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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讀完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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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讀完世界史

作者:[德]曼弗雷德·馬伊
 
  今天,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各類事件,離我們越來越近,與我們越來越有關聯。如何理解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行為、習慣、風土人情,本書將為你提供一幅簡潔、完整而且清晰的圖畫。

  
第一部分  
前言
最初的人類
一個聰慧的民族
第一個世界奇跡
印度河畔的高度文明
一個龐然大國
現代世界的基礎
第一個世界帝國
兩個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加洛林王朝
 
第二部分
上層和下層和底層 
誰應是至尊者? 
以十字架名義進行的戰爭 
一個新的思想 
一個新的世界 
基督教會的分裂 
歐洲的信仰戰爭 
中國和日本的閉關鎖國 
朕即國家! 
英國的榜樣 
用武力走向現代 
從哈布斯堡到霍亨索倫 
  
第三部分 
理性的時代 
普魯士王位上的哲人? 
到美洲去! 
自由、平等、博愛 
拿破倫統治下的歐洲 
工業革命 
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 
美洲屬於美洲人 
用德意志的品質讓世界健康 
二十世紀的「災難之母」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第四部分 
擺脫殖民桎梏的兩條道路 
敵人站在右翼! 
德國變成了一個元首國家 
希特勒的種族瘋狂 
全面戰爭 
兩個敵對陣營的誕生 
威懾的均勢 
「第三世界」 
中東衝突 
東方集團的解體 
一個世界

 
  
 

 


   
 
第一部分
前言
 
  誰要想瞭解世界,就必須知道它的歷史;凡是經常讀報或看電視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如果不知道猶太人和巴勒斯坦民族的歷史,又怎麼能夠明白中東的衝突?或者,如果不知道殖民歷史,又怎麼能夠理解非洲的形勢?

  本書就是想對世界歷史做一個概述。它只講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發展,而且選擇了一種不無風險的簡化形式。我認為有必要這樣描述世界歷史,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知道,只有掌握了世界歷史的概況和總貌,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它的各個末梢細節。如果有人對某一個局部有特殊的興趣,總還可以參考詳盡的資料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學校的歷史課程,有這樣一個突出的問題,那就是學生要到漫長學校生活的最後,才能對歷史有一個整體的概念。或許,這本書可以作為歷史課的補充,在這方面對學生有所幫助。但它並不想取代歷史課教學。

  本書的49章中,重點講述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政治歷史。但我還是盡力涉及到普通人的並不普通的生活。我們常常忘記,他們也在創造歷史。我想指出的另外一點也是很重要的:這是一本 — 也不可能是其他的樣子 — 從德國角度出發,主要是為德國讀者編寫的歷史讀物。毋庸置疑,其他國家的作者,即使是我們的近鄰法國或波蘭,也都會從另外的角度,考慮另外讀者對像或選擇另外的重點。更不要說是中國、巴西或肯尼亞的作者了!但我希望,我在書中涉及到其他國家和人民時,還是保持了公正的態度。我自信,在這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曼弗雷德·馬伊 2002年1月,於溫特靈根
 
第一部分
最初的人類
 
  我們的地球,大約已有50億歲的年齡。30億年前開始有生命,1500萬年前開始了人類的發展。到長到像我們現在這個模樣,它走過了無以數計的歷程。儘管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問題沒有弄清楚,但科學家們卻可以大體描繪出其發展的軌跡。出土的遺骨和工具為他們提供了特別有益的見證。

  大約在500萬年前,估計就出現了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他們的前肢從而解放了出來 
  ,逐漸發展成為雙手。在後來的300萬年裡,這種生物的腦量增長了三倍,從「猿人」變成了「能人」。這時他們已經可以使用石木工具。由於這個時期的主要工具是石頭做成,因此人類歷史的頭50萬年,就稱之為石器時代。從石器時代人類,到現代人類 — 即「智人」,還經過了很長一段路程。這種新人的第一個代表,就是所謂的「克羅馬尼翁人(Cro Magnon)」。這個名稱來源於發現他們的法國西南部一個地方;但他們卻是來自非洲,大約4萬年前,遷徙至亞洲、歐洲和 — 通過當時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之間還存在的陸地 — 北美洲。

  最初的人類以群體狩獵和採集為生。他們棲身於洞穴、樹枝搭成的簡單窩棚或獸皮搭成的帳篷之中。但他們並不長期住在裡面;作為遊獵者他們經常隨季節的變換跟蹤獸群轉移,因為當時人類的食品和服裝,主要依靠各種野獸供應。智人比能人更加聰明,狩獵技巧也更先進:他們發明了長矛和弓箭,學會了挖掘陷阱,並用索套捕獵野獸。他們用越來越好的工具挖空樹幹,作為舟船使用。很快他們就學會了用梭鏢和魚網捕魚。由於他們已經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術,因而可以燒烤魚肉食品,使它們變得更具有可食性。他們的知識和勞動技能,顯然是一代一代傳了下去。我們可以設想,他們已經掌握了較複雜的語言。但這種語言是怎麼發展的,仍然是當今科學的一大迷團。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語言在較大的群體中起到了規範日常生活的作用,並改善了群體成員之間的合作。

  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人類不再需要把全部時間和力量用於狩獵和採集;他們開始關注對其他事務的開發。他們開始用牙骨、貝殼和珍珠製作手鐲和項鏈,用石料和骨料塑造形象,用雕刻裝飾他們的武器和工具。這時也產生了人類最初的偉大藝術品:歐洲眾多洞穴中的繪畫,例如法國的拉斯科洞和西班牙的阿爾塔米拉洞,它們都是在2萬年前繪製的。人們當時為什麼要創作這樣驚人的繪畫,沒有人知道。或許他們想通過畫中的動物造型獲得神秘的力量,以便在狩獵中更加準確;或許他們想舉著火把在這些繪畫前跳舞,以便取得他們的神靈的歡娛 — 如果他們當時就信仰這樣神靈的話。研究宗教起源的科學家們相信這種猜想。他們從死者安葬的方式方法,特別是從墓中發現的物品當中得出結論,認為這不可能是出於其他的目的,而只能是為了保護和陪伴死者。他們認為,其中找到的很多藝術品,只能是為了宗教的目的而製作出來。例如著名的維倫多夫維納斯,就很可能是當時的生育女神。即使這種猜測走得太遠,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維倫多夫維納斯和洞穴繪畫的製作者,和我們是近親。


 
第一部分
一個聰慧的民族
 
  當中歐人還在四處遊獵和採集時,生活在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江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蘇美爾人,已經創造了人類的第一個高度文明。他們已經發明了車輪以及由毛驢或牛牽引的犁具。他們修建了可容5萬人的城市,保護城市阻擋洪水的堤壩及可以灌溉農田的河渠。所有這些工程都必須進行規劃和組織,就像物品的生產和分配,在這樣巨大規模的群體中需要規劃和組織一樣。於是蘇美爾人就找到了一種把重要事情在記憶中固定下來的新方法。他們首先利用小的圖像符號,例如代表男人、女人、牛、水果籃或者糧食口袋的圖形。隨著 
  時間的推移,圖形變成了符號體系,用它也可以記錄一個過程和作為相互通報的形式。他們把楔形的筆劃印在柔軟的陶版上,然後進行燒製,使上面的圖像得以保存。從此,口頭方式已不再是向同世和後世傳播知識的惟一途徑。

  車輪和所謂「楔形文字」的發明,是蘇美爾人在人類歷史上邁出的兩大步。同樣在其他領域,他們也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比如把整體劃分為12個單位或六十個單位的度量制度。我們現在把每小時劃為60分,每分鐘劃為60秒的時間劃分制度,就來源於此。至今我們還把12件物品放在一起稱為一打。

  蘇美爾人對城市的建築和組織已經如同一個小國家。城市為首的是一名城主,有權代表神靈統治這個城市。我們知道,蘇美爾人當時已有自己的信仰,而且是一種多神的宗教。

  城主頒布法律,以規範人們的生活,他規定每個市民必須交納賦稅的額度。這些稅賦用於支付祭司和城市管理,建立軍事防禦設施,保證水源供應,增加倉庫的儲備,供非常時期使用。今天我們可以說,蘇美爾人當時已經有了捐稅制度。還有一點,蘇美爾人也是相當現代化的:各個城市之間常常發生爭執;主要為了爭奪財產、土地,尤其是權力。某些爭執變成了戰爭,某些戰爭是以神的名義進行的。

  蘇美爾人繁榮時期持續了約1500年。大約公元前2000年,他們的文明擴展到了中東地區的大部分。而以後他們為什麼從歷史上消失,我們還無法給予準確的回答。但他們的創造和他們的文明卻延續了下來。

   
 
第一部分
第一個世界奇跡
 
  即使不研究歷史的人也會知道,在很久以前埃及就修建了金字塔,那些讓人修建金字塔的統治者稱為法老。直至今日,我們仍然在這些4500年前的建築面前驚異不已。

  大約公元前5000年,尼羅河畔的第一批獵人和採集者轉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他們學會了和尼羅河一起生活,儘管開始時極不容易。因為每到夏季,就會發生巨大的洪水,氾濫整個沿岸的土地。洪水是危險的,但洪水退去後,卻留下了淤泥。而這些淤泥恰恰是最好的肥 
  料,使周圍的田地變得肥沃。所以,人們很感謝尼羅河,把它視為神靈:「讚美你,尼羅河,你從大地誕生並來到我們跟前,給埃及帶來了營養。灌溉了田地,並使牲畜得以生存。你給遠離水源的沙漠解了乾渴。讓大麥和小麥成活。使梁倉盈滿,使庫房擴張,你給窮人以恩賜。我們為你而演奏豎琴,為你而高唱讚歌。」埃及人就是用這樣的歌詞來感謝尼羅河,因為它對埃及至關重要。他們還對尼羅河進行了仔細的觀察,發現每365天就會出現一次洪水。這就是尼羅河年的長度,然後又把這個年分為12個月,每月有30天。而剩餘的五天,他們就放在每年之間。也就是說,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經使用了和今天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幾乎同樣的曆法。

  這個時期,尼羅河畔有兩個國家在爭奪霸權:上游的上埃及和出海口地區的下埃及。根據傳說,上埃及王美尼斯於公元前3100年率領大軍攻佔了下埃及,建立了首都孟菲斯,成了所有埃及人的最高統治者。作為「法老」,他不僅是國王,而且也像神靈一樣受到尊敬和禮拜。他有無限的權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執法者則是以總理為首的官吏。總理融政府首腦和最高法官於一身,因而是埃及法老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有權勢的人。

  為了管理這個有100萬居民的大國,組織好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生產和分配,官吏採用了蘇美爾人的書寫技術,但發展成為自己的體系。這種圖畫和符號的混合體,被後人稱為象形文字,(Hieroglyphen)原文的意思是「神聖的符號」。開始時是把文字刻在石頭上。後來,埃及人用蘆葦類植物的桿製成了紙張的前期形式,並用羽管筆和墨水把要記載的事情寫在上面。

  誰會寫字、計算和讀書,誰就屬於埃及的上層社會。國家各階層的等級,在總理之下是官吏和祭司。再下一個等級是書記員,他高於商人和手藝人。等級的最下層是佔全國人口85%的廣大農民和工人。是他們修建了宮殿、廟宇和法老的墓碑。

  金字塔是其中埋葬法老的身份和象徵。金字塔越來越高,越來越雄偉,就是法老相互攀比的證明。最大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公元前2500年統治埃及的胡夫法老。他登基伊始,還是年輕人的時候,就開始讓人設計修建他的陵墓。由於修建陵墓的地方吉薩,周圍只有沙漠,所以必須從遙遠的採石場運來石料,總數大約有二百萬塊,每塊最大達三噸重。它們從採石場拖到尼羅河邊,然後用船運往吉薩。從尼羅河畔到修金字塔的工地之間必須先修一條道路,光是修路就用了十年時間。金字塔的修建持續了23年之久。從後來發現的手藝人駐地遺址上,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大約有4000人參加了胡夫金字塔的修建工程。再加上洪水期5萬到10萬農民工。他們只是用體力、撬棍和纜繩,把金字塔修到146米的高度。它的地基為230米見方,相當於今天十個足球場大小。

  金字塔內部是法老的墓室,裡面為他死後安裝了各種保護設施。這所以必要,是因為埃及人相信死後的生活。為死後能夠繼續生活,就需要完整的軀體。為了保持法老軀體的完好,他們採取了一種十分繁瑣的方法加以保護,外面用浸透樹脂的布料裹住屍體。為了法老死後能夠在另一個世界生活得舒適,法老的一部分財寶同樣葬入墓室。當然也有各種食品和飲料。今天看起來這種花費是十分巨大的。但當時人們卻相信法老會在另一個世界仍然為埃及的福祉做出貢獻。因而這種花費是值得的。

  蘇美爾人和埃及人的文明,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高度文明。埃及文明持續的時間比任何其他的時代都長。一直到約3000年之後,由於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的大軍於公元前332年對埃及的佔領,這個時期才宣告結束。

   
 
第一部分
印度河畔的高度文明
 
  尼羅、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東方,在富饒的河谷地帶出現了兩個高度發達的亞洲文明古國:公元前2600年在今日的巴基斯坦開始的印度文明,和1000年後在黃河流域出現的中華文明。

  印度文明我們瞭解的最少,它的文字至今還沒有解讀出來。對它的研究,目前只能依賴考古發掘。估計這可能是一種農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混合體。已經發掘的兩個城市遺址哈拉 
  巴和摩亨佐·達羅,可能是當年的政治、經濟和精神中心。它們的佈局十分嚴謹,所有重要街道均為平行的南北走向。它們是最早具有下水管道的城市。有的房子甚至裝有浴室和廁所。水的供應通過管道,下水通過街道地下管道排掉。巨大的衛城在城中居於突出地位,衛城建築在一個人造的高地之上。衛城裡面是城市的公共設施,其中包括一個面積為54 x 32米的室內大浴池。公元前約2000年,達到發展的頂峰,當時在兩座城市大約生活著4萬居民。他們同蘇美爾人有往來,並同美索不達米亞其他民族有貿易關係。最重要的商品是首先在印度河谷種植並傳播開來的棉花。

  印度文明為什麼到了公元前1500年開始沒落,現在還無法解釋。科學家們估計是生態原因,因為印度文明時期的人們需要很多木材,對森林的極度砍伐,即使在當時也是不無後果的。當時曾出現災難性的洪災,把人們從城中驅走。但致命的打擊,估計是通過來自亞歐交界地區外敵的入侵。這些所謂的雅利安人,百年來一直南遷,到了公元前1400年到達了印度北部,並征服了當地的土著民族。經過近千年發展形成的一個新的印度文明,其蹤跡一直保留到今日。

  雅利安人以部族為單位群居。祭司享有最高威望,其次是武士。武士以下是農民。被征服的當地土著人,開始時不屬於部族群體之中,但很快就和農民融合在一起。後來,人們把不同的集團稱為「社會等級」。這種等級狀況,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雖然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 例如增加了手藝人等級 — ,但各個等級之間的界限是始終固定不變的:一個等級的成員一生都不改變,武士永遠是武士,手藝人永遠是手藝人,而且他們的子孫後代也是一脈相傳。他們也不允許和另外等級的姑娘聯姻,不允許和另外等級的人交友。在印度的某些地方,這種狀況至今沒有改變。

  經過一個同樣很長的歷史時期,從雅利安人和土著人的宗教觀念中,逐漸產生了印度教,成了印度的主要宗教信仰。婆羅賀摩(梵天)是印度教的始主和最高的神。毗濕奴是保護之神,六臂濕婆則是毀滅之神。處於印度教中心位置的學說是「羯磨(業)」即再生。按此說,人將有多重生命,在過去的生命中甚至可能是一隻動物。通過在本等級中的模範行為和做善事,就可以在來生中升級,投生於最高的等級之中。這個信念造成了廣大印度群眾不能動搖的等級制度,即使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

  對印度教提出批評的,竟是一位在豪華宮殿奢侈生活中長大的國王的兒子:悉達多王子。他生於公元前560年,從未接觸過生活的陰暗的一面。因為這不是一個王子所能遇見的。直到他結了婚,生了子,他才看到了人的老、病、死。這對他的震動很大,從此放棄了美好的生活。「我還風華正茂,光彩照人,頭髮烏黑,剛剛享受幸福的童年,開始了成年男子的年齡,違背我痛苦流淚的雙親,剃除了頭髮和鬍鬚,穿上簡單的衣服,離家走上無家無居的生活。」

  他作為隱士生活了六年,放棄一切享受,思考著神和人,生和死。終於有一天他大徹大悟。人所以受苦,就因為他不能滿足內心的慾望。為了不被慾望所煩擾,就必須成為它的主人,必須不斷減少慾望,直到無望而知足。誰達到了無慾的境界,就會死後獲得重生;他的靈魂會在「涅槃」(即不生不滅的境界)中獲得永恆的超脫。

  作為大徹大悟的「佛陀」,原來的王子悉達多,走向世人傳播他的新學說,佛教,今天,它和印度教一樣,已成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第一部分
一個龐然大國
 
  宇航員在太空中飛翔,他們看不到金字塔、宮殿、教堂和摩天大樓,但他們卻能夠看見世界最大的建築物,中國的長城。它顯示了巨大的中國所面臨的中心問題:對外抵禦來敵和對內維護統一 — 這正是修建長城的目的。

  在從遊獵生活過渡到定居生活的時期,中國內部顯現了很大的時間差別。在黃河流域,人們自公元前4000年就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小城市中。而從內地卻仍然有遊獵的強悍部族前來 
  襲擊城鄉的居民。中國的社會歷史上很少有和平時期。眾多小的城邦之間頻發戰端。即使當第一位商朝的國王經過長期鬥爭於公元前1500年建立起第一個諸侯國家以後,時局也仍然不能平靜下來。各個地區和城市的大大小小的統治者都有自己的軍隊,根本就不聽從遙遠的國王的政令。國王自己也沒有足夠的手段,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土中貫徹自己的意志。在後來的一千年裡,這種狀況基本沒有轉變。

  這個時期,大多數中國人是貧窮的農民,生活在分散的農村中。他們飼養著犬、豬、羊和雞,使用簡單的石木工具。如果天氣和流竄的盜匪不騷擾他們,他們還可以勉強生活。否則就會陷入飢寒交迫的苦難之中。

  但城裡人的生活卻不是這樣。那裡已經有了富裕的居民,住在木房子裡,身穿麻、毛甚至是絲制服裝。而且還握有青銅武器和首飾。在城市中還發展了漢字,其基本造型至今沒有多大變化。

  中國人篤信神靈和祖先,因為他們相信,人的精神死後仍然存在。為了給神靈留下好印象,為陰間的家人造福,他就必須在生前有所供奉。犧牲品大多是牲畜,在個別情況下也有活人。

  和印度一樣,大約在公元前500年,中國也出現了一個批評時政的人:孔子。他不是一個王子,但卻是一個高官的兒子。本人也曾為官,但到了35歲時被開除,因為他過於坦率表達自己的觀點,根據他的看法,這個國家弊端甚多 — 有異端邪說的人即使在兩千五百年前,也是上司的眼中釘。而實際上,孔子的想法對國家是善意的。他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相互間沒有爭鬥和戰爭。在這個國家裡所有的人都應該參與國家生活,並為之工作,這樣,人們就可以和平共處了。他只是口頭傳播的學說,首先是關於和平共處的學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他的核心警句。

  孔子的出發點是,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就必須設法,使其保持下去。首先要改善家庭的生活條件,孩子們必須學會相互尊重和相互愛戴。對孔子來說,家庭就是「人之根基」。就像父親對待家庭那樣,王侯們也應該在道德上成為臣民的榜樣。

  當他的弟子問他,應如何對待神靈和祖先時,孔子回答說,照顧周圍的人,比照顧神靈和祖先更為重要。

  他的學說對中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響,主要是在漢代(公元前206年 — 公元後220年)。漢朝的第一任皇帝,經常去拜偈至今存在的孔子陵墓,並讓人在孔子的家鄉修建廟宇。從此以後,孔子就被奉為聖人。

  孔教從中國傳播到整個亞洲。直到今日,它仍然是那裡的重要宗教信仰。

   
 
第一部分
現代世界的基礎
 
  Demokratie(民主)、Philosophie(哲學)、Gymnasium(中學)、Bibliothek(圖書館)、Theater(劇院)、Musik(音樂)、Architekt(建築)、Mathematik(數學)、Biologie(生物)、Arzt(醫生),等詞,都是我們日常所用的詞彙,但卻很少想過它們的來源。實際上,它們都是來自古希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古老的希臘人」都為我們留下了什麼:政治、科學、藝術和文學的基礎。


  如果我們談到古希臘,當然不能想像那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公元前700年,這是一個擁有眾多小國的支離破碎的地區,分佈於山川河谷流域的平原和沿海及島嶼之上。在這些小國的中心都是一座城市,我們也可以稱其為城邦國家。希臘人把這樣的城邦國家叫做Polis。每一個Polis都重視自己的自由和獨立。為了保衛自由和獨立,它們都建立了軍隊,之間經常發生戰爭。

  兩個最發達的城邦國是斯巴達和雅典 — 但它們的發展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南部,斯巴達以其訓練有素的軍隊戰勝和佔領了一個又一個城市,並使所有非斯巴達人淪為奴隸。但他們並不想永遠忍受奴隸的待遇。因而經常出現騷動和起義。為了制服數量上佔優勢的奴隸,斯巴達的所有男子都必須成為士兵。

  即使在起義的奴隸被鎮壓以後,斯巴達人也必須提高警惕,也就是說,他們必須仍然戎裝待命。男孩從小就被培養成為戰士。七歲就必須離開父母去接受訓練。他們不許穿鞋,只能穿輕便的衣服 — 他們必須經受艱苦的磨練。他們得到很少的食品,便於以後能夠在物品匱乏的情況下生存。誰要是覺得食品太少,他就必須自己去解決額外的食品問題 — 就像戰爭中的士兵。只有在偷竊時被捉住,才會受到懲罰。准軍事的訓練包括勇氣的鍛煉和角力。例如年輕人要經受鞭笞,誰能夠經受最多的鞭笞而不喊痛,誰就是勝者。

  這樣的軍隊使斯巴達成為希臘的第一軍事大國。但斯巴達在文化上的貢獻卻是微不足道的。

  在阿提卡半島上的雅典統治區域內,同樣有社會騷亂,因為這裡富有的貴族地主壓迫和剝削農民。但雅典的市民階層卻不想像斯巴達那樣做出殘暴的反應。為了不發生像斯巴達那樣的起義,當然也必須做些什麼:雅典人發明了被雙方接受的仲裁人職位。聰慧的梭倫(公元前640—561年)就是這方面合適人選。他就任後決定,對土地的佔有必須有所限制,限制富有的貴族購買越來越多的土地。淪為奴隸的貧窮農民得到了解放。負債的市民不許被當作奴隸販賣;而且他們的債務也被免除。由他的前任德拉戈所頒布的嚴酷的刑法,也被梭倫廢除。他制定的影響深遠的法典,使雅典的未來不再由「神般」的國王或少數貴族來決定,而是由市民自己。他們每年至少召開四十次市民大會,討論Polis的一切重要問題,通過法律決定戰爭與和平。日常的政府事務,由一個從有威望的市民中選出的委員會負責。監督法律的執行,是一個獨立的市民法庭。就這樣,梭倫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統治模式。人們稱之為德謨科拉西,即「民主」。

  從今天的角度看,雅典的民主還不夠完善,因為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行使這個權力:即男性的自由民。所謂的雅典市民,指的就是他們。按照居統治地位的男子的觀點,婦女不具備參與公眾言論的能力,只能呆在家裡,因而和奴隸及眉特肯(外來的陌生人)一樣被排除在外。對當時那個時代來說,這種統治形式是非常先進的 — 地球上大多數國家,直到20世紀初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

