中觀光門廳」,在那裡有另外的電梯載著乘客抵達大樓的頂層。
樓梯井A和樓梯井C從第110層直通到門廳的夾層樓面(譯者註:底樓與二層之間的那一層)。樓梯井B從第107層直通到B6,即地下6層,從西大街門廳可以通到這裡,西大街門廳低於夾層樓面一層。除了樓梯井A和樓梯井C有兩個向外伸出的部分,從這裡樓梯向建築物的外圍伸出以外,所有這些樓梯井基本上都是直上直下。在這兩個向外伸出的部分的上界和下界都是轉換走廊,它們仍被包含在樓梯井裡。每個轉換走廊都有防煙門來預防煙從大樓的較低層向較高層擴散,防煙門雖然關著,但並沒有上鎖。從工作人員辦公區到樓梯井的門從來沒有上鎖過;通常可能至少每隔4層才能再從樓梯井進入工作區。
「9·11」委員會報告「9·11」襲擊前的世貿中心建築群,由馬爾寇·克魯皮繪製通向樓頂的大門是被鎖住的,也沒有樓頂疏散的計劃。北塔樓和南塔樓的樓頂是個斜坡,上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含有放射性危險的物質,不適合直升飛機降落和平民百姓聚集在這裡。儘管南塔樓樓頂有一個直升飛機升降處,但是它卻不符合1994年聯邦航空管理局指南的規定。
1993年恐怖分子針對世貿中心的爆炸案和港務局的應對措施。不像美國的其他大部分地方,紐約市,特別是世貿中心在「9·11」事件發生之前一直是恐怖分子攻擊的目標。1993年2月26日下午12:18,一個隱藏在出租篷車上的達1500磅重的炸彈在雙塔的地下車庫的斜坡上被引爆。在這次爆炸中,6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充分暴露了世貿中心和紐約市應急準備方面的脆弱。
當時這兩座塔樓電力和通訊都中斷了。為確保安全,發電機不得不停止工作,電梯也停了。擴音系統和緊急照明系統失靈了。黑漆漆的樓梯井裡煙霧瀰漫,難以通行。由於無線電通訊系統在南北塔樓這樣的高大建築裡不能正常使用,紐約市消防部門的救援行動被耽誤了。911緊急報警電話快給打爆了。塔樓上的人通過樓梯井進行疏散總共花了4個多小時。
一小群人由於身體原因不能通過樓梯走下樓,他們被紐約市警察局用直升飛機從南塔樓頂上救走了。在爆炸發生15小時之後,還至少有一個人被紐約市警察局從北塔樓樓頂上用直升飛機救走,當時直升飛機救人的操作方式是很危險的。這些已經發生的空中救援方式給許多在雙塔工作的平民百姓留下錯誤的印象:對於那些工作在較高樓層的人員來說,直升飛機的救援是世貿中心遇到緊急情況時疏散計劃的一部分,從樓頂救援即使不是令人渴望的,至少也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儘管1993年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後直升飛機救援方式被考慮過,但是事實上它們並沒有被納入世貿中心消防安全計劃之中。
為了解決1993年恐怖襲擊事件中應急反應措施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港務局先花了1億美元啟動資金改進世貿中心的性能、結構和技術裝備,同時,加強了消防安全計劃,重組和整頓了消防安全隊伍。
港務局對於大樓的電源和安全出口作了實質性的改進。他們在樓梯井附近及其內部增加了閃著螢光的標誌和記號。另外還安裝了一套複雜的由計算機控制的火災報警系統,並配備了專門負責的電子控制人員。能夠反映火情最新進展情況的控制台就放在每一座塔樓的大廳裡。
為了管理消防安全準備及在緊急情況發生時實施的救援工作,港務局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的消防安全主任職位。這名主任領導著幾個消防安全副主任,在每一座塔樓的門廳裡的火情控制台前都有其中的一個消防安全副主任24小時值班,在緊急情況發生時她或他將負責與大樓裡的人員聯絡。
港務局也試圖教育平民百姓以備更好地應對將來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消防安全副主任每年至少實施兩次火災演習,每次都提前通知他樓裡的人員。「消防安全隊」隊員從每一層樓的平民百姓僱員裡挑選出來的,由一個消防管理員、若干個副消防管理員以及搜查者組成。消防演習的標準程序是消防管理員引導相應區域裡的每個合作者集中到樓層的中心,在這裡他們將通過緊急內部電話獲得下一步怎樣行動的具體信息。一些平民百姓告訴我們說,港務局針對1993年爆炸案而實施的訓練與所作的改進工作,給他們在「9·11」恐怖襲擊發生時的疏散工作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但是在這些演習期間,平民百姓們並沒有被指導如何從自己所在位置進入樓梯井,也沒有被告知有關樓梯井的結構、中轉門廳和防煙門的位置等信息。從未舉行過完整或者部分的疏散演習。而且,在那些已舉行的演習中,每個客戶的參與度也因人而異,差別很大。一般來說,平民百姓從未被告知不要向上逃生。消防標準演習通知建議參加者,在遇到緊急情況時,他們應得到指導,至少下撤到大火3層樓以下的位置。但是大部分平民百姓記得僅僅是讓他們在險情發生時原地等待指令。在世貿中心,平民百姓並沒有被告知從樓頂疏散不是整個疏散計劃的一部分,也沒有被告知通往樓頂的大門是鎖住的。港務局也承認沒有解救困在大樓上方火海裡的人員的計劃。
在「9·11」恐怖襲擊發生6個星期以前,世貿中心的控制權被一紙租賃契約轉讓給一家名為「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的私人發展商,港務局的一些專業僱員被指定協助完成這次轉讓。其他人仍然在職,但已不再是正式的指揮系統的成員了。然而,在「9·11」那天,港務局世界貿易部大部分的僱員,包括那些並沒有被指定在「交接名單」中的僱員,在整個早上都堅守自己原來的崗位,提供幫助。儘管在9月11日那天世貿中心已經歸希爾維斯坦地產公司所有,但它的消防安全計劃基本並沒改變。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9·11」事件發生前的準備(2)
應急反應部門的準備措施
在「9·11」那天,最先作出反應的主要是以下4個部門:紐約市消防局、紐約市警察局、港務局警察署、市長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
港務局警察署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警察署由1,331名警官組成,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接受過滅火方法以及執行法律的訓練。港務局警察署由一名署長領導。港務局的9處設施包括世貿中心,都分別設有一個獨立的警察署指揮部。
港務局大部分警察署指揮部使用一種超高頻的無線電。儘管所有的無線電都能使用不止一個頻道,但是港務局警察署的大部分警察只使用一個當地頻道。這個地方頻道覆蓋範圍較小,只能在該指揮部的附近地區工作。港務局警察署也有一個覆蓋其全部管轄區域的頻道,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指揮部都能使用它。
9月11日前,港務局沒有一套標準的操作程序,來規制不同指揮部的警察在世貿中心的大型突發事件中如何作出反應並進而採取適當措施。具體來說,在「9·11」這樣的突發事件中,並沒有一套關於不同的指揮部應當怎樣通過無線電系統相互交流的標準操作程序。
紐約市警察局擁有4萬名警察的紐約市警察局由一名警察局長領導,該局長的主要職責並不是負責具體的行動,但是他擁有指揮具體行動的權力。紐約市警察局的大部分具體行動都由該局的警長負責。遇到重大緊急事件時,特別行動部門將扮演關鍵角色。這個部門包括航空隊,其主要提供直升飛機用於搜查和搜救;緊急事件服務隊,其主要執行需要專業技能的搜救任務。紐約市警察局擁有具體而詳細的標準操作程序,根據緊急事件的規模調遣警察進行處理。
紐約市警察局轄區分成35個不同的無線電區,每個無線電區都分配有一個中心無線電發送器。而且,該局還有幾個用於全市行動的無線電頻道。警官們人手一個能收到20個或者更多頻道的手提無線電通訊工具,因而能在其轄區以外對事件作出反應。緊急事件服務隊的成員也有這樣的通訊工具,但是他們在執行任務時將使用獨立的定點對講機頻道,這種頻道不受中心無線電服務器的指揮。
紐約市警察局還管理著本市的911報警電話系統。該系統的大約1200名話務員、無線電派送員和管理人員,他們都是紐約市警察局的平民百姓僱員。都接受過處理緊急事件的基本知識的訓練。當收到關於大火的911報警時,他們則將其傳送給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
紐約市消防局擁有11,000名成員的紐約市消防局由一名局長領導,該局長不像警察局長,他沒有採取具體行動的權力。具體行動由該局惟一的一名五星級消防隊長負責。
紐約市消防局根據地理區域劃分為9個獨立的分隊,每個分隊又進一步分為4到7個支隊,每個支隊包含3到4個滅火班和2到4個雲梯班。紐約市消防局總共有205個滅火班和133個雲梯班。執行任務的雲梯班有一個班長或副班長和5名消防隊員組成;執行任務的滅火班有一個班長或副班長和正常情況下4名消防隊員組成。雲梯班的主要任務是執行救援任務,滅火班則集中精力滅火。
紐約市消防局的特別行動指揮部由有限的幾個部分組成,這幾個部分對恐怖襲擊或其他重大事件採取反應措施至關重要。該局的5個搜救班和7個巡邏班執行非常專業和高度危險的救援任務。
執行消防任務時的後勤保障工作是由消防行動調度處負責的,它在紐約市的5個行政區都設有一個中心。所有關於大火的911報警電話都被轉到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
9月11日前,紐約市消防局負責救火的班組和消防官兵使用的是6個頻道的模擬定點無線通訊系統。特別是,各個消防班組使用同一個短波頻道,現場指揮官操縱並使用這一短波頻道與消防隊員交流。因為這些定點無線通訊系統信號較弱,消防隊員之間的交流局限在很近的範圍內才能聽到,指揮官們在指揮救火時還使用一個獨立的指揮頻道。另外,紐約市消防局在五個行政區都設立了一個調度指揮頻道,這些頻道不是定點頻道因而能夠覆蓋整個紐約市。
紐約市消防局的無線電通訊系統在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中表現不佳,這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無線電信號常常不能成功穿透數層的鋼筋混凝土樓板,使得各班組聯繫不上;第二,這麼多的消防班組試圖使用同一個定點頻道導致通訊系統失靈。
為了大大提高紐約市消防局在雙塔的高空環境裡的無線通訊能力,港務局於1994年自費安裝了一套擴音器系統。港務局建議讓這套擴音系統全天24小時工作,而紐約市消防局卻要求僅僅在確實需要時才打開擴音器,因為(擴音器系統運行時)會干擾消防局在曼哈頓南區的其他行動。這套擴音器系統安裝在位於世貿中心5號樓的港務局警察辦公室裡,當紐約市消防局對世貿中心建築群採取行動要求啟用擴音器系統時,由港務局警察將之投入使用。然而,2000年春天,紐約市消防局要求把擴音器的啟動控制儀表盤放在每個塔樓門廳的消防安全辦公室裡,以便消防人員完全控制該啟動系統。港務局同意了。
從1998~2000年期間,紐約市火災死亡人數少於自1946年開始精確統計以來的任何一個3年期。消防隊員死亡人數(在20世紀90年代共計22人)與該局歷史上最平靜時期相比也是較少的。
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和跨機構的準備措施1996年,魯道夫·朱利安尼市長創設了市長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該辦公室有3個基本職能:第一,其警備指揮部負責管理本市的重要的通訊頻道——包括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和紐約市警察局以及其他單位的無線電頻率和其他數據庫;第二,是通過計劃和實施包括城市多部門,尤其是消防局和警察局的演習和訓練,提高本市對於重大事件包括恐怖襲擊的反應能力;第三,在處理對於重大事件的整體緊急反應中,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發揮著關鍵作用。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應急反應中心被啟動之後,相關部門指定的聯絡人和市長及其高級助手都將集中在這裡。另外,一位該辦公室的現場指揮官將會被派到現場以確保作出的反應相互協調。
世貿中心無線電擴音系統,由馬爾寇·克魯皮繪製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總部位於世貿中心7號樓。有人對此提出質疑,這位置不僅距離恐怖分子先前襲擊的目標太近,而且位於大樓的23層(一旦電梯壞了很難爬上去),該辦公室沒有一個備用的地方。
2001年7月,朱利安尼市長修訂了一份命令《關於紐約市緊急事件的指導和控制》,目的是「消除相關機構之間由於專業技能和責任的部分重疊而潛在的衝突」。這份命令針對不同類型的緊急事件指定一個合適的機構作為「緊急事件指揮官」,以尋求完成這個目標。該指揮官將「負責管理紐約市對於緊急事件的所有應對措施」。而市長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則「被指定為現場跨機構協調者」。
不管怎麼說,紐約市消防局和紐約市警察局都認為自己是自發採取行動的。在9月11日前,他們並沒有準備針對重大突發事件進行全面的合作。市長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1)
在我們著手調查「9·11」事件時,應該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而不是憑借事後的主觀想像來分析這一切。下面,我們將試圖描述一下當時的102分鐘裡所發生的一切:
●從被劫持的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在8:46撞入世貿中心一號樓(北塔樓)直到南塔樓被撞擊的17分鐘;
●從被劫持的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在9:03撞入世貿中心二號樓(南塔樓)直到南塔樓倒塌的56分鐘;
●從南塔樓在9:59倒塌直到北塔樓在10:28倒塌的29分鐘。
上午8:46~9:03
8:46:40,被劫持的美利堅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飛進了北塔樓的上半部分,大樓第93層到第99層被切斷。證據顯示,這座大樓的3個樓梯井從第92層往上已經不能通行。數以百計的平民百姓在撞擊中立即死亡,更多的人雖然活著但是被困在了大樓裡。
平民百姓、消防人員和911報警電話
北塔樓在噴氣飛機撞擊大樓時飛機燃油因擠壓而燃燒成一團火球並至少燒著了一排電梯。火勢迅速向低樓層蔓延,包括第77層和第22層;西大街門廳水平面和B4樓層(即地下4層)。燃燒著的飛機汽油立即產生又黑又濃的煙霧,籠罩著北塔樓的較高樓層和頂部。由於當時刮著西北風,南塔樓的頂部也被煙霧迅速吞沒。
數分鐘之內,紐約市的911報警系統接到無數目擊者的電話,他們描述了事件的發生情況。大部分打電話者正確認出了襲擊的目標。一部分人還認出了用於恐怖襲擊的飛機是一次商業航班。
最先作出反應的是北塔樓裡的私人公司和個人。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在現場的塔樓工作人員幫助下,他們只能依靠周圍的環境和他們的準備狀況。
數以百計被困在第92層樓及其以上的平民百姓聚成一大群或一小群,主要集中在第103層和第106層之間。據報道有一大群人在第92層,正好位於撞擊點以下但是下不去。也有平民百姓被困在電梯裡。撞擊區域以下的平民百姓——大部分在第70層到90層,也有在第47層和第22層的——或者被困在那裡或者在那裡等待救援。
不清楚是什麼時候通過公共擴音系統下達了第一個全樓疏散命令。儘管門廳裡的消防安全副主任立即意識到發生了重大事件,但在大約10分鐘的時間裡他還未料到是一架商業飛機直接撞擊了大樓。按照規定,他首先通知那些安裝有計算機系統自動報警的樓層,建議那裡的客戶從樓上轉移到安全地帶——至少在有煙霧和火的區域以下兩個樓層——在那裡等待進一步的指示。這位消防安全副主任告訴我們,大約在爆炸發生後10分鐘之內他下達了全樓疏散的命令。但是第一批來到大樓門廳的紐約市消防局的負責人根據港務局消防安全署長——儘管他已經不再是指定的消防安全署長,但他還是在門廳待命——的建議,在大樓被撞擊後1分鐘之內已經下達全樓疏散的命令。
因為飛機的撞擊破壞了大樓整個系統,在很多地方人們聽不到擴音器廣播的通知。由於同一個原因,許多平民百姓不能像他們在消防演習中被建議的那樣使用內部緊急通話系統。於是很多人撥打了911報警電話。
911報警系統不能同時處理這麼龐大的報警量。一些報警者聯繫不上911話務員,只收到「線路忙」的信息。911報警系統的標準處理程序是一旦接到有關火警的電話要立即由911話務員轉接到紐約市消防局設立在相應各行政區的調度處(本事件中要轉到曼哈頓的調度處)。轉接常常延誤,有些情況下還失敗了。很多電話還沒轉接就斷線了。
911話務員和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既不知道撞擊區域的位置也不知道撞擊區域的規模,因此不能提供報警者是在起火點以上或者是以下這樣的基本信息。因為那天話務員不知道紐約市警察局航空隊不可能從雙塔的樓頂上實施救援的決定,他們不能明確地告訴報警者是否應該向上爬或者是向下爬。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消防局調度處和911話務員執行了高空火災的標準處理程序,這種程序要求平民百姓應當停留在著火區域以下較低處,呆在原地不動,然後等待緊急救援人員來救他們。這種建議提供給了北塔樓的報警者,無論他們是在撞擊區域以上或者以下。消防隊負責人告訴我們,數以萬計的人們從摩天大樓疏散會產生許多新的問題,特別是對於那些殘疾人或者身體不好的人來說更是如此。1993年爆炸案中大部分的傷害就發生在疏散中。
儘管在通常的高空火災中停留在原地以等待救援的指導方針看起來是可以理解的,呆在北塔樓門廳裡的紐約市消防局的負責人仍然當機立斷,要求大樓上的所有人員立即想辦法疏散。在8:57以前,紐約市消防局的負責人已經指示港務局警察署和大樓工作人員讓南塔樓的人員也開始疏散,這是因為第一架飛機的撞擊可能對南塔樓也造成損害。
這些關鍵的決定沒有傳達給911話務員和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不顧標準操作程序,很多話務員告訴報警者可以破窗逃生,一些話務員建議報警者盡可能疏散。向設立在世貿中心5號樓港務局警察辦公室求助的平民百姓被建議盡可能離開。
大部分沒有被堵住通路的平民百姓不再等待內部電話系統的指示,開始疏散了。一些平民百姓仍按911話務員指示在原地等待幫助。有些人又開始工作或者停下來收拾一下個人物品,但是多數情況下還是被其他人催促離開。一些港務局平民百姓僱員仍然在各個較高的樓層中幫助被困住的平民百姓並協助疏散。
在疏散過程中,一些平民百姓找不到出口,因為出口已經被飛機撞擊所破壞。一些人被越來越擁擠的樓梯井裡的分岔口搞糊塗了,一些人被看上去是鎖著而實際上是被飛機撞擊所產生的碎片堵塞的門擋住了去路。儘管有這些障礙,疏散還是相當平靜和有序的。
在大樓被撞擊後的10分鐘裡,煙霧開始瀰漫到較高樓層,而且火苗也開始出現,儘管還存在一些小塊的安全地帶。面對難以忍受的高溫、煙霧和大火,而且看不到緩解痛苦的希望,一些人開始跳樓或從樓上摔了下來。
南塔樓南塔樓的很多平民百姓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另一座樓裡發生了什麼事。一些人認為是自己大樓裡發生了事故,其他人意識到在北塔樓的較高樓層裡發生了重大的爆炸。很多人決定離開,一些人被消防管理員建議離開。另外,租用了南塔樓20多個樓層的摩根·斯坦利公司,根據公司負責安全的官員決定疏散了它的僱員。
按照規定,在8:49,南塔樓的消防安全副主任告訴北塔樓的消防安全副主任說,他將等著「消防局的老闆或其他領導」下決定後再下令全樓疏散。幾乎同一時間,南塔樓的公共擴音器播發了一個通知,說另一座大樓發生了重大事件,但是他們的大樓是安全的,建議人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或所在樓層。消防安全副主任告知人們另一座大樓裡發生了事故是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的;但是其(建議人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等——譯者注)多餘的建議不符合現行的書面規定,而且也不符合已知的那天傳達給他的有關火災的指示精神。我們不知道作出這個通知的原因,因為作出這個通知的消防安全副主任和世貿中心建築群的消防安全負責人都在南塔樓倒塌中死亡了。但是,另一架飛機撞擊第二座大樓的可能性很明顯超出了任何發出通知的人的想像。根據最先抵達現場的其中一位消防官員的說法,這種情形是難以想像的,「超出了我們的常識」。這個通知的結果就是,很多平民百姓仍然呆在他們所在樓層,其他人改變了疏散計劃,又回到了原地。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2)
安全官員也親自傳達過類似的建議,一樓門廳的安全官員建議坐電梯下來的20個人重新上樓去;較高樓層的觀光門廳的安全官員建議那些等待高速電梯下樓的人回到自己的位置。給出這種建議的安全官員卻不是消防安全人員。
南塔樓的一些人給位於世貿中心5號樓的港務局警察辦公室打電話。一些人被告知在原地等待進一步的指令,另外一些人被強烈要求離開。
不知道紐約市消防局讓南塔樓疏散的命令是否被在那裡下達通知的消防安全副主任收到。但是,大約9:02——南塔樓被撞擊前不到一分鐘——南塔樓擴音器系統發出一個通知,建議平民百姓在條件具備時開始有秩序的疏散。就像早先要求呆在原地的建議一樣,這個通知也不符合任何預先的書面指示。
紐約市消防局最初的反應
動員襲擊發生後5秒鐘,紐約市消防局就開始作出反應。9:00以前,該局的許多高級領導,包括11名最高級別的負責人中的7個,以及局長和他的大多數副手、助理已經開始從位於布魯克林的指揮部裡作出反應。在跨過布魯克林大橋的路途中,消防局長和其他負責人已經對北塔樓的較高樓層的局勢有清晰的認識。因為火勢過猛而且位置接近大樓的頂層,他們決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救援。他們拉響了5級警報,要求其他滅火班和雲梯班以及精銳的搜救隊支援。紐約市消防局局長大約9:00到達。該局的緊急事件總指揮部也轉移到了公路西邊,10:00以前,該局的32名高級負責人中的22位到達世貿中心。
9:00的時候,被派遣到現場的單位(包括與總指揮部聯繫的高級領導)共包括大約235名消防隊員。這些單位由21個滅火班、9個雲梯班、該局中的4個精銳的搜救隊、該局惟一的一個危機處理小組、兩個市級精英班組以及支持人員組成。另外,8:53,布魯克林方面的9個救援單位集結在布魯克林—巴特裡隧道的布魯克林一邊隨時等待派遣。
行動一名消防隊長、兩個雲梯班和兩個滅火班大約8:52抵達北塔樓。他們一進入門廳,就碰見了被火球嚴重燒傷的平民百姓。西大街西北角門廳的整個窗戶都已被炸飛了;一些巨大的大理石板塊從牆上剝落,一整排電梯被火球燒燬了。然而大樓的照明未斷,空氣中煙霧也不多。
作為現場最高級別的長官,消防隊長起先是紐約市消防局在現場的指揮官。幾分鐘後,執勤的曼哈頓南區消防總隊長來到現場並接替了現場指揮官的職務。兩名負責人立即同大樓以前的消防安全主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交流大樓的整個系統是否仍在正常運行。他們被告知北塔樓所有的99部電梯都可能已停止運營,對於較高樓層消防噴頭以及水管能否使用沒有把握。消防局的負責人也同港務局的警察和市長緊急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代表進行了交流。
在大廳裡同幾位負責人討論之後,大約8:57之前,一個滅火班和一個雲梯班開始爬上樓梯井C,目的是作為勘查分隊,接近被撞擊區域並向大廳裡的負責人報告那裡的有關情況。他們使用的無線電頻道是短波1號頻道。按照紐約市消防局高空滅火操作規則,其他的救援隊伍並沒有立即開始往樓上爬,因為負責人要在他們登上去之前制定一個計劃。這些單位開始在大廳裡進行動員、集結、等待行動命令。
大約也是在8:57之前,紐約市消防局負責人要求大樓工作人員和港務局警察對南塔樓進行疏散,因為他們判斷飛機對北塔樓的撞擊使得整個建築群都不安全——倒不是因為想到會有另一架飛機來再次襲擊。
在幾乎沒有任何信息的情況下,呆在越來越擁擠的北塔樓大廳裡的消防局負責人必須作出一個關鍵的決策。他們已經命令一個滅火班和一個雲梯班爬上樓去,以便瞭解樓上的情況,但是卻不知道被撞擊樓層是哪幾層;他們不知道通向被撞擊區域的樓梯井是否通暢;他們不知道高層是否有足夠的消防用水;他們也不知道火情和被撞擊區域從外邊看是什麼樣子。
他們不知道爆炸威力如此之大以至於爆炸所引起的火球炸毀了大廳裡的電梯和窗戶;也不知道情況是如此糟糕,以至於有些身處高層的平民百姓開始跳樓或者從樓上摔了下來。他們也從大樓工作人員那裡得知一些平民百姓被困在電梯裡和某些樓層裡。根據曼哈頓南區的消防總隊長彼特·海登的說法,「我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我們可能會失去消防隊員,因此我們麻煩很大,但是我們原來估計大樓上會有2.5萬到5萬名平民百姓,我們不得不試圖救援他們」。
消防局的負責人們得出結論,應該把重點放在人員疏散上,而不是放在滅火上。一位在場的負責人解釋道:由於飛機的撞擊,我們認識到大樓可能遭受結構性的破壞,而且很可能大樓裡的滅火系統被破壞,完全不能使用。我們知道,大樓裡人數最多時每天大約有5萬人。在較高樓層裡著火的面積很大,每層大約有一英畝。一些樓層的大火可能已超出我們手持滅火器所能達到的範圍。因此我們很早就決定,這將是一場疏散人員的戰鬥。我們打算疏散整個大樓,讓每個人都出去,然後,我們也出去。
這次救援的具體行動措施是很難決定的,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任何關於第80層樓以及更高樓層的任何消息。他們也收到了消防局高級官員的通知,通知說儘管大樓的較高樓層可能最終會部分倒塌,但是不會立即發生結構性的倒塌。沒有人預測到大樓最後的完全倒塌。
醫療急救隊的工作人員被派到世貿中心周圍的4個急救站中的一個。一些人進入到大廳瞭解具體的傷亡情況。另外,很多來自私立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迅速集結到世貿中心建築群周圍。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3)
紐約市警察局最初的反應
紐約市警察局的許多警察看到了飛機撞擊北塔樓而且立即報告該局通訊調度處。
8:58,當還在路上時,紐約市警察局局長把該局的動員令提高到4級,因此被派往世貿中心的大約有22名副手,100名警長和800名警察,他們來自於整個紐約市。警察局長於9:00抵達教堂大街和維希大街。
9:01,紐約市警察局巡警動員指揮部移到了西大街和維希大街,以便指揮因更高級別的動員令而派遣來的越來越多的巡警。這些警察將駐守在世貿中心周圍指導平民百姓疏散。很多警察因突發襲擊而致的緊急情況改道趕往現場。
8:50,紐約市警察局飛行大隊派兩架直升飛機到世貿中心,以瞭解最新情況,並評估樓頂著陸或者實施特殊救援的可行性。在路上,這兩架直升飛機同本地區的3個主要機場的空中交通調度處進行了交流並告知他們商業飛機撞擊了世貿中心。空中交通調度處尚不知道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
8:56,紐約市警察局一個特別救援隊要求被派到華爾街直升飛機場實施樓頂救援。然而,8:58,一名直升飛機駕駛員在分析了北塔樓樓頂的情況後,建議特別救援隊不要登上樓頂,因為那裡「一片火海、濃煙滾滾」。
9:00以前,紐約市警察局第三架直升飛機來到世貿中心建築群。整個早上,紐約市警察局的直升飛機和特別救援隊的警察一直呆在現場,一旦條件好轉就開始實施樓頂救援。根據紐約市警察局和紐約市消防局的操作規則,在需要實施高空樓頂火災救援時都要求紐約市消防局的工作人員呆在紐約市警察局的直升飛機裡。然而,9月11日那天紐約市消防局的工作人員沒人呆在紐約市警察局的直升飛機裡。
911話務員和消防局調度處沒有接到關於樓頂救援不能進行的通知。因此,他們沒有把這一事實告訴報警者,而其中一些報警者提到了他們試圖爬到樓頂。
8:46,兩個執勤的紐約市警察局的警察正在北塔樓的20層樓上。他們一直爬到29層樓,催促平民百姓撤離,但是卻沒有發現困在22層樓的一群平民百姓。
就在9:00以前,一支緊急救援隊開始從教堂大街和維希大街來到北塔樓大廳裡,目的是爬上較高的樓層並在那裡建一個臨時救助中心以幫助重傷者。另一支緊急救援隊緊隨他們以協助轉移那些傷員。
無數的警察在忙著救助受傷的平民百姓並催促那些能夠走著撤離的平民百姓立即撤離。一些警察冒著被埋入廢墟的危險衝進大樓,成功解救出至少一名受傷而不需急救的平民百姓,並試圖救援更多的人。
也是大約9:00以前,交通警察關閉了世貿中心周圍的地鐵站,並疏散了那裡的乘客。
紐約市周圍,警察封鎖了大路,僅供到世貿中心執行救援任務的車輛通行。紐約市警察局和港務局警察署相互配合,關閉了通往曼哈頓的橋樑和隧道。
港務局警察署最初的反應
當火球從電梯通道噴發出來,並向購物中心通道滾動時,港務局執勤的警察正站在廣場,火球迫使他衝上前去湮滅它。值班的警長首先命令世貿中心指揮部的警察在5號樓的警察辦公室裡集合。不久,他又命令剛從外面指揮部回來的警察在北塔樓大廳的消防安全辦公室裡見他。這些警察中一部分人配備了世貿中心指揮部的無線電系統。
在世貿中心的一名港務局警察立即開始攀登位於北塔樓的樓梯井C。其他警察開始在地面一層以及位於世貿中心建築群地下的港務局哈德森車站實施救援和疏散任務。
襲擊發生幾分鐘之內,從港務局哈德森車站、大橋、隧道和機場指揮部趕來的港務局警察開始對世貿中心實施救援。港務局警察署缺乏一套在重大事件中指導從外邊指揮部趕來的人員如何實施救援的書面的標準操作規則。而且,一些來自港務局警察署不同指揮部的警察缺乏有效的彼此進行交流的通訊系統。結果是港務局警察的所有活動缺乏深入有效的合作。
9:00,世貿中心的警察署指揮官鑒於北塔樓被襲擊所造成的災情太大,命令世貿中心建築群的所有平民百姓疏散。這個命令通過世貿中心警察電台W頻道播放,但是在南塔樓的消防安全副主任卻沒有聽到這個命令。
也是在9:00,港務局警察署的署長和警長分別抵達北塔樓。
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最初的反應
8:48以前,位於世貿中心7號樓23層(就在北塔樓的北面)的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指揮部的官員給以下單位打電話:紐約市警察局、紐約市消防局、衛生局和大醫院協會,命令他們派出指定的代表到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從而啟動了緊急事務處理中心。另外,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還給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打電話,請求他們派出至少5個聯邦城市搜救隊(該搜救隊美國各地都有)。大約8:50,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一名高級代表到達北塔樓的大廳,開始履行該辦公室現場指揮官的職責。他很快和該辦公室的其他幾名官員(包括主任)會合。
