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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製造紀實:596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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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製造紀實:596秘史
  作者:梁東元


  第一部分

  第1節: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1)

  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
  得到絕密的史密斯報告—— 胡適、梅貽琦策動—— 陳誠、俞大維籌劃—— 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各選兩名助手赴美—— 不甘心空手而歸——1台加速器和33箱器材—— 不留美國、不去台灣—— 趙忠堯:本該是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汽笛響過,威爾遜總統號緩緩駛離港口,開始了去往太平洋彼岸的漫長航程。
  這是1946年8月的上海。在船舷一側,有幾個人聚在一處,久久凝望著他們來時的方向。天空海闊,此去故國千萬里,不知道前面等待他們的將是何種處境。海岸線逐漸在視野中消失,水天一色,大陸上的一切反倒愈加清晰起來。
  和別的乘客不同,這幾個人肩負特殊使命,是奉蔣介石派遣,一起去美國考察和學習製造原子彈的。本來,還應該有兩個人與他們同行,但曾昭掄此前已先行一步到了美國,吳大猷也因為要到英國開會,下個月才能轉赴美國,沒能和他們會合。所以,一同在這條船上的幾個人是華羅庚、唐敖慶、王瑞駪、孫本旺、朱光亞和李政道,以及吳大猷夫人阮冠世。已在此前留學美國的楊振寧早就為他們在國際學舍預訂了房間,做好了接應準備。
  朱光亞後來曾回憶說,在他們幾個人赴美國的途中,他聽到大家興致勃勃地談論受蔣介石接見的情景,但他自己對蔣介石卻毫無印象。除了由於事隔多年而遺忘之外,一個可能是他沒有經過南京,而是直接從雲南的西南聯大去了上海,與大家相會登船的。另一個可能是他雖然先到了南京,卻因為別的什麼事情而沒有參加這次接見,所以也就無從想起那樣的場面了。而楊振寧也曾向別人提起過這件事,他也許是從李政道那裡聽來的,說蔣介石接見這幾個人時,手裡還搖了一把大蒲扇。
  在當時連輛自行車都造不好的中國,卻想製造代表了世界科技最尖端的原子彈,是因為偶然得到了一個可說是從天而降的契機——1945年秋,在戰時的陪都重慶,剛到中美聯合參謀本部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將軍魏德邁,有一次與國民黨政府兵工署長、軍政部次長俞大維交談時,曾經透露出美國可以接受中國人學習製造原子彈的意思。俞大維是數學博士,他的曾外公是清末軍機大臣曾國藩,從小就有科學濟世實業救國的志向。這期間,因為中美是同盟國,美國曾將一冊絕密的史密斯報告1交給中國,該報告詳細敘述了美國原子彈的發展經過。所以,和魏德邁告辭回去以後,俞大維越想越覺得良機易失,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蔣介石。
  在此期間,中國科技教育界要求研製原子彈的呼聲甚高。胡適和梅貽琦就曾到處遊說上層,張羅人才,邀請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士俊、袁家騮、錢三強和何澤慧等人,企圖實現一項國家大計。胡適還向白崇禧和陳誠寫信,請他向蔣介石進言以促成此事。軍政部改組為國防部後,也成立了專門主管武器研究開發的第六廳,廳長錢昌祚積極著手籌劃鈾的提煉。物理學家吳有訓、趙忠堯等人也在中央研院準備進行鈾礦含量測定的工作。作為地質學家,中央研究院院長兼教育部長朱家驊本人還為此找到了所需的某些設備。
  彭桓武說,要搞原子能,包括原子彈,在那個時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學界裡都有這麼個想法,都想要搞的。蔣介石的國防部不是曾經派好幾個人到美國去,想學這個嘛,結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這是說政府派了,其實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也都考慮這個問題。我在國外的時候,就收到過張文裕、王承書和胡寧他們三個人寫的信。字面上都沒說這個東西,都只說要聯合著一起幹,其實不言自明。後來金星南過80歲生日時,我去看他,問他一個問題,就是他那時在法國是學數學的,為何找錢三強也要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來。他說就是因為美國在日本投了原子彈,才決心要回來搞這個。我們在國外的時候,說咱們回去一起幹,幹什麼呢?這不言而喻,反正學物理的就得幹這個,這個非幹不可。在中國,不管你是哪個政府的,不管你是留學哪個國家的,留美的也好、留法的也好、留英的也好,都會想到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大趨勢,是時代趨勢。
  李壽栴當時正在浙江大學物理系讀書,雖然年輕,但對於美國用兩枚原子彈轟炸日本的事情仍然記憶猶新。李壽栴說,記得當年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之後,震動了全世界,也震動了中國的國民黨,特別震動了科學界。1946年吳有訓曾在中央研究院做過這方面的報告,也有過一點想法,蔣介石說吳有訓他們搞的計劃是秀才造反,三年無成。我們班的同學對這個問題非常有興趣,想請王淦昌先生給我們講一講。有一次,我作為班裡的代表找了王淦昌先生,還有一個同學和我一塊去的。王先生是教我們原子核物理的,他很高興,滿口答應給我們作報告。過了三天,他就給我們作報告。我們全班同學,還有物理系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參加了,其他系也有參加的。他的報告做得非常精彩,深入淺出。他在黑板上畫了個圖,講了原子彈的歷史、原理、威力和預防。他這一講之後,大家腦子就比較清楚了。只是沒想到後來王淦昌先生真的去做原子彈。

  第2節: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2)

  此前不久,曾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電機學家顧毓琇於1946年初去日本與物理學家仁科芳雄及湯川秀樹等會面時,就想向日方索取原子能研究設備,作為對中國的戰爭賠償。可惜仁科芳雄原本擁有的這些設備,已被美國佔領軍拆毀沉入海中,顧毓琇失望而歸。八月份,他又到美國拜訪了加州大學原子能研究所所長E.勞倫斯,談到了原子武器的事情。勞倫斯參與過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在和顧毓琇見面時表示,願意協助中國建造加速器,校方也承諾資助研究費用。顧毓琇心裡高興,馬上就寫信給蔣介石,希望他高瞻遠矚,賜准製造原子試驗器,為國家民族樹立科學救國、國防救國的百年之基。現在又得到了俞大維的報告和建議,蔣介石看到美國人願意幫忙,並不全是中國一些文人雅士心血來潮的書生作為,自然為之心動。於是便下令由軍政部長陳誠和俞大維一起負責,秘密籌劃這一重大的國防科學技術計劃。
  幾乎與此同時,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英國海戰的海軍部長陳紹寬也拉上陳誠和錢卓倫,向蔣介石第三次提出建造航空母艦群的計劃,在此之前蔣介石曾經答應過陳紹寬造艦60萬噸(其中包括3艘航空母艦)的設想。蔣介石明白,沒有一支強大的空軍和海軍,沒有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中國很難在這個世界上立足。
  既然最高統帥能這麼上心,陳誠和俞大維便約見了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吳大猷、華羅庚和曾昭掄,商議撥一座大禮堂和10萬美金製造一顆原子彈。其後,吳大猷和華羅庚兩人在所住的海陸空軍招待所擬了一個建議書,上書軍政部,陳述其培植人才,選送優秀青年出國考察,有人才能有彈的思考。李政道說,蔣介石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出來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陳誠和俞大維認為吳大猷言之有理,同意撥款培訓,並由吳大猷、華羅庚和曾昭掄分別在物理、數學、化學三門學科各選兩名學生作為助手,前往美國考察學習。
  幾個月之後,物理方面,吳大猷選了清華助教朱光亞和大二學生李政道;數學方面,華羅庚選了孫本旺和徐賢修;化學方面,曾昭掄選了王瑞駪和唐敖慶。吳大猷後來寫過一篇文章說,1945年,曾昭掄先生忽然來找我,說軍政部部長陳辭修先生、次長俞大維先生,想約我和華羅庚談談為軍政部計劃些科學工作事。我和曾雖是同事十年多,華亦六七年,但都無深交。陳、俞二先生,更從未晤面。我所習的物理,亦與實用無關。但想想,去談談亦無礙。於是和華去渝,先後見俞、陳二先生。陳、俞二先生想知道怎麼計劃,以有助國防科學工作的開展。我即想了幾日,擬就一建議,以為我國人材缺乏,任何計劃,必須從根做起,即:(1)成立研究機構,培植各項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數學,化學人員外出,研習觀察近年來各部門科學進展情形。計劃籌建一研究機構,並即時選送優秀青年數人出國,習物理、數學等基本科學。我擬寫的建議,陳、俞二先生考慮後,以為可行,即令華和我負責數學及物理二部門。我們並建議請曾昭掄負責化學部門。返昆明後,我告冠世一切經過。談到推選青年習物理者二人時,冠世和我皆不猶疑地決選李政道。當時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賦勤奮未有如李的(楊振寧已考取清華留美;黃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這五位青年才俊雖然學業優秀,出類拔萃,但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畢竟是一門全然陌生的學科,有必要在赴美前作一定的瞭解。吳大猷為此專門給他們開了量子力學課,講解相關的基礎知識。吳大猷說,當時一方面給各人加速講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將美國史密斯報告(當時尚未正式公佈的絕密文件,僅有一冊,系美國交給我國軍政部,由俞大維次長再交給我們的)分作五份,由李政道、朱光亞、孫本旺、王瑞駪、唐敖慶譯成中文,最後由我校閱修改,然後送軍政部。後來聽說譯稿未及出版,即被該部遺失了。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亨利?史密斯曾參與原子彈研製工作,他認為原子彈的應用前景事關重大,今後對這類事情的決策,如果只由少數人作出是極端危險的。為此,早在試驗成功之前他就開始動筆,想從學術和研製計劃實施兩方面為原子彈寫一部通史,等到原子彈面世之時即向公眾公佈。由於涉及軍事秘密,軍政各方圍繞如何控制洩密的問題爭論不休,最後,還是經杜魯門總統批准,在指明不許透露與實際製造原子彈有關的任何內容的前提下,由五角大樓發佈了一千份。吳大猷所負責組織翻譯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國送給中國軍政部的。
  五個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歲,朱光亞次之,21歲。兩個人都是聰慧超常,且年紀相仿,天天一起切磋玩鬧,交誼至深。

  第3節: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3)

  得知要拿著國民政府給的美元,去美國學習考察有關原子彈事宜的時候,朱光亞起初還有些不大情願。從小他就感受到了山河破碎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為避戰亂,他和哥哥們顛沛流離,從武漢擠上船到了重慶,在那裡的合川崇敬中學讀書,後來又考進了沙坪壩南開中學——校長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允公允能」就是他定下來的校訓。張伯苓力主抗戰,時常激勵學生發奮報國,再加上當時有許多進步人士四處宣傳呼號,都給朱光亞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開中學、西南聯大和後來的密歇根大學都和朱光亞同學的佘守憲說,我們在中學的時候就可以經常看到進步書籍,受蘇俄和共產黨思想的一些影響。那時候學校經常請一些名人去演講,蔣介石和宋美齡也去,大家還喊蔣委員長萬歲。周恩來也去講過,講的是抗戰必勝的八個理由,我至今印象很深。
  後來到了西南聯大,這個素有民主堡壘之稱的地方更是處處火熱,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民族復興、抗日救國已經成為師生們的共同心聲。同時,大家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也都既痛又恨,對國家未來充滿擔憂。所以,朱光亞對於這次赴美機會自然就有了些疑慮。
  臨走前,朱光亞先去南京,和在國民黨外交部當外交官的大哥見面。兄弟倆分別日久,一見之下,自然是倍感親熱。寒暄了一陣,朱光亞告訴大哥,說他很快就要去美國了,是為蔣介石政府考察原子彈研製的。
  看到弟弟皺著眉頭的樣子,大哥想了想,勸他道:這也沒什麼關係嘛,你先不要考慮那麼多了,因為這其實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再說了,各取所需麼,先學的是技術,國家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怕什麼。
  1946年9月,華羅庚師徒幾個人帶著從國民政府軍政部領取來的旅差費支票,在舊金山登岸,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沒幾天,吳大猷也繞道英國趕了過來,並立即去找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P.F.Bacher博士,與這位曾是同窗學友的美國科學家商談關於協助中國建立研製原子彈機構的可能性。華羅庚則帶著朱光亞等人,一邊左顧右盼著這塊陌生大陸的異國景致,一邊走進普林斯頓大學,與先行而來的曾昭掄先生會合。
  但是,從發現原子核裂變到真正製造出用於實戰的原子彈,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此前,雖然法國、德國、英國,包括蘇聯都在這一領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美國畢竟是搶先了一步。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使用效果,更使美國認識到了其在戰後世界新格局中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政府宣佈,一切與研製原子彈有關的研究機構和工廠,都不准外國人進入。為了壟斷這一高新技術領域,美國連自己最親密的盟友英國都給予技術封鎖,自然更不會在這方面給中國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了。
  所以,曾昭掄跟他們一見面,就連連搖頭:嗨,在美國學習原子彈技術是不可能了,你們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掄將他這些日子和美國人交涉聯絡的情況大致講了一下,幾個人一聽也覺得十分無奈。美國人說話不算話,非常氣人,可東西是人家的,不給你學你也沒辦法。
  但是,人已經來了,下一步怎麼辦?總不能就這麼空手而歸吧?
  大家都看到,美國根本不可能幫助中國搞什麼原子彈,也沒想到中國真的要來美國學這個。此外,由於國民黨政府忙於反共打內戰,腐敗成風,政治局面和經濟形勢混亂不堪,許多重大的國事要務都無暇顧及,籌建國防科研機構的原定目標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鏡花。
  議論了半天,曾昭掄對眾人建議說:你們可以選擇一下,分別到合適的大學教課,或者選擇好的專業學習深造。
  雖然斷了原先定下的學習原子彈的路子,但好在他們這時還有國民政府資助,先不必為生計太多犯愁,所以,他們就商量好另闢蹊徑,分頭學習這裡先進的科學技術。唐敖慶被推薦留在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李政道和朱光亞一起選擇了老師吳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學,一邊作為吳大猷先生的助手做課題,一邊攻讀博士學位,進行核物理實驗的學習。
  1946年6月30日,美國計劃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島上進行一次新的原子彈試驗,邀請各個同盟國的有關人士參觀,國民黨政府派中央大學物理學教授趙忠堯以觀察員的身份,會同駐美使館武官乘坐美國潘敏挪號驅逐艦前往那裡。
  趙忠堯除了擔任中央大學物理系主任,還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從事核科學研究。很早的時候,他就覺得國家太窮,所以要工業救國,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又去了英國的實驗室,還在德國用僅有的一點錢買了一台鉛芯機,回國後就和幾個人一起搞了個三星鉛筆廠,即後來的中華鉛筆廠。後來在昆明西南聯大教課,生活非常艱苦,常常自己做肥皂來貼補家用。在美國參觀完原子彈爆炸之後,他進行了一些相應的考察,並參加了一些研究工作。他設法回到自己曾於1927年至1930年間攻讀博士學位的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加速器設計和製造知識。迴旋加速器的發明者勞倫斯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他聘用了趙忠堯,給他提供條件,接觸實驗設備和有關圖紙。在此期間,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秘密籌集了12.5萬美元,交給趙忠堯,作為他購買實驗設備及個人生活之用。趙忠堯仔細一核算,訂購一台普通加速器的價格起碼要40萬美金,還不能拿到出口許可證,因為美國政府嚴禁此尖端技術出口。因此,他們商量的辦法是趙忠堯到美國後自己設計一台加速器,購置材料和部件,回國再加工組裝。

  第4節: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4)

  趙忠堯說,1946年夏,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島進行原子彈試驗。國民黨政府派兩個代表前去參觀。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薦,作為科學家的代表,那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薩本棟先生籌了五萬美金,托我在參觀完畢以後,買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為錢數實在太少,完成這項任務是很難的事。不過,有總比沒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時是一門新興的基礎學科,國家總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應在指定的財務範圍以內,以最經濟的辦法,購買一些對於學習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當時情況,經濟的限制是壓倒一切的。全部的財力只有準備用於購買核物理器材的五萬美金和以後托管購買其他學科器材的經費七萬美金。個人的生活費實報實銷,談不上薪給。由於經費緊張,我在吃住方面盡量節省,每年開支僅兩千美金。這是很難與當時公派出國人員每年一萬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個人控制下的就只有回國的航空旅費和頭三個月出差費的餘數了。開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當時訂購一台完整的二百萬電子伏的靜電加速器要四十萬美金以上。很明顯,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可能購買任何完整的設備。經與友人多次商討,唯一可行的辦法是,自行設計一台加速器,購買國內難於買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當然,這是條極為費力費時的路。照這個計劃,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靜電加速器實驗室學習靜電加速器發電部分和加速管的製造。該實驗室主任屈潤普(Trump)熱心而又和氣,十分支持我的工作,為我想了好多辦法。他讓我利用他們的資料,還介紹給我另一位專家,幫我解決問題;又將實驗室裡準備拆去的一台舊的大氣型靜電加速器轉給我作試驗用。後來1986年我國原子能研究院從美國購買的串列式靜電加速器就是屈潤普教授他們公司供應的。
  趙忠堯說,在麻省理工學院加速器實驗室呆了半年以後,為了進一步學習離子源的技術,我轉去華盛頓卡內基地磁研究所訪問半年。那裡有兩台質子靜電加速器和一台迴旋加速器在工作,學習的環境也很好。當時,畢德顯先生正準備回國,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繼續靜電加速器的設計,並採購電子學及其他零星器材。畢德顯先生為人極為忠厚,工作踏實,又有電子技術方面的實踐經驗,對加速器的設計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後,為了尋覓廠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學院的宇宙線研究室。因為我對宇宙線研究有興趣,該研究室主任羅西(B.Rossi)人又很和氣,歡迎我在他那裡工作。羅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瞭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專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雲霧室照片。我當時聯繫定做加速器的各種部件,需要打聽情況,麻省理工學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幫忙。由於這些難得的有利因素,我決定暫時留在麻省理工學院,直到結束採購器材的任務。加速器上的機械設備,都是特種型號,每種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廠很忙,不願接受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小交易。我為此奔走多日,有時一天要跑十幾處地方,最後聯繫到一個開價較為合理的製造飛機零件的加工廠。這樣,加速器運轉部分,絕緣柱及電極的製造總算有了著落。與此同時,還替中央大學定制了一個多板雲霧室,並且買好了與此配套的照相設備。加上核物理實驗及電子學器材,都是用手頭那點錢購置的。這段期間,我曾在幾個加速器、宇宙線實驗室義務工作,以換取學習與咨詢的方便。我的義務勞動也換得了一批代制的電子學儀器和其他零星器材,節約了購置設備的開支。
  趙忠堯說,製造和購買器材的工件前後花了整整兩年時間。1948年冬季,我結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託的購買簡單的核物理實驗設備的任務,按原來預計即可回國。但那時國內局勢劇變,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戰局的變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勢平定之後,回國參加和平建設。再則,那時核物理是戰爭中崛起的新學科,個人對於加速器上的實驗亦沒有經驗,因此決定在美國再留些時間,多學些必要的實驗技術,以備隨時回國。十餘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攻博士學位,有不少師友,因此與他們相商,在加州理工學院短期從事研究工作。這時,加州理工學院有兩台中等大小的靜電加速器,具備研究核反應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譜儀,正適合我們初學者作借鑒。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開洛輻射實驗室工作了近兩年。一日三餐十分省儉,工作時間常達16小時以上。在將主要精力用於定制設備的同時,我也抓緊時間在宇宙線及質子、α核反應等方面開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終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著出國後搞研究的大好機會不用,卻把時間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勸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幹什麼白白地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為那幾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寶貴機會而惋惜,但更為自己的確把精力用在了對祖國科學發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個人幹什麼事情,都應該首先對國家有用。

  第5節: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5)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間尚未斷絕的通航時期,趙忠堯在一家輪船公司辦理了托運手續,想把那批花了幾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實驗器材運回國內。趙忠堯並不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其實早已盯上了他,他們找到船上,打開他的三十多個木箱仔細查驗,又去加州理工學院反覆盤問。多虧幾位教授作證,核實他本人和這些器材並非敏感戰略物資,才算是放了一馬。
  但是,太平洋的風浪其實最不太平,趙忠堯的回國旅途真可謂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錢學森夫婦等一起登上美國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同船的還有傅鷹、鄧稼先、塗光熾、莊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學者。正要啟航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錢學森八百多公斤的書籍和筆記本被扣下來,錢學森本人也被說成是毛的間諜被關到特米那島上——在那裡,看守人員夜晚每隔十分鐘就開一次電燈,使錢學森無法休息。趙忠堯也受到了盤查,幾十箱東西全被打開。幸好他早在一個月前就已將其中的重要資料和器材托人帶回中國了,其餘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隨意裝箱,也查不出什麼來。船放行後,在海上顛簸數日,眼看就要到達祖國了,但誰也沒想到,船經日本橫濱時,他同另外兩名中國學者沈善炯和羅時鈞突然遭到了駐日美軍的扣留。
  羅時鈞說,9月12日早晨,船上廣播要求我們調整床位。帶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間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拿著名單警告說,你們看這船上有一百多個中國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為什麼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錢學森,你們都知道的吧。接著就強迫我們到廁所脫了衣服,把我們隨身行李中的實驗記錄等重要東西全部扣留。美國人還威脅我們說,要麼回美國去,或者去台灣,要麼就在日本坐牢。我們沒有選擇前兩個,就被關進東京下野曾經囚禁日本戰犯的巢鴨監獄,剃成光頭,身上灑上六六六粉,還都一一編了號,吃了不少苦頭。
  巢鴨監獄有一個叫做中國犯人部的地方,這裡關的都是中國人。牢房共11層,中間空著,便於監視。趙忠堯和沈善炯分別被關押在第二層,羅時鈞則關在他們對面。他們在監獄裡經過時曾看到了日本戰犯,衝著他們喊支那、支那。三個中國人心裡非常憤恨,因為這些二戰戰犯都已經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娛樂,他們卻不行。
  金蔭昌說,我和唐冀雪帶著我們6歲多的兒子也一道回國。船到日本橫濱時是一個早晨,沒靠碼頭,但停在離岸不遠的地方。當時我們剛醒來,聽見人聲嘈雜,說是趙忠堯、沈善炯和羅時鈞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隨船追蹤的人帶到船下一個小艇,不知駛向哪裡去了。
  趙忠堯和沈善炯、羅時鈞被關起來後,起初也不審問,每天早晨只給他們指定一個地方,可以出來走走,三個人也可以談話。平時下午也有放風的時間,三個人就在這些時間裡考慮對策。後來他們慢慢知道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進入朝鮮,中國這時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成了敵人。以後在關押趙忠堯的屋子裡,還關了一個小偷進去。趙忠堯以前學過英文、德文和法文,和這個小偷關在一起後,他又學了日文。屋子裡兩邊有個木板,一條破毯子,中間放個馬桶,每天送飯,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趙忠堯抗議說為什麼關我們?美軍說是華盛頓決定的,我們無權處理。有一天把他們三個人關到一間空屋子,讓他們面對牆站著,趙忠堯聽見憲兵在後面拉槍栓,心想這回懸了,要命了。
  這期間,台灣的國民黨派人來看他們,叫台灣駐東京使團,團長是何世澧,秘書長為陳延炯。陳延炯找他們談,向他們提出兩條路,一條路是回美國,繼續做他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另一條路是回台灣,那裡一定會給他們最好的待遇,讓他們選擇。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也發來電報,聘他們三人為台灣大學教授,要他們考慮。因為趙忠堯他們都是蔣介石政府出錢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他們落到共產黨手裡。
  第一次會見時,他們三個人都在一起,到後來才分別談話。趙忠堯表示,我們回去只是教教書,別的沒什麼。
  趙忠堯在日本被美軍扣押的消息,沒多久便傳回了國內,家裡上上下下自是十分著急。他的女兒趙維志剛剛高中畢業,幾乎就在趙忠堯被關的同時考取了南京大學,在俄語系學習。趙維志說,年初的時候我父親就說要回來了,老是寫信給我媽,說移民局刁難他,這不行那不行,反正總是阻攔他。8月份拍了個電報,說上了威爾遜號海輪迴來,大概9月份到上海。可過些日子船到上海以後,一百多個留學生都下來了,卻少了三個人,一個是我父親,一個姓沈,一個姓羅。周恩來代表外交部提出抗議,吳有訓聯合198名科學家提出抗議,還有人民團體和各界科技人員紛紛提出抗議。我給我爸爸寫信:親愛的爸爸,你回來吧,媽媽等你回來,弟弟妹妹等你回來,全國人民等你回來。沒想到,爸爸在日本被關期間,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檢查,看到我的信就發現了問題,說:你女兒寫的信,我們麥帥(麥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氣。因為我在信中罵了美帝。
  欒中新說,我當時在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做秘書,趙忠堯到日本時被駐日美軍扣押了,國內的人都很著急。郭沫若親自寫信給世界和平大會主席約裡奧-居裡,向美國提出抗議,希望全世界科學家支持趙忠堯及時回國。因為趙忠堯被扣押,和家裡的經濟關係也斷絕了。郭老知道這事以後,找人核定了一下假如趙忠堯回國以後應該給他定什麼級別的工資,這樣定了以後就把工資的一部分提早給了他的家屬,幫助解決生活困難。
  9月24日,從海外歸來不久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致電美國總統,提出嚴正抗議。9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科學家和大學教授的聯名抗議書。
  在世界輿論包括美國國內科學界的質疑和抗議聲中,趙忠堯他們被扣押58天之後,回到了祖國。回家以後,趙忠堯對妻子說,我再也不穿西裝了。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個大褂,然後到原來中央研究院門口照了一張全家福。
  除了一台電子加速器,趙忠堯還帶回來很多金屬材料、塑料、釉質、電子學零件、有機材料等等當時國內都還沒有的33箱東西。他還帶回來一套進行宇宙線研究的多板雲霧室,這是他在美國利用人家的多板雲霧室仿製的一個,後來交給了王淦昌。
  李政道說,趙忠堯先生1929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就發現了正電子,後來同在加州理工學院做研究的安德遜因為觀測宇宙射線中的正電子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其實趙忠堯本該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成為第一個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國人。

  第6節:第二章 你千萬別給外人講這件事(1)

  第二章
  你千萬別給外人講這件事
  錢三強夫婦回國—— 萬象更新,人才集中—— 約裡奧-居裡托楊承宗帶話給毛澤東—— 要反對原子彈,必須自己先有原子彈—— 徵求竺可楨意見—— 彭總帶著濃重的鄉音說,一定要把「嘴」(堆,反應堆)列上去—— 到西伯利亞看核爆炸演習—— 當面提出要求,赫魯曉夫愣了一下
  1948年6月,35歲的物理學家錢三強離開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裡實驗室和妻子何澤慧合作,發現了鈾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使人們對鈾核分裂的認識前進了一步。何澤慧與錢三強是清華同學,先前是在德國柏林留學的,所用的錢還是閻錫山給的,因為當年閻錫山有一條規定,凡國立大學畢業的山西籍子弟,都供給三年的出國留學金,每年給一千塊大洋。
  錢三強的回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長胡適和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鼓動,因為在此前的一兩年間,胡適為了實現一項所謂國家大計,曾廣召人馬,邀請了不少有識有為之士要為國家幹一番大事,錢三強和何澤慧即在他所邀請之列。等錢三強在北平安頓下來之後,他試圖把北平現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組織起來,為此他曾找過梅貽琦校長和胡適校長,而此時的他們卻不再積極推動了,令錢三強既失望又困惑,後來他只是歸因於國內的人們都想各立門戶,同時其他方面的條件也不具備。
  但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的,而是美國此時已經獲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正在試圖搞原子能,並由錢三強參與其中,他們旋即向中國政府施壓,薩本棟便分別通報了胡適和梅貽琦,計劃就此夭折。而這些內幕情況,錢三強至死都沒能瞭解。
  比錢三強先行一步回國的彭桓武是留學英國的,曾先後獲得哲學、科學博士學位。他和王大珩路過巴黎時,也和錢三強議論過,相約回國後大幹一番。所以,錢三強回國不久,即請彭桓武到剛組建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來工作,同時還請了浙江大學的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
  後來一直對自己沒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於懷的彭桓武說,周培源最早是我在清華研究院的導師,日本鬼子1937年打來之後,我們都跑了,我後來考取了出國留學,周培源對我說,你到愛丁堡大學,不要去劍橋大學。因為劍橋大學已經有幾位中國人了,大家都在一個地方學不好,應該百花齊放。我去愛丁堡,實際上變成不是留英,而是留德了,因為導師馬克思?玻恩是德國猶太人,他是讓希特勒給趕出來的。我之後還有好幾個在玻恩那裡學習,程開甲也在他那裡呆過。後來放暑假了,我跟王大珩幾個人一塊兒去巴黎,然後去柏林玩。我和錢三強就是在巴黎認識的。錢三強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學,我比他們高一班。
  幾個人約定,彭桓武和王大珩他們到柏林之後,只要收到錢三強的電報,不管電報寫的什麼內容,那都是要他們趕緊轉頭回來。到了德國,他們看到報紙上發表了德國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就以為和平了,沒事了,但想不到卻收到了錢三強從巴黎打過來的電報,只好趕緊回來。等彭桓武回到倫敦,再坐火車到愛丁堡,英國就開始和德國宣戰了。他們如果晚回來一天,火車就不通了。

  第7節:第二章 你千萬別給外人講這件事(2)

  彭桓武回國後,先在雲南大學任教,1949年5月,飛經香港、大沽,回到北平。錢三強和彭桓武一見面,就說他有個建議,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應用物理所,可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礎。從清華調了彭桓武去,從浙大調了王淦昌。彭桓武說,近代物理所就是為搞原子能做準備的,那時候公開不能說這個話,也沒有資格說這個話,因為條件都不具備,但實際上就是準備幹這個事兒的,干核工業,核科學研究。錢三強從各方面尋了一批人來,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後來還有鄧稼先等,這都是從國外回來的。黃祖洽、於敏是原在國內的,他們分別是清華、北大的研究生,由老師推薦過來。大家都沒專門學過原子核物理,只能邊學邊干。錢三強利用新中國成立這個時機,一下子把人集中起來了。
  錢三強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來找他,要他趕緊離開北平,準備一起撤退。錢三強以母親需要照顧為由沒有答應,而走了一條另外的道路。1949年3月,他由中共組織安排,參加由郭沫若率領的代表團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這時,他想到這次去巴黎是個機會,可以通過約裡奧-居裡先生幫助購買一些儀器和圖書。可是,這需要用到外匯,錢三強便把這一想法向組團的聯繫人丁瓚提了出來,並說數額大約在20萬美元上下。事後他還頗有些後悔,因為當時解放戰爭尚在進行,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購買儀器和圖書是否適宜?
  但出乎他的預料,不久他便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懷仁堂面談的電話通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接待了他,並對他說,中央認為你的意見很好,國庫還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團的費用中可先撥出5萬美元使用。這是周恩來在西柏坡批的。後來,由於法國不給中國代表團去巴黎的簽證,錢三強沒有去成巴黎,便從這筆款項中提出5000美元,設法轉交給約裡奧-居裡先生,並請其轉交給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託不久即將分別由英、法歸國的楊澄中和楊承宗代購儀器與圖書。
  約裡奧-居裡夫婦的女兒海倫後來到中國訪問時曾告訴錢三強說,他父親收到這些美金之後,特別慎重,包得嚴嚴實實的,埋藏在小花園的一棵樹下。
  等化學家楊承宗拿到這筆錢時,已經過了整整一年。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國在巴黎的代表李風白找到了楊承宗,告訴他說我們組織帶了5000美金來(後來實際交來3000美金),要買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一開始,因為楊承宗還沒收到錢三強的信,感到有些奇怪。待他收到錢三強的信,大概是6月初了。信中要他買幾個同位素,是何澤慧要的。還要買和研究原子能有關的書籍、儀器、藥品,以及一種計數進位器。當時,一般的計數器是二進位,最好的計數器也只有16位。50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計數器為二進位,而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出品的一種是100進位,楊承宗要買這樣比較先進的進位器,必須得到法國原子能委員會主任的特批。當時朝鮮戰爭已經打起來了,中國是聯合國軍的敵人,凡是各種軍用物資及尖端技術都要得到一個特設機構的批准,才能夠運出來,顯然是很難辦到的。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次布歇士告訴楊承宗說,今天白朗先生要到居裡實驗室來看約裡奧-居里夫人,你想不想去直接找我們這位原子能委員會主任?楊承宗說好啊,你怎麼知道的?布歇士笑了笑,因為他和楊承宗的一位同事叫尼斯?白朗,正是原子能委員會主任白朗的兒子,也在居裡實驗室工作,不過他是搞物理的,布歇士也是搞物理的,所以他跟尼斯?白朗很熟。尼斯?白朗大概告訴了布歇士,說他父親今天要來。得到這一消息,楊承宗馬上等在那裡。當白朗先生一來,他也進了約裡奧-居里夫人的辦公室。
  約裡奧-居里夫人看到他進去,就笑了。
  楊承宗說,對不起,我打斷一下你們,我來找找這位白朗先生,您能不能允許?
  約裡奧-居里夫人說可以。
  楊承宗就跟白朗先生說,我想買一台100進位的計數器。
  白朗先生還沒有答覆,約裡奧-居里夫人就在旁邊說:他們要在醫療方面研究同位素的應用,所以還買點兒同位素,你看嘛,用在醫療方面,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白朗先生說行啊,拿起筆就簽了字。
  買這一關算是順利,但運呢?從巴黎運出去容易,可要出法國的海關就很難了。因為購置的許多東西大都是違禁品,是經不起檢查的。楊承宗雖然把儀器上面法國原子能委員會COR的招牌拿掉了,但那裡頭都是法國貨,一開箱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大概在8月份,楊承宗臨走的時候,布歇士來問他,你一個人行嗎?楊承宗想這話中有音啊,便趕緊說,不行啊,你來幫我吧。布歇士便去問約裡奧-居里夫人,約裡奧-居里夫人正好要出去,對布歇士說,你幫他上船嘛!後來,布歇士就幫楊承宗拎行李。大大小小13個箱子,布歇士人高馬大力氣也大,最重要的箱子由他來拿,另有個箱子寫了楊承宗夫人,一般海關對女士的箱子松一點兒,碰巧Mrs Yang幾個字還寫在上面。這個箱子是個舊箱子,因為楊承宗沒有錢買好箱子。布歇士就這樣幫助楊承宗從巴黎到了馬賽,在巴黎的候車站有好多人前來送行,其中一位實驗室的同事自稱是楊承宗的學生,叫帕傑士,幾十年後做了居裡實驗室的主任。還有一個人是周恩來的老同事,叫費志衡,1914年去了那裡,算是老法國人了。

  第8節:第二章 你千萬別給外人講這件事(3)

  在馬賽停留了兩三個晚上,到上船的時候,布歇士問楊承宗,你哪幾個箱子比較重要?楊承宗指著一個箱子說,你把這個箱子替我拿上去就行了。因為他們乘坐的船是法國一家公司的,上船時從兩個樓梯上去,法國人有個專門通道,等於綠色通道,非法國人則走另一個通道。至於楊承宗這裡,事先已經得到了一張證明信,內容是證明人布歇士——約裡奧-居里夫人的助教,證明楊承宗先生所帶的行李是他在實驗室裡自製的儀器、設備。這張紙非常重要,因為旁邊還有法國第五區警察局的圖章。在船上告別時,他們還拍了張合影。
  就這樣,楊承宗購買的許多珍貴物品全都順利帶回了國。這些珍貴的物品包括碳酸鋇鐳標準源。楊承宗當時想,要開發原子能,就要有鈾,要有鈾就要搞鈾礦,要有鈾礦就需要知道怎麼來,就需要一個標準源。他找到實驗室裡管鐳源的Rgor,說要買點鐳。Rgor說行啊,你要多少?拿個瓶子來。楊承宗就拿了個大一點兒的瓶子,Rgor說,那麼大啊,你瓶子太大了。楊承宗說你給我多少我就要多少。Rgor撥來撥去,給他撥了一些。楊承宗看了看,說你再給我一點吧。Rgor就又撥了一點。楊承宗看瓶子裡面平平的,大約有一厘米厚的一個底,心裡清楚已經不少了。Rgor先將鐳給了楊承宗以後,才去向約裡奧-居里夫人報告。約裡奧-居里夫人後來問楊承宗,你要了一點碳酸鋇鐳的標準源?楊承宗說是的。約裡奧-居里夫人說你要那麼多幹嗎?楊承宗說還不知道有多少,我沒稱過。約裡奧-居里夫人說有10克左右了,你要那麼多幹什麼?楊承宗說,我們中國大,地方又多,你用一點他用一點,分開來就沒有多少了。約裡奧-居里夫人笑一笑過去了。
  楊承宗還記得,有一次約裡奧-居里夫人對楊承宗說,你如果有空的話,去看一看約裡奧-居裡先生,他一定會很高興的。楊承宗本來早想去看約裡奧-居裡先生了,因為他來實驗室之後,並沒有在裡邊工作過,但卻利用實驗室裡的穩定加速器做過一些實驗。那時候法國只有一台穩定加速器,在歐洲也僅此一家。現在約裡奧-居里夫人這麼一叮嚀,他趕緊點頭答應說,好的,我一定去,請您幫我約個時間吧。
  約裡奧先生的實驗室在法蘭西學院一個核物理實驗室,見到楊承宗後他很客氣,也談了談楊承宗的工作。約裡奧-居裡先生說,老居里夫人從鋇裡分離鈾,做了一千多次的實驗,而你是從鑭裡邊把錒分離開來,用離子交換法做,一次實驗就完成,了不起。
  更令人不能忘懷的是楊承宗對當年以下一段重要談話的回憶——
  約裡奧-居裡先生說:我聽說你要回中國去?我說是的。他問什麼時候回去?我說8月。他說,這樣啊,你回去告訴毛澤東——他說起話來是舉左手的——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呢,就必須自己先要有原子彈。原子彈的原理又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嘛。錢——就是錢三強,你呀——他也許不好意思舉了錢而沒舉我,他可能這麼想。錢,你啊,還有他的夫人(何澤慧)啊,還有王(汪)啊——我那時候沒有弄清楚王(汪)是誰,也不知道是王淦昌呢還是汪德昭,我也不好去問他。
  楊承宗歸國後,把約裡奧-居裡先生的這些話只講給了一個人聽,就是錢三強。錢三強也曾在居裡試驗室工作過,楊承宗去那裡是1947年,錢三強第二年就離開了。楊承宗轉述完這段話後,錢三強認為很重要,他也瞭解約裡奧-居裡先生。約裡奧-居裡先生也有資格說這樣的話,因為最早發現核裂變的第一步就是屬於居裡家族的。楊承宗在和錢三強談話間,錢三強說他和毛主席認識,是因為他父親錢玄同的關係,毛主席比劃著說那時見你才這麼大,現在這麼大。
  楊承宗說,既然你見過毛主席,那就給他講嘛。
  錢三強說,你千萬別給外人講這事,要保密。
  楊承宗多年來便一直努力想把這事忘掉,直到80年代中期才於無意中和別人提起。他說,我回國向錢三強講了約裡奧-居裡先生帶給毛主席的那段話之後,龔育之和另一位年輕人曾到我家訪問過我,我那時還不便講,因為錢三強交代過要保密。後來我才知道,龔育之當時在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工作,他本來是學化學的。另一位和他一起來的年輕人是學物理的何祚庥,他們是來找我核實那段話的。
  錢三強說,1951年楊承宗回國後對我說過這件事。我當即把楊承宗帶回的話轉告了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丁瓚,請他向中央反映。
  事實上,發展原子能的種種夢想與呼籲不僅在軍界和科技教育界發生,就是國家高層,也已經在千頭萬緒的繁忙工作中,有過一定的考慮與試探。
  從1946年起,王亞志就到了延安軍委作戰局,長期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50年代初他在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當參謀時,接到調令回國,為彭德懷做秘書。因為彭德懷在1952年至1956年期間主抓國防尖端事務,所以王亞志多少也知道一些原子彈的事情。他說,1952年夏天,中國開始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其中有軍工部分及軍隊的五年計劃,這時候就已經提到要不要搞原子能的事情。當時這一部分計劃的起草人是雷英夫,他是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也不懂,周恩來就指派韋明和雷英夫於3月27日去找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竺可楨說,首先要召集人馬,沒人不行,並且原子能很費錢,得花大錢,動不動就上億,我們搞不起。真要搞,最好請蘇聯援助。雷英夫如實向周恩來匯報了竺可楨的意見,周恩來說,這是內行話。1953年,彭德懷在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之後,回到中國就向毛澤東寫了個報告,這個報告是10月28日提交中央討論的。在此簽字前後,彭德懷就曾提請當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高崗考慮發展原子武器的問題。

