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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偉人:葉劍英在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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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偉人:葉劍英在關鍵時刻
  作者:是「四五」天安門運動「童懷周」小組主要成員,後又成..


  《葉劍英在關鍵時刻》PART1

  序 言(1)

  諸葛一生唯謹慎
  呂端大事不糊塗
  這是中國歷史巨人毛澤東生前送給他的戰友葉劍英的兩句話。摯誠中肯,恰到好處。江澤民同志談到這兩句話時,說:「縱觀葉劍英同志一生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緊要關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這個評價他是當之無愧的。」
  「諸葛一生唯謹慎」,這一句比較好懂,也切合葉帥之為人,而後一句「呂端大事不糊塗」,確實曾讓作者「糊塗」一陣,只好翻書求典。呂端何許人也?原為宋朝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氏,官至樞密直學士,後繼呂蒙正為相國。據宋史載,宋太宗頗賞識呂端,稱「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為何說他「小事糊塗」?即是說他不在乎個人利害得失。如對飛辭流長、閒言碎語之類,呂端的態度是:「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說他「大事不糊塗」,那是指在關係到國家的興亡、人民的安危的大事面前,呂端是非分明,秉公辦事。例如,有人將叛將李繼遷的母親捉住,準備殺死,呂端聽說後,覺得是件大事,便稟告皇上,建議把李母安置好並給以優厚待遇,這樣即使李繼遷不降,也能繫住他的心。太宗採納了他的意見,不僅避免了濫殺無辜,也最終感動了李的後代,使其終於歸順。太宗感激呂端說:「若是沒有你,險些誤了大事呀!」及至太宗去世,內侍王繼恩陰謀廢立,呂端在關鍵時刻奉真宗即位,罷逐王繼恩。這又證明他確是「大事不糊塗」。
  說完古典,再回過頭來,好好品味當年毛澤東說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背景和寓意。作者曾為此請教過葉帥,他出於自謙,不作解釋,只是默認而已。後來,又求教於當年親耳聆聽毛澤東說此話的薄一波同志。薄老回憶往事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毛主席指示我把北戴河會議上的發言修改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講一次。當我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幾位同志插話,會場氣氛活躍起來。毛主席突然站起來講:「劍英,我送你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又說:「呂端大事不糊塗,劍英足以當之!」薄老談自己的體會說:主席指的大事,一件是長征途中葉劍英把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密電」及時送給毛澤東,挽救了黨和紅軍。當然還有其他的事。薄老舉例說:1976年粉碎「四人幫」就是另一件大事。在這場鬥爭中,他是核心人物,辦了一件大好事,粉碎「四人幫」以後,他扶持華國鋒,主動讓位,說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從心。再三請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他實事求是,客觀評價自己,能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他一直到去世,始終是大事不糊塗,這一點,非常了不起,很值得我們學習。
  毛澤東稱讚葉劍英大事不糊塗,從廣義上講,是指葉劍英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在歷史轉折的危難關頭,他總是忠貞不惑,洞察局勢,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對革命事業一再做出重大貢獻。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件大事外,其他的,如1922年,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蒙難的危急時刻,葉劍英率部誓死保衛孫大總統;1927年,在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關鍵時刻,葉劍英毅然與蔣決裂,投靠共產黨;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劃即將舉行南昌起義的緊急關頭,葉劍英獲悉汪精衛、張發奎等密謀加害賀龍、葉挺,他立即連夜下廬山通知賀、葉,商討對策,保證起義順利進行;南昌起義失敗,汪精衛下令張發奎等派兵追趕,企圖消滅南下途中的起義軍,在此關鍵時刻,葉劍英向張發奎「獻策」,力阻不追,使起義軍順利開往廣東;在廣州起義險遭破壞的危急時刻,他設法穩住敵人,「調虎離山」,保證起義提前進行;在紅軍長征途中,他兩次救護毛澤東和中央機關免遭敵人突襲;西安事變前後,他密赴西安,多次與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密談,促成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再度合作;在日寇大舉侵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轉戰南北,身居虎穴,「舌戰群儒」,堅持抗戰統戰;在敵重兵壓境、延安危急時,他巧布「空城計」,轉危為安;在北平軍調部400個艱險日夜,他與美方、國方代表談判鬥爭,不辱使命,勝利而歸;在新中國誕生的「陣痛」時刻,他主持中央後委,接管北平,進軍華南,統籌兩廣,解決了歷史轉折中一個個難題;在「十年浩劫」的嚴重時期,他堅持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長期鬥爭,最後戰而勝之;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偉大歷史轉折的新時期,他撥亂反正,薦賢舉能,堅決支持和維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為加強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四化建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總之,在這些重大歷史關頭、關鍵時刻,葉劍英不知經歷多少驚濤駭浪,遭遇多少迷霧暗礁,但他始終能保持清醒頭腦,沿著正確航向,勇往直前,做到「大事不糊塗」。

  序 言(2)

  有人提出,葉劍英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是個十分有意義的問題,值得認真探討,從中得到啟迪和教益。馬克思主義認為,對於歷史人物和事件必須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內,即放在歷史和時代的大背景下面加以考察。既要考察其歷史的客觀必然性,又要研究其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馬克思曾引用愛爾維修的話說:「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列寧也說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時勢造英雄」。
  葉劍英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生長在20年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所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嚴重危機,急於擺脫貧困和壓迫的群眾情緒,風起雲湧、疾風暴雨的革命大潮,呼喚著能夠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人物站出來,帶領千百萬群眾掃除障礙,改天換地,創造一個新世界。
  葉劍英等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大趨勢下面應運而生,被「創造」出來,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根本願望,在重大歷史轉折中發揮了自己的「天才」,起到了推動歷史進程的作用。
  當然,這樣說,並不否定人的主觀因素,並不抹煞領袖人物個人品質、才智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者在承認「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恩格斯語),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所起的特殊作用。還是列寧說得好:「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在評價個人的社會活動時會發生的真正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保證這種活動得到成功呢?有什麼東西能擔保這種活動不致成為孤立的行動而沉沒於相反行動的汪洋大海中呢?」葉劍英是在中國革命土壤上鍛煉成長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黨和國家、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所發揮的重大作用,當然不是個人「孤立的行動」,而是人民群眾意志的體現者。歷史實踐證明,他並非那種脫離群眾的「孤立的行動」而被沉沒於「汪洋大海」之中,相反的,他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按照黨所指引的正確航線,順應歷史潮流前進,勝利到達光明的彼岸。尤其在歷史發展的每個重大關頭,他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正確認識和分析所處的歷史的客觀條件,正確把握群眾的情緒和要求,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掌握駕馭社會轉折的主動權。正如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對這位老革命家所品評的:「葉劍英同志具有偉大的革命膽略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在重大和緊要的歷史關頭,總是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為黨的事業做出了特殊貢獻。」在紀念葉劍英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江澤民同志引用葉劍英「矢志共產宏圖業,為花欣作落泥紅」的詩句來高度概括這位偉人奮鬥不懈的光輝一生。稱讚他黨性堅強,信念堅定;無私無畏,有膽有識;胸懷寬廣,謙虛質樸;顧全大局,團結同志;嚴於律己,一身正氣;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正是這些崇高思想和寶貴品質,加上他豐富的學識,傑出的才能,廣袤的閱歷,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鬥爭經驗,才使得他在重大和緊要的歷史關頭,在各種嚴峻的考驗面前,審時度勢,慮善而動,表現出深邃敏銳的全局性戰略思考,正確認識社會變動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能及時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歷史契機,機智果敢地作出轉折性的重大決策,一次又一次挽救危局,化險為夷,為黨和人民做出重大貢獻。真正做到「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
  在這本書裡,試圖本著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採用求真紀實的筆法,記述葉帥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重大和緊要的歷史關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這僅僅是葉帥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的一個側影,遠遠未能反映他的全部歷史輝煌。而要全面深刻地記述這位偉人的傳奇一生,那則需要撰寫幾部專著才有可能辦得到的。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1)

  一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初出茅廬的葉劍英毅然決定追隨孫中山革命,在叛軍炮轟總統府的關鍵時刻,保衛孫中山脫險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如春秋戰國一樣,正處在軍閥混戰的年代。盤踞北方的有北洋軍閥分裂後的皖系段祺瑞,直系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奉系軍閥張作霖,山西軍閥閻錫山,南方有西南滇、桂軍閥和粵系軍閥……各地的老新軍閥、大小軍閥,多如牛毛,分散割據,互相廝殺,真是「政事兵亂,無年無月」,好端端的一個中華民國被搞得烏七八糟,國無寧日,民不聊生。這些軍閥長年混戰無非為了爭奪地盤,爭掌政權,一個一個登台表演,像走馬燈一樣,正如那句古話所說:「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只是不知道何時收場。
  生於亂世的葉劍英離開梅州東山中學,為尋找生路,漂泊南洋,遠走他鄉,後來考入雲南講武堂。經過兩年半的艱苦訓練,於1919年底結束了昆明的習武生活。但何處是用武之地?面對新的軍閥混戰局面,是加入軍閥的軍隊,坑國害民,陞官發財,還是跟隨孫中山,艱苦奮戰,進行民主主義革命,救國救民?在葉劍英面前擺著兩條路,需要當機立斷,作出抉擇。從少年時代起受過革命思想熏陶影響的葉劍英,毅然選擇了孫中山。
  拒絕桂系軍閥劉志陸的挽留,
  投奔孫中山組建的建國粵軍
  1920年剛剛從雲南講武堂畢業的葉劍英,由昆明返回廣東梅州家鄉,一心想用自己所學到的軍事知識投效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但沒料到孫中山當時已被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所排擠,離開廣東去了上海。
  茫茫人生路,何處是歸程?年輕的葉劍英日夜苦思,不得其果。一次偶然機會,聽友人閒談得知,潮梅鎮守使劉志陸是梅縣人,又是雲南講武堂出身,當時正在網羅人才。他經人介紹想會一會這位「父母官」。
  葉劍英來到潮梅鎮守使的官邸,通報之後,劉志陸派他的副官出來迎接。兩人相見,敘鄉情,談學識,熟悉起來。劉志陸見葉劍英儀表堂堂,舉止穩重,談吐風雅,已是喜歡幾分,但他故意擺出老資格和官架子,大吹大擂自己當年參加護國靖國之役的戰功和鎮守潮梅的政績,然後轉入正題說:「眼下莫督軍有令,要擴充人馬,我這裡參謀處正缺人手,你來得正好,楚材楚用嘛!」
  葉劍英聽他開口便提廣東督軍莫榮新,曉得他是「身在粵土心在桂」,便在自己心頭上加了一把鎖。
  劉志陸見這位後生沉默不語,便裝出憂國憂民的樣子,神秘地說:「老弟剛出校門,對天下事有所不知,現在陳炯明在漳州招兵買馬,窺測廣東,大有交兵之勢!」
  葉劍英倒吸了一口冷氣。為了弄清底細,乾脆來個打破沙鍋問到底:「聽說,陳炯明統帥二十營粵軍入閩是莫督軍同意點撥的,怎麼又會有變故呢?」
  「說來話長,這一層老弟就更不清楚了。」劉志陸自詡見多識廣,講起「援閩」粵軍的歷史,頗有感慨地說:「當年莫督軍讓陳炯明去福建征討那裡的李厚基,是『借刀殺人』之計,陳軍即使不被吃掉,也會被北軍打得落花流水,以消除桂軍的心腹之患,不料孫中山把它看作是命根子,全力支持這支軍隊,如今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成了氣候!」
  葉劍英聽了心裡暗自高興。
  他經過與劉志陸的一席談話,進一步弄清了「援閩」粵軍的歷史和現狀,知道這支部隊與孫中山有著血肉聯繫,心裡不住地叫好,已經打定主意去漳州投軍。但是劉志陸的態度究竟怎樣?他畢竟是廣東人,擁護過孫中山,現在是否死心塌地跟著莫榮新幹到底呢?葉劍英覺得還需要試探試探,於是單刀直入地問道:「以總司令高見,陳炯明正在窺測廣東,伺機而動,那麼,桂軍與粵軍還要開戰嗎?」
  「這很難說。」劉志陸以手撓首,有意迴避。葉劍英抓住不放,緊緊相逼: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2)

  「中山先生是中國當今第一偉人,總司令也曾擁護孫中山先生反袁護國,貴軍中又多有粵籍人民,如果桂粵兩軍發生衝突,請問將軍如何處之?」
  劉志陸板起面孔,好半晌沒有作答,思量著說:「我想最好不要出現這種局面,這件事慢慢再議,我勸你留下來,還是那句老話:楚材楚用嘛!」
  葉劍英用眼睛瞄一瞄劉志陸案頭擺放的《東周列國志》,慢聲細語地說:「將軍對春秋戰國很有研究。小弟不才,豈敢與當年楚國大夫伍舉相比?伍舉不得已出走晉國,史稱『楚材晉用』,雖為憾事,尚稱美談。小弟冒昧說一句,我們出身粵土,本應『粵材粵用』的。當今之計,不論是『粵用』、『楚用』還是『晉用』,都要為國為民著想,何去何留,容我再考慮考慮。」
  劉志陸沒有料到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如此不識抬舉,倒教訓起自己來,大為光火,但眼下正是用人之際,又感到葉劍英才思敏捷,能言善辯,確是難得的人才,於是捺住火氣,強作笑臉,繼續挽留說:「不提『楚材楚用』,說『粵材粵用』也好,潮梅此地,既是粵土,又是家鄉,在本軍共事,造福於民,不是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嗎?」
  「謝謝將軍的好意!」葉劍英客客氣氣地告別了劉志陸,覺得此地不可久留,連夜離開汕頭,投奔福建而去。
  漳州,福建省東南的一座古城,北聯華安,東出廈門,是閩南三角洲平原上的重鎮,也是著名的僑鄉。洶湧的九龍江從它身旁向南奔騰而去,直瀉台灣海峽,向海峽彼岸的同胞送去綿綿情意。這座又名龍溪的城鎮,不僅風景秀麗,物產豐饒,而且富有革命傳統。明代民族英雄鄭成功和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都曾在城東的萬松關大敗敵軍,屢建奇功。
  葉劍英風塵僕僕穿過漳州市,來到城郊的「援閩」粵軍駐地,粵軍總司令部兵站總監張祿村暫時讓他在總司令部做見習參謀人員。過一陣子,葉劍英感到無事可做,再次去見張祿村,請調到部隊去。張祿村就派他到熊略的預備隊去當見習教官,幫助士兵操炮。
  隨軍驅桂返粵,策動敵軍反正成功
  葉劍英日夜盼望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能夠早日下達粵軍返粵、驅逐桂系、收回廣東的命令。但事與願違。陳炯明雖然無意於久留漳州,但他存有二心,總是強調時機不到、實力不夠、軍費不足等理由,遲遲不動,不聽孫中山調遣。而孫中山面對直系、桂系軍閥的夾擊,極力支持駐閩粵軍,抵禦桂軍,返旆回粵。早在1919年6月29日,孫中山就致函陳炯明,指出「此時情勢,粵軍能冒險奮進,始可望生存,一髮千鈞,機不可失」,但是,陳炯明以「實力未充」,而加以拒絕。
  1920年初,滇、桂軍閥為爭奪駐粵滇軍兵權而發生內訌,兩軍大戰於粵北。桂軍的巢穴十分空虛。孫中山復電令陳炯明「速集中軍隊為一支突進於東江流域,與協和聯絡而撲廣州。」陳炯明仍按兵不動。
  為了盡快實現驅逐桂系的計劃,孫中山又先後派朱執信、廖仲愷、蔣介石、鄒魯到漳州,敦促陳炯明回師驅桂,並答應餉源接濟可由上海國民黨本部承擔。但是,陳炯明仍然猶豫不決,拒不出兵。
  直到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桂系陸榮廷確定進攻閩南粵軍的方略,才打破了陳炯明對桂系的幻想,8月12日,陳炯明率領駐閩粵軍,在漳州舉行回粵誓師。
  粵軍兵分三路,向廣東方面挺進。
  粵軍晝夜兼程,向閩粵邊境挺進。16日凌晨3時,陳炯明下達總攻擊令,向潮梅地區的桂軍,發起全面的進攻。
  桂系迎擊的第一道防線,恰好是劉志陸部隊。當時粵軍在兵力上雖然處於劣勢,但在政治上因為打著孫中山國民革命的旗幟,卻處於優勢。葉劍英根據自己對劉志陸部隊瞭解的情況,向熊略建議,要充分利用廣東和桂軍中有許多粵籍官兵的特點,廣為宣傳「粵人治粵」、「廣東人不打廣東人」的口號,以分化瓦解敵軍。熊略採納了他的意見,訓示部隊要向民眾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向桂軍進行戰場喊話,並做秘密聯絡工作。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3)

  劉志陸的部隊本來就是一盤散沙,在粵軍的「攻心戰」面前,有些粵籍軍官私下表示,待粵軍進攻潮汕時,即作內應,準備倒戈。熊略將此事報告鄧鏗、陳炯明,轉報孫中山。孫中山非常重視,特致電陳炯明,要他速差熟人前去秘訪,進行策反。待「進攻潮汕時彼即響應」。
  熊略旅長特意找到葉劍英,面授機宜,要他到劉志陸那裡,找關係,相輔而行,做策反工作。
  葉劍英化裝成歸國華僑模樣,隻身來到汕頭。他打聽到炮兵營粵籍官兵不少,其中有個叫賴順成的炮兵連長是雲南講武堂的畢業生,心中暗喜。此人不僅是講武堂十二期炮科同學,而且在校期間,葉劍英常同他一起練劈劍,兩個人關係非同一般。葉劍英找到賴順成,先摸摸底,說明來意,勸他反正,擁護孫中山,反對桂系軍閥。
  賴順成拍拍腦袋,後悔地說:「劍兄,實不相瞞,我是輕信了劉志陸的話,飢不擇食,錯投娘胎,悔之晚矣!」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大丈夫做事要幡然悔悟,當機立斷!」葉劍英告訴他現在正是棄暗投明、為國立功的好機會。很快以海外歸來的「表兄」身份住進賴順成連隊,進行秘密活動。
  賴順成又找到另一個要好的炮兵連長與葉劍英接頭,經過幾次密談之後,約定反正舉事。
  不久,粵軍進軍汕頭城郊,葉劍英返回粵軍本部,向熊略覆命,詳細報告了劉志陸部炮團的火炮配備、地理位置和兵力部署等情況,然後又回到賴順成炮連駐地。
  就在粵軍向汕頭發起進攻的時候,葉劍英和賴順成指揮桂軍的兩個炮兵連,調轉炮口向劉志陸的司令部連發炮彈,猛烈轟擊。
  桂軍駐地頓時成了一片火海。粵軍趁勢收復汕頭。
  按原計劃,葉劍英即奉命前去策反桂系護國軍第二師師長陳得平。經過葉劍英和吳鐵城、陳策等深入細緻的策反工作,陳得平終於宣佈起義。陳師倒戈後,即抄桂軍的後路,向高鶴、順得、番禺、石灘方向進軍,夾擊桂軍,圍攻廣州。
  在陳得平師起義的影響下,其餘一些桂系部隊相繼反正。陳師倒戈後,葉劍英隨該部隊投入驅逐桂系軍閥的戰鬥,從開平一直打到廣州。
  葉劍英以其出色的策反工作,為配合粵軍回粵和孫中山第二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做出了貢獻。
  擁護孫大總統,反對陳炯明,「請纓北伐」
  1920年11月11日,陳炯明任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統攬全省軍政大權。陳炯明一抓到軍權,立即將全省軍防擴編為5個軍,陸海軍統歸其節制、調遣。一切政令均以總司令名義執行。陳炯明為此得意揚揚,又是通電就職,又是發表演說,忙得不亦樂乎,卻只忘了一件事:電請孫中山返穗。
  11月25日,在上海的孫中山應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的電報邀請,偕夫人宋慶齡和伍廷芳、唐紹儀等等離滬返穗。
  這時,吳鐵城從中山縣返回廣州,請命孫中山,到軍政府擔任副官長。他很欣賞葉劍英的才幹,便留他在副官處做事。副官處是主要負責承辦行政事務的一個部門,人多事雜,十分忙亂,常常出漏子。吳鐵城很傷腦筋。一天,他和葉劍英商量,怎樣管好副官處。葉劍英向他建議說:「無規矩不成方圓。辦什麼事都要有個規矩,副官處剛剛成立,上下職責不明,雜亂無章,需要立個章法。」
  吳鐵城很贊同他的想法,便責成他起草了《軍政府副官處暫行條例》。吳鐵城看了十分滿意,依此試行。他誇獎葉劍英既有武功又有文才,是「大觀園裡的探春」,把他當作個好幫手,委以重任,還介紹他加入中國國民黨。
  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們,自從重新踏上廣州大地那天起,就為出師北伐、統一民國和實現三民主義理想,加緊籌備建立一個合法的正統的民國政府,與北方的軍閥政府相對抗。國內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選舉總統的呼聲,越來越高。1921年4月7日,國會非常會議參眾兩院聯合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宣誓就職。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4)

  但是,陳炯明這個曾經發誓效忠孫中山、被孫中山認為「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壓根兒就反對孫中山就任大總統。他自粵軍回粵以後,就成了廣東軍政大權的實際控制者,蛻變為封建割據的新軍閥。他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獨霸廣東,高唱「保境息民」、「聯省自治」的調子,反對統一民國北伐,反對組織革命政府、選舉總統,因而多日以來,避而不見孫中山,並暗中勾結在洛陽的北洋軍閥頭子吳佩孚,鼓動各省自治,陰謀破壞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陳炯明的倒行逆施,遭到孫中山和廖仲愷、胡漢民等人的堅決反對,也遭到社會公正輿論的譴責。
  葉劍英和旅粵的雲南講武堂同學目睹陳炯明的所作所為,看清了他的險惡用心,非常氣憤,常常到小馬站曾家祠聚會,商議對付這個新軍閥的辦法。決定上書大總統,譴責陳炯明,「請纓北伐」。大家推舉葉劍英起草文書,電文如下:
  孫大總統鈞鑒:
  乃者大盜移國,粵土自私,近以吾粵市政各局,抵押自肥。公設娼妓,敗壞風化。開煙開賭,毒害人民。包庇走私,擾亂金融。國家稅收,盡入私囊。軍政大權,霸為私有。投靠軍閥,賣黨求榮。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陷國家於危急存亡之時。敬請大總統先行討賊,底定後方,然後北伐,伏乞早日鞭策,我等原作先驅,誓滅國賊,不勝厚幸,待命之至。
  原稿起草以後,又召集講武堂旅粵同學二十三人在小馬站曾家祠集會,全體一致通過。大家委託張國森、鄧熾等人到郵局以「快郵代電」發往國內外。
  總統府秘書長馬君武看到這封公開信,當即呈報大總統。孫中山閱後,連聲稱讚,親自在信上批復:「請纓北伐,壯志可嘉,著陸軍部核辦,全部錄用」,並要馬君武出面代為接見全體同學。
  粵軍總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接到孫大總統批函後,命粵軍第一師司令部發函通知張國森、葉劍英等為一等屬官,前來報到,隨軍服務。
  做大總統隨員,巡行廣西,整軍桂林
  廣西前線捷報頻傳。
  「援桂」戰爭進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連克梧州、平南、南寧、桂林,掃蕩了桂系軍閥的巢穴,佔領了全廣西。在廣西作威作福的陸榮廷等頭目狼狽逃亡國外。
  兩廣統一,孫中山非常高興,連夜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乘湘、鄂軍閥混戰之機,出師北伐,統一全國。
  1921年10月15日,孫中山由廣州天字碼頭乘寶璧艦出巡廣西,並組織大本營隨行。這一天,北伐軍三萬餘人也向廣西桂林開拔。廣州各界及學生數萬人在街道碼頭列隊歡送。
  大本營除設文官部、參軍處、兵站處等機構和官員外,還邀請一些幕僚和少數大總統隨員。吳鐵城到大本營任參軍,陳策也在大本營供職。在他們二人推薦下,葉劍英作為大總統隨員同行。
  羊城的初冬,風和日麗,不似春光勝似春光。
  大本營的寶璧艦乘風破浪,只兩天時間,17日便到達梧州。中山立即致電在南寧的陳炯明,要他來梧會商北伐事宜,但遭到拒絕。孫中山不得已親自赴南寧與陳會晤。29日,孫中山從南寧返回梧州,於11月15日沿水路開往桂林。
  大總統行轅和大本營來到桂林,駐紮王城,原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謙的府第,前清為貢院,民國後改作咨議局(現為廣西師範學院所在地),這裡城開四門,相台閣軒,小橋流水,格局幽雅。尤其被喻為「南天一柱」的獨秀峰,拔地而地,陡峭如削,高聳入雲,使這座王城奇中見秀,另具風采。
  孫中山北伐心切,籌設北伐大本營的結果不久就公之於眾了。大本營參謀總長李烈鈞、文官長胡漢民,下設幕僚、兵站、軍務、軍法、參軍、政務、建設、度支、宣傳等九處和軍事委員會。葉劍英根據《大本營條例令》,負責參謀作戰軍令事宜。
  風景如畫的桂林,一時成了中國南方各路兵馬的大兵營。駐紮在市內及其附近的軍隊極其複雜,不僅有粵軍、桂軍、滇軍、湘軍、黔軍,還有贛軍,這些軍隊名曰「北伐」,實則各懷異志,要錢要餉,爭奪地盤,擴充勢力。孫中山領導大本營三令五申,整頓軍隊,好不容易才把各路兵馬組成北伐軍七個軍團,共四萬餘人,準備取道湖南出師北伐,待命出發。當時,大本營的公務異常繁忙。自從組成北伐大軍,打出北伐旗號以後,北方各地的軍閥大為恐慌,重新組合,各方軍政首要紛紛派代表前來桂林商談國事。孫中山日夜操勞,與胡漢民、許崇智等籌劃北伐大計,應付各種複雜的局面。一方面組織聯合陣線,分化敵人,連續接見張作霖、段祺瑞等派來的代表,商洽聯合征討直系軍閥的計劃,以對付曹錕和吳佩孚;一方面調整粵軍內部矛盾,與陳炯明幾經會晤,勸其北伐,防備這個掌握軍政實權的野心家在「後院點火」,顛覆廣東的革命政權。在這種情況下,葉劍英作為大總統的一個幹練隨員,每天要承辦的事情是很多的。他同參謀處的同志一起,無日無夜地搜集研究敵軍、友軍各方面的情報,整理諮文,上報大本營參謀部和大總統參閱,此外還要根據上峰的部署,隨時完成各種複雜瑣碎的事務。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5)

  一天,葉劍英和警衛團副官張國森出行,發現一個奇景:在幾家不太顯眼的商店門口掛著黑布簾子,門旁邊貼著用紅色紙剪貼的三個大字:「談話處」。
  「這是個什麼去處?」
  兩個人說著,走進屋裡,只見煙霧繚繞,一股鴉片煙味撲面而來。在一排排的床鋪上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群煙客。原來這裡是大煙館。這是軍政府早已明令禁止的。兩人細問,原來這個煙館竟是一個滇軍團長開的。葉劍英掏出筆記本記下姓名,便同張國森轉身離去。
  第二天一早,葉劍英來到參謀總長李烈鈞辦公室,向李烈鈞報告了近幾日在桂林的所見所聞,提出兩點建議:
  一、按照大總統頒布的《嚴禁鴉片令》,對鴉片煙嚴格執行「禁種」、「禁吸」、「禁運」法令,立即關閉各軍辦的煙館「談話處」,並對主辦人追究刑事處分;
  二、借鑒鄧參謀長在廣州整訓第一師的辦法,對各路軍隊進行整飭,使官兵明確革命職責,提高素質,否則就不能統一步調,進行北伐。
  李烈鈞對葉劍英的兩點建議很感興趣,隨即召來副官,要他通知憲兵隊立即查禁關閉桂林市的「談話處」,滇軍那個開煙館的團長要撤職法辦。接著,他告訴葉劍英,大本營正在根據大總統的指令,研究對各省的軍隊進行整軍的問題,然後以命令的口吻說:「聽說你在鄧鏗一師參加整軍很有經驗,要利用這些經驗參加桂林的整軍,回去準備準備吧!」葉劍英遵命告退。
  孫中山根據數十年革命幾起幾落的沉痛教訓,深深感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裝不可,但是怎樣才能使各系各派的舊軍隊變成革命武裝呢?經過研究,決定採取三種辦法:第一,將各省軍隊團長以上官佐集中到大本營,由孫中山親自訓導;第二,對下級軍官舉辦軍官教導團,分批輪訓;第三,對各個連隊普遍進行三民主義教育,加以整訓。
  葉劍英被分配到軍官教導團,擔任少校教官。
  1921年12月10日在王城大禮堂裡,上千名北伐軍的團長、旅長、師長和更高級的官佐們,全神貫注地聽孫大總統的演講。題目是《軍人精神教育》,已經連續講了三堂課。葉劍英每次必到,像個虔誠的教徒,畢恭畢敬,認真仔細地聽課,記了一大摞筆記。他白天聽講,晚上整理筆記,寫出心得。27年之後他在《憶孫先生在桂林》一文中寫道:
  「受過孫先生親口教誨的人們,在當時也許有些人不十分瞭解孫先生精神訓話的全部真義,在今天看來,特別是十多年來,不斷的在革命鬥爭中工作的同志,自然會深深地知道孫先生的大仁、大智、大勇,已成為努力於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創造新中國的人民所朝夕奉行不倦的真理了。」
  在王城附近的一所學校裡,大本營舉辦的軍官教導團開課了。葉劍英分工擔任精神教育的講授。他根據孫中山給團長以上官佐的演說,針對初級軍官的水平和特點,編寫了一本教材,深入淺出地進行講解。
  首先,講到革命軍人須有革命主義(即三民主義)、革命精神。軍人革命精神三要素為智、仁、勇。軍人之「智」:一要能別是非,二要能明利害,三要能識時勢,四要能知彼己。他引用孫中山的話說,智何自生?由於天生者,由於力學者,由於經驗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事智。」講到「仁」時,葉劍英說,仁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皆為博愛。軍人以救國救民為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勇」者,一往無前、臨事不避之謂也。葉劍英闡發孫中山先生關於「勇」的定義,概括為「不怕」二字。有發狂之勇,有血氣之勇,有無知之勇。這是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為世界上之大勇。此即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游勇之勇,而為真正軍人之勇。最後講到,講軍人責任、軍人之決心。葉劍英鼓動大家說,諸君此次隨孫大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就要有改造國家的責任感和為國捐軀的誓死決心。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6)

  葉劍英在講授這些課程時,善於用典,聯繫現實,舉例生動,通俗明白,深受學員歡迎。
  在軍官教導團,葉劍英放開施展才幹,大有用武之地。他把自己對孫文學說的領會,和在雲南講武堂學得的軍事知識,全部用來澆灌在這塊整軍練武的園地上,使其開出燦爛的北伐之花。
  護送大總統返粵,在陳炯明發動兵變、
  加害孫中山的關鍵時刻,迎接大總統登艦避難
  軍官教導團還未結束,新的使命又來到葉劍英面前。
  當時籌備北伐兵運緊張。撫河上航行的船舶,來往頻繁。孫中山以陸海空大元帥名義,下令陳策任撫河航務管理局局長。任命葉劍英為護航第二營長。
  1922年春節剛過,桂林王城中敲響了北伐的戰鼓。2月3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發佈動員令,命令各軍分兩路出師北伐。先鋒部隊很快進入了湖南境內。但是,早已從廣西返回廣東的陳炯明,陽奉陰違,千方百計破壞北伐,遲遲不接濟軍餉,使北伐失去後方支援。他還秘密聯絡一些軍閥頭子,給北伐設置種種障礙。
  4月中旬,孫中山在江防艦隊護衛下,由桂林沿西江順流直下梧州。
  葉劍英率部擔任護航,保衛大總統乘艦從梧州經肇慶、三水到達廣州。隨後駐紮在天字碼頭附近,繼續整訓。孫中山返回廣州後,即派溫樹德、陳策接管駐黃埔北洋艦隊,並擴充海軍陸戰隊。任命陳策為海軍陸戰隊司令、海防司令,葉劍英受命為海軍陸戰隊營長。
  5月4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政府大總統名義下令討伐北京政府首腦徐世昌,以除民賊。6日,孫中山離開廣州,親赴韶關督師。北伐軍兵分三路,向江西進擊,連戰皆捷,迅速攻克贛州,威逼南昌。但就在這時,大本營得到陳炯明有意叛變的情報,6月1日,孫中山從韶關乘火車緊急返回廣州總統府。
  陳炯明聽說孫中山從韶關回來坐鎮廣州,便策劃加害孫中山的陰謀。
  孫中山回到廣州後還是一心想爭取陳炯明,讓廖仲愷籌款補交陳軍欠餉,派夫人宋慶齡前往白雲山鄭仙祠,到陳炯明部將葉舉住處勞軍,並設宴召請陳軍將領曉以大義,但葉舉等托詞不來,竟要求孫中山辭職,並秘密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叛亂。陳炯明還扣留了前去惠州進行談判的廖仲愷,決意叛變。
  一場蓄謀已久的反革命軍事政變終於爆發了!
  6月16日清晨二時,葉舉先在全城密佈崗哨,斷絕交通,佔領各要害機關,同時以4000人圍攻觀音山前的總統府和孫中山住所越秀樓。越秀樓通街道的架空棧橋已被叛軍控制,越秀樓的左右的文瀾閣、振武樓也為叛軍佔領。槍聲四起,火光沖天。當時總統的衛隊只有50人,死命抵抗。情況相當危急,孫中山命令副官馬湘和黃惠龍迅速送宋慶齡從後門出走,到天字碼頭海防司令部去找陳策,讓他安排到艦上暫時避難。宋慶齡執意不肯,勸孫中山先走。孫中山決意堅持職守。二人爭執不下。這時炮彈接連在院內爆炸,掀起了巨大的氣浪,震耳欲聾。秘書林植勉和參軍林樹巍不顧一切,強架著孫中山,走出越秀樓,衝出叛軍的包圍,向長堤天字碼頭奔去。
  槍聲四起,陳炯明叛軍到處燒殺搶掠,五羊城一片混亂。
  當時,駐守在天字碼頭附近的海軍陸戰隊打退了幾股叛軍的襲擾,還弄不清叛軍作亂攻擊的目標。葉劍英憑著自己學過炮兵的經驗,判斷出炮彈的落點在總統府方向,十分焦慮。他到海防司令部去見陳策司令,得知通往總統府的電話早就斷了,情況不明。陳策急得團團轉。於是他和陳策商量決定派人去接應孫大總統。陳策下令派出幾個小分隊,從幾個方向向總統府搜索前進,尋找孫中山下落,同時命葉劍英親自帶一個連守在碼頭岸邊,隨時接應孫中山和夫人登上寶璧艦。
  市區內槍炮聲越來越緊,濃煙滾滾。葉劍英眼望著總統府的方向,時刻掛記著孫中山先生的安危。過了一會兒,只見幾個人護衛著喬裝打扮的孫中山走了過來。他迎上前去,護送孫中山一行數人,乘小艇登上停泊江中的寶璧艦。陳策和全體水兵遠遠望見孫中山先生脫險出來,又驚又喜。待他踏上艦來,列隊向大總統致敬,熱烈歡迎,親切問候。孫中山十分感激眾官兵,一一握手寒暄,然後要來紙筆以大總統孫文名義草擬第一號公告: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8)

  這裡有兩件事情須作交代:一件是宋慶齡夫人從廣州脫險中流產,輾轉趕來與孫中山會合,孫中山考慮戰事危急,堅令其離去,不得已轉道赴上海。第二件,早已辭職回鄉的蔣介石經孫中山幾次電邀,於6月25日從上海啟程赴廣州,到永豐艦上參加平叛戰鬥,協助孫大元帥參與作戰指揮。
  英勇出擊,再戰白鵝潭
  白鵝潭首戰之後,叛軍首領陳炯明坐鎮白雲山粵軍總指揮部,命令葉舉、熊略加強江邊防守,封鎖口岸,派兵攻佔虎門要塞、長洲、沙角等處炮台,用炮台上的大口徑岸炮不斷轟擊停泊黃埔的海軍艦隊和江防艦隊,同時致電洛陽的軍閥吳佩孚報捷,約其派兵急襲北伐軍的後續部隊,牽制和破壞許崇智回師入粵的軍事行動。
  孫中山率領艦隊處境危難:陳炯明叛軍佔領並控制了整個廣州;北伐軍遠去江西,回師討賊無望;魏邦平、溫樹德不聽指揮,虎門要塞已被敵軍所控制;其他的沙角、威遠、長洲、車歪等要塞炮台也相繼落入叛軍手中。
  葉劍英臨危不懼,以高昂的鬥志護衛著大總統,時刻準備戰鬥。
  這時魚珠炮台的叛軍竟發來最後通牒,要孫中山的海軍各艦於午夜以前退出黃埔,否則即施攻擊。「兩軍相交,退者先敗」。孫中山決定轉敗為勝,主動出擊,下令海軍向魚珠、牛山炮台射擊,又命海軍陸戰隊由海軍掩護渡江,同時進攻魚珠、牛山兩炮台,以便重新控制虎門要塞,打開出海大門。葉劍英奉命率領士兵迅速出擊。各艦炮火一時齊發,打得炮台叛軍措手不及。但是這時被陳炯明用26萬元巨款收買的海軍司令溫樹德,居然於7月8日率領海圻、海珠等全國最大的幾艘主力艦離開黃埔,公開叛變投敵。緊接著,駐守長洲炮台的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叛變,繼虎門要塞失守之後,長洲炮台又落於敵手。
  戰局險惡。孫中山召集各艦長商議,決定再次大戰白鵝潭,等待北伐軍回師平叛。7月10日凌晨,孫中山親率艦隊啟航,發起攻擊。車歪炮台上叛軍發現艦隊後,立即開炮,彈如雨下。艦隊破浪前進,勇敢還擊,炮聲轟鳴,水柱沖天。永豐艦連中數彈,死傷多人,孫中山被軍官們扶入室內,倖免於難。寶璧艦因為排在後尾,前面軍艦衝過後,敵炮火集中而來,突然一發炮彈擊中左舷艦旁,艦身劇烈搖擺,海水驟然侵入。葉劍英見此情景,立即協助艦長李芳指揮水兵們有秩序地救火排水,穩住軍心,他沉著應戰,親自操炮射擊,炮彈打光了,就操起一挺機槍和士兵們一起向敵人開火,且戰且進。直到中午時分,艦身帶著纍纍彈痕,終於衝過了車歪險區,跟隨永豐艦再次挺進白鵝潭。
  陳炯明叛變後,在廣東縱兵搶掠,廣大人民群眾恨之入骨,激起了極大義憤,紛紛表示反對和聲討。為了壯大討逆聲勢,葉劍英找到已升任警衛團機關鎗連連長的老同學張國森,趁夜進到了廣州市,秘密串聯。在夜幕的掩護下,邀集旅粵的雲南講武堂華僑同學曾其清、曾俊偉等十餘人商討,再次到小馬站曾家祠秘密集會,通電聲討陳炯明。葉劍英親自起草了電文:「陳逆競存,粵土自私,包藏禍心,阻撓北伐。假聯省自治之名,行軍閥割據之實。復敢稱兵叛亂,襲擊孫大總統。賊兵所至,姦殺搶掠。同學諸君等誓為前驅,殲滅逆賊……」
  這封電文由張國森帶經香港發出,港澳和華僑各埠報紙,均予登載,引起了廣泛的反響。紛紛發電,擁護孫中山討伐陳炯明。
  孫中山的艦隊挺進白鵝潭,在芳村附近的江面下錨,稍事休整。但是前方傳來的北伐軍的消息,忽勝忽敗,令人擔憂,而陳炯明、葉舉等在陸上對艦隊層層封鎖,造成給養困難,同時不斷派人收買瓦解各艦官兵,施放水雷、魚雷,襲擾永豐等艦,多次密謀加害孫中山。
  白鵝潭上空佈滿陰雲,水下時不時響起水雷爆炸聲,各艦安全受到威脅。葉劍英這時雖然已新任大本營參謀,仍然兼管著海軍陸戰隊。他奉陳策命令,率領寶璧艦水兵和部分海軍陸戰隊人員擔任巡邏偵察任務。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9)

  戰局急轉直下。7月上旬,孫中山的北伐軍迭次失利,從前線退卻。孫中山盼望回師討逆的願望落空,遂決定離粵赴滬。8月9日,乘炮艦轉道香港去上海。
  在孫中山廣州蒙難55天的日子裡,葉劍英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赤膽忠心,率領士兵保衛著這位民主革命偉大領袖。孫中山矢志革命,臨危不懼,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高尚品德,使他終生難忘。多年後,他回憶這段戰鬥經歷,寫道:「作為一個軍人,應該記取的還有中山先生在革命戰爭中表現的大無畏精神。1922年陳炯明公開叛變後,中山先生登上了永豐艦。我那時是海軍陸戰隊的營長……當時有許多人勸中山先生不要冒險,可是中山先生意志非常堅決,並說:『這一次戡亂,我準備以元首殉國。』」
  孫中山離開廣州後,陳炯明勒令海軍艦隊官兵繳械,與孫中山脫離關係。原來依附於孫中山的艦隊已無法維持獨立局面,官兵紛紛離散。葉劍英十分痛恨陳炯明的所作所為,決定離開艦隻,暫避香港,謀革命出路。葉劍英化裝到了香港,同粵軍華僑陸軍學生救國會的同志一起,四處奔走,揭露陳炯明叛變真相,宣揚孫中山堅持平叛的革命行動,同時徵募義捐,籌措軍餉,支援北伐軍繼續討逆。他和張國森等給海外各埠雲南講武堂同學寫信求援,又向海外華僑各團體,包括各商會、各學校、各工會等以華僑陸軍學生救國會名義,發出類似內容的函電。信到之日,紛紛響應。一筆筆義捐巨款由海外寄至香港,對北伐軍的重新組建和作戰,起到了很大的支援作用。
  蔣介石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虻》中追記17日挺進白鵝潭戰鬥,寫道:
  「17日,辰刻,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來艦,晉謁總統,商議招討事宜。自伍部長離艦後,總統即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炮台,駛至白鵝潭,乃命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之叛軍發炮射擊。各叛軍聞聲落膽,皆紛紛棄械逃遁。各艦乃沿長堤,向東前進,照指定目標炮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炮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炮擊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其亂卒不克平。各艦乃經中流砥柱炮台,回到黃埔,會議第二次進剿之計。」
  從蔣介石的這段記述中可以想見挺進白鵝潭戰況之激烈。
  對於挺進白鵝潭之役,葉劍英印象頗深,曾經多次談到:孫中山大元帥親自指揮平叛戰鬥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內部不純:海軍總司令在關鍵時刻叛變投敵。這是孫中山建軍史上的一個重要教訓。
  大戰言嶺關,連戰皆捷,受到孫中山嘉勉
  北伐軍得到香港和各地的支援,士氣大振,1922年10月12日,許崇智部打垮了軍閥李厚基,攻克福州,革命局勢再度面臨轉機。
  此時,避居上海的孫中山一面派廖仲愷等赴閩慰勞北伐軍,一面將北伐軍改名為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蔣介石為總司令部參謀長。葉劍英聽到這個消息,深受鼓舞,立即從香港動身赴福州,投奔討賊軍,被委任為總部參謀。東路討賊軍第八旅旅長張民達,久聞葉劍英胸有文韜武略,是個難得的軍事人才,就向許崇智請求要他來當該旅的參謀長。葉劍英欣然上任。
  1923年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統率東西路討賊軍數萬之眾,討伐陳炯明,陳被迫通電下野,但並不甘心失敗,率殘部葉舉、熊略、楊坤如、林虎等部數萬之眾,退守東江、惠州一帶,保存實力,伺機東山再起,隨時準備打回廣州。
  因此,孫中山指令許崇智率東路討賊軍迅速肅清東江陳炯明叛軍。
  2月1日,許崇智率八個旅自福州、泉州分路入粵。張民達、葉劍英率部經南靖、龍岸、上杭向廣東大埔推進。一向狡黠陰險的陳炯明,看到大軍壓境,便放出煙幕,唆使林虎、洪兆麟等假意投誠,主動讓出潮汕。同時,秘密部署部隊準備突襲東路討賊軍。許崇智信以為實,毫無戒備,率部長驅直入汕頭,受到重大損失。許崇智不得已下令放棄潮州、汕頭,率部向揭陽退卻,又遇到來自贛邊南下的林虎部的阻擊,大戰於揭陽附近的言嶺關。結果兵敗,言嶺關失守,敵軍進逼揭陽城。