總結
9月11日上午8:46到9:03之間的17分鐘裡,紐約市、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進行了該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搜救動員行動。1,000多名救援隊員部署完畢,疏散開始進行,由於大火不可能撲滅,因而作出了重點是救人的關鍵決定。
接著第二架飛機襲擊發生了。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4)
上午9:03到9:59
9:03:11,被劫持的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從南面撞擊了世貿中心2號樓(南塔樓),從該樓第77層到85層穿了進去。該市歷史上規模最大、最複雜的救援行動(指北塔樓被撞後的救援行動)在南塔樓被撞擊後立即在規模上翻了幾番。飛機在撞擊大樓時是傾斜飛行的,被撞擊樓層的一部分沒有損壞。因此,與北塔樓的情況相比,樓梯井A在開始時仍然能夠通行,至少從91層往下肯定可以,從樓頂到一樓可能也可以通行。
平民百姓、消防安全人員和911報警電話
南塔樓。在被撞擊區域的下面,第78層樓的觀光大廳裡,飛機撞擊時數百人一直在等待疏散。很多人試圖擠進擁擠的高速電梯裡逃生但是沒有成功。在撞擊時,很多人死亡或者身受重傷;但是有一些人沒有受到傷害。我們瞭解到至少有一個人抓住了機會逃生,他還大聲喊道:能走得動的就趕緊逃生吧,能幫助別人就幫助別人!結果,至少有兩群人從那層樓逃了下來。其他人仍呆在樓上幫助受傷者,背著不能行走的受害者到樓梯井以協助他們逃生。
在第78層樓以上的被撞擊區域裡仍然有人活著。損壞非常嚴重,情況非常糟糕。在被撞擊的核心區域裡已知的惟一一名倖存者把第81層樓描述為「拆遷工地」,因為在那裡機翼把他的辦公室一劈兩半,每件東西都破碎不堪,飛機的汽油味嗆得人不能呼吸。這個人能逃生出來,在別人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在一個從高層下來的平民百姓消防員的幫助下,並在關鍵時得到了一個信號燈。
至少有4人沿著樓梯井A從81層或更高的樓層爬了下來。一個人在大樓被撞擊後立即離開了84層樓。當時,樓梯通道黑糊糊的,煙霧又大,很難通行;樓梯和其扶手上的閃光的東西在那時對人們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然而,下了幾層樓梯到達防煙門後,這名逃生者迷惑起來,他以為樓梯通道已經到頭了。其實他可以從這個樓梯井出來轉道另一個樓梯井下樓。
撞擊區域以內和以上樓層的許多平民百姓沿著樓梯往上走。一小群人本來正下樓逃生,另一個平民百姓說他們將要到達的樓梯「一片火海」,因此他們又掉頭向上跑。已知的惟一倖存者告訴我們,他們的意圖是離開樓梯井以尋找乾淨點兒的空氣。在91層樓,從其他樓層來的人聚在一起,他們明白是被困在樓梯井裡了,因而又開始向下跑。此時,樓梯井裡非常黑暗,不斷增強的煙霧使很多人昏厥,82層樓的轉換通道也被大火引燃。
其他人往上爬試圖抵達樓頂但是被鎖住的門擋住了去路。大約9:30,一個「開鎖」命令——由大樓計算機安全控制系統將建築群內的所有門都打開,包括通向樓頂的大門——下達到位於北塔樓22層的安全指揮中心。由於飛機的撞擊破壞了控制系統的軟件,該命令的執行也受到了阻礙。
其他試圖向下逃生的人被樓梯井裡鎖住的門或廢物擋住了去路,或者對樓梯井複雜的結構所迷惑。只是在70層以下,樓梯井A和B光線較好,情況比較正常。
一些平民百姓仍然呆在危險的樓層上,而且至少有一個人從低處向上爬到被撞擊區域,以幫助疏散同事或其他受傷者。
撞擊發生後15分鐘之內,有害煙霧已經至少擴散到第100層樓。在接下來的半小時內,從第90層樓到第100層樓到處煙霧瀰漫。9:30以前,許多不能到達樓頂的平民百姓仍然停留在第105層,由於樓梯井裡的煙霧不斷增強,看來他們也下不去了。據說105層樓有大量煙霧,但是直到大樓倒塌以前這裡至少有一個區域煙霧不大。在被撞擊區域和其上的更高樓層之間有一些區域煙霧較少,因而生存條件較好。第88層樓和第89層樓至少有100人還活著,他們有時還撥打911報警電話求救。
由於話務員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911報警系統難以正常發揮作用。正像北塔樓的情況一樣,位於南塔樓被撞擊區域以上或以下的求救者被建議呆在原地不動,等待救援。話務員不知道不能實施樓頂救援的任何信息,因此沒有告訴求救者樓頂救援是不可能的。由於信息缺乏,再加上建議他們停留在原地,這可能使得被撞擊區域以上的平民百姓不再想辦法從樓上下來,儘管樓梯井A可能是可以通行的。
另外,911報警系統需要應付大量的電話求助以及執行嚴格的標準處理程序,該程序要求一些有關關鍵信息的報警電話要被轉接到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或者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來處理。據一位從被撞擊的中心區域順著樓梯井A往下逃生並在第31層樓停下來撥打911電話的平民百姓說:
「他們接電話時我告訴他們我在哪兒,在44層樓我遇到了傷者,傷者需要醫治和擔架,然後簡單描述一下當時的情況。接電話的人問我的電話號碼或別的東西,然後說別掛掉電話,『你跟我的一個領導談談吧』,於是我等待一段較長時間。有人拿起電話,我把剛才的話重複了一遍。然後又有人接電話,我把剛才的話再次重複了一遍。但是我告訴第三個接電話的人,我只能再給你說一次。我正走出大樓,有關詳細情況都在這裡,你記下來吧,然後做你該做的。」
來自被撞擊區域以下的樓層的求救電話非常少,但是至少有一名第73層的求救者被建議呆在原地,儘管這名求救者抗議說(這裡的)氧氣都快沒有了。已知的來自於該區域的最後一次求救電話是9:52打出的。
證據表明公共擴音器系統在大樓被撞擊後失去了作用。然而,一群被困在97層樓的人在給911打電話時反覆提到已聽到了從樓上撤退的通知。在撞擊區域以上和以下的地方都能聽到疏散的聲音。
到9:35時,南塔樓的鄰接西大街的大廳擠滿了受傷的人們,這些人已經從樓上逃了下來,但是因受傷難以繼續撤退。那些能夠繼續逃生的人被指導著從北面和東面穿過廣場,然後就走出了世貿中心建築群。
到9:59時,至少有一個人從大樓的第91層的高處逃了下來。樓梯井A據報道幾乎已經空了。樓梯井B據報道在早晨時也僅僅有一小部分往下逃生的人。但就在大樓倒塌以前,紐約市警察局特別救援服務隊的警察遇到了一群不知道從20層樓的哪個樓梯井下來的平民百姓。這些平民百姓可能是從被撞擊區域或者被撞擊區域以上的地方逃下來的。
北塔樓。在北塔樓,平民百姓繼續疏散。在第91層(該層是沿著樓梯井能到達的最高樓層),除了一個人受傷以外,其他人都沒有受傷,因而都能下樓。儘管一些人抱怨煙霧、高溫、樓梯井裡擁擠不堪,被撞擊區域以下的樓層的情況還是相當正常的。據說至少有一個樓梯井從80層樓以下是很通暢和明亮的。
那些位於被撞擊區域以下的樓層的人撥打911報警電話時一般被告知呆在原地。被困在83層樓的一群人不停地向911話務員詢問大火是在他們上方還是下方燃燒,特別是想知道911話務員是否從外邊或者新聞裡得到了什麼消息。這些求救者前前後後被建議轉移了好幾次,最後被建議呆在原地。有證據表明這些人都死了。
9:59,在紐瓦克機場的港務局警察辦公室告訴第三方(第三方並不在世貿中心,但是與第64層樓的那群人一直保持電話聯繫),第64層樓的一組港務局平民百姓僱員應當撤離。9:10,在回答他們自己僱員的詢問時,設在澤西市的港務局警察辦公室證實第64層樓的僱員應當「小心點,呆在樓梯井附近,等著警察救援」。9:31,當第三方再次詢問時,設在紐瓦克機場的警察辦公室建議他們應當絕對地「撤離」。第三方通知警察辦公室說這些僱員先前收到了紐約市消防局的相反的建議,該建議可能是剛剛從911電話那裡得知的。這些僱員並沒有被困住,然而不像較高樓層裡面的人,他們沒有選擇襲擊後立即撤離。最終他們開始了撤離,但是大多數人在北塔樓的倒塌中犧牲了。
到達大廳裡的所有平民百姓由紐約市消防局和港務局警察署的警察引導著進入廣場通道,在那裡,其他警察引導他們離開廣場和建築群向北方和東方前進以便躲開從大樓上掉下的東西和人。
到9:55時,第25層樓以上僅有一些平民百姓正沿著樓梯井B向下逃生。這些人主要是受傷的、殘疾的、年齡大的或者嚴重超重的人,有時他們受到了別人的幫助。
9:59以前,第91層樓的人已經下了樓梯,然後走出了廣場通道。但是,很多平民百姓仍然還在樓梯井C裡,向著較低的樓層爬去。另外有一些逃生者在大街上被從大樓上落下的東西砸死。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5)
紐約市消防局的反應
提高動員令級別。在第二架飛機襲擊南塔樓後,紐約市消防局局長立即又一次拉響了5級警報。
9:15以前,在路上或在現場的紐約市消防局工作人員的數量遠遠超過了現場指揮官所要求的人數,這是由以下5個原因造成的:第一,當第二個5級警報要求20個滅火班和8個雲梯班時,事實上派了23個滅火班和13個雲梯班;第二,其他單位自派了一些人員;第三,因為襲擊發生的時間和9:00消防隊員換班的時間接近,許多剛剛下班的消防隊員經所在班組領導允許加班工作,在值班人員的領導之下,成為了那些值班人員的一部分;第四,有些下班的消防隊員從家裡或者從值班的隊友那裡聽到了消息。到達現場的人數超過所派遣的人數最明顯的是該局的精銳搜救隊;第五,紐約市消防局大量的其他人員(如消防局長和管理職位上的消防員),他們沒有事先登記在冊,但是也向世貿中心報了到。
擴音器系統。南塔樓被撞擊後,在北塔樓大廳裡的紐約市消防局的高級負責人立即聚到一起,討論這兩座大樓的救援戰略。這些負責人特別關心的是——鑒於在1993年爆炸案中紐約市消防局所面臨的困難——通訊能力。一名負責人建議檢驗一下擴音器系統是否還能正常工作。
在這之前,一名消防局負責人曾經要求大樓的工作人員啟動擴音頻道,該頻道將大大增強消防局手提無線通訊設備在高處的通訊能力。在8:54時就有人按下北塔樓擴音器系統啟動儀盤上的按鈕,但是不知道是誰按下的按鈕。這樣,紐約市消防局手提無線電通訊設備就可以使用擴音器頻道進行聯絡了。而且,設在消防安全辦公室的擴音器的監聽設備也就可以收到紐約市消防局手提無線電通訊設備通過擴音器頻道發佈的消息了。但是,監聽設備功能的啟動要求再按一個按鈕。而第二個按鈕在9月11日早晨再也沒被按過。
9:05,紐約市消防局的負責人測試了世貿中心建築群的擴音器系統。因為第二個按鈕沒有被啟動,監聽設備的負責人不能接收和傳播信息。他也明顯不能聽到另一個試圖與他通過手提無線通訊系統交流的負責人的聲音,這可能是因為技術原因,也可能是因為儀表盤上的音量被關住了(系統不使用時通常都關住音量)。因為擴音頻道看來不能用——監聽設備不能接收和轉發信息——北塔樓大廳裡的負責人決定不再使用它。但是,擴音系統至少部分是有效的,因為紐約市消防局使用著無線電通信設備而且消防隊員隨後在南塔樓使用了第7頻道。
紐約市消防局北塔樓的救援行動。因為不知道在第30層樓、第60層樓、第90層樓或者第100層樓以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從而影響作出具體的指揮與控制決定。根據大廳裡的一名負責人的說法,「在這樣的重大行動裡關鍵的一條是要有信息,我們沒有進一步的信息,我們看不到紐約市警察局直升飛機偵察到的任何報告,不可能知道較高樓層遭受了多大損失,也不知道樓梯井是否能通行」。根據現場另外一位負責人的說法,「對100多層樓裡發生了什麼事,看電視的人們當然比我們這些在大廳裡的人知道得更多,我們不知道進一步的關鍵信息,很難作出重要決定」。
結果是呆在大廳裡的負責人對於撞擊區域及其以上的人是否能夠被救援以及能否開闢一條通往撞擊區域的逃生路線不能形成一致意見。
許多救援單位僅僅被指示爬上被撞擊區域並通過無線電向大廳裡報告,一些救援單位被指示幫助被撞擊區域以下被困在電梯裡或者辦公室裡的平民百姓。消防局的一個班成功地救出一些被困在22層樓的平民百姓,這些平民百姓被最先燃起的火球圍困在這裡。
有人試圖在一個電磁板上找到有關單位的救援任務,但是大廳裡參加救援的單位和個人數量太大,這使得很難發現相關單位的任務。由於沒有人建議各個消防班組可以按照相反的操作規則來實施救援,於是他們仍然按照標準操作規則實施救援,他們的無線電通訊設備使用短波1號頻道,該頻道由大廳裡的消防負責人負責監控。那些即將爬上大樓實施救援的消防隊長使用的是一個獨立的指揮頻道,該頻道也由大廳裡的負責人監控。
大約9:07,各個消防班開始沿著樓梯井B向上爬,他們背著大約100磅重的保護服、氧氣瓶以及其他設備(包括滅火班的消防水管和雲梯班的沉重工具)。
消防隊員發現他們進入的樓梯井完好無損、光線較好、沒有煙霧。北塔樓的一名消防組長發現了一個仍能使用的電梯,該電梯連大廳指揮部都不知道,他乘坐該電梯到達16層樓後才開始攀登。
在沿著樓梯井B向上爬時,消防隊員們遇到了下樓逃生的人們,人數很多但是很有序。幾乎所有人都表現出平靜和毫不懼怕的神情,這給消防隊員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平民百姓以敬佩的眼光看著消防隊員,發現他們惟一的表情是鎮靜。
消防隊員在每個樓層都停下來,進行搜尋以確保該樓層沒有人了。有些健康的平民百姓被發現還呆在樓上,可能是他們還在收拾自己的物品或者是其他原因;他們被建議立即疏散。消防隊員替代那些健康的人(他們正在照顧行動困難以及受傷的人)負責照顧那些行動困難以及受傷的人。
即使對於身體健壯的消防隊員來說,背著沉重的防護服和設備爬樓也是很艱難的。因此,消防隊員開始感到程度不等的疲勞,有些隊員掉隊了。
9:32,或者是因為聽到了第三架飛機要來的錯誤報告或者是因為判斷大樓的局勢越來越危險,一名高級負責人通過無線電通訊下令北塔樓的所有救援人員回到大廳。一旦第三架飛機要來的謠言被揭穿,其他的救援負責人就繼續開始工作,沒有證據表明有救援單位回到了大廳。與此同時,北塔樓大廳的一名負責人被問及實施樓頂救援的可能性,但是該詢問通過無線通訊和電話卻不能傳送到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但是,就在西大街指揮部裡,紐約市消防局局長已經認為任何樓頂救援都是不可能的。
救援隊爬得越高,他們通過短波1號頻道與自己的負責人的聯絡就越來越少。一方面是因為紐約市消防局無線通訊系統在高處性能較差;另一方面是因為這麼多的救援隊同時使用該頻道進行聯繫。即使偶爾聯繫上一個救援隊,大廳裡的負責人卻又什麼也聽不到。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6)
快到10:00的時候,北塔樓的一個滅火隊已經爬上54層樓,至少有兩個另外的滅火隊抵達44層樓的觀光大廳,許許多多救援班組位於5層樓和37層樓之間。
紐約市消防局在南塔樓和萬豪大酒店的救援行動。在南塔樓大廳裡,擴音器系統一測試完畢,消防局一名高級負責人和一名消防隊長馬上就開始了救援行動。幾乎同時,一名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現場指揮官也加入進來。然而,卻沒有適當數量的消防隊立即加入救援,因為在9:03時,這些消防隊正在北塔樓或正在去北塔樓的路上,他們還沒有被改派遣往南塔樓。
一名消防隊長和一個雲梯班發現了一個仍能使用的電梯,他們乘坐該電梯到了第40層樓,然後繼續沿著樓梯井B向上爬。另一個雲梯班不久就到了,他們開始救援困在一層和二層的電梯間的平民百姓。大廳裡一名高級負責人說他在開始處理南塔樓的救援任務時遇到了缺乏人手的困難。
不像北塔樓的指揮官,南塔樓大廳裡的高級負責人和爬到樓上的消防班長通過擴音器系統(7頻道)保持著無線電通訊聯繫。在救援開始的15分鐘裡,他們和雲梯班長之間的聯絡相當通暢。從一名公司安全官員那裡知道被撞擊區域在第78層以上後,一雲梯班傳達了這個消息,一名消防隊長命令在第40層樓實施救援的滅火班想辦法找一個電梯以到達78層以上的區域。
就我們所知,南塔樓以外的消防局官員沒人認識到擴音器頻道還能使用以及正在被南塔樓的救援人員使用。南塔樓大廳裡的高級負責人開始時不能把要求更多救援人員的請求轉達到北塔樓大廳或者室外指揮部的負責人。
從大約9:21開始,樓上的消防隊長與南塔樓大廳裡的指揮部聯繫不上了,原因是大廳裡的負責人停止使用了擴音器7頻道。進入到南塔樓的大多數救援隊員不能通過擴音頻道進行交流。
紐約市消防局當天發生的第一例傷亡事故大約是在9:30,當時一個人從大樓上掉了下來,一位在西大街和自由大街交叉口附近執勤的消防隊員被砸死。
9:30以前,南塔樓的負責人仍然需要消防隊員增援,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在9:03以前,只有兩個已被派往北塔樓的救援單位來到了南塔樓;第二,直到紐約市消防局局長命令派遣救援隊伍5分鐘以後,救援隊伍才被派出;第三,那些在8:53被命令駐紮在布魯克林—巴特利隧道——這裡距世貿中心建築群非常近的救援單位在南塔樓被襲擊後並沒有被派往南塔樓;第四,駐紮在西大街北邊的救援單位,在向南步行前進後停在了位於西大街的紐約市消防局總指揮部,在這裡他們被告知等待進一步的命令;第五,一些救援單位直接去了北塔樓(實際上,無線電通訊顯示,在有些情況下消防隊員以為南塔樓是世貿中心1號樓,但事實上它是2號樓);第六,一些救援單位找不到南塔樓所在位置;第七,試圖從位於自由大街的南塔樓的主要入口進入大樓的救援單位遇到了從大樓上跳下來的人和落下的東西的干擾,這些單位不得不尋找進入大樓的間接入口,大部分人通過萬豪大酒店進入了南塔樓,但是也有些人呆在西大街原地不動。
一名在室外總指揮部的負責人很想協助南塔樓大廳裡的救援工作,事實上他的助手已經在大廳裡工作了。但是由於他對世貿中心建築群不熟悉,不知道如何到達那裡,大約9:35他來到了萬豪大酒店。在酒店裡他碰到了大約14家救援單位,這些單位中的大部分一直在尋找到南塔樓的安全入口。他帶領他們找到電梯,並在萬豪大酒店的高樓層實施救援工作。4個單位在酒店最高層(22層)搜救平民百姓,但是沒有找到。
這名負責人由於對萬豪大酒店的搜救工作感到滿意,決定繼續領著一些救援單位尋找他認為是南塔樓的地方。事實上他把他們帶到了北塔樓。從萬豪大酒店進入北塔樓的3個救援隊在大廳南頭的銀行裡找到了一個能使用的電梯,他們坐著電梯到了第23層樓。
為解決南塔樓人手短缺的問題,9:37,西大街和自由大街指揮部的負責人又拉響了二次警報。同時,先前駐紮在布魯克林—巴特利隧道的布魯克林一邊的救援隊伍被派到南塔樓。一些單位已經越過隧道進而對萬豪大酒店實施救援,但是沒有對南塔樓實施救援。
在9:45~9:58之間,樓上的消防隊長仍然在南塔樓的高層指導著救援工作。9:58,一個雲梯班在70層樓遇到了許多嚴重受傷的平民百姓。在一名安全警衛的幫助下,9:53,消防人員發現一群困在78層樓觀光大廳的電梯裡的平民百姓。9:58,這些平民百姓被救出電梯。那以前,消防隊長已經到達78層樓的樓梯井裡,他說看起來通往79層樓的門是開著的,容易進入被撞擊區域。他還說這裡有大量的平民百姓傷亡。
在塔樓外紐約市消防局的指揮和控制工作總指揮部由局長、其他高級負責人、現場聯絡官、南塔樓被撞後趕來的許多救援單位、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組成。
現場通訊系統的兩個主要職能是在總指揮部和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之間傳遞信息,以及在一個大的電磁板上收集所有在現場工作的單位的信息。由於9月11日這場大災難規模太大,這兩個職能都被嚴重削弱了。第一,傳輸信息的方法不成功,例如,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告訴現場通訊系統(據911報警系統報告),有100人被困在北塔樓的105層樓,現場通訊系統把這消息報告給了樓外指揮部的負責人,但是這個消息沒有被傳遞到北塔樓大廳。第二,現場通訊系統跟蹤救援單位作業地點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許多單位直接向南塔樓、北塔樓或者萬豪大酒店報告;第三,通過短波1號頻道跟蹤救援單位的努力被大量使用該頻道的單位所嚴重干擾,由於許多人試圖立即通話,他們提供的信息相互重疊難以辨認。根據現場通訊系統一位成員的說法,1號頻道本來就不能辨認那天早上使用它的單位的代碼。
原來有一輛現場通訊指揮車曾經和紐約市警察局緊急事務頻道(由該局飛行隊使用)聯繫上過,但是在9月11日那天它壞了,放在車庫裡需要修理,備用的指揮車沒有這個能力。
消防局長、民政局局長和緊急事務救援隊的高級警官組織西大街的救護車加快向醫院運輸傷員。
據我們所知,現場沒有任何負責人認為大樓會整體坍塌。確實有一名高級負責人清楚地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幾小時後大樓的上部可能會倒塌,因此消防隊員們不應爬到60層以上的樓層。這種觀點沒有被傳達到北塔樓大廳裡的負責人,也沒有證據表明它被傳達到南塔樓大廳裡的負責人。
儘管消防局長對於如何採取救援行動有最終決定權,但是具體的決定仍由大廳裡的指揮官作出。北塔樓的最高指揮官負責與消防局長聯繫。他們有兩個簡短的對話:在第一個對話裡,該指揮官告訴消防局長自己的職位,並證實這次行動主要是救援而不是滅火;在第二個對話裡,大約9:45,消防局長詢問北塔樓的情況怎麼樣,該指揮官建議考慮撤出消防局的所有人員。
9:46,消防局長再次拉響5級警報。大約9:54,又有20個滅火班和6個雲梯班被派到世貿中心。結果是該局1/3以上的消防班被派到世貿中心。大約9:57,緊急救援服務隊的一名護理人員來到消防局局長面前,告訴該局長說世貿中心7號樓前的一位工程師估計這兩座大樓正面臨著整體倒塌的危險。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7)
紐約市警察局的反應
第二架飛機撞擊南塔樓後,紐約市警察局長立即再次啟動一個4級動員令,大約調動了總共2000名警察。
紐約市警察局長命令採取「終極行動」,該行動要求對紐約市周圍所有敏感區域予以保護。紐約市警察局指揮部被保護起來,其他的政府大樓被疏散。
位於教堂大街和維希大街的緊急救援服務隊指揮部統一協調指揮所有的紐約市警察局緊急救援服務隊。南塔樓被撞擊後,該服務隊指揮部的負責人決定每座樓的樓梯井裡都派一個服務小組(每個小組大約有6名警察)。他繼續監控城市範圍內的SOD頻道,該頻道由警察局直升飛機使用;他還負責監控爬到大樓上的緊急救援服務隊將要使用的定點短波頻道。
第一支緊急救援服務隊進入西大街方向的北塔樓大廳,並在大約早上9:15開始向大樓上爬去。他們試圖在現場的消防局負責人處登記一下,但遭到粗暴拒絕。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對此沒有干預。緊急救援服務隊開始往樓上爬去。那以後不久,又一支救援服務隊進入南塔樓。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現場指揮員確信他們已在紐約市消防局的大廳負責人處登記過了,並同意救援服務隊爬上樓去支持消防局工作人員。第三支救援服務隊隨後從夾層通道大廳進入北塔樓,而且沒有在消防局指揮部登記。第四支救援服務隊進入南塔樓。9:59以前,第五支救援服務隊來到世貿中心6號樓隔壁,準備進入北塔樓。
大約9:50以前,領頭的救援服務隊已經爬到31層樓,他們觀察後沒有發現正在下樓的平民百姓。但是他們遇到了一大群消防隊員,並給那些筋疲力盡的隊員提供了一些氧氣。
大約9:56,位於教堂大街和維希大街的緊急救援服務隊指揮部的負責人同南塔樓的一名救援服務隊員進行了最後一次無線電通訊聯絡。該名隊員說,他們在20層樓的某個地方,正通過樓梯向上爬,但是由於大量的從樓上往下逃生的人擁擠在樓梯井裡,他們爬得很慢。
3名沒有帶無線電和防護設備的紐約市警察局便衣警察從北塔樓樓梯井A或C向樓上爬去。他們在12層樓以上逐層尋找平民百姓。他們偶然發現一些平民百姓,就命令他們立即疏散。在搜尋中,他們使用北塔樓辦公室裡的電話與上級聯絡。在一次通話中,一名警察局官員命令他們離開北塔樓,但是他們拒絕了。當他們爬到更高處時,他們遇到了不斷增強的煙霧和熱浪。快10:00時,他們到達54層樓。
從9:03~9:59整個期間,一群紐約市警察局和港務局的警務人員以及兩個特勤局特工人員,繼續幫助平民百姓離開北塔樓。他們被安排在北塔樓的夾層通道大廳周圍,引導離開樓梯井A和C的平民百姓從自動扶梯下來向廣場疏散。警察命令那些看起來比較鎮靜的平民百姓安靜下來,快速離開建築群。對一些走下樓梯或者因為有傷或者因為筋疲力盡而倒在樓梯出口處的平民百姓,警察幫助他們走出大樓。
當平民百姓到達通道廣場後,另一位在自動扶梯間底部執勤的警察帶領他們向東和北穿過廣場,然後就走出了世貿中心建築群。這條路線保證平民百姓不會受到傷害,如果走西大街、塔樓之間的大廈和自由大街可能會被從樓上落下的東西和跳樓的人砸傷。
一些警察就呆在世貿中心5號樓附近一處可以向下通到廣場的樓梯的頂部,當遇到需要疏散受傷的或迷路的平民百姓時他們就進入廣場。其他大部分警察分散在整個廣場,以幫助受傷的、燒傷的和迷路的平民百姓,以及引導所有平民百姓朝東和北兩個方向離開廣場。也有警察在南塔樓大廳協助平民百姓疏散。在位於西大街和教堂大街之間的維希大街執勤的警察催促平民百姓不要在這裡逗留,要繼續向北走。
9:06,紐約警察局長指示救援單位不要去大樓的頂部。大約9:30,現場的直升飛機建議說樓頂疏散仍然是不可能的。一名直升飛機駕駛員認為北塔樓樓頂的一部分煙霧較少,因此可以放下飛機的起升架以實施救援,但是當時樓頂上沒有人。這名駕駛員的飛機從沒有試圖在大樓樓頂上盤旋。另一架飛機確實這麼做了,它的駕駛員說撞擊北塔樓的噴氣飛機灑落的油料引起的大火使得直升飛機不可能在低空盤旋救人,因為大火引起的高溫將會使飛機失去平衡。
9:51,一個飛行救援隊警告其他救援隊大樓上懸掛著大量的大塊危險物。9:59以前,沒有一個直升飛機駕駛員預測到大樓會倒塌。
911報警電話與紐約市警察局之間的反應9:37,南塔樓第106層的一位平民百姓向911話務員報告說下面的樓層——90層左右——正在倒塌。911話務員把這個消息報告給紐約市警察局調度處時,報告得很不準確。9:52,在911話務員報告15分鐘以後,調度處在報告給世貿中心建築群現場指揮部時又把911話務員的報告搞混了,說成是「106層快塌了」。警察局調度處通過世貿中心周圍地區使用的無線電頻道(專用頻道)傳遞消息,而不是通過城市範圍通用的1號頻道。
港務局警察署的反應
從地處外圍的港務局警察署指揮部派出的作出最初反應的警察來到了位於世貿中心5號樓的警察辦公室或者北塔樓大廳裡的消防安全辦公室。一些警察被指派協助樓梯井疏散;另一些警察被指派到大廈、廣場和地下車站以加速那裡的疏散工作。一些平民百姓被困在北塔樓地面一層樓梯裡的消息傳來後,一些警察被指令爬上樓梯實施救援。還有一些人一直在向被撞擊區域爬去。
9:11,警察署一名警長和一名視察員沿著北塔樓樓梯井B向上爬,以評估被撞擊區域及其周圍毀壞情況。一名警察署負責人和幾名警察開始沿著樓梯井向106層樓的世界之窗爬去,警察辦公室接到從這裡打來的一個電話說至少有100人被困在這裡。
大部分從不同部門趕來的港務局警察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9:30以前,港務局中心警察辦公室要求有關警察在西大街和維希大街集合,等待進一步命令。由於缺乏一個事先指定的指揮機構來處理這樣大規模的事件,在9:30,在場的港務局大部分警官一起制定了一個現場行動計劃。由於不知道有多少警察在現場和警察在哪個位置實施救援,他們執行計劃時困難重重。許多警察缺乏進入建築群所需的防護設備。
9:58以前,一名港務局警察到達北塔樓44層樓的觀光大廳。也是在北塔樓,一組港務局警察在20層到30層樓中部,另一組在20層到30層樓的下部。大量的港務局警察在向南塔樓攀登,包括港務局緊急搜救隊。很多港務局警察在建築群地面一層——一些人在協助疏散,一些人在世貿中心5號樓的港務局辦公室裡或在大廳指揮部裡幫忙。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8)
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的反應
南塔樓被撞擊後,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高級領導層決定繼續呆在「地下掩體」裡指揮救援行動,儘管世貿中心7號樓所有平民百姓都被疏散了。大約9:30,在世貿中心7號樓的一個特勤局特工通知另有幾架商業飛機失蹤後,該辦公室高級官員命令辦公室工作人員疏散。疏散之前,沒有一個外部機構的聯絡人抵達該辦公室。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現場指揮人員駐紮在每個大樓大廳裡的紐約市消防局現場總指揮部裡,另外至少有一段時間駐紮在紐約市警察局位於教堂大街和維希大街的指揮部裡。
總結
隨著南塔樓被聯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撞擊,緊急事務反應系統升級了,通訊聯絡和指揮控制工作變得越來越關鍵和越來越困難。各有關機構的現場指揮人員在不知道其他機構、有時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人員在幹什麼的時候,應急系統的工作人員幫助了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撤離大樓。
9:59~10:28
9:58:59,南塔樓在10秒內倒塌了,大樓裡的所有平民百姓和救援人員全部遇難,在廣場、萬豪大酒店和鄰近街區的大量平民百姓和救援人員也遇難了。大樓從上而下塌陷下來,刮起一股猛烈風暴,然後變成一片廢墟。在南塔樓倒塌過程中,萬豪大酒店遭受了嚴重破壞。
北塔樓平民百姓的反應
隨著時間推移,從北塔樓打來的911求救電話大部分變得越來越絕望。
直到10:28,有些地方,包括92層和79層樓仍然有人活著。在被撞擊區域以下樓層,大部分體力和精神尚好,能夠下樓逃生的人可能都已離開了大樓。樓梯井C底部附近的平民百姓在紐約市警察局、紐約市消防局和港務局工作人員的幫助下離開了大樓。其他人雖然在疏散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但是在較低樓層的救援人員的幫助下也離開了大樓。
紐約市消防局的反應
南塔樓倒塌的即時影響南塔樓一倒塌,紐約市消防局總指揮部以及北塔樓大廳、萬豪大酒店大廳和西大街裡的各指揮部就立即停止了救援工作。緊急救援服務隊也停止了工作,因為他們最接近大樓。
那些一直呆在北塔樓大廳裡的人無從知道南塔樓的徹底倒塌。從位於西大街西邊的總指揮部裡逃離的負責人躲到了世界金融中心2號樓的地下停車場裡,在接下來大約10分鐘的時間裡,他們無法指揮紐約市消防局的救援工作。
當南塔樓倒塌時,在北塔樓較高樓層的消防隊員聽到了地震山搖般的聲響,很多人被震倒在地;他們看到了南塔樓倒塌後蕩起的煙塵逼近北塔樓,注意到電力中斷、緊急燈亮了。但是,那些離朝南窗戶較遠的消防隊員無從知曉南塔樓已經倒塌;很多人以為是炸彈爆炸了,或者是以為北塔樓較高樓層部分坍塌。
我們不知道擴音器系統在9:59以後是否還能使用。
最初的疏散指示和通訊。南塔樓的整體倒塌的消息通過紐約市消防局設在哈德遜河上的船上的曼哈頓應急中心電台的頻道迅速播放出來。但是據我們所知,現場沒有人收到這個信息,因為每一個消防局指揮部都被廢棄了——包括總指揮部,該指揮部有一部現場通訊聯絡車。儘管不知道南塔樓發生了什麼事,一名負責人在撤離北塔樓大廳的過程中發出一個命令「命令1號樓所有單位,撤出大樓」,該命令在南塔樓倒塌後1分鐘之內發出。北塔樓大廳裡的另一名負責人很快又接到短波1號頻道發出的撤退命令。
