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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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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作者:李耀宇,李東平                       
   這是一個自幼參加中國革命的普通士兵對其人生經歷的私人記錄。書中雖然沒有透露重大歷史事件的決策內幕、描寫革命過程的奇峰險壑和波瀾壯闊,但作為許多歷史細節唯一健在的見證人,他忠實地記錄了中國革命過程中許多稚拙平實的一面,革命領袖們即使在戰爭年代也從不缺少的普通人的一面,以及他們在平凡中顯現的偉大和卓越的一面。對這些細節的解讀,仍然引人入勝。 
  品味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什麼是真實的歷史和歷史的真實。   
當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我的長征   
  識字陰影   
  剛剛入川的紅四方面軍還沒有條件統一著裝。我仍穿著在地主家放牛時的破衣裳。戰士們也跟我差不多,長袍馬褂,各式各樣的服裝五顏六色。我那時個子還沒有一支步槍高,營長讓我空手緊緊跟住營部的小衛生員,甭丟了就行。 
  部隊文書利用行軍時間,見縫插針教全隊的戰士識字。他把收繳來的線裝書拆散,用毛筆在散頁背面寫兩個大字,如「紅軍」「窮人」等等,每次要寫幾十張。行軍前,他把這些大字分別粘貼在每個人的背包上。行軍中就像傳口令一樣,一遍遍的傳誦。聽父親講,文書是清江渡雜貨店舖老闆的兒子,念過小學,比我大十來歲。 
  在地主家放牛,看見富人家的娃兒斜背書包上學堂,羨慕極了,所以我的識字興趣很高,一天記兩個字,就像宣傳隊在崖壁上鑿刻的標語一樣,深深地印在腦袋裡。不太長的時間,我認識了許多字。營部文書見我學習的積極性太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說:「你還傻學呢,就是學會了也說不認識,像你這樣一天認識兩個字,別人會說你是『知識分子』槍斃了你!」我懵然不知他為什麼這樣說。 
  正當我期待認識更多的字時,文書突然失蹤了。我打聽文書到哪裡去了,一位年長者悄悄說,他被保衛局抓走了,槍斃掉啦:「他有文化,就不是窮人家的孩子。」 
  當時許多人和我一樣,還不知道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推行的極左路線,對知識分子極端的不信任。我只是想:紅軍一邊教人識字,一邊抓走識字的人殺掉!這樣一來不都自己把自己殺光了嗎?為什麼?這個疑問加上後來的一些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陰影,以致我不敢承認自己識過字,也不願意識字。一直到延安還是這樣。 
  這段日子中,我受到參加紅軍後的第一次處罰,也是唯一的一次處罰。 
  那天吃午飯時,我不小心把老鄉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報告司務長——我的父親。他陰沉著臉說「按軍法處罰」,命令警衛員拽我到碾谷場上,在烈日下罰站。火球一樣的太陽烤了我整整一個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陽烤乾,頭昏眼花,搖搖晃晃幾次要跌倒。炊事班長幾次心疼地跑上來用身體替我遮蔽陽光,又幾次被司務長喝令回廚房。 
  事後,炊事班長從地主家的竹林裡砍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鋸截下一段帶竹節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製作出一隻碧綠色輕盈結實的竹碗。 
  炊事班長將竹碗送給我:「得啦,這個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後就不用四處借碗吃飯啦。」 
  紅軍回到通江附近的鸚哥嘴開始整編。從紅軍總部來人進行人員登記。我不會寫字,父親替我填寫登記表,然後他給我念了一遍,反覆叮囑我:「娃兒,你要記住家鄉的地名是巴中縣清江區李家溝,將來你要還活著,還能找到家啊。」 
  整編之後,我和行軍路上收容的兩個小娃兒,被分配到野戰醫院。臨別,爹爹囑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這裡有飯吃,有衣穿,還有什麼要想的。別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別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著大哥哥們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聽話,自己不要沾便宜,吃點兒虧沒壞處,哪個大人讓你幹啥,就幹啥。可不要頑皮,要口甜。」   
  在川陝保衛局(1)   
  1933年底,野戰醫院的領導召集我們四個「小紅軍」談話,他說:「你們幾個人去四川保衛局工作吧,在後方安穩些,不要跟著部隊在前方跑了。」在保衛局,我被指定為檢察科的檢察員,同來的夥伴分配到衛生隊和修械所。 
  通江縣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兩側店舖的商人幾乎全部逃走了。紅軍造幣廠熔爐裡白銀翻滾,白銀融化後緩慢地滑入一隻隻模具,重錘光鐺一聲落下,一枚嶄新的銀元就軋出來了。川陝蘇區銀幣一面鑄鐮刀斧頭和地球圖案,一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文字;另一面鑄「壹圓」字樣,環繞周圈文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陝省造幣廠造」。 
  我常常走出川陝保衛局,滿城閒走,看一看軋鑄銀元,再看一看紅軍的兵工修造槍械。 
  我幾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裡的機器使我著迷。大大小小的機器設備有十多台,其中最大的兩台機床有兩米多長。有些步槍的撞針螺絲人工擰不動,修械工人把步槍放在機器上,機器輕輕地旋轉,螺絲就擰開了。工人們常常站在城牆上,隔著通江河向對岸射擊,檢驗修理後的槍械性能。修械所裡有一台燒油的動力機,整天彭彭地叫喚,大多數機床由壯漢子搖動大飛輪來帶動。終於,我忍不住了,向檢察科長要求去修械所,科長冷冰冰地說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月,四川軍閥劉湘組織六路圍攻川陝蘇區,步步進逼通江。5月1日,通江舉行火炬大遊行,數萬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劉湘反蔣介石口號,行進在通江的大街小巷。 
  五一大遊行後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陝保衛局的大門,忽然天空中傳來嗡嗡的音響,響聲越來越大,我很驚奇,不知是什麼東西這樣怪叫,抬頭四下搜尋,只見一個黑影唰的一下飛掠過頭頂。一抬頭,看見天空中落下一個西瓜大小的黑蛋蛋,眨眼間轟地一聲在衙門口前爆炸,呼嘯的彈片四處飛濺。一塊彈片把門樓支撐柱削去一大塊。立柱旁的兩個哨兵應聲倒地。隨著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陣熱風撲面襲來,軍帽被掀飛,身上的衣服嘩嘩直抖,我一個趔趄差點兒摔倒。待硝煙散盡,低頭一看,軍衣上佈滿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腳,毫無痛感,竟然沒有受傷。從四處跑來的老鄉見我這副模樣,不相信眼前景像,連連說:「菩薩保佑,菩薩保佑啊!這小娃兒有福氣啊!」 
  國民黨飛機轟炸後的20天左右,川陝保衛局撤出通江城,轉移到通江東北方向的毛浴鎮。毛浴鎮坐落通江河旁,千餘戶的大鎮。鎮外山崖上石刻著標語「打倒劉湘,赤化全川」。 
  川陝保衛局駐地設在舊縣府衙門,緊臨通江城東門,三面高高的圍牆護衛,另一面是更加高聳的城牆。保衛局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簡稱,是黨和紅軍負責安全保衛的專門機構。 
  在川陝保衛局我經歷了「肅反」。「肅反」是肅清反革命分子的簡稱。當時,「肅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肅共產黨和紅軍中的反革命組織「AB團」。對於「AB團」究竟是什麼樣的組織,我們也不太清楚。 
  檢察科只有四名年齡相仿的「娃娃檢察員」。我們除了開會時舉個手之外,整日無所事事,打打雜而已。檢察科長是江西人,40歲左右,臉色陰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懼。他一個人負責接收「犯人」,指揮警衛戰士關押「犯人」和執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鑰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幾乎天天都有從各地押解來的「犯人」,監獄裡塞得滿滿的。保衛局每隔十天八天,處決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長征結束後,延安清算張國燾的罪行,沒有涉及保衛局殺人的責任問題。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肅反」的內幕漸開,我心中疑團才消除。張國燾假借「肅反」之名,清除異己,許多優秀幹部和紅軍將領慘遭殺害,比如鄺繼勳、余篤山、舒玉璋、張逸民、劉杞、吳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陝保衛局的「肅反」並不受戰場形勢的影響。一天,我呆在「衙門口」觀望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只見兩位持槍的紅軍戰士押解一位紅軍首長模樣的人緩步走進保衛局大門。我一看也緊隨其後跟進來。 
  檢察科長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槍繳下。」隨即,那個人被押入單身牢房。這位紅軍首長大約處於審查階段,還享受優待的「待遇」,我每天給他送三餐飯,伙食標準跟川陝保衛局的人員一樣,大米飯有肉有菜。他四十來歲,中上身材,說話和藹可親,一口純正的普通話,聽不出他是哪個地方的人。牢房的後牆上高高地開一扇小窗戶,牢房裡只有一張陳舊的木床。牢房門外有一哨兵站崗。儘管關進牢房,他還挺樂觀,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飯菜吃得一乾二淨。 
  有時他也和我扯幾句閒話。   
  在川陝保衛局(2)   
  他問我:「小李在家念了幾年書啦?」 
  我說:「我沒念過書。」 
  他又問:「你怎麼不唸書呢?」 
  我說:「我家窮,念不起書。」 
  他說:「那好,念不起書好!不識字更好!」 
  我忍不住對他說:「我參加紅軍了,才認識了一些字。」 
  他說:「對別人可甭說認識字呀!有人問你,就說不認識。」 
  我還不理解:「紅軍教我識字,我們營部那位文書教得可好了。」 
  他說:「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現在千萬不能對別人說認識字啊!你說了實話,有人就懷疑你念過書,家裡一定有錢財,不是地主就是資本家,都是我們革命的對象……砍掉你這個小腦殼。」說著,他用手掌在我脖頸上抹了一掌。 
  聽了這位紅軍首長的一番話,聯想先前部隊文書失蹤和保衛局深夜殺人的事,一股涼氣從我心底沉到腳板心。讀書識字有掉腦袋危險的觀念牢牢地在我心裡紮了根。我似乎理解了營部文書被保衛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紅軍首長的指點,就問他,為什麼住牢房。他說,我是一個縣委書記,工作沒有做好,讓保衛局抓起來了。 
  這位縣委書記關進牢房一個多月,我倆漸漸親密。他對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兒給我找個高凳行不行?」我也沒有多想,就搬來一隻高腳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飯,牢門緊閉不開,我留了一個心眼兒,沒有聲張,跑到一邊玩去了。轉天,牢房門還推不開,我呼喊幾聲,沒有應答,急忙跑去把檢察科長找來,大家把牢門撞開,牢房裡空蕩無人,那只高腳凳子疊架在木床上,後牆的窗戶敞開著。 
  川陝保衛局對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幾天,好像有我許多責任,但沒有處分我。聽他們幾個人議論: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幫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還能殺了他?」 
  「不讓他在保衛局呆著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幾名「少年紅軍」調離通江,去王坪的紅四方面軍總醫院。   
  在紅軍總醫院(1)   
  從通江去王坪,十幾名「小紅軍」與我同行,川陝保衛局的一名幹部帶隊,關照我們吃宿。紅軍總醫院隱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還有十幾處分院散佈在周圍的大山裡。 
  醫院政治部張琴秋主任對負責分配的政治幹事說:「這幾位小同志,你看哪裡需要人手,可以調他們去幫助工作,給我留一個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這個小同志吧!」。 
  紅軍醫院總部設在一個小山灣的平壩,一處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條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馬蹄形宅居二十多間房屋,張琴秋的辦公室和寢室在「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裡,與張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條案上擺放幾塊祖宗供牌,其餘房間住滿了紅軍傷病員。張琴秋經常在警衛員陪同下,翻山越嶺巡視各個分院,留下我一個人看守她的辦公室。我也參加醫院的護士訓練班,學習清洗、換藥、包紮、辨認中草藥和護理傷病員。 
  當時,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藥治療。有傷病員發作腹痛,渾身大汗,呼天搶地是叫喚。老中醫讓護士趕緊研磨墨汁,又找來一顆步槍子彈,拔去彈頭,把彈殼裡的火藥倒進墨汁,馬上給病人灌服。一會兒,鬧病的傷員就從竹床上爬起來,抹一把臉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紅軍總醫院裡二百多名十多歲的小護士,身穿五顏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軀,每天承擔繁重的醫護任務,為傷病員打水打飯,洗衣擦澡,採藥製藥,運柴運糧。醫院裡唯一的白顏色是晾曬在竹竿上的白紗布。紗布條上的血痕斑斑點點。 
  為了解決藥品和醫療器械缺乏的困難,紅軍總醫院通過幾種渠道開闢來源。一部分依靠白區地下黨組織購買,秘密地運進根據地,但由於敵人封鎖嚴密,交通阻塞,數量較少;另一部分藥品和器械要依靠紅軍在戰場上的繳獲,但數量也是較少;主要的來源是靠總醫院醫務人員自力更生,試制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最初,麻藥奇缺,給傷員開刀時,幾乎沒有麻藥,只能憑傷員的忍耐來強行實施手術,後來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過蒸餾製成一種麻醉劑,效果較好。紅軍總醫院還用大煙土為原料,製成鎮痛片、「救急水」等藥品。醫院不僅缺乏藥品和醫療器械,就連一般用的衛生用具也沒有,沒有尿壺,醫務人員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壺」,給傷病員當尿壺。每天早晨護士們把傷病員用過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沖洗乾淨。 
  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醫療條件簡陋,缺乏醫術熟練的外科醫生和化驗儀器藥品,無法用輸液輸血的方法搶救失血過多的危重傷員。張琴秋和醫院其他領導動員鄉村山間的老中醫來醫院治病救人。 
  在紅軍醫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飯,不想喝水,只想困覺,慢慢地覺得眼睛看不清東西,口發乾,耳朵也聽不清聲音。我強打精神,堅持給張琴秋打水打飯。 
  早晨張琴秋見我沒來,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著罵我有病不告訴她,還嘰哩咕嚕地說了幾句外國話,又喚來醫生護士,把我抬到病房裡。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渾身上下像火燒一樣,頭的痛要裂開,噁心嘔吐,渾身起滿了疹子,跟著就昏迷了。當我清醒後,臉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變成黃豆那樣大小的濃泡,一個個雪白透亮,癢的鑽心兒。護士用繃帶把我雙腿捆在床板上,把紗布墊在我的手腕上,她們兩人一組緊緊地按住我的雙手,我拚命掙扎叫喊,也不鬆開。天花病好了,我的臉上身上一個痘疤都沒有落下。 
  高燒退了,我的眼睛還睜不開,張琴秋來了,她呼喚:「小李,小李!」 
  我心裡知道是張大姐來了,就說:「大姐,你好。」模糊聽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給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說,張琴秋院長跟你的親姐姐一個樣,她每天都來看望你幾次,還對護士長說,把這小李看住了,不要讓他用手亂抓,像他這樣的病號我們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顧,你們都是兄弟姐妹,將來他的臉上身上沒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們的工作做好了,你們就真是像親兄妹一樣啦! 
  在通江時,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醫院更加厲害,夜裡咳嗽的不能睡覺。張琴秋找來老中醫,她說:「你來救救這個孩子吧!」老中醫診斷是百日咳,說不要吃晚飯,只要吃藥。藥房給我端來一大瓷缽熱氣騰騰的「藥」。麻梨、紅棗、葡萄乾、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塊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滿滿一瓷缽,吃了幾缽子「藥」,咳嗽就治好了。 
  此後幾十年,我用這個藥方治了許多人的咳嗽。 
  當時的醫護條件很原始,醫院裡每天都有傷病員死亡,山坡上柏樹和楓樹下,天天堆起十幾座土墳。   
  在紅軍總醫院(2)   
  剛進紅軍醫院不久,政治部幹事找我談話,讓我參加共青團。詢問了我的家庭情況,說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寫一張表格,就算入團了。 
  冬天來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樣,從廚房打了一盆熱水,踏著厚厚的積雪,去給張琴秋送洗臉水。我剛跨進她的房間,就看見炭火盆裡燃出大火,張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將臉盆裡的熱水潑進炭火盆,白色的煙汽充滿了整個房間。 
  張琴秋有些氣惱地問我:「你怎麼把火撲滅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頂:「那火焰要燃了房頂。」 
  張琴秋抬頭看見已經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沒想道火災危害啊!謝謝你啦!你還夠機動靈活的!」 
  我問她:「火盆怎麼燒起了大火?」 
  她說:「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剛剛起煙,火就燃起來了。」 
  以後,張琴秋更加喜歡我,給我很多關照。   
  混行在長征隊伍中的娃娃衛生隊(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由江西根據地出發,開始兩萬五千里長征。 
  1935年,天氣還沒有暖和呢,王坪紅軍總醫院開始準備長征了。輕傷員陸續歸隊,重傷員安置在老鄉家中,帶不走的炊具器皿贈送給周圍的鄉親。我的挎包裡裝滿了傷員們送的川陝蘇區天藍色布幣,還裝了一本紅軍的識字課本。 
  川陝蘇區的布幣似乎沒有流通起來,發給紅軍戰士的津貼軍晌也無處花銷,後來的路途艱難,我就把蘇區的布幣扔光了。 
  紅軍醫院政治部的幹事們四處動員醫護人員交出自己身上的銀元,集中保存。幹事們在大會小會上講:「你們如果不拿出銀元,以後還有檢查,發現誰私藏銀元要嚴厲處分。」 
  1933年在紅軍31營時,發過一次軍餉,不論大人小孩,一人一塊銀元,我和父親都領到了沉甸甸的一塊。這枚銀元我捨不得上繳,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將它埋在村邊一棵大松樹下,心想,以後回王坪,再挖出來。 
  紅軍總醫院的小護士、小勤務都集合在院總部前的平壩上。張琴秋一身軍裝,整潔利落,她說:「這幾天,你們共青團小組都討論了紅軍實行戰略攻擊,去和中央紅軍會合。今天紅軍開始行動,你們這些小同志組成『紅四方面軍總部衛生隊』。我任命李耀宇同志為衛生隊大隊長。大家要團結好,服從指揮,互相照顧,跟著紅軍走,你們會有光明前途的……」 
  衛生隊又劃分了三個小隊,指定了三個小隊長。 
  我們這些小紅軍人人背一隻布挎包,一條乾糧袋,沒有棉被背包,沿著行軍路標指引的方向向前走,離開了王坪紅軍總醫院。我們走過松柏樹下的紅軍墓地,墳塋上的蘭花忽然開放,好像紅軍英魂有靈,放出蘭花香氣來送行。同時,一條條山溝裡走出一隊隊紅軍,或後勤機關與民夫混合的隊伍,像小溪匯成江河,浩浩蕩蕩沿著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時候,紅軍醫院的民夫挑著中草藥的擔子從後面追上來,大家互相打著招呼。這些四川的黃連、黨參、天麻、川芎……一直運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藥分散了,讓部隊上的戰士背著。 
  太陽落山時,我們大約走了六七十里路,遠遠望見紅軍兵站的火把光亮。紅軍的兵站往往設在寺廟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後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幾十排草棚,地上鋪上稻草,招待部隊吃飯宿營。 
  兵站的哨兵詢問:「你們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總醫院的衛生隊,快給我們弄點飯吃吧!」 
  兵站的同志講,總部傳令下來,有一支娃娃衛生隊,要照顧好。 
  吃過晚飯,我們疲憊不堪地摸進一間草棚,不分男女,擠在鬆軟的稻草地鋪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紅軍兵站的照料下,我們這支小衛生隊經毛浴鎮、通江、清江渡、巴中城、旺蒼壩,來到廣元近郊的嘉陵江邊。紅軍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座浮橋,我們衛生隊踩著起伏晃動的橋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開始了艱苦的萬里長征,在雪山草地、飢餓疾病的時候,衛生隊的小夥伴就懷念四川根據地的大米飯紅燒肉,互相議論「紅軍為什麼離開『通南巴根據地』?」「在山崖邊邊,一桿紅纓槍,國民黨的千軍萬馬也莫得怕呀!」後來,整個行軍隊伍中,大家的小聲嘟囔變成大聲的議論和責難。 
  從廣元過嘉陵江,我們來到劍門關,沿著一條石階山路從山嶺隘口鑽過劍門關。登上山頂,一條平坦寬闊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紅軍兵站設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衛生隊隨軍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進,經過江油縣界,抵達北川城。 
  江油城東,一座一百多米長的石拱橋橫跨江面,橋欄護板石雕精美,花鳥走獸活靈活現。橋面加築一道長廊,為行人遮避風雨。長廊由木料構築,飛簷斗拱,彩繪圖畫。我們的衛生隊在石雕廊橋裡夜宿。 
  紅軍通過江油,隊伍當中又多了一隊擔著各色醬菜的民夫。豆瓣醬的香味兒飄散在紅軍的隊列中。吃飯的時候,我們就擠到挑夫的竹簍旁,討要醬菜和辣醬。 
  從江油向西行軍,水田果園漸漸甩到身後,進入丘陵地帶,我們遇見了蛇群。山路上,花花綠綠的長蛇竄來竄去,紅軍把蛇踩踏成一攤攤肉泥。還有碗口粗的蟒蛇,藏頭露尾,在草叢中爬行;細細的小蛇長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羅網。四川毒蛇種類繁多,草上飛、竹葉青、黃喉蛇、烙鐵頭、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一口,閻王殿裡走一遭。 
  穿過蛇蟒之地,我們沿一條河谷繼續西行,山路愈加險峻,一段一段的棧道懸掛在峭壁之腰,溝谷裡的江水咆哮轟鳴。 
  古人在懸崖絕壁上鑿洞,橫向嵌入三尺長的木樁,再鋪上圓木或石板,構築起懸空「天橋」。紅軍戰士說,這就是孔明諸葛亮修建的川蜀棧道!   
  混行在長征隊伍中的娃娃衛生隊(2)   
  前隊依次傳來口令:「不要向下看,可以慢慢爬行。」棧道行軍約半日,全隊正要順利通過時,忽聽前面一陣騷動驚呼,隨後,前面的夥伴傳過話:「報告隊長,有人摔下山啦!」 
  從棧道上掉落山澗的小戰友是南江縣人,姓名早已忘記。跟他同村一起參加紅軍的一位小姑娘,傷心地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停地哭喊:「他是我唯一的親人啊,他是我的村子裡的人呀……」哭得兩眼又紅又腫。 
  我們這一隊「娃娃」混夾在紅軍的隊列中向西疾行,山嶺上紅軍的掩護部隊阻擊敵軍的進攻,激烈的槍炮聲忽緊忽慢。紅軍的後方機關、兵工廠、被服廠、造船隊、醫院和民工隊抬著各種機器、糧食、擔架和物資的人流通行數日。 
  通過北川河谷後,衛生隊又向北沿岷山山脈行進。岷山行軍,我們這群娃娃兵才真正領教了四川大山的厲害,「通南巴」根據地的山路與之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仰面眺望掛在陡峭山坡上的羊腸小路,紅軍戰士就像是攀登天梯的猴子。 
  我們艱難地沿崎嶇險峻的山路行進,一陣陣低咽的吼聲從山頂傳來,夥伴們驚恐地互相打探:「前面山上啥子野獸嘛?」「管它個啥子嘛,反正有紅軍。」登上山頂坡,一條大江在山腳下,激流撞擊在兩岸岩石上,水聲震耳。這條大河就是紅軍涉渡嘉陵江和涪江之後的第三條川江—— 岷江。 
  沿岷江繼續前行,轉過一道山腳,河谷地勢較開闊,江水似乎平緩。紅軍工兵砍伐岷山的原始森林,在岷江上又修建一座浮橋。我走過浮橋,跑到水色青黃的岷江邊,捧起一捧清澈的江水,喝入口中微甜清涼。 
  在北川,我第一次遇見奇怪的木橋。那些木橋幾乎就是木頭垛起來的橋,在山澗河流兩岸用粗大的原木支起一排人字形的架構,「人」字的撇捺之上的空間再用一根根原木填平,鋪上木板就是一座木橋。走到茂縣周圍,山高水險,已經不適宜堆垛木橋了,當地的羌族就發明了竹索吊橋,是千百年之後的鐵索吊橋的老祖宗。 
  從北川以後,行軍的道路險峻,山嶺上有了石片壘成的碉堡,就是羌族人居住的石屋和碉樓。後來,走到黑水蘆花,走到丹巴爐霍,看多了千奇百怪的碉樓。羌族人不分男女,都穿帶袖子的粗布長褂,再套上沒有袖子的羊皮長褂。 
  我們議論紛紛,這些人好傻嘛,把家安在高山上多不方便。   
  雜谷腦兵站   
  大約這一年的夏天,我們從北川經過汶川走到雜谷腦鎮。 
  「雜谷腦」這個名稱好怪的,可能是模仿藏胞或羌族的口音。雜谷腦周邊有一條水流很急的河,還有大片的森林。 
  衛生隊被安置在雜谷腦鎮外高山上的一所寺廟宿營。一條石板路從山腳爬上寺廟前的廣場,又轉上山頂。廣場外側有一道峽谷,從崖頂向下望去,峽谷深不可測,只聽見谷底滔滔水聲。 
  寺廟大門前的廣場上一口巨大的黃銅鍋,場地上散佈一些黃澄澄的銅碗和小銅鍋。這口幾間房屋大小的銅鍋可謂中國「鍋王」。一架木梯搭在鍋的邊沿,一隊紅軍戰士依次傳遞一隻隻水桶,將清水嘩嘩的灌入銅鍋。整棵的松樹在鍋底熊熊燃燒。進了寺廟大門,裡面的場院極寬敞,四進套院,大殿雄偉。殿堂菩薩塑像色彩繽紛,金碧輝煌,護法天神威嚴猙獰。場院兩側各築一幢巨棚,數十根石柱支撐起沉重的棚頂。寺內大殿和大棚裡都住滿了紅軍傷員。我們這群娃娃就在場院的角落裡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軍,小夥伴們都累壞了,大家用腳踢開石板地上的銅鍋銅碗,相互擁擠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剛亮,廟門外人喊馬叫。我聞聲跑到廣場上,只見三位紅軍首長模樣的人站在懸崖邊上,正在檢查從他們面前走過的紅軍戰士的行裝,發現誰背有銀元袋子,就命令解開布口袋,將銀元倒下峽谷。馱馬隊緩緩地走過廣場,幾名戰士用刺刀劃開騾馬馱架上的包囊,銀元像流水嘩地湧出,叮叮噹噹地落入萬丈深淵。我暗自驚歎:「真可惜,這麼多銀元啊!」 
  一隊肩扛迫擊炮炮筒、炮座和炮彈箱的紅軍炮兵走來。「好啦,把迫擊炮從這裡拽下去吧!」聽到這道命令,炮兵們遲遲不肯動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幾個紅軍首長又喊又叫:「同志們,只要有人在,還可以從敵人手裡奪炮呀!」 
  從山下來的紅軍源源不斷地走了十幾天,被服廠、造幣廠和兵工廠的機器、硝酸罈子都從懸崖上推入雲霧峽谷。 
  太陽從對面山巔升起,肚子咕嚕咕嚕地響了起來。我離開懸崖,順手從地上拾起一隻沉甸甸的銅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銅鍋旁,站在木梯上的紅軍用木勺給我舀了一碗米粥。 
  衛生隊的小夥伴一人捧一隻銅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飯。一個男孩翻來覆去擺弄手中的銅碗:「隊長,我們把銅碗銅鍋帶上一個,將來革命成功,也是個紀念。」 
  我說:「隨你!」這個娃兒,比大家都有遠見,還知道收藏紀念品! 
  衛生隊協助醫生們護理寺廟裡的傷員,給重傷員餵水餵飯。傷員一批批運來,經過簡單治療,又一批批運走。一隻手掌炸掉四根指頭的傷員,坐在大殿的台階上發牢騷:「這個醫院領導呀,比起王坪總醫院的張琴秋院長可差遠啦!」。 
  我趕忙問他:「你知道張琴秋現在哪裡嗎?」。 
  傷員瞥了我一眼:「聽說她當了婦女獨立團的團長。」 
  總部聯絡參謀領來五十多名小戰士,大都與我們年齡相仿。他們都是從各部隊集中上來的,加入了我們的衛生隊。同時又派來三女一男成年人組成衛生隊的炊事班。 
  雜谷腦寺廟是紅四方面軍長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廟,紅軍借廟棲身,喇嘛們每天誦經作法,與紅軍相安無事。雜谷腦兵站也是長征路上的最後一座兵站。從此,我們每人背起了乾糧袋,開始風餐露宿的行軍。   
  一塊銀元買一碗水   
  在雜谷腦喇嘛廟一月餘,隊伍又出發了。 
  接連五六天在原始森林裡行軍。森林中朽木橫七豎八的攔住我們的去路。森林中宿營,炊事班架起行軍鍋,點燃取暖的篝火,行軍鍋裡煮起滿滿一鍋蘑菇湯,小夥伴們吃一把乾糧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鮮美的湯水。飯後,大家齊唱紅軍戰歌。 
  那天出發不久,林木漸漸稀疏,山勢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線愈加強烈。小夥伴們互相牽挽手臂,艱難地在崎嶇山路上登攀。我和夥伴們氣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彎曲的巖松匍匐在地面。正當大家口渴難忍之時,岩石山坡背陰地出現片片點點的白雪。大家興奮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積雪,手指剛剛觸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頭去舔岩石上的積雪,只感到舌尖冰涼,卻不能從石頭上吮出水來,我望著片片積雪難解口中之渴,好惱火。 
  終於爬上地勢稍稍平坦的山頂,總部的聯絡參謀走過來,他說:「衛生隊上來啦,你們去喝水吧。」聽說有水喝,夥伴們精神大振,一齊向前擁去。只見兩位藏胞背著豬腰子形狀的木桶,一個漢人拿一隻瓷碗,從木桶裡挖水,隨後遞給跑在前面那個小娃兒,這漢人大聲吆喊:「喝水啊!從這裡下山還有一天的路,沒有水,要渴死人喲!」有個人從一隻大布口袋裡掏出一枚銀元,喊聲:「來一碗!」話音未落,銀元扔進那賣水人腳下的竹背簍裡,發出清脆的叮噹一聲。天爺!一塊銀元買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頓隊列,約束小夥伴們不要擁擠。一隊隊紅軍戰士肩扛步槍,背負背包,瞥一眼買賣泉水的場面,抿抿乾渴的嘴唇,從我們身旁走過。紅軍沒有那麼多的銀元給每位戰士買水來喝。 
  一塊銀元買來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涼爽,此後,我再也沒有喝過如此貴重和甘甜的水。 
  山頂休息後,衛生隊繼續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兩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測的溝壑,一根長約十米的圓木橫架在兩面懸崖之間,圓木被砍鑿出一道手掌寬的平面。紅軍戰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該死!走過去的,命大!」個個無所畏懼地踏上獨木橋,山風吹起戰士們的衣襟,似翻飛的雙翅。 
  站立在雲霧中漂浮的獨木橋前,我膽戰心驚,久久地不敢邁腿,衛生隊的小夥伴期盼地望著我:「隊長,我不敢走過去。」 
  幾經猶豫,我心一橫,說:「死也要過去!我給你們出個主意,我們『騎馬過橋』。」我雙腿騎在獨木橋上,雙手向前抓住圓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動,兩眼緊緊盯著橋木不敢向下張望,只覺腳下冷風颼颼。全隊的小夥伴學著我的樣子,騎上圓木,蹭過凌駕險峰的獨木橋。 
  獨木橋頭,紅軍首長讚歎不已:「你們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們之前,有戰士摔下喪了命……告訴後面的部隊,不要逞強了,沒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們學『騎馬過橋』。」 
  我們翻下這座險峰,溝谷裡溪水清清,紅軍中的成年人和婦女兒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聲響成一片。   
  在毛兒蓋,與朱毛紅軍會師   
  我們衛生隊翻過邛崍山,經松潘轉向毛兒蓋。 
  毛兒蓋位於松潘縣城以西約百八十里,是一個藏民聚居區,約有幾百戶人家,平緩的山坡上佈滿石塊砌成的平頂方型的碉樓。田地裡的青稞已經黃熟,紅軍開始收割青稞。在毛兒蓋,我第一次遇見紅一方面軍的戰士。 
  紅一方面軍的部隊開進毛兒蓋,我們都出來圍觀。中央紅軍疲憊不堪地走過毛兒蓋小街,他們衣衫襤褸,面色青黑,許多戰士的褲管和衣袖爛成布條,露出一根根肋條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動,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個多月前,兩個方面的紅軍在夾金山會師後,中央紅軍接受了大量的米面鹽巴,吃了幾天飽飯,怎奈身體虧損太大,一時難以恢復。 
  「天下紅軍是一家」,兄弟相見分外親熱,毛兒蓋的小街上,來自四面八方的紅軍相互攀談,交換物品,亂轟轟的都是湖南話江西話湖北話四川話。一位江西小紅軍看見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給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愛,對我說:「這個木碗把給我吧!」我遲疑一下,點了頭。他又問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給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湧起淚水,接過竹碗和青稞面:「謝你啦!謝你啦!」說著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開了。 
  紅一方面軍宣傳隊站在一塊高台上又唱又跳,慶祝兩軍的「毛兒蓋會師」。一群藏族兒童少年和紅軍戰士擠在一起觀看表演。 
  松潘草原綠草如毯,牛羊如蟻。騎馬放牧的藏胞穿著肥大的袍子,腰間挎一把彎刀,腰後掛一柄小刀,腳登高腳皮靴,威風凜凜。他們與我們迎面相遇,勒住馬韁,睜大烏黑的眼睛,沉默不語。 
  毛兒蓋無暇久留,又隨方面軍總部離開毛兒蓋,橫穿阿壩草原,進入阿壩鎮附近駐紮。我們就像一群跟在領頭羊後面的小羊羔,領向哪裡,就走到哪裡,對當時紅軍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激烈鬥爭毫不知曉。   
  大渡河上的丹巴鐵索橋   
  1935年9月,我們這支衛生隊跟隨紅軍離開阿壩草原南下。總部派來一個班的戰士隨我們一起行軍,負責我們的安全。 
  紅軍部隊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順流而下,經大金縣城,進入西康省丹巴縣。丹巴這個縣城四周圍攏著大山,從幾條山谷裡的河水會聚在這裡,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邊,河岸峭壁之下築有三十幾間石頭堆壘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蓋,相當中國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樣長的小街通向鐵索橋頭。在鐵索橋頭。聽見紅軍戰士們吵吵嚷嚷,我們就要走過鐵索橋,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們這些小娃娃聽了,高興極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噴噴的大米飯啦! 