  第9節:第二章 你千萬別給外人講這件事(4)

  王亞志還記得:1954年新中國成立5週年時準備隆重慶祝,赫魯曉夫要率領代表團前來祝賀。「十一」前一天——9月30日,我值班。那天大概是上午吧,彭德懷到我這個房子來了,我們是在西屋他是在北屋,永福堂。來了後他問最近有什麼情況沒有?我說情況就是9月3日到9月22日炮擊金門,中間打了一下子,國民黨用飛機來報復,我們打下了12架打傷了33架,我說這個也不一定準確。正在這個時候電話響了,我們那時候用的還是手搖磁石機,總機說李富春副總理想找彭總講話,怎麼他辦公室沒人哪,今天到哪裡去了?我說就在我這裡。我說,彭總,李富春副總理找你接電話。他說好吧,他就來了,站著接的。我聽那個意思是說,我們準備充分一點,準備跟蘇聯代表團談判,說那個「嘴」呀,那個「嘴」一定要列上,寧可削減其他的項目也要把它列上。彭總說的是方言,湖南話「堆」(原子反應堆)和「嘴」發音差不多,所以彭總說一定要把原子「嘴」搞出來。二戰時美國人不是把兩顆原子彈扔到日本了嘛,日本人受輻射的事,我也給彭總匯報了一下,我還引用了一個科學家的話,大概是愛因斯坦吧,說一個人問他,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打?他說:這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將用石頭和木棒來打,意思是說原子武器將毀滅人類。彭總說:哪有這麼嚴重,說得太玄了。錢三強最早也曾向高崗寫信,建議搞原子能,但沒有下文。後來他又向彭德懷建議搞原子能,這一次時間不長就有了回應。
  錢三強曾率領由26名專家組成的代表團於1953年到蘇聯學習發展科學技術的經驗,並就兩國在這一領域的合作交換意見。期間,錢三強曾提出參觀有關原子能設施的想法,未獲同意。從俄羅斯解密了的檔案中可以看出,更早的時候,劉少奇在1949年秋天秘密訪蘇期間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要求,被斯大林拒絕了。不過蘇聯人還是請中共代表團觀看了有關核試驗的紀錄片。因為蘇聯第一枚原子彈是8月29日爆炸的,而劉少奇此時已離開了,所以後來還有不少人對此提出了置疑。也許,劉少奇雖然沒看到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實況鏡頭,但蘇方給他看一些與此相關的影片,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次在參觀蘇聯的研究所時,錢三強試探性地問陪同他的斯柯別裡琴院士,蘇聯能否在迴旋加速器和實驗性反應堆方面給中國以技術上的援助。斯柯別裡琴也曾在居裡實驗室呆過,和錢三強可以用法語交談,不用翻譯,他回答說,迴旋加速器有可能,反應堆則需要研究。錢三強回國後,很快同丁瓚一起向主管國家計劃工作的高崗作了匯報,談了中國發展核科學和核事業的想法,以及蘇聯給予援助的可能性。高崗說,國家經濟目前還很困難,發展核事業恐怕一時不好辦,但我一定把這個意見反映上去。
  1954年8月22日,彭德懷把錢三強請到家裡,請他講解有關原子彈的原理和構造等科學知識。彭德懷是應蘇聯邀請,將於幾天後的9月間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去參觀核爆炸試驗的。談話間,彭德懷問道:中國要研製原子彈應該怎麼辦?錢三強在回答中強調說,當前最重要的是迴旋加速器和實驗性反應堆,用它們可以開展科學實驗研究,為建設核工業和研製核武器做技術上的準備。對於錢三強的話,彭德懷聽得非常認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還一再提問。國防部長如此關心,這使錢三強感到興奮,他意識到,國防上的需要可能是促進核事業的重要動力。
  去蘇聯參觀核試驗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規格相當高,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還有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總參謀長粟裕,總參高級步校校長宋時輪,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海軍參謀長周希漢,還有哈爾濱工程學院院長陳賡,總共10人。因為當時還沒有授軍銜,後來按軍銜來說就是兩位元帥,三員大將,三員上將,兩員中將。代表團到蘇聯的第一天,是由國防部長布爾加寧作報告,講解演習程序,隨後就開始了演習。他們是9月13號到達托斯克(托茨科耶)的,安置在離核爆炸區不遠的一個營地,那裡臨時搞了一些建築,供各國代表團住宿。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等幾個國家的代表團也在那裡參觀。蘇軍參加此次試驗演習的有45000人,當時,張伯恆作為隨員,也觀看了這次名為雪球的爆炸當量為4萬噸的核爆炸軍事演習。
  張伯恆說,演習的地點叫托斯克,所以,一般就叫托斯克演習。到那之後,幾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都到彭總那兒拜會,因為他們非常崇敬彭總。彭總指揮志願軍抗美援朝,威信非常高,他們都伸大拇指。這是一次帶核爆的士兵演習,真刀真槍。我們看的時候,距離可能相當遠吧,但蘑菇雲都看到了。至於當量多少,因為保密,沒告訴我們。核爆炸的衝擊波很厲害,引起的狂風把彭總的帽子都給吹掉了。到17號演習結束,講評,然後開了一個宴會。
  在這次宴會上搞了一個儀式,布爾加寧將一把原子彈的啟爆鑰匙贈給了彭德懷。
  1954年國慶期間,毛澤東邀請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慶祝典禮。10月3日,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人參加的中國領導人,與以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人為一方的蘇聯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了兩國最高級會談。蘇聯除了答應撤出旅順口海軍基地、將四個中蘇合辦的公司移交給中國外,還給中國5.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15項工程,擴建141項工程。在會談接近尾聲時,赫魯曉夫說,我看到了,你們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蘇聯人民非常欽佩。蘇中兩國應該繼續團結,互相支持。不知道你們對蘇聯還有什麼要求?毛澤東說,中國現在的國防還很落後,這是事實。現在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有點興趣。今天我們兩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一點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而言之,我們也打算搞這項工業。擔任翻譯的費德林把毛澤東的這番話譯了過去,赫魯曉夫一聽,愣了一下。赫魯曉夫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國現在的條件恐怕還有困難吧。那個東西太費錢了!社會主義大家庭,有一把核保護傘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如果現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國的電力集中起來都難保證。不過,若中國迫切想搞這個東西,並且是為了科研和培訓人員,為將來打基礎,那麼蘇聯願意幫助建設一個小型原子堆,這個一般比較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錢。

  第10節:第三章 一塊石頭定大事(1)

  第三章
  一塊石頭定大事
  成立專門的辦公室—— 高興得把皮帶刮斷了—— 在廣西找到的第一塊鈾礦石多次進入中南海——毛主席握著劉傑的手說,「它是決定命運的啊,要好好幹!」—— 聽專家講課,觀世界風雲—— 同蘇聯簽訂援助協議—— 在房山荒灘上設點安裝
  1954年2月28日,從東北地質學院畢業的楊士文被分配到了國家地質部。起初,他是被安排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後來又發生了變化,是什麼原因他不知道。當時,地質部人事處長刁仁文並沒有透露什麼信息,只交給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地點是位於北京西城三里河的地質部,收信人叫安桐馥。當楊士文按圖索驥,照著信封上的門牌號找到安桐馥時,才知道接頭的人是地質部的保衛處長。
  楊士文說,找到一樓,這一敲門呢,他自己在屋,他兒子也在屋。後來,他把兒子支出去了,說你出去!出去之後,就把門關上了。他這時就跟我講,很神秘的樣子:我們搞的事啊,是保密的,是搞原子彈原料的……
  阜成門外百萬莊有國務院統一蓋的一大片房子,楊士文被安排在一幢樓的二層。地質部當時成立了一個全國普查委員會,楊士文他們對外叫普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要是普查石油的。楊士文說,第二辦公室人少,一開始就安桐馥一個,我一個。沒過幾天,來了一個白白淨淨的,高之杕,陝西子長人,說是教授,是技術負責。後來人多了,就跟普查辦分開住,我們到了西四羊肉胡同的一個大四合院。
  普查第二辦公室是副部長劉傑直接領導的一個秘密機構,保衛處長安桐馥和北大一位副教授高之杕任副主任,楊士文和同班同學曾卓榮就在他們手下任技術員。楊士文注意到,很多蘇聯專家一來,都會向眾人介紹,有個大鬍子專家幹什麼卻不做介紹。後來他們才慢慢知道,這位專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鈾礦的。
  薄一波說,有一次在中央召開的國務會上,毛主席講,現在世界上很多東西我們沒有。人家有導彈,有原子彈,我們只有手榴彈。所以現在我們也要向這一方面來努力。有關的事情,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管理,由劉傑負責。
  第二辦公室的人雖有不少是地質系畢業的,但以前沒學過與鈾相關的知識。楊士文和曾卓榮查閱了國內所有的資料,從中找到了兩份有放射性信息的報道:一為偽滿時期日本人富田達記述的遼寧海城大房身偉晶巖長石礦中發現有鈾;一為南延宗、吳磊伯記述的廣西富鍾縣黃羌坪發現有放射性礦物。
  這年7月,由高之杕帶隊,和拉祖特金一起到東北海城去實地查看,楊士文和曾卓榮也跟隨工作,加上警衛翻譯,大約十來個人,所帶的儀器是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組裝的全國第一台放射性探測儀──蓋革計數器。
  海城大房身這個長石礦,是座大型露天長石礦采場,下采已低於地面百餘米。楊士文說,專家領著我們一塊去檢查這個異常點,這個點在花崗岩裡頭。拉祖特金年齡比我們大得多,爬上爬下非常辛苦,最後發現有一個最高的地方,一打打出鈾礦來了,非常高興。挖了幾塊好一些的標本,回到我們住處以後,他高興得要刮掉自己的鬍子。為了□刮臉刀,他把皮帶拿下來一擦,一下把皮帶刮斷了,結果就沒有褲帶繫了。哈,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第11節:第三章 一塊石頭定大事(2)

  由於發現了鈾礦,在中國也可以說是第一次,拉祖特金非常重視。他和幾位年輕人一起圈定這個礦體,計算儲量。但最後計算出這個點只有800公斤的鈾儲量,價值不大。儘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對楊士文和曾卓榮他們來講,從找點到圈定礦體,直至計算儲量,這的確是一次很好的實踐。
  東北海城找鈾無望,這條線索一斷,就只能指望別的地方了。
  兩個月之後,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杕陪同去廣西東北富鍾縣的黃羌坪檢查。不久,在同一巖體附近的杉木沖果真找到了雲英巖化錫石脈中的鈾化礦,而且局部富集,原生礦殘體和次生礦發育很好。拉祖特金非常興奮,一再向高之杕和曾卓榮他們豎大拇指,說是難得的發現。高興之下,拉祖特金當晚就想上山搞螢光探測,並親自參加編錄、詳測,部署揭露工程。拉祖特金叮嚀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要把最好的標本送回北京,作為中國富存鈾礦的見證。他認為這個地區是很有找礦希望的。
  他們如獲至寶,把鈾礦標本從杉木沖帶回了北京。情況剛一報告上去,上頭就讓劉傑親自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作詳細匯報。
  劉傑說,哎呀,這塊鈾礦拿到部裡頭去了以後,確實讓我們都感覺到很突然啊!李四光部長也非常的興奮,他那時已經60歲了。他說,哎呀這是鈾礦!蘇聯專家庫索齊金也大睜著眼睛看了。第二天,我們帶著這塊礦石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周總理都在座了。我們把鈾礦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親自拿起來看了看。我說這塊礦石是從廣西普查來的,僅僅是個次生的鈾礦,還不能代表它是不是個礦床,有沒有開採的價值。毛主席說你怎麼證明它是鈾礦啊?我們用帶著的蓋革計數器一探測,發出嘎嘎的響聲。毛主席就很高興地說,我們發現鈾礦了。他緊跟著就講,現在還沒有大規模勘探,我相信我們中國會找出很多的鈾礦來,我們國家也要發展原子能。臨走的時候,毛主席和總理送我到門口,毛主席握住我的手笑著說:這是決定命運的啊,劉傑,要好好幹啊。
  自從廣西杉木沖那塊鈾礦石被找到之後,短短兩個多月間,就多次進入中南海,成了中國領導人反覆談論的一個對象。1955年1月15日,這塊石頭又被帶進了紅牆之內。
  在此之前的14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劉傑和錢三強四個人應約來到周恩來辦公室,研究中國核科學及鈾礦地質資源問題。66歲的李四光因為正患牙病,表情比較痛苦,周恩來便執意要他先講完後立即去醫院治療。周恩來向錢三強細緻詢問了反應堆、原子彈的原理和建立原子能事業所需要的條件,在說到人才隊伍時,錢三強說,每年只給分配10個大學生太少,要搞原子能,至少要10倍於此的大學生。談到後來,周恩來說,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要聽取這方面的匯報,你們準備好礦石和簡單的儀器,以便到時作現場演示。
  第二天下午,李四光、劉傑、錢三強向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匯報了鈾礦資源和發展原子能的密切關係,以及勘察發現鈾礦石的有關情況。會議選在這個時間召開,是因為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匯報時說,李四光下午三點以前要午睡,晚上他的身體又難以支撐,所以在下午三點以後較為合適。
  劉傑說,下午四點之前,我來到菊香書屋會議室時,已經坐了10個人了,他們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不一會兒,李四光、錢三強先後到了。主持會議的毛主席開口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課。李四光先講了鈾礦資源與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密切關係,分析了中國有利於鈾礦成礦的地質條件,並對中國的鈾礦資源作了預測。李四光講完後,周總理提示要我做些補充。我簡要地介紹了在廣西發現鈾礦的經過情況,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把從廣西帶回來的鈾礦石標本拿出來,打開蓋革計數器,讓各位領導聽放射線通過探測儀器發出的嘎嘎響聲。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和高興。接著,錢三強講了美、蘇、英、法等國開發原子能的概況和我們的現狀與設想,也談到了我們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與會領導同志提了很多問題。
  會議氣氛熱烈,一直開到晚上七點多,大家都對發展原子能事業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和關注。毛澤東最後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我們也有一定的基礎。但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第12節:第三章 一塊石頭定大事(3)

  劉傑說,緊跟著請參加會議的人吃飯,這是我第一次在毛主席那裡吃飯。開了兩桌,吃湖南豆豉臘肉、丸子和幾個青菜。毛主席平時是不喝酒的,這次他拿出葡萄酒,為中國核事業的發展乾杯。吃飯時,毛主席問李四光牙痛治好了沒有,他還讚揚錢三強的父親批章太炎,說他有勇氣。
  這是毛澤東在導彈原子彈方面所主持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也是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次會議。
  中國製造原子彈,就在這個時刻拍了板。
  促成這次決策的原因,首先是這兩年陸續從國外歸來了一批各有專長的科學家,科技人才有了一定儲備,但卻苦於無處施展身手。其次是在國內發現了一定儲量的鈾礦,這都是最重要的物質條件。此外,當時國際上核競爭十分激烈,美英蘇都已相繼有了原子彈,世界上在這方面的反響很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了一面旗幟,美蘇為此各自做出了姿態。1953年,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發表講話,主張開展國際合作,和平利用原子能。蘇聯也聲明願意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援助,這樣,從國際背景上來看,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時機也比較成熟了。
  幾乎就在政治局委員們仔細掂量那塊小石頭的同時,美國政府和蔣介石簽署了美台安全條約。
  短短幾年間,中國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危險: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真刀實槍血戰了三年;同年6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11月,美國將原子彈運到了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航空母艦上,並進行了核模擬襲擊;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將採取包括原子彈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來應付目前的軍事局勢。1953年春季,美國把裝有原子彈的導彈運到了沖繩島;1954年9月1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美國直接向中國大陸投擲原子彈;1954年秋季和1955年初,海峽危機再度升級,美國擬定出了向中國全面進攻的計劃,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短時期內接踵而至的這一連串危機,使得中國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令美國始料未及的是,如此咄咄逼人的結果,恰恰把中國逼上梁山,逼出了中國自成一體的核力量。本來,中國在1953年即初步提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以致力於國家經濟建設,最後卻不得不推遲了兩年,箇中原因,除了國內的一些問題之外,主要是由於朝鮮戰爭、印度支那衝突和台灣海峽危機所形成的鉗形包圍,給中國的生存與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與威脅。由於美國不斷威脅要使用核武器,而蘇聯又不願明確保證給中國提供核保護,中國便只能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顧不得政權初建困難重重的嚴峻現實,被迫實施自己的核武器計劃。做出這樣的決策,不僅取決於國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脅,也取決於國家的基本利益。
  1955年1月18日,也就是中南海決策後的第三天,赫魯曉夫公開宣佈,將幫助中國和東歐其他四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又過了僅僅兩天,北京和莫斯科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主要內容是由兩國合營,在中國境內進行鈾礦普查勘探。協議規定,對有工業價值的鈾礦床,由中國方面組織開採,鈾礦石除滿足中國自己的需要外,其餘由蘇聯收購。
  中蘇在尖端領域方面的合作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一方面,蘇聯本身隨著核工業的迅速發展,需要同中國合作從而獲得部分鈾礦石,另一方面,國際風雲變幻莫測,蘇聯在客觀上需要增進同中國的友好關係,鞏固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中心地位。西方一些學者分析說,毛澤東1957年中期的反右運動,減小了赫魯曉夫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的擔憂,蘇聯領導人認為毛澤東是反對在波蘭和匈牙利流行的反蘇潮流的。此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已開始在核領域進行相關合作,簽署了幾十個雙邊協定,蘇聯亦順應時代潮流,與自己的幾個友好國家進行核能方面的交流。美蘇在這方面的競爭中,各自既可以獲得經濟收益,又可以在政治上撈取好處。蘇聯認為,加強蘇中雙邊的防禦夥伴關係,中國便可以成為莫斯科在東方與美日對抗的一個強大堡壘,有利於壯大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立足未穩且又受到美國核威脅的赫魯曉夫對中國進行了首次訪問。訪問期間,雙方就防務問題進行了磋商,其中一個主要話題就是如何通過援助中國來加強蘇聯的安全。赫魯曉夫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為了加強中國,最終鞏固社會主義陣營,我們同意派遣軍事專家,提供火炮、槍支及其他武器。他這時或許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就是如果中國開始涉足一點原子彈,對美國也會形成一種壓力,從而使蘇聯受到的壓力有所減輕。
  1955年4月,劉傑和錢三強率代表團赴蘇聯簽訂了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研究性重水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的協議,並且參觀了一些蘇聯的核科學研究機構和蘇聯的第一座實驗性核電站。以後又派出有黃祖洽等專家參加的實習團赴蘇聯學習。
  黃祖洽說,有一次錢先生找我去談話,說國家要發展原子能事業,反應堆理論方面沒有人才,希望我轉向,從原來基礎理論的方向轉過來,從事反應堆理論研究。所以1955年我們到蘇聯接觸一堆一器的時候,我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
  錢三強組織的實習團中,還有幾位是正在蘇聯學習的研究生。錢皋韻曾在1952年4月準備到蘇聯學習核物理。因為這個專業在蘇聯是非常敏感的,以致臨走的時候,他還拿不到簽證。直到1953年夏天,錢皋韻改學電子物理,這才進了莫斯科大學,研究真空中的高頻放電。錢皋韻說,我從小喜歡物理,愛好無線電,起因是中學一位物理老師講課特別引人入勝。後來考上汪精衛政府的交通大學,可蔣介石回來後,說交大的學生都是偽學生。我便又考了一次大學,讀物理系。1955年10月份,我在準備寫論文,再過一年就要答辯了,突然大使館一個電話打給我,是留學生管理處打來的,說錢皋韻,現在國內有個代表團到莫斯科,準備在蘇聯的一個研究所進行實習,他們點名要把你調過去。那個時候思想非常明確,反正只要祖國需要什麼都干,結果第二天就去報到。當時代表團住在莫斯科大劇院後面的一個小旅館,那個旅館叫十月旅館,我還記得很清楚,住在那,每天上下班,由實習單位派車來接送。這個實習單位叫熱工實驗室,其實是個研究所。實際上是研究加速器、反應堆的。所長哈里哈諾夫是很有名的一位院士。當時分工分了幾攤,錢三強指定我在反應堆方面工作。後來我才知道,蘇聯援助我們原子能所的7000千瓦的重水實驗堆,就是這個單位設計的。
  蘇聯援助中國的反應堆和加速器選擇安裝地點前,李富春副總理曾指示:為了保密,要靠近山區,盡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修鐵路。為此,劉傑去找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請這位當年的北京地下工作者提供地理情況。後來劉傑和錢三強等人又做了許多實地勘察,最後將北京房山一片開闊的荒灘作為安裝地點。
  核武器與核反應堆的科學原理是一致的,從某種角度講,反應堆也是不爆炸的原子彈,只不過可以控制能量,讓它緩慢地釋放,以產生動力。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看來,這也是中國走向核武器研製的第一步。10月23日,赫魯曉夫回國後沒多久,毛澤東便興致勃勃地與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起過原子彈,說中國正在開始研究那個東西。

  第13節:第四章 赫魯曉夫密電毛澤東(1)

  第四章赫魯曉夫密電毛澤東二機部要什麼人給什麼人—— 李毅帶頭為科學家服務—— 所有部長都要來聽講座—— 先把大的程序問題解決—— 「想不到周總理俄文也好」—— 毛主席在劉傑筆記本上寫了一個「氦」字—— 發展原子能工業列入「十大關係」—— 開單子,定提綱——代表團赴蘇當中南海做出發展原子能的決策時,事實上還不知中國到底有多少鈾礦。劉傑說,中央決策之後,決定成立三人小組,由陳雲、聶榮臻和薄一波組成,陳雲主抓,他愛追根究底,管得特別細。薄一波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兼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任,我兼任副主任。為什麼讓我干?就是因為我在地質部當副部長,找到了鈾礦。為了進一步展開工作,陸續調入了佟城、雷榮天、劉偉,以及李毅等人。其中一位是吳際霖,原先是山東鋁廠的,他在那裡同別人的關係處理得好像不大好。我得知這個人非常有才幹,就是脾氣暴躁,固執己見,我想不管他有什麼毛病,只要他能幹事情就行。後來劉少奇也講了,凡是二機部需要的人、凡是提出來要的人,要無條件地調給二機部。陳毅講,我們不能議而不決,要誰就應該給誰。薄一波還曾經召集會議,要求有關的部長支援原子能工業事業。我記得黃敬啊,王鶴壽啊,很多負責人都去了。我和一機部部長黃敬比較熟,1937年,我們同在正處於地下狀態的北平市委工作,黃敬是書記我是委員,我同時是北京市委農委的書記,抓農村工作。到了晉察冀,他開始是省委書記,我那時候是地委書記,在保定這一帶活動。開始我從地質部轉頭要搞原子能事業時,他還笑著說,哎呀劉傑,你這是時代的象徵啊。其實,我那時很茫然,對原子能這個天地究竟有多高多大,都不清楚。
  這時候,黃敬調給劉傑三個人,一個是馮麟,後來帶隊去莫斯科實習,一個是連培生,做原子能所的總工程師,另一個是盧榮光,畢業於西南聯大,比李政道和楊振寧還要早。劉傑說,這三個人都是我們要來的,連培生他們都是一機部的尖子啊。
  李毅在沒調來之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幹部部部長。1955年7月,有一天李毅接到總政的電話,說總政首長讓他馬上來北京一趟,有事面談。李毅趕到北京,見到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和副主任肖華,他們告訴李毅,現在是原子能時代,中國要搞原子能,向部隊調人,我們準備讓你去。李毅說,我過去雖然上過大學,但不懂得原子能,我在部隊已經17年了,對部隊很有感情,不願意離開部隊。後來兩位主任說這個任務很重要,原子能事業雖然在地方,和部隊的關係還是十分密切的,總政已經決定讓你去,希望你能夠勇於接受這個任務,到那裡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讓你搞專業,希望你勇於承擔。我說既然領導已經決定了,那我就回去辦交接吧。我就回到廣州,辦了交接,帶了家口,8月初就來了。經過國務院三辦,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負責黨的工作兼副所長,錢三強是所長。那時候工資差不多降三分之一,警衛員也沒有了,生活習慣不同於部隊,帶著四個孩子,最大的6歲,最小的半歲,很多事情要自己做。後來慢慢地調整過來,也瞭解了所裡的情況,感覺還挺不錯。

  第14節:第四章 赫魯曉夫密電毛澤東(2)

  李毅說,我認真學習了中央關於科學院工作的有關文件,認識到科學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團結科學家,是照顧他們的生活,給他們創造好的工作條件,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投身於社會主義科學事業和國家的建設事業。我也算個知識分子,「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就參加學生運動,從1940年到日寇投降,在115師政治部兼山東軍區政治部工作,那時肖華同志當政治部主任,我做過他的主任秘書。和組織部長梁必業、宣傳部長楊克、秘書長蘇靜等同志共事。政治部特別是宣傳部有不少知識分子。鬼子投降,肖華主任調到東北,我們二十來個幹部跟他去,到那裡成立遼東軍區司令部,我當司令部的秘書長,常和蘇聯人聯繫,和地方的黨政軍聯繫。所以我對知識分子並不陌生,我明白自己的職責是要幫助知識分子、幫助科學家的,是要給他們服務的。所以我一來就抱著一個尊重、服務的態度。為了服務得更好,一開始我就帶領其他行政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學習業務,學習專業知識,你不能光說外行話啊。許多科學家們也的確很好,像王老王淦昌先生,就特別客氣,一聽到別人提點什麼意見或者稍微帶點批評的意見,他便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他的對不起是口頭語。他跟錢三強不同,他始終不離開科研第一線,而三強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很多,他充分發揮了組織才能。他這個組織才能和我們黨政幹部還不一樣,他在科學家中間特別能顯示組織才能,知人善任,需要什麼樣的學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哪個單位裡有這樣的人才,他都清楚明白。二機部創業,隊伍的組織,人員的調配和大協作,這些方面錢三強的功勞確實是旁人代替不了的,儘管他脾氣不好,一說話就磕巴,火氣特別旺。
  劉傑調來的另一位干將叫白文治,原名叫梁華錩,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就一起工作過。解放戰爭時,劉傑是察哈爾省委書記,白文治是宣化市委副書記,彼此都比較熟悉。
  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任所長是吳有訓,研究所成立一年後,他的學生錢三強繼任所長。到1952年底,研究所已發展到九十多人,其中有後來從事原子彈、氫彈理論研究的鄧稼先、於敏、黃祖洽等一批出色的年輕人。
  王方定是學化學的,他來的比較早,1953年就調來了。王方定說,錢三強先生特別熱衷於化學方面的事,時常過問,王淦昌先生每天上班特別早,一大早就梆梆梆敲門,然後一幹就是一整天。沒過多久,我們分到楊承宗先生那裡。楊先生讓我搞鈾礦分析,當時的鈾礦石是比利時和剛果的,原來解放前的北平研究院就搞來一些。楊先生把法文文獻翻譯成英文,讓我們閱讀,並且要看我們的工作筆記,作批注,還經常站在背後看我們做實驗。
  白文治說,為了加強國防科技工作,國務院設立了第三辦公室。我是1955年8月調過去的,任三辦下設的原子能小組組長。小組只有我和韋彬、李杭蓀三個人,韋彬是1936年北平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生,李杭蓀是195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我則在1936年至1938年先後在北京大學和重慶大學化學系讀過兩年。當時國家建委和三辦辦公的地方,就在現今核工業公司的一個角上,三層四號是薄一波的辦公室。
  1955年12月,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共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學家參加,並向大會提交了一千多份材料。其間,蘇聯公佈了核電站的建造情況,法國發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鈽的方法,美國展示了核電站的發展計劃,從而揭開了許多核技術秘密。但中國卻被會議拒之門外。與會的蘇聯代表主動提出派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介紹日內瓦會議的情況,傳達科學成果方面的文件,中國政府表示歡迎,並確定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三辦接待。經過協商,決定成立一個接待辦公室,由科學院秘書長陳康白任辦公室主任,白文治任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核學術活動的組織工作。10日下午4點鐘左右,蘇聯物理學教授諾維科夫率9人代表團到達北京。除講學之外,他們還參觀了中國的各個相關研究所。白文治說,這些團員我們都按口分到各個部裡,比如說農學家就由農業部來接待,冶金學家由冶金部來接待,醫學家由衛生部接待,每個科學家都是挺忙的,安排得挺緊。上午他們作報告,下午座談,晚上還有一些文藝活動。中國方面準備了許多問題,他們都分門別類地做了解答。
  在此期間,周恩來批示要請蘇聯科學家給各部部長們作一次科學講座,時間安排在12月24日下午。白文治說,那天下午兩點二十分左右,我和陳康白陪蘇聯代表團9個成員到了政協禮堂的後台,在二樓接待室坐下了,準備兩點半開講。這時候,我想趕緊到前台看看會場情況怎麼樣。匆匆忙忙下樓,正走到樓梯口,碰上了周恩來總理。總理問我到多少人了?我當時也不知道到多少人了,總理旁邊當時有國務院的人,說到了多少多少人。總理又問,各部的部長到了沒有?有人講了講部長到的人數,緊接著又說某幾位部長因工作請假。總理就問,為什麼不到齊啊,是誰經辦的啊?我告訴他經辦的人是誰。總理就責備說,為什麼不找齊燕銘同志辦啊?齊燕銘是一位副秘書長。我一看,不敢再吭聲。緊接著總理就說:立即通知部長們,馬上到這兒來,都要到這兒來聽報告,把工作都撂下。

  第15節:第四章 赫魯曉夫密電毛澤東(3)

  蘇聯代表團一邊講學介紹,一邊看了幾個研究部門的狀況,劉傑從頭至尾陪同諾維科夫活動。蘇聯人在科學院物理所看了郭挺章和助手在試管裡提取重水,看了戴傳曾等人研製的又大又笨的蓋革計數器之後說,你們這些做研究的人都是很高水平的科學家,但所研究的卻都是微量的、小型的實驗室工作。諾維科夫承認,中國科學家是一流的,但設備卻是初級的。特別是重水,只不過玻璃杯裡的幾克而已。看了楊承宗的實驗室提煉鈾的研究,蘇聯人說,你們的研究太原始,這些東西我們都是可以幫助的。12月14日,諾維科夫對劉傑表態說,我們這次來中國,並不打算看看講講就完事,等我們走了,對你們工作卻毫無推進。你們要迎頭趕上,不要以為非要先坐牛車才能坐汽車,應該一下子坐在汽車上。蘇聯已經做過的,你們不必再從頭做起,像你們研究所搞重水,一年才能提制三克,太不合算。許多儀器蘇聯都能生產,你們不必費這麼大的力氣去探索。中國科學家水平並不低,但人數較少,應該集中力量於主要方面,研究最新最迫切最需要的東西,才能迎頭趕上。過去你們都很客氣,不提出來,現在如果需要重水、石墨等等的話,我們可以幫助。這在蘇聯都已經是投入工業生產了。
  雖然日內瓦國際原子能會議已將許多包括蓋革計數器或鈾的提取工藝等核技術秘密公之於眾,劉傑聽了,心裡還是很高興。不過他此時還不知道蘇聯這個幫助的底是什麼。在交談當中,中方不斷談到自己的一些設想,但沒有提核武器。因為代表團來前周恩來就交代不要輕易向蘇聯人提及原子彈方面的事,這是鑒於去年毛澤東在赫魯曉夫面前提出核援助時,赫魯曉夫只答應在原子能科學基礎研究上給予幫助。核燃料有兩種,一種是從原子堆裡提取鈽-239,一種是經濃縮提取出鈾-235,中國的科學家設想原子堆時僅僅提出了5萬千瓦,當時對鈾-235基本上不瞭解。跟諾維科夫談的時候也談到這個問題,他也主張中國搞鈽-239就行了。
  劉傑說,這些問題一談,我們就表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蘇聯提供一定援助。沒有想到他很快就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了他們的上級。第二天諾維科夫找到我,樣子很高興,說劉傑同志我已經報告了,向莫斯科報告了,回答是蘇聯準備給中國以巨大援助。今天通電話時,莫斯科告訴我:中國同志不用客氣,應該把需要提出來,由中國國務院表示意見,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援助,這個大家就可以積極地談啊。可見諾維科夫這次來不僅僅是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也在看看我們對他有什麼要求,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次機遇。我當即向薄一波同志報告了這一情況,說我們得趕快提出一個具體的要求,具體的設想。薄一波要我連夜起草報告,向總理報送。第二天總理接見諾維科夫的時候,就是根據那個材料講的。
  1955年12月24日深夜,劉傑通知白文治說,後天總理接見諾維科夫團長,要白文治和胡濟民參加。第二天中午12點左右,劉傑拿了一份規劃來,是前些日子與諾維科夫兩次談話的要點,以及中國以後的一些粗略想法。白文治看了以後,吩咐打字員打印出來,當天就呈送給了薄一波、李富春和周恩來。
  26日下午,薄一波、李富春、劉傑、胡濟民和白文治都提前來到西花廳,蘇聯大使尤金、文教總顧問馬裡采夫,以及諾維科夫也都到了,一起等著周恩來。但等了半天,周恩來一直沒有露面,直等到晚上6點鐘左右才來了。周恩來一進來就連說對不起,當時有個緊急的事情,就是郭沫若從國外訪問回來,坐飛機,有信息說是敵人要在半路上襲擊他,他就佈置空軍去保護,所以耽誤了這麼長時間。
  會議開始後,周恩來首先對諾維科夫說,你出了個題目,讓我們提出問題,這對我們是一個推動。中共中央最近研究過原子能事業的規劃,但沒有作決定,因為我國科學家、工程師和中央同志們的知識都不夠,現在先請劉傑同志來談一談。劉傑將一些設想介紹完之後,周恩來說,這個規劃大綱沒有什麼根據,可能是夢想,請你來發表點意見。
  諾維科夫表示了兩點看法:一條是用原子堆照射以後的鈾棒來提煉鈽-239,需要有一個後處理的工廠,這是必需的,計劃裡沒有提到這個問題;另一條是你們提到的這個原子堆為5萬千瓦,而我們蘇聯比這個大得多,原子堆越大越合算。
  周恩來問,美國是不是有100萬千瓦的啊?
  諾維科夫說,各國的原子堆都有,80、90、100萬千瓦的都有。
  諾維科夫還講道,原子堆生產鈽-239的同時也可以發電。周恩來說,我們不知道在沒有摸清楚的條件下,和蘇聯政府來談這個問題具備不具備條件?能否談出個結果?諾維科夫回答說,這是現實的,不是夢想,條件也具備,現在進行談判是可以的。周恩來說,是蘇聯先派一個小組來,摸清楚了情況,我們擬定了方案以後跟蘇聯政府來商談比較好呢,還是現在就到蘇聯去談,談回來中國政府再討論,蘇聯再派人來幫助落實,然後再反過來會商比較好?諾維科夫表示,兩種方法都可以,應該把事情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周恩來說,是不是分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先到蘇聯去商量,我們先派代表團到蘇聯,大家商量一個方案,然後蘇聯再派一個小組來中國,看具備不具備執行這個方案的條件,然後將修訂的方案再由中蘇兩國政府商談。諾維科夫說,這樣可以,在莫斯科商量比較方便,因為專家在莫斯科,資料在莫斯科,這樣容易得出結果來。周恩來又問,是不是現在可以開始進行工作?諾維科夫說,現在完全可以開始進行工作。周恩來最後說,今天把開展事情的程序先解決了,是一個大收穫。

  第16節:第四章 赫魯曉夫密電毛澤東(4)

