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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偉人: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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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偉人: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作者:是「四五」天安門運動「童懷周」小組主要成員,後又成..


  目錄

  ◆集三「總」於一身,角色特殊的總理

  3/出任總理,組建「內閣」,為安排民主人士煞費苦心15/首張「考卷」,經濟命題,新政府迎難而上繪出第一幅建設藍圖27/當代大禹,長年治水,馴淮河、長江、黃河……其功不在禹下43/抗美援朝,三位一體,集三「總」於一身,角色特殊59/「三反」「五反」,除「毒」去「病」,嚴辦「大老虎」毫不手軟77/折衝樽俎,求同存異,「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
  102/「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大聲疾呼「人才缺乏,是最困難的問題」

  ◆探索、調整、建設中的總理

  125/反對冒進,曲折探索,促「退」的做
  法引起毛澤東的不滿
  145/「躍進」年代,苦悶歲月,受到批評後
  一再檢討以至提出辭職
  161/經濟調整,「動大手術」,先蹲點農村
  搞調查研究
  178/既講調整,又講鬥爭,在困苦中走進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193/首訪非洲,冒險探路,掀起新中國第
  二個建交高潮
  222/破核威懾,搞原子彈,親自主持中央
  專委會抓國防尖端
  244/尋求團結,再訪蘇聯,對蘇聯新領導
  失望後永別莫斯科
  262/調整後期,風雨交加,主持制訂難產
  的第三個五年計劃

  ◆艱難對抗、苦撐危局的總理

  291/所謂「革命」,史無前例,以「抓革
  命」來「促生產」艱難而心碎
  311/亂中求治,苦撐危局,與無政府狀態
  展開艱難的對抗
  331/「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因人而異地
  保護民主人士
  345/力保棟樑,生死相依,在艱難處境下
  盡最大努力
  364/古稀之年,「解放」幹部,為鄧小平等
  人復出費盡心機
  383/「改變世界」,拓新格局,利用中、美、
  蘇大三角關係巧妙運籌
  408/乾坤之爭,挫敗陰謀,在身體狀況急
  劇下降時譜寫最後輝煌


  集三「總」於一身 角色特殊的總理

  出任總理(1)

  出任總理,組建「內閣」,為安排民主人士煞費苦心
  1949年10月1日,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這個民族在其悠久歷史上所受的深重災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中華民族的前進的道路,並沒有由此而一帆風順。中國人民在迎來歷史新紀元的同時,也迎來了一個經濟建設和國際環境的嚴峻挑戰。
  下午兩點,新當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主席和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副主席以及全體委員宣佈就職。
  就在這一時刻,作為委員之一的周恩來,被任命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一任總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長。
  歷史重擔,自然且無可爭議地落到了51歲的周恩來肩上。
  就在周恩來被正式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一個多小時後,他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人登上雄偉的天安門城樓,參加於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典。
  慶典上,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對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和全場30萬軍民以及來賓,著重地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公告,內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推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毛澤東的聲音,很快通過電波傳向中國廣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國。
  毛澤東同時還向各國政府宣佈: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這份公告當天還由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通知各國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公告,給新任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提出了兩大艱難而緊迫的任務:
  內政——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外交——把站立起來的新中國帶向國際舞台。
  這兩大任務,對於剛剛上任的周恩來來說,其艱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為完成這兩大任務,從開國第一天起,周恩來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從速組建政務院各機構。首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閣」的組建工作,成為周恩來的當務之急。
  熟悉周恩來的人們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內閣總理」角色,新「內閣」的框架結構,他已心中有數。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上,周恩來曾透露過:
  「政務院下面設4個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下轄5個部門,財經委員會下轄16個部門,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轄6個部門,另外還有外交部、華僑事務委員會和情報總署,是直屬政務院的,一共是30個單位。重點在於財政經濟,次之是文化教育。」
  機構有了眉目後,接下來就是確定人選。
  新中國人才濟濟,但在政務院各部門的領導人的人選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慎之又慎,他們經過反覆商量,最後確定了一個基本原則:政務院的人員基礎,以華北人民政府的人馬為主,然後陸續從其他幾個大行政區抽調一部分人來補充。
  原則定下來以後,便是一個個地確定政務院以及下屬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這些人中,有許多是由周恩來直接提名的。
  作為執政黨,中共的一些傑出領導人毫無疑問是政務院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員。周恩來陸續把各大行政區負責人李富春、高崗、鄧小平、彭德懷、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習仲勳等調來,擔任政府的重要職務……

  出任總理(2)

  新「內閣」選人,緊張而有序。在天安門廣場慶典結束後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組成人員基本配備齊全。就在這天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對除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人員作了正式任命: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副總理李維漢——政務院秘書長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陳 雲——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和重工業部部長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院長譚平山——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謝覺哉——內務部部長羅瑞卿——公安部部長薄一波——財政部部長葉季壯——貿易部部長陳 郁——燃料工業部部長曾 山——紡織工業部部長楊立三——食品工業部部長黃炎培——兼輕工業部部長滕代遠——鐵道部部長朱學范——郵電部部長章伯鈞——交通部部長李書城——農業部部長梁 希——林墾部部長傅作義——水利部部長李立三——勞動部部長沈雁冰——文化部部長馬敘倫——教育部部長李德全——衛生部部長史 良——司法部部長陳紹禹——法制委員會主任何香凝——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鄒大鵬——情報總署署長孔 原——海關總署署長胡喬木——新聞總署署長胡愈之——出版總署署長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這份名單,是在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人中多次徵詢意見、民主協商的基礎上最後敲定的。
  在這份任命名單中,各黨派民主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佔了較大的比重:4位副總理中,有兩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黃炎培);21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務院下屬的34個機構的103個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職(郭沫若擔任了兩個正職)。
  對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來煞費苦心……
  中國各民主黨派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鬥爭中做出過應有的貢獻,在新政府中對各民主黨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顯然極為重要而又極為複雜。憑著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經驗和對各黨派民主人士情況的瞭解,周恩來提出了一個民主人士的任職名單,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認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們在政府中任職,還得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義將軍,對和平解放歷史名城北京有著特殊貢獻,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給他安排一個部長職位。考慮到傅作義在綏遠時曾興修河套水利工程,有過水利工作的經驗,因此周恩來提名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並把當時的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葆華調到水利部給傅作義當副部長、黨組書記。
  找來李葆華等人,周恩來特意交代,要協助傅作義先生做好工作,並說:水利部的人員配備中,「凡是傅作義提的人我們都要用。」瞭解周恩來這層意思後的傅作義,大膽地向周恩來舉薦了兩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國民黨黃河治理委員會技術專家張含英;另一位,則是年過70的原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北平市長劉瑤章。新政府沒有食言,很快按傅作義的意思將他們兩位分別任命為水利部副部長和辦公廳主任。
  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經拒絕在國民黨政府中做官的。請他們擔任共產黨政權裡的高官,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來等人於情於理的勸說下,他們最終同意「出山」。「出山」後劉瑤章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的:「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出任總理(3)

  著名學者梁希也曾拒絕過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經周恩來動員,他也欣然受命擔任林墾部部長。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來兩次親自登門,請德高望重的中國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出山」做官。
  請別的人出任「內閣」成員,似乎好說一些,唯獨黃炎培,請他「出山」「做官」,更是不那麼容易。
  眾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時期,當局就曾兩次請黃炎培擔任教育總長,都被他拒絕了。內中緣由,連毛澤東都曾經不太明瞭。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懷仁堂舉行晚會,邀請了黃炎培,毛澤東特意走過去問黃:
  「黃任老,北洋政府兩次請你當教育總長,你為什麼不去?」
  黃炎培答:「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決不盲目服從的。」
  可見黃炎培當初是以「信念」、「真理」為由拒絕北洋政府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一手包辦的舊政協組織聯合政府時,又內定黃炎培等7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擔任國府的委員和部長。黃炎培再次推辭道:
  「我已68歲,年紀老了,做不動官了!」
  68歲,其實並非「老了,做不動」,究其原因,還是他內心的真實心態——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著他。
  1949年3月,黃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經周恩來等人的周密安排,擺脫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潛離上海經香港到達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兒子被國民黨特務以法西斯手段活埋。噩耗傳到北平,黃炎培悲痛至極。這時,周恩來親自前往黃的住地安慰,並告訴他:「中共願與你永久合作。」通過對共產黨的所見所聞以及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密切接觸,真理所在,黃炎培心中已基本有數。
  新中國成立之時,黃炎培已是走過71年人生、進入72歲的老人。但他心中頓時覺得一片亮堂。應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在10月9日這天召開的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濟深、蔣光鼐、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等人一道,被選為常務委員。
  組建新的政府,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致認為,非請黃炎培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
  為做黃炎培的工作,周恩來決定親自登門拜訪。
  10月11日晚,周恩來來到黃炎培的寓所,一番誠心誠意,勸說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黃炎培面有難色,因為他自幾次拒絕做官後,曾抱定了「不為仕,不做官」的念頭。面對誠懇的周恩來,他一開始就有些猶豫:
  「1946年我68歲時,就覺得已經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我已72歲,還能做官嗎?」
  周恩來一聽,爽朗地笑了起來,連忙稱:「黃任公不老。」他細心地解釋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於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劇本」的確是黃炎培等人參與「編」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較為完整地體現在裡面了,此時撒手,「不上台唱」,豈不有違「為人民」的宗旨?……兩人促膝交談,不知不覺兩個鐘頭過去了,最後黃炎培答應考慮考慮。
  與對待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周恩來還與黃炎培協商了民建其他領導人在政府中的任職問題。臨走時,周恩來請黃炎培一併考慮。
  共產黨的道路,給黃炎培很多的啟發;而周恩來的坦誠,又給黃炎培極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來說服了。
  第二天,周恩來再次登門,討取黃炎培的思考結果。政府總理兩次登門,黃炎培感激不盡,他知情曉理,不願讓總理「三顧茅廬」。黃炎培欣然同意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兩職。
  對黃炎培而言,他並不是勉強同意出山的。他答應周恩來,是因為自己解決了「信念」和「真理」的問題。後來他在回憶中這樣解釋自己的變化過程:

  出任總理(4)

  使我認識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聽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種種的措施,從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人民服務,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明確地認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請誰來擔任農業部的首任部長呢?周恩來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書城。黨內有人對這一提名大惑不解,並提出疑慮:為什麼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瞭解的人來擔此大任?周恩來坦然解釋道:
  他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之一,辛亥革命首義後在武漢當過黃興的參謀長,繼之又投入了討袁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我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他家召開的,他的弟弟李漢俊過去在我們黨內有過貢獻;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他也做過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儘管不太熟悉,但最終還是接受周恩來的意見。李書城入主農業部。
  人們又生疑惑:為什麼大家熟知的鄧穎超卻不在政府任職?建國伊始,黨內外各方面的人物對鄧穎超已是非常瞭解。她在中國共產黨各個歷史時期的傑出表現尤其是在婦女、統戰等方面的工作業績,廣為人頌。
  有的黨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來問:「為什麼不讓鄧大姐在政府裡擔任一項職務呢?」
  任憑大家如何勸說,周恩來態度堅決:「我不能這樣做!」
  他還有一番高論:
  「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
  最終他斬釘截鐵地回絕了人們的提請:「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裡任職。」
  這樣一個周恩來,人們肅然起敬,佩服!
  對第一屆「內閣」的組成和總理周恩來這種考慮問題周到、安排職位近乎完美的作風,人們心悅誠服,交口稱讚。
  民主人士感歎:「周恩來總理不愧為『周』總理啊!」
  參加過一屆政協會議的孫曉村稱:「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部長以上職務佔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一強,他們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這樣的人事安排,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任人唯賢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來走進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上任以來的政務院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
  選擇這裡開第一次會議,恐怕有它的特殊含義。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築,位於中南海瀛台漢白玉拱橋的北側,原先是中南海裡的正殿。只因康熙皇帝為它題的殿額「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緒親政以後,特別是在實行維新變法的那段時間裡,經常把勤政殿作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緒變法失敗以後,勤政殿不僅沒有起到「勤政為民」的作用,反而成為滿清腐敗昏庸的見證。
  直到1949年中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的時候,勤政殿才為中國共產黨籌建新中國發揮起重要的作用。周恩來進入北平後不久,就是在這裡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這部新中國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進勤政殿的新中國「內閣」成員們深知,周恩來意在提醒大家從此要真正地為民勤政。
  在周恩來到來前後,新任的政務院副總理、政務委員們,以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都陸續來到會場。為慎重起見,所有與會者都莊嚴地在政務院首次會議簽到簿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
  蒼勁有力的毛筆字中,每一筆都飽含著新一屆政府官員們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對自己所從事的偉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與全體屬下齊聚一堂,周恩來高聲宣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今天成立了!」
  全場發出了雷鳴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

  出任總理(5)

  周恩來作了一個名為《關於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幹部問題》的報告。
  作為政府首腦,他有責任向全體委員介紹政務院組建的情況——組織形式、人事安排、幹部來源、合作共事等問題。
  周恩來逐項細說:
  ——組織形式:政務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的首腦部。現在是戰爭時期,軍事方面不屬於政務院而屬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政務院以總理1人,副總理4人,秘書長1人和政務委員15人組成。政務院不僅有它所屬的各部、會、院、署、行,還有指導各行政部門的3個指導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簡稱政法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又是中共中央的財經委員會,簡稱中財委),文化教育委員會(簡稱文教委),另外還有人民監督察委員會(簡稱監委)。
  4個委員會稱「委」,其負責人稱「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財委、文教委3個指導委員會下面設立的委員會稱「會」,其負責人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政務院的政務會議,通過決議和命令,研究和決定日常的重要工作。會議由總理、副總理、秘書長、政務委員等21人組成,這便於議事和工作;政務會議成員加上各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參加,成為政務院的擴大政務會議,共有40多人,討論一般政策,報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意見,3個指導委員會擴大了。這樣可以容納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廣益,並且還可以將政府的方針政策宣傳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人士參加的較多;中財委民主建國會的人士參加的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人參加的較多。
  有的人計較安排的地位,是舊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何必計較地位的高低。現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們必須說服這些同志不能計較地位。
  ——幹部來源:政府草創之始,需要很多幹部。人才的來源,一是長期參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區的幹部,二是原國民黨政府舊工作人員,三是社會上被埋沒的知識分子和新教育出來的青年學生。
  這三部分人各有長短,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取長去短,加強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的修養,搞好工作。各部門用人都要照顧到這三個方面。
  ——合作共事:由於幹部來自不同的方面,就有個團結與合作共事的問題。黨與非黨或無黨派各團體的合作,現在恐怕還不習慣,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來個關門主義,乾脆不與人合作共事,這在歷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關羽,他不願與諸葛亮合作,並且還曾向曹操投降。我們的新政府要防止關門主義、不能合作共事、計較地位和不肯學習等傾向。
  ……
  聽講的人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總理周恩來對自己所領導的機構的要求是,必須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達到有序而高效!
  為使新政府這部機器盡快有秩序地運轉起來,周恩來提出,當務之急,各部門要制定組織條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務院擬定若干原則,再由各部門自擬,報政務院批准。
  當晚,周恩來又主持了政務院領導成員會議,確定當前必須抓緊做的工作。
  晚上的會議做出如下決定:
  ——為接收國民黨中央政府各機關人員、檔案、財產、圖書、物資等,成立專門小組,由陳雲副總理召集,擬定具體接收辦法。
  ——為了建立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的辦公制度及辦事程序,成立專門小組,由董必武副總理召集,擬定具體條文。
  ——為擬定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通則,成立專門小組,由黃炎培副總理召集,提出草擬組織通則的原則。
  ——即日起建立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的事務匯報會議制度,由政務院秘書長召集,參加會議者為各委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各部、會、院、署、行辦公廳主任或副主任。

  出任總理(6)

  分別由陳雲、董必武、黃炎培召集的三個專門小組,最終又統領在周恩來的旗下。
  四天以後的10月25日,為解決工作條例等問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政務院第二次政務會議。會上,討論通過了關於指導接受前國民黨政府中央機構工作委員會工作的幾條原則,主要精神是:各機構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設立中央統一接管工作機構;對原各機構工作人員,將在調查研究後「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於華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構架已經歸屬於政務院,所以會議還決定:(一)提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發佈命令,宣佈華北人民政府工作結束,原華北人民政府所轄五省二市歸中央直屬;(二)以華北人民政府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務院各委、部、會、院、署、行,於11月1日正式開始辦公。
  在政務院下屬各部門正式開始辦公之前,周恩來又於10月28日主持召開了政務院第三次政務會議,初步通過了《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通則》、《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工作條例》等重要文件。
  為便於外事工作,周恩來在第三次政務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外文譯名的報告。
  10月31日,華北人民政府根據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結束工作,正式向政務院辦理了移交手續。
  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前三次政務會議開過以後,在全世界輿論焦點的關注下,在全中國人民的熱切期待中,政務院所屬各機關,開始了緊張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來在組建中國這樣一個古老大國的政府中所表現出來的超強組織能力,很快為世人所共知。與他共事過多年的無黨派人士、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長沙大火中,就對周恩來有過這樣的感慨:
  周公的計劃很周到,指示非常細密,……經他這一部署和指引,使紛亂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條理來,使渾混一團的大家的腦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覺。
  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發條的鍾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有力的律呂。
  在籌建新中國的日子裡,郭沫若的這種感慨更深了。
  從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個月的時間,這就是政務院各部門從籌建到開始正式工作的時限。歷史的發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許各部門去慢慢地準備;更不允許周恩來有半點鬆懈。
  周恩來的「日理萬機」,就是由這一時期開始的……

  首張「考卷」(1)

  首張「考卷」,經濟命題,新政府迎難而上繪出第一幅建設藍圖
  新中國成立後,佔人類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民迎來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人們正在為這種變化歡欣鼓舞的時候,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尤其是政府總理面前的,卻是一個舊中國留下來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
  就在人民解放軍進城後不久,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曾公開宣稱:共產黨搞軍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經濟則只能打一個0分。
  有人懷疑,有人幸災樂禍,還有人在蓄意破壞,……嚴峻的考驗,擺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早有思想準備。在那場進入北平之前的對話中,毛澤東就曾把籌建新中國比作「進京趕考」,希望「考個好成績」。周恩來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
  考什麼?在大規模的戰爭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驗,恐怕是來自經濟方面的。共產黨除了以前在根據地和解放區搞過一些區域性的經濟建設以外,沒有搞大規模的、全國性的經濟建設的經驗。進城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拿到的第一張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復國民經濟,開展經濟建設的命題。
  解決經濟建設的難題,並不比解決軍事和政治難題輕鬆!
  周恩來所擔負的總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斷地思索這道題的難度和解題的方法……
  剛剛建國,各種各樣的會議請周恩來去講話,他都講工作重心的轉移。工作重心不轉移,剛剛奪過來的政權遲早會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時召開了幾個關乎國計民生的會議: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會議代表們集中起來,請周恩來講點對今後建設的指導性意見。參加會議的人們從總理的講話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導新中國建設的原則、思想:
  「以農業為基礎——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視鄉村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
  工業領導農業——農業必須在工業的領導下才能發展。」
  有人說,這就是「以工業為基礎,以農業為指導」的提法的雛形。
  指導思想有了,還得真抓實幹。周恩來接著講:
  「不抓生產是不行的。毛澤東同志說,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現在不抓生產靠什麼來支援戰爭和鞏固勝利?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
  周恩來還鄭重地告誡大家:要正確處理好新中國面臨的六種主要經濟關係——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上下關係。
  然而,經濟領域的爭奪戰,並不比軍事領域輕鬆。光有思想理論的指導是不夠的。建國初期的經濟鬥爭極為尖銳。
  就在新中國成立慶典的10月份內,全國的物價繼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漲之後,又一次猛烈上漲,平均達到百分之四十四點九。這次上漲,是以紗布價格的上漲為龍頭的。上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資本家猖狂地進行投機倒把活動,企圖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擠垮。
  在上海,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為了向世人證明「共產黨搞經濟只能打一個零分」,他們囤積居奇,大肆進行金融投機活動。上海的投機倒把活動向全國延伸,導致了全國性的金元風潮和物價風波。從經濟領域延伸開來的鬥爭,可謂驚心動魄。
  為解決物價問題,周恩來找來陳雲。平穩物價,陳雲是行家。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49年11月5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主要議題就是研究如何解決物價問題。這些紅色政權中的經濟專家們出了一個高招:由財政部撥一部分糧食給貿易公司,用糧食收購棉花,減少貨幣的投放,並迅速運輸棉花供給上海。這一著棋一走,果然妙不可言,紗布的價格很快得以平抑。

  首張「考卷」(2)

  接著,中財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價的行動基本結束,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全國物價已經趨向平穩。
  儘管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是極為艱難的,但是對於開國總理周恩來來說,身上擔負的,是人民給予的重擔,他必須加倍努力,主持百廢待興的共和國經濟工作……
  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國的經濟形勢逐漸恢復,一年一個新局面:
  ——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的一年,到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權已經控制了整個國家經濟的命脈。但由於剛剛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財政出現巨額赤字,物價猛漲,市場混亂。新中國經濟面臨著極大的困難。
  ——1950年,通過統一財經工作和調整工商業等重大舉措,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這一年的經濟工作,周恩來是這樣總結的:「在經濟戰線上,我們打了一個勝仗,就是把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個由物價波動、經濟危機造成的嚴重現象扭轉過來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這一年的財政收支逆差卻有二億九千萬。所以周恩來認為所取得的成績「還不是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
  ——1951年,新中國的國民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好轉,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十九,交通運輸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這年的財政收支相抵,有了十億六千萬元的結餘。這是新中國財政第一次出現收支平衡且略有結餘的一年。
  ——1952年,新中國經濟的恢復工作已經勝利完成,國家財政經濟情況已根本好轉。在這個時候,對於中國的國民經濟而言,若要進入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建設時期,基礎已經具備了,有利的條件也有了。
  1949年至1952年,對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來說,是一個最嚴峻的考驗期,一場嚴峻的考驗下來,周恩來領導下的人才濟濟的政務院,已經交出了一份初試的滿意答卷。
  無論多麼困難,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交出來的經濟答卷,中國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絕不是一張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預言的「0分」卷。
  對這張卷子的份量,周恩來做了一個讓人無可辯駁的概論:
  「帝國主義再三地認定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被這些看來是無法解決的難題所壓倒,而不得不向他們求救。但是,一年來的經驗證明:帝國主義的預言家是破產了;中國人民在經濟戰線上如同在軍事和政治的戰線上一樣是勝利了。」
  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中共中央決定,要不失時機地開展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3年準備,10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按照這一決策,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開始編製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新中國的第一幅建設藍圖。
  決策有了,接下來政務院立即組織人手著手編製「一五」計劃。經周恩來提議,成立了一個由6人組成的核心領導小組,他們是:
  周恩來——政務院總理
  陳 雲——副總理兼中財委主任
  薄一波——中財委副主任
  李富春——中財委副主任
  聶榮臻——代總參謀長
  宋劭文——中財委計劃局局長
  六人小組,以周恩來和陳雲為首,由陳雲具體領導。在周恩來的督促下,中財委加緊研究制定「一五」計劃的方案。通過摸底、研究、討論,到1952年6月,各大區和各工業部門上報的經濟建設指標已經匯總到中央財經委員會。根據這些指標和中國人民渴望早日告別貧困落後狀況的願望,中財委很快擬出了《1953年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
  六人小組成員宋劭文後來深有感觸地回憶:

  首張「考卷」(3)

  在這個草案中,對我國鋼鐵、機械、煤炭、石油、電力、化學、電器製造、輕紡、航空、坦克、汽車、造船等工業,提出了具體建設指標和要求,對重大水利、鐵路、橋樑建設也做出總體規劃。
  通過「一五」計劃,擬擴(改)建與新建若干個重工業區,即以鋼鐵和機器製造工業為中心的鞍山、武漢、包頭3個區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和機器製造工作為中心的蘭州區域,以動力設備、重型機械製造工業為中心的哈爾濱、瀋陽、齊齊哈爾、西安區域,以化學工業為中心的吉林區域,以煤炭和採礦設備製造為中心的撫順、大同區域,以及以機器製造為工業中心的洛陽、成都區域,已初步形成我國工業建設的新框架與大致合理的佈局。
  草案出來以後,周恩來於7月10日致信毛澤東並劉少奇、朱德、陳雲等人: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盡量推開。
  周恩來之所以這樣急於「將其他工作盡量推開」,是因為他不僅要專心領導當務之急的「一五」計劃工作,而且計劃制定出來以後,還需盡快趕赴莫斯科,徵求蘇聯「老大哥」的意見。畢竟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蘇聯比中國早進行了30多年,他們有著較為豐富的經驗。況且,新中國的建設必須得到蘇聯政府的援助。
  為做好這些工作,周恩來感覺自己分身乏術,這才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調鄧小平到京,「主持一個時期」。周恩來對鄧小平的為人和能力是很瞭解的,他認為,鄧小平來京幫他,「這是最理想的辦法」。
  在周恩來的加緊主持下,8月11日,《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草案)》總算完稿。基本內容有五項:
  一、中國經濟概況;二、五年建設方針;三、五年建設的主要指標和主要項目;四、長期建設的準備工作;五、請蘇聯援助事項。
  這份草案估計了進行五年計劃建設的可能性: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已經鞏固,在長期戰爭中被破壞的經濟情況已經恢復。人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已勝利完成。如果朝鮮戰爭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我們仍然需要並可能開始五年建設。
  由此報告提出了今後五年的基本任務:今後五年是中國長期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
  也是在這一天,周恩來還親自寫成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
  這兩份文件脫稿以後,周恩來開始做赴蘇聯的準備事項。這時,接替他的鄧小平也正在赴京途中。
  按周恩來的安排,鄧小平從西南重鎮重慶來到北京,就任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剛到北京,周恩來就在8月13日下午找他談話,除表示誠摯的歡迎外,目的只有一個,周恩來赴蘇期限只剩兩天,必須在離京前向鄧小平交代政務院的工作。
  有了鄧小平接替工作,周恩來心裡踏實多了。談完話後,周恩來於當天主持政務院第148次政務會議。這次政務會議,人們從第二天公佈的人民日報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個:
  政務院第148次政務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聽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長史良《關於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庭的報告》。
  而參加會議的人更為注意的是,周恩來總理在會上鄭重宣佈:
  「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訪問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
  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起程飛赴莫斯科。由於人數太多,他們分乘3架軍用飛機和1架民航飛機,由北京起飛,沿中國東北、蘇聯伊爾庫次克、新西伯利亞……路線,最後向莫斯科飛去。限於飛行條件,飛機飛了兩天,8月17日,周恩來一行才抵達莫斯科。
  在莫斯科機場,前來迎接的有蘇聯黨政領導人莫洛托夫、米高揚、布爾加寧、維辛斯基等。蘇聯領導人心裡非常清楚,周恩來這次來,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與蘇聯領導人談判中蘇兩國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帶來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徵求蘇聯方面的意見。這是繼毛澤東、周恩來1949年底至1950年初訪蘇之後中共領導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國際活動。

  首張「考卷」(4)

  在機場,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毫不隱晦代表團是「毛主席派來的」,他說:
  親愛的同志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諸同志,奉毛澤東主席之命,來到莫斯科,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之後的3年時間中,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由於全國人民的努力,又由於蘇聯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援助,曾不斷地克服國內外的種種困難,業已在國家建設的各方面獲得了重大成就……
  來幹什麼?首先要表明與兄弟的蘇聯黨、國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願望。他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這次來莫斯科,是為了繼續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並商談各種有關問題。中蘇兩大國的友好合作的繼續發展,必然對於中蘇兩國人民的和平建設事業,都將有更重大的貢獻。
  由於赴蘇時間倉促,周恩來到莫斯科後才發現,我方準備提交蘇聯政府討論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業採伐、造林和木材蓄積量計劃數字核對不上。
  在這個節骨眼上出問題,是周恩來不能容忍的。他拿起電話,要通了代表團其他成員的住地,嚴厲地批評了負責此事的柴樹藩:「年輕人對待工作應該盡職盡責,一點疏忽和差錯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總理的這番批評非同小可,柴樹藩立即找來有關人員對這些數字進行了重新核對並改正過來。數字雖已改正,但柴樹藩心中的內疚卻很深,心理負擔沉重。
  另一邊,周恩來批評完後,也感到對一個初臨大事的年輕人似乎批評太重了一點。
  第二天,周恩來專程來到代表團住地「蘇維埃飯店」看望大家。(45年後的1997年秋天,當筆者來到這家飯店專門尋找當年周恩來向柴樹藩道歉的地點時才發現,這家飯店離周恩來的住處並不近。更有意思的是,當年蘇聯的一些街道、建築、地名現在幾乎都已改名換姓了,而這家飯店仍然保留著原名,且在它的總經理辦公室內仍然留著列寧的巨幅畫像。)
  在這家「蘇維埃飯店」吃飯的時候,周恩來特意舉起一杯白蘭地,來到柴樹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並微笑著說:
  「昨天我批評了你,以後要細心一些嘛!不要把這麼重要的數字搞錯!來,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後工作得更好。」
  話是這麼簡單的幾句話,但周恩來的這一杯敬酒,一下子緩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緊張沉悶的氣氛。在場的人深為周恩來這種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領導藝術所折服。
  斯大林對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此次來訪高度重視,在一個月時間裡多次同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正式會談。
  周恩來向斯大林詳細介紹了中共中央對朝鮮戰局和國際形勢的看法以及中國代表團將同蘇方商談的有關問題,並將《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主要任務》、《中國國防軍五年建設計劃概要》等文件的俄譯本送交斯大林和參加會談的蘇聯政府代表團。
  對周恩來的全面介紹,斯大林表示滿意。他笑著說:中國三年恢復時期的工作,給我們這裡印象很好。
  對合作問題,斯大林表態:
  「願盡力之所及在工業資源勘探、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以及派中國留學生到蘇聯學習或實習等方面給中國以幫助。」
  在全面審閱了中國政府的文件後,斯大林對中國「一五」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見:
  「你們五年計劃中工業增長速度,每年為20%,是勉強的。要按照一定可以辦到的原則來做計劃,不留後備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後備力量,才能應付意外的困難和事變。今後產值每增長1%,其增長的總量總是比過去的大。我建議工業建設的增長速度,每年上漲可降到15%或14%。留點後備力量總有好處。」

  首張「考卷」(5)

  對中國政府只準備公佈編製好的五年計劃的方針而不公佈整個具體計劃一事,斯大林提出:
  「應該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針。看來非公佈不可,群眾是願意知道數字的。五年計劃究竟公佈不公佈,這是你們的事,由你們自己決定。」
  蘇聯政府願意幫助中國制定「一五」計劃,願意為中國實現五年計劃提供所需要的技術、設備、貸款等援助,並派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
  斯大林的表態,為中國代表團在蘇聯開展工作開了綠燈。他還指定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維辛斯基、庫米金組成蘇聯政府代表團同中國政府代表團商談各項具體問題。
  對中國的「一五」計劃,蘇聯老大哥提了許多非常好的建議。雙方在莫斯科反覆協商。
  為提高效率,也使自己和陳雲、李富春超脫一些,有更多的時間來考慮並研究解決一些急需處理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把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按業務性質、工作關係分為若干相應的組,讓各組分頭同蘇方各有關部門直接商洽,進一步深入地研究蘇聯援助中國的具體項目。
  經過雙方多輪會談和各小組的緊張工作,到9月中旬,所談項目終於有了一些眉目。9月12日晚,斯大林特意設家宴招待周恩來等人。家宴上多了幾位客人,一位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還有兩位是朝鮮首相金日成和外務相樸憲永。他們三位是9月1日秘密飛抵莫斯科的,來蘇的目的,是與周恩來一起同斯大林商談有關朝鮮戰局和停戰談判的問題。
  席間,周恩來說:「朝鮮戰爭推遲了世界大戰,毛澤東同志的估計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發世界大戰。」
  酒桌上談笑風生的斯大林贊同這一看法:
  「毛澤東的估計是對的。但要說明一點,美國沒有本領進行大戰,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願打仗。」
  毛澤東、周恩來、斯大林等世紀偉人對形勢做出的這種準確估計,使得他們能夠抽出精力來考慮國內建設問題。這次家宴,幾位領導人喝得都很盡興,親切友好的氣氛一直持續到深夜,方才互相道別。
  第一批文件的簽字儀式定在9月15日。這天,周恩來和斯大林各率雙方人員出席了《中蘇關於橡膠技術合作協定》等文件的簽字儀式。
  在簽訂的《中蘇關於橡膠技術合作協定》中,蘇聯政府允諾向中國政府貸款70萬盧布。
  蘇聯援助中國的其他項目,由於還需進一步詳細研究、核算,在時間上至少需要兩個月。而國內的千頭萬緒的工作不容許周恩來在國外停留過久。
  橡膠協定簽完以後,周恩來又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對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詳細安排。按預定計劃,他將攜陳雲、粟裕等人回國,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團團長職務,全權領導各組繼續與蘇方談判。
  9月24日,周恩來平安回到北京。當天就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了代表團就「一五」計劃輪廓問題同蘇聯方面商談的情況。會議根據蘇聯方面的一些意見,繼續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和任務。
  雖然離開了莫斯科,但周恩來仍然繼續密切關注和直接過問中蘇雙方在莫斯科的會談進程。李富春在談判中遇到重大問題時,直接打電報向周恩來和毛澤東請示。每次周恩來都及時審閱這些電報,並在與其他中央領導人研究商定後,以最快的速度給予明確指示和答覆。
  經過艱難的工作,到1953年4月,蘇聯援助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項目的協定基本談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簽字了。為趁熱打鐵,李富春接連從莫斯科致電和致信中共中央,請求指示。
  4月30日,周恩來代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電,指示非常明確:
  「我們同意你在來電和來信中所提的各項意見。請你即向米高揚同志表示: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完全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協定的議定書》、《協定的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附件》、《議定書附件》及《兩個清單的附註》等8個文件,並完全滿意和感謝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給予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這樣巨大和長期的援助。中國黨和中國政府願盡一切力量完成這些文件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

  首張「考卷」(6)

  電文還有一句至關重要的話:
  「委託李富春同志為全權代表簽訂這些文件。」
  取得中共中央的授權以後,5月15日,李富春以中國政府全權代表的身份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等文件上簽字。這一《協定》規定:蘇聯政府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企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援助中國的50個,總共141個項目。
  中蘇經濟合作談判歷時8個多月,總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恩來內心是欣慰的。但他深知,作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來說,中蘇之間的經濟技術以及全方位的合作,仍然任重而道遠。
  周恩來心裡很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要想穩固地發展,必須進一步得到蘇聯老大哥的援助。儘管這種援助不是無償的,但卻是至關重要的。談判還要繼續……
  根據中國政府的請求,至1954年10月,蘇聯政府再次追加了15個援助項目。至此,廣為中蘇兩國人民熟知的蘇聯政府援助中國「一五」期間建設的156個重點項目,最後敲定。
  156個重點建設項目的確定,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儘管中蘇關係後來出現曲折,但是,在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初期,蘇聯老大哥功不可沒。
  得到蘇聯政府的熱心幫助後,周恩來與陳雲、李富春等人進一步指導精心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作為複雜的系統工程,完整的國民經濟建設答卷,是在1955年6、7月間由國務院向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提交的。
  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
  這是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提交的新中國第一幅建設藍圖。
  為使她的全部內容切實付諸實施,1955年11月9日,周恩來簽發國務院命令,敦促「一五」計劃涉及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遵照執行,並領導群眾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克服困難,為勝利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
  到1957年底,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大都超額完成……

  抗美援朝(1)

  抗美援朝,三位一體,集三「總」於一身,角色特殊
  1949年10月19日,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會議任命政務院各部門主要組成人員的時候,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周恩來與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程潛一道,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鑒於周恩來在黨內和軍內的崇高威望,會議還決定周恩來主持建國後第一屆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設想,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的戰爭時期已經基本結束,軍隊不需要保留那麼多了。由此,在內政和外交上有著豐富經驗的周恩來,也能將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工作重心轉移到重建家園上來。
  對國內戰爭形勢的發展,周恩來較為樂觀。到1949年底,全國大陸除了西藏外,已經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殲滅國民黨軍薛岳部隊3萬多人。應該說,剩下的戰事的確不多了。
  戰爭,是要花錢的。經過長期的戰爭,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庫存的「銀兩」非常有限。何況,進入建設時期以後,軍隊的開支卻沒有減少。僅解放軍的人數(包括改編過來的原國民黨部隊),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已經達到500多萬。這是個龐大的數字,需要很大的財政支出。
  國家財政極為困難,怎麼辦?為爭取盡快恢復國民經濟,中共中央決定,大量裁減軍隊!這個艱巨的任務,又交給了周恩來。
  1950年4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28次政務會議。會上,他向大家透露說:中央將要大裁軍,「1950年把軍隊數目從560萬減到400萬。」
  5月16日,周恩來出席全軍參謀會議,他在會上講話時還專門講到對軍隊的整編問題:
  目前,一方面戰爭還未全勝,需要加強準備;一方面又要使軍事開支不要太大,爭取國家財政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為此,需要整編軍隊,復員100多萬人。這是我們目前的重大任務。
  台下的全軍高級將領和參謀長們,儘管愛兵如子,但他們心中明白,此事中央已經做出決定,必須以大局為重。
  為完成這一任務,6月5日,由周恩來牽頭,組建了中央復員委員會,委員有15人,周恩來擔任主任,聶榮臻任副主任。
  6月24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36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人民解放軍1950年復員工作的決定》,這份文件說:
  「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軍隊人數已達到520萬,為此,1950年我國準備減少軍隊120萬……」。
  會上,周恩來還特意作了關於人民解放軍120萬大裁軍的報告。
  裁軍的消息,在解放軍內部立即傳開了:
  要裁軍了!
  中央已經做出決策,裁減120萬大軍!
  ……
  正在這時,在大洋的彼岸,一向自詡「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國主義者,對新中國虎視眈眈。戰爭的威脅,並沒有讓中國人民安心下來建設自己的家園。爭取和平的環境,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
  就在中國政府第36次政務會議通過《關於人民解放軍1950年復員工作的決定》,周恩來正式宣佈中國軍隊將裁減120萬以後不到一天,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
  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國駐遠東的空軍、海軍參戰,支援朝鮮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魯門公開宣佈武裝援助南朝鮮,干涉朝鮮內政;同時決定以武力阻止中國解放台灣,並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向台灣海峽出動。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受到了來自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
  對杜魯門的戰爭叫囂,中國立刻做出反應。2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6月27日在美國政府指使和操縱下所通過的關於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協助南朝鮮當局的決議,是支持美國武裝侵略、干涉朝鮮內政和破壞世界和平的。
  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

  抗美援朝(2)

  此時的聯合國,完全是在美國的操縱之下,其憲章僅是一紙空文。相反,它卻成為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護身符。中國怎麼辦?周恩來態度堅決地聲明:
  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且已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後的現狀所肯定。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
  朝鮮戰事的發展,時時牽動著周恩來的心緒和精力。對周恩來而言,戰火會不會蔓延開來?會不會影響到我國東北的安全?這是縈繞在他心頭的重要問題。
  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再次通過決議,授權以美國侵朝軍隊為主組成所謂「聯合國軍」,擴大侵略戰爭。杜魯門隨即任命美國遠征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
  根據新形勢的發展,為防患於未然,應付最壞的情況發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為此,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在7月7日和10日兩次召開了中央軍委會議,討論保衛國防的問題。
  在10日的會議上,周恩來與大家基本商定了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
  根據兩次會議的精神,中央軍委在13日正式形成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確定:
  (一)抽調第13兵團(第38軍、39軍、40軍),第42軍,炮兵第1師、2師、8師和一定數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戰車部隊組成東北邊防軍。這些部隊最遲限於8月5日前抵達指定地點,完成集結。
  (二)以粟裕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為副司令員,蕭華為副政治委員,李聚奎為後勤司令員。
  (三)以第15兵團領導機關為基礎組成第13兵團領導機關,以鄧華為司令員,賴傳珠為政治委員,解沛然為參謀長,杜平為政治部主任。
  當日,周恩來將《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送毛澤東審查並函告《決定》起草的情況:
  這兩次會議商定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分別從河南、廣東、廣西、湖南、黑龍江等地抽調第13兵團、第42軍和若干炮兵師、高炮團、工兵團,共25.5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8月5日前到達安東(今丹東)、輯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鐵嶺等地。空軍編成三個團在東北訓練,成立東北空軍司令部……
  形勢迫人,毛澤東當天批示:照此執行」。
  此後,有關中國應付朝鮮戰局變化的一切重大決策和具體事務,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參與或領導下進行的。
  8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47次政務會議。在會上說起中朝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周恩來動了感情。他回憶,在中國的北伐戰爭、東北抗日聯軍抗擊日本侵略軍、關內抗戰,直到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中,都有朝鮮人民的優秀兒女參加;在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中,朝鮮民族與我們是血肉相連的。
  在朝鮮人民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政府和人民豈能坐視不管?
  8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有朱德、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和東北邊防軍、中央軍委有關部門、海軍、空軍、有關兵種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的準備工作。
  在會上,周恩來講明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肩負的新任務: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解放了華南、西南廣大地區和海南島、舟山群島等。這期間重要的是建設,大家忙於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軍事。今年對軍隊提出了生產任務和考慮復員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隊進行解放海島和準備進軍西藏,而在生產和復員上卻用了很大力量。
  朝鮮戰爭爆發後,給了我們新的課題。
  生產和復員的安排都已被朝鮮戰爭打亂了,現在怎麼辦?周恩來明確表態:
  美帝國主義企圖在朝鮮打開一個缺口,準備世界大戰的東方基地。因此,朝鮮確實成為目前世界鬥爭的焦點,至少是東方鬥爭的焦點。現在我們對於朝鮮不僅看為兄弟國家的問題,不僅看為與我國東北相連接有利害關係的問題,而應看為是重要的國際鬥爭問題。這就給了我們新的課題——支援朝鮮人民,推遲解放台灣,採取積極態度,將東北邊防軍組織起來。

  抗美援朝(3)

  目標明確了,周恩來強調必須做好周密的各項準備工作:
  根據兩月來的作戰情況,不能不設想戰爭的長期化,要準備在長期化上逐漸消滅敵人。我們此次作戰是對付美帝國主義者,而不是單單對付李承晚偽軍,這更需要我們加緊和加強準備工作。一切都要準備好,不要成為「臨急應戰」,而要有充分準備,一出手就勝。
  周恩來還分析:美帝國主義如果壓服朝鮮後,下一步必然進攻中國。所以將來如果出國作戰,可以採取「換班的辦法,輪流補充」,「用這種辦法整補為最好」。
  在備戰階段,周恩來提出了「出國作戰要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供應」的方針。並宣佈:中央軍委確定東北行政區為邊防軍的總後方基地,所有後方供應事宜統由東北軍區負責。
  正在中國方面積極備戰期間,朝鮮戰爭形勢迅猛發展。朝鮮人民軍繼6月28日解放漢城後,到8月中旬,已經解放了南朝鮮百分之九十的地區,把美軍和李承晚軍隊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內,美軍一面負隅頑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繼續增援兵力。戰爭形成膠著狀態。
  根據周恩來和中央軍委的指示,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視著朝鮮戰局的變化。8月中旬,總參謀部作戰室根據朝鮮戰場的狀況進行了圖上模擬演習,對演習的結果作了分析,認為美軍的下一步行動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鮮人民軍的側後登陸,進行中間截斷。其適宜登陸的港口有6個,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陸,它的後果也最嚴重。
  這一分析結果,極為重要,8月23日深夜,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兼總參謀部作戰室主任雷英夫匯報了上述分析結果。周恩來聽後非常重視,立即打電話向毛澤東作了簡要匯報。毛澤東聽後也心急火燎,讓周恩來帶雷英夫當即到他的住處——中南海菊香書屋詳細匯報。
  美軍在仁川登陸,是一個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戰略問題。為此,毛澤東、周恩來責令總參謀部和外交部更為密切注視朝鮮戰局的變化。並決定,將我方有關敵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陸的分析告訴朝鮮和蘇聯政府,供他們參考。
  戰局的發展,證實了我方的分析。9月15日凌晨,打著「聯合國軍」旗號的美軍7萬多人,在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指揮下,果然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在兩面作戰的不利形勢下轉入退卻。28日,敵軍攻佔漢城,29日進抵北緯38度線。
  由於歷史的原因,「三八線」是南北朝鮮的分界線。一條「三八線」,劃分了南北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和軍事區域。美軍過不過「三八線」?性質大不一樣。如果過「三八線」北進,就是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侵犯,這是一個嚴重的行動。周恩來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密切地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1950年9月30日,周恩來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為建國一週年舉行慶祝大會之機,在會上斬釘截鐵地說:
  中國人民密切地關心著朝鮮被美國侵略後的形勢……
  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
  很明顯,中國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國土以後,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脅的環境下來恢復和發展自己的工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國侵略者如果以為這是中國人民軟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與國民黨反動派同樣嚴重的錯誤了。
  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人民日報》用顯著的版面公佈了周恩來的這些話。這些話很快便傳播了出去,尤其是那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代表了中國人民發出的最強有力的聲音。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警告置若罔聞。就在10月1日這天,麥克阿瑟指揮南朝鮮軍隊率先越過了「三八線」……

  抗美援朝(4)

  10月3日凌晨,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希望通過他和印度政府將中國政府對朝鮮局勢的嚴正立場轉告美國政府。
  周恩來說:「美國軍隊正企圖超越『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這樣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請把這點報告貴國政府總理。」「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使朝鮮事件地方化。我們至今仍主張如此。」
  為了突出「我們要管」的「管」字,周恩來事先對擔任翻譯的浦壽昌交代,這個字在翻譯成英文要有相當的份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譯時準確無誤。
  周恩來的國慶講話和同潘尼迦的談話,迅速地傳到白宮。
  與此同時,朝鮮政府首相金日成兩次向中共中央領導人表示,在敵方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請求中國人民給予朝鮮人民以特別的援助,即中國軍隊直接出動,支持朝鮮人民軍作戰。
  中國的態度,美國政府並不是沒有考慮的。但是,杜魯門政府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力量和形勢。9月27日,杜魯門批准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給麥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毀北朝鮮的武裝力量」,並授權他在「三八線」以北進行軍事行動。
  杜魯門僅僅把周恩來的聲明看做「是對聯合國的恫嚇」。美國方面認為剛剛建立一年的新中國絕無能力出兵。
  中國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醞釀了多次。
  10月5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在座的人中,大多數主張出兵;但也有少數人不同意出兵,包括毛澤東很欣賞的戰將林彪。就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正式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定克服一切困難,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10月6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在中南海主持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商議部署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事宜。
  會上,周恩來批評了仍不主張出兵的錯誤意見。這種意見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周恩來告訴大家:
  現在不是我們要不要打的問題,而是敵人逼著我們非打不可。我們的自衛是正義的,正義的戰爭最後一定會勝利的。現在朝鮮政府一再要求我們出兵援助,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黨中央、毛主席決心已定,因此現在不是考慮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考慮出兵後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
  林彪不同意出兵,並稱有病在身,需要治病。中共中央對他無可奈何。會議決定,由主張出兵的周恩來帶著不主張出兵的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有關事宜。
  這時,彭德懷臨危受命,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同意掛帥領兵入朝。
  10月7日,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統一」朝鮮的決議。當天,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和中國的一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瘋狂地向中朝邊境進犯。
  對美國的行動,中國迅速做出反映。
  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佈《關於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
  「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任命彭德懷同志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在毛澤東發佈命令的同一天,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乘飛機秘密前往蘇聯,隨行的還有三人:林彪、翻譯師哲和機要秘書康一民。
  中央和周恩來是期望林彪同去能發揮一些作用。但林彪個人卻有自己的打算。在出兵朝鮮這麼重大的行動中,他既已推脫了擔任統帥的責任,在國內穩坐釣魚台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林彪仍以治病為由前往莫斯科。
  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很明確:一是向斯大林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態度和決定;二是與蘇聯領導人商談,中國出兵朝鮮需要取得蘇聯的軍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軍對入朝作戰部隊實行空中掩護。

  抗美援朝(5)

  由於當時的飛機時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還要在伊爾庫次克停機加油,所以周恩來一行抵達莫斯科時已是10月10日。
  這時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濱休養。周恩來馬不停蹄,又立即趕往黑海之濱的克里米亞。
  11日午後,周恩來到達克里米亞,立即同斯大林進行會談。
  周恩來首先向斯大林通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是否出兵朝鮮的情況。他說:
  在目前情況下,中國要出兵朝鮮,面臨許多大的實際困難。原因是中國由於長期戰爭的創傷,現在許多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況且,部隊的武器裝備也落後。如果中國要出兵,蘇聯必須提供軍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蘇聯空軍提供空中掩護。只要蘇聯同意出動空軍給予空中掩護,中國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時請求蘇聯援助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所需的軍事裝備,並向中國提供各種類型的武器與彈藥,首先是陸軍輕武器的製造藍圖供中國仿造。
  斯大林回答:
  按目前情況,美軍已越過「三八線」,如果朝鮮沒有後援,至多只能維持一個禮拜的時間。如果讓敵人佔領整個朝鮮,美軍和偽軍將陳兵鴨綠江、圖們江(中朝、朝蘇邊界)。那時我們,特別是中國的東北恐怕就不會有安寧的日子了。他們可以隨時從空中、陸地、海上對我們進行騷擾。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考慮到。
  在抗美援朝的問題上,斯大林顧慮重重。他接著說:
  我們曾經設想如何幫助朝鮮同志,但我們早已聲明過,我們的軍隊已全部撤出朝鮮了。現在我們再出兵到朝鮮去有困難,因為這等於我們同美國直接交戰。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我們供應武器裝備。在作戰時,我們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但空軍只能在後方和前沿活動,不能深入敵後,以免被敵人擊落後俘獲飛行員,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
  在出動空軍問題上,為靜觀事態的發展以便以利於蘇聯,斯大林又表示:
  「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要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能出動。」
  與周恩來會談結束後,為向中國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作個交代,斯大林同意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通報會談情況。
  為不打擾斯大林休養並安排其他事宜,周恩來於12日暫時離開克里米亞飛返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來就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斯大林和周恩來同志的聯名電後再次開會討論出兵朝鮮問題,政治局全體同志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
  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反之,不參戰損害極大,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
  毛澤東還在電文中提出兩個需要進一步弄清並與蘇聯方面繼續商議的問題:
  (一)蘇聯援助中國軍事裝備,是用租借辦法還是用錢買。只要能用租借辦法,使我國政府明年財政預算能保持20億美元用於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長期戰爭,並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
  (二)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外,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沈、滬、寧、青等,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
  為此毛澤東要求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同蘇聯領導人商議上述問題。
  接到指示後,周恩來立即於當夜約見在莫斯科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轉告毛澤東來電內容,要求立即報告斯大林。
  14日,斯大林復電周恩來,答應:蘇聯對提供給中國的軍事裝備將給以信用貸款,蘇聯將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6)