  梭倫和他的後繼人克利斯提尼和伯裡克利所進行的改革,不僅導致了新的統治形式的建立,而且還導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現 — 至少對雅典的市民。對他們來說,不再是命令和服從,而是言論的交鋒。誰要是想說服別人,就必須掌握有力的論據,就必須有能力技巧地表達出來。這種公開的思考和言論,對事物從各個方面的分析,使得雅典人發明了哲學。它把思想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於是就出現了對人和神、天和地的新的思考。公元前470和320年之間,雅典產生了三位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直至今日仍在影響著西方的思想。

  同樣在藝術和建築中,雅典也創造了新的標準。阿克洛波裡斯山丘上的神廟及廟中和雅典各廣場上的雕像,成了歐洲建築和雕塑藝術的偶像和榜樣。與此同時,希臘的詩人還寫出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批傑作:荷馬的英雄史詩《伊裡亞斯》和《奧德賽》,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庇得斯的悲劇和喜劇,每年都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進行演出,直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國劇院的保留劇目。

  雅典市民的子孫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真正上學校的第一批人。他們的上學時間為七歲到十四歲。在學校裡他們學習讀書、寫字和算術,而且對音樂教育也十分重視。每個男孩都必須至少學會吹笛子或彈裡爾琴(一種小型豎琴)。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還要學習演講術,並涉及希臘文學,特別是英雄詩史。重要的段落,希臘學生必須能夠背誦下來。十四歲以後,主要進行體育教育。這種教育在「Gymnasion」(一種類似體育學校的場所)中進行。在那裡的課程表上有體操、摔交、拳擊、擊劍、跑步、擲鐵餅和標槍等項目。體能的鍛煉一方面用於軍事目的,因為每個市民都有保衛城邦的義務;另一方面是在體育學校裡培養運動天才。誰要是能夠成為優秀者,並在課外努力鍛煉,就會有機會參加從公元前776年開始的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這對每一個希臘市民都是最大的榮譽。運動會期間,任何城邦都不許向其他城邦發動戰爭;這時應該是和平時期,以便全希臘的優秀男子都有機會在體育競賽中比試高低。勝利者將得到獎勵,在家鄉像英雄一樣受到歡迎。他們不再交納捐稅,將得到他帶來榮譽的國家的終身照顧。取得最佳體育成績,在當時就是很值得的。

   
 
第一部分
第一個世界帝國
 
  羅馬的標誌是一隻母狼,身下有兩個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這幅圖像源於一個傳說:據說羅馬是公元前753年由孿生兄弟羅慕洛斯和勒莫建立的,他們在嬰兒時期被遺棄,在一隻母狼哺育下長大。實際上,羅馬的形成並沒有多少傳奇。人們現在估計,早在公元前800年,就有農民、牧民和漁民生活在台伯河沿岸山丘上的小村落中。從這個小小的開始,在後來的300年中,發展成為一個富裕的大城市,它和整個北部意大利一樣處於埃特魯斯坎人(意大利的第一個文明民族)的統治下。

  大約在公元前510年,羅馬人開始反抗埃特魯斯坎人的統治,並推翻了殘暴的國王。和雅典人一樣,羅馬人也不再願意受一個國王的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們覺得民主制度也並不符合他們的奮鬥目標。於是,他們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他們選舉了一個城市政府,為首的是兩名執政官。執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兩人中任何一人沒有另一人的同意都不能單獨決策。這種制度旨在防止一個人的權力過於強大。但真正的權利卻在參議院手中,這是一種會議形式,其中的終身製成員均是來自富有家庭(Patrizier)中的男子,普通人民的男子(Plebejer),雖然也可以在全會上發言,共同決定法律,選舉市政府,但在羅馬並不是所有的表決權都是等值的。一個十分煩瑣的表決制度,保證了富有的羅馬人永遠佔有多數,所有決議都是在他們的意志下做出的。

  羅馬的「res publica」(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實際是為富人服務的富人的事業。由於Plebejer長此下去越來越不滿意,因此經常出現衝突。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雖然得到了多一些的權利,但根本的力量對比卻沒有改變。

  儘管如此,Plebejer仍然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估計,這是羅馬的先進的法律起了作用,這是公元前450年在十二塊石板上公佈的法律。它保護市民不受專制的侵犯,保障他們的法律安全。不經過正式法律的程序,沒有罪證,任何人都不受懲罰。這在今天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當時來說卻是一場革命。羅馬的法律制度後來成了世界各國法律效仿的榜樣。

  羅馬的新主人,很快就不能容忍他們只是很多城市中的一個。羅馬必須成為意大利的第一大城。這個目標,他們想借助強大的軍隊得以實現。一個戰爭接著一個戰爭,使羅馬的統治地域不斷擴大,到公元前270年,幾乎統治了整個意大利,人口達三百萬。一般情況下,被征服的城市,在內部仍然保持獨立,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得以保持,包括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只需要向羅馬交納賦稅,在戰爭時期提供兵源。通過這種「鬆散的關係」,羅馬避免了武裝反抗的發生。而且,人們在羅馬的法律和高效的管理體制下,生活也比過去得到很多改善。

  羅馬統治了意大利的南端之後,又開始進攻西西里。這樣就發生了和北非的迦太基人的衝突。迦太基在當時是西部地中海地區最大的航海和貿易強國。公元前264年,開始了一連串的損失慘重的戰爭,其中包括所謂的「布匿戰爭」,公元前146年,這場戰爭的結束,也就意味著迦太基的徹底毀滅。原來屬於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和其他地區(如沙丁、科西加、西班牙和部分北非),都變成了羅馬的省份。但羅馬仍不肯罷手。他們還想把希臘和地中海東部各國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實現了這個目標。從此,他們稱地中海為「Mare Nostrum」(我們的海)。

  從羅馬的征戰中獲利最多的是Patrizier。他們分配戰利品,他們獲得戰俘,作為奴隸為他們勞動或出售。羅馬歷史學家薩盧斯特批評Patrizier「貪婪無度」,說:「人人都在拿、抓和奪取一切他們需要的東西。」富人越來越富,而Plebejer卻兩手空空,或者像農民那樣越來越窮,儘管他們經受了戰爭的主要負擔。他們被迫連續出征作戰,無數的人在戰爭中生病、受傷、殘廢,甚至再也不能返回家園。莊園荒廢或者債台高築,土地被大地主廉價收購。即使在停戰期間返鄉的農民可以經營他們的莊園,但也無法與大地主競爭。大莊園使用奴隸經營,成本越來越便宜,致使農民無法出售自己的產品,因而越來越貧窮。很多人遷移到城市,希望在那裡有一個更好的生活。但手藝人和大工場,寧肯使用無償的奴隸為他們勞動,也不願僱傭他們。作為沒有工作的無產者 — 「proletarii」— ,這些原來的農民每日為了簡單的生存而奮鬥,最終變成了歷史上第一批城市無產階級。

  這種發展,甚至一部分Patrizier都覺得不合適。這其中就有主張限制個人土地佔有和財產的格拉古兄弟,他們要求進行土地改革,以便讓貧窮的農民及其家庭重新獲得生存的機會。但參議員們卻反對進行改革。他們認為格拉古兄弟是危害國家制度的煽動民意分子。提比裡烏斯·格拉古於公元前133年在市民會議上發言時,竟被毆打至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300名他的支持者。十二年以後,他的弟弟蓋尤斯也不得不死去,同時還有他的3000個支持者也被處死。參議院無法制止羅馬的市民分成了兩派。後來的七十年裡,暴力和內戰成了政治生活的常事。歷史學家薩盧斯特有這樣的記載:「一切都變成了兩派;共和國在兩派之間走向沒落。」

  在一次這樣的內戰中,於公元前45年,戰績顯赫的統帥尤利烏斯·愷撒脫穎而出。參議院任命他為執政官,任期十年,後來變成了終身職務。從形式上看,羅馬一直還是一個共和國,但實際上,愷撒已經成為惟一的統治者 — 當然不是很長,因為一年之後他就在一次會議上被參議員們謀殺。

  為了確定愷撒的接班人和未來的政治體制,又進行了多年的鬥爭。最後,愷撒的養子屋大維佔據了優勢,於公元前27年被參議院任命為「國家第一公民」。人們賦予他「大將軍」(軍隊的最高指揮官)的頭銜和「奧古斯都」(至尊者)的榮譽稱號。此外他又是愷撒名字的繼承人。愷撒這個名字後來演變成為「皇帝」的代號。

  奧古斯都從愷撒的命運中接受了教訓。他不是鋒芒畢露地顯示自己的權勢,而是安撫參議院和市民會議,讓他們相信仍然在操縱羅馬的命運,共和國仍在正常運行。但他是羅馬軍隊的主帥和國庫的主管,任何人都無法違反他的意志行事。羅馬的「res publica」變成了君主國家,一切權力最終操縱在皇帝的手中。

  奧古斯都在他漫長的執政時期裡,不僅在政治上利用這個權力,而且也在文化領域有所作為。他特別關注文學,把詩人召進宮中,為他創造一個無憂無慮的生活。在韋季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的參與下,羅馬的文學在公元一世紀達到了一個頂峰。這個時期優秀的哲學家是塞涅卡,在史學領域,是歷史學家李維烏斯和塔西佗,在很長時期裡為主宰力量。

  公元120年,羅馬帝國的疆域達到了極限。地中海沿岸所有國家,加上高盧(後來的法國)、日爾曼,直到萊茵河,以及大部分不列顛,巴爾幹以及黑海和小亞西亞,均屬羅馬所有。聰明的皇帝知道,只用武力是不能統治這個巨大的國家的。因此,各個不同的民族繼續允許保留他們的風俗習慣。但羅馬的法律和錢幣適用整個帝國,並要求所有的人都崇拜羅馬的神靈,當然最後一點最難加以控制。兩個官方語言是拉丁文和希臘文,通行整個帝國。這樣很有利於貿易。此外,羅馬很早就重視修築道路,以便於其軍隊的快速運動。這個道路網也為通商帶來了繁榮。同樣為經濟發展有利的,還有船運和港口,在和平時期得進一步擴建。

  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事實確是如此。羅馬的各個省份從被佔領中獲得了很多好處,並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城市被新建和擴建,市中心大多為一個周圍建有房屋的大廣場,供召開政治會議或司法審判使用。手工作坊、商店、旅館和公共浴池,都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某些房屋和輸水管道,一直保留到今天,向人們展示了羅馬建築藝術的輝煌。

  有權勢的人和富人都住在豪華裝修的大別墅中,均同公共的上下水道相連,甚至有自己的浴室和地面取暖設施;他們讓奴隸為自己服務,充分享受生活。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東西卻少得可憐。農民、工人和他們的妻子必須從事繁重的勞動,也只能得到僅能餬口的報酬。在城市中,房租十分昂貴,很多家庭在大營房中租一間房子居住。儘管如此,大部分人總的說還是滿意的,在皇帝統治時期的前250年裡,沒有像前一個世紀那樣發生值得一提的騷亂、起義或內戰。由於奧古斯都之後的羅馬皇帝 — 除極個別外 — 都沒有發動遠征戰爭,所以人們幾乎在和平中生活了近200年的時間。

  和平時代的結束和羅馬帝國的沒落,是皇帝軟弱,內部困難和外部侵襲的結果。這其中也包括了產生於中東的耶穌基督的學說在地中海地區的傳播,並在羅馬統治地區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信徒。特別是對普通百姓,這個新的信仰是很有吸引力的,為他們的此生帶來了慰籍,為來生預示了更為美好的前景。但羅馬有自己的神靈,不想知道有什麼新的上帝,因此開始了對基督徒的迫害。

  公元284年,羅馬皇帝戴克裡,先把帝國劃分為四個宗教區域,任命四個主宰,以便於統治和防禦。但不久這四個主宰就開始相互爭鬥起來,導致整個帝國的力量大大削弱。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登基,才重新統一了四個區域。為了在帝國內建立穩定的局勢,他於公元313年宣佈「宗教自由不受干涉」,並允許基督徒自由行使其宗教行為。君士坦丁大帝想讓基督教為己所用,但實際上基督教在他的保護下很快就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大教。君士坦丁大帝又做出了另一個後果深遠的決定:公元324年,他把拜占庭定為羅馬的首都,更名為君士坦丁堡。它位於戰略極其重要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旁,形成了對東西方的鉗制。君士坦丁大帝讓人在首都修建豪華的建築和設施,使其成為羅馬統治制度同基督學說和希臘及東方文化相結合的體制。君士坦丁堡成了帝國最重要的城市,東部很快就在經濟和文化上超過了西部。帝國統一的紐帶就是基督教;皇帝成了基督教會的監護人。

  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牧首」,處於皇帝政令之下,但羅馬的主教卻不願意。在信仰問題上他要求對教會和自己有終決權。他還指出,是耶穌基督的代表聖徒彼得建立了羅馬教會,並把羅馬的基督教領導權賦予了他的接班人。遠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好同意了他的請求,隨著時間的推移,羅馬的主教後來獲得了「教皇」的稱號,從此被承認是西方教會的最高領袖。羅馬不再是帝國的首都,作用也隨之消失之後,直接走上了基督教會首府的道路。帝國的東部又發展了自己的教會,即「希臘東正教」。它的領袖是皇帝,作為上帝的代表,在肖像上始終帶有光環。

  就像年輕的基督教被分裂一樣,羅馬帝國也於公元395年再次分裂。它的西部一再受到日爾曼部族的襲擊,力量日益削弱,崩潰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公元476年最後一個皇帝退位,西羅馬帝國從此消亡。東羅馬,即拜占庭帝國儘管不斷遭到外來的襲擊和削弱,卻仍然繼續存在了1000年。它的藝術家和學者保護了被西方逐漸遺忘了的古希臘文明遺產。

   
 
第一部分
兩個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這個時期,一個來自奧古斯都皇帝的訓誡,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睞和重視。」聖誕故事都是從一個孩子在伯利恆的畜圈中誕生開始的。伯利恆位於巴勒斯坦,當時是羅馬的一個省份,皇帝命令進行人口普查,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臣民。然而,居住在伯利恆的猶太人不承認羅馬的佔領,並厭惡多神的宗教。他們早就只信仰一個神,那就是他們稱之為的雅赫維。他們期望著神會派遣來一位「彌賽亞」來,即猶太人,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把他們從羅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根據聖經的故事,在拿撒勒畜圈中誕生的耶穌很早就關注宗教問題。聖經中說,他「聰明過人,身上附著上帝的恩惠」,十二歲時就在神廟裡和教師討論問題,大家對他的理解力和回答驚奇不已。當耶穌大約十三歲時,認識了傳道者約翰,不久自己也開始傳道。他說,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天父熱愛他的所有子女,不管他們是誰或者做了什麼。上帝的愛是無限的,誰能夠悔過自己的罪孽,都會得到寬恕。耶穌布道時不像猶太教士和學者那樣繁瑣晦澀,而是使用普通人的語言;他把上帝的訓誡編成關於農民、漁民、不聽話的孩子和丟失的羊只的故事講出來,連孩童都能聽懂。根據聖經的描寫,耶穌很快就贏得了很多信徒,特別是在貧窮和弱勢人群當中。他們還欣慰地接受了天國即將來臨的預言。在這樣的國度裡籠罩著和平和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相互愛慕中生活在一起。

  耶穌的出現和他的學說,對猶太教士和羅馬高層當局是一個挑釁。他遭到漫罵和嘲笑,最後不得不為傳播信念而殉教。羅馬總督彼拉多判處他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的信徒,特別是他的十二門徒,後來宣稱,耶穌曾從死亡中復活,升天而去。對他們來說,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就是渴望已久的彌賽亞,他的名字是基督,意思是救世主。他們繼續傳播他的學說,不顧各種敵視和迫害,基督教最終成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猶太人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他們仍然信仰自己的宗教,即「摩西教」。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起源是同樣的。舊約全書,在兩個宗教中完全相同。

  大約耶穌之後又過了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點麥加,誕生了一個男孩,名為穆罕默德。雙親早亡之後,他開始為阿拉伯商人效力,跟隨馬幫四處遊歷,從而認識了信仰各種宗教的外國城市和人。有關基督教及其上帝的學說,給年輕的穆罕默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進行了很多思考,最後得出一個信念,覺得確實只能有一個上帝,他把這個上帝稱為安拉。在他三十至四十歲之間的年代裡,他經常返回麥加附近的山洞之中進行修行。一天早上,他說,天使加百列現身,向他揭示,他就是被選中宣講惟一的真主安拉意志的人。第一次揭示之後,又出現更多的揭示,克服了他開始時的猶豫,穆罕默德開始在麥加宣講他所接受的真主的信息:除安拉外,再無神靈。而我,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開始時,只有很少的人聽他的宣講。穆罕默德甚至懼怕自己的安全,和他的信徒於公元622年逃往麥地那。這次逃逸,阿拉伯文稱之為「赫什拉」,成了伊斯蘭的紀元之年。在麥地那,穆罕默德贏得了很多信徒,他們不僅把穆罕默德當成是宗教領袖,而且也當成政治領袖「伊瑪目」(首領)。他在這裡定下了向麥加方向朝拜的規矩。逃逸後過了七年,穆罕默德已經有了很多信徒,他返回了麥加,作為先知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直到他於公元632年去世,穆罕默德的學說得到了所有阿拉伯部族的認可。這個學說寫在一本書裡,即古蘭經,並稱為伊斯蘭,意思是「昇華至神的意志」,或「順服安拉」。古蘭經是伊斯蘭的「聖經」。它詳細規範信徒的生活準則,直至日常行為細節;它確定祈禱詞的內容和誦讀的次數及祈禱的方式方法,制定了飲食和禁食的規範,規定了禁止的行為和罪孽,以及詳盡的懲罰方式。

  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很多共同點,但也有差別。最重要的差別是,伊斯蘭教不僅想作為世俗國家中的一個宗教團體。古蘭經不僅規範宗教生活,而且也規範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會和國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無法截然分開。嚴格遵循這個學說,直至今天還決定著伊斯蘭國家的性質。它們可以是寬容的 — 這在歷史上常常是這樣 — 但也可能是專制和不寬容的。

  穆罕默德死後,「哈里發」作為他的代表接管了政權。在後來的幾百年裡,阿拉伯人征服了中東,越過埃及和北非直至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他們所以優於敵人,是他們傳教的堅定意志,他們堅信,在為傳播信仰的鬥爭中死亡,會使他們直接進入天堂。

  在以伊斯蘭教為主的世界,他們的文化和希臘、波斯和印度文化相遇。這使得被稱為「朝陽之國」的東方世界,經歷了一次文化大繁榮時期。重要的文學和科學著作被翻譯成為阿拉伯文,其他文明的知識,例如希臘文明,被接受和進一步發展。例如數學,阿拉伯人引進了十進位制和數字的新寫法,我們至今還在使用。和古希臘重視用思考解釋世界的方式相反,阿拉伯的科學家則更看重提高實用的試驗 — 實驗 — 以此種方式獲取物理和化學上的新知識。他們精確地計算太陽、月亮和星球的運行軌道,並證明地球不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個球體。這對航海具有重大意義。同樣在醫學領域他們也居領先地位,發現了很多植物的治療作用,開發了很多藥品並進行外科手術。他們為此在城市修建了醫院。最後我們還要感謝阿拉伯世界創造了一部最精美的圖書:宰相的女兒山魯佐德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為蘇丹講述的童話和故事《一千零一夜》。

  今天,伊斯蘭教已經成為世界大宗教之一,大約有10億信徒。

 
 
第一部分
加洛林王朝
 
  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沒落之後,日爾曼各部族控制了大片歐洲。由於他們之間並不一致,所以相互經常發生戰爭。戰爭中,狡猾殘暴的法蘭克君主赫洛維格(Chlodwig)率領大軍逐漸攻戰了越來越多的地區,到公元500年成了大法蘭克國的國王,後來的法蘭西、德意志和荷比盧各國均在此地形成。赫洛維格承認了基督教,並接受洗禮,要求全體臣民一律皈依基督。於是,基督教就成了法蘭克國的官方宗教,但異教的風俗習慣還一直和基督學說並存了200多年。最終的基督化是通過八世紀初的教士的努力和後來的主教卜尼法斯完成的。

  這個時期,墨洛溫王朝赫洛維格的一個後人佔據著法蘭克國王的寶座,但他只能坐在寶座上吃力地念著別人給他寫的演說稿。真正處於統治地位的,實際是王國的最高官吏「管家」查理·馬特。他於公元732年獲悉,一支阿拉伯大軍已經成功地越過比利牛斯半島向法蘭克國挺進。他立即率領軍隊迎向阿拉伯大軍,並於公元732年10月在土爾斯和普瓦提埃擊敗敵人,把他們趕回比利牛斯。從此制止了伊斯蘭繼續對外擴張,留在了東方地區。

  查理·馬特的兒子丕平認為,誰代替國王處理政務,誰也就應該成為國王。在教皇的默許下,他把墨洛溫王朝末代國王希爾德裡赫(Childerich)三世趕入修道院,讓貴族任命自己為法蘭克王國的新君主,並樹立了加洛林家族的統治地位。為了使這個統治地位更為穩固,他還專門索取了教皇的祝福,並讓國內的各個主教為他塗聖油讚美。就此,他在法蘭克國歷史上首次使政治、宗教和教會聯結了起來,所採用的方法直到二十世紀仍為歐洲的國王和皇帝學習的榜樣。丕平之後的國王都要求從上帝手中得到王位,並根據上帝的法旨行事。

  公元771年,丕平的兒子查理成了法蘭克國的惟一統治者。他從一開始就樹立了目標,要把所有日爾曼部族全部納入自己的版圖。征服了巴伐利亞和上意大利的倫巴德之後,還只剩下異教地區薩克森了。薩克森採取一切手段抵制了達32年之久,但最終還是被戰勝,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查理的目標達到了。當他於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時,經過百年之後又有了一個「西羅馬」帝國。查理把自己看成是最偉大的羅馬皇帝的接班人,同時又是基督教的西方領袖。很快,他就獲得了「大帝」的稱號,這對他是受之無愧的,因為他不僅是個戰績輝煌的戰爭統帥,而且是一個科學、藝術和文學的偉大的促進者。在他的被稱為「法爾茨」的皇宮裡,經常有著名的學者、神學家、詩人和建築師進出。

  除了法爾茨外,修道院也成了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中心。最早的修道院出現在西方世界,是在公元六世紀初的聖本尼狄克時期,首先是為全身貢獻給信仰的男子建立的團體。查理大帝極力促進修道院的發展。他建立了修道院和教堂學校,讓自由農民和手藝人的孩子在其中學習宗教、寫字、和算術。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推行一種先進的教育政策。他比其他國王更關注這個時期生活在貧窮中的普通百姓的憂慮和困苦。

  當查理大帝於公元814年在他最喜愛的亞琛的法爾茨去世,他為歐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帝國,完全可以和東羅馬以及拜占庭帝國相媲美,不需要懼怕任何其他的強國。查理的兒子虔誠者路德維希,無法和他的父親的偉大相提並論,也不能控制整個帝國的統一。還在路德維希在位時,他的三個兒子就開始爭權奪利。大兒子洛塔爾甚至宣佈他的父親已經退位,由他繼承皇位。這當然不符合兩個弟弟的願望,於是聯合起來反對哥哥。路德維希死後,每個兒子獲得了三分之一國土。開始時三人還維持國家的統一,但實際上,這種分割已經是加洛林王朝沒落的開始。洛塔爾家族消亡之後,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東西法蘭克之手。兩個法蘭克國的界限,把歐洲核心地帶分為兩半。當東法蘭克部族的貴族們於公元936年選舉薩克森人奧托為他們的國王時,德意志的歷史翻開了第一頁;而西法蘭克,後來則成了法蘭西。

   
 
第二部分
上層和下層和底層
 
  在幾千年的時間裡,很多強大的國家興起又沒落。因為,用征服手段建立一個大國容易,但要把它保住並治理好卻很難。如果一個統治者想長期統治一個國家,那他就必須有一些新的思路。我們看到,從法老到羅馬皇帝,他們都進行過各式各樣的嘗試。