  新中國剛開始進行經濟建設時,最困難的是人才不足。就像陳雲早就告訴蘇聯大使羅申的那樣,恢復國民經濟的一個重大障礙是缺少懂專業而又忠於人民政府的技術幹部。中國早期一邊倒時,由於缺乏專家,甚至無法提出要求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貨物清單,為此,毛澤東提出要求設立中蘇共同委員會,請蘇聯派專家來華,與中方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所以,雖然中國這時已經下決心要搞原子能了,但究竟怎麼搞,連提一些具體的要求都要與被要求方商量。
  為這次談話擔任翻譯的是清華大學的邢家鯉。白文治說,邢家鯉是個很好的翻譯,是我們從蔣南翔那兒借來臨時擔任翻譯的。蘇聯代表團的每個團員都配了兩名翻譯,一個是業務翻譯,一個是生活翻譯。邢家鯉是團長諾維科夫的業務翻譯,算是談判的首席翻譯。
  12月22號,周總理在紫光閣接見全體團員,在座的中國人也有十來個。邢家鯉翻譯得很流利,但在他把周總理的一段話譯成俄文時,總理突然當場插話道:我講的是成為一個問題,不是成為一個困難,請你重新準確地翻過去。
  邢家鯉後來說,實際上我的俄文是不行的,這個場面又大,我從來沒經歷過。我是1951年去蘇聯的。這次接受翻譯任務,我和馬列搭配,技術上主要是我譯,馬列記錄。在翻譯過程中,總理指出翻錯的還不止這一處。我原來不知道總理的俄文也那麼好,而且很細心,一字不落地盯著你,糾正過不止一次錯誤。總理法文好、德文好、英文好,這個大家都知道,他日文也好,因為那些國家他都去過,在那兒生活過,但他俄文好可不知道。一翻錯,他馬上就給你提溜出來:這個詞是錯的,你剛才那個音調是錯的。另外確實也非常緊張,諾維科夫的話得我譯過來,總理的話得我要譯過去,來不及反應,這邊完了他那邊也在說,記都記不住,所以我有時候就請求說得慢一點或者說短一點,因為一說多了記不下來,再翻就麻煩了。還好,在總理面前並沒出太大的錯誤。有一次舉辦宴會,我在周總理和蘇方團長這一桌。當翻譯是吃不上飯的。當時,秘書來了三次讓總理批文件,他也吃不好。飯後,我還要急著翻譯文件,打字,這時總理辦公室傳下話來,說那個小翻譯沒吃好飯,讓他補一頓。1976年1月8日,總理去世了,我已被錯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正煮豬食。聽到喇叭廣播,是總理去世,啊呀,人都木了。他怎麼能死呢!
  蘇聯代表團是1955年12月10日來華的,一直活動到1956年1月15日才返回蘇聯,為期一個多月。代表團返回蘇聯不幾天,就有了消息回饋。
  1956年2月中旬的一天,劉傑將白文治叫到他辦公室,給他看一份已經譯成中文的打印信件,是赫魯曉夫致毛澤東的信,落款日期是2月8日。赫魯曉夫表示,蘇聯可以在建立原子能工業方面同中國共享自己的經驗,蘇聯願意擴大高等學校物理系和化學系接受中國留學生的名額,並且可以派遣蘇聯教授和教員去中國高等學校講授有關原子能生產工藝的專門課程。他還建議中國派遣一個全權代表團到莫斯科商談。赫魯曉夫之所以如此主動,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他上台後面臨不少困難,需要中國的支持。
  劉傑和白文治便首先著手研究組團問題,商議參加代表團的成員名單。在此期間,中方整理了一份《供討論用的提綱》,經中央批准並由毛澤東寫信送給赫魯曉夫。因為3月份劉傑要參加蘇聯杜伯納聯合核子研究所會議,劉傑提前去了莫斯科,組團名單是經劉傑電話同意,由白文治呈送薄一波審簽的。除白文治之外,當時在國務院三辦原子能小組工作的韋彬、李杭蓀、朱培基、鄧佐卿、吳際霖都名列其中,家裡只留下一位保密員和兩位打字員。薄一波詳細詢問了名單上每一個人的作用,問道:為什麼要去這麼多人?白文治答道:劉傑同志在電話裡講,將來要靠這些人工作的。薄一波便在上面加了一句:據劉傑說需要這麼多人。代表團由劉傑任團長,團員有劉偉、錢三強、白文治和馮麟,還有二十餘人為顧問,除了前面提到的三辦幾個人,還有王淦昌、胡濟民、朱光亞、楊承宗、葛庭燧、劉寶慶,以及冶金部的王金堂、化工部和一機部的技術幹部,陳中擔任翻譯。這一名單最後得到了周恩來的批准。
  1956年3月,毛澤東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問題,親自著手做調查,其中重要一項就是逐個聽取國務院34個部委的工作匯報。劉傑是第33個匯報的,在他前面匯報的是地質部的何長工,後邊是建設工業部的萬里。劉傑匯報中最主要的就是有關原子能工業的概況,聽取匯報的除了毛澤東,還有彭真等領導人。劉傑說,毛主席興趣是很廣泛的,談到我們離地心多深,地心是個什麼情況,談到宇宙的問題,太陽系的問題,太陽能的聚變問題。談到核爆炸和太陽聚變,就是原子彈是裂變,氫彈是聚變啊。談到聚變的時候,毛主席就問,太陽和氫彈的核聚變有什麼共同性?說聚變的時候,氫就產生氦的釋放,因此釋放出大量的能量。毛主席就問氦是怎麼回事,我說一個氣字,底下一個亥。他似乎還沒有聽清楚氦字怎麼寫,便親自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了一個氦字。我當時根據所知道的作了一些回答。毛主席最後講,你講得很清楚。他還說,有的人聲音很大,但講不清道理。最後毛主席說你帶的什麼東西,我說這都是些小冊子,毛主席說都給我看看吧。當時彭真同志就攔住了,說不要都給,挑揀兩本最重要的。毛主席說,小冊子寫出來很不容易,對科學造詣不深的人是寫不出來的。以後我由周總理批准去蘇聯談判,不久以後《論十大關係》就出來了。毛主席那次之所以聽許多匯報,就是為了進一步考慮各種關係問題。文章把原子能工業也列為十大關係的內容之一,裡邊有一段談到,我們現在強,以後還要更強,我們不但要有飛機、大炮,還要有原子彈。是不是想要原子彈,是真想還是假想?真正想要我們就必須減少軍費,來搞經濟建設,我們才能夠發展核武器。這幾句話的大約意思是這樣,可見在這時候,原子彈的問題已經正式談到了。
  劉傑3月份出發前的一天深夜,周恩來在西花廳聽取了他的相關匯報,當時薄一波、白文治等人也在場。除了討論中國參加蘇聯杜伯納聯合核子研究所會議事項和赴蘇談判原子能工業的問題,還醞釀了領導原子能工業的組織機構,參照蘇聯模式,討論成立一個原子能委員會。劉傑在會上提出,請周恩來選擇一位原子能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以便主持日常工作。眾人議了半天,在幾位領導者人選當中,最終決定由宋任窮出任這一職務。
  宋任窮當時是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部長是羅榮桓元帥。宋任窮說,1956年毛主席召集34個工業部分頭匯報,完了說以後要加強地質部的工作。周總理找到我,說毛主席要從軍隊調一個人出來,調一個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加強地質戰線,協助李四光同志和何長工同志工作。何長工、宋英和劉傑一樣,當時都是地質部的副部長。我自己考慮了很久,就對周總理說,那就讓我去吧。當時剛授軍銜,我對穿那一身制服不習慣。總理說你能出來嗎?我說總幹部部有人。我想,我要去的話,軍隊裡這一套可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沒了,警衛員也沒了,只有一個秘書了。但這些都是可以放棄的。這樣向主席報告了,主席同意我出來,算是毛遂自薦吧。
  但沒過多久,宋任窮就又被周恩來找去了,跟他談話,說不去地質部了,讓他到原子能委員會當副主任。主任是陳雲,劉傑做秘書長。

  第17節:第五章 意外得來一個重大項目(1)

  第五章
  意外得來一個重大項目
  我們也希望有鈾-235 —— 抓住機會,大膽提問 —— 得到關乎全局的意外結果 ——先接受下來再說—— 陳雲要算帳,宋任窮擔心冒進—— 兩個翻譯、兩位高官—— 降低到能夠承受的規模—— 得到當年法國沒有得到的東西—— 一鳴驚人,影響深遠
  莫斯科的春天比北京要晚許多,都已是4月時令了,這裡還是白雪皚皚,一片寒冬景象。從1955年4月11日開始至5月14日為止,中國原子能代表團在這裡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參觀,隨後便進入具體談判階段。
  起初,中國並沒有搞鈾-235的計劃,都認為只搞鈽-239就行了,此前諾維科夫也曾說過,中國不需要搞鈾-235,搞原子堆就行了。白文治說,對於鈾-235我們所知甚少,我們只知道那個東西很貴,工廠很大,用電量很大,投資也很大,要很多錢,當時考慮全北京也沒有那麼多的電。同時也瞭解到,美國搞這個東西時就佔了美國七分之一的電量。我們真要搞的話,即便是個小工廠,那也得佔用多少電量啊!因此我們就不敢考慮鈾-235,只敢考慮鈽-239了。
  那時,從中國自己的專家到蘇聯專家,都主張上鈽-239,前面的一堆(反應堆)一器(加速器)也是按這條路子走的。劉傑說,聶榮臻也說鈾-235算了,就上鈽-239吧。聶老總主要考慮的是投資問題,給周總理打的報告上就提到鈾濃縮廠傾向於不搞,太費錢。還有一種意見是推到三五計劃以後再說,那從時間上就到了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了——真到那時可就全亂了,原子彈也很可能炸不了了。
  很巧,代表團臨出發之前,劉傑得到了一個特別簡單的情報資料,上面提到美國建設一個小規模的、日產5公斤鈾-235的鈾濃縮廠,投資只需5億美元。劉傑看了這個材料,心想要真是這樣的投資,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搞這個東西?當然,他那時並不完全懂得這個東西搞與不搞的厲害。談判開始,中國原子能代表團參加的是劉傑、劉偉、錢三強、白文治、馮麟,加上翻譯劉允斌,蘇聯方面由經濟聯絡總局局長郭瓦爾、副局長斯米洛夫、原子能工業部部長斯拉夫斯基等參加。蘇方從地質勘探、開採礦山,以及核燃料,介紹一項談一項,一直談到鈽-239和富集鈾-235。劉傑聽到鈾-235這個話題,馬上就記起了來之前看到的那個小資料。他也知道,毛澤東2月29日給赫魯曉夫覆信並附去的那份《供討論用的提綱》上並沒有這個議題,也沒有經過中央和周恩來總理批示,但他仍想提出來試一試,所以在會上談到這個項目的時候,他就說:我們也很希望搞鈾-235。
  這個談判項目單子之外的問題一提出來,蘇聯人感到非常驚訝,說你單子上沒有這個項目,不能談。再說,這個項目需要很大的電力,需要很大的投資,甚至於把你們中國全部的電力用上都不夠。
  劉傑說,那個時候空氣很緊張啊!項目單上沒有的東西你們也提出來?我們沒有權力來討論這個問題。那句俄語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到現在都能說得上來——擴散廠不能談——就是斷然拒絕的樣子。在這個問題上看來是不行了,可能沒有希望了。
  鈾-235藏身於鈾礦石中,鈾礦石被開採出並經冶煉提純後產生天然鈾,但這裡面能夠產生核裂變的鈾-235極其稀少,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99%以上是鈾-238。鈾-235在天然鈾中是如此微乎其微,必須經過千辛萬苦對其進行精確分離並濃縮到90%以上,才能用作原子彈的裂變材料。從工業上講,對鈾-235的分離只靠實驗室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依靠鈾濃縮廠來完成。這項技術最早是英國人發明的,但英國後來建設自己的鈾濃縮廠時,卻也費了很大的勁。建設生產鈾-235的鈾濃縮廠,在原子能工業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蘇聯在這方面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法國在搞原子彈時,也曾計劃和已經掌握了原子彈的英國簽署這方面的合作協議,但迫於美國的壓力,最終沒有實現,由此也能看出這個環節的爭取是何等關鍵。

  第18節:第五章 意外得來一個重大項目(2)

  引起代表團特別注意的是,在介紹反應堆流程時,蘇方說天然鈾中鈾-235含量為0.714%,經原子堆照射後提煉鈽-239,剩下的鈾中鈾-235的含量是0.67%,這0.67%還可以把它用作鈾濃縮廠的原料再提煉富集鈾-235。如果你不用它搞鈾-235,它還可以做第二次照射,用原子堆再生產一部分鈽-239,但是這樣一來它總還是廢料,鈾-235並沒有充分利用。所以,如果用它生產鈽-239剩下的料,做鈾濃縮廠的原料來生產鈾-235,就可以用一種原料生產兩種產品。中國以前關於富集鈾-235的知識很不夠,半年前薄一波曾在他辦公室裡召集劉傑、錢三強和白文治討論過原子能發展規劃,會上錢三強倒是講過富集鈾-235的簡單原理,並說搞這個規模很大,設備很多,用電量和投資都很大,但具體情節卻所知甚少。而最關鍵的問題是,他們以前理解發展鈾-235與發展鈽-239是兩條平行的相關不大的路線,而不知道其中還有這樣一個循環生產體系。那天蘇方介紹了這個情況之後,因為每天晚上中國代表團回來以後都要商量第二天怎麼辦,所以在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錢三強總有些懷疑,說好像沒有聽見有這個問題啊。白文治想他當時可能沒聽清楚,就找出筆記本來和別人對照,證實他所記下來的蘇方介紹沒有錯失,但錢三強還是有些不大相信。白文治就去隔壁房間裡把擔任翻譯的劉允斌找來了。劉允斌又仔細做了一下核對,確認說,當時談的是這樣一個過程。
  劉傑說,我一聽蘇方介紹的反應堆流程就覺得鈾-235這個東西有門了。可聽的時候,大家還不大理解。晚上討論的時候,說他今天講了一種原料兩種產品,從流程上是怎麼怎麼樣。三強問,確實是這麼講的嗎?他也不大懂這個東西,說趕快找劉允斌來。劉允斌是劉少奇的兒子,他做翻譯,問問他是不是這樣講的。劉允斌回憶了一下子,說確實是這樣講的,因為他也是學化學的啊。然後我們議了半天,定下來明天由錢三強再問一遍。
  第二天,錢三強找機會再次提到了這個問題,蘇方又解釋了一番,說一種原料進去怎麼樣出兩種產品。於是,中方代表團馬上提出來:既然這樣,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有鈾-235呢?我們應該有鈾-235,這樣的話在流程上是最合理最經濟的,不然就會浪費原料。當時蘇聯專家沒有做任何表態。但過了兩天,蘇方負責人便正式表示說,你們要求搞鈾-235是合乎邏輯的,從邏輯上講中國應該建設一個鈾濃縮廠來分離鈾-235,這是合理的,但你們要考慮生產規模。蘇方還進一步講到了機器的組合。生產鈾-235用的最尾部的一種小型機器,劉傑他們是後來才知道蘇聯已經用上更先進的離心法而不用氣體擴散法了,因為離心機比擴散機要省90%的電。蘇聯人說,如果中國有興趣,我們可以幫助建設一座氣體擴散法富集鈾-235的工廠,這個小機器我們現在沒有新的,假如你們要新的的話,就得用兩年的時間來製造。不過我們眼下有多餘的舊機器,是我們拆下來的,經過一點修理之後,是完全可以用的,你們要不要?
  中方當時並沒有立即答覆,只表示還得請示國內,明天再做答覆。劉傑說,蘇聯人實際上談了兩條意思,第一條是他原則上答應幫助我們生產鈾-235,第二條是生產鈾-235所需的小機器,做新的得兩年,舊的現在就可以給。當時我們感覺到真是出乎意料,非常興奮。可這個問題原來沒有列入商談項目,沒有經過領導批准,怎麼辦?
  當天談判結束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中午飯也沒顧上吃,劉傑就和錢三強、劉允斌一起,趕快跑到大使館去請示,向周總理報告說今天出現這麼個項目,蘇方可以答應,並且還有小機器可以使用,可以加快步子。
  周恩來答覆得很簡單:現在先接受下來,回來再說。
  接下來,劉傑讓白文治趕緊起草了一份書面報告,簽名後又讓他先行回國,呈報給陳雲、宋任窮和周恩來。讓白文治回去的另一個考慮,是便於周恩來問起情況時,能夠做出清楚的回答。
  至此,中國原子能代表團基本上完成了這次出訪的使命,除了留下幾個人等待蘇方起草協定草案外,其餘的人員便都陸續返回了國內。7月5日,正在蘇聯的李富春副總理和原子能代表團團長劉傑應約去見扎維年根和斯拉夫斯基,這兩人分別是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和原子能工業部部長。會見中,蘇方說協定草案已經得到了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的批准,現在交給中國政府,待中方批准後雙方再正式簽字。
  這一談判成果的重大意義,是後來才慢慢顯現出來的。而劉傑他們當時並不知道,就在這之前不久,法國因為請英國幫助建設一座鈾分離工廠,也進行了談判,但兩國代表正要簽署協定時,美國卻橫插一手,明確反對這一合作計劃——由於英美間訂有保密協定,英國就沒辦法從出售技術與設備中獲利,法國也無法利用英國在這方面的現成技術——法國自己建造的鈾濃縮廠直到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七年之後的1967年才投產。

  第19節:第五章 意外得來一個重大項目(3)

  拿到協定草案後,劉傑馬上就動身回國,一路上,翻譯姚乃興和他形影不離。姚乃興以前其實並沒有學過俄語,他是後來才速成的。畢業還沒有分配時,姚乃興和別人一起被挑選去蘇聯實習重水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走之前是薄一波去送的。實習快要完的時候,劉傑到了莫斯科,挑翻譯,挑了好幾個人,因為談判既要懂俄語又要懂技術,最後選中了姚乃興和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兩個人一起工作。
  姚乃興過去是學化工的,當時才21歲。他說,好多翻譯看見劉傑都怕,因為劉傑很厲害,你如果工作不好他要訓你的。聽說我去,其他翻譯說這下有你的好看了。還算不錯,我給劉傑做翻譯他從來沒訓過我,他說我這人比較機靈。他見我正讀一本書,就讓我教他,晚上我教他俄文,生活上我也照顧他,所以關係很好。
  姚乃興和劉傑還真有點緣分。在莫斯科時,劉傑有一天突然問姚乃興,你家在什麼地方?姚乃興回答說,上海浦東,一個小鎮上。劉傑說你家那個地方如何如何,姚乃興覺得有些奇怪,心想你怎麼知道我家的呢?劉傑笑了笑說,我是29軍的軍長。姚乃興這下想起來了,他家隔壁當年是曾住過一個29軍軍長,那時候他上大學一年級,家裡住了一個警衛班,所以劉傑認出了他。後來姚乃興回家,父母告訴他,公安部來調查過,把他的日記本都翻了,查祖宗三代,還有周圍的親戚。
  談判的時候,凡是蘇聯人講話都由姚乃興翻譯,凡是中國人講話則讓劉允斌翻譯。姚乃興說,談判到最後,蘇聯人提供了一份援助我們中國建設核工業的一個條約,絕密的。劉傑告訴我這裡面的內容只能三個人知道,一個是劉傑,一個是馮麟,一個是白文治。白文治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局長,很多事都先靠白文治,白文治曾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上過北大化學系,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懂技術,肯鑽研,會世界語,近兩年還用英文寫文章在《中國日報》上發表。所以,看得出劉傑是很器重他的。一拿到條約,劉傑馬上就要回國,叫馮麟和白文治留在莫斯科,我就和他兩個人回來了。我記得飛機上沒有幾個人,好像是在伊爾庫茨克還是在烏蘭巴托轉機,要休息一晚上,劉傑一個人提著皮包,包裡裝著那份協議,他跟我一再說,這個包你幫我注意著,萬一忘掉了,你要提醒我。他也不讓我提,連晚上睡覺也要枕在枕頭底下。回北京後的第二天,劉傑叫我到他家裡把這個協定草案翻譯成中文,他住在百萬莊,隔壁是何長工,我在樓上朝北那個小房間裡翻譯,吃飯都在他家,用了一天也就翻譯出來了。我記得翻譯的條約和以前的東西不一樣,好多都是一句一行,翻譯完給劉傑看,他說你漏了一行吧。我一看原稿,還真是漏了一行,把前面一頁的最後一行給漏掉了,我臉都紅了,他也沒有訓我。
  這天下午兩點,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集陳雲、薄一波、宋任窮開會,劉傑、劉偉、錢三強、雷榮天和白文治也都在座,一起研究經過艱苦談判之後由蘇聯起草的協定草案。因為當時正值盛夏,國家領導人有許多正在北戴河度假,周恩來便於7月28日將這個協定草案帶到了那裡,交由中共中央討論。
  8月初,劉傑對白文治說,中央批准這個協議了,將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代表周總理簽字。李富春現在在莫斯科,你和吳際霖兩個人再去一趟莫斯科,和馮麟一起向李富春同志匯報一下這個協議的內容,請李富春同志來簽字。簽字之後,你們三個人的任務是,摸清楚簽完協議之後我們國內該做些什麼準備工作,比如人員的準備,廠址的準備,等等,這樣的話好配合。
  8月10日,白文治和吳際霖抵達莫斯科,和已經在莫斯科的馮麟立即趕到莫斯科北京飯店,向住在那裡的李富春副總理匯報。臨離開北京時,宋任窮曾特意叮嚀白文治:你要詳細地把這個協議內容向富春同志報告,然後你就說宋任窮問一個問題,這個協定的規模是否冒進?所以,他們匯報完協定內容之後,白文治就將宋任窮的問題和盤托出。
  李富春問道:總共要多少錢?你每年要用多少錢,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
  白文治答不上來。
  李富春說,看來,原子能工業究竟有多深多淺,現在我們還不清楚,先簽了字,冒進不冒進回北京再研究。
  其實,在這之前的5月份,陳雲就找他們問過同樣的情況。當時劉傑和錢三強他們都已經去了莫斯科,劉偉也不在,家裡只有部長助理張獻金。這天晚上,張獻金叫上高之杕一起去向陳雲匯報,一進門,陳雲就直截了當問道:我找你們沒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賬,一個是原子彈到底要用多少錢?一個是原子彈要用多少鈾?你們給我一個底。這個鈾多少錢一公斤,現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是多少,你們以後要用多少錢?我要算這個賬。張獻金和高之杕一聽,全都答不上來,這到哪兒瞭解這麼多問題呀!那時候,連問的地方都找不著,因為蘇聯的幫助和許多事情還沒有正式啟動,究竟要花多少錢,自然是無從算起。而主管國家錢財的陳雲對此無法做到心中有數,當然要不滿意了。

  第20節:第五章 意外得來一個重大項目(4)

  原子能工業援助協議原則上達成後,劉傑已經在蘇聯呆了好幾個月了,當他最後帶著協定回來時,正好是年頭年尾。劉傑說,回來沒幾天1957年就開始了,陳雲同志問我搞原子彈究竟要多少錢,整個下來究竟要多少錢。那時蘇聯也沒有給一個正式的盤子。我們在莫斯科談判時只是要求先把項目抓起來,然後再說,可回來以後,馬上就面臨個算賬問題。算來算去,發現投資特別大,特別是占主導地位的鈾濃縮廠的主設備擴散機動輒數千台,價格十分昂貴,是8個工業建設項目中最費錢的,差不多和其他7個項目投資加起來的總和一樣多。陳雲同志講,太大了,投資太大了。大家都很傷腦筋,反覆考慮怎樣形成方案。討論的結果,最核心的問題還是鈾-235工廠,當時的意見很多,有的說我們不要搞鈾-235了,乾脆就搞礦山,搞鈽-239就可以了,以後再搞鈾-235。不僅僅是一般的人講,有的領導同志也講,乾脆別搞這個了,以後再說吧。但不搞大家也不甘心,究竟怎麼辦呢?
  管錢的人要過問費用問題,並不難理解,要知道那時候剛剛建國,處處要花錢,到處都缺錢。後來原子彈爆炸成功,李富春和劉傑說起來的時候,還感歎說好是好,就是貴了點。白文治說,這是大實話。現在回過頭來看,花費不僅起始階段大,後來更費錢,直到現在還要往裡填。但當時誰能知道這麼深,也想不了這麼遠。結果一是當時攤子鋪得太大,二是軍轉民措施不力,三是經營不夠完善,造成日後某些苦處。
  在此之前不久,蘇聯派了一位原子能總顧問叫扎吉江,於1956年11月應聘來到北京。他是一位有色金屬專家,二戰後曾被派到德國學習,特別敬業。扎吉江和斯拉夫斯基給中國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對於中國原子能工業的援助,斯拉夫斯基的態度屬於既不冷也不熱,因為援助是兩個國家的法定協議,他理應執行,他也希望中國能把原子能工業建設起來,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劉傑說,這倒不是說他對中國有什麼不好,不過他在各方面都留有餘地,比如我們在蘇聯時提出要看鈾-235工廠,他拒絕了。關於原子反應堆,我們原先是搞5萬千瓦的,20萬千瓦的,後來想再大一點,搞60萬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說你沒有資源,你不能搞大。扎吉江就不同了,作為總顧問,特別盡職盡責,為中國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議,為此他還受到他們上級的批評,要他不要多管閒事。斯拉夫斯基就開玩笑說他一半是中國人,太熱心了。
  扎吉江來中國後,見到宋任窮,傳達說蘇聯將向中國交付鈾濃縮廠的全部設備,交付時間在1957年至1959年這三年內。宋任窮此前已經得到過李富春的相關指示,在召集有關人員研究之後,於當月底寫信答覆斯拉夫斯基,提出這兩年投資太集中,中國的財政支付能力很難支持,所以希望1957年先不供應設備,具體時間另行商定。與此同時,吳際霖、張漢周和扎吉江一起,反覆研究這個問題,討論來討論去,總是不能定下來一個比較周全的方案。這樣的研究,一直持續了兩三個月,從上到下都非常焦慮。
  正當眾人犯愁的時候,有人就想,鈾濃縮廠投資太大,國家資金不足,可不可以縮小點規模?這樣的話投資會不會就小一點?跟總顧問扎吉江一談,扎吉江說這個方案要調整的話,我還得到蘇聯去。扎吉江本人是主張搞鈾-235工廠的,他給中國同行舉了個很簡單的例子,說就像你穿衣服一樣,有襯衫有褲子,才能成套,你們既然要搞原子能工業,那也要成套,建成一個完整的核工業體系。大家感覺到他這個講法很好,也就贊成縮減規模,先確定一個小產量的方案。這時候宋任窮又對扎吉江說,是不是可以再減少一點啊?結果是還可以降低。根據這個限量之後的總產量一算,要花多少錢,國家還可以咬牙承受,就可以通過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關,因為當時有一種包括部分高級領導人在內的意見就是算了,不搞這個了。劉傑說,終於上鈾-235這個決定事後看起來太重要了。這對我們爭取時間盡快進入原子能領域,以及後來原子能工業和核電事業的發展,都是極具關鍵意義的大事。美國第一次在原子彈裡裝的是鈽-239,而我們第一次在原子彈裡頭裝的是鈾-235,引起了國際上很大的轟動,說中國了不起,一上馬就用鈾-235。

  第21節:第六章 毛主席親自管的事(1)

  第六章
  毛主席親自管的事
  兩個部長在一排長桌前辦公—— 「我這個名字不好,窮」—— 宋任窮哭窮,張勁夫薦賢—— 一萬多人雲集二機部——正考慮下一步怎麼辦——莫斯科風雲突變—— 米高揚到杭州—— 國防新技術援助要求得到支持—— 聶老總交代,準備得越細、要求提得越具體越好
  建立原子能工業,牽涉到千頭萬緒,必須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組織實施。所以,還在劉傑他們和蘇聯就原子能援助一事談判之際,周恩來就開始考慮籌建這樣的部門了。當周恩來問到劉傑的時候,劉傑說成立原子能委員會是可以的,但是,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實一些,還是建立一個職能部為好。根據蘇聯經驗,他們也有一個專門的機構,在蘇聯部長會議下設原子能利用總局,公開稱中型機械製造工業部,也就是斯拉夫斯基領導的這個部門。後來,周恩來又徵求了薄一波和科學院張勁夫等人的意見,最終決定成立一個實體的原子能工業部,隨後又吸取了公安部蘇聯保衛專家的意見,即直接用原子能事業部名稱太突出,不利於保密,因此就設了個名稱叫第三機械工業部,後來又改稱二機部。部長由宋任窮擔任,劉傑為常務副部長,袁成隆、劉偉、雷榮天和錢三強都是副部長。
  宋任窮和劉傑很早以前就熟悉,1948年劉傑任察哈爾省委書記,準備南下時,劉少奇就把他介紹給了宋任窮,因為他原先曾在蘇皖一帶活動過。現在他們又因為原子彈的事情走到了一起,宋任窮對劉傑說,乾脆,我們就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吧,就這一溜長桌子,既做辦公室,又做會議室。宋任窮坐在南邊,劉傑坐在北邊,兩個人在這排長桌子前研究處理了核工業初建時期數不清的問題。
  劉傑夫人李寶光說,我們家那時住在百萬莊,有一次我給孩子們念古詩,正念「欲窮千里目」,樓道裡上來一個人,接著話頭念「更上一層樓」。進門後,見他穿著軍裝,對我說,劉傑和我是一個辦公室呀,我們分不開。這才知道他是宋任窮。
  在二機部,宋任窮常說,我這個名字不好,窮。解放初期當南京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南京市說我們來了個窮書記。後來調到雲南去當省委書記,雲南又說我們來了個窮書記。他走了以後謝富治去了,他說窮的走了富的來了。姚乃興提起見到宋任窮的第一印象,說宋部長來之前,我想他是將官,上將啊,一看他穿著件綢子的香港衫,一頂巴拿馬草帽,一把折扇,像電影裡演的廣東資本家一樣。他平時不大講話,自己從軍隊帶兩個翻譯來,但他們從來不發言,只在旁邊聽著。他有時愛跟人開玩笑,說我們二機部是貧下中農。
  二機部的許多事情都需要和科學院聯繫,科學院的院長是郭沫若。副院長、黨組書記張勁夫也是不久前才調去的。他當時搞經濟工作,在地方工業部當書記,有一天安子文打電話,點名讓他去科學院,說中央常委定了,你工作馬上要調動。張勁夫說我不懂科學,不去那個地方不行嗎?安子文說不行,黨已經定了,你還能講價錢?馬上去吧。張勁夫說去那裡找誰?安子文說你先找陳老總。張勁夫便找陳毅報到,陳毅說,我已給郭沫若打過電話了,郭老表示歡迎,今晚就在北京飯店召開歡迎會,你得去。他的調動手續是後來拖了很長時間才發的。
  張勁夫說,宋任窮一當部長就打電話要來看我,我說哎呀老大哥你怎麼來看我,我去看你呀。他說我一定要去看你。他非來看我不行,那我也沒辦法。那時候我住在北太平莊,一來之後他就說,勁夫啊,你可知道我部的任務?我說我知道,搞原子彈嘛。他說多重要啊,是中央的任務,國家的任務,你要幫忙啊。我說這個事大家都應該盡力嘛,你有什麼事情要我辦,你講好了。我說中央已經定了,科學院原子能所全交給你,一個人不留。我們國家這方面的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長是錢三強,我全都交給你們。有一些工程師你們管工業部門要吧。他說那個我已經跟他們商量了,想辦法,最難的是科學研究,要把沒有的東西研究出來。我說數理化學部有個學術秘書叫鄧稼先,他在西南聯大時和楊振寧他們同學,到美國得了博士,大家喊他娃娃博士。人非常好,品質很好,很少說話,每天上班背個布包放書,步行上班。我可以給你,那可是科學院頂尖的年輕人啊。還有一些人,錢三強比我瞭解得多,讓他提出來,可以都調給你。還有些任務要他們承擔,比如講,當時二機部搞的一些研究工作要用電子顯微鏡,這錢三強知道,他幾次訪問蘇聯,和蘇聯來來往往都是他出面,科學院有什麼人才他知道,讓他提。比如他要電子顯微鏡,全國當時能操作電子顯微鏡的人很少,李四光副院長的女兒李林能操作,她和她丈夫都是從英國劍橋回來的,她丈夫鄒承魯開始不願意讓她離開物理所,我說我還要做家庭工作。後來錢三強提出來,搞原子能研究需要快速照相,我們有個長春光學研究所還不夠,又派一個副所長帶一部分人到西安成立分所,專門為你的原子能服務。
  就在宋任窮和張勁夫談論核工業亟待解決人才問題的時候,錢三強還在蘇聯進行訪問考察。在這期間,科學院受命擬定了一個有關科學發展的十二年規劃,有56個項目,對中國多個領域的科學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標和措施。不久,錢三強從蘇聯考察回來後接觸了這方面的有關文件,當他看到加速科學發展的四項緊急措施中竟沒有包含原子能項目,心裡便有些著急。因為十二年科技規劃是由張勁夫領頭制定的,他便找到張勁夫,直截了當說出自己的不滿。張勁夫說,錢三強他有書生氣啊,我很欣賞他,因為他很直爽,有學者風度,有話就說,很帶感情。訂規劃時錢三強在蘇聯,回來一見面他就說,張副院長我對你有意見。我說有什麼意見?原子能的戰略意義如此重大,你怎麼搞四項緊急措施沒有關於原子能的緊急措施啊?我對你這個有意見。我說三強啊,你知道原子彈是毛主席親自決策親自管的事,國家最大的事啊。在這麼多人裡面,怎麼討論有關原子彈的事情呢。我說這個事要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這四項措施都是為原子彈服務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麼多人公開,向全世界說我們搞原子武器。我這一講,他說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沒意見了。

  第22節:第六章 毛主席親自管的事(2)

  從這一時期起,錢三強就一直忙於人才隊伍的建設和科學技術的整體管理工作,幾乎再沒有精力深入到哪個具體的科研項目中去做科學研究了。張振德說,錢三強跟我說過,他和何澤慧先生之間有時候有點看法,主要是因為他是黨員,又參加了好多行政性工作以後,科研工作根本顧不上做。顧不上做也行,但後來有時還要批判他。他畢竟是個知識分子,現在看起來那個時候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還是有問題,他受了批評、委屈,回來也沒有地方說。何澤慧偶爾埋怨他,你當什麼部長啊,你像我一樣搞科研,幾等獎都能得。三強同志就跟我說,其實何先生說的是氣話,我能理解。像我們這樣的科技人員到了這個程度,不能光想自己出論文,更要為國家做貢獻,為事業犧牲自己。你看國際上一些科學家都是這樣做的。
  中國製造原子彈剛起步時,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調集隊伍。二機部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幹部和技術人員,這些只能從各個地方和部門以及應屆畢業的大學生中抽調。但是,當時國家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全面展開,到處都需要人才,誰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隊伍建立起來,二機部要從人家那裡抽調本來就稀缺寶貴的人員,難度自然很大。劉傑看到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弄不好會誤事,便趕緊向薄一波和周恩來反映情況,最後還是由中央專門發了一個通知,要求各個地方和部門堅決執行命令,責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門的主要領導負責實現這一抽調任務。這樣一來,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便有一萬多名各類人員集合到了二機部,使得原子彈製造有了一個最基本的保證。當時,各方對二機部大都是一路綠燈,非常支持,輸送了許多優秀人才。不過,既然是這樣一件大事情,就難免不發生一些問題,比如二機部在調集人員時,有個別人在外邊吹噓我們是東南亞最大的花園式工廠,宋任窮聽到後便告誡大家說,我們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嚇人。要把困難先跟人家說足,要靠事業吸引人才。
  刁仁文那時管人事,中央組織部那兩年調干的命令,光他那裡記錄在案的就有18次。每次少的有二十幾個人,上千的有幾大批。刁仁文說,人事調動保密非常嚴厲,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兒女,親戚朋友就更不用提了。宋部長說,你調人員要給人家講清楚,二機部許多地方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有艱苦奮鬥的準備。
  劉傑說,在蘇聯談判,回來以後,那個規模大小,投資多少,不是有爭論,遲遲定不下來嘛。但是很多人員已經陸續調來了,就在西苑旅社住著。有些人在學習中提出很多意見,到1957年反右派被錯劃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名是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送到牡丹江農場勞動改造,最後死在了那裡。另外一件事情是後來在反右傾時,有6名局級幹部被批判,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些都讓人一想起來便心情沉重。
  對於這段經歷,刁仁文感觸很深,他說當時因為許多基礎設施還沒有建起來,有不少科技人員調來後,認為把自己耽誤了。1956年開始整黨,叫大家提意見,黨內黨外都可以提,大家就提了些意見。性格內向的人,說話比較慎重,性格外向的人,知道什麼事拿來就說,結果言多必失。趕到1957年一反右派,後一類人往往成了批判對象。要定右派時,把名單拿到宋部長那,宋部長不同意,不讓我們擴大打擊面,不過還是錯劃了43個,後來都平反了。
  1957年初夏的一天,擔任二機部生產科技局局長的白文治剛上班,宋任窮便找到他,讓他一起去聶榮臻辦公室。聶榮臻的秘書安東出面接待,趙爾陸和王諍也在場。不多一會兒,聶榮臻走了進來,坐下就談起了原子能工業建立起來之後再如何進行的事情。聶榮臻說,下一步該怎麼搞,核武器和運載工具如何搞都沒有明確,要慎重研究一下。幾個人討論了半天,聶榮臻還給李富春打電話,說了很長時間。白文治記得聶榮臻對著電話強調說,按照協議,鈾-235和鈽-239搞出來之後,再進一步怎麼搞法很不明確,我認為要向蘇方提出核武器問題,如果他們不給的話,那麼打起仗來我們只能小米加步槍了。我建議這個協議要暫緩執行,不然的話,花了那麼多錢,還是沒有核武器,造成損失。
  白文治當時並不明白,為什麼聶榮臻想推遲執行費了很大勁才和蘇聯達成的援助協定,也不敢隨便打聽這個問題。直到40年之後,他才從當年二機部駐蘇商務代表陳征那裡瞭解到,為什麼聶榮臻會提出這樣的意見。
  陳征說,援助協定由中央批准後,周總理讓我把那份全權委託書帶到莫斯科,交給李富春。8月讓我去,說你去的時候要帶個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兒,馬上要簽字,你要把這個委託書帶去,可不要弄丟了。我說丟不了,要丟連我一起丟。到了蘇聯,找使館商務參贊李強,李強開玩笑說,沒有國內的通知,我不能接收你。後來二機部的通知到了,他來找我,我就在使館商贊處住下來了。當時王淦昌、周光召他們不是都在那裡嘛,他們老吃俄國麵包不行,就找我,說你是我們的領導,給我們做點中國飯吃。我就找李強參贊,在使館解決這個問題。我說這些專家,你們給弄一點吃的,要錢的話從我工資裡扣。王淦昌他們吃了使館的中餐很高興。我說,雖然好吃,你們可不能常來啊。到了1957年4月,聶榮臻同志到黃金海岸參加加納共和國開國典禮,回來經過莫斯科,做短暫停留。他告訴劉曉大使,說我要找蘇聯原子能工業部的部長談一談。劉曉就給二機部駐那裡的組長張化東打電話,讓他聯繫一下。張化東就找我。我說那好,馬上和蘇方聯繫,約定會見時間。第二天上午劉大使陪聶帥,叫我和翻譯參加會見了斯拉夫斯基。聶老總說我這次回國路過這裡,有個事情我想談一談。現在有關原子能合作的許多事都在進行,下一步有什麼問題?意思是想深入一點兒,看搞這些東西幹什麼。結果斯拉夫斯基說,我是搞民用的,別的我不知道。會見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後來才聽說,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評。

  第23節:第六章 毛主席親自管的事(3)

