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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涉外事件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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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涉外事件秘聞

作者:程遠行


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


  《雅爾塔協定》的主謀是美國——羅斯福;幫兇是英國——為保障英國切身利益的丘吉爾;受益者是標榜社會主義的蘇聯——斯大林。堅持殖民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既是美國、英國,又是蘇聯;被宰割者則是堅持抗日戰爭,並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重大代價的戰勝國——中國。						


三巨頭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1)



  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從1945年4月至5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4月30日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和他的情婦雙雙自盡。
  30日這天,希特勒獲悉他的夥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其情婦克拉拉·貝塔西命喪黃泉的死訊後,馬上就進行自殺準備。他先毒死了他心愛的法國阿爾薩斯種名狗,又把兩名女秘書叫來,把毒藥交給她們,要她們自行了斷。然後,他和新娘愛娃·勃勞恩還吃了一頓午飯。這位美麗的金髮女人下決心同丈夫一道結束自己的生命。兩人和走廊裡的眾人訣別之後,回到了自己的寢室。
  戈培爾等人在走廊裡等候著。過了一會兒,只聽到一聲槍響,他們又等了一會兒,仍沒聽到第二聲槍響。他們只好走進希特勒的寢室,看到希特勒的屍體趴在沙發上,從嘴裡鮮血直流,看上去希特勒是對著自己的嘴放的槍。愛娃·勃勞恩躺在他的身旁,她是服了毒藥,並沒用手槍。兩支手槍落在地板上。
  希特勒死後,於5月8日,德國方面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就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戰爭只結束了一半。對英、美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戰爭局勢是從同時對付德、日兩線戰爭一變而為集中對日的一線戰爭。
  日本由於希特勒垮台,不僅在精神上遭到了崩潰性的打擊,而且在戰爭實力對比上,也已陷入了不可挽救的劣勢地位。
  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雖然已陷入危在旦夕的境地,但他們仍然堅持侵略和擴張的立場,不想無條件投降。一方面他們認為歐洲戰爭已經結束,美、英、蘇的團結合作已失去了基礎,在三大國之間,還有空子可鑽;另一方面儘管蘇聯政府於4月5日宣佈廢除了蘇日中立條約,但他們仍抱有蘇聯不會對日作戰的幻想。
  因此,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對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大國名義發表的、促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無動於衷。
  幾天之後,美國向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既瓦解了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擴張野心,又推動了蘇聯出兵助戰。
  8月8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向日本駐蘇聯大使佐籐宣告說:「明天8月9日起蘇聯將認為其本身已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
  蘇聯政府隨即派出一百多萬蘇聯紅軍,越過中蘇邊界,向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展開全面出擊。
  毛澤東為了支持蘇聯出兵打擊日本侵略者,於8月9日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一文。該文指出:「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期到來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面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
  三天之後,日本東北關東軍在蘇聯紅軍和中國抗日力量的打擊下,已潰不成軍。
  於是,日本當局立即通過瑞士、瑞典兩個中立國政府向中、美、蘇、英四國遞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會。
  這時,蘇聯紅軍在瀋陽已將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等人抓了起來,並把他們押送、關押在蘇聯遠東軍區。
  隨即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集團要求投降,於9月2日最後放下武器,並簽署了投降條款。
  日本投降的消息,頓時傳遍全國,神州大地一片歡騰。
  忍受日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民,特別是結束了顛沛流離的亡國奴生活的東北人民,無不歡欣鼓舞、縱情歌唱。
  大江南北鑼鼓喧天,爆竹齊鳴。祖國大地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歡樂景象。
  當時,中國一些年輕人曾以與美、英、蘇這三個強國為伍而榮,從而對世界三大巨頭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甚為敬佩。
  當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戰爭期間所簽的密約被解密,以及戰後國際關係出現某些新因素之後,三巨頭頭上那閃爍發亮的光環,有的已經暗淡無色,有的徹底撲滅了。
  三巨頭在戰中結成同盟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羅斯福、大不列顛首相丘吉爾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三巨頭在德黑蘭開會,結成美、英、蘇共同作戰的三國同盟。這個同盟不僅是歐洲戰場獲得勝利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戰後三大國共同合作的重要因素。
  會議正式通過了三大國對德作戰中的一致行動和關於戰後三國合作的宣言。
  宣言指出:我們(三巨頭)決心通過協商,達成協議,將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軍事行動,並確定戰爭的規模和時間。
  協議指出:「我們三人成了事實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三國不僅是戰爭期間共同合作,而且在戰爭勝利後,為了和平,仍將共同合作。」
  對此,當時有評論說:德黑蘭會議在歷史上使三巨頭結成同盟,對消滅希特勒法西斯起了很大作用。至於戰後三巨頭能否繼續無私地共同合作,是對他們的一個重要考驗。
  三巨頭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
  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三巨頭於1945年元月11日到蘇聯克里米亞海濱雅爾塔開會。會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戰勝法西斯的戰略方針和戰後一些合作問題。同時,三人還秘密簽訂了一個滿足斯大林對中國領土要求的《雅爾塔協定》,也就是秘密簽訂了一項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三個政治條件的協定。




三巨頭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2)



  蘇聯的政治條件嚴重地侵犯和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
  斯大林當時明確提出,三個條件得不到滿足,就不出兵對日作戰。
  這三個條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恢復,即:
  1、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
  2、大連商業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
  3、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三、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
  該協定還提到,有關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需徵得蔣介石的同意;根據斯大林的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以徵得蔣某對上述各項的同意。
  該協定還強調:三巨頭同意蘇聯的領土要求,但須在打敗日本後,方可予以實現。
  斯大林在會上儼然以救世主的口氣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蘇中友好同盟協定,並將以武力協助中國從日本枷鎖中解放出來。
  從《雅爾塔協定》侵犯中國主權的內容來看,三巨頭一致支持和承認蘇聯在十月革命前沙俄入侵中國、瓜分中國領土主權的權益。實際上是,要中國繼續履行沙俄時代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這一件歷史上的《雅爾塔協定》徹底揭開了號稱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面紗。許多歷史事實已證實蘇聯蠶食別國的意圖從未改變。1924年蘇聯已放棄一切特權的《中俄協定》已不算數了;1936年蘇參加簽署的黑海海峽的《蒙特羅公約》也不認賬了。
  斯大林作為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袖,明目張膽地背叛其共產主義信念,而且還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質上的帝國主義。對此,我們受蒙蔽的一些人,應該吸取一些教訓。
  然而,《雅爾塔協定》確為蘇聯參加對日戰爭鋪平了道路。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雅爾塔協定》的主謀是美國——羅斯福;幫兇是英國——為保障英國切身利益的丘吉爾;受益者是標榜社會主義的蘇聯——斯大林。堅持殖民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既是美國、英國,又是蘇聯;被宰割者則是堅持抗日戰爭,並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重大代價的戰勝國——中國。
  如果說,在歷史上,有侵略者以武力進行擴張,讓戰敗國割地賠款,而在20世紀中葉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竟然是一個堂堂的戰勝國——中國,被共同作戰的同盟國堂而皇之宰割,實在離奇。
  這一協定雖然各大國、包括中國,為了抗日、為了大局先後表示同意,但誰也無法否定這是一件極不光彩的協定;誰也無權限制後人對此怪事的質詢。
  杜勒斯推動實施《雅爾塔協定》扶蔣反共
  《雅爾塔協定》反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羅斯福在不與中國當局打招呼,也不請中國領導人作為戰勝國一方出席雅爾塔會議的情況下,拿中國領土主權做交易,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定》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國的對華態度。
  羅斯福的這種做法,也引起了美國國內人民的質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國國會開會的時候,有一位議員,以風聞「雅爾塔會議犧牲了中國的權益和主權,妄圖賄賂蘇俄為題,向總統提出質詢」。羅斯福也覺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貫的信念區別不小,因而他對議員的質詢,深為內疚。
  三巨頭在雅爾塔會議上的做法,不僅引起美國人的質疑,更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
  蔣介石並不是心疼中國的領土主權受到侵害,而是擔心無法向國人交待。如果他不提出質疑,好像他已默許三大巨頭背著他瓜分中國的領土,又怕重演眾所周知的《凡爾賽和會》的悲劇。為此,蔣某確也很為惱火。
  蔣介石為了弄清情況,則通過堅持扶蔣反共立場的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回國去問羅斯福。
  羅斯福表示支持赫爾利大使,羅斯福對他的大使說:不經蔣介石的同意,美國不會援助中國共產黨的,並指示赫爾利,要他取道倫敦、莫斯科回中國,以爭取英、蘇對美援蔣政策的合作。
  在赫爾利回中國之前,他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場,他說:「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只承認中國國民政府,不承認中共武裝軍閥或武裝政黨……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對此,有人說,赫爾利的反共講話是美國對華政策自反法西斯戰爭以來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話,不無道理。
  就在赫爾利這席講話之前,羅斯福逝世。
  繼位美國總統的杜魯門,他在扶蔣反共的政策上走得更遠。
  毛澤東於7月12日指出:「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顯地造成了中國內戰的危機……赫爾利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當然,這不只是赫爾利個人的意見,而是美國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見,但這是錯誤的而且危險的意見。
  「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裡,拔不出腳來……那就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




三巨頭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3)



  就在這一時期,有一個美國人對毛澤東說:「……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對此毛立即指出:「你們吃飽了麵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願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麼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
  蔣介石半推半就宋子文無可奈何
  杜魯門上台後,通過外交途徑瞭解到,斯大林已表示,《雅爾塔協定》要辦的事,不宜再拖,並向美國講了三句話:一、蔣介石是中國惟一領袖(擬通過美國向蔣某傳話;給蔣某戴個高帽);二、我們歡迎中國文官參加將來接受東北地區的工作(打出誘餌);三、請宋子文外長7月1日前到達莫斯科簽訂《雅爾塔協定》所提到的協定(要美履行諾言)。
  杜魯門聞風而動,竭力去辦。
  幾天之後,杜魯門約見在紐約參加國際會議的宋子文,並把《雅爾塔協定》的文本交給了宋子文。
  宋子文看到這個協定很惱火,當即向杜魯門說:「《雅爾塔會議》因無中國代表參加,該會議對中國自無約束力。羅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幹出這種獻媚蘇聯、損害盟國的不名譽行為,中國人深表遺憾。因此,對這種非法密約,中國不能承認!」
  宋子文的這句話講出了作為一個中國人該採取的立場。
  杜魯門見此情形,便婉轉而又毫不退讓地說:「對宋部長所表示的態度,我也理解,但《雅爾塔協定》已是既定事實,似已無可挽回。如果蘇聯一旦參加對日作戰,美國政府對《雅爾塔協定》就不能不予以支持了!」
  最後,宋子文並沒退讓,還是說了一句為中國人出氣的話,他說:「從《雅爾塔協定》看,蘇俄顯然想要恢復帝俄時代,即1904年日俄戰爭中所喪失的權利,但根據1924年的中俄協定,蘇俄已放棄一切特權,其中包括治外法權。對這一點,《雅爾塔協定》應該明確指出。」
  宋子文的這句話講到了要害,既指出蘇聯和沙俄沒有兩樣;又點到蘇聯不講信義,說話不算數,可以隨便單方廢除雙邊條約。
  但杜魯門對宋子文的慷慨陳詞不以為然,也不感興趣。
  宋子文只好回國向蔣介石報告。
  蔣介石聽了宋子文的報告後,他雖然也知道,此事弄不好,會背上一個喪權辱國的罪名,但考慮到美國的需要和來自美國的壓力,也不便過於抵制。
  於是,蔣介石便派宋子文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坐美國飛機去莫斯科找斯大林進行直接談判。
  在談判中,斯大林的態度僵硬,似乎有關《雅爾塔協定》一事,沒有任何鬆動的餘地。同時,他還以三巨頭所簽署的協定,任何人無權拒絕相要挾。致使雙方在歸還中國領土主權等問題上,分歧很大。對此,宋子文很為惱火。
  正當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參加三巨頭波茨坦會議,於是中蘇談判只好中斷。宋子文回國。
  蔣介石聽了宋子文的報告,經斟酌,心裡有了一個譜,他決心在外蒙、旅順、大連和滿鐵等問題上,對蘇聯作出讓步。
  蔣介石的決心是出自以下考慮:
  1、維護美國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在某些事情上,不便過於使美國不快。
  2、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可以在美國支持下,實現一黨掌權。
  3、充分利用蘇聯所派出的軍隊,幫助國民黨政府收復東三省(滿洲)。
  4、對蘇作出一些讓步,以減少在發動內戰計劃中,來自蘇聯的干擾。
  5、盡力促使蘇聯早日出兵對日作戰,以減少戰爭中同盟國的傷亡,也好向美國有個交待。
  蔣介石的用心,既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美國的需要,於是他再派宋子文重返莫斯科,找斯大林繼續會談。
  聰明的宋子文在重返莫斯科之前,向蔣介石提出辭職,不當外長了。蔣也看出,宋是不願為這個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承擔責任,以免後人罵他賣國,便同意了宋的請求。
  隨即,蔣介石便任命王士為外交部長,並囑宋:「中蘇談判你還是要負責到底。」
  波茨坦會議後,戰爭形勢發展變化很快。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蔣介石深感事態緊迫,特別是他看到8月9日毛澤東發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著急。
  毛澤東的文章中號召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軍隊立即進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對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此時,蔣介石也擔心中共會在蘇軍的支持下佔領東北和內蒙。他想到這裡就更有些慌神,於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盡快與蘇聯談判,必要時可作一些妥協。
  就這樣,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於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雙方還簽署了關於長春鐵路、大連、旅順口及蘇軍為中國行政當局關係的四個協定,並互換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照會。中國方面聲明,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




三巨頭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4)



  這些文件均由中、蘇兩國外長簽字。
  不久,馬歇爾奉命來華斡旋國共分歧。他不負使命,盡了自己的力量,但由於他必須貫徹杜魯門的扶蔣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敗」。最後,他只能悄然而去。
  馬歇爾原是美國陸軍五星上將,當過美國陸軍和空軍首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同盟國戰略決策人之一。他的才華、功績和為人在西方輿論界的評價是很高的。據美國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說,有三個英人(一位編輯、一位內閣成員、一位歷史學家)和兩個美國人(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訊記者)坐在倫敦俱樂部議論本世紀的偉大人物。偉大是指性格、遠見、成就和崇高目標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兩個人可以稱得上是偉人。他們是溫斯頓·丘吉爾和喬治·馬歇爾。
  美國派了個將軍搞外交這件事,許多人猜測,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會有些什麼樣的變化?!
  抗戰時期,美國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敗日本,對中共抗日根據地頗為重視,所採取的對華政策是「擁蔣用共」;戰後,美國為了取得在華優勢,維護其遠東利益,故支持中國統一,這時的對華政策是「扶蔣壓共」;馬歇爾來華後,美國對華政策可能會在技術上做某些修補,方法上有某些改變,但美國「扶蔣壓共」的基本點看不出有什麼改變,而且還變本加厲地把中共逼進了死角。
  馬歇爾於1945年底正式開展斡旋活動。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組」。約在12月31日國共談判時,國民黨代表答覆周恩來關於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建議,向中共代表團遞交了一個覆文。文中提出:關於停止軍事衝突、恢復鐵路交通等問題,可由國共雙方各派一人,會同馬歇爾商量解決辦法。這就是當年成立的「三人小組」的最初建議。中共代表團經請示,派出王炳南答覆對方,同意「三人小組」的做法,並聲明,歡迎馬歇爾參加停戰、受降、恢復交通等問題的協商。這時,馬歇爾提出,在北京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執行停戰協議的有關政策、監督停戰並公正的做調查。
  馬歇爾的具體斡旋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5年12月底開始到1946年6月6日宣佈東北停戰為止。在這期間,中共代表團和南方局外事組的工作班子在國民政府遷都後,都轉到南京;第二階段是從1946年6月7日,東北停戰協議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
  三人小組談判內容複雜、分歧很大。例如整軍問題:美國希望實現中國軍隊美國化,以便能控制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整軍方案是想吃掉、編掉中共的軍隊;中共既反對被吃掉,也反對被編掉,主張把軍隊交給聯合政府。
  又例如內戰與反內戰問題,蔣介石力主於打;中共堅持反對打內戰;馬歇爾則偏袒蔣某。因而圍繞著打內戰問題的談判與鬥爭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如果說,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條件還不成熟,還提出過停戰的口號,以防止八路軍擴張領地;還主張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孤立共產黨;還唱出要和平的高調,以平息全國人民的反戰情緒。而在南京談判期間,蔣介石憑借美國的軍事援助的軍事優勢,把與中共談判當成軍事進攻的幌子,並以美國援蔣的對華政策為後盾,有恃無恐,在東北地區大打出手,調兵遣將,向各解放區猖狂進攻。
  形勢發展到如此地步,事實已經證明,馬歇爾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對此,參加國共談判的王炳南說:「由於美國當局大力援蔣,馬歇爾的威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逐漸下降。從蔣介石方面說,美國對蔣的援助越多,蔣介石的反共氣焰就越囂張,就越發不把馬歇爾放在眼裡。從中共方面說,美國越是加緊援助蔣介石,馬歇爾的『公正』立場就越失去平衡。於是中共對馬歇爾的斡旋就越是失去信任。」
  1946年6月中旬,美國國務院正式向國會提交了一項軍事援華法案,請國會審批。同一天,美國政府為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一個《中美處理租界法案物資協定》。按此協定,美國將向蔣介石政府提供大批軍火。
  對此,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得不給以公開抨擊。6月22日毛澤東發表聲明,義正詞嚴地指出:「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只是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使中國陷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困。」
  從此,中共和美國的關係開始惡化。
  這時,馬歇爾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麼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繼續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時也難有作為,他該離開中國了。
  斯大林堅持密約要搞衛星國
  斯大林生前的威望很高。
  作為外國領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是斯大林。我在蘇聯留學期間,對剛逝世的斯大林生平和他的業績,多有耳聞,敬佩他的內容居多。
  人們敬佩斯大林,不僅是他和列寧為俄羅斯民族開創了一個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新時代。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創建和發展起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不怕孤立、不怕來自霸權國家的經濟封鎖、政治抵制和軍事包圍,堅持原則、堅持鬥爭、排除重重困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建立成一個可與美國抗衡、競賽的一流強國。




三巨頭密約犧牲中國領土主權(5)



  而且斯大林又在衛國戰爭中,曾從容不迫地指揮著扭轉戰局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並一舉直取柏林、搗毀了希特勒的老巢,將蘇軍的紅旗插到了柏林最高的樓上,從而減少了歐洲人在戰爭中的傷亡,縮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
  衛國戰爭之後,斯大林又在恢復和繁榮經濟等方面付出了心血,作出了成績。與此同時,他又和美、英、法等幾個大國就恢復世界政治新秩序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當然,斯大林生前也犯了不少錯誤,諸如在蘇聯國內的某些政策上的錯誤;黨內思想鬥爭中的極左錯誤。這些錯誤,特別是在處理人的極左錯誤,不僅在國內、黨內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而且對其他國家、其他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共常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王明、康生二人產生了極壞的影響。換句話說,王明和康生在蘇聯學到了不少極左的整人的手段。
  特別值得提及的,當年王明在中共黨內所推行的「王明路線」就是在斯大林支持下干的。同時,斯大林還竭力反對中共開展革命活動,甚至還以第三國際(該組織已經解散)名義,給中共下命令,制止中共革命。該命令曾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
  另外,斯大林對外那種大國沙文主義也夠可以的了。首先,斯大林在新中國成立前,對我們的革命事業並沒給過同志式的幫助,反而在我們極為艱苦的時候,他卻竭力支持腐敗無能的蔣介石政府;其次是他和羅斯福、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簽訂條約,侵害中國的主權、分割中國的領土。
  儘管上述種種,然而,斯大林在我們一代人的心目中,在蘇聯內外以及在當年國際共運和進步人士當中,還是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
  斯大林生前十分注意維持自己所獨有的風度和氣質。他那手拿英國鄧希爾公司白點標記的煙斗,面帶微笑的形象,在蘇聯家喻戶曉;他那不慌不忙的慈祥神態,給人產生一種信任感。上世紀年代那些蘇聯電影,對斯大林的描寫比較細膩,曾給一代人留下了一個難忘的印象。
  正因為斯大林在人民中間形成了一種偉人、領袖形象,致使他本人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神化了起來,並逐漸有意無意地對客觀事物失去了應有的正確態度:頭腦發熱、惟我獨尊、甚至是神聖不可侵犯;從而對人對事則一步步地產生了某些疑心和戒心。
  而斯大林周圍的人以及有關人員則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絕對正確的代表,對他惟命是聽,百依百順,畢恭畢敬,言聽計從。特別他身邊的那幾個野心家、陰謀家,如赫魯曉夫之流的人物,一直把斯大林吹捧得暈暈乎乎,從而逐漸在客觀上形成了對他的「個人崇拜」。
  斯大林雖然很偉大,很有功勞,但他和普通人一樣,對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無法抗拒。這應該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情。
  斯大林到了老年,也和一些老百姓一樣,都會出現些老年人的毛病,也就是人稱的老年病,諸如思想比較固執、比較多疑,喜歡個人說了算,聽不得不同意見。誰要向他提什麼反對意見,或不按照他的旨意辦事,就會被看作是對他不忠、被看作是別有用心。他老年對人對事的毛病,是長時期形成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他這毛病對待下屬是如此,對待其他國家領導人也是如此。
  當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席鐵托,不願完全聽命於蘇聯及其斯大林的指揮棒轉,則被斯大林看成是鐵托在鬧獨立性。於是斯大林便於1948年推動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通過了一個決議,將南斯拉夫開除了情報局,並與南斯拉夫斷絕了外交關係。
  這件事,引起毛澤東的警覺。
  毛澤東在處理國家關係中,為了盡量避免斯大林的猜疑,為了能得到蘇聯的幫助和支持等種種因素,於1949年初,便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但他堅持獨立自主,不聽指揮棒。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


  我仔細地看過這三件奇寶之後,其他珠寶,諸如鑽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沒再看下去。我當時就有這樣一個念頭:蘇軍有些人紀律並不好,能撈就撈,能貪就貪,把手伸得很長。他們能讓這批珠寶安安穩穩地在蘇聯存放五年嗎?絕對不可能。這些奇寶的任何一件,都比蘇軍1945年從東北拉走一列列火車的戰利品要貴重得多。他們不把價值連城的奇寶弄走一些才怪呢!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



  引渡溥儀是毛澤東首次出訪蘇聯時(1949年12月),親自經手辦理的事。
  誠然,引渡戰俘、溥儀一事畢竟不是國家元首出訪要辦的事。
  當時,新中國成立剛剛兩個月,在國際上十分孤立。雖然我們不怕孤立,但從穩住腳根以及從戰略眼光出發,必須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新中國百廢待興,需要發達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給以援助,這才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澤東出訪蘇聯時,並沒把引渡戰犯、溥儀一事擺在議事日程上。
  何況,我們還不知蘇聯對戰犯、溥儀等人的明確態度,也不知溥儀在蘇聯的具體情況。這些未知數,都需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詳細瞭解。因此,引渡溥儀一事即使是要辦,也不必急辦。
  急辦、必辦的大事是中蘇間的政治合作問題。
  客觀地說,中國雖然宣佈了「向蘇聯一邊倒」;蘇聯固然高興,但實際上,在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對中共還存在著不少疑慮和戒心。
  首先,中國人強調:「中國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的勝利。這句話,斯大林聽起來有些酸溜溜的。因為中國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揮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對中國的革命勝利,仍然是不以為然。
  其次,斯大林擔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鐵托的老路。特別是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後,各民主黨派代表各種觀點,積極參政議政。因此,斯大林對新中國的走向,還有些看不準,擔心中共在民主黨派的影響下,逐漸向西方傾斜,向美國靠攏。
  幾十年來,中共吃了不少蘇共的苦頭。常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王明和康生「居高臨下」,給中共黨內製造了不少的麻煩。王明在中共黨內所推行的一套蘇聯的、極左的路線,給中共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當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極壞影響一事,對斯大林是個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據三巨頭的「雅爾塔協定」,斯大林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分割了中國的領土:外蒙古獨立;大連、旅順都被蘇聯佔據。對此,斯大林也擔心,毛澤東會來莫斯科發難。
  當年,毛澤東在延安聽到蘇聯與蔣介石政府簽約、承認外蒙獨立一事,「大吃一驚」。曾認為「俄帝國主義歲月已經結束了,為什麼還出現俄國瓜分中國的事件。」因此,毛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場說,中國政府拒絕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蔣介石簽訂的條約。毛還說:「我們對中國任何一塊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權;我們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請蘇聯老大哥幫助我們,但主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訪蘇是心中有數;而斯大林則是心中無底。致使毛澤東訪蘇,遭到了少見的冷遇。
  莫斯科對毛澤東的冷漠,不僅引起毛的不滿,也引起了西方新聞界的猜疑。對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時升溫,他擔心,中國離他而去。
  然而,為什麼蘇方向毛澤東提出要新中國引渡這批戰犯和溥儀一事呢?
  應該看到,不管將這批戰俘和溥儀移交給誰,都將是推動國家合作關係的一大籌碼。
  須知,斯大林不會辦不利於自己的事,他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傾向十分嚴重。他為了本國利益,不惜犧牲別國的利益,甚至實行強加於人的強權政治。對華關係,斯大林更是精打細算得一清二楚。這些戰俘包括溥儀,已經在蘇聯生活了五年,已經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了,早些利用機會移交給中國,既可贏得中方的滿意,又可甩掉這個包袱。
  為此,有一天,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對毛澤東說:
  「1945年,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並將一批日本戰犯戰俘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等人押到了蘇聯。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這些戰俘應該引渡到中國,由你們來審判和處理。」
  毛澤東立即表態說:「中國遲早要將這批戰犯接過來進行審判,只是目前還不能。」
  「我們願聽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辦這件事,有什麼困難?「維辛斯基接著就問。
  毛澤東回答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內戰罪犯方面,而審訊內戰罪犯的時間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對引渡這批戰俘有什麼關係?」維辛斯基仍然不解地問。
  「如果先期審訊日滿戰犯,而不審訊內戰罪犯,則有不足之處。」毛澤東從容不迫地回答之後,接著又問維辛斯基:
  「請問,這批移交的日滿戰俘可否請蘇聯暫代拘押;此事推遲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維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
  雙方商定屆時再通過外交途徑研究引渡問題。
  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為了要與蘇方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協定一事,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要求,來到了莫斯科。
  周恩來在與蘇方會談中,還具體商量了將在適當的時機,引渡這批在中國犯有戰爭罪的戰犯和戰俘以及溥儀、溥傑等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自行審判這些罪人。
  幾個月後,中蘇雙方經過外交途徑,已商量了一個引渡方案。
  這年6月的一天凌晨,東北外事局大院門鈴響個不停。原來是瀋陽市衛戍區司令部轉來一封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致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副主席林楓的來電。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



  來電內容是,指示東北外事局長陸曦前往中蘇邊境,辦理引渡並押送由蘇聯移交的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下稱溥儀)和偽滿各大臣;另有900多名日本戰犯、戰俘也一併引渡過來。
  我立即將電報交給了陸曦。
  接著,我們又連續收到周恩來致高崗、林楓的幾封來電,就引渡溥儀事作了些具體指示和交待。主要內容如下:
  1、中蘇雙方已通過外交途徑商定:引渡時間定在7月18日;移交地點定在中蘇邊界城市綏芬河;
  2、蘇方移交工作由蘇聯管理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負責;
  3、除派陸曦局長負責外,應另派一團級幹部及適當部隊前往協助;
  4、不要將日滿戰俘安置在一起;
  5、日俘及溥儀等的檔案,用後速送中央。
  陸曦遵照中央來電的指示精神,在林楓的領導下,立即投入準備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約在7月中旬,陸曦讓我陪同前往,從瀋陽出發,前往綏芬河,去執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引渡使命。
  綏芬河市位於黑龍江省東南部,西依老爺嶺,東臨中蘇邊境,與蘇聯接壤,並有鐵路、公路與蘇相連。
  綏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車站對面是個小山坡,從低處望去,一座座平房,有中式的,也有俄羅斯式的建築,依山而建,櫛比鱗次,佈滿山坡。從山坡高處,向東眺望,可看到蘇聯境內的遠東風光。那裡是群山林立,雲霧飄蕩,山下有像火柴盒般依山而建的房屋。從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綏芬河的全貌,像一隻受傷未癒的小鹿,躺在祖國邊陲的青山峻嶺之中。
  這座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小邊城,在解放前曾備受摧殘,元氣早就大傷。幾代人留下的古老建築,已是破爛不堪。特別是綏芬河火車站的破爛景象,實在令人感歎。與其說是個火車站,還不如說是個車馬驛站。由於過往人少,火車站顯得冷冷清清。
  7月18日凌晨4時50分,綏芬河和往常一樣,濃霧彌天。在這一片寂靜的火車站台上,站立了幾個人,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儀等戰俘的外交部代表——東北外事局局長陸曦。陪同人員有我和東北公安部門的幾位同志。陸對在場的幾個人說「按照中蘇雙方達成的協議,戰俘分兩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是日本戰俘。等蘇聯火車到達時,請公安部石屏處長等同志上前和蘇方取得聯繫。蘇方已表示過,只要石屏和他們接上頭,就開始將971名日本戰俘,按名冊順序,由我公安人員帶領轉乘上我們的火車。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續等事宜,決定在第二批戰俘、包括溥儀等人運到時再辦。」
  陸曦把工作安排妥當之後,指針已到5時整,只聽東方遠處有火車進站聲。仔細一看,一列火車像個龐然大物衝開濃霧,慢慢地行駛到蘇式寬軌的頂端停了下來。
  蘇中雙方移交這批日本戰俘手續比較單一,也比較順利。
  命令發出後,這些日本戰俘按車廂順序,從蘇聯的寬軌悶罐車單行下車,規規矩矩,不吭一聲,秩序井然,經過約二百米的步行,再上中國的悶罐車。
  我公安人員對下車上車的日本戰俘嚴格把關,逐個點名,清點清楚。
  戰俘的移交場面極為嚴肅,似乎在召開受降大會。受降會沒有儀式、沒有講話。車站內外,一片寂靜。野蠻的日本侵華軍,都成了喪家之犬,早日那些凶殘的嘴臉消失殆盡,乖乖地聽從我公安人員的指揮,魚貫而行。
  在這默默移交過程中,根據戰俘的不同表情神色狀態可分成三種不同類型。
  第一種是日本士兵,他們仍然是日軍裝束,身背挎包,頭戴鴨舌軍帽,腳踏高幫翻毛皮鞋。當我公安人員點名時,他們仍然維持著素有的軍風,「哈伊」的一聲,跳下車來。登車時,他們仍然是規規矩矩地排行有序,目不斜視。至於這批戰俘心裡在想什麼?是懼是喜?是悔是恨?是隨大流聽天由命,還是任受宰割、破罐子破摔呢?誰也猜不透。但是,只有一條可以肯定,他們不想反抗,也無力反抗。不排除他們都抱有這樣一個希望,能獲得中國共產黨的寬恕,早日放他們回國。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這些戰俘在移交過程中,不會鬧什麼事。
  第二種是地位較高的軍官,他們還是那樣趾高氣揚、傲氣十足。在移交轉車的過程中,還擺出不可一世的架勢,對周圍的一切不屑一顧,走起路來,還是那副裝模作樣的德性。實在令人噁心。當時,如果有老百姓在場,早就會有人跑上去,踢他們幾腳。
  第三種是傷病員。病號有輕、有重,但他們都硬挺著,毫無例外地按著指令下車上車,不敢吭聲。看得出,這些病號在不同程度上,都渴望得到較好的治療,以期早日康復回國。這些傷病員下上車的時候,還出現了彼此互相支撐、互相攙扶的現象。他們這種互相幫助、互相不棄的表現,不能不令人佩服。
  經我公安人員清點,蘇方移交的日本戰俘,比原定的人數少了兩人。
  按中央通知,我們應接收日本戰俘971人,而蘇方實際移交的人數只有969人。經詢問,蘇方代表解釋說:名單中有一名日本戰俘因病醫治無效,已經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車,故不能如數移交。
  最後,我們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戰俘和他們的有關審訊材料。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



  8月3日,第二批戰俘與溥儀等人入境。
  這天凌晨,百姓還在沉睡,濃霧依舊籠罩山城,邊境一片寂靜。陸曦和我從早上5時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車站去,檢查一下移交戰俘任務的準備工作。
  當時的綏芬河,既沒有小汽車,也沒有公共汽車。我們只能靠自己的兩條腿,直奔火車站。其實,此城只有一條貫穿全城的大街,沒有幾里長,一個小時,即可走個來回。我們兩人只顧走路,誰也不願打破凌晨的安靜,沒說一句話,就走到了火車站。火車站旁有一家俄羅斯餐館,我們走過去看看在那裡與蘇方代表會晤是否合適。
  這家餐館是十月革命時,流亡到此的俄羅斯後裔開的。這些年,由於蘇聯來的旅客早已絕跡,到餐館就餐的人不多,再加上經營不善,一個古色古香的俄國大菜館,早已變得面貌皆非。與其說是個大菜館,還不如說是僅賣「格瓦斯」飲料的雜貨鋪。就餐館的內外設置來看,在這裡組織對外活動,還算是比較體面。我們與餐館老闆商量,責成他將餐館大廳佈置一下,擺上一個長條桌,放上幾把椅子和茶杯,做好接待東方來客的準備。
  東方略微發亮,濃霧開始疏散,我們沿著鐵路徒步走了二三百米,對周邊環境進行了一番觀察,在這樣一個曠野式的火車站,幾里方圓之內看不到外人。戰俘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幾個地方部隊戰士和我公安部人員都已奉命上崗。石屏等同志也都到了指揮現場。
  6時整,一列蘇聯寬軌客車緩緩開入車站。
  不多時,從車上下來兩個蘇聯軍官,向我們走來。
  當兩位軍官走近時,陸曦走上前去,伸出手來表示歡迎。
  為首的軍官自我介紹說:「我奉蘇聯最高蘇維埃之命,押送偽滿洲國皇帝等戰俘前來報到,我是蘇聯管理總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陸曦用流利的俄語說:「我奉我國總理兼外長的指派來和中校同志辦理接收這批戰俘的手續,我是東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長陸曦,和我一同來執行這一任務的,有外事局幹部程遠行。」
  接著,中校科富托夫熱情地對陸曦說:「陸曦同志,很高興認識你。我是軍人,不善外交,只知道忠實地執行上級命令。今天我押送的這批為數不多的戰俘到中國來,有機會和外交部的代表相識,很高興。」接著他又說,「好吧!蘇中是兄弟鄰邦。我們不必拘於禮節,請問,我們在什麼地方會談?」
  陸曦說:「綏芬河是個邊防小城,沒有合適的地方接待兩位同志,也沒有合適的地方進行會談。為了急需,我們打算請你們到火車站外的一家俄羅斯餐館,那裡已經擺好了桌椅,可以坐下來會談……」
  科富托夫一聽是俄羅斯餐館,立即很敏感地問:「俄國餐館是不是逃避十月革命到中國來的俄國貴族及其後代開的?」陸曦回答說:「是的,這裡有不少俄羅斯人。」
  科富托夫稍停片刻後,禮貌地婉拒說:「很感謝陸曦同志的盛情。我們的移交任務很簡單。考慮到我方來的人少,除我們兩人外,還有幾名列車員,因此,我們兩人不宜離開列車太遠。同時,我們完成這項任務的時間安排得很緊張。蘇聯管理總局命令我們,把俘虜押送到綏芬河,將戰俘向陸曦同志移交清楚,並辦理好移交手續,然後立即返回蘇聯,向管理總局覆命。因此,我提議請陸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們的列車車廂去會談和辦手續。
  「我們這列車廂雖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過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帥就在這節車廂裡指揮過重大戰役。你們也可以到我們這節車廂去參觀參觀。你看如何?」
  「好!」陸曦點點頭。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辦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嚴肅認真。
  「達成協議,我們就一起走吧!」說罷,中校陪陸曦在前,我和蘇聯上尉在後,穿過四條鐵軌,走向蘇聯車廂。
  車門一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約二十多平米的公務車房間。這個公務車房間佈置得清爽雅致。
  我們四人走進辦公車廂落座。中校說:「蘇中是友好鄰邦,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兩國之間沒有辦不成的事。」與此同時,他順手拿出了自己的護照和委任書,示意請陸曦審閱;陸曦隨即也出示了周恩來簽署的委任書,並向中校用俄文翻譯了一遍。中校聽後,表示,「我們現在正式工作吧!我們誰先講?」陸曦說:「客隨主便,請主人先講。」
  中校也沒推辭,開門見山地講到正題:「1945年8月,蘇聯紅軍解決了西部戰場之後,向日本宣戰,僅用了四五天的時間,就打敗了日本,控制了偽滿洲國首都長春。
  「當蘇聯紅軍打入長春時,溥儀、溥傑等偽滿洲國各大臣都攜帶家眷和自己的財寶,逃離了長春。
  「據悉,溥儀、溥傑等人躲在通化臨江縣,準備換乘大飛機去日本。我們認為這信息已說明,溥儀等人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想和日本侵略集團共命運。於是,我們用電報通知溥儀等少數人,立即到通化市乘小飛機,飛到瀋陽再換乘大飛機離開瀋陽。當溥儀一到瀋陽,我軍就把他們控制起來了。
  「當時,剛剛光復的東北人民還沒有自己的政權。在這情況下,為了便於管理和關押溥儀等戰俘,我們遵照蘇聯最高蘇維埃命令,將溥儀等人押送到蘇聯遠東邊境城市,先看管起來,以後再說。就這樣,他們在蘇聯一呆,就是五年。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4)



  「在這五年當中,溥儀曾被押送到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證明日本侵華戰犯的罪行。溥儀在東京軍事法庭的表現和作用,在他的個人資料中,都有詳細記載。
  「今天移交的58個人,年齡參差不齊,多數都屬老年,都是些手不能扶犁、腦子不夠用的皇宮貴族。說老實話,他們都是些歷史垃圾,一群廢物。他們和日本戰俘不同,既不會勞動,也不能勞動,只知道吃喝玩樂,只知道享受。這些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是格格不入的。要按我個人的想法,早就把溥儀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讓他們在那裡自消自滅,讓他們找沙皇去尋歡作樂吧!但蘇聯最高蘇維埃不這樣做,而是把他們養了起來。
  「就這樣,溥儀、溥傑等人在蘇聯過了五年的社會主義生活,住的是大旅館,吃的是俄式大餐。另外,溥儀和各大臣每月還可領到30盧布的津貼;校官可領15盧布;尉官可領10盧布,以資零用。其實,他們每人都有不少金銀珠寶。
  「這58人在蘇聯期間,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但他們的思想都是很複雜的。例如,溥儀原計劃逃亡日本。當被我們俘虜後,他又想留在蘇聯。其實,他也不是不知道,蘇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因此,他是否真心想留在蘇聯?天知道。說穿了,溥儀等人是想逃脫自己的罪責,才是真的。我們的態度非常明確,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這些俘虜一個也沒放走,一個也不留下。
  「另外,溥儀還有一小箱珠寶。我們已將它登記成冊,等戰俘移交手續辦完後,我們將這些珠寶一一點清,交給你們。請陸曦同志指派專人接收。
  「以上是我向中國代表要說的一些情況,如有什麼問題,請陸曦同志提出來。
  「最後我再補充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意味著一個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主權國家誕生了。這將在東方、乃至全世界產生影響。今天我奉命執行向中國外交部代表移交溥儀的使命,也是一件很有歷史意義的外交事件。
  「在我們辦完移交之後,我和陸曦同志將共同搞一個外交換文,將雙方移交、接收情況形成文字,一式兩份,由我和陸曦簽字,就以此存檔了。」
  「我很仔細地聽了,也筆錄了科富托夫中校介紹的情況。對中校所提出的移交程序,我完全同意。對中校為移交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我很欽佩。現在就可以按中校的意見,辦理移交,搞好換文。」接著陸曦又問,「請問,這58人在蘇聯關押期間,是否都有個人檔案資料?如果有,我們很需要。」
  「有,我們將把他們的個人資料和溥儀個人的珠寶一起交給你們。」
  陸曦又問:「請問,溥儀等人對遣返回國,有什麼異常表現沒有?」
  「沒有。沒有什麼特殊表現。只有溥儀,他為了逃避罪責,曾一度想留在蘇聯。至於其他偽大臣,大都想回中國和家人團聚。這是一個正常現象。誰不想家、想老婆?聽說溥儀有72個妻子;每個大臣都有幾十個妻子,是真的嗎?這樣的日子可怎麼過啊?」
  陸曦說:「那是傳說,以前的中國皇帝有三宮六院72個妃子。而溥儀沒有那麼多妻子;各偽大臣也沒有那麼多妻子。」接著陸曦又問,「還有一個問題,溥儀那個裝有珠寶的小皮箱,在蘇聯期間,是由他自己保管的嗎?」
  「不!溥儀的皮箱由蘇聯管理總局統一保管。現在我準備將這個箱子交給陸曦同志。」接著中校又說,「如果不反對,我現將俘虜名單、有關資料和換文草案交給陸曦同志看一看,如有什麼疑問和對換文有修改意見,請一併提出來。」說著,中校把有關資料、名單和換文交給了陸曦。
  陸曦將名單和有關資料遞給了我,他審校了一下換文初稿後,說道:「換文寫得簡單明瞭、全面準確。遺憾的是沒有中文譯文。」
  中校解釋說:「譯成中文,時間來不及。我想換文中內容簡單,如果陸曦認為俄文文本沒有什麼問題,可不必再去譯成中文。我們就在俄文本上簽字。」陸曦表示同意,他問:「移交之後簽字,還是現在簽字?
  「我建議現在就簽,簽完之後,將一式兩份的正式文本全放在陸曦同志手中。等移交完畢,核定無誤時,陸再將其中一份換文正本交給我。我就立即乘此火車離開綏芬河,然後再去莫斯科覆命。」
  「這個主意好!」陸曦點點頭。
  雙方商定,開始簽字。
  雙方簽完換文後,中校發現日期寫錯了,寫成了前一天。中校和陸曦都不認為是個小事,正躊躇不安。我在旁邊從公文包裡拿出了一塊美國高級帶細沙的橡皮,遞給了中校。
  中校很高興,立刻將日期改了過來,並對我說了一句出格的奉承話。然後,中校很驚奇地看這塊橡皮。他發現橡皮上有USA的字樣,便脫口而出說:「這是美國貨。在蘇聯我們幾十年看不到有USA標記的東西。」說著,中校將橡皮遞給上尉看。上尉左看右看,驚奇得不肯離手。我在對面對上尉說:「如果你喜歡,就請你留下做個紀念吧!」上尉立即站起來和我握手,表示感謝。
  其實,這類橡皮都是美國「美孚油行」撤離時,扔在倉庫裡的一些剩餘物資。我們把這些東西不當回事,在我們辦公室裡多得很。而老毛子「老大哥」看到這些美國貨則不然,如獲珍寶。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5)



  此物雖小,以稀為貴。坐在旁邊的中校對我的舉動,有些眼紅。這時,在蘇聯學習多年的陸曦已看出對方的心思,便立即將自己備用的一支金星牌鋼筆拿出來遞給中校說:「請中校科富托夫同志笑納,留作紀念。」二位「老大哥」都很高興。
  談判結束,手續辦完,雙方都很滿意。中校說:「我們這裡沒有準備香檳酒,以賀簽字。我們的小櫃裡有四瓶酸牛奶,每人一瓶,以奶代酒,為今天的成功乾杯吧!」說著,他每人發了一瓶酸牛奶。
  我們四個人還將奶瓶用力地一起碰了一下。
  我是第一次喝來自蘇聯的正宗的酸牛奶,沒有糖,不好喝,酸得要命。為了友誼,為了熱鬧,我只好硬著頭皮喝。坐在左邊的陸曦,對酸牛奶很感興趣,喝得很快,還一再表示對主人的感謝。
  按移交程序,蘇方該將溥儀帶出的一小箱珠寶移交給中方,然後再安排溥儀等人的移交。
  這時,我公安部石屏處長偕助手上了蘇聯公務車,負責接收溥儀的珠寶箱。
  在公務車的一角,雙方經手人到齊後,蘇方上尉阿斯尼從鐵櫃裡拿出一個小皮箱,又從小皮箱裡拿出了兩份珠寶清單,他把其中的一份交給了東北公安部的石屏。就這樣,便開始了珠寶的移交工作。
  上尉阿斯尼按照珠寶的清單目錄,拿出一件件珠寶,經雙方驗證無誤,便放在一旁,準備再裝回原來的皮箱。
  這些東西使經手人大開眼界,驚歎不已。
  誰不好奇?皇上攜帶的珠寶,都是些價值連城的高檔極品。誰不感興趣?
  我雖在聽中校和陸曦聊天,但內心裡也想知道,這位經歷時代風雲的皇帝身邊帶了些什麼奇珍異寶。
  這時,上尉作出了一個友好表示,他對我說:「程同志,快來看看這些寶物。這些東西,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上尉的提議正中下懷,我趕緊湊到移交珠寶的桌子旁,去看熱鬧。
  上尉對這些珠寶十分熟悉,他一邊移交,一邊向我們說明。
  小箱裡的珠寶,真令人大開眼界。幾十個金餐具,如金光閃閃的金湯勺、金飯碗、金酒杯等都是由純金製成的新玩意兒,珍奇奪目。使我看得更出神的、並留下了很深印象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另外三件奇寶。一是夜明珠,一是水晶小座鐘,一是五光十色的漢白玉。
  這些奇寶的名字,都是蘇聯軍官命名的,而且還是用漢語拼音。我們公安人員也只能照葫蘆畫瓢,按拼音寫上中國名。實際上,這些珠寶的真名叫什麼?除專家可鑒外,誰也說不清。
  僅就那顆夜明珠來說,傳說不少,見者不多。此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甚至天下是否真有此物,普通人誰也無據可考。只是在武俠小說裡,常常會讀到有關夜明珠的故事。有的故事寫得很玄,說夜明珠是天宮所降之寶,凡人難得一見。為爭此物,各門派武林高手或某些山寨大王打鬥得天昏地暗。究竟當年夜明珠落在誰手?誰也說不清,誰也沒看見。因而,傳說中的夜明珠,被說得玄上加玄,神乎其神。有人說夜明珠是「隨珠」,有人稱之為「懸珠」,是天下珍寶,說它可以發亮,可以指路,可以治病,可以避邪,還可以飛行。
  還有人傳說,夜明珠飛而後爆,難見蹤影。在上世紀30年代小說家筆下的夜明珠,被刻畫得惟妙惟肖,說什麼,兩伙匪寇為爭夜明珠,打得驚天動地。只聽一聲巨響,夜明珠從山寨裡騰空飛起,在半空中,一聲爆炸,天空出現一團紅光。紅光燃盡,又變成一縷青煙,緩緩飄上天宮。後來,又有人說,夜明珠是一顆天然礦物,是在結晶過程中的稀土元素進入晶體時形成的一定的發光源。總之百聞不如一見。
  只見,蘇聯上尉從箱裡拿出一個像鴨蛋黃大小的珠子來。
  此珠顏色淡黃、帶綠,略微透明,但不發亮。此珠被放在桌子上,也看不出什麼光感,還不如深山古樹的磷火或螢火蟲所發出的光亮。我把此珠放在手中,只感覺到,這個比乒乓球略小的夜明珠和珍珠沒有什麼區別,只是重量很大、很沉。我不以為然地把此珠放在桌子上,抖了抖肩膀,略帶懷疑地說了聲:「這就叫夜明珠啊?!」
  這時,上尉在旁不慌不忙地教我怎麼看夜明珠。他從衣架上拿下一件軍上衣,將夜明珠蓋起來,然後讓我把頭鑽進去看。我這才恍然大悟。夜明珠只能在夜裡發亮。
  其實這上衣蓋得不很嚴密,稍有空隙。我定神一看,使我大吃一驚。這顆夜明珠真的發出了光亮,而且還透出幾種彩色,像雨後的彩虹,十分壯觀。雖然它的光度並不那麼發亮,既不像磷火,也不像螢火蟲,但它會自行發出一縷縷閃閃的彩光來,顯得此珠很美很美,神奇極了。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夜明珠吧。
  第二個奇寶是水晶小鬧鐘。
  我對此寶深信無疑,只是不知這東西是怎麼鑄成的。在一個15立方厘米水晶中,嵌上一個小鐘錶。水晶方方正正,明亮剔透。水晶中的小鐘錶嬌小玲瓏,白磁表盤,黑色指針。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這水晶表應該算是奇寶了。
  當時,我們的手錶都很普通,而對名表還有所耳聞。相比之下,這小表雖無特殊之處,但它被嵌鑲在這塊水晶裡,就令人有奇特之感。水晶透明,小表精緻。與其說這小表嵌在水晶裡,還不如說,水晶裡鑲小表,稱之為小表水晶。這小東西,不論是水晶,還是小表都是那麼完美,恰到好處。如果說此寶是天然的,小表天然地長在水晶中,誰也不信,但在水晶的六個表面上,確實找不出任何破裂的痕跡。我們當時確有不少疑問。這些疑問,在20年之後,才得以解答。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6)



  第三個奇寶是塊漢白玉。
  蘇方在移交登記冊上註明,這是一塊幾個朝代傳下來的漢白玉。這塊玉石有鴨蛋大小,呈扁圓形。玉石上有幾條天然的花紋。花紋有紅、黃、褐、白四種顏色,以褐色為主。花紋並不規則,彎彎曲曲得像幾條花蛇盤踞在這塊玉石上,很細膩,很美麗。這塊石頭奇就奇在花紋上,有點像雞血石的彩色,但它比雞血石細長而不鮮明,很像一條龍,隱藏在玉石裡。實際上,它就是一塊天然的彩色石頭。至於它是哪個朝代傳下來的奇寶,我們這些外行人,誰也說不清。
  我仔細地看過這三件奇寶之後,其他珠寶,諸如鑽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沒再看下去。我當時就有這樣一個念頭:蘇軍有些人紀律並不好,能撈就撈,能貪就貪,把手伸得很長。他們能讓這批珠寶安安穩穩地在蘇聯存放五年嗎?絕對不可能。這些奇寶的任何一件,都比蘇軍1945年從東北拉走一列列火車的戰利品要貴重得多。他們不把價值連城的奇寶弄走一些才怪呢!
  在移交中,我們不難看出,這珠寶太少了,只佔小皮箱容積的三分之一。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難道溥儀攜眷和眾多隨從離開長春時,就從國庫裡拿出這點東西嗎?靠這點東西,不管是去日本還是流亡歐洲能支撐幾天?我當時在這種念頭支配下,不想再看下去了。但此事應如何向人民、向後人交待?一直是我這小人物的一樁心事。
  我公安人員拿走珠寶箱之後,陸曦和中校開始按名單、移交溥儀等58名偽滿洲國大臣。
  陸曦和中校一起離開了蘇聯公務車,穿過兩百多米的鐵軌,準備到靠中國火車百米之遠的台階上,監督移交。中校利用這個機會,向陸曦談了有關溥儀等人在蘇聯五年的大概情況。
  中校說:「五年前,溥儀在被俘前想去日本,打算投靠日本天皇。他是死心塌地妄圖依仗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伺機打回東北,復辟王位,很不願意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來。溥儀也知道,蘇聯十月革命後,將大批沙皇貴族發配到西伯利亞。有些倖免逃脫的沙皇貴族,也都流亡國外,有的去了法國、西歐,有的去了中國。這三十多年來,他們大部分都死在國外。他們的後裔也沒有任何作為了。因此,溥儀早就預料到,北上投奔蘇聯是沒有出路的。但他們萬萬沒想到,在我們向日本宣戰的第三天,他們竟成了我們紅軍的俘虜。
  「蘇軍遵照最高統帥的命令,將溥儀等人虜到蘇聯遠東地區。為了對中國人民有個交待,我們對溥儀並沒完全按戰俘對待。他們住的是大旅館,並有眾多後勤人員、醫務人員為他們在生活上提供很不錯的照顧。
  「這樣一來,反給溥儀等人造成了一個錯覺。他們以為蘇聯對他們很寬厚。於是溥儀等少數人用收買的辦法,賄賂我們的看守人、服務人員、甚至軍官,妄圖獲得自由。收買不成,溥儀便公開提出要在蘇聯政治避難。這些小把戲,用在資本主義國家裡,也可能十分奏效,而在我們那裡,此路不通。
  「溥儀為這些事折騰了幾年,仍不死心,他便直接上書給斯大林。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代歷史人物,可與元首平起平坐,其實,在我們眼裡,他只不過是一個歷史垃圾。他的上書,我們可以轉,但至今誰也沒理他。我們知道,蘇聯最高蘇維埃,對溥儀的處理,早有既定方針。
  「這批大臣們的心理,我很明白。他們都想回國,一是因為中國有他們的妻兒老小;二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年事已高,不願意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不願意死在遠東。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死也死在老家,埋也埋在老家的墳地上。至於幾個年輕人,他們無所謂。他們只是工作人員,並無大罪,都希望早日回中國與家人團聚。」
  中校正在和陸曦談話中間,移交工作已經開始。58位俘虜一個接著一個,相距有五步之遠,由蘇聯車廂下來,都老老實實地走一段路,再上中國車廂。
  這些魚貫而出的人,多半已年過花甲。他們有的行動不便,老態龍鍾;有的身體還行,昂首挺胸;有的人走路神態有些緊張。但他們當年那種出將入相、作威作福的架勢、官氣、傲氣和霸氣,早已蕩然無存。有不少人在走這段路的時候,還偷看周圍的情況。其實,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平平靜靜的小火車站,看不到有什麼士兵在周圍監守。這種脫離開刺刀監視的活動,是他們預料不到的。他們能看到的只是在不遠處幾個人(一是蘇聯中校、一是陸曦、另有我和一位公安部的便衣)在監督他們上車。
  在下車走路的過程中,突然有一個老人停下腳步,轉過身來,面向我們兩腿並齊,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恭敬禮。此時,陸曦立刻擺手示意,讓他上車!這個行禮的人,為什麼鞠此大躬?是渴望中共代表高抬貴手呢?還是以有罪的老身向祖國懺悔?還是眼前沒有刺刀押解,而意外亢奮?誰也弄不清。前面有一個鞠躬的,緊接著又有兩三人向我們行禮。第四個下車的人是一位身強力壯的年輕人,背著一位老人,走了過來。陸曦忙問:「這是誰?」中校答:「他是熙。」
  熙是東北名人,是最早向日本投降的漢奸。他已年過六十歲,體弱多病,不能行走。
  最後下車的是溥儀,他下車之後,明目張膽地東張西望,似乎在找什麼。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7)



  溥儀突然回過頭來,向蘇聯列車門前的阿斯尼上尉點了點頭,以示道別,而對站在50米外的中蘇移交戰俘代表,不屑一顧。他那種當皇帝的派頭,依然如故。
  溥儀此時走起路來,像只鴨子,頭抬得很高,脖頸挺得很長,旁若無人,傲氣十足。如果此時他穿上龍袍、掛上玉帶,腳蹬朝靴,一定會邁開八字方步,搖搖擺擺,不可一世。如果此時他穿上日本天皇賜給他的皇帥軍服,頭頂帥纓,腳蹬皮靴,雖說像根竹竿,也會使他感到高人一等。然而,今天既無龍袍,也無帥服,他身穿一套深藍色的西裝,白衫衣,沒有領帶,腳下穿了一雙皮拖鞋。再往上看,他把分頭梳得光光的,帶著一副金絲眼鏡,其相貌還不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雖不說是儀表堂堂,卻也帥氣十足。只是他那雙鞋不太跟腳,走起路來,不大利落。當時我很奇怪,這個腰纏萬貫的末代皇帝為什麼只穿了雙拖著走的皮鞋?
  這時,我公安人員來報,溥儀等58人都一一移交完畢。其中有溥儀和他的隨從。這些隨從有毓、毓、毓和李國雄等8人;有偽滿洲國內閣各大臣:總理張景惠、各部大臣有熙、臧式毅、邢士兼、次享、於鏡濤等13人;偽滿洲國將級以上軍官23人、軍官1人;偽滿洲國外交部職員13人等。他們都一一登上了我們的火車。
  當時,我從旁向這公安人員提了個小問題。我問,背熙上火車的那個年輕軍官是不是溥傑?回答說,不知道。在這十分嚴肅的外交活動中,我不該提出這類無關緊要的問題。可我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呢?
  我提這個問題,出自兩個因素:一、陸曦和我都很佩服年輕軍官這種不棄病重老人的義舉;二、當時,陸曦估計,這個年輕人一定是溥傑。因為我們從資料中得知,溥傑雖然是溥儀的胞弟,醇親王奕之孫,載灃的次子,也屬「龍子龍孫」。但他去日本留過學,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一個有過特殊軍事訓練的軍官,而且他曾在偽滿洲國擔任過宮內府侍從武官。我們想像中的溥傑一定是一位體魄雄偉、身高過人的軍官。這天看到的這一切,使我們對溥傑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至於這位年輕人究竟是不是溥傑?只好慢慢觀察瞭解。
  戰俘移交完畢,陸曦立即將一份「換文」交給蘇聯中校,並向他表示致謝,然後握手道別。
  中蘇雙方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外交活動,圓滿結束。
  火車開動,開始了我們在長途火車上的工作。
  58人上車後的座位安排,由我公安人員逐個分配位置。除溥儀外,每兩人坐一個三人座的位置上;另一邊兩人座的位置,坐一人或兩人。這些人不論年紀大小、原來是什麼「貴人頭銜」,都一律平等,各得其所。都坐得很寬敞、很舒服。溥儀被安排在這一車廂的最後邊。他一人坐在相對六人座的位置上。
  溥儀的座位旁邊,相隔人行通道,就是陸曦和我的座位。陸曦和我分坐在相對的兩張兩人座的位置上。這樣的安排。至少可以讓這位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們知道,共產黨老幹部陸曦也和他們一樣,坐在這硬板座位上。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用和溥儀坐斜對面的機會,好好觀察一下,這位「真龍天子」有些什麼動向。
  溥儀上車後,神情惶恐,坐立不安,他時而立起身來,前看看,後看看,東摸摸,西摸摸;時而坐下來,把窗前的茶几摸個遍,如同剛進幼稚園的孩子,看什麼都新鮮。在我們眼裡,早已看不出,像小說裡所描述的皇上,有什麼龍姿龍態,有什麼九鼎之尊,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威風凜凜、神聖不可侵犯。
  我猜想,溥儀這些很不自然的動作,也許是他對這三等硬座火車不習慣、不滿意,又不便發洩所致。當年,溥儀出城乘的是專列公務車。車內有沙發、有軟床、有浴池、有廁所。而今淪落到坐硬座車的下場,有些沮喪;也許是他發現和諸大臣、伺從同坐在一個車廂裡,而且座位一樣,同等待遇,平起平坐,很傷其當皇帝的尊嚴,面子有些過不去;也許他原以為,一上火車,就會被戴上手銬腳鐐等等。
  我在琢磨皇上的一些行動的同時,出於好奇,看了一下溥儀穿的那雙拖著的皮鞋。這是我第一眼見到溥儀時,給我留下的一個怪印象,他身穿西裝,腳踏拖鞋,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不看則已,一看大吃一驚。皮鞋是一雙好端端的皮鞋,只是由於沒有人幫他穿鞋,竟是他硬用雙腳將後幫兒踩扁,踩成了一雙拖鞋。
  我們對其他57人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各位大臣老爺是否也這樣惶恐不安。火車開動不久,我借去衛生間的機會,從車廂後頭走到前頭,又若無其事地走了回來。只見,這些諸侯坐在座位上,都是一個姿勢,就連年老肥胖的張景惠(偽滿洲國總理)也是如此,都把臉繃得緊緊的,把腰板坐得直直的,雙腿並齊,目不斜視,有的人在發愣,有的人在發呆,活像一排排活木偶,一動也不動。這是為什麼?他們怎麼啦?是不是被老毛子折騰得神經兮兮了。
  我回到座位上,小聲和陸曦講了所見到的怪現象。陸說:「溥儀這人的思想複雜些,其他人不好說,估計他們都有些緊張。」
  「真奇怪,這車廂裡,除了我們兩人,一個外人都沒有,也沒有武裝押解,他們緊張什麼?」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8)



  我們正在議論時,負責這車廂的公安人員小王和列車員走過來請示陸曦:一、等一會安排吃早飯,餐具都是鐵路分局經消毒送上車的;二、前頭有人很小心地問我們,可不可趴在車窗邊往外看?還問火車是否開往北京?這些問題是回答好呢,還是不理他們好?陸曦說:「按火車上的規矩,準時開飯。關於往外看的事,你在開飯的時候,告訴他們,可以看,不要太拘束。」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可為什麼這些人上車後,神情如此緊張。大臣們坐在那裡一動不動;皇上像個小偷似的東張西望。原來他們不瞭解為什麼把窗戶用報紙糊了起來,只在窗下留下一道不足一寸寬的小縫。他們想低頭偷看一下,又怕犯規,也不敢多問。
  這時,列車員和公安人員小王在車廂前頭,大聲宣佈:「我是列車員,我和小王共同在這個車廂裡服務。首先,我歡迎各位。既然都是這列火車的旅客,大家就不要太拘謹。有人問我,可不可以從窗戶下面的小縫往外看看?其實,這樣的事,不必問,是可以往外看的。東北的大好山河,有什麼不可看的。只不過,你們看的時間長了,會把脖子扭酸的。」列車員這麼一說,全車的俘虜都活躍了起來,有的人還咧開大嘴笑了幾聲。列車員稍停後,又接著說:「現在我們準備安排各位在座位上吃早飯。早飯前,每人發兩個飯碗、一雙筷子。飯後,你們自己到盥洗室,把碗筷洗好,再把這吃飯的工具保存好,下頓再用。今天的早飯是大米稀粥、花卷、鹹鴨蛋和鹹菜。」小王接著補充說:「你們已經回到了祖國,已經到家了,不要那麼緊張,隨便一些。中央政府對這次的移交工作很重視,還派來醫生陪同。誰有病,誰有什麼不舒服,就到車廂前面找李醫生看看。」
  小王把話剛講完,這些發呆犯傻的老少爺們,可真的活了起來。彼此交頭接耳,從竊竊私語到一片歡騰。有的人開始伸伸懶腰,有的人左右搖擺,鬆鬆筋骨;有的人偷偷地彎下腰,順著窗戶小縫向外張望。車廂裡的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這時,一位年過花甲的偽大臣對小王說:「剛上車,看到窗戶被封,兩牆相夾,沒有陽光,又不通氣。在腦子裡產生了一種恐懼感。現在,聽列車員先生這麼一說,我的一些沒有根據的懷疑和推斷,都煙消雲散了。」列車員從旁說了句:「我說的話,還沒白說。」周圍的人都被逗笑了。
  小王幫列車員開始發碗筷。
  當列車員把碗筷分到溥儀手中時,溥儀流露出有些難為情的樣子。他那當皇上的架子又來了,似乎領碗筷的事,應由侍從代他辦。小王藉機說了一句:「這碗筷個人要保存好,在火車上要吃好幾頓飯呢!」溥儀立即接過碗筷。
  小王剛轉身時,溥儀指著列車員問:「你是說了句歡迎我們嗎?」他又笑著探問,「我們也是受歡迎的嗎?」
  「我講過歡迎你們。我也是列車員。我對任何一位乘坐這列火車的旅客,都歡迎。」小王回答得很乾脆。
  這時,機靈的小王轉過身來,面帶笑容對溥儀說:「咱們都是中國人,祖國怎能不歡迎呢?」溥儀笑了,笑得很開心。誰也弄不清溥儀是怎麼理解這「歡迎」二字。但他笑得很自然、很得意。
  接著,列車員和小王抬來了一大桶大米稀粥、一筐花卷和鹹鴨蛋、鹹菜等。然後,從前頭分給每人一碗稀飯、兩個花卷、一個鴨蛋和一小勺油炒鹹菜絲。分完後,小王把桶裡剩的稀飯放在車廂前頭,並囑咐說:「誰想再喝一碗稀飯,就自己來盛。」
  這頓早飯吃得真熱鬧。
  有幾個走起路來慢慢悠悠、一派老氣橫秋的偽滿老臣和那幾個膽戰心驚、謹小慎微的宮廷官員們,在吃這頓早飯時,一反常態。他們好像從深山跳出的一群餓狼,吃起花捲來,狼吞虎嚥,喝起粥來,呼嚕呼嚕響個不停,如同日本老人吃麵條,特喜歡聽這響聲,一個比一個響。不多時,剩下的半桶稀粥,全被喝光。剩下的花卷,也被一掃而光。
  小王見此形勢,有些不知所措。他萬沒想到,這幫「大官們」如此能吃。他轉身到前一車廂,將我公安人員吃剩的半桶稀飯和花卷,全拿了過來,讓「大官們」繼續吃。小王的這一行動,博得喝彩。
  小王擔心溥儀不好意思和大臣們搶食,便拿了一個花卷,走過來問溥儀:「再吃個花卷吧!」「我已吃飽了,還剩了一個花卷。這稀飯真好喝,真香。」溥儀一邊說,一邊向小王微笑,以示對他關照的謝意。
  小王也會意地對溥儀笑了笑,接著又說:「剩下的那個花卷交給我吧。剩下的花卷集中起來,還可以吃的。「溥儀奇怪地問:「剩下的東西,還能吃嗎?」「廢話!再蒸一蒸,就能吃。」接著,小王很嚴肅地跟溥儀說:「你知道嗎?我們東北解放軍官兵和政府各部門幹部目前一日三餐吃的還是高粱米、大子,都吃不上大米白面!」說完之後,小王往車廂前面邊走邊大聲說:「我可提醒你們:吃剩的花卷,不准亂扔,都要集中放在筐子裡。這都是東北人民的糧食。這樣的花卷東北老百姓和我們解放軍官兵都吃不到的!」小王的話沒有得到任何人的響應。因為這些人把分給他們的花卷,全吃光了,而且吃得都很快。
  小王是位營級幹部,在解放戰爭中,他在八路軍擔任過中隊宣傳員、師部通訊員。他立場堅定,頭腦靈敏,待人坦誠,辦事細微,說話滴水不漏。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9)