  丹巴周圍的石碉樓與阿壩地區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樓下寬厚,逐漸向上收縮。片石牆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約五六丈至十餘丈。樓底層可圈羊牲畜,中層為鍋莊,上數層貯藏糧食或雜物,頂部設經堂,四面插經幡,碉內四壁開窗,內寬外窄,瞭望四方極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臨下,可射箭、放火槍,抗擊劫盜。 
  丹巴鐵索橋九根碗口粗的鐵鏈,掛在大渡河兩岸。紅軍攻克丹巴,四川軍閥劉文輝所部撤退前,斬斷了六根鐵索,紅軍工兵將一塊塊半尺寬的木板捆綁在僅存的三根鐵索上,木板與木板之間有半尺寬的縫隙。從鐵索橋望下去,大渡河翻騰的漩渦,令我膽戰心驚。 
  轉年春天,紅四方面軍從四川天全縣撤退。我們衛生隊又攀登夾金雪山,又爬過大渡河的丹巴鐵索橋。在丹巴附近的一處高原丘陵地帶住了多日,半紅半黃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種植洋姜。洋姜繁茂,莖桿挺起一人多高。河流邊三五戶居民,空無一人,屋內的鍋碗瓢勺擺放整齊,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棄家逃亡。我們砍來洋姜的莖桿鋪在房屋的地面上,衛生隊一百多人擠在三間石屋裡。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邊洗淨,放入鐵鍋熬煮,無油無鹽,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兒味道怪異,刻骨銘心般的留在我的記憶中,直至今日,已過六十多年,我一見到洋姜的莖葉和根塊,馬上條件反射般地反胃、嘔吐。 
  紅軍總部的聯絡參謀天天來衛生隊,監督我們吃洋姜,儘管每人的乾糧袋裡裝滿了炒米,他也不許我們吃一粒。他說,下面的路還很遠很遠,洋姜也莫得吃,現在要吃了炒米,今後就要餓飯,甚至餓死人。大家老老實實地強忍嘔吐,吞嚥洋姜,誰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個多月的洋姜。就在這個地方,傅連璋在聯絡參謀的陪同下,來衛生隊檢查工作。雙方介紹認識後,他問我全隊有多少人,會不會包紮傷口,換藥,有多少衛生包,有多少病號。我一一作了回答。傅連璋又巡視了整個衛生隊,還很滿意,他說:「小同志們精神飽滿,健康活潑,很好,很好!」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傅連暲。不久紅軍離開丹巴繼續西行。   
  百丈關火線救護   
  1935年11月,紅軍攻克邛崍公路上的重鎮百丈關。百丈關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與平原過渡地帶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獲百丈(關)者,必得成都無疑」之說。四川軍閥劉湘老巢難保,組織二十餘萬川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輪番拚命向百丈關反撲。紅軍歷經七晝夜戰鬥,付出了傷亡近萬人的慘重代價。紅軍主力嚴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關地區。至此,張國燾南下軍事行動宣告失敗。百丈關成了紅四方面軍的敗仗關。 
  百丈關戰役開始之前,我們衛生隊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馬蹄聲轟響,一個紅軍騎兵連急駛而去,騎兵人人佩掛馬刀、衝鋒鎗、駁殼槍。一會兒,又有三十多名紅軍首長縱馬而來。警衛班的戰士悄聲地指指點點,哪個是朱德總司令,哪個是張國燾總政委,哪個是徐向前總指揮……總部首長走過不久,又有一連威風凜凜的紅軍騎兵緩緩隨行。 
  百丈關戰鬥最激烈之時,總部聯絡參謀命令我帶領衛生隊參加救護傷員。紅軍傷員源源不斷地從火線上抬下來,敵人發射的炮彈不時在山頂上爆炸。山坡下,數百名紅軍傷員躺臥在收割後的稻田里,鮮血染紅了一叢叢稻草根。衛生隊全體小護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奮戰,為傷員擦洗血跡,簡單包紮,餵水,招呼擔架員向後方轉移傷員。我們困累到了極點,就輪流躺在犧牲的戰士身旁打個瞌睡。 
  那天,朱德總司令在警衛員們的簇擁下,騎馬路經我們這片戰地救護場。「紅軍之父」端坐在馬背上,久久巡視滿身血污的衛生兵和傷兵,不忍離去。 
  從百丈關救護場撤下來,衛生隊到天全縣城附近休整。大家時常跑進城裡閒逛,城中一條小街的店舖照常營業,百姓生活平靜。這年冬天,大雪紛飛不停,天全城內外民宅山林鋪蓋厚厚的積雪。衛生隊躲進簡陋的木板民居,圍攏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鄉   
  衛生隊百餘人駐進天全城外一灣山岰的兩戶民居,其中一戶農民逃跑了,十幾間磚瓦房裡傢俱、炊具、糧食油鹽應有盡有。三合院前有一塊寬闊的曬穀場,四面水田,小山平緩起伏。看來天全這個地方比川陝蘇區通南巴豐富得多。 
  沒有逃跑的這戶農民三代同堂,三十幾口人擠在七八間草屋。老爺爺大約六七十歲,長長的白鬍鬚。他有四個兒子,二個未出嫁的女兒,七八個孫子孫女。他們一家人驚恐地透過門板縫隙張望我們這群娃娃兵。 
  幾天後,衛生隊斷糧了。總部聯絡參謀讓我選四十多個強壯的小兵隨他去兵站背糧。我們爬上江邊的大山,山路崎嶇,荊棘叢生,攀上山巔,腳下的一塊塊梯田,像一面面鏡子。我們推門進了老鄉的房子,屋子裡空蕩蕩無一人一物。 
  聯絡參謀命令我們分頭尋找糧食,準備午飯。在一所民宅側後的一條山谷中,發現石崖下面有個山洞。洞裡堆滿了老百姓堅壁的物品:木桶、澡盆、糞桶、鐵鍋、鐵鋤、棉被、衣服。一卷破竹蔑席裡鼓鼓囊囊不知包裹什麼東西。我拽開竹蓆,原來是半片豬肉,黑黑的豬毛都沒有刮掉。 
  我撿了一件半新舊布褂子穿在身上,其他人各取所需。然後抬著豬肉,拎著菜刀,返回報功。聯絡參謀好高興,用菜刀把豬肉分解了四十多快,每人一塊。大家用細竹竿串起豬肉,架在篝火上烘烤。豬肉滋滋地淌油,有濃濃的烤肉香氣。這家房前有一塊旱地,種滿了蘿蔔。拳頭大小的蘿蔔,上青下白,又甜又脆,賽過鴨梨!吃過烤豬肉和甜蘿蔔,眾人增添了力氣,來到兵站,每人量力報數,有人背30斤米,有人背40斤米,按原路返回駐地。 
  慢慢地,我們與房東一家人熟悉了,他們解除了恐懼戒備的心理,老爺爺的幾個兒子時常來與我們聊天。 
  「我們的保長啊,民團團長啊,三天五天到我們家裡講你們的許多壞話,『紅棒佬兒』怎麼怎麼不好,殺人放火、搶東西、強姦婦女,所以我們這裡比較富裕的一些人家都逃跑了。」 
  他們問我:「你們當紅軍,是自願啊還是拉兵抓來的?」 
  我說:「當紅軍都是自願,我們不拉兵!」 
  「我家四個兄弟都被國民黨拉了兵,我們一聽說軍隊要離開四川,就逃回家了。」 
  「我們家貧窮啊,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下田勞動啊,一大家子人,全靠一點點稻田活命,年景好,將夠吃夠用,一家人勉勉強強過得去。年景不好,活命艱難啊。」 
  「有一年,一年沒下雨,顆粒無收,這一年悲慘啊,老人留在家裡,年輕人三五人一路去雅安、成都討飯,老奶奶還是活活餓死了。討飯的路上凍得要死,赤腳丫子踩到冰凌喳兒,腳掌板劃破了,多受罪呀!」 
  「你們紅軍講『打土豪分田地』,我明白了紅軍是向著窮人的,是為勞苦百姓打仗的軍隊!我盼望紅軍把田地分給我家,我家會好好種地,勤勤懇懇地為紅軍種糧食。」 
  「你看旁邊那一家,比我家田多,種田要僱人;在街上還有兩個鋪子,聽說紅軍來,他們全家都逃跑了。我家沒有錢呀,跑出去怎麼活命呀?又不能背著稻穀跑呀!我們沒有逃跑算對了。紅軍是好人呀,你們不搶東西,也不強姦婦女,不干『棒佬兒』那樣的壞事。」 
  我們衛生隊在這農家住了一個冬天,與房東一家很親熱了,向丹巴撤退的那天,老爺爺率領一家人陪伴我們走了很遠一段路,他張揚手臂呼喚:「你們要再回來呀,還到我們家裡住哇!」   
  青猴劫俘女紅軍傳聞   
  我們衛生隊從天全撤退,去寶興這一段路翻越幾架高山,沿著一條小河穿越原始森林。森林裡無路可循,帶路的獵人扛著桿土槍,腰間掛一把砍刀,不可行人之處他就抽出砍刀,猛砍一番,為我們開闢道路。這片森林,一塊松樹一塊楓樹一塊柏樹,界線分明。在山溪兩旁,密密層層的野桃樹,拳頭大小的野桃掛滿枝杈,問了領路的獵人,大家撲向桃樹,摘了桃子,在溪水裡洗一下,用嘴巴啃,野桃不甜不酸無滋無味。 
  突然,一群青黃毛色的猴子嘶嘶地呲牙咧嘴,出現在溪水對岸。獵人急忙取下火槍,大聲招呼我們:「你們千萬不要丟下呀!女娃娃要跟緊呦!這猴子會背人哪!」猴群百餘隻,黃毛紅□,體碩大如壯羊,雙足豎立者高若人。大家神色驚慌,緊隨獵人身後,趕緊離開桃樹林。 
  夜晚,我們在森林中寬闊一些的空地,燃起篝火,取暖防身。大家圍繞在獵人身旁,聽他講猴子俘人的事情。 
  「去年,還是你們紅軍從這裡路過,我也帶路,這猴子把一個落後的女紅軍背到山洞裡去了。夜晚,紅軍點名,說少了一個女紅軍,問我能不能去找,我說山高林密,天黑路險,找也找不回來了,她能回來就算命大,她回不來,命該如此。紅軍說我迷信,沒有強迫我去尋找。」 
  「今年過年吧,我和二個人一起去打獵,走到那山崖邊,聽見有人的一點點聲音,一隻大猴看守在洞口,不讓我們靠近,我記起去年走失的那個女人,就開了槍,把猴子打跑了。放一個人守在洞外,我和另一個人進了山洞。一個女人披頭散髮,坐在樹葉堆裡,衣服都讓猴子撕光了,身子也抓破了。這女人說話有氣無力:『你們怎麼來這裡啦?』她穿上我倆脫下的衣服,也站不起來,讓我們架扶著,弄回家了,喝水吃飯,住了一二個月,說話也清楚了。這次紅軍又回來,在你們這一批前面的紅軍把這個女人接走了……」 
  次日行軍,女娃娃都集中到前隊,緊跟獵人嚮導,男孩子手持木棍隨後掩護。不久,猴群又出現了,他們也把木棍扛在肩上,模仿我們行軍。   
  遭遇藏民阻擊   
  從天全縣撤退,我們又攀登夾金雪山,又爬過大渡河的鐵索橋,又回到丹巴。 
  衛生隊和紅軍總部一起離開丹巴,向西行軍,翻過一道山嶺,走下溝谷,一條小河水勢湍急,雪白的浪花此起彼伏。忽然,河對岸的山坡上打響了槍聲,子彈從頭頂上嘶嘶地飛過,紅軍隊伍中的男女老幼都躲蔽到岩石後面。 
  突然,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站起身,迎著槍聲,無所畏懼地向河邊走去,他的舉動讓大家震驚,眾人齊聲呼喊:「快回來!」「快趴下!」隨著一陣槍聲,小紅軍一頭跌倒在河灘上。 
  通司用藏語喊話:「他們是紅軍,他們要北上抗日!」 
  對岸山坡傳來藏胞的回話,通司翻譯給朱德總司令:「你們哪裡有這麼多的紅軍,上次紅軍從我們這裡經過,把我們的牛羊都趕跑了,你們這次來還要趕我們的牛羊!」 
  我正巧趴在朱德總司令的身後,聽他對通司說:「我們是真正的紅軍,我們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 
  通司又喊了幾句,對岸槍聲又響起,也喊了幾句藏語,通司翻譯:「我們不相信你們是紅軍,我們就不能叫你們再趕我們的牛羊。」 
  傅鍾在一旁急切地說:「讓部隊上去吧,消滅他們!」 
  朱德說:「最好不要放槍,讓部隊從側面迂迴過去,能嚇跑他們最好!」 
  雙方隔河相持一個上午,一會兒喊話,一會兒放槍。朱德又讓通司喊話:「你們一定不讓我們紅軍走過去,我們就過河與你們談判,與你們講和,不動武力。」 
  對岸的藏胞最後喊過話:「要是真紅軍,我們就不打了。」很長一段時間,藏胞不打槍了,紅軍試探著行動,在藏民的槍口下,順河而下。 
  山腳下的河岸邊,傅連暲守在那個犧牲的小紅軍身旁,不遠處,一匹白馬頭部中彈,一群戰士用刺刀分割馬肉。傅連暲一天之內沒了馬匹和勤務員。   
  朱德總司令草地捉魚   
  我們衛生隊緊隨方面軍總部行軍。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無邊際,在前方有一盞馬燈,朱德總司令的身影在馬燈前晃動,不時傳來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緩丘陵有平緩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渾圓細長的魚兒,在河水中游來游去。 
  朱德總司令帶領警衛員們抬著一架蚊帳,下河捕魚。警衛員們把蚊帳慢慢鋪在河底,然後拽住四角,朱總司令站在河岸上,揮舞木棍驅趕水中魚兒,看見魚群游到蚊帳上,急令「起網!」不料「漁網」的網眼太小,魚兒隨著蚊帳上嘩嘩流淌的河水逃得無影無蹤。我們這群旁觀的「娃娃兵」轟地一聲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邊團團轉,又喊:「你們幾個『背時錘子』怎麼搞的嘛!」後來他聽從旁人的建議,指揮警衛員拖著蚊帳把魚兒趕到一個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攔水壩,再把水掏干,鮮活的魚兒在河底掙扎蹦跳,朱總司令高興地說:「我發財啦,我發財啦!這是誰想的辦法,給他記功,記大功。我們明天如果還走這個道,還抓魚呀!」。 
  晚飯時,我們的野菜湯裡多了幾條魚,夥伴們都明白,這魚兒是朱德總司令送來的。 
  每天吃飯時,各班圍坐在一起,每人從乾糧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實際是青稞面疙瘩,乾糧袋經雨水浸泡,早已結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塊青稞面疙瘩讓周圍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湯裡。這樣互相監督,限制乾糧的消耗量,防止沒走出草地就斷了口糧。快走出草地了,草原上隨處可見一堆一堆的白骨、槍械、馬鞍和馬燈,令人心驚膽顫,這是去年中央紅軍倉促通過草地餓死的烈士遺骨和遺物。 
  渡過了一條渾黃的大河,夥伴們困累飢餓至極,乾糧袋已經乾癟,吃什麼呢?四周除了荒草就是成堆的白骨,還有天空上一群群飛鳥兒。地上的荒草白骨不能吃,天上的鳥兒吃不到,炊事班的大哥大姐對我說:「李隊長,我們只好殺犛牛了,才能救同志們的命!」 
  在藏族通司的指點下,用繩子捆住犛牛的蹄子,通司手握匕首,飛快地扎進犛牛的脖頸,鮮紅的血噴射出來。通司熟練地剝下犛牛皮,砍下牛頭掏出肚腸。這邊支起了行軍鍋,用犛牛運的乾柴燒開水,犛牛肉在沸水裡煮了幾個滾開,通司說可以吃了。每人分了拳頭大小一塊犛牛肉。犛牛肉吃到口中酥爛純香。這救命的犛牛肉千金難買啊! 
  大家又分喝了煮肉的湯水,覺得有了力氣,剩下的生牛肉肚腸牛頭運走,犛牛皮被一群守候許久的紅軍戰士討走,他們千謝萬謝了,趕緊架鍋去煮牛皮。 
  一頭犛牛,全隊人吃了一天,走了幾十里路。第二天,我們又宰殺了一頭犛牛。臨出發時,帳篷也不拆了,拆了也沒有犛牛搬運。走上一處高坡,回頭望去,兩架帳篷孤零零在草原上。   
  又犧牲了兩個小夥伴   
  終於走出草地,全隊沒用餓死一個人,每人都餓得兩隻眼睛發綠。看見草原上出現淺淺的車轍,遠方的丘陵上冒起人煙,土道旁擺放著幾個捆好的柴草,遠遠的山坡上出現了兩三將民房。有人家啦!夥伴們互相用興奮的眼神交流彼此的心情,從心底裡升起一股重返人間的感覺,此時,我們已經沒用了歡呼的力氣。傍晚,我們在一座散佈幾十間土房的村落宿營。用銀元買了麥粒,老鄉徹夜推磨,為紅軍磨麵粉。晚飯,我們吃麥面疙瘩湯,一人一碗,不許多喝。 
  好久沒用看見講漢語的老百姓了,大家圍住老鄉跟他說話,問這是什麼地方啊,村裡有多少人啊,問他多大年紀了,問村子裡有沒用土豪啊,問東問西說個不停。老鄉聽著似懂非懂,支支吾吾答應著,他們大約感到我們這群娃娃精神有毛病。 
  走出草地,紅軍總部的聯絡參謀三番五次傳命,不許我們猛吃猛喝,小米粥只許喝一碗,饅頭只許吃一隻,當時並不知道為什麼,只知道服從命令。 
  這天的晚飯,一人一隻小饅頭,一碗羊肉燴苤藍。飯後,各自在老鄉的土炕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整隊行軍,有個班長來向我報告,他們班上死了兩個人。這兩個娃兒十三四歲,年紀小,不聽話,白天的饅頭羊肉 沒有吃夠,夜晚偷偷跑到炊事班的廚房又飽吃了一頓。連日行軍,大家疲勞極了,睡得很死,這兩個娃娃無聲無息的活活脹死了。 
  我帶領全隊的夥伴去告別,他倆躺在門板上,破爛的衣裳遮蓋不住鼓脹的肚子,肚皮圓圓的泛著青光。大家神情悲慼。我說了一句:「他倆跟著我們雪山草地都走過來了,到這裡不聽上級的命令,多吃飯被脹死,死得多冤!」   
  西進青海班瑪草原發軍餉   
  部隊離開岷縣又返回漳縣。 
  走出草地,上了黃土高原,未及喘息,我們又隨紅軍部隊忽然向西行軍。 
  天空陰霾重重,細雨夾合雪粒子綿綿不絕,全軍上下人人濕衣裹身。愈向西行,青草愈加矮小枯黃。伴隨行軍的紅軍戰士們毫無顧忌的議論紛紛。 
  「我們往西幹啥去嘛?不去北上抗日啦!」 
  「再往西走,我們都成了西天取經的和尚了!」 
  「聽連長說,我們要從這裡去新疆。」 
  「去新疆幹啥嘛?」 
  「新疆靠近蘇聯,我們去打通蘇聯的國際路線。」 
  「那我們可要出國了!」 
  「出國怕啥,反正有飯吃。」 
  「聽說蘇聯只有麵包,沒有大米……」 
  「餓不死你就行了唄,還想吃大米,哼!」 
  「這個鬼地方,想開小差也沒處跑!」 
  「……」 
  每天冒雨行軍,荒涼的草原上不見一個藏胞的身影,偶爾看見一兩間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隊的士氣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說話。大家無精打采地邁動沉重的雙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嶇,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鍋蓋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兩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個大蘑菇。我們須更加費力地抬高腿腳,跨過眼前的「蘑菇」。 
  後來,部隊在一個「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間土房子。我跑去問一年長的紅軍,他冷冷地說:「我們到青海省啦,這裡是班瑪縣!」。 
  衛生隊在班瑪住了三天,大家擠在房門前,默默地望著外面淅淅瀝瀝的雨雪,誰也不知道紅軍要走向何處。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衛生隊同志們,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隊列。幾位紅軍首長和一頭犛牛站在雨幕中。 
  一紅軍首長說:「這個地方我們也不能久呆了,用銀元買牛羊很貴的,現在銀洋也不多了。上級指示,剩下的銀元,單位不集中帶了,發給每個人帶一塊銀元,不要丟了,每個單位每個人都記了姓名,有賬冊的,將來需要集中的,你們再拿出來,集體使用。現在,每個戰士發給一塊銀元,然後我們就出發,向回走,回四川去。我們北上抗日去!」小夥伴們依次走到犛牛馭子旁邊,接過一枚銀元。一共三種式樣的銀元,帆船、孫中山頭像和「袁大頭」,夥伴們互相掉換自己喜歡的銀元。 
  (1990年2月6日) 
  兒子:父親,您講紅四方面軍去過青海班瑪,未見其他旁證。 
  父親:那還有假?! 
  兒子:您是不是順路繞了一個小彎,到青海班瑪轉了一下? 
  父親:不是,不是,我們是按原路返回的,我們過草地就跟在朱老總身後,過了臘子口,到了岷縣,我們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瑪,後來又回到漳岷二縣…… 
  兒子:父親!你們怎麼可能從岷縣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記錯了! 
  父親:哪裡能錯呢?在青海班瑪,組織上發給我們一人一塊銀元,說留待急需時用。 
  兒子:去青海班瑪時紅軍會師了嗎? 
  父親:還沒有在會寧會師,是從漳縣附近走的,翻了幾座大山,過了黃河後,就是草地,走了很長一路草地。 
  兒子:您還過了黃河?! 
  父親:過黃河兩次。第二次回來,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飛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頭上,我們都嚇壞了,女娃兒的臉都嚇白了! 
  兒子:您是不是從阿壩去的青海,然後轉回來再南下成都? 
  父親:阿壩草原周圍幾百里,山坡平緩,藏胞的石頭樓和喇嘛寺幾乎一模一樣,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過一條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過一道河,河水又從南向北流,我們幾個小夥伴常常嚷嚷,我們又走回來啦? 
  兒子:沒有見文字記載紅四方面軍去了青海呀? 
  父親: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個長征最苦的一段,這個事我還能記錯了?!天上連降雨雪,地上荒無人煙,我們也沒有帳篷犛牛,在雨雪裡走路渾身濕透了,晚上穿濕衣睡草地……反正我們紅軍千真萬確地走到了青海班瑪,信不信由你。   
  長征結束了(1)   
  我沒有參加標誌長征結束的會寧會師,衛生隊從會寧城外走過去了。 
  那天部隊進了一座磚瓦房很多的村莊,太陽還很高呢,我們就宿營了。本來要在這裡休息幾天,聽說上級不許可,還讓向北走。諾大一座村莊不見一個老鄉,我一個人四處亂竄,一座二層磚樓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門進院,院子裡堆滿了核桃,爬上二樓,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頂。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臉張嘴就吃核桃仁,吃飽了,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天明,集合號音使我突然驚醒,我連滾帶爬飛奔到集合地點,小夥伴們神色驚慌,議論紛紛,看見我跑來,就問:「大隊長,你跑到哪裡去了,害得我們好找!」 
  「我們猜你也不會當逃兵吧!」 
  「擔心你讓壞人害了!」 
  我說:「我在一個核桃仁堆裡睡了一夜,那裡好多的核桃!」大家來了興趣,跑去問行軍指揮,馬上還不出發,我帶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樓」,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裝個滿滿,拿回來的核桃仁全隊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剛剛分完核桃,聯絡參謀來了,他指著我的耳朵問:「你耳朵裡是啥?」伸手摳出一塊核桃仁:「怎麼還有一個核桃瓣兒?」說著把核桃仁丟進嘴裡嚼了。他聽了我的解釋,批評我:「你一個人往那裡跑?你想一想,多麼危險!」大家沒敢告訴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讓我們送回去。「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們每個人都記得清清楚楚,只是長征出來,不像四川管得那麼嚴格了。我們這群「大娃娃」一路長征,盡受到照顧,常常幹出一些違反紀律的事情。 
  在河連灣這個鎮子,我們衛生隊又一次調走二十多人。總部來個幹部,不太熟悉,問:「誰是隊長啊,李耀宇在哪兒?」他說,調二十幾個人走,跟總部先走。他沒有介紹信,沒有簽收手續,我隨便用手比劃了一下,攏出二十幾個人,讓那人領走了。這二十幾個人與我不太熟絡,大都是陸續插隊進來的。沒想到我用手隨便一揮,二十幾個人的命運與我們大不一樣了,他們隨方面軍總部西渡黃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連灣住了五六天,我們衛生隊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隨紅軍大隊出發,部隊裡又吵吵嚷嚷地講西渡黃河,打通國際路線。戰士們的情緒較為平靜。還沒有見到黃河,突然開始了急行軍,一路向北疾行。連續五天五夜,一口氣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隊伍中互相傳話,如果不趕快跑,「兩馬一胡」就要包圍我們。行軍途中,餓了就從乾糧袋裡抓一把炒麵塞入口中,邊走邊吃。我們衛生隊這群小娃兒,混雜在後勤部的騾馬隊中,輪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後一天行軍中,拽著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邊走還一邊睡了一覺。急行軍之後,我們脫離了國民黨軍隊的合圍,橫穿了西海固回民區。為躲避國民黨飛機的轟炸騷擾,我們白天宿營,夜間行軍。這一地區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沒有溝坎和凸起的石塊,道路兩邊也沒有荊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區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馬平川的黃土□,放眼望去幾十里,沒有一座村莊,沒有一棵樹木。走到近前,才發現黃土地下挖陷出一個一個簸箕樣的巨坑,坑的三面豎壁上再掘出三孔窯洞,窯洞頂上的地面挖出一環排水溝,排水溝洩水進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貯存的雨水雪水供應人畜一年飲用。放牧的牲畜也趕入「簸箕」裡的窯洞圈起。 
  我們詢問老鄉,你們怎麼不蓋房子呢? 
  老鄉說話的腔調與四川話大不一樣:「我個地方呀,個窮呀,木頭買不起呀,二個冬天冷死人呀,三個夏天熱死人呀,刮起熱風,牛羊受不了呀!」 
  我們還動員人家參加紅軍:「跟我們紅軍走吧,將來能過上好日子啊。」 
  老鄉說;「我能個活呀,不嫌棄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們衛生隊這群娃娃,連著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鄉問水,老鄉也不告訴。後來遇見一戶好心的老鄉,他說:「水呀!就在你們腳底下,你們是找不了喲……你們得用銀錢買喲!」最後談好價錢,我們二三十號人,每天喝水作飯,給他10塊銀元。 
  我們跟著紅軍大隊一路北行,走到寧夏的鹽池縣城,遠遠望見縣城的高牆了,前隊傳下口令,鹽池城裡住不了這麼多人,就地宿營吧。我們二十幾個「小鬼」選一塊黃土坎兒,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黃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後,從鹽池開始了沙漠裡行軍,沙丘無邊無際,走上百八十里,偶爾碰見兩三戶人家。沙漠裡沒有水,我們按照嚮導出的主意,每次出發前,臉盆盛上半盆清水,行軍路上,幾個人輪流端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點點水,潤潤喉嚨。一直到快宿營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裡的水喝盡。   
  長征結束了(2)   
  陝北的定邊縣遙遙在望,我們端著半盆清水撲進了陝北的懷抱。 
  定邊是我進入陝北的第一座縣城。定邊位於陝北的西部邊界,北面長城外就是內蒙古的沙漠。定邊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圓大約七八里吧。土城牆用二尺長的土坯壘起,有墩墩實實的城門垛兒。城內民居十之八九為土坯茅草屋,苫房頂的茅草,老百姓說是「硬桿草」,就是我們過草地防冰雹的那種草。 
  定邊的自然環境惡劣,沒有水源,土地貧瘠,城內都是衣不遮體的窮苦人。 
  我們這個衛生隊在定邊住了三五日,同伴們仍然陸續被調走,再出發時,全隊連我計算在內,只剩下八個人。我們端著半搪瓷盆清水離開定邊城,又開始行軍。鬆軟的黃沙灌進草鞋,搓磨著腳掌腳背,十分疼痛,索性脫下草鞋,赤腳走沙漠。 
  大家輪流端水盆行軍,彆扭透了。 
  從定邊到吳旗保安一路,只看見一口水井,有個老鄉在路旁搖動井架上的轆轆,井繩盤了一大坨,我們幾個人等在井邊,想喝一口水,那老鄉一言不發,只埋頭擺動□轆把。等了半晌,我們不耐煩了,說:「不要掉隊,走吧!」沿著黃土漫坡向上走,邊走邊回頭,走出了二里多路,我們登上了坡頂,那個老鄉還在那裡搖動□轆把。 
  陝北鄉村與四川相比,村子裡的寺廟和戲台絕無僅有,村頭和路邊只有矮矮的土地廟。半人多高的土地廟裡面少見石雕土地爺和石雕香爐,大多是擺兩塊磚,起一堆沙土,能燒香就行。土地廟四壁貼滿紅紙,紅紙上書寫祈禱祝福之類的字樣。 
  有一次在土地廟旁休息,我們幾人互相抓起香灰撒著玩。 
  「你們家裡燒不燒香?」 
  「我在家裡可沒見過這樣的玩藝!」 
  「我家有條桌子,擺香爐,燒蠟燭,上供品……」 
  「那是設神龕子嘛!」 
  幾個人說著玩著,打鬧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滲入黃土無影無蹤。 
  結果渴了一整天沒有水喝。 
  嚮導舉起手中的木拐,指向遠處的一座山峰:「那個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長征終於結束了,就要開始在陝北的十年生活。     
  第二章 一個紅小鬼眼裡的毛主席   
  初到陝北(1)   
  1936年11月,我到了陝北保安。我和夥伴們走進保安城。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保安成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聽就找到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保安是劉志丹的故鄉。劉志丹犧牲後,改保安縣為志丹縣,紀念劉志丹烈士。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內,一盤土炕一張炕席,一隻牛皮公文包掛在牆上。政府秘書長謝覺哉,見我們幾個娃娃紅軍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筆。他看看這個,摸摸那個,就像老爺爺見到小孫孫,問寒問暖。 
  謝老問我們:「你們到了保安,想幹些什麼呀?」 
  我們像商量好的一樣,異口同聲:「我們想上前線。」 
  謝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滿頭白髮的老頭兒,那個老頭兒就笑了。謝老說:「你們還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處奔波啦。你們去衛生學校好不好?」 
  從「理論」上說,我已經17歲,估計實際年齡15歲。四川人,本來個子就不高,怎麼看都像是小孩子。 
  謝老見我們死活不去衛生學校,只好遂了我們的意願,他說:「那好吧,你們幾個,一人跟一位首長吧,就在中央政府裡工作。」隨後,謝老領我去見新的首長黃祖炎。 
  說起第一次和黃祖炎首長見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謝老和我,繞過一間高大奇怪的建築,走到後院,沿牆有一圈平房。謝老推開一間平房的門:「老黃,給你送個幫手來啦!」謝老又給我介紹:「他是我們政府的黃部長,黃祖炎。他是你的首長,以後你跟著他,照顧他的生活,為他做些事情。」 
  黃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藹可親:「以後多辛苦你啦!」 
  謝老說:「你們爺倆兒談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長,又高又瘦,嘴巴包攏不住前凸的門牙。 
  黃祖炎問我姓啥叫啥,幾歲,幾時參加的紅軍。我一問一答。他說著就從我後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裡一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你把衣服褲子都脫了,弄水洗洗身子,換上新棉衣。」 
  我脫衣服時,銀元「光」的一聲掉出來,黃祖炎說:「小伙子,你還有這麼一塊寶貝呀!有多少?」 
  「這是在班瑪發的,一個人就發了一塊。」 
  「啊,你到青海啦!」 
  「我聽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黃祖炎拾起銀元:「你們四方面軍銀元真夠多的。」 
  「多是多,可都丟到山澗底下去了。」 
  「咳,過去的事就不說啦。你這塊銀元借給我,好不好?等將來我有錢,再還你。」 
  我說:「還借啥!給你吧。」 
  黃祖炎領著我轉了幾條小巷,在一家店舖裡,用這塊銀元買了20斤土掛面,他高興地說:「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條半的人命兒呢。」 
  天黑,首長領來一位漂亮的陝北女子,她穿藍底白花棉褲棉襖,只是腰身圓粗懷著身孕。黃祖炎說一條半人命,肚子裡的胎兒是半條命。 
  黃祖炎首長說:「她是我愛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後就跟我們在一起啦。」 
  朝玉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 
  「李耀宇。」 
  「你告訴我是哪三個字,怎麼寫。」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鸚哥嘴填登記表,聽我爸爸說給那個人的。」 
  「你今年多大?」 
  「聽我爸爸說:『算大不算小,14歲啦』。」 
  「以後,你有不認識的字,就來問我好不好?」 
  黃祖炎問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了吧?」 
  我不想讓他知道,就說:「我沒有入團。」在四川的時候,幾乎天天開共青團生活會,要我們互相揭發檢舉壞人壞事。來到保安,沒有人知道我的底細,正好脫離出來。 
  黃祖炎開導我:「你要是入了團,就可以馬上轉為共產黨員,我去給你辦個手續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沒有入團。」 
  黃祖炎說:「那算了吧!玉英,你給我們煮棗子吧。」 
  朝玉英將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絲絲的氣兒,真饞人啊。 
  黃祖炎從桌子上拿起一塊紙片,抖了抖,說:「紅軍總部印的《參考消息》,組織規定只有我能閱讀,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著看啊!」 
  我急忙說:「我可不認識一個字!」 
  黃祖炎不相信:「在紅軍裡沒有人教你識字?」 
  我一聽讀書識字,心就砰砰直跳,趕緊說:「我不認識字,我真不認識字!」 
  黃祖炎說:「那好吧,從今以後,你有三個任務,一是學習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槍和毛筆,三是管好《參考消息》這份小報。」   
  初到陝北(2)   
  《參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張的黃紙灰紙來油印,只有黨內的高級幹部才有資格閱讀。在很小的範圍內,高幹們簡稱之「小報」。當時,不是注意保存的問題,而是當作秘密文件嚴格保管。首長讀過的「小報」 由我交回謝老那裡兒銷毀。到延安後,「小報」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鉛字印刷,紙張的質量也提高了檔次,版面擴大到四開。 
  朝玉英招呼我倆:「來呀,吃棗子啦。」她用筷子從搪瓷茶缸裡夾出一粒大棗,餵進我的嘴,我是連核帶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餓鬼一樣。」 
  黃祖炎說:「他們這一年多,苦壞啦!」 
  吃光了紅棗,我們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輪流將煮棗的湯喝光了。 
  保安城土頭土腦,殘存的城牆差不多豬圈圍牆。我跟著黃祖炎、朝玉英沿著城牆散步。首長夫婦詢問我四川家鄉的情況。我告訴他們,家裡的姐姐做了別人的童養媳,爸爸也參加了紅軍,現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黃祖炎猜測:「如果你爸爸能活下來,現在可能也到西路軍去了,因為,我沒有聽說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軍」是怎麼回事。黃祖炎簡單給我解釋,紅軍為了與蘇聯溝通聯繫,派三個軍西渡黃河,經寧夏甘肅去新疆,這支部隊現在就叫「西路軍」。 
  黃祖炎說話和氣,有些像張琴秋大姐的樣子,我的膽子也大了,敢問個問題:「首長啊,昨天領我來的那個白鬍子老爺爺是幹啥的?」 
  黃祖炎笑了:「他是我們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啊,我們叫他『謝老』啊。」 
  我又問:「哪個屋子裡的白頭髮戴眼鏡的老頭兒是幹啥的?」 
  黃祖炎告訴我:「他是我們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決定我命運的人。 
  幾天後,在中央政府的院子裡,我遇見謝覺哉老人。 
  謝老攔住我:「小李,來來來,我和你說件事。」 
  我停住腳步:「啥事?」 
  謝老說:「送你去延長的『完小』上學去,好不好?」 
  我一聲不吭,心裡一陣陣發緊,只是看著謝老。 
  謝老繼續說:「我們中國革命,有個二三十年還成功不了?到那個時候,你沒有文化怎麼得了呀!」 
  我望著謝老,彷彿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動。我央求他:「老爺爺,就讓我就跟著首長吧,我不去上學。」 
  謝老說:「孩子啊,你不懂啊,沒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說:「我就想回四川家鄉,放牛去!」 
  謝老歎口氣:「你真是個老實的孩子呀,革命要鬧多少年哪……」他搖著頭走開了。 
  謝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軍張國燾搞極左做法的經歷,我始終認為,上學有被砍頭的危險!我不敢去呀!   
  初識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時,渾身上下的關節卡卡作響,沒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覺彆扭。 
  黃祖炎首長臨出家門時,叮囑我把長征時穿的「行頭」統統處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對燒火的陝北老漢說:「把你的『茅鐵』借我用一用。」 
  老漢聽不懂,反問我:「你講啥?」我又重複一遍,他還是一臉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覆比劃,他明白了,領我走到院子裡的槐樹下,抬腳就踹槐樹,枯枝落了下來。我從大灶引來火種,在院子中間攏燃一堆篝火,將一團穿了兩年沒離身的爛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裡冒起黑煙,虱子被火燒得像炒芝麻一樣——辟啪辟啪地響。和我一同留在蘇維埃政府的兩個夥伴也湊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兒。 
  一位瘦瘦的高個子首長走進後院,他經過火堆,連聲說:「好臭,好臭!」我扭頭看他走進謝老的房間。 
  一會兒,謝老陪著這位首長走來,謝老說:「小李呀,毛主席來看你們來啦!」在四川時,許多人談論「朱毛紅軍」,在長征途中見到過朱德總司令,到陝北後又聽許多人講毛主席怎麼怎麼樣,這時才明白「朱毛」原是兩個人。 
  我抬頭望著毛主席,遲疑地問:「你是毛主席?」 
  高個子首長認同了:「我是毛主席!」 
  謝老說:「這就是和四方面軍會師後調來的小鬼……跟著老黃的小李。」 
  毛主席彎下腰:「你們誰是『背時錘子』呀?誰是老表呀?還是老闆娘那個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闆娘」是什麼東西,不曉得回答。 
  謝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闆娘那個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錘子那個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噢……又是一個錘子娃兒。這一年來,你可受苦啦!歡迎你到中央政府來工作……你們一起長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們一塊的有一百多個。」 
  「他們都到那裡去了?」 
  「在河連灣調走了一大半,後來一路走,一路調走,只剩下我們幾個到這裡來了。」 
  毛主席又問我:「小李呀,念過書沒有哇?」 
  我假裝聽不懂他的話,反問他:「什麼叫唸書?」 
  毛主席解釋說:「上學堂……寫字認字呀。」 
  我不敢承認在紅四方面軍中識過字,很乾脆地否認:「我沒念過書!」 
  「你在家幹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問:「噢 !你家還有牛?」 
  我說:「我家沒有牛,給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現出不相信的神氣:「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給地主放牛?」 
  我說:「我七歲就給地主放牛。」 
  後來,毛主席對我們幾個說了一句:「你們好好工作,好好學習,將來的天下是你們的。」 
  說話之間,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長門前的石台階,走進房裡,我和謝老隨其身後,警衛員站在了門外。 
  毛主席對謝老說:「像他這樣的『紅小鬼』,來到我們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接著,毛主席又問:「你七歲就放牛,現在怎麼在紅軍裡呀?」 
  我說:「聽地主兒子說,我爸爸入了『紅棒佬兒』一夥,我去找他,後來我就留在紅軍,又跟著紅軍跑到這裡來了。」 
  毛主席好高興:「你好命大!過雪山沒有凍死、過草地沒有餓死、大江大河沒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幹些啥子嘛?」 
  我說:「想去前線打仗!」當時心裡有個想法:上前線能找到父親。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頭頂,說:「你這麼小矮矮,還沒有槍高,打什麼仗呀!就在後方,跟著首長學學識字,等長大了再說吧!」他在屋子裡慢慢踱步,拿起首長用的大毛筆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臨走時又對我說:「這裡的小米可難吃呀!不過比過草地時沒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訴你首長,我來過啦。」 
  回到院子裡,毛主席最後對我們幾個小紅軍說:「你們要學認字學唸書啊!不學不得了,學了了不得。」 
  黃祖炎首長回來後,我報告了上午的事。黃祖炎讚歎:「好不簡單呢!毛主席還來慰問你。」   
  傳來西安事變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保安,城裡各機關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問黃祖炎:「首長啊!怎麼放鞭炮呢?要是過年呢,大灶怎麼也讓我們吃一頓細糧吧!」 
  黃祖炎說:「不是過年,是蔣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賀呢!」 
  我問:「蔣介石被我們紅軍活捉啦?」 
  「不是紅軍捉的,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西安臨潼捉的。」 
  「張學良、楊虎城不是國民黨軍隊的司令嗎?他們怎麼抓蔣介石呢?」 
  「這是我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一個大勝利,張學良、楊虎城贊成抗日,不贊成『圍剿』紅軍,主張聯合紅軍,共同抗日。蔣介石不聽他們的勸阻,寧可再丟掉華北,也要『剿滅』我們紅軍!」 
  「這回可要殺了蔣介石這個壞蛋!」 
  「還沒有決定呢……」 
  正說話的時候,有人來喊黃祖炎去開會。保安的中央領導們喜氣洋洋,許多人主張要殺了蔣介石。在蘇維埃政府的院子裡,聽黃祖炎首長跟幾個人說,我們應該學曹操……我在四川家鄉看川劇,知道曹操是壞蛋,搞不懂首長為什麼這麼說,所以把他的話記得很清楚。 
  西安事變的第二天,保安城裡軍民都出動了,搶修飛機場。毛主席也參加了。大石碾子在黃土坪上軋來軋去。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在保安的上空轉悠兒。飛機場太小,它降不下來,只好飛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來和葉劍英、博古、李克農等二十多人,騎馬從保安出發,去延安乘坐飛機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謝覺哉還有我的首長黃祖炎都出來送行,邊說邊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的軍隊從延安撤走,紅軍接管了延安。我和黃祖炎首長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從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變的深遠意義是許多許多年以後我才領悟的。當時,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陷入絕境,中共中央和紅軍向新疆轉移的計劃失敗;西、北、東三方面是黃河天塹,南面有國民黨百萬大軍封鎖,中國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關口。此刻,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和西北軍領袖楊虎城發動「兵諫」勸蔣介石「聯共抗日」,因此,張楊兩將軍確為民族英雄。 
  西安事變平息之後,東北軍和西北軍被改編,蔣介石調動中央軍將陝北緊緊包圍,準備重現江西「圍剿」的勝利,在陝北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徹底消滅。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只好暫時放下消滅共產黨的計劃。   
  毛主席來給丁玲拜年   
  大約這年的春節前,首長的西屋搬進了一個中年婦女。 
  首長跟我說:「謝老說了,現在人手不夠,讓你順便給丁玲打水打飯,好不好?」 
  我問:「誰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裡呀?」 
  黃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們對面屋子裡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滿臉的皺紋,只是一雙大眼睛有點神氣,整天不聲不響地悶在屋裡看書。我每天順便給她打洗臉水,送三餐飯。丁玲那時就不簡單,和黃祖炎一樣,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時,丁玲和黃祖炎在院子裡聊天。說起西安事變,她恨恨地說:「應該殺了蔣介石這個劊子手。」 
  那天清晨,我從教堂後院的大灶打來一壺熱水,剛剛走進首長夫婦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衛員急匆匆跟進來,他問我:「你的首長在家嗎?毛主席來啦!」 
  說話間,毛主席站在院門口高喊:「老黃在這裡麼?丁玲在麼?」我扭頭望了一眼院子裡的毛主席,轉身推開東屋的門扇。首長夫婦正在炕上穿衣,我一邊倒洗臉水,一邊告訴首長,毛主席來了。隨後去給丁玲送洗臉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著丁玲的名字,邁步跨進堂屋的門坎,迎面看見我,正要與我打招呼,丁玲從西屋迎了出來:「丁玲在呀!」 
  毛主席說:「過年了,秀才們好吧!丁玲同志還好吧?」 
  丁玲的臉色紅了:「哎呀!你還來看我,我還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說:「行啦,我來看你,你就莫去嘍。」說著,他走進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間裡,一架單人木床,一張白茬木桌,一對白茬木椅。牆角下堆著兩隻破舊的皮箱,一些書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邊往洗臉水裡倒熱水,一邊聽他們的談話。 
  毛主席坐床鋪上,丁玲坐在對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說:「你到延安這下好了吧,精神上、語言上不受壓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點頭,只是笑。 
  毛主席見我站在門口:「呵,你這個小娃子,又到這裡來了!過年好啊!」 
  丁玲問:「主席,你怎麼認識他呢?」 
  「我認識他,比你還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專門看過他們幾個娃娃。」 
  丁玲:「喲,那是一個『紅小鬼』呀!」 
  毛主席轉過來問丁玲:「你現在寫點什麼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沒寫,只是看書。」 
  毛主席說:「有啥好書呀,也讓我看一看!」 
  丁玲:「沒有啥好書,亂七八糟的隨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應該多寫些『饃饃』出來。」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沒有問題,早晚得有饃饃。」 
  我站在一旁,聽得納悶:「白麵饃饃也能用筆和紙寫出來?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齊望著我,沉默了一會,毛主席說:「好啦,我去給老黃拜年去!」他走到堂屋裡喊首長的名字。 
  首長在東屋裡說:「老毛請進,老毛請進,我正在洗臉吶!」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們真是一個懶漢,一個懶婆。」朝玉英拖著滾圓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頭不語。 
  毛主席又問:「玉英幾時生娃娃呀?在我們中央醫院裡生娃娃?還是另有打算呢?」 
  黃祖炎說:「準備送她回延長,他的母親家,讓媽媽照顧她吧。那裡條件還比我們醫院好一點吧!」 
  毛主席說:「那可夠危險呢!」 
  首長說:「這兩天,我就讓他倆走。」 
  毛主席:「這小娃娃,又做勤務,又做警衛,還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盡心盡力喲,一定照顧好她,給我們抱一個『小紅軍』來,有你一份功勞。」 
  毛主席走後,我去問丁玲:「毛主席說寫出『饃饃』來?這是真事嗎?」 
  丁玲輕輕地笑:「毛主席說的『饃饃』就是精神食糧呀,精神食糧就是書報呀,戲劇呀,電影呀,他是讓我寫書……以後主席再來,或者別的客人來,你不要站一旁聽我們談話,這樣不好,不禮貌。」 
  我答應她:「還有這些講究……我記住啦!」 
  我又跑去問首長:「毛主席怎麼說過年呢?老百姓也沒有放鞭炮,大灶也沒有給我們吃頓大米飯呢?」 
  首長:「毛主席高興唄,他急著想過年呢。」 
  我說:「該過年就是過年,還有瞎說的。」 
  首長:「臘月二十三,也是一個小年,元旦也是一個年,農曆元月初一也是一個年,毛主席可以隨便說吧!」 
  很快,我護送首長的妻子回延長縣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沒有再看見丁玲。 
  再次遇見丁玲是在楊家嶺上,她來參加文藝座談會。丁玲看見我,好歡喜地打招呼:「你在楊家嶺工作呀!」我正在張羅著殺雞,為秀才文人們準備「百雞宴」,顧不得與丁玲說話。   
  毛主席等人議論中西醫   
  黃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進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東大街中藥鋪看病。藥鋪裡有藥匣櫃子和鹿茸龜板。坐堂老中醫,按住黃祖炎首長的手腕把脈,看舌苔,提筆寫了一張藥方,交給藥鋪的學徒。我倆回家不久,藥鋪小徒弟端來一隻白瓷碗,裡面少少的黑藥湯。黃志炎和喝了三天湯藥,病情不見好。我們就又去看中醫。 
  老中醫說:「不見效果,反到好治,不然這病就麻煩了。長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斷水治之。」 
  黃祖炎問:「怎樣斷水啊?」 
  老中醫說:「每日三餐不能吃軟飯,只能吃烤饅頭片;不能喝水。渴到難受極了,只許抿一小口水,潤潤喉嚨。一天不能超過三小碗清水,長官承受得了嗎?」 
  黃祖炎爽快地說:「那好辦,我按您的方法試試。」 
  老中醫又說:「長官……你的脈象……肺虛啊!」 
  黃祖炎說:「先治胃吧!」說完,他拿過毛筆,問了多少醫藥費,寫了一張字條,簽上名字,交給藥鋪老闆,讓他去邊區銀行領錢。 
  黃祖炎戒水三個月,嘴唇裂了,聲音啞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飲食恢復正常後,他面色紅潤,人也胖了。黃祖炎說,中醫『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節後,丁玲從西屋搬走了。黃祖炎開始主管中央醫院的工作,傅連暲一家人住在東門大街的對面。傅連暲常常來黃祖炎的小院串門。 
  毛主席也常走出鳳凰山,來探訪黃祖炎,我和警衛員就坐在堂屋的門坎上聽他們聊天。黃祖炎講述治癒胃病的經過後,毛主席說:「你們兩位院長要組織一個專家組織,把中西醫結合起來,西醫治表不治本,中醫治病緩慢繁複,兩者要取長補短。」 
  傅連暲說:「按主席這個想法,可是一個大題目,需要一段時間。」 
  毛主席又說:「我家鄉有錢人講究中藥泡酒。你們醫院研究研究哪些藥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這樣方便患者服用。」 
  黃祖炎說:「城裡的知識分子相信西醫,鄉下農民相信中醫,我們國家現在是兩個極端。」 
  毛主席說:「中西要互相學習,聯合診療,就像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樣,走一條中國醫學的新道路。」 
  黃祖炎、傅連暲就像學生一樣聽著。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現在每天早晨一調羹子蜂蜜,兌一碗白開水,喝了再洽飯。我們現在窮哇,沒有條件讓你們這樣的領導幹部也吃一點點蜂蜜。」 
  黃祖炎說:「你就不要想著這些啦,我們都希望你把身體保養好,中國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說:「我一個人能頂什麼用啊!還要靠全黨的同志們!」 
  黃祖炎輕微咳嗽還有燒熱,是早期肺結核症狀。看樣子,毛主席和傅醫生都知道這個情況,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談笑風生。 
  傅連暲在一旁提醒:「黃院長的肺病是個大問題,主席還是注意一下為好。」 
  毛主席問:「老黃到底是什麼樣的肺病呢?」 
  傅連暲說:「他這個病跟魯迅一個樣,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厲害。」 
  黃祖炎說:「其實中醫也能治『肺癆』,只是我們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著特效藥方。『肺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區的一個農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協和醫院一檢查,醫院說,你的『肺癆』沒辦法醫治了,回去準備後事吧。這個農民家裡也窮,沒有多少糧食,天天吃煮胡蘿蔔、菠菜,生吃西紅柿。幾個月後,這個農民不咳嗽了,也不發燒了,也有力氣了。協和醫院知道後,要出高價買他的『藥方』。這個農民也不客氣,狠狠敲了一竹槓。」 
  毛主席開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國農民耍弄外國洋大夫啊!」 
  傅連暲猜測:「可能蔬菜裡含有殺菌消毒的成分,現在我們還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連暲:「你也是外國人培養的洋大夫喲。」 
  傅連暲說:「我小時候家裡很窮,沒有教堂裡洋大夫的幫助,我當不了醫生。」 
  毛主席感歎:「傳教士的獻身精神一點也不比我們差。你們看,陝北多荒涼呀!山溝溝裡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軍的失敗   
  當時改編紅軍的主要問題是蔣介石不承認紅軍的實有人數。毛主席來黃祖炎家串門聊天,十分後悔地說:如果我們西路軍不失敗,那麼多人呢!不說編四個師,編八個師也行啦,蔣介石也沒有借口可說呀! 