  在中國連年戰亂的年代(10)

  言嶺關,是南嶺梁山山脈高峰上的一道險關,雄跨南北峰脊,威懾雲深要道,是從豐順到揭陽必經之地,山石陡峭,壁壘森嚴,地勢險峻,易守難攻。葉劍英聽到言嶺關失守,遂即請命,率第八旅開抵關前,準備反攻。
  在廣州療養的張民達師長聞訊抱病返回前線督戰。兩軍擺開陣勢,敵人居高臨下,利用有利地形反擊,彈如雨下。第十三團先頭部隊傷亡慘重。張民達、葉劍英見勢,命令停止進攻,急調十六團上來,重新部署三個營的兵力,命令機關鎗營營長宋紹殷將機槍配備給三個加強連。選擇敵軍防守薄弱的崎嶇山道,從不同方向迂迴進攻。葉劍英又命令炮兵連長王逸珊,迅速測定距離,選好目標,親自指揮向山上敵人固守的據點,連續開炮。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步兵發起梯次衝擊,終於挫敵破關,奪回了言嶺要地。守關的敵人大部投降,少數狼狽逃竄,叛將劉志陸險些被擒。這就是當時在粵軍中轉敗為勝、名震一時的言嶺關大戰。這一仗勝敗關係到粵軍全軍安危。張民達、葉劍英由於打了這場硬仗,威名遠揚。許崇智很佩服這兩個年輕指揮官的智慧和膽識,親自召見,並要為他們請功。葉劍英則謙虛歸功於張師長指揮得力和全體官兵勇敢衝殺。
  第八旅攻克言嶺關以後,乘勝追擊,沿老隆、河源前進,直搗「陳家軍」老巢惠州。這時敵軍熊略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頭痛擊,進佔三棟、永湖。敵軍退至白芒花一帶,準備趁張旅立足未穩,於次晨拂曉集中兵力發起突然襲擊。葉劍英偵得敵情後,建議師長張民達命令部隊輕裝,當夜偷襲敵營。部隊冒著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敵軍陣地,突然槍炮齊發,打得敵兵蒙頭轉向,四散逃走,又趕上前面河水暴漲,斷敵退路。紛紛繳槍投降,俘獲3000餘人,繳槍1000餘支。大本營表彰此役勝利。孫中山於7月《復鄧演達函》中寫道:「敵人來援惠州之軍已被張民達完全擊滅,我宜乘勝速下惠、潮,則廣東從此可靠太平,而北敵亦不敢再犯廣東矣!」
  陳炯明退守惠州,調集叛軍,出擊並進窺廣州。8月23日,孫中山遷大本營於石龍,親自督師東征,命許崇智為中路指揮率部駐守博羅。
  叛軍總指揮葉舉趁孫中山東征軍立足未穩之機,集中5000人,先行襲擊圍困博羅。許崇智本部堅守十餘日,傷亡慘重,糧盡彈絕,危城告急。孫中山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圍。張、葉接到命令後,分析敵情,決定採取「圍魏救趙」的辦法,命第十三團團長譚曙卿率全團猛攻叛軍後方據點平山,乘勝佔領淡水鎮,威逼惠州。叛軍只好從博羅分兵增援惠州。博羅守軍乘機突圍出擊,叛軍敗退,博羅之圍遂解。接著,乘勝追擊,配合友軍,於10月3日攻取博羅以北的重鎮河源,截斷了困守惠州之敵的水上交通。
  張民達、葉劍英在參加圍攻惠州戰役中日夜奔馳,歷時半載,打了許多苦仗硬仗惡仗,擊潰敵人數次進攻,受到許崇智的嘉許,報請大元帥給張民達師長記大功兩次。但是,各路討賊軍心懷異志。滇、桂軍無心戀戰,不但不積極進攻惠州,反而在叛軍攻擊下,節節敗退。致使孫中山大本營又不得不從石龍移設於石灘車站。11月12日,叛軍攻佔石龍,石龍滇軍、桂軍紛紛向石灘退卻,潰兵如潮。西路討賊軍總指揮劉震寰無法制止,也只好退走。這時,惟有張民達、葉劍英的第八旅和少數部隊抵擋敵軍,緊緊保衛著大本營。葉劍英告諭八旅官兵說:「我們無論如何要穩住陣腳,誓死保衛大元帥!」孫中山看到情況危急,親自出面阻止敗兵退卻。他在石灘車站上豎起一面大旗,上面親筆書寫八個大字「我在石灘,退者槍斃!」當時滇、桂軍有些官兵不聽命令,竟向孫中山乘坐的專車開槍,企圖奪路而走。孫中山鎮定自若,一直堅持不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張民達、葉劍英指揮部隊一方面阻止潰軍,保衛孫中山,一方面繼續抗擊叛軍,且戰且走,保護孫中山安全返回廣州。

  蔣介石叛變革命(1)

  三 蔣介石叛變革命、大革命失敗的危急時刻,葉劍英作出重大抉擇: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徹底決裂,積極策應南昌起義,參加領導廣州起義
  人生貴有胸中竹,
  經得艱難考驗時。
  在北伐軍基本上消滅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勢力,取得重大勝利之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
  1926年12月,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漢,企圖在南昌另立中央,並開始同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密商,準備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南京一帶時發動政變,公開反共。
  中國上空陰雲密佈,一場充滿血腥與罪惡的政治大風暴即將來臨。
  迎著反革命風暴,向蔣介石反戈一擊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時。
  屠夫蔣介石醞釀已久的反革命政變的槍聲終於在上海打響。
  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的政治風雲驟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
  當時,青年革命將領葉劍英得到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他回憶說:
  「寧漢分家以後,蔣介石說漢口反革命,武漢說蔣介石反革命,兩下吵。我對武漢沒有多少懷疑。但蔣介石還是總司令。究竟跟著誰走?那時沒人來,也沒電報來。我就自己看報紙,關上門,想了幾天,什麼問題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輕時立志為國為民做點事,參加革命後當了師長。那時師長每個月差不多都有二三萬元收入。二三萬元不少了,十個月就是二三十萬,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師長就是個百萬富翁。……如果只是為了個人,跟蔣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屠殺群眾,變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個革命,一個反革命,陣線已經很分明了。參加革命,還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葉劍英在新編二師,與左派軍官和幾位知心朋友商量,決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幟,反戈一擊。他親自起草了一份「反蔣」的電文,然後召集全師軍官開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他當眾宣讀致武漢國民政府的電文,表示「至誠擁護中央反對蔣介石」,通電全國。
  師長葉劍英的反蔣電文,在當時的軍政界引起軒然大波。
  陳可鈺(原第四軍副軍長)看到葉劍英的反蔣電文,立即報告蔣介石,蔣介石不信,陳第二次又去報告:「葉師長真的反對我們!」蔣還是將信將疑。在他心目中,葉劍英是講交情的人,不會反對他。那份電文即使真是葉劍英發的,也是共產黨背後搗鬼。他交代侍從室查問明白。
  通電反蔣之後,吉安師的右派軍官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激烈反對葉劍英,並與當地右派勢力勾結起來,準備鬧事。葉劍英同魏燮元等左派軍官緊急秘密磋商,決定穩住全師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員分頭襲擊、扣押右派軍官,收繳槍械;完成任務後,舉行誓師大會,迅速編成四個團,取道贛北,向北進發,投靠武漢革命政府。
  隊伍開拔之前,左派軍官和葉劍英商定借給師座祝賀生日和一位軍官結婚的名義,在師部駐地學校的後花園,擺酒集會,聯絡感情,交換情報,議論軍機。
  宴會後,大家留影紀念。葉劍英當「導演」給大家拍照,有兩張珍貴照片被一位同志秘密珍藏,後交中央革命博物館,保存至今。
  數日後,葉劍英一行化裝秘密起程北上。
  葉劍英走後,二師左派軍官在城內中山廣場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群情激昂,氣勢很盛。但是右派軍官組織暴徒突然向群眾開槍,進行反撲。不久,朱培德派楊竹軒、楊如軒兩個師包圍暴動的新編二師,將其繳械改編。
  蔣介石得知新編二師暴動的消息,大為惱火,立即讓下屬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起草呈文,昭示葉劍英率師陰謀叛黨的「罪惡」,隨後作出決定將葉劍英等「永遠開除」國民黨黨籍,並予以通緝。

  蔣介石叛變革命(2)

  蔣介石雖然「開除」了葉劍英,但他一直欣賞並企圖拉回這個年輕有為、文武雙全的革命將領,據傳他曾向親信交代,抓住共產黨有兩個人不要殺,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葉劍英。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投入黨的懷抱
  4月中旬,葉劍英一行,從吉安一路曉行夜宿,經南昌、九江,登臨廬山,轉道武漢。
  當時中國的心臟武漢三鎮,武漢國民政府在共產黨的推動下,繼續推行三大政策,堅持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鬥爭。但是,武漢政府成分不純,內部矛盾重重。帝國主義分子和蔣介石等封建軍閥勢力對武漢實行軍事壓迫和經濟封鎖,使武漢三鎮陷入嚴重的政治、軍事、經濟的危機之中。
  在這種艱難複雜的境況中,葉劍英在武漢急於尋找共產黨,但黨已經轉到地下,一時又找不到。進退維谷,迷茫徘徊。最後為了找個落腳點,只好先找到代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譚延■,向他報告了通電反蔣的經過和吉安的現狀後,便留在武漢。後來,見到了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張發奎早年也在粵軍中工作,同葉劍英是老相識,深知其為人和才幹,當即邀他到第四軍軍部工作。
  這時,寧漢分裂後的鬥爭日趨激化,反革命力量依然強大。蔣介石以南京為中心,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包圍著武漢政府。奉系軍閥進兵河南,組織對武漢的進攻。
  在這種形勢下,武漢政府決定與馮玉祥的國民軍配合,先打奉軍,再打蔣介石。
  4月19日,武漢革命政府在武昌東湖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誓師大會,開始第二次北伐。
  葉劍英隨第四軍參加這次北伐。第四軍於5月1日到達駐馬店集結,開始進擊。葉劍英與副軍長黃琪翔、參謀長謝嬰白一起參與作戰指揮,經過上蔡、拱橋、宋莊、臨穎的激烈戰鬥,於6月1日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於鄭州,6月5日進克開封,奉軍全部從河南撤出。
  不久,第四軍回師武漢,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張發奎升為總指揮,葉劍英被正式任命為第四軍參謀長(軍長黃琪翔)。
  形勢逆轉。寧漢合流趨定,國共合作破裂。葉劍英日益感到,汪精衛靠不住,馮玉祥靠不住,最後連「左派」將領張發奎越來越向右轉,也靠不住了。只有共產黨真心真意為工農大眾謀福利,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把革命進行到底。一種渴望投入共產黨的懷抱的強烈願望,一種渴求在共產黨領導下重新投入火熱鬥爭的激情衝動,使他渾身熱血沸騰。但是此時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產黨,要冒很大風險。「道路艱險何所懼,隻身偏向虎山行。」儘管前進道路佈滿荊棘,但動搖不了他救國救民的初衷。
  共產黨在哪裡?到哪裡去找呢?他思來想去,想到了在武漢的同鄉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讀書 時入黨的老黨員。曾在東山中學和學藝中學同時兼任訓育主任和國文教師。在廣東梅州時,他和葉劍英多次交往,結下了友誼。其後,他又與周恩來、鄧穎超等工作一段。1927年2月,他離開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來後,轉移到武漢。公開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書。
  葉劍英原來並不知道李世安是共產黨員,在武漢兩人相遇後,從交談中隱隱約約知道他是個在黨的人。李世安從第四軍共產黨員柯麟等人那裡知道葉劍英在東征、北伐中的進步表現和靠攏黨組織的願望,就藉機向他介紹國共兩黨的現狀,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並告訴他有機會可以看到周恩來。葉劍英聽了很高興,知道了許多內情,心裡有個譜,約他有時間再多聊一聊。從此以後,他們常常會晤,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己。因此葉劍英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又找到李世安。
  葉劍英在昏暗的燈光下,向這位可以信賴的朋友,袒露心機,匯報了幾年來找黨入黨走過的曲折道路,說:「現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哪。靠國民黨是不行了,只有共產黨才可以領導我們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紹我加入組織吧!」李世安聽了他的傾訴,表示自己是共產黨員,並願意當他的入黨介紹人。

  蔣介石叛變革命(3)

  這個追求黨的戰士多麼熱切希望自己早日成為共產黨的一員啊!他告別李世安,彷彿看到了一盞明燈,高懸中天,照亮了自己前進的道路,激動不已。
  李世安帶著葉劍英的熱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來,向他匯報這件事。周恩來回憶起自己同葉劍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說:「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們應當表示歡迎。」
  就這樣,又過了一段時間,7月上旬,經周恩來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葉劍英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不過,在當時的複雜形勢下,黨組織還在繼續考驗他。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暫時不要和其他黨員發生聯繫。
  這一時期,武漢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舉起血腥的屠刀,瘋狂進行大屠殺,使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全國重新捲起了白色恐怖的風暴。革命的武漢一宿之間變成反革命堡壘。葉劍英則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著反革命逆流,投入黨的懷抱。
  葉劍英從一個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國民黨高級軍官轉變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從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獻身無產階級事業的革命戰士,走過了多麼漫長的曲折的道路,經受了多少火與血的洗禮的考驗啊!
  搭救葉、賀脫險,策應南昌起義成功
  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處於低潮。但革命的火種並未熄滅,猶如地下的流火,正在熾熱地燃燒著。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等正在醞釀舉行南昌起義。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領導下,一批黨員幹部雲集九江,具體組織和領導起義工作。葉劍英根據黨的指示,也隨張發奎的四軍南下,進駐九江。
  地處長江中游的重鎮九江,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此時城裡城外駐滿了新舊部隊。我黨能掌握和影響的部隊,賀龍指揮的第二十軍,葉挺指揮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都駐在這裡。
  葉劍英在九江,與葉挺保持秘密聯繫,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高語罕、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都有交往,隨時將獲得的軍事情報透露給他們,報告黨組織。
  準備參加南昌起義的大批部隊和幹部湧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汪精衛與張發奎等秘密策劃,企圖蒙騙賀龍、葉挺上廬山開會,藉機奪其兵權,聚殲其所屬部隊。7月下旬,朱培德向賀龍、葉挺發出邀請。張發奎則命賀、葉部隊集結德安待命。軍情火急。葉劍英密下廬山,連夜趕到第二十四師駐地找葉挺緊急磋商,決定立即通知賀龍、廖乾五、高語罕到甘棠湖煙水亭附近碰頭,共商對策。
  這一天,風和日麗,水波不興。甘棠湖上,一群群沙鷗在碧藍的天空中盤旋。一隻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劃子在湖面上漂蕩著。幾個「遊客」坐在其中,擺出了逍遙自在、遊湖賞景的姿態。
  葉劍英小聲地將他在山上聽到敵人密令要調賀軍長、葉師長上山的消息告訴了大家。
  大家七嘴八舌議論起來,「他們要我們上山搞什麼名堂?」
  「我們堅決不去!這是黃鼠狼給小雞拜年,沒安好心。」
  「我們不能上當。」
  ……
  葉劍英聽了很高興,也勸他們不能?span class=yqlink>仙劍瞪狹松驕偷扔諍鑭撓懵淞送□硎舊繳系氖攏傷粗□?/p>
  經過短時間的磋商,大家商定:賀、葉不上廬山;張發奎命令賀、葉部隊集中德安,不能照辦;部隊迅速開往牛行車站,到南昌去;葉挺的部隊第二天即開拔,賀龍的大部隊隨後跟進。
  「小劃子」會議結束後,賀、葉部隊按預定時間,於26日前後次第轉移,沿南潯鐵路線,開往南昌。此後,張發奎迭次電催賀、葉上廬山開會,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衛的陰謀未能得逞。
  汪精衛並未就此罷休。他偕孫科、張發奎等於7月28日夜離漢口赴九江、上廬山召集朱培德、黃琪翔等開會,密商加緊「清共」,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軍隊撤回九江;同時在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通緝惲代英、廖乾五、高語罕等人。葉劍英在廬山上得知敵情,便連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等。他們三人迅速離開九江,到南昌參加起義。

  蔣介石叛變革命(4)

  8月1日凌晨,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的、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爆發了。
  力阻不追起義軍 親率教導團南下
  南昌起義的成功,使國民黨反動派驚恐萬狀。南京的蔣介石和武漢的汪精衛都急忙下令調集各路兵馬,大興討伐之師,妄圖把起義軍消滅在搖籃裡。武漢政府迭次電令朱培德、張發奎速調贛東、贛南各處駐軍「進剿」,「肅清南昌共產黨」,將賀龍、葉挺等「叛亂附逆」「一體緝拿」,「務獲元兇」。張發奎聞變,親率十一軍軍長朱暉日乘火車由九江至馬回嶺,企圖阻止二十五師參加暴動。不料該師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已率部起義,正在向南昌開進途中。與張發奎等相遇,將其衛隊全部繳械。張發奎和朱暉日狼狽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張發奎返九江後,立即召集黃琪翔、朱暉日、葉劍英等高級軍官開會,大發雷霆,指責葉挺、賀龍公然叛變,於公誼私情,均不可諒解。朱暉日等主張立即派兵追擊。葉劍英感到事態嚴重,如果聽任張發奎追擊起義軍,其後果不堪設想。他從維護起義軍的立場出發,決定陳述利害,力阻不追。
  他沉著冷靜從分析面臨的戰局說起,講出一番道理:「總指揮早就想南下廣東,重舉總理革命義旗,目前正是時機。原來盤踞在廣州的陳銘樞雖與李濟深對立,但他的部隊如今已退回潮汕,廣東仍是李濟深的天下。我們原想去廣東,李濟深是反對的,現在我們放葉、賀的隊伍到廣東去,李濟深招架不住,必然來請我們回廣東相助,此時我軍便可打起援師義旗,直趨廣州。這樣比跟著賀、葉屁股打,兩敗俱傷,要勝一籌。假若在此尾追葉、賀,徒耗兵力,別說不一定趕上他們,即使捉獲,而我等仍無立足之地,對革命何益?」
  張發奎覺得葉劍英對局勢的分析頗有道理。而他要尾追,並非出於本心,本來也是想藉機南下廣東,擴充實力,別有所圖。再者,賀、葉參加南昌起義,使他的二方面軍損失過半。自知靠尚存的一萬餘兵力來對付賀、葉的兩萬多「叛軍」,難操勝券。因此,他採納葉劍英的意見,公開表示放棄尾追賀、葉的計劃。
  張發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虛張聲勢,派兵追趕起義軍,以敷衍武漢政府。直到8月5日,才電告武漢政府,謂「奉令追剿,已經星夜分途出發,現先頭部隊將抵南昌」。實際上,追抵南昌後,又拖延時日,待賀、葉部隊進兵臨川、宜黃時,才派兵追趕。後來張的「追兵」,與起義軍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出現一種奇妙的「追而又捨」的局面。其實,這正是葉劍英向張獻計的結果。這樣,就使南昌起義軍擺脫了一部追兵,從而迅速打開南進通路,直下潮梅,與彭湃的農民軍匯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裝。
  當時革命武裝中有一支由武漢中央軍校改名的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有一百多名沒有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全團編成三個營,炮、工、輜重、警衛各一連,以及一個女生隊。軍校女生大隊三百多名同學在改編時,被迫遣散,但是有三十幾個人堅持不走,被編入教導團。全團的教育、行政,均由中國國民黨部領導,而這個黨部實際上為中共地下黨組織所掌握。團黨部執行委員和各連(隊)黨部執行委員,多是中共地下黨員。
  南昌起義後的8月4日,教導團師生乘船隊抵達九江。此時,團長謝嬰白不想兼該團團長,葉劍英便「毛遂自薦」,請示張發奎,後來正式任命他為第二方面軍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
  不久,葉劍英率教導團隨四軍進抵南昌。
  8月中旬,第四軍冒暑南進。
  葉劍英又率領教導團沿著贛江到珠江的路線,開始了千里跋涉。
  這支隊伍出發前,由於葉劍英親手制定了規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紀律嚴明。每到一個地方宿營,學員們總是向群眾宣傳革命主張,與民為善,受到群眾愛戴。
  教導團經過吉安、萬安小駐,於9月中旬,到達贛州,進行休整。

  蔣介石叛變革命(5)

  這時,葉劍英一度因公離開贛州。就在此期間,教導團中的「工農革命同志會」因研究討論「南昌起義的意義」問題,被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告密,再次被繳械。
  葉劍英回來後,得知這一情況,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軍軍長黃琪翔詳細講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導團已幾經整肅,是可靠的,決無暴動之舉。此次事件純屬壞分子誣告,這是有預謀的,妄圖搞垮教導團,如果輕信謠言,同意收繳教導團的槍支,豈不分裂四軍,危害革命,中了壞人的奸計?黃琪翔聽了葉劍英的話,又將槍支發還教導團,但每支槍只配給五發子彈。
  教導團告別贛州,向西南方向挺進。
  不久,進駐廣東南雄。這裡土匪成窩。葉劍英又抓緊政治整訓和軍事操練,提高全團的戰鬥力。
  當全團還在南雄休整操練時,傳來了南昌起義軍在潮汕地區遭受挫折的消息,一些學員心情沉重,又產生了消極情緒,對革命失去信心。葉劍英又向他們耐心細緻地做思想工作,指出,勝敗乃兵家常事。起義軍開始總是弱小的,但可以由弱變強,最後取得勝利,鼓勵大家繼續南下。
  在教導團千里行軍中,葉劍英既當領導人,又當保護人,既抓思想,又抓訓練,把行軍路變成了大課堂,為黨精心培育這支武裝力量。葉劍英一手帶出來的第四軍教導團後來成了廣州起義的主力軍。他回憶教導團成長壯大的艱險歷程說:「教導團是很好的隊伍。到海陸豐,一個兵就是一個兵,如果調到湖南,一個兵可以當一個連長。後來到江西時,毛主席知道教導團的情況後說,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這裡來就好了。」
  不在「敵人的屁股上暴動」,要到「敵人心臟裡暴動」
  正在教導團南下行軍的途中,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討論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八七會議期間,擔任國民革命軍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兼教導團長的葉劍英,正在率領教導團南下行軍途中。一直到會議結束,他和教導團的黨員同志仍在邊遠的崎嶇山路上艱苦行軍,未能聽到正式傳達,只是聽到一些傳聞。過一段時間才聽到會議號召武裝暴動的確切消息。
  關於如何暴動,這裡要回頭補敘一下葉劍英在教導團的一段經歷。
  那是8月下旬,葉劍英利用隊伍在吉安小駐的機會,對前一段的行軍進行檢查總結。
  在總結會上,葉劍英向全團師生作了一次重要講話。他說:「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而失敗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屠殺,但是革命者並沒有被他們殺絕,而是埋葬了同志們的屍體,又站起來了,走出來了。」接著,他講道:「同學們,我們決不屈服,決不灰心喪氣,要繼續戰鬥下去!但是到哪裡去呢?目的地就是廣州。我們要到那裡立住腳跟,發動群眾,積蓄力量,準備第二次北伐,打倒新舊軍閥,建立新中國!」同學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打回廣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國。這個革命思想,自從大革命失敗以後,就在葉劍英的腦海裡縈迴,並且默默地為實現它而奮鬥著。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團師生宣佈了這個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擁護,更堅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在南行的路上,葉劍英向大家反覆講解這次南下廣東,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要隨時準備投入戰鬥。
  但是,怎樣去戰鬥,到哪裡去戰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著分歧。隊伍進駐萬安,在這個水鄉小鎮上,團黨部開會發生了一場爭論。團黨部書記唐維和王侃予、李仁一等開會,邀請葉劍英列席。這是他第一次在教導團參加黨的會議。會議在一所隱蔽的小屋裡緊張地進行著。當講到舉行暴動問題時,王侃予和李仁一都提出在萬安就地暴動,唐維不贊成。黨部就要作出決議,唐維以詢問的眼光看著葉劍英。

  蔣介石叛變革命(6)

  要不要在萬安暴動?眼前擺著這個難題。葉劍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個新黨員,又不是委員,面臨著三對一的少數,不便於驟然否定多數的意見,於是以探詢的口氣問道:「暴動可以,但暴動後怎麼辦?」
  「二十六師有兩條船的槍支彈藥在這附近,我們劫了,再去找賀龍、葉挺!」三個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可是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兩位起義將領在哪裡呀!」葉劍英這時正式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說:「我不是不主張暴動,問題是在哪裡暴動,什麼時機暴動。我的意見是暫時不在這裡暴動,等打到廣州再暴動。」
  接著,他先擺開了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分析在萬安暴動的不利條件和到廣州暴動的有利條件,認為目前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聯繫不上,在這裡暴動孤立無援,沒有勝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兩船槍支,也只能跟著敵人屁股打,南方的敵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敵人卡住脖子,我們就完了;而到廣州舉行暴動,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那裡是北伐的策源地,我們黨剛剛領導舉行過省港大罷工,素有革命傳統,群眾基礎既堅實又雄厚;更重要的,那裡是全國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老巢,如果在那裡暴動成功,就會像一把鋼刀插在敵人的心臟上,震驚中外,給在南京的蔣介石以沉重的打擊,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還有一點,南昌起義軍已先我去廣東,我們到了廣州可以攜起手來,內外策應,勝可以守,敗可以走,只要準備充分,指揮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後,他堅定地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敵人的屁股上暴動,勇敢的人要大膽地插向廣州,到敵人的心臟裡暴動!」
  他的這一番道理,說得精闢透徹,同志們聽了以後心悅誠服,放棄了原來要在萬安暴動的想法。
  「到敵人心臟裡暴動」,這個思想符合當時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組織武裝暴動的思路,很快成為教導團南下暴動的戰略方針。
  為了實現「到敵人心臟裡暴動」這個戰略方針,葉劍英率教導團從萬安、贛州到南雄後,徵得黨組織的同意,決定離開教導團,先去廣州。
  為慎重起見,他先派黨員李仁一到廣州打聽一下情況,等李到那裡回了電報以後,才只身前往。臨走以前,召開了全團連以上軍官會議,要求各營連繼續抓緊軍政訓練,整頓軍容風紀,按時早操上課,恢復早晚點名、外出請銷假等制度,並指示各伙食單位的經濟委員會清算賬目,向全體人員公佈,改善部隊生活,防止貪污行為。他對大家說:「我們團是軍官教導團,是培育軍事人才的,我們要挑起革命重擔,在第四軍中處處起表率作用。」
  利用敵人矛盾,巧使「調虎離山」計
  葉劍英帶著黨組織的囑托,隻身離開南雄,一路風塵僕僕,於九月底來到廣州。
  被稱為南方革命根據地的廣州,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國民黨反動派在這裡發動了「四一五」政變。軍閥李濟深,不但掌握著軍事實權,而且擔任著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的主席和廣東省政府主席。但他的日子並不好過。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仍然堅持著鬥爭。特別是「八一」南昌起義消息傳來,更加振奮了廣大工人群眾的革命情緒。起義軍離開南昌,以破竹之勢沿贛江以東地區南下,向廣東潮梅進攻,使李濟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調兵遣將去潮汕增援。廣州幾乎成為沒有防守力量的空城。
  此時,竄居香港的張發奎也早已來到廣州。他密切注視著南方戰局,等待李濟深與南昌起義軍作戰消耗之後,一舉消除異己部隊,掌握廣東政權。
  葉劍英就是在張發奎雄心勃勃、欲掌握大權的情況下回到他的身邊的。張發奎自然歡迎。但是,卻遭到四軍一些高級軍官如陳可鈺、薛岳等人的反對。陳可鈺找到張發奎先講了一通蔣介石如何器重葉劍英,結果葉還反蔣的往事,說:「這個人靠不住,不能叫他留在廣州!」

  蔣介石叛變革命(8)

  正當此時,被國民黨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衛,如喪家之犬,急欲利用張發奎實力,趕走李濟深。他迫不及待地跑來廣州,到處發表演講。
  為了麻痺敵人,掩護自己,葉劍英奉命陪同張發奎、黃琪翔到教導團舉行所謂「迎汪」大會。通過與汪、張的接觸,進一步摸清了汪精衛的真實意圖和汪、張之間的微妙關係。那時,汪精衛與張發奎正密謀要李濟深去上海與蔣介石磋商大事,將其調開。葉劍英得知這一動態,便同張發奎商量,準備在李濟深離開香港後,即動手解除其部隊的武裝。11月15日,汪精衛邀李同赴香港轉航赴滬。第二天,李濟深剛剛離開香港,黃琪翔在葉劍英協助下,以「護黨」名義發動了「倒李」的政變。
  張、黃「倒李」之戰既起,17日凌晨,葉劍英即命教導團投入戰鬥,一舉攻克了黃紹■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佔領黃埔軍校、虎門要塞等機關,奪取了兵工廠,搗毀了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清黨委員會等據點。敵人望風披靡。十幾個清黨委員老爺還在美夢方酣之中,便乖乖地做了俘虜。黃紹■這個陰險的軍閥頭子早已預感到這場角逐的敗局,非常仇恨背後出謀劃策的葉劍英,曾兩次派人暗殺他。一次是在沙面趁葉劍英在集會上演講,準備開槍未遂;另一次在東亞酒家,當葉劍英下樓時兩個刺客一擁而上,恰被另一個人擋住,未能得逞。
  在這場驅逐李、黃的戰鬥中,教導團繳獲了大批新式武器和彈藥,進一步武裝了自己,並秘密地支援了部分工人糾察隊,從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壯大了革命武裝,為廣州起義加強了武裝實力。
  就在張發奎、黃琪翔用極大的注意力鎮壓和消滅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的時候,他們的對手李濟深、黃紹■卻在暗中調兵遣將,準備打回廣州,奪回已經失去的天堂。李濟深經過東拼西湊,組成東西兩路軍,準備共同夾擊廣州。
  面對這樣緊迫的形勢,張發奎趕忙召集部屬們商討對策。葉劍英經過偵察之後,向大家分析了東西兩路的敵情。東路陳銘樞由福州進入潮汕,實力較強,比較難打;而西路黃紹■剛從廣州敗退廣西,倉促糾集起殘兵敗將,隊伍雖多,但多屬雜牌,且立足未穩,比較好打。因此,他主張捏緊拳頭,揀弱的打,先拿黃紹■開刀!
  張發奎連聲稱好,全盤採納了他的意見。接著,葉劍英便以參謀長的身份使出了「調虎離山」之計,建議:「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張發奎決定全力以赴,任命黃琪翔為前敵總指揮,率第四軍主力第十二師繆耀南、第二十六師許志銳部開赴西江肇慶、梧州一帶,進擊黃紹■;其餘主力部隊也都悉數開赴廣州外圍,以防進犯之敵。廣州城防務由葉劍英負責。這樣,廣州城內,敵人非常空虛,只剩下教導團、警衛團和其他少數部隊,一時成了「不設防的城市」,這就給廣州起義造成了極好的時機。
  但是,要發動廣州城大規模的起義,只靠教導團一個團的兵力是不夠的,當務之急是要加強起義的武裝力量。葉劍英又根據黨的交代,想方設法擴充了第四軍警衛團。
  警衛團是第四軍於1927年趕走李濟深後新編的部隊,共有兩個營。軍官成分複雜,只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葉劍英接到黨交給的任務後,即去面晤張發奎,向他指出廣州城防空虛,急需擴編警衛團的建議。
  這時,黃琪翔第四軍主力已調去打梧州,張發奎正為工人鬧事、駐守廣州兵力薄弱大傷腦筋,對葉劍英提出的建議很感興趣,便問他打算怎樣辦。
  葉劍英胸有成竹地說:「兵員我來想辦法,除了李濟深的警察武裝不要,其餘願意當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衛團的編制不受限制。」
  張發奎欣然同意,接著問:「那麼,誰來當團長呢?」
  這時,葉劍英故意顯出一種頗費思索、又不甚瞭解的表情,回答說:「聽說有一個姓梁的瓊州(海南島)人,北伐打仗很勇敢的,不知叫什麼名字了?」

  蔣介石叛變革命(9)

  張發奎眼睛一轉,馬上想起來了。
  「對!這個人我認識,就把他調來當團長。」
  其實,此人名梁秉樞,是中共地下黨員,也是一員戰將,葉劍英有意推薦他來當團長。
  團長問題解決了,其他的事,張發奎交給葉劍英辦理。
  葉劍英想方設法,除梁秉樞任團長外,又安排張詩教、陶劍寒(即陶鑄)等一批共產黨員擔任警衛團的主要領導職務,並將300名曾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招進該團,編成第三營,由共產黨員施恕之任營長。各連軍官也大都由教導團抽調來的進步學員擔任。葉劍英將警衛團的組建情況及時報告了省軍委,得到了軍委的批准。
  在廣州起義前,葉劍英秘密地準備了教導團、警衛團兩個「姐妹團」的革命武裝力量,擬定了初步的起義行動計劃,還與其他國民黨軍中傾向革命的老朋友李明、李潔之等保持聯繫,以備策應起義之用。他的機智果敢和高超的藝術,使敵人無法意料。對於這一點,當時國民黨廣東省政府要員陳公博也供認不諱。他在《寒風集·軍中巢記》中寫道:「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教導團既繳械,怎麼又發回了槍支?我問起緣由,才知道這是參謀長葉劍英的主張,而當時那位葉先生又兼了那個教導團的團長。軍隊有了異動分子已經很可慮,而高級將領就是共產黨,尤其無法可以預防。怪不得我們一方面由公安局破獲無數共產黨的機關,仍然沒有辦法預先消弭這次事變。原來我們的參謀長兼教導團長就是共產黨,警衛團的團長梁先生也是共產黨!」
  但是,這個汪精衛在廣州的代理人知道的並不完全,當時我們黨除了掌握教導團和警衛團之外,還組織了三千餘人的工人赤衛隊和其他武裝力量。
  「夜半槍聲連角起,廣州工農兵起義」
  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緊張階段。
  廣州工人運動,在黨的領導下,規模越來越大,氣勢越來越盛。11月18日,廣州工人代表會召開群眾大會,通過八項革命決議,會後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警察懾於群眾的威力,不敢干涉。
  11月20日,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從上海經省委所在地香港,於26日到達廣州。當晚召開省委常委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在廣州舉行暴動,並成立了以張太雷為首的起義領導機構。
  葉劍英由於當時尚未公開身份,不便於參加黨的這些會議,但是,他堅決擁護黨的決定,並且根據黨的指示,進一步做好教導團和警衛團的起義準備工作,鞏固和加強革命的武裝力量。
  根據葉劍英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情報,起義決定提前舉行,中央最後決定指派葉挺從香港前來廣州負責軍事總指揮,葉劍英為副總指揮。由於起義時間臨時變更,葉挺在12月10日起義前夕從香港倉促起程,當晚到達廣州,未來得及吃飯,即投入了緊張的起義戰鬥的部署工作。
  「夜半槍聲連角起,廣州工農兵起義」。
  11日凌晨3時30分,葉劍英領導的教導團打響了第一槍,在敵人心臟裡的暴動終於啟動了!震驚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廣州起義宣告開始!
  英勇的教導團、警衛團和黃埔軍校特務營的革命官兵高舉紅旗,分成三路,投入了市內的戰鬥。潛伏在市內各地的3000餘名工人赤衛隊,猶如萬箭齊發,向著各個指定的目標發起勇猛攻擊。震破夜空的衝鋒號聲和槍炮聲響成一片。頃刻之間,教導團和工人赤衛隊迅速攻佔了最堅固的反動堡壘公安局。廣州工農民主政府(蘇維埃)和工農紅軍總指揮部即宣告在這裡正式成立。工農紅軍副總指揮葉劍英協助總指揮葉挺等在總指揮部裡共同指揮戰鬥。隨後,走出總指揮部,來到維新路指揮教導團士兵佈防,又到文德路城隍廟門口親自指揮炮兵向敵人射擊。
  敵人在拚死掙扎。國民黨反動派在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支持下,加緊勾結,調兵遣將,妄圖消滅新生的革命政權。逃到珠江南岸的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等匆匆忙忙登上一艘軍艦,到肇慶和江門等地調回部隊,大肆反撲,形成合圍之勢。

  蔣介石叛變革命(10)

  在這種緊迫的形勢下,總指揮部先後召集兩次緊急會議,分析形勢,討論下一步部署。在會上,葉挺、葉劍英、聶榮臻等同志認為起義雖然暫時取得勝利,但敵眾我寡,孤立無援,不宜堅守廣州,一再建議將革命隊伍拉出去,轉移到農村,與彭湃的農軍會合,或去粵北找朱德部隊。但是,均遭到軍事顧問諾伊曼和起義主要領導人的反對,未有結果。
  帝國主義列強各國駐粵領事館,於12日舉行會議,決定派海軍陸戰隊登岸。英國海軍包圍革命的海員工會,日本水兵在長堤開槍射擊起義的軍民。原來欲圖保存實力、按兵不動的河南李福林部,亦奉蔣介石電令,向江北市區進攻。在葉挺、葉劍英、聶榮臻、楊毅等同志指揮下,革命武裝在長堤四次擊退了強行渡江的敵軍。
  這時,在西瓜園召開群眾大會的張太雷,在返回途中,不幸中彈犧牲。葉劍英滿懷悲痛,繼續指揮戰鬥。
  他冒著槍林彈雨,一手提著駁殼槍,一手拎著子彈袋,在長堤第一線巡視佈防,指揮戰鬥。他還利用戰鬥空隙去探視傷員,察看俘虜。
  敵軍反攻猛烈,進逼觀音山。葉挺、葉劍英命令部隊火速前往增援,堅決守住觀音山!
  但是,由於起義軍兵力不濟,敵潰而復聚,酣戰竟日,難以取勝。黃昏後,為了取得友軍支援,葉劍英幾經周折,找到司機羅炳等,要他們開汽車去找東江彭湃的農軍,但因羅炳中途病倒,沒有完成任務。
  我軍增援未到,敵軍相繼麇集,從三面包抄上來。12日以來,敵軍從江門趕來的薛岳部,從韶關趕來的許志銳部,以及從石龍趕來的李漢魂部,陸續搶佔了市內主要據點。市內反動分子乘機搶劫放火,一時火光沖天。
  形勢急劇逆轉。12日晚,總指揮部被迫下達了撤出廣州的緊急命令。這次被譽為「廣州巴黎公社」的英勇起義,終致失敗。
  廣州起義的火種並沒有熄滅,在祖國的原野繼續燃燒。參加起義的武裝部隊大部分轉移到花縣,改編為紅四師,到達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紅二師會合。當時,廣東省委曾經決定葉劍英去當合編後部隊的師長,惲代英去當黨代表,東江特委給省委打報告,「請快些派他們來」,葉劍英因身份已暴露,被敵人搜查封鎖甚嚴,沒有去成。起義的另一部分隊伍到達北江,在韶關附近,參加了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經過輾轉鬥爭,上了井岡山;還有一部分起義隊伍轉到廣西左、右江地區,後來參加了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
  「將成即毀原嘗試,雖敗猶榮應讚揚」。廣州起義雖然失敗,廣州起義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是中國工農兵在南方大城市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大膽嘗試,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評價。


  《葉劍英在關鍵時刻》PART2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

  四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特務瘋狂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軍多次「圍剿」中央蘇區,尤其在張國燾陰謀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和紅軍的關鍵時刻,葉劍英機智果敢堅持鬥爭,化險為夷,保護了黨中央,為黨和人民立了大功
  廣州起義失敗後,暫時隱蔽在沙面租界的葉劍英在黨的地下交通員掩護下,裝扮成鐵路工人,從沙面前往香港。
  葉劍英在廣州是被通緝的「首犯」之一,在香港反動派的「黑名單」上他「名列前茅」,隨時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險,因此經常變換住址。他先在九龍油麻地,後又搬到香港新界居住。不久,他的弟弟葉道英陪著母親也避居香港。全家人又搬到大埔墟一個地方安頓下來。
  避居香港,留學蘇聯
  葉劍英在香港,隨時可能被捕殺頭,但他不顧艱險,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秘密地進行了許多工作。他還派李運全先後五次返回廣州,探聽紅軍退卻情形,幫助一些同志轉移到香港。過了一段時間,葉劍英和隱蔽在香港的聶榮臻、惲代英等同志陸續接上了頭。12月下旬,他被通知到堅尼城(西環)羲金台23號四樓廣東省委秘密機關,出席中共廣東省委會議。當時,在一起開會的還有聶榮臻、惲代英、陸定一、黃■等同志。
  聶榮臻多次回憶在香港期間與葉劍英一起繼續進行革命活動的經歷,他說:「廣州起義失敗後不久,一次我和惲代英同志、葉劍英同志碰頭,談完話後,我們分頭回各自的住處。
  在香港我和葉劍英等同志多次討論過,廣州起義究竟應不應該搞?我們一致認為,當時教導團暴露,張發奎正調兵遣將,準備對教導團下毒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所作為,坐以待斃,也是不對的。因此,如果在廣州我們搞一個兵變,發動了突然襲擊之後,迅速地把起義部隊從城市拉出來,轉移到農村去發展游擊戰爭,這樣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確的。
  葉劍英同志和我曾建議,鑒於教導團經過基層軍官訓練,軍政素質都比較好,應該設法讓他們經贛南逐漸向朱、毛靠攏,一路上可以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力量,到井岡山會合後,又可以作為幹部使用,讓他們去訓練部隊帶兵打仗,那作用就會大得多。即使讓他們留在當地,也不再去硬打硬拚,而應該讓他們去發動與組織農民,開展游擊戰爭,以保存和發展力量,等待有利時機。但省委沒有接受這個意見。
  在香港,劍英買了一部太平天國的野史,推薦給我看。我們一邊議論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慘痛歷史,一邊總結廣州起義成敗的經驗教訓,越談越投機,有時竟廢寢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劍英精明強幹,才華出眾,分析問題精闢,對同志熱情誠懇。從此,彼此視為莫逆之交。」
  這兩位年輕的革命家,當時深感廣州起義後起義軍沒有和農軍聯合起來建立根據地,是個大失誤。他們曾向省委提了這方面的意見,可惜未被採納。
  葉劍英在香港「隱居」期間,堅持讀書,秘密訪友,盡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些有利於黨的工作。
  當時,一個叫陸久之的人,通過迂迴曲折的關係找到大埔葉劍英的住處,請求幫助。
  陸久之原是上海總工會秘書處工作人員,曾在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汪壽華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陸暫避香港。葉劍英十分同情並支持他,讓他寄宿在自己的住處。後來,葉劍英通過關係介紹陸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陸曾組織輪船招商局海員工會,醞釀發動罷工,未有成功。抗戰勝利以後,陸久之同蔣瑤光(蔣介石與陳潔如所領養的女兒)結合,成為蔣介石的女婿。
  共產黨員秦元邦是葉劍英的同鄉,梅縣東山中學的學友,他參加南昌起義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失敗後隻身到達香港,貧病交加,生活無著。一天,葉劍英在九龍碼頭上與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龍大埔墟家中暫住。此時,秦元邦正週身生瘡。葉劍英儘管住不寬敞,生活拮据,且不便在公共場所露面,還是想方設法為他求醫治病。二十多天以後,秦元邦身上的瘡被治好了。葉劍英又派人秘密將他送回廣東梅縣老家,使他繼續參加革命鬥爭。解放後,秦元邦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他感激地說:「當年如果沒有劍英同志的幫助,我可能再次被捕,早就沒有今天了。」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2)