  對於出兵援朝作戰這樣的大事來說,僅有蘇聯的這些援助是不夠的。周恩來當日再電斯大林:蘇聯空軍在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之後,可否繼續出動轟炸機至朝鮮配合中國軍隊作戰?蘇聯政府除派志願軍參加朝鮮作戰外,可否加強一些掩護空軍駐紮在中國近海各大城市?對蘇聯政府的援助,除飛機、坦克、火炮類及海軍器材外,中國政府請求在汽車、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給予信用訂貨的條件……
  這天的電報頻繁不斷,毛澤東還給周恩來發來兩電:一是告訴我志願軍出動後,擬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嶽地區組織防禦,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如此,則我軍可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裝備訓練,並等候蘇聯空軍到來,然後再打。二是告訴我志願軍擬在10月19日出動以及整個部署情況。
  周恩來又立即將這兩封電報的內容通報給了斯大林。
  周恩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斯大林收到電報後,突然改變了主意。
  就在周恩來將毛澤東的兩封電報送給斯大林的當天,即1950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轉來斯大林的指示:蘇聯只派遣空軍到鴨綠江北岸的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志願軍作戰。
  在援助中國進行「一五」計劃建設的問題上,斯大林對中國的承諾曾使周恩來感動不已,周恩來對斯大林那時的表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周恩來這次前來,感受到的卻是言而無信的斯大林。
  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來憂心的是:朝鮮山高林密、地形狹窄,受這種地理條件的限制,志願軍入朝作戰將難以運用我國解放戰爭時期所採取的大踏步前進或後退的運動戰,而不得不採取陣地戰方式。入朝志願軍如果沒有任何空中掩護,則等於讓擁有絕對空中優勢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國侵略軍肆無忌憚地轟炸和攻擊。這是不可想像的。
  斯大林僅僅從維護自身的利益去考慮,擔心蘇聯出動空軍入朝作戰會把蘇聯捲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他顯然是為了避免直接與美國對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國侵略者會使用原子彈。
  斯大林的考慮,不是沒有根據的。
  周恩來在莫斯科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0月15日乘飛機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島,會見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向杜魯門作了如下保證:
  朝鮮的戰局是贏定了,中國共產黨參加戰爭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們可能派五六萬人進入朝鮮,但是他們沒有空軍。如果中國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會遭受慘重的傷亡。在南北朝鮮,抵抗都會在感恩節前結束。
  雖然麥克阿瑟放出的是狂言,但杜魯門得知美軍將士可以回家過感恩節,他非常高興,並給麥克阿瑟頒發了勳章。杜魯門表示:「這次會談回來更增強了我的信心。」
  帶著對蘇聯方面的遺憾,10月16日,周恩來飛離莫斯科回國。
  1950年10月18日,周恩來回到北京,當天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介紹了同斯大林會談的情況。會議再次研究出兵朝鮮問題,會上,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態度是堅決的。儘管斯大林不同意出動蘇聯空軍入朝掩護志願軍作戰,但畢竟答應給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會議決定:中國人民志願軍按預定計劃於10月19日入朝作戰。
  回京以後,周恩來得知,美國飛機在10月13日和14日期間多次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空。周恩來當即致電聯合國,抗議美國這種公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徑。
  為抗擊美帝國主義,保家衛國,19日晚,中國人民志願軍4個軍和3個炮兵師1個高射炮兵團開始秘密渡過鴨綠江,入朝參戰。
  自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式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戰,到1953年7月27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迫使「聯合國軍」和南朝鮮當局的代表在板門店正式簽署停戰協定,戰爭結束,在長達兩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周恩來與毛澤東、彭德懷等人一道,與朝鮮人民軍統帥金日成等人密切配合,為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再次演繹了一幕以正義戰爭反抗侵略戰爭的活劇。

  抗美援朝(7)

  美國人沒有想到的是,入朝作戰幾個月以後,沒有空軍支援的中國軍隊很快就把那位誇下海口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趕下了台。他所率領的美國士兵,既沒能回家過感恩節,也沒能回家過聖誕節,甚至不能回家過新年……
  人們稱,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周恩來扮演的是三位一體的角色——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長·談判的總指揮。
  何以成為「總參謀長」?
  作為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工作的副主席,周恩來像戰爭年代一樣,與毛澤東一起醞釀、決策各種重大的行動計劃,在最高統帥部組織指揮抗美援朝這次重大的戰爭。而實施重大決策的具體事務,又是在周恩來負責下進行的。從志願軍的編組、幹部配備、武器裝備調撥、兵員補充,到軍工生產、交通運輸、後勤保障、爭取外援、新聞報道等等,他都要親自過問,親自組織安排。在那段時間裡,每天經過他批閱的文電就有一二百份之多,而且所有前方來電都是首先由周恩來審閱定奪。遇有重大情況,他要親自到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匯報,分析形勢,掌握戰況,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並根據中央的決策,起草和部署前線部隊的軍事行動。
  何以成為「總後勤部長」?
  為保證這樣一場規模巨大的現代戰爭的勝利,為及時把朝鮮戰場所需要的大量物資和兵員源源不斷地送上前線,周恩來親自組織指揮並維護著戰區的交通運輸和後勤保障的工作。這件事,耗費了他巨大的精力。周恩來想盡了一切辦法,千方百計地克服重重困難。為從自力更生出發保證戰爭的急需,1951年1月,周恩來和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一道趕赴瀋陽,聽取有關東北軍區後勤會議的匯報,研究志願軍後勤保障問題。在會議上,周恩來特別強調戰爭的持久性、複雜性和艱巨性。為了保障作戰物資源源供給,周恩來親自過問搶修和保護鐵路、公路、車站、碼頭等交通樞紐的安全,要求在漫長的運輸線上,普遍建立交通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隊和機動搶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根據作戰部隊反映,我軍服裝不適於爬山、鑽林子,周恩來當即指示:將大蓋帽改換解放帽,將棉衣軋上紡線。當瞭解到前線戰士因敵機轟炸和戰鬥頻繁吃不上飯時,他立即責成政務院向一些省、市佈置,發動群眾炒麵、炒米供應前線。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機關都分擔了任務。
  在聶榮臻元帥後來在其回憶錄中講到抗美援朝戰爭時有這樣幾句話:「整個後勤工作,當時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這方面的事情,我幾乎每件都向他請示。他抓得很細。」「總之,恩來同志對志願軍的後勤保障費盡了心血,做出了寶貴貢獻。」
  何以成為「談判的總指揮」?
  自1951年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周恩來始終是談判的直接領導人。在邊打邊談階段,中共中央派富有談判經驗的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駐開城,李克農與北京建立了熱線聯繫。每天下午,前方將上午談判的情況匯總,報到北京周恩來總理那裡,北京當天研究第二天的發言及鬥爭策略。周恩來讓總理辦公室先起草發言稿,然後他連夜審閱修改呈毛澤東審定後轉發開城。李克農接到後,又組織負責談判的人員領會精神,指揮前台進行談判。在周恩來的指示中,什麼問題要據理力爭,什麼問題可以妥協讓步,都是非常清楚的。正像他在談判開始的第一天所提出的:
  「我們進行停戰談判的條件,應先從結束朝鮮戰爭並保證能實現朝鮮境內的停火與休戰入手。如果敵人的停戰談判是騙局或敵人尚不肯接受我們所提的合理條件,那麼敵人的欺騙就會被揭穿,戰爭就會繼續,我們仍將給敵人以更嚴重的打擊和教訓,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會更多地站在我們方面,美帝國主義將會更加處於狼狽的地位。這種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朝鮮戰爭真結束了,那麼我們便可進一步提出有關各方舉行和平解決遠東問題的談判,當然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但和平的主動權將更加掌握在我們手中。」

  抗美援朝(8)

  周恩來還經常與第一線通電話,瞭解最新情況,做出最新指示。當時的電話線路不好,也沒有擴音設備,據身邊人員講,周恩來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傳到前方的。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裡,在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室,周恩來整天忙個不停,許多高級官員進進出出。連毛澤東也風趣地對周恩來說:「你那裡是軸心。」
  這也是建國以後周恩來最忙的一段時光。由於勞累過度,他一度患病不能工作。毛澤東不得不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讓周恩來離京到大連休養。
  從1950年5月下旬到7月初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前,周恩來被迫停下北京的工作到大連休息了一個多月,這是他一生中極少有的一次專門休息。返回北京後,他又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朝鮮的停戰談判歷時兩年之久,邊打邊談,談談停停,經過艱苦的較量之後,最終以敵人的失敗而告終。
  1953年7月27日,在戰場上遭到慘敗後,美方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哈利遜和「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坐到停戰協定的簽字桌旁,與朝中方面談判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南日和軍隊最高指揮官金日成、彭德懷正式簽署了《關於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及《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至此,朝鮮實現軍事停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這裡面,浸透了周恩來極大的心血。
  沮喪的是美國人。克拉克這樣評價自己:「我是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條約上簽字的美國陸軍司令官。」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則承認:「美國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一貫傲慢的美國人不得不在朝鮮戰爭問題上檢討自己的失誤。
  朝鮮停戰後,中朝雙方遵守國際準則,一再提出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的建議。1958年2月5日,朝鮮政府再次發表聲明,要求從南北朝鮮同時撤出一切外國軍隊。
  為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於1958年2月14日至21日專程赴朝鮮,與金日成會談撤軍問題並做志願軍的工作。2月19日,周恩來和金日成首相發表中朝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宣佈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鮮。同時宣稱,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任何侵犯,中國人民過去沒有,今後也絕對不會置之不理。
  周恩來回國後,從3月15日至10月26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履行諾言,分三批全部撤離朝鮮回國。
  10月28日,周恩來懷著喜悅的心情,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由楊勇上將和王平上將率領的最後一批回國的志願軍。
  周恩來激動地對楊勇將軍說:「你為抗美援朝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對周恩來,楊勇也很動情,他心裡清楚,沒有周總理,這個「完美的句號」很難「畫」出來!
  當天,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專門為志願軍指戰員代表舉行盛大宴會。
  在喝慶功酒時,動情的周恩來喝醉了。喝的是他最喜歡的國酒——貴州茅台酒;醉倒在最可愛的志願軍面前。
  這是酒量過人但自制力極強的周恩來少有的一次醉酒。

  「三反」「五反」(1)

  「三反」「五反」,除「毒」去「病」,嚴辦「大老虎」毫不手軟
  自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以後,周恩來進入了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時光。1951年前後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他來說更是嚴峻而富有挑戰性的。
  這時的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既要肩負國內恢復國民經濟的重任,又面臨著戰爭長期拖下去的難題。為解決難題,1951年2月1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明確提出:我們只能「一面作戰,一面建設國防力量,一面恢復經濟」,把作戰與建設結合起來,「邊打邊建設」。
  中共中央同時決定:採取「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
  1951年7月以後,國民經濟恢復的難度越來越大,財政經濟狀況仍未實現根本好轉。同時,抗美援朝戰爭邊談邊打,繼續耗資巨大,大約佔去了年度財政支出的50%。
  國內急需建設,戰爭又必須堅持打下去——錢,從哪裡來?這是擺在主持這兩項工作的周恩來總理面前的重大難題。
  早在2月下旬,在與從朝鮮前線回國匯報工作的彭德懷司令員商討各大軍區部隊輪番入朝參戰和如何保障志願軍物資供應問題時,周恩來提出了一條解決「錢從哪裡來」問題的重要措施:號召國內各行業增產節約。
  增產節約,毛澤東舉兩手贊同,他一語驚人:只有增產節約是一條康莊大道。
  這條道,既開源又節流。
  措施已定,周恩來迅速在各方面全面實施增產節約。
  增產節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剛建國時,中國的政府運轉機制許多方面是學習蘇聯的做法,在這方面,蘇聯是最講究排場的。為此,周恩來多次提醒政務院系統,不要為了講排場而忘記了節約樸素。
  政府機關,是開支大戶,必須首先堵住這一大頭。對自己直接管轄的政府各部委和各級政府機關,周恩來謹慎小心,唯恐他們違反中央的規定。以身作則,先正己才能正人。
  一整套有關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的文件、措施、命令陸續出台。
  增產節約,成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大政方針,成為剛剛建國用來擺脫困境的一項大的運動。11月22日,周恩來在共青團一屆二次中央全會上作政治報告時,是這樣解釋增產節約運動的積極意義的:
  1952年的中心環節在增產節約。增產節約運動是積極的建設性的運動,它將為我國大規模的建設工作準備條件,並開闢勝利道路。
  隨著增產節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迅速開展,人們很快發現了三大令人觸目驚心的問題:貪污、浪費、官僚主義。
  先看華東:
  ——華東軍政委員會報告:貪污腐化、鋪張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惡劣作風在許多地方已侵入到黨政軍機關裡面,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1月到11月,在華東一級司法及監察機關已處理貪污案件179起,貪污金額達288億元(舊幣,下同)。據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統計,因個人貪污而造成國家財產損失1242億元。上海國營各紡織廠從1949年6月至1951年6月,因產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費1500億元。1951年間,上海糧食公司因領導存在嚴重官僚主義,造成1000多萬斤粳米霉爛變質。
  ……
  再看東北:
  ——東北地區自1951年9月開展增產節約和反貪污腐化、反官僚主義運動不久,就暴露出大量的問題。東北貿易部僅檢舉的貪污金額就達5億元;瀋陽僅工商局所屬各單位就揭發出3629人有不同程度的貪污行為;東北鐵路系統因官僚主義而造成上千億元的材料積壓無人過問。12歲參加革命,經歷過紅軍長征的東北醫藥公司經理羅惠春,從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的一年中,先後20餘次挪用公款26億元,做投機生意,獲暴利達45.5億余元;與私商盜賣國家物資9.78億元;利用塗改訂貨單的手法騙取810億元作為「小家底」,任其揮霍。
  ……

  「三反」「五反」(2)

  再看西南:
  ——1951年12月,新華社西南總分社的一份內部情況報道送到中央,內稱:西南貪污浪費現象相當嚴重,據近來初步發現的材料:工業部約800億元,其中肖子言和陳松柏兩大貪污案即達200億元。財政部初步檢查為300億元,其中糧食系統最為嚴重。川西糧食局貪污分子勾結奸商,將糧食支付書送給奸商到各庫取糧,損失公糧10萬斤。川北財政廳金庫貪污分子盜走一箱人民幣,貪污分子還留一字條說:我生活困難,暫借支一下。建築中的貪污浪費最普遍,據初步瞭解已達數百億元。交通系統貪污浪費約500億元。據西南財政部統計,僅1950年和1951年兩年中,就發現貪污人員4816人,貪污公款323億元,糧食4000萬斤。
  ……
  最後看一看中央的情況:
  ——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華北機關以及北京、天津兩市幹部大會上作報告,透露了中央各機關的情況:
  「從一個月來所發現的材料來看,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現象不是個別的,已經引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慨。根據不完全的材料統計,在政府系統27個單位中,發現的貪污人數共1670人。中央公安部行政處處長宋德貴,一個人即用造假條子的方法貪污7億元,現已逮捕法辦。浪費的現象發現更多。軍委後勤系統和鐵路系統在1951年一年內,因對油槽車處理不當,先後共損失了5千噸汽油;另有兩千噸汽油,因工作粗枝大葉、缺乏知識,把不同的油類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
  薄一波的報告還列舉了中央紡織工業部、人民銀行、中央燃料工業部、中央貿易部等部門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
  薄一波提醒大家:
  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國家已經有大量的資金被貪污被浪費了。現在也還有大量的資金被貪污和浪費著。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徹底改變,必然還有更大的資金被貪污和浪費掉。
  一面在勒緊褲腰帶增產節約,另一面卻在大肆貪污、浪費、滋生官僚主義。其結果,將嚴重地影響抗美援朝戰爭和國內建設,以至動搖整個共和國大廈。
  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成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禍國殃民的「三害」。
  面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中觸目驚心的數字,作為新中國領袖,毛澤東痛心,周恩來痛心,中共中央高度警覺起來。已經到了不得不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的時候了!
  毛澤東的政治目光是極為敏銳的。1951年11月,當他接到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所作的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後,立即於11月20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正式向全黨發出了開展全國範圍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號召。
  突破口在哪裡呢?周恩來在密切地注視著,毛澤東也在深深地思考著……
  1951年10月,當時的河北省天津專署的一位副專員向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揭發了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和現任書記張子善的嚴重犯罪事實。劉、張都是剛剛執政的共產黨的高級官員。
  知情的人驚歎,這樁案件,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一起貪污腐化案!黨內黨外、人民群眾和各級幹部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最高領導層,看看中央如何處理——處理這樣的「大人物」,誰也不敢輕易定奪,只有中央才能拿最後的主意……
  劉、張的問題揭發出來以後,中共河北省委高度重視並立即對其展開了調查。到11月底,事實基本清楚。
  1951年11月29日,由薄一波、劉瀾濤署名,中共中央華北局給毛澤東並中央寫了一份重要報告,內稱:
  最近,我們發現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專署有嚴重的貪污浪費和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行為。據初步檢查材料證實,現任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和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先後動用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寶坻縣救濟糧4億元,幹部家屬補助糧1億4千萬元;從修潮白河民工供應站中,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發給群眾房地補價合計45億元;冒充修建名義,向銀行騙取貸款45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約200億元左右投入地委機關生產,作投機倒把的違法活動。為貪圖暴利,曾利用蛻化幹部從東北盜運木材達4千立方米;勾結私商張文義等,以49億巨款從漢口販賣大批馬口鐵,私商從中貪污中飽,破壞國家政策。張子善、劉青山日常生活鋪張浪費,任意揮霍,只有賬可查者,二人私用達4、5億元;並向上下級及其親友送禮,有的達1、2千萬元之巨,據有賬可查者,達1億3千萬元。張子善為消滅證據,曾親手焚燬約計1億5千萬元的單據和其他單據178張。……

  「三反」「五反」(3)

  毛澤東震怒了,周恩來震怒了,整個中央都處在震驚之中。這樣的大貪污腐化案件,在黨內是罕見的!
  劉青山、張子善,無疑是大貪污犯——人們稱之為危害黨、國家、人民的「大老虎」。這樣的老虎,必須嚴打。
  根據他們所犯的錯誤及罪行,中共河北省委建議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劉、張二人,並請示華北局。11月下旬,經華北局討論,有關部門決定依法逮捕劉、張二人。此二人是黨的高級幹部,逮捕他們必須經中央批准。案卷直接報到了周恩來的桌上。
  最大的貪污犯就出在自己的第二故鄉天津,憤怒的周恩來當機立斷,親自批准:張子善現在保定參加河北省黨代表會,立即將其逮捕法辦;劉青山現出國,歸國後亦予逮捕。
  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廳依法逮捕了張子善;12月2日,劉青山從國外訪問回國後也立即被逮捕歸案。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報請華北局批准,做出了開除劉青山、張子善黨籍的決定。
  逮捕劉、張二犯,周恩來心中沉甸甸的,久久不能平靜……毛澤東與他也有同感。新中國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太艱巨了,在創業的當口兒,偏偏在黨內出了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敗類。絕不能姑息養奸!
  逮捕張子善的第二天,即11月30日,周恩來將自己指導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送到毛澤東的案頭請審閱。
  毛澤東接到周恩來起草的稿子後,立即做了詳細的修改。根據毛澤東和中央各同志的意見,12月1日,經周恩來定稿後,中共中央向黨政軍各部門和各地發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決定》的言辭不容置疑:
  「一切貪污行為必須揭發,按其情節輕重,給以程度不等的處理,從警告、調職、撤職、開除黨籍、判處各種徒刑、直至槍決。典型的貪污犯,必須動員群眾進行公審,依法治罪。」
  劉青山、張子善,就是《決定》中所指的「典型的貪污犯」。其情節的嚴重程度,適宜於「直至槍決」的處理。
  《決定》發出的當天,周恩來迅即向出席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教會議和華北軍區高幹會議的代表作了傳達。傳達之時,周恩來想得更遠,他在會上特地強調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思想改造,必須以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進行學習,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站穩立場,分清敵我是非,以肅清反動思想,嚴格批判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思想,建立集體主義的思想,反對個人主義的思想。
  隨後,為了加強增產節約和「三反」運動的領導,周恩來領導組建了各系統的領導機構,並親自擬定了人員名單:
  中共中央節約委員會(不公開),書記薄一波;
  中央黨派團體節約委員會(公開),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楊尚昆;
  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公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鈞儒等。
  運動如何開展?趁熱打鐵,周恩來於12月7日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14次會議,作了說明:
  我們要與資產階級合作,因為這個合作有好的一面。但是,同時要警惕資產階級壞的一面,即它帶來的舊的、封建的和帝國主義買辦的影響,貪污腐化的風氣。這一點,我們不要隱諱,也不要估計得過低。因此,運動要大張旗鼓地進行。我們需要在運動中研究制訂一個懲治貪污的條例。
  周恩來講明了幾類不同的原則:
  對於貪污分子,可分成大、中、小三類,應該區別對待。
  對於大的——必須嚴辦,從判十年以上徒刑到殺頭;
  對於中等的——應該法辦,從撤職以至判徒刑;
  對於小的——不能原諒,但在處理時,應採取教育的辦法,自己坦白並經過教育後就算了。

  「三反」「五反」(4)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
  一場偉大的運動,從此便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對中央直屬機關,周恩來並沒有放過,他確信,要想「下梁」正,「上梁」必須先正。
  12月20日,就成立中央一級機關總黨委一事,周恩來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書面報告,他自告奮勇,提出親自擔任總黨委第一書記;第二至第四書記分別由安子文、楊尚昆、蕭華擔任。他在報告中還提出:總黨委成立後,在目前階段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領導與組織中央一級機關(包括黨、政、軍、民)的精簡節約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要讓下面做到的,上面必先做到。周恩來非常清楚,中央機關中也有「老虎」。中央機關的「三反」鬥爭也刻不容緩。正像毛澤東在1952年1月23日發給黨政軍各部門和各地的一封《關於「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中所說:
  「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哪一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為黨的機關,宣傳和文化教育機關,民眾團體,用錢不多,必無『大老虎』,這是不正確的。早幾天還以為中央文教機關一個『老虎』也沒有,經過最近兩天的尋找研究,就發現至少可以捉到15個貪污1億元以上的『大老虎』。」
  自「三反」運動開展以來,為捉「老虎」,毛澤東和周恩來批發、批示、批轉和起草的文件不計其數。
  劉青山、張子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抓住的典型。他們心裡非常清楚,不打掉這種典型的大貪污犯,不足以影響一大片,黨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就不足以發揮威懾力。
  在中央和華北局的領導下,河北省成立了以省人民政府主席楊秀峰為主任的調查處理委員會,會同天津市,對劉、張貪污一案進行徹底的調查、偵訊。在弄清他們主要犯罪事實的基礎上,調查委員會和河北省委於1951年12月14日提出了處理意見:
  「劉青山、張子善憑借職權,盜竊國家資財,貪污自肥,為數甚巨,實為國法黨紀所不容,以如此高級幹部知法犯法,欺騙黨,剝削民工血汗,侵吞災民糧款,勾結奸商,非法營利,腐化墮落達於極點。若不嚴加懲處,我黨將無詞以對人民群眾,國法將不能繩他人,對黨損害異常嚴重。因此,我們一致意見,處以死刑。」
  上述意見報到華北局,華北局經過謹慎研究後,向中央提出了處理意見:
  「為了維護國家法紀,教育黨和人民,我們原則上同意,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准後執行。」
  劉青山、張子善貪污腐化的犯罪事實是清楚的,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公開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對這種破壞人民的「天下」,毀壞黨的名譽的「大老虎」,不加以嚴懲,不足以平民憤。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態度是明確的。早在11月30日代中央批轉華北局《關於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污案調查處理情況報告》時,毛澤東就明確表態:
  「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
  中共中央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總體原則是以教育為主,不主張打擊面過寬;能不殺盡量不殺。正像周恩來所說:「對於小的,不能原諒,但在處理時,應採取教育的辦法,自己坦白並經過教育後就算了。」
  但是,對於民憤極大的,周恩來也表明過中央的態度:「對於大的,必須嚴辦,從判十年以上徒刑直到殺頭。」
  在毛澤東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討論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大貪污犯的處理問題時,態度是一致的: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是不可饒恕的。劉、張二犯,必須槍斃。

  「三反」「五反」(5)

  毛澤東的決心更是不可動搖的:「對於這樣的叛徒和蛀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了黨的威信,而是提高了黨的威信。」
  為充分體現民意,中央決定進一步瞭解群眾對劉、張二犯量刑的想法。
  1951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徵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二犯量刑的意見。
  地委一級:在家的8位委員一致同意處以劉青山、張子善死刑。
  一般黨員幹部:
  對劉青山,552名黨員幹部有535人同意判處死刑,有8人認為可以判處死緩,有3人認為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有6人認為應判處有期徒刑;
  對張子善,有536人同意判處死刑(比對劉青山時多一人),有7人認為可以判處死緩,有3人認為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有6人認為應該判處有期徒刑。
  隨後,又在民主人士中徵求了意見。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人同意判處這兩人死刑。這就是民意。
  根據確鑿的事實和民意測驗的結果,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最後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按照法律程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並沒收本人全部財產。
  剛剛建國,我們太缺少幹部了,就在殺劉、張前後,周恩來還多次說過:建設一開展,幹部和人才就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幹部不足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畢竟,當年的劉青山才36歲,張子善38歲,都是青春年華。戰爭年代他們都沒有被鋼鐵炮彈打倒;摧毀他們的,是和平時期的「糖衣炮彈」。
  毛澤東和周恩來得知黃敬要來說情一事後,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2月4日,周恩來就劉青山、張子善的處置問題復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楊秀峰,電文果斷、有力而不容置疑:
  「准予將二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並沒收其全部財產。」
  處決劉、張的槍聲,始終在中華大地上迴盪,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黨管幹部問題上的果敢決策和高瞻遠矚的風範,至今仍被世人傳揚。共和國的大廈,仍巍然屹立……
  解決了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後,周恩來的心情並不輕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的考驗是多方位的。
  開國伊始,鑒於當時的形勢和任務,中共中央採取了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穩住城鄉資產階級,並制止了一些自發、半自發的對資本家的鬥爭。同時實行了調整公私工商業的措施,挽救了私營工商業的經營困境。
  然而,隨著私營工商業的復甦,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軍需訂貨猛增,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充分地暴露出來。他們極力擺脫國家的控制,甚至違法謀利。許多不法工商戶大肆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並且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些現象,在1951年前後越來越嚴重。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的戶數增加了11%,生產總值增加了39%,私營商業的戶數也增加了11.9%,批發額增加了39.9%,零售總額增加了36.6%。新中國剛剛建立,資本家便獲得了高額利潤,許多資本家在這一年中大發橫財。
  那些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仍然感覺到不滿足,他們發財的慾望變得更加貪婪,以致置國家的政策法規於不顧,開始大肆地偷稅漏稅。部分調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家納稅戶中,有偷稅漏稅行為的占82%;老牌商業城市上海更嚴重,在351家納稅戶中,有偷稅漏稅行為的占99%。偷稅的稅額也相當巨大,一般占應付稅款的50%,有的甚至高達80%。
  與此同時,為了賺錢,許多資本家使盡了一切不正當的手段:
  ——盜騙國家資產,買空賣空,虛報成本,提高價格,隱匿應由國家沒收的敵偽財產。

  「三反」「五反」(6)

  ——偷工減料,甚至在承辦抗美援朝軍用物資中,有的用廢膠、次膠製造一穿就斷底的膠鞋,用方鐵等製造一撞就斷裂的鐵鎬,用油桶皮製造一鏟就卷刃的鐵掀……這些東西賣到了志願軍手中;還有的喪盡天良地用臭牛肉、壞牛肉、死豬肉製成罐頭,用壞雞蛋、胡蘿蔔粉製成蛋粉,用發霉的麵粉製成餅乾,在鹹菜中摻進沙子,供應朝鮮前線,使志願軍不僅不能吃飽吃好,甚至中毒致死;更有甚者,用從屍體上和垃圾堆裡拾取的腐爛棉花製成急救包,以高價賣給志願軍。志願軍用了不法奸商製造的劣質青黴素等藥品和帶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搶救傷員時,非但無效,而且造成不該得到的終身殘疾,甚至因此而犧牲。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和行賄。為了獲取經濟情報,資本家先是通過所謂的「交朋友」,稱兄道弟,捧場拍馬,拉拉扯扯,請吃請喝,請看戲打牌跳舞,建立「感情」,然後送東西,由「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發展到送珍貴藥品、衣料服飾、成套傢俱、鈔票、佣金、回扣、股票。他們施用了各種計謀,甚至「美人計」,一步步地將一些國家幹部腐化成為資產階級在政府機關裡的代理人。一些反動的資本家還大言不慚地稱自己的商店「就是幹部思想改造所」。
  與來自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這「三害」不同,工商界出現的問題則是來自外部的威脅。這些被人們稱為「五毒」的東西,它像白螞蟻一樣迅速繁衍,同樣啃噬著共和國的房梁。
  「三害」不除,禍國殃民;同樣,「五毒」不消,國無寧日!
  周恩來在考慮除「三害」的同時,眼光密切關注著「五毒」的動態。
  上海是「五毒」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除「五毒」得從上海開刀。
  進入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開全市代表會議,華東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許滌新在大會上作報告,毫不客氣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不法行為。市長陳毅對許滌新的報告大加讚賞。陳毅早有同感,曾說:「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別具肝腸,另做打算。在他們獲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經濟上的高額利潤之後,他們不但不感激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而竟忘恩負義地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猖狂地進攻。」
  經陳毅同意,許滌新的報告在上海《解放日報》頭版全文刊登。
  這份報告,引起了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
  這年11月下旬,許滌新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統戰會議,接到周恩來秘書的通知:「總理要找你談話。」許滌新預感,此時總理約見,必有要事。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12月5日和9日,周恩來兩次約見許滌新,詢問上海工商界的情況。許滌新和盤托出。周恩來陷入深思。資產階級為追求暴利,力圖擺脫國家的管理和國營經濟的領導,這一問題越來越嚴重!絕不可等閒視之。
  周恩來嚴肅地對許滌新說:
  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政策是既有利用又有限制的。
  第一,不能孤立地講公私兼顧,而一定要在服從國家經濟領導的條件下講公私兼顧。
  第二,不能抽像地講勞資兩利,而一定要在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前提下講勞資兩利。
  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產,而一定要逐步實現國家生產總計劃的領導。
  第四,不能容許謀取暴利,而只能在國家規定的限度內或議定的價格內取得合法利潤。
  第五,不能容許行賄、欺詐、偷漏、盜竊、引誘等犯法行為繼續發生。
  周恩來還強調:
  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有黑暗的一面……必須加以限制,使其服從國家生產計劃。統購、統銷、議價等都是對資本主義的限制。我們不諱言限制資本主義。我們只能走向社會主義而不能走向資本主義。
  許滌新明白,周總理是讓他進一步從資本家試圖脫離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和其破壞市場正常運作方面,對其進行批評。

  「三反」「五反」(7)

  9日談完話時,周恩來叮囑許滌新:你回到上海後,將以上幾點轉告上海的資產階級。
  許滌新趕回上海,正趕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他立即將周恩來的談話內容向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做了匯報。陳毅是個直性子人,一聽許滌新傳達的周恩來的話,興奮地說道:「總理的指示來得真及時。明天你就在大會上放他一炮,統戰統戰,不應只統不戰。」
  有了周恩來總理的尚方寶劍,第二天許滌新在大會上發言,轉達了周恩來對他講的限制資產階級的「五個不能」等意見……
  也許是會場的人們聽出了這番話的份量而鴉雀無聲,也許是自己因激動而聲音太大,後來許滌新驚異自己的聲音竟如此之大,因為自從進了上海,他還是頭一次用這樣大的聲音講話,用這樣尖刻的言辭批判工商界的種種錯誤。
  據說當時在場的一位熟悉許滌新的資本家側身對旁邊的人耳語道:「許滌新是一個並不隨隨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這麼一炮,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許滌新這一「炮」,使敏感的資本家們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
  身經百戰的陳毅認為無需躲躲藏藏,到會議結束的那天,他亮了底牌:「許滌新放的這一炮,是相當厲害的。現在我把真相告訴你們。他的那一番話,是周總理要他來說的。周總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從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嗎?『君子愛人以德』。許滌新傳達周總理的指示,你們要仔細思量,這對你們是有好處的。」
  許滌新在市人大放的這一「炮」,後來被一些「懂行」的資本家稱作「五反」運動的照明彈。
  的確,這顆「照明彈」,是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的周恩來讓前哨部隊放的。在戰略的總指揮部——中南海,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有關清除「五毒」的決策,已經做出。
  進入1952年,周恩來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財政部、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部長聯席會議。他在會上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我們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簡政,增產節約,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關鍵。
  抓住關鍵,1月26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開展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指示》中說明,「五反」鬥爭是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三反」鬥爭而進行的,「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
  命令下達後,「五反」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並形成高潮。
  「五反」是針對資產階級的,但它並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五反」的確是一場鬥爭,但它是一場經濟領域的階級鬥爭,而並不是一場政治領域的階級鬥爭。這是一場政策性、策略性極強的鬥爭,搞不好會出現偏差。只有認清「五反」運動的性質,才能恰到好處地開展這一運動。
  為防止出現方向錯誤,周恩來在3月8日主持政務院第127次會議時特別強調:
  資產階級向我們發動的進攻是一場階級鬥爭,但性質屬於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此,「五反」運動是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我們開展這一鬥爭,是為了團結資產階級,使它去掉「五毒」,是為了保證《共同綱領》的實施和國家經濟的社會主義前途,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鬥爭雖然激烈,但通過鬥爭,統一戰線內部是更加強了。
  3月28日,周恩來在主持政務院第130次會議時,又強調了「三反」、「五反」的兩條基本原則:
  「過去從寬,今後從嚴」;
  「『三反』從嚴,『五反』從寬」。
  為何有的「嚴」有的「寬」?周恩來解釋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的,他們有職有權,因此對貪污者要從嚴懲辦。「五反」中工商戶違法的數量大,但嚴重違法戶只佔5%,因此判罪應從寬。

  「三反」「五反」(8)

  對「五反」運動的任務,他也做了進一步的部署……
  「五反」鬥爭,大城市是前沿陣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鬥爭,是周恩來直接指揮的。
  1952年3月5日,是周恩來54歲生日,這一天,他壓根就沒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當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關負責人和天津市長黃敬討論《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這份文件,是周恩來親自領導起草的。會上,他又提出了兩條修改補充意見:一是在第四條甲款中,對「有嚴重危害作用者」作了專門的規定,把嚴重違法戶的界限確定了下來。二是增加第七條關於違法行為的追算期限。
  參照北京市的這一標準和辦法,當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指導全國的《關於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
  3月12日,經周恩來審改定稿,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五反」分類標準的補充通知》。其中明確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圖:「可使某些違法戶比例較大之城市能爭取解放大多數,縮小打擊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來更為關注。2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幫助那裡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來領導。到上海後,他隨時向周恩來用電話匯報情況,並得到及時的指導。
  上海是「五反」的主戰場,它是從戰役來部署的。
  3月15日,周恩來在聽取薄一波關於上海「三反」進展情況的電話匯報時,提醒薄:在上海應對工人、店員多多進行政策教育和階級教育。「五反」以十天為一戰役不一定夠,運動可搞到5月底結束。周恩來還提出了如何進行第一至五次戰役的具體意見。隨即又將上述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斷地向周恩來用電話匯報上海的「五反」情況。由於工作的繁忙,許多時候匯報是在深夜進行的,周恩來接到匯報後,為了照顧毛澤東休息,只能擇要向毛澤東報告有關情況。同時,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並各中央局電,批轉薄一波關於上海「五反」各個戰役的基本經驗總結及戰役部署的報告。
  在周恩來起草的批轉電中,指示非常清楚。對物如何處理?周恩來指示要區別對待:
  清理隱匿財產的案件,應有意識地區別易於解決和不易解決,急於解決和不急於解決,需要解決和不需要解決等情況,將不易、不急、不需要解決的案件推遲或暫時放下不去解決,留待以後再說。
  對人如何處置?周恩來提出的辦法與「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黨大受震動,而「五反」則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為好,有些已捉了而態度較好或情節較輕者還可提早釋放一批。判處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動,且應先報中央,待中央統籌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數後方可執行。
  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周恩來一貫持謹慎態度。建國以來,他曾多次將一些著名企業家和民主人士引見給毛澤東。在發展生產、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親自登門拜訪。建國初期,老捨先生創作話劇《春華秋實》,周恩來得知後,還專門向老捨詳盡地解釋過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提醒老捨,切不可把這齣戲遷就政治宣傳。這齣戲寫出後,周恩來看完演出,又立即打電話給老捨,婉轉地告訴他哪些地方還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周恩來的認識中,雖然資產階級的本質是唯利是圖,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既有跟反動勢力妥協的一面,也有積極的進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甚至參加革命。這種兩面性是長期的。因此,對民族資產階級要團結又要鬥爭。
  周恩來在「五反」中的指導思想,就是在上述認識下確定的。到了「五反」後期,周恩來到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講過這樣一番話:

  「三反」「五反」(9)

  鬥爭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經在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問題上發生過搖擺,這是不對的。
  如果只說交朋友,「五反」鬥爭就會輕輕過去,將來「五毒」又會嚴重起來,又要進行「五反」。反過來,如果只說階級矛盾、思想矛盾、對立、限制,現在就要把資產階級打倒,就會發生「左」傾。因此,應該全面地說。現在反對他們的「五毒」,聯合與改造他們,都是為了將來便於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
  「五反」中要嚴厲打擊的,只是一些不法資本家。
  資本主義工商業要聯合、要改造,然而最終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工商業。這就決定了在工商界中開展的「五反」運動具有極強的政策性,搞不好會起一定的副作用。在執行政策中,也曾一度出現一些偏差,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及時發現後,進行了妥善的處理。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五反」運動總的來說沿著健康的軌道發展,取得了預期的成效。
  1952年5月30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138次會議。專門討論了薄一波提出的關於《結束「五反」運動時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會上,周恩來宣佈:運動在取得重大成績的基礎上,將於6月結束。
  6月13日,周恩來正式簽署《政務院關於結束「五反」運動中幾個問題的指示》。這份《指示》,對運動定案處理的原則、核實定案工作、退財補稅、「三反」退贓與「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問題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指示》強調:在目前運動的結束階段,必須反對「虎頭蛇尾,草率結束」和「不願意根據實際違法情況,認真核實,正確定案」的兩種錯誤傾向;「必須掌握寬大與嚴肅相結合的精神,實事求是地進行定案處理工作,務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於清除工商業者的『五毒』,又有利於團結工商業者發展生產和營業」。
  ……
  「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的結束,是在10月份,然而,自7月份以後,這兩項工作都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周恩來輕輕地舒了一口氣。對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調整了。
  儘管由於運動給經濟工作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結束後,在黨和幹部內部,高懸了懲治腐敗和保持廉潔的警示鐘,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幹部,促進了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全面好轉;在黨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方面,把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納入國家法制的軌道,引導他們看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團結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業者。
  看到這些成績,很久以來與周恩來一樣心情沉重的毛澤東稍稍鬆了一口氣,拿起筆在周恩來的信上批示:同意。

  折衝樽俎(1)

  折衝樽俎,求同存異,「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國共產黨終於領導全中國人民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真正意義上的「紅色中國」——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開始以她那紅色政權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從此,新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也開始在國際舞台上刮起一股體現中國共產黨外交風格的「紅色風暴」。
  11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這天,周恩來以總理兼外交部長身份來到會場,發表了《新中國的外交》的重要講話。
  新中國按照什麼樣的外交思想搞外交?
  周恩來回答非常明確:
  外交是一門系統化的科學,蘇聯的外交學可以借鑒一部分,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學只能取得一些技術上的參考。我們應當把外交學中國化。
  新中國外交部的任務是什麼?
  周恩來回答簡明扼要:
  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鬥爭營壘上屬於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敵視我們的,我們同樣也要敵視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
  簡單地說就是:「一面是聯合,一面是鬥爭。」
  周恩來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門藝術,它絕不是只憑信心就能搞好的。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聯合和如何鬥爭的策略。他細心地給麾下的外交新兵們傳授了經驗:
  在開闢戰場之初,應當在工作中鍛煉培養,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同時還要有紀律,外交同軍事一樣,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
  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影響戰鬥,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一切都要事先請示、商討,批准後再做,做完後要報告,這一點很重要。
  新中國奉行什麼樣的外交方針?世界各國都在關注著。
  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中,在新中國所面臨的特殊歷史環境下,毛澤東和周恩來毫不猶豫地提出:新中國外交的總方針是「一邊倒」——鮮明地倒向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
  這一點,周恩來明確地告訴了新中國所有的外交官們。
  為了使大家對這個簡明扼要的「一邊倒」不至於產生誤解,周恩來曾經多次指出:「一邊倒」並不是依賴別國,「不能夠存在依賴心理,應以平等精神來合作」。
  剛剛建國,在「一邊倒」政策確定下來後,毛澤東就決定出訪蘇聯。這次醞釀已久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首次出訪活動,主要是由周恩來主持籌劃的。
  1949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召開後的第三天,周恩來約見剛到北京就任一個月的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
  周恩來告訴羅申:「毛澤東主席準備去莫斯科參加斯大林70壽辰慶祝活動和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還打算提出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問題。」
  他請羅申盡快轉告蘇聯領導人。
  得到消息的蘇聯領導人自然非常高興,因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們迅速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11月13日,周恩來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和參贊曾湧泉的電報,告知:毛澤東主席將於12月初訪問蘇聯。
  12月6日,周恩來和劉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車站,歡送毛澤東一行出訪蘇聯。新中國首腦的第一次出訪行動,自然任重而道遠。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我先行一步,一方面為斯大林祝壽,另一方面與斯大林商談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問題。如何達到後一目的,恩來將隨後前往莫斯科。
  毛澤東欣賞周恩來的外交才能,他心裡清楚,在外交談判方面,周恩來比他強。

  折衝樽俎(2)

  經過10天左右的長途跋涉,毛澤東於12月16日中午抵達莫斯科。
  半個月後,周恩來等來了毛澤東1950年1月2日夜裡自莫斯科發來的消息:
  最近兩日這裡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發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今日下午八時,莫洛托夫、米高揚二同志到我處談話,問我對中蘇條約等事的意見。我即詳述三種辦法:
  (甲)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樣做有極大利益。……
  (乙)由兩國通訊社發一簡單公報,僅說一下兩國當局對於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問題交換了意見,取得了在重要問題上的一致意見,而不涉及詳細內容,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幾年再說。這樣做,中國外長周恩來當然不要來。
  (丙)簽訂一個聲明,內容說到兩關係的要點,但不是條約。這樣做,周恩來也可以不來。
  當我詳細分析上述三項辦法的利害之後,莫洛托夫同志即說,(甲)項辦法好,周可以來。
  毛澤東力主(甲)項辦法,得到蘇方的同意。談判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毛澤東認為非周恩來莫屬。(甲)項定下來以後,毛澤東心急火燎,恨不得恩來早日到來。他在電報中給了周恩來五天的準備時間:
  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5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10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週一道回國。……
  你們收到此電後,請於5天內準備完畢。希望恩來偕同貿易部長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於1月9日從北京動身……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進行準備,實在不易。毛澤東深知這一點。末了,他又在電報中以商量的口氣對周恩來說:
  以上是否可行,五天準備時間是否足夠,是否還需多一二天準備時間,有無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來協助之必要,均請考慮電復。
  周恩來極為理解毛澤東在蘇聯的處境。在談判締結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上,斯大林原先並沒有這方面的打算,他只認為毛澤東去莫斯科就是為他祝壽的;況且蘇聯政府認為在1945年8月14日曾經與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簽過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有一定的約束力,沒有必要再簽。所以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意見一度出現分歧,毛澤東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
  此時,毛澤東好不容易使蘇聯領導人同意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事宜趁熱打鐵。周恩來心想,此行前去蘇聯協助毛澤東,宜早不宜遲。
  然而,新中國剛剛建立才三個月,黨、政、軍主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要出國,此事非同小可。
  為讓國內明白這件事的必要性,毛澤東次日上午再電中共中央,托周恩來等人向有關方面解釋:
  恩來同志出國來蘇須在政務院會議正式通過,並報告此行系為談判及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外還應約集政府委員之在京者開一座談會作同樣報告。
  在兩次會議上,應指出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上述安排,周恩來一一做到了。
  1月9日深夜即1月10日凌晨,周恩來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帶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中共旅大市委書記歐陽欽,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副部長呂東、貿易部副部長張化東,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賴亞力等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周恩來在領導共和國經濟和貿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經過10天的艱苦行程,周恩來一行於1月20日下午5時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這是周恩來第一次以新中國總理的身份出訪。亮相的地點,是同樣以「紅色政權」立國的蘇聯首都莫斯科。

  折衝樽俎(3)

  下火車時,他見到了前來迎接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外交部長維辛斯基、駐華大使羅申等人。
  中國東北的寒冷,周恩來早在少年時期就領教過,而莫斯科的嚴寒,則更勝一籌。面對車站站台上刺骨的寒風,1997年冬天,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00週年,筆者參加製作大型文獻紀錄片《周恩來》,曾專程到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拍攝外景,親身感受到了車站站台上的嚴寒。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
  我這次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來到莫斯科,參加鞏固中蘇兩大國邦交的會商。……中蘇兩大國家進一步的友誼與團結,對於世界和遠東的和平進步事業毫無疑義將有重大的意義……
  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後,毛澤東的受冷落感和擔心,頓時消失了許多。用駐蘇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的話來說:「周總理來後,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蘇會談問題。毛主席的住所熱鬧起來。」
  周恩來的到來,使中蘇兩國的接觸又呈現出活躍的氣氛。有周恩來在,這時的毛澤東顯得很輕鬆。周恩來也迅速進入他極為擅長的談判角色。
  對周恩來的外交才能和談判特長,毛澤東是最為瞭解的。毛澤東曾多次讚許過:「周恩來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
  周恩來不愧為談判能手,談判一開始,他便掌握了談判桌上的主動權。當時的隨團翻譯師哲後來回憶道:
  開始,蘇方按周總理說的基本思想和大體內容,寫了一個草案給我方看。周總理看後說:「不對,我說的很多,內容沒有全包括進去,要修改。」當即把王稼祥、陳伯達叫來商量,同時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我們自己重搞一個吧。
  蘇方同意由周恩來起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周恩來不負眾望,經過兩天的會談,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草案。在條約的名稱上,周恩來頗費心思,最後他增加了「互助」兩字。這是周恩來在外交場面上的獨特發揮。有無「互助」兩字,含義是不一樣的。「互助」,表明兩國的關係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獨立性;既標明了新的歷史意義,又與舊條約區別開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這種發揮,歷來是極為欣賞的。經毛澤東同意後,師哲將條約草案翻譯成俄文。
  1月24日,周恩來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送交蘇聯外長維辛斯基。
  師哲回憶說:「蘇方沒有改動多少,表示滿意。看來,這是出乎他們意料的,他們沒有想到我們會提出內容這麼充實的條約。」
  自1月24日以後,周恩來著手起草《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等文件。經過周恩來、米高揚以及中蘇雙方人員反覆協商,條約和協定終於談定。
  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了簽字儀式。毛澤東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中蘇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文本上鄭重地簽上了名字。
  《條約》規定:為反對侵略和保衛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兩個協定分別規定:蘇聯放棄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在1952年末以前將中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給中國政府。不遲於1952年末,蘇聯軍隊從旅順口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國,中國政府負責償還蘇聯自1945年以後在此處的建設費用。蘇聯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內,以優惠條件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年利1%),作為中國償付蘇聯所交予的機器和器材之用。
  條約的順利簽字,表明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出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簽字儀式上,周恩來充滿喜悅地說:「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簽訂,對於新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來,是特別重要的,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蘇兩國這種為和平、正義與普遍安全而攜手合作的舉動,不僅是代表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代表東方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民的利益。」

  折衝樽俎(4)