  聶榮臻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憂慮,是有現實原因的。蘇聯援助中國建立原子能工業的協議敲定之後,很快便進入了實際運作階段。當時正值中國編製第二個五年計劃,聶榮臻是分管科學技術工作的副總理,當然要考慮到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後續問題。
  這個問題既是新問題,也是老問題。說是新問題,是中蘇協定中沒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內容,中國自己在工作計劃中也沒有這方面的安排。說是老問題,是早在兩年前劉傑就向薄一波提出,後來又獲得周恩來的同意,即考慮到蘇聯援助的可能性,避免提一些不切實際大而無當的要求。事實上,此前毛澤東曾向赫魯曉夫提起過核武器的事情,蘇聯不同意。因此,在一段時期內,爭取核武器援助的問題就被有意放到下一步考慮。而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亟須對策。
  也就在中方為此頗費思量之際,機遇出現了。
  起初,中蘇兩國政府雖在核科學技術和核工業領域先後簽訂了幾個協定,但在如此敏感的領域,援助總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核動力和核武器研製方面,蘇聯一開始不是托辭拒絕就是明確表示反對,他們勸說中國的理由是搞核武器太費錢,大家既然都在一個大家庭裡面,有蘇聯這把核保護傘就足夠了,用不著大家都來搞。
  1956年,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問題,世界上很快就掀起一股反蘇反共的浪潮。中國政府對此無法接受,寫了兩篇文章進行批評,提出對斯大林「三七開」。赫魯曉夫這時在國際上面臨與西方十分尖銳的矛盾,國內也有很大的反對力量,為了換取中國政府的支持,對中國國防尖端技術援助方面表現出了某種鬆動。王亞志說,1957年蘇共中央開會,11個常委投票,赫魯曉夫只獲得4票支持,有7票要他下台。朱可夫是支持赫魯曉夫的,這時就說要召集全體中央委員開會來作決定,因為赫魯曉夫是中央全會選舉出來的。
  1957年6月,赫魯曉夫召集蘇共中央全會,把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趕下了台。赫魯曉夫佔據上風之後,亟須得到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中共的認可和支持。蘇聯副外長巴托裡切夫於7月3日接見了各社會主義國家使節,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和對外文委主席茹可夫還分別找中國大使陳楚和參贊張映吾,通報有關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情況。7月5日,赫魯曉夫又派米高揚前往中國杭州,專程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詳盡介紹蘇共中央六月全會的經過,以及赫魯曉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內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魯曉夫反對莫洛托夫在對華態度上的一些錯誤做法。米高揚來中國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魯曉夫。在米高揚來中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實就已經連夜開過一次會,專門討論蘇聯黨內鬥爭問題,定了一個基本方針是:從承認事實,分清兩派是非觀點出發,支持新的蘇共領導機構。同時決定,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刊登蘇共中央全會的消息和決議。因此,毛澤東聽完米高揚的情況通報後即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赫魯曉夫於是投桃報李,立即在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導彈方面表現出新姿態。
  山不轉水轉,實際上,早在1956年10月份,隨著蘇聯內外矛盾的加深,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就明顯地親熱起來了。聶老總的秘書范濟生說,在這種情況下,聶總和宋任窮曾聯名向總理打電報,當時總理在莫斯科,問根據這個情況,可不可以向蘇聯提原子武器方面的援助,好像蘇聯還是讓從培養幹部開始,一個是原來就在蘇聯學習的,後來轉到導彈專業,這是一部分。另外就是我們派出去的,加起來是四百多名,要把這些人用好。到了1957年夏天,聶總根據當時的形勢,途經莫斯科時又向總理提出來,能不能再一次向蘇聯提出國防新技術援助?這時不單提導彈或原子彈,而是一起提國防新技術援助。總理同意,說你去找找阿爾希波夫,就是當時派來中國的經濟總顧問。找阿爾希波夫談一談,我們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聶總就和李強一起找阿爾希波夫。李強這時已是外貿部副部長,但整個談判,包括以後進貨打交道都是通過李強,他在這方面出了大力。阿爾希波夫當時比較認真地聽了聶老總的意見,並表示本人同意,等蘇聯正式答覆以後我再告訴你。大概6月份,我們準備到北戴河去,阿爾希波夫通過李強說要見聶總,聶總和李強便又去了。阿爾希波夫的原話是:元帥閣下,您提的這些問題我們蘇聯政府表示支持。我受命宣佈,蘇聯政府同意中國政府的要求,對中國表示支持,在適當的時候,中國可以派政府代表團去談判。我當時給聶老總當秘書,那次我也跟著去了。老總跟李強很高興,回來以後就報告了總理。那時我們都在北戴河,就到總理那兒,當面跟總理說。總理說我馬上報告主席,你就著手組織代表團吧。聶老總就在北戴河向黃克誠同志講了,由黃克誠同志在北京主持組建代表團。代表團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大體上準備就緒了,主要是研究談判的項目和細節。老總交代越詳細越好,不要跟他籠統談,他籠統答覆你,你什麼都拿不到,他說這是我和蘇聯打交道的經驗。比如說要蘋果就提蘋果,要梨我就說梨,不要跟他籠統地談水果,那樣的話他可能給你個別的東西。老總特別強調我們要力爭談判成功,但是也要做蘇聯不給我們什麼東西、或者更不給我們先進的東西的思想準備。
  1957年7月,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向國內報告,說蘇聯要中國派代表團去談判有關原子彈和導彈的事項。同時,阿爾希波夫也把這件事正式通知了中國政府。

  第24節:第七章 馬蹄子底下撿了條命(1)

  第七章
  馬蹄子底下撿了條命
  宋任窮談原子彈—— 陳賡談導彈—— 劉曉要宋任窮帶赫魯曉夫的口信給毛主席—— 扎吉江為中國著想—— 蘇聯外交史上第一次—— 下榻克里姆林宮—— 專門給中國代表團放軍事記錄片—— 中蘇聯合尋找鈾礦—— 周恩來聽李四光匯報—— 三九、五一九、二九
  1957年8月底,經過多次試探性接觸,中國希望就有關生產原子武器、導彈和飛機的援助請求,最終獲得了蘇聯政府同意談判的照會。中國方面很快便進行了訪問談判的準備,組成了由聶榮臻為團長、宋任窮和陳賡為副團長的一個代表團,劉傑、李強、萬毅、錢學森、王諍、張連奎和劉寅等人都以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9月7日,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分乘兩架蘇聯製造的伊爾-18飛機,抵達莫斯科努契科伏機場。簡單休息了一天之後,中蘇雙方便於9月9日開始了談判。蘇聯方面主談的是部長會議副主席別爾烏辛。斯大林死後,別爾烏辛曾誤上了馬林科夫的船,所以,他算是被赫魯曉夫開恩留用的。別爾烏辛雖然有所保留,但總體上對中國是比較慷慨的,他甚至在談判中認為中方提出的有些產品型號性能已經落後了,主動建議提出更新的產品型號。9日下午,聶榮臻拜會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米高揚表示:中國必須掌握原子武器和導彈武器,否則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國。蘇聯將盡量給予中國幫助。
  隨同代表團一起到蘇聯的,還有21名專家做談判顧問,他們按照不同專業,分成幾個組,原子能組由劉傑、吳際霖、陳一民和盧榮光組成。盧榮光說,代表團團員很多,有三四十個人,宋任窮把我們都召集起來,說你們各個組之間要互不通氣,不要你打聽我的我打聽你的,大家要互相保密。有一次,聶榮臻和宋任窮、劉傑他們說起張太雷兒子的事情,我們是隨員在一旁聽,話題是講這個人學習不刻苦,行為不太好,想把他送回國去。聶榮臻不贊成,說我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和蘇聯談判時,我們這個組就直接對他的原子能工業部,部長是斯拉夫斯基,他把援助中國的專家都找來,比我們人多,十來個人,我們就三四個人加上翻譯。二機部的專家總顧問扎吉江也回到莫斯科幫助我們出主意。記得有一天,宋部長、劉傑部長、我、陳一民我們幾個人在他們招待所一個小別墅的書房裡,談這些項目怎麼搞,合適不合適,扎吉江來了。扎吉江說我給你們提供一個好消息,你們中國經濟現在還是比較困難的,要想很快地搞,蘇聯有一個工廠淘汰了,但它的設備很有用——你們用這套設備很快就可以開始了。擴散機的小機組這一部分,有很多台,蘇聯要把它更新下來,非常便宜。你們同意不同意?我們原先也曾研究過這件事,現在再一討論,決定接受下來,可以省一大筆錢。後來在「文革」中還有人利用這件事情攻擊劉傑,說他把人家的爛設備買回來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
  談判在一個很大的會議室裡進行。蘇聯人介紹援助中國工廠的情況,說得特別簡要。來一個專家,拿一個大圖板,講這大致是什麼,大約也就幾分鐘,然後再換一個專家介紹。講完之後,斯拉夫斯基讓別人都退下去,他單獨跟宋任窮和劉傑再談。
  宋任窮說,我和劉傑專門談原子彈方面的問題。我們9月份去的,談了個初步結果,派我回來匯報。劉曉對我講,你回去向主席匯報,說赫魯曉夫有困難,想請毛主席去莫斯科,使館傾向於接受赫魯曉夫的要求,請主席來。這個時候正好遇到咱們國慶,我一下飛機,連家都沒回,毛主席就把我叫到釣魚台12號樓,周總理、鄧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都在場。我匯報了兩個內容:一是談判的初步成果,二是大使館的意見。我還談了搞原子彈,一要找鈾礦,二要建反應堆,三要搞鈾濃縮廠,這種工廠很費電,蘇聯明確講他們有部分用過的鈾濃縮廠設備可以賣給我們,四要建鈾水冶廠,五要搞從四氟化鈾到六氟化鈾的轉化廠,六還要搞個鋰廠,以後搞氫彈需要鋰,蘇聯表示可以給我們一個鋰廠。至於導彈方面,是陳賡他們談的,蘇聯答應給我們P-2型,我只看了模型。
  聽了宋任窮有關談判過程的匯報後,毛澤東對代表團的工作表示滿意,對代表團所談下來的結果也表示同意。宋任窮轉達了赫魯曉夫通過劉曉邀請毛澤東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紀念節活動和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的口信。匯報結束,離開釣魚台後,宋任窮即給駐蘇使館打電話,找到聶榮臻說,主席、中央同意我們的意見,可以做簽署協議的準備。同時,宋任窮在電話中問道,談判中許多事情已經基本上定了,我就不用再回去了吧。聶榮臻說,還有一些事情要做,你還是要過這邊來。宋任窮便趕緊又飛到了蘇聯。

  第25節:第七章 馬蹄子底下撿了條命(2)

  在談判桌上,那時蘇聯對中國代表團還是比較友好的,別爾烏辛就曾對聶榮臻說,除了單子上所列出的內容,你們還可以考慮提一些新的項目。不過,有時也需要艱苦的談判,比如對一些有關項目,蘇聯政府往往給了資料便不給樣品,有的是給樣品不給資料,原子彈方面起初是光給資料,不給樣品,聶榮臻僅就這個問題,便和別爾烏辛談了好幾次。後來蘇方經請示他們的最高層同意,答應寫進了協定。在宋任窮帶上談判初步結果回國向中央匯報之前的9月14日,別爾烏辛代表蘇聯政府向聶榮臻提交了協定。別爾烏辛對聶榮臻說: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賴的朋友。希望中國政府能早日定案。在等兩個中央批准協議的十幾天裡,聶總分別拜訪了幾個人,給他們送了一些中國禮品,他們都特別高興。
  總的看來,整個談判進行得比較順利,前後歷時35天,最後於10月15日在蘇聯國防部大樓舉行協定簽字儀式。聶榮臻和別爾烏辛分別代表中國和蘇聯簽署了《新技術協定》,在這個協定中,蘇聯應允在原子能工業、導彈、火箭武器、航空新技術以及導彈和核試驗基地建設諸方面,對中國進行援助。並且,蘇聯將於1957年至1961年底,為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以及提供P-2導彈樣品和有關的技術資料。
  這時候,蘇聯和美國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氫彈,並研製成功了洲際導彈。就在中蘇這次談判期間,蘇聯於10月14日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轟動了全世界。
  這次談判,雖然蘇聯為中國提供的都是屬於原始階段的東西,雖然這些承諾還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東西,雖然蘇聯拒絕代表團參觀核心工廠並拒絕提供核心技術,但對於不久前還在使用大刀長矛、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人來說,已經特別知足了。他們也明白,凡屬新的、先進的技術,是買不來的,最尖端的東西還得靠自己組織力量開發。
  從這時起,中國製造原子彈才算真正得到確定,並逐步展開。
  中蘇新技術協定簽訂之後,僅過了十幾天,毛澤東便應赫魯曉夫的邀請,於11月2日率領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攝影師侯波說,蘇聯派來的是一架圖-154,大概是最好的飛機,用最好的駕駛員。主席去以前就提出,不要搞歡迎儀式。赫魯曉夫說,那不行,別的國家我們都搞了歡迎儀式,你這麼大一個國家首腦來,不搞是不行的。歡迎儀式結束後,毛澤東被安排下榻在克里姆林宮。主席住在沙皇住的房裡,很大,但把什麼席夢思都去掉了,完全按照主席的習慣來安排的。
  1957年1月,中央辦公廳成立了一個俄文翻譯組,專門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等人當翻譯。閻明復於當年2月調到中辦翻譯組,開始了為中央領導服務的工作。閻明復說,剛到中辦翻譯組時,我是給毛主席做翻譯,可是毛主席那湖南味很濃的普通話我聽不懂。1957年毛主席去莫斯科,主要是參加世界共產黨、工人黨的代表大會,我們簡稱莫斯科會議。毛澤東前往蘇聯時,給蘇方帶去了不少禮品,我記得有很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些宏偉的建築模型,看了令人很激動。莫斯科運動對外維護了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在內部則存在不少原則上的分歧和爭論。毛主席的日程排得很緊,他跟西方許多國家的黨,包括意共、法共、英共、美共,還有亞洲國家像印度、印尼、日本等國黨的領導人,頻繁地交換意見。波蘭黨對蘇聯意見最大,為了取得一致意見,主席找哥穆爾卡談了三次。我認為主席在莫斯科會議期間,為促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並在根本問題上堅持和捍衛了原則立場。
  11月18日,毛澤東在64個黨代表會議上講話。侯波說,會沒有開完以前不讓其他人進去的,裡面是什麼樣子我們都不知道,坐在外邊等著。會開完了,把門一開,我們就進去了。會議廳很大,一些記者從桌子底下往前面鑽,我卻鑽不進去,心裡很著急,完不成拍攝任務可怎麼辦。正好我的邊上是法共代表團的一個同志,他到我們中國來參加過八大,他認識我,他就站起來,讓我踩在他的凳子上跳進去了。我這一跳進去,赫魯曉夫剛好注意到了,他哈哈大笑,主席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因為他正給別人簽名。
  在克里姆林宮的小禮堂裡,蘇聯專門給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安排放映了一場軍事秘密影片,一共三部,主要內容是原子彈、氫彈爆炸和原子條件下的軍事演習。給毛澤東擔任翻譯的是軍委辦公廳的外文秘書孫立忠,當時才25歲,他本來是隨代表團專門給彭德懷做翻譯的,被閻明復臨時拉來了,因為電影內容和軍事有關,幾個翻譯中他算是專門搞軍事的。電影放映過程中,眾人都很安靜,全神貫注地看著銀幕上新奇而震撼的一系列畫面。電影放完用了三個小時,毛澤東一邊點燃香煙,一邊和彭德懷聊天,說看來這個矛和盾還是同時產生的。彭德懷說,一種新武器出現,總會有對付它的辦法。毛澤東說,這次咱們的軍事代表團不是也來了嘛,葉劍英同志不是也來了嘛,來了這麼多的將軍,你們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一點調查工作,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接著,毛澤東轉身對大家提高了聲音說,同志們等一等,今天晚上我們看的電影是蘇聯軍事秘密影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到外面隨便去說,我們這些人知道就行了,不要擴大範圍。

  第26節:第七章 馬蹄子底下撿了條命(3)

  其實,好幾年前,毛澤東在建國不久訪問蘇聯時,就看過蘇聯原子彈爆炸的實況影片了。葉子龍說,1950年2月毛澤東從蘇聯訪問回來以後,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間裡突然問我,你說原子彈厲害不厲害呀?我回答說,原子彈的威力真大,確實厲害。毛澤東在那次訪蘇期間,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等地進行參觀遊覽,還看了不少電影,如《拿破侖》、《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蘇聯進行原子彈試驗的紀錄片。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進行了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毛澤東說,那次到蘇聯,開了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因為鈾礦勘探要在全國範圍內大面積鋪開,所以從各個部門抽調了不少專業技術人員,後來又從多個省市和部門調集了上萬人的找礦員,其中包括從朝鮮歸國的500名志願軍無線電通信兵。
  幾乎與此同時,國家主席劉少奇於1955年2月簽署了兩道調干通知:一道是通知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四省區,為三○九隊選調幹部193名,限3月底調齊,在長沙報到;另一道是通知山西、河北、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等六省區,為五一九隊選調幹部294人,限3月底調齊,在烏魯木齊報到。
  這樣大規模的人馬調集,是緣於一個多月之前蘇聯政府向中國提出在中國聯合尋找鈾礦的建議。蘇聯希望中國開採的鈾礦石除滿足本國需要外,還能向蘇聯提供。而蘇聯主動提出這樣的建議,事出有因。美國在研製出原子彈之後,對於是否研製氫彈曾進行過多年爭論,為了獨佔核優勢,防止蘇聯也擁有原子彈,負責製造美國原子彈的格羅夫斯將軍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搜羅購買高品位的鈾礦石。但蘇聯於1949年秋天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這便促使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決定研製氫彈。兩年後,美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並且大力投資開發南非的鈾礦資源和加拿大新發現的鈾礦床。蘇聯為了和美國一較高下,也於1953年宣佈爆炸了一顆氫彈,同時著手擴大核武器生產計劃,從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購買鈾礦石。但這兩個國家的鈾礦資源有限,所以蘇聯就想到了幅員廣大的中國。雙方將聯合找礦的事定下來之後,蘇聯很快便向中國派遣了數百名鈾礦地質專家,要求中國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規模快速度地展開勘察工作。雙方成立了一個中蘇委員會,地質部又成立了一個第三局,局長是原公安部經濟保衛局長雷榮天,副局長是安桐馥和高之杕。
  鈾礦地質勘察動作很大,攤子鋪得很開,周恩來特別強調要注意保密。雷榮天面臨的第一項困難就是抽調人員,組建隊伍。這一切又都是秘密進行的,所以即便在本部門內部,事情也不是都擺在明處的。當時地質部的另一名副部長何長工因為分管別的工作,所以也不怎麼過問劉傑他們的事情。雷榮天是山西孝義人,他說,為調人的事,我騙了何長工部長一下,騙了他13個技術幹部。我們不是叫地質部第三局嘛,他一開始還以為是他的人馬呢。我自己這頭銜也是保密的,叫了個地質部部長助理,我們這個三局叫地質部第三局,何部長以為這個組織是他那個部裡的。我就跟他要了13個技術幹部,後來他才知道不是他的。
  國家對鈾礦地質的重視程度是如此異乎尋常,讓下面具體幹工作的人既感到光榮,又覺得責任重大。國務院時常召集有關人員開會,許多時候由周恩來親自主持。劉興忠說,我們一參加這個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斷絕了。同學都不聯繫了,一切關係都斷絕了,不通信,不聯絡,就這樣。都不知道我幹什麼去了。那時到國務院來匯報地質工作,李四光帶著劉傑,帶著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長,原來是成都市委書記。帶著我,我去幹什麼呢?我負責掛圖,坐在記錄席上掛圖。會上人很多,幾個副總理都參加了,郭沫若也參加了。李四光匯報,匯報了一氣,總理就打斷了他的話。總理說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來談。李四光個兒很高啊,一米八,他羅鍋個腰來匯報工作不行,總理對李四光多麼尊重!後來總理一邊匯報,一邊又問劉傑:劉傑來了沒有?劉傑趕緊站起來,我來了。劉傑我問你,你們在農田打鑽,佔了農民的土地,賠償不賠償人家青苗啊?劉傑說,賠償,我們在哪兒打鑽,占農民土地都要賠償的。後來又問宋英,宋英你是哪兒的,他說我是學地質的,後來到成都當這麼一段黨委書記。匯報中間,上了一些點心,總理說大家吃點東西吧。那時候我非常驚奇,上了些什麼東西呀,黑麵包,素餡包子,粉條,一點兒肉都沒有。匯報完了,總理留大家吃飯。李四光說咱們走吧,我們趕緊把圖紙捲了卷,回到地質部來了。
  湖南三○九隊和新疆五一九隊是最早成立的兩支鈾礦地質勘察隊伍。勘探大隊的總工程師和總地質師都由蘇聯專家擔任。三○九隊的隊長是康日新,五一九隊的隊長是齊俊德。地質部負責在新疆組建五一九勘探大隊的是張獻金,當時對幹部的要求特別高,處級幹部要13級以上,而且年齡也有限制。一開始籌建隊伍,等張獻金他們趕到烏魯木齊時,蘇聯人已經先到了,這讓張獻金覺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蘇聯派來的是由總地質師波波夫率領的專家隊伍,有三十多人,還有他們的老婆孩子,是從蘇聯直接過來的。但中方這時還沒做好相應的準備,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書記王恩茂得知這一情況,便批示將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給專家做宿舍和辦公室。

  第27節:第七章 馬蹄子底下撿了條命(4)

  組建五一九大隊,楊士文也被調過來擔任技術員。楊士文說,我比張獻金去的早,他是4月份去的,主要是考慮盡快把一大批幹部調來。1955年初,剛開始叫什麼特勘處,也不知最後叫什麼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個五一九隊,中南成立了一個三○九大隊。我是3月5號去的,我們13個人,坐第一架飛機。蘇聯人有總工程師吉林諾夫,總地質師是波波夫,總物探師叫卡列亞金,中方就是佟局長,他是地礦部的副司長,當五一九大隊的副總地質師,還有我一個,我底下有一個大學生,叫黃林賓,還有一個陳景和,三個搞地質的,其他是警衛員、司務長等等。那時候坐的是一架小飛機,到蘭州停,到西安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騰了幾天。在飛機上有幾個人不認識,還有一些下象棋的,也不認識,後來到烏魯木齊辦介紹信時才知道,這些都是俺的頭兒,各部門的頭兒。到了烏魯木齊,包爾漢主席請吃飯,王恩茂書記都來看望。經佟城聯繫,新疆派齊俊德來當五一九大隊的大隊長。齊俊德那時在新疆干校當秘書長。
  五一九大隊成立後,很快便在全新疆展開鈾礦放射性普查。在專家指導下,楊士文他們帶上食品,首先對新疆境內的各種礦山、豎井、坑道進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礦物標本陳列室也不放過。楊士文說,我是檢查隊的,蘇聯專家有地質的、有物探的,中國也有自己的技術負責人。我們很多人雖然畢業於地質學院,一般的知識也都學了,可鈾礦我們不懂,完全是跟蘇聯專家學。我們這個隊出去得最早,剛開始在天山、烏魯木齊附近各煤礦,跟蘇聯專家檢查,以後到了阿爾泰地區。那時候,前面有個嘎斯卡車,蘇聯造的,卡車後面跟個小車,基本上就這麼個裝備。我坐在司機旁邊,卡車上面是找礦員和警衛,都拿著槍,帶著儀器。那時候烏斯曼一夥的叛亂剛平息,治安不好。我們後面是蘇聯專家,還有繪圖員,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這一帶地方很荒涼,沒有人煙,車壞了就麻煩了。晚間也沒什麼旅店,搭個篷子弄個蚊帳,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風特大,得許多人一起弄才能把帳篷支起來,否則誰也甭睡覺。到布爾津,碰到一條河,當地和蘇聯人貿易都通過那條河。那時大小便都麻煩,蚊子多得要命,兩隻手老得打,蹲久一點蚊子便糊屁股了。
  最早在野外普查,他們把人馬分成幾個小隊,每個小隊大約六七個人,各自分頭去指定的地域踏勘。楊士文也帶領一個小隊出去勘察,他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馬。有一次途中騎馬時,楊士文的馬驚了,一抖就把他給甩下來了。楊士文腳上穿了雙登山鞋,人掉下來了,可登山鞋的後腳跟還在馬鐙子上掛著。這馬正跑著,一看人這樣子就更驚了,不但沒停下來,反而更快地往前跑,楊士文大頭朝下,腦袋直往石頭上撞。其他人趕緊追了上來,最後還是一個找礦員上去把他給救了。楊士文說,那個找礦員是個初中生,叫吳志冕,這小子挺機靈的,他過來把馬拽住了,那真是撿條命啊,馬蹄子底下撿了條命。這要怪我沒經驗,你想我老家——遼寧海城是個平原,只養過一頭驢,哪騎過馬呀。
  回到烏魯木齊,大隊人馬還沒有到齊,楊士文他們先著手搜集資料,只要一發現線索便趕緊去查。有一天,總地質師波波夫把楊士文找去了。因為剛得到一個線索,在精河縣有個點叫阿莎勒,烏魯木齊西邊四百多公里,發現鈾礦苗。波波夫讓楊士文和另外一個搞物探的蘇聯大學生一起去檢查。楊士文說,我只是先前在東北搞物探的時候,學了點俄文,現在讓我跟一個蘇聯人出去,他說話又不像書本上那樣,我根本不懂,這不成了硬趕鴨子上架。那時候攤子很多,我們隊長姓趙,叫趙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廳當過頭,14級幹部。別的副隊長也是16級幹部,其他都是找礦員、技術幹部,大家要分頭行動,翻譯就不夠用。車也沒有,從新疆地質局借了輛卡車,司機是個轉業軍人,人挺愣,開到精河縣,馬上要進山溝了,開不了車就找來一個蒙古族的老頭兒。用馬來拉人拉東西。過河的時候,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給撂河裡去了。到了那個礦點,一檢查還要往裡頭走,走了七八里地吧,前邊一片片綠的紅的挺好看。書本上講過,鈾的次生礦氧化以後,特別鮮艷,所以我們特別高興,以為發現鈾礦了。到了前邊一看,那是石頭上的綠苔,襯上些紅色東西,根本不是什麼鈾礦石。又上到山頂上打些標本回來,這時候天就黑了。黑天的時候要回家啊,回精河縣還有七十公里,人家都會騎馬,我不騎這70公里怎麼辦啊,就那麼硬著頭皮弄到家了。咱們小組三個人,我是中國人,大學生是蘇聯人,那個老帶隊的是蒙古族,語言也不通。生活習慣也不行,比如吃的,吃個餃子他連醬油都沒有,只給你擱鹹鹽面兒。還老吃羊肉,我們都不習慣,更不用說天氣的炎熱和寒冷非同一般了。好在那時候年輕啊,就憑這股熱情,領導叫幹啥就幹啥,從干中學吧。我那時候是技術員,每天把勘察的路線分好了,晚上回來,每個人的路線我都再檢查檢查,算算筆記本,看有什麼情況沒有。真正的找礦員更要苦啊。他們都是一些抗美援朝歸來的戰士,那些小伙子挺能幹的。
  楊士文說,新疆剛開始找到的第一個含鈾的礦山,就在伊犁。這兒的礦成形,而且是中國第一個礦床。這個礦床最早的情況是人家蘇聯人來的時候就帶來的。在相鄰不遠蘇聯那邊也有礦床,40年代,那時候蘇聯有搞鈾礦地質工作的,把這情況搞出來了。有個叫明司基的地質學家已經在伊犁的達拉地取過樣,發現有萬分之五以上含量的鈾異常,所以後來根據這一情況成立了勘探隊,很快抓到了礦床。蘇聯剛開始是和我們合營,礦搞出來以後,有一部分要給他,拿來頂他們的工資和儀器設備方面的花費,而且這裡離他們近,將來挖出鈾礦來運輸也方便。但干一干他看不太對勁,不是那麼樂觀,以後就改成中國自己搞了,由他來當顧問。那時候中南成立了一個三○九,新疆成立了一個五一九,西南又成立了一個二○九大隊。二○九大隊沒有技術頭兒,三局調我到那裡去,當地質科長。地質科長就是總工程師,是中方技術負責人。我們隊上的地質專家叫依格裡,大高個兒。專家們都還不賴,在外生活很隨便。晚間同我們打撲克,他出主意,誰輸了,要把贏的背起來,圍繞帳篷轉一圈。他個子大,我們中國人小,你背不動,他就笑啊。可一到了烏魯木齊,他們鬍子一刮,領帶一系,那就很正規了,他跟我們再見面就跟不認識一樣。不過,關係還是挺好。冬訓期間,不出隊了,波波夫、吉列佐夫就給我們講課。1955年這一年基本上是蘇聯專家怎麼弄的,咱們就怎麼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負責啊,他也不大懂。過了一年,他就有點門了。以後我們就基本上獨立進行工作了。

  第28節:第八章 我們被「包圍」了(1)

  第八章
  我們被「包圍」了
  烏魯木齊一時間熱鬧起來—— 想不引人注意都難—— 逢山爬山,遇溝趟溝—— 走黃羊小道,越戈壁大漠——連夜找回丟失的筆記本—— 每人都配了槍——滿山遍野都是手電筒的光—— 半邊臉變形了—— 蘇聯專家安慰我:你還是很勇敢的,你沒有哭啊!
  50年代的烏魯木齊,遠不像一個省級大城市,簡陋的街道,簡陋的樓房,汽車行人都比較少。而由於五一九大隊調集的人馬陸續到位,烏魯木齊一時間便顯得熱鬧起來。黃頭髮的,黑頭髮的,中國人,外國人,行蹤又特別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難。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組織部的介紹信,上面只說是執行特殊任務,別人也不允許多問。因為新疆當時比較亂,所以經羅瑞卿特准,地質隊的人員還都配了槍。他們也不穿軍裝,衣服五花八門,年齡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槍,還有一些奇形怪狀的設備,時而一走好多天不見,時而又重新出現在了當地,更是顯得有幾分怪異。
  曾卓榮也和楊士文一樣,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隊。1955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過後,他們先從北京坐火車到蘭州,同張獻金會合,再一起帶著一批找礦員、翻譯以及其他地質、物探技術人員,乘坐汽車向新疆進發。那時候從蘭州到烏魯木齊的鐵路還沒有修通。汽車是蘇聯賣給的那種嘎斯63車,顛起來能把人腸子給顛破了。他們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車廂上的兩邊或中間,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從蘭州出發到烏魯木齊要走七天,每一天走兩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點碰上在哪裡。一路上儘是戈壁沙漠,非常荒涼。一天顛簸下來,到了晚上,找到住宿點就睡覺,第二天一早就得趕緊爬起來。由於乾旱缺水,洗臉水都不夠用,等他們到烏魯木齊時,一個個都是蓬頭垢面,風塵僕僕,身上穿的皮大衣因為坐在後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幾個洞。
  到了烏魯木齊,稍事休整,就著手分隊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榮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個隊,主要負責天山、崑崙山和帕米爾高原這一廣大地域內的勘探調查。和曾卓榮一道的蘇聯專家叫科什爾尼夫尼科夫,對工作非常專一,但是脾氣比較大。按照規劃,他們這個小隊要從天山的庫爾勒以東一段,一直普查到西邊的喀什,有幾千公里的距離。每天早晨一起來,就坐上汽車趕到天山腳下。戈壁灘上特別廣闊,看起來很近,可汽車走一兩個鐘頭才能到達山腳下。隨後按一公里一個找礦員把人都放下來,找礦員沿著一條三四公里的線朝北走,按規定須跑完這條線上每一個點,並全部做好記錄。當時的找礦員不少是朝鮮戰場下來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歲的小伙子。檢查時一條線三個人,一個人拿儀器測,一個人是搞地質的,拿著羅盤,找方向,指定路線,還有一個人是警衛,專門背著一挺輕機槍。曾卓榮他們配的是小手槍。當時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緊張的,因為新疆烏斯曼武裝集團還非常活躍,曾經衝擊過地質部的普查隊,有一次甚至把女地質員搶走了。蘇聯專家特別強調說,你這個筆記本上記錄了這個線路的放射性情況,是國家秘密,不能丟,丟了就是嚴重洩密。另外,這個儀器要是碰上特殊情況,你要把它砸爛。因為當時美蘇都想壟斷核武器,包括壟斷核資源與核技術。現在蘇聯援助中國,鈾礦普查技術基本上是無私幫助,有什麼說什麼,為此在保密上就非常注意,儀器設備可以提供,但不能丟失,不能被別人弄去了。

  第29節:第八章 我們被「包圍」了(2)

  剛開始因為不懂,所以一點一滴都完全照著蘇聯專家說的去做,有時不免過於死板。找礦員沿指定路線檢查時,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援,碰到河溝,再深也得下去,從這溝壑裡通過再爬上去。所以,看起來三四公里的距離,對於體力的耗費卻非常大。有時碰到溝太深了,沒有辦法,天山裡面的深溝比高有四五百米,找礦員便只好在懸崖上平著走,保持原先方向不變,而這個懸崖上的道都是黃羊走的道。曾卓榮曾經親自走過線,沿著線走的時候往下一看,頭直犯暈,不敢看,往上面也不敢抬頭,只有在山坡中間沿黃羊道衝著那個測點走。光那麼戰戰兢兢走還不行,必須一邊走一邊測點,看是否有異常,其艱險可想而知。爬了一天回去以後,人人精疲力竭,還得小結匯報,看今天有何情況,有無保密問題,完了才能休息。偏偏有一次就出了這麼一檔子事,一位找礦員在野外不小心把筆記本給弄丟了,也不知道在哪裡丟的,馬上就驚動了全隊。科什爾尼夫尼科夫平時老提起前面所說的那兩條規定,不論誰都不許出絲毫的差錯。現在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大家誰都顧不上休息了,趕緊連夜組織人員,拿著手電筒,回到走過的線路上去找筆記本。因為人少了不行,便連後勤幹部和炊事員都出動,最後還是沿著白天那條線路,把筆記本找了回來。儘管大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半夜三四點鐘才返回來,沒睡好覺,但卻得到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從此以後,丟筆記本的事就再也沒發生過了。
  在天山找礦,由於有烏斯曼一夥活動,大家晚上都很警惕,要輪流值班。曾卓榮說,有一次在白城北邊一個山谷裡頭宿營,搭起了帳篷,科什爾尼夫尼科夫和他妻子阿爾莎,還有若拉和戈爾巴喬夫,四個蘇聯專家,加我們一二十人,這個小隊也可以說是我們這個隊裡面的主要骨幹,都集中在一塊了。所以,當時我們的崗哨就設在那個山坡上,從這裡看平地,可以看得很遠。睡到晚上12點的時候,哨兵突然發現遠處有打手電筒的,以為是來對我們搞偵察的,就先沒作反應。等那個人慢慢走近了,他突然喊口令,對方答不上來,哨兵就開了一槍。那個人慌忙從旁邊躲著走,手電筒也沒有關閉,胳膊一擺動,一時間滿山遍野都是手電筒的光。哨兵一看,好像不止一個人。我們一聽到槍聲,馬上都起來了,這個警衛很緊張,以為我們被包圍了。我們有兩三架手提機槍,趕忙把輕重武器都佈置好,並把四個專家給保護起來。我們隊長叫宏志全,他在軍事上有一些經驗,對人家攻過來怎麼防衛,怎麼撤退,都做了安排,還迅速把資料、文件裝了箱,同時派出輕裝部隊,和崗哨一起對正面來的那個方向進行偵察。我們派出去的人喊話,最後回來兩個人,一個是我們的管理員,叫馬應仁,還有一個是他帶的人,兩個人不知道我們規定的口令,他是去籌辦別的事,所以知道我們隊伍在這個谷裡,他走啊走,走到天黑了,還沒有到,最後,還是想趕到這個地方來,結果槍響了。
  勘察隊員們不光要防壞人,防洩密,還要防野獸。天天在野外起早貪黑活動,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面臨危險。
  新疆人煙稀少,野生動物特別多,人們一旦單獨置身野外,就會受到死亡威脅。曾卓榮說,危險是經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過狼。那時路線一定下來,就要逢山過山,逢溝過溝,不能夠取巧,必須沿著這個方向走。但找礦員這一跑,回來就不容易了。去的時候有很大的勁,想找礦啊,一直找到指定的地點,往回走呢,把儀器關掉,還要順著原路往回走,因為別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兩天也走不回來。上好上,一下來有的地方就下不來了。有的人回不來,晚上就只好在山頭上露宿。我們有一個女地質員叫陳淑德,1955年重慶大學畢業的,她那天就回不來,往下走呢,有一個幾米高的坎,她沒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還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個山窩子裡頭呆了下來。晚上我們出動人去找也找不著,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來。還有一次,一個隊員沿著溝裡走,跑路線正好跑到樹陰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們那時規定,發現有特別情況就吹哨子。每個人有一個口哨。可隊員這一吹哨子,把這頭熊驚了,它一躥上來就兩扒拉,把這個隊員給扒拉到地上,還用舌頭舔了臉。最後住了很長時間的醫院,以後這個同志也就不找礦了,現在人還在呢。這張臉我見過……眼睛沒有瞎,因為他緊閉著眼睛,但這一舔啊,把眼皮都給舔壞了,右邊額上撕去一大塊皮,長了新肉以後這半邊臉都變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氣已經很冷,勘察隊上到帕米爾高原,發現了巴斯布拉克礦點。當時的一位找礦員叫馬振海,他沿著佈置的路線一個點一個點地測,慢慢發現儀器上的反應高起來了。馬振海興奮起來,又在左右逐步探測,最後圈出了一個異常礦化點,規模有一兩米厚,二十來米長。繼續往前追溯,還有一些異常點。回來以後一報告,蘇聯專家很重視,馬上組織測量,沿著馬振海發現的測點走向,再向兩邊追溯,最終找出了一條礦帶。

  第30節:第八章 我們被「包圍」了(3)

