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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偉人: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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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偉人: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作者:是「四五」天安門運動「童懷周」小組主要成員,後又成..


  為新中國奠基 規劃新民主主義藍圖

  新中國成立前夕(1)

  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少奇與毛澤東等人一起精心描繪了一幅新民主主義的藍圖
  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48年9月12日始,1949年1月31日止,接連發動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54萬人。三大戰役的勝利,使國共兩黨武裝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佔據了絕對優勢,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武裝力量已經喪失殆盡,對江北各解放區形成不了戰略性的威脅。
  如此一來,成立新中國的歷史任務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正如劉少奇在1948年初所預測的革命進程:去年已打掉蔣區優勢,現解放區力量已超過它,這是帶決定性的形勢變更。今年再取得第二個決定性勝利,到1949年蔣介石可能倒台。
  面對即將到來的全國性勝利,怎樣建設新中國成為當務之急的歷史任務,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他們對革命鬥爭是非常熟悉的,但對管理、治理國家,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統一管理,還缺乏經驗,但他們提早進行了思想準備和理論思考。
  劉少奇所奠定的基石就是:新民主主義的藍圖。
  1948年9月,秋高氣爽的季節,西柏坡,看不出有任何的戰爭氣氛,一切都那麼平靜。
  一間普通平房裡,繚繞的煙霧順著門縫飄散,正如戰場上的硝煙一樣瀰漫開去。屋內,正在進行著不亞於指揮一場戰爭的新的戰役——新中國的建設問題。
  黨內有幾個著名的煙迷,毛澤東、劉少奇等等,都是屬於思考問題時煙不離手的。在這種歷史性的轉折時刻,他們殫精竭慮為中國的新生,像一個細心的接生婆對待一個新生的、羸弱的小生命一樣,小心翼翼、無微不至地為一個新生命設計成長的藍圖。
  中共中央正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如同中共歷史上的八七會議、遵義會議一樣,九月會議也是帶有轉折意義的。它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對建設新中國的戰略方針進行探討,轉變過去革命的方針為建設的方針,實際上同後來的七屆二中全會一樣,都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問題提出大框架。
  在此之前,毛澤東、劉少奇就已經開始考慮這一問題了。
  他們二人所不同的是,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提出了大的構架,提出了大的方向;劉少奇所提出的建國方略是循著毛澤東所構想的新民主主義藍圖進行細緻的描繪,是更加具體、更細緻入微的闡釋和進一步闡發,提出的是具體的政策和策略。
  1948年9月初,劉少奇就對新中國的建設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設計方案,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實施方案。《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是劉少奇為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所作的第一篇洗禮辭,是他的第一篇治國方略。
  劉少奇非常坦誠,承認中國共產黨人在治理國家方面還是一個生手:「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暫時還缺少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的經驗,還不善於和投機商人及舊資本主義成分作經濟上的競爭,而投機商人和資產階級在這方面則有更多的經驗。」
  鑒於「中國還是一個小生產占極大優勢的國家,還是一個農業國」,劉少奇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由國家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三大部分構成。其中,國家經濟是領導的成分;合作社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廣大而可靠的同盟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不可缺少,「它的適當的發展,對於國民經濟也是有利的」。但是,其發展方向是要走舊資本主義道路的。因此,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一方面,應該採取嚴厲的辦法禁止一切公私機關及個人囤積居奇、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為,同時,允許並在適當的範圍內幫助那些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之發展。」
  在九月會議上,劉少奇進一步闡發了自己對於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觀點。他認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
  劉少奇說:「國家經濟。銀行、鐵路、大企業等等,這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但是在數量上是比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業生產是在全國勝利後,頂多佔國民經濟的百分之十至二十。」
  毛澤東接著說:「連資本主義工業在內,整個近代機器工業的生產量頂多佔百分之十至二十,光是國家經濟還不會有這樣多。」
  劉少奇說:「正因為這一部分數量很小,困難就來了,為什麼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即由於此。但是這一部分又掌握著經濟命脈,數量雖小質量很高,這種國家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按企業講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它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係;按政權性質講,按政權的政策性質講又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決定的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小生產者合作的工農民主專政,陳瑾昆(時任華北人民法院院長)等不是決定的,是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是新民主主義的。關於社會主義成分問題,過去是有所考慮的,現在東北有八千多公里鐵路在新民主主義政權手裡,政權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成分問題就提出來了。二七社論中已講了這個問題,全國勞動大會的決議中也講了這個問題,只是沒有點明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都有社會主義因素,都有社會主義成分。」毛澤東一氣說了一大段,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經濟建設實際上也存在著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作了論述。
  對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當時不僅僅毛澤東、劉少奇,包括全黨的認識都很一致,就是不能過早地向社會主義過渡,要經過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
  劉少奇在談到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存在著的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與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時,接著就自然說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鬥爭問題。
  這種鬥爭的性質、方式是什麼?劉少奇明確說:「鬥爭的方式是經濟競爭,經濟競爭是長期的,首先就是反對投機資本。這種鬥爭的性質,是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雖然我們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這種競爭是貫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競爭。這裡就有個『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競爭贏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轉變,競爭不贏,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就被資本主義戰勝了,政治上也要失敗,政權也可能變,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和平轉變,今天還只是極大的可能性,並未最後確定,並沒有解決,如犯重大錯誤,還是可以失敗的。所謂和平轉變,是指無須經過政權的推翻而完成一個革命,並不是不要鬥爭,而要進行各方面的鬥爭競爭。因此,固然不能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但也不要對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估計不足,而要清醒地看到這種矛盾。」
  毛澤東一揮手插話說:「鬥爭有兩種形式,競爭和沒收,競爭現在就要,沒收現在還不要。」
  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是要進行一個時期的,還不能急於採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因為還存在著一個發展新民主主義的各種經濟成分的問題。
  毛澤東說:「單講資本主義競爭,還不能解決問題,還有一個利用它以發展生產的問題。」
  劉少奇很贊同毛澤東的看法:「有益於國民經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要發展。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條件之下,就是說,有些企業部門是國家沒有經營的,或者是國家雖然也經營了,但尚不能滿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幫助,雖然資本主義企業之發展,現在這裡還有很大的真空。」他提醒說:「我們共產黨人要高瞻遠矚,看到前途。我們與資產階級合作要有清醒的頭腦,自暫時合作之日起,就要認清總有一天要消滅它,就應時刻注意到資產階級之叛變,好像抗戰初期與閻錫山合作抗日一樣,我們才不會上當。」
  毛澤東繼續強調資本主義應當適當發展:「中國由於經濟落後,資本主義是分散的,只有國營經濟,銀行、鐵路、礦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國資產階級有地方性,這是很可以利用以發展生產的。」
  劉少奇說:「只有在資產階級暫時合作之開始,即認清前途,才能夠在各方面的實際中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最後還要嚴格地說一句,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
  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自己做了回答:「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
  最後,毛澤東作了總結發言,肯定了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設想:「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很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後,對這點可作宣傳。」
  劉少奇在規劃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時想得很周全。他認為,必須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路線,同時又必須堅決、嚴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傾向,「即是過早地和過多地在國民經濟中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超出實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機械地實行計劃經濟,因而使我們失去農民小生產者擁護。」
  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劉少奇修改後的這個文件後,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同時,毛澤東還作了重大的改動:
  在第二十九頁上,「決不可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絕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
  這一改動,就為後來很快改變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埋下了伏筆,就有了附加條件。因為,毛澤東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一是時間限制,「現時」而不是將來,等到一定時機,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二是政策限制,「有益於國計民生」是大前提,違背這一前提,超出這個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這兩方面的綜合限制,「現時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是說,肯定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現在還對國民經濟發展有利的作用。
  內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於1947年3月撤離延安;1948年3月,又由陝北向華北進發;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人又從農村的最後一個指揮所——西柏坡向北平進發了。
  真可謂,三年三大步,一年一巨變。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劉少奇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是確定了。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太快,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對我們的困難很多,不如慢一點,我們可以從從容容地準備。」
  正如劉少奇所擔心的,如何面對接踵而來的建設任務?如何面對管理國家、治理國家的現實任務?劉少奇告誡說:「以前在山頭上,事情還簡單,下了山,進了城,問題複雜了,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難了。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後,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可能推翻我們的。唐太宗曾與魏徵爭論過一個問題:創業難呢,還是守成難呢?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就會好一些。」
  在中國革命形勢日益明朗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考慮如何開國、建國的問題,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新的戰略重心的轉移。
  很顯然,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要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城市工作是中心,這既是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需要,也是穩定和鞏固新生政權所必須的。
  劉少奇在這方面的認識很早就有了。1947年1月,劉少奇在城市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城市工作問題很重要,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注意研究這個問題。在歷史上因為進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這樣。我們要反對腐化。一定要守紀律,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現在,隨著平津的解放,隨著全國範圍內的勝利進軍,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中國共產黨人怎樣面對這樣一個勝利,怎樣保持昂揚的鬥志,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3月25日,他們抵達北平,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在嘹亮的軍號聲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乘敞篷吉普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部隊,向為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解放軍指戰員莊嚴敬禮致意。
  「考試」,不僅僅是思想作風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治國方面必須考出一個好成績……

  資本家 吃了個「定心丸」(1)

  「四面八方」,劉少奇給資本家「交底」「勞資兩利」,資本家 吃了個「定心丸」
  北平,舊刑部街32號,一座老四合院,不斷傳出歡快的笑聲。原來,劉少奇在王光美陪同下來看望從未謀面的岳父母。
  劉少奇坐下後,順手點了一支「前門」煙,轉身問王光英天津的情況。王光英只知道現在還在打仗,立即很自信地向劉少奇建議,天津有哪些工廠可以做軍裝,哪些工廠可以生產手榴彈,哪些工廠可以製造裝甲車,工廠設備稍加改造就可以生產武器裝備,支援解放軍南下作戰。
  劉少奇聽著聽著就笑了。他告訴王光英:「仗不會打很久了,全國很快就會解放。現在考慮的著重點是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問題,比如說,城市如何搞,生產怎樣恢復和發展……」
  王光英恍然大悟。劉少奇接著就問王光英對國家建設有什麼好的建議和意見,都可以放開談,儘管提出來。王光英心直口快,把對經濟建設的一些看法都告訴了劉少奇:天津工商界由於不瞭解共產黨的政策,有的聽信了反動宣傳,害怕收買和沒收,還要挨鬥,人人自危,沒有心思搞生產,更談不上發展生產了;還有些人甚至把資金抽走了。整個天津市場混亂,物價上漲,原料匱乏,生產停頓,工人失業,形勢不容樂觀。
  劉少奇聽到這些,眉頭緊皺:「你回去要多聯繫天津工商界,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宣傳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希望你能努力。」
  解放後的天津亟待恢復工商業的正常生產秩序,然而天津的解放是通過戰爭的形式而不是北平的和平解放形式,工人中有極大的「左」的情緒,黨員幹部也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沒有明確的認識,出現了許多次工人自發的清算行動。當時天津資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顧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無法生產。作為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的支柱、在國營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營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成分只有34.7%,私營工商業仍然佔有很大比重。因此,要談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肯定離不開私營企業。
  但是,資本家們對共產黨的政策並不瞭解,有顧慮,有疑惑。而在接收城市的過程中,黨的部分工作人員流露出來的「左」的情緒和做法,也助長了資本家的彷徨和驚慌。因此,恢復和發展生產,首先面臨的是如何做好團結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而且,這一問題的解決愈來愈迫切。
  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不斷向中央報告平津的情況。幾十年後,薄一波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關於這一點,我有切身體會。在參加接收平、津工作後不久,我給中央寫了一個《平、津財經情況報告》,列舉了兩市財經方面的困難。當時,兩市每月要補貼15億元人民幣(舊幣)。由於工廠不開工,天津有上百萬人口生活無著落,北平更多。我報告說:『所有城市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妥善地復工,這一問題得到解決,則萬事皆通。否則,一切均談不到。』4月份,我又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詳細列舉了平、津工業生產中的問題,除了城鄉交換阻隔、外貿斷絕、原料匱乏、產品滯銷、通貨膨脹外,工作中沒有處理好公私、勞資等關係,也是存在的突出問題。『工人、店員誤認為我們允許分廠、分店,進行清算鬥爭。天津解放一個月,曾發生53次清算鬥爭。』『資本家腦子裡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後工人管不住,無法生產。』因此,他們抱著消極等待、觀望的態度,甚至跑去香港。據天津統計,當時私營企業開工的不足30%。」
  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1949年4月上旬,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去天津指導城市工作。
  斗轉星移,還是清朝末代「太上皇」慈禧太后的專車,依然行使在北平到天津的鐵路線上。不過,乘坐它的人已經換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劉少奇。
  劉少奇一行於4月10日抵達天津,前來迎接的是黨內聞名的「三皇治世」:黃克誠、黃敬、黃火青。他們面對天津經濟遲遲得不到恢復,更談不上進一步的發展,真是一腦門子「官司」。
  第二天下午,劉少奇聽取黃克誠、黃敬的工作匯報,當聽到不少來自農村的幹部不適應城市工作時,馬上指出:要盡快教育我們的幹部適應環境,學會管理城市,否則就誤事了。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開始,今後的任務是如何管理好城市並將城市的生產恢復、發展起來,把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人民政權才能鞏固;不但要恢復城鄉貿易關係而且要有所改進;私營工廠勞資雙方不能激烈鬥爭,今後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問題。
  黃敬說:「眼下,一些工廠勞資關係緊張,資方財產被凍結或分掉,而聞名的幹部多是站在工人一邊;再加上工人紛紛要求資本家增加工資、分紅利等,使工廠在資金和管理上出現問題,維持生產都有困難,復工復業也成問題,更談不上發展生產了。」
  劉少奇果決地說:「這不行,這是『左』的行為,是自殺政策,根據今天中國情況,勞資雙方不能鬥爭太激烈,勞資雙方今後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問題。今天工作組亂解決問題,等於農村亂打亂殺,同樣地違反政策,而且亂得很快,我們要抓緊糾正。」
  當場,劉少奇和黃克誠、黃敬商定:由軍管會成立調解勞資糾紛的勞動局,資本家可以直接到軍管會反映意見,並安排黨的基層幹部到工會中做工人的工作。
  劉少奇明確說,天津市的黨員幹部思想上還存在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不正確的認識,在即將開始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中,民族資產階級不是鬥爭對象,一般地是團結的對象,爭取的對象。對民族資產階級也有鬥爭,但重點是在團結上,如果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鬥爭對象,就會犯路線的錯誤。對民族資本家要既聯合又鬥爭,二者以聯合為重點,「今天重點是團結。」
  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鬥爭哲學和思維模式,在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期,可能由於失去了鬥爭對象,就尋找一個鬥爭對象。帝國主義被趕出中國了,沒有了掛著外國國旗的軍艦、租界;國民黨政治統治垮了,大買辦、大官僚資本被人民政府沒收了,在人們心目中剝削階級、壓迫階級的形象:工廠、洋房、汽車、西服革履……
  人們就盯準了「大肚皮」的資本家作為鬥爭對象,像農村分田地一樣,要分工廠、汽車、洋房、機器,或者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或者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的壞,不說他們的好。在這樣的氛圍下,黨員幹部、工人群眾都不敢接觸資本家,擔心被認為是立場不穩。
  「有些同志不知不覺地把天津資本家當作主要鬥爭對象了!」劉少奇對此發表看法說,把資本家當作主要鬥爭對象,這是不對的。現在有的報紙,在宣傳上對民族資產階級不重視,重點不是團結而是打擊,這是不妥當的。不但不鬥爭,而且是爭取對像、團結對象。
  「重點是聯合,還要聯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期的,而是相當長期的。在中國的條件下,有些資本家將來還可以同我們一起走入社會主義」,劉少奇向黨員幹部們提出要求說,「我們一定要熟悉資本家,不熟悉資本家不行。怕見資本家,是我們山上下來的情緒,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情緒。工人階級最瞭解資本家。我們黨員不熟悉資本家,怎能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家的意見不能不聽,但也不可盡聽。」
  在劉少奇天津市視察的同時,在北平,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派出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團正在同中共代表團進行談判。
  毛澤東、周恩來不斷同國民黨代表團成員談話,使他們瞭解中共對和談的誠意。
  毛澤東此時有一種勝利者的輕鬆,國民黨已經無力回天,勝利必然是共產黨人的。他在同國民黨談判代表團成員劉斐、黃紹■談完話後留二人吃飯。
  席間,談及個人的愛好,劉斐趁機問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
  毛澤東笑答:「曉得些,曉得些。」
  劉斐緊追不捨:「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
  毛澤東禁不住失笑:「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澤東對革命取得勝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對和平談判,他也作了充分的準備,並且對談判破裂更作了充分準備。國共和談終因國民黨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國共談判代表團達成的《國內和平協定》而告失敗,休整了一段時間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突破了國民黨的最後一道天然防線——長江,於1949年4月23日佔領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
  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勝利之師,攜勝利之勢,摧枯拉朽,繼續向東南、華南、西南進軍,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漢、南昌等大中城市;與此同時,華北地區發動了對國民黨殘餘部隊的進攻,接連解放太原、大同、安陽、新鄉等城市。
  城市解放了,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一個新的任務就是管理城市、恢復城市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但是,怎樣面對?沒有一個標準,沒有一個定論。
  正在天津市視察的劉少奇正是承擔了這樣一個任務,為全黨解決面對的城市管理和生產生活秩序的恢復與發展問題,為新解放城市提供借鑒和經驗。
  毛澤東也同時認識到了這一個問題。1949年4月,同劉少奇在天津市視察一樣,毛澤東也邀來了上海市商業界的代表談話。
  有人問:「共產黨的經濟方針是什麼?」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說:「唯利是圖。」
  「共產黨也唯利是圖?」有人迷惑不解。
  毛澤東肯定地說:「是的,不過有點區別,我們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圖,而不是唯個人的利益是圖。」
  「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來自上海的資本家不無憂慮,因此,他們自稱「產業界」。
  毛澤東說:「你們產業界是新中國四個朋友之一,我們是聯合你們的,四個朋友缺一不可。」
  「那麼產業界的位置擺在哪裡呢?報紙上只說工人如何好,一點壞處也沒有;資本家如何壞,一點好處也沒有。我們在報紙中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險的。」有人提出了疑問。
  「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他們無所顧忌,堅決鬥爭,農民也不錯。但在城市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毛澤東肯定了資本家對城市生產生活的重要性,要擺在第一位。
  就在這次談話前後,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城市經濟工作政策,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針。四面,即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八方,即公私兩方、勞資兩方、城鄉兩方、內外兩方,要「從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顧到,實現發展生產。」
  劉少奇對這一思想非常重視,並在天津視察期間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和發揮。
  因此,劉少奇在各種會議上多次強調和闡發「四面八方」政策。他認為,毛澤東的這一概括是最合適不過了。
  劉少奇要求軍管會提出一個規定,以處理勞資關係問題。他提出了八個方面的內容:所有公私工廠盡可能保證工人解放前的生活水準;提高工人生活水準目前暫時不可能,將來一定能提高;一切公私工廠必須開工,努力生產,不得怠工;私營企業主,因生產需要,可以僱請或辭退工人;僱主必須正當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罵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須遵守廠規,不得不聽指揮;工人開會或搞其他活動,必須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不得佔用工作時間。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活動,資方不得干涉;每個工廠需要專門做工會工作的人,可以脫離生產;工人對廠方提出的要求條件,應交工會加以研究分析,由工會向廠方交涉。一切勞資糾紛都由總工會集中審查解決。一句話,不能因為眼前的利益妨礙了長遠的利益。
  黃敬稱之為:「不要吃母雞,要慢慢吃雞蛋。」
  不管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總之,「母雞」不能殺來吃,「雞蛋」也還要「慢慢吃」。
  「吃雞蛋」,也要大家來吃,當然包括資本家。
  劉少奇感覺到,必須給資本家「交底」,給他們吃一顆「定心丸」。
  1949年4月19日,劉少奇邀請天津市工商業資本家座談,參加的有李燭塵、周叔■、宋■卿、朱繼勝、邊潔清、孫冰如、勞篤文、資耀華、王翰庭以及其他各工商業界的人士等。這些工商業界人士都是天津市工商業中占較大部分的私人工商業者,比較知名。
  因為劉少奇是從北平來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資本家們在談話時就流露出探劉少奇的底的意圖,看到底共產黨對他們資本家實行什麼樣的政策。他們說:「你是中共中央。」
  劉少奇非常乾脆:「好!我來就是給你們底的。」
  劉少奇鼓勵他們辦好廠,多辦廠。資本家可以和貿易公司合作,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私營也只有和國營合作才能發展。
  他對緊張的勞資關係提出意見:「你們可以定廠規,經政府批准,就可以執行了。至於臨時工,有些可變長工,有困難的就不變。」
  這一來,資本家在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任務中的地位就很明確了:完成這一任務離不開資本家的合作。
  參加座談的資本家話多起來,紛紛反映問題,獻計獻策。
  有人說,共產黨訂一個計劃,我們私營企業來幫你們的忙。
  劉少奇點點頭:「這個意見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長期的,也有暫時的。我們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長期合作。你有困難我幫助解決,我有困難你幫助解決,互相照顧。不是爾虞我詐,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們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長,使公私兩利。」
  有人說,我們怕你們的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是個大資本家,誰能和它競爭呢?
  「這未可厚非。這就是自由競爭,是學你們的嘛!統制原料、市場,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國家貿易公司也用這種辦法來經營,只顧到自己,那就是不對的,是違反黨的政策的。」劉少奇說。
  資本家李燭塵憋不住談到:前不久,他去山東銷鹽,事先徵求天津市的意見,有人告訴他可以去。可是到了山東臨清,當地的貿易公司一看來了個資本家銷鹽,就壓低了當地的鹽價,李燭塵不僅僅沒有賺到錢,還虧了本,回來就一肚子氣。
  劉少奇批評了臨清地區貿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對的。他告訴李燭塵,會跟那邊講清楚,讓他再去。
  有資本家說,我們現在只能在國營工業的空子裡,吃點殘羹剩飯。
  劉少奇笑笑說:「真是這樣嗎?其實不然。今天,中國的工業還不很發展,國營企業還只是點點滴滴,私營企業的活動範圍很廣,可以和國營企業平行發展。對私人資本有所限制,實際上等於沒有限制,比如鐵路、航空,中國今天還沒有那麼一個資本家說,也要開辦鐵路、航空,和國營的競爭。我們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不是走舊資本主義道路。要採取限制政策,就是為了避免舊資本主義的前途。」
  李燭塵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潤的1/3給工人,1/3作公積金,1/3作股息。
  劉少奇則主張,在股息問題上,現在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對什麼有利。只要錢拿到工業上去,拿出來流通,總比埋在地下好。「我主張壓低投機利潤,減低商業利潤,提高工業利潤,七八年內不要限制,對國家、對工人、對生產都有利。到底賺多少才算合法?我以為賺多少錢都合法!」
  李燭塵說:私人資本能不能與公家合作,合資辦工廠?
  劉少奇馬上同意:「我贊成。但有兩個條件:一是不准外股參加;二是從經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則,不能稱為合作工廠。」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產黨員的天津市啟新洋灰公司經理周叔■說:「我的啟新洋灰公司開了幾十年,賺了錢,發展到2個廠、3個廠,現在還想再開幾個廠。但是,不敢再開第四個廠子,廠子開多了,剝削的工人就更多了,辦起來後成了大資本家,剝削越多,罪惡越大,就要受審判槍斃了。」
  劉少奇說:「資本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進步的,有功績的。你想開第四個廠子,不但不是罪惡,而且還有功勞。」
  天津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宋■卿對恢復和發展自己的企業也有顧慮,考慮到前途問題,是不是擴大生產規模後就算大資本家,資產都要沒收。
  這實際上是關係到私營企業的前途問題,是資本家都有的後顧之憂。
  劉少奇開導他說:「你現在才辦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8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你就把工廠交給國家,或者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這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經理。因為你能幹,再加給你8個廠子,一共16個廠子交給你辦,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可是你得要辦好啊!你幹不幹呢?」
  宋■卿一聽,這個領導說話非常乾脆,當即回答說:「那當然干!」
  劉少奇接著說:「現在必須充分發揮私人企業的積極作用,將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必經過流血革命,這個工作從現在搞起,就是實行勞資兩利,發展生產。有些人怕說剝削,但剝削是一個事實……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以後,資本主義的剝削是有進步性的。」
  「將來召集大家來開個會,討論怎樣轉變為社會主義,大家一定不會皺著眉來,一定是眉開眼笑地來開會。」劉少奇的風趣引起在座資本家們的一片笑聲。
  劉少奇一席話,打消了資本家的顧慮,紛紛表示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爭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經濟走上發展軌道。
  很快,劉少奇對資本家的態度和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政策就產生了效應。
  4月30日,宋■卿寫信給劉少奇,提出了增設新廠、擴大生產的計劃。劉少奇很快回信鼓勵他:「得悉貴公司職工團結,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擴大生產增設新廠之計劃,甚為欣慰。望本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復興指日可待也。」
  現在,當年宋■卿主持的東亞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廠——東亞毛紡廠,已經創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國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線。
  劉少奇鼓勵工商業資本家提出意見,幫助黨和政府修改具體的政策:「稅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種商品抽好幾種稅,是妨害生產的。怎樣修改?請你們提意見,提出一個新的稅率表,由稅務局組織一個會,大家商量。」
  由於戰爭尚未完全結束,因此,有些資本家覺得負擔很重。劉少奇開誠佈公:「你們現在覺得負擔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況告訴你們。國家的經費是困難的,原因是打仗。這次平津戰役,單八二迫擊炮彈就打了十萬發,一顆炮彈等於一個中農一年生產的總收入。政府財政這樣困難,負擔最重的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子,支援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你們負擔比農民輕,所以他們抱怨工人、商人、資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聲很普遍。這點請你們也要顧及到。城市多負擔一點,可以說服農民。我主張把這次的征額在報紙上公佈,使農民知道城市裡的人也負擔了一些。」
  另外,劉少奇提出:「公司法請你們起草,可用的話就頒布,當然是臨時性的。」
  在同資本家座談時,有的資本家提出不願聽「資本家」這個詞,更害怕「剝削」這樣的字眼,擔心「剝削多,罪惡大,要審判,要槍斃」,因而感覺苦悶。有人甚至從希臘字典裡找依據,把「剝削者」這個詞翻譯成「利益分潤者」。
  「資本家不是剝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開辦的,今天已有這麼大的發展,還不是剝削來的?你們擔心生產發展後會提高股息,主張把過多的股息歸國家。那,我們現在正希望把工廠股息提高,工廠利潤提高了,商業利潤減低了,投機游資就會轉向工業。所以儘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剝削,但希望你們提高這些剝削,因為這樣做對大家有利。不論怎樣講,剝削是事實」,劉少奇開玩笑說,「如果你們能找出另外的詞來代替也行。在沒有找出其他適當的詞之前,我們只好叫你們『資本家』。」
  共產黨對資本家不是消滅,而是發揮其積極作用。但是,這一政策僅僅管幾十年。幾十年以後呢?資本家的前途怎樣?
  劉少奇給資本家們吃了一顆定心丸:「將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經過流血革命。這個工作,從現在起就搞,就是實行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將來到中國的工業生產過剩的時候,就是要搞社會主義的時候,到那時候,私人資本的積極作用已經用完了。但那將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剝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們有本事多開工廠多剝削一些工人,對國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贊成。」
  在天津期間,劉少奇還就一些情況通過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
  薄一波回憶說:
  「當時,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講話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對他的講話總的是肯定的,認為講得好,只是覺得『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不一定這麼講。我認為,少奇同志講這個話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資本家說明,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歷史條件下,剝削是難以避免的。僱傭關係愈發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業,更多的產品被生產出來,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僱傭勞動是歷史上的一個進步。」
  當時隨同劉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見了毛澤東。
  她回憶說:
  「主席問我少奇在天津的情況時,我說我們參觀了幾個工廠,開了不少座談會,我特別記得,在提到少奇會見資本家的情況時我說:『少奇還幾次見了資本家,找了大資本家李燭塵、周叔■等談心,做他們的工作……』主席笑著說:『就是讓他去做資本家工作的。』」
  劉少奇回北平後,多次在黨的會議上作關於天津視察的情況的報告,並於6月4日在幹部會議上提出對私人工商業可以通過「不流血的鬥爭走到社會主義」,「這些產業有代價的收歸國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號召一下,鄉村有人獻地,城裡也可以號召獻股,退一部分,獻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劉少奇從天津視察完畢,就趕往唐山、開灤繼續視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項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劉少奇的肩上:為新中國的成立到蘇聯「秘密取經」。
  畢竟,中國共產黨人在管理國家、治理國家方面還是「初出茅廬」,是個初生的「牛犢」,儘管是個爛攤子,他們沒有退縮,而是迎了上去。

  劉少奇秘訪莫斯科——取經(1)