  查理大帝在這方面走了自己獨特的道路,在日爾曼傳統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新的統治和社會模式,對整個中世紀具有指導意義。

  為了把帝國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幫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誠的追隨者,稱他們為「封臣」,並對他們的效忠進行獎勵。這種獎勵並不是錢財,而是土地及那裡生活的農民。但這並不是送給他們的賞賜,而只是借給他們的物品。這樣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紀早期,在人們的觀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屬於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遼闊,得到這樣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劃成小塊,分封給他的所謂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繼續分封下去。

  隨著時間的推移,就逐漸形成了一種采邑制度,它詳細規定,誰可以成為誰的封臣,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權利和義務。雙方相互承諾忠誠:「你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時,我願永遠效忠和隨時效勞。」

  最初,采邑只同封臣本人相聯,他死後,采邑將重新歸還給封主。但後來,在東法蘭克帝國慢慢形成一種習慣,把采邑繼續傳給封臣的子女;不知到了什麼時候,這個習慣得到了認可,變成了現行的法律。從此采邑可以繼承,消除了皇帝的處置權利。長此下去,皇帝的權勢逐漸被削弱,而帝國中世俗和宗教界上層人物的權勢卻不斷增強。這也是德意志帝國諸侯日益強大,而中央集權難以形成的原因之一。人們正確地把德意志稱為「遲到的民族」。

  中世紀的歐洲秩序主要建築在采邑制度之上。由於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們稱其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這個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層都有它的等級。最高處就是皇帝。下一層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諸侯。他們和貴族、主教和修道院長老,組成第一等級。他們的下面是騎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藝人。處於最下層是所謂的隸屬農民。他們被束縛在他們進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許隨意離開,但封主也不能把他們趕走或者賣掉,因為這不是他的私有財產。但「農奴」就不同了,他們不被當作人,而是當作物件,所以對待他們就和對待牲口沒有什麼兩樣。「農奴和他的耕牛,就是兩隻野蠻的畜生」,或者「農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沒有犄角」,上等人就是這樣藐視他們的。實際上,所有人都依賴農民的勞動而生存 — 而且大多數都生活得不錯。農民必須定期向他們的主人交納生產出的部分糧食及肉類、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們還必須服「勞役」,即無償為主人在草場、田地或森林中勞動。他們必須協助修路、蓋城堡和宮殿。農民自己只生活在簡陋的房子裡或用木頭、樹枝和土搭成的窩棚中。居室和畜圈雖然分開,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裡面。他們的飯食主要是菜湯、稀粥、奶酪和麵包。

  孩子的生活和成人沒有什麼兩樣。今天意義上的童年是不存在的。從小時起,孩子就得在家裡和莊園裡勞動。他們很早就結婚。13歲的女孩和18-20歲的男孩結為夫婦,常常就已經是六到八個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兩個以上的孩子能夠成活。婦女往往在生產時就已死去,即使能夠活下來,也不會長命,因為生育頻繁和勞動繁重,使她們身體十分虛弱,經常是疾病纏身。

  大多數人生活在貧困和沒有安全的環境中。這種狀況在一百年中幾乎沒有變化。1620年,德國作家格裡美爾豪生在他的小說《辛普利基西穆斯歷險記》中,讓13歲的主人公說,他既不知道上天有個上帝,也不知道農莊外面有個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幫工「是這個地球上惟一的人,因為我沒有見過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進出的房子 …… 我只長了一個人的模樣,有一個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僅僅是一頭畜生。」

   
 
第二部分
誰應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進了修道院的發展,並把它變成了 — 用一句時髦的話 — 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紀,修道院發展得過於「世俗」,因而就產生了對立的運動。其發源地是勃艮第的克盧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這裡的修士們要求重返聖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會的兄弟「ora et labora」(祈禱和勞動)。克盧尼的修士認為,應該改變的不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們批評整個教會已經過於接近世俗。實際上,這正是查理大帝以來宗教的和世俗的統治日益密切結合的結果。從此開始了一場關於如何規範宗教和世俗統治關係的曠日持久的大辯論。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裡,加洛林王朝之後,由奧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當政。他們雖是世俗的統治者,卻又理所當然地有權任命修道院長和主教。1039至1056年執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遠,甚至解除了他不滿意的教皇的職位。這使很多宗教領袖感到憤慨。亨利三世39歲夭亡,由他少齡的兒子亨利四世繼承皇位,這時,宗教界看到了他們的機會已經到來。從而實現了他們的要求,教皇將由七名紅衣主教選舉產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裡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權任命主教。但年輕的國王不想放棄任命主教的權利,否則他的地位就將削弱。他和一些親信商量之後,乾脆宣佈教皇已被免職。而教皇立即對國王宣佈「絕罰」,也就是說,把國王開除出教會,並解除其臣民對國王效忠的宣誓。人們驚異不已,國王竟然像罪犯一樣被驅逐,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沒有過多久時間,「絕罰」的效果就顯現了出來。越來越多的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邊,因為他們也擔心遭到被「絕罰」的命運。此外,他們也希望削弱國王的權勢以增強自己的實力。對亨利四世的壓力日益強大,使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尋求與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氈在教皇的官邸卡諾莎城堡請求教皇的寬恕 — 作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裡沒有其他選擇:他只能重新接受悔過的罪人回到教會中來。亨利的艱苦之旅實際也是一著高明的棋步,從此以「卡諾莎之旅」載入了史冊。

  看起來,似乎教皇對國王取得了勝利,但這只是現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適的時機,然後率領大軍開進羅馬,任命了另一個教皇,並在彼得大教堂裡讓他為自己加冕,成為皇帝。

  那個時代的人們,當時就已經清楚,這個「主教敘職權之爭」,當然還遠沒有結束。但卻也讓人等了幾十年的時間,雙方才又開始有所動作,首先是在英國和法國,然後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公元1122年達成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使雙方做出了妥協。規定了宗教統治和世俗統治的權限和權利。這實際上是為後來的所謂政教分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個協定同時也鞏固了教皇作為基督教最高首腦的地位。

   
 
第二部分
以十字架名義進行的戰爭
 
  對中世紀的人來說,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 —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難,能夠在天堂得到補償。為此他們必須按照宗教的信條生活。誰要是有時做不到,就必須為他的罪過請求寬恕,去進行懺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聖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覲,那是耶穌生活和受難的地方。在那裡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這些朝覲者。但當1071年土耳其的塞爾柱人佔領這個地區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過了不久,他們甚至威脅到版圖已經很小的拜占庭帝國的安全。在這個緊急情況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於教皇。教皇於 
  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詞語號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開戰:「一個被詛咒的民族,一個沒有上帝的民族,用暴力侵犯、掠奪和焚燒了基督的土地 …… 我們宣佈,凡拿起武器反對異教徒的人,他們的罪孽將全部赦免,在這場聖戰中犧牲的人,將獲得永生。」

  這個呼籲獲得了巨大反響,不僅停留在呼籲的主要對像貴族和騎士階層,而且也在農民、手藝人,甚至婦女當中。「神聖戰士」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從希望擺脫困苦的生活條件,到希望獲得豐厚戰利品,到真正相信靈魂的解脫。在整個歐洲,集結了大軍,於1096年8月,開始以十字架的名義進軍巴勒斯坦。經過了三年的艱苦行軍之後,第一支十字軍到達目的地。基督徒的十字軍佔領了耶路撒冷,對那裡生活的穆斯林和猶太人進行了一場可怕的血腥大屠殺。土耳其人被趕出了聖地,不想回國的十字軍,在那裡建立了基督教團,某些甚至成立了小國家。由於他們時刻受到穆斯林鄰國的威脅,所以一再請求歐洲給予支援 — 繼續派遣十字軍就是後果。儘管如此,十字軍還是無法制止耶路撒冷和聖地於1300年重新回到穆斯林的佔領之下。

  從軍事上看,十字軍東征是一個失敗,但它對基督教西方世界並不是沒有後果的:幾百年來西歐人第一次接觸到了比自己更為優越的文明。大多數十字軍士兵來自農村;他們第一次看到了輝煌的城市,多層的甚至是豪華的樓閣,公共洗浴場所,醫院和藥房,雄偉的清真寺,圖書館和學校。他們見到了絲綢和毛絨布料,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東方的香料。就在十字軍東征時期,東西方的貿易有了明顯的增長。意大利的港口如威尼斯、比薩和熱那亞這些貿易中心地區,有了飛速和巨大的發展。

  除了各種物品之外,還引進了醫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阿拉伯的數字體系,還有被阿拉伯人維護的古希臘遺產也同時來到了西歐。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十字軍東徵取得了和其意圖相反的成果。基督徒走出了家門,原是為了把聖地從野蠻的異教徒魔爪中解放。他們到達了那裡,不得不看到,那裡的人比自己文明得多 — 基督徒應該向穆斯林學習,而不是相反。可以說,西方以這種奇特的方式從十字軍東征中獲得了好處。

   
 
第二部分
一個新的思想
 
  十五世紀,就在大多數人還把他們的命運和世界現狀看成為上帝所賦予的時候,有些人,主要是一些學者和藝術家試圖從這個占統治地位的世界圖像中解放出來。他們至少有一種對美好時代的設想。但他們並不是面對未來,而是首先再次回到希臘和羅馬時的世界,他們認為那個時代要比現在更為光明。這個時代有一個名字,叫「文藝復興」。中世紀基督教所謂生活是為來生做準備的人類形象,已經不再適用。人們把目光放到了此生,把人推向科學和藝術關注的中心。從古希臘思想出發,人不再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而是自身有自己目的 
  的生靈。他應該自己決定命運和生活,並發展自己的能力。作為先決條件,就是要普及以古希臘羅馬為榜樣的教育。這個新的思想,首先產生於歐洲文明最發達的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由於人被置於中心地位,所以被稱為「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者所獲得的新知識,並不是來源於聖經,而是通過自己對人和自然界的觀察和研究。如意大利人萊奧納多·達芬奇(1452-1519)就是新的文藝復興人的象徵。他不僅創造了著名的油畫《蒙娜麗莎》和《最後的晚餐》,同時還是雕塑家、科學家、建築師、工程學家和發明家。人們甚至發現了他的飛行器設計圖紙。解剖屍體,因為他想知道人是如何構造和如何運行的,並把他所看到的畫成人體圖畫。這位博學天才達芬奇,同時意識到他作為科學家和發明家的責任,也是每一個科學家都應該具有的素質,他寫道:「我知道如何長時間不吃東西而能在水下停留的方法。但我不發表,也不告訴任何人。因為人是性惡的,一旦掌握了這個方法,就會到海底去殺人。他們會鑽破船底,讓所有人都沉到海底。」

  我們如果想把人類歷史中的偉大人物排列起來,那麼任何時代都不會像文藝復興時代的陣容那樣強大。畫家和雕塑家米開朗琪羅、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和哲學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天文學家哥白尼,是他發現了地球也是一個星體和其他星體一樣圍繞太陽旋轉 — 他們都生活在這個時代。他們的新思想和新知識所以能夠得到空前的流傳,還要感謝文藝復興時的另一項發明:書籍印刷術。1450年,德國美因茲人約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屬的活字模印製書籍。這種方法比手寫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於是,一本書就可以不受數量限制地印刷出來,而且質量全部一樣。法國詩人維克多·雨果後來曾把古登堡的發明稱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

   
 
第二部分
一個新的世界
 
  文藝復興是科學家和藝術家的時代,但也是世界探險家和航海家的時代。在中世紀,人們主要在已知的海岸線上航行,害怕「世界之端」會把他們凍死或燒死,或被那裡的風暴粉碎和被海怪吞掉。這種擔心一直延續到十五世紀,但文藝復興的活躍氣氛給了航海家以新的勇氣。他們被探索衝動和探險慾望所驅動。當然也有明顯的經濟原因,有必要去探索新的航線和世界地區。

  1453年,土耳其人最終戰勝並消滅了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成了新興的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從此,他們就控制了歐亞間所有的重要商道。他們向商人收取高額關稅,使得來自印度的中國的物品更加昂貴。因此,人們在做東亞貿易時試圖設法繞過奧斯曼帝國,並認為通過海路是可行的。

  西歐的邊緣小國葡萄牙,成了航海家尋找新航線的出發點。他們想從這裡起航繞過非洲前往印度。他們年復一年地沿著非洲西海岸向南方航行,卻毫無結果。只是到了1487年,一艘船才到達了大陸的南端;非洲要比人們想像得大得多。

  這時,一位意大利航海家有了一個既簡單又天才的想法:如果地球像亞里士多德假想的那樣是個圓球,那我們就可以一直朝西航行,最終總會到達東方。當時已經有了中國發明的指南針,可以作為這個大膽行動的重要導航儀器。首先有這個想法的是克裡斯托弗·哥倫布,他的這個「瘋狂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譏諷和嘲笑啊。他請求葡萄牙國王為他的探險提供必要的資助,並許諾為國王帶回印度的財寶。他奔波了一年之久,他的請求卻遭到國王的拒絕。哥倫布又轉向了西班牙。在那裡他受到了歡迎,最終爭取到了王后的支持,獲得了很多經費,購置了三艘航船。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和120名水手離開了西班牙。橫穿陌生海洋的航行,耗費了比想像多得多的時間。他的隨行人員開始懷疑他的設想,恐懼與日俱增,並產生了返航的念頭。但哥倫布卻堅信,總有一天會到達印度,繼續命令船隊前進。1492年10月12日,終於聽到了「看見大陸了!」的喊聲。哥倫布在航海日誌中寫道:「我們收起所有的船帆,只靠一張主帆前進。然後我們拋錨,等待天亮,這是一個星期五,我們到達了一個海島,在印地安人的語言裡,它叫『瓜那哈尼』。」

  哥倫布說「印地安人語言」 — 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登岸的這個海島,必然屬於印度,故稱上面的居民為「印地安人」。

  在後來的十年中,他又三次向西方航行,並斷言已經到達了東亞。為了紀念他的這個錯誤判斷,他所發現的那些島嶼至今還被稱為西印度群島。

  朝著西方航海的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很快就發現,哥倫布並沒有發現通往印度的航線,而是發現了迄今尚未人知的一個新世界。根據航海家阿梅裡戈(Amerigo)·韋斯普奇的名字,這塊大陸被稱為「亞美利加」(Amerika)。

  緊隨發現者而來的,就是征服者,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發生了爭執,焦點是這個「新世界」到底該屬於誰。最終把這個問題交給教皇去仲裁。教皇沒有考慮多久,讓人把新世界的地圖拿過來,然後在南北中間劃了一條直線,直線以西屬於西班牙,以東屬於葡萄牙。於是爭執 — 至少是暫時 — 停頓了下來。

  征服者都是冒險家,只是受利益的驅使才踏上征途的,他們期望在美洲攫取豐厚的戰利品。尤其是對黃金的貪慾,使他們忘記了基督教的道德,而踏著當地人的屍體前進。最殘暴的是西班牙騎士埃爾南·科爾特斯和他的500名士兵。他們從印第安人那裡聽到了有關傳說國度阿茲特克的神奇故事,決定去尋找它。印第安人試圖進行自衛,但西班牙的騎兵出現,而且帶了一門火炮向他們發射,使他們在驚懼中落荒而逃。他們在這之前從未見到過馬匹,也從未聽到過大炮的轟鳴。他們把強大的外來人當成是神靈。1519年西班牙人到達了阿茲特克帝國的首都,他們大吃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城特諾奇蒂特蘭,位於一個鹽湖畔。它的主要街道寬闊而筆直;街道的一半是堅固的路面,另一半是水渠,可以行船 …… 城市有很多公共廣場,經常舉行集市。另外還有一個公共廣場,周圍豎立著圓柱,每天都有6萬多人在這裡聚會:商人和顧客交易著食品和用黃金、白銀、鐵板、青銅、骨料、貝殼、龍蝦殼和羽毛製成的小飾品。還有出售成藥的藥房,有藥水、藥膏和藥貼。還有些房子裡面,可以花錢為人製作飯食和飲料 …… 在這個城市裡,有很多非常好和非常大的房子。還有很多高級住宅,因為這個國家的大人物和蒙特祖瑪的封臣在這裡都有自己的住所,並在一年的某些時間裡在這裡居住;除此之外,也還有很多富有的市民,同樣有自己美麗的房產。所有這些房子,都有美麗而寬敞的房間和漂亮的花園 …… 這座城市的居民在衣著上和服務上都比其他省份和城市更講究和時尚。因為蒙特祖瑪在這裡常住,其他貴人們也是如此,因為人們在所有方面都很注重風氣和秩序。」

  科爾特斯就是這樣向西班牙國王報告的。阿茲特克人友好地接待了這些陌生人。只是當西班牙人開始盜竊他們的珍寶,並企圖用武力讓他們皈依基督教時,他們才奮起反抗。科爾特斯把蒙特祖瑪作為人質,要求他平息民憤。就在蒙特祖瑪發表聲明時,發生了暴亂。他本人被一塊石頭擊中而喪命。科爾特斯只能保住部分人馬倉皇逃竄。一年以後他帶著更大的部隊重返,佔領並摧毀了特諾奇蒂特蘭。在這個廢墟上,一個新的西班牙城市「墨西哥」誕生,在原來的神廟廣場建立起一座巨大的教堂。其他城市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公元1522年,阿茲特克帝國滅亡。取代它的是一個「新西班牙總督國」,首任總督為埃爾南·科爾特斯。

  十年之後,西班牙人又聽說,在南美還有一個民族,比阿茲特克人更為富有。在安第斯高原上生活的印加人確實很富有。他們的財富來源於勤奮、節儉和嚴密組織的生活秩序。一切財富均屬於國家,國家為農業和礦山制定計劃,監督手工業,並規定物資分配的準則。國家照顧老年人、病者和弱勢群體的生活需求。用一句時髦的話說,他們幾乎是一個後來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國家。

  為了國家的安全和擴張,印加人握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實力超過西班牙進犯者。因此,西班牙的軍隊首腦弗朗西斯科·比薩羅使用了陰謀詭計:他請求印加統治者答應同他進行一次友好的談話,他不帶武器,這個要求得到滿足以後,他卻把印加統治者劫持,並要求用金銀財寶裝滿一個房間,才能釋放他們的統治者。而當印加人交來無數黃金器皿和藝術品後,他卻違反諾言,把印加統治者殺死。統治者和「太陽神」之死,引起了印加人的暴動,而西班牙人則佔領了這個國家。

  很快,一場對新世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開始了。除了新的果品,如可可、玉米、馬鈴薯、西紅柿、菠蘿和煙草外,歐洲最關注的就是金銀。在礦山中,印第安人不得不在非人的條件下勞動,很多人都因此而悲慘地死去。同時,歐洲人帶來的瘟疫和疾病,也成了對印第安人的致命威脅。人們估計,在中南美洲,被發現前大約有居民7500萬人。到了1570年,就只剩下了不到1000萬人。僅僅這個數字就已經表明,歐洲人在這裡都幹了些什麼。但這還不是一切:由於當地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能滿足農業和金銀礦勞動的需要,人們就到非洲去獵捕黑奴,用船把他們運到美洲,像牲口一樣出賣。

  在十六世紀,當歐洲踏上從黑暗的中世紀走上光明的新時代的旅途時,歐洲的征服者卻在南美和非洲寫下了世界歷史最黑暗的篇章。兩個大陸至今還生活在那一章的陰影之下。

   
 
第二部分
基督教會的分裂
 
基督教會的分裂
  公元1500年左右,西歐只有一個基督教會,它的首腦就是羅馬教皇。這個教會,隨著時間的發展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很多教會頭領越來越關注金錢、奢侈和權勢,而不再是耶穌基督的學說和人的靈魂。教廷也需要大量錢財供日益奢侈的生活開銷,當教皇利奧於十六世紀初要修建一座世界還從未見過的大教堂時,就必須開闢新的財政來源。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狡猾的計劃:「贖罪券交易」。教皇派出傳教士去告訴人們,只要花錢購買「贖罪券」,一切罪孽就可以得到寬恕,不再受煉獄之火的煎熬。

  但這種違反基督教義的交易,卻遭到德國的修士和神學教授馬丁·路德(1483-1546)的堅決反對。1517年10月31日,他發表了《九十五條論綱》,依照聖經的教義指出,推銷贖罪券的傳教士如果不是走上了歧途,那就是有意在說謊。「每一個基督徒,只要對他的罪孽感到悔過和痛苦,他就已經得到了寬恕,不再受懲罰,他所需要的不是贖罪券,而是上帝的慈悲。」他這樣寫道。

  很多人都對此感到歡欣鼓舞,終於有人公開指出了天主教教會的弊端,而且是用一種清晰易懂的語言。路德很快就贏得了很多信徒,和他一樣要求對教會進行改革。這當然不會受到教會頭目的歡迎;教皇要求路德「撤回他的錯誤觀點」,否則他將被教會開除。但路德卻毫不動搖。對他來說,聖經中的話比教皇更為重要,他甚至稱教皇為「反基督教徒」。

  教皇發出斥責路德的通諭,但被他的信徒在歡呼聲中公開焚燬。教皇的使者當時有這樣的記載:「整個德國都處於動亂之中。十分之九的人在歡呼『路德』,而其他十分之一的人,雖然對路德並不在乎,但至少也在喊『打倒羅馬教廷』。」

  為了結束這一場鬥爭,查理五世邀請這個「桀驁不馴的修士」來到烏爾姆斯帝國會議,讓他在世俗和宗教上層人物面前承認錯誤。但路德在這裡卻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如果不是薩克森大選侯把他保護並隱藏起來,他可能會被當作異教徒燒死。

  其他一些公侯也站到了路德一邊,離開了天主教會。很快,兩個陣營就進入了不可調和的境地,1546年在他們之間甚至發生了一場戰爭。最後於1555年達成了「奧古斯堡宗教和約」,路德的教派,即新的「抗羅宗」(現稱新教),作為平等的宗教獲得承認。神聖羅馬帝國各個諸侯都可以自行決定,他的領地實行哪種教派。

  宗教改革並沒有局限於德國。在瑞士,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神甫烏爾利希·茨溫利(1484-1531)和生活在日內瓦的法國人約翰·加爾文(1509-1564)都是促進改革的人物。特別是加爾文還創立了與路德學說不同的獨立理論。他主張「上帝預定說」,即人的生活早已注定;「人並不是在同樣的條件下產生的,對某些人是永恆的生命,而對另一些人則是永恆的詛咒,這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一個人是否被上帝選定,按照加爾文的理論,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可見:誰要是能夠通過勤奮和節儉擴大了自己的財富,他就獲得了永恆的生命;誰要是做不到這些,他就要下地獄。這就是加爾文主義的核心。他主張信徒應有獲取更多利潤的慾望,在今天已被看做是現代資本主義形成的重要動力。

  從瑞士越過幾個南德小國,加爾文的學說也在荷蘭、法國 — 這裡的加爾文信徒稱為「胡格諾派」,以及蘇格蘭和英格蘭得以傳播。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加爾文派自稱為「清教徒」。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移民美國,對美國的發展發揮了很大的影響。

   

第二部分
歐洲的信仰戰爭
 
  天主教會用各種方式試圖制止新教的傳播。1545年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用了18年的時間,最後在特蘭托制定天主教的新學說和新教會。信仰的原則重新加以定義,並同「因信稱義」學說劃清界限。教皇、主教和神甫的權利和義務都詳細確定下來。他們重新成為上帝的僕人,而不再是爭權貪慾的貴族,他們應該更多關注信徒,特別是關注窮人。天主教會想重新贏得人們的信任,並使自己具有吸引力。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創立的「耶穌會」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耶穌會成員不把自己關在修道院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中間,作 
  為學校和大學的教師,作為諸侯宮廷的顧問和懺悔神甫,作為傳教士,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天主教改革的時代,也被稱為「反宗教改革」。確實,很快就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會。