  這時已經是隆冬季節,天寒地凍了。有些人建議明年再來繼續工作,蘇聯專家說不行,因為這個礦帶類型很好,應該繼續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這個區域究竟怎麼樣。勘察人員便在冰天雪地下繼續測圖、探測,搞了一個多月。在此期間,北京的領導和專家還都趕到那兒去看,第二年又很快開始組織分隊上去,進行更細的研究勘探。這裡連平地都有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氣稀薄,活動困難,人就住在帳篷裡。有個從北京跟著領導一塊去看點的人,沒有經驗,上廁所跑得太快,一下就暈倒了。後來隊員們上了點以後,因為沒有那麼多帳篷,便都挖了地窩子,裡面能睡一個人,上面擋擋風雨。
  來華工作的蘇聯鈾礦地質專家,最多的時候有四百多人,在新疆的專家有一百多人。曾卓榮說,蘇聯專家來華工作,從1955年到1956年這第一個階段叫中蘇合營,兩家合夥干,找到礦以後呢,給他提供礦石,他給我們提供設備、技術和專家。1956年到1960年這一段,是我們為主,他是顧問,繼續幫助我們找,所以對中蘇雙方來說,等於給自己干一樣,熱情非常高。專家來華也是經過挑選的,所以總的來講蘇聯專家的表現都很不錯。他們也是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點,有時遇到困難和危險,也特別有意思。比如說我們上崑崙山,先坐汽車,接著再騎馬,到崑崙山的腳下要走兩天。我們騎的馬,後面放行李,人腿叉開,踩不到鐙子,騎一天下來,下了馬就動不得了,只能就地在那裡臥倒。有一次,我們發現庫爾勒的一個點上有鈾礦化現象,七八個蘇聯專家,加上我和翻譯、保衛,再加上嘎斯63車的司機一共是12個人。本來照我們意思是要走保險的那個路,過去我們小隊的車,常來往的。可是我們這個專家頭頭堅持要走直道,說那條路線太遠,三百多公里要走一天。我從圖上一看,雖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的接合部,原來曾經標過有這麼一條路,可是並沒有把握啊。為了保險起見,我們帶了一天的乾糧,一大桶油就出發了。這一走,進入接合部的時候,發現流水沖得那個溝像搓板一樣,汽車在搓板上開不動,一小時才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蘇聯專家愛冒險,還是要往前走,他就不聽你的,結果走到天黑了,只走出六十多公里,還有百八十公里呢,怎麼辦?沒有帳篷,乾糧已經吃完了,只能呆在一個小河溝子旁邊熬夜,好在一米多深兩米多寬的河溝裡有魚,我用手電一照,魚都來了,一下子弄上幾十條來,用火烤著,吃得還蠻香。
  第二天繼續走。
  下午,油燒完了,我們頓時陷入了絕境。蘇聯專家出來時帶了雙筒獵槍,絕望之中,就把在烏魯木齊買的新禮帽丟到空中開槍打,叭,把皮夾克也扔起來用槍打。曾卓榮說,我們一看這也不是個事啊,所以我跟警衛和司機商量,讓警衛自己帶著槍,告訴他地形圖,叫他沿著這個方向爬過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們駐地。我說,你爬也要爬到。他走後,我們在那個地方就呆著了。最後我試著在周圍找找看有沒有老百姓,正好有兩戶人家,從那裡買了一些雞蛋回來,新疆那時候雞蛋很便宜的,一塊錢可以買五六十個。我買了兩塊錢的雞蛋,煮熟了蘸鹽巴吃。蘇聯專家平常吃一個就夠了,那天有吃四個的,有吃五個的。我們年輕,吃得更多,我就吃了二十來個,吃了以後還得等啊。
  凌晨大約四點多鐘,警衛員好不容易跑到駐地,連夜把車開了出來。救援車還帶來了饅頭和汽油,最後一起開到駐地,睡覺休息。第二天中午起來,他們發現當地也沒有什麼青菜,除了雞蛋還是雞蛋,那就只好吃吧,好多專家都反胃了,以後見了雞蛋就想吐。
  劉興忠在三九隊的一分隊當中方地質負責人,跟找礦員一起跑路線。有時茅草很深,把身上劃得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碰到河溝,就跳下去找礦,河溝裡的水冰涼徹骨。然後又上去,再爬山,逢溝進溝,逢山過山,有茅草進茅草房,沒有就露宿野外。劉興忠說,蘇聯人說一不二,他們的意見你必須要執行。比如跑這個路線,碰著陡坡你也得爬上去,按這個路線走,你繞著走就不行。那時宋部長要求我們向蘇聯專家學習,要求我們虛心。領導幹部跟蘇聯專家發生爭論的時候,蘇聯專家的意見往往受到格外的尊重。我們三九隊有個副大隊長叫高功,他和黨委書記仝志全,就是因為對蘇聯專家有點兒不同的看法,被三局領導批評了。三局副局長劉鴻業就講,你們跟蘇聯專家發生矛盾的時候,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劉興忠說,那時的艱苦勁兒真是一言難盡。每天出勤回來,我的工作服裡邊都有一層白鹼,那白鹼都是汗鹼,說明一天出了多少汗。找礦找礦,出太陽要出去,下雨也要出去,下雨天外頭下裡頭也下,裡外都是濕的。在一個地方呆不幾天,行李設備都得靠自己拿扁擔挑著走。住的地方就更說不上有什麼保障了。前面說楊士文在新疆給掉河裡了,我在他們之前找礦時,也是騎馬過河,也掉到河裡頭去了。
  有一天,太陽快落山了,考察隊準備安營。他們騎馬走到額爾齊斯河邊,水嘩嘩往下流得特別急。劉興忠對蘇聯專家建議說,咱們在岸這邊紮營睡覺吧。專家說不行,必須過河。劉興忠說太晚了,明天再過吧。蘇聯專家還是不同意,非得過河不行。劉興忠說,那時人家蘇聯專家說了算啊,那就過河吧。他們先過,騎著大馬就過去了,我騎著個小白馬不敢過,因為水流得太急了,並且咱也沒有騎馬過過河啊。後來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過了。走到河中間的時候,那水啊流得特別急,看見水頭昏啊。蘇聯專家在河對岸就喊:你看山,你看山,不要看水,越看水頭越昏。我聽話,可抬頭剛一看山,這馬的兩條後腿支持不住了,被河水一沖打跌了一下。我就從馬背上衝下去順著水漂走了。哎呀,那水特別的涼啊,徹骨徹骨的涼啊。我一掙扎就沉底了,摸著河床的石頭了,後來又起來了,就這麼起起伏伏,一直往下漂。我心想,這下可完了,我起不來了。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已經過了河的蘇聯專家希尼森,一位礦物專家,他沿著河邊追我,還沒有過河的一個哈薩克馬伕,也沿著河的另一邊追我,河兩邊兩匹馬來追我,我在河當中漂,快追到我的時候,那專家一下子跳進水裡把我抓住了。把我拉上來以後,拖到一個小土包上讓我空水,吐水,我總算醒過來了。希尼森高興地安慰我:劉,你還是很勇敢的,你沒有哭啊。


  第二部分

  第31節:第九章 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務」(1)

  第九章
  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務」
  只有郵箱號碼—— 一個初中畢業生和一 個大個頭公安的驚人發現—— 打破花崗岩裡沒有鈾礦的定論—— 歷史記住了郴州金銀寨—— 中國第一個大型鈾礦—— 武工隊出身的副部長—— 「我就是同你講一講,讓你知道咱兩地分居不容易」
  因為受嚴格的保密紀律約束,鈾礦勘察人員雖然在各地頻繁活動,卻又不能表明自己是幹什麼的,常常就免不了造成許多誤會。但當時劉少奇有批示,隊伍組建時,只准省委第一書記知道調集這批幹部的真實目的。另外,蘇聯專家也一起參與搞普查,專家平時特別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負責的人就時常處於一種尷尬境地。平時他們難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需要找當地政府和領導解決問題,可人家一問,他們往往又不好深談,顯得很不夠意思。
  有一次,在烏魯木齊開大會,叫楊士文也參加。他到那裡一看,發現都是烏魯木齊各方面的領導人,還有各個地區的官員,伊犁的、塔城地區的都來了。伊犁的州長是少數民族,對勘察隊的人非常不滿。他說:我們當州長,這是黨對我們的信任嘛。你們五一九隊的人找我們,要人給人,要車給車,要什麼都支持你們啊,但是我問你們到底搞什麼,你們都不告訴我們,我們很有意見,很傷腦筋。
  楊士文實在沒辦法,向上級請示獲准後,就在會上把整個情況作了匯報,以緩和局面。結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說原來如此,一定盡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質隊。
  由於保密,楊士文老婆去探親,也不知道楊士文在哪裡住,就只知道烏魯木齊54號信箱。楊士文說,人都說我老婆,你愛人在信箱裡頭住啊,你去那怎麼找啊,她說沒辦法。千里尋夫。那時候可以坐飛機,但她不坐,帶著我幾歲的小兒子來烏魯木齊。兩個下了火車就傻眼了,碰巧我們那個司機看著她像東北人,帶著孩子左顧右盼的,就上前問她:你是不是楊士文的家屬?她說是啊。這就把她接回來了。到了駐地,我什麼也沒有,就一個洗臉盆,還有一個小箱子,13塊錢買的,其餘什麼東西都沒有。因為我們先前從北京走時有限制,一個人只准帶13斤重的行李,多了不准拿,其他所有東西都扔下了,上飛機就走。有個姓趙的,叫趙中清,頭天晚上定下來,說你明天凌晨4點鐘上烏魯木齊,第二天早上他就坐飛機走了。那時候服從工作分配,講究組織紀律性,工作確實好做。
  五一九隊先是在新疆找礦,後來又去東北。東北找礦的難度也是很大的,因為原始森林多,氣候極端寒冷。曾卓榮說,我們去遼寧、吉林、黑龍江,另外加上內蒙古東部赤峰這一邊。當時已經是10月底,黑龍江很快就要進入冰天雪地的季節了,可我們為了搶進度,給下一年編製計劃做準備,仍然集中了一些技術骨幹去那裡找礦,這個隊管技術工作的是李耕,十八子李,耕田的耕。他帶領我們冒著白天零下10度到20度的嚴寒出發。這是1960年冬天,不僅天寒地凍,而且正處困難時期。為了找礦,我們每天要爬一二百米的山,完了再回到據點,要填地質圖,填放射性圖,每天早去晚歸。晚上沒有棉帳篷,睡的都是單帳篷。你想想,零下10度20度,這還是白天。晚上要降到零下30度到40度。我以前沒有經歷過,光聽說在哈爾濱,在黑龍江北邊天冷得人小便之後要拿個棍子敲,那是笑話了,但這尿在大冷天確實凍得很快。我們晚上睡覺時,下面墊了個皮大衣和棉被擋著寒,上面還是非常冷。單帳篷裡生一點柴火,不管用,那時候又不容易弄到煤。所以,大家進了帳篷,都不大敢伸手。有時晚上小便,只能撒在一個鐵桶裡。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它都結成冰了。只有用鑿子鑿,鑿完以後晚上再用。還有這個糧食,那是太缺了,一個人才八兩,沒有油。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堅持著把工作做完。堅持著怎麼把鈾礦找出來,使我們第一顆原子彈能夠得到充足的鈾資源寶藏。

  第32節:第九章 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務」(2)

  地質勘察人員活動的地方,往往都是一些人跡罕至之處,有時也要在防範甚嚴的邊境地區行動。有一次,在雲南和緬甸接壤的國境線上,邊防部隊扣留了幾個地質隊員。因為他們頭戴耳機,身背步槍,盤查中還拒絕說出到這裡來的理由,只說是地質部三局的。邊防部門只好打電話,通知三局到雲南辦理人員交接手續。
  三局聽說自己的人被邊防部隊扣住了,反倒放下心來。勘察隊員在野外只顧集中精力探礦,有時走著走著發現了國境標記,感覺到事情不妙,正想趕緊往回撤,邊防部隊早已發現了。邊防戰士把他們扣起來以後進行審查,問他們帶的是什麼東西?他們不能說。問他們是來幹什麼的?這個就更不能講了。如此一來,人家就不免懷疑了:這真是些奇怪的人,又是小分隊,又有報話機,又有武裝人員,又有這樣特別的新式武器(探測器),會不會是台灣派來的空降特務?
  當然,任何時候都會有一些不順當的事情存在。劉傑和雷榮天在向薄一波主任和中央匯報關於地質工作的情況報告中,就專門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所調幹部中有人不安心工作,還有人逃跑,有人拒收津貼費,準備任分隊長的南昌地委工業部長拒絕接受工作,等等。至於一些工作人員以特殊人物自居,不能正確處理同地方政府和群眾的關係,甚至產生違法亂紀的情況在一些勘察隊也不同程度地發生過。老百姓反映說,這不是地質隊,這是野蠻隊。這些不順的事情後來隨著事業的發展和有關工作的加強都得到了化解。
  在地質部最早成立的鈾礦勘探隊伍中,三○九隊主要負責中南地區的鈾礦地質勘察。他們活動的範圍大致在湖南、江西、廣東和廣西一帶,和新疆等地還不太一樣,這裡經濟比較發達,交通也比較便利。除了調入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大中專畢業生外,三局還招收了大批初高中畢業生,以滿足鈾礦勘察的需要。陳金陵就是三○九隊在湖南招進的中學生。
  1955年7月,陳金陵在長沙市一中讀完初中,因為家庭很困難,念不下去了,做木匠的父親就讓他跟著自己學手藝,眼下可以幫著養家餬口,以後也可以憑手藝吃飯。母親不情願,覺得兒子會有出息的,想讓他繼續讀書。學校也勸說陳金陵升高中繼續學習,可他家裡的確十分貧困,姐妹六個,父母要養活八口人,還欠了很多債,實在沒什麼好辦法。這時三○九隊正好要招一批人,條件是歷史清白,本人表現優秀,學校便推薦了陳金陵。第二天一清早,陳金陵和50個年紀差不多都是十七八歲的學生趕到了三○九隊,這一天是8月23日。他記得三○九隊的一位副隊長在食堂講了一通話,然後大家一起喝了些酒,第二天便將他們拉到了郴州。
  在郴州下了火車又上汽車,陳金陵他們不知道去什麼地方,也不知道這個三○九隊到底是幹什麼的。暈暈糊糊到了宜章縣裡的一個老汽車站,這裡是三○九隊的二分隊。周圍環境非常陌生,怎麼在汽車站裡住下了?陳金陵心裡直犯嘀咕。緊接著,隊裡就讓他們學習探測儀器的性能與使用方法,這種裝備是蘇制的4M儀器。只學習了一天,就把他們分到小隊去了,做找礦員,也叫操作員。陳金陵被分配到了一小隊,隊長是伍錫祥。
  陳金陵說,第一站到妙城,那個地方很苦,正好是10月份下雨天,不到一個星期,我們的腳指頭就都被水泡爛了。一塊來的年輕人情緒都不高,說這麼苦啊,天天爬山,後頭還有一個公安跟著。過了些日子,領導發現我們心思不對,就給我們說,公安不是衝你們來的,不是怕你們跑掉。這個機器是蘇聯的,一架設備相當於是用一車皮雞蛋換來的。你們學過保密紀律,千萬不要把儀器搞壞了。你們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鄉交談。有時我們碰到老鄉,如果看到有人在看這個儀器,公安就會馬上過去把他趕走,所以神秘得很。後來到桂東工作了不到一個禮拜,就接到上級命令,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工作。我問到哪裡去?他說你跟我們走,到那裡你就知道了。後來我們才得知,我們新到的是金銀寨地區,那個時候叫15號航測點。
  1955年9月,三○九隊的航測分隊在湖南郴州地區進行測量。一架蘇制飛機在郴州以北的粵漢鐵路線一帶盤旋,在距地面約60米的高度,沿地形超低空飛行。機艙內,航測儀的模擬記錄不停地在紙帶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強度的曲線。突然,模擬記錄紙帶上出現了一個又尖又窄的峰形。航空操作員米沙立即興奮地向機長格裡申克報告:發現異常!
  按照預定程序,飛機拋下了一個石灰包。包內的石灰落地破碎後,在一面山坡上形成了一片白色,以便於地面找礦人員尋找。飛機發現有放射性反應的地方在許家洞附近的一片山上,反應強度大於23伽瑪。

  第33節:第九章 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務」(3)

  三○九隊二分隊立即派陳金陵所在的小隊去馬頭嶺一帶進行測量。這天下午剛吃過午飯,分隊派來兩輛蘇制嘎斯,隊長帶領小隊的幾個操作員和十幾個公安人員,趕到了郴縣馬頭嶺的公路旁邊。陳金陵他們下車一看,來的人挺多,另幾輛車已經將一個棉帳篷和四個軍用帆布帳篷以及行軍床等物品卸在馬路邊了。他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看了很好奇,不知怎麼回事。陳金陵問組長,這是到哪裡去?張萬生說,不要問,跟我走。他們背上儀器,又請了一些民工幫著扛東西,沿著條小路一直爬山,走了十來里路才趕到一個山窩裡,那裡有一間老鄉放牛住的茅草小屋。組長張萬生招呼大家說到了,把帳篷一支,公安排長派了崗哨後就住下來了。
  吃過晚飯,伍錫祥小隊長把隊員們叫到一起開會,他壓低聲音說,我們到的這個地方叫金銀寨。上級派我們來這裡搞強測,是1︰2000的,就是20米一個測線,5米一個點,按照蘇聯的網格法操作。大家明早就上山,要找這個航測點的具體位置。
  湖南郴州許家鎮附近有一個小山村,是一個亙古莽荒之地,歷史上,韓愈、秦觀、蘇軾等文人墨客都曾被朝廷流放到這裡,幾十年前,張學良也曾被蔣介石囚禁在離此不遠的蘇仙嶺。傳說公元8世紀末期,農民起義首領黃巢率軍南下,就安營在這裡。黃巢豪情勃發,寶刀揮處,但見祥雲紛飛,有的黃如金塔,有的白似雪蓮,無數黃金白銀揮灑在群峰之下,這個地方因而叫做金銀寨。
  金銀寨沒有金銀,卻有著比金銀還貴重許多的鈾。鈾是核工業最基本的原料,搞原子彈第一步就要找到鈾礦。由於技術手段落後,鈾礦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種難以想像的困難,第一條鈾礦異常地帶的發現,就付出了十幾條生命。
  1955年10月下旬,三○九隊第二分隊的一小隊趕到了這裡,進行地面勘探,以證實金銀寨鈾礦帶的存在。第二天早上,組長張萬生吹響哨子,叫大家趕快從行軍床上爬起來吃飯,七點半跟他上山。山比較高,大家要克服困難仔細工作。
  到了一個山溝口上,張萬生對陳金陵說,小陳,這條線路是最苦的,你從這裡到前邊那個很陡的山頭翻過去,你的測線就這麼多。陳金陵估計這條線大概有三四公里。張萬山之所以給陳金陵分配了一個比較難爬的區域,是因為他是大個子,隨同他一起進溝的是公安戰士李九斤。陳金陵頭戴耳機,左手拿著《野外工作手冊》,右手拿著儀器,伸出探管東點點西探探,每20米記一個數值。山溝裡有一條小河,水有齊腰深,陳金陵只好把儀器舉起來,讓李九斤用槍拖著拉過河去。走了一兩公里,耳機裡突然嘩嘩響了起來,儀器上的指針升到三檔了還打不住,把探管一拿開,機器就不叫了。陳金陵注意一看,眼前有一塊很大的石頭,陳金陵以為是儀器壞了,忙換個地方探測,一測又正常了,但一接觸那塊石頭,反應值又很高。陳金陵這還是頭一次碰到這麼高的異常情況,便馬上告訴李九斤,不要忘了這塊石頭,一定要記住這個石頭的位置,以後還要找人來看的。
  又爬了半個多小時,他們才到了山頂。一看好險,一條長長的硅化帶,露頭約兩百多米長,形成一條屏障,很難爬上去。陳金陵說,公安李九斤個子也挺大,生下來有九斤重,所以取了這麼個名字,我們兩個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頂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發現探管又響起來了,我就說老李啊,到底是剛才把機器搞壞了呢,還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說我實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結果這次是我硬把他頂上去的。他的勁還是蠻大的,一撐就撐上去了。我當時背著儀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後就把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槍順下來一截,死死地抓住那條槍帶,我就抓住那個槍托拚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後,哎喲,怎麼搞的,儀器打開不得,一打開就叫。
  陳金陵以為儀器壞了,往遠處走了一段,結果走了好遠,儀器又正常了。這一下他心裡有數了——石頭可能是從這個地方滾下去的。陳金陵就往回走,儀器又叫,耳機裡的脈衝聲響個不停。陳金陵興奮不已,說,哎呀老李,找到了,我們要找的地方找到了。
  測了一會兒,陳金陵取出地質錘,想按地質員的要求敲塊石頭標本,敲了一氣沒敲下來。李九斤說,你沒勁,讓我來打。結果卻啪的一下把錘子打斷了。陳金陵說,咱們都記著這個地方啊。李九斤一邊點頭一邊說,一點半左右了,吃飯吧。兩點左右,陳金陵想到前面看看有沒有異常,結果那邊下不去,就說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訴他們明天再說吧。
  下午一回到駐地,陳金陵便直奔張萬生住的帳篷,匯報了異常點的情況。第二天,他們四個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陳金陵把眾人帶到異常點上,張萬生親自背儀器開始聽測,萬茂勤還畫了一張地形地貌素描圖。他們交談了一會兒,叫陳金陵把石灰拿到一塊比較平的石頭面上,撒了一個直徑約5米的圓圈。到了晚上,伍隊長把陳金陵和殷俊顯等在不同測線發現了異常點的操作員叫到一個帳篷裡,並且還在外面站了四個公安戰士放哨,怕別人聽見。

  第34節:第九章 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務」(4)

  伍隊長悄悄對大家說:我們在這裡找到了造原子彈的鈾礦。除了我告訴你們的這句話,從現在開始,誰也不准對外人說這件事!
  蘇聯對中國的原子能援助有個前提,就是發展核工業離不開資源,必須等中國勘探提交一定的鈾工業儲量後,兩國再具體談判蘇聯援建後續核工廠、實驗室等各類項目的建設規模,以及完成設計、交付設備的期限等事宜。當時,鈾礦勘探人員已經在全國發現了多處鈾礦點,第十分隊接下來對金銀寨一帶鈾工業儲量的初步揭露表明,這裡有著很好的發展前景。
  袁成隆當過武工隊長,做過地委書記,1956年到二機部擔任副部長之前,他在中央書記處二辦當局長。現在由於是新組建的一個部,所以他既要管生產,又要兼著搞政治工作,還要處理蘇聯專家的相應事務,編辦部裡的報紙,並且兼管著勞動、人事這些工作。周恩來說他,你怎麼管那麼多事啊。袁成隆說我們剛建的新部,有工作就抓吧。他和宋任窮、劉傑都相處得很好,兩位部長幾次去蘇聯談判,一走幾個月,家裡工作就都由他來擔著。袁成隆說,我到二機部第一件任務,就是讓我帶著專家去看礦。先到廣州,那時候是冬天,我們去廣州一個花市看了看,然後坐火車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金銀寨。這個礦為什麼重要呢,因為我們在這個礦脈上發現了鈾的金屬脈,當時世界上的權威,包括西方的,都認為花崗岩不可能有鈾礦,但是中國的地質工作者就在花崗岩裡頭發現了鈾礦。我們的地質隊在郴縣深山老林裡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瑪反應很高,而且儲量還不小,品位比較高,從山頂到山腳有三條這樣數百米長的深溝。金銀寨完全是花崗岩,我們後來好多試驗用的原料都是從金銀寨這個礦開採的。蘇聯專家一開始不相信,他說花崗岩裡頭不能有鈾礦的,所以我帶著專家專門去看這個。看了以後,他們信了。我們給了他數據,給他伽瑪儀試驗,一看那裡確實有礦。原來他是不相信的,開始看不起我們的。我們的地質隊剛成立不久,但是能從花崗岩裡發現鈾,這一發現,不僅中國,甚至在國際上都重視了在花崗岩裡找鈾礦,對以後原子能事業的發展都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在金銀寨呆了幾天,蘇聯專家也很佩服我們,說這是對鈾礦發展的一個新的重大發現。金銀寨是中國第一個建成的大型鈾礦。
  1957年2月,劉傑和劉偉到蘇聯談判,談了半年,其中一個爭論的焦點就是蘇聯提出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規模取決於中國有多少鈾礦,有多大規模。中方提出一邊建設工廠,一邊找鈾礦,蘇聯人說,這是冒險的,也不合乎邏輯。蘇聯過去有過這樣的教訓:礦山建起來了,儲量卻只有很少幾噸,只好關閉。
  蘇聯人所講的這些是有道理的。劉傑他們經過研究,當即決定,啟動核工業設計工作,一定的鈾金屬儲量由勘探程度較好的金銀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長張華率領工作組,坐鎮現場,6月底以前必須完成任務。要求張華三天匯報一次工作情況。
  張華帶著有兩名蘇聯地質專家參加的工作組到了金銀寨,勘探設計工程正在展開,地表部分每50米一個工段,五層坑道,四層已經開工了。工作組看到,工地上的廚房都沒弄好,大家在露天吃飯。張華和工作組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施工地方的石頭硬度非常高,雖然專門請了蘇聯有30年鑽探經驗的老專家古德耶夫,還是打不進去。因為石頭太硬,打進去以後老出卡鑽事故,古德耶夫這個老頭雖說有經驗,但以前是打砂岩,打這種合成巖或變質岩也沒什麼好的辦法。他也很犯愁,乾脆人在鑽機上不下來了——打不了我不下鑽,也不吃飯。
  張華一看,這怎麼行呢。就去找古德耶夫談心,勸他慢慢捉摸。一般礦山打鑽的鋼釬用的是碳素鋼。可這種碳素鋼鑽頭在金銀寨根本鑽不進那種石頭,只能用鎢合金釬頭。但這種釬頭有時候也打不進去,打半天只打進去幾厘米釬頭就壞了。鑽進的成本太高,釬頭消耗量過大,國家供應的數量也沒有那麼多。眼看進度太慢,又出現了超支,也沒什麼解決的辦法,金銀寨鈾礦副礦長劉寬去北京開會的時候,乾脆給上頭帶了幾塊巖心——金剛石的硬度夠厲害了吧,也不過就是劃玻璃嘛,好,你們瞧瞧我這個石頭硬不硬。
  劉寬拿出自己帶來的巖心,將石頭上帶楞角的地方放在玻璃上輕輕一劃,就出現了一條溝痕。
  果然,用不著再多說,上級答應馬上給增加釬頭,增加造價,最終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劉興忠那時候也參加了三局張英的工作組,他說,出於保密的需要,地質部只有劉傑一個人管普查第二辦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過問。後來宋任窮來了,宋部長到蘇聯去談判,要求他們幫助設計礦山,蘇聯提出來說金銀寨這個地區必須要有一定的儲量,才能進行礦山設計。所以,宋部長很著急,從莫斯科打來電話,打到部裡頭,告訴我們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儲量來。三九隊派李鳳祥跟我參加工作組下去協助勘查工作。不僅部裡去人,蘇聯還派了保礦部副部長斯密爾諾夫帶著五個專家來中國。他來以後,看了幾個點的礦床,給金銀寨打了4分(5分是滿分)。他認為金銀寨的成礦條件比較好,遠景不錯。
  地質隊員的工作不僅僅是艱苦和危險,還長期背井離鄉,一年有時候只回家一次。劉興忠說,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為了地質事業,盡早找出礦來,那陣兒顧不上什麼個人問題。蘇聯專家對我們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講:劉——他管我叫劉,我很不理解啊,你就這麼一個人到這邊來,家人也不來,能行嗎?我說那有什麼不行的。蘇聯專家都帶著家屬,他們定期回長沙,跟家屬團圓。
  在這期間,宋任窮、劉傑和雷榮天幾位部長都先後到金銀寨檢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窮的家鄉。原子能工業建設初期,勘探鈾礦的任務最重,宋任窮幾乎去過所有勘探鈾礦的地方。他說,當時我的年紀還不算大,不到50歲,上山都可以跑著去。不論冬夏都和幹部工人一起住帳篷,同吃同住,邊吃邊聊,並且向他們學習地質找礦知識。對蘇聯專家盡量照顧,給他們單獨砌了小房子住,還單獨安排伙食,有時我也陪那麼一兩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質找礦工作十分艱苦,經常出沒於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風餐露宿,並且還都是兩地分居。有時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擋住,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談到如何把他們的家屬調來,我說這個目前不可能,你看現在我們都一起住帳篷的,你家屬能住帳篷嗎?我們房子還沒有砌起來嘛。他說我也曉得你解決不了我兩地分居的問題,我就是要同你講一講,讓你知道咱們兩地分居不容易。
  1957年6月,金銀寨關於鈾工業儲量的一份報告送到北京。這一勘探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滿足了蘇聯提出的有關援助條件,確保了下半年礦山和水冶廠設計工作的啟動。

  第35節:第十章 腳步一停就會凍死(1)

  第十章
  腳步一停就會凍死
  全民找礦,土法煉鈾—— 水碾、木桶、麻布袋—— 寶貴的163噸重鈾酸銨—— 蘇聯專家也一分為二地看待土辦法—— 美國學者說,「中國的第一個原子彈是人民炸彈」—— 從洛陽到西安、西寧、四川—— 飛機製造廠讓位給鈾濃縮廠—— 原子彈聯合企業落戶玉門
  有一首民謠說,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擺子。從1958年4月29日開始,一支數千人的隊伍陸續開進了山裡。山溝坪上有一棟房子,原來是湖南省瘧疾研究所的舊址。不言而喻,這個地方曾經流行瘧疾疫病。這支隊伍現在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安置這2500名礦工的住宿和生活。山裡連路都沒有,礦工們住在臨時搭起的帳篷裡,鋪蓋卷整天都濕漉漉的。許多北方來的人特別不適應這裡盛夏的酷熱和雨季的潮悶,蚊蟲又特別多,礦裡只能給每個礦工發三塊用作睡覺的窄木板。疾病開始蔓延,有人發牢騷說,要真死在南方,棺材都比北方的小。
  中國人終歸是能忍的,大多數人都挺了下來。來自河北張家口的侯啟,是一名出色的風鑽工,由於初期嚴酷的工作環境和過度勞累,染上了矽肺病。他死後,醫生按照他的遺囑,把他的肺取了出來,看到肺已呈棕褐色,硬得用錘子也敲不爛。礦井裡的地下熱水流量很大,兩個小時就能灌滿一個大水池。附近的老百姓後來沖廁所都用上了溫泉水。但在熱氣騰騰的井下施工,人就像進了蒸籠。
  1958年,中國急於擺脫貧困落後,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大轟大嗡的群眾運動排山倒海,大躍進的浪潮充滿了各個角落。全民轟麻雀,全民打蒼蠅,全民煉鋼鐵,全民放衛星,甚至在中南海裡都砌了小土爐,冒起了煙火。二機部這時也提出了鈾礦勘探和開採要全民來辦的方針,並經中央批准後在全國加以推行,歷時三年左右。在建設郴縣鈾礦的前後,有兩萬多人的地質隊伍在全國進行了大面積普查,提供了幾個鈾礦開採基地。但有意思的是,用於第一顆原子彈的鈾竟然不全是出自這幾個鈾礦,還來自於那些大多搞不清鈾元素為何物的農民手中。許多縣甚至人民公社都組建了地質隊,成千上萬的農民投入了找礦工作,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湖南、廣東、遼寧等地的農民採礦大軍便將近地表層的鈾礦幾乎掃蕩一空。
  宋任窮說,那時候都是為了快一點拿到手,早一點能夠爆炸。但是這裡也有缺點,搞不好容易污染。大家辦原子能科學,要求一個省搞一個反應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後來看著不行,又改成一個大區搞一堆一器,實際上大區搞也不行。我到了江西,見了邵式平首長,他積極得很,他說你們不搞的話,我們江西來搞一下。我說你們江西搞不了,我說邵式平你搞不了。我們搞都難得很,你一個省是搞不出來的。後來省裡、大區都停止了。那個時候我們心急呀,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實際,曾經提出如果蘇聯的樣品交得早,原子彈1962年就可以爆炸,後來證明不行。
  由於當時核工業的整個體系尚在初建階段,正規的鈾礦和處理鈾礦石的工廠都沒有建成,而研究單位又急需兩噸二氧化鈾做實驗,宋任窮便指示三局想辦法先生產出制取二氧化鈾的原料。三局決定在廣東的一個地方搞土法煉鈾。

  第36節:第十章 腳步一停就會凍死(2)

  採到鈾礦石之後,接下來就是要把它提純成為含鈾60%~80%的化學濃縮物,叫做重鈾酸銨或重鈾酸納,俗稱黃餅。然後再經過二氧化鈾、四氟化鈾、六氟化鈾以及金屬鈾等幾道工藝過程,生產出核裝料。
  下莊雖然只是粵北山區中一個僅有幾十戶農家的小山村,卻也是中國第一個花崗岩型鈾礦床,被蘇聯專家列別捷夫命名為希望礦化區。為了在煉鈾廠建成之前獲取製造第一顆原子彈所需的重鈾酸銨,三局副局長佟城首先趕到下莊,組織十一分隊實施土法煉鈾。很快,不到一個月煉鈾廠就建成了,廠房是用樹皮、茅草和竹子搭起來的,草棚下並排豎立著幾個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個桶中裝滿了碎礦、硝酸和硫酸,被浸泡著的礦石在桶裡發出汩汩的響聲,浸出來的溶液從第一個桶裡流進第二個、第三個……然後流進地下的容器裡,再從容器裡倒回到第一個桶中,反覆浸泡沉澱。在這裡,用布袋豆腐包搞過濾,用鐵鍋當反應器,接下來,在另一個草棚裡,人們用同樣簡陋的土辦法,把溶液慢慢烤乾。郴州鈾礦煉鈾廠的生產條件也是一樣,汗流浹背的礦工們用鐵錘砸碎放在石臼裡的礦石,用篩子篩出粉末,接著加酸浸出,用濾鬥過濾,用電爐烤乾。十來個人要足足干半個月,才能從幾十噸礦石中煉出很少的200克鈾來。
  劉興忠說,大躍進時期全民辦礦,國家要土洋並舉,加快鈾礦的冶煉工作。那時候,宋部長就給三局下了一道命令,要由三局在廣東翁源的下莊搞個全民辦礦的點兒,讓我們三局的副局長佟城,還有溫光然他們帶著技術幹部,到下莊去搞這土法煉鈾。因為花崗岩的鈾礦是比較容易冶煉的,通過酸浸泡以後,把鈾溶解出來,然後再用大鍋去熬,就可以慢慢使鈾濃縮起來變成重鈾酸銨,含鈾量20%到50%,不是很高的。到1958年的時候,我們在下莊冶煉成功後,在流沙河又開過一次全民辦礦的現場會,流沙河也是全民辦礦的點兒,也是花崗岩,但是儲量不大,只有百八十噸。為什麼又到這裡來開現場會?因為下莊是我們三局自己辦的,涉及到保密,怕面搞得太大了,來參觀的人太多不大好。所以最後確定在湖南寧鄉縣的流沙河再搞一個更簡單的,由寧鄉縣和流沙河人民公社辦,我們只做技術指導。以後就在全國鋪開了,搞全民冶煉礦,有117個小廠礦。當時是熱火朝天啊,大家都在搞。當然這種土法冶煉老實來講不夠科學,主要是勞動防護上做的不夠,容易污染,對人體保護也是很不夠的。但當時冶煉出來的重鈾酸銨為我們研製原子彈還是提供了條件。所以我們國家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據我瞭解,跟我們初期提煉重鈾酸銨還是有很大關係的。如果要正規開採冶煉的話,恐怕時間就比較長了。原子彈爆炸也可能不是1964年。
  全民辦礦,土法煉鈾,蘇聯專家對這樣一種既熱烈又混亂的局面持兩種態度。三局總工程師斯切潘諾夫主張按照正規的程序辦事,採樣、試驗、設計、訂購設備、建廠都要按程序來運作。中方考慮的是這樣時間太長,等不及。不過,水冶專家特拉菲莫夫倒是比較支持中方的主張,他自己原先就是搞煉鈾的,說可以搞土法煉鈾。按照中國當時的條件,沒有不銹鋼的器材,也沒有塑料,國內工廠水平能力也比較差,件都不夠,你要搞的話只能搞土法。土法就是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作容器,再用紗布過濾的辦法。這種辦法對人身體有一定的危害,對環境的污染比正規的廠肯定要大,但為了早日把鈾產品搞出來,為了原子彈早一天響肯定要做出犧牲。蘇聯專家私下跟中方的人講,蘇聯開始搞原子彈的時候,鈾礦方面也用過土辦法。蘇聯是在美國之後才搞的,衛國戰爭剛剛勝利,條件比較差,開始也是用木製的器具,因為稀硫酸不腐蝕木製的器具,只有濃硫酸接觸木頭,才會一下子把木頭燒黑了。
  蘇聯專家出了個主意,馬上加工20個大木桶,直徑要兩米,高也要兩米,這樣每個桶裝幾噸礦石做滲濾,把硫酸倒進去,從裡面把鈾浸出來。蘇聯專家作為技術指導,強調要安全防護,設備條件簡陋不等於說就不能安全防護或者不需要安全防護了。比如操作的時候都要戴膠皮手套,要穿上套鞋,穿上工作服,還要圍上橡皮圍裙,戴口罩,另外,廢水一定要經過石灰和木炭處理。
  土法煉鈾中,有些材料需求量比較大,比如用來過濾的布就特別費。當時因為一般布都要憑布票購買,買多了不行,工人們就輪流去商店,一人買幾米回來。到那裡買布時還不敢跟人家說要這麼多東西幹什麼。
  劉傑說,那個時候蘇方將勘探重點放在了新疆,他很早就有資料,認為在新疆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派了很重要的力量到新疆。但是我們在湖南郴州發現了鈾礦以後,我們就提議轉向湖南,因為在湖南更便於開採,能夠很快上馬。蘇方開始還不太願意,後來經過研究,他們也同意在湖南有重點地搞,這就促使我們很快在金銀寨進行勘探和開採,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蘇聯以前曾經在野外用一種很簡便的辦法來分析、化驗,我們知道了以後,也決定照搬過來。那個時候正是大躍進的開始,人們心情急迫,考慮更多的是怎樣使我們的礦產趕上去,一時也顧不了正規的開採方法。當時毛主席專門開會來研究地質工作,朱總司令也特別關心這個地質,他每次下鄉回來就帶一些礦石,問這個礦石怎麼樣,有用沒用。那時候還普遍提倡群眾報礦,主要是為了應付第一個五年計劃,能不能夠有礦產,這是最基礎的。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念頭,我們這個鈾礦不光你這一個部門搞,也可以大家來辦。開採時可以用最簡便的辦法,用大木桶把礦石放在裡邊,首先是碾碎,用硫酸來溶解,然後像磨豆腐一樣,幾十個布袋懸空吊在草棚裡,用豆腐包來過濾。那個時候蘇聯專家也很看不慣,說你們這樣子是污染環境的行為。但是當時有一股勁,就是我們現在急需要把鈾礦搞出來。差不多經過一年多的工夫,各地方搞出來許多原料,再把它收購起來。我記得那個時候大概收購了一百五十多噸礦,除了廣東翁源留了一個典型之外,其他絕大部分都慢慢停止了。當然,這種鈾礦太粗糙了,成分只有百分之十幾、二十幾。後來也有人講這個東西是得不償失的,但是這個東西在隨後確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為什麼呢,就是當時我們整個工業的發展中,礦山是最難的,我們在衡陽的選礦廠有幾十萬噸處理能力的廠子,能不能夠很快開工,礦山能不能開採出來,是個很大的問題,這是後話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最急需的是鈾的原料。

  第37節:第十章 腳步一停就會凍死(3)