  米高揚秘訪西柏坡——摸底劉少奇秘訪莫斯科——取經
  1949年1月30日,石家莊機場,一架蘇軍飛機從天而降,停在當年的日軍軍用機場上。
  飛機的舷梯打開,下來的是一位蘇聯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實際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揚。米高揚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此行是受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從蘇聯趕往蘇軍控制下的大連,又從大連起飛抵達石家莊的。
  由於中國革命還未完全取得勝利,因此,米高揚的來訪是秘密的。米高揚化名安德列夫,同蘇共中央的聯繫以及與斯大林的聯繫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這一化名直到朝鮮戰爭期間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時,按照約定的時間,米高揚來到了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西柏坡。
  一見面,米高揚向毛澤東呈上斯大林贈送給毛澤東的禮品——一塊毛料。跟著,他就介紹了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對這次秘訪西柏坡的決定:「斯大林同志很關心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經過研究,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處在關鍵的時刻,毛澤東同志不能離開指揮作戰的崗位,同時,也考慮到安全問題和毛澤東同志的身體健康,因此,斯大林決定派我們來,聽取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見。」
  接著,米高揚向毛澤東等人表示了斯大林和蘇共中央超然物外的態度:「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託,來聽取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因此,怎樣設計新中國的政權、中國建設的歷史性進程,就成為劉少奇秘密訪蘇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和米高揚談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建立新政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及經濟建設、軍隊、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等問題,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問題。
  毛澤東首先強調了建立新政權的問題。它的性質、形式、組成、名義等的明確化,已提到日程上來。新政權的性質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府必須是個聯合政府,但領導權要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裡。
  其次,毛澤東強調說,中共一取得勝利、國家一解放,接踵而來的任務就是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完成這一任務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策。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
  第三,毛澤東談了新中國的對外政策。他說,我們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來,幫助我們打掃屋子,但別的客人要等一等,這就叫「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第四,關於中共同蘇共之間的關係問題,也是毛澤東談的主要內容之一。他多次說,中共中央在期待蘇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導。米高揚表示,蘇共中央不能干預中共中央的活動,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導中共,每一個黨都是獨立自主的,向蘇共中央徵求意見時,蘇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議,而不能作指示。
  毛澤東一再要求這樣做,並說,我在期待蘇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導,因為我們的經驗還很少,我自己僅僅是斯大林同志的學生。毛澤東的這些想法直接影響了劉少奇後來秘密訪蘇時關於兩黨關係的論述。
  在毛澤東同米高揚會談時,有些會議劉少奇也參加了。因此,會談的內容在他起草的準備同蘇共中央會談的提綱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據米高揚寫給蘇共中央的匯報電報說,2月3日,在會談中,劉少奇就新中國的工業發展問題提出了設想。
  他說:「在解放了的中國建立工業基礎,沒有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幫助是不可想像的。這種幫助對於我們來說應起決定作用。我們認為這種幫助可以採取以下方式:1.傳授社會主義經濟改組經驗。2.為我們提供有關的圖書資料,向我們派遣各經濟部門的顧問和技術人員。3.為我們提供資金。我們認為,蘇聯、民主主義國家和中國應該相互提供經濟援助,在蘇聯的援助下我們會更快地走向社會主義,當然是如果我們不犯錯誤的話。我們知道,沒有蘇聯的幫助,我們無法恢復滿洲的鞍山聯合企業,因此我們想預先知道蘇聯能向我們提供的援助的規模,以便在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中預先對其作出估計。」
  劉少奇對米高揚說:「我們政策中的基本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最複雜的問題是小商品生產者問題,即他們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的問題。小資產階級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
  劉少奇進而提出,中共的目標是通過加強國民經濟中的計劃成分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將具有時間上的長期性和鬥爭上的激烈性。據我們推算,對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發動全面進攻,要等到10—15年之後,然後我們將著手使工商企業轉到國家手中,進而加快中國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步伐。「只有為農業奠定工業基礎,我們才能考慮把農業轉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
  劉少奇的這一些想法,實際上就是1948年9月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劉少奇等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劃。當然,這一規劃是否妥當,借米高揚來訪的機會,同蘇共中央交換意見是很正常的。而且,還帶有很大的「請示」、「匯報」的成分。在後來的天津講話中,劉少奇就把這些想法在天津市黨員幹部中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和傳達,以糾正黨內在城市工作問題上存在的種種「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以及錯誤做法。
  儘管如此,中共領導人此時的對新中國的建設問題,仍然是停留在一個「規劃藍圖」的階段,還沒有形成更具體的方針政策。但畢竟是大政治家,對涉及國家大計、民族前途命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沒有絲毫的含糊的,而且的的確確作了深入的思考。
  當然,畢竟沒有管理和治理國家的經歷,中共領導人對新中國的思考有其偏頗是在所難免的。
  米高揚從這次會談中看出了這一問題,並向莫斯科作了匯報:
  必須指出,我與之交談過的政治局委員都很在行,他們在一般政治問題、黨的問題、農民問題和一般經濟問題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經濟問題上素養很差。他們對工業、交通和銀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們沒有任何有關在同國民黨作戰之後所沒收的日本財產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國有哪些重要外國企業,它們屬於哪些國家。也沒有關於外國銀行在中國活動情況的材料。他們還不知道,哪些企業屬於他們要沒收的官僚資本企業,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區,處於什麼狀態。他們的所有經濟計劃都帶有總目標性質。甚至對於在解放區內由他們支配的計劃也未加以具體化。他們身居農村,脫離實際。在會談過程中得知,他們對於打算作為國家經濟支柱來掌握的企業(大銀行、大工業等)也沒有具體的計劃。
  的確,中國共產黨人此時還沒有對新中國提出一個更為具體的戰略構想,僅僅是大模樣、大框架,至於具體的東西,就沒有了「具體的計劃」。這也正是劉少奇為什麼秘密訪蘇的主要原因:借鑒蘇聯經驗,開國建國,細緻地描繪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藍圖。因此,毛澤東向米高揚提出,中共領導打算過一段時間向莫斯科派出一個專門的代表團。
  在中共中央確定劉少奇秘密訪蘇之後,劉少奇就積極地為此作準備,並起草了一個提綱,主要是就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劉少奇在提綱中再次強化了1948年9月會議以來中共領導層對新民主主義藍圖的規劃,絕大部分內容在米高揚秘訪西柏坡時都談過。劉少奇明確說中國共產黨人在經濟建設方面是個生手,「經濟建設對於我們黨是一個新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準備。我們的幹部還不熟悉經濟工作,特別是不會經商。關於中國經濟的確實材料,我們也還沒有。」
  劉少奇接著談到,在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即新民主主義經濟,主要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其中,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佔絕對優勢。合作社經濟可以很快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去組織。國營經濟在接收官僚資本後及將來收回若干大企業後,「是一個可觀的但還是很小的成分」,但它居於國民經濟的領導地位。
  劉少奇分析說,這些經濟成分之間存在的矛盾和鬥爭,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與趨勢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鬥爭。這一矛盾和鬥爭,將決定中國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中共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所需時間要比東歐、中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長得多。
  很顯然,新中國的前途已經確定無疑:社會主義。這是大方向,是根本的、不可動搖的,但是,中國的現狀要求走一段獨特的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且是長期的。這實際上就是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充分的條件。而這也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所決定的,因為小商品經濟佔絕對優勢,而這一經濟成分是滋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因此,引導小商品經濟走合作化之路是保證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舉措,而這也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
  劉少奇所提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仍然是大框架,仍然是一個總體的設計規劃,沒有更為具體的、完備的政策和方針。因此,在提綱中,劉少奇列舉了一些需要向蘇聯方面吸取經驗並需要蘇聯方面指導的、中共亟待解決的問題:完備的經濟方針和經濟計劃;幹部學習並管理經濟;全國性的統一領導經濟建設的機關等等一系列問題。
  秘密訪蘇出發前,中共中央已從香山移駐中南海——新中國的政治中心。
  出發頭一天晚上,毛澤東又同劉少奇徹夜長談。
  談話的內容,迄今沒有任何的材料透露,世人也不得而知。
  但是,不外是自1948年9月會議以來中共對新中國一系列問題的規劃和構想。
  同時,雙方如何處理兩黨、兩國的關係?劉少奇這次秘密訪蘇為後來毛澤東、周恩來訪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定中蘇間戰略性的親密無間的兄弟友邦關係,奠定了基礎,作了開路先鋒。
  而這一切,都需要向斯大林及蘇共中央匯報並取得意見和建議,甚至「指示」。
  「學生」向「先生」請教,「兄弟」向「老大哥」取經,在中共領導人看來,是必須的,是必要的。
  1949年6月下旬,一架當時的王牌道格拉斯飛機在朝鮮萬米高空時高時低地飛行。
  飛機上,乘坐的是中共中央代表團,擔負著赴蘇聯進行秘密訪問的任務。
  代表團成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劉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東北局宣傳部代部長兼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王稼祥,另外還有鄧力群、師哲、戈寶權、徐介藩。
  同機的是陪同中共代表團的蘇聯鐵道部副部長柯瓦廖夫、蘇聯駐華使館參贊費德林等。6月21日,劉少奇、王稼祥從北平清華園火車站出發北上,抵達瀋陽後同高崗會合,然後抵達大連,從大連乘機前往蘇聯。由於當時戰爭尚未結束,為防不測,飛機繞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上空飛往蘇聯。6月26日,劉少奇一行抵達莫斯科,入住莫斯科奧斯特洛夫斯卡亞大街8號公寓。
  這是一座沙皇時代的建築,是當時的一位大資本家為著名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宅,十月革命後成為蘇共中央的招待所。在這裡,只接待中國、朝鮮黨的高級領導人。
  為迎接中共代表團,蘇共方面也是煞費苦心,由於是秘密訪問,一切都還暫時不能公開。因此,代表團的住處、生活、參觀遊覽、會見、會談,及其他的一些活動,都由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負責安排,而代表團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國內的通訊聯絡,均由蘇聯方面的軍事情報部門負責。因為,劉少奇一行雖然是中共代表團,實際上是履行毛澤東未能成行的訪問蘇聯的任務,是作為斯大林的客人來的,所以只有斯大林一人才有權力同中共代表團談實質性的問題,甚至一些具有影響性的問題,其他的蘇共中央領導人都不能插手,也不敢過問。
  身份的特殊性,訪問的特殊性,會談內容的特殊性,構成了劉少奇這次秘密訪蘇的特點。
  依然是紅場,依然是克里姆林宮,風物依然,人已變。當真是「物是人非」。
  真可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劉少奇這是第三次到蘇聯了。1921年到蘇聯是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在這裡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帶領中國工會代表團赴蘇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因堅持正確主張而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現在,劉少奇再次來到莫斯科,卻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率領中共代表團同蘇共中央就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問題進行磋商,徵求斯大林及蘇共中央的意見和建議,為建設新中國找一條道路。
  同樣是找道路:28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壞舊世界」的道路;現在找的是建設道路,是「建設新世界」的道路。
  當時的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的學生——劉少奇;當時的莫斯科東方大學名譽校長——斯大林。
  名副其實的「學生」與「先生」的關係。
  27日夜間,劉少奇一行驅車前往孔策沃別墅。從車裡出來,劉少奇就看到了「先生」——斯大林。賓主互致寒暄後,進入大廳。
  這次會談,表面上看來是一次非正式的會談,因為一切都是在宴會中進行的。斯大林設了國宴來招待中國革命的勝利者們。雙方邊吃邊談,無拘無束,非常隨意。但在會談中,也涉及一些重大的問題。
  代表團首先提出了貸款問題。斯大林表示,蘇共中央決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並說,兩黨之間類似這樣的協議在兩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這3億美元貸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設備、機器和各種類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國提供,平均每年6千萬美元,為期5年。中國將在貸款完全生效後的10年之內清償貸款。
  關於專家問題,斯大林說,我們將提供專家,並已經準備好最近按照你們的要求,派出第一批專家。專家的報酬問題,斯大林說,中國應當按照中國的優秀專家的高水平報酬標準提供給蘇聯專家,不能低於,當然也不要高於這個水平。鑒於蘇聯的專家享有高工資,因此,如果需要,將由蘇聯政府向專家們補足。
  劉少奇強調說,中共中央已經擬定了一個條例,並將分送給黨的各級組織,以便給蘇聯專家創造一個使他們任何人都不會抱怨的工作條件。
  斯大林說,我們也給蘇聯專家擬定了一個類似的條例,使他們不致得罪中國專家。
  劉少奇提出,希望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聽取代表團關於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形勢的報告,並就一系列重要問題交換意見。並提出,希望在三四天後進行,以便中共代表團有所準備。
  劉少奇進一步提出,要求在蘇聯學習其國家機構的設置、工業及其他東西,以為建立新中國作準備。
  斯大林很爽快,答應代表團的這一要求,並表示,蘇聯準備在學習國家機構、工業和中共代表團想要學習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幫助。
  由於沒有同蘇共中央會談的經驗,代表團對這次會談沒有進行詳細的記錄。到公寓後,劉少奇召集代表團成員一起回憶會談的情況,並擬出下一次會談的提綱。
  王稼祥建議劉少奇就中國的問題寫一個書面報告,使會談能夠有所依循,使會談更有條理,更為系統,既使斯大林及蘇共中央對中國問題有個透徹的瞭解,也使中共代表團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
  7月2日,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請示可否以書面報告的方式向斯大林及蘇共中央通報中國情況,提出問題和徵求意見。
  3日,毛澤東復電表示,同意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報情況並提出問題和要求。
  4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團主任的名義致信蘇共中央、斯大林。
  劉少奇的報告送到斯大林那裡後,斯大林在報告上作了諸多的批注,能夠反映出斯大林的一些真實想法和認識。
  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出,在中國革命已基本上取得勝利的形勢下,今後中國的任務,是爭取在短時間內結束戰爭,並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管理和建設這個國家。
  劉少奇在報告中說,「我們決定在今年8月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成立聯合政府,現正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不是由共產黨一個黨或少數幾個黨發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國所有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共23個組織共同籌備和召集的。」新政府中,設立軍事委員會,內閣之下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並設立各部。中央政府準備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為內閣總理,劉少奇和任弼時不參加政府。
  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形式相近於蘇維埃制,是人民代表會議制,不是資產階級式的議會制。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有它的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有它的外部鬥爭與內部鬥爭。所謂外部矛盾與外部鬥爭,就是它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矛盾和鬥爭,這在推翻國民黨政權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存在的,並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鬥爭。」「內部矛盾和內部鬥爭,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內部各階級間、各黨派間的矛盾與鬥爭,這在今後將會逐漸加強,但與外部矛盾比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仍然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劉少奇提出,中國不能過早地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一邊去。這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起來,將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斯大林在旁批注說:「對!」
  劉少奇還提出:「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民族資本完全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國際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因此,要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同時,實行必要的和適當的妥協與聯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對付外部敵人和克服中國的落後現象」。
  在後來的會談中,斯大林就此表示同意,說,勞資矛盾暫時不要加緊、擴大,工人鬥爭不破壞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要訂勞資合同,避免破壞此合作。要使資本家變為友朋,使合作能長遠。
  關於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問題,劉少奇在分析了各種情況後,提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根據以下幾項原則:(1)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以便實現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2)在國際事務中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站在一道,反對新的戰爭危險,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3)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這些國家內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發展中國與外國的通商貿易,特別是發展與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
  劉少奇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後,就會發生與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問題,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問題。各帝國主義國家可能有一段時間不承認我們,或提出若干束縛我們手腳的條件作為承認我們的代價,在這種時候,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劉少奇提出,束縛條件是不能答應的,但可以採取積極的辦法,保證取得這些國家的承認,另一方面,「我們是否再等一等,不急於得到這些國家的承認,為了避免發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事情?」劉少奇還希望,新中國成立時,蘇聯能夠率先承認中國。
  斯大林批注說:「區別對待。誰不承認中國,中國在貿易上就不給它任何優惠,為此要利用中國的商人。」對取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斯大林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對的,「最好不急。」在會談時,斯大林明確表態,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即可承認。
  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的重大特點就是,「在國際活動的政策上,我們一定要與蘇聯一致。」毛澤東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如果不與蘇聯一起站在反帝國主義的陣營,而企圖走中間路線,那是錯誤的。
  劉少奇還提出,在外交問題上,「希望獲得斯大林同志及聯共(布)中央的指示」。
  斯大林對這一段批注說:「好!」
  關於中蘇關係問題,主要涉及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出了三種處理方式:(1)由中國新政府宣佈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便根據新的情況在文字和內容上有所增減;(3)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加以簽訂。
  劉少奇說:「在這三種方式中,應該採取哪一種方式為好?」
  斯大林批注說:「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再決定這個問題。」
  劉少奇還提出:「毛澤東同志希望訪問莫斯科,但他現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蘇中建立外交關係時公開地進行訪問。他到莫斯科的時機和方式,希望予以考慮。」
  斯大林批注說:「對。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關係以後。」
  劉少奇在報告中說:「我們長期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對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現在要來管理一個如此大的國家,並進行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我們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在這方面,聯共(布)給予我們的指示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要這種指示和幫助。」
  7月6日,劉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代表團準備在莫斯科學習蘇聯有關方面的問題。它包括:(1)蘇聯的國家機構;(2)蘇聯經濟的計劃與管理;(3)蘇聯的文化教育;(4)蘇共的組織與群眾團體的組織。
  劉少奇還提出,學習蘇聯方面這些內容的方式是,最好請蘇聯各方面工作的負責人談話,包括部長會議、內務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級機關、外交部、國家計劃局、銀行、合作社、商業部、對外貿易部、財政部、黨的組織部、工會、青年團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負責人,以至工廠的廠長、支部書記、工會主任等,並參觀一些工廠、農莊和學校。劉少奇並在信中提出在蘇聯辦一所專門學校,培養新中國的政治幹部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實際上,這個專門學校沒有在蘇聯開辦,而是在中國北京開辦的。它就是中國人民大學。
  7月10日,劉少奇應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別墅參加宴會。11日晚,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列席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中共中央代表團所提出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磋商。蘇共中央出席會議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什維爾尼克,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及參謀總長、海軍元帥、柯瓦廖夫等。會議多是斯大林談話,其他人多是靜靜地聽,很少插話、發言。
  斯大林親自主持會議,並開門見山地說明,這次會議是按照中共代表團的願望召集的,因為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中涉及戰爭和軍事問題的部分較多,所以邀請元帥們列席。
  斯大林說,劉少奇同志的報告寫得十分清楚、明確,蘇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沒有問題。
  對中蘇關係問題,斯大林說,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即就承認。「關於中蘇條約,在與毛澤東交換電報中已有過聲明」,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當時是與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認為要蘇聯從旅順立即撤兵」,「蘇聯軍隊現在就可以從旅大撤退。」對劉少奇所提出的解決中蘇條約的三個方案,斯大林沒有給以明確的答覆,但明確說:「都用不著,等毛澤東來莫斯科時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即可來莫斯科,待毛澤東來後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的報告中就中蘇條約的問題,實際上是投石問路,因為這一問題不僅僅涉及歷史遺留問題,而且涉及新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定位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後,這一問題是肯定要面對的,而且肯定要與蘇聯方面進行協商和談判的。因此,預先探一探蘇聯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實意圖,在中共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在中蘇條約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中共中央在劉少奇回國後詳細地進行了討論,以準備毛澤東訪蘇時與斯大林進行充分的談判和磋商。
  毛澤東後來與斯大林談判時說:「劉少奇回國後,中共中央討論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涉及兩國的關係問題,從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從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國中央政府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是廢除舊約,另簽訂新約。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談判時說:「中國有一種感想,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簽訂的,國民黨既然倒了,原條約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斯大林的態度不僅僅是曖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捨。他說:「原條約總是要修改的,大約在兩年後可以修改,並且須相當大的修改。」雖然可做修改,但畢竟是兩年後的事情,雖然是大的修改,但畢竟是在舊的條約基礎上的修改。這一修改是「實質性的」抑或是「小手術」,僅作文字方面的修改,內容基本上不變?斯大林沒有說清楚。當然,他是希望維持舊約的,一方面可以使蘇聯在同美國及西方國家之間在二戰期間達成的妥協得以繼續,保證蘇聯在國際事務中有充分的迴旋餘地,也可以保證舊約中所規定的給予蘇聯的既得利益。
  但是,毛澤東有他自己的考慮,堅持「另起爐灶」,堅持中蘇關係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因此,毛澤東堅持另行簽訂新的條約,以至他在莫斯科呆了整整兩個月。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從毛澤東在開國之初即放下千頭萬緒的國內大事而留在蘇聯兩個多月,直至斯大林同意廢除舊約簽訂新約,從而圓滿地解決了中蘇關係的問題——不僅僅是夥伴關係、同盟關係,而且是親密無間的兄弟友邦。
  在這次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決定組織一個借款條約共同起草委員會,蘇共方面由米高揚、柯瓦廖夫參加,中共方面由劉少奇、王稼祥、高崗參加。並由高崗代表中國東北政府簽字,在報紙上立即發佈高崗率中國東北商業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開活動。
  但是,學習蘇聯的「取經」,難免會出現「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的矛盾,既吸取了先進經驗,也搬來了不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東西。這也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方面逐步暴露出來,促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對適合中國實際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切合中國實際的探索。
  那已是許多年以後的事情,而且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之後,才真正開始的一種痛定思痛的探索。
  在致蘇共中央及斯大林的信中,劉少奇談到了中蘇兩黨的關係問題。劉少奇提出:
  關於聯共與中共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識的: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即使沒有了共產國際的組織,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我們認為應該密切兩黨的相互關係,相互派遣適當的政治上的負責代表,以便處理兩黨的有關問題並增進兩黨相互的瞭解。
  在當時,劉少奇提出中共與聯共這樣的關係定位,一方面考慮到蘇聯實際上仍然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中共作為成員之一,要服從其決定;另一方面,旨在消除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勝利後是否會變成「鐵托式勝利」的顧慮甚至疑慮,表明了中共的態度是立足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和整體利益的態度。
  但是,斯大林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態度,他批注道:「不!」
  在會談中,斯大林專門作了說明,說:「一個國家的黨服從另一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許可的。兩黨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負責,有問題互相商量,有困難互相幫助,談不到哪一個服從哪一個。」
  可以說,斯大林的這種考慮是從黨的關係而言的,他看到了兩黨都是國家的執政黨,擔心黨的關係會影響到國家、政府之間的正常關係。而這種顧慮也為後來歷史發展的事實所證明:兩黨關於一系列問題的分歧和爭論,導致了兩國之間關係的不正常化並惡化。
  劉少奇對斯大林的這一態度是始料未及的。7月12日,他向毛澤東報告此事。1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
  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一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一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這種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佈。因此,請你們和斯大林及馬兄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你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上是否妥當,請斯大林及馬兄決定。
  當劉少奇將此電報全文讀給斯大林聽時,斯大林馬上插話表示,「一定要撤銷!」「不要這樣做!」他對如何處理黨際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通過決議,必須全體一致同意,如有一國共產黨不同意,即不能通過決議。這與關切共產國際的組織完全不同。」「我們不願別國共產黨強制我們執行他們的意見,我們也不要求更不願意別的國家的共產黨一定要執行我們的意見。我們兩黨之間經常交換意見是必要的。但我們的意見並不都是正確的,各國共產黨可以拒絕我們的提議,當然我們也可以拒絕各國共產黨的提議。」
  但是,實際上,中蘇兩黨的關係在建國前後形成的蜜月時期很快就被兩黨在某些問題上的分歧所打破。尤其是在赫魯曉夫上台後,中蘇兩黨關係不斷出現裂痕,並最終導致了兩黨之間公開的互相指責和批評,直接影響了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甚至發展到兵戎相見。以至於在「文化大革命」時,反「蘇修」、「中國的赫魯曉夫」之類的言詞在報章雜誌上連篇累牘地出現。
  可以說,後來這種不正常關係的出現,與建國初期超出常規的兩黨過分親密無間的關係的不正常有直接的「物極必反」的關係。
  蘇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一間小型電影放映室裡。
  投影屏幕上,一團巨大的蘑菇雲正在冉冉升起。斯大林及蘇共中央的領導人正在請劉少奇及中共代表團成員觀看蘇聯爆炸原子彈的試驗實況的紀錄片。
  據說,這是蘇聯人第一次給外國客人看這樣的紀錄片。
  那麼,蘇聯人的意圖,斯大林的意圖,就可想而知。
  斯大林給劉少奇等人觀看這類紀錄片,是很有深意的。他不外乎是出於加強同中國的同盟友邦關係的考慮,是在告訴中國客人:原子彈我們也有,別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也能造出來,別人沒有的東西,我們也會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敵人對我們進行侵犯,他們會得到有力的相應的回擊。作為蘇聯的盟友,會得到蘇聯的原子彈的庇護。
  當然,受庇護者包括中國在內。
  但是,要說蘇聯人沒有防人之心是不可能的。10年後,他們停止了向中國供應製造原子彈的一系列設備、機器、圖紙,甚至撤走了相關的專家。
  此時,朋友關係已經出現了裂痕,開始互相敵視。但是,幾年後,令蘇聯人吃驚的是,在沒有了蘇聯專家的技術指導,沒有了蘇聯的機器設備的情況下,中國依然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這不僅僅令西方國家震驚,更令蘇聯人瞠目結舌。
  斯大林還提出,邀請在莫斯科養病的毛澤東夫人江青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參加他們的宴會,「但怎樣更合適、更恰當,請你們自己決定。」有鑒於此,劉少奇事先向江青打了招呼,要求她不要多說話。但是,向斯大林祝酒是肯定的,為此,江青同翻譯準備了一整天。
  7月27日,斯大林在他的孔策沃別墅舉行招待會宴請中共代表團。聚會洋溢著友好的氣氛,雙方熱烈、融洽地交談,互相舉杯祝賀。
  宴會中,馬林科夫、貝利亞等勸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即表示同意。等大家坐定後,江青開始祝酒。
  她舉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說:「我請大家一起舉杯,共同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乾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我祝願斯大林同志永遠健在!請大家同我一道為斯大林同志乾杯!」
  斯大林開懷大笑:「我的健康,竟可成為大家的幸福,這恐怕太高抬我了。」
  接著,斯大林又說:「中國共產黨已度過了它的幼年與青年時期,現在已經是政治上成熟的黨、成年的黨了。它在鬥爭中成長起來、成熟起來了!看來,中國黨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實際鬥爭鍛煉中培養出來的幹部,他們經過了實踐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黨是一個在烈火中鍛煉成熟的黨!」
  很顯然,斯大林是非常尊重和佩服中國共產黨的。他的這一評價也的的確確符合中國革命歷史的實際。
  過了一會兒,斯大林臉上掛著嚴肅的神情,沉吟著,帶著一種莫名的傷感說:「我們兩兄弟之間的友好團結是最重要的,對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在世,我們兩國人民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應該是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我們之間的團結,是與世界革命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大家紛紛起立,舉起酒杯異口同聲說:「斯大林同志會健在,願斯大林同志永遠健康!」
  斯大林端著酒杯,慢慢走到中共代表團的餐桌前,若有所思而又滿懷深情地說:「祝我永遠健康的美詞和良好的願望,使人聽了快意,但事實上人總有一死的。我從來不喜歡奉承人家,但別人卻對我有許多奉承,我也覺得很厭煩。我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的話,並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於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他們就落後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一般理論方面,也許我們蘇聯人比你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於實際中去,則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在過去,我們已經向你們學習了很多。一個民族必須向另一個民族學習。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斯大林舉起酒杯,「今天你們稱我們為老大哥,但願弟弟能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不僅僅是我們大家的願望,而且也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後來者居上。請大家舉杯,為弟弟超過老大哥,加速進步而乾杯!」
  劉少奇忙擺手說:「兄長總是兄長,老弟還是老弟,我們永遠向兄長學習!這杯酒我們不能接受。」
  劉少奇的這番話非常出乎人們的意料。蘇聯人紛紛上來勸酒,希望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接受斯大林的良好祝願和盛情。
  斯大林堅持敬酒說:「難道弟弟不應該超過兄長麼?!我的意思是說,弟弟應該加倍努力,力求上進,爭取超過兄長,這也是為了你們將來要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義務。現在中國不是孤立作戰,這會使將來的發展和進步更快些,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也會多起來的。」
  劉少奇也堅持自己的意見。就這樣,推來讓去,讓去推來,劉少奇始終沒有接受這杯敬酒。
  劉少奇是非常尊重蘇聯老大哥的,中國黨在革命時期需要蘇聯支持,在建設時期也需要蘇聯支持,儘管蘇聯有大國沙文主義,但充分的尊重還是十分必要的。劉少奇始終把中國黨擺在一個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位置上處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這就為後來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走向蜜月期打下了基礎。
  回國後,劉少奇就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說:「不接是對的。」
  在會談中,斯大林不僅僅對中共代表團十分尊重,而且勇於承認錯誤,對蘇聯黨的一些不妥當的意見和建議勇於承擔責任,並作了自我批評。
  劉少奇談到第一次國共合作在中共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國民黨叛變,革命受到很大挫折。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共就有所準備,對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叛變是有準備的。
  斯大林十分贊同劉少奇的看法。他突然問劉少奇:「在你們的鬥爭中,我們是否擾亂或者妨害了你們呢?」
  劉少奇肯定地說:「沒有。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同志完全可以不去,有周恩來同志去就可以了。但毛澤東同志去後影響很大,結果很好,我們立即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斯大林說:「毛澤東同志去重慶是有危險的,CC特務有謀害毛澤東同志的可能。」
  斯大林還是問:「你們是否在有美國人參加的和平調停中受到了損失?我們是否妨害了你們?」
  劉少奇回答說:「在和平運動中,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幹不大的損失。但那次和平運動很有必要,通過和平調停,讓全國人民和進步力量認清了美國、國民黨、蔣介石的真實面目,孤立了他們,使我們後來能夠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沒有一個人說我們這樣做得不對。」
  斯大林誠懇地、帶著歉意地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中國同志總是客氣的,講禮貌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講的話是否正確,我們常常不夠瞭解你們的實際情況,可能講錯話。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
  但是,這是當時斯大林的看法,他的繼任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斯大林正確對待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方針政策。儘管如此,歷史事實不可否認的是:建國初期,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的的確確是蜜月關係。
  40年後,當中蘇關係重新在新的立場上實現正常化時,蘇聯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當時中蘇間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仍然充滿了美好的回憶:
  我們這代人清楚地記得:在蘇聯,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中關係的發展是多麼歡欣鼓舞。我們齊聲歌唱:「莫斯科——北京」,「俄中人民是永久的弟兄」,「斯大林和毛澤東在聽我們,在聽我們……」歌聲中充滿了真摯的感情。特別重要的是:這種友好關係具體體現在成千上萬蘇中兩國工人、工程師、大學生之間非常細微的交往方面。當時蘇聯工廠在生產大量的中國訂貨,我們在中國參加了數百座工廠的建設。當時蘇聯在銷售中國生產的保暖瓶、燈、琺琅器皿、紡織品。千千萬萬兩國人民對這些來往都有切身的感受。
  的確如戈爾巴喬夫所說,自劉少奇秘密訪蘇開始,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關係很快就進入了蜜月期。
  8月2日,毛澤東電請劉少奇回國,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並留王稼祥在莫斯科幫助劉亞樓、張學思等同蘇聯接洽創辦空軍、海軍兩校事宜。
  劉少奇這次秘密訪蘇可謂是滿載而歸。不僅僅學習了蘇聯的各方面的經驗,也取得了實惠,得到了蘇聯的經濟援助。
  7月27日,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同斯大林、布爾加寧、華西列夫斯基商談了關於新中國的軍事計劃,蘇聯方面決定向中國提供40架殲擊機,幫助中國盡快解放新疆。
  7月30日,劉少奇與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了中蘇間的貸款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
  劉少奇回國時,隨行的除代表團人員外,還有一大批高鼻藍目的蘇聯人,他們都是蘇聯幫助中國盡快恢復生產、發展國民經濟的經濟、軍事技術專家,有220餘人之多。
  劉少奇回國後,王稼祥協助劉亞樓、張學思繼續同蘇聯方面商談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海軍學校的事宜,這也是劉少奇訪蘇的成果之一。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在北京舉行。這是劉少奇在秘密訪蘇期間同蘇聯達成的一攬子協議的一部分:幫助中國建立一所培養建設人才和管理幹部的大學。
  對如此巨大、及時的援助,中國共產黨人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們以各種方式,對蘇聯老大哥這種幫助兄弟的熱情和行動,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8月14日,劉少奇在行將結束秘密訪蘇的歷史使命時,給斯大林寫了一封致謝信,表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斯大林及蘇共中央的由衷的「無限欣慰」的心情。
  他在信中說:
  承蒙你及聯共其他同志的特別盛意的招待與關注,使我們十分感激!
  在你及聯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偉大的幫助和指示之下,使我們這一次來到蘇聯的任務獲得十分滿意的成就,特別是使中國及時地獲得蘇聯的借款與專家的幫助。
  8月25日,劉少奇率代表團同蘇聯專家220餘人一起回到中國瀋陽。
  至此,劉少奇圓滿結束了對莫斯科的秘密訪問。
  在革命戰爭行將取得勝利前夕,中共必然要探尋如何具體解決中國內部和外部政治、經濟中出現的可預見性的、非預見性的、現實的、綜合性的問題。隨著新中國成立日期的日益臨近,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出訪莫斯科與斯大林及蘇共中央所達成了一攬子計劃即將得到全面的貫徹實施。

  共和國誕生後(1)

  共和國誕生後,新民主主義藍圖即將成為現實,劉少奇提醒說:「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
  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是舊時帝王上朝,接受百官朝拜和處理國家大事的地方。現在,它以新的姿態歡迎中國的新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這裡召開。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團體等23個單位的代表共134人。
  新政協籌備會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常務委員會,副主席有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李維漢為秘書長。在他的領導之下,設立了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以下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起草宣言;(五)擬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綱;(六)擬定國旗、國徽及國歌方案。
  一切均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切均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劉少奇一回到北平,就馬上投入了新政協的一系列籌備工作中。他主要負責的是黨內工作。
  一切工作準備就緒,中國的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古老的國度即將獲得新生。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懷仁堂裝飾一新,巍峨的飛簷,清新影人的廊柱,高懸的氣球飄帶,迎風招展的各色彩旗,在綠樹環繞中更顯莊重輝煌。
  人們身著新裝,喜氣洋洋,三個一組,五個一隊,從懷仁堂大門進入禮堂。禮堂內更是一片通明,溢彩流光。人們陸陸續續地入座,等待著莊嚴時刻的到來。
  下午7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宋慶齡等人相繼走上主席台。會場上響起明快而又雄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掌聲雷動,此起彼伏;禮堂外,「轟、轟、轟……」,禮炮聲聲,鳴過五十四響。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隆重開幕!
  頓時,場內場外,歡聲雷動,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達5分鐘之久。
  人們企盼已久的莊嚴的歷史時刻終於到來了!
  毛澤東以其渾厚洪亮的湖南鄉音,莊嚴宣告: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1/4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毛澤東話音甫落,全場頓時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
  劉少奇同其他代表一樣,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手持講話稿,臉帶勝利的笑容,健步走到麥克風前。
  全場再次響起熱烈的掌聲。因為,劉少奇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全體448.8萬黨員向大會講話的。
  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人鄭重承諾: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國共產黨當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規定,並號召全國人民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因為,《共同綱領》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最低綱領,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有它的最高綱領,「而這個最高綱領,則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所沒有包括進去的。」
  為什麼呢?劉少奇對此作了說明:
  儘管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是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個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採取的實際步驟。無疑問,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去的。……但這是很久以後的事情,對於這些事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很可以在將來加以討論。在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對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一定要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協商並共同地加以決定。中國共產黨在將來也願意和一切願意進入社會主義的人們一道,共同地進入社會主義。
  9月30日,下午,懷仁堂,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召開,舉行閉幕式,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體委員。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陳毅等56人當選為委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莊嚴宣告: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中國北京,中南海勤政殿,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幾天前選舉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裡舉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隨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及全體委員宣誓就職。會議一致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政方針,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毛澤東提名的周恩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會議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驅車前往天安門城樓。下午3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等人健步踏上飽經滄桑的古磚梯道,登上天安門城樓。
  暴風雨般的掌聲此起彼伏,頓時,天安門城樓下爭睹中國共產黨人風采的人們歡呼聲四起。
  秘書長林伯渠宣佈大會開始。毛澤東臉容肅整,走到麥克風前,莊嚴宣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頓時,天安門廣場歡聲雷動。在嘹亮的國歌聲中,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廣場上54門禮炮齊鳴28響。一切都在喻示著中國的新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隨後,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隊伍檢閱。
  劉少奇站在高高的天安門城樓上,目睹著眼前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場面,同其他人一樣禁不住心潮澎湃:
  他從年輕時代就開始投身革命,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解放飽經革命之火的洗禮,今天終於以勝利者的姿態迎來了這一個日子!
  但是,這僅僅是一個新的起點,剛剛成立的共和國百廢待興,任重而道遠……

  毛澤東訪蘇,劉少奇主政(1)

  毛澤東訪蘇,劉少奇主政;劉少奇說:「要讓富農發展」
  革命勝利了,怎樣面對接踵而來的國家建設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人需要在新形勢下進行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劉少奇在歷史上就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劉少奇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擔任著黨、政、軍的重要領導職務: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副主席。
  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10月,劉少奇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不久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身兼數職的劉少奇,滿懷豪情投入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
  根據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同斯大林達成的協議,新中國成立後,在一個適當的時機,毛澤東要訪問蘇聯。194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毛澤東定於12月初訪問蘇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由劉少奇代理,在國內主持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全面工作。直到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劉少奇才結束了第二次代理主席職務的經歷。
  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準備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討論有關兩國的重要政治經濟問題。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並同毛澤東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就中蘇間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
  劉少奇繼續主持對新解放區進行土改。新中國成立後,無論是財政經濟也好,工商業恢復情況也好,都需要一個時期才能得到根本的好轉。而這一系列的根本的好轉都離不開一個必備的條件:土地改革。按照中共中央的領導分工,土地改革工作一直是由劉少奇主持的。
  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充分認識到繼續進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為了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並且為此充分交換意見,吸取蘇聯方面在建國後進行土改的經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據國內不同地區的情況,擬定了建國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劉少奇就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同他進行電報往來,交換意見。並且,劉少奇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督促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有力支持,在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也是一致的。
  1950年1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和徵收公糧的長電指示,提出了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陝西、甘肅十一省應該準備在1950年秋後分配土地。在寧夏、青海兩省完全漢人居住的地區亦須準備秋收後進行土地改革,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及漢人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則不進行。在貴州、雲南、四川、西康則在1950年還不能進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後來進行。」另外,劉少奇還明確指出:「必須規定並宣佈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關係。即是說:在土地改革以前地主及舊式富農的土地,仍歸地主及舊式富農所有,農民租種他們的土地在二五減租後仍應交租給他們,他們在依法實行二五減租後向農民收租仍是合法的。這種關係,在土地改革以前,即在上述十三省在今年冬季以前、在西南各省在1951年冬季以前確定地不變更,對生產是有好處的。」
  1月29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徵收公糧問題的指示,由於民主黨派人士陳叔通對家鄉政府對他家徵糧一事提出了異議,批評了某些地區對地主徵糧過重的缺點,指出:「對地主徵糧應比農民重一些,但不能將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須留一部分給地主,如此,推遲土改時間,才有理由,才可能推遲下去,否則,地主暫時保留土地,我們推遲土改時間,毫無實際意義。」
  2月12日,劉少奇又起草了《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和徵收公糧的指示》,提出了在新解放區分階段、分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步驟和政策:1950年秋收以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陝西、廣西、甘肅十一省和寧夏、青海兩省的漢人地區,凡是準備工作已經充足、群眾的覺悟及組織已達應有水平的地區,由各省人民政府決定開始實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綏遠六省,在1951年秋收以後由各省人民政府決定實行;新疆和全國各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以及少數民族與漢人雜居的地區,則在1951年秋收以後另行決定;所有新解放區,在實行分配土地以前,應一律實行減租。
  同日,劉少奇將這個文件用電報抄送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周恩來審閱修改。
  17日,毛澤東、周恩來對劉少奇的這一系列指示發回電報,肯定了他的措施。這一指示發出後,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進程就很明瞭了。各地紛紛掀起減租減息,肅清土匪,打擊惡霸地主,建立農會,改造基層政權的運動,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也同時進行,對農村中的反革命勢力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有力地保障了後來的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
  但是,隨著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改革日程的日益臨近,已經在解放前就實行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東北等地區的富農問題。
  實際上,在建國初期,許多富農都是在各地區得到解放後出現的,就是原來的貧雇農分配到土地後依靠辛勤勞作和經營有方,逐步地發展了生產並有所節餘,實際上開始將其一部分土地出租或僱人來為他勞動。這也就是農村中的農業工人和農業資本家的雛形。實際上,這種現象是農業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因素和傾向。在當時,新中國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對有利於生產發展的資本主義是有條件的發展的,是有限制的,但並不是說禁止這種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傾向和因素。否則,就是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策和現狀相違背的。
  因此,劉少奇對這一現象是支持的,是持一種開明態度的,是從有利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角度贊成富農經濟的發展的。也因之,在劉少奇這裡,發展富農經濟的政策是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政策,是長期的政策,而非權宜之計。
  毛澤東並沒有對劉少奇的觀點提出異議甚至反對,他更注重於慎重對待富農問題是有利於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一角度,是一個暫時的政策,是著眼於一個時期的政策,解決具體問題,而不是長期的政策,不是長期的考慮。因之,毛澤東在認為農村中的貧雇農力量發展起來後,就開始向富農經濟進攻了,目的是打擊和消滅富農經濟,進而助長農村的社會主義因素,使中國的農業盡快地進入社會主義。這也是後來毛澤東為什麼很快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課題的原因之一,也是後來為什麼毛澤東不贊成劉少奇關於山西批示的觀點,是後來毛澤東批評「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的原因之一。
  因為,富農經濟是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毛澤東更為高瞻遠矚的是,他認為應當在富農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後,在其還沒有形成大的規模和政治力量時,就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以利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劉少奇之所以主張發展富農經濟是從中國的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角度來看的,是從當時中國的農業狀況十分落後出發的,是從中國還沒有具備農業社會主義化的必備條件——工業化這一實際情況出發的。
  最初的關於富農問題的爭論出現在毛澤東訪蘇期間,比較集中於在1948年就已完成土地改革的東北地區。
  東北地區在土改後的經濟狀況總的來講是上升的:土改後農民經濟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約占2/3,黑龍江的顯著上升戶占54%。上升戶中一小部分添了車馬,有的雇了長工,買進或租進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勞動力或疾病災害,或因缺乏生產資料或好吃懶做,經濟生活下降,其中一小部分人開始向前一部分人出賣土地或出租土地,或借糧借款。
  問題也就出現了。東北地區有些農村黨員開始僱傭長工;許多黨員不瞭解許不許群眾雇工,許不許黨員雇工;還有些黨員聽了黨員不應剝削雇工的黨課後,出賣牲口,解雇長工。也有些村幹部不讓上升戶購買車馬拴獨犁,怕他們單干;有的認為組織起來是「國策」,單幹不合法;甚至發展到有些村強迫農民參加互助組,而且認為參加三馬組不算組織起來,只有參加六馬組、八馬組才算組織起來。
  對出現的新情況,不少區縣幹部迷惑不解,甚至彷徨徘徊,也提出一些實質性的問題:新民主主義的農村究竟是什麼樣子?農民應該經由什麼樣的道路走向富裕?什麼叫提高一步?除了組織起來以外,農村還要幹什麼?
  對這些出現的新情況、新現象、新問題,東北局書記高崗的回答是:「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又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
  高崗在1949年12月召開的東北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批評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其重點是批評各種各樣的「要求單干,對單干、對舊式富農感興趣,對組織起來感苦惱」的思想;雖然也提到允許單干、雇工,但重點強調了加強領導,組織起來。他提出:現在的互助合作,「在獲得生產工具的改進之後,還可以進一步提高與發展」,以小型為主的變工互助組,根據當地農業和副業生產的需要,根據群眾要求與幹部強弱等條件,「逐步地提高為聯組」。
  這次會議後,《東北日報》發表了關於互助合作的宣傳報道,把高崗的這些講話概括為「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接著,1950年1月4日,《東北日報》發表了高崗在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而這些,在後來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出來了。劉少奇兩次都予以反對和批評,這說明他對農村中的互助合作還是非常慎重的,認為不能超越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而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就實際上過早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超越了新民主主義的階段。
  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作出了「農村支部工作指示」,並報送中組部請求答覆意見,提出了富農中的黨員問題,實際上與富農經濟問題密切相關。在此之前,東北已經出現了這一問題。
  由於東北大部分農村是在1948年前後完成土地改革的。相對而言,東北地區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比其他地區就早,經過東北農民的幾年努力,不同程度地擴大了生產規模,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農村經濟逐步上升。其中一部分農民為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已經擁有少量雇工並新購買了少量土地,存在著新富農的發展傾向。這樣,中共中央東北局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黨員成為富農後,其黨籍怎麼辦的問題。1949年7月,中組部答覆說,「暫保留其黨籍。」
  解放後,東北局再次提出了這一問題。中組部按照劉少奇的指示,在給東北地區的黨組織的指示中,指出:
  加強黨員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教育,以便提高黨員個人與領導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教育黨員懂得我們今後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獎勵農民生產發家,勤勞致富,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富裕的農民。而達到富裕的辦法,則提倡「以個體經濟為基礎,在自願兩利原則下組織起來,逐漸地由個體經濟逐步地向著集體經濟方向發展。」這樣才更能促進絕大多數農民富裕起來,不受或少受商人的剝削。因此應當教育黨員,積極參加變工組,大量在合作社入股,搞好變工組與合作社,是農村黨員的基本任務。批評某些黨員只想個人發財,不管多數群眾貧困,甚至想剝削別人的富農思想。
  這次關於富農黨員的爭論,實際上就是關於富農經濟問題的爭論。這在建國後還是第一次。如何處理,將關係到全黨能否正確處理正在或即將出現的新富農問題。因此,劉少奇對此非常重視。
  1950年1月23日,劉少奇批發了中組部《關於「農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見》,答覆東北局的請示。信中指出:
  我們的意見是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不得加以強制,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如果在今天
  過分強調黨員不准剝削別人,以及黨員必須參加變工組織,並須起帶頭作用等則勢必使部分黨員,對生產消極。
  各地的經驗,均已證明黨員不雇工,群眾即不敢雇工,黨員對生產消極,群眾中的生產熱情,就絕不可能發動起來。因此,對農民黨員進行教育時,固須指出組織起來的好處,但同時更須明確提出「單干」與「雇工」是黨的政策所允許的。
  在今天農村的各階級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麼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當天晚上,劉少奇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等人談話,談關於農村工作的問題,主要就東北提出的富農黨員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闡述。
  劉少奇在這次談話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馬,一犁,一車」模式,認為有這三種生產工具的農民,他的性質不是富農,而是中農。雖然這種農民在東北還未超過10%,「現在東北,應該使這種中農得到大量的發展。」很明顯,劉少奇贊成這種農民得到充分的發展,以保證農村經濟的盡快恢復和發展。而這種農民之所以發展到這種狀況,實際上與他的個人努力勞作分不開的,實際上是建立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之上的。
  因此,劉少奇認為,東北局所主張的通過「變工組與合作社」向集體經濟的方向發展是錯誤的,「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東北之所以有70%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劉少奇認為是個體經濟的破產,「將來的發展,個體經濟都能獨立的生產,變工互助勢必要縮小」。
  在這次談話中,劉少奇認為只有在「單干」發展到一定基礎上時,才能使個體經濟在參加變工互助時是「真正的自願」,沒有經濟基礎,一切都談不上,即使參加變工互助也是被迫的。而劉少奇所預見的這種情況在後來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的確確出現了。
  因此,劉少奇認為在變工互助問題上要慎重,因為變工互助是集體經濟的性質,而這必須建立在個體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70%的農戶有了三匹馬,將來才好搞集體農莊。」因此,現在的「單干」是允許的。
  那麼,變工互助能否真正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劉少奇認為是不可能的。他說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要防止急性病」,兩個階段不能混為一談,「轉變得早了,是不對的。」
  劉少奇這一主張,實際上與他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發展時期的構想是一致的,儘管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但新民主主義經濟必須得到充分的發展,否則將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就談不上。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在生產方式上是根本不同的,這一轉變是一個生產方式上的革命,集體農莊否定了個體經濟,在現在的情況下「很難辦」。因此,劉少奇指出,「在實行集體化時,個體生產在全國說是可能的,在一個村的集體農莊之中,則不能加入。」在工業化沒有實現時,集體農莊是不能鞏固的,「如無此種條件,只有馬和犁,堅持幾年也是不可能的。」
  對待剝削問題,劉少奇實際上仍然堅持在天津講話時的觀點,就是允許剝削。他把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作為一種資本主義來看待的,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
  劉少奇說:
  現在還必須有剝削,還要歡迎剝削,工人在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裡大批難民到東北去,關外的富農就能剝削他,他就會謝天謝地。過去每年有一百多萬勞動力到東北去,若富農不剝削便不能生活。
  因此,富農經濟還是重要的,要支持它的發展,「不要限制它,現在要讓它發展,沒有壞處,這不是自流。將來我們對富農有辦法,讓他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將來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後再予以限制。」
  有鑒於富農經濟的個體經濟性質,允許它的發展,剝削、單乾等問題都迎刃而解。因此,劉少奇提出:
  現在限制單干是過早的,現在能夠單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認為反對單干的農民便是集體主義,因為他還無力單干,是不能去單干的貧農。
  這不是自流,現在讓多流出一些富農來也很好。
  什麼才是放任自流呢?
  雇工,單干,應該放任自流,讓農民都有三匹馬一副犁就很好。對於不讓雇工、不讓單干的,不能放任,對於去干涉三匹馬的,不能放任。
  劉少奇提出單干問題不能限制,這實際上是保證富農經濟充分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由於生產資料還沒有發展到取消單干、取消富農的程度,將來工業化實現了,「大家都用機器生產,他卻硬要單干也是不會有的。」這就與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發展的藍圖構想統一起來了,農業的發展是基礎,將會推動工業化的進程,工業化反過來就會加大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比重,就會使農業生產的集體化成為可能,就會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劉少奇一貫的思想,直到後來毛澤東提出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才放棄。
  因此,對富農黨員,劉少奇認為,「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甚至認為,「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現在是私有制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現在他發展了生產,將來在實行集體化時,又能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劉少奇認為,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個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
  但是,劉少奇接下來卻說了一句讓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話:
  因此現在的黨員,是可以單干的。我們的黨規黨法上允許黨員單干而且也允許僱人,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但能單干與應該單干是兩回事,我們允許黨員單干,並不是我們鼓勵他們去單干。
  固然,劉少奇認為變工互助與富農黨員問題都提早了,是基於當時中國的農村形勢的判斷,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他對於「認為黨員便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的批評,的的確確是欠妥的。因為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員是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正如劉少奇所說的,允許黨員剝削與允許黨員單干和僱人卻是兩回事,允許黨員剝削就在實際上承認了黨員的利己主義,這就在根本上背離了黨的性質和任務,說嚴重一些,是有使黨變質的危險和傾向的。
  對這一問題,劉少奇後來也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劉少奇解釋說:當時主要是考慮華北、東北的土地改革剛剛完成,需要有一個短的時間來安定農民的生產情緒,而且當時實際上幾乎還沒有黨員做新富農的事情產生。因此,雖然1948年有些地方提出了富農黨員的問題,但是,劉少奇認為,「這個問題在當時並不是緊急的,是可以等一個時候來答覆的,因此,我主張暫時不答覆這個問題」。到1952年6月的時候,農村的情況大體上已經穩定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也有了新的初步的發展,所以中央就處理了這個問題,發出了指示,明確規定:「無條件地開除不願放棄富農剝削的黨員的黨籍。」
  劉少奇的這一番話,是在高崗向其攻擊時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時說的。而東北富農問題是高崗攻擊劉少奇的一個有力的證據。
  這是因為,據高崗說,他收到劉少奇關於東北富農問題同安子文的談話記錄後,曾經在北京面呈毛澤東。毛澤東給了陳伯達看,對劉少奇這次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正因如此,高崗敏感地察覺到毛澤東同劉少奇在富農問題上存在著分歧。
  因此,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還說:「我在和個別同志談到這個問題時可能說過一些不妥當的話,這些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總而言之,凡是說得不妥當的話,都應該取消或糾正。」
  的確如此,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曾經評論說:「少奇同志的談話,可能有個別話走了火,但本質上還是對的。」
  在劉少奇作了這次談話之後,毛澤東在徵詢了斯大林的意見後也提出慎重對待富農問題,將富農與地主看作不同的階段來對待。斯大林也是這一觀點。他向毛澤東提出,將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較長的階段來做,要把反富農看成是嚴重鬥爭。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階級時,中立富農並使生產不受影響」。
  可以看出,建國初期的富農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而且實際上也涉及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問題,甚至關係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為解決土地改革中的富農問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致電毛澤東徵詢意見和指示。1950年3月12日,毛澤東復電指出:
  請就你們現正召開的各省負責同志會議中徵詢關於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電告我們,即是說在今冬開始的南方幾省及西北某些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後再去解決半封建富農問題。請你們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些。這樣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規模空前偉大,容易發生過左偏向,如果我們只動地主不動富農,則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並防止亂打亂殺,否則很難防止;第二是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顯得特別尖銳,如果我們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後再去動他們,則將顯得我們更加有理由,即是說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第三是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現在已經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組織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繫的,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似較妥當的。關於暫時不動富農的問題,去年11月有饒漱石、鄧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中,我曾提出過,惟未作詳細的分析和未作出決定,現在已到需要作出決定的時機了,決定之後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關土改的文件,並頒布出去,以利新區各省土改幹部的學習,方有利於今年秋後開始土改,否則將錯過時機,陷於被動。因此,不但請中南局,而且請華東局,華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們對此問題加以討論,並請將此點轉發所屬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討論,將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收集起來迅速電告中央,以憑考慮決策,是為至要。
  毛澤東
  三月十二日
  俗話說,不依規矩,不成方圓。毛澤東的這封電報實際上就是為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改革問題開始制定一個有章可循、有據可依的新的土地法。
  1950年4月29日,劉少奇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而召開的幹部大會上發表演說,論述了新中國的光明前途,分析了存在的困難和克服這些困難的有利條件。關於土地改革,劉少奇指出:「東北與華北的土地改革,除綏遠外,已經結束。河南及其他若干地區的土地改革,將在今年完成。若干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將依照人民政府的命令在今年秋後開始,並將在兩三年內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如此,就能解放農村的生產力,以充分的糧食和原料供給城市,解決工業發展的市場問題。」
  這就是說,農民在土地改革後,生產增加,生活改善,購買力大大提高,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就大為擴大。這個刺激工業發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條件,我們已經創造或者即將創造出來。現在農村中萎縮的購買力,只待完成土地改革,又有兩三個像樣的豐收年成,就將迅速恢復,並將逐步擴大,因而使城市工商業繁榮起來,這也是無可懷疑的。
  劉少奇還提出,對今後的土地改革應當注意的問題:「在今年秋後,在那些業已準備好了的新解放區,應該實行土地改革,但這種地區不應該太廣。在戰爭已經基本上勝利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在今後的土地改革中,應該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許多公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同樣也分給地主一份,而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對於地主的其他財產,除開農民必需的一部分生產資料外,也不予沒收分配。關於這些問題,新的土地法令將要加以規定。鑒於過去的經驗,我們認為在今後實行土地改革,應該完全是有領導的,有準備的,有秩序的,不能容許混亂現象的發生。因此,我們就不能急於要求完成一切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而必須分為幾個步驟,分期分區地去完成土地改革。如果能夠在今後三年內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那就算是很快的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1950年4月25日,鄧子恢給毛澤東電報中說:「關於中立富農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但我們認為要使富農中立及保持富農生產情緒,單從經濟上很難達到。因為我們在經濟上,不能完全不侵犯富農利益,就使出租地及其他財產不動,但減租減息總不能不減,負擔不能不重一些。此外,對雇工關係等等,總有許多糾紛。因此,要使富農中立並保持其生產情緒,除經濟上適當照顧外,還應加上政治條件」,「對富農出租地是否現在不動,一二年後再動;或者法令上不動,而讓農民起來後再經調解來動。我認為這樣亦不好,法令上不規定而讓農民起來動,就容易亂。」
  鄧子恢在電報中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央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都已經意識到的問題,因此,必須對富農問題作出一個明確的規定:即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
  毛澤東是贊成鄧子恢的意見的。4月30日,他將鄧子恢的電報轉發給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作為你們起草土改法令的參考」。接著,他又於5月1日給鄧子恢復電指出,對富農出租地「現在我的意見讓以為暫時不動較為適宜」。並請鄧子恢根據自己的意見起草一個土改法令,同時,如果華東局也贊成「暫時不動富農出租地的」,也請其起草一個「和華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以備「在中央會議上作最後的討論和決定」。
  這實際上就是後來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最初啟動階段,為土改法的起草作了準備。
  在進行黨內充分討論和黨內外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劉少奇主持了新的土地法、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土地法的制定工作。
  1950年6月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報送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上批示說:
  此件看過,很好,很有用。有些修改,請再酌。說富農的部分太長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則說得不大適當,故刪去一大部。加上1946年以後一段經驗,藉以糾正一部分同志已經有了的一種錯覺,說過去的「左」傾錯誤是1947年1O月10日土地法大綱上規定了沒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原故。如果沒有這段說明,則不能糾正此種錯覺。
  毛澤東所加的一段文字是什麼呢?毛澤東對富農問題是一種什麼看法呢?解放後與解放前有哪些不同之處?他主要是對解放前對富農政策在其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偏差強調了其合理性,分析了其原因,並指出了在解放后土地改革中的嚴格的政策。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這是建國後一次重要的中央全會,主要目的是討論並制定新的土地法。
  6月6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兩次重要講話。一次是書面報告,一次是對書面報告的補充說明和即席講話。
  在補充講話中,毛澤東指出,北方土地改革的完成保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他提出新的任務是,「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
  這次補充講話,就是著名的《不要四面出擊》。毛澤東說:「總之,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
  在毛澤東作報告的當天,劉少奇也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在報告中,劉少奇談到了土地的沒收和徵收問題,明確指出要沒收和徵收的土地是:(一)地主的土地;(二)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三)工商業家在農村中的土地;(四)因從事其他職業或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的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200%以上的土地和半地主式的富農出租的土地。
  除此之外,富農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一般不動,中農、貧農、雇農及其他農村人民自有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均不動。
  劉少奇明確指出:
  我們所採取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當然不是一種暫時的政策,而是一種長期的政策。這就是說,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中,都是要保存富農經濟的。只有到了這樣一種條件成熟,以至在農村中可以大量地採用機器耕種,組織集體農場,實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時,富農經濟的存在,才成為沒有必要了,而這是要在相當長遠的將來才能做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要保存富農經濟的理由。但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富農經濟的存在也只不過是兩三年的時間,並沒有如劉少奇所說的持續到「相當長遠的將來」。
  這次會議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土地改革委員會,主持審定有關土地改革的文件。
  幾天後,6月14日,劉少奇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這一報告。20日,他又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法(草案)》起草修改情況的說明報告。22日,劉少奇就這次會議對土地改革問題的討論情況作了結論。
  這次會議討論和同意劉少奇的報告和中共中央建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佈命令公佈實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頒布實施,是中國歷史上土地改革運動的一件大事,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法令法規,實際上是在新形勢下樹立起來的一面指導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改革的旗幟,與其他的相關法令一起,保證了新中國成立後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取得最後的勝利。
  從1950年冬季開始,1953年春季基本結束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中進行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
  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被合稱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大運動,基本上是在同一時期進行的,並互為推動,互相促進,使三大任務都順利完成。
  但是,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在運動過程中及土改完成後,農村中逐步出現並即將出現新的合作化的傾向,而且有逐步增長的趨勢。
  合作化就是集體經濟,就是否定個體經濟,根本上就是向富農經濟發動進攻,而這與土地法相違背,也與共同綱領相違背,更與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任務與內容相違背,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繼續恢復和發展。
  因此,劉少奇對這種現象採取了堅決批評的態度,因為他認為這種集體化的傾向是與現階段保存富農經濟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的,也與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革命任務不相符合的。