  在香港期間,葉劍英還與中共香港九龍區委負責人梁廣以及地下黨員柯麟等同志取得聯繫,進行秘密活動。接待和保護一些進步同學和戰友。
  1928年秋,黨組織決定派葉劍英去蘇聯學習。葉劍英為實現這個多年的夙願異常高興。他戀戀不捨地告別了母親和家人。到了上海,周恩來、惲代英等同志安排葉劍英帶領七人小組於12月20日從上海出發,經哈爾濱、滿洲裡,到達莫斯科,進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從上海到中央蘇區,參與指揮 反「圍剿」戰爭
  1930年,葉劍英從蘇聯回國。在上海受到中央軍委常委周恩來接待並安排他與留學蘇聯歸來的劉伯承、傅鍾、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譯蘇軍條令條例。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9人組成蘇區中央局,並組成了25人的蘇區軍委,葉劍英與彭德懷、賀龍、黃公略、鄧小平、劉伯承、鄧中夏、惲代英、李富春等為軍委委員。
  1931年1月7日,葉劍英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會議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在會上受到嚴厲指責。原來不是中央委員,通過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這時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不久,黨中央決定派葉劍英去江西蘇區工作。1931年4月,葉劍英由上海經香港,繞道廣東到達中央蘇區。
  當時,中央蘇區正面臨著蔣介石調動數十萬大軍進行「圍剿」,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本來中央蘇區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軍民奮戰,粉碎了敵人第一次「圍剿」,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但是,上海的中共中央卻作出決定,在江西寧都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指定周恩來任書記。在周恩來未到職以前,由中央派來的項英代理書記。同時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毛澤東任副主席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葉劍英到達蘇區正趕上蔣介石調集二十萬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第二次大規模「圍剿」。他被委派負責軍委參謀部的工作,處在反「圍剿」鬥爭的第一線。他拜毛澤東為師,邊學習邊參與指揮作戰。不久,紅軍以三萬兵力,在十五天內,由西向東橫掃七百里,連打五個勝仗,殲滅國民黨軍三萬餘人。葉劍英在總司令部裡,認真學習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作戰的藝術,同時注意調查研究,掌握敵情我情,逐步取得了運籌指揮的發言權。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勝利之後,中央蘇區軍民在毛澤東指揮下,從7月至9月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從這兩次反「圍剿」作戰中,葉劍英親身感受到,毛澤東對敵情瞭如指掌,能夠及時作出準確的判斷,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毛澤東待人誠懇,作風民主,既有大無畏的革命膽略,又有科學的求實精神,因而能團結同志在極其困難複雜的條件下戰勝敵人,贏得廣大軍民的信任,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為中國革命有這樣一位好領導人,感到自豪,對革命前途充滿了信心。
  1931年11月,在紅都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葉劍英任中革軍委委員兼總參謀部長(即總參謀長)。
  葉劍英擔任總參謀長以後,一方面繼續協助朱德等人指揮作戰,同時,以大量精力,抓緊進行司令部機關的建設。
  當時,紅軍正處在創建發展時期,因戰鬥頻繁,來不及進行休整,各級統率機關也剛剛建立起來,缺乏明確的分工和嚴密的制度。尤其司令部的參謀工作缺乏經驗,還不能完全適應戰爭的需要。葉劍英擔任參謀部長以後,對這個問題感觸很深,經過調查研究,他向軍委提出,要建設精幹的統率機關,統率部各機關部門應當堅持短小精幹和辦事效率高的原則。朱德等同志支持他的建議,決定對統率部機關進行整編。在總參謀部內成立了作戰、偵察、交通、動員、教育和管理等部門。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3)

  葉劍英非常注重培養提高參謀人員的素質。他親自辦參訓隊(班),召開師以上參謀長會議,言傳身教。當年擔任過師參謀長職務的耿飆,多年後回首往事,仍津津樂道:「葉參座那時開會給我們講蘇聯紅軍、中國紅軍作戰經驗、戰略戰術,還講孫子兵法,聽起來,特別新鮮,他不愧是一位軍事家。」同志們習慣沿襲他在國民黨軍隊時的稱呼,仍然親暱地喊他「參座」。但這「參座」,與白崇禧等國民黨著名高參有所不同,不是「白色」的,而是「紅色」的。
  這期間,葉劍英還參與了寧都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
  起義前,他聽取研究起義方案,秘密轉送起義部署圖。12月14日,趙博生(共產黨員)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領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在江西寧都舉行了起義。起義後,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葉劍英多次親臨視察,給部隊講紅軍傳統,幫助解決各種問題。他與趙博生、董振堂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多年後,他在《懷戰烈》組詩中寫道:
  寧都霹靂響天晴,赤幟高擎趙博生,
  虎穴堅持神聖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英雄戰死錯路上,令我深懷董振堂,
  猿鶴沙蟲經世換,高台為你著榮光。
  1932年5月,蔣介石親自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調集大批軍隊向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他下令組成以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指揮江西、廣東、福建、湖南的國民黨軍牽制中央根據地紅軍的主力,準備大舉進攻中央根據地。葉劍英積極協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組織指揮蘇區軍民,積極進行反擊敵人第四次「圍剿」的作戰。7月初,他參與部署紅軍發起南雄、水口戰役,打擊了向江西「進剿」的國民黨軍粵軍部隊的氣焰,穩定了中央根據地的南翼。8月,他根據蘇區中央局確定紅軍向北作戰行動決定,領導參謀人員制定了先打樂安、再攻宜黃的作戰計劃。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的直接指揮下,紅一方面軍攻克樂安、宜黃,取得了重大勝利。
  在異常殘酷緊張的反「圍剿」作戰期間,葉劍英始終保持緊張樂觀的情緒,勤於偵察,精於運籌,不避艱險,深入前線,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高度讚揚。
  辦好紅校,開展東南戰區游擊戰
  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發展,並沒有平息黨內的矛盾鬥爭。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會議根據中共臨時中央的有關決議和指示,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所謂「反傾向的鬥爭」,激烈地批評和指責毛澤東過去堅持的正確方針政策,提出「以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會後,時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製造借口,以要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為名,把他調回後方,隨即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因為葉劍英支持毛澤東的路線和主張,被免去總參謀長職務,與劉伯承對調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同毛澤東一起回到後方,途中兩人邊走邊談,抒發心中不平之氣。
  紅軍學校始創於1931年秋,建校之初,毛澤東曾說過:新舊軍閥都懂得,有權必有軍,有軍必有校。國民黨辦了個「黃埔」,我們要辦個「紅埔」,一定要把紅校辦成培養軍事人才的基地。中革軍委先後任命肖勁光、劉伯承任校長兼政委,選派左權、歐陽欽、黃火青、伍修權、吳亮平、郭化若等擔任學校的各級領導和軍政教員,經過前二任校領導和全體教員們的艱苦創業,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已辦過三期的紅校初具規模。
  葉劍英到紅軍學校,瞭解情況後,適應革命戰爭發展的需要,首先擴大學校規模,提高教育質量。第四期招生2110人(比第三期多一倍以上)。他根據黃埔軍校和蘇聯勞動大學的經驗,在辦校中發揚古田會議精神,抵制「左」傾路線的干擾,繼續貫徹毛澤東倡導的從實際需要出發的訓練方針。組織紅軍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員,學習紅軍的戰略思想和戰術觀點,還定期組織討論「中國革命的問題」、「如何開展游擊戰」等,以提高教員的政治、軍事理論水平。葉劍英提倡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知識,注意總結紅軍建設和作戰經驗。他親自編寫教材,給學員講課,指導操練,現場示範,深受學員歡迎。在教學中,葉劍英注重改進教學方法,主張直觀現象教學,少講多練,組織實戰性的野外實習,解決理論聯繫實際問題,使學員學到了真本領,提高了教學質量。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

  在紅軍和紅校生活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葉劍英非常關心部屬和學員,與大家和睦相處,親如手足。他像師長對小學生那樣,手把手地教秘書處理文電,看書學習。他看到身邊同志病了,親自找醫生治療,督促用藥。有一次何長工發瘧疾,葉劍英搞到狗肉,給他驅寒,他不吃狗肉。當時藥不好買。葉劍英說:「長工,你這個病我給你吃點臘肉補一補就好了。」他自做的臘肉味道很好,又補血,何吃了幾次果然好了。葉劍英不但對紅校的校友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關心備至,體貼入微,還盡最大努力保護遭受「左」傾路線打擊的郭化若等許多好同志。
  為了徹底粉碎蔣介石第四次「圍剿」,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蘇區劃分為東北、東南和贛江三個戰區。各區設立總指揮部,統一指揮該區內紅軍和地方武裝的作戰行動。1932年11月10日,葉劍英又受命兼任東南戰區的總指揮兼政委。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挑起兩副重擔:在領導紅校教育訓練的同時,指揮東南戰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反擊敵人的「圍剿」。11月中旬,葉劍英親赴閩西,與福建軍區縱隊研究迎擊敵人「圍剿」的戰略部署,決定在閩西、贛南廣泛建立有武裝、有陣地、有群眾的紅色據點,爭取把漳坪、永安、建寧、泰寧等小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同時還決定,抽調部分工農幹部骨幹,經過軍區訓練後,派往白區,加強白區游擊隊和白軍中士兵工作。他根據軍委部署,指揮東南戰區軍民,積極開展襲敵、擾敵活動,向進犯清流、連城、龍巖之敵發起進攻,給敵以沉重打擊。葉劍英率部在東南前線開展防禦作戰並在兵員、物力等方面積極支援主力紅軍,對於取得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敵人的「圍剿」固然對中央根據地是個極大的威脅,但是更大的困難和危機卻來自革命內部。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洛甫等先後到達瑞金。其後,共產國際派來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李德亦到達中央蘇區,實際上掌握了中革軍委領導權。
  蔣介石從1933年5月開始,又調集五十萬兵力,策劃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9月25日,蔣介石乘紅一方面軍主力分頭作戰之機,組織兵力大舉進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要求紅軍在根據地外戰勝敵人,多次下令構築防禦工事,「禦敵於國門之外」,實行陣地防禦。當時兼任建寧警備區、閩贛軍區司令員的葉劍英雖然對此有不同意見,但囿於組織紀律,也只好奉命組織閩贛軍區和建寧警備區所屬單位,構築防禦工事,建設作戰基地。他召開作戰會議,領導各部隊積極擴大根據地,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部署紅軍主力肅清建寧、安遠、梅口三區內的地主武裝大刀會、保衛團等,打通建寧通往寧化的道路,保障兵站、醫院的交通安全。他夜以繼日,調動各方面力量,指揮戰鬥。經過一個月的艱苦努力,建寧、安遠、均口、依口、官倉、梅口、魚潭等地相繼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並進行了分田活動。作為戰區司令員的葉劍英,不僅負責前線指揮,還要照顧後方供應。他發動群眾籌糧,在北線存米520多擔,谷1170擔,南線存糧5200多擔,保障了主力紅軍的糧食供應。
  為了打破敵人的「圍剿」,葉劍英還組織福建軍區野戰司令部,領導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堅壁清野,斷橋斷路,騷擾敵人。根據毛澤東、朱德總結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戰方針,他指揮部隊聲東擊西,吃掉敵人。一次,敵軍拼湊了一個軍的兵力向我福建軍區的前沿陣地龍燕鎮一帶和扁山要地進犯。當時,紅軍只有一個師守衛在龍燕鎮一帶,一個團守衛在扁山。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葉劍英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隊暫時放棄龍燕鎮和扁山,有計劃地往福建的長汀方向退卻。他直接指揮一部分紅軍部隊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採取「麻雀戰」的打法,牽著敵人的鼻子在山裡兜圈子,伏擊並全殲了敵軍一個營,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戰士高興地編了一個順口溜,唱道:「葉司令員指揮強,伏擊圈子打豺狼,別看敵人凶又狂,打得它叫爹又喊娘!」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5)

  葉劍英在指揮部隊轉戰過程中,十分重視傷病員的救護工作。對身負重傷的指戰員,只要他看到,都要親自察看傷情,只要還有一口氣,都要積極搶救。有時自己帶隊負責阻擊敵人,退卻在後,掩護傷病員轉移。他經常教育部隊說:在收容傷員時一定要仔細,不能粗心大意。每個紅軍戰士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要設法搶救,多救出一個紅軍戰士,就為革命多增加一份戰鬥力量,要愛護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呀!
  閩西地區,地形複雜,山高路險。葉劍英帶領福建軍區前線指揮所,一口氣走了95華里的山路,轉移到汀川至連城間的鳳凰山頂,住在一個破廟裡,指揮部隊偵察連城一帶敵軍活動情況,監視和襲擾敵軍。當時,紅軍被敵人嚴密封鎖,幾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艱苦,缺糧少鹽。糧食每人每天定量六兩(十六兩秤),用小草袋蒸飯,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飯。沒有鹽吃,就到山中老房子裡去掃硝鹽(白土),硝鹽同普通鹽味道不一樣,苦得令人難以下嚥。沒有醫藥,戰士們害了瘧疾、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點稀飯,硬撐著。葉劍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揮打仗,夜裡還要起來親自查哨,照看傷病員。有時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飯和白薯干留下來給傷病員吃。警衛員胡紹明行軍中了暑,病得很厲害,葉劍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點土藥給他吃,並把自己的馬讓給他騎。胡紹明回憶起那段艱苦歲月,感動地說:「葉司令待我們像親兄弟一樣,我有病照顧不了他,他反倒照顧我,那一次如果沒有他細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鳳凰山上了!」
  不久,葉劍英率福建軍區主力部隊紅二十四師發起連城戰鬥。戰鬥開始前,葉劍英和師長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訂了戰鬥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於敵情發生變化,偵察不夠周密,結果,部隊在發起總攻後,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敵軍猛烈阻擊。葉劍英正隨隊前進,一看情況不妙,立即下令部隊撤出戰鬥。對這次戰鬥失利,葉劍英戰後主動承擔責任並作了檢討。但早就對葉劍英懷有成見的李德,藉機把他從福建軍區調回軍委兼管四局等直屬機關的工作。葉劍英對於這次「降職」使用並不計較。他任勞任怨,積極工作。後來,毛澤東、周恩來誇獎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幹部。
  力保戰友隨隊轉移,變「甩包袱」為「集財富」
  1934年5月,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錯誤指揮下遭致失敗,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紅軍主力撤離中央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
  當時軍委直屬隊有不少同志因為抵制「左」傾錯誤,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轉移前,「左」傾錯誤領導者把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贅」,想甩掉一批,殺掉一批。葉劍英感到事態嚴重,決定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盡最大努力,抵制這種錯誤的做法。他親自調查,找一些同志談話,分析研究,認為多數同志是對「左」傾錯誤領導不滿,擁護毛澤東的好幹部,少數人犯過錯誤,性質也不嚴重;有些人則是編余幹部,根本沒有「錯誤」。他感到,這些革命同志是黨的寶貴財富,決不能當成「包袱」,隨意拋棄,更不能隨意殺掉。因此,他冒著自己再遭打擊的危險,仗義執言,盡量設法讓他們隨軍突圍轉移。當國家保衛局長鄧發,拿著一份要「處理」的幹部名單給他看時,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那名單上有五六十名幹部,分成A、B、C三類,一類是要殺的,一類是要留在蘇區的,另一類是可以參加突圍轉移的。葉劍英看後當即問他這是誰決定的?鄧發回答,是中央討論定下來的。葉劍英說,人命關天,不論誰定的,也要有根有據,符合事實,不能無法無天,堅決反對殺人。他對瞭解的幹部,逐個談了自己的意見,極力加以保護。他看到名單上有邊章伍的名字,被劃入槍斃的一類,葉劍英激動地說,這個同志我非常熟悉,他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很有學問,軍事理論和軍事素質比較高,是軍隊的有用之才;況且他參加寧都起義有功,工作很有成績,又是個好人,怎能列為反革命呢?鄧發被說服了,便把邊章伍的名字勾掉。就這樣他暗中保護了許多幹部。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6)

  後來,在一次討論如何組織軍委縱隊的會議上,葉劍英向朱德、周恩來等軍委領導再次明確提出保護幹部的意見和安排幹部的方案:把紅軍大學和其他幾所已被撤銷學校中的一部分教員、學員,分配到各個軍團中去補充幹部缺額;另外組編成一個直屬軍委的幹部團,調公略步兵學校校長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幹部團仍屬隨營學校性質,以保留戰鬥骨幹。同時,建議將受「左」傾領導打擊排斥的所謂「犯錯誤」的幹部和編余幹部,一部分安排在軍委機關工作,另一部分編入幹部團隨軍行動。朱德、周恩來採納他的建議,經過軍委討論批准,將黨和紅軍的一批重要幹部,其中包括肖勁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護下來。這些幹部在遵義會議之後,都先後被恢復了名譽並分配了工作,成了黨的寶貴財富。他們不僅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國解放以後,大都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人。
  這樣,葉劍英等主持正義的領導者,竭盡全力保護了一大批幹部,但是,「左」傾錯誤領導者並不服氣,對於反對他們主張的幹部繼續採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辦法,進行打擊迫害。葉劍英遭到李德歧視,自身難保,對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幹部也愛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親密戰友,也無能為力。他後來沉痛回憶說:「李德那個人可厲害,他講不贏道理,就用組織手段整你。長征時很多幹部沒帶出來,像瞿秋白、古柏、毛澤覃、劉伯堅這些同志戰死的戰死,有的被殺掉。這都是李德他們搞的。」
  劉伯堅是葉劍英要好的老戰友。早在1926年,他和鄧小平、劉志丹等先後被派到馮玉祥的部隊做政治工作。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深得馮玉祥、於右任、鄧寶珊、楊虎城、吉鴻昌等將領的信賴。1931年在中央蘇區參與策劃組織寧都起義後,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功勳卓著。長征突圍前,「左」傾錯誤領導者翻他的老賬,無非是因為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反對過王明宗派集團,因此,劉伯堅被留在蘇區,擔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可是他並沒有因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工作。為了護送主力紅軍渡過於都河,他親臨架橋工地,開展後勤支援工作,從早到晚,站立河畔橋頭,為長征戰友送行。他見到葉劍英,特意把酒餞別,傾訴衷腸。兩位老戰友戀戀不捨,心情十分沉痛。劉伯堅望著滾滾東流水,對葉劍英說:「大隊人馬向西轉移了,我留在贛南沒有什麼作用,你還是想法反映反映,讓我跟著走吧!」其實葉劍英曾幾次把劉伯堅的要求向軍委作過匯報,提議讓他隨隊長征,但「左」傾領導者卻說劉伯堅「婆婆媽媽的」,沒有什麼用,就是不同意他參加長征。葉劍英欲語還休,只好互道珍重,灑淚而別。後來,劉伯堅在贛南的一次作戰中負傷被俘,堅貞不屈,壯烈犧牲。犧牲前,曾在獄中留下《帶鐐行》的著名詩篇。解放後,葉劍英為懷念劉伯堅烈士,曾賦詩一首:「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於都濺濺鳴。樑上伯堅來擊築,荊卿豪氣漸離情。」詩中引用戰國時期高漸離到易水河邊送好友荊軻的歷史典故,追記當年劉伯堅在於都河畔、黎板橋頭,熱情相送,依依惜別的情景,贊喻劉伯堅及其戰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歎不已。這也是葉劍英對「左」傾錯誤領導者深惡痛絕的一首激憤詩篇。
  臨危不懼,在緊急時刻救護中央領導和機關
  「左」傾錯誤領導者在軍事上指揮上實行冒險主義、保守主義的結果發展成為逃跑主義。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中共中央、紅軍總部率領中央紅軍四個軍團及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共八萬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葉劍英擔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第一縱隊,又稱「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由軍委總部及其直屬部隊組成,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及顧問李德隨其行動。
  葉劍英後來又以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身份主持紅軍總司令部的工作。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7)

  在連續突圍行軍作戰中,他協助周恩來、朱德處理繁忙的軍務,及時傳達並貫徹執行軍委的各種命令、指示,隨時處理部隊行軍作戰遇到的各種問題。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行進到湖南和廣西交界的西延山區。山勢陡峭,道路崎嶇。下山後,涉過一條小河,好容易來到一片開闊地。就在這時,敵機突然飛來。葉劍英命令部隊迅速散開,在路邊隱蔽。敵機越飛越低。突然向部隊俯衝投彈。隨著一顆炸彈「轟」地一聲爆炸,葉劍英腿部受傷摔倒在地。警衛員范希賢見狀,馬上奔上來扶他,葉劍英自己爬了起來,踉踉蹌蹌地繼續往前走去,鮮血從褲子下不斷流出。總衛生部部長賀誠聞訊趕來,把葉劍英扶上擔架,抬到總衛生部臨時所在地時,傷口還不停地流血。醫生檢查,發現一塊彈片打進了右腿靠近臀部的地方,約有好幾厘米深。但他仍然堅強忍住,說:「沒關係,不要緊。」醫生趕快對傷口做了簡單包紮,由於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彈片無法取出,只好留在體內了。葉劍英不大在乎,坐著擔架,繼續上路。警衛員把棉大衣給他蓋在身上,才發現大衣被炸了許多窟窿。原來,炸彈爆炸時,葉劍英正用右手拎著大衣。如果不是這件棉大衣護著,說不定還會有生命危險呢!葉劍英每談起這次負傷留在身上的彈片,就風趣地說:「留著它作紀念,可以使自己不忘過去。」
  葉劍英對待自己負傷不大在意,但對別人卻非常關心,使許多同志感受到溫暖。他從擔架上爬下來,帶傷走路,堅持工作,勞累過度,又加上營養不良,身體消瘦,吐了幾次血,但堅持行軍,還經常把自己的乘馬讓給傷病員騎。參謀孔石泉在通過少數民族地區時,腳負了傷,走路困難。葉劍英把自己的馬讓給他騎。幾十年後,孔石泉回憶起這件事,仍很動情地說:「葉司令員很關心我,如果沒有他的那匹馬,我也許走不出少數民族地區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部隊進行整編,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中央縱隊,確定由總參謀長劉伯承兼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兼一局局長,負責指揮行軍作戰。
  紅軍繼續前進。1935年1月9日,黨中央、中央軍委隨部隊進入遵義城。接著,1月中旬,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會議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一次偉大歷史轉折。當時中央縱隊未單獨設立司令部,由總司令部兼理。葉劍英在總司令部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作戰,日夜守候在作戰值班室,處理緊急軍務。他拖著帶傷的身體,不捨晝夜地工作,有時一天只能休息三四個小時。當他得知遵義會議的結果時,十分高興。他衷心擁護會議的正確決定,擁護毛澤東的領導,連夜向部隊傳達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在遵義附近,與敵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機關行軍到一條山谷時,突然從北邊半山坡上衝來一股敵軍,向中央機關人員猛烈開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都在敵射擊圈內,情況非常危急。中央機關人員只好躲進一條深水溝裡。過了一會兒,敵軍吹起衝鋒號,衝下山來,高喊:「活捉朱毛!」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葉劍英發現情況,當即下令:「通信排跟我來!」親自帶領一個排迅速衝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邊壓下來的敵人還擊。敵軍遭到阻擊,摸不清底細,不敢再往下衝,退去。中央機關轉危為安。事後大家說:「好險呀!要不是葉參謀長及時趕到,我們就要吃槍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佔領遵義的老城老鴉山戰鬥中,三軍團參謀長鄧萍不幸犧牲。葉劍英在危難之際奉中央之命前往三軍團任參謀長,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三軍團作戰。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8)

  3月上旬,中革軍委在打鼓新場附近召開重要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委員以及一、三軍團負責人、縱隊司令員、政委等。三軍團參謀長葉劍英和政治部主任劉少奇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就在會議緊張進行時,敵機突然襲來。出席會議人員沒有做防空準備,一時忙亂起來。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央領導人,他眼疾手快,拉著毛澤東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溝裡奔去,看到山腳下有塊密密的茅草地,兩人便隱蔽起來,直到敵機飛走後,才回到原地繼續開會。
  葉劍英在長征中危急時刻兩次救護中央領袖的故事,一時流傳開來。
  艱苦卓絕,爬雪山過草地勇當開路先鋒
  遵義會議後,葉劍英在中央軍事指揮三人小組和彭德懷、楊尚昆的領導下,制定三軍團的作戰計劃,指揮部隊乘夜經潭廠、兩路口攻佔仁懷、大村等地,在二郎灘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直趨貴陽。
  部隊翻山越嶺,來到金沙江畔,已是夜晚,準備宿營。收報員突然送來先頭部隊的電報說,行軍前方有一座橋被水沖斷了,需要連夜架修。這時大家經過一天的行軍,人困馬乏,已經很疲勞,葉劍英不顧自己帶傷走路,週身酸痛,連夜召集李天祐、孫毅等司令部的幾位科長碰頭,商討辦法,並要親自帶工兵連去趕修。幾位科長看到他身體虛弱,堅決不讓他去,經過研究,由孫毅帶工兵連,走了幾十里路,在河邊奮戰一夜,完成了架橋任務。
  彭德懷、楊尚昆和葉劍英率領三軍團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後,乘勝繼續北進。經過人跡罕至、野獸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揮部隊擊潰四川軍閥楊森所部6個旅的堵截,於6月初佔領了天全、蘆山、寶興,為後續部隊掃清了道路,迅速趕到夾金山腳下。
  夾金山位於四川寶興西北地區,是紅軍長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高聳入雲,氣候寒冷,山頂積雪終年不化。紅軍指戰員一路轉戰來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單衣,糧草不濟,空氣稀薄,真可謂「飢寒交迫」。葉劍英找大家商量,佈置部隊準備些生薑、大蒜、大蔥、辣椒,以備上山時咀嚼壓寒。他規定翻雪山時,一要緩行,二要少說話,三要堅持站立,不能坐下來休息。葉劍英拄著拐棍,口裡含著薑片,與警衛員范希賢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氣候,變幻莫測,剛才還是陽光燦爛,一忽兒就下起了鵝毛大雪。暴風夾著雪花襲來,痛似刀割。大家用手捂著臉,踉踉蹌蹌,艱難地行進。稍不小心,掉進雪崖下,就永遠也爬不起來了。葉劍英和戰士一樣穿著單薄的軍裝,凍得渾身直打哆嗦,但他仍然左扶右挽,同戰士們一起前進。好不容易爬到山頂,遠遠看見有幾個人坐在那裡烤火,走近一看,都已凍僵犧牲了。他和同志們默默地摘下軍帽,含著熱淚,同這些戰友訣別。
  爬過雪山,部隊斷糧,只好靠野菜充飢。有時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樹皮。為了走出困境,葉劍英率三軍團教導營與藏民聯繫買糧。但沿途藏民多受國民黨的欺騙宣傳,都藏匿起來,不肯賣糧給紅軍。他教育部隊要愛護少數民族兄弟,遵守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並且規定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他帶頭執行政策,遵守紀律,要大家寧肯餓著肚子,也不准隨意侵擾藏族同胞。有的藏民受反動宣傳的影響,拿起大刀長矛對付紅軍。葉劍英告誡部隊,絕對不准還擊,不准開槍!由於部隊較好地執行黨的少數民族政策,許多藏民很受感動,積極動員躲在山上的群眾陸續回家,紛紛把餘糧賣給部隊,甚至樂於為紅軍帶路。
  更可貴的是,在中央蘇區和長征路上,在與「左」傾錯誤鬥爭中,葉劍英一直站在毛澤東一邊,非常關心和愛護毛澤東。毛澤東有事愛同葉商量。那時沒有圖書館,都是個人帶幾本書在身邊,葉劍英在戰爭環境裡一直帶著不少書籍。毛澤東研究孫子兵法等需引證典故,葉劍英知道了,主動向毛澤東提供書籍和資料,解決燃眉之急。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9)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於1936年6月中旬,在川西北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十萬人舉行會師慶祝大會,大家歡欣鼓舞,對前途充滿希望和信心。
  更令人鼓舞的是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已走向新的高潮,華北已成為抗日鬥爭前線。中華兒女奮起抗戰。中共中央根據這一有利形勢,提出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但是這時黨內又出現了一股逆流。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依仗人眾槍多,向黨中央鬧獨立,主張紅軍向邊遠地區實行總退卻,向川、康地區退卻或南下。黨中央和張國燾之間,在紅軍前進方向和戰略方針上分歧日益明顯。為了求得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中共中央於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了報告。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新的戰略方針;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決定》有針對性地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的主要危險。」會上經過討論,張國燾勉強同意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數人關於北上的意見。中革軍委根據這次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和作戰部署,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但是,張國燾回到理縣後,立即變了卦,他致電中央,仍堅持南下,並在部隊中散佈不信任中央的言論。其追隨者向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名單,竟然提出要張國燾任「軍委主席」,並給予「獨斷決行」的大權。中共中央拒絕了張國燾等人的無理要求,但為了照顧紅軍的團結,於6月29日任命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7月18日決定把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治委員職務讓給張國燾。張國燾勉強同意四方面軍向松潘的毛兒蓋前進。
  在這期間,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與張國燾的態度相反,積極主張做好兩軍的團結工作。他看到一方面軍兵力消耗大,老幹部保存多,就從大局出發,建議從一方面軍抽調一批幹部到四方面軍工作。張國燾也點名要葉劍英等一批領導幹部和參謀人員去四方面軍。其用意何在?瞭解內情的耿飆曾一語道破:「張國燾這樣做,一個卑鄙的目的,就是企圖削弱中央的領導力量。」
  為了進一步解決組織問題,黨中央7月下旬在黑水蘆花召開政治局會議(即蘆花會議),決定以原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並應四方面軍領導要求,派葉劍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軍工作,任命葉劍英為參謀長。
  葉劍英即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告別,幾位領導人同他作了懇切談話,隨後帶領紅軍總司令部機關的李榮、呂繼熙(呂黎平)、陳茂生等10餘名作戰參謀和機要幹部,從黑水出發,去毛兒蓋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報到。從黑水到毛兒蓋,中間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這是長征中最後一座雪山。那時雖是7月炎夏,山下驕陽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氣逼人。抬眼望去,雪山頂峰銀光耀眼,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葉劍英重任在肩,一路走一路想著,根據臨走時毛澤東、周恩來的囑咐,諄諄告誡戰友們到四方面軍那裡要記住兩條:一要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戰略方針,堅持北上抗日,二要虛心學習四方面軍同志的長處,主動搞好團結。
  葉劍英一行經過艱苦行軍,翻過雪山,來到毛兒蓋。這是諾爾蓋大草原最大的一個村寨。他在一戶藏族同胞家裡住下後,立即根據總指揮徐向前的意見,著手加強前指司令部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同時,準備攻打松潘。然而,由於張國燾的阻撓破壞,紅軍在這一地區停滯不前,失去了佔領松潘、東出四川的戰機,而敵軍在這一個多月內,卻完成了對紅軍圍追堵截的部署。在這種緊迫的形勢下,黨中央被迫放棄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決定出敵不意,穿過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進。為此,紅軍總部決定把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左路軍包括一方面軍的第五、三十二軍,四方面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下,從卓克基出發,經阿壩北進;右路軍包括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指揮,從毛兒蓋過草地,向班佑推進,北上阿西。黨中央、中革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隨右路軍行動。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0)

  然而,張國燾卻壓制左路軍遲遲不動,在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於8月初來到毛兒蓋。他一到,就向中央發難,反對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於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繼續解決組織問題。
  張聞天在會上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了黨中央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的正確性。
  沙窩會議之後,葉劍英召開總指揮部直屬單位會議,傳達黨中央的決議,具體佈置過草地的思想動員和物資準備工作,並要求作戰科提出行動路線的意見。當時,葉劍英忙得不可開交。他白天組織部隊到處徵糧,收購青稞,晚間還要同大家一起炒麥磨面,準備乾糧,保證行軍北上萬無一失。
  從毛兒蓋地區北上,必須經過一望無際、渺無人煙的茫茫大草原。為了查明與找到過草地的捷徑,以減少損失,縮短路程,首先要找到可靠的嚮導。到哪裡去找呢?葉劍英找了幾個,都不合適。後來特地到三十軍,請程世才軍長幫忙,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嚮導。葉劍英親自向老李作調查,然後,迅速從三十軍回到前敵總指揮部匯報情況,並提出願率一部分兵力先行開路,自告奮勇當「開路先鋒」。毛澤東聽取葉劍英匯報後,馬上召集會議,進一步研究右路軍北上的具體路線,最後肯定了右路軍經草地到班佑,然後走拉卜楞的行軍路線,並決定由葉劍英率兩個團先行開路。
  葉劍英於8月18日帶著嚮導老李,率領三十軍二六四、二六五團向草地進發,為右路軍開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領的三十軍主力跟隨前進。
  茫茫草地,荒無人煙,濁沼橫潦,濃霧瀰漫,氣候多變。不但自然條件惡劣,還有敵兵不斷襲擾,面臨著令人難以想像的困難。葉劍英和戰士們走在爛草淤積的沼澤地,踏著一窩一窩的草□前進,偶爾失足,踩進淤泥中,就會陷下去越陷越深,以致沒頂。這是多麼險惡的境況啊!
  葉劍英負傷未癒,抱病帶領部隊行軍,指揮作戰,還要給部隊講授打騎兵的要領,要付出比戰士更多的艱辛。但他咬緊牙關,堅持走下去。部隊在草地走了幾天幾夜,帶的乾糧都吃完了。他就同大家一起啃樹皮,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渾身浮腫,躺在草地上,永遠起不來了。部隊減員越來越多。
  部隊經過日夜艱苦行軍,好不容易來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這個被大家想像成為「草原的天堂」,其實不過是二三十戶遊牧藏民的集居地。在這個小寨裡並沒有像樣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樹棍拱起屋架、外面塗以犛牛糞的「牛屎房子」。
  葉劍英在班佑,與程世才一起指揮部隊打退了敵騎兵的襲擊,並抓緊在班佑小住的時間,繼續找當地藏民調查去甘南的行軍路線。待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陳昌浩等陸續到達班佑後,他向毛澤東等報告了先遣部隊一路行軍戰鬥情況和下一步部隊行動的意見。他建議說,按照原計劃去拉卜楞,還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會遇到許多敵人騎兵,不好對付;如果從班佑這裡向東北轉彎,越過巴西,佔領包座,很快就可以到達甘南了。毛澤東翻看地圖,又徵求周恩來等人的意見,點頭說,劍英的意見很好,我們就決定從這裡轉彎。此後,右路軍即從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進。葉劍英成功地完成了過草地開路先鋒的任務。
  右路軍到達班佑地區後,根據先遣部隊偵察到的情報,葉劍英協助徐向前、陳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軍全部和第四軍一部殲滅企圖堵截我軍的包座之敵的作戰計劃,經過兩天多的激烈戰鬥,取得了包座戰鬥的重大勝利。
  關鍵時刻,「偷」送張國燾「密電」,挽救了黨和紅軍
  1935年8月底,前敵總指揮部經班佑、巴西,勝利進駐古城潘州。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及其所屬單位和紅三軍亦隨後進入潘州及其附近地區。所屬紅一軍則已向俄界進軍。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1)

  位於松潘、漳臘地區的胡宗南部因與紅軍戰鬥,其四十九師被殲,不敢再孤軍北上。蔣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甘南兵力十分空虛。如果已佔領阿壩地區的左路軍能按原計劃迅速北上,一定能夠順利進行夏洮戰役,佔領甘南,開闢一個新的蘇區。
  但是,張國燾繼續同中共中央唱反調。他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之後,就停滯不前,拒不執行中央要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全力向洮河以東發展的指示。相反,他堅持要左右兩路軍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圖越黃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邊遠地區。從8月下旬以來,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窪(今麥窪)、班佑,同巴西地區的右路軍會合。張國燾迫不得已,勉強同意部隊向東挪動,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漲大,上下三十里均無涉點」,停止東進,拒絕向右路軍靠攏。相反,於9月3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呈中央,提出改變北上方針,主張南下,要求「右路軍即乘勝回擊窪潘敵,左路軍備糧後亦向松潘進」,「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強令已經東進至墨窪附近的左路軍先頭部隊第五軍返回阿壩。9月5日他命令左路軍部隊停止北上,就地「籌糧待命」。9月8日張國燾不僅不率左路軍北上,反而電令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令軍委縱隊蔡樹藩將所率人員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復處置。」詹才芳回憶說,這實際是命令他扣留右路軍部隊。所幸沒有發生這次悲劇事件。
  當時,徐向前、陳昌浩的前敵總指揮部駐在巴西潘州的一個喇嘛廟裡,離黨中央駐地不遠。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同志,幾次三番到前指開會,勸說陳昌浩等改變態度,堅持北上。9月8日深夜,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秦邦憲等中央領導人和左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等七人開會,討論南下與北上問題。會後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指出,「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並舉出天時、地利和兵力部署等四個方面的理由,說明「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電報還詳盡分析了各種不利因素,懇切地寫道:「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巴、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此電報簽署的時間是9月8日22時,就在同一時間,張國燾單獨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出電報,命令「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軍皮衣已備否?」可見,張國燾的南下決心已下,部署已定。9月9日,中共中央再電「國燾並致徐陳」,強調「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立即速北上」。張國燾接到電報後,不但不聽勸告,反而給陳昌浩發出秘密電令,其中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9月9日,這封「密電」到來那一天,適逢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開會。陳昌浩正在講話。譯電員送來這份電報,交給參謀長葉劍英。葉劍英當即轉給陳昌浩,陳昌浩講話正在興頭上,沒顧上看又交回給葉劍英,葉劍英一看內容,覺得事態嚴重,需要審慎處置。儘管內心很著急,但卻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電報裝進口袋裡。過了一會兒,悄悄出去,飛跑到中央駐地,把電報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馬上用鉛筆把電文抄在一張捲煙用的紙上。然後對葉劍英說:「你趕緊回去,不要讓他們發覺你到這裡來。」葉劍英隨即對毛澤東說:「此地有危險,不能留,請主席立即到三軍團去。」毛澤東默默注視葉劍英良久,點了點頭,囑咐他趕快回去,提高警惕,並設法脫險。葉劍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敵指揮部,趁陳昌浩還未講完話,趕忙把電報交還給他。
  彭德懷看到葉劍英,要他設法搞一張地圖,供紅軍北上使用。葉劍英答應想辦法。
  毛澤東送走葉劍英以後,回想在兩個小時以前,彭德懷曾經前來談到中央要提防張國燾的事,這封電報證實了張國燾確實在搞名堂,需要採取果斷措施。他立即同張聞天、秦邦憲趕到駐在巴西的三軍團部,同在那裡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開緊急會議,分析了會師以後張國燾的種種表現,一致認為,張國燾倚仗自己兵多槍多、個人野心膨脹,不僅欲凌駕中央之上,並已企圖危害黨中央。在這種危急情況下,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已無可能,而且會使黨中央遭到被挾持的危險。在這樣異常窘迫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給整個紅軍北上開闢道路,黨中央果斷地決定迅速離開巴西,脫離險境,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2)