  1958年底,二機部在下莊主持召開了全民辦鈾礦現場會,推廣下莊的土法煉鈾經驗。在此前後,江西、廣東、湖南、雲南、貴州等二十多個省區的農民也被動員起來,人人動手,用土法採礦並冶煉。他們從附近採集礦石製成黃餅後,再拿到收購點去。儘管這樣的黃餅極其粗糙,但國家當時定出的價錢卻超過了黃金,每噸二十來萬元。
  袁成隆說,土法煉鈾,老百姓搞,我聽說雲南雲滄那個地方有農民在煉鈾,我就跟部裡說了,我說這是個大事情,我得親自去看看到底怎麼樣。後來我就去了。沿途一看,到處是小高爐,正在那兒煉呢,跑到雲南邊境,看了很讓人驚奇的,都是些年輕小伙子,一個副專員在那兒主持這個事兒。開採呢,就是用鎬刨,那個礦比較富,把那含鈾礦刨出來。要碾碎怎麼辦呢,用碾子,就是老百姓碾糧食的那種碾子,把那鈾礦石碾碎。碾碎以後得過濾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過濾,一道一道過濾。最後得到細一點兒的鈾沫,也叫初鈾。將來拿這個就可以搞二氧化鈾、四氟化鈾、六氟化鈾,一道一道弄下去了。我看這個很好,很感動人啊,這裡的人真積極啊。我就把情況報告給部裡。
  老百姓找礦代價很高,不僅浪費了許多鈾,消耗了大量選礦原料,而且還由於缺乏環境保護設施和手段,造成了嚴重的污染。不過,這樣的群眾運動卻也產生了一定的成果:通過全民辦鈾礦,獲得土法冶煉的重鈾酸銨163噸,在蘇聯後來毀約停援而鈾礦山和水冶廠又一時建不成的情況下,為國家初期的核燃料生產提供了原料,進而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贏得了時間。對此,美國學者劉易斯和薛理泰說,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是一枚人民炸彈。
  勘察鈾礦,開採礦石,是為了得到核燃料,而核燃料的最終取得,又必須由專門的廠家進行複雜的生產,才能供給原子能發電與核武器使用。所以,在鈾礦勘探緊張進行的同時,也開始了幾個核工廠的建設。
  1956年底,蘇聯選廠專家陸續來華後,與中方進行了仔細研究。考慮到核工業建設關係國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機密以及投入生產後又有放射性等特點,參考美國蘇聯當年選擇核設施地址時的辦法,雙方根據當時國家的戰略要求確定了幾個原則:安全、隱蔽性好,交通方便,給水排水用電條件好,要考慮核工業將來發展的要求。隨後,成立了由中蘇雙方參加的選廠小組,領隊的是二機部部長助理何克希,他曾任華東軍區裝甲兵司令。成員有鈾濃縮廠籌建處主任王介福,以及蘇聯列寧格勒設計院鈾濃縮廠總設計師魯欽和列寧格勒設計院總工程師斯米爾諾夫等共22人。他們用兩個來月時間跑了好幾個省區,從東到西,左右比較,踏勘了18個場地。起初,蘇聯專家想在洛陽找一個地方建鈾濃縮廠,後來又提出在西安,都很快就被上頭否定了,選廠小組只好繼續向西尋找。後來任鈾濃縮廠副總工程師的劉寶慶是這個選廠小組的組長,讓他參加,是因為蘇聯專家提出鈾濃縮廠用電量很大,將來生產以後還不能斷電,中國人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就選一個搞電的專家。劉寶慶是重慶大學電機系畢業的,由鐵道部保送到莫斯科機械電器工程學院研究生部,學習鐵道電器化。當初是想將來回來搞鐵道電器化的。但在他回國時,大使館告訴他,錢三強要抽調他回國搞原子能。
  1955年劉寶慶剛回國,三辦的李紹州就帶他到地質部報到,住在招待所。第二天錢三強來找他,劉寶慶說,你知道我的專業是學電的,不是搞物理的,更不是搞原子能的,你為什麼要把我吸收到原子能事業裡來?錢三強說,將來我們要建原子能電站,你學的就是這方面的東西嘛。劉寶慶一聽,放下心來,覺得自己的專業至少有一半能用上了。他對錢三強說,你是專家,我連小學生的資歷都不夠,你能不能推薦一點這方面的書?錢三強便給了他一本蘇聯原子能應用方面的書。劉寶慶只知道鈾濃縮廠是一方面給原子能電站提供燃料,一方面給軍用原子彈提供原料。我回國之後和一個叫連培生的負責整理原子能電站方面的資料。
  1957年,根據中蘇協議,由陳一民帶隊,盧榮光和劉寶慶他們這些人先出去參加選廠普查。普查的時候是按原子能電站的要求進行普查的,首先要有電力供應,因為污染比較大,要求地下水越低越好,交通要方便,便於運輸。回來以後,蘇聯選廠專家也來了,選廠組由蘇方和中方各出任一名組長,蘇方的魯欽和中方的劉寶慶被指定擔任,在何克希和王介福指導下展開工作。選廠組走了很多地方,蘇聯專家一路看了下來,總覺得條件都不是太好,比如西寧那邊,地方比較小,丘陵比較多,平地少,水流量小。四川雖然有水,但氣溫又比較高,地下水位也不低,人口比較密集。大家商量了一下,決定往西北再轉轉。轉到蘭州,他們發現黃河邊上有一塊場地,面積很大,水位比較低,條件不錯,專家說這個場地很好——鈾濃縮廠運行起來發電量比較大,大部分電要變成熱能把它排放出去,所以需要大量的水。

  第38節:第十章 腳步一停就會凍死(4)

  找到省裡,選廠小組說他們看中了這個離蘭州僅40公里的地方。但他們沒想到,這已經是別人嘴裡的一塊肉了,若想要,就得搶了。省裡告訴他們,航空部門已經選定了這個地方作飛機廠,你們只有回北京向中央匯報。他現在的場址只做了一些勘探工作。你們如果真的想要,人家也許會從大局出發讓給你們。
  盧榮光也是這個選廠小組的成員,他說,那時候陳一民帶隊,用的是國家計委的名義,而不用建築技術局的名義。因為你建築技術局搞這麼多的廠址是什麼意思啊,容易被人家懷疑。人家也不容易重視。計委代表全國性,陳一民就是計委一個局的局長,我們都是他底下的工程師。廠址很難選啊,因為我們跑了很多地方,有的是太偏僻了,交通太不方便。有的雖然條件好,但又太暴露。走到蘭州,實在找不到,這怎麼辦,專家就要來了,時間很短促,這麼多工廠要建,怎麼辦呢?一看有一個黃河拐彎的地方,有山沒有人,一大片樹林子,那邊也沒人,離蘭州也比較遠。大家都說這個地方不錯,再一看,隱隱約約還有點小房子,地盤很大。就去一問,卻說是一個飛機製造廠,正在這籌備,還沒建,那幾棟房子是籌備人員住的,有人就說,找他們把這塊好地方要過來。
  王中蕃正是這個飛機製造廠的籌備處主任,聽說有人要搶佔他的這塊風水寶地,立馬就急了眼。王中蕃說,當時一告訴我,我就不高興了。我說這怎麼能行,我們工作都做兩年多,就要開工了!我們那個時候已經搞了一大批人了,機校、航校、發動機研究院,整個計劃是七萬多人啊。我在朝鮮的時候,叫敵人的飛機炸慘了,我咬牙說我回國以後什麼也不幹,就要去搞飛機,搞轟炸機,不然的話,咱這國家太受氣了。領空不是我們的那還行啊。隨後就找了這麼一塊地方,當時根本沒有路,都是放羊的小道。我們從蘭州劈開山,搞了一條路,從西固一下子就進去了。那個時候是很困難的,費老大的勁才把一批房子蓋起來,這塊地方可以住五六千人,五六萬人,馬上就能開工。現在人家看中了就要怎麼行啊!我想不通,後來聽說中央批准了,從大局出發,算了。張連奎跟我說,胳膊拗不過大腿,老王咱們服從了吧。當時他們說原子彈重要,我說好,那就給,趕快點,這個比飛機還重要。沒想到,宋任窮跟我談話,連我本人也想要。我說你們都是將軍元帥,我不行,我不幹。他說,你呀,我就要你這樣的老百姓,我就非調你來不可。我一看不好了,就找老二機部的頭趙爾陸,他也是部隊上的,也反過來勸我,唉,老王算了吧,咱要從大局出發啊。
  原打算建飛機製造廠的地方,就這樣一鍋端給了原子能工業,宋任窮乾脆連飛機製造廠的籌備處主任王中蕃也要了過來,讓他做鈾濃縮廠的副廠長,廠長是王介福。
  王介福說,在青海選廠時,由於海拔高,氣壓低,大家感到不適應。斯米爾諾夫對我說,你準備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裝起來運回蘇聯。在甘肅玉門,天寒地凍,一片荒涼,當天晚上,我們安置專家組長魯欽在縣委書記的家裡休息,條件好一些嘛。但就這他還嫌屋裡生爐子,二氧化碳多,氣味大,廁所也在外面,不方便。魯欽對我開玩笑說,你把工廠選在這裡,工人要罵我們一輩子的。我說,工廠是你專家選的,工人要罵也是先罵你。
  姚乃興也參加了選址小組,仍然擔任翻譯。他說,我們到了蘭州,省裡接待得很隆重。那時候蘭州還很破爛,甘肅省派了人跟著我們選廠,到了現在鈾濃縮廠那個地方,那是蘇聯專家幫助建的航空部門的機場,我們小組的蘇聯專家一下就看中了這個地方。回去以後馬上向領導報告,這地方就拿過來了。二機部很開心啊,人家宿舍都造好了。為什麼選那裡呢?因為有劉家峽水電站,那裡用電大的不得了。鈾濃縮廠挑好了,王介福高興了,我們繼續往下走,接著去選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廠址。從蘭州再過去,鐵路沒有了,那時剛剛在造蘭新鐵路,通到甘肅跟新疆交界的地方,叫星星峽那個地方。旅客列車沒有通,路軌鋪好了,但工程車可以走。我們就跳上一趟專列,有一個火車頭,一節臥鋪車廂,一節餐車,還有兩節平板車。沒有火車時刻表,蘇聯專家在路上走,在火車上兩邊看,看到一個什麼地方,如果覺得行,就下去看,看完以後由汽車再上火車,汽車也爬到火車上來了。再往前走來到離酒泉不遠的一個地方,專家一看,哈,這地方好極了。因為一路上看沒水,快到酒泉的時候發現有山有水了,覺得這地方太難得了,完全符合標準。
  斯米爾諾夫特別高興,說找到了,找到了,有水有電有鐵路,太好了,不必再看別的地方了。他對姚乃興說,美國也挑這樣的地方,我們蘇聯也挑這樣的地方。
  正在這時,斯米爾諾夫卻犯了心臟病,大家十分著急。北京打電話來,叮囑趕緊把他護送回去。可斯米爾諾夫卻不聽,說我就是死在這裡,也要幫助中國人選好廠址。
  斯米爾諾夫當時六十來歲,和吉利也夫都是斯大林獎章獲得者。姚乃興說,和我們一塊兒走的有國家計委和甘肅省計委的人,省計委的人都說,選這個地方不行,因為第一,這裡是綠洲,戈壁灘上好不容易有個綠洲啊。第二,這個地方在規劃當中是建酒泉鋼鐵廠的。酒泉鋼鐵廠不能搬家,因為鏡鐵山的礦山就在旁邊,一搬家以後消耗太大了。他說只好你讓路。我們想也沒什麼關係,到裡面再看看有沒有更合適的地方。於是汽車開進去了。除了蘇聯專家,我們一人發了一把槍,我說我不會打槍,他們說你拿著,裡頭說不定有什麼壞人呢。我只好背著,但是槍很沉。斯米爾諾夫有冠心病,已經犯過一次,何克希就很緊張,勸他不要去了,他說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那裡的戈壁灘特別鬆軟,汽車不是陷在沙土裡就是蹭到底盤,後來只能推著走,人也只好步行。路很難走,淨是坑,走路要像下棋一樣跳,我和斯米爾諾夫越走越慢,何克希說你就陪斯米爾諾夫吧,他年紀大,走不快。我自己個子小,體力也不好,我就說槍太沉,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了,槍就不要背了。槍他們也拿去了,我是有槍也不會開,心想這個鬼地方一個人也沒有,怕什麼呢。走了一氣,前面的人越走越遠,最後都看不見了,天也黑了下來,遠處有一陣陣的狼叫。我心裡這個時候可就害怕了,後悔把槍給了人家。要是遇到狼,身上的武器只有照相機和腳上穿的老頭鞋了。這時候又冷又怕,我想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斯米爾諾夫經驗多,不讓我坐下,說腳步一停就會凍死,再說狼來了你也跑不及啊。不知過了多久,小姚小姚,叫我了。我想回應,嘴巴凍得叫不出來了。我就跟蘇聯專家講,你是不是劃根火柴或者用打火機打一下。專家本是抽煙的,但他說這個可不能打,如果旁邊有壞人,一看到火光馬上就會來一槍,把我幹掉了。我們倆只好再繼續走,一邊聽遠處傳來的聲音。隨後再一聽,我放心了。為什麼呢,這聲音好像不止一個人叫我了,回音小了,近了。那我想他們總會越來越近的,到最後果然找著我們了,他們開著吉普車,動員了酒泉軍分區的人來了。大家都高興的不得了,哎呀,總算是沒丟了,真要丟了可怎麼交代。一上車之後,我那兩個腳好像沒有了一樣,如果找不回來就凍死了。
  為原子能聯合企業選廠也有一個專門的小組,由二機部基建局長陳一民、聯合企業籌建處主任文功元、設計院總工程師葉德燦、項目設計主任工程師雨吉和蘇聯專家米哈廖夫等13人組成。經過兩個多月的踏勘,他們提出了五個可供選擇的場地。最後權衡左右,確定了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廠址就在玉門附近的一片戈壁灘上建設。它是中國原子能工業中規模最大的工廠,除反應堆外,還有後處理廠、六氟化鈾生產廠、核部件生產廠和發電廠等,佔地約一百平方公里。雖然這座工廠與蘭州的距離有上千公里,但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仍是蘭州市某某信箱,給人一種住在大城市之內的感覺。

  第39節:第十一章 蒙在鼓裡(1)

  第十一章
  蒙 在 鼓 裡
  讀過大學、會說洋話的少將:李覺—— 造原子彈的一大功臣:吳際霖—— 核武器研製基地設在青海高原—— 再也看不到電影《金銀灘》了—— 往西,往西,再往西—— 在玉門關外紮寨—— 「八年抗戰也沒有那麼苦」—— 陳賡點將,張蘊鈺升賬
  1957年元月初,劉傑和冶金部部長助理高揚文商定,成立核燃料元件廠選廠小組,去山西、陝西踏勘合適的地方。當時由冶金部負責管理核燃料元件廠,兩年後才劃歸二機部。
  選廠小組先是在山西和陝西跑了一段時間,大家都覺得山西大同各方面的條件比較好,適宜建廠。可他們回來向部裡匯報之後,卻不料遭到了否決。劉傑在開會時說,雖然這裡交通運輸和給排水等建廠條件不錯,但這個地方不行,因為離沿海只有300公里,屬於國防線裡第一道防線的範圍之內,安全隱蔽性比較差。
  蘇聯專家日特琴科一聽,特別生氣,一邊拍桌子,一邊說,既然這個地方不行,為什麼還作為一個點讓我們去選?
  會場一時僵住了。劉傑說,這個原來是我們的錯誤,現在跟領導一匯報,李富春副總理也提出這個意見,應該說是我們的考慮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這樣的問題,還是應該由我們來負責調整。
  專家聽劉部長這樣一說,也就不再吭氣了。
  春節過後,選廠小組重新組織人馬出去考察。蘇聯專家日特琴科被換掉了,新來的是莫斯科設計院的薩果東諾娃。他們先後在甘肅、內蒙古一帶看了看,最後發現有個叫萬家亨子的地方,在包頭北部東河與昆都侖兩區之間,交通水電條件都不錯。這裡位於大青山下,黃河岸邊,一馬平川,村莊和人都比較少。除此之外,這裡還有幾個大的廠子,比如包頭鋼鐵廠等等,新的廠子以後可以利用這些工廠的設備。

  第40節:第十一章 蒙在鼓裡(2)

  幾個廠子選定後,接下來就是核武器研製基地往哪裡建的問題了。
  1957年10月,中蘇兩國簽署了國防新技術援助協定,蘇聯允諾在核武器方面給予中國相應的幫助,之後,二機部即著手組建研製生產原子彈的機構——核武器局,它的代號是九局。經宋任窮推薦,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覺調任二機部九局局長。
  李覺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少將,並在大學裡讀過書。他說自己有好鼓搗的特點,做過炮彈和電雷管,能說幾句洋話。這在當時的中國將軍中並不多見。1954年秋他就發現有心臟病,在高原不適應。1957年李覺回北京治病,準備做手術。在這樣的情況下,上級想他再去西藏恐怕身體吃不消,就確定把他調回來。李覺說,我當時也在考慮,是不是到軍隊哪個地方搞點具體事。那時候,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一些領導同志來來往往,都住在帥府園總參的招待所。記得7月份的一天,陳賡到那裡去了,一見了面,他那個人是很客氣的——哎,老李,你怎麼樣?我說我回到內地,能吃能喝能睡的,沒啥事。他說過幾天軍隊要歡送你,這時候我才知道要我離開軍隊。我問他幹什麼事情,到哪裡去?他不告訴我,就拄著枴杖笑著走了。第三天宋任窮去找我,說你的工作中央有考慮,現在是和平時期,讓你搞工業。你去找賴傳珠。我找賴傳珠,賴傳珠讓我到三機部也就是後來的二機部報到,沒有說具體是幹什麼。然後出去選場,到11月才回來。回來之後,宋任窮就找我,說你的工作就是要搞核武器,研究原子武器。我說沒這個知識,沒這個經驗哪。他說,在工作當中學習,組織大家幹嘛。我當時還是軍人,沒有辦什麼轉業手續就來幹這個了,手續到1958年秋天才辦。宋任窮找我談過後,我一想,這個擔子太重了。
  李覺到任之前,吳際霖和郭英會兩位副局長就已經先來了。吳際霖畢業於華西大學化學專業,曾在山西國民黨部隊當過軍官,為前線將士講授防化常識。後來經中共地下黨介紹到了延安,在陝北公學自然科學研究室任教員並從事軍工生產。1955年調到國務院三辦原子能小組。吳際霖曾三次到蘇聯參加談判,九局成立前任二機部計劃局副局長。郭英會則給周恩來當過軍事秘書,最早也曾在閻錫山那裡幹過。李覺說,郭英會是廣東人,人很好,他是從山西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大學出來的,然後到了軍隊,當了團政委,然後到總理那兒去了。那時候我們分工由他負責幹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後來得了肝癌,已經去世了。吳際霖一開始在山東鋁廠,出了個事,人家要鬥他,戴手銬戴得手腕都磨破了。陳雲知道了,就把他弄來當北京鋼鐵學院的負責人,就是在有色金屬設計的地方做工作。後來把他調到二機部這個系統。那個時候不是去蘇聯談判嗎,總得有搞化工的,他在四川大學學過化工。後來他經過西安跑到陝北去了,又從陝北到山東軍區搞炸彈。因為幾次去蘇聯談判他都參加了,所以就把他調到九局做副局長,我們三個這樣弄在一起,後來又加上一個朱光亞,幫我們做一些方針研究。吳際霖這個人很好,事業心很強,非常直率。十年動亂的時候,抓吳際霖的反革命,我把他弄回北京,他的兩個女兒來看我,帶來一封信。吳際霖死後我又把信還給他的女兒留做紀念。他母親在衣櫃裡上吊自殺,他夫人也精神失常,跳河自殺了。
  劉西堯說,吳際霖是我們國家製造原子彈的一個大功臣。在草原上的時候,完全是靠吳際霖來支撐維持「文革」引起的那個混亂局面的。說起來,還在「文革」之前,在四清的時候,我還把吳際霖給批了一頓。當時有人批他,我也參加了,我們那時搞四清工作團,左得要命。其實,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那真是有些小題大做,說他家裡面的家譜是什麼什麼,那實際上並不是個什麼事。等這個運動過去了,吳際霖也從來不計較。吳際霖後來得了一身的病,我去看他,人病得不像個樣子,後來死在教務部旁邊的那個醫院。
  1958年1月21日,吳際霖擬定了九局本年度工作綱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計劃。3月,蘇聯專家安德烈也夫、卡列尼奇、古多索夫等12人選廠組抵達中國,開始選廠籌備,並先後在四川、甘肅、青海三省選點。
  在蘇聯專家沒有來華之前,吳際霖等帶領有關專家先對四川、甘肅和寧夏等地進行了考察分析和對比。研究的初步結果傾向於在甘肅張掖地區選廠。因為那裡地勢開闊,交通方便,移民任務較少,而四川綿陽地區卻是山區,移民任務重;寧夏某地也是屬於地震區,且風沙很大。1958年5月中旬,局長李覺回西藏處理一些事務,便由吳際霖和郭英會二位副局長率領何廣乾總工程師以及張冶那、屠爾勒等4位技術人員,與蘇聯專家組長安德烈耶夫及其土建、給排水等專家,直接到甘肅張掖地區進行選點。

  第41節:第十一章 蒙在鼓裡(3)

  經實地考察,中蘇雙方一致認為:張掖地區可以作為一個方案。但缺點是水源不足,有一條公路與場區較近,蘭新鐵路又從工廠上方通過,對保密不利。另外,如將基地選在這裡,就與蘭州鈾濃縮廠、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都集中在一條線上,於戰備不利。
  朱少華說,我是1956年12月到二機部的。九局當時加上我總共是5個人,有李覺局長、吳際霖、郭英會,還有從公安部調來的楊冠青,當保衛處長。我們這五個人住在西苑賓館的一個小樓上,就兩個辦公室,有什麼事大家都一塊商量。當時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跟蘇聯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要搞核武器。其中有四個項目,起步工作都是先要選場。1958年3月份蘇聯專家來了,專家有安德烈耶夫、卡列尼奇,他們在蘇聯都是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下面還有搞工程建築的八九個專家。霍廣盛和我做隨行翻譯。到了張掖,那個地區是戈壁灘,地勢很開闊,交通也方便。坐汽車跑來跑去,專家也認為可以。
  眼前的這個地方雖然不錯,但專家提了一個問題,就是水源如何解決?地下水怎麼樣?在雨季能不能再搞一個小型水庫?眾人討論了半天,說回去以後找水文、地質方面的專家商量。他們在那裡還發現了一口很深的枯井,他們把所帶的繩子都用盡了才夠到底,而且井裡面的水也不能飲用。顯然,這個問題不太好辦,只好再看看其他地區的情況了。
  回到蘭州,甘肅省委省政府設晚宴請專家們吃飯。席間提起這一段選場遇到的困難,說這裡不太理想,看來得換一個地方。在座的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就接住話頭說,二機部的工廠那麼多,都擺在一個地方也不好。你們可以考慮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們青海有一個地方,地區很開闊,叫金銀灘,你有多少工廠都能放下。
  青海原先在選廠的範圍之內,主要是考慮那裡海拔太高,交通也沒有河西走廊方便,大家就說這也好,去那裡看一看。當時從蘭州到西寧還沒有火車,他們就坐飛機到了西寧。由於他們是以國家計委的名義來的,因此青海省計委領導和好多人員都到機場歡迎,然後坐汽車到了海晏縣。天色已晚,縣長讓大家先住下,嘴裡直道歉,因為整個縣政府也沒有幾間房子,也沒什麼好東西招待,選廠組吃飯都是自己帶的。
  第二天起來,大家趕到了金銀灘,見那裡四面環山,只有一座廟,附近是勞改農場,沒有人煙,就一些羊群。中午吃飯的時候,大家就議論說,從這個地方來看,完全夠用了,幾個方面的場子都可以放在這裡。不過,還有一個產品儲存場所怎麼辦?縣長說過了山頭有一個很深的溝,要不去那裡看看。專家問他,那裡的岩石怎麼樣?光有溝不行,產品最後是一定要進洞的。縣長說,都是石頭山,打洞估計沒問題。郭英會便帶專家翻過山頭,進到那個大山溝裡,發現山溝確實很深,有很多松樹,不像金銀灘那邊,一棵樹都找不到,條件要好於金銀灘。專家們採集岩石樣品做了研究,認為這個山沒有問題,可以打洞。
  剩下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要考慮這裡的海拔太高,因為他們上了高原之後,不光是人有反應,連汽車都有反應。以後大批的科技幹部到這裡來,這樣的海拔能不能承受得了?回到西寧,開了幾個座談會,技術人員都說能夠適應,到這裡總要有一個適應期,過一段可能就會好的。專家又問,大人從內地到高海拔區,經過一段適應可以呆住,那孩子呢?大家說,從內地到青海,孩子也能夠適應,環境能夠改造人嘛。朱少華說,關於交通問題,專家也基本上認可了。記得郭英會對我說,這次金銀灘之行,沒有白跑,是個意外收穫。回到西寧後就和計委同志談,因為計委當時是大包大攬,受大躍進的影響嘛,他們打包票說,只要你們建廠,我們就把鐵路修到廠區。事後才知道,這談何容易。專家還提出來說金銀灘距大城市太遠,交通不便,信息不靈,還說到技術人員研究出來的成果發表問題,因為蘇聯人很重視這方面的事情,技術人員寫文章要發表啊。中方當時只好給他敷衍過去,說這些問題以後都好辦,事實上以後都沒有解決。返回北京之後,專家組和設計分院一起論證了很長時間,包括基建局陳一民局長他們都參加了論證 ,最後向上報告,黃克誠批准了。
  實際上,選擇青海高原做原子彈的研製基地,中方有人是持反對態度的。比如水質問題、地方病問題、交通問題、高原問題,勘選小組的何廣乾等中方人員就提了出來,但儘管他是建工部設計院的總設計師,蘇聯專家對這些意見仍都不以為然。扎吉江也同意蘇聯專家的看法,說我們蘇聯也有高原,開始有的人嫌苦,跑了。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工資要提高,生活要搞好。高原有很大的優點,細菌少,吃肉也沒有問題。

  第42節:第十一章 蒙在鼓裡(4)

  最終,中央決定,核武器研製基地就在青海草原秘密建設。
  1958年12月,蘇聯向二機部提供了核武器研製基地的初步設計資料。次年2月,基建隊伍陸續進入場區施工。來自全國各部隊的兩千多名轉業軍人,以及七千多名民工和兩千多名建築工人,頂風冒雪開向了這塊西部高原。
  與此同時,一部剛拍攝不久的電影也被打入了密室。這部電影叫《金銀灘》,裡邊有一首插曲唱道:高山上跑馬啊雲裡穿,要找鳳凰到銀灘。核武器研製基地在此定點建設後,這部電影就被悄悄禁映了,原因是保密。
  為了適應高原的氣候條件,核武器研製基地的警衛戰士大多從本地招收入伍。同樣出於保密原因,軍車拉著新兵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給戰士以走向天涯海角的感覺。等退伍後,一些士兵才發現,自己是在離家很近的地方當了幾年兵,站了幾年崗。
  1958年5月,一群身穿便衣的軍人悄悄來到敦煌,在古陽關之外的大漠裡安營紮寨。當時,彭德懷元帥正好在西北視察,順便在鳴沙山下接見了這支部隊的大隊長張志勇和政委常勇。
  見到元帥,張志善報告說,首長,我們是0673部隊的。彭德懷一聽便笑了:你們還對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場嘛。毛主席說了,要搞一點導彈、原子彈。
  此前不久,中央軍委決定籌建核試驗場(後稱核試驗基地),由工程兵負責勘察選址、設計與施工;以商丘步兵學校的一部分人員為基礎,組建第一支核試驗部隊。這支部隊先參加核試驗場的勘察和建設,然後擔負核試驗任務。根據軍委決定,商丘步兵學校被撤消,原班人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由校長賈乾瑞帶領建設原子彈倉庫,另一部分人則由政委常勇和副校長張志善帶領建設原子彈靶場。同年5月,以工程兵司令員陳士矩上將為首的選場委員會,根據蘇聯專家提供的選場條件,研究了有關資料,先進行圖上作業,認為適於建場的有甘肅敦煌以西、新疆羅布泊以北等4個地區,以敦煌以西地區較為合適。最終選定了新疆羅布泊地區。
  5月下旬,常勇到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會議還沒有結束,他就隨陳士矩到甘肅敦煌西部地區勘察原子彈靶場場址。一同去的還有四名蘇聯專家。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溫度非常高,有時能達到五十多攝氏度。幾天下來,選場人員便一個個曬成了紫色,連膠鞋底都讓地表給燙得變了形。那裡有一種花蚊子特別可怕,抱著團一齊向人進攻,撲上來就咬,打死都不鬆口。眾人只好找個草帽戴上,再用紗布封在上面,就像蒙面人一樣。這樣一來,全身包裹得嚴嚴實實,蚊子一時倒是咬不著了,可是你不能去大便,因為一脫褲子,蚊子早就等著呢,大家只能選擇一個有風的地方來避開蚊子。
  從西北回來後,常勇即給張志善打電話,要他和校長賈乾瑞到北京接受任務。張志善和後勤部副部長喬廣林兩個先走了一步,隨後賈乾瑞也到了北京。常勇給他們簡單介紹了一下選場的情況,說那個地方特別艱苦,喝不上水,陳士矩是上將,最後也只好一起喝汽車水箱裡的水。
  隨後,萬毅召集開會,交代了第一項任務——組織一個勘探大隊,張志善任大隊長。張志善和常勇回去以後,拿出名冊,集合人員,選了文化程度比較高的110個教員和機關參謀、幹事、助理,配了兩名醫生和護士,帶了兩輛美制大卡車,要了一輛專列,買了五麻袋鹽,浩浩蕩蕩往西而去。出發前他們做了動員,說我們如今組成的是勘測大隊,主要的任務是地質勘測。並且和被選中的人員分別談話,說這個任務是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務,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不准通信,不准打電報。
  專列一路向西,到了鄭州往西去,到了西安還往西去,到了天水也不停下來。走了幾天,到了蘭州站,因為調車,專列暫時停頓下來,隊伍以為可能到了。有人就問張志善:還往西去嗎?張志善說,還得往西去。又有人問去那裡幹什麼?張志善答覆道,去了那裡再說。專列又往西開,到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車又上汽車,走了幾個小時搓板路,到了敦煌,他們和一周前先行抵達的先遣隊會合,這支二十來人的先遣隊是在喬廣林帶領下打前站的。再往裡走,呈現在這支隊伍眼前的,是一片戈壁荒灘,風沙四起,有些人正在挖坑打井,也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要在這裡幹什麼。
  就在這樣一種懵懵懂懂當中,大家開始展開工作。許多人一開始雖然不明著議論,但背地裡免不了嘀嘀咕咕。有一天收工回來,幾個幹部就找到張志善,說副校長你和我們都很有感情,怎麼現在信不過我們了?張志善其實也知道他們的來意,可他也知道不能講,就故意反問道,我怎麼信不過你們了,沒這個事。幹部代表們反駁道,那你說我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說是開荒卻沒有水,搞工業也不像,天天在這麼荒涼的地方干,到底幹什麼?張志善說,你們不要胡思亂想,反正毛主席指到哪兒我們就到哪兒,叫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幾個幹部更加好奇了,說你不告訴我們,我們這叫打的什麼仗,我們都是經過黨審查合格的,為什麼不能把實情告訴我們?現在大家成天嘀嘀咕咕,一天到晚蒙在鼓裡,暈頭轉向的,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第43節:第十一章 蒙在鼓裡(5)

  顯然,幹部們反映的問題不容忽視,張志善立即給總政發了一封電報,匯報了這邊的情況,請示究竟該怎麼辦。很快,總政回了一份電報,同意他們在注意保密的前提下,進行必要的說明和動員。8月底,在敦煌剛落成的電影院裡,張志善向全體人員交了底: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建一個原子彈、氫彈試驗靶場。我們一定要打破核壟斷,長我們國家的志氣,意義很重大,任務很光榮。大家一聽,馬上就蹦起來了,說原來是搞這個事情,那我們就是死了也無怨。
  白天幹活,除了累,讓人最難以忍受的就是蚊子。解手要選地點,找風向,速戰速決。到了晚上,人就不敢在外面活動了,只能鑽到蚊帳裡面,說話唱歌寫東西都不能出蚊帳。幾個領導要聽匯報了,也要坐在蚊帳裡面一邊匯報一邊記錄。照明用的是蠟燭,還要盡量節省,誰發言就用電筒照一照,因為在敦煌連蠟燭都沒有,要去蘭州才能買得到。所以蠟燭也得節約。張志善講起那時的情景,說八年抗戰都沒那麼苦。比長征呢,也就是缺了敵人在後面追。可戰士幹部的工作情緒仍然非常高昂。晚上唱歌,哼河南梆子山東小調,吃過飯睡覺還唱兩支歌,情緒非常好。過去我們在打仗的時候和戰士一塊吃一塊住,後來到了商丘步校,跟戰士感情就差了一些。這次到了戈壁灘,大家又是同吃同住,感情又恢復到了戰爭年代的那種樣子。那時水缺得厲害,一個人一天刷牙、洗臉、吃飯只有半缸子水。但就是這點水也要到遠處去拉。新疆鄯善縣有一個地方叫底坎,這裡有一個水泉,我們戰士送水,發現這個水泉以後,大家都跳起來了,說找到水了。可維吾爾族老百姓看到我們,那衣服是破的,棉花露著,就把我們當野人,都嚇跑了。
  勘探大隊在敦煌地區工作到10月底時已基本完成任務,陳士矩與蘇聯專家隨後來到現場,視察了試驗場各區域位置。當時核試驗場的爆心被初步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線距離約130公里。這時候需要考慮的一個建場因素就是高空氣象的情況。因為當時中國沒有當地的氣象資料,專家先要回到蘇聯,經過研究分析和敦煌相鄰地區的氣象資料,才能做出答覆。
  就在常勇和張志善率領這支部隊去敦煌勘察的時候,第三兵團參謀長張蘊鈺在大連也接到了調令。張蘊鈺說,1958年8月初,正在北京開會的三兵團副司令員曾紹山給我打電話,說你的工作有變動,電話中不便講,陳賡叫你來,你趕緊動身,我在北京飯店等你。第二天我就從大連坐火車去了。到了北京,當天晚上曾紹山就領我到靈境胡同去見陳賡。陳賡原是我們兵團的司令,他這個人很簡單,一見面就說張蘊鈺你來啦。叫你去搞原子彈靶場,這是我推薦的,好好搞可以吧?他是老首長又是那麼高級別的領導,我還能說什麼?我說服從命令。陳賡接著就說,那好,你去找安東,叫他給你說說情況。
  第二天,張蘊鈺便去總參裝備部見安東。安東和他以前就很熟,對他說,知道你這幾天要來。陳士矩司令員組織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學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區勘察地形,選試驗靶場位置,現在到了什麼地方,還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
  兩個月之後,張蘊鈺把家搬到北京,住在廣安門志願軍辦事處宿舍。這時常勇回來了,找到他介紹了一番情況:國防部組織了選場委員會,由陳士矩、江文、唐凱、李兆邦、常勇和塞風組成,蘇聯專家安德列也夫等四名專家也參加。經過實地考察,初步認定敦煌城西北約120公里處的後坑適合建場。現在成立了一個勘察大隊,張志善任大隊長,常勇任政委,史國華任副大隊長。
  張蘊鈺早在12年前就看過原子彈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爆炸的電影。那時他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參謀組工作。1946年9月3日是反法西斯勝利一週年紀念日,代表團租來一部美國電影《女戰士》,影片中有原子彈爆炸的情景。他當時只是驚歎原子彈天崩地裂的威力,哪曾想到,十幾年之後竟然真的會和原子彈結緣。
  10月20日,張蘊鈺乘火車一路西行,在紅柳園下車,然後再到達敦煌。這裡長年乾旱少雨,全縣只有5萬來人,城內街道很狹小,縣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建造的。在城南關駐地,張蘊鈺見到了常勇和張志善、史國華、衛壘等人,他們都已經在這裡辛苦了好幾個月了。
  初步選定的後坑場區在玉門關之外,玉門關朝西方向有一個豁口,長約二十來米,一米厚的牆,像一個圓形的土圍子。顯然,這裡已經遠不是幾千年前那座著名的漢代關塞模樣了。荒漠上只有一些零星的芨芨草、羅布麻和胡楊樹,汽車只要一停下來,蚊子就成群結隊圍過來。張蘊鈺說,常勇和張志善他們給我作了介紹, 說蘇聯顧問已經勘察過了,陳士矩也來過後坑這兒,並且提了一句說,這個地點只能試驗兩萬噸的原子彈。我聽他們這麼一講,心裡咯登一下,心想美國人在比基尼島已經試驗過三百多萬噸的氫彈了,我們中國建個核試驗場怎麼能只搞2萬噸的,這恐怕不行吧。最後,該看的都看完了,回來的路上,我就越來越感覺這事情不太對勁。一方面這裡離敦煌的直線距離才120公里,太近了,第二個是這裡的地質都是大孔土,能搞建築嗎?施工用水從哪裡來?回到駐地,我們幾個一起議了議,擺了擺這裡的試驗條件,認為還是另外選場為好。
  回到北京,張蘊鈺分別向安東、陳士矩和萬毅匯報了情況,又在陳賡召開的辦公會上作了匯報。張蘊鈺將前面所做的勘察工作講了一下,最後說,這地方條件不夠理想,恐怕做核試驗場區不行。陳賡說,那裡不好,你們另找一個嘛。有副總長這句話,張蘊鈺感覺到事情就好辦多了,他趕緊通知了常勇和張志善,自己也在12月15號左右回到敦煌,準備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內另選一個合適的試驗場區。

  第44節:第十二章 半夜來了四五個將軍(1)

  第十二章
  半夜來了四五個將軍
  移師羅布泊—— 天造地設的核試驗場—— 庫巴尿憋得不敢起來—— 馬蘭草,馬蘭村—— 共同設計,跟班學習—— 中心問題是爭取時間—— 身子成了,尾巴好補救—— 真正把政治和業務結合起來了—— 「我們在建設初期也是這樣幹的」
  碰巧,當張蘊鈺從敦煌回到北京時,蘇方在研究了與中國比鄰地區的高空氣象資料之後,也於11月21日來了電報,認為敦煌地區不適合建場,建議中國考慮把試驗場移到新疆羅布泊地區。總參隨即決定對羅布泊地區進行選場勘察。
  最初在蘇聯專家提供的作業圖上,敦煌以西還有兩個方案,最西一個方案就是在羅布泊。12月24日,張蘊鈺組織了一支勘察隊,帶了8輛車,攜帶了可用10天的飲水、油料、帳篷、糧菜、罐頭、木柴和一部電台,經玉門關向西而去。張蘊鈺說,我和張志善、史國華,還有總參測繪局的朱處長、上尉楊金嶺,等等,大約有二十來人,出了玉門關,過了白龍沙,一直往西找羅布泊。天黑了,我們停下來,就地搭帳篷,埋鍋造飯,開罐頭煮餅,把電台架起來按時聯絡,然後在戈壁上打一些紅柳根,點著火,大家圍在火堆跟前談話,真是野趣橫生。一路上,我們看見到處是枯樹根,炊事員以為走之前車上帶的許多做飯用的柴禾多餘,就把它們全扔了。第二天晚上宿營的時候,到處找不到柴火燒飯,後來把汽車噴燈點著,才熱了一鍋餅吃。
  勘探人員所用的地圖還是沙俄所測繪的新疆地形圖,從圖上看,有一條橫貫南北連綿不斷的白龍堆。那天中午到了這個地方,橫在他們眼前的是綿亙數百里的白沙山,曲折伸展,一眼望不到盡頭,堪稱人間奇觀。隨後,他們行進到了雅丹地帶,即中國古代所稱的龍城,只見地面上由於風蝕而形成了各種形象,如亭如蓋,如人如獸,無比壯觀。車隊無法再向前走了,只好掉頭向北,繞道而行。
  走了一氣,前面打頭陣的張志善所乘坐的吉普停了下來,等張蘊鈺他們趕上來,就指給他們看:瞧,車轍,解放牌汽車的轍,還是新壓出來的。眾人下車看了半天,個個喜形於色,總算有希望走出困境了。順著車轍走出去幾公里,在一個轉彎處,他們發現前面有幾頂帳篷。走近前,才看出這也是當兵的,一個中尉聽到汽車響,早就站在帳篷外面等著。中尉看到來了將軍,就報告說他們是總參測繪大隊的一個班組,是為東風導彈基地進行民豐導彈彈著區的測量,在外面已經兩個月了。
  說話間,從外面回來了一輛車,車上下來一個軍官和兩個士兵,隨身攜帶著測量設備,風塵僕僕,棉軍衣在風吹日曬中全褪成了白色的,才十七八歲的小戰士,鬍子老長,頭髮更長。中尉說,他們用的水是從羅布泊取的,離這裡大約五十公里。勘察隊隨後便順著那條取水的車轍,於太陽快落時到達了羅布泊。在孔雀河入湖口,兩岸有許多柳樹和蘆葦,常常有成群的黃羊到河邊來飲水。大家在茫茫荒漠中看到了這麼一大片水,都興奮得大呼小叫,又喝又洗,連汽車都沖洗得一乾二淨。
  第二天,勘察隊隊伍逆河而上,又向西行進了百十公里,通過目測,可以看出這一片戈壁地域開闊,比較平坦,選了一個點做中心,然後以此分東南、東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質。往遠處看,北部的天山博格達峰和南部的阿爾金山都很高大,海拔5000米以上,像似兩道巨大的自然屏風。東部為山地和丘陵,再向南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這個區域內有羅布泊和孔雀河,水源十分豐富,並且方圓300公里內沒有人煙。把這裡作為核試驗場,算得上是天造地設。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大隊在羅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一根木樁,後來就做了原子彈空爆試驗的中心點。
  踏勘任務初步有了個結果,勘察隊開始返回。按照地圖標示,他們的歸程是經辛格爾去吐魯番,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乘車由原路返回,想找到由羅布泊去鄯善那條路。這時,車隊在地圖上是什麼位置他們並不敢確定,連指南針都有點懷疑了,大家都有點著急,這可怎麼走呀。楊金嶺說好幾台車汽油不多了,這更是急上加急。
  順著地圖上標出的一條近道往南疆公路插過去,顛簸了一天,他們發現前面有一個大坡。好在山坡並不算太陡,汽車呼呼開上去,往下面一看,是一條大溝,溝裡有水有樹還有蘆葦,人可以走,但汽車下不去,前面正好有個大石頭堵著,車拐不了。