撤退命令沒有按照大樓快要倒塌時的標準操作規則發出指示——該規則要求不停重複無線電呼救信號「救命!救命!救命!」——在南塔樓和北塔樓倒塌的29分鐘裡一直如此。而且,大多數的撤退命令沒有提到南塔樓已經倒塌。但是,至少有3個消防隊員聽到了北塔樓面臨立即倒塌危險的撤退指示。
北塔樓一層樓以上的紐約市消防局工作人員。幾分鐘之內,一些消防隊員通過短波1號頻道收聽到了撤退命令。至少有一名負責人通過只有北塔樓負責人才能使用的指揮頻道發出撤退命令,該頻道較暢通一些。
至少有兩名在北塔樓較高樓層——一名在23層,一名在35層的消防隊負責人通過指揮頻道聽到了撤退命令,並告訴他們遇到的每一個人。23層樓的那名負責人明顯在盡力負責,以確保樓上附近區域的消防隊員撤離。35層樓的負責人還從另外的無線通訊頻道裡聽到了南塔樓倒塌的信息(23層的負責人可能也聽到了)。這名負責人隨即緊急行動起來,並通過短波頻道轉發了這條信息,一些消防隊員通過該頻道第一次聽到了撤退命令。他還拿著一個牛角號子,跑到每一個樓梯井處大聲喊道:「所有隊員立即撤退。」在他的努力下,很多還沒撤退的消防隊員開始撤退了。
有一些消防隊員沒有收到撤退命令,可能是因為下面的其中一個原因:第一,由於高處無線通訊的困難,一些消防隊員的無線設備接收不到信息。第二,在南塔樓倒塌後,試圖使用短波1號頻道的通訊量太大以至淹沒了一些疏散指令。根據當時在北塔樓31層樓一名消防局官員的說法,「短波1號頻道可能已經癱瘓,以至於不可能傳播那條命令」。第三,北塔樓的一些消防隊員,(由於當天不值班)沒有配備無線通訊設備。第四,北塔樓的一些消防隊員已經被派到南塔樓,可能使用的是分配給那座樓的不同的短波頻道。
北塔樓收到撤退命令的消防人員對命令反應不一。一些班組——包括一個其負責人已經知道南塔樓倒塌的班組——或者推遲或者停止了撤退,以幫助那些有困難的平民百姓。一些在爬樓過程中有隊員失散的班組試圖重新集合,以便他們能夠一起下來。一些班組開始撤離,但是據目擊者說,他們並不急著下來。至少有一些倖存的消防隊員認為如果他們知道南塔樓完全倒塌,他們將會撤退的更快些。在其他隊員從他們身邊下樓,提醒他們應當疏散時,一些消防隊員仍然繼續坐在樓梯上休息。一些消防隊員決心不離開大樓,而消防局的一些其他工作人員仍呆在裡面,有時還說服他人與他們在一起。還有一種情況,消防隊員已經成功撤退到大廳裡,在那裡有一名消防隊員勸說他們重新爬上樓去以尋找某個消防局工作人員。
一些消防局工作人員沒有從自己的無線電設備裡聽到撤退命令,但是被正撤退的消防隊員和警察口頭建議離開大樓。
10:24以前,消防局大約有5個班到達樓梯井B底部並進入北塔樓大廳。由於負責人不在場,他們在大廳裡逗留了一分多鐘,不知道要幹什麼。最終一名消防隊員——他曾經從窗戶裡看到南塔樓倒塌——催促他們全部離開,因為北塔樓也可能倒塌。這些隊員於是離開了,向西大街走去。在他們正走著的時候,北塔樓開始倒塌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卻犧牲了。
紐約市消防局的其他人員。萬豪大酒店在南塔樓倒塌中遭受了嚴重損壞。大廳裡的那些人被震倒,湮沒在大樓倒塌蕩起的灰塵中。一些人受了傷但是還能行走。一些人傷勢嚴重,一些人被埋住了。一些消防隊員遇到了一直在這裡避難的大約50個平民百姓,並協助他們疏散。在南塔樓倒塌時,4個消防班正排成一個20人的單行隊列沿著樓梯下樓,其中只有4人倖存。
在南塔樓倒塌時,消防局有兩個班或者在北塔樓大廳的東頭,靠近大廣場,或者就在大廣場,試圖到達南塔樓。大部分人被南塔樓的倒塌震得倒在了地上,他們於是在黑暗中重新集結,並引導平民百姓疏散,但是仍不知道南塔樓已經倒塌。這些消防隊員中的一些人隨後搜尋了廣場下面的地下車站——他們不知道該車站在9:19以前人員已經全部撤離。
大約10:15,已經從停車場回到西大街的消防局長和安全負責人證實南塔樓已經倒塌。消防局長簽發了一個命令通過無線電要求所有單位撤離北塔樓,該命令重複了5次。他接著指示消防局指揮部繼續沿著西大街向北移動,告訴在本地區的消防局各單位沿著西大街向北移動到議會大街。大約10:25,他通過無線電要求兩個雲梯班去幫助萬豪大酒店,因為他意識到消防人員和平民百姓都被困在裡面。
很多負責人,包括那些一直呆在北塔樓大廳中的幾個,直到南塔樓發生倒塌後30分鐘或更長時間內才知道南塔樓已經倒塌。但是,根據兩個目擊者的說法,一名知道南塔樓倒塌的消防局高級負責人很肯定地說北塔樓不會倒塌,因為北塔樓不像南塔樓,它不是被撞在樓角上。
南塔樓倒塌後,臨近北塔樓街道上的消防隊員仍然呆在原地或者走近北塔樓。一些消防隊員不知道南塔樓已經倒塌,但是他們不顧這些,仍然呆在裡面並試圖搶救更多的生命。根據一位這樣做的消防隊員的說法,當時他正在萬豪大酒店準備發起一個搜救隊,「南塔樓倒塌後,如果我沿著西大街向北逃去,我就不配做一名合格的消防隊長」。就在西大街的北塔樓旁邊,一名消防隊員正引導著其他人離開大樓並告訴他們說,沒有人從樓上往下跳時離開大樓是安全的(防止被跳樓的人砸傷)。一名高級負責人拿著一個號角,不停催促消防隊員趕快撤到西大街,然後繼續往北跑,要離世貿中心越遠越好。消防局3名級別最高也最受尊敬的負責人試圖從萬豪大酒店解救平民百姓和消防隊員。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2001年9月11日(9)
紐約市警察局的反應
紐約市警察局航空大隊一名隊員在南塔樓倒塌一瞬間用無線電通報了這一消息,並進一步建議世貿中心建築群和附近區域的所有人立即撤離。10:04,飛行隊又報告北塔樓最上面15層「(被大火燒得)越來越紅」,因而也可能倒塌。10:08,一名直升飛機駕駛員警告說他不相信北塔樓還能支撐多長時間。
南塔樓倒塌一瞬間,紐約市警察局的許多無線通訊頻道裡塞滿了有關受傷、被困、失蹤的警察的消息。結果,該通訊設備變得不堪重負。但是,對於在10:06從世貿中心撤走的兩個距離最近的警察局流動據點來說,該通訊設備還能使用。
就像大部分消防隊員一樣,在北塔樓的緊急救援服務隊也不知道南塔樓已經倒塌。儘管如此,在10:00以前,負責教堂大街和維希大街指揮部的緊急救援服務隊警官命令該服務隊所有的人員從世貿中心撤離。這名警官看到南塔樓倒塌的事實,於是在下撤退命令時向北塔樓的救援隊通報了這一情況。
北塔樓的兩個救援隊和其他正試圖進入大樓的救援隊很清楚地聽到了這個命令。在31層樓的救援隊覺得南塔樓倒塌太不可思議,於是他們給在指揮部的救援隊警官回電,要他再重複一遍他的命令。該警官重申了他的緊急撤離命令。
在31層樓的救援隊與在那裡的消防局工作人員溝通了一下,進一步證實他們也不得不撤離,於是他們一塊向樓梯井B走去。在向下撤離過程中,他們報告說看到了許多消防隊員,這些消防隊員正在休息,看不出來是在撤退過程中。他們進一步報告說建議這些消防隊員撤退,但是他們不予理睬。根據一名救援隊警官的說法,一些消防隊員拒絕執行警察的命令。至少一名在北塔樓的消防隊員支持這種觀點,他說那天早上他不打算執行警察的撤退命令。但是,另一名消防隊員報告說救援隊的警察從他身邊跑過時沒有告訴他要撤離。
在11層樓的緊急救援隊收到撤退命令後,開始沿著樓梯井C向下撤退。當接近夾樓層平面時——樓梯井C的盡頭——這個救援隊立即一字排開,從幾節樓梯一直排到夾樓層。他們使用自己的探照燈組成了一排路燈,在黑暗和廢墟中為平民百姓下樓提供些許光明。最後,當樓上沒有人下來時,救援隊離開了北塔樓,彼此照應著避開那些仍在從北塔樓高層往下跳的人,來到世貿中心6號樓。他們仍在這一地區執行另外的救援任務。除了兩個隊員活著以外,其他隊員都犧牲了。
從南塔樓倒塌中脫險以後,一直準備進入北塔樓的救援隊排成一長隊,為那些從北塔樓夾樓層撤退的平民百姓開闢了一條路,讓他們沿著5號樓和6號樓北邊的樓梯(這裡通向維希大街)下樓,離開世貿中心建築群。他們一直在這個位置,直到北塔樓倒塌,幸運的是他們都還活著。
已經爬上北塔樓54層的警察局3名便衣警察在9:59感覺到大樓晃動得很厲害,這是南塔樓倒塌引起的(但是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個原因)。那以後不久,3名滅火班的消防隊員與他們會合在一起。一名消防隊員明顯通過無線電收到了撤退命令,但是他在回電時卻說「我們不出去」。儘管如此,消防隊員們還是催促警察下樓,因為他們缺乏防護設備以對付越來越嚴重的高溫和煙霧。警察在確認低樓層沒有平民百姓以後,不情願地下樓了。他們在沿著樓梯井B下樓時,不停地探出頭向各個樓層尋找平民百姓。
一些在北塔樓夾層通道協助人員撤離的警察被籠罩在由於南塔樓倒塌所產生的煙霧之中。他們努力在黑暗中重新集結起來,一方面自己撤離,另一方面幫助所遇到的平民百姓撤離。他們中至少有一人在北塔樓倒塌中死亡。至少有一名紐約市警察局的警察設法將人員疏散到世貿中心5號樓,在那裡他和一名港務局警察一起指揮,建議正在撤退的平民百姓從1號樓向5號樓安全撤去,以避免被高層落下的東西以及跳樓的人砸著。
在南塔樓倒塌時,廣場上有大量的紐約市警察局警察,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就犧牲在這裡。那些倖存者在黑暗中想辦法從各個方向撤離廣場,同時幫助那些平民百姓撤離。
港務局的反應
南塔樓的倒塌逼著位於西大街和維希大街的港務局警察署指揮部全部疏散和其負責人向北撤退。沒有證據表明港務局警察通過無線電收到撤退命令,他們沒有配備世貿中心的無線電指揮通訊系統。在北塔樓的一些港務局警察決定撤離,或者是自己做的決定或者是與他們遇到的人商量後作出決定的。一些人放慢了撤離的步伐以救援那些孤立無援的平民百姓。
上午10:28以後
上午10:28:25,北塔樓倒塌了,在較高樓層還活著的所有平民百姓,較低樓層的數目不明的人以及最先趕來救援的好幾十人都遇難了。紐約市消防局局長、港務局警察署負責人以及他們的大部分高級助手都犧牲了。難以置信的是,正沿著北塔樓樓梯井B下樓的12名消防隊員、一名港務局警察和3名平民百姓在倒塌中倖免於難。
9月11日那天,作為這次恐怖襲擊的結果,美國本土遭受了歷史上最大的人員傷亡——2973人。紐約市消防局有343名人員犧牲——歷史上緊急救援行動中犧牲人數最多;港務局警察署犧牲了37名警察——歷史上警力的最大損失;紐約市警察局犧牲了23名警察,歷史上警力損失數量處於第二位,僅次於那天港務局警察署犧牲的人數。
朱利安尼市長以及警察和消防部門負責人、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負責人迅速向北轉移,並在警察學院建立了緊急行動指揮部。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幾個星期、幾個月裡,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和紐約市、州、聯邦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投入工作,以使紐約市從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恢復往昔的面貌。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五角大樓的緊急反應
假如發生在其他任何一天,五角大樓的這場災難將會被作為一場巨大的挑戰和一個非同尋常的國家傳奇而流傳。然而同一天早上,世貿中心1000英尺高的地方遭遇飛來橫禍並立即吞噬了成千上萬人員的生命,因而五角大樓的災難是不能與世貿中心相比的。不管怎麼說,當我們分析五角大樓的反應機制時,很明顯,還存在統一多機構合作救援方面的教訓。美利堅航空公司11次航班和聯合航空公司
第175次航班撞擊後的雙塔五角大樓的緊急反應代表著地方、州、聯邦管轄權限的混合,因而一般來說是有效的。它克服了跨越管轄權限所引起的內在困難,因為緊急事務指揮系統——一種格式化了的緊急反應管理體制——那天正在國家首都地區嚴陣以待,應對「9·11」襲擊。
由於事故的性質——飛機墜毀、火災、部分樓房倒塌——阿靈頓縣消防部門充當了事故指揮官。不同機構有不同的角色。這次事故要求阿靈頓縣在美國軍隊總部——一個由國防部長領導的部門——進行一個龐大的搜救、消防、醫療的緊急服務行動。既然它是一次恐怖襲擊,司法部就是主要的聯邦主管機構(有權授權聯邦調查局執行具體行動)。而且,恐怖襲擊影響到阿靈頓縣日常工作和緊急管理的規則以及相鄰地區的管轄權限。
9:37,五角大樓的西牆遭到被劫持的美利堅航空公司77次航班(一架波音757飛機)撞擊。這次撞擊立即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飛機上的64人全部死亡,五角大樓裡的125人(70名平民百姓和55名軍人)也因之死亡。106人身受重傷,被送到附近醫院救治。
儘管沒有任何一個緊急反應機制是完美無缺的,但是五角大樓「9·11」恐怖襲擊的反應基於以下3個原因看來,它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一,在各緊急反應機構之間建立了嫻熟的專業配合關係和牢固的信任關係;第二,緊急事件指揮系統啟動及時;第三,實踐了緊急反應的區際合作。許多消防和警察機構先前在本地區緊急事件和演習中都有廣泛的合作經驗。事實上,當時大部分機構的準備措施都比較充分,以確保當月晚些時候原計劃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度會議的公共安全。
地方、州、聯邦機構立即對五角大樓的襲擊作出反應。除了縣消防、警察、司法部門以外,緊急反應得到了以下機構的幫助:大都會華盛頓機場管理局、羅納德·裡根華盛頓國家機場消防處、梅也城堡消防處、弗吉尼亞州警察局、弗吉尼亞緊急事務管理處、聯邦調查局、聯邦急救協會的一支國家醫療緊急反應分隊、酒煙槍支管理局,以及華盛頓軍區的無數軍人。
9:41,指揮部成立。同時,阿靈頓縣緊急事件通訊中心聯繫了弗阿爾法克斯縣、亞歷山德利亞縣以及哥倫比亞特區消防局請求相互支持。指揮部提供了被撞擊區域的清楚視角點和入口路線,以便指揮官隨時評估形勢的變化。
9:55,指揮官命令撤退五角大樓被撞擊區域,原因是馬上就要發生部分倒塌;9:57發生部分倒塌,先期救援人員沒有人受傷。
10:15,指揮官命令指揮部全部撤退,因為他們接到聯邦調查局的警告,說又一架被劫持飛機正飛向這裡。這是三個因為接到飛機將要襲擊的報告而發出的撤退命令中的第一個命令,而且這個命令得到了很好的交流與協調。
有一些因素對於這次事故的緊急救援是有幫助的,而且也使得五角大樓不同於紐約發生的緊急事故局面那麼困難複雜。這僅發生了一個襲擊事件,而且不是發生在1000英尺高的地方。事故發生的地方相對容易救援和控制,附近地區沒有其他建築物。五角大樓以外沒有遭到額外的損失。
然而,五角大樓遇到了與紐約一樣的困難。就像「阿靈頓縣:救援行動以後的報告」所說,在通訊交流和救援人員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問題:「各機構、救援單位、個人直接自主前往事故地點,沒有取得當地政府和事故指揮部同意,使得指揮工作變得複雜起來,增加了真正的救援人員所面臨的風險,形勢進一步惡化。」至於通訊系統,該報告總結道:「幾乎通訊的所有方面都存在問題,從最先的通知到短波通訊,電話網絡幾乎癱瘓,無線電頻道被堵塞了,如果有尚能使用的擴音喇叭,它似乎是最值得信賴的通知方式,但是,大部分消防隊員沒有擴音喇叭。」
由於紐約市和北弗吉尼亞的形勢不同,在發生同樣規模的緊急情況時,兩地所發生的指揮、控制和通訊方面的問題很可能再次重複,這是一個客觀的結論。下一步的任務是使應急人員在對形勢有最清楚的認識的情形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分析(1)
就像第一章所描述的國家防禦努力一樣,對「9·11」襲擊的應急反應只能是臨時湊成的。在紐約,紐約市消防局、紐約市警察局、港務局、世貿中心職員和在大樓裡的人們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對付一場沒有想到的災難——肆虐了102分鐘的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們缺少訓練和心理準備。由於應急人員的努力,平民百姓們的相互幫助以及他們自身良好的意識和意志,被撞擊區域以下的大部分平民百姓都撤離了大樓。
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初步估算在9月11日8:46大約有16,400到18,800位平民百姓在世貿中心建築群裡。最多有2152人死在世貿中心,其中不包括:(1)消防和警察應急反應人員;(2)世貿中心和私人公司的保安或消防人員;(3)飛機撞擊後跑到世貿中心幫助別人的志願者;(4)撞擊雙塔的兩架飛機上的人員。在這些所有遇難者中,我們能確定2052名遇難者的工作地點,即大約9535%。其中的1942人,即大約9464%是處在被撞擊區域及以上的部位,或者工作或者在此參加會議。只有110人,大約所有死者人數中的536%工作在被撞擊區域以下。但是,某個人的辦公室在世貿中心並不肯定意味著該人那天就死在那裡,也不意味著是否他已經撤離。這些數據清楚證明了,被撞擊區域以下平民百姓的撤離是成功的。
一些因素影響了9月11日那天的撤離。港務局針對1993年爆炸案所採取的改進措施和那以後港務局工作人員以及平民百姓所進行的消防演習大大地幫助了這次撤離行動。未受爆炸影響的樓梯附近的樓梯井仍然是有光線的,一些平民百姓依靠消防演習中學到的方法幫助他們撤到安全地帶,一些人在大廳裡的消防安全官員的指導下爬下樓梯。由於飛機撞擊的破壞,整個大樓複雜的運行系統可能已受到損害,但是,一些簡單的改進,例如,在樓梯和其扶手上增加一些發光的小物品,也被一些人當做能夠脫險的原因。對於大部分沒被困住而且具備走下樓所需體力條件的平民百姓而言,從大樓疏散所用的總時間已經從1993年的4個多小時降低到了9月11日那天的不到1個小時。
應急反應人員也在成功疏散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具體的救援行動是成功的,例如,一個消防班對被困在北塔樓22層平民百姓的救援及紐約市消防局、警察局、港務局警察署工作人員協助不能行走的平民百姓離開北塔樓、南塔樓。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各種無形因素結合起來減少了本可能更大的傷亡。要不是紐約市警察局和港務局警察署的工作人員引導已經下到地面一層的平民百姓(通過安全通道避開跳樓者和樓上落下的東西)迅速而平靜地離開世貿中心建築群,還將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亡是不可能估計出來的。要不是紐約市警察局、紐約市消防局和港務局警察署的許多工作人員在南塔樓倒塌後決心繼續幫助平民百姓撤離,還將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亡也是不可能估計出來的。不可能估算出爬上樓的消防隊員所表現出來的鎮靜神態對下樓逃生的平民百姓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力,或者說要不是消防隊員的存在,一小部分平民百姓的惡劣表現可能會導致危險和驚慌的混亂狀態的出現。但是應急反應者對於疏散的積極作用是以付出生命為代價的。
對平民百姓和私人機構的挑戰
對「9·11」襲擊事件最早作出應急反應的人,就像大多數災難發生時一樣,是私人機構的平民百姓。我們國家85%的重要基礎設施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私人機構控制的,因此在未來的任何災難中私人機構的平民百姓都可能是首批應急反應者。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已經評估了私人機構和平民百姓的(應對災難的)準備狀況,以針對這種關鍵的需要提出指導意見。我們的指導意見來自於世貿中心平民百姓對「9·11」襲擊的經驗。
樓頂救援缺乏操作規則。在北塔樓被撞擊區域或其以上部分的平民百姓生存希望最小。一旦飛機撞擊,大樓的三個樓梯井被損壞或者不能通行,他們就下不了樓了。對於北塔樓較高樓層的平民百姓來說,惟一的希望本來是迅速、大範圍的空中救援。一些因素使得空中救援成為不可能。通向樓頂的大門由於安全原因被鎖住了,安全指揮部的軟件系統被破壞,阻礙了開鎖命令的實施。即使大門沒被鎖住,樓頂結構和輻射方面的危險使得它不適合那麼多平民百姓同時停留;即使條件允許直升飛機實施疏散計劃——事實上條件並不允許——一次也只能有幾個人獲救。
在較高樓層下面的樓梯井不能通行的時候,世貿中心缺乏一套疏散身處較高樓層平民百姓的計劃。
在北塔樓被撞擊後缺乏一套關於南塔樓的及時、全面疏散計劃。大樓工作人員在北塔樓被撞擊後沒有立即作出疏散南塔樓的決定是最飽受批評的。一個堅定而迅速的疏散命令本來可以引導更多人到達安全地帶。甚至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建議性」通知也不致阻止那些平民百姓自行決定撤出大樓。但是,考慮一下呆在原地的通知的內容以及當時面臨的複雜情況,呆在原地的通知是可以理解的。在當時,沒有人會想到又有一架飛機撞擊南塔樓。上千人的疏散本來就是危險的。而且,塔樓外邊的某些地方情況也很危險。
在我們看來,讓那些已經撤退到大廳的平民百姓回到他們辦公室的通知是不太可理解的。他們本來可以呆在大廳裡,或者被引導著通過地下廣場。
儘管開始的通知(建議呆在或回到原地)通過擴音器播發了,但在北塔樓被撞擊後12分鐘之內紐約市消防局和港務局警察署又下令南塔樓全部疏散。假如不遭受又一次意想不到的襲擊,疏散計劃本可以繼續進行。
消防安全計劃和消防演習對於疏散的影響。南塔樓被撞擊以後,較高樓層的平民百姓花費了大量時間沿著樓梯往上跑,而不是尋找一條能通行的路往下逃生,當時樓梯井A至少在開始時是可以通行的。儘管樓頂救援未被絕對排除,但是平民百姓在消防演習中未被告知樓頂大門是鎖住的,樓頂區域是危險的,直升飛機救援計劃是不存在的。
在兩座塔樓裡,能夠找到樓梯並下樓的平民百姓也受到了樓梯井分叉口以及防煙門的阻礙。這種混亂局面延緩了一些人的疏散,因此也可能阻礙了其他人的疏散。港務局已經承認將來應當告知平民百姓在遇到襲擊時將要面臨的各種情況。
911報警電話對疏散工作的影響。紐約市警察局911報警電話話務員和紐約市消防局調度處沒有充分協調起來應對緊急事件。在一些情況下,911報警系統沒有做好準備來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災難。這些話務員和處理中心的工作人員是塔樓被撞擊區域及其以上部分的平民百姓的惟一信息來源。8:57以前紐約市消防局命令兩座塔樓完全撤退,但是這個命令沒有傳達給911話務員和處理中心,以至於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他們常常繼續建議平民百姓不要自行疏散,根本不考慮這些平民百姓是在被撞擊區域以上還是以下。911話務員和處理中心都沒有通知平民百姓說樓頂救援已被排除,這種失誤對南塔樓較高樓層的平民百姓來說是有害的,因為他們撥打了911電話而沒有被告知他們惟一的脫險希望是往下逃生而不是向上逃生。在計劃應對將來的災難時,要把911報警電話和應急反應單位的電話串並起來,使得他們能夠向公眾提供最新信息和幫助,這一點很重要。
單個平民百姓的準備。9月11日一個明顯的經驗就是在災難發生時,每一個平民百姓要對自己最大可能的生存負起責任來。很明顯,世貿中心裡的許多人沒有認真地採取準備措施。每個人都應該知道他們工作區域的每一個樓梯井的確切位置。而且,他們應當隨時能夠找到應急燈,一些在9月11日成功逃離世貿中心的平民百姓認為應急燈是至關重要的。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分析(2)
緊急反應者所應對的挑戰
緊急事件指揮部面臨的挑戰。正像上文所述,2001年7月,朱利安尼市長修改了一個被命名為「紐約市緊急事件指導和控制」的命令。該命令針對緊急事件的不同性質指定一個相應機構擔任「緊急事件總指揮」,它將「負責城市如何對緊急事件作出反應的管理」。該命令還規定「如果緊急事件涉及如此多機構以至於沒有一家機構立即站出來擔任緊急事件總指揮,市長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將根據形勢需要指派一家機構充當緊急事件總指揮」。
在某種程度上,市長關於緊急事件指揮的命令在9月11日被遵照執行了。很明顯,應該對此作出緊急反應的機構主要是紐約市消防局,由其他相關的地方、聯邦、跨州和州的機構給消防局提供支持。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做法是紐約市消防局工作人員主要負責疏散那些雙塔一層以上的平民百姓(協助他們下樓),而警察局和港務局警察署的工作人員主要負責疏散那些已經到達一層的平民百姓,引導他們離開世貿中心建築群。警察局通過封鎖通往世貿中心的緊急通道(僅供救援單位的車輛通行),大大地幫助了消防局有關的救援單位。
而且,指揮系統的高級負責人也相互配合。例如,市長和警察局長在大約9:20與消防局長進行了協商。在具體實施救援工作的各單位之間也有合作的例子,信息也做到了隨時共享。例如,一個警察局的緊急搜救隊把他們撤退命令的消息告訴了北塔樓的消防隊員。
但是,很明顯,救援行動缺乏命令中所規定的統一的指揮和通訊系統。這些問題在各救援單位內部和他們之間都存在。
緊急反應機構內部的指揮和控制對於一個統一的緊急事件管理系統來說,每一個參加者都必須指揮和控制好自己的下屬單位,並且在內部進行充分的溝通。但是在9月11日,世貿中心的情況並非如此。
在處理世貿中心被襲擊這樣大規模的緊急事件中,缺乏經驗是可以理解的,紐約市消防局作為一個機構沒有能力協調這麼多被派往16英畝大的建築群的不同地點的救援單位。結果是大量的救援單位在9:30以前聚集在尚未受損的萬豪大酒店和位於西大街的總指揮部,而南塔樓的救援負責人卻缺乏救援單位來支援。如果當時知道有那麼多救援單位可以利用,紐約市消防局就不會在9:37向南塔樓增加救援隊伍。
由於無線電在世貿中心的高空環境裡通訊能力有限以及不知道哪個人使用了哪個頻道所造成的內部交流障礙,分清和協調各救援單位的任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難的。而且,當南塔樓倒塌,消防局總指揮部停止工作時,消防局瞭解形勢的能力也大大降低;消防局海上救援隊通過無線電迅速報告消防局調度處南塔樓已經全部倒塌,這一消息卻沒有傳達到現場指揮官。由於消防局沒有能力負責和協調在這麼大的突發事件中所使用的不同的無線電頻道,結果導致了南塔樓在早些時候缺乏救援隊伍,其大廳裡的指揮人員開始時聯繫不上樓外的任何人。
9月11日9:50,儘管幾乎沒有任何人考慮過這兩座塔樓會迅速徹底倒塌,但是許多緊急反應人員和平民百姓正在思考整個紐約市馬上再次遭受恐怖襲擊的可能性。由於在世貿中心集中了大多數的消防隊員,特別是其中的精銳部分,假如針對紐約的襲擊再次發生,紐約市消防局的緊急反應能力將被嚴重削弱。
由於在世貿中心的緊急事件中缺乏能使多個指揮部協調行動的標準操作規則和通訊系統,港務局警察署的緊急反應能力受到很大削弱。很多來自於隧道和機場指揮部的警察收聽不到通過世貿中心指揮頻道播發的指示。而且,由於港務局高級警官直接參與了前線救援行動,指揮和控制變得更加複雜。
紐約市警察局的內部指揮控制和通訊問題較少。因為警察局有動員上千名警察參加重大行動的經驗,它的無線電通訊系統的能力和重大事件的處理程序更容易適應「9·11」襲擊那麼大規模的重大突發事件。而且,那天它的救援行動大部分都在室外進行。儘管有一些緊急搜救隊員和個別警察爬上了塔樓,但是警察局的絕大多數警察都在外邊執勤,協助疏散群眾,保護城市其他地方的安全。警察局緊急搜救隊對自己的隊員有很強的指揮和控制能力,部分原因是他們人員較少(與消防局各個班組的人員相對而言),而且他們都向同一個緊急搜救隊指揮部報告。但是,不清楚非警察局緊急救援隊的警察——他們在世貿中心地面一層執行任務,有時在較高樓層執行任務——是否也協調良好。
紐約市消防局指揮和控制能力方面的重大缺陷在9月11日那天充分暴露出來了。值得稱讚的是,在過去的3年裡該局盡了巨大的努力來集中精力解決這個問題。港務局警察署在指揮和控制方面的重大缺陷在9月11日也暴露出來了,但是港務局是否已經採用新的演習方案和重大緊急事件反應規則來克服這些缺點尚不清楚。
首批應急反應機構之間缺乏協調在9月11日任何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系統的努力都將由於缺乏有關機構之間的聯絡和協調而受到阻礙。當然,消防局並不「負責管理對城市的緊急事件作出反應」,這是符合市長命令的要求的。本來應該作為信息分享中心的緊急事務管理辦公室指揮部,卻在保證信息在各有關機構之間分享方面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爬到樓上的警察局、港務局、消防局的工作人員缺乏全面的協調。
對作出決定至關重要的信息沒有被有關機構分享。那天早上起領導作用的消防局負責人告訴我們說,他們的決策能力受到了限制,因為缺乏警察局飛行隊的信息。上午9:51,一名直升飛機駕駛員警告說,南塔樓上的大塊大塊的東西就快要掉下來了,可能危及到樓下行人和其他東西的安全。南塔樓倒塌的一瞬間,一名直升飛機駕駛員通過無線電播發了這個消息。10:08、10:15~10:22該消息又連續播了幾次,終於引起了對北塔樓安全狀況的擔憂。假如消防局負責人能和直升飛機上的人員相互溝通,他們會受益匪淺。
第九章 恐怖襲擊與英雄主義分析(3)
但是,缺乏警察局飛行隊的及時信息(南塔樓倒塌)的後果不應被高估。與他們被普遍誤解不同,在南塔樓倒塌以前,警察局飛行隊沒有人預測到任何一座大樓的倒塌,而且在那之前警察局沒有任何人撤離世貿中心建築群。另外,消防局作為一個機構,知道南塔樓倒塌的消息與警察局一樣早,因為在南塔樓倒塌時消防局(海上搜救隊)一艘小船立即通過調度處的頻道向消防局作了報告。由於該局內部通訊的問題,這條消息沒有通知到消防局現場工作人員。
在世貿中心建築群搜救平民百姓過程中,消防局、警察局、港務局警察署沒有協調好他們的救援隊伍。在許多情況下,某些樓層和區域被重複搜救。不清楚假如應急反應機制協調的話,是否會有較少的救援人員呆在雙塔裡從事救援工作;也不清楚重複搜救對救援人員傷亡有多大影響,假如有影響的話。
消防局和警察局在9月11日缺乏協調是否已引起災難性後果一直是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有太多的可變因素應對這樣的後果負責。很明顯缺乏協調沒有影響到平民百姓的疏散;但是同樣明顯的是,緊急事件指揮制度在協調各個單位的緊急反應方面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如果紐約和其他大城市要為應對將來的恐怖襲擊作準備的話,一個城市內的不同應急反應機構必須充分協調一致,就像美國軍隊的不同兵種一樣。協調一致需要一個統一的指揮,該指揮能綜合調度所有參加行動的警察、消防和其他應急反應資源。
2004年5月,紐約市採用了一個緊急反應計劃,該計劃明確規定,當面臨恐怖主義襲擊時有兩個或者更多的機構充當(緊急反應)領導機構,而不是建立一個綜合的和統一的緊急事件指揮系統,來從一個總指揮部裡調度和指揮所有的應急反應資源。在我們看來,這並不是一個最佳的緊急反應計劃,因為最佳的緊急反應計劃要求清晰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共同的演習和訓練以及這樣的訓練所產生的互相信任。軍隊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協調統一的機構應當是一個統一的現場信息處理單位,該單位從所有應急反應機構處接收信息並加以綜合——包括911話務員的信息。這樣一個現場信息處理單位在重大複雜的緊急事件中具有重大價值。
無線電通訊面臨的挑戰:疏散命令的有效性和急迫性正像上面所討論的,警察局緊急搜救隊指揮部的位置最適宜播發包含南塔樓徹底倒塌的信息的緊急疏散命令。消防隊員最可能從這條消息中受益。