  首長說:「誰能想到張學良、楊虎城搞了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說:「沒有想到,確實沒有想到!張楊兩位將軍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長說:「可惜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隊了!張學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來包圍陝北。」 
  毛主席懊悔地說:「西安事變要早三個月發生,我們也不會派紅四方面軍過黃河啊!也是一個遺憾!」 
  首長問:「你說老蔣會不會再來進攻我們延安呢?」 
  毛主席氣憤地說:「老蔣這個人沒有人格,他扣押張學良,瓦解東北軍西北軍,恩將仇報。他若不顧國家存亡,反而『圍剿』紅軍,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漢奸賣國賊啦!」 
  首長說:「如果不發生蘆溝橋事變,蔣介石還是想消滅我們紅軍。」 
  毛主席點了點頭。 
  在延安城裡,毛主席和賀子珍住在鳳凰山山根兒底下的石窯洞,低矮潮濕,是個玄窯,比黃祖炎首長的住處差遠了。從鳳凰山腳下毛主席的窯洞到延安東門黃祖炎的家大約200米的距離,來來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這一年裡,毛主席三天兩頭來首長家串門聊天,兩人海闊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後,毛主席心滿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兒子:您講講講紅軍改編的事。 
  父親:七七事變爆發後,紅軍改編了三個師,蔣介石給了部隊番號,115師師長林彪[2],120師師長賀龍,129師師長劉伯承,這些你都知道吧? 
  兒子:我知道,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第八路軍,您那時換沒換國民黨軍服? 
  父親:沒有換國民黨軍裝,只是把紅軍的八角帽摘了,換了國民黨那樣的軍帽,也沒有帽徽。延安絕大多數的人都像我一樣,國民黨不承認延安機關學校的人數,沒有列入給養名額之內吧。 
  兒子:國民黨給延安運送給養了? 
  父親:1937年夏天吧,天氣很熱了。大約平型關大捷前後,國民黨的汽車開到延安,運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彈。以後幾乎天天來,每次兩三輛方頭方腦的日本「尼桑」卡車,最多一次有五輛。 
  兒子:您親眼所見嗎? 
  父親:我站在南門的城樓上,國民黨的汽車就停在南門外。陝北雨少,敞蓬卡車,沒有蓬布,「馬槽」裡的東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車從不進城,紅軍供給部長葉繼壯領著幾個人圍著汽車轉來轉去。 
  兒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親:哪呀,頓頓小米飯!我碰見葉季壯,還向他要大米吃。他說一句,豐年不忘荒年饑,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來。後來,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這種老米容易得癌症? 
  兒子:發霉的大米中有黃曲黴素,是一種強烈的致癌物質。 
  父親:國民黨也真夠壞的,給我們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後好多的中央首長、高級幹部都得了癌症吧! 
  兒子:老爸,您可誤會了,在1937年別說國民黨,就連美國人都不知道黃曲黴素這個東西能夠致癌。 
  父親:反正他們吃了國民黨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迎接「崑崙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飯後,黃祖炎剛剛躺下午休,一個人風風火火地跑來:「黃院長,快去飛機場,有人回來了。」 
  黃祖炎說:「可能是陳雲從蘇聯回來了。小李,你去不去見陳雲,毛主席今天也去飛機場,你見不見他們?」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黃祖炎說:「去吧,我們湊個熱鬧。」 
  我和首長走出延安城東門,一架螺旋槳飛機從南門方向飛來,緊貼著城牆,向棗園方向飛去,緊接著城裡響起防空警報。首長說:「這個時候,日本人要來轟炸,那就糟糕了。」我倆沿著延河到了飛機場,一架飛機正從橋兒溝那邊著陸。我第一次看見飛機降落,飛機尾巴揚起的黃土染黃了半邊天。 
  飛機停穩後,毛主席、張聞天、博古、林伯渠、張國燾,還有我的首長一同迎上前,從飛機上走下幾個中國人,他們身穿珵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與天上飛來的「神仙」互相擁抱。我在一旁看著,還感到彆扭。兩個大男人,還摟抱個啥!我還不知道其中的陳雲會與我有命運上的關聯。 
  隨後,首長們走到一張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講話:「我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王明同志。」一群人環繞小木桌四周,觀望從蘇聯飛來的「神仙」。毛主席又向眾人介紹了康生和陳雲,毛主席說:「你們是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你們回來啦,我們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歡迎啊!」 
  這時,我注意到飛機上卸來的物品,一堆木箱子,還擺著一大塊黑呼呼的東西。我問,這是啥呀?有人告訴我這是斯大林送給的黑麵包。其中,四隻最大的木箱長約四米,有人悄悄說,這裡面裝的是機關炮。幾隻雙筒獵槍外面裹著麻繩。還有一捆一捆的書籍。 
  那時候,對能吃的東西最有興趣,還記得陳雲說:「這兩塊麵包,你們誰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後,再與陳雲同志見面,是在寶塔山住的時候,陳雲來訪黃祖炎,首長把我支出窯洞,不讓我在一旁聽。陳雲出來告別,見我在窯洞外抱著小娃兒,走過來誇獎小長生的健壯漂亮。 
  黃祖炎在一邊說:「他就是跟我的小李,這次準備帶他一起走。」 
  陳雲用目光注視著我,點了一點頭。 
  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發燒咳嗽流青鼻涕,傅連璋說是重感冒,給我吃了幾次藥,沒有太大的效果。傅連璋對黃祖炎說:「小李的病總不見好,讓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黃祖炎寫了一張便條:「海德同志,我的這個小李感冒一月有餘,我院治療不見效,請你診斷。」 
  黃祖炎對我說:「你到馬列學院附近,一打聽就能找到馬海德同志。」 
  見面一看,原來馬海德醫生是個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也是從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馬醫生吃力地看了條子,又一字一頓地說:「小李,打開衣服,為你聽。」 
  他把聽診器貼在我的前胸後背,聚精會神地聽了很長時間,然後收起聽診器說:「得,兩種藥!阿斯匹林……」 
  他說的第二種藥是一種粉紅色的小藥片,我忘記名字了。 
  馬海德囑咐我,一定要吃藥。在黃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時服藥,很快病就好了。馬大夫的醫道真神了!     
  第三章 我的蒙師黃祖炎   
  黃祖炎培訓「財神」   
  1937年春節前,我護送朝玉英回延長她的母親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長生下一個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從延長縣城返回延安時,黃祖炎正在辦財會學習班,玉英馬上插班入學。教堂旁的大車店,打通了兩間客房,牆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幾十人擠在一起聽課。 
  玉英去聽課時,我在家裡照看小娃兒,餵水,換尿布。太陽從山後露出來,我抱上小娃去大車店,給娃兒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後門聽課,黃祖炎經常強調財會人員的紀律,他說:「黨和國家把金錢交給你們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佔。這句話,你們切莫忘記!忘記了就要犯大錯誤。」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裡有條黑河,古人稱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蕩蕩,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無關大局呀。但是,我們共產黨人對金錢要比佛教徒更加空靈無慾,我們寧可在貧苦的沙漠中飢渴而死,萬萬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則,將成為人民的罪人,受到黨紀國法的懲罰。」 
  財會學習班,上半天課,再討論半天。我常聽見學員們引用黃祖炎講課時的話語。他們十分敬慕老師黃祖炎:「我們的黃老師『滿腹經綸』啊!」 
  我抱著小娃兒回家,向首長報告:「學生們說你『滿腹經綸』呢!」 
  首長和玉英都笑了:「『滿腹經綸』就是說肚子裡裝滿了學問,是句誇獎稱讚的話。」 
  一日,毛主席來訪,他問黃祖炎:「你那個學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黃祖炎說:「這一班學員呀,看來將來都是人才。他們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從大後方來的大中專學生,一個初中生都沒有。」 
  毛主席很興奮:「好嘛,你把整個延安的大小知識分子都收羅去啦!」 
  黃祖炎說:「學財政不同於其他。維持軍隊和政府要靠財政的支持,知識分子提高了覺悟,能為黨忠誠工作,頂得上一百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 
  毛主席說:「我們各個根據地,各支部隊,還有白區的組織,極端缺乏財會人員,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財童子』望眼欲穿哪!」 
  黃祖炎說:「這班學員將來是一把好手,什麼科目啦,預算啦,利息啦,這一套現在都沒有問題,只是撥弄算盤珠子差一些,一個一個慢慢地教他們。」 
  毛主席還很客氣:「好吧,你多費心吧,為我們黨和國家培養一批財神爺爺和財神奶奶。」   
  拒絕學習文化知識   
  延安城裡中央機關的大灶廚師,武漢人,圓臉矮胖,留著花白鬍子。長征時,他是羅邁的馬伕和勤務,長征途中用開水給羅邁沖炒麵,一直衝到保安。 
  他常給我講些故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產主義小組就已經活動了,我那時給他們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點點沒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沒有表,不知幾點鐘,來了一個人找我,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對了暗號,知道是自己人。他給我一張指頭寬的白條,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麼也沒有。他讓我送到漢陽××街××號,如果門上吊著一隻走馬燈,才可以敲門,不管誰開門,門只要開了,就把白條給開門人。送白紙條很順利,回到江邊,小船還在等我,黑燈瞎火地,我踩虛了腳,踏進江裡,江水急流,一下把我沖了一丈遠,幸虧船工機靈,伸過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沒有被長江淹死。」 
  「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後,我跑到廣州、長沙、南昌,又隨南昌起義軍到了井岡山。」 
  廚師老漢講的故事新鮮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張白紙條有什麼用。問老漢,老漢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跑去問黃祖炎。黃祖炎笑了:「你好好學習識字,再送你去訓練班,你就知道了。」 
  一聽首長說學習,我就心跳!四方面軍保衛局把讀書識字的知識分子槍斃了,這事兒我一直忘不了。 
  黃祖炎對我說:「小李啊,你這樣天天抱個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學習些文化了。」 
  我急忙擺手:「首長,我可不想學文化!」 
  黃祖炎:「不學文化,將來你就是『睜眼瞎』,幹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陝北小學,好不好?」 
  我說:「我就跟著你……哪兒也不去。」 
  黃祖炎歎了口氣:「你們呀,在紅四方面軍受影響太大啦!」 
  剛到保安時,朝玉英就找來一本舊皇歷,撕開紙頁,手把手教我識字,我被她緊緊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裝模作樣對付她。 
  到了延安,我時常去邊區政府秘書處送繳《參考消息》,秘書處也不清點期號和頁數:「好了,你就放在那邊吧!」這樣給我造成一個機會,偷偷留下一張《參考消息》,朝玉英就用來教我識字。一張紙片上塗滿黑墨,無處下筆,再用來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學習興趣,朝玉英說:「你要認真學,再給你開兩門課,一門算術,一門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畢業生的水平。」 
  我問朝玉英:「你的姓是個什麼樣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鮮』的『朝』字嘛。」 
  七七事變後,延安的戰爭氣氛很緊張,各單位的人都來挖防空洞。 
  黃祖炎帶我在東門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黃祖炎躺在灶上說:「能喝上一碗蔥油湯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著長長鬍鬚的廚師正在忙碌。我說:「老同志,我的首長病了,想燒碗蔥油湯呢。」 
  老廚師頭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長見我端來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蔥,問我:「小李,哪裡弄來這麼多油和蔥?」 
  「從大灶拿的。」 
  「那還行!快給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們給的,又不是偷來的!」 
  「人家怎麼給你呢?」 
  「我說,我的首長不得勁兒,想喝碗蔥油湯。他們讓我自己舀,那我還不多舀點!」 
  「小李呀,你這孩子真會辦事。我想著,我把大家的油和蔥都吃了,不好呢,對不起同志們。」黃祖炎神情愧疚。 
  我說:「大灶裡,油啊蔥啊多著呢。」 
  黃祖炎叮囑我:「小李,以後要一點點鹽就得啦!」 
  過了一些日子,邊區政府的大灶從街上的飯館裡請了一位師傅,給我們炸油條,早飯油條放開肚皮吃,我吃飽了,又用筷子串了兩筷子油條帶回家。 
  黃祖炎見了說:「小李,你不是沒有錢了嗎?」 
  我說:「不是,我們大灶上,今早吃油條,管夠!」 
  「哪裡來的這麼多油呀?」 
  「老鄉要用我們的大馬車,管理科派大車去了,回來時老鄉送了幾桶油和兩隻羊。」 
  「你拿回了這麼多油條,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評你拿大灶的蔥和油,你怎麼不記得呀?!」 
  我不聽話:「再吃這,我還拿,你不吃,給玉英和小娃兒吃!」 
  首長發火了:「今後這事不許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幹,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讓你走!」 
  我見首長真發火了,不敢吭聲了。   
  與國民黨佔領區通郵(1)   
  1937年,青黃不接之際,紅軍供給部全力徵集糧食,仍難於滿足延安的幹部和學生的需求。中央機關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頓,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長們天天開會,討論解決糧食問題,組織幹部下鄉,動員陝北鄉親供獻糧食。我聽黃祖炎對老鄉說:「打日本也不能餓肚子呀,紅軍也要吃糧食。你們若有剩餘的小米、高粱、洋芋、麥子賣給我們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飼料。我吃了一個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漲難忍,躺在床上。黃祖炎見我痛苦的樣子,更加著急,說:「這樣下去人可受不了!給家裡寫封信吧!」他通過延安的國民政府的中華郵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戰前期,國民政府的中華郵局一直在延安開展正常業務。一天,首長回到家裡,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信和郵局包裹單,說家裡來信了,寄東西來了。 
  郵局的包裹單是一張十六開的紙片,半面印著綠色,中間印著三指寬的紅色,另一半是紙的本色。 
  黃祖炎問:「你知道不知道郵局在哪兒?」 
  我說:「那誰不知道。」 
  首長不相信:「你怎麼會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著小娃兒滿城跑,看見南大街上有一個小木牌,寫著『延安郵局』。」我忽然意識到說走嘴了,馬上不說了。 
  首長用手指點我的腦門:「『小鬼頭』……郵局是幹什麼的?你曉不曉得?」 
  黃祖炎笑著給我講:「郵局把個人的、機關單位的信件集中起來,再看看每個郵件的目的地,通過全國的郵局,把這個郵件按城市、按街道門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裡。像大後方的重慶成都的人,因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氣,大後方的那個人就可以給他寫信,通過郵局的傳遞,林老就收到這個人的信,看他有什麼要求,再給他回信。在國際上,與我們最好的國家,蘇聯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國家,他們要給我們延安的外國人寄信,從外國郵局轉到中國郵局,再轉送到我們延安郵局,延安郵局再把這封信送給外國人。信也好,包裹也好,電報也好,都能發送。」 
  我問:「什麼叫電報啊?」 
  「你沒有見過電報機?電報機有兩套設備,一套機器和一套電鍵,假如你在敵後,有份情報,可以譯成密電碼用電鍵拍出去,我們延安這邊的電台收到了,再譯出來,就知道你的情報是什麼意思,這樣發電報,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後,你慢慢就知道了。」 
  對我的各種問題,黃祖炎總是耐心細緻地解答。 
  延安中華郵政局設在鐘樓到南城門之間的大街上,臨街有個小門樓,門垛上釘著郵局的標記木牌。門樓內,是一條窄窄的長胡同,胡同的盡頭才是郵局的院子,院內右側平房是營業室。一進房門,迎面一通高櫃檯,櫃檯後面還有一個套間。一位40歲左右的郵局職員胸前掛一枚國民黨徽章,站在櫃檯裡面。他見我進來,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幹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單遞到櫃檯上。 
  他看了一眼單子說:「你來取東西?好!等一下。」轉身從套間裡抱出一隻木箱。 
  他問我:「你帶圖章了嗎?」 
  我也不懂圖章:「啥個圖章?」 
  他說:「好吧,那你按個手印吧。」說著遞過印台,「在這個地方按一下。」 
  從此以後,首長的親人通過中華郵政局,從江南陸續用大木箱、橢圓形的竹蔑簍向延安郵寄干魚籽,江油的醬菜,豆瓣醬、大紅荸薺,黃巖蜜桔和大筆匯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長興致勃勃地把干魚籽洗了,放進沙鍋裡蒸,蒸好的魚籽紅黃色,外形還是條形,他讓我吃,我不敢吃。 
  黃祖炎說:「這是高級補品,營養最好啦!」 
  「啥是高級補品呢?」 
  「吃高級補品,人的身體好,有力氣,有精神!」 
  「這就叫高級補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黃祖炎指著我說:「你這個『老土』……」不由分說,用筷子夾了一塊魚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邊嚼一邊說:「這是啥子呀,還不跟小米飯一樣,滿嘴裡跑!」 
  首長說:「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說:「小李呀,你看我們像不像吃沙子嘛!」 
  黃祖炎一樂,嘴裡的魚籽要噴出來,趕緊用手掌摀住嘴巴。 
  跑了幾次郵局,我真正明白了郵局的作用。我一邊剝著蜜桔一邊讚歎,郵局是為老百姓辦好事啊!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送來好吃的東西,還送來期望…… 
  我協助黃祖炎打開密封的竹簍,冒出一股香味兒。黃志炎用筷子夾出一條醬菜,醬香撲鼻,他興奮地說:「小李,這鹹菜是你們四川家鄉江油的。你們長征過江油時,吃過嗎?」   
  與國民黨佔領區通郵(2)   
  「吃過。」 
  「這個醬萵苣,你一定沒吃過,它們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紅軍佔領江油前,這批萵苣就運走了。」 
  後來,我們又收到一隻竹簍,竹簍上縫著布條,上面寫著地址。打開竹簍一看,是滿滿的豆腐鹵,包裹豆腐鹵的荷葉已經變成金黃色。豆腐鹵異常鮮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來。 
  黃祖炎經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樣,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長有了錢,不讓我去大灶吃黑豆,帶我去延安城裡的飯館吃「鍋盔」、燒餅、肉絲面,還時常買些醬肉鹵雞。首長離開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薺、醬菜分了幾份,讓我去送給傅連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為黨留下歷史見證人   
  為什麼離開延安,大概是因為黃祖炎帶我去參加的那個秘密會議。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倆騎馬趟過延河,又經東關、飛機場、橋兒溝、東二十里鋪,過了一道紅軍警戒線,在一條山溝停下來。路邊堆滿了煤炭,山根兒下有煤窯。各個窯洞前的院子都有紅軍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進出。 
  把守溝口的保衛局幹部很不客氣,他們問黃祖炎:「你來開會,怎麼還帶著手槍啊!」說著就讓他交出手槍,然後遞給我,還叮囑說:「這個手槍誰也不能給啊!你的首長要要,也不能給他!」 
  有人把我和黃祖炎引到一個院子,拴好馬匹。我想到院外轉一轉,門口的哨兵把我攔住,稱上級有規定,誰也不許走動。我看見山坡上紅軍的崗哨密密麻麻。 
  這次秘密會議開了有六七天吧,黃祖炎天天回來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鄉吃住在一起,整整憋悶了這麼多天。把守院門的哨兵不讓我走出大門一步。 
  這次會議確定黃祖炎去敵後工作。回延安後,首長問了我好幾次,願意不願意跟他走。我說:「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 
  黃祖炎好高興:「好,我跟中組部說一下,帶上你。」 
  在去敵後之前,黃祖炎首長帶我去林伯渠家辭行。林老的三間窯洞在鳳凰山南邊,後來的市場溝與邊區禮堂之間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醬黃色呢質中山裝,頭戴一頂鴨舌帽,腳上的尖頭皮鞋珵亮,與他在保安時的裝束相比,簡直變了一個人。 
  林老戴一副圓圓的黑框眼鏡,又短又硬的鬍鬚向上翹起,面露微笑,好像一隻慈祥的老貓兒。林老跟黃志炎握手:「你今天怎麼來啦?」 
  首長反問:「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倆兒坐下,快坐下。」 
  林老窯洞裡有兩隻長條板凳,我和首長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務員進來斟了兩碗熱水。 
  首長說:「我這就要離開延安了,來向你告辭。」 
  林老看著我說:「這個小娃兒,我見過呀!是在哪裡見的呀?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聽了首長的回答,林老神情就嚴肅了:「老黃啊,這個小娃娃,你帶走,我是不贊成的!」 
  「你怎麼不贊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專門請個老師教他,將來好給我們黨多做點事情。」黃志炎平日多感慨,紅四方面軍來的「小鬼」,受張國燾「肅反」的刺激,互相影響,不更換個環境,小李是不肯認真學習的。他早有打算帶我回家鄉上學。 
  林老說:「你考慮培養這個『小鬼』,將來能為我們黨做更多,更大的貢獻,這個想法很對,可是敵後太危險!不能保證這個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帶走。」 
  黃祖炎說:「只要到了我的家鄉,有人保護他,也有人照顧他,方圓百八十里路的壞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釋:「這孩子到了你的家鄉,他說的語言與當地不相同,敵人就會注意他,一旦出事,誰負責呀?那時,你遠在天涯海角,我們延安也鞭長莫及,顧不得呀!只要中國共產黨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後,革命成功了,只要他們這樣的『小鬼』還在,就是我們黨的光榮。到那時候,不管他們能幹啥,都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我們黨歷史的見證人。」 
  首長急躁了:「我懂得你講的道理,可還是要把他帶走,老毛也知道這個事情。」 
  林老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帶走不行!毛澤東知道這事也不行!」 
  首長有些後悔了:「唉,我不該帶他來見你,見你見出事故來了!」 
  林老和緩了一下語氣:「這樣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讓他返回來,回我這裡也行,返回中央組織部也行。但是,你絕對不能帶走!怎麼樣也要為黨留下歷史見證人。」 
  最後,由於林伯渠要為黨留下歷史見證人,黃祖炎帶我回老家學習的設想沒有實現。   
  毛主席來寶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寶塔山,唯一的一次,是為我們送行。 
  1938年5月,我們正收拾行李,準備離開延安,毛主席帶著四個警衛員來了,他情緒低沉,似乎對黃志祖炎的離去很傷感,與去年相比,判若兩人。他看了看窯洞裡的行李說:「看來你們準備的差不多啦!」 
  黃祖炎說:「就等去西安的順路車子。」 
  毛主席說:「你們一家人回家,抱去一個大孫孫,家裡人多高興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個,老婆也跑了……」 
  黃祖炎歎息一聲:「唉,你也不要太傷心了,保重身體!」 
  毛主席眼圈裡有了淚水:「不知你我今後還能不能見面啊!」 
  黃祖炎說:「革命成功了,我們再見面吧!」 
  毛主席又說:「我們在延安剛剛過上安穩的日子,又該你去冒險呢!」 
  黃祖炎說:「主席放心吧!為了民族的解放,中國革命的成功,無論做什麼樣的工作都是應該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長生面前,他的臉色和緩了許多,摸了摸長生紅紅的臉蛋,又對我說:「你這個小矮矮,吃了這麼多小米,還沒有長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說什麼好。 
  黃祖炎說:「我準備帶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兒放在家鄉,請個老師專門教他讀書,將來為我們黨培養一個幹部。」 
  毛主席點了一點頭:「是這樣啊……」 
  1938年,延安還沒有保育院托兒所,黃祖炎不得不帶著小孩兒去敵後。以後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長的小娃娃就幸運多了。 
  離開延安那天清晨,天色濛濛亮。黃祖炎拎一隻小箱子,朝玉英拎一隻包袱,我抱小娃兒,走下寶塔山。南門外,一輛國民黨軍用卡車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歲,絡腮鬍子的司機迎上前問:「是黃長官嗎?」 
  「是啊,我們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 
  黃祖炎站在卡車旁,望了望寶塔山,又望了望鳳凰山,司機不耐煩地催促。 
  我抱長生坐在副駕駛的位子,首長夫妻倆坐上卡車「馬槽」,卡車就離開了延安。 
  汽車司機在駕駛室裡嘟囔:「本來我這車是不能帶人的,長官非讓我來接你們,多走幾十里地沒有什麼,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車拐到七里鋪一孔石窯洞前,窯洞的門窗破爛了,裡面堆滿了一箱箱軍火,四周也無人警戒。司機抱起一隻木箱開始裝車,朝玉英看見木箱上印的那四個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彈』,這東西可危險!」 
  首長說:「沒有關係,不裝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長生交給玉英,伸手幫司機一起搬運木箱。敞開木蓋的箱子裡躺著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彈,我一看,正是國民黨空軍轟炸紅軍的那種炸彈。 
  汽車又上路了,司機的態度也和緩了,他說:「這些炸彈本來是為延安飛機場預備的,你們十八集團軍沒有空軍,這些炸彈派不上用場。」 
  經過勞山的時候,公路兩側是森林,一條長長的陡坡。國民黨司機讓他的副手拿著兩塊三角形木板,跟在車後面走,萬一卡車失控,及時將止滑板墊在車輪下,防止車毀人亡。黃祖炎望著森林擔心地說:「土匪要在這裡設個埋伏,我們就是第二個周恩來,無法去西安了。」 
  卡車停駛在黃陵腳下,首長帶我去看黃帝陵。 
  首長領我看完古柏,穿過古亭來到黃帝大殿,殿門正中懸掛著「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長跪在黃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讓我也去磕頭,我不去。首長就說:「你對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這樣不好。人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宗,現在做了漢奸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記啦!」 
  我反駁他:「不磕頭,就要成漢奸啦!」 
  首長好驚奇:「呵!小伙子說話很有勁咧!」   
  臨別的四句話   
  離開延安的當晚,我們宿住三原縣城。 
  黃祖炎招呼司機一起吃飯,他對跑堂說:「東家,我們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顧好司機師傅。」晚飯時,首長點了酒和菜,陪司機喝酒,首長說:「你喝一點酒,睡個好覺,盡可能把車子開穩一點兒,我們幾個犧牲了,沒有多大問題,最關鍵的是你和軍火物資,前線還等著用炸彈呢。」 
  一卡車炸彈停放在大車店的院子裡,我和首長一家住一間客房,睡一條大炕,司機睡隔壁房間。半夜裡,小長生不停的動彈,用小手四處抓撓。黃祖炎說:「小李,打開電燈,看看是不是有臭蟲呀。」 
  我把電燈扭開,牆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蟲,炕席上臭蟲擠成疙瘩,我和首長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蠅拍剿滅臭蟲。 
  隔壁房間的司機走過來說:「首長啊,看來你們沒有出過門兒,沒有遇見過臭蟲,你們把燈開著,臭蟲就不出來了。」 
  我和黃祖炎坐在炕頭,點亮電燈。他掏出一張五元紙幣:「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塊光洋,這五元錢,就算我還你了吧。我想多給你些錢,又怕路上不知道會遇到什麼困難。我們真像親兄弟一樣,是多是少也不講究啦。」 
  我推讓不從,黃祖炎硬將紙幣裝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長說了許多話:「以後我們說話的時間也許還有,到西安以後會有什麼變化,還不曉得。這錢的事呢,今晚給你說幾句話,一是,將來中國革命勝利以後,國家會給你一個工作,發給一定的工資。」 
  我插了一句:「首長啊,什麼是工資呢?」 
  「工資就是你干一個月的勞動報酬,就是錢票子呀。」 
  首長繼續說:「你有了工資,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負擔了,花不了的錢,你不要買什麼這個券,那個票,這些都是資本家噓弄人的,你看今天股票漲,後天又漲,過兩天又降一點,都是資本家在這上面耍花招,有個風吹草動,他們宣佈破產,你就血本無歸啦。」 
  「第二句話,以後有了錢啊,願存入我們黨的銀行,可以存,銀行倒閉不了,有國家資本做後盾呢!你要不願意存銀行呢,也不要借給別人,想吃什麼東西,就買了吃,把身體弄好。你借錢給張三、李四,他們若拿去做生意,出現風險,賠光了,你怎麼辦呀?你生活有困難,向黨組織去求援,千萬不要找別人借錢,借了別人的錢,也容易出事情。他們做了圈套,你就陷進去了。另外,你有錢,不要說有錢,防止別人打你的主意。少與社會上的人拉拉扯扯,他們有了問題才不會牽連到你。」 
  「第三句話,不要賭博。賭博那個是耍人的,十人有九人輸,一個贏的,還是他們一夥兒玩的手彩,真要去賭博,一定會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你一定記住我的話啊。」 
  「第四句話,不要進『窯子』。進『窯子』自己花錢是小事,傳上梅毒,小命就完了。在延安你還沒有看見過梅毒病人,掉鼻子的,缺耳朵的,當時,他逛『窯子』有錢,但治病時,就沒錢了,只好眼睜睜看著嘴唇爛掉了,牙齒爛掉了。傳上這種病,你可丟人了,你是個『紅小鬼』,給黨的影響造大了。你活一輩子,清清白白的,活到100歲,還是一個好紅軍!」 
  我問了一句:「『窯子』是啥呀?怎麼進了窯子就傳上梅毒呢?」 
  「小李,你沒見過啊,也沒有機會帶你去見識一下了,『窯子』就是妓院,這個三原城裡就有。在這個社會,沒吃沒穿的年輕婦女,只有進『窯子』當妓女,才不至於餓死,妓女靠出賣自身肉體活命,許多男人沾了她們的身體,也就會傳染上梅毒了!」 
  首長反覆叮囑,給我歸納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錢,不賭博,不進妓院,不與社會之人拉拉扯扯。」 
  黃祖炎是我社會生活的第一個啟蒙者,他的話成了我一生準則。     
  第四章 中組部的新黨員訓練班   
  第一次看電影(1)   
  從西安回來,我住在鳳凰山上的中組部招待所,整日無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嶺。我想到首長臨別時說:「你要想我,就給我寫信,寄到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急忙求人幫助寫信,一連寫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沒過多久就傳來武漢失守的消息。 
  中組部整天人來人往,這裡是來延安參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腳點。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滿滿一輛卡車的行李,卸下來幾十隻箱籠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這個茅盾,真是有錢財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書馮超給我分配工作:「中組部剛剛成立『黨訓班』,劉錫五同志是黨訓班班主任,他有什麼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來找我們。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給劉錫五同志打飯。」他把手裡的紙條遞給我:「你去城隍廟找劉錫五吧。」 
  中組部黨訓班設在鳳凰山下的城隍廟,廟院裡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滿是塵土,窗扇也沒有了。幾個民工正在壘砌爐灶。劉錫五的絡腮鬍子又密又長,臉上橫七豎八的滿是皺紋。他在棉褲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過那張紙條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後你要辛苦了。」此後,每天都有十幾個人來城隍廟報到。我們在長凳上搭木板,鋪上麥草和葦席,安排學員住下。城隍廟距離鳳凰山山坡上的中組部大約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組部招待所。 
  黨訓班全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新黨員培訓班」,入黨前後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點學習黨的基本知識和組織建設。音樂家冼星海、醫學專家傅連暲等人曾經黨訓班裡培訓入黨。 
  第一期培訓班開學典禮時,陳雲、李富春把中組部的幹部幾乎都帶來了,大約十幾名幹部與學員一起參加典禮,共同會餐。 
  劉錫五派我帶領兩名學員從大街上的飯館借來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豬肉、羊肉、牛肉做了八個菜,沒有酒喝,白面饅頭管夠。國民黨把美國救濟總署的麵粉作為八路軍的給養,運輸到延安。美國的麵粉很特別,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間鑽一微孔,我們稱之為「粒子面」。為什麼美國的麵粉要擠壓成珠球?還要鑽上個小窟窿眼兒?多費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兒,搞不明白。 
  黨訓班要放映電影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延安城。蘇聯影片《夏伯陽》是紅軍駐進延安後,放映的第一部電影。延安軍民聚集在城隍廟周圍,房脊上和鳳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擠滿了人。銀幕上縱馬飛奔的蘇聯紅軍騎兵,轟鳴的火炮……延安人被電影震驚得目瞪口呆。電影放映員還用話筒給觀眾「翻譯」幾句,喇叭裡傳來一聲:「……下面,他們要抱老百姓的小豬了。」觀眾一齊發出驚天動地的笑聲。電影散場,人群擁擠,擠得大姑娘小媳婦叫爹喊媽。 
  第二天清晨,院子裡滿地都是擠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劉錫五說:「昨夜裡,土地爺顯靈了,送來鞋子了。」他和我們一起,冒著寒風,拾了兩大柳條筐的鞋,擺在大門口,任憑失主領取。 
  劉錫五對學員們說,我們延安現在還沒有電影設備和技術,昨天晚上的電影是國民黨的電影隊來延安慰問十八集團軍總部的,現在國共搞統一戰線,共同抗戰。 
  (1993年2月21日) 
  兒子:公佈張國燾叛逃事件是這個時候的吧? 
  父親:就在1938年秋天「黨訓班」這個時期,中央公佈了張國燾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事實,各單位開始批判張國燾。 
  兒子:怎麼批判呢? 
  父親: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吧!大家圍在一起讀文件,談感想,討伐張國燾。 
  兒子:這個事情一公開,大家情緒反應怎麼樣? 
  父親:跑了就跑了唄,把他開除出黨,政治生命完蛋了……張國燾跑了,中央有沒有責任呢?為什麼讓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黃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還不跑? 
  兒子:您聽誰說的?張國燾帶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親:1991年夏天,我住興城鐵路療養院,從瀋陽來了一位黨史研究員,他說的,對我刺激很大。 
  兒子:不是那樣,張國燾投了國民黨以後,寫信給中共中央,討要他的夫人和兒子,延安出於人道主義,放行了。 
  父親:原來是這個樣?!這個研究員跟我談了兩個晚上,追問我知道什麼情況。他還問西路軍失敗的問題,陳昌浩、徐向前他們是怎麼回到延安的?為什麼沒有批判陳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們都有責任,光歸罪張國燾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則的、不合黨的政策路線。 
  兒子:張國燾逃跑的事,你們當時有什麼反應? 
  父親:大家議論紛紛,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領導唄: 
  「張國燾去投降蔣介石,蔣介石對他說,你來晚了。」   
  第一次看電影(2)   
  「中央首長就是心腸軟,張國燾分裂紅軍,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還讓他當邊區政府副主席?」 
  「早就應該把他軟禁起來」 
  「應該把他關進保衛局的監獄!」 
  兒子:再後來呢? 
  父親:我們這樣憤憤不平地吵嚷了一個月吧,領導上才說話。你們不要鬧鬧了,張國燾跑了,他也起不了作用,他也不能把我們黨怎麼樣。現在敵後的同志和黨的組織,他也不曉得,也破壞不了。 
  兒子:當時劉錫五說了什麼話? 