  然而,兩個宗教之間還遠沒有和解。在所有天主教和新教同時存在的歐洲國家中,還一再出現爭鬥。在法國,1572年8月24日的巴托羅繆之夜成了慘劇的頂峰。天主教的狂熱份子在這個夜裡屠殺了大約2萬名胡格諾信徒。但即使在這裡,新教也不可能長期受到壓制。1589年亨利·納瓦拉成為法國的第一個胡格諾國王。他雖然必須皈依天主教信仰,但卻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給予胡格諾教派在國內活動的平等權利。

  (插圖:原文第81頁。文字:弗朗索瓦·杜布瓦的油畫的一部分,表現了巴托羅繆之夜的悲慘場面。)

  當時強大的西班牙由菲利普二世統治,這就是說,他比教皇更為天主教。他迫害所有「異教徒」,誰要是不放棄「偽信仰」,就必須用火刑處死。同樣在隸屬西班牙的尼德蘭,菲利普也是用各種手段壓制新教。但在尼德蘭北部,新教在威廉·馮·奧蘭治的領導下,同西班牙統治者鬥爭了十年之久,終於在1581年獲得了獨立。他們的行為根據是:「一個人民不是為王侯而生,而是一個王侯為了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沒有人民也就沒有王侯。他的存在,就是要依靠法律和公正統治他的臣民。如果他不是這樣行動,而是像對待奴隸那樣,那他就不再是王侯,而變成了暴君。因此,我們宣佈,當今的西班牙國王已經無權再統治尼德蘭。我們要解除一切官吏、上司、主人、封臣和居民過去對西班牙國王所做出的服從和效忠的誓言。」尼德蘭人就是這樣明確宣佈他們的反抗權利的,這些觀念後來在很多國家的憲法中都有所體現。

  但是,菲利普二世並沒有放棄反對新教的征戰。他建造了當時最大的戰爭艦隊,並派這支「阿馬達(Armada)」艦隊向英國進發。當時英國的統治者是信仰新教的伊麗莎白一世,而蘇格蘭女王天主教徒瑪麗亞·斯圖亞特正是與她爭奪王位的死對頭。伊麗莎白逮捕了斯圖亞特並把她處死。這也是菲利普發兵進犯的借口之一。此外,伊麗莎白還在反菲利普的鬥爭中支持了尼德蘭,而且在本國也迫害天主教徒。菲利普想佔領英國並推翻伊麗莎白。但西班牙的大船由於裝載過多,同英國的小快船相比,行動過於沉重和緩慢。在加上風暴的天氣也助了英國一臂之力。所以,英國最終成功地給予西班牙的阿馬達以毀滅性的打擊。菲利普二世在爭奪天主教在歐洲霸權的鬥爭中遭到了失敗。英國卻從此作為世界最大的海上和殖民大國開始嶄露頭角。

  同樣在德國,十七世紀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鬥爭日益尖銳,並於1618年爆發了三十年戰爭。開始時還是為了宗教和信仰。但當皇家天主教大軍在統帥華倫斯坦的率領下佔領了北德,並把當地的教會財產歸屬於帝國時,當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卻也起來反對皇帝;他們不希望皇帝過於強大。對這些天主教諸侯來說,權力比信仰更為重要。

  當鄰國也捲入戰爭時,權力問題已經居於首位。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領軍隊為新教而戰;特別想把北德從天主教手中奪回來,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羅的海地區的主導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國卻支持了他。戰爭早已不再是為了宗教。法國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經四分五裂、在戰爭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國在歐洲的領導權,它最終達到了這個目的。

  (插圖:原文第83頁。文字:在三十年戰爭中,士兵們不懂得憐憫,甚至對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達成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確認了1555年奧古斯堡的宗教和解,並在一點上做了重要的補充:臣民們不再有義務接受上層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諸侯的權勢通過這個和約得以加強,皇帝的力量相應削弱。德國不得不向法國和瑞典割讓土地,瑞士和尼德蘭變成了獨立的國家。如果說,德國在戰爭開始時,還有1700萬居民,那麼到戰爭結束時就只剩下了1000萬。而且,這些人現在生活在一片荒蕪的土地上,又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才從戰爭的社會和經濟後果中恢復。

 
 
第二部分
中國和日本的閉關鎖國
 
  歐洲的征服者也企圖在遠東擴大自己的影響和勢力。他們只在較小的國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卻沒有在中國和日本。

  在中國,幾百年來的生活沒有發生變化。朝代不斷更迭,較弱的皇帝被較強的所取代;有些重視建立強大的軍隊,以擴大自己的版圖,另一些又看中發展經濟和貿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進行統治,有些又用心於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的明朝,中國在一個短時間內轉向西方。他們建造了船隊,於1431年到達了非洲東海岸,並踏上去歐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現了轉折,遠征停頓下來,中國從此對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閉了500年之久。還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國國王說:「國王陛下,爾雖遠隔重洋,卻以謙卑之心,求學我之文明,並遣特使呈上信函,表爾對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誠願得我之文化,然我國之風俗習慣與爾截然不同,難以移植貴國享用,即使貴國特使有能力接觸我國文化之毛皮 …… 朕對貴國物品無有需要。我天朝物產充裕,在國土以內並無匱乏之憂。無必要以我之物從蠻荒之國交換貴國物品。然而,天朝生產的茶葉、絲綢和瓷器,如若歐洲各國和爾邦極有需要,則可於廣東進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譯。— 譯者)

  直到十八世紀,中國始終感覺自己優於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蘭和英國企圖在中國站穩腳跟,甚至傳播基督教的嘗試,均遭失敗。和歐洲的往來僅局限於出口瓷器、絲綢、棉花和茶葉。

  與中國相比,歐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裡登陸,七年以後耶穌會傳教士弗朗西斯·哈維爾得以在日本開始傳播基督教的活動。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當的成功;人們甚至說這是日本歷史上的「基督教世紀」。這所以如此,是因為很多地方諸侯不斷進行戰爭,無暇顧及歐洲傳教士的動向。在這些無數的爭戰中,德川家康最終於1600年取得了勝利。統一了國家,讓天皇授予他有繼承權的幕府職位。幕府是一種類似政府首腦和最高統帥融為一體的職務,實際是帝國中最有權勢的人。剛剛就任伊始,德川就開始清理歐洲的影響。歐洲人被驅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基督教信仰幾乎在日本絕跡。

  除了中國人和少數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蘭商人外,外國人從此禁止和日本通商。從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徹底封閉了這個國家。外國人不能進去,日本人不許出來。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傳統的價值觀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風俗和習慣。日本就這樣經歷了250年之久的內部和平和經濟繁榮。然而,日本和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卻導致了兩國切斷了與西方的經濟和科學發展的聯繫,達數百年之久。

   
 
第二部分
 朕即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統治者的一句話,像路易十四這句話這麼有名。他於1643年,剛剛五歲,就登上了法蘭西國王的寶座,執政達72年之久。沒有任何一個統治者曾統治過這麼長的時間。當然,在孩提時期他還不能親自統治;而是由監國馬扎然紅衣主教代他理政。1661年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隨即召見國務委員會,並聲明:「我把各位召集到這裡,是為了對各位說:從現在起,我的事務由我自己處理。我需要的時候,各位可以用你們的建議為我服務。」一位神職人員提出,紅衣主教馬扎然死後,他將向誰請示教務,路易回答:「當然向我,大 
  主教先生!」

  由於路易十四想在他的帝國中獨斷專行,所以他首先在身旁聚集了一批對他絕對順從的人。一些以為有權得到高級職務的貴族,被他巧妙地解除了權力:他們公開的身份是皇帝的顧問,所以必須住在宮中他的身邊 — 但這只是為了能夠監視他們的行動。他從來沒有向他們顧問過什麼。

  同樣在國內,他也不把權力交給貴族,而是在每一個轄區,都安置一個來自市民階層的親信官員。他們之中如果有人違反了自己的義務,他隨時都可以把他們撤掉。

  所有的捐稅和關稅全部進入國庫,如何使用這些錢,完全由國王決定。他還給自己頒布法律的權利;甚至連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也完全由他自己決定。他握有國家的全部和絕對的權力,也是用「專制主義」方法統治國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陽,所以也被稱為「太陽王」。至於說本章標題上的那句話,到底是不是他說的,我們無法證明;但他完全有可能說這樣的話。

  太陽王讓人在凡爾賽建造一座巨大的宮殿。換算成今天的貨幣,花費了大約250到300億歐圓 — 對當時的狀況來說,這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宮中有4000人隨時為國王服務。從早上的穿衣到晚上的脫衣,總之他的一切行動都像是演戲,他是戲中的主角,其他人則是配角。和建造宮殿一樣,他在宮中的奢侈無度的生活也要花去很多很多的錢。此外,他還有一支龐大的軍隊,是一支「常備軍」,和平時期住在兵營中,也需要大批經費。

  籌集這些必要的經費,是大臣科爾培爾的任務。他有自己的理財學說,認為,國際貿易就是一場戰爭。為了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就必須盡可能多出口,少進口。對這種經濟政策最合適的生產方式,就是早期的工業企業,即手工工場。他用低息貸款和免稅等優惠政策給予促進。在手工工場中,各道工序配合協調,成百的專業和輔助工人,高質量地大量生產出服裝、地毯、傢俱、車輛等等各種產品,幾乎就像現代的流水生產線。為了盡快賣出這些產品,他擴建和新建了很多道路、運河和港口。為了低價售出這些產品,他降低了出口關稅;而外國的商品,由於進口關稅的提高,大多數法國人都因其過於昂貴而無法問津。這種經濟政策,人們稱為「重商主義」。他的首要任務是為了充盈國庫,但卻絲毫不顧及本國人民的疾苦。

  1698年,一名顧問向國王報告說,「最近一段時間,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淪為乞丐,只是依賴乞討才能得以生存;而其餘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以上卻無力通過賞賜去幫助那些最貧窮的人,因為他們自己也幾乎遭遇同樣的命運。還有十分之四的人,其中十分之三也是狀況極度不妙,經常遭到司法案件的干擾。據我的印象,人們在法國對下層人民給予過少的關懷,和太少的扶持。因此,他們的大多數就成了王國中最墮落和最困苦的階層,但另一方面他們由於數量巨大,為國家做出過真正有益的貢獻,又是國家最重要的階層,是他們通過勞動、經商和納稅,養育了國王和整個帝國。」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所留下的國家,從外表上看雖然還是那麼輝煌,內部卻是困難重重。國家財政面臨崩潰,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已經動搖,法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儘管如此,路易十四對當時歐洲的許多君主王侯卻是偉大的榜樣。他們學習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執政風格,他的政策,人人都想成為一個小太陽王。和在法國一樣,這些國家的普通百姓同樣遭受苦難。特別是農民,受到最嚴酷的壓搾。他們要付捐稅,要為修建巨大的宮殿、修道院和市政廳,付出勞務。當我們今天欣賞那些華麗雄偉的建築時,不應該忘記他們。

   
 
第二部分
英國的榜樣
 
  在英國,1215年以後就再也沒有了君主專制制度。當時,在著名的「自由大憲章」中就已規定,國王只有在諸侯、主教和男爵們同意的情況下才有權增加稅收。一個由上層貴族組成的會議負責監督。這個會議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機構,在國王所有重要決策中進行咨詢。十四世紀以來,有身份的市民和地方騎士也參加了會議,後來就成了由兩部分組成的議會:貴族和主教組成「上院」,地方騎士和市民組成了「下院」。

  到了十七世紀初,所有的國王和女王都同議會進行了合作,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矛盾。但到了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他堅信自己是上帝所選擇來統治這個國家,而且應該按照自己的判斷來進行統治。他為此還援引了著名學者的論據,說在國家中只能有一個人決定,應該做什麼和不做什麼。這個統治者只對上帝負責。但議會和人民卻不同意他的觀點。幾年之後,矛盾日益尖銳,到1642年,終於發展成為內戰。議會的軍隊由奧利弗·克倫威爾(1599-1658)率領,他是一個極端的清教徒,自稱是「上帝的衛士」。在兩次決定性的戰役中,克倫威爾的軍隊大獲全勝。於是,他把所有不願跟隨他,主張和國王和談的人趕出了議會。然後,殘缺不全的議會把國王送上法庭,判處了死刑。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倫敦王宮前被斬首。這是世界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臣民起義要了國王性命的先例。

  英國變成了共和國,克倫威爾成了政府首腦。他很少關注議會的權利,於1653年宣佈自己為終身的「護國主」,他依靠軍隊來統治國家,就像一個軍事獨裁。他的執政風格,幾乎和被處死的國王沒有什麼兩樣。他死後,由他的兒子繼任,由於十分無能,一年之後就被撤換。何況大多數英國人早已厭煩了克倫威爾式的共和國;他們希望再有一個國王,但必須同時有一個強大的議會。

  1660年5月,查理二世成為英國新國王,他必須事先宣誓尊重議會的權利。但沒有過多少時間就清晰地表明,他同樣在追求專制主義的統治。而且同天主教的關係十分密切,在任命官員時也偏向天主教勢力。議會為了抵制這種傾向,通過一項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擔任官方職務。議會的議員們,還想走的更遠,試圖消除天主教徒成為英國國王的可能性。這時正好來了一個機會,查理的女兒瑪麗亞同荷蘭的新教徒威廉·馮·奧蘭治三世聯姻。議會要求他們在反天主教的鬥爭中出力,為此可以得到英國的王位。他們接受了這個要求,並於1668年率領大軍在英國登陸,國王只好逃亡法國,他的軍隊無條件投降。於是,威廉和瑪麗亞兵不刃血進入了倫敦。但在他們登基之前,必須簽署一項協議,即所謂的「權利宣言」。其中確定了英國議會和市民應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權利:法律只有在議會通過後才能頒布或廢除;議會選舉必須自由和不受干擾地進行;議會的議員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並享有豁免權,即沒有議會的特殊允許,議員不受刑事追究;沒有議會的同意,國王在和平時期不得維持常規軍隊;獨立的司法機構負責維護法律的執行;任何人不經法庭判決不能被處死和被關押。1689年的這些基本權利的確定是具有革命性的;被英國人稱為「光榮革命」的運動,也就此宣告結束。

  當歐洲其他國家的君主專制制度還在效仿法國榜樣的時候,英國議會就已經爭得了主動權,朝著現代國家立憲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他的《英國書簡》中寫道:「英國的憲法已經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夠享受在幾乎所有君主國家被剝奪的自然權利。」

   
 
第二部分
用武力走向現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發展中,歐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國家,都在忙於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他們幾乎無暇顧及一個新的力量正在走進歷史:俄國。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佔領以後,俄國的神職人員,宣佈自己是惟一真正的 — 即「正統」的基督徒。他們把莫斯科宣佈為「第三羅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離開來。莫斯科的大公爵視自己為拜占庭皇帝的繼承人;1547年,享有「 
  雷帝」稱號的伊萬四世,獲得了皇帝的稱號,成為俄國第一個沙皇。他用鐵腕進行統治,削去了貴族的權力,沒收了他們的土地。他直接指揮的警察,向貴族施加暴政並大開殺戒,其他反對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伊萬用殘暴的方法,建立了一個專制主義的執政體系,把整個國家看成是他的個人財產。

  和拜占庭時期一樣,在俄國,教會和國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會需要一個保護者,作為回報給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個宗教領袖在寫給伊萬四世的一封信中說:「虔誠的沙皇,您知道,正統基督信仰的所有國度,都已共同過渡到您的帝國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兩個羅馬已經沒落,而第三個就豎立在這裡,第四個是不會再有的。」 沙皇在上帝和教會的幫助下將去征服異教徒的國度。俄國的教會人士承認沙皇具有無限的領導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從權力上看,他就是至高無上的上帝。」

  和在伊萬進行的很多戰爭中一樣,教會也在壓迫農民的政策中和沙皇並肩戰鬥;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農民依附於自己。於是農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終於1649年變成了農奴。這樣一來,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權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隨意性之下,在極度困苦中度日。即使當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開始改革這個落後的國家時,情況也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彼得一世的意圖,是讓俄國向西方開放,並向西方學習。為此,他於1697-1698年進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帶著250名隨從,匿名周遊了西歐。他想對各種國體和經濟社會制度有一個全面的瞭解。只是在各國宮廷中,他才顯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和他會面以後,漢諾威大選侯夫人寫道:「儘管他有一些天賦的優秀品格,但他的農民習氣仍嫌多了一些。」

  確實,宮廷生活並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關注技術和經濟,他去聽有關機械的理論課程,拜訪實驗室裡的學者,觀看他們如何作業。據說為了學習造船,他還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國和荷蘭造船廠作為木匠勞動了十個月之久。他的這些不尋常的行動,給很多詩人和音樂家以創作靈感,例如艾伯特·洛爾青就據此寫出了歌劇《沙皇與木匠》。

  沙皇帶著新的知識並招聘了各行各業約1000名專家返回了俄國。很快,俄國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長鬍鬚,脫下傳統的服裝,以便能夠像是真正的歐洲人。然後,彼得就想有一個新的、歐式的首都,並同時是一個波羅的海港口城市。儘管選中的地點由於經常受洪水的侵襲是一片沼澤,完全不適合修建城市,但沙皇還是召集了大批農民、工人和手藝人,「在可怕的生活環境中,由於營養不良和瘟疫的傳播,不斷減員的情況下」,弄乾沼澤,用樹樁釘入地下,然後再在上面建造房屋。根據嚴肅的估計,大約有12萬人在工程中丟掉了性命。對沙皇來說,新的首都聖彼得堡,就是「開向西方的窗口」。據說,他把這座城市稱為「我的天堂」。

  為了增強俄國的世界地位,沙皇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軍隊。為此,每年大約有三到四萬年輕的男子被迫入伍,嚴格訓練,為戰爭做準備。俄國海軍也不斷擴建,直到成為波羅的海中的最大艦隊。像軍隊一樣,彼得還重組了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各地區的首長直接對帝國政府負責,帝國政府又對沙皇負責。這樣,各級政府就只能貫徹他的意志,用服務的貴族取代了世襲的貴族。官吏和軍官的新等級,不再根據出身,而是根據在各自崗位上的業績而劃定。

  從所有這些改革中,工人和農民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恰恰相反,他們必須承擔更多的勞務和稅賦。「上層階級擺脫了俄羅斯的傳統習慣,但同時也脫離了人民;他們開始以外國的方式生活,著裝和說話 …… 這樣一來,沙皇和人民之間產生了裂痕,古老的聯結逐漸鬆弛。俄國的君主變成了暴君,自由的人民等同於失去自由的奴隸。」一位俄國歷史學家這樣評價當時的形勢。但沙皇 — 這時已被稱為彼得大帝 — 卻對這種評價置之不理。他以冷酷的決心,追求使俄國現代化的目的。當皇子阿列克謝因參加一個復舊運動,企圖制止父親的西方路線時,沙皇讓人殺死了自己的兒子。

  彼得大帝於1725年去世時,雖然遭到了大多數俄國人的唾罵;但俄國卻從此在歐洲政治舞台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第二部分
從哈布斯堡到霍亨索倫
 
  祖籍在瑞士阿爾高的哈布斯堡伯爵家族,經過數百年的經營,成功地使自己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家族。最初的發跡是1273年,當魯道夫·馮·哈布斯堡就任德意志帝國「臨時皇帝」的時候,這是因為在困難時期,沒有哪個大公爵願意戴上這頂皇冠。一直被認為是軟弱無能的魯道夫,卻很快就脫穎而出,成了一個聰慧的政治家和父親。他技巧地把他的九個子女嫁娶出去,使得越來越多的家庭成員佔據帝國的重要崗位,這幾乎變成了傳奇故事。這樣,他就為了家族的非凡興旺發展奠定了基石。到了查理五世 — 1519-1556在位 —, 哈布斯堡家 
  族的統治範圍已經東起匈牙利,西到西班牙,並通過西班牙到達了美洲。皇帝甚至可以說,在他的帝國裡,太陽是永不落山的。但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是任何一個統治者不能持久控制的,更何況很多公侯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只是當奧斯曼帝國不斷擴張,土耳其人1683年逼近維也納時,各地的諸侯才趕來援救皇帝,因為這終究是為了拯救西方文明。哈布斯堡家族佔據羅馬德意志皇位直至1804年,但真正在它控制下的卻只有奧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亞。

  在哈布斯堡的陰影下,另一個古老的王侯家族於十七世紀開始顯露頭角,儘管當時的條件十分不利。那就是霍亨索倫家族。當時的勢力範圍是支離破碎和經濟不發達的勃蘭登堡和普魯士。但在大選侯弗裡德裡希·威廉統治的四十八年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按照法國的榜樣,革新了行政管理、經濟和軍隊,從而為勃蘭登堡和普魯士的振興奠定了基礎。但他的兒子弗裡德裡希卻不願意只當大選侯,他想當國王。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換取了主要公侯和皇帝的同意。1701年1月,弗裡德裡希在科尼希堡加冕成為「普魯士國王」。但這卻遭到了維也納哈布斯堡宮廷的嘲笑;普魯士的首任國王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在弗裡德裡希一世時,哈布斯堡的這種反應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一個沒有什麼政治份量的文人,所以他也不值得人們的重視。但他的兒子弗裡德裡希-威廉一世卻完全不同,很快他就獲得了「士兵國王」的稱號。對這個虔誠的書獃子來說,一支強大的軍隊和勤儉的理財,是一切的必要條件,只有這樣「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才能得到有保障的持久幸福。」因此,他就 — 有時是用暴力 — 招募年輕的男子,並把軍隊擴大了一倍,達到了八萬人。為使士兵絕對服從,他選擇了惟一的方法 — 嚴厲的體罰。因而,「普魯士式的調教」很快就聞名於世,但也臭名遠揚。

  責任感、服從、紀律、秩序和勤奮,是這位「士兵國王」的最高價值。所有這些準則他都在軍隊中得以體現;他的目標是想把全國變成一座兵營。「普魯士品質」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概念,但後來卻淪為聲名狼藉;但如果沒有這些,一個落後的小國,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走上了歐洲強國的通途。

  弗裡德裡希-威廉一世在生命結束時,普魯士已經具有一支歐洲第三強大的軍隊,不但消除了債務 — 而且還有了1000萬塔勒爾金幣的戰爭儲備。

  士兵國王一直希望他的長子弗裡德裡希能夠和他一樣,把這個事業繼承下去。但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在下一章,論述那個時代的精神潮流和發展時,我們會說明到底為什麼。

   
 
第三部分
理性的時代
 
  十七世紀末期和十八世紀,被稱為「理性的時代」。它想說明的是,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從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來。在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時期所開始的事業,以更為顯著的形式得以繼續。這種新的思想潮流首先來自英國和法國。所有迄今為止對宗教、國家、社會和經濟的觀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斷的嚴格考驗。凡是經不起這種「理性」考驗的東西,就會 — 像在實驗室裡一樣 — 被拋棄。只有人們用理智可以認識的問題,才是真實的,法國人若內·笛卡兒,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談》一書中這樣寫道。

  人不應該再受陳舊的權威所左右,而應該獨立地和理性地,即「開明地」行事。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在他的著名論斷中,總結了啟蒙的含義:「啟蒙是人們擺脫自我受制狀態的出發點。自我受制是一種不受他人指點就無法進行理智思考的無能狀態。這種受制狀態,是自己造成的,如果這種受制狀態的原因不是由於缺少理智,而是因為沒有他人的指點就沒有決心和勇氣的話。那麼Sapare aude!請鼓起勇氣來!去利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競選口號。」

  啟蒙主義者主張人的自然平等,並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和尊嚴,是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的,包括皇帝。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1689年寫道:「如果我們看到,人在如何置身於自然之中,那我們就看到了:這是一種完全的自由狀態。」