  顧全大局,率軍委直屬隊追隨中央北上
  黨中央於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軍出發北上。中央臨走前張聞天、秦邦憲特意找到葉劍英,勸他快走,他回答說:「我現在不能走,你們先走吧,我和直屬隊一起行動。」但是怎樣把軍委縱隊的直屬隊帶走呢?如果帶不出來,留給張國燾,將會使中央和紅軍受到莫大損失。葉劍英以大局為重,不能自己單獨北上。他思慮再三,決定利用張國燾要「南下」的電報,以「打糧」為名,設法把直屬隊帶走。於是,他先找到徐向前說:「總指揮,總政委來電要南下,我們應該積極準備,首先是糧食準備。先發個通知給各個直屬隊,讓他們自己找地方打糧去。限十天之內,把糧食準備好。」徐說:「好!」得到同意後,葉劍英寫了一個給各單位的通知:今天晚上兩點鐘出發,自己找地方去打糧。通知寫好後,給陳昌浩看,陳說:「很好嘛,應該準備糧食。」接著葉劍英立即召開直屬隊的領導幹部開會。到會的有林伯渠、楊尚昆、李克農、肖向榮等。他通知大家情況緊急,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已回三軍團,我們確定10日凌晨二時出發,以「打糧」為名撤回三軍團,要大家對表,嚴格準時,絕對保密。散會後,他招呼楊尚昆留下來,商量還有什麼事要辦,約好明晨在附近的一個磨房會齊,一起趕回三軍團,然後,又辦了僅有的兩件事:第一件,按照彭德懷的囑托,找到作戰科的呂繼熙(即呂黎平)要了一份1︰100000的甘肅地圖;第二件,立即給三軍團宣傳部長劉志堅發個電報。要他見電立即帶去四方面軍演出的宣傳隊趕回中央住地。可惜,待他帶宣傳隊趕回,大隊人馬已經走了。
  做好一切準備後,葉劍英返回前敵總指揮部的喇嘛廟休息。在那裡同住的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早已入睡。空曠的殿堂,灰暗的馬燈,一條條「唐克」(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條)被風吹得微微飄動,寂靜中隱藏著神奇和不安。葉劍英躺在床上。思緒起伏,毫無睡意,不住地看表。隨著時針的轉動,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下半夜一點半鐘,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從床下小籐箱裡取出了那份全軍惟一的甘肅地圖。然後,輕輕地走出喇嘛廟。由於情況緊急,來不及通知警衛員范希賢等人,一個人牽著匹騾子離開喇嘛廟。出去不遠,恰好碰到軍委秘書長肖向榮,便把甘肅省地圖交給他,囑咐說:「這可是要命的東西,全軍就這一份,千萬要保管好!」
  深夜。草原上烏雲密佈,寒氣襲人。葉劍英來到一個磨房附近,楊尚昆已在那裡等他。兩個人既緊張又興奮,躲開「追兵」,急忙趕隊。同志們看到他們來了,高興地說:「你們開小差跑出來了。」葉劍英幽默地說:「不!不是開小差,而是開大差,是執行中央北上抗日方針。」
  在一個岔路口,他們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們的彭德懷、張聞天、秦邦憲等同志。劫後相逢,倍感親切。大家七嘴八舌,說得很熱鬧。這時,只聽彭德懷突然說了一句:「參座,你還不快走!」劍英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繼續趕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趕上三軍團部隊,已是拂曉時分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見了面,毛澤東高興地說:「哎呀!你們可出來了,好!好!我們真為你們擔心。」會齊了隊伍,大家便朝一軍團所在地俄界進發。彭德懷和毛澤東等走在後面,隨第十團一起行軍。彭德懷問毛澤東:「如果他們追上來扣留我們怎麼辦?」毛澤東說:「那只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我想他們會覺悟的。」
  9月10日,黨中央在北上途中發出《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針「對於紅軍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號召黨和紅軍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區。同時再次致電張國燾:「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立即北上。」中央走後,張國燾於10日凌晨4時又致電中央說,已得悉中央率第三軍單獨北上,表示「不以為然」,公開抗拒中央命令,仍堅持南下,拒絕北上。同日,黨中央再次向右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發出「指令」:張國燾令右路軍南下,顯系違背中央屢次之決定及電文。為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俄界前進。四軍、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團後前進。」並指出:由於張國燾不能實行總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3)

  此時身為右路軍政治委員的陳昌浩等公然站在張國燾一邊。他一方面送信或致電第一、第三軍領導人並轉全體人員,要他們反對中央,說什麼「中央不經過總部組織路線,自己把一方面軍部隊及直屬機關,昨晚開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線上,已經把一方面軍幾十萬健兒葬送」。信中煽動說:「……胡為乎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於敵」;「吾兄在紅軍久經戰鬥,當揮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隊轉回阿西」。他公然挑撥第一、第三軍和中央的關係,妄圖拉攏彭德懷等領導人。彭德懷接到陳昌浩的信,立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個收條,後會有期!陳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張國燾的「秘密命令」行事。他發覺中央單獨北上以後,立即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公開造謠說「中央投敵去了」,是「逃跑路線」等等,並下令部隊作戰鬥準備,準備去追,竟給第四軍下令要28團追擊中央。四軍軍長許世友當即請示徐向前,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的這句話,避免了兩支主力紅軍的衝突。
  由於徐向前、許世友和廣大四方面軍同志的反對,陳昌浩沒有派出28團,但他還是派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帶了一隊騎兵去追中央,進行「勸說」。同時還命令幾個人拿著駁殼槍去追葉劍英,並交代:如果追不回來就打死他。據楊尚昆回憶,當時李特等人在第三軍後尾大吵大鬧,阻撓北上,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等同志出來見他們。毛澤東先給四方面軍的同志分發了中央的告同志書,然後向他們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說了一段很誠摯很感人的話:你們願意留下的就跟著我們北上,不願意留下的就返回。請你們回去勸說張國燾、陳昌浩,希望他們認清形勢執行中央決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時想不通,過一段時間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歡迎。我們先走一步,也是為了整個紅軍北上開闢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內,你們還要北上的,一定會跟上來的。說罷,告別而去,重新上路了。但仍留下少數人保護道路、橋樑,準備隨時接應四方面軍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後,陳昌浩還強行扣留脅迫一方面軍的幹部南下,不許他們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釗等幾十名去四軍、三十軍演出和教歌歸來的同志,一到巴西就被陳昌浩下令包圍繳械,軟禁起來,迫令南下。陳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總指揮部和紅軍大學,對沒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軍的幹部,則採取了令人無法容忍的歧視態度。
  俄界會議,揭露和清算張國燾危害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9月11日,葉劍英和同志們到達俄界。同日,黨中央為了爭取張國燾改正錯誤,再次電令「張總政委立即命令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張國燾置若罔聞,抗拒命令,反誣中央逃跑,製造分裂。他公然繼續致電一、三軍領導人,惡毒誣蔑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的行動。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舉行擴大會議,著重討論與張國燾的鬥爭及今後的戰略方針問題。葉劍英出席了會議。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深刻地揭發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反對北上戰略方針、退卻逃跑以及軍閥主義的嚴重錯誤,號召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作堅決的鬥爭。為了挽救張國燾,爭取和團結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這個決議沒有向全軍公佈,只發至中央委員。會議還決定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葉劍英為參謀長,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繼續北上。
  9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再一次要求「張總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三十軍繼續北上」。但是,張國燾頑抗到底。他令左路軍和右路軍的第四軍、三十軍南下後,隨即另立中央,宣佈「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工作,「開除」其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同時宣佈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直至狂妄要求取消黨中央,明目張膽地反黨篡軍,成了歷史的罪人。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4)

  到達陝北,參與指揮東徵取得全勝
  1935年9月中旬,陝甘支隊繼續北上,葉劍英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斬關奪隘,於9月18日,攻克天險臘子口,佔領甘南的哈達鋪。陝甘支隊於哈達鋪進行休整。第一軍團改編為第一縱隊;第三軍團改編為第二縱隊;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第三縱隊,葉劍英兼司令員。葉劍英率第三縱隊,繼續北進,追趕敵人,在佔領榜羅鎮和通渭縣城後,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進駐吳起鎮。葉劍英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擊潰尾追敵騎兵二千多人。22日,葉劍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確定「建立西北的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的戰略任務。至此,中央紅軍勝利結束了歷史空前的、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為中國歷史譜寫了輝煌的篇章。
  紅一、三軍團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於1935年11月初,同紅十五軍團會師後,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軍委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
  當時的形勢是,日本帝國主義繼攫取我國東北之後,日益加緊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又製造了華北事變。國民黨政府卻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整個中國面臨著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危險。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為主要矛盾,促使國內各階級、各政治集團的政治態度發生了新的變化,全國各地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制定了建立黨的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策略、總路線。當時蔣介石仍然執行「剿共」的政策,組織晉綏軍等大批武力圍困陝甘地區,企圖消滅剛剛結束長征、立足未穩的紅軍。
  根據這一形勢,中共中央制定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為總任務的戰略方針,「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猛烈擴大紅軍」。在此方針指導下,紅一方面軍把「打通抗日路線」作為中心任務,確定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以山西和綏遠等為主要方向,迅速舉行渡河東征,討伐軍閥閻錫山。
  根據毛澤東、彭德懷的指示,葉劍英全力投入東渡黃河作戰的具體準備工作。親赴前線組織調查由延安、甘泉鋪各地到黃河西岸臨真鎮的交通道路,同部隊指揮員察看渡河地點,提出部隊作戰行動方案和建議,協助各部隊收集和製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組織地方黨政機關徵調造船和划船民工,做好渡河的各種準備工作,並對渡河的先鋒隊和船工進行政治動員和技術訓練。
  1936年2月20日夜晚,第一、第十五兩個軍團冒著凜冽寒風,利用夜暗掩護從陝北綏德縣溝口、清漳縣河口開始強渡。部隊渡河過程中,葉劍英親臨渡口,檢查渡河情況,並隨時向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報告。21日10時,葉劍英最後率領一方面軍直屬隊渡河。部隊渡河後,按預定計劃迅速向縱深發展。相繼佔領了三交、留譽、義牒各鎮及其周圍地區,完成了戰役展開,取得東征戰役的第一個勝利。葉劍英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打退了晉綏軍的反擊,控制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永和等縣,並大力開展群眾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眾熱情支持。閻錫山倉促應戰,急電向蔣介石救援,調動部隊向抗日先鋒軍反撲。紅軍將反撲之敵全部擊潰,在上述數縣廣大地區建立起臨時根據地。為了發展勝利,軍委決定以這一地區為作戰樞紐,分兵南下北上,組成右、中、左路軍。徐海東、程子華指揮以紅十五軍團為主力的左路軍,向北進攻;林彪、聶榮臻指揮以紅一軍團主力為右路軍,向南急進。同時以紅十五軍團的一個團、方面軍直屬隊和新成立的紅三十軍、山西遊擊隊等部組成中路軍,由葉劍英直接指揮,以牽制和吸引晉綏軍主力,支援左右兩路軍的進攻行動。左右兩路軍分南北兩線向晉綏軍進攻,迅速進抵侯馬和太原近郊,佔領了晉西南廣大地區。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5)

  紅軍的強大攻勢使閻錫山驚恐萬狀,急忙集中十四個旅,阻止紅一方面軍東進,同時請求蔣介石增援。蔣介石先後派遣約十個師進入山西,同時命令西北軍、東北軍等部向陝甘革命根據地進攻。葉劍英根據中央軍委要求左右兩路軍從南北兩線向中路軍靠攏、集中兵力準備殲滅敵人的指示,指揮中路軍和所有游擊隊、赤衛軍、少年隊等一切武裝,與眾多敵軍巧妙周旋,鉗制敵人,同時,控制石樓通往水頭、石口鎮、隰縣、永和、留譽五條道路,充分發動群眾,堅壁清野,建立和發展地方黨組織和抗日游擊隊,建設各級政權機關,徵集兵員,籌糧籌款。同時組織兵力隨時阻擊敵人,始終控制黃河渡口,保證前後方的交通運輸和傷員的轉運工作。
  5月上旬,黨中央根據全國抗日形勢的發展和晉西敵軍的變化,決定將渡河東征紅軍全部撤回河西,結束東征。葉劍英率部最後西渡回師,勝利完成了東征任務。
  這次東征作戰雖然只有75天,但戰果輝煌,消滅國民黨約7個團,取得了強渡江河作戰的重要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圍剿」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晉綏軍被迫撤回山西,打擊了蔣介石、閻錫山的反動氣焰,使陝北革命根據地得到恢復和發展。紅軍吸收新兵約8000人,籌款30餘萬元,並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使剛剛立足於陝北的紅一方面軍在政治上軍事上由被動轉入主動,並增加了經濟實力。葉劍英領導的中路軍兵力雖然不多,但他果敢機智,巧於用兵,吸引和鉗制晉軍主力,圓滿地實現了軍委的戰略意圖,受到毛澤東的讚許。

  在日寇大舉侵華(1)

  六 在日寇大舉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歷史關頭,葉劍英堅持抗戰,開展統戰,「誓蕩扶桑兒」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9日,在古都西安的葉劍英致電中央提出抗日救亡的四點建議,毛澤東當晚即復電葉劍英表示同意,並作了明確指示。
  7月12日,葉劍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代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與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代主任蔣鼎文等就國共兩黨合作事宜舉行會談,並將會談情況報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經同意後復電轉告何應欽呈報在廬山的蔣介石。
  經過多次談判和鬥爭,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終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宣稱如日本繼續進攻,就只有奮起抗戰。從此,葉劍英在黨的領導下,為挽救民族危亡,打敗日本侵略者,奮戰在全國各地,成為聞名中外的抗日健將。
  出席南京國防會議,解救大批難友
  8月初,蔣介石準備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邀請中共代表參加。中央經過研究,決定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會議期間,他們多次發言,並接觸各方人士,廣泛宣傳中共的團結抗戰主張,積極推動發展抗戰的大業。葉劍英在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的討論會上,作了關於抗日「政略與戰略」問題的長篇發言。他分析中日戰爭中的敵我力量、國際因素以及戰爭的發展進程,指出:日軍戰略展開,必先取得下列五點:上海、青島、天津、北平、張家口。日本對我估計錯誤,企圖速戰速決,沒想到遇我強烈抵抗。其動員計劃及經費預算均須重新佈置,現尚未完成其戰略展開。他說,我之戰略重點若放在上海,即使取得勝利也不能扭轉全戰局。如果將重點放在平綏線,則可轉移戰局,並能破壞敵人的整個計劃。戰爭將是持久的,我們不僅要動員國內力量,而且要大力爭取國際援助。接著,他對戰略戰術問題談了精闢的見解:「我們雖然主張戰略上持久,但是戰術上仍然應採取攻勢,以求速戰速決。戰略上雖然採取內線作戰,但戰術仍然應取外線作戰,隨時包圍敵人。所以,我們要打集團防禦戰爭、廣大游擊戰爭和廣大民眾的運動戰。」葉劍英在發言中,還談到宣傳抗戰、武裝民眾、戰區工作、糧食補給、創辦刊物等一系列問題。他強調,進行宣傳鼓足幹勁,做好動員後的鞏固工作。發動婦女鼓勵親人上前線。成立補先師、補先團。
  葉劍英的精闢發言,得到許多與會者的贊同,對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南京,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通過國防會議上發言亮相,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使共產黨在南京逐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會議期間,葉劍英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同南京黨政軍各界要人以及馮玉祥、劉湘、白崇禧、龍雲、張發奎、黃琪翔、黃紹■等各地將領,一一會晤交談,積極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從接觸中,他深切感到,南京主戰空氣越來越濃,主和者不得人心。對於蔣介石的抗戰態度和軍事部署,有了進一步瞭解,心中有了數。國防會議結束後,葉劍英等即遷移到南京中央路鼓樓附近傅厚崗66號(現為青雲巷11號)一棟二層樓房內辦公。以後在此正式設立了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
  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這一天,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就同國民黨談判條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點建議:努力抗戰,以鞏固蔣介石的抗戰決心;紅軍立即改編,爭取開動;力爭發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發表紅軍改編後正副指揮的任命。
  不久,朱德離開南京去西安後,葉劍英繼續協助周恩來奔走於國民黨軍政要員之間,積極開展團結抗戰工作,多次同何應欽、蔣鼎文等接觸會談。有一次,何應欽舉行家宴,邀請周恩來、葉劍英。大家正在用餐,電話鈴突然響起來。何應欽接完電話後回到桌旁,高興地說:「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委員長說要堅決抗戰啦!」周、葉當即說道:「如果蔣先生真能堅決抗戰,那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何應欽接著說:「敵人在上海都打我們了嘛,我們還不抵抗?」葉劍英補充說:「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當亡國奴了!」大家談得很投入,氣氛融洽。

  在日寇大舉侵華(2)

  國共雙方經過多次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將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22日,中共中央在陝北召開洛川會議,組成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的十一人的中央軍委,葉劍英為軍委委員。隨後,中央軍委發佈第八路軍命令,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八路軍總部正式委派參謀長葉劍英為八路軍駐南京的代表,李克農為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葉劍英代表中央和軍委,以公開合法的身份進行活動,堅持貫徹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既堅持原則性,又掌握靈活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當時,在南京「首都反省院」關押著一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同志。七七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迫於全國各階層民眾一致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壓力,釋放了一批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刑期較短的政治犯,但對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卻不予釋放。「八一三」之後,日軍飛機轟炸南京,「釋放政治犯」的呼聲越來越高,監獄難友強烈要求出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周恩來和葉劍英想方設法瞭解監獄難友情況,多次進行交涉,營救被關押在南京幾個監獄裡的難友。
  8月18日,他們驅車來到「首都反省院」。葉劍英翻看「犯人」花名冊,發現曾在莫斯科勞動大學同學的夏之栩和比較熟悉的熊天荊、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長提出要先見她們,營救她們出獄。
  周恩來、葉劍英向陪同在一旁的監獄反省院長提出要求,先保她們三人出獄。隨後提出要去看其他難友,在監獄的大禮堂裡,同大家見了面,向難友們表示關心和問候,簡要地講了講國際形勢和國共合作的問題。葉劍英告訴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參加抗日。難友們熱烈鼓掌,高興得跳起來。
  夏之栩等三位戰友出獄後,又詳細匯報了其他一些同志關押的地點,列出名單向國民黨當局要人。經過獄外強有力的營救和獄中鬥爭的響應,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終於相繼出獄了,總共500多名難友從國民黨監獄中被救出。其中有共產黨員錢瑛、劉寧一、帥孟奇、彭鏡秋、黃文傑、王鶴壽、劉順元、鄭紹文、曹瑛、趙希愚、譚天度、肖桂昌、顧玉良、周雲德、陳曾固、喻屏、陳春林、熊有清、陳霖、何洛等同志。這批人出獄後,大部分經西安轉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陽八路軍辦事處辦的訓練班學習,少數就地分配了工作。後來,這批同志中的少數人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大多數在建國以後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做出了貢獻。
  老共產黨員譚天度被捕後判刑十年,釋放出獄時,興奮異常,賦詩一首:「吉凶禍福非前定,屈伸苦樂亦無憑。昨夜烏雲猶蓋地,今朝舉目見天青。」
  多年來,這位健在的105歲老人每當想起南京監獄那段生活,總是感激周恩來、葉劍英解救之恩。
  不久,周恩來離開南京後,葉劍英與國民黨繼續談判和交涉,解決國共兩黨談判中一些未能解決的遺留問題。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朱德、周恩來正式發佈命令,根據與國民黨南京政府談判結果,宣佈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日,按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第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隸屬第二戰區),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第八路軍在總指揮部率領下,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對日作戰。中共中央為了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決定成立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
  葉劍英在南京期間,還廣泛接觸國民黨上層和社會各界人士,就陝甘寧邊區、海南遊擊區的發展、太原失守後的戰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創辦《新華日報》等問題,多次與國民黨當局談判,鞏固和擴大了統一戰線。根據黨中央指示,就南方游擊隊改編問題,葉劍英同國民黨進行了多次談判。9月下旬,葉劍英和博古與國民黨代表經過談判,商定將南方八省區我游擊隊的主力編為一個軍。項英到南京找葉劍英等商議南方各省游擊隊及改編意見。葉劍英和葉挺在南京具體商談成立新四軍事宜。11月21日,他倆面見蔣介石提出有關新四軍的編制、經費和武器配備等問題,促進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

  在日寇大舉侵華(3)

  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團結抗戰
  1937年11月12日,日軍佔領上海,直逼南京。
  11月下旬,葉劍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辦事處人員一起撤離南京,抵達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當時這裡已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設在漢口舊日租界中街89號大石洋行。辦事處雖然只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的一個小小的政治機構,但卻像大海中的一座燈塔,在黑夜裡放射著光芒。當時國民黨辦的《抗戰》雜誌曾有一篇署名「實甫」的文章這樣寫道:「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會客室是一間小房子,陳設簡樸,沒有沙發和椅子,僅當中有一茶几,四周放著幾把小圓形凳子。進門的右邊牆上,掛著兩幅五彩的國恥表:一是關於不平等條約的;一是關於喪失國土的,顯示著這裡是一些為民族解放而苦鬥的戰士居住的環境。葉劍英很忙。他沉著練達,態度和藹,誰都看不出他是運籌帷幄、勇敢善戰的人民解放的鬥士。」
  葉劍英就是這樣一位人民解放的鬥士,為抗戰大業奔波不息。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駐武漢,繼續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國共兩黨合作事宜,推動統一戰線工作。21日,國共雙方就成立兩黨關係委員會問題達成協議,葉劍英為委員會成員。隨後,出席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舉行的聯席會議。會後,葉劍英與周恩來、葉挺、項英等商談,新四軍辦事處於25日在漢口正式成立。葉劍英常到新四軍軍部和葉挺家中,與葉挺交談抗戰形勢和任務。有一次,在葉挺家中,看到年輕的廖似光在座,葉挺忙拉著她介紹說:「這是我的外甥女。」葉劍英風趣地說:「以前為什麼沒聽說過,難道還要保密嗎?」大家都笑了。接著談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談到深夜,戀戀不捨離去。後來,新四軍軍部遷往南昌,葉挺仍留在武漢,以配合周恩來、葉劍英等繼續與國民黨當局周旋。
  時間跨入1938年,戰爭形勢日趨複雜,葉劍英在武漢的工作更加緊張繁忙。他站在同國民黨談判交涉的第一線,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聯席會議,商議有關軍事和其他各方面的問題,又要出席國共兩黨關係委員會會議,談判解決有關共同的政治綱領以及團結抗戰、邊區地域、政府組織、軍隊擴編、財政供給等一系列問題。按照黨內分工,他還要向黨中央隨時報告戰事進展情況,並提出各種建議。還同各方面愛國民主人士商談救國救民的大事。長江局專門設立了「友軍工作組」,在葉劍英等領導下專做軍事統戰工作。葉劍英和周恩來先後接見了川軍鄧錫侯、劉文輝及滇軍龍雲的代表等,交談合作抗日、互相幫助問題。盧溝橋抗日名將何基灃經過洽談後,被介紹去延安參觀訪問。在台兒莊戰役中負重傷的國民黨一二七師師長陳離來漢治療,葉劍英立即與董必武等去醫院看望慰問。陳深為感動,誠懇表示傷癒重返前線後,加強國共合作。他升任副軍長後,繼續與共產黨保持聯繫,合作抗日。周恩來和葉劍英還與一些戰區司令長官聯繫,商談在該戰區所在地設立「民眾動員委員會」、「抗敵工作委員會」等機構團體,開展抗日宣傳、組織等工作。葉劍英還應邀為國際反侵略宣傳周、「兒童日」、《新華日報》創刊題詞,給堅持在前方抗日的將士寫信慰勞,等等。
  按照黨內分工,他還參加領導中南、華南地區中共地下組織領導工作。他陪同周恩來、董必武向新四軍第四支隊負責人高敬亭等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隊從湖北黃安七里坪、河南確山竹溝向東挺進抗日,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他還先後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黃安七里坪主辦的濟南遊擊戰爭訓練班和國民黨在武昌珞珈山主辦的短訓班、馮玉祥在武昌的手槍營,主講《論持久戰》和游擊戰術的課程,對官兵和青年學生們進行敵後游擊戰爭的教育。1938年5月,徐州失守後,他又與周恩來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等傳達中央《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貫徹執行。河南省委根據指示,對廣泛開展全省各地的游擊戰爭作了具體部署,並動員1萬多城市工人、學生、革命分子回鄉開展工作,沿隴海、平漢線組織游擊隊,建立根據地。以後省委又派蕭望東率部隊從竹溝挺進豫東敵後,成立新四軍游擊隊,將工作重點逐步移向豫東,開創蘇魯豫抗日根據地。

  在日寇大舉侵華(4)

  廣州失陷前,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尹林平請示長江局,要求加強農村工作,建立農村小塊游擊區,組織和擴大工農武裝,準備打游擊戰。負責軍事工作的葉劍英立即復電同意,並作了具體指示。葉劍英還根據中央指示,秘密與香港中共地下組織經常聯繫,開展統戰工作。
  由於葉劍英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大革命時期長期與國民黨軍政要人打過交道,他在國民黨軍界尤其是在上層高級將領中享有很高的聲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將奔赴前線的將領們都十分願意找他交談,聽取這位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意見。3月上旬,桂系將領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臨行前特意邀請周恩來和葉劍英到自己的住處,商談五戰區對日作戰方略等有關問題。白崇禧走後不久,周恩來、葉劍英又派張愛萍以八路軍代表的名義去見李宗仁,勸他在濟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軍,同日軍打一仗。這些建議為白、李兩人欣然採納,客觀上促成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周恩來、葉劍英還會見白崇禧的機要秘書、中共秘密黨員謝和賡,對謝在廣西的工作作了明確的指示。他們還派張友漁等到湖南加強同程潛的聯繫工作。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回憶葉劍英這一段的工作情形,說:「在武漢,葉劍英工作比較忙,同各方面的接觸很多,派幹部到新四軍,動員一些青年學生去解放區,利用各種機會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當時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除周恩來以外,有聲望的是葉劍英。與他相識熟悉的人很多,這一有利條件使他在統戰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那個時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頓飯,在一起談談、說說情況就把事辦了。還有海外華僑的工作,葉劍英做得很多。抗戰中,海外華僑捐獻了大批錢物。葉劍英同宋慶齡、何香凝他們的關係也是很親密的。」
  這一時期,葉劍英公開發表了許多文章和演講,宣傳和介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思想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擴大共產黨和八路軍堅持抗戰的影響。為增強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葉劍英及時向國民黨轉報八路軍戰況,宣傳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戰績。同時他還廣泛宣傳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取得的勝利。同時,同國民黨當局多次交涉、談判,解決中共擴充軍隊的編制員額,請領軍需、裝備物資等問題,並為八路軍向山東、河北發展爭取合法地位。
  為了取得國際支援,擴大中國抗戰影響,葉劍英還利用一切機會廣泛接觸國際友好人士。他先後同伊文思、斯諾、艾黎、馬海德、愛潑斯坦、史沫特萊等著名國際人士多次交談,宣傳抗戰。印度援華醫療隊來華,他在歡迎會上熱烈致辭,並親切會見阿爾泰·愛德華、柯棣華、卓克華等,感謝印度人民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後來,柯棣華不幸犧牲,葉劍英細心照料他的親屬。柯的妻子郭慶蘭回憶此事,寫道:「葉劍英派人來請我和印華去他那裡。我過去沒見過他,自感衣帽不整齊,又帶孩子,不免有些拘束。我去時只見他和夫人都在屋子裡等候我。葉劍英只穿著一身普通軍裝,當即迎上前來和我緊緊握手,我抱著印華坐在飯桌旁邊,桌上擺滿了熱騰騰的飯和菜。印華伸手便要抓著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他笑著說:『沒關係。』並招呼我吃飯,他的夫人還幫助喂孩子。我的心情這時才平靜下來。葉參謀長說,1938年,他在武漢就認識了柯棣華大夫。當時,他曾親切接見過醫療隊全體成員。愛德華是隊長,柯棣華是最年輕的兩位醫生之一。他說,柯棣華醫生很活潑,肯學習,還會說幾句中國話,在歡迎大會上唱過《義勇軍進行曲》和《馬賽曲》,使那次歡迎大會顯得很活躍。他說,那時柯棣華等堅持要去延安。最後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我聽到後感到有說不出的高興。他又抱過印華,逗得孩子直笑。看到他對下級幹部如此平易近人,親切可愛,實在使我感動萬分。他看著孩子對我說:『孩子可不胖呀,你是護士,應該把他喂得很好。一定要帶好孩子,將來印華回國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樣,為印度人民服務。』」

  在日寇大舉侵華(5)

  輾轉戰廣州、港澳,奔走呼號為統戰
  抗戰進入第二年初夏,日軍進逼武漢,攻向廣州。廣州民眾惶惶不安。葉劍英決定利用去香港就醫的機會,在廣州停留,與地下黨負責人云廣英等取得聯繫,交換意見,同時,以合法身份同國民黨軍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觸座談,促進統一戰線工作。5月2日,他應邀去廣州中山大學和順德廣雅中學看望師生,發表演講。在中山大學,他應學校蕭冠英先生之約演講《中日戰爭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對廣大師生最關心、迫切需要弄清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他分析中日戰爭的國際國內條件,展望抗戰的前景,針對廣東抗戰問題,意味深長地說:「我們不但不能說,日本帝國主義不會來進攻廣東,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多睡幾點鐘覺,相反地,我們的一切宣傳、組織、訓練、煽動、解釋和教育,都應該公開地教育本省的民眾,使他們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隨時隨地都有進攻廣東的可能。」在結束演講時,他說:「中華民族正如一葉扁舟漂流於革命的高潮中,她最後或能夠達到獨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淪於苦海,這種命運,是操在我們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們是否有抗戰到底的決心來決定。」葉劍英的演講,切中時弊,合情合理,風趣幽默,聽眾十分滿意,爆發出一陣陣掌聲。廣州報刊紛紛轉載,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
  在中山大學演講之後,葉劍英應新聞界之邀,召開了一次有香港記者出席的廣州記者招待會。
  記者招待會在廣州市東山區百子路廖公館一個綠樹成蔭的庭院裡舉行。
  上午9時招待會開始,葉劍英作了簡短的開場白之後,一個記者遞上紙條提問,對葉劍英在中山大學演講的結束語表示不好理解。
  葉劍英看了紙條,微笑著用廣州話說:「畫公仔不要畫出腸,要讓大家去想嘛。如果一定要答覆,雖然抗戰勝利的客觀條件存在,如不發揮主觀精神,就會沉淪下去。最重要的是國共兩黨團結合作。當然要人民支持,人民還是決定浮沉的。」
  一位記者問:「葉總談離開廣東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講出真情。葉總是『前度劉郎』就有許多感觸才是。」
  葉劍英站起來,複述唐朝詩人劉禹錫被貶遇赦回京重遊玄都觀時寫「前度劉郎今又來」這首詩的故事,然後,嚴肅地對大家說:「現在是什麼時候?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此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如果不去考慮大局,不搞好全民團結,不努力去爭取抗戰勝利,而像一些舊詩人那樣計較個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做炎黃子孫!」
  記者們提出的一個又一個問題,葉劍英熱心又耐心地作了回答。
  當時敵情很緊張,中午忽然傳來了緊急警報聲,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指揮大家疏散掩蔽。在疏散前,畫家郁風拿著當場畫好的葉劍英的速寫畫像請他簽名。這幅速寫的畫像連同葉劍英演講全文一同刊載在《抗戰大學》1938年第一卷第8期上。演講一文還由統一出版社出了單行本,這個單行本就是用郁風為葉劍英畫的速寫畫像作封面的。
  著名廣雅中學校長、民主愛國人士黃慎之先生聽說葉劍英到了廣州,特意邀請他乘船至順德碧江,看望廣雅中學師生們。廣雅中學原在廣州,因避空襲轉移到農村。這裡風景秀美,環境幽雅,倒是一個辦學的好地方。
  5月5日,校長黃慎之早早帶領教師、同學到碼頭列隊迎候。上午10時,葉劍英與郭沫若夫婦一行下得船來,走向人群,同師生們見面寒暄。然後步入學校「振響樓」,向集合在那裡的廣雅中學全體師生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全校師生報以熱烈的掌聲。
  葉劍英用純熟的客家話從分析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形勢轉入正題,精闢地闡述抗戰基本條件,最後,談到中國抗戰的前途,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中國的前途,正如大海茫茫,今天中國的命運,正處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們不得到自由,就是在這波濤中沉沒。但是,這個命運是由我們去決定的。青年的同志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希望各位努力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努力前進!」

  在日寇大舉侵華(6)

  葉劍英整整講了兩個小時,在全場聽眾陣陣的熱烈掌聲中走下講台。他又關切地詢問學校的情況,才和大家一一握別,緩步走到江邊,乘上小火輪,向廣州方向駛去。當年聽他演講的青年學生歐舜初激動不已。
  從順德回來,葉劍英不顧旅途勞頓,出席了他在國民黨軍的故舊和梅縣同鄉、同學、親朋好友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他在席間題詞署文,詩歌酬答,激勵抗戰鬥志。
  《抗戰大學》的主編陳華同葉劍英是梅縣同鄉,對葉劍英素懷敬意。他知道葉劍英住在東山一位老同志的別墅裡,便抓緊時間去拜訪。陳華一見面便用客家話問候。葉劍英聽到梅縣口音,倍感親切,大家無拘無束地談起來。陳華帶了幾本《抗戰大學》和自己寫的幾首小詩相贈。葉劍英認真地翻看之後,見到《抗戰大學》的封面楣額上有「鞏固團結、統一戰線」的文句,便說:「應以此為宗旨,我們應牢牢地掌握這一方針為辦刊物的目標。」接著問:「現在刊物出多少?」「暫出六千,下期準備出八千。」葉劍英囑咐:「要積極做好發行工作,爭取發行到一萬。」
  陳華談到「《抗戰大學》正籌備出版紅五月專刊,並請葉總題詞」。葉劍英略想了一下說:「出紅五月專刊很重要,五月從頭到尾都是紅的,『五一』、『五四』還有『五卅』等可歌可泣的戰鬥紀念日,這一專刊要出好。」隨即揮筆寫了「民族解放的血花」七個剛勁挺秀的字,並簽了名。這個題詞刊載於《抗戰大學》1938年5月6日出版的《紅五月專刊》上。
  葉劍英題了詞後便問:「雜誌立案了嗎?」「已申請得到了有關方面的批准。」「對,要光明正大,要取得合法地位,不要偷偷摸摸。」葉劍英說罷,仔細地看《抗戰大學》的封面,對黃新波畫的那幅狠揍日寇的封面連聲讚好,並說以後要多用這類的畫作封面。
  陳華鄭重地把葉劍英的題詞接過來放在活頁本裡,葉劍英看見陳華的本子裡還夾有王明的「讀抗戰大學,大學抗戰」的題詞,頗有感想地對陳華說:「不要盡叫我們這些人題詞,也要請國民黨的黨、政、軍的要人和社會賢達題詞。」
  陳華領會到葉劍英的意思是不要著眼於小圈子,要擴大影響,使《抗戰大學》發揮更大的統戰作用。於是先後請國民黨在廣東的要人題詞。這些題詞先後刊載於《抗戰大學》上,它們體現了團結、抗戰、進步的精神,對《抗戰大學》的擴大發行和抗戰救國的宣傳起了積極的作用。
  廣州警備區司令部參謀長曾其清(葉同鄉,雲南講武堂同學)設宴招待葉劍英,並邀《抗戰大學》主編陳華和他的女朋友廖瓊(中山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作陪。曾其清請來嘉應菜館的名廚做菜,別有風味。開席不久,青年詩人蒲風到來。曾其清請蒲風入席,共同暢飲。蒲風帶來他出版的一批詩作,於是話題很自然地轉到詩歌上面來。葉劍英對蒲風說:「看樣子你還未到三十歲,就這麼豐收,真不簡單。」「請葉總多多指教。」葉劍英說:「我看寫詩著文,不光要求數量,更需要注意質量。現在為抗戰工作忙,要節省時間和紙張。」大家點頭稱是。
  談話深入到詩歌創作上來。葉劍英問:「聽說你們中有人不主張詩歌中舊瓶裝新酒,要把舊瓶子摔掉,是嗎?」
  蒲風答:「是有這樣主張的人,但不是所有詩壇的人都是這樣。我認為可以模仿舊形式,用民歌時調進行宣傳和鍛煉自己。但從方向上講,我們主張發展新詩歌,舊詩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學,不易懂。」
  葉劍英表示了自己的觀點:「我看舊瓶子不能丟,至少在目前不能丟。新瓶舊瓶可以並用嘛。比如演戲,不光要演白話戲,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戲、粵劇、潮州劇,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還有不少群眾歡迎舊的,為什麼不可新舊並存呢?魯迅的『於無聲處聽驚雷』寫得多麼好啊,舊瓶裝新酒,裝得好會又香又醇。」

  在日寇大舉侵華(7)

  蒲風將已出版的一批詩作送給葉劍英,葉劍英選了《茫茫夜》《兒童赤衛隊》和《明信片詩》三種,並說:「明信片詩短小精幹,很適合戰時的實際,戰時要有倚馬可待的詩文。你們搖筆桿子的,應多在這方面努力,為抗戰救國多做貢獻。」
  葉劍英詩興不減,將散席時,他指著陳華和廖瓊說:「你們兩位都是鬆口人,鬆口是山歌狀元的地方。你們曉得山歌狀元劉三妹駁山歌的故事嗎?」陳華說:「曉得,但歌詞記不齊了。」於是葉劍英、蒲風、陳華、曾其清和廖瓊一起東湊西拼,憶起了當年劉三妹與刁秀才駁歌的故事和幾段精彩歌詞,邊說邊哼起來:
  「愛個(我的)山歌真系多,大船載來幾十籮。
  拿出幾籮同你駁,駁到明年割早樂。」
  「歌精唔好逞歌才,比得柬(這樣)差愛認衰。
  自古山歌從(松)口出,哪有山歌船載來。」
  唱罷,葉劍英高興地說:「大家聽,自古山歌從(松)口出,唱得多好,這位山歌狀元名不虛傳啊。山歌來自民間,內容豐富多彩,很受群眾喜愛。」
  葉劍英的儒將詩人風采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蒲風對陳華說:「那天晚上見了葉總,得益匪淺,葉總不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藝,對詩歌有很深刻的見解。」陳華說:「這點我早就知道了。葉總不僅是將帥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詩人。你看他給《抗戰大學》的題詞和在中山大學的演講多麼富有文采和詩意啊!」
  葉劍英本來是因病到香港就醫的,不想在廣州因作統戰工作,延遲下來。他趕到香港治病,又秘密到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與廖承志、潘漢年交談,指導工作,並通過同鄉舊友,動員各界愛國人士捐款支援抗日。他還到澳門與地下黨員柯麟、柯平兄弟取得聯繫,開展統戰工作。全國解放後,柯氏兄弟回憶往事,津津樂道:「那一年,葉劍英去香港澳門治病,又得與我們兄弟重逢。他住在柯麟家裡。老戰友們暢敘友情,瞻望抗日戰爭形勢,亦喜亦憂。柯麟問葉劍英:『我們還要堅持多少時間才能取得最後勝利?』葉劍英鼓勵說:『紮下根子,準備堅持十年迎接勝利。』他囑咐我們兄弟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在港澳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擴大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後的工作打下基礎。提醒我們,港澳的情況非常複雜,要格外小心謹慎,機警行事。」
  「長沙大火」,遇險不驚,處理善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火迅速蔓延。
  葉劍英返回武漢,面臨著日軍全面進攻武漢。
  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國民黨當局下令武漢軍民緊急疏散。
  葉劍英根據中央指示,組織辦事處分批撤離,安排撤退後的善後工作。11月5日凌晨,在漢口淪陷前數小時,他和周恩來送走了最後一批撤離同志,然後從容離去,27日,輾轉到湖南長沙。
  歷史古城長沙,湖南首府,這時已取代武漢三鎮,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但由於日寇進逼,一片混亂。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要員們無心抗戰,在長沙召開高級軍事會議,作點官樣文章,幾天之後就匆匆轉移到南嶽衡山去了。市民得知這一消息,更加人心惶惶。
  在長沙危急的日子裡,葉劍英和周恩來在長沙,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有關部門召開的軍事會議,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談抗戰救國事宜。葉劍英還致信香港《救國時報》,控訴日軍侵略暴行,動員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和廣大軍民一起堅持抗戰。同時與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會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商談協助國民黨軍進行敵後游擊戰問題,葉劍英受張的邀請,同意擔任省高級顧問,指導遊擊戰。
  葉劍英在長沙期間,繼續協助周恩來籌備組織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改善項英與葉挺的關係,加強與新四軍的工作聯繫。
  但是,出乎意料,一場大火從天而降。就在周恩來、葉劍英等日夜為抗戰奔忙的時候,蔣介石密謀「焦土抗戰」、「火燒長沙」。11月12日上午9時,蔣介石密令張治中:「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燬。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張治中當即召集會議,負責籌備。周恩來、葉劍英對此事全然不知。12日上午,他們出席第三廳在離開長沙前舉行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會,然後幫助第三廳及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繼續向湘潭縣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農、童小鵬等離開長沙後,準備睡上一覺,第二天早晨再撤離長沙。臨睡前,葉劍英還打電話給張治中,詢問敵情。張回答,國軍仍堅守在汩羅防線,敵人沒有過河。葉劍英又照例檢查了人員、車子等情況才上床睡下。誰知就在這時,長沙火起,八路軍辦事處也被火燒著。在危難中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來的安全,急忙帶著辦事處人員從火海中脫險。葉劍英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天夜裡,我們睡在辦事處的樓上。為了防止有人偷汽車,就把汽車放在大門口,派個警衛員睡在汽車裡頭。沒過多久,來了幾個放火的人。他們砰、砰、砰地敲汽車,說:『他媽的,你們還不走,燒死羅!』警衛員邱南章起來一看,城內已是滿天紅光,馬上咚、咚、咚跑到樓上來報告:『參謀長,參謀長,大火燒來了!』我一看,火都燒到我們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說著我走下了樓,到外面一看,滿天紅光,趕快跑回樓上找恩來同志。我們一起下樓來,出了大門,從一個巷子往外走。火已經快燒到巷子裡來了,四面都是火。」

  在日寇大舉侵華(8)

  這場大火燒了幾天幾夜,燒燬長沙市區房屋5萬多棟,居民死傷2萬餘人,而敵人此時還在200公里以外!
  當時周恩來、葉劍英等在大火中跑向城外,撤離到湘潭。對於當時的情形,邱南章回憶說:「我起來一看是滿城大火,我就趕快叫周、葉起來,然後到樓下去叫司機,這時司機已經起來了,他顧不上叫我們,我說我上去叫他們兩個,等我們下來一塊走。我們還沒下來,司機已經把車開跑了。不過那時不跑也出不來。後來我們三個人是手拉著手出來的。我們一出來就往江邊上走,從江邊走到馬路邊,這時天已經亮了。在馬路邊上有國民黨的輜重團(現在的汽車團)的汽車,他們跑長途到長沙拉東西,停在馬路邊上。我們就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拉東西,我說現在城裡已經都燒光了,還拉什麼東西呀,我們就叫他們和我們一塊走,到湘潭去。他們看我們都是軍官,也想走,又不想走,後來又給他們說了說,就叫他們一輛車跟我們一塊走。這樣我們就坐著國民黨輜重團的一輛汽車走了。
  國民黨當局一手製造的這場駭人聽聞的「長沙大火事件」,使好端端的長沙古城橫遭浩劫,城毀人傷,慘不忍睹,遭到國內外輿論的一致譴責。周恩來、葉劍英迅速組織八路軍辦事處和抗敵演劇隊人員返回長沙,進行善後救災。他們嚴厲批評所謂「焦土抗戰」政策,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提出撥款救災、清理街道、安置災民的辦法,強烈要求懲辦放火首犯。同時為當「替罪羊」的張治中作解釋工作,使張治中甚為感動。
  對於蔣介石的禍國殃民點起的這場「長沙大火」,國民黨當局盡力隱瞞真相。後來張治中在回憶錄《長沙大火一日記》中予以揭穿。
  迫於當時的壓力,國民黨當局將長沙警備司令豐悌等人判處死刑,給了張治中革職留任的處分。
  儘管如此,周恩來、葉劍英還是為張治中開脫罪責,對此張甚為感激,張治中在另一本書《我與共產黨》中談及此事,他寫道:「長沙發生大火,各方面尤其黨內平日不滿意在湖南倡導社會改革運動的頑固分子對我的攻擊更甚,我總不置一詞,而中共朋友反為我解釋,給我慰藉……在各方面紛紛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們對我親切的同情,也是我畢生難忘的一件事。」
  創辦南嶽游干班,為國民黨軍培訓
  游擊骨幹,與佛道界「說禪」救國
  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抗日戰爭進入更艱難的時期。在抗日烽火燒遍全國的形勢下,國民黨當局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決定在湖南南嶽舉辦游擊幹部訓練班,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中國共產黨幫助訓練國民黨軍官、推動游擊戰爭的一個創舉。
  1938年10月,朱德到武漢出席軍事會議,與周恩來面見蔣介石時,就第一次提出國共合作辦游干班的建議。事隔一個月,周恩來、葉劍英出席蔣介石在南嶽召開的軍事會議,再次向蔣提出這個問題。蔣介石在會上說:「二期抗戰,游擊戰重於正規戰。」並決定辦游干班,要中共派幹部去教游擊戰戰法。會後,周、葉就有關辦班的具體問題與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並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毛澤東同中央幾位負責人研究這一問題時表示贊成,說「去吧,講我們的一篇道理」,要葉劍英去那裡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傳授游擊戰戰術,並決定讓他帶一批得力幹部去南嶽參加主辦游干班。
  在衡陽八路軍辦事處,葉劍英與周恩來反覆商量,決定抽調李濤、邊章伍等,立即著手從組織上、教學上進行準備工作。
  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成立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湯恩伯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不久,改由蔣介石兼任訓練班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周恩來被聘為訓練班的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接到通知後,率領中共方面參加辦班的教官、工作人員、武裝警衛班共30餘人前往南嶽報到。1939年2月15日訓練班舉行開學典禮,正式開課。

