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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頭蓋骨失蹤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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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國:「北京人」頭蓋骨失蹤記(全文)  作者:岳南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界引爆了震驚世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周口店發現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1941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在美國人轉移途中下落不明,由此引發了半個多世紀的全球大尋找活動。本書主要敘述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發現、發掘、失蹤、尋找的全過程。 
1929年,古人類學家裴文中首先在龍骨山猿人洞中發現了第一顆完整的、距今50萬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震撼了全世界。 此後10年間,周口店猿人洞中先後發掘出土5個完整和比較完整的頭蓋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5個頭蓋骨神秘失蹤,這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科學界的重大損失,也成了中國人心裡永遠的痛。   
海南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分   
  序章 歷史的記憶(1)   
  曠野淒淒。朔風凜冽。我以悲劇的心境再次來到人類祖先的故鄉——周口店。 
  這是1991年12月的冬天。 
  早在70年前,一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的瑞典人就曾來到過這裡並大膽預言:「總有一天,這個地點將成為考察人類歷史最神聖的朝聖地之一。」 
  當時,似乎沒有人對這夢囈般的預言感興趣。6年後,周口店發掘的事實被安特生幸而言中。 
  1926年10月22日,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禮堂,安特生拋出了驚世駭俗的論文——《亞洲的第三記人類——周口店的發現》。文中說道: 
  「周口店發掘和考察的成果,除了從遺址中發現了一批哺乳類化石以外,還有鑒定為狒狒和短尾猴的化石以及兩件具有特別意義的標本,即一顆前臼齒和一顆臼齒……根據研究,這個遺址的層位可能是早更新世的。不管它屬於第三紀晚期還是第四紀早期,有一個明顯的事實不會改變,那就是具有完整而確實的地質資料的古老的人類化石,已經在亞洲大陸的喜馬拉雅山以北首次發現。因此,早期人類曾在亞洲東部存在這一點,現在已經不再是一種憑空猜測了。」 
  驚愕!猜疑!轟動!一切都意料之中。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如同旱天雷轟然炸開,世界人類的目光驟然投向古老神秘的東方大地。因為在遠東以至整個亞洲大陸上,從未發現過年代如此久遠和古老的人類化石。是安特生叩開了沉睡50萬年的「北京人」的大門。 
  3年後的1929年12月28日,敏感的中外新聞界又爆出一條新聞: 
  「主持周口店野外發掘工作的裴文中博士,於12月26日在山頂洞的堆積層中發現了一個保存完好的中國猿人的頭蓋骨。他在現場就把它認出來並親自細心地挖出……」 
  彷彿從地震的餘波中再度聽到海嘯的呼叫,「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再度給人類以巨大衝擊,被譽為「整個地球人類的震撼」。 
  這一發現過去13年後的1942年,同樣是冬天,世界各大報刊又紛紛編發了聳人聽聞的消息: 
  「中華社2月21日電,保存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靈長類化石神秘失蹤……這些化石原於11月初分裝在兩木箱內,準備運往美國。12月5日,帶有北京人化石的專用列車離開北京馳往秦皇島,打算在那裡送向一艘美國航輪哈立遜總統號。這艘輪船預定於12月8日抵達秦皇島,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專用列車在秦皇島被截,哈立遜總統號也沒有駛到秦皇島。從此,北京人下落不明。」 
  「北京人」的失蹤同它的發現一樣再度震驚了世界。 
  從1926年到1942年的16年間,如同旋轉的萬花筒,整個世界幾經嘩然和騷動之後,人類終於接受了這樣一個不再變更的事實——「北京人」化石的發現,無疑地證明在第三紀末或第四紀初,亞洲東部確實存在人類或與人類關係十分密切的類人猿。這和此前在英國皮爾唐發現的曙人,德國茅爾厄發現的海德堡人,具有相同的時代性。從而可進一步推斷,它們從中亞高原各自向東、向東南和向西遷移,並達到他們後來居住的地區。周口店的發現,使有名的《物種起源》作者達爾文創立的人類發祥地在非洲的理論發生了動搖。同時,周口店猿人洞中石器、骨器以及用火證據的發現,又使「北京人」遺址在人類起源科學研究上的地位達到了輝煌的頂峰,這一系列空前並具有突破性歷史意義的偉大發現,直接推動了建立人類早期理論的革命。 
  但是,如此珍貴和巨有重大科學價值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標本,在歲月的塵煙霧土中匿藏了50萬年之久後,僅面世十幾個春秋,便神秘地消失了。 
  「北京人」的失蹤,是被盜?還是被毀?是沉入海底,還是早已化作了塵煙?這個謎團久久地在人類心中困擾、翻騰著…… 
  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天,精明狡詐的駐平日軍,便開始奉天皇昭令搜尋「北京人」的下落。其後的半個多世紀,幾乎全世界的科學情報部門都開動了迅速旋轉的機器,苦心孤詣地全方位探尋「北京人」下落,並由此展開了一場偵察與反偵察,指控與反指控的世界性爭奪、爭論戰。「北京人」也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搜尋和論戰中,名聲大躁,神秘莫測,呈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勢。   
  序章 歷史的記憶(2)   
  1972年8月5日,美國《紐約時報》以顯要位置刊登了芝加哥股票經記人兼商人斯托弗·賈納斯發佈的消息:「懸賞五千美元獎給通風報信因而使我能找到失落的『北京人』化石的任何人……」 
  消息傳出,賈納斯立即收到了幾百封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無數個電話。接下來,一場又一場欺騙與反欺騙的鬧劇與醜劇在世界範圍內上演。 
  1980年9月,一個被控涉及「北京人」化石事件名叫夏皮羅的美國人,根據探尋的線索來到中國,企圖在天津市區一座舊兵營的地下室挖出這一稀世珍寶,遺憾的是一無所獲。 
  1996年初的一個夜晚,原侵華日軍著名的731細菌部隊一位上尉軍醫,在氣息奄奄,即將撒手歸天的彌留之地,向自己的好友吐露了埋藏在心中半個多世紀的秘密——「北京人」就埋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東約兩公里一個有很多古樹的地方,埋藏者就是這位上尉軍醫本人。為便於日後尋找,他在埋藏地點做了不為外知的暗號。 
  1998年10月,原日本關東軍專門負責搜集情報,名叫中田光男的老特工,向中國政府透露,「北京人」被神秘地埋在了日本某地一個小孩的墓穴內。 
  中國政府根據兩位日本老兵提供的最新線索,分別進行了慎密的分析與搜尋,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 
  眼看20世紀在人類悲喜交織的情愫與淚水飛濺中匆匆掠過。江河東流去,逝者如斯夫。當21世紀的曙光降臨大地,光耀環宇之時,「北京人」失蹤之謎,仍是中國乃至世界一切進步人類的心中之痛,像一部沒有結尾的偵探小說令人夢牽魂繞,難以釋懷。 
  然而—— 
  這一切,並不意味著小說永遠沒有結尾,人類對「北京人」的教仰與熱情仍未休止,對它的探尋還在繼續。而這種強列表現的人類熱情和世界矚目,決不是一種單純情緒的流露和好奇的窺探。即使在人類進化到登上月球的今天,遠古祖先創世的艱難歷程與沉重足跡,依然成為召示後人前行的精神與意志的紀念碑群。 
  作為「北京人」生棲之地的遠東大陸,以及在這塊大陸上繼續生存並延續祖先血脈的中國人,當然知道「北京人」。但大多數卻是從歷史課本中知道的,而且僅僅知道它是華夏民族的祖先,50萬年左右的祖先。對其真正的科學價值以及對人類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卻知之甚少。「北京人」連著久遠的過去,維繫著一系列錯誤複雜的歷史事件,要弄清它的全部,也許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但不論這個歷史跨度有多麼長遠,中國人對尋找和研究「北京人」的熱情不會衰竭,希望也不會冷卻。早在1954年12月27日,於「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二十五週年紀念會」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所長楊鍾健,就曾代表入會的科學界人士說過:「自從1941年魏敦瑞攜走了全套模型去美之後,這些材料全部在美國人掌握和保管之中。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又在美國佔領之下,美國一部分人對這些材料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這些『北京人』化石材料是中國的國寶,也是全人類的寶貴財產,我們絕不能聽其喪失。全國人民密切地注視著這些寶貴材料的下落。全世界正義的科學工作者也都關心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把它弄個水落石出,使之物歸原主。」 
  悠忽50年過去,星轉斗移,時空浩渺。歷史可以生銹板結,但鬱結在人類心中的情感卻不會被磨蝕消融。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在呼喚,世界人類在呼喚。 
  ——「北京人」,你在哪裡!   
  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1)   
  踏上中國土地的瑞典人 
  墨綠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條長龍在乾涸的大漠中向遠方伸展。一葉木舟飄然而下。 
  安特生獨坐船頭,打開隨身攜帶的考古專用牛皮包,輕輕取出一卷散發著墨香的書藉翻動起來。——這是剛剛轟動歐洲的考古巨著《絲綢之路》。書的作者是名噪一時的瑞典地質學家、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 
  作為同一個國度的同行,他對斯文·赫定並不陌生。只是幾年不見,想不到這位普通的地質學家,由於在中國西域一連串考古探險和重大發現而轟動歐洲,成為科學界一顆耀眼的大字號巨星。 
  安特生頗不服氣,但又無力更改這眼前的事實。 
  小船在當地漁夫的熟練操縱中疾速而下。安特生無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線描圖示,一雙複雜中透著些許得意的目光,再度轉向腳下的河流和遠方那坦蕩無垠的神奇大漠,思索著過往歲月中發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神奇得如同神話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為繼承導師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v Richthofen,1833~1905)的事業來到遠東大陸,踏上了中國西部異常神秘的土地,要解決懸而未決的羅布泊地理位置問題。按照試著的準備和策劃,這位極具探險精神和科學頭腦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幹的維吾爾族人擔任翻譯、文書和腳夫等職。接著又購買了十五峰駱駝和十匹馬組成一個規模可觀的探險隊,沿水旱兩路向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進發。 
  斯文·赫定一行幾人乘船從葉爾羌河起程,很快進入塔里木河,這時已是九月下旬。由於航道難測,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個多月才到庫爾勒新湖地區。在這一區域內,斯文·赫定開始組織人員圍新湖測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從塔里木河的一條支流——孔雀河直赴羅布泊地區。在這裡,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來這一帶有十幾個湖泊,都在中國傳說的鹽澤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個叫羅布淖爾,是一個鹹水湖。經過仔細勘察鑒定,他認為這就是歷史上真正的羅布泊。——這一論斷在28年之後得到了科學證實。 
  令人驚歎的是,斯文·赫定在羅布泊西北一帶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遺忘了千餘年的古樓蘭遺址。經過發掘,很快找到了150多件寫在紙上和刻在木片的漢文文書。文書上清晰地署有漢朝皇帝的年號和歲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樓蘭」字樣。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出土的文書中,紙頁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左右。按照傳統的說法,中國造紙術的發明是漢代元興元年(公元105年)。想不到在造紙術發明不久,漢朝就把用紙張寫就的文書送到了遙遠的樓蘭邊關。由此可以看出當時這座邊遠的城區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 
  斯文·赫定在發掘樓蘭之後,又在一個叫米蘭的地方找到了歷史更為久遠的米蘭古城,並通過發掘,揭開了樓蘭由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秘密。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攜走了大量的文物和珍貴資料,並以此為依據,用了整整3年時間,寫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書的名字就用他的導師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對這條古代歐亞交通大動脈的命名——《絲綢之路》(Silk Road)。沉默死寂的樓蘭古城終於重見天日,羅布泊荒漠隱藏的千古之謎被一個瑞典人解開。斯文·赫定的探險發現頓時傳遍整個西方,他本人榮獲了瑞典皇家地理學會領發的維多利亞獎章。 
  就在斯文·赫定發現羅布泊,揭開古樓蘭失蹤之謎的時候,學識淵博,才華驚人的瑞典地質學調查所所長、考古學家、探險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領本國政府組織的一支考察隊奔赴南極。這支考察隊於1901年春動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結束。儘管安特生率部歷盡千辛萬苦,於九死一生之後終於踏上了南極冰川地帶,但由於事先準備不足,無力長期抵禦變化無常的惡劣氣候,不得不遺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2)   
  南極的考察結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盡人意,此次行動沒能給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帶來聲譽和榮光。而這時赴中國西域的斯文·赫定卻一炮打響了。 
  安特生後悔自己選錯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遠東或具體的中國西域一帶考察,他堅信也一定會獲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遜色的聲名。在一番捶胸頓足的悔恨之餘,他暗暗地下定了到遠東考察的決心,同時加速了同遠東各國科學界人士的聯繫。他在默默地等待時機。 
  安特生的好運終於等來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國政府農商部部長張謇簽發的聘請書。 
  當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運氣,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這便是——自17世紀以來,作為歐洲帝國主義逐鹿地點的舊中國,被迫為任何「高等的白人勢力」胡作非為而大開門戶。許多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政治冒險家、商人、社會閒雜人員、流氓無產者,像淘金者一樣紛紛擁向遠東尤其是中國大陸。於是,在中國的版圖上,片刻之間便被折騰得傷痕纍纍,滿目瘡痍,中國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難。著名的敦煌、龍門、雲崗等石窟壁畫和古代石雕像被砍鑿盜走;西安、洛陽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築和古遺址被掘得千瘡百孔,地下珍寶被盜一空。 
  1912年民國成立後,迫於民眾的呼聲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國人不再明目張膽地在中國版圖上肆無忌憚地進行搶掠,而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把他們的科學家不懷好意地派往中國,以得到中國的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為此,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展開了一場場激烈的爭奪。安特生被聘,是中國政府根據地質調查所負責人丁文江的建議做出的決定。因為當時瑞典被認為是西方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聲譽,給安特生帶來了人生的契機,這個契面使他以「中國農商部礦政顧問」的體面身份,踏上了夢寐以求的遠東之旅。 
  安特生始終沒有忘記斯文·赫定,儘管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國西域探險已過去了十幾個年頭,但他還是決心親眼目睹一下使這位「時代的幸運兒」一舉成名的神秘之地。他從瑞典抵達印度,又輾轉千里來到新疆地區。在這裡,他真真切切地領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異彩與壯觀神秘,他忘記了曾多少次為這具有悠遠歷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讚歎喝彩。也難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輝煌奪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國途程的跋涉,躊躇滿志地來到北京農商部赴任。不久,這位年薪18000大洋(這一時期或稍後的北京大學頂級教授如李大釗等,月薪為300大洋,北大圖書管理員毛澤東月薪8個大洋)便組織一批技工,在估計有礦藏的中國北部開始大面積的野外考察並採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學在西方興行了近一個世紀,而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中國卻對此知之甚少,或者說全然不知。當安氏來到中國並向他的中國同行介紹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時,有許多學者不屑一顧,甚至針鋒相對,謂安氏的一套純屬下九流的胡鬧台,非正人君子所為。特別是中國金石學一些學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組織人員走向田野進行實際科學發掘時還頑固堅持自己的觀點。安特生不顧別人的臉色如何,堅持率隊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澤中進行調查發掘,並用自己的親身行動,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開始了的具有真正科學意義的田野考古示範。這一開創性勞動,最終成功地喚醒了沉浸於古典之中的儒生者面對科學而做出了新的抉擇。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田野考察專家,在他的具體指導下,不同時代的礦物化石源源而來。一批批化石標本由北京迅速運往瑞典烏普薩拉(Upsala)大學,供維曼(Carl Wiman)教授領導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鑒定。 
  幸運的時機與獨特的環境,令安特生很快成為野外地礦考察領域的開拓者。1914年秋,他成為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石礦石有機起源的人。1918年,發現了聚環藻團塊並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繫。同年,又在中國北部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田野遺址。一系列發現,使安特生開始受到同行的敬慕並引起了科學界的注意。可喜的成果使他在經費上得到了更多的資助……   
  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3)   
  歷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須適應歷史,否則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聲名並把他的事業推上輝煌頂峰的契機,真正而富有戲劇性地降臨了。 
  北平街頭的奇遇 
  1918年2月某日,安特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了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麥格雷戈·吉布(J.MeGregor Gibb)教授,這位化學家很瞭解安特生對化石特有的興趣,當即出示一些包在紅色粘土中的碎骨片。「這是在周口店發現的,詳細地點是叫一個雞骨山的山崖左側,這個雞骨山是由於紅土中隨處可見到鳥類骨頭而得名。前幾天我到那裡考察後親自採到了這些粘有骨頭碎片的泥塊。」吉布教授得意地說著,將碎骨從泥塊中剝下遞給安特生。 
  「這些泥塊是充滿特色的紅土構成的,我發現這種土在周口店地區許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見到。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許多小碎骨,大部分骨頭是空腔的,顯然屬於鳥類骨頭……」吉布教授的敘述對安特生來說極有誘惑力,這不僅僅是由於安特生涉獵廣泛、知識淵博,激起他最大興趣的則是因為在這之前一個懸而未決的學術案例。 
  20年前,一位叫哈貝爾(K.A.Haberer)的德國醫生在北京行醫期間,從中藥店裡買到了不少「龍骨」和「龍齒」。這位醫生雖不是研究古脊椎動物化石的專家,但極具科學頭腦的他很瞭解這些化石的學術意義。當他在1903年離開中國之時,便把買到的「龍骨」經過認真挑選,裝在木箱內帶回了他的國家。此後不久,哈貝爾把這批化石全部送給當時著名的德國古脊椎動物學家施洛塞爾(Max Schlosser)教授研究。 
  施洛塞爾經過反覆研究鑒定後,驚奇地發現在眾多的「龍齒」化石中,有兩顆是人的牙齒,且有一顆屬人的上第三臼齒——這是整個亞洲大陸首次破天荒的發現。 
  如果那時的施洛塞爾敢於公佈他研究鑒定的真實成果,那麼亞洲具有遠古人類生息的事實論斷,將會提前23年公佈於世,安特生的聲名也不會在日後大放光彩,相反的是哈貝爾這位普通的醫生將會佔據報紙頭條,成為傳奇性人物並載入科學史冊。但是,令施洛塞爾和哈貝爾二人遺憾終生的是,他們沒敢正視眼前的事實,只把兩顆人類牙齒當作類人猿的而匆匆公佈於世了。 
  施洛塞爾和哈貝爾與偉大的發現榮光失之交臂。但是,這兩顆牙齒還是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因為早在1856年,就有德國發現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1891年又在爪哇島上發現了爪哇人(Java Man),而亞洲大陸卻是一片空白。這一發現,不能不引起繁感的學術界重視。 
  安特生來華後,始終沒有忘記施洛塞爾的研究成果,並隱約感到在遠東大陸特別中國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種未被參透的天機未洩其秘。他在廣泛向中國科學界外籍朋友寫信的同時,總要隨信附上施洛塞爾關於中國動物化石的鑒定結果,並請他們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產地的線索。 
  一念至誠,感動上天,安特生的好運正式來臨。 
  二十年前哈貝爾在北京中藥店買到的「龍骨」,當然不會確知它的詳細產地,但來自華北地區是可以肯定的,因為華北地區是主要的「龍骨」產地,北京藥店不會捨近求遠從南方購買。也許,施洛塞爾發現的牙齒就來自周口店……想到這裡,安特生的身心不由自主地抖動了一下,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樣偶然的巧合,但又不情願否定這個念頭。他安捺住心中急如潮湧的波瀾,匆匆謝過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室靜靜地默想起來。 
  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途程。此時,連他自己也未意識到邁出的這一步,對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研究意味著什麼。 
  周口店位於北京西南大約50公里處,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山野村鎮。這個地點之所以被科學界發現並引起興趣,在於附近的燕山山脈因造山運動而沉積了距今四億多年前的奧陶紀與寒武紀石灰岩,除外還有侏羅紀的砂岩,因地殼變更而形成的大理石和花崗岩石等等。在奧陶紀與侏羅紀的地層中,夾有較厚的煤層,可供開採。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積物更是隨處可見而保存齊全。   
  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4)   
  安特生根據麥格雷戈·吉布教授預先指明的路線,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約兩公里處的雞骨山。這裡最初引起科學家們的注意,就是在奧陶紀的石灰岩中有明顯而較多的石灰石礦。吉布教授正是在這裡一種深紅色砂質粘土裡發現了要找的化石。 
  安特生悄無聲息地開始了他的田野考察。 
  他發現,眼前的深紅色砂質粘土,是地殼變更之時,由於石灰岩斷裂,粘土才得以充填進來。很明顯,土層充滿石灰岩洞,石炭巖爐膛將泥土中的物質小心地保存下來,並逐漸從填洞的土層轉變成可分離的石柱特色,無數碎骨化石就粘貼在這獨立高聳的石柱上。這宛如古塔似的石柱,離地座約5.5米,直徑1米左右。上面含化石的堆積物的圍巖差不多都被捷足先登的科學家剝光,不能輕易地摘取了。 
  安特生揮動考古控鏟,開始在石柱的四周發掘。很快,他找到了兩種齧齒類化石和一種食肉類化石,尤其是後一種化石收穫頗豐。 
  安特生將採到的化石裝了滿滿的兩個背包,這位精明而有著科學頭腦的瑞典人,沒有像吉布教授那樣急著回去向同行顯耀自己的發現,而是悄悄來到龍骨山一側的鄉間寺廟住了下來,靜靜地思考著所發現的一切。 
  兩天後,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對周口店之行非常滿意。能夠在北京附近找到一處「龍骨」產地,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況且,這是安特生來華近4年來第一次發現骨化石。儘管骨骸很小,看起來屬於普通並可能是倖存下來的鳥的種類。但這個發現,畢竟為他解開施洛塞爾發現的人齒地點之謎,敞開了一扇透著些微曙光的門戶。可以說,日後周口店那轟動世界的考古發現,從安特生的這次考察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員在河南發現了大批三趾馬化石而把他的興趣吸引過去,或許,周口店那舉世矚目的發現比事實來得還要早些。但歷史老人沒有這樣安排,安特生放棄了周口店的進一步考察,率領助手轉入河南,一頭鑽進了三趾馬化石的田野調查發掘之中。 
  3年後的1921年初夏,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據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維曼教授的建議來到中國。由於維曼的熱情介紹和薦舉,安特生準備和這位剛剛取得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合作三年,主要從事三趾馬動物群化石的發掘和研究。此時的安特生已經在這個領域的發掘和研究中初見成效並可望獲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沒有忘記施洛塞爾留下的那個謎。當師丹斯基到北京後,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雞骨山進行發掘,公開的理由是使這位年輕人體驗一下中國的農村生活,以便日後工作。其實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歷史在兜了一個小圈之後,師丹斯基又不知不覺地走進了人類祖先的家園。 
  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蘭格(Walter Granger)博士一起來到周口店看望師丹斯基。葛蘭格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派往中國的著名的猛□古生物學家,其主要任務是協助由安德魯(Rey Chapman Andrews)和李契夫曼領導的考察團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為該團的首席古生物學家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請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學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師丹斯基的發掘進程,重要的是讓葛蘭格傳授美國先進的發掘技術,因為美國的古脊椎動物的以及古生物學家,在發掘技術上已取得了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各國科學家的驚人的進步。 
  師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過的鄉村寺廟中建立起他的田野發掘指揮部,安特生和葛蘭格在寺廟稍作休息後,隨師丹斯基一道向雞骨山走去。在發掘現場,葛蘭格對美國的先進田野考古技術進行了傳授和示範,並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論,在發掘中不能放過任何哪怕是極為細小的線索。 
  叩開「北京人」的大門 
  當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現場休息時,從山下走來一位約四十歲左右的中年漢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的幾位長鼻子洋人,又在發掘現場轉了一圈,突然轉身說:「你們是要挖龍骨吧?離這兒不遠有個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龍骨,沒有必要在這裡傻費勁了……」   
  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5)   
  安特生坐著的身子猛地站了起來,他清楚地知道中國人對「龍骨」的開採和收集已具有相當長的歷史了。周口店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和開採「龍骨」他不知道,但據他1918年的那次訪問調查,此處幾乎每家都有「龍骨」收藏,有的賣給藥店,有的則當作一種外傷藥以備自用,因為用「龍骨」製成的藥物可以止血愈傷,因而特別受到人們的情睞。而所謂的「龍骨」,其實就是埋入地下的古人類與古動物骨骼,有的因年代久遠成為化石,此種骨骼被研成粉沫後,撒到刀割或創傷的裂口上,確有止血愈傷的作用。從1918年安特生來周口店那時起,他在心中就作著這樣的結論:也許當年哈貝爾收購的「龍骨」就來自這個荒野山坡之中。 
  安特生不能錯過這個線索,他在詳細地詢問了中年漢子後,便整理好工具包,同師丹斯基、葛蘭格一起跟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 
  新地點很快到達。這裡位於周口店火車站西約150米左右,是一地勢較高的早已被廢棄的石灰礦。礦牆約10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狀陡立著,極其危險,用不了幾場風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著一條填滿堆積物的裂隙說:「龍骨就在那裡頭,你們挖下去,保證有大的收穫。」 
  安特生等人小心地來到裂隙前,只見堆積物由石灰岩碎片、砂土和大動物的碎骨組成,並被石灰岩溶液緊緊地膠沾在一起。幾個人搜索了很短時間,就發現了一件豬的下頜骨。 
  豬骨化石的發現,說明了這是一處比雞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點,這無疑是一個好的兆頭。幾個人在堆積層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懷揣具有偉大發現的玫瑰夢返回寺廟。 
  當天晚上,幾個人坐下來仔細鑒別採到的各種骨化石。葛蘭格將一件奇異的下頜骨反覆琢磨後,舉棋不定地遞給安特生鑒別。儘管這件下頜骨的牙齒已經缺失,但安特生還是憑借自己豐富的田野考古經驗及獨到慧眼,大膽推測出是一種鹿骨化石。這一論斷,很快得到了證實。 
  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陽的光照中沿一條直路,從居住的寺廟向一處名叫「老牛溝」的新地點走去。 
  新的調查收穫出乎意料,採到的化石不僅有同先前相同的看似奇異的下頜骨,而且牙齒保存完好,葛蘭格贊同了安特生先前的論斷,並在以後的研究中正式確定名為「腫骨鹿」動物化石。而和「腫骨鹿」動物化石同時採到的還有犀牛牙齒、鬣狗的下頜骨、熊類的頜骨碎片……這一切的發現將預示著人類祖先的呼喚已經開始了。 
  晚上,幾個人在破舊的寺廟裡喝著摻水的烈酒,慶賀這預示著美好未來的發現。安特生決定讓師丹斯基在老牛溝繼續發掘,他和葛蘭格返回北京。許多年後,安特生在他的回憶中說道,這一夜,他們激動得幾乎沒有閉眼。當翌日清晨準備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車時,山下壩兒河的洪水猛漲,暴雨狂捲著水流從山谷奔騰而下,切斷了去路,只好望洋興歎。直到第四天清晨雨過天晴之後,二人赤裸著身子,淌過齊胸深的水向車站走去。 
  安特生在回憶錄中特地提到,在和師丹斯基於山下握手作別時,他面對朝霞映照下的周口店和雞骨山,說出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語:「等著瞧吧,總有一天這個地點將成為考察人類歷史最神聖的朝聖地之一。」 
  回到北京,安特生對師丹斯基的發掘工作仍不放心。幾天後,他又來到周口店。 
  這次,他從已發掘的堆積物中注意到一些白色帶刃的石英碎片,並觀察到巖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條狹窄的石英脈礦,這條脈礦從山頂一直伸到發掘地。 
  帶有鋒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現,令安特生驀然意識到這是人類在原始起源時所用的工具,因為最早期簡陋的工具不是由人類祖先加工製造的,而是從他們經過的路旁的山野叢林中揀到的。從發掘的帶有利刃的數量來看,只有原始人類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會有如此集中並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這些鋒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來切割他們捕捉的獸肉的。   
  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6)   
  安特生做出這一推斷的同時,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著巖牆對師丹斯基說:「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裡,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這個洞穴一直挖空為止。」 
  儘管師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議又在周口店發掘了幾個星期,但還是沒有把巖洞挖空便結束了工作,因為發掘的困難比預想的要大得多。此時的安特生卻不能忘記對巖洞中存在人類的推斷,在他的請求下,師丹斯基於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發掘那個巖洞,由於可供發掘的部位已高懸於陡壁之上,發掘下去極端危險,當師丹斯基把能採集到的化石盡量採到手後,又一次向當特生提出結束發掘工作的要求。 
  「對這個地點,我始終充滿存在人類遺骸的希望。」安特生企圖再度挽留,而這次師丹斯基的決心已定,當他把能夠採集到的化石盡量採到手後,不再顧及安特生的勸阻,匆匆結束發掘工作,帶上化石返回歐洲,在烏普薩拉大學開始了周口店化石標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對周口店的調查發掘,沒有使安特生立即實現找到人類遠古遺骸的夢想。其實,他的好夢已經成真,只不過他當時未曾領會而已。早在1921年初次發掘時,就在堆積物中發現了一顆人的牙齒,當時的師丹斯基卻把它當作類人猿的牙齒而置於一邊,並且直到1923年在《中國地質調查簡報》發表周口店的工作報告時仍隻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當師丹斯基在烏普薩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標本時,從發掘的化石中認出一顆明確的人的牙齒之後,才同第一顆聯繫起來公佈於眾。而這時的安特生已經在對中國遠古文化的發掘和研究中取得了顯赫成就。   
  第二章 驚夢(1)   
  走進仰韶村 
  我之所以在此前和之後的一章中不厭其煩地提及安特生,不只緣於他最早叩開了沉睡50萬年左右的「北京人」的大門和他日後的聲名,更在於這位瑞典人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考古方法的西方科學家。正如中國的「考古學之父」李濟所言:由於安特生對中國文化有更多的接觸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親自示範的「田野方法」和對中國遠古文化的發現與論證,對當時的中國乃至亞洲人類的思想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進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並深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 
  因而,要提到「北京人」的發現,不能不提到安特生;要提到安特生,就不應忽視這位傑出的科學家關於仰韶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因為這是他生命和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唯如此,才能看到一個對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學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學術準備。同時,也從另一個測面提醒讀者,「北京人」的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到不如說是以安特生為代表的科學家長期探索和進取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一系列的思想與學術準備,要發現聞名於世的「北京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根據助手劉長山發現的線索,來到河南澠池縣作田野考察,並在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外一條峽谷的北面,發現了石器時代的堆積。幾分鐘後,在堆積的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色陶片,美麗磨光的表面上清晰地繪有黑色的花紋圖案。稍後,又連續發現了精美的彩繪罐狀物。 
  面對這異乎尋常的重要堆積和豐富遺物,特別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並未立即認識到其真正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只是後來他回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偶然翻閱了三本由龐帕萊撰寫的1903年至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亞諾)考察的論文後,才幡然醒悟,並對這個令人迷惘的發現大大提高了熱情。土耳其斯坦安諾所發現的陶器繪畫碎片,龐帕萊認為應歸於金屬時代的早期,如果這個推斷能夠成立,那麼,仰韶發現的陶片就與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聯繫。由此可以推斷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於史前時代。 
  問題一旦明瞭,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同年秋天,在中國政府和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組織了一支訓練有素的發掘隊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從安特生後來撰寫的著名傳記《黃土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可以看到這位歐洲科學家此時的心情—— 
  「在中國助手的陪同下,我於10月27日到達仰韶村。這個地區不僅有如此豐富的地質遺跡,它早期歷史的遺跡也讓人驚歎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會在這兒看到漢代的墳墓和出土的青銅器,而晚些時期的建築和紀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隨處可見。更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兩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經歷了和平時期的安寧和戰亂時代的磨難。那一個個受尊敬的傳說人物,在村落旁的路邊立著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見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對這富饒、文明村落的虔誠和神聖崇拜,很難想像石碑下的早期偉人對我們努力探索這莊嚴神聖的史前遺跡是什麼感受。在這裡,我驚喜地看到,石器時代的村落發展和遙遠的地質堆積物的發現,都將與我們所知的這地區早期人類歷史活動鏈條般地銜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儘管比法國人類學家M·de摩爾岡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幾乎晚了半個世紀,但它卻標誌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田野考古學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具有史前歷史的彩陶的發現使上古中國的盛世時代,不僅僅是一個推測或近似怪誕的想像。仰韶遺址發掘的資料表明,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與傳說中的記載有關,而且與中亞的史前史有極其密切的聯繫。這些發現物打破了西方歷史學家一貫認為的東亞是印度——歐羅巴文明界外的神話,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再次提醒西方歷史學家,東西亞文明並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是獨立分開的。   
  第二章 驚夢(2)   
  仰韶文化特別是彩陶的發現很快聞名於世,因為它在中國歷史上是首次發現。安特生也由此理所當然地獲得了非凡的聲譽。 
  繼仰韶遺址發掘之後,名聲大噪的安特生又於1924年跑遍大半個甘肅,發現了許多著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銅、石並用時代的村落、基地遺址。1925年夏天,他開始籌備一項以新疆為地點的中亞考察項目,計劃用兩年時間在這個地區開展內容包括考古學、地質學和人類學三個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這個考察計劃於1926年初獲得瑞典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正當安特生準備在20年前斯文·赫定一舉成名的大漠深處大顯身手,彌補當年的遺恨之時,卻意外地傳來了周口店發現遠古人類的消息。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發來的信件,內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於5月動身作環球旅行,現已抵達美國並很快轉往日本和中國,瑞典政府請安特生於皇太子抵達日本東京前,作好在科學界方面的安排,然後共同前往中國。 
  這位皇太子就是後來成為瑞典國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爾道夫((King Gustavus Vl Adolphus),他出生於1882年,直到1973年91歲時才在斯德哥爾摩去世。這是一位學識淵博、享有國際聲譽的政治家、考古學家和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當時,他擔任著瑞典科學研究委員會會長的職務,這個機構掌管包括中國在內的瑞典科學家進行地質學、古生物學和考古學方面的考察、研究經費。安特生在中國所進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調查發掘的經費,大部分由這個機構提供。 
  因此,在遠東科學界,選擇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動是極其自然和恰當的。 
  安特生接信後,立刻動身前往日本東京。在離開中國之前,他對皇太子在中國北京的活動也預先作了安排。他深知這位皇太子的才學和嗜好,如果讓皇太子在中國接觸有關考古和藝術研究領域的人與物,將會有特殊的意義。他還相信安排包括其它科學領域在內的一個科研會議,北京的中外學者可能會借此機會宣佈一些尚未公開的科研成果。那麼,在這個會議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藉機公佈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風頭。——這是一件一箭多雕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給烏普薩拉大學研究所的維曼教授寫信,向他索求關於自己在中國發掘化石的有關資料。前面已經提及,安特生在中國發現發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國,而是運往瑞典供維曼教授研究。他與維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後來之所以能聞名於世,與維曼的幫助有著密切而重要的關係。 
  「北京人」橫空出世 
  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從日本來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見到了維曼教授寄來的研究成果報告,內容包括在河南、山東發現的恐龍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長頸鹿和三趾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當然,讓安特生幾乎目瞪口呆的,是師丹斯基在周口店關於兩顆人類牙齒的發現,維曼教授將這遠古人類祖先牙齒的幻燈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 
  ——安特生對周口店存在早期人類的神奇夢想終於成為現實。 
  10月22日下午2時,以中國科學界人士為東道主的歡迎大會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禮堂準時舉行,出席大會的有來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學者和知名人士。繼丁文江之後繼任的中國地質調查研究所所長翁文灝在會上致歡迎辭,皇太子接著致答謝辭。第一位做學術報告的是中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學者梁啟超,他作了題為《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長篇報告。就當時梁啟超在中國乃至世界的聲譽,他第一個在這樣的會議上演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繼梁啟超之後,在華的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報告他和法國博物學家桑志華(Father Emile Licent)在鄂爾多斯高原考察的收穫。德日進是應天津北疆博物館(現自然博物館)創始人桑志華神父的邀請來到遠東進行工作的。世所公認,法國科學家對人類遠古的研究和探索極具前瞻性,在近一個世紀中,法國考古界在世界上一直處於主導地位。而德日進和桑志華兩位神父在中國的考察成就早被世界所熟知。歡迎皇太子盛會當然應該有法國人參加並演講。   
  第二章 驚夢(3)   
  由安特生作報告的時候到來了,他是作為壓台人物最後一個登場的。 
  安特生先是代表維曼教授介紹了在烏普薩拉大學關於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來作了《亞洲的第三紀人類——周口店的發現》的長篇報告—— 
  「所發現的牙齒中一顆是右上臼齒,大概是第三臼齒。從照片看來,它那未被磨損的牙冠所顯示的特徵本質是屬於人類的……另一顆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齒。它的牙冠保存很好,沒有磨損。照片上所顯示的特徵是一個雙尖齒。 
  「周口店出土的臼齒,在特徵上與哈貝爾從北京一家中藥店購來的那顆牙齒相似。這件標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爾描述過。它是一顆左上第三臼齒。它的牙根合併,但齒冠磨蝕得很厲害。根據石化程度,施洛塞爾認為它可能屬於第三紀的,分類上暫時放在『真人?』或『類人猿?』,施洛塞爾在描述這個牙齒時所作的推論很值得回味。他當時指出:未來的調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國找到新的類人猿、第三紀人類或更新世早期人類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發現對他的預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現在比較清楚,在第三紀末或第四紀初,亞洲東部確實存在人類或與人類關係十分密切的類人猿。這一點在史前人類學領域是至關重要的……周口店的發現,給人類起源於中亞的假說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在一連串鏈條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環。」 
  安特生的報告使幾乎所有的入會者都懵了,因為在亞洲大陸上從未發現過年代如此久遠的人類化石,在這個板塊上哪怕是一頂點關於人類化石的消息,都會使人感到強烈的震驚。 
  論文演講完畢長達一分鐘,台下仍然沒有絲毫的反應。安特生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的局面,是由於這個消息的震撼力太強大了,哪怕是極有預見的科學家,面對這個消息所產生的強烈衝擊波也無法立即適應。 
  安特生顧不得聽取眾人的反響,他相信他們會清醒並由此對自己這一偉大的劃時代發現投以敬慕之情的。現在最要緊的是使大家盡快相信這是事實而不是夢幻。於是,他開始放映這兩顆人類牙齒的幻燈片…… 