  小王拿著花卷正在往車廂前面走的時候,有一個偽大臣伸出大拇指對小王說:「你說得真好,真實在。我老實跟你說,這些人已經五年沒喝咱家鄉的大米粥了,五年沒見過咱家鄉的花捲了。這頓早飯真香,比老毛子的黑咧巴要好吃多了。就從這一點來看,能吃上家鄉的飯,我已經很滿足了,死了也知足了。」對這位「老臣」的感慨陳述,小王正要表示什麼,坐在旁邊的一個60多歲的人插嘴說:「五年邊陲之苦,吃酸咧巴的日子終於結束了。我已年過花甲,該壽終正寢了。我寧願死在東北老家,也不願自己的老骨頭埋在西伯利亞……」又有一人接著說:「吃了五年黑麵包,真受罪,不想家才怪呢!」
  機靈的小王立即發現,這些人的話,是說給他聽的,話中都想刺探點什麼。小王又覺得,這些人的話也沒全錯,他便插嘴說了一句生硬的話:「怎的!吃黑麵包,就看成是受罪。你們可太嬌氣啦。有黑咧巴給你們吃,就已經很不錯了,竟被你們說成是受罪。實在是罪過。」
  小王這麼一說,有人倒笑了起來,有人表示說得在理。小王一看這架勢,就來勁了,又接著說:「怎麼!你們一說話,動不動就說死不死的。是吃飽了就覺得活夠了?還是吃飽了要拿死來嚇唬人?」這句話可把這些傢伙鎮住了。頓時,半個車廂的人鴉雀無聲。小王接著又說:「前面車廂的日本鬼子,都是侵略者,都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早都該死。現在,他們都在乖乖地等候中國人民處理。像你們這樣,不向人民贖罪,還把死字掛在嘴邊上。我看不該死的,也該死。」這些偽大臣對小王的話,聽得很在意,很入神。就在這時,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說話了,他對小王說:「我們都是些粗人,看到了東北家鄉的飯,就忘了東西南北了!你看他們這些熊樣!」
  小王的最後一句話,確也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人,站起來,把小王拉在座位上,很客氣地問:「這位年輕的長官貴姓?」
  「免貴姓王,別叫我長官。我們的首長在車廂後邊。」說著小王用嘴向車後方向努了一下。接著小王便問:「你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恕我冒昧,敢問王先生擔任什麼使命?」
  「使命?我是個通訊員。」
  「通訊員是長官的幫辦吧?」
  「什麼幫辦?我是給領導幹部做些具體事務、跑跑腿。」
  「明白了!你是長官的副官!」
  「我不是官,我是兵!」小王被這個中年人問得有些發毛,便站起來,托故走了。事後,小王說:「這個人問的這些問題怪怪的,聽起來很不自在。我在革命隊伍裡,從來就沒聽說過什麼幫辦、副官……這些話聽起來,讓人直起雞皮疙瘩。」
  小王幫列車員把早飯分完,便走到車廂後邊,將剛看到聽到的情況向陸曦報告了一遍。陸曦很感興趣,他問小王,這幾個講話的人叫什麼名字?小王不知道。陸曦說:「不管是張三還是李四,他們的思想動向,大同小異。這些情況對公安部今後做他們的思想工作有用。」陸曦又說:「看來,這幫傢伙的腦子裡都是一團糨糊,比國民黨反動派還要糊塗,還要渾。」
  溥儀也不閒著,他發現車廂前邊說說笑笑,氣氛挺熱鬧,就有些按捺不住。他一會兒抬頭往前看看,又立刻把頭縮了回來。看得出,他對外界的談話,頗感興趣。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走上前去問一問呢?
  溥儀是想問,卻又不肯去問。原因在於他那皇上的架子還端得足足的,不願屈尊下問。
  溥儀當了幾次皇上,一直都處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周邊的大學士或總理、各部大臣、文武百官等都是他的奴才。這些奴才沒有不吹捧他的,沒有不怕他的。他也樂得接受吹拍,並為此而洋洋得意。會吹會拍的人,可青雲直上,各有所得,何樂而不為。
  當年溥儀的一句話,可謂「地動山搖」;他的一個眼色,可使人頭落地。因此,無人不把他捧為神靈、真龍天子。
  而今,天子已經成了俘虜。他的那些部下、奴才們對他是個什麼態度?是一如既往、無限忠誠呢?還是和皇上劃清界線、反戈一擊呢?這個問題,皇上自己弄不清,我們當時也弄不清。
  最後,溥儀還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猜疑心和好奇心。他突然轉過身來,態度很生硬地問小王:「廁所在哪裡?」「在前邊!」
  當溥儀正要起身去廁所的時候,火車緊急剎車,停在一個小站上。溥儀仍然站起來,繼續往前走。小王這時說了一句:「等火車離站時,再去廁所吧!」溥儀不聽。也可能他聽不懂,仍繼續往前走。
  我當時對溥儀那種傲氣和他那種愛理不理的酸勁反感極了。一個漢奸傀儡皇帝有什麼了不起,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為人不齒的狗屎堆,還神氣什麼。如果把他交給農民,他早就粉身碎骨了。我把這些藐視溥儀的話,跟陸曦說了。陸曦說:「他上廁所是假,到前面摸點情況是真。」
  溥儀正在往前走,一個侍從走過來,扶了一下皇上。溥儀仍然若無其事地往前走。
  有的大臣見溥儀走過來,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有的人雖不吭聲,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以示對皇上靠近的尊重。
  扶著溥儀的侍從小聲對皇上說了些什麼。溥儀十分認真地聽。前邊有個人扯開嗓門說:「利用停車的機會,活動活動筋骨,是最高明之舉。」這句拍馬屁的話,溥儀愛聽。溥儀立即表示:「坐車長了,挺累的!」又問,「熙身體怎樣?」坐在前幾排的熙聽見了,受寵若驚,想站起來,又站不起來,便拱手作了個揖,以向皇上致謝。旁邊有人立起回答了一句:「回來了,病就好了一半,等回到家,就會痊癒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0)



  旁邊一位老臣接著自言自語地說:「到家?談何容易。眼下還不知火車往哪開呢?」這句提問,似乎想從溥儀口中得到答案。
  此時,列車員在前面大聲說:「我們這列火車原定不在小站停車,只停牡丹江、哈爾濱、長春等幾個大站。估計是為了躲開一列有緊急任務的火車。」
  趁溥儀走開,我對陸曦說:「溥儀已經有些坐不住了。看樣子他已經有些心慌了,很想刺探一下我們的態度。他在蘇聯被關押了五年。估計,他現在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年前的狀態,極頑固、極反動,對國內的變化,不會瞭解多少。我覺得,你該找他談談,給他開導開導,必要時,教訓他一番,至少也可以壓壓那不可一世的氣焰。」
  陸曦說:「他慌,我不慌;他急,我不急。時間還有。他不是傲慢得不可一世嗎?就讓在我面前傲個夠,不必理他。等他略微穩定一些,覺得傲而無用,肯不恥相問的時候,我再跟他談。我看他就挺不過今天。」陸曦就這樣從容不迫地跟溥儀耗上了。
  陸曦是位老幹部,曾在蘇聯學習過多年,俄語很好,有工作經驗,有辦事能力。他在林楓的領導下,工作不錯,上下配合得都很默契,得心應手。就拿這次引渡溥儀來說,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許多事,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辦事一向深思熟慮,穩紮穩打。
  火車起動了。溥儀確實沒去廁所,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隨著列車加速,溥儀的情緒,似乎也趨於穩定,只是他那雙戴著眼鏡的眼神,在不斷地向陸曦這面看。
  溥儀這人有些怪怪的,患得患失。他既是一個大勢已去的偽皇帝,也是一個思維正常、遭受挫折的普通人。他並不是不想面對現實,隨流而下,而是他那真龍天子的老底、末代皇上的優越感臭架子還有些放不下。因此,當他踏入中國大地之後,他那種目空一切的故態,又復萌了。上車之前他看到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和蘇聯中校站在一起。他以為這些人都是小人物,不值得理睬;上車之後,他又看到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坐在他附近。他又以為是押上車的同路人,也不屑一顧。現在可好,當得知穿中山裝這個年長的人,就是中共派來的代表。他有些緊張,有些尷尬。他想找轍向這位中共代表打個招呼吧!又覺得自己已經失敬於人,有些不好轉彎了。他這種進退維谷的心態,都已暴露在他的舉止和表情上,很不自然。
  這時,溥儀用雙眼直盯著陸曦。陸曦不理他。這種冷遇,溥儀在幾十年皇帝生涯中,是從所未見的。他有些急了,但他仍不敢亂髮龍威。最後,他乾脆拉下面子,降格以求,向我套起詞來了。
  溥儀那張很不自然的笑臉湊過來問我:「你貴姓?你們就是接收我們這些人的政府代表吧?」
  「免貴姓程。我不是代表。你有什麼事?」
  溥儀急忙說:「今天我能和中共官員見面談話,是我多年的願望。代表就坐在我的旁邊,我都不知道,失敬,失敬!」
  我當時認為,陸曦和溥儀的談話時機,已經成熟,如果再不理他,會把他憋死、嚇死。於是我用手示意對溥儀說:「這位就是和蘇聯軍方談判,並接收戰俘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代表、東北外事局局長陸曦。」
  此時,溥儀眉開眼笑面向陸曦說:「失敬,失敬,我很願意和你認識,和你聊聊。」陸曦聽後說:「好啊!聊聊好,聊聊好。」陸曦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走向溥儀對面的座位。溥儀受寵若驚,立即起身,表示歡迎。
  溥儀找陸曦談話的目的是想刺探一下,我國政府對他將如何法辦的問題。其實,關於如何處理溥儀,怎麼法辦的問題,是殺、是砍、是入獄,還是釋放,中央沒給我們任何指示,陸曦也不清楚。我們的任務是把溥儀等人安全押送到瀋陽,路上聽聽反映,瞭解一下溥儀等人的情況,並對他們做些宣傳工作。僅此而已。
  陸曦也覺得和溥儀談談,時機已經成熟,但彼此都不摸底,難免有些顧慮。溥儀擔心,因從沒與中共官員談過話,對這位中共代表又不瞭解,怕談不好,會引火燒身。陸曦苦於摸不到溥儀的心事,也不知溥儀能否談心裡話?如果在兩天多的旅途中,他連溥儀最基本的思想脈搏都摸不到,怎麼交差?
  現在這台戲既然已經拉開了序幕,就讓它順其自然地演下去吧。
  陸曦決意從兩個話題,作為切入交談的重點:一、摸摸溥儀在蘇聯的情況;二、跟他談談國內的變化,並相機殺殺他的傲氣。話題就從平淡的早飯開始的。
  「怎麼樣?回國了,多年沒吃中國飯,很香吧?」
  溥儀笑著回答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有生以來,沒管過錢,也不重視錢。我也從沒為用錢操過心。而對吃,我略有講究。我過去吃的山珍海味、美味佳餚,自不必說。但惟對老百姓的普通飯菜、稀飯鹹菜,情有所鍾,我最愛吃。
  「在蘇聯五年之久,蘇聯對我們還不錯。我們每天吃西餐,一天三頓白黑麵包,有黃油、有果醬,有大菜。初到蘇聯的幾個月,我們吃得新鮮。時間長了,都吃膩了。今早的稀飯和花卷是我們多年很想吃的東西。我吃得真香,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我們(他手指前面的諸大臣)有的人喝上了稀飯,都有些忘乎所以,高興得說胡話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1)



  陸曦接著話題說:「我們許多中國人為了種種原因,走出國門。國外的生活對任何人說來,都是新鮮的。但時間長了,他們就會想家了。金窩銀窩不如土窩窩好。特別是有的人到了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國度裡,真有些度日如年。」
  「你也有這樣的體會?」
  「不錯,我在蘇聯住過三四年,比你要短一些,但彼此的體會是相同的。」
  溥儀忙問:「你在蘇聯幹什麼?是經商還是旅居?」
  「都不是,我是被中共中央送去學習的。」
  「原來你是中共的老幹部。我有緣和你相識,很榮幸。」
  就這樣,兩人的談話,進入了正題。
  僅就溥儀所談的內容,可歸納有如下五個方面:聽天由命;妄比蘇武;貪生怕死;轉嫁禍水;逃罪。
  陸曦見溥儀的傲氣已有收所斂,並已處在坦然自如的精神狀態,便進一步問:「剛才你說,蘇聯對你們招待得還不錯,你能說說你們在蘇聯是怎樣度過五年的?這個題目可能太大。你不妨想到什麼說什麼,也不必成套、成章地講,能說多少,就說多少;也不必有什麼疑慮和顧慮。我們聊聊天,我只是想聽聽而已。」
  溥儀很情願地接著話題談了起來,他說:「我也沒有預先準備,只能想到什麼說什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是友好鄰邦。我知道這兩個國家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說實在話,我對社會主義國家,不論是在道理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沒有很好的研究,也不瞭解,因而談不出什麼比較全面的評論意見。但在蘇聯五年的所見所聞,我對蘇聯沒有反感。特別值得稱道的是,蘇聯方面對我的態度和安排,是很不錯的。這一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儘管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個小城市裡,沒有去外地的自由,但我們的生活還是很輕鬆、很舒適的。每天三餐外,我們自己還要組織各種鍛煉、文體活動以及政治學習。
  「我坦率地告訴你,這些集體活動,我都不願意參加。我也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學習。然而,我在自己的房間裡也學習,學習的內容和其他人一樣,是『聯共黨史』。
  「在理論學習中,我學習得很不好,有時候學不進去。譬如,在學習中,碰到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我就很牴觸,很不理解。說我是革命對象,可我不反對革命啊!我知道,俄羅斯沙皇及其皇室在蘇共領導的國家中,是難以容身的。這件事我一聯想到自己,就預見到自己的必然下場。對此,自己很受刺激、很悲觀……
  「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然,一個人對自己的未來,能有個明確的瞭解和預見,也不是件壞事。我已認識到時代在變化。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規律。像沙皇式的不幸,對我來說,逃也逃不過,躲也躲不過,只能聽天由命。
  「我在蘇聯,由於生活得還不錯,也沒發現有任何對我敵視的地方,他們上下對我還都比較禮貌。於是,我曾產生過一個念頭,認為斯大林的具體政策,有許多可貴之處。我曾給斯大林寫過一封信……」
  溥儀說到這裡,表情顯得十分尷尬,有些走神,有些說不下去了。這是為什麼?在那一剎那,我也弄不清。
  陸曦不願把談話內容引入死胡同,也不願對溥儀逼得太緊,他見溥儀有些躊躇,便立即調轉話題,問溥儀:「你在蘇聯五年,想家吧?」
  這時,溥儀又興奮了起來,他接著就說:「給斯大林寫信,是我一件不能自圓其說的傷心事。關於國內的情況,我們瞭解得很少。這是一件我在蘇聯可望而不可及的勾心事。至於想家一事,誰能不想家?我們這些人在國內都有妻兒老小。我也不是孤家寡人,也有親人。
  「思鄉、念親的情感,人皆有之。
  「當年,蘇武在塞北流放時,唱的一首歌很動人,他唱道:『轉眼北風吹,雁向漢關飛,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坐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想誰?』」
  陸曦十分驚奇地說:「你能把這支歌背下來,很了不起。」
  「這支歌在孩童時期,皇宮內外,人人會唱。後來,我有些淡忘,但在蘇聯的塞外生活裡,對這歌詞,深有體會,漸漸又把歌詞全文回憶了起來。」
  陸曦聽後,不想遷就,便插嘴就說:「這歌詞寫得好。但你們和蘇武可無法相提並論。首先我要說的是蘇武,他不是被流放。
  「蘇武是在公元前60年,我國天漢元年,被派出使匈奴,他是位忠貞不渝的使臣,到匈奴後被扣。匈奴官方千方百計地策反蘇武,要蘇武投降匈奴,他不幹。匈奴便把他送到貝加爾湖湖邊放牧公羊,並下令稱,等公羊產子,才可回國。蘇武堅貞不屈,在貝加爾湖區放了19年的羊。後人則稱頌他的忠誠,他的貞節。他心存漢社稷,心如鐵石堅,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
  「其次要說的是,你和蘇武是無法相比的。蘇武的大節好,而你的大節不好,很不好。這一原則問題,我不想迴避,只能直說。」
  「陸代表知識淵博,談起話來,單刀直入。你所提出的見解和批評,我溥儀心悅誠服。」
  溥儀雖然如此接受了陸曦的看法,但他並不舒服,很不自在。因為從來就沒有人這樣直截了當、不顧情面地揭他的短。
  溥儀為了不被人發現他內心深處的東西,他在和陸曦談話稍微停頓之後,又補充了一句,他說:「我贊成陸代表的話,我和他們(指車裡的各部大臣)都不能和蘇武相比,但我們思鄉、思親的情感是真的,『三更同入夢,兩地誰想誰?』」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2)



  溥儀雖然硬撐著講了一句為自己辯護的話,但仍覺得像小學生挨了板子似的難為情。
  陸曦也不去理會溥儀對談話的反應,仍接著向他提問:「你在中國人民面前是有罪的。你對國內情況瞭解多少?你對自己的罪行是否也有所認識?」
  陸曦的提問,使溥儀有所震驚,也改變了他那為難的窘境。
  溥儀定了定神,調轉話題對陸曦說:「我在蘇聯期間,能看到一份《大連日報》和旅順出版的地方報紙。這兩份報紙是我們瞭解國內情況的惟一渠道。每天,我們住處的這兩份中文報紙一到,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搶著看,好像爭著要看家書似的。很可惜,這兩份地方報紙的消息很陳舊、也很局限。特別是在1949年以前,我們很難瞭解到國內的全部真實情況。這也是讓我們感到十分著急的事情。
  「我願意坦率地告訴你,這是因為:一、我們著急是,想快點瞭解到家人的情況;二、都想通過新聞報道來觀察和推斷一下,自己的下場,是死還是活。後者是主要的。」溥儀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解釋說:「家人的安危,取決於國內能否太平。只要不打仗,家人都能順應時局,積德積善,祈求團圓。菩薩也會保佑他們平安無事。惟對我們個人的下場問題,自己就很難說了,總想從報紙上窺測出點什麼。
  「關於我個人的前景,比較明確,自日本投降,就已定案,死路一條,沒有什麼要觀察和推斷的。人嘛,總是要死的,但誰不怕死,誰不想好好地活著。可今天,我的思想已陷入了一條死胡同,不知自己還能有幾天的陽壽?
  「當年,在天津,我不是不想復辟。可惜,國民黨沒給我機會。當然,我當時既沒有人馬,又沒有武裝;後來為了復辟,當上了日本的傀儡皇帝,從此就把自己陷入了萬丈深淵。今天,不管是國民黨當家,還是共產黨當家,對我來說,都沒有好果子吃,也沒有退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條。」
  溥儀見陸曦對他的講話,沒有任何表示,以為自己的思路很合乎陸曦的胃口,便自言自語地繼續往下說:「我是大清王朝康熙之後。復辟是列祖列宗賦予我的使命,是我老母親的臨終遺囑。但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大勢已去,不可挽回。新的時代,不可抗拒。因此,我對復辟的認識,也有了變化。也就是說,我認識到不是非要復辟不可,只期望蒼天能給我一個出頭的機會,以告慰列祖列宗。而今天,我的這一期望,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事實,弄得完全破滅了,不僅如此,連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前年,我在旅順口地方報紙上看到,東北各地農村都在進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貧雇農組織起來,成立農會。這些農會不僅分了地主、富農、土豪劣紳的全部土地,分了他們的全部家產、房產,及其全部金銀細軟,還召開貧雇農大會,把他們拉出去批鬥,並把他們打得死去活來。最後,再把他們拖到田里槍斃。甚至地主的家人、子女,也都被株連槍斃。
  「我每看到上述這些報道,都被嚇得膽戰心驚、睡不著覺。我知道,我是中國最大最大的地主,也是中國最大最大的財主。而且我還當了多年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皇帝、罪孽深重。老百姓,特別是東北的老百姓對我積怨很深。如果當時我仍在東北,早已被東北老百姓粉身碎骨了。
  「現在,我被押送回來了。我知道難逃一死。我的前途是直通南天門,死路一條。等待我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上絞架或是拉出去槍斃,別無任何生路。請問陸代表,能否給我一點提示,將會怎麼處死我?
  「如果天下有人能夠死裡逃生,我也期望能有這個機會。我不想死,我也怕死,但不知死神能不能網開一面!」
  聽起來,這位末代皇帝把死看得很重。其實,人生自古誰無死。怕死、不想死的人,不等於面臨的就是死;而想死、不怕死的,也不等於就一定是不死。而溥儀把死看得如此之重,不會是姑妄言之。
  溥儀和常人一樣,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於是,他千方百計地想從陸曦的口氣裡試探,他是否還有活的可能?是否真的難逃一死?有無死裡逃生的一絲之望?
  溥儀講完後,直直地盯著陸曦,希望陸能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能給他一顆寬心丸吃。
  陸曦已摸到了溥儀的心思,並認定溥儀是個怕死鬼。
  關於如何處理溥儀一事,陸曦也不知道。
  因此,溥儀的試探,只會讓陸曦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他的思想脈搏。
  對溥儀的提問,陸曦雖不能正面回答,他也不能置之不理。於是陸曦便採取了一個迂迴的辦法,以穩定他的情緒,便向他談起了國內情況。
  陸曦說:1946年至1947年,正值蘇聯紅軍佔領期間,在東北「中長鐵路」一帶,在大連、旅順等地出版了一些新聞報刊。這些報刊報道了很多東北的局勢和東北人民的生活情況。關於你談到的「土改」、殺人的事,也正是在那時發生的事情。你所談的情況,都是事實,不必隱諱。
  在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地區進行過兩個階段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對支援全國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階段是在1947年到1948年初,東北廣大農村的貧雇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一個斗地主、斗土豪、分田地的土改運動。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3)



  以地主、土豪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在廣大農村盤踞幾千年,根深蒂固,他們騎在貧雇農頭上作威作福。而貧雇農在苦難的深淵中掙扎了幾個時代。條件一旦成熟,貧雇農就無所顧忌地奮起革命,要翻身、要解放,進行了義無反顧的鬥爭。這個鬥爭來勢兇猛,你死我活,誰也無法阻擋,誰也不該阻擋,誰也阻擋不了。這是一個歷史時代的偉大變改。
  在這一場大的變革中,舊的社會勢力,免不了要受到很大的衝擊。貧雇農組織了起來,成立農會,他們為了翻身,為了解放,為了得到土地、住房,就必須徹底搬掉壓在他們頭上的這座封建大山。為此,貧雇農殺了不少地主和惡霸。這些都是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事實。但是,這種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殺人行動,已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
  1948年初,中共中央為了糾正土改中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極左行動,特向解放區頒發了「土地法大綱」,為以後的土地改革運動,提出了明確的、行之有效的辦法、制止了一切殺人、打人的極左做法。
  土地法大綱公佈後,農村辦事就有法可依了,對待罪大惡極的地主、土豪、惡霸,必須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審判後處理。因此,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旅順報紙所報道的情況,是事實,但也是一些已被糾正的、辦錯了的事實。
  陸曦沒有直接回答溥儀的提問,既沒說溥儀一定會免於一死,也沒說溥儀必死無疑,只是用一些具體事實,講了東北地區的土改過程和黨的土改政策。
  溥儀聽了,很為振奮,似乎他已獲得了滿意的答案,似乎他已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求生不是沒有希望的。
  溥儀當年投降日本黃袍加身
  溥儀當年投降日本,黃袍加身。是鐵的事實,罪責難逃。然而,他為了求生,不惜昧著良心,把這一賣國求榮的主要罪責,推到同夥身上,妄圖轉嫁禍水。
  溥儀得知陸曦是周恩來外長派出的代表,便想利用他向中共傳個話,為自己開脫一下。
  於是,溥儀便扭轉話題對陸曦說:
  「當年我在天津為民的時候,曾經盤算著復辟大清王朝。但苦於沒有人馬,又沒有時機,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我也曾想放棄復辟。可我又覺得那樣無聲無息地混下去,很不甘心。在這一個自相不一致的心理狀態下,我聽信了投靠日本的鄭孝胥的讒言,上了日本人的當,一步步地去了東北,當上了傀儡皇帝。
  「當我剛到東北,打算借助日本武力復辟王位的設想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時候,有幾個原東北各省省長,已經搶先投靠了日本,並拉開了一個佔山為王的架勢,並在客觀上成立了偽滿洲國,沒我不少,有我不多。這幾個原東北各省長,不是別人,他們就是坐在車廂前面的張景惠、熙等人。
  「我和張景惠等人不同之一:
  「張景惠聯合原東北各省省長、秘書長及原東北軍的個別軍閥,在我到東北之前,就投靠日本關東軍,組成了一個『東北行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自成一體,下設多種機構。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上而下的依附於日本關東軍的國家實體。
  「當我到東北之後,日本關東軍頭目拿著這個委員會的名單,逼我接受這個組織機構,並聲稱要成立一個以我為首的偽滿洲國。同時,日本人還用種種威脅口氣,壓我就範。對此,我是接受還是拒絕,仍是一條活路和一條死路的抉擇。我怎麼辦?
  「我如果拒絕,就意味著,沒有我溥儀,這個東北行政委員會照舊可以維持東北大局。我如果接受,即可當上皇上。在這個大局已就,別無退路的情況下,我才投靠日本,當了偽滿洲國皇帝。
  「根據以上事實,我要聲明,在成立偽滿洲國這一罪行中,我是被動的,鄭孝胥、張景惠這些人是主動的。他們是走在前面的。
  「我和張景惠等人不同之二:
  「張景惠等人和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他們的親友、部下、朋友在進關之後,都加入了國民黨,或者是為國民黨奔波。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後,在國共之爭的年月裡,張景惠等人不擔心落到國民黨手裡,卻十分擔心落到中共手裡。在國共打起來的時候,張景惠等人滿懷信心地認為,中共成不了大氣候,國民黨不會垮台。因而,他們都給自己設計了一個美好的前景。一旦蘇聯放他們回國,他們就會立即和國民黨取得聯繫,帶上他們的老本,去為國民黨效力。而我本人和國民黨沒有任何瓜葛。
  「張景惠人雖然年事已高,但野心仍然很大,他把保押在國民黨身上。在蘇聯期間,張堅持要回國,打算和國民黨合作、大幹一場。因此,他對被俘虜到蘇聯不滿,也與共產黨格格不入。
  「我對國民黨歷來就恨之入骨,是國民黨把我攆出紫禁城,是國民黨毀了我的一切。我對中共,對朱、對毛雖然不瞭解,也沒有關係,但沒有惡意。」
  我在旁聽溥儀這麼一講,心裡有些反感,很看不起溥儀,認為溥儀不僅是個投靠日本、大節可恥的小人,而且在人格上也是很為低下,沒有一點敢作敢當的骨氣。這個偽滿皇上,在和中共代表第一次談話中,就把出賣祖宗的大罪,一股腦兒推到別人身上,實在是卑鄙齷齪,而且在話中還充滿了一股「政客」的味道。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4)



  此時,陸曦皺了一下眉頭,略微停了一會兒,然後,他仍從容自如地,用講道理的辦法,直截了當地說了溥儀幾句,實際上是把溥儀擠對了一下。陸說:「我聽到你剛才講到的這些看法,給我留下了一個不錯的印象,就是你肯直截了當地講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這樣一來,我們之間,就容易增加彼此的瞭解。但對你提到的一些問題,今天我不能一一給個明確的答覆。我相信,以後會有人回答你的。
  「今天,對你談到的一些錯誤看法,我不能不本著『知無不言』的態度,給你提出來。我這樣做,說不定對你還有點幫助,至少也會起到提醒你的作用,以使你對國內情況有個正確的瞭解,使你對一些問題的糊塗看法,能有個新的認識。
  「譬如對國民黨的看法。我們是和國民黨打了幾年仗,由於人民站在我們這邊,取得了勝利,還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國民黨人都看成是我們的敵人,況且我們和國民黨在歷史上還有過幾次合作。我們的敵人是國民黨的頑固派,當時稱反動派,是蔣介石及其一小撮。就是這些頑固派,他們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圍攻人民的解放區、發動了中國內戰,使中國老百姓慘遭戰火之苦。今天,他們仍然虎視眈眈地要反攻大陸,妄圖讓老百姓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因此,我們對國民黨頑固派是恨之入骨的。但我們從不把國民黨看成是漆黑一團,看成是鐵板一塊,好像洪洞縣裡就沒有好人似的。
  「我們對長期與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員,歷來是尊重的和愛護的。他們有些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仍和中共相處在一起,共議大事,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並深受人民的愛戴。而那些國民黨頑固派,特別是那些死心塌地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國民黨頑固派,今天盤踞台灣,不時地向大陸派遣特務和間諜,妄圖裡應外合,反攻大陸。因此,應該說與我們為敵的,是國民黨反動派,而不是籠統說的國民黨。
  「你說張景惠和國民黨有關係,這不足為奇。但要看,這些國民黨是否仍然與中國人民為敵,是不是屬於那一小撮頑固派。
  「關於張景惠在偽滿洲國的所作所為,犯的是什麼罪,就是什麼罪。我們不會由於他和國民黨有關係,而籠統地加罪於他。
  「當然,你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情況是好的。關於你和張景惠等人有什麼區別的問題,我們會為你作出公正的判斷的。
  「我想奉勸一句,誰的債,就是誰的債。這種債不會因為你和國民黨沒有關係,而給你一筆勾銷;也不會因為你和國民黨有關係,而加重你的債。現在你應該想的是,先把自己欠下的債說清楚。我還希望你,在思考問題時,不要鑽牛犄角。」
  談到這時,溥儀似乎有點不明白,瞪起大眼問:「什麼叫鑽牛犄角?」
  「意思是,在思考問題時,要擺脫一些無關緊要的干擾。牛角是尖的。如果思考問題,眼界不開闊,一味地認定一個死理,解不開,硬往牛角尖裡鑽,越往裡鑽,就越窄,就越解不開,如同一個人走進了一個死胡同……」
  溥儀在和陸曦的談話中,有意無意地談到了他曾一度不想回國的問題。
  溥儀說:「我在蘇聯期間,也曾冷靜地回顧了自己的一些往事。有些事,我還沒有覺察到,但也有些事確也使我不寒而慄。多少年來,我被日本利用。我對不起東北的老百姓。想到這些,我實在『無顏再見江東父老』。在年前,我曾下決心,不再回國,於是,我曾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留在蘇聯。
  「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我十分嚮往的地方。但人都已被俘虜去,並得到蘇方的款待。於是,我也就逐漸地改變了過去對蘇聯的偏見,從而產生了留在蘇聯的念頭。
  「只要蘇聯能收留我,哪怕是暫時的,我將會有個擺脫受審、挨罵的後半生。我隨身帶出去的金銀珠寶,足夠我個人的生活開銷。如果蘇聯接受我,我也會給他們一定的好處。
  「我想的就是這麼簡單。我還認為,我的這個表示,至少是表達了我個人對蘇聯的信任;蘇聯沒有理由不理我,沒有理由拒絕我。
  「為此,我給斯大林寫過一封信,提出了我的要求,並表示,倘蒙接受,不論把我送到何地都可以,只要有個地方住就行。當然,我也沒有說明要在蘇聯住多久。但這封信發出之後,不知道斯大林看到了沒有,也不知蘇聯對我有什麼看法,直到昨天我離開蘇聯時,也沒有得到答覆。
  「話又說回來了,我自己也有些自不量力。如今,我是蘇聯的俘虜,是人家的階下囚,有什麼資格給斯大林寫信?人家是國家元首,不覆信,也是不難理解的。可我怎麼也想不通,幫我轉信的管理所所長,為什麼也不給我一個說法。
  「我願坦率地告訴陸先生,我在他們這些軍官身上,也花了不少錢。同時,我還無條件地向蘇聯捐獻了大批珠寶。對我所表示的這片誠意,他們為什麼如此無動於衷呢?
  「當然,我捐的珠寶,並不是完全出自自願,是應對方要求捐獻的。既然是為了造福一方,我也沒多考慮什麼回報的事,但我覺得這樣慷慨地貢獻,也不應該像打水漂一樣,一去不復返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5)



  「今天,我依然被送回國。由於上述種種,要我面對江東父老,深感慚愧。」
  溥儀所說的「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是假,逃罪是真。對此,陸曦不便一針見血地給指出來,免得刺激他。陸只能婉轉地對溥儀說:「你想留在蘇聯,顯然是為了躲避國內人民的譴責。如果你真的留在蘇聯不回來,江東父老會對你這種忘掉老祖宗的變節行為,更加譴責。如果你真的留在蘇聯不回來,你還要把自己比作蘇武,就更是一個大笑話。蘇武他威武不屈,堅持貞節,而你卻是苟且偷安,設法變節!」
  溥儀聽後,無法辯白。然而,他那張白裡透黃的臉,突然變得很不自然、很難看。原本,溥儀就看不起這個小小的外事局長,但陸說出話來,讓他有些苦澀難嚥,卻又無可挑剔。一種無奈和自尊使溥儀這位皇上,有些難為情、有些尷尬。
  正在這時,火車停了。
  溥儀定了定神,問陸曦:「現在到什麼地方了?」
  「到牡丹江了,我們先休息一下吧!」陸曦說著,便趁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小聲對陸曦說:「我聽他這麼一講,初步印象是,這皇上還真複雜。」
  陸曦歎了一口氣說:「距離太遠了。我只能粗粗地向他介紹一些情況,愛聽不聽,也不知他聽明白了沒有!算了吧!不過,我們也瞭解到一些情況,也沒有白談。我們的任務是,把這些人安安全全、順順當當地送到瀋陽,其他的事,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多。」
  火車離開了牡丹江,它伴隨著鐵軌有節奏的震動聲,由緩而急,飛奔向前,直往哈爾濱。
  眾多偽大臣和偽將領們已經不像在綏芬河時那樣緊張和恐懼了。車廂裡出現了一種活躍氣氛,每個人的情緒都有好轉,都享受著旅行回家的愉快和幸福。這種氣氛有可能是,由於小王在車廂裡來回走動、不停地折騰,和大家又說又笑;醫生不辭勞苦,到每個座位上去問長問短等工作的結果。也有可能,他們已經感覺到他們面臨的未來,並不會像原來猜想得那麼可怕。
  火車剛開動不久,有人在說說笑笑;有人乾脆放鬆地打起瞌睡,以品嚐著美夢的甜蜜;也有人還想找機會和小王搭訕著說說話,打探點家鄉的消息。
  小王已經成為車廂裡很受歡迎的人,他不僅要照顧全車廂裡的文武「百官」,而且還要把服務的主要對象,死死地放在溥儀身上。
  火車剛剛離開牡丹江,小王從車廂前頭,直奔溥儀座位走來,似乎有要緊的事要辦。我坐在溥儀的斜對面,見此情景,覺得奇怪。只見小王在溥儀面前,打開了一個小紙包,然後對溥儀說:「在牡丹江車站,用我自己的生活費買了兩角錢的花生米,真香,你嘗嘗!」
  溥儀龍顏大悅,笑嘻嘻迫不及待地抓起一粒花生米,皮也沒剝,就放在嘴裡,嚼了又嚼,點著頭說:「真香,已經有五六年沒吃到這樣香脆的五香花生米了。」
  「不錯,是五香花生米,又香、又脆、又解饞。」小王一面說,一面拿了一粒花生米放在嘴裡。
  看得出,小王花錢買這點花生米,確是為了自己解饞的。
  那幾年,各個部門都是供給制,不發工資。東北的各機關食堂裡,一年到頭吃的是玉米子、高粱米和鹹菜,一點油水也沒有。特別是年輕人沒有不饞的。
  小王發現,已有五年沒見過花生米的溥儀,對這包花生米很感興趣,看到這個年近半百的皇帝,竟把一粒花生米分成兩口吃,他的同情心和憐憫之心油然而生。小王面對此情此景,沒有猶豫,慷慨地把這包花生米送給了溥儀。小王還對溥儀說:「看得出,你也喜歡吃花生米,如果我早知道,我會在牡丹江多買一點。好在我常吃這玩意兒,就把這包花生米都送給你慢慢吃吧!免得路上沒事兒干。等下一個大站,如果我還能碰到賣花生米的,我再給你多買點。」
  溥儀雙手接過這小包花生米,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他雙眼盯著小王說:「太好了!太好了!謝謝王先生!我可沒有兩角錢還你,可我怎能白吃你的東西呢?!」
  「我情願,送你吃的,還要什麼錢。」
  溥儀捧著花生米,自言自語地、很感慨地說:「小小的花生米代表了王先生一片真情。它雖不是山珍海味,今天捧在我手裡,要比山珍海味還要珍貴。感謝王先生。我說句心裡話,這小包花生米,對我說來,是無價之寶。」
  小王不愛聽溥儀這些恭維奉承話,他覺得有些受不了,這兩角錢的東西,不值得如此神吹。小王站起來,說了聲別客氣,就離開了溥儀,向車廂前頭走去。
  溥儀在小王走後,並沒有立刻吃花生米,而是把花生米放在桌子上,一動不動。他似乎在禱告什麼,也許在想什麼。
  溥儀這種讓人難解的呆呆的傻樣,是在幹什麼?是懷疑花生米裡有毒?還是捨不得吃?
  在溥儀眼裡,恐怕沒有什麼東西他捨不得。他揮金如土,奢侈無度。這幾粒花生米算得了什麼。那麼,他在呆呆地盯著花生米,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坐在溥儀的斜對面,仔細地觀察了許久,百思不得其解,琢磨不透。我倒很想看個究竟!
  正當我對溥儀的怪動作無法理解的時候,只見溥儀突然站起身來,雙手托著這包花生米,小心翼翼地向車廂的前頭走去。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6)



  那些偽大臣和侍從們都誠惶誠恐地用驚奇的眼光看著「皇上」,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再看看「皇上」手中的小紙包,誰也不敢貿然發問。
  溥儀走到車廂前頭,輕輕地轉過身來,大聲對各位大臣說:「我手裡拿的是牡丹江出產的、剛經熱鍋炒出的五香花生米,很香很香,是王先生送我的。我們已有五年沒吃到這好東西了,我分給你們大家都嘗嘗。」他說著,便開始每人一粒分起花生米來了。
  這兩角錢的花生米夠分嗎?我看,不管他怎麼分,這點花生米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吃得上。但溥儀此舉,卻把全車廂這幫老氣橫秋的人都給弄活了。那已經打瞌睡的,不瞌睡了;那些東拉西扯聊天的,也停下了嘴。一雙雙驚奇的眼神都盯著這位情緒突然好轉的「皇上」,也盯上了他手裡那小包花生米。
  車廂裡許多人都在琢磨,今天「皇上」怎麼啦?他和在蘇聯的溥儀不一樣啦!判若兩人。
  在蘇聯期間,溥儀與眾不同,仍然保持著當皇上的特殊派頭。他不隨便和各大臣們搭訕講話。如果有人要和溥儀談什麼事,仍然要通過溥儀的侍從傳話。他的住房與眾不同,明亮寬敞;一日三餐都由侍從給他送到臥室裡用;蘇方組織的集體活動,溥儀一概拒絕參加,誰也不便勉強他;甚至一些政治學習、集體討論,他都一律不參加。各大臣們雖然早已改變了見到皇上三拜九叩的習慣,但碰上溥儀時,仍不時地叫聲聖上,以免龍顏不悅。而溥儀還就特別愛注意這些細節,愛聽別人繼續稱他皇上,甚至他還不時地採取各種方式試探各大臣對他是否仍然忠誠和尊敬。
  溥儀在火車上的變化,使他的隨從人員大為吃驚。有的人覺得溥儀這樣下來走走,有利於上下溝通,是個好兆頭,便對溥儀笑臉相迎,以示敬意。有的人雖然也欣賞溥儀的這種態度,但卻十分納悶,不知皇上今天是中了什麼邪?這位最不願意回國的溥儀,今天剛剛邁入國門,就開始脫胎換骨啦?難道是,這包花生米就把他弄得神魂顛倒啦?溥儀的舉動,不可思議。他畢竟是中國的末代皇帝,還有多年傀儡皇帝的經歷,大風大浪都闖了過來,怎麼會被一小包花生米收買了呢?他一貫把共產黨視為毒蛇猛獸,把共產黨人看成是「殘酷」和「兇惡」字眼化身的人,而今天在中共火車上僅僅幾個小時,就被共產化了?也有的人對溥儀的行為不以為然。不管這些大臣、將領此時此刻怎麼看溥儀,但他們對皇上送來的花生米,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早年,皇上賜給各大臣什麼東西,受賜的各大臣都會受寵若驚,誠惶誠恐地跪在地下,頭也不抬,雙手捧起皇上的賜贈。而今,傀儡皇帝已經垮台,溥儀和大臣們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同是被押在國外的階下囚,早已沒有皇上和奴才之分。因此,再讓這些大臣們行跪拜、接受恩賜,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有幾個張作霖時代的老人物,他們雖然也不想再把溥儀看作是皇上,但鑒於溥儀畢竟還是愛新覺羅的後代,是真龍天子的後代,沒有龍威,還有龍體,仍不願對溥儀過於怠慢。這幾位老臣面對站在座位前手捧花生米的皇上,雖不肯跪拜受賜,但也不能冷若冰霜。
  於是,有個別老臣見溥儀已經走來,便站了起來,頭也不抬,舉起捧著的雙手,接受皇上賜給他花生米。
  有的大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腰板挺得很直,低著頭,雙手捧上,接受賜給。
  溥儀就這樣一一地分下去,也不知他是怎麼分的,幾十個隨行人員都嘗到了花生米的味道。
  分到最後,有一位年輕軍官見溥儀剛走過來,就迫不及待地把一隻手伸了出去。
  溥儀見此人沒有表現出對花生米的重視,也沒有表現出對皇上的尊敬,便看了看手中剩下的花生米,有氣無力地說了聲:「不多了!」
  這位偽軍官立即明白,由於自己沒有畢恭畢敬地接受恩賜,已引起龍惱。其實,早年皇宮裡的禮儀早已廢除。特別是在日本投降之後,那些皇宮裡的規矩,早已不復存在了,這也是溥儀早已認可的事。今天出現的這個場面,顯然是溥儀有點故態復萌。這位機靈的軍官見此尷尬處境,立即站了起來,向溥儀行了個軍禮,立刻說:「不必分了,剩下不多了,留著自己吃吧。當心站好!」說著還用手扶了一下溥儀。
  溥儀把一小包花生米分給各大臣吃,比給他們發俸祿、發紅包還受歡迎,而且還給眾人留下一個皇上關心臣民的好印象。
  當溥儀聽到大臣們說:「真香,真香」的時候,他很高興,似乎他辦了一件十分得意、十分成功的事情,也辦了一件中共代表也會吃驚的事情。
  這時,我對陸曦說了一句:「『皇上』進步了,說不定,他的這一舉動,是做給你看的。」
  溥儀把剩下的幾粒花生米,又放在桌子上,看了又看,捨不得吃。隔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有點挺不住了,便拿起了半瓣花生米,放在嘴裡,嚼了又嚼。
  小王看到溥儀這一舉動,很高興,也很驚奇。高興的是,一小包花生米竟能起這麼大的作用。驚奇的是,溥儀這個一貫獨斷專行的「皇上」,怎麼會有聯繫群眾的作風,真是怪事!小王跑過來,對我說:
  「在小說裡看到的皇上,都是望而生畏的真龍天子。當然,在皇上當中,有荒淫無恥的昏君,也有為社稷著想的明君,還有暴戾恣睢的暴君。但這幾種皇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靠各大臣、各方諸侯的上供、奉獻,靠搜刮民財,維持他們的統治和奢侈生活。可從沒看到哪個皇上把自己僅有的一碗飯,讓給下人吃的故事。這件事,可稱之為今古奇觀,是一件百年不遇的怪事。如果他一貫如此,又能招賢納士,說不定還當不了漢奸。當然我們也不會因為今天的事,而改變了對偽滿皇帝的看法。但今天此事,確實很怪,讓人不好理解。」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7)



  當溥儀回到自己的座位時,好奇的小王又湊到溥儀對面的座位上,想跟他聊聊。
  小王發現,溥儀仍在對著這幾個剩下的花生米發呆,便問:「這麼一點花生米,你又捨不得吃,為什麼還那麼慷慨地分給他們吃呢?」
  「真正慷慨的是你,我只不過是『借花獻佛』罷了。說實在的,分而食之,讓他們都嘗嘗,大家高興,我也舒服。這是一種不同的感受,也是過去難以體會到的感受。」溥儀很得意地又接著說,「遺憾的是,我的幾個侄子還沒吃到。」
  小王聽了,也沒聽出所以然,而我和陸曦在一旁聽得比較明白。我和陸不約而同地認為:「溥儀這人,年紀不大,頭腦清醒,還不算那麼僵化,那麼糊塗;分花生米一舉,用心良苦。對他究竟應該怎麼看,還得繼續觀察。」
  小王接著問溥儀:「那邊幾個年紀大的,都是偽滿洲國的大臣嗎?」「是。」
  「我看有的人對你很尊敬,是不是有些像在金鑾殿裡見到皇上似的,那樣誠惶誠恐、畢恭畢敬?」
  「他們在蘇聯期間可不是這樣。五年啦!他們都不大理我。今天他們的這些舉止,我也有些犯琢磨。」
  「你為什麼自己不吃,還留下這幾粒花生米幹什麼?」
  溥儀對小王的提問,若有所思地回答說:
  「我是真捨不得吃這幾粒花生米。吃了就沒有了,也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吃上這花生米了?!」說完之後,溥儀雙眼直勾勾地盯著小王,很希望聽聽小王的回答。小王則脫口而出說:「機會有,牡丹江是個小城市,等到了遼寧一帶,這東西不難買。這幾粒花生米別留了,快吃吧!皮了就不好吃了!」
  溥儀自言自語地說:「這幾顆又脆又香的花生米,如果能有奉天的麒麟牌啤酒就著吃,就美了。你想想看,(溥儀一面說,一面用手比畫)左手拿著一大杯麒麟啤酒,右手抓著幾顆花生米,一顆一顆地往嘴裡放。這有多麼美妙、多麼好啊!這是人生的一大樂趣,也是像神仙過的日子。」
  接著他問小王:「你喝過麒麟牌啤酒嗎?」
  「我沒有喝過酒,更沒喝過啤酒,還不知道啤酒是個什麼味兒呢?」
  接著小王又補充說:「咱們經過的幾個大的火車站,都不會有啤酒賣。就是有賣的,我也不知我口袋裡的錢,夠不夠買一瓶啤酒的。這樣吧,將來有機會,我再請你喝啤酒、吃花生米,怎麼樣?」
  這時,溥儀瞪起眼睛問小王:「我還能有這個機會嗎?」
  「這個嗎?我還說不好。」
  溥儀聽到小王的回答,有些緊張,趕緊又追問小王:「『說不好』的意思,就是我再也沒有機會享受人生樂趣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別緊張,我這話和你沒有關係。我是在說自己。我這次來綏芬河出差,是在陸代表領導下,執行接收你們的任務的。任務完成了,我就會被調走幹別的事……還不知咱們何年、何月才能再見面呢?我相信機會是有,只不知能在何時?真的是有些『說不好』。」
  這時,溥儀才恍然大悟,原來小王說的「是否有機會,說不好」,是說他自己。溥儀定了定神,熱情地對小王說:
  「太感謝了!如果我能有這個機會,我一定請你喝啤酒。我要想法報答你對我的關照,回報你在火車上請我吃的花生米。」
  接著,溥儀也不管小王有什麼反應,也不管小王愛聽不愛聽,便自言自語地嘮叨了起來。他在講這番話之前,還歎了一口氣,似乎他要說點感慨的話,他說:
  「當年,我是大清王朝的王位繼承人。當這個繼承人,不存在當和不當的問題,不能不當,非當不可。當了繼承人,就意味著要統治全國。而我並不十分願意當這樣的繼承人,要當,我也只想當個不管事的繼承人。這樣,我就可以不承擔大的風險。要知道,這件事弄好了,可以萬古流芳;弄不好,也只能是遺臭萬年。我不懂統治江山,我只知道不害人、不傷人、做善事,修成好人;我不懂如何去體察民情疾苦和管理好江山社稷,我只知道養尊處優、遊山玩水;我也不認真招賢納士、治國安民,我只知道下面有人為我做事就行,管他是草包,還是地痞。我不懂的事情很多,我只知,我是真龍天子,文武百官都得聽我的,其他事我一概不聞不問。我常常自問自己,像我這樣一個皇子,能當好王位繼承人嗎?
  「我第三次復位,卻當上了個偽滿洲國皇帝。當然,我自己也是很想當皇上,只有這樣,才能不負列祖列宗遺囑的使命。結果呢!使命沒辦好,事情辦糟了,上了日本人的當。實在有愧於列祖列宗。」
  小王一聽,就有點煩,覺得時至今日,溥儀腦子裡還惦著繼承王位的事。打倒封建王朝是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以前就已經很明白的事了,而溥儀至今仍然還在糊塗著,把自己的思想仍停留在幾十年前的狀態。
  小王面對這個滿腦子糨糊的「皇上」,有些難辦。對這些錯誤觀點,小王不表態吧,有些喪失立場;表態吧,又無從下手。怎麼辦?小王正要說點什麼,只聽溥儀又接著說了下去,他說:「經過幾十年的風雲起伏,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想什麼?」
  「很想當一個普通人。」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8)



  「怎麼講?」
  「當一個普通人該多好啊!每天閒來無事,我可以到酒館裡一坐,要上二兩白干,再要上一碟花生米或者是一碟蘿蔔條,一面吃,一面品。這會是多麼大的享受啊!」
  小王一聽,便知溥儀說的都是牢騷話,有深有淺,錯的多,對的少。小王有些不想再聽下去了,因為溥儀的錯誤觀點很多,聽多了,又記不住,不聽吧,溥儀偏要說給他聽。
  小王想溜,於是他突然對溥儀說:「我還有件事要辦,你等著。不!你還是跟他們(小王指我和陸曦)談吧!」
  溥儀和小王談的這些事,原本他想和陸曦談,但他覺得跟中共代表談話太正式、太費勁,又怕不知深淺把話說錯。況且在溥儀眼裡,他並沒把代表、局長看得很重,還認為陸曦說出的話風太尖刻,太刺激人,有些讓人受不了。因此,當他看到小王走過來的時候,就想抓住機會,跟小王談幾句。正當溥儀談得很起勁的時候,小王又借口走了。他挺掃興。
  溥儀對小王的不禮貌,有些不理解,他便順著小王的手勢,轉過身來,對我說了一句:「他真忙,我正要和他談點我想要說的話,可他又走了。」
  我也只好很同情地對溥儀說:「不要緊,小王忙過之後,一定還會回來聽你聊天的!說不定,他又準備給你去買花生米了呢!」我這一句話,卻把溥儀逗笑了。然後,溥儀對著我說:「是啊!我希望聊天,聊天可以解除心裡的一些煩悶。」
  「是的,聊天還能解除旅途的疲勞,讓時間過得快些。」我這句話,似乎引起了溥儀的興趣。接著,溥儀盯著我說:「你說得很對,聊聊天很好、很好。不過,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問你,可以嗎?」
  我這一搭腔,僅僅說了一句應付的話,卻給自己找來了麻煩。如果是單純地和溥儀聊聊天,天南海北地跟他侃一陣,也無所謂。可他偏偏又要滔滔不絕地談自己的思想,同時,還要讓我回答他的問題。這樣一來,我就有些發毛。
  這時候,我全身的神經細胞緊張起來,好像一個沒準備好的考生,心裡沒有底,不知道溥儀會提出什麼問題,也不知道該我回答,還是不該我回答;會不會被問得回答不上來,卡了殼,出洋相。當年,在學校裡應付考試,並沒有什麼可緊張的。而今天面臨的是個風雲人物,當了漢奸的末代皇帝,他腦子裡在想什麼?想問什麼?他是真的有不明之處,想問個明白,還是明知故問、想刁難人?我一概不知。萬一回答錯了,自己丟面子還是小事,給被押送的這些人造成難以預料的影響,就無法彌補了。為此,我心裡還是有點嘀咕。
  其實,我也沒有必要有這麼多顧慮。一、回答溥儀的提問,又不是回答外國記者;二、出差前,我們已經研究好對溥儀的表態口徑。大不了我就照本宣科,不會出現任何紕漏;三、陸曦就在身旁,我回答不了,就請陸曦回答。但,無論如何,在被押送的偽皇帝面前,我也不能怯場啊!
  於是,我穩穩神,對溥儀說:「你有什麼問題就問吧!我能回答的,我就答;答不了的,就由我們陸局長回答你。你看,好吧!請你問吧。」
  「有個小問題不瞭解。請問,你們這車廂的窗戶,為什麼糊上了報紙?而且又沒全糊死,窗下面還留下了一個小縫。不知這樣糊窗戶,是為了什麼?如果是為了防空,為什麼不糊紙條,既防震,又不影響光線。如果是為了不准坐車人向外看,那麼為什麼窗下邊還留下了一個小縫?」
  「你提的這個問題,想得很細。我也只好盡量詳細地告訴你。
  「窗子糊起來,是為了『防外』;而對乘車人,亦防亦不防。
  「所謂『防外』。我們這列火車,不是准點列車,乘車的人,有日本侵華軍的重大戰犯,又有你們這些偽滿洲國的皇帝和內閣大臣。如果那些對你們恨之入骨的東北老百姓,一旦得知你們乘坐這列火車,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來劫車,或者闖上車來,和你們拚命,和你們算賬。
  「如果這些深受劫難的東北老百姓,從窗外看到這列車裡坐的是你們,他們同樣也會聯絡各站,找你們算賬。
  「當然,老百姓組織起來,要和你們算賬,藉以發洩一下多年的積怨,我們也是理解的,不會限制的,但我們不贊成發生這樣的過激事件。因此,這列火車沿途各站的工作人員,包括負責人只知道火車是從綏芬河開出,但誰都不知道車內乘客是些什麼人。我們的保密工作已經做到了萬無一失。
  「我們考慮到這列火車要經過北滿大地,要經過許多大大小小的火車站。為了避免發生意外,也是為了你們的安全,我們不得不把窗戶糊起來。這樣一來,不管火車開到什麼地方,甚至是臨時停車,我們都可以不必擔心會出現意外。
  「窗戶糊起來,還有一個對外的需要,就是防止小商、小販前來干擾。
  「全國剛剛解放,沿途各火車站上的秩序和舊的傳統習慣,原封沒動,沒有任何改變。譬如,客車一進站,就有很多小商小販跑到車窗下叫賣,有雞蛋、燒雞,有燒餅、菜包子等地方小吃,應有盡有。而旅客一聽窗外有人叫賣,坐在位置上,僅把窗戶打開,就可以和小販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種買賣方式,雙方都滿意,直到火車開動為止。然而,我們這列火車不能如此開放。為了避免小販趕來叫賣,我們把窗糊起來。這樣糊就意味著窗子不能開,無法通過窗子進行買賣,那些小販也就不會跑過來,自討沒趣。況且,我們這些旅客身無分文,也沒有必要只看不買,招惹麻煩。從這一點上說,我相信,你們也會支持我們把窗戶糊起來的。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19)



  「所謂『對內亦防亦不防』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日子,朝鮮半島在打仗,嚴重地影響了我國的邊界安全。為了防患於未然,我人民解放軍要在邊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調動,在各鐵路沿線,進行軍事物資的運輸。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情況,我也不知道。你們也沒有必要知道。為此,我們把客車窗戶全糊起來,眼不見為淨,也可免去一些不必要的猜疑。這就是對內也防的用心。但又不是絕對不准往外看。如果你們想往外看,就把頭一低,從小縫裡往外看,車外的情況,都可以一目瞭然。這就是為什麼說,糊窗戶是對內亦防亦不防。
  「這些話只是對你解釋的,不知你聽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明白了就好。不過,我還是要說一句題外的話……」我總覺得溥儀對自己還沒有一個正確認識,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個有罪之人。有的大臣嚇得不敢吭聲,而他卻一再想問一些挑剔性問題。我想借此機會批他一句。我接著說:「我是個工作人員,說話也不一定算數。你愛聽就聽,不愛聽就不聽。
  「我認為,你當過大清王朝的最後一代皇上,又當了幾年日本鬼子的傀儡皇帝。我不知道你好事幹了些什麼,而壞事你卻幹了不少。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是應該考慮考慮如何面對新中國人民的問題了。你的一些想法和國內人民的想法,很不合拍,而且相差的距離甚遠。問題已經十分嚴峻了。現在,你還不抓緊時間,多思考這方面的問題,檢討一下自己,卻在腦子裡琢磨這個窗戶。似乎這車廂的安排,有些委屈你了。
  「我這話可能重了一些,只是提醒你考慮考慮而已。」
  「不重,不重,我不在意。你說得不錯,我服。」
  接著,溥儀又問:
  「我還想提一個問題,我們這列火車開往的目的地是什麼地方?是刑場,還是天牢?」
  我對溥儀的這個問題,不滿意,覺得怪怪的。他說是送他去刑場或天牢,簡直是屁話。人人皆知,送死犯到刑場這類事,也不是外交部派人的事啊!溥儀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也許是想套我說點什麼。
  我也就不客氣地對溥儀說:「你是明知故問!是不是送你去刑場這個問題,已經答覆你了,怎麼還問。接受你們從蘇聯回國的是新中國外交部代表;接送你們的是一個客車車廂,沒有武裝押送;陸代表向你又說明了政府的政策和對你的態度。這些事實和這些話,你該看得清聽得明白了吧!
  「我們的小王和列車員在你一上火車,就向你表示了歡迎;而且我們又以高標準的伙食招待你,我們還請了有經驗的醫師,一路上照顧你們,還派了一位模範列車員,到本車廂為你們服務。這些事實是說明要送你去刑場、去天牢嗎?
  「大清王朝的天牢犯人,最起碼也要五花大綁吧!這樣的鮮明對比,你當皇上的還看不出來嗎?
  「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本列車既不是去監獄,也不是去天牢,而是開往瀋陽。到瀋陽之後,有人會安排你們的住處。我們接送你們回國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溥儀聽後立即說:「你們說的話和我所看到的事實,我都聽得明白,看得清楚。我就是很想聽到你們給我一個直截了當的答覆。
  「請問,我這個人是不是必死無疑?希望你對我多說說,我很想多聽聽。」
  看來,溥儀對「死」的問題,想得很多,他和陸曦已談了不少「死」的問題,還沒談夠。在我很生硬地說了他兩句之後,他又提出了關於「死」的問題,要我表態。
  我只好再補充幾句,我說:
  「你從上車開始,就一直圍繞著一個『死』字,提出了很多問題。可見,你在死的問題上,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也不知你是怎麼想的?是不是怕死?」
  我這樣反問,出自藐視和無奈,也只能如此開門見山。這對皇上來說,如遭青天霹靂有些受不了。
  在舊社會,誰敢當面反問皇上這類問題。這是欺君、是詛咒君主,必然招致殺身大禍。而今,溥儀一聽,他那張發黃的臉,立即拉得很長,有些發青,眼睛瞪得圓圓的,卻一聲不吭。他這是在發怒,還是滿不在乎?我也弄不清楚。
  既然他不理睬我的反問,我就接著繼續說,管他愛聽不愛聽,我說:
  「怕死?誰也弄不清你為什麼怕死?當你跨進祖國國門之後,沒有人慢待你,也沒有人說,要你死。你為什麼會擔心被殺呢?假如我們要想殺你,很簡單,只要把你留在蘇聯,你就會和沙皇一樣死於非命。何必還要通過外交途徑,把你接回來呢!
  「你應該認識到,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你真的不想死,還不那麼容易呢。今天,萬萬沒想到,你一踏入國門,對眼前出現的事實,你不往心裡去。反而沒完沒了地絮叨著一個『死』字,實在有些讓人琢磨不透。
  「誰也沒逼你,沒惹你;你沒看到任何要你死的跡象,為什麼要糾纏這個『死』字不放呢?」
  逆耳之言,對溥儀這種人來說,是不會沒有觸動的,但他也不會輕易接受。
  溥儀聽後,坐在那裡一動不動,旁若無人,不吭一聲。
  隔了一會兒,溥儀突然掉過頭來問陸曦:「你所說的話是真的嗎?」他似乎想讓陸確認一下,他還死不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0)