  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1)

  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的觀點,認為這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並在中南海春藕齋向馬列學院學員講話,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一系列問題,包括「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抗美援朝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城市工作、整黨及建黨、統一戰線工作、整風運動」等各項重要問題。
  2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要點的黨內通報。通報關於「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構想指出:
  「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要使省市級以上幹部都明白。準備時間,現在起,還有22個月,必須從各方面加緊進行工作。
  毛澤東提出的這一設想,得到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黨中央領導人的一致贊同。黨中央認為,毛澤東提出的「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經濟建設的開始階段的總計劃、總方針,要求各方面工作都要圍繞著這個中心任務來做。
  而劉少奇是黨內對毛澤東「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這一設想的闡述最多也最充分的領導人。
  在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後兩天,2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聽取各大區工作報告。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對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作了說明性質的講話。
  劉少奇的這次講話,是對「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第一次闡釋,實際上就是說到1953年就開始全國性的國民經濟建設,就是一五計劃的實行。
  在劉少奇看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核心內容就是經濟建設,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提出,當前經濟建設是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這也是對「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根本性質的闡釋。但是,劉少奇認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中心仍然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而不是社會主義建設,這與他的新民主主義藍圖的構想是一致的。毛澤東在後來明確提出利用十年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過渡,就表明他在這時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設想實際上就是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等十年後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1年2月28日,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
  在這次講話中,劉少奇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口號:民主化與工業化。
  民主化與工業化是劉少奇新民主主義藍圖的兩個支柱。
  劉少奇認為,為了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必須做好兩件最基本的事情:一是必須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地主、官僚、買辦階級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中國,肅清土匪,保障國內的和平,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種民主改革,消滅地主階級及其他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從而在城市和農村中解放已有的生產力;二是利用已經建立並且鞏固起來的人民民主專政作為主要工具,利用其他條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來發展一切有益於人民的生產及其他經濟事業。
  可以說,劉少奇同毛澤東幾乎在差不多的時間內都意識到國民經濟在恢復之後,必然也必須經過一個全面的、大規模的計劃經濟建設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以鞏固的人民民主政權作為政治保障和基礎。
  因此,對「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劉少奇也很快就吃透了它的精神。
  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對劉少奇送閱的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上批示說:
  又: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思想,請你在會議中講一下,使他們有所準備。
  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報告,闡述了國際國內形勢和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同時他還充分地講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
  劉少奇談到各方面準備的具體問題:軍事準備,就是在這三年內把朝鮮戰爭打贏,解決西藏問題,把土匪肅清,完成土改;政治準備,就是搞好統一戰線、群眾運動,搞好並完成土改,發展生產,組織互助組,工廠裡做好經濟核算;經濟準備,就是對國內市場、國外市場要充分瞭解,各種經濟準備都要做好,重要的是「要建設就要有計劃,要有全國的統計,我們的建設不是資本主義的建設,而是要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文化準備,就是要增加學校,利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寶貝,到處找不到」。
  劉少奇接著強調了準備工作的時間限制,說:
  準備是這麼多,但是,我們的時間不多了,還只有16個月,各方面的準備工作都要加強起來。到1953年,我們搞個全國的幾年經濟計劃,我們就來開始動手建設,開一些工廠。
  那麼具體的經濟建設方針是什麼?劉少奇對此是有充分準備的,因為在共和國成立之初他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仍然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規劃和步驟。
  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藕齋向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對「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尤其是在此之前,他就山西農業合作化問題作了批示。因此,在這次講話中,也很有針對性地批評了過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傾向。
  劉少奇首先說這是自己的想法,「大體上是個人的意見,中央沒有討論,不是定見,可能和其他同志想得不一樣」。
  關於經濟建設的步驟,劉少奇認為,先搞什麼,後搞什麼,總要有個先後輕重。首先恢復農業及一切可能恢復的工業,其次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以及必要的重工業,然後發展重工業,再依靠重工業進一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為什麼不可以首先發展重工業?劉少奇強調說:
  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農村是工業的市場,依靠農業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靠農業積累資金。所以我們要先發展農業。
  劉少奇認為,在十年建設期間,新民主主義的五種經濟成分都要發生變化,都會發展,但是國營企業、合作社經濟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在國家經濟中的比重是要增加的。這種變化對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種變化是哪一個時期發生的事情,是哪一個時期要做的?劉少奇說:
  這種變化是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中的情形。這個階段最少十年,十年建設加三年準備是十三年。到那時看情形怎樣,或再搞個五年計劃,進入社會主義。採取社會主義步驟,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那麼,十年建設之後,國家經濟建設情況是怎樣的?那時的情況,劉少奇是有所預想的。他認為,照計劃執行十年建設後,工業大大發展了,農業也有了大的發展;國家經濟的領導作用加強了,成為絕對的領導;管理經濟工作的幹部成熟了,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數量也多了;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更鞏固了,現在是政治聯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相聯繫,經濟聯繫還說不上,目前工廠只供給農民20%的工業品,手工業供給達80%,工農聯盟在經濟上很薄弱,以後要加強工農聯盟,主要在經濟上;組織上人民代表會議加強,人民民主政權鞏固了。「到這時,我們才採取步驟進入社會主義。」
  對進入社會主義,劉少奇也有設想,但這是建立在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的基礎上的,必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階段。劉少奇認為,進入社會主義要走兩步: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是第一步,農業集體化是第二步。
  隨著毛澤東對劉少奇關於山西農業互助合作處理的批評,也就是對劉少奇「山西批示」的批評,「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思想很快就轉向毛澤東所設計的軌道,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就保存富農經濟作出了明文規定外,中央還批准紛紛出台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規定,以保證富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但在實際上,相對於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建設而言,保存富農經濟只經過了3年左右的時間,大大短於原來設想的貫穿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即10—15年的時間。
  1950年9月20日,劉少奇就由貧雇農起家的新富農是否可選為勞動模範問題,復電東北局:
  只要新富農本人勞動好,對勞動有新發明和創造,對雇工待遇又好,合於勞模各種條件,而不是簡單計算新富農的生產量多,不是他的雇工勞動好而本人勞動並不怎麼好,就可以選為勞動模範。
  由於富農本人也是勞動者,只要他合於勞模條件,另加一條對雇工待遇好,亦可選為勞模。
  這也就是說,富農也是「勞動者」,所不同的是他「雇工」,就是「剝削」,但這並不妨礙他當選勞模,條件是:勞動好,對雇工待遇好。
  12月12日,中南局給中共中央電報中,準備發出放手發動群眾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20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復電中南局並轉華東局、西北局、西南局說:
  我們基本上同意你們發這樣一個指示,著重糾正土改中的右傾偏向,以便發動廣大群眾進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還應增加一些防止「左」傾危險的指示,指出哪些「左」的錯誤是不許再犯的,例如侵犯中農利益,忽視聯合中農的重要性,破壞富農經濟,對地主普遍掃地出門,亂打亂殺,在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大轟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發動群眾,另一方面有不犯或少犯「左」的錯誤。否則,某些幹部很可能重犯過去某些「左」的錯誤。
  劉少奇在這裡除同意各中央局反對土改中的右的傾向外,還提醒要注意「左」的傾向。而這在他天津講話時就曾經說過,反右往往隨之而來的是「左」的抬頭。劉少奇注意到,土改中「左」的錯誤必然會觸及富農經濟、中農利益,甚至出現比較激烈的鬥爭方式,這在新中國成立後,是不允許的。
  廖魯言在談及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時說:
  富農在土地改革實行後,每人所保有的土地,一般仍相當於當地每人佔有土地平均數的二倍,有些地方,對富農的小量出租土地也未徵收,仍予保留。
  富農對此是怎麼反映呢?華東局1950年12月8日向中共中央作的關於土地改革試點總結報告稱:試點地區土改完成後,「貧雇農得地開心,中農有利放心,富農不動定心,地主勞動回心。」中農說:「人家也勞動,不動是對的。」「富農都不動,我們更安心了。」
  對富農的保護和不動的政策,實際上在農村土改中爭取了富農,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據中央政策研究室1951年1月11日的報告說:入冬以來兩三個月的土改中,各地發生的破壞土改的事件,差不多都是地主幹的,富農干的很少,富農確實處於中立狀態。另一份材料還講到:有個地方有四家富農,一家地主。原來這五家每天聯合起來,與政府與貧雇農搗亂。但在聽到劉少奇同志的「五一」講話後,四戶富農說,這個講話很好,從此再不理那戶地主了。有些富農對這一政策的理解是這樣的:「毛主席不叫動我們的土地財產,是因為我們這些人沾了個『農』字的光。」
  然而,富農們高興得有點早,因為原定的保護政策很快在土改後有了新的變化。
  土地改革完成的當年,1953年12月,毛澤東就正式宣佈了「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直到最後消滅富農剝削」。很自然地,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富農經濟,與此相應的,在城市中也要消滅存在剝削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因此,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不是單純的一方面的,而是立體的、系統的,向整個的剝削制度和剝削現象發動的進攻,旨在徹底消滅剝削制度、根除剝削現象。
  更何況,在土地改革進行過程中,農業生產合作運動逐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空氣空前高漲,這實際上也是毛澤東轉變思想的一個因素。而劉少奇在此時卻「潑了冷水」:山西批示。
  對毛澤東很快向消滅富農轉變的問題,薄一波回憶說:
  1953年11月7日,我在華北城鄉作了40天的考察後向毛主席寫的報告提到,繼1951年和1952年兩年對中央互助合作會議決議進行傳達之後,到1952年冬季和1953年春季,「農業生產合作運動呈現為高潮,社會主義空氣逼人,許多人怕冒富農之尖,富農在農村中實際成為不合法的了,共產黨員如果不參加互助合作就站不住腳,雇工經營、放高利貸的共產黨員被批評為『走台灣的道路』。」華北地區當時的富農雖主要是土改後冒出來的新富農,同新區土改中保存下來的老富農有所不同,但當時新老富農面臨的政治壓力都差不多。經驗證明: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步子搞得太急,土改中的事實表明行之有效的保存富農經濟政策在土改後未能堅持一段時間,對我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某些不利的影響。
  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著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方向性的問題。也就是說,農業發展面臨著兩條道路: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道路和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老解放區、新解放區繼續推行並完成了土地改革後,剛剛從封建制度的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廣大農民是不願意也不可能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的。但是,分散、落後、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怎樣才能解決發展生產,共同富裕的問題,以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和避免兩極分化呢?只有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在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尤其是老解放區的農村中逐漸建立了各種簡單形式的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有的地區還建立了土地入股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的地區甚至還開始了高級社的典型試驗。
  很顯然,這種趨勢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這裡也蘊藏著一個極大的危險性,就是沒有強大的工業為後盾,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近代化沒有充分發展、小農經濟佔絕對優勢的大國,工業化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農業的集體化和機械化是以工業化為基礎的。因此,1951年,圍繞這一問題,黨中央內部出現了第一次關於農業生產合作化的爭論,並直接成為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導火索。
  這次爭論的問題,在提法上,雖然只說是老解放區互助組織要不要提高一步,但實質上是涉及當時老解放區農村或土地改革後的農村要不要開始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也是1950年關於東北農村土改後出現新富農問題爭論的繼續。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中共華北局提交了一個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山西省委結合山西省農村的實際情況和出現的趨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山西省委的報告認為,山西老區的互助組織,由於基礎大、歷史長,在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情況下,一部分農民已經達到富裕中農的程度,某些互助組織發生了渙散的情況。山西省委認為,這一渙散情況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必然現象:
  從實踐證明: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山西省委認為,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產生兩個結果:一是使互助組渙散解體,一是使互助組變成富農的「莊園」。
  產生渙散現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組產生了新的因素。山西省委認為:
  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後退,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這是十分重要的。
  對此,山西省委提出了自己的對策和主張:扶植與增強互助組內「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兩個新的因素。「公共積累」,按成員享用,一人一票,出組不帶。之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山西省委認為:
  這一原則在互助組見諸實施它雖然沒有根本改變了私有基礎,但對私有基礎是一個否定的因素。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這恰恰與中共中央關於在土地改革過程中保存富農經濟、保護富農經濟發展的方針相違背,而且是採取了一種限制富農經濟、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因為在土地改革後,農村的經濟競爭和貧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所允許的,而且是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一貫執行的。
  但是,基於對農村中出現的分散現象和貧富分化的趨勢,也基於部分農村中出現的互助組已經在繼續發展兩種情況,山西省委支持了後一種帶有社會主義因素和發展方向的情況。因此,山西省委認為:
  把「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這兩個進步的因素,在互助組織逐步地增強,它將使老區互助組織大大地前進一步。
  實際上,圍繞這個問題在山西省委與華北局之間已經有了爭論。起源於華北局派出的一個調查組同山西省長治地委間的爭論。
  1950年11月14日,山西省長治地委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指出在土地改革後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有些互助組織渙散直至解體。這種情況引起了華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注意,隨即派出一個調查組赴長治市。調查組抵達長治市時,適逢長治地委召開十個互助組轉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議。
  長治地委認為,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必須提高互助組,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社員退社不能帶走公積金。調查組對此觀點和某些做法有不同意見,就寫了一個報告,經長治地委負責人審閱修改後報送華北局。
  調查組回太原後,就此向山西省委作了匯報。省委支持長治地委的意見,認為適當動搖和否定私有制沒有什麼不可以。1951年2月23日,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在全省黨代會上作了報告,闡述了省委的觀點。3月,賴若愚就山西省黨代會情況向華北局寫了一份報告,重申省委的觀點,並提出:為進一步扭轉互助組的渙散現象,省委計劃在長治專區各縣,每縣試辦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首先,山西省委的主張就同華北局的觀點不一致。3月17日,華北局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闡明了關於互助合作運動的觀點,發表了《華北春耕中應當注意的八件事》。華北局的觀點就是:要求在尚無互助組的地區,應廣泛發展各種形式的互助組。在已有互助組基礎的地區,則應在農副業結合的基礎上,進而採用新農具、大農具及其他提高農業生產技術的工作相結合,充實新的生產內容。至於在互助組中合夥買公共農具等現象,只可在農民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較高的地區適當提倡,但不能普遍推廣,更不可強迫一般互助組照辦。
  因此,山西省委的報告中所闡述的觀點,華北局表示不同意,而支持調查組的意見。當時華北局的主要領導人薄一波赴上海調查財經工作,並不瞭解爭論的早期情況。返京後,華北局書記劉瀾濤等向薄一波匯報後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觀點,徵求薄一波的意見,要他表態。薄一波就去找劉少奇。劉少奇就明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並說待收到山西省委的正式報告後,應予以批評。
  很顯然,劉少奇注意到了山西省委的觀點,聯繫到1950年初關於東北新富農問題的爭論,兩個問題的核心都是關於私有制的,而這又同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密切相關。因此,劉少奇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1951年,劉少奇在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準備的報告提綱時,寫了《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其中,第二條明確說:「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鬥爭。」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送來正式報告。為慎重起見,劉瀾濤再次去請示了劉少奇。劉少奇對劉瀾濤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現在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
  4月下旬,中共華北局召開了華北五省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專門討論了山西省委的意見。山西省委的代表維護山西省委的意見,而其他省的代表則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
  華北局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和五省互助合作會議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於1951年5月4日正式批復山西省委並向中央匯報。華北局在批復中明確對山西省委的意見提出了批評。
  劉少奇是贊同華北局的意見的,因為在他這裡,新民主主義階段也需要走一段很長的時間,新民主主義階段還存在進一步鞏固的問題,互助合作不是進一步提高的問題,而是進一步鞏固的問題,不應該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而急於向社會主義性質的互助合作組織轉變。
  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報告就批評了山西省委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他認為,現在還不能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十年建設之內社會主義是講不到的」,十年之後,「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麼時候搞呀?」十年之後可能採取一些相當的社會主義步驟,也可能還不能採取這種步驟,「還要再等幾年」。
  接著,劉少奇扭頭對胡喬木說:
  有人寫信告訴我想搞一個電影,恐怕你要跟他們談一下,把合作社問題搞個電影是可以的,可是只要它證明合作社集體耕耘比個人耕耘要優越,以便給農民灌輸集體主義的原則,旨在這一點;如果號召農民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認為這就叫社會主義,發動群眾運動,就要犯大錯誤,那就叫空想的社會主義。這種農業社會主義比以前的農業社會主義進了一步,提高到系統化,有了理論,叫做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理論。
  所以,不久劉少奇在中南海發表了著名的「春藕齋講話」,繼續對山西省委的意見提出批評,並結合「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提出了他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的意見和觀點。
  劉少奇在寫下對山西省委的報告的批語後,又在寫這一批語的信箋的天頭上,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了一則通知式的批語:「5號下午2時,馬列學院一班來春藕齋上課,此件請印發給學生。並發給各中委和中央局。」
  那麼,劉少奇在寫這則批語時,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黨內的爭論在黨中央還未形成決定的情況下,它的傳播會產生什麼樣的負面影響呢?顯然沒有。
  當時在這一爭論中一直同劉少奇持同樣態度和觀點的薄一波回憶說:
  少奇同志對一個省委關於農村發展方向大事的報告有不同意見,既未同毛主席商量,也未經中央集體討論,就在多種場合進行嚴厲批評,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至少是不夠慎重的。
  為什麼劉少奇這麼急於對農村中出現的這一系列新的傾向和觀點在沒有中央討論和決定的情況下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呢?無非是有以下幾種考慮,而且是劉少奇已經意識到或者初步認識到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將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他認為是應當鞏固的、現今正在鞏固的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出現的一些苗頭。這些苗頭就是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傾向,從而在根本上和實踐上,實際上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否定。
  但是,劉少奇還沒有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中央其他領導人交換過意見,黨內也沒有對此問題充分討論過。所以,劉少奇在春藕齋向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時就首先聲明了這一點:
  我們黨今後的歷史任務,同志們大體是清楚的。……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最後到共產主義社會,世界大同。階級不要了,國家不要了,共產黨也不要了。至於具體如何前進,前進中有何關鍵問題,恐怕不很清楚,黨內也沒有多討論,許多同志不一樣,對許多問題意見也不一致。今天我想講一講,我們黨今後的歷史任務,以及怎樣去完成。這大體上是個人的意見,中央沒有討論,不是定見,可能和其他同志想的不一樣。
  這次講話的重要性在於,這是劉少奇為爭取新民主主義藍圖的順利進行的最後努力,也是他最後一次系統地闡述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的問題。不久以後,隨著毛澤東思想的變化,劉少奇也只能放棄自己原先的設想。這次講話是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藍圖的絕唱。
  在這次講話中,劉少奇首先認為,雖然中國革命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但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大任務還沒有完成,「要繼續完成」。
  那麼,這三大任務是什麼時期來做呢?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來做,完成這三大任務後,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現階段要完成這三大任務,劉少奇認為,一是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陸上的殘餘勢力,進行抗美援朝,解放台灣,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在政治上獨立」了,但在「經濟上還不能獨立」,「要真正的最後的獨立,就需要經濟獨立」,而「這需要許多年,需要在經濟上進行建設。不依賴外國,才能有真正的獨立。」二是反對封建主義,要繼續挖根,「從經濟上挖根就是搞土地改革,思想上挖根是學社會發展史」,還要肅清封建主義在農村以及在人們思想中的殘餘。
  接著,劉少奇闡發了毛澤東的「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計劃,而這一計劃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建設的重心是有計劃的建設,「要力求使我們國家經濟走上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建設計劃要使資本家服從執行,小生產者要受國家控制」。「完全沒有國家控制或控制不確實,就是放任自流,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
  因此,劉少奇設計了「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經濟建設步驟:首先恢復農業及一切可能恢復的工業,「這是第一步」;其次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及必要的可能的重工業;然後發展重工業;在此基礎上,依靠重工業再進一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經濟建設是個中心,「其他各項都要配合經濟建設」,「以後經濟建設要大張旗鼓地搞」,「最好是能夠搞十年」。
  引用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劉少奇強調說:
  毛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講的逐步走向集體化,就是逐步準備,先東北,後華北,再其他地區,是這樣逐步地搞集體化,不是逐步地消滅富農、消滅階級。農業集體化是個大的運動,不是一個村子先幾十戶再幾十戶,而是一片片地搞。
  既然在當前不能也不應該去「阻止」或者「戰勝」「不可避免」的農村小生產者的自發趨勢,是否就任其自流呢?劉少奇明確回答說:不是,而是要加以適當的領導,適當的控制,主要由國家也可由合作社特別是供銷合作社一起來搞。
  辦法是什麼?劉少奇認為有這麼幾條:
  第一,用現有的互助組,幫助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不能破產,使自發勢力帶一點組織性……初步地在某些地方組織互助組,使這些農民不破產,還能提高生產,這是當前利益,長遠利益是養成農民集體生產的習慣。
  第二,國家貿易與合作社從商業價格上領導農民,限制富農,控制小生產者,使農民的自發性有些限制。
  第三,國家在稅收政策上的限制。如讓其發展的就少收稅,對富農在貿易政策、稅收政策上進行限制。老區沒什麼富農,等他發展了,加點累進稅,使他不能發展得那樣快。
  第四,農村中組織工會。列寧強調組織雇農工會以對付富農。有的地方50%是雇農,我們在鄉村依靠雇農,可以在工資、勞動條件上限制富農。
  在劉少奇看來,自發力量不僅不可怕而且在現時還有一定的好處。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對自發勢力的畏懼心理說:「目前在華北、山西各地的傾向還是害怕自發勢力發展。人家剛露出頭,你就害怕,不對,這是機會主義思想。應該讓它發展,不能害怕,不能避免,發展了有好處。」
  基於以上的分析,劉少奇最後明確指出了當前在農村中的發展方向問題:
  因此,在農村中既不是阻止、避免自發趨勢,也不是讓其自流,而是要加以領導,實行控制,進行教育,使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這就是農村發展的方向以及我們的政策。我們要採取謹慎的政策,適當照顧農民生活,照顧農民要求,教育農民,這就不會破壞工農聯盟。到一切條件準備好了,再實行集體化。不謹慎的政策是冒險政策。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準備好了,再來革命。革命只有這兩次了,未準備好就不要搞。
  在這次講話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將他的講話印發給馬列學院一班到春藕齋上課的學生。
  7月25日,中共華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講述了「四月會議以後的一些情況、爭論和解決的問題」,並明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劉少奇對華北局的報告作了多處修改,尤其是對爭論部分,修改得更多。
  華北局的報告在介紹了山西省委的意見後,是這樣說的(黑體字是劉少奇加的):
  會議不同意山西省委的這種意見,認為目前的互助組織是以個體經濟(私有的)為基礎的,在自願兩利下的集體勞動組織,故不能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直接地發展到集體農場。因為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國有化和使用機器耕種以及土地國有為條件。沒有這些條件,便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後性,而達到農業集體化。將來在這些條件下普遍組織起來的集體農場,對於目前的農業勞動互助組來說,是一種完全新的組織。在集體農場之後,目前形式的互助組就沒有必要了。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互助組內對私有財產不是鞏固,而是逐漸動搖、削弱以至否定,並企圖由此走上集體化的方針,是錯誤的,是根本違反互助組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等價原則的。這就直接破壞了互助組。富農已開始發展,但並不可怕,到將來適當時期可予以限制,如實行農業累進稅等;現在即提出限制富農政策來阻止和避免農村階級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對發展農業生產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對的。上述錯誤思想的實質,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在報告講到鞏固互助組,主要依靠充實生產內容一段時,劉少奇加寫說:「在長時期內,在農民中就進行了一種實際上的集體主義教育,是將來組織集體農場必需的思想基礎。」
  這一報告報送中央並經劉少奇修改後,毛澤東看到這一文件,就馬上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說不能支持他們的觀點,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和主張。
  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等人所持的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毛澤東還指示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
  毛澤東的批評,說服了劉少奇等人。這樣,劉少奇修改過的華北局報告也就沒有發出。而且,劉少奇還通過賴若愚向馬列學院一班學員收回了7月5日下午在春藕齋發給他們的講話材料,實際上也就收回了他所提出並主張的「農村發展方向以及我們的政策」,實際上也就開始放棄他的一些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設想。
  對自己的這一思想變化過程,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我曾經有過一種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要對我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於這個基本方向,我是沒有懷疑過的。因此,我主要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要經常地向農民說明:僅僅實行土地改革還不能最後地解放農民,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使農民最後地獲得解放、免於貧困並富裕確立。在目前要廣泛地發展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要限制富農經濟,在將來要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和消滅富農經濟,對於這些,我的觀點是明確的。但是,我有過一種想法,就是我以為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我國農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而沒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由此逐步地發展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場。同時,在目前的勞動互助組與將來的集體農場之間沒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組織形式,作為由互助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十分重要的中間過渡形式,因而,就以為互助組不能過渡到集體農場,而把二者看成在組織上是沒有多少聯繫的兩回事。因為有了這種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與東北個別同志談到農村互助合作問題時,我有一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在1951年春,我贊成華北局在個別地方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但不贊成推廣。同年7月間我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文件,並在向馬列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
  我對於二中全會關於發展生產合作的原則規定和解放後農村中出現的許多新的事實沒有加以認真地研究,因而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了這種不正確的想法。在1951年秋,中央討論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後,由於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糾正,我也就拋棄了這種想法。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等人後,就改變了他們的看法,把農業集體化作為一種積極的傾向來看待。9月,經毛澤東倡議,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由陳伯達主持。會後起草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
  《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明確指出,農民在土改後所發揚起來的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二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草案肯定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礎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形式。但是,發展農業互助合作要防止和反對右的和「左」的傾向。右的傾向就是:採取消極的態度對待互助合作運動,看不出這是黨引導廣大農民群眾從小生產個體經濟逐漸走向大規模使用機器耕種和收割的集體經濟所必經的道路,否認現在業已出現的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的形式,否認它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左」的傾向就是:不顧農民自願和經濟準備的各種必須的條件,過早地、不適宜地企圖在現在就否定或限制參加合作社農民的私有財產,或者企圖對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員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者企圖很快地舉辦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莊,認為現在就可以一蹴而就地在農村中完全達到社會主義。
  經過推動,尤其是《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在全黨的廣泛傳達,本已開始露出苗頭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趨勢更加快速。1952年底,全國組織起來的農戶,老區占65%以上,新區占25%左右,另外全國各地還成立了400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創辦了十幾個集體農莊(高級社)。這樣就使得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勢,成為不久即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重要根據。
  劉少奇在農業問題上所指出的:一不要害怕農民自發傾向而引起的兩極分化,二不要把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當作是社會主義,三不要離開工業的發展去談論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這三個問題,都恰恰擊中了後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的要害。他的觀點被批評,表明了毛澤東是不贊成這些分析的。而這,卻給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危害極大、後果嚴重的後遺症。
  薄一波在談到對劉少奇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觀點的批評時,不無遺憾地回憶說:
  由於少奇同志的觀點受到批評,上述這幾個妨礙農村經濟和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思想,未能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急於求成和「歸大堆」,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調」、吃「大鍋飯」那一套,與這些思想的繼續存在和氾濫是有密切關係的。在當前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中,反思當年的這場爭論,或許仍然可以從中吸取某些有益的東西。
  這不能不說是對劉少奇最終放棄新民主主義的藍圖而轉入社會主義過渡的最好的註腳。因為在這以後,劉少奇不僅僅是因為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且連帶著的是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和提法的批評,從而使中國急速地將原定的「十年至十五年」準備進入或者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大大地提前了。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興起(1)

  劉少奇把新民主主義作為一種過渡性質的社會階段需要加以鞏固和確立,是為了進行向社會主義過渡作充分的各方面的準備,等條件具備了,再向社會主義過渡,重在新民主主義的充分準備,不經一個鞏固的階段就不可能使準備充分。
  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同樣是作為一個過渡階段來看的,但是他重在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如果出現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傾向和趨勢,準備得充分與否,就不考慮了。因此,他把住社會主義的方向,主張充分利用正在出現的社會主義的因素和傾向,向社會主義過渡。
  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所主張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的制度」,「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等,在毛澤東認為可以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都被作為一種右傾思想來批評,就在情理之中了。尤其這種批評是伴隨著關於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的爭論而來的,是伴隨著調整資本主義工商業和「三反」「五反」的鬥爭中而來的,就促使首先是毛澤東考慮即將向社會主義過渡,而這一過渡就必須首先在黨內對仍然存在的「確立」、「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思想進行糾正和扭轉。
  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了新的設想:從現在起逐步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即逐步實行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年算起15年完成(而不是15年以後一舉過渡)。
  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這一設想,是因為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在短短的3年時間內提前完成了。
  國民經濟恢復的狀況如何呢?它的確超出了包括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預想。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生產都已達到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國民經濟獲得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
  基於對國民經濟快速恢復的分析和認識,毛澤東開始認為3年準備的任務已經完成,接著就開始進行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了。但是,這中間有個變化,就是說10年建設是新民主主義建設還是帶有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建設?毛澤東自然主張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建設。此後,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央加快了設計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伐。
  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了「一五計劃」編製領導小組,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組成。1952年8月,中財委編製出《五年計劃輪廓草案》。為慎重起見,1952年8月中旬到9月下旬,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就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和今後五年蘇聯幫助中國進行經濟建設廣泛交換了意見。周恩來在第二次會談中,介紹了中國進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運動的情況及中國的國民經濟恢復情況,並著重介紹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情況。
  斯大林說,中國的三年恢復時期的工作給我們這裡的印象很好。對「一五計劃」,斯大林認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設想給我的印象是好的,中國正在發展。但是,我們在制定計劃時總要留有餘地,「你們五年計劃中工業增長速度,每年為20%,是勉強的」,「要按照一定可以辦到的(原則)來做計劃,不留後備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後備力量,才能應付意外的困難和事變」,並建議工業建設的增長速度,每年上漲可降到15%。
  在蘇聯期間,中國政府代表團同蘇聯方面達成了一系列幫助中國進行建設的協議,這就表明,中國已經開始準備進行大規模建設了。而且,取得蘇聯的幫助,在國民經濟大規模建設方面將加快建設的速度,這一點在當時中共領導人中已經達成了共識。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一五」計劃的問題。在聽取周恩來關於「一五」計劃輪廓問題同蘇聯方面會談情況的匯報時,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而不是10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認為,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限制與反限制的鬥爭問題,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中,私營占32.7%,國營占67.3%,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5年,私營比例會更小,但絕對數字仍會有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5年以後如此,10年以後會怎麼樣,15年以後又會怎麼樣,要想一想。到那時私營工商業的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務公開。毛澤東形象地說:「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離不開共產黨了。『空前絕後』,他們的子女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要向合作互助發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農參加,後5年可以讓他們參加。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論述在後來的一些會議上不斷充實其內容,但是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想法。他的這一思想變化顯然引起了與會者的高度重視,並影響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中央領導人。
  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聽到這個講話後,在國慶節前召開的公安部黨組會議和省市公安局長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講話。11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談到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時交代說:這還不是決議,不要向下傳達。因此,羅瑞卿於11月13日向毛澤東寫信,就此事作了檢討,並請求處分。
  毛澤東看到信後,於同一天寫信給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彭德懷等人:
  各同志:
  此事因為我過去說時,沒有如同在11月12日會議上那樣,明確說明此種意見的性質(尚不是決議),傳達範圍和什麼人不要傳達,故有些同志在相當範圍內傳達了。此事不應由他們負責,而應由我負責。羅瑞卿同志因此事請給處分,應無庸議。
  毛澤東
  十一月十三日
  毛澤東在寫這封信時,劉少奇顯然是不在北京的。
  他去了莫斯科。
  他是帶著新中國即將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去的。
  1952年10月5日,蘇聯,莫斯科,蘇共十九大會場,主席團來賓席第一排,坐著中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劉少奇。
  向來謙虛謹慎的劉少奇是不願坐在這麼顯著的位置的。他不肯坐。
  匈牙利的拉科西開玩笑說:「你不坐第一排,我們怎麼坐?」
  劉少奇推辭不得,只好就座。
  劉少奇一行是9月30日從北京啟程,10月2日抵達莫斯科的。8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蘇共十九大宣讀了中共中央的祝詞。
  斯大林因連日忙碌,感到身體疲憊,精神疲倦,顧不上別的事情,就給劉少奇打電話,詢問了劉少奇的身體狀況和代表團的日程安排。因此,10月20日,劉少奇就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講了中共代表團將同他會談的內容,包括通報中共中央關於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些設想,以及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代表大會和制訂憲法等問題。
  劉少奇在給斯大林的信中說:「毛澤東同志曾就以下幾個問題向您請示。」
  可以說,劉少奇的這封信,最早地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這些內容,實際上是9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談話的進一步具體化。
  10月24日,劉少奇、陳毅、饒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貝利亞等人會談。
  劉少奇介紹了中共中央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基本上是給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內容。他說:到「一五計劃」完成時,國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將占90%以上,逐步實行公私合營,到那時可以勸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並給他們分配工作;在農業、手工業領域實行合作化。
  同時,劉少奇強調說:「這些問題還沒有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討論過,還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種設想並在非正式的談話中談論過。」很顯然,劉少奇強調此點,就是說,這一設想還是一個初步的東西,還是一個輪廓和大體的框架,並沒有形成最後的決議和路線,不是完整的東西。
  斯大林饒有興趣地聽了劉少奇的介紹後,表示了他的態度:「我看了你寫的信,認為你們的這些想法是對的。」同時,他又結合蘇聯的經驗教訓告誡說:「消滅富農要分步驟來進行。我們過去對富農採取了急劇的辦法,把300萬富農遷到西伯利亞。他們現在參加了集體農場。東歐各國現在還未消滅富農。蘇聯十月革命後,經過12年才消滅了富農。」實際上,斯大林強調這一點,就是認為對富農經濟要採取謹慎的方式方法,不要採取過激的方法,因為蘇聯是在十月革命後經過了12年才消滅了富農。
  在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建議中國應當盡快進行全民選舉和制定憲法,如果現在沒有準備好,可以召開政協,總之還是全民選舉為好。這一問題實際上在劉少奇秘密訪蘇時已經談過。26日,劉少奇將第一次同斯大林會談的情況電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在電報中講了斯大林對中共中央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的態度時說:斯大林對我黨中央領導人的上述設想表示贊同,並且提出:「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採取逐步的辦法。」
  劉少奇是斯大林最後一次會見的中國領導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腦溢血而逝世。劉少奇訪蘇期間,身體不太好。10月19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蘇休養一個月至一個半月,王光美、朱仲麗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中央全會可待你們回國後再召開。」因此,在同斯大林及蘇共中央會談後,劉少奇同王稼祥等於11月下旬到蘇聯的黑海休養。
  半個多月後,毛澤東從國內發來電報:
  張聞天同志,轉劉少奇同志:
  中央決定明年二月五日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請你於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國,以便準備議程。饒漱石、陳毅、劉長勝、李富春、張聞天五同志則請於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國,以便出席會議。
  中央
  十二月十二日
  毛澤東所講的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實際上推遲到了1955年3月才舉行。這中間,主要是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召開一屆人大,制定憲法,一是挫敗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劉少奇訪蘇歸國後,向毛澤東匯報了同斯大林會談的情況。很顯然,斯大林對中共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是支持的。因此,毛澤東很快就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
  為什麼會比預計的要早地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述的一系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是一個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對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有了一個比較「有把握」的認識,有了這個底,才敢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在毛澤東這個大戰略家眼裡,種種因素促成了向社會主義過渡是越快越好,早一日跨入社會主義,早一日進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國民經濟建設,就早一日提高綜合國力,加強本國的力量,在應付內外各種突發事件時不至於手足無措。而且,社會主義的方向是確定無疑的,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早一天進入社會主義不是更好嗎?早一日向社會主義過渡不是更好嗎?
  1952年11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要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但要分步驟,一是要消滅,一是還要扶持一下。
  2月27日,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講了他在湖北省視察時同湖北孝感地委負責人談話的內容。毛澤東說:
  什麼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我給他們用扳指頭的辦法解釋,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過渡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讓他們把這話傳到縣委書記、縣長。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緒。
  毛澤東在這裡所講的,實際上已經比較完整地表述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他認為,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漸進的變化過程,需要採取逐漸推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過渡,使社會主義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爭取用10年到15年以後,才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實行向資產階級全線進攻。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而是在改造的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這一進攻。
  劉少奇也開始對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在各種場合進行早期的輿論準備。
  不久,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調查報告》,認為建國三年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深刻的改組和改造。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並超越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僅次於國營經濟而居於現代工業的第二位,其利潤按照「四馬分肥」的比例進行分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家的剝削。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新生產的價值,已是「三分天下」:工人的工資、私方的利潤和公方的利潤。因此,報告作出結論說: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實現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變革。
  但是,毛澤東當時對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比較謹慎的。儘管李維漢、鄧子恢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都已經提了出來,但在中央還沒有形成最後的決議。
  在收到李維漢的報告後,毛澤東親自打電話對李維漢說:「這個報告將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
  為什麼毛澤東對此還要進行討論?是因為在前不久展開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黨內的認識並不統一,首先要使黨的高層領導人對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有一個明確的、確定的認識。
  這是必須要做的。
  在召開政治局會議前,毛澤東寫了一份講話提綱:
  總路線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
  有所不同和一視同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前者管後者。
  幾點錯誤觀點:(一)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二)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三)確保私有財產。
  黨的任務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
  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一)農業;(二)手工業;(三)資本主義企業。
  對於將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認識——社會主義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長的,資產階級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從毛澤東這份提綱看出,他對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並且要求首先是中央領導人都統一到這一認識上來。
  6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劉少奇也出席了。
  毛澤東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緊接著,毛澤東批評了「左」的和右的認識上的錯誤,尤其是著重批評了右傾觀點,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劉少奇等人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雖然劉少奇也在會議上,但在當時,這種當面的批評還是比較正常的,而且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保留。
  毛澤東說:
  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
  「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
  「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所謂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個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
  至此,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在黨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並在一年後,由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予以通過。儘管受到了批評,但劉少奇還是努力同毛澤東保持一致。因此,劉少奇就不得不放棄原先堅持的新民主主義藍圖。
  1953年下半年,正當中共中央領導全國人民開始進行向社會主義過渡,並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刻,建國後第一次重大的黨內鬥爭卻在這個節骨眼上出現了。


  建國後的第一次黨內戰爭

  高崗號毛澤東之「脈」(1)