  安特生沒有白費心機,一切都如他預想的那樣順利和自然。這次歡迎會使他語驚四座,一炮打響了。「北京人」的橫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業推上了輝煌的尖峰,並使他的名字在科學歷史史冊中理所當然地佔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環使他同時代的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給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機遇,安特生不負眾望,他的巨大成功又為瑞典民族塗上了一層耀眼的光彩。 
  經入會的美國地質學家和古物物學家,時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的葛利普(A.william Grabau)提議,這一人類種屬被稱為「北京人」。 
  隨後幾天,中外新聞媒介紛紛報道了這個聳人聽聞的消息。北京的權威報紙《晨報》以顯著位置作了這樣的報道: 
  周口店發現之最古人類牙齒 
  安特生前晚在瑞典皇儲宴會席上發表演說。 
  安氏發表其重要科學的發現地點,位於北京二十五英里地內,曾在這裡掘得人類牙齒一枚,現已變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類化石,不僅其年代久遠、關係重要,即此足證亞洲實為人種之發源地。 
  人種之發源,繫在亞洲,久已成為定論。漸次移植歐洲,而足以證實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發現猿人,而猿人似非人類之直接始初,不過後來人類特別分支之一種代表而已。此類人散佈於爪哇等地。近幾年來漸注重亞洲之發現,最初山加丁氏及李中特氏發現原人石器,證明亞洲已有石器時代人類之存在。後中央亞細亞考古隊在蒙古發現極多之上古石器時代之器具,由此證明北歐洲北美洲處於冰川時代,而中亞地方人類已廣為分佈。而此時之南歐洲,已有上古之人類,環居於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有采尋。惟在中國雖已發現石器,但無骨骸可考,僅德國古生物學家施洛塞爾,於1903年在北京藥店獲得人齒一枚,或即第三紀時代之物,但其來源無處可尋。若與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發現之人齒,其價值年代之久遠,不可同義而語。安氏因如此之發現,而開科學之新紀元……此種發現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類殘骨留存年代之久遠,殊令人可驚。即就今番之估計,其年代當在五十萬年以上,亦有推算近一百萬年者。總之其為最古人類之殘屑毫無疑義。又該科學家等已正式公佈此種古人跡之發現,將定名為「北京人」,並稱此種極珍貴之「北京人」,已與世界最古之其它二原人遺跡,即「皮爾唐人」與「海德堡人」將並陳列於歐洲博物館內,以供世界考古家之研究。又謂此種發現公佈後,舉世人類將對北京及中國人種起源問題發生新的興趣云云。   
  第二章 驚夢(4)   
  周口店發現「北京人」的消息一經傳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彈震撼了當時的科學界。它使一切致力於遠東特別是中國考察的科學家都驀然回首,以無尚崇敬和羨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結而來。那怕稍有一點科學考察知識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發現,只不過剛剛揭開遠古人類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後邊將會有更加輝煌迷人的風景。 
  接下來,便是一個舉世聞名的科學發掘計劃。周口店的發掘開創了一個國際真誠合作先例的同時,取得更加偉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加拿大人的發掘計劃 
  在向周口店雲集的科學大軍中,首當其衝的是步達生(Davison Black)教授。這位來自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學者,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之初,就應聘來華並被任命為解剖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人的體質特徵研究。他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關係,當安氏在進行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時,就積極邀請其參與工作。而步達生不負厚望,在墓地調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線索。後來安特生請他準備一個關於研究仰韶村出土骸骨資料的專題報告,步達生熱情合作,很快寫出了頗受科學界重視的論文《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為安特生的成名奠定了理論基礎。而步達生關於中國華北人遺骸特徵的研究,其論證之慎密,質量之高,一直作為常被引用的關於中國人體質人類學的經典論文之一,並成為後來的人類學家很難逾越的高峰,。 
  儘管步達生和安特生於1926年初籌備的那項以新疆為目的地的中亞考察項目,得到了瑞典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但由於周口店的意外發現與強烈的震撼力,使他很快放棄了這個計劃,並把目光盯上了「北京人」並由此為進一步發掘事宜熱切地奔波起來。他迅速找到北京協和醫學院(南按:當時尚稱學校)院長胡頓(A.B.D.Fortuyn),要求更改先前的中亞考察計劃,把資助經費用於周口店的發掘和籌建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 
  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為美國基督教會創辦,同後來的燕京大學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國外各門各派的教會紛紛向中國滲透,如著名的聖公會、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等等。「協和」、「燕京」都是公理會創辦。其龐大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教會本身和美國各大財團,如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摩根財團、洛克菲勒財團等,這些財團對「協和」和「燕京」都有大量捐款。協和醫學院儘管坐落於中國北京,卻在美國紐約州立案,其畢業生受領的是紐約州州長簽字的羊皮文憑。入校學生要取得一紙羊皮文憑,一般需在燕大和協和兩個學校努力八年方可得到(一般先在燕大學習三年語言方面的知識,然後轉協和學醫學),後來在中國醫學界頗為著名的婦科專家林巧稚,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下艱苦地完成了八年學業,又畢生從事於醫療事業的一個典範。 
  北京協和大樓是由十幾座五層、四層、三層連在一起的佔地幾千平方米的巍峨、雄偉的古典建築群,協和禮堂與附屬醫院皆與大樓連在一起,全部綠色琉璃瓦大屋簷宮殿式建成築。內部裝修全為當時最考究、先進的西式設備,包括水汀管、門鎖、抽水馬桶等等,全是一色從美國用輪船輸送而來。樓群的四周是一條用磨磚構築的高大圍牆,圍牆除東南角毗鄰其他建築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其建造工藝之精湛,內部構造裝修之嚴謹,外觀之華美,號稱整個遠東無有匹敵者。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它的實際地位勝過故宮,在外國人的心目中,它則比法國的盧浮宮更為珍貴和重要。 
  有史可考的是,協和大樓的主體建築群是在滿清豫親王府折除後,在原地興建而成。第一代豫親王多鐸,是皇太極第十五子,與多爾袞同時入關。其人戰功赫赫,權傾朝野,滿清定鼎中原後被封為親王世襲罔替,是攝政王多爾袞最寵信的親王。最後一代豫親王名懋林,受封於光緒二十四年,其時大清帝國已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刻。而隨著辛亥革命的興起、民國建立、大清帝國土崩瓦解等等一系列重大歷名事件,那些攀附在枯樹上的眾位親王們,樹倒猢猻散,各自謀劃出路,京城內的王府紛紛出賣。就在這個時候,早已散了架的豫王府賣給了由美國人主持的財大氣粗的協和。其價格為十萬兩銀元,約合三萬美金,不足兩千兩黃金。   
  第二章 驚夢(5)   
  據說,協和在王府蓋新樓挖地基時,無意中掘出了大量窖藏,內含整缸的銀元寶、金元寶,以及名目繁多的金銀財寶。數額之巨,價值之大,不但超過了購買整座王府的地價與房價,而且抵得上協和大樓的造價。有知情者認為,像這樣的王府深宅,窖藏上二三十萬兩銀子,萬把兩黃金,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回憶一下當年老豫親王多鐸在朝野內外的聲勢,即可想見府邸窖藏之富。而隨著老豫親王的去世,藏寶的秘密慢慢在家族中式微,最後竟不為後世子孫所知,想不到亂世之中竟落入了美國人的腰包。想想當年一座王府僅賣得三萬美金的價錢,只要拆幾根金絲楠木房柁就抵消不少,何況如此龐大的窖藏財寶。如此奇聞軼事,一直令後人為之唏噓慨歎。 
  無論如何,氣度非凡,美倫美奐的協和大樓,是在北京最顯赫昂貴的地段拔地而起了。整個建築群分東西南北四門,南面正門在東單三條,是醫學院的大門。其附屬醫院之門,正對帥府園。東面的後門,供醫生、護士等工作人員出入。連通的東單北大街,有護士樓、教授宿舍。北面為邊門,是通機器房、廚房,進煤出灰的出入口。整個建築群顯得大而不亂,秩序井然,充分表現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層面上的審美追求。 
  鼎盛時期的協和號稱世界一流的醫學家與附屬醫院,以及醫護人員與設備,當時遠東唯一的一台「鐵肺」就在協和。1937年春,美國煤油大王的兒子到北平遊覽,突然發病倒地不起,幸虧進住協和靠這台「鐵肺」的效力保住了一條小命。當這位康復的兒子在協和醫院兩名高級美女護士的陪同下,乘專列赴天津塘沽,再轉乘煤油大王專程派來的豪華郵輪打道回府時,中外媒體紛紛報道,協和的名聲再度響遍世界。——當然,這對周口店的發掘與協和的合作關係而言,則屬於後話了。 
  早在1925年夏天,步達生在籌備那項以新疆為目的地的中亞考察計劃時,就曾有了設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的設想。為這個設想的實現,他不止一次地找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埃德溫·恩布裡(Edwin R.Embree),請求給予資金上的幫助,而恩布裡的答覆是:在提出任何計劃之前,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必須得到一個保證,即瞭解所提出的建議將是中國科學界認為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說這個研究機構需要中國方面的參入與合作。而中國地質調查所是一個最理想的合作單位,因為這個研究機構將能夠直接促進地質調查所自己的發展計劃。如果這項合作能夠成功,那麼,可在北京建立一個古代人類遺骸博物館,用以收藏和陳列所發掘的材料,基金會所付出的用於田野考察和研究方面的資金,可從博物館的門票等方面逐漸收回。 
  步達生在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初步支持後,很快寫信給中國地質調查所負責人丁文江商量。未久,步達生得到了丁文江下述的保證和答覆:「您不必懷疑中國科學家們對建立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的態度。雖然我不能代表別人講話,不過我確信您將會得到我們全體關心科學研究的同胞的衷心支持。」 
  步達生的熱情奔波,獲得了初步成功。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1)   
  中美合作的先聲周口店遠古人類遺骸的適時發現,使極度興奮中的步達生立即決定將這項發掘和研究事宜,納於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亞考察計劃之中。在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一番措商後,步達生又來到中國地質調查所,同繼丁文江之後新上任的所長翁文灝會談。在不拘禮節的氛圍中,步達生陳述了自己的計劃和見地:「依我看來,在周口店發現上新世晚期或更新世早期的人類或與人類有密切關係的類人猿化石,是史前人類學領域中的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重要發現。現在很清楚,在第三紀後期或第四紀早期,東亞確實存在過人或者同人十分密切的類型。在這個時間的前後,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Eoanthropus)生活在皮爾唐(Pildown)、海德堡人(Heidelberg man)生活在茅厄爾(Mauer)。實際上所有這些類型都是同時的。它們由中亞高原各自向東、向西南和向西移動了一樣遠。這足以表明,中亞高原最可能是它們的共同分化中心。因此,周口店的發現,立刻給我們計劃的中亞考察團以一個補充的推動力,它敦促考察團在出發前先著手一個最重要的有聯繫的追加項目,即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 
  步達生的計劃,得到了翁文灝的同意和讚許。談話結束時,翁文灝提議最好以信件的形式交換兩人的談話內容,以作為中外官方正式簽署的合同。 
  一個星期後,步達生將信件寄於翁文灝。信中說道:「我起草了一份關於周口店研究計劃和成立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的報告給胡頓博士,我必須再次強調,我起草的計劃純屬提案性質的,如果要全部兌現,首先必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部和中國地質調查所兩方面的贊助和支持。」又說:「在希望得到這樣的人的問題上,我和胡頓博士充分擺出理由,請他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部申請每年撥給一萬二千元的為期兩年的經費。這筆經費歸我們處理,以支付一位專門研究周口店的古脊椎動物學家的薪水和野外工作費用。提出這個申請時,下述各點首先得到強調:(1)本研究項目採取同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的方式進行;(2)所獲得的材料準備用於研究,人類及類人猿化石由我掌握研究,1論文在《中國古生物誌》上發表,其它方面的材料則由地質調查所研究並永久保管。其次,在作出這個申請時明確:雖然在上面提到的兩年的預算以外,沒有請求另外的款項,但是周口店研究應該有一個附加的目的,那就是使這項研究成為一個核心,圍繞它將來會組織其它合作項目,並且最終發展成為下面起草的那樣的一個研究機構。」 
  翁文灝接到來信的兩天之後,即給步達生寫了一封既維護國家權益,又尊重外國專家意見的覆信。這封信及後來打成的周口店發掘的協議書,均被曾主持過周口店山頂洞人發掘的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收藏。信的原文如下:尊敬的步達生博士:「我已收到您十六日寄來的關於我們那次談話的來信。您在信裡,對所談合作項目提出了一個一般輪廓的提案。對於這個有著高度科學意味的提案,我甚感滿意。我認為,對於地質調查所來說,能有您的合作是莫大的榮幸。總的說來,我同意您在信中所起草的建議。有幾點在這裡再略加說明,這樣做也許比上次談話時我所說的要更加清楚一些。」 
  「關於周口店研究:我完全贊同您對周口店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為此,地質調查所將派一名目前在德國的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從周口店採集的材料。這樣做,可以使他將來能夠和您提出參加此項工作的另一位古生物學家合作得更好。在需要的時候,調查所還可以提供一位或兩位地質學家擔負地形學和地質學的調查。調查所可以資助一小部分工作經費。不過,我們認為經費最好全部依靠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部提供。」 
  「我對於提出的有關材料分配和人類及其它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國古生物誌》上發表的建議深感滿意。勿須多說,根據這個建議,留在您處的骨骼材料應永久保管在中國,而不論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的方案將來實現與否。」2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2)   
  「我們調查的最近期目標是周口店。但研究工作最終可以擴展到今後我們可能同意的其它有希望的目標上去。」 
  「我希望我已經把我們的確切的立場講清楚了,儘管調查所的任何承諾須得到部長的特別授權才可做出,然而我想,在這樣的科學事務上,我可以用調查所的名義講話,並且真誠地希望,我們的合作計劃將會很快變成現實。」 
  作為中國地質學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灝,於1912年從比利時學成歸國後,即以理學博士的身份走進丁文江籌辦的地質調查所,開始野外考察研究工作。根據考察成果,提出了著名的「燕山運動在中國的存在及其在中國地質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的理論。後來,翁文灝接替丁文江成為地質調查所所長。周口店的系統發掘和成立人類學研究機構,是翁文灝上任之後處理的第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多少年後,科學界還一致公認翁文灝不但具有傑出的科學才能,而且更具有作為中國地質科學界領導人的遠見卓識。他清醒的頭腦和出色的領導組織藝術,在他和步達生的通信中可以見到。 
  步達生在他所寫信的第(2)項條款中提到,「所獲得的材料準備用於研究,人類及類人猿化石由我掌握,論文在《中國古生物誌》上發表。其它方面的材料則由地質調查所研究並永久保管。」 
  不知道是由於步達生的疏忽還是處於其它目的,他對「人類及類人猿化石」最後的權屬問題卻隻字未提,而這個問題又恰是整個協議中最為重要和不可忽視的一環。 
  在翁文灝的覆信中,他將材料的使用權和歸屬權加以區別,並對這一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勿須多說,根據這個建議,留在您處的骨骼材料應永久保管在中國,而不論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的方案將來實現與否。」 
  作為中方代表的翁文灝,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所保持的明確立場和在整個大局上的合作態度,不能不令人表示敬佩。而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和美國方面的代表,步達生也具有充分的協商和諒解精神,深暗中國哲學中「捨得」的道理,無所「捨」便無所「得」。如果不具備這方面的學識、頭腦和心胸,要促成這項世界考古史上偉大的發掘計劃幾乎是不可能的。 
  步達生在接到翁文灝來信的當天,立即覆信表示:「我和胡頓博士都完全同意您來信所補充的各點意見……」 
  1927年1月3日,北京協和醫學院胡頓接到美國紐約發來的電報,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同意為周口店發掘項目撥款二萬四千元。 
  同年2月14日,中外雙方經過一番嚴肅認真地協商和斟酌,終於達成協議。周口店的系統發掘計劃,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和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共同參與支持下,於這年的春天正式付諸實施。 
  一顆漂亮的人牙 
  第一批派往周口店發掘的主要指導和實施者為: 
  李捷,中國地質調查所地質學家,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務主任。主要擔負地質、地貌學的調查,負責與地方當局、土地所有者的交涉及管理從事發掘的招聘工人等行政事務。 
  步林,由維曼教授推薦的瑞典古生物學家。1927年3月16日來華,擔任古生物研究專員和周口店發掘顧問。 
  劉德霖,美國古生物學家葛蘭格的技工,曾跟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中國考察團進行為期兩年的野外考古發掘。主要擔任周口店發掘技術助理兼室內修補化石專員。 
  謝仁甫,原為步達生的辦事員,擔任劉德霖的助手。 
  周口店合作項目名譽主持人為丁文江。具體事務負責人為步達生、翁文灝。 
  至此,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輝篇章的周口店發掘,在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於1927年4月16日正式拉開了帷幕。 
  根據步達生的最初估計,整個周口店的發掘,在兩個月甚至六個星期就可結束。但實際上整個遺址含化石堆積之大、內容之豐富、問題之複雜以及工作之困難,都遠遠超出他的想像。正如後來主持周口店發掘的賈蘭坡所說:「其實,經過半個多世紀時斷時續的發掘,周口店含化石的堆積至少還有一半保留在那裡,未弄清楚的問題和新提出來的問題,仍然成堆地擺在我們面前。」對此,周口店的發掘工作不得不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持續下去。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3)   
  1927年10月16日,維曼的學生步林在當年師丹斯榮發現第一顆人類牙齒的旁側,從發掘的化石堆積中找到了一顆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這個發現令步達生喜出望外,經過一番仔細鑒別並認為確實無誤之後,步氏於10月29日寫信向早已回到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安特生報告了這一喜訊: 
  「我們終於得到了一顆漂亮的人牙!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步達生說:「10月19日晚,當我於6點30分開完會回到辦公室時,發現步林在那裡。他身穿野外服裝,風塵僕僕,但臉上卻掛著高興的笑容。他不顧戰亂而完成了這個年度的野外發掘工作,在10月16日發現了那顆牙齒。真是交了好運,終於從堆積物裡挖到了這顆人牙。我太興奮、太愜意了!步林向這兒來的時候,甚至沒讓他一道來華的妻子知道他已回到了北京。他真是一位我志同道合的人。我希望您轉告維曼博士,我多麼感激他派步林到中國來工作。」又說:「我現在已有50箱左右的材料運到北京。它們是上次戰亂期間於7月下旬運回來的。(南按:戰亂指張作霖與閻錫山之間的戰爭,據說常有士兵晃著手榴彈鑽進周口店步林工作的山洞躲避)還有300多箱尚未從周口店啟運。地質調查所的李捷先生正忙於設法弄到車皮將這些材料運回來。今天,我已經在婁公樓地下室安排好地方存放這批材料。這個地方,對於在樓上新生代研究室上班的步林來說,是很方便的。」 
  步達生認為步林發現的這顆人類牙齒,是一顆成年人的左下第一臼齒,性質與師丹斯基發現的那顆臼齒一致,在其發表的《周口店堆積中一個人科下臼齒》論文中,步達生提議為周口店的發現建立一個人科的新屬新種,即「中國猿人北京種」。遺憾的是,這個學名沒有興盛起來,倒是當年葛利普提議的俗名「北京人」,卻被科學界和大眾所廣泛接受並延續下來。 
  這年的周口店發掘於步林發現人牙的第三天,圓滿地劃了句號。 
  1928年4月,舉世矚目的周口店發掘再度開始。 
  由於李捷和劉德霖調往其它考察團參加發掘,經中外雙方協商,決定派楊鍾鍵和裴文中兩人加盟,並由楊取代李捷為中國地質調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 
  1926年,翁文灝在給步達生的信中,曾提到「地質調查所將派一名目前在德國的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從周口店採集的材料。」翁文灝所說之人就是楊鍾鍵。自此,北京大學地質系出身,後留洋深造的楊鍾健,於1928年春歸國未久,即加入到周口店發掘隊伍的行列這中。而後來發掘的事實充分證明,翁文灝看重和栽培的這位一流的科學家,對中國古人類學的考古事業做出了具有奠基意義的傑出貢獻。 
  而這個時候的裴文中,只是作為剛剛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的一名學生,來周口店負責管理工人賬目和攜助步林與楊鍾健工作的低級職員。這一年,裴文中剛滿24歲,那震驚世界的「北京人」頭蓋骨的重大發現,還要等到一年之後。 
  儘管由於軍閥混戰而使周口店的發掘工作一度停止,但這一年的成果卻比夢想的要大得多。在1927年步林發現過牙齒的東北角堆積層之上10米處,發現了「北京人」住居的洞穴。另外,還在堆積層中發現了20多塊人類牙齒和兩塊下頜骨碎片。步達生在認真研究之後,發現這兩塊下頜骨碎片,一塊屬少年,一塊屬成年。這一出乎意料的發現,使步達生更加確信他在去年僅憑一個牙齒就建立起來的「中國猿人北京種」這個新屬新種理論的正確性。 
  正如安特生所說:「資金、耐力和出色的簽別力是發現新財富的基礎。」周口店的發掘,正是具備了應該具備的一切條件,才爆響了一年之後那譽滿全球的偉大發現。 
  大山深處的裴文中 
  1928年周口店的發掘,儘管以可喜的成果作了註釋,但它存在的危機也日漸明顯。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專款即將用完。同時,兩年的發掘和研究使科學家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周口店遺址絕不是一個獨立的整體,它那豐富的化石內容,複雜的地層堆積,無不證明它和周圍更廣大地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要想徹底弄清楚周口店遺跡所表現出來的地質學、古人類學、古生物學、地貌學和考古學等等諸多錯綜複雜的關係,就必須把目光投向和它有關聯的一切地域。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4)   
  正是鑒於這諸多原因,極富遠見的步達生於1927年底離開北京,到紐約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匯報詳細情況,並提出由該會繼續為周口店發掘增款的希望。在步達生的熱心周旋下,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同意了他的全部請求。除為周口店發掘繼續增款外,再調撥4000美元作為1928年發掘的追加經費。 
  步達生以興奮和滿足的心情於1928年秋返回北京,當他和前來迎接的丁文江握手時,滿懷激情地說道:「丁博士,我非常高興地對你說,他們似乎同意了我提出的全部請求。一項更加偉大輝煌的事業將從這裡再度開始。」 1928年冬,步達生和丁文江、翁文灝等人經過反覆磋商,又制定出一個為期3年的發掘計劃。這個計劃仍為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共同合作,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11萬美元的龐大發掘研究經費。為避免在日後進程中可能出現的許多麻煩,需正式建立一個從事新生代地質、古生物學,特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專門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這是隸屬於中國地質調查所的特別部門,一切發掘研究計劃將由這個組織機構掌管。 
  1929年2月8日,中美雙方在共同擬定的章程上簽字畫押。 
  協議規定:丁文江為中國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持人。步達生為研究室名譽主任。一切採集的材料包括人類學標本在內,全部歸中國地質調查所所有,但人類學標本將暫時委託北京協和醫學院保管以便於研究。當標本保存在地質調查所時,亦應隨時為協和醫學院的科學家們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標本均不得運出中國。 
  中國政府農礦部很快批准了這具有非凡科學意義的章程及一切附加協議。同時,洛克菲勒基金會第一批資助款項已通過北京協和醫學院撥給新生代研究室。至此,周口店的發掘研究計劃,已徹底將幾年前步達生和安特生發起的那個中亞考察計劃所取代。不同的是,這個計劃的中心點是人類祖先的聖地——周口店。 
  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開拓了整個中國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它的直接收穫是導致了1929年底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造成了「整個地球人類的震撼」。 
  由於擴大了的考察、發掘、研究計劃,當1929年春天來臨時,新生代研究室做出決定,調步林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考察工作。調楊鍾健同著名古生物學家德日進一起去山西和陝西各地調查新生代地質情況。如此一來,周口店發掘的重任,就歷史性地落到25歲的裴文中一人身上。 
  對於周口店發掘的人事安排,新生代研究室在此之前就已作過反覆考慮,由裴文中主持發掘,則主要來自丁文江、翁文灝兩人的建議。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所言:作為地質調查所創始人的丁文江,不僅是一個在英國受過高等教育,賦有卓越智慧的著名地質學家,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國提倡先進的西方科學方法和技術。地質調查所在此期間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行政成果,就是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田野考察人員,他們除學到了地質學及相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外,還掌握了進行田野調查的現代方法。按當時的規定,每個調查人員必須具有攜帶儀器和無論多遠的路程都要步行的體力,每次訓練結束後,都將這些人分派到各地開展實際的田野考察工作。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調查中,這些受過訓練的大部分成員都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而從北京大學畢業的裴文中,正是在接受了這樣嚴格、科學的訓練之後才來到周口店這個特定地域進行田野工作的。 
  周口店兩年的發掘,已使丁文江、翁文灝等科學界前輩清楚地意識到,由中國人獨立主持發掘這具有非凡意義和影響的遺跡的時代已經到來,安特生等人由此而獲得的榮耀的光環也將照耀到中國人的身上,並從此和中國人永久相伴。 
  正是基於這樣的心境和思考,周口店的發掘主持重任,才落到了年輕的裴文中肩上。儘管此時周口店遺址的發掘仍具有國際合作性質,但不可否認的是,近代田野考古學作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已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誕生了。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5)   
  1929年4月,裴文中走馬上任,他指揮民工在1928年發掘的地方,由第5層起繼續向深處發掘。早在安特生剛剛意識到周口店具有發現古人類的可能時,他就極富經驗地提醒師丹斯基:「在沖積地層中尋找人類遺跡,就像在德國公園尋找一枚失落的針,但在同時期的巖洞中尋找古人類,就像在皇家圖書館的閱覽室中尋找一根針。後者無疑也不容易,但比在公園中尋找希望還是大得多。」 
  裴文中自然知道安特生所指,他決定在這個發掘區一直挖下去,直至挖到含有化石堆積的最底部。意想不到的是,第五層卻異常堅硬,出現了「鑿之為鏗鏘之聲,勢如鋼鐵」的局面。 
  在一番努力均告失敗之後,裴文中毅然決定,用炸藥將岩石炸開。儘管這個手段對於考古學來說是一大忌,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除了以「暴力」手段揭開岩石,似乎別無選擇。 
  勢如銅鐵的第五層岩石最終未能抵擋住烈性炸藥的威力而逐漸崩裂瓦解。堡壘已經攻克,後來的發掘便顯得格外容易,發掘人員輕取了第六層和第七層的堆積物,隨後又連克兩層,即第八層與第九層,清晰的地層圖已構畫出來,許多湮沒難解的問題已變得明朗起來了。 
  發掘的遺跡顯示出極其濃厚的地層,從洞頂到空隙底部,不少於35米。而從整個洞穴堆積的內容看,從底部到頂部都屬於同一地質年代的動物群。 
  儘管這個時期的發掘,裴文中和他的助手以及所指揮的工人們付出了極為艱苦的努力,取得了相當客觀的成績,但仍未超出安特生和步林發現成果的範疇。遠古人類像是故意挑逗一群後生,而那令後世人類極度敬仰的遠古祖先的身影,在世紀的光照中總是忽隱忽現、忽明忽暗,令虔誠的敬仰者越發感到撲朔迷離,神秘莫測。 
  桃花撲面,芬芳溢鼻的春天過去了。 
  雨水四濺,山洪瀉流冰雹四散的夏季過去了。 
  漫野紅遍,叢林盡染的秋季過去了。 
  嚴酷的冬天已經來臨,大雪一陣接一陣,周口店群山一片慘白。 
  周口店的發掘依然沒有大的突破。 
  其實,這時的裴文中們已經有了足以震撼世界的突破,可惜他們自己並未察覺而失之交臂,以至使歷史的記載者不得不暫時棄書擱筆,和發掘者一道在淒冷的寒風殘雪中,再苦苦等待近一個冬天。 
  當發掘進入到第八層時,一個破碎的頭蓋骨已經伴隨潮濕的泥土走向了新的世界。儘管頭骨已經碎成許多塊狀,倘若及時發現並粘結起來,仍不失為一個相當完整的頭骨。但沒有一個人發現。直到1930年春天,一個技工在北京的研究室裡修理化石標本時,才發現了這件四周裹滿泥土的頭蓋骨。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這個遺憾曾使年輕的裴文中垂胸頓足,以至落下了悔恨的淚水。直到1934年他還在著作中念念不忘地寫道:「北平的朋友都說這件標本因為外面還有很厚的泥土包裹著,以致在現場未被發現。我很明白他們在維護我的短處,掩蓋我失查的罪名,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不承認我的疏忽。」 
  周口店的發掘仍在繼續。隨著深度不斷延伸,堆積物的體積也漸漸變得狹小起來。當深度已進入地下40餘米時,狹窄的空間幾乎只能容下一兩個人的身影。正當裴文中考慮就此收兵時,卻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鑿穿了一個洞穴。這個洞穴的出現,意味著北京人的大門轟然洞開了。 
  發現「北京人」頭蓋骨 
  三個工人手持蠟燭相繼進入洞內,極富遠見的裴文中當然不會錯過眼前的機會,他很快找來繩子拴在腰上,點燃一根蠟燭攥在手中,對後面的人說:「將繩子這一頭墜住,我下去看看。」 
  裴文中墜繩而下,進入洞中。 
  蠟燭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撲撲跳蕩,辯不清洞的長度,陰森恐怖的氣氛籠罩著裴文中的全身。他摸著洞壁大約在深入到五、六米的地方,看到了前面的幾個晃動的人影。他湊上前來漫漫將弓著的身子蹲下來仔細察看。他驚奇地發現,無數遠古動物的化石都安詳地躺在洞底的塵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化石便清晰地顯露出來。面對眼前一切,裴文中那顆撲撲跳動的心被極度的興奮所替代,這種興奮使他忘記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當地猛地起身站立時,頭撞在洞頂堅硬的石壁上,一聲悶響,使他差點昏倒。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6)   
  他在工人們齊聲叫勁中順著繩子爬出洞穴。多少年後,跟他發掘的工人還清楚地記得他剛走出洞口時的場景——裴文中一手捂著凸起血包的頭,臉上蕩漾著顯然是高度興奮才有的紅暈,語言極不流暢地說:「我……我發現了祖先,不對,是……是我感覺到將要在這裡發現……發現我們的祖先。」 
  像當年的安特生博士一樣,裴文中對洞穴內存在人類祖先的預感,再一次被驗證。只是,它的驗證要快得多,就在第二天。 
  這是一個世界考古學和古人類學史上都無法忘卻的日子——1929年12月2日。 
  從洞口開始的發掘已向裡延伸到10米,儘管裴文中和其他三人手持的四支蠟燭仍在不住地燃燒、跳動,但洞內卻越發昏暗,殘淡的光亮使四名發掘者幾乎看不清對方的臉。含大量化石的堆積物被一鏟鏟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山野中寒風呼號,零星的雪花在風的裹挾下漫無邊際地飄蕩,慘白的太陽在西方的山頂悄悄從雲霧中鑽出,向世界作了最後的告別。天就要黑了。 
  越發黑暗的洞穴深處沒有人講話,沉寂中只有錘鎬、探鏟發出的冰涼的碰撞聲。只有這樣的響動,才顯示著這陰暗的深處擁有高級生命的運動。 
  突然,裴文中大喊一聲:「這是什麼?!」 
  幾個人同時哆嗦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工具向裴文中圍攏過來。 
  一豆燭光照耀著洞底,映射著一個凸露的圓圓的東西。 
  「像是人頭?是人頭!」裴文中再次喊叫起來。 
  奇跡出現了。匿藏了50萬年的人類祖先,終於露出了他的面龐。裴文中感到:「從未有過的身心的顫慄和激動,面對這輝煌奪目的偉大發現,我竟一時不知所措。」 
  發現的頭骨化石,一半埋在鬆軟的土層,一半在硬土之中,要想取出,首先應把周圍的雜土清理乾淨。裴文中與幾個技工將這一切做完後,找來撬棍輕輕插於頭骨底部,然後慢慢撬動。由於頭骨已演變成化石,撬動中骨蓋破裂,無法完整地抱出洞穴。來不及找合適的包裹物將頭骨盛下,因為這個發現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偉大、最有遠見的科學家,也斷然不會想到這一人類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發現就在今天。 
  裴文中急中生智,迅速脫下身上的棉襖,將頭蓋骨輕輕地包藏起來,小心地弓腰走出洞穴。 
  「挖到寶貝了,這會兒是真正的寶貝兒……」和裴文中一道走出來的技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邊的人群爭相傳播著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眾人聞聽,目光唰地投向裴文中手捧的棉襖。 
  「挖出了啥子寶貝兒?快讓咱看看。」民工們圍住裴文中,七嘴八舌地叫喊著,眼睛放出奇特的光,如同一場奪寶大戰的前奏。 
  「是人,我們挖出了一個人……」未等裴文中說話,一起從洞穴走上來的技工喬德瑞作了極富懸念和誘惑力的回答。 
  「還活不活?快拿到村下扎一扎!」眾人在誘惑力的驅使下,紛紛擁將上來,用手扒裴文中懷中的棉襖,欲對挖出的「人」進行施救。 
  裴文中急忙轉了個身,聲音顫抖地說:「不要搶,人已經不活了,咱回去好好看,好好看……」 
  「走,快回去,快收拾東西回去。」民工們吆喝著紛紛收拾發掘工具,跟隨裴文中呼呼隆隆地向山下湧去。 
  夜幕降臨了,起伏的山巒在夜色包圍中格外肅穆空曠。風已停歇,雪下得越發緊起來,看樣子一場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來。裴文中懷抱頭蓋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間小路上向前走著,走著…… 
  許多年後,裴文中對此情此景仍記憶猶新:「我像一個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頭金,不,我懷中的頭骨比狗頭金要貴重得多,意義更大得多。儘管是寒雪飄灑的傍晚,但我只穿了兩個褂子的身體,沒有感到一點寒意,只覺得心在呯呯地跳,兩腮和耳朵根熱辣辣的。懷抱頭蓋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著,思緒不住地翻騰。多少人的嚮往、夢幻和追求,今天終於付諸實現了。遠古的祖先就躺在我的懷中,實實在在地躺在懷中,這是一件多麼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呵!想到這裡,我的眼窩開始發熱、發燙,最後淚水嘩嘩地淌了下來……」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7)   
  裴文中來到山下的辦事處,也是他工作的指揮部兼宿舍,打開包裹著的頭蓋骨,讓蜂擁而上的民工兄弟們一一觀瞻。裴在後來撰寫的回憶中說道:「發見了猿人頭骨,晚上我沒有吃好飯,因為太高興了。我高興了,如何令北平人們知道呢?如何使他們也高興?我先決定派專人去送信,寫好了信,令人次日早晨返平,專呈翁所長。」 
  裴文中靜下心來,奮筆疾書,信中寫道: 
  翁先生: 
  今天交了好運,我們在原發掘地點第九層下邊發現一個洞穴,經發掘得一猿人頭蓋骨,一個完整的頭蓋骨。我在現場就把它取出並安然無恙地帶回。待稍作處理,我即攜此頭蓋骨返北京面交。 
  翌日一大早,送信人懷揣這一喜訊向北平奔去。裴文中回憶說:「送信人走後,我又覺得他們到晚上才能看到信,天時晚了,翁所長未必能通知關心周口店事務的幾位朋友。於是我於三日早又打了一個電報給步達生先生。文曰:『(銜略)頃得一頭骨,極完整,頗似人(下略)。』因為猿人不是人,故我說他頗似人。」 
  與裴文中料想的結果大不相同,北京方面接到消息後,在一片嘩然中竟沒有人相信這位剛走出校門的小伙子會交上如此的好運。「如果說發現了頭蓋骨,肯定不是人而是其它動物的,就裴文中的知識和才華,他可能還辯不清人與其它動物的差異到底在哪裡,確切地說他還不知道什麼是『人』……」有為數不少的科學界資深人士做出了如此結論。 
  即是極富遠見並對周口店發掘抱有極大希望的步達生,在接到電報後也懵了。他希望其有,又恐怕其無。希望其真,又怕裴文中走火入魔,謊報軍情。這種複雜的心態在他給安特生的信中可以見到:「昨天我接到裴文中從周口店發來的電報,說他明天將把他所說的一個完整的中國猿人頭蓋骨帶回北平。我希望這個結果不是幻想而是真的。」 
  北京的喧嘩與騷動,搖頭與嘲諷,裴文中當然不會知道,在周品店那間冷清的屋子裡,他正緊張而有序地做著如何把頭蓋骨安全運送到北京的準備。 
  幾十萬年的造化,將頭蓋骨變成化石的同時,又富予了它一個嬰兒般嬌嫩的外表,整個頭蓋骨既酥軟又潮濕,稍一震動就發生爆裂。如此一種狀況,顯然無法安全無損地帶回北平。經過反覆思考,裴文中大膽做出先用火將頭蓋骨慢慢熏干,待嚴密包紮後再送往北京的決定。如此處理方法這在當時是前無先例的。 
  一堆柴火在泥做的盆中劈哩啪啦地爆響、燃燒,碳頭越聚越多。待木柴全部燃盡後,裴文中將頭蓋骨捧在手裡在死火的上方烘烤。 
  頭蓋骨在逐漸的乾燥中開始硬化,初試取得成功,裴文中大喜。之後,又在變硬了的頭骨四周糊上五層棉紙,棉紙外再加石膏和麻袋片,經水浸泡後再度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上的一切和頭蓋骨形成一個整體——一個乾燥而堅固的整體後,方停止操作。 
  地球人類的震撼 
  12月6日清晨,裴文中宣佈1929的周口店遺址發掘到此結束。送走民工,他將頭蓋骨用自己的兩床舊棉被包裹起來,外面捆上褥子和線毯,連同其他生活用具一道背下山,登上了去北京的長途汽車。 
  全身呈篩糠狀的汽車一路顛簸駛往北平古城,當行至西便門時停了下來。當局規定,凡進城旅客必須在此接受例行檢查,裴文中將行李從車上扛了下來。 
  「將行李打開。」面前的警察頗不耐煩地下達著命令。 
  裴文中遞上證件,然後從身上掏出早已準備好的幾塊小型化石說:「我是在周口店作人類化石發掘的工作人員,這個包裡捆著的是極為珍貴的化石資料,沒有其它東西。」 
  「那也得打開。」警察抖動著顯然是被寒風撫摸得不太爽的身子高聲嚷道。 
  「裡邊的化石一碰就碎,還是不打開吧。」裴文中請求道。 
  「不行,叫你打你就打,少囉嗦。」警察縮了下脖子,見裴文中仍無開包之意,上前對著行李不懷好意地踢了一腳,然後親自動起手來。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8)   
  包紮頭蓋骨的包裹很快顯露出來。 
  當面前的警察揮手欲粗暴地揭開糊在頭蓋骨外部的麻袋和紙張時,年輕氣盛的裴文中忍無可忍,他猛地上前攥住了對方的手腕,滿面憤怒地喝道:「你要是堅持檢查,就先把我拘捕了吧,人和行李一起押送到城裡……」 
  警察抬起頭,先是頗感意外地瞅了裴文中一眼,爾後悖然大怒,當場給了裴文中一拳。裴文中一個趔趄,搖晃著身子順勢給了警察一個響亮的耳光,接著二人伸胳膊弄腿地扭打起來。不遠處一個當官模樣的老警察,忽見前面動起武來,迅即走過來將二人拉開,先是教訓了警察幾句,較和氣地問了裴文中的情況,然後一揮手,示意放行。 
  裴文中顧不得與面前交手的那位年輕警察計較,迅速扛起包有頭蓋骨的行李登上汽車,安全進入北平城。 
  在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當步達生用別針一點點將包裹著頭骨的硬土剔掉時,這位傑出的古人類研究專家抱著頭骨怔怔地看了十幾分鐘,由於高度興奮,抖動的雙手差點將頭骨摔在地下。 
  「沒錯,是人的,是人的。」步達生兩眼放光,站身拍了一把裴文中的肩膀,高聲說道:「小伙子,感謝你,整個世界的古人類學家都應該感謝你的偉大發現。記住,從現在起,你的名字可以留傳後世了。」 
  裴文中走後,步達生按捺不住激動的慾火,他連續給國外科學界朋友寫信,報告了這個足以令自己的同行震驚和羨慕的消息。12月13日,他在給英國著名解剖學家、自己的老師艾利奧特·史密斯(G……Elliot Smith)教授的信中寫道:「1929年周口店的工作再次以一個壯麗輝煌的頂峰而結束。12月2日,主持野外工作的裴文中在那裡發現了一個保存完好的中國猿人的成年人頭蓋骨。他在現場就把它認出來並親自細心地把它挖出。12月6日,這個仍然帶著野外包裹的頭蓋骨帶回北京的時候,還透著熱溫。我打算在給您和基思(Arthur Keith)教授發出的聖誕賀電裡,報告這個將於12月28日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會議上正式公佈的好消息。如果您能夠將這個消息傳給史密斯·伍德沃德(Smith Woodward)、格雷戈裡(W.K.Gregory)、沃森 (Watson)等諸位博士,我將感到榮幸……」 
  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宣告了周口店發掘所達到的頂峰地位,它使一切懷疑和貶低裴文中取得成就的人都啞口無言。 
  12月28日下午,中國地質學會特別會議在地質調查所隆重舉行,應邀到會的除科學界的大師名流外,還有中外新聞界人士。裴文中在會上作了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報告。正如預料的一樣,這一創世紀的偉大發現,立即轟動了世界。當時的北京《晨報》以巨幅標題作了如下報道: 
  五十萬年前的人類祖先被喚醒 
  周口店發現一完整的猿人頭蓋骨 
  昨日下午2時,中國地質學會特別會議在地質調查所隆重舉行,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致辭,裴文中、步達生、楊鍾鍵、德日進等中外科學家出席演說。裴氏發表其重要科學的發現。謂北京西南周口店曾掘得「北京人」頭蓋骨一個,已變成完整的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類的化石,其年代當在五十萬年以上,亦是亞洲發現第一塊遠古人類頭骨,此種發現足令世界震驚。毫無疑義,是裴文中氏喚醒了亞洲最古老之人類,並把它從沉睡的洞穴請出來。 
  作為最初之研究成果,步達生博士斷定這位先人可能屬青年和少年間之年齡段,性別尚未確定,極可能屬男性。對此位「北京人」頭骨之研究,極大限度地擴展了我們對人類早期歷史之認識。注意到「北京人」頭骨之厚度,可聯想到英國南部「曙人」之厚頭骨。但在其它部位,如厚眉骨及低前額,「北京人」又和爪哇的特裡尼爾人有密切之關係。步達生博士仔細比較兩種猿人,揭示了二者之基本區別。爪哇之特裡尼爾人進化較高級,此並非對某一民族而言。北京人有混合原始人與現代人之特徵。步達生氏總結其特點言:北京人屬發展之類型,接近原始人。此不僅屬尼安德特人、南非人種之原型,亦屬現代真人之原型。   
  第三章 雲集周口店(9)   
  這一創世紀發現,使整個人類早期理論漸已成熟…… 
  與此同時,國外報紙紛紛登載周口店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消息,並以「地球人類的震撼」、「古人類研究史上的一道閃電」等聳人聽聞的標題,概括了頭蓋骨發現的重大意義和影響。正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後來所說:「『北京人』骨骸是考古學為體質人類學提供的珍貴非凡的實物資料,它不僅對人類起源的研究是一個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類學學科體系進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義的堅實基礎之上,使整個人類學的面貌為之一新。」 
  青年的裴文中以發現「北京人」頭蓋骨而把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推上了輝煌頂峰,但這並不意味著整項事業已走到終點。幾乎每一位關心周口店的科學家都清楚地知道,在那個充溢著奇跡的山洞裡,一定還會有與之匹敵的驚人發現等待現代人類去叩訪。 
  發掘理所當然地還要繼續。 
  1931年春,當裴文中和新到周口店協助工作的賈蘭坡帶領民工在清理洞中的鬆軟堆積時,意外發現了一層含有豐富石英碎片的地層堆積物。這個發現,立即引起了裴、賈二人的注意,遂開始組織大規模的發掘。兩個月之後,在周口店一個叫鴿子堂的地方,又發現一處規模較大的石英層。 
  經過近一年的發掘,從發現的兩個地區中,收集到不少於兩千塊石英碎片和十塊不屬於洞中的石頭,五塊綠色砂石、三塊褐鐵礦結石。另外發現了兩塊並列著的燧石和各種顏色的石英片。所有這些發現,幾乎和人類的骨骸,猛□、鹿、三趾馬等動物化石在同一地層中找到,而那些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數沒有爭議地顯示出加工和使用過的痕跡。由此,裴文中大膽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遠古人類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結論。 
  1931年秋,法國著名的史前石器考古學家步日耶(H.breuil)教授,在詳細考察研究了周口店遺跡的化石後,這位傑出的學者在完全接受了裴文中所作結論的同時,進一步提出「一些獸角和骨頭也有明顯人工加工過的痕跡,而這些發現同石器一樣,都可能成為人類祖先的工具」的結論。 
  當安特生最初來到周口店時,他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設成用以切割獸肉的工具,才有了進一步推斷地層中可能有人類遺存的結論。十年之後,安特生假設的事實終於被科學發掘所驗證。 
  幾乎就在同時,裴文中、步達生、步日耶三位天才的學者,根據周口店堆積層中燒焦的木頭和碎骨的痕跡,得出了北京人已開始用火的結論。儘管這個結論一開始遭到了部分學者的反對,但最終還是以無可質辯的事實,得到了科學界的認同。 
  石器、骨器與用火遺跡的發現,使周口店的發掘又步入了一個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這偉大的發現中再度輝煌。他在世界人類尤其是中國大眾心中的聲名,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後,中國的青少年仍然從歷史課本上讀到「北京人」頭蓋骨及其用火遺跡這一偉大發現的文字,裴文中也伴隨這一劃時代的發現而被後世人類所銘記。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山雨欲來(1)   
  達爾文的幽靈潛入遠東大陸 
  1831年,自小被學校和他的父親看作愚笨無能,「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查理·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毅然棄家離開英國本土,自費踏上了一艘海軍勘探船貝格爾號(Beagle),開始環球旅行考察。五年後回到家鄉,自此開始對考察成果進行總結。經過22年堅持不懈的專心思考和綜合研究,達爾文終於在 1859 年 11 月 24 日 出版了足以改變人類思想進程的劃時代巨著《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籍此創立了著名的進化理論。這一以亙古未有的全新的進化觀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變化而來的學說。對千百年來根置於人類心中「上帝創造人」的學說以滅絕性地打擊。《物種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的長空炸響了撼天震地的驚雷,瞬間使當時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學術界以至整個社會陷於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亂。達爾文由此「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指責與非難,並被罵為「一個極端失去理智,喪心病狂的瘋子。」 
  然而,這個「瘋子」所創立的學說,卻受到了當時兩位哲學家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稱其為「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它在人類起源的研究上開闢了一條新的正確道路。」之後,恩格斯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在達爾文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勞動創造人」的光輝理論。恩格斯關於《勞動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的發表,如同火上澆油,使原本對達爾文進化理論進行謾罵和攻擊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學的西方統治階級,越發感到恐慌和不安。他們以極度的憤怒、徹骨的仇視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這些理論在一切領域中的流傳和影響。西方世界狼煙四起,迅速展開了一場科學與反科學的大搏殺。 
  正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拚殺難分難解之際,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嚴格運用地層學和類型學方法進行的田野考古,以創世紀的成果為「進化」理論提供了決定勝負的關鍵性武器。 