  在簽字儀式後斯大林舉行的招待會上,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主動到周恩來面前敬酒。米高揚早在1949年初奉斯大林命秘密到西柏坡時,就對周恩來的才華感歎不已,他當時就認為周恩來是新中國總理和外交部長的最佳人選。這次又與周恩來多次談判、接觸,米高揚對周恩來那東方似的儒雅和風度,機智敏捷的思維反應,嚴謹細密的工作作風以及滴水不漏的談判技巧,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米高揚舉杯由衷地對周恩來說:「現在,我終於明白了中國共產黨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了。」
  周恩來既充滿信心又彬彬有禮地回答說:「米高揚同志,不久,你還將會看到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領導人民,建設起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
  條約簽訂的當晚,王稼祥以中國駐蘇聯大使名義,在莫斯科「米特勒保爾飯店」(即「大都會飯店」)舉行盛大雞尾酒會。斯大林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宮,率領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出席酒會。出席酒會的還有與中國建交的各國駐蘇聯使節、蘇聯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國記者。500餘人的賓客,把這個不太大的飯店都擠滿了。
  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致祝酒詞。早在青年時期他就在南開學校訓練出來的講演才能和超人的記憶力,在這樣的外交場面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師哲是這樣回憶的:「酒會繼續進行,周總理致祝酒詞。由費德林擔任翻譯,他手裡拿著周總理的俄文講話稿。周總理臨場未拿稿子,2000餘字的祝酒詞竟說得與原稿一字不差。……周總理的祝詞深深激動人心,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斯大林起立致詞時,深受周恩來講演情緒的感染。他講話也沒用稿子,輕鬆地說:「今天的這個場面熱烈非凡,洋溢著友誼和團結的精神,預示著欣欣向榮的未來。中蘇友好兄弟情誼要保持下去。周恩來都說過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比毛澤東當初發電報讓周恩來到莫斯科來時的預計(「2月初我和週一道回國」)晚了近半個月,直到2月17日夜,毛澤東、周恩來一行才離別莫斯科,結束了這次最大的出訪活動。
  新中國,從此邁開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步伐。
  儘管新中國進入國際政治舞台之初其外交活動空間是有限的,但人們開始逐漸認識周恩來,並通過周恩來認識新中國。
  1954年,對新中國外交來說是一個極好的機遇。4月20日,周恩來率領200餘人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北京機場登機,取道蘇聯、民主德國飛往瑞士日內瓦,參加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與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
  這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的身份參加大型國際會議,也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會議舞台。無論是新中國的形象還是每一個代表團成員的形象,都顯得極為重要。
  從確定會議的對策、準備會議的材料,到挑選代表團的成員,一切工作安排都是在周恩來的親自主持下進行的。
  代表團成員中,首席代表周恩來。代表有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秘書長王炳南,顧問有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黃華、龔澎、吳冷西、王倬如、雷英夫……
  這支隊伍中,集中了新中國的一些優秀的外交官。
  首次到國際舞台上去唱戲,大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出發前,周恩來給代表團成員做了仔細的叮囑:儘管我們過去在國內談判有經驗,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是那是野檯子戲,那是無法無天,什麼也不怕,鬧翻了也就那麼回事;當然我們談判還不是為了鬧翻。就是說,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範圍小,有什麼就說什麼。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有幾個兄弟國家參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還要本著學習的精神。
  為唱好這出「文戲中有武戲」,周恩來交代:給每人做兩套服裝,一套是灰色的西裝,一套是中山裝。整齊統一,簡潔明快,乾淨利索。沒曾想這兩套服裝後來卻引起了國際輿論對初登國際舞台的中國外交官的注意……

  折衝樽俎(5)

  因陣容龐大,代表團分乘3架蘇聯伊爾—18飛機。到蘇聯莫斯科時才知道,蘇聯代表團的人數比中國還多,有近300人。
  為開好日內瓦會議,周恩來已與蘇聯、朝鮮、越南方面多次交流意見,磋商、協調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政策和談判方案。周恩來的首次亮相,是有備而去的。
  1954年4月24日下午,周恩來一行抵達日內瓦機場。一下飛機,各國記者蜂擁而至,尤其是西方記者,他們幾乎未與中國共產黨的官員打過交道,甚至不知道這些來自紅色中國的領導者們是什麼樣子。尤其首席代表周恩來,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
  個別記者知道,周恩來是共產黨中國外交的代言人。他在1953年12月31日,曾就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的關係問題,接見了印度政府代表團,提出過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並說過:「兩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這些原則,任何業已成熟或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敏感的記者有一個預感:這些原則將會影響世界。
  在日內瓦機場,所有的西方記者同周恩來的當面接觸,是從直接接到中國總理兼外長的書面聲明開始的。
  周恩來的聲明簡短而明確:「日內瓦會議將要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亞洲這兩個迫切的問題,如果能夠獲得解決,將有利於保障亞洲的和平,並進一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都將密切地注視著日內瓦會議的進展,並熱烈地期望著會議的成功。中國人民對於這個會議有著同樣的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帶著誠意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相信,參加會議者的共同努力和對於鞏固和平的共同願望,將會提供解決上述亞洲迫切問題的可能。」
  隨後,記者們還從中國代表團新聞宣傳組那裡得到另一份獨特的有關傳奇人物周恩來的介紹材料,這是一份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對照的書面簡歷,上面稱:
  周恩來(生於1898年),中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
  這份簡歷,就連中國代表團的許多人事先都未見過。它的起草者是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李克農長期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熟知黨內高層機密,深諳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部的重要地位。這是經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個人簡歷為內容的對外宣傳材料。
  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成員熊向暉這樣說:「克農同志認為,宣傳周恩來就是宣傳新中國。據我所知,此前尚未用過『最親密的戰友』這種提法。這表明了當時毛澤東、黨中央對周恩來的評價。」
  周恩來離開機場時,面帶微笑與人們招手致意,然後乘前來迎接的專車前往日內瓦城郊萊蒙湖畔的查爾索鎮,中國代表團被安排住在那裡的萬花嶺別墅。
  細心的記者們發現,與周恩來同來的許多中國外交官們由於初次來到這樣的國際場面,表情上略顯緊張,整齊的服裝和動作中帶出了一點拘謹。
  記者們第二次見到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是在周恩來走後不久。
  周恩來到了萬花嶺別墅稍事停留後,又帶著幾個主要助手回到機場,出現在迎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人群裡。
  莫洛托夫與周恩來是老朋友,他們一見面就熱烈地握手、擁抱,記者們的視線,再次集中到他們身上。
  莫洛托夫在機場講完話以後,又來到周恩來身邊,兩人並肩而行。記者們的攝影機再次對準了他們。隨行顧問兼俄文翻譯師哲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二人邊走邊談,十分親熱。這時,外國記者、攝影師爬滿了機場通道的欄杆周圍、牆角和窗口上,亂吼亂叫,要求給他們留一個鏡頭。莫洛托夫對總理說:我們稍微走慢點,站下來,略談幾句話,給他們留下幾個鏡頭。於是,周恩來、莫洛托夫走走停停、邊說邊笑地並肩步入候機廳。事後外國記者們報道,中蘇兩國外交代表在日內瓦機場上所表現的姿態,是當代外交史上的創舉,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折衝樽俎(6)

  西方記者的眼光,奇特地集中到了周恩來和他所帶領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形象上。第二天,在隨後對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報道中,出現了這樣一些語句:「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為年輕的紅色外交家……」
  「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箱也都相似……」
  「日內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
  雲集日內瓦的西方各國記者以奇特而複雜的心態關注著周恩來,他們想看看在國際事務中嶄露頭角的周恩來將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4月26日,日內瓦會議在國際聯盟大廈拉開了序幕。從會議一開始,對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的難度和會議的持久性,周恩來早有預料。
  會議需要解決的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第二階段,討論印度支那問題。
  自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中國人民志願軍按照協定主動地陸續從朝鮮撤退軍隊。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美國方面卻不履行協定,其軍隊仍然駐紮在朝鮮半島,從而繼續加劇著遠東的緊張局勢。中朝兩國政府和人民需要為爭取全面解決朝鮮問題而堅決鬥爭。在印度支那,法國軍隊也仍在進行侵略戰爭,印度支那人民仍然要在戰爭中艱難地抗擊法國侵略軍,美、法帝國主義為此焦頭爛額。這就是1954年2月以後醞釀由蘇聯、中國、美國、英國和法國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由來。
  參加會議的還有與上述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
  中國和蘇聯期望日內瓦會議能達成協議,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卻在日內瓦會議上從中作梗。這一點周恩來早在出國之前給中共中央的《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中就預見到了。他在《初步意見》中說:
  關於日內瓦會議協議的達成,是蘇聯代表團在柏林4國外長會議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單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一事看來,它已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工作前進了一步。
  周恩來並不把西方國家之間看成鐵板一塊,他認為他們的矛盾也還是可以利用的。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特別是美國政府卻故意低估日內瓦會議的作用,並預言日內瓦會議將同柏林會議在德奧問題上一樣得不到任何結果,但美、英、法三國之間在朝鮮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有時矛盾很大,他們的內部困難也很多。為此,周恩來強調:
  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打破美國政府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他還充滿信心地說:「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
  當日內瓦會議在4月26日開始時,在國聯大廈會議桌邊就坐的,除了中國、蘇聯、英國、法國、美國五個大國的代表外,還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和以「聯合國軍」名義派兵參加朝鮮戰爭的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菲律賓、盧森堡、新西蘭、泰國、土耳其、比利時、哥倫比亞、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和荷蘭。這些國家中,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沒有幾個。中國要發揮作用,有著明顯的難度。
  會議一開始,推舉泰國外交部長旺·威泰耶康親王、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依次輪流擔任會議主席。同時,每位主席可以挑選兩名助手坐在主席台。根據協商一致的原則,周恩來安排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師哲擔任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中國人坐在主席台上,首先使美國代表大吃一驚。
  4月27日,日內瓦會議正式進入討論朝鮮問題階段。朝鮮外務相南日在發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三點方案:(一)舉行朝鮮國民議會,由全朝鮮自由選舉;(二)一切外國武裝力量,在6個月內撤出朝鮮;(三)要創造條件以促使盡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鮮統一成為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國家的任務。

  折衝樽俎(7)

  美國和南朝鮮代表明確反對這一方案,他們主張按照南朝鮮的憲法,由聯合國監督在全朝鮮進行選舉,並且強調要由聯合國來實現朝鮮的統一。聯合國被美國操縱,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是將朝鮮半島交給美國人支配。
  4月28日,周恩來首次在全體會議上發言。他駁斥了美國和南朝鮮代表的荒謬主張,明確指出,沒有外國對朝鮮內政的干涉,朝鮮人民完全能夠解決自己的內政問題。他表示堅決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復朝鮮統一的三項建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外務相的建議,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們希望會議的參加者鄭重地考慮這一建議,使這一建議成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的基礎。」
  ……
  經過幾輪的辯論和鬥爭,儘管美國代表及其追隨者試圖阻止會議達成有利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任何協議,但周恩來以雄辯的事實和高超的談判藝術,艱難地推動著會議的進展。
  周恩來的發言,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並指明了共同點,這種求同存異的論辯邏輯,使對方無可回辯。他說:
  雖然與會各國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實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共同基礎是可以找到的。因為在會上,沒有人反對朝鮮的和平應該得到鞏固,並且大家認為,會議的目的是要達到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的。
  在從朝鮮定期撤出一切外國武裝力量的問題上,也只有少數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見。
  他進一步強調:
  我們既然有了這些共同基礎,我們更應該努力尋求具體解決問題的道路,而不應該讓大韓民國代表的建議成為我們在尋求協議的途徑上的一個障礙。
  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建議:「與會各國應該在已有的共同基礎上,努力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
  從周恩來的發言中,許多外國政治家感受到了外交的藝術和中國人的誠意。
  儘管至6月15日,歷時5l天的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由於周恩來、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國等阻撓會議達成協議的國家陷於比較被動、尷尬的處境。
  意味深遠的是,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敏銳、出眾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風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與會者。在這次會議上,由於周恩來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國代表的頑固好戰的立場暴露無遺。
  周恩來贏得了眾多的與會者的讚譽和國際輿論的好評。
  一些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人感歎: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在日內瓦的舌戰真是妙不可言!
  6月15日的會議結束時,莫洛托夫快步來到周恩來面前,興奮地拍著他的肩膀說:「太妙了,太妙了!」
  朝鮮代表的感慨更為驚人:「蘇聯人將外交變成科學,而中國人使外交成為藝術。」
  美國政府雖然達到了他阻撓會議達成協議的目的,但美國人卻失去了人心。它的前國務卿狄恩·艾奇遜後來也不得不稱讚:周恩來是當今世界最能幹的外交家。
  進入第二階段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討論後,參加的國家變為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聯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員國——南越、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共九個國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輪流擔任主席。
  此時,與討論朝鮮問題時的情景大不相同,雖然在多次全體會議和限制性會議後,會談也曾一度毫無進展,但周恩來抓住有利形勢,在會議進程中與蘇聯、越南代表緊密配合,盡力爭取法國、英國等多數與會國代表,集中力量反對美國代表的阻撓和破壞,並積極開展會外活動。
  6月19日,會議在吸收周恩來提出的六點關於在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建議的基礎上,通過了由法國代表提出並經中國代表團修正的《關於在柬埔寨和老撾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
  這期間,周恩來為達成日內瓦會議的協議,為了印度支那和平,費盡了心血,歷盡了忙碌和奔波。7月間,他還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之機,專程回到廣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領導人會談,然後又到莫斯科同馬林科夫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大力協調3國領導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線問題上的看法。最終使中、越、蘇三國取得一致: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過高的要求,既不現實,又容易使美國破壞會議的陰謀得逞,因此應力爭達成妥協,迅速把戰爭停下來。

  折衝樽俎(8)

  7月21日,日內瓦會議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識後,終於簽訂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老撾停止敵對行動協定》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協定》。
  和平又一次壓倒了戰爭,在這一行動中,周恩來無可爭議地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當天,儘管美國代表頑固地宣佈不參加《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的簽字,但是,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內瓦會議上通過,美國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卻取得了出乎人們意料的結果。
  國際社會開始真正認識周恩來。
  日內瓦會議後,在國際上有人這樣稱:新中國外交為「周恩來的外交」。
  周恩來的外交,是高度的原則性與靈活的結果,是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的結合,是諱莫如深的政治與情感交融的私交的結合。
  初登國際會議舞台,周恩來不僅利用機會對參會各國開展了外交往來,而且與勢不兩立的美國開始了官員接觸。從這次會議開始,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拉開了帷幕。這是周恩來對新中國外交的獨創,在中美兩個大國互不承認的對立狀態下,中美大使級會談從日內瓦進而到華沙,成為兩國溝通的重要渠道。
  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還用藝術架起了友誼的金橋,向各國來賓介紹了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台》、《1952年國慶》、《錦繡河山》、《中國雜技團》、《白毛女》、《翠崗紅旗》、《敦煌壁畫》、《葡萄熟了的時候》、《草原上的人們》和《孽海花》等影片。
  對影片放映的安排,周恩來獨具匠心。
  從紀錄片《1952年國慶》中,人們看到了從世界東方站立起來的新中國人民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後說: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國了。一位瑞士記者在報道中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
  為讓西方人全面瞭解中國,周恩來又安排了一部精彩的中國愛情片——越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並特意在放映前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只要在請柬上寫上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並在放映前作3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作其他解釋。」影片放映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人們看到了共產黨人對愛情的詮釋。一位印度記者看後驚歎:「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能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配合日內瓦會議上中國式的外交,周恩來又授意將《梁山伯與祝英台》在會外放映了幾次。電影,也成為周恩來與國際友人交往的紐帶。
  7月18日,周恩來在日內瓦宴請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電影藝術家卓別林及其夫人。與這位國際和平獎得主交流了對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中國的文藝工作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請他欣賞中國的影片《草原上的人們》。後來周恩來又派專人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送給卓別林。
  1954年7月23日,當周恩來結束歷時三個月的國際會議,率領中國代表團飛離日內瓦時,新中國欣欣向榮的面貌和周恩來折衝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國際政治舞台上。
  就在這期間,由周恩來首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以及中印、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始被逐漸推向國際政治舞台。
  由於中國代表團和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聲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新中國的外交局面開始打開。有人預感,亞洲和非洲的事務,沒有新中國的參與,是很難解決的。
  正在這時,亞非各國人民呼籲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殖、維護世界和平與民族獨立的意願越來越強烈,亞非一些國家領導人也希望坐下來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一次歷史性的盛會——亞非會議已經在醞釀之中。

  折衝樽俎(9)

  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倡議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得到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一致同意,五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的會議上正式提出召開亞非國家首腦會議,並一致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參加。
  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五個發起國,正式邀請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將於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
  1月22日,周恩來接見印尼駐華大使莫諾努圖,正式接受了邀請。
  對周恩來而言,這是他代表新中國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國際會議。這次任務同樣極為艱巨。一方面,由於亞非會議的宗旨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侵略政策是根本對立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將想方設法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之間也不是鐵板一塊,它們既有共同利益——共同點,又有許多矛盾——不同點。協商一致,肯定是很艱難的。
  但是,中國可以利用出席這次會議的機會,參與國際重大問題的解決,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增進國際交往和廣交各國朋友。
  為此,周恩來事先為中國代表團確定了總方針: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這一方針,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首肯。周恩來還得到授權:可以視會議情況的變化,採取靈活應變的策略和辦法。
  方針有了以後,並不是萬事大吉了。中國代表團和周恩來本人所要遇到的困難,遠遠要比預想的要嚴重得多。
  正在周恩來主持起草出席會議方案的時候,周恩來突患急性闌尾炎,他不得不於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術治療。
  出院後,醫生對他作了幾次身體檢查,認為雖然恢復很好,但給他本人和中央留下了幾條重要建議:
  (一)乘坐汽車兩三小時需休息一小時。
  (二)腹部應包腹帶。
  (三)注意飲食。
  (四)除有黃樹則同志照顧外,另派外科專家王歷耕主任送至我國邊境。
  為何醫生的建議中要限制他長時間乘坐汽車?這與他的新任務有關。4月3日,剛出院的周恩來接見緬甸大使吳拉茂,同意吳努總理提出的先去仰光參加中國、緬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國總理小型非正式會晤的建議。但他提出:4月15日前兩三天到達仰光恐怕有困難,因為根據醫生的囑咐,要在動手術後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車旅行,而從昆明到中緬邊境需時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進入緬甸境內。進入緬甸境內以後,希望緬甸政府給予協助,以便當天飛往仰光。
  國際社會對周恩來將出席萬隆會議並從香港出境一事早有關注,但周恩來將先到緬甸參加小型會晤一事,並未讓外界知曉。
  與此同時,一個由台灣國民黨特務制訂的謀殺周恩來的方案也已出台,他們盯住了中國代表團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斷定周恩來必走香港無疑。
  只有印度尼西亞大使莫諾努圖最早得知周恩來的行蹤。就在周恩來同意走緬甸的當天,他告訴印尼方面:這次將應吳努總理的邀請先去緬甸,中國代表團所包租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號」專機,將從仰光直飛雅加達,不經過香港。
  中緬尚未通航,如何去緬甸?一是按原計劃從中緬邊境坐5天的汽車過去,一是加緊試航。兩個方案,都必須從西南邊陲的昆明出境。
  4月7日,周恩來帶著尚未完全恢復健康的身體,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一部分人離開北京經重慶前往昆明。
  周恩來到達昆明後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國代表團的另一部分人員按原定計劃,乘坐預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
  當晚,周恩來接到確切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證實已經失事。據境外通訊社報道,「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後不久,即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事後證明,這是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企圖暗殺周恩來、破壞亞非會議的「一號」行動計劃的部分。

  折衝樽俎(10)

  事先改變計劃的周恩來倖免於難,悲憤中,他對勸說他不要再去萬隆的代表團其他成員和雲南省黨、政、軍領導人說:「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瞭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麼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鄧穎超也從北京致信叮囑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覆信說:
  感謝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
  在昆明期間,中緬試航終於成功。4月14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坐從印度航空公司租借來的另一架專機「空中霸王號」,飛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時,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又由仰光登機,飛往雅加達瑪腰蘭機場。當順利到達的周恩來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時候,前來迎接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各界人士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對周恩來的勇氣表示極大的敬佩。
  4月17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現在萬隆機場,各國記者從他在機場發表的講話中聽出了中國人為促進國際合作不畏危險的堅定信心:
  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對於和平和友好的熱烈願望,前來參加即將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歡我們這個會議的。他們正在力圖破壞我們的會議。
  亞非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並對於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對於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尾隨周恩來到來的國民黨特務,在印度尼西亞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殺計劃,企圖阻攔周恩來如期出席萬隆會議並置周恩來等人於死地。印尼方面為此實施了嚴密的防範措施。
  4月18日上午,周恩來儀態自若地走進「花城」萬隆的獨立大廈,如期出席亞非會議的開幕式。中國代表團成員,再次成功地在國際舞台上亮相。
  從18日到19日,會議的發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亞洲各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衝突。一些國家代表或因偏見,或因不明真相,或受到挑唆,在發言中把矛頭指向了共產主義制度。他們攻擊:「共產主義統治是一黨專政和獨裁。」聲稱共產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國在邊境省份設置自治區意味著共產主義對鄰國的「滲入和顛覆活動」,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也是對所在國的威脅。
  毋庸置疑,這是對「紅色中國」的挑戰。會場一度出現緊張氣氛。
  如何回答?各國代表注視著周恩來。
  亞洲各國的分歧和不同點顯然是存在的。對此周恩來頭腦非常清醒:求同存異。
  根據中央所給的「視會議情況採取靈活的應變策略和辦法」的授權,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將原來的發言改為書面報告散發。他決定利用休會的短暫時間另行起草一個補充發言稿。不一會兒,一篇內容極其精彩的即席講話稿就準備好了。
  4月19日下午4點左右,根據大會主席的安排,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周恩來發言。
  周恩來從容地走上講台,面對會場上一齊投來的關注的目光,他言簡意賅,開門見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
  會場一下子安靜下來,人們屏息傾聽周恩來的發言:
  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周恩來沒有避開有人攻擊共產主義的鋒芒,這點讓大家非常欽佩。他們想聽中國總理怎樣解決亞非各國的不同看法。周恩來繼續往下說: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共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折衝樽俎(11)

  在共同的基礎上,會議的目的是什麼呢?周恩來以他獨特的視角提出:
  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瞭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
  根據這些原則,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了中國解決一些有分歧的問題的觀點:
  我首先談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問題。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可以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來接下來一一解決了人們對中國的誤解:
  ——有無宗教信仰自由問題:「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國家所共同承認的原則。我們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們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所謂顛覆活動的問題:「中國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反對外來干涉,為什麼我們會去干涉別人的內政呢?」「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蔣介石至今還在利用極少數的華僑進行對所在國的破壞活動。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卻準備與有關各國政府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
  ——如何認識新中國:「中國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麼時候去都可以。我們沒有竹幕,倒是別人要在我們之間施放煙幕。」
  在周恩來的書面報告和補充發言中,會場上的人們多次聽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的原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是可以實現和平共處的。在保證實施這些原則的基礎上,國際間的爭端沒有理由不能夠協商解決。
  ——五項原則完全可以成為在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係的基礎。
  ——我們現在準備在堅守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各國,乃至世界各國,首先是我們的鄰邦,建立正常關係。
  無論與會的國家是主動接受還是被動接受,或是不願意接受,但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腦海中,正如周恩來在4月23日的各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再次強調的:
  現在,贊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家一天天多起來。
  為使會議不至於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破壞,從而最終達成協議,周恩來以更為求同存異的精神說:
  在座的有些代表說「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的名詞,那麼我們可以換一個名詞,而不要在這一點上發生誤會。
  在聯合國憲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處」的名詞,這是我們應該能夠同意的。
  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加以修改,數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以利於保障集體和平。
  周恩來的這種精神,消除了會議的重要障礙,為會議達成一致通過的最終協議掃清了道路。各國代表經過反覆磋商,終於制定了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關於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4月24日晚,亞非會議勝利閉幕,在一致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中,寫入了十項原則。
  對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有人這樣評價:
  周恩來那準確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會議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結識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團團長西哈努克親王、日本代表團團長高崎達之助、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會上,周恩來還與印尼總統蘇加諾、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埃及總統納賽爾等人成為關係密切的合作者。

  折衝樽俎(12)

  一些原先與周恩來並不相識的人,儘管遵從著不同的社會制度,但卻從此與周恩來成為朋友。
  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品嚐周恩來帶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親王,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感歎萬隆之行:
  作為柬埔寨王國代表團團長,我在那裡認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他那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紹他的助手陳毅元帥,陳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日本代表團團長高崎達之助的隨員岡田晃也對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為高崎達之助的翻譯,在萬隆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最初的印象是:「皮膚白皙、頭腦清楚的美男子」。這就是為全世界知名的周總理嗎?他那溫文儒雅的風度令人驚詫……
  後來,在萬隆會議過去十週年、二十週年、三十週年時,人們仍念念不忘周恩來。
  當年明確反對共產主義的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後來這樣回憶說:
  亞非會議上,我發表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長篇演說,可是周恩來不但沒有和我爭論,而且還主動和我在會外進行深入的討論,使我深深地感動。雖然當時菲律賓同中國還沒有建交,而我和周恩來從那時起就建立了友誼,成了好朋友。


  探索 調整 建設中的總理

  反對冒進(1)

  反對冒進,曲折探索,促「退」的做法引起毛澤東的不滿
  新中國成立後,全中國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祖國建設中來,在這種空前高漲的熱情下,自1953年開始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新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顯著的建設成就面前,人們急於求成的心情也逐漸膨脹。到1955年,人們在本來還健康地發展著的國民經濟形勢面前,開始產生對社會發展的過高的期望值。這種期望值,由人民群眾中延伸到中共領導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會議根據毛澤東7月31日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會議討論的主題雖然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卻不僅僅是農業問題。
  這份《決議》的一些提法,讓人聞到了一點火藥味:
  「面臨著農村合作化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黨的任務就是要大膽地和有計劃地領導運動前進,而不應該縮手縮腳。……事實已經表明:如果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跟不上去,糧食和工業原料作物的增長跟不上去,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會遭到極大的困難。
  「情況根本變化了,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對於農民問題的看法卻還停留在老階段上,看不見現在農村中的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看不見大多數農民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決議》嚴厲地批評了在農業合作化發展問題上「採取特別遲緩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堅決收縮」觀點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在對待群眾積極性方面的悲觀主義。
  這種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做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的做法,無疑將助長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情緒。
  對《決議》中提到的問題,周恩來在閉幕會上的發言中,作了這樣的回應:
  對資本主義,他的看法是——在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作為最後一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將在過渡時期被消滅;不過,由於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有其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的一面。
  對農業合作化,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時必須防「左」——這次全會,我們充分地批評了黨內有些同志不敢去領導農村合作化的右傾思想。但是,當著我們放手發動群眾、在農業合作社有了更大的發展形勢下,我們又必須預防那種盲目樂觀的「左」傾情緒和那種可能發生的違反自願互利政策的「左」傾錯誤。
  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他同樣反對兩種傾向——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也同樣會發生或右或「左」的兩種傾向,這兩種錯誤傾向都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
  在周恩來眼中,反對兩種傾向是確定無疑的。然而,對那種盲目樂觀、急躁冒進傾向的逐漸滋長,周恩來表示了更多的擔憂。
  11月31日,周恩來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進一步討論加快各項工作的速度,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在大好的形勢面前,毛澤東和黨的某些領導人頭腦開始熱了起來。就在這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我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毛澤東想通過批判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主張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意見,來達到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目的。他設想,到1956年,既可「達到80%到90%的農戶入社」;農業合作化後,又「可以迅速發展農業」,「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內,一般可以增產20%至30%,往後還可以保持一定的增產比例,比互助組高,比小農經濟的增產率更高出很多」。農業生產「估計七八年後可以增產l倍」。
  從農業合作化入手促使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這是當時毛澤東搞建設的主要戰略意圖。

  反對冒進(2)

  在他的講話中,表露了對建設速度的一種急躁,他說:
  在我們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這種落後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這在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規劃,接近人民群眾,可以使我們打破這個思想落後於實際的狀況。
  12月2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作序時,也充分表達了這種想法。
  毛澤東認定: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澤東的這種急於求成的思想,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與我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展起來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相聯繫的,也是與國際形勢的發展相關聯的。當然,毛澤東的這一認識,並不是他個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黨中央的共同認識。最初,周恩來也是同意這種認識的。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要求繼續在各項工作中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他還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這一內容為中心。
  毛澤東的提法,周恩來最初也沒有不同意見,他表示: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業17條》是「一個推動力量」,政府的各項工作受到推動後「變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門也開始改變遠景設想中的一些指標,如鋼由1800萬噸修改為2400萬噸,我們原來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
  人們是在一片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聲浪中進入1956年的,從這年1月開始,中國人民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熱情進一步高漲。
  1956年1月1日,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指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在1953年所規定的過渡時期總任務都將被提早完成。社論預言: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國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並且在那時以後的不多幾年,基本上實現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
  社論用「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類豪邁的語言,來讚揚全國人民急於想建成社會主義的心情。
  當月,在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40條》)。《農業40條》要求,到1967年,糧食、棉花產量分別要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0000億斤、10000萬擔。這就是說,每年要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
  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12年內是無法實現這些高指標的。
  農業遠景計劃中的高指標,迅速波及到工業、交通、文教等部門,催逼著它們必須相應地修改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所確定的比較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整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計劃。
  這股風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制數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編製的各項指標被不斷加碼。
  到這個時候,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和陳雲等人,開始感覺到局勢發展的嚴峻性。為慎重起見,他們進一步冷靜思考、周密計算,結果卻是嚴重的不盡人意。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項指標都過高,這將給經濟工作帶來極大的危害。
  周恩來和陳雲是黨內較早地察覺到急躁冒進傾向的領導人,他們預感到,一個盲目冒進的局面正在形成。
  作為親密的戰友,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有著最大的尊敬;作為黨的領導集體的成員,對黨中央的決議,周恩來歷來是堅決執行的。但是,在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面前,一種本能的危機感和高度的責任心,促使周恩來等人站出來,提醒黨內尤其是領導層保持清醒的頭腦,力圖避免犯急躁冒進的錯誤。

  反對冒進(3)

  在這種情形下,防止冒進,成為周恩來工作的當務之急!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儘管周恩來在14日開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中強調了國家「突飛猛進」的發展形勢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動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進行會議總結時,對即將實施的計劃,周恩來還是誠懇地提醒全黨:
  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右傾保守,固然是周恩來所反對的;但盲目冒進,卻是這一時期周恩來著重擔心的問題。
  1月30日,借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政治報告》,周恩來表示了這樣的擔心:
  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周恩來的風格,是既反右傾保守,又反盲目冒進。這種風格在國務院工作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2月8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草案)》,他給與會者一個強烈的感覺——經濟工作必須實事求是。
  會上,周恩來以穩妥的想法給國務院組成人員解釋了毛澤東的提法:
  「毛主席說:『大約再有三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這只是講大體上完成,如少數民族地區,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都可能拖長一些。」
  他進一步告誡大家:
  「不要有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
  他接著強調了社會主義建設中「條件」的重要性:
  「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緊,因為政權在我們手中,這是很大的保證。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佈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勸說之後,他針對領導者的頭腦發熱,狠狠地說了幾句話:
  「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
  周恩來這種用冷水給頭腦發熱的領導人洗頭的做法,毛澤東未必能夠接受。
  從2月份起,周恩來開始動手壓縮一些經濟指標。
  2月10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對在工業高潮中產生的一些問題的解決意見,會議決定對1956年度計劃指標進行壓縮,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設投資額削減6%,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削減到147億元;雙輪雙鏵犁產量由500萬部削減到350萬部。
  會後,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的決定開始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把高指標壓下來是艱難的事情,但周恩來對於壓縮指標態度是堅決的。他後來稱這次會議為「2月促『退』會議」。
  另一邊,毛澤東仍在促「進」。
  3月5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工作的情況,並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條便說:
  「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1月省市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1955年底以前只組織了200萬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這很好。手工業的總產值,你們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增長10.9%,似乎低了一點。第一個五年計劃定低了,吃了點虧,現在可以不更改,你們要在工作中掌握。」

  反對冒進(4)

  毛澤東的心氣很高,以致對10.9%的發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點」。雖然他只是要國務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沒有要求馬上就往高處更改,但毛澤東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實際工作中急、冒的慣性。
  由於急於求成思想的慣性作用,國家計委當時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其中規定,到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13.4%;糧食產量每年遞增7.4%(由於1953年到1955年糧食產量每年只增長了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須遞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積極領導先進生產者運動的通知》,對工人們高定額的生產運動大加讚賞:
  「大批工人打破了陳舊的定額,創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額。中共中央認為我國工人階級這種以革命精神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表現是十分寶貴的。」
  在這種形勢下,國務院3月25日下達了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儘管壓縮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上嚴重的緊張局面開始顯現出來:財政緊張,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因過多地動用國家物資儲備,造成國民經濟緊張……
  鑒於4月上旬以來國民經濟緊張的局面,周恩來明顯地感覺到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據此規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是冒進的。周恩來為此憂心忡忡。
  周恩來憂慮的,還不僅在於計劃本身,他更擔心的是黨內某些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帶來的全黨的急躁冒進情緒。
  4月份,周恩來多次召開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研究經濟建設指標問題。他認為,盲目追加建設投資,必然帶來經濟秩序的混亂。為了掌握生產第一線的實情,他還親自到鞍山、撫順、天津等地視察鋼鐵工業的情況。
  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聽取李富春匯報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和15年遠景計劃的設想時,多次就正確處理重工業與輕工業、沿海與內地、國防建設和行政開支與經濟建設和文教建設、中央與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等問題講話。
  周恩來預感,這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系統總結,它將有利於對下一步的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4月2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藉機闡釋了毛澤東所說的要正確處理的幾個關係,他解釋說:
  「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對的,但忽視了農業就會犯大錯誤。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對農業的忽視不能不影響到工業。」「重工業搞多了,輕工業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輕工業,搞輕工業,國家、人民有利可圖,又積累了資金。「為了國防,防止戰爭,重點建設在內地是可以的」。「國防工業應搞在內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業,有利可圖,也可以擴建,使技術設備充分發揮。」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注意了個人利益,也就照顧了集體利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雖然「存在著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是集權還是分權的問題」。「注意分權也就是為了集權」。二者「也是辯證的,不是絕對的,否則就犯錯誤」。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就「過分集中了」。「我們是在集權之下的分權,不是只有分權。發揮地方上的積極性,就有利於集權。」
  4月25日至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問題講了話,進一步闡述了十種關係(即後來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毛澤東的講話,引起周恩來極大的重視,他迅速在國務院系統作了傳達,並深有體會地說:

  反對冒進(5)

  這十種關係也就是十種矛盾。關係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門要結合實際工作,準備用兩個月的時間進行討論。我們要認識客觀存在著的這些關係和矛盾,很好地處理這些關係,克服這些矛盾而前進。
  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在精闢地闡述十大關係的同時,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的要求。這一點再次引起周恩來的不安。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
  周恩來站出來直言相勸。他說:
  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
  毛澤東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堅持意見。
  會後,周恩來繼續利用機會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怎麼聽進去。
  當時列席會議的胡喬木是這樣回憶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會上,尤以周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主席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佈散會。會後周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在建設速度和思路上出現這樣大的分歧,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是沒有過的。對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產生了一點陌生感;對周恩來,毛澤東也很難理解:人民群眾已經產生了熱火朝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恩來同志何以不去促使這種熱情進一步高漲,反而給予降溫?
  還沒等周恩來說服毛澤東,毛澤東便離京到外地去了。毛澤東走後,周恩來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從實際出發反冒進。
  1956年5月11日,周恩來主持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國務院第28次全體會議。在會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進的策略:「事情開始做不要急。」並表明了自己對反右傾一事的態度:
  「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為真正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問題,他召開國務院體制會議做出安排:會議從本日開始,每週開三至四次。成立財政、計劃、工業、事業、基本建設、政法、綜合七個研究體制問題的小組。以上七個研究小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問題,可分別請示李先念、李富春、賈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羅瑞卿、習仲勳解決;重大問題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解決。
  周恩來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決訂高了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意見。在他的指導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經濟建設中「存在著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它認為:
  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
  生產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
  雖然報告也表示「1956年的預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5年計劃的要求編製的」,但是報告所表明的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反對急躁冒進的態度,是再明朗和堅決不過了。
  國務院的意見,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上述報告稿。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在會上介紹了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他再次明確提出: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經費。

  反對冒進(6)

  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會議決定,制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
  這次會議的結果,周恩來是滿意的,他的心情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周恩來趁熱打鐵,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如何壓縮1956年那些不切實際的國家預算。他在發言中堅定地說:
  「計劃和預算應該是統一的」。「我們的預算應該放在可靠的基礎上,爭取超收。」「既然認識到不可靠,就應該削減。昨天黨中央開會決定了這個精神。今天在會上討論,把數字減下來。」「預算數字一定要削減。」「明知原來的預算完不成,又在報告中列出去,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沒有告訴他們實際情況。」「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會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財政預算看來是訂高了。」「我看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
  根據大家的意見,周恩來最後確定,按5%的比例削減國家財政預算,基本建設經費由147億元削減到140億元。
  把「冒進」作為兩條戰線鬥爭的一方,把「反冒進」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這反映了這時的周恩來高出常人的膽識。反冒進,才是周恩來的主要目標。
  周恩來等人的做法,得到劉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初稿)》,並批准了4日根據國務院意見提出的經濟建設方針。
  報告雖然在黨內被原則通過了,但在黨的領導層中思想上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不同意反冒進而要求進一步反對右傾保守的呼聲依然存在。有人不同意上述報告中有關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提法,認為這是與去年夏季以來開展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精神相背離的,會引起思想混亂。
  6月12日,周恩來和陳雲聯合主持國務院第30次全體會議,在討論通過《1955年國家決算(草案)和1956年國家預算(草案)》時,進一步統一國務院系統的思想。周恩來指出,我們提請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批准這一報告的目的在於,「我們可以以此檢查和推動政府的工作」。
  周恩來的發言,講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問題,但他的針對性,他的矛頭所向,明眼人一聽便知。他說:從去年反保守到現在,注意了發掘群眾的積極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現了高潮。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動了工作,迎來了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去年12月以後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為支持國務院的工作,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該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於6月20日發表。社論強調:
  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
  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
  社論側重指出:
  在最近一個時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計劃定得太高了,沒有充分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這是在反保守主義之後所發生的一種新情況。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社論直言不諱地批評黨內許多同志在去年開展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其頭腦中產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進的思想。批評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

  反對冒進(7)

  社論還有所指地說: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
  這種坦誠地承擔責任和反冒進的態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來、陳雲等人的正確主張。
  但是,反冒進的矛頭,直指「上面」,直指「領導幹部」,直接對著毛澤東有關加快建設步伐、反對保守主義的要求。這是毛澤東不能同意的。這一點毛澤東早就看出來了,社論初稿送給他看時,他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這三個字中所隱含的不悅,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後來,毛澤東曾專門讓人向中央工作會議印發這份社論的摘要,為表明他對這篇社論的強烈不滿,他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澤東真是「一針見血」。只因為反冒進的要求終究是基於實事求是的考慮,來自於實際工作的切實需求,所以得到了黨、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和廣大黨員幹部的支持。對此,毛澤東也只好暫時忍耐。
  在反冒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指導下,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建設又開始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下一步的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借助反冒進的成果,1956年7月以後,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開始著手修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二五」計劃自1955年8月開始編製以來,幾經波折,由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到超過客觀需求居高不下,再經過小修小改,多次折騰,到1956年6月份,國家計委提出經過修改的「二五」計劃第二方案仍然不盡人意,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根本無法平衡,最後,整個編製工作不得已陷入困境。
  時不待人,9月份,中國共產黨將要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將要在會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時間緊迫,必須盡早定下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二五計劃各項指標。
  周恩來和陳雲排除重重困難,不斷找各部委負責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進方案中過高的指標降下來,形成新的二五計劃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來連續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
  在3日的發言中,周恩來指出:第一方案冒進了。對今天討論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細算,要搞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這就需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要大致準確。為此,第二方案確定2600億元的財政框框可以推翻。大家要注意三個問題:生產收入、基建開支要平衡;基建投資要有個限制;預算收入不能應付支出,要減只有減國防和基建。
  4日,在國務院會議討論以後,周恩來等人又到毛澤東處詳細討論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數字和方針。數字如何定,與計劃方針有著密切的聯繫,周恩來在會上對數字的壓縮做了耐心的說明。
  5日,周恩來繼續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壓縮冒進數字等問題發言,他誠懇地說:
  第二方案既然是為了貫徹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那麼,提出在1962年糧食產量達到5500億斤就有很大虛假,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把1957年的產量設想為4125億斤,那就要遞增6%才能實現,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有兩年歉收,以實際計算每年只遞增4.6%。雖然合作化後農業生產的積極因素增加了,但消極因素並未減少,水、旱、蟲災總要起作用……
  周恩來不斷地強調:農業生產指標算高了,其他一系列數字都受影響。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險的。在財政收支指標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是有困難的,應該壓下來。
  會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家計委根據綜合平衡,留有餘地,繼續按精打細算的原則,全力編製二五計劃方案,以便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出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

  反對冒進(8)

  經過近一個月的艱苦工作,到7月下旬,國家計委又拿出了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此時,酷暑已至,毛澤東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來不斷來往於北戴河和北京之間,反覆討論修改二五計劃方案。
  8月3日至16日期間,周恩來和陳雲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開有關會議,討論修改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並進一步調整和核實各項指標。
  經過反覆磋商、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修正稿)》已具備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修改建議草案時,注意到了「多、快、好、省」這個口號的消極作用,他針對人們在冒進情緒下只看重和追求「多」與「快」,忽視和忘記「好」和「省」的實際情況,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將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刪除。這是周恩來在反冒進中最為勇敢和極具挑戰精神的行動之一。
  然而,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行動引起了毛澤東內心的不快。毛澤東欣賞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進」;而這一時期周恩來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澤東不便馬上表明自己的不滿。
  幾乎與編製二五計劃同時,為了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抓緊編製。因為在中共八大後,他還將向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來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受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於16日向大會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在周恩來的報告中,的確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談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時,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則是:「使計劃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
  報告最後的要求是:全黨同志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糾正我們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
  這次大會的成果是可喜的。大會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做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八大以後,周恩來進一步抓緊領導制定1957年年度計劃。但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最初也是一個冒進的坯子。原先各部門各地區向國家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高達243億元。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經委把投資額壓縮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堅決反對再往下壓。
  周恩來知道這一情況後,曾對秘書范若愚說過:「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的。我要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
  為從理論上解決人們的冒進思想,他讓范若愚替他查找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一段話的出處。范若愚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找到了這句話。周恩來從「老祖宗」那裡得到了理論上的根據。
  為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從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來先後10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磋商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制數字。
  在24日的會上,個別人對急躁冒進的危害性認識不足,仍然主張下年度的指標可以訂得高一些,認為:「1956年的計劃是冒了;但又因為執行計劃時鬆了,所以才形成到處緊張,投資分散,百廢俱興。」為了適應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即使計劃「出了些冒」,「在執行中也不應該松」。

  反對冒進(9)

  周恩來不同意這種說法,當即指出:
  冒、松、緊、分這四個字不能並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起來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
  周恩來認為,主要的經驗教訓應該是頭腦發熱,建設速度盲目加快。
  八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對三個星期來的討論作總結發言。他提醒人們,中國的建設要汲取蘇聯的經驗:從蘇共20次代表大會批判斯大林以來,暴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少問題。蘇聯發展重工業多,束緊腰帶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農業發展緩慢,經過39年,產量僅高於沙皇時代的最高年產量。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忽視農業的影響,蘇聯現在還沒有糾正過來,這是需要時間的。……斯大林的經濟理論有值得懷疑之處。中心就是一條,搞重工業不要失掉人民,否則就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築物。
  言下之意,中國必須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周恩來接著將反冒進的思想與從中國實際出髮結合起來論述,他說:
  我們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建立重工業,重工業要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使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就要吃虧。
  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制,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毛澤東提出的十大關係主要的是經濟關係,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中的關係擺得是否恰當。擺得不恰當,經濟基礎即不鞏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關係擺得恰當是不容易的。
  從我們國家大,很落後,人口多的實際和「要建設,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則出發,我們現在根據可能把原來設想的建設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錯誤。
  他還以自己的理論膽識,特意告誡國務院的領導成員們:
  明年度的計劃必須採取退的方針,指標可能要回到北戴河會議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動,右了就是投降。」
  經過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準備了條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當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這份報告,圍繞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闡釋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總結了「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繼續批評了1956年的急躁冒進傾向。
  周恩來在闡述今後的工作方針時,明確地指出:經濟工作在今年冒進之後,應該適當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關係經過合理的調整後較快地恢復過來,為今後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作準備。
  實際上,這個報告是一個從實際出發的「促退」報告,為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一次繼續反冒進的會定了主調。
  同一天,劉少奇在《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表示贊同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的看法,他說:
  昨天陳雲同志也講,他主張寧願慢一點、慢一年兩年……每個五年計劃慢上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一些,還是「左傾」一點好?……昨天有同志講,慢一點、「右」一點,還有一點迴旋餘地,過了一點、「左」了一點,迴旋餘地就很少了。
  劉少奇的說法,與周恩來如出一轍。周恩來說過在經濟建設方面「左」和「右」的問題,與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於盲動,「右」也不等於投降。這是從理論上對建設速度的一種表述。而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則直截了當地表示了贊同「『右』傾一點」、「『右』一點」的提法。
  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努力下,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了一次全面地貫徹八大經濟建設方針的會議,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實現了反冒進的目的。它保證了會後積極穩妥地貫徹執行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扎扎實實地開展建設工作。在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促動下,1957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最大成效的一個年頭,穩穩當當地為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收了一個好尾。

  反對冒進(10)

  艱難的反冒進,終於有了一個階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來欣慰的是,八屆二中全會——這樣一個重大的中央全會,被引入了積極穩妥、實事求是的軌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來和與他觀點相近的反冒進的人們沒太在意的是——毛澤東對反冒進一事的反感情緒在不斷地醞釀、升級。毛澤東同意他們在某些計劃數字上進行壓縮,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在方針上反冒進。
  在八屆二中全會的一次小組長會議上,毛澤東發言強調:「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業有所增加,人民是高興的。」
  言下之意,總體上來說人民高興的事,不要去潑冷水。
  面對1957年的計劃數字,毛澤東又比較冷靜地說: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覆地解釋。」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釋清楚,交待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上述兩層意思表達清楚後,毛澤東才講到計劃數字的壓縮問題。講完,他提醒與會的人:
  「關於壓縮問題,必須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亂子。」
  毛澤東的這份發言中提到的計劃數字,有些與計劃草案中的數字稍有出入。在講話稿印發大會全體人員以前,周恩來於14日幫他對所有數字進行了核對,以免有誤。
  會議15日閉幕,毛澤東在這天的大會上作總結發言。他的態度,越來越明朗了:「要保護幹部同人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我們曾經潑過冷水,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不也是促退嗎?那個時候我們有個促退委員會。後頭我們說不應該潑冷水,就來了一個促進會。本來安排的是18年,一促進就很快,四十條上寫的是1958年完成高級化,現在看樣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個促退會好一點,農民高興,增產……」
  毛澤東對反冒進,對「促退委員會」,顯然是不滿的。但毛澤東的這種不滿,並沒有傳達給廣大幹部群眾。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聞稿中是這樣說的:
  「毛澤東同志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作了總結性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會所採取的各項方針和措施……」
  新聞稿做這樣的表態,箇中原由,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毛澤東對主張促退的人的不滿,擱置在了心中。

  「躍進」年代(1)

  「躍進」年代,苦悶歲月,受到批評後一再檢討以至提出辭職
  1957年秋天以後,毛澤東頭腦中急於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的主觀意識強烈地重現開來。
  要想加快建設速度,在全國迅速形成「大躍進」的局面,就必須在全黨統一思想。首先要統一的,就是領導層中的認識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要統一認識,前一段反冒進的思路是一個大的障礙。必須徹底解決反冒進的問題。
  因此,毛澤東早就擱置在心中的對周恩來等「促退委員會」人員反冒進思路的不滿,開始大面積地釋放出來。
  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時機,毛澤東再次亮出了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那灑脫而無所顧忌的思想。當著全體中共中央委員的面,毛澤東講話的題目動人心魄——《做革命的促進派》。
  毛澤東從整風講起,提出了「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的幾個響亮的口號,並總結和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群眾鬥爭形式。這一思想,頓時為求實、慎重的人們猛敲了一下警鐘。
  這時的周恩來,仍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表明這樣的主張:「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縮手縮腳的保守傾向,又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程度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他所堅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毫無疑問,周恩來的著眼點,仍在反對急躁冒進。這是毛澤東極不滿意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
  毛澤東認定,必須恢復「多、快、好、省」的口號,但能不能恢復,能不能把反冒進的風向扭轉過來,也許毛澤東心中也沒底。所以他試探性地問了一句:「有沒有可能?請大家研究一下。」
  在總方針上,是「促進」還是「促退」,毛澤東的意見是不容置疑的。他對去年掃掉了「促進委員會」和「促進」性質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很不滿意,在講話中他把這件事的嚴重性提得很高:
  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談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而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
  會上,從毛澤東反覆說的話中,周恩來聽出了黨的最高領導人所帶有的極大的情緒:
  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有辦法。
  毛澤東又把這件事與反右派聯繫起來,說:
  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
  此言一出,誰還敢繼續「促退」,誰還敢說「促進」是「冒進」?況且一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膽量、有意志,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宇宙都能探索,何況地球上的事?
  毛澤東講完話後,八屆三中全會便閉幕了。人們陷入了沉思。而周恩來則陷入了苦悶——一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深苦悶。
  從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來看,周恩來深知,毛澤東在許多時候都是高瞻遠矚的,其正確的一面遠遠多於錯誤的一面。他與毛澤東是多年密切合作的夥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從反冒進以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上,周恩來總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與毛澤東的思路有一些距離,或者說跟不上毛澤東的節拍。