  父親:首長他無所謂的樣子,不像我們這些人那麼氣憤,好像他根本不用腦子去想這個事情。後來王德說,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搞分裂,到延安當邊區政府主席不滿意;張國燾在政治上組織上,不把我們黨當一回事,他設了一計,黨中央沒有識破,名義去祭奠黃陵,實際是逃跑當叛徒。   
  朱德總司令講課遭遇阻攔   
  城隍廟三進三出的套院,東西兩側的偏殿陸續住滿了學員。 
  一個清晨,我由北門外的招待所進城上班,在我的前面一位身穿棉軍衣,個子不高很健壯的老戰士,略微低著腦袋,走到城隍廟。廟門兩名扛槍的學員忙把肩上的「陽漢造」步槍橫在胸前,喝問:「你來幹什麼!」 
  1938年的延安城,各機關學校的大門不設崗哨,劉錫五說,要培養學員的組織紀律性和軍事觀念,安排學員輪流站崗。 
  來人站在哨兵的大槍前:「我來講話嘛!」哎,這四川話很耳熟,我緊走幾步,哈,果然是朱德總司令。 
  朱德說:「呵!你們這裡還站崗放哨,好氣派呀!你倆不放我進去,我怎麼講得了課嘛!」 
  兩位哨兵懷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朱德:「你來講課,怎麼沒有跟人來?」朱德腰間一條黑皮帶,厚厚的棉衣褲,棉褲的一個膝頭破出一團棉絮,與餵馬的飼養員一模一樣。 
  我撥拉開哨兵的步槍,站到朱德的面前,舉手敬軍禮:「朱總司令,你來了!」又對兩個哨兵說:「他是朱德總司令呀,趕快讓他進去!」哨兵趕緊退到兩邊立正。 
  蘆溝橋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朱老總離開延安,上了太行山抗日前線。1937年以後,來延安參加抗戰的青年學生根本沒見過朱德。 
  朱德也很驚奇:「好你個小娃娃,怎麼認識我呀?」 
  我說:「我早就認識你了,你在草地抓魚……我還吃過你送給我們的魚呢!」 
  朱德笑了:「原來你就在我們後面那一隊小娃娃裡面!你看,草地雪山我們一起走過來啦,我們一起再把日本鬼子打跑,好不好!」 
  朱德問我:「你到這裡幹啥子來啦?來學習?」 
  我答:「不是,我跟著劉錫五呢。」 
  朱老總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對哨兵說:「你們兩個『背時錘子』,連我也不認得喲!」緩步登上廟門台階。後來,毛主席和周恩來他們幾個人常常模仿朱德的口頭話兒「背時錘子」。 
  哨兵向我追問朱老總草地捉魚是怎麼回事。這時跑來四名全副武裝的警衛員,他們氣喘吁吁地問:「總司令來你們這裡了嗎?」朱德在延安經常一個人四處行走,跟他的警衛員捉迷藏。 
  黨訓班兩三百名學員早已盤腿坐在大殿前,朱德站到大殿前的台階,學生們你看我,我看你,那種神態根本不相信,來講課的人就是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 
  朱德抬手向台下學員敬了軍禮,開始講話:「同志們!全面抗戰已經一年多了,粉碎敵人打算用三個月的時間征服中國的計劃。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是呼風喚雨的妖怪,只要我們全國人民齊心協力與它拚命,也只有拚命抵抗,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那麼,抗戰的勝利就一定會到來!」 
  在講到陝甘寧邊區的安全時,朱德平靜地說:「現在日本人想從山西渡黃河到陝西來,要侵佔我們的延安。但是,從南到北都有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就像一塊塊巨石擋住了日本人的路,拖住了日本人的腿。現在我們的軍隊天天都在前方抗擊日本人。我們延安只有一個旅的兵力,蔣介石這個軍隊,那個軍隊,最有名的是胡宗南的中央軍,幾十萬人馬,從四面八方包圍陝甘寧邊區,我們有的同志感到可怕。」 
  朱德總司令停頓一下,用目光掃視會場:「這有什麼可怕的!他們長著兩條腿,我們也長著兩條腿,我們打不了,還可以走嘛!兩萬五千里長征就是證明,任何人也阻擋不了我們前進的道路。」 
  朱老總最後勉勵學員:「你們這些人將來是我們各方面的主力軍,注意軍事知識學習,準備做一名前線的軍事指揮員。黨需要你們學好馬列,掌握好黨的政策,為黨多做工作。中央對你們希望很大。」學員們深受鼓舞,熱烈鼓掌。   
  陳雲鳳凰山遇險   
  七七事變發生後,延安就動員防空,日本人轟炸重慶後,延安就採取了措施。 
  1938年11月,侵華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的那天,天色大亮,但太陽還未從寶塔山露頭。我正站在招待所平房前空地上。突然,四周的空氣發出沉重的振動聲,只覺得這種嗡嗡聲音很熟悉,頭腦裡還沒有反應過來,幾條黑影唰地從腳下竄了過去,緊跟著感到黃土地微微顫抖,飛機掃射的一串子彈嘶溜嘶溜地掠過頭頂,接著就是爆炸聲,院子裡的槐樹幹枝劈里啪啦地落下來。天天喊要防備日本人的飛機轟炸延安,喊了一年多。今天,鬼子的轟炸機果然來了。我趕忙跑進附近一家老鄉的窯洞,躲避空襲。 
  老鄉一輩子也沒有聽過這麼大的「炮仗」爆響呀!更何況天空中飛機轟鳴聲,好像滾滾的悶雷聲響。他們一家人擠在火炕的旮旯裡打哆嗦。老大娘見我躲進窯洞,跪在土炕上連連磕頭:「長官啊,快走吧!長官哪,求求啦,快走吧!」她一定以為炸彈會跟著八路軍飛進窯洞。 
  我走出窯洞,躲在院中的大槐樹下。日軍轟炸機在空中盤旋,尋找地面目標。此刻,清涼山上的高射機槍噠噠噠地響了,敵機根本不把一點點兒防空火力放在眼裡,就是俯衝轟炸,山下的延安城四處冒出濃煙。我看見兩個人被炸彈的氣浪掀上了後街的房脊,躺在那裡一動不動。在我右側上方不遠的黃土崖下,是陳雲居住辦公的地方。在他窯洞前面有一小塊場院,小院的右側還有一間茅廁。 
  第二輪轟炸開始,鬼子的炸彈從天而降。一顆炸彈落在陳雲窯洞右側的廁所旁,奇怪,沒有爆炸。一顆炸彈正中陳雲窯洞的黃土崖頭,激起丈餘高的黃塵。好怪!這顆炸彈也沒有爆炸,巨大的彈體擠垮土崖,層層黃土坍塌下來將陳雲的窯洞嚴嚴實實地摀住!我看情況危急,從大槐樹下跑出,大聲呼喊:「陳雲同志的窯洞塌了,快去救啊!」有七八個人聞聲跑來搶救。大家撲到黃土堆前,拚命地用雙手扒土,顧不上空的敵機。慢慢的,窯洞的門框子露出來了,又扒了一會兒,扒出了一個小洞口,向裡望去,裡面漆黑一團。大家喊:「陳雲同志!陳雲同志!你聽見了嗎?」聽到窯洞裡傳來回答聲,大家放了心。 
  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陳雲拽出窯洞。陳雲臉上、身上沾滿了黃土,簡直變成了「土人」,他他一邊拍打著身上的黃土,一邊說:「在裡面還不錯,空氣還不少呢!」接著向我們揮一揮手:「大家辛苦了!謝謝大家!」說完,獨自離去。後來知道,他去探望毛主席了。 
  我們幾個人重新湊近窯洞,門窗已被黃土擠垮,黃土侵漫上火炕。眾人議論:「這顆炸彈要是炸了,陳雲同志就要去見馬克思了。」日本轟炸機首次空襲延安,專門密集轟炸鳳凰山麓,中共首腦居住地,落彈點僅分佈在百八十米的範圍內,延安城南門東門北門沒有被轟炸。事後,大家議論,一定有特務測繪了中央首長在延安城的居住地,不然,炸彈就像長了眼睛,專門落到這塊地方。這天毛主席與江青結婚,可能黨的首腦齊聚祝賀,招致鬼子的密集轟炸。 
  陳雲的命夠大,如果哪兩顆航空炸彈爆炸,整面土崖坍塌下來,就來不及扒開了,只有活活捂死了。   
  日軍空襲延安之後   
  日軍轟炸機飛去,我走下鳳凰山,奔向城隍廟,心想不知黨訓班被炸沒有。路過邊區銀行和新華書店時,一些人開始檢拾死人,東邊一條胳膊,西邊一條大腿,真是血淋淋的場面。路邊還有一群人圍著一個黑洞洞的洞口議論紛紛,原來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彈孔。如果這枚炸彈爆炸了,會傷亡更多的人。 
  空襲後的第二天,中組部招待所清點住宿的客人,發現少了一個人。有人看見陳雲院旁的那間茅廁的蹲坑裡有一頂軍帽,用鐵鉤子去鉤,糞水裡露出一個人的黑腦殼。從糞坑中撈起屍體,沖洗乾淨,辨認出正是招待所失蹤的客人。死者是新四軍的一名團長,剛剛到延安,住在招待所裡,清晨入廁時,被炸彈震落茅坑。當時,為了防止糞蛆爬出來,按照知識分子的主意,茅坑挖得又深又陡,而且呈倒置梯形。那位團長跌落下去,根本爬不上來,泡在茅坑裡,活活被糞水淹死。以後,有了這個死人的教訓,延安的茅廁全部改為淺淺的糞坑。 
  日軍飛機轟炸延安之後,也使一件不明之案真相大白。 
  1937年,軍委機要通訊員去給毛主席送一份絕密文件,他一路蹦蹦跳跳,興高采烈地來到毛主席的窯洞門前,一摸,口袋裡的文件丟了,返回原路去找,文件不見蹤影。這一下闖了大禍。中央社會部的特工幾乎把延安城鳳凰山翻了一個底朝天,也沒把密件找到。真是「死不見屍,活不見人」。小通訊員有口難辯,被關進監獄。 
  大轟炸之後,鳳凰山操場旁有孔窯洞的煙囪被震歪了,煙囪口斜斜地靠上山坡,天若下雨,煙囪成了洩水道,雨水會流進窯洞裡。修理煙囪時,從煙道裡發現那份丟失的密件。延安窯洞依山勢地形而挖,底層窯洞的煙囪往上掏挖,煙囪口就探露在山路旁。送信的小通訊員不知怎麼折騰的,密件正巧掉進路邊的煙囪口,日軍轟炸又恰巧震壞這根煙囪。丟失密件的原因搞清楚了,通信員被釋放出來。 
  空襲解除後,中央機關的幹部全部出動,挨家挨戶動員延安城區的居民撤離,「鄉親們,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飛機還要來!」。當天下午,延安百姓都跑光了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估計日本人第二天還會來轟炸,劉錫五關照我跟中組部的同志一起防避空襲,不要跟他去橋兒溝安置黨訓班的學員。 
  第二天天沒亮,中組部人員就行動起來,每人發了一隻煮雞蛋,三隻白面饅頭,一塊鹹菜疙瘩。一行十幾人跟隨李富春、蔡暢去大砭溝。太陽剛剛露頭,鬼子的飛機第二次對延安轟炸,山頭那邊傳來隆隆的爆炸聲。我們在一起談笑風生。蔡暢[1]大姐愛說愛笑,引人注目。我悄悄問李富春:「李部長,那個女同志是誰呀?」 
  李富春一聽樂了,扭過頭喊:「大姐呀,小李問你是誰那!」 
  蔡暢擠進我和李富春之間:「你這個『小鬼』,搞秘密調查啦!我是蔡暢呀!叫我大姐好啦!」 
  我有些吃驚:「原來你就是蔡暢大姐呀,經常聽大家念叨呢!」 
  數日後,一群紅軍的工兵來排除未爆炸的炸彈,我站在陳雲窯洞前看熱鬧。炸彈鑽進黃土,留下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黃土被擠出許多裂縫。工兵們挖掘了一個一丈多深的大坑,整個炸彈暴露出來。折引信時,他們設立警戒線,清理現場,我就趴在陳雲那孔毀壞的窯洞裡看熱鬧。工兵拆下來的引信像一隻長長的冬瓜。然後,在炸彈的尾翅上栓系大繩,幾十個人「嘿喲嘿喲」喊號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彈拖拽出深坑。炸彈長約三米,像大水缸一樣粗,通體塗灰色油漆,印有幾行黑色字母。有人在一旁辨認說,這是美國製造的炸彈,賣給日本人的。從炸彈殼裡掏出數百斤黃色炸藥,一筐一筐地抬下鳳凰山,用馬車運走。以後,這些炸藥當作染料,染出黃色的布匹,縫製軍衣。炸彈殼敲成碎塊兒,打造了開荒用的钁和鋤。   
  橋兒溝的河灘上   
  日本人轟炸延安後,黨訓班搬到距離延安大約九華里橋兒溝繼續辦學。 
  1939年初,劉錫五離開延安,去晉東南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王德、張蘇來到橋兒溝接手黨訓班的領導工作。 
  橋兒溝,幾排窯洞,山腳的土坯房屋和山腰的窯洞連成一片,是一座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一座高大威嚴的天主教堂堵在溝口。 
  黨訓班的首期學員結業,又來了一批新學員。開學典禮的聚餐比起城隍廟的那次差遠了,大灶只做了三個菜。每個學習班組只有一盆盛菜,一隻水桶打飯。學員就把水桶裡的大米飯倒在各自的毛巾上,騰空水桶去打那兩份菜。 
  夏日,黨訓班學員成群結隊穿過飛機場的跑道,去延河邊洗衣洗澡,我警告他們:「你們最好不要在延河裡洗澡,河裡有吸水的大洞,會把洗澡的人吸到洞裡,人就淹死啦。」學員們不信,問我怎麼知道的。我給他們講,1937年夏天,因為洗澡淹死人的那次事故…… 
  1937年夏,延安城裡的警衛勤務馬伕伙夫互相之間混得很熟,老老少少成群結隊去延河洗澡。清涼山下的延河水勢平靜,距離東門最近。我不會游泳,心裡還記得父親在四川的叮囑,死活不肯下水。大家赤條條地跳進延河裡嬉水。到了該回城裡照顧首長的時候,大家穿好衣服要走,發現沙灘上還丟著一堆衣裳,再看看延河,靜悄悄的無人蹤影,大家慌了,不知道怎麼辦好。 
  一位老馬伕說:「首長他們遇事常常找群眾,我們去幾個人,進城找老百姓問一問,求求他們幫忙。」 
  來了幾個三十多歲的陝北漢子,他們紛紛埋怨:「你們紅軍沒有來時,國民黨的兵在這個地方,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口子,你們還敢來這裡洗澡!」 
  「那個國民黨連長帶隊來洗澡,集合了,沙灘上還有一大片衣裳沒人穿,找我們老百姓下河去撈人,這個清涼山下有一個大洞,往裡吸水,也把人吸進去了。」 
  「這些國民黨也是罪有報應,你們看嘉嶺山那棵大樹,先前那裡是道姑庵,國民黨兵上山糟蹋道姑,殺人放火,整座大廟都毀了。」 
  延安老鄉邊說邊蹚下延河,潛入水中,撈出一具屍體,正是傅連暲的警衛員。他喊我一起來玩水,自己卻不能回家!萬水千山從四川走到陝北,大江大河沒有翻船,卻讓淺淺的延河淹死了。太冤了! 
  學員們聽了我講的事故,有些害怕了,都說我們不要在這裡游泳洗澡了。 
  黨訓班新來一工作人員,四十多歲,南方人,善談。他無具體工作,常和張蘇、勞董幾個人閒聊。他自己講,曾在馮玉祥部隊裡工作,後來和鄧小平等人一起被馮玉祥「禮送出境」,未遭殺身之禍。他常講一些馮玉祥的故事…… 
  馮玉祥發跡後,還不會寫字,每次開支軍餉,須經他親筆簽字領款,他只會寫「馮玉祥」三個字,又怕有人模仿筆跡,冒領軍餉。馮玉祥在毛筆的筆芯裡裝上鐵針,暗設機關。後來在對帳的時候,馮玉祥說,這筆十萬元的款子,我記得沒有哇!銀行經理說,有您的簽字領款條。馮玉祥雙手舉起紙條,迎著燈光一照,大怒:「這個簽字是假的!」原來,馮玉祥用毛筆簽字,頓筆時用力下按筆桿,鐵針將紙紮出一個個小孔,小孔透光,可辨別真假簽字。仿冒馮玉祥筆跡的軍官必然死路一條。 
  馮玉祥去南京見蔣介石,大白天在總統府打著燈籠行走,諷刺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蔣介石請馮玉祥吃飯,馮玉祥只剝饅頭皮吃,蔣問為什麼。馮說饅頭瓤子留給你的弟子吃。蔣問明白了黃埔畢業出來的將校軍官不吃饅頭皮,為此專門下令,今後吃饅頭必須連皮一起吃,否則槍斃。 
  眾人又議論一陣馮玉祥交錯了朋友,與蔣介石這個流氓拜把兄弟,能有好果子吃?人不怕吃虧上當,就怕撞上南牆也不回頭。 
  講馮玉祥故事的這位同志,患一種「脫皮」怪病,渾身上下爆皮屑,脫下衣服一抖,皮膚的碎末紛紛落下,地面上好像鋪了一層米糠。有醫生說,這個症狀就是小時候缺乏營養,吃油吃的太少! 
  黨訓班遷移龍兒寺,有一位新學員也患「脫皮症」。大灶每月專門給他熬煉三斤豬油,油脂油渣灌入一隻瓷缽。吃飯時,這位學員獨自去舀一勺豬油,兌入小米飯。聽王德講,毛主席專門講了這件事,雖然我們現在缺油,像他這樣的病人我們要照顧好。 
  當時延安的一些幹部為毛主席與江青婚事著實地吵嚷了一番,我們幾個「紅小鬼」都有不同看法。 
  「賀大姐走了,沒人跟毛主席吵架了!」 
  「毛主席見了江青,好高興好高興,精神也好多了。」 
  「毛主席願意跟誰結婚就跟誰結婚,別人吵吵啥呢!」 
  我們的悄悄議論是沒有人去聽的。   
  毛主席來講黨課   
  1940年春,毛主席從延安騎馬來黨訓班講課。這天,提前開過午飯,一百多名學員和教員整隊出發。黨訓班主任王德、張蘇率隊走在最前面。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出了溝口,在去西安的公路旁邊的溝門村,隊伍等候在村前的空地上。打前站的同志從老鄉家裡借來一張破舊的條桌,當作講台。學員們席地而坐,等候毛主席。 
  過了半晌,四名警衛和毛主席縱馬來了。王德、張蘇急忙上前護助毛主席下馬。王德站到木桌前,講了幾句開場話,喊上一名學員坐到桌旁做記錄。 
  毛主席首先設問:同志們,為什麼我們要抗日?他停頓了一下,環顧聽眾,隨即答道:再不抗日中國就要亡國,人民大眾要做亡國奴,將要陷入更深的苦海之中。 
  我看王德離開會場,向村裡走去,急忙跟在他身後,王德攔住我說:「在這裡不會出事的,你也聽一聽,機會難得啊!」 
  毛主席繼續講:目前,我們延安經濟困難重重,沒有機器,沒有工廠,也沒有坦克飛機和大炮。一些同志到了延安,只看見鋪天蓋地的黃土,覺得枯燥無味,覺得一身本領,無用武之地。你們中間有許多人搞過飛機,搞過輪船,搞過汽車,這些東西,今天在延安都搞不成!但是,總有一天,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有的,那一天就是抗戰勝利之日,是新中國誕生之日。 
  他說:為了抗日,你們從敵後來到延安,你們是好樣的!你們若學懂馬列,堅持到抗戰勝利,那你們更是好樣的!學員們互相交換著興奮堅毅的眼神。毛主席又說:我們的革命走了許多彎彎路,黨內出現多次錯誤路線,主要原因是真正懂馬列的同志太少了!如果我們黨內有兩百到三百名真正掌握馬列主義精髓的同志,中國革命成功就要快得多了。希望你們由孔夫子的信徒、基督的信徒轉變為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毛主席在講話中多次談今論古,博引旁證,話題放得開,又能收得攏,學員們聽得如醉如癡,有人競呆呆地忘了做筆記。他繼續說:現在中國人民受到重重壓迫就夠嗆了,你們寫人民的「人」字,還要在上面加上三撇!人民的壓力不就更沉重了?你們三筆寫一個「工」字,怎麼不行啊?非得把「工」字寫得彎一彎!工人的腰桿子根本就直不起來,你們還要他們再彎一彎!你們知識分子想一想啊,對人民要有什麼樣的感情啊,反正我是想了。你們從現在起寫字寫文章,都要改過來。這樣人民就歡迎你們了。你們與人民融合在一起,人民支持你們,還有什麼樣的困難克服不了? 
  毛主席最後勉勵學員:黨中央對你們這些同志寄予很大希望,你們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識,甚至是某些方面的專家學者。恩格思曾經說過,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用先進的科學知識武裝頭腦的人,你們的關鍵是提高覺悟,提高思想水平。希望你們多學馬列,學懂馬列,用馬列主義武裝頭腦,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這年春末,王德對我說:「中組部調你回去,有新工作。你找勞董轉組織關係。」 
  我獨自一人離開龍兒寺,回到延安北門外西山的中組部。不久,黨訓班停辦,王德也回到中組部。   
  與中組部管理員明子善打架   
  我從龍兒寺回到延安北門外,和姜大民住在一孔窯洞。姜大民是王盛榮的勤務員,兼顧劉子載和張秀巖。 
  那天上午,王德找我:「小李,你給我弄些煤好不好?」 
  中組部取暖的煤炭堆放在山腳下管理員的窯洞前。我彎腰抱起一塊磨盤大小的煤炭正要走,管理員明子善攔住我:「你們幾個三天兩頭來拿煤,這幾家燒的煤太多了,(我)哪裡有錢買得起呀!」 
  見他攔住去路,我急了:「你不讓我搬煤,首長爐火熄滅了,人凍病了,你負責呀?!」 
  明子善說:「國家哪有這麼多的錢啊,有錢都讓你們燒光了!」仍不肯讓路。 
  我也惱火了,把手中的煤炭一丟,伸手抓住他的衣領:「你個龜兒子,讓老子揍你呀!」旁邊的勤務員、警衛員一起給我鼓勁:「揍他!早該揍他一頓了!」 
  明子善掙脫我的手臂,躲到一旁:「你敢打人,領導要處分你!」 
  我順手抄起一條扁擔,奔上前去,揍了明子善幾扁擔,大家扯開我倆,都散去。我抱了一塊煤炭,得勝而歸。 
  很快,王德就知道了,他批評我:「平常看你老老實實的,在外面還很厲害啊!有道理講道理,打人就不對了嘛!」 
  中組部秘書長武競天知道打架的事,派人喊我去他的窯洞。他很和氣:「你打人了,好厲害呀!」 
  「你看人家明子善,比你有水平。遇見欺負受氣的事,忍了,讓了。他想著,都是自己的同志,為了打日本,到延安來工作。你不應該打自己的同志,傷了自己人的心!」 
  「打人這事,我要批判你!今後可不許再干了!將來我們國家就有法律了,隨便打人罵人,法律就要管了。就像邊區法院判黃克功死刑那樣,你知道不知道?」 
  最後,武競天說:「人家是主管這一攤子事的,不讓你搬煤,你等一等啊,你還可以找一找領導,找我,找李富春部長呀,也不能打人呀!他是我們黨的有功之人啊,現在還有兩個老婆的問題沒有解決,十分苦惱呢。」 
  我很好奇:「別人只有一個老婆,他怎麼會有兩個老婆呢?」 
  武競天就像給小弟弟講故事:「明子善呀,他從河北往延安送機密文件,敵人扣住他,不放他走。他只好領著敵人到我們的一個關係戶作證明。這家的老大娘說,我閨女是他的媳婦,他是我女婿。敵人無可奈何,只好放了明子善,可是特務們還不甘心,也在這家裡住了下來。明子善為了蒙騙敵人,只能天天跟大娘的女兒一起睡。敵人監視了很久,看見一家人親親熱熱,只有撤走了。」 
  明子善的這個老婆年輕漂亮,她平日裡住「邊司」保育院,作保育員工作,只有每個星期日才回家。給明子善洗衣服、縫補丁。 
  我們這些勤雜人員有時圍住明子善,讓他坦白怎麼「騙」人家大姑娘的。 
  明子善讀過書,能寫會算,講起話來一套一套的:「你們不能說我『騙』人家。你們不懂,這事說明了百姓心向共產黨!老百姓讓自己的閨女兒子出來鬧革命,被敵人殺了一茬又一茬呀!老大娘明白她的閨女不做我的媳婦,敵人會把我抓去,殺了。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你們不是常聽毛主席講話『偉大的人民』嗎?人民的偉大,就表現在這裡。」 
  明子善又講他來延安的經過:「我見特務們走啦,也就準備走,她死活要跟我一起走。我只好帶她到了下一個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見我帶一個女人,不好辦了,就說乾脆你倆直接去延安吧。」     
  第五章 延安北門外的中共中央組織部   
  為了抗戰勝利,學習做飯做菜(1)   
  1940年春,中組部秘書長武競天安排我去勝利食堂拜師學藝。 
  中組部的勝利食堂緊靠延河,向南進延安北門,向東過了延河就到楊家嶺。廚師培訓班開課那天,武競天來勝利食堂講話:「本來這裡是個飯館,為什麼叫『勝利食堂』呢?因為大家做飯做菜的工作,也是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為了支援我們的抗戰,延安來了許多國際友人,全國各地來了許多文化名人、科學家和醫學專家。我們要為他們搞好服務,讓他們吃飽吃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力量。 
  「他們這些人見過大世面,要吃些高級菜,你們要會做,認真向沙師傅、劉師傅學習,既能做西餐,又能做中餐。」 
  武競天又對三位師傅說:「你們幾位辛苦了!這十幾個青年同志交給你們做徒弟,把你們的真本事交給他們,我替中央首長先感謝你們了。」 
  沙師傅約50歲左右,身材矮胖,曾經周遊列國,他負責教授西餐的製作方法。劉占國師傅40歲左右,河南人,負責傳授中餐的方法。白案師傅劉志賢精於各種燒餅點心。王鑫是勝利食堂的管理員。 
  從洗菜學起,練刀功,泡發海參、魷魚乾和蹄筋;還學西餐的沙拉和牛排。中國的雜七雜八的東西在哪兒都有影響,沙師傅叮囑我們,用刀切蔥花,不可以直刀斷切,要斜刀切,問他為什麼,他也不多講。 
  沙師傅其實對中餐也很有研究,常常講一些中餐的理論:中國菜的品種和風味是世界第一!中國菜講究色澤、口味、火候和藝術! 
  在勝利食堂學徒的幾個年輕人自我感覺學到了不少本事,相互之間看不起了,沙師傅借用一個傳說,教育我們幾個徒弟…… 
  從前,有三個師兄弟,學徒三年,互不服氣,你爭我吵鬧作一團,給他們燒了三年火的老灶工,在旁說了話:「你們誰也不要吵吵,我說一個雞蛋臥果湯,你們弟兄三個人誰能做出來,誰的本事就最大……這個雞蛋湯哇,生雞蛋磕開,甩到熱水裡,雞蛋不能起飛絮,要像煮熟了的雞蛋那樣,外皮光溜溜的。」師兄師弟三人說,那有啥難的。輪番上灶,使出吃奶的力氣,雞蛋甩進開水裡,就凝出來一片片飛絮。三個徒弟都敗下陣來。只好說,我們誰也別爭了,學了三年廚子,還不如一個燒灶的火工,老老實實再學三年吧…… 
  沙師傅精通中餐西餐,能講俄語法語和英語,是個人物。 
  勝利食堂製作西餐,沒有麵包渣,把饅頭曬乾碾碎,代替麵包渣。西餐的「沙糕」,以雞肝雞心雞胗雞脯肉為餡,調入大蔥大蒜香油味精,摶成圓丸形狀,粘裹饅頭渣入油鍋,沙糕外色金黃,又軟又香。據沙師傅講,在美國半個美元買一隻沙糕。還有一種泡糕,洋芋蒸熟軋成泥糊狀,兌入白糖,包入白面皮中,下油鍋慢火緩炸,類似中國的炸元宵。 
  勝利食堂的「燜雞」最有特色,先用鹽、醬油、糖、花椒大料把生雞醃好,再上大屜蒸熟,從蒸屜中取出整雞,外皮抹香油,風晾一個時辰。蕭三、蕭軍、吳玉章等人最喜歡吃「燜雞」了。 
  一隻雞蛋,沙師傅能做出兩道特色菜。不要弄碎蛋殼,只取出雞蛋黃,再把肉餡丸子塞進去,蒸熟雞蛋後,剝去蛋殼,再用葷湯煮一煮,就是「葷蛋」。剩下的蛋黃兌上糖和油,拚命打熟,名曰「三不沾」,不沾筷子,不沾盤子,不沾牙齒。沙師傅傳授的「三不沾」成了延安的名菜。 
  沙師傅的技術讓我們佩服,就問他:「師傅,您這手藝在哪裡學的?」 
  沙師傅說:「要說這個,可就沒邊沒沿了。」 
  「沒邊沒沿,這話怎麼講?」 
  他就滔滔不絕給我們講述起來…… 
  「我啊,先講一講去蘇聯吧,那是聽到他們宣傳中國革命成功了,就像蘇聯一樣,不缺吃不缺穿,人人都過上好日子。我想去看個真假究竟,就跑到蘇聯去了。蘇聯人果然不缺吃,不缺穿,但在社會平等方面,打人罵人也是天天可見。我在蘇聯呆了一年來的吧,學習一些俄式大餐的製作方法,又去了法國。法國跟蘇聯社會外觀沒有多大區別,也是不講平等,打人罵人,強姦婦女,這樣的壞事也是天天發生。一年以後,我又乘船去了英國,英國社會更糟,像我們中國一樣,有錢有勢的吃喝嫖賭,在飯館裡打人掀桌子,大街上討飯的乞丐成群,餓死的人天天可見。在英國,我住了兩年,學習西餐技術。 
  「後來,我找中國大使館,大使館的人問我:「你還想去哪個國家?」我說:「人家講美國好嘛,我到美國去看看。」大使館給我發了一本護照,從美國上岸一看呀,咳,跟蘇聯一樣,也是沒有餓死人的,窮人有救濟,每人一天發給麵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國法國一樣了。我想,老這樣四處遊蕩,這裡呆一年,那裡呆兩年,學不到什麼好東西,乾脆就在美國呆下來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這八年裡,我不僅學了西餐,也把我們中國的中餐教給美國人,一天我當徒弟,一天我當師傅,就這樣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們東北,還要侵佔華北、滅亡我中華。我一看必須回國參加抗日。先回武漢老家吧,剛一進家門,「蘆溝橋事變」就爆發了。武漢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個樣子,飯館裡吃飯的除了軍閥資本家耀武揚威,就是地痞流氓橫行霸道。   
  為了抗戰勝利,學習做飯做菜(2)   
  「有一天我拾掇江魚,從一條大魚肚子裡挖出一隻金戒指,賣了一小筆錢,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從武漢出來,坐船到重慶,又乘汽車經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見聞,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西安小旅館裡,有一個客人看《新中華報》,借過來讀一讀,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產黨八路軍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從西安乘汽車到了延安。共產黨收下我,給我開個飯館,一是招待外國朋友,二是教你們廚師技術。」 
  每逢宴會,勝利食堂就賺大筆款子,沙師傅准許我們這班徒弟喝一點點白酒。師傅喝上一口酒,滿面紅光,大講「酒經」。他說:「國外最高檔的是『雞尾酒』……」 
  有人插話:「雞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師傅說:「你們不懂,才覺得好笑。雞尾酒是用各種水果與高級白蘭地酒混合調配而成的,這個知識你們要懂,將來遇見大場面才不會鬧出笑話。雞尾酒裡的水果有菠蘿丁、鴨梨塊、桃片、杏肉、櫻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講究一個搭配,將來我們佔領一個大城市,我給你們調配一次雞尾酒,讓你們見識見識……」 
  「在美國,我和美國人一起研究,把各種葡萄酒、白蘭地、各種顏色的酒互相混合,調出的混合酒,有一種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蘭地。」 
  「我和美國人還研究改進啤酒的濃度和味道,美國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樣,濃度高,一喝就醉人,我們把啤酒的度數降下來,味道提上去……」 
  我問沙師傅:「啤酒是什麼樣的酒啊?」 
  沙師傅說:「啤酒裡有一股氣兒,夏天喝瞭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兩瓶啤酒,上床睡一覺,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對啤酒很感興趣,都追問啤酒是怎麼製作的。 
  沙師傅說:「把大麥發了芽,再混合啤酒花這種草藥,一起發酵,就製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備這些條件,要不然,我們勝利食堂可以開一座啤酒廠,能賺老鼻子錢啦!」 
  「我在美國教他們拔絲櫻桃、李子、蘋果等等,只是拔絲葡萄沒有教他們,替咱們中國留了一手。現在,你們幾個人都會拔絲了,只是拔絲葡萄我要專門講一講,如果有客人點這一道菜,你們誰也拔不了。 
  「我臨從美國回來,美國人擁抱我。這個請我吃飯;那個請我喝酒;還請我看戲。我對看戲不感興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作家蕭軍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參加輪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的阿洛夫醫生是勝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該我跑堂兒,蕭軍夫婦來了。我引著他們進了裡屋的「雅間」。蕭軍要了一份紅燒牛肉,五隻燒餅。我按沙師傅的規定,從大鍋了舀了一鐵勺紅燒牛肉,又加三塊牛肉,擺在桌子上。 
  蕭軍夫人看看盤中的牛肉:「我們經常在這裡吃呀,以前這個量要大呀?」 
  我說:「一份菜,有菜勺子管著,少不了!」 
  蕭軍不高興了:「我看這個菜份量少。」 
  蕭軍嗓門高,我的嗓門也不低:「我看這個菜份量不少!」 
  蕭軍喊:「得了,這個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紅燒牛肉就走。 
  沙師傅從灶房裡慌忙出來,攔住我:「怎麼了?我聽你們說話的聲音這樣高呢?」 
  我說:「我也不認識這個客人,嫌我盛的紅燒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師傅說:「你來,你來,跟我進去看看。」蕭軍夫婦倆坐在條凳上正呼呼生悶氣呢。 
  沙師傅滿臉堆笑:「我當是誰呢,原來是蕭先生、蕭太太來了。你們點了什麼菜呀?」 
  蕭軍回答:「我要的紅燒牛肉,你看看這盤牛肉。」 
  沙師傅連連拍打自己的腦門兒:「怪我,怪我!不怪這個小李,我沒有交代清楚,我給你們拿去。」 
  沙師傅端過盤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塊,蕭軍夫婦笑了。 
  蕭軍說:「咳喲,老沙呀,你在這裡,我就說一說,你們這個紅燒牛肉,要一份吃不夠,要兩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點,多收一點錢。」 
  沙師傅配著笑臉:「好說,好說……我這個徒弟呢,年紀小,不懂事,請蕭先生蕭太太多包涵,多關照。」 
  蕭軍說:「好嘛,『不打不相識』,你叫小李是不是?我們認識了,交個朋友!」 
  晚上,吃了飯,大灶封閉了爐火。沙師傅對大家說:「蕭軍先生是我們這裡的常客,給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會給我們宣傳,別的客人也會到我們這裡來吃飯。」 
  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鹵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統打包兜走。 
  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隻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隻,丟進廚房的水缸。當天夜裡,下了暴雨,房頂漏的雨水灌滿了水缸,甲魚都跑光了。 
  蕭軍來吃甲魚了,沙師傅雙手抱拳,連連作揖道歉。蕭軍說:「你們四處裡找一找,也不會都讓延河沖走哇!」 
  勝利食堂後院牆下掏了窟窿眼兒是洩水溝的出水口,牆外有一個污水池,在污水池裡發現幾隻甲魚,捉了回來。蕭軍吃了甲魚,很滿意很高興。 
  幾天以後,有人在院子裡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裡。這眼水井井筒細窄,人可以蹬在兩邊的蹬窩兒,下到井裡去撈水桶,發現三隻甲魚趴在水桶上。 
  燒甲魚,關鍵是前期處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開水燙去甲魚外殼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塊大小,除去尿囊,蔥姜熗鍋過水「焯」甲魚,再除淨油脂。以後不論清蒸還是紅燒,甲魚的滋味清香純正。 
  陳雲、李富春和蔡暢在勝利食堂搞過幾次宴會,為分配各個方面的幹部餞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級的菜譜是清蒸甲魚、烤雞、紅燒肉和八寶飯。八寶飯用料是蓮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紅絲。前一天夜裡,沙師傅命令我們用竹籤捅蓮子芯,捅了一整夜蓮子,沒有合眼睡覺。吃宴會的時候,陳雲舉著酒碗說:「同志們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崗位,工作順利!」 
  延河不產魚蝦,只有活鱉。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鮮活水產,一下出了名。蕭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蕭三一家剛來勝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塊牛排。蕭三的兩個兒子虎頭虎腦,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十分漂亮。慢慢地他們一家也改吃中餐,點一份炒肉絲,簡簡單單,吃飽為準。蕭三夫人很會點菜,糖醋裡脊、青椒肉絲如此等等。我們勸她:「你來吃點西餐吧!」 
  她連連擺手:「不吃,不吃!吃甲魚!」 
  我們跟她開玩笑:「我們沒有甲魚呀,只有清蒸『王八兒』。」 
  蕭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兒』!」長長的兒化音,逗得我們哄堂大笑。   
  獨擋門面開飯館   
  勝利食堂為招引顧客,購買了兩副撲克,一副象棋。沙師傅把撲克像寶貝兒一樣的收藏,只供給顧客娛樂,我們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愛玩象棋,愛看小說。他常常躲進一個旮旯,捧住一本厚書看入了迷。廚房裡眾人忙亂,才想起史明去哪裡了?史明幹活不認真,捏的包子下屜後,個個咧嘴流油,因而經常受批評。 
  勝利食堂門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裡的年輕人一聲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褲,光著屁股下了延河。我還記著四川溺水的教訓,不敢下河洗澡。師兄師弟幾個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腳,喊著一二三的號子,將我扔下延河。這是夏天,延河行著洪水,湧浪一下子把我撲入水裡,我想著四川人告訴的遇水求生的竅門兒,屏住呼吸。一會兒,我浮出水面,喊了一聲「救命」,浪頭又把我捲到水裡。史明在河灘上飛跑追趕,再跳進延河,把我拽上來。 
  「你真不會水啊!」 
  「我怎麼說,你們都不相信嘛!」 
  「真懸了,差一點沒淹死你。」 
  我說:「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涼山,非淹死不可,餵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兒,回去誰也不許告訴沙師傅。」 
  秋天的時候,武競天來勝利食堂,他說:「我給大家講一件事,我們有個紡織廠,從上海、天津、武漢來的工人給我們提意見,說延安有個勝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邊區菜社,我們工廠跟前連一個小飯館也沒有,想換換胃口都不可能。結果,邊區政府派幾個人,弄了個小飯館,開張三個月,賠得堅持不下去,交給我們中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個徒弟能夠獨當一面,派他去飯館。」 
  沙師傅說:「讓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競天說:「行啊,小李去那裡,可不許跟人家打架!在那裡不像在我們部裡,人家是顧客,說好說壞,你就耐心聽著,有什麼問題給我們送個信。」 
  我騎一輛破自行車,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紡織廠。飯館位於紡織廠門口,中間隔一條黃土公路。鋸齒形的廠房裡,機器的聲音晝夜轟隆。 
  飯館依山勢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為基準面,掘進一個簸箕形的缺口,兩側土壁上架設幾根檁條,覆柳條「檳笆」,再覆谷草黃泥。實際兩間棚屋。棚屋的三面土牆被煤煙熏得□黑,棚裡鍋灶瓢碗樣樣俱全。還有兩張土坯壘腳,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樁。 
  紡織廠有幾百名工人,老工人來自上海,青年女工來自各地。離紡織廠三華里,有一小集市,肉販子按時送來鮮豬肉和豬骨頭。我用豬骨頭熬出兩大瓦盆高湯備用。飯館燒煤用紡織廠的,白面由延安送來。和面切條備用,若當天麵條沒有賣淨,兌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繼續使用。算過成本,喊出牌價,肉絲面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還賣點兒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談情說愛的男女工人,溜躂到半夜,要來吃宵夜。他們在棚外喊:「喂,小老闆,還有沒有吃的?給我們煮碗麵條。」我聞聲即起,來者不拒。捅開爐火,有溫在爐灶上的開水,兩碗湯麵瞬時做好。戀人們,頭挨著頭,眼對著眼,吃完香噴噴的肉絲面,連聲向我致謝告辭。有一次,一位從延安趕來的知識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帶女友來吃麵,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還有兩碗湯麵。臨走結賬,我張口就說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賬。從此再也沒有光顧。事後,我還納悶:咋地多要人家飯錢?要說公家的飯館「宰人」,我也是祖師爺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帳目加加減減算一算,記個流水賬。張秀巖大姐教我的算術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開時,中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開飯館賺得的三千餘元邊幣交給沙師傅,他又高興,又驚歎!說派我去邊區紡織廠開飯館,也是回籠貨幣穩定邊區經濟的措施,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回籠貨幣」的名詞兒。   
  我的朋友王盛榮和趙明珍   
  從龍兒寺回到中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個窯洞,他是中組部地方科長王盛榮的勤務員。像王盛榮和趙明珍這樣的高級幹部,經歷豐富,知道許多黨史秘密,他們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這年秋天,王盛榮派姜大民去棗園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兩筐鴨梨沉重,遇見路上的行人,不管認識不認識,給你兩個給他三個,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擔鴨梨挑到中組部的西山還剩下半擔。王盛榮氣壞了,狠訓了他一頓。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裡撒上一把黃土,為了防備他的搗亂,以後我就雙手拎著水桶上山,結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長。1942年,我在楊家嶺當管理員時,姜大民突然從延安失蹤,大家還很著急,還猜測他當逃兵了。 
  有一天,王鶴壽對大家說:「晉察冀邊區來了電報,查詢我們中組部有沒有一個人叫姜大民的,原來這小子不願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線。」時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沒死,他講一講他離開延安後的故事該多好。 
  中組部的王盛榮雖說吃中灶,可是還不如我呢,窮的叮噹響。他家裡有兩個孩子,日子苦,經常四處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裡要錢去。」朱理治看了王盛榮寫的字條,把字條裝進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邊區紙幣給我帶回來。有時候,讓我送字條給範文讕,也是借錢。 
  王盛榮的愛人趙明珍是四川人,年紀與我相仿,見到我這個鄉親很親熱。 
  1940年,國民黨配發八路軍的給養早已終止,按規定,八路軍的士兵每月發一元零用錢,連、排長每月津貼費兩元,營長三元,團長四元,師長與總司令五元。與國民黨軍隊無法相比,他們連長的津貼每月百元余,師長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勝利食堂學廚,每月發兩元津貼費,也沒有什麼用處。我給管理員王鑫兩元,讓他替我買了幾斤豬肉,用刀切碎,兌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鹽,取了那種鐵掀把子粗細的腸衣,灌了三十幾根臘腸。 
  我抱著臘腸給王盛榮送去。他連連作揖致謝。他的小孩子大約兩歲左右,王盛榮讓她喊:「快喊叔叔,謝謝叔叔!」 
  趙明珍拎著臘腸問她:「你看這是什麼好東西?」 
  孩子說:「我不認得!」 
  趙明珍說:「這是最香最好吃的臘腸,將來弄出來,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榮說:「自從我從蘇聯回來,還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1947年,王盛榮任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我去齊齊哈爾市採購物資,順便登門拜訪,受到熱情款待。王盛榮要來趙明珍的小手槍轉贈給我。 
  1953年,王盛榮在武漢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機會去武漢找他請客吃頓好飯,忽然三月份的《長江日報》和《人民日報》刊登文章,說王盛榮截流稅款、生活腐化,還用公家汽車接送孩子上學,中央給予他撤職處分。為此區區小事,就結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測是不是另有緣由。以後我來來往往路過武漢,只有一絲的掛念卻不敢去探望王盛榮。 
  近日讀報,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軍南下,王盛榮擔任中南行政委員會重工業部副部長兼有色金屬管理局長。林彪讓王盛榮從香港進口一輛別克轎車給他,王盛榮婉轉回絕了。1952年「三反」運動時,林彪宣佈王盛榮貪污了一筆款子,並上報毛主席要判王盛榮死刑。毛主席說,在江西蘇區那麼艱苦,王盛榮都沒有貪污逃跑。現在解放了,他會貪污?殺人不著急,放放再說。後來因為沒有證據,王盛榮才出獄。 
  「文革」開始,康生一句話把「二十八個半」定為「蘇修特務」,王盛榮被康生點名被捕入獄,關了十年。 
  王盛榮是湖北武昌人,十幾歲在紗廠做童工,在惲代英、蕭楚女的影響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去蘇聯學習,成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蘇區,王盛榮曾任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總隊長;同年11月,他與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十五人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後來這個委員會裡面,出了六名共和國元帥。1933年,黨中央兩次派人給上海地下黨送活動經費,但是這兩個人都攜款叛逃了。周恩來親手把第三筆經費35000美元交給王盛榮,要求他盡快送到上海。王盛榮離開江西蘇區,繞道香港,把錢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楊尚昆手中。 
  抗戰初期,王盛榮領八路軍中校軍銜,與彭雪楓一起離開延安,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高級參謀。王盛榮在巡視湖北河南「老區」時,發現許多「土匪」部隊是由紅四方面軍、紅軍西路軍潰散遣返人員組成的,經過他的說服動員,收編「土匪」,組建抗日武裝,這些部隊後來成為新四軍一部分。我在延安,聽到黨的許多高級幹部稱讚王盛榮收編「土匪」功績。   
  充當陳雲、李富春小灶廚師(1)   
  1941年春天,武競天對我說:「小李,陳雲部長一直想著你的學習,你先休息幾天,組織安排你去『抗大』上學去。」 
  我心想:學習學習也好,黃祖炎、張秀巖大姐都說要學習文化,他們說的一些話也應驗了,那就學吧! 