  高崗號毛澤東之「脈」;在工會工作問題上,劉少奇支持了鄧子恢,批評了高崗
  劉少奇在建國前後有關國家建設問題,尤其是在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兩個問題上,都進行過大量的論述。當然,在許多方面是有失偏頗的。
  在天津講話時,劉少奇也說過「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但這是針對當時民族資本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還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既不是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更談不上向資本家投降。
  在東北富農問題上,劉少奇對東北局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存在著過「左」的傾向提出了嚴厲批評。劉少奇於1949年5月31日復電東北局,批評東北局的「左」的傾向。
  高崗對劉少奇的一系列批評自然不滿意。畢竟,他是以「東北王」自居的。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地位顯赫,而且他的許多主張都很受毛澤東的看重。
  實際上,高崗在建國前夕就曾經試圖扳倒劉少奇,只不過未能如願,他也很快縮回了搞小動作的手腳。
  1949年劉少奇秘密訪蘇前,高崗也是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臨行前,高崗同當時在東北參與幫助東北建設的蘇聯專家柯瓦廖夫談話,無中生有地造謠說中共內部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企圖在蘇聯同劉少奇之間製造事端。
  這種「莫須有」的手法,在後來他向劉少奇發難時也如此這般地使用過。
  柯瓦廖夫作為蘇聯一個專家,正如斯大林所評價的,只懂得技術,不懂得政治。因此,他回國後就向斯大林作了《關於中共中央若干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面報告,其中匯報了此事。柯瓦廖夫在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蘇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報告還說: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
  所謂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東北局關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上出現的「左」的傾向的批評。
  斯大林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但高崗並不甘心,他回國後就開始抬高自己,貶低劉少奇。高崗向人散佈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對劉少奇的報告不滿意;斯大林最欣賞高崗。借斯大林之口,高崗企圖抬高自己的地位,壓倒劉少奇。
  在毛澤東1949年12月訪蘇時,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信轉交給了毛澤東。
  很顯然,毛澤東也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回國後並沒有就此問題考慮過,也可能是因為國內百廢待興、任務繁重的緣故吧!但至少,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及早的解決,就留下了後來高崗變本加厲不擇手段地向劉少奇「進攻」的隱患。
  在山西省委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上,劉少奇為保持一段時期內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不被過早地打斷,從而使進入社會主義具備充分準備的條件,因此對山西省委的「逐步地動搖直至否定私有制」的觀點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然而,在這些問題上,劉少奇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這些,也就是高崗向劉少奇進攻的所謂「主要證據」。
  攻擊劉少奇之「風」被高崗攪得越來越大,「浪」也越來越高,越來越惡。
  高崗發出的第一發「炮彈」,就是工會問題的爭論。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工會工作也因之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之後,企業內部是否還存在著矛盾?如果存在,這種矛盾的性質是什麼?怎樣解決這種矛盾?
  1950年7月,中南地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作了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針對當時中南地區工會工作中出現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以及相當一部分工會幹部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而不重視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三個問題:工會工作的立場問題;工會要代表職工利益的問題;工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
  鄧子恢認為,在公營企業中,做工會工作同志的立場和態度,應該與企業管理人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場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由於彼此的工作崗位、任務的不同,即使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場和任務,不能脫離工人群眾的利益而成為「廠方的附屬品」。
  7月29日,鄧子恢致電毛澤東,匯報了會議的情況和他所作的報告的要點。30日,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全文發表了鄧子恢的報告。
  劉少奇看到鄧子恢的報告後,對這一新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8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語,轉發鄧子恢的這一報告。劉少奇在批語中說:「工會工作是目前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黨委對於工會工作顯然注意不夠」,鄧子恢的「這個報告很好,望照鄧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查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委對工會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是為至要。」
  劉少奇的這個批語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立三(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等人傳閱後下發。
  鄧子恢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新問題和觀點,在領導幹部和工會工作者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討論。
  劉少奇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袖,當然也非常注意這一問題,並積極地參與了這一討論。1951年2月3日,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擴大會上講話,提到了鄧子恢關於工會工作問題的報告和觀點,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贊成鄧子恢的觀點。
  但是,鄧子恢的觀點並不是大家異口同聲地都贊成的。首先就在東北引起了異議。
  早在鄧文發表前,同年7月21日,高崗就已在東北總工會執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強調說:「黨政工一個目的,親密團結搞生產,切忌對立起來提問題。」
  鄧子恢的文章發表後,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當有人批評鄧文宣傳「機會主義的原則與理論」時,高崗也在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批評鄧文「欠妥」,「混淆思想」。
  1951年4月,針對鄧子恢的文章,高崗組織有關人員寫了一篇題為《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的文章。該文針鋒相對地對鄧文提出了批評,而認為:工會同政府和工廠管理機關的「基本立場」一致而「具體立場不同」的觀點,第一模糊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思想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第二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本質區別。
  高崗準備把這篇文章作為《東北日報》的社論公開發表。此前,他給毛澤東寫信,請他審閱並修改,請示「可否在報上發表」。29日,時任毛澤東的秘書並負責報刊宣傳工作的胡喬木,在看了高崗報送的文章和給毛澤東的信後,致信毛澤東和劉少奇說:「鄧子恢同志的說法確有不完滿的地方」,但「《東北日報》的文章用正面批駁的方法也不適宜」,鄧子恢提出具體立場有所不同的觀點「是有原因的」,「工會更應當重視工人的直接福利,許多工會不注意是不對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會與國營企業和政府的具體立場不同的觀點」,「有些工會幹部由此強調與廠方對立,是不對的。」
  胡喬木在信的最後附言說:「此文是否由《東北日報》發表?或由《人民日報》發表較好?亦請斟酌。」
  劉少奇在看了高崗的文章和胡喬木的信後,於5月10日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說:「我意高崗同志的文章暫不發表,待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時當面談清楚。高文可送鄧子恢同志一閱。」
  為進一步闡明自己不同意高崗文章發表的意思,劉少奇於5月16日就此事給高崗寫信說:「關於工廠與工會立場問題你寫的文章,我已看過,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來得及看。我的意見以為四中全會即將開會並要討論這個問題,子恢同志亦來,可以在那時加以討論,因此,你的文章暫時以不發表為好。」
  劉少奇之所以不贊成高崗的文章發表,一是基於這個問題還在討論中,黨內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如果一公開,勢必使這一問題複雜化;二是他認為高崗的文章針對性是很強的,而且採取了公開批評的方式,也欠妥當;三是劉少奇對這一問題還沒有形成確定的觀點,但已同鄧子恢的觀點很相似。
  因此,劉少奇有意進一步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大約五六月間,劉少奇寫了一份《讀鄧子恢和高崗同志兩篇文章的筆記》,將近九千字,詳細闡述了他對工會工作問題的觀點和認識。同時,劉少奇在筆記中的一些觀點,可能就是後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最早論述。
  劉少奇的這份筆記在他生前一直沒有公開發表過,也沒有同其他領導人傳閱或交換過意見,直到1985年《劉少奇選集》下捲出版,這篇埋沒了30餘年的筆記才得以公之於世。
  劉少奇預定準備四中全會討論工會工作問題,卻被打斷了。
  10月初,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李立三就黨內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向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反映了爭論中的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矛盾,甚至認為「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適用於國營企業;另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關工人生活和勞動條件等問題上是存在矛盾的,這種矛盾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協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來解決。
  李立三明確表示了自己在這兩種觀點上的態度:「我個人是同意後一種意見的。我覺得公私關係問題,不僅在目前國營企業中,而且在將來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對內政策問題上也還是一個主要問題,否認『公私兼顧』的原則可以運用到國營企業中的意見,可能是不妥當的。」
  看來,儘管劉少奇所寫的筆記並沒有給任何人看過,但李立三的報告卻同劉少奇的筆記所持的觀點驚人地相似。
  但是,毛澤東並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見,而且他還對李立三領導的全總黨組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在工會工作中有嚴重的錯誤。因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1月,中共中央解除了李立三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同時批准成立了由劉少奇、李富春、彭真、賴若愚、李立三、劉寧一六人組成的全總黨組幹事會,指導全總的工作。
  同年11月27日,劉少奇離開北京,一路南下巡視並休養。李富春實際上就負責了全總黨組幹事會。12月,全總在李富春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了李立三,將「推崇」鄧子恢的文章作為李立三的「錯誤」之一,認為他誇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李立三在會議上被迫作了檢討。不久,鄧子恢也在中南局會議上就「工會立場」問題作了檢討,並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作為在建國後關於工會工作問題方面的爭論,在沒有進一步展開的情況下,中斷了。而這一次,劉少奇顯然是站在了被毛澤東批評的一方。劉少奇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批評,但也受到了牽連,並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就此問題作了自我批評:
  我受中央的委託負責管理全國總工會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總工作的時期內曾經犯了不少錯誤,中央批准的1951年全總黨組擴大會議的決議和×××同志的結論已經詳細地揭露和批評了他的錯誤。對於他的這些錯誤,我是應該負一定責任的。
  雖然劉少奇沒有明確說明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但前前後後他同鄧子恢、李立三的觀點是一致的。
  一直參與此次爭論的高崗,不能不對此有所察覺,而且,這對他一直想攻擊劉少奇的居心,不能不說是一次「良好的契機」。
  因此,隨著他的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隨著他進京後擔任了「經濟內閣」——計劃委員會的主席,高崗自認為無論在地位上、政治上,取得毛澤東的信任方面等等都已勝出劉少奇一籌,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

  劉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機構的調整(1)

  劉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機構的調整,「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批薄射劉」;饒漱石「敲邊鼓」,「討安伐劉」
  在「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思想提出後,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馬上面臨的是「十年建設」,是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等等。因此,加強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班子建設,使其適應即將到來的經濟建設,就成為當務之急。
  為此,中共中央於1952年上半年開始醞釀加強中央的領導班子建設。1952年6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主持制訂關於加強中共中央辦事機構的實施方案。劉少奇找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等人,共同研究中央機構的設置問題。6月20日,劉少奇就此事專門致電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要他瞭解蘇聯中央機構的設置情況。
  不久,在劉少奇的直接指導下,楊尚昆、安子文等人主持起草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該意見提出:「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同時加強中央現有的各部、委、辦公廳的組織及其工作,並增設一些新的部委。」劉少奇修改後於7月18日致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呈送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
  8月4日,毛澤東對劉少奇呈報的報告批示說:「此件我認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
  在此前後,劉少奇就開始準備抽調幹部到中央工作,首先是抽調各中央局書記。7月13日,劉少奇致電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同意劃四川為一個省,以李井泉為四川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並「望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於七月下旬即來中央一商,並在中央先行工作兩三個月」。
  1952年8月,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到京,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並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不久,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勳,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領導幹部陸續上調中央。
  在上調中央前,高崗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高崗調到中央後,又兼任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副主席鄧子恢,委員有陳雲、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幾人。根據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體制規定:國家計委不屬於政務院所屬,是直接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領導的制定國民經濟規劃和預算的最高行政機關。
  因此,高崗兼任主席的國家計委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而高崗也因之在上調中央的五大書記中顯得格外突出。有人就開玩笑說:「現在是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同高崗等人屬於第一批上調中央的領導幹部中有一個重要人物:饒漱石。他在上調中央前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是華東的黨政一把手。饒漱石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成為安子文的領導。
  1952年底,政務院通過了財政部和中財委提出的修正稅制的具體方案,規定了兩條原則:保稅和簡化稅制。新稅制公佈後,一度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波動,各地也向中央報告這一情況。毛澤東非常重視此事。
  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鄧小平、薄一波寫了一封信,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隨後,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新稅制「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先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有了這件事,毛澤東就認為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分散主義。不久,根據他的提議,中共中央在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
  5月15日,政務院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發出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對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作了重新分工。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把政務院22個部中的8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烯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由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委領導。
  4天後,5月19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和楊尚昆寫信說:「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他在「否則無效」四字下加了著重號。同一天,他寫了一則批語給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楊尚昆:「(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實際上,毛澤東是同批評周恩來所領導的政務院工作一樣,也認為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存在著分散主義,實際上是批評了劉少奇。
  如此一來,對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地位覬覦已久的高崗就覺得不僅僅劉少奇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且周恩來所領導的政務院有8個部委成為他領導的國家計委的所屬,這顯然是在批評周恩來對政務院的領導工作並削弱了他的工作範圍。因此,高崗就覺得不僅僅要扳倒劉少奇,還要扳倒周恩來,因為這兩人是他向更高的領導地位靠近的兩塊巨大的「絆腳石」。
  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過程中,「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並且,隨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出台,向私有制、向富農經濟、向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進攻號角已經吹響,高崗以為時機已到。而且,高崗認為他在這一系列問題上同毛澤東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因此,向劉少奇發難,搞小動作,就自然而然了。
  劉少奇以前對東北局的批評,被「聰明」的高崗掩蓋在比如天津講話、山西批示等問題下,作為向劉少奇進攻的炮彈,好像是一場大戰役的總攻。
  而毛澤東剛剛對新稅制的批評和對政務院機構的調整,高崗認為毛澤東明顯是對現在的領導工作不滿意,而對他高崗委以重任,使他的政治野心快速地極度膨脹。因此,在不久召開的財經工作會議上,高崗向劉少奇、周恩來發動了「攻擊」,企圖「取而代之」。
  毛澤東對新稅制的批評,提到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的高度,很明顯,是要進一步對此進行糾正。當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薄一波,主持了新稅制的制定,就免不了受到批評。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著重討論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和中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問題。
  這次會議,最初的安排是按照中財委的例行會議進行準備的,後來改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實際上就變成了中央召開的全黨性質的重要會議。
  5月6日,毛澤東就全國財經會議的議題和準備工作問題給陳雲、薄一波、李富春寫信,提出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預算、增薪、縣區鄉財政統一、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稅收、五年計劃、軍費等問題。
  討論和批評新稅制,實際上就成了會議的中心問題。會議進行時,許多人對新稅制提出了批評意見。高崗認為這同他預想的向劉少奇、周恩來進攻的時機和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馬上活躍起來,鼓動一些人在會議上「放炮」。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就讓薄一波在會議上作出公開檢討,將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說。周恩來就此給薄一波寫信說了毛澤東的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面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採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面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從思想、政策、組織和作風上說明問題,並把問題提出來,以便公開討論。」
  7月13日,會議領導小組舉行擴大會議,有131人參加,由薄一波作第一次檢討。此後,會議轉了向,中心轉向對薄一波的批評,而且都是以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方式進行的。
  薄一波回憶說:
  7月13日下午,在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上,我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檢討。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我也就成為「桌面上鬥爭」的集中目標。從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間,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領導小組會議,對我進行批評。
  我都努力從思想深處去挖掘自己的錯誤,但在當時的會議氣氛下,還是過不了關。這次長達兩個月之久的會議,既沒有實現毛主席關於討論總路線的意圖,也沒有認真討論五年計劃、財政問題和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也就是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我當時在思想上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會議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幾個月後,真相大白了。原來是高崗、饒漱石在會上的串聯造成的。
  會議期間,高崗的確是上躥下跳,到處找「同盟軍」,企圖合眾人之力,將薄一波批倒,從而達到攻擊劉少奇的目的。高崗在小組會議上和會後的私下談話中,多次「鼓動」別人向薄一波「放炮」,給會議升溫。財經會議剛進行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後,高崗就請陶鑄到家裡吃飯,並在飯桌上對陶鑄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高崗要陶鑄放頭炮。陶鑄當即拒絕了。
  不僅如此,高崗、饒漱石藉機明著暗著煽風點火,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他利用黨批評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機會,藉著財經會議批評薄一波的機會,攻擊劉少奇,採取「批薄射劉」的辦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劉少奇。
  薄一波後來說高崗「在批判我的發言中,無限上綱,什麼『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什麼『品質不良』等大帽子不斷向我扣來。他這樣做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薄』是為了『射劉』,為了進而達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
  高崗曾經對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為達到這一目的,高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劉少奇的一些言論統統算到薄一波的賬上進行批判。
  高崗所抓住的「小辮子」就是:劉少奇1949年天津講話時的一些觀點,1950年對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談話,1951年7月對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語等等。
  瞭解情況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些觀點都是劉少奇的,被高崗強加到薄一波頭上進行批判。其居心,一望即穿。這一點,高崗在1954年4月29日寫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代:他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薄一波對高崗等人的意圖當然有所察覺。他後來回憶說:
  由於高、饒的干擾,會議後期走偏了方向,與毛主席的原意大相逕庭。毛主席希望早點結束會議,要周總理盡快做結論。但是,會上批評我的調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識到高、饒絕不僅僅是攻擊我,而是進而攻擊劉、周,為了不使事態擴大到中央領導核心,我決定再不多說一句話。當時會上要我作第三次檢討,我拒絕了。周總理把我的態度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檢討了。
  如此,周恩來表示難對會議作結論。
  毛澤東顯得很輕鬆: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陳雲、鄧小平都在會議上對薄一波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評價,使會議的調子降了下來。
  8月11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大會, 周恩來作了總結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有一段文字不僅僅是對分散主義進行批評,實際上也對高崗等人的過火行為提出了警告。可能高崗利令智昏,沒有意識到毛澤東這一段修改文字的深刻含義。
  在報告中講到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時,毛澤東作了很多修改(黑體字為毛澤東加寫的):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歷來總是強調黨的統一領導,反對各個黨的組織和黨員個人向黨鬧獨立性,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的錯誤傾向,反對分散主義,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次稅收、商業、財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許多錯誤,是與向黨鬧獨立性、與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傾向、與分散主義離不開的。修正稅制及其他許多違反黨的原則的措施,不向黨中央請示,不與地方黨委商量,亦不考慮有關部門的不同意見,就獨斷專行地加以實施,而修正稅制竟反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協議,離開了黨的立場,這都是分散主義發展起來的必然惡果。
  很顯然,「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傾向」是毛澤東所深惡痛絕的。他更對搞小動作、耍陰謀詭計厭惡至極。
  但是,高崗顯然是昏了頭,不知前面是萬丈深淵,寧要一跳撞運氣。
  高崗借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之機含沙射影,「批薄射劉」,其居心昭然若揭。隨著會議的結束,高崗企圖推倒劉少奇的場合就沒有了。財經會議作了結論,就沒有了攻擊劉少奇的借口了。
  高崗先是在黨內散佈流言蜚語,攻擊劉少奇。高崗對人說:劉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他並不成熟。他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工作,而看不起東北的經驗。
  高崗把收集來的劉少奇的所謂「錯誤」,集中起來作為攻擊材料。毛澤東瞭解後,要他找劉少奇直接談清楚問題。高崗沒有理睬。劉少奇反而主動找他兩次談話,並對自己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高崗反咬一口,說劉少奇不肯進行自我批評。
  這還不算,高崗更加進一步地攻擊說劉少奇搞宗派,劃「圈子」,指名道姓地說某某人是這個「圈子」裡的人物。高崗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
  緊接著,高崗孤注一擲,製造借口,製造謠言,公然提出了所謂的「軍黨論」。高崗的所謂「軍黨論」,實際上就是「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的理論,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黨指揮槍」的原則。
  高崗散佈說,黨的歷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正,提出決議把劉少奇作為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對,需重新作結論。
  與此同時,高崗提出在黨的歷史上,黨的幹部分為兩部分,即「白區黨」和「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兩部分。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黨是紅區的黨即軍隊的黨創造的,是「槍桿子上出黨」,「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就是這個主體的代表人物。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掌握在「白區黨」手中,白區幹部要篡奪黨了,應當徹底改組。
  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在領導層內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問題,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在財經會議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還提出過中國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蘇聯的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高崗認為這是一個謀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機會,更使他的台前幕後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高崗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捏造說劉少奇已不被毛澤東所重視,還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而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由林彪來擔任。高崗並要陳雲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意見,遭到了陳雲的斷然拒絕。
  接著,高崗南下杭州、廣州進行遊說,繼續散佈謠言。他說:毛澤東說過「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應該是「高林」了。
  1953年10月,高崗不贊成設立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並反對劉少奇擔任總書記或副主席。後來他聽說書記處要開會把這個問題定下來,唯恐自己當不上,就找陳雲說: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幾個,你一個,我一個。高崗別有用心地攛掇,遭到陳雲的斷然拒絕。
  12月,毛澤東因病到杭州休養,並主持起草憲法。行前,他在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議在他休養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這也是黨中央自七大以來的慣例,每逢毛澤東因事不在中央時,中央的工作都由劉少奇主持: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其職務由劉少奇代理;1949年毛澤東訪蘇,其職務再次由劉少奇代理。
  在會上,劉少奇提出,這一次不要代理了,還是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好了。
  書記處的其他成員都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提議,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贊成輪流。高崗在會上沒有吭聲,會後卻一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在後來《我的反省》中,高崗承認:其目的是「企圖把少奇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
  為找到「同盟者」,高崗還在高級領導幹部中四處活動,搞串聯,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拉攏陶鑄未成,就拉攏陳雲、鄧小平、林彪等人。陳雲、鄧小平感到事情的嚴重性,就立刻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27年後,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回憶這一黨內鬥爭時說: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
  鄧小平在他的回憶中談及了林彪和饒漱石是支持高崗的,林彪並未緊跟高崗,而饒漱石卻把自己綁在了高崗反黨的「戰車」上,同高崗沆瀣一氣,充當了「敲邊鼓」的角色。
  薄一波回憶說: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饒漱石是個謹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
  的確如此,在革命戰爭時期,饒漱石曾經在新四軍和華中局工作。建國後,饒漱石擔任了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主持華東的黨政軍工作。1952年,作為「五馬」之一,饒漱石上調中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但他看到劉少奇幾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就以為劉少奇已經失勢,一反常態,同高崗串通一氣,達成默契,企圖拱倒劉少奇。鄧小平形象地說他們是「這邊一炮,那邊一斗」。
  饒漱石一到中組部,就排斥和打擊中組部原有的幹部,開展對原來主持工作的副部長安子文的無理鬥爭,指責中組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要「震動」一下。毛澤東後來批評饒漱石說:「新官上任,剛來即鬥。」其後,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他又配合高崗反對劉少奇。高崗在財經工作會議上「批薄射劉」,饒漱石就在其後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討安伐劉」,充當高崗的「旗手」,開闢了拱倒劉少奇的「第二戰場」。
  饒漱石「討安伐劉」的借口是安子文草擬的一份中央領導層的名單。
  1953年3月初,高崗向安子文轉達了毛澤東同他談話的內容,說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沒有經過中央授權,就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
  在這份名單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分成兩組寫出:一組寫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是書記處成員)而外,還有高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書記);另一組上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人選。
  安子文寫出名單後,曾經給高崗看過,也和饒漱石談過。後來中央批評了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處分。但高崗、饒漱石卻疑神疑鬼,抓住這個名單大做文章。
  高崗和饒漱石私下裡在許多人中間傳播這個名單,還造謠說這個名單是劉少奇授意擬定的。高崗還編造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無林」(即有薄一波而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高崗還挑撥說,劉少奇不贊成陳正人擔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組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等等。饒漱石也添油加醋,捏造說某某等是一個宗派,一個「圈圈」,劉少奇是他們的支持者。並說,財經會議上斗了薄一波,會後還要鬥「圈圈」中的安子文。
  這樣,借口名單問題,首先在中組部內部,饒漱石就開展了對安子文的鬥爭。他故意誇大中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在中組部的兩次部務會議上大批特批安子文。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並提出了過渡時期黨的組織工作的任務。饒漱石在這次會議上卻故意扭轉會議的主要議題,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的「鬥爭」,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劉少奇。
  中共中央對此馬上察覺了,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會議暫停,先舉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議上,饒漱石不但沒有收斂,反而繼續對安子文進行指責和攻擊,致使會期一拖再拖,直到10月底才結束。
  饒漱石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猛烈攻擊安子文,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他的目的是攻擊劉少奇。饒漱石在領導小組會議上受到批評後,曾經對安子文說:我說你對財經會議有牴觸,其實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劉少奇。他後來也檢討承認,在中組部內部鬥爭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對劉少奇,以取得高崗的信任,進行政治投機。
  饒漱石的不正常所作所為被劉少奇知曉後,就找來饒漱石談話,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希望饒漱石冷靜從事,不要再在中組部內部繼續爭吵。
  同時,劉少奇還兩次到會議上講話,強調全黨要團結一致,實際上是要饒漱石不要一意孤行,執迷不悟。
  10月22日,劉少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講話:一方面對饒漱石提出了批評:中組部過去3個月的爭論,「使得許多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使得中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發生了一些影響,這當然是工作上的損失」;另一方面又主動承擔了責任:「對於這個爭論,我也是有責任的。我沒有在事先對雙方做充分的工作,沒有對雙方充分交代清楚,使雙方有充分的相互瞭解,我對雙方的幫助都不夠,這是我應檢討的。」
  劉少奇顯然意識到高崗、饒漱石的活動對黨的團結而言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因此,他在這次講話的最後,誠懇地要求各位組織部長:「我們要時時刻刻記著我們的事業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事業。因此我們絕不允許把我們的眼光只限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只關心一個地區、一個部門或一部分同志。希望各地區黨的組織部長同志們,到處去提倡全黨團結一致的精神,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反對任何只看到和只關心本地區本部門而看不到和關心全黨的傾向。」
  同月27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實事求是地總結了中組部過去幾年的工作,「應該說是有成績的,是執行了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的,但也是有缺點的,有個別錯誤的。這兩方面都應該看到。」
  同時,鑒於高崗、饒漱石的所作所為,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也誠懇地就自己工作上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說:「雖然我們應當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錯誤,但在我們的工作中間難免是有許多錯誤的。有了錯誤怎麼辦呢?有了錯誤就應當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加以糾正。」
  劉少奇誠懇地、坦率地對大家說:
  比如我也是有很多錯誤的,經常要做錯事情。
  劉少奇舉了三個例子:一個是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一個是「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問題,一個是關於富農黨員的問題。這三個問題都是高崗、饒漱石用來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證據」的。
  對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說過的錯話,劉少奇誠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應該說,所有說的不妥當的或者錯誤的話都應該取消和修正。在其他問題上說的不妥當的或者錯誤的話也可能不少,剛才鄧小平同志講「走火」,大概我這個「走火」不會比鄧小平同志少。但是不管怎麼樣,只要是說的不妥當的或者錯誤的都應該修正或者取消。我想我們應該採取這樣一個態度。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論是批評別人,或者批評自己,都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錯誤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擴大。所以我今天除了檢討以外還有一些說明。
  劉少奇這種勇於承擔責任,作出誠懇的自我批評的態度和做法,表現乃坦蕩的胸襟,也是很有魄力的。而且,劉少奇這一承擔責任,自然就把高崗、饒漱石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用心暴露無遺。
  所以,毛澤東對這些信號提高了警覺。當他覺得是高崗、饒漱石的問題時,毛澤東就採取了保護劉少奇、愛護劉少奇的措施。

  毛澤東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1)

  毛澤東表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毛澤東叮囑劉少奇:「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
  毛澤東對高崗、饒漱石的活動不是沒有察覺的。當他意識到這會危及黨的團結時,毛澤東採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崗同劉少奇談話,將問題講清楚,而高崗不予理睬,反而變本加厲。
  對此,毛澤東看得清清楚楚。儘管毛澤東在某些問題上對劉少奇批評過,但他對劉少奇的信任卻沒有動搖過。他聽到高崗所說的劉少奇搞宗派、劃「圈圈」後,曾經對人說: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絕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就在饒漱石借口政治局委員名單問題攻擊安子文時,毛澤東說: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
  而散佈名單的人無非就是高崗、饒漱石。
  對高崗、饒漱石的聯合行動,蛛絲馬跡都沒有逃過毛澤東銳利的眼睛。毛澤東對他們的行為看得很清楚,說他們雖沒有訂立文字協定,但在思想、目標和行動上是一致的,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獨立王國和單干戶。饒漱石自己後來也承認:「我不否認我們兩個在行動上、目標上都是反對少奇同志。」
  可以說,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是毛澤東開始採取措施的轉折點。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針對饒漱石的問題,建議將會期延續,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並且批評了饒漱石。他還提議黨內幹部要重溫《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的六條結束語,加強黨的基本理論的學習。
  10月22日,毛澤東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說:
  請將聯共黨史六條結束語印成單張,於今晚或明天發給到組織會議的各同志,請他們利用停會的兩三天時間,加以閱讀、研究,可能時還加以討論,使他們在劉少奇同志及別的同志在大會上講到這個問題時,已經有所瞭解。此事(印發結束語)在今日下午領導小組開會時,請告訴劉、饒及胡喬木同志一聲。同時可多印一點(可印一二千份),發給北京的幹部,並由總黨委通知各部門、各黨組要他們閱讀和討論。
  第二天,毛澤東又在劉少奇、饒漱石等人在會議上的講話稿作了批語和修改。其中,多是強調集中力量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才是核心問題,現在不是搞黨內鬥爭的時候,而是需要全黨團結一致的時候。
  毛澤東在劉少奇的發言稿上加寫了一段話:
  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們要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一個工業國,我們要對現存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我們要在大約15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我們的組織工作就要好好地為這個總路線而服務,我相信同志們是高興並是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
  毛澤東加寫的「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相信同志們是高興並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話,實際上是通過劉少奇向與會者傳達一個信息:注意當前的任務,不要離開這個任務,包括組織工作。
  他在這裡加的一段話,是以劉少奇的口吻寫的,顯然是以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口吻寫的。就是說,劉少奇的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是不會有所動搖的。
  同樣的,毛澤東在饒漱石的講話稿上也加了一段話:
  目前在全黨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變農業國為社會主義工業國、改造各種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這樣一個歷史的時機,我們做組織工作的人,必須全神貫注為保證這個黨的總路線而奮鬥。我相信,全黨組織部門工作的同志是能夠擔負這個偉大光榮的任務的。
  毛澤東加寫這段話同在劉少奇講話稿上加寫的那段話非常類似。這說明,毛澤東不希望會議離開原來的議題:討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更不希望會議出現鬥爭。
  但是,饒漱石只是一味地攻擊安子文,以至於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饒漱石的問題被揭露後,高崗兩次找毛澤東,要求保護饒漱石。高崗問題暴露後,饒漱石也為高崗「申冤」。
  對此,毛澤東曾經風趣地說:「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
  顯然,毛澤東看穿了高崗這種自作聰明式的「保護」饒漱石的背後,實際上蘊藏著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樣的平靜,只不過,這一段時間出奇的平靜。冬日的陽光也是懶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種刺骨的寒風颼颼地四處亂鑽。
  這一天,這裡舉行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者有20餘人,由毛澤東主持召開。
  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劉少奇採取了謙讓的態度,周恩來、朱德等人支持毛澤東的提議,但高崗卻跳了出來反對,主張搞輪流。這一下子,高崗的險惡居心就暴露了。
  毛澤東言辭犀利地警告高崗、饒漱石:「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曾經以其特有的語言風格挖苦高崗說: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8號(高崗住所)車水馬龍。
  這一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被毛澤東一句話,揭了蓋子,露出了真實面貌。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劉少奇主持起草了這個決議。這實際上就是七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的發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陽光暖暖地照著一處樹叢掩映的房舍。毛澤東在這裡一邊主持起草憲法,一邊還要密切關注並指導著北京的那場仍未結束、正在進行的黨內鬥爭。
  12月29日,根據毛澤東在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的提議,針對高崗、饒漱石的一系列反黨活動,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同日,他致電毛澤東,詳細地匯報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況:「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業已寫好,特派人送上,請審閱修改並批示,這個草案曾經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鄧子恢同志正寫社論,待社論寫好後即可發表。總路線宣傳要點,日內即可發出。」「中央各項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謹慎地照常進行,望勿系念!」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接連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劉少奇及書記處全體成員的。信中提議決議草案「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志參加會議」,並對會議的議程安排作了具體的部署,其中第三個議程是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毛澤東在信中提議:「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報告請劉少奇同志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報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准這個決議」,但是,「關於第三個議程,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毛澤東還要求在報告寫好後「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
  毛澤東的另一封信是寫給劉少奇個人的。他在信中說:
  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併電告我一閱。
  幾天之內,毛澤東審閱了決議草案並作了修改。其中有兩處加寫的內容表明了毛澤東在黨的團結問題上的看法。一處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還緊緊地依靠著一批忠實的有能力的高級幹部」,另一處是: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標準,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認真修改了在全會上的檢討稿。1月16日,劉少奇將檢討稿報送毛澤東,並在電報中說:
  現將我準備在全會的檢討發上,請予審閱和修改。這個檢討已經周、陳、彭、鄧諸同志審閱修改過。其中有幾個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但這樣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擊,如果有人要攻擊,就要讓人攻擊一下,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如何?請主席指示。
  對劉少奇的檢討稿,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毛澤東的嚴厲警告和他對劉少奇的鮮明的保護態度,以及七屆四中全會的即將召開,使高崗、饒漱石惶惶不可終日。終於,他們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圖矇混過關。可是,承認錯誤的時機稍縱即逝,他們錯過了改過自新的機會。
  高崗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擬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提出在會議前到杭州同毛澤東面談。
  1月22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談到了此事,並再次強調了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他在信中說:
  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1月7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志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
  1954年1月15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了《關於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通知》:「根據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決議,定於1954年1月30日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此次會議的議程為:一、審查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關於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問題;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問題。」
  1月25日、2月5日,劉少奇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找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教育和挽救,並當面批評了他,同時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過自新。但高崗執迷不悟。
  2月3日,劉少奇又同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二人沒有改過自新的願望,仍然百般抵賴,想僥倖矇混過關。
  可是,接著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卻令他們實實在在的「吃不了兜著走」。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既是一次為一屆人大作準備的會議,也是一次解決建國以來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的會議。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不在北京,會議就由劉少奇主持。
  會議開幕當天,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在全體會議上作了報告。報告概述了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其他有關問題;提交全會討論《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
  劉少奇在報告中針對高崗、饒漱石的錯誤,對決議草案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說明。
  高崗、饒漱石執迷不悟,終於自食其果。
  2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向會議作了自我批評,「多年來,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我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和盡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給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過去一個時期的工作中表現了一些缺點並犯了一些錯誤,我想利用中央全會這個機會,來加以檢討,並對某些問題略加說明。」他在自我批評中,除對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談過的關於生產合作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等問題又作了一次檢討和情況說明外,還對建國初期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審干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1946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視察時的一些講話也作了檢討和說明。
  劉少奇的態度是非常端正的,也是非常誠懇的,也受到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由衷的佩服和擁護。
  高崗、饒漱石的所作所為,儘管百般抵賴,但面對強大的壓力,卻仍然不思悔改。
  因此,七屆四中全會對他們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作了嚴肅的批評。
  這,恐怕是高崗、饒漱石當初所想不到的……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最後通過了劉少奇主持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根據這一決議,四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人先後發言,就高崗、饒漱石的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迫於壓力,高崗和饒漱石也在會議上作了檢討。
  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在2月中旬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證高崗和饒漱石搞陰謀活動的事實。
  2月25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了總結發言。此前,他寫了一份提綱,報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在這份發言提綱上加寫道:
  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
  之後,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及書記處各成員,請他們對這些修改「考慮酌定」。
  在事實面前,高崗、饒漱石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錯誤,但仍避重就輕,百般抵賴。
  其間,高崗在住處自殺未成,8月17日又在東交民巷8號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21日,毛澤東在會議開幕詞中說:「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我國現階段激烈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為反革命的復辟開闢道路。」
  毛澤東寫了一份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提綱。就高崗、饒漱石有無反黨聯盟的問題,他認為是有一個聯盟的:「從財經會議高饒同時發動反對所謂劉少奇宗派的活動看來,從組織會議饒漱石與張秀山配合反黨看來,從饒漱石的話『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看來,從高、饒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個名單看來,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一事看來」,毛澤東認為「他們是有一個聯盟,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
  在提綱中,毛澤東寫了關於「左」與右的問題,提出「戒『左』,戒右」,「超過時代,冒進,亂鬥,這是『左』,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缺乏鬥爭性,也不好」。
  在作結論講話時,毛澤東就此問題闡發說:
  有這麼兩種意見。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面,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當然,毛澤東在這裡講這一番話是針對高、饒事件來說的,但他這些睿智的思想,為什麼卻在後來沒有堅持下去呢?的確令人回味。
  建國以來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將二人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還成立了一個新的中央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代替過去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藉以在新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加強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鬥爭,特別是防止像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
  至此,高饒事件作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作為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轉型時期的「插曲」,以高崗和饒漱石的陰謀活動的敗露和失敗而告結束。
  但是,事情遠未結束。劉少奇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被高崗、饒漱石抓了「小辮子」,有些的確是失誤,有些卻是正在或者即將需要探索的問題而未形成定論。對這些問題,沒有進一步地深入討論,而是被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硝煙」掩蓋了,當真正進入建設時期,這些問題又都出來了。
  而且,這些問題,儘管劉少奇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和誠懇的檢討,應該說就他的問題應當就此打住,但是,並沒有對劉少奇的這些問題作出一個明確的結論,而是著重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問題,因此,這些問題實際上就留下了一個「尾巴」。
  時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歷史舊賬,把這些作為了劉少奇的「罪行」或「罪證」進行批判,而且比高崗、饒漱石對劉少奇的誣蔑、中傷、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
  1954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餘名人民代表,代表全國人民投出了莊嚴而神聖的一票,選舉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導人。這可是中國歷史上真正開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亙古未有的盛事!
  隨著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被清除出黨,緊接著展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使劉少奇不僅僅在黨內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也使他在全國人民當中的地位得到了新的提高。從原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再創輝煌:主持國民經濟調整

  對形勢的認識開始發生了轉變(1)

  劉少奇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形勢的認識開始發生了轉變:要承認形勢的困難,要認識到其嚴重性。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出台,開始了三年「大躍進」之後的四年「大調整」
  廬山會議不僅沒有糾正「左」的錯誤,反而確定了新的方針:「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發動了以提前和超額完成經濟計劃和全民增產節約運動,想在當年完成和接近完成「二五」計劃的主要指標,已經壓縮的基建項目重新「上馬」使投資總額達311.6億元。
  「大躍進」的結果是什麼?值得人們深深地去思考:1959年工業生產發展速度高達36.1%,總產值及鋼、煤、電等的產量提前3年完成了八大一次會議提出的「二五」計劃,但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總產值下降13.6%,糧食只達到3400億斤,棉、麻、煙、油料、糖料、生豬等減產了13%—22%,糧食徵購量卻高達1384億斤,全國上下糧食供應緊張;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結構更加畸形發展,比例更加不合理,使人民消費水平大幅度下降,平均比上年下降9.4%,農民消費下降幅度更大,高達21.1%,相當一部分農民生活處於困難境地。
  實際情況,沒有調查,沒有揭蓋子,甚至捂著藏著,自然下情不可能上達,更談不上採取措施糾正,扭轉困難形勢了。
  薛暮橋回憶說:「1959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更為嚴重。但是公社幹部不敢反映農民的呼聲。」
  沒有吸取教訓的人們,就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準備「繼續大躍進」,提出了1960年經濟建設的總方針是:「在1958年和1959年連續躍進的基礎上,要爭取1960年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由於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確定無疑的勝利,全中國的生活正在沸騰著」,中國人民「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鼓舞下,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連續大躍進的經驗,不但對於1960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決心和信心。而且對於整個60年代的連續躍進,也充滿了決心和信心。」
  1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要求各個企業、各個行業、各個地區第一季度的平均日產量不低於或略高於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並且在這個基礎上穩定上升,實現「月月紅、季季紅」,不但要產量紅,而且要質量、品種、成本和安全「樣樣紅,全民躍進」。
  飽經滄桑的中國,在「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的響徹九州四海的口號聲中,高擎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戰無不勝」的紅旗,「雄赳赳,氣昂昂」地邁入1960年。
  「大躍進」已經到了第三個年頭。
  它還能夠持續多久?最初,人們不知道,只曉得「繼續大躍進」。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196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確定了1960年計劃的第二本賬,討論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1960年計劃鋼產量為1840萬噸,第二本賬為204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為3060億元,比上年增長22%;工業增長26%,農業增長16%;原煤4.25億噸,增長15%;糧食6000億斤,增長11%;棉花550萬擔,增長16%;基本建設投資345億元。同時,會議提出:5年實現趕上英國的口號;年內要把城市人民公社試辦和推廣起來;8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上生產隊所有制過渡到公社所有制的設想。4月冶金部又提出了1960年鋼產量三本賬:1840萬噸、2040萬噸、2200萬噸。5月底,中央批准這一計劃指標。
  這些指標和目標,顯然是在「繼續大躍進」。但是,接下來卻是不能實行下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會後,各省紛紛響應號召,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本已控制的「共產風」重新刮遍神州大地。
  「大躍進」的形勢逐步陷入困境:以鋼產量為例,1960年第一季度的產量已低於1959年第四季度,4、5月份的視察繼續下降。冶金部所提出的確保完成第二本賬、爭取實現第三本賬的設想,根本不可能完成;同時,「鋼鐵元帥升帳」,使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受到嚴重影響,受衝擊最大的是農業,產量持續下降,與此同時1959年起連續兩年的自然災害,嚴重後果在1960年「大顯身手」: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山東、江蘇、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出現春荒,其中河北、山東等5省嚴重缺糧。
  在掀起一陣陣浪潮之後,人們終於領略到了違背客觀規律的痛苦;在震天撼地的「三面紅旗」的照耀下,困難,嚴重的困難,悄然來臨。
  薄一波回憶說:「當時的情況,不僅幹部和群眾焦慮不安,處於第一線的經濟綜合部門更是緊張。」
  形勢,已經到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地步,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
  劉少奇在年初就開始了視察,想從實際中找出一條路。能否「柳暗花明」,他也存疑。但至少,劉少奇在找出路。
  在海南島讀書近一個月後,劉少奇在掌握理論,進行初步思考的同時,開始了自己的調查研究,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走遍了9個省市,深入到基層調查實際情況。
  實際情況讓他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
  劉少奇被震驚了。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劉少奇為掌握第一手的實際情況,到天津、河北、河南、陝西、四川、湖北、上海、山東等省市視察工作。
  1960年3月下旬,劉少奇視察天津。3月28日,劉少奇聽取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匯報。
  在談話中,劉少奇就「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和建議。
  劉少奇向河北省委負責人提出了要求:要以農業為基礎,各方面都要支援農業。馬克思說過,任何一個社會的生產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飯吃,還剩下多少人去搞工業、運輸、教育、文藝、科學等等。說社會分工,首先是農業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
  他說:
  一平二調,刮「共產風」,也就是人家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這是不好的。馬克思早就說過,平均主義對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利的。過渡早了,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妨礙、破壞生產力的發展。要和公社的同志們講清楚,這是不能胡來的。過渡的遲早,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過渡,要有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一是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們的覺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
  你搞平調,人家不願讓你平調,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過渡的客觀物質條件和主觀條件都不夠。
  想不要社會主義階段,跳到共產主義去,光要不斷革命,忘記革命發展階段論,這是不行的。必經的階段,是不能跳過去的,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想過就過。生產關係的改變,要使生產積極性更高,能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道路。
  要把物資調撥部門和財貿部門結合起來,組織各方面的協作。物資調撥部,實際上也是商業部。
  劉少奇沿京廣線抵達了河南省,這是實現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問題比較嚴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業方面不顧客觀條件、盲目「上馬」盲目追求高指標,已經嚴重影響了這個省的農業發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
  4月20日,劉少奇同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成員談話。他說:
  我主張不籠統地反對「條件論」,要具體地講。反對兩條,一是不承認某些客觀條件,一是不承認主觀能動作用、主觀條件。反「條件論」過分,就可能出現主觀主義、不要條件、不要革命階段論。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矛盾的統一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這裡是強調條件,不能忽略條件。沒有條件,矛盾就不能統一、轉化和發展。
  劉少奇告誡當地負責人說:「如果領導上不搞清這些道理,反來反去,就會走到另一個方面去。」
  的確如此,從反冒進開始,到反「反冒進」,再到「大躍進」,不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而「矯枉過正」嗎?
  這次視察,劉少奇並沒有沿京廣線繼續南下,而是從鄭州拐彎向西,然後從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劉少奇抵達四川。當時,四川是基本建設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上馬」的基建項目比較多,相應地影響了其他部門的發展。
  針對這一情況,劉少奇說:由於形勢造成的困難,工業區要做緩建的準備,暫時「下馬」,但必須保護好一切設備,一旦形勢好轉就要再「上馬」。
  就是說,「上馬」不是不可以,是應該的,但要看條件,要看實際,本來國民經濟就處於困難,再「上馬」基建項目,勢必加重困難形勢,直至影響基建項目不可能順利「上馬」,甚至還會拉它「下馬」。
  在四川,劉少奇逗留了半個月,轉而乘船沿長江,順水而下,考察了未來的長江三峽水電站大壩壩址——三斗坪。
  5月17日,劉少奇到武漢;5月21日,劉少奇經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劉少奇到上海。第二天,劉少奇參觀了上海工業展覽會。
  5月26日,劉少奇在全國機械工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海現場會議上講話。
  在這次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了自己的忠告說:要經常注意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資制度的調整,保證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發展,保持群眾的熱情和幹勁,要注意勞逸結合,不要把群眾的熱情使得乾乾淨淨,總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會走向反面。
  剛剛從上海回到北京,劉少奇又馬上飛了回去。剛剛結束國際訪問的周恩來,也急匆匆飛往上海。
  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一次緊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解決已經非常嚴重的國民經濟困難。
  形勢的確不容再繼續樂觀下去。高指標和「共產風」的熱度居高不下,終於使國民經濟在1960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出現了令人震驚的大滑坡。
  1960年上半年,工業發展的勢頭不僅沒有按照年初預計的實現「繼續大躍進」,反而呈現出持續下滑的趨勢,速度越來越快,漸顯控制不住的態勢,到第二季度,鋼從日產量連續下降,2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產量計劃,占90%,其中低於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種,高達55%;農業形勢更加嚴峻,由於根據虛報數字增加了糧食徵購任務,許多地方把農民的口糧都作為徵購糧上交了國庫,各地糧食供應日趨緊張,浮腫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層出不窮。
  新中國成立後,從未遇到過的「險情」出現了,而且很難估量這次困難究竟持續多久?事實擺在人們面前,短時期內不可能迅速扭轉這一形勢。
  劉少奇在上海,首先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參加者有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一些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劉少奇列舉了國民經濟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他在座談會開始就明確地指出了困難的形勢,非常嚴峻: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比較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問題,還有一些其他問題。
  劉少奇勇敢地提出了廬山會議沒有糾正「左」的錯誤,對此感到有些缺憾:
  大家一番熱情,總想多一點,快一點,盤子擺得大一點,基本建設項目多上一點,許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這方面。一方面我們要敢想、敢說、敢做,但是還要實事求是,切實可靠、充分可靠,冷熱結合。本來,去年廬山會議頭一個階段就想討論這樣一些問題的,想總結一下,得到教訓,使以後這些事情減少一些,後來彭德懷問題一出來,這些問題丟到後邊去了,廬山會議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廬山會議提出這些問題,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訓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沒有得到教訓,或者得到的教訓很少。
  劉少奇指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同時也向各路諸侯提出了警告:
  計劃偏大,有些事情不那麼切合實際,統計又不那麼確實,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敢想、敢說、敢做我們大提倡,報紙上也大登,實事求是這方面就登得比較少。中央跟你們共同負責。
  這些問題不糾正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的。這就是今天會議的意思。
  果不其然,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就實事求是地提出了「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問題,更進一步地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第二天,劉少奇仍然主持座談會,在當時「大躍進」的急先鋒柯慶施發言時,他明確說:現在群眾能否撤換他們不滿意的幹部?我們有些代表選舉流於形式。群眾對幹部的監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鑒於蘇聯的經驗,我們要加以約束。
  劉少奇在會議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設,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積累。但要注意客觀規律。大豐收大搞積累,小豐收小搞積累,大災荒少搞積累,這是客觀規律。大災荒還大搞積累是違反客觀規律。
  在這次座談會的最後,劉少奇雖然要求大家認清形勢困難的嚴重性,但還要打氣:「今後還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但要著重瞭解實際情況,著重實事求是。」
  劉少奇毫不客氣地、實事求是地將困難形勢擺在了各路諸侯面前,原來頭腦發熱的幹部們,逐漸冷靜下來,思想上開始發生轉變。
  毛澤東也開始「降溫」。
  6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說:「建設時間還太短,認識不足,要經常總結,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全面一點。不要隱諱我們犯的錯誤,只有抓緊總結,才能及時指導」,做計劃時「留有餘地可以多一點,不要打得太滿,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滿」,今後3年的計劃,「寧可打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絕不可以打得太高,以至於超不過。」
  這實際上同劉少奇以前的主張吻合起來了。這一點,劉少奇已經有所認識,因此,他非常贊同毛澤東的意見。
  周恩來在會議上提出,要把1962年的指標,「放在一個比較保險的可能的數字上,來爭取實現或超過。」
  對降低指標,爭取主動權,劉少奇非常贊同。他說:「完全贊成指標這麼改,毛主席這個總結很重要,已有的經驗就需要學習。農業指標我們3年被動,能夠在這一次轉入主動就好了。」
  周恩來說:「不但要為今年著想,而且要為1962年著想,全部轉入主動,就是1962年提的指標跟原來八大的建議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議還少一點都可以,這才能轉入真正的主動」,後3年的補充計劃,都要降低。
  鄧小平在會議上說:「真正決定問題的,就是我們在座的人」,爭取主動「是很大極大的好事」。
  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十年總結》,談了「大躍進」從發動起來到中間一段的糾「左」,再到後來指標的抬高,「1960年6月上海會議規定後3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有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農業方面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7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毛澤東承認自己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比如抬高鋼的生產指標、提出對「一平二調的賬可以不算」等等。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思想轉變,帶動了全黨在思想上發生轉變。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一次長達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開始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這實際上可以算作是國民經濟調整的起步,但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因為「三面紅旗」仍然高高飄揚,這是不可動搖的。
  會議期間,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多次提出對1961年的國民經濟實行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來,周恩來又加上了「充實」二字,把「整頓」改為「調整」,概括出了指導國民經濟進行大調整的「八字方針」。
  8月10日,劉少奇主持了最後一天的工作會議。劉少奇在總結了與會者的意見後,提出了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加強農業第一線、工業支援農業等措施。他強調說:至少最近幾年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把這個觀念建立起來很有必要。總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礙農業,工業要盡量地為農業服務,對農業有幫助。基本建設戰線不要拉得太長,這個東西還是要抓,要提到路線上來認識,戰線太長了違反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實際上是少慢差費。
  但是,就是在會議期間,幾年來一直未得到解決的日益惡化的中蘇關係,「舊創未癒,又添新傷」。蘇共先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發動了突然襲擊。7月16日,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宣佈準備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從而使兩黨的分歧,逐步擴大到政府間的關係的分裂。
  劉少奇對此情況的反應是:站起來!不屈服,不低頭。
  8月26日,劉少奇主持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座談會,討論中蘇關係惡化的問題。他說:在這種困難面前,在這種風浪面前,我們團結一致,這很好。我們應該有這個志氣,站起來!不應該這麼一壓就倒了,那就不好了。中國這個民族,一百多年來是受壓迫的,但是還沒有倒嘛!難道現在就可以壓下去?我們站起來了!不光是這麼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壓不下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政策是堅持立場,堅持團結,同時要謹慎對待。
  不久,劉少奇親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了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經過鬥爭,會議通過了《莫斯科聲明》。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凱旋而歸,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往北京機場迎接劉少奇一行。
  這在當時,毛澤東親迎出訪歸來的國家領導人,還是非常少見的。
  這次爭論,沒有真正的贏家,也並不都是輸家,但是並沒有在實質上改變中蘇關係的僵持,沒有能夠阻止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直至後來「兵戎相見」。
  這次鬥爭,主要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中蘇兩黨的分歧,主要涉及的問題是國際關係的準則和黨際關係的原則問題。鬥爭是必要的,但難免影響了國家之間的關係。
  後來,鄧小平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說:
  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可以說,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從那時起,差不多過了30年。回過頭來看,需要指出: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中國共產黨人在這種壓力下,沒有屈服。但是,這種壓力畢竟不同於國內困難形勢的壓力。
  劉少奇訪蘇歸來,馬上就投入到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工作中。
  在周恩來、李富春的倡議下,國家計委在《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共中央肯定了這一方針,並批轉國家計委的報告,提出:1961年,我們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至此,開始了為期4年的國民經濟大調整。
  八字方針已經提出來了。但情況明瞭嗎?
  情況不明,不可能正確地對八字方針進行認識,更談不上切實地貫徹實施。
  於是,1961年就成為建國以來的第一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
  劉少奇走在了前頭,也深入到了第一線。