  「躍進」年代(2)

  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反冒進的呼聲在黨內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進」。自會上通過仍然具有冒進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十條(修正草案)》後,高指標又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會後,毛澤東於11月2日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親自審改、批發了兩篇《人民日報》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
  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聽到赫魯曉夫的豪言「我們15年後可以超過美國」後,也以同樣豪邁的語言回應:「我們15年後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毛澤東的情緒又一次被調動了起來,他覺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快建設速度,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生產就會出現大躍進。他在從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個電話中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了。
  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到北京後,便進一步著手在全黨遏制反冒進之風,掀起全民生產大躍進的高潮。
  1958年1月1日,這天《人民日報》發表的元旦社論,從題目上就讓人感到有些特別:《乘風破浪》。它的內容,完全是毛澤東的想法:
  人們的思想常常落後於實際,對於客觀形勢發展之快估計不足。……
  蘇聯兩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在幾十天中間,把整個世界的面貌改變了……
  目前全國農業已經掀起了空前的生產高潮。各地黨委必須積極地妥善地領導這個高潮,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豐收。……
  讓我們乘風前進!讓我們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進入1958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像一艘迷航的巨輪,乘風破浪,勢不可擋。
  進入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陷入被批評的境地,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隨後,毛澤東在召集一系列更大範圍的會議時,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
  南寧會議開始的時候,周恩來仍在北京,可謂日理萬機:1月11日,他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國務院《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等問題的幾個暫行規定(草案)》;1月12日,他接見了三批外賓:與印度駐華大使談中英關係和尼赫魯總理訪華,與羅馬尼亞駐華大使談羅政府代表團訪華,與柬埔寨經濟代表團談援柬項目……
  正忙碌著的周恩來,開始並沒有估計到南寧會議在批判反冒進方面火藥味那麼濃。
  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
  南寧會議一開始,與會者就更為清楚地感覺到毛澤東對反冒進的不滿,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完。
  會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單刀直入地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
  毛澤東做事,不做則已,一做到底。在他看來,反冒進的思路必須打掉,「反冒進」這個詞都是極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問題:

  「躍進」年代(3)

  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
  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50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政治局要研究為什麼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東西,格子沒有劃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
  攻擊一點,不及其餘。
  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候,周恩來不在場。周是13日飛抵南寧出席會議的,但毛澤東的話很快就傳到了他的耳中。本已萬事纏身神經高度緊張的周恩來,一到南寧,精神頓時更為緊張起來。
  毛澤東沒有因周恩來的到來而對他有所客氣,毛並不想降低批評反冒進的調子。
  毛澤東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洩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
  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他拿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寫的一篇鼓動大躍進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只好答覆:「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繼續往下說:「老柯這篇文章把我們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佔全國五分之一,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已經察覺。
  與毛澤東相呼應,康生、柯慶施等人在會上也大批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
  參加會議的薄一波後來這樣回憶:
  這次會議,毛主席對總理批評得很厲害。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會上,康生是得彩的,柯慶施、李井泉是很積極了,對總理的批評其態度很是使人難堪的。
  會議整整開了十幾天,大會小會,非常緊張。
  既然是「方針性錯誤」,是與右派「只剩了50米」的錯誤,周恩來只得當面向毛澤東和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作檢討。為準備檢討,周恩來從到達南寧的那天起,幾乎天天約請參加會議的有關人員談話。
  薄一波看出來,周恩來的思想並沒有真正轉過彎來,但組織原則驅使他不得不作檢討。薄一波後來回憶:
  周總理不得不在這次會議上自我檢討,我說這個檢討呢,叫做不得不檢討,應該打上括號。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
  在他的檢討中,總的精神是不得不認錯,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
  周恩來認為:這個「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畏縮,常常只看見物看不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
  一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從周恩來的許多話中,聽出了違心的成分。周恩來說:
  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項目。
  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
  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他們理解,在會議的緊張氣氛下,周恩來除了這樣做以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主動承擔責任,是他的一貫作風。
  在南寧會議上,周恩來能不能進一步抗爭呢?應該說,抗爭是有可能的,但卻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為在方針性的問題上,公開暴露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甚至在毛澤東思路明朗化的情況下,與毛澤東頂著幹,效果肯定會適得其反。

  「躍進」年代(4)

  周恩來也不是不清楚,如果遷就毛澤東的思路,必然會助長南寧會議的反「反冒進」之風,以至促進黨內急躁冒進思想的進一步膨脹。但是,由於黨處在特殊的環境中,組織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來返回北京。但換了個環境卻並沒有減少他心中的鬱悶。
  南寧會議以後,黨內反冒進的呼聲被壓了下去,實事求是、積極穩妥地搞建設的思路被擱置起來,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傾思路,是「大躍進」的建設方針。
  當然,在艱難的處境中,周恩來也不是任憑事態的發展而無事可做。
  在審改李先念將於2月初向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的《關於1957年國家決算執行情況和1958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草稿)》時,周恩來在原稿「為了在15年內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一句中的「15年」之後,增寫了「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9個字;還在「為了在今後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中,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8個字。一增一刪,表明了周恩來建設思路中固有的實事求是精神。
  南寧會議後,為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毛澤東並沒有放鬆對反冒進的批評。
  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主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1958年3月,剛剛60歲的周恩來在考察完長江三峽後,來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當著與會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的面,毛澤東再一次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
  毛澤東把周恩來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言的基本觀點概括成兩句話:「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澤東給冒進和反冒進問題定了性: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究竟採取哪種?我看應該是「冒進」。我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它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今後還要注意有人要反冒進。
  在成都會議上,周恩來有三次大會發言的機會,一是19日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二是23日作關於三峽樞紐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報告,三是25日談反冒進的經驗教訓。
  25日的講話,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主要在於將1個指頭當作多數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周恩來把反冒進的錯誤歸為認識問題。但毛澤東所指,並不是周恩來的認識論,他不願意聽周恩來談認識問題,也不願意聽周恩來講責任。因為論責任,毛澤東對任何建設上的失誤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毛澤東隨後提醒周恩來:
  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需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這個問題,不是個什麼責任問題。在南寧會議上我們都聽了,在北京也聽過了。如果作為方法問題的一個例子來講,那是可以的。
  毛澤東之所以引導周恩來從方法問題上去講,是因為毛把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討論的結果寫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2月份剛印發黨內討論。草案中至少有兩條直接針對反冒進,其中說到:
  要使幹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觔斗。這是認識問題,也是邏輯問題。……

  「躍進」年代(5)

  「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好人犯個別錯誤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採用這種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論。
  至此,周恩來更加意識到,無論在建設思路還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難跟上毛澤東。這一感覺,不僅周恩來有,劉少奇也有。在成都會議上,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對建設速度估計不足。劉少奇還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
  經過一番反「反冒進」,達到預期的效果後,毛澤東認為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時機已經成熟。
  3月底,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
  經常去周恩來那裡的人們發現,一向最為忙碌的周總理和總理辦公室,開始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
  當時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的梅行後來回憶道:
  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佈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見我去了以後叫我等等,一會兒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跟我談工作,十幾分鐘就完了。談完以後我就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許明:總理今天怎麼打起乒乓球來啦?許明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被免了。總理因為做慣了工作了,沒有工作他會很難受。
  他們好幾位秘書同志見到總理坐在那兒發呆,覺得很難受。後來他們自己攢錢買了一張很破舊的乒乓球桌,還買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說是在總理心情很不好的時候把總理帶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覺周恩來心情鬱悶的是他的秘書們。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後來回憶:
  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只能是我講一句,你給我記一句。再由你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周恩來不用秘書起草發言稿,除了考慮到這次檢討的重要性以外,恐怕還有一層因素——毛澤東剛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列了這樣一條:「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按毛澤東的安排,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
  這份報告,是按毛澤東的思路作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人深思:
  ——報告從「我國現在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出發,斷言「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
  ——報告肯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報告以毛澤東的語言再次號召,「全黨同志在建設事業中要做『促進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躍進」年代(6)

  ——報告以黨內正式文件的形式確認,1956年躍進中只是個別缺點,反冒進是錯誤的,「其結果是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
  ——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
  一個馬鞍形,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
  馬鞍形教訓了黨,教訓了群眾。現在全國的廣大群眾對於生產的躍進充滿信心,而且決心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繼續提高。
  報告以不容置疑的語言指出:
  「那些反對提高建設速度、反對多快好省這個方針的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對反冒進定論,這在無形中就把反冒進的主帥周恩來、陳雲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們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再度作檢討。
  5月17日,在陳雲作完檢討後的第二天,由周恩來作檢討。這就是那篇在內心異常苦悶和彷徨中花10多天時間並數易其稿起草出來的發言稿。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能摘取周恩來發言的核心部分: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反冒進的錯誤,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義,在某些問題上則表現為兩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這些錯誤,結果造成了建設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的錯誤。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總方針。
  ——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
  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認為反冒進徹底地達到了目的,所以他在會上宣佈:
  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
  毛澤東為了預防以後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又向全黨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觔斗。
  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裡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準備。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周恩來更是被「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的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
  到目前為此,我們尚未看到周恩來親筆寫的書面辭職報告,也未看到別人直接錄下他辭職的口頭報告。
  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會後,毛澤東囑咐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月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
  的確,無論在建設思路上毛澤東和周恩來有多大的分歧,終究他們在半個多世紀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密切的合作關係,不僅如此,在當時的情況下,論才華、能力、威望等等綜合性的素質,還沒有人能取代周恩來的職位。

  「躍進」年代(7)

  我們也可以推論——以周恩來對黨、國家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在後來「文革」那樣混亂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過辭職問題,而堅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進受挫後提出辭職,應該是周恩來以退為進的策略。
  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的崗位上前後26個年頭,即便有他這次提出辭職和後來林彪、「四人幫」的陰謀篡位,但直到周恩來去世,他的地位從未動搖過。
  儘管崗位沒有變,但八大二次會議後,面對中國大躍進的風潮,周恩來等一批主張反冒進的領導人,卻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發言權。
  1958年夏天,隨著毛澤東的頭腦發熱,全黨全國的大躍進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浮誇風和共產風在各地迅速滋長起來了。周恩來等人已經無法再明確表示反對了。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搞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中國進入了一個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只憑主觀臆斷,甚至「假、大、空」滿天飛的年代。
  當時的報道中,各地爭先恐後放生產衛星。有記者甚至拍攝了一張照片——一顆比成人還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樣飛馳在天空。《人民日報》也曾發表一張照片,一個小孩能坐在「衛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來。儘管有人不相信這樣的誇大宣傳,但是因為怕戴「右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開講話。
  各級幹部的浮誇風、弄虛作假風不斷增長,達到驚人的地步。到處充斥著脫離實際的唯意志論。到處飄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號。
  隨著大放生產衛星的形勢,8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確定了根本達不到的生產指標,掀起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
  苦悶中的周恩來,對用土法煉鋼鐵一事深表懷疑,他曾讓秘書去基層調查。秘書回來告訴他,煉出來的鐵大部分是廢品。大煉鋼鐵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周恩來十分痛心。1958年底,當他聽說四川省有幾百萬人還在山上大煉鋼鐵,並且沒有冬衣御寒時,他再也沉不住氣了,果斷地下令: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願放生產衛星的地方迫於形勢的壓力,請求周恩來讓他們也放點生產衛星,周恩來當即阻止他們放。但是,形勢的迅猛發展,最終仍攔不住「上天」的「衛星」……
  周恩來深知,在現有的領導體制下,只有等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本人覺悟過來,「大躍進」中的問題才能夠糾正。
  毛澤東真正發覺並開始糾正「大躍進」的「左」傾錯誤,是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以後。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開會,開始冷靜地思考建設問題。他在黨內發出了認真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兩書的建議。
  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在鐵的事實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條艱難的糾「左」路。儘管毛澤東這一時期頭腦發熱,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義者。在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說起1958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他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
  周恩來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風捲殘雲的「大躍進」時期過後,毛澤東於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一個名為《十年總結》的講話。在講到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辦鋼鐵中出現的「亂子」時,毛澤東講了這樣幾句話:
  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
  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躍進」年代(8)

  這是毛澤東的一種特殊的承認錯誤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還婉轉地為周恩來在反冒進中受到的嚴厲批評平了反:
  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3年餘地,多麼好啊!
  既講調整,又講鬥爭,在困苦中走進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1962年,由周恩來主持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進入關鍵的年份,這個時候,搞調整的人們基本已經能夠做到「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了。
  然而,從這年的秋天開始,調整工作和經濟工作的主線下面,卻被人為埋下了一條「鬥爭」的附線。一個後來為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口號,逐漸充斥人們的耳膜和腦海。發展到極點時,它成為中國領導人治國的總綱領: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這一口號,源於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一句名言:「階級鬥爭問題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
  毛澤東的這句名言,後來被人演化成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八屆十中全會,是繼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方針以來黨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預定的會議。九中全會以後,全黨按照八字方針的思路將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調整國民經濟上面。從九中全會到十中全會,僅僅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形勢又有了不同尋常的變化。黨內尤其是處在經濟工作第一線的周恩來等人沒有預料到的是,正當以調整國民經濟、度過嚴重困難為主線的經濟工作全面開展的時候,毛澤東卻為黨的工作鋪設了一條「階級鬥爭」的附線。
  重提階級鬥爭問題的想法,毛澤東由來已久……
  往遠了講,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時候,對其中階級鬥爭的學說印象極深。階級鬥爭的觀點,在戰爭年代,對毛澤東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起了重要的作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種客觀的現實擺在人們面前——雖然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改變,但是在大規模地開展建設的過程中,國際和國內的各種複雜矛盾及其對抗因素並不令人樂觀。
  往近了說,自「大躍進」以來,經過天災和人禍的衝擊,許多人把對現實的不滿和怨氣發洩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上。在這同時,也有一些國內國際的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隨時都在伺機向人民政權進攻。無論人們是否願意正視階級鬥爭問題,這一現實隨時都在提醒黨的領導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正當大幅度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時候,我國面臨的是一個很不平靜的國際國內形勢……
  1962年前後,台灣海峽的局勢動盪不安。一些西方大國染指台灣之心不死,在國際上不斷地宣揚「兩個中國」、「一個半中國」、「台灣獨立」和「國際托管」等論調。引起中共領導層的高度警覺。
  美國等超級大國的勢力所到之處更不安靜。美國繼續在南越進行戰爭冒險的計劃;而日本恢復軍國主義的苗頭也不容忽視……
  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日益嚴重的國際局勢,是不會漠不關心的。
  1962年,我國的一些邊界地區局勢很不平靜。
  中蘇邊境。4月中旬,在蘇聯通過其領事館的長期策動、誘騙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裕民、霍城三縣居民6萬餘人逃往蘇聯。為加強新疆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派賽福鼎回新疆。4月30日,就新疆邊民外逃一事,周恩來還約賽福鼎談話,他說:新疆當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發生了,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在邊民外逃問題上,有外因,也有內因,在內因方面,幾年來我們工作中沒有照顧好民族特點、宗教特點和當地的經濟特點;外逃問題給我們敲起了警鐘,內部問題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廣東群眾偷渡出境的情況也十分嚴重,不僅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而且美蔣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謠污蔑,揚言要聯合國出面處理所謂「中國難民問題」。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以後,立即電令廣東省委追查此事,並要求立即採取有效措施阻止這一事態。

  「躍進」年代(9)

  1962年夏天,中印邊境更不平靜。
  自1954年周恩來首次倡導在中印兩國關係問題上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來,中印邊界的和平共處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1959年8月,侵入中國朗久的印軍對中國邊防部隊無端開火,挑起整個中印邊界上的第一次武裝衝突事件。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周恩來於1960年專門訪問印度,商談和平解決兩國邊界爭端的問題。至1962年上半年,中國方面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努力一直在進行。周恩來為此花費了很大的心血。
  1962年間,儘管印度軍隊不斷地蠶食中國領土,但中方仍然採取克制的態度。6月4日,周恩來向正在東北訪問的柬埔寨王國政府第一大臣賓努親王表明了中方對於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他說:「我們的立場很明確,一是維持現狀,二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而且主張停止邊界巡邏。中國已經通過談判同緬甸、尼泊爾解決了邊界問題,現在又開始同巴基斯坦談判邊界問題,為什麼中印邊界問題不能這樣解決呢?」
  遺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繼續允許達賴集團在那裡進行反對祖國的活動以外,在中印邊界採取「前進政策」,向中方領土推進,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建立了約24個新哨所,就在周恩來與賓努親王談話的這天,印方甚至在該線以北的扯冬也設立了哨所。這種情況仍在繼續。印方公然地對中方進行的挑釁,引起了邊界局勢的進一步緊張。正像周恩來在6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陳毅並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電中所說:「中印邊界問題是一個長期鬥爭。現在邊界上特別是西段邊界上,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局面。」周恩來多次向印方表示的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良好願望,越來越難以實現。邊界的武裝衝突,顯然已經難以避免!(就在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不久,10月20日凌晨,鑒於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對中方發動全面、猛烈的大規模進攻,中國軍隊被迫開始進行自衛還擊。)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中國不能不有所準備。怎麼準備,對於廣大的黨員和群眾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階級鬥爭」的弦。
  由於「左」的思想的影響,國內工作也出現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尤其在民族和宗教工作中,問題更為尖銳。
  5月18日,西藏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向周恩來遞送了一份題名為《通過敬愛的周總理向中央匯報關於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的報告。這份報告,後來翻譯成漢文有7萬多字,被人們簡稱為「七萬言書」。
  當天,周恩來約班禪、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傑等人談話,在充分地聽取班禪等人的意見後說:11年來,藏區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在具體工作上,平叛以來發生了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點我們的看法也一致。至於對缺點、錯誤的估計多少,和事實符不符,範圍廣不廣,彼此會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問題。錯誤一定要糾正,這一點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是肯定了的。
  周恩來還說:從反帝、愛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三點上說,我們不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說把你說錯的通通聽,說錯了的要給你指出來,不這樣就不是同志式的態度。
  7月24日,周恩來再次接見班禪、阿沛和帕巴拉等人,進一步就「七萬言書」與班禪交換意見。他耐心地說:黨中央的政策是要發展民族、發展宗教,而不是像一些人說的要消滅民族、消滅宗教。消滅民族、消滅宗教,就是消滅人民了,就成了消滅自己了,帝國主義才是這樣幹的。他還強調,在民族問題上。漢族同志要批判大漢族主義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傾向。
  由於周恩來等人耐心細緻的工作,不僅妥善地緩釋了班禪心中的疑慮,而且制定了有利於搞好西藏及其他藏區工作的有關文件。

  「躍進」年代(10)

  儘管周恩來多次強調:「班禪的事,要分清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總的來說,班禪是愛國的。」然而,周恩來也無法預料的是,班禪的七萬言上書,卻為以後階級鬥爭形勢的發展留下了尾巴。
  無獨有偶,就在班禪寫作「七萬言書」期間,作為在黨內深受冤屈的開國元戎彭德懷,也於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請求黨全面地審查他的歷史。彭德懷在信中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什麼「反黨集團」,也沒有裡通外國的問題。
  彭德懷的這封長信正好8萬餘字,後來被人們稱為「八萬言書」。這封信,與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寫給毛澤東的對「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一樣,又是在一個不同尋常的歷史時期寫下了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卻最終得不到公正對待的信。這封信被當成黨內階級鬥爭的一個明顯的動向。
  有人驚恐,一個是黨外的「七萬言書」,一個是黨內的「八萬言書」,這是內外相通,共同反黨。
  ……
  複雜的現實是客觀存在的,誰也不能夠否認。問題是,如何實事求是地分析現實並冷靜地定性。
  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逐漸加重,它的嚴重性被不斷地誇大。一些本不屬於階級鬥爭問題的問題,被納入了階級鬥爭的軌道中。
  儘管「階級鬥爭」進入人們的視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卻並不是人人都會將它用放大鏡去看的。
  劉少奇是不願意這樣看的,早在1962年初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借反對「左」傾和右傾兩種錯誤問題時表明過自己的觀點:「我們在黨內的具體鬥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沒有『左』,也沒有右,就什麼也不要反。這就是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鬥爭。」言下之意,處於國民經濟最困難時期和調整的關鍵時期,人們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經濟工作上。正像2月份劉少奇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時所說:現在處於非常時期,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儘管周恩來在將主要注意力放在經濟工作上時,並沒有迴避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鏡看階級鬥爭問題。他是反感無論在什麼問題上都將階級鬥爭問題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調整時期他多次提醒過人們:「我們不要把階級鬥爭硬加上去。」
  1962年5月以後,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等人對中國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因而在黨內黨外多次講困難形勢問題,主張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說清實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難的真正幹勁。
  講困難,周恩來是實事求是的。他並不想掩蓋事實真相。這與他一貫奉行的「說真話,鼓真勁,辦實事,收實效」的作風有關。早在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就不客氣地指出:「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
  應該說,這期間毛澤東也是主張大家充分地說真話的。然而,作為黨的最高領導,對國家極端困難方面的真話聽多了,也是會反感的。
  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主張把困難的嚴重性向人民講透的做法,引起毛澤東的不快。他認為這是把形勢說成漆黑一團了,這會使人民洩氣。
  ……
  毛澤東認為,洩氣,就是喪失了前進的動力;而鼓氣,才能找到這種動力。對如何才能鼓氣,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周恩來曾經說過:任何工作一定要經過實踐才能逐步做得對;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難,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
  遺憾的只是,在尋找「事物發展的動力」方面,毛澤東找到的是階級矛盾。對階級鬥爭,毛澤東歷來有著高度的警惕性,以至在他的視線中「階級鬥爭」問題被逐漸放大。

  「躍進」年代(11)

  1962年5月7日至11日,為討論《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以便對嚴重不平衡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施行「大手術」,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擴大工作會議。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頭人毛澤東不在北京,但這次會議,是徵得毛澤東同意的。毛澤東還提出,雖然是個「中央小型會議」,但要「有各大區書記參加」。所以出席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成員、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工交、農林、財貿、文教、科學各口的負責人,共105人。會議的議程,是由周恩來安排的,出席會議人員的名單,也是他擬定的。
  在11日的會議上,周恩來解釋:「為什麼說目前情況還很嚴重」。其中他講了這樣幾句話:我們主觀上的失誤造成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後果,不是短時期能夠消除的,只能逐步解決;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越做越細。要做好工作,應該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關這麼多廠,拆這麼多「廟」,精簡這麼多人。這件事情,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只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群眾基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
  在周恩來眼中,對待建設要「戒慎恐懼」,「絲毫大意不得」。為此,他在會上對國家的精簡方案作了詳盡的說明,對各系統的減人指標、對像、辦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時間、步驟、待安置職工的待遇等問題作了具體規定。
  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同意周恩來等人的看法,並作了《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的講話,他誠懇且實事求是地說:
  「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總的來講,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幹部講清楚。講了這麼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你們回去跟省委書記講一講,然後大家才好講。我們這裡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
  作為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劉少奇能夠實事求是地向大家交待「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
  劉少奇還指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還應當充分估計當前的困難。才能挺起腰桿前進。這樣做,「天並沒有就此黑了,天也不會塌下來,事情還不是漆黑一團。但是某幾塊是黑的,我們就得承認是黑的,必須實事求是加以分析。」
  更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劉少奇在講話的開始便提出來:「『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周恩來欽佩劉少奇的勇氣,並為自己的想法得到劉少奇的支持而感到高興。
  會後,周恩來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了會議的有關情況和中共中央批發中央財經小組報告的指示草稿。毛澤東同意會議做出的全面貫徹執行「八字」方針和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的重大決策,並同意周恩來等人在報告中提出的調整措施。
  毛澤東不滿意的是,這次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在估計形勢方面的調子太低。他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在總體上否定「大好形勢」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但事已至此,毛澤東只好暫時忍耐。
  5、6月間,周恩來為貫徹大幅度調整國民經濟的決策,前往東北。這期間,由於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在湖南作了調查研究後回到上海,周恩來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給田家英,請田在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時問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
  6月下旬,在周恩來視察東北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曾開會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會上,陳雲和鄧小平、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的做法。6月底,周恩來返抵北京後,於6月30日和7月9日分別到陳雲家談話。陳雲向周恩來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產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以迅速恢復農業產量。周恩來曾經表示支持陳雲等人提出的「包產到戶」的主張。

  「躍進」年代(12)

  7月9日和11日,鄧子恢還到中央黨校作了《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提出可以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等想法。
  然而,在農村私有部分所佔比例和「包產到戶」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想法又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人產生了分歧。這種認識上的分歧,毛澤東認為有它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政治淵源,必須在中央的工作會議和中央全會上進行解決。
  7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7月下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通知中寫明,會議主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是:(一)目前農村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二)糧食問題;(三)商業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四)國家支援農業的問題。
  這幾大問題涉及的工作,正是周恩來主管的工作。因此,會前周恩來的主要注意力也是在這些問題上。通知發出的第二天,周恩來在給中央機關下鄉調查組作動員報告時,就是根據上述問題交待調查任務的:「第一是調查,第二是反映,第三是提意見。」他還提醒調查組注意我國目前政治、經濟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10個問題:
  (一)農業,「是當前一個很中心的問題」;(二)國家支援農業;(三)糧食;(四)財政金融;(五)市場;(六)精簡;(七)調整;(八)清倉核資;(九)體制;(十)作風。
  組織這批調查組,為的是瞭解全國各省縣以下吃商品糧和吃機動糧的情況。調查組是由周恩來提議組建的,中央從黨、政、民三方面抽調了100多人,共分45個分組,分佈到全國各地農村進行調查。這也是周恩來為配合中央工作會議以及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所採取的一個重要舉措。
  為使中央工作會議準備得更充分一些,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會議推遲到8月份在北戴河召開。
  這期間,周恩來參加討論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解決上述迫切問題的相關文件。
  到7月下旬,中共中央預定利用在避暑勝地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已基本籌備就緒。7月27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完有關精簡問題的會議後,前往北戴河。他帶到北戴河去的議題,仍然是精簡、糧食、城市工作等等。
  周恩來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毛澤東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直接領導中央工作會議的重大事宜。為開好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分為6個大組和若干小組。還專門成立了會議中心小組,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以及國務院各口負責人、各中央局書記組成。
  對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周恩來仍在照著原先的工作安排考慮和進行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
  工作的繁重和調整的艱難,使周恩來在北戴河這一中國有名的避暑勝地不僅沒有得到任何休息,會議期間他反而積勞成疾。有一些會,他是帶病出席的,甚至有幾天,他無法出席會議。
  就在周恩來的體質逐漸下降、病魔悄悄地向他襲來的時候,一個政治上的幽靈,也悄然地向全黨襲來……
  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大會在北戴河拉開了帷幕。
  在這天的會上,毛澤東先入為主,一講話便突如其來地向所有與會者提出了三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階級:究竟有沒有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不存在階級?
  毛澤東說:
  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用?
  毛澤東提醒大家:「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形勢:國際國內形勢究竟怎麼看;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毛澤東說:
  究竟這兩年如何?有什麼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搞好,有許多工作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等等。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我傾向於不那麼悲觀,不是一片黑暗,現在是一片光明的看法沒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

  「躍進」年代(13)

  ——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麼矛盾?
  毛澤東說:
  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又有兩類,有一種矛盾,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是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餘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進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就成了無矛盾論、無衝突論了。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說百分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講,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干風,越到上層越大。有階級就有階層,地、富殘餘還存在著,鬧單干的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餘,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問題一提出來,會場的氣氛驟然緊張,許多人明顯地感覺到,毛澤東提的這三個問題是有感而發,有針對性而來的!
  人們不得不迅速思考!沒有人敢不認真地思考!
  以後,毛澤東又多次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講這三個問題,且越講針對性越明顯。與會者越聽越感覺到毛澤東的矛頭所向:
  ——在毛澤東眼中,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春天對我國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的實事求是的估計是一股「黑暗風」;
  ——鄧子恢、陳雲等人支持一些地區反對平均主義而採取「包產到戶」的做法是刮了一股「單干風」;
  ——彭德懷等人要求黨中央重新審查自己的歷史這一行動是一股「翻案風」。
  毛澤東的這三個問題一提出,出席會議的各位代表還有一個明顯的感覺:階級鬥爭問題越發顯得重要,會議將要重點討論它,而中央工作會議的原定議題已經受到衝擊。
  果然,在北戴河的會議上,用部分時間專門討論了毛澤東的上述講話。
  周恩來在會議期間的講話中,主要講的是計劃問題和農村形勢問題。但是,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三個問題,周恩來不得不發表自己的看法。
  周恩來表態說:毛主席提出的三個問題五個矛盾,很尖銳、重要和適時,提出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階級貫穿在各個時期,就是到了共產主義照樣還會有階級鬥爭;形勢一改變,我們的同志就模糊了,以為搞了幾十年,還講什麼階級鬥爭長期性,講什麼階級。
  周恩來的這段話,是迎著毛澤東的意思說的,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周恩來還說: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單干的問題,農民過去主要是單干,但是現在主張單干的不多;包產到戶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單干,有些取得成績也是主要的;農村形勢,雖然我們一開始把困難估計得多了一點,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們看困難問題並不是漆黑一團。
  而周恩來的這段話,卻有些辯解的成分。他不太同意毛澤東對「單干風」和「黑暗風」的批評。
  8月11日至15日,周恩來大病了一場。15日以後他繼續出席會議。而這期間,毛澤東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講話更加堅決。
  8月17日,周恩來出席中心小組會議,並再次對階級鬥爭等問題發表看法。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態度:階級鬥爭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
  對農村單干和責任田問題,他提出:要從長遠看、從本質上看,要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在講到對形勢的看法時,他是不太同意毛澤東的批評的。但他心裡非常清楚,再不能像反冒進時期那樣與毛澤東硬頂。為此,他先承認自己在認識角度上有一些問題:「對形勢估計,過去一個時期,我們把困難說得多了一些,這對黨內產生消極影響。雖然我們採取了正確措施,但使人看問題容易看成漆黑一團。」隨即又策略性地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許多老工人聽了講困難,要留廠,不要退職金,表示決心和信心更大,願意共同渡過困難。」

  「躍進」年代(14)

  他還說,對待困難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認識困難,克服困難;另一種是悲觀失望,一片黑暗。
  周恩來的話中,顯然是讚揚前一種態度。但他的這種辯解方式,毛澤東未必同意。
  在以後的會議中,周恩來接著抓他的城市工作、糧食工作、精簡工作和計劃工作等等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政府工作。
  到會議結束時,周恩來對形勢有了一種新的說法:國內形勢,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情況一天一天好轉。
  8月25日,周恩來回到北京。一方面進一步抓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另一方面迎接黨的另一次重要會議——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為開好八屆十中全會,中共中央於8月26日至9月23日還召開了預備會議。
  經過兩次會議的思想準備,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於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會議除通過《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等文件外,毛澤東正式在中央全會上就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講話。
  毛澤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毛澤東認為,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如果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不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不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所以,對階級鬥爭問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
  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黨的大會就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借這次黨的中央全會,毛澤東再一次批判了所謂的「三風」——「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
  全黨對於階級鬥爭的警覺性明顯升高,階級鬥爭之弦開始繃緊了!
  會議結束的前一天(9月26日),周恩來在大會上再次發言,利用這次機會,他又一次為「黑暗風」的問題作辯解:
  在調整時期,有正確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東西。比如,對於形勢的認識,在五月會議的時候,把困難說多了一些,說過了一點,這對幹部起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儘管如此,那個時候,工作的方向還是鼓足幹勁,同困難作鬥爭,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在談到今後工作的時候,他態度明確地說:
  反右的時候還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擴大化的教訓,不搞運動。機不可失,要團結全黨,抓緊工作。
  周恩來擔心,唯恐會議在提出反右問題後影響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所幸的是——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的建議,也記取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毛澤東在會議上明確表態:
  一個工作,一個階級鬥爭,我們絕不可以因為階級鬥爭妨礙我們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丟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讓階級鬥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時間要做工作。
  1962年是國民經濟調整的關鍵一年,調整工作是壓倒一切的。儘管毛澤東以敏銳的眼光警惕地盯著階級鬥爭的動向,但周恩來所主持的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以它無可爭議的重要性仍然佔據著全黨工作的中心位置。這就使得八屆十中全會後,全黨尤其是周恩來仍可以安下心來從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經濟工作仍能按原來的計劃繼續進行。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能夠進一步得到推進。
  所不幸的是——階級鬥爭開始成為經濟工作的一條不可動搖的附線,從此與經濟工作扭纏在一起。

  破核威懾(1)

  破核威懾,搞原子彈,親自主持中央專委會抓國防尖端
  就在周恩來首訪非洲回到北京七個月後,中國受某些超級大國核武器威懾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時整,隨著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在中國西部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雲……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對這一聲巨響,有人說,世界力量的對比頓時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核訛詐,被中國打破了。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說話的份量加重了。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沒有這一聲響,就沒有人理睬我們!」
  大多數人只知道這一聲巨響的重大意義,很少有人知道,在這聲巨響後面的那些默默無聞的無數的科學家和國防戰線上的功臣們。更讓人驚奇的是,這些神秘的人們後面,有一個總統帥部——中央專門委員會,他的首領就是共和國的總理——周恩來。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周恩來率領中國核工業戰線和國防科技戰線上的人們進行了長期的艱辛努力……
  就在美國對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後,中國共產黨就對原子彈的威力有了自己的基本認識——毛澤東當時就對黨內負責宣傳工作的人說:不要誇大原子彈的作用。
  一年以後,中共領導人又表明了自己對核戰爭應持的態度。
  那是1946年8月,一天,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採訪,他們談到了原子戰爭的問題。
  斯特朗問:「如果美國使用原子炸彈呢?如果美國從冰島、沖繩島以及中國的基地轟炸蘇聯呢?」
  毛澤東回答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這就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原子彈問題的基本態度。
  三年後,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依靠「小米加步槍」,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擁有原子彈的美國支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
  毛澤東對原子彈、核戰爭問題所採取的在戰略上要藐視、在戰術上要重視的基本看法,成為新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指導思想之一。
  當奪取政權的炮聲還在隆隆作響的時候,中共領導人便對原子能問題有了初步的打算。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派出以郭沫若為團長,馬寅初、劉寧一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將於4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代表團的成員還有:秘書長錢俊瑞,中國科協會員丁瓚,世界科協會員錢三強等40人。這個代表團成員的名單,是周恩來親自擬定的。他們中間有中國早期的著名核科學工作者。
  錢三強,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工作,並在清華大學任教,他當時雄心勃勃,正著手培訓原子核科學幹部和籌建實驗室。苦於缺少必要的儀器和圖書資料,他向中共有關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開會的機會,托在法國留學時的老師約裡奧·居裡教授幫助定購中型迴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和其他一些儀器、圖書、資料等。買回這些東西,所需的款額不是個小數目,預計需要外匯20萬美元。
  正處在戰爭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哪來這麼多錢?錢三強心中對此非常清楚,他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提出要求的。令他驚訝的是,中共中央對發展新中國的尖端科技極其重視,同意了他的意見。周恩來派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北京中南海約見了錢三強。
  李維漢對錢三強說:「你的想法中央很支持。中央對發展原子核科學很重視,希望你們好好籌劃。」
  3月27日,剛剛隨中共中央進入北平才兩天的周恩來,又在北京飯店親切會見了出席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他明確地告訴他們:此行參加的是一個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大會。因此,在會議期間要以我們的鬥爭經驗告訴各國人民,帝國主義製造的戰爭是可以克服的;只有根除戰爭政策,才能真正實現徹底的和平。

  破核威懾(2)

  剛剛踏入新社會的中國科學家們,立即感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關懷和支持,他們後來利用這次採購來的儀器、資料和自己製造的一批核科學技術實驗設備,在20多個學科領域開展了研究工作,培養了一批科研骨幹,獲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為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打下了基礎。
  中共領導人對原子能事業的支持和新中國科學家們的努力,是與他們所處的嚴峻形勢分不開的。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開國就受到美國「蘑菇雲」的籠罩。美國的戰爭狂人們連續不斷地以核武器對新中國發出威脅。朝鮮戰爭爆發後,1950年7月底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將裝有核彈的10架B—29轟炸機部署到關島;11月份,在侵朝美軍受到重挫後,杜魯門又發表聲明,宣稱正考慮在朝鮮使用原子彈,以對付中、朝兩國。1951年4月,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核訛詐。1953年,艾森豪威爾就任美國總統以後,繼續傳遞要在朝鮮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信息。1954年1月,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的一個將軍甚至露骨地說:「在朝鮮沒有合適的空投目標,然而我們可以在中國的東北和蘇聯的東南部合適的地方投幾顆原子彈。」……
  狂妄,到了極點!
  中國需要發展原子能,世界反對美國核訛詐政策的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國掌握核武器。1951年10月,一位名叫楊承宗的留法中國放射化學家就要回國參加祖國建設,著名的國際和平戰士、法國科學家約裡奧·居裡特地約見了楊承宗,對他說:你回國後,請轉告毛澤東主席,你們要反對原子彈,但為了打破美國的核訛詐政策,你們必須要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麼可怕。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
  挑釁、挑戰與機遇,接踵而至。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50年代初期艱難地創建起來。
  新中國無論是原子核科學還是其他科學技術事業,幾乎都是在薄弱的基礎上白手起家的。
  中國科學院成立以後,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機構的基礎上,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錢三強擔任所長,專門從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學的研究(1953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為物理研究所)。
  與此同時,一大批受到新中國感召的物理學家和核科學家回到了祖國,組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科學家隊伍。但是,對原子能本身,許多科學家也並沒有真正掌握。
  1953年春,周恩來批准中國科學院組織訪蘇代表團,考察蘇聯的科學研究工作,商談中蘇兩國間的科研合作問題。代表團訪蘇期間,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在繁忙中,周恩來聽取了中科院代表團的情況匯報,並與同來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與蘇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團團長錢三強有機會參觀了蘇聯保密性很強的一些核科學研究機構和培養這方面人才的專門院系。參觀中,錢三強向蘇方提出,能否提供有關核科學儀器和實驗性反應堆。蘇方回答,可以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了錢三強提出的問題。
  1954年,是中國原子能事業發展的一個關鍵年份。這年,我國地質部門首次發現了鈾礦資源,原子能的基本材料找到了!這一發現,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高度重視。
  1955年1月14日,周恩來專門找來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任兼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學家李四光、錢三強和地質部負責人劉傑,詳細詢問了我國核科學研究、核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原理、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以及我國的鈾礦資源等等情況。
  周恩來明確地告知:中央要討論發展原子能問題,你們作好匯報準備,屆時帶著鈾礦石和簡單探測儀器,做些操作表演。
  談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今日下午已約李四光、錢三強兩位談過,一波、劉傑兩同志參加。時間談得較長,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續談。現將有關文件送上請先閱。最好能在明(15)日下午3時後約李四光、錢三強一談,除書記處外,彭(真)、彭(德懷)、鄧(小平)、富春、一波、劉傑均可參加。下午3時前,李四光午睡。晚間,李四光身體支持不了。請主席明日起床後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時來匯報下今日所談,以便節省一些時間。

  破核威懾(3)

  一個偉大的決策和對科學家極大的尊重,都包含在了這封信中!
  1月15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問題。出席會議的除毛澤東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鄧小平、彭德懷、李富春、薄一波等。
  會議聽取了李四光、錢三強和劉傑關於核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原理以及我國核科學研究情況的匯報。根據周恩來會前的囑咐,他們向中央領導人作了用儀器探測鈾礦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數中央領導人還是頭一次接觸到原子核反應原理,他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接著,毛澤東又詢問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有關問題。在李四光等人匯報後,熟知內情的周恩來又補充了一些情況。他還提醒科學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把這一問題講清楚,以利中央做出決策。
  聽完匯報的毛澤東興奮不已,隨即發表了一番包含著重大決策的講話: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找到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礦床。解放以來,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有了一定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你們也經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毛澤東還強調:
  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周恩來則在會上強調:對人才的培養需要大力加強。
  這次會議,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揭開了大力發展中國核科學技術研究和進行核工業建設的帷幕。
  就在中共中央做出這一重大決策的時候,美、蘇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對中國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態度。
  ——美國繼續用原子彈恐嚇中國;
  ——蘇聯則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給中國一座實驗性反應堆和一個迴旋加速器。
  對美國的恐嚇,國際上有些人很擔心。
  1955年1月28日的中南海,曾有這樣一幕:芬蘭駐華大使孫士敦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在座的有周恩來等人。
  談話中,這位外國大使過分地誇大原子彈的作用,他說:「有幾個氫彈投在中國,中國差不多就完了」。
  周恩來當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彈危害最厲害的是工業集中、人口集中的國家。」
  毛澤東坦然且風趣地回答:「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於太陽系來說,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麼。」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再一次明白無誤地告訴國際社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華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擺佈和任人宰割的民族。
  就當時而言,有蘇聯的幫助,中國更沒有什麼可怕的。
  蘇聯許諾幫助中國,中國政府迅速做出了反應。
  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報》等報紙刊登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蘇聯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問題的聲明。隨後,在周恩來主持下,起草了中國政府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問題的決議。
  1月31日,周恩來向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四次會議作了《關於蘇聯在促進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給予中國以科學、技術和工業上的幫助問題的報告》,首次在國務院系統通報了情況,並作了動員。
  周恩來說:「對中國來說,這是個新問題。現在是原子時代,原子能不論用在和平或者用於戰爭,都必須懂得才行。我們必須要掌握原子能。」
  他還從兩個方面闡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義和作用:「從積極方面來說,我們要公開地進行教育,認真地進行工作,積極促進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從消極方面來說,要號召人民起來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反對進行原子戰爭。」

  破核威懾(4)

  對需要立即著手進行的幾件事情,周恩來在國務院系統做出了周密的佈置。他特意強調說:「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產革命。」
  有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中國方面心中有了底。但事情畢竟是自己做,幫助終歸是外在因素。如何處理自力更生與蘇聯援助的關係?人們不得不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中共中央指示我國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更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
  根據這一指示,在中國創建原子能事業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地學習,成為科技工作者的指導思想。
  正當我國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創建中國的原子能事業的時候,1959年6月,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3個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關於援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協定;1960年8月,蘇方撤走全部專家,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停止供應設備材料,給正在建設的中國核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嚴重的困難。蘇聯方面的無情,與當時中國所處的天災人禍一樣,嚴厲地鞭打著中國人民。
  一些外國人認為,這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們斷言:「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1959年7月,中國總理周恩來作了這樣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風趣的陳毅元帥說得更為徹底:「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1960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聽取李富春匯報時說得同樣堅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意志剛毅的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預言:「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緊要關頭,中國的核工業迅速實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轉變。
  進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業,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強有力和高效運轉的領導機制是至關重要的。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兩彈」(指原子彈、導彈)才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那要幾千人、上萬人的協作,中國過去沒有。
  組織是十分龐大的,形象地說,那時候我們每次搞試驗,全國的通訊線路將近一半要由我們佔用,可見規模之大。
  那時是周恩來總理掛帥,下面由聶榮臻元帥具體抓,這個經驗從前中國是沒有的。我想,他們是把組織人民軍隊、指揮革命戰爭的那套經驗拿來用了,當然很靈,從而創造了一套組織領導「兩彈」工作的方法。這在新時代下有很大意義。
  錢學森講的中國尖端科技事業的組織系統和工作方法,是周恩來領導創建的。
  在1955年1月3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就強調過:「要促進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進行嚴肅認真的工作。」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由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領導小組。1956年7月28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報告,建議在國務院設立原子能工業部,並對我國原子能事業如何解決建設速度、投資、技術幹部等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同年11月,原子能工業部——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以後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窮任部長,劉傑、袁成隆、劉偉、錢三強、雷榮天任副部長,具體負責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同時,在中國科學院系統,為加快發展核科學技術,還成立了分別以李四光和吳有訓為主任的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和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同位素應用委員會。根據中央關於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強必要的研究機構」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綜合性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隨後,又相繼建立了鈾礦地質、鈾礦選冶、核武器等專業性研究機構。從此,我國原子能事業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

  破核威懾(5)

  有了機構以後,必須進一步解決規劃問題。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代表中央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這樣的思想:「科學技術新發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新的動力源泉,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闢了革新的遠大前途。」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以後,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李富春、聶榮臻主持制訂了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12年規劃,5月,在全國科學規劃會議期間,周恩來多次聽取科學家們的意見,會議最後確定規劃的方針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並選定了原子能、噴氣技術、半導體、計算技術、電子學、自動化技術等57門重點學科。
  原子能,被擺在科學技術規劃的最為突出的地位。
  在規劃的指導下,經過我國尖端科技界的發憤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的研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1962年,是中國國民經濟調整的關鍵一年。對中國尖端科技事業來說,也是關鍵的一年。
  8月,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向中央提出了爭取1964年至遲1965年進行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規劃。為保證這一規劃的實施,10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專門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報告——《關於成立加強對原子能工業領導的中央十五人委員會的建議》。
  《建議》說:
  我們考慮,最好是總理抓總,賀龍、富春、王鶴壽、張愛萍、先念、一波、定一、榮臻、瑞卿、趙爾陸、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同志參加,組成這個委員會。
  成立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目的在於從更高的層次加強對中國尖端科技事業的領導。
  11月2日,鄧小平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送主席、劉、周、朱、彭核閱。」
  11月3日,毛澤東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如何協同?重任落在了周恩來身上。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項工作時,劉少奇也主張:「這件事要請總理出面才行。」這一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正式成立,由15人組成。主任周恩來,成員有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
  中央專門委員會的任務,是加強對中國尖端科學技術事業的領導,第一步首先是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原子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
  在這一特殊的高層決策機構中,容納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有共和國的一位總理、七位副總理、七位部長級幹部。它是中國原子能事業(包括核工業建設、核試驗工作、核武器研製、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學技術等等)的領導核心。它的權威性和權力機制,是不言而喻的。
  在以後中國尖端科技事業的發展中,這個機構,也一直是最高的決策和領導機構。中央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後來雖然有所變化,但周恩來終身擔任著主任一職。
  從1962年11月中央專委會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周恩來共主持召開了九次大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和若干次專委小會,及時地解決了原子能工業生產、科研和建設中的100多個重大問題。
  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專委會成立的當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專委會議。詳細聽取了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劉傑的匯報。在這次專委會上,還決定從工業部門抽調幹部,成立中央專委會辦公室,主任羅瑞卿,副主任趙爾陸、張愛萍、鄭漢濤。辦公室附設在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
  11月29日,周恩來主持第二次專委會,這次會議,主要解決中國核工業的主攻方向。周恩來明確提出:「先抓原子彈」。
  這一戰略重點的提出,使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們立即明確了主要目標。用專委會辦公室專職副秘書長劉柏羅的話來說:「大家的心情豁然開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彈這個重點上來了,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都很贊同。此後,中央專委會和國防尖端工業部門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彈的研製上。」

  破核威懾(6)

  在第二次專委會上,還討論、解決了組織制度、工作條例、隊伍建設等問題。
  周恩來一言概之:
  專委會是政策領導、組織領導,負責決策和行政、組織、檢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長」又是「腳長」,要做無名英雄。
  為解決人員結構這一薄弱環節,周恩來當即決定:加強第二機械工業部的科技力量以及黨和行政的領導力量。限令各有關部門、部隊和高等院校、科研單位於12月底前,為二機部選調各方面出類拔萃的人員500名,並調配1100多台儀器設備。有些技術設備要由外國引進。
  12月4日,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第三次專委會,這次會議主題是解決規劃問題。會議原則同意二機部部長劉傑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業建設、生產計劃大綱》(簡稱「兩年規劃」)。
  對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準備工作,周恩來講了四點即十六字方針:「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
  隨後,他又對二機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的要求:
  「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學計劃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在中央專委會成立後的半年時間內,我國原子能工業各條戰線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為原子彈的研製和生產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中國人的步伐,是驚人的,連外國的同行們都難以想像。
  到1963年底,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就已經接近過關。為此周恩來在12月5日主持召開了第七次專委會議,主要討論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工作安排。
  周恩來提出:「關於試驗工作的安排,地面試驗放在第一位,並繼續完成空投試驗的準備工作,同時把地下試驗作為科研設計項目立即著手安排。」
  會議據此做出了相應的決定。此後,我國核試驗一直沿著這一方向前進。
  ——實驗科研人員進行了上千次的爆轟試驗;
  ——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製基地成功地進行了聚合爆轟出中子試驗。
  ——1964年1月14日,鈾濃縮廠在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難關後,終於拿到了可以作為原子彈裝料的合格的高濃鈾產品。
  ……
  基礎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接到報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高興。毛澤東充分肯定了科研、生產戰線同志們的成績;周恩來批示:「請轉告劉傑同志,慶賀他們提前完成關鍵性生產和解決了關鍵性的技術試驗,仍望他們積極謹慎,堅持不懈地繼續完成今後各項任務。」
  到1964年9月,除氣象、爆炸時間等問題外,爆炸試驗的技術問題已基本解決。前方的核科學家們等待著中央的決策。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來連續主持召開了第九次專委會議。
  會上,他詳細詢問了試驗前的準備工作。這次會議要解決的就是爆炸時間等問題。
  一開始,對1964年10月還是1965年4、5月間進行爆炸試驗,有不同的意見。經過詳細的討論研究後,周恩來綜合大家的意見提出:爭取1964年試驗;由專委會起草有關報告,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同時,二機部、國防工辦等單位要積極、充分地做好準備。
  他還提請大家注意:對核試驗的利弊要充分地估計足,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並要嚴格保密制度。
  這期間,周恩來還對參加第一次核試驗的工作者們提出了又一個十六字方針:「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這十六個字,後來被人們用精心挑選的彩色石塊鑲嵌在試驗基地上,成為我國各尖端科學試驗基地長期遵循的座右銘。
  9月23日,徵得中央常委同意後,中央專委會決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間進行首次核試驗。
  保密,是核試驗的關鍵之一。
  中國研製原子彈的情報,是許多國家和台灣當局刺探的重點,不得不防。自我國決定研製原子彈以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就與台灣合作,使用多架次被稱為「蛟龍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進的高空偵察機U-2飛機,對中國大陸進行軍事偵察,這些飛機多次飛入中國的軍事基地上空。在1964年8月以前,英勇機智的中國軍隊就擊落了3架號稱「不可戰勝」的U-2飛機。