  陸曦被問愣了,他不知溥儀問的是哪句話,也不知溥儀對哪句話有懷疑。由於溥儀把自己包得緊緊的,一直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陸曦也不想再問,於是便脫口而出說:
  「我們不說假話。我們說的話,都是認真負責的,不是隨便說說的。」
  溥儀聽後,眉開眼笑地說:「我願意和你多說說話。我想多聽聽。」陸曦表示說:「好!晚飯後,我們再談。」
  溥儀雖表示了還要找陸曦再談的願望。但晚飯之後,溥儀卻踏踏實實地蓋上毛毯,睡起覺來了。
  我們和溥儀的談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然而,溥儀的反應,卻令人難以揣摩。
  對此,我有些惱火。一個賣國皇帝,還那樣神秘兮兮的,讓人摸不透。
  溥儀對我們談的一些意見,是接受,還是反對,也不表示個態度。究竟他聽進去了多少?聽懂了多少?誰也弄不清。當時,我就有些看不起這個賣國求榮的皇帝。
  我和陸曦認為,溥儀想和我們談話的用心是,一味想試探我中央精神,但他卻絲毫沒有誠意。講好要在晚飯之後再繼續談,可他卻高枕無憂地睡起大覺來了。
  於是,我們也沒再理他,讓他睡吧!
  溥儀等人都睡了之後,我和陸曦都不想睡,便聊起了日本戰俘的事。
  我們這次引渡工作中,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負責接受蘇聯移交給中方的大批日本戰犯和戰俘。因此在沿途中,掌握一下日本戰俘的情況,也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工作。但是,考慮到我們兩人也沒有力量照顧那麼多,又沒有日文翻譯;溥儀和日本戰俘還要區別對待等情況,我們只能除了關注溥儀等人外,對日本戰犯、戰俘的情況,只能做原則性的掌握。
  日本戰俘969名,按他們的軍銜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下級軍官和士兵,被安排乘坐悶罐車裡。悶罐車裡,地鋪稻草墊,可席地而坐;車廂上方兩側有四個小窗戶,可通風換氣;把車門一關,你有三頭六臂,也插翅難飛。那些挑釁滋事之徒,想鬧點事,也只能是自討苦吃。一部分日俘將領軍官被安排乘坐前面一節糊了窗戶的車廂裡。
  這列火車離開綏芬河後,前面車廂的日本戰俘,由公安部專人看管。因此,有關日本戰俘在沿途的情況,我和陸曦在後面車廂裡,就瞭解得不多。
  僅就聽陸曦說的和我們看到的有關日本戰俘的一些材料,就已經使我大吃一驚了。
  一份日本戰犯名單,有幾個拼音的名字就把我嚇了一跳。這份名單中,每個名下,都有官銜和許多註解。可以看出,這些侵華日軍將領,個個都是殺人無數的劊子手,都是些吃人魔王。他們的雙手都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例如名單裡最刺眼的有:日本關東軍頭子武部六藏,他是偽滿洲國的頭號「太上皇」,是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官,是血腥統治偽滿洲國的劊子手;二號「太上皇」是,武部六藏的副手古海忠之;還有在山東施行「三光」政策的日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籐田伐;還有在東北製造細菌武器的關東軍731部隊的支部長神厚秀夫等。
  冤有頭,債有主,如果此時,把這批日本戰犯交給東北老百姓,交給那些橫遭日寇屠殺、倖免生還的老百姓,立即會把他們一個個碎屍萬段。
  蘇聯方面代表科富托夫中校曾對陸曦說:這些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在蘇聯關押的五年期間裡,一直不服管教,經常鬧事。有的日本將佐級戰犯,並沒把自己看成是戰敗國的俘虜,倒像凱旋歸來的功臣,還那麼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一點負罪感都沒有;低級官兵的素質也很壞,他們整天罵罵咧咧的,怨氣沖天;有的戰犯還經常擺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視死如歸的架勢。好像誰拿他們也沒有辦法。
  蘇聯戰俘管教所對這些日本戰犯也進行了一些嚴格教育,但起不了多大作用。他們根本就聽不進去。還有許多日本戰俘抓住一條國際慣例而有恃無恐,認為戰後應盡早把他們遣送回國,不應長期押在戰勝國內不放。因而,這些戰俘還時不時地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的強烈要求。
  關於處理這批日本戰俘問題,蘇中雙方高層領導人已達成協議,擬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理,因為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直接受害國。這批日本戰俘對被移交到中國一事,他們事先都不知道。
  為了順利地把這些戰俘移交給中方,並防止這些戰俘途中鬧事,蘇聯戰俘管理局沒有告訴戰俘要轉移的去向。
  在蘇聯境內,由於日俘一再追問,蘇方押送人員騙他們說,將遣返他們回國。開始,這些戰犯信以為真,途中還算平靜。後來,當火車轉向開往格羅捷闊沃時,有些機警的戰俘發現,火車開的方向,不是向東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向西開往中國邊境,已感到有些不對頭。當他們看到火車在格羅捷闊沃停車,並知道邊境對面就是中國小城綏芬河時,就斷定他們不是被遣送回國,而是被轉移到中國。這時,這些戰俘大部分都按捺不住對蘇方欺騙的不滿,也收斂不住對被移交到中國的恐懼。
  火車西去一事,在日本戰俘中傳開後,車廂裡,頓時引起了不小的波動。有的害怕,有的不服,有的沮喪。
  所謂沮喪,是許多日本戰犯本來就看不起中國。他們認為中國是一片「散沙」腐敗落後的國家,中國人都是些軟弱無力的東亞病夫,東北又是他們日本統治多年的殖民地。像中國這樣一個統治者低能、經濟又落後的國家,有什麼資格收容日本戰俘?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1)



  如果說,當年他們這些日本官兵作為俘虜被收容到蘇聯集中營,他們還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因為蘇聯是個有戰鬥力的國家。不僅強悍的德國敗在蘇軍手中,而且「武運長久」的日本軍也被蘇軍擊垮。因此,蘇聯才是當之無愧的戰勝國,它才有資格收容日本戰俘。而今天,他們竟被移交給中國收容、管理和審判,因沒有思想準備,而深感沮喪。
  所謂不服,是許多日本戰犯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取得勝利,並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事不以為然。有些日本戰犯是長期盤踞在東北的關東軍,除血腥鎮壓中共領導的「東北聯軍」外,沒和中共主力部隊交過鋒,沒吃過中共的苦頭,因而對中共也不瞭解。而且,他們長期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滿腦子自以為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們認為一個代表貧窮階級的中國共產黨,成不了大氣候;靠日本三八大蓋槍起家的政權,維持不了多久。而今天,這些日本人,竟要成為中共政權的階下囚。他們十分不服。
  所謂害怕,是因為這批日本戰俘曾在東北作惡多端,殺人無數,欠下了數不清的血債。
  當年,日本宣佈投降時,這批日本戰俘都想逃回日本,以逃避欠下的這筆血債。當被蘇聯紅軍俘虜之後,他們就期待著有朝一日,由蘇聯直接被遣返回日。這樣一來,他們也就可以糊里糊塗地矇混過關。
  但是,這批日本戰犯萬沒想到,他們將被移交到中共政府手裡。這樣,他們就將面臨一場無法逃避的災難。要麼他們將被送上軍事法庭,依法審判;要麼他們將被交給東北老百姓,用來祭典亡靈。總之等待他們的惟一出路,是死罪、是死刑。因此,這批戰犯,除少數殺人魔王面對死亡蠻不在乎外,大部分官兵都很害怕。
  以上種種,使這批日本戰俘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
  但是,當火車抵達格羅捷闊沃車站時,一個十分嚴密的蘇軍警戒線把戰犯火車包圍得緊緊的。
  在這種真槍實彈的監視下,這批日本戰犯,誰都不敢再有什麼奢望,只好乖乖地等候被移交。
  移交工作十分順利,九百多日本戰俘,都規規矩矩地登上了中國的火車。
  在火車上,我和陸曦要辦的事,要聽的匯報,要說的話很多很多,一路上並沒覺得寂寞,時間過得也快。轉眼間,火車已經到達瀋陽。
  那天的瀋陽火車站,整潔、寂靜,看不到旅客,看不到小商小販。
  我和陸曦準備下車。小王在車廂裡大聲囑咐:「我們的列車已經到達瀋陽,現在都不要離開座,聽候安排!」
  我們剛走下火車,迎面走過來東北人民政府交際處和公安部的幾位同志。為首的一位負責人一面向陸曦表示對旅途勞累的慰問,一面轉達了中央以及林楓同志關於安排這批戰俘在瀋陽車站暫時休息的指示。這時,石屏等兩位公安部的處長也由前面車廂走了過來,一起聽聽中央有關指示。這位接站的同志說:指示有三條:一、擬把溥儀、溥傑與幾個年紀大的偽滿政府大臣接到交際處,稍事休息,藉機與向他們宣佈一下對他們的學習安排,給他們一顆定心丸吃;二、其他一些偽滿政府官員和日本戰犯都在車上待命。公安部門在車站裡,做好周密安排,外鬆內緊,萬無一失;三、溥儀等人和日本戰俘全體將送往撫順「瀋陽軍區戰俘管理所」。將來條件允許,可把溥儀和日本戰俘分開管理。
  陸曦聽後,立即表示,這樣安排很好,我們照辦。
  溥儀等十幾人下車後,在我工作人員的帶領下,通過車站左邊貴賓室通道,走出車站,乘上一輛麵包車,去了交際處。
  這時,我和陸曦已乘自己的車,先到了交際處。
  在交際處,陸曦向東北人民政府秘書長栗又文扼要報告了蘇聯代表談判移交戰俘的前後經過,陸說:「在移交戰俘過程中,蘇方代表比較合作,並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戰俘的檔案材料和清點移交了溥儀的個人財產,最後和我簽訂了蘇中移交戰俘的換文。在來瀋陽的火車上,日本戰俘平安無事。溥儀等偽滿洲國各大臣都聽從安排。同時,通過和溥儀等人的接觸和交談,我們也摸到了一些他們的思想動向。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顧慮是,都擔心會被處以死刑。這些情況,我們將向領導寫一份書面報告。」
  栗又文聽後很滿意,他說:「對溥儀等幾個人的安排,中央很重視。我們準備送他們去撫順,在那裡組織他們學習,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以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看來,這些人的疑慮還不小,主要是擔心會不會把他們處死。這一點好辦。等到了撫順,生活學習上了軌道,他們那些疑慮就會自動煙消雲散了。現在你抓緊時間向撫順的來人做個交待,能說多少,就說多少,說不完,以後可給他們送個材料。撫順來人的任務是,接受這批戰俘,安全帶走。」
  當我們走進交際處二樓大會客廳時,溥儀已經坐在沙發上、在自由自在地忙著吃蘋果。這也難怪,他在蘇聯五個年頭裡,就沒見過蘋果。
  陸曦在會客廳裡抓緊時間,悄悄地向撫順來的同志把所知道的情況,做了簡單的介紹。這就算辦完了內部的移交工作。
  這時,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負責人在會客廳的沙發上,對溥儀等人說了幾句,他說:中央人民政府對你們這些人還是比較關注的。經過外交途徑,把你們由蘇聯方面接了回來。你們一路上也都很累。等稍微休息之後,我們將送你們去撫順。在那裡,你們可以安下心來學習。今天把你們幾個人接到這裡來,一方面是為了讓你們稍微解除一下旅途的疲勞;另一方面,借此機會,我把對你們的安排告訴你們。希望你們聽了之後,也不要再有什麼疑慮了。希望你們的神經不要再那樣緊張!不用再擔心害怕了!等到了撫順,我們會幫助你們把生活、學習安排好。你們有什麼要求也可以提出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2)



  溥儀等人對這位中共公安部門領導人的講話和對他們的安排,都出乎意料。他們原以為到瀋陽之後,他們會被立即送進軍事法庭或押赴刑場,至少會被帶上手銬、丟進監獄。萬萬沒想到,他們竟被接到原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二樓大廳(即交際處),享受了這番非同尋常的招待。
  交際處二樓大會客廳改裝得富麗堂皇。大門一開,大廳內豁然開朗。大門迎面的玻璃牆壁,襯透著整個大廳明亮而寬敞,兩旁的窗戶高大。一幅一幅落地式黃絨窗簾,反映出禮堂宏偉典雅;大廳頂部的吊燈,雖然有些陳舊,但能烘托出會客廳的大方和壯麗;在大廳四周,排滿了沙發和茶几,裝點得會客廳和諧而溫馨。在茶几上擺滿了水果、糕點和東北古磁牌高級香煙(當時恆達牌香煙二角一包,而古磁牌香煙九角一包)。
  幾位偽滿洲國大臣,聽了公安部領導人的這番講話,立即愁眉舒展,心花怒放。他們那些毫無根據的猜疑,也已隨之而去。於是,他們就毫無拘束地,動手抓起香煙、拿起水果,急忙吃上一口家鄉的水果、糕點,抽上一口家鄉的香煙。臨走的時候,不少偽滿洲國大臣還往褲子口袋裡,「順」了不少香煙和水果。
  溥儀忙著吃蘋果的同時,得知要送他們去撫順學習,他也鬆了一口氣。但他對中央政府如此慷慨的安排,難以理解。
  我們把溥儀等人送上火車,看著這列滿載日偽戰俘的專車,離開瀋陽。
  為了總結這段引渡戰犯工作,我們不僅把有關溥儀的談話記錄,如實地書面上報,而且還就溥儀等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動態,也做了粗線條的歸納,概括有如下三個方面:
  凶多吉少
  溥儀和日偽戰犯普遍認為,他們一到中國就「凶多吉少、必死無疑」。
  溥儀認為自己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是共產黨的革命對象。在偽滿洲國當了幾年傀儡皇帝,又是共產黨的鎮壓對象,這次回來,插翅難飛:偽滿洲國的各大臣多是東北早年的軍閥,他們長期盤踞在東北大地,作威作福,幹了不少壞事,欠下了一大堆舊賬。偽滿洲國他們投靠日本,賣國求榮,又欠下了一大筆新賬。舊賬加新賬,使他們處在東北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難逃一死。
  這批近千人的日本戰俘,都是侵華元兇。他們在中國欠下的一大筆血債,幾代人也還不清。他們普遍認為,一踏入中國國境,就難以生返日本。
  不瞭解中共
  溥儀等日偽戰俘長期以來,視中共為毒蛇猛獸,殺人放火的魔鬼。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們對中共東北的抗日聯軍進行過滅絕人性的屠殺,口號是,寧殺一千,不漏一個,見一個,殺一個,趕盡殺絕,不留後患。就這樣,他們與中共的距離越拉越遠,成見和積怨就越來越深。這個彎子不好轉。因此,溥儀等日偽戰俘最擔心的、最害怕的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小命落到中共手裡。
  既然已落到中共手裡,他們就做好必死的思想準備,任其宰割,破罐子破摔。
  錯誤估計形勢
  溥儀自恃是愛新覺羅的後代,是主宰天下的真龍天子,他認為,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還是共產黨的革命,都動搖不了他祖宗傳下來的多少代人所尊崇的真龍天子主持天下的規矩。儘管復辟難以實現,但他仍認為復辟是必然的,是天經地義的。
  溥儀把祖國這大片疆土看成是先人給他留下的業績,他有責任繼承。他把中國看成是他溥儀的中國,不存在什麼祖國不祖國的說法。因而,他被移交回到祖國,他並不以為然。他對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一直採取了抵制和反抗的態度;對被貶、被驅逐皇位,視為恥辱,念念不忘。他認為共產黨政權維持不了多久,形勢會起變化的。在這動盪的年代裡,只能耐心地等待時機。等著瞧吧!
  有的偽滿洲國大臣緊跟溥儀伺機待變。有的大臣在溥儀的大傘下面,積極和國民黨掛鉤。這兩種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中共不存在任何幻想。他們認為,儘管目前已落到中共手裡,但還不是最後結局。走著瞧吧!
  以上這一粗線條的歸納,概括了溥儀等人的思想動向並以書面上報。這對有關部門乃至中央在管理、教育、處理溥儀等人問題上起些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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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似乎是一件簡單而又平靜的引渡,實際上也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外交行動。我們為了能夠順利完成這一外交使命,從接到外交部有關引渡指示開始,便花了很長時間,搜集了不少資料,對這次引渡任務和引渡對象,進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在引渡過程中不出差錯,萬無一失。
  為了全面交待這一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引渡活動,我們必須再回過頭來從外交部給東北外事局發來的有關引渡工作的指示電說起。
  陸曦看到這一指示後,只覺得任務重大,卻有些摸不到頭腦,他第一句話就脫口而說:「東北光復已經五年,日本投降後,又跟國民黨反動派打了幾年仗。整天忙於戰爭,卻把這個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大清王朝最後這個小皇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給忘得一乾二淨。怎麼!他竟然還活著!」
  溥儀確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具體說來,他是大清王朝的代表人物。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3)



  大清王朝有十個皇帝。這十個皇帝中,能夠在民間留下點好印象的沒有幾個。康熙似乎口碑不錯,他為江山社稷也幹了不少好事。雍正給人留下的印象不好。他那些不成器的兒子,為爭奪太子桂冠,或者說是為了爭權奪利,鬧得天下血肉橫飛、烏煙瘴氣。他連自己的兒子家事都管不好,談何管理國家大事;乾隆雖有才氣,他卻吊兒郎當,倒像個難成大器的酸秀才,而且他還是個情種,留下了不少風流艷史。雖說他也常常出宮走走,所謂微服私訪,美其名曰「為了江山社稷」,實際上是用公款旅遊,遊山玩水,不務正業;光緒則生不逢時,來不及風光;惟獨宣統皇帝溥儀獨特,他在前半生中,三歲即位、三次登基當皇帝,過足了皇帝癮。
  溥儀被溥傑稱之為末代皇帝。這一稱呼,不無道理,因為他是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和中國歷代皇帝一樣,都是以真龍天子的身份,凌駕在中國人民頭上,靠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作威作福。所不同的是,他還當了多年日本侵華軍事集團的傀儡皇帝,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在偽滿洲國搖旗吶喊,並和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結下了千絲萬縷的關係。他的胞弟、千歲爺溥傑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受過日本軍方的專門培訓,而且還在日本皇家和軍方的唆使下,娶了一位日本皇族姑娘為妻,從而使愛新覺羅家族和日本皇帝結下了血緣關係。
  根據以上背景情況,我們有一個問題不理解,就是在1945年,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前,溥儀和溥傑兩兄弟為什麼不隨日本要員去日本避難、或流亡他國?卻跑到蘇聯那裡去幹什麼?
  這個問題,我弄不清,頂頭上司陸曦也有些弄不清。
  東北外事局局長陸曦曾是晉察冀抗日游擊隊中的名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被派往蘇聯學習過幾年,俄語很好。他雖然也是由部隊調到地方,第一次從事外事工作,但他很快就把工作扶上了軌道。這是由於他肯認真領會中央精神,肯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他的這種工作態度,對我影響不小。
  接到引渡戰犯的任務後,陸曦一直認為有些情況不明,擔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他對我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為了弄清溥儀等人去蘇的有關情況,我想去北京外交部做些調查研究;同時,我們也和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就此事進行一些接觸,通過蘇方摸一下有關情況。」
  正當我和蘇聯駐瀋陽總領事聯繫拜訪的時候,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又給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主席、林楓副主席發來一個指示電。電中除重申引渡溥儀等人指示外,又強調指示二點:一、除派外事局長陸曦負責這一任務外,應另派一團級幹部和適當部隊前往協助,因為在接收溥儀等人的同時,還要接收一大批日本戰俘;二、在接收蘇方交回的人員中,不要將日本和偽滿洲國戰俘安置在一起。
  這一來電使陸曦稍為平靜了些。
  陸曦對我說:「北京先不要去了。看來,溥儀等人是和日本戰俘同時被抓到蘇聯去的。有些情況,我們只能從蘇聯軍方瞭解。特別是要瞭解這批戰俘去蘇和在蘇扣押情況,一方面可從蘇方移交戰俘的人員中瞭解,一方面在移交後,可從溥儀等人的嘴裡瞭解。從這一來電中也看出,有關這批戰俘在蘇的情況,我們不瞭解,有可能北京也不一定瞭解。只能有待我們在執行這一任務中去瞭解,而且中央也很需要瞭解有關這方面的情況。」
  我很佩服陸曦的分析能力。有關溥儀等人的一些情況,不僅我們不知道,連外交部也不一定知道。而且,有關各方都需要我們到第一線去瞭解。可見,這一任務,擔子不輕。
  東北外事局於1947年建於哈爾濱。當時,外事局的幹部僅有三人(陸曦、夫人王如和我)。局長是從部隊調來,我從醫科大學調來,都是第一次走進外事部門。我們不熟悉外交業務,又無處學習,能否圓滿地完成這中央交下的重大使命,心中都沒有底。
  幾天之後,陸曦又拿出外交部的來電,對我和王如若有所思地說:「中央提出把溥儀和日本戰犯、戰俘分別接收是很有道理的。這兩種人不能混在一起。日本戰犯雖然已經繳械,尚不能遣返回國。他們在中國入境後,到處都是他們的受害者,要嚴加看管。溥儀等人都比較複雜,罪孽也都不小,但他們是被引渡回國。他們都有一定的負罪感,不敢鬧事。
  「經與公安部商量,並做了具體安排。在我和蘇方代表辦完交接手續之後,一大批日本戰犯、戰俘,由公安部派人負責。公安部黨委將派田羽和石屏兩位處長,和我們一同去完成這一任務。溥儀等人由外事局負責。路上的安全和接收後的財物移交,也由公安部派人負責。」
  接著陸曦又說:「遠行和我一起去完成這一外事任務,王如留在局裡處理日常事務。」陸當時發現我有些躊躇,便說:「誰都是從頭開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那些齜牙咧嘴的敵人,都被我們打得稀里嘩啦,還怕這批戰犯戰俘不聽話。辦外事,我自己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咱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事謹慎小心就是了。」
  正當我們渴望多瞭解一些有關這批戰犯情況的時候,外交部又給東北外事局發來了一個通報,介紹了這批戰犯移交的工作原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紅軍全面進軍中國東北三省,一舉擊潰了日本侵略軍。戰爭結束後,蘇聯紅軍將東北地區的日本戰犯、戰俘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以及其各部大臣,都押解到蘇聯西伯利亞地區,並由蘇軍方負責看管和審訊。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4)



  半年前,即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的時候,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達成口頭協議,定於6月底,7月初,中蘇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再商引渡溥儀等人的具體方案。
  這一來電看出了這一引渡使命的份量。一是此事是由毛澤東親自過問和經手辦理的;二是此事是中蘇兩國政府要辦的大事。因此,我們對此事千萬不能等閒視之。
  這一來電也明確了去綏芬河的引渡任務,但令人擔心的是,在執行這一任務時,很難預料會出現什麼新問題。
  這批戰俘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信念、不同觀念的活人,是一批騎在人民頭上的帝王將相、漢奸走狗、侵華元兇,都是些十惡不赦的罪犯。而且這些活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私心。因此,這批戰犯、戰俘是否能老老實實地接受移交?我們心中無數。特別是,蘇聯為什麼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這批戰犯、戰俘移交到中國?我們也猜不透。
  這些疑問,提高了我們的警覺。辦這件事,不能掉以輕心,要看到順利的一面,也要看到艱巨的一面。
  為了使艱巨的一面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從領會中央有關指示開始,對溥儀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中央精神,「不要將日、滿戰俘安置在一起」。這就意味著要區別對待。
  至於溥儀及其各大臣究竟應該屬於哪一類人?是戰犯?是戰俘?還是雙料貨,既是戰犯又是戰俘,或者什麼叫法都不是,說不定會有別的叫法。對此,當時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把他們最終歸於哪一類。
  蘇聯當局向我們聯繫移交時,對溥儀這些人的叫法,前後也不一致。蘇方有時稱他們是戰犯,有時稱他們是戰俘。其實,這幾種叫法,嚴格說來,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戰犯:也就是發動侵略戰爭的自然人。在1945年,就已經有過明文規定:發動侵略戰爭的人要負有國際刑事責任。換句話說,承擔國際刑事的人,就是犯有國際罪行的自然人。這類罪行有三種: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其中發動侵略戰爭罪,則是最嚴重的國際罪行。
  當戰爭結束時,侵略國及其準備、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自然人,就必然被提上了追究的日程。
  關於追究個人國際刑事責任,通常有兩種辦法:一是各國依照本國的刑事立法自行審判此類罪犯;二是組織國際法庭進行審判。這兩種辦法審判的自然人就是戰犯。
  戰俘:就是放下武器的敵人。這類人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應享受戰俘待遇。這就是說,拘留戰俘的國家政府當局,不得基於種族、國籍、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見等之不同,而對戰俘有所歧視。有些戰俘不負任何戰爭的刑事責任,在戰後,可定期被遣送回國。至於有的戰俘是否夠得上是戰鬥員,還得有所甄別,並不是俘虜的自然人就都是戰俘。
  這樣一來,溥儀、溥傑等人究竟應該屬於哪一種人呢?
  說他們是戰犯。因為他們在偽滿洲國時代,在東三省,曾全心全意地為日本軍國主義集體貫徹殖民主義的殘酷統治,並以滿洲國為基地,為日本侵略全中國和東南亞,創造有利條件,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刑事責任。因此,稱他們為戰犯,也無不可。但是,他們畢竟還不是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策劃人、主要負責人。
  說他們是戰俘。因為他們是和關東軍頭頭一起俘虜的。事實上,溥儀等人也真的是鐵了心地要跟著日本人走,鐵了心地要把兒皇帝這個寶,死死地押在日本人身上,把自己和日本關東軍牢牢地「捆」在一起,並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效忠日本關東軍。如果就此說他是個戰俘,也太便宜他了,似有不妥。況且溥儀等人畢竟不是第一線上的戰鬥員,不是放下武器、舉手投降的敵人,因此,說他們是戰俘,也似乎有點不足。
  然而,這位狂妄無知的溥儀為了擺脫侵略戰爭的刑事責任,就連戰俘這個身份,也還有些不大願意。
  孰不知,把溥儀等人列為戰俘,並無大礙,因為這樣,他們可以享受戰俘待遇。
  究竟溥儀應屬哪一類?必須先弄清溥儀是怎麼當上偽滿皇帝的?又怎麼被蘇聯俘虜走的?根據有關專家當時提供的資料和溥傑事後親自和我談的情況,略做如下交待。
  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打入北平,把紫禁城包圍起來,大門一關,不准任何人出入。門外軍警森嚴,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把溥儀死死地困在金鑾殿裡。
  往日溥儀在金鑾殿裡,靠眾臣輔佐支撐,而今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個,他有些六神無主。正當溥儀慌神的時候,馮玉祥派人給他送來一個文告,要修正清室的優越條件,要溥儀簽字,內稱:一、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二、民國政府減少補助清室的費用;三、限三小時內,溥儀遷出皇宮,自由選擇住處。
  溥儀對此通牒式的條件,敢怒不敢言,無法抗拒,只能乖乖地服從。
  其實溥儀對這類事也無所謂,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攆下台。俗話說,大丈夫能上能下,這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於是,他拿起筆來,在文告上簽了字,同意照辦,先闖過這一關再說。但他畢竟不是一個老練的政客,能屈能伸的本事還不到家。在這突如其來的大勢已去的變革中,身邊又沒有謀士幫忙,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悲觀和沮喪。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5)



  下一步該怎麼辦,溥儀一點主意也沒有。
  在限定時間到達時,溥儀只好走出金鑾殿,先到北府去找他爹。
  溥儀在北府坐立不安,北府和金鑾殿不同,他不僅失去了自由,安全也無保障。怎麼辦?他想到,要從外國勢力中,尋找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溥儀手下原有兩個較親近的大臣,一個是曾任大清王朝駐日本神戶的總領事鄭孝胥,此人和日本關係十分密切;一個是長期在日本混過的羅振玉,他也和日本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
  鄭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陳寶琛的同鄉,他在清朝除做過駐日本神戶的總領事,還做過一任廣西邊務督辦。此人才幹出眾,能力較強,深受朝野重視。他曾多次拒絕民國總統的邀請,不肯到民國政府當官,卻繼續追隨溥儀。因此,溥儀把鄭孝胥看成是一位難得的忠臣。對鄭的一些親日的進言,溥儀均較賞識。
  羅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過售賣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關係。那些年,日本上層、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對中國古物很感興趣。有的日本人是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為了收藏,也有的是為了倒買倒賣,從中取利。他們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來自中國的歷史文物。羅看準日本上層對古文物的青睞,便以中國古文物學術權威的身份,在日本結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時期裡,他已成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夠說上話,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羅對溥儀出過一些向日本靠攏的建議,也頗得溥儀的重視。
  鄭孝胥和羅振玉兩個人都會投其所好,願幫助溥儀尋找出路。換句話說,他們二人都可以別有用心地幫助溥儀,借用日本勢力,達到個人的目的。
  鄭孝胥告訴溥儀,為了尋找出路,他想把溥儀接到「東交民巷」日本兵營去。鄭說,他已和「東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帶一名醫生,以送溥儀看病為由,將溥儀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營。這個辦法,溥儀很感興趣,有些動心。但由於多位王爺反對,而沒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羅振玉來到了北府,他告訴溥儀,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駐軍司令部。日本方面說,北京竹本大佐會派騎兵在北府附近巡邏,如果發現國民軍對北府有什麼異常舉動,北平日本兵營會立即採取「斷然措施」。
  羅振玉帶來的這一消息,使溥儀深受感動,使溥儀進一步證實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對象。
  這時,溥儀利用段祺瑞聯合奉軍反馮玉祥的混亂形勢,向駐華使團發出求援呼籲;又請日本公使辦的《順天時報》發表對他的採訪談話。該報是奉命辦事,也樂得藉機拉溥儀一把,在報上,連續寫文章表示對「皇室」的「同情」,大罵國民軍。對此,溥儀很為得意,認為日本才是他可信賴的一方而確信無誤。
  在「北府」解除門禁時,溥儀決心搬出「北府」,找一個能夠得到庇護的地方。
  溥儀選擇日本駐華公使館,作為他的庇護所。
  溥儀主動上門,找靠山,以待東山再起,日本駐華公使求之不得。這對日本侵略擴張集團來說,正中下懷。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計地把溥儀牢牢地抓在手裡,使溥儀死心塌地靠攏日本,以便日後有用。為此,日本駐華公使芬澤為溥儀的進館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並熱情予以招待。
  在溥儀進入日本公使館後,日本公使館經日本人的精心策劃和安排,很快就變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宮。
  溥儀也就這樣肆無忌憚地在日本公使館過起了大清皇上的舊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儀在日本公使館做壽。這年正逢溥儀20壽辰,日本公使為溥儀舉行了一個大型的慶祝活動。
  在日本公使的策劃下,這一祝壽活動搞得十分隆重,別具一格。
  賀壽活動安排在日本公使館禮堂舉行。
  日本使館禮堂,按故宮內的格局佈置一新。地板上鋪有豪華的黃地毯;在溥儀坐的太師椅上鋪有黃緞子;椅子後面的玻璃屏風貼上黃紙;傭人們一律戴上清朝的紅纓大帽。生日這天的賀壽活動,在禮儀上和清朝皇宮的做法沒有什麼差別。從各大城市來的遺老、舊臣、送禮拍馬的、藉機巴結溥儀、巴結日本人的人物約600餘人,都爭先恐後地擁到日本公使館禮堂,都向坐在太師椅上的溥儀三拜九叩,祝賀皇上萬壽無疆,氣氛異常熱烈。
  溥儀在儀式中間,還向600人的來賓發表即席講話,他在這賀壽活動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風光了一陣,大過了一番當年當皇帝之癮。同時,他也進一步體驗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當成皇帝。
  這時,溥儀投靠日本的決心,日益堅定。
  還有一件使溥儀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對溥儀想出洋東渡的設想,給予了十分滿意的答覆。
  溥儀想出洋東渡日本,具體應該怎麼辦?他沒有主意。正在這時,他的寵臣羅振玉給他出了個主意。為了便於東渡日本,可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碼頭。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準備,條件具備後,即可乘船東去。對此,溥儀欣然接受。
  羅振玉把溥儀要去日本的設想告訴了日本公使芬澤。芬澤很高興。這對日本方面說來,正中下懷,芬澤隨決定派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署長和便衣警察來京,負責護送溥儀由北平前去天津。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6)



  溥儀到達天津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地軍官士兵,把溥儀接下了火車。次日,日本人辦的《順天日報》在北平發表日本駐華公使聲明,說明前宣統皇帝突然轉往天津。這一聲明等於將溥儀去天津一事,告知段執政及其外交總長。
  溥儀到達天津,更加依賴日本。而日本當局則把溥儀拉得越來越近。
  溥儀一到天津,就進入日本租界地,住進有現代化設備的新房子,他越發得意。
  儘管溥儀打算借助外力、借助日本復辟的遠大計劃不變,但他東渡日本之事,由於國內形勢的變化,遲遲沒有成行。結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這段漫長的歲月裡,溥儀的復辟、復仇思想,更加堅定和迫切。
  這時期,在溥儀身邊能夠接近和進言的人,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兩個人就時局問題向溥儀發表的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儀長期以來要復辟、復仇的設想。這兩人對溥儀實現復辟設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儀在天津和北京一樣,仍然得到日本方面無微不至的關懷。溥儀想復辟,日本當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以全方位的幫助和支持。
  日本觀察到溥儀很喜歡眾人仍然奉稱他為皇上,便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機會,讓溥儀知道,日本一直沒有改變承認宣統皇帝、皇位的存在。
  有一天,正當軍閥混戰的戰火就要燒到天津的時候,日本天津駐在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溥儀住地,向溥儀說:「請宣統皇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開進日本租界一步。」溥儀聽後,十分得意。一是日本軍方仍然稱他大清皇帝的尊號。他受寵若驚。自從溥儀被攆出金鑾殿,除他的隨從外,沒有人還把他當成皇帝。而今,日本軍方仍然畢恭畢敬地稱他皇帝,使他感到日本才是他可信賴的朋友;二是日本軍方還提出要保障溥儀的安全。這種表示,使這位早想東渡日本的末代皇帝感恩戴德。
  沒過幾天,日本官方代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請溥儀參觀天津日本僑民小學。這一活動是日本總領事精心策劃的。溥儀求之不得,對此邀請欣然接受。
  這一活動本是一次很普通的活動,然而,日本人卻別有用心,目的是投其所好,進一步軟化溥儀。
  在溥儀去小學的往返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彩色紙旗,夾道歡呼「溥儀皇帝萬歲!」,這一場面使這位脆弱無能的末代皇帝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在天津這些年,每逢節日或溥儀的壽辰,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和日本駐軍司令官及其將佐們都要到溥儀住地來拜賀。每逢日本「天長節」,日本駐津要員都要請溥儀去參觀閱兵典禮。
  又有一次,溥儀到白河邊上去遊逛,偶然他看到在河中間停留一艘日本兵艦。當他們在眺望兵艦在河中的美景時,該兵艦的艦長突然乘小船靠近河岸,並匆匆忙忙地走到溥儀面前。恭恭敬敬地對溥儀說,很榮幸看到皇帝陛下在欣賞日本軍艦在河中的美景,我特意前來邀請皇帝陛下到軍艦上參觀。
  溥儀欣然接受,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和日本軍方進一步接觸的好機會。
  當溥儀走到軍艦上的時候,日本海軍將校等高級軍官列隊在軍艦上,以接待國家元首的規格,向溥儀皇帝高聲致敬。
  溥儀也就儼然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在日本軍艦上檢閱儀仗隊,十分風光。
  當溥儀回到住地不多時,這位日本艦長率領一些日本軍官前來回訪,以表示對溥儀皇帝的尊敬。就這件事,溥儀曾嘟嘟囔囔地對身邊人說:「從這件事上看,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裡尊敬我的。」
  在天津這幾年,溥儀在生活上很自在,在「政治上」很得意。首先是,他的生活條件比紫禁城的養心殿要優越得多;其次是,在日本租界地內,從官方到民間都仍然尊稱溥儀為宣統皇帝,使他既風光又得意;再其次是,在國內形勢稍為有些緩和的情況下,幾個親日的近臣鄭孝胥等人就復辟大計,進言不少,都很合乎溥儀的心意。於是,溥儀一天比一天相信日本將是他復辟的第一外援力量,一天比一天認為,靠日復辟大計,應當立即提上具體日程。
  不久,溥儀為復辟大計,在天津通過日本大軍閥大倉喜八郎,將胞弟溥傑派往日本去學軍事。
  接著,溥儀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投靠日本當日本傀儡皇帝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日本侵略擴張的犯罪道路。
  1931年,日本在發動侵華戰爭之前,已向溥儀打了招呼。
  「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溥傑從日本回國休假,給溥儀帶來了日本軍方吉岡安宜的一個口信,告稱:「現在張學良鬧得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宣統皇帝不是沒有希望的。」
  不僅如此,在溥傑回國前,日本貴族水野勝邦子爵向溥傑打招呼說,他將要去中國拜會一下溥儀,並向他當面送上一把扇子。
  溥傑回國後不久,水野勝邦來訪溥儀,送來一把扇子。扇子上面,寫著一聯詩句:
  「天莫空勾踐,
  時非無范蠡」。
  溥傑回國帶來口頭和書面的兩條信息,實際上是日本侵略擴張當局給溥儀送來的一個暗示,要溥儀知道:日本要動手了。溥儀的希望來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7)



  溥儀和日本一級戰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會面勾結,就溥儀去東北三省建立日本傀儡國家一事,達成了共識。
  9月的一天,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把溥儀弄到日本兵營。溥儀到達日本兵營,首先見到的是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大佐,在一旁陪坐的有溥儀的舊臣羅振玉。坐定後,羅交給溥儀一封信。
  這封信是溥儀遠支宗室的後代、東北保安副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寫給溥儀的。
  張作相還兼任吉林省的省主席,張因回家奔喪,不在吉林。熙則利用這個大抓實權的機會,以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的身份,下令開城,迎接日本侵略軍,成了東北日本傀儡國家的開國元勳之一。
  熙在給溥儀的信中說:他等待了20年的機會,今天終於等到了。請溥儀勿失時機,立即回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佔據滿洲,再圖關內。只要溥儀一到瀋陽,吉林立即宣佈復辟。
  11月的一天,日本侵華軍頭目土肥原賢二到達天津,溥儀連夜會見了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賢二是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五名重大戰犯之一。人稱,土肥原賢二是個靠侵華起家的日本軍人,他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走到哪裡,災難就降臨到哪裡。
  土肥原賢二見到溥儀,就對溥儀說,日本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希望溥儀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快去愛新覺羅祖先的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溥儀將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最後,土肥原賢二還強調,將在滿洲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帝國。這個帝國將由宣統皇帝完全做主。
  溥儀聽得入神,他認為,這正是一個復辟的好機會,機不可失,應抓緊北上。於是,溥儀就連夜偷偷地乘上了日本人的輪船,離開了天津。
  溥儀在日本關東軍的安排下,乘船先到營口,後又連夜轉往旅順。
  溥儀在旅順等了三個月。在這期間,許多清朝遺老、皇親國戚,以及一些官迷心竅的政客們,當獲悉溥儀要復辟、要復皇位,都爭先恐後地前來拜會溥儀,並施盡全身解數,向溥儀獻慇勤、送重禮,以期望在朝廷裡能買上個一官半職的。溥儀也不負眾望,對買官、跑官者來者不拒,誰出大價錢,誰就做大官,只要肯出高價,人人都有官做。
  這些會當官、會運動做官的人,都有所獲,他們後來都成為偽滿洲國的大小新貴。例如幾個頭面人物:鄭孝胥、臧式毅、熙等人,都當上了偽滿洲國部長以上的大官。其中,熙這個人野心很大,官迷心竅,他不滿足於當個部長,他想當宰相。
  熙自認為,他才是為溥儀復辟,打過先鋒的人物,他最先致信尚在天津的溥儀,請其出山當皇上;後又在瀋陽為溥儀復辟鋪路。不僅如此,熙還幾次派人給溥儀送錢,共有幾十萬元,最後他還明確向溥儀提出,要求「皇上」授命他出任「總理」之職。
  其實,這些酒囊飯袋、投敵賣國之流,當時還有所不知,要當大官,不僅要賄賂溥儀,還要賄賂日本主子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不同意,誰也當不了總理。
  三個月之後,正當溥儀躍躍欲試,積極向日本投靠的時候,板垣征四郎親自到旅順找溥儀談話。
  板垣征四郎告溥儀,為適應東北三省「各界」的願望,要在東北三省成立「滿洲國」。國都設在長春。長春改名新京。這個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漢、蒙、日、朝。由溥儀出任國家元首即執政。
  溥儀關心的不是把東北三省從祖國分裂出去成立的是個日本傀儡國家,他關心的是,想當皇帝。他還覺得,當執政不如當皇帝更名正言順,更算得上復辟。為此,溥儀和日本主子還討價還價了一番。
  最後,板垣征四郎對溥儀說:「執政,不過是過渡而已。宣統帝是大清帝國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這是很明白的事。將來在議會成立後,我相信一定會通過恢復帝制的憲法。因此,目前的執政是過渡時期的方法而已。」意思是要溥儀先去長春上任,當皇上以後再說。不久,溥儀當上了偽滿洲國的皇帝,並對日本感恩戴德。
  就這樣,溥儀作為一個偽滿洲國的國家元首,當上了頭號漢奸,把東北三省拱手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變成了日本殖民地,並為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侵略擴張,搖旗吶喊。
  溥儀的偽滿洲國都搜羅了些什麼人從事「國務」?這些人大部分都淪為蘇軍的俘虜。
  溥儀到長春後,就迫不及待地再過一把當元首的癮。為此,他還舉行了一個隆重的開國大典。參加典禮的「元勳」有,溥儀的隨行老臣鄭孝胥、羅振玉、胡嗣瑗、陳曾壽,另有趙景祺、蒙古王公貴福、蒙古王公齊然特色木貝勒;還有奉系官吏:張景惠——向日本投降的原哈爾濱特區長官、省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臧式毅——向日本投降的原遼寧省主席;還有熙——原清宮大臣、向日本投降的原東北保安副司令兼張作相的參謀長;張海鵬等。
  就在這個儀式上,日本關東軍負責人宣讀了一個國務院的任命名單。這個名單就是偽滿洲國各部總長的任命,也就是一份偽滿大漢奸的名單,如下:
  國務總理鄭孝胥;民政部總長臧式毅;外交部總長謝介石;軍政部總長張景惠;財政部總長熙;實業部總長張燕卿;交通部總長丁鑒修;司法部總長馮涵清;文教部總長鄭孝胥(兼);奉天省長臧式毅(兼);吉林省長熙(兼);黑龍江省長程志遠(兼);立法院院長趙欣伯;監察院院長於沖漢;最高法院院長林綮;最高檢察廳廳長李;參議府議長張景惠(兼);參議府副議長湯玉麟;參議府參議張海鵬、袁金鎧、羅振玉、貴福;執政府秘書處處長胡嗣瑗;執政府秘書處秘書萬繩、商衍瀛、羅福葆、許寶衡、林廷琛;內務處處長寶熙;內務處特任官員張燕卿、金璧東、王季烈、佟濟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備處處長終濟煦;侍從武官長張海鵬;國務院秘書官鄭垂;國務院秘書官鄭禹。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8)



  溥儀盼望已久的登台輝煌,已經得以實現,他十分得意。
  大典過後,溥儀走馬上任,當傀儡元首。溥儀雖然什麼大事也不管,但他卻把當皇帝的一套排場,安排得地地道道,風光十足。每天都有許多貴客前來朝拜和請安。前來的人有愛新覺羅家族的人,有在野舊臣、有當朝新貴、各部總長、特級參議,還有一些各地的士紳、豪商、地痞等等之流。這些前來拜會、請安的人,都是為了前去上供、送錢送物,為了向溥儀表忠心,以求飛黃騰達、陞官發財。關於東北三省從此就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將遭受日本掠奪;老百姓從此就變成了亡國奴、將慘遭日本蹂躪一事,這些人和溥儀一樣,一概不予過問。
  在溥儀身邊當官的人,多是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舊軍閥、舊官僚,也是一些酒囊飯袋的人物。他們只管搜刮民財,從來不管百姓疾苦。僅以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成立偽滿洲國後不久,總理職務就由張景惠取代了鄭孝胥。這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需要。)為例,就可見一斑。
  張景惠是東北一帶地區勢力人物,也有人說他是「鬍子」(土匪)出身。他的表演,是可稱之為賣國之最。別的不說,僅就他那套會「吹」、會「拍」的當官本事,就可看出他是個什麼樣的歷史人物。
  有一次,在偽滿洲國的國務會議上,在日本關東軍頭目發言強調「日滿一心一德」後,張景惠說:「咱是不識字的大老粗,就說句粗話吧!日滿兩國是兩個螞蚱拴在一根繩上。」
  在日本殖民主義政策的壓搾下,人民無法生活。東三省的老百姓每年辛辛苦苦種的糧食,全被日本關東軍搶走。對此,張景惠在國務會上說:「日本皇軍賣命,我們滿洲出糧,不算什麼。鬧饑荒的人,勒一下褲腰帶,就過去了。」
  由於張景惠對日本極為無恥、極為肉麻的吹捧,日本侵略集團對他很滿意。日本關東軍稱張景惠為「好宰相」。
  至於溥儀的偽滿洲國都幹了些什麼?這一問題,不是本書要交待的事情。僅就溥儀的一兩個賣國事實,本書不能不帶上一筆。
  溥儀此人,不要老祖宗,賣國求榮,為日本侵略擴張開路、吶喊,把東三省老百姓置於水深火熱之中。1941年,當日本對美英宣戰的時候,溥儀立即頒發詔書「動員東三省人民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奮鬥到底」;1942年,當日本一級戰犯東條英機到達長春時,溥儀當面拍馬說:「請首相閣下放心,我當以滿洲國之全力支援親邦日本的聖戰」,並以大量白金、鑽石等首飾送給關東軍,以支持其侵略和擴張。
  關於溥儀等人怎麼會被俘虜到蘇聯去的問題,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說起。
  1945年8月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發生了變化。
  第二天,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親自跑到皇宮,通知溥儀說:蘇聯已正式對日本宣戰。戰爭形勢發生了變化。當然,關東軍仍將誓死奮戰,但這樣打下去,免不了要殃及東北各大城市。我們為了溥儀皇帝和皇室一家的安全,為了滿洲國政府能有所安置,要求立即將皇室撤離長春,遷往通化。考慮到時間緊迫,皇上應盡快收拾行裝,準備立即出發。
  山田乙三接著又補充說:通化將是皇室躲避戰事的最好地方。那裡山連山,山靠山,日本關東軍還在山裡修築了地下工事,規模不小,如同地下長城,固若金湯。將來一旦需要,日本天皇陛下也要到那裡去。
  最後山田乙三強調說:考慮到時間緊迫,皇帝應盡快收拾行裝,立即出發。
  這一突如其來的軍事命令,又是關東軍司令官親自向溥儀宣佈的,使溥儀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需要弄明白的。當傀儡的,從來就是要聽主子的。
  溥儀原以為,日本皇室會對他有個妥善的安排,這也是他一貫忠誠日本天皇應該得到的回報。但萬沒想到,一道日本命令,就要送他到深山谷底去逃難。他有些茫茫不知所措。
  溥儀在其惶恐之餘,又再三掂量了一下他面臨的戰爭形勢和他自己的失落處境,他還得意地認為,遠離戰場不是壞事,還有可能在通化和日本天皇會面。最後,他依然決然地把自己的命運、前景,牢牢地和日本皇室綁在一起,願和日本皇室共同克服來自北方的壓力。
  當然,多疑的溥儀對日本軍方的安排,也不是毫無戒心的。戒心何用?他自己的命運早已攥在日本人手裡,如不從命,只能是自尋死路。可是,倘若日本戰敗,自己豈不是跟著日本往死路上走嗎?但他考慮到在偽滿洲國那些年,沒幹什麼好事,還曾為日本侵華勢力歡呼助威,罪不可恕,已經沒有彎子可轉了。事到如今,他已經無路可走了,南下「無門」、北上「無路」,與其說留在長春不走,讓東北老百姓打死,還不如走一步看一步,聽從日本關東軍司令的一切安排。
  於是溥儀連夜將多年搜刮來的金銀珠寶裝在幾個箱子裡,準備離宮。
  兵敗如山倒。此時,皇宮之內,已經亂成一團。除少數禁衛軍外,全部日本人拉家帶口離開了皇宮。宮廷裡的一批大官,除少數無處藏身的,大部分都已溜走。也有不少人表示要在宮內留守,實際上,在溥儀離宮的時候,他們早已逃之夭夭。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29)



  為便於出逃,皇后、貴人、溥傑夫婦、溥儀的妹妹、妹夫、幾個格格和侍從傭人,在溥儀離開皇宮之前,先行去了火車站,並登上了潰逃的專列。
  夜至11時半,溥儀才從宮內退出。他和往常一樣,仍然乘上他那輛皇帝特用的紅色大轎汽車。另有三輛大型汽車隨同護駕,一起直奔火車站。
  溥儀一行登上了列車最後一節「展望車」時,列車開始啟動,直奔通化。
  往常,溥儀乘坐的是紅色專列,並掛上一節展望車廂。在登車之前,要有三軍武裝儀仗隊送行,還要有軍樂隊伴奏助興。而今這列潰逃的火車,不是紅色專列,而是普通的硬座列車。而且,車上車下一片狼藉。站台上和列車上全是日本人。孩子哭,大人叫,一派逃命景象。這時,溥儀才感到有些害怕,似乎末日即將來臨。
  火車到達通化之前,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為穩定溥儀情緒,特到「展望車」廂內給溥儀打氣。山田跟溥儀說:日本皇軍在北滿正和蘇聯入侵軍隊進行著激烈戰鬥,而且皇軍已經取得了赫赫戰果。他還向溥儀通告說:為了皇帝一行的安全,火車在通化稍停後,立即開往臨江縣大栗子溝去。
  臨江縣大栗子溝確實是一個十分安全的戰時避難所。此地南臨鴨綠江,三面有青山環繞,地面寬闊,空氣清新。山下一排排嶄新的平房住宅,整齊素雅,設備齊全,卻都空無一人,像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選定此地,成立皇帝的臨時「行宮」,安營紮寨,再好不過。至於這些房屋和設施,是供日本侵略者幹什麼用的?這幫皇室人員,誰也沒有興趣過問,誰也問不到。
  秋風秋雨,氣氛淒淒,溥儀心裡的想法很複雜。他躊躇、憂鬱、徘徊。這次離開皇宮,他所遇到的苦和難,都可以從容地挺過去。但在大勢已去、下一步該怎麼走的問題,他拿不定主意,七上八下的猜疑,使他有些挺不住了。如今他從一個皇帝變成了一隻喪家之犬,在中國他是找不到任何一個憐憫他的人。而日本王室還會管他嗎?一個毫無代表性、被歷史淘汰的人物,還有誰會多看他一眼。他很悲觀。
  溥儀睡過一夜之後,發現了一個新的現象,使他又從一個難以穩定的情緒中,出現了點可以寄托的希望。他看到日本關東軍的陪同和日本警衛,對他仍然十分恭敬,使他又覺得日本對他,並沒有因為戰爭失利而三心二意。於是,他便自認為,日本還是要用他的。他便決心,不動聲色地走一步、看一步。
  一種莫名其妙的幻想,使溥儀由悲觀轉為樂觀。
  兩天之後,即8月1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通知溥儀:「日本天皇陛下已經宣佈了無條件投降。受日本支持的滿洲國已將不復存在。為此,一、皇帝溥儀應立即頒發一份退位詔書;二、溥儀皇帝一行立即安排乘飛機去日本東京。
  溥儀聽後,吃驚之餘,覺得日本還沒對他置之不顧,他立即向東方跪倒在地,連聲大呼:「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先考。」似乎他沒守住江山,在向東方懺悔。
  日本已經投降,它作為發動戰爭的戰敗國,必然要接受國際法庭的制裁。作為一個被利用的傀儡皇帝,也難逃罪責。
  下一步該怎麼辦?溥儀依然是茫茫不知所措。宣佈退位,並非難事,他已有兩次退位的經歷。可這次退位和過去的退位不同。如果說過去退位,只要皇上離開紫禁城,誰也不予追究。而今不同的是皇上也犯有戰爭罪。他支持日本侵略擴張,犯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這一罪責,該如何向歷史、向人民交待,是溥儀面臨的一個想逃脫也逃脫不了的大問題。
  逃?逃向何方?這個問題在宮內眾臣之間分歧不小。有人表示仍應依靠日本皇室,與其共存;有人盤算著和國民黨要員搭上勾,尋找一條巧妙的好出路;有人自知罪孽不小,難逃罪責,只能順其自然,聽天由命。而溥儀仍然把寶押在日本人身上,多少年來,他聽命於日本;事到如今,溥儀想離開日本,也寸步難行,於是,他只能繼續聽命於日本人的安排。
  正當溥儀已經想通,把希望繼續寄托在日本身上的時候,日本關東軍送來一個通知,要溥儀帶少數人,次日動身,經通化乘大飛機,前往日本。
  溥儀即將和家人分離,免不了出現一些惜別的悲痛場面,但溥儀仍然十分坦然地認為,去日本,是他的願望。於是,溥儀便囑咐家人,條件一旦成熟,他立即會派人來接他們。
  當晚,溥儀只整理了一個裝有不少金器珠寶首飾的小皮箱,準備隨身帶走,並囑咐在大栗子溝的其他金銀財寶也將運往日本。
  次日,隨同溥儀離開大栗子溝的共十三人,計有溥儀、溥傑、潤麒、萬嘉熙、溥儀的三個侄子,一個隨侍、一個醫生。還有包括吉岡安宜在內的四個日本人。他們一行乘火車直往通化機場。
  溥儀離開皇宮後,在日本關東軍的控制下,已與外界隔絕。外界發生什麼變化,他毫無所知。他對世界大戰的總趨勢,更是朦朦朧朧。當他們從大栗子溝去通化機場時,包括幾個日本人在內,對戰局的發展,全都毫不瞭解。他們只知道,在瀋陽將有一架飛往東京的大型客機等著他們。他們為此很高興,很自豪。
  溥儀沒有自知之明。他無視大勢已去的窘境,還仍然鐵了心地聽從日本關東軍的安排。而且,當他得知日本天皇在東京要見他,又受寵若驚。其實,有誰還會看得起你這個傀儡皇帝,不僅戰勝國對他十分藐視,連日本朝野也不會把他當人看。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0)



  隨行的幾個日本關東軍也都不識時務。他們滿以為,以護送溥儀為由,可以逃避戰爭的罪責,早日回國,免得被戰勝國打死或俘虜。實際上,他們早已成為喪家之犬,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
  不論是傀儡皇帝,還是喪家之犬,他們都已經成為中國土地上的一群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這兩撮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是,盡快飛去瀋陽,換上大飛機,飛往東京。但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瀋陽機場在幾天前,就已被蘇聯軍隊佔領。
  溥儀等人在大栗子溝接到要他們到瀋陽換大飛機去日本的通知,只不過是蘇軍和日本戰俘將領達成的一個協議,設圈套把溥儀等人從山溝裡引出來的一個手段。
  溥儀一行飛到瀋陽機場,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景像是,靜靜的停機坪上,有大量的蘇聯軍用飛機,排列有序,已經看不到一個日本鬼子。不多時,從候機室走來了兩個蘇聯軍官,並登進機艙,向溥儀等人下命令說,要全體乘員都下飛機,到候機室休息。
  這時,溥儀才醒悟,換飛機去日本是假,變成蘇軍的俘虜是真。
  溥儀等人被押送到候機室,誰也不知道,蘇聯軍方將對他們如何發落。不多時,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蘇聯將軍由停機坪走進了候機室。
  這位蘇聯將軍威風凜凜,卻又隨和地通過翻譯說:「我奉命將把溥儀一行人送往蘇聯。」
  這時,一位日本關東軍頭目大膽說:「我們和溥儀等人要回日本去覆命。」
  對此,這位蘇聯將軍斬釘截鐵地說:「不行!」
  這道軍令,使溥儀想起當年馮玉祥給他下的軍令。那道馮氏軍令,只不過是自己被攆出紫禁城,還允許自己去選擇一個住處。而今蘇聯的這道軍令,卻意味著,他自己已經失去了自由。這時,溥儀才感覺到,已經沒有退路了。原來去東京的設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國外找個地方隱居的設想,也成了問題。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階下囚?還是和日本戰犯一樣流放北疆,還是殺頭?他自己也弄不清。為此,他深感沮喪。
  沒有多長時間,蘇軍將四個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儀、溥傑等人專乘一架飛機,直飛蘇聯邊城赤塔。
  從此,溥儀等人在蘇聯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溥儀他們才有機會被引渡回國。
  我和陸曦把溥儀和溥傑等人引渡回國後,立即把他們送往撫順。雖說我們的引渡任務已經完成,但對溥儀等人剛開始的這段嶄新生活,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和轉報的材料,一直在不斷地密切注意觀察。
  對溥儀等人的教育和改造,應該算是在思想領域中,新舊思想,進步和反動思想的一番大鬥爭、大革命。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組織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誰都知道,思想最反動、最落後、最反共的,莫過於日本侵華將領、莫過於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儀等人。如果這些思想落後、反動的人,真的能夠轉變思想,脫胎換骨,變成一個有認識、有思想的新人,確是一件很難辦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這麼令人驚奇。首先,溥儀、溥傑等人在撫順戰俘管理所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思想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剛到撫順的時候,溥儀等這批偽滿洲國戰俘,也有不少牢騷。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時;有人埋怨自己投錯娘胎,而溥儀則屬於後者。溥儀不時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該讓他當皇帝。溥儀說,由於他自幼就當皇帝,則弄得自己成了一個不學無術、什麼都不懂的人。
  當初,溥儀自認為智商不差,不論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傑差。他當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個不通風的罐子裡,什麼也不學,什麼也都不需要學。任何事都會有別人替他去辦。從而他連起碼的生活知識也不懂。別人為了維護皇上的權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於是,他只能長期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會知識和生存能力,已和溥傑拉開了距離,已遠遠地落在他胞弟的後面。
  溥儀被俘到蘇聯後,當他的侍從全離開他的時候,他「傻了」。他自己什麼也不會,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其實,一個昏庸無能的皇帝,把自己擺在一個養尊處優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會、不懂,也不足為奇。他一輩子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誰也不會懷疑皇上不會這不會那。他一旦運氣不順,變成了階下囚,可就露餡了。這樣的事實,世上何止溥儀一人。可以這麼說吧,能當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頌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維、機智和能力上都超過常人的人。
  撫順五年的學習與改造,使溥儀從個人生活到思想覺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後期的學習考察和參觀訪問,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使他獲得了脫胎換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國、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變革和歷史發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認識到自己投敵賣國、給祖國造成的傷害,對中國帶來歷史性的災難。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儀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厲害,他就更加自責,有時,他也感到自己有些無地自容。
  撫順戰俘管理所不時地組織溥儀等人到工廠、農村去考察訪問。但是,溥儀每次出去,都有些膽怯,不大願意出門。每當參觀隊伍來到工人中間或進入農民家庭時,溥儀總是躲在後邊,不敢向前靠。甚至,溥儀還擔心,一旦被老百姓認出他是溥儀,就會帶來殺身大禍,說不定會被老百姓碎屍萬段。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1)



  有一次,溥儀等人到一個農民家裡去訪問,由於主人的談話誠懇感人,使溥儀實在沒有辦法再掩飾自己了,實在沒有辦法隱藏自己了。
  這家農民出面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姓劉的大娘。
  劉大娘一見來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熱情、很大方地把溥儀等人迎進了新蓋的北房。
  北房的佈局整潔清爽,樸實大方。南窗下是個大火炕。炕上擺了一個新油漆的小飯桌,西牆根下放了一個立地式長櫃。櫃面上擺著一個用玻璃罩著的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邊座立一個漂亮的圓口瓷花瓶。
  陪同溥儀等人來的村幹部向劉大娘介紹說:「這幾位是來參觀的,想看看農民的生活,你給他們說說吧!」
  劉大娘也不問來的都是些什麼人。她認為,既然是村幹部介紹來的,毫無疑問,一定是城裡來的幹部。她便毫無顧慮地想起什麼就說什麼。她說:「我家七口人。這幾年,我們的日子好過了。我大兒子是暖窖的記賬員,女兒在水電站工作,二兒子在中學唸書。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務農。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別。在偽滿洲國的時候,我們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飯吃,過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時候,我的大兒子是先天性殘廢,像個小狗似的活著,鄉親們誰見到他,誰都心酸。
  「在偽滿洲國時代,我們家種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後,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給偽滿洲國政府。我們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給的橡子面。那時,如果在誰家裡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經濟犯』論處。這類『經濟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難活著回來,九死一生。如果被偽滿警察抓去,也要被打個半死。因此,我們只能靠吃橡子面過日子,靠到外邊去乞討混日子。
  「說實在的,生活再艱難再苦,我們也不怕,我們也還能忍受;我們最怕的是,日本鬼子來抓勞工。我老頭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當了勞工,一去沒回來……(劉大娘一面說,一面擦著流下的眼淚)。說也是,我們這村裡被抓去當勞工的,就沒有誰能活著回來的。
  「全國解放後,我們這些窮人可真的翻了身當家做了主人啦。我們分到了土地,蓋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發愁了。不僅如此,新中國人與人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這個殘廢兒子,以前不如一條狗,現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裡當了個記賬員,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慶幸的是,他已經和正常人一樣,受人尊重了。」
  劉大娘一面說,一面順手拉開了屋角的一隻甕蓋,讓溥儀看看裡面的大米。這時,劉大娘的兒子在旁邊笑著說:「大米有什麼可看的?」劉大娘立刻反駁過來說:「沒有什麼可看的?我倒想問問你,你在『康德』那年頭,看到過嗎?」
  劉大娘和兒子的對話,深深震動了溥儀的心。一種無法迴避的懺悔和負罪感,在溥儀的腦子裡折騰個沒完。
  溥儀當初怕別人知道自己是當年的康德皇帝,只不過是想逃過人家的指責和臭罵,只不過是自己還沒認識到所犯罪行的嚴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臉,去認錯、認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塗地瞞過劉大娘,不向劉大娘認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饒恕」的。
  於是,溥儀立即站起身來,走到劉大娘的跟前低頭說:
  「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洲國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
  接著幾個偽滿洲國的大臣和將官都立起身來說:
  「我是那個下令抓勞工的偽勤勞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糧谷運出的興農部大臣,我向您請罪……」
  「我是給日本鬼子抓『國兵』的偽軍管區司令,我有罪……」
  劉大娘無論如何也沒想到,來她家訪問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罵的溥儀,就是投靠日本、為虎作倀、讓東北人當牛做馬、做亡國奴的小皇上。由於偽滿洲國的殖民統治,有多少老百姓死於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頭,沿街乞討。而這個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賣國皇上,卻仍然自由自在地活著,實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國仇、民族仇使劉大娘無法嚥下這口冤氣。如果當時,她拿起菜刀,砍死幾個偽大臣,誰也無可指責。但劉大娘畢竟是受過新中國教育的新農民。她壓著自己的怒火,轉身跑到了屋外,便嚎聲大哭了起來,她還哭喊著:「真是冤家路窄,殺人犯怎麼來到了我家!」
  劉大娘哭了一陣之後,在大兒子的勸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內。她看了看村幹部,又看了看頭也不敢抬的溥儀,她心也軟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淚,歎了一口氣,很不情願地把這口殺夫之仇的怨氣嚥了下去。
  最後,劉大娘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她見溥儀還在低著頭,便說,「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劉大娘這句感人肺腑的話,使溥儀和幾個大臣都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時,當記賬員的殘廢兒子說話了,他說:「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只是我媽不知道。毛主席說,大多數戰犯都能改造過來。他老人家的話是不會錯的。你們好好改造、認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諒你們的!」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2)