  就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和英國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地質學家等一起,踏上了阿布維爾實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後,他們根據發掘的遺跡,作出了「絕種的哺乳動物與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工具是共存」 的科學結論。 
  1868年,考古學家在法國多爾涅地區埃濟附近,發現了與舊石器和絕滅動物化石同一時期的克羅馬農人(Cro-Magnon Ma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學家歐金·杜波艾斯(Dr. Eugene Dubois)在印度爪哇島特裡尼爾發現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國茅厄爾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古人類下頜骨,被稱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國南部皮爾唐的河床中,查爾斯·道森(Charles Dawson)爵士發現了頗像人類的頭骨碎片及其它猿人的碎骨。 
  稍後,地質學家在歐洲西部和中部相繼發現了人類歷史上早已滅絕的人種——尼安德特人的頭骨。 
  所有這些發現,無疑地將考古學中無可辯駁的例證和人類進化的學說緊緊聯繫起來,從不同的更加明瞭的角度,開闊了人們對古猿和原始人類遺存、靈長目的比較解剖學以及生理學、舊石器時代人類工具和地質年代不斷更新的視野,加強了對人類進化理論的認識和研究。 
  儘管如此,當時的宗教界和反科學的統治者,對這些重大科學發現卻不屑一顧,甚至加以否定和抵毀。雅典的不列顛學院主任霍迦斯仍堅信物質證據的考古僅是「小考古學」,只有那些被文獻所闡明的發現物,如瑪利特、雷雅德、牛頓或施利曼發現和闡明的才是「大考古學」。也許沒有必要提醒讀者,這時的世界頂尖級物理學家牛頓、瑪利特等人的研究,已進入了「神創造萬物」的歧途。德國的「學術權威」、國會議員維爾和,為詆毀這一在他看來已超越人類想像極限的「進化」理論,乾脆把尼安德特人宣佈為「一個因患白癡病而成畸形的現代人頭骨」,對爪哇猿人則認為「根本不是人,而是屬於一種已經絕滅的大型長臂猿。」   
  第四章 山雨欲來(2)   
  達爾文的「進化」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勞動創造人」的學說,經受了暴雨雷電般的摧殘、打擊之後,最終未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它隨著考古學界對史前人類歷史的不斷發現而逐漸躍出泥潭,開始為具有科學客觀態度的世界少數知識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國著名的學者、翻譯家嚴復,開始著手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並於1899年以《天演論》的書名出版。這部被視為中國翻譯文學的成功之作的皇皇巨著,使絕大數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在西方爭論不休的「進化」概念,比其它科學概念更早地傳入中國,並對中國人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極大的震動。 
  1918年7月,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恩格斯理論學說,他的傳播導致了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一系列「北京人」骸骨及其遺跡的發現,客觀上為「進化」理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事實根據。它以無容質疑的客觀存在,使西方「進化」的反對派不得不迅速閉上詆毀、謾罵的嘴巴。因為,在所有先於尼安德特人的古人類發現中,正如眾所周知的是在寬闊的沖積層內,這樣的地層結構對於人類遺跡只能渴望偶然的發現。當西方「進化」與「反進化」的思想搏殺進入到白熱化狀態時,考古學家企望能在特裡尼爾、海德堡、皮爾唐等地發現更多的化石,但最終收穫甚少。歐金·杜波艾斯在特裡尼爾發現被命名為「爪哇直立人」的骨骼化石後,希望能在這裡有更大的發現,但所有的努力只是撿到了一隻牙齒。而在海德堡和皮爾唐幾乎沒有一點新的發現。這就導致了「進化」派的論據難免有些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而事實上,在英國發現的皮爾唐人,確實是一個喪心病狂的騙子精心設計的一場世紀騙局,這個騙局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才被科學界揭穿。 
  周口店的發現卻與之大不相同,在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山野洞穴中,發掘出大量的人類牙齒和下頜骨,以及後來被定為「人類工具」的石英碎片和已絕跡的上萬塊動物化石。尤其是「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以活靈活現的事實,讓「進化」的反對派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並開始確信,「猿人」的確是已發現的最早的原始人類。 
  近一個世紀來,學者們一直樂此不憊地探討「北京人」及其遺跡發現的學術意義,卻忽略了它對於世界人類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北京人」的發現在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起源的論斷和達爾文學說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同時,在客觀上為這些理論的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使這一理論與思想觀念更快、更普遍地深入到大眾之中。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北京人」的發現,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達爾文的學說,如此迅速地被人類所普遍接受幾乎是不可能的——儘管這些學說仍屬一介書生之見,同樣有其階級與歷史的局限性與違背天地人事的缺撼。 
  神秘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然而,就在周口店發掘出現第二個輝煌頂峰的同時,世界政治格局已發生了急劇變化。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以中國軍隊炸毀鐵路為借口,炮轟瀋陽北大營。奉軍首領張學良嚴厲命令不准抵抗,幾十萬東北軍一槍未放退入關內,瀋陽淪陷。隨後的三個月內,東北三省全部淪陷,膏藥旗在白山黑水四處飄蕩。這就是中國人早已熟知的「九一八」事變。 
  1933年1月,日軍佔領山海關,3月,佔領熱河省會承德。4月,佔領秦皇島,5月,佔領通州。中國最大的城市和戰略中心北平、天津被日軍三面包圍。 
  1936年,日本軍隊向華北大量增兵。對中國內陸形成烏雲壓頂之勢。 
  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在這烏雲密佈、刀光劍影的政治風雲中,跨越了近7個年頭的艱難歷程。儘管開始幾年的發掘一度走進了低谷,並令當時的多數學者心灰意冷,甚至感到絕望,但最終還是迎來了中外合作計劃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輝煌。   
  第四章 山雨欲來(3)   
  1936年11月15日,繼裴文中之後主持周口店發掘的賈蘭坡(裴文中於1935年赴法國留學),在一天之中連續發現了兩個完整的頭蓋骨。這是繼裴文中舉世聞名的發現之後第二次發現完整的人類頭蓋骨化石,也是周口店發掘在徘徊了6年之後,幾乎是在一無所獲的蕭條境況下,一次具有歷史的意義的重大突破。兩個頭蓋骨同時出現的事實,再次讓關注周口店發掘的悲觀者看到了燦爛前景。 
  儘管戰爭的煙雲幾乎遮住了人們對其宏觀世界事物,特別是科學文化關注的熱情和視角,但這兩個頭蓋骨的發現,卻例外地得到了世界性傳播,當時的中外報紙紛紛報道了這一消息。據英國倫敦弗利特街110號國際剪報社於1937年6月向賈蘭坡提供的信息,該社擁有歐洲、美國、英國、愛爾蘭等地區發表此消息的剪報達2000條。如此大規模和大面積的信息傳播,就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是任何一項其它考古發現所無法匹敵的。 
  就在這個消息於世界廣為傳播並使科學界為之震動之時,11月26日,賈蘭坡再度從周口店那個近似魔術師道具般的山洞裡,發現了一個更加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它的發現,無疑於火上加油,使沉浸在驚喜中的科學界幾乎陷於迷狂。當時在協和醫學院的德國著名古人類學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對三個頭蓋骨發現的重要學術意義作了這樣的評價: 
  「現在我們非常榮幸,因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發現。10月下旬曾發現猿人左下頜骨一面,並有5個牙齒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內,又發現猿人頭骨兩具,及牙齒18枚。26日再發現一極完整的頭骨。對於這次偉大的發現,我們不得不感謝賈蘭坡君。」又說:「此三頭骨,均為成年人的遺存,且保存得都很完好。前兩個,一個較大,一個略小,大的屬於男性,小的屬於女性。頭蓋部分,雖然完整,但顱底部不齊全。因為顏面部分及上頜骨,都有保存痕跡,可重示其原來的面目。不幸的是,保存的顏面骨骼,由於震壓太碎,工作實感困難…… 最近找到的小頭骨和春季發現的頭骨碎片,全部可以解釋爪哇猿人的問題。爪哇猿人很久就被認為是大長臂猿的化石,但因頭骨的性質與北京人相同。由此可見爪哇猿人並非它物,即與北京人相類的一支人類。換一句話說,所謂爪哇猿人,即為北京人演化過程中的代表。然而這次找到的頭骨,男性比女性高得多,並且很近安德特地的人類,所以演化過程,似從北京人進化到安德特人,然後又進化到現代人類。」 
  最後,魏敦瑞斷言:「由已有的頭骨和下頜看起來,在未變成化石之前,已經破碎,此種特徵,可以認為北京人當時彼此互相殺害,剖棄四肢,將人頭積存洞內,就現在所得材料和研究,對於人類演化過程完全可以斷定,惟對解決上述問題尚嫌不足,若將來有新的發現,也許可以圓滿解決……」 
  作為新生代研究室的創始人步達生自從有幸研究了1929年裴文中發現的約8歲孩童頭骨之後,一直渴盼有新的發現,但總是遲遲未能如願。想不到就在他的慾望之火漸漸冷卻之時,在11天之間,竟連續發現了三個完整的頭蓋骨,步達生為此受到的心靈衝擊和感受是可以想像的。 
  當驚喜交加的科學界欲挽起袖子準備在周口店發掘與研究領域大顯身手,徹底解開人類進化之謎時,越來越險惡的戰爭風雲,使他們不得不含恨放棄這個輝煌的夢想。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 
  中日交戰的槍聲驚碎了幾乎所有關心周口店發掘事業的科學家的美夢。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這項具有世界合作性質的考察計劃,在艱難地持續了十個年頭之後,終於降下了那曾照耀全球的帷幕。 
  根據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建議,周口店發掘人員分批撤回北平。主持人員賈蘭坡攜化石標本率大部分科技人員先期回城,發掘場地只留幾名當地僱用技工看守。 
  盧溝橋事變發生一個月後,隨著國民黨二十九軍宋哲元部的潰退南下,周口店龍骨山發生了一場規模異常的血戰,交戰雙方是日本操縱的偽軍與華北抗日自衛軍。當年安特生住過的鄉村寺廟以及寺廟總院、後來成為周口店發掘指揮部的幾間大廳,全被日偽軍所佔,並成為阻擊抗日自衛軍的工事。山野中埋有「北京人「遺骸的洞穴,也成為日偽軍存放彈藥、食品和進行作戰的天然屏障。龍骨山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孤寂與平靜,隆隆的炮聲震撼著山谷,喊殺聲和哀嚎聲在山野迴盪。整個龍骨山硝煙瀰漫、熱血蕩漾。寺廟、土牆在炮聲的轟鳴中坍塌了,盛藏人類祖先的山洞在戰火中崩裂。戰爭給這塊聖傑之地帶來了空前的劫難。   
  第四章 山雨欲來(4)   
  1937年11月,周口店地區的戰事處於暫時的緩和。華北抗日自衛隊撤出龍骨山,進入大石河一帶,日偽軍抓住這短暫的喘息機會,進行補充休養。就在這個短暫時刻,發生一件看似平常,但對日後「北京人」頭蓋骨遺失一案卻不容忽視的事件。 
  11月7日,三輛汽車滿載持槍荷彈的日本兵駛出北平城,來到周口店龍骨山停下。數十名日軍護衛著兩個身穿便裝,具有學者風度的日本人,來到裴文中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山洞前。便裝人先是打量了一番山洞的四周,接著掏出皮製圈尺測量山洞的長寬距離,然後用相機幾乎拍下了一切可拍攝的地形地貌和古生物堆積層。這二人就是悄悄來華搜集「北京人」情報,並參與了頭蓋骨失蹤案的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和東京帝大地質系助教高井冬二。四年之後,日本北支派遣軍總司令部正是根據他們提供的情報,開始了搜尋「北京人」化石的行動。 
  箭在弦上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儘管許多愛國將士英勇抗敵,但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面戰場的全線潰退。而日本的全面侵華,又直接威脅了英美等國的殖民利益,以及在中國的重要政治經濟權益。英美與日本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劇。 
  1938年之後,由於中國軍民奮起抗戰,日軍在東亞「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即將破產。為擺脫內外困境,達到「死中求活」的目的,日本軍閥決定把戰火推到東南亞的叢林島國。 
  1939年9月1日,歐洲戰火突起,法西斯德國以閃電戰術襲擊波蘭。面對驟變的世界風雲,日本再也按捺不住全面侵略的野心,在一片「不要誤了公共汽車」的呼喊聲中,意欲將戰火蔓延到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1940年9月23日,日軍佔領印度支那北部,開始了南侵的第一步。 
  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國、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鑒訂了「三國同盟」條約,決定攜手並肩,蕩平一切敵對勢力,而開刀祭旗的對象便是美國和英國。 
  1940年5月,羅斯福總統下令例行演習完畢的美太平洋艦隊這一「威懾力量」進駐夏威夷珍珠港。 
  1940年冬,日艦開赴金蘭灣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國立即宣佈馬來亞、新加坡進入緊急狀態。美國一看事情不妙,急忙發出了遠東撤僑的勸告書,督促僑住遠東的一切美國公民迅速歸國。 
  1941年1月23日,新任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嚴峻而複雜的局勢下,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現在美利堅國土上。當他走下飛機弦梯時,立即對簇擁而上的記者宣佈:「不管日美兩國之間存在什麼問題,都能夠以友好合作的態度予以解決,日美雙方沒有任何理由動用武力……」 
  野村吉三郎的出任,轟動了整個世界。日本報紙借此大肆渲染,稱其為「舊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到來,開創了日美關係再度諒解和友好的新紀元。」美國報紙也信以為真地紛紛以頭版通欄標題刊登野村抵美宣佈的消息,並盲目樂觀地預言:「日美關係將揭開新的友好的一頁。」 
  1941年3月8日,野村與美國國務卿赫爾開始了第一次正式會談。此後,雙方在卡爾頓飯店、威特曼公園飯店多次會談。賓主言來語往,貌合神離,明爭暗鬥,各不相讓。顯然,日美關係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但雙方引而不發,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盤。美國方面企圖採取「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不惜以犧牲中國以及荷蘭、印度的利益,同日本達成暫時的妥協,並誘使對方進攻蘇聯,以換取日本放棄進攻南洋美國屬地菲律賓,暫時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靜」。而日本方面的戰略方針是:利用歐洲局勢,誘使德國先同美國交手,拖住英美主力,並利用美國迫使中國政府投降,在以中國為中心的遠東建立鞏固的「後方基地」,然後再集中主力南下,對英美勢力範圍大打出手。 
  正當日美談判雙方爭論不休之時,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先於日本向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僅短短十幾天,德軍以「閃電式戰術」突破蘇聯邊界六百多公里,並有長驅直入之勢。消息傳出,舉世震驚。日本軍閥面對瞬間驟變的局勢,摩拳擦掌,蠢蠢欲動。在統治集團內部,迅速爆發了一場「南進」還是「北進」的爭論大戰。最終的結果是,主張「南進」的實力派獲勝。   
  第四章 山雨欲來(5)   
  日本決定孤注一擲,在英美的南洋勢力範圍內大開殺戒了。7月24日,日軍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陸,開始了掠奪戰略資源的行動。日美談判宣告暫停。 
  作為對日本人的回敬,7月2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凍結日本在美的一切資產。8月1日,再度宣佈對日全面禁運石油。如果日本的石油得不到進口,在兩年之內庫存就會消耗殆盡,具有高強度殺傷力的武器如軍艦、飛機等將變成一堆廢鐵。日本人見此情形,殺氣驟增,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大將公開發表講話,鋒芒畢露地嚷道:「與其坐待石油日漸枯竭,倒不如先發制人。」 
  一個月之後的9月6日,日本東京御前會議討論通過了由海軍軍令部草擬的一項重大決議——《帝國國策實施要領》,明確提出了「帝國為確保自存自衛,在不惜對美、英、荷一戰的決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為期完成戰爭準備。日美外交談判,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實現我方要求時,立即採取對美(英、荷)開戰行動。」 
  10月下旬,以東條英機陸軍大將上台組閣後的新軍閥,聚集在一起進行了連續九天九夜的激烈爭吵和瘋狂策劃之後,終於確定了對美戰爭的具體方案…… 
  太平洋上空滿天風險。 
  箭在弦上…… 
  11月2日,美國亞洲艦隊司令赫德上將,接到美國海軍總部的命令:「駐屯北京、天津海軍陸戰隊、駐滬海軍陸戰隊第四聯隊、駐華長江艦隊。作好撤離準備,共赴菲作軍事集結。」 
  美國海軍自1927年派陸戰隊屯駐中國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後,儘管世界局勢越來越動盪不安,直至刀兵相見。由於美國採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戰的戰略方針,駐華美軍雖處於戰爭漩渦,仍能毫無顧慮和不受任何威脅、傷害地平安度日。 
  現在,太平洋上空戰雲密佈,大戰一觸即發,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勢使遠在異國它鄉的美軍官兵越發驚恐不安。他們在為美國命運擔憂的同時,更為自己的命運作著作各種不同的推測,密切關注著大洋那邊關乎自己命運前程的點滴消息。 
  顯然,駐華美軍開赴菲律賓群島所進行的軍事集結,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將與7月24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陸的日軍及其後續部隊直接交鋒。 
  血戰在即,來不得半點猶豫了。駐華美軍立即行動起來,作著迅速撤離的準備。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早在海軍總部發佈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范盤輪總統號、麥迪遜總統號、哈立遜總統號三艘遠洋巨輪,從舊金山海岸拔錨起程,分別開往中國的秦皇島和上海,承載美軍撤離任務。 
  11月5日,新組閣的日本首腦人物,在召開的御前會議上經過一番激烈爭論和秘密策劃,通過了關於太平洋局勢的《帝國國策實施要領》。日本決定孤注一擲,不惜一切代價對美、英、荷三國開戰。 
  《要領》稱:「發動武裝進攻時間定於十二月初,陸海軍應迅速完成作戰準備……對美談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時以前獲得成功,即停止發動武裝進攻。」 
  此時的日本方面,在戰爭狂人的操縱下,遵循了這樣一條宗旨:「今後和美國的談判是偽裝外交,一旦日本完成作戰準備,即行開戰。」 
  就在日本法西斯軍事集團制定《帝國國策實施要領》的當天,日本軍令部和聯合艦隊相繼發佈了由天皇批准的準備作戰命令: 
  大海令第一號 
  茲奉敕命令山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一、帝國決定為自存自衛計,預期於十二月上旬對美、英、荷開戰,並決定作好各項作戰準備。 
  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應進行所需之作戰準備。 
  三、有關具體事項,聽候軍令部總長指示。 
  軍令部總長 永野修身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聯合艦隊命令 
  聯合艦隊在對美、英、荷作戰中之軍事行動,應根據附件規定進行。   
  第四章 山雨欲來(6)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 
  於佐伯灣長門號旗艦上 
  11月20日晨,美海軍駐華第四聯隊司令霍華德上校下令,所屬部隊的行李、器械、槍支彈藥全部裝廂,運往浦東碼頭等待裝船。 
  11月21日,美駐華使館發出公告,督促美僑做好撤返準備,隨第四聯隊一同乘船去菲律賓群島。然後再取道回國。 
  同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南雲忠一海軍中將發出了絕密作戰指令:「機動部隊務於11月26日自單冠灣出發,竭力保持行動隱蔽,12月3日傍晚進入待機海域並加油完畢。」 
  11月22日,日本機動部隊集結完畢。各艦隊司令官分別向機動部隊艦員傳達了空襲珍珠港的作戰計劃。 
  11月24日,日本陸海軍大批部隊從上海搭乘由四、五十艘運兵船組成的船隊,離滬南駛,故作赴東南亞軍事集結狀,以掩人耳目。 
  11月25日,華盛頓白宮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會議討論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對付日本即將對東南亞發動的進攻?如果日本首先進攻馬來西亞或泰國,美國應以什麼方式進入戰爭? 
  11月26日晨6時30分,南雲忠一海軍艦隊的赤城號、加賀號、蒼龍號、飛龍號、翔鶴號、瑞鶴號共計6艘航空母艦,盛載400餘架飛機,攜同比睿號、霧島號2艘戰列艦,利根號、築摩號2艘重巡洋艦、1艘輕巡洋艦、11艘驅逐艦、3艘潛艇和8艘油船共33艘艦隻組成的龐大艦隊,從日本領海拔錨起程,以壯觀的環行航海隊形,在波濤滾滾,濃霧密佈的太平洋海面上,向遠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珍珠港衝去。 
  同日,美國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以及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關於遠東形勢的報告》,並著重提出了兩個觀點: 
  判斷日本將南進,特別是將入侵泰國。 
  為對抗日本的上述活動,美國在加強菲律賓的防禦力量之前,盡可能避免對日作戰。 
  羅斯福總統指令向當地菲律賓和夏威夷等地的陸軍部隊發佈「戰爭可能隨時發生」的警戒命令。 
  11月27日,美駐滬海軍第四聯隊首批撤退的第二隊300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領,分批乘公共汽車公司特派的專車直駛新關碼頭,爾後列隊登上曼馬勒號輪駁。按原訂計劃,當官兵登上輪駁後,要舉行告別儀式,但此時整個天空大雨傾盆,儀式無法進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隊乘駁船駛往停泊在黃浦江岸的麥迪遜總統號輪船。 
  下午2時,麥迪遜總統號輪船解纜拔錨,離開黃浦江,直駛菲律賓。 
  11月28日,美駐滬海軍聯隊第一隊450名官兵,在聯隊司令霍華德上校率領下。乘哈里遜總統號輪離開黃浦江,直駛秦皇島。范盤輪總統號因故延期來華,根據赫德上將的命令,哈里遜總統號需抵達秦皇島運載駐屯平、津美海軍陸戰隊官兵,然後駛往菲島。 
  11月29日,美駐華揚子江艦隊司令葛拉斯福少將,乘旗艦呂宋號,率揚子江艦隊在夜幕中悄然駛往菲律賓群島。 
  12月2日,中華社向世界播發消息:「駐屯北京之美海軍撤退準備已行終了,一俟哈立遜總統號輪船到來,即赴秦皇島。此事日前美大使館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館土田參事官。全員計百二十人,與天津美海軍同自秦皇島乘船赴菲。」 
  同日,美國駐華使館、駐津和駐滬總領署分別發出通告: 
  此時重申歷次發表之撤僑勸告。查日美會談,無何進展,太平洋風雲,日形險惡。鑒於此種情報,今再度通告在華駐京、津、滬美僑,速作撤退準備。在可能範圍,應全體撤離。近來太平洋上之航運,因它處需用船隻甚多,極感困難。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隻往來,能否維持,猶難保證。因此,本使館力促美駐華僑民,盡速自行調度船隻,及早撤退是幸。 
  通告發出,意味著大戰真的到來了。北平、天津、上海及其它居住僑民的城市,迅速開始了比以往更大規模的喧嘩與騷動。大街小巷,街頭巷尾,到處流動著美英兩國的軍人家屬、外交人員的家屬以及經商和傳教者的家屬;城裡城外,四面八方,儘是攜妻帶子、扛箱背包的滾滾人流。此時的華東、華北,寒風呼號,雨雪交加。淒風苦雨中,告別的人群川流不息,絡繹不絕,哭聲、罵聲、哀歎聲,此起彼伏,交織一片。英美之外駐華的荷蘭人、比利時人、挪威人、丹麥人,也因德國法西斯的入侵,流落街頭,無家可歸。法國人則因為大多不願歸順維希政府,也暫時寄人籬下,漂泊在外。俄國人則由於西伯利亞大鐵道被德國掐斷,同樣有家難回。於是,無數的撤離者整日哭喪著臉在大街小巷四處遊蕩,探聽信息,密切關注戰爭的態勢和自己祖國的命運,同時也紛紛譴責法西斯的暴行……   
  第四章 山雨欲來(7)   
  世界各地,狼煙四起。中國東部,一片混亂。 
  在這股混亂與大騷動中,存放於北平協和醫學院美國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又將何去何從?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1)   
  「北京人」何去何從 
  隨著國民黨軍隊不斷潰退,北平落入日偽之手,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大多數機關、團體、學校,黯然撤出,遷往西南地區。淞滬抗戰爆發後,隨著國民政府的一退再退,地質調查所又相繼遷往長沙、昆明,直至退到重慶北碚才算立穩了腳跟。 
  設立在協和醫學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及其人員,沒有隨地質調查所搬遷,因為「協和」暫時還屬美國人的勢力範圍,在此範圍內的人、財、物是不受日本人干涉的。 
  但此時,已很少有人能夠在戰爭烏雲密佈的氛圍中安心搞研究了。儘管大多數科學界人士還在上班,但研究的課題卻從科學中偏離開來,開始關注戰爭動態和發展趨勢。幾乎每一間辦公室所談論的話題,都是戰爭、戰爭、戰爭。幾乎所有關心「北京人」研究計劃的科學界人士,都開始擔心起化石的安全。如果一旦日美戰爭爆發,「北京人」化石的命運將難以預料。 
  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護「北京人」頭蓋骨這一人類至寶。時已離開中國地質調查所,晉陞為國民黨中央行政秘書長的翁文灝,對「北京人」的命運給予了熱切關注。1941年1月10日,翁氏與地質調查所副所長尹贊勳共同致信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和新生代研究室新接班的主任、美國人魏敦瑞,明確指出:「鑒於美日關係日趨緊張,美國正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共同抗日,我們不得不考慮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安全問題。」 按翁文灝的設想,「北京人」的安全問題和解決的辦法有如下三條: 
  在北京找個秘密場所把北京人藏起來,從而避免用船外運時可能遇到的危險。 
  把北京人轉移到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 
  把化石全部運往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保存。 
  但是,「北京人」化石卻遲遲未能轉移。因為這三條看似可行的方案,均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如按第一條實施,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來,終歸在淪陷區內。一旦日美戰爭爆發,美國在華的一切人與物,將會任由日本人宰割,而狡詐的日本人會不惜一切探尋「北京人」的下落,並直至從某個秘密場所將其搜出。 
  第二種方案的可行之處就在於,若把「北京人」化石運往重慶,安全暫時有了保證。但是,在中國東部國土盡喪,烽煙四起的惡劣環境下,要輾轉千里甚至萬里予以轉移,沿途的安全無法保證,很可能凶多吉少,最後落個雞飛蛋打,使「北京人」落入日偽或土匪兵痞手中遭到毀壞。 
  相比之下,第三條方案更具可行性。只要將化石運往秦皇島碼頭,在那裡裝上美國來華的郵船或貨輪,就能平安抵達美國。但這個方案又明顯地違背了1927年2月中美雙方簽訂的協議。因為在此協議收中明確規定,周口店發現的一切化石標本均不得運出中國。 
  面對三條各有利弊又有缺陷的方案,與其相關的翁文灝、胡頓、魏敦瑞等中美雙方人士一直舉旗不定。時間一天天過去,「北京人」何去何從的問題越發顯得突出和刻不容緩。 
  1941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要離開北平撤往美國,翁文灝得此消息,致電胡頓與魏敦瑞本人,請對方按他此前提出的第三條方案轉移「北京人」,並由魏敦瑞攜帶出境。儘管這個決策違背了協議規定,但除此之外又實在沒有更好的選擇。 
  翁文灝的設想遭到了胡頓的反對,他在給翁文灝的回信中寫道:"企圖將這批化石轉移出北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將它們運出中國或日本佔領區很易遭到被沒收的危險。" 
  極度精明的魏敦瑞對這一決定同樣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我以為,如果把這批化石作為我的行李運往國外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華北均為日本人控制之中,萬一北京人被海關查出,就會遭到扣留。再說,這樣有價值的東西在如此危險的時候運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國,是否妥當也應慎重考慮。所以,我認為最保險、最合適的方法,還是把化石放在原處,也就是說要牢牢地把它鎖在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險櫃中。至少,在目前來說這種做法是較明智的。」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2)   
  1934年3月15日,「北京人」研究的第一位科學家步達生,在他的實驗室裡研究周口店出土遺物時不幸去世,這位世界一流的古人類研究者的接班人一時成為難題。經丁文江建議,成立了一個國際科學委員會,目的是選擇步達生的接班人。最後國際委員會一致同意由美國科學家魏敦瑞為繼承人。於是魏被任命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並繼續從事周口店出土遺物的研究。 
  面對這樣一位具有國際聲望的科學家,以及與「北京人」有直接關係的負責人的意見,翁文灝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的高層不得不再作慎重考慮。恰在這時,重慶政府和紐約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復電,不同意「北京人」化石運出國外,如果情況沒有更大的變化,化石仍存放新生代研究室。 
  儘管魏氏拒絕將「北京人」化石運往美國並提出了暫留北平的建議,而這個建議又與重慶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不謀而合,但嚴峻的國際形勢以及北平的緊張狀況,使他預感到「北京人」很可能在劫難逃。這一轟動世界的人類寶貴的財富,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遭到喪心病狂者的毀滅。於是,他極富遠見地將中國助手胡承志叫來,嚴肅而略帶憂傷地說道:「我有一種預感,也許在不久的日子,我們將失去曾經傾注過大量心血和熱情的這些寶貴的化石,並難以完整地尋回。而面對這個不測的預感,我們又無能為力去改變它。唯一可做彌補的是,現在你立即將北京人頭骨化石做成裡外都有的腦殼模型,然後寄給我。當然,我知道做這樣的模型很費精力和時間,但你必須這樣做,直到非停止不可的那一天。為了『北京人』及我的研究事業,感謝你所給予的最後一次合作與幫助。我在那邊等候你的佳音。」 
  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學界的朋友作最後告別,在協和醫學院婁公樓106室的告別會上,魏氏以極其複雜的情感作了簡短的發言,他說道:「感謝各位前輩和朋友對我來華工作期間所給予的熱情幫助與合作。在我來華工作的6年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現在,我就要離開各位親密的朋友,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相信不遠的將來,我還會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聲音越來越低沉,最後竟講不下去了。他側過身,抬起衣袖想掩飾那雙發紅髮燙的眼睛,但淚水還是悄然溢了出來…… 
  如果說步達生在周口店人類化石的研究中,顯示出了卓絕的成就和洞察力。那麼,魏敦瑞的研究則表明了一個德國人的精湛技藝。魏氏於1873年生於德國一個猶太人的家庭,1899年畢業於慕尼黑醫學院,1928年任德國萊茵河畔法蘭克福大學人類學教授,1934年去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1935年來華接替步達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並擔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職。他在古人類研究領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學家與之匹敵。尤其是在華期間發表的關於「北京人」的科學研究論文,其嚴謹的結構、流暢的文筆、完美準確的敘述,充分顯示了德國科學的優秀特徵。這批論文不僅是人類學論著的傑作,也是一切科學論著的典範。在中國科學界看來,魏氏發表其輝煌論著的以前或以後,沒有任何一種用歐洲語言撰寫的關於人類化石的研究報告可與他的「北京人」的專著相提並論。 
  魏敦瑞撤離北京後,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繼續研究他的中國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斷地寄去的「北京人」頭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離華前對「北京人」命運的擔憂和預感,不久便成為極富悲劇色彩的丟失事實,而日後尋找這稀世珍寶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敗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這位聰明而富有遠見的科學家,在「北京人」丟失之前和之後撰寫的多篇研究報告仍在人世,根據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達美國,在某種意義上彌補了這一人類至寶丟失的缺憾。 
  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為此,全世界人類都應該感謝他。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3)   
  魏敦瑞走後,由裴文中繼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並從事周口店人類化石的研究。此時的裴文中已不再是剛發現「北京人」頭蓋骨時的毛頭小伙了,他於1935年夏赴法國巴黎人類古生物學研究所與巴黎大學動力地質研究室留學,跟隨著名考古學家步日耶主要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攻讀,並於1937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不僅掌握了先進的西方田野考古手段,更為重要的是掌握了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古人類的方法。憑他的聲名和所掌握的專業知識,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這把交椅,理所當然地應歸屬於他。 
  遺憾的是,此時的裴文中遠沒有主持周口店發掘時那樣幸運了。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使研究工作無法正常進行。他清楚地知道,在這危難之時,能保全「北京人」化石及其它發掘之物,就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艱難的抉擇 
  太平洋局勢越來越凶險,早已對自己的工作失去興趣或雖有興趣但無法進行下去的科學界人士,開始無目的地成群結隊游動起來。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一時成為遊蕩人群關注的熱點。在眾多的關注者中,有兩個日本人幽靈似地夾在其中,瞪著狡詐、機警的眼睛,不聲不響地四處窺探。幾乎每個星期,兩個幽靈都要光顧一次新生代研究室。 
  終於,他們的行動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員的注意,正當裴文中要出面瞭解這兩個人的身份和來參觀的動機時,想不到兩人卻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這兩個人正是「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暗中到周口店窺探「北京人」遺址的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和地質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們懷著對貴國遠古文化無尚崇敬的心情來到這裡參觀訪問。偉大的『北京人』的發現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令我們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國人的祖先,當然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先祖,我們為如此偉大的發現而感到自豪。如果我們能在您領導下的新生代研究室從事一段我們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將感到莫大榮耀……」長谷部言人對裴文中說了一大堆溢美之辭後,終於表示他的目的。 
  裴文中望著面前兩個小個子日本人鬼頭鬼腦的樣子,一時沒有吭聲。他知道在這風雨欲來的動盪時刻,兩個不速之客的到來,決不是為了科學研究,其真正目的無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機會,進一步瞭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刺探中國方面將如何轉移或隱藏這批珍貴的化石。想到此處,裴文中斷然拒絕了二人的要求。 
  兩個小鬼無可奈何地離開了協和醫學院,但並沒有放棄與「北京人」的糾葛。事實上,日本人插手「北京人」,才剛剛揭開帷幕。 
  當天晚上,裴文中就向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報告了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來研究室的情況,並指出其險惡用心。同時致信重慶的翁文灝,把這一情況和自己的推測作了匯報。 
  「看來事情比我們想的還要複雜,『北京人』化石必須盡快想辦法轉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翁文灝在回信中再度闡明了自己的立場,並讓裴文中與胡頓聯繫,盡快拿出一個切實的方案。 
  「這一時期來,我也有這種預感。但究竟怎麼才能防止萬一呢?」面對裴文中焦慮不安的神態,胡頓問。 
  「很顯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種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來頭,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們也會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頓,接著說:「我看還是向重慶和紐約方面說明情況,請他們在第2和第3種方案中選擇一個。」 
  「看來也只能這樣了。」胡頓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並請裴文中具體辦理。 
  電文發出後,新生代研究室加強了對「北京人」化石的封鎖和警戒,除僱用的警衛人員外,胡頓還做出規定:研究室人員輪流夜間值班,嚴防「北京人」被盜。許多年後,胡承志回憶說:「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後必須放回保險櫃裡,從不許真品在保險櫃外過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個小時便有一個打更的人背著一個監測儀器,一旦發現異常情況,立即報警。甚至連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須有一個店舖為他擔保。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4)   
  時間一天天過去,氣候越來越冷,隨著一場大雪飄落,嚴酷的冬天到來了。鑒於國內外形勢一天天惡化,「北京人」何去何從,也就到了必須做出抉擇的最後關頭。 
  一份電報,從裴文中手中再次飛往重慶。 
  此後,裴文中每天上班,總要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朝著國民政府、也是老所長翁文灝所在的方向——重慶北碚,呆呆地望上一會兒,渴盼著對方的傳來的消息。然而一周過去了,兩周也過去了,重慶方面卻杳無音信。處於煩躁焦慮中的裴文中內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種無奈和惆悵。 
  這個時候身居重慶的翁文灝,面對國際國內複雜的局勢與黨內黨外勾心鬥角的人事糾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憊至極。儘管處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灝還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為「北京人」的命運而殫精竭慮地奔波忙碌。當他收到北平發來的電報後,便與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進聯繫,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國的可行性進行了具體商談。接著,又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多次電函聯繫,商討對策。由於局勢混亂,戰爭迫近,數月之後,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同意「北京人」運往美國的回音。駐美大使胡適表示對此竭誠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後的安全與主權不發生變故。由於「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聲譽,其去留關乎國家榮譽,翁文灝本人無權做主,必須得到最高當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給在外視察戰事的蔣介石拍發了一封措辭激烈的電報: 
  介公委員長鈞鑒: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慮,有被竊遺失之危。倘遇不幸,乃為吾國與世界人類文化之一大損失。為避免可能之災難,請就遷移之去向明示為荷。 
  蔣介石接到電文,同樣感到左右為難,一時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謂鎮國之寶。嘗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國勢命運中的重要程度,從「問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見出份量。 「北京人」的世界聲譽和所具有的強大文化力量,使頗為自負的蔣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決定遷移去向,此事只好懸而不決。待蔣介石回到重慶後,翁文灝再度催促此事,並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須速作決定,並著手行動。否則「北京人」將不復見矣!蔣介石意識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於是令行政院召集相關人員開會相商,自己親自到會聽取意見。經過幾番慎重討論,終於做出決定:國民政府同意並允許將「北京人」運往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暫避風險,待戰爭結束後再歸還中國。 
  會後,翁文灝立即給裴文中寫信,對「北京人」化石轉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國公使館對「北京人」轉移之事,作個周密的計劃安排,請他們委託有關部門將「北京人」化石標本運到美國,然後再交給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先生; 
  「北京人」化石運到美國後,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時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權必須在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手上,即必須要掌握在胡適先生的手上。待戰爭結束後,務必再將「北京人」化石重新運回中國。 
  裴文中接到翁文灝來信的當天,便匆匆趕往美國駐北平公使館,就「北京人」轉移事宜進行交涉。裴氏在其後來撰寫的《「北京人」的失蹤》一文中這樣說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國大使館轉來翁文灝的信,允許將「北京人」的標本全部運往美國,交紐約自然博物館保管,待戰爭結束後再行運回中國。但是當我與北京的美國公使館交涉時,他們的負責人卻說沒有得到重慶美國大使詹森的訓令,不便負責。我又請他們急電重慶請示詹森,等詹森回電答應。時間已經到了11月底。以後,就由協和醫學校的校長胡頓和總務長博文二人與美國公使館交涉。 
  裴文中為什麼沒有和美國公使館繼續交涉,而改由胡頓和博文進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沒有弄明白內中因緣。而胡頓和博文與美國公使館到底是怎麼交涉的,雙方談了些什麼,打成了什麼協議,也撲朔迷離,無證可查。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5)   
  「北京人」的命運,從這時起,開始變得詭秘、複雜、恍忽起來。而這個時候離太平洋戰爭爆發只有十幾天的時間了。 
  既然中美雙方總算打成「北京人」轉移的協定,面對即將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協和醫學院高層不敢怠慢,立即著手行動起來。而行動的第一個環節就是裝箱。這一歷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國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標本模型,幾乎都出於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僅15歲的胡承志來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科當雜工。由於環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輕好學,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長進,讀寫皆已達到了較為熟練的程度。後來,他進入新生代研究室,幫助步達生修補從周口店發掘的化石。步達生死後,他成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務是修補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認真的工作態度和出色的成果頗得魏氏的賞識。正是由於胡承志所處的獨特位置,裝箱的任務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後見到「北京人」的中國人。 
  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在追尋「北京人」下落的第一個高潮時,曾專門找到胡承志瞭解過這一段歷史情況,胡在出具的一份報告中這樣說道:"在珍珠港事變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間(余已忘其確期,此日期為十二月八日協和醫學院被日人佔據時,推憶者,不致錯誤),博文先生匆匆至余處,囑速將北京人裝好,要在極秘密之下送至彼辦公室。余當時將早經備妥之木箱二隻拿出應用,並將房門鎖住後裝箱。該二木箱均為白木箱,一為四十八寸長、十一寸高、廿二寸寬,一為四十五寸長、十一寸高、二十寸寬。至裝箱之情形,頗為華貴。先將骨骼用擦顯微鏡頭用之細綿紙包好,再用軟紙包著,然後再裹以潔白醫用吸水棉花後,用粉蓮紙包上,然後再用醫用細紗布多層包在外面,裝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滿,小木箱內周圍六面有具有彈性之黃色瓦□紙數層包好,一一裝入大箱內,用木絲填裝。至於牙齒之類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裝手飾之小紙匣,上面有玻璃,內填棉花,於玻璃上有紅邊的標誌號碼,以及牙齒屬何部位,皆詳明。兩木箱裝好後,即書CadⅠ和CadⅡ。大箱為一號,小箱為二號。旋即派工友用車親自押送至博文先生辦公室,當面交彼。彼即立刻將兩箱送到'F'樓下四號之保險室,過夜後即送至美大使館。" 
  ——自此之後,「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後一位見到「北京人」的中國人 
  當「北京人」神秘失蹤後,已成為礦物學家和恐龍研究專家的胡承志,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有一種很微妙的情感潛藏在心靈深處,令他感到無比痛楚又有苦難言。無論是外國的還是國內的作家、記者、科學家等等,只要找他談有關「北京人」丟失的情況,他都緘默不語。甚至有的外國學者和記者來到中國要親自登門造訪,也同樣被他婉言謝絕。至於當年撰寫的一份至關重要「北京人」遺失經過的報告,隨著歲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漸漸淡去了印象,不再記得了。 
  事隔55年之後的1997年3月5日,經過多年的爭取努力,已是80多歲高齡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來立志為找回「北京人」四處奔波忙碌的至誠,心有所動,遂產生傾吐舊情,為歷史留下一個詳細記錄的想法,於是終於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訪問。此後近五年的時間,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關問題進行請教、核對,將歷次談話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為有志於「北京人」的研究者、尋找者、關注者留下鮮活的證據,並籍此證據開啟新的研究與尋找之門徑。內容如下: 
  岳南(以下簡稱岳):胡老,「北京人」最後裝箱,是否確是您親手所為? 