  破核威懾(7)

  臨近首次核試驗,周恩來高度警惕,他對所有參與此事的人提出:這次試驗,要絕對保密,除了同試驗直接有關的人員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們的妻子、兒女;鄧穎超是我的妻子、老黨員、黨中央委員,由於她的工作同核試驗無關,所以我沒有告訴她。
  為保密起見,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上要求:在聯絡中一律用暗語和密碼。早年周恩來在天津創辦覺悟社時,曾用「五號」(諧音「伍豪」)作為代號從事革命活動。在領導高度絕密的原子彈試驗中,周恩來取代號為「五十一」,羅瑞卿「六十一」,張愛萍代號為「七十一」……原子彈的爆炸時間,則被取了一個形象而動聽的暗語:「瓜熟了」。
  隨後,周恩來派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愛萍作為試驗場的總指揮,劉西堯為副總指揮,前往西北核試驗場。
  周恩來對保密工作要求之嚴,張愛萍深有體會,他後來回憶道:
  搞這個原子彈,從一開始一直到最後的基地試驗這個事情,總理就規定了一條,絕對保密。他規定,絕對保密,就是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訴。我記得清清楚楚,他說:你看鄧大姐,我也不會告訴她。所以我們這個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
  總理確實沒有告訴鄧大姐。最後我們爆炸完了,從基地回來到西花廳去,我向總理報告具體情況,碰到鄧大姐,鄧大姐就說:你們這樣子好事都不告訴我?我說:大姐,你不能怪我,總理強調的,他都不告訴你,你不能怪我不告訴你。
  到達基地的張愛萍把周恩來以身作則嚴格保密的話原原本本地向全體參試人員作了傳達。這對中國首次核試驗保證無一洩密事件,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據氣象等情況,並經毛澤東同意,1964年10月14日,周恩來親自下達了核裝置就位的命令。隨後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時間定在10月16日15時。
  試驗場上的核裝置,在靜靜地等待著起爆的命令……
  原子彈試驗,可不比一般的戰爭,此事非同小可。在北京的指揮中心,和基地一樣都處於臨戰前的緊張氣氛中。結果如何,誰也無法準確預料。周恩來也有他的擔憂。他曾說過:「希望它響,萬一不響,只好待明年。不響外邊也不會知道,也要準備不響。原子彈的確是嚇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戰略想法: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試驗的前夜,周恩來拿起了直通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劉傑的保密電話……
  劉傑比周恩來更緊張。他後來回憶:
  在15號的晚上,總理給我打電話,說究竟你現在考慮我們這次實驗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在當時我也是很緊張的了,我說:總理呀,目前根據我的認識有三種可能,第一是乾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帶水,第三是完全失敗。我說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第一種可能性是最大的。
  聽到這一回答,周恩來放心了。
  1964年10月16日,周恩來、賀龍、聶榮臻等人坐鎮北京,親自守候在直接連接試驗現場的電話機旁。下午3點以前,周恩來接通了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將軍的電話,從電話中,他可以聽著現場的指揮口令和倒計時的聲音:9、8、7、6……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也各自在辦公室密切關注著這次試驗。
  15時,中國西部一聲巨響,火球光芒四射,隨即向空中升騰翻滾,變成一片巨大的蘑菇雲。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響聲一過,張愛萍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匯報:總理,爆炸成功了……
  為慎重起見,周恩來在電話中進一步向張愛萍核實:「是不是真的原子彈爆炸?」
  身經百戰的老將軍這時也愣了一下。他後來回憶:
  是不是真的原子彈,我也不懂啊,但我馬上往旁邊一看,旁邊有一個科學家叫王淦昌,我說:總理問是不是原子彈爆炸。他一看前面,正好這個時候黑煙柱起來了,火焰也起來,接著蘑菇雲開始了。王淦昌說:現在蘑菇雲開始形成,是原子彈爆炸。總理聽說後,很高興。他在電話中說:我向你們所有的科學技術人員和工人表示祝賀,同時我也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向你們表示祝賀。

  破核威懾(8)

  當時在周恩來身邊的軍事秘書周家鼎也說:
  張愛萍根據當地的情況,說現在蘑菇狀煙雲已經升空了,而且還把好多現象也很詳細地報告給總理。總理這時如釋重負,就馬上拿起電話向毛澤東報告:第一顆原子彈實驗成功了!
  爆炸成功後,國外的反映接踵而至。
  ——最早得到中國原子彈爆炸消息的是美國,在16日當天,他們再次派出U-2飛機到中國上空搜集核塵樣本。美國方面開始假裝若無其事,約翰遜總統說:中國爆炸的是一個「小東西」,不超過萬噸。很快,他們根據偵察得到的情報,改稱:中國這顆原子彈的當量比他們當年投向廣島的那顆還要大。
  ——日本東京方面則廣播,中國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
  ——法國總統蓬皮杜則表示:頃刻之間,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美國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一天也為期不遠了。
  ——海峽那邊的蔣介石也是較早得到中國大陸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的人,他當天聲稱:事先已從美國方面獲此情報,並未感到震驚,但亦未忽視此事對亞洲政治及心理上的影響。
  ……
  恰在10月16日這天,蘇聯宣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於15日辭去職務。當周恩來把這一消息通過電話告訴基地的張愛萍等人時,張愛萍等人開了個玩笑:「我們這個原子彈一下子把赫魯曉夫砸下台了。」張愛萍說的是玩笑話,但沒想到國際上還真有人這麼認為。
  赫魯曉夫下台和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兩大焦點。國際輿論認為,中國是有意把原子彈的爆炸安排在赫魯曉夫下台的時候,後來有人問起時,周恩來是這樣回答的:
  這完全是巧合。我們怎麼能夠那樣準確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馬上爆炸,除非我們手裡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彈,像放焰火一樣隨便放。
  當晚,周恩來隨毛澤東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的3000名演職人員,毛澤東讓周恩來當場宣佈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和蘇聯赫魯曉夫下台的兩大喜訊,隨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正式向國內外播出了我國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和中國政府對於核武器問題的立場。
  中國政府的立場,在當天發表的經周恩來審定的政府聲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
  中國掌握核武器,完全是為了防禦,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的核威脅。
  幾天以後,周恩來陸續收到了各國政府的回音。許多國家表示祝賀中國核試驗成功,支持中國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主張和召開首腦會議的建議;只有少數國家表示「遺憾」或對中國進行攻擊。
  這一回音,周恩來在10月19日向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人們作了公佈:
  我收到的抗議書只有10份,賀電上百份,表示高興的就更多。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怎麼辦?
  在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說過:
  我們要特別謹慎,寧可讓敵人估計得低一些,我們藏一手。不要讓敵人過於重視,這反而會增加困難。人家瞧不起我們,我們會埋頭工作。
  後來,他在接見法國外交部長代表時,還坦率地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的原子彈現在還處於試驗階段,如果美國使用原子彈,我們還不能反擊,要付出相當代價,這些我們都是有準備的。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中國便進入了周恩來所說的「準備」狀態。為進一步打破核大國的核控制,中共中央決定,要加速研製氫彈。
  為此,周恩來找來二機部部長劉傑,研究對研製氫彈工作的安排。
  劉傑認為:現在還有許多問題吃不透,大約需要三五年時間。

  破核威懾(9)

  周恩來果斷提出:不行,五年太慢了,要加快發展;下一步的重點是「兩彈結合試驗」,立即著手抓加強型原子彈和氫彈、導彈。
  根據中央的要求和周恩來的指示,1965年初,二機部向中央專委會呈報了《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告》。
  2月3日、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會第十次會議,審議了這個報告。會議決定:「力爭於1968年進行氫彈裝置的爆炸試驗。」
  從尖端科技的發展來看,由原子彈到氫彈又是一個質的飛躍。實現這個飛躍,美國花了7年零4個月,蘇聯花了4年,英國花了4年零7個月。而當時法國已用了4年多時間研製,仍未成功。
  中國對這件事的組織領導工作,則令世界震驚。
  1967年6月17日,我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300萬噸級的空投氫彈試驗。
  從原子彈到氫彈,中國僅用了2年零8個月,其技術水平也超出了美、蘇的首次氫彈試驗,提前實現了原來的預想。
  然而,試驗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也出現過許多險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國西北某地進行第一顆實戰氫彈的投擲試驗,就沒有成功。
  當時,由飛行員楊國祥駕駛的飛機進入預定地點,機上載有一枚數萬噸當量的實戰用氫彈。塔台發出投擲命令後,楊國祥用力伸向推脫裝置機關,投擲裝置卻無動作。他又採取應急措施,仍沒有成功。
  隨著氣候、溫度、氣流、速度的變化,可能使氫彈在空中突然爆炸,不僅會機毀人亡,基地也會成為一片廢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周恩來雖然極為擔心,但他鎮定下令:除塔台指揮外,所有人員,無一例外,全部撤出。
  楊國祥卻另有考慮,他堅定地請示說:「我要帶彈返航。」
  接到基地報告的周恩來,捏著話筒,沉吟半晌,終於沉重地說:「要相信我們的飛行員。」
  在驚人的寂靜中,楊國祥終於穩穩地駕駛著飛機,在某機場降落了。
  周恩來這才鬆了口氣,說:「帶氫彈著陸成功,是一大奇跡,要好好總結經驗。」後來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脫裝置變形造成的。
  在取得國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國原子能工業一直注意將原子能用於和平建設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波影響了原子能工業的發展,其干擾破壞是顯而易見的。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專委會上,周恩來不無遺憾地說:「上次專委會後,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開專委會均沒有開成。」
  他對專委們說:你們要說服二機部等科研、生產機關取消紅衛兵,取消派別,使這些部門正常工作。
  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對尖端科技戰線造成了一定的損失。
  一次,周恩來正在舉行歡迎外賓的酒會,突然,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某導彈研究院一位和錢學森一起在周恩來關懷下從海外歸來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學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聞訊的周恩來震驚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堅決地說:對國防科技戰線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要實行武力保護!
  1969年8月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有關國防尖端科研的會議。針對七機部一些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不能放手工作、無法全力突破工程技術難關的情況,他鄭重地對分別負責技術和科研生產的錢學森、楊國宇說:
  由錢學森掛帥,楊國宇為政委,你們兩個負責;你(指楊)是政治保證,他(指錢)和其他專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問!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點保護的幾百工程技術人員名單,他鄭重地指出:
  這些同志都是搞國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參加某工程的,也要保護,主要是從政治上保護他們,不許侵犯他們、抓走他們;如果有人要武鬥、抓人,可以用武力保護。總之,要想盡一切辦法,使他們不受干擾,不被衝擊。

  破核威懾(10)

  在周恩來和中央專門委員會強有力的領導下,對原子能工業和其他國防尖端領域迅速採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護措施,使得這些領域在「文革」的動亂中仍能繼續有所發展。無論是原子彈、氫彈、導彈,還是兩彈(導彈、原子彈)結合試驗,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與此同時,研製人造地球衛星的問題也提到了決策的日程上。
  1966年12月1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第十七次中央專委會會議,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東風三號搞出來,東風四號可以試,洲際導彈也可能搞出來,全部在這四年內解決」的四年目標外,還專門研究了人造衛星問題。
  就在周恩來提出要搞核電站的1970年,中華民族實現了自古以來的「上天」的夢想。
  這年3月底,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進入發射前的準備階段。
  4月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會議,聽取「東方紅一號」衛星和「長征一號」火箭發射準備工作的匯報。
  4月14日晚,周恩來再次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會議,聽取從發射場回京的錢學森、李福澤、楊國宇、任新民、戚發韌等人的匯報。
  參加會議的人都很驚訝,周恩來總理問的幾乎都是一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軌道參數、衛星重量、測量哪些空間物理參數、衛星能不能準確入軌、入軌後能不能播放《東方紅》樂曲等等。
  他對首次發射衛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擔憂:「衛星可不可靠啊?」
  專家們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來說:「聽了你們的匯報,看來運載火箭、衛星及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比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才能決定發射。」
  隨後,周恩來批准「東方紅一號」衛星和「長征一號」火箭進入發射工作位置。
  4月20日,他又通過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羅舜初發出指示:第一顆衛星的發射要做到「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
  在衛星準備發射期間,周恩來還要求參加此項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要認真地、仔細地、一絲不苟、一個螺絲釘都不放過地進行發射前的準備工作。
  ……
  1970年4月24日晚,中國成功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
  進入晚年的周恩來,是以驚人的毅力忍著癌症的病痛領導中國的尖端科技事業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來再次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主要討論的,是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電站工程問題。這時,他即將進入醫院接受手術治療。
  在3月31日的中央專委會會議上,聽取了「728」秦山核電站工程技術情況的匯報。周恩來最為擔心的,是核電站的安全問題。他提出:
  必須注意核電站的安全問題。
  核電站的設計建設,必須絕對安全可靠,特別對放射性廢水、廢氣、廢物的處理,必須從長遠考慮。一定要以不污染國土、不危害人民為原則。對這項工程來說,掌握核電技術的目的大於發電。
  他深思了一會兒,叮囑與會的人:
  在南方選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蝕、防風化;要想到2l、22世紀,要為子孫後代著想。
  他還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選派優秀設計人員支援該項工程建設,以此鍛煉一支又紅又專的技術隊伍。」
  在4月12日的中央專委會會議上,周恩來留下了這樣的願望:
  一定要牢記我國的尖端事業現還處在初級階段,爭取時間盡快搞上去!
  這是自1962年中央專門委員會成立以來,周恩來最後一次主持會議。不久,他住進醫院,再也沒能回到中央專門委員會的會議桌上。

  尋求團結(1)

  尋求團結,再訪蘇聯,對蘇聯新領導失望後永別莫斯科
  1964年10月,曾經不可一世、剛剛過完70壽辰不久的蘇聯黨政第一號領導人赫魯曉夫,突然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0月16日,蘇聯塔斯社發表蘇共中央全體委員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報:鑒於赫魯曉夫「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任命柯西金為部長會議主席。
  這天正好是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日子。
  一個「上天」(原子彈),一個「下台」(赫魯曉夫),同一天公諸於眾,它們成為震撼世界的兩大爆炸性新聞。當時就有國際上的左派人士說:「兩個令人歡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時的時間內在全世界傳開了……」
  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這天夜裡,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忙得不亦樂乎。為趕在塔斯社公佈這項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緊急約見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伍修權。
  伍修權是這樣回憶的: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突然打電話到我黨中央辦公廳,說有重要事情要向我黨中央通報。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是怎麼回事,中辦主任楊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聯部與他接談,部裡就由我出面會見了他。由於機關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裡的會客室接待了他。他當即向我告知了蘇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決定:撤銷赫魯曉夫的領導職務,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米高揚留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在此之前,我們同這位大使打交道,總免不了發生爭執以至爭吵,這次卻因為他帶來了這個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歡迎。他走後,我立即將這一重要情況報告楊尚昆同志,再由他轉報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裡的同志們宣佈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興。同時,這條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傳播開了。
  赫魯曉夫突然下台,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緊急而重大的難題: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如何處理中蘇關係?
  四個月前,在赫魯曉夫70壽辰的時候,中國黨政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曾聯合致電祝賀。賀電說:
  儘管目前我們同你們之間存在著關係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原則問題的分歧,存在著不團結的狀態,但是,我們堅決相信,這只是暫時的。一旦世界發生重大事變,中蘇兩黨、兩國和我們的人民就會站在一起,共同對敵。
  而這下,真的發生重大事變了,奇特的是,這事變的主角恰恰是赫魯曉夫。
  國際社會和國內人民,此時聚焦中共中央領導層。周恩來以他那資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對此迅速做出了反應:
  我們的態度,第一,歡迎,拍賀電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
  周恩來所說的這兩種態度,決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對蘇關係上的兩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這天,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給蘇聯新領導發賀電。毛澤東還交代外交部,賀電要發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三個人,表示對他們寄予希望。隨後,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領導人署名的賀電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副司長徐明交給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並於當天夜裡廣播,次日見報。賀電表示:我們衷心希望兄弟的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在今後各方面的建設工作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蘇兩黨、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賀電發出去後,中共中央進一步討論下一步的行動。經反覆考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派出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47週年。對這種考慮,周恩來向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慶日,蘇聯也沒有邀請,我們本可不派代表團去。但為瞭解蘇聯新領導的真實意向,尋求團結對敵的新途徑,我們還是決定主動派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並倡議各社會主義國家也派黨政代表團去祝賀,借此機會同蘇聯新領導直接接觸,交換意見。

  尋求團結(2)

  決定做出以後,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先試探蘇聯方面的態度。會後,立即由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一見面,周恩來主動而又感慨地說:「今天是10月28日,兩個禮拜來的變化很多,……我們對變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兩黨兩國之間進行一些接觸。」
  契爾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麼樣的「接觸」。作為駐華大使,他對接觸一事求之不得,接觸總比對抗好。
  周恩來誠懇地說:「現在我們有這樣一種提議。第一個提議:十月革命節快到了,我們有意派一個黨政代表團到你們那裡去祝賀,順便同你們的黨政負責同志進行接觸。」就在契爾沃年科驚喜之時,周恩來的話題更進一步:「如果這樣對你們有困難的話,那麼我們的第二個提議是:我們歡迎蘇聯的負責同志到中國來,進行接觸,不論是公開的,還是不公開的,我們都歡迎。」
  在這樣的時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視並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節,做出如此重大的提議,並為蘇聯領導人作了如此周密的考慮,契爾沃年科原先並沒有預料到。這位駐華大使甚為感謝,並說將立即把周恩來的重要想法轉告莫斯科。他順便問了一句:中國將派誰去,是一個什麼級別的代表團?因為他知道,這個代表團的級別將決定:蘇聯方面的重視程度和接待規模。周恩來對此留有餘地,只告訴他:現在還未最後確定。
  從周恩來那裡出來,契爾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議傳回蘇聯。
  在中共中央方面,派誰去最合適呢?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多次討論,認為周恩來是最佳人選。
  10月29日,周恩來再次約見契爾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決定派以我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也就是說,是黨中央副主席、政府總理一級的。」同時提出建議:蘇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節,邀請除蘇聯外的12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派代表去,以便進行接觸。他坦率地告知:我們要把這個建議告訴兄弟國家,希望他們同意我們這樣做。
  最後,周恩來又一次風趣地試探說:「你們歡迎,我就去。」
  為「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約見朝鮮、越南、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古巴五國駐華大使或代辦,請他們向其黨中央和政府轉達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關於12個社會主義國家派黨政代表團赴蘇聯慶賀十月革命47週年並進行接觸的建議。他對這五國的外交官說:「蘇聯的情況是起了變化,這個變化不僅限於蘇聯,而且影響到兄弟國家、兄弟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影響到我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來對五國外交官表明了中國的態度:「我們應該做些推動工作。這就是我們說的:它做的積極的事,我們應該支持。第二,我們推動他們向好的方向變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他進一步建議:最好是派總理級的人率團前往。
  30日,周恩來又接見了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六國駐華大使,請他們轉達同樣的建議。並說明:「這次蘇聯十月革命紀念,雖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個重要時機。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前去慶賀,也可以彼此接觸,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中共中央的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上述國家的響應。中共中央的建議,也迅速傳到了莫斯科。
  10月的最後一天,蘇共中央有了回音。10月31日,契爾沃年科緊急求見周恩來,轉告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週年慶典的意見,並把蘇聯方面的慶祝安排告訴了周恩來。在談話中,契爾沃年科代表蘇共中央也代表他自己說:「感謝中國這樣重視十月革命節」。周恩來表示:「這是個國際節日。這首先是你們的節日,但不僅僅是你們的節日。十月革命給我們開闢了道路。毛澤東同志早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週年的文章中談到十月革命時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周恩來的這席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謙遜無私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

  尋求團結(3)

  行程定下來後,周恩來便著手出發前的準備工作。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除了國內的正常工作外,圍繞著「上天」和「下台」兩個焦點事件所要做的事情,周恩來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勞。
  10月31日與契爾沃年科談過話後,當晚,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家中接見並宴請前來採訪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聽斯諾談完他這次來中國的採訪計劃後,周恩來坦誠地對這位老朋友說:你的要求太廣泛了,你要求見那麼多人!但是談問題還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談好。
  周恩來提醒斯諾:現在世界上有兩件大事:赫魯曉夫下去了,我們的原子彈上去了。在原子彈這個問題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可以對你講我能講的,把那些我認為應當對你講的告訴你。周恩來曾多次說過,對朋友他是不會吝惜時間的。所以他與斯諾約定:「三兩天內再找個機會和你談,可是我得聲明,是要在夜間12點以後。」
  斯諾此次來華,原擬寫一部有關長征的歷史著作。他的這一打算已經有30多年了,但一直未能實現。趕巧的是,他到中國來時,又碰上了震驚世界的兩件大事,作為一個資深記者和作家,斯諾決定:再次推遲寫長征,首先報道這兩件大事。
  周恩來為斯諾的採訪作了周到的安排:「你要是想瞭解國際活動方面的情況,可以找唐明照,經濟問題找勇龍桂,外交和新聞方面的問題找龔澎,文化方面的問題找陳忠經。剩下的問題我來談,一個是談政治問題,一個是談技術問題,原子彈也可以說是個技術問題。」對此安排,斯諾非常感激,在中國,他就像回到家似的。當夜,周恩來把12幅中國原子彈爆炸的第一手照片交給斯諾,告訴斯諾可以立即回瑞士去發表。
  斯諾回到住處後仍欣喜若狂,他對陪同的人表示:「我真做夢也沒想到周恩來總理答應把特號消息告訴我,還有照片,這照片恐怕會驚動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麼有時間看我的計劃,我真有些難為情,真沒想到周總理能在這麼忙的時候擠出時間來見我。看來,這件事唯獨對我一個人說了,這樣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個準備。」在回憶一些幾十年前的往事時,斯諾還說:「像周總理這樣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盡的精力,有剛強的意志。」
  11月1日上午,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第149次全體會議,作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他在講到對赫魯曉夫下台的態度時說:我們的態度,第一,歡迎,拍賀電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第三,要觀察一個時期。第四,在一些國際會議上,必要時還要同蘇聯爭一爭,該反對、該棄權的我們還要反對、棄權。他還說:目前國際形勢大好,我們國內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點,總結好經驗;留在家裡的人一定要抓好生產、分配、收購、救災等工作。
  1日中午,周恩來到機場迎接馬裡總統莫迪博·凱塔及其夫人。在機場休息室,周恩來又一次見到也來參加歡迎儀式的契爾沃年科。契爾沃年科傳遞了蘇方安排方面的一個變化了的信息:在11月6日慶祝十月革命節大會上,蘇方經過重新考慮,改為不安排外賓在慶祝大會上講話。儘管周恩來對此安排有些遺憾之意,但他還是從良好的願望出發說:「事情的變化已有了一個開端,總應該希望會一步一步地好起來。」契爾沃年科也誠懇地說:「祝周恩來同志莫斯科之行順利成功。我們真誠地希望,您的訪問將成為中蘇關係中的轉折階段。」
  的確,中共中央和中國黨政代表團是抱著「希望會一步一步地好起來」的良好願望來對待這次重大行動的。當天,周恩來還仔細地審閱修改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同蘇共接觸時的一些方針政策問題》等有關文件。
  從11月1日至4日,在出發前的這段緊張而短暫的日子裡,周恩來接見或陪同外賓的活動就達18次之多。
  11月3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貿易大臣道格拉斯·賈埃時,以一種良好的願望談道:「我們對蘇聯新政府的看法是:赫魯曉夫被蘇聯黨和政府撤職是一件好事。這種撤職不能不影響到蘇聯的政策,因此,這是蘇聯國內、國際關係變化的開始。」在談到中英貿易時,他請大臣回國後告訴首相:中英貿易要克服障礙。我們很願意進口設備、器材、儀器,但限額、禁運使貿易受到限制;我們願意相應地供應你們需要的商品。賈埃說,他已經向中方負責外貿工作的葉季壯等人談過希望消除障礙,減少限制的問題。在這次談話中,賈埃直率地談了這樣的看法:「我看你比我更瞭解英國事務。」

  尋求團結(4)

  11月4日,周恩來和羅瑞卿專程前往上海,歡迎訪問朝鮮後回國途經上海的印尼總統蘇加諾。上海之行,是他出訪之前最後未辦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動,安排得非常緊張,除當日與蘇加諾會談外,他還在晚間舉行盛大宴會,歡送蘇加諾總統。
  1964年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時節,天有了很大的涼意。這天清晨,當周恩來從上海飛回北京時,西郊機場的寒風撲面而來。他知道,北邊的莫斯科此時已是大雪紛飛了。從機場出來,周恩來急匆匆趕回中南海,因為離他出發前往蘇聯的時間,只剩下幾個小時了。他根本來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裝,安排好工作,便再次來到機場,和賀龍登上了北去的飛機,率中國黨政代表團飛往莫斯科。
  代表團成員除了團長周恩來和副團長賀龍外,還有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喬冠華、姚溱、余湛以及其他隨員共五六十人,這樣強大陣容的代表團,顯然不是去進行禮節性的訪問,而是有著更高的目的和任務。隨行的伍修權後來這樣說:
  我們代表團赴蘇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蘇共新領導的態度,希望他們能改弦更張。同時還想解決一個具體問題,即赫魯曉夫當權時曾通過一個決定,預定於1964年底召開一次實際上是圍攻中國黨的國際會議;蘇共新領導上台後,將這次會議改期到1965年3月召開。我們是反對召開這個會議的。現在赫魯曉夫已經下了台,我們希望將他過去決定的這次會議取消。
  為壯其行,中共中央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專門到機場為周恩來等代表團成員送行。同機前往的還有以範文同為首的越南黨政代表團。
  在飛行途中,周恩來與範文同一路會談,在估計到達蘇聯後的情況時,有喜有憂。周恩來說道:關於蘇聯的內部情況,我們也不大清楚。從公開報紙看來,《真理報》同《紅星報》的調子有些不同。《真理報》11月1日的社論還是堅持原來的路線不變,《紅星報》則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從到新西伯利亞時蘇方的接待和派顧大壽來接我們的情況看,蘇方的態度是比較冷淡的。到莫斯科時,有可能柯西金來接,這是最好的估計,也可能派一個部長會議副主席來接。總不會超出這個範圍。
  飛機上,周恩來還把早已準備好的一份講話稿拿出來給範文同看,他仍抱著希望但又不無擔心地說:「我們準備在慶祝大會上講話,不知道蘇方是否讓我們講。」這份講話稿,高度評價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認為這次革命「是國際性質的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從此,開始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新時代。」而「中國革命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周恩來在講話稿中還著重強調了「大敵當前,我們兩黨兩國沒有理由不團結起來」之意。
  下午6時15分,當周恩來和範文同率領的中越兩國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機場上。柯西金來接,應了周恩來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估計。」
  到達蘇聯的第二天,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拜謁列寧墓並獻花圈。花圈上的題詞是:「獻給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和導師弗·伊·列寧」。這一活動,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堅定地維護在馬列主義旗幟下的團結。
  11月6日,上午11時10分,周恩來和賀龍等人前往蘇共中央大樓,拜會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半個小時的談話中,周恩來首先提出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希望在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大會上講話的問題。沒想到勃列日涅夫對此並不感興趣,他托詞婉拒,因為他並不在意周恩來在講話稿中呼籲中蘇兩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首次與勃列日涅夫接觸,周恩來感到了一陣不祥之兆。這次談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
  從勃列日涅夫辦公室出來,周恩來於12時25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來到克里姆林宮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辦公室,拜會柯西金,談了20分鐘。由於他們倆人在黨和政府中的相似的地位,所以他們既談經濟又談政治。在談到領導問題時,柯西金說:「有集體領導就可以正確解決經濟和政治問題。」他還引用了蘇聯的一句諺語:「兩個人總比一個人聰明。」周恩來接過話說:「一個人總沒有三頭六臂,群策群力總是好的。」他倆都深知:一個政黨如果缺乏集體領導,必定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在談話中,周恩來還強調了政治領導與經濟工作的關係,他認為:必須糾正在經濟工作中的不正確的政治領導,正確的領導要善於總結經驗,掌握事物的規律,找出實現這些規律的有效辦法。

  尋求團結(5)

  離開柯西金5分鐘以後,周恩來又到克里姆林宮的另一個辦公室拜會了老朋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他們的談話是從敘舊開始的。周恩來回憶,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時,很遺憾沒有與當時的「米高揚部長」見面;1949年初,米高揚代表斯大林秘密來華,到西柏坡拜會中共中央五大書記,這是雙方認識的開端。老朋友見面,既有朋友之誼,又有國家之別。這樣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妙的對話:
  米高揚:你休息得很少,但氣色很好。
  周恩來:馬馬虎虎。
  米高揚:我想,周恩來同志,你是有經驗的人,是不是帶來了恢復我們之間關係到10年、15年前那樣的計劃。
  周恩來:我們的願望已經在我們的賀電中表達了。我們希望兩黨、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為我們的共同事業而鬥爭。正是根據這一目的,我們這次來除了參加慶祝活動外,還希望進行接觸,交換意見。我們希望,這會為今後打下一個好的開端。(周恩來再次敘舊)我已經有三年沒有來了。解放後,我這是第十次到莫斯科了,解放前來過三次。我來的次數最多,但在蘇聯的時間是劉曉同志最長。
  在短暫的時間裡,周恩來連續拜會三位蘇聯領導人,談話時間由30分鐘,20分鐘,最後到米高揚這裡,只停留了10分鐘。這既是時間所限,也是一種苦心的安排。這一天的主要活動安排在下午。
  為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11月6日下午5時,蘇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宮安排了一個大會。周恩來和中國黨政代表團其他成員出席會議,聽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中央作報告。為配合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莫斯科的訪問,以期改善中蘇關係,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破格隆重慶祝十月革命節。為真心表達對十月革命的紀念和對蘇聯新領導的支持,11月5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給蘇聯新領導發了賀電;11月6日,中國首都各界舉行了十月革命47週年慶祝大會;11月7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還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與此同時,中國各大報紙第一次不作為反面材料轉載了蘇共中央的有關文章,《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並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安排在11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些,都是中蘇關係惡化以來所沒有的舉措,充分表明了中國黨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蘇關係的誠意。
  11月7日上午,周恩來等人來到莫斯科紅場列寧陵墓上,與蘇聯領導人一起檢閱蘇聯傳統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前來參加這一活動的外國客人除了兄弟黨的代表團外,還有阿聯副總統阿密爾元帥,阿爾及利亞國民議會議長本·阿拉等。在列寧墓上,周恩來見到了好幾位蘇聯元帥,他們問起中國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核威懾下所進行的原子彈試驗。其中,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對周恩來說:你們中國的原子彈炸得好。可以多炸幾個。周恩來說:我們還要搞火箭。索科洛夫斯基贊成道:應該多搞。
  閱兵式和群眾遊行結束後,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進行了半小時的會談。提到許多國家領導人都在莫斯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在這裡不只是要談兄弟國家的關係,也要辦外交。」在談話中,雙方都感覺到了蘇方在細小問題上與赫魯曉夫的差別(如允許各代表團進行接觸,在勃列日涅夫的辦公室內可以自由地抽煙等等),但到底有多大不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周恩來告訴羅方人員:勃列日涅夫要我們多留幾天,說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他們少數幾個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到我們住的地方共同吃飯,進行接觸。
  正當周恩來準備著「談兄弟國家的關係,也要辦外交」,且等待著與蘇共領導人說的「有商量的可能」時,一件嚴重的不愉快事件發生了。

  尋求團結(6)

  11月7日晚上,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招待會。招待會上,周恩來先與一些蘇聯領導人交談,然後向蘇聯元帥們聚集的地方走去,也打算與他們談談。此時,迎面走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看他的神情,來者不善。
  馬利諾夫斯基劈頭蓋臉便對周恩來冒出一句陰險的話來:「中國人不要耍政治魔術!」
  此言一出,周恩來雖然十分驚訝,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圖。由於當時在場的有一些西方國家的使節和美國等國的記者,周恩來有意用別的話把馬利諾夫斯基的意思岔開了。可馬利諾夫斯基卻進一步口出狂言:
  「不要讓任何鬼來妨礙我們的關係,……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也不要任何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
  周恩來心中不悅,但在這種場面上不便與他論理,只是嚴肅地故意對他說:「你的話我不懂。」說完就走到旁邊去與別的元帥說話,卻聽到馬利諾夫斯基還在繼續衝著中國代表團的人高聲嚷嚷:「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
  馬利諾夫斯基見周恩來已經走開,又跑去找賀龍元帥胡言亂語。他鼓動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倣傚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立即嚴肅地對他說:「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回事,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
  馬利諾夫斯基更極為放肆地使用極端粗魯的語言,惡毒攻擊、侮罵斯大林和毛澤東。對此,賀龍都嚴詞頂回。
  由於發生了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事件,中國代表團的成員氣憤地離開了宴會大廳,回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當晚,周恩來在這裡與代表團的同志一起仔細地分析了馬利諾夫斯基挑釁的全部情況。考慮到蘇聯曾經有過顛覆兄弟黨的歷史記錄,代表團成員認為此事絕非偶然事件,這不僅是對中國黨和人民及其領袖毛澤東的嚴重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動要推翻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必須嚴肅對待。
  第二天上午,勃列日涅夫率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到中國黨政代表團駐地回拜。在談話中,周恩來首先問了頭一天的書面賀詞蘇方如何處理的問題。勃列日涅夫顯然沒有顧上考慮這件事,他倉促回答,打算出版一個賀詞專集,在集子上登載。但他沒有說是否馬上在報紙上發表的事。
  接著,周恩來提到了第二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昨天,在公開的有帝國主義國家的使節和西方記者在場的時候,馬利諾夫斯基提出一些侮辱的、挑釁的話……」他把馬利諾夫斯基的醜行複述了一下後,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並要求蘇方澄清:蘇共歡迎我們來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們要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中國黨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
  勃列日涅夫等辯解說,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一事他們是事後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憤怒。但馬利諾夫斯基不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他是「酒後失言」,不代表蘇共中央,而且翻譯上也有錯,他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勃列日涅夫說,他現向中國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來義正辭嚴地指出:馬利諾夫斯基並非「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這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動,而是反映蘇聯領導層中仍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即對中國黨政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是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採用過的惡劣手段。周恩來還表示,這事他回國後要報告中共中央。
  8日這天,美國、英國等國的通訊社根據頭一天馬利諾夫斯基的惡性事件從莫斯科報道,內稱:這裡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記者雖然善於捕風捉影,但此等拙劣的報道卻事出有因。氣憤的周恩來對蘇共領導人說:這並不是什麼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於這樣胡說八道?蘇方賴賬說:馬利諾夫斯基是胡說並已經道歉,這個問題已經結束。周恩來說: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勃列日涅夫無話可說,只好回答:「那當然,那當然!」

  尋求團結(7)

  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給本來就蒙上陰影的中蘇關係設置了極其嚴重的障礙。即將正式開始的中蘇會談,顯然困難重重。
  11月9日、11日、12日,周恩來正式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會談。
  在9日的第一次會談中,周恩來表明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前來參加慶祝十月革命活動並與蘇共領導人進行接觸的良好願望:「我們的接觸總是希望改善中蘇關係,並使之一步一步地前進。」他著重提出:「我們要求瞭解赫魯曉夫被解職的政治原因。」
  對赫魯曉夫被解職的詳細原因,勃列日涅夫諱莫如深,故意搪塞,說可以下次再談。他反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建議停止中蘇兩黨之間、其他黨之間以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公開論戰。其實勃列日涅夫何嘗不清楚,首先挑起公開論戰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赫魯曉夫。但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首先挑起論戰,對蘇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可勝計的攻擊、對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卻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來對勃列日涅夫的這一提議未予回答。
  為摸清蘇聯新領導與赫魯曉夫究竟有多少差別,周恩來又提出了有關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問題,他希望瞭解我方在與赫魯曉夫存在嚴重分歧的這一關鍵性問題上,同蘇聯新領導有無商量的餘地。
  周恩來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節慶祝會上的講話中說,召開兄弟黨的會議成熟了。依我們看來條件並未成熟,還要創造。」
  勃列日涅夫卻說:「只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
  中國黨顯然不是籠統地反對開會,關鍵在於開什麼樣的會,什麼時機下開。所以周恩來又問:「你們是否不再提你們過去決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開的那個籌備委員會會議?」
  這點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乾脆:「不!我們講的就是這個籌備會議。」
  周恩來說:「不能把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與12月份將要召開的籌備會議連在一起。採用兄弟黨協商的辦法,找出一個途徑,達到最後的目的,即召開兄弟黨的會議,這是一回事;堅持蘇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開的12月15日的籌備委員會,起草一個兄弟黨會議的文件,這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下的命令,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黨會議同赫魯曉夫下令召開的那個籌備委員會連在一起,就沒有談判餘地了。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回到赫魯曉夫問題上來了。」
  勃列日涅夫詭辯說:「開會是蘇聯黨的決議,是建議,不是命令。」
  周恩來再次說明:「8月30日我黨給你們的信中已經答覆,你們召開的那個會議是分裂會議,我們主張開團結的會,反對開分裂的會,如果你們一定要開,我們堅決反對,決不參加。這是我們黨的決議。」
  勃列日涅夫反過來說:「中國黨對我們的覆信是命令。」
  周恩來理論道:「我們的信是我們兩黨來往的信,是建議;而你們則是由一個黨決定,通知其他25個黨來開會,不來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黨不參加也要開,這不符合兄弟黨協商的願望,也不符合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我們從多方獲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蘇共中央就背著中國黨向各兄弟黨發出了一封反對中國黨的信,號召對我們黨進行『反擊』,並且要對我們採取『集體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魯曉夫就下達了開會的通知。顯然,這是個有預謀的反對中國黨的分裂會議,怎麼能指望我們黨參加呢?迄今為止,已有7個黨決定不參加12月15日那個會,如果你們要開,那就是分裂。」
  善於求同存異的周恩來從蘇共新領導的態度上明顯地感覺到,要勸阻他們改變召開分裂會議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揚比較坦率地說,在同中共的分歧問題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米高揚的話最後證實了蘇聯新領導還是要堅持搞赫魯曉夫那一套。

  尋求團結(8)

  在11日的談話中,周恩來敏銳地指出:「我們認為,在你們還是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路線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性分歧基本上解決以前,談不到停止公開爭論。」周恩來還指出,蘇聯新領導中赫魯曉夫的「以老子黨自居的那種傾向還在發展」。
  儘管雙方在談話中爭論激烈,分歧較大。周恩來還是誠懇地說:「應該說,我們來這裡慶賀和接觸的任務是完成了。雖然這時雙方談話的氣氛不好,但是我們絕不後悔,因為我們這次到這裡來的倡議得到蘇聯人民和蘇聯黨、兄弟黨和國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讚許。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中蘇關係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後一次正式談話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簡單地回答中國黨政代表團心中的疑團,「通知關於赫魯曉夫下台的有關問題」。他說:赫魯曉夫下台,是由於赫魯曉夫工作作風、領導方法引起的,而蘇共的路線、綱領是不可破壞,毫不動搖的。
  勃列日涅夫關於赫魯曉夫下台的解釋,顯然是敷衍,周恩來表示「不滿意」。
  事已至此,周恩來只好說:「這次我們沒有能夠更廣泛地討論問題,但是,我們兩黨協商的門是開著的。」
  談話就要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留下了這樣一句話:「為了使我們兩黨協商的門開著,為了能夠創造良好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建立共同團結對敵的願望,我希望不要在創造新的氣氛中又來一個障礙。」
  從幾次談話來看,中蘇雙方會談的氣氛已經被破壞,但蘇聯新領導卻為自己破壞這次高級會談辯解,企圖把責任推到中方。周恩來堅決駁斥道:第一,米高揚說你們和赫魯曉夫在中蘇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第二,你們堅持召開7月30日通知要開的會,就是堅持老子黨的態度不變;第三,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把談判氣氛也破壞了。
  在與蘇共領導進行接觸的同時,周恩來還與各兄弟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看法。這些談話中,我們也看到了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的良好願望以及對蘇聯新領導的看法的變化過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來連續三次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在談話中,周恩來表明了中國代表團的最初願望:赫魯曉夫下台是好事,對政策的影響會引起國內和國際關係的變化;我們想做一點推動工作,推動他們向好的方面變化。但是,結論並不令人滿意。在8日的會談中,周恩來向羅方談了自己的印象:蘇聯新領導是動盪的。從代表團來慶賀的一些問題上,就看出他們搖擺不定。周恩來通報了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並分析說:「我們中國有句老話,『酒後吐真言』。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存在決定意識,思想裡總有個根苗才說出這個話來。我就在克里姆林宮被赫魯曉夫灌醉過一次,我怎麼沒有說這樣性質的話呀?這不僅是品質問題,而且包含很多本質上的問題。」在12日的談話中,周恩來透露說:蘇方用20分鐘介紹赫魯曉夫為什麼下台。不出我們所料,他們的理由就是赫魯曉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風。因此我們對他們所作的解釋不滿意。我們也不要求他們再作解釋了,但是我們還保持我們對赫魯曉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說,我們有權利、有自由評論赫魯曉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來又連續兩次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波蘭黨政代表團談話。在談話中,針對哥穆爾卡所提希望中蘇兩黨停止公開爭論的建議,周恩來說:「爭論是赫魯曉夫提倡的」。周恩來想讓波蘭領導人明白,爭與不爭,並不取決於中國方面。他講:「首先要問:爭論如何解決?能否馬上解決?不可能。蘇聯同志也這樣講。他們甚至說,在爭論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一絲一毫也不能改變。這就是說,一下子談不攏。」周恩來一方面指出,「我們現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爭論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當然還要想辦法。我們同意創造一種好氣氛,尋求新的途徑和辦法,實現大家要團結的願望。這就需要時間,需要接觸」。

  尋求團結(9)

  8日,周恩來在會見英國共產黨代表團後,還會見了正在蘇聯訪問的阿聯副總統阿密爾元帥,他在談話中誠懇地說:「關於蘇聯內部,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我們總希望他們更強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農業發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樣。但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實現的。我們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又與以格瓦拉為首的古巴黨政代表團進行了兩次談話。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示願意增加對古巴的糧食援助。還介紹了中蘇會談的情況和中方立場。
  10日這天,周恩來在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談話時,再次表明了自己對蘇聯新領導的看法:蘇聯新領導是要在沒有赫魯曉夫的領導下,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政策。當天,他還會見了正在蘇聯訪問的阿爾及利亞國民議會議長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來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越南黨政代表團舉行了兩次談話。他在介紹中蘇會談的情況後遺憾地說:「通過這幾天的接觸,我們發現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現在的蘇共領導軟弱,內部存在矛盾、混亂和動盪的狀況,各方面面臨的壓力大,這是原來沒想到的。」
  在與各黨代表團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會晤了一些國家領導後,周恩來在莫斯科的任務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接見使館的全體人員、中國在莫斯科的留學生和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國工作人員。面對周恩來總理親切的笑容,這些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看不出周恩來在蘇聯期間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來內心中,卻掀起了極不平靜的波瀾。
  接見完工作人員和留學生後,當天,周恩來和賀龍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乘專機回國。行前,柯西金提早來到了中國代表團所駐的賓館,他要從這裡把周恩來等人送到機場。在赴機場途中的汽車上,柯西金很想瞭解周恩來此次訪蘇的感受。
  柯西金問:你對這次訪問印象如何?
  周恩來回答:我認為會見總是有益處的,如同我們對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說的,瞭解情況。但是,我們並不滿意,因為我們原來希望情況會好一些。米高揚同志清楚地表示,我們堅持站在過去的立場上,原地不動。這就很難尋找途徑團結對敵了。
  對周恩來來說,他並沒有放棄尋找雙方的共同點。
  為了緩和氣氛,修正米高揚所說的蘇聯新領導與赫魯曉夫在思想上毫無差別的話,柯西金說: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什麼要解除他的職務?
  周恩來問他:區別何在?
  柯西金閃爍其詞,避不直言。他卻提議,希望舉行中蘇兩黨和兩國的最高級會談。周恩來表示要把這一意見轉告中共中央。
  告別柯西金,告別莫斯科,告別蘇聯,周恩來意識到,以後將很難再來了,他不禁感慨萬千。飛機是夜間飛行,周恩來卻難以入睡。


  艱難對抗 苦撐危局的總理

  所謂「革命」(1)

  所謂「革命」,史無前例,以「抓革命」來「促生產」艱難而心碎
  歷史剛剛進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風潮開始干擾業務工作,「三五」計劃的許多指標有落空的危險,階級鬥爭開始由黨的工作附線上升到主線;同時,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面積的自然災害——旱災,在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等北方省市區蔓延開來……周恩來憂心忡忡。
  正在他這種心理負擔越來越重的時候,一場自然的災害和一場政治的災難更加猛烈地襲來……
  1966年一開年,周恩來將工作重點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災影響的一些省的糧食和棉花生產上。按原先的設想,這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周恩來的思想認識和工作安排中,農業,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來極為關注的全國第五次棉花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閉幕那天,到會作重要講話的周恩來觀點明確地告訴人們:我們不挑起戰爭,我們爭取一個和平的環境對建設祖國是一件好事。
  他還提醒道:中國這樣大,全國沒有一點災害是不可能的。豐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災荒,要有備荒思想。
  人們明白了周恩來話中的份量:
  中央要抓重點,注意北方幾個旱的省。這幾個省既要解決糧食自給問題,又要保證棉花生產不能減下來。
  根據這一抓重點的安排,周恩來雷厲風行,隨後便親自主持召開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付災害、振興農業的對策和措施。
  為確保北方八省區的抗旱和農業工作的開展,周恩來除了安排李先念負責河南,譚震林負責山西,余秋裡負責陝西,林乎加負責山東,李富春、薄一波負責遼寧外,他自己則親自負責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5日,周恩來在嚴重的旱災中迎來了他的68歲生日。這天,他一面繼續聽取北方八省區關於抗旱情況的匯報,強調幹部帶頭下去蹲點的關鍵作用,另一面,他提到全國工交工作會議上農業沒有過關和北方旱情的嚴重性。生日,對他來說,早已失去了紀念的意義,僅是給了他一份更忘我地做工作的壓力。
  到3月7日,周恩來仍為華北抗旱的事情忙得不亦樂乎。這天上午,他到懷仁堂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向大家匯報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區的抗旱工作情況。
  當天,由周恩來點將,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成立了由24人組成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周恩來親自擔任組長。下午,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首次北方農業小組會議。
  他在會上說:
  抗旱抗災要抓下去,搞個自下而上的規劃。當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變這個地區的農業落後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變面貌,解決南糧北調問題。要注意抓幾個問題: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為主;肥以農家肥為主,化肥為輔;農機具質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為主;小三線建設,有的等於搬去個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區,不是放鬆南方。
  ……
  這天晚上,周恩來支撐著疲憊的身體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這時,一場想像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預報的地震災害突然襲來。
  當時任周恩來軍事秘書的周家鼎後來是這樣回憶的:
  總理還在辦公室批閱文件,還在辦公室辦公呢,大地顫動,電燈搖晃。總理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馬上告訴我說:你馬上告訴國務院的值班室和總參謀部,立即查明這個地震的震區、震級和這些地方有什麼樣的破壞。這是一。第二就是要給我準備直升機,我要到災區去。第三就是明天九點鐘,國務院召集緊急會議,有關的各部委負責人一定要到會,還有副總理。
  安排好一系列緊急措施後,周恩來於3月9日下午不顧餘震的危險飛赴災區,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現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災害,給周恩來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擔子,但它並不能壓垮周恩來。在地震災區,周恩來鼓勵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並囑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強地震預測研究。

  所謂「革命」(2)

  正當周恩來全力以赴地組織人民與自然災害進行鬥爭的時候,一場比自然災害更為嚴重的源於政治領域的民族災難,以更為猛烈的態勢正在向人們襲來……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對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後,也就是在周恩來不斷地約有關方面負責人大談加強我國的農業、水利工作的時候,《解放軍報》根據林彪的意思發表了《永遠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論。
  這些社論一反黨和政府關於政治和業務關係的提法,標新立異地強調:
  政治統帥一切。
  政治永遠是第一,永遠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衝擊政治一衝百空。
  我們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紅,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質成果。
  敏感的周恩來知道,這種論調不是個好預兆,這樣突出政治實際上是在宣揚政治決定一切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鄧小平與他有同感。
  與《解放軍報》相對應,《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和鄧小平有關「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的意見,從4月6日至22日也發表了三篇論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論。
  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沒有想到的是,林彪一夥講政治,迎合了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的狀況所作的過分嚴重的估計,符合毛澤東關於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正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的判斷。
  正在毛澤東想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險的時候,周恩來等人從政治與業務的辯證關係上去闡釋突出政治的問題,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隨即,《人民日報》的觀點遭到指責,被批判為「二元論」。
  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恩來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當周恩來忙於華北抗旱,忙於部署邢台地區抗震救災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區再次發生強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來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災區),忙於接待阿爾巴尼亞等國外賓(4月29日,周恩來陪同以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參觀,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爾巴尼亞外賓到大慶、上海、北京等地參觀)的時候,中共中央於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會議一上來便從中央開刀——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停止和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解決了彭、羅、陸、楊的問題後,事情並沒有完結。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於通過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這個通知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在會前讓陳伯達等人起草的,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後定的稿。《通知》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軍到文化領域各界,都已混進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一俟時機成熟,就要奪取政權。
  如此聳人聽聞的判斷,誰還能不認真對待。
  毛澤東在修改這個通知時,指向更為明顯,他說: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這還了得?!為此,《通知》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還沒等政治局會議結束,中共中央便於通過的當天發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它便赫然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為標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了序幕。