  劉大娘母子的這幾句話,反映了新農民的政治覺悟和寬大胸懷,使溥儀深受教育。
  溥儀自感一生計較得失,不斷發誓要復辟、要報仇,遠不如一個農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氣度。
  20世紀八十年代(1985年)溥傑就他們在撫順進行思想改造一事,對我講過這麼一段話(我因工作關係,在全國人大,同溥傑多有接觸),他說:「理論學習,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對世界、對人生有一個高層次的認識。然而,當年安排我們到工廠、農村去參觀訪問,所看到的事實,對我們的啟發教育更大。」他還說:「每個人,包括日本戰俘,通過參觀訪問,具體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國造成的災難,看到了人民解放後的新面貌。」同時,通過參觀訪問,他們看到了、聽到了許多用血和淚譜寫的歷史故事。而且,這些歷史故事常常會使那些極為反華、極為頑固的戰犯為之震撼,受到觸動,不得不低頭認罪。
  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
  東北南滿有一個村鎮,位於撫順露天煤礦大坑以東。這個村鎮的名字叫平頂山,居住有一千多戶人家。
  1933年,在平頂山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殺人慘案。
  日本侵略軍佔據東北之後,為加強其殖民主義統治,採取鐵蹄征服的辦法,在各地實行「三光政策」。
  這年中秋節的夜裡,南滿抗日義勇軍在平頂山出現,他們以打游擊的形式,出擊了日本侵略軍,當場就擊斃了日軍揚伯堡采炭所長渡邊寬一和十幾名日本侵略軍,並燒掉了日本侵略軍的倉庫。
  第二天,日本侵略軍以搜索抗日軍隊為名,實乃為日本侵略軍的損失進行報復,派出了六個小隊,死死地包圍了平頂山。約有兩百多日本侵略軍端著上有刺刀的步槍,挨門挨戶地、把平頂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趕出家門,然後又一個不留地把這些無辜百姓趕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齊時,日本侵略軍隊長一聲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機槍,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野蠻掃射。剎那之間,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裡。這些野獸般的日本鬼子,用機槍反覆掃射,還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著個地又紮了一遍。
  第三天,這些沒有人性的日本侵略軍,帶了不少炸藥和工具,又回到死屍遍地的平頂山坡。他們為了毀屍滅跡,竟採取了用炸山、用炮轟崩山的辦法,把全部屍體用山土掩蓋了起來。不僅如此,他們還用汽油把平頂山老百姓的六七百棟房子全部燒光。最後,日本侵略軍又把這片山坡,用鐵絲網封鎖了起來,不准外人靠近。接著,日本鬼子又向周圍各村發出佈告,聲稱:誰要收留從平頂山逃出的人,誰的全家都要處死。
  三千多中國老百姓全被日本機槍掃死,又用刺刀紮了一遍,老百姓的房子也被化為灰燼,平頂山可真的已被日本人平了。已經不可能還會有人生還,更不可能有什麼高人會逃此劫難。然而,事情就是這樣離奇,這樣令人意外。真的就有人從死神那裡掙脫了出來。
  有一個名叫方素榮的五歲女孩,她從血泊裡爬了出來,並被一個過路的殘廢老礦工救走。
  27年之後,方素榮已長大成人。她是當年平頂山慘案的倖存者之一,也是日本人在平頂山欠下這筆血債的一個見證人。
  受盡人間苦難的方素榮,經歷了日本侵略集團的垮台和投降,經歷了解放戰爭和全國解放。她在這極不尋常的年代裡,在鄉親們的扶養和關懷下,逐漸成長為一個有能力的國家幹部。在50年代末,方素榮已出任撫順露天煤礦托兒所所長,從事礦上的福利工作。
  一天,一批經過思想改造和認罪的日本戰犯,有組織地來到撫順露天煤礦參觀。當他們參觀到煤礦的福利事業的時候,很自然地來到了方素榮所領導的托兒所。
  當這批日本戰犯來到托兒所的時候,方素榮不願意出面接待,有意迴避這些日本戰犯。
  出自對外禮貌上的需要,托兒所的工作人員如實地向這些來訪的日本戰犯做了解釋,說:「對不起,我們沒安排所長出面接待你們,因為她本人就是平頂山人,她是日本侵略者血染平頂山的倖存者。我們不願意安排讓她和你們見面,是不願意讓她再受刺激。」
  這些日本戰犯聽到方素榮的遭遇後,都深深感到,他們在中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後來,他們考慮到,不當面向侵華戰爭的受害人表示認罪和歉意,是無法告慰受害者的亡靈,也是無法平靜自己內心的愧疚。於是,他們對托兒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這些日本人是有罪的。我們誠懇希望能見到方所長,很想當面向方所長表示謝罪,並通過方所長,向每個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災難的中國人,表示謝罪。」
  接著又有一個日本戰犯補充說:「我們已經認識到,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是有罪的,平頂山坡的野蠻屠殺,是有罪的。我們是認罪的日本軍人,我們懇求方所長,抽出一點時間,出來見見我們。」
  這位托兒所的工作人員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將這些日本戰犯的要求和他們的誠懇態度告訴了方素榮。
  方素榮聽後,有些為難。她本來就不願再見到殺她全家的仇人、劊子手,因為她一見到仇人,就會想起她的爺爺、她的媽媽和弟弟。每想起平頂山的往事,她就有些受不了,就要流眼淚。但是,她又想,她已經是機關幹部,氣量也不能永遠如此狹隘。經再三考慮,她對該工作人員說:「為了工作需要,我只能見他們一下。」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3)



  全體來托兒所的日本戰犯見到方素榮,二話沒說,都立即立正向方鞠九十度的大躬,有的戰犯連鞠三躬,以表示認罪、謝罪。
  方素榮和每個受害的中國人一樣,見到她全家的殺人兇手,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氣憤極了。如果她手中有槍,當場把這些戰犯全部打死,也不為過;如果她手中有條皮鞭,當場向每個戰犯身上抽上幾十鞭,也難消三千多鄉親含冤慘死的仇恨。然而,這天,方素榮面對這些低頭認罪的戰犯,她忍住了。同時,她也聯想到這些日本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她的心又軟了下來。方只說了聲:「你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這裡留下的罪孽太大了。我們中國老百姓世世代代永遠不會忘記的。對你們這些肯認罪的日本人,我們也只能另眼看待了。」
  這些戰犯一再請求,請方素榮向他們講講1933年的她的這段悲慘經歷。
  方素榮為了不使這些日本人忘記這筆血債,也為了不讓這些日本人懷疑這件歷史慘案,她答應了這些戰犯的要求,她忍住內心的悲痛,向他們講了一下,27年前她所親身經歷的這場災難。
  「那年的一個冷颼颼的上午,全村的人都被日本兵從家趕出來。家裡不准留人。日本人把我們往山坡上趕。我爺爺領著我,媽媽抱著我弟弟。小弟弟不滿兩歲,還不會說話。我們幾個人的前前後後都是鄰居。鬼子兵和漢奸們吆喝著說,要到山坡上給大家照相。我問爺爺,照相是什麼?
  爺爺給了我一個剛做好的風車,又囑咐我別問了,別問了……爺爺好像感覺到什麼似的,他那又大又硬的老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方素榮說著,就已經泣不成聲。
  五歲的方素榮就這樣被爺爺領著,和守寡的媽媽、還有在媽媽懷裡的小弟弟,隨著全村的人,來到了平頂山山坡上。
  日本鬼子的機槍響了的時候,爺爺把小孫女方素榮壓在身子底下。小方還沒哭出聲,就昏了過去。
  「等我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推推爺爺,爺爺已經不說話了,媽媽和弟弟也找不到了。我一看山坡四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動、也不說話了。我害怕!我很怕。我有氣無力地叫了幾聲媽媽,也沒有人理我。當時,我想回村找媽媽。於是,我忍著全身的傷痛(有八處槍彈和刺刀的創傷)和害怕,從屍體堆裡爬了出來。
  「我抬頭一看,村子已經被燒光了,還在冒著青煙。我嚇壞了。村子已經沒了。媽媽也找不到了。四週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很怕。我只好趴在高粱茬地邊,用手捂著臉,在發抖。
  「就在這天夜裡,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一個老爺爺把我抱了起來,又把我裹在他的破襖裡。這時,我什麼也不知道,就昏睡了過去。」
  老爺爺是個老礦工,在礦裡受日本人的剝削和壓搾、受苦受罪,不得溫飽。不僅如此,他還在礦裡受了工傷,變成了殘廢。因為他失去了勞動力,而被日本人趕出了煤礦。這位老爺爺為了生活,只得靠賣香煙混日子。
  在日本鬼子洗劫平頂山村的這天夜裡,老爺爺在高粱地邊上,發現了方素榮。一種惻隱之心和懷著對日本侵略軍的深仇大恨,決心要救出這個死裡逃生的小姑娘。
  老爺爺把小姑娘悄悄地抱到了工人單身集體住的大房子裡,並偷偷地把她裝進一個破麻袋裡,放在自己睡覺位置的旁邊。
  這間大房子裡,地上睡滿了人。老爺爺的位置是在地頭的一個角落。
  老爺爺把藏小方姑娘的麻袋緊緊地靠在邊上,以便讓她安穩地睡一覺,先休息一下再說。
  這麻袋包白天堆在一邊,好像工人用來存放破爛雜物的,沒有人理會它。晚上,工人們都睡覺之後,老爺爺就偷偷地喂小方姑娘吃喝。
  老爺爺這樣藏著小方姑娘,不是辦法,也不能持久,況且,小方姑娘的傷口還在發痛。這樣藏下去,孩子的傷口得不到清洗,得不到敷藥,會出問題的。老爺爺無奈,只好設法把小方姑娘轉移。
  當老爺爺從小方姑娘嘴裡得知,她有個舅舅,住在不遠的一個村裡。於是老爺爺作出一個要搬家的模樣,用扁擔一頭挑著麻袋包,一頭挑著賣香煙的木箱子,離開了工人的大房子,並混過了日本侵略軍的封鎖線,把小方姑娘送到了她舅舅家。
  方素榮稍微休息之後,又接著對這批日本戰犯說:「當時,我舅舅也不敢把我放在家裡,只好把我藏在野外的草堆裡。舅舅每天夜裡,給我送吃的喝的,給我調理傷口。」
  天氣漸漸冷了。一旦下雪,小方姑娘再躺在草堆裡,就難以活下去。
  方素榮接著說:「舅舅看我精神和傷口已有好轉,就把我抱出了草堆,又把我送到了更遠的一個村的親戚家裡。我就在這親戚家裡,改名換姓,作為人家的孩子,才活了下來。
  「我所住的這家親戚,也很窮,但他們都待我很好。他們全家人都可憐我這無家可歸的、沒爹沒娘的窮孩子。儘管我還能平平穩穩地活下去,但我一直很想我媽媽和爺爺。
  「在日本投降以後,我也一天天地長大了。因為想媽媽,我經常偷偷地跑到平頂山的山坡處去看媽媽和爺爺……
  「我每次一到山坡,就大聲叫媽媽呀!媽媽!你在哪裡呀?快來看看我呀!我想你呀!媽媽!也想我弟弟呀,你們怎麼就不要我啦?我想媽媽呀!……我每去一次都要大哭一場。等我跑了很遠的路回到家時,我的一雙小眼還都是紅紅腫腫的。」方素榮說到這裡,已經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嚎聲大哭了起來。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4)



  就在這時,有幾個日本戰犯已經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方素榮稍微鎮靜之後說:「我們這裡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找到了我,並為我安排了食、宿和學習。我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下,漸漸長大成人的。
  「幾年之後,我便開始了自己的獨立生活,參加了革命工作,結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由於我在工作中任勞任怨,勤勤懇懇,不僅僅獲得了撫順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而且還被任命為撫順煤礦托兒所所長。」
  方素榮又接著說:「我們全國上上下下都在忙著搞建設,早已把歷史上的苦難遭遇都放在一邊,但這不等於我們已經忘了日本侵華造成的那段悲慘歷史;不等於我們可以和日本無條件地握手言和了;也不等於你們這些戰犯就可以把自己在中國所犯的罪行一筆勾銷了。
  「說句公平的話,你們這些戰犯在中國死一百次,也抵償不了在中國犯下的罪孽。」
  方素榮說到這裡,一種無法抑制的仇恨和義憤,油然而生,她脫口而出說:「憑我的冤仇,我今天見了你們這些戰犯,我把你們一口一口都咬死,也不解恨。可是,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現在對我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改造世界的偉大事業,而不是我個人的恩仇利害。」
  方素榮講出了中國人的偉大氣度,也深深地打動這些日本戰犯的心靈。
  這些戰犯,被方素榮的話,感動得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淚。他們又哭了,還哭出了聲,並在方素榮的面前跪倒,要求方懲罰他們,要求中國政府懲罰他們。
  後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學習會上以及在法庭上,一些日本戰犯紛紛自動交待他們的罪行,並要求以死抵罪。
  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他是日本關東軍的大頭目,他和武部六藏(總務廳長官)兩個人是偽滿洲國的太上皇。他們二人秉承日本當局的要求,以偽滿洲政權的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策劃和執行了對全東北三省的掠奪和統治。
  古海忠之在大會上,具體交待出,有關強佔東北農民土地的移民開拓政策;有關掠奪東北資源的「產業開發計劃」;有關毒害東北人民的鴉片政策。他還交待出,如何搾取東北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以準備太平洋戰爭等等的內幕。
  同時,古海忠之還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國的殺人事實。他1944年從東北各縣徵用了15000多名勞工,在興安嶺王爺廟修建軍事工程,由於勞動力生活條件惡劣,在嚴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為了準備對蘇作戰,修改流入興凱湖的穆稜河河道,工人由於同樣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審判庭上,對起訴書上所列各項罪行一一供認不諱,四次低頭,兩次流淚。法庭叫他對溥儀的作證發言、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眼淚說:「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說了幾句「最後陳述」的話,他說:
  「在中國東北各地,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
  武部六藏被蘇聯移交來華時,就有病,到撫順不久,就癱瘓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戰犯管理所派護理員焦桂蘭來照顧武部六藏。由於武部六藏臥床不起,既要讓他活下去,又要為他治病,於是就累壞了焦桂蘭。
  焦桂蘭每天都要給武部六藏餵水、餵飯、餵藥,要為他洗臉、刷牙、擦身、按摩、定時理髮。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樣,沒受過罪,卻享受到無微不至的護理和關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裡,幾年來沒生過褥瘡,沒生過其他大病,反而養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蘭由於一心一意地照護武部六藏,而無法照顧自己的家,連自己在幼兒園的孩子,也不能準時去接。
  焦桂蘭的無私工作,深深地感動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國的時候,焦桂蘭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並親自把他交給他的夫人武部鴿子。
  當武部六藏向妻子講述焦桂蘭對他的照顧時,他緊握焦的手,嚎啕大哭。這時,武部鴿子也抱著焦放聲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訴的300餘名日本戰犯,被遣送經海路回國。他們在到達日本碼頭、下船時,立即向全日本國發表了一個聯名的《告日本人民書》。告人民書寫道:「我們既然認識了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我們就不再犯這樣的錯誤。我們堅決反對侵略戰爭,堅決反對把人民驅向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那裡去!」
  這些日本戰犯在中國獲得了真理,並被喚起了良知。回日本後,他們都成了懂事、能幹、善良的日本國民。他們不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幹,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為社會上宣傳「日中友好」的活躍分子。他們當中有個叫涿越正男的,為了紀念自己在中國戰犯管理所的這段歷史,他給自己的孩子取名,一個叫「真理子」,一個叫「友好」。
  還有一位母親,當聽到被釋放回來的兒子講述十多年的在華生活後,她便問道:「北京在哪裡?在哪個方向?」兒子告訴了她。她當即發現自己的褥墊放得不對頭,不應把雙腳朝著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墊調了個頭,把頭朝著北京,她說:那裡是真理與希望。




我參與引渡末代皇帝溥儀始末(35)



  溥儀等人和日本戰犯之所以有這樣突飛猛進的轉變,除個人學習和自我改造外,還取決於如下兩個因素:
  其一,政府的寬宏大度的方針政策,在戰俘、戰犯的心靈裡,引起了震盪。
  1950年,政務院總理在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關於戰俘供給標準報告上批示,將級及相當的文官應給小灶待遇;對校級及大致相等的、偽文職官員應給以中灶待遇;尉級人員大灶待遇。使他們吃好、學習好,以利於教育改造。同時,總理還交待對這批戰犯,既要看緊管嚴,又要做到不打不罵,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注意從思想上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東北處理戰犯工作團和撫順戰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對這批日本戰犯進行了審理。審理後,他們又向國家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提出報告,建議對罪大惡極的70名日本戰犯處以極刑。對此,中央明確批示: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極少數;對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訴。
  毛澤東對這批日本戰犯的處理,也曾幽默地說過這樣的話:把這些人扣起來,給我們添麻煩、負擔,要把這些人怎麼樣?教育一下回去吧!把這些人留下來幹什麼?還要供給他們吃好、過好!
  撫順戰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關指示,對這批日本戰犯和溥儀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讓他們吃得好,休息得好。為了使他們更有效地學習和改造,還請有關方面官員向他們作報告,講講學習、改造和人生觀轉變等問題;還組織他們進行各式各樣的文體活動,以活躍他們的生活;還允許他們的親人來撫順探親;並規定,凡是被關押時間已滿五年以上者,如若戰犯本人和妻子都願意,可以允許同居;還規定他們到撫順時的個人物品,包括珍貴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統一保管,俟他們離開撫順時,均如數、不受損壞地還給他們一一帶走。
  以上這些方針和具體安排,使這批戰犯深受教育,深為感動。
  其二,是新中國的穩定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提高,對這批戰犯、戰俘的影響也不小。




我所知道的愛新覺羅·溥傑的異國婚戀


  偽滿洲國各大臣和將領在被引渡回國過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緊張、有些害怕。據某大臣事後說,當時他們也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會怎麼處理他們,是像對待地主那樣,先批鬥、後槍斃,還是被發配到邊陲流放,心裡都沒有底。他們帶著重重疑慮,從蘇聯火車下來後,就四處觀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並沒有看出有什麼異常,反而在心裡增加了幾分安全感。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1)



  關於溥儀等人被引渡回國的這段歷史,特別是溥儀在引渡入境前後和火車上的表現和言論,知道的當事人極少極少。
  全國政協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這段歷史的當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盡快將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寫出來,向讀者作個介紹,也是向歷史作一個交待。這一要求,頗受有關人士的支持。
  20世紀80年代初,我因工作關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時候,和溥傑常常見面。我們經常議論這段引渡溥儀的歷史。當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認為這段歷史非寫不可,一是為了歷史的需要,二是我們的年齡已不年輕。寫出這段引渡事件,也已經是一件事不宜遲的急案了。特別是在80年代,社會上有關皇上的宣傳熱,有些過頭,有些失真。為此,我們很有必要,將溥儀這段被引渡回國的歷史寫出來,真實地向讀者作個介紹,以免再以訛傳訛。
  1983年初,我奉調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這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因工作需要,決定在常委會中,設立四個職能委員會:外事、華僑、財經、科教文衛委員會。各委員會分別由副委員長兼任主任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耿飆副委員長兼任;委員有王炳南、宦鄉、楚圖南、程思遠、符浩……
  各委員會如不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就必然會成為一個不辦具體事的空架子。這樣的辦事機構應該怎麼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員長會議上提出了個意見,他說,各委員會必須先設一個司級的辦公室。辦公室的人選,一時選不出來,可由你們的秘書,三至五人先成立一個辦公室籌備小組,然後再物色人選正式組成。
  根據彭真的意見,耿飆和王炳南(兩人於20世紀60年代同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商量,由誰來牽頭組成一個辦公室的籌備小組。
  王炳南當即向耿飆推薦我擔任籌備組組長。耿也認識我,便爽快同意,並派他的秘書、大校銜現役軍人任籌備組副組長,協助工作。就這樣,我便開始了在全國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傑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他熱心於參政、議政的工作,身體又好,每年召開一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每隔兩個月召開一次的常委會,他都出席不誤。我因工作關係,在列席這次會議時,和溥傑常常碰面。
  我和溥傑雖有接觸,主要是利用開會休息時間,比較倉促。談話內容,海闊天空。然而,我們所感興趣的問題,並不是大小會議的議題,而是三十多年前溥儀、溥傑被引渡回國的往事。這些往事,我們一聊起來,就沒完沒了,談個沒完。溥傑的話風常被開會的時間所打斷。
  有一次,溥傑很有禮貌地對我說:「我很冒昧,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們的談話不受干擾。「我很高興接受溥傑的提議,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時間,登門拜訪。
  溥傑家住護國寺附近的一個小胡同裡,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傑的父親載澧賣掉淳王府(現衛生部機關大院)後,為子女買的幾所小的四合院,這所是分給溥傑的。溥傑被引渡並被特赦後,人民政府又將這所四合院發還給了他。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溥傑引我走進這宅院時,對我說:「這所宅子很老,有年頭了。我回北京之後,有關部門又把這所宅子分給了我。這宅子經過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顯得寬敞,很實用,獨門獨院。我也很滿意。」
  溥傑其人、末代皇室八千歲,為人老實,處事謹慎,對自己的要求也極為嚴格。雖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們對居住條件,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說句公道話,溥傑所住的這個四合院,和城裡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經十分遜色了。然而溥傑卻十分滿意,頗為知足。我當時,在溥傑面前,只能說了聲,這小院不錯。接著,我便隨他參觀了一下這個小宅院。
  這個精緻的小四合院從佈局到裝潢還蠻到位。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來說,也應該真是一座很不錯的宅院了。十多間青磚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鮮紅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規則的正簷,真可謂古色古香,絢麗奪目。正房和西廂房環繞著一個不大的庭院。院內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邊還有一個鮮艷多姿的花壇。花壇裡,有許多奇花異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狀和掌狀的仙人掌,顯得小小庭院美麗溫馨,幽靜典雅。
  推開正房中間的綠門,就出現一間客廳。這個客廳窄而偏長,像個小火柴盒。人們通常把紐約聯合國大廈的外形比作成一個大火柴盒。而溥傑的這個小客廳,長方不足12平方米,令人不能不比作一個小小的火柴盒。
  客廳北牆擺有一套沙發,再加上一個茶几,就已把客廳面積佔去了三分之二。茶几前面只有一米寬的剩餘,可供行走。北面牆上沒有任何裝飾,一派粉白。東西兩牆的旁門,可通臥室。東門旁邊有個立式小櫃。小櫃上面擺有幾個小裝飾品。我坐在沙發上環繞四週一看,在腦子裡留下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客廳不大,樸實清秀,明亮適用,僅此而已。
  溥傑走過去為我泡茶,使我不安。溥傑已是年過古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傭人不在,就親自動手,沒有架子,實在是難能可貴。因而我有些過意不去。我忙站起來表示:「不要客氣,能在一起聊聊天,就已經很不錯了,不必泡茶。」溥傑說:「喝茶聊天才是一大享受呢!」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2)



  溥傑坐下來之後,慢慢地對我說:
  「我愛人病了,很重,已在北京醫院住了好些日子了。她是日本人。她之所以留在北京治病,是她不想離開北京,不想離開我。而我也不願意讓她一個人孤苦伶仃地住在醫院裡。因此,我除了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之外,很少在家,大部分時間都是到醫院去陪她。最近她妹妹也從東京來了,我們輪著去醫院陪她。儘管醫院的條件不錯,有專人護理,可我還是放心不下。」
  我靜靜地聽他說,不時地也插上一句。我對他說,北京醫院北樓高幹病房的一位主任醫師,名叫趙淑媛,是我的同學,有事可找她幫忙。對此,溥傑很感謝,也很高興。
  溥傑接著說:「這多年來,我和我愛人的共同生活,不僅沒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信仰的影響,而且還經受了不少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考驗。我總覺得,我對不起她。
  「我由於自己的處境和偽滿洲國問題,在蘇聯五年,在撫順五年,沒有可能關心她,幫助她。不僅如此,反而給她增添了不少負擔。她一個人不僅為托養、教育兩個孩子而精疲力竭,而且還要為我的安危操心不已。對此,我很懊悔。
  「這些年,她放棄在日本的優越和安逸的生活,來北京陪我,和我共度晚年。她的這些美德,也完全符合中國夫妻白頭偕老的傳統習慣。但萬沒想到,她竟然一病不起。這怎能讓我平靜下去呢?」
  聽到溥傑講述他夫妻歷經坎坷、不棄不離、相依為命、白頭偕老的生活,我深受感動。
  人們會問,溥傑妻子嵯峨浩是日本皇室家族成員,既已病重,為什麼不去條件較好的東京醫院,而留在北京醫院醫治?這個問題,固然要先從他們夫妻感情之深來解釋,但同時,也可從他們夫妻不願再忍受兩國分離之苦來解釋。
  溥傑和夫人嵯峨浩兩人既嘗到了人間美好的幸福生活,也忍受過人間悲慘的苦難生活,有悲也有歡,有離也有合。
  這些往事,要從溥傑留學日本說起。
  溥傑和溥儀兩兄弟從小一起長大,彼此亦有手足之情。在他們被馮玉祥部趕出紫禁城後,兩人在內心裡,都有一個力爭復辟大清王朝的強烈願望。
  當年,溥儀離開紫禁城到天津後,從失敗中也總結出一條教訓,就是不論是奪權、掌權,還是要復辟大清王朝,都必須掌握軍隊,掌握軍權。他已經體會到,自己沒有軍隊不行,不親自掌握軍權也不行,槍桿子出政權。於是,他決心要把他身邊的族親子弟送去日本學軍事。
  恰恰在這個時候,好讀聖賢書的胞弟溥傑,在家裡也鬧著要投筆從戎。
  溥傑想搞軍事,有兩個因素:一是他要兌現其母關於「立志要恢復大清王朝」的遺囑;二是受張學良的影響,很想從軍當軍官。
  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回奉天(瀋陽)之前,親自對溥傑說:「你要從事軍事、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張的這席話,對溥傑影響很大。不久,溥傑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私自離家出走,便隨張學良的家屬,乘船離開了天津,前往大連。溥傑家人發現他已私自出走,都很緊張,怕他出事。全家只好找溥儀想辦法,盡快把溥傑找回來。
  溥儀只好找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幫忙,把溥傑截了回來。
  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對溥儀要辦的事十分慇勤,一個電報發出,就把事情搞定。當輪船抵大連港下錨後,溥傑剛從船上走下來,就被日本警察截住,並由溥儀派去的人,把溥傑又接回了天津。
  溥傑雖然已被截回,但他從軍的志向沒變。為此,他便對家人和胞兄溥儀做了許多說服工作,充分表達了自己要學軍事的理由和強烈願望,期望能夠獲得溥儀等人的理解。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溥傑的決心打動了溥儀。恰好,在這期間,日本人也在做溥儀的拉攏工作。於是溥儀決心讓溥傑和妹夫潤麟一同去日本留學。
  溥儀為了能夠使溥傑等人順利出國學習,經日本駐天津總領事介紹,請了一位家庭教師,為溥傑補習日語。同時他又派人去日本活動,安排溥傑赴日上學。
  雖然溥儀派出的人,也都是由日本駐天津總領事介紹的日本人,但日本官方還是沒有立即接受溥傑到軍事學校去學習,只允安排他們到專門供日本貴族子弟上學的學習院去學習。
  「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溥傑在東京打算回國休假。臨行前,他突然接到一封早在天津相識的日軍參謀吉岡安宜的來信。該信稱,擬請溥傑到他家去吃飯,也是為溥傑餞行。
  溥傑沒有理由不應邀赴宴。
  在吉岡安宜家裡,溥傑受到了一次十分豐盛而慇勤的招待。
  宴會結束時,吉岡安宜神秘而又鄭重地告訴溥傑:「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得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
  7月10日溥傑回到天津,他立即將這個情報通報給溥儀。這實際上是,溥傑被日本利用向溥儀傳達了一個重要口信。
  當時,溥傑也意識到這幾句話是日本軍方採取行動前,向溥儀打的一個招呼,非同小可,但當時,他想不到這幾句話將暗示些什麼?也猜不出「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3)



  當溥儀當上偽滿洲國皇帝的時候,溥傑被日本特許由日本貴族子弟學習院轉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陸軍。
  1935年冬,溥傑從日本回國,在長春偽滿洲國皇宮裡當上個禁衛軍中尉。
  在這期間,溥傑也想選個美女,結束自己單身一人的孤獨生活。
  許多皇宮周圍的高官,聞風而動,都想攀上這門皇親,至少也想借溥傑選美一事,向皇室大獻一番慇勤,巴結一下皇室。其中最為積極的還是日本軍方。
  有不少關東軍的熟人,頻頻跑到溥傑這裡吹風,說服溥傑娶個日本姑娘為妻。說什麼,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日本女人最溫柔,最會照護丈夫等等。關東軍的說客費了很大力氣,卻不見成效。
  日本關東軍擔心溥傑蓄意不娶日本媳婦,便派吉岡安宜親自去找溥儀,做說服工作。甚至還就此事,對溥儀施加一些影響,並明確向溥儀透露了關東軍的意思,聲稱:日本關東軍希望溥傑與日本姑娘結婚,以便促進日滿親善。
  溥儀當時也看出日本關東軍的用心,想讓偽滿皇族中滲進日本血統,其目的是日後進一步控制東北三省。
  其實,溥儀對此事,也有他的苦衷。因為他自己不能生子,還指望溥傑的後代繼承他的皇位。如果日本人插入皇族,愛氏家的「天下」,很難說會落入誰手。
  溥儀為了打消日本關東軍的野心陰謀,便借溥傑由日本回國之際,趕快動手,給他選一個中國漂亮姑娘,並盡快給他訂婚。為此,溥儀還特意親自找溥傑談了一次話,明確警告溥傑,如果真的娶了日本媳婦,將會把自己和愛氏家族處於被日本監視之下,後患無窮,並表示要親自為他找一個中國姑娘,結為夫妻。溥傑當時也贊同胞兄的意見,他一心不想再打光棍,胞兄親自要為他選擇對象,何樂而不為。
  溥儀對胞弟選妻一事十分上心,說辦即辦。不久,他就派人去北京,為溥傑說親。
  北京的溥儀岳父家對此事還很重視,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這位姑娘還是皇族之後,文才、美貌均出類拔萃。溥儀覺得不錯,溥傑也表示滿意。
  正當溥儀要選一個黃道吉日,為溥傑舉行一個訂婚典禮的時候,情報靈通的日本關東軍參謀、原日本士官學校的吉岡,出面橫插一手。
  吉岡以老師的身份把溥傑找去,對他施壓,勸他不要和中國女人結婚。吉岡明確告訴溥傑,日本關東軍軍部希望他選一個日本姑娘為妻,以增進「日滿親善」。並稱,他既然是「御弟」,自應做出「親善」表率。最後,吉岡又說:日本關東軍軍部本莊繁大將在東京要親自為他做媒。
  在吉岡送溥傑回府時,吉岡再次警告說,要溥傑立即取消和中國姑娘訂婚的打算,靜等東京方面的佳音。
  溥傑是膽小怕事的人,在日本軍方硬軟兼施,恩威並用的壓力下,他雖然心裡也明明知道是日本人的用心和圈套,但在他的思想裡已有心動。
  其實,溥傑也是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他是從選妻和前途兩個方面一併考慮的。他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能娶個日本妻子,更為理想,更有利於自己的前途發展,有利於自己的飛黃騰達。
  只是他這樣的選擇,違背了胞兄的意思,怎麼辦?
  對此,溥傑又想,不如此,又當如何才能做到兩全其美呢?選妻子是自己的事情,也沒有兩全其美的道路啊。他經過再三斟酌,為了自己的前途,他決心考慮日本人的安排。
  溥傑的決定,頗受日本方面的賞識。不久,溥傑被日方接回日本,又按日本軍方的決定,被送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以便能夠取得可以掌握軍權的資格。
  溥傑這次回到日本,身價已經變高,所到之處,很受歡迎。他不僅進入了日本高級軍事學院,可以直接接觸日本軍方上層,而且還有軍方高級將領給他做媒,娶上個日本媳婦。
  溥傑在興奮之餘,仍然堅信自己選擇的這條路沒有錯。
  關於溥儀所說的繼承問題,溥傑也不是不去考慮,但他認為,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因為偽滿洲國實際上也是日本的,不全是愛新覺羅氏家族的「天下」,所以並不存在什麼繼承問題。事實已經證明,溥傑選日本姑娘為妻,也是一個情有所原的選擇,無可非議。
  1937年4月3日溥傑在東京軍人會館,和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舉行婚禮。
  嵯峨浩是日本公卿侯爵之女,與日本明治天皇有血緣關係。嵯峨浩是在豪門貴族家庭長大,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她不僅天資聰慧,美貌出眾,溫柔熱情,而且對詩琴書畫無所不通。可是,誰也想不到,這位天真爛漫的日本少女,竟被無端地捲入了這場兩國之間的政治婚姻渾水之中。
  嵯峨浩的父母極不贊成這門親事,也不願意把心愛的女兒嫁到中國。迫於日本軍方的政治壓力,也不便斷然回拒,但他們在內心裡,卻十分惶恐。嵯峨浩本人也為此極為不安。
  日本關東軍軍部得知溥傑通過照片已看中了嵯峨浩,便積極插手此事,千方百計地要促成這份姻緣。
  嵯峨浩的父母在日本關東軍部的說服下,不得不先在口頭上允承了這門親事。
  儘管女方家人很不情願這門親事,但誰也沒有預料到,在相親之後,女方家人都看中了這位英姿颯爽、氣宇軒昂、風度高雅、舉止得體的中國青年,並立即表示很滿意這門親事。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4)



  相親之前,嵯峨浩的父母通過多種渠道,瞭解到溥傑是個勤奮好學,憨厚謙虛的中國青年,只是不知道溥傑的相貌如何?
  相親之後,不僅嵯峨浩的父母看中了這個未來的中國女婿,連最反對這門親事的嵯峨浩的祖母,也對溥傑讚不絕口。
  溥傑自己則十分迷戀嵯峨浩的美貌和溫柔,而嵯峨浩則愛慕溥傑的人品、風度和他的堂堂儀表。兩個人一見鍾情,非他不嫁,非她不娶,可謂天作之合。兩個年輕人已經陶醉在幸福之中,早已把日本關東軍設下的陰謀拋到了九霄雲外。
  婚後,夫妻生活十分幸福和美滿。特別是嵯峨浩,她全心全意地愛著溥傑,以他的喜為喜,以他的憂為憂。
  不久,嵯峨浩為了實現她要永遠成為愛新覺羅家族一員的願望,不惜離開了生活條件比較優越的日本娘家,隨溥傑回到了偽滿洲國的婆家。
  嵯峨浩到了婆家,就表現出東方媳婦所具有的賢惠美德,她尊重婆家的每個成員。她的真誠也征服了婆家的每個成員,連一直對她存有戒心的溥儀,也被她的真誠所打動。從而她博得愛新覺羅家族成員和親友的尊重和承認。幾年之後,她生了兩個女兒——慧生、生。
  這兩個可愛的寶寶是溥傑和嵯峨浩愛情的結晶,也是兩個民族的名門後代,因而深受各方寵愛。就連溥儀也把她們視為掌上明珠。
  1945年8月,蘇聯宣佈對日本作戰,出兵中國東北。日本天皇宣佈投降。溥儀退位。這些戰爭和政治上的變革,使溥傑和嵯峨浩的幸福生活受到了重大衝擊和考驗。
  溥傑當時看到大勢已去,自己的希望和夢想已經成為泡影,他情緒低沉,深感沮喪。在這個必然出現的打擊面前,他已經失去勇氣面對發生的一切。他想到了死。
  在去通化逃難的汽車上,溥傑一時衝動,拿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想用自殺來逃出這場身不由己的政治漩渦。就在他即將結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剎那,「你不能死!你要想想我和孩子……」嵯峨浩失聲地叫喊著撲上去,壓住了那可怕的槍口。溥傑看看妻子嵯峨浩,想想年幼的兩個女兒慧生和生,他的雙手顫抖了,他哭了,哭得很悲傷。他抓住嵯峨浩的手,感到自己錯了。
  溥傑在想,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如此自私,自己痛痛快快一死了之,卻拋下了遠離娘家的妻子和兩個幼小可愛可親的女兒。這還算什麼敢承擔責任的丈夫。他下定決心,以後的道路不論如何艱苦,不管會出現什麼萬丈深淵,都要活下去,要陪著自己的妻子、女兒共渡難關。
  溥傑想通之後,把手槍交給了嵯峨浩,讓她保存,並做自衛之用。
  嵯峨浩面對所發生的一切,她很鎮靜,她的想法很單純、很專一,就是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也要和丈夫死守在一起。
  當時,日本有關方面派人通知嵯峨浩,要她帶著兩個孩子,隨他們一起飛往日本,以免時局驟轉,措手不及,難以脫身。
  嵯峨浩在戰事逼近的緊急時刻,深知作為一個日本人留在中國,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命運,也知道戰局一天天變化的嚴重性,但她毅然決然地回拒了日本有關方面的好意。
  嵯峨浩想的是,不能在危險時刻、在關鍵時刻,拋棄丈夫獨自回國,她必須留在婆家和丈夫共渡難關。
  一天,關東軍通知溥儀、溥傑等少數人先行飛往瀋陽,在瀋陽換乘大飛機去東京。
  嵯峨浩信以為真,能夠讓丈夫先脫離這個險境,就很滿足,就很欣慰。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變化,嵯峨浩跟隨愛新覺羅氏皇家老小,在日本關東軍的安排下,只能在通化等候機會去瀋陽,換大飛機去日本。
  溥儀和溥傑一飛到瀋陽機場,就被蘇軍扣押,並立即被遣送到蘇聯。而嵯峨浩等皇家親屬,全部仍然留在通化一帶。
  由於蘇聯軍隊已經佔領了全部東北三省,日本飛機已全被凍結,嵯峨浩等「皇室」眷屬,只能在通化一帶流浪。
  後來,有的「皇室」眷屬已有去處、各奔東西的時候,嵯峨浩也只能攜帶兩個幼小的女兒,經過艱難困苦,在流浪中被好人收容。
  嵯峨浩母女三人又漂泊了幾年,直到1947年1月,才乘上最後一艘遣返船,回到日本。從此,嵯峨浩和丈夫溥傑一別就是16年。
  嵯峨浩也有著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對丈夫的感情,堅貞不移。她在日本除含辛茹苦地撫養兩個女兒外,還不斷地打聽丈夫的下落和情況。她堅信他們夫妻終會團聚的。1950年,當溥傑被引渡回國到達撫順後,她就千方百計地打聽丈夫的消息。
  1951年4月,嵯峨浩突然接到國際紅十字會轉來溥傑寄給她的一張明信片。在這明信片上,有溥傑寫的十二個大字:
  「注意身體,拿出勇氣,等待下去!」
  這個明信片對嵯峨浩來說,如獲至寶,字字千斤。這個明信片給她帶來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氣。
  後來,嵯峨浩從撫順釋放回東京的日本戰犯口裡,得知一些有關丈夫的情況。她很高興,似乎感到團聚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但是,出自某些顧慮等種種原因,嵯峨浩沒敢及時地給丈夫回信,怕丈夫被懷疑有裡通外國的嫌疑,甚至她還擔心,即使是給丈夫寫了回信,丈夫能否收到,她也沒有把握。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5)



  溥傑長期得不到妻子的音信,則揣摩不安,十分困惑。夫妻雙方的思念之情,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裡,有增無減。
  1955年春,夫妻二人終於取得了聯繫。溥傑收到了一封來自東京的信,打開一看,信封裡裝有妻子和兩個女兒的三封信。溥傑驚呆了,他高興極了。從此,夫妻兩人開始了不斷的書信來往。在這些來往的書信中,嵯峨浩對溥傑說了一句最激動人心的話是:「我等你一輩子!」溥傑讀後,流下了眼淚。
  這句話是嵯峨浩對溥傑1951年的來信,明確的,發自內心的答覆。
  五年之後,於1961年11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特赦令。溥傑獲釋。
  12月7日溥傑由撫順抵達北京。
  當愛新覺羅在北京的家人為溥傑洗塵,在餐館歡聚的時候,溥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日夜想念的、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兒。
  溥傑每當想起妻子,總覺得自己有愧於她,對她苦苦等他16載的恩情無法回報。他渴望早日和妻女團聚。但是,他萬沒想到,他的胞兄溥儀極不贊成他們夫妻團聚。
  當溥傑對溥儀講到嵯峨浩在等他的情況時,溥儀竟然板起面孔,要溥傑和日本妻子斷絕關係,還提出了三條理由:一、嵯峨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兒,是個貴族,是帝國主義分子,你應該與她劃清界線;二、她如果來到中國,從思想上你怎麼幫助她。你也幫助不了她進步,因為你性格柔弱,難以開展批評……三、嵯峨浩到中國來,她在日本的家人會常來信打聽中國的情況,如果你常回信講講,日久天長,豈不成了特務?!
  溥傑聽後十分驚訝,他沒想到溥儀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相差得如此遙遠,似乎有些難以溝通。
  如果從前,溥傑和胞兄發生分歧,他一貫的做法是,收回自己的意見,遷就胞兄的意見,甚至個人有所委屈,也不反對溥儀的意見。而今,在與嵯峨浩團聚的問題上,溥傑不想再違心地同意胞兄的意見。雖然,溥傑沒立即頂撞胞兄,但他已經一反常態,流露出不同意胞兄的分析和意見。
  溥傑再三思考,始終認為胞兄要他和嵯峨浩斷絕關係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他說:其一,嵯峨浩雖然出身皇家貴族,但不能以此認定,她是不可救藥的。毛澤東說,有成分論,但不能唯成分論。況且,嵯峨浩一直把中國看成是她終生的婆家,硬說她是帝國主義分子,實在不公平;其二,嵯峨浩是個通情達理的人,16年的艱苦考驗,都動搖不了她對丈夫的真情。難道在一些問題認識上,她還會抗拒丈夫的幫助嗎?連我們長期與共產黨對抗的皇家兄弟,都已經改造成與舊思想決裂的新人,浩為什麼就不能呢?其三,60年代還懷疑嵯峨浩會成為愛新覺羅家庭中的特務,更是毫無道理的。當年,日本關東軍的陰謀圈套,都對嵯峨浩沒起到任何作用。和溥傑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嵯峨浩不僅從沒參加任何不利中國的罪惡活動,反而還一再表示,對日本軍方的一些作法不滿。現在,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還有什麼理由再去懷疑她呢?我們堂堂正正做人,腳正不怕鞋歪,誰願意懷疑我們是特務,就讓誰見鬼去吧。
  回北京的兩天之後,12月9日,溥傑突然接到由中國國務院轉來的一封信。他打開一看,驚喜若狂,原來是嵯峨浩從日本拍來的簡短電報,祝賀他被特赦。
  嵯峨浩在日本不知溥傑回北京住在何處,便大著膽子請中國國務院代轉這封電報。
  又隔了四天,溥傑收到妻子的來信。妻子在信中表達了十多年不變的眷戀之情,並傾述了等待與丈夫團聚的急切心情。溥傑哭了。
  緊接著,溥傑又接到了妻子的第二封來信,信中再次表達了渴望回到中國,實現全家團圓的衷心要求。溥傑再次哭了。
  怎麼辦?
  夫妻分居兩國,彼此強烈期望團聚。
  團聚不成的干擾,無非是來自溥儀的一些猜疑。這些猜疑雖然沒有多少道理,但對溥傑說來,還不便完全置之不理。
  應該怎麼辦?
  溥傑想到先向組織上寫一個報告,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來,希望組織上幫助解決妻子回中國的問題。他在報告中寫道:
  「現在我對於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組織的基礎上,盡我的全力,爭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們二人在新的夫妻關係上,教她也為祖國盡一份力量,幫助我一同在後半生中來贖罪。這是我惟一的願望。
  「但是她在回國之後,如果堅決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絕對不採取同樣步調時,我也只有決心隨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國人!」
  中央幾個領導人看到溥傑的報告,都認為應該允許嵯峨浩來北京和家人團聚。於是,中央派專人告知溥儀和溥傑,告稱:時代在變化,任何人通過改造,都會提高覺悟,跟上形勢。並強調指出:「如果說嵯峨浩曾受過日本人的操縱,那是過去。現在不是這樣了。你們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嗎?」最後,來人還特意對溥傑說:「過去和日本人結婚的不是你一個人,東北約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國人結婚。你應該給嵯峨浩回信,告訴她,你已經得到初步改造,已經是平民了……可以說,政府已同意她回來。她回來能不能過得慣,讓她自己考慮。讓她也是以一個平民的立場,來華做一個平民溥傑的妻子。」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6)



  經過多方面的工作,溥儀對嵯峨浩來華一事,不再堅持己見,也歡迎她早日來華。
  最後,愛新覺羅一家人懷著極為喜悅的心情,以溥儀、三妹、五妹夫婦名義,用流暢的日文,給嵯峨浩寫了一封邀請信,請她攜女兒回家。
  在此期間,溥傑借廖承志赴日機會,給嵯峨浩帶去了一封信。
  在這封信的最後,溥傑寫了這麼一句話:「不多寫了,只盼望你早日和我一起過上幸福愉快的後半生的生活……」這句話使嵯峨浩很為之感動,兩行淚水流淌在緋紅的面頰上。就在她朦朦朧朧沉醉於幸福的追憶中的時候,家人給她送來了愛新覺羅全家人給她寄來的邀請信,請她回家。
  這封邀請信反映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心聲。嵯峨浩被這一件件難以預料的喜事所感動,她激動地哭了起來。
  約在4月底,溥傑接到嵯峨浩將攜女回國的回信,很高興。他不辭勞苦,竟然提前半個月,就乘火車去迎接她們。
  溥傑和嵯峨浩一見面,就不顧一切地依偎在一起。陪同嵯峨浩來華的女兒生、母親嵯峨尚子和妹妹町田干子都被這種久別重逢的喜悅場面,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溥傑回顧這段往事之後,對我說:
  「嵯峨浩回北京的路上,對我講了幾句感人肺腑的話,她說,『在回中國之前,有不少日本人勸她不要回來。甚至有人說,至少等中國災荒過去後再回來也不算晚。她回答說:等到災荒克服之後,再回去坐享其成,那還能算是中國人嗎?!她還說:我們國家(指中國)雖然還比較不發達,但她自始至終都以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她還說:她在和我結婚的那天起,她就決心陪我一輩子,至死不變。這些話,我終身難忘。」
  接著溥傑又補充說:「想起這些話,再看看她二十多年來那種毫無怨言的實際行動,我真的感到有愧。我對不起她。」
  溥傑還談了他小女兒生回國的事,他說:「小女兒生在北京住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不習慣,便堅持要回日本。這件事,我作為她的父親,曾堅決反對過。我知道,她是不願跟父母在中國過苦日子,是不願放棄東京的優越生活。對此,我批評過她。我還向她發了火。她不管我怎麼反對,就是聽不進去。最後,她還是走了。這件事,我也拿她沒有辦法。
  「小女兒回東京一事,在精神上,對我的打擊很重。我已經失去了一個女兒,剩下這個小女兒也離我而去。我失去了天倫之樂。
  「小女兒回日本之後,只剩下我和浩兩個人。我們兩個人在這個小院裡,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
  「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和浩以我們自己僅有的微薄力量熱心從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為祖國建設和中日友好合作關係添磚加瓦。
  「在這二十多年中,我們也經歷了多種多樣的政治運動,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固然受到了某些驚嚇,但也受到了鍛煉,受到了考驗。
  「在這艱苦的歲月裡,我們的生活雖然不富裕,和全國人民一樣,過著較為清苦的日子。但我們沒有什麼怨言。我們夫妻之間,從沒有為些家庭瑣事而紅過臉。可以說,我們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穩的、沒有起伏的美滿幸福。但萬萬沒想到,正在我國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年月裡,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對此,我十分不安。」
  當時我對溥傑的幸福晚年表示祝賀,對夫人生病表示同情和慰問,溥傑補充說:
  「每當想起,由於我的罪過,使我們夫妻出現悲歡離合,我就深感內疚。每當想起,浩作為妻子,對我這樣好,為我吃了這麼多苦,我就深感有愧。我欠她的太多了,而我對她愛護也不夠。現在後悔也晚了。」
  嵯峨浩入院之後,溥傑對妻子關懷備至。每天晚上,溥傑都去醫院陪她,給她餵水、餵飯。夜裡,為了觀察她的病情,溥傑就在她病床旁邊,支起一個折疊床,陪她過夜。
  我忙問:「今天,你怎麼沒有去醫院?」
  「今天白天,浩的妹妹在醫院陪她,晚上我去接班。」
  我聽後,覺得不該前來打擾,便脫口而出說:「我不該這樣來打擾你,很對不起。你所談到的一些往事,我很愛聽,只是佔用了你的時間。對你夫人生病,我只能為你著急,但幫不上什麼忙。如果需要我做什麼事,請儘管說,我會全力去辦。現在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給你節省一些時間,讓你也休息一下,晚上還要去醫院。等夫人出院之後,我們再聊。」
  「不!我們有幾十年前相遇、相識的緣分,現在碰在一起,又能共同回顧一些往事,很有意義。對我說來,也有需要。我很想寫一本有關這段歷史的書,留給後人。能不能做到,我還沒有把握,至少現在不行。我現在還無法平靜下來,專下心來寫東西。以後再說吧!……」
  溥傑接著說:「你要走,我不留你。但請你下週三再來我家一次。我們再深聊聊。今天你聽我談了,下次聽你談。我們的話題是共同追憶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我很感興趣。」
  「好!下週三上午我再來。」
  就這樣,我離開了溥傑的家。
  西皇城根2號是一個十分顯眼的大宅門。門前有解放軍守衛,大院內的主樓也有解放軍崗哨。就從這警備森嚴的架勢上看,誰也猜不出大門裡面是個什麼衙門。其實,這個大宅門只不過是全國人大的一個招待所。自從六屆全國人大把新成立的四個職能委員會設在這個大院之後,這大宅院就變成了全國人大各委員會的辦公所在地。說實在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休會期間,除了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在這裡忙忙碌碌外,沒有幾個人大常委會委員出入這個大宅門。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7)



  這天星期三,我照例匆匆忙忙走進這個大宅院,準備把一些無關緊要的日常事務辦完,想盡快應邀去溥傑家訪問。
  出發前,為表示對溥傑的尊重,我先給他打了個電話。溥傑在電話裡說話和往常一樣,很客氣地對我說:「今天天氣好,很適合訪友聊天。西皇城根離我家不遠,快來吧,我在家等你。」
  護國寺離西皇城根2號不遠,幾步路就走到了。當我走進溥家大門時,溥老已走出正屋門來迎我。我們相見,免不了寒暄了一番。
  看上去,溥傑這天情緒很好,顯得比往常精神了許多。我忙問:「夫人的情況如何?」
  「這兩天頗有好轉。浩勸我回來休息。
  「我昨夜休息得好。今天天氣又好,感覺很不錯。我很早就起床,出來活動活動,澆澆花,現在正等著你來。」
  「我今天不能多打擾你,希望你在這陽光明媚、秋高氣爽的大好時光裡,早去醫院,多陪陪夫人。」
  「沒關係,沒關係。我也很願意跟你多聊聊。」
  溥傑邊說邊為我泡茶,又拿出了浩的妹妹從日本帶來的巧克力招待我。
  我們正準備開始閒聊的時候,從左邊屋裡走出一位身穿制服的日本女人,她很有禮貌地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立刻站起來還禮。我正想問,溥傑在旁介紹說:「這是浩的妹妹。她特意從東京來探望她姐姐。」
  這時,浩的妹妹向我又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我也向她鞠了一躬,並說,「很榮幸和你相識。」然後,浩的妹妹又略有歉意地說,她要去北京醫院看姐姐,失陪了。
  看到這種情形,我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一是溥傑夫人生病,住在醫院;二是他家又有遠方來的客人需要照顧;三是溥傑已經年過古稀,不應該這樣前來打擾。因此,我懷疑,溥傑對我今天的前來,是否有些勉為其難,卻又不好意思講出自己的難處。我想到這裡,有些後悔,覺得此時來訪溥傑,有些不近人情,應該另選時間再來。
  我剛要說出自己的心思時,聰明的溥傑已發現我有些發窘,便立即說:「今天,我們去醫院的任務,已有分工,浩的妹妹白天去,晚上我去。這樣分工,倒不是為了你來,而是我也想抓時間休息一下。同時,我也很想找機會和你,以及和有關人士聊聊50年前的事。這也是我的需要。因此,你大可不必感到來得唐突,以為來得不是時候。同時,今天約你來,也想送你一張我寫的字,留作紀念。」
  說著,溥傑到書房裡拿出來已經寫好的字畫,雙手遞給我。我趕忙站起來,雙手接過字畫。
  這字畫是專為我寫的,充分顯示了溥傑的誠意。我有些受寵若驚。我一面打開字畫看,一面連聲道謝。
  溥傑是大清王朝末代八千歲,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他寫的字,也遍及全國。他寫的字,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人們都稱他是位著名的書法家。許多商號門匾,都是求他寫的。
  人們都知道溥傑寫字寫得好,而他自己卻很謙虛,從不張揚。他不為名,不為利,給別人寫字,分文不取,而且還有求必應。據1985年這一年的統計,向他求字的人,多達280多人,用的宣紙至少有800張。
  溥傑每天的活動日程,都安排得很緊張。他除了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和有關參政、議政等工作外,他還要抽出足夠的時間,為寫好自己的後半生一書搜集資料,還要佔用大部分時間、風雨無阻地去醫院陪夫人。這些固定的日常活動他必須照辦外,還要應付四面八方人士的求字和一些熱心朋友的來訪等。因此,他的休息時間很少很少。
  這位才華出眾、書法奇特的老人,在不停地忙碌當中,竟然抽時間,主動為我寫了這幅字畫。我很感動。
  這幅字畫是抄寫唐代張藉的一首詩,我看完這首詩後,溥傑對我說,他喜歡這首唐詩。詩的含意,多是為了吉祥。我接著就讚賞說:「溥老的字風格獨特,剛中有柔,柔中有剛。每個字都是一張畫,畫中主體的姿態,既嚴謹,又滲透著某些瀟灑、寬鬆和美感。所寫的這首詩,也正反映出溥老一代老人的心願,囑人不要動不動就張牙舞爪,不要損人利己,不要不可一世,處處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社會的利益。如果人人都能為此善良,如此有良知,天下必將太平,世界必將美好。」
  溥傑笑著說:「說得好,古人的詩句需要後人深入學習、研究和領悟。這首唐詩,我很欣賞,其中的含意,對我影響不小。如此,我才選定這首詩,寫好送給你,留作紀念。」
  「我也欣賞這首詩,更欣賞你寫的這筆字」,接著我又說,「我將把這幅字裱糊起來,掛在我家客廳裡,讓我的朋友,都能仔細地欣賞溥老的字。同時,正如你所寫的,這幅字可作我們的紀念品。每當我看到這幅字畫,自然會想起我們今天在你家的談話。」
  溥傑一邊聽我說話,一邊將這幅字畫疊好、包好,又遞給了我。
  接著,溥傑便興致勃勃地講起了我們共同關心的一些往事,他說:「咱們接著上次的話題談吧。上次說到,怎樣對待歷史,怎樣才算對歷史負責?這個問題,我們的共同立場是,無論是看歷史、讀歷史,還是寫歷史,只要是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對待、去觀察、去寫作,就算是對歷史負責。這一點很重要。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8)



  「目前,社會上刮起了一陣『皇帝』風,或叫『皇帝』熱,出現了不少以皇上、太后、公主、皇宮、太監為題材的、屬於歷史性質的宣傳物,花樣繁多,來勢很猛。這股風在電影、電視劇、報刊、雜誌、小說等宣傳陣地中,都受到不少波及。這股風在廣大聽眾、觀眾以及在廣大讀者中間的影響很大。遺憾的是,也是令人不安的是,許多作品都是編出來的,歷史上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兒。我坦率地說,寫歷史不是寫小說,應該以事實為依據,應該從實際出發,切不可推論和編造。因此,我們應該呼籲,任何人都可以向讀者介紹這方面的歷史。這不是壞事,應該提倡,但要實事求是,不能脫離實際。
  「我以前是封建王室的重要成員,是皇族,但我也是一個經過思想改造的新中國公民。我自己既不會為皇室護短,但也不想對歪曲歷史的現象,置若罔聞。
  「如果有人大力批判封建王朝,我舉起雙手贊成。不破不立嘛!只有這樣,也才可以大張旗鼓地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如果有人大力披露社會上的污泥濁水,我也贊成。打掃房子嘛!只有這樣,也才可以毫無干擾地執行中央精神,才可以推動社會大步前進。
  「然而,目前,有人寫某一段歷史,熱忱很高,但寫出的東西,並沒有反映出這一歷史階段的真實面貌,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事實地介紹其真實的一面。他們所寫的東西中,要麼是道聽途說的,人云亦云;要麼是胡編亂造,迎合低級趣味。我為什麼敢這樣大膽地說他們呢?因為他們所寫的東西,都是我自己親自經歷過的歷史,或者說,我就是這段歷史的當事人、見證人,至少也可以說,我自己知道這段歷史。使我為難的是,我怎麼面對這些不實之詞呢?我又怎麼可以出面指手畫腳地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呢?況且,我也是一個不願多事的人。於是,我只能自己乾著急。
  「最近,有人把自己寫的稿件,送我審閱。凡送我審閱的稿件,不論是誰寫的,我都不推卸責任。我都認真地閱讀、認真地提出修改意見,盡量做到客觀真實、實事求是。」
  我對溥傑這種誠摯待人的態度深為欽佩。我插嘴說了這麼一句:「你是一位熱心於民眾事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難能可貴。
  「我有一個想法:你既有淵博的知識,又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因此我很贊成你的設想,你應該抽時間,把自己的經歷一點一滴地都寫成文字,留給讀者,留給後人。」
  「不敢當,我做得很不夠。我也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寫出一本書,略盡新中國一個公民的一點義務。」
  溥傑的想法好,動機也好,相信他寫出的書,一定會很有內容,很值得看。我忙說:「你的想法很好,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書。你的書將是對社會、對人民的一大貢獻,也將是對歷史的一大貢獻。」
  溥傑思索了一陣後,對我說:
  「願望都是很理想的,但具體實現這一願望,就會出現許多干擾。有些干擾,也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想排除這些干擾,實在也是勉為其難。
  「這些干擾,一、是力不從心,時間不夠;二、是社會上一些有關宮廷的不實之詞,越來越多,越來越玄,糾不勝糾,卻又不便潑冷水。
  「近來,社會上找我審稿的,或者是找我參加座談的,日益見多。這些事,我不便推辭,有求必應。正如上面我所說的,對一些失真的作品,我不能掉以輕心、走馬看花式地糊弄過去了事。特別是找上門來的作品,我不能不給以認真地閱改。這就需要花很多時間。
  「我沒想到,這幾年,描寫宮廷內部生活的電影、電視、小說、劇本越來越多。有的作品不錯,有的作品不行。有的作者來找我,要我審稿的,我就花時間給他們看稿子、提意見。有人要我為書作序、題字的,我也不能草草寫上幾個字就了事,也要花時間,看內容、提意見。這些事就佔了我不少的時間。當然,只要作品不錯,我提了意見,對人家有好處,我也不怕費時間。但是,有的作品文字蹩腳,內容荒誕,看上一遍,不想再看,實在令人惱火。譬如有的作者迎合低級趣味,虛講了不少荒誕離奇的情節,編了不少莫須有的宮廷愛情故事。還有的作者,名義上是寫歷史,而實際內容卻又沒有調查、沒有研究,專門獨撰一些什麼宮廷軼聞、宮廷艷史等等,大都是胡說八道。
  「我認為,寫小說,作者有很大的自由性,既可以虛構也可以編故事,只是不應該虛構低級趣味的東西毒害人;寫歷史,作者就要對歷史負責,不能瞎吹瞎擂,必須做到事實準確,有根有據。
  「如果要我對目前出現的一些有關宮廷的不實之詞,都提出指正意見的話。我只能很抱歉地表示,我真的有些無能為力。我現在既沒有這個精力,也沒有這多時間。況且,我真的這樣做起來,也容易引起誤解。」
  溥傑接著對我說:「歷史有些東西需要繼承。會繼承,才會有發展。但要弄清需要繼承什麼?什麼東西需要繼承。在這個問題上也要實事求是,不能輕信,也不能迷信。
  「我和很多人說過,千萬不要以為宮廷裡的東西,都是先進的、上等的、高不可攀的,都是老百姓所追求的。這是一個誤會。
  「目前,市場上,推出了不少以宮廷用過的東西為招牌,叫買叫賣;甚至以宮廷為名牌的商品,招攬顧客。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9)