  七十年之後,日內瓦的讓·巴蒂斯特·盧騷在他的《社會協約》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人是在自由中誕生的,但卻又到處給他戴上了枷鎖。」盧騷、洛克、康德、孟德斯鳩、伏爾泰和其他啟蒙運動者要給予粉碎的,恰恰就是這些枷鎖。在自由中誕生的人,也應該在自由中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天生權利。他們應該簽定協約,平等地確定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權利和義務。為了不使任何人在國家中權力過大,權力應該分隔開來:一個立法,一個執行,另一個則應該關注這一切是否在正確運行。

  根據這個思想,統治者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人民選擇的。他的使命是尊重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人的福祉和促進人的幸福。如果一個統治者不能遵守和人民簽定的協約,或者濫用人民對他的信任,那麼人民就可以罷免他的職務。這種新的革命性的思想,當然遭到了歐洲占統治地位的專制主義勢力的拒絕。只有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俄國的女皇卡塔琳娜大帝和普魯士的王儲弗裡德裡希接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

   
 
第三部分
普魯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裡德裡希二世(1712-1786),當王子時,有過不尋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國王」要把兒子培養成為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弗裡茨必須和我一樣!」早在弗裡茨五歲的時候,他就讓兒子穿上軍服,和他一起參加騎馬、狩獵、閱兵和演習。而這個王儲卻對軍事和一切「普魯士品質」十分反感。這個聰慧而稚弱的弗裡德裡希真正喜歡的卻是宮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藝術,他特別喜愛法國文學,偏好哲學,創作詩歌並秘密學吹橫笛。而對他父親來說,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為此遭到父親的責罰。弗裡德裡希18歲的時候,為了擺脫父親 
  的皮鞭,和一個朋友出走,想離開這個國家;但在邊境被抓獲。國王把他們兩人送上了軍事法庭,並判處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雖然得到了赦免,但卻不得不看著自己的朋友上了斷頭台。這以後,按照父親的意志,他被關進了監牢。

  所有這些遭遇和經歷,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年輕的弗裡德裡希。很快他就順從了父親的意願,在行政管理、經濟和軍隊中學習本領。最後他甚至和父親為他選擇的,他並不愛的公主結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蘭登堡的萊茵堡宮中,但卻終於有了閒暇轉向他所喜歡的音樂和文學,並開始從事哲學研究。他在這裡開始和伏爾泰通信往來並寫了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塑造了一個責任心很強又熱愛和平的統治者,在行動中接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人民的福祉高於一切。統治者在他的眼裡只是「國家的第一公僕」。

  弗裡德裡希於1740年登基為普魯士國王,很多人都希望在普魯士王位上終於來了一位哲人,以和平的理念統治國家。在短時間內確實也是如此。登基後沒有過幾天,他就取消了體罰;同樣取消了國王干預司法的權利。他採取措施,讓所有人不論什麼階層在法庭受平等待遇。然後,他又宣告信仰和宗教自由。「在我的國家裡,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方式獲得靈魂的安慰」,這是他的一句名言。

  對他那個時代來說,弗裡德裡希確實是一位寬宏的君主;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除了傳統的臣民精神,也有了發展新思想的可能性。例如詩人戈特霍爾德·埃弗賴姆·萊辛在他的文章和劇本中,特別是在《智者納坦》中,提出所有人在相互關係中,都應該理智、寬容和人道的主張。沒有人在普魯士反對這一觀點,國王更是如此。

  然而,弗裡德裡希畢竟不僅僅是一個哲人,他還是普魯士最高的軍人。在這個角色裡,他出人意料地利用了出現的第一個機會,向哈布斯堡王朝索要土地,以擴大自己的版圖。這個機會,就是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六世的駕崩,引起了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發生爭執,即他的女兒瑪麗亞·特蕾薩是否應該繼承皇位,還是只能登上奧地利的國王寶座。由此而產生的動盪,立即被弗裡德裡希所利用,把軍隊開進了屬於奧地利管轄範圍的西裡西亞。於是爆發了西裡西亞戰爭。瑪麗亞·特蕾薩遭到兩次失敗之後,聯合了俄國和法國,接著開始的從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普魯士已無法取得勝利。但面對強大的聯軍,弗裡德裡希卻顯示了他作為統帥的卓越才幹。首先他要依賴的,就是普魯士軍隊的嚴明紀律和戰鬥力。當這一切都不足以取勝,戰爭眼看就要失敗時,弗裡德裡希卻十分幸運 — 甚至有人說是出現了一個奇跡 — :俄國女皇伊麗莎白突然謝世。而她的繼承人彼得三世卻和她完全不同,他是弗裡德裡希的崇拜者,因此掉轉了槍口。一年以後,這場戰爭以「胡伯圖斯堡和約」宣告結束。這時已被稱為弗裡德裡希大帝(即腓特烈大帝)的普魯士國王,終於使普魯士變成了歐洲大國。

   
 
第三部分
 到美洲去!
 
  十七和十八世紀,成千上萬的歐洲人移民美洲,他們期待在這個新世界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有人出於經濟原因,踏上漫長而危險的旅途;很多人背井離鄉,只是追隨自己的信仰,而陷入了困境,例如來自英國的很多清教徒的「朝覲神甫」,他們早在1620年就登陸北美洲東海岸。移民者在這裡修建村莊,開發森林,開墾土地,企圖在這裡建立農業莊園。但當地的土著居民卻沒有對此視而不見。又因為歐洲人不尊重印第安人的權利,所以在很多地方都發生了激烈的對抗。只是在很少的地區,移民試圖和印第安人和解,與他們和平共處。但移 
  民的共同點卻是在政治上同祖國同心同德。

  在北方殖民地,這是被佔領的地區的新名稱,移民們主要從事農業和手工業,從捕魚到造船。教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都帶有明顯的清教徒的印記。這種從荒蠻地區變成居民點和村落的過程,特別符合加爾文的學說:勤奮加節儉,導致了飛速的發展。村落變成了城市,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學校成立:哈佛大學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

  南方的發展和北方不同。這裡的土地主要適宜種植水稻、煙草、甘蔗,後來還有棉花。在這些莊園裡雖然有很多人勞動,但報酬卻很少。沒有足夠勞動力的地方,莊園主就讓人去非洲尋找:奴隸,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世代被莊園束縛,不得不屈服於主人的暴力。同北方相比,南方的貧富差距極其尖銳。在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比北方落後許多。南北方的這個差距,從一開始就孕育著危機的導火線;後來果然導致了內戰的爆發。

  但在這之前,先是英國和法國對新世界霸權的爭奪,即英法殖民戰爭,英國最終取得了勝利。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東海岸的所有殖民地和北美大部分地區均歸英國所有。戰爭結束後不久,倫敦政府決定進一步嚴格對殖民地的控制,而且採用直接管理形式。由於戰爭耗資巨大,因此要求殖民地必須為減輕國家債務負擔做出貢獻。英國議會通過了新的關稅和稅收法,但遭到殖民地的強烈抗議。而且,殖民者還表示,倫敦議會無權對殖民地通過有關稅收的法案。「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在議會中沒有代表,就不納稅!」,這就是他們的口號。他們拒絕納稅並抵制英貨。

  英國議會後來雖然撤消了一些法律,但形勢仍然日益嚴峻。最後只剩下茶捐一項 — 更多是出於原則立場,而不是經濟考慮:英國議會想以此表明,它有權對美洲殖民地制定法律和收取關稅。1773年12月中旬,三艘英國船停靠波士頓,準備卸下船上的茶葉時,「自由之子」進行了公開的反抗。這一行動以「波士頓茶會案」載入了史冊。從而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1774年,殖民地代表在費城舉行「首屆大陸會議」。這個時期,大多數人還願意接受英國喬治三世為他們的國王。但當他把所有殖民者無一例外地都宣佈為叛逆分子以後,整個情緒轉向了反面。很多原來忠於國王的人均轉向了反抗運動。1775年5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召開。人們組成了臨時政府,並推舉喬治·華盛頓(1732-1799)為「大陸軍」的總司令。還在戰爭期間,就有十三塊殖民地宣佈了獨立。1776年7月4日,他們莊嚴簽署了獨立宣言。這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獻,體現了啟蒙運動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要求,特別是英國啟蒙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思想。與此同時,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還在這份文件中表達出了「美國理念」:

  「我們認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從他們的締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保障這些權利,應在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應為被統治者認同;一旦一個政府證明有損於這個目的,那麼人民就有權改變或撤消它,並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須建築在這樣的原則之上,它的權力必須能夠保障人民的安全與幸福 ……

  然而,大不列顛國王過去的歷史,是不斷發生不公正和不斷進行越權行動的歷史,一切都預示著建立獨裁統治國家的徵兆 ……

  因此,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們,召集了一次普遍的大會,就有關我們觀點的公正性向世界最高裁判者呼籲,以這個大陸合法人民的力量和威望的名義,莊嚴宣佈,這個聯合起來的殖民地,是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而且它有權這樣做;它將解除對不列顛王室的任何效忠義務,並解除一切和大不列顛國家之間的任何政治聯繫。」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這裡已經不僅僅是為了擺脫英國的統治。他們同時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反獨裁鬥爭的先鋒。「我們為人類的尊嚴和幸福而戰。天意讓我們站在這個崗位上,這是美國的榮譽。」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這樣寫道。這種「使命感」至今在美國人的自我意識中留下了不滅的印記。

  作為對獨立宣言的回應,英國向美國派去了更多的軍隊。但儘管兵力佔有優勢,英國軍隊仍然無法給美國人以決定性的打擊。美軍的意志和士氣,再加上喬治·華盛頓英明的戰術,始終能夠使自己的數量上的劣勢得到平衡。當法國又用軍隊、武器和錢財支持殖民者時,英國終於投降,於1783年凡爾賽和約中,承認了「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

  於是,這個過去的殖民地就面臨著組建一個有效的國家的任務。在制憲會議上,對新的國家應該建成「中央集權式」還是「聯邦式」的國體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開始時,大多數人主張聯邦制:當時的設想是由單個獨立的國家組成鬆散的聯合體。但受人尊敬的喬治·華盛頓卻預言說:「如果單個國家不同意給國會以足夠的權力監督政府,這就將意味著我們民族的解體。」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個聯邦國家,設立一個中央政府和兩院議會:由人民選出的眾議院和由各州派兩名代表參加的參議院。與這種立法的權力機關並存的,是一個獨立於議會的以總統為首的行政機構。而司法權力,則由最高聯邦法院負責,監督憲法和法律的執行。這些「開國元勳」們以這種形式,徹底實現了法國人孟德斯鳩提出的三權分立的原則。任何人和任何機構,都不能單獨做出決策;所有的人都被強制進行合作。

  美國憲法於1789年生效。只是增加了「附錄」,但其核心部分沒有改變,這部憲法至今有效。它在歷史上首次建立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國家的學習榜樣。

  
 
第三部分
自由、平等、博愛
 
  美國革命的勝利,在「舊世界」引起很大震動。特別的啟蒙運動者感到歡欣鼓舞,因為它證明了,他們的思想不僅是哲學遊戲,而確實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建國基礎。

  十八世紀末,在一些歐洲國家出現了騷動:市民和農民起來反對當權者。最堅決的抗議行動發生在法國。在那裡,貴族、教會首腦 — 即教權勢力 — 和富有的市民階級為一方,普通百姓為一方,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合理的稅收政策是這個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富 
  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免稅待遇,而窮人的稅負卻日益沉重。儘管如此,國家財政由於軍事開支和豪華宮廷消耗巨大而面臨崩潰的危險。路易十六急需錢財,於是就繼續提高稅收。為了不發生暴亂,他於1789年召開「三級會議」。

  這種由各個等級都參加的會議,自1614年以來就再也沒有召開過,現在要它同意提高稅收。教權勢力為第一等級,貴族為第二等級。他們各派三百名代表參加會議。市民和農民組成第三等級, — 經過長期和國王談判 — 才允許向會議派出六百名代表,代表著98%的法國人口。在第一次會議上就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到底是根據等級還是根據與會名額進行表決。第三等級代表和較低層的教士及貴族,要求按照人頭表決。而國王卻拒絕這一要求,並命令分別開會和分別表決。但遭到第三等級代表的堅決反對。他們引用了修道院長西哀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1。什麼是第三等級?

  什麼都是。

  2。迄今為止它在國家生活中是什麼?

  什麼都不是。

  3.它要求什麼?

  在國家生活中是點什麼。」

  他們的要求是認真的。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宣佈召開「國民大會」;貴族代表,尤其是低層教士代表都表示贊成。國王派軍隊包圍了凡爾賽的會議大廳。代表們於6月20日把會議改在舞廳舉行,並宣誓如果不制定出一部憲法來,就絕不離開會場。國王路易做最後一次嘗試,他來到代表中間,並宣佈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再次命令分別開會。「集會的民族是不接受命令的!」國民大會主席讓·巴伊回答說。他用這句話把對專制主義的拒絕和對人民主權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之上。這就是革命的開端。路易十六沒有能力阻止形勢的發展。「如果他們不願意走,那他們就留下吧。」據說他幾乎是哭著說這番話的。

  王公和上層教士卻是另外一種看法。他們強迫國王去解散代表會議;於是他開始在巴黎周圍集結軍隊。聽到了這個消息,人們憤怒異常。他們有了被圍困的感覺 — 被自己國王的軍隊圍困。在公開的廣場,有人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呼籲人民武裝起來,保衛自己的城市。1789年7月14日,群眾走上街頭,到處尋找武器。他們來到了臭名昭著的國家監獄巴士底獄。據說,過去在這個30米高的圍牆內,犯人常被酷刑致死。巴士底獄在人民心中是專制獨裁製度的象徵而遭到憎恨。於是,遊行群眾向它發起了攻擊,大約100名起義者在攻擊中喪生。犯人被解救了出來,典獄長和他的手下被擊斃。接著,憤怒的人群高舉插著人頭的長矛在城中遊行示威。

  攻陷巴士底獄其實是一個錯誤,因為只解救了七名普通的刑事犯人,幾乎沒有得到武器,但在心理和政治上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成功地衝擊了專制主義。這增強了人民的自信,並且是向人民掌權的新秩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7月14日,今天成了法國的國慶日。

  革命的火花很快就點燃了農民群眾。農民也奮起反對他們的壓迫者,開始搶劫和破壞宮殿和修道院,焚燬登載他們應盡義務的各種契約和文件。國民大會做出了迅速的反應,在8月4日到5日的夜裡,經過激烈的辯論,通過決議取消農奴制度和貴族、教士的一切特權。在稅收和法律上,今後所有法國人一律平等。

  三個星期之後,於8月26日,「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發表:

  「1。人在權利上是生來並永遠平等的。

  2。任何國家機構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權利。這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3。任何統治的淵源,從本質上看都是人民。

  4。自由意味著,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可以做一切事情。

  5。法律只能制裁對社會有害的行為。凡法律不禁止的,就不允許阻礙;凡法律允許的,就不能限制。」

  陳舊的政治體制「舊制度」從此廢除。整個歐洲的思想界都向法國拋去了羨慕的目光。法國的國民大會開始著手制定憲法,使法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這就是說,國王雖然仍是國家元首和行政機關的首腦,但他只有很小的政治權力。這個權力歸於國民大會,終於體現了人民主權的原則。獨立的司法最終保障了權力的分割。

  但選舉制度卻還沒有達到我們今天這樣的民主程度:選舉權仍依據財產和收入。在全國人口為兩千五百萬的情況下,只有四百萬男子有權參加選舉。儘管如此,1791年的憲法卻仍然使法國成為歐洲第一個合法的民主國家;它成為一切資產階級憲法的榜樣,直到二十世紀。

  路易十六不想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當國王。他試圖攜帶家小逃往奧地利。但在邊境附近被人認出,被士兵又送回了巴黎,並受到嚴厲的看管。這次不策略的逃跑,卻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如果說迄今還沒有人想到要廢除君主制,那麼現在卻出現了一個極端的運動,要求廢黜國王,把革命進行到底,最後建立共和制度。歐洲的君主們充滿憂慮地看到了這個發展,他們擔心革命思想會蔓延開來,波及他們的國家。於是,他們宣佈同情路易十六,並向他提供軍事援助。自1792年開始,他們就以各種組合,向革命的法國發出威脅,說如果王室受到損害,巴黎將被摧毀。面臨遭到悲慘失敗的危險,加上食品匱乏和物價暴漲,巴黎出現了新的騷動。國王作為主要罪人被逮捕,數千「革命的敵人」被處死。1792年9月21日召開了新的人民代表會議,所謂的「國民公會」,在第一次會議上就宣告了共和,路易十六被判處叛國罪,於1793年1月21日,被公開處死。

  在這樣的動盪時代,舊制度已經廢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一般情況下都會出現兩個集團:主張循序漸進、讓新制度從舊制度中衍生的溫和派,即改良派;和主張盡快徹底改造現實的革命派。

  隨著國王被處死和共和國的成立,君主立憲制的信徒遭到徹底失敗。但即使在共和派中,也分為溫和派和極端派兩種力量。兩個最重要的集團自稱為「吉倫特派」和「雅各賓黨」。從很多暴力鬥爭的革命混亂中,極端的雅各賓黨人最終取得了勝利。它的一個領袖律師羅伯斯匹庇爾(1758-1794),作為「福利委員會」的主席負責內政事務。他在無限冗長的演說中,論述道德、慈悲和公正,企圖使法國成為一個真正充滿美德的共和國。誰要是不同意他的所謂道德公民的設想,那就是革命和法國的敵人,必須被處死。羅伯斯庇爾的「道德國家」和現代的「極權」專制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樣的國家裡,人民生活的一切領域都被置於監控之下。人們估計,法國在這個恐怖的統治時期,大約有35000到40000公民死於斷頭台下。

  羅伯斯庇爾的瘋狂行為最終導致了他的道德標準只在自己身上存在;甚至他的朋友和戰友,例如同樣著名的丹東,都因不能滿足他的要求而死於斷頭台下。當福利委員會的成員覺得他們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證安全時,他們就把羅伯斯庇爾告上了國民公會。1794年7月28日,他在群眾的歡呼聲中被斬首。

  在後來幾個月裡,富裕的市民階級獲得了更大政治影響。一個新的憲法開始起草,主要適合革命初期的情況。由五人組成的一個「執政內閣」接管了政府事務。但他們卻沒有能夠為國家帶來和平與安寧;國內的騷亂不斷,法國又發動一系列戰爭對付反對革命的國家,如奧地利、普魯士、英國和尼德蘭。在這些戰爭的過程中,一名年輕的將軍開始顯露才華:拿破倫·波拿巴(1779-1821)。當人民的物資供應越來越困難,國內形勢越來越嚴峻時,拿破倫於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執政內閣」,用武力驅散了議會,並作為「執政官」接管了國家權力。不久以後他又宣佈:「革命已經結束」。

  經過了十年的眼花繚亂、艱苦卓絕的革命年代,法國人民對安寧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強烈,甚至願意接受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人物。因此,拿破倫作為「執政官」就可以像君主那樣進行統治,儘管法國一直還是共和國。1802年他甚至成為「終身執政官」。但這仍然不能滿足這個野心勃勃的新興者:他想成為皇帝。他更改了憲法,於1804年12月2日他為自己戴上了皇冠。就此,法國革命確實是結束了。但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和在歐洲第一次制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卻得以發揚光大。

   
 
第三部分
拿破倫統治下的歐洲
 
  迄今為止,人們主要把拿破倫看成是天才的統帥,他用軍隊使法國獲得了空前絕後的強大。他開始征戰歐洲各國,在頂峰時期,幾乎控制了整個歐洲。沒有什麼也沒有誰能夠阻擋他前進。當他1806年徹底摧毀了普魯士軍隊,從而使持續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宣告終結時,普魯士的路易絲王后這樣描寫了這位法國皇帝:「他談到好事和好人時,並不真誠。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為了維護一己私利。人們可以欽佩他,但不能愛他。他被幸運蒙蔽了眼睛,以為一切都可以實現。但他不懂得節制,凡是沒有節制的人,都 
  將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魯士王后說得很對,因為像所有沒有節制的征服者一樣,拿破倫也經歷了他的滑鐵盧 — 這已經成為紀念他最終失敗的一句成語。而這個終結卻是從他1812年遠征俄國開始的。為遠征俄國,他集結了六十萬大軍,有這支歷史上最大的軍隊,全世界都預計他會很快就取得勝利。但結果卻完全相反。俄國的軍隊迴避每一場戰鬥,一再把部隊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倫的「大軍」逼近了幾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幾天之後,俄國軍隊放火燒燬了整個城市。拿破倫知道,沒有足夠的住處和足夠的給養,他的軍隊是無法度過俄國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戰建議 — 但卻沒有得到回應。他沒有辦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對他的「大軍」來說,卻是一場災難。每天都有數千士兵死於飢餓、疲勞和俄軍的反擊。最後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鄉。

  一向以戰無不勝著稱的拿破倫還是被打敗了,這大大鼓舞了他的敵人,促使他們聯合了起來。普魯士、奧地利、俄國、英國和瑞典,一起向法國宣戰。從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萊比錫附近進行了著名的「民族大會戰」。拿破倫新組建的軍隊無法同盟軍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慘敗。1814年,聯軍進入巴黎,拿破倫必須退位,並被放逐到了厄爾巴島。一年之後,他又捲土重來,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國王,接管了政權。他再次建立一支軍隊,但卻於1815年在滑鐵盧附近被普魯士和英國軍隊徹底擊潰。作為英國政府的俘虜,拿破倫最終於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聖赫勒拿島上。

  拿破倫皇帝的統治只持續了十年的時間,然後,他的大帝國就像紙牌搭成的房子傾倒了。他為後世留下來的,不是他作為統帥的各種戰績,而是作為政府首腦所做的各種改革。其中特別是1804年頒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實現:對所有法國人實行統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個人自由;取消等級制度;進入公共職務只根據業績而不根據出身;經營自由;擇業自由;財產佔有權;宗教自由和實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歐洲及世界各國民法的榜樣。

  同樣,行政改革也使拿破倫受到很多讚譽。法國被分為九十八個行政區,它們不是獨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樣受中央控制的,是國家統一監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國施行統一的教學計劃 — 直至今日,法國學校的畢業標準,在全國各地仍然是統一的。

  拿破倫在德國取得軍事勝利後,也進行了改革。例如教會管理區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權交給世俗的諸侯;原有的112個帝國主教區,從政治地圖上消失。此外,350個帝國騎士轄區和很多帝國城市不再是獨立王國,而是置於諸侯的管轄之下。由上百個小邦和最小的領地組成的支離破碎的帝國時代結束了;一個更強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國家從而誕生。在這場「政區清理」中,主要贏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亞,它們的版圖明顯擴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據新的法國法律進行了重組和規範。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儘管市民被剝奪了政治決定權,因為在德國還沒有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的議會。

  普魯士和奧地利也未能擺脫法國思想的影響,同樣陷入了改革的壓力之中。「為防止爆發革命,我們必須改革。必須去幫助那些在上帝保護下的人們。」一個普魯士官吏這樣描寫當時的形勢。馮·施泰因和馮·哈登貝格兩位男爵著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國的模式。中學和大學的教育改革,主要貫徹了著名學者威廉·馮·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國的大學教育仍然貫穿著洪堡的精神。改革的總體設想,是使普魯士的臣民變成獨立思考的公民,能夠帶著責任感參與國家的工作 — 或許在什麼時候,也能有一個與國王處於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機構出現。

  在另一個領域,拿破倫也是一個大變革者 — 當然不是出於他的情願:在被法國佔領的不獨立的國家裡一再發生反抗運動;拿破倫為了戰爭,越來越關注金錢和士兵,他的這個慾望越明顯,反抗也就越強烈。特別是在德國,這種反抗已經成為反拿破倫的民族運動。如果說這個國家的詩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麼現在他們就也想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說》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質」,重新成為德意志人。「讓我們不僅在我們的身軀而且在我們的精神面前躬身禮拜,成為它們的俘虜。」這種維護民族特徵的願望,也是導致「解放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這場戰爭導致了法國在歐洲霸權的結束。德國人日益增長的、有時是過於強烈的民族自覺性,也在這裡有它的歷史淵源。