  在日寇大舉侵華(9)

  訓練班第一期學員招收了1046人,編為8個大隊,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員95人(其中少將52人)、八個大隊的長官52人(少將4人)。學制定為三個月。訓練科目中,軍事教育,以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及爆破技術為主;政治教育,以民眾運動及游擊戰、政治工作為主。葉劍英借鑒紅軍學校辦學的成功經驗,強調教育訓練要從抗戰的實際出發,嚴格要求。各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和講義教材,都由他直接審定。他還注意言傳身教,並告誡全體工作人員:「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是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我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黨,不能給黨丟臉。」他還親自製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堅定的立場,苦幹的作風,謙和的態度,簡樸的生活,虛心的學習,嚴肅的紀律,並書寫張貼在八路軍教官集體辦公的第一教官室的牆壁上,用以自勵和互勉。
  經過一段訓練實踐,葉劍英於4月23日寫了《參加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工作情形報告》,派人送給在重慶的周恩來,並報中央。這個報告對訓練班的準備工作及具體組織情形作了詳盡的匯報。報告在教學方面有九大特點,然後對訓練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計,寫道:「根據我們現在已有的材料看來,的確證明(國民黨方面)開辦游訓班的動機是包含著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為了開展敵後游擊戰的企圖。……我們的結論是這次參加游訓班的工作,由於我們有堅定的立場,誠懇的態度,一般的說是有收穫的,對統一戰線有利的。」
  作為游干班主要領導人和首席教官,葉劍英不僅負責籌劃全盤教育工作,而且親自講授「游擊戰爭概論」這門主課。其他的幾位教官負責講授游擊戰術和游擊戰中的政治工作。葉劍英每週講兩次課,聽眾很多,有時達兩三千人。連國民黨第九戰區的一些軍官也慕名從長沙、衡山趕來聽課。當然,來聽課的人動機並不相同。據沈醉回憶,戴笠聽說葉劍英等在南嶽講課,很想把中共打游擊的一套辦法學過來,便設法派軍統臨澧特別班的兩個副大隊長到訓練班工作、聽課,當時來聽課的,甚至還有南嶽各寺廟的和尚。課堂容納不下時,就在外面廣場講大課。葉劍英上課時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軍裝,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那精闢的見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風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場的聽眾。
  當時國際新聞社的一位戰地記者高詠,聽了葉劍英的講課後大為讚揚。他在一篇通訊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繪了葉劍英在講授「游擊戰爭概論」一課時受到學員熱烈歡迎的情景:「在課堂上,游擊戰爭戰略家葉劍英先生的游擊戰爭概論一課,最為學員們所愛好,這一門課,在課堂規定是二十小時,佔全班軍事學科七分之一,每次聽課二小時,總會發生學生提延長時間的要求。每一次上課,都是肅穆的空氣統治著課堂,游擊戰爭的革命意義,游擊隊產生的客觀條件,游擊戰的運用,……每一個單字,都在每一個聽眾的腦子裡爬過,也都在每一個聽眾的筆記簿上爬過。下課的號聲響了,聽眾還是不願意走,『再講五分鐘好不好?』這樣的問題常常提出來,這些話語裡充滿了迫切的求知心與戰士的要求。」
  游干班雖辦得順利,但也有矛盾鬥爭。國民黨當局在日本帝國主義誘降下,加緊籌劃反共分裂陰謀。湯恩伯的態度也隨之有所變化。訓練班中的頑固分子藉機尋釁,散佈流言,製造摩擦,暗中監視中共人員。他們不准學員個別接近中共人員,害怕被「赤化」。面對這種情況,葉劍英領導代表團全體成員對訓練班裡的國民黨頑固派分子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爭取團結更多的抗日愛國軍官學員,擴大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在聖經學校禮堂的學員大會上,在例行的總理紀念周上,葉劍英和其他國民黨官員經常發表各自的抗戰主張,有時觀點相左,甚至發生爭執。一次,湯恩伯在學員「朝會」上公開說:「蔣委員長對打敗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種跡象表明,共產黨今後是否能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令人產生懷疑。」葉劍英立即上台予以反駁:「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諾言是忠實履行的,實踐孫中山先生的救國主張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讀總理遺囑,晚上恭讀問題遺囑,天天阿彌陀佛,卻不去真正進行實踐,這樣究竟對國家、民族有什麼用?!」說罷憤然離去,以示抗爭。訓練班副主任陳誠一看不好收場,便急忙上台訓話。他貌似公正實則各打五十大板:「教育長與副教育長鬧意見,是怎麼一回事?古人說君子與君子無爭,何以故?以能互讓故也。他們二人都不能互讓,所以爭起來了。由此觀之,兩個都不對。」儘管如此,葉劍英在訓練班,還是以大局為重,時時處處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與多數的國民黨官員合作處事。他與後來擔任教育長的李默庵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李是黃埔第一期學生,十分尊重葉劍英。40年之後,李從美國歸來,特意看望葉劍英,還恭敬地稱他為「老師」。李回憶這段往事,感慨地說:「我是他的學生,在南嶽,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熱忱執教,甚得好評。他經驗豐富,且善於辭令,深入淺出,更受歡迎。他講的游擊戰術深改變了國民黨軍將領只打正規戰的觀念。我們也學著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這在國民黨軍中開創了先例,對推動抗日戰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寇大舉侵華(10)

  衡山腳下一處名為「枯盈園」是參加辦班中共方面人員所在地。大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一向豁達樂觀的葉劍英帶頭活躍文化生活,通過開展讀書和歌詠演出等文娛活動,提高大家的文化情趣。他利用空閒,和同志們登臨南嶽祝高峰,極目遠眺,賦詩一首,表示堅持抗戰、挫敗頑敵的堅強意志。詩曰:
  四顧渺無際,天風吹我衣。
  聽濤起雄心,誓蕩扶桑兒。
  葉劍英十分借重通過開展娛樂活動搞好同友軍的關係,擴大共產黨、八路軍的影響。訓練班成立後不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所屬的抗敵演出隊第八隊到南嶽演出。演出隊到南嶽的第二天,訓練班在南嶽鎮上唯一的「大飯店」南濠酒家舉行歡迎宴會。演員們見了葉劍英,都把他圍起來,問這問那,爭著和他在一桌吃飯,邊吃邊談,宴會快結束時,國民黨的幾個官員突然起哄,要演出隊的女同志唱歌。由於他們態度不嚴肅,八隊的同志產生了反感,會場上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這時,葉劍英從容不迫地站起來,說:「我來唱一個。」說著,他清了清嗓子,把一隻腳踩在桌邊的一條小凳子上,聲音洪亮地唱起了陝北小調《開荒》:「開荒呀!開荒!前方的戰士要軍糧。織布呀!織布!前方的戰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記他。我們努力耕織,不少他們穿吃,打敗鬼子好回家!」一曲終了,掌聲四起。葉劍英乘興提議:「八隊同志也唱一個!」八隊照例由女同志站在前排,先後齊唱了《紅纓槍》《大刀進行曲》等歌曲。宴會最後在活躍、友好的氣氛中結束。演出隊在南嶽期間,葉劍英親自帶他們在衡山師古橋向民眾演出愛國名劇《陸登殉國》,激發鄉民和士兵抗日保國的民族氣概。演出後,葉劍英登台向觀眾揮手致意,並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動員群眾團結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觀眾聽了葉劍英的講話,群情振奮。田漢即興吟詩一首:「風雲叱吒老毛奇,卻把奇功屬教師,師古橋邊嘶戰馬,將軍親作教師時。」這首詩高度讚揚了身為「教師」的葉劍英將軍為群眾喜愛,成為這段歷史的見證。
  在南嶽期間,葉劍英還廣泛接觸各界愛國人士,引導和支持他們採取各自選擇的方式參加抗日救亡。他專程到蘭山亭寺廟進行宣傳講話,題寫了抗日詩詞,陪同周恩來去祝聖寺會見了暮笳、演文、巨贊等法師,和他們一道研討抗日救亡善事。周恩來在暮笳的紀念冊上親筆題詞:「上馬殺賊,下馬學佛。」在南嶽宗教界引起了反響。巨贊法師特來會見葉劍英,相談甚歡。葉劍英聯繫佛教哲理,宣傳團結抗戰的道理,使巨贊甚為感動。巨贊同暮笳法師率南嶽僧侶200多人,發起「南嶽佛教救國協會」,葉劍英建議改稱「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以體現「佛道教救苦救難」宗旨,團結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從事抗日救亡活動。葉劍英還專去上封寺拜訪演文和尚,談經論道。
  1939年5月上旬,「協會」正式成立時,葉劍英前往祝賀,並在大會上發表了《普度眾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的著名演講。他從「佛教與現實問題」說起,講了「為保衛自己的道場而奮鬥」、「本著佛教精神死而無悔」、「佛是普度眾生挽救民族」等四個問題。他說:「你們的成立宣言也寫得很明白,佛告訴我們說:『眾生要度盡,方證菩提。』又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眾生是什麼?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他們是不是眾生?當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黃子孫,生死相共,我們要普度眾生,首先就要從解放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入手。同時一切普度眾生的工作,要看在眾生,不要著重個人;要看在現在,不要妄想將來。做到這步田地,就是『無我』了,無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借用演文和尚的話說:「做一個人不容易,做一個和尚更難。這平淡的話語,卻有不平淡的道理。我想每一個和尚在受戒的進修,把腦門來受燃燒,那種崇高的宗教情緒,是值得敬仰的。有了這種忍受苦難的崇敬心情,而為大家去服務,才是真正的佛的子弟。現在國難深重到如此地步,在高高的山頭,在最清靜的禪房裡修行,那是離開現實的……我們做一個人,要勇敢地放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體,才能淨化自己的靈魂。現在在前線作戰的將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換取民族的自由,死而無悔,這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你們是佛的子弟,當然要學佛的精神,要把自己軀殼,放在抗戰的烈火中焚化,你們的靈魂才有光輝,在歷史上才會受人尊重。」葉劍英接著說:「我們在抗戰的烈焰中,沒有自我,只有大家,要有未來,先有現在;必須通過現在才有將來,必須做到無我的地步,才會求得自我的存在。本著這種精神來做,一切救難工作,一定有遼遠的前途,而且要推廣到全中國、全世界,發展成為國際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陣線。」他在演講中向眾僧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唐三藏徒步從長安到印度,是多麼艱難的一次長征,這為的什麼?那是為的普度眾生。為挽救民族的危亡,應該跟唐三藏一樣,不僅宣傳挽救民族,普度眾生的道理,還教給眾僧宣傳辦法。第一件事,就是要以正確的佛理,去向日本的大眾和士兵宣傳「佛是不許可侵略,不許可殘害眾生的」,可以在一張傳單上,畫一個莊嚴的佛像,寫上許多佛的遺教,告訴日本士兵,不要背叛佛的意旨幫助日本法西斯軍閥來殺中國的弟兄,這樣就可以削弱日本的侵略勢力。他還告訴眾僧,日本和尚應該是反對日本軍閥侵略和燒殺的,並且應該用佛的意思來瓦解敵人,把反侵略的佛理散佈到全世界去。所以,學佛修道同參加抗戰是沒有衝突的。第二件事,就是團結全國佛道信徒,使其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的一部分,對於前線將士,對於流亡同胞,盡一切可能去援助他們,修道不是關在房子裡的,而是要到街頭,到農村,到工廠,到一切有著廣大群眾的地方去普度眾生的。講話結束時,他引用蘇聯作家高爾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進去才能顯現出偉大靈魂的光輝。」宗教界許多愛國人士聽了演講,備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奮身救國。巨贊、暮笳法師組織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動工作團和宣傳隊、服務團、救護隊,在湘潭、衡山、衡陽等地積極宣傳抗日,搶救被敵機炸傷的難民。《救亡日報》刊登了葉劍英的這篇講演,並發表專文,聲援和支持宗教界組織起來抗日救亡。巨贊法師還創辦了名為《獅子吼》的月刊,宣傳抗戰。當時一位記者張國峰寫道:「南嶽鎮裡有一座大廟叫祝聖寺,葉劍英參謀長下山時常到裡邊小憩,與眾僧談天。嗣後,多次去祝聖寺,暮笳和尚等逢人便講葉劍英改『佛教』為『佛道』,改『救國』為『救難』的故事,念念不忘葉劍英對佛門事的關心。」

  在日寇大舉侵華(11)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培訓,南嶽游干班第一期於5月15日舉行畢業典禮。在大草坪上,葉劍英發表熱情講話。在一片掌聲中,他帶頭高呼「抗戰到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會場上群起呼應,喊聲震撼南嶽群山,激勵抗日將士奮進。學員們依依不捨,拿著自己的筆記本、紀念冊,紛紛請求葉劍英題詞留念。葉劍英揮筆給大家分別題寫了「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去」、「路是人走出來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詞句,以資勉勵。
  南嶽游干班第一期雖然只辦幾個月,但取得很大成就和豐富經驗。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中央軍最難接近,最難工作。南嶽訓練班較珞珈山(訓練班)更有成績。這幾乎是我們接近中央軍官最好的機會,不僅可以擴大我們影響,而且可以培養我們自己的幹部。通過辦班,不僅接近了大批國民黨軍的中高級軍官,而且向他們宣傳了毛澤東《論持久戰》思想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戰線、方針政策,使學員們認識了游擊戰的重大意義,並且實際演練了游擊戰的戰法,增加了持久抗戰的必勝信心。很多國民黨軍官同葉劍英等接觸後,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的真相,認識到共產黨人不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講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學員當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張,在抗日戰爭中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鬥爭中,持消極和中立態度,以至站到我們方面來。不少學員畢業以後,運用游擊戰術,活躍在各地抗日戰場上,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打了不少勝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敵後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敵人。在蔣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寫信或想辦法派人與「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聯繫,有的還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門市部秘送情報、地圖等,暗中建立聯繫。
  在南嶽游干班期間,葉劍英還多次去桂林開展統戰工作。那時廣西已成為我國西南抗日大後方。桂林是國民黨桂系集團權力的中心。國民黨軍警特務橫行,形勢複雜,環境險惡。為了團結桂系堅持抗戰,葉劍英根據黨的指示,不顧個人安危,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一個秘密聯繫點(老朋友桂系將領黃琪翔為他提供的一個住處),與李克農等領導辦事處人員,開展桂系的統戰工作和廣大後方軍民的抗日宣傳工作。
  1939年5月28日,桂林各界團體聯合舉辦第十八次時事講座。到會一千多人。葉劍英出席會議並發表了《積小勝為大勝》的演說。在演講中,他精闢地分析了抗戰進入第二期以後的時局,提出了在戰略方面以持久來對付速決,在戰術上運用「用全力求小勝」、「積小勝為大勝」、「以大力打小仗」,爭取最後勝利的著名理論觀點。葉劍英多次出席這樣的會議,並在桂林出版發行的《救亡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上,先後發表了《二期抗戰與游擊戰》《正規軍當前的任務》《在敵後的兩年》《游擊戰線上目前軍事問題》等演講和文章,宣傳堅持團結抗戰,堅持持久戰,批駁在國統區曾流行的「亡國論」,從而增強後方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葉劍英協助周恩來經常與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內民主人士進行接觸、交談。葉劍英親自帶去一些《論持久戰》小冊子,向李宗仁、白崇禧宣傳介紹,散發給軍官們閱讀。他不但到國民黨某集團軍軍官團,作《國際形勢與抗戰形勢》演講,還應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教育長楊東蓴的邀請,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騎馬到桂林東郊學校,向全校師生作了題為《當前戰局之特點》的演說。他還接受進步教授馮家駒先生邀請,為廣西大學全體師生作過形勢報告,都受到熱烈歡迎。他還幫助國民黨當局在桂林醞釀與共產黨人合作舉辦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
  在此期間,葉劍英同後來成為越南人民偉大領袖的胡志明同志有過一段親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年胡志明從延安到重慶,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住了很久。其後曾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通訊班長」的身份到南嶽訓練班學習和工作。葉劍英回憶說:「我在南嶽訓練班時,胡志明就在我那裡,當掛名的秘書,大家叫他胡光,後來回國了。新中國建立後有一年,他來中國,向毛主席、周總理談話,說:『我們今年國慶,想請葉劍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說:『志明同志,您今天還講這個話,你已經做越南的領袖了。好,就讓他們全家去吧!』」後來,葉劍英攜帶子女,全家到越南去做客,實現了長久的心願。

  在日寇大舉侵華(12)

  重慶「舌戰群儒」,「虎穴堅持神聖業」
  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醞釀對黨在南方國統區的組織領導機構進行新的調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領導華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員有周恩來、博古、凱豐、張文彬、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廖承志、吳克堅、鄧穎超、劉曉、高文華、董必武,以周恩來為書記。1939年1月13日,中央書記處復電南方局:以周、博、凱、吳、葉、董6人為常委。當時,葉劍英正在負責籌辦南嶽游干班。
  這一段時間,日本侵略者對南京國民黨政府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繼續對華南、華中地區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加緊進行政治誘降活動,積極籌劃「蔣汪合流」,企圖誘使蔣介石集團就範。早已淪為漢奸的汪精衛正加緊在與日寇進行賣國談判。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和反共的傾向日益增大,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準備掀起反共高潮。局勢日益惡化。葉劍英奉命於1939年6月轉移到中國抗戰的陪都重慶。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早已期盼葉劍英的到來,立即按中央指示,委任他擔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軍事部長、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在周恩來領導下,葉劍英繼續進行統戰工作,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妥協投降傾向和反共摩擦政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設在紅巖村十二號。辦事處還兼管曾家巖周公館的日常事務工作。根據與國民黨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原則,葉劍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商談近期抗戰與國共合作問題。但是蔣介石此時正熱衷於策劃反共陰謀,商談沒有任何結果。兩天後,6月12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根據蔣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圍襲擊設在湖南平江嘉義的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慘殺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和通訊處軍需員吳賀泉,並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人活埋,製造了滅絕人寰的「平江慘案」。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封鎖消息,葉劍英直到7月1日才獲悉此事,當即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軍政部長何應欽,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隨後連續致電國民黨當局,據理駁斥國民黨的誣蔑攻擊,要求選派公正大員前往平江嘉義調查,將肇事者交法庭審判。
  8月13日下午2時,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重慶紅巖村舉行追悼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同志大會。葉劍英主持大會並作了長篇報告,義正辭嚴地指責國民黨頑固派迫害平江烈士的罪惡行徑,並寫輓詩憑弔平江慘案死難烈士:「人類有餘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憑弔,按劍復摩裟。」為了揭露慘案的事實真相,葉劍英還發表《論平江事件》專文,全面地評價了平江新四軍辦事處為抗戰作出的積極貢獻,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頑固派和汪精衛投降派,實質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他們的反共活動,是與從前已經公佈、現在聽說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的決定互為因果的。」
  歷史就是這樣演變著。這些頑固派、投降派,跪伏在日本皇軍面前。日本侵略者頻頻拋出政治投降的誘餌,逐漸減少正面戰場的壓力。同時,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加緊「掃蕩」,實行「三光」政策。蔣介石集團作為對日妥協投降的準備步驟,從1939年冬到1940年春,有計劃地佈置國民黨軍隊多次襲擊八路軍,進犯陝甘寧邊區。共產黨、八路軍和各抗日根據地人民在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被迫進行自衛還擊。
  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後,蔣介石在重慶決定召開各戰區參謀長會議,在會上圍攻八路軍,製造輿論,進行軍事動員,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時,葉劍英胳膊摔傷,有的同志勸他不要去。葉劍英覺得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會議,自己作為八路軍參謀長,不但不能不去,而且要準備對付一場惡戰。他身著軍服,佩戴中將軍銜,用繃帶吊著摔傷的胳膊,正氣凜然地出席了會議。

  在日寇大舉侵華(13)

  這一天,會場氣氛與重慶陰雨連綿的天氣一樣,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來。蔣介石事先作了精心準備,對誰先發言,誰後發言,講什麼內容,都作了安排,所有的矛頭都明確指向八路軍,指向八路軍代表葉劍英參謀長。
  以抗戰「最高領袖」自居的蔣介石,在會上一開始就殺氣騰騰地指責說,冬季攻勢打得不好,沒有完成任務,是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造成的。他們游而不擊,製造摩擦,襲擊友軍,包庇叛軍。對這種破壞抗戰的事,要進行查處,以整肅軍紀軍令。特別規定:只有集團軍參謀長以上軍官才有權發言,每人發言時間不得超過30分鐘。他在說這話時,目光始終沒有離開坐在台下的葉劍英。
  葉劍英果然是大將風度,面對惡言攻擊,毫無畏懼,儀態從容。他凝神諦聽,思考選擇適當時機進行反擊。
  按照蔣介石預先安排,天水行營參謀處盛處長、第二戰區楚參謀長、冀察戰區黃參謀長、第八戰區章參謀長、第十戰區周副參謀長、第二十四集團軍羅參謀長等相繼發言,群起攻擊第十八集團軍「襲擊友軍」、「掩護叛軍」、「製造摩擦」、「破壞政權」、「強徵糧食」、「濫發鈔票」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勢不能完成。
  蔣介石聽得非常高興,以為葉劍英在會上遭到圍攻是無法招架的,頂多申辯幾句。他早已準備好,會後以宴請葉劍英為名,在晚宴上對十八集團軍進行「訓示」,宣佈第十八集團軍的五大「罪狀」,然後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然而,他打錯了算盤。會議前兩天,葉劍英只帶耳朵面對國民黨的圍攻,不動聲色,泰然處之。會議進行到第三天,葉劍英看誣蔑攻擊的發言差不多都講完了。隨即要求發言,作《作戰與摩擦問題》的長篇講話。
  大家知道,葉劍英在國民黨內是早期追隨孫中山的元老,又是黃埔軍校的籌辦人和有威望的教官之一,頗負盛名。他旁若無人,豁達大度,侃侃而談。會場上全神貫注,鴉雀無聲。台上台下翹首相望,都想聽聽這位足智多謀、名揚四海的中共參謀長如何完成他的演講。
  葉劍英首先講作戰問題。他向與會軍官說明,第十八集團軍的戰略指導思想和如何按照統帥部的抗戰命令,艱苦奮戰,並獲得偉大戰果。他列舉大量事實,特別引用國民黨軍委會印發的敵偽廣播材料,說明第十八集團軍不僅圓滿地完成了冬季作戰任務,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統帥部的抗戰命令行事的。十八集團軍英勇的作戰行動、光輝戰績,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消極抗戰、望風而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有力地駁斥了所謂第十八集團軍「游而不擊」的論調,揭穿了蔣介石以冬季攻勢作戰失敗而加罪於第十八集團軍的陰謀。
  葉劍英次講摩擦問題。他列舉了國民黨各戰區參謀長關於共產黨軍隊所謂「製造摩擦」事件,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駁斥。揭露國民黨軍隊與偽軍「沆瀣一氣」,共同進攻十八集團軍的真相。
  這位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始終器宇軒昂,彬彬有禮,不慌不忙地按照預定計劃慷慨陳詞,不知不覺已超過了規定發言時間。當講話超過三十分鐘時,軍委會參謀長劉斐遵照蔣介石的命令,報告說發言的時間到了,亦即下了「停講令」。這時葉劍英故意偏頭向蔣介石說:「委座,我還沒有講完,怎麼辦?」蔣介石見葉劍英給他出了個難題,無可奈何,只好破例地說:「請講下去吧!」於是,他繼續講了下去。當講到國民黨張蔭梧等勾結日偽軍進攻第十八集團軍的罪行時,蔣介石沉不住氣了,大聲質問說:「有這回事嗎?」葉劍英說:「有!」馬上把繳獲的石友三、朱懷水、張蔭梧、侯如墉等製造摩擦,國民黨與日偽軍勾結的信件、命令、通報拿出來,一件一件宣讀,並把這些鐵證當眾交給蔣介石看。蔣介石沒有料到葉劍英皮包裡藏著那麼多法寶,且當面示眾,弄得他狼狽不堪,直摸禿腦殼。葉劍英越講越有勁,許多人越聽越同情第十八集團軍和共產黨,抱怨國民黨頑固派竟幹出這種丟人事。在場高級軍官被葉劍英的發言折服了,從這篇理直氣壯、事事有據、句句在理的長篇報告中,他們聽到了許多過去不懂的大道理,瞭解了很多過去不知道的真實情況。一些進步人士更是笑逐顏開,暗中叫好。葉劍英講演結束後,全場活躍,紛紛起立,連蔣介石、何應欽等人也不得不跟著大家站了起來。這時一看表,他的精彩講演整整講了一個半鐘頭。這篇演講不啻是一發重型炮彈,在會場內外爆炸,使蔣介石圍攻葉劍英進而發動反共高潮的陰謀遭到沉重打擊。

  在日寇大舉侵華(14)

  會議結束後,葉劍英立即向南方局作了匯報。大家聽了都非常高興,紅巖村、曾家巖周公館一片歡騰。
  自以為得計的蔣介石萬沒有料到葉劍英一篇講演,把他的「計劃」完全打亂了,使其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蔣介石在散會後,神情沮喪,下令趕快取消準備好請葉劍英出席的宴會,取消準備正式宣佈的五條「訓示」。後來日本出版的《蔣介石秘錄》中披露了這五條「訓示」的要點和內幕,傳為醜聞。這個抗戰「領袖」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精心策劃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敗告終。敵後軍民無不為之連聲叫好。秦邦憲高興地說:「參座,老將出馬,大敗蔣家。這可是一個大勝仗。」董必武稱讚這次講演「葉劍公舌戰群儒」。毛澤東表示贊同,並說這是葉劍英對革命的又一大功勞。「七大」以前,毛澤東在葉劍英呈報來的這篇講演稿上作了批示:「葉劍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國參謀會議上的報告,此報告得到廣大的同情。」
  作為統戰工作委員會負責人之一,葉劍英主管南方軍事組的工作。每逢重要節日和抗戰紀念日,他都組織軍事組人員開展各種活動。他經常出席各種講演會、紀念會,發表抗戰救國言論,同時為報刊撰寫了許多文章,談形勢,論戰略,宣傳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全面抗戰路線,介紹敵後游擊戰和全國軍民抗戰的戰績、經驗,駁斥某些誣蔑中華民族抗戰的謬論,影響深廣。
  儘管如此,並未能阻止住國民黨頑固派繼續製造屠殺事件,向八路軍、新四軍發起新的進攻。1941年1月6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之前,葉劍英就協助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慶領導和團結國統區的抗日力量,採取各種方式,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在收到新四軍被包圍的告急電後,葉劍英立即找國民黨代表交涉,多次向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等提出抗議,強烈要求制止圍攻新四軍。1月17日,周恩來和葉劍英獲悉國民黨反動當局發佈通令,誣蔑新四軍叛亂,悍然宣佈取消新四軍的番號,再次提出嚴重抗議。當天夜裡,得悉《新華日報》關於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社論被新聞檢查官扣壓,周恩來立即題寫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兩幅題詞,要《新華日報》社將題詞手跡製片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編排和製版印刷,組織發行力量,搶在次日各大報發出之前送到廣大讀者手中。由於葉劍英等南方局的同志連夜奮戰,第二天一早,載有周恩來題詞的《新華日報》便到達讀者手中,並出現在重慶大街小巷的閱報牆上,報紙銷量從平時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蔣介石看到報紙,大發雷霆,把陳佈雷、戴笠罵了一通,說周恩來的題詞比一篇社論還重要。
  為了徹底揭露蔣介石打內戰的陰謀,葉劍英組織軍事組趕寫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的傳單,用大量事實從八個方面及時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血腥屠殺和罪行。傳單印好以後,大家分頭出動,衝破國民黨特務的重重阻撓,通過各種關係和渠道散發到山城重慶,「皖南事變」真相很快大白於天下。葉劍英不僅為解救新四軍之危急,陪同周恩來與國民黨當局抗議交涉,還幫助解決貴陽、桂林等八路軍辦事處交通站等遭到的迫害問題。同時,還與梁漱溟、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伯鈞、黃炎培、張君勱等愛國民主人士多次交談,揭露國民黨製造摩擦的真相,鞏固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
  葉劍英在國民黨軍隊中廣泛開展交朋友活動。他除了同國民黨代表進行多次談判外,還經常會見國際友好人士、各黨派代表人物和社會各界(包括港澳)名流,接見記者和愛國華僑,宣傳中共團結抗日的政策。南洋華僑回國慰問團發起人、愛國僑領、華僑籌賑總會主席陳嘉庚、莊西言等經重慶去延安,葉劍英同林伯渠、董必武等與其親切會晤,熱情招待,共商救國大計。葉劍英以他特有的膽識和才智同國民黨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合作與鬥爭,有效地促進了統戰工作的發展。

  在日寇大舉侵華(15)

  《新華日報》社根據當前鬥爭需要和廣大讀者的要求,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論文集》,書中收入了葉劍英自1938年至1940年初公開在報刊上發表過的報告、文章、信函等三十一篇,共十二萬多字,全書分為「論戰局」、「論抗戰中的幾個主要問題」、「論戰略」、「論敵後抗戰」、「八路軍抗戰的經驗」、「糾集和悼文」、「其他」七個部分。該書出版後,廣為發行,很受讀者歡迎。有一篇評論說:「葉劍英在軍事上有極高的素養,文章才華橫溢,膾炙一時。」著名記者趙浩生在重慶曾與葉劍英有交往,他回憶這段往事寫道:「當時葉劍英任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和周總理、鄧大姐同在重慶中共代表團工作。他們的作風和當時國民黨官員不同。多數的國民黨官員躲記者,敷衍記者,怕說錯了話出紕漏,對一切問題的回答多是『無可奉告』。中共代表團的人不但在業務上幫助記者,且主動地和記者做朋友。我和葉劍英的第一次友誼接觸是在一個舞會上。那天是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學校舉行校會,儀式完畢有跳舞。中共代表團的領導人包括葉劍英在內都在人群中與眾同樂。葉劍英那天穿了一身草黃色呢軍服,看上去雖然略顯陳舊褪色,但貼身舒適,瀟灑利落。他那方正飽滿的面孔,一撮濃勁的小鬍子,一雙深邃典型的廣東人的眼睛,閃著機智果敢的光彩,給人的感覺是英俊豪邁,平易近人。一首音樂結束,我和我的舞伴正停在離他很近的地方,他正在和我認識的一位朋友談話,也加入進去。當他知道我的舞伴正在念英國大文學家雪萊作品的時候,他興致勃勃,以鏗鏘的調子朗誦出一段雪萊的名句,這時我才知道這位叱吒風雲的將軍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詩人。我的舞伴並不知道他是誰,當我告訴他這位熟記雪萊作品的人就是葉劍英將軍時,她吃驚之餘,對她所受的十幾年的反共教育都發生了疑惑,她沒想到被認為『共匪』的將軍,卻是一位如此博學多才、溫文儒雅的人物。」
  身居虎穴的葉劍英和南方局的同志們,在重慶經常處在國民黨特務、憲兵嚴密監視包圍之中,特別是「皖南事變」之後,蔣介石密令監視周恩來、葉劍英,不得讓他們離開重慶。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戴笠、康澤密商速捕四川省全部共產黨員。面對一片白色恐怖,葉劍英主動出擊,進行了大量公開與隱蔽相結合的活動,頑強地堅持有利有理有節的鬥爭。他佈置負責情報工作的曾希聖等同志出面,同國民黨政府軍統局電訊台報務員張蔚林、馮傳慶、張露萍(中共地下黨員,外號「幹一場」)等7名「軍統」成員建立秘密聯繫,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使鬥爭由被動變為主動。他經常給同志們講傳統,講氣節教育,領大家唱國際歌和革命老歌,堅定地對大家說:「我們共產黨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著應付,處於虎口,穩如泰山。」當看到地下黨輾轉傳來的方志敏烈士獄中手稿,他異常激動,立即建議《新華日報》刊登《可愛的中國》,並向在場的同志講述方志敏烈士的鬥爭業績,然後揮筆寫下《看方志敏同志手書有感》:「血染東南半壁紅,忍將奇跡作奇功。文山去後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後又將這首詩題寫在方志敏同志遺照上。周恩來非常喜歡這首詩。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大會上,周恩來講了方志敏、陳鐵軍、周文雍在刑場上的故事,特意背誦了葉劍英這首詩,對大家進行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氣節教育,號召大家向烈士學習。在場的同志深受感動,紛紛向葉劍英索詩,競相傳抄。郭沫若讀後,特次葉韻和詩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難忘正學功。縱使血痕終化碧,弋陽依舊萬株楓。」
  巧布「空城計」,智退敵兵1941年12月,葉劍英告別周恩來,結束了長達4年之久的國統區鬥爭生活,從重慶飛回延安。這時敵後抗戰進入最艱苦、最困難階段。日軍集中重兵瘋狂進攻根據地,實行「總體戰」,頻繁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妄圖分割各抗日根據地,逐次消滅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更危險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正規軍打著「曲線救國」旗號,公開投敵,充當偽軍,配合日軍作戰。為打破敵頑夾擊,中共中央戰勝雙重困難,堅持進行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

  在日寇大舉侵華(16)

  葉劍英在最高統帥部的重要崗位上,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器重,成為毛澤東、朱德指揮全國敵後抗戰的得力助手。葉劍英在王家坪、中央軍委所在地,肩負重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每天要辦理幾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軍委上呈下達的文電。日夜思慮著如何給中央、軍委當好參謀。如何根據戰爭風雲的變化,觀察分析戰爭的發展趨勢,正確駕馭戰爭。當時任參謀部參謀的石敬平十分敬佩這位紅色「參座」,他回憶說:「在延安期間,葉參謀長工作很忙。凡軍委機要處來的電報,送誰,找誰,都要經過他批發,急件隨到隨辦。二局送來的情報,反摩擦鬥爭的情況通報,前方來的戰況、通報,都經過他閱批,每天整理,綜合上報,日常事務十分繁忙。他與朱老總住一個院,葉住前院,朱住後院。起草的電報,葉批給朱老總看,然後送毛主席。主席起草的電報,先送葉,然後給朱老總。他常常告訴我們這些參謀人員:考慮問題要站在參謀長的位置。他對部屬要求嚴格。匯報情況,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追問。他告訴我們,不能用『可能』、『大概』、『差不多』這些詞句來回答問題。作為一個軍事參謀,掌握情況要準確,不清楚的一定要搞清楚。假如在他面前說一句假話,他一輩子都記住你,他不允許這樣做。」
  葉劍英在工作中總感到自己不足,總是先做學生後做先生,帶領參謀部的同志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軍事業務知識。在他的窯洞前面擺放著一大塊青石板,晚上點一盞油燈,總是學習工作到深夜。學習是為了更好地指導工作。他在總參謀部組成了專門研究時局和戰略的班子和資料研究室,對國際國內各方面的態勢進行深入研究,隨時瞭解和掌握情況。為了準確及時地獲取敵對各方的情報,葉劍英親自起草了《關於建立情報網的決定》,由中央軍委正式頒布執行。根據這個決定,在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各敵後根據地、新四軍,首先建立起10個情報網的聯絡基點。葉劍英對每個聯絡點抓得很緊,使各地同延安總部的情報聯絡渠道暢通無阻,保證了中央、軍委準確及時地掌握情況、指揮作戰。葉劍英還組織各根據地設立氣象觀察所,建立健全氣象觀察制度,規定設立氣象觀察所細則、氣象觀察項目和方法,以及氣象報告內容,等等,這不但保證了當時作戰指揮的需要,也為根據地農業生產提供了方便條件。葉劍英利用「情報網」的成果,定期組織參謀人員綜合分析各戰區的情況,彙編《軍委戰況通報》《作戰室週報》《國際資料》等刊物。他親自審閱材料進行批改,供中央和軍委領導參閱。毛澤東看了這些材料後很高興,說這樣做「大有幫助」,並且囑托葉劍英對作戰局和資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顧。葉劍英非常重視通信聯絡工作,並親自起草指示、解決電台、報務人員、通訊技術等一系列問題,組織出版《通信戰士》,並為之題詞:「革命的馬達在飛轉,產生出解放人群的熱,幸福的光。」為了做到上通下達,提高統帥部的指揮效能,葉劍英還經常邀請中央和各根據地、各戰區的領導同志朱德、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陳賡、羅瑞卿等前來王家坪參加參謀部,分析研究敵情和研討戰略的會議。聽取「各路諸侯」的意見和建議,使軍委制定的戰略和策略更符合實際,具有更大的科學性和權威性。
  葉劍英善於審時度勢,精心運籌。他在參與中央軍委對日作戰的指揮、制定戰略行動方案過程中,經常提出帶有決策性的意見,受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重視和採納。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形勢十分嚴重。對敵軍動態應當如何估計?侵華日軍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軍進攻蘇聯,還是南進?對此,延安總部參謀人員和國內外的軍事家看法各異。葉劍英組織參謀部進行討論,並吸收在延安的日本共產黨員野阪三一起參加討論,全面分析研究當時的國際局勢和日本的國情,認為日軍南進的可能性大,因而我們作戰指導思想的側重點,要放在對付日軍南下上,並將這一意見上報給中央,供決策參考。他的意見被黨中央接受,後來日本「御前會議」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證明,葉劍英對日軍動向的分析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對中央決策起了極其重要作用。

  在日寇大舉侵華(17)

  葉劍英領導的總參謀部,成了中央和軍委名副其實的指揮中心,受到中央領導和各戰區領導的讚揚。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有一次派人專程到延安,送給中央一根黃燦燦的金條,毛澤東特意指示把它作為獎品送給了總參謀部作戰部門。
  當時延安統帥部在領導對日軍作戰的同時,還要針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的陰謀活動進行鬥爭。葉劍英在協助毛澤東、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鬥爭的方針政策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功。1943年夏,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結五十萬軍隊,準備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根據地大舉進攻。當時,八路軍主力部隊大都已深入敵後對日作戰,陝甘寧邊區兵力薄弱。大敵當前,局勢險惡,如何應付?葉劍英經過深思熟慮,與情報部門研究,提出了一個以智退敵的「政治宣傳戰」方案。他建議使用中共掌握的軍事情報,公開揭露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陰謀,以為退兵之計。毛澤東、朱德對葉劍英這個建議十分讚賞,完全採納。決定除按預定計劃部署兵力,做好保衛邊區的自衛準備外,大力開展政治攻勢,動員一切輿論,廣泛開展宣傳戰,公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調動兵力、破壞抗戰、製造內戰的陰謀。從7月4日開始,朱德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連電蔣介石、胡宗南、何應欽,揭露其「閃擊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動計劃,呼籲團結,避免內戰。新華社廣播了朱德電報全文,並詳細公佈了國民黨軍隊調動的情況。緊接著,延安召開數萬人的群眾大會,通電全國。毛澤東親自動手特為《解放日報》撰寫了題為《質問國民黨》的社論,警告蔣介石:必須立即撤退進犯邊區的軍隊,糾正一切錯誤。敵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和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人士紛紛集會,發表聲明和通電,聲討頑固派。同時,增調部分兵力充實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在軍事上也做好了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
  這一場以軍事實力作基礎的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戰」贏得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於我方掌握了國民黨軍隊的一切行動計劃直至兵力部署、行軍路線等確鑿的情報,並對其揭露無遺,使得正在日夜調兵遣將,準備內戰的國民黨頑固派大為震驚,十分狼狽,進退維谷。當年負責通風情報工作的戴鏡之回憶此事說:「葉參謀長約我到延安去,問我這樣做暴露了電台機密,對我們的軍事情報工作究竟有多大影響?當時我跟葉參謀長講,影響是有的。但我們有能力、有信心克服這個困難,彌補這個影響,不至於造成大的損失。葉參謀長聽了非常高興。新華社在7月7日就把我們獲得的敵人的軍事情報在新華社播發了,舉出了許多具體的第1軍、第90軍、第幾師、第幾師,由什麼地方開到什麼地方,清清楚楚,一點不差。蔣介石非常恐慌,不知所措。」
  就這樣,蔣介石、何應欽等見陰謀敗露,陝甘寧邊區軍民做好了應戰準備,嚴陣以待,同時又迫於國內外輿論一致譴責的壓力,只好下令收兵,致電朱德總司令,表示並無進攻意圖。胡宗南一方面解釋說「敝部換防,請勿誤會」,另一方面下令清查內部,嚴懲洩密者。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敗而告終。人們稱讚「葉參座」利用敵軍情報唱了一台「空城計」,智退頑軍五十萬。
  自覺參加整風,抵制「搶救」運動
  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雖然被制止了,但並未放棄一黨專政、獨裁統治,而且越走越遠。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倒退日甚一日。為了對付日寇大舉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剿共」的雙重壓力,中共中央決定從1942年春天開始,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運動,以實現黨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戰勝困難,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黨的歷史問題。會上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嚴肅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路線,同時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葉劍英在會議發言中用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的精神來剖析自己。他說,要「脫褲子」赤裸裸地檢查自己,看看自己有無犯過錯誤的「傷痕」。他回顧了自己參加革命二十多年來走過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最後說:「照上述回憶,實在太不夠了,工作得不夠積極,學習得不夠刻苦,因此直到現在,我覺得自己還不是成型的幹部。需要今後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學習,向毛主席學習,肅清思想上的主觀主義。」他參加高級幹部學習班,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整頓三風的報告和其他有關文獻,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歷史經驗,對存在於自己頭腦和工作中的不足與缺點作了認真系統的檢查總結。

  在日寇大舉侵華(18)