南塔樓倒塌後向北塔樓的人員成功傳達疏散命令的原因是不同的。警察局緊急搜救隊疏散命令的成功傳達歸功於以下因素的結合:(1)無線電通訊的信號較強;(2)使用該無線通訊的人數相對較少;(3)所有人都使用了正確的頻道。
同樣的3個因素卻影響了消防隊員之間的通訊聯絡。第一,在高空環境裡無線電的功能受到很大影響;第二,短波1號頻道在10:00時被那麼多試圖通過它聯絡的單位完全塞滿了;第三,一些消防隊員使用了錯誤的頻道或者完全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
無從得知10:00以後北塔樓的一些單位沒有使用擴音系統與使用該系統有多大區別。但是擴音系統至少在南塔樓倒塌以前是部分有效的,我們不知道在9:59以後它是否繼續有效。
即使沒有擴音系統,也有24~28個人被派遣到北塔樓、事實上也一直在北塔樓的消防班組收到了撤退命令——或者通過無線電或者直接從其他救援人員那裡獲得該命令。但是,這些消防隊員大部分都死了,或者是因為他們推遲了疏散行動以幫助平民百姓,試圖集結隊伍,或者是缺乏疏散的緊迫感,或者是上述因素的結合。而且,許多沒有被派往北塔樓的消防隊員也在北塔樓的倒塌中死亡了。一些人把他們的無線電放錯了頻道位置。一些人已經下班因此沒有無線電。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消防局無線電通訊系統的技術性缺陷,儘管是導致北塔樓許多消防隊員犧牲的一個加劇因素,但並不是主要因素。
在過去的幾年裡紐約市消防局努力工作以改進他們的無線電通訊方面的缺陷。為了提高在高空的無線電通訊能力,消防局內部已經研製了一種小型「便攜式無線電」,消防隊長可攜帶這種無線電到較高樓層,而且無線電通訊信號的強度還可以大大地增強。
關於在北塔樓的港務局警察的故事並不複雜,他們中的大部分收不到通過無線電播發的港務局警察撤退命令。9月11日之後,港務局努力工作以協調不同指揮部的無線通訊系統。
……
「9·11」事件給平民百姓和首批應急反應者留下的教訓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在新時代的恐怖主義中,他們(平民百姓和應急反應者)——也就是我們——是主要的攻擊目標。那天美國遭受的損失表明恐怖主義威脅的嚴重性和做好準備應對恐怖主義的必要性。今天的首批應急人員生活在一個被「9·11」襲擊改變了的世界中。因為人們相信不是任何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恐怖襲擊形式都能被阻止,平民百姓和應急人員將發現他們再次處在恐怖襲擊的前沿。我們必須為那種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我們做好準備也許是對於那天在襲擊中喪生的人的最好紀念。
第十章 戰時國內緊急應對(1)
襲擊發生後,當危機管理者們還在整理許多擾人決斷的錯誤警報時,「空軍一號」已飛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戴爾空軍基地。那些警報中,其中一個就是關於襲擊「空軍一號」的威脅報告,該威脅最終卻證明是那天上午白宮形勢辦公室於忙亂中對通訊的一個誤解。
當「空軍一號」於上午9:55起飛時,原本計劃是要回到華盛頓。特勤局、總統的顧問和切尼副總統均強烈地反對。布什總統不情願地接受了這項建議,大約在10:10,「空號一號」改變了航線,開始駛向正西。當時直接的目標是尋找一個安全的地點,不能太遠,以便使總統可以著陸並向美國人民講話。特勤局還關心飛機加油以及縮減隨行人員的規模問題。總統的軍事助手——一個空軍軍官,迅速地研究了各種選擇方案,約在10:20認定,巴克戴爾空軍基地是一個適合的臨時目的地。
「空軍一號」約於11:45在巴克戴爾降落,當地特勤局的人員仍在去往機場的途中。汽車隊只由一輛軍警開道車和一輛篷車組成,擬定的匯報場所中連電話或電子設備也沒有。在主要的特勤人員與華盛頓的領導一道檢查安全狀況時,工作人員則緊張地為總統講話另外準備房間。總統結束講話後,與隨行人員回到了「空軍一號」。出於安全考慮,講話是錄音的,而不是現場直播。接下來討論下一個目的地:特勤局再一次反對返回華盛頓,副總統同意了。那布拉斯卡的奧法特空軍基地因其精準的指揮和控制設施,以及可為50人過夜提供住宿條件而被選中。特勤局需要一個必要時總統可以停留幾天的地方。
「空軍一號」到達奧法特基地時約是14:50。約15:15時,布什總統通過安全閉路電話會議會見了他的主要顧問。賴斯說布什總統在會議開始時說:「我們現在處於戰爭狀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說,情報機構仍在研究誰應對此負責,但早期的跡象均指向「基地」組織。那天晚上,次長委員會重新討論了那個被擱置的、他們曾在夏天費盡心思的總統指令。
國防部長命令全國武裝力量進入三級警備狀態——一個升級的軍事戰備狀態。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要求所有的非緊急民用航空器均停落在地面上。全國上下,有成千上萬的旅客被困。有關政府延期和領導人遣離的緊急計劃開始實施。五角大樓遭襲擊;白宮或國會大廈僥倖躲過了直接襲擊。在國家的邊界和港口增加了額外的安全警戒措施。
在下午的晚些時候,總統駁回了助手們堅持不希望他回華盛頓的意見,命令「空軍一號」返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他乘直升飛機回到白宮,飛過仍然煙霧瀰漫的五角大樓。在當晚8:30,布什總統在白宮發表全國講話。他在強調最首要的事情是幫助受傷者以及防衛進一步的襲擊後說:「我們不會對那些實施具體行為的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庇護者進行區分。」他引用讚美詩第23段:「儘管我走過死亡陰影之谷……」沒有美國人「會忘記今天」。
在他講話之後,布什總統再次會見了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並擴大至包括交通部部長諾曼·米內塔和聯邦緊急管理局局長約瑟夫·阿鮑爾。聽說襲擊後從秘魯趕回來的國務卿克林·鮑威爾也加入了有關討論。他們回顧了那天發生的事件。
當國內緊急問題湧現時,白宮副參謀長喬舒亞·博爾頓會組織一個臨時「國內後續」工作組。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幾天的日程,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未來危機計劃者的一個檢查清單。它從如何幫助受害人及阻止其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等問題入手,例如:
●組織聯邦緊急援助。一個問題是,對於在曼哈頓南區倒塌建築附近的空氣質量應給予何種的公共衛生建議。
●賠償受害人。他們研究了多種法律途徑,最後決定設立一項聯邦賠償基金並明確了負責其運作的特別管理者的權限。
●決定聯邦援助。在9月13日,布什總統承諾,在他的預算部門估算的全國所需的20億美元之外,再追加20億美元提供給紐約市。
●恢復民航。在9月13日上午,國家領空重新開放,供符合提高安全標準後的機場使用。
●重新開放金融市場。白宮、財政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在一道進行了非同尋常的緊急工作後,在通常處於競爭狀態的金融行業公司史無前例的合作支持下,金融市場於9月17日星期一再度開放。
●決定何時及如何將邊界和港口安全恢復到更加正常的運作。
●研究向航空公司索賠及限制其責任的法律建議。
審查這些問題的整個過程強調,目前缺少一個有效的政府組織來專門負責研究國家的以後易遭攻擊的領域和處理保護與準備等問題。儘管許多機構承擔了這項工作中的某些內容,但沒有一個機構將安全事務作為其首要任務。
第十章 戰時國內緊急應對(2)
至9月14日,副總統切尼建議,至少作為第一步,成立一個新的白宮部門來協調所有相關機構,而不必面對將所有機構組合成一個新部門所帶來的挑戰。這個新的白宮部門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體系相平行,即國土安全顧問和國土安全委員會。副總統切尼與布什總統和其他顧問審查了此項提議。9月20日,布什總統在國會聯合會議的講話中宣佈了這個新職位及它的首任負責人——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湯姆·裡奇。
自9月11日以來,為了追查聯邦調查局「9·11」襲擊調查的主要線索,移民歸化局的官員一直與聯邦調查局合作,開始逮捕他們遇到的違反移民法規定的個人。最終,768名外國人作為「特別興趣」居留者被逮捕。一些人(例如,薩卡利亞斯·穆薩維)事實上已在「9·11」事件之前已被移民歸化局拘押;大多數人是在那以後被逮捕的。司法部部長約翰·阿斯克羅夫特告訴我們,他的工作是指導這項工作,使之「風險最小化」,既要找出誰是襲擊實施者,也要防止隨後的襲擊。阿斯克羅夫特命令所有「特別興趣」人員的聽證會不對公眾、家屬、新聞界開放,指示政府律師在這些人員被聯邦調查局及其他機構「查清」與恐怖分子無瓜葛之前,不得申請保釋,並命令對被拘押人的身份保密。負責起訴違反移民規定的移民歸化局律師則很難獲取被拘禁人以及任何與恐怖分子相關的信息;在襲擊後的混亂之中,也很難找到執法官員——他們在追蹤其他主要線索。經司法部批准的清查過程相當耗時,持續約80天。
我們曾經評估了拘押有「特別興趣」的外國人的工作。被拘禁人因移民指控而被合法地留滯。記錄顯示,531人被驅逐出境,162人被保釋,24人獲得了移民資格,12人終止了其訴訟,8人——其中之一是穆薩維——被送到美國馬歇爾監獄羈押。司法部監察主任發現,在對待因「9·11」事件而被拘禁的人員的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要問題。司法部在回應一項有關「9·11」拘禁計劃對反恐裨益的詢問時,提及了「特別興趣」者名單中的6人,其中兩人(包括穆薩維)與一個恐怖組織有直接聯繫,並稱獲得了新的有利於「9·11」恐怖襲擊調查的線索。一名被拘押的「基地」組織的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政府在「9·11」襲擊後在監控美國本土上所付出的努力,包括審查穆斯林移民檔案和驅逐非永久居民的做法,使「基地」組織在美國的行動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
美國政府在國內收集情報的能力,以及在情報和執法部門間分享信息的問題,在「9·11」事件之前並不是一個首要問題。在2001年8月,由司法部副部長拉裡·湯普森簽發的該問題指南中只扼要重述了先前的方法。但是,「9·11」襲擊改變了一切。「9·11」事件之後不到一周,便出台了一個「愛國者法案」的較早版本(正式稱謂是《美利堅合眾國愛國者法案》)。提案的核心條款是推翻豎在情報和執法部門之間的信息分享之「障礙牆」(見第三章討論)。阿斯克羅夫特告訴我們,他決定採取憲法範圍內一切可行的行動,查處潛在的恐怖分子並預防其他襲擊發生。政府提出了一項提案,該提案最終在參、眾兩院獲絕大多數通過,並於10月26日經簽署後成為法律。
沙特阿拉伯國民飛離美國
關於沙特阿拉伯國民於「9·11」事件後不久隨即從美國離開的事件存在3個問題:
(1)在國家領空於2001年9月13日重新開放之前,是否有任何沙特阿拉伯國民的航班飛出境?(2)是否有任何便利沙特阿拉伯國民離開的政治干預?(3)在沙特阿拉伯國民離開前,聯邦調查局是否對其徹底地監視了?
第一,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在2001年9月13日上午美國領空重新開放之前有任何沙特阿拉伯國民的航班——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航班起飛。相反,我們識別出來的每次航班均是在國家領空重新開放之後出現的。
第二,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顯示有政治干預。我們沒有證據顯示,任何在理查德·克拉克級別之上的白宮人員參與決定了沙特阿拉伯國民的離開事宜。這個問題是在由克拉克主持的許多跨部門電視電話會議中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克拉克說,當問題在他這個級別的部門間討論中提出來時,他同意了聯邦調查局處理事情的方式。克拉克告訴我們,「我讓聯邦調查局,戴爾·華森……去處理,去核實事情是否都一切正常,看看他們(聯邦調查局——譯者注)是否需要接觸其中的任何人,然後回到我這兒。如果他們不反對,對我來說則最好」。克拉克補充道,「我不記得向白宮中任何人請示過」。
儘管白宮參謀長安德魯·卡德記得有人告訴了他「9·11」事件之後不久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要求,他說他沒有與沙特阿拉伯人談過,也沒有讓任何人就此做什麼事。總統和副總統告訴我們,直到很晚的時候被媒體披露後,他們才知道這件事。我們訪談過的官員中,沒人回憶起在這件事上有來自政府人員的任何干預或指示。
第三,我們相信聯邦調查局對包機離開美國的沙特阿拉伯國民的審查工作令人滿意。沙特阿拉伯政府被建議,並且同意了聯邦調查局的要求,即所有的旅客在飛機起飛離開前須通過多種數據庫識別和檢查。在聯邦調查局行動中心工作的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代表確信,聯邦調查局知道沙特阿拉伯國民乘坐的航班,並且能夠在這些旅客獲允離開前審查他們。
聯邦調查局對所有的「特別興趣」人員在離開之前進行了訪談,他們的結論是,這些旅客中沒有人與「9·11」襲擊有關,並且此後也未發現任何足以改變其結論的證據。我們對相關的沙特阿拉伯國民進行的獨立調查確認,沒有任何與恐怖主義有著聯繫的人乘那些航班離開。
第十章 戰時籌劃戰爭
在9月11日晚上,總統就當天的恐怖事件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副總統切尼說,總統的情緒憂鬱。漫長的一天還沒有結束。當包括他的國內各部門負責人在內的更大範圍會議結束後,布什總統又召集其高級顧問——一個他後來更願意稱之為「戰爭委員會」的團體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這個團體通常包括副總統切尼、國務卿鮑威爾、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休·謝爾頓將軍(聯合會議的副主席,後來成為主席)、邁爾斯將軍、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司法部部長阿斯克羅夫特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白宮方面,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和參謀長卡德也是該核心組的成員,但他們的副手史蒂文·哈德利和約舒瓦·博爾頓也經常參加。
在這個嚴格控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宣佈,是自衛的時候了。美國要懲罰的不僅是發動襲擊的人,還包括那些庇護他們的人。鮑威爾說,美國必須讓巴基斯坦、阿富汗和阿拉伯世界明白,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他說,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政治聯盟。總統注意到,襲擊提供了一個與俄羅斯和中國結盟的巨大的機會。拉姆斯菲爾德敦促總統及其他主要官員廣泛地思考誰可能會庇護襲擊者,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蘇丹和伊朗。他非常想知道,為對付這些國家,美國究竟需要多少證據。他指出,發動一次大型攻擊可能需要60天。
布什總統在9月12日主持召開了不止兩次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在第一次會上,他強調,美國正處於戰爭狀態,而我們的敵人卻屬新的「另類」。總統要求部長們突破他們在「9·11」襲擊之前的工作,制定一項消滅恐怖分子並懲罰他們的支持者的戰略。在確立未來戰爭的目的和目標時,他們研究了一份文件,該文件突破僅限於「基地」組織的範圍,提出「消滅威脅我們生活方式的恐怖主義」的目標,包括追查中東地區的其他國際恐怖分子組織。
9月13日,賴斯在形勢辦公室主持召開了一個部長委員會會議,研究如何與「基地」組織開戰。部長們同意,總的思路是,所有「基地」組織的支持者都應受到可能的懲罰。美國需要整合外交、金融措施、情報和軍事行動,從而形成一個戰略合力。部長們還集中討論了巴基斯坦及其在影響塔利班轉向與「基地」組織對抗的過程中可以做哪些工作的問題。他們的結論是,如果巴基斯坦決定不幫助美國,它則也是在冒險。
同一天,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會見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邁裡哈·勞德以及來訪的巴基斯坦軍事情報局局長穆罕穆德·阿哈邁德時說,美國希望巴基斯坦採取以下措施:
●終止「基地」組織成員在其邊界的活動並且結束所有對本·拉丹的後勤支持;
●給予美國所有必要的軍事和情報活動提供方便,包括飛越和著陸權;
●允許美軍及其盟軍軍事情報和其他人員為打擊「基地」組織的活動進入其領土;
●為美國提供情報信息;
●繼續公開譴責恐怖行為;
●切斷塔利班的能源運輸,阻止招募的新兵前往阿富汗;以及
●如果證據顯示本·拉丹、「基地」組織及塔利班繼續庇護他們,則斷絕與塔利班政府的關係。
巴基斯坦很快就作出了決定。那天下午,國務卿鮑威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一開始就宣佈,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同意了美國提出的支持反恐戰爭的各項請求。次日,駐伊斯蘭堡的美國使館確認穆沙拉夫及其高級軍事指揮官已同意了美國提出的所有七項請求。大使館指出,「巴基斯坦在與我們合作時,將需要美國的充分支持」。「穆沙拉夫說,巴基斯坦政府在允許(美國)使用本國領土方面作出了實質性讓步,他將付出國內的代價,他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必然會受到損害。為了平衡,他需要證明巴基斯坦從他的決定中得到了好處。」
在9月1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當國務卿鮑威爾報告巴基斯坦的答覆時,布什總統主持了一個「關於向塔利班發出適當的最後通牒」的討論。他還命令拉姆斯菲爾德部長制定一項對付塔利班的軍事計劃。總統希望美國先去攻擊塔利班,然後回來,再看看他們是否理解這種信息;如果沒有,則更嚴厲地打擊他們。他清楚地表明,軍事打擊應集中於那些能影響塔利班行為的目標。
布什總統還給國務院佈置了任務,要求第二天向白宮提交一份報告,題目是「對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政治軍事戰略的遊戲計劃」。這篇報告假設本·拉丹仍繼續對抗美國,甚至是在塔利班的控制下。為此,它詳列了美國對塔利班的具體要求:交出本·拉丹及其主要助手,包括阿伊曼·艾爾·扎瓦西裡;告訴美國塔利班知道的有關「基地」組織及其運作的所有事情;關閉所有恐怖分子營地;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外國人;並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所有決議。
國務院提議向塔利班發出最後通牒:交出本·拉丹及其副手,在24~48小時內關閉「基地」組織營地。否則,美國將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去摧毀恐怖分子的設施。國務院並沒期望塔利班遵照執行。因此,國務院和國防部計劃建立一個進入阿富汗的國際政治聯盟。兩部門將會與北約及其他盟國商量,請求從這些國家根據其能力和資源提供情報、基地和其他支持。最後,該計劃詳細闡明了美國的公開態度:美國將竭盡其能消除恐怖主義威脅,懲罰那些「9·11」襲擊的責任者,制裁那些為恐怖分子提供庇護所的國家和人員,與聯盟國家一道消除恐怖分子集團和網絡,並避免敵視任何民族、宗教及文化。
布什總統回憶,他當時很快意識到政府將不得不派地面部隊進入阿富汗。但是早期拿給總統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軍事方案簡報令人失望。湯米·弗蘭克斯——中央司令部總司令——告訴我們,布什總統很不滿意。弗克蘭斯說,美國軍方並沒有一個可以消滅在阿富汗境內的「基地」組織威脅的「復活計劃」。已存在的「無限解決方案」在他看來尚滿足不了這種計劃的要求。
9月15~16日的那個週末,總統召集他的戰爭委員會成員來到戴維營,重新審查所有的外交和軍事計劃。出席會議的有切尼副總統、賴斯、哈德利、鮑威爾、阿米蒂奇、拉姆斯菲爾德、阿斯克羅夫特、穆勒、特尼特、副國防部部長保羅·沃爾夫威茨和中央情報局的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萊克。
特尼特報告了一項收集情報和實施秘密行動的計劃。他提議將中央情報局的工作隊安插到阿富汗,同那些加入反「基地」組織戰鬥的阿富汗軍閥一起工作。這些中央情報局工作隊將與軍方特別行動部門聯合行動。布什總統後來表揚了這項提議,說這一提議已經成為了他思路的轉折點。
謝爾頓將軍向部長們簡要介紹了與軍方共同制定的針對阿富汗的初步計劃。該計劃吸收了五角大樓早在2000年11月開始研究的「無限解決方案」中的「階段性戰役」計劃,將其作為自1998年以來一直被不斷完善的打擊方案的補充。但是,謝爾頓將軍增加了新的內容——有可能重點部署地面部隊——而據報道,這正是布什總統關注的焦點。
在聽完高級顧問的發言後,布什總統與賴斯討論了他擬將簽署的、使所有計劃付諸行動的總統指令的內容。賴斯準備了一份文件,布什總統與部長們在9月17日週一上午對其進行了討論。他回憶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佈置任務,發起對恐怖主義的第一輪戰爭。戰爭從今天開始。」
在那天上午的會議中,對一系列的書面指示作了輕微改動,其中布什總統要求阿斯克羅夫特、穆勒、特尼特制定一份國土防禦計劃。布什總統指示國務卿鮑威爾根據國務院最初的提議向塔利班下達最後通牒;要求國務院負責制定一項計劃,確保巴基斯坦穩定,並準備在出現不友好的跡象時通知俄羅斯和其他鄰近阿富汗的國家。
另外,布什和他的顧問討論了對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動給予新的法律授權,包括政府第一份有關本·拉丹的通告備忘錄。隨後不久,布什總統授予中央情報局新的、更廣泛的權力。
布什總統指示拉姆斯菲爾德和謝爾頓進一步完善戴維營軍事計劃,以便在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拒絕最後通牒時發動襲擊。總統還要求拉姆斯菲爾德確保那些旨在保護反恐怖襲擊的美軍力量的強硬措施可以在全球實施。最後,他指示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起草一個切斷「基地」組織資金和扣押其資產的計劃。從9月18日起,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已開始開會研究恐怖分子的資金籌措問題。
到9月18日,鮑威爾已與58個國家的外長聯繫,一些國家答應提供一般性援助、搜救設備和人員和醫療援助隊。同一天,穆罕默德·阿哈邁德打電話給副國務卿阿米蒂奇,通報了他對阿富汗兩天訪問的情況。期間,巴基斯坦情報局局長會見了毛拉·奧馬爾,並轉達了美方的要求。奧馬爾的回應「並非在所有方面都是消極的」。但是,政府知道塔利班不可能摧毀本·拉丹。
「9·11」襲擊之前有關「基地」組織的總統指令草案演化成一項新的指令,即第9號國家安全總統指令,現在的名稱是「打敗恐怖分子對美國的威脅」。該指令現在已延伸為全球的反恐戰爭,而不僅僅是針對「基地」組織。其內容還包括了總統對恐怖分子及其庇護者不做區分的決定,及一項為結束「基地」組織在阿富汗受庇護狀況,必要時可以動用軍事力量的決定。這項新指令於10月25日正式簽署,那時與阿富汗的戰爭已經開始。新指令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其附件內容逐一討論了每個恐怖組織目標。原有的關於「基地」組織的指令草案事實上成了附件一。美國將努力剷除所有的恐怖分子網絡,摧毀其財政支持,防止他們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目標是「消除威脅我們生活方式的恐怖主義」。
第十章 戰時「第二階段戰役」和伊拉克問題(1)
布什總統在襲擊後曾立即懷疑是否薩達姆政府參與了此事。伊拉克是美國11年的敵人,並且是世界上惟一一個美國一直在進行打擊的國家。作為一個前任飛行員,總統為(撞機中)明顯的複雜操作和飛行技術,特別是哈居爾高速衝向五角大樓的行為所震驚。他告訴我們,他知道伊拉克也支持過巴基斯坦自殺式恐怖分子。在猜測其他可能介入(「9·11」襲擊)的國家時,總統告訴我們他還想到了伊朗。
克拉克曾寫到,在9月2日晚上,布什總統要求他和他的一些工作人員去查找伊拉克與「9·11」事件可能的聯繫。「看是不是薩達姆做的」,克拉克回憶總統這樣告訴他們,「查看是否他與此有任何聯繫」。布什總統承認,他曾認為克拉克報告中的細節不正確,他也曾向克拉克講過這些,並曾問過他有關伊拉克的情況。
對於總統佈置的任務,克拉克辦公室於9月18日向賴斯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題目是「任何有關伊拉克參與『9·11』襲擊的情報信息調查」。賴斯的負責阿富汗事務的工作人員扎勒邁·哈里茲也同意其結論,即對於伊拉克與「基地」組織的聯繫僅有一些軼事性質的證據。備忘錄中沒有發現「令人信服的實例」說明伊拉克計劃或參與了這次襲擊。該備忘錄與幾份外國情報報告一併得到通過。這些外國情報報告包括一份捷克報告,稱2001年4月阿塔和一位伊拉克情報官員曾在布拉格見面(詳見第七章討論);一份波蘭報告,稱「9·11」襲擊之前伊拉克巴格達的情報總部人員曾上街對群眾就某個未指明的事件的反映作出評估。備忘錄提出,證明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事例是很勉強的,而本·拉丹對薩達姆政府的原教旨主義也是很憎恨的。最後,備忘錄說,並不存在經過確認的關於薩達姆與本·拉丹在非傳統武器方面存在合作的報告。
根據當時的文件記錄,在9月11日下午,拉姆斯菲爾德曾指示邁爾斯將軍盡快取得盡可能多的信息。文件顯示,他還告訴邁爾斯他不僅僅對打擊空無一人的訓練地點感興趣。他認為,美國(對襲擊)的反應應考慮更廣泛的方案和可能性。部長說他的直覺是——同時打擊薩達姆,而不僅僅是本·拉丹。國務卿鮑威爾後來解釋,在那時,他正在考慮應該是這兩者之一,或者是其他的什麼人應對襲擊負責。
據賴斯說,對伊拉克要做些什麼——如果有的話——是由戴維營決定的。有關伊拉克的簡報與其他很多簡報一樣,只是向與會人員提供了簡單的情況。賴斯告訴我們,政府擔心伊拉克可能會利用「9·11」襲擊。她回憶說,在總統主持的第一次戴維營會議上,拉姆斯菲爾德問過政府應對伊拉克做些什麼。副部長沃爾夫威茨提議,在「這輪」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中打擊伊拉克。
在戴維營關於恐怖主義戰爭戰略性概念的簡報書中,國防部為其提供的一個文件具體指出了首次行動的三個首要目標:「基地」組織、塔利班、伊拉克。該文件認為,在這三者中,「基地」組織和伊拉克對美國有戰略性的威脅。還提到伊拉克長期參與恐怖主義並研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鮑威爾回憶,並非拉姆斯菲爾德,而是沃爾夫威茨認為伊拉克是恐怖分子問題的最終根源,因而應當打擊。鮑威爾說,沃爾夫威茨並不能證明其有關伊拉克在背後支持「9·11」襲擊的看法。「沃爾夫威茨一直認為伊拉克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鮑威爾告訴我們,「他也看出可利用此事來解決伊拉克問題是一種好辦法」。鮑威爾說,布什總統並沒有「很看重」沃爾夫威茨的主張。儘管在此後的一周仍然關注伊拉克問題,鮑威爾說,(但是)布什總統還是認為阿富汗才是首要的打擊對象。
布什總統告訴鮑伯·伍德華德,不打擊伊拉克的決定是在9月15日上午的會議中作出的。甚至9月15日下午的會議也沒將伊拉克問題提到桌面上討論,當時處理的只是阿富汗問題。69賴斯說,當總統在週日即9月16日打電話給她時說,核心問題是阿富汗,當然他仍然需要打擊伊拉克的計劃,以備在國家需要採取行動或政府最終斷定伊拉克曾捲入「9·11」襲擊時使用。
在9月17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進一步討論了打擊恐怖主義戰爭的「第二階段戰役」。布什總統命令國防部準備打擊伊拉克,包括可能佔領伊拉克油田——如果巴格達有違反美國利益的行動的話。
在五角大樓內,副部長沃爾夫威茨繼續強調打擊伊拉克。在9月17日致拉姆斯菲爾德的一個題為「預防更多的事件」的備忘錄中,他主張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是薩達姆幕後支持了「9·11」襲擊,那麼就應最優先考慮消除此種威脅。沃爾夫威茨堅信這種幾率遠遠高於百分之一,他引證了薩達姆對襲擊的讚揚和其長期參與恐怖主義的記錄,以及有關拉姆茲·約瑟夫是伊拉克間諜和伊拉克是1993年襲擊世貿中心的幕後主謀等說法。次日,沃爾夫威茨寫信給拉姆斯菲爾德重申了其觀點,表達其對約瑟夫在1995年馬尼拉劫機陰謀中的一個同夥的關注——該同夥曾駕駛一架滿載炸藥的飛機撞向中央情報局總部;此外,還提及一個來自外國政府的情報,該情報說,伊拉克參與了一次試圖劫持一架海灣航空公司飛機的陰謀。在這種背景下,他質疑為什麼對自殺式劫機危險的關注如此之少,認為這是「缺乏想像」和思維模式僵化的表現,從而排斥了對其他可能性的考慮。
第十章 戰時「第二階段戰役」和伊拉克問題(2)
9月19日,當指揮官們制定應急計劃(contingencyplans)時,拉姆斯菲爾德向他們提供了幾種思路。儘管他強調了衝突的世界性,但點名的敵人或地區只有塔利班、「基地」組織和阿富汗。謝爾頓告訴我們,像任何行事謹慎的組織或領導人所應該做的那樣,政府審查了五角大樓所有的作戰計劃,並對支持這些計劃的一些假想情況提出意見。
湯米·弗蘭克斯——中央司令部的總司令回憶,他曾接到了拉姆斯菲爾德的指示,要求每個軍區司令員就這些計劃對其負責的地區意味著什麼作出評估。他知道他不久將打擊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但是,他告訴我們,他現在懷疑那項襲擊行動如何與索馬裡、也門或伊拉克相聯繫,以致可能需要打擊這些地方。
在9月20日,布什總統會見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兩位領導人探討了未來的全球性衝突。當布萊爾問及伊拉克時,總統回答說,伊拉克不是眼下的問題。他還解釋說,政府中有人已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但是由他負責最終決定。