  幾天後,武競天找我:「你去學習的計劃變了,陳部長和李部長的小灶廚師李子欽病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組部只有陳雲李富春這兩家吃小灶,武競天、王鶴壽、王盛榮、樂少華、陶鑄幾個人吃中灶,其餘十幾個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頓頓細糧,但有伙食標準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葷一素。 
  我的小灶廚房上面是陳雲和賈震的窯洞,我的左側稍遠是李富春、蔡暢的窯洞,再遠一點點的一溜窯洞住王鶴壽、武競天、樂少華,我的右側下房是中組部的馬棚,餵了兩頭菜牛,一些雞,準備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圍牆止於傳達室的小屋,傳達室的對面是燒開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壘的小平房、理髮室、招待室、勤雜人員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籠屜漏氣,我修補好,然後用瓷皿蒸米飯,又燒了一盆紅燒肉。飯後,李富春推門進來:「今天的飯是誰做的啊?到了陝北第一回啊!」他看見我還認識:「哎!小李,是你呀!長本領了,當『火頭軍』啦」 
  陳雲也來了:「李子欽給我們煮白肉,你來做紅燒肉,一白一紅,有些味道。」 
  李富春說:「米飯怎麼好吃了?又軟又香,不夾生了。」 
  陳雲可能懂得廚房技巧:「你這個紅燒肉,燒到八成熟,放到瓷缽裡,架上籠屜,用猛火來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問:「小李,學廚學了多長時間?」 
  「一年來的吧!」 
  陳雲說:「不簡單,不簡單!三年可以念出個初中生,三年學不成一個好廚師。看你的紅燒肉,有點兒師傅的真傳。」 
  延安沒有山珍海味,只有靠豬肉羊肉作文章。我經常變換些花樣,幾乎把勝利食堂學到的花樣都表演出來。管理員採購來的鮮肉肉質好用,我做蔥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時,做獅子頭、清蒸鹹肉。 
  他們第一次吃獅子頭時,李富春和蔡暢大姐來小灶,蔡暢大姐笑著說:「你做的那個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這個老傢伙給我搶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這個老婆子,她不吃肉,讓我吃。走到小李這裡,還要告狀,說讓我搶了!冤不冤呀?」 
  我說:「那還不好辦,以後多做。」 
  李富春說:「多做?伙食標準還不超過了!」 
  按標準,我一頓只能做四隻獅子頭,一家兩隻。說起也可憐,管理員沒錢給小灶買味精,我讓他買一隻雞,烹兩份清燉雞,可以留下些雞湯,作為調味品。窯洞冬暖夏涼,雖無冰箱,雞湯放置三五日,不會變質。 
  我把干辣椒剝開,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後用雞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進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點白糖。 
  李富春問我:「小李,那是什麼油?紅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還有啥油,辣椒油唄!」 
  李富春:「我長這麼大,連外國也都去了,沒吃過你這樣的『絕招辣椒油』——對啦,就叫『絕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說:「像這個『絕招紅辣椒油』老要有一點啊,不要讓它斷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歡吃辣味。 
  第一次給中組部兩位部長製作「葷蛋」這道菜,晚飯後,李富春在玩麻將時悄悄問我說:「你弄得那個沒有蛋黃的怪蛋,叫個什麼名呀?」 
  我剛要說「葷蛋」,轉念一想,不要聽成了「混蛋」了,靈機一動改嘴說:「無心蛋」。 
  李富春壓低了嗓音:「不對,那還是有心蛋,只是變了心,變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來沒個夠!」 
  項子成說:「你做的那個雞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問怎麼一回事,項子成說:「剛才吃飯時,李部長說,大姐呀,這個雞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乾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說,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長說,越吃越不好吃,丟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頓再吃吧。」 
  李富春說:「我要說這個無心蛋好吃,你吃兩個,我吃兩個,吃的不過癮;不說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暢跳起來:「好哇,這個老傢伙騙我,他說這個雞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當了!」,大家笑得前仰後合 
  一天,陳雲拿來一隻鐵皮茶葉罐:「小李,你看看這裡面是個啥東西,你認識不認識?」我撬開鐵罐,裡面是滿滿的干貝。我說:「這是干貝嘛,陳部長,你從哪裡弄到的?」 
  「是周恩來副主席送給我的……你會不會弄這個?」   
  充當陳雲、李富春小灶廚師(2)   
  「還可以吧。」 
  我把干貝□碎,再用水浸泡,干貝鬆軟以後,再加到肉餡中,給陳、李兩位部長蒸了兩屜水餡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陳雲與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嚴肅,很少看見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於若木在北門外的延河灘散散步,倆人回到窯洞就很少出來。   
  在哲學學習班,毛主席談論精神與物質(1)   
  在延安北門外,中央組織部最大的一間平房是個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國貧困地區的小學教室,左右兩端各有一扇門,容納四十多人。長長的木板凳,約有十幾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樁子。平日裡,我們在這裡學文化,每逢星期六,陳雲和李富春組織武競天、王鶴壽、王盛榮、陶鑄一些人也在這裡學哲學。 
  1937年10月,艾思奇來到陝北,延安的城牆上貼了歡迎標語,毛主席在歡迎集會上講話:現在,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我們熱烈歡迎!過去,我們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回可好了! 
  艾思奇來講哲學,外單位的一些首長也來聽課,接待室裡擠滿了人。徐特立、凱豐、趙毅敏等中宣部的人也常來。朱德、周恩來只要在延安,必來聽課,參加討論,他倆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個別一兩次,我看見馬海德、蕭三、蕭軍也來聽課。 
  中午時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飯,常有十多位首長因為路途遠,留中組部吃午飯。這時,陳雲的秘書賈震就來告訴我吃中飯的人數,他手裡捏著一張名單: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個人,要在你這裡吃飯,你拿著這個名單去找管理員,派人來幫忙,你需要什麼東西,讓管理員快去買。吃飯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飯一份素菜一份葷菜。紅燒肉,清燉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來覆去這麼幾樣菜。每次還多做兩三份「工作餐」,預防臨時有人留下吃飯。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陳雲、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飯。 
  有一次中飯後,艾思奇開場白:「我用朱總司令的口頭話語,問問你們這些『背時錘子』,小李做的飯菜好吃吧?聽課有了勁頭吧?可口飯菜吃進肚子裡,物質變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飯,我一看儲存的大米不夠,做手□面吧,沒有盛麵條的大盆,陳雲李富春兩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燒餅。我找周福壽、項子成幫忙,從山下的勝利食堂借來木炭和鐵鐺子。延安的燒餅鐵鐺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鐵蓋,「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氣孔,底部燃木炭,中間才是平平的鐺板,用來烙烤燒餅。和好麵粉,多澆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個大燒餅,全被客人們吃得一乾二淨。 
  李富春問我:「小李,這餅子你在哪裡學的?跟誰學的?」 
  「在勝利食堂。」 
  「我長這麼大,除了吃麵包,還沒有吃過這樣的餅子,好吃,真好吃,以後,你多給我們做這樣的餅。」 
  陳雲在一旁說:「以後少吃米飯,多給我們吃麵。」 
  轉天,有一人來找我:「我們首長在你這吃了烙餅,回去說沒吃夠,讓我來問問你,那個烙餅是怎麼做的。」 
  朱理治找到廚房:「小李啊,以後我來學習,先到你這裡來報道,你要給我做燒餅吃啊!」 
  我說:「那還不簡單!」 
  朱理治追問:「還有複雜的燒餅?」 
  我說:「用牛肉豬肉混合了,作肉餡燒餅……咱們的陳雲部長太窮,沒錢請客讓你們吃肉餡燒餅。」 
  朱理治咂咂嘴:「等革命成功了吧!」 
  以後,陳雲李富春要吃油酥燒餅,我就圖省事了,提前去山下的勝利食堂定做。 
  有時毛主席也來聽艾思奇講哲學,討論時,毛主席很活躍,古今中外、海闊天空地講述一番,常常引人發笑。我擺弄完鍋碗瓢勺,就站在一旁聽他們閒扯。 
  有人問艾思奇:「現在有些外國領袖說東方巨人站起來了,我們現在讓日本人侵略著,既沒有工業,也沒有先進武器,這麼個樣子是不是東方巨人,應該怎樣理解這裡面的哲理?」 
  艾思奇解釋:「美國總統羅斯福特別敬佩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說這是世界人類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經過雪山草地,沒有被百萬敵人消滅,這樣的精神體現了東方巨人站起來了。」 
  艾思奇又說:「印度民眾領袖尼赫魯到中國訪問,感受到中國人愛國抗戰的偉大精神,他就預言,東方巨人站起來了。」 
  大家由此議論了一陣精神和物質。 
  毛主席說:人稱「歐洲最大的軍事強國」法國,坦克不能說少,軍隊裝備防禦工事強於國民黨軍隊幾倍幾十倍。為什麼在德國的進攻下,僅僅四十多天,法國就宣佈投降了呢?法國人和歐洲人喪失了鬥爭精神,貪圖物質享受,討厭戰爭。你討厭戰爭有什麼用呢?戰爭會上門來找你! 
  陳雲很少發言,總是低頭寫筆記。他比較關心「物質」,曾提了一個問題:「我們窯洞裡能不能養雞呀?延安每個單位弄三個四個窯洞養雞,吃雞吃蛋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大家都笑:「陳部長啊,窯洞養雞可稀奇嘍,那還不把雞崽都捂死啦?」   
  在哲學學習班,毛主席談論精神與物質(2)   
  陳雲很認真:「人家國外養雞放在籠子裡。什麼養雞場、養豬場、養牛場、養魚場……亂七八糟的養殖場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們中國要強多了。」 
  大家似乎對辦養殖場不感興趣,話題很快就轉向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爭論起黑氏和費氏誰更加唯物……五花八門的哲學名詞在教室裡滿天飛。 
  來學哲學的人常常見縫插針,吃過中飯,他們走下西山,去中組部大門旁的理髮室理髮。理發員袁仁德,也是四川老鄉,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腦殼,他都擺弄過。「文革」後,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個工業局的黨委書記。在一個城市裡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個遺憾。等我獲知消息,去登門拜訪,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無話可講了。   
  中國婦女的領袖蔡暢   
  在延安的中組部,大家都稱蔡暢是「大姐」。平時,蔡大姐經常來到警勤人員的窯洞裡,冬天,用手摸摸被子,問問冷不冷;夏天問問有沒有蚊子;過年節時,問問吃好了沒有。王鶴壽在一旁說:「蔡大姐真是比你們的親姐姐還要親啊」。 
  中組部的勤雜人員湊在一起,經常又打又鬧,滿地滾成泥猴。蔡暢大姐就走來勸阻:「你們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鬧啦,衣服和鞋褲都搞壞了,多穿兩年不好嘛?現在我們多困難那,弄點棉花和布匹困難那!都是國家的財政支出,你們要愛惜呀!」當時,我們對蔡大姐的話不甚理解,沒過幾天就丟在腦後了。幾個人跑到一塊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見了,也不著急,把我們召在一起,又耐心給我們再講一遍。 
  蔡大姐經常結合黃克功事件,給我們這一幫年輕人講婚姻戀愛觀。她說:「不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凡是沒有結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話,你就要找到她的幾個優點,最低限度要有三個優點。一是覺悟高,有共同奮鬥的理想;二是對女方的道德品質有相當瞭解,待人熱情和氣;三是具備能夠獨立工作,獨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賴別人而生活。這三條同樣是女方對男方的要求。結婚沒有兩相情願,勉強湊合到一起早晚是個問題。等到外界情況變化了,兩人就要今天打,明天罵,後天鬧離婚,如果兩人都是黨員,要給黨帶來不好的影響。可是,片面強調婚姻自由,離婚自由,視婚姻如兒戲,就丟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輩子,沒有了人格,那還有啥意思呀!」 
  「強迫婚姻,買賣婚姻,講求『門當戶對』的婚姻都是舊社會的腐敗現像。女方家裡有勢力,看中一個男人,可以強迫他;有錢有勢的男人更不要說了,搞一個小老婆,嫌不夠,還要搞一個小老婆,糟蹋婦女已是毫無人性了!將來你們進城當了『官老爺』可不能搞這一套封建主義的東西。一個男人要這麼多女人幹嗎?!」 
  蔡大姐在講到婚姻年齡問題時說:「結婚最好不要太早了,你還是一個孩子呢,就有了孩子,不能教育和照顧好後代。在我們今天,社會稍稍進步了一點,不論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後方,還是我們的邊區,婚姻起碼有了一個年齡的範圍,最小也不能小於17歲、18歲。結婚時,男大一些或女大一些,都不成問題,但不要太懸殊了,特別是年紀大的男人,要有一個自量,要講道德,不能是一個在棺材裡,一個在棺材外。若是一個在棺材裡面生活,一個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慘呀!」 
  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陝北公學的一隊學生上山開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開玩笑:「你再不快一點,我就挖到你的腳後跟兒啦!」兩人說著鬧著,一鋤頭揮下來,真得將前面這名男生後腳跟的大筋挖斷了。這名女生為了照顧這名男生,自願嫁給了他。蔡大姐知道後,多次讚揚這名女生。蔡大姐對我們說:「這個女同志有豐富的階級感情,有正確的道德觀。我們革命隊伍中的年輕人,來自五湖四海,更要相親相愛,互相幫助,要有犧牲精神。這個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別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還不成個孤老頭子!」 
  有一次,蔡大姐給我們講了許多話後,沉思了一會兒,用憂慮的目光注視著我們,他緩緩地說:「你們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沒有人告訴呀,不懂啊。將來你們結婚時,同房後,一定不能用涼水洗手洗腳,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兒,這事你們可要記住啊!」 
  蔡大姐很喜歡我,她的侄女蔡妮來了,她就說:「你們倆個小傢伙交個朋友吧。」我就像木頭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樣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暢大姐的話,我是記了一輩子。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歡打麻將和撲克,我的麻將和撲克技術,就是他親手教的。 
  剛剛到陳雲、李富春小灶不久。吃過晚飯,我往延河灘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窯洞前喊:「小李,到哪裡去?」 
  我回頭大聲回答:「到延河邊看石頭去。」 
  李部長招手,我跑回他身邊。李富春問:「你去河邊看什麼石頭?」 
  我說:「沒事幹,跟石頭玩唄。」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來,來,來。」把我拽進他的窯洞「我來教你打麻將。」他很耐心地給我講解麻將的入門知識,我聽的昏頭昏腦,抬起頭來問他:「部長,為什麼要打麻將牌呢?」 
  李富春一臉詫異:「孩子啊,這是一種娛樂呀!」 
  我又問:「什麼叫娛樂呢?」 
  李富春搖了搖頭,盯著我:「這個你也不懂?」 
  我也搖頭:「不懂。」 
  李富春望著窗外,想了一會:「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頭,就是想娛樂娛樂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頭有意思,石頭嘛,它不能變化,麻將牌組合變換,奇妙無窮啊。」 
  李富春興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樂少華和周福壽喊來,陳部長(陳雲)他們白天學哲學,晚上我們學麻將。」 
  李富春對我們幾個人講:「將來我們的國家一定會全部解放。到那時,不知你我各到哪裡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裡工作。你們都是某一個部門的領導,人家不像現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稱你『李先生』,『李局長』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說,李局長,三缺一,來打麻將。你不會,這怎麼講。那就不像今天我們的延安,你不會就不會,沒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說你是『土包子』一個,你也就丟了一些領導的威信,也失去了聯繫群眾,瞭解情況的一個場合。」 
  聽李富春這麼一番話,學打麻將事關重大,心也平靜了。樂少華捏起一張「紅中」問:「李部長,這塊紅字『中』,是不是『紅色中華』的意義?」 
  李富春忙說:「哪裡哪裡,麻將可沒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間風俗……『紅髮白』可成一副牌,稱『小喜』,三張一色的『紅』『發』『白』稱『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見面常常祝賀,『大喜大喜』。金銀財寶,如意發財這種社會風尚,體現在麻將裡了。」 
  李富春著重講了「東西南北」風牌的幾種作用。他講順風牌,我記得很清楚:摸到三張風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後再摸到風牌,就可一從「牌尾」再摸一張牌,就像「槓牌」一樣,稱之順風。 
  樂少華問:「李部長,這順風有什麼講究嗎?」 
  李富春解釋:「有哇。老百姓出門送客,常常說『一路順風』嘛。為什麼要順風呢?因為你抓的風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廢牌,不太公平了,廢牌多了,讓他們起一點積極作用,給你一個『順風』,增加一點成功的機會,這也是辨證法嘛。」 
  中組部的撲克牌是手工繪製的,捏在手裡軟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對玩撲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說:「小李,該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說:「怎麼叫也不能打滿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個「心」型:「你有沒有這個(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興奮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鶴壽在一旁抗議:「哎,哎,你們哥倆兒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說:「得啦!也允許你們明打,公平合理。」 
  結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創造了一個記錄。 
  每逢週末,我們經常搓半宿麻將,李富春關照我:「明天我們吃兩餐飯,給國家節約一點,也讓你睡個懶覺。」 
  我睡了懶覺再去通知陳云:「陳部長,李部長說了,今天吃兩餐飯。」 
  陳雲說一句:「你們打牌,讓我餓肚子,不太公平吧。」 
  後來,李富春見我們迷上了麻將,又說,古往今來,麻將比不了圍棋的水平,但比圍棋更大眾化,更具娛樂性,因而,也被用來賭博。如果整天耍麻將牌,忘了國家大事,丟了自己的事業,不盡家庭的責任,麻將就成了禍害。你們將來有權有勢了,可要記住我的話,麻將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學習班裡掃盲   
  到了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個月。武競天安排我去學習文化。 
  文化學習班設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學員,年齡最小的約十五六歲,年長者約五十多歲。一男一女兩位老師輪流授課。每日老師手持一張《新華日報》,朗讀一段報紙上的文章,從中選出生字生詞,寫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豎一橫,講解寫字的筆順,分析偏旁部首。同學之間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人抱怨聽不懂,有人說太淺顯了。沒有學習用品,全憑腦子死記硬背。 
  星期天,我回楊家嶺,李富春遠遠地打招呼:「小李來啦!找人打撲克?還是找人打麻將?」 
  我說:「我出來還沒有要糧票呢。」 
  「得啦,打完麻將,跟我們一起吃飯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暢大姐問我:「小李,學習文化有什麼困難沒有?」 
  我說:「有一點困難。沒有筆,沒有紙。」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進窯洞,給我找了二十幾支鉛筆,三個硬皮筆記本。蔡暢翻了翻筆記本,把幾頁有字跡的紙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鬍鬚的雙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條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說:「為什麼要把這邊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鉛筆時,把鉛筆架在桌角,不要懸空削,那樣容易削破手指頭。」 
  同學們見到我帶來的鉛筆和本子,一擁而上,不由分說,把鉛筆截成兩段,筆記本撕成紙頁,沒有筆和紙的同學瓜分了。 
  老師給我們講解怎樣寫書信,特別強調不能用紅鉛筆、紅墨水給朋友寫信,紅字的書信或簽名表示絕交!半個月後,我們開始學習中國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師在黑板上畫一幅中國地圖,講解中國各省概況,省會和簡稱,穿插一些名勝古跡,歷史人物。世界地理先從亞洲講起,中國近鄰各國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學習班授課的老師在介紹日本國的情況時曾經講:「日本人宣傳『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這是他們為侵略中國尋找根據,我們遇見了日本人要做他們的工作,反對他們的這種無理的觀念。」 
  「日本這個國家地域狹小、資源貧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佔據亞洲大陸,使整個日本民族有一個發展的地方;只有佔領亞洲大陸,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日本民族利益的這麼一種概念已深入人心。你們看日本人多麼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 
  有學員提問,老師,德國是不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 
  「按列寧的理論,德國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必然要發動戰爭。德國人講『日耳曼人種優越』也是一種侵略理論,也是反映德國文化的優越。我比你強,我就強迫你,不但要掠奪資源,還要改造整個歐洲的人種和文化……」 
  老師講蘇聯周邊國家的立陶宛、愛沙尼亞……1949年之後,我才知道這些國家併入蘇聯版圖,心裡想這不是侵略吞併嗎,可是不敢說出來。 
  老師針對一些人的厭學情緒,多次鼓動學員的學習積極性:「黨中央領導考慮的深遠啊,我們國家遲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國要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要派駐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現在組織上就考慮提前培養一批懂外交的人員,將來去外國工作。」     
  第六章 楊家嶺上的中共中央宣傳部   
  擔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員   
  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如果日本和德國相互勾結,向蘇聯發動進攻,東西兩面受敵的蘇聯將面臨殘酷的戰爭。中共中央估計,蔣介石可能乘機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國民黨加緊封鎖包圍陝甘寧邊區,邊區周圍集中了四十五萬軍隊,準備隨時進攻延安。延安不得不採取防範措施:建立陝甘寧和晉西北地區的聯防司令部;訓練民兵和自衛軍;疏散邊區各機關的人員。中組部派人通知我,暫時停止學習,去楊家嶺中宣部當行政管理員。 
  我到中宣部與孟管理員辦理交接手續,老孟是一名火車司機,他離開延安去了張家口。整個延安充滿了戰備氣氛,中宣部各部門的同志抱來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凱豐的警衛員李滿千手持木棍,反覆攪拌,把紙張搗成紙漿,再攥成一隻隻大紙球,擺放在窯洞的窗台上晾乾曬,曬乾的紙球又送回造紙廠。 
  我和吳永忠、黃愛民三個人住一孔窯洞,隔壁兩間窯洞是圖書館,書架上一排排地擺滿書籍。圖書館的側面一排窯洞住董純才、柯柏年、黃華,他們幾個人都吃中灶。後來,楊家嶺的窯洞緊張,我和圖書管理員吳永忠就睡在圖書館裡。吳永忠順手抽出一冊圖書,說:「這是整個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寶貝……」 
  中宣部秘書黃愛民,三十多歲,長相有劉錫五的模樣。他交給我一份中宣部人員名冊和一本銀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黃愛民有大知識分子的派頭,不愛理睬下面的勤務員、馬伕和警衛。聽別人說,他帶著老婆到了陝北,老婆卻跟他離婚了,又跟別人結婚了,所以情緒不高。1949年以後,我堅持訂閱《人民日報》,一直留意黃愛民的消息,可是他無聲無息,從來沒有在報紙上露面。 
  黃愛民整日坐在窯洞裡抄抄寫寫,凱豐、徐老他們都來找他,討論個問題,寫個材料什麼的。黃愛民的腳面特別高,穿不進供給的布鞋。他跟我說,小時候,家裡管教嚴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寫字,腳丫子變形了。 
  中宣部一個月的辦公經費九千元邊幣,我去新市場人民銀行取了錢,比較幾家商店物品質量和價錢,買下捲煙、稿紙、筆記本、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購買紙煙用去大部分開支。黃愛民負責記帳,我把購貨發票粘貼好,鎖進抽屜。 
  中宣部實行共產主義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紙煙者配給捲煙,不吸煙者沒有捲煙。凱豐煙癮很大,每月發給他三條紙煙,陶希晉、董純才等人每月一條紙煙。 
  有一次在邊區銀行取款,銀行出納看錯了紙幣的面值,多給很多錢。我回到中宣部才發現,又跑回新市場,把錢退還給銀行。以後,我個人的幾十元錢存入邊區銀行,銀行對我特殊照顧,專門約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計算。 
  中宣部的行政經費,每月需報送一個預算計劃。月初陶希晉、黃愛民和我三個人湊在一起,商議中宣部的各項開支,買紙煙需要多少錢,買筆記本需要多少錢,買稿紙需要多少錢,買笤帚……我用鉛筆頭一一記下。如果預算超標,需要申請追加經費,本來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兩千元,不會搞「大高帽子」。 
  陶希晉指點我:「如果柯柏年、黃華他們找你要筆記本,你必須讓他們把舊本子拿出來,你一頁一頁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寫滿了字,如果沒有用完,讓他們先用,這樣壓他們一日兩日,一月兩月的,本來一年要用五個本子,可能四個本子就夠用了。」 
  我在月初把預算計劃交給辦公廳的行政處,每月十日之前,行政處就通知我:你們中宣部的那個預算送到銀行,銀行答應給錢,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辦公廳行政處長張子良召集楊家嶺各機關的管理員,開一次碰頭會,老老少少十幾個人吵吵嚷嚷地向張子良抱怨經費不夠用,要求從行政處領一些筆墨紙張。這時,張子良就表揚我:「你們各個單位,凡是經費不夠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員學習,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東西。」 
  我的一攤工作很簡單,保證筆墨紙張和香煙的供應就行,閒散無事四處聊天玩耍。黃華對我說:「李管理員,你真閒逸,我每天教你一個英語字,將來一定會有大用處。」 
  我說:「中國字還沒學好呢,還學外國字。算了吧!」 
  黃華說:「你呀,將來甭後悔!」 
  我說:「有啥後悔的,有衣穿有飯吃,還要費那些腦筋幹啥。」 
  延安交際處的管理員俄語相當好,他說:「我教你學習俄語吧,將來到了東北,遇見蘇聯的大姑娘、小媳婦,跟她們說幾句話,不要讓她們小瞧咱們是『老土』。」我跟他學了幾句「列巴,哈老少。」   
  跟隨徐特立老人開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長沙師範讀書的老師。他43歲時赴法勤工儉學,曾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是參加長征的最年長者。1941年,徐特立60歲,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延安軍民尊稱他為徐老。 
  1942年初春,中宣部除病號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帶領下,開荒種土豆和谷子。楊家嶺的中組部、中宣部、辦公廳、婦聯、警衛連、保衛部都在楊家嶺左右的山上開荒,中宣部種土豆的地方是楊家嶺後山,山上有一座學校,二十幾間窯洞,住了一群文人。這個學校馱水的毛驢天天穿過楊家嶺山溝,去延河取水。我們開荒時,喝的開水就是由他們供應。學校管理員名叫劉山,日本投降後,我和劉山又在承德相遇。 
  開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頭,頂著星星上山,迎著月亮回營。我們幾個年輕人勸徐老:「徐老,您這麼大年紀也來開荒!快回去吧,我們一人多刨一钁頭,就把您那份兒捎出來了。」 
  徐老不願意:「開玩笑喲,毛主席那麼多的事情還去開荒,我怎麼不能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來來來,和你們小伙子賽一賽。」 
  大家站成一條散兵線的架勢,一字排開,每人挖六钁頭寬的一條荒坡地,從山腳向山頂推進。徐老緊挨著我,他說:「小李,我們倆比賽呀,看誰挖得好,挖得塊,挖得多!」一聲吶喊,同志們奮臂揮鋤,暗暗使勁,都要爭第一。徐老揮動著钁頭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邊擠過去兩钁頭,徐老發現了,喊了起來:「你不要侵佔我的根據地!」我不理他,一個勁地向前挖。到了山頂,回頭看徐老還沒挖到半山腰兒,我返回身來接應徐老。中宣部當時只有我和徐老的警衛員小秦等幾個年輕人,其餘像陶希晉、董純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歲了。 
  我替徐老扛著钁頭,一起走上山頂。大家都坐在地上,喝著食堂送來的開水。徐老說:「老頭兒是不行了,還是小伙子們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過水碗遞給我說:「讓小李先喝,這小伙子真能幹,我挖一鋤,鋤頭就舉不起來,落地也沒勁了!」徐老總是管钁頭叫做鋤頭。 
  吃中午飯時,楊家嶺食堂送來兩擔饅頭,一擔綠豆二米粥,一擔碗筷和鹹蘿蔔。食堂管理員說:「今天的饅頭管夠!」 
  徐老端著飯碗湊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幹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饅頭!」 
  我說:「甭看,要不嚇你一跳!」。我喝了兩碗二米粥,吃了一個鹹蘿蔔和十二個饅頭,還把徐老掰下的半個饅頭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睛,吃驚地直搖頭:「小李不得了哇,毛主席都讓你給吃窮了!你這一頓飯,我得吃半個月!」 
  荒地用橛頭翻了一遍,黃土鬆軟。我拖著一柄鋤頭,當作鏵犁,一步一步拉出一條條壟溝。徐老、陶希晉、柯柏年、黃華等人,用手扒個土窩窩,種下土豆芽苗。我獨自坐到陡坡邊喘氣,手掌撐向黃土地,按倒一棵小草,原來是一株甘草。我扒開甘草周圍的黃土,露出一條粗粗的根莖,好傢伙!真粗!像小娃兒的胳膊一樣。甘草貼著土崖向下扎去。我用鋤劈剝土崖的黃土,循著甘草一節一節地向下刨,黃土似流水嘩嘩地飛落。刨到土崖下面,該挖掘甘草根莖四周的黃土了,太費力氣,乾脆砍斷它!我把三丈多長的甘草盤繞成一盤,斜套肩頭,踏著崖壁上的腳窩,攀上崖頂。中宣部的幾個文人七嘴八舌批評我: 
  「小李呀,以後可不能這樣搞了,水土流失啊!」 
  「你看這段黃土都垮下去了,耕地又減少了一段!」 
  「這些黃土都要流到延河裡,流到黃河裡……」 
  我把肩上的甘草往地上一丟,擰著脖子,不理睬他們。滿山的土,遍地的河,哼!水土流失,流個鬼喲,瞎咋呼個啥子嘛!大家議論了一陣子,見我不吭聲,又去種土豆了。 
  我把甘草晾乾後,送到新市場藥鋪,問他們收購不收購。藥鋪掌櫃說,本來我們藥店不收甘草,你這根又粗又長,收下吧。給了我塊八角的邊幣。   
  我被選為開荒模範   
  大生產運動中,黨要求每個人種20棵西紅柿。一天,徐老獨自一人在山坡上用橛頭挖坑,見我走來,就喊:「咳,小李,有空嗎?」 
  我說:「立時就有空。」 
  「茅房弄大糞你敢不敢呀?」 
  「有什麼不敢弄!弄大糞幹啥?」 
  「給我弄一擔來,種西紅柿。」 
  我掏了兩桶糞水挑了來。正巧凱豐有事喊我,就把糞桶放下走開了。等我回來,徐老已經把糞水倒在土坑裡,種上了西紅柿苗苗。過了些天,徐老栽的西紅柿秧總是蔫蔫的,他常常皺著眉頭,圍著這些秧苗轉悠。我勸他說是肥上得太多了,他就又在坑邊上補種了西紅柿秧苗,果然一棵棵長得黑綠,徐老笑得眼睛瞇成了一條線。 
  西紅柿快開花時,我看見徐老用鋤頭挖他那寶貝似的西紅柿秧子,就問他:「徐老,你幹嘛?」 
  「我把它們挪一挪。」 
  我說:「那可挪不得!等秧子緩過來,花也開不了了。」 
  徐老說:「你知道嗎?蘇聯有個米丘林,移植果木……把蘋果樹移到以前不長蘋果的地方,讓它們適應環境,結果長出蘋果來啦!」 
  我說:「那可是果樹呀。」 
  徐老說:「我們做個試驗,挪十兜試一試。」我心想,等秋後看你的熱鬧吧。但還是幫他把十棵西紅柿換了個地方。秋後,挪過窩的秧子沒結出一個西紅柿。 
  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喲!要不是碰見你,我就都挪動了……蘇聯人的經驗也不是隨便學得喲!」那些沒挪的秧子結滿了西紅柿。奇怪的是,每棵秧兒上長著三種顏色的西紅柿,有黃色、紫色和鮮紅色的。 
  1943年初,一天,中央宣傳部全體同志都到趙毅敏、董純才窯洞前的院子裡開個「小會」。陶希晉似乎是「主持」,他說:「我們這幾年開荒成績不小,解決了中央財政困難,對國家,對抗戰都有很大益處。中央獎勵我們宣傳部一條毛毯,我們要選出一個開荒模範,把毛毯獎勵給他。」 
  邊區毛紡廠生產的毯子,真材實料,厚重的像薄棉被。黃色的毛毯在大家手中傳看,博得眾人讚歎。 
  中宣部三十多個人,七嘴八舌地議論一番,目標集中到徐特立老人的警衛員小秦和我的身上。徐老看到我和小秦難分高低,就表態了:「我們種的小米,煮的粥是真香啊!自己的勞動果實嘛……小李是又能吃,又能幹,開荒種地,他一個人頂我們兩個人,評他當模範我不反對。」 
  陶希晉提議舉手表決。他踮起腳跟,一五一十的數票。結果,我比小秦的票數多。徐老微笑著衝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去,從徐老手中接過毛毯,向徐老鞠躬,大家拍了一下手掌,各自散去。 
  和徐老在一起,感到比父親還要親切的關懷和愛護。他時常向我們問寒問暖,幫助解決各種各樣的困難。1985年我聽徐乾同志講,解放後,徐老每年都要給他的警衛員小秦寄幾次錢,每次數百元。小秦在桂林工作,家裡小孩子多,徐老盡力幫助他解決生活困難。   
  毛主席猜測中國圍棋的起源(1)   
  楊家嶺上的「體育明星」是王盛榮,他在蘇聯留學時學會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帶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將王盛榮飛快的從人群裡穿過。王盛榮說:「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夠連成一片,我可以用一個小時從延安滑到延長。」延安到延長有一百六十多華里,大家不信,說他吹牛。可惜王盛榮到東北住進齊齊哈爾市小洋樓,樓下警衛員擦槍走了火,子彈穿過地板打斷了他的大腿。1949年以後,他定居武漢,也無冰可滑。 
  陳雲不喜喧鬧,幽默少言。中組部的同志在球場打排球。王鶴壽、劉子載、王盛榮幾個中層幹部都穿著一雙雪白的球鞋,跑來跳去的十分惹人注目。我聽李富春講,陳嘉庚[1]是愛國華僑,到延安參觀訪問後,給我們八路軍捐了幾萬雙球鞋。鞋子都發給部隊了,延安留下的幾雙就給了像王盛榮這樣的「老革命」,連陳部長和我都輪不上穿。 
  排球開局,王盛榮連續把排球打出界外,陳雲在一旁評論:「你太悲觀了,淨想自殺了!」大家聞言,哄笑不止。 
  中宣部的幾位年輕女同志常常邀我跟她們去跳舞。 
  「小李,來,我教你跳舞。」 
  「跳舞有啥用呢?」 
  「跳舞能鍛煉身體,還能搞『外交』。」 我知道「搞外交」意指談戀愛。 
  我說:「嗨!跳啥舞呀,捏個『小豬爪』也不能啃一口!」 
  她們聽我解釋說『小豬爪』是女人的小手,差一點笑破了肚皮。 
  延安的娛樂方式五花八門,原始的與現代的相互交融。戰士們在黃土地上畫個田字格,擺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中宣部的娛樂稍稍高級,我們用黃泥捏出一個個疙瘩,曬乾後塗上黑、白、紅的顏色,製成跳棋,玩一次跳棋,手掌就染上花花綠綠的顏色。象棋也用黃泥刻制,或用硬紙片剪成。更高級的就是王鶴壽與毛主席下圍棋,張聞天陳雲他們下國際象棋。 
  有一天,大家說起象棋和圍棋的發明,都不知道圍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長篇大論,滔滔地講起來:圍棋這個東西,一定是我們老祖宗認識到土地的重要以後,你搬一些黑石頭圍上自己的地盤,他搬一些白石頭圍上自己的地盤,開始了爭奪私有財產,後來就變化成了圍棋。你看活棋的兩隻眼,就是兩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許多話,我聽不懂,也記不住,只記住了他評論,現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殺人放火,搶奪財物,太野蠻。 
  中宣部裡的文人絕少玩球打鬧,像凱豐、陶希晉、柯柏年、黃華、黃愛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窯洞裡讀書寫字。 
  楊家嶺上的人們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勝的信念,就像親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無顧忌。楊家嶺上有一個女幹部趙蘭,像蔡暢大姐那樣「扯」。她張揚著要當媒人,給王鶴壽說個老婆。她說那個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實是實誠,窩落的眼睛好洋氣,一身黑嗶嘰有錢財,小腳走路腰身搖動有風度。王鶴壽看看趙蘭一臉壞笑,想了想說:「好你個趙蘭,弄個老母豬給我啊!」。 
  李富春喜歡聽收音機,是楊家嶺是消息靈通人士。遇到無線電信號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腳拍桌子。收音機的乾電池沒電了,就要放些鹽粒,灌點兒開水。蘇德戰爭爆發的哪天早晨,李富春發佈消息: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聽蘇聯廣播聽出來的。大家議論,德國背信棄義,豬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級的娛樂就是看「魯藝」的戲劇。有一回我正看戲,有人輕輕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讓一下,讓這個年紀大的負責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擠了一擠,露出一段板凳。來人從後面跨過凳子,一屁股坐下來,像傾倒了一座山。這是誰呀?扭頭一看,原來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與我緊緊擠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鮮的事兒,楊家嶺的年輕人一窩蜂地跑去看熱鬧。聽說新市場的人民銀行舉辦展覽會,我和陳鑫良、周福壽……走下楊家嶺奔新市場而去。延河邊有一位年輕的女人坐在石頭上洗衣服。陳鑫良與她招呼:「崔老師……」 
  陳鑫良在路上說:「她每天給我們幾個人講一個鐘頭的課,教我們識字……這個崔老師把毛主席講的那些字都給我們教了。她說,現在毛主席提倡中國字要改革、要簡化……今後常用字只講一種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簡化,不要講了。」 
  人民銀行的展覽很簡陋,窯洞裡的櫃檯後面,一張桌子上擺滿了金條銀錠和各種鈔票。最大的一根金條長一米多,碗口粗細。 
  在延安最高級的娛樂就是看「魯藝」的戲劇。 
  「魯藝」劇團來演京劇,禮堂裡早早地坐滿觀眾。禮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樁,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樁上釘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著座位號碼,這就是觀眾席。我和幾個警勤人員來晚了,一進禮堂,就聽見葉子龍站在戲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給首長們留著,首長不來,同志們再坐。」我和幾個警衛員看後面沒有空位,擠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葉子龍走來轟趕,大家嬉皮笑臉的賴著不走,他也沒有辦法。快開演時,毛主席,周副主席,陳雲,李富春,蔡大姐,吳老,徐老都來了,大家擠在一起看戲。   
  毛主席猜測中國圍棋的起源(2)   
  鑼鼓響起,大幕拉開,只見花臉上台來,黑臉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時評論一句:「這個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們將軍許世友一樣。」 
  戲演到一半兒,傅連暲來了,東張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連暲同志,你到我這裡來。」傅醫生還要推讓,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稱讚說:「這是個好小伙子,即有眼識,又有理解啊!」 
  魯藝京劇團過一兩個月才來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歡看戲,他是每場必到,看到精彩之處,和大家一起叫好,高舉雙手鼓掌。我回回演戲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門道。 
  1942年5月,毛主席專門就文藝工作講了幾次話,從此,延安的文化活動更加活躍,文藝工作者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實際的節目。以大生產運動為題材的《兄妹開荒》,我看得很帶勁。過春節時,王昆領頭扭著秧歌來棗園拜年,首長們都走出窯洞來觀看。王昆邊扭邊唱:「哥哥你好難呀,昨天晚上區長開了會,講了一二三呀,你是一點兒也沒做呀……」她的歌聲感人,舞姿優美,許多年輕人看得如癡如狂,跟著秧歌隊從棗園跑到候家溝,又跟著去楊家嶺…… 
  每逢棗園有演出,葉子龍常常讓我給後台演員送開水,送炒花生。我聽演員之間互相說:「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夠好呢!」幾十年後,我誤記這個女演員是郭蘭英。   
  凱豐離婚鬧出流血事件   
  凱豐是中共歷史的風雲人物,在楊家嶺時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凱豐的妻子姓廖,長得高大健壯,在黨校一部學習。星期天,她帶著勤務員和警衛員回楊家嶺一次,楊家嶺的「小鬼」私下稱她「穆桂英」。由於分居兩處,夫妻倆接觸的時間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員王茜在凱豐身邊工作,欽佩凱豐的革命資歷和學識,兩人多有共同語言和興趣習慣,日久生情。 
  王茜個子矮身體胖,像武則天時代的人,細眉長眼,戴一副金屬框架眼鏡,文靜高雅。王茜曾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聽大家傳說她做過國民黨政府的顧問。我按中宣部幹部名單稱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說:「明明草字頭下一個「西」字,怎麼叫念『茜』呢?」 
  她對我寬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隨你吧,授給你專利權,別人可不能這麼叫。」 
  以後,我一直稱她「王西」,成了習慣。1943年在棗園,葉子龍聽見我喊她「王西」,很是驚奇,問明緣由,就說:「小李有『專利權』,我們就無可奈何了!」 
  凱豐與妻子激烈的爭吵愈來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見「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氣沖沖地走上楊家嶺,她推開凱豐的窯洞木門,王茜和凱豐兩人正在窯洞裡。 
  凱豐問:「你幹啥來了?!」 
  「來殺你的!把你們倆都殺了!」說著,她揮刀刺向王茜。凱豐瘦弱,也沒有搏鬥經驗,他挺身護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來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凱豐的手掌被割開一條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刻流出。我從身後抱住「穆桂英」的雙臂,使她不得動彈,又大聲呼喊。隔壁窯洞的趙毅敏等人跑來,眾人推搡著把「穆桂英」請出窯洞。凱豐愣愣地看著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說:「部長,快用手使勁攥住傷口,別讓血再流了!」 
  凱豐和王茜在楊家嶺結婚,無人祝賀,王茜悄悄搬進凱豐的窯洞。1943年我到棗園時,王茜已生一個男孩。 
  在延安整風時,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國民黨的「雙料特務」,因此拖上一條「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舊賬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楊家嶺整風之初   
  在整風運動之前,住在我隔壁窯洞的一對年輕夫婦三天兩頭吵架,時間一長,我們聽出了門道。丈夫在香港與黨組織失去聯絡,妻子不滿意丈夫的解釋,為此事,兩人喋喋不休地爭吵。後來,我們都能背下來他們爭吵的對話。妻子說:「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組織關係,我只好在廣州傻等著。我問廣州的黨組織,組織上說,沒有香港的通信聯繫,也沒有聯絡員來接頭,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問你,你在香港那麼幾個月為什麼不跟我聯繫,也不到廣州來找我?」 
  丈夫辯解:「香港的黨組織通知我不要活動,敵人已經注意我了,國民黨特務在香港的每個旅店,每個飯店,每個交通要道都設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隱蔽了四個多月,黨組織才派人把我轉移到了澳門,澳門的組織又護送我坐船到了廣州,要不是組織上採取這個措施,我還不知道呆多長時間呢。」 
  夫妻打架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套話,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懷疑,大家悄悄地議論:是不是這兩個人都丟掉了組織關係?是真的隱蔽起來了,還是讓敵人抓住又放了出來? 