  扎根家鄉44天,劉少奇痛心疾首(1)

  扎根家鄉44天,劉少奇痛心疾首:「再這樣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這樣搞下去了!是該回頭總結一下的時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關於各地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消息。讓全國人民驚奇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很少見的並沒有聚集在一起度過,而是分散在各地同當地群眾一起:毛澤東在上海,劉少奇在長沙,周恩來在邯鄲,朱德在成都。
  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在外地,為什麼?報紙上看不出任何的蛛絲馬跡……
  他們心繫全國人民,與民同樂,也要與民共苦,更要與民共渡難關……
  3年的「大躍進」,給全國人民帶來的是什麼?他們想知道……
  農村的形勢到底怎麼樣?中共最高領導層中每個人的腦子裡不能說是一筆糊塗賬,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提出後,怎樣貫徹執行,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困難局勢?怎樣找到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道路?首先必須對形勢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最先下決心的是毛澤東,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會議上,毛澤東一再鄭重向全黨提出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宣佈1961年為「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因為「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情況不明,政策就不對,決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對頭。」會後,毛澤東就派出了幾個調查組到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又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旨在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的錯誤。
  3月10日至13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和所屬各省市區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三南會議」),討論公社工作條例和農村工作問題;與此同時,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東北局、華北局和西北局三個中央局和所屬省市區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三北會議」),討論的同樣是農村工作問題。
  3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後,自己並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
  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匯報,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同一天,毛澤東建議「三南會議」與「三北會議」合併召開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農村工作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第二天,劉少奇就飛赴廣州。
  到廣州的當日,劉少奇就出席了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會議上說:群眾提出他們對多購少吃很有意見,要求豐收、多產情況下可以多購,但他們也要多吃;如果少產了,那就少產少購少吃。我們對於多產的,應該有所獎勵,國家應該採取這個政策。按勞分配,不但要表現在工資問題上,而且要表現在實物問題上,就是說多產的要能夠多吃一點,多用一點。增加收入的問題,不但貧隊要增加收入,富隊也要增加收入,這樣他們才滿意。我們不是提出,要讓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嗎?如果讓富隊不增加收入,那就達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澤東在會議上再次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說:「為補課起見,我現在提倡調查研究」,「第一書記親身調查很重要,足以影響全局。」
  劉少奇同意毛澤東的主張。3月19日,他在會議的中南、華北地區小組會上專門談了調查研究的問題。
  劉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跡,下了決心:「我本人也要下決心搞調查,搞一個工作組,這比看報紙、聽匯報要好得多。」
  廣州工作會議後不久,中共中央領導人、各大區領導人紛紛走出辦公室,走向鄉間農田、工廠車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劉少奇在湖南;周恩來去河北邯鄲;朱德到河南、四川、陝西;鄧小平、彭真親率5個工作組在京郊順義、懷柔等等。這一年是建國以來全黨調查研究規模大、範圍廣、涉及面寬並卓有成效的一年。
  4月1日,廣州會議一結束,劉少奇就到達長沙,開始了為期44天的湖南農村調查。下鄉前,劉少奇特地對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等人說:「這次去湖南鄉下,採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減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就這樣,劉少奇一行乘坐兩輛老式的蘇聯產伏爾加越野吉普車,同其他工作人員一起走鄉串戶,瞭解民情。
  車子時開時停,劉少奇不時下車,張望著家鄉的山山水水,他並沒有看到報紙上所宣傳的人聲鼎沸的生產場面,也沒有看到密植的「高產田」。相反,他看到的是荒蕪的水田,農田里沒有多少人在耕作。與家鄉闊別41年,劉少奇竟沒有絲毫遊子歸鄉的喜悅之情,卻越來越沉甸甸的……
  劉少奇到達的第一站是湖南省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大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視察當地的「萬頭豬場」。
  當劉少奇走進所謂的「萬頭豬場」一看,不禁大失所望:豬圈又髒又亂,臭氣熏天,只有幾十頭瘦瘦的、病歪歪的豬哼哼唧唧地轉來轉去。與所宣傳的相去甚遠,這哪裡是什麼實事求是?分明是弄虛作假!劉少奇一揮手:「我們就在這裡住下來,就從這裡開始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
  隨行人員一看,這裡到處髒兮兮、亂糟糟的,怎麼能住呢?四處看了一下,他們只好把劉少奇的住處安排在豬場的一間飼料房裡,找來門板,準備架床,卻找不到像樣的稻草鋪床,只好將就。劉少奇因陋就簡,又讓人找來一張桌子,一盞油燈,就在這裡辦公。就在這間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間裡,劉少奇不斷找來當地的幹部、群眾談話,瞭解情況。
  趁工作人員安排的間隙,劉少奇信步在田間走來走去。他看到路邊有一堆人糞,用腳搓開,蹲下身來,細細地瞅了瞅,不由得歎了一口氣。他扭頭對跟過來的秘書說:「你們看,這裡面都是粗纖維,分明是糧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緣故,看來,種糧的農民吃飯都已經成了問題。」這裡歷史上可是有名的魚米之鄉呀!情況都如此嚴重,更何況其他地方?
  4月3日,劉少奇在「辦公室」聽取毛澤東派出的中央工作組的匯報時,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人毫不客氣地說:「寧鄉縣問題那樣嚴重,如果說天災是主要的,恐怕說服不了人。沒有調查研究,這個教訓很大。看來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進行調查研究,不進行調查研究,決定出來的東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觀情況的。」接連幾天,劉少奇一方面四處走動,看農民的生活、生產情況,一方面找人談話,瞭解農民的反映。幾天下來,劉少奇越來越感覺到農村情況的嚴重性,決定多走幾個地方看一看,瞭解更多、更詳細的情況。
  根據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紹,劉少奇決定去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蹲點,瞭解實際情況,因為那裡是一個全省聞名的先進單位,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樹立起來的「紅旗大隊」。在劉少奇來之前,中央曾經派出了一個調查組,在這裡搞了近兩個月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這裡是生產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並向中央寫了報告。
  然而「紅旗大隊」經劉少奇調查的結果,卻出乎劉少奇的預料:「紅旗大隊」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由於「左」的錯誤的深刻影響,天華大隊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糧食連年減產,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虛報浮誇。但是,當地幹部群眾迫於大隊書記彭梅秀等人的壓力,也迫於「紅旗大隊」榮譽的壓力,不敢反映實際情況,甚至採取弄虛作假等手段,隱瞞不報,因而使中央調查組得出了一個與事實不相符合的結論。
  這一次不同,劉少奇是踏踏實實蹲下來,整整待了18天,調查的情況就不一樣,結論自然也就不同了。
  4月13日下午,劉少奇召集天華大隊幹部談話,主要談食堂、分配、糧食和住房問題。
  但是,幹部們有顧慮,不敢放開談,儘管劉少奇一再鼓勵大家,幹部們還是藏著掖著。經劉少奇一再做工作,部分幹部和群眾開始認真反映實際情況了。
  蓋子揭開了,情況也就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原來,這個所謂的「紅旗大隊」同那個「萬頭豬場」所在的王家灣大隊差不多,虛報數字,浮誇風嚴重,群眾的生活實際上非常困難。
  14日下午,劉少奇邀集生產隊的幹部談話。他給幹部們打氣說:「講話隨便講,有什麼講什麼,講錯了也不要緊。解放思想,不要有什麼顧慮,講錯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評,也不辯論。看事情怎麼辦好,總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辦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對多數人都好才行嘛!」好像劉少奇的鼓勵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幹部們在談話中仍然堅持說辦食堂大有好處。最後,劉少奇談了自己對食堂的看法:「剛才大家談了食堂,大家談有很多好處,我看食堂的缺點不少,壞處不少。第一條是用工多,要用幾個主要勞力去種菜,砍柴。用工多,這是一條最大的缺點。第二條,我看是不便利生產,大家集中起來住,沖裡面的田沒有人管,對生產不利。第三條,辦食堂以來肥料少了。第四條,辦食堂以來,燒硬柴,燒棍子柴,把山林破壞了。此外還有一條,不好餵豬。此外還有一條,吃糧食也不那麼方便。從前是忙時多吃,閒時少吃,現在食堂不管你這一套,都是吃這樣多,不切合實際。還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條,叫做麻煩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見,常吵架。此外,辦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鍋菜,不好吃。我看這些缺點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劉少奇一席話,字字句句都是這幾天調查來的實際情況,字字句句都擲地有聲,聽得生產隊的幹部們瞠目結舌:國家主席對情況瞭解得如此透徹,我們再隱瞞下去,可就對不起群眾了!可是,天華大隊支部書記彭梅秀怕丟掉「紅旗大隊」的「先進」,就一再阻止幹部群眾向工作組反映實際情況,還發牢騷:「劉鬍子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茬的。」有人向劉少奇反映了,劉少奇不以為意,並不計較彭梅秀的過激言詞,還虛懷若谷地多次同她談話,幫助她放下包袱,提高思想認識。
  15日,劉少奇查看了天華大隊的施加沖食堂,下午邀請了部分社員座談。
  劉少奇誠懇地向大家道歉: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瞭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幫助我,向我提供真實情況。
  一席話,字字句句打在了人們的心坎上。的確,人們天天如此生活,怎麼可能不瞭解實際情況?天華大隊自1958年以來,先後建立了15個公共食堂,社員集中起來住宿,人均口糧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養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幹部多吃多佔甚至多拿等因素,社員的生活很困難。
  群眾動心了,自己生活的困難情況明明就擺在那裡嘛!為什麼不反映真實情況呢?還隱瞞呢?甚至還繼續誇大呢?
  食堂問題成了解決問題的焦點。
  17日晚上,劉少奇出席天華大隊總支委會議,明確說:「聽了群眾的談話,看了匯報材料,看來多數社員是不願意辦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應該准。」
  劉少奇根據這幾天調查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來,1958年10月1日一聲喊,食堂就辦起來,那是大錯誤,應該吸取教訓。辦食堂有一個很大的平均主義。大家扯平,都一樣,這不利。平均主義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
  4月19日,劉少奇聽取了中央調查組的匯報。
  劉少奇覺得不能再這麼耗下去。他一針見血地說:
  現在必須看到在食堂問題上,我們同農民群眾有尖銳的矛盾,這是影響工農聯盟的。人民共和國的鞏固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只靠威信命令來維護,已經維持3年了,這對共產黨來說是危險的。群眾很好,農民在等待共產黨表示態度,還沒有喪失希望。如果還不表示態度,農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動了。
  在劉少奇的建議和鼓勵下,人們終於放下了包袱,由衷地歡迎劉少奇提出的退食堂自願的建議。不久,天華大隊的食堂就陸陸續續地停辦了。
  但是,這實際上僅僅是劉少奇所看到和解決的一個問題,也是矛盾比較突出和集中的問題。
  還有很多的問題。
  4月22日,他對農村中幹部不僅僅不聽群眾的反映,反而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
  社員有什麼意見,要讓他講,要講一點民主嘛!你們要主動安排這些事。一個70歲的老公公不是說『這一下上面睡醒了』嗎,這個『上面』是什麼呀?從你們公社算起,到縣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過去都在睡覺,都不瞭解實際情況,現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總而言之,這一回要搞好,不要引起新的損失。
  劉少奇針對一些幹部不瞭解實際情況,沒有根據社員的反映向上級匯報真實情況,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在談到退賠問題時,劉少奇說:
  這裡基本上沒有退賠。你們湖南向中央寫報告說退賠了90%,我看沒有聽社員的匯報。省裡是根據縣裡的報告,縣裡是根據公社的報告,公社是根據大隊的報告,大隊是根據小隊的報告,就是沒有聽一個小隊社員的匯報。如果聽一個小隊社員的匯報,就知道退賠了多少。
  在談到要瞭解實際情況時,劉少奇說,從實際出發,「實際」是什麼?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縣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隊也不清楚!從實際出發,那個「實際」若干是假的。不講以前,一直到現在,報紙上登的東西有些還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就要揭開它的面紗,還其本來面目。
  在天華期間,劉少奇還平反了一件冤案。原來,天華大隊的飼養員馮國全餵養的一頭耕牛於1957年2月死亡。經解剖,在牛肺內發現了一根三寸多長的鐵絲。馮國全被認為是蓄意破壞而受到批鬥、關押。劉少奇初步瞭解情況後,對此案表示懷疑。他對隨行的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說:「鐵絲怎麼能進牛肚子裡去呢?不可能吧!牛皮那麼厚,牛的勁那麼大,牛是反芻動物,那怎麼能進去呢?這個事還要查,不僅要查當事人,還要問問老的獸醫,或者問問專門學習過這種醫學的人。」複查結果,原來是馮國全年幼無知的兒子把鐵絲用草料包起來餵給牛吃,導致牛死亡,並不是蓄意殺死耕牛。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廳為馮國全父子平了反,並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寫了《關押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社員馮國全破壞耕牛一案的調查報告》,講述了這一案件的過程。
  5月1日,劉少奇在長沙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胡績偉等人談話,提出了告誡:
  《人民日報》應該好好總結一下三年來辦報的經驗。三年來,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面的浮誇風,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面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和理論宣傳方面的片面性,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惡果。
  劉少奇說: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放「衛星」,《人民日報》提倡錯誤的東西,大家也以為是中央提倡的。調查研究是一門學問,記者和編輯要認真作調查研究工作,報上的一切文章都應當是調查研究的結果。
  在長沙慶祝了五一勞動節後,劉少奇馬不停蹄,風塵僕僕地從長沙趕往自己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對家鄉作進一步的調查。
  5月2日上午,兩輛吉普車一前一後,顛簸著開進寧鄉縣委大院。塵埃未定,劉少奇就從車上下來,急匆匆向著縣委辦公室走去。未等歇息,劉少奇就聽取了寧鄉縣委的工作匯報,晚上,又召集寧鄉縣、社工業幹部座談。3日,劉少奇又同寧鄉縣委的政法、商業等部門幹部座談。當天晚上,劉少奇就趕往自己闊別了40餘年的家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住進了自己的舊居,仍然住在自己小時候住過的房子裡。
  劉少奇這次回寧鄉已是他離開家鄉40餘年後第一次故鄉行。
  剛剛回來,劉少奇就找幹部、群眾談話,瞭解情況,而且是親自找人。這樣,就比別人安排談話對像更容易瞭解實際情況,農村的生活到底怎麼樣,劉少奇心裡越來越有底了。
  5月4日,劉少奇聽取花明樓公社整社工作隊的匯報。他對大辦公共食堂提出了批評,說:「食堂是勉強搞起來的,極不得人心。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犯了錯誤,蠻幹了3年,一直不明白。這樣的食堂早該垮台。」當天晚上,他聽取炭子沖大隊的匯報時也認為:「辦食堂是節省勞動力,現在的食堂是浪費勞動力。不節省勞動力就不要它。」
  5月5日下午,劉少奇邀請曾經給他寫過信、到北京向他匯報農村情況的成敬常談話。
  劉少奇輕鬆地提起了一個話題:「聽別人說你去年分配虧了賬?」
  成敬常如實回答:「是的,虧了90多元。」
  劉少奇耐心地給他解釋:「現在農村有一種風氣很不好,群眾的東西,公社大隊拿走了,公社的東西縣裡拿走了,群眾看到這種樣子,你拿我的拿得?我拿你的就拿不得?你拿我的,我拿你的,鬧來鬧去,還不是誰都拿,上邊拿社員的,社員拿集體的,也拿社員的,這種風氣很不好,使人不安心生產。」
  談到這幾年的生活困難情況,劉少奇心情非常沉重:「這幾年,聽說搞得很不好,社員吃不飽飯,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土荒了不少,工作搞得很不好,我是回來看看,回來就晚了,對社員不起。現在政策還沒有搞好,政策要大家來討論,你們答應就辦,你們不答應就不辦。」
  「這幾年拆了不少房子,沖裡的茅屋還要蓋起來,不蓋起來,住得離田太遠,沒有人打招呼,田土都荒了,竹林也沒有人照看。你就不要起房子了,就住那個房子好不好?」劉少奇做成敬常的工作,讓他住進自己的舊居。
  成敬常覺得要是住著劉少奇的舊居,會有很多不方便,「這裡往來參觀的人太多了,衛生不好,招待不好,怕難得搞。」
  劉少奇當即說:「紀念館不辦了,20年、30年以後再辦。」
  「如今我們還是辦得不好。」成敬常覺得對不住劉少奇。
  「你以為我喜歡辦紀念館嗎?我不喜歡,二三十年以後再辦也不晚,把這些房子分給社員住。房子裡的東西也分給社員,作為縣社的退賠。來人參觀,還要讓他們參觀,但不要特別招待,要就給兩碗開水喝,不給人家喝開水不行,我們到長沙去,路上還喝開水嘛!要收錢,搬兩條凳子請來的人坐一坐。」
  成敬常有顧慮:「那樣招待太不周到。」
  「不要周到,有開水喝,有凳子坐,他們自己有煙,不要別的招待。來往人多,一律不特別招待,喝水要給錢,不願喝就拉倒。」
  成敬常呵呵地笑了。劉少奇也為自己的一番話逗樂了。
  晚上,劉少奇約來小時候的放牛夥伴李桂生聊家常。劉少奇親切地問:「你小的時候看牛,我也看牛,常碰在一起,你還記得吧!」
  「記得。」
  「你家喂一條很大的水牛。」劉少奇說。
  李桂生詫異地看著劉少奇:「您哪還記得那麼清楚。」
  「聽說這幾年這裡搞得不好,我對社員不起。」劉少奇歉疚地說。
  「搞得不好,是社員自己不好,不好好作工夫,自己的事要自己負責。現在又要散食堂!」李桂生顯然不知道劉少奇的真實意圖。
  「食堂辦得不好,用人過多,用那麼多人做飯辦不得。聽說你給隊上餵牛,喂得好吧!負這個責任就盡力喂。我知道你們家裡是規矩人,對答應下來的事,就做好,要不就不答應。這裡的群眾吃了苦,很對你們不起。」
  「這幾年丟了不少東西,退賠規定要證明。」李桂生反映情況。
  「丟了什麼東西要報一下,如實地賠,現在沒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要治起來,今年賠一些,賠不清,明年再賠,總要還清。」
  劉少奇問:「人們說去年乾旱很厲害,安湖塘的水車干了吧?」
  「沒幹,還有半塘水。」李桂生脫口而出。
  「還有半塘水,這就說明乾旱並不厲害嘛!你還記得嗎?小時候那一年,塘底幹得曬得谷,那樣天干,每畝田還收得兩三擔谷呀!」
  李桂生一語驚人:「叫我看,去年糧食減產,乾旱是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五風』刮得這樣!」
  劉少奇沉默了。
  這件事情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在後來七千人大會上,他專門講了這個事情,以證明是工作上的缺點錯誤造成了農業減產,造成了困難。
  第二天,劉少奇找來他的「農村通訊員」、原炭子沖大隊支部書記王昇平,親切地問這問那。聽說王昇平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就問:「你為啥犯了錯誤?」
  王昇平說:「沒聽黨的話,沒聽毛主席的話。」
  劉少奇嚴肅地說:「我看還要加一條,沒聽群眾的話。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魚塘,搞那麼大,費了那麼多的工,也不養魚,群眾當然有意見。當幹部的,什麼事都要和群眾商量,不能唱獨角戲。百斤擔子,十個人挑就很輕,一個人挑就很累嘛!我在東湖塘公社看了個『萬頭豬場』,進去一看,連百頭都不足,虛報浮誇害死人哩。去年減產,不是天災,是人禍,工作犯了錯誤,是不是?」
  「是。」
  「農村日子過得這麼糟,你怎麼也不來信呢?」
  王昇平很納悶:「我寫了呀!每年都是一兩封,先後寫了七封信。」
  「可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劉少奇也很納悶,詳細地詢問了這幾封信的內容。
  聽說王昇平給劉少奇的信件被扣,還被告知不讓他們寫信。劉少奇非常生氣,對王昇平說:「誰打擊你,誰查問你告狀,就再告他們的狀,告幾次不行,信被別人扣了,不見回信,你就來北京,我出路費,在北京吃、住,我出錢。你們要早些時候把這裡的事情寫信告訴我,早些知道這些情況,就不至於搞得這樣壞,弄成這個樣子,我也會早點回來看看。我回來得晚了一些。這幾年犯了大錯誤,群眾吃不飽飯,挨打,挨罵,死了很多人,我聽了很難過。」
  「你們寫信說要修這個房子辦紀念館。我寫兩次信說不要修,你們還是修了。這些事情我不高興。群眾吃得飽,生活得好,生產得好,那我看了就會高興,不要搞這種形式的東西。」劉少奇對修自己的舊居一事非常不滿。
  「你說說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這個……唔,這個……」王昇平看了一眼劉少奇,支支吾吾不肯說。
  「他可能怕……」王光美看出王昇平有顧慮。
  劉少奇打斷說:「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點講得講不得?」
  「請你來就是要請你講一講心裡話嘛!我要你說實話,講一講實際情況。干革命嘛,就要有這麼幾條,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班房,還要不怕老婆離婚……你說心裡話,食堂到底怎麼樣?」
  劉少奇一番開導,讓王昇平打消了顧慮,打開了話匣子:「這大鍋飯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絕,國破家亡。拿柘木沖食堂來說吧,開伙時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80,餓死了十多個,外流了十多個,活著的也大都是水腫。過去家家戶戶養豬、養雞,入了食堂,沒得吃,養不成。如今20戶人家,只剩下集體的一頭豬,叫鳴的雞公子都沒有。」
  「食堂的情況,以前我也不太清楚,還認為有許多優越性。下來一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挑水啦,砍柴啦,炒菜啦,什麼都由專人來幹。一家一戶,哪有專人來幹這些的?看來農村辦食堂沒有什麼優越性。你認為食堂不好,群眾大都不願意辦下去,那你敢不敢回去宣佈食堂停辦呢?」
  王昇平猶豫了一下。劉少奇接著說:「你就說是省委工作組說的。刮『五風』的錯誤,各級都有責任,中央和我也有責任。我回來是向鄉親們承認錯誤的。這個教訓太深刻了。以後刻一塊碑立在這裡,或是寫個大單子,用鏡框框起來,子子孫孫傳下去,要大家記住,再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
  5月7日上午,劉少奇到首子沖祭掃母親的墳墓。為革命、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而背井離鄉的遊子,與母親離別時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革命者,現在卻是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了。劉少奇憶起自己1925年被湖南軍閥趙恆惕逮捕時,母親跪在自己面前求懇他不要再幹這種不要身家性命的事情,事母至孝的劉少奇在勸慰了母親後,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幾十年過去了,劉少奇回到家鄉,看到的只是一■黃土,母親已然長眠地下。劉少奇傷感之餘,覺得肩上的擔子更加沉重了。
  下午,劉少奇在炭子沖舊居的堂屋裡,邀來農民、幹部開了一個座談會。
  「田里工夫忙不忙?」劉少奇很關心農業生產情況。
  「正在插秧。」幾個農民回答。
  「想耽誤你們半天工夫,同你們談談。我來幾天了,找幾個熟人談了一下,還沒有找你們談。今天談談。」劉少奇點燃一支煙,親切地對鄉親們說,「將近四十年沒有回過家了,我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劉少奇當著很多人的面,向鄉親們鄭重道歉,心情沉重,「鄉親們說說看,社員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還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難?生產比以前是降低了!是這樣,就承認這個現實。」
  有幾個人說:「生產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什麼原因呢?為什麼生產降低了,生活更苦了?」劉少奇向鄉親們誠懇地訴說自己的心裡話。
  「有人說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搞得不好。我問過幾個人,門前塘裡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他們都說還有半塘水,看來旱影響不是那麼嚴重,我記得過去有兩年遭災,安湖塘和門前塘裡的水都車干了。主要是這裡的工作犯了錯誤。這是不是完全怪王昇平?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上邊要負主要責任,縣有一部分責任,省有一部分責任,中央有一部分責任。」
  劉少奇說:「餓了一年飯,苦了一年,這個教訓很深。」
  「這次回來,看到這裡工作搞成這個樣子,中央有錯誤,要向你們承認錯誤,省委恐怕也有錯誤。人沒有不犯錯誤的,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犯了錯誤不要緊,要緊的是認識自己的錯誤,改正錯誤。你們食堂散沒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劉少奇斬釘截鐵地說。
  鄉親們一聽劉少奇支持自願辦食堂,支持沒有優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興地熱烈討論起來。
  劉少奇說:「食堂一散,有些社員有困難,沒有鍋子,鏟子,罈罈罐罐,社員回家做飯怎麼辦?趕快去搞這些東西。」
  一散食堂就會遇到房屋問題,劉少奇指了指自己的舊居說:「還有這個房子,應退出來,紀念館不辦了,省委、縣委都同意了。這個房子誰來住,歐風球、黃瑞生還有哪些人來住?有工作隊主持同大隊商量好,分幾戶到這裡來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來住。桌子、凳子、倉庫、鍋子、灶,一切東西都作為退賠,退給社員,只留下少數我母親用過的幾件,如紡車,都是舊的不能用了的。在這裡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們有了房子,房子比這個房子好了,你們願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戶?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戶不行,還是集體生產。荒土是不是可以包產到戶?」劉少奇問。
  「包產到戶要好。」
  「收入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員有了就好辦。」
  「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來,我出路費。成敬常、黃瑞生就來過。一個是請你們來,一個是為了大家的事,你們認為需要來,可以來。住房、吃飯我出錢,不要為辦個人的私事來。」
  談完話,劉少奇就挨家挨戶地串門,察看農民們的生活情況。
  5月8日,劉少奇到炭子沖臨時醫院去看望正在治療浮腫病的社員。接著,他又步行前往離炭子沖不遠的趙家沖看望自己的大姐劉紹德。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問,人越聚越多,眾星捧月般地簇擁著劉少奇一行到了大姐劉紹德家。
  外甥女魯新秀聽說舅舅到家裡來了,趕忙跑回家,連聲說:「舅舅,您們請坐,我去泡茶。」
  「泡茶?你有那麼多茶碗嗎?」劉少奇有些納悶。
  「碗倒是有幾個,就是沒得飯吃。」魯新秀心直口快。
  「那你一天吃幾兩米?」
  「我吃半斤,媽媽吃七兩。」
  「這是用的新秤,還是老秤?」劉少奇詳細問。
  「用的是十六兩秤。我們這麼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頓飯吃二三兩米怎麼吃得飽?」
  劉少奇沉思著,扭頭問大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飽哩?」
  「那一天起碼要十二三兩米」,劉紹德在自己當國家主席的弟弟面前沒有絲毫拘束,「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給人家飯吃喲!」
  「舅舅,我們所在的那個食堂,這兩個月就死了11人,我父親就是因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來憋死了的。」魯新秀告訴劉少奇說。
  「唉!我很對大家不起,中央對大家不起,我們工作中有錯誤啊!再也不能這麼搞下去了。」劉少奇一連聲地向大家道歉。
  接著,劉少奇就在外甥女魯新秀的帶領下,看望了幾家農民,掀開他們的鹽罐罐、米壇壇,看看鍋裡都燒的什麼飯,越看劉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劉少奇就在湖南調查的情況,向毛澤東寫信匯報。劉少奇在信中就農村社員的住房問題,退賠問題,鞏固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制問題,在一部分鄉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迴法庭問題,機關幹部、軍官和職工在鄉家屬問題等,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5月12日晚,劉少奇在寧鄉縣委會議室裡聽取中央工作組關於商業、手工業問題的匯報,這次匯報長達3個小時。
  匯報中,寧鄉縣商業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經營管理漏洞很大,賬目不清,甚至無賬,同1957年相比,商業人員減少了l/3以上。劉少奇聽到這裡,感慨地說:「本來我們是會做生意的。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那樣嚴重的封鎖,都被我們打破了,保證了必需的供應。解放初期,財政經濟那麼困難,我們也終於使物價穩定下來。可是過去幾年的輕率決定,把好的東西搞掉了,現在要好好總結經驗教訓。」
  調查組匯報說:在農產品收購中,存在著強迫命令作風,群眾反映異常強烈。當地商業部門向農民派購雞蛋,有些農民不願多賣,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幹部就說農民吃了雞蛋就是吃了「社會主義」。
  劉少奇很生氣,說:「你說他吃了雞蛋就是吃了『社會主義』,於是他就連雞也殺掉吃了,把『共產主義』也吃掉了。所謂『麻不落地,戶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這是不懂生產、不懂麻的人搞的。這些口號,是破壞性的口號。這是破壞生產。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是割社會主義的肉。」
  5月15日,劉少奇結束了44天的家鄉調查,離開長沙回北京,因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就要召開了。他帶著一個多月來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準備在這個會議上同其他領導人交換意見,並準備對國民經濟的現狀進行調整和恢復。
  劉少奇這次回家鄉調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覺得,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是到了非下決心、下大力氣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這次回家鄉,是劉少奇參加革命後第一次回家鄉,也是他最後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寧鄉縣負責人到北京開會,向劉少奇轉達了炭子沖農民的要求,要劉少奇回家鄉再看一看,看一看那裡的變化。
  但是,這一願望,劉少奇沒能滿足他們。直到逝世,劉少奇再也沒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在同一時間作了詳細的調查。
  結論是:困難。嚴重困難。
  下一步,就是怎樣解決問題,走出困境。
  人們的頭腦開始冷靜了。自1960年下半年開始的調整,經過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農村困難形勢有所緩和,以「五風」為主要內容的「左」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並初步開始糾正。但是,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仍然處於困難之中,城市問題仍然突出:商品糧供應短缺,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生產秩序混亂,通貨膨脹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沒有絲毫改善的跡象。而且,更為嚴重的是,黨內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和認識,還沒有統一思想,對國民經濟調整的一系列舉措,仍然認為是「權宜之計」,而沒有提高到應有的高度上來認識。這就必然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的順利、切實的貫徹執行。
  為此,劉少奇開始在一系列會議上提出自己的意見,要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認清困難形勢,切實把國民經濟調整執行下去,徹底扭轉困難局面。
  5月24日,劉少奇在討論會上提出了一個可以說是全黨都不敢觸及的問題:反「左」。
  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已反了幾年。鄭州會議以後,在農村實際上是反「左」的,廬山會議前一段也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沒有提出口號。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大家可以考慮。我們黨一方面是經驗很豐富,一方面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足。如農業問題,一是大田生產,一是家庭副業把養豬、養雞搞掉,吃了大虧,取消自留地也是個很大的錯誤,使生產、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對工業的影響也很大。我們全黨、全體幹部、全體人民都餓了飯,這個教訓是深刻的。
  31日,劉少奇主持工作會議並作總結講話。為什麼出現這種困難情況?
  劉少奇說:
  在農村裡面,我們的工作有缺點、錯誤,也有天災;在城市裡面,在工業上面,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錯誤。兩個方面都是高指標。農業上面的高指標高徵購等等,這是從中央起要負責的。工業上面也是高指標,橫直要那麼多鋼,那麼多煤,那麼多交通運輸。文教也是這樣。結果,把原材料和各種東西都搞到這些方面來,其他方面就沒有了,勢必擠了農業和輕工業。應該說,這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那麼,缺點錯誤和成績,哪個是主要的?成績主要嗎?缺點錯誤占主導地位嗎?
  劉少奇果決地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
  這裡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首先承擔了責任,同時要求全黨現在要痛下決心,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和顧慮。
  我們的這些缺點錯誤,從一方面來講,由於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夠,有些是不能避免的;從另一方面來講,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轉,這是可能的。我們轉慢了一點,問題發現得遲了一點。所以,損失比較大。但是,現在轉過來還不遲。我看在座的同志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嗎?鐵路還要修幾萬公里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麼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麼多嗎?還捨不得關廠嗎?還捨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麼多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裡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
  同一天,陳雲在講話中提出了解決困難的辦法:要解決糧食供應緊張問題,必須採取四條緊急措施:一、繼續調整黨在農村中的基本政策;二、供應要大力支援農業;三、進口糧食;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減少城市糧食的銷量。
  陳雲認為:「第一條是根本的,第二三條有時間和數量上的限制,第四條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非採取不可。」
  陳雲強調說:「要下決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個決心早下比晚下好。」
  劉少奇非常贊成陳雲的意見及提出的解決辦法,更進一步地在總結講話中強調了這些辦法。
  在黨內會議上,這還是第一次勇敢地明確地提出:大躍進以來的缺點錯誤是造成困難形勢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在黨內幹部,尤其是高層領導幹部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反響。
  毛澤東在會上說: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3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懲罰是什麼?這個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年,現在要總結經驗。
  毛澤東也肯定了劉少奇的調查研究成果。他在會議上說: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學習,親自去做調查。
  7月,劉少奇繼南下調查後,他又北上了。

  劉少奇在東北林區調查(1)

  劉少奇在東北林區調查,毛澤東會見了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你的繼 承人是誰?」毛澤東肯定地對蒙哥馬利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1961年7月至8月,劉少奇輕裝簡從,深入東北、內蒙古大小興安嶺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深入調查。
  7月16日,劉少奇組織了一個小型調查組,由林業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等的工作人員以及王光美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組成,乘火車離開北京,於18日抵達哈爾濱。
  在哈爾濱,劉少奇為進一步地深入瞭解林業情況,就約請了技術專家,東北林學院的教授周重光同行。
  7月20日,劉少奇一行離開哈爾濱,乘林區專用的窄軌森林小火車進入小興安嶺林區。劉少奇就在這列小火車上辦公、休息,同時還與林業專家、林區工人座談。
  林區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鳥語花香,令人心曠神怡。7月的林區,雖然涼爽,但時時有毛毛細雨或是滂沱大雨,還有成群的蚊蟲小咬。但是,劉少奇顧不了這許多,同其他人一樣身穿雨衣、雨靴,在泥濘的無路的林區裡穿行。劉少奇興致極高,根本不像是一個63歲高齡的老人,精神抖擻地翻越了一山又一山。
  7月22日,劉少奇視察了小興安嶺帶嶺林業實驗局勝利林場。他觀看了剛剛伐倒的一棵紅松,已有200年的樹齡了,而從另外一棵紅松上取下的樣本明白看出這棵紅松雖僅僅20多厘米的直徑,卻整整生長了150年。
  劉少奇仰起頭,深情地望著一棵棵參天的樹木,不無擔心地說:「百年之後,這裡還能不能有這參天的紅松呵?我們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麼辦?不但要後繼有人,而且要後繼有林啊!」停了一下,他轉身對隨行人員說:「我們國家的森林資源相對而言並不豐富,如果這些森林被我們採伐光了,不僅後代沒有木材用,而且還改變了生態平衡,到那時,歷史會無情地審判我們這些敗家子的,我們造下的孽,懲罰的惡果會讓我們的後代去承擔的。我們絕不能做享祖宗的福、造孽子孫的傻事。樹木採伐後,森林更新必須跟上,人工育林與天然更新相結合,但要以人工育林為主。」
  8月23日,回到北京不久的劉少奇,再上廬山,參加中央 工作會議。
  繼《農業六十條》、《科研十四條》之後,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一系列涉及各行各業的全局性政策需要盡快出台,以進行全面的調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劉少奇參與了這些文件的審改。
  期間,中共中央還先後制定了《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即《商業四十條》)、《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文藝八條》等文件。
  隨著這一系列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出台,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已經開始。
  大幕已經拉開。
  9月22日,劉少奇會見了二次世界大戰的英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
  蒙哥馬利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國政府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劉少奇回答說:
  中國共產黨最終的目標也就是中國人民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把中國建設好,保證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主權的國家,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說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指改善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的生活,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蒙哥馬利問:「過30年、40年或50年,那時中國將成為有十億人口的大國,那時從中國以外的角度來看,情形將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西方許多國家正在考慮的問題。」
  劉少奇一下子就領會了蒙哥馬利這個問題的實質性涵義。
  他說: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問過幾十年後中國是否會侵略和向外擴張?正如你們英國人曾經壓迫過我們一樣,是否我們會轉過來壓迫英國或其他國家的人民?我們從歷史的經驗,從其他國家的情形得出結論:凡是壓迫別國人民的民族,它自己就不會有自由,也得不到好的結果,我們不但不會壓迫英國人,就是對一些小國,對我們的鄰國,比如緬甸、泰國、柬埔寨、尼泊爾、印度等,我們都要在互利的條件下,互相尊重主權,根據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展友好關係。我們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並教育我們的後代永不侵略和壓迫別的國家。我們只在自己的這塊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過好。
  劉少奇所講的,雖然涉及到的是中國將來的外交政策問題,但是,要保證這個政策長期地、一貫地切實執行,就必須有遵循這一方針政策的接班人。
  而這個問題,也是蒙哥馬利所關心的。同時,他更關心的是中國現在的接班人,也就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實際上,這個問題早就定了。
  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前,修改黨章和黨內醞釀中央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選時,就提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擬由毛澤東任主席、劉少奇任副主席。劉少奇不同意只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提議多設幾個副主席。中共中央領導經慎重考慮採納了他的建議,在黨章中明確「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總書記一人」。
  1957年11月2日—21日,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出席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及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典。
  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到適當時候不當黨的主席。因此,在八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增加了新的條款:「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後,不僅沒有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強烈反應。赫魯曉夫非常關注在毛澤東之後,誰是接班人的問題。
  在一次宴會上,赫魯曉夫私下裡問毛澤東:「聽說你不當國家主席了?那誰會是你的接班人?」
  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話說:「是的,我不管了。但是,我們有很多同志,可以擔當領導責任。第一是劉少奇,這個人原則性很強,在我們黨內很有威信;朱老總年紀大了,但威望很高;鄧小平、周恩來都比我強,什麼矛盾都能解決,有缺點勇於當眾作自我批評。這些人中,劉少奇是第一個。」
  1961年9月24日,在同劉少奇會見的第三天,蒙哥馬利直率地向毛澤東提出了這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他來中國作了調查之後才提出的。
  蒙哥馬利在1960年曾經訪問中國,並約定,次年還要再來中國。元帥踐言履諾,1961年再次訪華。
  在周恩來等人的安排下,蒙哥馬利參觀了許多地方。在包頭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別在不同場合隨意地向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突然提問:「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被問者都毫不猶豫地回答:「毛主席。」
  在延安,蒙哥馬利參觀了一所醫院,就同陪同的熊向暉開了一個小玩笑:聽說中醫、中藥很神奇,你們應該鼓勵中醫為毛主席發明一種長生不老的藥,中國需要他,中國人民離不開他。
  後來,在西安和三門峽,蒙哥馬利就換了一種提問方式:「除了毛主席以外,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回答的人有些猶豫,答案就不一致了。
  在洛陽,蒙哥馬利同熊向暉閒談時說:中國古代的帝王很聰明,在位的時候就確定了繼承人,雖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數是成功的,這就可以保持穩定。以前英國常為爭奪王位而打仗,後來平靜了,因為有了王位繼承法,也許是從中國學來的。現在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像中國古代帝王那樣聰明,沒有遠見,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權威確定自己的繼承人,這是不幸的。
  在鄭州,他又對熊向暉說:斯大林是一位很有權威的政治領袖,但也缺少遠見,生前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繼承人,死後出現了「三駕馬車」,局勢很亂,貝利亞被殺掉,結果只會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魯曉夫取得權力,他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蒙哥馬利作了調查,又同熊向暉談這些涉及到接班人問題,很明顯,是在調查中國繼毛澤東之後,誰會是接班人?
  蒙哥馬利稱之為「戰略性調查」。
  這一情況,陪同蒙哥馬利參觀的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聽了這一情況,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本來沒有劉少奇同蒙哥馬利會見的活動,他就臨時和劉少奇商量。
  因為周恩來作為黨內高層領導人,對接班人的問題很早就有所認識。是否安排劉少奇同蒙哥馬利會見,就是想讓蒙哥馬利看一看:毛澤東的接班人,就是劉少奇。讓蒙哥馬利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是否出於這種考慮,我們不得而知。
  22日下午,劉少奇就會見了蒙哥馬利。
  9月23日,熊向暉同浦壽昌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
  「蒙哥馬利在猜測誰是主席的繼承人。」熊向暉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蒙哥馬利參觀訪問的情況後說。
  「繼承人?這個用英語怎麼說?」毛澤東問。「Successor」熊向暉答。
  「這個詞我認識,意思是成功,怎麼加上『or』就變成了繼承者了?」毛澤東饒有興味地沉吟,「繼承人?這個名詞不好,我一沒有土地,二沒有財產,繼承我什麼呀?這是資產階級的用法,無產階級只有思想理論、路線政策,沒有什麼繼承,『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所以叫『接班人』更好。」
  毛澤東說:「這個元帥過去打仗很勇敢,打敗了隆美爾。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講了三原則。誰是我的繼承人,為什麼他不敢問呀?是不是也像中國人那樣怕犯忌諱?」
  熊向暉說:可能是。
  毛澤東說:「你講他是來搞戰略觀察的。我看,他對我們的觀察不敏銳。這也難怪,他是英國元帥,又是子爵,不是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事情不那麼清楚。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佈他的繼承人,也沒有寫遺囑,沒有明確,這就亂了。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嗚呼哀哉,秀才頂不住,於是乎只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而是『三馬駕車』,無人拉韁,肯定要亂。我們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在七大就已經明確了,到八大就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黨派、兄弟黨都參加,完完全全、自始至終公開,毫無秘密。八大新黨章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來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來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一共有5個中央副主席,排頭的是誰呀?是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這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在此之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須戰略觀察!這裡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這位元帥是好意,我要告訴他,我隨時準備見馬克思。沒有我,中國照樣前進,地球照樣轉。」
  第二天,蒙哥馬利到武漢東湖會見毛澤東,從晚上6點半談到9點半仍未談完。但是,這一次蒙哥馬利沒有問毛澤東,毛澤東也沒有主動說「接班人」的問題。由於毛澤東第二天另有安排,蒙哥馬利說明晚再談時,毛澤東說:「明晚我到別處去了。」自始至終沒有涉及到「接班人」問題。
  但是,毛澤東改變了主意,決定當天下午再同蒙哥馬利談一次,並共進午餐。
  轉機來了。毛澤東可能想當面向蒙哥馬利談清楚自己的「接班人」問題,讓這位元帥把這層「窗戶紙」捅破。第三天下午,蒙哥馬利又見毛澤東。
  毛澤東說:「元帥,你是特殊人物,你身體很好。可以活到100歲。我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再過5年就見馬克思了。」
  蒙哥馬利說:「馬克思可以等一等。這裡更需要你。」
  毛澤東笑了:「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我再過5年就滿73了……」
  「我訪問了許多國家,很多領導人不願談自己的繼承人……」蒙哥馬利猶豫一下,藉機提出了自己的問題:「主席是否現在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很明確,早就定了,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是我的接班人。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大手一揮,毫不猶豫地說。
  「劉少奇之後呢?是周恩來嗎?」
  「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毛澤東吸一口煙,悠然道。
  毛澤東選定了「接班人」。而在「接班人」劉少奇面前,國民經濟的形勢已經認識得很清楚:嚴重困難。
  然而,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怎樣去解決面臨的困難?
  「接班人」怎樣對待調整?劉少奇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勵精圖治,開始了扭轉困難局勢的歷程。
  劉少奇也開始了他建國以來最為輝煌的治國歷程。