  「其實,宮廷裡有沒有這種東西,誰也弄不清,當今的商家弄不清,顧客也弄不清。
  「有的日用商品,為了市場上的需要,只要標上「皇宮裡常用的」標籤,不僅可以抬高該日用品的價格,而且還能變成搶手貨。其實,我在宮廷裡從沒見過這種日用商品。
  「譬如,我們隨便走在大飯店、大餐廳的門前,就會看到在門前張貼有這樣的廣告:『本店增添特設正宗宮廷菜、宮廷酒』,以此招徠八方來客。有的大飯店還請我去品嚐所謂宮廷菜,其實我和溥儀在宮裡的時候,就根本沒吃過,也沒見過這種菜餚。這種弄虛作假的欺騙行為,讓人哭笑不得。而上當受騙的人,多是那些盲目追求高檔、講排場、講檔次的『高雅人士』。
  「我們應該肯定的是,在大清王朝時期,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科技水平,宮廷裡的用品、膳食,比老百姓要好得多,但遠不如當今80年代老百姓的用品和膳食。然而,現如今的商店裡所賣的化妝品,只要標上『宮廷化妝品』,就很容易銷售。因為人們在電視裡看到宮廷裡的穿戴、裝束和用品都是一流的,一見有『宮廷化妝品』就去搶購。其實,宮廷裡根本就沒有這類高檔化妝品。當時,宮裡的女人能用上鵝油胰子(肥皂)和蛤蜊油(潤膚油),就已經很不錯了。如果,今天再把這種又粗又澀的鵝油胰子和蛤蜊油拿到大商店去賣,估計誰也不會去看它一眼、去摸它一下。」
  「讓人哭笑不得的事例很多很多。前不久北京新開了一家宮廷菜館。這家菜館廣告做得好,曾一度轟動全城。
  「該菜館也真的是名不虛傳。菜館的裡外裝飾到烹調的菜餚,都是一流的,都很值得光顧一番。菜館的門臉醒目壯觀,室內裝修講究,氣魄雄偉。桌椅都用黃布包裹起來,所用的碟碗也都刻有『萬壽無疆』的吉祥字樣。當你走進該餐廳,似乎又走到了故宮,進入了御膳房。
  「有一天,這家菜館的老闆,請我去吃飯,讓我去品嚐一下他們做的菜餚,是否夠得上宮廷內的御膳。人家誠懇地請你吃飯,總不能煞風景啊!
  「當我吃過幾道宮廷菜之後,老闆出來了,他問我:『怎麼樣?有宮廷味吧?希望聽聽溥老的評語。你的評語,對我這菜館的發展很重要。』
  「老闆的要求,熱情懇切,不可置之不理。人家做生意,也想圖個吉利。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給人家潑冷水。那麼,我應給什麼樣的評語呢?
  「這菜館做的幾道菜真不錯。廚師的手藝好,作料用得適當,火候恰到好處,色、香、味、聲俱全。比當年宮裡的菜餚,要好吃上幾倍,至少我在宮裡還沒吃到過這麼好吃的菜。
  「如果要我實話實說,我就只能說,這幾道菜和宮廷裡的菜餚不一樣,比宮裡的菜要好上幾倍。如我真的這麼說,『和宮廷菜不同』,就等於砸了『宮廷菜館』的招牌。因為菜館老闆要就要一個『這菜很像原汁原味的宮廷菜』的評語,以借此評語把菜館辦得更紅火。最後,經我再三斟酌,我回答老闆說:『推陳出新了!』
  「還有一件事,也讓人無法理解。溥儀這個人,膽小怕死,但不會隨意輕生。然而在一個電影裡,演了一大段溥儀在廁所裡自殺的故事。他們(拍電影的人)演這麼一段自殺故事的目的要說明溥儀不想被引渡回國,因為溥儀擔心回國後,會像地主一樣挨批、挨鬥。
  「溥儀怕回國是事實,但他不是不想回國。如果他不想回中國,早在蘇聯就可自殺身亡,何必跑到中國邊境來自殺?如果有人推斷溥儀的內心世界是想自殺,那麼,這種靠推斷的東西寫成歷史劇,寫給觀眾看,是不合適的。其實,溥儀的內心世界,許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涉及到具體的活人、具體的歷史事實的故事,就要經得起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考證。」
  經溥傑這麼一講,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這就是,關於溥儀等戰犯被引渡回國的一段歷史,知情人很少,像我們這樣的當事人、經手人、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還活在世上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如果我們也對那些失真、失誤的故事視而不見,置若罔聞,聽之任之,就是對歷史不負責。因此,我們必須抽時間,把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寫成文字,留給後人,從另一個側面,以正視聽。
  接著,我和溥傑又繼續就某些流傳故事中的失真處,交換了看法。
  在某一部電視劇裡,把1950年綏芬河火車站的戰俘移交場面,設計得十分恐怖,警備森嚴,如臨大敵。一排排解放軍端著上有刺刀的鋼槍,裡三層、外三層地把移交場地圍得嚴嚴實實。好像新中國當局要把接收過來的這批戰俘、戰犯,立即押送刑場、執行槍決似的。又好像借此恐怖場面顯示一下,人民政權的武裝力量,以給這批引渡的戰犯、戰俘施加某些精神壓力、起點威懾作用。
  其實,設計這種脫離歷史事實的恐怖場面大可不必。因為,當時現場的事實,根本就沒有那麼恐怖,沒有那麼嚇人。
  當時,我們在移交現場的一些安排,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還特別強調一條,要外鬆內緊,不能使戰犯戰俘有什麼錯覺。
  1950年7月,陸曦和我來綏芬河之前,對這批900多日本戰俘和50多名偽滿大臣曾有過一個初步估計,認為這些戰俘不敢鬧事。實際上,當他們被引渡到中國的那一時刻,就已進入了中國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再怎麼鬧,也鬧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只能是自討苦吃。這一點,日本戰犯、戰俘的心中,是有數的。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10)



  這些戰犯、戰俘都知道,對他們的處理,既有國際法準則,又有國際慣例,只要他們放下武器,遵守戰勝國的指揮和命令,人身的安全是可以有保障的,而且在一定的時間之後,還會有被遣返回國的希望。這些戰俘已有五年在蘇聯戰俘營的經歷,他們對國際法中的戰俘規定,已經研究得很細很細,只要離開蘇聯,他們被遣返回國的期望,就指日可待。相反,如果戰俘不遵守戰勝國的法令,或者是恣意鬧事,都會受到戰勝國的嚴厲制裁。
  我們相信,這批戰俘不會鬧事。但我們事先還是做了萬無一失的警衛安排。
  為配合完成這一引渡使命,東北公安司令部下令派出了一些公安持槍戰士,到綏芬河執行接收戰俘的任務。
  當時,我們的警衛方針是:「內緊外松、絕對保密,不使戰犯發生錯覺,不讓群眾知道情況。」據此精神,我們不能把移交戰俘的現場,弄得像個刑場,如臨大敵。
  當時,我們在邊境綏芬河還要給這批戰俘和蘇聯移交代表留下一個這樣的印象:新中國是個穩定的國家,是個致力於建設的國家。但是,為了防止在移交過程中發生意外,為防止那些在中國殺人不計其數的劊子手鬧事,或者是為防止他們獸性大發、鋌而走險,我公安司令部負責人在火車站周圍安排了警衛崗哨,並下令處於戰備狀態。因此,在戰俘移交過程中,誰也看不到像電視劇描寫的那樣,一排一排的解放軍持槍警衛的森嚴場面。
  偽滿洲國各大臣和將領在被引渡回國過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緊張、有些害怕。據某大臣事後說,當時他們也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會怎麼處理他們,是像對待地主那樣,先批鬥、後槍斃,還是被發配到邊陲流放,心裡都沒有底。他們帶著重重疑慮,從蘇聯火車下來後,就四處觀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並沒有看出有什麼異常,反而在心裡增加了幾分安全感。他們看到的是,在車軌之外20多米外,站了幾個人,有一個蘇聯押送代表蘇軍中校,有兩個穿中山裝的中共人員,還有在中國列車車廂門前的一個列車員。所見到的中國人,都看不出有什麼敵意。這和當年日本關東軍押送犯人的情景完全不同。
  然而,在某電視劇裡,卻把這些偽大臣、偽將領們描寫得像膽小如鼠的草包。其中還傳說有這麼一段故事:有一個偽滿大臣一登上中國的火車,就嚇得直哆嗦,還沒等找到座位,就嚇得尿了褲子,還大聲地向持槍的解放軍報告說,他尿褲子了!
  編製這類聳人聽聞的所謂歷史故事,無非是要博得觀眾一笑。可作者想沒想到,活著的那些當事人,看了這一電視,會有什麼反應。有一位改造好的偽大臣說:「我們是有罪,應以法論處,何必如此醜化我們呢?與其這樣醜化我們,還不如一槍崩了我們,不更痛快!」
  其實,這些人當中有文有武,雖說他們並不都是有覺悟的人,但也都不是一群大字不識的草包。雖說他們在懵懵懂懂地摸著石頭過河,但他們都不是一群一文不值的傻瓜,其中有的人也很有學問。因此,還不至於在吉凶未卜的情況下,先嚇得尿了褲子。
  再者,這些偽大臣、偽將領雖然在偽滿時代,做了多年養尊處優的高官,養成了驕奢淫逸的習氣,但他們大都是些經過風浪、碰過驚險的綠林好漢。他們有的人出身行武,有的人出身土匪、紅鬍子,有的人本身就是老一代東北軍的軍閥。他們都是些不怕死、玩過命的深山大王。這些人怕什麼?什麼也不怕!什麼死亡風險啦,什麼萬炮齊轟啦,這些玩意兒對這些人來說,是小菜一碟,有何可懼!他們有的人雖然沒有動過刀,沒有動過槍,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歷史經歷,但他們都不是一些省油的燈,而是一些出賣過老祖宗、出賣過人格靈魂、出賣過國家資源的老油子。他們都是一些遇事不慌、老謀深算的「老狐狸」。就是這一類的人物怎能在被移交回國的過程中,會流露出窩窩囊囊、貪生怕死的樣子呢?
  因此,硬把這些人描寫成膽小如鼠、嚇得尿了褲子的樣子,純粹是瞎掰。
  我和溥傑均在現場,都沒看到、也沒聽到有誰受嚇而尿褲子的事。
  尤其是在一部電影裡,虛構了末代皇帝廁所自殺的場景,讓人無法忍受。
  所虛構的故事是這樣:時間是這批俘虜被引渡的路上,溥儀帶著一副深色眼鏡,穿著一身黑色西裝,手裡提著一個中型皮箱,步調沉重地走進了一個寬大的廁所。當溥儀走進去時,廁所裡傳出了一聲喊叫:「皇上上吊自殺了!」接著有幾個偽滿大臣,也陸續走進廁所,有些人也慌慌忙忙地在廁所門前進進出出,一場混亂。在這一片混亂的氣氛中,有個大臣說出了皇上自殺的原因,說什麼「皇上本想留在蘇聯,不想回國。今天既然已經被押了回來,他就以死不從」。
  這個故事弄得很玄虛。究竟溥儀上吊了沒有?自殺身亡了沒有?是怎麼又活了過來?誰也弄不明白;各偽大臣在廁所跑進跑出,是在幹什麼?是進去看熱鬧?還是去救人?誰也弄不清楚。
  這故事給人一個總的印象是,溥儀出自對新中國不瞭解、不放心,對蘇聯把他引渡回國不滿,而走進廁所上吊自殺的。換句話說,新中國這場引渡,把溥儀的小命差點給斷送了。
  這種推斷式的故事,對執行引渡使命的人來說,頗有壓力。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11)



  事實上,根本就沒發生過溥儀上吊自殺的事情。
  溥儀這個人不是一個有膽量、有勇氣、敢於自殺的人。如果他因為皇位旁落,或是皇座完蛋了而感到前景無望,就想自殺的話,那麼,他這一生恐怕早就死過幾次了。他在年近半百的時候,又被虜到了蘇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接連發生,一些自殺的理由,不斷出現,可他都挺了過來。這次被押送回國,誰也沒逼他,誰也沒惹他。他卻要上吊自殺。誰相信?這位末代皇帝也是經歷過風雨的頂尖人物。他面對這一嶄新的客觀形勢,情況還沒弄清楚,就先步入黃泉,用意何在?
  如果說溥儀出自「怕」或出自「懼」,而想了斷自己,這也太低估了這位敢於出賣老祖宗,敢於向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投靠,敢於坐上偽滿皇帝寶座的溥儀了。
  溥儀此人的思想,在改造之前,就其根源和體系說來,是屬於帝王將相、唯我獨尊的範疇。他自認為是神仙下凡,是真龍天子,他的話就是法律,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天意。天下人誰也不能傷害他,誰也不敢傷害他。他本人也不容許受人欺辱,更不會遇到一點點挫折就想駕崩歸天的人。
  假如溥儀真要自殺,他也下不了這個手。他沒有這個勇氣,因為他連個蒼蠅都不敢打。既不敢殺生,何敢滅己呢?況且,他要自殺,也對不住他愛新覺羅的老祖宗啊。因為愛氏老祖宗給他的使命是,要支撐住老祖宗給他留下的江山——大清國家。祖傳的「家業」被推翻的大趨勢,他也奈何不得,但這好端端地「家業」落到人家手裡,他怎麼會甘心呢?怎麼會俯首聽命呢?因此,他不管處在何時何地,他滿腦子裡想的是「復辟」,想的是收回失去的江山,想的是恢復他的王位。有人硬說,溥儀在引渡過程中絕望了,想上吊自殺。這不是他當時的思想,不是他的本意。因為他真的就這樣窩窩囊囊地一死,還有什麼臉面,歸天去見他的列祖列宗。
  如果溥儀上吊發生在蘇聯境內廁所裡,但蘇聯押送代表就根本沒談及此事;如果是發生在綏芬河車站廁所裡,那就更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因為,在綏芬河火車站裡,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廁所,更沒有像故事裡描寫的那種高水準的、規格高的大廁所。況且,在蘇中雙方移交戰俘的時候,我們已明確下令限制:這批戰俘從蘇聯火車下來,嚴格按照指定路線,步行200米的路程,直上中國火車的最後一節車廂。在這中間,不准許任何俘虜去火車站上廁所。
  溥儀剛坐上中國火車時,急切想摸摸車上的情況,以窺測火車的去向。他曾問過廁所是在前邊,還是在後邊。實際上,他是以上廁所為名,走過去看看有什麼反應,車廂裡有什麼「動靜」。他走到這節車廂的前頭,轉了一陣,也沒上廁所,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一兩天的旅途,溥儀也去過幾次廁所,卻沒出現有任何找機會自殺的跡象。
  溥儀怕死,他不想死是一貫的。不想死對他來說,不難。只要不自殺就不會死的。但是,如果軍事法庭一旦判他死刑,或者是把他交給農民批鬥,就難逃一死。這兩種死,都是他無法抗拒的,無法挽救的。這也是溥儀最擔心最關心的事。於是,溥儀在登上中國火車之後,就千方百計地想從各方面瞭解中共對他的態度,是把他先送進法庭,或是先交給農民批鬥,還是網開一面。他希望從押送人員嘴裡得到的是,可以不死的信息。因為他不想死,他要力爭活著。
  火車離開綏芬河不久,溥儀在車廂裡轉悠的時候,偶爾聽到有人低聲說:「上邊來了!」他很高興,似乎回到中國,又有人稱他「皇上」了。同時,他看到幾個大臣們又說又笑,嘻嘻哈哈,還和中共的押運兵(小王)拉得很熟。當小王走開之後,這幾個大臣更是談笑風生,比在蘇聯打麻將的時候還坦然、還自在。這一氣氛對溥儀的影響不小,好像他和死神也拉開了不少距離。接著,他的情緒也有了變化,膽子也壯了起來。
  溥儀從車廂廁所回來之後,主動找陸曦談了一次話。這次談話,使溥儀多少也摸到了一點底。至少他知道,在火車上會平安無事。於是他便採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辦法,先吃好、再睡好,醒了以後再說。因此,溥儀被押送到撫順的路上,連想自殺的念頭,都不會有的。
  某電視劇裡還有這麼一段故事。
  溥儀乘坐的這列戰俘火車,要經過不少大小火車站,才能到達目的地。而所到的每個車站,人們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場面:軍警森嚴,一排排解放軍,全副武裝,手持帶有刺刀的三八大蓋槍,如臨大敵。在鐵路沿線上,還有巡邏軍警三三兩兩走來走去。
  火車站上這樣一個恐怖場面,威懾力又這麼大,任何一個俘虜,也不敢輕舉妄動,不要說想趁機溜出車廂,就是插上翅膀,也難飛出火車站。
  就在這麼一個軍警如林、毛骨悚然的火車站的站台上,卻演出了一場場階級鬥爭的大場面。
  在靠近火車的一個大站台上,有一大群農民,有的手持鋤頭,有的拿著扁擔、鐵鍬,還有的拿著紅纓槍,呼呼啦啦地擁了上來。為首的農民頭目,還哇啦哇啦地嚷著什麼,農民們也在喊些什麼。
  當火車進站之後,農民們頓時靜了下來,似乎要看看火車裡都是些什麼人?
  火車門一開,下來的竟是溥儀和幾個偽滿洲國的大臣。這時,就在這一片寂靜的火車站上,突然爆發出一陣農民們的吼喊聲。為首的農民大叫一聲:「他就是皇帝,他就是康德,就是他!」他這麼一叫,農民們跟著就七嘴八舌地喊了起來。有人喊:「就是他!沒錯,就是他!」有人喊:「打死他!打死他!」




我所知道的溥傑的異國婚戀(12)



  還有幾個手持鐵鍬的農民擠到了火車門口,大喊大叫:「我要殺了這個狗皇帝!」
  「這個日本鬼子的狗皇帝害得我好苦呀!」
  「這個狗皇帝害得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啊!」
  打死他、殺了這狗皇帝等喊叫聲,摻雜著鑼鼓聲,一片淒慘和憤怒,殺氣騰騰,十分恐怖。
  這時,站立在火車門前的溥儀和幾個偽大臣都低著頭,接受批鬥。
  溥儀面對這種鬥爭場面,很害怕,似乎死期已經來臨,有些不知所措。有的偽大臣被嚇得直哆嗦。火車門口,已有持槍大兵在把持,沒有退路。兩旁的軍警虎視眈眈地在盯著他們。怎麼辦?想逃無處逃,想躲無處躲。對面的這些手持農具的貧雇農,似乎真的要把溥儀等人就地正法。
  以上這段驚心動魄批鬥溥儀的故事,是援引溥儀擔心自己會被農民批鬥致死的心態編出來的。其目的是讓人們看到,溥儀在農民面前是個罪人;也可看到農民的覺悟高,有一種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革命氣概,有一種要把這真龍天子批倒批臭、再踏上幾千隻腳的造反精神。同時也是為了嚇唬嚇唬溥儀。似乎將「文革」時的批鬥場面,搬到了五十年代。
  我們認為編此故事的上述兩個目的,已經達到了「效果不錯」。
  但是,事實上,在移交、押送這批戰俘的過程中,根本就沒發生過上述這段故事。
  歷史根本就沒發生過這樁事,卻硬編出一個故事,流傳全國。這就必然會導致誤傳,以及以訛傳訛,混淆歷史。
  溥傑和我作為這段歷史的當事人、見證人,只能提供一些歷史事實和有關情況來說明上述批鬥溥儀的故事是假的、是編出來的。
  新中國剛剛成立,全國各大行政區還沒撤銷。東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負責處理引渡這批戰俘的工作。對這批戰俘的移交和押送工作,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鐵道部作出了專門部署。從綏芬河到瀋陽沿線各大火車站,對這一特殊專列,必須提供方便,保證順利通過。各站內的治安必須做到外鬆內緊、絕對保密、不讓群眾知道情況。因此,這列戰俘車所通過的各火車站,不僅農民、群眾不知道火車裡坐的是什麼人,就連許多車站的工作人員、包括車站負責人也都不知道溥儀就在這列火車上。
  既然沿途各站沒有什麼人知道這列火車裡有溥儀,那麼火車站台上批鬥溥儀的故事,只能是子虛烏有。
  溥傑和我希望能以歷史事實還給歷史一個真實面貌。
  在某電視劇裡有這樣一個故事:滿載日偽戰俘的列車,剛剛開過一個車站,一位列車員走到溥儀跟前說,「吃飯了。」溥儀一副皇上的派頭,盛氣凌人,並大聲問道:「這是什麼站?」列車員不便回答,沒理他。這就引起龍顏大怒。當列車員分給溥儀兩個饅頭和兩個鹹鴨蛋時,溥儀很不高興。
  隨後,溥儀將饅頭扔在地上,便大聲喊叫:「拿酒來!」接著,溥儀手拿一瓶酒,一面喝,一面喊:「我這喝的是催命酒!」
  這樣的故事,已經更是編出了格。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麼回事。
  溥傑和我都認為溥儀是個罪人,應該受到嚴厲懲罰。但不能因為他是個罪人,就可以把一些莫須有的事情,以及足以醜化其人格的事情,強加在他的頭上。這也是對一個人的不公正。
  我和溥傑都沒見溥儀扔過饅頭!
  溥儀還吃得興致勃勃,他對小王說:「稀飯真好喝!多年沒喝了!花卷也不錯,特別是和鹹鴨蛋一起吃,真香!」
  因此,根本就沒發生過溥儀把饅頭扔在地上的事情。
  溥儀等58個人都是經過五年鍛煉的老俘虜,也都是些懂事、識實務的罪人,他們在被押送的過程中,都很自覺地聽從我公安人員的指揮,沒有任何人敢於放肆或藉機興風作浪。
  溥儀坐的這節車廂裡,除小王(通訊員)出出進進、送水送飯外,只有陸曦和我坐在緊靠溥儀旁邊相對兩排的座位上。陸曦和我既沒聽到溥儀大叫什麼「拿酒來!」「要喝催命酒!」也沒有任何人給溥儀送酒來。況且,溥儀不會、也不敢這樣做;我們也不容許溥儀如此放肆。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溥儀大喊大叫喝「催命酒」的故事。
  溥儀當了好些年皇上,是有脾氣,火氣還不小,他的一句話,可使人頭落地。但是,他還是一個經過風風雨雨磨煉過來的人,也是個知道謹慎的人,知道掌握分寸,而不是一個粗暴而又頭腦簡單的無知之徒。他不會作出像耍酒瘋似的舉動,也不會在政府接收代表陸曦旁邊,隨便撒野。
  如果有人硬要把一些粗野的舉動強加給他,他自己也無可奈何。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


  正當我軍和由美國裝備的國民黨軍作戰期間,我帥陣亡,是我黨的重大損失。這對我們來說是個不小的震動。可對此,為什麼聽不到任何風聲,既沒看到林彪陣亡的簡報,也沒聽到這方面的小道傳說。這類事又不便多嘴去打電話向軍方詢問。難道說,為了穩定軍心,這一陣前重大傷亡的消息暫不下達?種種猜測,得不出個結論,讓人有些納悶。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1)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黨、政、軍所佔據的較大城市是哈爾濱。在這之前,黨中央已從內地調到東北10萬部隊和2萬幹部,並已分散在東北各地解放區。在這些解放區和南滿一帶城市,和哈爾濱一樣,一片打倒封建主義、美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呼聲,從城市到農村,震天動地。這是美國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立即轉為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
  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干涉,哪裡就有反抗。這已成為世界性的規律。
  領導這一地區解放事業的核心人物是在黨中央領導下的幾員顯赫人物。他們是高崗、林彪、林楓、高崇民、張學思等人。
  為了有利於開展這場人民翻身鬧革命的偉大活動,他們在中央統一的安排下,成立了東北行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高崗掛帥,林楓、高崇民、張學思任委員會副主席,栗又文任秘書長。
  哈爾濱是我國北方新興的一個較大的城市,它既是東北三省著名的水陸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要地,又是松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強日、俄、英、美、德、法等國必爭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哈爾濱曾聚集了33個國家的十幾萬僑民,並設立過24個國家的領事館,同時還有外資開設的工廠、商店、銀行、學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務,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管理、來處理日常的涉外事務。為此,於1948年中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內部設立了一個外事處。
  涉外工作無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處的工作便直接歸口由林楓副主席親自領導,也就是說,外事處是在林楓親自領導下工作。外事處建處初期,人員不多,算上處長陸曦,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在哈爾濱期間,我們三人都沒有外事經驗。中央外事組、西柏坡沒來得及派人來支援。因此,為了工作上的應急需要,我們只能硬著頭皮干,在工作中邊請示、邊學、邊做,摸著石頭過河。
  搞外事、辦外交對我來說,實在是件勉為其難的事,我本來在大學是學醫的。當年,我一心想當個穿白大褂的醫生,以做點腳踏實地、救死扶傷的實在事。換句話說,自己就想做個靠本事謀生的本分人,做個既可不必瞻前顧後,又不求榮不求祿,靠自己的雙手、維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對搞外交我又一竅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興趣。當黨組織硬性決定命我去搞外交時,我很為難,不服從吧,就是不遵守黨的紀律;服從吧,就要放棄兩年已學到的醫學基礎。怎麼辦?對此,我在思想裡嘀咕了很久。
  說實在的,正當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在四平等地打拉鋸戰的時候,為了戰時的需要,不要說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項殊死任務,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都是不容選擇的。地下黨組織栗玉(栗又文的妹妹)找我談話,她說:「黨中央目前的任務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我們的任何一項任務,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圍繞著這個大局轉。我們每個黨員也都要從這個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問題。組織上選你離開大學,放棄學醫,去從事政治、從事外交,是對你的信任,是對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將來為勞動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應該犧牲小我,去服從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遠些。」
  栗玉的這次談話語重心長,使我一生難忘。黨組織的這一決定有如泰山壓頂,沒有考慮的餘地,只能服從。
  說心裡話,要我放棄學醫,去從事外交,我很不情願。
  我這種不情願,並不是我對外交、對政治有什麼成見,也不是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有什麼懷疑,更不是對中共帶領勞動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氣有什麼動搖,而是對鑽研理科、攻讀醫學確實曾有過一些興趣。
  就這樣,在一個轉瞬之間,我就很不情願地改變了自己一生在事業上的走向,進入到外事口,成了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的一名成員。
  涉外工作領導比較重視。因而我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工作期間,除高崗、林彪外,和一些領導人,諸如林楓、高崇民、張學思、栗又文等,由於工作關係,均有接觸,經常可以聽到他們作的大會報告或工作上的具體指示,從中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高崗和林彪在解放戰爭那幾年也難得一見。有一天,我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條豆腐塊大小的消息,上面寫道:「共匪軍事首領林彪已經在前線陣亡。」這條消息引起我們幾個年輕人的注意。
  正當我軍和由美國裝備的國民黨軍作戰期間,我帥陣亡,是我黨的重大損失。這對我們來說是個不小的震動。可對此,為什麼聽不到任何風聲,既沒看到林彪陣亡的簡報,也沒聽到這方面的小道傳說。這類事又不便多嘴去打電話向軍方詢問。難道說,為了穩定軍心,這一陣前重大傷亡的消息暫不下達?種種猜測,得不出個結論,讓人有些納悶。
  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人皆有之,而我更甚。為了弄清這一不便弄清的謎團,當天夜裡我和秘書處的一個幹部不動聲色地進行了一番調查,親自到眾人不知的林彪住處去探聽風聲。
  這天夜裡和往常一樣,哈爾濱城內仍然是一副戰時景象,市民在天黑之後,早已熄燈入睡。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2)



  市內有照明的地段不多。南崗從喇嘛台到秋林公司還有幾盞街頭路燈,再往西走,幾條橫街都沒有路燈,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路上既無行人,也無車輛,沒有任何大城市應有的喧鬧和噪音,寂靜得有些恐怖。
  當我們從南崗向西走了很長一段路後,在向右拐、走到距林彪住處約五十米的時候,只聽林彪住宅的門警(衛)大喝一聲:「站住!幹什麼的?」
  我的同伴立刻回答:
  「我們是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是找你們那裡小柯的。」
  「小柯住在司令部,不在這裡。」
  接著門衛又喊:
  「你們是回去,還是往前走?」
  為了進一步觀察有關動靜,我說:
  「往前走。」
  「你們幾個人?」
  「兩個人。」
  門衛立即很嚴厲地說:
  「你們兩人拍著手過去!」
  當時,我的同伴說:「我們不拍手可不行,弄不好,門衛會開槍的。目前戰爭形勢緊張,被他們打死,白死,無處說理。」
  我急忙說:「廢話,人死了還說什麼理?現在我們就委屈點,服從門衛的命令吧!」
  為了探聽有關風聲,只能尊重門衛的命令,拍手而過。
  根據種種跡象,我當時就斷定:一、林彪安然無恙;二、國民黨中央社那些記者是奉命造謠,妄圖干擾我們的軍心。這就叫作「黔驢技窮」。
  關於高崗,他更是有些神出鬼沒,一般人難得一見,瞭解他者不多。我只知道,要見他或找他請示問題或處理文件只能到交際處去找他。當時,我們都不言而喻地知道,高崗的業餘生活,不管形勢多麼緊張,有兩件事他抓得很緊:一是打麻將,他又善於打「二五八和」;二是跳交際舞。
  然而,我們這些年輕幹部在林楓等人的領導下,一心一意地埋頭工作,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學習,既不會打麻將,也不去跳舞。當時我們的生活雖然比較單調,但我們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卻很飽滿。
  儘管我們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吃的是玉米子加鹹菜,穿的是二尺半(黃軍裝),但我們敢於自豪地說,我們對解放事業充滿信心,十分樂觀,堅信朱、毛必勝,國民黨必敗,蔣介石必然會被打倒,全中國必然會解放。
  當時,每當看到一份前線的勝利簡報,我們都會忘記吃飯、忘記休息,興奮不已,奔走相告,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有同當今球迷們那股癡勁。
  1948年,解放戰爭的軍事形勢發展得很快、很迅猛,有些出人意料,讓我們這些年輕幹部有些坐不住。
  7月,這場解放戰爭剛剛打到第三個年頭,我解放軍的兵力已有驚人的擴大。當時,國民黨的總兵力仍保持在300多萬人左右的時候,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由原來的120萬人發展到近300萬人。而且,國民黨的正規軍約170多萬人已被我軍分別鉗制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華東等戰場上,被動挨打,捉襟見肘。
  約在9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上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
  10月初,高崗在哈爾濱召開東北各省市黨政負責人會議,討論了「當前的軍事形勢」,並對這一形勢作出了充分的估計,認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即將到來」,「當前的任務是全力支援戰爭」。
  當得知高崗這一結論性的戰事安排時,我高興得要跳了起來。
  上述會議開過之後,東北戰場就開始了「關門打狗」的戰略。
  幾天之後,我解放軍經過31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殲滅蔣介石軍隊10萬餘人,攻下了錦州;不久,長春的10萬守軍也被迫放下了武器;接著在遼西又殲滅了蔣軍12個精銳師,計10萬餘眾。似乎國民黨在東北的軍隊所面臨的崩潰形勢,已經是勢不可擋。
  當時,我們外事處的三個人面對這一即將轉折的重要時刻,也和其他同志們一樣,恨不能也到陣前去為這一戰事轉折和必然取勝的戰爭,付出自己的力量,以不負這一偉大的人民解放對每個共產黨員的期望。
  幾天之後,又一個新的戰略性部署,讓我們興奮不已,這就是,根據毛澤東、黨中央的部署「要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精神,高崗在住處(哈爾濱南崗法國領事館)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了即將接管瀋陽的方針,提出今後的重點都在瀋陽。東北行政委員會全班人馬也即將隨軍開進即將解放的瀋陽,並將在瀋陽這一較大的城市裡建立一個人民政權,即成立「東北人民政府」。這一偉大的戰略決策,意義重大。因此,我們在高興之餘,也都感到,作為這些重大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十分自豪,十分幸福。
  出自東北行政委員會機關轉移的需要,我曾和哈爾濱市外事處長陳克通了個電話,告其: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處將向即將解放的瀋陽轉移,今後有關地區性的外事工作將請市外事處接管處理。
  一切離開哈爾濱的收攤工作安排妥當之後,我們便立即投入緊急準備行裝,並日夜等候乘火車沿著四平等戰火紛飛的陣地開往瀋陽的命令。(註:11月2日解放軍打入瀋陽,4日我們開進該城,當即駐紮在太原街2號,原國民黨剿匪司令部的舊址。)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3)



  僅用三天時間,我們將準備行軍的工作安排就緒。正在我們全神貫注、待命出發的緊張時刻,突然一天上午,東北行政委員會傳達室通知我:
  「有一個大學生,要求外事處的人接見他一下,他有要事相告。」「是否同意他進來,你們見他一下?」
  我也不知來者是誰,要談什麼。按規定,這類約見是不准隨便拒絕的。為此,我只好答覆傳達室:「可請他進來,我跟他談,瞭解一下,他有什麼要緊的事。」
  原來這位大學生殺了人,他殺了一個老外,現在是來政府投案自首的。
  這類事,外事處是否可以受理,我們沒有把握:受理吧,既然是件殺人案,應由公安或法院去處理,外事處豈能越俎代庖;不受理吧,該學生一再強調此案是涉外事件,又不便拒絕。
  經過商量,我們認為此事多有蹊蹺,既是涉外事件,不妨聽聽再說。
  主意已定,由我出面去接見這位自首的大學生。
  這位大學生叫王傑(下稱小王),他一見到我,就直截了當、不繞彎子,慷慨激昂地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這一涉外事件。
  王傑說:「我對蘇聯兵極為不滿,有不共戴天之仇。為了講出這一仇恨,我從1945年蘇聯出兵我東北、打敗日本侵略者說起。」
  1945年8月,蘇軍入城,兵荒馬亂,商店關門,學校停課。寄宿在學校的王傑等同學和尚未離校的化學老師張某夫婦一起,共度這一非常時期。
  張老師為了學生們的安全,也是為了自我壯膽,把留下的學生集中到一個大屋子裡住,大家同睡在一個大橫木板鋪上。張老師夫婦就住在大屋裡面的小屋子裡,以便和學生們互相能有個照應,以期平平安安地度過戰時的困難,等待早日復課。
  這樣一種混亂的社會秩序,對幾個孤苦伶仃的寄宿學生來說,又驚嚇、又無可奈何!
  這幾個寄宿的學生為了安全,自己組織起來,各持一件利器,日夜值班。對此,化學老師張某對這些學生說:你們這些防範措施都不錯,但只能在精神上給自己壯壯膽而已,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情況,你們這些棍棒利器是無法抵擋衝鋒鎗的。你們可不能亂來,個人安全要緊。他又勸學生,躲在校舍裡,不要出去惹事,以免發生什麼意外,張老師的這番話大大穩定了學生們的情緒。但是,誰也想不到,一場意外的慘案就發生在校內這套大小套間的學生宿舍裡。
  這天,時至半夜,學生們正酣睡時,幾個持槍蘇軍破門而入。
  學生們已被嚇呆了,一動也不敢動。
  天亮之後,學生們都很關心張老師夫婦的情況,但又不敢過早地去打擾他們。時至中午,小王幾個學生帶著一種不祥的預感,大膽地推開了小屋的門。一看,小王他們都嚇呆了。屋裡除留下了不少血跡之外,什麼也沒有。
  這天夜裡,學生宿舍裡這麼一鬧騰,學生們誰都不敢再住在這個倒霉的宿舍了,都紛紛離去。小王也不例外。
  小王不是本市人,他在本市有個阿姨。
  阿姨是小王母親的同胞妹妹,丈夫已逝,身邊只有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兒。母女二人在相互支撐下,日子還算過得去。阿姨對小王甚為關心,一是她受胞姐委託,要照顧這個外甥;二是阿姨確也很喜歡這個懂事而又孝順的外甥。因此,每逢節假日,阿姨都把小王叫回家來,吃上一頓可口的飯菜,既可犒勞犒勞小王,又可共同享受一下家中的溫馨之樂。
  這天不是節假日,小王擔心這樣唐突跑回家去,會不會嚇著阿姨和小妹。可不回家又無處可去。
  路上,小王在想,應如何向阿姨解釋昨夜校舍裡發生的事。對此,小王內心裡十分躊躇。他擔心昨夜的慘案,說出來,會嚇壞阿姨和小妹,而且自己也不願再去想再去說這件特別噁心人的慘事。最後,他認為,既然自己已經離開了現場,就不應該再讓這一兇殺慘案的情節,繼續一幕一幕地在腦子裡瞎折騰。於是,小王決心把昨夜的事件忘掉,也不打算和任何人說。
  當小王跨進阿姨家的大門時,又一幕災難從天而降。阿姨死了。
  小王看到小妹抱著阿姨那雙僵硬的手,不停地搖晃,不停地又哭又喊:「媽,你別扔下我!媽,別扔下我!」
  開始,小王不以為這是真的。阿姨是個很樂觀的人,身體也很健康,幾天之前,她還給小王做了一頓土豆餅吃。
  當小王上前看到阿姨那張發青發紫的臉時,他才知道,悲慘的災禍,已經降在自己頭上了。
  這時,小妹抓住哥哥的腿哭著說:「媽要我去找你,東頭張姨也要我去找你,可我上哪去找你呀!」接著小妹哭得更加悲慘。
  小王被眼前這場慘景驚呆了。待他轉過神來,他便撲上前去,不顧阿姨死後的恐怖相,抱著阿姨的頭,大哭不止:「這是怎麼啦?阿姨你說話呀!」
  當小王聽到小妹講述阿姨死前的情況,他那年輕的肺葉都要氣炸了。
  聽小妹斷斷續續的哭訴,小王才明白,阿姨是被蘇聯大兵強姦後,自己上吊自殺的。
  小王聽罷,放聲大哭,他抱著阿姨的胳膊大叫:「阿姨死得冤啊!」「阿姨是被蘇聯大兵害死的啊!」
  然後,小王跪在阿姨屍體前,鄭重發誓:「阿姨你安心走吧!我要把小妹帶到我家,會讓小妹好好活著,好好上學,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阿姨這一血仇,我一定要報。」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4)



  小王辦完阿姨的後事,將小妹送到外地媽媽那裡,並囑小妹:要和在哈爾濱家一樣,聽話,好好學習。「以後如有條件,我決心把小妹和我媽一起接到哈爾濱去,你們等著吧!」
  小王在小妹面前,不願再提阿姨慘死的事,也不願意說穿阿姨為什麼拋下小妹而去的真實原因。
  小王知道,小妹還小,什麼也不懂。小妹只知道像小鳥一樣在媽媽的翅膀下,得到保護,卻不知媽媽是為了保護女兒才失去了生命。
  小王看得很明白,領悟得很深刻,因而他很後悔。他悔不該在兵荒馬亂的時候,還留在學校裡過夜,沒能及早地回家來,照顧阿姨母女。如果他能及早回來,至少,在家裡可幫阿姨壯壯膽,替阿姨抵擋一下蘇聯大兵的侵犯,甚至,還可勸阿姨不要自尋短見。
  這一難以解脫的後悔和自責,更促使小王決心要為阿姨討回一個公道。
  1946年下半年,小王又回到了哈爾濱,一個人住在阿姨家。
  就在學校還沒復課、蘇軍還沒撤離的時候,小王真的遇見了強姦他阿姨的那個蘇聯大兵,並為屈死的阿姨報了仇。
  一天夜裡,小王正在阿姨家裡深睡,一陣敲門聲把他驚醒。小王聽到敲門人還哇啦哇啦地說什麼「媽達姆Magam!」(太太)等俄語,便斷定門外是個蘇聯大兵。此刻,小王像觸了電似的,想起了阿姨的慘死。他火冒三丈。一種復仇的衝動,使他膽子大了。他穿好衣服,藏好一塊鐵器,無所畏懼地前去開門。
  一個醉醺醺的蘇聯大兵,背後掛著衝鋒鎗,熟門熟路地走進了房門,接著他一面叫喊Magam,一面將一個圓式的大黑麵包(黑列巴)放在桌子上。然後,他直奔靠窗的土炕,又急促上前掀開被子。
  此刻此景,小王已經猜到八成:這個醉兵肯定就是強暴阿姨的人。
  小王在這剎那間耳邊似乎聽到阿姨的慘哭聲,他那急切復仇的心情,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了。尋找仇人非易事,得來並沒費功夫。
  此時,蘇聯大兵發現被窩中沒有人,便問小王:「gemagam?(太太在哪裡?)」
  小王聽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橫眉冷對地說:「死了!」
  蘇聯大兵走了。小王尾隨其後。當蘇聯大兵走到松花江邊時,小王趁機將他推進了松花江。
  東方發亮,晨光四射,公園裡也開始有人來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麼動靜,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掃了一下,然後跪在地上,連叫三聲阿姨,又叫張老師,並鄭重對阿姨說:「我替阿姨報仇了!我親手殺了強姦阿姨的兇犯。我為中國人除了一個大禍害。阿姨,你瞑目吧!」說著,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陣。
  小王講到這裡,似乎已將要說的話都講完了。停頓了一會兒,小王又接著說:「學校復課後,同學們湊在一起,首先議論的就是這件事。一提此事,同學們無不咬牙切齒,極為憤怒。
  一天在課堂上,同學們懷著悲憤的心情,又懷念起張老師夫婦。這時,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冤恨,便當眾講出了,我如何殺了一個蘇軍,為我姨媽和張老師報仇的事。」
  看來,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問小王:「同學們聽了這件事,都有些什麼反應?」
  小王回答說:「那些天,同學們議論此事後,反應十分強烈,有人想藉機大鬧一場;組織起來到蘇軍司令部去抗議去控訴,去討個公道;還有人主張,立即組織起來,上街遊行,以抗議蘇軍暴行。
  「同學們在議論此事時,都很齊心,你一言、我一語,空前一致,非常團結。」
  接著小王繼續說,他們同班同學,人數雖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學生。他們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卻十分複雜。而在他們這些學生中,有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也有中共地下黨員和民主青年聯盟成員。這兩部分人,平時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然而,他們在聽小王這場冤案的控訴時,異常一致,異常平靜,都對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為全班同學出了一口惡氣。
  小王接著說:「我只知道我當了多年的亡國奴,而我不知道國民黨想幹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想幹什麼?我講述這段殺死蘇聯大兵的歷史,並不是要向國民黨靠攏,也不是有意疏遠親蘇的中國共產黨。我公開講這件事,不是為了要巴結誰!或表示要仇恨誰!也不是為了吹捧誰!或給誰臉上抹黑。一句話,當時,既然蘇聯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約束地持槍強姦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約束地為我阿姨復仇。我要一命抵一命。這是天命,這是公理。就是把這個官司打到天邊,老百姓在沒有政府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憤起自衛,是無可非議的。況且,我們對蘇聯的印象,長期以來就不很好。」
  小王接著又說,當時一些青年學生不大欣賞蘇聯。儘管都知道,孫中山提倡聯蘇、聯共,但蘇聯作為鄰國,對我們並不友善。
  遠的不說,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蘇聯就很滑頭,蘇聯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也和日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正當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入侵中國、佔領東北三省的時候,中國人民渴望得到蘇聯伸出國際主義之手、幫上一把。但事實上,任憑日本鐵蹄對中國的蹂躪,蘇聯除考慮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沒採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擴張的措施。當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日本侵略集團請斯大林出面,充當戰爭的調停人,希望得以從對抗盟軍中脫身。斯大林這才利用機會對日本宣戰。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5)



  蘇聯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某些對華態度,令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青年無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蘇聯宣佈對日本作戰。蘇聯紅軍以先進的軍事武器、快速的衝鋒鎗,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隊掩護下,僅用兩三天的工夫,就佔領了東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國原子彈的脅迫下,已經大傷元氣,很快就宣佈投降。
  從此,蘇聯紅軍即以戰勝者、解放者的姿態,在東北各大城市實行了軍事管制,並在各城市裡著手組織了地方政府。當時,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語的漢奸都粉墨登場,搶權、搶錢,為非作歹。在一個不短的時間裡,不僅這批中國敗類趁機大發戰爭之財,蘇聯紅軍也大撈了一把。
  日本宣佈投降後,住在中長鐵路沿線的東北老百姓、北滿鐵路職工和邊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著一列一列的貨運火車,滿載東北物資,開往蘇聯。
  這些物資不僅有由日本關東軍部隊中繳獲的軍用物資,還有大量軍、民用工廠、企業和礦山的機械設備、器材物資,乃至母機機床,以及機械產品和民用產品,還有大批東北國庫中所儲存的民用物資,諸如棉花、糧食以及建築設備、器材和建築物資。就連溥儀皇宮的可動財產,以及日本高級官員和軍官家中的鋼琴、沙發和傢俱等都作為繳獲物資,全被運到蘇聯去了。較大的重工業企業,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鋼鐵廠、瀋陽兵工廠和小豐滿發電廠等大型工廠的全部設備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這些事實,對飢寒交迫、渴望溫飽的東北老百姓來說,十分敏感,十分不滿。
  誠然,蘇聯紅軍將出兵繳獲的戰利品,運回國去,以補償蘇軍在戰爭中的損失,這本是一件無可非議的事情。但是,作為一個被稱之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會主義戰勝國來說,作為一個標榜堅持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來說,如此掠奪式地運走、搶走鄰國賴以生存的基礎物資,怎樣向世界自圓其說呢?豈不是口頭上宣揚一套,而實際行動上卻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蘇聯大兵一進城,都成了太上皇,他們利用各地既無政權、又無法律,既無「紅綠燈」、又無「人行橫道」,無人權保障的混亂局面和機會,紛紛持槍橫行,為所欲為,姦淫擄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如此可悲。「昨天攆走了一隻虎,今天又迎來了一隻狼」,這種謾罵聲,在第二次大戰後的東北地區,傳播得沸沸揚揚。這種義憤的傳播,不是來自西方媒體,也不是來自國民黨或三青團,而是來自普普通通的東北老百姓。
  接著,我又問小王:「你談的上述情況,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問你,你的這復仇殺人一事,既然無人告發,為什麼你要來投案自首。」
  小王說:「不僅沒有人告發我,而且我這復仇一事,還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儘管如此,但我總覺得,我畢竟是殺了人。
  「雖然我每想起這件事,我就仍然會情不自禁地臭罵老毛子一頓,但我內心裡還是有些後怕。我並不是怕蘇聯人會報復,我敢作敢當,我怕的是,我這手沾上了殺氣。這是一種永遠洗不淨、甩不掉的殺氣。這種殺氣一直在干擾著自己的神經,從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後怕、又後悔。於是,我很想向政府當局說說,不管怎麼處理我,我只希望你們能理解我。這是我來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個問題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即我在這種情況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認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無人管、有仇無處訴的情況下,殺人報仇,應該算是符合公理的。兩年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自己的政府,我們像一群沒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們只能忍受,沒有做人的權利。在這情況下,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學生,能忍受嗎?你不殺他,他還會害人。我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該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為什麼,事後雖然沒有人找我糾纏此事,但我還是有些負罪感。這種煩惱,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給以指點。
  「之三,學校裡有幾位進步同學建議我來自首,以聽從你們發落。
  「我認為,今天對你講完此事,就算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願;不管你們怎麼處理,我都認賬。從此,我可以丟下包袱,輕裝前進了。」
  我聽了小王這一席話,頗為震撼。小王年紀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說得透,辯詞講得清,給我的印象是,這個學生挺孝順,挺勇敢,也挺仗義。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聽來聽去,也聽不出明堂來。蘇軍已撤,又無人告發,他來狀告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犯的是什麼傻?我問的幾個問題,他回答得含糊其辭,一套官腔,不足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問他什麼。但我也不能只聽、不表態。表個什麼態,自己毫無把握,是批他、罵他,還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裡沒有底。於是,我對小王說:「你先回去吧!明天再來。我請示一下,再答覆你。」
  小王走後,他所自首的這件事,使我有些犯難。
  當時的戰爭局勢十分緊張。正當外事局即將隨大隊人馬開往瀋陽戰場的非常時刻,對這種事過境遷,又找不到原告,又無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關天,再緊張也不宜輕率處理,至少也得將此事交給哈爾濱市外事處去處理。




東北大學生緣何殺死一個蘇聯紅軍(6)



  我帶著不少困惑回到了辦公室。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還寫了一個書面報告。
  領導看到這一報告對我說:「對,你讓他回去,做得對」,「這樣的事,誰也辦不了。蘇軍已撤,蘇方也沒就此事來找什麼麻煩;而且我和蘇方也沒有司法合作協議,蘇方也找不上我們,況且事過境遷,無根無據,也夠不上國家間的交涉。就是蘇聯官方找上門來,我們還得替中國受害人、被告人辯護幾分。所以我說,這孩子是個神經病。他到我們這裡投案自首何用?亂彈琴。他明天不來,就算結案,不再理他;如果他來,就開導開導他。
  「可告訴他,我們很忙,他還有什麼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對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這樣做不錯,但要給他指出,殺人是犯法的。即使殺人報仇,也是殺了人。這在解放區是違法的。但是,蘇軍已撤,無人追究此事。對他的投案,目前我們不予受理。二、目前我們國內的戰爭局勢十分緊張,東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擺在我們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學習,輕裝前進,盡快投入社會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亂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談了。小王還挺高興。他一再問我,「你的這些說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對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確告訴小王:「是。」
  殺人自首一案就這樣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負責任,但在當時戰火紛飛的時期裡,也顧不上那麼多了。在當時,除了具有影響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這類個人仇殺事件,誰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別無他法。
  但是,蘇軍在東北的違法亂紀、胡作非為,和肆無忌憚地拉走大批財富這兩件事,給當時一代東北人留下的壞影響,一時難以消除。
  當然,半個多世紀都已經過去,老一輩的人對蘇軍的這兩件怨恨,雖然在腦子裡逐漸在淡化、在淡忘,但對蘇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高舉國際主義原則,又高唱無私援助弱小國家,卻如此對待自己的這個窮鄰居,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正因為以上種種因素,有不少人對中央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想不通。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們也不能不面對現實。
  當時雖說有人建議,中國走第三條路線,不靠蘇,也不靠美。這種提議,只能是事後傳說而已,查無實據。又有人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見周恩來,周也同意。實際上,美國大使根本就沒理這個茬,沒有北上。反而,美國當局對新中國採取了一系列的施壓、封鎖政策,欲把中共政權窒息在搖籃裡。在這情況下,新中國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採取「一邊倒」政策,又該怎麼辦呢?!
  「一邊倒」是短命的,沒過幾年,中蘇兩國關係由友好急轉惡化。
  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他以大國沙文主義姿態,無視中國主權,向我提出建立海軍共同艦隊等無理要求,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他的要求當即為毛澤東所拒絕。
  此後,蘇聯便採取了破壞兩國關係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毀兩國簽訂的經濟技術協定;單方撤回全部在華專家。赫魯曉夫辦的這件背信棄義的蠢事,遭到中蘇兩國人民和世人的鄙視。
  從此,中蘇兩國在思想領域裡,展開了一系列文字戰。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個寫作班子,專寫文章批判蘇方的修正主義,曾寫出了震動全球的《九評》。從「一評」、《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到「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偽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以答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而蘇共也不停地發表文章對中共進行還擊。雙方文字戰尖銳苛刻,兩國關係也隨之進一步惡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蘇兩國人民的傳統友情,仍然沒變,並沒受兩黨文字戰的影響。不論在北京,還是在莫斯科,兩國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堅持保持著睦鄰友好關係,誰也看不到兩國民間有過什麼反目氣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舊友好。
  這種淳樸而真摯的民間友情,不受國家交惡影響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俄兩個民族,都是文明古國的後代,各自都有著悠久而光輝的文化歷史,有著憨厚熱忱、強悍不屈、淳樸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又都不願破壞雙方千絲萬縷的睦鄰友好合作的傳統關係。
  其次是,中國人有個不忘「舊好」的長處。一代中老年人對中蘇人民友好的「黃金時代」記憶猶新。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文化周;在北京開展的蘇聯文化活動,聲勢轟動,家喻戶曉。蘇聯芭蕾舞著名演員烏蘭諾瓦來中國演出,轟動了神州大地。杜近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博得各界喝彩。在莫斯科舉辦的「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中國青年代表團是聯歡節最受歡迎的貴賓。莫斯科——北京之歌的旋律為北京和莫斯科一代人鑄築了一個友好的「黃金」時代,令人難忘。
  一代人雖已年邁,但人人深信,這種民間友情的「黃金」時代,還會來的!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


  我知道,當時在這裡的侍女是個不受尊重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的「女招待」。我對風琴幹這一行十分驚訝,為她十分惋惜。這個天真的高中畢業生,也是一個充滿了美好幻想的女孩子,為什麼淪落到這個地步。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1)



  1948年10月30日,我們外事處三人(處長、我和王如)隨東北行政委員會全體幹部乘火車,由哈爾濱出發,經過吉林,繞道正在激戰的四平,於11月4日抵達瀋陽。我們在火車站也沒休息,立即改乘汽車進城。
  雖然火車站距離我們的住處——太原街2號大白樓不遠,乘汽車很快就可到達,但由於東北早已入冬,這天雖然晴空萬里,道路上卻是一片結成冰塊的白雪,致使汽車開得很慢。我在車上不僅看到了街道上懸掛的橫幅和貼的標語,「歡迎解放瀋陽的部隊入城」,還看到了街上行人一副副歡快的笑臉,甚至還有行人不顧寒冷,伸出手來向我們車隊招手致意,以表示歡迎。
  當時,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湧上我的心頭。頓時,自己又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只不過是坐辦公室的政府幹部,何功之有?不該分享我軍解放瀋陽的光榮,不該分享為解放瀋陽出過力而應該享受的那份光榮。
  從多方觀察,可以斷言,許多市民的那些笑臉是發自內心的、是真誠的。這是由於:
  首先是,市民們已於3日就看到了我軍衛戍司令部的公告,心裡都有了底,從而對我軍有了好感。
  公告內稱:「本部奉命在瀋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指揮下衛戍瀋陽(剛解放瀋陽時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在東北軍區司令部領導下的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由陳雲、伍修權、陶鑄、張學思、王首道、朱其文等人組成),維持社會治安,盡快建立民主秩序。
  該公告共七條。特別是第七條規定:「駐城部隊不許自由外出,不准無故鳴槍,嚴禁進出煙館、妓院,不許自由進出影院和劇場。」市民看到這一條,很受感動,很高興,從而對我軍有了好感,真的是自己的隊伍來到了身邊。
  其次是,全市百姓、特別是那些中上層人士都十分堅信,「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這一說法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東北有的城市,國民黨要員及其軍隊幾進幾出,老百姓吃盡國民黨反攻倒算的苦頭。弄不好,今天對中共笑臉相迎,明天就會被國民黨以對黨國不忠論罪。這個顧慮已被國民黨大員潰逃的景象和中共解放大軍的紀律和氣質蕩滌一空。
  再其次是,瀋陽的解放,市民沒受到大的戰火驚嚇。
  國民黨駐瀋陽守備兵團司令周福成曾接到張學思的一封勸降信,誠懇接受張的建議,「放棄指揮,以和平方式解放瀋陽」。結果,國民黨軍失去指揮,失去戰鬥力;周的部下紛紛逃命,或紛紛投降。不到幾十個小時,瀋陽市面秩序基本上恢復正常。
  市民基本上沒受戰火之苦,兩天之後,在太原街上看到我們這批穿軍裝的車隊,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腳步,向我們招手致意,以示對我友好和敬意。
  我們在市民友好的感染下,心情十分舒暢。我們的車隊帶著車上車下軍民魚水之情和友好溫馨的氣氛,很快就把我們送到了太原街2號大白樓前院。
  當我們走進這座國民黨剿匪司令部的舊址,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景象。
  那些剿共將領、官兵為急忙逃命而留下的遺跡七零八落,不堪入目。
  剿匪要員丟下了許多美式武器。美國最新式的卡賓槍散落在各屋裡。面對這些武器,我們敬重的秘書處長說了一句比較精闢的話,他說:「我們的對手並不單單是南逃的國民黨部隊,而是支持他們的後台老闆、美帝國主義。」
  古畫古玩堆積如山。美國當局支持國民黨蔣介石打內戰,不僅打不垮共產黨,卻給國民黨反動派創造了一個發國難財的機會。
  在一些辦公室裡,被丟在地上、櫃子裡的國畫、古畫以及石雕不計其數。在二樓大廳地上,裱糊好的歷代字畫和價格高昂的文物堆積如山,數量之多,令人吃驚。
  這些稀有文物都是這些剿共的將領們以剿匪為名,從故宮、博物館以及老百姓家裡搜刮、掠奪、搶劫來的。
  看來,這些剿共的將領們,在匆忙南逃時,該帶走的,已經帶走,實在帶不走的,諸如這些不便攜帶的古畫、古玩只好丟在大白樓裡,先把小命保住,盡快開溜。僅就這件事,我們當即給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定了個性:「像這樣專挖國家牆角的一些無能之輩所湊成的腐敗政權,哪有不垮台的。」
  在太原街2號住的那幾天,我們面對上述情況,很自然地產生了一種對美國的反感情緒;對馬歇爾兩年前在調停中給我們留下的那麼一點不壞的印象,從此,從腦子裡一筆勾銷。並認為,美國支持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打內戰,對抗中國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插手中國人民的內部事務,是對歷史發展的大抗拒,是對中國財富的大破壞、大掠奪,必然會引起世人的義憤。
  特別是,我軍「關門打狗」之後,山海關以北即將全面解放的戰爭形勢,已預示著國民黨反動派已難以抗拒勢如破竹的解放形勢,難以抵禦所向披靡的解放大軍。只是由於美國的支持,國民黨反動派仍在躊躇滿志地負隅頑抗。一些國民黨要員仍然很樂觀地宣揚說:「美國不會看著國民黨垮台的。」儘管在這期間,美國當局也看到國民黨那種腐敗無能、不得人心的一面,從而對國民黨的支援有時也有所收斂,但其反共的對外政策依然不變,支持國民黨消滅中共的方針依然不變。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2)



  美國在中國想幹什麼?
  當時,我們殷切希望美國盡快結束對國民黨的支持,盡快結束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這是中國人民的呼聲,也是戰後愛好和平人民的呼聲。
  但是,希望歸希望,事態的發展不盡如人意。究竟如何發展,當時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我們在太原街2號大白樓沒住幾天,便隨東北行政委員會遷移到北陵(北郊)東北大學舊址辦公。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東北行政委員會改為東北人民政府。林楓仍任政府副主席,栗又文仍為秘書長。我們的外事處隨即升格為東北外事局,統轄東北地區的全部外事工作,仍歸林楓直接領導。
  不久,考慮到外事部門不宜距離城內太遠,外事局便遷到與四個外國總領事館較近的三經路二緯路一個紅門大院裡辦公。
  要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會相信在二緯路的小紅門裡,竟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大院。院裡雖然不像蘇州園林那樣有山有水,也不像北京王府四合院那樣古色古香、富麗堂皇,但全院佈局之雅致,顏色搭配之協調,不論是春秋還是夏冬,都令人頗有賞心悅目之感。坐北的二層紅磚小洋樓,粉刷一新,色調樸素、和諧。樓前有一片積雪很厚的草坪。在這片草坪中,鋪有不甚規則的人行小路。草坪周圍有一條正方形的柏油小路。小路外側,立有一排小樹,在這排小樹中間還有幾棵參天古樹。在高大的樹枝上懸掛著積雪和略有融化的冰溜,顯得這些古樹格外雄偉、粗壯。概括此院的景致,真可謂絨繡般的典雅,油畫般的粗獷。
  外事局遷入此地後,對外事務逐漸增多,機構編制也隨之有所擴大,還有一個代管的附屬機關。
  這個附屬部門的對外名稱是「日本僑民事務管理處」和「朝日新聞社」。這兩個部門都由外事局的趙安博主管。
  趙安博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老中共黨員,對日本情況很瞭解、也很有研究,由他主管日僑和日本新聞工作,確也人盡其才。趙的身邊有一位精明強幹的得力助手,名叫王剛,由王主持這個附屬機構的日常工作。
  王剛其人很能幹、很神。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單槍匹馬在陣前敵後走南闖北,為招募士兵、籌集軍款軍糧,立過不少功勞,深受領導重視。他的文化底子不錯,口才也好,善於做宣傳工作。他會鼓動、會動員,肯動腦筋做宣傳教育工作。因此,他所到之處,很容易形成一個以他為中心的場面,頗受群眾歡迎和賞識。抗日戰爭末期,他充分發揮略懂日語的一技之長,在收容日本戰俘和日本僑民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曾獲得有關方面的好評。特別是在遼沈戰役之前,他單槍匹馬,深入農村,根據黨中央頒發的「土地法大綱」,發動農民進行土改。之後,他又號召貧農、雇農踴躍參軍、保家衛國,為壯大解放軍的隊伍,立下了不小的功勳。據說,由於他所招募的士兵,數目之大,難計其數,地方上給他「封」了一個「王司令」的美稱。而他本人自我感覺也不錯,對眾人給予的桂冠,也不推辭。在外事局期間,我們都叫他王司令,以示對他的尊重,他也欣然接受。
  王司令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他辦事果斷,能力很強。雖然他不注意請示,喜歡自己說了算,但經他所處理的一些事,都無可挑剔。有關領導對他也比較放心;第二個特點是,他心直口快,有話就說。不僅如此,他還能侃能吹,也敢侃敢吹,而且還會做到言之有物,引人入勝。這些也都是周圍同志們一致公認的。有人說:「王司令能吹能侃,卻不是玄吹神侃,胡說八道。他所講的歷史、講的故事,從不離譜,近情近理,有根有據。」這是因為他碰到的故事多,走過的地方多,接觸的人多,經歷的彎路多,教訓也多。特別是在他主管新聞社以來,他瞭解的情況多,資料來源多;他所跟蹤的新聞方面多,他所掌握的論據和旁證也多。還有人說,王司令性格豪放,卻又有些剛愎自用。這是因為他有一個無畏的個性,又有某些豐富的辦事經驗。因此,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才能夠稱得上有才華、有理想、有品位、敢挑重擔的時代強人。正因為這樣,在他的思想裡,滋長了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缺點。這也就是他的第三個特點。他目空一切,頗有出將入相的派頭。
  王司令的第三個特點就與國人當時不喜歡誇誇其談、不喜歡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要求格格不入。他的缺點不改,是否能和國人長期合拍?我因工作調入北京,就不得而知了。
  一天上午,王司令給我來電話,約我去東陵看看,然後去日僑事務管理處去改善一下生活,實際上是請我去吃一頓。東陵我沒去過,想去。又有好飯吃,我求之不得。當時,我們的伙食很不好,一天三餐玉米子或高粱米飯加鹹菜,只有每週五,才能吃上一頓白米飯,算是改善一次生活。而王司令那裡,雖然也都吃粗糧,但他們有不少食品存貨。譬如從國民黨敗軍那裡繳獲的食品罐頭,就足夠朋友們吃上幾頓。不多時,王司令駕駛一輛美國吉普車來到外事局,把我接上,直奔東陵。
  東陵位於瀋陽東北部11公里的天柱山上,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及其皇后葉赫那拉氏的陵墓。此陵於1629年開始修建,22年後基本建成。後又經康熙、乾隆多次修建,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陵墓群。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3)