  所謂「革命」(3)

  這場披著「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運動,自打它一登上中國的歷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把偌大個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動盪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夥人利用了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關於「清洗」黨、政、軍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一尚方寶劍,通過對紅衛兵運動狂潮的推波助瀾和暗中操縱,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國逐漸引向了災難的深淵。
  如此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不可理解,一開始他就顯得很被動。後來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態:「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然而,面對兇猛而來的運動,周恩來所要做的,是盡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國的國民經濟不至於崩潰。
  一位叫迪克·威爾遜的英國作家在他的《周恩來傳》中這樣描述「文革」中的周恩來:「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之馬的背上,並最終制服它……」
  「文革」之馬脫韁,是由紅衛兵運動開始的。
  就在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頭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的授意、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公開攻擊他們搞修正主義。
  這張大字報貼出來,周恩來內心是不贊成的,因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大字報違反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把矛盾公諸於眾。
  得知消息的周恩來連夜派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們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並重申中央關於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原則的指示。
  康生則心懷鬼胎,暗裡藏刀。他在得知周恩來的批評後,立即讓曹軼歐要來大字報的底稿,密報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大字報的毛澤東,他的反應卻與周恩來等人大相逕庭,他對康生等人的做法採取了支持的態度。認為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日,毛澤東指示康生和陳伯達:「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當晚8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這張所謂的「馬列主義大字報」。
  周恩來一下子懵了。陳毅等人也懵了。當天晚上,陳毅問他:「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
  周恩來只能回答:「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毛澤東在外地遙控,在京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已經無法駕馭和適應政治大局。
  6月3日,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基調,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作出限定: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
  為保證「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進行,在這次會上,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然而,派工作組一事,很快被毛澤東批評為「搗了很多亂」,「起壞作用,阻礙運動」。工作組隨即被取消。
  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顯然摸不清毛澤東的門道。
  就在北京大學的大字報貼出去後沒幾天,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便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奪權、造反之風,也從這裡蔓延開來。
  毛澤東對大中學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由學校著眼,利用青年學生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等人有著共同點。

  所謂「革命」(4)

  繼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以後,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華大學附中的另外兩張大字報再次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兩張大字報名為:《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造反,是大字報的主題!
  7月28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將這兩張大字報報送江青審閱,並請江青轉送毛澤東,請求批示。這一動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轉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接到這兩張大字報後卻很高興,他從紅衛兵小將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說: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澤東的信寫好後,為慎重起見,他批給「各同志」——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張春橋,組員王力、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15人,請他們考慮信及大字報「是否正確」。
  在批示中,毛澤東還說:「有錯誤,請指正。」
  這些「各同志」中,顯然有不同意見者。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毛澤東的信沒有發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便被紅衛兵們知道。不久《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以《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為題,發表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
  就在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的這天,即8月1日,他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式。全會期間,毛澤東又生一念。8月5日,他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親自使用「大字報」的武器,其威力非同小可。就是在這張大字報中,毛澤東稱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指責自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的「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聯繫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在大字報中的批評和質問,有一些顯然是有針對性的,涉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
  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的《大字報》。
  全會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以尖銳的語言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決定》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改組後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由原來排列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會議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會以後,卻以極不正常的方式公佈林彪為副主席。原來的幾位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所謂「革命」(5)

  所幸的是,在討論《十六條》的過程中,經周恩來和陶鑄等人努力,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的提法,加寫了一些限制性的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要文鬥,不要武鬥;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為了表示對紅衛兵運動的更大支持,於8月18日親自在天安門廣場出席了首都百萬群眾「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並首次接見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代表。
  就在8月18日這天的大會上,林彪發表了一番煽風點火的講話:
  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雖然林彪煽的是陰風,點的是鬼火,但這些話卻迎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紅衛兵組織很快便如雨後春筍般衍生開來。
  也是在8月18日這天,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衝入聞名世界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宮。當晚周恩來得到消息後,立即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有別有用心的人煽「火」,周恩來只好隨時準備救「火」。
  到了8月下旬,紅衛兵運動開始進一步衝擊社會。這對政府總理而言,是萬分焦慮的事。社會不能亂,這是常識。要想通過所謂的「天下大亂」來達到「天下大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的心態,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萬人大會時所說的:「我們做領導的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還估計不足」;「就是『怕亂』」。
  為避免紅衛兵運動的洪流氾濫成災,周恩來指示改組後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
  8月24日,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
  8月26日,周恩來出席了聯絡總站成立大會。周恩來此舉,是為了向聯絡總站交代任務,以期此機構能對紅衛兵運動起到一定的好的引導作用。
  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宣佈:設立聯絡總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解釋黨的政策。
  為加強對聯絡總站的領導,周恩來還提出在總站內設立一個黨中央、國務院的辦公室,及時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
  聯絡總站設立後,按照周恩來的意思,於9月1日和10日召開了兩次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周恩來親臨會場宣講黨的政策,規範紅衛兵的行為。
  在9月1日的第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坦率地對紅衛兵代表們說:
  現在的紅衛兵組織並不嚴格也不嚴密,會被壞分子鑽空子。
  紅衛兵第一步是組織起來,第二步是聯合起來。
  組織問題,希望各大專院校、各中學都要注意抓一下。
  一個學校的紅衛兵,起碼應有三個組織:全校大會、代表大會和領導機構。沒有這些,就會組織渙散,領導無力。你們要注意防止兩個脫離群眾的現象,一是脫離本校的群眾,一是脫離紅衛兵本身的群眾。
  周恩來最關心的,還是生產和業務,所以他一再強調,運動不要影響和干擾生產部門和業務部門的正常工作,打擊面不要過寬。
  他苦口婆心地說:
  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工廠不能放假不搞生產,服務行業不能停止供應。
  熱電站是一秒鐘也不能停的。
  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去影響,要尊重那裡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拿我們放假搞革命的辦法去要求他們。

  所謂「革命」(6)

  凡國家要害部門,首腦機關,我們要保護。
  在9月10日的第二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在傾聽紅衛兵代表提出的意見後回答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提醒紅衛兵注意:
  我們要破的是四舊,要反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
  不是所有的黨政領導者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那樣看,把黨中央放到哪裡?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不是落空了嗎?
  不能亂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
  對這些紅衛兵小將來說,要講清事物的一分為二,顯然不是容易的事。就在這些紅衛兵小將似懂非懂的時候,周恩來又說:
  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同志犯了錯誤,但不是一切黨政機關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都是黑幫、黑線、保皇派。黑幫、黑線這些詞早就不用了,你們翻開十六條看看。
  說一切都是壞的是不對的,就是說多數是壞的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多數還是好的。
  對普遍性的問題,周恩來一再強調,「要注意政策」。
  而對一些特殊性的事件,周恩來則毫不客氣地提出了批評。針對有的地方發生隨意攔截列車的做法,周恩來極為嚴肅地批評道:
  那是無政府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
  這樣做的結果是打亂了國家運輸計劃,使許多列車完不成任務。這樣搞下去北京人吃什麼呢?北京的糧食許多是靠外地運來的。
  從8月下旬紅衛兵聯絡總站成立到12月中旬,在3個多月時間裡,周恩來為教育引導紅衛兵按照黨的政策辦事,親自參加了紅衛兵組織召集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而他親自面對紅衛兵代表的小型、個別約見、談話,次數就更多。
  利用這些匯報會、座談會和談話,周恩來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向紅衛兵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試圖使脫了韁的野馬不要走得太遠……
  隨著對「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秩序混亂的憂慮,接踵而來的另一大災難困擾著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
  進入秋收時節,各地生產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受到了嚴重的衝擊。9月4日凌晨,在中南海西花廳,秘書把黑龍江省雙城縣人委剛剛來電的情況寫成《要事匯報》,送到了周恩來手中。上面反映:縣委和縣委書記都被鬥垮了;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許多生產隊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隊、小隊幹部大多數被揪鬥,不少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陷於癱瘓……
  基層組織癱瘓,最要命的是生產無人負責。秋收臨近,這將關係到國計民生,必須盡快拿出辦法來。
  周恩來本來以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他最擔心的是這場運動影響生產。然而,現實告訴他,「文化大革命」現在已經無情地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
  針對紅衛兵串聯運動危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級機關的正常業務工作的態勢,早在8月下旬,周恩來就指示陶鑄組織起草過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提出把鐵路樞紐和重要站段、港務局和碼頭、尖端企業和科研機構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列為「要害部門」,「進行堅決保護」。但通知稿必須徵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才能向下發。當通知稿傳到熱衷於搞亂國家的江青手中時,江青以「中央再討論一下」為借口,壓下了這一通知。
  國家安定和人民生活生產問題十萬緊急,容不得拖延。9月2日,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一個未定稿——《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運動提出了十條要求,其中講到:
  紅衛兵串聯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和宣傳工具,使這些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危害。
  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證黨和國家的對外關係和活動不受影響,革命串聯不在這些機關內部進行。

  所謂「革命」(7)

  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
  這份未定稿中還提出:
  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把紅衛兵建設成為一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伍。
  要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確的,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以保護。
  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紅衛兵搜捕人,必須與北京市委、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
  這樣的意見,顯然是與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當周恩來徹夜未眠修改好這份《意見》,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和陶鑄、李富春、謝富治、陳毅、楊成武、吳德、王任重、劉志堅等人參加的會上討論時,儘管陶鑄、陳毅等人讚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則持否定態度。結果,這份重要文件再次擱淺,沒有發出。
  周恩來充分意識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壞性的狂潮,難度是相當大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澤東支持,硬頂是不行的,必須講究鬥爭策略。有些事情,只能盡量避開中央文革小組。
  事後,周恩來與支持自己的陶鑄、李先念、譚震林、余秋裡、谷牧等人商量,認為,要盡快制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為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工廠、農村原則上不宜開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這是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主持起草的。
  社論提出:「革命和生產兩不誤」。
  社論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要加強領導,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
  社論強調,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時,要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
  幾乎同時,李富春也根據周恩來的意見起草好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對這兩個文件作了修改、審定後,於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進行討論。
  這兩份文件的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況,為了生產,寧可推遲進行「文化大革命」,職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業餘時間搞;文件既不許串聯,又不許「罷官」……如此種種,其精神,顯然是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相反的。對討論通過這兩個文件的難度,周恩來早有預料。他也想好了應付的辦法。
  討論一開始,中央文革的人滿臉怒氣,對這種與「文革」目標相去甚遠的文件極為不滿。他們百般刁難,說「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下發這樣的文件,會給運動潑冷水。
  雙方意見截然相反,會議最後沒有結果,不歡而散。
  周恩來只好別謀他途。當天,周恩來將這兩個文件以及農村和工礦企業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表示擔憂的一系列材料報送毛澤東,請最高統帥定奪。他還提議,這樣大的問題,還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
  毛澤東畢竟有著實事求是的一面,生產陷於癱瘓並不是他希望的。文件在毛澤東那裡壓了幾天。9月14日,毛澤東大筆一揮,批道:「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迅即把兩份文件發了出去。隨著文件的發出,農村和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斂,「文革」氾濫成災的洪水,遭到了頑強的阻截。
  同時,周恩來的舉措也招來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夥的不滿。他們也在尋找機會,要與周恩來等「抓生產」派較量。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

  所謂「革命」(8)

  廣場上的百萬紅衛兵,從陪同毛澤東接見的兩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中,聽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頭腦的紅衛兵從中感到中央領導層中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
  林彪的講話,極富煽動性:
  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形勢越來越好。紅衛兵戰士們,革命同學們,你們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你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做得對,做得好!
  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林彪的怪腔怪調,令那些主張國家穩定、生產發展的人們毛骨悚然;但卻令那些亂中奪權和狂熱無知的人們歡呼雀躍。
  而周恩來的講話,卻變了調子。在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中極度疲乏的周恩來,以帶些沙啞的嗓音,表達了他為維繫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所持的堅定態度:
  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活,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也關係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關係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
  六個「關係到……」由國內到國際,一步步推進,語氣越來越強。
  為達到說服教育紅衛兵的效果,周恩來也打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旗號:
  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雙勝利!
  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爆發出來的沖天幹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中去。
  同志們,同學們,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聯,那裡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
  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已經到了,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應當有組織地到農村去參加勞動,幫助秋收,學習貧下中農的革命幹勁和勤勞的品質。
  ……
  周恩來的講話與林彪的講話如此的不和諧,與中央文革的號召如此的背離,他們一夥豈能罷休。
  周恩來的講話,馬上被中央文革一夥人冠名為「大毒草」。
  此話傳到周恩來耳中後,他非常氣憤。面對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陰謀,周恩來毫不軟弱。
  9月25日,利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的機會,周恩來進行了反擊。他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過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農村三秋到了,不抓怎麼能行?
  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聯大大超過了,而貨運量卻大大減少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影響國家的建設了。工人、農民總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產了吧,否則,我們吃什麼、用什麼!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產。到外地串聯要停止。資本家是不能拉出來遊行的,還有他們的頭面人物,你們也不要去抄他們的家。
  周恩來的話,實實在在,沒有人能夠當面說這樣的話不正確。但這些話卻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滿。
  對此周恩來的回答是:「在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師生見面;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要敢於指出,敢於解釋黨的政策。」
  正在周恩來抓住一切機會耐心反覆地向廣大師生和紅衛兵解釋黨的政策,勸說他們不要影響生產業務部門的正常工作時,江青並沒有放過對周恩來的攻擊,她不斷指責周恩來只要生產,不要革命。

  所謂「革命」(9)

  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撒潑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
  雖然江青有著特殊的地位——毛澤東夫人,也有合法的職務——直屬中央常委會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組長,但陶鑄正義在手,又有周恩來等人支持,便也不客氣地頂她道:「那是中央的決定,我個人沒有這個權力。」
  江青聽後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來嚷道:「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麼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對毫無組織紀律觀念,只知野心膨脹的江青,周恩來忍無可忍,他回敬道:「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見周恩來也不買她的賬,江青轉而怒目說:「你總是生產、生產,你只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真理在握,毫不退讓:「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麼、用什麼?」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爭不過周恩來等人,她起身拂袖而去。但對周恩來和陶鑄等人的怒氣,她遲早是要找機會發洩和報復的。
  到了1966年秋冬季節,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策劃下,紅衛兵中開始出現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陶鑄的口號。
  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以後,紅衛兵揪劉、揪鄧之風,揪一大批老幹部之風,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的禍害之火,越燒越旺。
  面對這種形勢,憂心忡忡而又力量有限的周恩來,只能巧妙地頂風,策略地撲火。
  11月8日,周恩來接見北京大專院校三個紅衛兵司令部的代表,針對他們所說的「不要怕亂,全國也要大亂一下」的話,嚴肅地責問他們:「是不是像你們包圍中南海這樣的亂法?」
  他不客氣地批評這些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小將:
  你們把中南海的兩個西大門都包圍了,還貼了大字標語,說陶鑄「青雲直上」。這是封建主義的思想。陶鑄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員,為什麼不能來中央工作?還說「把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麼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
  陶鑄講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句話並沒有錯誤,你們為什麼還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還要有集中。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
  在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的大會上,正當周恩來講話時,會場的一個角落忽然響起一聲:「打倒劉少奇!」接著又有幾個人與之呼應。會場裡人頭浮動起來。周恩來臉色驟然嚴峻起來,為表明他對這種口號的不滿,他毅然轉過身去,背向會場。正要發狂的紅衛兵見總理對此如此反感,總算稍稍收斂了一點。周恩來的舉動使險些混亂起來的會場平靜了下來。
  12月26日,吳德就北京市委以何種態度對待將於次日召開的首都大專院校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大會的問題,請示周恩來。周恩來毫不猶豫地批示:「可不去!」
  兩天以後,周恩來又囑秘書打電話告訴曾經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今天農業口的批判大會可以稱病不去參加。
  12月30日,周恩來就國家經委「造反派」將前往廣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電告廣東注意。應由軍區派隊伍按護送彭德懷的三條,乘火車護送來京。隨後,又就廣州軍區護送薄來京一事囑告總參作戰部:路上要注意,防止發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來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等談話。針對有人提出劉少奇是屬於敵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態度:我不這樣看,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

  所謂「革命」(10)

  ……
  鬥爭越來越尖銳,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試圖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達到篡黨奪權的險惡目的。周恩來在極為痛心的同時,高度地警惕著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為維繫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周恩來嘔心瀝血;為對付林彪、江青一夥,周恩來絞盡腦汁;為說服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周恩來苦口婆心,口乾舌燥……
  進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難而心碎!

  亂中求治(1)

  亂中求治,苦撐危局,與無政府狀態展開艱難的對抗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整個中國如同受到了蝗蟲席捲一般,幾乎沒有哪一寸土地能夠倖免。一切人類的劣根性在陰謀家、野心家的策動下統統地暴露無遺——殘暴、兇惡、妒嫉、爭權奪利、自私自利、窩裡鬥……
  許多人原先為之終身奮鬥的理想、信念,隨著社會的扭曲一時間也變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有的人,昨天還是人,卻一夜之間變成了「鬼」;而有的人,昨天還是「鬼」,也不知怎麼的,一夜之間卻換了一副人的模樣。人鬼不分,人妖顛倒。充斥著社會的是串聯、造反、奪權、批鬥……還有更可怕的打、砸、搶……
  這場所謂的「革命」來得如此之兇猛,是周恩來始料不及的。
  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經過革命先烈前赴後繼、流血犧牲換來的新中國,卻被一夥上竄下跳、胡喊亂叫的野心家和被他們利用的紅衛兵攪得混亂無序。
  在「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工作極度困難。然而,他必須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黨和政府的權威來對付無政府的胡鬧。
  一場政府權威與無政府狀態的艱難對抗開始了。
  自從全國的紅衛兵開始「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聯後,本來就不堪重負的交通運輸工具在紅衛兵大串聯的熱情中彷彿得到了賴以運行的熱源,在艱難地運行著。然而,它的背後卻潛伏著極大的危機。其中,鐵路交通運輸受到的衝擊更是前所未有的。幾乎任何一輛列車上,都擠滿了蜂擁而上的人群。客運量的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鐵路運輸設施遭到極大的破壞。
  周恩來憂心如焚。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澤東已經先後八次接見了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僅受到最高領袖接見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人數就達1100多萬。
  如此巨大的人員流動潮,潛伏著重大的事故隱患。這是周恩來早就預料到的。為使鐵路交通命脈不至於中斷,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鐵路運輸。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早晚都要找有關負責人開會,瞭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無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都要親自打電話追問,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勸說、教育或批評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晝夜。
  當時的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對總理直接管鐵路一事記憶太深刻了,他後來回憶:
  八次紅衛兵串聯,都是最困難的時候。那時,總理幾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會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飯都沒吃,到那裡臨時吃點飯。我也沒吃,到那與總理一起吃點麵條。總理問我運輸的情況後,就指示哪個列車可以出去,哪個列車可以進來。我就按他的指示來辦。按總理的指示來辦,這個車才能行動。
  所以,總理有時候跟紅衛兵講,也當著我的面說:呂正操,你這個鐵道部長,我替你當了。總理說過這個話。我說,我也沒辦法,你不說話,他們是哪一個都不聽,只有總理說的話,還可以聽一聽。
  但是以後,我走了以後,恐怕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麼聽了。
  果然如呂正操所說,在混亂的情況下,「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麼聽了」。
  10月下旬,周恩來在約謝富治、楊成武、呂正操等人多次談如何維護鐵路運輸秩序和如何接待學生的問題後,領導起草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鐵路運輸秩序比較混亂,為保證革命師生、旅客和國家物資的正常運輸,中央決定各省、市、自治區要認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的精神,有計劃地組織學生來京串聯,適當控制人數。從11月1日到5日,各地串聯學生暫緩來京。
  革命師生要遵守鐵路規章制度,維護鐵路運輸秩序,嚴禁攔截和阻止列車運行。鐵路部門要迅速恢復正常運輸秩序,保證客貨運輸暢通無阻。

  亂中求治(2)

  該通知於10月31日發出。沒想到,通知剛發出去便遇到困難。
  1966年11月,在就毛澤東第八次接見外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這個月,上海發生了集體臥軌事件。周恩來的話被人置於腦後。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精神和中共中央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哪肯罷休。10日凌晨,王洪文等人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狀」為名,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火車站臥軌攔車,致使滬寧線鐵路交通中斷30多個小時。
  消息很快傳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火了。鐵路大動脈中斷,國家的損失將無法估計,社會的混亂也會愈演越烈。他立即讓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
  同時,周恩來致電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一方面細心地做他們的工作,另一方面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周恩來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對周恩來的意見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到上海後,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稱「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更使周恩來為難的是,張春橋的處理意見後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安亭事件雖然平息了,但鐵路交通卻更混亂了。在北京的周恩來極為焦慮。他打電話給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丕顯同志,你一定要保證鐵路運輸正常,不要讓他們把鐵路運輸搞亂了。」
  在國務院,周恩來把余秋裡和谷牧兩人調來,協助自己抓工業,並對他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周恩來還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寫信,明確地重申自己的觀點:「全國交通命脈,絕不能中斷。」
  信是寫出去了,意思也表達清楚了。但周恩來心裡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對這個話不一定聽得進去,他還必須採取其他辦法來達到保證全國交通命脈不中斷的目的。
  進入1967年的第一個凌晨,還在工作的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受到衝擊的陳丕顯:「丕顯同志,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首先要整頓鐵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絕不能中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幫』。」
  1967年的第二個凌晨,周恩來又召集全國鐵路系統20餘個單位在京的代表談話,嚴肅地指出:鐵路絕不能癱瘓,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不僅直接影響生產,也直接影響文化大革命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影響國計民生。
  經過周恩來的說服和開導,無論是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本人,還是全國鐵路系統的廣大幹部,都深受鼓舞。他們預想,只要有總理支持,鐵路的混亂狀態應該能夠得到改變。
  沒想到,在全國的混亂逐漸加劇的情況下,鐵路的混亂也越發不可收拾。在鐵路系統,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們,氣焰越發囂張。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其中用毛澤東的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

  亂中求治(3)

  此後,一場周恩來做夢也想不到的全面奪權風暴,在全國掀起,從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以至各行各業都不能倖免。「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更加氾濫。
  一場空前的社會混亂降臨中國。
  周恩來所要面對的,不僅是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還要面對極為混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局勢。他最清楚,要制止混亂,必須盡量爭取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周恩來所要解決的,是從未遇到過的困難;周恩來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和痛苦!
  在全國的所謂「奪權鬥爭」中,鐵路部門的奪權更甚。
  上海「一月革命」以後,全國的鐵路交通系統的奪權緊隨其後,各地鐵路網絡頻頻告急,幾近癱瘓。鐵路部門從上到下,大批領導幹部在「奪權」狂風中被揪斗關押,工交部門的幾位部長被造反派揪走。鐵路系統各級領導機構陷於癱瘓和半癱瘓;職工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去了……更加奇怪的是,周恩來要過問鐵路的事,卻找不到鐵道部部長呂正操。
  在停產鬧革命的派性鬥爭中,許多鐵路幹線不時中斷,先後有上海、蚌埠、長春、齊齊哈爾、大連、廣州、武漢等地的鐵路交通發生中斷事故。待運的生產物資大量積壓,國民經濟運行受到巨大的衝擊。
  1967年初,周恩來多次召集鐵路有關係統的代表談話。他嚴肅地告誡:
  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
  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
  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他還多次在中南海裡接見鐵路系統的造反派,對他們胡亂奪權的行為和派性鬥爭提出了直接的批評:
  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證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鐘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運輸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
  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把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我給你們開過七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聽,你們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七億人民重要?奪權,要在腦子裡奪權,奪「私」字權。
  正在周恩來極力勸說人們不要出來胡鬧,要趕快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搞生產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經如同一匹脫了韁的不馴之馬,它激起了人們躁動的心態,眾多的人熱衷於打派仗,早已無心生產了。
  1967年3月18日,周恩來接到一份報告,它反映位於我國東北重工業基地的齊齊哈爾鐵路局內部派性問題嚴重,其中說:在這個局內派別眾多,有200多個派性組織,經常打派仗,工作無人管;局內指揮不靈,調度員、扳道員隨便不上班,十幾台機車開不出去;甚至有人強調要打破條條框框,砸爛規章制度。由於派性鬥爭,該上班的不上班,該擰閘的不擰閘,有幾次險些造成國際列車的碰撞……
  這對周恩來來說,無異於發生「地震」,國家經濟如此震盪下去,非垮不可。必須採取軍事管制的緊急措施處理。
  周恩來立即將反映齊齊哈爾鐵路局問題的報告報送毛澤東,並附上了自己的意見。
  當天,周恩來還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對國防工業、工交財貿等部門和一些重要的單位實行軍事管制的問題。
  鑒於國家的無序狀況,再這樣亂下去,別說是「天下大治」,恐怕政治上「大治」都很難保證,因此,毛澤東贊同實施軍事管制的意見,他在周恩來送來的報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以便盡快恢復正常秩序,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只管工業、不管交通是不對的。此事請你們研究。」

  亂中求治(4)

  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立即讓余秋裡、谷牧草擬對鐵路、交通、郵電三個重要部門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決定稿。
  3月21日,余秋裡和谷牧便把實行軍管的決定稿送到了周恩來的手中。周恩來加寫了一些重要的內容:
  在軍管會領導下,成立兩個班子,一個是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文化大革命,一個是業務領導小組,統一領導本部門的生產和業務工作。
  要正確對待幹部問題,對他們要進行調查研究,階級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復職,一概結合。
  中央文革的一夥人很清楚,成立一個與「文化革命委員會」並行的「業務領導小組」,無疑是要削弱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再加上「不要一概排斥、打倒」幹部這類的條條,顯然是有針對性的,與文化革命的宗旨相違背的。因此在這份決定稿拿到中央碰頭會上討論時,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刁難,他們左右挑剔,覺得橫豎都不順眼。他們的理由是,這份文件對軍管後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林彪的話也很陰險,他別有用心地說:「軍管如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阻礙下,對鐵路、交通、郵電實行軍管的措施遲遲不能落實下去。而國民經濟一天天爛下去,周恩來心急如焚。
  與此同時,林彪、江青一夥加緊了他們篡黨奪權的步伐。他們把周恩來視作奪權的障礙。他們心裡清楚,不能直接打倒周恩來,得採取周邊戰術,先截斷周恩來的左膀右臂。他們放出風去,將周恩來在領導經濟方面的得力助手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說成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3月21日晚,當周恩來帶李先念、谷牧、余秋裡等人到中南海會議室,向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的造反派代表宣讀毛澤東有關實行軍管的批示時,有代表質問周恩來:「有人說,李先念、谷牧、余秋裡、李富春是劉鄧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周恩來氣憤地批駁說:「他們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帶他們來嗎?要實事求是,不要相信傳聞。」
  周恩來還向造反派們表達了對重要部門實行軍管的決心,他說:
  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二季度的生產要搞好,鐵路、輪船、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谷牧同志負責。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也不示弱,他們放出話去,在社會上刮起了一股攻擊周恩來的妖風。與毛澤東關係比較接近的外交部幹部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了社會上出現的這一情況。
  對周恩來,毛澤東還是非常瞭解的。有些人鬧革命可以,但要建國、治國,周恩來的才能是無人能比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已經倒了,再把周恩來打倒,恐怕沒有人能夠替代總理的位置。一旦國家攤子爛下去,將很難收拾。在毛澤東心目中,周恩來還是要力保的。
  5月29日,毛澤東在王、唐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周恩來這才得以繼續在「文革」的逆流中發揮砥柱中流的作用。
  鬥爭的機會和鬥爭的藝術,對周恩來來說太重要了。
  機會又一次到來。
  1967年5月31日上午,周恩來接到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的一份緊急報告,其中反映:鄭州、徐州、蚌埠、金華、宣化等鐵路樞紐站段兩派武鬥,炸毀機車,停止作業,致使京廣、津浦、隴海、浙贛等四條主要鐵路幹線均處於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
  這還了得,哪還像個國家,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沒有了,簡直無法無天。

  亂中求治(5)

  「必須發揮國家權力的強有力作用,對鐵路交通的軍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來主意已定。並根據報告所附濟南軍區68軍要求對有關鐵路樞紐實行軍管的意見,當即批示:「同意濟南軍區68軍黨委常委關於要求對徐州鐵路分局和火車站實行軍管的急電。」
  實施軍管,必須得到毛澤東的批准。中午,周恩來趕到毛澤東處。他在向毛澤東講述軍管的必要性時,語言極其凝重:主席,鐵路輪船關係到全國的交通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問題不可再拖。
  毛澤東思索片刻,痛下決心:同意。
  告別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谷牧、余秋裡等人於當天下午到國務院開緊急會議。
  對中央文革,周恩來採取了先斬後報的辦法。
  會後,他將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和會議商定的措施,連同鐵路中斷情況的電訊,一併送陳伯達、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並告:「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後再送閱。」
  還沒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過來,第二天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國發出了《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達,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立即實施了軍事管制。
  周恩來在國家經濟命脈上緊掛著的心,總算輕鬆了一點。與無政府主義的鬥爭,總算有了一些好的結果。
  江青一夥對周恩來拿毛澤東來壓他們並先斬後報的做法,懷恨在心,他們也在尋找機會,伺機報復。
  鐵路,仍將是鬥爭和爭奪的焦點之一。
  到1967年7、8、9月間,在「全面內戰」中,鐵路交通中斷事故仍頻頻發生。
  為控制局勢,周恩來儘管處境艱難,但他果斷決策:要維護軍管的威信,派野戰軍到鐵路兩邊護路;京廣、隴海、津浦、京滬、滬寧、滬杭、浙贛等主要鐵路幹線要分別指定具體部隊包下來。
  為此,他給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了詳細的部隊護路部署。得到毛澤東同意後,中共中央於8月10日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作為深謀遠慮的戰略家,周恩來深知自己發揮作用所處的特殊環境和特殊群體。他的力量,不僅來源於廣大有良知的群眾,而且來源於對黨和國家有著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廣大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在主流與逆流的抗爭中,1967年的「二月抗爭」,在共和國歷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後,「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的混亂階段。在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下,葉劍英、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奮不顧身,挺身而出。他們大義凜然,在不同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亂黨亂軍的行徑給予憤怒的斥責。
  1967年2月中旬,大較量、大搏鬥的第一個回合,達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時,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
  像往日一樣,周恩來坐中間,一邊坐著4位軍委副主席、3位國務院副總理和余秋裡、谷牧,另一邊坐著陳伯達等中央文革成員一夥。很顯然,已經形成兩軍對陣的形勢。
  會議剛剛開始,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幾個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裡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憤怒中,他們甚至拍案而起。
  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首先站起來,以他特有的廣東普通話,氣憤地對坐在對面的陳伯達等人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亂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們開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間的周恩來對葉帥非常瞭解,從大革命時期他們就開始並肩戰鬥,葉帥總是在關鍵時刻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緊隨葉劍英之後,新任軍委「文革」組長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類似於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那樣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帥邊拍桌子邊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葉劍英接過話去又質問道:「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
  面對紅極一時但在毛澤東主席身邊不幹好事的陳伯達,葉帥幽默地嘲弄他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在中南海懷仁堂拉開了序幕。林彪、陳伯達、江青一夥篡黨亂軍的陰謀,已經被老帥們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鬥爭才是剛剛開始。
  幾天以後的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再次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這次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國務院各口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前來參加碰頭會的譚震林,在門口碰到操縱上海「一月奪權」黑風的張春橋。譚震林心中早就有氣。因為在一些省、市委書記被游鬥之後,周恩來總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然而上海的陳丕顯卻遲遲來不了。
  譚震林質問張春橋:「陳丕顯同志來了嗎?」
  張春橋鐵青著臉,打著官腔應付說:「群眾不答應呵!」
  一聽張春橋打著群眾的旗號敷衍,譚震林氣更是不打一處來。他嚴肅地說:「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
  張春橋的眼鏡後面藏著陰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一股怒火在譚震林胸中燃燒著,他憤怒地指著張春橋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呵!?」
  進入會議室入座以後,譚震林話仍未盡,繼續就陳丕顯等人來京的問題質問張春橋等人:「陳丕顯同志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
  張春橋還是打著「群眾」的招牌故意推脫。譚震林心裡非常清楚,張春橋等人是在群眾運動中玩「運動」群眾的把戲,目的是假借「群眾」之手,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
  譚震林不客氣地馬上打斷他的話:「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譚震林越說越憤怒:「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坐在座位上,有意保持沉默。他知道,老幹部們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氣,讓他們發出來,壓一壓中央文革一個時期以來的囂張氣焰。
  譚震林繼續把心中的怒火往外倒:
  ——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
  ——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捕魚問題(註:指1966年12月初,國務院農口決定一部分漁輪輪流回港學習一事),連續逼我四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有一點反對毛主席!

  亂中求治(7)

  ……
  說到這,負責公檢法的副總理謝富治插話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是保譚震林同志的。」
  聽了這話,譚震林更生氣:「我就是不讓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說完,譚震林站起身來,拿上衣服就往外走,邊走邊說:
  「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不跟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一直沒有說話的周恩來這時大聲叫住譚震林:「震林同志,回來,不要走!」
  周恩來清楚,像譚震林這樣直言頂撞江青一夥,這還是第一次。譚震林在氣頭上所說的話,會招來麻煩。
  這時陳毅也說:「不要走,要在裡邊鬥爭!」
  譚震林聽從了周恩來和陳毅的勸告,他走了幾步又轉回身子,面向會場說:「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也不走!」
  譚震林回到座位坐下後,陳毅接著從歷史上黨內的整人運動開始講起:「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
  陳毅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夥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反毛主席的兩面派陰謀,他有所指地說:「我們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把班交給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是搞修正主義嗎?」
  葉劍英、李先念、余秋裡等人都發了言,他們針鋒相對,有拍桌子的,有大聲怒斥林彪、江青一夥的……
  當李先念說到「從《紅旗》第13期社論開始(註:該社論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並煽動「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全國就開始了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倒了」時,周恩來當即質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社論就是康生和陳伯達授意寫的,但慣於耍陰謀的康生當面撒謊說:「我沒有看!」
  周恩來氣憤地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你不叫我們看看!」
  針對許多老幹部被林彪一夥整殘整死一事,言猶未盡的譚震林還說:
  「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書,又有孩子,只能背地裡流眼淚!」
  站在林彪、江青一夥立場上的謝富治會上曾插話辯解,被李先念痛斥為:「你不要和稀泥!」這時謝富治又插話對譚震林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
  譚震林駁斥他:「我哭不是為自己,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譚震林的話,道出了許多老幹部的心聲。
  ……
  這就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無私無畏的老一輩革命家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同以林彪、江青為首的陰謀家、野心家所進行的英勇鬥爭。
  在這場鬥爭中,周恩來除了在關鍵時刻站在老一輩革命家一邊說了幾句話以外,幾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夥人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在全黨、全國都有一定的欺騙性,他們所幹的壞事,許多是背著毛澤東的,但有些卻是得到毛澤東的許可的;再加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決定了鬥爭是極為複雜的,在這場鬥爭中,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智謀。
  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採取了巧妙的鬥爭策略。會上,他站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邊,對他們奮起抗爭的做法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他雖然沒有直接去批評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卻表露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的不滿。同時,他適時地提醒那些火氣旺盛但容易「過火」的老帥們要注意鬥爭藝術。會上周恩來說的一句話,對參加會議的谷牧來說記憶深刻,幾十年後他還回憶:「總理反覆地講一句話,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呀,但是不要發牢騷嘛。」

  亂中求治(8)

  「大鬧懷仁堂」之後,周恩來進入極其艱難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頭會開完後,周恩來都要到毛澤東那裡去匯報會議的情況,而這次則不同,周恩來很難向毛澤東反映會議的內容,他採取了避而不去的辦法。對此事,谷牧曾經這樣回憶:
  我們那個碰頭會,每次開完會,總理都必須到毛主席那兒去匯報,當天晚上就去,這一次周總理沒去,三天沒去。當時「四人幫」他們一夥兒,江青、張春橋,他們就到毛主席那裡去告狀。毛主席不高興了,說你們過去每次開會,你周恩來都來講一講,怎麼這次不來了?因為總理去不好講,他實際上是支持我們的。
  見周恩來不去講,江青、康生等人便「惡人先告狀」。「大鬧懷仁堂」的當天夜裡,他們策劃由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會堂「集體整理和核對」了中央碰頭會的《記錄》。以「集體」的方式對懷仁堂的講話進行了許多歪曲、篡改和斷章取義。然後,他們帶著這份《記錄》來到中南海,又以欺騙、誇大的手法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張春橋在匯報時就肆意歪曲陳毅的講話:「陳毅反對延安整風運動……」
  毛澤東聽說有人反對延安整風運動,頓時就惱怒起來:「怎麼,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其實誰都清楚,陳毅要反對的,只是延安整風期間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當做「特務」批鬥的做法。因陳毅在中央碰頭會上戳到了康生的痛處,所以他要報復,挑起毛澤東的憤怒。
  張春橋在匯報時還告了周恩來一狀:「總理對《紅旗》第13期社論沒送他審查有意見。」
  毛澤東不屑一顧地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
  毛澤東聽了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誣告以後,真的動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16日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對「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強烈不滿的譚震林、陳毅等人。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進行圍攻、批鬥,迫使他們作了檢討。周恩來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評。
  此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中央政治局實際上停止了活動,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
  「大鬧懷仁堂」後,周恩來的處境更加艱難。他的心態,「大鬧懷仁堂」的主角之一譚震林看出來了。事後,「忍無可忍」的譚震林在繼續抨擊江青的一封信中說: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後,江青等人放出話去:「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總根子」;「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周恩來是『老保』,他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
  在這種情況下,為策略起見,周恩來一方面在中央作檢討,一方面說服陳毅、譚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檢討,接受批評;要顧全大局。
  周恩來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人還在,就能與他們作鬥爭,就會找到發揮作用的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黨政軍大權的中央文革小組,更是不可一世,陰風煽得更大,鬼火點得更旺。
  在江青、陳伯達、康生手下,有三員「干將」鬧騰得最凶,他們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人仗著有中央文革成員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撐腰,呼風喚雨,不可一世。他們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壞事。

  亂中求治(9)

  讓我們來看看武漢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澤東來到武漢,一是看看武漢的情況,一是想在長江游泳。可這時的武漢,局勢極為混亂。群眾組織主要有「百萬雄師」和「三鋼」、「三新」兩大派別,武漢的局面被他們所主宰,當地的駐軍也捲入其中。毛澤東在武漢的安全,顯然成了問題。為此周恩來親自前往武漢進行安排。
  謝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員的身份從重慶來到了武漢。他倆一到武漢,便在一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上,採取支持一派壓另一派的做法,表態支持「三鋼」、「三新」派,壓制「百萬雄師」派,把「百萬雄師」派定為「保守組織」,引起了該組織的強烈不滿。
  7月20日,「百萬雄師」紅衛兵坐著十幾輛卡車,衝進謝富治、王力住的東湖賓館大院,要找謝富治、王力辯論。他們對王力在講話中明顯支持一派、壓制一派的做法極為不滿,要他們重新表態。群眾衝進樓房後,擁擠著把謝富治與王力分開,謝富治被擠到一個房間,混亂之中,他們抓走了王力。
  王力被抓,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他們在北京緊急開會,研究武漢發生的事情,並把圍攻謝富治、抓走王力視為對中央文革的攻擊,是明目張膽地反對中央文革。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萬雄師」被中央文革定性為反革命組織,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被當做黑後台。中央文革把矛頭指向武漢軍區。
  武漢的局勢由此更加混亂,兩派鬥爭更加尖銳。武漢三鎮的工人、農民、學生和一部分解放軍官兵,分乘數百輛卡車,湧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示威。局勢已經失控。
  毛澤東在武漢的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游泳計劃也被迫取消。為此,中央決定已經回京的周恩來再次趕到武漢,把毛澤東接出來。
  7月20日下午,周恩來飛抵武漢。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澤東離開武漢,另一方面找武漢軍區做工作,苦心說服「百萬雄師」把王力放出來,不要把問題進一步複雜化。這兩項工作圓滿完成後,周恩來於7月22日帶著謝富治和王力回到了北京。
  沒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劃下,王力回京後便成了所謂的「英雄」。「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陳再道、鍾漢華被認定為「主謀」。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機進行陰謀誣陷,打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旗號,鼓動紅衛兵和「造反派」到處「揪陳再道式的人物」,並把矛頭對準老帥們及軍隊的高層領導,企圖搞亂軍隊。
  而王力、關鋒、戚本禹則成了他們「揪軍內一小撮」活動的「急先鋒」。在他們的煽動下,全國許多地方發生了衝擊軍事機關的嚴重事件。
  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鬥陳毅的當天,王力跑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發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講話」,煽動奪權。
  在王力「八七講話」的煽動下,8月16日,外國語學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氣壯」地奪了外交部黨委的大權,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
  隨後,這幫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又製造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等一系列嚴重的涉外事件。國家的形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國家的權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玩火者必自焚!周恩來堅信這一點。在對極端無政府主義行徑極為憤恨的同時,周恩來感覺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銳氣的時機已經成熟。
  8月23日凌晨,在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大火被撲滅以後,周恩來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火燒外國駐華機構和奪外交部大權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周恩來當場擲地有聲地表示了幾條意見: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佈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亂中求治(10)

  三、封副部長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在已不能控制局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係中的任何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來還強調:
  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我在你們心裡沒有威信。中央文革與我之間,你們沒有任何空子可鑽。
  「七二○」以後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麼「全國處在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周恩來心中十分清楚,造反派有恃無恐,根子還在中央文革,導火線還在王力的「八七講話」。必須打掉王力等人。
  周恩來讓身邊工作人員把王力的「八七講話」的記錄稿和關鋒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來。
  8月25日凌晨一點,周恩來在辦公室單獨召見了陪同毛澤東南巡剛由上海回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向他講了王力「八七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大權、火燒英國代辦處、圍困中南海揪劉少奇等情況和各省情況。
  周恩來向楊成武講明了問題的嚴重性:「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
  他當場囑咐楊成武:立即回上海去,向毛澤東匯報;並將王力的「八七講話」帶給毛澤東看。當天,楊成武飛抵上海見毛澤東。
  看了周恩來讓楊成武帶來的材料並聽了匯報後,在對待「中央文革小組」的問題上謹慎的毛澤東,整整考慮了兩天,然後在王力的「八七講話」記錄稿上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毛澤東叫來還在等回信的楊成武說:我考慮好了,你回去告訴總理,王力、關鋒、戚本禹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單獨向總理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你現在就去準備,叫總理馬上辦。
  得到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興沖沖的楊成武當即回到北京向周恩來覆命。他告訴正在焦急等待中的周恩來說:毛澤東指示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
  周恩來此時非常冷靜,他早已考慮了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果斷地說:事不宜遲,馬上行動。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先將王力、關鋒隔離審查。不久,又逮捕了戚本禹。
  儘管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人在王、關、戚被抓後矛頭一轉,謊稱王、關、戚是「劉少奇、鄧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釘子」,但他們心裡清楚,在這場較量中,周恩來等人取得了一次重要的勝利。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較量,並沒有完結,而是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激烈。周恩來的處境更加艱難……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1)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因人而異地保護民主人士
  看慣了中國政壇風雲的人們都知道,對中國政治而言,影響力最大的輿論工具,是那張名為《人民日報》的報紙。這張報紙的「社論」,往往是代表中央的。
  1966年6月1日,正當家長們陪著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起,迎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第一個「六一」兒童節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耀眼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善良的人們並不知道這篇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這「一切」包括些什麼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這篇社論,是由剛剛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安排起草並經他修改和審定的。
  陳伯達、江青等人在號召人們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的目的很明確——要掃除的,不僅是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還有那些與資產階級有關的或非無產階級的「舊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這一點,「文革」剛開始時周恩來並沒有意識到。
  就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天,周恩來的注意力還在黃河的防汛問題上。他出席由譚震林召集的黃河防汛會議,研究黃河下游防汛期間如何保護石油基地等問題。
  還是6月1日這天,晚上,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即將廣播新聞之前,周恩來突然接到康生的電話,說毛澤東批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要馬上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驚愕的周恩來措手不及。第二天,《人民日報》為這張大字報配發的評論員文章中,人們又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名詞:「假共產黨」、「修正主義的『黨』」,「黑幫」、「黑組織」……
  在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煽動下,一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幫」、「破四舊」的風浪,迅速席捲全國。沖在風浪前端替陰謀家們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輕、幼稚的紅衛兵,他們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撥起來,便難以收住,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被他們置於腦後。
  在他們橫行無忌的亂揪、亂鬥、亂抄、亂抓中,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難以倖免地被捲入災難裡。
  8月,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代表中共中央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中央統戰部,被中央文革誣為「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央統戰部長徐冰也由此受到批鬥,黨在一個時期以來的統一戰線政策和統戰工作全部被否定。
  傾巢之下,豈有完卵。統一戰線內部的朋友們——那些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難逃厄運。
  在迅猛發展起來的紅衛兵運動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紅衛兵對各民主黨派機關發出了「最後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陸續被抄家、被揪鬥。
  當一些幼稚、無知的紅衛兵踏進當時還算「富有」的被抄對像家中時,出現了一些趁機打家劫舍的現象,極端的恐怖和不祥之兆,開始籠罩在他們頭上。
  1966年8月29日夜間,全國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的家裡來了一夥氣勢洶洶的紅衛兵,他們來自北京大學,手持「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向84歲高齡的章士釗和他的全家宣讀「革命道理」,旋即開始了一場所謂的「革命行動」。
  這群無知的紅衛兵哪裡知道章士釗先生的背景……
  章士釗,字行嚴,人稱「章行老」,毛澤東尊稱他為「行老」。他是湖南長沙人,與毛澤東同鄉。1907年,章士釗入英國蘇格蘭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及邏輯學。1911年辛亥革命後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1918年任廣東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還擔任過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大學校長。1924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後兼任教育總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政員。並長期從事法律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曾參加北平和平談判。後留北京,先後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2)

  章士釗與毛澤東的老師、岳父楊懷中早年在長沙是至交,經楊懷中介紹,章士釗早在1919年就結識了毛澤東,與毛澤東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讓章士釗引以為驕傲。1920年,毛澤東為籌建中國共產黨和籌劃湖南一些進步青年去歐洲勤工儉學等事,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於是毛澤東求助於身居上海,在社會各界很有影響的章士釗。章士釗爽快地答應了毛澤東的要求,經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終於籌得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用這筆錢,不僅供給一批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而且用它在湖南從事創建黨等革命活動。章士釗對革命的幫助,毛澤東深為感激並銘記在心。
  43年後的1963年,毛澤東決定借「還債」名義補助章士釗,他表示要分十年,每年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2000元給章士釗。十年以後還要「還利息」。後來毛澤東還親口對章士釗的女兒說過:「行老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
  年幼的紅衛兵哪裡知道這些呢!
  紅衛兵在查抄章士釗家裡的東西時,發現了毛澤東與章士釗的合影及寫給章士釗的信札,這才感覺到章士釗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斂了一些。
  紅衛兵走後,章士釗氣得發抖,他顫悠悠地從臥室裡走出來,有氣無力地對孩子說:「拿紙筆來。」女兒不知道他要幹什麼,關切地說:「休息吧,明天再寫!」
  章士釗堅決地說:「不,現在寫,給毛主席寫信!」
  這封求救信寫好後,第二天(8月30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紅衛兵來抄家時的粗暴情景,並懇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毛澤東當天就收到了章士釗的信,生氣之餘,便當即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來手中後,周恩來立即進行了處理:嚴厲地批評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並命令他們立即送回從章士釗家抄走的東西。
  隨後,周恩來交代有關人員,強調對章士釗要採取三條保護措施:一、督促他們盡快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章士釗;二、派兩名警衛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到章士釗家,負責保衛工作,防止紅衛兵再來抄家;三、將章士釗秘密送到解放軍301醫院,以保人身安全。
  當天,周恩來還讓秘書給章士釗家裡打電話,向他們通報了處理情況。
  第二天,兩位便衣警衛便來到章士釗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闖入。
  毛澤東也很惦記此事,9月1日,他又親筆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系念。已請總理予以佈置,勿念為盼!
  順祝健康毛澤東九月一日面對民主人士受到的衝擊和黨的統戰工作受到的嚴重破壞,周恩來想得很多。長此下去,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政策將受到致命的破壞,我國的民主政治也將蕩然無存。
  周恩來還想到,與章士釗處境相同的,還有一大批黨內外幹部和統一戰線的朋友,必須對他們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
  30日這天,在處理完章士釗的事後,周恩來提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1)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2)部長、副部長(3)政副(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4)國副(註:國務院副總理)(5)各民主黨派負責人(6)兩高(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宗仁)在這份名單中直接點出名字的有13位高級民主人士,他們都是在國內和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3)