弗蘭克斯告訴我們,在2001年夏天,他正推動在伊拉克採取一些更強硬的軍事應對措施——但布什總統拒絕了他的提議,認為還不是時候(弗蘭克斯說,中央司令部當時也開始研究一些擬在全面入侵伊拉克的計劃)。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員告訴我們,他重新請求制定進一步的軍事計劃,以回應伊拉克在「9·11」襲擊之後不久的行動,一方面,是因為他個人感覺伊拉克和「基地」組織可能以某種形式相勾結;同時也因為他擔心薩達姆可能會利用此次打擊阿富汗的機會,對其在伊拉克北部或南部的國內敵人採取行動,而美國正在上述區域的禁飛區執行定期飛行任務。弗克蘭斯說,布什總統再次否決了他的請求。
……
在簽署了指導其政府做好戰爭準備的指令後,於9月20日(週四),布什總統在國會聯合會議上向全國致辭。他說:「今夜,我們國家被危險所警醒。」總統譴責「基地」組織製造了「9·11」襲擊和1998年使館爆炸事件,並且首次宣佈「基地」組織應對「美國『科爾』號軍艦爆炸案負責」。他重申了曾在私下裡發出過的最後通牒。「塔利班必須行動,並且立即行動,」他說,「他們要交出恐怖分子,否則就與恐怖分子同樣下場。」總統補充道,美國的抗爭並不是指向伊斯蘭社會,「美國的敵人不是我們的穆斯林朋友,不是我們的阿拉伯朋友。我們的敵人是一個極端恐怖分子網絡,以及支持他們的政府。」其他國家政權將面臨艱難的選擇,他指出,「每個地區的每個國家都需要作出決定,要麼跟我們站在一起,要麼與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認為布什總統說新的戰爭目標已超出了本·拉丹。「我們與恐怖主義的戰爭始於『基地』組織,但並不終止於它,」他說,「直到全球每一個恐怖組織被找到、阻止和打敗,戰爭才會結束。」總統向五角大樓傳遞一個信息,「美國行動的時刻到了,你們應使我們感到驕傲。」他還向美國之外的國家傳遞了一個信息,「這是文明社會之戰」,他說,「我們要求每個國家都加入我們。」
在9月21日、10月2日與中央司令部弗蘭克斯將軍和其他顧問的會見中,布什總統同意了襲擊阿富汗的軍事計劃。行動代號由最初的「無限正義」修改為「持久的自由」。直到現在的阿富汗行動中仍在使用,目的是避免穆斯林的敏感,因為穆斯林認為「無限正義」的權力僅僅屬於上帝。
這一計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美國及其盟軍將從或在其鄰國,如烏茲別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向該地區派軍,並部署軍事行動。該階段是在「9·11」襲擊之後的數周進行,並得到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一致同情支持。
●第二階段,以空中打擊和特別行動襲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核心目標。在一種具有革新性的共同努力下,中央情報局和特別行動部隊將分別與一個主要的阿富汗反塔利班勢力共同工作。第二階段的進攻和襲擊於10月7日開始。經過辛勤的努力,為第一階段計劃的基礎安排在當月底可得到重要保證。
●第三階段,美國將執行「決定性軍事行動」,運用國家所有的權力(包括派遣地面部隊),瓦解塔利班政權和消除「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庇護所。11月9日,馬扎爾·薩裡夫在阿富汗北部遭到阿富汗和美軍的聯合襲擊。四天之後,塔利班從卡布爾逃走。12月上旬,所有主要據點已落入盟軍手中。在12月22日,哈米德·卡爾扎伊——一個來自坎大哈的帕什圖族領導人被任命為阿富汗臨時政府主席。阿富汗從塔利班的統治中解放出來。
在2001年12月,阿富汗部隊在美國有限的支持下,與「基地」組織成員在一個名叫托拉保拉的山洞中交戰。2002年3月,在喀澤南部的薩哈伊考特山區進行了戰爭中最激烈的交鋒,對手是「基地」組織「聖戰分子」中一支強大的力量。三周的戰役總體上是成功的,幾乎所有「基地」組織的剩餘力量都逃到了巴基斯坦的山區和缺少管理的邊界省區。2004年7月,本·拉丹和扎瓦西裡仍逍遙法外。
●第四階段,民間和軍事行動轉化為不定期行動,即武裝部隊稱之為「安全和穩定行動」。
在戰鬥開始的兩個月內,數百名中央情報局特工和特別部隊的士兵,在美國空中打擊力量以及非常強大的情報和後勤保障支持下,與阿富汗民兵和少數其他聯軍士兵一起,摧毀了塔利班政權並瓦解了「基地」組織。他們打死或俘虜了敵方大約四分之一的有名的首領。穆罕默德·阿提夫——「基地」組織的軍事司令、「9·11」襲擊陰謀的重要人物在美軍空襲中被打死。據中央情報局的一名曾經幫助策劃整個戰略的高級官員說,中央情報局負責提供情報、經驗、資金、秘密行動人員和進入部族聯盟的辦法。而美國軍方負責提供戰鬥專家、火力、後勤和通信聯絡。86到2002年中期,戰爭取得初步勝利,全球的反伊斯蘭恐怖主義戰鬥演變成了一種不同類型的鬥爭。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第二階段戰役」和伊拉克問題(1)
在本報告的敘事過程中,我們一直試圖銘記「後見之明」給我們這篇報告的撰寫帶來了有利的和不利的雙重影響。「後見之明」有時候可以幫助我們用正常的視角清楚敏銳地審視過去,但是已經發生的事情的來龍去脈被照射得如此透明,以至於其他的一切都被投上了更深的陰影。羅伯塔·伍爾斯泰特就「珍珠港事件」發表評論時,發現「在事件發生之後區分有關的與無關的信號更加容易。理所當然的,在事後,信號常常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災難已經發生,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事先那些信號所發出的災難信息。但是事先它是模糊含混的並且蘊涵著各種相互衝突的含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有更多的文件供參考,並且所發生之事實也變得更加明瞭。但是事情發生的圖景更加難以重新想像,因為過去的世界帶著種種不確定性和偏見在記憶中退卻了,留下的部分會因發生的事和隨後對其的描寫而改觀。切記這一點,我們在評判他人之前應捫心自問:考慮到當時人們所知或所為可能帶有的合理的局限性,那些在目前看來明顯的見識在事發當時確實有意義嗎?
我們相信,「9·11」恐怖襲擊揭示了四方面的失誤:想像力、決策、能力和管理方面。
歷史視角
「9·11」襲擊是一次雙方力量對比非常懸殊的事件。美國在歷史上曾遭受過突襲——珍珠港是一個著名的例子……(此處刪去28個字)同日本的戰爭行為完全不同的是,「9·11」襲擊在某些方面更具毀滅性。它由一小撮人實施,這些人甚至不足以編為一個排的兵員。它所耗費的財力,如果與政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派遣這些人的「基地」組織位於世界上最窮困、最偏遠、工業化最不發達的國家。這個組織混合招募了一些年輕的狂熱宗教徒和一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狂熱分子,這些人在他們本國的社會中無法找到合適的地位或者已經被驅逐出來。
為了理解這些事件,我們試圖重新審視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背景。美國人帶著解脫感與滿足感參半的心情慶祝冷戰的結束。因為美國對國家安全的開支隨著前蘇聯威脅的結束而削減了,美利堅合眾國的民眾們希望享受和平帶來的「紅利」。美國以稱霸全球的軍事強國的面貌出現在後冷戰時代。但是,前蘇聯迅速解體所形成的真空造成了新的不穩定局勢和對美新挑戰的源頭。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在1990年和1991年首次處理這類事件,當時他領導了旨在打擊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國際聯合行動。其他美國領袖處理新的威脅的例子包括解除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核武器;有助於遏制新的核危機的「南—魯格減少威脅合作項目」;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戰爭中的國際參與。美國成為羨慕、嫉妒和譴責的突出目標。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文化不對稱的現象。對我們來講,阿富汗似乎非常遙遠。對「基地」組織的成員來說,美國似乎近在咫尺。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比我們更加全球化。
對恐怖威脅的理解
如果政府的領導者理解他們所面臨的威脅的嚴重性,並同時明白他們所採取的消除威脅的政策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取得成功,那麼歷史的評判將會是嚴厲的。但是,問題是,他們確實瞭解他們所面臨的威脅的嚴重性嗎?
當襲擊在我國本土發生時,我國政府作出了有力的反應。1993年轟炸世貿中心大廈的組織人拉姆茲·約瑟夫和在1993年殺死兩位中央情報局僱員的邁·阿邁爾·堪斯,在他們等待去弗吉尼亞的蘭利工作的時候,都因其犯罪行為被無情、毫不妥協並且成功地帶回美國接受審判。
在「9·11」事件之前,「基地」組織及其附屬組織殺死了不到50個美國人,這其中包括了東非使館爆炸案和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爆炸案中的遇難者。美國政府雖然重視這種威脅,但是沒有像在面臨一等、二等或者甚至三等敵軍的情況下那樣採取應對措施。比如,從1995~1999年,為了遏制塞爾維亞及其在巴爾幹的掠奪,美國所採取的適度努力要比對「基地」組織的反應在力度上更大一些。
如同我們所能作出的最佳決定一樣,不論是在2000年,還是在2001年的頭8個月中,美國的任何一家民意調查機構都不認為「恐怖主義」這個主題已經被民眾所充分考慮,保證可以把它作為一次全國性的大型的民意調查的議題。本·拉丹、「基地」組織甚至恐怖主義都不是2000年總統大選的重要話題。國會和媒體都沒有促使人們對其進行關注。
如果總統想要發動美國人民進行戰爭準備,他需要將對於「基地」組織正在增長中的危險性的評估公之於眾。我們的政府可以促成一場全民性的討論:烏薩馬·本·拉丹是誰?他領導了何種組織?本·拉丹和「基地」組織意圖何在?他們過去發起或慫恿了何種襲擊?他們集結了多大的能量來發動未來的襲擊?假如告知他們這些細節,我們相信美國和世界民眾的意見會五花八門,總統的決策方案也會多種多樣。近來,這類爭論的例子包括呼籲武力解決諸如塞爾維亞種族清洗威脅、生物襲擊、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全球氣候變化和艾滋病問題。
我們現在知道,「基地」組織成立於1988年,當時處在前蘇聯對阿富汗佔領後期,情報部門直到1999年才對此組織有所記載,至少在我們看過的文件中是如此。在1995年7月發佈的一份國家情報評估就已預測到未來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並且是在美國國內。它警告說,這種危險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會有增加的趨勢。它還特別明確列舉了那些容易遭受恐怖襲擊的地方,如白宮、國會大廈、資本主義的象徵如華爾街、關鍵性的設施如電力運輸網、人們聚集的地區如運動場和民航。它警告說,1993年世貿中心大廈爆炸案只是意圖殺死多人,而不是實現任何傳統性政治目的。
1995年的這份評估認為,將來最大的威脅來自於那些缺乏「強有力組織而是鬆散聯盟」的「個人的短期組合」,他們活動「在傳統圈子之外但是形成了世界性的訓練設施和庇護的網絡」。這是一份依據當時所知的情報,對初現端倪的危險的精彩總結。
在1996年到1997年間,情報部門收到了新的信息。這些信息明確顯示本·拉丹率領著他自己的恐怖主義團體,有著自己的攻擊日程安排和行動指揮人員。另外還揭示了原來不為人知的事實:1992年本·拉丹領導的組織曾參與對也門一家供給美軍方人員食宿的旅館的襲擊;1993年在索馬裡擊落美軍黑鷹直升飛機;並且很可能參與了1995年利雅得爆炸案,對赴沙特阿拉伯國家禁衛軍的美國訓練代表團進行襲擊。
1997年對1995年評估的修訂版沒有談論新的情報。它強調了1995年描述的恐怖威脅仍會持續存在。在修訂版評估的關鍵論點總結中,提及本·拉丹的僅有這句話:「伊朗及其代理人,為恐怖分子提供資金的烏薩馬·本·拉丹和他的追隨者們加緊了他們對美國海外設施的威脅和監視,這也許是在美國可能遭受另外襲擊的預兆。」在長達6頁的報告中僅僅還在另外兩句話中提到本·拉丹,而「基地」組織則沒有被提及。1997年的修訂報告是「9·11」事件前完成的最後一份關於恐怖威脅的國家評估。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第二階段戰役」和伊拉克問題(2)
從1998年到2001年,發表了許多非常好的、關於不同主題的分析性論文。這些論文包括本·拉丹的政治哲學觀、他對於全球網絡的控制、對1999年12月在約旦被捕的恐怖分子所提供的信息的分析、「基地」組織的運作方式和伊斯蘭極端運動的目標演化等。為最高級的政府官員們準備的許多晨間簡報所採用的分類文章標有這樣的題目:例如,「本·拉丹威脅說要襲擊美國飛機(用防空導彈)」(1998年6月);「塔利班和本·拉丹的關係浮出水面」(1999年1月);「恐怖分子對美國在高加索的利益造成威脅」(1999年6月);「本·拉丹將利用假日期間較鬆散的防守」(1999年12月);「本·拉丹規避制裁」(2000年2月);「本·拉丹對生物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興趣」(2001年2月);「塔利班永遠堅定地支持本·拉丹」(2001年3月);「恐怖分子小組稱正在協力密謀綁架美國人質」(2001年5月);「本·拉丹決定在美國發動攻擊」(2001年8月)。
除了這些報告和1999年一篇有關本·拉丹的「基地」組織的指揮系統的論文以外,並沒有其他的對他的作戰策略或者他的組織參與過的數次恐怖襲擊的描述。同樣,情報部門也沒有提供關於他的組織和其他政府之間聯繫的權威性描述,沒有論及他的組織對美國構成了何種規模的威脅。
雖然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約翰·麥克勞克林對我們說,反恐中心堆積的文章會「顯著地使原本可能出現在新一期《國家情報評估》上的任何分析都黯然失色」,但是他也承認該中心30~40人的分析小組的大部分工作是分析收集到的文章。在2000年末,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承認對「基地」組織的戰略性分析欠缺效率。為了在反恐中心內解決問題,他任命了一名高級幹事,此人在2001年3月份向他做了有關「設立一個戰略評估團隊」的匯報。反恐中心在2001年7月間設立了一個新的戰略性評估部門。這一新增約10名分析家從事此工作的決策被視為一個大的官僚機構的成功,但是反恐中心為尋找這些分析家而吃盡了苦頭。這個新部門的負責人在2001年9月10日報到上任。
無論在中央情報局的描述中存在怎樣的缺點,比爾·克林頓總統和喬治·布什總統以及他們的高級顧問們都告訴我們,他們都瞭解情況——他們瞭解本·拉丹是一個威脅。但是,鑒於他們制定政策的工作的特點與效率,我們相信他們並未完全瞭解「基地」組織會殺害多少人和多久之後它會這樣做。在難以確定的某種程度上,我們相信當時威脅還不是迫在眉睫的。
目前,要重新瞭解「9·11」事件之前的一般見解是很困難的。例如,《紐約時報》1999年4月的一篇文章試圖反駁本·拉丹是恐怖分子首領的說法。文章的標題是:「美國要找到本·拉丹指揮襲擊的證據困難重重」。反恐中心的首席分析家在1999年之前一直不重視一些有關化學、生物或核襲擊危險的災難性威脅警示,甚至對寫於「9·11」事件之前數月的一些文章不屑一顧。這些文章寫道:「當事實上『災難性』、『重大的』或者『超級的』這些詞語已經不能描述美國可能要面對的多數恐怖主義,或者恐怖主義將要給美國利益造成的大部分損失的時候,用這些詞語重新定義反恐怖主義工作或許是一個錯誤。」
在承認本·拉丹和「基地」組織將給我們帶來嚴重威脅的前提下,高級官員們仍不確定:這是否只是美國幾十年來所經受的一般性恐怖威脅的一個新的、惡毒的翻版,或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我們從未經歷過的威脅。這樣的分歧影響了對是否或者怎樣迎戰的謀劃。
因此,那些視本·拉丹為空前的新威脅的政府專家們需要贏得對他們的觀點的廣泛支持,或者至少將注意力轉向爭論的領域,並且促使政府採取行動。國家評估經常發揮這樣的作用,並且時常因為這個原因引起爭議。這些引起了普遍思考和爭辯的評估極大地影響了它們的受眾。這些人通常是各界的決策者。比如,國家情報評估就引起了國會的注意。但是,如同我們已經提到的那樣,從1997年至「9·11」事件之前,沒有任何有關恐怖主義的國家情報評估出台。
到2001年為止,對於「基地」組織是或者不是「頭等威脅」的問題,仍然需要政府的最高層作出決斷。對此,在理查德·克拉克2001年1月25日寫給康多莉扎·賴斯的第一份備忘錄中有所記載。在距「9·11」事件僅一周前,他寫文章給賴斯,強烈抗議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辦事拖泥帶水。他強調,對於部長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對處理『基地』組織的問題嚴肅慎重?……『基地』組織問題是不是重大問題?」
理查德·克拉克在9月4日的備忘錄中寫道,一派觀點毫不置疑地爭論說,恐怖分子網絡是個每18個月至24個月就會殺害約二十位美國人的讓人厭煩的東西。如果這種看法屬實,那麼目前的政策就可能是適宜的。另一派觀點則將「基地」組織視為「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矛頭」。但是沒有人將爭論推向公開化,沒有呼籲進行一次全國評估或者對存在的威脅進行更廣泛的討論。這個問題在「9·11」事件之前從未引起美國政府的集體辯論,也沒有引起國會的集體討論。
我們再回到判斷力和想像力的問題上來。甚至連克拉克的書信也只是要促使賴斯去設想使「數百名」美國人喪生的襲擊發生後那天的情形,他並沒有寫「數千人」在美國喪生。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第二階段戰役」和伊拉克問題(3)
使想像力制度化
將飛機作為武器的例子
想像力並非一個通常和官僚機構相聯繫的能力。比如,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國政府有精確的情報顯示日本的襲擊即將發生,特別是在1941年11月和平會談陷入僵局之後。一位歷史學家寫道:那是一段令人極痛苦的不確定的時期。當時根據判斷,最可能受攻擊的目標在東南亞,一次襲擊一觸即發,「但是官員們對突襲會發生在何地以及應該採取何種措施來阻止這次突襲都一籌莫展」。追溯歷史,截獲的情報指出,日本在考察夏威夷並可能把它作為攻擊的目標。但是,根據另一個歷史學家的觀察,「在面臨明顯的警告時,警戒措施常常讓位於例行的公事。」
因此,在日常工作和官僚機構的運行中,充分發揮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做,不僅僅需要找到一個可以設想出飛機可被用做武器的專家。其實,既然「基地」組織和其他組織使用運載工具自殺,即「汽車炸彈」進行突襲的方法,他們進而運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船隻(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爆炸案)或者飛機就非常自然了。
但是這些情景沒有很快地進入航空安全專家們的思考中。在1996年,因為美國環球航空公司第800次航班的墜毀,克林頓總統組建了一個以副總統艾爾·戈爾為首的委員會來報告美國航空安全中的疏漏。戈爾委員會的報告收集了政府內外的專家意見,但沒有提及自毀式劫機或者使用飛機作為武器。它把焦點主要集中到在飛機上放置炸彈造成的危險——即「馬尼拉航空爆炸陰謀」所採用的手段。然而,戈爾委員會確確實實地引起人們對航空乘客及其攜帶物的不嚴格的安檢予以關注。
在1998年末,一份報告顯示,「基地」組織可能實施劫機計劃。12月4日,為克林頓總統準備的《總統每日簡報》(在第4章已提及)將注意力再次引到更傳統的人質扣留問題上;它報告說,本·拉丹參與籌劃了一次劫機行動,劫機目的旨在要挾美國政府釋放諸如「盲人謝克赫」、奧馬·阿布戴爾·拉赫曼等囚犯。如果這篇《總統每日簡報》的內容引起了更廣泛的注意,包括受到國會關鍵成員的關注,它本可以促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對國內機場和航班安檢的持續性改革的需求上。
威脅報告還提到使用裝滿爆炸物的飛機的可能性。這些報告提及恐怖分子很有可能操縱一架滿載爆炸物的飛機飛向美國某個城市。這篇報告公佈於1998年9月,消息來源於某線人走進美國駐東亞某領事館提供的線索。同年8月,情報部門收到一群利比亞人意圖駕機撞毀世貿中心大廈的消息。這兩次消息都沒能得到進一步證實。另外,一個阿爾及利亞團體在1994年劫持了一架客機,極可能想在巴黎上空將客機炸毀,也有可能要撞毀艾菲爾鐵塔。
在1994年,一架私人飛機墜毀在白宮南面草坪上。在1995年初,阿布杜爾·哈克姆·莫拉德——倫姆茲·約塞夫在馬尼拉飛機爆炸陰謀中的幫兇——告訴菲律賓當局,他和約瑟夫曾討論過駕機撞毀中央情報局的總部的問題。
至少從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時起,克拉克就對用飛機發動襲擊的危險抱有憂慮。在國防部拒絕投入財力之後,他曾試圖利用財政部掌握的資產實施一項防空計劃。美國特勤局繼續研究華盛頓地區的航空威脅問題。在1998年,克拉克組織了一場演習,重點在於查找解決方案的不足之處。這次演習的文件描述了一幅場景,其中一群恐怖分子強佔了一架停在亞特蘭大地面的「列爾」號噴氣式飛機,然後滿載炸藥,朝華盛頓特區的目標飛去。克拉克詢問來自五角大樓、聯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國特勤局的官員們,面對這種局勢,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來自五角大樓的官員們聲稱,他們能夠讓飛機從蘭利空軍基地緊急起飛應戰,但是他們可能需要徵得總統的同意,但是不存在這樣做的機制。對於演習提出的問題,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
在1999年末,媒體上出現了很多關於馬薩諸塞州海岸上埃及航空公司第990次航班(一架波音767)墜毀事件的討論。當時出現的似乎最可信的解釋,是其中一個駕駛員發瘋了,緊握控制器將飛機駛向了大海。在1999~2000年千年警報後,在全國上下都放鬆警惕的時候,克拉克舉行了一次反恐安全小組會議,主要研討「基地」組織可能發動的劫機事件。
在克拉克的證詞中,他認為有關自毀式劫機的可能性警報只是眾多理論中的一種,它難以認定,因為「關於『基地』組織威脅和其他恐怖分子威脅的」警報的數量「有上萬條甚至幾十萬條」。然而,這種襲擊可能是可設想的,並且被設想到了。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第二階段戰役」和伊拉克問題(4)
在1999年8月初,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民航安全情報辦公室總結了本·拉丹劫機的威脅。在充分複述了有關此話題的一切信息之後,文章發現了一些最重要的恐怖襲擊情形,其中就包括一次「自毀式劫機行動」。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分析家們卻認為這樣的行動是不可能的,因為「它不能提供一個對話的機會來達到使拉赫曼和其他被俘的主要極端分子獲釋的關鍵目標……自毀式劫機被認為是最後的選擇」。
分析家們也可能闡明了「基地」組織想要得到何種「對話機會」。中央情報局沒有就可能出現的劫機情形撰寫任何分析性預測文字。
在「9·11」之前,一名司法部的出庭律師曾撰寫了一份關於飛機陰謀的預見性分析。這位律師明顯從他自己的角度出發,對在前述情形下擊落美國飛機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很感興趣。
北美防空司令部也設想到了飛機可能被用做武器,並且開展演習以應對這種威脅——威脅來自從海外飛向美國的飛機,很可能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推測中沒有任何一種是以關於此種威脅的實際情報為根據的。為了檢驗指揮和控制計劃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備戰反應能力,他們假定一架被劫持的來自外國的客機撞毀了五角大樓。這種假想在早期的演習計劃中被置之不理,因為「它偏離焦點(朝鮮戰爭)太遠,並且太不切實際」,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樣,軍事計劃的制定者們推定,正因為這種飛機來自海外,它們會有時間識別目標和起飛攔截。
我們因此可以確立這樣的認識:至少一些政府機構認識到劫機威脅並考慮了各種情形。挑戰在於模擬並檢驗那些情景,然後想辦法針對這些情形採取相應的建設性措施。
從1941年突襲「珍珠港事件」以來,情報部門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與先發制人阻止突襲相關的問題。情報部門改進了嚴格的分析方法,這些方法的重點聚焦在前蘇聯問題上。情報部門的幾位主要人員和我們談論了上述有關內容。這些方法以許多方式表述,但是幾乎所有的表述似乎都有至少四方面共同因素:
(1)考慮突襲會如何發起;(2)確認與最危險的突襲相關的預警信號;(3)在可行的時候根據哪些信號收集情報;(4)採取防衛措施以使最危險的突襲轉向或者至少較早地發佈警報。
在海灣戰爭結束之後,由於擔心缺乏警報,1992年,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籌劃了一次專題研究,在這次研究中提出了數條建議,以增強國家情報官員們對警報的責任感。我們被告知這些措施的執行在蓋茨的繼任者手中鬆懈了下來。有關恐怖分子襲擊的警報責任從國家情報官員負責轉交由反恐中心負責。具體為,情報部門反恐理事會負責發佈威脅意見書。
除去對「基地」組織在生物、化學、放射性和核武器方面的活動的分析外,我們沒有發現證據可以表明,這些年來處心積慮地研究的、力圖避免突襲的方法曾有規律地被使用過。
對未盡之事加以考慮,就可以找出將想像力制度化的可能途徑。我們回到方纔所提及的四方面分析因素:
1.反恐中心沒有分析被劫持或者滿載爆炸物的飛機如何可能被作為一種武器利用。儘管自殺式恐怖行動已經成為中東地區恐怖分子們的主要策略,中心沒有從敵方的角度進行過這樣的分析(「紅色小組」分析);如果這樣做,我們相信這樣的分析本可以使對付襲擊的方法得以凸顯——即找出那個能夠駕駛大型噴氣式飛機的準備自殺的「基地」組織成員。但是,反恐中心在「9·11」事件之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2.反恐中心沒有為這種襲擊方法設立一套預警信號。例如,這樣的預警信號可能是發現從事駕駛大型噴氣式飛機的飛行訓練或者試圖購買先進模擬飛行設施的可能的恐怖分子。
3.反恐中心沒有提出要求對這些預警信號進行監控,情報部門信號管理系統也沒有這種設置。因此,警報系統也沒有查找到一些信息,不論是2001年7月美國聯邦調查局關於恐怖分子在亞利桑那州進行各種飛行訓練的報告,還是2001年8月薩卡利亞斯·墨薩爾尼因其在明尼蘇達州飛行學校的可疑舉動而被逮捕。在8月末,對墨薩爾尼的逮捕曾經以「伊斯蘭極端分子學習飛行」為標題給中央情報局局長和中央情報局的其他高層官員作了匯報。因為系統沒有充分領悟這些信息的潛在重要意義,這些信息沒有發揮警報的作用。
4.情報部門和航空安全專家都沒有分析如何在飛機內或者對恐怖分子以自殺或者其他手段控制的飛機進行系統性防務。許多提及飛機的威脅報告都傳遞給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但是,此機構仍然只對具體的、可靠的威脅信息作出反應,而並沒有試圖履行我們這裡所描述的更廣泛的警告職能。政府中也無人對國內防務的薄弱環節承擔責任。
理查德·克拉克告訴我們,在負責防衛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白宮建築區和2001年熱那亞八國首腦峰會的情況下,他對飛機所造成的危險十分擔憂。但是他把自己的警覺更多地歸功於湯姆·克蘭西的小說而不是情報部門的警報。他沒有也未能對政府施壓以便將如何加強重重安全防衛工作以使飛機免於被劫,或者如何對自殺劫機者採取恰當的空中防衛措施等系統性的問題提上國家政策議程。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政府幾十年來如此煞費苦心設計的對突襲的偵查和警報方法並沒有失敗;恰恰相反,它們沒有被真正試用過。當20世紀結束之後,這些方法沒有被利用來分析最可能直接對美國發動突襲的敵人。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決策
通向「9·11」事件之路再次說明了臃腫而又僵化的美國政府是如何傾向於低估日益增長的恐怖威脅的。本·拉丹和「基地」組織製造的恐怖行動與政府以前曾經面臨的任何威脅都不同。現有的處理恐怖主義行為的方法是對個人的行為實行審訊、懲罰,和對敵對政府的行為實行制裁、報復、遏制或者發動戰爭加以討伐。「基地」組織的行為既非單個人的行為,也不是政府行為。「基地」組織的罪行在規模上接近於戰爭行為,但是,這些罪行是由一個鬆散、範圍廣泛、模糊不清的陰謀集團實施的,並且該集團沒有易被威脅、打擊或摧毀的領土、公民或資產。
在2001年初,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和負責行動的副局長詹姆斯·帕維特向當選總統布什、副總統切尼和賴斯就情報問題作了一次簡要匯報,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問題。帕維特在回憶起當時的匯報時說,本·拉丹是國家最嚴重的威脅之一。
布什詢問殺死本·拉丹是否可以終結恐怖威脅的問題。帕維特說,他和中央情報局局長認為殺死本·拉丹會造成一定影響,但是不能使威脅停止。中央情報局隨後給白宮提供了更多正式的評估文件重申這一結論,並補充說,從遠期來看,結束威脅的惟一出路是終結「基地」組織利用阿富汗作為庇護所的能力。
在恐怖主義問題上,新政府內最激進的顧問或許是留任的理查德·克拉克。但是他也承認,即使他的決策建議被立即採納並且付諸行動,也不可能阻止「9·11」事件的發生。
我們很可能接下來要問:美國政府何時有合適的機會動員全國發起針對「基地」組織及其在阿富汗庇護所的大規模行動。這些主要機會就在美國政府於1996年到1997年收到新的消息,1998年8月大使館爆炸案,1999年末約旦事件和雷薩姆的陰謀被發現,以及2000年10月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遭襲擊之後。