  東陵地勢幽靜,背山臨水,又有古木參天,萬松聳翠,致使風景優美,氣勢磅礡;大殿凌雲,修築獨特,構成獨具風格的山陵。陵牆之內,正中大門東西牆上嵌有雕著蟠龍的玻璃壁;門內甬道兩側排列著成對的、形象生動的石獅、石馬、石駱駝;門前兩側有下馬碑、石獅、華表和石牌坊。
  從南向北登高向上,過石橋設有一個碑亭,內立康熙親撰《大清神功聖德碑》。碑樓左右有祭祀用的茶果房、齋房等建築。碑亭之後是陵寢方城,城堡式建築,為陵園主體。
  方城後面因有月牙形的「寶頂」,也叫月牙城,寶城之下埋葬著努爾哈赤和葉赫那拉氏。
  去東陵看看,不僅可以回顧一下中國歷史,還可以欣賞一番陵墓的宏偉建築和川縈山拱的風光。
  中午,隨王司令到日本僑民事務管理處吃午飯。一起吃飯的還有「新聞社」的主編和王的一位老戰友。
  在飯桌上,王司令講了一個去年在北京發生的美軍強姦中國女生的涉外事件。
  這類涉外事件,我很感興趣,很想知道北京當局是如何處理這類事件的,於是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王司令快講講這事件的全部細節。
  1946年冬季的一個星期天,北京剛剛下過一場大雪,正是滑冰、滑雪的極好時光。一對年輕戀人:姑娘叫蘭巒,是個專修英語的高才生,長得娟好,窈窕的身材,潔白的面孔清秀美麗,一身普普通通的學生打扮,格外引人注目;小伙子叫張良,是蘭巒中學同學,長得也是那麼俊秀挺拔,儀表堂堂。兩人相約一起到北海公園溜冰。兩人在冰上慢悠悠地滑的時候,蘭巒想出一個花樣,兩人要在冰上各劃出一個英文小寫體「K」字來,要看誰寫得比較標準。張良欣然贊成這個比賽。兩人正要起滑,一個打扮奇特,化裝濃艷的外國女人,一聲尖叫,摔倒在蘭巒和張良中間,把蘭巒嚇了一跳。張良發現是位外國女人,正在躊躇時,蘭巒一步上前,把這位女老外扶了起來,同時,脫口用英語說了一句:「對不起,快起來!」這位女老外立刻說:「不、不,是我自己不會滑冰造成的。」彼此溝通很快,雙方很滿意。蘭巒滿意的是,她自己酷愛英語,但她除了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英語之外,就從來也沒和洋人直接對過話。特別是這位摔跤的女洋人,英語講得那麼清脆,那麼動聽。女洋人滿意的是扶她的中國姑娘會講英語,便立即對蘭巒說:「非常感謝,今天真幸運,在冰場上碰上了你這位美麗而又善良、還會講英語的中國姑娘。我叫娜麗絲,咱們交個朋友吧!我說的這些話你聽懂了嗎?」
  「可以說我聽懂了,不過,我的同學張良英語比我好。」蘭巒說著便把張良介紹給這個洋女人。張良比較老練,立即搭腔說:
  「很高興認識你,請問,能告訴我們你是哪國人嗎?」
  「我是美國人。」娜麗絲進一步作自我介紹說:「我是陪丈夫到北京來的。我的丈夫在北京軍調處執行部工作,是美國陸軍上尉。今天他沒有來。你們常來嗎?」蘭巒對娜麗絲的提問很感興趣,忙說:「要看天氣,只要是雪不大,冰層厚,我們都會來的。」
  「我是初學滑冰,也沒有人教,所以今天摔了一跤,又險些撞了你們,不好意思。」娜麗絲搭訕地講著。
  蘭巒像在課堂上一樣積極而熱情地說:
  「這和學英語一樣,要有個艱苦過程。」
  娜麗絲提議說:「請蘭巒小姐教我滑冰好嗎?」她的要求得到了滿腔熱忱的回答。
  第二個星期日下午,張良陪蘭巒又到北海公園去滑冰。在冰場上又看到娜麗絲。這次娜麗絲是由她丈夫陪同來的。張良拉著蘭巒在冰場上一溜煙地滑到了西北角,那裡人少,可以自由自在地滑。不多時,娜麗絲也滑了過來,並把她丈夫介紹給張良和蘭巒。
  「我叫依德蘭,很願意和你們做朋友。我對中國人的友善、肯幫助人的美德,十分欽佩。我的妻子娜麗絲曾得到你們的關照。我衷心感謝。」依德蘭這幾句滲有外交辭令的客套話,強烈地感染了熱衷於學習英文的兩個中國年輕人。
  蘭巒對依德蘭的幾句話似懂非懂,沒好搭腔。站在旁邊的張良卻有一種逆反的看法,雖然他對偶爾相逢的洋人,及其一番恭維的話沒有什麼反感,但想起美軍帶著吉普女郎、駕車在北京胡同裡橫衝直撞,攪得人心惶惶,便對依德蘭產生了警覺。張良用英語說:「娜麗絲太太的滑冰老師來了,我們分頭滑吧。」他想甩開依德蘭。娜麗絲在旁說:「既然你們都會講英語,我們一起滑,一起玩好嗎?」蘭巒學英語心切,立刻表示同意。張良雖然有些不大願意,但也無可奈何。
  傍晚,蘭巒和張良要離開北海公園時,娜麗絲夫婦過來提議,請蘭巒、張良乘他們的汽車,先到軍調部美軍駐地一起吃晚飯,然後再送他們回家。
  張良由於看過一些進步書籍和西方報刊,對美國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略有瞭解,而且,初次相遇,就到美軍駐地去吃飯,太突然、太不可思議。他聯想到北京的「吉普女郎」,已給中國人造成很壞的印象。於是,便很有禮貌地對依德蘭說:「感謝美國朋友的好意,我們還有別的事,今天難以從命,以後找機會再去拜訪。」
  依德蘭仍不讓步,賠笑著對張良說:「今天我碰到像你們這樣高雅可敬,談吐不凡,一表人才的中國青年,這是我來中國的最大榮幸。你對我們如此友好,如此客氣,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還可以斷定,你不是一個高傲而不可接觸的中國青年。一同走吧!請你們到我的住處吃飯,沒有任何目的,只是為了友誼。我的妻子娜麗絲從來沒有請過中國年輕人到我們駐地吃飯。為了紀念我們今天交朋友的美好時刻,我們一同走吧。」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4)



  蘭巒曾和張良說過,為了學好英語,如果能交上一個美國朋友或英國朋友,能夠聽聽人家的講話,練練自己的口語,該多好。因此,蘭巒對娜麗絲的邀請,絲毫也沒表示出不願應邀的意思。依德蘭發現張良有些躊躇,不等張再作出什麼表示,便又笑容可掬地,用慢而准的英語對蘭巒說:「走吧!蘭巒小姐,我很喜歡和中國年輕人交朋友,我的夫人娜麗絲對蘭巒小姐很有好感。她會幫助你學英語的。她會幫助你的一切。你會滿意的。走吧!」就這樣拉拉扯扯,半推半就地依德蘭夫婦把蘭巒和張良和兩輛自行車都推上了吉普車。
  景山大街的幾所漂亮的房子裡,住的全是美國軍官。依德蘭夫婦住在院裡一棵丁香樹前面的房子裡。
  娜麗絲帶領客人進入她的客廳。客廳雖小,卻佈置得雅致清爽,簡單美觀。在紅絨地毯的周圍,擺有一圈綠絲絨的沙發。沙發當中有幾個小巧玲瓏的玻璃茶几。客廳牆上掛有幾個鑲有照片的鏡框兒。屋頂垂有玻璃吊燈。由於吊燈玻璃的透明感,令人感到小客廳並不小。娜麗絲請客人坐定後,從裡屋拿出了一大盒巧克力和飲料招待蘭巒。依德蘭也走了進來,一面拿出一包駱駝牌香煙招待張良,一面說:「今晚還有兩個美國朋友和我們一同吃晚飯,他們二人都是軍官。今晚我們一定要讓中國朋友過得很愉快。」
  張良聽說還有兩個美國軍官同他們一起吃晚飯,覺得不妙,神態略有緊張,便脫口而出說:「事先並不知道依德蘭先生還請了其他客人。我們貿然參加你們的晚宴,多有不便,況且我和蘭巒確實有事,不能回去太晚。我們還是告辭,下次再來。」說著便站起來暗示蘭巒快走。當蘭巒還沒作出反應時,兩個美國軍人已經走進了客廳。
  兩個美國軍官先到蘭巒面前,主動做自我介紹。一個叫戴維斯,一個叫馬克尼。先進來的馬克尼說:「依德蘭上尉告訴我,今晚有兩位高雅、莊重、漂亮的中國朋友和我們共進晚餐。這是我們的榮幸。」
  「兩位中國朋友不要推辭了。」依德蘭接著說,「你們到我家來,就是我的客人。不是有句中國名言『客隨主便』嘛。按我們美國人的習慣,不勉強客人做他不願做的事,講好是請客人吃飯的,如果不吃就走,主人是會很難堪的。現在已有幾個美國朋友請你們留下吃飯,你們不該再客氣了。」這兩句挽留客人的辭令,使張良很為難。留下吧,有些擔心,可他擔心些什麼連他自己也弄不清。走吧,又說不出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只怪自己最初不該帶著蘭巒走進這個外國軍人的駐地。他無可奈何地看了看蘭巒。她仍然是那樣熱衷於想學英語,沒有要走的表示。張良也只好不再堅持要走,以免弄得太尷尬。
  飯桌上的菜並不多,但主人的話卻不少。特別是那個馬克尼在飯桌上廢話連篇,眉飛色舞,張開他那健談的嘴,瞎吹了幾句笑話和天南海北地胡說八道了一陣,這種說說笑笑的氣氛,沖淡了客人萍水相逢的拘謹。更為重要的是,馬克尼得知蘭巒喜歡學英語,便借此機會,投其所好,用美國腔調比較重的英語來吸引中國客人。當他發現蘭巒聽英語聽得有些入迷,便趁機展開攻勢,便說:「張先生和蘭巒小姐,既然你們對英語感興趣,我們願意正式邀請你們倆到美國去留學,一切費用由我們美國負擔,條件是你們都能為美中友誼作出一些貢獻。」張良聽後,打了個寒戰,同時發現馬克尼一直在賊眉鼠眼地盯著蘭巒。就在這時,娜麗絲提議,請大家離開餐桌,坐到沙發上喝咖啡。賓主在沙發上又聊了一陣,只聽娜麗絲對蘭巒說:「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助你練習英語會話,時間由你定。你隨時到我這來學英語或者是做客,我們都十分歡迎。」依德蘭也隨聲支持娜麗絲的提議。直到晚10時,張良和蘭巒才離開了依德蘭的駐地。
  張良和蘭巒推著自行車,在回家的路上,蘭巒說:「美國人的生活真優越。今天,我是生來第一次和美國人談話,第一次和美國人吃晚飯,也是第一次交上了這麼多美國朋友。特別是娜麗絲,不僅人長得美,還很熱情、很好客。唉,張良,如果咱們能到美國去學習該有多好。」張良總覺得馬克尼這個人有些怪,整個晚上,他猴頭猴腦地有些坐不住;一頓飯,只聽他一個人在不停地講,也拿不出一個比較成熟的看法。頑強地表現自己,真有些喧賓奪主。而蘭巒卻一味對馬克尼免費留學的提議感興趣。張良越想越覺得不是味,對蘭巒那興致勃勃的議論,也不搭腔。
  府右街的夜晚像死一般的寂靜。這對情侶推著自行車沿著大路向西走,好長一段時間,誰也沒說什麼。
  「蘭巒,今晚,那個叫馬克尼的美國佬一直在盯著你,你發覺了沒有?」張良終於開口了。
  蘭巒被張良這麼一問,才恍然大悟,路上張良一直不吭聲,原來是為了這個,便爽快地說:「今天我們是跟文明國家派出來的人度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晚上,至少我們還鍛煉了英語會話。我看,他們這幾個男士都是些說話和舉止非常隨便的年輕人,不至於有什麼壞心。第一,今晚我們是娜麗絲的客人。女主人熱情、高尚,就足以使我們排除一切疑慮;第二,馬克尼提出邀請我們去美國學習,也是一件正常的事,假如我們真想去美國,沒有美國人的邀請,也去不了。況且這樣的事,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辦得到的。如果馬克尼要搞什麼陰謀詭計,美國其他官員、包括娜麗絲也會制約他的;第三,馬克尼主動提議讓我們去美國學習,還提到了美國負擔費用,看上去,好像他就是主辦此事的,是主管中美文化交流的。我們不僅不該懷疑人家,而且還要把握住這個大好的機遇。張良,你太多心了。一件好事,被你看成是件不可捉磨的壞事,你別太神經過敏,不要顯得中國人不大方、中國人小氣。」張良被蘭巒這麼一說,雖覺得她的看法有些偏,但也不好再毫無根據地頂撞她。為了不傷感情,張良也沒再說什麼,但心裡總感覺有些不太對勁。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5)



  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張良準備找蘭巒好好談談,把心裡的疙瘩解開。他想提醒蘭巒,在和不瞭解的美國人交朋友時,要留神,不要上當受騙;甚至想建議她,不要去美國軍官駐地去學英語。
  然而一見面兩人就談不到一起去,蘭巒一心想著去美國,根本聽不進張良的話,她說:「張良,你儘管放心,我已經大了。我總覺得人家都是身份高的軍官,又是軍調部的成員,是和我們官方辦外交的使者,不必過分地去懷疑人家……如果我們這樣毫無根據地去猜疑人家,這樣優柔寡斷,會白白失掉去美國學習的機會,會使我們後悔終生。」
  張良也是個求知慾很強的青年,很容易被蘭巒說服。他只好說:「你真是個辦外事的料子,但我就是對那個馬克尼不放心。第一次見面,他還不瞭解我們,就誇下了海口,竟可以代表美國接受我們去美國留學,真有些離譜。你一定要跟娜麗絲學英語,我也拉不住,但你可千萬不能大意。到外國人家裡,特別是到美國軍官家裡,可要格外當心。」就這樣,兩個戀人在沒取得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張良回家了。
  不幸終於出現了。
  這是在1947年1月初的一個下午,張良接到一個電話,是蘭巒爸爸打來的。
  「張良,蘭巒這兩天沒回家,是不是在你那裡?」
  「蘭巒沒有來過。怎麼回事?叔叔我馬上來。」張良放下電話,就一直在責備自己,似乎這個不敢想的結局,是由於他的軟弱造成的。他後悔自己無能、不堅強。
  張良騎車到了蘭巒家。蘭巒母親的雙眼已經哭得紅腫,見到張良忙說:
  兩天前,蘭巒午飯後,高高興興地離開了家,至今已過了兩天兩夜,沒有回來。這是蘭巒第一次在外過夜,也不知到哪裡去了?學校、親友、同學都去問過了,都說沒見到蘭巒。
  「美國女人娜麗絲家去問過沒有?」張良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線索。蘭巒母親說:「她爸去問過了。娜麗絲說,從頭幾天蘭巒就沒到她家去。」此時,蘭巒父親回來了。蘭母立即問:「打聽到什麼頭緒來沒有?」
  「到處打聽,都說不知道,我只好到警察局去報了案。其實,警察局的一些人都是混飯吃的,能管什麼事。唉,都怪我自己沒把孩子管好,兵荒馬亂的年月,學什麼英語,還跑到美國軍調部去學英語,真糊塗。這個世道還有什麼好人噢!」
  蘭巒父親看到張良來了,略感寬慰,忙問:「張良,你看怎麼辦好?該問的地方都問過了,該怎麼辦好呀?」
  「咱們都別著急,事到如今,急也沒用。不管怎樣,大叔大嬸還得保重身體。你們在家等著,我再到娜麗絲家去一趟。」張良強打精神安慰二位老人,自己心裡也是沒有底。一個沒經歷過什麼大風浪的青年學生,女朋友失蹤,確也有些難以承受。說罷,他便離開了蘭巒家。
  張良來到了景山大街娜麗絲家。娜麗絲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熱情友好,對張的到來,既不表示歡迎,也不拒之門外。張良進了會客室,很有禮貌地、慢慢地用英語問:「娜麗絲小姐,我和蘭巒都是你的朋友,交往雖說不是很深,但互相還很尊重。我們把你當作最可信賴的朋友。蘭巒每週來三個晚上向你學英語,我們也都放心。可是就在兩天前,蘭巒在你這裡學英語後,就沒回家。你知道,蘭巒的失蹤,造成許多人的痛苦。娜麗絲小姐在美國也是有父母的女性,難道你面對這樣一種悲慘事件會無動於衷嗎?我很誠懇地希望你告訴我,蘭巒現在哪裡?」
  娜麗絲被張良這麼一說,舉止有些不安,喝了口水,又沉下了臉說:「我已經答覆蘭巒的父親了。兩天前蘭巒沒到我這裡來。再確切一點說,蘭巒已經好久沒來學英語了。」張良絕望地又問:「可否請娜麗絲小姐問一下依德蘭或馬克尼二位先生是否見過蘭巒?」娜麗絲急了,趕忙說:「這太荒唐了,依德蘭是我的丈夫,如果他知道蘭巒小姐的去向,我自然也會知道的。」
  這時,依德蘭進來了。他也不與張良打招呼,便問娜麗絲:「他來幹什麼?」
  「找蘭巒小姐,我告訴他,蘭巒已經不來了,他不信,他要問問你或馬克尼。」娜麗絲向依德蘭介紹得很全。依德蘭斜視了一下張良,很粗暴地說;「這裡沒有你要找的小姐。這裡是軍調處美國軍官駐地,不歡迎外人到這裡進進出出找人。你的問題,我已經回答了。你應該立刻離開這裡。」
  十天過去了。蘭巒仍無下落。蘭巒父親到處貼尋人啟事,作用不大;到處送禮求人,也無濟於事。一種不幸的陰影,壓得蘭巒父母和張良透不過氣來,都有些精疲力竭。
  一天下午,張良媽媽接到蘭巒爸爸打來的電話,說蘭巒已經有消息了,說他要乘火車去天津接蘭巒,並說告知張良快去他家等著。
  張良得知這一喜訊,激動得要哭,他趕緊跑到蘭巒家,拉著蘭巒母親的手說:「這可好了,蘭巒終於找到了。」蘭巒母親拿出一個小紙條,遞給張良說:「這是蘭巒的來信,快看看吧。」
  小紙條寫得很草,只有一句話:
  「爸、媽、良:我受騙,被美國人劫持到天津,已病。幸遇好人,快拿錢來,到桂花院接我。詳情見面再談。蘭	1月14日」
  張良哭了,哭得很慘,還捶胸頓足地罵自己:「是我害了蘭巒。當初如果不是我提議去北海公園滑冰,也不會碰上娜麗絲;如果我堅持不讓蘭巒到美國軍調處去學英語,也不會讓蘭巒遭到陷害。我怎麼這樣糊塗,這都是我的過錯。是由於我的無知、幼稚、簡單而害了蘭巒。我對不起蘭巒呀!」蘭巒母親聽了也跟著心酸,忙說:「是蘭巒這孩子不聽你勸告,才出的事。和你沒關係,快別這樣,蘭巒就回來了。」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6)



  張良恍然大悟,站起來說:「我要去火車站接蘭巒。」
  「也不知他們坐哪趟火車來?」
  「不管它,我一直在火車站等著他們。」張良說著走出了蘭巒家。
  蘭巒的父親到了天津,找到了桂花院。恭恭敬敬地向老鴇說明來意。老鴇說:「我也很可憐這孩子,受騙上當,而且她已經病得不輕。當然你們也不必擔心,這病是可以治好的。但只是我們是靠吃這碗飯的,不賺錢可也別讓我們賠錢。送這孩子來的時候,來人從我這裡拿走了不少金子。這可怎麼辦?我想你是個明白人,可不能讓我們這些吃剩飯的人再挨餓吧!」蘭巒父親一聽就明白,立刻說:「我帶來了十多件金首飾。」說著蘭父打開一個小布包,拿出了一小部分,放在自己的衣袋裡,然後將一小布包金子遞給老鴇說:「請收下,你能通知我來接,就已經說明你是個大慈大悲的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好處的。」蘭巒父親見老鴇已將金子收下,便說:「能不能現在我就把女兒帶走?」
  「可以。」老鴇聽到這幾句動聽的話,又拿到了錢,便繼續說:「你們回家之後,不要聲張,先給孩子看病,讓孩子把這檔事兒忘掉吧。」說罷帶蘭巒父親去領蘭巒。
  蘭巒躺在一個小屋裡的床上。小門一開,蘭巒一頭栽到爸爸的懷裡,嚎啕大哭。爸爸見女兒骨瘦如柴,蒼白而發青的小臉上沾滿了淚水。他心如刀絞,老淚橫流,雙手把女兒摟在懷裡,顫顫抖抖地說:「孩子別哭,找到你就好。這是菩薩保佑你,終算碰上了個好人。張良這幾天跑遍了北京城找你。都急壞了。現在你媽媽他們都在等你回家。孩子咱們快走吧!」
  蘭巒本來就是個體弱多病的女孩子,又遭此難,身體像散了架子似的難以支撐。在火車上,她靠在爸爸的身旁,還能堅持。火車到達北京時,蘭巒已經難以起步。爸爸只好背著女兒,走出站台。
  張良一見蘭巒父女,趕緊上前把蘭巒背了起來。蘭巒在張良背上緊閉雙眼,一言不發,聽到張良說,「蘭巒,我找得你好苦。今天回家了就好。咱們再也不能分開了」。蘭巒的眼角流出了一珠珠淚水。
  蘭巒母親見到女兒又是一場大哭。
  蘭巒在全家陪同下,到了醫院。
  醫生經初步檢查,認為蘭巒下部受傷很重,便責怪家屬為什麼不早些來治。當醫生得知患者是被壞人所害,則深表同情地說:「受傷處已經潰爛,應立即住院。我將和其他醫生商量,不論採取什麼治療方案,我們都要努力把這姑娘治好,讓她健健康康地出院。」
  家人包括張良為了讓蘭巒靜心養傷治病,使她在精神上不受外界任何影響,探視時,都和蘭巒談些開心的事,對她的遭遇隻字不提。蘭巒在媽媽晝夜陪同下,像似一隻受了驚嚇的小鹿,靠在媽媽身邊,一動也不動,終於很自然地排除了她難以忍受、難以擺脫的恐懼感和自卑感。
  幾天之後,在家人和醫生的精心護理和治療下,蘭巒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復原了。
  蘭巒出院後的一天晚上,她慢慢地、斷斷續續地向家人敘述她慘遭陷害的經過。
  陽曆年那天,張良勸我不要再去娜麗絲家。當時,我雖然沒有表示什麼,但我是聽進去了。我決心在過陽曆年的第四天,到娜麗絲家去說清楚,我不再去學英語了。我還帶上了一個新買的布娃娃,作為禮物送給娜麗絲,以表感謝,留作紀念。
  1月4日,我到娜麗絲家,向她說明來意。娜麗絲一個人在屋裡。她對我不再來其住處學英語,既不驚奇,也不挽留,卻倍加熱情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多聊一會兒吧。」她還拿出糖果和飲料招待我。依德蘭這時進來了,娜麗絲忙迎上去,把他拉在院子一旁,咕噥了一陣。然後,依德蘭沒有進屋,走了。娜麗絲進屋後,仍然是陪著我又說又笑,一如既往。我不願在她家再磨蹭時間,就向她表示,以後再來看她。這時,她立刻站起來說:「蘭巒小姐不再來學英語了,我們的見面機會也就不多了。為了紀念我們之間的友好相識,我也送你一個小禮物,請稍等。」

  娜麗絲離開屋子後,我也不好立刻不辭而去。等了一會兒,馬克尼和戴維斯從門外闖了進來,後面還跟了一個美軍模樣的人,卻不見依德蘭和娜麗絲。當時,我有些怕,有些緊張,忙說:「我正要回家,請各位轉告娜麗絲小姐,以後再來看她,告辭了。」當我快步走到門前時,馬克尼立刻跑到我前面,用左手擋著我的去路,右手搖晃著酒瓶說:「親愛的蘭巒小姐,我們早就是老朋友了,今天請你留下,和我們坐坐,喝點輕度酒,談談英語,讓你好好領略一下美國朋友的好客精神。」另外兩個美國佬發出叫人噁心的淫笑。我這時被嚇傻了,推開馬克尼就往外跑,那個叫戴維斯的美國佬雙手從後腰把我抱住,把我拖到另外一間屋子裡。我急了,用勁掙扎,已無濟於事,大喊救命,也沒有任何反應。他們把我丟在床上,三個人全進來,關上了門,只聽馬克尼說:「蘭巒小姐,你不要怕。我們都愛上你了。你不要回去了,跟著我們,會比在你家裡舒服得多。」聽了一些下流話,我急哭了。我一面大叫娜麗絲,一面盡力推開他們。當時哪裡會有娜麗絲的回聲,哪裡還有力抵抗三個美國佬。我就這樣上了他們的圈套……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7)



  第二天,我要他們放我回家,他們不理。約在上午8點鐘左右,馬克尼和另外一個美國軍人架著我的雙臂,堵上我的嘴,用卡車把我載到了天津。幾天後,戴維斯和另外兩個軍人也到了天津。他們幾個人像野獸一樣糟蹋了我十多天。在天津我苦苦哀求讓他們放我回家。他們包括馬克尼在內根本不理我,整天飲酒作樂,一句人話也沒有。當時,我的傷勢已經很重了,已經不能動了。我感到已經絕望了,曾幾次找機會自殺,由於他們輪流看得緊,都沒死成。
  我偶爾聽到馬克尼和戴維斯說,他們就要由天津乘軍艦回國。這時,我自己暗暗在想,他們不肯放我,無非是怕我回北京鬧事,為此他們在回國前,有可能偷偷把我打死,殺人滅口。如果他們要打死我,正合我意。我已經被他們弄得半死,已經沒臉再活在人世,不如一死了之。然而,這幾個野獸般的美國兵不僅不殺我,也不讓我自己死。他們要在回國前滅絕人性地折磨我。等調防時間一到,他們便登上軍艦,一走了之。
  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這天,在我不知身在何地,又不知道外界發生什麼事的情況下,馬克尼等人登船離開了天津。他們臨行前,和往常一樣,把我反鎖在屋裡。
  第二天,小屋的門打開了。進來一個中國人,估計是房屋管理人員。他發現我躺在牆角下,以為我已經死了,便破口大罵:「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你是心甘情願地讓人家糟蹋。這好!人家走了,你也被弄死了。這就是當吉普女郎和妓女的下場。」說著,他走到牆角踢了我一腳,才發現我還活著。
  我掙扎起來,忙說:「這位好人快救救我!我是被美國人馬克尼綁架來的。我是好人。」
  「還活著,在這裡跟美國兵鬼混的不是妓女是什麼?真丟人!還說是好人呢!一個姑娘家墮落到這步田地。」
  「不是的,我是北京的女學生。好心人,求你救救我吧!放我回家。」
  「凡是跟美國兵鬼混的女人都這麼說。我怎麼救你?我還是把你送到桂花院,讓他們去救你吧!」他接著又說,「這樣的事也不止你這一起。我只能這麼辦。哪裡來,就往哪裡去。這是給你找個出路。否則,你死在這裡也沒有人管。」
  就這樣,我被此人推推拉拉地送到了桂花院。
  桂花院掌櫃的還算有良心,對美國兵糟蹋中國姑娘就很有氣。當我被推進桂花院時,老鴇就已經猜出了我的遭遇。老鴇發現我的病很重,還破口大罵了幾句美國佬。當我跪在地下、求她給我爸爸發封信,並告訴她,我家會有黃金給她。這老鴇發現我已病得很重,又聽說可以獲得黃金,便發了善心,才把我寫的那個小紙條郵寄了出來。
  		
  這個事件就講到這裡。
  王司令看大家還沒有什麼大反應,便接著說:這是一件比沈崇事件還要慘的慘案。有人會問,案情如此悲慘,為什麼不告發?
  回答很簡單,告誰?誰告?像這樣一個無頭案,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受理嗎?靠美國打內戰的蔣介石政府敢向美國提出交涉嗎?政府不為民做主,作案人又逃之夭夭,告發又有什麼用?
  全國還沒解放,人民還沒翻身,能怎麼辦。我看,先把這個天變了再說吧!我們這些搞新聞、搞外事的,只能牢牢地記住這件事,或許將來能有用。
  王司令講完這個故事後,在座的各位還是目瞪口呆地等王繼續講,似乎這個事件還沒有完。
  王司令又發話了,他說:「沒聽夠?等吃完午飯,下午我帶你們去見一位瀋陽老住戶許先生,讓他給你們講一個在瀋陽發生的涉外事件。」
  這時,我爭先表態:「今天的聚會收穫不小。王司令講的涉外事件,我很感興趣。我將把這類涉外事件的細節,一一記錄下來,說不定以後會有用。下午我一定去。」
  當天下午沒找到許先生。王司令決定先把事件的梗概向我介紹一下,他說:「許先生跟我講的這個涉外事件,就發生在他身邊。」
  許說:1945年冬天,我住在瀋陽小南門裡的一個筒子樓的樓下,左鄰右舍全是為生活奔波的普通老百姓。沒過多久,隔壁搬進來一家新戶,是母女兩人。母親約有50多歲,沉默寡言,對人和善;姑娘約有20歲左右,是個正在讀書的女學生。這姑娘長得很美,也很活潑,見人總是笑瞇瞇的、很有禮貌地點頭打招呼,走起路來總是蹦蹦跳跳,嘴裡還不停地唱著歌。可能是我們要做新鄰居,彼此很自然地就產生一種信任感。當天晚上,這姑娘還主動到我家來,和我妻子聊了很久。從此以後,我妻子也到她家看看她母親。她母親雖然情緒很低沉,寡言少語,但對我妻子的關懷,十分感激。就這樣,我們兩家一開始就相處得很融洽。
  從接觸和交談中,我得知,她叫風琴,原籍山東。她父親在1945年東北光復前幾個月,經商賠了本得大病死了。母女二人靠原有的一點積蓄維持生活。
  風琴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姑娘,每次學期考試中,她都是名列前茅。從日常接觸看來,她還是一個很孝順的姑娘。
  風琴年紀不大,很懂事,她為人和善,心地善良,對鄰居一向和睦,友好熱情。
  我們兩家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相處,關係較為密切。她母親也不時到我家來串門。逢年過節,甚至遇到偶爾的需要,兩家還相互送一送好飯菜;有時還一塊去逛逛商店,看看電影;有時還聚在一起聊聊天。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8)



  當時中國,外患剛去,內戰又起。社會狀況混亂不堪;經濟局面更是一言難盡: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一捆鈔票買不上一包火柴;工廠停工,失業倍增。
  一天,風琴非常傷心地告訴我,她們母女的生活已經有些難以維持。為了養活媽媽,她決心放棄升學計劃。
  風琴的苦衷、我很理解。當時,全城的百姓都在死亡線上掙扎,叫苦的何止風琴母女二人。我對她只能說幾句同情的話和感慨的話,除此之外,我也無能為力。
  沒過幾天,風琴一個親戚把她介紹到美國人大院(院內有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美孚石油公司等美國駐瀋陽常駐機構)去當事務員。這份工作雖然緊張一些,但月薪還不算少。因此,升學深造一事只好以後再說。
  從那時起,我發現她母女的生活狀況略有穩定,風琴的情緒也略有好轉。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間已過去了五個多月。在一個月光明亮的晚上,風琴不知為什麼,直到深夜還沒回家,她母親有些著急了,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趟一趟地到大門口,看看路頭上有沒有女兒的影子。
  大約在夜裡1點左右,我們都被樓外的車聲和捶門聲驚醒了。我很奇怪,我們那個小陋巷,從來就沒進過什麼車。沒多久,就聽到樓下開門的鐵鏈聲和皮鞋聲。我們一聽到皮鞋聲,都嚇壞了,好像鬼子又來了。我們這些老百姓當過亡國奴,當年,我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統治下,一聽到日本鬼子的皮鞋聲,就嚇得心驚膽戰。此刻,聽到皮鞋聲,誰都不敢出門。我們立在自己的屋門旁,只聽到一個男人的重腳步跨進了風琴屋門,還聽到風琴母親的驚叫聲和風琴的呻吟聲,接著就是那個男人離開風琴家、走出樓門的皮鞋聲。我已按捺不住,想出去看個究竟。我妻子拉住我不放。我妻子當時說,風琴有災你去也救不了,無災你去也沒有用,究竟是否有災也還難說,先不要匆忙行事。我覺得妻子說得有道理。
  第二天,風琴病了,沒去上班。早晨,我們去看她時,她還沒起床。我們從她母親那裡也沒瞭解到風琴生了什麼病,估計是工作太多,把她累壞了。既然她媽媽不願多說,我們也就不便多問。看到風琴已平安無事睡在家裡,我和妻子也就放心上班去了。
  晚上,我去看風琴,使我大吃一驚。她的面孔顯得很憔悴,一雙大而無神的眼睛,完全消失了過去的健康活潑。說起話來,有氣無力。坐在旁邊的她母親,不多說話,一雙眼睛也哭紅了。在這情況下,我對風琴的病情和昨夜發生的事,也沒敢問,僅對她身體不適,說了幾句關心的話。從此,風琴的清脆響亮的聲音,再也聽不到了,她那天真活潑的樣子,再也看不到了。
  風琴因病已經十多天沒上班了。她母親為女兒的病整天哭哭啼啼、很傷心。風琴得的是什麼病?誰也弄不清。我作為鄰居,除了說上幾句安慰的話,別的什麼忙也幫不上。
  一天,我下班回家,發現風琴母女兩人已經搬走了,還給我留下一張紙條。
  紙條上寫道:「許先生,承蒙關照,不勝感激,小女病重,須遷居治療。走得匆忙,恕我不辭而去。我們為鄰,相處和睦,從此離去,卻非所願,能否再逢,不此之圖。如有來尋,告他已去。也勸許先生,不必尋找。切望鑒諒。」
  這張小紙條使我既驚奇、又擔憂。驚奇的是,這小紙條寫得如此之好。我原以為風琴母親僅是位寡言少語、操持家務的婦女,萬萬沒想到,她的文筆功底如此之深。小紙條寫得楷書清秀、文字精煉、面面俱到、流暢得體。從這張小紙條,可以大膽地看出,這位母親顯然是位內秀不露的奇女子,而我糊里糊塗地和她相處這麼久,卻沒有絲毫發現;擔憂的是,風琴母女經濟情況很不好,能到哪裡去安生呢?
  第二年的春天,是1948年,國內形勢十分嚴峻。遼沈戰役前夕,瀋陽市內,政治氣氛緊張,貧困逼人,怨聲載道。老百姓在表面上不敢多說,都吃過偽滿時代「莫談國事」的苦頭,但背地裡,很多人在詛咒腐敗的當局政府,希望解放軍早日進城。我和幾個老朋友、老同事也沒有心思做什麼事,我們常常聚在一起,偷偷地議論有關國內的發展形勢。
  有一天,我和兩位老同學,為了減輕一下內心的苦悶,一同到街上去散散心。三人信步走進了太原街「海星餐廳」。
  三個人在餐廳就座,不是為了吃什麼,而是以喝茶為名,利用這方雅座聊聊天。說來,實在讓人驚奇,前來送茶的侍女不是別人,出人意外的竟是她——風琴。
  我知道,當時在這裡的侍女是個不受尊重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的「女招待」。我對風琴幹這一行十分驚訝,為她十分惋惜。這個天真的高中畢業生,也是一個充滿了美好幻想的女孩子,為什麼淪落到這個地步。這是為什麼?一年多來,我一直沒放棄尋找她們母女的念頭,仍然想幫助她們解除一下困惑,至少是想關照她們一下。萬萬沒想到,今天相遇,她已落入到如此慘境。這不讓人心疼嗎?當時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風琴見狀,什麼也沒說,斟上茶就走開了,再找就沒有人影了。
  我也沒有心思久坐,喝完茶便與朋友起身離開了「海星餐廳」。當我正走出餐廳正門時,風琴從旁走過來,什麼也沒說,卻偷偷地往我手裡塞了一張小紙條。這紙條不大,上面寫了幾行字,字跡也比較潦草。紙條上寫道:「許先生,你好!看到你思緒萬千,明朝有空,請到民族街77號一敘。風琴」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9)



  我們三人分手時,我把這件怪事告訴了他們。他們聽後,都很感慨。
  第二天,早飯後,我就去民族街拜訪老鄰居。找到77號時,風琴還沒起床,似乎她昨夜睡得很晚。她惺忪著睡眼,一張瘦小的臉,顯得越發蒼白了。
  我隨風琴進屋。房間很小,沒有什麼傢俱,一張單人床靠在牆邊。我立刻聯想到她母親,便脫口而出,我問:「我們有一年多沒見了,你母親身體好嗎?」我邊問邊自動地坐在床邊的一把椅子上。過了一會兒,我發現剛才提問的事,沒聽到風琴有什麼反應。抬頭剛要再問,看到風琴呆呆地靠在門框邊,一言不發,兩顆晶瑩的淚珠在眼眶裡轉來轉去。我感到奇怪,有些尷尬,也不敢多問,便用略有安慰的語氣說:「風琴,好久不見,我真有些想你們。你們匆匆走後,我和我老婆很著急,很擔心,也不敢到處去找你們。從昨天相遇,我就想找你好好談談。我決心要幫助你擺脫困境。希望你也別把我當外人,有什麼難處,儘管跟我說。」
  這時,風琴才淒然地說:「許先生,我們做鄰居的時候,多蒙你們關照。你們為我母女所做的一切,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的。當今的社會如此的可怕,就沒有好人,如此的黑暗,竟看不到什麼希望。能夠遇上像你這樣仗義執言的好人,我才敢講真話,講心裡話,才敢把心裡的苦水全倒出來。」
  「你就大膽地說吧!我一定要幫你!」我很想快些知道她母親的情況。
  風琴很激動地說:
  「許先生,我要向你訴訴冤啊!我有殺母之仇要報,有被人污辱的冤要伸!」這時,她已經不再克制自己,放聲哭了起來。
  風琴這麼一說,讓我愕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她所說的仇和冤,從何而來。當我走近她,勸她不要激動時,她放聲大哭地說:
  「我娘已經死了。」
  我聽後又吃一驚。風琴一面哭,一面對著她母親的照片,雙腿跪下,連聲叫道:「娘,您死得慘呀!死得冤呀!我相信許先生會幫我,為您伸冤,為您報仇的。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風琴哽咽得發不出聲來了。我勸她不要過於悲傷,仇要報、冤要雪,但必須從長計議,把眼光放遠些。風琴說:「我明白,在這個美國佬是太上皇的年月裡,也許是沒有什麼希望報仇了。至少,我請許先生把我母女的冤情、不幸的遭遇寫下來,一旦需要,就公諸於法庭或民眾,能讓人人都知道美國佬在中國留下的這些罪惡。」
  風琴在稍有平靜之後,講述了她母女的遭遇:
  就在那年七八月間的一個晚上,美國人大院要舉行招待會。招待會的主管要我也參加,給我的差事是在門口照顧來賓,必要時為來賓引引路。為此,在招待會之前,我拚命地學習有關對外禮賓的英語會話。
  在這招待會上,有一個美國佬,名字叫胡克,他一直在盯著我,多次過來用英語同我搭訕,又勸我喝酒。最後,他用各種手段,強迫我喝了一些外國酒。我醉倒了。當時,我只覺得有人把我扶在沙發上,我嚷著要回家。當我隱隱約約聽到招待會即將結束,客人已陸續離去時,我猛地站了起來,要回家,但兩條腿有些軟,邁不開步。就在這時,突然聽到胡克扶著我說:「先喝口水,清醒一下,然後我送你回家。」我一聽回家,便拿過杯子一飲而盡,然後我好像更醉了,只覺得迷迷糊糊了一陣,就不省人事了。
  當我略微要醒過來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只覺得週身軟綿綿一點氣力也沒有,渾身痛楚,口裡乾燥得很,想起來喝水。我漸漸清醒一點,勉強睜開眼睛一看,可嚇死了。胡克像個魔鬼似的獰笑著出現在我的面前。我驚疑起來,這才發現我身上已經是一絲不掛了。我立刻什麼都明白了。我氣極了。我抓起東西就向胡克打去。我當時悲憤極了,覺得自己已經沒有臉再見人了。我穿好衣裳,拿起桌子旁的一把鐵熨斗,直向胡克撲去。當時,我也不知道熨斗打中了沒有,卻覺得自己的頭被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就昏過去了。顯然是這個魔鬼把我打昏的。第二天我醒過來的時候,媽媽正坐在我身邊,一邊撫摸著我的頭,一邊在哭。
  我在媽媽身邊哭了整整一天,悲痛欲絕。我又想到去死,但看到可憐的媽媽,又不忍心去死。我決心離開美國人大院,忘掉這場噩夢,另找生路,重新開始,但這被人污辱的大恥大冤,豈能忘掉。
  媽媽為了減輕我在精神上的折磨,讓我先忘掉這段災難,打起精神活下去,決心搬家,換個環境。
  搬家之後,我們母女就住在這間屋子裡,生活條件雖然簡陋,但還可以生活下去。起初,我門也不出,總覺得人在背後譏笑我。我在家給人家洗衣裳,賺點錢,維持家用。有一段時間,日子過得還算平靜。沒過多久,一場新災難從天而降,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懷孕了。這可怎麼辦?我母女的生活已經很艱難,又面臨著一個生孩子的問題。生孩子的事,我想也不敢想,也不會想。孩子真的要生下來,我們家的日子就更難維持了。我蒙受污辱,無處伸冤,無法雪恨,也讓無辜的孩子跟著蒙受污辱,真是罪孽呀!想到這些,我的神經要崩潰啦。蒼天真的要我走上絕路。我這時真想死。只要一死,我就可以解脫一切。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10)



  媽媽一把將我摟在懷裡,很嚴肅地對我說:
  「你要是心裡真有媽媽,你要真是個孝順女兒,就不要老想著死。肚子裡的孩子,雖說是壞人留下的種,可這種也是條生命,你為了自己的臉面,不僅害死了你自己,還要害死一條無辜的小生命,說不定,你媽媽也不會活下去了。這是在作孽呀。」
  最後,我媽說,我們既然遭到美國佬的陷害,為什麼不去美國人大院找美國上級官員告胡克一狀。我們不能就這麼老老實實地干吃啞巴虧。告狀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從美國那裡撈到什麼,不是為了要美國賠償什麼,我們中國人雖窮,但有骨氣,是有勇氣維護自己的人格、維護自己的尊嚴的。我們強烈要求美國當局嚴懲胡克這種罪犯,還我一個公道,以立此存照。日後,我們也好向出生的子子孫孫有個交待。
  媽媽的主意有理有力,有一種大義凜然的氣質,還有一種不畏強暴、頂風而上的膽識。我贊成媽媽的主張。我也明白,我媽的意思是,要把胡克的罪行告到美國官方,以立此存照,以便對後人有個交待。這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天,我去了美國人大院。
  美領館是紅磚蓋的兩層小樓。他們辦公的人都在樓上。我進大院沒有困難,要上二樓,須經過秘書。我向秘書說明來意,要見美國駐瀋陽負責人告發胡克。
  秘書出來說,領事不在。
  接著胡克便出來應付我。
  我一見到胡克,就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我氣極了。我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我大喊:「我不要看見你這個野獸畜牲。」這時,我已難以控制自己,便跳起來去抓這個惡魔。我還繼續大叫:「我要找總領事告發你。」胡克擺出一副流氓樣子說:「你告我什麼?你是瘋子。你憑什麼告我?告我什麼?這裡不准隨便亂叫亂喊。」我的肺都要氣炸了。當時,一種羞辱感使我無地自容。我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氣得發抖,順手抓起一個凳子向他打去,然後用頭猛烈地向他撞去,接著又用全身的力氣去打他踢他。可憐我又瘦又小,卻被這個美國流氓扭打得渾身發紫。這個美國佬就這樣把我推出大門。當時我已經有些支撐不住了。門房老張看到這一切對我十分同情,便勸我回家。我回家之後,發現我已經流產了,身體十分虛弱,已經下不了地。我又病倒了。
  媽媽看我病得很厲害,也急了。第二天,媽媽一個人跑到美國人大院,要求告狀說理。門房不准媽媽進門。可憐的媽媽就在大院門口大喊:我要告胡克的狀!美國人草菅人命,害得我家破人亡……媽媽喊了半天,大院裡也無人理睬。最後胡克出來了。我媽媽見到胡克,便撲上去,雙手拖住他,抱著他的腿死也不放,要求美國人出來評理。這個萬惡的畜牲,竟在石階前把媽媽一腳踢昏了……
  風琴講到這裡,便嚎聲大哭了起來。
  接著,她又抽搐著說:「胡克把我媽踢昏之後,揚長而去。可憐的媽媽蜷在地下,動也不能動了。多虧那位好心的工友老張,把我媽扶起來,又叫了一個車,送她回了家。就這樣,我媽媽連氣帶驚已經不行了……我媽臨走的時候,好像一口悶氣上不來,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句話也沒留下。
  我痛苦極了,心都碎了。我顧不上自己的病,也顧不上媽媽僵硬的屍體,跑到大西門外「地方法院「去告狀,告美國佬踢死我娘,但無人敢於受理。一位同情我的法院職員勸我說:「關於美國人的刑事案件我們法院無權受理,你走吧!」我無奈,又跑到「警備司令部」。他們的回答,使我更加氣憤。一個少校奚落我說:「你簡直瘋了,告美國人!那不是雞蛋碰石頭。如果美國領事出面說,沒有什麼胡克其人,反說你是在誣告,受罪的還是你。」
  我把母親安葬之後,決心今生今世要報殺母之仇。為此,我忍辱偷生,活了下來。
  最後,風琴對我說:「許先生,我絕不是一個甘心墮落的女孩子。但在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社會裡,為了餬口,為了生存,我一個弱女子到哪裡去找職業呢?」她邊說邊哭,令人心酸。
  		
  王司令講完這段悲憤的故事後,對我說:「壞人各國都有,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民眾也會以壞人為恥、以壞人為憤。但要一個弱女子去報此冤仇,談何容易。這件事和北京景山中街發生的事多有類似之處。罪犯嫌疑人已經回國,要他在中國伏法已不可能。假如找到罪犯嫌疑人,他死不認賬,要他受到制裁也難。沈崇事件就是一個先例。但是,此事確是一件令人髮指的慘案,不容置疑。受害人的悲鳴,發自冤仇。任何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都會為之不平。因此,我想,我們能夠做到的是,應該把這件悲慘事件記下來,立此存照。」
  此案已過多年,冤案未平,冤情仍在。我每當想起此事,內心總是難以平靜。
  當年,全國解放,中央政府宣佈不承認舊中國的對外關係,廢除一切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對外政策和做法是否可以告慰蒙受帝國主義分子殘害的英靈?是否可以安撫尚在人世的受害人?我說不好。而我今天能夠說到做到的是,按風琴母親的遺願,把我聽到的這段歷史,作為民間的恥辱記下來,留給後人。
  有關歷史上的涉外事件,不可不說,也不能不說。至於如何對待?是任其往事如煙,還是討債?何為重?何為淡?應該擺在一個什麼位置上?值得思索。




美國大兵強暴中國女學生實錄(11)



  當年,這兩個中國姑娘被狡猾美軍強暴的慘史,是發生在投靠美國的、腐敗的國民黨統治時代,無人替她們做主伸冤。如此痛心之事,不能不讓後人知道。
  時代在發展,形勢在變化,人們的觀念也在隨之發展與變化。但是,這段呼喚人們心靈的屈辱歷史,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這些屈辱史並不會使我們狹隘到著眼於報復和排外,而會告誡我們不忘過去,並激勵我們奮發前進。
  今天重提這一沉冤,就算是「放空炮」吧!
  「放空炮」的用意,不外乎是要人民知道,中國人當年有許多說不出的苦難史。
  中美彼此「放炮」,就是中美雙邊關係緊張時,官方相互對罵。這一對罵的歷史,也不算短。
  去年,美國將塵封了二十餘年的美國與中共在1970年機密的談話記錄公諸於眾,其中有句話基辛格較有興趣。
  毛澤東對著基辛格說:「像我這樣的人說話像放炮,說些『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之類的話。」
  坐在旁邊的尼克松接著說:「像我,還有匪幫!」
  毛澤東說:「但你或許不會被推翻,據說他(指基辛格)也不會被推翻,若你們都被趕下了台,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接著,毛澤東還強調說:「我也有言論自由,我放的炮超過了他們放的炮。」
  孰不知,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反共、反新中國的宣傳也是鋪天蓋地;中國也把美國罵得狗血噴頭。
  然而,毛澤東和尼克松、基辛格的這次對話震動了全球,改變了世界格局。特別是中國「放炮」的說法,使兩國不正常的對罵關係發生了變化。
  聰明的基辛格對毛澤東的話心領神會,頗為興奮。
  幾天之後,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第26屆聯大)上,喬冠華代表中國有個發言,他在發言中照舊慷慨激昂地把兩個超級大國罵了一通,先罵美帝、再罵蘇修。
  大會剛結束,喬冠華和基辛格在會場外通往一層的滑梯上,巧合相遇。喬冠華還沒來得及考慮如何應付,基辛格先伸出手來,握著喬的手,咧開嘴大笑一聲,說:「今天,喬先生又放了一陣大炮!我知道你在放炮!」接著兩人大笑不止。約有幾秒鐘,滑梯已到一層。兩人又瀟灑地握手道別,似乎彼此都有了不少瞭解。
  三十多年前毛澤東這句「放炮」的話,曾起了歷史性的作用。今天解讀這句話,是否就此給世人造成一個印象:「中國人只會放炮,甚至是放空炮?」
  有的朋友還真為此頗有怨言。
  坦誠地說,毛澤東當時這句原話,含意雖深,伸縮力也不小,可以延伸,也可以不延伸。有過這幾十年經歷的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話都有一定的理解和體會。
  毛澤東對外講話深入淺出,有很大的幽默性和詼諧性,甚至還有一定的深奧性,讓人一時也摸不著頭腦。因此,對毛澤東「放炮」這句話,只能領會其用意,不必字字苦心求是。
  人們若問:「中國人只會放空炮嗎?」
  回答是:「不一定!朋友,別大意!」




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外交部


  這一規矩,是在建國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資深的大使,在國外沒經請示,也沒給國內打個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國了。此事,引起周恩來大怒,並以無組織、無紀律的典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還有一位駐外使節沒跟國內打招呼,便擅離駐在國首都,去外地參觀了。這類離譜的事,都受到了嚴厲批評。						


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外交部(1)



  這件事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我們還在外交部舊址(人稱老部)辦公。
  據瞭解,外交部街在清朝初期本是一個有名氣的胡同,曾因這胡同裡住過一個姓石的大官,而定名為石大人胡同。
  清朝晚期,慈禧太后為了歡迎德國王室貴賓,一聲令下,在石大人胡同,修建了這所中洋結合的賓館式的樓房(即稱東樓)。
  辛亥革命之後,國民政府看好這方寶地,便將其外交部設在了這座賓館式的東樓內。
  外交部街較為狹窄,車來人往,略有不便。然而在外交部大院之內,卻是另外一番風光。
  外交部大院風景獨特,它雖然不像蘇州園林那樣有山有水,卻有草坪、古樹、花壇的合理搭配,構成了一幅清秀嫵媚的畫面,清雅而壯觀。外交部從1949年建部的第一天起,就在這裡辦公。多少年來,在這裡發生的事,特別是那些離奇古怪的人與事很多很多。
  有的人與事有據可查,有案可稽,有始有終,並立檔歸案。這類人與事,不論是其中的是非曲直、還是案情的來龍去脈,都在卷中交待得一清二楚。
  而有的人與事,在長官意志壓倒一切的年代裡,領導的一句話或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大事完案,既沒有立案立檔,也沒有可考的依據。而且這類人與事,往往是知者不多,如果知者已經不在,此事也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不了了之。日後,當事人想問個水落石出,就難了,只能困惑終生。
  有一件是屬於後者的人與事。
  人們希望給這位當事人解除一些困惑。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有一位被勒令調回的駐外大使,說他目中無人,「搶了鏡頭」。
  據我所知,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連這位大使當時也不完全知道內情。
  目前有關此事的決策人以及經手人都陸續離開了人世。從而這一「搶鏡頭」被罷官的糊塗賬、冤枉事已成了許多人都猜不透的謎。對這個謎底,我不能再拖著不說了。
  有一天上午,電話鈴聲衝破了辦公室的寂靜,我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電話筒,對方急問:「遠行嗎?」
  「是我。」
  「我是余湛,炳公(王炳南)在嗎?」
  王炳南從1964年由波蘭回國後,出任主管蘇聯東歐司的副部長。余湛是蘇聯東歐司司長。
  余湛當時在外交部曾有五個紅司長(能幹的司長)之一的美稱。此人精明強幹,辦事能力較強,文字功夫不錯,膽子也大,脾氣卻也不小。正是由於余在業務上比較拔尖、頭腦清醒、記憶力又強,所以他深受幾位部領導的賞識。
  余湛的工作特點是,敢負責任,遇事不管大小,他從不往上推,也不往下卸。在一般情況下,除重大外交辦案或調研外,他自己能處理的小事,從不隨意打擾王炳南。因此,只要是余找王,我們都為他開綠燈。對此,大家上上下下都配合得很默契、很協調。這天,余來電話找王,必然是有要事請示。
  余湛聽我說王炳南不在辦公室,他並不罷休,接著就說:「我駐某國大使已奉調回國,他現在在我這裡。」
  「回來得這麼快。關於該大使(下稱該大使)調回來的問題,你跟他談過了嗎?」我接著問。
  余湛沒回答我提的問題,卻答非所問地說:「按回國述職的慣例,該大使跟我們談了有關地區形勢、雙邊關係和該國對國際問題和對華的態度。最後,他也談了使館的內部人事等情況。」
  我問:「他談到我代表團去訪的接待情況了嗎?」
  「是的,該大使談到我代表團出訪,對推動雙邊關係,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余湛接著又說,「該大使提出了一個他比較關心的問題,就是他這次奉調回國,不知有什麼特殊需要和任務。對這個問題,按慣例,還是請部裡領導跟他談吧。因此,希望炳公盡快見他一下,跟他談談。這也是回國述職的老大使的必然程序。什麼時間見該大使,得看炳公的日程和方便。」
  我還是有些不明白,便直截了當地問余湛:「他被調回的原因,自己知道什麼不?」
  余湛在電話裡沒直接回答我,又是答非所問地說:「請炳公快些見他一下吧!今天先請該大使回去,請他等候王辦的電話通知,你看好嗎?」
  我躊躇片刻,我已感覺到余湛沒跟該大使深談,沒告訴他被調回的原因。我出自對這位老大使的同情,如不盡快安排王炳南見他一下,似有不妥。我當即告余:
  「請該大使明天上午10時來王辦。如有變化,我將直接通知他。」
  在通常情況下,大使在任期間,只要臨時回國,或卸任回國,都必須事先請示國內同意,方可啟程離開崗位回國。
  這一規矩,是在建國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資深的大使,在國外沒經請示,也沒給國內打個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國了。此事,引起周恩來大怒,並以無組織、無紀律的典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還有一位駐外使節沒跟國內打招呼,便擅離駐在國首都,去外地參觀了。這類離譜的事,都受到了嚴厲批評。這些事都對外交部震動不小。上上下下都把這些過失,作為重大教訓,引以為戒。從那時以後,外交部就明文規定,大使在外,如需要中途回國,包括休假、述職、陪駐在國元首訪華以及任期已滿,均必須事先請示國內,須得到批准同意後,方可啟程回國。




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外交部(2)



  須知,每位大使回國前的請示,都是經過外交部地區司提出意見,報請部領導批准的。因此,每位大使回國後,不管事大事小,在通常情況下,必須先到司裡去談談情況,然後再到部領導那裡去談。而且,大使回國的有關問題,不管事情機密程度是大是小,各地區司的司長是知道的。
  該大使上任剛到一年,就被緊急召回,另有任用。此事本身就已經違反常規,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猜測。特別是他本人更是急如星火地要知道被召回的原因。在這情況下,余湛應該如實地、毫不含糊地把召回他的原因告訴他,甚至可以告訴他,召他回京是上面的決定,外交部是照辦執行的。這樣也可讓他早些瞭解實情,以解除人家的疑慮。然而,余湛沒這麼辦。
  余湛和我通電話時為什麼含含糊糊地答非所問?我當時估計到,要麼是余和我通話時,該大使就坐在旁邊,余不便說。余是搞過機要工作的,辦事謹慎,不該多說的話不說。他答非所問,我也聽得明白,也沒再問下去;要麼是,該大使資格老,由司長跟他談這類罷官之事,多有不便;要麼是,余本人對匆忙罷官一事不滿,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辦。於是乎,余就採取了一個繞道而行的辦法,把皮球踢給了王炳南。
  事後,余湛表示,這件事不大好說,不好直說他是因為「搶鏡頭」被撤了職。況且,該大使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和什麼人拍照搶了鏡頭,他也沒弄清,怎麼跟人家談。撤人家的職,不是小事,談不好,會引起人家的誤解。所以,他認為此事,由炳公出面跟該大使談比較妥當。
  怎麼辦?
  王炳南要和該大使談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處查清處理此事的全部過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幾位秘書議論過此事。
  那幾年,國際形勢對我不利。美蘇兩霸對中國虎視眈眈。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蘇聯則在武力要挾中國的同時,還大力組織反華大合唱。這一緊張形勢,對我造成不小的壓力。為了擺脫這一對我不利的局面,也是為了向許多建交國家進一步闡明我國堅持獨立自主、堅持反霸立場,以抵制霸權主義國家的外交攻勢,我國則利用一切機會,在外交上開展一些活動,派出去、請進來,多做工作,多交朋友,以擴大影響。就在20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這年的夏秋,我國派出了一個規格較高、有康生在內的代表團,出訪該大使所出任的國家。
  這一高級代表團回國後,按照康生的指示,辦了兩件事:一、康生交辦,說我駐該國大使照相時搶鏡頭,目中無人,不宜繼續在外當大使,立即調回;二、命外交部經國務院批辦,立即發報,召回該大使。
  此事辦得突然,實在不合常規,但來頭不小,是康生交辦,則震動很大。因此,辦理此事的我們這些經手人,都不便多問。儘管許多情況都弄不清,但這件事畢竟是件不太體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個半死,丟了官,所以經手人盡量把它的過手範圍縮小到最低限度。
  我們不便多問,也無處去問,不等於我們沒有疑問。在我們心裡對「搶鏡頭被罷官」這件事,就一直摸不著頭腦。不知為什麼,也不知是出自什麼理由,對該大使的處理心裡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搶鏡頭是個錯誤,是外交官的大忌,但這錯誤還不至於構成罷官的理由,它與政治問題相比真可謂小巫見大巫。因為這點錯誤(搶鏡頭),就把一個全權大使拉下馬,實在有些玄。說不定,撤銷該大使的職務還有其他什麼罪過吧?!
  說心裡話,這種疑惑,在當時,還不是懷疑這一決定是否正確。在我的思想裡,還沒達到懷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這樣一個大的人事調動,我們沒看到有什麼文字的東西。也就是說,此事沒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關情況。此事就是這麼簡單,一錘定音。這樣的做法,從外交業務以及幹部政策上去分析,我們總覺得有許多問題難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設身處地地研究了一下。試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團出訪時,外交部對使領館都有明確指示,必須給以高度重視。前方大使一方面須向駐在國交涉,請其按外交禮儀給以正式接待,並落實到每個接待細節,都要合乎國際慣例和相互對等關係;另一方面,我大使要親自過問每個接待環節,並為代表團的出訪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顧,不得怠慢。對此,不必多疑,任何一個大使對這類屬於大政方針之事,都有水平應付,不會出什麼大問題。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問題,也只能是由於大使照顧不周,出在一些難以預料的意外事故上。
  關於搶鏡頭這件事,是該大使有意對國家代表團不敬,還是無意之中搶了鏡頭。前者誰也不敢想會有這麼膽大妄為的大使,後者應屬無意之錯,情有可原,何必大驚小怪。
  僅就對外來說,一個大使在外國人堆裡搶鏡頭,是不可能的。
  在對外活動中拍照,誰站在什麼位置,都由禮賓官、或駐在國禮賓官安排。誰站在什麼位置,都有一定的禮賓順序,誰也站不錯,誰也搶不了鏡頭。
  其次是,在通常情況下,大使是代表國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應安排在代表團團長之旁。如果出現在機場等臨時場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團長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過於挑剔。




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外交部(3)



  再其次是,大使由於一時不慎,站錯了位置,卻又沒造成不良的對外影響,駐在國也沒有這類問題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對內來說,代表團和使館人員內部拍照,雖然比較簡單,但其座次順序也都是由禮賓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隨便亂坐的。假如在內部拍照,大使不聽禮賓官的安排,搶了鏡頭,不管出自什麼原因,確實是大使的一大過錯,應該給以批評指正,但不至於以此為由罷他的官。
  況且,由於「搶鏡頭」內部原因而召回大使,會被駐在國看成是一個外交行動。因此該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對外、對內,都是一種難以說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顧一切內外影響,下令召回該大使,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達的這一決定,誰也不便懷疑這決定是否正確。儘管我感到有些問題還沒弄清,但也無處去問,也不便多問。即使是有個別人知道一點代表團的內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說個明白。
  因此,在這樣有些事還弄不明白的情況下,如何向王炳南匯報,我有些為難。
  最後,我只能如實地匯報,知多少,講多少。除了較為明確的兩點:1.康生交辦,該大使「搶鏡頭」目中無人,立即調回;2.經國務院批辦,立即發電召回等,我必講之外,再把我個人的想法,也一併向王說說。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當天的日程後,便問該大使和司裡談的情況。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該大使談過此事,但沒講將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談。余建議請部裡跟該大使談。接著,我大膽地說:「『搶鏡頭』的具體情況,我一直弄不清,又無處瞭解。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為什麼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讓人高深莫測。」
  王炳南聽後立即表態說:「黨內有許多人事問題,不經研究,一個人就可下令給人家定罪,目中沒有黨章、沒有國法、沒有組織原則。此事已經過周總理。我們要相信總理,只能照辦,不能添亂。」
  接著,王炳南對我講了三句話。這幾句話簡單明瞭、道理清晰,給我留下的印象比較深刻。他說:「一、外交無小事,對一個駐外使節來說,都要把這一警句當成緊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腦門上;一個使節的舉止形象,將代表一個國家的文明,代表一個民族的素質,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為一個外交人員,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擺對。這根弦要在腦子裡繃得緊緊的,切不可掉以輕心。
  「該大使搶鏡頭,不管情節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當然,此事的具體情況,還有待進一步瞭解。
  「二、外交官對外講話要有分寸,該說的,就據理力爭、寸步不讓;不該說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爭強好勝、鋒芒畢露、誇誇其談,總想高人一等、出人頭地。
  「三、人要以和為貴。這句話我聽毛主席說過。同志之間要友善相處,不要搞得那麼緊張。人非聖賢,焉能無過。我們對待人家的過錯,只要不是什麼原則問題,不要揪住不放,得過且過。我們要學會有氣量、能容人、能寬以待人。
  「康生對該大使的處理意見,作為中央的要求,我執行,但我認為僅憑『搶鏡頭』就撤銷人家的職務,似乎有些過。說不定此案還有其他什麼因素。」
  王炳南是搞過多年統戰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處事的經驗比較豐富。他的品德和為人給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樸實謙和,古道熱腸,待人誠懇,沒有架子。他不妒忌別人,也不計較個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國內、外各個階層。他處理任何難題,總是那麼從容不迫,信心十足。當我對該大使的事,還摸不到頭腦的時候,王炳南已對此事胸有成竹。僅用了幾分鐘,王就講出了三點對該大使一事的看法。
  這三點意見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聽到王炳南敞開心扉講這些心裡話時,我都認為他是對的。
  王炳南這次對該大使「搶鏡頭」一事,雖然他也認為「搶鏡頭」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該大使的錯誤,但他對此事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我聽到王炳南講到這幾點看法後,忙問:「你講得好。但不知該大使的事,是否還有挽救的機會?」
  王炳南明確回答說:「沒有這個機會了!」
  「為什麼?」
  王說:「我已說過,外交部是陳總和周總理領導的部門。該大使的事,也是經過周辦下來的。如果我們對此案提出什麼不同意見或申訴什麼,按組織程序,只能向周那裡提出。這樣做,不管提什麼意見,都會使周為難。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經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執行部門。考慮到該大使『搶鏡頭』的具體細節,還沒弄清,我們切不可貿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後又說:「有些情況不瞭解,也就不必去瞭解。不瞭解也好。」
  王炳南的這番話,似乎使我明白了許多。於是我又轉過話題問王:「今天上午10時該大使來述職,實際上也是來談召回他的問題,不知該怎麼跟他談?」這個問題提出後,我自己有些後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擔心些什麼。然而,王並不見怪,他反而和藹地對我說:「見面看情況再說吧。這位大使是副部級幹部,這類事好談。」




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外交部(4)