  事不宜遲,名單寫好後,周恩來指示秘書通過公安部立刻送到了中共中央統戰部,讓他們落實具體措施。
  負責辦理保護事宜的中共中央統戰部,此時已處於自身難保之勢。中央統戰部的領導們有的被批鬥,有的靠邊站。接到總理指示後,他們心裡明白,周恩來這一著,實際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義賦予幾乎陷於癱瘓狀態的中央統戰部一種特定的政治權力。
  周恩來的批示先傳到了中央統戰部的幹部處,該處負責人又立即轉給了還在崗位上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
  照著周恩來擬定的名單和中央統戰部根據批示的原則提出的全部人員的詳細名單,一張由周恩來親自佈置的保護幹部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鋪開。這張網,雖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屢遭林彪、「四人幫」的破壞,但是,在「文革」的混亂局勢下,對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終究起到了「大樹陰深蔭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來親擬的保護名單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慶齡。
  宋慶齡,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她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孫中山病逝以後,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事業,高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旗幟,成為國民黨左派的領袖,與逆民主革命潮流而行的國民黨右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她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同情和支持。宋慶齡曾被譽為「國母」。
  在籌備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專程派鄧穎超到上海迎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建國大計。新中國成立時,宋慶齡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屆人大時,又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副主席。對新中國的建設,宋慶齡發揮著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來稱她為「國之瑰寶」……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來,宋慶齡就受到了衝擊。許多幼稚無知的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把作古多年的孫中山作為「破」的對象之一,他們在南京試圖砸毀孫中山的銅像;宋慶齡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毀。宋慶齡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紅衛兵的騷擾。
  宋慶齡的事,平常就得到周恩來的極大關心。此次受衝擊,消息很快就傳到周恩來那裡。
  這還了得!連宋慶齡都敢沖,其他人還有安靜之日嗎?周恩來立即指示有關部門,要盡快修復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澤東對章士釗問題的批示,把宋慶齡列為第一號被保護的對象。
  在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寫好後的第三天(9月1日),周恩來接見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鄭重地講到了尊重和保護宋慶齡的問題,他說: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面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100週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裡貼大字極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
  聽周恩來「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的保護口氣和態度,紅衛兵這才收斂。此後,宋慶齡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衝擊。
  當年10月,周恩來還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紀念日前出版《孫中山選集》和《宋慶齡選集》。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4)

  11月2日,周恩來還與劉少奇、鄧小平、朱德、董必武等出席了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周恩來在紀念大會上講話時明確表示:
  孫中山先生作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一個偉大革命家,他領導的辛亥革命,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場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但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民主精神的高漲。中國人民將永遠紀念孫中山先生在這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保護下,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遭到大的衝擊,人身也沒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來親筆開列的名單中,排在最後並特意用括號標出來的,是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
  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李宗仁這位轉瞬即逝的「代總統」便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這年12月,李宗仁經由香港飛往美國,從此過起了長期流落異鄉、寄人籬下的生活。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以求同存異的精神發出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儘管美國在台灣海峽繼續製造緊張局勢,但是中國政府仍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李宗仁接到這一信號後,開始了積極擁護祖國和平統一、反對外來干涉的活動。不久他便表達了想回祖國、「葉落歸根」的願望。
  經過精心準備,1965年,李宗仁回國的時機終於成熟。7月18日,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安全地回到了上海。這位重要人物剛踏上祖國的土地,周恩來偕陳毅副總理和上海、北京的黨政軍負責人就兩次到機場迎接,足以見得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對這位為祖國統一作出應有貢獻的前國民政府代總統的重視……
  李宗仁「葉落歸根」後不到一年,祖國大陸的一場政治動亂便悄然登上歷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便擔心李宗仁會受到衝擊。因為李宗仁剛剛回到祖國大陸,還不適應大陸的政治環境,在紅衛兵「破四舊」和抄家的熱浪中,李宗仁自然更容易被牽連進去。
  為此,周恩來及時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護的名單中,並向他家派去了兩名解放軍衛兵。在抄家之風剛剛開始時,李宗仁還比較安全。但為以防萬一,周恩來還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進了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
  入院之前,李宗仁曾與其他上層民主人士、著名愛國人士「應總理之邀」參加了1966年國慶盛典。
  盛典還未開始,李宗仁等人先聚集在天安門城樓的東休息廳休息。這時周恩來走進來,與大家一一握手,致以問候。走到李宗仁面前時,周恩來握著他的手,關切地說:「德鄰先生,我看你還是到301醫院去住幾天吧,紅衛兵是些年輕人,有革命熱情,但不大懂黨的政策,你可能也會受到他們的干擾。」
  李宗仁備受感動,但仍執意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裡很好。」
  李宗仁的「家」,即歸國後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在周恩來指示下安排的位處——北京西總布胡同51號。1966年3月21日,李宗仁原夫人郭德潔病逝以後,他於7月25日與原阜外醫院的護士胡友松結婚,繼續同住在這裡。由於種種原因,胡友松首先受到紅衛兵衝擊。
  周恩來此時對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受衝擊一事已有所耳聞,他嚴峻地問李宗仁:「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現在怎麼樣?聽說,紅衛兵找她的麻煩,批鬥了她,還讓她掃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連忙笑著擺擺手說:「總理,沒有這回事,全是謠傳。」
  「哦!」周恩來長吁了一口氣,「李先生,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後,請代問夫人好。」
  周恩來考慮問題的周到細密和對人的關懷備至,李宗仁是知道的,他不願在小事情上麻煩總理,尤其是在天安門城樓上這種莊嚴的場所,他更不願給已經在混亂局勢中心力交瘁的周恩來增加心理負擔。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5)

  但周恩來對李宗仁的住處仍很關心。他又問:「你那裡有沒有紅衛兵去鬧呢?」
  李宗仁說:「沒有。他們要來我也不怕。」
  聽了這話,周恩來哈哈一笑:「好,你倒想得開;我也放心了!」
  後來,隨著形勢的迅猛發展,周恩來越來越擔憂黨內外幹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並進一步採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對李宗仁的安全,周恩來仍不「放心」。
  一天深夜,周恩來兩次派人動員李宗仁夫婦到安全的地方療養、避風。最後一次是讓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長出面,動用總理的專車,才把李宗仁夫婦接到301醫院「將軍樓」保護起來。
  按周恩來的安排,李宗仁入301醫院後,和章士釗、張治中、程潛、何香凝、傅作義等高級民主人士一樣,與外界的混亂局面幾乎隔絕,樓區有軍人值崗保衛,任何無關人員不得入內。為保證萬無一失,他們每個人還按要求更改了姓名。
  在一段時間裡,民主人士們在周恩來安排的處所裡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躲過了「文革」初期強大的抄家之風。
  ……
  在民主人士中,有許多人對「文革」的做法很想不通,甚至充滿對立情緒,這更是給紅衛兵們造成了口實。對那些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離家接受入院保護的民主人士,周恩來則採取了另外的方式加以保護。他批示派解放軍戰士或公安人員身著便裝,臂戴紅袖章,到被保護對像家中做警衛,並勸阻前來抄家的紅衛兵,同時還交代警衛部門與當地派出所和所在機關取得聯繫,請他們予以協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對民主人士的保護,不只限於名單上列出的人,憑著多年革命鬥爭和政治風浪的經驗,周恩來密切關注著所有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的安危。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運動中,周恩來擔心民主黨派進一步受到衝擊,他於1969年5月4日特意致信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並轉人大、政協軍代表,在信中提出:應與派往各民主黨派機關的軍代表「談談政策」。
  他還說:
  機關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的幹部隊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如果他們中間出現了現行的反革命分子,自當別論,但也需先報告軍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會同意後,方能採取行動。
  這封信,被民主黨派領導人稱為「關於保護民主黨派領導人的一封信」。
  許多當事人對周恩來這種在艱難中周密地保護民主人士的過程,有過詳細的回憶:
  ——曾任張治中機要秘書的余湛邦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抄家鬧得很凶,當時張老在北戴河。周總理考慮到張老個性剛強,回北京碰上這種事情容易出問題,便馬上通知統戰部派一位負責同志到北戴河跟張老等打招呼,解釋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這場「大革命」。這種做法實際是讓張老這批人有思想準備。
  我們8月底回京,剛到家紅衛兵就來了。幸虧周總理已採取了保護措施——衛戍 區派了一個連隊和一個營部駐在張老家附近。當時住在這一帶的還有許多高級民主人 士。戰士們身著便服,佩戴紅袖章與前來的紅衛兵周旋。
  紅衛兵先後到張家五次。第一次是來抄家,張老躺在沙發上不作聲。第二次來抄家時,張老正好從醫院回來,躺在靠椅上休息,紅衛兵指著張老的鼻子質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史?張老沒有碰到過這種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氣地從靠椅上顫抖著站起來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當時房間裡的氣氛十分緊張,但由於我們事前做了準備,讓警衛員、服務員保護性地圍在張老身邊,他們沒敢動手。
  張老被抄家後,周總理在一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中說: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張治中先生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證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6)

  這實際是保張老過關。但是這些紅衛兵由於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張老。總理感到這樣下去不行,必須採取措施,於是就讓周榮鑫找了一位負責同志把張老送到301醫院保護起來了。當時只允許我同他聯繫……
  ——程潛的夫人郭翼青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從湖南回到北京。……不久以後國務院來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報姓名,不講工作單位,不允許家人相隨。因為不認識這個人,外邊又那麼亂,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讓程老的司機去看看(司機常與程老外出活動,認識的人很多)。司機回來說是總理辦公室的人,我們才稍放心。臨出門時,那位同志又叮囑程老將名字改一改,後來就用程老的小名。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將程老護送到301醫院保護起來了。這個時期我們不能和程老見面,衣服、用品都是他們派人來取的。後來在電視中我們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知道他沒有問題,才安下心來。程老在301醫院住了三個月,在一次接見紅衛兵時,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來後,總理還派了兩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裡,保護程老的安全……
  ——曾任西藏軍區第一政委的任榮在回憶周恩來對阿沛·阿旺晉美的保護時,也有這樣一段文字:
  1966年9月27日,周恩來打電話到拉薩,指示說:中央明天派專機去拉薩,把阿沛·阿旺晉美夫婦接到北京,以便保護他們的安全。
  阿沛夫婦被護送到北京後,周恩來親自安排了阿沛夫婦的住宿和警衛工作。隨即指示:為了阿沛兒女的安全,要動員他們來北京學習、工作。阿沛夫婦非常高興,將兒女調到北京,有的上學,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長。
  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辦學習班,籌備自治區革委會的成立。一天,周恩來對我說:你們要給群眾做工作,讓阿沛出來擔任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要告訴大家,阿沛是個好人。他愛國,相信共產黨。主要表現,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上簽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時,有人煽動要他和達賴喇嘛留居印度,他當即嚴詞拒絕,而且力勸達賴一同回到了祖國;三是他始終相信共產黨。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們在做好群眾工作的基礎上,安排阿沛到學習班上直接同群眾見面。由於阿沛對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勳和對西藏人民的誠摯態度,所以得到了群眾的歡迎和信任。
  在此期間,周恩來十分關心阿沛同群眾的見面情況,一天兩次打電話詢問。當周 恩來知道了群眾的態度後,高興地說:「阿沛是個好人,要信任他。」
  後來,阿沛副委員長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觸地說:「『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沒有總理的關懷和保護,我們的處境是不堪設想的。」阿沛副委員長還說:「總理對我的關懷不是一般的關懷,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婦臥室的牆壁上仍然掛著周總理的大幅照片。
  阿沛說的是實情。如果不堅決、周密地加以保護,那些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處境的確是不堪設想的。對他們,周恩來盡量採取了一些非常細緻而有效的保護措施。
  「文革」開始後,早已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帽子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自然免不了受到衝擊的厄運。1966年8月下旬,中央民族學院的一些紅衛兵強行衝進班禪在北京的住處,把班禪押到學院批鬥。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自己的聯絡員會同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和解放軍代表,到中央民族學院去制止紅衛兵對班禪過火的批鬥行為。
  之後,周恩來向各派紅衛兵組織做了很多的說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禪轉移到北京衛戍區由解放軍保護起來。周恩來指示衛戍區領導:「要好好保護班禪,絕對不允許紅衛兵再把他弄走。你們要向中央負責,不能讓班禪出事。」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7)

  在衛戍區,班禪無論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兩個多月後,局勢稍稍有了一些好轉,周恩來這才指示衛戍區把班禪送回了寓所。
  後來,由於林彪、「四人幫」一夥的刁難,班禪被送進監獄。但周恩來仍想方設法保證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後,周恩來還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禪,並試圖讓班禪出來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
  班禪重新獲得自由後,曾當著中外記者的面公正地說過這樣一句感人肺腑的話:「我在監獄裡沒有死掉,主要是周恩來先生的恩情!」
  ……
  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混亂中,面對林彪、「四人幫」的壓力,為減少黨在統一戰線上的損失,周恩來付出了艱難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對中央統戰部的指示中所說的:對統戰政策不要動搖,不要撒手不管;統戰工作必須堅持下去。
  在「文革」中,黨的統戰政策是最難堅持的政策之一,統戰工作也是最難堅持的工作之一。為使這一政策和這一工作不至於崩潰,周恩來盡了極大努力。儘管艱難,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頑強地堅持了下來。這種堅持,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有著重要的意義。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1969年初,當李宗仁在直腸癌、肺氣腫、肺炎等多種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時,他仍深深地惦記著毛澤東和周恩來。臨終之前,他交代:把周總理撥給他的生活費送還給國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幾百年歷史的外國名酒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發展,周恩來對幹部和民主人士的保護,其力之所及也越來越有限,他的工作越來越艱難。與此同時,他自己也受到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迫害,有時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處在需要想方設法保全之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為黨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用一句話來概括自己的心境:「對黨和人民,我只有一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力保棟樑(1)

  力保棟樑,生死相依,在艱難處境下盡最大努力
  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指導思想煽動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鬥爭的矛頭一下子就直指黨內高層。
  從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直到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這些一生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屈奮鬥的無產階級戰士,這些自認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以來就與資本主義道路無緣的人,也不知怎麼的,很快就被打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
  如此「革命」,許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問總理,總理也不明白。
  誰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夥人——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打倒一大批黨內高級幹部,達到篡黨奪權目的陰謀家——明白。
  一些對「文化大革命」表示過不滿的黨內高級幹部,受到不公正對待;一大批妨礙陰謀家篡黨奪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作為「黨內一小撮」揪了出來。
  這些受到不公正對待和被揪出來的人,大多是與周恩來長期並肩作戰的戰友,是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在特殊的環境中盡量保護他們,成了周恩來義不容辭的責任。
  怎麼保?在「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的時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夥人有毛澤東的直接支持,正紅得發紫、得勢猖狂,他們喪心病狂地迫害大批黨政軍機關的領導幹部。如果公開為大批受衝擊者開「綠燈」,顯然不是時機,也根本行不通;正面與林彪、江青一夥衝突,也未必是好的辦法。歷史的扭曲給周恩來造成了十分艱難的處境,這使得他必須對老幹部採取巧妙的保護辦法。周恩來發揮了他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鬥爭藝術。他也為此費盡了心血。
  周恩來最初對老同志的擔心,是他們的一些不滿情緒和言語。「文革」開始以後,隨著紅衛兵、造反派打、砸、搶和到處奪權之風盛行,許多老同志開始既不理解又產生反感。周恩來手下的一些部長們意見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到總理辦公室發牢騷,講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話。他們知道,心中憋悶只有到總理這裡講一講,總理是瞭解他們的。但一開始他們沒想到,周恩來與他們一樣,也對「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總理」這樣的位置上,不理解要執行,理解了也要執行。
  得知部長們的這些牢騷話,周恩來很焦急,生怕這些久經戰場考驗、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會在政治鬥爭中惹火燒身,引來麻煩,以至於無法挽回。為提醒他們,周恩來多次對他們說:「你們說話時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們再這樣講,發牢騷,我也沒法保護你們了。」
  他讓軍事秘書傳了三句話給這些老部下:
  心中無它,積極革命;
  實事求是地檢查;
  特別是不要承認是「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為慎重起見,周恩來還寫了一封密信,讓秘書帶給一些老帥、副總理、部長們,信的大意是:你們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難,不要節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總之一定要謹慎言行、小心處事。
  周恩來交代送信的秘書:把信親手交到這些老同志手上,當面給他們看完後再讓他們簽名,然後你再帶回來。
  秘書拿著總理的親筆信,先後到過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賀龍、余秋裡、譚震林等人那裡。這些人看了信後都很感動,明白這是周總理對他們最大的關懷與愛護。
  等他們看完信,秘書再將簽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來手中,周恩來隨即把信銷毀了。
  鬥爭是嚴酷的!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題發揮,周恩來不得不這樣做。

  力保棟樑(2)

  1967年「二月抗爭」後,老帥們的處境更為困難,他們「忍無可忍」,公開表示要與林彪、「四人幫」一夥「鬥到底」。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明知面臨著「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的危險,但毫不畏懼。
  在「二月抗爭」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帥」——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不久就面臨著滅頂之災。
  先是江青密謀向毛主席進讒言,告了「三老四帥」們的狀,並把周恩來也置於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他一臉怒容,嚴厲地指責「三老四帥」:「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這無非是搞宮廷政變,想讓劉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為什麼沒過幾天,你們就反對十一中全會的決定?為什麼陽奉陰違,出爾反爾呢?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你們也是贊成的,我沒看過你們誰投過反對票,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真的發動起來之後,你們又反對呢?」
  是啊,為什麼當初同意,現在又反對呢?老帥們哪裡知道「文革」是這麼個搞法!無論他們怎樣向毛澤東解釋,正在火氣頭上的毛澤東還是不耐煩地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反對「文化大革命」,那辦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毛澤東的話如此嚴厲,火氣如此之大,這是周恩來沒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這個時候與毛澤東硬頂,只會加重事態的嚴重性,必須保存實力,保護老同志們過關。周恩來清楚,辦法只有一個:先把責任承擔下來,「檢討」過關,再作打算。
  周恩來巧妙地替老同志們說話:在懷仁堂會議上,幾位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這主要責任在我,會後,他們也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他們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查。
  毛澤東餘怒未消,在他的提議下,會後召開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評會」,對「三老四帥」的批判不斷升溫。
  周恩來怕「三老四帥」們出事,私下裡向他們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
  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
  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麼!
  「三老四帥」們明白了周恩來良苦用心後,與周恩來一起作了檢查。
  批判告一段落後,周恩來又考慮,必須讓老同志們有個出頭露面的機會。不久,迎來了1967年的五一節。每年在這樣的重大節日裡,中央有個慣例,在京的黨政軍領導人都要上天安門與民同樂。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否上天安門「亮相」,成為判定某人是否「有問題」的一個「標準」。
  五一節是個機會。周恩來在提出上天安門的名單時,有意把參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經毛澤東批准,被指責參與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們都在五一節那天登上了天安門。
  然而,中央文革一夥仍不罷休,他們並沒有放過對「二月逆流」的批判。為此,周恩來又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一方面對老同志們的生活和處境極為關心,另一方面艱難地努力,為他們恢復名譽、出來工作掃除障礙。
  曾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在回憶周恩來對老帥們的保護時說:
  周總理曾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著我們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裡的安全警衛工作,一處一處地給我們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夥大反所謂「二月逆流」、抓「軍內一小撮」時,有一些群眾組織受這幫反革命的煽動、蒙蔽,要衝擊老帥們的住地。我們把得到的情況報告周總理。總理把我們找去研究保護措施,要我們把老帥們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強那裡的警衛工作,並與我們一起研究萬一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脅時,需要採取什麼應急措施。當我們把落實的情況向他報告時,他還再三叮囑我們,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護好老帥們。

  力保棟樑(3)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後,林彪、江青一夥又趁機衝擊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元帥等人的行動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會前夕,周恩來擔心老帥們在出席招待會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衛戍區領導:徐向前等同志必須去參加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們路上不出事!之後又囑托衛戍區:一定要保證徐帥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為保證老帥們的安全,周恩來想了很多細緻的辦法。
  據傅崇碧回憶,僅送徐帥回住處就頗費心機:「我們考慮,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衛,協同有關單位,用三輛警衛車跟著他,並兜了個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大鬧懷仁堂」的「三老四帥」中,火氣最大的譚震林也難逃厄運。為防譚震林出事,周恩來加強了對他的保護。
  曾任中央警衛局負責人的李樹槐是這樣回憶的:
  一次,一批紅衛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門,叫喊要抓譚震林,把大門敲得光光響。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約在8、9點鐘的時候,他們把大門衝開了,人也衝了進來。我們派了一個連在門口堵住,使他們不能再往裡進。我打電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你讓那個頭頭接電話。總理問他叫什麼?能否負責?那人說能。總理就對他說,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負完全責任,下午3點把你們的負責人都找來,我在西花廳接見你們。結果這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放下電話吹起口哨,大喊「向後轉」,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點,總理真去接見他們,我也跟去了。總理對他們苦口婆心講了半天,最後才把問題解決了。
  周恩來的衛士喬金旺也談起過保護譚震林等人的細節: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批譚震林。一開始,「造反派」倒還守規矩,可中間總理有個電話,離開會場去接電話。「造反派」一看總理走了,就上了台,開始動手動腳,又是讓譚震林低頭,又是讓哈腰。總理接完電話回來一看,很生氣,批評「造反派」說:「你們這像什麼話麼!我們事先達成協議了麼,不許搞體罰,不許侮辱人格的麼!我還在場麼!」懾於總理的威嚴,「造反派」只好從台上退了下去。
  周恩來自己曾幾次談到過對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志的保護,大意是:對陳毅、譚震林我「保」得「最多」,對聶帥則「保」得「最早」,對余秋裡、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
  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二月逆流」終於得到平反。
  受周恩來「再三地保」的人中,不僅僅有餘秋裡、谷牧,還有國務院的一大批挨批鬥的部長們。這些人又要堅持工作,又要隨時準備被造反派揪出去批鬥,三番五次地受衝擊。作為總理和戰友,周恩來對他們多番牽掛,不得不「再三」地去保他們。
  在國務院各部委機關都不安寧的時候,周恩來以巧妙的辦法給部長們找到了一處「臨時避難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辦公地點中南海。
  對部長們所受到的衝擊,周恩來曾心痛地說過:「他們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應該把他們接進中南海休息。」於是,他讓秘書以開會的名義,發通知讓受到衝擊的部長們輪番到中南海開長「會」,這樣的會,一開就是幾天,名曰「開會」,實則避難。他們在中南海的國務院宿舍樓——「工字樓」住了下來。
  對一些被批鬥得很厲害的部長、副部長,周恩來則以讓他們到中南海「寫檢討」的名義,把他們接到國務院宿舍樓住下。周恩來告訴工作人員,如果「造反派」要來揪鬥,就說「檢討」還沒寫好,不能出去。
  部長們住進中南海「工字樓」後,便明白了「開會」、「寫檢查」的真正含義。儘管中南海也不是一片「靜」地,也受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包圍,但部長們住在這裡總是比外面要安全和安靜得多。他們進來幾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鬥,而且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被送回來。他們把這稱為「倒班出去」。

  力保棟樑(4)

  在國務院宿舍樓「避過難」的除了余秋裡、谷牧外,據不完全統計,先後還有紡織部副部長錢之光、水電部副部長錢正英、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四機部部長王諍、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文化部部長蕭望東、農墾部部長王震、冶金部部長呂東、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商業部部長姚依林、八機部部長陳正人……還有廖承志、方毅、劉寧一、周榮鑫、段君毅、劉瀾波、邱創成、江一真、王磊、孫正、錢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蕭鵬、劉建章、王子綱、徐今強、李人俊、江學斌、饒興、劉秉彥等等。
  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這些部委級幹部們在「工字樓」裡少則住幾天,一般住二三個星期,還有的住一兩年或更長時間。在他們白天不得不出去挨斗時,周恩來怕他們出危險,有時自己親往陪鬥,許多時候則派秘書或聯絡員跟隨。
  還有的戰友如薄一波、烏蘭夫等人,他們是林彪、江青一夥重點打倒的對象,在北京是很難躲避厄運的。苦不堪言的周恩來只能想盡辦法,把他們送到外地去「避難」,盡量躲過風頭。
  與此同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領導機關也受到嚴重衝擊,周恩來又想方設法把那些處境十分困難的負責人接到北京來「避難」,他們被較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賓館、中直招待所等地方,並有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先後被周恩來接來的負責人有李井泉、宋任窮、張體學、張平化、葉飛、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歐陽欽、黃火青、黃歐東、曾希聖、廖志高、霍士廉、王鶴壽、楊超、高克林……
  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紅衛兵和造反派們也是消息靈通之人,他們把這些受保護的負責人弄出來,又揪去游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周恩來再次把有些人安排到秘密地點保護起來。江青、康生等人不知他們的去向時,非常惱火,曾多次打聽這些人到哪裡去了。
  受周恩來之命實施保護任務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回憶過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幾位老同志,先後被人抓走游鬥。我們把這個情況報告了總理,總理很為他們的安全擔心,指示我們派出部隊,保護他們的安全;還讓我們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區和省、市委負責同志,立即送到衛戍區部隊的一個安全的住所保護起來,並囑咐我們要嚴格保密。
  江青一夥聽說找不到這些同志了,竟當著總理的面聲色俱厲地問我:你把人弄到哪裡去了?
  接連兩天吵吵鬧鬧。我見總理不理睬他們,也就不吭聲。追問緊了,我就說了句:「上面知道。」
  後來我見到毛主席,向他報告了對這些同志的保護措施,主席贊同地說:「總理做得好!你們衛戍區保護得好!」第二天,江青一夥又來拍著桌子追問,我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去問主席吧!他們一聽,不敢再追問了,只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不是早就說過上面指示的嗎!
  事後我把向主席匯報的情況報告了總理,總理爽朗地大笑起來。那20多位大區和省、市委的負責同志被保護在衛戍區部隊營房以後,總理還專門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瞭解他們的生活情形,給他們送文件,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在周恩來「保得最多」和「保得最早」的元帥中,有許多被保住了,有的人卻沒有保護住。這正好映襯了「文化大革命」的複雜性和殘酷性。
  周恩來對陳毅元帥和賀龍元帥的保護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陳毅早年曾與周恩來一同留學法國,幾十年革命生涯,兩人相交相知、同舟共濟。新由國成立後,陳毅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又接任外交部長,成為周恩來在內政外交上的一個主要助手。對陳毅元帥,周恩來再瞭解不過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生性剛烈、豪爽的陳毅,對一些看不慣或不理解的事情敢於直言不諱,敢於對一些陰暗面「放炮」。然而,這卻得罪了中央文革一夥人。

  力保棟樑(5)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有軍隊院校、文體單位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陳毅針對中央文革一夥試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重重地放了一「炮」:
  今天,我陳老總在這裡給你們潑點冷水,有些話講出來可能不大好聽,但還是要講。如果「我」字當頭,我就不講了,不講就不會犯錯誤。但我還是要勇敢地講,無非是有人到外交部來揪我,貼我的大字報。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志,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麼「逐步升級」,口號越提越高,鬥爭對像越搞越大,總之,越「左」越好。這種簡單化、擴大化的做法,最終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這以後,陳毅把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不斷地發洩出來,其「炮火」的「火力」越來越猛。他曾公開表態:「我已作好準備,落個被罷官、撤職、坐班房,這都不要緊喲。」「我不改變自己的看法。我這個當外交部長的經常在估計形勢,我是靠這個吃飯的,但這場『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沒有估計到,是很不自覺、很不理解的。」
  陳毅的這一發發「重炮」,重創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囂張氣焰。不久,他們定下神來,很快就組織了對陳毅的猛烈反擊。在江青等人的指點下,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揪陳」惡浪呼嘯而來。
  察知這股浪頭的周恩來,挺身而出,奮不顧身地阻擋。
  1966年12月3日晚,為阻止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紅衛兵到外交部去「摸黑線」,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了該校12個群眾組織的代表。受人蒙蔽的紅衛兵代表對陳毅提出了種種責難,說陳毅在外交系統「和稀泥」。周恩來耐心地勸導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說陳毅是「和稀泥」?其實他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大家,是一肚好心腸嘛!就是有時說話「走火」。我們相處幾十年,這個老同志的確為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紅衛兵不依不饒,仍一味糾纏。認為陳毅說過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許多話壓制了「左」派學生,沒起到好作用。
  周恩來不得不提高聲調嚴肅地說:
  你們對陳毅說過的話,就要求那麼嚴?這樣聽起來,你們是對他有偏見,專抓「小辮子」。我今天沒有時間專講陳毅的問題,但我要告訴大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對陳毅同志問題的認識,你們不能強加於我。
  他說他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說過不理解嘛!
  周恩來告誡這些紅衛兵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衝擊外交部,不能揪陳毅。你們要去,我勢必出面勸阻。不只是外交部,國務院外辦、公安部、國防部、中南海、釣魚台、人民大會堂都不能沖。
  見周恩來態度如此堅決,紅衛兵這才稍稍收斂了一點。
  但是,中央文革對陳毅的不滿和揪斗陳毅之心依然不死。經江青等人煽風點火和撐腰打氣,紅衛兵頑固地認為外事口問題的關鍵在於以陳毅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來自陳毅,因此必須徹底批判陳毅,否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打不垮。
  周恩來苦口婆心地勸說無知的紅衛兵們。
  當陳毅在「二月抗爭」中拍案而起後,中央文革一夥人對他更是恨之入骨,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就在「大鬧懷仁堂」的那天晚上,陳毅還在中南海外事會議室對20多名「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和剛剛在外交部「奪權」的外交部「革命聯絡總站」的代表們怒吼道:
  現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墳,動不動就「炮轟」、戴高帽子遊街,把一場嚴肅的鬥爭當成兒戲,這不是瞎胡鬧嗎?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著別人,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紅自己的頂子!中央的事,現在動不動就捅出來,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衝。

  力保棟樑(6)

  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主席、林副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乾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再加上我們5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11個人是乾淨的?!如果這樣,我陳毅寧可不要這個乾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
  周恩來太瞭解陳毅的這些心裡話了。陳毅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10年、20年不治!班子絕不能交給野心家、兩面派。
  陳毅這樣的人,正是林彪、江青等人要整倒的對象!霎時間,「炮轟陳毅」、「打倒陳毅」、「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口號甚囂塵上。
  周恩來非常清楚,保護陳毅必須付出艱難的代價,因為陳毅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和對中央文革一夥人的回擊毫不留情面。對陳毅這樣的老同志的保護,是一場艱難的鬥爭。
  批鬥和打倒陳毅的陰謀,被周恩來一再阻擋。正是在這種阻擋中,周恩來亦被置於造反派的輪番圍攻當中。
  1967年5月11日,在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相繼衝擊外交部,並在首都主要街道舉行遊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陳毅」的標語後,周恩來於當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了外事口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5個小時的談話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造反派:根據揭發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自1月24日大會「檢查」之後,他至今沒有到群眾中來,這是有意逃避群眾的揭發批判,我們要求陳毅馬上到群眾中來。
  周恩來:本來五一節前,我已有安排,準備讓陳毅再作檢查,但五一節耽擱了一下,沒安排上。今天,你們帶頭搞這樣一個遊行示威,還稱要把陳毅抓走!我不能答應你們,也無法擔這個風險。我希望你們冷靜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造反派:總理,你剛才說聯絡站遊行效果不好,請你說清楚些。
  周恩來:你們要揪陳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參加外事活動嘛!揪外交部長,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對陳毅同志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但不能群眾大會一通過,中央就批准。這不是必須服從的命令。你們用遊行的辦法壓中央,這又像什麼樣子!
  造反派:你不主張陳毅到群眾中去?
  周恩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把人揪去,群眾一哄,「噴氣式」一坐,怎麼行?批判錯誤可以,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還要繼續創造條件。
  造反派:什麼條件?
  周恩來:要研究具體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陳毅同志到會,你們不要在這裡給我施加壓力。
  儘管造反派胡攪蠻纏,給周恩來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周恩來在氣憤之餘還是以強硬的語氣堅決地說:
  你們下定決心,也不能強加於我,我已經把底交給你們了,中央不同意採取揪斗的方式,主席思想也不同意這樣做。不光是陳毅,還有幾位副總理,我都要一個一個地保。否則無法向主席交代。我現在不過講了幾句冷靜的話,你們就這樣圍攻、起哄,向我施加壓力,那陳毅同志還怎麼來!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外語學院的造反派無政府到了極點,他們根本沒把周恩來的勸阻放在眼裡。幾天以後,他們強行衝入外交部「揪」陳毅。
  周恩來更憤怒了,他在15日凌晨緊急約見外語學院的紅衛兵代表時,嚴厲地警告他們:
  你們首先要承認錯誤。我把政策交代了,你們不聽,要走向反面。你們要打倒陳毅,陳毅同志就倒了?沒這麼簡單。我馬上下命令讓部隊加強對外交部的保衛,以後誰也不許去,誰去扣留誰。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刷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還怕這個?
  周恩來多次說過,在「文革」的極度混亂中,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怕被打倒。他曾經表白過:「不倒、不走、不死」。

  力保棟樑(7)

  為保護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周恩來豁出去了。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鋒王力等人煽動造反派批鬥陳毅,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後,周恩來利用他高超的鬥爭藝術,取得毛澤東同意,決定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抓起來。就在決策抓「王、關、戚」的時候,周恩來在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中也心力交瘁。
  8月27日晨5時,已是十幾個小時沒有合眼的周恩來仍然受著外事口造反派的圍攻。造反派在批鬥陳毅的問題上無休止地與周恩來糾纏,致使周恩來心臟病復發。周恩來又一次憤怒地說:
  「你們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我沒有休息一分鐘。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場的保健醫生知道,周恩來不到身體極度受損是不會說這樣的話的。最後,保健醫生只好攙扶著周恩來離開會場。就在這個時候,狂妄的造反派仍不甘休,他們對著周恩來聲稱:「我們就是要攔陳毅的汽車」,「還要再衝會場」。
  走到門口的周恩來轉身怒斥道:
  「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
  在場的紅衛兵驚呆了:總理捨命保陳毅,這可非同兒戲!
  第二天,周恩來病倒,竟一天半無法工作……
  周恩來對賀龍元帥的保護,更為曲折和艱難。
  近40年前,賀龍是在革命處於最低潮的時候扯起「跟共產黨走」這面大旗的,並在周恩來的引導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領導南昌起義,共同創建人民軍隊以來,周恩來與賀龍情同手足、生死相依。對賀龍元帥的瞭解,周恩來就彷彿像瞭解自己一樣。
  然而,林彪一夥為了達到篡黨篡軍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打倒」的目標瞄準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
  為打倒賀龍,他們各顯神通、機關算盡,找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
  1966年夏天,康生造謠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
  1966年8月中旬,林彪在聽取吳法憲匯報空軍黨委一次全會的情況時,劈頭就定調:「你們這次會議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又說:「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派人要「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
  在林彪的授意下,吳法憲和李作鵬分別親筆寫信,誣陷賀龍在軍隊搞所謂「地下活動」、「罷官奪權」。
  整賀龍材料的專案組很快就成立了。到了1968年4月,康生又進一步信口雌黃地對專案組說:「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重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這樣的罪名何其嚴重?在他們眼中,賀龍「十惡不赦」。一時間,「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打倒賀龍」的口號充斥於耳,賀龍的家也被抄了。
  1966年12月24日,周恩來找賀龍談話,鑒於國家體委造反派對賀龍糾纏不休,提議他暫停工作去休息一段時間。
  隨後,為保證賀龍不出事,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將賀龍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接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居住。
  12月25日,賀龍一家剛被安排在釣魚台裡住下,第二天又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讓他們趕快搬家。原來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住在釣魚台,為避開他們,周恩來把賀龍轉移到了北京西郊一個叫「新六所」的地方居住。
  有中央文革通風報信,造反派的嗅覺很靈敏,他們很快又知道了賀龍在新六所的住處,便跟蹤到新六所,整天鬧著要揪斗賀龍。與此同時,造反派還進駐了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
  氣憤的賀龍對家人說:「群眾還不知道我呀,我也瞭解群眾。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力保棟樑(8)

  薛明主張:「是總理安排我們住在這裡的,要回去,還是告訴一下總理好。」
  1967年1月9日,賀龍到西花廳,向周恩來講明情況。
  得知情況憤怒了的周恩來安慰賀龍:「你不要去,我頂著。」隨即拿起桌上的電話,接通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嚴厲地對正在那裡的造反派說:
  「找你們的頭頭,我是周恩來。……我是總理。你們到賀龍家裡去,呆在那裡,這不好吧?這不像樣子嘛!你們趕快搬出來!有什麼事跟我說,今晚7點鐘,我在大會堂接見你們!」
  造反派在周恩來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來又對賀龍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們的電話。」
  賀龍的妻子薛明說起這件事時曾感慨道:「當時的天下要沒有總理支撐真還不知道會成什麼樣子呢!」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的衝擊下,周恩來對賀龍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親自安排賀龍和薛明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的前廳,住進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後來回憶起在西花廳居住的日子時說:
  在西花廳住時,我和賀總親眼見到了總理日夜操勞的情景,他天天夜間出去工作。我和賀總都睡不著。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台前,盼著總理早點回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開回來。總理太疲乏了!太勞累了!
  看到這些,我和賀總心裡難受極了。林彪、「四人幫」一夥對老帥們採取冷攻,對總理是搞熱攻,車輪戰,使他不得休息。
  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總覺得總理天天為國家操勞,他卻躲在西花廳休息,很不是滋味。總理工作這麼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後,都對賀總說:「你就安心住著吧。」……
  不久,席捲全國的派性鬥爭也滲進了中南海。在江青一夥的挑動下,許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負責人受到了衝擊。中南海牆外「打倒賀龍」廣播聲更是不絕於耳。中南海並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廳也非安全之所。
  無奈之下,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於1967年1月19日找賀龍談話,他懇切地對賀龍說:「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主席不是也說過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鬧兩派,不安全,連朱老總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麼東西,你告訴我。」
  形勢如此險惡,連周恩來的住處都不安全了,賀龍只好與周恩來依依惜別。
  分手時,周恩來深情地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裡的事,我頂著。呆一會由楊德中同志送你們,夜間再走。」
  周恩來自己都沒有想到,與賀龍這位共同戰鬥了40年的老戰友的這次分別,竟成了永別!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護送,賀龍和薛明搬到了周恩來所找的另一處「安靜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
  賀龍「消失」後,林彪、江青一夥並沒有放過他,他們四處打探賀龍夫婦的去向。但有周恩來頂著,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揪斗賀龍」、「打倒賀龍」的計劃被擱淺。
  賀龍一走,周恩來始終惦記著等秋天形勢好一些後去把賀龍接回來,不曾想,1967年秋天以後,由於林彪一夥加緊了對賀龍在政治、生活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迫害,周恩來失去了與賀龍的聯繫。賀龍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完全受林彪一夥控制。
  1969年6月9日,賀總被林彪一夥迫害致死。
  得知賀龍被害死的消息,周恩來悲哀至極。賀龍是他極力想保住的人,卻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一場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來推向了內心痛苦和焦慮的深處。
  直到賀龍平反以後,在1975年6月9日中央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才得以向這位逝世已經6週年的老戰友「當面」表達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來抱病參加「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聲音顫抖地對薛明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力保棟樑(9)

  帶著簇簇地流下來的眼淚,周恩來站在賀龍的骨灰盒前,深深地、連續地向賀龍鞠了七個躬……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以所謂「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全局性的內亂運動,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且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在這樣的內亂中,周恩來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對維護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的運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也保護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護住了,而有些人(包括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導人)他卻無力保護住……
  對劉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來最感到無能為力的一件事。儘管周恩來在關心、保護劉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標。「打倒劉少奇」,既有毛澤東的支持,又有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詭計。在這一問題上,周恩來被推上了極為困難的境地。
  周恩來的心情是極其複雜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來整夜未眠,在屋裡來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周恩來不得不違心地同意;在全會上,他也不得不違心地談到劉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韓素音曾通過引述鄧穎超的話,描述過周恩來的心態:
  1977年,我問鄧穎超說:「我也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東西。他目前已恢復名譽。當時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確實的材料。現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開道歉?」
  鄧穎超回答說:「有什麼必要?你沒有反對過他。你是聽信了我們。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由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
  周恩來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對開除劉,對他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所有人——我說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層領導,包括周的妻子鄧穎超在內——都同意這一看法,周恩來有些行動「是違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譴責劉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這樣做,他24小時之內就會被攆下台。中國就會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韓素音還通過引述斯諾的話,說明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態度:
  1970年10月的那天晚上,周對1936年以來就相識的斯諾講了他困難的處境。周說:「我身邊沒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個也沒有剩下。」他詳細地談論了這段像洪水氾濫一樣危險的歷史,感情上的創傷,每次巨大的政治鬥爭帶來的苦難。在談論過程中,他提起了「劉少奇同志」。
  斯諾對我說:「『同志』?劉已經不是同志,他兩年前就開除出黨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驚,一開始我還沒有弄懂其中的含義。」
  這就是周的自白,說明他並不同意開除劉的決定。
  斯諾又對我說:「周那天晚上疲憊不堪……由於悲傷,也許由於內疚。他知道我不會把他所說的話統統寫下來。我不會辜負他對我的信任。」
  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處境、心態和作用,鄧小平後來又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說:
  「『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古稀之年(1)

  古稀之年,「解放」幹部,為鄧小平等人復出費盡心機
  1971年9月13日凌晨,早在兩年零5個月前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被規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那個「副統帥」林彪,由於迫不及待,搶班奪權,陰謀敗露以後,又倉皇出逃,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墜機身亡。
  這件事,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此時的毛澤東,已是78歲高齡;周恩來,也已在古稀人生中度過三個年頭了。
  林彪出逃,既是壞事,也是好事。它為批判極「左」思潮、解放老幹部以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周恩來曾經說過:林彪之死,天造地合。歷史,為周恩來準備了又一個力挽狂瀾的舞台。
  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後,從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到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等要職的位置上,林彪、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再加上不久前因製造「天才論」和從事反黨活動被揭發批判的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們一個個從中國政治權力的核心層中消失了。但這一核心層並沒有就此安靜,另一夥人——以江青為代表,對權力的慾望並沒有減弱。鬥爭更為險惡。
  自「文革」開始後,周恩來曾多次說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在「文化大革命」類似「地獄」、「虎穴」的政治漩渦中,周恩來一方面要清理林彪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還要與江青一夥周旋。
  林彪事件爆發,使得「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政局處在更加危難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妥善地處理了林彪事件,實際上給毛澤東主席分擔了重大的政治壓力和精神壓力。
  林彪叛國出逃後,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授權,周恩來負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驚心動魄的日日夜夜裡,周恩來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曾經連續工作達50個小時都未休息。肩上的擔子重了,身體的狀況卻日漸下降。
  時間不饒人、歲月不饒人、身體也不饒人。清除林彪遺毒,批判極「左」思潮,並藉機「解放」老幹部,成為周恩來工作的當務之急。然而,73歲的周恩來在處理林彪事件的當月底,就由於操勞過度導致心臟不適,許多日子都只有靠吸氧方能入睡。為爭朝夕,周恩來加快了工作的進程。
  1971年9月下旬,周恩來召集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會議,宣佈撤銷原來由林彪集團所操縱的「軍委辦事組」,中央軍委的工作由葉劍英元帥主持。同時籌組「軍委辦公會議」,實行集體領導。
  「軍委辦公會議」成立後,周恩來於10月4日陪同毛澤東接見了參加辦公會議的所有成員。毛澤東在講話時,表明了要解放老帥,解放老幹部,整頓軍隊的想法。同時也表明了對周恩來的信任。他說:
  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
  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
  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
  整頓軍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解放」一大批被林彪集團打倒的軍隊高級將領。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過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幹部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代表時,對剛剛上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投了「信任票」,他對代表們說:
  你們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的。
  1972年1月6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到毛澤東處商談工作時,毛澤東又一次給所謂的「二月逆流」平反,他說:
  「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毛澤東還交代:「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

  古稀之年(2)

  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成為周恩來「解放」老幹部的一個重要的信號。
  當天,葉劍英到醫院向重病中的陳毅傳達了毛澤東的話。不幸的是,由於長期受林彪、江青一夥的非人折磨,聽到毛澤東意見的當晚,陳毅元帥便溘然長逝。
  陳毅離去,對周恩來的打擊非常之大。在悲痛中,他審改了陳毅的悼詞稿,補寫了對陳毅一生功過的評價,其中強調:陳毅功大於過,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後,他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後作戰以求發展的指示,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面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他將修改稿送給毛澤東審閱,並附信說明:「陳毅同志是國內國際有影響的人,我增改的一長句,對黨內有需要……」
  毛澤東有他自己的考慮,他閱後刪去了有關功過評價的補寫文字,還批告周恩來:基本可用,但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周恩來意識到,要為老幹部們徹底平反,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如果走得太急,毛澤東可能接受不了。
  1月10日下午,在陳毅的追悼會即將開始之際,毛澤東突然決定出席陳毅的追悼會。
  這是一個對解放老幹部極為有利的事情。機敏的周恩來立即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人大、政協、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及凡是提出要去參加陳毅追悼會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去參加。」
  令周恩來欣喜的是,在追悼會上,還來不及換掉睡袍、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的毛澤東肯定地評價:「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是立了功勞的。」
  更令周恩來高興的是,毛澤東還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打倒的鄧小平,說鄧小平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一個尋找和利用時機逐步「解放」鄧小平和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的計劃,在周恩來心中醞釀開來。
  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低沉的哀樂聲中,周恩來當場暗示陳毅的子女:將毛主席給鄧小平問題「定性」的話傳出去。
  與此同時,周恩來自己也在不斷地為鄧小平「復出」和「解放」老幹部製造輿論。
  1月24日,周恩來在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來京出席新疆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談到鄧小平問題,他說:林彪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他還說:聽說新疆現在還有人講「二月逆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葉副主席已經主持軍委工作,你們聽到那些話,為什麼不批駁?
  周恩來還多次當著江青等人的面強調不能把鄧小平的問題搞成敵我矛盾。
  1月份,周恩來又指示有關方面負責人,將彭德懷及其他被監護者轉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某單位,改善他們的居住、飲食等條件,並給他們配備醫護人員。
  江青一夥很快就意識到,周恩來的做法會使他們打倒老幹部,篡黨篡軍奪權的陰謀功虧一簣。為此他們加緊了阻攔的步伐。
  就在這種對抗的力度不斷加大的時候,79歲的毛澤東和74歲的周恩來身體狀況都明顯地下降了。
  1月中旬,毛澤東曾病危一次,經周恩來組織醫護人員全力搶救,毛澤東才轉危為安。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由周恩來、張春橋、汪東興等共同負責毛澤東醫療組的工作。就在毛澤東身體出現險情的時候,周恩來的身體也每況愈下。4個月以後的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被確診患了膀胱癌。
  這時候的江青,則更為猖狂,對毛澤東的治療,她一再干預,甚至以吵鬧相要挾,以至引起毛澤東憤而拒藥。對周恩來的治療,江青也百般刁難,到後來,江青甚至闖進周恩來的病房搗亂。這件事連國家副主席宋慶齡都看不下去了,宋慶齡曾對老朋友陳翰笙說過:「我告訴你一個很不好的情況,周恩來同志的病情嚴重,而江青還闖進醫院撒潑……」

  古稀之年(3)

  此種事態,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面前凸顯了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政治權力將如何歸屬?身患重病卻政治頭腦極為清醒的周恩來,看準了一點:決不能讓黨和國家的權力再次落入陰謀家的手中。在他和毛澤東等人百年之後,必須把權力平穩地移交給真正地為黨和人民的前途命運著想的人!
  由於操勞過度,此時的周恩來的身體已經被拖垮了。
  8月4日,周恩來的病情有所發展,醫生強制他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住了幾天,邊工作,邊休息。
  就在周恩來搬到玉泉山的當天,鄧小平從江西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到了毛澤東的手裡。信中揭批了林彪、陳伯達等人的罪行,並表示:
  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68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8月14日,毛澤東將鄧小平的信批給周恩來,其中有這樣一些話:
  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
  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
  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
  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
  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有意重新起用鄧小平,這一點與周恩來不謀而合。
  ……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打倒後,又在1969年秋天戴著這頂「第二號」的帽子被以「緊急戰備疏散」的名義疏散到江西。當初為保證鄧小平在江西的安全,周恩來多次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委會的負責人,詳細交代:「要保證鄧小平一家的安全,要多關心、多幫助他們!」
  鄧小平在江西期間,周恩來始終惦記著他,1970年秋天,周恩來在江西廬山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時候,還深情地對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起過很久不見面的老朋友鄧小平,他說:
  這裡現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她叫鄭淑雲(註:指周恩來的保健護士,當時被下放到衛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曾經根據父親的談話得出過這樣的結論:「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
  ……
  在周恩來身體每況愈下的時候,「解放」鄧小平的想法越來越強烈。接到毛澤東傳來的信號,周恩來迅速對鄧小平復出一事做出周密的部署。他當即批告中共中央辦公廳:將毛澤東的批示連同鄧小平的信印發中央各同志。為鄭重行事,1972年8月15日晚,周恩來還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信批示的內容。
  對江西方面,周恩來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中共江西省委發出通知,宣佈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搞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形式的活動。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鄧小平原來的公務員和秘書也被調回他的身邊。
  解放諸如鄧小平這樣的老幹部,對江青一夥來說形勢極為不妙,為此他們把周恩來的做法誣蔑為「修正主義的回潮」、「右傾回潮」。儘管江青等人對此百般阻撓,但是這種「回潮」之勢,已經不可逆轉。
  這期間,周恩來還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工作。然而他的身體,不僅受到癌細胞的侵害,而且心臟病也進一步發展。1972年11月11日,負責醫療工作的卞志強和張佐良兩位大夫不得不給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等人寫了一份周恩來的病情報告,匯報了自5月份以來周恩來的病情發展情況,並列出他血壓、脈搏、心電圖和便血等檢查數據。報告說:經過組織專家會診,一致認為「恩來同志的心臟病發展是比較重的」,「要及時嚴重注意」。報告建議周恩來「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

  古稀之年(4)