  中宣部的黨支部為此開了兩次秘密的支部擴大會,徐老、陶希晉、趙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幾個人,躲在窯洞裡議論,做出兩點決定:一是正式通知他們兩個人去找自己的組織關係證明人;二是通過中組部向香港和廣州的黨組織發電報,查詢這兩個人的組織關係。在延安整風之前,有關材料傳到了延安,證明他們夫妻倆兒沒有什麼問題,兩人也不再為此打架了。此後的整風,他們也沒有受到懷疑。事後看來支部大會的兩個決定救了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機關學校全面展開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 
  毛主席在中央大禮堂講話:「整風運動真正目的是端正黨風、文風,將我們的黨風、文風提高一步。」 
  「現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馬列主義的水平卻不高……寫文章一寫就多少千字,多少萬字,甚至幾十萬字!這怎麼行呢?如果給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認為重要,要給我看,哪有這個時間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過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問題沖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麼,要幹什麼。」 
  整風之初,也有一番轟轟烈烈,風雲人物當屬王實味。王實味出現了一個理解性錯誤,或對形勢估計錯誤。他書生氣,沒有搞明白全黨整風,而不是給黨整風。 
  王實味對延安的一些現象多加指責,評說幹部待遇上的差別;把戰爭環境極端困難情況下發生的事情,說成「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整黨風整到幹部等級待遇上,偏離了整風方向。 
  王實味絕對平均主義的主張,在戰爭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紀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實際的、偏激的觀點注定要失敗。戰爭年代,物質匱乏,為了保證黨的中高級幹部的必須的身體健康,不得不採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給制度。讓徐老、林老這樣的老人和二十幾歲的青年學生一樣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說不過去,而且難以健康長壽。王實味的一些主張,博得學校裡的青年學生的贊同,像我一樣的中央機關勤雜人員都反對。   
  審查幹部、清洗壞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楊家嶺召開會議。毛主席在會議上發言指出:整風既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過去我們招軍、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於識別。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部和中央黨校都發現了許多特務。現在我們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在延安,年內要完成審查幹部、洗清壞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為主,一邊工作,一邊審干。 
  毛主席的這次講話後,延安整風轉入審干反特階段。延安的「敵情」驟然緊張,陳雲、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窯洞前新增設了雙崗。 
  楊家嶺每天上午維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組部、中宣部、中央辦公廳全體幹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禮堂,熱火朝天地互相揭發,清查特務,常常晚飯也不吃,通宵達旦的清查特務!除了領導整風學習的總學委們,幾乎人人過關。曾在白區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幹部更是審查重點,像武競天、陶希晉、陶鑄、柯慶施這樣的中層幹部也不能倖免。 
  我沒有文化學歷,歷史清白,審干審不到我的頭上,整個楊家嶺的幹部就數我吃得飽,睡得香,既不考慮如何去整人,也不擔心被人整,悠閒自得。整風審干的領導人之一鄧潔在大會上宣佈:「從今天起,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楊家嶺的大門,誰有什麼事情要辦,去找李耀宇同志,讓他替你們去外面辦去,大家盡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風,清查特務。」 
  陶希晉很擔心:「哎呀,要有了什麼事情,誰能曉得?!」 
  凱豐有病,從不參加整風。毛主席十天半月,偶爾參加整風,他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在整風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風會時,一講就是一二個小時:「同志們,有什麼問題就交待什麼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康生主持整風會時,一雙眼睛在玻璃鏡片後面閃閃發亮。 
  柯慶施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整風期間,有人在中央大禮堂的牆壁上寫「柯慶施是特務」。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寫標語的人,反而組織力量「搶救」柯慶施。柯慶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殺了。 
  康生問柯慶施:「××年×月,有半年的時間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柯慶施說:「我想不起來了!」 
  康生又問:「上海地下黨組織受到極大破壞,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柯慶施辯解:「我就在上海呀,隱蔽在我的『關係』家裡。」 
  有人追問:「你隱蔽在誰家,向大家說清楚!」 
  柯慶施說:「這不好說吧!」 
  陳伯達在整風大會上也很活躍,他帶領幾個人不依不饒,圍在柯慶施身邊又喊又叫,逼柯慶施講清楚。 
  柯慶施不理睬圍攻他的人,仰臉望著大廳的頂棚,一言不發。 
  康生見狀大怒,揮舞拳頭:「柯慶施,你!有問必答!」 
  眾人隨聲附和:「有問必答!」 
  「有問必答!」 
  …… 
  鄧潔的夫人曾經失落過組織關係,由此受到懷疑,她被逼無奈,跳井自殺。 
  武競天的夫人很和氣,在鳳凰山的時候,她就經常幫助我拆洗被褥。整風會上她反覆被盤問「是組織讓你去的?還是你自己主動去的?」徹夜忍受「車輪戰」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員去水井挑水,發現井水裡漂著一個人,撈出屍體後大家辨認出死者是武競天的愛人。她受審數日,終於熬不住,跳進楊家嶺的水井自殺了。 
  楊家嶺上幾個女人投井自殺後,鄧潔讓我僱傭個木匠,在水井口上裝了一個木蓋子,加了一把鐵鎖。   
  整風中的康生   
  延安的審干,對每個嫌疑分子或特務分子,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系統,供出許多特務關係,然後才相信為徹底坦白。 
  中組部一對夫妻,兩口兒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負責上海廣州香港之間的地下交通,護送了許多黨內重要幹部。 
  康生在中央大禮堂裡訊問他倆:「1936年、37年兩年中,許多人暴露了,黨組織馬上換了人。也有許多同志被敵人抓住了,為什麼你們兩口子,一沒有被敵人逮捕,二沒有被組織替換?這是為什麼?」 
  夫妻倆辯解:「黨組織不更換我倆的工作,我們怎麼辦呢?敵人不來抓我們,我們也沒辦法呀!」 
  康生不依不饒:「你們一定知道這個秘密,你們反過來還要責問組織?不要太囂張了!」康生組織一群人實行圍攻,將夫妻倆隔離審問,只准妻子回家。數月後的一天,丈夫突然回來了,當天夜裡,夫妻倆抱頭痛哭,商定一同自殺。他們在窯洞門框上繫上麻繩,一人登上一隻木凳,妻子腳下的木凳翻倒,麻繩勒進脖頸,人吊死了。丈夫的腦袋套進繩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經過他們居住的窯洞,看見窯洞門框下吊著一個女人,站著一個男人,大驚:「李同志,你們這是幹啥?」那男人目光呆滯,神情恍惚。 
  附近窯洞的同志聽見我的呼喊,都跑了出來,把他們夫妻倆放了下來,有人說:「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問:「你為什麼不死?」「你怎麼沒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條啊,我沒有做對不起黨的事,真的總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們都死了,以後黨還要還我清白,給黨增添許多麻煩。」他雙眼直勾勾的望著死去的妻子,欲哭無淚。 
  這時,社會部來了幾個人,把李同志帶走了。 
  中組部秘書長武競天的忠誠也受到懷疑,運動積極分子反覆盤問他:「你參加山西犧盟會,究竟是誰派你去的?」 
  武競天說:「是組織叫我去的唄。」 
  「你在山西犧盟會究竟幹什麼?」 
  「我在犧盟會幹啥,組織都知道!」 
  「出現×××的問題,你知道不知道?」 
  武競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這天天黑前,我從中央大禮堂出來去大灶吃飯,經過趙毅敏那一排窯洞時,平日無人居住的破窯洞的門前,有兩名戰士持槍站崗。此事奇怪,我走進窯洞看個究竟。武競天被幾道麻繩緊緊地捆綁在門板上,丟在窯洞的地上。武競天睜開眼睛,懇求說:「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窯洞,正巧碰見徐特立老人,我報告:「徐老,今天怎麼把武秘書長整個用繩子捆綁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問:「武秘書長被綁在哪裡呢?」 
  我說:「在趙毅敏和我們住的那一排窯洞。」 
  徐老沉吟半晌:「這個……小李,你走吧,讓我去辦吧!」 
  我吃完晚飯,又去那孔破窯洞,哨兵和武競天都離去了。 
  延安整風時,雖說康生是「總學委」負責人,但在整風會上仍然受到白區來的同志的詰問:「康生同志請你回答,為什麼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時找不到你?你跑到哪裡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說不清楚,此事最後不了了之。當時,中央機關的許多中層幹部對康生在整風中的一些做法意見很大。陶希晉就說康生是「閻王爺貼告示——鬼話連天」。我覺得這話好笑,記住了。     
  第七章 延安的釣魚台--棗園   
  奉命去棗園做廚師   
  如果說延安的楊家嶺相當今天的中南海,當年的棗園就是現在北京的釣魚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晉來找我:「陳雲同志病了,夜晚睡不著,白天也不睡。飯菜也不對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給他做飯,你說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裡想,「黃祖炎首長講的一點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會有首長想念,還要叫到身邊來工作。」 
  我把管理員這攤工作交給黃愛民,也不參加整風運動了,背著行李卷,從楊家嶺走到棗園,開始第二次給陳雲一家做飯,同時也給凱豐、王茜和新四軍衛生部長做飯。 
  在棗園,我和葉子龍成了朋友。葉子龍與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聰明。他要是忙碌起來,躲在窯洞裡寫文件,三天五天見不到一次面。他也常常與我們湊在一起,海闊天空擺「龍門陣」。 
  我跟他開玩笑:「老葉,把你那個字改一改吧!」 
  「改什麼字?」 
  「把『葉』字換成『趙』字,叫趙子龍算了。」 
  葉子龍說:「現在可不是那個時代了。」 
  我問:「那是啥個時代呢?」 
  葉子龍說:「封建時代呀!要是那個時代,給我改個名字也行,皇帝下詔書,誰敢不改呀!」 
  在棗園,大家除了聊天自樂,還可以在高台之上,望著土坎下面,毛主席、江青和阿洛夫三人在小院裡跳舞。 
  幾乎每日後半晌,阿洛夫騎馬來棗園找江青跳舞,江青陪阿洛夫跳一曲,再陪毛主席跳一曲。葉子龍的小媳婦整天躲在窯洞裡,從不出來跳舞。江青比在楊家嶺時活潑多了,一些小事也出來張羅張羅。 
  棗園一見阿洛夫、西洛夫,原來是1940年在勝利食堂吃飯的那兩位外國人嘛。兩個「洛夫」來勝利食堂準是要三盤炸土豆片,三份牛排或豬排,一瓶白酒。延安自釀的白酒大約有五六十度,他倆啟開瓶封,讓我往瓶裡倒進一些白糖。每次他倆都把土豆片、肉排、白酒一掃而光,從不再吃其他的東西。 
  阿洛夫在棗園也很神秘,幾乎不見其他的人。王茜向我抱怨:「阿洛夫、西洛夫可接見毛主席、接見陳雲和張聞天。凱豐想見一見,他們都不見!」現在看來,斯大林決定拋棄王明瞭,所以洛夫們不敢與凱豐接觸。 
  凱豐一直心緒不高,整日悶在窯洞裡看書,他想吃什麼菜就派李滿千把我喚去:「李管理員,你上次弄的苞菜蒸肉好吃得很,再給我弄一回好嗎?」 
  在棗園,我幾次看見吳滿有。吳滿有在延安的名氣很大,相當20世紀70年代的農民陳永貴。吳滿有拖兒帶女從榆林逃荒到陝北,開荒種地,被樹為陝甘寧邊區勞動模範。吳的腦瓜兒靈活,常來棗園走動,有一回,我看見他來送農產品,什麼南瓜小米紅棗綠豆沉甸甸的一擔,進了毛主席的窯洞。後來,毛主席和江青和吳滿有走出窯洞,一直送到山坡坡下邊。 
  毛主席送蘇聯留學回來的兒子進了「勞動大學」,吳滿有又成了「大學」的教授。只是以後吳滿有沒有再出頭露面。   
  給毛主席包餛飩(1)   
  我在棗園,天天和黨的領導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午睡後,毛主席、陳雲、張聞天三人散步碰到一起,他們說笑著走進張聞天住的院子。我們這些警衛員也跟在身後。 
  毛主席說:「今天打個什麼賭哇?」 
  陳雲說:「下棋,打牌,射擊隨你們。」 
  毛主席說:「我們打靶。看誰的槍法准。」周福壽從窯洞裡拿出陳雲的小口徑步槍和一盒子彈,放到石凳上。院子中間有一摟粗的大槐樹,一群麻雀在樹上嘰嘰喳喳。 
  陳雲說:「要說射擊,你們還能比得了我?」他們三人,每人三粒子彈,以樹上麻雀為靶子,陳雲三槍打下兩隻麻雀,主席三槍射下一隻,張聞天三槍只打落幾片樹葉。小口徑步槍的槍聲很輕,沒有驚飛這群麻雀。 
  陳雲說:「怎麼樣,牛皮不是吹的吧?我在蘇聯,拿這桿小槍打的子彈,一個人都背不走。」 
  毛主席說:「好嘛,我才打過幾槍呀?這樣說來,還是我的槍法准,你打了這麼多槍,也不能百發百中呀!」 
  毛主席環視四周,問我們這些圍觀的警勤人員:「你們說對不對呀?」沒等回答,他從人群中發現了我,用手指著我說:「這個小伙子新來的吧?我認識,見過面喲!」 
  陳雲覺得奇怪:「你怎麼認識他?」 
  毛主席說:「1936年在保安,他跟著老黃嘛!」。 
  毛主席又問:「老陳,你從哪裡弄來這個小伙子呀?」 
  陳雲說:「從中宣部要來的,他是給我做飯來的,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氣嘛!」 
  陳雲說:「我前一段吃不好,覺也睡不好,他來做飯,飯是飯味,菜是菜味。我選准人啦!」 
  毛主席問我:「不簡單呀,從哪裡學的?」 
  陳雲替我回答:「他是我們勝利食堂培養的。」 
  張聞天在一旁插話:「這小伙子學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還不太相信:「你有什麼拿手的?」不知什麼時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插話:「勝利食堂的餛飩、片湯是拿手的!」 
  張聞天說:「小李,你去主席那裡,給他做一餐飯!」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們吃一頓餛飩,吃一頓片湯吧!」 
  毛主席說:「好!我們也吃一頓。」轉向我:「小李,怎麼樣,去不去?」 
  我說:「不是拿手活,試試看吧。」 
  毛主席說:「試試看可不行,你得讓我吃好呀!」 
  陳雲說:「小李,你去到主席那裡露一手,我請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對棗園的管理員說:「你買一隻雞,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給主席做兩頓飯用。」我讓主席小灶廚師老周把雞收拾乾淨,告訴他煮雞湯的火候,加鹽,添水的要求。然後用刀割下一塊雞胸脯,拿到我的廚房,和一塊約三兩重的豬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餡。沒有味精,只放了一點生薑和花椒面。我壓好了餛飩皮,安排好陳雲的午飯,就帶著肉餡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廚房。先用清湯把餛飩煮到八成熟,再撈出來放入雞湯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鍋,由警衛員端進毛主席的窯洞裡。晚飯時,我又用雞湯給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鍋片兒湯。 
  按勝利食堂的規矩,吃餛飩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圖省事,沒調製辣椒油。 
  過了幾天,毛主席在張聞天的住處碰見我們。一見面就說:「小李,你做的餛飩和片湯真好吃呀!差一點沒撐著,吃了一碗還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撐死了。到了晚上,片湯還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後吃一碗,不知中間吃了多少碗?」主席邊說邊扳手指算數。 
  陳雲說:「主席,你這個帳是怎麼算的呀?才這麼個年紀,帳都不會算了。」 
  毛主席說:「算不得喲,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說:「主席,你說好吃,你就吃唄!你要吃我再給你做!」 這回我倒認真起來了。 
  毛主席忙擺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費,你也沒錢掏,我也沒錢掏呀!兩頓飯吃了一隻雞!這個錢要省回來,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劃著「上吊」的樣子。 
  實際上,這兩頓飯我只用了一塊雞胸脯和一鍋雞湯,剩下的雞塊,他還可以吃兩餐。毛主席繼續說:「我兩天三天的伙食費也只有一隻雞的錢,啊?怎麼辦?」他衝我圓瞪雙眼,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我問:「主席,你吃飯還要限制嗎?」 
  他說:「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麼得了?我們現在一切都為了打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把錢吃多了喲!」他停了一下,很動感情地說:「我們一天三頓起碼是細糧,你們一天三頓都是粗糧,我們看了都難過。小李,你們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頓大米,一年也只有過節吃上三頓大米飯。我們今天窮,一是這個地盤太小,二是這個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戰時期,延安只有棗園出產一點大米。   
  給毛主席包餛飩(2)   
  陳雲打斷毛主席的話:「得啦,花多少錢,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東西吃到你的肚子裡去嘍!」 
  毛主席看一眼陳雲,無話可講,就又對我說:「小李,我還想吃餛飩,可再也不敢讓你做了。」 
  中央首長在延安吃小灶的標準,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湯,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節餘時,管理員才讓我們多做兩個菜。 
  自從主席吃了我做的兩餐飯後,每當在樹林裡或在小土路上,碰見我,常常開玩笑:「哎呀,小李,可沒有把我撐死!」要不就說:「我的伙食費可好吃呀!」又說:「你要想辦法呦,幫助節約,好吃餛飩喲!」以後,我又給他做過幾次飯,他好像只有對餛飩和片湯那兩餐飯念念不忘。   
  指導江青學廚   
  初到棗園,遇見江青,她還認識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勝利食堂的嗎?」 
  我回答:「是啊!」 
  「你怎麼來棗園了?幹什麼來了?」 
  「我來給陳雲同志做飯。」 
  「好喲,勝利食堂配合餛飩片兒湯的那個辣椒油是怎麼做的,你會不會呀?」 
  「會。」 
  「你明天給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頓頓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動了,夏天能吃新鮮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給江青送去,過了幾天,她又來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歡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長精神!」 
  毛主席小灶廚師老周來找我:「現在主席不讓用干辣椒炒菜,讓我問問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還不簡單,就四個材料嘛,先把紅辣椒、花椒、大蔥、大蒜放到鍋裡,用水煮;看見湯水發紅,放一點點鹽,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見到大蔥大蒜變黃色了,可以撤了爐火,撈出辣椒和蔥蒜讓警衛員們去吃,剩下的辣油給主席。」葉子龍大概在主席那裡吃了辣椒油,也讓老周給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園裡,葉子龍豎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現在吃小米干飯,就把蔥蒜和辣椒紅油一齊澆在上面,連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頓五頓才去吃一次,實在難吃呀!」 
  給毛主席做餛飩的轉天,江青來小灶廚房,詢問餛飩的製作方法。我說:「其他都無所謂,主要是□皮兒,餛飩皮兒□好了,片兒湯也就成了。」 
  江青說:「就是嘿,我們的老周□不好餛飩皮兒,主席喜歡吃片兒湯,他也做不好,一趕面皮兒就粘面板子。」 
  我說:「我告訴你這個竅門兒:和面時放一點鹽,再磕一個雞蛋進去,如果有澱粉,兌進去一些澱粉,面和硬些,保你怎麼做,怎麼有。」 
  江青很興奮:「好啦,我去指導老周做餛飩、片兒湯。」 
  毛主席的身體時好時壞,我見廚師老周用一面銅篩把鮮嫩的菠菜葉擠濾揉搓成菠菜泥。我問:「為什麼要弄這麼細呢?」 
  老周說:「蘇聯的阿洛夫大夫說,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麼大的東西。」 
  陳雲愛吃白菜炒肉絲,一開始,廚房沒有澱粉,我就用麵粉漿肉絲,然後過油,肉絲滑嫩。凱豐喜歡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燉好,再過油烹炸土豆塊,然後混合牛肉和土豆。王茜愛吃醋溜白菜。每星期給她們蒸一次胡蘿蔔和土豆,土豆剝了皮再蘸白糖吃。江青和於若木、王茜來小灶廚房學做菜,看見籠屜上蒸胡蘿蔔,聽於若木講如何如何有營養,回去,也讓老周給她蒸胡蘿蔔。 
  棗園專門有保存蔬菜的窯洞,外面掛一面厚棉門簾子,裡面堆滿了胡蘿蔔、青蘿蔔、土豆、白菜,儲存到轉年新鮮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於若木三位夫人常來廚房見習,她們站在我身後,我一邊幹活,一邊講一講怎樣切豬肉,燉肉的火候怎麼掌握。有些菜餚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員老周來問。老周進門就喊:「小李師傅,江青告訴我,作一個燉牛肉燴土豆,讓我來看看你是怎麼用油炸土豆的。」 
  (1998年5月3日) 
  兒子:怎麼一見面江青就認識您? 
  父親:1940年吧,我在勝利食堂。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我給她端碗上桌,點頭之交吧。大家背後指指點點,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愛人。 
  兒子:江青愛吃什麼菜呢? 
  父親:看來那時間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也夠可憐。 
  兒子:江青吃餛飩時和不和別人打招呼? 
  父親:打啥招呼呀,蕭軍蕭三他們來吃飯,昂首挺胸,走進裡面的小屋,掛上門簾,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邊看幾眼,獨自一人走了。 
  兒子:說說您對江青的印象? 
  父親:江青吶,咳,拿舊社會來說,她就是一個「油子」。一個人扒到我們那裡去喝什麼餛飩,像她那樣年輕女人,那樣的身份,在整個延安絕無僅有。 
  兒子:那時,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麼權勢威風嗎? 
  父親:江青在延安,好像一個小媳婦,說話細聲細語,一笑眼睛嘴巴喜氣洋洋,比王茜、於若木她們幾個漂亮,但沒有葉子龍的小媳婦漂亮。她們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過日子該多好,也不至於被判死刑,最後上吊自殺。 
  兒子:以後您與江青再也沒有聯繫? 
  父親:鬧「文化大革命」時,因為站錯了隊我挨整,給江青寫過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沒有理睬我。   
  在棗園相識張恩德   
  棗園的棗樹一株株擁擠在一起,樹上的紅棗兒像一粒粒大雲豆,與我廚房門前的棗樹無法相比。棗園裡有一位看園子的人,菜地裡的黃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負責採摘,送到大灶小灶廚房。他對我說,棗樹梨樹翹起的老樹皮,每年須用刀剝去,多餘的枝杈用刀砍去,這樣才能長得好梨好棗。但是他只是說說而已,從不動手去幹。 
  每次採摘了紅棗或鴨梨,看園人就光光光地敲一遍銅鑼,聽見鑼聲,棗園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長家的家屬和警衛勤務廚師都聚到一起。棗園後溝社會部的同志聽不見鑼聲,打個電話通知他們過來。大家圍住柳條笸籮,放開肚皮,紅棗鴨梨盡飽吃。剩下的水果再給張聞天、毛主席、陳雲、凱豐等人捎帶回去。 
  小灶廚房門口有一株棗樹,我常用洗肉的湯水澆灌這株棗樹,秋後,整個棗園,獨獨這棵棗樹長滿鮮紅的大棗子,毛主席他們走過來,也多看一眼,稱讚幾句。有時,江青帶著她的女娃兒想棗子吃,就對孩子說:「求一求李叔叔吧,給我們摘幾顆棗兒。」我揚起燒火棍,棒落些許大棗,江青母女倆咯咯地笑個不停,撿盡地上的紅棗。 
  看見江青身邊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黃祖炎首長和小長生「小長生也有六歲了,比這個女娃大……」我弄完早飯,獨自一人奔寶塔山而去。 
  我滿頭大汗走回棗園。李滿千問我:「幹啥了,出了這麼多汗?」 
  我告訴他:「去了一趟寶塔山。」 
  「哎呀,你去那幹什麼?那個地方現在是『日本工農學校』都是俘虜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說呢,那裡的人一個個楞了呱唧的。」 
  李滿千警告我:「你以後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滿腦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殘暴!」 
  「跟我說話的那個日本人還很和氣。」 
  「你不知道,上個月,從山西押送過來兩個日本俘虜。我們中央警衛團去了三個戰士,把山西來的同志替換下來,快走到延安時,過一條小河,這兩個日本俘虜突然動了手,打死了我們兩個戰士,另一個戰士負了重傷。日本俘虜搶了槍,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氣,派了一個連的部隊,帶著機關鎗……日本俘虜寧死不投降,只好把他們打死,為我們的同志報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張思德比我大幾歲,是四川老鄉。他時常來小灶幫忙,挑一擔井水,劈一捆木柴。張思德是個好人,工作認真,被派去燒炭,被炭窯活埋了。毛主席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致了悼詞。 
  在棗園,我和毛主席的汽車司機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經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車經」,後來,這些「汽車經」對我駕駛吉普幫助很大。   
  外國醫生馬海德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渾身發熱出虛汗。陳新仁發現我身體不適,報告了陳雲。陳雲很著急,來宿舍說:「小李有病了,趕緊看醫生,你去備馬。」他詢問我的病情,隨即給傅連暲寫了一張字條,讓陳新仁牽馬送我去中央醫院。 
  傅連暲看過陳雲寫的便條,吩咐護士去找馬海德醫生,同時準備X光機。 
  兩位醫生低聲商議後,由傅連暲給陳雲寫了一張字條:「海德和我檢查後,發現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點,懷疑是早期肺結核。」我站在傅連暲身後,看他寫的字,基本上也能認識。陳新仁拿上傅連暲寫的紙條和我一起回到棗園。 
  幾天以後,陳雲把一個寫著「中央療養院」字樣的信封交給我,陳新仁和我騎馬馱著行李卷,去中央療養院住院治療。 
  看來黃祖炎首長的肺結核沒有傳染毛主席,而是傳染了我。 
  在中央療養院見到馬海德,他的漢語還是不太熟練,他安慰我:「你,年輕,有病也不要緊。現在像你這個病,有陳同志關心,沒有問題,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馬海德作為中國政府醫療小組的組長赴瑞士日內瓦為身患絕症的斯諾治病,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人以為他是一名醫術高超的中國醫生,實際上他是加入中國國籍的美國人。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他的父親早年從黎巴嫩移民美國,成為美國紐約州水牛城鋼鐵廠的工人。在經濟大蕭條的美國,醫科大學畢業的海德姆追隨「東方淘金」的熱潮,來到中國上海。 
  1936年5月,宋慶齡介紹埃德加·斯諾赴陝北蘇區採訪,斯諾在鄭州換車時,認識了海德姆,倆人一見如故。海德姆應邀與斯諾同行。在張學良的幫助下,他們兩人順利進入陝北。 
  後來,斯諾離開陝北,出版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海德姆留在陝北,參加了紅軍,成為中華蘇維埃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並於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起了一個中國的名字——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馬」。1988年10月,馬海德病逝於北京。 
  中央療養院與中央醫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溝,實際是醫院的高級病房。住院的都是縣團級以上的幹部。我因為陳雲的關照,也住了進來。 
  馬海德、傅連暲和蘇聯醫生定期來療養院巡診。我聽見馬海德與阿洛夫閒談,評論傅連暲:「他可惜呆在這個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樣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個名醫,能發大財。」 
  中央療養院主要以休息和營養為主要治療手段,沒有盤尼西林來治療肺結核。我聽馬海德說:「『盤尼西林』這種藥非常稀少,從上海來的人說,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盤尼西林賣一根金條。」 
  療養院裡還有一些寶塔山醫院的醫生護士,我同她們是老相識了,自然比別的醫生多一分親切,更受照顧。負責我這間病房的小韓護士,卻是新相識。她天天來給我測量體溫,送水送藥,送湯送飯。我從來是侍侯別人的,今天,有個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尷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結核病灶經X光檢查,已經鈣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美軍觀察組   
  大衛·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療養院治癒了肺結核,我還想回到陳雲身邊工作。陳雲對我說,原來打算送你去黨校學習,現在來了美國人,你比較有經驗,去美軍觀察組工作吧。 
  美國人來之前,延安的各個單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療養院時,有幹部來講話:美國人豎起大拇指,說OK ,就是讚揚表揚;美國人說「哈羅」,就是問候,相當我們的「你好」;我們見了美國人,也要有禮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說OK 說「哈羅」。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軍觀察組成員在組長大衛?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一架美國空軍的運輸機降落在延安機場。美軍為觀察組命名的軍事代號是「迪克西使團」。 
  美軍觀察組組長大衛?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國陸軍。1924年,包瑞德擔任美國駐華公使館助理武官,同時學習漢語,成為美國軍隊的「中國通」。 
  包瑞德禿頭,圓臉,身高比一般中國人略高。他身體強壯,體態勻稱,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歲的人,他的風度很有些賀龍司令員的味道兒。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練」。他敞開軍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隻自動手槍,挺胸甩臂,目不斜視,一會兒健步急走,一會兒緩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門,出南門,繞回東關,過延河,經清涼山、王家坪,再從王家坪過延河,從「韜奮書店」旁邊走回觀察組。上校的「怪異」行為使我們很好奇,天天擠在大門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灘上無事瞎忙活。 
  上校佩帶一隻嶄新而精美的手槍,我問警衛戰士,他們也不識那手槍的牌號,還是楊管理員問了包瑞德上校,我們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擼子」。 
  在我的辦公室,我們給包瑞德解釋建築設計圖紙,準備給他蓋辦公室、臥室、會客室和廁所。上校聽了連忙擺手:「毛主席沒有建這麼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們勸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們的盟軍,應該的。」 
  包瑞德說:「你們中國的古話『耗子尾巴——長不了』,還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啊?我們在延安呆不長啊!日本的尾巴也長不了呀。」 
  最後依照他的意見,搭建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獨立房屋。施工的時候,上校在一旁轉來轉去,看見我們要用磚砌牆,急忙擺手,說中國話:「震了!地震了!不要磚牆!」原來他擔心發生地震。我們按他的意願,用運輸機運來的水泥築地基,用厚木板做牆壁,建成裡外兩間的木結構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經歷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剛剛掉樹葉兒,還沒有吃晚飯,勝利食堂門板上的鐵吊子忽然光噹光噹地撞門。沙師傅見多識廣,他說,這是地震,地下的鰲魚翻身,是個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趕山啦!山走地動啦。 
  周恩來很少來觀察組,一次他來找黃華,讓黃華把我們都召集在一起。周恩來講到外國人在上海橫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國人;上海外灘公園門口掛一塊牌子,上面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周恩來濃眉緊鎖,一字一頓說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同時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點。停了一會兒,他的情緒稍稍平靜,又說:「美國人為什麼這麼尊重我們呢?一是我們與美國是盟友,幫助美國人做出許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團結抗日,不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氣。美國人佩服我們哪!」接著黃華站起來講了一番話,周恩來很讚賞,帶頭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軍觀察組的任職時間很短,日本投降後,他再次被任命為駐華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軍開進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離開北平。 
  1971年,周恩來與應邀來華訪問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謝偉思談話,表示歡迎包瑞德來中國訪問。事實是,包瑞德沒有來中國與他的延安朋友們相見,他終老北京的願望也沒有實現。1976年周恩來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國的《參考消息》予以轉載。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國舊金山病故,終年84歲。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國歷史學家稱為「周恩來的美國老朋友」。   
  美軍觀察組的趣事(1)   
  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相當今天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但是無論從形式到內容兩者卻有很大差別。在延安的「大使館」裡,中美人員就是吃喝不分的「哥們兒」。 
  一道用黃土「干打壘」夯起的圍牆將整個邊區司令部和美軍觀察組圍得嚴嚴實實。黃土圍牆有兩座大門,哨兵日夜警戒。圍牆之內卻是一個大院,邊區司令部和美軍觀察組之間互可通行,就像一家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陝甘寧邊區司令部大院內攔腰築起一道土牆,將「邊司」與「DIXIE使團」隔離開,兄弟之間出現了芥蒂,喻示中共與美國隔閡的開始,漸漸演化成冷戰的「鐵幕」。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美軍觀察組,再三指示要讓客人們吃好住好。我找到駐地的鄉政府,請他們幫助僱傭民工,築窯燒磚,大興土木。我們陸續在「邊區司令部」的操場和菜地上建築了三層樓高的氣象觀測樓、包瑞德上校的獨立木屋、倉庫、餐廳和警衛室;大門旁搭起了汽車棚和發電機房。氣象觀測樓第一層用青磚壘砌,二層三層系木結構。民工把粗大的松樹鋸成厚木板。他們又依地形選擇一面陡峭土坡,從坡頂挖一豎井;從土坡腳下挖一道拱門與豎井溝通,這樣磚窯就挖成了。把乾燥的磚坯與煤炭層層疊疊交替碼垛,點燃柴薪燒到一定火候,民工們排成一隊從延河傳遞水桶,把河水灌入磚窯,窯口升騰起團團霧汽,直到磚窯的拱門淌出流水,青磚才算燒好。 
  觀察組的餐廳大約80平方米,美軍的廚房設在餐廳的裡角,堆放著櫥架案板烤箱。 
  幾片巨大的人字柁支撐起的倉庫像一座小禮堂,吉普車可以輕鬆的在裡面掉頭轉向。倉庫的實際利用率很低,只堆放軍衣、睡袋、罐頭食品、氣象器材、通訊電台,還有滿紙盒子的手錶。這些軍需品足夠百八十人穿用。楊管理員講:「他們準備派150到200人來延安。」 
  觀察組的庭院左側有一片稀疏的柳林,樹木粗若碗口,美軍人員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舉辦舞會。 
  在廚房後院的地下挖了一間地窖。夏天採購來的牛羊肉、雞蛋放在地窖的木架子上,可保鮮一個月。地窖門外掛一條厚厚的棉門簾,門簾後面的門框上凝著白霜。進入地窖取肉蛋,須穿上棉衣棉褲,拎出來的鮮肉冒著一股股涼氣,美國人看我們夏天穿個棉襖,很好奇,跟著進了「地陰子」,凍得他哇哇叫著跑回地面。 
  基建施工時,用木工鋸下的松樹板皮釘了一間棚屋當作發電機房。又請木匠打制一隻巨大的木桶,當作蓄水池,安置在黃土高台上,接上鐵管和蓮蓬頭,即為露天淋浴場。美國人穿件短褲,沖浴後,袒胸露背走回窯洞。中國人洗澡,熱鬧非常,幾個人互相打抹肥皂,美國的香皂泡沫豐富,滿身沾滿了肥皂沫,像一個個雪人。 
  冬天無法露天洗澡。新市場雜品店出售燒煤的豎式小鍋爐,可以產生熱水熱氣,正準備購買一台,在冬天之前給美國人建個澡堂。沒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美國人開始陸續回國,沒有必要建澡堂了。 
  觀察組的美國人一天到晚鼓動腮幫子嚼著口香糖。我開玩笑說,你們又「倒嚼」啦!他們聽不懂「倒嚼」是什麼意思,個個都像會笑的駱駝,藍藍的大眼睛裡都是天真。他們見我不嚼口香糖反而覺得反常,都掏出口香糖請我吃,我一客氣,他們就硬塞進我的衣兜。結果,我也和「駱駝」一起「倒嚼」起來。 
  美國的戰時物資供應充足,顯示出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美軍官兵每人都配備幾套卡基布軍服和呢料軍服;另外還有工作服、夾克、大衣、鴨絨睡袋、皮靴、雨衣等等。在食品方面,最具特色的是花樣翻新的各式罐頭。夏季蚊蟲肆虐,技工調配好一種藥劑,用手推式噴霧器噴灑出無色無味的藥水,整個夏天,房間內外不鬧蚊蟲。有時,觀察組急需某種零件或藥品,用電台通知盟軍司令部。很快就從西安飛來一架飛機,在觀察組的天上轉圈兒,從空中扔下的小木箱,滾落在觀察組院子的黃土坡上。 
  自行車在延安是寶貝兒,在觀察組就不希罕了。幾輛大輪子的美國自行車就扔在發電機的棚子裡。美國軍人有時想起來,就弄出來在院子了轉圈兒,當成了玩物兒。 
  只有瓶裝咖啡可可十分短缺,每天值夜班的軍人才能領一小玻璃瓶咖啡可可,可能就是現在的「可口可樂」。因為沒有正式的翻譯定名,我們根據玻璃瓶中的液體顏色,稱之為「咖啡可可」。翻譯說:「包瑞德上校在這裡管得很緊,不是節日不許喝白酒。平常只有他們值夜班的人才能領一小瓶的『咖啡可可』。」 
  有一次,包瑞德上校整頓軍紀,他開著吉普車,從美軍宿舍裡「收繳」洋酒,收來半吉普車的洋酒都送給我們。我們挑選了一些比較完整的洋酒送給棗園、楊家嶺和王家坪的中央首長。後來我到棗園,聽周西林說,毛主席沒有喝美國的洋酒,送給了警衛戰士。戰士把洋酒上交連隊。寇子忠不知深淺,一口氣喝了一瓶,昏睡了三天三夜。   
  美軍觀察組的趣事(2)   
  美軍觀察組對我們的工作很滿意和感謝,每月發給我們「勞保用品」,像軍用毛巾,手套,肥皂,口香糖,駱駝牌香煙和紅太陽圖案的香煙等等。技工送我的巧克力約巴掌長,二指寬,一指厚,咖啡色的巧克力上面模壓了四道溝槽,可掰成五塊。技工指一指巧克力,又張張嘴,示意一天只能吃一小塊巧克力。有一天,女氣象員站在一旁觀看我們擺弄吉普車,也得到一條巧克力。我告訴她不要一下子吃了巧克力,她不聽話,吃下整塊巧克力,興奮的一夜睡不著覺。 
  中方翻譯辦公室的幾個人,沒有「口福」,但是他們每人獲得一塊美國手錶,天天戴在手腕上顯擺兒。 
  哪時,觀察組裡面會講中國話的幾個美國人,好幾次向我豎大拇指頭:「你們共產黨是這個」,然後又翹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你們國民黨是這個」。 
  五十年以後,「美國洋煙」重返中國大陸。我在天津街頭的煙攤上發現了駱駝牌香煙。駱駝還是原來那匹駱駝,煙的味道也像我今天的生活一樣平淡了。   
  八路軍的首批「外交官」(1)   
  住在窯洞中的美軍官兵睡上下鋪式的單人床。木床是請延安木匠製作的。到了1945年,觀察組鼎盛時期,一孔窯洞住八名或十名官兵。窯洞冬暖夏涼,還可防禦空襲。中央領導考慮得十分周全。當時有一條內部紀律,中方人員一律不許進入美軍宿舍和辦公室。除非發生空襲,萬不得已,方可進入美軍宿舍(窯洞)躲避。 
  觀察組中方人員有兩名英語翻譯,都是南方人,年近三十,姓名忘記了;四名後勤管理員,其中楊管理員是總負責,趙管理員負責食堂;另有八名廚師,一名女打字員,一個警衛班。從延安科學院調來兩男兩女年輕人,配合美軍搞氣象觀測工作。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區黨委下發《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後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中共中央還制定了接待美軍人員的方針:第一,對觀察組的接待工作,要根據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針,積極主動地幫助他們做好工作。他們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凡屬在我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就不要迴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開誠佈公地交換。我們同美國的關係是同盟國盟友的關係,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們要講原則,堅持我們的立場,決不無原則的讓步。第二,在生活上,我們要熱情周到,給他們予優待和照顧,使他們適應延安的環境。 
  朱德總司令前來觀看美國人表演美式槍械,在院子裡碰見我:「哈,小伙子跑到這裡來當外交家啦!」 
  中央辦公廳從西北菜社、邊區菜社調來最好的廚師,為觀察組烹調一日三餐。一開始,美軍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兩隻油煎雞蛋和油炸土豆片。他們喜歡吃開水燙洋蔥和白水煮紅羅卜。運輸機從重慶運來五花八門的罐頭、麵包、黃油、餅乾和飲料洋酒。廚房只用美國的酸黃瓜罐頭做些酸黃瓜湯。餐廳的長條桌子上擺滿了麵包片、午餐肉、黃油片、牛奶和果醬。1940年我在勝利食堂學廚,知道一些西餐菜餚的做法,通過翻譯,讓飛機運來沙拉油和洋調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幾種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歡燒餅,一連吃了三天九頓,吃得我們幾個管理員犯嘀咕。我說,勸一勸他,過個三五天再吃,以後還有帶餡的燒餅。我讓大灶廚師炒熟了核桃芝麻,□成鹽餡,給包瑞德烤了幾隻燒餅。包瑞德吃得高興,把燒餅掰開讓身旁的軍官品嚐,結果「惹禍」了,美國人都鬧著要吃燒餅。好傢伙,一次要烤幾百隻燒餅呀! 