  上午10時整,該大使憂心忡忡地走上東樓的二樓,小心翼翼地敲了兩下王炳南辦公室的門。我立即出來迎客。
  門開了。立在門前的這位大使,五十歲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經風霜的老幹部,他笑容可掬,禮貌周到,既有英俊瀟灑的外交官風度,又有久經戰火鍛煉的軍官氣質。他高高的個頭,寬寬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樑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當他通報了姓名後,我立即表示,快進來,王副部長在等他呢。
  該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後,就坐在王的對面,開始了他的述職報告。
  在他們交談中,該大使是那樣平靜、那樣健談,神情自然、談笑風生。看不出他有絲毫的不快和沮喪。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竟然把這個述職變成了一個久逢知己的一席暢談。
  這一出奇的情況,實在使我出乎意料。
  這是為什麼?
  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對話。一位是犯了「錯誤」,被勒令召回,心裡極不平衡,想通過這次談話,聽聽自己犯的是什麼錯誤,還準備為自己的尊嚴辯護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說明將其召回的原因,相機做些開導工作,以避免該大使背著思想包袱離外交部,最後還要給人家談談工作的去向問題。
  然而,這件被罷官而又不太體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來談,談何容易。特別是對一個年過半百的幹部來說,實在有些難為情。
  因此,不管是談的人還是聽的人,都不願意觸及到這件事的細節。
  王炳南不便起口,該大使有苦難言。結果這一礙著面子的錯誤細節,竟然被這兩個人用婉轉的語言給迴避了。兩個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兩人的談話中,王炳南已發現該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調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對該大使不便啟口、又不想多問的尷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難為人家了,不想再去觸動人家的傷疤。
  就這樣,兩人在不涉及「搶鏡頭」細節的情況下,竟然把一個沉重的談話變成了一個比較輕鬆的交談。
  但是,我在他們的談話中,還是聽出了一些有關「搶鏡頭」的端倪。
  關於召回一事,王炳南說,周恩來對外交人員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辦事嚴謹,又要求隨時隨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對此,大使在使館雖然時間不長,應該也會有所體會的。遺憾的是,大使就要離開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這方面總結總結,在總結中提高自己。
  該大使十分敏感地說:「是的,我每次調動工作,都會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在國外任職期間的工作,我是認真地做了。我問心無愧。」
  「離開外交部後,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麼考慮?需要我們為你做些什麼?」王問。
  該大使從容不迫地回答說:「在革命隊伍裡,多次調動,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調令下來,就捲起鋪蓋走人。下一步做什麼的問題,也很簡單,仍回原單位。當初派我出國時,中組部安子文已和他講定,等回國後,仍回原單位。」
  關於接待我國代表團一事,該大使說:
  「我代表團出訪,通過會見會談,宣傳了自己,擴大了影響,增進了駐在國對我的進一步瞭解,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雙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訪效果是成功的,對反對霸權主義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方的接待,規格是高的、友好的。對我代表團往訪,十分重視。」
  王炳南和該大使的暢談,彼此都挺滿意,都沒給對方帶來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從旁聽到他們的談話後,卻頗有感觸。第一個感觸是,該大使是位有涵養、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談話中,他沒有埋怨、沒有憂傷。似乎外交這一行當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似乎他希望盡快離開這個難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單位,早些忘掉那些不開心的往事。第二個感觸是,王炳南很會講話,他以談心的方式,巧妙地讓該大使瞭解到自己的錯誤,既沒使對方感到尷尬,又把該說的話說透了。
  該大使走後,王炳南對我說:「該大使是位領導幹部,有些事點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錯誤對我們外交人員來說,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我們都該對著這面鏡子,檢點自己的舉止言談。希望在我們外交隊伍裡,不再出現類似的錯誤。」
  該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對我國經濟建設有過重大貢獻、並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幹部。當他被撤銷大使職務、離開外交部之後,雖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頭苦幹。奮鬥與貢獻,不減當年。
  遺憾的是,該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對當年沒有任何文字結論的「搶鏡頭」一事,不願多想,也不願多說。說不定,此案的內部詳情,他當時就沒去詳細追究。中央既已決定,他也不便過於追究。事過境遷之後,他就更不願就這種難以說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該大使年邁離休在家,當他聽到當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話,不明不白地被撤職這一往事,久久直視蒼天,感歎不已。當年,他自己對奉調回國的原因,雖然也略知一二,卻不知其詳。他總覺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蹺、委屈。苦於知情人對這類事都不願說滿,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問。因此,他背了一輩子沒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終也不知他是栽在誰的手裡。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


  有兩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對我講過王任叔的事。他們一位是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國駐緬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對我說:「王任叔在大使館光著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國記者曝了光,轟動一時,成了國際新聞,成了國際笑柄,給中國人丟了臉。如此出醜的外交代表,對外影響不好,只能離開外交部。」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1)



  外交部建部初期,幹部來自五湖四海。這些幹部都是經過革命考驗和有過外事鍛煉的優秀人才。他們大多是聽從分配、忠心耿耿、埋頭苦幹、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精英。
  外界對外交部的反映是,搞外交的這幫人是一代人的幸運兒。外交部是周恩來親自領導的單位。外交幹部也將是在周恩來的關懷和指導下,成長壯大。這一點比政務院其他部門要優越得多。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周恩來就到外交部,和全體幹部一起開了一個外交部成立大會,並作了一個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就如何做好外交工作,提出了許多忠告。這些忠告記錄,有的幹部一直保存了五十多年,也不肯丟掉。當外交工作走上軌道之後,外交部的人又經常被周恩來找去開會,研究國際形勢、研究重大辦案,並在周的要求下,建立了一套三結合(老、中、青)的調研製度,為外交部的調研和辦案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這一點確確實實是外交部幹部得天獨厚之處,也確實是我們這一代幹部能在事業上有所提高的有利條件。外交部幹部可以出國,這又是一大優越性。國家一成立,只有外交部和外貿部的幹部可以走出國門,到駐外各使領館工作,其他各單位沒有或很少有這個機會。這一點確也值得人家羨慕。
  但是,在建部初期乃至五六十年代,干外交的這幫人有些什麼苦衷和教訓,外界不一定瞭解。儘管這些苦衷和教訓和國家大事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苦衷和教訓卻大大地啟發和教育了一代人。
  現在介紹一個被貶、被迫害,而又無處訴冤的大使。
  1950年初,外交部通過中央調來了一批部隊出身的兵團幹部和一批長期從事地方領導工作的幹部,準備派到各建交國當大使。
  以上兩種人當中,還有二至三名文化人,其中一位是撰有不少著作的名作家,他叫王任叔。
  1950年8月,王任叔帶上幾位外交官,去印度尼西亞,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全權大使。但王到任僅僅一年,就被下令調回。
  王任叔是浙江省奉化人,又是1924年入黨的老革命。在王入黨的前一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曾通過一個國共合作的方針。於是王的工作也就在黨的領導下,自然地進入了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
  於1926年,在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之後,開始了著名的北伐戰爭,以實現孫中山的遺願,打倒帝國主義扶植的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封建軍閥勢力。
  王任叔由於和蔣介石是同鄉,便被調到蔣介石領導核心部門,從事機要工作。於1926年,王在廣州出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處秘書。
  北伐戰爭是各個黨派、各個階層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進行一場反軍閥的戰爭。因此,參加北伐戰爭的各派政治勢力,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目的是,利用北伐戰爭,擴大與發展個人勢力。因而,在北伐戰爭中,國共兩黨之間、以及各軍隊派系之間,都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這也就預示著,北伐戰爭中的統一戰線,必然是短命的。
  戰爭沒打多久,僅在北伐的第二年,蔣介石便背叛孫中山的國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他聯合汪精衛,勾結帝國主義,向革命人民舉起了屠刀。精明強幹的王任叔發現蔣要背叛革命,便立即偷偷地離開了北伐軍總司令部。
  王任叔以為秘密脫離虎口,遠走高飛,不會被人重視,卻沒想到,蔣介石的特務隨即布下了天羅地網追捕他。
  在白色恐怖、大屠殺的年月裡,王任叔想僥倖逃脫追捕,談何容易。
  當時,中共處於幼稚時期,再加上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領導,使一大批參加北伐的革命人士、中共黨員遭到蔣某殘酷鎮壓,追捕的追捕,殺頭的殺頭。沒有多久,王任叔在寧波被捕。
  王任叔出獄後,隱姓埋名,在中學當了一名教員,並尋找機會和組織取得聯繫。
  在一時沒有和組織取得聯繫的情況下,王任叔只能以教員為掩護,拿起筆、寫文章,以宣傳革命為宗旨,在人民群眾中繼續開展活動。但苦於一個人在白色恐怖下孤軍作戰,也很難作出任何有起色的作為。
  後來,瀟灑倜儻的王任叔不堪寂寞,當他和組織取得聯繫之後,便離開了寧波,東渡日本。
  王任叔在日本一方面通過學習,進一步瞭解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廢除封建割據和武士特權所出現的現代化改革,同時也實地考察日本新興資產階級與保存下來的封建貴族相結合,如何利用國家權力,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和其走上對外侵略的發展事實;另一方面,他和常駐日本的華僑、留學生一道開展一些「支持國內革命」的宣傳活動。
  王任叔在日本期間,向眾多留日學生介紹北伐戰爭失敗的癥結。他的這些活動對推動一些人正確認識國內革命形勢,澄清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給留日人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1930年,王任叔回國,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由於他曾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而且又是早期文學研究會成員,曾寫出過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和小說,在中國文化界享有一定的聲譽,所以他到上海後,立即加入了上海的「左聯」。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2)



  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多數作家藝術家經由廣州、桂林、武漢轉到各地,有的到了前線,有的到了解放區、到了延安,有的去了重慶。而上海則是一代左翼進步作家和藝術家聚集的地方。
  王任叔在上海,利用他自己的有利條件,在文化界、作家中從事統戰工作,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文化界人士,共同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與此同時,為了便於宣傳工作,有關方面還安排王任叔擔任了一段海員總工會黨團委員。在這一時期,由於王善於合作、作風隨和、會團結人以及他那文化人的氣質,很快就成為黨在上海統戰工作的骨幹,深受各方的重視和欣賞。
  王任叔在上海揮動著他那鋒利而流暢的筆桿,以他那愛國抗日的赤誠,寫出了大量文章,宣傳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他還先後編輯了《譯報》副刊、《爝火》、《大家談》以及《申報》副刊《自由談》,還主持過《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同時,他又以巴人、八戒、行者等各種各樣的筆名寫出並發表了大量詩歌、雜文。因而,有許多人評論說,王任叔在上海作家中,是從事抗日活動最活躍、寫出的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1941年,由於上海「孤島」淪陷,王任叔則遠走南洋,到了印度尼西亞。他在國外協助胡愈之在華僑中開展文化宣傳和統戰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王的工作卓有成效:提高了當地華僑的愛國熱忱,增強了當地人民和華僑反抗日本侵略的信心。王寫出的文章,像一顆顆革命火種,在國外生根發芽,頗有一定的影響。
  日本投降之後,王任叔又身體力行地投入華僑愛國民主運動和印尼人民的某些政治鬥爭。
  王任叔在印尼的一些政治活動,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注意。
  1947年,荷蘭當局為清除革命活動和共產黨及其組織,便下令驅逐一些革命活動中的顯要人員,其中包括王任叔,並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內,離開印度尼西亞。
  王任叔離開印尼,去了香港,後又從香港到了解放區,並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任職。
  從以上情況看,王任叔完全具備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條件:
  一、王任叔進外交部前就已有26年的革命生涯,他輾轉南北、國內國外,鍛煉出一身剛直不阿、威武不屈、忠貞不渝、堅強而又穩健的性格。
  二、王會寫文章,他文筆流暢,善於捕捉,善于歸納、總結。他搞外交調研的基本功會高人一籌。
  三、王一身文人氣質,豪放不羈,語言豐富。他搞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統戰工作。他待人誠懇、善解人意,情意切切,會交朋友。人稱,他具有交朋友辦外事的獨特素質。
  四、王略懂外語,雖然不精,但比不懂外文者,略高一籌。
  根據以上四點,可以斷言,王任叔應該是個搞外交的好坯子。
  可為什麼王任叔出任印尼大使僅僅只有一年,椅子還沒坐熱,任期遠遠不滿,就被罷官撤回了呢?
  是王在執行外交政策上犯了錯誤嗎?不,他在這方面沒有錯;是犯有大國主義錯誤嗎?如某大使和駐在國元首在二戰期間很熟,戰後,他出使該國後,仍繼續稱該國元首「老×」,很快就犯了大國主義錯誤。而王沒有這類錯誤。
  要麼是王不遵守駐在國的法律,或與駐在國當權派沒搞好關係,而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也不是。
  要麼是使館內部鬧不團結,大使無法駕馭,而幹不下去了?也不是。
  那麼到底是為什麼王被罷官撤回呢?
  說穿了,就是王任叔在戰爭年月裡,長期自由散漫慣了,養成了一種不拘小節的毛病。這毛病雖然並不屬於做人的大節問題,但它卻給王帶來了一場終身難以挽回的災難。
  1951年10月1日,王任叔在我大使館主持了一次莊嚴而又隆重的國慶招待會。
  國慶招待會對任何國家駐外使節說來,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外交活動。在這一年一度的國慶招待會上,大使要以個人名義邀請駐在國的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及其他重要官員前來使館做客,還要邀請使團各國使節、重要外交官和社會名流、友好人士等來使館出席。因此,國慶招待會不僅是各國駐外機構的一個重大外交盛會,也是駐在國當局十分重視的外交活動。
  作為剛剛上任不久的王任叔,就更是要小心翼翼、不遺餘力地把這招待會籌劃好、辦好、辦成功。他的方針一是,要盡量照顧好主賓、駐在國的國家領導人,使對方能領略到中國對駐在國的尊重和中國的待客之道。同時,也不怠慢八方來客,以給每個來客都能留下美好的印象,以利於今後的友好合作;二是,要通過和各方人士的接觸,多交一些駐在國和使團的朋友。還要利用機會,瞭解一些感興趣的情況和宣傳自己,以增進各界人士對新中國的瞭解。最後一點是,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長期僑居印尼,對印尼的歷史研究很感興趣,因而他一上任,就計劃寫一本印尼歷史書,留給後人。因此,在招待會上,他要和來賓中的社會名流就印尼歷史問題進行接觸、交談,以豐富自己的書稿。
  以上各點籌劃都是王任叔在這兩個小時的國慶招待會一一要做到的。
  這天氣候有些熱,來賓又多。客人友好而又禮貌。主人更要熱情而又周到,不敢有絲毫懈怠,因而,兩個小時的招待會下來,王任叔等使館人員累得精疲力竭。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3)



  王任叔的身體還算不錯,但也累得叫苦連天。
  當王任叔看到招待會開得很不錯、很成功,來賓們都帶著滿意的喜悅、說了不少讚美的話後,一一離開了招待會場地,他也忘了自己的勞累,心情也隨即舒展了開來。
  招待會已告結束,客人已經全部離去。
  王任叔的中樞神經也隨之開始由緊張轉為鬆弛,他東看看、西看看,腦子裡反覆想的是,他在客人中間的活躍周旋和來客們的喝彩。
  接著,一種成就感使他有些陶醉、使他有些飄飄然。當發現招待會場地上只有使館人員時,他便有些忘乎所以了,他那長期養成的自由散漫、不拘小節的毛病,就地復發了。
  王任叔大吼一聲:「同志們!我們可以歇歇腳了!」接著,他把自己的上衣脫掉。這時,他雖然已覺得陣陣涼風徐徐撲身而來,沖淡了身上悶了兩個小時的內熱,但他仍然還是覺得不過癮。於是他乾脆就不假思考地把襯衣也脫掉。這時,他頓感得意,情緒也隨之振奮了起來。他光著雙膀,走到酒台前,拿起一瓶飲料,舉起就喝。喝了一口後,他還對在場的館員說:「大家辛苦了!」說罷,又舉起小水瓶,猛喝了一口。
  正在此刻,也不知從什麼地方躥出一個外國記者,在誰也沒有發現的那一剎那,他端起相機,對準王任叔粗野喝飲料的洋相舉止,連續按了幾下快門,便把王這一不雅的姿勢拍走了。
  王任叔被拍照一事,在場的許多人都沒發現。有的館員看到此事此景,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該外國記者早已揚長而去。而王任叔本人根本就沒發現自己被拍的事。甚至有人從側面講到此事,王也不以為然。王還認為,這有什麼了不起,招待會已經結束,我們是在自己家裡,為什麼還不能脫下衣服鬆快一下。這些記者又偷偷摸摸回到我們使館裡亂拍,不管他出自什麼目的,是友好、還是別有用心,都是無濟於事,很無聊的,用不著大驚小怪的。他說,老子忠於職守、南征北戰、國內國外、槍林彈雨,在蔣家槍口下,我都平安無事。一個記者在這個地方還能翻騰出什麼大浪?!俗話說,腳正不怕鞋歪。敝人怕君子不怕小人。我雖人在他鄉,但對小人的小動作,何懼之有,螳臂擋車,不足掛齒。
  當夜無事,翌日清晨,在印尼各大報紙上,出現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
  許多報紙的頭版頭條報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大使館舉行招待會的新聞。這新聞除講到出席招待會的規格和招待會上的友好氣氛外,還刊登了招待會的現場照片。其中有一張照片,就有王任叔光著膀子、手舉飲料瓶對嘴喝的鏡頭。
  有的報紙在刊登這幅醜化王任叔照片的同時,還添枝加葉地進行了一番歪曲說明,從而大大醜化了王任叔的形象,醜化了新中國駐外大使的形象。有些仇視中共的報紙,更是借題對新中國不遺餘力地大肆造謠、攻擊和冷諷熱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一照片的刊登,很快就成為印尼官方、民間以及使團中議論的主要話題。有人憤而不平,有人幸災樂禍。也有人認為這位拍照的記者,雖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這記者所拍的鏡頭,確實也是客觀事實,無可非議。而多數人認為,作為一個使節的業餘生活、或是非正式外交活動後的個人隱私,是屬法律保護範疇,記者是不該干預的,更不該利用記者特權,不徵得本人同意,就隨意竊照並予曝光。這是不道德的。因此,有些主持公道的友好人士,都普遍認為,這類故意中傷個人的報道,不必重視。
  從事後觀察,這位出風頭的記者,若不是在蓄意製造事端,或不是出自政治需要,是不會幹出這種不光明正大的勾當來。這位記者不管他事後如何飛黃騰達,如果他真的瞭解王任叔從此遭到的災難,他會平靜地生活嗎?會堂堂正正地去見他的上帝嗎?
  儘管此事出現過許多不同的反映和看法,嚴格說來,並不應該影響我國內對此事的處理意見。
  外交部上上下下雖然也紛紛有所議論,但卻沒有那麼多的不同看法。總的說來,國內如何對待和處理此事,大家都聽中央的。而中央有關領導對此事,確也及時有所表示,認為「王的行為舉止影響了中國人的形象」。
  在當時那種思想禁錮、紀律嚴明、個人自我要求十分嚴格的年月裡,像王任叔發生的這類事,很難博得同志們的同情。即使是有人在內心裡有所同情,但也講不出與領導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大家普遍認為:王任叔不拘小節的這一舉動,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形象!
  說實在話,作為新中國的外交代表、全權大使,出現這樣有損中國形象的舉動,實在是不應該的。
  大家知道,王任叔是位具有光輝歷史的文人,寫過不少膾炙人口的好作品、好詩句,曾啟發和教育了一代年輕人。人們相信他不會是個居功自恃的人。大家都為他出現這樣難以想像的差錯而歎惜。
  既然此事已經發生了,大家都該冷靜地去面對。不論是國內國外的工作人員,包括王任叔本人在內,在為王痛心之餘,也都會很自然地認識到,此事不管是從吸取教訓角度看,還是從對外影響的嚴重性上看,都應該認為,王的這一過失,是個不小的錯誤。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儘管王任叔的這一過失,是由於個人不慎,而被人陷害,但他個人的責任,無法推脫。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4)



  國內考慮到王任叔等人都是第一批出國的大使,素質均好。只是他們上任之前,沒有經過專門訓練,基本上都缺乏長期在國外工作的經驗,又缺乏應對意外和不測的能力,都是倉促領任,披掛上陣,難免有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此事畢竟在印度尼西亞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難以挽回,也難以彌補。如果再讓王在印尼繼續工作,似乎也有些諸多不便。為此,國內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建國初期出國任大使的老幹部,雖然在新的崗位上都有諸多不熟,但並沒影響他們完成外交使命,中途被調回者不多。
  在正常情況下,對被調回、不再回使館的大使,外交部仍然會將其安排在部內或部附屬部門繼續工作,或者間隔一段時間後,再繼續安排其出國工作。而王任叔被調回之後,外交部既沒對他提出什麼嚴厲批評,也沒對他提出任何處理意見;既沒讓他回館工作,也沒給他安排其他工作。
  有兩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對我講過王任叔的事。他們一位是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國駐緬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對我說:「王任叔在大使館光著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國記者曝了光,轟動一時,成了國際新聞,成了國際笑柄,給中國人丟了臉。如此出醜的外交代表,對外影響不好,只能離開外交部。」
  王炳南對我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王任叔如果沒有在招待會上出的事,還可調到別的使館或部裡工作,他的資歷很老,歷史上又有過貢獻。在當時的情況下,究竟如何安排王任叔的工作,不是外交部可以決定的,得聽中央的。」同時王炳南還說,「總理對外交幹部要求很嚴,不僅要求必須遵守紀律,還要作風正派,因為外交幹部出去是代表我們國家!」
  關於王任叔的處理問題,下面幹部也有議論。有人說:王的這個跟斗栽得不小,被勒令回國,也是咎由自取。也有人說:王任叔文才不錯,會寫文章,說不定人家不願在外交崗位上受拘束。而王本人則始終為自己的過失而後悔不已,他下步做什麼,沒有多想。
  可憐巴巴的王任叔,回國在招待所休息了一段時間後,被調離了外交部。
  王任叔的資歷較深,他的被調動不是外交部說了算的。據說,康生對王在招待會上的過失,提出過嚴厲的批評,並說王不宜搞外交。這一說法,不管是50年前,還是目前,都無法考證,但此說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
  康生長期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國小組工作,他自恃有國外工作經驗,從而他對外交和外交幹部密切窺測。那些年,經康生點名召回、罵回、撤回的高級外交官,也有幾個,而且被康生拉下來的人,都沒有好命運。
  王任叔離開外交部後,他自己也沒有一個曾工作過、略有根基的地方可去,他只能聽從組織部門的安排。當時,儘管是個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用人的地方很多,但約有兩年之久王仍然沒有正式的工作去向。最後,組織部門也不知是根據什麼尺度,於1954年安排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負責文學出版工作。
  出版社正是一個文人舞筆的地方。王任叔可以利用此地,重操舊業,揮動筆桿,寫天寫地、論人論事、吟風弄月,樂得可以逍遙自在,何樂而不為呢。同時又可有更多的時間和一代文人、好友,如周揚、老捨、葉君健等人一起,就共同關心的事情,互相切磋、互相交流。這豈不是一個眾人、特別是文人所仰慕的好地方。
  多災多難的王任叔本可以在出版事業上,發揮他獨到的長處,做出一番別人難以做出的成就。
  但是,萬萬沒想到,從天而降的大禍使王任叔一生再也沒有抬起頭來。
  於1957年,王任叔寫出並發表了一篇雜文《論人情》,又遭到黨內一霸康生的批判,說這篇《論人情》是《人性論》的典型翻版。
  此事至今,已過近五十年,我們再去查考王任叔的雜文《論人情》和康生的批判,似乎沒有多大必要。僅從《論人情》和《人性論》兩個主題,也可以分析出兩者分歧的端倪。
  王任叔的《論人情》無非是用文學的語言論述一下人情,講講自古以來人們對人情的看法;無非是講講一個人自然會有的喜、怒、哀、悅、愛、惡、欲等七種情感;無非是說說人之常情,說說人在集體中的許多情理之中的事。
  康生對王任叔《論人情》作為《人性論》的批判,其批判內容無非是,《論人情》一文是撇開社會性和階級性來論人情。也就是說人性論的觀點是不用階級觀點去分析人,不按照人的歷史發展解釋人性。而《論人情》則是《人性論》的翻版;無非是在批判《論人情》時,和批判《人性論》一樣,指出在階級社會裡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像的人性;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沒有超階級的人性等等。
  綜上簡述,人們會有這樣一個看法,既然存在各自不同的觀點,也該用說服對方的辦法,而不該用壓服的辦法。況且兩者的分歧、是非曲直,一目瞭然。
  由於黨內最大的「理論權威」康生的批判、定性,王任叔的這篇雜文便成了一棵大毒草,王本人就成了散佈大毒草的罪魁禍首。
  從此開始,王任叔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他不僅被撤銷了職務,還被調出了出版社,被安排到東南亞研究所去工作。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5)



  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任叔不管是被調到哪裡,他作為一個《人性論》的典型代表,是不容爭辯的眾矢之的,是挨批、挨斗的重要對象,是被人打翻在地,還要踏上千萬隻腳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從而,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裡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1970年王任叔被強行遣返原籍大堰。有關部門在他的遣返書中,對他強行規定了三條:一、不准參加群眾大會,不准參加一切社會活動;二、不准隨意聽收音機;三、不准出縣外就醫。
  平心而論,這三條等於給王任叔定了性,他要麼就是三反分子,要麼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要麼是五類分子。總之,他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一切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這位年已古稀、革命一生、才華出眾、滿腹經綸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一個人在老家僅僅活了不到兩年,就含冤含恨離開了這個對他極不公平的人世。
  在這人生最後的兩年當中,王任叔在精神上、生活上極度憂悶的情況下,受盡了折磨。
  王任叔剛回到大堰時,在家鄉侄兒夢林的帶領下,他背著自己僅有的一床棉被,邁進了自己幼年居住過的這間空空蕩蕩的小木屋。他面對此景,十分感慨。五十年前,他為了拯救這破爛不堪的舊社會,不怕殺頭、不怕坐牢,捨命投入家鄉的社會革命活動,赤手空拳離開了這個小木屋。接著,他就在中共領導下,出生入死,奮鬥了一生。到最後,自己已年過古稀,卻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一人,被遣回這間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不愧為是位久經考驗的老人,在感慨之餘,在一種美好期望支撐下,他一時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滿,他把自己這間幽暗的木屋打掃一下,將隨身帶回的被褥和一條毛毯,鋪在一張破舊的木床上。然後拿出他帶回來的一箱印尼歷史的手稿和資料,拍去旅途中積累的灰塵,規規矩矩地擺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這樣,便開始了他難熬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這位百折不撓的老人、這位出版過五百萬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一直堅持的是,自己的寫作。永不停筆已經成了他終身的嗜好。當他整理乾淨自己的木屋後,便立即投入修改這部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印尼歷史一書。
  王任叔不停地寫,在明媚的陽光下寫,在暗暗的燈火下寫。他日日夜夜的寫作,早已成為鄉親們相傳的話題。有人認為王是個有學問的人;也有人認為王是在瞎折騰。王的侄子夢林擔心老人日漸衰老,支撐不了多久,便苦口勸王,不要再寫了,還提醒王,如果弄不好,寫出的東西,還會被人看成是大毒草,還要遭受批判,「你的苦還沒受夠嗎?你這是何苦?!」王回答說:「人活著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革命。過去我的文章被批判,是當時的形勢造成的,錯了,拿出來批判,也可以教育大家嘛!」
  王任叔的這句話竟成為他留給人世間最後的一句表白,他用這句話寫出了他那壯志凌雲的人生,寫出了他那威武不屈的一身正氣,道出了他寫作的宗旨,不怕別人批判,不怕別人謾罵。可是,他的這番表白,有誰會去理他呢!
  通常人們都會說,意志堅強的人不會被困惑所壓倒。這句話,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為過。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剩下的時間不多的老人了。
  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後、僅剩下不多的日子裡,讓他繼續在小木屋裡忍受生活孤獨、政治壓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讓他以寫作寄托自己思想壓力和內心的怨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擔心,他看不到組織上對他的政治結論;他擔心,自己被無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離開人世。他不甘心。
  王任叔越想越苦惱,他苦惱到了極點,他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應。他十分絕望。他多次寫信給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幹校、要求給他平反,卻沒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談談自己的苦悶,也沒有人聽。他日益焦慮。沒有多久,他的身體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腦血管病不時地發作。他的精神進入了全面崩潰。他的神經錯亂了,他瘋了。
  王任叔瘋了後,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鄰去敲人家的門,甚至,在嚴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亂跑。
  王的侄子夢林面對老人日益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擔心會有什麼意外,曾兩次給北京寫信,要求派人來大堰安排王到外地治病。然而,兩次離鄉都沒治好他的病。
  於1972年,王任叔的病情再次惡化,又不得不被送到奉化醫院。不久,這位叱吒風雲的文人,孤寂地離開了人世。
  以上是王任叔由於不拘小節造成的一場悲劇,也是他不注意自己的大使形象帶來的災難。如果有人問,王沒有這一不拘小節的過失,是否在他的後半生會安然無事?這也難說。但事實上,他後半生所遭受的災難,確是由於他不拘小節造成的。
  這個教訓很慘重,值得辦外事的人引為鑒戒。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任何人不管是張三、還是李四誰都不要打保票,一生不栽跟頭、不犯錯誤,只不過錯誤有大有小,有輕有重而已。
  人們常說,對有錯誤的人,可以批評幫助,不可以打棍子、扣帽子,更不可一棍子把人打死。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竊照後的悲慘人生(6)



  然而,王任叔由於小節不慎,卻在那些年被康生等人看成是大逆不道;王的一篇小論,又被康生定為「人性論」的反動文章。結論一下,沒有異議。於是王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被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批鬥對象,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孰不知,康生一向不尊重人才,藐視文人,而且還有無情打擊有志之士的怪癖。可以這麼說,在康生的淫威下,死於一文者,死於一論者,何止王任叔一人。更為令人恐怖的是,康生在整人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可以獨斷專行的、一竿子插到底、立馬兌現、別人難以干涉的整人手段。
  當康生發現有什麼一文之錯、一句不慎,或錯畫一筆畫的時候,他就隨意地大筆一揮,就將作者變成政治敵人,不是罷官,就是下放勞改,不容作者有任何爭辯。
  文人王任叔被下放,實際上是被塞在無法曝光的角落裡,任其自消自滅。
  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戰國」時期,列國諸侯為了治國,都曾大力推崇和愛護知識分子,而且還出現過以知識、以道為先的時代。孔子的《論語》中也有論述,他指出:「君子謀道不謀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無視知識這種倒行逆施的做法,與黨的偉大事業和重大勝利相比,微不足道,但它畢竟是一個歷史大倒退。
  一個外交官出門在外,特別是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裡,任何酸甜苦辣都會碰上。
  這些為國為民出使國外的群體,都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思想準備,而且把個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像王任叔這樣被人家算計的事情,何止是一起兩起。
  王任叔的遭遇,是一件由於舉止不當、被壞人竊照造成的悲劇。然而在我們外交隊伍裡,有一位大使(下稱外交官)十分注意自己的儀表和舉止,卻也被人偷偷拍了照。其實,被竊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該外交官尚不知在被竊照的時候,有一位東方舞女郎站在他的背後。
  該外交官被竊照的第二天,在伊朗的大報紙上刊登了這張照片,並附有奇文說,中國外交官在欣賞肚皮舞(即東方舞)。
  該照片上是,我外交官坐在一家餐廳的餐桌上用餐,背後有一位穿著單薄的東方舞演員,在作扭擺屁股的舞姿。而在這篇介紹照片的奇文中,作者則大肆渲染寫道,中國外交官在享受這種用餐的樂趣。
  這一奇文和照片明明是有意對我外交官進行醜化和誹謗,用心很壞。
  這位外交官當時很緊張,他回國後,立即向有關部門作了解釋,他說:他回國途經伊朗,住在希爾頓旅館。這天,他到餐廳去吃飯,正巧碰上在餐廳有東方舞表演,他也沒在意。當他發現東方舞演員跳到他背後時,他感到很尷尬、很緊張。多年來,他在國外從沒經歷過這類事情,不知應如何應付,是躲、還是藏,當時自己已六神無主了。其實,事到臨頭,任何防範,都已無濟於事,任何抗拒,也顯得太粗暴、太無禮。就這樣,他被一個東方記者拍了照。
  我很同情這位外交官的窩囊遭遇。關於東方舞,根據我自己的經歷,願多寫上幾句。
  東方舞俗稱肚皮舞。這是伊斯蘭教國家比較普遍的民間舞蹈。當然也有專業性的、比較高檔的東方舞,舞姿難度大些,但基本動作都差不多。
  通常的東方舞是,舞蹈女演員身穿薄薄的民族服裝,露著一段肚皮,跳起舞來,按著民族音樂,主要是手鼓的節奏,全身大擺動,時而動腰,時而動背,時而抖腿,舞動起來,如同山脈起伏,又同波浪翻滾,既絢麗多彩、婀娜多姿,又有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都不斷地流露出濃郁的民族風格和特色。
  應該說,在許多國家中,東方舞被看成是代表他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因此,這些國家有些生活比較富裕的人,每逢節假、喜慶的日子、以及嫁娶等美好的日子,都要專門請高水平的演員來跳東方舞助興。特別是在婚禮上的東方舞,更是光彩奪目。當東方舞跳得起勁的時候,賓客也都會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便自動走下舞池,跟著手鼓音樂節奏,翩翩起舞。
  有的國家在大飯店的餐廳裡和豪華的旅遊船上,都安排有東方舞的表演節目,而且還有人為了賺錢,專為賓客和東方舞演員在表演時拍合影照片。
  還有的國家在國賓下榻的賓館也安排一場東方舞,以示對貴賓的友好和歡迎。如果來賓對這種歡迎方式表示滿意,主人會很高興,否則主人會很難為情。
  因此,外交官和東方舞演員被拍照一事,本應該說是件十分清楚的平常事,被壞人歪曲也不必大驚小怪。
  外交部幾位副部長都對外交官被竊照這件事,不以為然,都沒重視,大家傳閱後,誰也沒有興趣去查問,既沒上報,也不下達。
  但是,此事畢竟在國外被登了報,還被人橫加歪曲了一番。因而,在外交部為這位外交官擔心的人,也不在少數,擔心再出現一個王任叔式的悲劇。
  事情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誰也沒聽說有人再來糾纏此事。有可能這件事理解的人比較多,同情的人比較多,就是有人說三道四,在外交部也沒有市場。更重要的是,此事沒被康生發現,沒被壞人利用。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


  在本文中,僅介紹「文革」前夕,在外交隊伍裡出現的兩起有「裡通外國」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難辯的新聞官;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1)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員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圍攻、封鎖、誘惑以及策反的壓力下,日子很不好過。我們在國際上不僅處處坐冷板凳,而且還要被人家罵得頭破血流。
  其實,對這種來自外部的謾罵和衝擊,我們並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們在這種外部壓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勁,埋頭苦幹,竭力開展活動,設法變被動為主動,以改變我們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們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來自內部的康生、謝富治極左勢力的衝擊。
  這種極左的衝擊對我外交工作的干擾是極大的、也是極為殘酷的,而且還是無法抗拒、無法抵禦的。
  這種極左衝擊,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議,不管它是如何蠻不講理,我們只能逆來順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經作古,有的仍然還活在人間。不管他們是死是活,我們尚在的知情人,都應該千方百計地幫著還他們一個公道,還他們一個清白,讓這段不公正的歷史,正本清源,讓受極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讓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在本文中,僅介紹「文革」前夕,在外交隊伍裡出現的兩起有「裡通外國」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難辯的新聞官;
  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有口難辯的新聞官一事,是主管外交部新聞司的部長助理龔澎生前對我講的:
  一個假日的中午,我們一位新聞官錯過了食堂的吃飯時間,便信步走出外交部,想找個飯館吃飯。他走出外交部街西口,往南除了大華電影院北側有個賣早點、豆漿的小鋪外,在路東就沒有個吃飯的地方。他只好走過馬路,到對面的「青海餐廳」去,吃頓可口的飯菜,也算是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新聞官走進餐廳,剛剛坐下,頭也沒抬,正準備點菜,突然一位蘇聯記者走過來,很有禮貌地向新聞官打招呼,並用俄語對新聞官說:「你好!同志,非常高興在這裡和你相遇。」新聞官起身和該記者握手致意,並表示也很高興和俄羅斯朋友相遇。該蘇聯記者接著說:「你看,我們來了四位記者在這用餐。」新聞官隨著該記者所指,抬頭一看,還有三位蘇聯記者坐在裡面餐桌上,一看便知,那三位也都是在工作中相識的老記者。
  就在那一剎那,裡面的三個蘇聯記者立即一同舉起了三隻手,向新聞官打招呼,如同久逢老友,表現得極為熱情、極為友好。
  新聞官也只好舉手點頭以禮相待。這時,站在新聞官旁邊的這位蘇聯記者說:「都是相識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進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豈不是一件很難得的好事。」
  新聞官覺得不妥,他很敏感地意識到,他和這幾位蘇聯記者都是因工作關係相遇、相識的,並沒有深交,對他們也不甚瞭解,貿然和他們一起吃飯,多有不便。同時他還想到,外交紀律要求很嚴,在和外國記者接觸中,萬一失言,豈不是自找麻煩。於是,他便婉言回答這位蘇聯記者說,感謝他們的美意,只是自己有事,要快吃早走,不過去打擾蘇聯各位朋友了。
  蘇聯記者已看出新聞官是在推托,便很坦率、很誠懇地對新聞官說:「今天是假日,都在休息,就是有工作,也得吃了飯再說。我們四個人都是你的朋友,能夠在餐廳和你相遇,機會難得。假如將來你去莫斯科工作時,在大街上碰到我們,你也會這樣做的。我們單純地是為了友情,沒有任何其他含意。來吧!別客氣啦!」
  在這一盛情難卻的情況下,新聞官不便再過於生硬,硬是把人間友情拒之門外,似乎顯得中國人不懂禮節、不懂友情。
  就這樣,新聞官便很勉強地被請到了四位蘇聯記者中間坐了下來。
  在通常情況下,我們的幹部不管處在正式場合還是非正式場合,出自友誼和工作需要,可以和外國朋友自由接觸。特別是對方主動向你作出友好表示,可千萬不要拒絕,要注意禮尚往來。這一點也曾有過明文規定。假如偶然和外國朋友相遇,要很自然地處理好有來有往的友好活動。
  甚至在兩國關係處於不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外交部幹部和這類國家的朋友接觸,也沒有什麼嚴格的限制和約束。然而,在那一段時期,由於雙邊國家關係,雙邊人員的非正式的接觸,雖有,但不多。
  龔還說,為了開展工作,為了鍛煉幹部,我一貫主張,我們的幹部應該無拘無束地和外國記者交朋友。我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鼓勵外交部幹部不管是使團中活動、還是在其他大、小型外交活動、以及在非正式場合的交往活動中,都要大大方方,不要有什麼顧忌。而且我也曾向個別人講到,我們在30~40年代是如何和外國記者交朋友的,是如何開展民間友好活動的。切不能坐在家裡等工作。因此,我們一貫給我們幹部提供更大的空間和機會和外國記者接觸。
  這天,蘇聯四位記者和新聞官坐在一張桌子上,都是年輕人,大家很快就像老友聚會似的又吃又喝。
  我們這位新聞官從外交資歷、業務能力到外語水平以及外事經驗都比四位蘇聯記者要高得多,應付這些記者的能力綽綽有餘。因而,這頓午餐在新聞官主動周旋和盛情關照下,都吃得很開心,但時間也稍為長了些。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2)



  飯桌上,他們談話的內容,十分單一,誰也不談正事,談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生活小事。
  蘇聯記者最感興趣的事是,想利用這個機會,鍛煉一下他們的中文口語。他們當中有的人是在莫斯科學的中文,在書本上的功夫挺不錯,而口語卻實在不行。
  五個人間的談話隨隨便便、東拉西扯,沒有主題,但雙方都十分滿意。
  談話的興趣雖然很濃,但也不能無休止地談下去。最後還是新聞官主動提出告退。蘇聯朋友也同意。
  就這樣,新聞官和蘇聯四位記者在餐廳門口分手,各奔南北。
  這場友好交往的聚餐就是這麼簡單。但誰也沒想到,這頓飯卻成了新聞官一場飛來的橫禍。竟被有關部門認定是,新聞官在向外國記者傳遞情報。
  第二天一上班,龔澎得知此事十分驚訝,她當即向有關部門表示:該新聞官是我們司裡的業務骨幹,他平時的工作任務就是和這些外國記者打交道。外交部的幹部和外國記者吃頓飯,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存在什麼裡通外國的特嫌問題。
  事後,龔澎非常明確地告訴該新聞官說:「這件事,我已經完全弄明白了。你受了委屈。這件事就算已經過去,以後誰也不要再提及這件事了!」
  接著,龔澎十分感歎地對我說:「經過一段平靜之後,來找我外調這件事的人絡繹不絕。
  「凡是找我外調的人,我都明確地告訴他們,該新聞官是我司的好幹部,沒有任何重大錯誤問題。他和外國記者吃飯的事,只是一場誤會。我的這番話也不知他們聽進去了沒有?!
  「現在可好,『文革』一開始,就更熱鬧了。
  「也不知是出自何方的專案組,也找我調查這件事。而且他們還硬是把一個很簡單的事弄得很複雜,仍把此事說成是個十分玄乎的裡通外國案。真是氣死人。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呀!」
  1965年,王炳南因和董國瑛(被人誤定為國際間諜)見過幾次面,竟被謝富治、康生定罪為「特嫌」、向國際間諜洩露外交機密。接著,康生通過周恩來,下令停止了王的對外活動,實際上是,下令撤銷了王的職務。
  要瞭解王炳南和董國瑛的相識關係,還得從四十年代王和董母、上海錦江飯店老闆董竹君相識說起。
  上世紀三十年代後葉,王炳南和潘漢年一樣,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王受黨中央指派,做愛國將領楊虎城的統戰工作。「西安事變」後,中共又安排王以宋子文的專員身份和楊虎城的代理身份,擔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部長。從此他和夏衍、潘漢年等人活躍在上海灘。因而,王對上海各界、特別是文化界、演藝界的人和事十分瞭解。就在這一時期,王由於工作關係認識了董竹君。
  在多年交往中,王炳南對董竹君的情況比較瞭解。王深知,在抗日戰爭期間,董竹君在經營「錦江」的同時,做了不少有益於公眾的好事;她曾設計送一些青年去蘇北淮陰解放區;她對文化界夏衍等人給過某些幫助;她也對中共代表團駐上海辦事處的活動提供過方便。對此,王曾說:「董竹君是位愛國的民主人士,是我們的統戰對象。她為我黨做了一些好事。我主張,對人家為革命所付出的辛勞,不管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們都不該忘掉,不能讓這些同路人寒心。」
  王炳南是位不忘舊好的熱心人。他和董家的往來,多少年來就沒中斷過。
  王炳南和董竹君之女董國瑛相識和交往,還是在抗戰勝利之後。當時,董國瑛還只是一個剛離開滬江大學、投入革命的青年黨員;而王炳南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代表團駐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之一。從表面上看,他們兩人各自的處境、地位、年齡都有一定差距。為什麼他們倆竟能交上朋友,而且還是一生不斷交往的朋友呢?這還得從他們兩人的偶然相遇說起。
  1946年底,董國瑛奉命從蘇北部隊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影響下,也是為了祖國的需要,很想出國專修電影專業。為此,她在董竹君的幫助下,多方面進行活動。很快,她從唐納(即:江青原先的丈夫馬季良)那裡弄到了一份「蘇聯莫斯科電影藝術學院的招生簡章」。然後,她就此事又徵得了蘇北黨組織上的同意。但她苦於不知怎樣才能獲得出國護照。對此,蘇北黨組織建議她在上海找夏衍幫忙。
  夏衍和董竹君很熟。戰後,新裝修的錦江飯店特設了一個「特別間」,專供文化界人士聚會之用。夏衍就當然成了「特別間」的常客,而且連吃帶用從不掏錢。
  一天,夏衍到錦江川菜館吃飯。董竹君將其女國瑛希望出國求學一事,告訴了夏,並請夏幫忙辦理出國事宜。夏對莫斯科電影藝術學院比較瞭解。從我國電影事業長遠發展考慮,夏非常贊同派學生去蘇聯攻讀電影專業。於是一口答應,將托人為國瑛辦理出國手續。
  幾天之後,夏衍來錦江給董家母女帶來不很樂觀的答覆,他說:「此事不可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目前國共談判出現僵持,局勢尚不明朗,因而許多事都不好辦,還要慎重考慮。在目前情況下,董國瑛不論是秘密北上出國還是公開北上出國,都不是時機。如果是秘密出國,蘇聯朋友把國瑛藏在蘇聯船艙裡,偷偷出境。這樣做就要承擔一定的風險。萬一被國民黨當局查出,就會直接影響國民黨政府和蘇聯的政治關係。而且,目前蘇聯官方明確反對秘密用船帶人入境。這一點是蘇聯駐滬總領事館正式答覆我的。如果是公開北上出國,就必須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出國留學的申請。這申請且不管教育部門批不批准,僅就去蘇聯的出國護照就不好辦。目前去蘇聯,是件比較敏感的事情。弄不好,我們不僅拿不到護照,反會被誤解去蘇聯有其他的目的。得不償失。現在看來,這件事不好辦。當然,不好辦,不等於不辦。我準備就此事和中共代表團的王炳南說說,請他幫幫忙。」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3)



  一天,王炳南由南京到上海出差,住在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上海辦事處。王這次來上海的任務是:1.召集陳家康、喬冠華、龔澎等人,傳達中央有關當前形勢的指示精神;2.為貫徹周恩來「盡早培育外語人才,儲備外語幹部」的要求精神,擬在上海選拔一些思想進步、有培養前途的青年學生,送到張家口外語學校去培訓。
  王炳南在上海得知董老闆女兒董國瑛要求留蘇受阻一事,立即向夏衍表示:「上海的進步青年有抱負、有志向,我們應該給予愛護和幫助。」王當即請夏轉告董國瑛,如果一時出不了國,也不要著急;可安排她先到張家口外語學校去學習;將來需要外語的地方很多,出國學習的機會也很多。
  接著,按照王炳南的要求,上海地下黨立即安排招收學生。錄取的學生都要經王再面試一下。最後,王還要和全體學生見見面、講講話。這些活動都安排在錦江飯店進行。
  王炳南辦事周到,當晚和夏衍去見了一下「錦江」老闆董竹君。
  董竹君對王炳南十分熱情,一再向他表示,希望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的各位先生常到「錦江」來做客、用餐、會客、搞活動,還有一個「特別間」可提供給各位隨便使用。
  王炳南聽後很高興。王在上海各界的朋友多、應酬也多,請客吃飯必不可少。他聽到董老闆如此熱情的表示,忙說:「我只要來上海,必來錦江菜館。」
  「今天我們來,有一件事需要董老闆幫忙,」王炳南接著說,「我們打算在上海各區選擇一些青年學生,送到張家口外語學校去學習。你也可以幫我們選幾個學生。然後,我們還準備在這『特別間』對個別學生進行一下面試,談談話,不知是否可行?」
  董竹君說:「這件事談不上幫忙。你們有什麼要辦的事,我們盡力協助是應該的。選學生一事,可讓我女兒董國瑛去辦。她曾是滬江大學學生,她有些進步同學,都可列為選擇對象。在『特別間』面試學生,不成問題,但我個人認為不必在『特別間』,可到我家去面試學生為好。我家住在亞爾培路凡爾登花園31號(現路名:陝西南路凡爾登花園31號),那裡很安靜、很方便,也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王炳南當即表示贊成董竹君的建議。
  當晚,董竹君把這件事告訴女兒董國瑛,並囑咐她一定要辦好此事。她還提醒女兒說:代表中共來滬辦理此事的,不是別人,就是聞名中外的中共重要官員王炳南。
  董國瑛早已聽到不少有關王炳南的其人其事,早有仰慕之情,卻從沒和王見過面。今天她萬萬沒想到,要她去辦的事,竟然是王炳南佈置的任務,她感到很幸運。
  董國瑛找到了五位同學,準備應試,她還對這些同學說:選人去張家口外語學校學習,是解放區為我國外交事業儲備人才的重要舉措,機會難得。
  這天,五名大學生提前到達董家,他們的心情和董國瑛一樣,又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能有機會到解放區去;緊張的是,不知是否會被錄取。而董國瑛還有一種心情,就是很好奇地想看看這位久聞大名的中共官員王炳南。
  下午3時,應試學生在董家小樓二層的一間屋裡等候。董國瑛和她小妹在另一間屋裡,她們站在窗前,向大院後門張望,只見王炳南身穿灰色西裝準時進了後門。董國瑛出迎,將王送到樓上;又安排小妹在後門望風。
  王炳南和這幾個學生談過話之後,董國瑛還安排王在她家吃了些點心。
  王炳南對董國瑛這次安排學生見面一事很滿意,在向董表示感謝之後,順便問了一下有關董去蘇求學的情況。
  董國瑛是1946年入黨的蘇北軍人,對王炳南這類中共首長本能地就較為敬仰。當王問及董個人的出國學習問題時,董甚感親切,很感動。
  於是,董國瑛就毫無保留地把自己要去莫斯科學習的願望和交涉情況,一一說了一遍。
  王炳南聽後,胸有成竹地問:「你為什麼要去蘇聯學習電影專業?」
  「是唐納推薦的。我們看了莫斯科電影藝術學院的招生簡章。我覺得到莫斯科學習電影專業,很合乎我的志向。」
  王炳南接著說:「蘇聯的電影藝術發展得很快,在世界電影領域中,也享有一定的聲譽。然而,西方的電影藝術,特別是美國的電影藝術很是發達,獨成一體。我的問題是,你為什麼不考慮去美國學習?」
  「我是中共黨員,到蘇聯去學習電影藝術,可以在莫斯科找到袁牧之,可以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學習,還可以參加黨的組織生活。」
  「看來,你的組織觀念還很強,這很好。」王炳南很高興地接著說,「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我們在美國也有黨支部。如果你能到美國去學習,也可以在黨的領導下,按期過黨的組織生活。」
  「是嗎?太好了。有關這方面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請王先生多多給予指點。」
  王炳南和藹地說:「我看,目前去美國學習電影專業要比去蘇聯學電影專業好得多。美國的電影技術可能高過蘇聯。我們應該到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去學習,而且從目前形勢看,你去美國學習,政治風險小些。
  「你母親在上海企業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為公益、為我黨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你去蘇聯學習,國民黨政府立即會知道你母親的政治傾向。這樣一來,對幾個方面都不利。聽說你姐姐在抗戰期間,也在菲律賓馬尼拉獲得去美國留學的獎學金。這樣,你到美國,可有姐姐做伴。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4)



  「到美國之後,黨組織會為你的學習、生活作出周到的安排。
  「關於出國手續和申請出國護照等事,我可托人幫忙辦理。
  「這件事,你應該先和你母親商量一下,大家想法統一了,再考慮辦理第二步。」
  王炳南的這幾句話,條理清晰、全面周到,深深震動了董國瑛。董高興地說了幾句感激的話後,表示去美國學習是最好的選擇,並希望盡快將這一變化徵得淮陰黨組織同意後,仍請王幫助辦理出國事宜。
  王炳南對董國瑛去美留學一事,很有信心,在他離開凡爾登花園31號時,很有把握地對董說:「我們支持你去美深造。」董對王的每句話、每一表示都很重視,都很珍惜。
  董國瑛在滬等候淮陰的答覆,等了很久,沒有回音,有些著急,便鼓起勇氣跑到馬斯南路72號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去找王炳南。恰好,王正在上海。
  王炳南安慰董國瑛說:「淮陰部隊有可能已經轉移。你不必為此著急。關於你去美國留學一事,我回南京瞭解一下,下次來上海,再給你一個答覆。你耐心等著吧!」
  王炳南回南京後,向周恩來匯報了去上海執行任務的同時,順便談了一下董竹君女兒要求出國學電影專業的事情,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我們也很需要電影專業人才,應該盡早培養和儲備。上海文化界人士都對此事持積極態度,並為董女出國一事出了力,但由於遇到種種困難,而未辦成。考慮到需要和統戰,這個忙,我們應該幫。一方面先幫她和淮陰取得聯繫,然後再幫她在上海或南京辦好出國手續。
  周恩來同意王炳南的意見,具體事宜囑王去辦,並囑:如果她能順利前往美國,可讓她替我們帶幾封致意的信給美國朋友。
  沒過多久,王炳南出差到上海,他在錦江川菜館和董老闆母女說:「你們不必再等淮陰的回音了,我已向他們(淮陰新四軍部隊)打招呼了。關於辦理出國護照和去美手續一事,我介紹你們到南京去找吳茂蓀,通過吳再找國民黨政府高教部長康立武,請他們關照辦理。」
  王炳南這兩句話對董國瑛來說,是個多麼大的喜訊,她出國留學的願望,終於有了個眉目,而且這個願望還是中共代表團王炳南幫她實現的,她高興,她光榮,她自豪。她發自內心對王十分感激。
  董國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吳茂蓀。她在吳的幫助下,很快就獲得了出國護照,並辦好了去美國的簽證等手續。
  吳茂蓀對董國瑛的熱心幫助,一是因為受王炳南的委託;二是吳和董竹君也熟。
  此事在各個環節都辦理得如此之快,董國瑛深深感到王炳南在此事中的作用很大、很重要。似乎請王辦什麼事,無論是何時、何地,他都可以暢通無阻,天衣無縫地辦成。
  王炳南得知董國瑛已辦好出國手續,親自來上海向董表示祝賀。在交談中,王表示,希望董在美國拿到學位後,盡快回來,報效祖國。談完之後,王交給董四封信,其中一封是由董必武署名致美國紐約唐明照(時任美國中共黨組織負責人)的介紹信。信中介紹中共黨員董國瑛去美國攻讀電影專業,請唐明照將董編入黨支部、參加組織生活,並請唐對董進入紐約市立電影技術學院一事,給以協助;另外三封信是給國際友人的英文信,其中一封是給史沫特萊的,一封是給斯諾的。
  1947年2月,董國瑛在王炳南的幫助下,順利地離開祖國,飛往紐約。董手持王給她的介紹信,找到了唐明照。經唐協助,董考入了紐約市立大學電影技術學院。
  1949年7月,董國瑛結束了在紐約的學業,由美國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幫助下,接上了組織關係。然後,王又請中央組織部梁華同志協助將董介紹到中央電影局去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炳南曾找機會囑咐過董國瑛,王說:「電影這一行,在我們國家的基礎還很薄弱,需要有人去研究、改進、提高和發展。你在電影界,可以充分施展你的才華,人盡其才,大有作為。你好好幹!幹出點明堂來,以不辜負組織上對你的期望。」
  王炳南的一席話使董國瑛很受感動。董曾對朋友說:「像王炳南這樣的幹部不多,他很憨厚,幫助人真心誠意。每當我們出現困難的時候,他都會說,『不要緊,咱們幫助你』。」
  王炳南在抗美援朝之後,由於工作很忙,也就沒再過問董國瑛的事。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他又出使波蘭,一去就是10年。王在國外因公務忙,和國內的各界朋友都失去了聯繫,而逐漸淡忘,其中也包括董國瑛。
  1964年王炳南由華沙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蘇聯東歐司和中蘇邊界談判等工作。
  王炳南每天除閱讀文件、處理外交事務和參加外事活動外,還要到處去作報告,介紹中美會談情況。與此同時,他的訪親交友之風不改,請客吃飯之癖不變,仍然一如既往,在各系統、各民主黨派、各方愛國人士中間繼續做團結統戰工作。八小時之外,他的交往活動很多,不是在家裡招待客人,就是在外面請客吃飯,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因此,在回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和董竹君一家沒有任何來往。
  在一次全國政協開會的時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會場上偶然相遇。兩人談起了這十多年前的往事。董對王講,她於1960年,幾經周折,遷居北京;女兒董國瑛生活上一度坎坷,也回到了北京。董還感謝王過去對董家的幫助,並表示,這些往事她們將永記不忘。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5)



  王炳南很高興能和董竹君相遇,但聽到董國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很為之擔心。會後,王即去董家拜訪,又去東單看過董國瑛。從此,王又恢復了與董家中斷了十多年的來往。
  這種中斷後恢復、恢復後又中斷的來往關係,二十多年來能夠維持、能夠延續,也就很不錯了。這也說明,王炳南對董家是以誠相待,不忘舊好,不因董家有海外關係,不因董竹君出身是資產階級、大老闆而疏遠或怠慢,堅持不忘董家是統戰對象。
  這本是一堅持統戰政策,不怕說三道四、堅持善交朋友,不忘舊情、堅持光明正大,不怕涉嫌的為人之道、好作風,卻被別有用心的人粗暴地猜疑和踐踏。
  1965年8月至9月,王炳南從恢復和董家的聯繫後,去訪過幾次。僅就這幾次的交往,卻給王自己引來了一場政治災難。王的這場政治災難形成的緣由是什麼,許多人弄不清,就連當事人董家以及世紀老人董竹君至死也沒弄清。然而,王對自己的這一政治災難,從一開始,心裡就非常清楚。
  王炳南對我說:「我去看過董國瑛幾次,完全是一般性的訪友。我們見面後,免不了暢談往事、聊聊眼前。所談的內容,你一句,我一句,雜亂無章。諸如,我們談到美國的摩天大樓和街心公園、美國的舞台藝術和好萊塢的上市電影;美國人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在美國和美國華僑社團;美國西海岸的風光和華沙的風土人情等見聞趣事等。但我們從不談國家機密和外交機密。
  「就是這樣幾次到董家訪友,卻被謝富治、康生捏造成我在從事間諜活動,說董國瑛是國際間諜,說我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報,並以涉嫌間諜案向總理辦公室作了報告。」
  周恩來對這樣一個不調查、不研究、上綱上線的報告很不高興。
  周恩來對此報告,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不理,既不能聽之任之,也不能姑息、護短,但可以看出,周不同意謝富治、康生(中央文革領導成員)對此事的結論。
  為此,一天夜裡,周恩來把王炳南叫到西華廳。
  周恩來向王炳南說明情況並聽了王的解釋後,嚴厲地批評了王。最後周囑王:去看看董竹君是可以的,不忘老的統戰關係是無可非議的,但董國瑛那裡就不必再來往了。周還表示,不讓王去董國瑛家,並不說明謝富治反映的情況和意見是對的,也不說明董國瑛有什麼國際間諜之嫌,而是沒有去看董家女兒的必要,以免再授人以柄。
  王炳南對周恩來的批評和意見誠懇接受。關於不准再去看董國瑛一事,王表示,沒有問題,可以做到。
  幾個月過去了。董家母女不見王炳南來訪頗為蹊蹺。
  那些年,某些過頭的政治運動給人留下的餘悸不小,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多事、惹事。有些人遇到這類怪事,就繞道而行,絕對不敢橫衝直撞;有的人遇到這類怪事,能夠得過且過的,也不願多嘴多舌。董家也不例外,因而董家對王炳南為什麼長時間不上門,出了什麼事,挺擔心,卻又不便打聽。
  王炳南中斷與董家母女的來往,使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對此,王深感不安,卻又進退兩難。
  最後,王炳南下決心,不聽邪。既然堅信董國瑛不是間諜,自己又沒洩密,何必還要忍受康生等人的陷害。周恩來不准他再去董家,他可以做到,但和董家通信,並沒受到限制。於是,王橫下一條心,給董國瑛寫了一封簡單的解釋信,告其:「工作忙,無暇訪友,請諒解。」信發出之後,王雖沒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卻了一樁進退兩難的心思。
  三個月之後,王炳南在辦公室收到了一封信,竟是董國瑛從邢台發來的。王看過信,才知道董國瑛在年前已隨工作組到邢台,參加「四清」工作去了。
  信中主要內容有兩點:一、邢台地震只是受了一次驚嚇,沒受到傷害。惟恐朋友擔心,特寫此信,報個平安;二、地震對北京的影響如何?她媽媽是否已回北京?這兩件事希望能得到王的答覆。
  董國瑛這封信充滿了友情和親情,她身處震中地區,還在牽掛著遠離震區的朋友和母親。這樣的信會感動任何一個讀信人;任何人都會立即覆信,回答她的問題,以安慰她在災區的惶恐和懸念。如不覆信,太不近人情。怎麼覆信?王炳南很是為難。覆信就意味著恢復和董國瑛的聯繫,就意味著違背了周恩來的忠告。
  不覆信,就意味著王炳南對董國瑛信中這一小小要求,置之不理,對來自災區的呼喚和渴望,可以置若罔聞。這樣做,太殘酷,太無情。這類無情之事,王不會做。
  從王炳南的性格和他的為人,他是做不出這樣無情無義的事情的。
  王炳南經過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可以做到既回答了董國瑛的問題,卻又不覆信。這個辦法很簡單。王在一本雜誌中的一頁上,寫了一句報平安的話。這句話上無台頭、下無落款。然後王再托人將這雜誌送到邢台。董看到這份雜誌,自然會理解是王的覆信。
  王炳南所擬就的那一句話是:「一切沒變,希望你平安回來。」
  王炳南自以為,這樣回復,一目瞭然,萬無一失。「一切沒變」四個字,直截了當:一是地震之後,北京的親友安然無恙,沒有變化;二是長期沒有聯繫,然而大家的懸念和往常一樣,沒有變化;三是其母董竹君仍在上海,沒來北京,仍如以前一樣,沒有變化。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6)