  周恩來的病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閱看病情報告後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但是對周恩來而言,病情的加重無疑更加促使了周恩來加快工作的進度,尤其是加快「解放」鄧小平等一大批被批倒的老幹部的步伐。
  12月17日晚,周恩來帶著「解放」老幹部的意見來到毛澤東住處,就一些老幹部的問題進行了細細的商討。最後,在譚震林(被林彪、江青等誣為「二月逆流的黑干將」)、鄧小平(被林彪、中央文革打成「第二號走資派」)等人的問題上有了一致意見。
  第二天,周恩來趁熱打鐵,給紀登奎、汪東興寫了一封親筆信: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瞭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譚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當天,周恩來還約紀登奎、汪東興二人面談了與毛澤東商定的意見,他讓紀登奎、汪東興等人具體承辦鄧小平、譚震林回京的事宜。
  十天以後,紀登奎、汪東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拿出了安排譚震林、鄧小平工作的意見,並致信周恩來說:將譚調北京安排工作;鄧仍任副總理,分配適當工作。
  鑒於譚震林骨傷在身,急需回京進一步治療;還由於鄧小平的職務需要更好地安排,但這種安排尚存在障礙,周恩來閱信後表示:譚事可先辦,鄧事待請示主席後定。
  與此同時,「解放」軍內一大批被打倒的將軍、平反「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的工作,也提到了周恩來的辦事日程上。
  也是在1972年底,周恩來在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談到賀龍元帥的案子。毛澤東聽著聽著,竟拍案而起: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頭贊同,並說: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
  這是一次落實幹部政策的極好機會,周恩來立即召集中央有關會議,宣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
  周恩來還規定,「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決策定下來以後,各部門都在想辦法落實。
  作為軍隊系統實施「解放」的機關,總政治部首先想到從軍內被打倒者中級別最高的兩位元帥——彭德懷和賀龍入手。
  對軍隊幹部的「解放」,周恩來為總政治部選定了突破口。
  總政治部立即派出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沒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賀龍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總理沒有說賀龍同志的案子讓你們總政治部去平反。」說起來也是,因賀龍不僅是元帥、軍委副主席,而且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總政從元帥入手「解放」幹部的願望,看來有一定難度。正在他們為難之時,周恩來急召負責軍內幹部「解放」工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將軍和總政幹部部長魏伯亭到人民大會堂商議辦法。
  見了面以後,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
  陳再道和鍾漢華,曾分別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治委員,1967年因武漢「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打倒的,一個是上將,一個是中將,都已蒙冤6年之久。
  田維新和魏伯亭馬上就明白了周恩來的意思,軍隊高級幹部的「解放」工作,從將軍們入手,先以陳再道和鍾漢華作為突破口。

  古稀之年(5)

  經總政治部具體操辦,周恩來在上面做工作,雖然「解放」陳再道和鍾漢華的報告送政治局討論時遇到了來自江青等人的阻力,但最終仍然通過了。
  突破口打開以後,周恩來讓總政治部繼續前行。有的將軍的「解放」是先由總政提出意見,送周恩來批准;而許多則是周恩來親自點將的。
  由於被解放的將軍中大多是被江青一夥親手打倒的,這使得「解放」工作極為艱難。要「解放」他們,談何容易。江青在政治局內外設置了重重障礙,百般刁難。
  然而,在周恩來看來,「解放」幹部的工作刻不容緩,必須排除阻力……
  經過一番艱難的周折,最終有175位將軍得到了「解放」。這些將軍,都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立下過赫赫戰功、威震敵膽的人物;也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國家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為「解放」這些部隊的英才並妥善地安排他們的工作,周恩來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將才的「解放」頗費周折,而帥才的「解放」則更加不易,更需周密行事。
  在「解放」將軍們的同時;鄧小平復出的大門也在緩緩地打開。
  經過一番艱辛,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鄧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來交代汪東興:要安排好鄧一家回京後的住所。
  就在鄧小平一家回到北京的問題辦妥的時候,周恩來迎來了他的75歲生日。對周恩來而言,人生旅程每向前跨出一步,就意味著對黨和國家前途的憂慮多生出一分。因為許多事還沒有辦。晚年周恩來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想法把未完成的事情交給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來完成。
  75歲剛過的周恩來,在意識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急速下降的時候,加快了周密策劃把鄧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兩種力量激烈交鋒的主戰場。江青是最不喜歡鄧小平的,因為鄧小平「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對江青等人搞陰謀活動從不讓步。
  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召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著重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等情況,鑒於毛澤東有意「解放」鄧小平,政治局最終仍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提出的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3月9日,周恩來告訴毛澤東:現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他還將當天政治局討論的情況寫信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信中提出:政治局認為鄧小平復職的問題需要中央做出一個決定,並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毛澤東看後當即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的事,終於有了著落。周恩來長舒了一口氣。只有這件事辦出了眉目,他才能遵從毛澤東的意見考慮自己的休息問題。
  1973年3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解決鄧小平復職的問題後,人們明顯地感覺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有話要說。果然,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向政治局簡要說明了從年初以來自己病情的發展情況並介紹了檢查治療的具體步驟。
  這次政治局會議,亦喜亦憂。憂的是那層籠罩在頭上的不祥之兆:周總理的病情正在惡化!
  周恩來極少提出休假的要求,這次他卻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請假兩周,接受檢查治療。
  在會上,他還對自己離開後兩周時間內的工作做了詳細的安排:政治局會議和報告由葉劍英主持和簽署;組織宣傳工作由江青、張春橋批辦或上報;中央軍委事務由葉劍英處理或上報;國務院事務由李先念和國務院業務組處理或上報。關於落實幹部政策及幹部處理問題,由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提出先易後難的方案,送交政治局會議討論後報毛澤東批准……
  次日,這一安排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後,周恩來由鄧穎超陪同,再次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醫生的全面檢查和治療。

  古稀之年(6)

  行前,周恩來交代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鄧小平本人閱,並請他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
  上了玉泉山後,周恩來仍然安不下心來休息。他始終惦記著剛剛回京的鄧小平一家,特意委託鄧穎超到鄧小平的住處去看望。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曾經問過父親:「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
  父親回答女兒:「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得知兄長周恩來已經病重,鄧小平亦心如刀絞。他想像得到,自己下放江西3年多,雖然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暫時消失了,但在周恩來的關照下身體卻未曾受到多大的損傷;處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政治鬥爭漩渦中的周恩來,卻被無休止的工作和陰謀家們無休止的迫害,極度地損耗了身心的健康。
  治療中的周恩來,急盼著身體盡快好轉。病情稍有點穩定,他便遵守了「請假兩周」的諾言,於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
  下山後的四天裡,周恩來便忙得毫無喘息的時間。這幾天,除了急待他處理的一些重大問題外,還要接待來訪的喀麥隆總統阿希喬。直到28日簽訂了中國和喀麥隆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後,周恩來才喘過一口氣來。
  3月28日,周恩來與李先念等人約見了還未正式開始工作的鄧小平,商議鄧小平恢復副總理職務後的工作安排。第二天,為給鄧小平出來工作創造好的條件,周恩來又約鄧小平到毛澤東處談話。
  當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對鄧小平在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身份作出如下議定:
  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
  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這件事辦妥後還沒有幾天,周恩來又不得不接受醫療組的意見,於4月2日至9日再次到玉泉山接受一個星期的手術治療。治療結束的時候,周恩來再一次與鄧小平夫婦進行了長談。在這樣的時候,每次與鄧小平談話,周恩來都充滿了極大的寄托。
  鄧小平恢復工作後,必須選擇一個恰當的時機讓他在公眾面前亮相。周恩來選擇了4月12日。
  4月12日晚,為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視察柬埔寨解放區後來到北京,周恩來有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大的宴會。這次招待會,周恩來特意邀請了眾多的中外記者前來參加。
  除了歡迎西哈努克親王,周恩來還有另一個目的,他要讓鄧小平在這次熱鬧的場面上出現。前來參加宴會的許多人都驚訝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被作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打倒」並在中國政壇沉寂了6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回到了中國政壇的聚焦點上。
  第二天,國外新聞媒體紛紛傳播了鄧小平復出的信息,敏感的人都意識到:被「打倒」的鄧小平重新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公開露面,這表明中國的政局已經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
  也有人對鄧小平的復出產生了種種的猜疑。被邀請參加4月12日招待會的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後來是這樣描述那晚的情景的:
  眼前的景像是:這邊站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們不久前剝奪了他(指鄧)的一切權力;那邊是政治犧牲者,但他現在又站在權力的大廳裡,是副總理之一。此時此刻,他們能互相猜度些什麼呢?……
  外國記者明晰地看出了中國政壇的這種權力對抗的格局。而策劃這件事的周恩來心中更加清楚,鄧小平的復出,必定引來江青一夥的不滿,他們不會就此罷休。
  對周恩來而言,鄧小平雖然在討論重要政策時可以列席政治局的會議,但他並不是政治局委員,很難說有什麼發言權。當務之急,是想法把鄧小平補進中共中央政治局。
  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個重要的機會。為此,周恩來為鄧小平進入政治局造了許多輿論。

  古稀之年(7)

  ——5月下旬,周恩來利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籌備召開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機,在會上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肯定地說:今年三月黨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
  ——會議期間,周恩來還向毛澤東建議:現在的副總理中除鄧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員,為了讓鄧小平更好地開展工作,是否可以考慮讓他重返政治局。
  ——8月23日,在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協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會議上,談到「十大」主席團將要增加一些老同志時,周恩來有意透露了毛澤東對鄧小平意見的重視:鄧小平同志說過,有的老同志身體不好,可以做顧問。毛主席對小平同志的意見很重視……
  鄧小平的出現和周恩來的活動,引起了江青一夥的恐慌。他們又恨又怕。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支持,他們表面上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但卻加緊了密謀策劃。他們四處活動,極力阻撓鄧小平進入中央政治局。
  他們最後商定,要聯合一些死黨和幫兇,在十中全會上做文章。
  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
  出席會議的人們明顯地感覺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領導層中的地位青雲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會議的結果,在選舉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除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極為複雜的是,「十大」充滿了重大的政治較量。在這次會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他們的一些親信、黨羽,也紛紛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會上,林彪、陳伯達被永遠開除黨籍了,但「四人幫」的勢力卻加強了。
  在會議閉幕當天的主席團會議上,周恩來就選舉問題,走了一步妙棋。他提出:
  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犯錯誤的省委第一書記,只要承認錯誤態度比較好,絕大多數都解放了,並都在這次提作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對犯有嚴重錯誤的老同志,有的也還要保留,這是一個代表性的問題,體現了毛主席的教育幹部政策……
  這一著棋,實際上是為增加以後較量的力量而下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革」以來的一些做法,進一步「解放」了幹部。
  遺憾的是,由於強大的阻力,鄧小平僅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仍沒能進入中央政治局。
  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張春橋、康生還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會後,自以為羽翼豐滿的江青等人,開始向周恩來等人發難。9月4日,在江青等人的直接操縱下,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署名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此文含沙射影,矛頭直指周恩來,一場以周恩來為目標的「批林、批孔」,「批『現代的大儒』」、「批『黨內的大儒』」的運動,醞釀開來。
  周恩來一方面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另一方面受黨中央委託開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會議的各項籌備工作。
  籌備四屆人大,對於周恩來而言,是政治生涯的又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必須在這次人民代表大會上解決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接班人的問題。
  重用鄧小平一事,始終縈繞在周恩來的思緒中。他籌劃著繼續為鄧小平接班創造有利條件。
  江青也摸到了周恩來的意圖。她迫不及待地實施起整倒周恩來的計劃。

  古稀之年(8)

  9月12日,在為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訪華舉行的專場文藝晚會上,周恩來讓外交部禮賓司將原擬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臨時改為由李劫夫譜曲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江青對此大為不滿,責令參加文藝晚會演出的中國舞劇團做出檢討。當她得知是「總理指示」改的時,更為氣憤。14日,江青寫了一封長信給張春橋、姚文元和吳德,告了周恩來一狀:「在這樣場合下犯這樣的錯誤,實在令人氣憤」,「這是為林彪一夥翻案的行為」。
  11月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操縱他們的寫作班子,在《紅旗》雜誌等報刊上連續發表論述歷史上儒法鬥爭的「現實意義」的文章,借批「宰相」、批「折衷主義」和「反覆辟」,影射攻擊周恩來。
  在從內政上整周恩來的同時,江青又另闢蹊徑,企圖從外交上打破缺口。
  11月中旬,周恩來批示對外友協具體辦理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來訪一事,江青看到批件後無事生非,也批了幾個字:「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這顯然是給周恩來扣帽子。批件退回周恩來,為了忍讓,周恩來採取了折中的做法,他再次批示:「今後應盡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對這件事阻止成功後,江青等人更為猖狂。
  在江青的腦子中,認定周恩來等人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她又抓住周恩來與來訪的基辛格會談一事大做文章。
  11月10日至14日,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等與基辛格就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及其他有關問題進行會談時,基辛格曾說過這樣的話:
  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著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係。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
  對此周恩來表示:
  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你認為我們的關係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們同意這一說法。本著這種態度,我們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
  這本來沒有什麼,周恩來的態度表現了一個泱泱大國總理不卑不亢的外交風度,他求同存異,把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地統一了起來。
  江青可不這麼看。基辛格一走,江青開始發難。
  在11月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無端地斥責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的表現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對此也毫不示弱,起而與之爭辯。
  從11月21日開始,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改由王洪文主持,採取了開全會、分組會和擴大會議等形式,名曰討論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實質上是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在同基辛格會談中的所謂「右傾錯誤」。
  有王洪文坐鎮,江青等人更是有恃無恐。他們圍攻周恩來和葉劍英,指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誣蔑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
  批周恩來等人,目的還是為了進一步地往上爬,同時壓住鄧小平上升的勢頭。會後,江青借有人要求增補她本人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一事,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對江青等人的陰謀,毛澤東已經識破。12月9日,毛澤東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毛澤東的話,耐人尋味:
  這次政治局會議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對江青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則果斷表示:「增補常委,不要。」
  趁毛澤東反感江青等人的當口,周恩來和葉劍英再次向毛澤東提出增補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建議。

  古稀之年(9)

  這回毛澤東終於下定了決心,接受建議,把鄧小平請回政治局,並請回軍委領導機關。
  12月中旬,毛澤東在他的住處連續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一面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一面向政治局委員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宣佈他的一項重大決定。
  毛澤東說:
  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對各大軍區的負責人,毛澤東則說得更為灑脫,俏皮中包含著嚴肅:
  現在請來了一位總參謀長,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請回來的。
  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
  毛澤東當眾評價鄧小平:
  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毛澤東的決定,出乎江青一夥的意料,鄧小平進政治局,無疑對他們是重大的打擊。
  而毛澤東的決定,卻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的意料之中,鄧小平進政治局,他們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要少了許多。
  會後,周恩來按毛澤東的意見親自草擬了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
  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再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這一通知於1973年12月22日正式發出。此時的鄧小平,已經成為集黨、政、軍三大要職為一身的重要領導人。
  這時的周恩來意識到,儘管鄧小平被重新起用後,其處境並不會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加艱難,但鄧小平的復出,將對中國政壇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甚至可以決定中國今後政治的走向。上述通知發出後,在重大的內政和外交活動中,周恩來特意讓鄧小平一起參加。人們看到,個子不高卻意志剛強的鄧小平,頻頻在國內和國際政治舞台上亮相。儘管江青一夥仍在尋找各種機會百般壓制和刁難鄧小平,但有毛澤東支持、周恩來撐腰,鄧小平已經開始在中國政壇上刮起一股不可阻攔的旋風。
  挑起主持工作的副總理的重擔後,鄧小平對周恩來的困難處境有更深的體會。鄧小平自己也再次面臨嚴酷政治風暴的衝擊,以至又一次沉浮。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第三次出來工作,他多次對薄一波等人說過:「周總理有說不出的苦衷,至死也沒有吐出來。」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1)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利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巧妙運籌
  1969年1月,一位曾在艾森豪威爾總統時代擔任8年副總統、以反共著稱、後來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國共和黨政治家入主白宮,他就是理查德·尼克松。
  人們敏感地發現:美國新總統對中國的政策,與原來有些不一樣了。
  尼克松上台後,開始調整美國的對外政策。在對中國方面,他不斷地改變著以往的反共面目,還不斷地向「共產黨中國」暗送秋波:
  1969年1月,尼克松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尋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對各種思想開放……在這個世界裡,國家無論大小,他們的人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
  2月,尼克松讓他最為欣賞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究對華政策,「試探重新同中國接觸的可能性」。之後美國政府放出話來:準備對中國放寬人員來往和貿易交流的限制。
  3月以後,尼克松一方面決定以六七十億美元建立「衛兵」反彈道導彈系統,對付包括中國在內的「潛在威脅」,另一方面,他又宣稱希望盡快同蘇聯就停止美蘇兩國之間的「導彈競賽」問題開始談判,還決定從南越撤軍,聲稱美國並不堅持僵硬的外交政策。
  ……
  正當美國新政府外交頻頻翻新的時候,在中蘇邊境的中國黑龍江珍寶島地區,響起了急促的槍聲。
  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惡化,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霸權主義者在企圖逼迫中國黨就範不成的情況下,大量增兵中蘇邊境,並不斷對中國進行武裝挑釁,製造流血事件。到1969年3月,蘇聯出動大批坦克、裝甲車和武裝部隊,入侵中國領土珍寶島。中國邊防軍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自衛還擊。
  中蘇邊境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與此同時,大國之間的矛盾更加錯綜複雜。美國看到了中蘇矛盾可以利用的可能;而蘇聯則由於發動珍寶島之戰,把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中,它更怕美國利用中蘇矛盾來對付蘇聯……
  一場微妙的「外交戰」,就這樣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了。周恩來和毛澤東,扮演了這場「外交戰」的中方主角。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根據毛澤東的意圖,由周恩來具體安排,命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專門組成一個直接對毛澤東、周恩來負責的秘密小組,研究國際形勢問題,並提出建議。
  周恩來交代四位老帥:
  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客觀實際在不斷發展和變化著,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你們不要被框住。
  你們可以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門考慮國際形勢。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
  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後,請陳總歸納幾條送給我,我幫你們參謀,然而再轉呈主席。但討論的內容一定要保密。
  7月11日,四位老帥的研究有了初步的結果。由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署名的《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面報告,送到了周恩來手中。
  這份報告提出了與輿論宣傳的「美蘇聯合日本等亞洲國家反華,大規模的侵華戰爭迫在眉睫」相反的意見:
  ——目前的國際對抗,集中地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美、蘇一方面均以中國為敵,另一方面他們又互以對方為敵。就中國而論,尼克松認為還是「潛在的威脅」,而不是現實的威脅。
  ——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它的戰略重點在西方。蘇聯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國大;蘇聯雖然在中蘇邊境發動武裝入侵,但真要和中國大打,它還有很大的顧慮和困難。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2)

  ——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
  報告隱含著這樣的意思:美蘇矛盾可以利用。
  周恩來讓四位老帥根據局勢的變化,進一步研究。
  7月以後,中、美、蘇「大三角」關係出現了更多的變化。
  7月間,尼克松訪問亞洲和歐洲的一些國家,他多次表示:美國準備開始同北京交往,反對蘇聯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如果讓中國繼續處於「孤立」狀態,亞洲就不能「向前進」。在羅馬尼亞訪問時,他甚至稱:不應孤立中國,美國願意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友好關係。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到中國旅行的限制。
  7月26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來,並轉來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要求來華見周恩來、就中美關係問題進行接觸的來信。
  7月28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也放出話來:希望同中國恢復外交對話。
  中南海裡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極大地關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這些新動向。一項改變中、美、蘇三國關係格局的外交決策,在他們中間醞釀開來。
  美國向中國暗送秋波,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恐慌。
  到了金秋的9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它喜氣洋洋的面貌迎接人民共和國成立20週年。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南邊山水相鄰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也正在慶祝她獨立24週年。9月2日,正在越南國慶日的這天,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胡志明去世,引起了中、蘇、美三國在外交上的一連串反應。
  9月4日上午,以周恩來為團長、葉劍英為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前往河內弔喪。
  與此同時,北邊的蘇共中央,也決定派出以黨內第二號人物柯西金為首的代表團赴河內弔喪。
  中共中央考慮,在中蘇兩國關係極端惡化的狀況下,周恩來不宜在河內與蘇共領導人碰面。於是,9月4日當晚,周恩來與葉劍英到河內的醫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遺容後,便飛回了北京。
  周恩來此舉,第二天就引起了國際輿論尤其是美國輿論的關注。美聯社在9月5日的電訊中說:「美國一個不願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員對周恩來避免與柯西金打交道離開河內,感到非常高興。周恩來避免會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蘇衝突有任何新變化,而表明衝突糟到什麼程度,說明整個中蘇問題已經達到沒有任何伸縮的餘地……」
  周恩來有意迴避一事和國際輿論的反應,反而給蘇聯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蘇聯畢竟不願意讓「美帝國主義」利用中蘇矛盾。
  9月10日,周恩來接到了一封發自中國駐河內大使館的急電,上面說: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過北京時,與周恩來總理會晤。
  幾經波折並報毛澤東同意後,9月11日上午,周恩來在首都機場貴賓室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進行了歷史性的會晤。
  3個小時的正式會談是艱難的,周恩來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談判技巧。
  周恩來:「約5年前,毛澤東同志對你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對這些爭論,你們可以有你們的見解,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見解。這些爭論不應當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係。因為不同意見的爭論,不要說現在,就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存在,一萬年以後,也會有矛盾,有鬥爭。中蘇兩國的問題,只要我們心平氣和地來處理,總是可以找到解決辦法的嘛!5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機場途中也說過嘛!」
  柯西金:「中蘇之間積累的問題很多,要一個一個討論的話,可以討論3個月。」
  周恩來:「目前看,我認為邊界問題是現在問題的中心。」
  (柯西金同意這一看法。這正是蘇聯領導人陷進去以後又想急於擺脫出來的困境。)
  周恩來趁熱打鐵:「在邊界衝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打開地圖就會知道,今年 發生衝突的地方都是爭議地區。你們總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自己國內的事還搞 不過來,為什麼還要打仗呢?」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3)

  (的確如此,柯西金知道中國正在忙於進行「文化大革命」。)
  周恩來:「我國領土廣大,足夠我們去開發,我們沒有任何軍隊駐在國外,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可是,你們調了很多兵力到遠東。你們說我們想打核大戰,我們的核武器達到了什麼水平,你們是清楚的。」
  意思表達清楚後,周恩來誠懇地提出:一、中蘇之間的理論和原則問題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不應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二、中蘇邊界問題是目前中蘇兩國關係的中心問題,雙方可以通過談判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他進一步說:當務之急,是在談判解決問題以前首先採取臨時措施,使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避免武裝衝突,維持邊界現狀。雙方首先就此簽訂一個協議,進而恢復解決邊界問題的談判。
  他提出了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雙方應共同採取的幾項臨時措施:一、維持邊界現狀,二、避免武裝衝突,三、在有爭議地區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
  柯西金提議,臨時措施中還加上一條:雙方邊防部門有事可預先聯繫。
  周恩來:「臨時措施解決了,邊境的緊張狀態就會變成緩和狀態了。」
  柯西金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同志,緩和邊界緊張局勢是我們由衷的真誠的願望,我們能夠也一定能夠做到。」
  經討論,雙方商定於近期各派代表團舉行中蘇邊界問題談判。雙方還討論了有關保持和發展兩國貿易、恢復互派大使等問題。
  這次著名的機場會談,就中蘇雙方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達成了諒解。正如周恩來所說:儘管我們有許多重大的問題沒有解決,但是有了個良好的開端,這次坦率會談,對雙方都是有益的。
  其實,這次會談的結局,早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預料之中。蘇聯方面想同中國緩和一下關係,借中國壓美國。
  蘇聯在摸中國的底,中國也在摸蘇聯的底。
  在機場,周恩來友好地請柯西金吃了一頓飯。
  中蘇之間的總理級高層接觸,很快被美國情報部門獲悉。白宮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決定急起直追,不能讓蘇聯搶先與中國改善關係。
  通過機場會晤後,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在周恩來親自指導下運作。9月18日,周恩來致信柯西金,建議按照機場會晤中所提的臨時措施開始中蘇邊界問題的談判。並說:「這些臨時措施,如能得到你來信確認,即作為中蘇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立即生效,並付諸實施。」「我相信,如果這個協議能夠達成,將有助於兩國邊境局勢的和緩和中蘇邊界談判的舉行。」
  自周恩來與柯西金機場會晤以後,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相對緩和下來。不久,中蘇邊界問題的談判在北京恢復。
  中方緩和了北邊的緊張局勢後,西半球的美國受到了極大的觸動。
  正在中蘇高層開始接觸的時候,在北京研究國際形勢問題的4位老帥又寫出了一份重要的研究報告——《對目前局勢的看法》。這份報告,由陳毅定稿後報送周恩來。陳毅還向周恩來提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雖然這一設想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是「不合常規」的,但他向周恩來口頭匯報後,得到了周恩來的贊同。
  一個以巨人之手撥動東西兩個半球轉動的決策,在偉人之間醞釀開來。
  就在中蘇邊界談判進程開始的時候,大洋那邊的尼克松也在尋找通向「古老中國」的渠道。11月份,美方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向中國駐巴大使張彤表示:尼克松總統想同中國領導人接觸。
  機敏的周恩來立即抓住了這一信息。
  11月16日,中方的一份關於中蘇邊界談判建議主要內容的文件擬出,其中說:一、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是我們談判的基礎;二、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是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的必要保證;三、中蘇邊界談判必須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進行。接到文件的周恩來立即送給毛澤東審閱,同時,他特意將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與中國駐巴大使張彤談話的電文附上,並致函毛澤東:「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葉海亞·汗,待與外交部研究後再報。」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4)

  周恩來的視線,隨時關注著中美蘇「大三角」。
  一個星期以後,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表示:「請轉告葉海亞·汗總統: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觸,盡可利用官方渠道。」
  周恩來的話,由巴基斯坦方面傳給了白宮。
  1970年3月21日,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急報國內外交部:巴總統葉海亞·汗向大使張彤轉達尼克鬆口信——「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話。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地自由決斷。」
  熟諳外交之道的周恩來立即在電報上批示:「尼克松想採取對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
  一個對世界保密(主要是對蘇聯保密)的「秘密接觸」行動,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實施開來。
  之後,尼克松又不斷向中國方面傳來信息:
  ——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國絕不會與蘇聯共謀反對中國。白宮願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華。
  ——準備派其高級助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點與中國的相應代表對話。……
  對尼克松的信息,周恩來採取了中國式的回答。1970年10月1日,是中國人民慶祝自己國慶節的重要日子。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並站在毛澤東身邊,檢閱首都北京的國慶遊行隊伍。
  在《人民日報》發表報道時,周恩來特意對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把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的照片放在頭版的顯著位置。遺憾的是,美國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卻未能理解這種中國式的含蓄。基辛格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幸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瞭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一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在意識形態上,中美之間顯然有很大的差異。但它並不妨礙雙方的接觸。
  1970年11月,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訪華的葉海亞·汗總統轉達口信的時候,周恩來對葉海亞·汗表示:因為尼克鬆通過閣下轉告的是口信,我們也應該通過閣下口頭回答尼克松總統。閣下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佔領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一直願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談了15年還沒有結果。現在,尼克松總統表示要走向同中國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
  周恩來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我們非常願意解決中美關係,但是,美國領導人必須清楚,中國和美國之間關係緊張的癥結,在台灣問題上。
  為了進一步讓美國人清楚這一點,周恩來不斷地給尼克松傳過去重申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一貫立場的口信,並說:
  如果美方真有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來北京商談。
  尼克松在與中國接觸的問題上採取了小心翼翼的方式。你來我往,中國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大家都在試探和尋找時機。
  1971年3、4月間,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美兩國都派出代表隊參賽。比賽期間,中美兩國乒乓球隊員進行了友好的接觸。在這種接觸中,美國乒乓球隊向中方提出了訪華的請求。
  中國國家體委和外交部為此專門給周恩來寫了請示報告,並認為美國隊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
  接到報告後,周恩來頓時認為,此事非同尋常,必須請毛澤東主席來定奪。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5)

  經過慎重考慮後,毛澤東親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隊訪華。
  對毛澤東的這一決定的意義,周恩來深有體會:美國乒乓球代表隊訪華的政治意義大於體育意義!
  決定一經做出,周恩來迅速組織實施。4月8日,他在國家體委關於接待美國等國乒乓球隊的另一份請示報告上作了這樣的批註:
  (邀請美國代表隊訪華的)電話傳過去後,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3l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一場「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動,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導演下有趣地開展起來。
  與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一起到達北京的,還有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尼日利亞的乒乓球代表團。為向美國政府傳遞信息,周恩來給美國代表團以特殊的優待,抽出時間親自接見了這些初次進入「紅色中國」的美國人。接見地點,選在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時間是1971年4月14日。這是一次精彩的會面。
  周恩來:團長先生(註:指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格雷厄姆·斯廷霍文)是第一次到中國來吧?
  斯廷霍文:是的。我們代表團每個成員都是第一次到中國來。
  周恩來:對中國有點生疏吧?
  斯廷霍文:是的。對中國完全不熟悉,但對你們的好客很熟悉。
  周恩來:中國有句古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斯廷霍文:在美國也有這樣的說法,不論在哪個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們歡迎中國朋友去美國訪問。
  周恩來:是啊,羅德裡克先生(註:指《美聯社》駐東京記者)就來過中國。我和他比較熟悉。我和你們國家的一些新聞記者比較熟悉,他們都要求來中國。當然一次不能都來,就分批來嘛。
  斯廷霍文:我們很高興你們讓我們的記者來中國。
  周恩來:他們可以來,你們也可以來嘛。
  斯廷霍文:對你們這樣安排,我們很高興。他們來了以後我們才能更熟悉起來。
  周恩來:不可能每個方面都熟悉。今天不僅美國記者、加拿大記者、路透社記者,還有別的國家的記者都來了。過去有很多美國朋友來過中國,以後還會有不少朋友來。
  斯廷霍文:我想如果能夠受到像我們這樣的熱情歡迎和款待,碰到這樣好的中國朋友的話,一定會有很多美國人要到中國來訪問。我們也希望中國朋友能夠到美國去訪問。
  周恩來:是啊,中美兩國人民以後會經常彼此友好來往的。對不對?
  斯廷霍文:我們非常高興聽到這一點。我們希望能很快開始。
  周恩來:我想不會慢的。
  ……
  周恩來早已成竹在胸:既然中美兩國人民都熱切地盼望著經常彼此友好來往,作為領導人,理應加快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
  談話中,妙趣橫生,笑聲不斷。美國乒協副主席蒂姆·博根、美國《體育報》記者迪克·邁爾斯、美國乒乓球隊領隊傑克·霍華德等人都與周恩來進行了熱情友好的交談。
  最後,周恩來問:「沒有問題了?」
  突然一位披著長髮的男青年起來提問題。在場的人一看,原來是美國隊的男子乒乓球運動員、美國聖莫尼卡市立學院的學生格倫·科恩。美國人都知道,他就是美國正流行的「嬉皮士」運動中的一員。
  科恩: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總理對目前在美國青年中流行很廣泛的「嬉皮士」運動有什麼評論?有什麼看法?我很想瞭解這些。
  這是一個難題,涉及思想、意識領域的不同態度和看法,也隱含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場上的氣氛一時有些緊張,人們等著周恩來回答。
  周恩來:第一,我對這個運動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問的話,我只能說一點我的粗淺的、表面的觀察。可能現在世界青年對現狀有點不滿,想尋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動時會表現為各種形式。但各種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為,尋求真理的途徑總要通過各種實踐來證明是對還是不對,這在青年時代是許可的。各種思想都要通過實踐檢驗一下。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所以我們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別好奇。別的國家的青年來訪問時,我們發現他們不一定和你們同一派,但是我們看到也有這樣的形式,比如留長頭髮,等等。我碰到過英國青年也有留長髮的,碰到過日本青年也有這樣情況的。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6)

  科恩:對,總理先生。這些表現形式是許多日子思索的結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這是一種新的思想,沒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數人熟悉。
  周恩來:按照人類發展來看,一個普遍真理最後總要被人們認識的,和自然界的規律一樣。我們贊成任何青年都有這種探討的要求,這是好事。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去認識。但是有一點,總要找到大多數人的共同性,這就可以使人類的大多數得到發展,得到進步,得到幸福。我只回答這些了。
  科恩:同意。
  周恩來:補充一句話,如果自己通過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應該改。正確的堅持,錯誤的改正,這是我們的認識。作為朋友,我們所以有這個建議。
  科恩:我們有這樣一個思想,即進步只能從變化和精神發展中得到。
  周恩來:精神祇有變成物質的力量才能前進,只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才行,因為總是需要有大多數人讚成嘛。這是一個規律,我這是講哲學了。
  ……
  包括科恩在內,所有在場的美國人都被周恩來的坦誠打動。中國總理並不強加於人但卻讓你心悅誠服的談吐,令美國隊員們由衷地敬佩。一時間,從周恩來的外交風度和談話藝術中,美國人對中國領導人產生了極大的好感。
  告別時,周恩來充滿信心地對他們說:「我請你們回去把中國人民的問候轉告美國人民。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
  周恩來還斷言:「中美關係,打開了新的一頁。」
  周恩來的舉動和談話很快通過美國人自己傳到了白宮。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終於明白了中國式的外交藝術。基辛格認識到,將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與不久前將斯諾安排在北京天安門相比,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後來作了這樣的評論:「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
  中國人的「乒乓外交」,在美國朝野上下和公眾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領導人對改善中美關係是持積極態度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同時感到: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繼「乒乓球外交」之後,中國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來總理給尼克松總統的口信》,這份《口信》說:
  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4月24日,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直接轉達給尼克松總統。接到周恩來口信的尼克松也很快做出了決斷,1971年4月下旬。他先後以口頭和口信方式回復周恩來,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請。
  5月17日,尼克松又通過巴基斯坦駐美大使正式答覆中方: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
  他還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後來中國。」
  當時,在全中國,長期受到「美帝國主義」威脅、封鎖、歧視的人民,存在著較大的反美情緒。在各級幹部內,也有一股反對與美國接觸的勢力。
  而在中共中央內部,對中美接觸的態度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林彪等人就持不同意見。他曾暗中說過:周恩來與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為統一思想,周恩來於5月26日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關係問題。根據討論結果,周恩來於會後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告》回顧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美關係演變的過程,估計了同基辛格的預備會談和尼克松的訪問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並擬出相應的對策。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7)

  周恩來的《報告》提出了中美會談的八點方針。核心內容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限期從中國台灣省和台灣海峽撤走;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容干預;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美國如欲同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報告》還有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人對中美會談存有的疑慮。這份報告,得到毛澤東的同意。
  疑慮基本解決後,周恩來於5月29日再次向尼克松發出口信: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松總統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並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松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國領導人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松總統來訪。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談,為尼克松訪華作準備工作,並進行必要的安排。時間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間。
  6月2日,周恩來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里拉轉交給基辛格。當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來口信交到尼克鬆手中時,這位美國總統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滿意地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飯後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兩杯白蘭地,與基辛格乾杯慶賀。基辛格感慨地說:「我想起了幾百年前從西方去中國的馬可·波羅。」
  尼克松順勢突發奇想地說:「我們就給你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就叫『波羅行動』吧。」
  一邊擅長「乒乓外交」,另一邊實施「波羅行動」,封凍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就這樣緩緩地開啟了。
  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
  基辛格在北京呆了48個小時。在48個小時中,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用了17個小時,是分六次進行的。平均每天會談7—10小時。
  會談的中心,是台灣問題和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時間。中國方面認定,只有講清了台灣問題,尼克松總統訪華才成為可能。
  雙方的分歧非常明顯,但在共同的利益下,都本著求大同存小異和求同立異的精神友好地坐下來談判。
  在周恩來極為儒雅的談判風度中,貫穿著一個十分堅決的態度:台灣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預;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必須限期撤走駐台美軍,必須廢除美蔣「共同防禦條約」。
  基辛格作了這樣的表示:美國政府擬在印支戰爭結束後撤走三分之二的駐台美軍,並準備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減少在台灣余留的軍事力量;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灣問題能和平解決;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不再與中國為敵,不再指責和孤立中國,美國將在聯合國支持恢復中國的席位,但不支持驅逐台灣代表。
  基辛格的話,充分反映了美國政府政策上的兩面性。在周恩來看來,分歧只能慢慢解決,先要把共同點確定下來。在幾輪艱難的談判後,基辛格沒想到會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對這次秘密訪華非常滿意。正像他自己所說,他是「帶著希望而來帶著友誼而去」。訪問成果超過了美國人原來的期望,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秘密使命。
  不成功則罷,成功以後,秘密訪問遲早要公開化。為此,雙方一致同意發表聯合公告。10日晚,周恩來與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訪華的聯合公告問題進行了商談。
  聯合公告如何措詞,雙方再次出現爭議,主要集中在三處:(一)尼克松來華訪問是誰主動提出的;(二)會談要討論哪些問題;(三)尼克松來訪的適當時間。
  對第一處,中國方面在起草原稿時,說明是尼克松主動提出要求,由中國邀請。基辛格提出異議,說這樣寫讓人看了覺得尼克松總統像個旅遊者,美方不能接受。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8)

  這一點說到底是個「面子」問題。周恩來充分考慮到尼克松面子,將原稿改成中方「獲悉」尼克松要來訪,由周恩來邀請。僅僅「獲悉」兩個字的改動,解決了使大家為難的問題。雙方都對這一修改拍手稱妙。
  對第二處,雙方都不迴避要「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但中國方面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的主要障礙,而美國方面卻不同意在措詞上渲染台灣問題。
  經過討論達成協議: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言下之意,台灣問題是共同關心的,但並不只是討論台灣問題。
  對第三處,為便於美國方面靈活安排,尼克松來訪的時間,寫為5月之前,不說具體日期。
  拿到修改後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滿意,他清楚,中方已經設身處地考慮了美國方面的意見。因此,他乾脆在「接受邀請」幾個字前加上了「愉快地」幾個字。
  雙方皆大歡喜。稿子基本定下來後,心情暢快的周恩來說了一句話:「這個公告的發表,將會震動世界。」
  隨著基辛格的離去,周恩來的形象、風度,已經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腦海裡。回到白宮後,基辛格向尼克松大談周恩來,讚賞有加。以至尼克松後來這樣回憶:
  基辛格歸來時對我說,周恩來與戴高樂一樣,是他所遇見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國政治家。儘管基辛格像我們一樣,有時也採用誇張的手法,但他確實難得誇獎一位他從未見過的人物。我與周恩來晤面並會談了一周後,才理解基辛格為何如此不尋常地稱讚周恩來。
  基辛格後來也把自己的這種印象寫進了回憶錄中:
  周恩來在待人方面也特別體貼照顧。我的下級人員生病的時候,他親自前去探望。儘管我們的級別不同,他卻不拘禮儀,堅持會談一定要在我住的賓館和人民大會堂兩地輪流進行。這樣他來拜訪我的機會和我去拜訪他的機會就同樣多。
  簡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機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的選擇。
  1971年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了一則內容相同的公告: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
  這則公告,立即震驚了世界——長期對立的共產黨中國與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美國走到了一起!世界政壇由此掀起了軒然大波,引來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三個月後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來華訪問,為尼克松總統訪華作具體安排,並就尼克松訪華的中美聯合公報問題進行談判,還就台灣、印度、朝鮮、日本、南亞次大陸等重大問題交換意見。
  這次基辛格從容地在中國待了7天,與周恩來會談了10次。
  對於尼克松訪華時的中美聯合公報,基辛格事先準備了一份經過尼克松審閱和批准的草案。這個草案長約3000字,包括了訪問情況、兩國關係的一般原則、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和台灣問題四個部分,是按國際慣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辭地強調共同點的時候,掩蓋了雙方的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有意迴避不談美國撤軍問題,反而要中方承諾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10月22日下午會談時,基辛格將他和他的助手們絞盡腦汁搞出來的這一草案提了出來,此時,他們對這個公報草案非常得意,覺得這是一份「傑作」。
  沒想到周恩來很不滿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章文晉:由我們另外起草一份對案。並提出:按照過去同蔣介石達成協議的辦法,各說各的,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處,寫出雙方的共同點。「各說各的」的原則,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9)

  中方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獨特的公報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調。
  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總統訪華基本情況。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寫明對國際形勢和重大問題的看法和立場。中國方面以十分明確的語言闡述了中國政府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頁由美方自己寫。第二部分吸取雙方共同點明確了建立中美關係的共同原則和共同聲明。第三部分各自說明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和主張。第四部分寫明改善雙邊關係的某些具體建議。
  中方草案遞到美方手中,經過一番解釋和緊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們終於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異」精神的奇妙之處。
  正在基辛格與周恩來談判的時候,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進行表決,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問題,並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
  這一結果,連一貫以精明著稱的基辛格也沒有預料到。
  經過反覆商談,基辛格接受了中方關於聯合公報的基本原則,並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補充意見。雙方終於就公報草案達成了初步協議。
  11月26日,基辛格離去。30日,中國新華社發表公告:中美兩國政府商定,尼克松總統將於1972年2月21日開始對中國的訪問。
  1972年2月21日中午11時30分,周恩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身份,親自在北京機場,迎接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
  這是美國總統座機「空軍一號」首次停在中國的土地上。當尼克松總統和夫人走出他的專機時,他為了讓世界記住這一歷史性的時刻,有意把其他隨員先暫留在了機艙裡。尼克鬆下了舷梯,首先把手伸向早已等候在那裡的周恩來。中美兩國領導人在隔絕了20幾年後,終於實現了歷史性的握手。
  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宴會,歡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周恩來祝酒詞,點明了打開中美關係之門的劃時代意義:
  尼克松總統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前來我國訪問,使兩國領導人有機會直接會晤,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並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是符合中美兩國人民願望的積極行動,這在中美關係史上是一個創舉。
  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兩國人民之間的來往中斷了20多年。現在經過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來的大門終於打開了。
  目前,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爭取和緩緊張局勢,已成為中美兩國強烈的願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們相信,我們兩國人民這種共同願望,總有一天是要實現的。
  美國人也從周恩來的祝酒詞中聽到了中國人對雙方分歧問題的解決辦法:
  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更不應該導致戰爭。……我們希望,通過雙方坦率地交換意見,弄清楚彼此之間的分歧,努力尋找共同點,使我們兩國的關係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2月28日,就在尼克松即將結束訪華回國的時候,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簽署並發表。
  結束訪問的尼克松還對這7天的工作作了這樣的評價:「我們訪問中國的這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為「改變世界」,東西半球各伸出了兩雙巨人的大手——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基辛格。
  中美兩國關係,開始遵循《聯合公報》的精神,走出對抗,走向合作和正常化。
  當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終於踏上中國的土地,並同毛澤東、周恩來進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時,世界的局勢,的確如尼克松所說,在一周內被「改變」了。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變」。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10)

  6月,佐籐內閣在搖搖欲墜中聲言要辭職。圍繞自民黨總裁選舉,田中角榮、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四人進行了激烈的角逐。田中和大平是多年政友,個人關係亦十分密切,兩人事先達成協議,支持得票多的一方。田中在競爭中得到黨內多數人的支持,大平決意全力協助他。這兩人在改善中日關係上態度都是積極而明確的。
  7月5日,田中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戰勝福田,當選總裁,次日,又在國會上被指名為日本新一任首相。
  7月7日,田中內閣組成,大平任外相。當天,田中角榮發表早已醞釀好的首相談話,明確表示:充分理解中國方面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即: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盡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在動盪不安的世界形勢下,努力地推進和平外交。」
  就在田中首相就職的這天,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為實現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個時期訪華。」
  對田中內閣的這一態度,信息靈通的周恩來反應神速。9日晚,他在歡迎也門政府代表團宴會的致辭中談及新成立的田中內閣時,把話放了出去:「長期以來,一直採取敵視中國政策的佐籐政府任期未滿就宣佈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內閣明確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周恩來的這一講話,對田中角榮實現自己的宏圖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來作了周密的安排……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的專機徐徐降落在北京機場。以首相身份來訪的第一人,不是早在50年代周恩來就邀請的鳩山一郎,而換成了田中角榮。
  這天上午,周恩來帶病前往北京機場,迎接田中角榮的到來。當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一衣帶水的鄰邦的總理緊緊地握手時,軍樂隊奏起了兩國國歌。歡快、高昂的歌聲,把中日關係帶進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田中角榮一行的主要官員。隨後,在安徽廳和田中首相舉行了第一次限制性會談。
  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專門為田中角榮一行設宴,並發表了意義深遠的祝酒詞:
  田中首相來我國訪問,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在我們兩國的歷史上,有著兩千年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友誼,值得我們珍視。但是,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當前,世界形勢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後,毅然提出新的對華政策,聲明要加緊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夠充分理解中國方面提出的復交三原則,並且為此採取了實際步驟。中國政府本著一貫的立場,做出了積極的響應。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的時候了。
  對田中的到來和日中友好,周恩來充滿了信心。他說:
  首相閣下,你來華前說,兩國會談能夠達成協議,也必須達成協議。我深信,經過我們雙方的努力,充分協商,求大同,存小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夠實現……
  中國和日本都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勞勇敢的人民。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興奮中的田中角榮首相站起來,作了一篇答詞。他說:
  我深信,即使我們在立場、意見方面存在小異,但只要日中雙方達到大同,按照互諒互讓的精神,消除意見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見的。……
  但是,田中的答詞中卻有一處明顯不妥,他說:「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11)

  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何止是「麻煩」?這種輕描淡寫的詞語引起了中國方面的不滿。在以後的會談中周恩來立場堅定地提出了這一問題。
  周恩來說:「田中首相表示對過去的不幸的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要深深地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麻煩』,『麻煩』在漢語裡意思很輕。」
  田中解釋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達不一樣。從日文來說,『添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著保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他還表示:「如果這樣的表達不合適,可以按中方的習慣改。」
  文字的準確性,是周恩來外交的一大特色。既然田中表示了要作修改的誠懇態度,周恩來歡迎這樣的態度。
  9月26日、27日、28日,周恩來又與田中首相進行了三次限制性會談。在共同點的後面,雙方的分歧也是明顯的,但是,用日本方面參加會談的二階堂進官房長官的話來說,「兩國首腦以驚人的坦率進行了討論」。
  9月26日,在釣魚台賓館舉行的第二次限制性會談中,周恩來說:
  我們非常欣賞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說的這樣一句話:「恢復日中邦交應從政治上解決。而不要從法律條文上去解決。」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可以照顧雙方;如果只從條文上去解釋,有時很難說通,甚至發生對立。中日關係不同於中美關係,我們雙方都準備馬上建交。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說,就要同蔣介石集團斷交,日台條約就自然失效。如果把舊金山和約、日台條約都拿來作根據,問題無法解決。那樣,蔣介石就變成「正統」,而我們卻成為「非法」了。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來北京,我們說只有在你們充分理解我們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基礎上,才能照顧你們面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相反。
  參加整個談判的外相大平正芳充分理解周恩來對日本方面的照顧。大平正芳為田中角榮立下了汗馬功勞。來華之前,田中就把外交事務全權委託給大平外相;大平也說過:「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摯友。」來華之後,田中相比之下顯得悠閒一些,他常在釣魚台國賓館裡作漢詩,還向身邊人說:「有大平君在辦,就沒問題。如果達不成協議,還可以延長在北京的逗留時間,不達成一致意見,就不回去。」後來周恩來也曾這樣評價大平正芳:「為人誠實,不說假話,雖不善口才,但內秀博學。他一心一意輔佐田中,可謂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能恢復中日邦交。」
  會談到了9月27日下午。雙方在一些主要的問題上已經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當天晚上,田中角榮突然接到中國方面的通知,說毛澤東主席要接見他。田中萬分驚喜,能與毛澤東會面,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
  晚上20點30分左右,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和二階堂進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一邊握手一邊幽默地對田中等人說:「架已經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角榮是首次領略毛澤東的風趣,他驚歎中國領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轉換為輕鬆的話題。這場談話,自始至終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的。
  以「以民促官」的方式發展起來的中日關係,經過艱辛的努力,終於結出了碩果。
  9月28日下午,周恩來與田中角榮舉行了最後一次限制性會談。主要談日本如何處理日台關係問題。周恩來的談話,既有著堅定的原則,同時也讓田中感受到了周恩來外交的靈活性。周恩來說:
  明天發表建交的聯合聲明以後,大平外相根據田中首相的指示,準備對記者發表一個講話,聲明日本政府將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對此我們表示歡迎。這證明你們這次來是守信義的,這是我們兩國和平友好的良好開端。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我們跟外國交往,一向是守信義的。我們總是說,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中國有句古話說:「言必信,行必果。」你們這次來體現了這個精神。

  「改變世界」,拓新格局(12)

  「言必信,行必果」,語出《論語·子路》。子貢問什麼樣的人才能稱之為「士」,孔子回答了三種人,「言必信,行必果」者為其中之一種。周恩來借此期望田中角榮做一個說話算數,行動堅決的人。
  說完,周恩來還走到桌前,用毛筆親筆寫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幾個字,送給田中。
  9月29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東廳中,周恩來總理、姬鵬飛外長與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並排坐在擺著中日兩國國旗的條形桌邊。中外記者都在拍攝著這一歷史性的瞬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
  周恩來、姬鵬飛與田中、大平互致問候,然後各自從硯盒中取出毛筆,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簽字。聯合聲明宣佈:自該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在聯合聲明中,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規定(即「開羅宣言之條款必將實施」);雙方決定從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盡快互換大使;決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正芳根據田中角榮的指示及其向周恩來的承諾,立即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大廳設立的新聞中心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宣稱:開羅宣言規定台灣歸還中國,而日本接受了承繼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鑒於這一原委,日本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場是理所當然的;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日台間的「外交關係」也不能維持,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關閉。
  ……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國外交史上北邊和緩中蘇邊境衝突、西邊打破中美關係的僵局、東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些,成為晚年周恩來的外交傑作!

<<一代偉人: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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