  翻譯帶我去見包瑞德,說帶餡燒餅就是他的主意。他滿臉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讓我等一下,一起合個影。包瑞德轉了一圈回來,用手比劃:「照相機壞了,以後找機會照相。」 
  美軍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燒製的灰白色大磁盤,放在雙層木架上,有每個人的姓名牌牌。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覺得美國人飯菜太單調了,決定給盟軍朋友改善伙食。我們找美國人要了一隻汽油桶,鋸掉油桶的蓋子,放火燒掉桶裡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磚壘砌了一道夾層,建了個大烤爐,烤起了羊肉和整雞。我們宰殺活雞,先用細鹽醃透,再用香料湯浸泡,烘烤之前還要塗抹豬油,出爐的「延安雞」皮脆肉嫩,香氣兒衝鼻子。大廚把豬肉剁碎,加入調料,放入烤爐,烤成外脆裡嫩,味道鮮美的碎肉餅。「延安雞」和烤肉餅餐餐都被吃得一乾二淨,極受美軍官兵的歡迎。延安廚師烤制的麵包新鮮可口,從此,飛機再也不往延安運送麵包了。後來,觀察組的美國人也能用筷子吃飯,喜歡吃包子,餃子。那時,我們無償供給美軍觀察組飲食。 
  觀察組中方人員「近水樓台先得月」,時常吃些午餐肉罐頭、黃油果醬,開了洋葷。殺豬宰牛剩下「下水」,廚師們大顯身手,爆腰花、醬豬肝、脆皮大腸、水晶肚……伙食水平超過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豬排,覺得不如勝利食堂沙師傅烹飪的地道。 
  美軍也有一個管理員,名字記不清了,大約叫什麼「沃德」,他三十來歲,負責通知每天吃飯的美軍人數。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來午餐肉罐頭。他左右胳膊各夾著十二磅重的罐頭,走進我們吃飯的房間,然後用手比劃著,讓我們打開。他看沒有人動手,就從口袋裡掏出起子,當場撬開罐頭,用餐刀劃切,分給每一個中國人,說了聲「OK」,滿意地離去。「沃德」經常拎一隻鐵皮桶,裡面裝著各色罐頭食品,送到中國人的大灶。 
  美國的番茄黃豆罐頭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後,我還常常油煸番茄醬、加鹽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國番茄黃豆的口味,很受孩子們的歡迎。   
  八路軍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難後,我發現觀察組裡的中國人都有一隻銀白色金屬茶缸,原來他們取了飛機殘骸的鋁皮,請新市場的白鐵匠打製的。我對趙管理員說:「你幫我做一個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錢,我給多少。」 
  趙管理員:「要什麼錢呀,多給白鐵匠兩塊鋁皮就行啦!」大約一月餘,趙管理員送來一隻大茶缸:「這個蓋子最費事了,光它就做了兩天。」鋁茶缸雪白珵亮,泛著蛋青色的光澤,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彈性。這只鋁杯,在我南下武漢時,被「戰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觀察組惠特爾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軍,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殺死了。朱德總司令親臨觀察組慰問,親自題寫了一塊匾,將我們使用的餐廳命名為「惠特爾西紀念堂」。此時,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官方,以及八路軍(共軍)與美軍的友誼達到了頂峰。   
  美軍技工訓練我駕駛吉普車   
  美國吉普車是二戰中的寵物。1942年剛剛投入批量生產的吉普車,只兩年多的時間,盟軍部隊普遍裝備了吉普車。吉普車結構簡單,堅固耐用,採用四輪驅動,馬力比同樣大小的汽車大了一倍,因此行駛速度高,牽引性能優良,爬坡能力強。美軍吉普車在延安,同樣發揮出神奇般的作用。美軍觀察組抵延安不久,運輸機降落在延安機場,四輛嶄新的草綠色的吉普車從飛機肚子裡鑽出來。觀察組無專職司機,有時包瑞德上校也要駕駛吉普車去機場。 
  美軍觀察組的基建完工後,我基本上沒有什麼具體工作,就天天泡在發電機房,幫助美軍技工擦機器,搖飛輪手柄,給吉普車加注黃油,很快與美軍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說半了咯嘰的中國話,他指著柴油發電機向我介紹:「狗頭,發電機」。我一直不知道「狗頭」是發電機的品牌,或是綽號。「狗頭」啟動困難,有時要請警衛班的戰士來幫忙,大家輪番搖動飛輪手柄,個個氣喘吁吁的,柴油機才不緊不慢地冒出黑煙,轉動起來。 
  有一天,我和技工圍著「狗頭」發電機忙碌,包瑞德上校從外面走進來,拍拍技師的後背,說了句英語。技師站起身,平攤沾滿油污的雙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開車。上校不時用手掌輕輕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腦袋,低著頭聽技師講話。技工指一指我,又說了一通英語。後來包瑞德抬起頭望著我,嘴裡不停地說OK,OK! 
  第二天,翻譯把我和氣象台的小徐還有警衛班的兩名戰士召集到一塊。翻譯說,現在美國人有四輛吉普車,沒有專職司機,他們的那個技工要搞發電機,又要搞電燈線路,還要搞保養汽車,忙不過來。他們請求我們替他們開汽車。從此,我在美軍技工的訓練下,開始學習汽車駕駛技術。 
  在觀察組的院子裡,技工坐在吉普車上逐一講解吉普車的操作機件和操作要領,翻譯在一旁給我們翻譯。經過幾天的「理論學習」,我們去東關機場開始操練吉普車。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車的擋風玻璃。我第一個坐上吉普車,擰開電門,左腳踩開離合器,右腳踩「油門」,緩松離合器,吉普車嗚嗚地叫喚,車身顫抖起來。技工在副駕駛的座位上大聲喊著,翻譯在身後提醒我操作要領,吉普車慢慢地動起來。技工高興地豎起大拇指。我把變速桿掛到高速擋,同時狠狠踩住油門,吉普車飛速狂奔。只聽耳邊風聲呼呼作響,轉眼間,掠過橋兒溝,接近飛機場跑道的盡頭。我想該轉回去,鬆開油門,向左轉動方向盤。沒料到方向盤轉動的太急了,車速又快。吉普車右側兩個輪子離開地面,忽地一下,來了個九十度的側翻,橫躺在飛機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譯被甩出車外,我們連滾帶爬地站起身,互相望著滿身滿臉黃土的狼狽相,都哈哈大笑起來。 
  翻譯和技工一問一答說了幾句英語,然後對我說:「他說不怪你,沒跟你講要慢慢地打方向盤。我問他,你坐在一邊也不幫小李一下。他說,剛才那個場面他也懵了」。大家跑過來,七手八腳地把吉普車翻身擺正。技工又仔細講了轉動方向盤的要領,讓每個人都上車練了幾圈。我們天天駕車去飛機場,只幾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練的駕馭吉普車了。技工讓我們從延河灘撿了許多石塊,他用皮尺量了距離,擺好各種路障,讓我們從石頭陣中穿行。技師常常在前面開車兜圈子,「中國學生」追上「美國老師」很難,但是我們還是竭盡全力去追趕。 
  很快,我們四個人都可以單獨駕車,代替美國人去機場接飛機。不久,運輸機又運來兩部中吉普。不出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在技工的指導下,圍著吉普車壓黃油,換輪胎,給電瓶充電,用齒輪泵加注汽油。當整備好汽車後,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機給我們拍照。他送我的十幾張照片,可惜在東北的圍場縣遭遇土匪,全部銷毀了。我們四個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個夥計還活著?他們手中的照片還在不在? 
  1946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美軍觀察組撤離延安,留下的吉普車,後來被毛主席、周恩來轉戰陝北時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國教練」現在怎樣了,要能夠和他一起翻閱延安的舊照片,該多好呢!   
  盤尼西林、好萊塢電影和赫爾利將軍(1)   
  盤尼西林、好萊塢電影和赫爾利將軍分別代表著美國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隨著美軍觀察組的到來,美國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美軍觀察組的少校軍醫離開延安後,馬海德醫生負責美軍觀察組的醫療工作,他每週至少來一二次,給中美雙方的人員看病。大餐廳就是馬海德醫生的臨時疹室。一次,在我們管理員辦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個小玻璃瓶放入醫療箱,興奮地說,這回可解決大問題了。我問是什麼寶貝,他說,是美軍給的盤尼西林。 
  一個星期天,我閒逛到近鄰的中組部,碰見王盛榮:「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軍觀察組工作啊!你找找他們美國人,給我要一種藥,好不好?」 
  我說:「那還不好辦。」 
  王盛榮說:「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個人,寫個條子。」匆匆離去復匆匆歸來。 
  美軍技師看了我帶去的英文字條,點點頭,轉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藥餅餅。他用中國話問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謝謝你了。」 
  美軍技師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藥片儘管找他。 
  王盛榮得了藥片,高興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幫了大忙了!」延安時代,幾乎人人營養不良,體質虛弱,普通的腹瀉、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幾粒消炎藥可以挽救一條生命,十分珍貴。 
  我幾次遇見王茜和江青在觀察組的柳樹林子裡跟美國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極好,江青可以借助她與美國人交談,順便討要一些西藥。有時毛岸英也來湊熱鬧。 
  美軍觀察組成為延安人瞭解世界的一個窗口。中宣部的董純才、柯柏年隔三差五來觀察組搜集英文報刊雜誌。我見他們吃力地懷抱大疊的書報,要用吉普車送他們回家,只有董純才讓我送過一回。 
  觀察組的餐廳亦兼電影放映廳。銀幕上放映的好萊塢故事片,豪華的別墅飛奔的汽車令人耳目一新;半裸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親吻令人瞠目結舌……這些光怪陸離的畫面和延安的艱苦環境有著天壤之別。我們低聲嘟囔著,這都是些啥玩意兒!低級趣味!紛紛離開餐廳,丟下困惑的美國人自己看。後來,美國人似乎醒悟其中緣由,改為放映戰爭新聞紀錄片,阿留申群島之戰、關島登陸戰、北非戰場、諾曼底登陸戰等等。成群的飛機、軍艦、坦克、大炮在銀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們又有了看電影的興趣。觀看「珍珠港事件」紀錄片的時候,美國人用中國話說:「這就是日本人轟炸的後果!」。 
  翻譯叮囑我們,看電影時,願看就看,不願看就走,但是觀影時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觀察組附近幾個學校的學員不知道這個規矩,他們看到銀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紛紛陣亡時,分不清敵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興,興奮地鼓掌歡笑。後來,有一位美軍軍官常常站在觀察組的大門口,攔住外單位人問:你來幹啥?對方回答:看電影唄!那位軍官搖頭說,今天沒有電影。這些影迷們只好走了。 
  美軍翻譯有時也給我們做電影同聲翻譯,這是什麼地方,進行什麼戰役。我記得,有一個記錄影片連續演了三夜,美軍太平洋部隊進攻日軍的一個總司令部,十幾棟花崗岩堆壘的二層小樓異常堅固,日軍拚命抵抗,美軍傷亡慘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沒有來的鬼子轟炸機專門來轟炸美軍觀察組。清涼山上響起防空警報,大家都躲進窯洞。炸彈在觀察組周圍猛烈爆炸,聲波和氣浪震動窯洞的門窗。窯洞頂坡的黃土唰唰地流落下來。 
  日軍轟炸機投彈的準確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襲延安時差了許多。觀察組院子裡的氣象觀測樓,倉庫,餐廳和吉普車都未中彈。只是這次投擲的炸彈很特別,彈坑很淺,彈片擴散的範圍卻很廣,延河灘上種植的高梁,那濃密的高梁葉被彈片削得乾乾淨淨,只剩下筆直的一根根光桿兒。落入延河的炸彈爆起的彈坑增加了吉普車涉渡延河的困難,我們只好派出一名警衛戰士下河探路,在水中彈坑附近插上標桿,作為路標。 
  日軍轟炸美軍觀察組不久,美國特使赫爾利來延安訪問。 
  赫爾利乘坐的大型運輸機在機場停穩,機翼上四台發動機還在旋轉,刮起滾滾黃塵,待黃風停息,機場跑道已被吹出四道長長的半米深的凹坑。我坐在吉普車上,望著從天而降的鋼鐵巨鳥,心中驚歎不已。吉普車旁周恩來副主席和包瑞德上校親切交談,等候迎接飛機上的美國客人。歷史的瞬間就這樣在身邊掠過,人們卻那樣的無動於衷。 
  1945年8月,赫爾利第二次飛抵延安,來迎接毛主席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毛主席登上飛機之際,赫爾利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嗷嗷地嚎叫,搞的大家不知道怎麼回事兒。使在場的人們感到他把毛主席弄上飛機,實現了什麼陰謀似的。   
  盤尼西林、好萊塢電影和赫爾利將軍(2)   
  毛主席去重慶四十多天,延安軍民煎熬了四十多天。黨政軍各個單位天天組織討論,議題就是:「毛主席在重慶,如果被蔣介石扣押,被蔣介石暗殺了,我們怎麼辦?」 
  赫爾利親手結束了中共與美國的「蜜月」關係,為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對抗埋下了種子,在這一點上赫爾利也是歷史罪人。   
  聖誕節之前,獲取卡賓槍情報   
  臨近1944年聖誕節,觀察組買來一頭黃牛,準備屠宰了,做聖誕節大餐。黃牛很聰明,知道末日臨頭了,不停地低聲哀鳴,眼睛裡流出大顆大顆的淚水,真讓我傷心。 
  我和翻譯開一輛吉普車,兩位美軍朋友開一輛吉普車帶兩隻卡賓槍,去南四十里鋪的山溝裡砍聖誕樹。這天大雪紛飛,我們四個人穿著美式軍用皮靴,笨拙地在沒漆深的雪地上跋涉。進了溝口,轉過一道山梁,看見滿溝的森林,美國人高興地大聲喊叫,向上奔去,腳下一滑,兩人都摔了一個「前趴」。翻譯順手拿過卡賓槍,讓我背上。在森林邊緣,一群山雞受到驚動,呼啦啦地像飛起來。另一名美軍急忙舉槍射擊,一槍一槍打了十幾發子彈,也沒擊中一隻山雞。我從背上取下卡賓槍,也不瞄準,向天空飛成一個疙瘩的山雞放了一槍,只見五顏六色的羽毛伴隨片片雪花飄舞。嘿!還真蒙上了!我們一聲歡呼,連滾帶爬地捕住在雪地上掙扎的山雞。 
  砍聖誕樹時,這兩位「老外」格外挑剔,一個說,這棵樹大了,另一個又嫌樹型不好看。左挑右選,又爬了兩個小山包,終於砍到一棵滿意的聖誕樹。下山時,翻譯悄悄地對我說,小李,你快開車,爭取提前半小時到家,我和他們在後面慢慢走,這是一個任務。 
  我把卡賓槍放在坐椅旁,不顧雪深路滑,飛車疾駛。回到觀察組,早有一人等候在門口,沒等吉普車停穩,他就奔來,從車上取下卡賓槍,轉身就走。我跟在他身後進了我和楊管理員住的那間宿舍。宿舍裡還有三人在等候。他們二話不說,拆卸卡賓槍。一人拿出一架又小又薄的照相機,把卡賓槍的零件一一拍攝下來,一人用游標卡尺測量零件的尺寸,一人趴在桌子上畫草圖,記尺寸。測繪完卡賓槍,他們用白布單兜起全部零件,讓我趕快送到警衛班,讓戰士們擦槍。隨後,我走到大門口,遠遠看見雪地中開來一輛吉普車。翻譯領著那兩個美國人來到警衛班,對他倆說了一通英語。意思是,小李開車也太快了,槍從車子上掉下去了,差一點沒壓壞。你們看,他們還在擦槍呢。卡賓槍在當時是新式武器,自從美國人到延安,八路軍總部才見識這種自動步槍。 
  測繪美軍卡賓槍之事後,翻譯再三叮囑我:「沒有旁人知道,只有你知道這件事啊,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講出來呀!」美軍觀察組到延安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搜集延安的情報。中方獲取卡賓槍的情報,也是互有往來。 
  延安的聖誕是美軍觀察組全體人員的節日。山溝裡砍來的小松樹,插入一塊半尺厚木版的深孔裡,再用三根木條支撐固定,松枝上綵燈閃爍,掛滿了各色錫箔的星星。女打字員用紅紙紮了三朵大紅花,也掛在聖誕樹上。餐廳變成了舞廳,長長的餐桌上擺了蛋糕、烤雞、烤牛肉、威士忌酒,舞會宴會持續到天亮。   
  乘美軍飛機兜風   
  從1944年11月赫爾利訪問延安開始,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慶談判,美軍運輸機頻繁往返重慶延安之間。每次運輸機抵達和離開延安,我們這些「八路軍司機」全都出動,接送客人和機組人員。 
  1945年夏季,延河發洪水,河灘裡的卵石亂了,開車過延河就困難了。這時候,飛機運來一台四輪發電機組,功率1000千瓦,美國人要給賀龍的邊區司令部、近鄰的中組部和楊家嶺安裝電燈。 
  我駕駛中吉普拖著四輪發電機,駛離延安機場。同車的美國人一看到了延河邊兒,示意他要駕駛。中吉普車拉著發電機緩緩駛入延河,河水漸漸浸沒大部分車輪。汽車行進至河心,忽然熄了火。同行的一輛中吉普車和兩輛小吉普從一旁過了延河,卸下車上的貨物,拴起三截鋼絲繩,三輛吉普齊力拖拉陷在河中的汽車。延河裡的汽車竟然紋絲不動。幾個美國人傻了眼,平攤雙手,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 
  毛主席的汽車司機周西林在棗園講汽車經:「汽車陷入泥裡,你千萬不要用二擋三擋,必須用一擋,一擋有勁兒。再一個看輪胎下面有沒有東西擋住去路。」我脫下衣褲,俯身探摸河水中的汽車□轆。果然中吉普的後輪被一塊卵石卡住。我又依次察看三輛牽引吉普車的擋位,用手指示意,讓美國人把變速桿掛在一擋的位置上,隨後三輛吉普車又一次啟動,陷在延河裡的汽車,被輕輕的拽上河岸。幾個美國人高興地呼喊:「OK!OK!」一齊向我豎起大拇指。 
  有一次,吉普車從觀察組向飛機場運送貨物,有幾隻釘得嚴嚴實實的大木箱,異常沉重,不知裡面裝的是什麼寶貝兒。吉普車過延河時,因為負載太重陷在河中,發動機沒有熄火,車輪嗚嗚地空轉,捲起一串水花。駕駛吉普車的美國人招呼我來接替他,我記得周西林講過:「汽車陷到河裡,千萬不要拚命朝前開,你愈朝前開,陷得愈深,要向後退。」我坐上駕駛員座椅,掛上倒車擋,加大油門,吉普車向後退了一段,然後猛地向前行駛,爬上了延河對岸。那個美國人大叫著OK!OK,不顧河水浸濕鞋褲,踩水跑過延河與我緊緊擁抱。 
  美軍飛機的機組人員為了感謝我們的服務,主動邀請觀察組的中方人員乘飛機去兜風。 
  飛機像只綠色的大鳥,輕盈地向西方飛翔。我們坐在機倉裡的鐵椅子上,湊在窗口前向下張望,黃河就像閃光的絲帶,沙漠好像一片片魚鱗。飛機進入青海後開始返航。 
  延安機場遙遙在望,飛機駕駛員忽然搞了個惡作劇,猛然使飛機向下俯衝。我感到自己的舌頭像條長蟲拚命要鑽出口腔。飛機上有人翻江倒海般的嘔吐;有人尿了褲子。飛機在延安機場停穩,眾人爬下飛機,個個臉色蒼白,驚魂未定:「我的媽呀!以後再也不坐飛機了!」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投降。蔣介石借助美國的飛機和軍艦運輸軍隊,開始與八路軍賽跑,搶先接管東北、華北和華東的城市。中國共產黨只借用了一架美軍飛機運送自己的將軍,這也是無償供給美國人吃喝的回報吧。 
  大約是毛主席去重慶談判的前幾天,那天早晨,我按慣例開吉普車送美軍運輸機的飛行員去東關機場。氣氛與往常不一樣,在延安東門就有部隊警戒。飛機旁早有一群人等候,吉普車駛進人群,美軍飛行員跳上飛機做飛行準備。我坐在吉普車上看見黃華招呼劉伯承、林彪、陳毅、鄧小平、滕代遠等十幾位軍事首長,他們神情嚴肅,依次登上飛機。美軍飛機的螺旋槳飛速旋轉,飛機掉轉機身,機頭朝向橋兒溝方向,向前飛上藍天……我還尋思,如果美軍飛行員再搞個惡作劇,劉伯承、林彪他們要尿了褲子,可就熱鬧了。   
  中美官兵歡慶抗日戰爭的勝利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炸死日本人二十萬;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8月9日,美國又在日本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發表《停戰詔書》;8月15日,裕仁在日本國內無線電廣播中宣佈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在近代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取得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日本投降的那天夜晚,我和觀察組的警衛戰士正在山上的窩棚裡看守即將成熟的西瓜、土豆和山芋,防範野獾來糟蹋。忽然,延河兩岸人聲喧鬧,鞭炮聲陣陣,許多人舉著火把跑來跑去。美軍觀察組的院子裡燈火通明,卡賓槍的曳光彈一串串劃破夜空。我倆莫名其妙,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讓警衛戰士下山去探個究竟,他跑回來告訴我,小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我倆興奮極了,坐在窩棚裡議論勝利後的日子。 
  「將來我們的部隊要不了怎麼多人了,我們向何處去啊?」 
  警衛戰士說:「我要回山西岢嵐的老家,向政府要幾畝地,買頭毛驢,娶個媳婦,美美的過日子。」1946年,我離開延安途經山西岢嵐縣,荒山禿嶺,地裡的麥苗稀稀拉拉,沒有想到我那戰友念念不忘的故鄉竟然這麼荒涼! 
  觀察組中美雙方人員共慶抗戰勝利,舉杯暢飲,徹夜狂歡。美國白酒的綠色酒瓶外型近乎中國古代兵器的戰錘。我喝了小半瓶的洋白酒,醉睡了一天一夜。 
  日本宣佈投降後,觀察組內的美軍朋友陸續離開延安。我也有了一項新任務,駕駛吉普車去新市場訂做各種尺寸和圖案的羊毛地毯,作為延安的紀念品贈送給美軍官兵。美軍人員依軍銜的高低,得到大小不等的地毯,一般士兵獲贈一對坐椅墊。延安的地毯質地厚重,動物圖案鮮艷生動。許多即將離開的美軍官兵十分喜歡延安地毯,要求我代替他們去多多購買。以後,觀察組的頭頭讓翻譯當面翻譯他的話:「美國士兵需要購買地毯,你領他們去,讓他們自己去買。」離開延安的美國人攜帶很多行李,吉普車裝的滿滿的。 
  1946年4月,鄧潔派人送來通知,讓我去楊家嶺報到。我在翻譯的陪同下,與美軍技工告別。技工送我一把白銅剃鬚刀,留做紀念。剃鬚刀使用吉列單刃刀片,質量上乘,一直使用到解放初。在新中國無處購買「吉列刀片」只作為紀念物品攜帶在身邊,「文革」中為掩蓋在延安與美國軍人交往的經歷,我悄悄把這柄刻有U.S.A.字跡的剃鬚刀扔掉了。 
  美軍投放原子彈造成三十餘萬日本人死亡,令延安人萬分震驚。我開吉普車去小市場採購地毯,三五一群的學生和幹部七嘴八舌議論紛紛…… 
  「美國這樣的做法,取得了勝利,世界人民也不服氣!」 
  「美國這樣一種毀滅人類的作法,使人類感到可怕。這樣一回行,二回三回再這麼幹,全世界人民都會起來反對!」 
  「美國使用毀滅人性的武器轟炸廣島和長崎,美國在那裡的僑民也死於他們的手下。」 
  人群中有明白人說:「這種毀滅人性的武器,叫『原子武器』,是一種用原子製造的炸彈。」 
  時至今日,日本也沒有深刻反省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常常倒騰出「歷史教科書事件」「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事件」「釣魚島事件」…… 
  如今,日本每年的軍費開支已經突破和平憲法所規定的限度,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海軍稱雄亞洲,他的掃雷技術、反潛作戰、不遜於核潛艇的常規潛艇、F-2戰鬥機、百發百中的高技術導彈、超一流飛行員和機械師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連號稱軍事霸主的美國都自愧不如;與此同時日本自衛隊早已放棄了專司自衛的原則。重新武裝起來的日本難道還想重演「珍珠港事件」,與中國與美國再決雌雄嗎?   
  謝偉思二三事(1)   
  謝偉思是美國人,擔任美軍觀察組的政治顧問,還是一位「四川老鄉」。我曾經幾次開吉普車送他去棗園。 
  在延安美軍觀察組,謝偉思穿一身軍便服,很風趣和氣,不分農民和幹部,不分長幼,見誰都打招呼。我第二次開吉普車送賀龍去棗園,同車的外國人就是謝偉思。賀龍稱他謝先生,兩人都客客氣氣。還有三四次單獨送他去棗園見毛主席。他的中國話講得很好。在吉普車上還問我:「你是哪裡人啊?」 
  我說:「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話說:「我也是四川人咧 !」 
  我不相信他的話:「瞎說!」 
  他很認真:「你可以去問一問你們的陳毅將軍,他可以證明呢!」 
  我問他:「你的中國話怎麼說的這麼好?」 
  他說:「好嘛,我從小就在中國長大,在中國唸書……」 
  當時我心想,這個美國人還真有意思,還想跟我套老鄉。 
  在棗園大門口,兩個站崗的哨兵用大槍攔住吉普車。我跳下吉普車,哨兵還認識我:「哈!小伙子你還會開汽車呀!」 
  哨兵問了我的來意,就鑽進崗亭,搖起手搖電話:「請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後,才放我們兩人走進棗園。 
  我領著謝偉思走上小土坡,毛澤東已經在窯洞前等候。 
  謝偉思雙手抱拳連連作揖,毛澤東拉住謝偉思的手一同走進窯洞。直到天黑了,他們兩人的談話還沒有結束,警衛員們都吃完飯了。後來,毛澤東拉著謝偉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棗園的大門。謝偉思雙腳一併立正,向毛澤東抱拳三作揖。毛澤東拍著謝偉思的肩膀,說:「你想幾時來就幾時來啊!」又叮囑我:「小李,天黑了,開車注意點啊!」 
  王盛榮的兩個孩子鬧肚子,吃什麼就拉什麼,怎麼也治不好。王盛榮托人給我捎話,還想要美國人的西藥。正巧這天,我又送謝偉思去棗園見毛主席,我跟謝偉思說,我的一個朋友的兩個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國的西藥給小孩子治病。 
  謝偉思拍拍我的肩膀,說:「你注意了,開好汽車,等回去,我給你拿藥。」 
  回到觀察組,謝偉思拿來三個棕色的小玻璃瓶,還用中國字在一張紙上,寫了每個藥瓶的說明。 
  我給王盛榮送藥,他雙手抱拳連連作揖:「謝謝啊!你可救了我們的孩子啦!」 
  隨著中美外交資料的逐漸公開,我對謝偉思有了更加全面的瞭解。 
  1935年,26歲的謝偉思被國務院正式任命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進修中國語言文化。他不僅攻讀了中國歷史、法律和經濟。在那動盪年代,他目擊了「一二九運動」和「蘆溝橋事變」。他還結識了一批風雲人物,如史迪威將軍、斯諾、拉鐵摩爾、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謝偉思跟隨美軍觀察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個月。在延安期間,他多次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他還見到了從各抗日根據地到延安的中共將領如陳毅、林彪、聶榮臻等。毛澤東在和他的多次談話中表達了中共對美國的善意和期望,並希望美國做出積極回應。 
  謝偉思感慨地說:「我們全力支持的政權(國民黨)的表現和我們發誓要消滅的敵人(納粹德國)是如此相像;而我們從不給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風卻和我們美國人又是這般接近。真不可思議。」 
  謝偉思當然不是共產黨人,甚至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國職業外交官。其所作所為均出於忠於職守、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由於他出身於美國在華傳教士家庭,對於中國和中國人民比一般美國人有更深的瞭解,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有真摯的同情。他心中充滿美國人民所具有的傳統良知。這一切的結合促使他義無反顧地和大權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馳。 
  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的同時,也給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力於盡快打敗日本,也有利於和中共建立建設性的關係。謝偉思預言蔣介石必然會發動內戰,而內戰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中共並非蘇聯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國現實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長的革命勢力。如美國處置不當,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蘇聯。顯然,謝偉思的這份報告完全是基於美國的長遠國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國應該是一個統一、繁榮、民主和親美的國家。這與近百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期望和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謝偉思又多次與毛澤東會談。毛澤東再次明確地表示願意和美國友好和合作。他將這情況及時地一一報回重慶和華盛頓。 
  謝偉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遠見,他在寫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預言:「共產黨已經得到了廣而深刻的群眾支持,因此要消滅他們是不可能的。從這一基本事實中,我們應當得到這樣的結論:除非國民黨像共產黨那樣,進行深刻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要麼他證明自己有能力奪過這種對人民的領導權,否則,共產黨將在較短的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可惜,美國決策人物沒有正確對待他的報告。   
  謝偉思二三事(2)   
  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開館的時候,請我免費參觀。我看見謝偉思和周恩來在延安的合影照片掛在牆上。現在,來紀念館參觀的人們對謝偉思幾乎是毫無瞭解的。 
  1999年,我從《參考消息》上讀到美聯社加利福尼亞奧克蘭2月4日電訊:「曾在麥卡錫時代被清洗出美國務院,後來又被恢復名譽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亞州去世,享年89歲。」   
  4月8日的延安空難   
  1946年4月8日,天空濃雲深厚,偶爾有一陣細細的雨絲。我和美國人開出吉普車去東關機場,下午3點多鐘,天空中有飛機的轟鳴聲,一會兒,飛機的聲音沒有了,東關機場準備迎接的人也都走了。 
  第二天,觀察組的美國人跑來跑去,電台嘀嘀噠噠響個不停。從重慶來的飛機,因為延安霧大,不能降落,返航時失蹤了。 
  10日,傳來消息,8日那天,美軍飛機飛過黃河,撞到山西興縣的黑茶山,飛機上的中共政協代表王若飛、秦邦憲(博古)、原新四軍軍長葉挺、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等人以及四名美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整個美軍觀察組的人都很悲痛。 
  美軍運輸機頻繁往返延安與興縣之間,運回一具具纏裹著白布的屍體和一堆堆飛機殘骸。延安的石匠晝夜不停地鑿刻了二十多塊高大的青石碑,四名美軍機組人員也各得一碑。延安舉行隆重的祭奠,安葬「四八」空難烈士。 
  「四八」空難,使延安人很氣憤。我聽延河岸邊散步的人們議論…… 
  「飛機從重慶起飛,就應該知道延安天氣不好,不能降落,哪為什麼還出來呢?」 
  「國民黨特務把這些美國人,連同觀察組裡通電話的、通電報的都收買了,不告訴延安的真實氣象情況。」 
  「所以飛機就在陝西山西這一片地方瞎亂飛,不回原地。」 
  …… 
  國民黨的軍統中統特務無孔不入,神通廣大,是人人皆知的,「四八」空難系其所為,連我也深信不疑。現在細細想來,國民黨特務收買觀察組的美國人,還不得依靠我們這幾個人,哪我們這裡面誰為國民黨特務工作呢?當時的延安人有誰知道「定時炸彈」是個嘛玩意?有幾個知道惡劣氣象條件下的迷航?無知發展了驚人的想像。因為無知,也就敢否定歷史,否定常識;最後發展到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第九章 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服務   
  七大的準備工作   
  1941年,中共中央準備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組部陳雲、李富春、蔡暢、王鶴壽、王盛榮、樂少華去安塞縣參加七大的籌備會議。 
  從1943開始,全國各地選舉的七大代表陸續向延安集中。一些代表冒著生命危險通過鬼子的封鎖線,有些代表犧牲在路途上。 
  為了準備七大的會場,開始在楊家嶺修建中央大禮堂。楊家嶺原來有一座木結構的大禮堂,1942年春節前夕鬧火災,被燒燬了。中央決定修築一座不怕火燒的大禮堂。石匠們按照設計尺寸,叮噹叮噹地鑿出大塊條石。延安沒有吊車,禮堂拱頂的條石是怎麼搬上去?隨著石塊牆壁逐步壘高,在牆外填起土堆,形成一面長長的斜坡,一塊塊千斤重的條石在滾木上沿著斜坡推上來,拱出禮堂的房頂。然後,運走牆外的黃土,露出整個中央大禮堂。當時,楊家嶺的人們各個稱讚。 
  這幢由留蘇建築師楊作才設計監造的建築物,胡宗南佔領延安時,沒有被國民黨軍隊炸毀。七大禮堂在改革開放之前一直是延安地區最豪華的建築。 
  七大延期召開,大禮堂成了楊家嶺全體幹部整風的場所。整風就是為了統一全黨思想,為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好準備。 
  臨近七大召開,中央辦公廳主任鄧潔將我從美軍觀察組中「借出」,讓我協助他做大會的後勤工作。   
  選舉七屆中央委員(1)   
  七大從1945年4月23日七大開幕到6月11日閉幕,開了整整50天,這些情況創下黨的歷史之最。 
  七大開幕前兩天,舉行了預備會議。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共分八個代表團:中央直屬機關、陝甘寧、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後方。大後方代表團不僅有蔣管區,還有敵占區的地下黨代表。在預備會議上,任弼時向代表報告七大的籌備經過;毛主席講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方針。 
  我親眼目睹了中共七大開幕的歷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主席台後牆上,兩面黨旗烘托著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畫像。主席台對面牆上寫著「同心同德」的標語,禮堂的兩側牆壁上的標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主席台上端的紅布橫幅上,綴著一行黃字:「在毛主席旗幟下勝利前進!」大會主席團成員有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彭德懷、康生、陳雲、陳毅、賀龍、徐向前、高崗、張聞天、彭真。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宣佈大會開幕,代表們先唱《國際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陳譚秋、廖承志、馬明方還關押在國民黨監獄中,無法來延安開會。 
  毛主席致大會開幕詞: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天開幕了。我們這個大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呢?我們應該講,我們這次大會是關係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後勝利的大會。 
  毛主席又說:我們的大會是處在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八年浴血抗戰,黨和人民已經望見勝利的曙光。抗戰之後,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歷史轉折關頭,需要統一全黨認識,集中全黨智慧,制定出黨的行動綱領。 
  七大期間,毛主席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修改黨章報告。周恩來、彭德懷、陳毅、葉劍英、聶榮臻、陳雲、李富春、彭真等人在大會上做了發言;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和朝鮮革命軍政治幹部學校的樸一禹在七大會上講了話,他們祝賀中國共產黨的七大召開,感謝中國共產黨對日本革命和朝鮮抗戰的支持。 
  七大開幕後的第二天,毛主席作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他的講稿大會代表人手一冊,需要翻頁時,會場上響起一陣紙張的翻動聲。毛主席的講話,與以往的話題大不一樣,他在講抗戰勝利後,如何治理國家,許多說法十分新鮮,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講,為了發展中國的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除了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外,同時借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我們歡迎外國的投資。我一邊聽,一邊就聯想到延安美軍觀察組的那些美國人,送給我們巧克力、駱駝牌紙煙、午餐罐頭。如果能夠獲得美國的資本援助,中國的老百姓一定能夠過上好日子。新中國成立後,編印的《毛主席選集》對毛主席的七大講話作了許多修改,利用外資的主張被刪除了。 
  七大期間,不論是大會發言,還是分組討論,代表們個個大膽發言,各敘己見。許多代表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論證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在討論中,對一些具體的人和事,也有激烈的爭論。 
  鄧潔讓我們搬一架躺椅,擺在會場的前排,鄧潔說王明有病,要躺著開會。王明還仗著蘇聯的後台,很有些傲氣,可是代表們不買賬,很少有人與他交談。 
  在大會分組討論中央委員候選名單時,許多代表對王明、博古作為候選人很有意見,認為他們推行的錯誤路線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損失。一些代表邊說邊哭,懷念白區地下黨和長征途中犧牲的戰友。 
  毛主席在解釋「中央委員選舉方針」時說:從黨的歷史經驗來看,對過去犯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手推開,只要他們承認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就行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分別到各個小組做解釋工作,動員大會代表投王明和博古的票。 
  「七大」公佈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經過分組討論,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選舉。代表們手持紅色的選票,分了三撥依次把選票塞入一隻白碴木箱子,投完票,代表們都散了。我們幾個人把投票箱搬上主席台,有人負責唱票計票。   
  選舉七屆中央委員(2)   
  大會選舉出44名七屆中央委員,他們是: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陳雲、徐向前、關向應、陳潭秋、高崗、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羅榮桓、康生、彭真、王若飛、張雲逸、賀龍、陳毅、周恩來、劉伯承、鄭位三、張聞天、蔡暢、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鄧子恢、吳玉璋、林楓、滕代遠、張鼎承、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薄一波、王明、博古。   
  看護好水碗和水壺   
  為黨的「七大」大會服務的,連我算上一共六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沒有女服務員。會議期間,服務組負責為大會主席團和會議代表送開水,就餐時,送菜送飯;代表們離開會場後,我們清掃會場,擦拭桌椅,關閉門窗;休息時,我們就到代表中間徵詢意見,飯菜是否可口,有什麼特殊要求,然後在晚間碰頭會上向鄧潔匯報。在飯菜的花色品種方面,我幫鄧潔出一些主意,安排楊家嶺大灶製作。 
  在討論「菜譜」時,鄧潔說:「代表們來自天南地北,口味不一。小李你看看能不能搞個酸甜苦辣樣樣俱全。」 
  「那還不好辦,酸的——醋溜土豆絲;甜的——糖醋裡脊……」 
  七大代表陸續報到,中央辦公廳從一些單位抽調炊事員來揚家嶺大灶幫廚,天天給代表煮白菜、熬蘿蔔;燒一個豬肉,湯肉不分,無色無味。鄧潔召集炊事員開會:「以後大灶安排飯菜,多聽李管理員的意見,讓他出些主意,給代表改善伙食。」 
  我讓採購員從新市場買來八角、桂皮、小茴、花椒、胡椒,自己碾壓五香粉;又指揮炊事員把土豆蘿蔔擦成絲,兌入白面和五香粉,用手攥成丸子,再入油鍋烹炸;調入排骨湯烹出「燴丸子」,博得眾口讚譽。 
  我聽代表問鄧潔:「現在的菜怎麼好吃了?有味道了!」 
  鄧潔回答:「我們現在有了一個『專家』,他在菜上提要求,怎麼施佐料啦,怎麼變換花樣啦……」 
  中共中央專門撥出一筆款子,保證代表們的伙食標準,雖說山珍海味吃不起,中餐晚餐保證有一道葷菜,紅燒肉、扣肉、清燉牛羊肉、「獅子頭」、汆丸子……代表們吃得眉開眼笑,好多人跟鄧潔說:「弄肉菜一定得要小李親自動手哇!」 
  大會代表每天早餐二米稀飯、饅頭鹹菜;中餐晚餐四菜一湯,一葷三素的標準,白菜蘿蔔天天吃,一道葷菜也就是豬牛羊肉。代表十個人坐一桌,在禮堂兩側邊廳裡就餐,毛主席、朱德、陳雲等人回自己家的小灶吃飯。中午就餐的時間很短,代表們還沒有午睡的習慣。 
  鄧潔作為七大正式代表參加會議,會下,還要領導會議服務組的工作。他對搞好代表的飲水很重視,反覆強調,專門規定:在燒開水時,至少有一個人看守水壺;水壺使用後,必須拎回禮堂側廳的小屋,房門要鎖好;水碗要清點數目,放進櫃廚裡鎖好,每天兩次用「灰錳氧」消毒水碗;大會供水處一刻不能離開人。 
  開會的代表走到側廳的供水處自己取碗斟水,供水處的長桌上有一百多隻瓷碗和幾壺開水。大會主席台一旁也有開水壺,主席台上的首長誰想喝水,自己起身去斟,大會服務組只保證供應開水和水質的安全。 
  楊家嶺警衛連負責會場外圍的警戒,戰士們遵守紀律,從不走進禮堂。警衛連指導員寇子忠好羨慕,他說:「老李啊,你們幾個美差呀,又有水喝,又能聽毛主席講話!」   
  請黨的中央委員們簽字留念   
  為會議代表服務時,我碰見許多熟悉的老首長,張琴秋、張秀巖、林伯渠、王德、張蘇、徐特立、陳雲、李富春等人,他們和我緊緊地握手,和我親切打招呼。會後,我的文化啟蒙老師張秀巖大姐專門找到我,詢問我的工作學習情況,說了許多鼓勵的話。 
  第七屆中央委員選出後,大會秘書處洗印了全體委員的黑白照片,鄧潔陸續給了我幾十張,湊成一套。我拿著照片,找到熟悉的中央委員,讓他們簽字留念。50天的七大會議選舉的44名中央委員,長期在延安居住的就有19名。我最熟悉的當然是陳雲、李富春、蔡暢、徐特立、林伯渠、朱德、毛主席等人。陳雲一邊在他的照片背後簽字,一邊問我肺病徹底治好了,囑咐我今後不要吸煙,多注意身體;李富春寫了「小李同志留念,李富春」幾個字,還不忘了和我開玩笑:「你進城當了官老爺兒,可別忘了我呀。」 
  毛主席正巧沒有鋼筆,他大聲地問:「你們誰有鋼筆?我用一用,給這個小李寫個名字。」 
  我趁機問他:「我以前那個首長,黃祖炎,現在不知怎麼樣了。」 
  毛主席說:「你想他啦?他還不能來開會,他要來開會選不上中央委員,也要選上候補委員。」 
  我又問:「他現在在哪呢?」毛主席不願意說,扭臉與別人說話去了。 
  做了50天的大會服務,我又結識了許多首長。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聶榮臻都是四川人,又是搞軍事的,會下常常聚在一塊聊天。這幾位首長中,我和朱德最熟悉,我找他簽字,朱德又說:「小娃娃長大啦。」他這樣說,是因為長征途中我們這隊小娃娃一直跟隨朱德的總部行軍。我翻出劉伯承的照片:「劉司令員,請簽個字吧,留個紀念。」 
  劉伯承很爽快:「好嘛。」 
  朱德在一旁說:「這小娃也是我們老鄉喲……你是四川哪裡的人嘛?」 
  我回答:「四川巴中的。」 
  陳毅在一旁就喊:「『通南巴』喲,徐向前的兵啊。」 
  鄧小平揚手招呼徐向前:「徐司令員,來來來。」幾位軍事領袖一邊給我簽字,一邊大發感慨,年輕呀,趕上好時代啦,將來大有前途嘛,等等。   
  七大閉幕了   
  七大期間,傳來歐洲戰場反法西斯大戰勝利結束的消息。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5月8日,德軍無條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宣佈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整個延安一片沸騰,除了開慶祝會外,還給七大代表放映蘇聯影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 
  日本軍國主義已經走投無路,八路軍開始局部反攻。大會代表都說: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 長不了了。七大會場內外,一片歡天喜地。 
  在中央大禮堂,為全體代表舉行了一次文藝聯歡晚會。舞台上扭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王昆唱陝北民歌;魯藝演京劇,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大多數代表對京劇不感興趣,互相之間交頭接耳;有個戲劇小品,裝扮國民黨營長的演員,鑽進一隻木櫃,等追捕的人走了,他才從木櫃裡出來,滿頭滿臉沾滿了麵粉,逗得觀眾哄堂大笑。氣功表演掀起晚會的高潮,表演者是彭真的馬伕。老漢的腿和腦袋分別擔在兩條板凳上,身體懸空,有四位壯小伙兒,抬來一塊條石放在他的肚皮上,然後掄起大鐵錘,反覆擊打條石,石頭碎了,老漢站起身來,平安無事。代表們站起來,齊聲喝彩,使勁鼓掌。 
  臨近大會閉幕時,鄧潔陪同任弼時來服務組慰問,鄧潔在一旁介紹每個人的姓名,任弼時逐一握手致謝。鄧潔替我們表功:「弼時同志,他們幾位的辛苦我還沒有對你說呢,你看外面的哨兵辛苦吧,還能兩三個小時換一換崗。可是他們幾位晝夜守在會場,一個生人都不放進來;大會代表每喝一口水,包括主席喝的水都是他們寸步不離地看守著,絕對保證開水的安全,也就保證了代表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任弼時就說:「你們這幾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結束時,毛主席在總結報告中提出全黨要注意日寇投降後,存在內戰爆發的危險。毛主席詳細估計了,如果爆發內戰,可能引起的種種困難,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針與鬥爭策略。毛主席的預見在解放戰爭中得到充分證明。 
  1945年6月11日,大會選舉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並舉行閉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王首道、黎玉、鄧穎超、陳少敏、劉曉、譚政、程子華、劉長勝、粟裕、王震、宋任窮、張際春、雲澤、趙振聲、王維舟、萬毅、古大存、曾鏡冰、陳郁、馬明方、呂正操、羅瑞卿、劉子久、張宗遜、陳賡、王從吾、習仲勳、肖勁光、劉瀾濤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毛主席致閉幕詞——《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國際歌》後,大會執行主席彭德懷高聲宣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代表們全體起立,熱烈鼓掌,很久不願離開會場。 
  大會閉幕的當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張餐桌上了一隻整雞,當時吃雞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場有商人賣魷魚、海參、干貝,我向鄧潔建議,給代表們搞一點來吃。鄧潔說,中央沒錢呀,買不起呀。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專門把我們服務員招呼到一起,敬我們一杯酒,代表黨中央感謝我們的服務。晚宴後,魯藝劇團在中央禮堂演出京劇,鄧潔讓我們將事先準備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邊區生產的麻糖、一隻鴨梨和紅棗裝入紙兜裡,凡是坐在禮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經歷過各種規格的會議,七大發放「禮品」是頭一回。 
  6月11日,七大結束後,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陸續離開延安,我也返回美軍觀察組。     
  後記 重返陝北   
  難覓往日的舊跡   
  在西安火車站登上北行的列車,我終於走上重返陝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過大街小巷,摸到鳳凰山下,推開黃土牆上的木門,還認識石崖下的窯洞是毛主席和賀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還有毛主席留下的煙垢,門框上沒有春聯的一絲痕跡。我一聲呼喚無人應答,環顧四周,小院裡堆滿了舊報紙和爛布頭。毛主席的這處舊居冷冷清清地無人光顧。 
  當年,黃祖炎珍藏有三隻巨大的毛筆,牛角料制做的粗筆桿,烏亮沉重。聽黃祖炎講,草地邊邊,急忙脫離張國燾,輕裝急行軍,他把暖水袋、懷表、墨盒、字帖都丟棄了,只有捨不得這三支毛筆,硬是背到陝北。 
  每逢延安開大會或歡迎來賓,書寫大幅橫標,我研了墨,再替首長撐住紙角,黃志炎雙手各握一支大抓筆,蘸上濃墨,左右開弓,一個斗大的字,一揮而就。林伯渠、謝覺哉這兩位在一旁稱讚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討來鍋底灰,黃祖炎兌水兌皮膠,在黑釉盆裡研調墨汁。首長曾經有一塊名貴的硯台,經過水草地時,不得不忍痛「輕裝」掉。他一邊搗鼓墨汁,一邊惋惜那只扔掉的硯台。書寫對聯時,我在一旁按住紅紙,黃志炎飛快地書寫一幅幅春聯。 
  毛主席和賀子珍聞聲走出窯洞,從我手中接過春聯,連連稱讚好字好詞…… 
  如今,一棟棟陳舊的住宅樓從四面八方逼到鳳凰山腳下,狹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導遊人瞻仰偉人舊居。毛主席與江青結婚的「石窯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窯洞模樣的平房成了鳳凰山麓毛主席的舊居標誌。歷史也就此簡化吧! 