  「希望你平安回來」七個字也只是在一般通信中,不可缺少的客套話,無可挑剔。而且這份雜誌不封不包,任何人都可以看,透明度很強。
  王炳南處理此事,只看到順利的一面,而沒有看到複雜的一面,聰明反被聰明誤。他自以為已經很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困惑問題,但萬沒想到這本雜誌又給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那位告發王炳南向國際間諜洩密的謝富治、康生,並沒有因為周恩來對王不處理而善罷甘休,而是繼續派人在密切窺察此案的發展。
  王炳南托人送出的這份雜誌,沒經多久,又從邢台轉到謝富治手裡。
  謝富治依據這雜誌中的七個大字,大做文章,他說這七個字是國際間諜常用的暗語和暗號,並添油加醋地聯合康生向周恩來作了書面報告。
  周恩來看到謝富治、康生的這一書面報告很生氣。當天周把陳毅找來,對陳說,我已提醒過王炳南,暫不要和董家女兒來往,不要再授人以柄,王也同意,還保證照辦,現在卻又變著法地和董家女兒通信,為什麼這樣不嚴肅。我們不能再得過且過,要給王敲敲警鐘。我不反對謝、康的建議,暫時停止王炳南的對外活動,有些文件也不要看了,可讓他抽出更多的時間,認真地檢查一下自己的錯誤,並讓他寫出檢查報上來。請陳毅明天到外交部,在部黨委常委會上宣佈這一決定。
  第二天,陳毅在外交部黨委常委會上,也就是說在小範圍內,宣佈了周恩來的決定。從此,王炳南就開始了「在家閉門思過」的日子。
  這一思過,就是十年。
  王炳南在家思過不久,就趕上了「文革」時期,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最後他被整得家破人亡。
  最初閉門思過時,王炳南經過認真思考,心情已由懊悔不安轉為平靜,由對謝、康的義憤轉為自責,也開始冷靜地檢查和認識眼前所發生的事。對要他寫出檢查的要求,他誠懇照辦,並表示他要實事求是,嚴肅對待,把問題說清楚,認真檢查自己。
  王炳南在檢查中,寫清楚了和董家母女的來往情況、和她們交談的內容;檢查了自己不肯斷絕與董家來往的原因和錯誤;交待了在雜誌上寫了一句報平安話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活動;總結了幾條統戰工作的體會。最後他毫不含糊地說清楚了:一、他沒向外洩露過任何機密,他沒在董家談過任何外交機密;二、不認為董家母女是國際特務。
  王炳南將檢查寫好之後,通過部黨委送到了陳毅處。
  一周之後,王炳南的書面檢查經中央領導人傳批,已由中央辦公廳退回外交部。
  幾位中央領導人在王的書面檢查第一頁上留下了筆跡。陳毅的批語是:「請總理閱批。」周恩來的批語是:「問題都已提到,也有認識,請主席閱示。」毛澤東在他的名上畫了一個大紅圈。
  從中央領導人的批示看來,王的這份檢查,誰都沒有異議,已被順利通過。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給人一個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問題已經過關,「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發展並沒有那麼簡單。
  事實上,王炳南的處境依然如故,部黨委沒恢復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裡閉門思過。隨著「文革」形勢的發展,王的處境更加不利。
  形勢變化嚴峻、逼人。原來窺測王炳南、並定其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問題不放。謝富治、康生雖然不便明目張膽地出面找茬子,但他們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罷休。
  沒有多久,康生的同鄉、文革「旗手」江青在什麼地方吹出一股冷風,說「王炳南是壞人」。
  事情發展得為什麼如此之壞?比想像的還要壞?這是為什麼?當時誰也猜不透。
  王炳南得知這頂莫名其妙的大帽子後,情緒頓時較為緊張,他對我說:「說我是壞人,絕對不會是毛主席。毛主席很瞭解我,對我很好。1945年在重慶,我是毛主席的私人秘書,我們朝夕相處43天;1947年在延安,毛主席對我很關心,還把我找去陪他吃午飯;在中美大使級會談期間,我多次見到毛主席。因此,如果有人說『主席說我是壞人』,我不相信;如果有人說『江青罵我是壞人』,我覺得確有幾分可信之處。因為江青說話隨便,不負責任。她出口傷我,一是和康生對我的誣告失敗大有關係;二是我對江青其人比較瞭解,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不小心得罪了她。」
  果然,不出王炳南之所料,經筆者事後核實,說王炳南是壞人的,不是別人,正是江青。
  來自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這頂「大帽子」非同小可,致使外交部許多人幾個月都弄不清的「王炳南失蹤問題」立即升級、加碼。在這種政治壓力下,王就是有一百張嘴,也難把事情說清楚。
  為什麼江青藉機向王炳南發難?原因很簡單。這是因為王炳南對江青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老底兒瞭如指掌。
  1936年至1938年,王炳南身為楊虎城的親信、代理人,受楊虎城的委派,活躍在上海各界;西安事變之後,王炳南在上海還掛上了宋子文手下水利專員的頭銜,從事政治和文化活動。由於王炳南的活動能力較強,在各黨派間的影響力較大,他在上海灘享有很好的聲望。當時,王除了擔任「救國會」的中央委員,還出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又稱國際宣傳部長。出自黨的工作需要,王和夏衍、潘漢年、陽翰笙、趙丹、王瑩、關露等文藝界知名人士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而,王對藍平在上海的全部情況,以及藍平改名江青去延安的情況十分瞭解。這對江青來說,如不及時拔掉王炳南這個眼中釘,必有後患。康生和江青配合得十分默契。康生對江青的事聞風而動,決不錯過效忠江青的這一機會。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7)



  康生其人野心很大。有人說,康生深知欲要攀龍,先要附鳳的古訓,遂把江青當作向上爬的砝碼;也有人說,康生和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康生為了投江青之所好,對瞭解江青底細的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包括王炳南在內均視為隱患,決心一一處理。因此,當江青給王定了性、吹了風,康生就要千方百計地對王施壓,欲把王置於死地而後快。
  王炳南的一位老朋友對我說:「康生告發王的『特嫌』一案,說不定是江青授意干的。」
  不久,王炳南被造反派關進了外交部辦公樓的地下室,從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炳南在地下室,雖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個人情緒卻沒有太大變化,他仍然一如既往,泰然自若。
  平日裡,王炳南對別有用心的軍代表和造反派的野蠻審訊,雖然有些氣憤,有些煩惱,但對那些無知年幼的造反派也無可奈何。後來,時間長了,經歷多了,王也就不把那些無理取鬧的審訊當回事。
  平時,王炳南在地下室除了看看書,打發一下時間外,他最為放心不下的事是,他的妻子張浴雲和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他擔心他妻子、兒子受他的株連,也在跟著受罪。他盼望著家人、妻子或兒子來地下室探望探望他一下。他渴望知道親人們的情況。
  但是,當時的軍代表和造反派堅決不准孩子們來探望他們的父親,也不准王炳南和家人有任何聯繫。對此,王炳南焦急萬分。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而且是接踵而來。
  有一天,外交部造反派頭頭給國務院外辦打電話說,外交部準備安排一次全部大會,批鬥王炳南,屆時,請國務院外辦的造反派把王的妻子張浴雲(張自駐波蘭使館回國後,被分配在外辦工作)押到外交部會場陪鬥。
  在外辦接此電話的,恰好正是忙於日常工作、堅守崗位的張浴雲。她聽到造反派要押她到外交部陪斗非常憤怒,她火冒三丈,大罵極左分子無理取鬧。
  張浴雲本來就是一位剛直不阿、愛憎分明、從不隨聲附和的女性。況且,張已經是經歷了近二十年的工作經驗,既無「政治辮子」可揪,也無什麼「尾巴」可抓,頭上又沒有什麼烏紗帽,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一身清白的普通幹部。因此,造反派要押她去外交部陪鬥,她當然不肯。當時,她很氣憤地對外辦的同志說:「我是在全國解放前,隨愛國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投奔共產黨的;參加工作以來,我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一心一意,從不懈怠;入黨以後,我忠於革命、忠於黨,從無二心。憑什麼要我到外交部去陪鬥?丈夫受批鬥,妻子就得陪鬥,這是什麼邏輯。這樣株連,還有什麼公理可言,還有什麼黨的原則可言。況且,王炳南二十多年一直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吧。而且王炳南也是一個經過四十多年考驗的老黨員,他何罪之有?有缺點有錯誤可以批評,可以幫助,憑什麼要批鬥?憑什麼還要押我去陪鬥?」
  張浴雲的這番慷慨陳詞,有誰聽啊?堂堂一個國務院直屬部門竟然沒有人敢出來說句公道話。
  一些外辦的同志對張浴雲很同情,對外交部造反派的極左做法很不滿意,但又愛莫能助。
  張浴雲對造反派很反感,但內心裡也很怕。於是,她當天就離開外辦,到親戚家躲了起來。
  外辦造反派得知後,立即派人到處搜尋,最後將張浴雲押回了外辦。
  外辦的造反派頭頭們對張浴雲的不滿情緒十分牴觸,對外辦某些人的溫良恭儉讓十分反感。拿造反派頭頭的原話來說:「我們不搞出點造反的明堂來,還算得上什麼革命造反派。」於是,面對外交部造反派的叫板和張浴雲的不滿申斥,他們立即作出反應,遂決定對張浴雲立即進行立案審查,並揚言:既然外交部批鬥王炳南,要張浴雲去陪鬥,他們為什麼不可在批判張浴雲的大會上,勒令外交部的王炳南來外辦陪鬥。
  外辦的造反派頭頭和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同聲呼應,他們都是些不講政策、不講原則、不分界限、不顧深淺,也不計後果的能手。他們決心已定,便立即採取行動,先給張浴雲扣上三頂「大帽子」:一、張是從香港回國的潛伏特務;二、張是國民黨軍閥的大小姐;三、張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老婆,並根據這些罪名,對張實行專政,立即進行關押審查。
  這天晚上,張浴雲沒能回家,急壞了在家裡等媽媽回來的幾個未成年的孩子。
  王炳南的幾個兒子聚集在客廳裡,默默地等媽媽,誰也猜不出媽媽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等得越久,心情就越緊張,都擔心媽媽的安全。到了深夜,孩子們感到有些凶多吉少,紛紛表示要去國務院外辦找媽媽,去保護媽媽。東明是家中長兄,他一面安慰弟弟們不要緊張,一面直接給國務院外辦打電話,詢問媽媽的下落。當孩子們得知媽媽被扣押,都很氣憤,卻又搞不清外辦憑什麼扣押媽媽。
  王東明對父母都被關押,他那種本能的義憤、仇恨,以及其抗拒的態度,不亞於幾個弟弟,但為了安撫弟弟們,為了第二天都要上學,他不得不安慰弟弟們說:「不要著急,急也沒有用;去找媽媽,外辦也不會讓我們進大門,去了也沒用;只能明天到外辦去打聽一下再說;至於憑什麼扣押媽媽,問也沒有用,肯定是受爸爸的株連。現在我們惟一的心願是,能確保媽媽的人身安全就好了。」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8)



  「文革」中這種突如其來的悲劇很多很多,何止王炳南一家。但是,像王炳南這樣1925年入黨的高幹,夫婦同時被專政,同時被隔離審查,這在外交部是絕無僅有的;像對待張浴雲這樣,造反派不與任何方面打招呼,也不通知家屬,就扣押,就隔離審查,這在外交系統裡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種原始式的粗暴行為,不僅給王的家屬留下終身難忘的「仇恨」,也在一些知情人的心靈裡,播下了難以平息的義憤。
  事後,王炳南就張浴雲被扣押事曾說:「張浴雲性格倔強,平時說話直率,說不定什麼時候得罪過人。我看,在運動中讓她接受同志們的批評、批判,讓同志們出出氣,讓她自己接受一些教育,也就沒事了。無論怎麼說,她的問題也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發生。況且外辦是國務院的機關,他們是會注意政策的。後來我聽說,給張浴雲定了三條罪名,這種強加於人的誣陷做法,令人氣憤。他們這種沒有章法,牽強附會的做法,一夜之間,可以把忠於職守的黨員幹部變成敵人,實在是荒唐到了極點。」
  「造反派對張浴雲實行專政,實在太冤枉她了。造反派他們硬要這樣做,無非是受我的株連。對這件事,我很內疚。當時,我最擔心的是怕張浴雲想不開,同時,我也牽掛幾個上學的孩子沒有人照顧。」
  張浴雲被關在國務院外辦的一個小屋子裡。她自知清白,卻遭誣陷。她想不通。她對那些亂扣「帽子」的造反派、對那些無理取鬧之徒都極為蔑視。因此,造反派的吶喊和批鬥只能給張浴雲帶來反感和憤怒,卻動搖不了她那威武不屈的性格。
  張浴雲雖然如此堅強,但她無法平息自己當妻子、當母親的那顆牽掛的心。她最牽掛的是丈夫王炳南。平時,王被拉走批鬥,她非常心疼。現在,已無法知道丈夫的情況,她心如刀割。還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無人照顧,也使她放心不下。牽掛親人的苦惱,使她深受折磨。她想想過去和現在,想想家人和自己,她委屈、憤慨,她悲痛欲絕。
  張浴雲經過幾天的折磨,她下定決心,不予屈服,決不容忍造反派對她和對她丈夫的誣陷、她決心要跟造反派對抗到底。
  於是在外辦,就出現了張浴雲在失去自由期間,兩次逃獄,兩次被造反派抓回來的事件。
  一天晚上,張浴雲為了急於瞭解丈夫和孩子的情況,她決心越「獄」逃走。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悄悄地走出了關押她的小屋子。她擔心在路上會被熟人碰上,便徒步從府右街走到了史家胡同。
  三個孩子東明、朝明和波明見到媽媽回來,喜出望外,紛紛向媽媽敘述父母不在時的悲慘生活和爸爸挨批挨斗的近況。張浴雲聽到失去自由的丈夫仍在受罪,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和心酸,她流淚了。
  張浴雲不敢在家久留,擔心造反派會派人來抓,便抓緊時間對孩子們囑咐了幾句話。她說:「你們不要緊張,不要怕。天塌不下來。我和爸爸都沒有問題。造反派強加給我們的『特嫌』罪名,都是捏造的。我們都是清白的。我們幾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問心無愧。造反派把我們進行隔離審查,給我們亂扣帽子,都是在搞極左,都是錯誤的。我們遲早都會回來的。你們要聽爸爸的話和大哥的話,要安心學習,不要亂跑。」
  接著張浴雲對王東明說:「東明;你是老大,是哥哥。弟弟們要靠你照顧。你要學會堅強,不管遇到多大困難,都要挺下去。」她說著,便從包裡拿出了一千元錢,交給東明,又說:「你們哥兒幾個要學會獨立生活,媽媽一時無法照顧你們。這一千元錢,可供你們的生活開銷。媽媽會回來看你們的,你們不要擔心媽媽。」她含著眼淚一面囑咐,一面環顧著三個未成年的孩子。
  懂事的老大王東明說:「媽媽你別擔心。我們都大了。這錢我不要。我們也不會花錢。把錢帶在媽媽身邊或許有用。」
  張浴雲和三個兒子的這一席話,誰也沒料想到,竟然成為她的遺囑,竟然成了和兒子們的最後一次談話。
  張浴雲向孩子們囑咐之後,就離開了家。
  她們母子在家門口分手,十分悲慘和無奈。善良人們的心靈都期望他們母子們能夠解除厄運,早日團聚。但誰也沒想到,張浴雲和兒子們這次分開,竟然成了殘酷的訣別。
  張浴雲為了不使她的事連累孩子,便連夜離開了史家胡同。她既然已冒著風險逃出「虎口」,她就不會再犯傻、再回外辦,去向造反派認罪,去接受兩派造反派輪番的批鬥。她橫下一條心,不向極左思潮低頭。她決心不回外辦。
  那麼,張浴雲該去什麼地方躲一下呢?她怕牽連同情自己的同事,便投奔了在北京的親戚家。
  沒躲過幾天,張浴雲還是被造反派野蠻地押回了外辦,並仍然被關押在外辦的小屋子裡,還加強了警戒。
  張浴雲被抓回來之後,免不了挨批、挨鬥,被扣的帽子越來越多,被定的罪名越來越升級。
  造反派的批鬥和對張浴雲人格的污辱,並沒使張屈服,反而更加激起她的憤怒。
  張浴雲第二次逃出外辦小屋,也是在一個深夜裡。她這次逃出,為了避免再被抓回,既不回家,也不到親戚家,便徒步走到了一位老同學家。




風雲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9)



  後來,也不知什麼原因,張浴雲又被造反派野蠻地抓回了外辦。
  造反派為了懲罰張浴雲對抗「革命行動」,給張在脖子上掛了黑牌。黑牌上寫有「潛藏特務」的罪名。不僅如此,造反派還把張剃了個陰陽頭,並召開大會進行批鬥。這種人格上的污辱,使張無法承受。
  王炳南得知上述情況後,很難過,很擔心,怕張浴雲經受不住這種折磨。王為了提醒張能夠想得開些,不要幹傻事,便寫了一個便條,求人帶給張。小紙條上寫道:「你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要正確對待自己,要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切要注意自己的身體。」這小紙條的前半句冠冕堂皇,關鍵是後半句,要她「注意身體」,意思是家人都盼望著她平安無事,希望她想得開、撐得住;家人都等待她健健康康地回家。
  王炳南的小紙條雖然對張浴雲是個很大的精神安慰,也起了某些穩定情緒的作用,但批鬥壓力來勢兇猛,誣陷和謾罵使張的身心受到很大傷害。
  在一次批鬥大會之後,張浴雲回到小屋,大哭了一場。她絕望了。當天深夜,張借上廁所的機會,面對東城,用腰帶自縊身亡。
  外辦是國務院辦事機構。周恩來得知此事後,立即親自到現場去看了張浴雲的遺體,他還氣憤地說:「你們還打了人!」接著又指責問,「此事告訴炳南同志沒有?」
  外辦有關人員立即派人到外交部,將此事通知被隔離審查的王炳南。
  這一噩耗對王炳南的打擊很大。王知道,張浴雲之死是由於他的株連造成的,他心如刀絞,雙目湧滿了淚水,連一句她受委屈的話都沒聽到,就這樣含冤去了。
  張浴雲之死,給本來就處於不幸境地的家人帶來了更大的悲痛。
  王炳南在外辦工作人員陪同下,來到外辦的小屋,見了愛妻最後一眼。
  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造反派專案組同意王回家把張浴雲去世的事告訴孩子們,但只許10分鐘,而且還要在造反派專案組人員陪同下前往。
  張浴雲之死,使這個家就像少了頂樑柱似的散了架子,人亡家也破。
  不久,王炳南被押送到江西干校勞動改造。
  王炳南在去江西前,以回家拿些衣服為由,要求回家一次,順便看了看幾個未成年的孩子。造反派專案組雖批准同意,但必須在專案組的陪同下,快去快回。
  王炳南到家後,背著專案組的人對東明、朝明、波明說:「家裡這些東西分成幾份,你們每人一份。你們的爸爸、媽媽都不在了。你們今後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我走了。……」王說到這裡,就哽咽住了。
  幾個未成年的孩子陷入茫然之中,不知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
  一天中午,幾個孩子正在吃飯的時候,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陪同仲曦東(外交部副部長)到王家來看房子。孩子們不敢吭聲,只聽到仲對馬說:「這房子不錯。」兩天之後,外交部為了給仲騰房子,下令讓這幾個未成年的孩子搬出史家胡同四合院。
  年僅15歲的王東明一面承受著失去母親的悲痛,一面還要承受挑起全家大梁的壓力。悲痛、焦急使他那幼小的心靈,受到嚴重傷害。從此,他沉默寡言,整夜失眠。不久他由學校分配上山下鄉去了山西農村;王朝明去當了兵;最幼小的王波明也過早地開始了獨立奮鬥、自食其力的生活,並嘗盡人間的酸甜苦辣,經受了社會鍛煉。
  政治迫害和家破人亡接踵而來,使王炳南的身心一次次地受到傷害。這種傷害,儘管十分殘酷,但它並沒動搖王對革命事業的崇高信念。
  王炳南堅信,自己沒有特嫌問題;董家母女不是國際間諜;自己沒向董家洩露過任何外交機密。
  王堅信,終有一天,會還他一個清白的。
  王堅信,嚴冬必然會隨風而去,春風終究會吹暖大地。
  王炳南的堅信和他那堅韌的性格,使他從艱難中挺了過來,難能可貴。
  但是,特嫌罪名給王炳南帶來的災難,也夠驚心動魄的了。
  這位對中國革命有著很大貢獻的前輩、這位從三十年代就為我黨的官方外交、民間外交鋪路、又與美國周旋多年的老外交家,竟然隨隨便便地被誣陷為「特嫌」,並被迫害得家破人亡。這是一個人為的災難。這是別有用心的陰謀家、造反派頭頭作出的一樁親者痛、仇者快的罪孽。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


  有一位德國姑娘,名叫安娜利澤,曾是柏林大學歷史和語言學研究生,精通德語、英語和法語;24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早年在德國,她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多方活動,開展鬥爭,曾兩次被蓋世太保逮捕入獄。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1)



  在中國反法西斯戰爭中有許多無名英雄,他們的功績,使後人讚頌;他們的勇敢精神,使後人激動不已,特別是來自法西斯策源地德國朋友的無私貢獻,更令後人敬佩。
  有一位德國姑娘,名叫安娜利澤,曾是柏林大學歷史和語言學研究生,精通德語、英語和法語;24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早年在德國,她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多方活動,開展鬥爭,曾兩次被蓋世太保逮捕入獄。
  監牢之苦並沒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鬥志。她被營救出獄之後,便隨丈夫王炳南來到中國,改名王安娜,並繼續開展反法西斯的鬥爭。
  王安娜在中國的活動和工作,由於王炳南的關係,均得到周恩來和宋慶齡的關照和安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她悄然回國。而她留給中國人的、特別是知情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主要是她完成了別人無法完成的任務:她作出了別人難以付出的貢獻。
  她的成功事跡難以全面介紹,僅就給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介紹如下:
  一、第一個八路軍的外國女少校
  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一天,在重慶,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說:「周恩來請你去見他,有一件緊急的事情要你去辦。你剛從香港回來,也沒好好休息。看來,你沒有時間休息了。」
  王安娜聽王炳南說有新任務,又是周恩來親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還有一定位置,非常高興。但不知這件要辦的事情是南下,還是北上。不管是南下還是北上,她自我感覺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是南下,她已受命去過印支,去過香港,還去過南線搞聯絡、搞運輸。這些任務對她說來,早已駕輕就熟;如果是北上,到華北前線,那更不難,她既有去長沙、南昌前線的經驗,又有去延安的經歷,可以說,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撓不了她去完成任務。
  她懷著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去見周恩來。
  周恩來出迎,並把王炳南夫婦領到了他的住房,還招待他們喝茶、吃花生。氣氛雖然比較輕鬆,但王安娜仍急著要知道周恩來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要她去辦。
  周恩來對王安娜說,有一個緊急任務,只能由她去辦。也只有她有條件把這件事辦好:「請你前往貴陽去一趟,去接收一批紅十字會指定給八路軍野戰醫院的醫藥品和補給物資,同時還要和紅十字會會長林可勝博士商談一下今後的合作問題。」
  王安娜立即表示:「這一任務我一定會辦好的。接收和運輸這類物資我已辦了好多次,已摸到了一些頭緒。南部邊防的海關和邊卡我也都熟悉了,辦起事來,都比較容易。至於和林可勝博士商談今後的合作問題,我認為更為方便。林可勝博士和他的秘書都和我很熟。我和他們的關係是孫夫人(宋慶齡)給我建立起來的。這次讓林博士和八路軍建立合作關係,極為容易。我去一說就行了。況且和八路軍建立合作關係,也是紅十字會會長應該做的事,也有他們的需要。」
  周恩來頻頻點頭,很欣賞王安娜辦事的爽快勁,說的話也在理,正要說什麼,只聽王安娜又接著補充說:「我是『保衛中國同盟』駐重慶的代表。我正要找機會向林博士談談『保衛中國同盟』的新計劃。巧得很,機會來了。」周恩來很高興看到一個德國人對我軍、我黨的工作這麼投入,連忙表示相信此次貴州之行,一定會圓滿完成任務,而且還可以一舉兩得。接著他還說,讓王安娜隻身一人,走南闖北,為我們工作,實在有些不安,還不知在沿途上會有什麼困難。
  在提到沿路有無困難時,周恩來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說:
  「我會讓八路軍辦事處發給你一張軍用通行證,同時,我們任命你為八路軍少校。有這樣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檢查證件,對你多少也要客氣一點。」
  「感謝周恩來先生考慮得如此周到。我會很珍視這一張去貴州的通行證。」王安娜並非有意強調此證專為去貴州之用。
  「不,不只是去貴州可用,這張軍用通行證對你去華北前線,也會有幫助的。」
  「我很高興。這種幸運,別人是無法想像的。我一定要認真地去完成任務,不會辜負周先生的期望。」
  王安娜說著便和王炳南一起離開了八路軍辦事處,回到自己的住處,立即投入行軍前的準備工作。
  王安娜在出發前遵照周恩來的意見,辦了一個八路軍少校軍官的軍用通行證。
  許多人都認為辦理這個通行證,是組織上對她的關照,也是她應該獲得的待遇。然而,王安娜卻不完全這樣看。她感謝周恩來對她的關懷,感謝組織上給她辦理了軍用通行證,但她本人對證件這類東西,從來就不當回事,可有可無。她的辦事哲學是靠本事,而不靠依賴什麼。
  一路上,她不願麻煩別人,卻很願意幫助別人。
  有一次去印度支那的邊防上,許多執勤的法國人和王安娜相處得很熟。因為這些法國人大部分都出生於亞爾薩斯——一個法國東北部講德語的地區。這些法國人聽到王安娜講德語,好像見了老鄉,格外親切,因而只要聽說是王安娜要運輸的貨物,都一律免檢放行。這樣一來,王安娜在南疆邊防地區就出了名了。許多地方官員或私商紛紛來求王安娜幫他們辦理運輸出境手續。這些要求,王安娜從不拒絕,有求必應,但她從不向人家索取什麼。有的人要給她送紅包,都被她婉言回絕。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2)



  王安娜在中國那些年,不論是受孫夫人委託辦的事,還是周恩來委託辦的事,她腦子裡想的是如何高效、高速、準確地把事情辦好,從不把周恩來或孫夫人二位的大名掛在嘴上。當她自己遇到困難,都是自己設法克服,從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去搞特殊。
  有一次,王安娜由南疆邊防要去南寧,因為沒有交通工具,無法上路。正巧碰上一位在河內一家餐廳裡相識的年輕醫生。這位醫生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他有車去南寧。王安娜便和他商量搭他的車,她說:
  「我因需要,必須明天趕到南寧,然後北上,現在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求你幫忙,搭乘你的車。」
  「很抱歉,不是我不幫忙,因為紅十字會有規定,不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不得乘坐紅十字會的車。」
  王安娜很有禮貌地又說:「這個規定,我也聽說過。如果我不是為了急於北上,也就不來麻煩你;如果不方便搭車,你也別為難,我也不麻煩你了。」
  這位年輕醫生看到這位和氣的外國婦女,也不便生硬拒絕,便勉強同意王安娜搭車,但他一直很不情願。一路上這位年輕醫生一言不發。
  汽車快到南寧時,醫生開口問王安娜:「到南寧住到哪裡?」
  「還沒有定。」
  醫生沉思了一會兒說:「政府招待所你是住不上的,把你送到教會去住怎麼樣?」
  「可以,謝謝你!」王安娜也不反對,她覺得住在哪裡都沒有關係。
  醫生在送王安娜去教會之前,想先到政府招待所問一下,他預訂的房間有無變化。於是,汽車在政府招待所門前停下,醫生便急匆匆地下車進了招待所,把王安娜一個人留在汽車裡。
  招待所門前,有一個衛兵。這個衛兵是國民政府李將軍的下屬,和王安娜較熟。這衛兵發現坐在車裡的是王安娜,便大聲叫道:「王安娜來了!」衛兵這一喊,驚動了在招待所內主持開會的李將軍。
  李將軍在一些上校軍官陪同下來到車前,並把王安娜請下了車。
  李將軍不安地問:「怎麼就你一個人,連個護送、迎接的人都沒有,太不像話,太委屈你了……」一連串關心而又不安和埋怨的話說個不停。
  正在這時,那位同路來的年輕醫生從招待所走了出來,他見到這個場面,有些發愣。李將軍轉身問這位醫生:「你認識她嗎?」
  「不認識,她只是在三個小時之前,求我同意搭我的車來的。」
  這時李將軍大聲說:「年輕人,你給我們送來了一個大人物。她是受孫夫人和周恩來之委託,出來辦大事的人。她還是你們紅十字會會長林可勝的老朋友。」醫生愧疚地忙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不知者,不為過,失敬;請原諒!」
  王安娜是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去工作、去奮鬥,從不把自己的大招牌掛在嘴邊。這次貴州之行,也沒把她的軍事通行證和少校頭銜當回事。但她萬沒想到這個少校頭銜,真的幫了她一個大忙。
  王安娜在貴陽,從紅十字會接收到一批醫藥品和補養物資,便立即裝車,並押運趕路回程。路上,一行六人押著一車貨物,翻山越嶺,十分辛苦。由於沿途沒有照明,他們只能白天行車,夜裡宿營。
  這天晚上,貨車路經一個小鎮。王安娜決定:在這個小鎮上吃晚飯,並在旅館裡休息,天亮再走。
  這個小鎮的老百姓從來就沒見過外國人,更沒有見過外國女人。而且更使這裡老百姓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單身外國女人,竟然可以和幾個大兵坐在一個貨車裡,顯然不會是什麼正經外國女人。霎時間,一些流言像流星似的傳遍全鎮。
  這些流言很快就引起當地警察的注意。
  王安娜在小鎮的出現,引起眾人好奇,流言蜚語也不少。這對王安娜說來,根本就沒當回事,無所謂。她經過一天汽車上的顛簸勞累,晚飯之後,只剩下一個願望,趕緊回旅店,躺下睡覺。
  鎮上的旅店很小,也很簡陋。隨行的行政官員為了節約,只租了三個雙人間,並安排王安娜和司機同住一間。對此,王安娜也覺得無所謂,戰爭時期,有個地方睡覺就已經不錯了。她二話沒說,一頭栽到床上睡著了。
  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幾個警察闖進了小旅店。
  王安娜正在酣睡,她聽到一陣重重的敲門聲,也不想去理他。
  同房住的司機嘟嘟囔囔地去開門。門一開,闖進來幾個警察。
  司機很惱火,他壓著怒火忙問領頭的警察:「你們是幹什麼的,憑什麼半夜三更不讓我們休息?!」
  帶頭的警察開了口:
  「我們是警察,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們是八路軍。」
  「車上裝運的是什麼?」警官追問。
  「是紅十字會的醫藥和器材。」
  「既然是八路軍運物資的,那個外國婆娘是幹什麼的?」這是警察要問的主要問題。
  「她是我們的領導。」司機的回答剛一落音,警察吼了一聲:
  「胡說八道,八路軍我見得多了,從來沒聽說,一個外國婆娘成了八路軍的頭目。」一個警察說,八路軍中有女頭目,可是八路軍是中國的部隊,怎麼能有外國婆娘當頭目?這裡有詐……
  領頭的警官比較沉著,對司機說:「那個外國女人有證件嗎?」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3)



  司機不願驚動王安娜,便哀求警官說:「她一路上很辛苦,已經睡下了,別再吵她了,看我的證件就行了嘛。」
  司機這麼一說,警察就更覺得有「戲」,非要檢查王安娜的證件不可。
  王安娜躺在床上,動也沒動,司機和警察的對話,她聽得一清二楚,她覺得很好笑,也很好玩,又覺得這樣僵持下去,影響睡覺,而自己確實不想起來,連眼睛也懶得睜開。於是,她無可奈何地從手袋裡拿了軍用通行證,還說了一句:「拿給他們看,如果他們再鬧,可就……」說著說著,她翻了個身又睡著了。
  警官看了八路軍女少校的軍用通行證,嚇了一跳,立刻給司機敬了個禮,然後又向睡在床上的王安娜行了個舉手禮,還悄悄地對司機說:「真對不起,是誤會,請原諒,請向少校美言幾句,我們得罪了。」
  警官一邊說,一邊帶著這幾個警察輕輕地離開了王安娜的房間,在門口又向幾位隨行的八路軍個個敬了舉手禮。
  次日清晨,旅店的服務員特意到王安娜的住房裡慇勤了一番。使王安娜從起床、吃早飯到登車出發,都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不僅再也聽不到別人從旁議論什麼,反而聽到左一個「請少校」,右一個「少校請」叫個不停。
  此時此刻,王安娜雖然對這些恭敬的稱呼和表現不感興趣,也不去理會,但她不會體會不到周恩來辦事真細緻、真周到。如果沒有這個管用的「軍用通行證」,昨夜不僅睡不好,說不定還會遇到難以想像的麻煩。
  二、冒名探獄營救「七君子」
  上世紀三十年代,由科學家、律師、編輯、實業家等愛國人士組成的「救國會」在上海十分活躍。該組織的主要成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史良等七位愛國人士(人稱七君子)為抵制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多方活動,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團結抗日,並在全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愛國浪潮。這樣一來,惹惱了蔣介石。
  蔣某遂下令逮捕了這七位愛國人士,並將他們扣押在上海第二特區監獄。
  當時,上海工人、學生和各界愛國同胞自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強烈要求無條件釋放「七君子」。對此,蔣介石有些不好辦。蔣某既不敢將「七君子」訴諸法律程序,也不願輕易釋放他們,又怕獄外的事態越弄越大。於是,他便下令將這七人秘密由上海轉押到蘇州市吳縣橫街國民黨高等法院看守所,而且還指示蘇州,對「七君子」要嚴加看管,除近親以外,不准外人探視。這樣便激起了一個全國性聲援「七君子」的活動。
  王安娜在上海聞風而動,立即投入了這一營救和聲援活動。
  王安娜和沈鈞儒曾有過多次接觸。1936年王安娜配合王炳南活躍在上海政界和文化界的時候,曾結識了許多顯赫人物,其中她最為敬佩的就是這位「救國會」的領導人沈鈞儒。
  王安娜第一次見到沈鈞儒是在「救國會」的一次聚會活動中。當王炳南正要向王安娜介紹沈鈞儒時,這位身穿中式長衫、銀髯垂胸的沈老已主動走過來和王安娜夫婦打招呼。
  王安娜立刻被沈老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所感染。她很容易和這位中國聞名的法學家沈老攀談了起來。
  沈老對王安娜說,他對德國特別好感,他曾把三個孩子送到德國去留學。王安娜則明確表示將以實際行動支持「救國會」的活動。兩人的交談融洽和諧,使王安娜終身難忘。特別使她興奮的是,她得知沈老家裡,還有一個德國兒媳婦,長期和他兒子住在西安。這對王安娜說來,是個喜訊,在異國他鄉,幸遇德國同胞,自然十分高興,她決心去西安拜訪。
  沈老入獄後,王安娜為了營救和聲援「七君子」,在國際上竭力擴大宣傳,以爭取世界上反法西斯戰友們的支持。與此同時,她還千方百計地要和沈老取得聯繫,以便更有力地推動抗日鬥爭。
  一天,王安娜在上海一家咖啡館裡,和一位美國記者談到了這件事。這位美國記者富有正義感,對王安娜談的情況很感興趣,他表示也想寫一篇「七君子」轉押到蘇州監獄的前後情況,但苦於蘇州監獄封鎖得很厲害,很難撈到第一手材料。
  兩人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搞到第一手資料的時候,王安娜突然想起沈鈞儒有個德國兒媳婦。「有了!」王安娜突然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她非常興奮地對美國記者說:「既然蘇州監獄不限制親屬探監;沈鈞儒的德國兒媳婦又沒到過蘇州,我為什麼不冒充沈鈞儒的德國兒媳婦、堂堂正正地到蘇州監獄去探望公公呢!」這位美國記者聽後,大為喝彩。
  王安娜在上海將幼子黎明安排妥當後,立即趕赴蘇州。她以兒媳探視公公的名義,大搖大擺地走進了蘇州監獄,沒受到任何阻撓。
  沈鈞儒等六位男囚犯看到德國朋友王安娜前來探監,喜出望外,都高興得跳了起來,高聲叫著「哈羅」來歡迎她。這幾位愛國人士得知王安娜是冒充沈先生的德國兒媳名義,巧妙地冒險探獄,都捧腹大笑,並對她的誠意深為感動。大家一致認為,王安娜給他們帶來了可以和新聞界聯繫的極好機會;應該借此機會將獄中的情況和他們要求抗日的強烈呼聲,傳到獄外。
  王安娜在牢房裡呆了一個整天,和「救國會」的幾位難友們共同領略了一番獄中之苦。略有不足的是,她是以兒媳探視公公名義來探監的,只能和沈鈞儒等人呆在男牢裡,不能到處亂串,因此沒能去女牢探望一下「七君子」中惟一的一位女士。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4)



  王安娜此舉,一來是給「七君子」帶來了慰問;二來是溝通了監獄內外的鬥爭;三來是王安娜可以獲得「七君子」在獄中情況的第一手資料。
  王安娜將獄裡「七君子」的呼聲,傳到國內外新聞界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大地支持了對「七君子」愛國行動的聲援活動。王安娜的這一行動,實質上也是對我國團結抗日的總趨勢的一個極大的支持;也是對「西安事變」的一個極大的支持和推動,受到社會各界、包括中共中央有關負責人的高度讚賞。「西安事變」打響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在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中,第三條就提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就是要求蔣介石立即釋放「七君子」。就這樣,在全國形成了一個要求團結抗日的政治風暴。這一風暴對推動蔣介石團結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三、毛澤東和朱德的客人
  王安娜對中國共產黨只有好感,沒有偏見,延安這塊中共的革命聖地,是她早已嚮往的地方。當王安娜(其丈夫王炳南時任愛國將領楊虎城的代理)還在西安時,許多國際友人,諸如斯諾、馬海德等人都是經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幫忙,由西安去延安的,而王安娜本人雖然身居延安附近,卻沒有能夠去延安看看,很受刺激。特別是在她讀到一些國際友人訪問延安後的來信和報道時,她訪問延安的願望更趨強烈。當她接到好友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從延安的來信,要她快去延安時,她急了,恨不得立刻飛去延安。
  王炳南對王安娜的要求,有些為難。他認為身為他妻子的王安娜以個人身份去延安不合適,他勸王安娜說:「我們是在搞革命工作,肩負統戰任務,一定要聽黨組織的安排,不便個人擅自行動;況且目前的形勢很緊張,工作很忙,也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跑延安去考察。
  「你是中國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自由亂跑。我可不是你們中共黨員,我可不受你們黨的約束。斯諾去了,馬海德去了,史沫特萊等各國朋友都去了。我這個德國人為什麼就不能去?」王安娜認為她去延安考察是無可非議的,她接著又說:
  「你們抗日,我也抗日,我還是經過與希特勒法西斯政權拚殺出來的抗日分子。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我會作出任何不利延安的事。而且我還要通過考察,向世界宣傳延安。我還要動員全世界反法西斯民眾都能來延安看看,要他們用行動支持延安。這就是我要去延安的主要因素。況且,我目前去延安比任何人都方便。從延安方面來說,對我這樣的,不會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王炳南對王安娜的要求和看法也認為有些道理,又表示,我再考慮一下,並脫口而出說:「當然,去延安是學習,是一件好事。」
  經過與多方聯繫之後,王炳南通知王安娜:「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經與各方聯繫,都支持你去延安考察。楊虎城將軍還囑咐,派幾個警衛員把你送到延安邊界。」
  王安娜聽後,自然十分高興,一再對有關各方表示感謝,並問何時出發為好。王炳南建議她快一點走。
  「為什麼?」
  「三月初去延安的路還好走,過了月初,下起雨來,路就變得泥濘,就難走了。」王炳南很關心地對她解釋。
  「孩子黎明怎麼辦?」
  「黎明交給楊媽照顧,我又不離開西安,你就放心去延安好了。」
  就這樣,王安娜便一身輕鬆地準備出發。
  延安方面從楊虎城部的秘密渠道獲悉,王安娜將訪延安,很是重視,立即派了一名有經驗的警衛人員來西安迎接。
  出發後,王安娜和兩個來自不同部隊的警衛人員,乘坐一輛貨車,一路上搖搖晃晃,說說笑笑,很順利到達了延安。
  王安娜抵達延安時,受到了預想不到的熱烈歡迎。
  在延安廣場上,王安娜看到以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為首的,很多身穿藍色制服的革命幹部和身著軍裝、頭戴紅星軍帽的官兵組成的列隊,都在熱烈鼓掌,以表示歡迎這位來自德國的反法西斯戰友。她還聽到從列隊中傳出「歡迎你到延安來」的友好口號聲。
  王安娜高興得已經不知所措。這種誠摯、樸實、熱烈而友善的氣氛,使她陶醉,就像一股暖流,頓時衝到她每個末梢神經。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這樣的歡迎接待。她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在延安,王安娜被安排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住在一起,使這間小小的窯洞增添了很多歡樂和不少趣事。
  王安娜到延安的當天傍晚,朱德就來看她。朱德一進門,就用德語向王安娜打招呼:「你好!」一種純德國語的腔調,使她大吃一驚。
  王安娜見到來者,恍然大悟,站在她面前的竟是舉世聞名的朱德總司令,忙用德語回敬說:「很高興見到您。您來看我,實在不敢當。我應該先去拜訪您。」
  朱德謙虛地說:「你是客人嘛。」
  「我們之間常用德語交談,」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旁插話說,「朱將軍本來忘了一些德語,最近由於我給他上課,常講德語,目前他的德語比我的中文好。」
  朱德對王安娜說:「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對我幫助很大。如果你能用中國話和我們交談,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這個提議雖然獲得了三個人的一致同意,但在交談中,他們還是摻雜了許多德語。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5)



  朱德曾是留德學生,他對德國發生的一切都很感興趣。這天他和德國人交談在德國的往事,興趣很高。
  朱德說:「我於1922年至1923年曾住在柏林,還在哥丁根大學聽過兩個學期社會科學的課。」「那時候,我不只是過著書齋生活。我感興趣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還在中國留德學生中從事政治活動。1925年我因為參加了非法的示威遊行,在柏林被捕入獄。」
  王安娜插話說:「我有幸和朱德將軍一樣,也有這麼一段不幸的遭遇。」
  朱德對王安娜的牢獄之災,似乎已有所瞭解,他接著說:
  「我被捕時是在魏瑪共和國時代;而你的對手卻是納粹分子。你的遭遇比我要壞。
  「我被押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清閒得很,什麼也不管,於是我就一直在痛痛快快地睡大覺。
  「拘留所裡很安靜,沒有任何人打擾我。給我送吃的那個看守,連一句話也不對我說。
  「聽說,你也被法西斯關押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警察拘留所裡,而你就沒有那麼清靜了。
  「現在應該說,我和王安娜是同窗哩!說實在話,那段牢獄生活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
  王安娜是第一次見到朱德總司令,出自對朱德的尊重和敬仰,她想多聽聽朱的講話,不插話、不提問,坐在一旁全神貫注地聽。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則不然,由於她很瞭解延安一些領導人的作風,又對朱德的個人情況很感興趣,便沒完沒了地提出了許多問題。在強問之下,不願對外談個人私事的朱德只好談了幾句夫人康克清的情況。王安娜聽到朱德讚美康克清的話後,很想去拜會這位將軍夫人。
  朱德這晚的來訪和談話,給王安娜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王安娜事後逢人就說:「朱德將軍平平無奇,沒有架子,他待人親切,待兵如子,為人憨厚、誠懇。他雖然是位聞名於世的軍事家,但他從不因為自己的地位高、榮譽多而搞什麼特殊化。」
  朱德當晚來看王安娜,使她有些受寵若驚,她感到這次來延安,第一天就收穫很大,很滿足。
  然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則對王安娜說,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個個都很平易近人,和他們接觸交談,並不是件很難辦的事。說不定,我們還會見到毛澤東呢。
  王安娜對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這番話固然也很感興趣,但她是一個「知道知足」的人,不敢奢望在延安能見到毛澤東。
  況且,在王安娜離開西安時,王炳南對她曾有過幾句交待。王炳南說:
  「你的延安之行,純屬於是個人考察,沒有任何任務;對你也沒有任何要求。因此,到延安時,不要給人家增加麻煩,能有個地方住就行。而且,你自己必須要明確,你的身份和別人不同。你既不是前往採訪的外國記者,又不是應邀前往訪問的代表團貴賓,而只是應外國朋友之邀,前往延安聖地進行個人考察而已。在那裡能看到什麼,就看什麼;能聽到點什麼,就聽點什麼,不要提出任何要求,不要打擾人家的工作。你雖然是一位德國外賓,但你是中共黨員的妻子,不要使延安方面為難。
  「如果你能藉機向他們介紹一些德國情況、特別是德國人民反法西斯統治的情況以及在楊虎城將軍處的所見所聞,就會對延安有關部門瞭解全局形勢有某些幫助。」
  王安娜認為王炳南的囑咐很在理,應該照辦,因而,對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這一想法,只能是等等看。
  王安娜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一次集體看演出的禮堂裡。毛澤東坐的位置離她不遠。她能仔仔細細地端詳一下這位舉世聞名的中共領導人,就已經很滿足了。
  幾天之後,王安娜正在自己的窯洞裡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喝咖啡休息,突然毛澤東帶著一個警衛員走了進來,使王安娜感到十分意外。
  毛澤東那種笑嘻嘻、和藹可親的樣子,使王安娜好像面對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沒感到任何拘謹和不自然。
  毛澤東的幾句笑話和洪亮的語調,立刻把王安娜和史沫特萊帶入了無拘無束的交談之中。他們交談了許多問題,諸如德國的法西斯政權和德國農民現狀;陝西的社會現狀;楊虎城和共產黨的關係;莫斯科風光;中國現代文學;中餐和西餐的特點,辣椒和胡椒的作用等等。雙方所談的內容極為廣泛,天南地北、海闊天空。
  毛澤東談話灑脫、隨意,深入淺出,富有哲理,妙趣橫生。王安娜和史沫特萊都聽得入了迷,都敬佩不已。
  在交談中,王安娜由於聽不太懂湖南話,曾提出了不少語言上的問題,引起毛澤東大笑,使交談氣氛始終很為熱烈。
  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談到王安娜的兒子時,毛澤東馬上問王安娜:
  「你兒子的頭髮是金色的還是黑色的?眼睛像媽媽一樣嗎?是藍色的,還是黑的呢?」
  「我兒子是黑頭髮、黑眼睛。」王安娜沒想到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也感興趣,略有驚奇地回答。
  「皮膚是白色的,還是接近中國人的顏色?」毛澤東繼續追問。
  王安娜答道:「接近中國人的顏色。」
  「這真有趣!」毛澤東接著說,「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髮、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有的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麼也抵不過我們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較強。」




中國第一個德國八路軍女少校(6)



  王安娜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很實在,也很愉快。雙方感興趣的問題很多,不僅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問題,還有八路軍和西北軍的兩軍問題。雙方也都感到時間過得特別快。
  毛澤東在院子裡和王安娜分手時,表示希望王安娜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繼續他們之間的談話。
  第二天傍晚,王安娜到毛澤東的辦公室拜訪他。在這寬闊窯洞式的房間裡有兩張桌子。一張桌子是毛澤東的辦公桌。桌子上點著幾支蠟燭。燭光照在圓形的屋頂和四周白色的牆壁上,形成了許多造型的投影。另一張桌子和木箱上,擺放著許多書籍、雜誌和文件夾。
  毛澤東請這位德國女博士參觀他所收藏的書籍,並向她介紹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等人的著作和譯本。參觀後,兩人又坐下來,繼續交談。
  王安娜和毛澤東這次交談的主要內容是,有關統一戰線的事。
  王安娜問毛澤東:
  「要是統一戰線成功的話,延安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們必須適應這一新的狀況。」毛澤東回答說,「黨的現行的許多措施,大概會放棄吧。譬如,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改為減租。對我們來說,蔣介石如果真的認真抗日,我們甚至準備把紅軍交給他指揮,邊區的領導權也可以協商。」
  「你要是到我們在延安的大學去看看,就會明白的。」毛澤東又接著說,「現在,教學計劃也有所改變。馬克思主義的課程減少了。現在的中心課題是,學習游擊戰的經驗;如何組織人民大眾去完成將來的戰爭。」
  王安娜很感興趣地問:「國民黨方面是否也準備和你們協商?」
  「沒有那麼快吧,在國民黨內部,意見有分歧。不過,我們和他們是談過的。為了把要協商的根本問題,談得更深入些,我們要求國民黨派代表團到延安來。現在我們正等待著他們的到來。」
  王安娜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時間很長,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抗日統一戰線的事。王安娜非常高興。
  在王安娜向毛澤東道別時,毛澤東一面派警衛人員送她回家,一面又叮嚀了一句:
  「請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時間的話,請你看看我們的邊區。我們這個地區的面積和英國本土的面積同樣大小,不過我們這裡可以說是個非常貧困的地方。為了提高這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必須不斷地艱苦努力。」
  王安娜在延安期間,還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是,她和朱德等幾位將軍一次愉快的相聚。
  有一天,王安娜和一些領導人一起看過一場戲之後,只聽馬海德醫生喊了一聲:「同志們,用不著這麼早睡吧!我家裡還剩有幾瓶紅葡萄酒,還有花生,到我這裡來聊天吧。」
  馬海德的這一嗓子,響應者還真不少,除王安娜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外,朱德、賀龍、彭德懷也都來了,把馬海德住的窯洞擠得滿滿的。有的坐在床邊,有的坐在板凳上,還有的靠在桌子旁。大家不分上下,不分官兵,說說笑笑,把這個小窯洞弄得輕鬆愉快。
  這一偶然相聚的夜晚,給王安娜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朱德對王安娜說:
  「王安娜,你現在是不是覺得自己正在土匪窩裡啊?」朱德不等王安娜回答又接著說:
  「現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間,蔣介石出了大價錢,要他們的腦袋呢!」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了指在座的賀龍等人。
  接著朱德的話題,一位年輕的紅軍戰士講了一個故事。他說:「那是在圍剿紅軍期間,蔣介石在各個村子裡貼出告示。告示說,凡交來朱德首級者賞以二萬五千元。一天,我們的朱總司令看到這個告示,也沒把這張懸賞的告示撕掉。他很清楚,農民是不會把他出賣給壞人的。
  「過了幾天,朱總司令又從一張這類告示前面走過。他讓人取來了一支筆,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寫上:『凡交來蔣介石腦袋者,賞以一元。』這真是比什麼宣傳都要有效。」
  接著,健談的賀龍叼著他的煙斗,也講了不少笑話,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惟獨彭德懷講的湖南話,王安娜有些聽不懂,但他的談風和笑容,使在座的人深受感染。
  王安娜在結束延安之行,不得不回西安的這一天,她懷著十分惜別的心情,走出了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住的窯洞,再次漫步走上了延安的街道。沿路許多朋友都上前和王安娜握手道別。這種熱烈場面,已使王安娜難以抑制自己的激動。她流淚了。最使她不安的是,朱德和周恩來親自出來為她送行。
  朱德用德語說:「Aufwiedersehen!(再見)安娜!」「歡迎你再來!」站在周圍的朋友們也跟著這麼喊著,氣氛十分熱烈。
  王安娜坐上離開延安的貨車,激動之情,無法平靜。延安之行,時間雖短,但她所見所聞,全是新鮮而珍貴的。在她腦子裡,回味延安之行,像電影一樣,伴隨著汽車的顛簸,一幕一幕地翻騰個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動之中。




毛澤東在老外檢舉信上的重要批示


  坦桑尼亞朋友來信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中國駐坦桑大使館的招待會,搞得太豪華、太奢侈、太浪費;大使夫人穿戴著昂貴的衣服和首飾,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馳牌轎車,在顯示高貴。						


毛澤東在老外檢舉信上的重要批示(1)



  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人說北京市舊市委和外交部,是兩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從而有人對北京市舊市委和外交部,橫挑鼻子、豎挑眼。
  誠然,不管是哪個單位、哪個個人都要允許人家挑毛病,況且,人無完人。不論是誰都不是神,都不是沒有缺點、沒有錯誤的完人。因此一個人應該允許人家說三道四。
  這年2月,彭真時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組長,他曾召集小組成員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開了一個會。會後,有關人員根據會議精神,擬定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的內容是,試圖就當時對《海端罷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開的各種批判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不贊成把批判變成嚴重的政治批判。
  《二月提綱》在2月擬定後,曾在劉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開會討論過,會後,又經彭真作了修改。完稿後,先電發給在武漢的毛澤東,請其過目。然後,彭真和康生等人又親自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當時,毛澤東也沒表示反對。接著,這個《二月提綱》又經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傳閱同意後,才發至全黨的。
  外交部大部分幹部,特別是主管地區業務各司的幹部每天忙於地區形勢、國際形勢的研究,忙於辦理繁重的外交案件,都有些自顧不暇,因而對文化界的問題、意識形態中的學術問題,都不那麼關心。關於《二月提綱》前,在報紙上出籠的一些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什麼《海瑞罵皇帝》、什麼《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等文章,我們一概沒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感興趣。
  因此,《二月提綱》下達後,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細讀,只看了看頭二頁,看看批語,就算了事。
  然而,外交部有幾個政工人員對《二月提綱》挺起勁,立即組織全部人員學習,還要求,集中起來精讀文件,然後再座談討論、談體會、談收穫。
  三個月之後,5月下旬,中央又發了一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全盤否定了《二月提綱》,說「所謂『五人小組』的《二月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並說彭真「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的」。
  這個大彎子中央都可以轉了過來,我們也就很自然地跟著轉了過來。其實,我們對《二月提綱》中有關約束批判《海瑞罷官》一事,由於事不關己,就根本沒當回事。
  面對《五·一六通知》,我們開始也曾擔心會不會再有變化,心裡沒有底。我們的這種懷疑態度,嚴格說來,也是錯誤的,但當時黨內是允許我們有個認識過程,允許我們跟著轉彎子的。在一次學習會上,我竟然把這種懷疑態度說了出來。旁邊的好心人立即暗示我:「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
  為此,我一直採取觀看態度。自己沒寫過一張小字報、一張大字報。
  我沒寫大字報,並不是說我對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很清楚。不!我當時既沒有這個覺悟,也沒有這個勇氣。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裡,我什麼事也弄不清。所不同的是,我不趕浪頭,不肯盲從,僅此而已。
  儘管我對北京市舊市委的垮台,又信、又跟、又疑,但對《五·一六通知》,我還是做到了認真領會,認真對待,因為《五·一六通知》的內容,確實令人震驚,不能不聽,也不敢不聽。
  《五·一六通知》要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涉及到奪取政權的大事、涉及到變天的大事,誰也不大敢等閒視之。
  黨中央在通過《五·一六通知》的會議上,就把彭真定為和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人有反黨錯誤,並通過決議:一、停止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二、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
  就這樣,所謂在北京市這個「獨立王國」,隨著中央這兩個決議的下達,而宣告完全結束了。
  中央這一決定,全黨都要支持。但事情就是那麼不盡如人意。有的人對此事雖然也跟,但由於對一些事不理解而有些想不通。
  外交部和北京市舊市委沒有直接關係,也沒有任何瓜葛。我們一些人在不瞭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只能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走一步,看一步。
  政治形勢自上而下的發展變化,帶動了響應中央號召的一大批人,包括了外交部這幫老老少少。
  當時,來自中央發下的文件和傳下的信息,沒有人不認為國內的政治形勢有些緊張。赫赫有名的彭真,就是這位每年10月1日國慶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慶祝大會的彭真,竟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反黨分子,成了階級敵人。我們苦於摸不到頭腦,只能就文件學文件,聽中央的。至於這一反黨集團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分析、去探索。面對《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如何去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何警惕身邊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等,我們更有些茫茫然。




毛澤東在老外檢舉信上的重要批示(2)



  因此,在我周圍的人當中,除極少數別有用心、想渾水摸魚的人外,大部分人只能是響應號召、領會精神,甚至還可以空對空地領會一些道理,也可以照本宣科地講一通文件上的大道理,但許多人還是覺得接觸不了實際,懸在那裡,摸不到頭腦。
  一篇令人不能不接觸實際的《人民日報》「社論」於6月1日發表了。這篇文章有一個很響亮的標題,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該社論的內容,是號召人們行動起來,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蕩滌一切污泥濁水;還具體地指出,要人們「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人們打倒那些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要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外交部主管政工的領導,為了推動這場自《5·16通知》以來所發動的政治運動,還在全部工作人員的大會上,作了一次動員。他要求人人都要根據《人民日報》的社論精神,聯繫本單位的實際,採取各種公開形式,積極揭發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牛鬼蛇神及其大毒草;揭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以及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
  這一動員很靈,外交部很快就呈現出一派比較活躍的政治運動。每天下午,老老少少什麼外事也不幹,都紛紛活動起來。
  面對這一不錯的政治運動形勢和氣氛,外交部還安排了一個正常的運動部署,計劃在當年10月份就可收場,然後進行整改,以使這場政治運動都能安排得穩步有序。
  沒想到,兩個月之後,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在外交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一片歡呼,人人支持。
  當我們冷靜下來一想,響應號召是對的,也是萬無一失的,但炮打司令部是針對誰的?要炮打的對象是誰?這個關鍵問題有些讓人難以琢磨。
  從外交部的工作角度看,在司令部裡地位高的領導人,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外交政策的貫徹人,都是外交部日常很是尊重的中央司令部的領導人。他們怎麼會是炮打對象呢?越想越有些不敢想。
  幾天之後,陳毅領會到毛澤東這張大字報精神之後,來外交部和部黨委各成員一起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標題也是「炮打司令部」;內容是,支持和歡迎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並表示歡迎同志們揭發和提意見。
  看到陳毅等人這張大字報的人,一般說來,誰也不想再去無根據地猜想什麼,只能是響應號召知道什麼揭什麼,有什麼意見就提什麼,沒有什麼好揭的、好提的,就看看再說。
  陳毅等人的這張大字報,先由部領導親自起草後,由我用毛筆,在粉紅色的彩紙上抄寫的。我抄完之後,又讓陳毅帶頭簽了名,然後各副部長按順序都簽上了名。
  這張大字報很醒目地掛在了東交民巷15號主樓入門處。
  接著,外交部的政治運動也和有的部門一樣,開展得轟轟烈烈,每天都有新事、舊事以及奇事、怪事出現,但總的形勢,還仍然是穩步有序的。
  外交部能呈現這種穩步有序的形勢,是和它長期外交工作所形成的程序和特點有關:
  首先是,外交大權歸中央。
  外交部是貫徹毛澤東思想、執行毛澤東外交路線的重要部門。這一點,外交部自建部以來,外交幹部人人皆知。十多年來,任何重大外交案件,均在周恩來主持和領導下,經過請示毛澤東一一辦理的。
  因此,外交部上上下下不論是外交業務還是政治思想工作,都十分重視周恩來的指示和毛澤東的指示,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次是,外交部不能亂。
  外交部是代表國家與世界各國聯絡的重要樞紐。假如作為一個大國的對外樞紐失靈,或者失去控制,必然會影響與世界各國的合作關係,甚至會將來之不易的對外關係,毀於一旦。為此,外交部必須堅持24小時全天對外工作,必須按部就班地、不受干擾、不受破壞地堅持工作。無論如何不能亂,也不准亂。
  因此,我外交人員除個別人有些想法外,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當時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那位曾在政治部大會上呼籲說:「外交部關起來搞運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像這類小人物的小動作,真可謂既不知天多高,也不知地多厚,蚍蜉撼大樹,有些自不量力。然而聽他呼喚的人不是沒有,而是不多。
  因此,外交部力爭把時間安排得緊一些,早日結束政治運動,以便全心關注對外工作。
  欲速則不達。
  在1966年這個不尋常的年月裡,許多事都讓人難以預料,事事都急不得。
  就在這既轟轟烈烈又穩步有序地開展這場政治運動期間,約在8月中,有兩封外國朋友的檢舉信,帶著毛澤東的閱後批示,從天而降。
  這兩封來信既讚揚中國的「文革」,又對中國外交人員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評。這兩封來信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從而對這類來自國外的批評,誰也不敢怠慢,只能轉被動為主動,認真相待。
  其中一封來信是坦桑尼亞朋友寫來的。至於此信是通過什麼渠道轉來的,難以查清,但其內容似乎是經過康生閱過的。另外一封是奧地利「紅旗」派一位朋友,由國外寄至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轉給外交部的。




毛澤東在老外檢舉信上的重要批示(3)



  坦桑尼亞朋友來信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中國駐坦桑大使館的招待會,搞得太豪華、太奢侈、太浪費;大使夫人穿戴著昂貴的衣服和首飾,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馳牌轎車,在顯示高貴。
  隨信還附來了一張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夫人身穿高檔旗袍,帶著一串珍珠項鏈的照片。
  另一封來信是奧地利朋友批評我商務代表的,其主要內容是,批評我商務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中國「文革」的要求,極不相稱。信中說:「你們國內的革命鬥爭同你們駐維也納商務代表的突出的資產階級舉止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極不相稱,從他們的衣著來看很難(即使不說是不可能的話)同蔣介石的走狗區別開來。精緻的白綢襯衫和高價的西服同先進工人階級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稱的。這些代表不僅佔有一輛,而是兩輛奔馳牌轎車(這種汽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標誌),這難道真有必要嗎?這樣的資產階級行為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這兩封來信在毛澤東尚未批示前,我們由於工作關係曾經讀到過。當時,我們把這兩封信當成笑話,看看了事,沒當成一回事兒,並不認為這兩封不足百餘字的批評信會對我外交工作以及外交部的政治生活產生多大的影響。當時有的部黨委成員還借題講過這樣一句笑話:「總不能讓我們的大使穿著草鞋去呈遞國書吧!」在我周圍的人,也只能是就事論事,議論一番而已。而且都認為,作為一個外交人員,出自對外的需要,應該適當注意一下個人的儀表、注意一下自己的穿戴、注意一下自己的舉止。這也都是為了能反映一個國家人民的精神面貌。當然,過於鋪張、過於超前,也不合適。我們僅想到借人家的批評,就外交官的衣著,在駐外人員中引以為戒,引起重視就夠了,而沒有把這兩信看成是警鐘、警告,是在啟發我們向更深層地去思考一些問題,也沒從勤儉辦外交以及禮賓改革的高度去研究它。
  接著,也不知是通過什麼渠道,這兩封老外的批評信轉到毛澤東那裡。
  毛澤東當夜就看了這兩封老外的批評信,還作了一個重要批示。毛的批示是:
  「退陳毅同志,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
  毛澤東批示之後,還在他的名下畫了一個大紅圈,並簽上了日期,即9月9日。
  就這樣,在外交部任何人都不再有什麼不同看法;再也沒有對老外批評信有什麼出言不遜或說三道四的現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一心一意地擁護毛澤東的9·9指示。
  在眾人紛紛表態擁護、支持和響應9·9指示的時候,一個如何貫徹這一指示的問題擺在大家面前。這個問題說法很多,主意也很多。只是有些說法不得要領,有的說法脫離現實,甚至還有的說法在理解上還存在著不少差距。怎麼辦?
  9月10日,陳毅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立即來外交部、召集部黨委開會,進行傳達,並決定將這一批示立即轉發到各駐外使領館,要求他們按照勤儉辦外交的方針,在對外活動和禮賓方面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與此同時,會議還責成有關司、局,立即著手研究具體改革方案。
  接著,主管政工的領導採取群策群力的辦法,召開大會,動員群眾,行動起來,積極貫徹9·9指示。他在會上號召各級工作人員,就勤儉辦外交和各部門進行改革等問題,向部裡提出意見、建議和批評。同時,為了放手讓群眾大膽地提意見,還特別重申了對提意見的人,不管是提了什麼批評、什麼意見,他都歡迎。
  與此同時,在業務工作中也出現了不少新變化。譬如: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透明度。對一些重大外交案件,以會商、會簽的辦法,與更多的部委合作與通氣,以便讓人家更多地瞭解外交工作;密切與中共中央各部門的關係,某些涉外工作,多徵求他們的意見;進一步抓緊請示報告制度。外交無小事,事事層層請示。甚至為此事遭到「小事天天送」的批評,也在所不惜。
  在陳毅召集會議和部領導在大會上動員之後,外交部的老老少少都一一進入角色,積極響應,行動起來。很快,在外交部出現了一個空前的運動形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究竟在外交部要發生什麼事情,已不是我們可以揣摩出來的。
  後記
  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我親歷、耳聞目睹了各式各樣的涉外事件和形形色色的奇聞、怪事、不平事;也結識了不少不同信仰、不同觀點、不同層次的人。在所接觸的這些人與事當中,有的人人皆知;有的鮮為人知;有的人與事微不足道,不值得提及;有的人和事很值得記載、讚頌和轉告後人。
  有幾位老朋友建議我,靜下心來,抽些時間,寫點鮮為人知的、有血有肉、有事實根據的東西,留給歷史。
  這一建議和我的想法較為吻合。
  近年來,在腦子裡那些軼事、憾事、不平事,就像一幕幕連續劇,纏纏綿綿地給自己演了又演。其中有些人與事不寫出來,任其隨風而去,深感可惜,實在不該。
  本著試試看的態度,在我禿筆不衰的情況下,經過思考和篩選,終於先寫出了自1948年至1966年中《中國涉外事件秘聞》一書。




毛澤東在老外檢舉信上的重要批示(4)



  我寫此書,不求有警世之作用,也不是著書立說,只願一吐為快,傾箱倒篋,還歷史一個真實。
  感謝朱霖、王黎明、王東明、王波明、張玲玲、徐同、顧惠芬提供有關照片和審閱本書的有關章節。
  程遠行
  2005年初冬



                                 ——全書完——

<<中國涉外事件秘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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