   
 
第三部分
工業革命
 
  從「法國壓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歐洲人都夢想著一個美好時代的到來,並為所有人帶來更多的政治權利。但這正是王公貴族們要防止發生的事情。從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們召開了旨在重新規劃歐洲的「維也納會議」, — 希望盡可能多地保留舊的東西。會議在奧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試圖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狀況。如果說,他們真的相信,這樣一來時鐘就可以倒轉,那他們就大錯而特錯了。歐洲並不平靜。用警察國家的方法,王公們雖然還能夠製造「穩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們的不滿卻仍然存在。1848年,終於爆發 
  了革命。從法國開始,蔓延到了整個歐洲。人民到處要求在政治上有發言權;在前幾個月裡,還出現了王公們似乎打算讓步的跡象。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想贏得時間,聚集新的力量,企圖再次用武力維護他們的利益。在巴黎、維也納、柏林,起義都遭到失敗。

  王公們在政治領域一再阻礙變革,或至少推遲變革的進行,但經濟生活卻發生了越來越快速的變化。十八世紀下半葉在英國開始的變革,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我們可以稱其為「工業革命」。它徹底改變了人類從務農和定居所開始的生活環境。

  作為世界主導的海上和殖民大國的英國,變得越來越富有了。一個開明的市民階級對這種財富和日益增長的自信,使這個國家也成了起領導作用的精神大國。而這對工業化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當時的精神之父,當屬伊薩克·牛頓(1643-1727),他借助嚴格的數學法則描繪自然現象,並通過觀察和實驗加以印證。根據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識,使人們對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並在技術上加以運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設計的第一台可供實用的蒸汽機。這台機器不僅減輕了人的勞動強度,而且還可以在很多領域取代手工勞動。礦山和冶煉業,鋼鐵的生產,都有了革命性的變化。緊接著是紡織業從新技術得到了莫大的好處:蒸汽驅動的紡紗機和織布機發明了出來,對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紡織品的生產飛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廠建立了起來,人們需要更多的機器,產品不再在手工工場生產,而是在工廠了。鋼鐵的需求量與日俱增,為使原料和產品盡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運輸條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隻和蒸汽機車就是工程師們對交通問題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之間修建的第一條鐵路開始運行;鐵路線的擴建使工業獲得了新的動力。大批量生產的時代開始了,英國走上世界第一工業國的道路。

  儘管有了很多發明和更新,但工業化仍然需要勞動力。他們大批來自農村,因為農民只依靠農業已經不能維持生活。很多小農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賣掉,和奴僕和使女一樣湧入城市。「農村人口外流」又導致了城市的迅速發展。例如曼徹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從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變成了第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 — 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來自農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勞動在「自然節奏」之中;現在自然節奏變成了工廠的「人為節奏」。很多人很難或根本就無法適應這種情況,從而就產生了失業和社會災難。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簡陋的集體宿舍,沒有起碼的衛生設施;疾病和瘟疫開始蔓延。空氣和用水都受到嚴重的污染,那時工廠的煙囪沒有任何保護措施而隨意排放著煙塵。法國學者亞歷克西·托克維爾訪問曼徹斯特以後寫道:「文明創造了它的奇跡,而文明了的人卻幾乎變成了野獸。」

  新經濟形式的理論基礎,是由蘇格蘭國民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國富論》,成了以贏利為目的的經濟的聖經。斯密認為,勞動力是一個社會經濟進步和財富的源泉。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產過程分解為盡可能小的單位,使人都成為專門人才。他說,在市場上,需與求最後決定產品的價格和生產的規模。國家不應干預這個過程,否則它就會破壞「經濟力量的自由遊戲」。只有當所有的「參與者」可以自由發展,並盡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時,普遍的福祉也就會隨之提高。斯密認定個人利益和整體福祉之間的和諧。但社會上的弱者卻感覺不到這一點。他的「經濟自由化」的理論,更符合工廠主和商人的利益。

  儘管工業化的負面影響很早就已經顯現,其他國家仍視英國為榜樣,並很快就按照英國的模式趕了上來。

   
 
第三部分
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
 
  大批的求業者、最低的工資、女工和童工、過長的勞動時間、社會聯繫的喪失、生病、工傷、養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對工廠主的完全依附 — 這就是工人眼裡的工業化圖像。弗裡德裡希·恩格斯,一個德國工廠主的兒子,對此進行了觀察,並於1845年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他得出結論說,工業化產生了兩個不可調和的對立階級:富裕市民的「佔有階級」,即「資產階級」,和依賴工資的工人的「勞動階級」,即「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鬥爭和戰爭。「和平解決問題,已經為時過遲。階級的差別將繼 
  續尖銳,反抗的精神已經進入工人的頭腦,憤慨情緒與日俱增,個別的游擊份子開始集結成為相當規模的抗爭和示威,只要小小的撞擊,就足以引起雪崩。然後,戰鬥的呼喊就會傳遍全國:『向宮殿開戰,給茅屋和平!』到那時,富人再關注此事,就已經為時太晚了。」恩格斯就是用這個預言結束該書的。

  然而,現實卻不是這樣,「游擊份子」始終是個別的少數。一些工人有時會衝擊工廠,砸毀機器,前往工廠主別墅門前要求增加工資。這樣一些行動很容易被當權者血腥鎮壓。但從長遠看,「社會問題」用武力是不能解決的;它需要另外的答案。越來越多的人堅信,只有用極端手段改變現狀,才能解決問題。

  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來自歐洲各國的流亡者,組織了革命秘密團體,其中就包括「正義者同盟」,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卡爾·馬克思(1818-1883)也是同盟的會員。到1847年,這個組織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兩個德國人接受委託為同盟起草一個政治綱領。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成了重要的歷史文獻。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救世福音,對另外一些人,它則是一個魔鬼學說;它的作者被當成救世主加以歡呼,或者當成人類的害蟲加以漫罵。

  《共產黨宣言》一開頭就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貧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在他們的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相互對立的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在打倒封建主義方面有過卓越的貢獻。他們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但在現代化的工業中,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易學會的操作。」他們被降低為「物品」,不再從事有意義、使自己能得到滿足的勞動,因而不再認識自己。商品生產的目的已不再是滿足人的需求,而是攫取盡可能高的利潤。所以,成本,也就是工資盡可能壓低;邏輯的後果就是「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但這樣一來又導致了購買力的缺乏,因而出現了「生產過剩危機」。為了結束這場「瘟疫」,必須沒收資本家的產業,生產資料必須成為公有財產。然後人剝削人才能結束,工人才能終於生產滿足所有人需求的產品。

  這場無產階級革命結束後,將要到來的是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不再受別人的驅使,而是根據「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生活。另外,「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幾乎在這個宣言發表的同時,歐洲好幾個國家都爆發了革命。但這只是時間上的偶然巧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這裡並沒有起什麼作用。1848到1849年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在以後的一百年間,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儘管並沒有完全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方式。以其創始人命名的「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很多狀況並沒有出現。但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卻始終沒有間斷。

   
 
第三部分
美洲屬於美洲人
 
  在歐洲之外,十九世紀也是一個變革的百年。

  合眾國的獨立宣言發表之後,被稱為「拉丁美洲」的這個大陸的中部和南部也出現了獨立運動。美國的南面,絕大部分屬於西班牙殖民地,只有巴西為葡屬。在這些殖民地成長的白色殖民者的後裔,被稱為「克裡奧耳人」。他們雖然開發了這片土地,但卻沒有政治權利。他們仍然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吏統治著。克裡奧耳人想改變這種狀況,必要時使用武力 
  。開始時是分散的集團同西班牙軍隊作戰。但他們之中的明智的領袖人物很快就明白,這樣戰鬥是不能取勝的。他們把各個集團聯合起來,組成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在北方的何塞·聖馬丁和南方的西蒙·玻利瓦爾的領導下,解放軍在美國的援助下戰勝了西班牙人。

  1810至1825年,拉丁美洲各國均從殖民統治下解放了出來。玻利瓦爾試圖像美國那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國。但大多數國家願意保持獨立,走自己的道路。於是出現了阿根廷、玻利維亞 — 來自玻利瓦爾的名字 — 、智利、秘魯和其他一些我們至今還熟悉的國名。只有在反對歐洲殖民主義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當然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美國總統門羅於1823年警告歐洲人,不要干預美洲國家事務,任何干涉都將被看作是「對合眾國的不友好姿態」。明確地說,這個「門羅主義」實際就意味著,從現在開始「美洲是屬於美洲人」的。這個180年前的信條,至今仍是美國政策的重要指導原則。

  然而,獨立並沒有給大多數人帶來所期望的自由。那裡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各個種族的混血兒,擺脫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卻又陷入克裡奧耳人的統治之下。只是大地主、大商人、官吏和宗教貴族才有選舉權。新的法律導致了富人越來越富有,窮人的負擔越來越沉重 — 一直到他們忍無可忍而對統治者進行反抗。這些起義和革命或者通過軍事鎮壓,或者通過宣佈改革而最終結束。即使進行了改革,那也只是短暫的現象。不久就又恢復了原來的狀態。拉丁美洲國家的局勢,從一開始就是不穩定的,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 — 這或許也是它們雖然自然寶藏豐富卻一直貧窮的一個原因。在這些國家中,獲得利益者是佔少數的白人,當然還有美國。「白色」的美國人支持這個大陸中部和南部的「白色」統治政權。拉丁美洲成了美國的附庸,一直到今日。

  這個時期,「美洲的第二次發現」已經基本結束:白人殖民者逐步開發了「荒蠻的西部」,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他們奪取了土著人的土地和他們的生存條件。很多印第安人被殺死,或者被驅往叢林禁地。後來發生的多次戰爭,把整個印第安種族消滅殆盡。直到1924年,一些劫後餘生的土著人才正式獲得了公民權利。

  白人在「荒蠻的西部」定居,同時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在新的聯邦州內是否允許實行奴隸制度。對於富裕而有影響的南方人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北方,人們卻是另外的觀點。那裡的很多人都反對奴隸制。哈里特·比徹·斯托1852年發表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其中起了作用。這本生動描寫奴隸生活的作品成了暢銷書,至少引起很多北方人的思考,有不少人成了奴隸制度的反對者。

  1854年,北方出現了一個新的政黨:「共和黨」。其綱領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廢除奴隸制度。當它的候選人亞伯拉罕·林肯1860年當選總統後,南方各州立即退出了和北方的聯盟,並成立了「美利堅諸州聯盟」。林肯拒絕對它的承認。雙方爭執十分激烈,最終於1861年4月12日爆發了「南北戰爭」,美國最大的內戰。開始時南方各州的自願兵取得了相當的勝利。但四年戰爭之後,經過眾多的失敗,他們不得不向人員、經濟和技術佔優勢的北方舉手投降。

  戰爭結束後,林肯總統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演說:「我們作戰不僅為了結束奴隸制,我們作戰也不僅為了維護聯盟,我們實際做了更多的事情。我們作戰,是為了屬於人民的政府,通過人民執政的政府和為人民效力的政府,不在地球上消失。」林肯本人卻不得不為了這個勝利付出生命的代價。南軍投降五天後,於1865年4月14日,他被一個狂熱的南方人刺殺。在這場慘烈的戰爭中,大約有60萬人丟掉了性命。南方的大片地區變成了荒蕪,其影響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南方一直比北方貧窮。

  內戰後,奴隸制被廢除。但這並不是說,黑人在美國已經和白人公民處於平等地位。在後來的時間裡,不論法律上或社會上均沒有做到這一點。但重新統一的美國,很快就成為最富有最強大的世界大國。

  
 
第三部分
用德意志的品質讓世界健康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旨在控制其他國家,我們就稱其為帝國主義政策。有國家形式那一天開始,就有這種現象。我們可以想一想羅馬或者中世紀一些帝國。歐洲、美國和日本工業化以後,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就展開了激烈的旨在控制其他國家的競爭,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帝國主義時代」。英國的殖民主義政治家塞西爾·羅茲於1877年寫道:「我斷言,我們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種族,因而對人類來說,最好是世界的大部分由我們來居住。」這種思想在其他國家也有,包括德國。

  普魯士宰相奧托·馮·俾斯麥(1815-1898),經過三次勝利的戰爭,終於成功地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主但不包括奧匈在內的德意志帝國。這個位於歐洲心臟的大國構成對其鄰國的威脅,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受到多方的不信任。在俾斯麥擔任帝國宰相還能控制著局勢的時候,他對鄰國採取了懷柔政策,他聲明,德國對自己的版圖感到滿意,已經「很知足」了。他的這個明智的結盟政策,既保障了帝國的地位,也維護了歐洲的和平。

  然而,到了1888年,29歲的威廉二世登基,情況發生了變化,他開始了一條「新的路線」。這個滿懷抱負、生性活潑而虛榮的年輕君主的行動準則,就是這樣一句話:「用德意志的品質讓世界健康。」由於俾斯麥不同意他稱霸世界的幻想,於是 他解除了這位老宰相的職務。然後,他就開始「全速前進」(德皇的口頭禪)。後來的帝國宰相馮·比洛,1897年在帝國國會發表殖民政策演說時,是這樣結尾的:「德國人把陸地讓給一個鄰居,把海洋讓給另一個鄰居,而把天空留給自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 我們不想把別人推進陰影,但我們要求在太陽底下有我們的位置。」為了攫取這個位置,首先就需要一支艦隊。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海外的原料和銷售市場。於是,皇帝下令,盡快建立一支強大的艦隊。

  英國作為最強大的海上國家,在歷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挑戰,於是開始建造更加巨大的戰艦。同樣,其他歐洲國家也不能對德國的「磨刀霍霍」視而不見。當德國政府不再延長俾斯麥簽定的同盟條約時,英、法、俄各國反而簽定協議,避免相互間發生戰爭。德國孤立了,感到被敵人所包圍。皇帝和他的政府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擴軍,以便在必要時用武力捍衛自己的利益。這種普遍的擴軍行動和過激發展的民族主義,使歐洲變成了一隻火藥桶,稍有一絲星火就會引起爆炸 — 所有參與者似乎正在等待這個星火的爆發。幾乎沒有人再做任何努力去維護和平。

  
 
第三部分
二十世紀的「災難之母」
 
  1914年7月28日,奧地利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被刺。兇手是一個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他和很多同胞一樣夢想建立一個強大的塞爾維亞國家,因此把奧地利王儲看成是這條道路上的障礙。他的刺殺行動,本不應成為發動一場大戰的理由,如果是在其他時代也不會引發戰爭。然而,它卻成了引發大爆炸的那顆火星。後來人們才說,誰也不想有這場戰爭,「一些人物和國家」是被「拖進、誤入和陷進」去的。所有這些托詞只是想表明,那些「大人物」失去了自控的能力 — 而且為此還有很好的理由。也 
  有人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某些「大人物」甚至表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例如,德國歷史學家弗裡茨·菲捨爾在他的《稱霸世界的利爪》一書中寫道,薩拉熱窩的刺殺行動,為德國領導者「長期準備的戰爭提供一個極好的機會」。

  不論情況如何,德國本是最能夠制止這場戰爭的國家,因為奧匈帝國單獨是無法進攻同俄國結盟的塞爾維亞的。但威廉二世卻向維也納的奧皇表示了堅決的支持,並以這張「空頭支票」鼓動他向塞爾維亞開戰。結盟機制隨即啟動,到了8月4日,雙方正式宣戰。德國和奧地利為一方,塞爾維亞、俄國、法國和英國為另一方,形成了一條鮮明的戰線。

  戰爭的開始幾乎受到歐洲的普遍歡呼。很多人甚至感到一陣輕鬆,幾個月來的緊張局勢終於有了結果。特別是在德國,人們普遍估計這是一場短暫的戰爭;士兵們堅信,他們將作為民族英雄回家來過聖誕節。某些警告的聲音被忽略或者不被認真對待。它們主要來自詩人和藝術家,但也有一些政客指出了這場戰爭可能出現的後果,但卻無濟於事。例如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就曾於8月4日指出:「就在這一時刻,整個歐洲的光亮熄滅了;在我們的一生中,我們將永遠不會再看見它。」人們把這看成是悲觀的誇大其詞,而不予理會。

  在較短的時間裡,戰局的發展似乎真的證明那些警告都是錯誤的。德國部隊在東西戰線上都戰勝了敵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預言,看來有可能應驗。然而,英法部隊卻在巴黎市郊阻止了德國的進攻。9月6至9日的馬恩河戰役之後,運動戰變成了陣地戰。德國的速戰速決的作戰計劃已無法實現,戰爭對德國和它的夥伴奧匈帝國,已經注定了失敗的命運。儘管如此,在兩條戰線上仍然進行著激烈的戰鬥。士兵們都挖掘了戰壕,向敵人射擊,和被敵人射擊,但雙方都無法取得進展。攻佔幾百米的陣地,要犧牲很多人的生命才有可能。就這樣,戰爭持續了四年之久,參戰的士兵,只不過充當了戰爭的「炮灰」。

  這場新式戰爭 — 首次使用了機關鎗、裝甲車、飛機、潛水艇和毒氣 — 的高潮是凡爾登戰役:1916年初,德國的最高統帥部要讓法國「把血流盡」,企圖扭轉敗局。在一場持續幾個月的空前的「物資大戰」中,大約70萬法國人和德國人喪失了性命。一個士兵臨死前寫道:「在我們陣地對面,世界似乎已經走向末日。離開戰壕!沒有一平方米的面積沒有被炸爛。機關鎗嘟嘟的響著,炮火轟鳴著。地獄般的喧囂。那裡倒下了一個,緊跟著又是一個。少尉U,我們的連長,站了起來 — 突然 — 他手中的地圖變成了碎片,他用手摀住胸口,向前倒了下去。幾分鐘後他就死了。中午十二點,敵人開始反擊。在炮火中他們又退了回去。」戰爭的毫無意義,在「凡爾登地獄」中表現得淋漓至盡。

  真正的世界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國最高統帥部於1917年初發出「無限潛艇戰」的命令中開始的。「無限」的意思就是,連中立的船隻,包括美國船隻,也可以擊沉。於是,美國於1917年4月6日向德國宣戰。但以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將軍為首的德國軍方,卻一直還不肯相信,他們已經無法贏得這場戰爭。他們還夢想著出現一個屠龍英雄「齊格弗裡德」,斷然拒絕了德國國會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和平倡議。1918年,他們還以強硬的態度迫使在革命者列寧領導下的新俄羅斯簽定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但在半年以後,連最高統帥部都不得不承認,戰爭已經失敗。魯登道夫於1918年10月1日向高級軍官承認:「最高統帥部和德國軍隊已經完了。戰爭已經無法取勝,徹底的失敗即將來臨。」但最高統帥部卻不肯承擔徹底失敗的責任。因此他向皇帝建議,「現在也應該讓那些使我們走到這一步的人們進入政府:讓他們去簽署現在必須簽署的和約。讓他們去喝強加給我們的爛菜湯。」這是對事實的無恥的歪曲,目的只是想不讓軍隊接受投降的屈辱。失敗的責任據說應該由政黨,特別是德國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來承擔。將軍們的戰略取得了勝利 — 損傷了第一共和國,這我們以後還要論述。

  但戰爭尚未結束。儘管魯登道夫承認了失敗,並於10月26日辭職,但海軍司令部仍然在兩天後向艦隊發出命令,向英國艦隊發起最後一次攻擊。但水兵們不再想當炮灰,而是奮起進行起義,並很快就延伸到了工人和士兵之中,最後形成了「十一月革命」。1918年11月9日,社會民主黨人菲利普·謝德曼宣告「德意志共和國」成立;威廉皇帝逃往荷蘭,各地的諸侯紛紛退位。11月11日,由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新政府代表德國簽署了停戰協定,最終停止了戰事。緊接著在巴黎召開的和會,卻不許德國參加。勝利者成了法庭,制定了「凡爾賽條約」,其中的很多條款都過於苛刻,不僅是德國人民感到不公。特別是第231條,把戰爭的責任全部推給德國及其盟國,並讓它們對損失和傷害承擔責任,這在德國引起了憤怒。謝德曼拒絕簽署這份和約,並宣告辭職。當戰勝國以繼續戰爭進行威脅時,新的德國政府還是簽了字。

  在德國,人們對民主政客的憤怒與日俱增,在很多人們的眼裡,他們應該對「恥辱和約」和「凡爾賽之恥」負責。右翼政黨和團體要求「修正凡爾賽」;今天我們可以說,標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和約中,已經隱藏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戰使1000萬人失去了生命。另有3000萬人受了傷,決定了他們一生的命運。戰爭徹底改變了世界。三個大君主國俄羅斯、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土崩瓦解;多民族的奧地利分崩離析,新的國家如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國出現。同樣,奧斯曼帝國也徹底崩潰。土耳其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置於英國和法國的管理之下。英國和法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虛弱了許多。總的說來,歐洲在世界上失去了其領導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它第一次以世界大國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它才是戰爭的真正贏家。美國的參戰和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使1917年成為「劃時代年」。儘管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還很虛弱,但隨著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世界開始在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上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

   
 
第三部分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十九世紀末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在沙皇俄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首先不是在本來是針對他們的工人當中,而是在知識分子當中。這些知識分子中,有一個叫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人稱列寧的人(1870-1924)。他在大學時期就開始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但發現,這對落後的俄國是不適用的。因而,他必須修正馬克思主義,使其適合俄羅斯的國情:根據列寧的觀點,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能夠在具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它也可以在一個不很發達國家開始,然後再影響其他國家,最終在全世界得以 
  傳播。但為此必須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嚴格組織的「幹部黨」,來領導無產階級,並在人民中培養正確的覺悟。只有這個黨可以決定發動革命的時機。同樣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中,也必須保持黨的領導,在敵對的反革命力量面前保護人民。

  這個「列寧主義」在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 — 當時只能在地下或國外活動 — 中間也不是沒有爭論的。在後來的爭論中,黨分裂成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和溫和的「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列寧的領導下成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決定性的力量。

  這一年的2月,厭惡戰爭的工人和士兵,在彼得堡發動了起義,迫使沙皇退位,宣告了共和國的成立。但新成立的臨時政府,卻只想要政治革命而不要社會革命;工人和農民的處境沒有發生變化。而且政府還繼續對德的戰爭,致使對人民的物資供應進一步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從瑞士的流亡地返回俄國,並在他的「四月宣言」中要求立即停止戰爭,推翻臨時政府,一切權利歸工人和士兵委員會 — 即「蘇維埃」—,沒收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給農民。

  政府禁止了列寧的黨,並派軍隊鎮壓遊行的工人、農民和士兵,勉強地維持統治。但供應情況越惡化,列寧的口號「和平、土地和麵包」的吸引力就越大。到了10月,正確的時機成熟了。「政府已經動搖,無論如何也要給它以最後的衝擊。」黨的中央委員會於1917年10月25日 — 按照西曆是11月7日 — 決定接管政權。在24至25日的夜裡,布爾什維克佔領了首都的一切重要設施。「赤衛隊」攻擊「冬宮」,逮捕了正在那裡開會的臨時政府。就在這個夜裡,召開了「第二屆蘇維埃大會」,列寧在會上宣佈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孟什維克為了表示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做法和目標當場退出會場。剩餘的人建立了以列寧為首的「人民委員會」,作為革命政府。就這樣,布爾什維克幾乎沒有流血就奪取了政權。政府立即頒布「法令」,宣佈要實現要求土地和麵包的願望。在其他一些命令裡,工業和銀行被國有化,也包括教會的財產。一切私人貿易被禁止,物資的分配由政府組織。原來的司法機構被人民法院所取代,法官由選舉產生。婦女獲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權利。結婚得以簡化,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樣的權利。中學和大學對勞動人民開放,教育、科學和藝術將為培養「新人」做出貢獻。