  胡承志(以下簡稱胡):是的,是我親自裝的箱。 
  岳:裝箱的事與博文有關嗎?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離開中國去美國前,他就讓我將「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一併裝箱,然後交給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或者交給總務長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時交美國公使館運往美國。我問魏敦瑞何時裝箱?他對我說,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訴我說,「『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裝箱運走。」我當時沒有問他具體細節,只問他什麼時候裝箱?他說:「聽信兒。」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6)   
  岳:最後是誰叫您裝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協和醫學院的總務長。 
  岳:博文讓您裝箱的時間,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體怎麼給您說的?您現在還能想起來嗎?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間。也就是說前三個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發的時間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個星期前的話,那就應該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號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丟失》一文中卻說,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國公使館轉來翁文灝的信,允許將「北京人」的標本全部運往美國。到了11月底,駐重慶的美國大使詹森才回電,答應「北京人」轉移美國。大約在12月初,胡頓和博文才下令裝箱。但據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給賈蘭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說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經一起回憶過,裝箱的時間大約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佔領協和醫學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間,也就是如同您現在所說,是珍珠港爆發前的三個星期左右。還有,您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寫給政府的一份報告,也說是這個日子。我覺得您與裴文中的說法有點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說法,從邏輯上來推理,裝箱的時間應該在接到駐重慶美國大使詹森的電文後,即1941年12月初,這樣才與事實比較接近。可您又說二人的共同回憶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準確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嗎? 
  胡:哎呀,你不說我還記不得了,我是曾寫過一個報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們找到我,讓我回憶,我就寫了個東西給他們,現在這個東西大概還在他們那裡保存著,具體怎麼說的我已記不得了。「 
  岳:「是的,現在您那份報告還完好地保存在中國科學院檔案室,我查到了,內容就是裝箱的時間、地點、人物與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這樣的,不過你現在問我,準確的日期我確實記不起來了,別的人也記不清了,因為當時很亂,不可能有意去記住這個日子。但我確實記得是在日本佔領協和醫學院的兩三天後,裴文中找到我,我們共同回憶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個星期左右。我記得是一個上午,那天,我正在辦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來找我 
  岳:息式白?何許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書,不怎麼漂亮但很風流,二十歲出頭,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來眼去的,我們這邊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譯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麼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國人,後來加入了美國籍。當時,她剛來新生代研究室才幾個月的時間。 
  岳:噢,這就是說,具體通知您裝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沒錯,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後,有點神秘地對我說:「博文打電話來,讓我告訴你,馬上將『北京人』化石裝箱,送到他的辦公室去!」 
  岳:可您於五十年代的報告中,說是博文親自找到您的? 
  胡:那時可能是那樣說的,現在想一想,應該是息式白,不是博文,當時很混亂,回憶有些差錯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勢緊迫,為什麼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讓息式白來轉告您? 
  胡:可能是因為息式白的辦公室有電話,我的房間沒電話,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辦公室就在我的斜對面,離得很近。 
  岳: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魏敦瑞走後,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負責人,從一般道理上來講,博文應該先通知裴文中才對,而不應該直接通知您。那麼為什麼胡頓和博文要避開裴文中,而讓一個跳跳搭搭,整天與男人眉來眼去的放蕩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這個我不知道。不過,當時裴文中的辦公室不在協和醫學院,而在兵馬司九號,也許是因為時間太緊迫,來不及了,就直接讓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電話通知息式白,同樣也可以用電話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電話告訴一下裴文中。因此,時間應該不算一個問題。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7)   
  胡:這我就搞不清了,他們之間的事我是曾不過問的。 
  岳:在這個關鍵點上,博文會不會有意避開中國人,有別的企圖? 
  胡:你是說博文搞鬼?這不可能,因為這樣的事他必須要向胡頓院長報告,他是受胡頓領導的。 
  岳:胡頓與博文同是美國人,協和醫學院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撐的。周口店的整個發掘工作,也是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經費資助下開展的。那麼在「北京人」歸屬的問題上,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人會不會產生佔為己有的想法呢? 
  胡:這我不知道,他想佔有那是他們的事,我不瞭解。五六十年代,中國方面與美國方面有過一番這個意思的論戰,但沒有什麼結果。這個事情我沒有證據,不好多說,無可奉告。 
  岳:噢!這個問題就先擱這兒,不再提了。我們再回到裝箱這個焦點上來。您得到裝箱的通知後,有沒有告訴裴文中呢? 
  胡:當然我要告訴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後,我感到事關重大,於當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馬司裴文中的辦公室,把裝箱的事告訴了他,還問怎麼辦?裴說:「你趕緊裝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當天,我和另一個人便開始裝箱了。 
  岳:裝箱不是只有您一個人嗎?怎麼這半路上又殺出了一個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誰? 
  胡:這個人叫吉延卿,是協和醫院解剖科的一個技術員,中國人。是我請他幫的忙,因為我一個人無法從三樓把大木箱抬到一樓來。 
  岳:吉延卿此人現在還在世嗎?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憶一下,現在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您一個中國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個了。我讓吉延卿幫我把早已準備好的兩隻大木箱抬到辦公室後,我們先將房門鎖住,然後開始秘密裝箱。要裝的兩個木箱均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為120厘米長,30厘米高,70厘米寬;大的為130厘米長,30厘米高,70厘米寬。由於這次裝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傢伙,所以我們的每一個步驟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謹慎。我將「北京人」化石從原來的保險櫃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層:第一層包的是擦顯微鏡頭用的細棉紙;第二層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紙;第三層包的是潔白的醫用棉花;第四層包的是醫用細紗布;第五層包的是白色粉蓮紙;第六層再用厚厚的白紙和醫用布緊緊裹住,就像穿了六層衣服似的。包好後,我才小心翼翼地將它裝入四方形的小木盒,並用汲水棉花將小木盒剩下的空間填滿,然後再將這些小木盒一一裝進大木箱裡,最後再用木絲填實,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個牢固不動的整體。因為不這樣的話,在動輸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於那些牙齒化石,由於最零碎,最容易遺失,所以我就用小紙盒來裝。這些小紙盒內填有棉花,上面壓有玻璃,玻璃上貼有鑲著紅邊的標誌,標明牙齒部位的符號。小紙盒裝好後,先放入小木箱,再裝進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裝在較大的一個木箱裡,另一個較小的木箱內,則主要裝的是「山頂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裝完後,再嚴密封蓋,在外邊加鎖,並在兩個木箱的外面分別標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樣。 
  岳:您裝完這兩個箱子一共用了多長時間? 
  胡:大約兩個多小時。 
  岳:才兩個多小時,怎麼會這麼快? 
  胡:因為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間,魏敦瑞怕日本人進城後,「北京人」放在協和醫學院有危險,就讓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裝起來,我就裝過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張壽山做的。裝完箱後,就送到了美國花旗銀行的保險庫裡。後來見協和醫學院還算平靜,又從美國花旗銀行的保險庫裡取了回來,重新放到了協和醫學院的B樓魏敦瑞辦公室的保險櫃裡。因為魏敦瑞不斷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從箱子裡重新拿出來了,有時放回去也沒有包裝,想不到兩個箱子後來又派上了用場。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8)   
  岳:原來「北京人」化石裝過兩次箱,並且幾年前就曾經轉移過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為我裝過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裝箱對我來說,就是一件輕車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裝完箱後,您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胡:兩個箱子裝好後,我和吉延卿就找來一輛平板小輪車,然後分別將兩個箱子運到了總務長博文的辦公室。 
  岳:確實是您親自將這個箱子送到博文辦公室的嗎? 
  胡:這麼大的事還能說瞎話?這可不是亂說的事情,要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岳:送到博文辦公室後,您和博文又是怎麼交接的? 
  胡:兩個箱子我並沒有親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沒交給博文?那您交給誰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書。我們一進去簡單一說,她迎上來說博文交代過,她知道這事兒,說放這兒吧,我們就放那兒了。 
  岳:此人姓甚名誰? 
  胡:唉呀,現在記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報告中說的是親手交給博文了。 
  胡:當時我想是交給博文了,不過現在又一想,好像沒有交給博文而是他辦公室的一位秘書。 
  岳:您交給這個秘書時,辦公室還有其他人在場嗎? 
  胡:還有兩個秘書,或者是職員。 
  岳:這兩個人的名字知道嗎? 
  胡:弄不清楚了,當時亂得很,誰還去想這些。 
  岳:您將箱子交給這位女秘書時,有沒有簽個字什麼的呢? 
  胡:沒有。 
  岳:這麼大的事,您怎麼沒有親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給他的秘書怎麼也沒留個字據什麼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辦公室時,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門,打個照面就走了。再說,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在協和醫學院就是個打雜的,根本沒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現在中國人到了美國一樣,或者說就像你們山東老家那個村的農民到了北京一樣,根本沒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當回事兒,你還要自己「跳出來」,要立個什麼字據。這就如同一個打掃衛生的小民工,對北京市市長陳錫同還是什麼人說:你這個小臥車是用納稅人的錢買的,我也有份,當然可以坐坐。我現在跟你立個字據,看什麼時候你坐,什麼時候我坐?要是這樣的話,我想這個小民工可能要在三個地方呆著:一個是在他租住的小平房裡或在街頭呆著;一個是在東郊精神病醫院呆著;一個是在監獄裡呆著。那時中國人在協和的地位與這個小民工是一樣的,甚至還不如,情況就是這樣。 
  再說,當時誰也不知道「北京人」後來會出事,所以也就沒想那麼多。也沒把問題想得那麼複雜,那麼嚴重。一個人吃幾碗乾飯要心中有數,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種環境下,你讓我裝箱,我就裝箱;讓我送去,我就送去,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過問的了。不過,裝完箱後,我還是多了一個心眼,把兩個箱子裡裝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單,並在清單上寫上A和B兩個字,然後將這份清單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說,我明白和理解了一點,做個中國人是夠可悲的,做個中國農民就更可悲了,想到我們山東那個村裡人的生活與社會地位,心裡感到酸酸的。由此想到你們當初在美國人手下做事,真讓人想到什麼與什麼之間的關係。看來要活在中國有兩個不可缺,一是個岳飛、文天祥不能缺,一個是陳勝、吳廣不能缺,至少在精神層面上是這樣……這些傷心的事暫且打住,等以後再討論,「北京人」後來的情況又怎麼發展的呢? 
  胡:聽說博文將這兩個箱子轉移到了協和醫學院F樓4號地下室的保險庫裡。因為大家知道協和醫學院的保險庫是一個最保險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險櫃也不會受到損傷。協和醫學院所有的重要檔案歷來都存放在裡面,孫中山在那裡治病的案例現在還保存得好好的。不過,博文轉移化石之事,我不在場,是後來聽裴文中說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的第二天,我見到了裴文中。他告訴我說,他碰到了王錫熾(南按:王錫熾為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院長),王錫熾對他說,博文到辦公室看見兩個箱子後,當天就將那兩個箱子親自押送到了F樓4號地下室的保險庫裡。兩個箱子在那兒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兒去了不知道,估計是送到美國公使館去了。   
  第五章 轉移北京人(9)   
  岳:既然您是聽裴文中說的,而裴文中又是聽王錫熾說的,而王錫熾也沒有親自參與其事,那麼用什麼來證明,博文確實是把兩個箱子從他的辦公室押送到了保險庫呢?博文有沒有可能將箱子弄到別的地方去了呢? 
  胡:這個不太可能。因為還有一個叫常文學的人用小車幫博文將兩個箱子推到保險庫的,常是博文辦公室的勤雜工,當時他並不知道裡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塗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為「北京人」丟失的事,常文學被日本憲兵給抓去了,一頓鞭子加老虎凳什麼的伺候,常文學才從日本憲兵的審問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東西是「北京人」頭蓋骨。所以說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的人並沒不錯。日本佔領協和醫學院後,我又聽說博文被日本憲兵抓去審問時,也是這麼講的。 
  岳:可惜我們現在無法證明博文是這麼講的?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也無法證實。 
  胡:因為當時與博文同時受審的還有美國公使館的人,他們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麼說的。 
  岳:這個博文從日本憲兵隊被放出來後,你問過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胡:抗戰勝利後,我見到過博文並問起過「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經質,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問了。 
  岳:那麼究竟有沒有誰證明過那兩個箱子確實是送到了美國公使館,並和美國公使館相關人員辦了一些相關的手續? 
  胡: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我就逃走了,後面的事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僅僅是出於個人的安全考慮呢,還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牽連?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牽連。其實,日本人還沒打進北平時,也就是說,我還在裝箱的時候,就想著要逃走了。 
  岳:為什麼您在那個時候就會想到要逃走呢? 
  胡:這「北京人」一裝箱,就意味著要運走。如果真的運到了美國,日本人打進北平後,找不著「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裝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煩。要是「北京人」沒有運到美國,途中被人劫走了或者搞丟了,日本人要找我,美國人也同樣會找我,我怎麼說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過日本人這一關。費了一些周折,我就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兒提心吊膽地躲了整整三年。 
  岳:在這三年中,為什麼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單單就沒找著您呢? 
  胡: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從我將兩個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親自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辦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沒有見過「北京人」化石。而有關「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況,我就更不知道了。不只是我,恐怕也再沒有一個中國人知道了。 
  胡承志的回憶與早些年他親自寫就的「報告」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具體細節上稍有出入。儘管這些不同點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有一點是不會改變了。——這就是,當裝有「北京人」化石的兩個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辦公室後,或者說,當胡承志轉身離開這間辦公室,就再也沒有一個中國人知道它的蹤跡了。 
  從此,「北京人」緊緊地攥在了美國人手中。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1)   
  偷襲珍珠港 
  就在「北京人」秘密轉移的同時,日本聯合艦隊已在霧氣茫茫的太平洋海面上向夏威夷群島疾速推進。 
  1941年12月4 日,日本出兵攻入泰國、越南境內。 
  12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直接以私函致電日本天皇,為挽救太平洋危局作最後一次努力,同時強烈指責日本軍隊進攻泰國的侵略行為;同日,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發表公開講話:「美國如與日本作戰,中國亦將對日宣戰。」 
  12月7日凌晨1時16分,太平洋瓦胡島海底隨著「卡嚓」一聲輕微的響動,牽縛五艘日本潛水母艦的固定帶迅速斷開,隨著暗流巨濤的驟然滾動,五艘特種潛水母艦如野馬脫韁,向位於夏威夷群島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瘋狂撲去…… 
  就在龐大的日本艦隊以極快的航速殺氣騰騰地向珍珠港疾進時,美國華盛頓專門負責破譯日本外交電報的通訊諜報處,截獲並破譯了日本政府發給駐美大使野村的一封密電: 
  ……鑒於美國政府所採取的態度,帝國政府不能不認為,即使今後繼續進行談判,亦無法達成協議。特此通知美國政府,並深表遺憾。 
  日本突然中斷外交談判,意味著戰爭即將爆發。情況萬分危急。美國陸軍情報局遠東科科長布拉頓上校立即向馬歇爾參謀總長的辦公室打去電話。但電話卻無人應接,再往住所打,還是沒人接聽。此時的馬歇爾正騎著他心愛的棗紅馬,牽著一隻白毛黑斑狗,在阿靈頓公園愉快地進行星期日早晨的散步。透過公園的樹叢,他聽到了從附近教堂裡傳來的悠揚的鐘聲和讚美詩。 
  馬歇爾散步歸來回到辦公室,拿起諜報處破譯的電文剛剛瞥了一眼,頓時大驚失色。他霍地站起身,立即召來參謀長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斬釘截鐵地說:「各位,我敢斷定,日本軍隊將在今天下午1時或1時過後,對我們開始發動攻擊。我決定,立即向全軍司令官發出緊急戒備的指令!」 
  「是!」參謀長轉身奔向發報處。 
  此刻,日軍南雲艦隊已行駛在了瓦胡島以北230海里的洋面上,並收到了從東京發來的密電: 
  檀香山街市平靜,亦未實行燈火管制。大本營海軍部確信:此舉必成! 
  南雲忠一司令立即指揮航空母艦轉舵,逆風航行。飛行指揮所也當即下達了「起飛」的命令。於是,一架緊接一架日艦載機,在搖擺不定的飛行甲板上,於隆隆的引擎聲中騰空而起。 
  夏威夷時間7日早6時15分,從六艘航空母艦上起飛的183架戰鬥機,在黎明前的夜空中編好隊形,組成了第一輪衝擊波,發瘋般向珍珠港撲去…… 
  當美國總參謀部快速擬好電文,並通過西部聯合電信公司將馬歇爾的指令拍發完畢時,珍珠港正是清早6時30分。此時,日本戰機飛離航空母艦整整一刻鐘了。 
  這時,五艘日本特種潛水艇已捷足先登,到達了珍珠港。 
  正在珍珠港洋面巡邏的美國「守護人號」驅逐艦與日本潛艇艦隊狹路相逢,當美艦艦長奧特布裡奇上尉確認墨綠色的海底行駛的正是日本潛艇時,果斷下令:「右15度,目標潛艇,深水炸彈攻擊開始!」隨著一陣沉悶的爆炸聲,一艘日本潛艇被炸沉。 
  接著,另一艘日本潛艇也遭到了「守護人號」的重擊…… 
  而此時,駐守在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官兵們依然迷醉在「神聖的週末」之中。軍官們在陪酒女郎的攙扶下,從「太平洋夜總會」、「夏威夷橋牌中心」等逍遙場所踉踉蹌蹌地走了出來,嘴裡不時哼著流行小曲和胡亂叫嚷著誰也聽不懂的醉話。檀香山廣播電台則依然漫不經心地播放著優美動聽的輕音樂,96艘不同型號的美國軍艦靜靜地停泊在清新而平靜的水面上,空中見不到一架巡邏的美國飛機,只有教堂傳出的聖潔的鐘聲在寧靜淡泊的珍珠港上空慢慢飄蕩,悠悠迴旋…… 
  東京時間12月8日凌晨3時19分,率領轟炸機群向珍珠港撲去的日本淵田中佐,用顫抖的聲音發佈了決定美國太平洋艦隊命運的命令:「水木兵曹,現在拍發攻擊令!」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2)   
  「虎、虎、虎……」電鍵快速啟動,密碼攻擊令旋疾發出。 
  珍珠港美國艦隊瞬間籠罩在一片火海爆炸聲中。 
  日機戰鬥機群投放的炸彈雨點冰雹一樣傾洩而下,迷醉在酒精與情愛中的美軍官兵在炸彈的呼嘯與濃重的煙霧中醒了過來,但除了設法逃命,幾乎沒有還手之力了。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上將在夏威夷司令部大樓裡眼看著他的裝甲艦隊被摧毀,束手無策。戰列艦「俄克拉何馬號」在被炸沉翻覆時,由於桅桿觸到海底的泥沙,最後翻轉了150度,倒扣在水底不再動彈,400多名官兵被扣在船殼裡被活活悶死。 
  12 月7 日下午1時50分(珍珠港上午8 時20 分),華盛頓的美海軍部接到了珍珠港拍來的第一份電報:「珍珠港遭受空襲,這不是演習。」海軍部長諾克斯讀罷電文大聲叫喊:「不得了啦!這不可能是真的。那一定意味著菲律賓。」 
  此刻,美國總統羅斯福正在白宮二樓圓形書房裡,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一隻從東南亞空運的蘋果,一邊向他的摯友哈里·霍普金誇耀其心愛的集郵冊。 
  突然,電話鈴響了。「我是諾克斯,我們偵獲了一份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發出的作戰電報。」 
  「不可能!」總統說。 
  「看來已經幹起來了。」 
  「不可能!!」 
  「日本人正在進攻珍珠港。」 
  「不可能!!!」 
  「我將電文念出來:『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致夏威夷所有艦船:珍珠港遭受空襲,這不是演習』。」 
  「迅速通知所有的艦船和軍港!」羅斯福盛怒之下臉色脹得騰紅。 
  「進攻還在繼續。」諾克斯說:「我幾乎聽到炸彈的爆炸聲了,布洛克說,這回我們挨揍了!」 
  「快通知美國軍隊進入作戰狀態!」羅斯福「卡」地一下掛上了電話,氣急敗壞地把沒有啃完的半個蘋果摔在地下,將這一消息通知了國務卿赫爾,然後一動不動地端坐在椅子上整整18分鐘。 
  此時,日本的野村和來棲早在日本大使館門口已預備好汽車,正焦急地等待著《致美國政府備忘錄》第14部分的英文譯稿。為了避免「偷襲」的惡名,日本政府訓令遞交該文件的時間是華盛頓時間「下午一時」,即日機襲擊珍珠港前半小時。由於日本大使館翻譯工作遲誤,直到下午2 時20分才忙碌完畢,野村與來棲乘車急急忙忙地向美國國務院駛去。 
  此時,正是珍珠港早晨9 時50分,日本第二輪攻擊機群正像蝗蟲一樣飛抵珍珠港上空。 
  野村將要遞交的文件,赫爾早已通過美國「魔術」密碼翻譯機知道了詳情。他裝出一副匆匆看了一遍的樣子,然後猛然轉過身來,兩眼盯住野村,憤怒他說:「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你,我在過去同你進行歷時9個月的談判中,從來沒說過一句謊話。這一點,只要看一下記錄就會一清二楚。我在50年的公職生涯中,從未見過這樣厚顏無恥、充滿虛偽和狡辯的文件。到目前為止,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這個星球上,竟有如此牽強附會和說出這麼多謊言的國家。」 
  野村欲張口辯解,赫爾揮手加以制止,並用下顎指指門口。 
  野村的臉「刷」地脹成豬肝色,兩眼飽含著淚水,低著頭與同伴灰溜溜地走出了美國國務卿辦公室。當兩人在返回途中,聽到了美國廣播電台的反覆廣播:「pearlHarbo—urattacked」(珍珠港遭到攻擊),緊張而激憤的播音員已失去平時沉著優雅的語調,不時發出顫抖的聲音。 
  日本轟炸機群對珍珠港先後實施兩輪攻擊後,於上午9時45分全部撤離,攻擊時間共計1小時零50分鐘。共擊沉美戰列艦5艘,重巡洋艦2艘、輕巡洋艦2艘、油船1艘。重創戰列艦3艘、巡洋艦2艘、驅逐艦2艘,另有戰列艦1艘、輕巡洋艦4艘不同程度地受傷。總計炸沉、炸傷美太平洋艦隊各種艦船40餘艘,炸毀、炸傷美飛機450架。有4500餘名美軍官兵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3)   
  而日本僅損失飛機29架,潛艇5艘。珍珠港偷襲大獲成功! 
  消息隨著無線電波傳出,世界一片嘩然…… 
  星條旗被迫降落 
  就在抵達夏威夷的日本艦隊轟炸機群從甲板上接連起飛赴向珍珠港的同時,日本駐華遠東軍陸海軍司令部接到了東京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的秘密指令: 
  帝國已決定對英美進入戰爭狀態。駐華陸海軍各部,務於8月12時前掃除英美駐華一切敵性武力。封鎖敵國所有駐華人員及其財產。 
  日本駐華陸海軍司令部迅速通知所屬部隊,立即採取行動。 
  1941年12月,北平時間8日凌晨5時20分,日本駐上海海軍井田一郎少佐在四名士兵的護衛下,匆匆來到停泊在上海黃浦江軍用碼頭的美國「赫克爾號」炮艦跟前,向該艦艦長艾裡斯特上校遞交了一份勸降書。 
  與此同時,日本海軍川島少佐也登上了停泊在黃浦江碼頭的英國駐上海的「赫特勒爾號」炮艦,遞交了一份與上述內容大致相同的勸降書。勸降書實為宣戰書,日軍的意思很明確,美英兩炮艦必須放下武器,拱手投降! 
  對日軍的非禮要求,尚不明底細的美英兩艦官兵紛紛對日軍的驕橫無禮大加譴責。日軍方面對美英海軍可能產生的反應似乎早有預料,既然勸降不成,那就只有動用武力解決。延至6時10分,日軍調集炮艦6艘,飛機12架,向停靠在黃浦江上的英美兩炮艦突然發起攻擊。 
  早有準備的英美兩艦奮起還擊。淒風苦雨,殘星冷月下,黃浦江面炮聲隆隆,硝煙滾滾,美英兩艦被日艦團團圍住,接連被擊中。雙方僅交戰了20多分鐘,301個噸位的英炮艦「赫特勒爾號」就突然被炸起火,只在拂曉的江面上搖擺掙扎了不足3分鐘,便在一片驚叫哀嚎聲中沉入江底。 
  美艦「赫克爾號」見狀,自知寡不敵眾,只得停止還擊,在桅桿上掛出了白旗。美英兩艦的官兵除死傷者外,共有310多人被俘。隨後,日軍進駐美英兩國在滬租界,並將美英僑民全部逮捕,押入集中營。 
  就在黃浦江面上戰火突起,日美英三方交火之時,駐中國華北日軍也紛紛出動,殺氣騰騰地向北平、天津和秦皇島駐地的美軍兵營及英美租界撲去。 
  駐北平日軍在小野松支陸軍大佐的指揮下,很快包圍了駐紮在東交民巷的美軍兵營。同時,以東交民巷為中心,對御河橋、英國炮台、美英使館及其租界各區的街道口等地,實施了全面封鎖。 
  日軍的突然行動,引起了美兵營哨兵的注意。駐北平美國海軍陸戰隊隊長羅賓遜中校見情況不妙,立即用電話向駐在北平的華北美國海軍司令官哈斯特(Colonel Ashurst)上校作了如下報告: 
  「哈斯特上校,軍營外發現大批荷槍的日軍,正在對我兵營實施包圍。」 
  「為什麼?!」哈斯特上校從床上坐起,神色緊張地問道。 
  「不知道,情況尚未查明。」羅賓遜答。 
  「是不是美日兩國幹起來了?」 
  「我也說不清,不過,看樣子很像。」 
  「快,馬上調集部隊,作好迎戰準備。」哈斯特上校下完命令,隨後又補充道,「我馬上到辦公室去。」 
  在隊長羅賓遜的指揮下,美國海軍陸戰隊全體官兵迅速集合起來,進入的指定位置。先堵住所有房門,又在門樓上架起機槍,並將營區內的燈火全部熄滅。 
  未久,日軍特使井向關一陸軍少佐神氣十足地來到了美國海軍司令官哈斯特上校的辦公室,匆匆遞上一份勸降書: 
  哈斯特上校閣下: 
  鑒於日美關係緊張之時局,為維護華北新秩序,避免日美之間的矛盾衝突,共同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安寧效力,本司令官要求哈斯特上校閣下,即命駐平、津、秦皇島等地之美軍解除武裝,歸從日本軍隊安排。美軍歸從大日本皇軍後,其營房、財產及官兵生命安全均受保護,哈斯特上校本人也可繼續佩劍,以保持駐華北美軍最高指揮官之尊嚴。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4)   
  此告務請上校閣下於今日正午12時前執行完畢。在此期限內,日本軍隊視其情況,考慮直接實施武力。 
  日本軍華北最高司令官岡村寧次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哈斯特上校匆匆看完勸降書,揮動手臂,往桌上用力一拍,霍地站起,臉色鐵青,聲音顫抖著對井向關一少佐道:「你們打著維護東亞和平的幌子,悍然出兵包圍我美軍兵營,逼我投降,這已明顯地違背了國際法規和日美在東亞締結的公約協定!現在,我告訴你,無論美日兩國發生什麼事情,即使爆發戰爭,那麼在美國未戰敗之前,我們也決不單獨求和,更不會拱手投降!請轉告岡村寧次司令官,讓他立即撤兵!」 
  哈斯特上校說完,大手一揮:「你可以走了。」 
  井向關一少佐冷笑幾聲,轉身走出辦公室,至門口處,又猛地回過頭來,輕蔑地說道:「哈斯特上校閣下,我奉勸你還是不要感情用事,時間還來得及,好好考慮一下吧。」 。 
  此時,天已漸漸亮了。哈斯特上校剛要去院子看看情況,辦公桌上的電話突然又響了起來。 
  他抓起電話,只聽話筒裡傳來急促的聲音:「哈斯特上校,我是海軍陸戰隊秦皇島霍爾塞維斯 (Camp Holcomb) 兵營分隊隊長戴維斯(Herman Davis)上尉,我有緊急情況向您報告。」 
  「說!」 
  「現在,我們已被日軍包圍,營區外佈滿了數不清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士,營區上空有6架日機在盤旋示威,港口停泊的日本軍艦已經開始轉舵,所有的炮口已對準了我們……」 
  「先做好作戰準備,再聽我的命令。」哈斯特上校重重地放下電話,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此前,哈斯特上校曾接到天津美兵營被日軍包圍的電話,沒想到現在秦皇島防區也被包圍了,看來情況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得多——本來,美國派出的哈里遜總統號(S.S.the President Harrison)輪船原定12月8日,也就是今天的某個時刻抵達秦皇島碼頭,美駐華北海軍陸戰隊也定在今天上午全部撤離北平,乘「哈里遜總統號「駛往菲律賓。但現在看來,這一切都不可能了。那麼日軍的行動是為了阻止美軍撤離,還是出於其它什麼目的呢? 