  我尋遍了鳳凰山,舊時的窯洞、小花園、城隍廟無影無蹤。眼前都是高樓大廈。   
  寶塔山變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寶塔公園,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磚邊牆,登上寶塔山,環顧寶塔下的土地,水泥磚覆蓋了昔日的腳印。 
  九級磚塔整修了,塔端加補了「窩兒頭」樣的封頂。1938年的寶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損毀,站在塔裡向上望去,露出一塊巴掌大小的藍天。那裡是塔呀,一根鍋爐房的煙囪! 
  1937年夏,我們隨中央醫院遷駐寶塔山,成為寶塔山的首批居民,黃祖炎任中央醫院院長,傅連璋是副院長。 
  中央醫院時常請馬海德和幾位醫學專家輪流主持醫學知識講座,三十多名醫護人員在黃土坡上聽課,我隔三差五地趕上了,也混在醫護人員堆裡聽一聽。馬海德那時的中國話還不很熟練,一些專業術語需要傅連暲在一旁做翻譯,在寶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細菌和病毒,肺結核和梅毒,特別對梅毒的傳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講課,一位牙醫專門講有關牙齒方面知識。他說,中國人的壽命平均只有三十多歲,貧窮和戰爭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齒保健知識也是影響壽命的一個原因。牙齒不好,吃東西就要「囫圇吞棗」,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腸負擔,營養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會成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組織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內臟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腎炎、關節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膚過敏等等等等。這位醫生特別叮囑,你們今天知道了牙齒的重要性,就要愛護牙齒,有條件了要飯後刷牙,一旦牙齒壞了,要隨時修補,年紀老了一定要鑲牙!他的話,使我一生受益匪淺。 
  還有一位醫生講養生之道。他說,我家幾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兩杯淡鹽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親活到99歲,身體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歲。 
  尋找寶塔山舊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窯洞面目全非,黃祖炎的舊居湮滅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農學校的紀念碑,日本人有錢能夠樹碑立傳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兒   
  來到延安,回憶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橋兒溝,天主教堂前空空蕩蕩,一塊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腳尖向山溝裡眺望,就在這面黃土坡上,我們曾經讀報學習、為賀龍捐款…… 
  我還記得張蘇的勤務員郭聰也為賀龍捐了款。郭聰聰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夠模仿中央首長講話時的語調和神態。 
  那日,北門外的黨校禮堂上演京劇,毛主席來了,有人起身給他讓座;陳雲來了,有人招呼「陳部長坐這裡吧」;周恩來走進禮堂,有幾個人站起來讓座。這時有一個人把我身旁的郭聰拽起來「你來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講話吧!」 
  周恩來饒有興趣地問:「你叫什麼名字啊?」 
  郭聰笑嘻嘻地操起周恩來的腔調:「我叫郭聰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來拉住郭聰的手:「送你去『魯藝』學習演戲好不好?」 
  郭聰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調:「我的首長不就沒有人照顧了嗎?」 
  周恩來說:「我們可以換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聰說:「我不識字呀,記不住台詞嘛!」 
  周恩來說:「不識字,慢慢地學呀!」 
  郭聰:「好嘛!等學會了識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們打跑了嘛!」 
  周恩來終於忍俊不禁:「哈,你這個機靈鬼……」這時周恩來被人拽走了。郭聰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講話。 
  不久,郭聰離開了北門外的中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聰,也想起了四八死難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飛、葉挺等13人乘美軍飛機從重慶返回延安,飛機迷航,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墜毀。空難發生後,美軍飛機頻繁起降,從山西運回遇難者的遺體。博古的隨員趙登俊同我一起長征到陝北,他先跟隨傅連暲,後跟博古去重慶,成了一名「四八」死難烈士。 
  我站在趙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來你可以像我一樣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陽光和空氣,你早早的死去,我還活著,倘若當年我不進勝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隨博古。那麼我就在裡面躺著,你現在還會活著……   
  延河兩岸曾經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延河嗎!以前寬闊的河灘被人工填高,構築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細流,水面上漂浮著黑色的油污,散發著令人窒息的臭氣。兩岸河堤上的洩水口嘩嘩地流淌著污水。 
  當然,延河會發脾氣,暴發山洪,河谷裡轟鳴著驚心動魄的濤聲。洪峰流過,房屋那麼大小的卵石消失得無影無蹤。1940年夏天,勝利食堂的夥伴拽我去玩水,他們不由分說硬是把我扔進延河。我喊了聲救命,灌進幾口渾水,半浮半沉地順流漂去。史明他們才相信我不會游泳,急忙跳進延河,把我撈了上來。以後,賀龍、王盛榮做教練,我學會了游泳。 
  當年,延河兩岸是人們談情說愛、散步聊天的去處。我聽知識分子們聊天,他們抱怨延安窮山惡水,一個人說上不了天了,另一個人說下不了海了,原來他們是製造飛機和艦船的技術人員。如今,中國不但擁有強大的空軍海軍,還有原子彈氫彈洲際彈道導彈,還有間諜衛星和宇宙飛船;而且中國的糧食煤炭鋼鐵的總產量世界第一,這些都有從延安走出去的知識分子的功勞。 
  在延河大橋上,我實地講解當年駕駛吉普車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斷壁殘牆,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彈坑阻絕了行人交通,吉普車離開東關機場,一渡延河繞過清涼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繞過河岸的卵石灘;再從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軍觀察組。隨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歷史與現實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灘上的炸彈坑裡救人的事兒…… 
  延安北門至「邊區司令部」之間的延河漫灘地上,散佈三塊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軍重磅炸彈的傑作。秋日的一天,一位農婦在水塘邊收割豆子,無意中帶起的土坷拉滾落水坑中,從水塘裡驚起一條五六斤重的草魚。草魚落在農婦的腳下,拚命撲騰。拾豆婦女大懼,一個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衛戰士看個滿眼,急忙跑去救人,從水塘裡把農婦撈了上來。積水彈坑的魚兒最後被捉得一乾二淨。 
  如今,在延安吃魚已不是新鮮事了。沿街的餐廳飯店琳琅滿目的海鮮招牌高高懸掛。   
  楊家嶺窯洞依舊   
  參觀了延安革命紀念館,延安市的陪同人員又驅車直奔楊家嶺。 
  在楊家嶺溝口下了汽車,緩步前行。一群遊人在導遊的引導下,瞥一眼七大禮堂,到毛主席舊居裡轉轉身,如蜻蜓點水。 
  七大禮堂還是舊時模樣,門楣上「中央大禮堂」五個字雖說是康生手跡,仍保存完好。 
  導遊小姐問我:「當年沒有吊車,大禮堂拱頂的條石是怎麼搬上去的?」我告訴她,隨著石塊牆壁逐步壘高,在牆外漸漸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長長的斜坡,一塊塊千斤重的條石在滾木上沿著斜坡推上棚頂,互相鑲嵌成禮堂的穹頂。然後運走牆外的黃土坡,露出中央大禮堂偉岸的身姿。 
  這幢由留蘇建築師楊作才設計監造的建築物,在改革開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華的建築。中央大禮堂側廳是楊家嶺全體幹部整風的場所,康生、陳伯達唇槍舌箭,氣勢洶洶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張國燾冒領黃金一事僅僅是一段小插曲,因為涉及到黃金,我還記得清楚。 
  康生詢問一個人(姓名忘記了):「1938年,你和張國燾在一塊工作,他逃跑之前從邊區銀行帶走多少黃金?」 
  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兩吧。」 
  康生又問:「那你為什麼不想一想,張國燾要黃金幹什麼?為什麼不向組織報告?」 
  那人辯解:「那誰曉得張國燾準備逃跑啊!」 
  有人提問:「為什麼邊區銀行就給張國燾黃金呢?」 
  這個人解釋:「他是邊區政府主席呀,銀行是政府辦的呀,不聽他的還聽誰的?不要說張國燾要四五百兩黃金,就是林(伯渠)老、羅邁他們隨便寫個條子,到銀行提取千八百兩黃金,銀行也得乖乖給呀。」 
  有人評論:「看來張國燾提前準備好了,弄走幾百兩黃金做逃跑經費。」 
  此人講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問了,只得作罷。 
  中央大禮堂對面山坡一條長長的斜坡路空無一人,坡路盡端是陳雲舊居,雙扇門一把鐵鎖,一塊中組部捐款豎立的石碑說明延安時代中央組織部的駐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圖書館旁是我和黃愛民的窯洞,探頭向裡張望,一位壯年漢子迎了出來,熱情相邀:「到家了,進家裡坐坐。」窯洞內一盤土炕,一些凌亂的家什,確實比延安時代的家富足了許多。 
  延安中宣部舊址無碑無字,其窯洞基本保存完好,從柯柏年、黃華的窯洞前走上去,是凱豐和趙毅敏的窯洞,徐(特立)老的窯洞卻無處尋覓……當年開荒種地,歡度中秋,山上山下人來人往,何等的興旺啊!如今山嶺寂靜,人跡稀疏。 
  楊家嶺上的故人早早離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緬懷往事,不禁感慨萬端。 
  離開楊家嶺直奔棗園。 
  走入棗園,甬道左側一幢別墅式樣的平房沒有掛說明牌牌,我一眼認出是陳雲故居。1943年,我在棗園工作的小灶廚房只保留下一間,那棵我曾經澆灌的棗樹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腳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衛戰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延安人不知道美國南瓜的來歷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舊址示意圖上,未予標示美軍觀察組舊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國軍人居住地怎麼能算革命舊址? 
  我走出賓館,沿街北行,一路高樓大廈,北門外的變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問路,無人知曉美軍觀察組的舊址。 
  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是紅色中國走上國際外交舞台的開端,標誌這美國官方承認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發展到美國邀請中共代表董必武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與聯合國的創建。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黨的領導人親臨駐地慰問。延安各單位傳達文件進行「外事教育」,預防瑣碎小事怠慢了美國盟友。我作為一名中方管理員,參與美軍觀察組的基建施工。隨後又接受美國人的訓練,學習駕駛吉普車,替代美國人往返北門外與東關機場,接送飛行員,運輸物資。觀察組的幾輛吉普車是稀罕物,汽車駛過,惹得延安軍民駐足觀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見農婦出售小南瓜,我想起這是美國的南瓜品種!上前詢問,農婦說:「什麼瓜喲,陝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橋兒溝農貿市場,小販們異口同聲:「陝北南瓜嘛!」我問:「為什麼陝北還有一種大南瓜。為什麼大南瓜長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長相醜陋,香甜可口?」眾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國軍官來到中方管理員辦公室,嘰嘰咕咕說了一通外國話,將一隻信封交給楊管理員。老楊對我說,這是包瑞德上校從美國帶來的南瓜籽,囑咐我們種上。他說延安這個地方沒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國的南瓜到底是個啥模樣,弄些茅廁的糞土,挑來延河的清水,在氣象觀測樓旁種下南瓜籽。那名美國軍官幾乎天天在瓜地周圍轉一轉,碰見中國人就豎起大拇指說OK,OK。秋收時節,瓜秧上結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麼大小,凸起的瓜瓣疙裡疙瘩,活脫脫的一副小丑模樣。大灶的廚師說,蒸兩個試試看吧,不能吃就丟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門外引起轟動。同美軍觀察組一個院子的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近水樓台先得月,抱走了許多「小丑南瓜」,延河對面王家坪中央軍委有人聞風而至,也來討要。楊管理員和我們商量,決定給棗園的中央首長每家送一隻美國南瓜,僅僅是出於愛戴領袖的樸素感情而已。 
  依照習慣說法,美國人傳播了友誼的南瓜種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來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導下,終於在延安中學的校園裡找到了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山坡下,還剩下七孔美國人居住的窯洞。以前美軍倉庫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學樓……   
  經過大砭溝想起賀龍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長的棗園路,右岸有延師路接北關街。延師路上的陡坡還是先前的大致輪廓。陝北人稱高高的陡坡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溝壑故名「大砭溝」。抗戰時期,這道陡坡僅能通行一掛馬車,路面上磨出兩條深深的車轍。我曾經多次駕駛吉普車,翻上「大砭」接送美國人去棗園,也曾送過賀龍將軍…… 
  1945年9月的一天,賀老總帶著一名警衛員急匆匆地走進美軍觀察組的院子,說要借輛吉普車去棗園。翻譯跟美軍技師講了幾句英語,又對我說:「你去送賀老總,這幾輛車你隨便開。」我從車庫裡開出一輛小吉普,驅車停在賀老總面前。 
  賀老總見是我開車,不太放心,他說:「咳喲,小李,你開車行嗎?」 
  我說:「不行?我敢給你開車!」 
  「我還當是美國人開車送我去哪。」 
  「讓外國人去,他要搗個鬼怎麼辦?」 
  賀老總說:「喲,小李呀,你的警惕還夠高哇!好,好,快走。」賀老總一邊揮手,一邊跳上吉普車。 
  我說:「急個啥子,汽車說啥也比你那洋馬快。」 
  賀老總說:「我要不急,就不到這兒來要汽車啦!」 
  從北門外去棗園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出門過延河,經王家坪、楊家嶺,從馬列學院再回涉延河,從蘭家坪山腳下經過,直抵棗園,這條路較平坦寬闊,但須兩渡延河,雖說河水不深,萬一吉普車在河裡熄了火,可就耽誤賀老總的大事。我選擇沿西山山麓,經石佛溝、小砭溝從候家溝過西河到棗園,雖說這條路路況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幾乎乾涸,不足為慮。 
  吉普車駛出觀察組的大門,我招呼了一聲:「坐好了!」加快了車速。吉普車掉頭,轉入左側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車在土路上猛烈的顛簸起來,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賀老總緊張地喊:「咳呀!小李,這還不得摔死我們仨啦!」 
  我說:「怕啥,不拿金剛鑽,敢攬瓷器活?」 
  賀老總說:「嗨,小伙子,你還真有一套哇!」吉普車翻過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腳踩到最大油門,車後捲起沖天的黃色煙塵。 
  賀老總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滿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說:「天又不熱,你出的什麼汗呀?」 
  賀老總說:「嚇的呀!」 
  我說:「這點事兒你就嚇著?你還當司令哪!要來幾十萬國民黨兵,你怎麼辦?」 
  賀老總說:「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還可以跑,在你這車上……我往哪跑呀?」說話間,吉普車駛進棗園的大門。賀老總示意停車,我說:「往前,開到主席的窯洞那坡坡上……」 
  賀老總說:「不啦,汽車聲太響了,我們走上去。」 
  我把吉普車掉轉車頭,去找周西林聊天,讓他品嚐美國駱駝牌香煙。 
  忽然,吉普車的喇叭嘀嘀的鳴響,原來,賀老總座在吉普車上用喇叭聲尋呼我呢。他高興地向我大手一揮:「得啦,我們回家嘍!」   
  奔赴延長縣城尋訪線索   
  去延長縣必經甘谷驛和黑家堡。 
  「桑塔納」輕盈地行駛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機汪成清師傅說,從延安到延長140華里,小車只需一個多小時…… 
  我問汪師傅,甘谷驛的教堂還有沒有?他說,沒看見過甘谷驛的教堂呀!說話間,小車從甘谷驛街中穿行,教堂尖頂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牆後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憶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長縣的情景…… 
  1937年春節前,我和馬伕護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後半晌時,到了甘谷驛。馬伕說話了:「明天,走不了,趕快給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過不去!」 
  原來這馬兒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裡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馬,她吩咐馬伕:「你趕快去找村長,讓他給我們找人,給牲畜治病,馬好了我們再走。」 
  馬伕慌慌張張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麼辦呀? 
  馬伕領來兩位陝北老漢,一位是村長,一位是鄉村獸醫。 
  獸醫從一隻方鐵桶裡掏出牛角、藥搗杵、各種中草藥。村長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這老漢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論百姓、紅軍、白軍,他硬要一塊現洋呢……」 
  獸醫老漢把一根煙骨桿兒搗碎,混上藥湯,灌入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實聽話。獸醫老漢又用牛角舀水,餵了幾角清水。他對馬伕說:「你把這些牲口牽出去溜一溜。」 
  黃昏時分,馬伕喜滋滋地牽馬兒回來了:「真絕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來了,也尿了。」 
  …… 
  汽車駛過甘谷驛,公路旁、延河畔、農田里陸續出現一些抽油機,在電動機的拖動下「磕頭蟲」緩慢地從地下抽吸石油,遺憾地是單井產量太低,每天產油百八十公斤,一噸原油可賣一千多元,已經是陝北的搖錢樹啦! 
  延河灘上還有幾個農民用水泵抽水,沖洗一堆堆泥土,他們正在泥裡淘沙!千辛萬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換來二十幾元人民幣,很是可憐。 
  汽車駛進延長縣城,果然像我預料的一樣,古城牆和城門樓子拆除得乾乾淨淨。石油廠只剩下一截「采油樹」和一塊「華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長石油井是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 
  我向延長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玉英母親一家人,老太太可能不在了,找到她的姐姐和外甥女,問問她們知道不知道朝玉英的下落。 
  延長縣同志說,整個延長城關鎮沒有一家人姓「朝」呀!找找看看吧! 
  眾人陪同我爬上延長「西門」左側的陡坡,迎面的門樓旁邊掛個紅牌,原來是毛主席率領紅軍進軍山西的東征會議舊址,舊址場院一盤廢棄的石碾喚醒了我的記憶,石碾上坎就是朝玉英母親家!原來,朝玉英家曾經是毛主席的鄰居,她一定是這麼與黃志炎相識的。我走進小院,窯洞的格局還是先前的樣子,只是住戶幾經轉讓,新主人對六十年前的往事一概不知。 
  熱情的延長同志陪同我開始奔波往返,查詢朝玉英家人的下落。 
  延長同志無奈地說,以前搞的政治運動,老百姓害怕死了,他就是知道也不敢說出來。 
  鄭家老二,鄭忠林先生,正巧從成都來延長探親,住在延河對岸。小車駛過延河上的石拱橋,碾過泥濘的土路。鄭忠林先生和以前拜訪過的幾位老人一樣,說延長縣最老的老師馬朝君,1936年就在延長完小任教,應該知道朝玉英的情況,可惜你們來晚了一步,馬老師在今年元月去世了。馬老師有一個同學,劉秀梅住在北京,如能找到她就好了。   
  黃祖炎首長一家的下落(1)   
  從陝北得知劉秀梅是朝玉英的小學同學,一同參加的紅軍。劉秀梅是原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的遺孀,住北京萬壽路甲15號。 
  劉秀梅瘦弱矮小,精神尚好,剛剛聽我說:「我去延長朝玉英的……」她就搶過話頭:「不是朝玉英呀,是趙玉英,趙子龍的『趙』。」 
  我說:「毛主席在延安看見她,就是喊『朝玉英』啊。」 
  劉秀梅哈哈地笑了:「毛主席是湖南人,朝趙不分。」 
  我又問:「你知道不知道黃祖炎?」 
  劉秀梅爽快地說:「黃祖炎我知道,在瓦窯堡的西北工農政府,我和黃祖炎、廖志高、扎西旺西在一起,趙玉英是他的婆姨呢。」 
  我問:「黃祖炎他們一家人的下落你知道不知道?」 
  「他們可慘啦,小娃兒回到江西老家病死了,黃祖炎在山東軍區工作時被日本特務暗殺了……」 
  劉秀梅、李光宇和趙玉英,延長城裡的姐妹花,一同讀書,一同參加毛澤東的紅軍,三人的命運卻天壤之別。 
  劉秀梅告訴我,黃祖炎在皖南與趙玉英離婚,又與周潔結婚,生有一女二子,其中長子現在是中國空軍的高級將領……趙玉英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後流落上海街頭,新中國之後,趙玉英的共產黨員身份不被承認,只得做臨時工……「文革」結束後,趙玉英到北京找劉秀梅、李光宇作證明,才恢復黨籍,得到離休幹部待遇。 
  黃祖炎遇害,我心裡有準備,可是不甘心,又向江西革命烈士紀念堂查詢,終於弄清楚了黃祖炎的情況。我陸續得到有關首長詳細情況,明白了為什麼在延安,毛澤東和他那麼親密的緣由。 
  黃祖炎,1908年生於江西省南康縣。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擔任中央蘇區信(信豐)、康(南康)、雄(南雄)中心縣委書記兼游擊大隊政委;1930年他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28縱隊政委,率部參加了反「圍剿」作戰。 
  1933年黃祖炎被調到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任毛澤東主席的秘書,同時兼任政府秘書科科長。當時毛澤東正受排擠,黃祖炎精心照顧主席的日常生活。1934年夏,毛澤東在江西於都縣,患了瘧疾,持續高燒,病情凶險。黃祖炎焦急萬分,同警衛員陳昌奉、吳潔清日夜守護在毛澤東身旁。黃祖炎還連夜跑到幾十公里外,請來傅連暲,給毛澤東治好了病。 
  1934年10月,黃祖炎被調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帶病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由毛澤東提名,黃祖炎再度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秘書科長兼中央機關黨總支副書記。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黃祖炎先後擔任新四軍二縱四師副政委、渤海軍區副政委等職,參加指揮了多次戰鬥戰役。1950年3月,黃祖炎任山東軍區(後改為濟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場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在全國展開。山東軍區下面的王聚民因為歷史問題,認為在劫難逃,趁參加會議之機,蓄謀刺殺許世友等人,一求同歸於盡。3月13日,山東軍區文化部召開文化工作座談會,許世友等領導未出席,僅黃祖炎到會講話。會後,由濟南曲藝界表演節目。王聚民在黑暗中開槍,黃祖炎不幸遇害。 
  黃祖炎遇害的消息由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迅速報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毛澤東聞訊後十分震驚,指示由羅榮桓、羅瑞卿、傅鍾、楊奇清、肖華組成調查組赴濟南調查;從3月18日至4 月19日,毛澤東連續三次就此事在有關報告上作出批示,此舉是我黨歷史上罕見的。 
  黃祖炎的遇害彷彿是火上澆油,怒火烈焰之中鎮反的鐵拳如暴風驟雨,黨的政治保衛工作從此更加嚴密。儘管如此,「文革」期間仍然發生了昆明軍區司令員譚甫仁被槍殺的事件。在政治鬥爭激烈的年月,譚甫仁被害事件使惡性事故達到最高峰。 
  1952年10月,毛澤東第一次視察濟南。26日下午,毛澤東聽完視察活動的計劃後,就問許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麼地方啊?」 
  許世友回答:「在南郊的四里山。」 
  毛澤東說:「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別,他去贛南接陳毅下山組建新四軍,到如今已經14年了。沒想到那一別竟是永別。」毛主席的語調悲悵起來。 
  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許世友陪同下,乘一輛轎車來到四里山前,他兩人一前一後沿著野草叢生的曲折小路,緩緩地向上攀登。秋風吹過,滿山青松枝葉搖擺,發出瑟瑟的聲響,彷彿訴說著久別的思念。毛澤東對許世友說:「祖炎同志是個難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為人忠誠,品質好,我很懷念他。他的犧牲我很震驚,為此事,我做過三次批示。」   
  黃祖炎首長一家的下落(2)   
  黃祖炎的墓為穹形圓頂,墓前立有石碑。毛澤東站在墓前,默默致哀,深鞠一躬。毛澤東俯下身,輕輕撫摸著墓碑和「黃祖炎」三個字,然後用低沉的語調說:「祖炎同志,我來看你了。」 
  毛澤東一生中曾出席張思德、任弼時等人的追悼會,而僅有一次親臨墓地憑弔,千百萬的烈士只有我的首長享此殊榮啊! 
  原來,有關黃祖炎的一切情況被列為黨的秘密,禁止公開宣傳,所以《人民日報》刊發悼念傅連暲、鄧潔等人的文章,而黃祖炎的事跡卻鮮為人知。黃祖炎犧牲50年之後,他犧牲的情況才獲准解密。六十多年之後,我才確切的知道黃志炎首長的歸宿。   
  感受父親,解讀父親(1)   
  20世紀50年代,父母在湖南衡陽工作,無暇照顧我和妹妹,我在襁褓之中,就被寄養在北京平谷的姨媽家。那一年,南下的列車把我和妹妹撂在衡陽站的月台上,父親拖著一架木排車前來接站,他抱起妹妹,用臉頰親一下,把她放到木排車上;他又抱起我,用臉頰來親。父親抄起車把手,木排車輕輕地顛簸起來。通往湘江東岸苗圃住宅區的卵石街路上敷著泥漿,父親弓著身腰,腳下踉蹌,吃力地拉著木排車。陰沉的天空中細密的雨絲,紅色的山丘,灰黑色的木棚屋,水溝裡淌著近乎血色的流水,這是我第一次記憶父親的景象。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父親時常歎息,他的口頭禪是「真傷腦筋」。 
  1963年夏,父親離開湖南衡陽奉調天津鐵路工作,我也從平谷縣來到天津,開始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家裡幾件新奇的物什讓我久久把玩。一柄刻著U.S.A.字母的白銅剃鬚刀,旋轉刀柄,刀架就靈巧的開合;我還常常披掛一隻日本軍用牛皮文件包,指手劃腳地模仿電影裡的日本鬼子……父親許多珍貴的紀念品在飄忽東西的遷徙中流失了。 
  在天津的家屬院,家裡丟失的第一件物品是一隻紫銅尿盆。夜晚入睡前,我去窗外的石凳下搬尿盆,才發現尿盆丟失了。轉天,父親帶我去廢品收購站,紫銅尿盆撂在地上。廢品站職工說,是兩個中學生賣的銅盆,建議父親去派出所報案,她可以指認偷竊的男孩。父親說,算了,派出所去抓他們,讓鄰居和學校都知道了不好。一是老百姓太窮了;二是學校也沒有把他們教育好,不怪小孩子。 
  在上小學之前,我大概患了支氣管炎之類的病,久咳不止,看了幾次醫生,沒有任何效果。我吃了幾次父親配製的「食療仙藥」,咳嗽霍然而止。 
  每天清晨,父親悄悄起床,把鑰匙插入鎖孔,擰動鑰匙收縮鎖舌,輕輕地關上房門,生怕碰鎖的撞擊聲驚醒孩子們的睡夢。他冒著刺骨的寒風買回香噴噴的豆漿油條,再喚醒我們穿衣吃飯。 
  父親聰明能幹,記得小時候和他一起洗澡,蓮蓬頭的水忽冷忽熱,我怎麼也調整不好。父親教我左手握住淋浴器的上水管,右手調節冷熱水龍頭,只要左手感覺水溫合適,就不要再旋轉管道閥門了。後來學習物理學的反饋原理,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讀《人民日報》的時候,如果有好消息,父親就高聲閱讀,臉上笑開了花兒,建立新中國就有他的一份力量啊!父親忠心耿耿,如果他是縣委書記,他一定是焦裕祿那樣的人。 
  父親也是一個幽默的人。一次,餐桌上有幾隻用勺匙挖淨瓜瓤的西瓜殼,父親隨手拿起西瓜殼,扣在小妹的腦袋上,像鋼盔一樣的西瓜殼遮住她的眼睛。小妹摸索著雙手在原地打轉轉,逗得全家人幾乎笑破了肚皮。 
  每逢節假日,父親除了拆洗被褥,安裝煙囪,儲存大白菜之外,常常圍著爐火忙碌,烹製紅燒肘子、獅子頭、油侵魚、清燉雞、米粉肉、魷魚海帶、清蒸臘肉、炒鱔魚絲、拔絲紅薯、豆豉辣椒、八寶飯、蔥爆肉……那是和父親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父親勞累一生,勞動已經成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晚年住院治病,還站到病房的窗台上擦玻璃,不慎失手,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差一點兒一命嗚呼。 
  「文革」開始後,父親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熟悉的首長一個接一個垮台,國家政治舞台上演朝三暮四的鬧劇,全國爆發血腥的武鬥……噩耗一個接一個傳來,父親憂心忡忡。 
  人們的嫉妒在「文革」中可以肆意發洩了,一位小科員幸災樂禍地嘲諷父親:「武競天倒台啦!這回看你還找他吧?!」父親回到家裡氣憤地咒罵:「老子和武競天在延安一起吃黑豆的時候,你們這些『王八蛋』還揣著『良民證』喊太君,當亡國奴呢!老子把你們解放出來,反而恩將仇報!」 
  1968年,徐特立老人在北京逝世,父親神情悲慼,雙眼噙滿了淚水,口中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徐老去世了,徐老去世了!再也看不見徐老了!」。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心靈感受巨大的震撼。在此期間,造反派撬開父親的寫字檯,掠去父親的筆記本,筆記本裡有徐老寓所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有黨委書記介紹本單位的「敵情」記錄,還有一帖治療風濕性脊柱炎的中藥秘方。父親為徐老逝世而哭,亦為自己的不平際遇而哭。 
  父親給「文革旗手」江青寫信,希望得到她的救助,來家裡玩耍的小夥伴使「造反派」獲悉了這個消息。給江青寫信,起到了「請出閻王,鎮唬小鬼」的效果,是一種求生的智慧。 
  「文革」末期,父親的一位同事的女兒自殺了。女孩子高中畢業下鄉插隊,橫遭公社工作組的禁閉逼供,她以死求證清白。這位同事請求父親幫助申冤,在那個年月,寫申訴信就是向當地的革命委員會挑戰。父親不顧全家人的反對,把申訴信轉寄給陳雲,使當事人得以解除了自殺叛黨殃及家人的政治壓力。   
  感受父親,解讀父親(2)new   
  1982年,中共中央關於幹部離休的規定傳達後,父親立刻寫了離休申請。我勸他,明年我就大學畢業了,您晚退一年,可以提個條件,我也可以去鐵路工作呀!父親不聽勸阻,堅決辦理了離休手續。 
  在記錄父親回憶錄過程中,我才理解了:聽黨的話的觀念在父親的頭腦裡根深蒂固,對父親來講,聽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沒有半點兒虛假和含糊。 
  一家人在議論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父親天真地說,不要資本主義的販毒賣淫,只要他們的小汽車和高樓大廈,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 
  在「官倒」生意最紅火的時候,父親講述了李富春在東北槍斃一名違紀經商的民主聯軍師長的故事。作為唯一健在的見證人,他把這個情節提供給北京電影製片廠,被李富春、蔡暢誕辰100週年的傳記故事影片《相伴永遠》採納。 
  父親對於金錢,興趣索然,從未羨慕過別人的洋房汽車。晚年,社會巨變,父親多憤憤言,憂國憂民之情重,使他鬱鬱寡歡。 
  緊閉的門窗阻隔不住市井民風的吹佛,父親開始在家中憤憤然:今天有幾名老工人對我說,現在的領導頭頂禮帽臉戴墨鏡,手裡再拄一根「文明棍」,就跟漢奸一個模樣!父親似乎有些先見之明:「現在的干群關係,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還要緊張!這怎麼能行呢!這樣長此以往非出事故不可。」 
  父親的話音未落,波蘭開始鬧「團結工會」,中國發生「六四動亂事件」,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華約」散伙……各式各樣的「壞消息」接踵而來,父親心靈承受強烈的震撼。 
  在興城鐵路療養院,父親聽了一名黨史研究員的報告,知道了羅馬尼亞共產黨首腦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被槍斃的消息。他神情焦慮,反反覆覆地質問,中國會不會變色?難道中國共產黨幾千萬烈士的鮮血白流了嗎?中國亂了會對誰有好處?他擔心人頭落地血流成河,擔心子孫後代又要吃二茬苦受二遍罪。 
  殫精竭慮的父親開始徹夜失眠,他雙眼通紅,像一隻關進鐵籠的老虎,長時間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在與母親幾次激烈爭吵之後,父親出現中風徵兆,被我強行送進醫院。 
  我去醫院探視父親,遠遠望見他坐在醫院花壇邊沿上,手握磚塊敲砸核桃,摳出核桃仁迅速投入口中。夕陽照耀著父親佝僂的脊背,三三兩兩的白衣人從父親身邊走過。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惴惴不安的一顆心立刻安穩了。父親正在為自己治療呀!核桃仁健腦益腎,您希望活下去,理想的破滅並不能熄滅生命的火焰,您還有活著的信念,一定還想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會變化成什麼模樣。 
  父親的回憶錄片段在報紙上斷續刊載。有一天,父親喊著我的小名:「小平啊,登報紙是不是還要花錢呀?如果是那樣,就算啦。可不要做賠本的買賣!」原來,家屬院的閒人在他耳邊瞎咕咕,干擾了他講述往事的興趣。 
  2000年9月,年逾八旬的父親終於踏上西行的列車,前往延安朝聖;也要了卻他魂牽夢縈的一樁心願:探詢他的人生導師黃祖炎的生死音訊。 
  列車在濃濃暮色中駛入延安火車站。延河岸旁的亞聖大酒店頂層旋轉餐廳燈火輝煌,人影綽綽。父親執意不肯去大酒店,漫無目的地走進了寶塔區政府的招待所,此地恰巧就是黃祖炎當年的家居舊址。 
  清晨,父親拽我攀登寶塔山,去尋訪他當年居住的窯洞,無奈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抹去了昔日的印記。父親頹然地呆坐在寶塔的底座上。沒有找到往日黃祖炎首長居住的窯洞,父親耿耿於懷,吃過午飯,他不顧我的反對,執意再登寶塔山,沿著陡峭的石蹬,他奮力攀登,我卻緊捏著一把汗,擔心發生意外。終於在一面土崖前,發現了兩孔廢棄的窯洞,當年中央醫院的雪泥鴻爪呀!父親意猶未盡,徘徊半日,戀戀不捨地走下山。 
  父親故地重遊他曾經居住的鳳凰山、北門外、楊家嶺和棗園,酣暢淋漓地圓滿著心願。多日奔波往返,他卻容光煥發,精神矍鑠地重溫舊夢;稍有閒暇,他追憶往事議論今世,頓足捶胸抨擊醜惡的腐敗現象,袒露出一顆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 
  不論怎樣推算,父親也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在與天花、肺結核、心臟病、強直性脊索炎、腦中風等疾病搏鬥之後,仍然有健康的體魄,真是生命的奇跡。我只有相信在冥冥之中,蒼天一定始終保佑與世無爭、清心寡慾的父親!我多麼希望出版一冊回憶錄來慰籍父親蒼涼的晚年,給他帶來稍許的歡快啊!。 
  父親的回憶錄終於正式定稿。可是我仍然沒有真正洞悉他的內心世界,在那片天地裡有光明、榮譽和自豪,也有許多黑暗、屈辱、恐懼、憤怒、不平和思索;父親一定隱藏了許多的史實和隱私,那將是永遠的迷,也是我的無奈。我猜想他,盡量展示歡快的人生,來鼓舞他的子孫尋找生活的樂趣,多一點兒生活的理由。   
  感受父親,解讀父親(3)new   
  夕陽餘輝之中,父親獨自一人呆坐,久久地凝視著窗外…… 
  李東平 
  2005年8月 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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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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