  第45節:第十二章 半夜來了四五個將軍(2)

  商量半天,張志善對張蘊鈺說,這裡看來走不通,你先在這兒等著,我把油都抽到我們這個車上,和兩個副大隊長去找路。三個人開車沿溝往前探路,跑了不多大功夫,發現前面有個地方在冒煙。他們走過去一看,原來這裡正是他們頭一天進去時宿營過的地方,旁邊還有他們那天插下的一面地質旗,當時做飯燒著的一截木頭疙瘩還沒有燒完,青煙仍在徐徐繚繞。三個人高興之下趕緊往回走,等他們回去時大家都已經睡著了。他們把張蘊鈺喊起來,說路找到了,那個地方就是我們昨天的宿營點,做飯的火兒還冒著煙呢。張蘊鈺一聽,立即翻身起來說,走,到那邊住下來。眾人連夜收拾東西,捆上帳蓬趕到了原先那個宿營點。這一帶兩邊是山,中間是個風口子,人鑽在單帳篷裡面特別冷,大家就都蓋上大衣,連腦袋都鑽進了被子裡頭。睡了一夜,到早上起床時,他們發現讓被子給凍住了——因為人要呼吸,哈出來的氣遇冷成冰,被子和頭髮全都凍成了一團。正在大家急得直叫喚時,有一個外號叫大麻子的活寶司機,腦子比較靈,說這個好辦,你們要揭被子,都要從後邊往上掀,這樣的話被子是順著頭髮的。眾人聽了,試著一順,才慢慢和被子分了開來。
  回到鄯善,張蘊鈺從哈密上飛機返回北京,將此行勘察情況向萬毅和陳士矩作了匯報。1959年1月下旬,張蘊鈺陪同萬毅和工程兵設計院院長唐凱飛到新疆,在羅布泊新選場區進行空中觀察。飛機臨空時,地面燃起了三堆大火作標示。從飛機上看下去,孔雀河至北山六十餘公里,東西長100公里,地勢平坦,海拔1000米。地質是沖積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築路,就地取材很便利。這裡長年風向是西風,下風方向,東至敦煌420公里之間無居民,無耕地,無牧場,還未發現有價值的礦藏。在西南方向,有一個叫鐵干裡克的村莊,但也在120公里之外。萬毅和唐凱在飛機上一邊聽張蘊鈺介紹,一邊點頭說,這裡真是個好場子。
  春節過後,張志善又帶人去羅布泊搞定點測繪。途中他去了一趟敦煌,接應的人對他說,哎呀這裡停不得,你趕緊走吧,這裡的老百姓都快餓死了,他們要是抓住你不放,你就別想再走了。張志善知道老百姓日子太困難,也沒什麼辦法,只好簡單吃了一頓飯,往吐魯番那裡趕。隨後,勘探大隊和水文地質隊進場進行詳細的鑽探測繪,一直搞到年底了,才將場區的各個點大致確定下來。不久,蘇聯的場地佈置專家也來到了這裡。
  楊士明那時是國防工程設計院的一名處長,他也和蘇聯專家一起到羅布泊參加了核武器試驗場的勘察任務。楊士明說,我還記著他的名字叫庫巴,是個大尉,先是不去,後來跟著去了,又一言不發,不知道怎麼了。到了那裡,我們住的地方是市委招待所,條件不錯,就是房間裡沒有廁所,廁所在走廊裡。他就不高興了,說假如你們陳司令(陳士矩)來一定不會這樣對待的。在戈壁灘,我們都是在帳篷裡住,把稻草一鋪,就睡在地上,只單獨給他帶了一張行軍床,就是那種鋼絲床。可他還是不太滿意。後來到什麼時候他自己感動了,才沒話了。那天晚上,半夜來了四五個將軍。陳士矩、張蘊鈺、常勇,還有幾位。大概有一個上將,幾個少將,還有個中將,半夜來了,也都睡地鋪。他第二天問翻譯,半夜裡來什麼人了,翻譯告訴他說陳司令來了,上將、中將、少將都睡地上。這下可好了,第二天夜裡睡覺,他嚇得一晚上都不敢起來小便,早上說尿憋得都不敢起來。問他為什麼?他說,哎呀我出來腳都得從上將的頭上跨過去,我怎麼敢啊。他這才覺得對他是特別照顧,因為他一個人睡鋼絲床,上將都睡地鋪。
  勘察了一年多,總算定了下來,各個點也都依次劃定,並且把將來試驗部隊駐紮的大本營也選好了。張蘊鈺帶人確定營區該放置在哪裡,找了好幾個地方,發現有一塊平地,水溝裡有兩三棵馬蘭草。張蘊鈺說可以把部隊中心定在這裡,就叫馬蘭村。
  礦山勘探過了,幾個核工廠和基地也都選定了,雖然出於保密和戰備原因,全要建在宋任窮所說的鬼都不下蛋的地方,但按照蘇聯專家的標準,所有的設計和施工都必須和蘇聯一樣正規。並且,按照以往的常規做法,工程設計都先要在蘇聯做,中國的設計人員也都要去蘇聯。
  中方提出引進和援助方案定下來之後,請蘇聯派專家來,跟中國的設計人員一起設計,主要是從培養自己工程設計人員的角度考慮,這一要求引起了一些專家的反對。劉傑說,當時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強調要自力更生,培養我們自己的人迅速掌握技術,因此多次會談,要求他們同意。開始的時候蘇聯是不同意的,他說這怎麼能行啊,大量的資料都在蘇聯,設計是以我們為主的,你們來人一起設計,這是正常的,過去也都是這樣做的。特別是擴散工廠的專家叫魯欽,說你到蘇聯去設計,我們很多的資料都在那邊,隨時都可以查找資料,向上級請示以及同設備製造廠聯繫等等都非常方便,還可以減少翻譯和打字等方面的工作量,加快設計進度。不然的話從北京到莫斯科老是要乘飛機來來往往,光跑路了,有什麼好呢?我們覺得專家的意見不無道理,用心也不能說不好。但我們的目的是既要加快速度,又要有利於學習掌握技術方法。為此,宋部長專門向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斯拉夫斯基寫信,說明情況,我和劉偉也找扎吉江、索洛維也夫和魯欽等專家談話,反覆做解釋,最後做通了。蘇聯派出大量的專家,配合我們的設計院進行設計。

  第46節:第十二章 半夜來了四五個將軍(3)

  歐羅比耶夫是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的最高級助理,從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國。歐羅比耶夫說,蘇聯最高領導人決定向中國傳授原子彈技術後,北京很快就建立起原子彈研發中心,相當多的蘇聯專家都到過那個中心,在很多方面對中國人進行指導,包括核裂變、同位素分離、核反應、核物理、核化學、地質勘探、鈾的分離等。扎吉江是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的總工程師,從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指導中國的核反應堆、同位素分離以及中國科研人員的培訓。
  專家人才越來越集中,鈾礦資源看來也前景不錯,老大哥又如此願意幫忙,中國人從上到下都興高采烈,滿懷希望。
  1958年,兩百多位蘇聯原子能專家來到中國,與中國的技術人員共同完成原子能工業的施工設計,並且還專門在北京組建了列寧格勒第三工業設計院。
  盧榮光當時在二機部設計院擔任副院長,他說,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的,今天想起來還是非常對的做法,就是和蘇聯人聯合設計。蘇聯派來一個設計院,我們中國也相應地組織設計院跟他對口,聯合一處,兩個設計院共同來進行設計。聯合設計就是說你設計我跟著你設計,等於師傅帶徒弟一樣來學習,慢慢我就可以掌握了,我也知道為什麼了。最初,這是什麼、這是怎麼回事問得多,以後就問為什麼、還有怎麼發展的問題。我們和建工部合作,也建立了設計院,中央也調了不少技術人員參加到設計中來,這家中國第三建築設計院,後來發展到一千多人。蘇聯來了兩百多人,從院長到打字員都來了。我們跟他一對一,他有一個院長,我們也有一個院長。那時候我們設計院沒有地方,馮麟是負責人,說先在西苑大旅社設計。蘇聯人一看西苑大旅社一棟一棟的樓,獨立的,說還好。我們的保密人員跟著他一塊兒看保密室應該放在哪兒,挑了幾個房間,讓我們一定要把保密室加固,買保險箱。蘇聯的保衛人員有很多嚴格的規定,通行證上打有不同的圖案,有的打上飛機,有的打一個三角,有的打一個什麼東西。帶有飛機的可以進哪一層樓或哪幾個房間,帶有三角的可以進哪幾個房間,就是上班時間也不能互相來往,非常嚴格。
  中國第二設計院由二機部與建築工程部合作成立,從院長到設計師都與蘇方一一對應。蘭州鈾濃縮廠的蘇方總設計師魯欽與中方總設計師王仲富坐一張桌子,面對面辦公。兩國專家白天在一起討論問題,下午四點鐘左右,蘇聯專家下班回去,中國人則要一直幹到深夜,通過自己進一步的理解和消化,把白天專家講的東西反映在圖紙上。王仲富那時生病了,突然大量吐血,他不願去住院,只是向醫生要了藥方,在工地吃藥打針。
  在設計思想以及設計的各個方面,中方和蘇聯專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爭論。劉傑說,過去設計中的一切標準都是蘇聯的,不但主工藝,其他附屬的工藝,以及一些臨時的設施甚至於像福利區、生活區,也是按他的樣式來設計。這一次,我們堅持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主工藝是蘇聯的標準那是毫無疑問的了,但副主工藝、生活區等方面凡是中國能夠進行的,就按中國的標準來設計。另外我們正處在大躍進的時期,毛主席提出來要解放思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勁頭非常足,中心的問題是要爭取時間。具體做法上,一天不是8小時,而是10小時12小時,甚至晚上都要加班。可專家他是按照蘇聯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所以習慣不同,思想上不同,應該說在工作的方法上也不同,因此而引起某些爭執也就在所難免。發生這種情況時咱們就用總路線的精神向他們進行宣傳,說我們現在應該採取適合中國的辦法來爭取時間,他們確實也看到中國的科學技術人員日日夜夜地加班加點,對他們也是一個激發,兩股勁開始擰成一股勁了。結果,擴散工廠施工設計任務提前半年完成,被認為是奇跡,還有一個工廠的設計大概用了48天,還有一個工廠的設計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為此,宋任窮部長向蘇聯專家獻錦旗,表彰他們勝利地完成了任務。蘇聯人也感覺到是自己的榮譽,他們也認為是奇跡,說中國的辦法好,真正把政治工作和業務結合起來了。有的蘇聯專家講,他們在建設初期也是這樣幹的。假設當時不採取這個辦法,恐怕有好多東西就會延遲,以至於後來整個受到那個年代動亂的影響。話又說回來了,確實有些工作做得比較粗糙,後來有人說設計留下來的尾巴比身子還大。但是尾巴究竟還是尾巴,只要身子成了,尾巴是可以補救的,所以總的看起來,當時比較粗糙,有的還不夠周到,設計還不夠細膩,有很多漏洞,但是這幾個工廠的設計確實爭取了時間,在總的方面還是應該肯定的。以後看美國人劉易斯寫的那本裡邊他講到一句話,說中國人令人驚奇的是在三年困難的情況下來進行原子彈製造的。他的意思是,在通常情況下大躍進象徵著失敗,象徵著這種失敗的結果,而我們在大躍進的情況下卻基本避免了這種損失,取得了成功。我想順便說幾句,確實我們在大躍進裡邊也做了許多過火的蠢事,那個時候不分條件提倡什麼超聲波之類的東西,出現了一些不應該有的混亂現象,但是終究沒出大錯,沒出現致命的損失,致命的破壞。當時宋任窮部長提出,建成學會,苦幹三年,基本掌握。那個時候確實是發揮了這種革命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避免了許多破壞性的行為,避免了大躍進的副作用,產生了一些有益的東西。前些時候周光召還說這大躍進確實對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盧榮光說,那時候大躍進,有的地方報告畝產幾萬斤,我們還組織專家參觀過徐水。那地方的稻子都是事先佈置好了的,有的專家當時就不大相信,說這麼密不透風啊。但大躍進的精神鼓舞了我們,也感動了一些蘇聯專家。有的專家主動提出來說,有些設計我們也要更改更改,以便更適合中國的情況。
  為了讓蘇聯專家也感受大躍進那種熱火朝天的氣氛,中方組織蘇聯專家到徐水去參觀,說徐水的蓮花長得有樹那麼高,稻子一畝地產一萬斤,還有一張照片,一個小孩子坐在稻子上面都壓不倒,專家看了都搖頭。有一次,王仲富正聽魯欽他們討論問題,突然有人進來通知說要去打麻雀。王仲富不敢不去,對專家說,對不起我去打麻雀了。出去折騰了半天,等他回來之後,魯欽和其他專家問道:怎麼樣,你打了幾個麻雀?王仲富學著他們的樣子,把兩隻手往外一攤說,一個麻雀都沒打著。
  二機部副部長袁成隆那時候有一項分工,就是兼管蘇聯專家的有關工作,為了爭取時間,盡早建立自己的原子能工業,他在中蘇兩國專家更密切地合作方面,採取了大會表揚,會下談話的辦法,鼓舞兩國人員的士氣。袁成隆說,我記得我們部裡還開了一個動員大會,部黨組成員都在場,劉傑在,其他人也都在,我主持的,我還領著呼口號:團結起來,密切合作,堅決完成任務,等等。蘇聯不習慣這套,我們中國有這習慣。對專家的貢獻,在這麼大的會上表揚,而且部領導親自出來接見他們,專家們很高興。蘇聯專家給我們幫助很大,我們得表揚他們啊!

  第47節:第十三章 故意弄壞了飛機的腿(1)

  第十三章故意弄壞了飛機的腿真誠幫助、熱情友好——夜以繼日,爭分奪秒——在中蘇關係破裂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能幹的廠長、好樣的領導——不讓分析師參加體力勞動——中國第一個能獨立進行擴散理論計算的人成了重點保護對像——「宋任窮在的時候二機部沒有亂」——李毅把關,好人平安——錢三強受過委屈1957年底,二機部派了幾個人到列寧格勒實習,由王中蕃和劉寶慶帶隊,王成孝搞理論計算,華戈旦搞主工藝,陶平搞儀表檢修,彭士祿搞機修。他們在列寧格勒認識了很多人,維爾濱當時就是列寧格勒設計院理論計算專家組的組長。鈾濃縮廠在核燃料生產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氣體擴散行業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中國人去的時候,住在列寧格勒最好也是最大的旅館阿斯多利亞里頭,在基輔廣場對面,給了一個辦公室,規定只能在這個範圍內活動,不能隨便走動。中方人員所有的筆記本,包括手稿都是早晨到保密室領出來,晚上再存放入保密室。每天工作結束回旅館的時候,一張紙片都不能帶出來,要求十分苛刻。
  設計院總工程師魯欽對中國人十分友好,經常邀請幾位實習人員到家裡做客。因為王成孝當時還是單身,魯欽就對他開起了玩笑,說他夫人有一個侄女,是這個設計院的描圖員,長得又漂亮又聰明,你們應該出去跳跳舞。我們蘇聯兩億多人口,一半是女的,難道挑不到一個你認為好的嗎?在蘇聯搞了幾個月之後,根據中方建議,原準備在蘇聯做的一些設計和審查改在國內進行,王成孝他們和蘇聯列寧格勒設計院的一批專家便一起來到了中國。30歲就當了教授的流體力學專家卡拉卡立搓夫也從莫斯科來到了北京。
  因為當初勘選這個鈾濃縮廠時劉寶慶參加了,所以上級就讓他也參加設計。在蘇聯做了三個多月的初步設計,審查完之後,就開始搞施工設計。在當時蘇聯和中國達成的協議中,其他工廠的生產人員都可以到蘇聯去實習,但只有鈾濃縮廠是個例外。因為鈾濃縮工藝是國際上最絕密的一個內容,蘇聯人連他們的鈾濃縮廠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公開。為了既幫助中國解決鈾濃縮問題,又防止洩密,蘇聯人提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派出專家,到中國來專門建一個試驗室,也就是建一個小型的試驗大廳,培訓生產人員,然後再進行大工廠生產。為此,二機部抽調一部分技術人員,在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建了一個615實驗室,為中國鈾濃縮廠培養最早的技術人員。
  到北京不久,卡拉卡立搓夫便瞭解到,蘭州的鈾濃縮廠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啟動方案,是幾位列寧格勒設計院的專家制定的。這批方案計劃分17批啟動,卡拉卡立搓夫對此頗感疑惑。王成孝說,鈾濃縮廠的初步設計工作是在蘇聯進行的。我們在列寧格勒設計院結合具體資料進行學習和熟悉、掌握有關業務,我負責理論計算組,有四位專家對我進行了輔導。後來卡拉卡立搓夫來了,審查完初步設計之後,一共去過鈾濃縮廠三次,我等於是他的助手。原來他還曾經答應過我,說等到蘭州鈾濃縮廠出了產品以後,希望我還能再回莫斯科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然後再回來。我當時也挺高興的。平常的時候,卡拉卡立搓夫和夫人住在友誼賓館裡。他夫人在莫斯科教英語,是一位中學老師,來北京時他們帶來一個小女孩,當時友誼賓館的東邊不像現在,挺荒涼的,那裡有一個小湖,冬天結冰的時候,他讓我帶著他的女兒去滑冰,他的夫人後來在北京還生了一個兒子,叫京生。卡拉卡立搓夫大概是1959年初來的,實際上是二機部濃縮鈾廠的生產顧問。他也管設計院的事情,鈾濃縮廠當時的機器很多,所有的機器大大小小有幾千台,同時啟動是不行的,先要準備好一部分機器,然後再啟動一部分機器,叫做分批啟動方案。這樣的話,相對來說就比較經濟了。卡拉卡立搓夫看了初步設計的方案是分17批啟動之後回來問我,為什麼要分17批啟動?為什麼不能20批、13批或者10批?我實事求是地說,這個問題同維爾濱、丹娘一起討論過,我本人也是同意的,至於說為什麼這樣,我還要做一些分析以後才能告訴你。當時設計是在列寧格勒的第二設計院做的,卡拉卡立搓夫本人是在莫斯科,他那個時候同設計院在行政組織上沒有關係,設計院只知道卡拉卡立搓夫是流體力學方面的專家,在業務上並沒有什麼來往。所以,他並不知道已經有了17批方案,到中國來一看,資料上面有一個17批方案,於是他就提了很多問題,因為我也是參加這個工作的,他就要我回答為什麼這樣。經過分析,我告訴他說,17批是不是最好,我並沒有把握,這要實際運行以後才能知道。我只是告訴他,級數如果分得越多,到工廠之後拿的產品就越多,假如級數分得少,拿的產品自然也就少了。最佳的級數分批要通過理論計算才能得出來。卡拉卡立搓夫是鈾濃縮廠負責生產的專家,他為什麼對17批啟動的方案表示質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樣一來就需要大量的調節器,而調節器要由蘇聯按時生產,要短期內交貨,就很難保證時間。他在我們二機部三樓12號房間的一個套間辦公,他的生活翻譯是林棣。我是在三樓15號房間。他聽了以後覺得我這個分析是對的,並且問我有多少人能工作?我告訴他計算方面有四五個人,他說,能不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做做這個工作,看到底是分多少批比較好?那就做吧,我們就在那裡搞這個方案,差不多是1959年的6月左右,通過三個月的努力,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結論。結合現場實際,分17批是有一些毛病,因為分批啟動要有很多管道聯接,有很多條件限制,設備也很多,操作也十分頻繁。操作越多,失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查了一下,我們的設備都是從蘇聯進來的,如果分17批啟動,還差20多台調節器。於是教授和我們一起討論確定出減少批數的方案,然後交給王亮娟等一起計算。經過反覆研究,算了很多穩態級聯方案,最後提出了一個分9批啟動的方案。但是,方案提出後,其他的蘇聯專家反應很大,因為方案一變,所有的供應管道設備採購甚至包括一些輔助系統都要更改。正好這時候,大概是1959年的5月份,根據協定,蘇聯派過來一位總工程師,叫布扎也夫,原來是蘇聯鈾濃縮廠的一個總工藝車間主任,還有謝苗諾娃等專家,一共有十幾個人,住在設計院,負責施工設計審查。他們看到原先的17批啟動方案被改成9批啟動,意見很大,維爾濱和丹娘見了我就說,我們是一起工作的,王成孝你怎麼能這樣,說變就變,也不跟我們商量。我一聽,有些不好意思,感到特別為難,我後來找到卡拉卡立搓夫,說你得出面跟他們做做工作,我自己給他們解釋也說不清楚。

  第48節:第十三章 故意弄壞了飛機的腿(2)

  氣體擴散究竟怎麼個啟動法,當時確實令人頭疼。白文治說,改這個啟動問題是在1959年冬天,卡拉卡立搓夫找布扎也夫去談9批啟動方案,叫王成孝匯報。布扎也夫一個人不好做主,又找來謝苗諾娃、阿布津和約尼斯基三人一起談。結果他們都贊成9批啟動方案,他們都認為17批啟動太繁瑣,會給啟動帶來許多麻煩。接著,卡拉卡立搓夫找維爾濱、薩瑪依洛娃和拉馬斯基談,也是叫王成孝匯報,薩瑪依洛娃當場就跳起來反對,因為施工設計都按17批搞好了,如果改為9批啟動就要做大量修改。維爾濱倒是比較尊重卡拉卡立搓夫,表示同意。這之後,卡拉卡立搓夫又找設計院工藝設計師契卡洛夫和尼古拉談,契卡洛夫不高興,但維爾濱已經妥協,契卡洛夫也只好同意。
  當時,中方並沒有過多考慮時間因素,不管是早一點兒還是晚一點兒出產品,關係都不是太大,因為和蘇聯關係很好,設備也是從蘇聯來的。王成孝說,產品早出晚出的問題在1959年並沒有提到,至少像我這一級的技術員還不知道中蘇關係有什麼問題。當時在協議中明確六氟化鈾由蘇聯供應,但蘇聯卻遲遲不供應。卡拉卡立搓夫這個人對中國還是比較友好的,他向蘇聯代表提出趕快把六氟化鈾運出來,一方面是615也建成了,急需要六氟化鈾,再就是鈾濃縮廠也需要六氟化鈾,讓工人進行操作。直到1959年快過年的時候,劉傑有一次把我找去,問我氣體擴散過程中有什麼問題沒有?我說沒有什麼問題。他講了一些鼓勵的話,要我好好學習。這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王中蕃不是說我不懂政治嘛,看來我確實有這個問題。《真理報》在北京有賣的,卡拉卡立搓夫經常研究。等過了年,到了1960年初,劉傑說你要全部掌握這方面的技術,如果蘇聯專家不教,你告訴我,由我來出面。我說我和蘇聯專家之間並沒有什麼問題。他笑了笑說,你不要那麼樂觀。後來我還真的感覺到卡拉卡立搓夫態度有了些轉變。比如說,過去我看到蘇聯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很多參考材料,在禮士路100號設計院專門成立的保密室,我也可以去借,後來蘇聯人告訴我,你不可以去看資料了。開始我陪卡拉卡立搓夫到設計院資料室的時候,林棣是生活翻譯,她在我的辦公室沒什麼事,我就借點資料給她看。有一次一個蘇聯專家看到了,後來借資料的人和維爾濱都受到了批評。1960年3月份,劉傑開會讓卡拉卡立搓夫答覆好多問題,很快,到6月份的時候,劉部長的秘書告訴我,你馬上回蘭州。我就告訴卡拉卡立搓夫,要走。他問我為什麼要回去?沒想到第二天他告訴我,他也要回莫斯科休假,而且帶著老婆孩子。他頭天說蘭州的西瓜很好,你回來要給我帶幾個,我過幾個月才休假。我到蘭州以後,王介福告訴我中蘇關係有點兒不妙,鈾濃縮廠正採取很多措施,向專家學東西。一個對一個,我和劉寶慶分到的對象是哈里東諾夫。哈里東諾夫年輕的時候得過斯大林獎金,布扎也夫原來是車間主任,而哈里東諾夫各方面都要比布扎也夫高一點兒,他來了以後,各方面的關係相處的都很好。那時我們也明確告訴哈里東諾夫,你們要走了,我們就一個對一個地學習。那時劉寶慶是鈾濃縮廠的副總工程師、總工藝師,廠裡的事情很多,名義上是我和劉寶慶跟著哈里東諾夫,實際上是我天天陪著哈里東諾夫。從機器怎麼開始安裝,到安裝之後有什麼問題,向他討教了許多東西,當然我們對哈里東諾夫招待的也很好。王介福說他找我,就是要盡快出產品,問我有沒有辦法,我說有辦法,提前一點兒是可以的。9批啟動,第七批出產品,也就是從第一台機器開始啟動,要拿產品就需337天的時間,這是一天都不能少的。他說最好能夠提前,越快越好。這時候在時間上已經明顯著急了。
  蘭州鈾濃縮廠是核燃料生產中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一個工廠。廠長王介福曾於1955年到蘇聯考察工業,擔任過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政務參贊。1956年底,宋任窮點名把他調來擔任鈾濃縮廠廠長。王介福身體特別健壯,白文治說他一頓能吃二斤牛肉,頭上常戴一頂回民的白布小帽,腳上穿一雙禿成白頭的黑皮鞋,整天都在施工現場轉。新來的人常把他當成食堂的夥計,可一到正式場合,他就會換上外交官的行頭。王介福和地方省委市委關係搞得非常好,在餓肚子的那個年代,得到了許多支援。他工作起來既有條理又有魄力,平時關心群眾,關心技術人員,給重要崗位上的技術人員發槍支,因為那時候有傳言說,特務可能要對技術人員下手。有一次王成孝想要去江西探親,王介福還專門派保衛人員一路保護。當時政府和組織要求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王介福為此制定了一個土政策,專業技術人員不參加。王介福解釋說,分析師就是靠手的敏感來工作,把手磨粗了,感覺不出來了,對工作沒好處。大家都擁護他。白文治說,宋任窮點名要他,可以稱得上是千里馬遇到伯樂了。王介福很有本事,貢獻很大。可惜他後來在「文革」中被打得胳膊骨折,80年代患上肺結核,90年代又精神失常,有一次在深圳他兒子那裡竟然走丟了!

  第49節:第十三章 故意弄壞了飛機的腿(3)

  王中蕃說,不是讓我當這個鈾濃縮廠的副廠長嘛,專家的事情我也要管。哈里東諾夫是一心一意幫咱把這個廠啟動起來,我們兩個特別有交情。我找到他說,你們走了,我們這個廠的啟動問題就太大了。他說沒有關係,我從頭至尾告訴你們怎麼做,假如我走了你還不會,可以寫信給我,我會告訴你們。嗨,誰能料到後來關係惡化成那樣啊。蘇聯叫哈里東諾夫趕快走,因為他是個關鍵人物,這個人物不趕快走不行啊,催他走。我們談了三天三夜,最後,還沒有談完,蘇聯那個飛機就要帶他走,我們就把飛機那個腿給弄壞了,把那個輪子弄出了毛病,飛不起來,又延長了一下,還來談。這個人太好了。那個時候大西瓜可多了,我們一邊吃一邊談。他走的時候戀戀不捨,這是一個好人啊。蘇聯專家、蘇聯的人民對我們太好了。但是也有壞的,有一個專家最壞,簡直是個特務,硬逼著把材料往外運。
  1960年7月前,蘇聯提供的擴散機已全部到貨,並基本安裝完畢。當時,在這座工廠工作的蘇聯專家近五十名,負責人就是王成孝上面提到的哈里東諾夫。哈里東諾夫曾經擔任過蘇聯烏拉爾鈾濃縮廠總工程師,他對廠長王介福和王中蕃都一再說,如果廠裡需要,他做醫生的妻子可以到廠裡的醫院來,為職工看病,不要任何報酬。在這一時期,蘇聯專家教得實心實意,中方人員學得也盡心盡力,像王成孝就成為中國人中第一個能獨立進行擴散理論計算的人。但也正因為這樣,蘇聯專家撤走後,王成孝便成了重點保護對象。1960年11月,王成孝外出,因事情緊急,坐了一輛三輪摩托趕路,途中遇到大霧,看不清,又遇到下雪天氣,剎不住車,一下撞到停在路旁的一輛大卡車上,把王成孝的鼻樑撞骨折了。事情報到上頭,劉傑非常生氣,對鈾濃縮廠的領導嚴詞訓斥,隨後便給王成孝配備了警衛人員,加強保護。
  劉傑說,王成孝受了傷,他們打電報給部裡,我一聽,很惱火,對王介福說:把你撞死了還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可怎麼辦?話說得過火,但反映出當時對如何過技術關確實非常著急的心態。
  1958年8月底,包頭核燃料元件廠副廠長楊樸找來他手下的蔣述善等三位設計人員,給他們佈置了一項任務,要求他們在45天之內拿下生產線的施工設計。
  這個命令突如其來,把他們嚇得目瞪口呆。蔣述善說,我們三個人過去都沒有獨立承擔過工程設計,手頭除了幾本初步設計書之外,一無所有。可當時的形勢很緊,根本就容不得我們說一聲不幹,也不能說不會幹,你只能硬著頭皮把任務承擔下來。楊樸給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批示,要尊重蘇聯同志,但也要破除迷信。我們白天和蘇聯專家一起做設計,盡量從他們那裡多學些東西,晚上才坐下來畫圖,每天都要干到半夜以後,一直干了兩個來月。
  設計任務要求整個提前,一開始蘇聯專家極力反對,認為這是違背協定的,因為協議上說好是三段設計,時間上大概是8個月到一年,現在你們這樣隨便提出來,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科學規律。楊樸就找專家談,說現在全國都是這樣大躍進,都在要速度,趕進度,我們這樣一個單位不這樣也不行,從大局來說,是不是先把這個方案接受下來,再跟大使館和總顧問去商量?專家一看老這麼僵著也不是個辦法,說既然是這樣,那就做吧。設計過程中日夜加班加點,減少了程序,取消了技術設計,施工圖設計當中又簡化了圖紙,雖然後來在施工過程中老要補充修改,麻煩不斷,但元件廠的施工設計最終用48天搶了下來,贏得了時間。因為按照協定,必須先經過初步設計論證,再進行施工設計,原定時間為一年,等設計完成後蘇聯才提供設備。所以,元件廠施工設計的提前完成,使得中國在雙方關係徹底破裂之前拿到了關鍵設備,保證了生產線的正常運轉。
  施工設計完成後,接下來更重要的一步是生產技術的掌握。1959年9月,二機部派元件廠楊樸率領蔣述善、計秉賢等14名技術人員緊急赴蘇實習。對楊樸他們來說,這是他們第二次去蘇聯實習了。上一次去蘇聯是兩年前的秋天。楊樸當時是技術組負責人,以總工程師的身份帶隊去生活實習,一共去了42個人,有技術人員,也有工人。火車一到莫斯科車站,以前和他們一起搞設計的不少蘇聯老專家都來歡迎,給他們每人送了一束花。中方每個人也都帶了一些小禮品送給對方。以往大家在一塊,逢年過節都要送點禮物,不管是在哪裡,感情都是培養出來的。等到後來雙方關係漸漸有些緊張了,國內又派了八個人,由洪景榮帶隊,去6號車間實習,這個廠子是專門生產原子彈彈殼的。但這時蘇聯方面已經拒絕中國人進入了,等到他們回到國內,蘇聯專家也撤了,部裡面在清查項目的時候,看到有個6號車間,但是,在所有的設計任務書上都沒有這個車間,也沒有土建任務,連廠房都沒有,顯然這是個漏項。上頭查了半天,問這個車間究竟是幹什麼的?楊樸這時候才突然回想起來,有一次他和莫斯科設計院薩瑪依洛娃談的時候,她曾經提起過,要生產一個圓形的殼。部裡面就把這個生產圓殼亦即原子彈外殼的任務放到了202廠,把倉庫騰出來作廠房。

  第50節:第十三章 故意弄壞了飛機的腿(4)

  1958年前後,正是各種政治運動沒完沒了的時期,二機部的事情不可避免要受到影響。群眾運動往往有一個特點,就是容易互相傳染,互相起哄。宋任窮當時算是比較清醒的,他給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原子能所的李毅說,我現在回想起來,部裡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宋部長他們對我們說,你們那裡的任務重,整風反右不能影響到基本建設啊。人家蘇聯專家都在那裡干,你這邊卻停下來了,不行。最早大家鳴放得不少,有時候晚上搞,禮拜六搞,禮拜天也搞。提意見主要集中在這幾個問題上,一個是當領導不懂科學的問題,一個是蘇軍在東北違法亂紀、撤退時拉走機器的問題。到反右時,在這些問題上大鳴大放的人被抓住不放了。但具體到劃誰為右派,大家的意見並不一致,後來按我的意見搞,副研究員及其以上和工程師及其以上的專業人員沒有一個是劃了右派的,只劃了101的一個技術員,還有一個基建處的一般技術員。以後撥亂反正的時候我叫組織部趕緊去調查,讓他春節以前一定給人家落實政策摘帽子。後來周恩來不是也說過嘛,宋任窮在的時候二機部沒亂。實際上,我當時處理這些事時也是非常慎重的,為什麼?因為歷史上有教訓啊。1939年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山東,微山湖西也叫蘇魯豫皖邊區,那時曾搞過一個抓托洛茨基匪徒的運動。康生在一本小冊子裡說,托匪比漢奸特務還壞,然後在各個游擊隊中反托。湖西部隊搞得最凶。四大隊是梁興初在那裡,政治部主任王洪民以及組織部長、區黨委書記等都到我們這裡。來了後審訊人,一審當然就有問題,幾天之後就把我們都抓起來了,說是要向上報告,其實沒有。我們在監獄裡向山東分局寫信,沒想到隨後他們連梁興初都抓起來了,開大會,會後把統戰部長和軍事部長都槍斃了。統戰部長王洪濤還是我的同學。楊得志那個部隊也受這個區黨委管,也要他們搞。後來這事讓羅榮桓知道了,他帶人到湖西一瞭解,認為是擴大化,便把所有關起來的人全放了。湖西運動後期,曾定了七個准托匪,事後問為什麼定這個,回答說肅托運動搞得這麼大,不定幾個人說不過去。我當時算是死裡逃生,從中得到的教訓就是不能給人隨便戴帽子,不能隨便給人定罪。後來康生又在延安搞整風,搞搶救運動,山東就沒搞,羅榮桓、肖華都比較清醒。這樣,到1957年以及後來搞運動時,我都特別小心。錢三強對運動之類的就很謹慎,不大說話。歷史已經給了我們多次教訓,人命關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說錢三強這時比較謹慎,不大說話,也許另有原由。白文治說,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發表公報時,原稿上寫了一句在黨中央關懷下,而沒寫在黨中央領導下,部長當場就發了火,特別嚴厲地批評我和李毅。我當時一言未發,劉傑接過去說他自己黨性不強。這其中的一個背景,其實就是在1957年一次黨組會上,錢三強曾批評說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彈來。
  曾經做過錢三強秘書、後來查閱過錢三強全部檔案的葛能全說,1958年2月,二機部黨組集中批了錢三強三天,主要理由是說錢三強站在科學家一面,不站在黨的一面,並且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技術,某部長對事物本身性質沒有很好理解,用行政辦法領導科研工作,部裡有衙門作風等等。隔了沒幾天,又著重對他的所謂一貫驕傲自大情緒批了兩天。我跟了錢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學院張勁夫說的,書生氣太重,說話太直,有時脾氣過於暴躁,不管是在科學家裡頭還是行政幹部中,不管是一開始還是後來,都難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後,他心中鬱悶,無處排解,就對劉允斌講了,這是在7月份的一天。劉允斌當時沒有吭氣,只是表情看上去顯得有些意外。兩個月後,可能因為劉允斌向劉少奇反映了幾個問題,也不知道究竟反饋回來了些什麼,9月23日二機部黨組又開會批判錢三強的所謂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還把錢三強在部裡的分工也做了調整,基本上不讓他接觸九所的武器研製工作。這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在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推薦中國自己的專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他們時,也推薦了何澤慧去九局,當時就被認為是搞非法組織,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還有個別高層人士寫大字報,說他妄圖把持核武器研製的領導權,當時九院的人都看到了,如今那份大字報的抄件還在。再到後來,又有人說他當年托約裡奧-居裡幫助購買科學儀器和後來去蘇聯訪問都有裡通外國的特務嫌疑,他被掛黑牌子,抄家,關牛棚,這些他都悄悄承受下來了。說到特嫌,這裡邊其實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錢三強在居裡實驗室期間,1939年約裡奧小組證明了鏈式反應,因為特別擔心有人會利用這種核反應製造原子武器殘害人類,所以就將他的實驗報告封存在法國科學院的保密櫃裡。到了1944年秋天,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介紹錢三強認識了法籍蘇聯人蓋蘭夫人,她是從事微生物研究的。這位蓋蘭夫人在一次交談中曾暗示,希望錢三強把約裡奧-居裡做的關於鏈式反應的實驗資料弄到手,提供給蘇聯駐法使館。錢三強拒絕了,說他不知道這些資料,自己只是一個搞科學的,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孟雨也認為他說得對。他後來在1955年、1967年和1972年都曾多次向組織上和有關領導人作了說明。但他沒料到的是,這樣一來他自己就不明不白捲入到了政治漩渦裡,這件事情也就成為特務嫌疑的現成材料。所以後來細心一點的人就能看出來,原子彈爆炸前後那一陣子,錢三強竟然奇怪地淡出了。