  中共中央決定在整風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幹部的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要解決敵我矛盾的問題,肅清、爭取並改造潛入我黨我軍中極少數的特務、破壞分子。但運動進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嚴重混淆敵我兩類矛盾的問題。尤其是後來在延安開展的「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的做法,問題更為嚴重。如何對待「搶救」運動?葉劍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到「搶救運動」審干的做法不大對頭,便直接向黨中央負責同志談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這麼多特務呀?如果這樣的話,那延安還能不能存在?這樣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極力主張搞「搶救運動」的康生。康生一夥告他的「陰狀」,說他右傾,還製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親屬,曾兩次剝奪了他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葉劍英面臨新的考驗,在此關鍵時刻,他毫不退讓,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和立場,繼續向組織反映意見。後來,毛澤東採納了葉劍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見,提出九條方針,強調「調查研究,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糾正了這種極「左」的做法。葉劍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軍委直屬隊自始至終堅持實事求是,抵制「搶救運動」的過火行為。他幾次深入到總參二局等單位,貫徹落實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找挨過整的同志一一談話,弄清問題,糾正錯誤,使絕大多數同志得到甄別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當時同葉劍英一起工作的伍修權回憶說:「整風運動時,總參成立了由葉劍英同志和胡耀邦、陶鑄、舒同與我組織的領導小組,他同大家一起,對主觀主義等錯誤思想作了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康生搞起的『搶救運動』也波及到總參,有的同志因此受了委屈。劍英同志發現問題後,不顧康生的反對,馬上向中央和毛主席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確表示不能這樣搞,延安不可能有這麼多特務,並採取措施制止了一些錯誤做法,向被整錯了的同志進行安慰和賠禮道歉,為他們平反和重新分配工作。所以整風期間總參雖然也受到了康生之流的影響,但與其他單位比起來還是比較穩當的,葉劍英當時保護過的一些同志,歷史證明沒有一個是有問題的。」事實的確如此,原重慶曾家巖周公館的收發員左仲平,曾和葉劍英一起工作過,後來調到定邊苟池鹽務局當領導。在整風運動中,有些人根據左仲平的父親曾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軍需官這一情況,推測他父親是國民黨「CC」特務,並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將其開除黨籍。左仲平多方解釋都沒有用,被下放到吳起縣政府當一名文牘秘書。他多次申訴,毫無結果,非常苦惱。後來,葉劍英知道了這件事,親自寫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的證明信,派人送給吳起縣縣長。當縣長向左仲平宣讀葉劍英的信和組織上為他平反而作出的決定時,他感動得當場哭了起來。
  外界宣傳中共抗日的主張和戰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
  敵後抗戰勝利,吸引來大批國內外知名人士和新聞、文化工作者到抗戰聖地延安來參觀訪問,葉劍英總參謀長經常受黨的委託,代表八路軍、新四軍延安總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紹解放區軍民的抗戰情況。
  1944年3月,英、美等國,尤其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國的記者,到延安及黃河以東我解放區瞭解我軍力量及敵後鬥爭情況,並考察我陝甘寧邊區及敵後根據地實施各種政策的情況,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借助我黨我軍我敵後根據地的強大力量配合他們一起進攻日本,最後戰勝德、意、日侵略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團到達延安。這個擁有數十人的中外記者團,其中外國記者有: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史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的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路透社、多蘭多明星週刊的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社的夏南漢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國記者有:中央日報的CC分子張文伯,中央社記者徐兆鏞、楊家勇(楊家勇是國民黨中統特務,臨時以中央社記者名義參加進來的),掃蕩報主任謝爽秋,大公報記者孔昭愷,時事新報記者趙炳,國民公報編輯周木淵,新民報主撰趙超構,商務日報總編金東平。此外,成員中還有屬於國民黨中宣部的人員,負責檢查外國稿件的國民黨宣傳處長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啟湘,管業務工作的張湖生,搞黨務工作的楊西昆,還自帶了電台。記者團的正副總領隊為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記者團路經西安時,秘密安排了一個特務科長化裝成一般工作人員混在記者團內搞電台,企圖與國民黨埋伏在延安的內線取得聯繫,破壞國共合作,窒息新聞出版自由。

  在日寇大舉侵華(21)

  當時延安有一個懷安詩社。葉劍英積極支持和參與詩社的活動。他與詩壇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續范亭等人唱和,以詩言志,以詩會友。那時沒有條件出詩刊,「懷安」諸老寫詩,自備一冊,將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與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與第三人。如是輾轉傳遞,互相唱和,名曰「懷安詩抄」(後在《解放日報》副刊上開闢專欄)。
  葉劍英特作《寄續范亭司令並呈懷安諸老》詩:
  孫陵碧血長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殘軀效李牧,雁門關外殺敵回。
  投身革命將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懷。
  君獨傷時異工部,小戎離黍托詼諧。
  董必武讀後,特賦詩曰:
  季子徐君氣誼投,希深君復亦風流。
  指揮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葉劍侯。
  詩中「季子、徐君」指吳老、徐老,「希深、君復」指謝老、林老。
  有一次葉劍英見到重慶派駐延安的國民黨聯絡參謀說:「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日無奶也是娘。沒有吃,沒有穿,沒有槍彈,我們也是要堅決抗戰到底的。」續范亭聽到這番話很受感動,揮筆寫下一首贈葉劍英將軍的詩:
  十八集團參謀長,有謀有勇且知方。
  我與將軍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觴。
  酒味雖薄情誼重,滿座賓客盡賢良。
  慷慨痛陳天下計,兄弟誓死不鬩牆。
  最後一句酸辛話,今日無奶也是娘。
  這首詩傳遍延安詩壇,一時成為抗戰佳話。


  《葉劍英在關鍵時刻》PART3

  十年浩劫(1)

  九 十年浩劫,黨和國家瀕臨危亡,在此嚴酷的歷史時期,葉劍英逆流而上,挺身而出,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最後一舉粉碎「四人幫」
  1966年5月,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降臨到中國人民頭上。
  葉劍英當時身負重任,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兼任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處在如此重要的崗位,如何應付這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這位老革命家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抵制過程。他依靠黨和人民,砥柱中流,力挽狂瀾,越過一個個暗礁險灘,勝利到達光明的彼岸。
  穩定軍隊,兩個「十萬人大會」發巨響
  「文化大革命」開始,葉劍英對這場來勢兇猛的「運動」感到很突然,但出於對毛澤東的熱愛和信賴,還是想跟上毛澤東的部署,但總是處於一種當時所謂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狀態。深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感情問題,而且是直接關係到黨和軍隊命運的大問題。因此,他從一開始就抱定這樣堅定的信念:人民解放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經過各種嚴格考驗的革命軍隊,是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穩定。只要幾百萬解放軍穩住陣腳,天下就不會大亂。基於這樣的考慮,他在周恩來支持下,同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等幾位元帥和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副主任劉志堅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穩定軍隊的規定和措施。
  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劃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就在同一天,向全軍發出的《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確規定,全軍各級黨委對運動「加強領導」,「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面教育。」並且規定要「點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單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葉劍英主持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研究和決定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到會講話,指出: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鑽空子。首都衛戍工作牽連全局,必須把形勢觀察好。反革命畢竟是少數,我們掌握著大權,有槍桿子,軍隊是可靠的。會議決定:如遇有緊急情況需調動衛戍部隊,周恩來不在時可報鄧小平。會後,周恩來將會議情況及有關部署報告毛澤東。
  6月14日,向全國縣團級以上單位發出的《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明確規定在連隊和師以下戰鬥部隊中著重進行正面教育。軍隊一律不准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而且把軍內「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傳、文化等少數部門。決定在總政設立全軍文革小組和文化革命辦公室。同一天,葉劍英向周恩來作了《關於建立軍委常務會議問題的請示》。經毛主席、周總理批准後,凡涉及軍隊的重大問題,由軍委召開常務會議討論決定,以加強軍委的集體領導。
  6月21日,葉劍英批准下發關於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六條指示。「指示」要求對各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決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即不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7月8日,葉劍英又同軍委、總政領導同志以總政名義,在《部隊文化動態》上加了一個批語,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進行。
  在此期間,葉劍英還多次主持軍委常委會討論下發了穩定軍隊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時,報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同意,派出聯絡小組出席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夥奪取海、空軍領導權的陰謀活動。由於及時採取了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軍隊開展「四大」仍由各級黨委領導,在常委領導下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及其辦事機構,具體掌管,並限定「四大」只在宣傳、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數部門和單位開展,從而使軍隊基本上保持了穩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3)

  會議期間,周恩來採取措施,勸阻紅衛兵揪斗劉、鄧的舉動;緩和工作組與學生緊張關係;研究並實行一些政策的具體措施,如限制紅衛兵活動範圍,宣佈紅衛兵「無權決定停職反省和罷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體罰」,保護好檔案,等等。
  葉劍英在會議期間全力支持周恩來,連續作了7次發言,針對林彪、陳伯達的謬論,反覆提出:軍隊怎麼搞?農村搞不搞?小學如何搞?哪些可以辦,哪些一時不好辦?請大家考慮。他在發言中極力堅持軍隊師以下單位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要抓組織紀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張對幹部的缺點錯誤,要靠後期自己整風糾正,總結經驗教訓。他堅持反對「造反派」隨便揪人和抄家。他強調指出,不論是社會上抄家,還是對機關幹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慮。他的發言得到周恩來的贊同。
  但是,林彪、陳伯達無視周恩來、葉劍英等的正確意見,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工具,向全國印發他們的「報告」和「講話」,流毒甚廣。自從他們提出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林彪、江青一夥的追隨者們到處煽風點火,迅速在全國各地掀起批判所謂「資反路線」的浪潮。軍隊的形勢急轉直下,院校師生和部分機關「造反派」紛紛外出串聯,參與造反奪權活動。總部和各軍區機關不斷被衝擊,許多負責幹部被揪鬥。到11月,進入北京的軍隊院校師生達10萬人。林彪、江青一夥唆使並糾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帶頭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葉劍英感到,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嚴重,如果聽任年輕學生盲目的行動,可能釀成更大禍害,使軍事首腦機關完全陷入癱瘓狀態。他同軍委、總政的領導同志緊急磋商並報告周恩來同意,決定動員軍隊院校師生員工離京回校復課鬧革命。經報毛澤東批准,11月13日,總政治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接見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即「第一次十萬人大會」),周恩來、陶鑄、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肖華、楊成武以及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同時出席。大會由總政主任肖華主持。周恩來和陶鑄繞場一周同代表見面。葉劍英和陳毅、徐向前幾位軍委副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強調穩定軍隊,軍隊不能亂,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許多非正常現象和極端做法提出了嚴肅批評,動員大家離京返校。
  葉劍英在講話中,談到軍隊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務和政策。要求同志們掌握黨的政策,使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他說:「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寧說過,真理跨過一步就成了謬誤,越過了一定的量就會發生質變。」葉劍英指出一些單位揪斗領導幹部、外出串聯、搞打砸搶、敗壞軍隊的名聲等錯誤行為以後,繼續說:「我們是睜著一個眼睛,閉著一個眼睛。閉著一個眼睛放手,睜著一個眼睛看情況。」
  他引證毛澤東10月24日的話說:「魯迅的《阿Q正傳》中有個人,是不准別人改正錯誤、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允許人家革命。毛主席說,過去舊戲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們要向青年學習。但是我們奉勸青年同志們,不要把毛主席著作當聖經念。不要再犯教條主義錯誤。」
  葉劍英勸大家要有階級感情。他對有些「造反派」不顧老幹部心臟病發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鬥的做法,表示十分憤慨!他批評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要大家警惕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壞分子利用。
  正當葉劍英講話時,解放軍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的一名「戰士」(學員)遞條子給會議主持人肖華,責問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沒有?」「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葉劍英在主席台上當眾宣讀了這張條子,氣憤地問大家:「同志們,他懷疑我們大會是偷偷開的,同學們相信不相信我們?」台下回答:「相信軍委。」葉劍英接著說:「我代表軍委的全體同志感謝同志們信任我們,請同志們信任我們。」他告訴大家,四個人的講話是軍委集體討論過的。他重複說,現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兒子教育老子,教爺爺。他希望遞條子的那個學員也要接受教育幫助。

  十年浩劫(5)

  但是,葉劍英並不是「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人在西山,心在山外。
  12月8日,他冒著挨批鬥的風險,照常出席軍委召開的13所軍隊院校師生代表座談會。他針對有人攻擊他和陳毅在「十萬人大會」上的講話,嚴正地提出「反批評」說:「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嗎?他們有講話的自由,我也有講話的自由!」他駁斥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攻擊軍事首腦機關的流言蜚語,斬釘截鐵地說:「軍委、總政沒有反動路線問題」,「軍隊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條黑線,不但沒有反動路線,而且經常是同錯誤路線作鬥爭的。」
  迎著漫天風雪,葉劍英和聶榮臻在西山常和陳毅、徐向前、劉志堅等在山上會晤,談論形勢,商議穩定軍隊的大計。陳毅氣憤地說,把老幹部都打倒了,軍隊和國家能保住嗎?葉劍英深有同感,說:「這樣搞,把我們的老傳統都搞亂了,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並談了繼續穩定軍隊的辦法。陳毅聽了,舉起了雙手說:「我到陰曹地府也舉雙手贊成你!」有一次,幾位元帥在西山聚會。年高體弱、雙目失明的劉伯承元帥也來了。他激動地問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見,現在是什麼樣了?」他邊說邊走到其他的元帥身邊,伸出雙手,一個一個地從上到下撫摸著老戰友。大家握著他的手,熱淚盈眶,捨不得放開。陳毅沉痛地說:「現在看不見最幸福,看見了更是糟心!」
  糟心的事果然是接踵而來。葉劍英和幾位元帥以及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遭到越來越猛烈的圍攻。陳毅元帥首當其衝。周恩來出面保駕、「陪斗」也無濟於事。在極度的困境中,陳老總特致函老戰友葉劍英,並親手錄寄1966年12月《冬夜雜詠》中的《青松》: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葉劍英展詩吟誦,連聲稱讚「好詩!好詩!」他十分欽佩老戰友的正氣俠膽、青松品格。但他眼看著老戰友遭此厄運,無力制止,心焦如焚。何以慰之?唯有詩篇。他隨即鋪紙端硯,揮毫潑墨,作《虞美人·回贈陳毅同志》:
  串聯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
  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衝!
  嚴關過盡艱難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為公,共產宏圖大道正朝東。
  這首響徹京都、膾炙人口的小詞深刻表達了處在逆境中的兩位老戰友肝膽相照、熱情相助的真摯友誼。它是老革命家發自內心的正義之聲,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對共產主義的一曲讚歌。正當「炮轟」風暴席捲全國之時,它卻不脛而走,流傳各地。陳毅讀後,提筆寫道:「絕妙好詞!陳毅拜讀。」他從《虞美人》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十萬人大會」餘波未息,真個是「串聯炮打何時了」。事情鬧到毛澤東那裡,他只好出面調停,勸老帥們:「檢討一下,了此一案。」這一年的12月31日,年終歲尾,葉劍英在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奉命作了一次違心的「檢討」。江青皮笑肉不笑,又來討好:「你檢討什麼?」葉劍英憤怒地說:「我不欠賬!」
  但是,「檢討」歸「檢討」,此案還是未了。造反派並未罷休,鬥爭鋒芒繼續指向幾位元帥和革命軍隊。他們醞釀再次召開「批資反路線鬥爭」大會,揪斗陳、葉,只是因為周恩來總理出面制止,才未開成。
  迎著風暴,擎起「保護傘」
  1967年是中國災難深重的一年。新年伊始,從上海開始向全國各地捲起的「一月風暴」猛烈地衝擊著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和部隊。為了配合「造反派」的奪權鬥爭,林彪等人拋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軍內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動下,成立「批資反籌備處」。確定1967年1月5日聯合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到會檢討。開會的「通知」有兩種顏色、兩種寫法,發給陳毅、葉劍英的是「到會接受再教育」,給其他人寫的是「到會指導」。葉劍英接到通知後,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聽後,當即質問:是誰同意他們開這個大會的?為什麼不報告?他果斷地說,不能叫他們開這個批判大會,即使開,老帥也不能參加。然後,他親自出面在人民大會堂連續三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強調指出:「把批判全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兩位副主席是指錯了方向」,是「不符合實際的」,並明確表示不贊成開這個會,經過耐心說服,制止了這次批判大會的召開,又一次保護了陳、葉兩位老帥。

  十年浩劫(6)

  但是保了元帥,保不住將軍。1月4日,總政治部副主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被打倒。緊接著林彪在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宣佈關鋒任總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王力等人起草了一個《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進一步拋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具體綱領和措施。經過林彪批准「完全同意」。於是林彪、江青一夥明目張膽地拋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把鬥爭鋒芒直接指向葉劍英等幾位元帥和軍隊各級領導幹部。1月11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徐向前任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等任副組長(後又增補謝富治),江青任小組顧問,組員有葉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軍「文革小組」由中央軍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領導,不再隸屬於解放軍總政治部。林彪、江青、葉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預軍隊「文革」的權力,全國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軍亂軍的妖風,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北京、瀋陽、昆明、福州、廣州、南京、蘭州、成都、新疆等軍區和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許多負責同志遭到揪鬥,被逼得東躲西藏,奔赴異地。告急的電報、電話紛至沓來,要求葉老帥給以保護。有些無路可走的,如劉志堅、劉震、成鈞、蘇振華、趙永夫、王恩茂、趙爾陸、許世友、李達、杜義德、王諍等同志,直接找到葉劍英住地求救。
  原葉劍英辦公室秘書、武警部隊副司令員王文理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葉帥保護軍隊的老幹部,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怎麼不保護這些老同志?他就給我講,因為我是作戰部調過去的,說你們作戰部的部長王尚榮同志,蕭華同志,海軍的其他領導同志,他們在我家裡吃飯,有的還留在我家裡住,我教給他們如何正確地對待群眾,如何正確地對待運動,都保護了他們。」
  為了搶救這些革命將領,主管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經過請示周恩來,竭盡最大努力,採取緊急措施加以保護。來者不拒,既來之則安之。葉劍英在軍事科學院內的二號樓和西山住地,一時成了老幹部的「庇護所」。這裡住不下就送到京西賓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葉劍英還特意關照要做好他們的醫療保健工作,護理好每個老同志。當時,躲進大別山的許世友打電話呼救,葉劍英設法把他接來住進京西賓館,保護起來。後來,許世友在南京擺家宴,請葉劍英和西哈努克,以報答「救命」之恩。葉劍英還與地方有關部門打招呼,盡最大努力保護鍾惠瀾、薛愚、謝鐵驪、華君武、袁世海、謝芳、馬玉濤、李維康等知名人士,這些同志念念不忘葉帥的親切關懷和愛護。
  為了抵製造反派反軍亂軍迫害老幹部,葉劍英從1月8日開始多次主持開軍委碰頭會、軍委擴大會議,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同林彪、江青一夥展開激烈的鬥爭。同時通過會議研究對策,穩定軍隊。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針對全國、全軍混亂不堪的局勢,氣憤地說:「他們主張越亂越好,什麼黨、政府、軍隊,他們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來,說這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權。我們的各級幹部,他們給扣上走資派、黑幫、反動權威或其他什麼罪名,企圖一律加以打倒,說這才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怎麼行呢?這怎麼會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呢?」葉劍英講到這裡,有人當場高喊:「他們有野心!」「我們要和他們辯論!」會場上對江青等人的憤怒情緒達到了頂點。但是,作為會議的主持者葉劍英還是開導大家冷靜下來,要加強團結,加強組織紀律性,搞好戰備。只要軍隊自己不亂,就不怕別人鑽空子。
  這期間,葉劍英在參加和主持軍委的一系列會議的同時,還經常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議上,只要有機會,就同江青等進行面對面的交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針對搞亂軍隊問題,再次強調指出:「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不然敵人乘虛而入怎麼辦?」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全國13個軍區,有7個軍區在搞運動,全軍157所院校都在搞運動,到處抓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目標就是抓各個軍區、軍種、兵種的領導人。三個總部,總後癱瘓了,總政幾乎癱瘓,總參部分癱瘓,海軍癱瘓了,空軍癱瘓了。凡癱瘓了的單位,所有的辦事機構、會議室、招待所全部被佔領。領導人來一個抓一個。他激動說:「現在空軍指揮部只好轉移到戰備工事中去。如果全國空中有情況,指揮中斷了,事情誰去辦!」葉劍英據理力爭,手裡拿著一張全國軍分區以上單位受衝擊的統計表指給江青看,嚴肅地說: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

  十年浩劫(7)

  由於葉劍英等與林彪、江青一夥反軍亂軍篡軍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又得到周恩來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於1月14日發出了《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強調軍隊擔負備戰和保衛國防的任務,不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這個「通知」對穩定軍隊發揮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葉劍英又主持制定了《關於各軍區開展文化大革命步驟問題的決定》,繼續強調一定要保持軍隊的穩定;各大軍區、省軍區機關運動必須分期分批進行,不要與地方同時展開;規定濟南、南京、福州、武漢、廣州、新疆、昆明七個軍區推遲或暫停「文化大革命」。葉劍英還經常聽取軍委總參謀部作戰、情報等部門匯報,掌握部隊動態,加強戰備,保證部隊的穩定。他還視察部隊,主持軍委常委會聽取導彈、核武器的試驗、軍工生產等情況的匯報,並作了大量指示。
  葉劍英所做的這一切,有效地抵制了林彪、江青一夥對軍隊的干擾破壞,維護和鞏固了偉大長城,有利於穩定全國局勢,有利於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
  英勇還擊,兩個「大鬧」鑄輝煌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賊心不死,蓄意製造更大的反軍亂軍事件。
  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賓館硝煙瀰漫,擺開了「戰場」。這天下午,軍委在這裡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軍委領導,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員共40餘人。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個發言,大叫大嚷:軍隊一定要支持革命群眾開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樣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葉劍英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持反對意見,力主軍隊不搞「四大」,堅持維護軍隊的穩定。葉劍英旗幟鮮明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戰備任務很重,負有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重大責任。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和建軍路線的一個根本原則,紀律是執行路線的根本保證。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如果開展「四大」,必然發生無政府主義,什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都將變成一句空話。這樣搞下去,怎麼能執行黨的路線?怎麼擔負起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重任?軍隊沒有鐵的紀律鬆鬆垮垮,打起仗來「放羊」,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
  會上,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爭論十分激烈。葉群、陳伯達突然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發起攻擊。他們捏造種種罪名,強加在蕭華頭上,要他當晚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接著,陳伯達擺出中央文革組長的架勢,指責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要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資產階級軍隊」。江青旁敲側擊,竭力幫腔,對蕭華進行辱罵攻擊。她指著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工人體育館召開的10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會上說清問題。蕭華以沉默表示對抗。江青一夥轉而向會議提出,要調換總政治部主任,由徐向前兼任。會上沒有人表態。江青、陳伯達一夥圍攻蕭華的險惡用心是妄圖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以便他們進而打倒葉劍英等元帥,奪取軍權。葉劍英、聶榮臻對此看得非常明白,極為憤慨,未等會議結束,就退出會場,以示抗議。葉劍英回去後,立即將會議情況報告毛澤東、周恩來,要求制止批鬥蕭華,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的態度。
  這一天,軍委擴大的碰頭會散會時,會議主持人徐向前宣佈:會議的內容嚴格保密,不准外傳。這是條紀律。但是,會後某人在傳達會議精神時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總政一位副主任的筆記本也被劫走,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等單位的「造反派」連夜向蕭華發起「突然襲擊」到景山東街抓他。蕭華聽到風聲,從後門跑到傅鍾家,乘車飛馳到西山葉劍英住所躲藏。
  1月20日上午,軍委擴大會議在京西賓館繼續進行,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等人氣勢洶洶。葉劍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側。會議開始,就追查昨晚洩密走漏消息事件。氣氛非常緊張。她明知「造反派」抓蕭華的事,看到蕭華沒有來,故意陰陽怪氣地發問:「總政治部主任失蹤,到哪裡去了?」葉劍英正氣凜然,不予理睬。過了一會兒,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裡去了?蕭華沒有作答。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江青等裝腔作勢緊追不捨。這時,一直冷靜沉默的葉劍英,對江青等人的查問,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裡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他按捺不住滿腔怒火,猛擊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他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可見他當時用力之猛!一向和藹可親的葉劍英發了這麼大的脾氣,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但是,他們並不罷休,加緊密謀確定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十萬人大會批鬥蕭華。葉劍英得知後,立即將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鬥爭和江青等密謀揪斗蕭華的情況報告周恩來。周總理即電話轉葉劍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到大會檢查!」陳伯達也不再提抓蕭華了,他當晚寫了一張紙條,通過軍委辦公廳轉告葉劍英:昨天因為安眠藥吃多了,講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這個話要收回。

  十年浩劫(8)

  葉劍英對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一夥早有察覺,多次說過,這夥人來頭不小,我們要警惕啊!所以,他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很堅決。這是他的堅強的黨性和高尚品德的體現。
  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高級領導同志。葉劍英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了會議的情況。軍隊一些高級領導同志此時此刻見到毛澤東主席,心情非常激動,紛紛向他匯報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訴說領導幹部在運動中受到殘酷鬥爭的情形。毛澤東邊聽邊作解釋。他說,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國主義侵略,抓緊戰備。軍隊要穩定,要團結,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鬧分裂。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葉劍英主持軍委碰頭會議,同其他幾位軍委領導同志反覆商量,一致認為無論如何要穩住軍隊。葉劍英說:「我們要搞個法,搞個命令,搞個章程,不能把軍隊搞亂了。」聶榮臻說:「不能再亂下去了,軍隊要有個限制才行。」1月24日,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到毛家灣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軍隊要有個限制,要搞個條令和規定。經過反覆研究,擬定了軍委命令九條初稿,經林彪同意,送中央文革討論。又報請毛澤東批示。毛澤東、周恩來找幾位元帥反覆研究,定為八條,最後批示「很好,照發。」《軍委八條命令》於1月28日由中央軍委頒布全軍執行。其主要內容是:「繼續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
  「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
  「一切外出串聯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區別對待……今後一律不許衝擊。」
  「軍隊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聯。」
  「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便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
  「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教育子女。」
  這「八條命令」的主旨在於抵制反軍亂軍、穩定軍隊。頒布後有力地煞住了反軍亂軍的歪風,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軍隊。各大軍區廣大指戰員熱烈擁護,堅決執行這一項命令。
  當年中央軍委辦公廳辦公室主任葛楚民回憶說:「葉帥當時的思想是軍隊不能亂,其他幾位元帥也支持他的主張。八條命令被批准後,葉帥指示,空軍派飛機散發到各軍區,效果非常好。葉帥半年來苦心積慮要解決的問題,通過『八條』,算是解決得很好了。」各地區各大軍區機關和部隊根據「八條」命令及時制止了衝擊軍隊的猖狂活動。福州軍區請示軍委,要求把一些經常衝擊軍事機關的打砸搶分子集中到一個島上管制,葉劍英考慮到福州地處前線,從戰略需要出發,批准了他們的請示。但是,江青一夥對「八條命令」是一直反對的。「命令」下達沒有多久,他們就四處活動,鼓動各地「造反派」到處衝擊軍事機關,奪取武器彈藥。有些人竟然到三座門軍委辦公廳鬧事,矛頭指向徐向前,葉劍英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及時制止了事態的擴大。
  為了進一步解決穩定軍隊局勢問題,1967年2月6日,軍委碰頭會議轉移到西山,在葉劍英主持下繼續開會。葉劍英分析一些地區軍隊混亂的局勢,感到「八條命令」還不夠,也未完全落到實處,還要再規定幾條加以限制。他說:「軍委命令本來是九條,拿到中央文革討論,他們把黨委領導,不成立戰鬥組織的一條內容刪掉了。這些問題同他們就是講不通,免不了還有一場爭論!軍隊機關如果允許成立戰鬥組織,不就是允許奪權嗎?這個問題要進行辯論!」他和幾位老帥商量後,於2月8日以軍委名義發出通知:明令外出串連的人員,按期返回本單位,設在各地的聯絡站一律撤銷。

  十年浩劫(10)

  2月16日下午,碰頭會繼續進行。原定議題是討論國務院如何抓革命,促生產,但引起更激烈的鬥爭。
  鬥爭是由陳丕顯的問題引發的。在懷仁堂會議室的門口,譚震林就拉住張春橋問:「陳丕顯同志來了嗎?」譚震林所以提出陳丕顯的來京問題,因為一些省、市委書記被游鬥後,毛澤東連續在三個不同場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周總理力排萬難,把一部分省委書記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當地被無理地扣壓著,陳丕顯就是其中的一個。張春橋裝出一副正經面孔,狡猾地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譚震林聽了十分生氣,指著張春橋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啊。」
  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再次嚴肅地提出了陳丕顯的問題。
  陳毅針對林彪一夥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面派活動,觸到了三個「痛點」: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魯曉夫;三是延安整風中的內部問題。他說:「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葉劍英講到黨的傳統:「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
  余秋裡拍桌子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
  譚震林接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毛主席。」
  謝富治插話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
  譚震林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這時李先念說:「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的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當即責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這篇社論指的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其中有,「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康生明明參與炮製這篇社論,這時卻當面撒謊,說他沒有看過。總理氣憤地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你不叫我們看看,現在政治局還沒有解散嘛。」
  康生、陳伯達一夥被老帥們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們群起反擊,當面斥責林彪、江青一夥發洩對「文革」不滿,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是一次真理戰勝謬誤,正氣壓倒邪惡的會議。
  2月16日碰頭會後第二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斥罵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凶」,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表示「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林彪將這封信送毛澤東閱,並附了一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這無疑是「火上澆油」。江青聽到這個消息後,暴跳如雷,對譚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鬧懷仁堂」當夜,張春橋等到釣魚台向江青密報。在江青策劃下,由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連夜向毛澤東匯報。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爭!」張春橋在匯報中歪曲事實真相,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張春橋還說周恩來對《紅旗》第13期社論沒送他審查有意見。毛澤東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並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一次話,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十六日在懷仁堂碰頭會上對「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強烈不滿的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指責他們是「翻案」,是「復辟」,並且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岡山打游擊。毛澤東這次確實是動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說法,「我跟毛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作了檢討,就這次碰頭會承擔了責任。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會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評,為他人承擔責任。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進行圍攻、批鬥,迫使他們作了檢討。

  十年浩劫(11)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堅決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小組」等大幅標語在一夜之間貼滿了北京城。社會上大規模掀起了「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一夥操縱下,首都街頭出現了示威遊行,「造反派」高喊擊退「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個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從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來主持各副總理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身處逆境,巧於周旋和鬥爭
  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將」,但他並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頑強抗爭。他受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軍委委託,繼續解決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內蒙、甘肅等地「造反派」圍攻軍事機關、打砸搶的問題,受到各大軍區的擁護和支持,保證了部隊的穩定。
  就在「大鬧懷仁堂」的第二天,2月27日,葉劍英親自修改批發中央軍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團」等造反派組織的公開信。信中說:「你們不要把鬥爭鋒芒指向人民解放軍,嚴重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這封信經報告周恩來,先在成都地區後在全國用飛機散發。同一天,葉劍英還批准發出了《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電報,嚴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軍區打砸搶、擾亂部隊正常秩序的錯誤行為,要求各單位限期把他們押回北京。
  2月22日,葉劍英等提議請周恩來審改中共中央關於軍委「八條命令」補充說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很好,除第七條(未講軍內問題)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同時還規定:所有在外地、外單位串聯的學生、職工、農民應立即返回本地本單位;軍事領導機關、軍隊和地方的戰備系統、機要保密系統今後一律不准衝擊、不准串聯;黨中央機關、國防工業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計委、財政部、各級銀行、經委、建委、科委、《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新華社、廣播事業局等不許由外單位人員接管,已進駐這些單位的外單位人員要立即退出。毛澤東批發了這一通知。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經濟建設遭到嚴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一直是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十分關注的問題。
  2月23日,周恩來和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要求省、地、縣各級都以軍事部門為主,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領導春耕生產。說:要快一點,季節逼人。各級生產辦公室由軍區領導抓總,吸收省、地幹部參加。領導幹部有些沒有過關的,可以先出來工作,以後再過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葉劍英隨即主持中央軍委討論,發出了《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在貫徹軍委「八條命令」過程中,各地區仍有反覆,不斷發生各種大大小小的衝擊事件。2月23日,葉劍英親自打電話給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詢問「青海事件」。此後,他又以中央軍委名義給南京軍區下達了關於軍事院校恢復黨委領導、停止搞「四大」等四點指示。他還受周恩來和中央委託繼續幫助解決新疆、內蒙古、甘肅、昆明、廣西、北京衛戍區等地的問題。3月10日,他就昆明鋼鐵公司軍事接管事請示周恩來,電告昆明軍區辦事處。所有這些,都受到各軍區的擁護和支持,保證了部隊的穩定,但卻招來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一條條罪狀和種種迫害接踵而至,把攻擊矛頭對準葉劍英。
  但是葉劍英身處逆流,毫無畏懼,繼續抗爭。他考慮,當時最重要的仍是想辦法穩定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他請示毛澤東、周恩來同意,從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幾位元帥一起主持召開了有各大軍區、軍兵種,各總部領導幹部100多人參加的軍以上幹部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名義上著重討論軍隊支援地方春耕生產以及軍隊對全國大中學校師生進行軍訓等問題,但真正的目的在於統一軍隊高級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解決軍隊在「三支兩軍」(毛澤東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中遇到的困難,維護部隊的團結穩定。葉劍英在預備會議上動員說:希望大家打消顧慮,反映部隊的真實情況,包括正面教育、軍事訓練、「三支兩軍」、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以及機關被衝擊和反衝擊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談談,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會上講,也可以寫成書面材料。葉劍英瞭解了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以後,在大小會議上,有針對性地作了數次發言,就「文化大革命」應當怎樣看,部隊如何搞法,怎樣處理軍隊與地方「革委會」和「造反派」的關係等一系列複雜棘手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確指示。他還利用機會,同少數人座談或個別交談,使與會的多數同志心裡有了底。會議期間,葉劍英等針對一些地區「鬧事」,繼續解決蘭州、廣州、福州、北京衛戍區等地區的軍管問題。

  十年浩劫(12)

  周恩來極力支持這次會議,3月13日,他到會講話,呼籲:無論如何要在三個月內解決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各級領導機構成員要以解放軍為主,光靠革命群眾組織不行。如果沒有領導機構,可以先成立生產指揮部。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管。
  儘管周恩來全力支持葉劍英等主持召開的軍以上會議,並親自領導部署,解決軍管問題,但是,這次會議進展並不順利。林彪、江青等發覺這次會議「風向不對」,誣蔑葉劍英「抓軍隊反對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對文化大革命」。康生氣勢洶洶地到會上講話,手裡搖晃著葉劍英批准的軍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開信,當眾指責它充滿了「國民黨語言」,是「鎮壓群眾」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來到會上講話,大放厥詞,說什麼「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要採取主動的進攻」,「要抓帶槍的劉鄧路線」!
  軍以上幹部會雖然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干擾破壞,還是取得了很大實際成果。有人反映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大鬧京西」與「大鬧懷仁堂」的繼續,對穩定軍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林彪、江青為了消除這個會議的影響,興風作浪,刮起「十二級颱風」,繼續製造亂軍篡黨一系列惡性事件。一是4月6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佈《十條》,砍掉了軍委的《八條命令》《七項規定》;二是4月中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罪行」,逼迫葉劍英作「檢討」;三是改組全軍文革小組,撤銷徐向前的組長職務,改由蕭華擔任;四是炮製「五一三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攆走「閻王」,趕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兩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禍首」趙永夫的「後台」葉劍英;六是製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陳再道等;七是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聲稱這是兩個司令部的最後決戰;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掀起「全面內戰」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動下,地方和軍隊的「造反派」,瘋狂地衝擊軍事機關,揪斗「陳再道」式的人物。江青親自出馬,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突然發難,誣陷葉劍英「要搞政變」。葉劍英當場予以反擊:「我跟毛主席革命幾十年,無論在長征中,在延安,無論籌劃指揮全軍作戰,或是在解放以後的歷次路線鬥爭,我都忠實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堅決站在黨中央一邊,保衛黨的革命路線,保衛毛主席的安全。」會後不久,江青一夥竟公然派人抄葉劍英在北長安街81號的家,抄走了葉劍英大量手稿、記錄稿、講話稿和中央、軍委機關的來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機密文件。甚至挖開地板,檢查有無武器、電台。北京街頭貼出「打倒葉劍英」、「斬斷葉劍英的黑手」等大標語。中央戲劇學院成立「揪葉聯絡站」,先後將葉劍英的幾個子女、親屬甚至保姆關進監獄,並成立「專案組」,搞逼供信,羅列罪狀,栽贓陷害葉劍英,必欲打倒而後快。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製造種種駭人聽聞的所謂「兵變」、「政變」、「逆流」、「衝擊事件」等等謠言,惡毒攻擊葉劍英等元帥和高級將領;還組織人員專門私整各位元帥的黑材料,誣蔑葉劍英曾「被俘」、「企圖投敵」,後來毛澤東知道了,親自批示這是「老一套謠言」,下令禁止,並在天安門城樓上當面向葉劍英澄清此事,他們才被迫收斂。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葉劍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幹的日子裡,始終保持高昂的鬥爭意志,對黨對人民懷著無限希望和信心。在遭難的關鍵時刻,每次都是周恩來保護他過關,作葉劍英的「擋風牆」(當然,有時毛澤東也出面調解)。當周恩來得知有人迫害葉劍英,造謠他身邊有「特嫌」,進行「抄家」時,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並制止「造反派」胡作非為!