  哈斯特上校當即召集身邊的幾名軍官,商討對策。兩台開著短波電路的收音機,就擺在哈斯特上校桌子的兩側,情報人員在向美國遠東亞洲艦隊司令部發報的同時,也密切關注著收音機裡傳出的各種消息。 
  就在哈斯特上校和軍官們圍繞是決一死戰還是馬上投降的問題大聲爭吵不休之時,一條不幸的消息從收音機裡傳了出來: 
  美國國家廣播電台,現在播送重要消息:今日凌晨,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機偷襲…… 
  緊張而激憤的播音員聲音顫抖,聽起來讓人感到淒慘又悲涼。 
  沒等哈斯特上校和軍官們從這突然而至的噩耗中緩過神兒來,身旁的另一台收音機又傳來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 
  東京廣播電台,現在播發日本大本營陸海軍部公告:帝國陸海軍於今日凌晨,在西太平洋同美英軍進入了戰爭狀態…… 
  東京廣播電台在發佈這份《大本營陸海軍部公告》時,同美國的態度和氣氛完全相反,不僅說話時底氣十足,而且還配上了激昂雄壯的日本《軍艦進行曲》和《拔刀隊》樂曲。 
  憤怒、懊喪、悲觀、絕望……各種複雜的情緒在哈斯特上校和美軍軍官們的心中急劇翻騰著。辦公室裡,哈斯特上校等人再度圍繞是決一死戰還是馬上投降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北平市民們度過了一夜的安寧,迎著晨曦,像往日一樣走出自家的房門時,發現整個市區的街道已經完全改變了往日的模樣——遍地是持槍的日本士兵,四處流動著載有日軍的車輛,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各種「佈告」、「聲明」等等,更是令人眼花繚亂,膽戰心寒。 
  在東交民巷美國兵營的大門旁,幾個日本士兵正在張貼一張「避難勸告」,一群不明真相的市民紛紛圍將上去,駐足觀看。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5)   
  勸 告 
  此次日本帝國與美合眾國及英國間,因已發生戰爭狀態,故日本軍對其在北京之軍隊,勸告其自動解除武裝。美軍如對上述勸告不加應諾時,當行使武力。故居住使館區域內、明治路以西者,從速撤至該地點以外之地,避免日美交戰而造成傷亡。 
  日本軍北支最高指揮官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與此同時,在英美使館區內外,幾個日本士兵也正在張貼著一張內容大致相同的「安民佈告」 
  隨著東方大亮,街上的人越聚越多,秩序越來越亂,車馬擁在一起,行人擠成一團,東西南北,大街小巷,交通幾乎全部堵塞。東交民巷內,日軍將六國飯店以東劃為臨時軍事地帶,任何車馬行人,一律不許通過。對六國飯店的工作人員和旅客,也同樣作了不許出入的軍事規定。整個東交民巷,籠罩在一片神秘、恐怖的氛圍之中。美國兵營一時成為北平市民和各國僑民關注議論的焦點。許多人為親眼目睹美國軍營的狀況,衝破層層封鎖來到六國飯店四周,爬上樓頂、高牆,向美兵營內窺探。但他們除了看到手握機槍、卡賓槍的士兵正與日軍對峙外,並無什麼激動人心的場面。幾名被日軍特批而進入東交民巷的記者,企圖進入美兵營採訪,卻被美海軍守門士兵擋了回來。原因是哈斯特上校拒絕一切來訪。儘管如此,北平《晨報》社還是於8日上午印發了一份關於東交民巷現狀的《快報》。此《快報》云: 
  由於東交民巷美國兵營還存留有一百二十名美國海軍官兵,所以東交民巷也便成了戒備的中心。每一個道口都佇立著荷槍守望的日本勇士,於是每個道口都堆積了如山的人。日本兵、中國警察在忙亂地指揮,每一個人的面上,現著驚恐和嚴肅,同時心裡也意識著戰爭的可怕。東西大街的西半截,靜靜的沒有一點響動,只有臂上佩著標誌的日本士兵忙著張貼佈告,告訴人們日本和美英已經交戰了。 
  美國兵營的大紅門,緊緊關閉著,門的旁邊貼著一份日軍的大佈告。在這有著歷史價值的一剎那,門口有幾個佩帶臂章的攝影記者。門樓上的美國國旗,也現出了衰弱無神而在掙扎的氣息。記者正在注視著關在門裡的一百多名美國兵現在不知作著怎樣的窘狀的時候,大紅門嘩啦一聲開裂了一條縫,從裡面閃出了手提零碎什物的三個廚師傅,同時也看到了手握槍柄的無精打采的美國士兵。美兵營將要崩潰了。 
  東交民巷的巡捕,已失去了他們昔日所有的威風,低著頭坐在道邊,身旁還有一個大茶壺。經記者詢問,才知道自從昨日上班以後,到現在還沒有移動地方,肚子一直餓到現在。 
  從東交民巷出來,經過東長安街、東單一帶,路上的行人是特別多,個個現著有事的神態,同時在每一處壁板下,圍聚著仰視日美戰爭消息的人。誠然,這一個大的波動,不但是中國恐怕是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被它震撼著了。 
  時間在混亂、緊張、恐怖中飛速流逝,美軍兵營內,從哈斯特上校到每一個士兵都坐立不安。面對眼前已無力挽回的敗局,大多數官兵已傾向於繳械投降的方案了。 
  哈斯特上校舉棋不定。 
  本來,他很想聽取一下遠東亞洲艦隊司令部的指令,卻始終得不到點滴回音。而此時此刻,那一連串令人沮喪、令人恐懼的消息,又接二連三地灌入他的耳膜: 
  新德里廣播電台綜合東京消息:日本大本營發佈第二號公告。1.帝國海軍於今日凌晨對夏威夷方面的美國艦隊和空軍斷然進行了猛烈的大規模空襲。2.日本海軍於8日在上海擊沉英炮艦「赫特勒爾號」,美炮艦「赫克爾號」於同時刻投降。3.日本海軍於8日轟炸新加坡,收到莫大戰果。4.日本海軍於8日晨轟炸瓦克島、關島之敵軍事設施。 
  東京廣播電台新聞消息:1.日軍於8日進入戰爭狀態後,立即開始攻擊香港,目前正在實施第二輪轟炸。2.日軍在陸海軍密切協同下,於8日晨奇襲馬來島並登陸作戰,目前正在擴大戰果中。3.日本政府於8日午前11時頒發對美英宣戰佈告。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6)   
  中華社電訊:日本大本營海軍扣留敵國船隻二百艘以上,其中有美國巨型船「哈里遜總統號」。此船為一千五百個噸位,系美國郵船公司所有,於1921年建造於紐約。工竣後,即行駛舊金山與馬尼拉間。此次專為撤離駐華美海軍而來中國。但當該船行駛到秦皇島港外二百海里處,被日海軍截獲。 
  …… 
  從世界各地傳來的消息,彷彿都在向哈斯特上校表明一個意思:沒有抵抗的必要了。面對最後的期限,哈斯特上校望著在座的所有軍官,長歎一聲,有氣無力地說道:「現在我宣佈,華北海軍陸戰隊各分隊就地解除武裝……」 
  8日正午12時,美軍代表羅賓遜中校正式向日本軍方做出答覆:「駐華北美海軍陸戰隊全體官兵就地無條件解除武裝,聽從日本軍隊的安排。」 
  下午2時45分,駐北平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內120餘名官兵全體集合,莊嚴、整齊地排列在國旗下,在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的樂曲聲中,由哈斯特上校親手降下了懸掛了14年之久的旗幟。當美國國旗緩緩降落時,哈斯特上校舉手敬禮,以示告別。官兵們清楚地看見,哈斯特上校臉在抽搐,手在顫抖,兩行淚水慢慢溢出了眼眶…… 
  第二天,也就是美國時間1941年12月8日,羅斯福總統身披深藍色海軍斗篷,登上國會大廈講壇,發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說: 
  昨天,對我們美國人來說,永遠是個恥辱的日子。就在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遭到了日本帝國海軍和空軍的突然襲擊。 
  在這以前,美國和日本處於和平狀態…… 
  昨天,對夏威夷群島的襲擊,使美國的陸海軍遭到了嚴重的損失。大批美國人遇難。 
  昨天,日本政府出兵馬來亞。 
  昨天,日本軍隊進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軍隊進攻了菲律賓群島。 
  今晨,日本軍隊又進攻了中途島…… 
  我們將永遠記住,這樣向我們進攻,意味著什麼? 
  不管要打多久才能挫敗這場蓄謀已久的侵略,美國人民依靠正義的力量,一定能排除萬難,贏得最後的勝利…… 
  我要求國會宣佈:自12月7日星期天無端發動這場卑鄙的進攻之時起,美國和日本帝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 
  就在羅斯福總統發表講話的同一天,中國國民政府對德、意、日宣戰! 
  隨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新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20多個國家,相繼對日宣戰! 
  驚心動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了! 
  「北京人」神秘失蹤 
  日本軍隊在偷襲珍珠港、包圍美國駐華海軍陸戰隊的同時,對美國駐華公使館以及由美國教會創辦的燕京大學、育英、慕貞等大中小學校,全部進行了封鎖。北平協和醫學院,自然也在劫難逃。 
  接管協和醫學院的日方負責人,是一個叫松橋的日軍上尉。 
  松橋曾留學德國洪堡大學,獲醫學博士,他的老師,便是魏敦瑞的學生。此前,松橋曾多次作為日本訪問學者,來過北京協和醫學院並參觀過「北京人」。由於是學醫出身,又對考古和古人類學有所研究,日本方面特派遣此人前來接管協和醫學院,同時扣留保存的「北京人」。 
  松橋帶領的日軍不到半個小時,便佔領了協和醫學院的每個要點,將協和醫學院內的美國人全部捕獲。院長胡頓、總務長博文以及一名美國大夫和正在協和醫學院養病的美國著名人士、燕京大學掌門人司徒雷登,統統被拘押在胡頓的住宅裡。 
  松橋這位穿著馬靴、掛著戰刀的日本軍官,與別的日本侵略者似乎有所不同,他首先張貼佈告一份:凡是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的教職員工,一律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接著又下了一道命令,將學院和附屬醫院的所有資料與標本封存起來,不許亂動。 
  但未過多久,松橋被日本憲兵隊抓了起來,關進了北平郊外一間黑屋子。據說其罪狀有兩條:一是接管協和醫學院後對「北京人」追查不力;二是對協和醫學院的中國人太仁慈云云。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7)   
  與松橋同時進駐協和醫學院的,還有東京帝國大學(即今東京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一到協和醫學院,長谷部言人便帶領兩名手持大槍的日本憲兵,直奔掌握著存放「北京人」地下庫保險櫃密碼的息式白的房間。 
  魏敦瑞去美國後,作為秘書的息式白一個人留在了協和醫學院繼續工作。這個寒冷的冬夜,她在黑暗中尚未完全弄清眼前發生了什麼,便被日本憲兵從床上「請」了出來,而後挾持著來到了婁公樓地下室藏有保密櫃的門前。 
  「打開!」一個日本憲兵指著門上的鐵鎖命令道。 
  「唔、唔……」驚恐莫名的息式白攤攤手,嗚裡哇啦地說著日本大兵聽不懂的鳥語,做出一副無能為力的樣子。 
  「息式白小姐,」長谷部言人用嫻熟的英語道,「你不要再演戲了,我們非常清楚,這間地下室歸你保管,也只有你知道裡邊那個保密櫃的密碼。你就趕快動手吧!」 
  「沒有博文的命令,我無權打開這間屋子。」息式白辯解說。 
  日本憲兵冷笑道:「息式白小姐,你別再指望博文了,他和你們的胡頓院長都被拘捕了!」 
  「什麼?!」息式白大驚,望著眼前的日本人,不知如何是好。 
  長谷部言人態度有些緩和地說:「息式白小姐,你大概還不知道吧?日美戰爭已經爆發了,中國的北平已經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天下了!」 
  「我的上帝啊,這是真的?」息式白雙手摀住自己的臉,抽泣起來。 
  長谷部言人伸手拍了拍對方的肩膀,語氣溫和地說:「息式白小姐,你不用怕,只要你打開房門和裡邊的保險櫃,就沒你的事了。」 
  「我、我沒鑰匙。」 
  「鑰匙在哪裡?」長谷部言人臉驀地沉下來,眼露凶光。 
  息式白見狀,打了個哆嗦,囁嚅道:「在我房間裡。」 
  「馬上回去取來!」 
  兩個佈滿殺氣的日本憲兵押著息式白,很快將鑰匙取了回來。鐵門打開,無奈中的息式白在刺刀的寒光中,被迫走到保險櫃前,伸手轉動了只有她和魏敦瑞才熟知的密碼鍵盤。隨著那細長的手指在密碼鍵盤上不停地旋轉與拉動,保險櫃那足有15英吋厚的鋼板在昏暗的燈光下「嘎」地叫了一聲,極不情願地敞開了不知有多少人朝思暮想的神秘之門。 
  長谷部言人見狀,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他彎下腰,小心翼翼地將臉貼在保險櫃上,而後瞪圓了雙眼,藉著手電筒的光亮,在櫃中仔細查找起來。 
  他先是摸出一塊磨光的鹿角,一盒獾的犬齒、一盒狐狸犬齒,接著又掏出四塊石器和七本電影膠片和幾個「北京人」石膏模型…… 
  當保險櫃中的一切全被查找完畢後,卻沒有見到真正「北京人」的影子。長谷部言人敲了敲保險箱的箱壁,見無異常,心猛地一沉,驀然感到了事情的複雜和玄妙。他直起身,一動不動地望著面前的息式白,兩眼放著近似絕望的凶光逼問道:「『北京人』化石藏到那裡去了?」 
  「我不知道。」經過了一陣暴風驟雨般的折騰,息式白變得冷靜起來。 
  「你,快說,到底弄到哪兒去了?!」長谷部言人顯得異常焦灼不安。 
  此時的息式白已完全清醒過來。她望著眼前這個氣急敗壞的日本小鬼兒,斜視了對方一眼,輕輕搖了搖頭,背過身去,不再說話,用女人特有的藐視作了抵抗的武器。 
  長谷部言人圍著保險庫轉了一圈,看了息式白一眼,突然冷笑了兩聲,說道:「息式白小姐,你是喜歡來軟的,還是喜歡來硬的?」 
  「我什麼都喜歡,就是不喜歡你那一套!」 
  長谷部言人聽罷,微笑著點點頭道:「好,那就請你到喜歡的地方去吧。」言畢,示意兩名憲兵將其帶走。 
  息式白滿懷恐懼,嗚裡哇啦地叫喚著,被連拖帶拉弄到了位於北京西城區一座有日本兵看守的不知名的別墅裡關了起來。日本人對其先是軟的,後是硬的,間或軟硬俱備,雙管齊下。經過一番折騰,息式白在經受了一番痛並不快樂的靈與肉的折磨之後,終於作了如下交待: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8)   
  「北京人」化石已根據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的指示,於12月5日裝箱轉移。這天上午,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派了一輛卡車來協和醫學院將「北京人」拉走,聽說是要搭乘由上海駛來的「哈里遜總統號」輪船,繞道馬尼拉運往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因屬重要機密,「北京人」拉走後,是存放在美國公使館裡,還是存放美海軍陸艦隊兵營,或是已經被運走,本人一無所知。 
  至此,日本人感到從息式白身上再也無油水可搾,只得將她送回協和醫學院,但規定不准走出這座學院,日常行動,由日本憲兵公開和秘密的監視。 
  就在息式白遭受肉體與精神凌辱之時,被關押在美軍集中營的博文也被弄進了一棟不知名的別墅,開始接受秘密審問。 
  面對博文這種身份的美國人,審訊者開始還裝腔作勢地好言相勸,最後一不耐煩,原形畢露,令日本憲兵一頓拳腳示以教訓。被打得皮開肉綻、慘不忍睹的博文,在這座不知名的別墅裡,對「北京人」的下落做了什麼樣的交待,一直不被外人所知。只是後來博文重獲自由後,與裴文中、胡承志等人斷斷續續地透露過一點信息。許多年後,根據裴、胡等人的轉述,大致描述出博文交代內容的輪廓。博文說: 
  「北京人」化石由胡承志裝完箱後,送到了我的辦公室,我很快又將它送到了婁公樓地下室的保險庫裡。這批東西在地下室裡只存放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按照上面的指示,押送到了美國駐北平公使館。12月5日,美海軍陸戰隊又派人從美國公使館拉走了,據說送到了秦皇島港。他們要在那裡等待原定12月8日抵達秦皇島港口的「哈里遜總統號」輪船運往美國。至於「北京人」現在到底在哪裡,我沒有過問,後來的情況如何,一點也不知道了。 
  博文的這一說法,到底是真是假,仰或半真半假,沒有文字證據留下,也沒有人給予確切地證明。但一個可靠的事實是,幾天後,他又被日本憲兵隊送到美軍集中營關押起來。 
  就在息式白與博文分別遭受審訊和折磨時,日本松橋上尉和長谷部言人指示日本士兵,在協和醫學院所有可能匿藏「北京人」的地方進行了反覆嚴密的搜尋。但除了找到一些類似「北京人」的石膏模型和其他化石外,仍然未見真正「北京人」的蹤影。 
  到底是誰如此迅速地把「北京人」弄走或藏匿了呢? 
  是美國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長谷部言人想到了另一個人,此人便是——裴文中。 
  作為新生代研究室主要負責人的裴文中,在後期為什麼沒有參與極其重要的「北京人」轉移工作,一直是個未解之謎。而後來的所有文章——包括裴文中本人在內,對此也沒有任何解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時候的裴文中並不知道「北京人」已經失蹤。 
  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之所以要找裴文中,就是想盡快從裴文中口中打聽到「北京人」的下落。當他們突然出現在裴文中的面前時,已完全失去了往日東洋帝國大學「教授」和「人類學家」的風度,張口就問:「裴文中先生,你能告訴我們『北京人』化石到哪裡去了嗎?」 
  從來者的口氣中,裴文中敏感地預感到「北京人」的命運凶多吉少,但又轉念一想,裝有「北京人」的兩個箱子在日軍佔領協和醫學院前就由胡承志交到美國人手上了,應該是不會有大的險失。於是他不冷不熱地答道:「『北京人』在美國人手上,你們應該去問美國人才是。」 
  「裴先生,實話告訴你吧,美國人還沒把『北京人』運出中國,它就不翼而飛了。我想,『北京人』現在身在何處,你或許不知道,或許知道一點,那怕是一點,請轉告我!」 長谷部言人表情冷冷地說。 
  裴文中大驚。這是怎麼回事呢?胡承志已交到了美國人手上,怎麼又不翼而飛了呢?裴文中如同當頭挨了一記悶棍,頭嗡嗡作響,思緒極其混亂,他強忍著悲憤與痛楚,只淡淡地說了三個字「不知道」,便再也懶得說什麼了。   
  第六章 戰爭狀態下的北平(9)   
  兩個日本「學者」相互對視了一下,沒有再追問下去,很客氣地告辭了。臨走時留下了一句話:「裴先生,我們很欣賞你的記憶力,也相信你的記憶力,請你再好好想一想。後會有期。」 
  兩天後,幾個日本憲兵一大早便來到裴文中家中,先是對他進行了一番審訊,然後厲聲吼道:「拿出來!」 
  裴文中不解:「拿什麼?」 
  「裝什麼糊塗,居住證!」日本憲兵冷笑道。 
  裴文中這才明白了一切,原來日本憲兵今天「登門造訪」,是授人旨意,沒收他的居住證,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動。因為沒有了居住證,他不僅不能出城,甚至連上街都是很困難了!他知道來者不善,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好掏出了居住證。 
  憲兵們得到居住證,匆匆而去。 
  此後一段時間裡,再也沒有日本人找過裴文中,也沒有日本人向他提起過「北京人」的事。十幾年後,裴文中回憶道: 
  在此期間,有人告訴我,在北京的日文報紙以及日本的兩家大報上,都在第一版用大號字登載了「北京人」失蹤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標本,原存放在協和醫學院解剖系的保險櫃中,但是日軍接收時保險櫃內卻全換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據他們所知,這些標本是中國的財產,不許運往外國,但是美國人不顧信義,將這些標本偷偷地運往美國了。 
  這個時候的裴文中,還一直認為「北京人」已被運到了美國本土,或者被美國人藏在了什麼秘密地方,只要戰爭結束,這一珍貴的人類至寶還會輕易回到它的故鄉的。 
  但事實卻遠遠地出乎他的意料。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緊急搜尋(1)   
  「野山之狐」悄然來華 
  從1941年到1942年,長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始終沒放棄過對「北京人」的追查。儘管他和他的同夥們絞盡腦汁,利用了種種手段,但「北京人」始終音信絕無。到了1942年下半年,原本躊躇滿志的長谷部言人才感到事情並不像他想的那樣簡單。在極度的沮喪和懊惱中,他從北平返回東京,上書日本文部省,將在北平搜尋「北京人」的前後經過提交了書面報告,其中寫道: 
  文部省: 
  存放於協和醫學院密室中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已被轉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時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學價值不大的動物骨骼化石標本。經初步調查,是美國人轉移了「北京人」,因為他們已預料到日本皇軍將佔領北京協和醫學院。如果我們的調查和估計無誤,「北京人」應該還在中國的某一個地方藏匿著。目前,我們正在加緊搜查之中,只要有一線希望,決不放棄最後努力。同時,我們請求文部省與軍令部協商,令華北駐屯軍派出精幹的情報人員負責繼續搜查。 
  日本文部省接到長谷部言人的報告,頓覺事關重大,立即找到日本大本營陸軍司令部,經過協商,陸軍司令部很快發出命令: 
  令北支派遣軍總司令部負責追查「北京人」。待查實後,從速運往日本帝國。 
  至此,長谷部言人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國專門從事周口店古人類化石的發掘與「研究」,而他多年來苦苦經營卻最終沒有完成的搜尋「北京人」的「宏偉事業」,則將由日本「北支總部」的一名著名偵探來接替完成。 
  於是,一個具有「野山之狐」之稱,名叫喬治·錠者的人悄然出現在北平街頭。 
  錠者潛入北平後,找的第一個人,就是裴文中。當他來到裴文中家時,裴外出未歸。當裴文中回家後,家裡人對他說:「來了一個日本人,叫錠者,還留下了一張名片。讓你明天不要出門,有很要緊的事情找你談。」裴文中拿起那張燙金的名片,斜了一眼,便隨手扔在一旁。 
  第二天一早,錠者再次來到了裴文中家。他一見裴文中,顯得十分的客氣和熱情。幾句寒暄之後,便直截了當地說道:「我是『北支總部』派來的偵探,奉軍部最高命令,為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而來。我已經知道藏在協和醫學院保險櫃中的『北京人』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時我還知道盜竊者就是美國人。現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訴我『北京人』丟失的一些具體情況。」錠者的言談舉止,不像長谷部言人那般吱吱唔唔,拖泥帶水的樣子,顯得乾脆利索,簡單明瞭。 
  「我的辦公室在西城兵馬司9號,協和醫學院在東城,兩者離得遠,當時具體發生了什麼事,我並不知道。」裴文中答。 
  「負責裝有『北京人』保險櫃的人是誰?」錠者問。 
  「是美國人博文他們負總責,誰負具體責任,我也不太清楚。」裴文中答。 
  「『北京人』標本到底存放在什麼地方?」錠者問。 
  「協和醫學院婁公樓的地下保險庫。」裴文中答。 
  「你最後看見『北京人』是什麼時候?」。 
  「大約是日美開戰的前一個月,我因為要找一塊頭骨來研究,進過保存『北京人』的地下保險庫。」裴文中答。 
  錠者點了點頭,站起身來,繼續說道:「我知道你是熱衷於做學問的人,不是政客。只要你肯配合,我們是不會傷害你的。為盡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從現在起你不能出門,至少兩個禮拜內不能出門,要隨時等我找你談話!」言罷,轉身告辭。 
  錠者確是個精幹、狡詐的老手,從裴文中家出來之後,僅用了三天時間,就把協和醫學院內所有與「北京人」有關和可能有關的人,全部審訊了一遍,那位曾用小平車根據博文的指示,把裝有「北京人」的箱子送進保險庫的勤雜人員常文學也沒漏掉。不過此時為「北京人」裝箱的胡承志已經跑掉,錠者暫時沒有時間找來審訊。   
  第七章 緊急搜尋(2)   
  一圈審訊下來,錠者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最後,他把「希望」押在了博文身上。 
  此時被關在集中營的博文,在長達一年多的折磨、拘禁中,渾身是傷,滿面憔悴,形同欲死之人。當錠者找到他後,又是一輪不分白天夜晚的折磨與審訊,但無論如何折騰,博文的說法與一年前大同小異,沒有交待出具體的線索。幾個回合下來,終於導致博文精神分裂,成了一個整日胡言亂語的瘋子。見此情形,錠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樣將博文重新扔進了集中營不再顧及。 
  狡猾的錠者在綜合、分析了所有調查情況後,將追查的目標重點放在了美國海軍陸戰隊。 
  自1941年12月8日那場災難從天而降之後,美國駐華北海軍陸戰隊的境況越來越令人絕望。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到一個星期,英國最新型的、最強大的戰艦「勇猛號」和「威爾士親王號」相繼被日軍炸沉,有名無實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眼巴巴地看著這支同盟艦隊在海浪中打滾翻騰卻無力參戰。而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泰國也先後受到日本軍隊的攻擊,新加坡淪陷了、香港淪陷了……日本陸海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撲過來,整個東南亞山崩地裂,英美軍隊到處都在潰退、潰退、潰退。 
  太平洋海岸的戰爭消息,使這支遠在幾千里之外的美軍不寒而慄,而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無限的傷感與恐懼。這些駐平、津、秦皇島的美國海軍,第一次親身體驗到了在敵人佔領的國度裡作為俘虜的滋味。只要日本士兵走到面前,就要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外加一頓拳打腳踢、棍棒加皮帶的懲罰。 
  錠者首先找到了華北美國海軍司令官哈斯特上校。這時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傲慢與神氣,儘管依然身著軍服並佩有日本人特許的長劍,然而那長長的佩劍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掛腰間,讓人頓生可憐和滑稽之感。事到如今,「高等」的白人不得不向日本小鬼低下了那「高貴」的頭顱。 
  錠者審問的結果,仍令他大失所望。哈斯特上校坦言:他確實曾經接到過美國公使館的指示,讓他負責轉移「北京人」,但他並沒有具體承辦這項任務,因為當時還有許多更緊迫的軍務要做。至於「北京人」到底是什麼模樣?是三塊骨頭還是五根肋骨?是裝在白色木箱裡還是裝在紅色皮箱裡?是一個箱子還是兩個箱子?他從未見過,因而一概不知。至於派去載箱的士兵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裝有貨?拉到了那裡?他也同樣無可奉告。 
  錠者只好暫時放棄了哈斯特上校,轉而找到了曾經去協和醫學院運送「北京人」化石的美軍上士斯耐德爾和中士傑克遜。按錠者的設想,這兩個直接承辦「北京人」化石的轉運者,應該知道「北京人」的去向。 
  然而,當錠者在集中營找到二人時,情形卻比他想像的複雜得多。 
  斯耐德爾和傑克遜站在錠者的面前,緊繃著臉,不願正面與其對視。在錠者的再三逼問下,二人承認去過協和醫學院押車裝過一批貨物,但並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他們將這批貨物送到了美國公使館,之後又奉命押往秦皇島,然後放入了瑞士倉庫。至於這批貨物裡面到底有沒有紅木箱或白木箱,木箱裡有沒有「北京人」,毫不知曉。按兩位士兵的解釋,上級交代任務時並沒有讓自己知道箱子的顏色和形狀,更沒有告訴自己箱子裡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作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的軍人,也自然沒有資格去打聽,否則就屬違犯軍規。 
  儘管錠者對兩個美國士兵軟硬兼施,但最終還是一無所獲,只得匆匆收場。 
  這位著名的偵探回到住所,把近一段時間調查的線索仔細地疏理了一遍,得出了如下結論:既然美國海軍陸戰隊受美國公使館的指令而去協和醫學院轉移過一批「貨物」,那麼「北京人」肯定就在其中,只要搞清這批貨物的所在地點,「北京人」定在其中。根據兩個美國兵的說法,「貨物」已被轉押到了秦皇島瑞士倉庫,那麼「北京人」就應該還藏匿在秦皇島瑞士倉庫的某個地方。於是,錠者最後認定,可能存留「北京人」的地方只有兩處:一、秦皇島瑞士倉庫(這個地方的可能性最大);二、美國海軍駐北平陸戰隊兵營。   
  第七章 緊急搜尋(3)   
  根據這一設想,錠者當即向北支派遣軍司令部作了報告,得到准許後,馬上帶領一群士兵,首先衝向美國陸戰隊駐北平兵營進行搜尋,但找遍了每一個角落,仍未發現「北京人」的蹤跡。這意味著「北京人」惟一可能存在的地點,就是秦皇島瑞士倉庫。 
  錠者馬不停蹄地向秦皇島趕去。 
  剖腹自殺的日本偵探 
  昔日井然有序的秦皇島,此刻已變得混亂不堪。 
  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繳獲了秦皇島霍爾庫姆營地美國海軍陸戰隊官兵的槍支後,緊接著便對美國在秦皇島及市區的所有物資全部進行了嚴密封鎖。 
  這時的秦皇島碼頭,從北平、天津等地運來的集裝箱已塞滿了整個貨棧,偌大的瑞士倉庫早已滿得幾乎放不下一個鐵釘。整個碼頭聳立起了一座座由貨物堆積而成的小山包——有的用白色篷布遮蓋著,有的頂端搭上幾塊草蓆,有的乾脆什麼也沒有,任憑風雪肆虐。這些貨物大多是在等待即將到來的「哈里遜總統號」輪船與其他美國輪船公司的船隻裝載,想不到包括「哈里遜總統」號輪船在內的二百多艘大小船隻,未能靠岸就被日軍截獲,美國駐華軍人與公職人員多數已被捕關押,碼頭上的貨物便成了一堆堆既無人運走也無人領回的「流浪兒」。 
  由於戰局不斷惡化,秦皇島港成了日軍轉運戰備物資的專用碼頭。隨著一批批戰爭所亟需軍火的運進運出,原存放於碼頭和瑞士倉庫的美國人的物資,有的被日軍拋入大海,有的被運到大街上賣掉,有的被洗劫後變成了他人的私有財產。整個港口成了各色人等趁火打劫,發財致富的角逐場。 
  錠者一到秦皇島,立即將「北京人」的調查情況向當地日軍司令官作了匯報,並要求派兵協助搜尋。 
  一時間,整個秦皇島港內港外,無論是大小板箱還是集裝箱,統統以各種方式被打開進行仔細搜查。整個碼頭、倉庫和貨棧,鋪滿了被從箱子中扔出的衣服、書籍、鐵器、瓷器、木器等各色物品。日本士兵的皮靴在上邊來回走動,幾乎將這些拋散的物品碾成了一灘灘濕泥和碎片。 
  然而,錠者和他的士兵們經過三天三夜的緊急搜查,連一塊骨頭的碎片也沒見到。 
  當一個紅著眼睛的日軍中尉於夜幕低沉中說出最後搜查結果時,錠者的心「咚」地一沉,兩眼直勾勾地盯著一塊石板,脫口說道「難道又落空了?」片刻之後,又呈歇斯底里狀地狂吼道:「這不可能,一定還有什麼地方沒有搜查徹底!,找,給我繼續找!哪怕挖地三尺,也一定要給我找到!」 
  「前幾天有一批美軍的行李從這裡運到了天津,要找的東西會不會被藏在了裡面呢?」負責搜尋工作的陸軍中尉想了想,小聲嘀咕了一句。 
  「什麼?還有一批運走的行李?!」錠者喜出望外,陰鬱的臉上立刻綻出激動與興奮的藍光,如同一個溺水者突然抓住了一根漂蕩的枯木。 
  「是的,是根據派遣軍司令部的指令運走的。」 
  「為什麼要運走這批東西?」 
  「這不是我應該知道的。」 
  「運走的貨物現在放在了什麼地方?」錠者神態緊張,彷彿剛剛抓住的枯木又漂蕩而去。 
  「大概還存放在天津瑞士總庫吧。」 
  「真的?!」錠者幾乎跳了起來。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轉身望著海面上星星點點的燈光,從牙縫裡擠出了幾個字:「『北京人』,你搞得我好苦!」 
  錠者率部回歸後,第二天並沒直接轉道去天津,而是悄悄地返回了北平。經過一夜的思考,他想到了一個人,一個與此事關係重大的女人——息式白。 
  此前,錠者為尋找「北京人」下落,曾先後三次找過這個協和醫學院的女秘書兼地下保險庫保密櫃的保管人。這個外表算不得漂亮卻性感十足的女人,給他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的印象。或許,這個女人能給他帶來好運。 
  錠者來到協和醫學院,找到了息式白,令他與自己到天津走一趟,以鑒定可以發現的「白京人」的真偽。在日本佔領下的協和醫學院,息式白早已成了落地的鳳凰——不如雞——式的人物,不敢造次,只好隨錠者趕往天津。   
  第七章 緊急搜尋(4)   
  隨後的三天,約30名日本士兵在錠者的指揮下,對天津瑞士裝卸公司總庫的所有行李箱、集裝箱,甚至一個書包,都進行了無一遺漏的搜查,仍沒有見到「北京人」的半個影子。錠者孤注一擲,又下令將倉庫的每一個角落反反覆覆地搜查了一遍,還是沒有結果。 
  錠者絕望了。無奈中,只好攜息式白返回北平。 
  當二人並肩走出北平車站時,息式白一眼看到廣場上擠滿了被俘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官兵,而四周則是荷槍的日軍正押送著美軍向站內擁去。息式白沒敢在此久留,儘管她很想弄清這群美國兵的去向,但出於安全考慮,她與錠者匆匆分手後,便找了一輛人力車,回到了協和醫學院的住處。 
  第二天,北平《晨報》報道了一則消息:《駐京美海軍陸戰隊轉往上海江灣戰俘營,昨日已從北京前門車站登車起程》。在這條醒目的標題下,還配有大幅照片,顯示出在日軍的脅迫下,美海軍陸戰隊登車的情景。 
  就在息式白在自己的居處閱讀《晨報》之時,在西城一座華麗的別墅裡,號稱日本帝國著名偵探的錠者,正在一步步朝著死神走去。 
  錠者在北平車站與息式白分手回到住處後,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把焦躁不安的情緒強壓在心底,開始撰寫一份關於尋找「北京人」經過的《備忘錄》。 
  這個計劃在他從天津返回北平的列車上就已想好。從東京來北平之前,他沒有想到「北京人」的搜尋會如此艱難——其實,到目前為止,他也並不認為這件事就算得上有多麼的艱難,只是戰爭所造成的特殊環境,使此事變得複雜起來,最後導致無果而終。而在他的心目中,這個沒有結果的結果,令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失敗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軍的聖潔,有辱自己作為日本帝國一流偵探的聲名,惟有一死,方能清洗掉自己的罪過」。 
  於是,他將在一夜之間寫成的《備忘錄》密封好,交給一名侍從,命他務必親自轉交給北支派遣軍司令部。 
  隨後,他脫下自己身上那套精工做成的毛料軍裝,換上一件黑色禮服,跪在一個低矮的漆桌旁,面對牆上潔白明亮的鏡子,在胸前慢慢畫了一個十字,嘴裡說了幾句只有他自己才能聽懂的話語,抓過一把日本武士軍刀,慢慢對準了自己的腹部猛地刺了進去…… 
  正當錠者躺倒在血泊中等待生命結束時,他的侍從因半路返回取一件東西與其相遇,昏迷中的錠者被送進了醫院。 
  錠者的性命總算保住了,但他的偵探生涯也就此結束。 
  不久,錠者被送回了日本,一個月後又被關押了起來,直到二戰結束,才恢復了自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在盟軍繳獲的日軍情報資料中,發現了錠者自殺前書寫的那份關於搜尋「北京人」的《備忘錄》,從而引起圈內人士的極大興趣。至於錠者在這份鮮為人知的密文中到底對「北京人」的下落記下了什麼秘密,埋下了什麼謎底,由於以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盟軍司令部從中作梗,當時由中國政府派往東京以朱世明將軍為首的接收團,沒能得到這份文件或文件的副本,內中詳情只有美國佔領者中的少數幾個人知曉了。 
  當然,對錠者此次天津之行,當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也傳出了一點內部消息,說是錠者在天津瑞士總庫已經找到了「北京人」,並秘密轉移到日本。而他的自殺,則是迫於日本高層怕其日後洩露天機,遂命他自殺。想不到這個被打發到陰曹地府報到的倒霉蛋,又陰差陽錯活了過來。惱怒的日本高層便把他召回國內關押起來,直至不久死在獄中。 
  因了這不同的說法,關於「北京人」最後的下落,再度引起了世界性關注。 
  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 
  正當世界各地,尤其是北平和天津兩地紛紛議論「北京人」,並把它的失蹤和日本人緊密聯繫在一起時,英文版的《北平時事日報》突然又爆出了一條新聞:   
  第七章 緊急搜尋(5)   
  保存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北京人」頭骨被竊 
  有名的「北京人」被模型所調換 
  一個美國職員被懷疑為主要盜竊者 
  中華同盟社消息:約在五十萬年前居住在北平附近的人類祖先——著名的中國猿人的頭骨發現被竊,在它原來的地方被運出而替換了一個模型。 
  這個驚奇的事情是被兩名日本學者——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的教授長谷部言人和該系的助教高井冬二先生所發現。他們在1942年8月19日到達北京,在周口店開始他們的研究工作。 
  當這兩名學者去參觀保存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極為珍貴的原始人類化石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北京人」頭骨已被模型所調換。該學校裡的一位美國職員被懷疑曾在「大東亞戰爭」爆發時取走了真正的頭骨,因為他預料到日本將武力佔領學校。 
  偷盜發生在兩年以前嗎? 
  長谷部言人博士指出,若干石器時代的工具和一些屬於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過渡時期的人類骨骼的真實標本卻都留下了。從另一方面獲悉,有一個日本醫學院的畢業生松橋在某次為研究人類學問題去參觀北京協和醫學院時,曾經親眼看見中國猿人的頭骨標本。他說,他在1940年時,同許多日本學者去該校的時候,他們發現,在該學校的儲藏室裡,只有一個爪哇直立猿人的模型。據松橋說,有這樣一個合同,就是禁止「北京人」頭蓋骨從這個學校運出。 
  這則消息所說內容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一個令人費解的事實是,消息公佈後不久,長谷部言人便很快從周口店撤出,不再進行發掘。據裴文中後來回憶,此後日本人也放棄了對他的糾纏,再也沒人找過他的麻煩。當時裴文中還聽到了另外一種說法,日本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然後讓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認。可息式白到了天津剛下火車,日本人又對她說:「天津找到的東西,與『北京人』無關。馬上回去吧,沒你的事了!」從此以後,日本人便再也沒有找過「北京人」了。不久之後又傳出一個說法:在錠者自殺未遂之後,日本軍部又派出一個陸軍大尉繼續尋找「北京人」。但這個大尉是誰?他搜查的經過和最後的結果如何,外界一概不知。 
  事實上,有關「北京人」的丟失、尋找、議論、猜測,在紛紛揚揚了一個時期之後,不得不暫時畫上了一個休止符號。因為此時人們關心和更有興趣談論的,是風起雲湧的有關戰爭的各種消息與傳聞。比如,列寧格勒保衛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盟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戰場以及諾曼底登陸等等。 
  就日本帝國而言,自偷襲珍珠港大功告成之後,儘管逞兇一時,但很快又陷進了一個難以自拔的爛泥坑。按當初日本人的設想,珍珠港事件後的美國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區恢復元氣,而日本可在美國實力恢復之前鞏固戰線。但事實卻大出所料。日本兵力原已不足應付侵華戰爭,在匆匆開戰的太平洋戰爭中,僅外圍戰線就長達萬餘公里,本土與前線相距甚遠,僅東京到所羅門群島就超過五千公里。要在如此長遠的戰線上作戰,其兵力、運輸能力都極為不足,最終只能導致全線崩潰。同時,日美兩國綜合實力懸殊,美國僅1943年製造並編人現役的航空母艦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戰敗時,全部用於戰爭的航空母艦才不過25艘。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羅斯福下令發展空軍和具有兩棲作戰能力的海軍,即海軍陸戰隊。美國太平洋上的勢力迅速恢復,並不斷得到補充和加強,美軍很快掌握了制空權和制海權,戰爭由被動轉為主動。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軍接連攻佔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和馬裡亞納群島。11月,美軍出動B-29遠程轟炸機,從馬裡亞納群島的塞班島、關島起飛,直撲東京,實施連續大規模轟炸。另一路美軍從西太平洋沿新幾內亞北部進攻,與英、澳、荷軍隊會師後,攻佔新幾內亞西部。   
  第七章 緊急搜尋(6)   
  1945年2月,兩路美軍勝利會師,重返菲律賓。6月,美軍迫近日本國門,日軍「大和」號巨艦沉沒,海軍艦隊全部被摧毀。 
  在緬甸戰場上,從1943年l0月開始,中、美和英、印、東非、西非部隊先後在緬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緬甸國民軍和游擊隊於1945年3月底發動總起義,5月1日解放仰光。日軍在緬甸徹底失敗。 
  在中國戰場上,由於中國軍民堅持不懈的反擊,終於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企圖以戰養戰、把中國佔領區變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有力地配合、支援了盟軍的對日反攻。 
  1945年7月,盟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早日投降。日本政府在軍部強硬分子的操縱下,宣佈「絕對置之不理」。 
  8月6日,惱怒中的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8月8日,蘇聯宣佈對日作戰,並迅速出兵中國東北,近百萬日本關東軍被殲滅。 
  8月9日,怒火未消的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長崎化為一片廢墟。 
  當晚,由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上最後裁決,以不變更天皇地位為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至此,中國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終於打敗了日本人。 
  至此,在戰爭中失蹤的「北京人」,像《桃花源記》中所說的神奇故事一樣,再度讓他的後世子孫發現了「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的一線希望。便「捨船從口入」,若「復行數十步」,真的可以「豁然開朗」嗎? 