  八方諸侯會京城,劉少奇一語驚夢(1)

  八方諸侯會京城,劉少奇一語驚夢:「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是「非常時期」,要揭底,要對困難估計夠、估計透,「還它個本來面目」
  冬日的北京,寒風刺骨;長安街上,人來車往;天安門在皚皚白雪中佇立,人民大會堂裡卻是已經有了融融的暖意。
  1962年1月27日上午,人民大會堂中央大禮堂,從擴音器裡傳出了劉少奇那特有的鏗鏘有力的話語:
  同志們:
  我代表中央向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書面報告。現在,在這個書面報告的基礎上,我再講幾個問題……
  這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從會議的規模、參加的人數,都超過了歷次黨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包括中央負責人、各中央局負責人、各省、地、縣、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擴大到7118人。因此,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也被稱為「七千人大會」。
  為什麼要召開一次這樣規模空前的大會?
  各路諸侯,一方水土的「父母官」,都希望聽一聽中央的聲音,更希望聽一聽毛主席的聲音。
  形勢的確困難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經過一年多的調整,到1961年底,國民經濟尤其是農村形勢已經開始好轉,工業滑坡也已停止。但是,國民經濟仍然處在困難境地:長期以來的「打破平衡」,「大躍進」,使各條戰線發展很不平衡,城市供應緊張的局勢仍很嚴峻。同時,由於黨內各級領導幹部對形勢的認識還不統一,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戰略轉變準備不充分,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嚴重性、緊迫性認識不足,很多地區和部門仍然徘徊觀望,影響了調整政策的貫徹執行。
  雖然中央下了決心,但全黨的決心還沒有最後下,還沒有使全黨統一思想,全力投入到調整中來。
  因此,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
  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他在會議上宣佈說:根據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見,即將召開的擴大會議要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調整工作。政治局要為這次會議準備一個報告。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為即將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作準備。
  12月11日,鄧小平作國內形勢的報告。
  在鄧小平作報告時,劉少奇插話說:
  這個時期的缺點錯誤,責任是誰的?第一,中央負責;第二,省市負責;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責任。各有各的賬,大家來檢查一下,回到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上來。不說老實話,或者虛假浮誇,故意多報,故意少報,這種事情作為黨的紀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後如果再搞這種事情,要開除黨籍,或者至少要受紀律處分。
  劉少奇還說:1959年廬山會議是個關鍵。那個時候搞調整就好了。廬山會議前半段是搞調整的,廬山會議的下半段就否定了上半段。
  自此,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託,負責起草在擴大的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1961年12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的第一稿後,找參加起草報告的陳伯達、吳冷西和胡繩談話。
  劉少奇劈頭就說了自己的意見: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那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地說就是:一、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二、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每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這種現象太多、太普遍了;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不反「左」只反右、後半段否定前半段、會後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鬥爭,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糾正。
  劉少奇囑咐說:你們這些秀才們,不要怕這怕那,束手束腳,要敢講老實話,講過了頭也沒有關係,反正是草稿,錯了政治局負責。
  1962年1月9日,報告形成了第一稿,劉少奇當天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當天就看完了報告的前兩部分,並在給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轉告劉少奇、鄧小平等:報告前兩部分已看過一遍,「覺得好」。
  劉少奇主持起草報告,幾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後主持了8次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對報告進行修改。
  1月25日,劉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基本上通過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
  劉少奇明確說:
  現在有一個七千人的大會在這裡,包括縣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還有廠礦、各部門的同志。這麼多人,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而從1958年以來,我們又發生這樣多問題,一方面有很多成績,另一方面有很多缺點錯誤,到底如何認識,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統一認識,統一思想,以至以後還要統一計劃,統一行動。這是我們黨內目前的關鍵時期的一個關鍵問題。
  的確如劉少奇所說,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何等容易?
  這是中央的想法:要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全力進行調整。
  但是,各路諸侯都有一個統一的想法:想聽一聽中央怎樣對待這些問題?怎樣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各省市區的負責人、各縣的負責人,都有著同樣的心情。
  毛澤東怎樣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同鄧小平的談話中說:我們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立場,站在95%以上的人民這一邊,是不會受孤立的,天塌不下來。但是,這幾年我們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心情比較沉悶,一定要有緊迫感,做好工作,擺脫困境。
  第二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了毛澤東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3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點錯誤。這些缺點錯誤,我們要把它總結起來,好的、成功的、錯誤的,統統總結起來,變成財富,使我們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軌道。
  毛澤東後來在無錫同華東幾個省的負責人說:明年(1962)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農、兵、學、商、黨七個字,要大抓一年,這幾個方面都要理出一個頭緒來。這次會議(七千人大會)要好好議一下過去的經驗教訓,要有個統一的看法,要步調一致,以便在這個基礎上前進。
  薄一波回憶說:
  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連續3年多的失誤,國家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出現了嚴重困難。中央領導同志頭腦逐漸冷靜下來,開始在一系列會議上總結教訓。
  到1961年底,總結教訓、糾正錯誤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調整政策和調整經濟,使農業形勢開始露出了好轉的苗頭,工業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於黨內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國民經濟仍很困難。
  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回憶說:
  我帶領江蘇的省、地(市)、縣及部分重點廠礦企業的領導同志,赴京參加了會議。當時大家曾想:中央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刻,召開這樣一個大會呢?……我領會,中央請全國幾級幹部都來參加會議,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來認真總結3年「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以便統一思想,做好工作,戰勝困難,腳踏實地地前進。
  這畢竟是比較上層的領導幹部的心情,相對而言,來自最基層的幹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當時普遍的心情。
  他們畢竟是最基層的「父母官」,面對困難形勢,他們的心情在沒有中央的指示的情況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當時,有很多縣委書記從未到過北京,當他們入住高級賓館時,有一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
  中共龍山縣委書記王福彬回憶說:
  當時,我國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我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也是如此。全縣農業生產已經連續三年歉收,農作物收穫面積由1958年的92萬畝下降到78萬畝左右,糧食產量由1.65億斤下降到1.25億斤左右,糧食平均畝產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於1958年「大躍進」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興起的高指標、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的做法,使整個工作十分被動。1961年,中央接連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等指示,但由於多種原因,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工作中「左」的錯誤還在延續,幹部作風問題也不少,強迫命令、多吃多佔等現象時有發生。
  面臨這樣的局面,幹部和群眾,黨內和黨外議論紛紛,思想很混亂。尤其是在黨內,相互埋怨的腐蝕黨內的團結的情緒在滋長。不少幹部對當時經濟困難的形勢看法很不一致,對「大躍進」4年工作的評價也褒貶各異。
  ……
  當時,我作為中共龍山縣委主要負責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經濟每況愈下,人民生活困難重重,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和負疚感便重壓心頭,有時簡直壓得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路該怎麼走,工作該如何幹,在實踐中也看出了不少問題,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觀上「大躍進」的氣候還沒有消失,主觀上對有些問題還缺乏深刻認識,因此,工作上一時顯得束手無策,思想上表現得焦慮不安。我們急需要聽到黨中央的聲音,急需要聽到毛主席的聲音。
  來自最基層的聲音,恐怕也是高層領導人所聽不到的吧!
  召開七千人大會,就是要「上下通氣」。
  召開七千人大會,就是要齊心協力找出路,不能再猶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分發到與會者手中,要他們集中討論,廣泛聽取來自各條戰線、各個層次的領導人的反映。同時,成立了由劉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共21人參加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作進一步的修改。
  從各方面對報告反映的情況看,與會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銳批評,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諸多疑問,比較集中的是:「三面紅旗」和廬山會議後大反右傾的問題。「左」和右,實際上是根本。
  根據反映,1月17日,劉少奇主持了第一次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對報告進行初步修改。來自上海的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作為毛澤東的「好學生」,作為毛澤東稱之為「柯老」的人物,作為「大躍進」的鼓動者和力行者,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對代表們就「大躍進」提出質疑表示了擔憂:《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要不要?15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指標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辦法鼓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除幾種地區外,還是可以的。糧食總產量6000億斤總還是可以的,華東區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億斤的指標。
  柯慶施說,對《書面報告》越看越沒有勁。
  1月18日,彭真發言。他是一個敢於直言的人:會議和原來的設想不同了,實際上是要總結經驗。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對1959年的災情估計不足,對城市人口增加估計不足,農業養不活這麼多城市人口,農業上也有浮誇。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針是空話,沒有措施,指標下不來,調整不了。真正調整是去年廬山會議提出以調整為中心,遲了一年。
  劉少奇說:「關鍵是1959年廬山會議。」
  劉少奇看問題向來是很透徹的,這一句話就點到了問題的實質。廬山會議後,全黨上下怕右,「寧左勿右」,以至於很多問題都得不到切實的解決,都是因為在思想上有顧慮。
  彭真披肝瀝膽,直話直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順著彭真的思路,鄧小平接下來就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覺到,有毛澤東這個表態,就更無顧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毛主席的威信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0.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彭真一席話,震驚了在座的所有人。因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就觸怒了毛澤東。而彭真的話,比彭德懷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天,周恩來發言說:「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調整。另外,許多超越階段的東西沒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調整。一個國家搞幾個獨立的工業體系,理論上站不住。指標、下放、獨立體系我要負責,現在要批判。」
  顯然,周恩來是要保護彭真,也要保護毛澤東的威信不受更大的衝擊,因此他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使會議不觸及毛澤東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來發言後,陳伯達接著發言,沒有順周恩來的思路講,而是接著昨天的彭真發言講,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
  話裡透著弦外之音,也可以聽得出「霍霍」的磨刀聲。
  有彭德懷之前鑒,彭真不得不對陳伯達的話作出回答:「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這番話,實際上後來毛澤東作出了回答:毛澤東將會議延期,開了一個「出氣會」,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在1月30日的講話中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21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繼續開會。劉少奇首先發言說:《農業綱要四十條》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綱要中規定的糧食產量淮河以北畝產400斤,長江以北500斤,長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學,農業方面確有人有意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劉少奇說這個話,實際上是對柯慶施的發言中,存在的還要肯定《農業綱要四十條》,看來還要來個「繼續大躍進」而說的。可見,統一黨內的思想還是要經過爭論的。
  薄一波說:「躍進的提法,不要隨便提,正常情況不能躍進,只有在各種條件湊在一起時才能躍進。工業、農業都是如此。」
  鄧小平說:「基數越大上去越困難,美國每年只能2%,蘇聯12%就了不起啦,技術革命發生大變化才能躍進。」
  彭真說:「總路線還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
  劉少奇最後說:「還是要提躍進,『三面紅旗』少一面不好。但對『大躍進』要有新的解釋,要從歷史時期看。」
  這樣,對「大躍進」的認識,基本上回答了柯慶施提出的疑問,也基本上達成了一致。至此,黨內高層領導幹部對根本問題的認識上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
  1月22日,報告的第二稿出來後送毛澤東審閱。24日,毛澤東找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贊成這個方向」。
  報告認為,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主要缺點錯誤是:
  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
  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制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
  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
  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
  當然,在報告中,劉少奇還認為,總的來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一說法顯然是不夠的。
  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並準備提交大會。報告總共4萬多字。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大家都學習了嘛!你還要講什麼,願意講什麼,解釋什麼,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報告了,怎麼來得及寫報告呢?
  劉少奇還是接下來這個任務:「那麼,大家繼續開會,我先撤了!」
  毛澤東一揮手:「我們也就聾子放炮——散了,現在散會,讓少奇同志一個人去繼續奮鬥吧!」
  就這樣,劉少奇在準備七千人大會書面報告的同時,還要趕寫口頭講話稿。劉少奇在大會前經一夜的思考,擬了個講話提綱。在全體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稿提綱。
  毛澤東看完一頁,就傳給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賽似的一頁一頁傳閱。講話提綱總共才10多張紙,字又大,很清楚,不一會兒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提綱表示同意。
  在書面報告裡沒有說的話,都在即席講話中說了出來。的的確確對與會者的觸動非常之大。
  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
  劉少奇的這個即席講話,直指國內的困難形勢及造成這種困難的缺點錯誤,還有解決的辦法。
  劉少奇講話時只帶了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
  這一點,令與會的代表們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少奇從中共八大開始,在中央召開的重大會議上作報告,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子念的。
  而劉少奇的講話內容,更出乎他們的意料。以往,報告幾乎都是頌揚成就,鼓足幹勁的內容。而今天,劉少奇卻作了一個主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講話:是以擺事實,講道理,提出困難,分析困難,解決困難為主導。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既綜合了自己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又吸取了會議期間的一些反映,可以說是成竹在胸,一氣呵成,縱橫捭闔,如馳騁疆場上的將軍一般虎虎有生氣,吐出肺腑之言。
  劉少奇沒有重複書面報告的內容,而是「醍醐灌頂」,給各路諸侯「降溫」,要他們認識到困難形勢,也要他們認識到造成困難的原因,以便「對症下藥」。
  劉少奇實事求是,也敢於提出這樣一個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麼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裡?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干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干,塘裡的水沒有車干。塘裡有水,可見那裡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麼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劉少奇是作了一個表率。
  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劉少奇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來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大實話。
  代表們屏息靜聽,全場鴉雀無聲,大禮堂只響徹著劉少奇一個人的聲音。
  代表們完全被劉少奇的講話所吸引,忘記了做記錄:因為這是不同於書面報告的講話。
  後來,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這個講話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農民的語言。」
  劉少奇提出了在書面報告上沒有講明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突破了傳統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來了個「三七開」: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面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裡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麼樣,書面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面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面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歷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歷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這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也對與會者的觸動很大。
  同時,劉少奇對「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口號,提出「應該認真地清理一次,使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對這幾年來在觀念上不清楚的許多問題,弄得更清楚些」。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是直言不諱的:
  有一個口號叫作「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各省的報紙也發表了,因此對許多地方有影響。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應該取消。
  有一個時期,《人民日報》曾經反對重視客觀條件的觀點,把這種觀點叫作「條件論」,或者叫作「唯條件論」,這也是不正確的。那種完全否定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主義是錯誤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視條件,不能否定重視客觀條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
  劉少奇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引起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共鳴,也是與會者多年以來不敢啟齒的難題: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也就是主觀能動性,從而面對客觀現實,還要硬著頭皮「大干快上」。
  癥結就是對「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錯誤,因而「寧『左』勿右」,因而不斷向「左」,再向「左」。
  是「左」還是右?這是大多數黨員幹部不敢,沒有勇氣觸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來的風浪,使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左」。
  這一點,劉少奇也是直言不諱的:
  還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裡所說的「左」是引號裡面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號裡面的「左」派。我勸告同志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裡面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密切聯繫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只有這樣的左派,才會是朝氣蓬勃的、真有幹勁的左派。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眾的、冒裡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蠻幹的那種加引號的「左」派。……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沒有「左」,也沒有右,就什麼也不要反。這就是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
  在劉少奇看來,「左」和右同樣都是方向性錯誤,都是路線性錯誤,二者都是錯誤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確,一者錯誤。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許的。如果聯繫到一些具體的數字、指標或高或低,就說是「左」或者右,「這也是不正確的」。
  更何況,這往往是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聯繫到一起的。因此,劉少奇說:「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這些運動,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並沒有正式的文件,只是從哪裡聽了點風,聽到了一點不確切的消息,就哄起來了。這種方法,是不好的。」
  劉少奇提出,「在進行工作、開展運動的時候,運動要先經過典型試驗,然後逐步推廣,要有準備、有步驟、有區別、分期分批地進行。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更應該這樣。」
  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不足,僅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劉少奇更深一步地觸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點錯誤的深層原因: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現象。
  劉少奇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與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關係的。
  劉少奇的確感覺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實行過程中的偏差問題。實際上把彭真所講的「每個人都犯錯誤」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認識,不僅僅是認識錯誤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錯誤的根源問題。
  劉少奇的講話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他們由衷地對劉少奇的講話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一講話是實事求是的。
  劉少奇在大多數人那裡得了滿分。
  當然,劉少奇的講話完全符合毛澤東的口味嗎?他的講話中對「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存疑,對「左」和右的批評,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老比例的否定,對人民公社、供給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評,對廬山會議後大反右傾而沒有能夠繼續糾「左」的遺憾和批評,是否會危及到毛澤東的崇高威望?
  這些批評和質疑,可以說也是實事求是的。但毛澤東會這麼看嗎?不一定。
  後來毛澤東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寫了一張「大字報」,專門「聯繫」到了「1962年的右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說得更直白:「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因此,仍然有一些「聰明」人,自認為「曲高和寡」,抓住了劉少奇講話的「漏洞」,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彈出了不和諧的音符。
  這個人就是後來吃「大虧」的林彪。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會上講話,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維護毛澤東「無人望其項背」的威信。
  林彪說:
  我們黨近幾年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長篇大論,的的確確起到了維護毛澤東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林彪這番話,實際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無法也不可能說話:這幾年,一直是由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確的,如果說出現問題出現困難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那麼,劉少奇豈不是違反毛主席的路線了?劉少奇豈不是替人「背黑鍋」嗎?
  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將缺點錯誤推到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頭上。
  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的反映是非常高興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講話稿上批示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澤東同時還批示說:「送少奇、恩來、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林彪講話一完,毛澤東帶頭鼓掌。顯然,他是同意的。聯繫到廬山會議上,林彪中途?span class=yqlink>仙劍耘淼祿炒笈嘏細偕舷擼灰彩恰壩脛誆煌甭穡?/p>
  這次會議原定是1月底就結束。
  1月29日下午,有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要出。有的組還反映,會上還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
  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心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把「氣」出完,在北京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麼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麼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有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準備的,而且有的作檢討作了幾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幾個省,從1959年起就自我批評,不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裡,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裡過春節才算舒服?為什麼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個春節不好?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會議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節了。
  大會進入第二個高潮。高潮的起點就是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已經開了18天,毛澤東除了在會議上作了插話外,沒有作大會講話。與會的代表們急於想聽一聽毛澤東的講話,希望他老人家能夠出來說句話,吃顆「定心丸」。
  毛澤東一出現,代表們歡欣鼓舞,熱烈鼓掌。在掌聲中,毛澤東表情輕鬆,面帶微笑,抓過麥克風就講開了:「同志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毛澤東引經據典,談笑風生,歷史典故信手拈來。
  他借歷史上的「霸王別姬」的故事來批評地方的各路諸侯:
  盡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接下來,毛澤東作為黨中央主席,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
  說到這裡,毛澤東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個「摸」的動作。頓時,會場裡笑聲一片。
  毛澤東所說的,犯錯誤的,自己直接、間接都有份,而且第一個負責的就是他。一席話,令與會者動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於承認自己有責任!我們作為一方的負責人,還有什麼不可以檢討的呢?
  毛澤東確確實實認識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問題,而且發表了一番既實事求是、又誠懇謙遜的一番話: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毛澤東最後說:
  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
  與會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輕鬆笑聲。
  會議進入第二個高潮。從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團召開了「出氣會」。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團做工作:劉少奇去安徽代表團;周恩來去福建代表團;朱德去山東代表團;陳雲去陝西代表團……
  「毛主席都檢討了,我們還有什麼說的?」這是各代表團會議上,大多數「第一把手」的想法。於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檢討上爭先恐後,提出批評意見上也爭先恐後,壓在心底裡三四年的心裡話一股腦兒都說了出來,都「掏了心窩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劉少奇三次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並講話。
  在「大躍進」過程中,安徽可以說是「重災區」:「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盛行,在工業、農業和人民群眾生活方面造成了極端嚴重的困難和後果。但省委有些負責人仍然認識不足,甚至採取「捂蓋子」方法,壓制不同意見,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打擊報復,致使下面的幹部不敢說話,更何況普通群眾?著實有一些毛澤東所說的「霸王」之氣。
  劉少奇在最後一次參加安徽代表團會議時,批評了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有問題不願意揭,甚至壓制、報復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2月9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宣佈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當然,劉少奇除了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外,還要對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進行進一步的潤色加工。毛澤東1月30日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講話,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觸動很大,都感覺到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原書面報告中為反對分散主義而注重了集中統一的內容,對發揚民主有所忽視。毛澤東講話中要充分發揚民主的內涵.應該加進去。
  大會閉幕的第二天,2月8日,劉少奇主持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進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
  劉少奇說:
  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統一。我感覺,我們這幾年的主要經驗就是這一條。如果我們這幾年完全根據群眾的意見,充分發揚民主,完全走群眾路線,有些錯誤不會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發現。……這幾年,我們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吃了不講民主的虧。麥子要割,食堂要辦,這個事情人家曉得的,我們不民主,不善於聽人家的意見,不充分在人民中間討論,不認真取得他們的同意,這是一條很大的經驗教訓。要搞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會,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人民代表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聲音。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代替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委員會代替人民委員會,黨委代替一切,在黨內,也代替了黨代表大會。這是個大錯誤。
  劉少奇這一番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某種程度上,找到了幾年來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不正常情況的根源。
  七千人大會真的解決問題了嗎?解決了對困難形勢的統一認識問題了嗎?
  沒有。僅僅解決了一部分,但沒有完全解決。
  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未涉及八大的正確決議,而是從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總路線開始講起的。在毛澤東眼裡,總路線是正確的,只不過「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條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綱,具體的方針、政策、辦法為目;總路線是不能有任何動搖的,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根本性的癥結。
  這是一個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來,劉少奇怎樣在毛澤東所設定的總路線的框架中,盡可能地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調整工作的重擔交給了劉少奇等人。在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會議上,加大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範圍。

  毛澤東出巡,劉少奇主政(1)

  毛澤東出巡,劉少奇主政:「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對困難形勢的估計要夠,要透!」「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劉少奇力請陳雲出山主持經濟工作:「我支持你,支持到底!」
  1962年2月21日,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從會議室的門縫裡,不斷飄散出一縷縷的煙霧。室內,正在舉行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
  劉少奇在這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者除毛澤東、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成員和中央主要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共16人。會議前後共進行了3天。由於地點是在中南海西樓,所以又稱「西樓會議」。
  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值得濃墨重筆書寫的一次會議,進一步地提出了調整的具體方針、政策。
  「七千人大會」僅僅是總結經驗教訓,確定了國民經濟全力進行調整,扭轉困難局勢的題目。但是,這個題目怎麼做?怎麼才能找到合適的辦法?都需要進一步摸索。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經濟形勢問題,在分析了當時農業生產下降、市場供應緊張、物價高漲和財政預算有大量赤字的情況,決定必須確定一個恢復時期,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
  匯報中,首先由國家計委和財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農業生產計劃和財政預算的年度報告。儘管這一報告已經對主要指標作了壓縮,但仍存在著不少缺口。主要就是鋼產量定為750萬噸,基本建設投資為59.5億元。如此一算,當年的財政支出將出現30億元的財政赤字。而且,根據報告,自1958年起到1961年,4年的財政收入都有虛假成分,而且赤字已經早就存在:1958年為21.8億元,1959年為65.8億元,1960年為81.8億元,1961年為10.9億元。
  如此多年的財政赤字,而且有擴大的趨勢,這是原先沒有設想到的。
  可是,誰有這個膽量把這個實際情況如實地報告呢?
  劉少奇有些火氣:「收入要可靠,爭取的數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種支出都要打上。實際支出如果超出了預算,作預算的人要負責。有赤字要提出來警告大家,採取措施來彌補。過去幾年沒有揭露赤字是不對的。搞不好,經濟還要繼續惡化。只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
  其他常委們都有些急:這個情況是沒有預料到的。
  周恩來提議,要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
  大家都同意周恩來的提議,認為,只有壓縮某些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投資,才能實現財政收支「當年平衡、略有回籠」的要求,使經濟逐步恢復正常秩序,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發展。
  在七千人大會上,陳雲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講話。在這次會議上,他吐露了心聲:「那麼多人開會,不敢講,一講就炸鍋了!」
  在西樓會議上,陳雲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對困難形勢的認識和採取的措施。
  陳雲認為:目前的處境是困難的,但對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的認識不一致,要取得一致,就需要事實和時間。
  困難形勢是什麼?陳雲認為有5個方面:一是農業幾年內的大減產;二是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與現有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三是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四是投機倒把現象嚴重;五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前兩點是最基本的。
  那麼,採取什麼措施?陳雲認為有6條措施:一是把10年(1963—1972)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後一階段發展;二是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三是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四是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六是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
  劉少奇在陳雲講話時,非常贊成陳雲對形勢的估計和採取的措施。
  在插話時,劉少奇有些激動:
  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幾天會議下來,常委們心中都有了一個數。
  在會議上,劉少奇對陳雲的講話不僅僅贊同,而且要求陳雲再到其他會議上講,向黨的高級幹部說明一個情況,統一思想認識:目前的形勢到底是一個什麼形勢?
  他對陳雲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瞭解我們的經濟情況,瞭解我們的方針政策。」
  國務院、陳雲接受了劉少奇的這個建議。
  2月26日,在李富春、李先念講話後,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再次闡述了自己在西樓會議上講話的主要內容。
  陳雲講話完畢時,會場裡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久旱逢甘霖哪!有多長時間沒有聽到這種實事求是的、切中時弊的報告了!
  陳雲講話後,劉少奇就提出將他的講話批轉全國,讓黨內各級幹部都瞭解到國家的困難形勢。
  3月18日,劉少奇下發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批發陳雲等同志講話的指示》,對黨內明顯存在的對困難形勢認識不足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和警告。
  就在陳雲講話的當天,劉少奇批閱了財政部的一個文件:《北京鋼廠為什麼今年還要發生大量虧損》。報告反映了北京鋼廠由於生產計劃嚴重超過國家下達的指標,造成了連年虧損,幾乎將國家投資全部賠光的情況。
  劉少奇看到報告,覺得情況嚴重,他批示由彭真、劉仁閱處,措辭非常嚴厲:
  國營工廠如果照這樣搞下去,結果會怎樣呢?難道不
  會亡國嗎?
  這些情況的逐步暴露,劉少奇憂心如焚: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啊!
  劉少奇想到了毛澤東稱之曰「能」的陳云:他是新恢復的中央財經小組負責人的最合適的人選。
  西樓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國家的經濟工作。實際上,早在1957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就已經決定成立了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陳雲任組長。1958年6月10日,又恢復了中央財經小組,還是由陳雲任組長。在反「反冒進」、「大躍進」的過程中,陳雲由於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實際上在經濟工作上已經沒有了發言權。現在,中央又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
  促動陳雲再次出山的,是劉少奇;第一個明確表態表示全力支持陳雲的,還是劉少奇。
  3月12日、13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央批轉陳雲等2月26日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的講話,建議用中央的名義轉發各地學習討論,並主持起草了批語。
  13日,劉少奇在會議上說:有同志向我建議,由陳雲擔任恢復後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李富春當副組長。是不是再議一下。
  李富春馬上表態:「陳雲同志當組長最合適,我當助手。」
  陳雲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事後,劉少奇告訴了他這一情況,陳雲推辭,要別人來當這個組長。
  劉少奇力勸說:「大家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們都同意這次會議的決定。只是毛澤東在武漢,沒有出席會議,還必須徵求他對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一系列文件的意見。
  劉少奇說:「我們這個會是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
  3月16日,劉少奇同周恩來、鄧小平飛抵武漢,向毛澤東匯報12日、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一系列決定,以及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決定等問題。毛澤東表示同意。
  3月18日,回到北京的當天,劉少奇就向全國批轉了陳雲等人的講話。
  3月2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第18次最高國務會議,通報了不久前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向在座的黨內外人士如實地通報了中共中央對目前國民經濟形勢的認識。提出不久(實際上到1964年底才召開)將召開的三屆人大的任務是:總結12年來,特別是最近4年(從1958年到現在)的經驗教訓,確定當前的任務。
  聽了劉少奇的講話後,民主黨派人士張治中當即在會議上作了即席發言。
  他說:我對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和各省負責同志自覺檢討錯誤,主動承擔責任,表示「萬分感動、萬分欽佩」。這可以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對人民的忠誠態度和負責精神」。我過去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這不能不說,劉少奇對國民經濟形勢的判斷,使民主黨派人士的心服口服,也使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渡過困難充滿了信心。
  劉少奇既然把治國「良將」陳雲再次請出山,就要全力支持陳雲的一些調整國民經濟的設想,也要使他幾年來對國民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傳達到黨內。他覺得,陳雲的這些思想認識,對當前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非常重要。
  從武漢回京後不久,劉少奇就找來鄧力群,要他組織人編寫陳雲幾年來關於經濟工作的言論集子,印發全黨學習。
  但是,陳雲幾次找劉少奇,表示自己不同意印發言論集。
  劉少奇說:「可以不廣泛印發,只發給中央財經小組成員、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同志們看看。」
  鄧力群馬上按照劉少奇的指示把陳雲的言論集編印了出來,共有四五萬字,並寫了一個一萬多字的內容提要。
  4月16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向他推薦陳雲的這些論述。
  毛澤東沒有答覆,也未置可否。但直到當年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仍然擺放在毛澤東的桌子上。可見,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
  在這一時期以前,經毛澤東極力堅持和主張,1960年組成了一個編輯班子,編輯《劉少奇選集》,但是,劉少奇一直忙於工作,沒有顧得上這件事情。
  但是,此時,他卻抽出時間要人組織編印陳雲的言論,其用意,顯然是經濟工作已經到了非大力倡導不可的時候了。
  在此之前,黨內除了印發毛澤東的論述集子外,彙編印發其他領導人的集子,還沒有先例。
  這一次,劉少奇就首先為陳雲開了這麼一個先例。
  3天後,4月19日,劉少奇簽發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向全黨宣佈了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成成員的決定: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組長,周恩來、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程子華、谷牧、姚依林、薛暮橋等為成員。
  這樣,劉少奇作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得到了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開始全力投入到國民經濟調整上來。
  為解決黨內思想上對形勢的認識問題,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併力求解決對國民經濟形勢的估計不足的問題。
  這一次會議,是一次繼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後的又一次統一思想、統一步驟、調整經濟的會議,比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更進了一步。
  毛澤東仍然在外地,陳雲在上海養病,林彪也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陳毅、李富春、賀龍、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譚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楊尚昆、羅瑞卿,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國務院工交、農林、財貿、文教、科學各口的負責人,共計105人。這次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劉少奇宣佈了會議的議程,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的困難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這樣大的困難?我們現在是把困難講過頭了,還是講得不夠,還是講得差不多了?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
  在會議上,劉少奇多次就形勢問題,作出了回答。
  這一次,在前幾次會議的基礎上中央財經小組提交了1962年度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報告,明確擺出了國民經濟困難的8個方面及其針對性的方針:一是糧食供應緊張,經濟作物減產,農業生產的恢復不可能很快;二是工業要上去,沒有農業的恢復不行,沒有工業的大調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設投資規模縮小後,必須踏步幾年,在調整好的基礎上,才能創造條件繼續前進;四是短途運輸能力嚴重不足;五是職工人數大大超過了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超過了農業發展水平;六是市場商品匱乏,特別是吃穿兩項,在三五年內難以有大的改善;七是外匯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須用於進口糧食;八是財政嚴重虧空,貨幣發行過多,主要商品挖了庫存,生產資料大量積壓。
  這個報告把困難擺在了桌面上,形勢逐步明朗化。
  這對與會者觸動是相當大的。
  劉少奇對中央財經小組提交的年度報告肯定說「是好的」。對調整經濟指標,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劉少奇說:1958年後,每年都調整計劃,年年都往低裡調,年初計劃高,年底調低。1962年的指標又是調低。
  劉少奇敢於突破多年來「寧左勿右」的思想,對與會者說:
  同志們,是不是以後(指標)不再調低了?讓我們搞點低指標好不好,搞了這麼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以後計劃要這樣定:計劃定低一點,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按短線來平衡,不是按長線來平衡,而且要留有餘地,以便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這個高指標的尾巴,一直還沒有割掉,今年要把這個尾巴割掉才好。
  高指標的「尾巴」割掉了嗎?的的確確割掉了一部分。但是,不久以後,階級鬥爭的「尾巴」又翹了起來,而這個「尾巴」,是在中國歷經十幾年的磨難後,才真正割掉的。
  「毒蛇噬臂,壯士斷腕」,的的確確,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是到了動真格的時候了,是到了真刀真槍實幹的時候了。
  不能再等了。
  國民經濟的調整,不能再「修修補補」,而要「傷筋動骨」。
  措施就是:一曰「下馬」,二曰「減人」,三曰農業「增產」。
  首先是要降低指標,調整農輕重的比例,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長短戰線,要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國民經濟調整的另外一個關鍵的環節就是: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精兵簡政」。
  實際上,減少城市人口,從1961年就開始了。1960年減少城鎮人口1000多萬,其中精簡職工873萬人。但是,全國仍有城鎮人口1.2億多人,仍比1957年多出2758萬人。「五月會議」上,中央決定再次減少城鎮人口1000多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
  這是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
  既然有了「壯士斷腕」的決心,就要貫徹執行,而且要執行得力。
  在這個問題上,包括劉少奇在內,黨中央大多數領導人都下了決心。
  在「五月會議」上,周恩來說:「這個事情是領導的決心,也是全民的決心,震動極大,幾乎要震動我們全民的生活。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要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如同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史無前例,世界上也沒有過,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劉少奇說:「減少2000萬人口比大躍進的工作更困難」,「我們下決心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這也算一個勇氣。現在有些工廠、機關、學校、醫院裡面,有不少人要求回鄉,但是組織上不批准,不讓回去,怕這些人走了,沒有人代替。對這些人,要盡量讓他們回鄉。當然,時間要銜接起來,等城裡有人代替以後再走。對工作沒有大妨礙的,也可以先讓他們走。對這件事,我看應該是決心要大,行動要快,但是要有區別、有步驟地來進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風。」
  但是,一下子減少這麼多城市人口,會不會亂?
  劉少奇說:首先要保證「大城市不鬧事」,中小城市「也要注意」,「要盡可能不出亂子,少出亂子,不出大亂子。但是我們也還要準備出亂子」,「準備它出大亂子」,「如果我們深入地做群眾工作,做解釋工作,我估計群眾是可以說通的」。
  中國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沒有怨言,沒有哀傷,黨中央一聲號令,人們攜家帶口,扶老攙幼,踏上遷移之路。本來預計有難度的精簡城市人口,非常順利,到9月份就基本上超額完成了:當年共減少城鎮人口1048萬人,其中職工940多萬人。
  毛澤東後來不無感慨地讚歎這一片土地上養育了這麼好的人民:「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但是,這種措施,如同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時說的:「人搬三次窮啊!」的的確確是「傷筋動骨」的事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事情,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後來,鄧小平對此措施也多次談起。此一時,彼一時,不免多了些感懷:過去遇到困難,黨中央一句話,全國照辦,非常頂事,「2000多萬職工下放,走群眾路線,講清楚道理,大家並不埋怨」,「現在就不那麼容易了。」
  一切的調整,中心是農業。
  國民經濟調整的核心問題是農業增產的問題。農業增產問題不解決,沒有吃、穿,就沒有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調整和恢復,何談發展?農業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鄧小平在「五月會議」上所說:「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情不能抓遲了」,「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都要靠生產隊拿出來。」
  不料,沒有多久,針對農村中的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又出來說話了。他這一番話,雖然一定程度上沒有改變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政策,但在實際上影響了國民經濟調整,也從而使國民經濟調整不可能得以在全國範圍內全力進行。
  在農業問題上,毛澤東批判了在一定程度上調整經營體制、可以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包產到戶」,並定名為「單干風」。
  同時,還有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論述:「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
  毛澤東的思想起了變化,而且直接左右了後來的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引起毛澤東這一變化的關鍵,是對「包產到戶」的認識。

  劉少奇支持了農村「包產到戶」(1)