  這個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是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實驗。歐洲各地的知識分子都對此感到神往。但大多數人卻抱有懷疑直至拒絕的態度。這種狀況在新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也有表現,在選舉立法機構國民大會時,布爾什維克僅得到了24%的選票。由於列寧擔心革命政府會被選出的人民代表所取代,於是於1918年1月18日用武力解散了國民大會。按照他的說法,他的此舉「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數」— 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

  列寧斷言比人民自己更瞭解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政策都可以得到辯解。布爾什維克作為少數派奪取了政權,並試圖用一切手段把它維護住。由於人民的大多數不願意這樣,所以爆發了內戰。沙皇的舊部、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在外國的幫助下反對共產黨 — 布爾什維克於1918年初更名為共產黨 — 的統治,鬥爭達三年之久。革命的反對者,即「白軍」開始時還取得了相當的優勢;1919年10月,他們的軍隊已經接近彼得堡。但列寧的最聰明的戰友列夫·托洛茨基,卻成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組建了一支具有很大戰鬥力的「紅軍」。由於「白軍」的各個派別不論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無法統一行動,所以「紅軍」得以把他們消滅。1920年秋,「白軍」徹底失敗。

  參與這場內戰的雙方都全力以赴,進行了最激烈和最殘酷的戰鬥,大約有1100萬人在戰爭中陣亡。全國經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農業和工業產品極度匱乏,無數人死於饑荒。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不得不修改原來的路線。他脫離了正統的學說,在1921年的黨代會上宣告了「新經濟政策」。農民被允許把一部分產品拿到自由市場上出售,中小企業重新私有化,獲得了生產和經商許可。這樣形成的一種混合經濟體制,導致了繁榮的出現,逐漸改善了這時國號已更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居民的生活狀況。儘管如此,列寧還是不想改變他原定的目標。「當然,我們後退了幾步,但這只是為了贏得更好向前躍進的一個起跑點。」

  但這個「大躍進」,列寧沒有能夠看到。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他死後黨內展開了一場爭奪接班人的激烈鬥爭,最後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施維裡,人稱斯大林(1879-1953)取得了勝利。在後來的幾年裡,他成功地把可能的競爭者排擠了出去。他最強大的對手列夫·托洛茨基,首先被他開除出黨,然後驅逐出境,最後於1940年在墨西哥流亡地被暗殺。從1929年開始,斯大林作為絕對獨裁者統治著黨和國家。他指出:「我們比世界上先進國家落後五十或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中趕上去。或者我們能夠做到,或者我們被別人粉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斯大林安排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農民的莊園被剝奪,建立了農業大企業「集體農莊」。誰要是反對集體化,誰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關進勞動營,或者被槍斃。在這場殘酷的強制集體化運動中,大約有二到三百萬人死於非命。由於集體農莊開始時無法生產足夠的糧食,又有約1000萬人不得不死於飢餓。

  在這個時期,以重工業為優先的工業化,在蘇聯有了很大的發展。從烏克蘭到西伯利亞,無數工業城市拔地而起。其基礎就是「五年計劃」,在這個計劃中,由國家具體規定生產的物品、時間、地點、廠家、質量和價格。工人在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樣受到壓迫和剝削,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什麼兩樣。為了計劃經濟取得成功,他們不得不在惡劣的勞動條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下工作:1928至1940年間,國內工業生產有了數倍的增長;蘇聯在這方面僅落後於美國。儘管如此,對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批評卻與日俱增。為了防止反對派形成,他進行了「大清洗」。黨、國家、軍隊內的一切真正的或強加的對手都成了這次運動的犧牲品,其中包括全部列寧的戰友。很多老革命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謀殺,另一些受到酷刑,最後在大規模的審判表演中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或者被判以極刑,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強制勞動。俄國詩人亞歷山大·索爾任尼欽在他的《Archipel Gulag》一書中深刻地描繪了這種集中營的生與死。大約有1200萬人死在集中營裡。向人們許諾自由的共產黨人,在二十年時間裡,把蘇聯變成了一個「極權」國家,只要處於領導地位的黨認為有必要,就可以剝奪其公民的任何自由。

  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皇帝、國王、政客和獨裁者,都是踏著人的屍體實現自己目標的。但一個要使勞動人民從幾百年來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黨和領袖,變成了屠殺自己人民的劊子手,卻是一切過去的歷史所不及。對這樣一個政治制度還能夠期待什麼呢?

   
 
第四部分
擺脫殖民桎梏的兩條道路
 
  同樣,地球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在走向二十世紀的更迭時刻也經歷了動盪不安的時期。

  自從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影響日益強大,一個民族反對派開始出現,把國家的經濟困難和日益增長的對歐洲依附的責任推到了皇室的身上。多次起義失敗,但國內的不滿情緒終於在1911年凝聚成了一場革命。皇帝不得不退位,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帝國宣告結束,中國 
  成了共和國。幾乎和所有這樣的情況一樣,各種不同的派別都想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這個國家。較溫和的「國民黨」主張進行逐步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新青年》派則認為這不夠迅速和不夠廣泛。他們在馬克思主義中看到了希望,特別是在俄國革命以後。1921年夏,他們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袖是毛澤東(1893-1976)。他雖然也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但卻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他認為,中國革命的載體不是數量較少的工人,而是農村的廣大貧苦農民。

  兩個政治陣營都組建了自己的軍隊,相互進行了多年的戰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開始時明顯處於優勢;毛澤東的「紅軍」一直處於逃逸的處境,最後導致了1934至1935年傳奇式的「長征」,經歷了11000公里的旅程,幾乎橫穿整個中國。途中,很多人掉了隊,也有不少人參加了毛澤東的隊伍。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隊伍由原來的十萬人減少到一萬人,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延安。在那裡,毛澤東在黨內進一步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開始了他改造社會的事業。

  日本於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以後,相互敵對的中國軍隊進行了和解,共同抗擊外來的侵略者。以聯合起來的力量,在不容日本稱霸的美國的支持下,終於戰勝了敵人。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力量在戰爭中得到了加強。在不久就爆發的內戰中,共產黨得到了千百萬農民的支持,戰勝了國民黨。到1948年秋,共產黨控制了這個巨大的國家;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而印度的默罕達斯·甘地(1869-1948)卻完全走了另外一條道路。如果說有哪個政治家是一位聖人,那這個人不是毛澤東,而是甘地。甘地對人應該怎樣生活,完全有另外一種設想,而不是世界各處流行的「現代化」。他說:「我堅信,如果印度取得了獨立,它將走另外一條道路,全世界都遲早會認識到,人應該生活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在茅屋裡而不是在宮殿中。千百萬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宮殿裡和平共處的。我認為,沒有真理和不放棄暴力,只能導致人類的毀滅。但真理和無暴力,卻只能在農村中得以實現。」

  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對甘地來說,是不能通過武力達到的,因為這會喪失很多生命。對他來說,暴力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就像很多想走一條新的不尋常的道路的人一樣,甘地一開始也受到人們的嘲笑和譏諷。但他卻以自己的才智和超凡的忍耐,成功地使印度走向了獨立。他所實行和組織的不抵抗主義,使英國人最後不得不做出讓步。然而,他所夢想的一切種族、一切宗教和一切等級和平共處的國家,卻沒有出現。在印度生活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間一再發生暴力鬥爭。最後,政界的一些主要人士決定,把印度分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兩個部分。甘地最初反對這種分割,但卻無法制止。這塊次大陸上的真正和平,至今也沒有到來。

   
 
第四部分
  敵人站在右翼!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實行了議會民主的政治體制。但這些年輕的民主國家,戰後由於經濟極度困難處境都很艱難。在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波蘭,反民主的右翼勢力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獨裁統制。意大利人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發明了所謂「法西斯」的政治體制,旨在建立一種與社會主義和議會民主不同的模式作為第三選擇。


  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不滿情緒和年輕的民主制度及其無經驗的代表人物的弱點。他組建了一支穿制服的打手隊伍 — 「黑衫黨」— 作為反對社會主義活動和維持公共秩序的力量。很多工業家以及市民中的中產階級,都把「元首」看成是可以在社會黨及共產黨人面前保護他們及他們的財產的人物。在這樣一種氣氛中,墨索里尼率領他的4萬名黑衫黨員「進軍羅馬」,旨在推翻政府並奪取意大利的政權。直到這時,政府才想到採取行動反對法西斯,並動用了軍隊。但怯懦的國王維克托·埃馬努埃爾三世卻在墨索里尼的壓力下退讓,並任命他為首相。

  當人們問起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基礎時,墨索里尼回答說,他不需要什麼思想,行動比哲學更為重要。法西斯主義的鮮明特點,就是它並不依據自己的思想,而是依賴反對別人的思想:它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民主、反對多元化、反對議會和反對資本主義。全體意大利人民都應該放棄私利,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和諧地共同生活。這個目標,要在兒童時期就加以灌輸。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反對其他民族的鬥爭中站穩腳跟,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和國家成為新的巨人。「信任、順從和鬥爭!」這就是法西斯的競選口號。「元首」借助這個綱領,使意大利在短短的幾年裡就變成了一個極權的元首國家。

  其他的民主國家在戰後頭幾年裡還能保持穩定。但這個時代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民主政權受到兩個方面的攻擊和威脅:右翼的保守派政治力量,企圖使局勢回到民主之前的時代;左翼的力量,企圖按照蘇聯的榜樣建立一個新的制度。這些力量對一個國家或者世界的危險性到底有多大,主要取決於一個政治體制能夠為人民帶來什麼樣的生活水平。人們生活得越好,極端政治觀點就越沒有市場 — 或許在這裡有必要對「右翼」和「左翼」的概念做一個說明。這兩個概念本來是指法國議會的座席排列,保守的議員 — 從會議主席的角度看 — 坐在右側,而自由派和社會黨的議員則坐在左側。右和左是個相對的概念。今天,對極端的政治觀點,人們一般使用激進這個詞。

  我們再回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那些穩定的民主國家中,經濟不斷繁榮,生活水平緩慢但不斷提高 — 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在「黃金的二十年代」,生活開始經歷前所未有的生氣勃勃的景象 — 至少是在大城市裡。 新的音樂形式如爵士樂,新的舞蹈如查爾斯頓舞,新的通訊工具如電話,新的生產技術如流水線,所有這一切都使人們感到驚奇和歡欣。「美國生活方式」變成了先進的標誌。

  然而,「黃金二十年代」卻被紐約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所打斷。在1929年這個10月25日,戲劇性的股市爆跌,導致了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美國銀行要求它們的歐洲債權人立即償還貸款和利息。通過戰爭負債最多的德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於是發生了貨幣緊缺,工業生產停頓,企業破產,失業激增,與此同時,極端黨派的信徒也隨之增加,並拒絕「魏瑪共和國」— 根據憲法制定的城市而命名 — 的議會民主制度。 儘管如此,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仍然佔有足夠的多數,可以在這種形勢下對必要的經濟措施通過決議。但他們卻以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輕率把多數扔掉:只是因為對失業保險的資金問題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最後一個由議會產生的合法的魏瑪共和國政府竟然宣佈辭職。帝國國會沒有能力再組成新的政府。在這種危機時刻,根據憲法的規定,帝國總統就成了德國政治中的關鍵人物。自1925年以來就擔任總統的這位世界大戰時期的老將軍保羅·馮·興登堡,卻不是一個民主派,而且擔任總統也不適合。他聽從了兒子和一些老戰友的慫恿,為德國做出了後果嚴重的決定。他不斷任命「總統臨時內閣」。這樣一來,法律不再由議會制定,而是由「臨時內閣」提出,由總統頒布「暫行法令」。於是,對民主制度極其重要的三權分立的體制,實際被取消。從形式上看,這一做法似乎並不違反憲法的規定,但那只是緊急狀態時應該採取的臨時措施。由於這種做法自1930年就變成了正常現象,因而,魏瑪共和國實際上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前就已經名存實亡。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黨,很久就在德國政治中起著作用;他的飛黃騰達是從世界經濟危機時開始的。他提出的口號十分明了,敵人的圖像十分清晰,這很容易在這個不滿和不安全的時代受到人們的歡迎。「猶太人和共產黨是一切的罪魁禍首!」— 誰要是贊成這個口號,誰也就會投希特勒黨的票。1932年7月31日的選舉中,它獲得了37。3%的選票,成了帝國國會中第一大黨。

  世界大戰將軍興登堡本人是反對希特勒的:「你們難道會以為,我的先生們,我會任命那個奧地利的上等兵為帝國總理嗎!」這是他於1933年1月27日對他的顧問說的話。但那些顧問卻勸說他,不能把議會最大政黨的領袖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且,一些保守黨人士,特別是工業界的代表卻支持希特勒,他們認為,他們可以「馴服」希特勒,並為他們所用。老總統的親信弗朗茨·馮·巴本說:「兩個月後,希特勒就會被擠到牆角去,他會被擠碎的。」這是世界歷史中的一個後果最嚴重的錯誤判斷。

   
 
第四部分
德國變成了一個元首國家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歷史上可怕的人物。他的興起,如果回想起來,簡直就無法理解。希特勒既沒有上完中學,也沒有從事過一個正當的職業;青年時代他靠做臨時工為生,住在維也納的男子收容所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25歲的他,就志願參加了軍隊,希望最好能當一輩子的大兵。在軍隊中,他感到安全,在那裡他知道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命令和服從的原則使他著了迷。

  戰爭失敗以後,和很多有失落感和不滿情緒的人一樣,他參加了一個當時新成立的黨派。因為他很會講話,所以一個月之後就被選進「德意志工人黨」的理事會,擔任「宣傳部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黨的名稱改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國社黨或納粹)。黨的標誌是倒鉤十字。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希特勒上升為黨內最強有力的人物;1921年7月當選為黨的主席,具有幾乎無限的權力。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榜樣,他組建了准軍事組織的「衝鋒隊」(SA),身穿褐色制服,旨在威懾一切納粹黨的敵人。

  墨索里尼成功地「進軍羅馬」之後,希特勒也想模仿這個榜樣:他召集他的「褐衫隊」於1923年11月9日前往慕尼黑「進軍統帥大廳」。他想和意大利「元首」一樣推翻政府。他和前將軍魯登道夫一起率領隊伍前進,但警察卻阻止了他們前進,並逮捕了暴動者。在後來進行的審判中,魯登道夫被釋放,希特勒被判五年監禁 — 但他在監牢裡只呆了九個月。這個時期,他寫了《我的奮鬥》一書,毫不掩飾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和目標。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意大利法西斯一致。不同的是,希特勒還加進了他為之狂熱的種族學說,以及基於這種學說形成的對猶太人的仇恨。他在論述中極至地把猶太人說成是「劣等種族」,必須予以消滅。此外,希特勒還要求為德意志「優等民族」在「東方尋找生存空間」。作為最終目標,他設想建立一個「建築於奴隸制和不平等思想上的偉大的新社會」,不僅在德國,而且在全世界。然後,「雅利安優等民族」在德意志的領導下統治全世界。

  很多人都把這看成是一個失意和絕望的男子的妄語,不值得認真對待。還有些人像當年哈莫爾的孩子跟隨捉鼠人那樣跟隨著他們的「元首」(德國傳說:哈莫爾城鬧鼠患,一神奇追鼠人用魔笛帶走所有老鼠,由於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吹起魔笛,哈莫爾的所有兒童也盡隨他而去 — 譯者)。但他們所有的人都無法想到,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成為帝國總理以後的十二年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奪取政權」以後,希特勒的衝鋒隊和黨衛軍(SS)衝上了街頭。一切政敵遭到跟蹤、毆打和殺害。第一批集中營建立了起來,無數被隨意逮捕的男人和婦女被關在裡面飽受煎熬。在人們中間散佈恐慌和懼怕,是希特勒維持和發展自己權勢的方法;另一個方法,就是利用國家機構,造成在憲法和法律範疇內行動的假象。1933年2月27日,柏林國會大廈被焚,納粹黨人立即散佈謠言,說共產黨人是縱火者。到了第二天就把顯然早已準備好的一份《保護人民和國家》的緊急法案,呈到了帝國總統的寫字檯上。由於是反對共產黨,所以興登堡的顧問們主張簽署批准,儘管這將意味著重要的基本權利「長期廢除」。緊急法令一直有效至1945年,給納粹以可能根據這個法律的條文合法迫害它的批評者和反對者。

  在這樣的氣氛中,為帝國國會1933年3月5日的選舉進行的競選鬥爭開始,在這裡要特別強調「鬥爭」兩個字。納粹在全國散發了無以數計的宣傳材料,舉行了無數的競選集會。共產黨和它的報紙遭到禁止,幹部被逮捕。衝鋒隊員出現在社會民主黨和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競選集會上進行搗亂,使其無法進行。新聞媒體受到很大的壓力,大部分報紙都無法進行自由和客觀的報道。儘管如此,納粹黨還是沒有獲得所希望的多數。只獲得的43。9%的選票,必須和別人聯合方能執政。於是他們找到了「德意志國家人民黨」作為聯合夥伴。加在一起,他們有了51。9%的選票;希特勒本來可以利用這個議會多數執政。但他想要的卻更多。於是,他把一份所謂《授權法》法案提了上去。根據這項法令,政府將可以沒有議會的參與頒布即使是違憲的法律。為了表明它的合法性,希特勒希望最後一次得到議會的配合。在1933年3月23日舉行的關鍵的會議上,衝鋒隊被派往議會「維持秩序」,以便加強對反對派的震懾。81名共產黨議員,首先就被排除在外,對資產階級政黨,希特勒做出種種許諾,從而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數。只有社會民主黨頂住了壓力,一致對這個法案投了反對票,但這個法案的通過,實際就意味著國會從此被廢除,希特勒成了德國惟一的獨裁者。他從一開始就充分利用這個權力,以自己的設想改造國家和社會。首先頒布了《各州與帝國同一法》,各州的獨立性從此取消。總理的職務改為直接受希特勒領導的「帝國總督」。下一步是禁止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其領導成員被「監護」,關進了集中營。資產階級政黨,「自願」解散。1933年7月14日,頒布一項法律,禁止成立一切新的政黨。

  納粹用了半年的時間,把德國變成了一個以希特勒為首的一黨專政的國家。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希特勒也接管了帝國總統的職務,從此成了帝國國防軍的最高統帥。他的正式頭銜是「德意志國家和人民的元首」。德國終於成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元首國家。

   

第四部分
希特勒的種族瘋狂
 
  「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這樣一些口號表明,希特勒已經把一切權力全部掌握在手中,就像過去的專制君主一樣。他不僅想統治國家和土地,他還想控制人們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他讓孩子從小就接受納粹精神的培養。為此成立了「少年隊」、「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組織把所有的孩子都按照不同年齡包括進去。納粹國家的教育目的,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是這樣說的:「對元首的無限忠誠和擁戴,對具體問題不問為什麼,只需要默默地執行元首的命令,這就是我們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根基。」

  「元首命令,我們緊跟!」這就是「第三帝國」的指導性的口號。為了防止任何人產生非分的思想,禁止自由派和左翼記者和作家發表文章和作品;他們的書籍已經於1933年5月10日被公開焚燒。凡不符合「人民健康感情」的圖畫和音樂一律做為「非德意志和變態」遭到排斥。不願意追隨「德意志精神」的科學家,一律被開除。

  儘管如此,從一開始就有人不接受納粹的壓力和影響,並反抗納粹政權的統治。這表現在從拒絕行「希特勒禮」,支持被迫害的人,一直到進行地下政治活動和計劃刺殺希特勒。但在一個極權國家裡,無時無處不受密探和告密者的監視,所有的反抗活動都面臨致命的危險。成千上萬的人為了正義和勇氣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這樣一些類似的現象也會出現在其他獨裁國家。但納粹政權和它們的區別就在於它的種族學說及其後果。根據這個學說,世上存在優等和低劣的民族,它們相互爭奪生存空間。根據自然法則,他們認為,為了人類繼續向高峰發展,優等民族有義務去消滅劣等民族。根據他們的排列次序,站在最上面的是北方的「雅利安族」,最下面的則是猶太民族。這個荒謬的偽科學論據,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在歐洲流行。在希特勒身上和在德國,早在歷史上就存在的反猶情緒,成了它發展和激化的肥沃土壤。對希特勒來說,這個種族學說只不過是他進行屠殺的合法借口而已。關於猶太人,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寫道:「他們是並將永遠是永恆的寄生蟲,一個像有害的細菌一樣的寄生蟲,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它就會四處傳播。它存在的影響,同樣和寄生蟲相同:只要它出現,高等民族就會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裡死去。」從把人當作寄生蟲,到必須把它消滅的思想,只需要邁出很小的一步。

  奪取政權以後不久,德國就出現了反猶的煽動和迫害行動,很多猶太人被隔離和被驅逐。時至今日,還有人質疑,在二十世紀,在一個文明民族,在康德、萊辛、歌德、席勒誕生的國家,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納粹歧視、侮辱和迫害猶太人,以及對其他人的迫害,並不是秘密進行,而是當著鄰里、熟人、朋友、同事、體育戰友、同學的面前進行的。只是到了1942年以後要「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時,即集體屠殺時,才不再公開進行。為此,納粹在波蘭建立了大型屠殺場地,把整個歐洲的猶太人都遣送到那裡。建立了死亡工廠,六百萬其他宗教的信徒被系統殺害,這是任何歷史上的屠殺所無法比擬的。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使德國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不論每個德國人知道與否,或知道多少。

   
 
第四部分
全面戰爭
 
  「德國軍隊必須在四年內具有作戰能力。德國的經濟必須在四年內具有進行戰爭的能力。」阿道夫·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這樣要求。但對外他卻表現出一個和平政治家的形象,為此還利用了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很多人被假象所蒙蔽,儘管希特勒實行普遍兵役制並佔領非軍事區萊因蘭,已經違背了凡爾賽和約的規定。1938年3月14日,奧地利的「回歸」也屬於此例。希特勒把他的出生地宣佈為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以此向不想因此發動戰爭的鄰國進行挑釁。半年以後,他又要求有350萬人口的蘇台德地區回歸德國 — 「這 
  是我在歐洲提出的最後一個領土要求」。所有德意志人都應該「回歸帝國」。

  歐洲各列強只是無動於衷地看著這些侵略行為發生,最多發表一些無力的抗議聲明和試圖通過退讓安撫希特勒。但他是無法制止的。他想得到《我的奮鬥》一書中提出的「東方的生活空間」,因而那些安撫性的「綏靖」政策,只能使他受到更大的鼓舞。當他1939年9月1日發佈進攻波蘭命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即宣告開始。

  向波蘭進軍是德國軍隊使用「閃電戰」這一新戰術的首次嘗試;快速坦克兵團在戰鬥機的支援下深入敵國腹地,然後再由陸軍去佔領所征服的地區。德軍的意圖,是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爭取速戰速決,因為德國的軍事準備不適合在多條戰線進行長期戰爭。戰爭所需要的物資,必須通過對戰敗國的掠奪才能保證。

  新的戰術又在進攻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甚至法國時奏效。只用了五個星期,德國軍隊就進入了巴黎,1940年6月22日,法國簽署了投降書。希特勒為此選擇了一個有象徵意義的場所:康皮也涅森林中的一個火車車廂裡,就是在同一個車廂裡1918年11月1日德國不得不簽署了停戰協議。希特勒的意思顯然是要以此「洗刷凡爾賽的恥辱」;希特勒作為「所有時代的最偉大的統帥」受到很多德國人的歡呼。沒有什麼,也沒有誰能夠阻止他前進。

  希特勒遭到的第一個挫折,是對英國的進攻。儘管德國空軍轟炸英國城市達數月之久,但卻仍然無法摧毀英國人的反抗意志。希特勒命令停止了進攻,把矛頭指向了他的真正目標:思想意識上的主要敵人蘇聯。