  就在抗日戰爭勝利三個月之後的1945年11月19日,美聯社自東京發佈了這樣一則消息: 
  「北京人」遺骸在日本發現 
  在被日本軍隊送往日本又被佔領當局取得的掠奪品中,發現有來自已知人類最早祖先之一的山洞中科學上的無價之寶「北京人」。 
  現在得知在取得的這些掠奪物中,包括有粗糙的工具,雕刻的牙齒的裝飾品和說明這些物品在1929年北平附近周口店石灰岩山洞中發現的位置略圖。它們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保存過。 
  從被沒收的信中洩露,「北京人」的遺骸曾被中國人很好地保藏起來,躲避了日本科學家三年的追尋。在日本當局通知了盟軍總部後,這些物品在東京帝國大學內找到。 
  盟軍總部的科學顧問、美國地質調查所的職員懷特莫爾博士現在保管這個遺骸,並準備送回到中國中央地理調查所。 
  這則新聞如同「北京人」的發現和失蹤一樣,再度令世人為之震動,多年來渺無音訊的人類至寶終於在日本那已被盟軍戰領的國土上露出崢嶸,這對苦苦尋找了多年的中國人尤其是與其相關的科學家們,無疑是莫大的慰藉。 
  一個多月後,即1946年1月2日,英文版的《北平時事日報》又發表了英國路透社1月1日發自上海的一則消息: 
  「北京人」將由日本歸還中國 
  在日本佔領期間被日本軍隊當作掠奪物運往日本的「北京人」,將歸還到中國中央地理調查所。據東京大學報告說,這些名貴的遺骸和石器工具已經一同交給了盟國當局。 
  尋找了三年之後,日本科學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由一個專家負責監督把它運往東京。遺骸和圖標以及其它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沒有遭到任何損害。 
  在日本佔領期間,日本科學家曾在發現過「北京人」遺骸的周口店附近進行過新的發掘工作,但是沒有新的發現。 
  「北京人」是中國被日本掠奪的寶物中首先將被歸還的,但是中國愛國團體現在還正在設法取回其它被日本搶去的中國的古物和藝術的寶物。 
  如果說1945年11月19日美聯社發佈的那條新聞多少還讓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話,那麼英國路透社發佈的這篇報道,則讓人如同吃了一粒定心丸。——「北京人」真的要失而復得了。   
  第七章 緊急搜尋(7)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為數眾多的中國科學界人士積極呼籲,中國政府應該盡快組織人力,飛赴東京,從侵略者手中索回這一人類至寶。 
  機會終於到來了。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1)   
  李濟在日本的搜尋 
  1946年3月31日,中國航空委員會派出的飛機第一次飛入日本領空。 
  日本投降後,同盟國紛紛派出代表團前往日本,參加在東京舉行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以及被日軍掠奪物資的接收等活動。在抗日戰爭中付出沉重代價並為戰爭的勝利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國,自然也要派代表團前往。因而,這架進入日本領空的中國飛機,承載的便是前往日本參加戰後各種活動的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團團長是朱世明將軍,顧問便是具有「中國考古學之父」稱謂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著名的考古學與人類學家李濟博士。 
  李濟此次以顧問的頭銜隨團赴日,主要執掌屬於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務,專門的責任是為調查戰爭期間日本劫去的中國的書畫、古器物及一切與文化有關的物品,並與盟軍總部商量要求賠償的步驟,預備為講和約時作一個具體的方案。這一點是教育部與外交部指定的工作,並在行前已徵得盟軍總部同意。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尋找、查證「北京人」! 
  李濟到東京後所見的第一個美國人,是美國海軍司令斯脫特將軍。其人給李濟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誠懇率直的人」。在服役海軍以前,斯脫特曾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博物館工作者。據李濟後來撰文說,最初他聽說自己來日本尋找「北京人」,「似乎感覺到有一點驚訝」,但當自己將有關「北京人」前後發掘情況以及它的重大意義與對方交談後,這位司令官很快理解了中國人的心思和做法,並為中國人對古文明執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動。 
  未久,斯脫特司令告訴李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北京人」的消息。遺憾的是,卻是一個很壞的消息。斯脫特對李濟說:「盟軍總部已查詢東京帝大的教授,據他們的說明及答覆,『北京人』不在東京,也不在日本。」 
  「這……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呢?有兩篇報道已經清楚地說明,在日本發現了『北京人』,怎麼轉眼『北京人』又不在東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濟感到驚訝的同時又難以置信。但斯脫特將軍的話說得十分肯定。從對方的口氣中,李濟明顯感覺到,對方的話決非兒戲,而是十分慎重的。 
  「我也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但目前我得到的情報就是如此。」斯脫特攤了攤手,有些無奈地說。 
  「斯脫特先生,我懇切地希望您再協助我們查證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不過,希望您能協助我們再找一找新的線索。您知道,『北京人』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人類進程史的研究,都是極其重要的。」李濟再次強調說。 
  「這我理解。放心吧,我會盡力的。」斯脫特十分爽快地滿口答應著。 
  李濟與斯脫特道別後,即開始了對「北京人」的尋找。按他所掌握的線索與判斷,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首先必須找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濟費盡周折,始終找不著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盟軍總部有關人士向他介紹說, 1942年底,二人由中國返回東京後,開始研究從中國運來的化石標本。日本戰敗後,二人陷入了戰敗後巨大的精神痛苦與絕望之中,前一段時日離開東京,隱身於某個鄉村角落裡,再也無從尋找了。 
  面對盟軍總部的答覆,李濟於心不甘又無可奈何,因有其他事務在身,遂中止了對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隨後,李濟又和盟軍總部負責文化物質接收事宜的美國史克門少校取得了聯繫。由於少校對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較有瞭解,故二人的談話開展得既快又順利。可惜的是,史克門同樣否認了他們已經找到了「北京人」的事實。李濟的希望再次落空。 
  不過,在這次會晤中,史克門少校代向李濟表示了七點意見: 
  (一)京都大學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約他當面談退還日本劫掠的中國古物問題,他很贊成並願同往;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2)   
  (二)盟軍總部管美術品與紀念品的一組,保存有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廣播新聞的全份,其中有數條記載日本搬運中國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國代表團參考;(三)現在總部所訂的規則為:凡是有確實證據並容易辨認為日本戰時劫掠的屬於盟國的器物,總部均可代為搜尋並退還原主:(四)在平時劫掠的美術品與古物,總部不擬辦理:(五)周口店山頂洞層的遺物,已由盟軍總部保管,可以退還中國:(六)中央圖書館的書籍現在東京,可以咨請盟軍總部代索;(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編一完備的收藏目錄送盟軍總部及各國代表團作參考,可以考慮。 
  史克門少校的這七條意見,有幾條是對一些問題的答覆,有的則代表盟軍總部已經採取的立場,大致與斯脫特司令所說類似。 
  少校談完意見後,提議與李濟一起去京都走一趟,說不定在那裡能找到「北京人」。李濟自是喜出望外,這正是自己此次日本之行的主要內容之一。 
  二人趕往京都,並住進了同一所飯店,李濟利用各種機會與史克門少校交換搜尋「北京人」的線索和見意。遺憾的是,整整一個星期,還是沒有找到「北京人」下落的確切線索。 
  在餘下的日子裡,李濟依然堅持在日本四處奔波,八方打聽,哪怕有一點點與「北京人」相關的線索,他也要親自過問,親自查詢。但仍然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日本找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可盟軍總部的有關人士卻推說「地址不明,難以查詢」。再者,美聯社與英國路透社相繼發表了「北京人」找到並即將歸還中國的消息,而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總部主其事者,對「北京人」的下落問題又避而不談,甚至乾脆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很顯然,「北京人」還在日本人手中,或者他們藏匿在了什麼隱密之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誰又能夠斷言,美國人就一定沒有從日本人手中將「北京人」摳出來,裝入自己的腰包呢? 
  李濟把有關尋找「北京人」的情況向中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作了匯報,朱感到問題比較複雜,也很棘手,當即給盟軍總部發去一份《備忘錄》,請求盟軍總部繼續協助查找「北京人」及其它人類學標本的下落。該《備忘錄》原文如下:備忘錄致:威婁柏中將參謀長助理主文:為送還周口店的人類學材料及中國猿人的研究記錄1.根據報告,以下各項物件在戰時從北平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1)「北京人」標本,包括七個頭骨、十二個下頜骨、一些牙齒及骨骼材料;(2)周口店第1地點、第15地點及山頂洞的石器、骨器及動物遺骸;(3)關於周口店發掘的工作記錄、照片和文件等;(4)安陽發現的狗及狼等哺乳動物;(5)步達生教授及魏敦瑞的關於人類學的書及單行本等。 
  2.已經知道,在發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創辦了新生代研究室時跟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曾經請求盟軍總部查詢上列失物。隨後一些屬於項目(2)和(3)的標本被送還了,現在是在盟軍總部自然資源組保管。中國代表團李濟博士應中國經濟部的要求,請對這些高度重要的科學標本作更進一步的查詢。經過請求從C.I.E組已發現物件的清單,附在後面的是這個清單的抄件。 
  3.為此請求盟軍總部指示文物保管處的外國及雜項財產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類學的標本和中國猿人的研究記錄交給代表中國代表國的李濟博士。更請盟軍總部對那些還未發現的物品繼續作進一步的搜尋。 
  4.懇切希望你們對於這些請求加以注意。 
  中國代表團團長 朱世明1946年4月30日很快,盟軍總部與日方就劫掠中國物品問題,初步達成了如下幾項協議: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3)   
  1.「七七事變」以後之劫掠品,有證據者即退還中國:2.登記日本私人收藏目錄以備檢查;3.已決定之事項為周口店遺物即時交還代表團;4.中央圖書館書籍即時預備送還。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儘管李濟在日本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艱苦努力,對「北京人」前後共進行了五次尋找,最終還是沒有見到「北京人」的蹤影。 
  5月5日,帶著一腔遺憾,李濟離開日本回國。 
  在此之前,裴文中曾致電在重慶的翁文灝,希望能隨中國代表團親自前往日本尋找「北京人」。但翁文灝不久回電說,國民政府已決定派李濟隨團赴日,你就不必去了。面對此情,裴文中只好給李濟寫信,囑他到東京後一定要找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們索回「北京人」頭骨標本。李濟從日本回國後,裴文中迫不及待地寫去一信,詢問在日本尋找「北京人」的情況。5月24日,李濟給裴文中回了一封信,並附了一份《備忘錄》和物品清單。信中寫道:文中先生:5月21日手示敬悉。弟於5月5日返國,因寫報告,各處信都未寫。弟在東京找「北京人」前後約五次,結果還是沒找到,但帝國大學所存之周口店石器與骨器已交出(弟已看過一遍,確實你們的東西),由盟軍總部保管。弟離東京時,已將索取手續辦理完畢。茲將致總部之備忘錄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詳情容再談。專此並頌撰安弟 濟手啟 卅五.五.廿四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見到了李濟。當裴詳細問及李濟在日本尋找「北京人」情況時,李說:在東京他曾通過中國駐日代表團要求盟軍總部代找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們詢問「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軍總部最後給他的回答是:長谷部言人已遷往鄉間,住址不明。後來又說高井冬二可能在東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詢不著。 
  裴文中聽後頗感奇怪,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學術界有相當的知名度,又有詳細地址,怎麼會找不著呢?顯然是美軍總部欺騙了李濟。 
  美國人的神秘信件中國代表團回國不久,被日本人掠走的周口店化石標本以及其它資料等很快由盟軍總部接收並交還了中國,但當年日本從中國掠走的大量人類化石標本,還回中國的只是極少一部分。在「北京人」轉移時,胡承志親自裝箱的清單是——一隻較大的白木箱子裡,共裝有七盒標本:第一大盒:「北京人」的牙齒(分裝七十四小盒)「北京人」的牙齒(分裝五小盒)「北京人」的殘破股骨九件「北京人」的殘破上臂骨兩件「北京人」的上頜骨兩件「北京人」的上頜骨一件(發現於山頂洞底部)「北京人」的鎖骨一件「北京人」的腕骨一件「北京人」的鼻骨一件「北京人」的顎骨一件「北京人」的第一節脊椎骨「北京人」的頭骨碎片十五件「北京人」頭骨碎片一盒足趾骨兩盒猩猩牙齒化石三小盒「北京人」的殘下頜骨十三件第二盒:「北京人」頭蓋骨第三盒:「北京人」頭蓋骨第四盒:「北京人」頭蓋骨第五盒:「北京人」頭蓋骨(1929年從「E地」發現)第六盒:「山頂洞人」女性頭骨第七盒:「山頂洞人」女性頭骨另一隻較小的白木箱子裝有下列標本:「北京人」頭骨(從「D地」發現的)「山頂洞人」頭骨(男性老人)獼猴頭骨化石兩件獼猴下頜骨化石五件獼猴殘上頜骨化石三件獼猴頭骨化石殘片一小盒「山頂洞人」下頜骨四件「山頂洞人」脊椎骨一大盒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4)   
  「山頂洞人」盆骨七件「山頂洞人」肩胛骨三件「山頂洞人」膝蓋骨三件「山頂洞人」頭骨殘塊三件「山頂洞人」跗骨六件「山頂洞人」□骨兩件「山頂洞人」牙齒一玻璃管「山頂洞人」下頜骨殘塊三件而戰後日本人歸還中國的關於周口店的物品清單則是——周口店第1地點不同水平層的平面圖和剖面圖一套野外工作辦公處的簡報和帳目十一套給外國的周口店哺乳動物化石清單一套周口店外景的電影片七本山頂洞磨光的鹿角一件山頂洞狐和獾的犬齒一盒(四十四個)未磨過的山頂洞狐狸和獾的犬齒一盒(三十七個)山頂洞的石墜、骨針、帶紅色的石灰岩碑塊和大型鹿的犬齒一盒山頂洞狐狸的犬齒(典型標本)一盒山頂洞的人工穿孔的蛤蜊殼、鳥骨墜、魚骨、魚的脊椎骨和石珠一盒山頂洞的石器四塊第1地點的石器三塊第1地點燒過的鹿角碎片一盒第15地點石器五塊第15地點石器一塊文件(英文)三卷兩相比較,差別甚大。而且,在日方歸還的這一極少部分物品中,根本沒有一件是「北京人」的化石標本。 
  於是,中國科學界不禁發出疑問,日本與美國,究竟誰是「北京人」的真正盜賊?如果「北京人」不在日本,又在哪裡?日本退還的這些東西又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通過何種方式與渠道從中國掠去的呢? 
  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濟在日本尋找「北京人」消息的同時,遠在美國的魏敦瑞也十分關注中國此次去日本尋找「北京人」的情況。當得知李濟從日本回國後,魏敦瑞馬上催促美國方面,趕緊與中國取得聯繫。 
  1946年7月12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國國務院委託前往日本尋找「北京人」的美國著名地質學家沃特莫爾(Frank C.Whitmore)的一封信: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您大概已經收到了美國陸軍當局在東京帝國大學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標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請求下,我附上一張這些物件的清單。當去年冬天在東京的時候,我曾努力尋找中國猿人遺骨的線索,但是不能這樣做。 
  如果您對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東西提供東京任何進一步的情況的話,我建議您和美國陸軍中校善克聯繫。 
  您的親愛的沃特莫爾1946年7月12日沃特莫爾曾在1945年從美國動身去日本尋找「北京人」之前,就由軍郵轉給裴文中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對裴文中說,他將奉命去日本東京美軍總部工作,同時又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和受洛氏基金會的委託,在日本東京尋找「北京人」遺骨,要求裴文中為他提供一些有關「北京人」的消息,以便讓他順利找到「北京人」遺骨。 
  裴文中當即回信,告訴對方,可以到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研室找長谷部言人和地質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們二人是最後在北京尋找「北京人」標本的負責人,他們可以供給他可靠的消息。 
  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後就沒有收到沃特莫爾的回信,後來又去了兩封信,仍石沉大海,直到一年後的今天,才收到了沃特莫爾的這封來信。令裴文中費解的是,沃特莫爾卻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說「但是不能這樣做」。此話到底何意?為何不直接言說在東京的尋找遇到了那些麻煩,而要說「不能這樣做」呢? 難道是沃特莫爾有其他的苦衷和難言之隱? 
  沃特莫爾當時的身份是美軍總部軍事地質組的代理組長,並受美國國務院之命和洛氏基金會的委託,在日本尋找「北京人」。這樣的身份和條件,完全可以做到暢通無阻。為何開始雄心勃勃,後來又「不能這樣做」呢?是誰,或者是什麼原因迫使他中途轉軌「不能這樣做」的?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5)   
  另外,沃特莫爾在信中對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況隻字不提,這又是為什麼?到底見沒見到二人?若相見,對方如何回答?假如沒有相見,又是為什麼?難道也像盟軍總部回答李濟一樣,是「住址不明」嗎?很顯然,從寄來的清單看,盟軍總部已經從東京帝國大學索取到了許多有關「北京人」標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這些材料,是不可能越過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既然找到了二人,「北京人」的下落問題就應該有一個說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二人就一定知道「北京人」的下落,或者就是他們劫去並藏匿了「北京人」,但至少應該把他們在華尋找經過和所見所聞說個明白,弄個清楚。可為什麼沃特莫爾對這至關重要的線索避而不談,只簡單而含蓄地說「不能這樣做」?這句充滿玄機的話,到度暗含著什麼隱秘? 
  據裴文中後來得到的消息,盟軍在東京帝國大學發現有關「北京人」的材料後,美國曾經特派專人代表洛氏基金會飛抵東京進行了秘密接收,事後卻對外宣稱,只接收了一部分化石標本與發掘的電影膠片。美國派去接收的人是誰?到底接收了什麼東西?外界不得而知。而在接收的那些東西中到底有沒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數人之外,更是無人知曉。 
  裴文中反覆看了沃特莫爾的信,一個個問號在腦中顯現,但一時又找不到答案。最後決定根據沃特莫爾的建議,盡快與美國陸軍中校善克取得聯繫。 
  善克是盟軍軍事地質調查組的組長。此前,威婁柏陸軍中將接到中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備忘錄之後,便將備忘錄交給了善克中校,並明確指示將由他負責調查「北京人」以及其它化石標本的下落。與此同時,在魏敦瑞的反覆請求下,美國政府聯邦調查局也開始協助善克中校全力尋找「北京人」的下落。當裴文中與善克取得聯繫,並為其提供了一些有關「北京人」的情況後,希望對方盡快幫助中國找回「北京人」。 
  但是,善克中校與他所率領的調查組在日本轉了一圈,然後又奔赴關島醫院,與已轉移到那裡療養、等待回國的原駐華北美國海軍陸戰隊哈斯特上校及下屬官兵進行了交談,仍一無所獲。 
  善克回到美國後,為盟軍總部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寫了一份尋找「北京人」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詳細地敘述了搜尋「北京人」的前後經過,以及他對「北京人」失蹤這一懸案的分析與思考。其中,他認為有的問題是個盲點,有的問題是個問號,有的問題是個死結,有的問題簡直就是說不清道不明,稀里糊塗一團糟!而善克中校在這份備忘錄中,對「北京人」的最後推測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沒有運到秦皇島便已丟失,後來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槍托和皮靴下化為一片碎骨。而第一種可能性較大。 
  1947年初,曾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的朱世明將軍接到了由盟軍總部轉來的關於善克中校調查「北京人」的備忘錄副本。朱將軍匆匆閱罷,立即呈送國民政府,並請求由中國政府組織一個專門調查小組,繼續對「北京人」進行調查。 
  但這個時候國共內戰已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眼看首府南京不保,他這個「南京人」都面臨著潰逃的境地,哪裡還有空閒顧及什麼「北京人」?儘管朱世明、李濟和裴文中等人幾乎每天都在盼著搜尋計劃的實施,但最終還是在越來越酷烈的內戰炮火中化為泡影。 
  舉世矚目的「北京人」國際大搜尋,暫時告一段落。 
  指控與反指控 
  當國共內戰炮聲漸稀,蔣介石率國民黨殘兵敗將退居台灣孤島,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控制大陸並建立了一個新中國後,「北京人」的下落再度勾起了人們的回憶與尋找的念想。 
  1950年3月21日,香港《大公報》登載的一篇專訪裴文中的報道: 
  「北京人」被劫美國 
  裴文中根據種種事實判定美日勾結掠奪我無價之寶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6)   
  【本報北京通訊】「北京人」的發現者裴文中博士發表談話,根據種種跡象,證明美國政府已將中國人民的無價財寶之一的「北京人」從日本運到美國紐約。 
  這個保存完整的「北京人」頭骨,是1929年在河北房山縣周口店發掘而得,我們可以驕傲地說,它是中國人民無價的財寶之一,因此,也就自來為帝國主義者所垂涎。七七事變後,它被留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輾轉流落,不知去處。今天,要追問一下,我們的「北京人」究竟在哪裡? 
  根據以上的情形看來,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願宣佈,運到東京去了。因為自從說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後,雖然後來又加否認,但以後永遠沒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過裴先生(1943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關了五十多天,也與此事無關)。再說,查找「北京人」之時與「北京人」失蹤時相距不久,押運「北京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都被關在豐台集中營裡,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京至秦皇島之間),他們那時統治了華北,自然能夠由那個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跡象證明,「北京人」已在美國。 
  日本投降後,路透社和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央社,曾兩次宣佈說,「北京人」已在東京發現,並由日本人交給麥克阿瑟總部。但麥克阿瑟總部交給國民黨反動派「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無價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賬本等。 
  ……這個把戲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會把毫無價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給麥克阿瑟總部(「北京人」的模型曾製作了若幹份,分送給世界各國,所以模型並不是極珍貴的)。那個地質學者(南按:指美國的沃特莫爾),前後都給裴先生來了信,中間一段卻總無回音,也就說明其中的詭計了。我們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後秘而不宣,後來被麥克阿瑟總部「接收」,就運到美國紐約去了…… 
  國民黨反動派對這個中國人民的珍寶是漠不關心的。裴先生當時曾托「軍事代表團」中的李濟之在東京查問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兩人,麥克阿瑟總部的答覆是,長谷部言人在鄉下住,不知詳細地址,高井雖然是在東京,但「住址不明」,「無法查找」。而我們知道,長谷部言人是「學士院」的副院長,高井當時是東京帝大講師,裴先生的學生在東京都曾見過他們。因此,日帝與美帝所表演這套「雙簧」是極為拙劣的。 
  但是,中國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個水落石出,追到物歸原主的。裴先生說,「北京人」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辛苦所得,個人對它的重視有如生命,在淪陷時期,曾不顧性命地來保衛它。在過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帝合謀掠奪而去,我們雖然氣憤萬分,卻沒有辦法。現在只有盡力支援抗美援朝運動,在朝鮮以及亞洲趕走美帝並希望對日全面和約的早日締結,我個人願意到東京或紐約去盡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篇專訪儘管具有強烈的時代政治色彩,而且在邏輯推理上尚欠嚴謹,遣詞造句也顯粗糙,但卻旗幟鮮明地向世界宣佈——日美暗中勾結,已將「北京人」從日本運到了美國紐約! 
  這是「北京人」失蹤近十年來,一直沉默的中國學術界首次公開提出「北京人」的下落,並指責美國這一「賊喊捉賊」的醜惡行徑。消息傳出,無異於在陰霾的天空炸響了一聲驚雷。它讓每一個中國人感到強烈震驚的同時,也讓美國人大為驚訝。尤其是美國科學界,更感到震驚與不可思議。未等世人回過神來,另一篇發表在中國《人民日報》上的文章,直接將美國紐約自然博物館和魏敦瑞推到了審判席—— 
  帝國主義野心畢露 
  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國發現 
  最近,一位共產黨員去美國旅行時,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發現有古人類頭骨化石正在展出。這位共產黨人經過向該館的一位人類學家瞭解,驚奇地得知展出的頭蓋骨化石,正是中國1941年丟失的「北京人」頭蓋骨。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7)   
  「北京人」頭蓋骨是1929年由中國科學家裴文中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發現的,經科學家研究鑒定,距今已有五十多萬年的歷史,是亞洲發現的最古老的人類化石,在科學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北京人」發現後一直保存在協和醫學院的地下室內。1941年12月,日美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矛盾加劇,狗咬狗的戰爭即將爆發。為佔有珍貴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中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偷偷將化石運出北京,然後潛逃到美國,在自然歷史博物館隱藏起來,企圖躲避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查詢。 
  然而,中國和世界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狐狸再狡猾也逃不過好獵手,「北京人」在失蹤近十年後,終於被正義的人民群眾發現。 
  「北京人」是中國的國寶,被美國長期霸佔迭十年之久,充分顯示了美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對於這樣的侵略行為,中國人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我們一定要讓「北京人」化石物歸原主。 
  報道所說的「共產黨員」是指一個叫華特生的英國古生物學家,此人曾致信中國科學院高層,謂在紐約親眼看到了「北京人」。潛逃的「美帝國主義分子」暗指魏敦瑞,而提到主持化石展出者,則是另一位古人類學家哈里·夏皮羅(Harry L.Shapiro)。 
  夏皮羅時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美國古人類學會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三年的解剖學教授,並跟隨魏敦瑞研究過一段時間「北京人」頭蓋骨及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化石。隨著日美關係緊張,夏皮羅先於魏敦瑞兩個月回到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兩人在回到美國後的歲月裡,彼此肝膽相照,風雨同舟,共同堅持研究從北平運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於1948年7月去世,據說臨終前還念念不忘「北京人」,並囑托夏皮羅繼續關注這一人類寶藏的下落。因此,無論從考古事業還是私人感情上,繼魏敦瑞之後與「北京人」有「親緣」關係的夏皮羅,對尋找這一珍寶自然有著莫大的熱情。更何況,能夠尋找到「北京人」,也是一種莫的榮耀。 
  於是,當紅色中國宣告成立時,夏皮羅即動手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有關「北京人」下落的各種資料,準備親赴中國和日本等地加以搜尋。 
  然而,正當他試圖說服美國政府同意他這一計劃時,韓戰爆發,朝鮮半島與鴨綠江畔的隆隆炮火,擋住了夏皮羅走出國門的腳步。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夏皮羅看到了這篇不點名的指責報道,於極度的震驚中叫苦不迭。作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和全美古人類學會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覺得有責任、有必要站出來為其「闢謠」,為他所服務的博物館正名。 
  於是,1951年3月27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夏皮羅的反駁文章。其主要內容是:本館從來沒有展出過「北京人」化石,也未隱藏什麼所謂的「北京人」頭蓋骨。關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佔有「北京人」並進行展出一事,實為中共造謠惑眾,不置信服和推敲。試想,如果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對它們展覽或進行科學研究,無異於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盜竊行為。如果說歸我自己私人佔有,那麼一個人擁有如此著名的東西能做何用?並且它們並不具備什麼藝術價值,以供我獨自把玩欣賞。對此我不願再說什麼,只等將來的事實站出來說話。 
  隨後,美國的一些媒體也紛紛站出來為美國和羅皮羅本人辯解。 
  一時間,圍繞著「北京人」在不在美國的問題,中美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場指控與反指控的輿論大戰,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學家、學者和記者都捲入了這場史學界空前熱鬧的「世界大戰」之中。 
  從1950年到1959年,中美雙方斷斷續續地進行了近十年的指控與反指控的輿論大戰,儘管論戰對探尋「北京人」的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對中美科學家之間的感情卻形成了不小的傷害。而最後,「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紐約,不在紐約又在哪裡?依然沒有人能夠做出附合邏輯,又令眾人信服的定論。   
  第八章 國人的無奈與哀傷(8)   
  正因為這場「中美大戰」,又勾起了許多原駐華美海軍陸戰隊官兵的回憶,一位叫威廉·弗利的美國醫生,聲稱他曾在華擔任過美國海軍陸戰隊軍醫。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弗利受上司的指令,專門負責「北京人」化石的轉移事宜,但化石尚未運出中國國門,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與其他隊員一起被俘。他被押送到日本戰俘營前,避開日本人的監視,巧妙地將裝有「北京人」化石的幾個軍用提箱分別寄存於瑞士人在中國開辦的百利洋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國人設在天津的巴斯德研究所和兩個居住在天津的中國友人家中。弗利相信「北京人」仍在天津,並設法取得赴中國的機會進行尋找。 
  遺憾的是,此時的中美關係仍處於極端對抗的冰凍階段,稍後中國「文革」爆發,弗利的心願遲遲未能實現。 
  但正是這個意外插曲,又為尋找「北京人」的故事增添了頗為玄妙的一筆。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1)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偵查 
  歷史的腳步於匆忙中跨進了20世紀70年代的門坎,隨著中美關係日漸緩和,威廉·弗利慾赴中國尋找「北京人」的計劃出現了一絲曙光,他開始為此奔波起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奔波忙碌,竟引起了大洋彼岸一個的關注,這個人就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解學恭。 
  1971年初的一個傍晚,解學恭剛吃過晚飯,便悠閒地拿起了一份由新華總社下發的當時只有高官要人才有資格享受的《內部參考》瀏覽起來。剛看了一會兒,一則轉載於美國《紐約時報》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眼珠。消息說: 
  二戰前駐中國的原美國海軍陸戰隊軍醫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博士,已向中國方面提出申請,準備親赴中國的北京、天津等地,尋找二戰期間失蹤的「北京人」化石。弗利向記者回憶了當年他在平、津兩地的那段生活後,又特別提到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兩個居住在天津的中國友人。弗利本人向記者表示,無論此次去中國的計劃是否實現,不管失蹤已久的人類文化巨寶「北京人」化石是否還能找到,他都將自己參與尋找「北京人」的有關事實和線索,以回憶錄的形式寫出來,公佈於天下云云。 
  解學恭看完報道,不覺為之心動:弗利提到的當年隱藏「北京人」的三個地點,全在他管轄的天津市區內。富有敏銳政治頭腦的解氏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個極富有刺激性的事體,若讓公安局出面查一查,比整天沒完沒了地整治幾個當權派和批鬥幾個臭知識分子刺激多了。儘管已被打翻在地並被踏上一隻腳的當權派與臭老九們,整天哭爹喊娘,呈殺豬狀地嗥嗥亂叫,但畢竟見得太多了,各路神經都已被麻木。相比較而言,若把幾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從天津某個角落裡揪出來,或展覽,或示眾,或遊街,那該是一件令人感到很爽的事情。於是,解學恭摸起一支大筆,三下五除二地在這份《內部參考》上作了如下批示: 
  市公安局: 
  美國人提供的當年「北京人」失蹤的三條主要線索,都發生在我們天津,請你們組織人員查一查是否屬實。若確有其事,盡快組成專案小組,立案查處。此事關係甚大,注意保密。 
  天津市公安局當權者接到解學恭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組成了專案小組,精選了辦案能力極強的王重光任組長。 
  王重光受領任務後,很快給中國科學院發去一封公函,對查找「北京人」一事作了說明,希望中國科學院派人在北京協助查尋有關線索。 
  接函後的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當即指示由下屬的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派出兩名精幹人員,協助查尋有關線索(當年周口店發掘的化石,新中國成立後歸該所擁有)。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領導經過討論研究,決定委派剛從「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回所不久的張森水和吳茂霖兩個年輕的科學家協辦此事。 
  張森水和吳茂霖均是裴文中的學生和助手,對「北京人」的感情自然要比一般人更為深重,哪怕僅有點滴線索,也願意積極參與尋找,加之「文革」的烈焰依然升騰不息,打砸搶燒與「破四舊」的風頭正勁。能在這樣一個天下大亂但暫時還沒有達到偉人所說「大治」的情形中,協助尋找「北京人」,自是一件難得的幸事,也是一件頗感刺激的大事。 
  張、吳二人很快和天津公安局專案組取得了聯繫。根據對方的要求,二人需要首先查實弗利此人到底有沒有在協和醫學院工作過。如果查後確有其人,天津方面再按弗利提供的三條線索一路查找下去。若是其人根本就沒在協和醫學院工作過,那無疑是帝國主義故意施放的煙幕彈,企圖轉移人們的視線,掩蓋他們盜竊「北京人」的罪惡行徑。 
  張森水、吳茂霖懷著激動、亢奮的心情,很快來到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找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過的林巧稚、張孝騫、鍾慧瀾等著名醫學專家,並一一進行了詢問。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這些專家稱:弗利何許人也,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2)   
  面對此情,張森水、吳茂霖認為是天津方面搞錯了,便乘車連底赴津,找到市公安局專案組人員,將在北京查詢的情況作了說明,並提出能不能看一看天津方面所掌握的有關檔案材料,以驗證是否搞錯了人名。專案組組長王重光有些為難地說:「這是首長交辦的絕密案件,非專案組正式人員,是不能查看的。」張、吳二人聽罷,不好再說什麼,只表示願意繼續協助專案組人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後,專案組人員分成兩個小組,一個小組繼續負責天津方面有關線索的偵查;另一個小組則到北京,對弗利是否曾在協和醫學院一事作進一步核實。同時,對當年由瑞士人在中國開辦的百利洋行北平總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也要作一番認真的查詢。 
  天津專案組人員來到北京後,住進了公安人員常住的崇文門賓館。他們經過一周的艱苦查訪,終於查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弗利確實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只因他工作的時間較短,加之他當年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上尉軍醫,故沒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張孝騫等人的注意。同時,經過查證,弗利其人確實是當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駐天津兵營的軍醫,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被日軍俘虜,也屬事實。 
  但天津專案組人員在對瑞士百利洋行北平總行的調查,屬於異地辦案性質,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總行又是涉外機構,他們無法看到檔案,使查證工作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鑒於此情,天津專案組人員只好又找到張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提出建議,由中國科學院出面協調,請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總行屬於北京管轄範圍,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辦案,就會順利得多。 
  張森水認為這個意見自有道理,便寫了一份報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給了中國科學院。遺憾的是,在那個混亂無序的年代裡,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大都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根本不可能來落實此事。而那些革委會的頭頭們,關心的只是「造反有理」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更不會過問與大局無關的「閒事」。張森水寫的報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北京方面的查找,至此中斷。 
  天津方面的調查,進展還算順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條線索中,其中一條是他將一個軍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經專案組調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確實做過一些倒賣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專案人員在調查中,與之相關的人員卻一口否認他們曾經收到過弗利送去的軍用提箱,更沒有見到過什麼「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還說,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弗利這個所謂的美國醫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條線索,是說他將一隻軍用提箱放在法國人開辦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經專案組對原巴斯德研究所部分有關人員進行調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線索和依據。正當一籌莫展時,意外的情況出現了:有人提供了一個中國女人的線索,說這個中國女人當年曾是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長最寵愛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關箱子的情況。 
  於是,專案人員順籐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當年的這個中國情人,而後通過多次追問,這個「情人」終於吐露了真情:她當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確實曾經相愛,並且也認識弗利這個美國軍醫。就在1941年12月7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以及弗利三人,還在北平北海公園遊玩過一次,直至深夜才趕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國海軍駐天津兵營就突然被日軍包圍,接著弗利被俘,之後便再也沒見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有過接觸,更沒見過所謂送來的軍用提箱。 
  從所長情人的講述中可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天,弗利還在北平北海公園遊玩,而裝有「北京人」的箱子這時要麼還在秦皇島,要麼還在秦皇島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弗利當即被俘,而被俘後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樣也就不可能擁有箱子。所以這位「情人」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後,沒有見到弗利送來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長情人沒見到弗利送過箱子,並不等於弗利沒有送過箱子。因為據弗利後來所說,他被俘後一個星期後又被放了出來,他是在被放出來之後將箱子轉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專案組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查找,還是沒有在原巴斯德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說的箱子。而弗利當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德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證據。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3)   
  弗利提供的第三條線索是將另兩個箱子交給了他最信賴的兩個中國朋友。專案組人員通過四處調研,八方查找,終於找到了弗利說的那兩個他最信賴的中國友人。這兩個中國友人本是一對恩愛夫妻,當專案組人員找到他們時,這對夫妻早已離婚多年,原因是建國後有人揭發,說他倆當年裡通外國,與美帝國主義有勾結,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於是,一家人從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女的離異後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則被押到了四川某勞改農場服刑,多年來彼此已沒有任何來往。 
  專案組人員分別赴上海和四川某勞改農場調查,從雙方的供詞中得到證實,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這對夫婦和弗利確實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確實曾將兩個箱子送到他倆家中,拜託他倆一定好好代管,等將來戰爭結束後再歸還給他。 
  但是,這對夫婦卻一口否認箱子裡裝有什麼「北京人」,而說兩個箱子一個裝的是醫療器械,另一個裝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國古董瓷器,此外還有五百美元。二戰結束後,弗利回到了美國,不久便來信談及兩個箱子之事。後來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裡的古董瓷器和五百美元,由天津領事館拿走了,其餘衣物之類的東西,則由他倆給變賣了。 
  專案組人員對這對夫婦採取的是行內「背靠背」的辦案形式,結果是,兩人的說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說,他倆雖然確實曾為弗利真誠而精心地代管過兩個箱子,但箱子裡裝的東西,卻不是「北京人」。而這對離婚後的男女相處異地,且多年沒有來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問題。 
  專案組再度陷入困境。之後不久,隨著「批林批孔」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興起,以及中國政壇萬花筒般的翻雲覆雨,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偵查「北京人」一案,宣告流產。 
  那位美國紐約的威廉·弗利,也由於陰差陽錯的原因最終未能登上駛往中國的航班,尋找「北京人」之夢成為泡影。 
  十幾年之後,曾協助天津警方尋找過弗利的張森水,曾借到美國講學之機,專程到紐約找過弗利,打算就「北京人」一事進一步問詢探討。當他好不容易找到家門時,弗利已經不在人世,他和他所知道的有關「北京人」的秘密,被一同埋進了墳墓。 
  夏皮羅天津兵營的探訪 
  威廉·弗利的心願終生未遂,而哈里·夏皮羅卻有幸實現了他的中國之夢。 
  1980年9月16日,經歷了幾十年的折騰和渴盼之後,年近七十歲的原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夏皮羅,在女兒的陪同下,登上了飛往中國的航班。 
  夏皮羅父女搭乘的客機在北京機場平穩降落後,前來機場迎接他的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青年人類學家董興仁。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夏皮羅來中國的前三個月,又得到了一條重要信息,一個當年曾在天津駐守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告訴他,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曾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6號樓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沒有意外情況發生,「北京人」至今應該依舊安然無恙地躺在那裡等著知情者去營救。這個老陸戰隊員在向他提供這一信息的同時,還交給了他一疊1939年拍攝於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兵營6號樓建築物的照片複印件。 
  得知此情,夏皮羅很快向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主任發去一封請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得到的最新線索外,再三希望吳新智能設法促成他的中國之行。同時還強調說,他此次來中國尋找「北京人」,不管結果如何,所有費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無需中方承擔分文。 
  吳新智接到夏皮羅言辭懇切的求助信後,覺得此人作為一名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古人類學家,雖年逾古稀,卻不辭辛勞、不遠萬里,主動要求到中國來尋找「北京人」,這是什麼精神?這或許就是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的光輝篇章中所說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於是,便向所裡和科學院作了報告。最後,以中國科學院的名義發去一封邀請函,對方很快辦妥了來華手續。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4)   
  夏皮羅下榻北京飯店的當天,便與吳新智等人會面。經過短暫協商,雙方當即確定了尋找「北京人」的線路:先天津,後北京,再其它。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羅與女兒一起,在中國青年古人類學家董興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開往天津的列車。 
  第二天一早,在天津自然博物館黑延易館長,以及該館古人類學家黃為龍的協助下,夏皮羅開始了尋找行動。幾經查訪,首先找到了原美海軍陸戰隊駐天津的兵營舊址。夏皮羅從包裡掏出那張原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兵營6號樓的照片與實地對照。經過反覆核實,最後確認,此處與照片上的地點及周圍環境吻合。 
  有些遺憾的是,這座當年曾經熱鬧非凡、不可一世的美軍陸戰隊兵營,現已改為天津醫科大學衛生學校,儘管原來的建築物大多保存了下來,但從夏皮羅手中所掌握的資料看,曾經存放過「北京人」化石的第6號樓,偏偏不見了蹤影。 
  一行人找到了天津醫科大學衛生學校的有關負責人,那位負責人告訴夏皮羅說,第6號樓已於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廢墟已被清除並改成了現在的操場。 
  夏皮羅急忙問道:「地震前,你們是否見到過6號樓地下室鋪設的地板和埋藏的軍用木箱?」校方負責人說:「地震前,沒有發現過6號樓地下室鋪有木板,地震後清理廢墟時,也同樣沒有發現地下室有異常現象,更沒有見到過所謂的軍用木箱。」這一回答使夏皮羅幾乎陷入絕境。性格倔強的他來到原地看了看,接著又用腳蹭了蹭地皮,然後指著操場的一角說:「能否在這兒挖個坑看一看?」 
  「可以。」對方回答說。 
  很快,衛生學校有關人士找來幾把鐵鍬,又叫來一些學生,不一會兒便挖出一個坑來。夏皮羅看了看,然後自己親自跳進坑裡,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覆摳了又摳,直到實在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的痕跡,才歎息一聲,從坑裡艱難地爬了上來。 
  之後,在黑延易館長和黃為龍的引導下,夏皮羅又詢問了衛生學校的另一位熟悉當地情況者,此人想了想說,其實,在衛生學校搬進這個大院前,已有好幾個單位先後佔用過該院和6號樓了。因此,在衛生學校進駐該院之前,這6號樓地下室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有沒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我們並不知道。 
  夏皮羅得知此情,絕望的臉上又露出了此微喜色。懷著一線希望,又找到了幾家先於衛生學校佔住該院或該樓的單位。經過幾番詢問,得到的回答同樣是:第6號樓地下室沒見過鋪有木板,也沒有發現過什麼箱子。 
  夏皮羅沒有就此中止尋找的腳步,他指著旁邊的第7號樓說:「這7號樓的建築規模和形式與6號樓完全相同,我們不妨去看看7號樓的情況,說不定從7號樓裡能看出一點什麼。」於是,一行人又進入了旁邊的7號樓。 
  進了地下室後,他們便分頭對各處進行仔細辨認觀察。按理說,如果7號樓地下室曾經鋪設過木板,那麼6號樓地下室也就理所當然地鋪設過同樣規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經過反覆查看,並沒發現哪怕一塊小小的木板。 
  但一個極為很小的細節卻引起了夏皮羅的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門框略微低幾公分。於是夏皮羅再次蹲下身去,又用手在那兒摸索了半天,但最終還是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 
  就在夏皮羅離去19年後的同一個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為搜尋「北京人「的線索來到了天津,並在自然博物館找到了當年陪同夏皮羅搜尋的古人類學家黃為龍。在對方的引導下,來到位衛生學校大院,在操場轉了一圈後,又走進了7號樓地下室。只見一個個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地下室亂糟糟的房間裡酣然大睡。經過仔細查看,發現各室情況不盡相同,但水泥地與門框交接處,確實皆略略低了一些,原來是否曾經鋪過地板,後來被人撤除改成了水泥地?在場者和學校辦公室的人員沒人說得清楚,當年的夏皮羅同樣未得到答案。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5)   
  卻說從7號樓地下室出來的夏皮羅依然沒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關的資料看了看,指了指對面一棟樓房問道:「過去那兒是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時常出沒的一個妓院?」經過就近一番詢問,確實如此,這個妓院被當地人稱為「美國大院」。夏皮羅提議說,再到那兒找找看。 
  一行人又到對面的樓群裡轉了一圈,還是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有些垂頭喪氣的夏皮羅只好重新回到原美軍天津兵營大院的舊址上。 
  那個秋日的下午,這位年過七旬的美國老人站在院牆之外,反覆地看著手中的照片,留戀地望著四周,似有頗多感慨,卻又無從說起。很久很久,他才轉過身來,以沉痛而又遺憾的心情對黃為龍等陪同者說道:「『北京人』化石沒在這裡找到,看來,美國方面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這一線索並不準確,我本人為此深感遺憾。但是,我還是有些不死心,也許『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這個操場下面的某個角落裡而一直未被發現。如果還有機會的話,我一定爭取再來一次天津,到時我想法把美國最先進的探測儀器帶來,和中國的朋友們一道對這個操場的地下作一個全面探查,徹底弄個水落石出,到時,或許會重新找到新的線索。」說罷,夏皮羅轉過身去。 
  就在這位老人轉身的一瞬間,他的女兒發現,父親的眼裡滿含淚水。 
  夏皮羅離開天津回到北京後,又對相關的人士和相關的地方進行了一番尋訪,依然沒有結果。夏皮羅乘興而來,掃興而歸,他表示回美國之後繼續搜集情報再來中國尋找,但直至1989年離開人世,再也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領土。 
  夏皮羅去世十年後的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找到了前往北京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夏皮羅學生、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巴·尤色福(Bar yosef),向其詢問夏皮羅回美國後的情況,尤色福說:「當年夏皮羅先生來中國天津尋找『北京人』的事,我是知道的,也為那高尚的行為深深感動。但先生從中國回到美國後,似乎始終被一種憂鬱的情緒籠罩著,神情憂鬱,身體也一下子垮了下來。但也還一如既往地對我們經常提起『北京人』,直到臨終前,還在密切關注著那怕是」北京人」的點滴信息。可謂死不瞑目。」 
  我相信尤色福所說是真實的。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為尋找和牽掛「北京人」而死不瞑目者,又何只是夏皮羅一人? 