  劉少奇支持了農村中自發的「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同時主持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
  在「大躍進」過程中,3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人民公社化運動逐步呈現出其不適應中國國情的弊端。富有創造性的中國農民,自發地開始了一個自下而上的變革:包產到戶。
  1961年前後,在全國的一些農村,一些地區自發產生了一種同中國農村生產力也同當地情況相適合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承包責任制。
  這表明,中國農民已經開始了自發的變革,也開始了自下而上的對現有的經營方式和管理體制的否定,開始尋找一種合適的道路。
  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但是,圍繞這一問題,黨內長期以來沒有達成一種共識,也沒有對包產到戶的經營方式「正名分」。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因如此,包產到戶作為對「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的否定,自然就不可能得到「正名」。在農村糾正「浮誇風」、「共產風」為主的「五風」後,初步糾正了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但是,戶與戶之間的平均主義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就是說:只解決了經營組織之間的平均主義,沒有解決經營組織內部的平均主義。
  因此,農民的意見非常大:稱這種沒有根本解決戶與戶之間的平均主義的形式是:「幹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在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以後,農民又有意見了:「大呼隆」變成了「二呼隆」;「大鍋飯」變成了「二鍋飯」。
  農民的語言,是最形象的,也是最實際的。
  路是人走出來的。最早出現包產到戶的是安徽省。
  1960年初春,安徽宿縣的一位7旬老農向公社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要帶著生病的兒子上山開荒種地和休養。公社並沒有考慮其他什麼,就同意了。
  結果,在這片荒山野嶺上,種出了中國最早的責任制的花朵。
  這位農民和他的兒子共計開荒16畝,收穫糧食3300斤,上交糧食1800斤,剩餘的有口糧、種子和飼料糧1500斤,養豬、養雞得了現金60元。
  並不止此,這位農民勇敢地向當地領導匯報了自己的經驗,並建議:最好把田包給社員去種。
  曾希聖主持的安徽省委瞭解到這一情況,非常震驚:這還了得!這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嘛!
  事關重大,曾希聖專程去上海向華東局負責人柯慶施匯報。柯慶施說:這個辦法可以試驗,不要推廣。
  1961年2月,柯慶施路過安徽全椒縣古河鎮時,幾個農民向他當面提出要求實行「責任田」,要他實行「包產到戶」,甚至質問他:「為什麼不相信我們?」
  儘管柯慶施沒有支持,但安徽省委還是根據農民的要求,創造出一種在計劃、分配、大農活、用水、抗災等方面實行統一管理(即「五統一」)下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的形式。當年3月,安徽省委冒著風險,在全省普遍實行了這種生產形式,怕被人誤解說成是「單干」,就把這種形式叫作「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責任制。
  沒想到,20餘年後,這種責任制從最初的不敢見人的「小姑娘」,「女大十八變」,成為花枝招展的「大姑娘」,綻顏怒放。
  但是,當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明確的答覆,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責任制」也就只能「嬌羞」地小心翼翼地挪動著步伐,生怕越過了「警戒線」。
  1961年3月15日、16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借廣州工作會議之機,兩次進言毛澤東,向他匯報這一問題,並希望毛澤東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但是,毛澤東沒有明確的答覆:「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毛澤東含糊其辭的答覆,可把曾希聖高興壞了:「已經通天了,可以搞。」
  顯然,曾希聖是誤會了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作為人民公社的倡導者,不可能贊成這種實際上對人民公社具有否定因素的「責任制」。「可以試驗」,並不是「可以搞」,更不是「大面積推廣」;而且有潛台詞:「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就是要對「責任制」的推行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等著挨批。
  就在會議期間,毛澤東通過柯慶施轉告曾希聖: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
  3月20日,曾希聖再次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等人寫信,如實地分析了「責任田」的長短優弊,認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毛澤東沒有表態。
  於是,包產到戶、責任制在安徽全省範圍內以及在全國部分地區迅速地展開。就在這一期間,全國已有不少地方已經開始了不同程度的包產到戶:安徽全省達80%;甘肅臨夏地區達74%;貴州全省達40%;浙江新昌縣、四川江北縣達70%;廣西龍勝縣達42.3%;福建連城縣達42%;廣東、湖南、河北、東北三省等。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約占20%。
  這一情況引起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注意,先後兩次派人到安徽農村考察,並根據考察結果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
  陳雲也要求糧食部派一位副部長去安徽調查。這個人就是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康民。周康民調查的結果就是:他們有五個統一,即統一安排糧食生產計劃,統一大農活,統一管水用水,統一打場,統一分配(包產數字以內的),不是單干,是克服困難的辦法。周康民寫了一份調查報告,以「簡報」的形式呈送了中共中央。
  1961年春夏,中央領導人大部分都到各地做調查研究工作。
  劉少奇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5月7日,他在自己的舊居裡同鄉親們談話。從這次談話可以看出,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矛盾的。
  劉少奇: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戶?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戶不行,還是集體生產。分食堂不是分田,田不能分,仍歸大隊所有,也不是包產到戶,這條要肯定。
  有些零星生產也可以包產到戶,如田塍,可以包產到戶。我小的時候,我們家的田塍就歸我們母親種,那時收的東西也不是歸全家所有。田塍包產到戶,收稻草時常常把田塍上的豆子拖死,誰種豆子,那一段的草可以歸他收。
  荒土是不是可以包產到戶?
  社員:包產到戶要好。
  劉少奇:收入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員有了就好辦。
  田塍的產量也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少交一點,一百斤交十斤,多了,交五斤也可以,要交生產隊一點,因為田塍是集體所有的。把它包死,包死好。
  看來,劉少奇當時贊成有限的「包產到戶」:集體生產,小量的、不成大片的土地可以包給農民種。而且,他相對地說出了幾十年後廣大農民中盛傳的: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同時,劉少奇還提出:要包死,包死好。
  這話怎麼理解?實際上就是說:把要包的地明確下來,長期不變,不能上午刮北風,中午又刮南風,下午刮東風,晚上又起西風,要定下來,讓農民安心生產。在他誕辰100週年的時候,中國大地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決定: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
  5月13日,劉少奇在聽取中共湘陰縣委匯報時,對縣委提出的「分田到戶」的問題做了回答:
  集體生產的優越性群眾是懂得的,要正面教育,講清道理,不要戴帽子。自留地是分給他的;田頭、田角、田坎可以種豆子,但不是分給他的,而是包給他的;還有5%—10%要交給公家。自留地、發展家庭副業、發展生活資料可以自由,但生產一定要集體的。
  與其說劉少奇在思想上的這一變化是由於農民自發的傾向的影響,倒不如說是劉少奇在調整時期,面對農村的困難形勢,把「包產到戶」、「責任制」當成了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種有力的方式。
  由於農民自發的力量和農村基層幹部的大力支持,農民們在包產到戶的過程中嘗到了甜頭,悄然興起的「包產到戶」的浪潮,已經剎不住車了,漸呈星火燎原之勢。
  曾希聖心裡有點打鼓:畢竟毛澤東並沒有完全肯定這一做法,而是要他去搞試驗,也沒有贊成他搞推廣。
  於是1961年7月,曾希聖借毛澤東赴安徽視察之機,當面匯報了農村的形勢。
  毛澤東說:你們認為這種做法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曾希聖可得了一柄「尚方寶劍」。安徽省委一傳達,包產到戶迅速在全省推廣。形勢起了連鎖效應,各地紛紛傚法安徽:湖南、河南、浙江、陝西、甘肅、貴州等地也先後搞了名目各異、形式多樣的生產責任制。
  但是,包產到戶實際上與毛澤東所主張的集體化的道路背道而馳。這就決定了包產到戶在那個時期的最終命運。
  1961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
  曾希聖沒有附和: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這話表明,曾希聖顯然並沒有對毛澤東的說法有深刻的領會:停止「責任田」、「包產到戶」。
  不久,在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了嚴厲批評,「責任田」也就作為「單干風」受到株連。當然,曾希聖的錯誤還有其他方面。在安徽代表團的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佈撤銷曾希聖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代以李葆華。
  實際上,曾希聖的被撤職,不僅僅是刮「五風」的問題,這個問題全國各地都有,都存在,這是一個大氣候,關鍵是「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的問題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從劉少奇的談話中就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只有「三改」、「責任田」是曾希聖主張並報中央「同意」的。
  就在劉少奇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時,他也對曾希聖所主張的「責任田」和「三改」問題保留了意見。
  劉少奇說:
  三改大家意見好像損失大,收穫少,這個結論可以這樣,恐怕也不能說一點成績也沒有,某些地方還是有點成績的。三改損失是大,將來怎麼搞,是不是還要搞,搞多大,要經過調查研究以後,按照各個地方的情況作出判斷。
  安徽發生這些嚴重問題中央有責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聖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聖同志負很大一部分責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高指標、食堂、供給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時候別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曾希聖同志也報告過中央,中央同意的,責任田報告過中央,同意他試驗的,不過沒有講在安徽普遍推廣,只講在一個地委範圍內試驗。
  儘管劉少奇也對「三改」、「責任田」持保留態度,還沒有明朗化,但至少有一個存疑,有一個調查研究後的問題,有一個「是不是還要搞」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承認了「責任田」「實際上是包產到戶」,「在方向上是錯誤的,是與中央提出的《農業六十條》和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1963年掃尾。
  但是,「責任制」、「包產到戶」的發展並不是就這樣銷聲匿跡了。它作為一種具有強大的、自發的生命力的生產方式,適應了當時農村的生產力發展的狀況,而且已經享受到實行「包產到戶」所帶來的利益的農民,是不會輕易放棄這種能給他們帶來切身利益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因此,安徽省委在糾正「責任制」、「包產到戶」的過程中,有相當大的阻力。
  同時,中央領導人也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實際上從當時國民經濟調整所面臨的根本任務農業增產出發,實行「責任制」、「包產到戶」倒不失為一種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糧食生產、解決糧食緊張問題以及帶動其他方面迅速恢復和發展的有效措施。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毛澤東外出,同時派出了秘書田家英到湖南農村調查,以找到盡快恢復農業生產的出路。毛澤東給田家英指定了四個調查點:湘潭的韶山(毛澤東的家鄉)、湘鄉的唐家坨(毛澤東的外祖家)、寧鄉縣炭子沖(劉少奇的家鄉)、長沙的天華大隊(劉少奇曾在此蹲點調查)。
  毛澤東囑咐田家英:要向劉少奇報告一下,問少奇有什麼指示,他那裡有什麼人要參加調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當時正忙於確定國民經濟調整的大盤子,忙於統一黨內高級領導幹部對困難形勢的認識,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沒有顧得上仔細考慮這個問題。
  劉少奇對田家英說: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氣還很冷,調查組去時要準備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給調查組人員穿。
  田家英組織了一個17人的調查組,兵分3路,去韶山大隊、大坪大隊(即唐家坨)、炭子沖大隊,沒有去天華大隊。
  1962年3月22日,在武漢東湖賓館,毛澤東接見了調查組人員。
  毛澤東先是一個一個問名字,接著講了一些當時流傳的政治笑話,談笑風生中,向調查組提出了幾點希望:一要同當地幹部結合;二不要亂指揮;三是頭腦裡不要帶東西,只帶一件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四是要作歷史的調查;五是看到壞人壞事不要亂說,好的可以說;六要參加輕微的勞動。
  有了去年在浙江調查的成功成果,毛澤東對這次調查寄予厚望。他相信:田家英領導的這次調查同在浙江調查一樣,會給他所關注的農業生產問題,帶來很大的幫助。
  調查情況出乎田家英的預料,也出乎調查組人員的預料,更出乎毛澤東的預料。
  1962年3月底,調查組全部抵達農村。當時參加調查組的逄先知回憶說:
  這裡自從實行「六十條」,取消了食堂、供給制,後來又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社員的積極性明顯提高,生產、生活都有了轉機。但是我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炭子沖好一些,據說這是因為劉少奇1961年回家鄉調查時曾批評過包產到戶。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都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歷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同志辯論到深夜。
  田家英心裡很矛盾: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復農業生產有利;另一方面,這個問題事關重大,不能輕舉妄動,特別在韶山地區更要謹慎從事,否則勢必影響全省、全國。
  田家英不便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但私下裡多次對逄先知說: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
  帶著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調查報告寄給了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
  陳雲同劉少奇的反應是一致的。陳雲讀了田家英的匯報後,非常稱讚,說:「觀點鮮明」。
  但是,毛澤東同劉少奇、陳雲的反應迥然相異。
  當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反應很冷漠,沒有看,只聽了田家英的口頭匯報。
  毛澤東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這是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問題的又一次明確表態。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後,立即去劉少奇那裡匯報。
  劉少奇說: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
  逄先知回憶說:
  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打斷了。劉說:「現在情況已經明瞭了」,接著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且詳細講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田問:「少奇同志,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說:「可以。」劉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見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他為慎重起見,並且希望能夠真正聽到「秀才」們的真實意見,囑咐田不要說是他的意見。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準備起草一個文件:《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主張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干,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當田家英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話不多,卻很乾脆:「贊成。」
  與此同時,其他中央領導人也在對包產到戶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致函鄧子恢等人說:安徽群眾「特別強烈要求的」,是「『責任田』3年不變,人大代表李有安(勞動模範)甚至代表群眾說話,提出3年又3年不變」。
  6月16日,李富春途經安徽一些地方,看到農民生活好了,沒有浮腫病和逃荒要飯的了。他與農民談話時,農民都說:「實行包產到戶好,積極性比過去高了」,「現在自己種自己收,多種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匯報了這些情況。29日,他又給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寫信說:農業問題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為進」。
  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匯報工作,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干,是方向性錯誤。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見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來。」
  而對「包產到戶」、「責任制」最為支持,也最力主、力陳己見的,是鄧子恢。安徽省委自七千人大會後,就開始強行糾正「責任田」,並要求在1963年全部改完。同時,廣西也很贊成「包產到戶」,也受到反對意見的強烈批評是:「鬧單干」。
  4月初,安徽省宿縣符離區委書記給鄧子恢寫信,反映了群眾的意見,認為「責任田」保持「五統一」,就是堅持了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原則,方向是正確的。這引起了他的注意,接著就派出了工作組去安徽調查。6月中旬和7月18日,工作組給他發來了一些材料:《當塗縣責任田的情況調查》、《宿縣王樓公社王樓大隊實行責任田的情況》、《宿縣城關區劉合大隊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情況調查》,都肯定了「責任田」,認為「責任田」是「在集體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上找出了一條出路」,群眾說:「越干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不要再變」。
  5月9日,鄧子恢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農村問題發言說: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就讓他們搞。自留地、飼料地、自由市場等也可以適當放開或擴大。
  鄧子恢說:
  我認為,當前在一定範圍之內,擴大小自由沒有危險。過去我們對自發資本主義的危險,我看也有點太誇大了。因此,可以適當擴大小自由。
  我認為,適當擴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飼料地、借地、借冬閒田等,總不要超過總耕地的20%。主要的生產關係還是集體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變資本主義呀?幹部是我們的,國家主要的經濟是我們的,就發展資本主義呀?把資本主義看得太厲害了。
  在這次會議上,鄧子恢提出的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深入的展開討論。劉少奇及其他主要領導人也沒有明確表示態度。
  5月24日,鄧子恢給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信:《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主張給農民多一點「小自由、小私有」,強調建立生產責任制是今後搞好集體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的重要環節。
  5月底到7月中旬,鄧子恢又應邀在軍委總後勤部、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黨校等單位作了報告,分析了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產量連年下降,農村元氣大傷的原因是:所有制變動太大,分配上搞平均主義、瞎指揮、經營管理沒有上軌道、幹部中存在特殊化作風、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等。要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必須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要搞聯產計酬的包產到戶。他針對一些批評說:不能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干,因為「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不是個體經濟」。
  7月2日,安徽宿縣符離區黨委再次給鄧子恢並中共中央寄來材料:《關於「責任田」問題的匯報》,列舉了七條理由證明「責任田」方向是對的,列舉了十個變化說明它確實好。
  鄧子恢坐不住了,眼看著這種農民自發的生產經營方式得不到承認,還不能合法化,鄧子恢著急了:要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把安徽寄來的材料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調查材料給他們看。有人勸他:可以暫時緩一緩,等中央尤其是主席的態度明朗後再說。
  鄧子恢斬釘截鐵地說: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共產黨員時時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丟「烏紗帽」。
  陳雲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認為這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的辦法,就打算向毛澤東進言。7月初,陳雲回京後同劉少奇、鄧小平等幾位常委交換了意見,看法基本上一致。
  劉少奇說:工業上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可以在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
  同時,田家英回京後,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開始起草一個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的文件。
  7月6日,陳雲給毛澤東寫信說:「對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當毛澤東還在邯鄲時,田家英就下決心以秘書的身份向毛澤東進言,打長途電話要求面陳。回答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
  儘管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人都對「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問題有過明確的態度,但是,最終還要看毛澤東的態度。
  而比較集中的就是在毛澤東剛剛從邯鄲回京的幾天:陳雲、鄧子恢、田家英接二連三地向他匯報,幾乎都是同一個問題:贊成包產到戶。這使毛澤東非常生氣,也感到事態的嚴重性。
  7月初,毛澤東從邯鄲回到北京。當天晚上,就約見了陳雲。陳雲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經濟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並存的問題,現在在農村實行分田到戶,這個辦法實質上就是包產到戶。當前要注意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克服困難。當時毛澤東並未表態。第二天,有人說:毛主席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干」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這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陳雲聞聽後,緘默不語。北戴河會議初期,陳雲就寫信給鄧小平並毛澤東,說是身體狀況不好,要求請假。陳雲就沒有參加後來大批特批「單干風」的北戴河會議。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了田家英。田家英系統地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可能達到40%,另外的60%是集體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與劉少奇在田家英匯報時性急地打斷他的匯報,滔滔不絕、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完全不同。
  田家英匯報快要結束時,毛澤東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這一來,一下子把田家英給問住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提問,田家英毫無準備。
  毛澤東又問:「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馬上回答:「是我個人的意見。」
  毛澤東沒有發表任何的明確意見,不過這種態度已經非常明顯,沒有說出來而已。
  田家英從游泳池回到辦公室,心情很沉重,對其他人說:「主席真厲害。」
  就在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前後,鄧子恢在許多地方作了報告,也去向剛剛回京的毛澤東匯報。當然,鄧子恢可能事先並不知道毛澤東對陳雲、田家英的匯報沒有表示出明確的態度,實際上就是不贊成甚至批評的態度。
  7月17日,鄧子恢應邀去毛澤東那裡匯報工作,向毛澤東談了他5月上旬向毛澤東報告的《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意見》的內容,並就剛剛收到的宿縣符離區黨委的《關於「責任田」匯報》的內容,陳述了自己對「責任田」、「包產到戶」的意見:「責任田」能夠做到「五統一」,不是單干;「責任田」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適應廣大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和要求,也是廣大農民的需要,有強大的生命力,農民不願改變。
  毛澤東仍然一言不發,只是聽。等鄧子恢起身要走時,毛澤東淡淡地說:把你給我的報告和符離區黨委的匯報送來,我要看看。
  後來,毛澤東批評鄧子恢說:「他那個講話一訓,訓了我3個鐘頭,水潑不進,話說不出啊!」
  當年11月,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毛澤東給了這個機構一個評價:「10年中沒幹一件好事。」
  接二連三的「包產到戶」、「責任制」的匯報,使毛澤東不得不對形勢和情況作出新的判斷:該到反擊「單干風」的時候了。
  就在田家英匯報後,毛澤東在一次小型會議上批評他回到北京後不修改《農業六十條》,卻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對劉少奇這一時期主持中央一線工作,毛澤東也表露了不滿。毛澤東指責劉少奇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
  毛澤東的態度已經非常明朗。
  薄一波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1962年7月上旬,毛主席從邯鄲回來,主意已定,對鄧子恢、田家英同志主張「包產到戶」(他認為這就是「單干」)十分反感,對少奇、陳雲、小平同志沒有抵制甚至贊同也不滿意。9、10、11連續三天下午他分別把河南的劉建勳、耿其昌同志,山東的譚啟龍同志,江西的劉俊秀同志召來北京商談農村工作問題。針對各地出現「包產到戶」,他提議以黨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改由陳伯達主持,不讓田家英同志參與其事。毛主席後來在北戴河會議上說:為什麼搞這麼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單干的風,越到上層就越大。毛主席態度明確以後,大家不能不跟著轉變態度。
  劉少奇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態度,轉變得並不徹底,劉少奇非常謹慎地對「包產到戶」問題存疑、「研究」。
  7月18日,劉少奇在一個會議上講話,參加會議的主要是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到主要產糧區的100多名司局長以上幹部。
  針對集體經濟,劉少奇說:要鞏固,要發展農業生產。
  當然,劉少奇也批評了「包產到戶」的做法:
  現在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不夠鞏固,相當多的集體經濟不鞏固,發生動搖,許多地方的農民,甚而至於幹部,要求單干,要求分田到戶,或者包產到戶。集體經濟不鞏固的原因有多種,有集體經濟內部的原因,有集體經濟外部的原因,有天災的原因,有過去的五風使農業生產受到很大的破壞的原因,有國家徵購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太多的原因。……現在已經有的地方散了,單干了,或者包產到戶了,大概每一個地方都有,數量不算很多,有一部分,全國大概已經有20%以上採取各種形式散了,包產到戶了。有一些現在還沒有散,但是要散。
  這是劉少奇的批評,但他也有個存疑,有個尾巴:怎樣鞏固集體經濟?一是要調整集體內部的關係;二是要實行按勞分配,就是要實行責任制。
  把必須實行責任制同鞏固集體經濟聯繫起來,這一點,可以說表明了劉少奇對實行責任制以轉變困難形勢抱有堅定的信心。
  因此,即使毛澤東的態度已經明確,但是,要說劉少奇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是不對的。他留下了一個餘地。
  但是,這個「尾巴」到底也被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打掉了。
  對「包產到戶」、「責任制」的批評和批判,實際上引發了毛澤東認為要出「修正主義」的看法,也促使毛澤東作出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論斷。
  八月的北戴河,涼風習習,確是一個避暑的好去處。本來在國民經濟調整順利進行,國民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應該是一個氣氛輕鬆、繼續勵精圖治的會議。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農業、商業及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
  此前,毛澤東要陳伯達主持起草一個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2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陳伯達主持召開了一次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起草委員會會議,座談該決定。會上對包產到戶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柯慶施說:現在看,單幹不行,這個方向必須批判。
  劉瀾濤介紹了西北局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展開爭論的情況。陶鑄、王任重也曾經到廣西龍勝縣座談過包產到戶的問題。陶鑄、王任重召開的座談會記錄,在北戴河會議上,被毛澤東批發給與會者看,並加批語說:「這個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北戴河會議的初期,與會者按照劉少奇等人審閱過的通知的內容進行了討論,集中的問題是「包產到戶」等農業問題。
  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澤東說: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的說20%,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講,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還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有單干之風,越到上層越大。鬧單幹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餘,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長期存在的,包產到戶,鬧單干,就是搞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所主持的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作出了「黑暗風」的評價和結論。
  毛澤東說:我周遊了全國,從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
  毛澤東說:究竟這二年如何?有什麼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有搞好,有許多還是搞好了。有人說農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這個說法對不對?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兩種看法哪種對?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
  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說: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1960年下半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單干、集體兩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我在周遊「列國」時,在光明、黑暗的問題上只是露了一點,提了個題目。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就不合法了。這次會議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
  毛澤東說: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干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
  顯然,在國民經濟調整問題上,毛澤東與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領導人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同意調整,但有一個前提:必須首先肯定1958年以來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不容許有任何的觸動,因此對形勢的估計、對困難的認識,必須與此相適應。而劉少奇主持的西樓會議、五月會議都對此作了相當多的觸動,並對總路線、「三面紅旗」等問題有所存疑。
  這在毛澤東看來,是動搖。
  因此,引起了毛澤東對國內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小組是全民的,不是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的。像我們的國家是否也適應?
  毛澤東說:只要有階級,階級鬥爭,一萬年也要搞,哪有有階級不進行階級鬥爭的?
  還有,廬山會議的問題,一直是一個禁區:彭德懷問題已經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一度為過去曾經批錯了的黨內外人士平反,而且劉少奇主張不能一個一個甄別,要「一風吹」,但是彭德懷的問題卻一直壓著。
  劉少奇雖然多次提出廬山會議的問題,但在彭德懷問題上,他也不可能大踏步地跨越「雷區」,不敢為彭德懷平反問題說話,而是盡可能地淡化。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對此作了兩方面的分析:一是彭德懷「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問題,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錯誤」;二是「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
  彭德懷對劉少奇的後半句話,感覺到莫大的冤枉,於6月16日給中央寫信辯護,稱之為「八萬言書」。8月22日,他又給黨中央寫了一封短信,鳴冤訴屈,「我帶著苦悶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請求對我所犯的錯誤,進行全面的審查,作出正確的處理」。
  對此,毛澤東說:19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我們只堅決反對背後搗鬼的,不怕搞陽謀的。
  這就成為另一個重要的議題:「翻案風」。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存在著出現「修正主義」的傾向。
  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一定會出馬列主義。按辯證法,事物總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
  毛澤東講這些話,表明了對劉少奇這一時期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十分不滿:一是在對形勢的估計上,劉少奇是第一個也是最堅決的要對困難要估計夠甚至估計過分了都不要緊的人,而且他作為中央第一副主席,其影響是很大的;二是在農業生產問題上,劉少奇先後多次表明了自己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等能夠對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作用的經營方式的態度,就是毛澤東所批評的「沒有頂住」;三是對黨內一系列的所謂嚴重的「翻案」、「修正主義」等傾向注意不夠,甚至是「麻木不仁」。
  劉少奇不得不對此進行了自我批評。
  11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議上作了檢討,承認五月會議對形勢和困難的「估計過分了」。
  但是,劉少奇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還要考慮到國民經濟調整這個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非常擔心毛澤東的講話會衝擊正在進行的國民經濟調整。
  劉少奇雖然同意毛澤東的分析,但劉少奇也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以至於影響到他對「四清運動」的性質上同毛澤東產生了迥然不同的論斷。
  眼下,面對毛澤東的批評,劉少奇作了檢討;然而,面對毛澤東對形勢、對情況的估計和分析,劉少奇該怎麼辦?
  不可能當面抵制,也不可能背後牴觸,反對是不可能的。怎麼辦?只能任由毛澤東的論斷也存在,但是又不要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調整。
  夾縫中求生存:國民經濟調整與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並行不悖嗎?
  劉少奇不得不作出一個選擇: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有保留地同毛澤東保持一致,在國民經濟調整問題上則不遺餘力地繼續堅持下去。
  8月20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議上提出一個當時只能由他提出的建議:
  這次會議如何傳達?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一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聯繫很廣,傳達時要聯繫到對幹部的教育問題,講好了,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這是個複雜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階級鬥爭一聯繫,什麼問題都聯繫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產責任制、包工包產等等。現在實際上是研究的問題,容易劃分不清,把什麼都聯繫到階級來分析。究竟怎樣傳達,應該規定個範圍。
  究竟怎樣傳達?是傳達廣一些好,還是傳達窄一些好?傳達廣一些,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容易聯繫到反右。應該規定個傳達範圍。
  毛澤東說:「是應該定一個範圍。要搞一個決定。」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一提議表示贊同。
  進入1962年秋季,北戴河有些涼風。沒想到這股風一直吹到了北京,吹到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幾乎全部是帶全局性的、戰略性的論斷,如果不正確對待,可能在實際上使正在進行的國民經濟調整發生轉向,也可能使整個國家的工作重心發生變化。為了就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北戴河會議決定接下來就在北京召開中央全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會議第一天,毛澤東再次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及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指出: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毛澤東在會上還繼續批判所謂「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
  毛澤東說:近來有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方針應當是:真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了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搞對了的,不能平反。
  沒有搞錯?難道是彭德懷問題沒有搞錯嗎?毛澤東沒有明確說明,但顯然他認為是對的。
  就在毛澤東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毛澤東接著就念了這個條子,並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當天,康生提議,被列為審查對象的彭德懷等5人不必要再出席全會,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9月27日,中央全會正式通過組成對彭德懷的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進行審查。
  毛澤東說:我們除了在國際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國內也還有人民群眾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它做右傾機會主義,現在看,恐怕以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
  從後來發展的情況來看,實際上,毛澤東這裡所說的修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衝著1962年上半年的「三風」也就是黨內分歧說的。
  9月25日,董必武在發言中說到了「單干風」。
  毛澤東插話說:鄧子恢同志曾當面和我談過保存責任田,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麼談話,是受他的訓。鄧子恢同志還跟別的同志談了沒有?
  劉少奇、周恩來馬上回答,並作了解釋。
  毛澤東說:建議可以,但不能採納。
  當然,這句話的背後含意是很明顯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沒有對「單干風」進行抵制,反而予以支持。沒有抵制就是錯誤的,不能容忍的,更何況支持呢?
  毛澤東說: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鄧子恢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
  26日,劉少奇在會上發言。他再一次說:自己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太嚴重,承認「今年5月對困難估計得多了一些」。對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表示完全贊同。
  劉少奇說:
  1959年到1960年所遇到的困難是革命勝利後頭一次考驗我們。我們在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克服困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第二種是被困難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往後倒退;第三種是利用我們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企圖推翻黨的馬列主義的領導。第一種態度是正確的,而第二種、第三種態度是錯誤的和反動的。我們要堅持第一種態度,反對第二、第三種態度。現在,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形勢已有好轉,我們更應該堅定。但是,在宣傳上還要說有困難,要繼續克服。
  但是,對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和階級的問題,劉少奇再一次鄭重提出:對全黨幹部進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劃個範圍,「會議精神的傳達應該有個範圍,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麼都聯繫到階級鬥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用少數人對付就夠了,全黨不要捲入這個鬥爭中,受它干擾,妨礙工作。」
  劉少奇在兩次不太正常的會議上,兩次鄭重提出這個問題,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果敢的魄力。
  劉少奇堅持了自己的意見:留有餘地。
  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要求全黨「絕不可以因為階級鬥爭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要因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不要讓階級鬥爭妨礙了我們的工作。」
  八屆十中全會最後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祇傳達到行政17級以上幹部,不向下級傳達,不在全黨展開討論。
  但是,毛澤東接受劉少奇的這一建議是有條件的:經濟工作不能放鬆,階級鬥爭也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這次會議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先的佈置繼續進行,國民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但同時在政治上大力強調階級鬥爭,一步步升級,出現進一步擴大化的趨勢。
  於是,如同廬山會議一樣,七千人大會後開始的一系列調整工作,實際上也是針對幾年來的「左」的錯誤進行糾正的工作,被迫降低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止了。
  以七千人大會為標誌的再一次糾「左」,也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作出了十分的努力之後,被迫中斷了。其程度不同的惡果,也就很快到來了:廬山會議後出現的是大反右傾,出現的是國民經濟陷入困難時期,與後來的浩劫相比,這還僅僅是一次小的挫折,而且這一次挫折還有部分的自然因素;自北戴河會議與八屆十中全會後,出現的就不是反右傾了,而是階級鬥爭的擴大化,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之爭,是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一次浩劫,卻是實實在在的人為因素。
  在劉少奇看來,八屆十中全會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他的工作重點自然而然地分為兩個:一是國民經濟調整,二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劉少奇頂著很大的壓力,繼續主持在他力爭下才得以倖免的調整工作。儘管越來越舉步維艱,但劉少奇沒有絲毫退縮的跡象。自1962年10月15日開始,至11月27日,劉少奇一共主持召開了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會,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調整工作進行調查。劉少奇要求各個部門都要繼續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在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不要松勁,「國民經濟開始好轉,但是還要緊張工作。」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劉少奇逐步開始了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進一步的發展經濟、改革探索的階段,開始在各個場合闡述自己的這一系列改革的主張。
  儘管有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使整個國家出現了「兩張皮」的現象:一是經濟調整繼續進行,一是階級鬥爭問題不斷被擴大化。但是,1962年的國民經濟狀況,到下半年開始有所好轉: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基本建設投資減至67億元;鋼為667萬噸;煤為2.19億噸。同時由於大規模的關停並轉,工業結構趨於合理,農業戰線得到了加強。農村勞動力從1.7019億人增加到2.1278億人,糧食、棉花、生豬收購價格提高了10%—20%以上,幾年內共向農民退還平調款20多億元,這都使農業市場迅速恢復和發展,當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200億斤,比1961年增加250億斤。財政狀況也有所好轉:以前多發行的60多億元貨幣很快回籠,1962年財政結餘8.3億元,這是自1958年以來,國家財政第一次由赤字轉為盈餘。
  在國民經濟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劉少奇仍然保持了冷靜的頭腦:要抓緊,要繼續努力工作,不要再來一次調整。
  雖然「四清」運動已經開始,但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堅持下,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改革與發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工作會議,討論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農業、工業等方面的發展問題。會議決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時間,繼續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作為今後發展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的調整工作,從恢復時期逐步走向了一個發展時期,調整重點也發生變化:從大規模縮減、大幅度後退轉向加強薄弱部門和薄弱環節,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同時開始了一系列的國民經濟改革的試點。
  這次會議,劉少奇沒有參加完,就出訪朝鮮了。在朝鮮,他同金日成會談時,談到了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
  劉少奇說:「經濟工作方面的經驗,就是基本建設搞得太多了,對人民生活、農業、輕工業注意得不夠。搞基本建設過多,就是搞工廠,搞擴大再生產過多。很多人只注意擴大再生產,忽視簡單再生產。」
  劉少奇不能不為中國這樣一個向來以人口眾多而自豪、以人口眾多作為經濟建設的動力的觀點擔憂:「我們有六億人口,很快就有七億,對我們的壓力很大,以後要認真搞計劃生育。」
  回國後,劉少奇馬上就找來薄一波,要他匯報工業生產情況。
  劉少奇繼續對基本建設投資仍然沒有消除的上馬現象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這是一個幾代人都要記取的教訓。
  10月23日,劉少奇繼續聽取薄一波匯報,提出要勤儉建國。對現有的工業管理體制,劉少奇對薄一波說:經濟區不能完全和行政區一致。經濟要全國統一,通行無阻。成立汽車、拖拉機廠不如組織汽車、拖拉機總公司,飛機、造船都可以成立總公司。托拉斯是全國性的,全國設總公司,分公司負責幾個省,它的任務由總公司分配,不由總公司管。
  據薄一波回憶,這是劉少奇再一次談起托拉斯的問題。
  實際上,早在1960年3月之前,劉少奇就提出過成立托拉斯的問題。
  1960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北京傳達不久前的天津中央工作會議時說:要隨著生產建設的需要,不斷地改進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央考慮3年規劃時,議過托拉斯的問題,需要在這方面提起大家的注意。過去少奇同志曾多次講過,淮南的煤,馬鞍山的鐵,可以布點搞兩個鋼鐵基地。過去,一個由煤炭部管,一個由冶金部管,不能很好協作。要解決這個矛盾,把這個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下。
  看來,劉少奇主張搞托拉斯,不是一次兩次,而是多次。而國民經濟調整,又給了他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在國民經濟出現好轉的情況下,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決定對工業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逐步減少行政管理辦法,增加經濟管理辦法,在工業、交通等部門組織專業公司。
  這就是劉少奇所說的: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
  10月24日,劉少奇再次找薄一波繼續匯報工作。在這次匯報中,劉少奇明確了自己的態度:
  體制問題要好好研究。
  管企業的組織要更接近企業,接近群眾。我們現在的辦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廳、局都干預經濟,這是超經濟的辦法,不是資本主義的辦法,是封建主義的辦法。
  要組織國內的統一市場,就要組織統一的生產。重要的工廠、交通要統一管。由行政機關管,不如由公司管。資本家管工廠是管得好的,他們的壟斷公司內部很有組織。我們的管理方式應該比他們進步,應該做到更節省、更進步、更講經濟核算、成本更低。不能比他們更壞、更差,成本更高、矛盾更多,比他們還落後。當然,這樣做變動很大,但是有基礎。要全國統一,不受地方的干擾。地方政府只搞監督,可以抽附加稅,搞市政建設。這個問題,已有資產階級成功的經驗,還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們自己的經驗。
  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特別是搞壟斷企業的經驗要學習。蘇聯好的經驗也要學。托拉斯、辛迪加、國家資本主義等等,列寧不是早就講過了嗎?考慮一下,如何管理好企業,無非是有組織、有計劃和減少官僚主義。
  中央成立部,各省成立廳,都是行政機構,管理企業,恐怕不合適。企業要搞經濟核算。組織專業公司管企業,可能比行政機構管得好一些。
  組織全國的專業總公司,可以試試看。……各部的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組織,而是企業組織,這樣,可以進一步接近生產,接近企業,變成業務機構。
  劉少奇還提出,像一機部,可以組織幾個總公司,成立汽車總公司比成立汽車局要好,鋼鐵也可以成立公司,有些礦也可以考慮成立採礦公司,還可以成立有色金屬總公司、航運總公司等等。這樣,就分清楚了,「將來各種公司成立後,物資局只管仲裁、調劑、儲備。」
  兩個月後,劉少奇再一次提出了試辦托拉斯的問題,批評了原有的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
  劉少奇說:要考慮到中國是一個大國,將來工廠會越來越多,怎樣管理才能對國家有利?首先要撇開個人主義、地方主義、行業主義,要放在「分配製度、財政制度」中研究。體制方面,也要改革,「我們過去都是行政機關管工廠,用行政辦法管理企業。過去蘇聯也是這樣搞的,證明不行。統統改成公司,無非是幾十個,百把個公司」,這樣,「部就輕鬆了、搞平衡、檢查、監督,幫助公司搞好工作。廳、局也去搞這些事,不直接插手管工廠。」
  劉少奇說:「要撇開『利潤分成』、『產品分成』和『誰說了算』、『誰大誰小』來考慮問題。這不是大公無私,有點私哩!」
  劉少奇說:搞大公司,辦托拉斯,「這個問題,好好討論一下,醞釀醞釀。能試驗更好,大概必須試驗。石油部就可以當作公司搞,不要搞石油廳了。」
  說到這裡,劉少奇按捺不住,有些激動:
  總而言之,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現在蘇聯沒有解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解決,我們也沒有解決,將來勢必要解決。現在一討論,就是「條條」、「塊塊」。
  黨委和政府超脫一點,不好嗎?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問題我們來裁判,不要做當事人,不好嗎?有的廳局長、工業書記、商業書記、煤炭書記都滾到裡面去了,不看全局。自己不滾進去,不是聰明的辦法嗎?超脫一點,就有全局觀點了。黨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樣管的問題。管計劃、平衡、仲裁、監督、思想政治工作。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
  不久,薄一波就向毛澤東匯報了這方面的情況。毛澤東也很贊成劉少奇的主張。1964年1月7日,毛澤東說:「目前這種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好,要改。比如說,企業裡用了那麼多人,幹什麼!……用那麼多的人,就是不按經濟法則辦事。」
  劉少奇、毛澤東先後表態,國家經委就開始了試辦托拉斯的試驗工作。
  自1964年第三季度開始,這些具有托拉斯性質的行業公司陸續試辦。
  劉少奇說:托拉斯辦起來了,上面部的工作就少了。企業讓托拉斯去管,部只管做計劃,進行監督、檢查,做群眾工作。石油部和煤炭部可以改為公司,各廳、局一律取消,叫分公司,改兩個部做試驗。
  這可以說是一次偉大的試驗,並終於在20餘年後大規模付諸實施。那就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了。
  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國家經委黨組召開了一次托拉斯試辦改組座談會。6月1日,劉少奇聽取了試辦工作匯報。
  劉少奇說:「要不要辦托拉斯,在認識上是否一致?聽說總的是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不同意見好嘛!」我們是社會主義經濟,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經濟,「要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技術,適合人民的需要。」
  劉少奇說:
  社會主義應當比資本主義組織得更好。如何組織?工業七十條只是管一個企業內部的。而一個行業,整個國民經濟,都要有組織、有計劃。當然也不能太絕對,還有一些集體的、個體的經濟。
  辦托拉斯就是要組織起來。不只是一個企業要組織起來,一個行業要組織起來,整個國民經濟都要組織起來。你們考慮一下,一個市,一個省,全國,這麼多工廠,怎麼很好地組織起來?要算總賬。試辦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決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些,更有組織些。
  辦托拉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但都沒有完整的經驗,要我們自己創造。托拉斯不是只辦12個,我們要把眼光放大一點,全面看問題。
  這次座談會作出了一個決定:把1965年工作的重點繼續放在辦好現有的托拉斯上,暫不擴大全國性托拉斯的試點範圍;少數條件比較成熟的行業和地方,可再試辦若干區域的或地方的托拉斯。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轟然而起,試辦托拉斯不僅僅被迫中斷,而且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批判。
  試辦「托拉斯」,可以說是劉少奇在經濟工作問題上的一次對原有的經濟管理體制的突破,也為後來的「政企分開」打開了一條道路。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對國務院的諸多部門進行合併,使許多政府管理部門向企業轉化,這不能不說是一次非常明智的選擇。
  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在劉少奇主持下,自1963年開始明顯好轉,到1965年基本上完成了這一工作。
  讓我們來看一看劉少奇所主持的國民經濟調整的巨大成就吧。
  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2235億元,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為1984億元,比1957年的1241億元增長59.9%;糧食總產量為3891億斤,接近1957年3900億斤的水平;鋼產量為1223萬噸,比1957年的535萬噸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農業和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與調整前的196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從21.8%上升到37.3%;輕工業由26.1%上升到32.3%,重工業則由52%下降為30.4%。在農輕重的比例關係上基本上恢復正常。
  從這些數字看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1964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莊嚴宣告:
  現在,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這恐怕不僅僅是對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總結,更是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更不能忘記人為因素、「左」的錯誤造成的困難與切膚之痛的教訓。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實質(1)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實質是「四清」、「四不清」的問題;毛澤東反駁說:「什麼『四清』、『四不清』?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性質!」劉少奇不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
  毛澤東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對國內階級鬥爭的論斷,極大地影響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黨內其他領導人。劉少奇盡可能地同毛澤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開始「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調整工作繼續,而另一條戰線:階級鬥爭,也很快提上了日程。劉少奇不得不拿出許多精力主持在農村、城市普遍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繼續進行,毛澤東強調的階級鬥爭問題雖然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卻並沒有引起全黨的充分注意,大部分黨內領導人的主要精力還是在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上。因此,毛澤東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主要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和城市裡開展「五反」鬥爭的問題。
  1962年11月12日,劉少奇同參加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中組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著重談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
  劉少奇說: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幹部問題。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幹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幹部,選擇幹部,鑒定幹部,保證幹部隊伍的純潔。幹部當中,特別是高級幹部、中級幹部當中有不好的,有壞人、蛻化變質的。黨外很多人擔心:共產黨沒有當權是好的,當了權是不是會腐化?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我們不注意,不留心,黨也可以變質。對貪污、腐化、墮落的幹部,要大張旗鼓地處理,要通報全黨,進行教育。對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
  可以說,劉少奇對加強執政黨建設一直非常重視,對即將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但一開始從未同階級鬥爭方面相聯繫。
  但是,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對階級鬥爭作了一番擴大化的論述後,對黨內會出「修正主義」作了肯定的回答後,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
  劉少奇也開始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了: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階級鬥爭相聯繫。
  1963年2月6日至9日,劉少奇主持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主要討論大中城市集市貿易、糧食、勞動工資、增產節約和在城市開展「五反」(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問題,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作準備。
  7日,當彭真匯報時,劉少奇插話說:「估計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我們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9日,劉少奇在會議結束時說:
  要把這個運動看作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這次不會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廣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這一次不是抓原來的資產階級,是搞新生的資產階級,是搞共產黨和國家幹部中間的資產階級,是搞勞動人民中間出來的一部分人。這些人危害性更大,反起來更難,而且人數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劉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會議。
  12日,彭真作了關於開展「五反」運動的報告。
  接著,劉少奇講話說:
  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這個階級鬥爭的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分散主義。
  我們已經消滅過資產階級,現在又有新的資產階級。對於新的資產階級和對於老的資產階級的態度不一樣。老的資產階級、原來的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採取贖買政策,還要他當政協委員。這些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他們比老的資產階級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本錢比較大,有店舖,有工廠,有生產資料,而這些新的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在國家和人民困難的時候剝削來的,是破壞性的。
  因此,要把「五反」運動看作是一個消滅新起來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鬥爭,看作是又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
  劉少奇在會議上說:「總是口裡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
  當時,由於中蘇兩黨的論爭越來越激烈,促使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判斷更深了一步:黨內「修正主義」正在加緊準備「復辟」資本主義,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越來越嚴重。
  這就使階級鬥爭、黨內「修正主義」聯繫起來了。
  25日,劉少奇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論述了現代修正主義的發展過程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狀況、鬥爭的性質、鬥爭的前途和方針等問題。
  劉少奇認為,要把正確地貫徹民主集中制,反對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在人民中進行階級教育等作為防修反修的主要內容來抓:
  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
  在劉少奇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是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
  劉少奇的這個報告,於4月2日作為黨內文件下發。
  會後,城市中的「五反」運動試點工作開始。
  會議期間,毛澤東向與會者推薦了兩個報告:一個是湖南省在農村開展以抓階級鬥爭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個是河北省在農村中開展整風整社運動的經驗。
  顯然,毛澤東意在督促各地注意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28日,毛澤東在會上強調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這次會議後不久,劉少奇出訪東南亞。在這期間,從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準備一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文件。
  毛澤東說,這個文件的「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樣一套」。
  5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後來的《前十條》。
  繼城市中的「五反」運動之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
  對這次運動,毛澤東說:「這次是一次大考哩!」
  但是,運動試點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打人現象層出不窮,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
  9月,針對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教訓,起草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紀要),即《後十條》。會議後半段,劉少奇出訪朝鮮,沒有參加。
  10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印發和宣傳「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草案)」的通知》,要求將這個文件向農村全體黨員和全體農民宣讀,同時要向城市的一切人讀。
  10月31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後十條》草案。
  劉少奇提議,將文件的名稱改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會議同意劉少奇的這一提議。
  11月3日,劉少奇抵達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小型會議。
  在杭州,劉少奇同毛澤東就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方法問題交換了意見,決定要採取兩種方法:擴大宣傳規模,改變過去只准《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文章的做法,省級和中央一級報刊都可以組織文章,但要經中宣部、各大區批准;擴大傳達範圍,由過去只傳達到黨內17級以上幹部逐步擴大到全體人民。
  這是一個重大的改動:實際上劉少奇基本上已經放棄了他曾經力主的階級鬥爭不要擴大化,要在小範圍傳達的主張。
  這表明,劉少奇在思想上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毛澤東保持了一致。
  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後十條》,隨即由毛澤東簽發全黨。
  《後十條》重申了要團結兩個95%,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是團結95%以上群眾的前提條件,對幹部要一分為二,對犯錯誤的幹部要以教育為主,區別階級敵人同被敵人利用的落後群眾,「四清」運動必須同生產結合,不能耽誤生產。
  但是,《後十條》基本上沿襲了《前十條》,有5個要點即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四清」、幹部參加集體勞動,「在這5個問題中間,階級鬥爭是最基本的」,「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前十條》和《後十條》「要使全國人民家喻戶曉,做一次偉大的宣傳運動」。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運動前一階段的亂打亂鬥現象,但《後十條》與《前十條》一樣,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基本上保持不變,實際上再一次強調了「以階級鬥爭為綱」。
  在《前十條》、《後十條》兩個文件的指導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1963年冬轟轟烈烈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鋪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機關,紛紛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隊下鄉,指導農村的「四清」,並調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旨在防止修正主義的運動。他先後派出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下鄉參加「四清」工作隊。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夫人,也作為劉少奇辦公室的秘書,第一批下鄉。
  1963年11月,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身份參加中共河北省委工作隊,下鄉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擔任大隊工作組副組長。劉少奇還派出其他幾個秘書,甚至連自己剛剛參加工作的兒子劉允若也陸續下鄉參加了「四清」工作隊。
  1964年春節,王光美回家過年。劉少奇向她詳細瞭解了農村「四清」的情況,談了自己的看法。
  王光美說:群眾反映一些犯嚴重「四不清」的幹部同公社、縣和地區的某些幹部有牽連,在上面有「根子」。
  劉少奇說:
  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裡?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是下面的根子,群眾還提出有上面的根子,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邊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好作風的影響。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面大體都有根子。下面的幹部給上面幹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互相勾結,上面就有人保護他了。很多事實表明,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如果沒有上面幹部的保護,就不敢犯那麼嚴重的錯誤。
  對這種情況,劉少奇說:「可以提挖上面的根子,這是群眾提出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要好好想一想。在什麼時候提,什麼時候往這方面引導,要看情況。現在就要搜集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同上面聯繫的材料。」
  劉少奇之所以提出要「挖根子」,實際上與他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性質的判斷有關。他認為是「四清」、「四不清」的性質,而不是毛澤東所說的是階級鬥爭、敵我矛盾的性質。
  王光美回河北後,向中共河北省委傳達了劉少奇談話的內容。後來在5月中央工作會議時,劉少奇將這次談話的要點送毛澤東審閱。
  王光美到下面蹲點搞「四清」,掌握的情況毛澤東也很注意聽。
  王光美後來回憶說:
  我參加「四清」每次回北京,主席都問我很多情況,也不是專門的匯報,是在跳舞時談的。記得第一次回來是12月(1963年),大約在中旬。在一次跳舞時見到主席。主席就問我,桃園是一類隊,為什麼群眾有那麼多意見呢?我說可能是上面人支持,還舉了幹部吃吃喝喝的例子。公社幹部帶著下面的幹部吃,群眾都說幹部「吃懶了」。講到這裡,主席就說,根子在上面。回來後,我把同主席談話的內容向少奇匯報了。
  看來,劉少奇同王光美說的「挖根子」的問題,也是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
  於是,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也逐步轉向了「左」的一面:「挖根子」,「挖上面的根子」。
  3月27日,劉少奇致信王光美說:「要團結95%的群眾,也要團結95%的幹部,這是運動和鬥爭達到的最終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不經過批評和鬥爭。對於那些違反人民利益、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只顧取得少數人的非法利益,而且堅持不改,並企圖進行破壞的人,是不能不繼續進行堅決鬥爭的。」
  但是,沒有多久,劉少奇就改變了團結兩個95%的看法。
  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在內,黨中央領導人對形勢的錯誤估計越來越嚴重,對運動中的方針政策也越來越「左」。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業規劃和農村工作、第三個五年計劃、政治工作等問題。
  在會議上,一些人發言,提出了一些過火的不恰當的意見和措施,也包括劉少奇。
  劉少奇首先提出了要修改《後十條》的問題:《後十條》強調發動群眾不夠,比較多的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強調團結兩個95%。於是,基層幹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幹部,就拿團結兩個95%來反對「四清」。
  有人說:要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搬石頭」,要在城市「五反」中劃階級。
  6月2日,劉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的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
  劉少奇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有些地方「四不清」幹部對工作隊的辦法是「喂、頂、拖、混」,要想辦法擺脫他們。他們抵抗「四清」就是「反黨」,破壞就是「反革命」,要開除黨籍。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依靠基層。
  劉少奇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
  6月8日,毛澤東召集了一個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
  周恩來、彭真先後在會議上談了運動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基層幹部蛻化變質的材料。
  毛澤東說:「總之,國家有l/3的權力不拿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手裡,如白銀廠、小站就是搞修正主義。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
  按照毛澤東後來的判斷,他認為是掌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裡。
  說到這裡,劉少奇插話說:「現在下邊的問題就是不追上邊,恰恰問題就出在上邊。撫寧縣的農民說,不僅下邊有根子,上邊也有根子。朝裡有人好做官。這句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形勢被估計得越來越「嚴重」。毛澤東說1/3的權力不在黨的手裡,劉少奇說要追上邊的「根子」,都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和幹部隊伍狀況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也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向「左」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幅階級鬥爭的圖景被「描繪」得越來越黑。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後,整個運動明顯地向「左」轉,而且邁出了很大的一步。
  劉少奇逐漸走上了領導「四清」運動的第一線。
  7月13日,劉少奇視察安徽時就說:「這個運動是個大革命,實際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過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廣泛、深刻、複雜得多,它和過去歷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親自去做不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既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四不清,又要開展對敵鬥爭,還要解決幹部參加勞動,這些事情過去都沒有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比土地改革困難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經驗,就不能領導這個革命。」
  這僅僅是劉少奇視察的一個點。1964年7月、8月,劉少奇先後到天津、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瞭解運動的進行情況,王光美隨行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同時,劉少奇不斷發揮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