在「9·11」事件之前,美國對「基地」組織的政策基本是在1998年8月大使館爆炸案後確定下來的。我們在第四章談論過這些政策。值得指出的是,他們是克林頓政府在極其困難的國內政治環境下制定的。當時,反對派正在設法彈劾總統。此外,1998年到1999年,克林頓總統正在指揮政府準備應對塞爾維亞的戰爭,他還授權對伊拉克進行大規模空襲。
使館爆炸案的悲劇給整個政府機構提供了一個機會,即全面審查本·拉丹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並且這種審查本可以讓人們明白: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得失攸關的地步,它比當時的國內政治問題要重要得多。然而,政府的主要決策機構錯失了應對威脅挑戰的機會。
國務院的外交措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不奏效的。「基地」組織和恐怖主義只是在已經擁擠不堪的議事日程上新增加了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而已。當時,國務院正忙於處理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國的關係問題。在「9·11」事件之後,這些統統改變了。
決策者們主要依靠中央情報局和秘密行動來實施政策。在「9·11」事件之前,沒有任何機構比中央情報局肩負更多的責任——或者做得更多——為了打擊「基地」組織而夜以繼日地工作。但是,中央情報局在全球範圍內所採取的積極有力地擾亂恐怖分子活動或者使用代理人來試圖逮捕或者殺死本·拉丹和他的主要隨從的措施存在局限性。早在1997年中期,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寫信給他的上司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固守局勢等待騎兵的到來。」
軍事措施失敗了或者說並沒有被採用。在「9·11」事件之前,國防部未曾接受剷除「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庇護所的使命。
在「9·11」事件之前,布什和克林頓兩屆政府中的官員們都認為,美國全面入侵阿富汗在實際上是難以想像的,它從不是機構間商議的正式話題。
程度較輕的干預形式可能也曾考慮過。其一是部署美國軍隊或者情報人員,或者特工隊去阿富汗本國或者其鄰國——公開地、秘密地或者在掩蔽下(隱蔽與美國的聯繫)等。那時美國將不再依賴線人收集可實施行動的情報。然而,這將需要確保鄰國對基地安全和飛越領空的支持。這將亟須數月甚至數年進行至關重要的政治、軍事和情報協調工作,並帶有相應的支出和風險。現在,阿富汗境內雖存在具有相當實力的地面武裝,但確定本·拉丹的方位事實證明仍具有很大的難度。考慮到這一事實,成功的幾率很難計算。我們已經發現,沒有跡象表明曾給過克林頓總統這樣一個居中的選擇機會,或者說這種選擇從未給予較之入侵的想法更多的關注。
這些決策上的挑戰和我們已經談論過的想像力的問題有關聯。既然我們相信布什和克林頓兩位總統都切實關注到了「基地」組織所造成的威脅,那麼關於對在阿富汗境內恐怖分子的庇護所採取更直接的干預的各種方法顯而易見地被視為——如果被仔細考慮過的話——與威脅不成比例。
對未來的洞察在實踐中因此難以適用。最困難的是,當問題還似乎很微小時,卻去採取一項重大的措施。當危險真正全面爆發時,顯而易見,動員人們採取行動將容易些——但是那時可能太遲了。
由於不能在地面部署美軍武裝,因此另一種可能性是直截了當地向塔利班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塔利班政權不理睬通牒的話,就應至少發動一場不定期的空戰,達到摧毀其有限的軍事力量並且改變阿富汗正在進行的內戰的力量均勢。美國警告過塔利班,他們將要對本·拉丹發動的威脅美國在阿富汗利益的襲擊負責。警告分別於1998年、1999年末、2000年秋季和2001年的夏季先後發出。重複的警告並沒有使其更有效。
2000年11月因為有證據證明「基地」組織應該對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爆炸案負責,國家安全顧問塞穆爾·伯傑請求五角大樓為對塔利班持續進行空中打擊制定計劃。克拉克擬訂了一份正式且具體的最後通牒。但是,克拉克的計劃顯而易見沒有得到部長小組會議的正式考慮。我們並沒發現他的想法被匯報給新政府,也沒有發現克拉克把文書遞交給他們,儘管這群職業官員們的任職跨越新舊兩個政府。
在「9·11」事件之後,布什總統宣稱「基地」組織應該對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遭襲擊事件負責。在「9·11」事件之前,兩任總統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本·拉丹完全有理由推斷,襲擊是無風險的,至少製造像「科爾」號驅逐艦爆炸事件那樣程度的襲擊是安全的。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能力
前面的章節裡詳細描述了克林頓和布什政府所決定作出的那些行為。每位總統都考慮過或者授權採取秘密行動——這是一種消耗相當長時間的方法——特別是克林頓政府期間——然而除了收集情報之外收效甚微,在1998年導彈攻擊阿富汗之後,海軍艦艇仍停留在阿富汗或者附近地區的軍事基地上,準備隨時發射巡航導彈。休·謝爾頓將軍制定了多達13種不同的打擊方案,但是沒有建議採用任何一種。「9·11」事件之前,在布什政府內部,在反恐問題上最廣泛而持久的辯論是有關無人駕駛偵察機的使用——僅僅使用它來確定本·拉丹的方位還是等到它裝備導彈後再利用它,以便於它能夠找到本·拉丹並且襲擊他。回溯過去,擺在克林頓和布什總統面前供他們選擇採取的行動方案是如此狹隘,如此缺乏想像力,這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9·11」事件之前,美國試圖用同其在冷戰末期及其後所使用的政府機構和能量來解決「基地」組織問題。這些力量是不夠的,但是政府幾乎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來使之得到改革或發展。
對於秘密行動而言,理所當然地,白宮依靠著反恐中心和中央情報局的行動理事會。雖然一些官員,特別是反本·拉丹工作小組的官員,對反恐任務很熱心,但是大部分人並非如此。理事會的更高管理層並不熱心。中央情報局利用自身人員執行准軍事行動的能力並不強,而且在「9·11」事件之前中央情報局也並沒有設法從整體上大規模地擴展它的能力。中央情報局行動理事會負責人詹姆斯·帕維特記得,由白宮提倡的秘密行動曾使國家情報局陷入了困境。他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再發生。他認為,一個打擊此種等級的敵人的真正嚴峻的反恐戰役,主要應由軍隊而非保密局來完成。
對於國防部而言,聯合參謀部的一些官員熱心幫忙。一些在美國特種作戰指揮部的官員告訴我們,他們制定了在阿富汗使用特別行動軍隊的計劃並且希望得到行動的指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將軍和在中央司令部的安東尼·津尼將軍所持意見存在分歧。謝爾頓認為,1998年8月的襲擊證明是對精良軍械的浪費,在此之後他一直反對向僅僅被稱為「叢林運動館」的恐怖分子訓練設施發射昂貴的戰斧導彈。這種觀點得到了國防部長威廉·科恩的完全贊同。謝爾頓準備制定其他的方案,但是同時也準備弄明白,他對於那種認為任何軍事行動,除非情報是可靠的,都會使美國人冒生命危險的觀點所持的懷疑是否正確。
在軍隊組建方面,由於將反恐政策控制在反恐安全小組和高層部長會議的限定範圍之內而付出的昂貴代價最為明顯。在1998年8月導彈襲擊之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其他成員向新聞界披露了他們的不悅。這是因為依照高華德—尼古斯改革,謝爾頓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中惟一的接受徵求意見的成員。雖然隨後將軍事意見做了更廣泛範圍的匯報,但是聯合參謀部的行動副總指揮向我們發表評論說,所有和「基地」組織有關聯的情報和計劃文件送來的時候都是裝在一個紅色密封的包裹裡,許多上層和一般官員都沒能打開包裹看看文件的內容。
「9·11」事件之前,國防部沒有在任何時候完全致力於反「基地」組織的使命,雖然該組織可能是那時威脅美國的頭等危險的外國敵人。克林頓政府明顯依賴於中央情報局,由其在打擊敵方庇護所的長期防務計劃中發揮領導作用。布什政府採用了這種做法,儘管其中的新戰略會讓軍隊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但尚未具體界定的作用。在國防部中,科恩和拉姆斯菲爾德兩任部長的注意力都主要集中在其他的挑戰上。
美國的國土防禦機構都只是把眼睛盯在國門之外。北美防空司令部自身幾乎沒有能力保留任何預警基地,它的規劃圖景只是偶爾考慮到被劫持的飛機撞向美國目標物所造成的威脅,而這些飛機也只是從國外飛來的。我們意識到北美防空司令部在自殺劫機者造成的威脅尚未出現之前就採取了防禦性的姿態來應對恐怖威脅。這種姿態上的轉變,不僅代價昂貴,而且很難實現。但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沒有研究可供利用的情報,也沒有盡力將其計劃付諸實施。
在機構能力上,最嚴重的弱點出現在國內方面。在第三章我們討論了這些機構——聯邦調查局、移民歸化局、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其他機構。「9·11」事件之前最主要的強化國內機構能力的措施在2000年出台,並作為千年危機事後審查內容的一部分。克林頓總統及其主要顧問們在國境安全問題上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但未能在離職前取得重大改善。由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的跨機構進程沒有有效地推動司法部和運輸部的領導將進行機構性轉變提上議程。
聯邦調查局沒有能力將實地特工收集的情報同國家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聯繫起來。聯邦調查局的代理局長竟然不瞭解聯邦調查局在搜捕美國境內兩名可能的「基地」組織成員,也不知曉聯邦調查局逮捕了一名在9月11日之前參加飛行訓練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中央情報局局長早已在消息傳到聯邦調查局負責反恐的助理局長之前數周便知道聯邦調查局對穆薩維的調查。
其他機構則聽從聯邦調查局。8月6日的《總統每日簡報》向布什總統匯報了有關「基地」組織的70份實地調查結果。布什總統稱,消息令人振奮。中央情報局只是重述了聯邦調查局所講的內容。沒有人做進一步的深究。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採取積極和預見性的安全措施的能力尤其薄弱。通過對自殺劫機的情形在應對政策方面進行嚴格審查,並發現每一層面的安全機制上所存在的失誤,都足以提醒我們採取變革以補救明顯的薄弱環節——擴充禁飛名單、搜查由計算機輔助預掃瞄系統識別的乘客、在國內部署聯邦航空警力、加固駕駛艙門、讓空中機組人員對新型劫機(這種劫機與他們接受培訓時所預見的劫機有所不同)保持警惕、調整在聯邦航空管理局或者北美防空司令部內對控制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培訓內容。
政府機構有時通過把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拋置一邊的方法來展示其具備承擔使命的能力。他們經常是被動的且隨遇而安的,並認為鑒別和補救那些易受威脅的明顯薄弱環節的努力,付出的代價太大,太具爭議性或者太具干擾性。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管理(1)
行動的管理
在這篇報告的前面部分,我們詳談了被錯失的各種本可以挫敗「9·11」襲擊陰謀的機會。但是,由於沒有足夠留心或者法律上的誤解,因此導致沒有能夠實現信息的共享,情報分析沒能收集,有效的行動沒能發起,在政府及國內外機構之間的分界線上某些信息常常由於無人問津而丟失。
然而,具體的問題已經被明確指出,我們確信這些問題就是政府沒有能力採用更為高明的管理手段應對21世紀新挑戰的症狀。各政府機構如同醫院中的一群專門醫師,每個大夫各自都開出檢查單、查找症狀並開出治療的藥方,惟獨缺少一個主治醫生來確保他們進行團隊協作。
缺失的一個因素是有效地管理跨國行動。行動官員們本應該能夠利用政府的各種可利用信息。管理層本應當確保信息共享,確保國內外各機構的任務分配明確。
我們不妨考慮一下,舉個例子,如在第六章中敘述過的米赫德哈和哈茲米以及他們2000年1月的吉隆坡之行。在1999年末,國家安全部分析了與3個名叫哈利德、納瓦夫和塞爾姆的人有關的信息。情報機構工作層的官員們除此之外知之甚少,但是他們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哈利德和納瓦夫可能是一次「襲擊行動的骨幹分子」的一部分,可能有「罪惡的事件即將發生」。
國家安全部認為調查這些人的身份不屬於自己的工作。它把自己視為一個支持諸如中央情報局這樣的情報消費者的機構,試圖對向其提出的一切要求作出積極的反應。但是,它只有等待的份兒,因為並沒有人向其提出任何要求。
如果國家安全部曾被要求確定這些人的身份,它便會從相同的渠道來檢查自己的早期信息數據庫。這些信息中的一些內容已經匯報過了,還有一些內容沒有匯報過,但是在數據庫中都能查到。國家安全部的分析家可以迅速發現納瓦夫是誰,瞭解到他的全名可能是納瓦夫·艾爾·哈茲米,而且,他是哈利德的一位老朋友。
如果瞭解到這些或者更多信息,管理者便可以更有效地追查這些「基地」組織成員在東南亞的活動。管理者還會要求國務院核查一下納瓦夫·艾爾·哈茲米這個名字,而國務院則會迅速查出有關納瓦夫·艾爾·哈茲米的記錄,從而查出他也被簽發了美國簽證。官員們還會發現此簽證與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的簽證是在同一個叫吉達的地方在同一天簽發的。
當他們離開吉隆坡前往曼谷時,當地官員們能夠識別出其中一人是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在航班離開之後,他們瞭解到他的一個同伴名叫艾爾·哈茲米,但是這些官員們並不知道這個名字意味著什麼。
當曼谷方面收到消息時,追查入境的這幾位乘客為時已晚。假如當地政府已經警惕到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是一個地區性的或世界性的危險人物,他們便可以在其入境時追查到他;假如警覺地去搜索他可能還有一個同伴叫納瓦夫·艾爾·哈茲米,他們也就可以發現他。但是當時,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及其同伴已經消失在曼谷的街道之中了。
1月12日,中央情報局的反「基地」組織工作部負責人告訴他的上司,吉隆坡的監視工作仍在繼續。他可能還不知道,實際上米赫德哈及其同伴已經逃脫了,追查也已因而中斷了。美國在曼谷的官員於1月13日才遺憾地報告了這個壞消息。他們將所知的嫌疑犯的名字納入曼谷的監視名單上,以便當嫌疑犯離境時泰國官方可以發覺。1月14日,中央情報局反「基地」組織工作部的負責人又向上司匯報了新的消息,說那些嫌疑分子已經分散去了不同國家,他們正在繼續追查。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證據證實美國官方在那些阿拉伯嫌疑分子在曼谷掉線之後,對他們採取了任何追查措施,也沒有採取其他措施,以防萬一曼谷方面沒能識別出這些嫌疑分子,可利用其他機會找到他們。從米赫德哈護照上採集的證據表明,他可能的合乎邏輯的目的地和阻斷地之一便是美國。但是沒有人告訴移民歸化局或者聯邦調查局搜索這些人,他們於1月15日來到了洛杉磯,並未被人注意。
2000年3月初,曼谷方面第一次識別出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的全名,並報告說他已經於1月15日乘坐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飛機去了洛杉磯。因為中央情報局認為這個名字不具有重要意義,或者沒有在意這份電報,我們沒有發現此消息被送達聯邦調查局的證據。
即使監視名單阻止或至少引起美國官員們對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和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入境的警惕,我們認為僅僅這份監視名單也無法阻止「9·11」襲擊的發生。「基地」組織會根據其成員入境失敗的情況作出相應調整。這些未來的劫機者沒有人是駕駛員,如果聯邦調查局有足夠的耐心,讓這些嫌疑分子入境,並對他們進行監視,則可能發生另一種更為嚴重的後果。
這些都是對「假如怎樣就會怎樣」的艱難推斷罷了。情報部門或許會認為:開展這樣一次耗時的情報行動風險過大——比如說,對潛在的恐怖分子的追查可能會中斷。在「9·11」襲擊發生之前,人們可能認為聯邦調查局沒有能力實施這樣的行動,但是,情報部門無疑有作出上述選擇的機會。
從此案例的細節和在文字框中列出的其他各種機會中,我們可以看出情報部門要彙集足夠的由不同機構收集起來的可疑線索,搞清它們的意思並制定出一份非常有見地的聯合計劃的困難程度。要完成這一切,在跨國的情況下尤為困難。我們理解工作層的官員們的感受,他們在沒有特別行動要求的時候,埋頭於信息之中並試圖決定哪些是重要的或者需要做什麼。
由誰負責管理案件並確保這一切必須完成呢?一種答案是:每個人都有此職責。中央情報局執行副總長詹姆斯·帕維特向我們強調,每個參與者都需對此負責,他另外強調了實地工作的重要性。每個實地辦公室在管理行動方面應該發揮主導作用,總部的作用是不加拖延地支持實地工作小組的工作。如果實地辦公室需要信息或者其他支持,總部的工作就是立刻讓他們得到。
這是一種傳統觀點,並且在傳統的意義上,這種做法有很大的好處。它提醒我們在「9·11」襲擊之前聯邦調查局強調實地辦公室的重要性。跨國恐怖行動總是像「9·11」襲擊那樣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在問到如何使傳統政府結構更適應處理這種新的挑戰時,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辯解說,涉及的每個機構都有責任使之發揮作用。帕維特特別強調了實地選址的職責,就是在這些地方對嫌疑分子隨時開展追查工作。另一方面,他說,既然地面上發生的恐怖行動由實地辦公室負責,那麼就應推定反恐中心有責任管理所有空中的襲擊行動。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管理(2)
可採取行動的機會
1.2000年1月:中央情報局沒有將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列入監視名單,而且在發現米赫德哈擁有有效美國簽證時也沒有通知聯邦調查局。
2.2000年1月:中央情報局沒有擬定追查米赫德哈及其同夥的跨國計劃,以便能夠在曼谷以及此後的地方包括美國追蹤他們。
3.2000年3月:中央情報局沒有將納瓦夫·艾爾·哈茲米列入監視名單,當發現其擁有有效美國簽證並已於2000年1月15日飛往洛杉磯時也沒有通知聯邦調查局。
4.2001年1月:中央情報局沒有告知聯邦調查局有線索已發現了2000年10月美國海軍「科爾」號驅逐艦爆炸案的重要人物哈萊德或者托菲克·賓·阿塔西,他與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在吉隆坡進行了會面。
5.2001年5月:一位中央情報局官員沒有告知聯邦調查局有關米赫德哈的美國簽證、哈茲米的美國之行或者哈萊德已經出席了吉隆坡會面的信息(由於高度的威脅,他在回顧所有有關的交通信息時已經確定上述情況)。
6.2001年6月: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們沒有確保所有和吉隆坡會面有關的消息在6月11日的會議上與「科爾」艦爆炸調查人員實現了共享。
7.2001年8月:聯邦調查局沒有意識到與米赫德哈和哈茲米抵達美國有關的信息的重要性,因此沒有採取相應的行動實現信息共享、分配資源和充分重視搜查工作。
8.2001年8月:聯邦調查局總部沒有意識到與穆薩維的訓練和信仰有關的信息的重要性,因此沒有採取適當行動實現信息共享,使各部門的高層的官員參與進來,採集穆薩維與「基地」組織的關係方面的信息,並且充分重視對穆薩維所可能計劃的內容作出決定。
9.2001年8月:中央情報局沒有集中關注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是「基地」組織的關鍵人員的信息,也沒有將確定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就是其他報告中提到的「穆克塔」的相關信息,和「穆克塔」與拉姆茲·賓勒斯伯、穆薩維的情報分析聯繫起來。
10.2001年8月: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沒有將米赫德哈、哈茲米和穆薩維的出現和一般威脅報告所言的近期的襲擊聯繫起來。
總部傾向於提供支持和便利,以確保大家協同一致。時常,某人會在某工作方面有所推進,或者總部時常會催促某人做某件事。但是總部從不為案件管理的成功與否負責。因此,中央情報局的管理者們沒有意識到策劃上發生了疏漏,而且他們極少知道恐怖行動已經瓦解。
當時的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萊克回憶說,這次恐怖行動只是當時關注的很多恐怖行動之一,那時「認為它有意思,但份量還不夠重」。他還記得消息沒能及時傳到曼谷,但是沒有明確地回想起為什麼那件事不受關注就結束了。
在接下來的層次上,據當時的中央情報局反「基地」組織工作部的負責人回憶,他認為他的職責不是指示應該做或不該做什麼。他沒有關注何時嫌疑犯逃脫與襲擊行動瓦解。在曼谷追蹤暫時中斷之後他沒有有意決定停止行動或繼續進行。然而他承認,在極度緊張和超時工作之後,在千年警報期間操勞過度的職員們可能出現過鬆懈。
這個案例的細節證明了我們在過去和未來的管理上所面臨的真正意義上的挑戰。美國政府必須尋找出路收集情報,並利用情報引導諸如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務院、軍隊和與祖國安全有關的機構等不同的組織參與聯合行動的籌劃和職責分配。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管理(3)
機構管理
除了聯絡國內外機構和根據情報籌劃這些日復一日的任務之外,挑戰還包括與政府最高領導人怎樣設定重點工作和怎樣分配與資源有關的更廣範圍的管理問題。通過對中央情報局的審查來闡明存在的問題,還是很有用的。因為,在「9·11」事件之前,此機構在政府的反恐行動中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
1998年12月4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向中央情報局的幾個官員們和情報部門代表簽發了一項指示,稱:「我們在進行一場戰爭,我並不希望中央情報局的資源或人力在此戰爭中被閒置。」備忘錄對動員中央情報局或情報部門幾乎沒有產生整體上的影響。
備忘錄僅僅是寫給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們和情報管理部門代表瓊·戴姆普塞的。她取消秘密行動方案後,將備忘錄傳真給主要的情報機構領導們。只那麼一小部分人收到了這份備忘錄。國家安全部當時的局長肯尼思·米尼漢將軍認為,備忘錄只適用於中央情報局而不適用於國家安全部,因為沒有人告訴他國家安全部有任何缺點。從他們那一方說,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們認為備忘錄是寫給其他情報部門的,因為他們自己已經盡力而為了,並相信其他情報部門需要盡職。
這件事情顯示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職權在對情報部門的指揮和對重點工作的安排上的一些局限,特別在對國防部內的情報部門上。中央情報局局長只能指導而不能控制各情報機構。他沒有收到情報機構活動的撥款款項,因此,沒有掌握他們的財源。他幾乎不瞭解他們是怎樣花費資金的。國會試圖增強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權力,在1996年新設了一個負責情報部門管理的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職位,並增設一些中央情報局局長助手職位進行情報的收集、分析、生成和管理。但是,這些職位的權力是有限的,也還沒有達成明確的管理中心的共識。
在「9·11」事件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沒有為對伊斯蘭恐怖主義開戰而制定一個管理戰略。這樣的管理戰略將確定情報部門為一場這樣的戰爭,在語言訓練、收集系統和分析人員各方面必須具備怎樣的能力。這樣的管理戰略必然會越過反恐中心擴展到顯然與反恐這一目標相聯繫的、專門人員的培養和行動支持等方面,還會細化所計劃的、要具備和實現這些能力所必需的開支和組織上的變革。
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和他的行動副局長告訴我們,他們確實有開展反恐戰爭的管理戰略。該戰略將重建中央情報局。他們說,中央情報局整體上由於先前的預算限制而極大地受損,亟須修復包括全體成員在內的工作能力。另外,這一方法將把外界的對打擊恐怖主義的巨大支持,引導為對全面增加反恐經費的支持。確實,儘管其他許多部門的開支都被削減了,反恐中心的預算卻沒有被削減。通過恢復對中央情報局整體的財政支持,情況會全面改觀。他們還強調了反恐中心或海外工作基地在反恐戰爭中增強的能力與改進中央情報局各個部門的協同作用。
正如一些官員們向我們指出的那樣,這種管理方法存在著折衷。為了即刻進行重塑,最需要優先處理的事情可能得不到其所需要的最大支持。此外,這種方法試圖把外界對打擊恐怖主義的強大支持引向對全面增加經費的支持。反恐議程的擁護者們對這種方法的反應可能是更不願給予經費支持,不如提供給反恐議程的擁護者們一份具有說服力的反恐預算方案,他們反倒可能願意這樣做。同樣,中央情報局局長的管理方法也主要集中在中央情報局方面。
因為缺少反恐戰爭的管理戰略和瞭解各部門經費使用的方法,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和他的助手們很難為反恐戰爭制定一份總的情報部門預算。
收集國內恐怖主義情報的職責只屬於聯邦調查局。但是在幾乎整個克林頓政府時期,聯邦調查局局長和總統之間幾乎不存在聯繫。聯邦調查局局長並不與總統直接溝通。他的主要職員們同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其他國家安全部門也幾乎沒有什麼信息上的共享。結果,在反恐努力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工作關係被切斷了。
第十一章 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管理(4)
千年特例
在結束我們的敘述之前,我們要提示和解釋一下,曾有一段時期——在千年之交前的1999年12月的最後幾個星期,政府總體上似乎在對付恐怖主義行動中步調一致。
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初那段時間,關於恐怖主義的信息廣泛流傳,且內容豐富。來自聯邦調查局的信息流特別出色,因為其他時間聯邦調查局內幾乎不存在共享的信息;來自情報部門的信息流也特別出色,因為其中一些傳達給了官員們——當地的機場負責人和當地的警察部門,他們此前沒有看到過這些信息,並且如果當時沒看到這些信息的話,他們此後在「9·11」襲擊之前再也不會看到了。此外,恐怖分子襲擊在美國要比在國外能更多地引起行政部門高層官員和國會上下兩院領導人的頻繁關注。
為什麼是這樣呢?最明顯的答案是,因為每個人都站在新千年的門檻上;而且隨時可能發生電腦編程故障(「千年蟲」)、刪除記錄、關閉電力和通訊線路及其他事情,擾亂日常生活。當時,約旦政府逮捕了16名「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他們正策劃在約旦製造一系列爆炸事件。約旦關押的人員中還包括兩名美國公民。不久,一個警覺的海關官員抓住了阿哈邁德·雷薩姆,他攜帶著爆炸物經過加拿大國境,明顯企圖轟炸洛杉磯機場。據發現,他在國境的兩邊都有同夥。
這些都不屬於在高度機密的每日情報或者聯邦調查局會談備忘錄上的事件。這些信息刊載在各大報紙上,並且在電視新聞聯播上也很突出。雖然約旦逮捕事件只出現在《紐約時報》的第13版上,但是每個晚間新聞播報都專題報道了這一事件。逮捕雷薩姆的報道出現在頭版上,並且對原事件以及後續事件的報道主導電視新聞長達一星期。聯邦調查局各地的實地辦公室接到憂慮的公民們打來的電話不計其數。每當司法部、聯邦航空管理局、地方警察署和各大機場的負責人們出現在公眾面前時,總是被新聞記者們圍個水洩不通。
在千年警報之後,政府放鬆了警惕。反恐又恢復成為聯邦調查局、反恐中心和反恐安全小組的機密禁區。但是經驗表明,政府能夠調動起來警惕恐怖襲擊的發生。其中一個原因是先前存在的對「千年蟲」的普遍擔憂,另一個至少同等重要的原因恰是共享的信息。每個人不僅知道存在抽像的威脅,而且知道至少一個恐怖分子在美國被逮捕。恐怖主義組織終於浮出水面——比如阿哈邁德·雷薩姆,從佛蒙特到南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人繼續提防著他的同夥。
在2001年夏季,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反恐中心和反恐安全小組竭盡全力發出了嚴正的警報,根據重要情報顯示,「基地」組織計劃實施一次大的恐怖行動。但是千年現象沒有再次出現。聯邦調查局實地辦公室顯然沒有看到反常的恐怖分子活動,總部也沒有敦促他們努力工作。
從2001年5月到9月11日,報紙或者電視上幾乎沒有任何報道來強化每個人對恐怖主義的關注。涉及此題材的頭版新聞只是報道了東非使館爆炸案和雷薩姆案件審理終結。所有這些報道都是回顧性的,認為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報紙末版的通告提到了使館和國外的軍事設施加強了安全防務和政府對去阿拉伯半島旅行的警告。其餘所有的都是機密。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對時代挑戰的思考(1)
在「9·11」事件發生3年以後,許多美國人依然在思考、談論在新的時代如何保護我們的國家。全國性的爭論在持續。
毋庸置疑,對於美國而言,打擊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方面需要考慮的頭等大事。在美國國會的全力支持下,無論是主要的政黨、媒體,還是美國人民,都已經發生了這種認識上的轉變。