  1982年9月18日,北京海軍醫院的一張病床上,裴文中進入了生命彌留之際。 
  呼吸越來越困難了。他那瘦弱的小腿伸開、蜷回、又伸開。靈魂在掙脫軀殼的最後時刻,是那樣的不情願。他在留戀什麼呢? 
  兩年前的秋天,剛從內蒙古考察回京不久的裴文中又東渡日本講學。在東京大學校園內,他以《從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為題發表講演,並指出,日本舊石器文化的淵源在中國,從而引起日本學術界的強烈反響。 
  講學期間,裴文中沒有忘記對朝思夢想的「北京人」的尋訪,經過多方探聽,終於得到了一點新線索。歸國後,他立即給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寫了一封信,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講學期間,聽日本人講,在美國的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倉庫裡發現有兩個木頭箱子,很像是中國的胡承志裝的那兩個箱子。希望你們資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經77歲了,在世的時間不會太長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找到「北京人」化石,歸還我的國家。 
  信發出不久,就收到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同意資助的覆信。裴文中看罷,異常興奮,立即著手準備起來。但研究所的領導和家裡人考慮到他已是一位年近80歲的老人,疾病纏身,若單獨出門很令人擔心,於是都不同意他單獨行動,裴文中失去了最後一次親自赴美查尋的機會。自此,裴文中情緒低落,身體迅速衰弱下去。 
  1981年2月21日,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裴文中坐在桌前觀看《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略稿,看著看著,他的嘴突然向右發生了歪斜……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6)   
  他患了腦血栓,被緊急送往北京醫院救治。半年之後,勉強出院,但從此再也不能出門了。 
  1982年8月16日,病中的裴文中勉強提起筆來,給外甥女寫了一封信。沒想到這一封信竟成了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遺言。信中說道,他要靜心把病養好,9月份好去柳州,在那兒釣魚……釣魚是他一生中惟一的業餘愛好,通過釣魚調劑疲憊的精神,明年好去滿洲裡和貴州考察,有機會再好好探尋一下「北京人」的下落…… 
  1982年8月26日,裴文中突然發起了高燒。在家人的再三勸導下,他不得不再次住進了海軍醫院。在那間不大的病房裡,他以孤獨悲涼的心境不斷地喃喃自語:「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前往探病的親朋好友一時弄不明白,並不是文學家的老人,為何臨終前總念叨這兩句詩詞? 
  1982年9月18日12時15分,裴文中突然病情惡化。在彌留之際,他握住兒子的手,顫抖著再也不能挪動的身體,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出了他79歲生命中最後一句話:「死……不瞑目啊……」 
  裴文中的親人以及生前的好友們,多少年來都一直在默默地思索大師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根據裴文中的臨終遺願,大師的骨灰被葬在了周口店的龍骨山下,並將他的祭日改為12月2日——這是大師1929年發現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日子。他的墳墓旁邊,是楊鍾健先生的墓地。而另一側,則是為賈蘭坡預備好的一塊空地。 
  當每年的12月2日來臨之際,裴文中的親人和學生們便來到周口店,雙膝跪在大師的墓前,爾後點上幾炷香火,以慰藉大師的在天之靈。同時,也藉以召喚那遊蕩於天地宇宙間不朽的「北京人」! 
  日壇公園的秘密發掘 
  發現「北京人」第一個頭蓋骨的裴文中,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與他曾多次叩訪過的祖先永久為伴。而活著的人類仍未停止對祖先的敬仰與尋找的腳步,「北京人」的搜尋仍在世界範圍內繼續。 
  1996年初的一個夜晚,日本東京某醫院,一位老兵氣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將要離開人世,急召親人密友前來身邊,對後事一一作了安排。最後,他示意身邊人員全部避去,只留下了專程趕來看望他的日本劇作家久三枝侍立床前。 
  當晚,日本老兵與久三枝進行了長時間密談。就在這次密談中,老兵透露了一個隱藏在心中幾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底,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北平,他作為日軍731部隊的一名上尉軍醫,奉命來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室進行有關細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軍情報部門查獲了已落入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兵營中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並再度押送到協和醫學院一間密室保存,他被指定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體負責人。 
  1945年日本戰敗後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讓其迅速轉移「北京人」的命令。由於事發突然,時局緊張,「北京人」已很難安全運送出境。面對行將變成戰俘的危險,他於焦急、恐懼與無可奈何中,趁外部一片混亂之機,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將匿藏於協和醫學院密室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及孫中山的內臟等珍貴標本,匆匆裝箱後偷運出去,借助夜幕的掩護,將這些東西輾轉運到距協和醫學院東約兩公里的一個有很多古樹的地方,挖坑埋藏了。當一切處理完畢後,他特意用軍用砍刀在埋藏地點一棵粗壯的松樹上,砍掉了一塊長約一米、寬約二十厘米的樹皮作為標記,以便日後尋找。 
  當這一切了結之後,他又摸黑回到了協和醫學院。 
  之後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後,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後來的歲月裡,這個經歷了人世滄桑、九死一生,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原73l部隊的日本上尉軍醫,始終將這個秘密埋藏於心底,從沒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這次生命行將結束之際,才向他的好友、劇作家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講完這個秘密後,還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後的遺囑:請久三枝一定要將這個秘密告知中國政府,以便讓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及其它貴重標本重現人世。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7)   
  日本老兵為何要吐露這個隱藏了幾十年的重大秘密?劇作家久三枝解釋說,他的朋友作為日本軍隊的一員,在侵華戰爭期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他感到悔愧萬分,很對不起中國人民,尤其是他偷偷匿藏了既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的文化巨寶「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種罪惡纏身不得解脫的冰冷」。為解脫這種罪惡感,使自己進入天國後能輕鬆地得以再生,所以他願將隱藏在心中半個多世紀的秘密公之於世。 
  當心中的秘密說出並留下遺囑後,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劇作家久三枝感到事關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況下,未敢公開對外宣揚,只是根據老朋友的生前遺願,將此事悄悄告訴了自己另一位經常在中國工作的朋友嘉籐剛清。 
  嘉籐剛清聞訊後大為驚訝,然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將此事告訴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時年65歲,15歲時曾受日本共產黨的派遣,隨日本少年開拓團來到中國,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供職,擔任對日播音員,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國後的仰木道之長期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並一度出任過日本旭日觀光株式會社社長。再後來,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務有限公司常駐董事、顧問。當得知上述輾轉傳來的消息後,他既震驚又興奮,憑借自己多年從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銳嗅覺,立即意識到這將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為了證實那個原日本731部隊上尉軍醫臨終遺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沒有向外界透露半點信息,而是憑自己對北京市地理環境的瞭解和認識,按照嘉籐剛清告知的線索,悄悄地在協和醫學院以東地區進行了一番查尋。 
  幾經折騰,仰木道之終於在協和醫學院東南側兩公里左右的日壇公園神道的北側,找到了一棵樹幹上被砍掉樹皮的古松。 
  經初步觀察,此樹幹被剝落的樹皮時間較長,形狀也和那個原日本上尉軍醫說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據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徵推斷,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麼這棵古松的下邊就應該埋藏20世紀古人類學界最大的隱秘——「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驚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過有關渠道將聽到的線索和自己查尋的情況,向中國科學院作了反映。中科院獲知這一情況後,大感意外與驚喜。這畢竟是「北京人」頭蓋骨失蹤半個多世紀以來,又一條很有特點而又比較可信的線索。於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分管業務的副所長葉捷研究員和裴文中的學生張森水研究員,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務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區光明西路甲3號,與該公司董事、顧問仰木道之會面,以瞭解線索的來源和可信程度。 
  由於線索的來源已先後經過了幾個人轉述,到了仰木道之這裡已被打了折扣。不過,仰木道之還是極盡可能地將聽到的情況向葉、張二人作了詳細的說明。葉捷和張森水聽罷,對若干個細節問題提出了質疑,但因仰木道之並非這一秘密線索的原始提供者,故無法一一作答。葉、張二人只好抱著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態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壇公園作實地勘察。 
  日壇公園位於北京朝陽門外日壇路一側,又名「朝日壇」,始建於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兩個朝代皇帝每年「春分」節祭祀大明之神(太陽)的地方。其中日壇的壇,是指一個正方形的石砌檯子,稱「拜神台」。在方台外圍環以紅磚牆,東、西、南、北皆有石欞星門。欞星門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蒼松古柏。掛映在蒼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庫」、「神廚」、「宰牲亭」等古建築。新中國成立後,日壇四周被辟成公園,面積擴大到二十多公頃,成為遊人消閒、觀光的一個風景區。 
  在仰木道之的引領下,葉捷、張森水在公園東神道的北側,很快見到了一棵樹幹上有明顯砍剝痕跡的古松。二位專家經過現場勘察,再結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況,認為此處埋藏「北京人」頭蓋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個原日本731部隊的上尉軍醫對轉移、隱藏「北京人」的具體時間含糊不清;二、孫中山的內臟在手術後一直保存在協和醫院,後來日本人佔領協和醫學院後,將內臟送給了汪精衛,汪精衛藉機搞了一個「國父靈髒奉安儀式」,將靈髒放於一個玻璃瓶裡,並安葬於南京中山陵,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轉移的可能;三、有砍剝痕跡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園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樹下挖坑,勢必破壞神道。因為當時日軍佔領中國後,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滿親善」,破壞神道與當時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壞,勢必引起眾人注意,這對保密也極為不利。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8)   
  儘管葉捷和張森水在理性上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然而出於對「北京人」的感情與尊重,還是認為仰木道之提供的線索不應錯過,且事關重大,在尚未被事實所證實之前,不好輕率地予以否定。何況,張森水是裴文中的學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對先生的在天之靈也是一種莫大的告慰。因此,葉捷和張森水將情況如實向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宜瑜和中國科學院自然與社會協調發展局作了書面報告。 
  陳宜瑜副院長接到報告後,出於和葉捷、張森水同樣的心情與考慮,迅即作了兩點指示: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對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國科學院協調發展局張金東處長起草協調調查的具體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張金東的安排下,葉捷和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徐文耀等有關專家經過商議,很快制訂了一個對北京日壇公園「埋藏」地點進行「地表探測」的方案。5月8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電震探測組來到日壇公園現場,對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區域進行了探測,認為在11線9點附近下方存在電法、電震探測有異常體,異常體深度約1.5米到2.5米,厚度、寬度均為1米,長度方向占6個測點,約3米。 
  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測報告,中國科學院協調發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務副院長和陳宜瑜副院長呈送了《有關發掘工作的設想報告》。路、陳兩位副院長當即明確指示:「抓緊時間,嚴密組織,保證安全,快速解決問題!」 
  葉捷副所長受領任務後,迅速趕赴日壇公園和該園負責人商談發掘事宜。意想不到的是,日壇公園的負責人拒絕發掘。其理由是,一旦發掘,將破壞神道和古松,而日壇公園裡的神道和古松是萬萬破壞不得的。面對此情,葉捷只好再三說明發掘、尋找「北京人」的重大價值和意義。後又幾經協商,公園負責人終於同意借助給古樹復壯的機會搞點小規模的發掘。 
  雙方協議總算達成,並定於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發掘。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籌備,6月3日上午8時整,原擬定參加發掘的各路人馬聚集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一樓標本室的會議室,其人員有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負責人、古人類專家、高級技師、技工、攝影師、司機等18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徐文耀和兩位地球探測專家以及科學出版社的一名攝影師。同時,還有仰木道之、嘉籐剛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皈木進三位日本人以及該公司的魏建平。出發前,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丘占祥主持召開了一個簡短的動員大會,並由中國科學院協調發展局局長秦大河作了動員講話。秦大河對此次發掘充滿了期待,他情緒激動地說:「『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蹤到現在已經是五十五個年頭了,自從這珍貴的化石失蹤之後,中國政府以及國際友人曾為尋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為此盡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沒有可靠的線索。這次根據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線索,前幾天我們對埋藏地點作了物理探查,發現情況確有異常。也許,失蹤了半個多世紀的『北京人』,真的要回來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們。可見,就我們而言,這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當然,我們在迎接這位歷史老人時,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節外生枝,讓他再次溜走了。現在領導就在電話機旁守候著,等著我們的好消息……」 
  秦大河說完,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長張青吉介紹了發掘點的保安措施和應注意的事項,隨後眾人以極其亢奮的心情走出會議室,登車向日壇公園駛去。 
  此前,中國科學院保衛處處長已帶領三名警衛人員率先進駐了日壇公園,並將發掘區域用彩色編織帶圍了起來,同時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當這一切安排妥當之後,1996年6月3日上午10時,發掘工作正式開始了。   
  第九章 剪來斷,理還亂(9)   
  來自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員首先用鐵鍬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畫出一個長2.5米、寬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線9點就位於這個矩形的中心點上。隨後,秦大河和丘占祥揮鍬破土。接著四名北京日壇公園的工人在專家們的指導下,開始全面發掘。 
  發掘工作按實施計劃進行到接近1.5米時,掘進的速度明顯放慢了。當挖到2.2米時,仍未發現有任何埋藏物。這時,所見四壁出露地層剖面為:0—1.3米為棕黑色表土,其間偶夾瓦礫等。1.5—1.9米為含灰白色鈣質結核粉砂質泥巖。1.9—2.2米為灰綠色細砂岩。2.3米開始為原始地層,未見任何曾動土現象。鑒於此,專家們經過商議,臨時決定,在坑之東南角再向下掘進59厘米。 
  遺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細黃砂岩,仍不見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測的所謂「異常體」,經檢測,不過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結構而成的碎石而已。於是,發掘工作只好停止。 
  面對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局,每一位在場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進了60厘米,依然未發現異常痕跡。最後,幾名現場領導和有關專家經過研究決定,停止發掘尋找工作。此時,葉捷副所長看了看手錶,指針正指12時58分。 
  2小時58分的發掘尋找,就這樣無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結束了。喧騰一時的日壇公園,很快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歷史,似乎再一次同世人開了一個玩笑。 
  是喜劇?鬧劇?還是惡作劇?這個隱藏了半個多世紀的「重大秘密」,這個舉世無雙、空前絕後的臨終遺囑,究竟是發自心底的善意忠告,還是病榻上的神經質幻覺?到底是死亡前的夢境囈語,還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謊言?抑或乾脆就是對中國人一次故意的調戲與嘲弄?除了那個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誰也說不清楚了。 
  當然,仍有人認為日本老兵臨終前留下的「秘密」,還有待於歷史和科技的進一步驗證——或許是探測儀器不夠先進,或許探測的範圍出現了偏差,或許發掘的地點不相吻合……總之,此次對「北京人」的尋找與發掘,雖無果而終,卻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尋找,它不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對「北京人」的熱情和關注,同時也誘發了無數有識之士對「北京人」下落之謎更深層的思考。 
  ——日本人真的與「北京人」下落有著脫不開的干係嗎?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1)   
  一張密圖暗示的方向 
  就在日壇人園發掘不久,我再次來到胡承志老人的家中。之所以再次拜訪胡老,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看到一張圖,一張與「北京人」和日本人有關的秘密圖。 
  關於這張秘圖,幾年前的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便聽一位古人類學家談起,說此圖是一個美國人從日本憲兵隊隊長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隱藏了近半個世紀,只是這位古人類學家也只是道聽途說,並未親眼見到這張密圖。後來經過一番查訪才得知,這張圖就在當年為「北京人」裝箱,也是最後一位見到「北京人」的胡承志手上。由於胡老幾十年來謝絕中外一切人士採訪,因而外界並不知這張圖到底是什麼模樣,記載的是什麼秘密。 
  日壇人園發掘的無果而終,促使我再次想起這張秘圖,並想籍此就「北京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作進一步探索。感謝胡老的厚愛,當我說出此次來訪的誠意後,胡老痛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並把收藏了幾十年的秘密草圖從一個帶鎖的箱子裡拿了出來。 
  「這是一位叫皮特森的美國人給我的,快20年了,我除了給賈蘭坡看過外,從來沒給別人看過。」 胡承志搖晃著一個陳舊的大信封說。 
  「這位皮特森有什麼來頭嗎?」我問。 
  胡承志說:「皮特森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記者。美國軍隊當年辦了一份報,叫《太平洋星條報》,皮特森就是這家報紙最有名的記者。他對「北京人」失蹤一事很有興趣,二戰結束後,他一直在調查、尋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國華盛頓總部、美海軍陸戰隊總部、洛克菲勒基金會總部等地,他都去調查尋找過,不僅和當年盟軍的許多調查官員熟悉,而且手上還掌握了大量有關「北京人」的資料和線索。有一次皮特森到德國去找一直研究爪哇人的大科學家孔尼華(G.H.R.von Koenigswald)。他向孔尼華談起自己尋找「北京人」的事,孔尼華就把我的通訊地址給了他。我與孔尼華是通過賈蘭坡先生認識的,後來成了好朋友。皮特森從孔尼華那兒得到我的通訊地址後,先給我來了一封信,待雙方建立聯繫並相互信任後,他就給我寄來了這張圖。」 
  胡老說著,便將那張「秘密圖」從信封裡掏出來,在茶桌上緩緩展開。 
  這是看上去普通的草圖,在一張十六開的紙上,畫了十餘處圓圈,圓圈之間,均有箭頭所指。每個圓圈旁邊,都標有英文。圖的左邊,依次用英文寫著11個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字後面,還注有中文名字。圖紙還算清晰,只有個別字跡,很難辨認。憑直覺,我感到這的確是一張非同尋常、大有文章的秘密圖。 
  胡老用放大鏡看圖紙,解釋道:「皮特森來信告訴我說,這張圖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個調查官在北京查尋『北京人』時,找到了當時日本憲兵隊的隊長,從這個日本隊長那裡得到了這張圖。後來,這個美國調查官將此圖帶回了國內。再後來,皮特森好不容易從這個美國調查官手上得到了它的複印件。」 
  「皮特森為什麼要將這張來之不易的圖寄給您呢?」我問 
  胡承志想了片刻,道:「我這也是個複印件,皮特森之所以要將這張圖寄給我,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據此圖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況,因為皮特森在信中說,儘管他對『北京人』的尋找已有十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兩英尺厚,但有價值的線索卻不多。另外,這張圖上有兩個地方都標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還畫有兩道紅槓,你看——」說著將草圖推移過來。 
  我隨著胡老手指的地方看去,在圖的左下方和右上角兩處,果然標有「胡承志」三個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兩處寫有「胡承志」三個字的下面,確實都重重地畫了一道槓槓。 
  胡承志指著圖上的那些圓圈、標記和英文,向我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釋和分析之後,愚笨的我總算大體明白了這張圖的意思。簡單說來,這是當年日本憲兵隊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時,經過研究分析之後,畫出的一張推測「北京人」去向的示意圖。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2)   
  圖的左邊,首先列出了重點懷疑對象的名單,其排列順序是:第一人,由於字跡不清,據胡承志反覆辨認,應是協和醫學院的人;第二人,是息式白;第三人,是德日進;第四人,是裴文中;第五人,是藍玉田(管協和醫學院地下室庫房的人);第六人,何博禮(協和醫學院教授,瑞士人,駐華領事);第七人,博文;第八人,胡頓;第九人,由於個別字跡不清,據胡承志辨認,為一外國醫學博士;第十人,馬文昭;第十一人,松橋。此外,圖的左下方還列出了三個重點人物:第一個是美國陸戰隊的哈斯特上校;第二個是中國的胡承志(下面畫有一道紅槓);第三個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長谷部言人。而圖的右邊,則是由各種圓圈和箭頭標出的「北京人」裝箱後可能流向的各個地點。這張圖所表示的意思是:裝有「北京人」的兩個箱子首先送到協和醫學院婁公樓地下室保險庫,然後送到美軍陸戰隊兵營,再後來可能有六個去處(從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豐台;或秦皇島火車站;或某倉庫,或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於字跡模糊,此處無法確認,不知是個什麼地方)。 
  無疑,當年的日本憲兵隊,就是根據這張秘密路線圖,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面對這張草圖,我的腦海裡當即冒出兩個疑點:一是近60年來所有關注「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說博文先將「北京人」送到了美國公使館,但這張圖卻表示得非常明確,裝有「北京人」的箱子是從協和醫學院直接送到美軍陸戰隊兵營的,根本就沒到過美國公使館。二是這張圖到底是誰畫的?圖上那些頗見功底的中英文字跡又是誰寫的?從理論上說,圖和圖上的字應該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問題是,一個日本憲兵隊的隊長或者隊員將中英文同時寫得如此不凡,可能嗎? 
  當我把自己的懷疑與思考提出後,胡老說:「送美國公使館的事,沒有一個中國人見到,我也是聽裴文中說的。到底送了還是沒送,我不清楚,恐怕裴文中也不清楚。」 
  當我向胡老請教第二個問題時,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鏡,把圖上的字跡又反覆看了看,然後說:「我也覺得奇怪,這圖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來都不像是日本人寫的。」 
  「那您看像哪個國家的人寫的呢?」 
  「我看有點像中國人寫的。」 
  「中國人?」我有些吃驚地抬頭望著面前這位和善的老人。 
  胡老說:「我只是這樣猜測,但沒有根據,只是感覺。因為日本人寫的字筆畫大都很硬,而這上面的中文字寫得很瀟灑,很漂亮,英文字也寫得不錯,一般的日本人是寫不出這麼好的英文的。從英文的筆體來看,有點像搞財經之類的人寫的。」 
  顯然,如果這張圖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寫的而是中國人寫的,這個中國人絕非等閒之輩。此人當年若是沒有參與日本憲兵隊對「北京人」的搜查活動,是根本不可能畫出這張草圖的,更不可能準確地寫出每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姓名。那麼,畫出這張秘密草圖的中國人——如果真是一個中國人的話——又是誰呢?他或她當年在搜查「北京人」的過程中,扮演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當然,也不排除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張秘密搜查圖出自日本著名偵探錠者之手。雖然並不知道錠者的中文寫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卻很不錯,這是當時的中國科學界許多人知道的事實。 
  臨走的時候,胡老表示可把此圖送給我,或許以後還用得著。我懷著感激之情接過了胡老送來的充滿了信任與期待的特殊禮物。 
  回到家後,在寂靜的夜晚,我獨自展開這張草圖,再次進行仔細慎密地觀察、分析。最後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當胡承志將「北京人」裝箱並交到博文手上後,博文並沒有送到美國公使館,而是直接送到了美海軍陸戰隊兵營。其理由和根據是:1.圖上只有從協和醫學院地下室到美軍陸戰隊兵營的路線圖,沒有地下室到美國公使館的路線圖;2.日本憲兵隊列出的14個追查人員名單中,也沒有一個是美國公使館的人;如果博文確實將「北京人」送到了美國公使館的話,公使館肯定會有具體的接收人,這個接收人也肯定會出現在這個名單中。因此,半個多世紀來關於博文先將「北京人」送到了美國公使館的說法,不攻自破。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3)   
  為了驗證這個推斷,我再次打電話給胡承志,希望他就此事再查閱一下有關信件。第二天,胡老告訴我說,他仔細查閱了皮特森給他的所有信件,其中一封信中明確說,據那個美國調查官員講,博文沒有先將「北京人」送到美國公使館,而是從協和醫學院地下室直接送到了美軍陸戰隊兵營。 
  至此,半個多世紀的謬傳終於得以澄清,我為此長長出了一口氣——後來的「北京人」搜尋者,可以不必為這一點再費盡心思而把精力用到別處了。 
  這張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秘密草圖,的確為「北京人」的去向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並解開了關鍵的一環,但遺憾的是仍不能由此推斷出「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年日本憲兵隊在北平搜查「北京人」的確下了一番苦功,而找到「北京人」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那麼,「北京人」是否真的在日本人手中呢? 
  難忘的長春之夜 
  當歷史的腳步即將邁過20世紀門檻,新世紀的曙光已映照全球時,隨著人類對自身歷史回顧與探討,人們對「北京人」的渴望與尋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強烈。當年在周口店那個荒涼的山野深處,繼裴文中之後於11天之內連續發現了3個「北京人」頭蓋骨的賈蘭坡,更感到了時間的緊迫。 
  1998年,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土、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的賈蘭坡,已是91歲高齡。在人類的生命史上,這無疑是個少有的年紀。 
  同裴文中晚年一樣,面對匆匆掠過的時光和自己日漸衰老的身體狀況,「北京人」的下落問題,越來越令賈蘭坡掛念並為此焦慮不安。這種情愫漸漸鬱結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心中膨脹,使他經常為之徹夜不眠。有時在夢中突然看到「北京人」就在眼前的某個角落,而伸手索取時又神秘地消失於一片茫茫不可辨的混沌之中,為此,他常常半夜驚起。 
  不堪忍受這種心靈與精神折磨的賈蘭坡,強撐著身體,於1998年夏季,與14位志同道合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寫了尋找「北京人」的倡議書,呼籲全世界人類立即行動起來,在新世紀的光照中,共同攜手尋找失蹤達57個春秋的「北京人」。倡議書通過媒體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因為這不只是賈蘭坡與14位院士的心願,它同樣代表了具有文化良知和精神追求的全世界一切進步人類的希望。 
  於是,中外人士紛紛加入到尋找「北京人」的行列之中,並以各種方式為這一世紀末偉大文化行動,盡心盡力地尋找一切可能的線索,發表自己的推斷和意見,從而再度掀起了一股尋找「北京人」的熱潮。就在這股熱潮中,一個日本人和一條新的線索引起了中外科學界的注意。 
  ——此人的名字叫中田光男。 
  1998年10月28日,在日本東京的一座公寓裡,已是80歲高齡的中田光男正在書房撰寫自己的回憶錄,家人將幾份剛收到的報紙送了進來。中田光男順手拿起一份《朝日新聞》,當他剛翻到國際新聞版時,一則消息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消息是《朝日新聞》駐華記者從北京發回來的電傳稿,標題是:《揭開世紀之謎,尋找「北京人」化石》。文中說:中國科學院91歲的賈蘭坡院士仍沒放棄在有生之年找回遺失的「北京人」的願望。日前他聯合14位中科院院士在新聞媒體呼籲全社會都要關注「北京人」的下落,積極提供有效線索,力爭讓「北京人」早日回到現代人類的懷抱…… 
  據中田光男後來說,他看罷這則消息後,不知什麼原因,心裡一下受到很大刺激,週身的血液彷彿要沸騰起來。他再也無法安心寫作了,壓抑已久的思緒不由自主地便回到了53年前那段刻骨銘心的往事之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剛剛爆發,時年23歲的中田光男從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俄語系剛一畢業,便被派往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參謀本部情報部從事搜集、研究蘇聯紅軍情報工作。在華期間,由於中田光男為日本關東軍提供了不少具有重大價值的情報,曾受到日本關東軍參謀本部的嘉獎。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4)   
  1945年8月,隨著「蘑菇雲」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升起和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日本軍隊開始全面崩潰。日本關東軍官兵除大部分被蘇軍俘虜外,剩餘的軍政要人和官兵倉惶逃命。僥倖未被蘇軍俘虜的中田光男,也與潰敗的隊伍一起,踏上了狼狽而又艱辛的逃亡之旅。 
  就在這次逃亡中,與中田光男緊緊相隨的,是他的一個名叫山口本秀的部下 (南按:因真名不宜公開,受中田光男先生特囑,山口本秀為化名)。途中,二人幾經商議,決定先去長春山口本秀的岳父家中暫避。 
  於是,經過幾晝夜膽戰心驚的奔逃,二人終於輾轉逃到了長春,在山口本秀的岳父遠籐博士家中暫時隱居下來。 
  遠籐早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留學美國,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地質和古人類學家。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後,他被派往中國擔任偽滿洲自然博物館自然科學部部長,專門從事地質、考古、古人類學研究。此次女婿和中田光男的突然到來,既為他帶來了一份驚擾,又為他平添了一份鄉情。正是這位古人類學家和兩個情報人員的意外相逢,演繹出了一連串奇特而神秘的故事。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在遠籐家中躲藏了三天三夜,感到這樣下去不是最佳辦法,因為遠籐本人也同樣陷入了危險的漩渦,整個東北乃至中國已不可能再是日本人的長居之地。面對大勢已去的敗局,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經過一番密謀,決定化裝成商人先離開長春,而後再由大連乘船逃亡日本。這個計劃得到了遠籐的贊同。 
  想不到就在臨行前的晚上,奇特的故事發生了。 
  那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夜晚,遠籐與中田光男、山口本秀二人交談至深夜,主要話題自然是關於戰爭、日本的敗局以及各自今後的命運與歸宿等等。據中田光男後來回憶,這個晚上他們三人的臉上都刻滿了驚恐與悲壯,對今後各自的命運誰也沒有把握,每個人的心裡彷彿都壓著一塊石頭,沉重得讓人難以喘息。可就在談話快要結束時,遠籐突然對他二人說:「我拿一件稀罕的東西給你們看看。」 
  遠籐說完,起身走進他的書房。不一會兒,搬出來一個半米見方的木箱子。遠籐麻利地打開箱子,從裡頭取出一個30厘米見方的用白布包裹著的盒子。藉著幽暗的燈光,那包裹著的盒子在遠籐手中被層層揭開。當最後一層白布揭掉時,驀然出現在二人面前的,竟是一個茶色的骷髏!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由於事先沒有心理準備,被眼前的骷髏驚得目瞪口呆。遠籐望著二人驚恐的樣子,微微笑了笑道:「別怕,這可不是你們關東軍司令官的頭,他的頭沒有這麼寶貴。告訴你們,這就是舉世聞名的50萬年以前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 
  「真的?!」中田光男頓時驚愕不已。此前,對中國的「北京人」他雖久仰大名,但這「北京人」頭蓋骨到底是什麼模樣、什麼顏色,卻一概不知。後來由於他所學專業和特殊工作性質的關係,「北京人」的事兒也就幾乎從腦海中消失了。沒想到自己在這生死未卜之際,竟有機會一睹「北京人」頭蓋骨的尊容,令他感到意外又驚喜。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想把它帶回日本。」遠籐繼續說道,「這件東西我是從來不讓外人看的,今天晚上你們看到了它,這是你們的福氣。不過你倆要發誓,今後不管日本政局和你們本人的命運發生了什麼不測,都不許告訴任何人。」遠籐臉上的笑容很快被另一種複雜的神情所替代。 
  面對遠籐那既信任又警覺的目光,中田光男怔愣了好一陣子,才緩緩說道:「遠籐先生,請您放心,我們會按您說的去做的。」接著,站在身旁的山口本秀也跟著咕嚕了一句大同小異的話。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5)   
  隨後,遠籐又邀請中田光男出門散步。當時,長春已被蘇軍佔領,市內治安極其混亂,日本人一般都不敢在夜間行走。由於中田光男懂俄語,可以與蘇軍溝通,因而二人並不太感到可怕。當走了大約三十分鐘後,來到一個地方,只見一名年輕女子佇立路旁,遠籐向中田光男介紹說:「這是我的秘書。」隨後,又補充了一句,「請不要告訴我的妻子。」中田光男意識到,此女子不但與遠籐是情人關係,很可能還與「北京人」有一種神秘的聯繫。 
  長春之夜在遠籐家的這一幕雖說突兀而又短暫,卻給中田光男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以至於半個多世紀後他仍記憶猶新,念念不忘。 
  第二天一大早,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離開了長春,向大連方向逃去。之後,二人又經過一番驚心動魄的逃亡歷程,終於在1946年初回到了日本。 
  中田光男回國不久,進入內閣調查室,仍從事對蘇聯情報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56年,日蘇兩國開始恢復正常談判,作為研究蘇聯問題專家的中田光男,對日本政府在這次談判中的讓步與妥協表現出極大的不滿,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批評性文章。該文發表後,引起了日本政府當權派的不滿。不久,中田光男被迫退出內閣調查室,創辦了蘇聯問題研究所,並自任所長,繼續從事蘇聯問題的研究,直至1988年退休。 
  退休後的中田光男轉行從事幼兒智力開發研究工作,在日本頗有一些影響,1997年還被中國教育學會腦映像開發研究會聘任為理事長。1998年,已是80歲高齡的中田光男,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就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什麼原因,50年前的長春之夜在遠籐家看到的那一幕,隨著年歲的增大、時間的久遠,竟越來越清晰地在腦海活躍起來,好像事情就發生在昨天。 
  當賈蘭坡等中國科學家呼籲尋找「北京人」的消息,突然出現在中田的視野中時,他禁不住站起身來,情緒激動地在書房裡踱開了步子,他望著陽光照耀下的東京樓群,突發奇想,腦海中驀地閃出一個從未有過的念頭:自己何不立即行動起來,響應中國科學家的號召,去幫助找回這一人類至寶「北京人」?也許,那個在自己心中隱藏了53年的秘密應該到了公佈於世的時候了,「北京人」這一全世界關注的謎案說不定就在自己的手中得以解開。而1999年既是本世紀將要結束之際,又是新中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日,假如上蒼有眼,歷史有情,讓自己在這千年晚鐘敲響的前夜找回「北京人」,那完全可以在中國慶祝五十週年華誕那天,懷抱失蹤了半個多世紀的「北京人」信步登上高高的天安門城樓,然後親自將「北京人」這一舉世矚目的人類瑰寶奉送到中國主席的手上。到那時,全世界一定會為之震顫不已…… 
  面對如此光輝的前景,中田光男不好意思地再想下去了。他知道,若自己拿不出真正的「北京人」,不管夢想多麼偉大輝煌,但終歸還是一個夢。現在要做的,就是要盡快找到「北京人」的下落。於是,他以幾十年搜集情報的工作經驗,開始了秘密行動。 
  老特工的尋訪之路 
  中田光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盡可能地回憶出53年前他在長春遠籐家看到和聽到的有關「北京人」頭骨的每一個細節。遺憾的是,由於遠籐和山口本秀均已謝世,無人幫他印證回憶中可能出現的偏差與失誤,更沒人給他任何啟發和提示,他的回憶只能斷斷續續地在痛苦與歡愉中交替進行。當他把能夠回憶起的每一幅歷史畫面全都回憶出來後,又用文字作了詳細的記錄,作為日後尋找的根據。 
  在如此日復一日的回憶和記錄中,中田當然不會忘記自己與遠籐的第二次會面。那是1948年6月,遠籐從中國返回日本後,曾在東京三鷹小學的一處住宅裡作過短暫的停留。中田光男聞訊後,專程前去拜望。二人見面後,除了述說離別之情與各自在返回日本途中所經歷的磨難與驚險外,自然也談到了「北京人」頭骨問題。中田光男清楚地記得,當他問遠籐「北京人」頭骨是否已帶回日本時,對方連連點頭說:「帶回來了,帶回來了!」說著,起身帶他走到一堆行李前,指著一件被軍用毛毯緊緊包裹著的東西說:「它就躺在這個包裡,我正考慮如何處理它呢。」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6)   
  幾天後,遠籐離開了三鷹小學,去了位於東京北部地區的埼峪大學。在之後的若干年裡,遠籐一直在這所大學任教,並先後出任過考古系主任、大學校長等職,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去世。 
  中田光男和遠籐的這次相會,是二人的最後一面,所涉及的「北京人」問題,也是極其有限而膚淺的。至於遠籐後來對「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了怎樣的「處理」,他不得而知。因此,面對自己回憶出來的歷史,中田感到既有合理的東西,又有不少困惑之處。他不明白當年那個亡命天涯的長春之夜,遠籐為什麼會突然拿出「北京人」頭骨給他們看?是為了緩和當時壓抑、驚恐的氣氛,還是另有原因?遠籐是怎樣得到「北京人」頭骨的?最後到底又作了怎樣的處理……於是,他決定先到埼峪大學作一番調查。 
  不盡人意的是,當他來到埼峪大學後,由於遠籐已去世多年,許多線索已不可尋覓。埼峪大學考古系幾位健在的老先生說,他們從未聽說、更沒見過遠籐帶回了「北京人」頭骨,只知道遠籐退休後,有一位員工曾為他清掃過辦公室。中田光男又找到了這位員工,但對方告訴說,他當年清理遠籐先生的辦公室時,沒有發現什麼木箱,更沒有發現什麼「北京人」頭骨,遠籐本人的大部分遺物都是由他的外孫阿部清理和保存的(南按:處於本故事結尾處的原因,遵中田先生囑,阿部為化名)。而阿部並不在埼峪大學,一直在日本東北大學任教。 
  為搞清歷史線索,中田又趕往日本東北大學。 
  可謂無巧不成書。中田要找的阿部教授,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和他一起從中國東北逃亡長春的部下山口本秀的兒子。山口本秀早已作古,而他的兒子此時也年過半百。望著阿部教授這位華發已生的晚輩,中田想起53年前和他父親逃亡的慘景,不禁黯然神傷,嗟歎不已。他頗為感歎地對阿部說:「時間真是流逝得太快了,每個個體生命的存在與消失,似乎只是瞬間的事情!」 
  中田光男後來說,他與阿部的第一次交談,剛開始是親切、美好而又融洽的,但當話題扯到遠籐從中國帶回的那個木箱以及木箱裡裝的「北京人」頭骨時,氣氛似乎就變得有些尷尬和複雜起來了。他儘管曾是搜集、研究情報和談判的高手,但在與阿部的交談中,卻沒有取到事先設想的效果。阿部明確告訴說,關於從中國帶回「北京人」頭骨的事,他外公遠籐和父親山口本秀健在時,他本人既沒聽外公說過半點信息,也未得到父親山口本秀關於此事的任何一句遺囑。他雖然確實對外公遠籐先生的遺物負責進行過清理,卻沒有發現所謂的木箱和「北京人」頭骨。 
  至此,線索似乎中斷了。 
  但中田尋找的希望並未因此而破滅。他回到東京家中,對此次的調查過程作了冷靜的思考與分析。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遠籐當年從中國帶回「北京人」頭骨這件事,阿部應該是知道的。何況,他從阿部與他會面的言談舉止中,隱隱感到其人內心深處似乎隱含著一種難以言表的東西。那麼這個東西又會是什麼呢? 