  十年浩劫(13)

  自從大反所謂「二月逆流」之後,幾位開國元帥處於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狀態。葉劍英因毛澤東一再保護,說他長征路上揭露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的密電有功,才未被明令取消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職務,還能勉強支撐著搖搖欲傾的軍委大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照顧一些工作。他忍辱負重,以極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全套人馬周旋,機敏巧妙地進行著各種形式的鬥爭。他在自己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關懷著軍隊的穩定,關心著其他受衝擊的同志。一次國防科委幾十名「造反派」要炮轟聶榮臻元帥,情況危急。聶帥交代秘書周均倫去找葉帥,葉劍英親切接待他。不久,讓他轉告聶帥,已向毛澤東同志報告過,毛主席說是人民內部矛盾,請他放心。後來葉劍英又將此事報告周恩來,周總理批評七機部「九一六」群眾組織炮轟聶榮臻的錯誤,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帥回憶當年的情景,對葉劍英曾作過這樣一段評述:「他在自己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關懷著軍隊的穩定,關心著其他受衝擊的同志。一次,他聽到風聲,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嚴令保護我的安全,一面親自打電話給我,安排我轉移到西山去住。這種患難與共的真摯感情,使我難以忘懷。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由於林彪、『四人幫』一夥搗亂,朱德同志和我們幾個受衝擊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軍40週年招待會,竟成了問題。在出不出席還沒最後定時,劍英同志親自帶著一名戰士理發員,來到了我的住處,要我先理個發,做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當時他的意思十分明確:這次招待會,軍委的一些老同志應該出席,這不是個人的事,它關係到軍隊的安定與團結,關係到國內外的影響,也是向『四人幫』一夥的鬥爭。當毛澤東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電話通知打來時,劍英同誌喜形於色,十分高興!」
  為了保護各大軍區、各軍兵種遭到衝擊的領導,葉劍英分別把處境十分困難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賓館等地方加以保護,派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進入1968年,形勢更為嚴峻。這年3月22日,發生震驚全國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佈《命令》,稱: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職務,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24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林彪首先講話,宣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錯誤」和對他們的處理決定。
  首都召開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造反派」揚言要揪出楊、余、傅的「黑後台」葉劍英、聶榮臻。
  第二天,毛澤東、林彪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毛澤東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裡。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於是,成立「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取代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黃永勝一夥有意刁難葉劍英,實行「三不」:不給他看文件,不准他打電話,不准與外界聯繫,甚至不准與子女聯繫。
  林彪、江青等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的迫害有增無減。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等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分組會上組織圍攻參加過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並無端指責朱德、陳雲、鄧子恢等「一貫右傾」。在17日第一小組會上,康生強加給所謂「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為王明路線翻案」等罪名。江青則污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黃永勝、吳法憲污蔑朱德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會上,宣稱「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

  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蘇聯軍隊悍然侵入我國神聖領土珍寶島。中蘇邊界緊張起來。
  毛澤東、周恩來指示葉劍英,要他同其他幾位在北京「六廠二校」蹲點的元帥一起討論國際形勢。3月18日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了有關國際問題的7條具體建議。3月下旬,他根據幾位元帥一起多次討論珍寶島反擊作戰問題所提出的意見,由他負責整理了一份《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的報告,於3月29日上呈毛澤東主席。「報告」最後對民兵建設、軍事訓練、軍工生產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
  周恩來對葉劍英等幾位元帥的報告極為重視,一直關心他們的處境,想方設法,把他們從困境和逆境中解脫出來。黨的九大召開前夕,他積極活動,做了許多工作。在討論九大全體會議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澤東提議,老同志坐在前頭,得到贊同。4月1日,又致信毛澤東再次提出包括葉劍英等在內的老同志參加會議主席團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堅決反對,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林彪作的政治報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葉劍英在會上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珍寶島事件,在發言中著重談了加強戰備的意見,強調要保持軍隊的穩定,爭取時間加強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準備打敗敢於來犯的任何敵人。而林彪、江青一夥則鼓吹「中心轉移論」,強調軍隊要「突出政治」,對葉劍英繼續進行圍攻。但是,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卻受到周恩來的支持和保護,得到大會絕大多數代表的擁護和愛戴。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周恩來等提議,葉劍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九大以後,葉劍英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幾位元帥,接受周恩來總理交代的任務,正式成立國際問題研究小組。周恩來交待陳毅、葉劍英等幾位元帥說,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各部門集中力量進行「斗、批、改」,只能應付「門市」,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尚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主席沒有讓你們回原崗位,除了「蹲點」,你們可以不受行政事務的干擾,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請陳總歸納幾條送給我,我再轉報毛主席。之後,根據周恩來意見,外交部選派熊向暉、姚廣二人參加「國際問題研究小組」,協助陳毅等工作。
  6月2日,周恩來在陳毅6月1日關於「國際問題研究小組」活動安排情況的報告上批注,強調毛澤東交給他們的三項任務:(一)到工廠、學校、公社去蹲點;(二)對國際形勢經過閱讀材料和集體討論,提出意見;(三)對國防問題經過閱讀材料和集體討論,提出意見。
  從6月7日開始,幾位元帥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會,在陳毅主持下,多次全面深入地討論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在會上,葉劍英作了幾次很有見地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強調要利用美國、蘇聯和歐洲各國之間的矛盾,盡快打開中美之間的僵持局面,恢復中美會談。他說,現在美國不得不從越南逐步撤軍,蘇聯在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尼克松訪問亞洲五國,是怕蘇聯接管「真空」。美國國務院宣佈「兩個放寬」,步子雖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國的新動向。……後來由參加會議做記錄的熊向暉等根據元帥們討論的情況,寫成一份書面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於7月11日由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簽署,上送周恩來總理轉呈毛澤東主席。在這份報告中,四位元帥對中、美、蘇「大三角」的戰備關係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著重對蘇美矛盾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並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報告」全面地分析了國際戰略新格局,為打開中美關係局面提供了依據,為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制定重大戰略決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十年浩劫(16)

  「流放」長沙岳陽湘潭,
  懷屈原吟《離騷》以自慰
  由於四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反覆折騰,不僅國內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而且國際形勢也異常緊張。美國在越南發動的侵略戰爭直逼我國的南大門,前蘇聯在我國黑龍江製造「珍寶島」事件後,在我國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我形成南北夾擊、四面包圍之勢。在這種情況下,1969年中央向全國發佈了戰備命令。10月17日,林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次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在此之前,根據毛澤東意見和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京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幹部及其家屬被「戰備疏散」到外地。
  年老多病的葉劍英也不例外。他在周恩來的關懷和保護下下放到長沙。當時他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老人,因為他的子女那時多數被抓進監獄,有的被下放勞動改造或遠在邊疆服役,去湖南只跟兩名隨行人員,沒有一個親人同往。他在湖南歷時十個月,輾轉於長沙、岳陽、湘潭等地,受盡林彪及其追隨者的冷遇刁難,過著孤獨、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葉劍英到湖南之前,周總理親自給當地領導人交代說:葉劍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調查研究,盡量照顧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夥從軍隊系統卻交待:要對葉劍英保持距離。當時葉劍英還沒有摘掉「老機」、「二月逆流」、「黑干將」的帽子。
  湖南省領導人聽說來了「老機」,格外小心謹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裝作不知,有的躲躲閃閃,更有個別人奉林彪一夥的旨意,暗中加以監視和迫害。但是,有些領導和幹部出於對老帥的熱愛,硬是不理那一套。他們挺身而出,在極端困難的境遇中,對葉劍英元帥一如既往,關心備至,想方設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顧。當時省軍區主要負責人黎原、李振軍聽說老首長葉劍英來了由衷地高興,但又為他的處境擔憂,他們同省委接待處長肖根生和四十七軍政治部保衛處副處長趙福和商量,決定抽調警衛排的排長胡家虎給葉帥當專職警衛員,並確定由趙福和具體負責葉帥的安全保衛和生活安排。胡家虎原來是四十七軍炮團的排長,這次被抽到葉帥身邊工作,十分高興,但也為此吃了不少苦頭。胡家虎後來多次談到葉劍英流放在湖南各地的情形,他回憶說:「那時湖南,已是深秋。葉帥突然從乾燥的北京到陰冷潮濕的南方,很不適應,時常患感冒,並反覆引起肺部感染。當地領導不重視,醫院也沒有好藥,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體狀況日漸衰弱。一天,當地領導決定讓他從長沙搬到湘潭去住,並讓工作人員通知他,立即搬走。禍不單行。就在這時,突然得知,因受他牽連遠在上海被下放到某農場勞動改造的二兒子,在勞動中,不慎一隻手被機器捲了進去,尚未脫離危險。因當地醫療條件差,準備送往大醫院搶救。葉劍英聽到這個消息後,心急如焚,很難過。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長沙進一步瞭解兒子的搶救情況,都沒有獲准。他是個組織紀律觀念很強的人,雖然心裡不痛快,還是服從組織決定,搬出長沙『蓉園』,轉移到湘潭。事後才知道,當時趕他緊急從長沙到湘潭,是因為毛主席來長沙要住『蓉園』。葉帥聽到這個情況很傷心,說:『讓我離開長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會讓我走。』事實的確是如此,過去在延安時,他隨時可以到毛澤東那裡去,而且臨來之前,周總理告訴他,讓他來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說:『劍英去湖南,打起仗來可南可北。』但是,有人封鎖毛澤東,他根本不知道葉劍英當時在長沙,更不知道因自己來而趕走葉帥。」
  談到葉劍英在湘潭的情形,胡家虎繼續說:「湘潭比起長沙,不僅生活條件差得多,而且『上邊』指示,對葉帥這個『老機』、『老右』要『提高警惕』,加強『保密』。說起來令人難以相信,一位共和國的元帥,在這裡想給遠在上海受傷致殘的兒子打個電話,卻遭到電話員的粗暴呵斥。他氣得手發抖,無奈只好含著熱淚給孩子寫信,安慰孩子:『大丈夫一息尚存,還可以鬧革命,何況全部身心健全,只差一隻手,決不氣餒……』這時正值數九寒天,湘潭地區寒氣逼人,凍手凍腳。葉劍英在湘潭下榻的「賓館」,沒有烤暖設備,這對一個年過七旬、身體又多病的老人來說,其淒苦之狀,可想而知了。後來,還是一位湖南好心的領導知道這種情況後,立即向湘潭地區領導和有關工廠聯繫,四處奔走,請來工人來檢修『賓館』的鍋爐和暖氣管道。技術人員和工人聽說為葉帥修暖氣設備,不辭辛苦,加班加點,很快解決了烤暖問題。葉帥不僅從身體上,而且從心眼裡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眾給自己送來的溫暖。葉帥在湘潭,不但生活上很少有人關心過問,飯菜也不可口,為了改善他的生活,我和炊事人員只好『自己採購,自負盈虧』。後來,多虧下放到江西的王震來看他,找到以前的老部下,才有所改善。」

  十年浩劫(18)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汪東興回京向周恩來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會議一致擁護毛澤東意見,商定立即著手進行準備工作。
  但是,林彪卻蓄謀幹預毛澤東的大思路,尤其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大唱反調,暴露了他日益膨脹的野心。
  4月11日,林彪從蘇州通過電話記錄方式向在長沙的毛澤東提出: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副主席可設可不設。」林彪還表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這個電話記錄同時傳給中央政治局。
  第二天,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關於要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成員中多數同意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並將討論意見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在政治局報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本月下旬,毛澤東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仍然堅持原來的主張。半個月以後,周恩來在廣州特地就此事與林彪談話。
  在此期間,中央正在醞釀和準備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
  1970年7月16日,葉劍英突然告知,由長沙乘機返回北京。剛到住地二號樓,周恩來總理即打來電話,表示歡迎和慰問。緊接著,到京西賓館連日開會,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做準備。
  從此,葉劍英結束了長達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0日,葉劍英同其他中央領導人飛上廬山。
  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佈全會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討論戰備問題。隨後,林彪作長篇發言,提出:這次憲法草案「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常好,非常好!」他繼續大肆鼓吹「天才論」,誰反對就是「反對馬列主義的」,林彪發言後,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
  8月24日,全會收聽林彪23日講話錄音後,各小組進行討論。在葉群的事先佈置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葉群分別在各小組會上宣講「天才」語錄,表示擁護林彪講話,堅持設國家主席。在華北組討論會上,陳伯達帶頭作煽動性發言,不指名地抨擊張春橋等人,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各小組會上要求設國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聲更加強烈。許多中央委員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作了附和陳伯達、葉群等的發言。
  然而,出乎人們的預料,風向突變。8月25日下午三時,毛澤東在主持召開有各組組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陳伯達等人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違背了九大方針,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並警告說,並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如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第六號簡報。
  8月29日,周恩來參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周恩來批評了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錯誤發言,把修改憲法的討論引導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以華北組最為突出。會上,陳伯達、吳法憲等作了檢討。
  8月31日,毛澤東在陳伯達所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材料上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繼續嚴厲地點名批判陳伯達:「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十年浩劫(19)

  毛澤東及時揭露了林彪、陳伯達一夥搶班奪權的陰謀。葉劍英擁護毛澤東的意見,自始至終同周恩來等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堅持與林彪一夥進行鬥爭。
  9月10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負責的陳伯達專案組,具體工作由中央辦公廳有關負責人處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除原經常參加議事的12人外,今後如遇有重大政策問題需討論,還擬請董必武、朱德、葉劍英三人參加。會議臨結束時,一天夜裡,周恩來突然打電話通知葉劍英立即到毛澤東那裡去。毛澤東在廬山住地同周恩來、葉劍英連夜研究「批陳」問題,並把調查陳伯達反革命歷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務當面交給了周、葉。
  廬山會議後,葉劍英回到北京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部署,於11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了參加調查陳伯達小組的人員和中央辦公廳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會上,他明確交代了任務,提出了要求,特別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重證據,嚴禁逼供信。會後,他親自帶領工作組奔赴陳伯達家鄉福建惠安縣陳安人厝和廈門鼓浪嶼、集美等地,深入農村、深入群眾作調查,然後又去廣東、廣西等地找有關人員座談,提審在押人員,查閱敵偽檔案報刊,進行反覆核證。為了弄清問題,他親自找人談話,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時談到深夜一二點鐘。在調查研究過程中,他及時與中央聯繫,親自給中央寫工作進展情況報告。經過幾個月艱苦細緻的工作,終於查清了陳伯達的個人歷史,比較系統地揭露了所謂「紅色理論家」的真面目,為中央粉碎林彪與陳伯達等人結合的反革命集團,打響了第一炮。
  林彪叛逃,危難中受命挑大樑
  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
  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葉劍英寫下的這首詩是林彪「九一三」叛逃機毀人亡的真實記錄。
  毛澤東、周恩來決定發動「批陳整風」之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面目日益暴露。林彪、葉群一夥已感受到末日來臨,成為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儘管毛澤東採取寬大政策,等待他們轉變回頭,但他們篡黨之心不死,又不肯善罷甘休。
  1971年3月初,林彪自比李後主,自怨自艾說:「南唐李後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干戈,垂淚對宮娥。他說是因為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一向視「槍桿子」如命的林彪準備動用武力「決一死戰」,奪取中央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做了準備。
  這一年8月,毛澤東到南方巡視,沿途同5個大軍區和10個省區負責人談話,批評了林彪及其同夥。
  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先後得到周宇馳、黃永勝的密報,獲悉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決心鋌而走險,將毛殺害於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其「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命令。8日,林彪親筆寫下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林立果向其「聯合艦隊」下達謀害毛澤東的具體方案。在佈置「南線」行動的同時,還研究了「北線」計劃,攻擊目標是中南海和釣魚台,準備消滅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聶榮臻等。
  9月13日凌晨零時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不顧周恩來下達命令的警衛部隊阻攔,疾駛山海關機場,乘二五六號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周恩來接報告後即令李德生前往空軍司令部作戰室指揮跟蹤,並採取向全國發佈禁空令等一系列緊急措施。同時立即通知葉劍英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緊急會議,並指定葉劍英處理林彪叛逃善後問題及戰備事項。葉劍英當晚轉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號樓去待命,密切注視國內外局勢,隨時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然事變。9月14日,我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傳回消息,證實林彪叛逃途中機毀人亡。
  周恩來得知這一確切消息後,立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集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葉劍英出席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佈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實行離職反省,對黃等四人說:「限你們十天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你們不聽。你們對黨對人民是犯了罪的!」隨即,召集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開會,傳達中央處理黃、吳、李、邱四人的決定。之後,起草中央通知:宣佈黃、吳、李、邱在林彪反黨宗派活動中「陷入很深」,「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代。」決定中央軍委工作由葉劍英主持,並籌組軍委辦公會議,實行集體領導。經毛澤東批准,此《通知》發至大軍區黨委常委和省委常委。30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九一三」林彪事件以來各項工作做初步總結。建議在葉劍英主持下,組成由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矩、張才千、劉賢權十人為成員的軍委辦公會議開展工作。經報毛澤東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別發出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專案組的通知。

  十年浩劫(20)

  葉劍英臨危受命,勇挑重擔。10月4日寫信給毛澤東,報告軍委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件通知的情況和軍委今後工作設想。他在信中最後向毛澤東主席表示:「這次主席令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誤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經常對軍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見,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錯。最後,他請求毛澤東主席「有時間請賜一見,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毛澤東收到葉劍英的信,當天即同周恩來召集葉劍英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同志們談話,就軍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又說: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
  為了貫徹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整頓軍隊的指示,葉劍英首先集中力量抓好軍隊系統從上到下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揭批、清理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純潔各級組織,統一全軍指戰員的思想,提高軍隊戰鬥力。
  為了重振軍威,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建設,葉劍英一方面著手籌備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一方面深入機關、部隊,開展調查研究,整頓和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解放一大批長期革命富有領導才能的老幹部,使各級領導權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同時組織廣大指戰員深入學習毛澤東關於「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要準備打仗」的指示,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恢復和發展國防科技和軍工生產,改善武器裝備,做好戰備工作。經過一系列工作,從各個方面清除林彪12年來把持軍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和流毒,恢復我軍的光榮優良傳統。軍隊各條戰線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全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出現了可喜的新局面。
  葉劍英利用一切機會和場合為老同志們恢復名譽,出來工作,提供機會,掃除障礙。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對到會的同志說:「你不要再講他『二月逆流』了。」接著他又對大家說:「『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地大鬧懷仁堂嘛!」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又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為了慎重起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1月6日16時20分,葉劍英匆匆趕到醫院向重病的陳毅作傳達。他淚流語塞,用顫抖的雙手從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抄著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話。他說:「毛主席、黨中央要我來看你,你要安心養病,會好的。」把紙條上的內容讀了一遍,再交給坐在床頭的陳毅女兒珊珊,讓她再念給陳毅聽。珊珊伏在床頭輕聲對陳毅說:「爸爸,剛才葉伯伯的話,如果你能聽見,就閉一閉眼睛。」這時說話已經困難的陳毅閉了閉眼,又一次陷入昏迷。當日深夜11時55分,陳毅與世長辭。陳珊珊回憶這段往事,流著熱淚說:「我父親在彌留之際,能夠聽到由葉帥親自傳達的毛主席關於為『二月逆流』、為這些老同志平反,為他洗刷在『文革』當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覺得,我父親可以瞑目了。」
  排除「四人幫」干擾,力請鄧小平復出
  然而,葉劍英仍然處在新的鬥爭的漩渦之中。
  這個鬥爭的主要對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團。江青集團是「文革」孕育出來的一個畸形兒。早在「文革」發動階段,它與林彪集團就開始勾結。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是這兩個集團借「文革」互相勾結、共同進行陰謀活動的有力見證。「文革」發動後,這兩個集團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動亂中分別加強各自的勢力。自從1972年9月,王洪文從上海調到中央工作,很快成為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江、張、王、姚結成「四人幫」集團加緊策劃,製造混亂,同林彪集團貌似「團結合作」實則分庭抗禮,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正因如此,在它們之間,除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的一面。從一定意義上說,林彪發動的未遂反革命政變,也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之間的殊死鬥爭進入白熱化的一種表現。林彪一夥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一個直接的威脅,藉機加強自己的實力。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的情況是,江青一夥無法區別它與林彪一夥「何其相似」的極「左」面目和反動本質,這使得他們都必然將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面。黨和人民對於林彪一夥的批判,必然造成對江青集團的新的威脅。這種揭發批判越深入,江青一夥的反動面目也就隨之暴露得越清楚,他們也必然耍兩面手法掩蓋自己的罪責,挑起新的事端,轉移鬥爭大方向。因此,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與「四人幫」鬥爭越來越尖銳複雜艱難。這場鬥爭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江青一夥搖身一變,成為「反林英雄」。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澤東的指示為己用,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封鎖和控制了毛澤東。第二,「四人幫」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形而上學猖獗」,搞亂了群眾的思想,而許多人受他們的欺騙和利用而不自覺。第三,「四人幫」壟斷了黨內信息,控制了輿論工具,要公開揭露他們的身世和罪行相當困難。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竊取的特殊地位,給這場鬥爭帶來了特殊困難。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擺出「女皇」的架勢,飛揚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澤東「點名」的接班人、上海灘的「幫頭」、「花花太歲」;張春橋、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澤東的賞識,成為當代「文霸」、「學閥」和「理論家」,不可一世。這四個人結成「黑幫」,互相利用,互相依賴,互相吹捧,欺騙了相當一部分人跟著跑。他們出席中央會議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橫起哄,爭取同情,製造壓力,迫使眾人就範。對於這種狀況,葉劍英作過精闢的分析:「四人幫」在政治局中是個少數。但是,我們要看到「四人幫」裡頭,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是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自從毛主席病重以後,又來了一個所謂「聯絡員」毛遠新,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由他上傳,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達。這種狀況,使鬥爭更加艱巨複雜起來。當時,政治局的同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採取了克制的態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與「四人幫」鬥爭採取了曲折迂迴的方式,講究策略,注意方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十年浩劫(26)

  10月20日,毛澤東讓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再次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毛澤東還要王、唐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並明確建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但是,江青一夥根本聽不進,繼續耍兩面派,搗亂破壞。
  這時,周恩來在病中同葉劍英商量,他要去長沙面見毛澤東主席,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便中潛血,需要立即檢查治療,請示葉劍英是否同意周總理去長沙。葉劍英考慮,當時正值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如果總理能夠親自出馬向毛澤東建議,對擊敗「四人幫」組閣的陰謀將十分有利。他當即與醫療專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個保護治療方案,堅持總理依期南行。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抵長沙,準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各項工作籌備情況,王洪文另機前往。行前,周恩來對醫生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同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總理安全回來。這是政治任務。周恩來冒著嚴冬的風雪,以重病之軀遠行千里,到達長沙,略事休息,即與王洪文一起前往中共湖南省委賓館見毛澤東,詢問毛澤東的健康情況,並轉達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對主席的問候。他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說到葉劍英任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毛澤東立即表示同意。從12月23日—27日,毛澤東在長沙聽取匯報過程中,同周恩來、王洪文多次談話,批評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責成江青等要作自我批評,責成王洪文在長沙即寫出書面檢查。
  26日那天,毛澤東81誕辰,他和老戰友周恩來徹夜長談,表示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周恩來於12月27日晚,乘專機飛回北京。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同葉劍英、鄧小平等研究傳達毛澤東幾次談話問題。
  一年以後,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準備,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終於在北京召開。周恩來抱病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四人幫」活動已久的通過組閣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陰謀,以失敗告終。
  嚴厲指斥江青一夥,極力支持全面整頓
  1975年春回大地。鄧小平被正式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批准了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選出了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委組成人員,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會後,周恩來病重住院,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代總理主持中央的黨政日常工作。葉劍英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繼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個主政,一個主軍,持正相依,親密配合,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貢獻。
  1月26日,葉劍英致信給毛澤東,建議以西沙戰後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為基礎,擴大組成軍委常委會,並提出了人選名單。2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11人參加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工作。
  鄧小平全面擔負黨、政、軍領導的重任以後,根據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在葉劍英等許多同志的支持和協助下,以非凡的革命膽略和雷厲風行的作風,實行全面整頓,堅決果斷地同「四人幫」展開激烈的鬥爭。
  4月27日,鄧小平徵得毛澤東同意,主持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27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針對江青等人搞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等三件事說:倒是要問一問,為什麼?……你們批周總理、批葉帥,無限上綱,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麵點了那麼多人的名。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件事就那麼雷厲風行!……

  十年浩劫(29)

  但是,在「四人幫」的干擾下,鄧小平的厄運還在延續。沒過多久,經過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並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於2月2日,發出一號文件,正式通知全黨。鄧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領導工作,「專管外事」。此後,「四人幫」在中央連續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會議,即所謂「批鄧打招呼會」,掀起一股「反擊右傾翻案風」。
  與此同時,「四人幫」出於反黨奪權必先反軍亂軍的需要,把攻擊矛頭對準了葉劍英和幾位元帥。王洪文早就吹風說:「鄧小平是還鄉團長,葉劍英等人就是還鄉團的分隊長。」姚文元在審發新華社內參稿件中,公然點名攻擊葉劍英。江青一夥趁毛澤東病情惡化之機,借口葉劍英健康狀況有變化,在2月2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另附一項重要通知:「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這件事非同小可。許多關心國家大事,愛戴葉老帥的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葉帥辦公室,問候病情。葉辦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實以告:首長身體和往常一樣。
  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葉劍英一起從事革命活動的空軍副司員吳富善,特地去看望葉帥,一見面就問:「首長,為什麼不幹了?」葉帥回答:「誰說不幹了?他們不叫我干,只好不幹!」
  「四人幫」造謠葉劍英不能工作,還不過癮,2月16日,他們又搞了個中央第三號文件,通知全黨全軍:1975年7月,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兩個講話是「有錯誤的」,「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同時下令封閉軍事博物館的「歷史綜合館」。因為這個館是葉劍英批准開展的,有人竟誣告它「緊密配合了右傾翻案風」,「樹立鄧小平」,「不適當地突出了葉劍英」,等等。為了搞亂軍隊,摧毀「長城」,他們採取「打進來,拉出去」的手法,插手軍隊,詆毀幾位老帥和高級將領,到處「放火燒荒」。「四人幫」所進行的這一系列罪惡活動,不只是明目張膽地罷掉葉劍英、鄧小平對軍隊的領導權,而且要一筆抹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功績,否定我軍的光榮傳統,其險惡用心在於搞亂軍隊,篡奪黨對軍隊的領導權。
  「四人幫」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並沒有放棄繼續迫害周恩來。他們明白,要篡黨奪權,必須清除此人的巨大影響,要深入「批鄧」,必須揪出這個老「後台」。於是,他們動用輿論工具和政權力量,極力干擾、破壞人民的悼念活動,同時對剛剛故去的周恩來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
  對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人們再也不能忍受了!4月4日,清明這一天,首都人民長期蘊藏在心底的憤怒如火山般爆發了!人們走上街頭,同連日來從全國各地奔來的百萬大軍湧向了天安門廣場,莊嚴沉痛地悼念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草坪欄杆上面,蒼松翠柏枝頭,到處是花圈,掛滿了悼念的潔白花束。人們聚集在那裡發表演講,朗誦詩詞:「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哀思念總理,誓言動天地。鬼蜮欲出亂,九天有霹靂!」許多詩篇,互相傳抄,捲起了哀歌的浪潮。一首首詩詞像匕首和投槍,刺向「四人幫」。一幅幅輓聯像誓詞和號角,表達了人民掃除奸佞、建設祖國的意志。
  葉劍英的心和千千萬萬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極為關注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每天派人去那裡瞭解情況,抄錄詩詞,邊讀邊讚:「好詩,好詩,難得的好詩!」他還冒著風險,親自乘車去天安門廣場看群眾抄錄詩詞,看小字報,瞭解事態的發展。
  當時陪同葉劍英去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總醫院周美華對此事記憶猶新,她說:「在清明節那一天,首長起床以後,大概是下午3點多鐘的時候,就悄悄地拉著我和『馬頭』(作者註:即警衛參謀馬西金),讓我們陪著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看悼念周總理的盛大場面。開車到了天安門廣場,當時車開得很慢,天氣也比較陰沉,這時候我們從紀念碑的右側,繞到左側,轉了一個大圈。在這過程中,首長幾次要下車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們勸止了。」

  十年浩劫(33)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思索,葉劍英意識到,解決「四人幫」這場鬥爭需要一個醞釀、決策和實施的過程。在醞釀階段,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思考對付「四人幫」的辦法;在決策階段,由於帶有極大的機密性,只能限於極少數幾個人知道;而決策付諸實施,更要機警行事了。
  這時,其他的老一輩革命家也正在考慮如何清除「四人幫」這個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大事。他們雖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幫」的監視和「軟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鳴的。這些「中國的脊樑」,抱成一團,密商除妖救國良策,決不讓「四人幫」陰謀得逞,使中國歷史再來一個大倒退。在毛澤東治喪期間,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關照,醞釀此事。鄧小平、陳雲、聶榮臻、王震、譚震林、李先念、鄧穎超、康克清、烏蘭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與人商議,並親自找過葉劍英交談。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憶當年與葉劍英的一次微妙的談話,他說:「葉帥徵求了我的意見,問我當前是抓革命還是抓組織,抓生產?他暗示我,抓組織就是幹部問題,幹部組織問題還很重要的,後來我才明白,他說的組織問題主要是抓『四人幫』的問題。」
  部隊中其他的一些軍隊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訪問,或探病,或捎口信,採取各種方式,向葉劍英反映情況,提出扭轉危局的建議。
  葉劍英是一位政治閱歷和鬥爭經驗非常豐富的革命家,他考慮到,粉碎「四人幫」這場鬥爭不是個別人的行動,而是在黨的最高層組織內部的一場鬥爭,亦即中央政治局內多數同志與「四人幫」的鬥爭,當時在政治局裡,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張春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雖然不是常委,但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騙子和「小小野心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和「金棍子」。他們人數雖少,能量不小。而在毛澤東病重以後,善於製造謊言、興風作浪的江青又把毛遠新送到毛澤東身邊當「聯絡員」,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由他上傳,毛澤東的指示由他下達。葉劍英和當時政治局的多數同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直採取克制的態度。但毛澤東逝世以後,「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團結,就可以使「四人幫」遭到毀滅性打擊。
  葉劍英明確認識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團結起來,與「四人幫」作鬥爭,首先要取得華國鋒的支持,華國鋒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是由毛澤東主席提議,經過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的,這是歷史條件造成的。葉劍英的組織觀念一向是很強的。從黨的組織原則出發,他尊重和愛護這位黨中央主要領導人。
  毛澤東逝世當天夜裡,當江青一夥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叫大嚷「批鄧」不力,干擾毛澤東治喪工作,給主持會議的華國鋒施加壓力、進行刁難時,葉劍英曾厲聲說:「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緊緊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他維護黨的團結的壯舉,大煞了「四人幫」的威風。現在要解決「四人幫」,理所當然地更要照顧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徵得他的支持和合作。這是個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也是合法解決「四人幫」的必要條件。葉劍英主動地關心他,接近他,多方瞭解他的處境和主張,親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換看法。葉劍英發現華國鋒也正在考慮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尋求幫助。在多次交談中,葉劍英與華國鋒分析局勢,揭露「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殷切希望華不辜負毛主席期望,能夠站出來,擔負起領導這場鬥爭的責任。並勸他多到老同志那裡走走,聽聽意見。葉劍英推心置腹地說:「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並且告訴他,想找誰,先打招呼。華國鋒聽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他除了與中央辦公廳的個別同志密議對付「四人幫」的辦法外,更主動找一些老同志交談,鬥爭的決心和信心更強了。後來,華國鋒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談到葉劍英與他的交往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裡,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十年浩劫(34)

  葉劍英繼續在奔走。他親自到中南海,幾次找汪東興交談,並利用他在西山的隱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員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楊成武、李德生、韓先楚、楊得志、吳克華等個別交談。每次談話,他都扭開水龍頭,或打開收音機,用雜音干擾竊聽,防止洩密。汪東興回憶說:「同『四人幫』的鬥爭葉帥和老華(華國鋒)他們兩個人掛帥。我負責具體工作。葉帥對我有個別的交待,特別是保密。為了保密,他多次親自找我和老華商量,特別交待不要到他那裡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覺得葉帥是很謹慎、很細緻、很具體的一個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們國家的創造者之一。」
  審時度勢,西山決策,慮善以動,「以快打慢」
  「四人幫」加快步伐,爭分奪秒,從政治上、組織上、武裝力量上進行反革命奪權準備。
  在「兩報一刊」社論拋出了「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澤東的「臨終囑咐」之後,9月19日,江青打電話給華國鋒,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常委會,討論「重大問題」,並特意聲明,不要葉劍英參加會議。中央副主席不讓參加,相反地無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遠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須出席會議。明明不夠資格,怎能出席會議呢?會議討論什麼問題,江青避而不談,卻要求立即答覆。華國鋒被逼無奈,只好下午開會。會上,江青一夥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公開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檔案、書籍,從現在開始要交給毛遠新清理。對此,會上產生了分歧。在華國鋒支持下,經過一番爭論,會議否定了她們的無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檔案決定由中央辦公廳封存。
  此時,「四人幫」搖羽毛扇子的張春橋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單獨接見了在上海的親信徐景賢,聽取他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一起密謀武裝暴亂的情況匯報。上海突擊發武器7萬多件。這還不算,據上海市財政局的檔案材料記載,這時「四人幫」一夥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還製造和購置了槍支48 400餘支,指揮車10輛,雷達指揮儀10套,步、機槍零件418 000件。他們計劃裝備30個步兵團,10個高炮師,1個坦克師,1個摩托師,配備一三○火箭炮108門,高射炮730門等等,28日,張春橋又派秘書去上海,通知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準備打仗」,並且說:「要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他明目張膽地提出「掛帥」問題,準備動手奪取最高領導權。
  大鬧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幫」的一貫伎倆。每次政治局開會,他們眾口一詞,總是一人提議,三人響應,胡攪蠻纏。在9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們蓄謀要大鬧一場。在會上,討論完國慶節慶祝活動安排之後,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辦?」王洪文、張春橋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實際想讓她當主席。接著,討論毛遠新是否回遼寧的問題。會上讀了毛遠新為此事給黨中央寫的信。葉劍英等多數同志認為,毛遠新留在北京已無事可做,要他回遼寧。江青大發雷霆,張春橋隨聲附和,要毛遠新留下來處理毛主席的文件、檔案,還提出要他「準備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這實際是要召開三中全會,公開篡黨奪權。這些無理要求,當即遭到華國鋒、葉劍英等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拒絕。江青大吵大鬧。要「沒有事的都走」,圍攻華國鋒,攪散會議。會後,江青繼續逼著汪東興要毛主席的文件。葉劍英告訴汪東興,要堅決頂住!
  形勢越來越緊。「四人幫」和黨中央政治局的較量已到了最後攤牌階段。葉劍英分析說:「毛主席逝世以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傷。正在我們浸沉在悲痛之中的時候,(四人幫)認為篡黨奪權的時機已到,瘋狂地開始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罪惡勾當。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幫』的鬥爭,趨於白熱化。」在這樣的緊急時刻,葉劍英加緊與華國鋒接觸和交談,繼續尋求解決『四人幫』的途徑和辦法,繼續同老同志保持聯繫,醞釀消除黨內的隱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黨政軍負責人,不斷向葉劍英反映情況,希望果斷採取行動。也有些同志向華國鋒、汪東興等提出建議。

  十年浩劫(35)

  此時,「四人幫」已經察覺葉劍英的行動,派王洪文跟進西山,靠近葉劍英住地住下,加強監視。葉劍英知道以後,佯作不知,鎮靜如常,悠閒自在,「遊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緩」。
  有一天晚間,伴著落日餘輝,葉劍英同身邊的同志在山間涼亭一帶散步,忽然問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麼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說:「叫好漢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問常去的那個亭子叫什麼名字?他自問自答:「叫『風雨亭』吧。」
  隨員們表示惑然:「現在也沒有颳風下雨啊!」
  「很快會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其實,葉劍英命名「好漢坡」、「風雨亭」的寓意是很明顯的。反「四人幫」需要做「英雄好漢」,需要經得起風風雨雨的考驗,同舟共濟。
  葉劍英落腳在周恩來曾經住過的九號,集中思考捉妖大計。王洪文發覺後,就質問汪東興:「為什麼讓葉劍英搬到那裡去了?」汪東興告訴他,周恩來生前交待過,劍英同志可以住那棟房子。王洪文無可奈何。
  葉劍英探山釣水,吟詩作賦,嘴裡哼著鄭板橋的《道情》:「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筆下寫著「廊間正是無寥賴,燕子啣泥慰故人」的詩句。心裡卻想著「舉事捉妖定乾坤」。他行蹤不定,頻繁地往來於西山、玉泉山、城裡小翔鳳之間,利用各種條件和時機,繼續相約一些老同志個別密商,準備捉妖。有時一天之內要接談幾次。一天,鄧穎超剛走,陳雲即來訪。葉劍英見了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興,首先給他看了毛澤東生前關於解決「四人幫」的談話記錄,然後簡要談了一下根據主席遺願,解決「四人幫」的設想,徵求陳雲的意見,問他怎麼樣?陳雲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同意劍英的意見,要設法解決。
  陳雲的兒子陳元後來從父親口裡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憶:
  葉劍英還幾次接見軍事科學院政委粟裕、院長宋時輪,瞭解外界情況,磋商機宜,要他們加強戒備,注意掌握部隊和各方面的動向,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粟、宋都是與葉劍英共事多年,中外馳名的戰將。他們從形勢的發展中,已經預感到事態的嚴重,回告老院長說,我們連草鞋和擔架都準備好了,首長放心吧!葉劍英感到滿意地說,我們要做最壞的準備,力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間,葉劍英還與軍委總部的楊成武、梁必業和空、海軍的領導人張廷發、吳富善、肖勁光、蘇振華以及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的傅崇碧、吳忠、吳烈等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要部隊加強戰備。
  這時,葉劍英與華國鋒更加相知,華感到葉胸懷坦蕩,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堅決對抗「四人幫」,對這位長者更加信賴和倚重。他採納葉劍英的建議,主動與汪東興等中央辦公廳可以信賴的同志,研究對付「四人幫」的辦法,同時更主動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觸,進行醞釀。
  9月下旬,他見到李先念。李正想到外地去,華勸他說:「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鬥爭中能作些參謀,多想一些辦法。」
  李先念以參觀香山植物園為名,坐著車子直驅西山。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繞道?span class=yqlink>仙劍椿峒督SⅠ?/p>
  葉劍英好長時間未見到李先念了,警衛參謀馬西金跑來報告說,客人已經到了。葉劍英便親自迎他到走廊裡,風趣地說:「哎呀!是那股風把你吹來了啊?」
  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說著走進屋裡坐下。
  葉劍英和往常一樣,照例打開收音機,在噪音的掩護下,兩個人密談起來,葉劍英說,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沒有調和的餘地了。經過短暫的交談,兩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這一年10月,政治局和「四人幫」之間的鬥爭進入了決戰階段。華國鋒遭到「四人幫」連日的「逼宮」,處境越來越困難,葉劍英瞭解到他的處境,進一步與他密商粉碎「四人幫」的戰略決策。有人曾設想召開擴大的中央委員會來解決「四人幫」問題。葉劍英分析黨和「四人幫」鬥爭的形勢、性質和特點,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的「四人幫」,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他們參加中央領導還嫌不夠,還要篡奪最高領導權。這夥人作惡多端,人心喪盡,極為虛弱。這是由於他們的階級立場和反動本性所決定的。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鬥爭。已超出黨內思想鬥爭的範圍,不宜於採取黨內思想鬥爭的正常手段來解決。但又要盡量爭取合法解決,避免引起動亂。我們要給後人留下一個好榜樣,要搞合法的鬥爭。經過商談,思想得到了統一。根據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員和老同志個別醞釀的意見,決定經過充分準備,在適當時機(預定國慶節後十天左右),以召開會議形式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斷然處置。然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向全會報告。為了具體部署這一行動,葉劍英又同汪東興進一步商議行動方案,針對可能發生的各種複雜情況,採取應急之策。1984年5—6月,汪東興曾幾次談到此事:

  十年浩劫(38)

  在夜幕掩護下,葉劍英隻身來到懷仁堂正廳。在那裡已經按時到達的還有華國鋒和汪東興。他們見了面,以目示意,不多言語。懷仁堂正廳,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堂,今天搬走了所有的桌椅,空空如也,只在大廳中間擺著兩個高靠背沙發。華國鋒和葉劍英分別落座。此刻葉劍英儼然是一位坐鎮的大將軍,胸有成竹,指揮若定。汪東興和警衛人員躲在正廳屏風的後面,注視著門口,負責「會議」的安全。
  正廳裡鴉雀無聲。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和葉劍英等,焦急地等著來「開會」的另外3個人。
  將近8時,王洪文興沖沖地來到懷仁堂正廳東側門,突然被警衛人員扭住。他怒問:「我是來開會的,你們幹什麼?」擺脫了警衛人員,從很遠的地方向坐在正廳的華國鋒、葉劍英猛撲過去,幾個警衛人員立即將他推倒在地,帶到正廳。這時,華國鋒站起來,按照事先準備好的「隔離審查」決定,嚴肅地宣佈:「王洪文,你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佈,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然後王洪文被帶到一個候審地方。就在離開正廳的時候,人們聽到他自言自語:「沒想到有這樣快!」這從反面證明採取「以快打慢」的方針,是何等適時和正確。
  張春橋夾著皮包,搖頭晃腦準時到來了。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對頭,隨警衛人員來到懷仁堂正廳東側門,還未弄清怎麼回事,就被警衛人員戴上手銬,聽華國鋒宣佈他的罪行和「隔離審查」決定。此時此刻,這位「四人幫」的狗頭軍師什麼計謀都不靈了,只見雙腿打顫,沒有任何反抗,就由監護人員送他到一個候審的地方。
  解決了王洪文、張春橋,下一個該是誰呢?按照原來部署,該是姚文元。
  此人一向深居簡出,有好一陣子沒有到懷仁堂開會了。他會不會有什麼察覺呢?為防備萬一,對他事先作了兩手準備:他來就在中南海一起解決;如果他不來,就由負責警衛其住地的北京衛戍區某領導人下令就地解決。不知何因,此人遲遲未動。汪東興只好親自打電話相催,姚文元急中有錯,竟然忘記戴帽子,光著禿頭(此人因為禿頂,一向是用帽子遮住的),興沖沖地直趕到懷仁堂。雖然姍姍來遲,但還算適時,他美滋滋,邁著四方步,手裡舉著毛選送審本,準備大顯身手,沒料到等待他的是「隔離審查」。此時,仗著膽子,連聲質問:「我是來討論毛選的,你們膽敢?……」隨後大叫警衛員,他竟不知道警衛員早被扣在外邊了!
  就在懷仁堂「會議」緊張進行的時候,另外的執行特殊任務小組由中央辦公廳張耀祠副主任率領,來到了中南海江青住處,向她宣佈了「隔離審查」的決定。江青聽罷,又氣又慌,連問:「為什麼?為什麼?」然後急著要求入廁。執行小組派一位女同志跟進去。出來以後,一臉沮喪,往日的神威失靈了。來人要她交出保險櫃的鑰匙。她先是拒絕交出說:不能交給你們!隨後氣鼓鼓地把鑰匙封進一個大信封裡,寫上「華總理親啟」字樣,才交給執行小組人員。辦完交接「手續」,執行小組人員「請」她坐上轎車,由警衛人員陪同乘車「監護」到另一處地下室候審。「四人幫」被關在不同的地下室裡,不過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也沒有人向他們透露半點消息。
  在解決江青之前,執行小組人員到中南海毛遠新住處,對他採取了「保護審查」的措施。對遲群、謝靜宜等也由北京衛戍區負責解決了。為了控制輿論,耿飆奉華國鋒、葉劍英之命,帶領一些人接管了廣播電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宣傳要害單位。
  這樣,前後不到一小時,沒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就從組織上打垮了「四人幫」反黨集團,結束了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下面是耿飆的一段回憶:「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看新聞聯播,突然紅機子急促地響起來,通知我立即到中南海懷仁堂。我坐車趕到懷仁堂看見了華國鋒和葉劍英元帥。華國鋒對我說:『我們已經決定採取行動,並且已經取得了勝利。王、張、江、姚已被隔離審查。現在派你帶衛戍區邱副司令,立即去接管了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等新聞單位』。葉劍英在旁也語重心長地囑咐兩點:一要防止內部混亂,二要防止向外洩密。你要防止發生異常情況,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華國鋒又關心地問我:『你要不要帶槍?』我看看邱副司令說:『槍就不必帶,請給一個手諭。』華國鋒提筆寫道:「鄧崗同志,為加強廣播事業局的工作,特派耿飆、邱巍高來,有什麼問題,你請示他們。華國鋒。」我們和另一位副師長出門坐車前往廣播事業局。這時一個營的部隊已經進駐該局廣播大樓。我一到廣播電台,帶了幾個哨兵,就把辦公室圍起來了。我在廣播電台辦公室見到了當時的負責人鄧崗,首先向鄧崗宣讀了手諭,接管了電台。以後又接管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誌社以及其他宣傳口的工作。」

  十年浩劫(40)

  「四人幫」覆滅之日,正是老百姓開心之時。10月6日,已成為中國人民剷除奸邪的一個勝利象徵載入史冊,在諸多節日中又多了一個勝利紀念日。葉劍英給他在外國留學的小女兒文珊的信中寫道:「十月六日,又看戲,又吃螃蟹,吃了三隻公的,一個母的,作為紀念勝利。」

  粉碎「四人幫」後(3)

  8月12日,黨的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華國鋒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鄧小平致閉幕詞。葉劍英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中指出,新黨章第一次寫進了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提出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強調我們黨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要健全民主集中制。
  在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葉劍英和鄧小平等一起,為全黨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進行大量工作。但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阻力。粉碎「四人幫」之後,經過了兩年徘徊時期,黨面臨許多重大問題需要解決。結束十年浩劫,本應該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並在新的基礎上加以發揚光大,從而從根本上消除已經由實踐證明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導思想及其一切表現。要結束兩年徘徊期間沒有能做到這些,迫切需要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但是按照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左」的指導思想根本不可能順利實現這一歷史轉折。
  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老革命家經過有效磋商,並徵得華國鋒同意,決定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三中全會做準備。但是華國鋒為這次會議和三中全會確定的議題是解決經濟問題。結果,遭到許多人的反對。當時黨內思想鬥爭異常激烈,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醞釀已久、迫在眉睫。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後,陳雲等許多老同志仗義執言,紛紛提出當時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主張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結果,中央工作會議理所當然地使會議突破了原定的議程。從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開了36天。一個工作會議會期如此之長,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次工作會議,是在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會議,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新的指導方針的會議。這次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舉行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指導思想。中央工作會議後,緊接著從12月18日到22日,5天時間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討論,認為這對於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號召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重新確立這一黨的思想路線。
  三中全會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作為主題報告。他提出的「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口號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乃至以後的各項工作的指導方針。鄧小平的講話,是中央工作會議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體現。
  葉劍英在閉幕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完全擁護鄧小平的講話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會議指導思想和工作指導方針。他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大家一致肯定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會議整個過程中,恢復和發揚了黨的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他特別強調要「勤奮學習,解放思想」。他指出,為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我們就要學習,掌握先進的科學知識,認識現代化建設的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學習一定要密切聯繫實際,這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優良學風,必須堅持。列寧說:「理論要變為實踐,理論要由實踐來鼓舞,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這裡,稍微回顧一下葉劍英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歷史。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推行「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方針,拖延和阻撓「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解決,使撥亂反正、揭批「四人幫」肅清其流毒的工作難以進行。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關於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時,他旗幟鮮明地支持鄧小平的主張,反對華國鋒的意見,批評當時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的做法,公開表示「我不主張對討論採取壓制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不能採取教條主義態度」。為了打開思想僵化的局面,徹底肅清「左」的流毒和影響,葉劍英早在1977年3月,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就提出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強調堅持無產階級黨性,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為了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特別是高級幹部的思想理論水平,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後即提議恢復中共中央黨校,對黨的高級幹部進行分期培訓。1977年10月在葉劍英支持下得以恢復。10月9日,葉劍英出席開學典禮發表了著名的《堅持和發揚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的講話,在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針對林彪「四人幫」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騙人嚇人」的罪行,他強調說:「我們在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時,一定要提倡融會貫通,聯繫實際,實事求是,有的放矢。這就是說,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處理、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可以說,理論愈多,愈敢接觸實際問題,不是繞開問題走,不是模稜兩可,含混不清,理論就愈加徹底,愈能掌握群眾,愈可變成物質力量。黨中央號召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做大無畏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相信,只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把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學風普遍推廣開來,就可以把我們黨的事業推向前進。」他進一步闡述「理論聯繫實際」方針說:「理論密切聯繫實際,我認為有兩層最基本的意思。一層是:一定要掌握理論。沒有理論,一張白紙,憑什麼去聯繫實際呢?另一層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葉劍英的這篇講話,實際上是對「兩個凡是」思想的批判。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對用教條主義態度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直接為1978年春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提供了思想武器。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創辦的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文章的形式予以轉載。這篇文章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當時,「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刊12年之久的《中國青年》復刊號第一期發表了《掌握科學,破除迷信》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用了毛澤東講過的話:「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麼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在同期還刊登了《句句是真理為什麼是錯誤的》專文。編輯部還決定為1976年4月5日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正名,在青年革命詩抄欄內發表了天安門詩抄,以「革命何須怕斷頭」為題報道了四五運動青年典型韓志雄的事跡。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的主題,反映了人們的心聲,刊物在群眾中競相傳閱,有的中央單位在大會上高聲朗讀復刊號發表的評論員文章。一時間,「破除現代迷信」的聲浪此起彼伏,在北京的上空傳遞著、湧動著。這嚴重地衝撞了「兩個凡是」的禁區。不出所料,禁令果然來了,正在印刷《中國青年》的機器停轉了,刊物被停止發行了。當時主管群團工作的黨中央副主席看到這期刊物立即打電話質問:《中國青年》為什麼只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並於9月14日召集編輯部中層以上幹部到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進行嚴厲的批評。當時該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關志豪等同志寫信給葉劍英反映情況要求解除禁令。葉劍英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表態支持,最後還是同意復刊在全國發行。據關志豪回憶:270萬份《中國青年》在全國各地被迅速爭購一空。廣大讀者以讚許的心情,接受了因「文化大革命」和他們闊別12年之久的《中國青年》。