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為了打擊恐怖主義,我們國家已經投入了巨大的財力。從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前通過的最後一次預算到目前的2004年財政年度,在防衛(包括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開支)、本土安全以及國際事務方面,聯邦所有的開支飆升了50%多,即由3,540億美元增長到約5,470億美元。自朝鮮戰爭以來,美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支出還從未有過這樣一種激增。
在美國歷史上,此前曾發生過這種情況。美國面臨著一種突如其來的危機,並且需要集中全國精力,全力加以應對。洶湧的波濤改變了歷史的景觀,反思和重新評估的時候到來了。有些計劃甚至機構需要撤除,還有些計劃或機構需要創造或者重新設計。私營公司及其僱員需要重新在共和政體的框架內界定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現在到了反思和重新評估的時候,美國應該考慮要做什麼,即一種策略的具體形式和目標;同時,美國人也應考慮如何做,即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組建他們的政府。
對威脅的解釋
在「9·11」事件之後的世界,對於威脅,更多的是根據社會內部的裂痕加以界定,而不是根據領土邊界進行界定。從恐怖主義到全球性的疾患或者環境惡化,這些挑戰已經變得具有跨國性。這便是21世紀世界政治的特點。
過去常常通過研究外國的邊界、掂量對立國家集團以及評價工業實力來考慮國家安全。敵方必須集結大批軍隊來製造危險。這樣的威脅形成緩慢,並且通常是可見的,這是因為,武器需要鍛造,軍隊需要招募,部隊需要訓練並開拔到位。大國實力強大,也經得起輸。因此,這樣的威脅是可以阻擋的。
而現在,威脅可以很快形成。像「基地」組織這樣的組織,其總部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某個國家,位於一個窮得連電力、電話都十分匱乏的地方,卻能對美國最大的城市策劃使用前所未有的破壞性力量予以攻擊。
就此而言,「9·11」事件告訴我們,就正如我們重視「在此處」針對美國利益的恐怖主義一樣,也應該重視「在別處」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基於相同的道理,美國本土本身就是整個行星。
然而,敵人並不僅僅是「恐怖主義」,即一般的邪惡。「恐怖主義」這一措辭模稜兩可,使反恐的策略模糊不清。而在歷史性的時刻所發生的災難性的威脅是明確具體的。這種威脅正是由伊斯蘭恐怖主義,尤其是本·拉丹的「基地」組織及其分支、意識形態所造成的。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烏薩馬·本·拉丹以及其他伊斯蘭恐怖主義頭目利用了長期以來形成的一股伊斯蘭勢力內部的極端褊狹的傳統。這種少數派的傳統起碼從伊本·泰米亞哈開始,經由瓦哈比教派的創始者以及穆斯林兄弟團到薩伊得·庫特伯而形成。這股勢力為宗教信仰所激發,政教不分,因而扭曲了政治與宗教的關係。這股勢力由本·拉丹強化的不滿而得到進一步的培育,並且在整個穆斯林世界都能感受到這種不滿——反對美國出兵中東,認為美國執行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政策,支持以色列。在本·拉丹和伊斯蘭恐怖主義者看來,美國為萬惡之源,是「蛇頭」,因而必須皈依它或者摧毀它。
對於美國公民而言,沒有可以討價還價或者談判的餘地,因為他們甚至不尊重生命,不存在開展對話的共同基礎,因此對其只能予以摧毀或者徹底孤立。
因為穆斯林世界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落後於西方3個世紀,並且極少數的寬恕或者世俗的穆斯林民主政體為未來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範式,本·拉丹的教義有了得以接受的群體,它獲得了成千上萬叛逆的年輕穆斯林人的積極支持,並且在並不積極支持本·拉丹的方法的更大的群體中發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對美國和西方的怨恨極深,甚至一些相對成功的穆斯林國家的領導人也有同樣的怨恨。
寬容、法治、政治和經濟的開放、向婦女提供更多的機會——這些對策必須來自於穆斯林國家的內部,而美國必須支持這樣的發展。
然而,這一過程很可能是以數十年而非數年來計量的。這是一個將會遭到穆斯林國家內部以及攻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的粗暴抵制的過程。美國發現自身已陷入某種文明內部的某種衝突中。這種衝突源於穆斯林世界的特定環境。這樣的環境在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移民社區同樣存在。
我們的敵人來自於兩方面:一是「基地」組織,這是一個無國界的恐怖主義網絡,「9·11」事件是他們製造的;一是在穆斯林世界中一個激進的意識形態運動,它們部分受「基地」組織的啟發,在全球形成了許多恐怖主義集團並製造了暴力。第一個方面的敵人儘管傷了元氣,但仍在不斷製造嚴重的威脅。第二個方面的敵人勢力在壯大,並且將在烏薩馬·本·拉丹及其同黨被斃或者被抓獲後很長一段時間對美國人及美國人的利益構成威脅。因此,我們的策略必須做到目的與手段相適應,摧毀「基地」組織網絡,並從更為長遠的目標考慮,壓倒產生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
伊斯蘭本身不是我們的敵人,不是恐怖的同義語,也不傳授恐怖的思想。美國及其盟友反對的是伊斯蘭走入邪路,而並不反對偉大的伊斯蘭信仰本身。由宗教信仰包括聖典中沒有被歪曲的信條操縱生命是每一種宗教所共有的,這對我們並不構成威脅。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對時代挑戰的思考(2)
有些宗教已經經歷了內部暴力鬥爭。由於有如此之多的信仰相異的追隨者,因此,每一主要的宗教都會衍生暴力的狂熱者。然而,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理解和寬容能夠而且必須贏得勝利。
目前,跨國性的威脅是伊斯蘭恐怖主義,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採取奠基於一個穩固的三角政策之上的一種寬泛的政治軍事策略,從而
●打擊恐怖分子及其組織;
●阻止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持續成長;並且
●避免與防範恐怖襲擊。
不僅僅是對恐怖主義的戰爭
恐怖主義是個人和某些組織為了殺戮和毀滅而採取的一種策略,因此,我們應把努力方向對準那些個人和組織。
動用美軍及其盟軍在實地查找和摧毀恐怖勢力及其同黨的鬥爭,被人們準確地稱為「戰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阿富汗戰爭。使用「戰爭」這一措辭,意味著對一個國家的力量做了動員。然而,對「戰爭」這種策略應該加以斟酌。
「9·11」事件以後,我們的第一個階段的行動當屬利用軍事手段推翻塔利班政權,追捕「基地」組織。現在這種行動仍在繼續。但是,持久的勝利卻要求綜合運用國家力量的所有要素:外交、情報、秘密行動、執法、經濟政策、外援、公眾外交以及本土防禦。如果我們倚重一種要素而忽視其他種種要素,我們將會留下易受攻擊的弱點,從而削弱我們的行動所應有的作用。
當然,這一策略應當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的進攻行動,這樣,恐怖主義者就應當不再會找到其組織得以成長和壯大的安全空間。美國的策略應該是一種聯合性政策,其中就包括在這一策略的發展和執行中,應將穆斯林國家作為夥伴對待。
我們的努力應該伴隨著某種防禦性策略。這種策略的政治性與軍事性是同等的,或者更具政治性。這種策略必須清晰地聚焦於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
我們的策略也應該包括種種防禦措施。美國在許多方面都能受到攻擊,有許多薄弱環節。沒有任何防禦是完美無缺的,但必須估量各種各樣的威脅。對於資源的分配,必須作出艱難的選擇。對於美國防禦的種種職責,必須作出清楚的規定。必須作出精心的規劃,這樣,才能弄清小錢花在何處能辦大事。防禦措施也會打亂攻擊者的種種計劃,增加其被發現和失敗的危險。最後,我們的國家還必須對那些未受到阻擋的襲擊作出應對的準備。
對成功的衡量
在同伊斯蘭恐怖主義者作鬥爭的過程中,美國公民對其政府懷有怎樣的期待?這些目標從表面上看具有無限性:挫敗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恐怖主義。但是,目前的狀況也告知美國公民要做最壞的打算——某次攻擊可能到來,它可能很恐怖。
有了這一基準,軍事行動和開支的正當理由似乎就是無限的。種種目標是正當的,然而,推行有效的公共政策還需要具體的目標,有關的機構需要對成功作出衡量。
這些衡量方法並不需要具有量化性,因為政府在許多方面並不能像私營公司一樣對成功作出估算。然而儘管如此,這些目標也應該足夠具體,以使有理性的觀察者,如白宮、國會、媒體或者一般民眾,能夠判斷究竟這些目標是否已得到實現。
模糊的目標搭配著敵人無確定形態的圖畫。「基地」組織及其分支普遍被描繪成遍及世界各地、靈活、富有彈性、組織性強、無所不能。因此,這向美國人民展現了一幅全能的、難以根除的、具有毀滅性的九頭怪蛇的圖像,而這一影像使美國人民降低了其對政府有效性的期望。
這樣的影像不應當過於降低人民的期望。我們的報告展示了一群堅毅、精幹的陰謀勢力。然而這一勢力卻是脆弱的,它依賴於少數關鍵人物,並且由於受到基於幹事業的吸引而參與的、勉強夠格但不穩定的人的影響,這一勢力偶爾也留下了可攻擊的弱點。敵人也犯了多次錯誤:如哈利德·艾爾·米赫德哈擅自離開美國,卻在2001年7月又被要求重新入境;挑選扎卡利亞斯·穆薩維參與行動以及拉姆齊·比納爾謝赫把錢交給他。美國政府未能利用這些錯誤來及時阻止「9·11」事件的發生。
我們並不認為挫敗在任何時間、地點的所有針對美國人的恐怖襲擊是可能的。總統應該告訴美國人民:
沒有任何總統能夠承諾,像「9·11」事件那樣的災難性的襲擊不會再發生。歷史表明,即使是最為警覺、老練的機構也不能總是阻止住心意已決的自殺性襲擊者擊中的某一目標。
但是,美國人民有權期待他們的政府做得更好,期待官員有現實的目標、清晰的指導和高效的組織。他們有權掌握某些評價標準,以使其能夠在所選出的代表的幫助下,對目標能否實現作出判斷。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打擊恐怖分子及其組織(1)
美國政府正與世界各國政府一道,共同合作,通過情報、執法、軍事、財政以及外交的渠道,鑒別、瓦解、追捕或者消滅恐怖分子。這種努力開始於「9·11」事件之前,並且以空前浩大的規模在繼續。但是,為了捕獲恐怖分子,美國或者外國的機構需要發現並能夠接近他們。
不設保護區
「9·11」恐怖襲擊是一個複雜的國際性行動,是多年來策劃的結果。2003年巴厘島以及2004年馬德里的爆炸事件奪走了數百人的生命。這些襲擊可以在當地進行組織和發動,在規模上並不大,也不太複雜,但卻難以阻止。美國政府必須培養能夠避免「9·11」事件那樣規模的陰謀得逞的能力,並且這些能力將大大有助於對付規模雖小但卻是毀滅性的攻擊。
一個旨在發動災難性襲擊的複雜的國際恐怖主義行動絕非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發動的。這種行動似乎要求:
●時間、空間、具有適當的策劃和人員調配能力;
●具有一個能作出必要決定的指揮結構,擁有聚攏必要的人、錢、物的權威和途徑;
●具有招募、訓練、挑選具備必要的技能和獻身精神的行動人員的機會和空間,為其提供適應恐怖事業所要求的時間和結構,評價其可信賴性,提高其技能;
●具備能夠安全地指揮行動人員的行動、把金錢和其他資源(比如爆炸物品)轉移到需要的地方的後勤網絡;
●一旦需要某些武器,能夠獲取為核放射或者生化襲擊所必需的特殊物質;
●在協調者和行動者之間具備可靠的通訊系統;並且
●具有檢測計劃可行性的機會。
在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有許多細節展示了阿富汗這一保護國對於「基地」組織在策劃「9·11」襲擊和其他行動中具有的直接和間接的價值。「基地」組織強化了在阿富汗共處多年的富有經驗的「聖戰分子」之間的個人聯繫。它有召集和篩選新成員的行動空間,在荒涼偏僻的營地對他們灌輸「聖戰」思想。它穿越巴基斯坦和阿聯酋,建立了後勤網絡。
「基地」組織還利用國內安全環境相對鬆懈的西方國家,尤其是德國。它認為美國環境如此友善,以至於「9·11」事件的行動分子可以把美國當做進一步訓練和演習的集散地。他們進出美國,在其周邊進行活動,自鳴得意地使用他們的真實名字,而絲毫沒有被俘獲的擔心。
為了找到庇護場所,恐怖主義組織已經逃到了一些管理混亂、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地方。情報部門已經準備了一張世界地圖,在地圖上標出了恐怖分子可能的「天堂」。這張地圖不是根據秘密情報繪製的,但卻表明,在這些地區,地形崎嶇不平,政府欠缺管理能力,有藏身或者接受供給之所,人煙稀少,但卻靠近城鎮或者城市,以使其能和外部世界進行必要的聯繫。遍及世界各地的許多地區都符合這些標準。
在同美國和外國政府官員以及今天奮戰在反恐一線的軍官會談時,我們問:如果你是恐怖分子的頭目,你願意在何處建立基地?在他們所提交的名錄中,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一些相同的地方:
●巴基斯坦西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交界地區;
●阿富汗南部或者西部;
●阿拉伯半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也門,及其附近的非洲之角,包括索馬裡和向西南延伸到肯尼亞的這一區域;
●從泰國到加勒比地區南部再到印度尼西亞這一東南亞地區;
●西非,包括尼日利亞和馬裡;
●歐洲城市裡的穆斯林社區,尤其是中東歐國家,在那裡安全部隊和邊境控制不太有效。
在20世紀,戰略家關注的是世界上偉大的工業核心地帶;而在21世紀,目光卻轉向了相反的方向——轉向了遙遠偏僻的地區和落後的國家。美國不得不採取各種方式竭盡全力地對這些地區施加影響。
通過這一透視鏡,我們需要審視每一個決策。例如,如果伊拉克成了一個失敗的國家,那麼在所有滋生襲擊美國本土公民的土壤的地區名單上,它將位於最上方。同理,如果我們對阿富汗給予了不充分的關注,那麼塔利班或者軍閥的統治以及毒品販子將會死灰復燃,其農村地區將再一次成為「基地」組織或其接任者的庇護所。
建議:美國政府必須鑒別出實際上的或者潛在的恐怖分子庇護所,並作出優先次序的安排,對於每一區域,政府都應該採取現實的策略,利用國家力量的所有因素,使可能的恐怖分子聞風喪膽。我們應該歡迎、聽取其他有幫助的國家的意見,並與其一道努力。
下面我們提供了目前即2004年尤具適用性的三個例證: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普遍貧困,腐敗盛行,而且通常政府管理低效,由此為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募集新成員創造了許多機會。這裡落後的教育是一個尤其需要關注的問題。成千上萬個家庭尤其是那些貧窮的家庭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宗教學校。這些學校中,有很多是可以接受教育的惟一的地方,而還有一些學校已經被當做暴力極端主義的孵化器。據卡拉奇的警察指揮官介紹,單在這一城市,只有859所學校,卻要容納20萬個孩子。
我們很難高估巴基斯坦在同伊斯蘭恐怖主義作鬥爭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巴基斯坦領域內,有1.5億穆斯林人、許多「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和塔利班戰士,並且或許還有烏薩馬·本·拉丹。巴基斯坦擁有核武器,並且因為喀什米爾領土爭端,與擁有核武器的印度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在反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引發的政治衝突中,巴基斯坦軍方以及更為溫和的主流政治勢力已經走向了暴力,並且最近還發生了多次企圖刺殺巴基斯坦總統佩爾韋茲·穆沙拉夫的事件。
近年來,美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存在著3個方面的基本問題:
●關於恐怖主義。巴基斯坦有助於塔利班滋長。巴基斯坦的軍隊和情報部門,尤其是較低層次的軍隊和情報部門長期以來面對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存在著矛盾的心理。許多政府職員同情極端分子,或者為其提供支持。穆沙拉夫承認本·拉丹是壞蛋,但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卻優先考慮與塔利班維持良好的關係。
●關於核擴散問題。穆沙拉夫多次說,巴基斯坦不用核技術作交換,但核擴散的擔心卻由來已久,形勢嚴峻。甚至在最近,巴基斯坦政府仍聲稱,他們不知道其中的一位舉國聞名的核武器研製者領導著曾被揭露的最為危險的核走私集團。
●最後,儘管回歸民主統治這一激盪的過程確實在巴基斯坦的省級地方發揮作用,而且巴基斯坦的新聞界依然相對自由,但是在國家一級回歸民主統治的進展卻不大。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打擊恐怖分子及其組織(2)
「9·11」事件發生後不久,面對美國無可避免的選擇,巴基斯坦作出了一個策略性的決定,其政府站在了一邊,允許美國領導的聯軍搗毀塔利班政權。在其他許多方面也積極地進行了協助:其當局逮捕了500多名「基地」行動分子和塔利班成員,而且巴方軍隊在追蹤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阿布·祖巴耶達赫以及「基地」其他主要人物方面也起了一種主導性的作用。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巴基斯坦政府試圖越過樊籬:在尋求避免與「基地」組織殘餘分子及其他伊斯蘭極端分子發生更大衝突的同時,也在打擊「基地」組織方面起著作用。當「基地」組織及其巴基斯坦同盟多次企圖謀殺穆沙拉夫(差點得逞)時,這場戰鬥回到了國內。
該國廣袤的無人巡查的地帶吸引了尋求庇護、招募新成員的極端分子,同時也為其襲擊聯軍在阿富汗的行動提供了一個基地,幾乎所有的「9·11」「基地」襲擊者都在坎大哈——基達——卡拉奇的南北連接地帶活動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哈利德·謝赫·穆罕默德的民族聚居區)以及卡拉奇雜亂的城市仍然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中心。在那裡,美國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和情報力量受到削弱。美國在卡拉奇的領事館是一個臨時的「堡壘」,這反映了周圍環境威脅的嚴重性。
在2003年冬季期間,穆沙拉夫又作出了另外一項戰略性決定。他把巴基斯坦的軍隊開到沿阿富汗國界的西北省份的邊境。有人報稱,本·拉丹和艾曼·阿勒扎瓦瑞在那裡藏身。在地勢十分不利的地方,軍隊遭到了「基地」組織「聖戰分子」及其當地追隨者的抵抗。在邊境的另一面,假定巴基斯坦的能力有限,並且不願意讓美國在其領土上開展軍事行動,那麼,在阿富汗的美國軍隊將會發現要組織有效的聯合行動是富有挑戰性的。然而在2004年,顯然巴基斯坦政府在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者的鬥爭中顯得更為費勁。
認識到這些問題以及穆沙拉夫在反恐這齣戲中的角色,我們相信,對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穩定而言,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穆沙拉夫政府那裡。
●在一篇非凡的公眾評論中,作者提出,穆斯林人是怎樣「把我們拖出自己發現身在其中的陷阱,並使他們受到鼓舞的」,對此,穆沙拉夫已採取了一種「開明的克制」策略。他說,穆斯林世界應避免陷於交戰狀態和採取極端主義;西方國家並且尤其是美國應該尋求正義地解決爭端,幫助穆斯林世界使其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在2002年和2003年,印巴兩國戰爭一觸即發。最近,兩國在關於長期存在的分歧的和談中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美國已經而且也應該繼續對這一進展的過程起關鍵的推動作用。
●對巴基斯坦人的不斷支持是因為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把他們當做有益的同盟者。既然現在美國已經重新作了承諾,就應該在未來踐守諾言。
建議:如果穆沙拉夫在為自己和自己國家的鬥爭中代表了開明的克制立場,那麼美國就應當樂意作出艱難的選擇,並且對巴基斯坦的未來作出艱難的長期的承諾。在對巴基斯坦的援助維持現有的規模的同時,美國應全面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同極端分子作鬥爭;只要巴基斯坦的領導人依然願意作出自己的艱難選擇,美國對其的全面性支持將由軍事援助延伸到興辦良好的教育事業。
阿富汗
阿富汗是「基地」組織和「9·11」襲擊的孵化器。2001年秋天,美國領導的國際聯軍及其阿富汗同盟軍推翻了塔利班政權,結束了該政權對「基地」組織的庇護,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由於有聯合國明確的授權和北約領導的維和部隊的參與,國際合作的力量是強大的。今天,在北約盟軍和穆斯林國家的士兵參與下,有1萬多名美國軍人部署在阿富汗。在喀布爾,阿富汗建立了中央政權,有了一部民主的憲法,發行了新的貨幣,組建了一支新的部隊。許多阿富汗人享有了更充分的自由,婦女和姑娘們擺脫了受奴役的狀態,300萬兒童重新返回學校。多年以來,阿富汗人民第一次有理由心存希望。
然而,嚴峻的挑戰依然存在。塔利班和「基地」組織「聖戰分子」在阿富汗的南部和東南部又重新勾結起來。軍閥們控制了喀布爾以外的許多地區,而且在這些地區流失了許多武器,經濟發展的希望依然渺茫。長期以來作為阿富汗的一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毒品貿易又死灰復燃。甚至最為老練的援助者也不願在許多地區開展工作。有人警告稱,阿富汗已經接近無秩序狀態的邊緣。
千瘡百孔的阿富汗也有機會,選舉正在籌備。事實表明,2004年6月,塔利班武裝人員訴諸暴力,在一輛公共汽車上殺死了16名阿富汗人。顯然,這沒有別的更多理由,他們通過佔領阿富汗人前所未有的「武器」,即選民登記證來展示他們的無恥。
阿富汗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勇敢無畏,盡職盡責。他正在試圖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全國性的機構,以打破阿富汗在種族社區內分配權力的傳統。然而,即使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選舉為阿富汗人民帶來了一個民主的政府,美國也仍將面臨著一些艱難的選擇。
在軍事行動中,美國相對較少關注重建阿富汗的問題。然而,在2003年間,美國的政策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它更為關心政治層面以及國會對大規模援助的支持,這預示著,美國已向阿富汗的未來作了長期的承諾。阿富汗的一位地方官員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終於有了一個良好的政府。他懇求美國要踐行諾言,不要再像20世紀90年代那樣拋棄阿富汗了。阿富汗的另外一位領導人指出,如果美國撤出阿富汗,「我們將會失去所有已取得的一切。」
最為困難的就是,準確地描述美國在阿富汗的安全使命。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是否會對美國就阿富汗的未來所作的承諾加以兌現的程度產生一些影響,現在依然存在著政治上的論爭。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已遠離了阿富汗中央政府與離心軍閥之間的爭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面臨與販賣毒品相關的問題。
行長期的義務,以使阿富汗政府有一個改善該國人民生活的合理的機會。阿富汗再也不能成為國際犯罪和恐怖犯罪的避風港了,美國和國際社會應該幫助阿富汗政府強化其對這個國家的權威,並應履行承諾,以達到目標。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建議,這意味著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來安定這個國家、解除民兵的武裝、縮短軍閥統治的時間。然而,美國和北約早已明智地致力於這個地區的未來了,但正如「9·11」事件所表明的,這一努力失敗了,一半的措施甚至比無用更糟糕。
●尤其是北約已經在阿富汗進行了一場聯軍是否具有適應未來的安全挑戰的能力的測試,北約必須通過這場測試。當前,美國和國際社會預想了足夠的支持方式,以使阿富汗中央政府能組建真正的國家軍隊,為主要的城鎮和地區建設最起碼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機構。這種努力在各國的安排下,部分依賴外國的軍民工作小組。北約和聯合國對這些企業在制度上的承諾缺乏權威,北約某些成員國不能堅持到底,世界上答應向阿富汗提供幫助的其他一些國家現在沒有履行保證。
●美國在阿富汗的出現對於軍事和安全工作起著壓倒性的導向作用。美國國務院在阿富汗的人手嚴重不足,而軍事使命又將目標狹隘地定位於阿富汗南部和東南部的「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殘餘勢力身上。如果國際社會能就恢復這個國家的法制、遏制猖獗的犯罪和中亞十字路口的毒品交易的努力達成一致,那麼,美國政府就能夠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我們多次聽說,援助的資金分配非常嚴格,以至於美國的某一機構通常不能當場臨時湊成,或者努力幫助別的機構,甚至在幾千美元就能起顯著作用的一些小的方面也如此。
美國政府應該分好這筆錢,以使職銜較低的軍官有更多的靈活性,從而使工作在跨部門時做得更好,以應對在戰場上他們所遇到的各種情況。因此,應該為軍隊的各種開支留出一部分自由資金,這樣他們就可以經常在遇到機會時幫助當地人。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打擊恐怖分子及其組織(3)
建議:迄今為止,總統和國會在阿富汗的種種努力應受褒揚。目前,美國和國際社會應就建設一個安全穩定的阿富汗履
沙特阿拉伯
在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方面,沙特阿拉伯是一個成問題的盟友。從高層一級的政策上看,「9·11」事件之前,沙特阿拉伯的領導人在與美國針對塔利班或者巴基斯坦的公開外交行動中進行合作。同時,沙特阿拉伯又是一個「基地」組織直接從個人和通過慈善團體募集資金的地方,19位劫機者竟然有15個來自於此。
在宗教方面沙特阿拉伯王國是世界上最為保守的國家之一,並且其身份受自己的宗教關係,尤其是受其作為伊斯蘭的兩個聖地的監護人的立場的嚴密約束。慈善捐贈是伊斯蘭的5個支柱之一。它甚至比西方的慈善觀念更為寬泛、更為普遍——它還作為收入稅、教育援助、外援的一種形式,以及政治影響的一種源泉而起作用。西方把公民義務和宗教義務加以區分,而在伊斯蘭文化中卻不存在這種區分。資助慈善工作在伊斯蘭世界裡是政府的職責,這種觀念在伊斯蘭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於在沙特阿拉伯,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國家經濟部與財政部的某個部門直接收取慈善捐贈,這幾乎與美國國內稅務局收取工資預提稅一樣。與慈善捐贈緊密相連的是,政府致力於宣傳伊斯蘭信仰,尤其是瓦哈比流派的信仰,這種信仰在沙特阿拉伯得到發揚光大。
從傳統上看,整個伊斯蘭世界不存在正式的捐贈監管機制。隨著沙特阿拉伯財富的增加,個人和國家的捐贈也在激增,大量的資金流向各種各樣的伊斯蘭慈善團體。
沙特阿拉伯的國內捐贈受社會福利和勞動部管理,而國際救濟組織,如世界伊斯蘭青年大會及其捐贈受伊斯蘭事務部管理。該事務部利用慈善捐贈和政府基金在全世界包括在清真寺和學校宣揚瓦哈比的思想。通常,這是這些學校所能提供的惟一的教育,即使在富裕的國家,沙特阿拉伯資助的瓦哈比學校通常也是惟一的伊斯蘭學校。一些瓦哈比資助的組織被極端分子所利用,以推行其對非穆斯林人發動暴力「聖戰」的目標。艾爾·哈拉曼伊斯蘭基金會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其分支部門的部分財產已被美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凍結。
直到「9·11」事件發生,沙特阿拉伯很少有人認為,對慈善捐贈進行政府管理是必要的。許多人甚至認為,這種管理是對行使信仰自由的干涉。同時,沙特阿拉伯政府利用能源的收入,有能力支付國家的大部分開支,這也耽擱了現代稅收體制的建立。因此,監管慈善開支存在著強大的宗教、文化和行政上的障礙。然而,現在的情況似乎在發生變化,暴力「聖戰」的目標也轉向了推翻正統穆斯林的政府,因為它們辜負了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期望。
長期以來,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的領導人有著友好的關係,這種關係根植於冷戰期間反對前蘇聯的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根植於美國希望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供應能夠穩定世界石油市場的供應和價格,也根植於沙特阿拉伯希望美國能夠維護王國的安全,使其免於外國的種種威脅。
1990年,在美國領導的軍隊初次打擊伊拉克之前,美國在沙特阿拉伯王國建立了軍事基地。為了保衛沙特阿拉伯的安全,美國的士兵和空軍奉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對此,沙特阿拉伯政府難以報答。作為制裁伊拉克的國際義務的一部分的美國軍事基地一直保留到2003年。