  中田光男通過此次調查知道,遠籐僅有一女一男,女孩為大,男孩為小。女孩嫁給了山口本秀,男孩則在12歲那年暴病夭折。於是,大女兒以及外孫阿部便成了遠籐一生中最親近的人。遠籐去世後,阿部是遠籐財產的惟一繼承人。既然有了如此一種血緣關係作基礎,遠籐帶回「北京人」頭骨的事,阿部怎麼會不知道呢?即便遠籐生前守口如瓶,臨終前也應吐露真情。莫非遠籐真的將「北京人」的信息帶進了墳墓? 
  中田光男畢竟是日本關東軍搞情報的老特工,他決定對一些資料進行認真分析,先從外圍打開缺口,然後再逐步向真相逼近。於是,他很快找來一本又一本書籍和資料。通過一段時間的查看和分析,感到起碼有兩個問題是疑點:其一,他在長春看到的遠籐手中的那個「北京人」是個完整的頭骨,而據書籍和資料記載,中國人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只是一塊頭蓋骨,不是完整的頭骨,二者為什麼出現了差異?其二,幾乎所有的記載都說,「北京人」是在北平從美國人手中丟失的,若真的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也該落到駐華北的日軍手中才對,怎麼會插翅跑到了長春偽滿自然博物館遠籐的手中?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7)   
  當中田光男查看日本考古學家松崎撰寫的《北京原人》一書時,卻發現了一條新的線索,即松崎在書中提到了一個叫挪野的日本關東軍中將。該書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周左右,挪野中將曾帶領一個日本大尉和其他幾名軍官前往協和醫學院地下室,取走了「北京人」頭蓋骨。這塊頭蓋骨先是保存在關東軍司令部,後來就不知轉移到什麼地方和什麼人的手中去了。該書還說,挪野中將到協和醫學院取頭蓋骨時,中國的科學家裴文中也在現場。而隨同挪野去取「北京人」頭蓋骨的那個大尉,後來受到了關東軍的處分,原因不明。 
  松崎在他書中的這段記載,此前沒有任何人涉足,也許算得上一則「獨家新聞」。但,松崎說挪野中將拿走「北京人」時裴文中也在場,顯然缺乏根據。倒是中田光男從一名研究日本關東軍問題的學者那裡得知,挪野中將不但確有其人,而且是一個古生物化石的愛好者。因此,如果松崎對挪野與裴文中的記載是個錯誤,則不必考慮這條線索。若記載屬實,那麼挪野中將與遠籐之間就有可能構成一種鏈條關係。儘管松崎在書中沒有提到挪野與遠籐是否相識,但就一般推論,作為古生物愛好者的挪野中將和作為著名古人類學家的遠籐相識或是好友,當是可能的。假定挪野中將此前與遠籐交往密切,當關東軍危機四伏之際,他將「北京人」轉交給了遠籐保管,也是可能的。 
  問題是,遠籐1948年回到日本後至離開這個世界前,對手中的「北京人」會作怎樣的「處理」呢? 
  就當時日本的情況分析,盟軍早已佔領並控制了日本的一切。日本在戰爭期間從別的國家搶奪回去的各種物品,都已受到了盟軍的追查並被清退。據一位東京大學的教授後來透露,與「北京人」失蹤事件有關的長谷部言人、高井冬二並未遠離東京,他倆當時被美國人關了起來,連與二人有關聯的鈴木尚等著名教授,不僅被盟軍清查了辦公室,甚至連家也給抄了。這些情況想必遠籐是不會不知道的。 
  那麼,當他得知這些險情後,必然要為自己好不容易才從中國帶回的「北京人」的命運擔心。在焦急、憂慮中,很可能出現兩種「處理」方法:一是將其毀掉,來一個查無對證,使自己完全擺脫險境;二是找一個秘密地點隱藏起來,等將來時局有所變化再作打算。 
  很顯然,遠籐作為一個著名的古人類學家,無疑會選擇後者。 
  假如這一推理成立,那麼,遠籐會將「北京人」秘藏在什麼地方呢? 
  當年長春之夜給中田光男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遠籐親吻「北京人」頭骨這一奇特的細節。也正是通過對這一細節的苦思冥想和反覆推敲,中田光男終於做出了如下推論—— 
  按正常的思維方式和當時的處境,遠籐若將「北京人」藏於家中或者埼峪大學某處,是不合適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遠籐將「北京人」頭骨埋藏在了他那12歲即夭折的獨子的墓穴之中。因為遠籐最疼愛的獨子夭折於12歲那年,「北京人」也恰恰是面世12年後丟失。遠籐當年在長春之夜又有親吻「北京猿人」頭骨的親暱舉動,可以看作這個親生兒子和「北京人」在遠籐的心裡已是難解難分。或者說,遠籐已把「北京人」當作自己的親生兒子看待了。 
  根據這一大膽推測,中田認為首先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掘開遠籐之子的墓穴,惟其如此,方能將真相大白於天下。於是,他多次直接或間接地找到東北大學的阿部教授以及與遠籐有血緣關係的一些親屬,向他們講明自己的意圖,希望在日本有關部門的監督下,秘密掘開遠籐之子的墓穴,以對歷史作一個公正的了斷。 
  然而,他的這一要求遭到了對方的拒絕。 
  無奈之下,中田光男又找到了日本眾議院議員平沼赳夫,希望通過日本政府官員的影響力,去勸服阿部教授及遠籐的其他親族,支持他那個刨墳掘墓的計劃。 
  作為好友的平沼赳夫對中田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對刨墳掘墓一事深感為難。因為在日本要掘一座墳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既牽涉法律問題,同時還必須考慮到社會影響以及死者親屬的感情等問題,一旦真要實施起來,是相當棘手的。所以,平沼赳夫向中田光男授意,讓他找機會到中國去一次,將自己所掌握的線索奉獻於中國科學界。如果中國科學界認為有價值,可促請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日本政府說明情況,提出掘墓的請求。到那時,日本再以政府的名義和阿部等人商談,這樣,此事或許有望得到解決。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8)   
  中田光男聽從了這位好友議員平沼赳夫的勸說,作著與中國方面接觸的準備。經過一系列籌劃與努力,終於同中華日本學會取得了聯繫。於是,1999年9月17日,中田光男從東京踏上了飛往中國北京的航班。 
  難以破解的墓穴之謎 
  來到中國後,中田下榻於北京凱萊大酒店。前來迎接他的,是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中科院研究員周季華教授。當晚,中田光男便將自己隱藏了53年的有關「北京人」秘密線索和現在的尋找計劃與周季華作了詳細的交談,懇切地希望周能與中國有關部門取得聯繫,促成此事。 
  多年來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事業的周季華聽罷對方的一番言談,心中異常激動。他知道,儘管「北京人」是全人類的財富,但它首先屬於中國,作為一個中國學者,能有機會協助有關方面找回「北京人」,自然是件很榮幸的事情。於是,他很快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業務副所長葉捷取得了聯繫。 
  葉捷聽後極為重視。翌日晚,便同本所的古人類學家董興仁一起前往凱萊大酒店,與中田光男進行了會談。中田除了將自己隱藏了半個多世紀的秘密線索和盤托出外,還希望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交涉,從而促成將遠籐兒子的墓穴掘開的計劃。而後,葉捷和董興仁就「北京人」的一些具體問題又作了進一步交談。當葉捷問及對方當年看到的「北京人」是什麼形狀時,中田從行李包中取出了日本考古學家松崎所著的《北京原人》一書,指著印製在此書封面上的一張完整的古人類頭骨圖片說,他當年從遠籐手中看到的「北京人」化石,與這張圖片極為相似。 
  很顯然,《北京原人》一書封面上的圖片是一個完整的古人類頭骨,而葉捷、董興仁兩位專家知道,中國當年失蹤的「北京人」是一塊頭蓋骨,而不是一個完整的頭骨,這二者是不可混為一談的。中田則推測說,遠籐得到「北京人」頭蓋骨後,有可能別出心裁地給它作了修復,從而使之成為了一個完整的頭骨。但葉捷和董興仁仍認為這種推測只是一種合理的想像,缺乏充足的理由和證據,而任何一個科學的論斷都必須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最後,雙方商定,次日共赴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讓中田的記憶與實物來一番對照,以進一步印證其線索的真偽。 
  9月19日,中田在周季華的陪同下,同葉捷、董興仁等專家一起驅車來到周口店。在這座舉世聞名的博物館裡,中田光男仔仔細細地看著每一件陳列的化石標本,也小心翼翼地梳理著自己的記憶。當中田的目光與六個靜臥於玻璃櫃中的「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的頭蓋骨相遇時,沒作任何反應。而當他來到一個頭蓋骨、下額骨和牙齒等都較完整的頭骨面前時,禁不住停下腳步,眼睛驀然一亮,伸手指著那件頭骨說:「對,就是它,我當年在遠籐手上看到的那個頭骨和這個頭骨極其相似!」 
  「中田先生,您認為您的記憶可靠嗎?」身邊的葉捷問。 
  「我相信我的記憶沒錯!」 中田光男肯定地說道。 
  葉捷點了點頭,將中田重新領回剛才已經看過的六個「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的玻璃櫃前,然後指了指說:「很遺憾,中田先生,我們當年丟失的『北京人』,就是類似櫥窗裡躺著的這些頭蓋骨,而不是你剛才所指的那件完整的頭骨!」也就是說,中田當年從遠籐手上看到的「北京人」,有可能是假的「北京人」! 
  中田點點頭,飽經風霜的臉上掠過一絲淡淡的悲涼:「葉先生,我相信您說的是真的,可我當年看到的的確是一個完整的頭骨。對這個差異,我想除了遠籐先生後來做了修復外,很難再有別的解釋。」 
  葉捷急忙安慰道:「沒關係,中田先生,不管您提供的這條線索最終結果如何,我們都十分感謝您,因為您畢竟又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當然,事情的真相或許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調查和考證。」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9)   
  中田光男的搜尋工作至此暫告一個段落。 
  至於中田光男請求中國政府用外交手段和日本政府交涉,以便刨開遠騰之子墓穴之事,中國科學界高層表示應持慎重態度。所謂「外交無小事」,這是當年周恩來總理的句話,也是事實所在。一旦通過外交途徑交涉,很可能會使問題變得複雜化,反而不如民間渠道更為有利。因為要發掘遠籐兒子墓穴,此事非同小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日本,對於死者的墓地,政府都有相應的法律作保護,即使中國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交涉,也未必如願。再說,假定交涉成功了,遠籐的親族也同意了,墓穴一旦打開,而裡邊卻沒有「北京人」又怎麼辦? 
  鑒於上述諸多複雜的原因,中國方面認為,此事應繼續調查、考證,切忌貿然行事,等真有把握之時,再作打算也不為遲。當然,如果中田光男自己能說服日本政府和遠籐家族,掘開其子的墓穴,那又另當別論了。 
  作為積極倡導尋找「北京人」的賈蘭坡,對中田光男提供的這一線索和中國之行,自然有不同於他人的看法和見地。當我通過周季華教授訪問了中田光男,並向賈老就這一問題進行請教時,賈老說,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遠籐先生,確有其人,而且還接觸過。日本侵華期間,遠籐曾在中國的土地上主持和參與發掘過一大批古生物與古人類化石,其中最具影響的當數在中蘇邊界的內蒙古發掘的那幾個扎賚諾爾頭蓋骨化石。這些發掘出來的扎賚諾爾頭骨化石,除裴文中從遠籐手中要回一個放在新生代研究室研究以外,其它的一直由遠籐保管在長春偽滿自然博物館。二戰結束後,這批扎賚諾爾頭骨下落不明。賈蘭坡還透露,在1941年前,遠籐多次從長春來北平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發現的古人類化石,並與賈蘭坡相識。「北京人」化石失蹤前後,也曾來過,此後便銷聲匿跡了。 
  根據賈蘭坡的說法,既然裴文中能從遠籐手中要回一個(南按:當我就此問題請教胡承志時,胡老說,1947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兩個扎賚諾爾頭骨) 扎賚諾爾頭骨,可見遠籐與裴文中和賈蘭坡等其他中國科學家的確是相識的,甚至有著良好的關係,否則就無法解釋裴文中能從他手中要回扎賚諾爾頭骨和遠籐經常到協和醫學院做研究這一事實。從而可進一步推斷遠籐和挪野中將彼此也可能相識。如果這個事實成立,那麼日本考古學家松崎在《北京原人》一書中關於挪野中將前來協和醫學院取走了所謂「北京人」頭蓋骨一事的記載,並非子虛烏有,只不過挪野中將拿走的很可能是扎賚諾爾頭骨,而不是「北京人」頭蓋骨。而遠籐發現的扎賚諾爾頭骨除送給了裴文中一個(或兩個)以外,剩餘部分仍保留在長春偽滿自然博物館裡。因此,中田光男當年從遠籐手中看到的,很可能是經過遠籐修復之後的扎賚諾爾人頭骨,而不是「北京人」頭蓋骨。 
  然而問題是,遠籐作為一個頗有名望的古人類學家,自己明明拿的是扎賚諾爾人頭骨,為什麼非要在中田與女婿面前炫耀自己手中握有「北京人」頭蓋骨呢?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據賈蘭坡說,遠籐本人在「北京人」丟失前夕曾來過協和醫學院搞研究,他在這段時間裡到底都「研究」了些什麼?是否也染指過「北京人」?沒有人說得清楚。因此,在事實尚未完全搞清之前,很難排除遠籐手中確實握有「北京人」頭蓋骨的可能。而賈蘭坡為此事曾專門找到胡承志進行探討,並承認,中田當年在遠籐家中看到的裝有頭骨的箱子內塞滿了脫脂棉這一細節,與事實吻合,「北京人」化石被業內人士收藏,其可能性不能排除。 
  作為一名日本的老特工,中田光男對中方的種種反應,似乎早在預料之中。從周口店返回北京後,他並未就此放棄自己的計劃,而是又在北京走訪了幾家相關的單位和個人,一方面就掌握的線索再作探討,另一方面則是尋求支持他尋找計劃的合作夥伴。同時,他還委託周季華與賈蘭坡和胡承志二位健在的老人聯繫,希望能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就一些具體的細節問題進行交談。遺憾的是,由於賈蘭坡當時身體欠佳,面談沒有成功。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10)   
  儘管如此,81歲的中田光男的到來,還是在北京各界引起了反響。中田本人在離開中國前表示:回國後他還要為此而不斷努力,盡量說服日本有關部門和遠籐的家族打開墓穴,一旦時機成熟,他將再來中國,與賈蘭坡和胡承志等專家會面,直到揭開遠騰兒子的墓穴之謎為止。 
  魂歸龍骨山 
  1999年12月,受中國「保護周口店委員會」的邀請,中田光男前往中國並出現在於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國際古人類學學術研討會暨紀念北京猿人第一顆頭蓋骨發現七十週年會議」的開幕式上。上次中田先生來華時,曾受到了中國科學界和新聞媒體的關注,同時還引起了企業家的重視,但遺憾的是,他與賈蘭坡和胡承志未能會面。中田此次來華,在邀請方的精心安排下,他的這一願望終於得以實現。 
  1999年10月14日上午,92歲的賈蘭坡在兒子兼秘書賈賈彧彰的攙扶下,首先來到了新浪網站聊天室,隨後,81歲的中田光男和86歲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趕到了現場。三位老人——當年的「冤家對頭」、今日的「中日好友」見面後,相互握手,彼此問好。而後,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圍繞中田所提出的「北京人」線索問題,面對眾多在線網友,開始交談。最後,就中田所見的頭骨到底是真「北京人」還是假「北京人」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甚至爭論。中田光男堅持認為,他當年在遠籐手中看到的應該是「北京人」,並據此推測,挪野中將當年到協和醫學院拿到「北京人」後,就帶到長春,委託當時偽滿洲自然博物館保管,後來就到了遠籐手中。而賈蘭坡和胡承志則對中田的線索基本給予了否定,認為對方提供的《北京原人》這本書上的圖片可能是個模型,絕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國發現的「北京人」只有頭骨的一部分,沒有面骨,也沒有那麼整齊的牙齒…… 
  不過,賈蘭坡最後表示,雖然中田所提供的線索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我們還是要感謝他,畢竟每一條線索都是一個希望。當年與「北京人」一同丟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類化石,而每一件丟失的化石,作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類文明發展的佐證,都是無價之寶。因此,無論遠籐手中掌握的是扎賚諾爾人頭骨還是「北京人」頭蓋骨,都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是值得整個人類為此尋找下去的。 
  賈蘭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網上會面,給本來就熱熱鬧鬧的國際學術會議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針對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處的問題,無論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眾說紛紜,各執一詞,使尋找「北京人」之風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熱。 
  2001年4月2日,《北京晚報》在頭版以顯要位置登出《國寶賈蘭坡病危搶救》的文章,文中稱:「『我今生今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遺失的北京猿人頭骨,這幾乎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帶著這永遠的牽掛的賈蘭坡院士,今天躺在北京醫學院的病房裡,這位93歲的老人,因突發腦溢血,現在已處於昏迷狀態,要靠氣管和呼吸機維持正常呼吸。」 
  1929年,作為原籍河北玉田縣的賈蘭坡畢業於北京匯文中學,兩年後就職於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並被委派到周口店協助裴文中從事遺址的發掘管理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發掘工作,並1936年11月連續發現了三個「北京人」頭蓋骨,舉世為之震動。此後的幾十年歲月,賈蘭坡一直從事周口店發掘與研究,並主持指導了中國大陸範圍內的丁村、匼河、西侯渡、藍田、峙峪、許家窯、薩拉烏蘇、水洞溝與泥河灣等一系列重要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由一個中學畢業生和不懂化石和石器為何物的練習生,終成一代傑出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和第四紀地質家、深受國內外學術界推崇和愛戴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創造了一個在歷史的滾滾洪流與夾縫中刻苦進取,及時把握機遇並靠個人不懈努力實現自我價值重大轉變的人生傳奇和近似科學界的神話。   
  第十章 世紀末尋找(11)   
  2001年7月8日,賈蘭坡病情惡化,搶救無效,於上午11時44分與世長辭,享年93歲。 
  根據老人生前遺願,遺體火化後骨灰葬在周口店龍骨山——那塊政府早已為他準備好的墓地,在祖先的居處與當年的師友楊鍾健、裴文中相臨為伴。 
  哀樂、淚水、換聯、鮮花……像當年的裴文中一樣,賈蘭坡的靈魂在送葬隊伍的陣陣哀鳴與淚水飛濺中,帶著事業的巨大欣慰與尋找「北京人」未果的遺憾,悲欣交集地向龍骨山——人類祖先的聖地,飄然而去。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憶起埃及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在《自傳的回聲》中那深情婉約的絕響:「我傷感地閉上眼睛,卻看見為我出殯的隊伍正在行進。我走在隊前,手執一隻斟滿生命醇釀的大杯!」 
  斯人已去,巨星殞矣。神秘失蹤的「北京人」是否還能回到人類的懷抱,以慰逝者的在天之靈?   
  尾 聲 歸來兮,「北京人」(1)   
  若從20世紀初瑞典科學家安特生來華之日算起,尋找「北京人」的歷史已經跨越了兩個世紀的92個年頭。 
  若從珍珠港事件爆發之日算起,「北京人」丟失的時間至今已有整整65個年頭。 
  65年來,全世界對「北京人」的尋找,可謂故事不斷,高潮迭起,「北京人」不但沒有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記憶中消失,反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愈加令人刻骨銘心。 
  然而問題是,希望一個一個地升起,又一個一個地失落,真正的「北京人」到底仍在這個世上,還是已被毀於戰爭?如果仍在這個世上,到底又在哪裡?若早已不在人世,又毀在誰的手裡? 
  儘管半個多世紀以來,關於「北京人」的下落,各種不同的說法多如牛毛,而最能隨意想像、胡編亂造,甚至如神經病般胡言亂語,裝瘋賣傻,不斷拿中國人涮火鍋者,當數美國人。 
  在這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諸多說法與妄語中,略加篩選概括,無非是「被毀」和「存在」兩個大的系統。就我十幾年連續不斷的調查訪問得到的線索推斷,我堅信「北京人」仍然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裡生存著。其主要理由是—— 
  一、「北京人」不可能自毀。「北京人」的轉運工作有著嚴密的計劃。其運往美國的計劃,是經過美國人和中國人事先一起策劃,並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就作好了安排,事後的一切也是按計劃進行的。因而,即使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突遇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人遇到了麻煩,但「北京人」是決不可能從他們手上隨便扔棄的,更不可能自毀。 
  二、「北京人」不可能被毀。「北京人」的包裝相當精細、嚴謹、奇特,與其他物品不可相提並論。可以想像的是,隨著珍珠港事件突然爆發,美國人在轉運「北京人」途中,將會出現下面幾種情況:1.美國人自己悄悄將箱子作了轉移;2.箱子被日本人當作戰利品繳獲; 3.美國人或日本人將箱子就地埋藏;4.美國人自顧不暇將箱子無意失落。如果是第1種情況,無論通過何種渠道予以轉移,也不管轉移至何處,兩個箱子同樣不會被毀;如果是第2種情況,即使是最愚蠢的日本兵也會知道,在如此緊張的情形下,美國人從中國帶走的肯定是有價值的東西,裝有「北京人」的箱子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不會摧毀它;如果是第3種情況,無論是被發現還是沒有被發現,由於兩個箱子包裝非同一般,也會繼續在某一個角落裡安然無恙地存放著;如果是第4種情況,同樣也會因為兩個箱子包裝嚴密而奇特,無論是日本兵,還是中國人相遇,都會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箱子裡裝的是什麼呢?裡面的東西為什麼會如此小心嚴密地包裝?既然包裝得如此之好,肯定珍貴無疑。即便對「北京人」一無所知,也會先保存起來,或請教上司,或詢問他人,或找人收購,或秘密收藏,決無揮槍弄棒打個粉身碎骨稀巴爛的道理。 
  那麼「北京人」到底會在哪裡呢? 
  我的推斷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日本,其次是中國,再其次是美國和法國。 
  在日本的理由是:「北京人」失蹤之前,緊緊盯住「北京人」的,首屬日本人。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最先追查「北京人」的,同樣是日本人,並且興師動眾,利用了當時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除了中國的胡承志跑掉以外,其餘凡是與「北京人」有關的美國人和中國人包括美軍陸戰隊官兵,全都被日本人抓了起來或受到監控。而當時的平津地區已成為日本人的天下,無論是死者還是活物,均逃不出日本人的魔掌。何況,當時還有日本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的消息,以及此後日本人再也不找的事實。更有盟軍在日本找到了「北京人」的新聞報道,以及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隱居鄉間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傳說。 
  與這個推理相關聯的是,1994年4月25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韓偉在法國巴黎拜訪40年代比利時駐中國公使紀佑穆之子菲利普時,對中國很有感情而又酷愛中國文化的菲利普親口對韓偉說:「我一直想告訴中國人北京猿人頭骨的下落,卻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法國牧師卡爾丹夫婦曾經參加過北京猿人的發掘。為了保護這份世界財寶,卡爾丹夫婦將北京猿人頭骨等包裝入箱準備運出時,卻被日本人擄去了。這是我的父親親眼看見並不斷給我們講述過的一件事情。所以,北京猿人頭骨應該到日本去找!」韓偉聽了後,為了證實這一說法是否可靠,還當即問了菲利普一句:「此話可否公開發表?」菲利普斬釘截鐵地表示:「當然可以!」   
  尾 聲 歸來兮,「北京人」(2)   
  這一線索之所以被我提及,是因為法國牧師卡爾丹夫婦的確存在轉運「北京人」的可能。理由是——卡爾丹夫婦和當時在華的科學家德日進當時同為駐中國的法國人,卡爾丹夫婦既然參與過周口店的發掘,必然與德日進有不錯的交情,至少熟悉。而德日進作為發掘周口店的顧問,不僅深知「北京人」的重大價值,而且無論在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面前都有很高的威信,因而對「北京人」擁有一定的控制權(南按:由胡承志做的「北京人」模型就在他手中控制了一段時間)。那麼,珍珠港事件突然爆發後,當美國海軍陸戰隊全部被日軍俘虜,再也無力承擔護送「北京人」至美國的重任時,德日進挺身而出,讓既知道「北京人」價值又懂得如何保護「北京人」的卡爾丹夫婦以牧師的身份出面轉運也是可能的。此前就有人懷疑德日進曾染指過「北京人」,此說同樣是一個佐證。因而,菲利普說自己的父親親眼看見日本人從卡爾丹夫婦手中奪走了「北京人」,似乎不是天方夜譚。 
  關於「北京人」可能在中國的推斷有三,一是被美國人或者日本人埋藏在了中國的某個地方,如日本原731部隊那個老兵所說的情況;二是從美國人或日本人手中有意無意落在了或者轉交到了中國人的手上;三是有中國人乘戰亂之機,混水摸魚,從中搞鬼。由於「北京人」失蹤的發生地在平津地區,因而轉運途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差錯,都有被擱置在中國任何一個角落或者任何一個人手中的可能。例如,美國軍醫威廉·弗利所說,即其一個例證。或許,像當年那對替弗利保存過箱子的夫婦一樣,由於中國後來的政治動亂,知情者落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收藏的「北京人」也隨著不斷的抄家與破「四舊」而落於垃圾堆零落成泥輾作塵了。 
  關於「北京人」可能在美國的推斷有兩種可能:一是假定日本人當時沒有從北平追查到「北京人」,那麼美國人就有可能通過別的途徑、別的手段轉運到美國。當二戰結束後,美國作為盟軍的代表,有可能從日本人手中沒收了「北京人」而佔為己有。但這種可能性明顯地要小於在日本與中國。 
  當然,最近有消息說,「北京人」當年被裝到了一艘叫做「阿波丸」的日本輪船中,。「阿波丸」是一艘建造於20世紀40年代初的日本遠洋郵輪,船長154.9米,寬20.2米。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徵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駛向日本海域。4月1日午夜時分,「阿波丸」航行至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艇「皇后魚號」發現,並遭到數枚魚雷襲擊,3分鐘後迅速沉沒。全船乘客及船員共2009名,只有三等廚師下田勘太郎一人倖免於難。 
  就在「阿波丸」沉沒三十年後,在日本人的暗中操縱下,世界媒體開始舊事重提,並很快炒作成一個新聞熱點。據美國《共和黨報》1976年11-12月號特刊報道,「阿波丸」上裝載有黃金40噸,白金12噸,工業金剛石15萬克拉,大捆紙幣價值不明,人工製品、工藝品、寶石40箱,價值不明。據一位叫那托思的原美國原海洋實驗室觀察員、國家潛水領導成員在打撈計劃中列明,最低可打撈貨物價值為2.49億美元,所有財富價值高達50億美元。而據台灣《中國時報》1976年11月21日報道說:「阿波丸」被擊沉時載有金錠40噸,白金12噸,未加工的寶石15萬克拉,美、英、香港貨幣數捆,工藝品40箱,錫3000噸,鎢2000噸,鋁2000噸,鈦800噸,橡膠2000噸」等等。 
  後來的日本海灣代表團向中國提供的數字為:錫3000噸,生橡膠3000噸,加上銻、鎢、水銀,總計9812噸。 
  據說,除了這些金銀財寶外,「阿波丸」沉船中還有一件無價之寶——「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據稱,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曾將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下落作為一件特殊禮物送給中國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線索是:「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極有可能在「阿波丸」沉船上。   
  尾 聲 歸來兮,「北京人」(3)   
  針對這一說法,許多人提出疑問:日本人為什麼要頗費周折將化石從中國北方運到東南亞,這不是吃飽了撐的,或是神經病嗎? 
  但這一系列聳人聽聞與神乎其神的傳言卻被中國官方信以為真,並組織一支人馬下海打撈。此次打撈共撈獲錫錠2472噸,售價5000餘萬美元,還有橡膠等貨物數千噸。 另外從中發現了偽滿洲國政要人物鄭禹(奉天市長,偽滿元老鄭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鄭孝胥安葬時分贈後人的圓硯等物,硯上有「鄭公孝胥安葬紀念」字樣鄭氏曾任偽滿州國總理大臣,1938年死於長春,後葬於瀋陽。史料記載「阿波丸」乘員全部是日本人。這說明日本人將在中國北方搜羅的文物寶器運上了「阿波丸」輪船——這便是推測者認為「北京人」頭蓋骨藏匿其中的所謂「旁證」。 
  然而,打撈者費盡財力與精力,卻始終沒有在這艘已沉入海底泥沙下9米多深輪船上找到黃金,更沒沒有發現半塊「北京人」化石的蹤影,卻打撈出一批遇難者的遺骸。中國政府本著中日友好和人道主義精神,先後於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在上海以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上海海難救助打撈公司的名義,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打撈出水的「阿波丸」死難者遺骨和遺物,日本人頗具悲哀狀與感激之情地一一「笑納」了。當這種場面反覆出現時,有智者方驀然醒悟:此前關於這艘沉船內裝有價值連城的金銀財寶的種種神話,只不是日本人為了打撈2008具骸骨而故意布下的迷魂陣和施放的煙幕彈罷了,想不到中國人真的當起了冤大頭,赴湯蹈海地幹了起來,被日本人大大地涮了一回火鍋。面對大海那邊日本人站立於礁石之上,通過望遠鏡飄過來的輕蔑狡詐的眼屑,真令人欲哭無淚,鬱悶至極! 
  「北京人」到底在哪裡?半個多世紀來一直懸而未決,使全世界都陷入了困惑的泥潭。然而,有一個事實卻是極其明確的,這就是—— 
  「北京人」頭蓋骨自被中國的裴文中與賈蘭坡於1929年和1936年在周口店發現後,便交由美國人控制的北平協和醫學院負責保管。隨著珍珠港事件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在美國人手中下落不明瞭。 
  2001年12月7日,美國第54屆總統喬治·沃克·布什,與25名60年前珍珠港事件的見證人以及上千名水兵,登上停泊在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港口的「企業號」航空母艦,以紀念珍珠港事件60週年。在前往參加紀念儀式之前,布什在白宮簽署了一項公告,宣佈將星期五(12月7日)定為「國家珍珠港紀念日」。他要求在這個神聖莊嚴的日子,所有的聯邦辦公室降半旗,以表達對珍珠港事件受害者的哀悼。 
  這個儀式僅僅過去三年之後的2004年12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社轉發了日本駐華盛頓記者近籐豐和的專稿,謂:與去年一樣,今年布什總統在紀念珍珠港事件的文稿中也刪除了「日本」二字。不僅如此,今年還刪除了「不經宣戰」的字眼。文章將此歸結為「日本在伊拉克等問題上所做出的貢獻」和美國「對兩國同盟關係的重視」云云。 
  對美國人這一新的做法和暗號,絕大多數日本新聞界保持了沉默,只有《朝日新聞》一家特立獨行地站出來,在社論中提到了珍珠港事件,並以《今天是什麼日子》的醒目標題,提醒日本人民這個日子與往日的不同。同時指出:歲月是會淡化人們的記憶的,但有些記憶是不能淡化的。各國國情不同,記憶點也有所不同。彼此應該瞭解對方的記憶,這樣才能加深信賴關係云云。 
  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翻雲覆雨,美國人處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可能在不久的未來,就會把珍珠港事件從記憶裡抹去,建立一個「大太平洋共榮圈」,藉以稱霸海空陸地。但中華民族決不會忘掉這場由日本人發動,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罪惡戰爭,當然還有戰爭中在美國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的「北京人」。正如20世紀50年代由周恩來總理審定,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對外發表談話所說:「『北京人』化石是在美國人手上搞得下落不明的,只有美國人才能說清什麼時候丟的,怎麼丟的,丟在了什麼地方。」   
  尾 聲 歸來兮,「北京人」(4)   
  因而,要搜尋「北京人」的真正下落,最應該站出來並承擔相關責任的,當然是美國人和日本人。 
  然而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人們看到的,除了「在紀念珍珠港事件的文稿中也刪除了『日本』二字」和「不經宣戰」的美國政府,連同一個對侵華戰爭死不認賬、死不謝罪的日本政府內閣,沒有看到這兩個政府或那一個美國人站出來,以真正負責任的態度表示過懺悔之意,更沒有站出來說明是在「什麼時候丟的,怎麼丟的,丟在了什麼地方。」 
  或許正如英國數學家、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20世紀初葉於北京大學演講時所言:「中國人必須明白,中國人的利益和世界上強國的利益極少一致,如果有一致的地方,那是偶然的巧合。中國人必須自己團結起來奮鬥,才有出路"(《TheProblemofChina》,1993)。儘管美國與日本在「北京人」失蹤事件上的態度令人憤慨、鬱悶加失望,但可以相信的是,世界一切有文化良知的進步人類對「北京人」的搜尋不會停止,人們對它的熱情也不會消減。或許,正如楊鍾健所說:在全世界正義的科學工作者的關心與支持下,總有一天會弄個水落石出,物歸原主的。 
  ——歸來兮,「北京人」! 
  (完) 
  1992年一稿於濟南 
  1999年二稿於北京 
  2006年12月9日三稿於亞運村 
  1重點號由作者附加。 
  2重點號由作者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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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頭蓋骨失蹤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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