  粉碎「四人幫」後(4)

  葉劍英堅定地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的觀點,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討論,認為這對於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號召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重新確立這一黨的思想路線。在這一正確思想指導下,全會認真討論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實行改革開放,抓好經濟建設,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葉劍英在講話中科學地分析了國內新形勢,指出:「現在,我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國際形勢對我們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為了防止蘇修發動侵略戰爭,都希望有一個強大的中國。這有利於我們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從國內來講,我們粉碎了『四人幫』,全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萬眾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實現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的事業將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證。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充分地利用這種國際和國內的有利形勢,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快地搞上去。」
  全會對民主和法制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葉劍英在講話中專門講了發揚民主、加強法制問題,他指出:「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必須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地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廣開才路,及時地發現我們黨的優秀人才,把他們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中去。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保障廣大幹部和群眾有對領導實行監督和批評的權利,從而有可能及時發現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幫』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兩面派,鞏固我們的政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切實的保證。這裡用得上列寧的一句話:『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要教育我們的幹部,教育我們的群眾,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的影響,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堅持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
  他針對林彪「四人幫」破壞民主法製造成的惡果,強調說,林彪、「四人幫」從反面給了我們血的教訓,使我們懂得,一個國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這種法律和制度要有穩定性、連續性。它們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極大的權威。檢察機關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事實真相,一定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這樣才能完成自己的神聖職責。我們一定要有一批大無畏的不惜以身殉職的檢察官和法官,這樣才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威嚴。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實行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我們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受林彪、「四人幫」之流的個人特權的災難太深重了,我們一定要動員全黨全軍全民的力量,向任何個人特權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
  全會還認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歷史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指「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這些問題同樣遭到很大阻力。從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一直為其平反做堅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12月,他收到分管中央宣傳工作的耿飆的來信。信中說:「人民日報社許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搞的欺騙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罪行,他們於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現送上請參閱。」葉劍英認真地看了這份材料,對「四人幫」欺騙毛澤東和黨中央、偽造假情況、陷害革命群眾的罪惡活動,十分氣憤。他對辦公室工作人員說,這份材料提供的情況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欺騙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罪行。當時,「四人幫」篡改的《情況彙編清樣》不送給我看,我也不知道他們做了這些手腳。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證據,天安門事件應該平反。接著,他還向工作人員回憶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他親自乘車去天安門廣場的情景。他說,這天傍晚,我實在想去天安門廣場看看。所以,我就誰也沒有告訴,只悄悄地告訴了司機同志。我們很快就到了天安門廣場,在外邊緩慢地行車。當看到一片望不盡的花山詩海和數不清的悼念大軍,就想停車下來,走進廣場裡邊看看廣場的壯觀場面。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如何是不能停車下來的。我還是聽了司機的勸告,很快回到了住地。葉劍英利用耿飆提供的這份材料和進一步瞭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揭露「四人幫」蓄意欺騙黨中央和毛澤東,製造「天安門事件」的罪行,說明這一歷史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為後來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在葉劍英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力爭下,終於衝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門事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得到徹底平反。肯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活動。

  粉碎「四人幫」後(5)

  全會決定,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在葉劍英等積極支持下,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
  葉劍英在西山住地親切接見了被誣為叛徒集團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見面後說:「你們辛苦了!」嗚咽不止。從中央工作會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整個會議期間,葉劍英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道,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持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同時,強調按照歷史實際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功勳,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完全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事件下加以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三中全會結束後,葉劍英不顧自己年邁體衰,不遺餘力宣傳和貫徹會議精神,把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思想統一到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
  三中全會以後,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一個時期內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初步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但是一些同志由於長期受到「左」傾思想的束縛,對於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和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甚至牴觸情緒;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存在著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傾向。針對這種情況,三中全會以後,葉劍英在各種會議上大力宣傳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開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重大意義。1979年1月至4月,他倡議,中共中央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消除思想分歧,統一認識。會上展開討論,提出了一些很有意義的觀點,如廢除領袖職務終身制,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反對個人崇拜,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等等,有助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在會議後期,鄧小平受中央委託,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糾正了一些錯誤傾向。為了深入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精神,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和人大常委會在1979年9月29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回顧和初步總結,指出,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時間很長,流毒很廣,黨內外還有不少人仍然對認識不清楚,需要繼續深入批判這條極左路線。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的方針重新恢復了黨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他強調說:「解放思想,歸根到底,目的是為了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腳踏實地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四個現代化。解放思想是為了反對唯心主義,堅持唯物主義,決不是隨心所欲,盲目蠻幹。決不要浮誇,決不要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觀規律,研究客觀規律,照客觀規律辦事。不但要研究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律,還要研究各個方面建設工作的特殊規律;不但要研究我們自己的經驗,還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國的有關經驗。要深入研究前進中遇到的新問題,努力探索最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最有利於提高人民勞動積極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調整和改革我們的經濟結構、管理體制和方法。在解決問題的時候,要堅持典型調查、解剖麻雀、一切經過試驗等行之有效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真正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力求今後少走彎路,不走大的彎路,比較順利地到達目的地。」這段話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加強黨的建設,堅決支持和維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如何加強黨的建設,逐步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葉劍英以身作則,堅決支持和維護中央新的領導班子,選好接班人。這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三中全會上,中央領導集體經過組織調整,儘管華國鋒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為副主席,但實際上確定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正如鄧小平所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黨的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正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經過三中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這是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

  粉碎「四人幫」後(6)

  德高望重的葉劍英當時處在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頗有自知之明,衷心維護鄧小平的核心領導地位。三中全會以後,他在中央各種會議上繼續極力推舉鄧小平,宣揚這位卓越的領導人在指導和推動全黨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貢獻。1980年11月29日,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再次對鄧小平的功績作了高度評價。他說:「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歷史上對黨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都敏銳、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確的決策和主張。在我看來,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葉劍英向中央多次提出將鄧小平的名字排在他之前。
  薄一波就葉劍英在歷史重大轉折時刻主動讓位,敬佩地說:「在這個時候他主動讓位,再三請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他總是大事不糊塗,這一點非常了不起,非常偉大!」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葉劍英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全力支持鄧小平,為恢復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薦引年富力強的同志擔任黨中央和國家領導職務,實現新老交替,作了很大努力,使黨和國家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和擴大會議,討論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變動方案。關於中央領導的組織和人事問題,早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葉劍英就明確表態擁護重新成立中央書記處的決議,以利於培養和造就中央的接班人,他在那一次會上發言,對書記處的同志提出要模範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和善於學習、勤奮學習的三點希望。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不少同志指出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事件中是有功勞的,但在這以後,至1980年這四年特別是這四年的前兩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錯誤,主要是長時間堅持「兩個凡是」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在「十一大」前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號,從來沒有主動地提出過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創議。他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歷史上大批冤假錯案的態度,對中央領導層一些同志的態度,明顯地違反了黨內大多數同志的願望。在1977、1978兩年中,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同時,他很熱心於製造和接受個人迷信,擺錯了個人同黨和人民的關係的位置。
  與會同志認為華國鋒在過去四年中作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有鑒於此,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繼續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
  會議期間,葉劍英作了發言,在對待華國鋒的問題上主動作了自我批評,真誠地袒露了粉碎「四人幫」後,執行毛澤東遺願,維護中央團結的處境和心情。他說:「據《三國誌》第三十五卷《諸葛亮傳》裡記載,劉備在白帝城臨終托孤時,對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後,諸葛亮並沒有照劉備的話去辦,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毛主席臨終的時候說,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體同志到主席那個房子,排隊一個一個見主席。那時,他的心臟還沒有停止跳動。看完後,退回到休息室。過了一會,護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當時主席看了我一眼,說不出話來,我又退了出來,不久,主席心臟就停止跳動了。當時我就想,主席為什麼要第二次看我呢?還有什麼囑托?(葉劍英講到此處,心情很激動,流下了眼淚。)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作『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還是想盡力扶助他。我對他還講過一些過譽的話。這是一種舊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機會,我應作自我批評。」

  粉碎「四人幫」後(8)

  百年贏得十之八,老驥仍將萬里行。
  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勞人。
  年過八旬的葉劍英,正像他詩中寫的這樣,發揚「老驥伏櫪」的精神,以一個普通「勞人」的姿態,不辭辛苦,風塵僕僕地奔走於祖國各地考察,促進四化建設。他重返西北,視察大寨,與幹部群眾座談,肯定成績,指出問題;他參觀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聽取博物館人員匯報,並作指示;重訪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舊址,懷念故人,當場應邀賦詩一首:「樓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風雪立多時。」
  1979年4月,葉劍英在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武漢軍區領導人王必成和李成芳等同志陪同下,到湖北地區部隊、工廠、學校、街道,與解放軍官兵、工人、演員、學生等親切談話,訪問軍訓、生產、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情況和意見。
  從武漢沿江而下,葉劍英特意到宜昌視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聽取工程領導人講解並觀看了葛洲壩示意圖。面對巨大的建設工程,高興地向在場的幹部、工人讚美說:「偉大的黨,偉大的人民,偉大的工程,偉大的勝利!」並與大家合影留念。
  葉劍英離開葛洲壩到重慶視察,在四川省委書記魯大東陪同下,乘東方紅巨輪飽覽三峽沿岸風光,指點江山,遠景未來。
  告別湖北、四川,葉劍英轉到廣東地區視察。在廣州,他在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陪同下來到深圳考察,後來又在廣東聽取習仲勳有關深圳對外開放、實行特殊政策的匯報。他當即肯定,高興地說,你們趕快向小平同志匯報請示。鄧小平聽了廣東省委領導人匯報,極感興趣。他聽說,劃一塊地方搞開放,老定不下個名來,當即表態:「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以後又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這一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提出設立「特區」後,6月1日下午,葉劍英接見正在廣州參加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講話說: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先走一步,把廣東作為試點。廣東搞好了,可以推動全國,促進全國。搞不好,也會搞亂全國的。同志們要努力,你們要帶好頭。並要求他們盡快草擬一個經濟特區條例,再上報中央。
  這一年,葉劍英離開廣東,步入山東。9月8日,出海視察內長山列島,向海島駐軍、民兵、漁家兒女詢問海防建設和農漁業生產問題,對漁家婦女採集石球生產出口,磨破手指,血染白石,甚為讚歎,以詩紀之:「內長山島月牙灣,勤事漁農並石田。昂價石球生異彩,婦孺豈惜指頭艱。」他到煙台、青島,於9月19日參觀青島啤酒廠,為之題寫了「天下論英雄,啤酒無須煮」的古典新句。
  葉劍英足跡遍及祖國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與中央和各地領導和群眾一起,不斷地商討和解決振興經濟、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1980年初,在即將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葉劍英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軀,依然精神抖擻,再度到廣東、湖北等地視察。從4月27日開始,他和吳南生等廣東省委的同志一道到深圳、蛇口、珠海,參觀市容和工商業,聽取該地區領導匯報經濟特區建設情況,與幹部、工人、市民座談,徵求意見,研究政策措施,進一步解決開發經濟特區的問題。當時對創辦特區有人讚成、有人懷疑、有人反對,葉劍英經過又一次實地調查,堅定了信心,對深圳、珠海市的領導同志說,你們辦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勇於創新,大膽引進外資,把特區建設好。5月4日,葉劍英在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陪同下,飛往海南島三亞鎮。在這裡,他會見了中共海南行政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和部分縣、公社以及農墾部門的負責人。他極其關心海南島的開發,鼓勵海南島的幹部、群眾說,要充分發揮這裡的有利條件,加速糧食和橡膠、胡椒、咖啡等熱帶作物的生產,要求大家處理好國營農場和當地公社、生產隊的關係,雙方要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團結一致,鞏固工農聯盟,增進民族團結,共同把海南島建設好。他還重訪了國營興隆華僑農場,聽取了農場負責人的匯報,並作了指示。他返回榆林港,會見了當地駐軍負責人,觀看了海軍艦艇的編隊訓練。在浪花飛濺的南海岸邊,他勉勵當地駐軍要努力搞好部隊建設,加強訓練,加強國防。從5月13日開始,葉劍英再次來到家鄉梅縣地區視察。他接連幾天到農村、學校,重點視察了他的母校東山中學和丙鎮中學(即三堡學堂),在東山中學,葉劍英與師生親切交談,興致勃勃地觀看了丙鎮中學和東山中學女同學的足球表演賽,並同運動員一一親切握手。在看台上,他手持話筒,向幾千名學生和群眾講話,讚揚學生們精力充沛,生氣勃勃,親切地說:「我向老師們、同學們問好!希望同學們刻苦學習,提高文化,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努力奮鬥!」

  粉碎「四人幫」後(9)

  在丙鎮中學,他認真聽了校長的介紹,然後緩步走進他少年時期讀書的課堂和臥室,同老師們交談改進教學問題,並一起照了相。5月14日中午,葉劍英頂著火辣辣的太陽回到雁洋下虎形村故居。他看到原來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整修一新,原來光禿的虎形山上栽下了千百棵沙田柚、柑橘、三華李、荔枝等果木,穿上了綠色的盛裝,看到隨風揚起的碧綠稻海和如錦如繡的菜田,聽鄉親們說吃飽了肚子,基本上解決了糧食問題,感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進了山區,他高興地說:「變了,變了,黨的政策在這裡落實了!」
  葉劍英走進他當年出生的簡樸堂屋,在雙親遺照前佇立良久。觸景懷舊,感慨吟道:
  「八十三年一瞬馳,木窗燈盞憶兒癡。
  人生百歲半九十,萬丈霞光值暮時。」
  葉劍英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家鄉父老,6月中旬,又到浙江、江蘇兩省視察,7月冒著酷暑,再次來到湖北省視察,然後返回北京。
  回京後,他抓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批准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第一次從政治上法律上為開闢和建設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奠定了基礎。
  與文化教育科學藝術界人士交朋友,
  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促進派
  葉劍英在抓經濟特區建設的同時非常重視抓好精神文明建設。在進行如火如荼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今天,「饑者思食,渴者思飲」,現代化建設者們之有求於科學文化更是如饑似渴。在提高我們民族的文化和不斷為祖國輸送人才方面教育戰線任重而道遠。他多次接見教育戰線的代表,對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表示親切慰問,要求教育戰線為祖國的四化建設輸送更多的人才。葉劍英主張加強在人民群眾中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他多次為各條戰線上的先進模範人物題詞,號召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不斷提高思想覺悟。他認為雷鋒這個共產主義戰士典型,應當持久不懈地宣傳,以激勵人們的革命精神。他寫下了「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題詞。他稱讚在華山救遊人時犧牲的大學生張華的事跡是「新一代的理想之歌」,稱讚身殘志堅、頑強奮鬥的女青年張海迪是「青年先鋒,時代楷模」,稱讚學雷鋒的光榮標兵朱伯儒是「人民公僕,模範黨員」。他衷心希望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能像這些閃耀著共產主義思想光輝的先進模範人物那樣生活、學習和工作,為祖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發出自己的光和熱。
  葉劍英還經常接見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勉勵他們為文化事業的繁榮不斷做出貢獻。1979年7月,他在頤和園休息垂釣時,得知全國七省市部分著名國畫家正在這裡開會,他高興地與大家會見,並欣然命筆,寫下了《藻鑒堂贈畫家》詩一首:
  畫家漁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寫意濃。
  清代興亡昨日事,匠心勾出萬山松。
  不久,他獲悉中國國畫研究院即將成立,便在住所專門接見了研究院負責人蔡若虹、李可染、黃胄,向他們表示祝賀。他說:「繼承和發展中國畫的優良傳統是很重要的,祝你們的事業繁榮昌盛。」
  1978年3月,為了推動科學技術事業發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個向科技現代化進軍的高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來自全國各條戰線上的優秀科學技術工作者、技術革新能手、科學種田模範等專家、學者濟濟一堂,研究制定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加速進行。在這樣一個我國科學史上空前的盛會上,葉劍英填《憶秦娥》詞,特致祝賀。詞曰:
  追科學,西方世界鞭先著。鞭先著,宏觀在宇,微觀在握。
  神州九億爭飛躍,衛星電逝吳剛愕。吳剛愕,九 天月攬,五洋鱉捉。
  葉劍英還抽出時間,會見郭沫若、華羅庚、榮毅仁、劉白羽、趙浩生、錢昌照、關山月、秦牧、歐初、王匡、俞振飛、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夏夢、鄺健廉(紅線女)、關正明、岳美緹等全國著名科學家、教育家、作家、畫家、表演藝術家、詩人,以平等的同志式的態度,與他們交往探討學術藝術等各方面的問題,許多人與他建立了親密友誼。

  粉碎「四人幫」後(11)

  葉劍英與記者談話中提出了完善法制的一些根本指導思想:這種法律和制度必須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它們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利益,人民必須遵守和執行;它們一定要有極大的權威,只有經過法律程序才能修改,絕不能以任何領導人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檢察機關和法院一定要忠實於人民的利益,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事實真相,一定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一定要有一大批大無畏的不怕以身殉職的檢察官,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一定要保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葉劍英以極大的精力投入了領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工作。他親任憲法修改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主持召開了憲法修改委員會首次會議,並在會上就修改憲法的基本指導思想和要求、方法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他提出,修改憲法應當在總結建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經過修改的憲法,應當反映並且有利於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堅持採取多種形式發動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這項工作,做到「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本國經驗與國際經驗相結合」。他說,這是毛澤東同志領導制定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時總結的立憲經驗。葉劍英的意見,得到憲法修改委員會全體同志的一致贊同和擁護。經過多年的反覆修改、多次討論,終於定稿,在1982年12月4日召開的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全體人大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一致通過了由葉劍英委員長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葉劍英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莊嚴地投了贊成票。他在大會閉幕式的講話中,高度評價這部憲法說:「大會通過的新憲法,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既總結了三十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又集中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我深信,新憲法的公佈和實施,一定會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他在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信中寫道:「古人們曾把法律鑄在銅柱上,以信守以垂久遠。我們繼續深入宣傳新憲法,使它銘刻在每個人的心上,成為人民群眾手中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的有力武器,使新憲法得到徹底實施。」
  依據這個根本大法,葉劍英又為制定從屬這部法典的各項治國具體章程,付出了辛勤勞動,在1979年6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7個重要法律。他領導人大常委會組織各方面力量,繼續抓緊民法、民事訴訟法、婚姻法、計劃生育法以及工廠法、勞動法、合同法、能源法、環境保護法等項法律的制定工作。他要求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也要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制定各種必要的規章條例。一定要做到全國一切機關企事業單位都有法可依,有事可循,有制度可遵守。
  從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葉劍英共發佈14個委員長令,公佈了他主持五屆人大制定的14個法律。還公佈了一系列由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條例和決議,要求全體公民認真執行,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時親自處理上訪人員和信件,多次親自過問,要求有關部門徹底平反冤假錯案,不留尾巴,做到合理合法,使全黨滿意,人民放心。
  用大力氣,加速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鞏固偉大長城
  葉劍英作為共和國三軍統帥之一,心中始終裝著人民解放軍。粉碎「四人幫」後,他受中央委託,在新的歷史時期,極力強調要加強軍隊質量的建設,把我軍的軍政素質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為了肅清林彪、「四人幫」多年來干擾破壞軍隊所造成的影響和流毒,開創軍隊工作的新局面,葉劍英以大量精力,領導全軍在各個方面撥亂反正。1977年3月他在軍委座談會上,針對林彪、「四人幫」破壞軍隊建設所帶來的惡果,尖銳地提出了十個「應該不應該」,強調應該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嚴格遵守革命紀律和制度,嚴格訓練、嚴格要求,為我軍的建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還親自抓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軍事院校和各大軍區領導班子的配備工作。對全軍各總部、各軍兵種、軍事院校和各大軍區等20多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成員,逐個瞭解情況,逐個進行研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把那些受林彪、「四人幫」迫害而又有領導能力的老同志以及那些經過鬥爭實踐考驗且年富力強的同志安排到領導班子中來。同時,對軍、師、團各級領導班子的配備,也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和要求。這樣就從組織上保證我軍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使軍隊沿著無產階級建軍的軌道前進,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粉碎「四人幫」後(12)

  1977年7月31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的隆重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週年的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要求全國人民和解放軍全體指戰員,抓緊時間,加快速度,加強軍隊建設和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公佈了第十一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名單。華國鋒為軍委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為副主席。12月12日至31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葉劍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提出了軍隊建設要貫徹毛澤東戰略思想,整頓領導班子,加強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加強教育訓練、恢復和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等十項任務。
  1978年5月,全軍召開政治工作會議,葉劍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針對林彪、「四人幫」破壞我軍政治工作的罪行,回顧總結我軍發展壯大的歷史經驗,深刻闡述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這一重要思想。
  1980年他指示總參在北京興辦全軍高級幹部防衛作戰問題研究班。親自到會講話,強調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未來戰爭將出現規模空前的立體戰、合同戰、總體戰。我們的軍事思想,一定要隨著戰爭的變化而發展,思想落後,是要打敗仗的。這次研究班,歷時一個多月,對於我軍後來的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這一年5月,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運載火箭,葉劍英一直關注著整個發射過程的情況。當為完成這次試驗駛向南太平洋的我國艦船混合編隊勝利歸來時,正在上海的葉劍英特意趕到吳淞口歡迎。他高興地同編隊的同志們合影,並對大家說:同志們戰勝酷熱、颱風、巨浪,勝利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祝賀你們!之後,他又邀請編隊負責人到他住地詳細匯報情況。他說: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軍有很大的發展,要好好總結經驗,把它作為今後海軍建設的寶貴財富。
  積極參與外事活動,心繫港澳、台灣,力爭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葉劍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又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國務活動家。新中國成立以後,他運用在戰爭年代積累的豐富的外交鬥爭和統戰工作經驗,繼續活躍在政壇上。70年代,葉劍英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根據毛澤東、周恩來制定的外交路線,接待了一大批來訪的外國黨政領導人和軍事代表團,同他們進行了熱情、友好的會談。向他們介紹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歷史與現狀,虛心聽取對方的經驗和意見,從而增進了我國同這些國家之間的友誼,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擔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以後,參與制定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外交方針和政策,繼續進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動。
  他先後接待了大量來訪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以及港、澳、台各地區的軍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對於發展我國同其他各國的友好關係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自己也贏得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港、澳、台等地友好人士和廣大人民的尊敬與信賴。
  他對台灣同胞和海外幾千萬僑胞有著深厚的感情,他一刻也沒有忘記港、澳、台和海外僑胞。從青年時代起,他就熱愛祖國,熱愛台灣。這位梅州學子,在中學讀書時,就非常喜愛台灣愛國詩人丘逢甲的詩詞,熟讀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茫茫天水氣相吞,大海中浮獨島尊」,「鐵馬金戈成底事」,「十年憂國鬢霜添」……對丘逢甲的這些詩句習誦如流。丘逢甲出生台灣漳化,是光緒年間進士,曾督辦團練抵抗日本,發誓收復台灣島。葉劍英十分敬仰愛慕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後來,他離開家鄉,漂泊南洋,接觸台胞和海外僑胞,瞭解台灣的地理民情,萌發了早日收復台灣、統一中華的志願。
  新中國成立後,葉劍英無論在主政南粵還是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期間,都十分關心台灣的解放和回歸,參與制定對台政策,利用各種時機與熟悉的台胞交往,進行港、澳、台方面的工作,爭取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粉碎「四人幫」後(13)

  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肆虐,無法無天,大陸上與港、澳、台和海外僑胞有關的親朋遭受迫害,葉劍英竭其所能,為保護其國內眷屬採取一些有效措施。他提出了對所謂有「海外關係」的子女上山下鄉應予照顧的建議;妥善安置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國內眷屬的工作和生活,幫助解決各種問題。嚴厲譴責某些歧視迫害的錯誤,他說:對「海外關係」,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台灣同胞和海外有幾千萬僑胞,他們愛國心很強,我們不能傷害他們感情。國內有些同志不瞭解情況,還有人把海外關係等同複雜關係,把複雜關係等同反動關係,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理解歷史。現在不怕有「海外關係」,而是需要「海外關係」,發展「海外關係」。有海外關係的人,條件有利,便於工作。
  1973年,葉劍英在接見全國各地台籍黨員代表協商選舉參加中共十大的台籍代表時,親切地說,現在借口「文化大革命」,用海外關係來整台灣人是不對的,首先台灣不是國外,是國內,所以用海外關係就不通。更重要的是海外關係也好,台灣關係也好,有好的一面,有關係才能去做工作。你們有台灣關係,所以你們的用處就大了,今後你們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全體台籍黨員代表聽了這些話都非常激動。這是多少年來沒有聽到過的話啊!當時葉劍英提議,選舉後開座談會,請大家反映各地台胞的疾苦,並且要求各單位去聽取意見,並提出解決辦法。其後,在全國政協的一次常委會上,葉劍英說:「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對於還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黨和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不分先後』,凡是愛國的,我們都歡迎。我們希望在台、澎、金、馬和在海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能夠認清形勢,走愛國的道路。我們要同台灣同胞一起最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
  究竟採取什麼辦法解決台灣問題?在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葉劍英和鄧小平、鄧穎超、廖承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審時度勢,堅定地主張採取和平統一的方式,爭取台灣早日回歸祖國懷抱。
  對台灣問題,從動用武力解放到實行和平統一方式解決,這是個戰略策略上的大轉變。
  實行這個轉變的動因在於尊重歷史,尊重現實。
  從歷史上看,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現祖國統一,是全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的共同心願。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曾經有兩次合作的歷史,每一次合作都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特別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取得偉大勝利。相反的,國共兩黨合作破裂,則使中國遭到巨大損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在解決台灣問題上,與台灣國民黨當局實行第三次合作。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同的政治、軍事勢力之間,並不乏這樣和平解決爭端的先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後,張學良就同意採取東北軍「易幟」的方式與蔣介石國民黨合作,暫時撤軍入關,歸屬國民黨軍隊建制,由蔣統一領導,再圖共同抗日大計。葉劍英曾列舉這一史實說,解決台灣問題,也不妨採取類似當年東北軍「易幟」的辦法,敦促國民黨台灣當局「易幟」,回歸祖國、和平統一,保留其自治權等相對獨立性。
  從現實看,近30年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發生根本變化,國際地位越來越高,國際作用越來越重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提高。1971年7月基辛格訪華。同年10月,聯合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投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美國很難堪。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上海公報簽字。9月恢復中日外交關係。1974年4月,鄧小平去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代表我國政府發表講話,受到熱烈歡迎。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內局勢穩定,國力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主要是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宣佈與台灣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這就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掃除障礙。

  粉碎「四人幫」後(14)

  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和現實的考慮,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對和平統一台灣越來越有利,葉劍英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因勢利導,把握時機,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到具體日程上來。
  1978年12月,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共同主持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討論了台灣回歸祖國、和平統一問題,達成共識。會議公報指出:我國在發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的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的貢獻。
  三中全會剛剛結束,1978年12月26日,葉劍英主持召開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在通過這一文件之前,葉劍英講話說:適應當前形勢,多做工作,以促進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中央考慮,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時候,由我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一個告台灣同胞書,是很必要的。告台灣同胞書的稿子,曾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過,並且徵求過一些人大常委會委員和政協常委會委員的意見,作了必要的修改。
  1979年元旦,葉劍英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佈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這篇長達2 000多字的《告台灣同胞書》,詞真情摯,寓意深遠,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心願,說出了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心裡話,也受到了海外僑胞國際上友好國家、進步人士的熱烈歡迎。台灣各界的一些上層人物以各種方式對和談統一表示了贊成的態度。台灣海峽逐步出現了和緩氣氛。葉劍英以他政治家敏銳的洞察力及時地看到了這種和緩跡象。他和鄧小平、黨中央、人大常委會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勢,研究促進海峽兩岸緩和的措施。
  1981年9月30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二週年、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前夕,葉劍英利用這個時機,向新華社記者發表了重要的談話,進一步闡明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
  葉劍英這篇談話,高屋建瓴,氣度恢宏,寓情於理,感人至深,在國內外引起了比《告台灣同胞書》更為強烈的反響。台灣各階層同胞在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的影響下,形成強烈要求和談、統一、與親人團聚的聲浪,有力地衝擊了台灣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堤防。在國際上,一些國家和進步輿論一致讚揚和支持葉劍英的談話。
  葉劍英關於九條方針的談話,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與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等「三不變」的主張。由此「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政策也逐漸形成。鄧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接見海外朋友李耀基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不只是台灣問題,還有香港問題。大體上也是這幾條。」香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說:「葉帥提出九條方針,比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策更加寬鬆一點,因為台灣可以保留軍隊,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務,等等,受到台灣各界人士和廣大台胞的歡迎。」同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由葉劍英制定的第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條款,為「一國兩制」構想奠定了法律依據。此後,鄧小平等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多次對這一構想作過充分論述。1984年5月,「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最終確立。「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是祖國統一大業的堅固基石,也是中華民族對國際社會的重大貢獻。
  葉劍英在實現爭取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大業中,不僅花費大量心血,參與研究、制定黨和國家對台灣和港澳的方針政策,而且利用他長期做統戰工作的有利條件,利用過去建立起來的各種關係,繼續直接做這方面的工作,為貫徹執行九條方針,為實現和平統一祖國大業奮鬥不息。他十分關注在台灣和海外的一些國民黨軍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況。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與國民黨進步人士長期合作的葉劍英。他們從海外回國觀光探親時,都希望能見到他。葉劍英雖然年事已高,行動不便,但他認為這是統一祖國大業的重要工作,總是盡力滿足來訪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會見台灣和海外的故舊袍澤,話別往事,促膝談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原台灣民社黨主席、「總統府」國策顧問蔣勻田、原國民黨中央政府內務部次長李新俊等國民黨軍政要人,使他們備感祖國的溫暖,願為實現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和平統一大業做出貢獻。

  粉碎「四人幫」後(15)

  原國民黨政府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商震,是國民黨元老之一,早年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解放戰爭時期,因不滿蔣介石打內戰而辭職,留居日本,70年代初,多次回國訪問,他每次回來,葉劍英都熱情會見他並進行親切交談。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從日本回國參觀訪問時,葉劍英就對他說:「歡迎你到祖國來,葉落歸根嘛。想回來的人,都可以勸他們回來看看,你是他們的帶路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商震對葉劍英說:「我早就想回國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為祖國做點事,爭取立功。」葉劍英說:「你想立功,做點事,才回來,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對台灣有影響,這次回來震動很大,這就是一功。你有什麼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給我們講。幾十年了,過去我們共同作戰對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戰友。現在國家的情況,你看得很清楚。回來,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國建設上,你還有力量,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商震完全贊同葉劍英的話。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種關係,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本病逝。此後,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繼承其遺志,關心祖國建設,經常回國訪問。葉劍英同樣熱情地接待他們,並親自督促有關部門,騰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給安田作子來北京時居住。安田作子對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她來到新疆的天池,在傳說王母娘娘洗腳的地方,將雙腳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水裡,雙手合十,虔誠地禱告:「祝願葉劍英委員長長壽。」她相信當地的一個美麗的傳說:「王母娘娘洗腳地方洗腳時的心願,總是能夠實現的。」
  曾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的李漢魂,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同葉劍英一起在孫中山領導的軍隊中共過事。1981年5月,李漢魂和夫人吳菊芳女士以及他們的子女回國參觀訪問。他們提出要求,想見見葉劍英委員長。葉劍英欣然答應。5月31日下午,葉劍英在自己的住所熱情地會見了李漢魂一家。他高興地說:「你們遠道而來,使人興奮。我們幾十年沒見了,現在相會感到特別愉快,希望你們以後多來。」李漢魂對葉劍英說:「今天我和夫人帶著子女特來拜訪您,祝您健康長壽。」吳菊芳女士將他們全家的合影贈給葉劍英。葉劍英看著照片,高興地說:「祝你們全家幸福。」
  葉劍英從早年至晚年,近半個世紀,與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心心相印,坦誠相處。正如著名華聯主席葉飛所說:「葉劍英視海外僑胞若兄弟,同胞視葉劍英若親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處在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崗位上,更加重視和關心海內外同胞的利益,經常過問和檢查這方面的工作,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保證黨的方針政策的落實。他得知著名廣州暨南大學的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非法佔用,即要求佔用單位限期搬出,使暨大得以重新開學。學校開學典禮時,他表示祝賀,並親筆題寫校名。全國選舉五屆人大代表時,葉劍英專門過問華僑代表名額問題。空軍招考飛行員時,葉劍英又對空軍負責人說,應當有華僑飛行員,可到華僑集中的一些農場去「招飛」。他到海南島興隆農場時,特別關心農場的文教衛生工作,指示解放軍總醫院為農場培養醫務人員,時時處處把光明和溫暖送到僑胞心田。對於台灣和海外人士親屬出國問題,他多次強調說:「過去出國申請摳得緊,現在願意出去,可以出去的就出去,有些政策執行的不好,要立即糾正。他為全國歸僑、僑眷、僑務工作者、《華聲報》題詞:「海內外同胞齊心協力振興中華」;「發揚僑胞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對廣大海內外同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積極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在廣州的附屬南方醫院辦一個港澳同胞的病房,引進先進儀器和先進技術,加速學校現代化建設。南方醫院港澳華僑病房從1979年開辦時設置20張病床發展為具有數百張病床的惠僑樓,先後收治了70個國家和地區的3.6萬多名港澳同胞患者及境外患者。他們以精湛的醫術、優良的服務和高尚的品德贏得了廣泛的讚譽,惠僑樓被譽為「傳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窗口」,「衛生界的南京路上好八連」、「軍中第一樓」、「軍中特區」。1995年4月被中央軍委授予榮譽稱號,江澤民、劉華清、張震等中央軍委領導人為惠僑樓題詞,以示嘉勉。惠僑樓的領導和醫務工作者念念不忘葉劍英的功德,說:「惠僑樓能有今天,是靠葉帥給它開的『出生證』,又扶持它成長起來。」

  粉碎「四人幫」後(16)

  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著眼於台灣,首先落實於解決香港問題。葉劍英對港澳一往情深。建國前,他至少有八次去過香港、澳門;建國後,對於港澳方面的工作,也十分關注,他不僅提出了許多有利於支持港澳的穩定與繁榮、有利於調動港澳同胞支援祖國建設積極性的重要意見,而且做了大量實際工作。1979年10月1日,他在接見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國慶代表團時說:「港澳應該成為台灣和大陸之間進行聯繫的一座橋樑,希望港澳同胞為祖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自己的貢獻。」1980年,葉劍英在北京和廣東珠海兩次會見澳門知名人士何賢和馬萬祺先生,並以《遠望》詩集相贈。
  原北伐軍中號稱「鐵軍」的第四軍軍長張發奎,曾是葉劍英的老上級,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等職。全國解放以後,張發奎滯留香港,對共產黨存有成見和疑慮。葉劍英曾多次派人做張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陸定居,為國家建設做些事情,或者回來看一看,見面敘談。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張發奎沒有回來。1980年3月,張發奎在香港病逝。葉劍英得知,不勝感慨,立即給張發奎的親屬發去唁電:「驚悉向華將軍逝世,不勝哀悼。鄉情舊誼,時所縈懷,特電致唁,尚希節哀。」這封唁電,使張發奎的親屬和許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動。張的夫人劉景榮女士應邀多次來內地參觀、訪友、治病,她感激地說,我很敬佩葉「參座」,他不忘舊情,一直惦記著我們。
  葉劍英多次會見何賢、霍英東、曾憲梓、包玉剛、馬萬祺、曾廣淼等港澳知名人士,熱情地同他們交談,做了大量工作,爭取他們為統一祖國和支援祖國建設事業出力。
  葉劍英在港澳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83年5月21日,出席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部分港澳委員,專門到葉劍英的住所看望他,並帶去了全體港澳委員給他的致敬信。信中說,半個世紀以來,您在解放祖國的鬥爭中,在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立下了不朽功勳。我們決心學習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格和為革命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為推進祖國的四化建設事業,實現祖國的大團結、大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葉劍英對於信中那些讚揚他的話,很感不安。他聽王匡委員宣讀完致敬信後,謙虛地說:「我不敢當!」接著,他親切地告訴大家:「現在我們國家正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進行四化建設。在這當中,同志們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們努力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
  1986年10月葉劍英逝世,港澳同胞和全國人民一樣非常懷念他。馬萬祺先生悲痛欲絕,含淚賦七律以為祭:「驚聞葉帥駕歸天,痛失元勳意黯然。赤膽忠心酬黨國,鞠躬盡瘁效先賢,安邦定國傳千載,厚德真誠載萬年。有幸親情垂四代,長江浪盼後推前。」馬先生以「垂四代」的深厚情誼熱愛葉帥,懷念葉帥。在葉帥誕辰一百週年之際,到北京出席江澤民同志主持的紀念會。他深情地說:「葉帥,我懷念他,不單是我跟他個人,我家人我幾代人跟他幾代人的感情,而更重要的就是葉帥對我們祖國,對各族人民,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大公無私,所以使得我非常欽佩!」馬先生繼承葉劍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遺願,鞠躬盡瘁為港、澳、台早日回歸祖國日夜操勞。可喜可賀的是,1997年,葉劍英百歲誕辰,香港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主動讓賢,舉能退位,培養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英雄一代千秋業,敢說前賢愧後生。
  應向青年尋後繼,不拘一格莫嫌仇。
  葉劍英這分別作於50年代、70年代的詩句反映了他長期以來薦賢舉能、主動讓賢的思想風格。到了晚年,特別粉碎「四人幫」以後,更其如此。
  他非常重視並多次提出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這個戰略任務,使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永葆青春,後繼有人。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他就把這個問題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提了出來,引起全黨的重視。他鑒於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歷史教訓和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需要,強調指出:「我們要十分注意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們這些老幹部、老同志,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南征北戰,度過了大半個世紀,現在,年歲都很大了。自然規律是違背不了的。革命事業總要後繼有人。要造就和培養一大批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是擺在我們全黨、全國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我們要不斷增添幹部隊伍中的新生力量,把他們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這些幹部要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富於鬥爭精神,作風正派,光明正大,實事求是,敢講真話,決不做那種投鑽營、牆頭草、兩面倒式的人物。這些幹部要能夠發揚民主,勇於自我批評,善於團結同志,決不做那種高居於群眾之上的官老爺。這些幹部還要善於學習,思想解放,有革命的事業心,有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有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雄心壯志,決不做那種故步自封、無所作為的庸人。」他對革命接班人不僅提出了具體標準和要求,而且要求各級領導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賢」。

  粉碎「四人幫」後(17)

  葉劍英不僅這樣說,而且身體力行,主動退位讓賢。1977年11月,他在廣州松園賓館賦詩一首:「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園終不老閒身。會當再奮十年鬥,歸讀陰那梅水濱。」詩中表達了他早已萌生的退位之意。1979年,他鑒於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已重新確立,黨中央的領導機構已趨健全,特別是年富力強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擔,便給中央政治局常委逐個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領導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領導崗位上。1981年春節,他欣然命筆,寫出「宏觀代謝依新陳,接力華年一代興」的詩句,以抒情明志。1982年5月,葉劍英在和幾位中央領導人的一次談話中,特別談到三國時期蜀國在接班人問題上的教訓。他說:「蜀國那時也有個幹部接班的問題。『蜀中無良將,廖化做先鋒』。諸葛亮晚年,不放手選拔使用年輕的接班人。後來,諸葛亮很急,好容易發現姜維是個人才,讓姜維做了接班人。蜀國人才的老化問題,接班問題,很值得我們借鑒。我們自從井岡山以來,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戰的幹部都老了,現在需要大力培養選拔接班人。」他還談到,在幹部選拔問題上要「知人善任」。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諸葛亮總結了兩漢四百多年興衰的歷史,歸結為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我們要以歷史為鑒,一定要把各級領導班子配備好,我們老年人就放心了。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葉劍英發言再次強調了這一問題,他說:「唐朝詩人李商隱曾經用『雛風清於老風聲』的詩句,稱讚他的後輩的詩才。意思是說,後來者居上,年輕的會超過年老的。可以說,這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基本規律。希望新上來工作的年輕同志,同老同志親密合作,挑起重擔,奮勇前進。我今年八十五歲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從心,從黨的事業著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領導崗位。在中央沒有決定我退出之前,當盡力而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黨的十二大沒有同意他退出領導崗位的要求,他服從黨的決定,以「鞠躬盡瘁」的精神,頑強地為黨事國事操心,還堅持到外地視察,解決四化建設中的問題。
  但是,葉劍英退位讓賢的願望並未改變,而且越來越強烈。1983年2月,在他擔任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期將滿之際,他又寫信給人大常委會,請求不再提名他為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候選人。五屆人大常委會,考慮了他的身體狀況,這一次同意了他的要求,並覆信給他,表彰了他歷史上為黨為人民建立的豐功偉績,高度評價了他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1985年9月,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根據葉劍英的請求,同意他退出了他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所有領導崗位。全體代表高度讚揚他為促進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促進黨的事業的發展作出的模範表率作用。
  全會在給葉劍英的致敬信中對他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獻身精神,在複雜鬥爭轉折關頭所表現出來的非凡的革命膽略,對他好學深思、勤奮工作、照顧大局、團結同志的高貴品格,作了高度概括和評價,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將永遠銘記他對黨和國家做出的重大歷史貢獻。

<<一代偉人:葉劍英在關鍵時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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