  他雖然於1939年同斯大林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於1941年6月22日開始了他的「巴巴羅薩行動」:遠征巨大的蘇聯帝國。看起來,他的閃電戰術又獲得了成功。到了10月,德國軍隊就已經在莫斯科兵臨城下。但冬天卻提前來臨,德軍的進攻受阻。和當年拿破倫軍隊一樣,德軍同樣沒有為俄國的冬天做好足夠的準備;給養越來越困難,損失越來越嚴重。開始時遭到突然襲擊的蘇聯紅軍開始了反攻。閃電戰術隨之破產。德軍雖然在1942年夏再次有所前進,但到了1942至1943年冬天,三十萬大軍在斯大林格勒被困。德軍的敗局已無可挽救,但希特勒卻禁止他們投降;隨之第六軍團全軍覆沒。斯大林格勒戰役成了這次戰爭的轉折點。從此,德國軍隊開始了全線退卻,儘管人們在德國仍在侈談「最終勝利」。

  這時,這場歐洲戰爭已經變成了世界大戰;和德國結盟的有法西斯意大利和企圖在東南亞獲得好處的日本。日本於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對美國太平洋艦隊發動了突然襲擊,把美國也拖進了戰爭。像在第一次大戰時一樣,人人都知道,美國的參戰會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德國及其盟國的最終失敗已成定局。和當年的統帥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一樣,「所有時代的最偉大的統帥」寧願繼續犧牲上百萬人的性命,也不肯投降。他得到將軍們對他的支持。

  意大利在維克多·埃馬努埃爾的命令下這時已經變換了戰線,墨索里尼於1943年7月25日遭到逮捕。但在德國卻還沒有人敢去逮捕希特勒;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上校的刺殺行動沒有成功。射擊和轟炸還在繼續,德國本土已經變成戰場,很多城市遭到轟炸。紅軍從東方進入了德國,聯軍從西方。1945年春,整個德國被佔領。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8日,德國當局無條件投降。歐洲的戰爭就此結束。在太平洋地區,戰爭還繼續了三個月,最終在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襲擊後,才於1945年8月6日和9日結束。這種可怕的武器發揮了作用,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它的代價是5500萬人的生命,這也以殘酷的形式顯示了,人的能力到底能夠做些什麼。美國用投擲原子彈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同時也顯示了它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第四部分
兩個敵對陣營的誕生
 
  還在戰爭進行期間,反希特勒聯盟各國的政治領導人就召開了多次會議,對戰後形勢進行了討論。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德國的前途是什麼。但與會者更為關心一個重要問題,卻是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讓所有國家都能在更加緊密的關係中相處,以及今後如何制止戰爭的發生。1945年聯合國成立,開始時有51個成員國。今天的聯合國已有180個成員。這個組織確定了四個主要目標:保障世界和平、保護人權、各國平等、改善世界生活條件。


  開始時,「三大國」— 美、英、蘇還意見一致;同樣在1945年討論「德國問題」的波茨坦會議上情況也是如此。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和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在會上決定「消滅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後,在攝影機前欣然握手顯示團結。他們和後來加入的戰勝國法國,把德國分割為四個佔領區,柏林也分為四個轄區。奧德尼斯河以東地區歸屬波蘭和蘇聯管轄。對德國作為整體的管理,由四國的總司令組成的「盟軍管制委員會」負責,每一個佔領國都在它們的佔領區中有單獨行政的權力。

  如果說,戰爭結束前有一百多萬德國平民在日益迫近的紅軍面前逃向西部,那麼波茨坦協定以後逃亡人流簡直就變成了一次真正的民族大遷徙。大約有1200萬人從他們居住的東部被驅逐,不得不逃到西部尋求生計。當時的很多德國城市都處在廢墟瓦礫之中,甚至連最起碼的日常必需品都得不到滿足,所以情況十分困難。此外,戰勝國還索要戰爭賠償,拆走了全部工業設施。戰爭中損失最嚴重、有2000萬人死於戰爭的蘇聯,更是拿走了可以得到的一切。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使得德國的供應狀況急劇惡化,出現了真正的「飢餓的嚴冬」。為了避免整個德國經濟徹底崩潰,美國改變了他們的佔領政策,但並不完全像人們後來所說的是出於人道的原因。

  對美國新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贊喬治·凱南對蘇聯及其意圖的評價報告,他早在1946年初就寫道:「想和俄國人共同統治德國,只能是癡心妄想。同樣癡心妄想的,是認為俄國人會和我們一起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裡禮貌地撤出,然後在這個真空中產生一個健康又和平,穩定又友善的德國出來。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在我們的德國部分建立一種獨立的形式,讓它具備足夠的滿足,足夠的安全和足夠的優勢,不受制於來自東方的威脅 …… 寧肯要一個分裂的德國,至少讓其西部成為對付極權主義勢力的緩衝器,也不要一個勢力範圍直達北海的統一的德國。」凱南認為,蘇聯仍然在謀求世界共產主義革命。所以有必要至少加強西歐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使其有能力承擔「緩衝器」的角色。

  反過來看,蘇聯對美國的評價是,美國企圖把德國和歐洲拉進資本主義陣營,成為它的衛星國。在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形成的「不自然的聯盟」業已煙消雲散,東西方的衝突從此開始。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在國會的演說中宣佈了新的政策,並以「杜魯門主義」的概念載入了史冊。杜魯門認為,世界歷史的這一時刻,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在兩種 不同的生活方式中進行選擇:自由民主的西方和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東方。由於共產主義從本質上講是對外擴張的,所以自由世界必須建立起防護城壘,制止它的擴張。「我堅信,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的自由國家。」杜魯門的這種「遏制政策」,幾十年來始終是美國外交的準繩。它使美國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艱難的角色。

  作為對立物,斯大林創立了「兩大陣營理論」:一方面是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朝著一個公平社會的和平發展和它的壯大,旨在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這就是新的「超級大國」分別對事物的看法,世界被分成兩個敵對的集團。很快,人們就開始談論東西方之間的「冷戰」狀態。

  
 
第四部分
威懾的均勢
 
  兩大集團開始形成,人們對此並沒有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開始了行動。根據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一個計劃,一個援助西歐重建的綱領啟動了。同樣在軍事上,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日趨密切,最終於1949年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NATO,即北約)。簽署公約的有比利時、丹麥、法國、英國、冰島、意大利、加拿大、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和美國。蘇聯立即做出反應,建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COMECON,即經互會),並在其勢力範圍內,與各國簽定了「友好互助條約」。開始時包括的國家有:保加利亞、波 
  蘭、羅馬尼亞、捷克和匈牙利,後來又加上阿爾巴尼亞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被丘吉爾稱為「鐵幕」的東西方邊界,同樣分割了德國,導致兩個德意志國家於1949年的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首任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1876-1967)的帶領下目標明確地傾向西方陣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發展成為蘇聯的最忠誠的附庸。

  1950年,北朝鮮在中國和蘇聯的支持下向親西方的南韓發起進攻,目的是使分裂的國家在共產黨的控制下統一,於是,「冷戰」變得熱了起來。西方把這看成是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人們擔心,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德國。為了震懾蘇聯,北約加強了軍備。這時,要求西德也做出防務貢獻的呼聲日益高漲。另一些人則警告在德國重新建立軍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痕跡還到處可見,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問題,在國內的贊成和反對兩派間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像這個年輕的國家的所有關鍵性的問題一樣,最後阿登納的觀點得到了貫徹。1955年5月5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參加了北約,1956年1月,阿登納向新的聯邦國防軍的第一支部隊表示了祝賀。

  蘇聯試圖制止西德進入北約,對這種發展當然不能等閒視之。它於1955年5月14日建立了「華沙條約」組織,除蘇聯外,參與國還有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阿爾巴尼亞。一個月之後,東德建立了「國家人民軍」的第一支部隊;並於1955年加入了華沙條約。

  儘管蘇聯自1949年就已經掌握了原子彈,但美國在這個時期仍然覺得自己仍處優勢,所以感到很安全;敵人還缺少可以直接威脅美國的遠程導彈。但蘇聯卻於1957年成功地把一顆人造衛星送入了太空軌道,這使美國大驚失色。現在的形勢已經很清楚,對手已經有能力可以攻擊美國本土。這個「衛星驚嚇」導致了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但雙方卻都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優勢。因此人們稱這種狀況為「威懾的均勢」,兩個超級大國相互都對軍事行動採取謹慎態度。它的第一次表現,是東德於1961年8月在東西柏林之間修建柏林牆。這是一個極權國家試圖防止其公民逃向經濟更好、政治更自由的西方的措施。西方各國雖然提出抗議,美國甚至還派了幾輛坦克前往,但這也就是全部的反應了。人們對建柏林牆的正式看法認為,這是「蘇聯勢力範圍的內部事務」。

  與此相反的情況,是蘇聯對「美國門前」的社會主義古巴的支持,並秘密在那裡部署了導彈。美國的空中偵察於1962年10月15日發現了導彈發射架。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1917-1963)隨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他在島國的周圍實行了海上封鎖,進行了軍隊動員,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立即撤出導彈。在長達13天的時間裡,世界又站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然後,赫魯曉夫做了讓步,把導彈從古巴撤走。

  古巴危機是現代歷史中的一個轉折。兩個超級大國都認識到,「強權政治」已經進入了死胡同:沒有哪個國家敢於使用原子武器,如果它不想毀滅自己和整個人類的話。也就是說,雙方都知道無法戰勝對方的。所有參與者都清楚,必須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和平共處。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了「熱線」,以便有可能在危機時刻盡快達成諒解。同時也開始了猶豫的停止軍備競賽的嘗試。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從攻擊性的對立變成了「和平共處」。

   
 
第四部分
「第三世界」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老歐洲殖民國家在世界上都失去了它們的主導地位。1945年以後出現了一股擺脫殖民主義的潮流,亞洲和非洲大部分國家在二十年時間裡都先後取得了獨立。總的說,英國基本是以和平或至少是不流血的方式放棄了殖民地,但法國、荷蘭、比利時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卻均進行了殘酷的戰爭後才獲得了獨立。

  然而,獨立慶典剛剛過去,就立即顯現出來,這些國家都面臨著什麼樣的嚴峻形勢。各 
  方面專業人才極度匱乏:管理專家、工程師、醫生和教師。此外,在很多勉強促成的新興國家裡,還很快就出現了種族、宗教和社會矛盾。例如在坦桑尼亞就有120多個部族,各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部族之間不斷發生軍事衝突,使得本已困難重重的年輕國家的局勢越發舉步維艱。第一批大多來自獨立運動的黨派和政府,都標榜主張社會革命和民主。他們決心消除社會不平等,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使古老傳統和現代成果結合起來。「我們飄浮在兩個文明之間」,尼日利亞的女詩人這樣寫道。

  但這種飄浮狀態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由於缺乏民主的文化傳統,專制的執政形式隨之應運而生,均是由一個政黨、一個部族或一個軍事委員會或者一個人進行統治。由於統治者常常只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看問題,所以很多國家的人民不得不又走上了苦難的歷程。戰爭、內戰、經濟不成熟和貪污腐敗,導致了全體人民的貧困和饑荒。

  工業國家也對這一發展負有責任。他們 — 特別是美國 — 雖然自五十年代開始就提供了發展援助,但卻忽視了 — 就像老殖民主義者一樣 — 對這些新興國家的組織結構施加影響,使得它們經濟上獨立,能夠具備生存能力。對工業國家來說,它們仍然是原料和銷售市場。

  冷戰期間,這些「發展中國家」都被拖入了東西衝突之中。東方支持革命的集團和政權,試圖推動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向前發展。對西方來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建立了一種「多米諾理論」:如果一個國家崩潰,變成了共產主義國家,它就會引起連鎖反應。而這一點是西方必須竭力防止的。所以,他在反擊行動中甚至支持腐敗的獨裁者,他的原則: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美國在認為必要時還直接插手戰爭。例如六十年代中期在越南,在一段時間裡,它派出了五十多萬軍隊,參與了這場殘酷的反對北越共產黨的戰爭。美國大規模的轟炸導致無法估量的破壞,最終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議,也包括在美國國內。在越南,美國這個「無限可能的國家」第一次在它的歷史上痛苦地知道了,並不是什麼都可能的。1973年雙方簽署了停戰協定,美國雖然撤回了軍隊,但戰爭卻仍在進行。兩年以後,北越取得了勝利,成功地統一了國家的南北兩部分,成立了共產黨統治的人民共和國。但「多米諾效應」卻沒有出現。

  在東西方鬥爭中,為了盡可能向原來的殖民地施加影響,對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第一世界」是指富有的西方民主國家,「第二世界」是東方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逐漸試圖擺脫兩大陣營的控制,以便能夠更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955年4月,它們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會議,來擬訂的自己設想。它們將在未來以第三種力量干預世界政治。它們的領導人物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然而,儘管第三世界的不結盟國家在數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集團,但第一和第二世界卻仍然繼續決定著國際政局。

   
 
第四部分
中東衝突
 
  除了東、西、南、北之間的鬥爭外,二次大戰以後,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間的衝突也始終是世界持久關注的問題。為什麼是這樣呢?

  十九世紀末,一個猶太民族運動產生了。1896年,記者泰奧多爾·赫茨爾在他的《猶太國》一書中,要求為猶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以便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猶太人能夠「返回錫安」。錫安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座山丘,是猶太人神聖的象徵,當年他們就是從這 
  裡被羅馬人趕出去的。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第一批歐洲猶太人遷徙巴勒斯坦,他們中的很多人是遭到納粹迫害而逃亡的。二次大戰結束時,這裡已經生活著約40萬猶太移民。他們被當地的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種威脅;雙方之間不斷發生械鬥和恐怖事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聯合國於1947年11月,把巴勒斯坦分為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阿拉伯國家,把耶路撒冷變成了一個國際城市。但阿拉伯人把整個巴勒斯坦看成是他們的國家,因而拒絕這個分割計劃。猶太人接受聯合國這個決定,但不願等待預定時間的到來,而於1948年5月14日宣佈以色列國成立。各個阿拉伯鄰國隨即向以色列宣戰。但由於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的戰略,所以只能在戰場上各自為戰,儘管人數佔優勢,仍然屢遭失敗。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把聯合國計劃中的以色列的國家版圖擴大了三分之一。

  這場持續了十個月的戰爭中最大的輸家,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大約有75萬人被趕出家園。隨後不得不作為難民生活在周圍的阿拉伯國家中,他們只有一個目的:消滅猶太國家,返回自己的家園。而以色列人則從一開始就把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看成是對他們生存的威脅。以色列所以能夠堅持下去,是因為有美國對他們的支持。反過來,蘇聯卻支持阿拉伯一方。儘管如此,以色列仍然在1956、1967和1973年的各次中東戰爭中保住了自己的臨時邊界,甚至還佔領了額外的地區。

  阿拉伯國家無法戰勝以色列,巴勒斯坦更沒有這個可能。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繼續同以色列國進行鬥爭,特別是進行恐怖爆炸行動。1959年,亞希爾·阿拉法特試圖把很多巴勒斯坦地下戰士收集到「法塔赫」中來;於196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PLO,即巴解組織),1969年,阿拉法特成了這個組織的主席。巴解組織想通過暗殺、爆炸和劫持飛機等方法引起世界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並強迫西方按照他們的意志解決巴以衝突問題。

  到了七十年代,緩和政策階段取代了冷戰以後,兩個超級大國都敦促他們在中東各自的盟友走向談判桌。1977年,埃及總統薩達特前往以色列進行談判,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當時達成了一項和平協議,以色列許諾,把1967年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這個協議沒有給巴勒斯坦帶來任何好處;戰鬥繼續下去。

  當以色列在被佔領的地區開始修建猶太居民點時,形勢立即又緊張了起來。1987年,巴解組織號召進行「INTIFADA」— 原文的意思是「甩掉」和「起義」— 這就意味著進行公開的反抗。甚至連兒童、青年和婦女都開始攻擊以色列的軍人和平民。INTIFADA運動發展迅速,它向全世界表明,在普遍的緩和形勢下,巴勒斯坦的處境沒有任何變化。

  美國加強了促進談判的攻勢,因為一些石油儲量豐富的阿拉伯國家已經向西方工業國家威脅要停止原油的供應。於是一系列協議得以簽定,其中包括同巴勒斯坦,巴這時首次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利。他們不再企圖取代以色列,而是願意和以色列並存。而以色列則接受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的政治代表,並同意它在被佔領地區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機構。但這些取得的進步,卻被雙方後來的言論和行動一再推翻。特別是阿拉法特無法制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恐怖行動。以色列甚至斷言,說阿拉法特根本就不願意制止,因而用更大的報復行動作為對恐怖行動的回答。

  中東衝突,看起來雖然只涉及兩個民族在世界上一個較小的地區的生存權利,但卻具有世界政治意義,因為這個衝突已經導致那裡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和西方世界的離異。其實,伊斯蘭國家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集團:比如伊朗,自從阿雅圖拉·霍梅尼發動革命於1979年推翻了親西方的國王以來,它變成了一個極端的伊斯蘭國家。由獨裁的薩達姆·侯塞因統治的伊拉克,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響伊拉克,同伊朗進行了戰爭。它還進攻了鄰國科威特,只是在美國1991年干預所謂的「海灣戰爭」後,戰爭才得以結束 — 在這裡,是一個西方國家幫助了一個阿拉伯國家。儘管如此:幾乎對所有阿拉伯國家來說,以巴衝突都是一塊試金石,考驗著整個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態度。單方面支持以色列,就會被看作是對所有阿拉伯人的敵視行動;甚至會被看成是老殖民主義的利益在作怪。這種看問題的角度,甚至會導致出現一種觀點,認為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已經處於戰爭狀態。狂熱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就以這樣的觀念教育它們的成員,2001年9月11日,他們對紐約世貿大廈的襲擊行動,使西方一直處於恐懼之中。因此 — 不僅為了阿拉伯的石油 — 整個世界都必須關注中東問題的解決。

   
 
第四部分
東方集團的解體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和歐洲各國,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紛紛起來反對越南戰爭。但他們的抗議還包括更多的含義。他們所根本反對的是父輩的政治,反對業已僵化的社會結構,以及一個經濟利益決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輕人開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主張本國的民主應該更有生氣和更貼近基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第一任社會民主黨的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1913-1992),迎合了這種氣氛,並在執政聲明中許諾更多的民主。

  這種覺醒的氣氛,並未停止於鐵幕的一邊。1968年春,捷克出現了改革運動,也觸及到了共產黨。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當選黨首,宣佈了新的目標: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將誕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對這個「布拉格之春」充滿了希望,期望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出現「第三條道路」。但其他東方集團國家的當權者卻恰恰想制止這種狀況出現;他們擔心布拉格之春是個「自由細菌」,因為他們也相信多米諾理論。1968年8月20日,華沙條約國的部隊開進捷克,結束了這場實驗,再次安插了親莫斯科的領導機構。但「自由細菌」卻不顧坦克和鐵絲網而繼續蔓延。

  在這場運動中,德國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東德和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但這個政策的後果卻是東西方人的接觸不斷加強;「自由細菌」得到了傳播。同樣,得到更多消費品的願望,在東歐人們心中也越來越強烈。他們對鐵幕另一邊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對自己的處境越來越不滿意。他們不想再等待早已許諾的社會主義的福音了;他們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來,而是越快越好。

  聰明的共產黨政治家認真對待這種呼聲,並建議進行改革,以拯救這個體制。然而,當時還是那些「水泥腦袋」占主導地位,認為改革只是軟弱的表現。直到1985年3月,年輕的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掌權以後,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他堅信,共產黨國家要想有未來,就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前任們在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的壓力下,重新開始了軍備競賽,吞噬了巨額的資金,使蘇聯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困難之中。因而,戈爾巴喬夫上任伊始就同裡根進行接觸,以停止瘋狂的軍備競賽。他想把國內原本有限的資金,用於蘇聯的改革事業上。「變革」、「更新」、「公開」、「透明」等概念,當時傳遍了全世界。但戈爾巴喬夫卻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他想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國家現代化和自由化,但卻不想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很快就出現了反對他的聲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結果,共產黨權力的壟斷狀況,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同樣,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也被允許獨立決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的道路。那裡的一直被壓制的反對派起來要求進行改革,首先是波蘭的獨立的團結工會。它是1980年在天主教會的支持下成立的。開始時就被禁止,在地下繼續活動,到了1989年已經強大到可以抵制選舉占統治地位的共產黨的程度。波蘭人在一個東方集團國家第一次選出了多數政府。緊接著匈牙利和捷克也跟隨了波蘭的榜樣;東歐的共產黨政權不得不逐漸讓位給由人民民主選舉出的政府。

  堅持反對改革時間最長和最頑固的就是東德的領導當局。「社會主義的進程是任何牛和驢所不能阻擋的!」黨和國家頭目埃裡希·昂納克在1989年下台前夕還聲明說。他不想看到周圍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解體。但事物的發展卻是直到最後還沒有覺醒的昂納克所無法阻擋的。1989年秋,東德各個城市都開始了規模宏大的遊行示威,要求自由和民主。昂納克被他的同志解除了職務,1989年11月9日,新的領導當局屈服於人民的意願:通往西柏林的邊界通道開放。1990年10月3日,兩個德意志國家重新統一。

  然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雖然所有這一切都應該感謝他,並受到了全世界的歡迎,卻在國內面臨越來越大的問題。1991年8月19日,在黨和軍隊內甚至爆發了反改革的暴亂。他們綁架了戈爾巴喬夫,並在莫斯科周圍集結了3500輛坦克。通過以俄羅斯總鮑裡斯·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的果斷行動,反叛力量遭到了失敗。葉利欽成了最強有力的人物,成功地在俄羅斯禁止了共產黨,並宣佈俄羅斯為主權共和國;就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實際宣告終結。

  戈爾巴喬夫試圖制止蘇聯的解體,但沒有成功,於是辭去了國家總統的職務。1991年12月31日,蘇聯正式停止了存在。取代它在世界上地位的,是前蘇聯最大的共和國新的俄羅斯。

   
 
第四部分
一個世界
 
  不論新的千年是開始於2000年 — 這是根據我們的感覺 — 還是2001年 — 這是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說法 —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第三個千年。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對它進行一次回顧和展望。

  即使簡單地回顧一下過去,我們也可以說,我們地球上的生活,在上一個千年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500年前還相互無有所聞的大陸,不僅相互發現,而且越走越近。世界更大了 
  也更小了。不論今天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由於現代通信手段的存在,在幾秒鐘最多幾分鐘的時間內就會傳遍全世界。發生的事件越重要,也就越有可能直接或間接涉及到所有國家和所有的人。大約200年前,歌德還在一首詩中借一個市民的口說:

  「節日裡我聽到一件趣事

  人們又談論戰爭的消息,

  據說在那遙遠的土耳其

  各個民族之間干戈又起。

  我們臨窗喝乾杯中美酒

  眺望眼前河面彩帆濟濟;

  然後又滿意地回到家裡,

  享受安寧和和平的氣息。」

  詩中當然包含了嘲笑的成分。但這種嘲笑早已不適合今天。即使最不關心政治的市民也會知道:在世界最遙遠地方發生的戰爭,到了明天可能就會影響到自己。前面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事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阿拉伯自殺性的殺手劫持的兩架飛機衝向紐約的世貿大廈,它向世界表明,持久不能解決的中東問題,即使在這個最強大的國家裡,也會奪去3000名無辜的生命。這以後的時間裡,我們到處可以聽到,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一場不同文明間的持久戰已經揭開序幕。很多人把2001年9月11日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6月28日相比,那一天直至今日還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災難之母」。我們當代人現在還有能力,不使2001年9月11日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災難之母。我們的政治家、宗教人士、科學家、藝術家還有能力不讓一場不同文明間的戰爭爆發。

  各個大陸,各個國家的相互交織,各個領域裡的所謂「全球化」,使得政治間的交織成為必要。我們在談論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似乎在我們的地球上存在四個世界。這種談論在當前比任何時候都更不應該。我們只有一個世界,因而也只能有一種世界政治。它不應是對立的政治,它必須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它應是世界的內政。

  儘管存在地區和民族的差異,新千年的世界社會所面臨的任務卻應該是:使所有人都能夠和平共存和共處在一個有生活價值的環境裡。

<<一口氣讀完世界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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