  在講話中,劉少奇除突出強調領導幹部要下去蹲點,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1/3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外,還特別強調三點:一是《後十條》關於團結95%以上的幹部的規定不那麼妥當,強調放手發動群眾不夠,要修改,對農村基層幹部開始不能依靠,等問題摸清後才能依靠;二是要擴大「四清」的範圍,提出「四清」不只是清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政治、思想、組織四個方面存在的問題,統統要搞清;三是要在運動中集中精力打殲滅戰。
  但是,當時各省市區的行動,由於在思想上對這場運動的理解方面存在著同中央不一致的地方,就難免在執行中有些力度不夠的問題。劉少奇對此非常不滿,並在視察過程中一再督促各地加大力度。
  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回憶了劉少奇一次發火的情景:
  在劉少奇同志一行抵達合肥後,魏文伯同志來電話向我和省委打招呼。一個總的精神是,劉少奇同志對前一段「四清」運動很不滿意。魏文伯同志在電話裡說:「渭清同志,你要小心!這次少奇同志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提醒我要有思想準備,要在劉少奇同志到南京後「注意」。
  臨他離開南京前夕,我偕同我愛人徐敏,去看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與我個別交談,嚴肅地說:你昨天那三個不同意見(即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績的,基層幹部多數是好的,對王光美同志的報告不能盲目執行),是不對的。我堅持原來的看法,這就引起了「頂撞」,少奇同志發了脾氣。
  顯然,劉少奇對運動執行不力很不滿,尤其認為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思想。
  8月1日,劉少奇在北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大會上作了一個報告。
  劉少奇強烈要求負責幹部要親自到農村去蹲點,取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直接經驗,「我們的『四清』、『五反』,社會主義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比過去的土改、合作化還要更深刻、更複雜、更艱巨的大革命」,如果負責幹部不去蹲點,「就不能領導今後的工作,就不能做領導工作了」。「除開有病的、年老體弱的以外,凡是能夠下去的,都應該去參加這個大革命,搞兩個典型」。
  劉少奇說:
  過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績的,主要我看是起了煞住歪風的作用,也起了推動生產的好的影響。但是,不論農村也好,城市也好,據我的估計,「四清」、「五反」多數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沒有搞開,沒有入門。……過去一年多,我們在這個革命鬥爭中間打了敗仗,不是打勝仗。
  現在,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來進行階級鬥爭的。而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說到處都有。
  劉少奇把這種對運動貫徹執行不力,認為是黨內的右傾思想所致。
  1964年8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後十條》修改由劉少奇負責。同時,會議根據陳伯達的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
  此後,劉少奇就轉向了領導「四清」、「五反」運動。
  首先要做的,就是主持修改《後十條》。
  8月5日當天,劉少奇帶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赴廣州修改《後十條》。行前,田家英請示毛澤東對《後十條》的修改有何意見。
  毛澤東說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集中在一個點上。
  在飛往武漢的飛機上,田家英把毛澤東的意見轉告了劉少奇。
  抵達廣州後,8月11日,劉少奇在聽取廣東省委匯報時,再次強調說:「現在黨內嚴重右傾相當普遍。我過去怕講右傾,有顧慮。回去向主席匯報後,主席說不要怕『左』,半年總結一次。後來在北京作了一次報告,不戴右傾的帽子,實際上全是反右的。」
  但是,劉少奇接著就說:「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者,就是防『左』。」
  自8月11日至20日,劉少奇在廣州10天,主要修改《後十條》。《後十條》由田家英執筆,劉少奇最後修改定稿。修改時,劉少奇加寫了一些十分尖銳的語言。
  16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匯報了湖北、湖南、廣東視察的情況和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並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進一步開展提出了一些全局性的意見。
  劉少奇在信中說:中南各省準備每一個縣搞一個區或一個相當於區的公社,這樣分散進行能否搞深搞透是難於保證的。我已向湖北、湖南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縣以下各行各業和城鎮的「五反」也同時進行,這樣「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聲勢浩大」,「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改變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的方法,把工作隊集中起來。同時,「中央各機關也抽出人來組織工作隊,在北京進行初步訓練和準備,然後分到各大區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幾個縣,由省委領導。」
  18日,毛澤東覆信劉少奇:「8月16日來信收到,我於昨天看了一遍,覺得很好,完全贊同。今天即與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辦理,迅速實行。十月會議還應該討論此事一次,取得一致意見,統一黨內思想。……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省、地、縣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兩個月時間,即照你的辦法,立即訓練工作隊,以利秋冬實施。」
  這實際上把「四清」運動的規模更加擴大了。中央工業、交通戰線的16個部、局共抽出3901人,占幹部總數的26%,其中正副部長、司局長分別抽出34%、31%。
  據當時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掌握的數字:全國下去搞「四清」、「五反」運動的,共有150萬到160萬人。
  的確夠得上「聲勢浩大」。
  19日,劉少奇委託田家英將《後十條》修改稿送毛澤東審閱,並寫了一封信:「第二個十條,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廣東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過。我意可以發給各中央局、省、地、縣委徵求意見,在十月會議上定稿。現由田家英同志帶回,請主席和中央審核。我也將帶到其他幾個省和中央局徵求意見。」
  27日,毛澤東將修改稿批發給正在北京參加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成員:「此件請印發大區書記及少數參加會議的同志,加上中央參加會議的同志,越快越好,請他們研究,並提意見,再加修改。」
  實際上,這已經表示了毛澤東的態度:對劉少奇主持修改的《後十條》,不滿意。
  此後,劉少奇到廣西、雲南視察,8月26日回京。29日至9月1日,連續4天主持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討論《後十條》修改稿。
  9月18日,劉少奇簽發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即第二個《後十條》。
  第二個《後十條》,較之前一個《後十條》,對形勢估計的嚴重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認為這個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猖狂進攻,「他們拉攏腐蝕幹部,實行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還利用我們文件中的某些條文同我們進行合法鬥爭」;必須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通過訪貧問苦、扎根串聯,發動和組織貧下中農群眾」,「向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劃清敵我界限」,要把團結95%的群眾作為團結95%的幹部的基礎;改變過去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辦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
  如此,就使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方面擴大了規模,使群眾被廣泛地發動起來,另一方面擴大了打擊面,撇開了廣大幹部,使廣大幹部成為了懷疑和打擊的對象。
  這恐怕不僅僅是「聲勢浩大」的問題了,更是一種「暴風驟雨」式的席捲,好像是一場十二級颱風,刮向了廣大農村、城市。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向「左」,向「左」……
  8月19日,劉少奇就為批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致信毛澤東,要批轉這個報告到全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桃園經驗」。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介紹了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主要是:先搞「扎根串聯」,再搞「四清」,再搞「對敵鬥爭」;對基層幹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等等。這個報告就是後來被廣泛流傳的「桃園經驗」。
  當時許多工作隊成員也不知道怎麼搞,因此王光美的經驗很受大家歡迎,很多人請她去作報告。陳伯達還特地找到劉少奇,積極提議把王光美的報告印發給各地黨委和「四清」工作隊作參考。
  為此,劉少奇慎重考慮後,同意把「桃園經驗」轉發各地參考。8月19日,他向中央和毛澤東匯報此事:
  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
  27日,毛澤東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會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轉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9月1日,王光美的這一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發全國。自此,「桃園經驗」成為了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個樣板。
  但是,這份報告過分誇大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說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而「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強調採取「扎根串聯」的秘密工作方式。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報告後,在隨同劉少奇視察時,先後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市區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幹部大會上作了同樣的報告,還有不少地方聽了錄音。
  「桃園經驗」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地紛紛效仿。
  2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並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
  天津小站地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由陳伯達主持搞的。8月4日,陳伯達給中共中央寫信,送上了小站地區三個「反革命集團」的社會關係分佈網,並附有三個「反革命集團頭子」的歷史大事記各一份。8月12日,中央轉發了這封信及所附材料。9月25日,天津市委寫出了《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認為:小站地區的政權是「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的兩面政權」,他們長期「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前,真理的天下還不是我們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我們的」。「三個反革命集團」「上面的根子就在區委。區、社一部分領導幹部,實際就是他們的保護人」。
  中共中央決定轉發這個報告。劉少奇在指示中說:「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這就迷惑了一些人,並且長期得不到解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在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之前,必須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才能確定領導權是否在敵人手裡,才能確定這個地方的領導核心是否已經變質,才能決定是否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頓時,本已出現的「奪權」風潮,不僅僅把廣大的基層幹部一腳踢開,而且作為了鬥爭對象,使「奪權」運動再起新高。
  可見,在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向「左」的方向發展,尤其批發了「桃園經驗」和「小站奪權鬥爭經驗」兩個報告並在全國推廣,劉少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毛澤東向「左」滑的同時,劉少奇也控制不住自己,開始向「左」滑。
  但是,緊接著毛澤東、劉少奇之間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問題就發生了根本的分歧,而且明朗化、公開化。
  劉少奇更沒有料到,不久他就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但會議中期,出現了變化,使這次會議成為了長達一個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
  15日,劉少奇在會上作主要發言,傳達會議的議程,並提出了前一階段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要求與會者討論,「交換一下意見,交換一下經驗」。16日至19日,連續4天召開了全體會議,對劉少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在農村中如何劃分階級、如何進行整黨、領導幹部如何下去蹲點、工廠幹部的民主選舉等。會議決定,由陳伯達主持起草一個會議紀要,作為下一階段運動的指導文件。
  但是,接下來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運動的搞法。
  在一次中央常委會上,毛澤東說:「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
  劉少奇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好。
  毛澤東很不滿: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20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首先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和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劉少奇認為,當前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反對,但卻在談話中明顯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會議一開始,劉少奇就說:要討論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
  毛澤東說:「不管怎麼提,主要是整當權派。」
  劉少奇說:陶鑄同志提出,當前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是這樣提,還是說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地富反壞是後台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地富反壞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層,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
  劉少奇說: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
  陶鑄表示贊成。
  毛澤東卻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仍然堅持:「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馬上反問:「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同時,毛澤東對劉少奇強調的秘密扎根串聯、大兵團作戰、不依靠幹部等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見。
  毛澤東說:「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
  此後,劉少奇就沒有再公開堅持自己的意見。
  23日,陳伯達寫出會議紀要第一稿,共16條,後又修改為17條。24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文件。毛澤東批示:「照辦」、「照發」。12月28日,彭真批發了中央811號文件,印發了《十七條》。
  《十七條》中,已經把劉少奇所主張的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的問題作為了反面受到批評,規定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今後城鄉社教運動一律簡稱「四清」,提法上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規定3年內搞完1/3的地區,7年內全國搞完。
  紀要說:運動的性質,有「幾種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後一種提法較適當,既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在會上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個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說「派」就太多了。
  毛澤東開始把黨內出修正主義的擔心集中到劉少奇身上。
  後來,毛澤東接二連三地批評了劉少奇,以至於在後來的《二十三條》中,加重了對劉少奇觀點的批評。
  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
  毛澤東邀請了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動模範、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客人的名單是他親自審定的。
  對客人入座的次序,毛澤東特意作了安排。
  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勞模和科學家,同毛澤東坐一桌;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領導人被安排在別的桌子上。
  席間,毛澤東說:今天我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有做什麼工作。
  參加這次生日宴會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
  (毛澤東)隨後就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這是一個警告,也是一個信號。
  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
  他是手持兩本書到會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等人發言後,毛澤東接著再次提出了運動的性質問題,實際上對劉少奇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毛澤東說:
  性質問題,這麼規定可不可以?有三種提法,是前兩種提法較好,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恐怕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我們政治局常委是談過的,與地方一些同志也商量過,認為還是第三種較好。因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名稱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運動,也不是叫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運動。所以,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較好。1962年,北京一個月,北戴河一個月,搞出一個公報,就是講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
  在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拿出了那兩本書,發表了一番措辭十分嚴厲的話:
  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85條,中間講道,「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然後第87條講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還有結社。現在我們要結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嚴重的人弄出去,要結一個共產黨,要把支部整頓好,把各級黨委整頓好。這叫結社。
  毛澤東這一番話,登時讓大家感覺到如墜五里雲霧中,真像一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毛澤東說這番話是有起因的:這次會議召開前,鄧小平覺得這是一次一般性質的會議,曾經向毛澤東建議說,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會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了話,劉少奇不知道毛澤東要作長篇講話,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
  毛澤東自然有些窩火。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憲法》是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也拿起過《憲法》:是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
  12月30日,毛澤東將《十七條》中關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段話作了修改:「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後的」,「在幕後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毛澤東在修改稿上批示說:「照改的(第二面倒數三行)文字,重印。請少奇同志閱後交機要室辦。這是伯達同志建議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則請交辦。」第二天,經劉少奇同意,中央辦公廳發出了814號文件,通知停止執行中央811號文件,這個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請停止下發,並自行銷毀。」
  當天,劉少奇主持最高國務會議並講了話。毛澤東的批評,使他不得不在會議上表態贊成毛澤東的意見。
  但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仍然沒有結束。
  1965年1月3日,劉少奇在三屆人大上當選國家主席,這是他的連任。
  就在當天晚上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
  毛澤東說:
  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工作隊)學習文件四十幾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你一萬五千人,扎根串聯。什麼扎根串聯,冷冷清清!……一千多戶就去了五百人的工作隊,怎麼搞得開?搞人海戰術不行。……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我看方法要改。……沒有虱子不要硬找。沒有虱子能找出虱子來?
  毛澤東說:第二個十條「太長了,太繁了」。「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扎根串聯」,要依靠群眾,清少數人,「有則清清,無則不清。」
  在談到工作隊集中時間學習文件時,劉少奇解釋說:工作隊集中學習文件是為了反右傾。
  毛澤東嚴厲批評:「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1月5日,毛澤東再次對劉少奇提出的主要矛盾的觀點作了批評:從七屆二中全會以來,一直是講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從杭州會議以來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什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樣,不僅僅對《十七條》停止執行,而且還要修改,就成為必然。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十七條》的基礎上,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到二十三條,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面的工作」、「建立貧農下中農協會」、「思想方法」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一條。共形成了二十三條。
  毛澤東對此文件作了修改,其中,對運動的性質問題再次在文件中加寫了一段文字,嚴厲批評劉少奇的「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的觀點:這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不說是什麼社會裡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非常明顯,這也引起了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注意,對這種黨內高層領導人中出現的分歧憂心忡忡。
  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曾經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
  劉少奇接受了這些意見,會後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了自我批評。其後,又在自己家裡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作了記錄,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似乎對劉少奇有所原諒。
  在不久後舉行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毛澤東當著許多中央領導人的面說:我批評少奇同志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
  眾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好像已經圓滿地解決了。
  但是,毛澤東接著就點燃了打倒劉少奇的導火索。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工作會議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將《二十三條》下發全黨。
  《二十三條》除批評了在運動性質問題上同毛澤東不一致的觀點(即劉少奇的觀點)外,同時也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來四清運動中的部分「左」的偏向,如「神秘化」、「大轟大嗡」、「繁瑣哲學」等,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對社員群眾」。對形勢的估計,仍然是「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這種階級鬥爭勢必反映到黨內。」文件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提出「走資派」有的在幕前,也有幕後的;支持「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也有上面的,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
  《二十三條》的下發,儘管糾正了一些「四清」運動中的「左」的錯誤,但沒有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到1966年3月,全國有1/3的縣、社先後開展了這一運動。但隨之被「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浪潮所掩蓋、所中斷。
  實際上,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
  如果同劉少奇個人的命運聯繫起來,毛澤東此時對劉少奇已經不信任了。後來,毛澤東多次談到在《二十三條》問題上同劉少奇的分歧,也認為那是他「打倒」劉少奇的起點。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聯繫了「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把它作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
  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常委分一線、二線,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別人,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的那時候。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了斯諾。
  斯諾: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澤東:那就早■,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斯諾:是新版嗎?
  毛澤東: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的。當個共產黨不奪取政權幹啥啊?!
  斯諾:那麼,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
  毛澤東: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罷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開了十一中全會,十六條搞出來了。
  斯諾:劉少奇是不是也反對十六條?
  毛澤東:他模模糊糊。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出了那張大字報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實際上是堅決反對。
  斯諾: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嗎?
  毛澤東:就是那張。
  1965年1月3日,劉少奇在三屆人大上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了國防委員會主席。
  從當時的紀錄片上看出,劉少奇的表情很嚴肅,眼神中流露出憂鬱的神情。因為,在同時召開的中共中央全國工作會議上,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當前主要矛盾時,討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時,他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並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他更沒有想到,接踵而來的,是更大的打擊。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風起雲湧(1)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風起雲湧,劉少奇無奈、惶惑、憤怒,愴然曰:「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但是,隨著「左」傾思想在黨內逐步佔據統治地位,一大批學術、文藝方面的著作和觀點被強加了修正主義等大帽子,遭到公開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說《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
  一石擊起千層浪。
  文革五人小組在這種情況下,於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本意是約束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不讓它進一步發展為政治鬥爭。
  3月,按預定計劃,劉少奇要出訪亞洲三國: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本來出訪前,劉少奇提出不帶夫人,但外事部門卻堅持夫人隨訪會增加友好氣氛,他只好同意。於是,正在鄉下搞「四清」的王光美急匆匆趕回北京,準備出訪。
  這次訪問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出訪。等他回到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至於劉少奇說: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劉少奇訪問剛剛回國,被通知馬上到杭州開會。
  原來,在他出訪的這一段時間裡,國內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3月底,毛澤東尖銳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紀要》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4月9日、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為成員,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幾段火藥味異常濃厚的話: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
  「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誰?
  在劉少奇回國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已經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立,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
  4月24日,杭州會議基本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並決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正式通過這個文件,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作出組織處理。
  1966年5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錯誤批判。5月16日,會議正式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個通知稿,原封不動,一字未改,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動,可以稱得上「原汁原味」。
  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見: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對彭真進行了點名批判。
  劉少奇問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麼意見?」
  彭真說:「一個檢查,一個改。」
  劉少奇問:「對通知有什麼意見?」
  彭真答:「沒有意見。」
  「是贊成,還是反對?」
  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回答。
  毛澤東對通知進行了修改,加寫了幾段話,其中講:「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裡所講的「接班人」、「赫魯曉夫」實際上很容易讓人想到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
  林彪又在會議上興風作浪,大講政變經: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奪取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裡不去詳細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
  會上的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通「連珠炮」轟懵了,張大了嘴巴合不攏,不知如何是好。
  沒等人們回過神來,話鋒一轉,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歲。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組織寫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寫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兩篇文章宣佈:鄧拓、吳□、廖沫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是反黨工具;號召:「我們一定不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5月10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寫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又是一通「連珠炮」,向「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開火」了。
  在一片批判聲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壓力下,5月18日,鄧拓自殺;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此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然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繼續進行。會場外的火藥味蔓延到會場上。
  出現這種情況完全出乎劉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會議上談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體會,談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還作了自我批評。
  他平靜地說:
  對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就這樣,劉少奇同全國人民一樣,根本沒有來得及做什麼思想準備,就被裹挾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上下頓時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大潮。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黃金時間播出了聶元梓等七人寫的批朱碩、陸平等人的大字報,這兩份大字報都是經毛澤東同意發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事先一點都不知道。
  當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人們向「反革命黑幫」作鬥爭,「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
  接著,以《人民日報》為主要陣地的宣傳媒介宣傳、鼓動「文化大革命」。
  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馬上被充分調動起來,尤其是各大中學校的學生紛紛投身這一偉大運動,四處搜尋黑幫,揪斗當權派。頓時,全國上下被攪得一片大亂。
  形勢急轉直下。怎麼辦?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形勢,劉少奇憑借歷次群眾運動的經驗,採取了一系列的緊急措施:派駐工作組。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召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怎樣處理現在越來越亂的局面。決定: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帶領臨時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版面,並指導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帶領華北局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革命。
  周恩來馬上到隔壁房間打電話,向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表示同意。
  5月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聯名向毛澤東發出請示電報:
  我們今日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領導下,到報館掌握每天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5月31日即進報館工作。吳冷西和其他副總編輯的職務暫時不動。內部整風學文件,也可以繼續寫大字報,但一部分態度較好、願意積極工作的編輯人員,要集中力量,維持每日版面。在報紙版面改觀後,再進一步解決內部問題。這種措施是否恰當請速指示。
  毛澤東當夜即回電批示:「同意這樣做。」
  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工作組,在陳伯達率領下,進駐人民日報社。
  6月3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還有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和「文革小組」、北京市的負責人。
  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提出了佈置學校工作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園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裡鬧;(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書記李雪峰最後說:「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會議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駐了工作組,到各學校傳達和貫徹八條要求。
  劉少奇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這樣,在劉少奇的指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在團中央、中組部的協助下向北京的各單位及各學校派駐了工作組。
  6月1日晚,張承先率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
  這一消息很快傳遍北京市,各學校、各單位紛紛要求派駐工作組,從6月5日起,北京市委在中央同意後加快了派駐工作組的步伐。全國各省市及中央單位也紛紛倣傚北京市的做法陸續派出工作組。
  但形勢繼續下滑,沒有止住的跡象。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討論進一步領導運動的方針。毛澤東在聽匯報時模糊地說了一句:「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但是,這時大部分工作組已經派出。
  緊接著,10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了兩次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文化革命是政治鬥爭。」
  劉少奇說:「學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奪權,有的是批判學術權威,然後就搞教學制度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連串的問題。城市工廠和農村文化革命運動,是不是同四清結合起來搞。」
  毛澤東沒有提出明確的答覆。會議也沒有形成具體安排的決定。
  剛剛回到北京,劉少奇就瞭解到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北京的形勢愈演愈烈。
  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
  劉少奇說:「(中學)工作組是團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與學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應該撤回」,「工作組派下去被趕回,證明他不行麼,亂就好麼!」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部分學生擅自揪斗了40多名所謂「黑幫」、「反動學生」。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嚴肅批評了這種違法亂紀的亂批亂鬥的行為,並主持將這一事件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編印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呈報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立即把該件上報劉少奇等人。
  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驅趕工作組情況;北京師範大學也貼出了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並正在醞釀新的更激烈的行動。
  形勢有失控的危險。
  劉少奇對家人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面可能有高級幹部。」
  6月19日,劉少奇讓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校工作組顧問,瞭解情況,並及時匯報。
  6月20日,劉少奇又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轉發全國,並在批語中指出:「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同一天,劉少奇同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同志談話:「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它就容易了。」
  6月21日,劉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部署對運動的領導,指出:要劃一個界線,不要把什麼人都說成是黑幫;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復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壞;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變相的體罰;就是當權派、黑幫,也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給出路。
  經過這幾次會議,中央對運動的領導開始逐步有所控制,各學校、單位的日常教學、工作、生活秩序開始恢復,社會又逐步走向安定。
  安定,能符合毛澤東的想法嗎?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
  毛澤東的態度急轉直下。
  毛澤東在南方巡視了近8個月後,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當天,他就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並看了「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一些材料,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勢非常不滿,但還沒有在派駐工作組問題上表態。
  但是,劉少奇去匯報工作時卻吃了個閉門羹。
  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一種態度嗎?
  7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組整學生。」
  鄧小平當即反駁說:「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保留,代理黨委工作。」
  劉少奇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學生中間認識不一致,行動不一致,可以再辯論一個時候,取得經驗再向黑幫進攻。」
  2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指出: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
  陳伯達、江青等人所主張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受到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抵制。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5日的一次小組會上,江青談到這一情況時說:
  22號晚上胡克實同志匯報說:「已經走上正規了。」這次匯報會雪峰同志參加了。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這次匯報會共用了5個多小時,薄一波、陶魯笳卻講了3個多小時,他們的鋒芒完全針對學生的。他們有充分的發言權。
  但是,正如林彪說的「背靠大樹好乘涼」,「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樹」就是毛澤東。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嚴厲批評了工作組:有這麼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就是6月20號左右以後,有許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工作組搗了很多亂,要他幹什麼?
  對此,劉少奇沒有表示什麼不同的意見。他服從了毛澤東的決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
  29日,人民大會堂,人頭攢動,來自北京市的萬餘名師生正在聽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講話。大會宣佈了中央的決定:撤銷工作組。
  劉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領導人一樣,都有一種「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感覺。
  形勢發展了,自己卻落後了。
  這就是「很不理解」。
  劉少奇對派駐工作組問題代表中央承擔了責任,並宣佈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同時向同學們表達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主要是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踐中間來學會革命。
  我現在要講一句老實話,包括我在內,我們現在只能向你們學習,只能聽取你們的意見,不能提出什麼意見來幫助你們,我們不瞭解情況。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人們都在靜靜地傾聽著共和國主席、黨中央副主席那茫然無措的話語:
  怎樣革命,現在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的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更具體的方法你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現在,北京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兩個多月,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又不上課,黨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不上課幹什麼?干革命,專門干革命。在這半年中間你們可能取得很大的進步。我們也可以跟著你們學習一些。
  劉少奇不得不對撤銷工作組一事提出贊成的意見:
  過去曾經派工作組,剛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來同志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工作隊員過去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在你們學校裡面做的,他們犯了錯誤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們學校裡面做的,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了,你們都清楚。
  對運動的後果,劉少奇此時不可能預見到。但是,他還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學們提出了一個建議:
  根據最近運動中的經驗,我只是提一點建議。就是你們在運動中間要保護少數,保護那些意見不同而佔少數的人……你今天是多數,經過辯論之後,明天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的問題上你又是少數。不只是錯誤的意見是少數,有的時候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自己有這個親身經驗,有些意見我提得並不錯,講得並不錯,結果是少數。毛主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有過這種情形。所以,保護少數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不然,運動不能很正常的開展……
  劉少奇等人在講話時,毛澤東在後台。
  劉少奇講話結束後,毛澤東從後台出來,接見了全體師生代表。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響徹全場的口號聲頓時直衝霄漢,掌聲雷動。
  雖然工作組撤了,但是,毛澤東認為前一階段的運動由於受到工作組的阻撓而走了一段彎路,出現了「冷冷清清」,勢必還要再來一次大的發動。
  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4人、候補中央委員67人,各省市區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
  列席會議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為代表的師生。這可是歷次黨的中央全會所沒有的情況。
  由於這次全會是倉促召開的,直到7月27日才發出通知,劉少奇就根本沒有時間來準備報告。因此,只能作一個口頭報告,並由周恩來等人插話補充。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1號、2號、3號、4號、5號,開5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3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實際上,會議一直持續了12天。
  在鄧小平宣佈大會議程後,劉少奇在會上向全會報告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在國內國際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同時向全會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並在工作組問題上承擔了責任: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說到這裡,毛澤東插進來,厲聲說:「當時只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不得不解釋:「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厲言反駁:「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釋:「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怎麼會中斷呢?」毛澤東又說。
  劉少奇繼續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志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志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說了。陶鑄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
  毛澤東疾言厲色,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講話:
  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
  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實際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會議一直持續了兩個小時。
  氣氛也一直緊張了兩個小時。
  第二天,鑒於有些中央負責人還沒有講話,就又安排了一次大會。周恩來、陳毅、李雪峰等講話,都對工作組問題作了檢討。
  周恩來說:「對於工作組問題,我認為常委特別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派遣工作組負責任。」「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
  當天晚上,為了取得對運動的感性認識,劉少奇決定到建工學院。
  傍晚5點鐘左右,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正在家裡,突然劉少奇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李雪峰同志馬上準備,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學院。」
  李雪峰還未來得及回答,電話就掛斷了。等李雪峰打通電話,那邊說:「少奇同志坐車子已經走了,到你那裡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詫異:只有他去見劉少奇的規矩,沒有中央領導人到他這裡來接他的道理。
  在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的陪同下,劉少奇到了建工學院。事前,劉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他們派來了戚本禹。
  劉少奇在北京建工學院出席了兩派學生的「辯論會」,最後講了話: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因此看來,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組不對。工作組在你們學校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你們清楚,我們還不清楚。有黨中央、新市委的責任,誰的就誰負責。
  這個會不要叫辯論會,叫討論會好不好?有不同意見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的,對的堅持,錯了改正,團結起來。如果我能夠幫助大家做些團結工作,我就很高興了。
  劉少奇臨走前,提出第二天還要來聽意見,聽兩方面同學代表的意見。
  3日,劉少奇再次來到建工學院,把「八一團」、「革命團」兩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找來,又找來兩派的普通同學,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耐心做工作,希望他們兩派學生不要對立,而要團結起來,共同把運動搞好。
  但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卻是越來越緊張。
  毛澤東的態度也越來越鮮明,語氣也越來越嚴厲。
  4日,劉少奇參加了全會中南組討論。
  對前一段的工作,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無奈的心情。
  他說: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決心讓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
  劉少奇沒有想到,這次全會後,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經有了這種思想準備。
  4日下午,本來通知說是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全體會議。當代表們到達會場後,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開全體會議了,改為小組討論。
  與此同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尖銳批評工作組問題,並對前一段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嚴厲批評,同時也含沙射影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
  毛澤東越說越氣憤,眼看著又要牽連到別的人和單位。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打斷他:「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劉少奇再次對派駐工作組承擔責任,並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當葉劍英匯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有什麼牛鬼蛇神。
  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個會場頓時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來了一個晴空霹靂。
  平地一聲驚雷起。
  8月5日,毛澤東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寫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接對準了前一段時間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劉少奇對此並不知情。這天,他會見了贊比亞工商部長欽巴率領的贊比亞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
  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回到家裡,周恩來打來電話:最近一段時間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6日,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給正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回北京參加全會。當晚,林彪乘專機回京,直接進入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
  7日,全會向與會人員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連續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批評,與會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澤東寫這張大字報不是無所指的,而是直接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立即轉了向,劉少奇、鄧小平開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使「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動合法化。這是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正式的系統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國、推向深入。
  對這一決定,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模模糊糊」,「實際上是反對的。」
  接著,會議就轉入了對毛澤東的「大字報」的討論,連帶著,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劉少奇在會上頻頻作檢討,承擔責任。他在一份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
  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都負責,絕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
  分組討論的一天,劉少奇聽取大家的批評意見。中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在休息時,當著眾人的面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有時間我要向您匯報女工工作。」
  劉少奇明白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劉少奇的。
  劉少奇平靜地說:「錯誤與同志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葉群兩次找人,指使他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這份材料通過江青轉送給毛澤東。
  這表明,不僅僅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批評,來自黨內的冷槍暗箭,也開始紛紛射向劉少奇。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這是原定的議程中沒有的。與會人員沒有什麼準備。
  12日,全會進行表決,補選政治局委員6人,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為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次增加為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中國人是很重視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後,決定了一個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劉少奇從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則由第六位直線上升至第二位,顯然是接班人位置。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其後就只稱林彪為副主席,其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林彪就成為了毛澤東當然的接班人。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承擔責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並請求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的職務。
  實際上,劉少奇不請辭,他也不會在一系列決策性問題上有什麼發言權了:由於這次會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之後就根本不可能再參與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時,已是狂風乍起,山雨欲來風滿樓。
  劉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權利,只有檢討和被批判的權利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形勢更加惡化,一片大亂。尤其是毛澤東六次接見「紅衛兵」之後,「紅衛兵造反派」的大規模活動愈演愈烈,席捲全國。
  8月18日,天安門廣場成了紅色的海洋:紅旗飛舞,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揮舞著紅寶書,口號聲此起彼伏:「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高音喇叭裡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澤東走上天安門城樓,頓時一片歡騰……
  這是劉少奇降職後第一次上天安門。休息時,他默默地坐在一把籐椅上,默默地點燃了一根煙,默默地吸著。
  當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走過來時,劉少奇同他攀談:「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
  伍修權無話可說,無奈地笑了笑,走了開去。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集中精力對自己這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反思,寫檢查。
  9月中旬,劉少奇寫出《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努力按照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口徑,檢查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所犯的所謂「路線錯誤、方向錯誤」: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有少數工作組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把工作組撤離之後,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組去。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
  劉少奇在檢討中還對歷史上一系列的「錯誤」進行了檢討,尤其是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內容,對自己的錯誤「加碼」。
  檢討寫完後,劉少奇將檢討稿報毛澤東審閱。
  14日,毛澤東覆信劉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劉少奇馬上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寫信說:
  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我贊成毛主席的意見,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並請他們提出意見,退還給我,然後再酌加修改,再做報告。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請各同志在幾天內提出意見告我,給我以幫助。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請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來將劉少奇的檢討和毛澤東的批語印發有關人員徵求意見。
  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承擔了主要責任。林彪、陳伯達、康生在會議上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
  毛澤東並沒有這麼看。他在24日、25日的會議上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表態已經於事無補。
  此後,劉少奇並不是每次會議都要出席,直至沒有給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參加任何會議。
  除了作檢討外,劉少奇逐漸遠離了決策層,但並沒有遠離「文化大革命」的漩渦。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開展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林彪在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惡毒的污蔑和攻擊:「劉、鄧不僅是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
  這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第一次上升為歷史問題。
  他們的歷史開始被污蔑,被不知情的人們懷疑。
  針對劉少奇的「革命活動」也很快逐步升級。1966年12月,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受張春橋授意首先公開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公開貼標語,撒傳單:「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反路線的猖狂反撲」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
  12月18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門的人開會宣佈:「中央決定成立一個專案組審查王光美,名稱暫叫中央辦公廳丙組。」交代了工作任務、方法、領導關係等。就這樣,沒有任何的法律手續,沒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針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專案組成立!該專案組前後共有幾批,始稱「中央辦公廳丙組」,後更名為「504組」,人員變動很大。在江青、謝富治的直接領導和指使下,專案組採取種種卑劣的手段炮製假材料、搜集誣證、假證,以誣蔑、攻擊劉少奇的歷史為最主要、最重要的內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院牆上張貼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日,清華大學造反派設下劉少奇女兒平平遭車禍的圈套欺騙王光美到清華大學,並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紅色造反團」第二次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劉少奇在這種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他對人民有著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鬥會前,劉少奇跟子女們說:「將來我死了,骨灰交給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裡,我生是一個無產者,死了也是一個無產者。你們記住,這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劉少奇鼓勵子女們說:「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經受住委屈,在實際勞動中接受鍛煉,人民對我不理解,對你們也可能有些過火的行動,你們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國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與群眾有對抗情緒。」
  劉少奇默默地看著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牽連,不禁有些激動:「我多次跟你們說過,對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還要說一句,人民的誤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這樣,劉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後事,平靜地接受著「人民的誤解」的「最大的痛苦」。
  隨著報章連篇累牘地攻擊劉少奇、醜化劉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劉少奇受到的攻擊更加變本加厲。4月1日,各大報紙刊登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散佈劉少奇讚揚《清宮秘史》的謊言,極盡誣蔑之能事,用八個為什麼肆意攻擊劉少奇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批鬥進一步升級。1967年7月18日,劉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當晚要開大會批鬥他們。劉少奇深知與家人過正常生活的時日無多,默默地望了王光美許久,靜靜地說:「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晚上,劉少奇、王光美被拉去批鬥,此後被分別看管。8月5日,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慶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週年。與此同時,中南海內組織了對劉少奇夫婦、鄧小平夫婦、陶鑄等的批鬥。
  瘋狂的人群擁擠著,人們揮舞著「紅寶書」,「打倒」聲此起彼伏。劉少奇已是68歲的高齡,暴徒們扭著劉少奇的雙臂,坐「噴氣式」,揪著劉少奇斑白的頭髮,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幹部的口號。劉少奇緊閉雙唇,就是不喊。造反派立即施以拳打腳踢,厲聲質問:「你為什麼不喊口號?」
  劉少奇頑強地昂起被按住的頭,堅定地回答:「我負主要 責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個人。」
  劉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著襪子,豆大的汗珠不斷地滾落,飽經風霜的臉龐因內心的憤怒而抽搐著、扭動著。被強行拉來陪斗的孩子們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臉腫,坐在家門口的小小看到父母親挨打,非常害怕,「哇」地號啕大哭。源源見狀忙掙脫人群去照顧小小,被造反派攔住,「你要幹什麼?」源源怒目圓睜,強抑悲憤,「你沒看到一個小孩子被嚇哭了嗎?」
  劉少奇和王光美被毆打著,被擁擠著,漸漸近了。突然王光美掙脫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撲上去抓住劉少奇的雙手。劉少奇也緊緊握住王光美的雙手,不顧造反派的拳打腳踢,相互凝視著,因為他們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夠互相看到對方,傳遞心聲的日子越來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惡煞般掰開了他們緊緊握在一起的雙手,王光美又奮力掙脫,拉住劉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會兒也好啊!這是生離死別啊!
  196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把有關劉少奇「歷史問題」材料轉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並指定康生分管。這樣,「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正式成立,開始製造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此時,劉少奇已經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利,甚至給毛澤東的申訴信也給扣押,多次提出辭職無人理會。劉少奇問題的處理大權完全被林彪、江青、康生掌握。1968年2月26日,謝富治在專案組報告上批示說:「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江青同志。」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轉押秦城監獄。劉少奇的子女也被趕出家門,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頭。劉少奇獨自一人被關押在福祿居前院,並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經不在福祿居了。
  隨著專案組進一步的所謂「調查」、「取證」,有關劉少奇的假材料拼湊了三大本。江青指定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一個要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的審查報告。
  1968年10月17日,江青一夥蓄意炮製的所謂《審查報告》定稿,集謠言誣蔑、惡毒攻擊、虛假蒙蔽之大成,準備提交八屆十二中全會。
  10月13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次最不正常的會議: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誣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反黨分子」的就占總數的52%。第八屆中央委員97人中,除去十一屆全會以來去世的10人,僅有40人參加這次會議,還不過半數。開會時從候補中央委員中有選擇地補了10人為中央委員,才勉強過半數。允許出席會議的候補中央委員只有9人。而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大軍區、中直機關的人員等即達74人,占會議總人數的57%多。
  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從而釀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但就在這種氛圍中,中央委員陳少敏拒不同意所謂的《審查報告》,在表決時拒不舉手。
  但是,早就被單獨關押的劉少奇根本不知道強加給他的這一系列莫須有的所謂「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經被「永遠開除出黨」。為黨奮鬥了終生、為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奮鬥了終生的劉少奇,自始至終都沒有動搖過對黨、對人民的一片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
  劉少奇以沉默反抗對他的種種誣蔑和惡毒攻擊。在心力交瘁之下,劉少奇,這位已經70歲高齡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自1968年初開始,劉少奇陸續發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多種疾病。4月上旬,劉少奇出現神志不清、表情呆滯、動作反常、站立不穩、小步態等症狀。7月上旬,劉少奇開始在慢性支氣管炎基礎上發生支氣管肺炎。7月11日至14日病情轉重,經搶救脫險,但以後又多次發作,到10月共發生較大反覆5次。10月9日後,劉少奇已經完全不能進食,只能靠鼻飼維持生命。10月14日,劉少奇的《病情報告》記錄說: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極有可能突然惡化,今後如再發生反覆,即可能無法救治。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確定下來,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合法化。而且,九大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使林彪、江青一夥攫取了更大的權力,林彪被選為中央副主席。
  劉少奇繼續被單獨看管,對這些一無所知。7月5日,劉少奇支氣管炎發作,發燒,咳嗽,呼吸加快,兩肺濕■音明顯增多,心率加快。此時的《病情報告》說:「因他年齡較大,久病長期臥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併發症,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
  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動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上飛機,送到河南省開封市,秘密監禁在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同和裕銀號」舊址的小屋內。由於長途轉運,加之長期以來醫療條件跟不上,到開封後醫療條件更差,林彪、江青一夥又拒絕調撥必需藥物,劉少奇病情進一步加重並迅速惡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三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時45分,在到達開封後的第27天,劉少奇在河南省開封市含冤逝世。沒有家人在身邊:王光美被監禁,子女不知所往;家人也不知道劉少奇身在何處,情況如何。就這樣,一代偉人默默地冤逝。
  劉少奇逝世後,遺體當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開封。在火葬申請單上,從北京趕來的專案組人員冒用了「劉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則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劉少奇少年時用過的名字「劉衛黃」。
  劉少奇在痛苦中彷徨,在痛苦中掙扎,在痛苦中走向了「鳳凰涅■」。

<<一代偉人: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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