多年以來,雙方領導人寧願悄悄地在背後維持他們的關係,因此,無論是美國,還是沙特阿拉伯人民,對雙邊關係的各個層面,包括沙特阿拉伯,在美國促進中東和平進程中起的作用都不賞識。在各自的國家,政治人物很難彼此公開為良好的關係辯護。
今天,雙方開始相互指責。許多美國人把沙特阿拉伯看做是敵人,而不是被敵人圍困的盟友。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壓迫婦女、由一個富有而又懶惰的精英分子統治的獨裁政府。美國政治家與沙特阿拉伯的接觸,在黨派政治討論中,經常會作為借口而遭到指責。而美國人也會為在學校和清真寺裡宣揚的偏執的、反猶太人的以及反美的論調感到震驚。
沙特阿拉伯也惱羞成怒。過去許多贊成美國的有教養的沙特阿拉伯人現在認為美國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改革家向我們指出,在美國媒體中將沙特阿拉伯加以妖魔化,為激進主義分子提供了「彈藥」,他們譴責改革者是美國的「馬屁精」。因此,成千上萬的沙特阿拉伯人以前曾經經常去美國旅遊或在那兒安家,現在卻去了別的地方。
在沙特阿拉伯人看來,美國被認為是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中以色列的盟友;對於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人深表同情。「9·11」襲擊之後,儘管沙特阿拉伯在反恐合作方面做了一定的改進,但突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王國的許多人起初是帶著懷疑和拒絕的態度作出反應的。在接下來的數月裡,隨著事件的水落石出,一些居於領導地位的沙特阿拉伯人才私下承認問題的存在,但仍然不認為自己的政權遭到了威脅,因而經常對美國提出的協助請求不立即作出反應。薩達姆遭到普遍的唾棄,但沙特阿拉伯人依然對這位伊拉克的「反美鬥士」懷有同情,儘管大多數沙特阿拉伯人也譴責「聖戰分子」在王國的攻擊行動。
如同在巴基斯坦、也門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一樣,當恐怖主義轉向本國國內時,態度就發生了轉變,合作的意義變得尤其深遠。在2003年5月12日利雅得發生爆炸事件後,情況改善了許多。沙特阿拉伯王國公開討論激進主義的問題,譴責恐怖主義是宗教的叛逆,對海外的宗教活動削減官方的資助,關閉可疑的慈善基金會,公開逮捕了許多疑犯——這些對於一個寧願內部問題內部處理的政府來說,是十分顯眼的舉措。
目前,沙特阿拉伯王國已經陷入同「基地」組織的致命鬥爭中。在同恐怖分子的多次交火中,沙特阿拉伯經常有警察被殺。2004年6月,沙特阿拉伯駐美國大使在沙特阿拉伯媒體上公開向他的政府呼籲,要對恐怖分子發起自己的「聖戰」。「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人,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這些罪犯的犯罪真相,」他宣稱,「如果我們不發起一個總動員——我們將在反恐戰爭中輸掉。」
沙特阿拉伯是一個備受困擾的國家。儘管其被認為十分富裕,但事實上,其人均收入已由28,000美元的最高點跌到目前的大約8,000美元的水平上。社會和宗教的傳統纏繞在一起,阻礙了現代的經濟活動,限制了年輕的沙特阿拉伯人的就業機會,沙特阿拉伯的婦女們所受的教育和可得到的就業機會極其有限。
克林頓總統為我們就沙特阿拉伯做了敏銳的分析。他指出,從根本上說,友善的統治者受到維持現狀的慾望的困擾。與其他人一樣,他也給出了實用主義的改革方案。他希望,沙特阿拉伯的領導人要設想,他們在10年或者20年裡要將沙特阿拉伯王國變成什麼樣子,同時要啟動他們的朋友能幫助其改革的一個過程。
一些跡象表明,沙特阿拉伯王室正試圖就政治的改革達成一致,儘管尚不清楚這一改革進程有多快,向何處發展。阿卜杜拉王子希望王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加快經濟的自由化。他已接受了阿拉伯人發展報告的觀點。這一報告嚴厲地批評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衰退,向阿拉伯國家呼籲,對政治經濟要進行更為深入的改革。
與沙特阿拉伯合作,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也是美國的興趣所在。這樣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現在一樣,以秘密的形式持續一段時間,但這種合作不可能再發展、再密切。因為,就任何一方來說,友誼都不是無條件的。
建議:美國與沙特阿拉伯之間關係上的種種問題必須公開予以面對。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必須確定他們是否能夠建立一種雙方的政治領導人都願意公開維護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僅與石油有關。這種關係應當包括某種對政治和經濟進行改革的共同承諾,因為沙特阿拉伯也要與外部世界合作;這種關係還應當包括在高度寬容和文化尊重方面的某種共同興趣,然後轉化成某種打擊激起仇恨的暴力極端分子的責任。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阻止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持續成長(1)
2003年10月,在對恐怖主義發動全球性戰役兩年後,在對進展情況進行反思時,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問他的顧問:「我們每天抓捕、擊斃或者遏制和勸誡的恐怖分子是否比『聖戰』學校和激進的牧師們招募、訓練和調配用來打擊我們的恐怖分子要多?美國是否有必要制定一個明晰完整的計劃,以阻止下一代恐怖分子的誕生?美國正在把相對較少的精力投入到長期的計劃中,而我們卻正在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試圖阻止恐怖分子方面。對於我們,成本與收益成反比。我們的成本是幾十億,而恐怖分子的付出卻只有幾百萬。」
這些是很好的問題。對此,我們的答案是,對於這樣一種為我們的外交注入活力的長期策略(總統和國會已對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軍事和情報方面給予了關注),我們需要開展短期的行動。
進行思想的交鋒
美國已深深地捲入到穆斯林世界裡,並且還會持續多年。美國的這種參與招致了深深的怨恨。2002年的多次民意測驗表明,在美國的朋友中,如埃及,它在過去的20年裡接受美國的援助比其他任何一個穆斯林國家都要多,但在民意測驗中,只有15%的埃及人對美國持贊成意見。在沙特阿拉伯,這一數字是12%。2003年,從印度尼西亞到土耳其(北約的盟友),有2/3的被調查者非常或者有點兒擔心美國會打擊他們。
對美國的支持在直線下跌。「9·11」之後,在伊斯蘭國家開展的多次測驗表明,很多或者大部分人認為,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美國做得對。很少有人支持「基地」組織,在被調查者當中,有一半人說,普通人對美國是支持的。到了2003年,多次測評卻表明,「在大部分穆斯林國家裡,對美國的支持跌到了最底部。在穆斯林人中,以前主要是中東人反對美國,自從去年夏天以來,反美的情緒在蔓延……在印度尼西亞,支持美國的比例由61%下跌至15%;在尼日利亞的穆斯林人中,這一比例由71%跌至38%。」
這些看法至多說明了對美國不瞭解,然而最糟糕的卻是,它們由漫畫家的成見被加以強化。在那些諷刺挖苦美國的價值觀和政策的知識分子中,漫畫家的成見粗俗地描繪了眼下時髦的「西方人的特徵和習慣」。當地的一些報紙和極少數有影響的衛星廣播公司,如半島電視台,也通常在把美國描繪成給反穆斯林的「聖戰」話題上火上澆油。
一小撮穆斯林人,深深地忠於烏薩姆·本·拉丹版本的伊斯蘭,是不為任何說教所動的。正是在這大部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中,哪怕僅僅因為我們是改革、自由、民主與機會等這些思想的傳遞者,而我們自己倡導這些思想的作用有限,我們也必須推行。穆斯林人自身也應反思這樣的基本問題:「聖戰」的觀念、婦女的地位以及非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位置。美國可以提倡節制,但不能保證其取得支配性地位,而這一點只有穆斯林人才能做到。
要推行上述思想,從背景上看是艱難的。阿拉伯聯盟中有22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之和還不及西班牙,40%的成年阿拉伯人是文盲,其中有2/3是婦女。在泛中東地區,有1/3的人依靠每天不足2美元維持生活,不到2%的人有機會使用互聯網,大部分年齡稍長的阿拉伯年輕人都希望到其他國家定居,尤其是歐洲國家。
簡而言之,美國必須幫助他們擊敗的是某種意識形態,而不是人,而且,我們必須在艱難的環境中這樣做。怎樣才能讓美國及其盟友幫助穆斯林人改造激進的思想以擊敗宗教極端主義思想?
建議:美國政府必須確定教訓是什麼,它意味著什麼?我們應該在世界上樹立一個有道德的領導人的形象,使其對人慈愛人道,遵守法制,對我們的鄰居寬宏大量、充滿愛心。美國和穆斯林的朋友可以就尊重人的尊嚴和機會達成一致意見。對於穆斯林的父母來說,像本·拉丹這樣的恐怖分子為其子女帶來的,除了暴力和死亡的形象外沒有別的,而美國及其朋友們卻可以帶來某種至關重要的利益——我們可以向這些父母展示可能為其子女帶來更好未來的夢想。如果我們理會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深思熟慮的領導人的主張,一種穩健克制的一致意見就能達成。
對未來的夢想應該強調生活即個人的教育和經濟機會比死亡更重要,這一夢想包括普遍的政治參與和對不分青紅皂白的暴力的鄙視,這一夢想還包括尊重法治、公開討論分歧以及寬容對待各種不同的觀點。
建議:一些穆斯林政府,甚至他們還是朋友,沒有尊重這些原則,而美國則必須代表某種更好的未來。經過長期的冷戰,其中的一個教訓是,與大多數殘暴的、壓制的政府相合作所取得的種種短期的利益經常被美國在成就和利益方面遭受的長期挫折所壓倒。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這一教訓的一部分,美國的外交選擇具有重大的意義。無論對錯,美國關於巴以衝突以及出兵伊拉克的政策在整個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裡成了公眾評論的最主要話題,這是一種事實。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的選擇錯了,這只是說明,那些選擇必須與美國旨在為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創造機會的差使融為一體。如果世界範圍內的伊斯蘭恐怖主義進一步成長壯大,那麼,無論以色列還是新的伊拉克,都不會更安全。
美國必須在傳播其價值觀上做得更多。在反思本·拉丹贏得穆斯林人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時,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很驚奇:「躲在山洞裡的人是如何在通訊方面勝過世界上通訊最為發達的國家的?」美國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向我們表示出擔心:美國人一直在「輸出我們的擔心和憤怒」,而不是我們對機會和希望的夢想。
建議:就正如我們在冷戰期間所做的那樣,我們需要在國外大力地維護我們的理想。美國確實要擁護自己的價值體系。它過去曾保護而且現在仍然在保護索馬裡、波斯尼亞、科索沃、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穆斯林人的安全,使其免於這些地區的獨裁者和罪犯的傷害。如果美國不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在伊斯蘭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場,宗教極端主義者將非常願意為我們做這項工作。
●認識到阿拉伯和穆斯林人對衛星電視和廣播的依賴,政府已開始在向阿拉伯世界、伊朗和阿富汗傳送電視和廣播信號方面做一些大有希望的工作,並且許多人可以收看或者收聽了。州長廣播委員會已經請求給予更多的物資。對此要求,應予以滿足。
●美國應該重新設立獎學金、互換和圖書館項目。這些項目歡迎年輕人,並為他們提供知識和希望。一旦提供了這樣的援助,它應該被看做是來自於美國公民的援助。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阻止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持續成長(2)
對機會的日程安排
美國及其朋友們重視教育和經濟的機會,聯合國也恰如其分地把「有文化」視為「自由」。
●國際社會正在朝著確定一個具體目標的方向邁進,這一目標是:到2010年,中東地區的文盲數減少一半,關注婦女和女孩的問題,為成人掃盲計劃提供支持。
●在教育的基本必需品方面,需要一種實實在在的幫助,如將世界上的許多知識翻譯成當地文字的教材以及貯藏這些東西的圖書館。當地對外部世界或者其他文化的教育很匱乏。
●還需要發展更多的有關貿易和經商技巧方面的職業教育。中東也可以從在數字鴻溝上架設橋樑、增加使用國際互聯網機會的一些計劃中獲得好處,而這些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早已得到了發展。
為了根除伊斯蘭恐怖主義,在任何全球性策略中,教會人們寬容,教育人們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以及不同的信仰,都是非常關鍵的。
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提議,並請其他國家參加,慷慨地資助設立一個全新的國際青年機會基金。這些基金將直接在那些願意明智地將自己的錢投在公共教育上的穆斯林國家裡,建設和開辦中小學。
經濟的開放至關重要。貧窮並不滋生恐怖主義。事實上,許多恐怖主義分子來自於相對富裕的家庭,但是,當人民失去希望、社會崩潰失序、國家分崩離析時,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由此形成。落後的經濟政策和壓制性的政治體制溜進了沒有希望的社會,在那裡,抱負和激情沒有用武之地。
支持經濟的發展與改革的種種政策也有政治的意味,因為經濟和政治的自由往往相互聯繫。貿易尤其是國際貿易需要持續的合作與妥協、跨文化的各種思想的溝通、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各種分歧以及法治。經濟的成長也擴大了中產階級的隊伍,這一階層有助於進一步的改革。成功的經濟依賴於生機勃勃的私人生產部門,這些部門熱衷於遏制任意行事的政府權力,那些能夠控制自己的經濟命運的人不久將產生在其社區和政治社會裡擁有發言權的慾望。
美國政府已經宣佈了自己的工作目標,到2013年,建設一個中東自由貿易區。美國正在尋求與堅定不移地推行改革的中東國家締結一攬子自由貿易協議。1985年美國與以色列簽署了自由貿易協議,2001年國會批准了與約旦簽署的協議。這些協議擴大了貿易和投資,由此也支持了他們國內的經濟改革。2004年,美國與摩洛哥和巴林簽署了新的協議,這些協議正等待國會的批准。這些範例勾起了他們鄰國的興趣。穆斯林國家能夠完全參與到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中,因為,美國正考慮降低對最貧窮的阿拉伯國家的貿易壁壘。
建議: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這一綜合性策略應該包括這樣一些經濟政策,即促進經濟發展、使社會更加開放以及創造更多的機會,以使人們改善其家庭的生活狀況,提高其對自己子女未來的期望。
由一個國內策略轉變成一個聯合策略
務實地講,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策略的每一方面都有賴於國際的合作。自從「9·11」以後,與軍事、執法、情報、旅遊和海關、財政事務方面有關的聯繫發展如此迅速,而且經常以特定的方式進行聯繫,以至於很難對這些努力予以分辨,不消說使其融為一體了。
建議:美國應促使其他國家參與到這一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綜合性的聯合策略中。在一些多邊的組織中,應該提出這些問題。一些最重要的政策應該在由幾個主要的聯合政府組成的靈活的聯繫小組那裡討論和協調。例如,針對恐怖分子的流竄,制定共同的策略;針對恐怖分子可能正在尋找的藏身之處,精心設計出一個共同的策略。
目前,穆斯林和阿拉伯國家在諸如伊斯蘭會議和阿拉伯國家聯盟這樣的組織上相互會面,西方國家相互之間在諸如北約和由主要的工業國家組成的八國集團峰會上碰頭。最近,八國集團峰會提議就改革開始進行對話,這可能是為主要的穆斯林國家找到一個場所的開端。在那裡,這些國家可以同致力於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未來的主要西方國家就關鍵的政策問題予以討論。
國際上的這些新的舉措可以形成持久的、有形的合作習慣,因為那些願意肩負起自己責任的國家走到一起,以其富於建設性的努力開展援助,協調行動。
聯合作戰需要有處置戰俘的聯合政策。對美國虐待其監管的囚犯的指責,使得我們很難建立起政府所需要的外交、政治以及軍事上的聯盟。美國應與其盟友一道,為被捕獲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拘押和人道處置制定共同接受的原則,因為這些國際恐怖主義分子並不受任何一個特定國家的刑法管轄。諸如英國、澳大利亞以及一些穆斯林友國等,均投身於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美國應該有能力就如何在人道、安全與我們國家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應承擔的責任之間實現平衡作出調和。
美國和它的一些盟友不願意將《日內瓦公約》有關戰犯的待遇完全適用於被抓獲的恐怖主義分子。公約為因內部衝突而被囚禁的人設定了一套最低限度的標準。既然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鬥爭是國際性而非國內性的,那麼那些條款就不能正式適用,不過,它們卻被公認為是人道待遇的基本標準。
建議:美國應該設法與其盟友找到一個共同的方法,來拘押和人道處置被抓獲的恐怖主義分子。對此,可以從與武裝衝突法有關的《日內瓦公約》的第3條中抽出一些新的原則。這一條是專門為普通戰爭法不能適用的諸種情況設定的,但其最低限度的標準被全世界普遍公認為是國際習慣法。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阻止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持續成長(3)
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
如果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分子獲取了世界上最危險的武器,在美國發動另外一場災難性襲擊的巨大危險就非常現實。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基地」組織至少在10年之前就企圖獲取或者製造核武器。在第四章,我們提到,在1998年,有報告稱,本·拉丹的同夥認為他蓄意實施一場「廣島事件」性質的恐怖襲擊。對此,官員們心懷焦慮地進行討論。
本·拉丹的野心仍在繼續。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在其向國會提交的關於2004年2月世界範圍內的威脅的評估報告中的公共部分指出,本·拉丹把獲取大規模殺傷武器看做是一種「宗教義務」。他警告說,「基地」組織「仍在繼續追求獲取核作戰能力的戰略性目標」。他補充說:「有24個以上的其他恐怖集團在努力獲取化學、生物、放射性物質和核材料。」
一個核炸彈使用相對較少量的核物質就能製造出來。一位訓練有素的核工程師使用一些高度濃縮的鈾或者鈽(一粒葡萄或者一個橘子那樣大小),與商業上可以獲取的其他材料一起,就能做成一個核裝置,將其裝配在一輛貨車裡,比如像倫姆茲·約塞夫1993年停在世貿中心停車場裡那樣的貨車,這樣的炸彈有可能將曼哈頓南部夷為平地。
因此,我們已經討論的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聯合政策,同時還應當與防止和打擊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這一意義重大的努力結合起來。在此,我們提一些建議。
加強反對擴散的力度。儘管一般認為阻斷利比亞的非法核計劃的努力是很成功的,但是巴基斯坦的非法交易以及該國科學家卡迪爾·汗的核材料走私網絡表明,核武器的蔓延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處理伊朗核計劃問題的努力仍在繼續。因此,美國應與國際社會一道制定一些法律,設定一種具有普遍管轄意味的國際法律制度,從而使得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即使走私者的犯罪行為沒有在這些國家暴露,也能緝拿、關押和起訴他們。
擴大對防擴散安全倡議的參與。2003年5月,布什政府公佈了防擴散安全倡議:結成一種自願夥伴關係的國家根據自己的能力,利用軍事、經濟和外交的手段,制止販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與導彈相關的技術。
如果防擴散安全倡議利用北約盟軍的情報和規劃資源,那麼它就可以更為有效。而且,防擴散安全倡議應該對非北約的國家開放。對於俄羅斯和中國,應鼓勵其參加。
支持減少威脅合作項目。關於武器的安全,外國的專家對美國政府的承諾與所採取的措施深感憂慮,因為高度危險的材料依然散落在俄羅斯和前蘇聯其他國家。在這一領域,美國政府的主要手段是減少威脅合作計劃(通常被稱做「納恩—盧格計劃」,以1991年提倡這項立法的兩位議員的名字來命名)。現在,這一計劃需要進行擴展、改進和資源投入。最近,美國政府已強化了其支持這項計劃的國際責任,然而,我們認為,如果俄羅斯和其他國家能做其分內之事,那麼,美國就應承擔所有能承擔的責任。要是這些武器流落到那些急切希望獲取它們的恐怖分子手中,那麼,美國政府就應在這種投資的價值與其可能面臨的災難性的成本之間作出權衡。
建議:我們的報告表明,至少在十年之前,「基地」組織就企圖獲取或者製造大規模殺傷武器。毫無疑問,美國可能是首要的目標。通過加強反對擴散的力度、擴大對防擴散安全倡議的參與和支持減少威脅合作項目,就能使阻止這些武器擴散的努力取得最大化的效果。
瞄準恐怖分子的資金
一般民眾把打擊對恐怖分子的資助行為看做「使恐怖分子缺乏資金」的一種方式,最初,美國也是這樣做的。「9·11」事件以後,美國採取積極的行動,圈定恐怖分子的資助者並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金或者通過聯合國的決議凍結他們在外國的資金。這些行動似乎成效不大,因為當遇到法律的挑戰時,美國和聯合國通常不得不解封這些財產。
後來才明白,難處在於,即使情報部門通過相識的人或者通訊手段,將某人與恐怖集團「聯繫」起來,但是要追蹤這筆金錢是從這個人轉到了恐怖集團,或者在其他方面表明他們之間具有同謀關係,十分困難。在沒有解密的情況下,要進行這方面的查證更為艱難。
這些早期所犯的錯誤使得其他國家不願意凍結他人的財產,或者僅僅以美國的行動為基礎而採取行動。多邊的凍結財產機制的運作尚待時日,這些機制可以消除意外的成分,因而在實質上可確保小筆資金實際上已被凍結。世界範圍內的財產凍結尚未充分地開展,而且通常在數周之內,採用簡單的方法,就能輕而易舉地規避財產凍結。
但是,試圖切斷恐怖分子的資金來源其實與竭澤而漁相類似。數月前早些時候,美國政府因為對「基地」組織如何募集、轉移和支出資金有了更多的瞭解,而設計出了一種全新的策略。
建議:對恐怖分子的資金進行強有力的追蹤,在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中,必須居於最顯要的核心地位。美國政府已經認識到,掌握關於恐怖分子資金的信息有助於我們理解他們的網絡,從而可以將他們揪出來,並瓦解其行動。情報和執法部門已經瞄準了少數募集資金的協調人,「基地」組織依靠他們募集和轉移資金,他們在該組織的收入流中居於核心地位。這些努力已經奏效。少數重要的協調人死亡或者被抓獲,使得「基地」組織可以獲得的資金數量減少,並且對於「基地」組織而言,增加了募集和轉移資金的成本和難度。另外,追繳的資金對於情報部門來說也是一筆意外的收入,有了它,可以繼續循環進行瓦解。
美國金融部門以及一些國際性的金融機構一般都為執法和情報部門提供了非凡的合作,尤其是在提供信息以快速開展調查方面更是如此。美國的金融體系所存在的明顯的「軟肋」已經得到了矯正。美國在說服其他國家採用一些金融規則方面不太成功,這些規則容許對各種金融交易予以追查。
公示資助恐怖分子的個人和組織仍然是反恐戰爭的組成部分,但卻不是主要的手段。對資助者予以公示其實是一種外交形式,因為各國政府團結起來,就可以把被點名的個人和集團當做恐怖分子,他們因而也不會再公開募集資金。儘管對海灣地區的慈善團體的海外分支加以控制仍然頗具挑戰性,但有些慈善團體已被確認為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資助,因而其接受的捐贈在減少,並且他們的活動受到嚴密的監視。還有些慈善團體已不再干資助恐怖分子的勾當。2003年5月利雅得恐怖襲擊後,沙特阿拉伯對恐怖分子進行了打擊,這顯然減少(也許急劇降低)了「基地」組織可以獲得的資金,不過要知道這種縮減是否能持續,尚為時過早。
儘管在切斷恐怖分子的資金來源方面顯然已取得了進展,但是恐怖分子在轉移資金方面已表現出很強的創造性。如果「基地」組織變成一些規模較小的、分散的恐怖集團,那麼政府所認為的恐怖分子需要一個金融支持的網絡這一前提可能會過時。而且,一些恐怖分子的行動並不需要依賴外部資金的支持,他們要麼通過合法的職業,要麼通過下游的犯罪活動,就有可能自給自足。
第十二章 要做什麼?一個全球性策略維護安全、應對恐怖襲擊(1)
自「9·11」事件以來,在將近3年的時間裡,美國人已變得能更好地防範恐怖分子的襲擊。在這些變化中,有些應該歸功於政府所採取的行動,如採取保護飛機安全的種種措施,一部分應該歸功於驚人規模的投入和其他努力。宣傳和普通美國人的警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總統和其他的官員都認識到,儘管美國人或許比過去安全,但現在並不安全。我們的報告表明,恐怖分子在分析各種防禦措施,並制定相應的規劃。
防禦措施不能保證絕對的安全,他們僅僅使成功地進行攻擊變得更為困難,而且,通過抓捕可疑的人,使種種襲擊被阻止。襲擊者失敗的可能性的增加,使得企圖實施某一計劃與放棄某一計劃之間大有不同。敵人也可能不得不設計更為處心積慮的計劃,但由此會提高計劃暴露或者被挫敗的風險。
防禦性措施也要用來應對可能成功的襲擊,以防止損失的擴大,挽救人們的生命。
恐怖分子的旅行
每年有5億多人從美國邊境的合法入境點通過,大約有3,000萬人不是美國公民,另有50萬或者更多的人穿過美國數千公里的陸地邊境,在沒有檢查的情況下非法入境或者是逾期居留。在恐怖主義盛行的時代,避免由極少數人入境或未覺察的境內滯留可能造成的勢不可擋的風險,是國家安全方面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10年裡,邊境的安全,包括旅行、入境和移民,沒有被視為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公眾人物對「毒品戰爭」、移民的種類和合適規模、沿西南邊境的諸多問題、源於加勒比地區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危機以及持續增長的販賣人口犯罪表達過關切。移民制度作為一個整體普遍被認為功能日益缺損,亟待改革。然而,在國家安全領域,只有走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才是重要問題,至於可能使用這類武器的恐怖分子的入境或相互聯合的在外國出生的恐怖分子的出現,則並非關鍵的問題。
對於恐怖分子而言,旅行與武器一樣重要。他們必須秘密碰頭、訓練、踩點,以獲取襲擊的機會。對他們來說,國際旅行會帶來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們必須浮出水面,穿過受控制的通道,來到邊境安全官員的面前,或者試圖繞開邊境檢查站。
在旅行中,恐怖分子使用了種種規避的方法,例如,變造和偽造護照、簽證,採取特定的旅行方法和路線,與被買通的政府官員聯絡,利用人口走私網絡,取得旅行社的幫助,利用移民進行欺詐和身份欺詐。有時,這些方法可被識破。
在「9·11」事件之前,美國政府中沒有任何機構系統地分析過恐怖分子的旅行策略。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基地」組織之前的恐怖分子們系統但又可被識破地利用著我們邊境安全的漏洞。如果美國政府曾經對此進行過分析,就會發現這些旅行方法。
我們發現,在19個劫機者中,有15個可能被邊境部門攔截。通過分析他們的旅行文件和旅行方式,有關部門可以攔截4到15個劫機者;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美國政府有價值的情報,還將要有3個劫機者可被發現。
回顧往昔,我們還可以發現,我們移民法的常規運作——即這些法律的許多方面沒有專門瞄準防範恐怖主義——必然影響「基地」組織的計劃,為其創造各種機會。有5個恐怖分子的同謀者因被認為冒充旅遊者或者學生而在試圖獲取簽證時被拒,有一個同謀者因此被檢查官員拒絕入境。我們還發現,如果移民制度在鑒別個人身份上設置了更高的「門檻」,並確保未逾越「門檻」就會招致例行的後果,就有可能逐出、除掉或者進一步接觸幾個看起來並不符合短期居留條件的劫機者。
我們的調查表明,在我們的邊境制度中,有兩個系統性的缺陷結合在一起,由此使得我們缺乏有助於有效地防範「9·11」襲擊的能力:一是欠缺作為邊境安全一部分的良好的反恐措施;一是移民制度不能履行其基本的責任,更不用說反恐了。這些缺陷現在已經得到部分消除,但遠未克服。
建議:關注恐怖分子的旅行,至少與瞄準他們的資金一樣,是打擊恐怖分子的強有力的武器。美國應當將恐怖分子的旅行情報、行動和執法融於一種策略中,以攔截恐怖分子,發現他們旅行的協調者,抑制他們的靈活性。
自從「9·11」事件以來,在製作完整的監控名單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改善,這一名單可以使邊境和執法部門瞭解恐怖分子的名字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