  第51節:第十四章 不理他們這一套(1)

  第十四章
  不理他們這一套
  準備接受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40天造好倉庫——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三次都沒接到——周總理叫劉傑去看蘇共中央來信——聶總說,他不給,我們自己干——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適當儲備——抓緊向專家請教—— 一個月的任務三天完成
  1958年5月,李嘉堯從瀋陽一機部的一個設計院調到了二機部。在北京報到後,和許多調動的人一樣,具體到哪裡去他並不知道。除了保密的原因,還因為當時二機部調進了大批各個行當的人,頭緒多,許多人並不能得到及時恰當的分配。一開始,李嘉堯是準備去西北一家核工廠搞設計的,並且開始收拾行裝,去蘇聯同專家一起搞初步設計,因為他原來在瀋陽就是搞工廠設計的。但是,有一天二機部常務副部長劉傑突然找到李嘉堯,說你不用去蘇聯了,調你到九局,去擔負新的任務。當時九局是個什麼樣的單位,具體是幹什麼的,李嘉堯都不清楚。
  李嘉堯說,我到二機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接受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國防新技術協定裡面都談好的,蘇聯要給我們模型和資料。劉部長問我不去蘇聯搞設計有什麼意見沒有?我說去和不去都是組織安排的,我當然服從組織安排。九局比較保密,在部裡那座大樓的最高一層。來到九局之後,吳際霖跟我說,你的任務是作為九局的代表,參加六局姜濤接受原子彈模型的小組。那時九局機關沒多少人,姜濤是六局局長,搞物資供應的,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只等蘇聯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路了。姜濤告訴我說,你先不要到我這兒來,你在九局呆著,什麼時候走,什麼時候通知你,結果越等越不來。蘇聯專家說我們儲存條件不夠。這倒也是,那麼尖端的東西,拿過來也還沒一個合適的放處。專家要求蓋倉庫,倉庫的圖紙是保密專家畫的,前邊一個大廠房,有一個吊車一個坑,後邊八間房子,這是他畫的草圖,設計院設計施工圖,要求半個月蓋起來。李覺找了萬里,萬里是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結果真用幾十天搶建起來了。我那時候作為九局的代表,在工地負責這個事情。蓋完之後請蘇聯保密專家來看,專家看了,又說這怎麼行,倉庫外面沒有圍牆。原來九所有個大圍牆,大圍牆裡面有個小圍牆,我們就按專家的要求,把倉庫圈起來,再請他來看。他又說你這地面不行,你是土路怎麼行呢,會把這東西給顛簸壞了。我們把地又重新改成水泥地。地改好之後叫他來,他說窗戶也不行,普通窗戶不行,保密條件不夠,要裝鐵欄杆。等這些都做完了,他說專列快發過來了,那是1958年8月份,可到10月份了還不來。再問他,他說你等著吧,已經裝車了,已經到滿洲裡了。
  那時要弄一個原子彈進來,雖然只不過是一個模型,但也是極其敏感的。李覺說,這個放原子彈樣品的倉庫準備建在鐵道干校附近,運來的東西就不進城裡了,這樣有利於保密。我們在鐵道干校的後面要了一塊地,造了兩幢樓,後來又向鐵道干校要了一點房子。九所作為部裡規劃來說,並不在北京。當時為了保密不能和三機部掛上名字,叫做北京第九研究所。為什麼搞九所,就是蘇聯人的資料在這兒放著,我們要研究和消化,需要搞這麼個地方。這裡保密要求很嚴,房子上要有電網,就這樣保密,一家外國大使館還偷聽我們的電話。那麼要找這樣的地方,就需要和北京市說清楚,那時彭真是市長,萬里是副市長,萬里和我們很熟啊,他不是東平人嗎?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一個分區,平漢戰役的時候,他當副政委,我當參謀長。我去找他,他說你搞什麼東西,我說我搞什麼東西,你知道嗎?我得向北京市負責。後來沒有東西吃,我去找萬里,他說給你們這些人吃,我們高興。那時候很簡單,不過是幾桶罐頭。
  建造存放原子彈模型的廠房,具體工作是讓盧榮光負責辦理的。盧榮光說,蘇聯說好要給我們一個原子彈模型,先要有一個合適的廠房,部裡著急,限期一個月建成。首先找廠址,看到底建在哪裡比較合適。我去找北京市規劃局的李子山,他們問我幹什麼用,我說我請示了,可以給你們說,你們一定要保密,我說我們搞原子彈。他說好,那沒問題。他就派了一個同志叫豐國光,他比我年輕,騎著摩托,找到太平莊鐵道部一個什麼學校,裡面有一塊兒空地,規劃局就讓鐵道部把這塊兒地給了我們。我們就趕快組織施工隊,大概設計了十幾天的樣子,圖紙就搞出來了。
  作為接收和消化蘇聯提供的有關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以及調集、培訓技術人員的機構,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動工,李覺和吳際霖、郭英會兼任正、副所長。這裡比較僻靜,離西直門火車站很近,便於在蘇聯的原子彈樣品運到時,不用經過北京城區而直接運到倉庫,這對保密和安全都比較有利。

  第52節:第十四章 不理他們這一套(2)

  事實上,聶榮臻在莫斯科簽訂新技術協定時,蘇聯人已經答應給中國導彈和原子彈模型,用於初期的教學和訓練。在核工業與核武器方面,蘇聯也確實按照協定,逐步提供相關設備和資料,派出人員給予指導。比如在協定簽訂之後,蘇聯就向二機部接連派了兩批專家,第一批專家由吳際霖和郭英會配合,到四川、甘肅和青海一帶踏勘核武器研製基地,最終選定了青海湖以東200公里的金銀灘。幾個核工廠與基地選定之後,緊接著就進行了中蘇聯合初步設計,然後就來了第二批專家。1958年7月,蘇聯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專家到了北京,負責人是37歲的葉夫蓋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總設計師,後來晉陞為中將。另外兩名專家是同為40歲的馬斯洛夫和加夫裡洛夫。這三位專家最初來華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國原子彈模型及資料存放的條件是否具備,並幫助二機部規劃核武器研究機構。三位專家個人能力都很強,在蘇聯國內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頂尖人物。
  劉傑說,1958年7月,蘇聯派來了以涅金為首的一個三人小組,我們知道這三個專家是他們核武器的主要負責人。為首的這個涅金態度非常隨和,看起來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談話當中我們問他許多問題,他答覆得非常靈活。隨後他瞭解了我們的一些情況。他估計我們把存放模型和資料的倉庫建起來起碼得半年時間,結果我們只用了40天就建起來了。然後我就收到了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供應局波裡雅可夫的來函,說是鑒於模型及資料貯存室的建築工程將於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術資料將於11月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寶貝眼看就要來了,心裡特別高興。咱們是希望他很快地給啊,急得催啊,同時也派人到滿洲裡去接。但是,我們一接不來,二接還不來。
  負責接運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的人是物資供應局局長姜濤,他從劉傑和劉偉兩位副部長那裡接受了這一任務。姜濤說,50年代時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科學技術落後,又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只有蘇聯願意援助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並且,蘇聯在早期對我們的援助是積極的,有誠意的。當時我們為了爭取時間,盡快建成中國第一套原子能工業項目,總希望蘇方供貨的範圍越多越好,蘇方的態度則是盡可能利用中國的材料和設備。在談判設備項目時,中方提出的要求,蘇方基本上都可以滿足。有時在談判中也鬧點兒笑話,比如蘭州鈾濃縮廠的工程設備清單中有一項東西,翻譯過來是軟質細長纖維物質,我們以為是特殊材料,也要求蘇方供應,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的總代表索洛維也夫就笑了,對我說,姜濤同志,你們是絲綢之國,中國絲綢是有名的,怎麼連綢子布都沒有?這是擦不銹鋼工藝管道用的清潔布呀,用綢子是因為它柔軟不起毛。我們一聽都笑了,我說,我還以為是什麼特殊材料呢,要是綢子布我們有的是,就劃歸我們自己供應吧。蘇聯的援助態度發生變化大約是在1959年初。我當時除了主要抓原子能工業設備和物資供應工作外,還參與了與蘇方商談接收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的過程。1958年8月份,根據兩國協定,二機部把倉庫建起來後,我約請索洛維也夫共同到現場檢查,他看後說要向莫斯科匯報。第三天,索洛維也夫告訴我,蘇方擬派保密專家來檢查後才批准發運。大約過了兩個星期,莫斯科派來了一位保密專家,由我和索洛維也夫陪同,去九所現場檢查,看他當時的態度還滿意,我便問他,你看還有什麼不夠的地方,我們再加以完善。他表示條件可以,回去匯報以後再說。到了12月份,索洛維也夫通知我說,莫斯科發運的模型和資料已經到達了西伯利亞,要我們準備去滿洲裡接運,他也同我一起去。索洛維也夫說,他帶一個助手和翻譯,要我也帶一個翻譯,一共五個人。為了行動保密,火車票都由索洛維也夫安排使館買好了。一切準備妥當,就在我們動身的前一天夜裡,索洛維也夫卻通知我,說是西伯利亞氣候太冷,不能發運,不去接了。這是第一次接運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間,索洛維也夫又通知說,莫斯科準備發運,要我們去接,並再次由他負責買火車票。但又是在動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通知說不去了,說是沒有發檢驗證明,不能發運。這是第二次沒有接成。又過了兩個來月,索洛維也夫緊急通知說,貨已到邊境,我們的火車票都買好了。當時我與劉傑劉偉他們議論,看樣子這次像是真的發運了。我們心裡也都很高興。但等到動身前一天,索洛維也夫打電話說,明天不去了。我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斯拉夫斯基部長感冒病了,無人簽字,不能發。這是第三次沒接成。後來就石沉大海,什麼都沒有了。
  1959年初,宋任窮和劉傑同二機部總顧問扎吉江一起開會研究,認為中國核工業建設的速度較快,內蒙古包頭核燃料元件廠、甘肅蘭州鈾濃縮廠、甘肅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礎工程和附屬工程陸續開工,這時都已取得了很大進展。為爭取時間,需要蘇聯提早於1960年供給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等核燃料工廠建成生產出裂變物質後,即可投入武器的生產,並於1962年進行首次核試驗。這時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國,宋任窮和劉傑便委託他將中方的要求轉告給蘇聯主管部門。後來得到的答覆是,中方提出的意見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為需要對原先的協議進行補充修改,所以還應由中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並由宋任窮部長組團前往蘇聯談判,解決相關的問題。6月下旬,中方組織好了一個代表團,以宋任窮為首,正準備啟程前往莫斯科,這時莫斯科卻先來了一個不妙的消息。

  第53節:第十四章 不理他們這一套(3)

  1959年6月底,周恩來總理的秘書馬列打電話給劉傑,通知他到總理辦公室看一份文件,是什麼文件,馬列沒說。劉傑趕緊要車,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級很高的電報,電報有幾百個字,是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為1959年6月20日。這封信於6月26日由蘇聯駐華大使參贊蘇達利柯夫送交給了周恩來總理,信中說,中國二機部部長要求現在就把原子彈的樣品和設計炸彈的技術資料轉交給中國,這個要求的提出正趕上日內瓦會議在擬定禁止試驗核武器的協議,正趕上政府首腦會議即將召開,考慮到西方國家如獲悉蘇聯將核武器的樣品和設計的技術資料交給中國,就很有可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與緩和國際局勢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條件下,只能暫緩向中國提交原子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將來如何共同行動,以後看局勢發展再定。
  劉傑說,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現在美英蘇三國要討論停止核試驗問題,如果給我們原子彈援助的話,就容易暴露秘密,談判時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會產生不利影響,說現在你們可以先進行核工業的建設,而核工業的建設大概還需要兩年的時間,因此暫緩提供原子彈的樣品,到那個時候再說。這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是說我們的核武器是共享的。接著這個電報之後,我們黨組就進行研究。很明顯,蘇方是以和艾森豪威爾他們談判停止核試驗為由,用這個名義來推遲給我們的援助。再聯繫到那個原子彈模型遲遲不到的事,我們就做了一個估計,看來從這封信開始,蘇聯對我們援助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隨後宋部長向聶帥請示,聶總說,他不給,我們自己幹。但眼下這個問題怎麼處理呢,那是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啊,聶總說這個問題還要請示。那時正開廬山會議,7月中旬,聶總就要宋部長和我還有總後裝備部部長萬毅,我們一起到廬山。到廬山以後我們反覆地研究,要不要覆信,覆信怎麼復,要不要提出反對的意見,應該持什麼態度。我們考慮了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並主張派代表團赴蘇就有關問題談判。聶總說復不覆信應由中央來確定。後來宋部長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中央研究過了,我們不理他們這一套。意思就是我們對他這個信不表態,不覆信。總理說他不給,我們就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宋任窮說,我們給聶老總的信是7月4號寫的,信中提出了三個對策方案和根據目前情況對原子能工業建設應取的方針和做法。當時中央正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我沒有去。聶老總說,等廬山會議結束的時候,讓我們到廬山向他和彭老總匯報。會議預定7月14日結束,讓我們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們一到廬山,會議卻一下從反左轉到反右了。彭老總被打倒了,聽不成匯報了。聶老總聽了一下,我對他說我們一方面自己搞,另一方面要說他們不履行合同,應該繼續向他們要。當時我還帶了一份由劉傑起草的東西,是代中央草擬的給蘇共中央的覆信稿。在向總理請示時,總理說不理他們。我們從廬山回來以後就抓緊部署應變工作,並於當年12月制定了原子能事業八年規劃綱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適當儲備的奮鬥目標,決心完全徹底靠自力更生幹成事業。
  對於這段歷史,曾經就原子彈研製問題給二機部領導講過課的涅金後來說,蘇聯核物理學家在中國工作的時候,阿爾扎馬斯-16已經準備進入下一階段的工作了。在那裡一家工廠的鐵路線上,停著幾輛加上鉛封的車輛,還有警衛人員守衛著。其中的一輛裝著已經在中國介紹過的原子彈的模型。而在中國的鮑裡斯和列傑涅夫請示將這些材料盡快給他,但事情一直拖著。過了半年,中型機械製造部一位領導向該部第一副部長亞歷山大?丘林請示,這些車輛怎麼辦,還要等多長時間?副部長正好外出,於是他只得打電話到蘇共中央所在地老廣場。黨的領導非常憤怒,什麼原子彈?運到哪裡去?你們怎麼啦,都瘋了?不要運,快點告訴他們,立即將所有的材料銷毀。這樣一來,材料全部被燒,車輛開走了,警衛人員也都撤走了。事實上,1958年7月底,赫魯曉夫在北京和毛澤東之間不順利的會見已經影響了蘇中之間的核合作。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代表對核專家們說,赫魯曉夫走了,你們也收拾行李吧。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裡說,在關係破裂以前,中國人提出要的東西,我們幾乎都給了他們。我們對他們不保守秘密。我們的核專家同他們的正忙於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工程設計人員進行了合作。我們自己的實驗室為他們培養了科學家。我們的專家建議我們給中國人一枚原子彈樣品。他們把樣品組裝起來並裝了箱,隨時可以運到中國。這時,我們負責核武器的部長向我作了匯報。他知道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們專門開了一次會,決定該怎麼辦。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給中國運去原子彈,中國人一定會指責我們違背協議,撕毀條約,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已經開展了誹謗我們的運動,並且還開始提出各種各樣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土要求。我們不希望他們獲得這樣的印象,好像我們是他們馴服的奴隸,他們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而不管他們如何侮辱我們。最後,我們決定推遲給他們送去樣品的時間。

  第54節:第十四章 不理他們這一套(4)

  實際上,赫魯曉夫不是推遲,而是徹底拒絕了。
  劉傑說,從廬山回到北京後,我們感到這個形勢的發展非常嚴峻,雖然對於原子彈援助他當時採取的態度不是斷然的不給,但是這個時候我們不得不引深了來考慮啊。宋部長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都是我們奈何不得的。但我們得準備一把傘啊,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面臨的不僅僅是原子彈的問題,連核工業的問題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應急準備。所以就根據這個情況做了全面的部署,考慮怎樣來加緊有關工業的建設。那時許多工程正在設計和建設,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建設的速度和蘇聯設備的供應,蘇聯供應什麼設備,我們自己搞什麼設備?我們面臨的中心的問題是如何以加緊建設來催促他們的設備,因為他不是有個借口嘛,說你們的建設還早呢,你們的建設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不要著急。第二個問題就是設備,我們一樁樁、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緊張的時候,我天天都問滿洲裡進來了哪幾台設備。那時有一個供應局,一個姓金的女同志專門管這件事,天天上班就到我們辦公室,報告說今天進來了哪套設備,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我們在各個施工現場也採取了有力措施,抓建設進度。蘇聯專家估計我們的建設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他也讓我們不要著急,而我們實際上是想盡一切辦法來加快建設速度,以此來促使蘇聯設備的及早供應。
  在這段時間裡,蘇共中央即將撕毀協議和中止援助的決定,還沒有向下屬傳達,二機部利用這段時間差,迅速採取了兩個行動。一是搶建主工藝廠房,搞好設備安裝條件,催促蘇方履行合同,交付設備。二是組織科技人員採取同蘇聯專家一對一或幾對一的方式,開展友好活動和對口學習,像擠牛奶一樣,千方百計把蘇聯專家的技術學到手。宋任窮說,與此同時,我們也抓緊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組織朱光亞、鄧稼先、陳能寬等科學家,帶領一批新畢業分配來的大學生,自己動手,從頭摸起,進行自己的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工作。另外還組織了一些關鍵技術的攻關工作,這樣就趕在赫魯曉夫還沒有撕破臉皮,把中蘇矛盾公開化之前,做好了應變的準備。
  白文治說,我們稍微早幾天知道蘇聯要全部撤專家,心裡邊當然有點那個。這一撤下邊的事究竟辦得了辦不了?我們拿不拿得起來?沒把握。部黨組派我和袁成隆馬上下去,先到蘭州鈾濃縮廠,給他們打招呼,讓他們先做準備,做我們自己能拿得起來的準備。拐棍撤走了,自力更生往前走,趁著要撤還沒撤的工夫,有什麼問題盡量把它摸清楚。每個人要根據自己的崗位,承擔責任。今後怎樣能夠承擔,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的問題,那麼就要發動每一個人準備好問題,找自己對口的專家來問,都把它問清楚,還得內緊外松,你表面上還得不那麼緊張,實際上很緊張,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還有些什麼問題。也有些東西是蘇聯資料中沒有的,而是在蘇聯專家的筆記本裡頭,或者是在他的頭腦裡頭。比如說鈾濃縮廠發生流體波怎麼處理,流體波發生了以後氣流紊亂了,紊亂了以後就會出不來產品,出不了合格的產品,那麼怎麼處理流體波?這些都要預先想到,請教專家,盡可能心中有底。後來我們發現中國這方面的生產還沒有發生過流體波,可能是我們的機器少一點,短一點,沒有那麼長,或者是我們保養得好,沒有漏氣現象,等等,所以流體波一直沒有發生。但是蘇聯專家教給我們發生流體波怎麼處理,這也是很重要的,是資料上所沒有的。他的總工程師哈里東諾夫就曾經表示,你只要按我們說的去辦,你們就可以取得合格的產品。
  在幾個核工廠裡,蘭州鈾濃縮廠最為關鍵,蘇聯專家也最多,二機部副部長袁成隆從北京趕到了那裡。袁成隆說,在他們走之前,我們得擠出點兒東西來,做做他們的工作,能擠出點兒東西來更好。就算擠不出來,我們也要做好團結他們的工作。我去了鈾濃縮廠蹲點,跟廠領導王介福、王中蕃幾個同志一起研究確定,第一,別怕花錢,可以買點禮物啊什麼的。第二,要對人家友好。車間裡頭那些技術人員跟專家磨得很熟悉了,都出馬了。廠領導也出馬了。我們普遍跟專家座談,個別談,集體座談,就說你們幫助我們,很感激你們。很惋惜的一點就是你們現在要回國了,我們的事業怎麼辦?這肯定要受影響了,是很惋惜的事情。我們的誠摯打動了專家,他們之中大多數是同情我們,願意把事業完成的。他們認為搞得半拉子就走,心裡也不安寧。技術人員他就是有這責任感啊!所以,這就談到一起去了,有些專家難過得流下淚來,連著幾天日夜做工作,有些專家囑咐我們,一定要繼續搞下去,要注意什麼什麼問題。好多專家都挺留戀的,有的說我們還要回來,我們還要把這事情做完。
  王中蕃說,鈾濃縮廠的主工藝廠房不是剛蓋起來嘛,蓋好後就等蘇聯把幾千台機器運來安裝了。但蘇聯專家認為廠房清潔度達不到安裝機器的要求。我就去找專家負責人哈里東諾夫。哈里東諾夫這個人很好,一心一意想幫著咱把這個廠啟動起來。我們每天都見面的,我說你們走了,我們這個廠啟動問題太大了。他說沒有關係,我從頭至尾告訴你們怎麼做,假如我走了你再不會,你可以寫信給我,我還會告訴你們。我說,這個清潔度問題你要求多長時間達到標準。他說一個月之內,必須滿足這個條件。我笑了笑說,還要那麼長的時間嗎?不用,至多一個星期,你三天以後來看。他說哈拉索,這是瞎吹牛。他和其他專家那時就住在蘭州專家招待所,他們回去等著。他走了以後,我就動員。我請黨委副書記劉□一道召集大家,包括土建、安裝隊伍開了個會。我說,咱這個工程啊,三天之後必須弄出來。大家聽了也有點兒怵,你這不是胡鬧嘛,你怎麼能說三天之後。我說有辦法。他們說有什麼辦法?我說清潔度不就是把它擦乾淨而已嘛,牆漆它一下子不就得了嗎。眾人說,三天哪夠啊,咱這些工人擦來擦去,倆月也弄不乾淨。我說這個東西是人都會做,把男女老少動員起來。結果一千多人出動,分區、分段、分地方進行。我讓劉□來監督。大家連夜趕做,我老伴都知道怎麼去擦,所有的地方擦得乾乾淨淨的。第三天,我請哈里東諾夫來了,他一邊看一邊查,一邊查一邊說哈拉索,合格了,而且還超過他提出的標準。最後,你猜他說什麼,他說真是怪呀,我真是不理解,你這不是變戲法嗎?到了晚上簽字,會餐,專家都來了,他問我,你給說一說,這個在我們那裡得一個多月的工程,你怎麼用三天就完了,你的方法是什麼?我說,很簡單。他說簡單是什麼東西啊?我說大躍進,毛澤東思想路線和群眾運動一結合就成功了。他高興得嗷嗷叫,都喊起來了。第二天,他馬上派人到滿洲裡去催要設備。那個時候,我們追著專家學,開會的時候記,現場檢查的時候記,談話的時候記,速記不了,心記,回來馬上追記。

  第55節:第十五章 搞手榴彈的怎麼搞原子彈(1)

  第十五章搞手榴彈的怎麼搞原子彈三人小組給中國人講課——由朱光亞弄成一個完整的資料——劉傑提出高、小、少、精——兵分六路,齊頭並進——涅金認為要有專職總工程師——周總理讓舒世俊快去——「我們不需要教師爺,不需要指揮棒」——頤年堂吵架,赫魯曉夫光火——來了個「啞巴和尚」時隔38年之後,當初曾經準備幫助九局研製原子彈的葉夫根尼?涅金於1996年回憶說,我和加夫裡諾夫、馬斯洛夫三人小組是1958年7月到中國的,派遣我們去北京工作的是中型機械製造部的一位局長,他在私下裡對我講,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非常好。他們想造原子彈,我們應該告訴他們原子彈是怎麼造的。蘇聯方面還決定讓中國人瞭解1951年試驗的原子彈的製造過程。在我們看來,1949年蘇聯根據美國圖紙製造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過時了,但蘇聯領導人也不允許專家將更先進的製造原子彈的方案告訴中國人……我們三個人曾為中國人講了一次課,分別講了原子彈的原理、結構和設計。講課後,中國專家說他們的記錄可能出錯,或者理解得不對,我們不得不再將原子彈的材料寫給他們看。
  涅金所說的這次講課,實際時間是1958年的7月15日,地點在二機部機關宋任窮和劉傑合用的辦公室,參加的人是二機部的6位領導幹部,即宋任窮、劉傑、袁成隆、錢三強,以及九局副局長吳際霖和郭英會。李覺因在外地出差,沒有參加。劉傑主持了這次活動,並由當時二機部的總顧問扎吉江先對三位專家作了介紹,之後便開始了講課。對於涅金上面所說的事,宋任窮和劉傑都認為,除了最後一句不準確之外,其餘大體都是事實。
  宋任窮說,這三個搞核武器的專家來了以後,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製基地的廠址,回北京後在7月15日作了一次報告,從教學的角度講了原子彈的一般原理和大體結構。這次報告對我們研製原子彈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們在一開始就能從理論、實驗、設計和生產幾個方面齊頭並進地同時展開,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製進程,爭取了一些時間。可是他們講的畢竟只是一種教學概念,不是工程設計,而且有的數據根本不對,我們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經過反覆計算才完全弄清楚。後來的研製工作,主要是靠我們自己的科技人員艱苦探索出來的。三位專家那次報告之後,我還請他們在北京飯店吃了一頓飯,總顧問扎吉江也參加了。以後又請他們參觀了一些機械廠和研究所,他們參觀後說,沒想到你們的工廠有這樣的水平,我們對你們估計低了,你們的機械製造水平相當高,我們蘇聯有些廠子還不如你們。這些專家對我們還是友好的,他們有的過去當過紅軍,後來才改學技術的。

  第56節:第十五章 搞手榴彈的怎麼搞原子彈(2)

  當時擔任翻譯的是二機部九局的陳中和朱少華。因為北京天比較熱,三位專家常常汗流浹背,有些不大適應。他們三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裡辦公,整天光著膀子,只穿著一條小短褲,背後開了電扇吹著。朱少華說,這三個專家除了馬斯諾夫以外,性格都比較開朗,很熱情,很願意說話,對中國人也比較友好。第二天一上班,給他們安排好以後,涅金馬上就要我找局領導,我就帶他去找吳際霖吳副局長。把他們雙方一介紹,涅金就說我是原子能研究院理論部的,學理論物理的,是理論部的負責人。加夫裡諾夫是研究所實驗物理學家,馬斯諾夫是裝配廠的總工程師。專家說,我們這次來有兩個目的,一個是介紹原子彈模型。儘管模型和資料隨後才會運來,但先要給領導一個概念。第二就是要進行核武器研究,當務之急是要確定一個科技負責人,一個總工程師,這兩個人缺一不可。希望能夠盡快配備。此外他要參觀一些研究機構,看看中國的技術水平,也要參觀一些軍工廠,看看製造水平。吳副局長聽了以後,表示歡迎,說這事兒還要向部裡請示。涅金非常著急,老是催問準備好了沒有,我們三個要來介紹。當確定下來要作原子彈模型介紹的時候,他就提出來要科技負責人和總工程師參加。他在下面也問過我,李覺局長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有什麼職稱,有什麼著作?其他部領導他也挨個問。後來,模型的介紹會議安排在部裡的一個會議室進行,涅金一開始就提出來,說不要記錄,你們有個大致的概念就行了,因為將來蘇聯不僅要運來原子彈模型,還要提供有關資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中國製造原子彈。實際上,這麼一個複雜的工程,你叫他們三個人一天都給講完,是不可能的。只能簡單講講結構原理什麼的。介紹當中,他在黑板上畫了一點圖,隨後就擦了。我因為既要翻譯又要畫,要想全記下來根本來不及。中間他又提過一次不要記,要記就必須換成保密室發的那種有編碼的本子。他這麼要求也不是毫無道理,但當時就要找那種有漆加蓋印的,一時上哪兒去弄啊。說實在的,最後大家也就不怎麼記了,也記不下來。完了之後,專家又提出記錄了的,會後一定要收回。宋部長就有些不高興,說我是二機部的部長,由我負責。扎吉江當時在場,他倒是沒說什麼。會後,吳際霖找我,說盡快把這些資料都整理出來,特別是畫的那些圖。我面對這些零散記錄,真不知從何下手。因為對會議內容不熟悉,無法追記。硬著頭皮整理了一份不像樣的材料,交給了保密室。之後,鄧稼先和李嘉堯又重新作了整理。其實,做這種翻譯,我和陳中都不是行家裡手,我是從作戰部來的,跟王尚榮當過兩任專家的翻譯,搞戰役訓練的,我怎麼會懂這些呢?我不懂,專家倒是也很耐心,知道翻譯不明白,就給你解釋是哪幾個俄文字。資料收集起來的時候可有意思呢,除了吳際霖記得比較多外,錢三強沒記幾個大字,其他的也沒記多少(這一點和劉傑下面的回憶有所出入)。
  劉傑說,涅金他們三個人剛來的時候,並沒有準備詳細地講這些問題,他只是先看一看你們準備得怎麼樣,保管原子彈樣品的倉庫怎麼樣,然後準備提供我們原子彈教學樣品。這時我們提出請他介紹一下核武器,以便更好地履行新技術協議。他說我找個時間來做一個介紹,你們的負責人參加,人不要多。當時參加的人有我們幾個部長,搞技術的錢三強同志和吳際霖、郭英會,才六個人。他講的時候,我說你最好有個書面資料提供給我們,他說沒有,只能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又說講的時候,不要記錄,弄得很緊張的樣子。他在黑板上畫結構圖,講一些基本的原理,數據是很少的。當時他雖然不讓記,實際上我們都記了,特別是錢三強和吳際霖記得更多一些。三位專家在中國期間,關於原子彈研製的講課僅此一次。聽完課以後我們就湊,把專家講的東西湊起來。當時錢三強同志講,這些東西跟資本主義國家披露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樣的,只不過詳細一些。介紹完了以後,我們再問他問題的時候,他就避而不答了。我問他,你既然幫助我們搞原子彈,那麼氫彈你是不是也可以說一說呢?他說這個不著急,以後總會有的。我們就一心一意地盼他能夠早給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後來我們遲遲接不到這個東西,我們說,他不給我們就自己幹。首先把蘇聯專家講的東西匯總起來,由朱光亞同志把它添添補補,弄成一個完整的東西。那個時候專家還在,我記得到所裡開過兩次會,宋任窮部長提出來,他不給我們,我們就自己幹,一定要把壓力變成動力。對於蘇聯專家講的東西,我們可以學習可以參考,但是我們不受他的拘束。當時我在所裡也作了報告,我提出來四個字:高,小,少,精。就是要求我們搞的原子彈要爭取高的,準備低的。標準要高,體積要小,裝料要少,再加一個精字,保證它響。蘇聯專家還在的時候,我們就分頭開始了理論物理、試驗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以及彈體和彈道方面的鑽研,組織人馬,兵分六路,齊頭並進。

  第57節:第十五章 搞手榴彈的怎麼搞原子彈(3)

  負責設計存放原子彈樣品倉庫的李嘉堯說,三個蘇聯專家給部裡領導講課,朱少華當翻譯,我們都不知道,那可是最高秘密啊。我是後來看了他們的筆記才知道的。這三個專家比較友好,聽說其中一個回國後給撤職了。記錄時,根據各人的水平,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1959年6月中蘇關係正式破裂以後,宋部長來作報告,就在原本計劃存放原子彈模型的倉庫裡進行,我們坐在地上,他站著作了報告。有一二百個幹部聽。在這之後我們才真正自力更生。也就在這以後,部領導才想起蘇聯專家還講過這麼個課。這時,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部裡交給朱光亞一個任務,到部裡去把那次講課資料拿來,看看有多少參考價值。我們到部保密室借了資料,然後到朱光亞的辦公室整理,根據各人不同的記錄,理論計算方面的由鄧稼先搞,工程技術方面的我來搞,把大家記的東西盡量系統化,搞完整。因為我們也不懂,他本子上寫多少就是多少,他說多少個大氣壓,你也照抄。後來,理論部驗證這些東西是基本符合實際的,朱光亞審查後,加了一個序言,作為一個完整的資料。對於這個資料,我的評價是起到了縮短我們研製時間的作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這次講課之後,三位蘇聯專家就分頭去各地參觀。加夫裡諾夫留在北京,他希望能看幾個研究所,是霍廣盛帶他去的。涅金和馬斯洛夫到了寶雞,參觀了幾個炮廠,但寶雞和太原沒參觀完,就把他招回來了。朱少華說,回來的時候,我問涅金參觀的印象怎麼樣,他說很好啊,你們的製造技術真不錯,這是我們來之前沒想到的。對於他們國內讓他回去,他也覺得無可奈何,為什麼叫我回去啊,我們事兒還沒完呢。走之前他還和吳際霖講,回來以後我們還要商量。還商量什麼呀,有時候吳副局長都有點兒煩了。當時涅金和他說到需要一個科學負責人和一個總工程師,對朱光亞來涅金是比較滿意的。朱光亞到過美國,尤其是博士、教授啊,外國人對這個比較感興趣,就覺得這個人可以。說到誰來當總工程師,吳際霖副局長回答說由他兼任。吳際霖原來是山東淄博鋁廠廠長,1941年左右參加革命,在延安搞兵工廠,做土炸藥。吳際霖的父親當過縣太爺之類的官,出身不是很好,那個單位的黨委書記刁難他,他就抬著棺材干了,意思是如果我貪污我進棺材,如果你污蔑我你進棺材,到這種程度。最後證明吳際霖是清白的,後來調到冶金部有色冶金設計總院當副院長,不久他又調到國務院三辦,一直沒離開這個事業,從北京到草原,一直到死。這個涅金當然不知道這些情況,他只是對我說,吳自己說要當總工程師,這怎麼行啊,我不同意。你給我約一下子,我還要找他。以後,涅金確實又找了,說對前一個科學負責人我是滿意的,而對於總工程師的人選,他問過吳際霖的經歷,當面不好直說,只是說你當著副局長,行政事務就夠忙了,這麼重的任務,必須有個專職的總工程師。專家還具體提出這個總工程師必須是學機械的,要懂製造。他接下來就說,你這個搞手榴彈的怎麼能搞原子彈?他說下次再來還要談這個問題,來之前要解決,不解決的話下一步工作不好辦,並且提出各個研究室的人員也要盡快配備。這些事情將來由加夫裡諾夫來辦。
  以涅金為首的三人小組來到二機部九局,除了按照兩國協議準備落實原子彈樣品和資料來華後的相應事宜,他們還計劃幫助九局把研製機構建立起來,並且擬定由三人小組中的加夫裡諾夫留下來具體指導。在給中國二機部的幾位領導講了一次課之後,他們便分頭去京內外的一些工廠和研究所參觀考察。剛剛從原子能研究所過來的留美博士鄧稼先和翻譯霍廣盛陪同加夫裡諾夫走了幾個地方。
  霍廣盛說,三位專家除了介紹情況外,還到各個研究所走了走。他們可能是想要瞭解瞭解中國的實力,加夫裡諾夫開始準備做九局的顧問,他關心的問題就更多一些。鄧稼先是7月初來的,在科學院辦公廳當學術秘書,我們倆就一起陪著加夫裡諾夫跑各個研究所。到力學所的時候,郭永懷是力學所的副所長,所長是錢學森。郭老剛從美國回來,很有愛國熱情。當時不是1958年大躍進嘛,他給加夫裡諾夫介紹情況時,可能把我們的計劃說的超前了些,加夫裡諾夫不以為然地笑了一笑,意思是你們還不會走就想跑了?我沒有照這個意思翻,只把大體意思說了一下,郭永懷也不愛聽。後來加夫裡諾夫可能也覺得不大合適,就在汽車裡跟我說,我這人比較直,你幫我解釋一下。到房山的原子能所,開始接待我們的是彭桓武,後來錢三強出面,專家向錢三強副部長提出,要給九局以科研支援,調進一些有才幹的科學工作者。錢三強想了一下說,有一個青年叫胡仁宇,正在蘇聯攻讀研究生,他原是物理所一個很有希望的人員,目前正在北京休假,如果你們要他就別讓他去蘇聯了。再一個是剛從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叫陳小達,是一位首長的兒子,小時候就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按他的意見,是想搞理論,是否從事九局的事業,我們得徵求他本人的意見。陳小達是陳伯達的兒子,小伙子人很實在,我們倆後來經常在一塊兒,因為他中國話講不利索,老是需要我來翻。參加勞動的時候,小達身體比較弱,挑東西經常把肩膀壓的紅腫紅腫的。他性格比較內向,對大躍進有些看法,生活上工作上也不順心,1962年臥軌自殺了。專家隨後又提出想見一見朱光亞的要求,錢三強說今天是禮拜天,朱光亞回城裡去了。加夫裡洛夫是個辦事認真,急性子的猶太血緣的俄羅斯人。他第二天上班,就急匆匆地向吳際霖講401之行,並提出九局應當調朱光亞來工作的意見。朱光亞當時在原子能所二室做副主任,何澤慧是主任。吳頭感到有些意外,問,你怎麼知道有一個朱光亞,為什麼對調他到九局這麼感興趣?加夫裡洛夫解釋說,朱光亞同志到過莫斯科,有一次達姆院士接見過他。在我臨來北京時,達姆曾向我推薦過他,說你到中國去得找個助手,朱光亞是位年輕有才華的中國科學家。

  第58節:第十五章 搞手榴彈的怎麼搞原子彈(4)

  加夫裡洛夫在9月初回國前,曾和鄧稼先談過一次話,說這次是回國休假,一個月後就回來。可惜,這位熱情的俄羅斯籍猶太人一去不復返了。在他回去之前,涅金和馬斯洛夫在寶雞參觀的時候,就奉大使館之命,匆匆回了國。什麼原因,蘇方沒作回答。據說是他們三位在華期間說的太多了。郭英會11月到蘇聯參觀期間,曾要求見見加夫裡洛夫,蘇方回復說,加夫裡洛夫正在休假,不準備讓他再去中國了,打算換一個人去。
  1959年初,來了一位九局的顧問專家,叫列捷涅夫,這就是後來被大家稱作啞巴和尚的專家。
  三人小組全部被召回國,再也沒有回來。為什麼要丟下手頭特別要緊的工作而如此火速地離開北京,他們自己也是一頭霧水。不過,他們隱隱約約能感覺出來,兩個兄弟般的國家高層關係出了問題。因為就在他們來華的這段日子裡,赫魯曉夫就蘇聯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潛艇基地一事,到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秘密訪問,時間是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這次來華是臨時決定的,因為尤金大使在轉達蘇聯意圖時毛澤東發了火,赫魯曉夫嫌尤金沒有把事情說明白,便親自跑到北京向毛澤東解釋。但這次會談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兩國首腦的心裡都憋了氣。赫魯曉夫曾回憶說,我記得很清楚,毛澤東是如何斷然拒絕了我們要求在軍事方面進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據一項協定,我們的飛機可以在中國停留和加油。我們的遠程潛艇服役以後,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線電台,以便與我們的艦隊保持聯絡,但是他們說不行。
  舒世俊說,1959年建國十週年國慶,我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了半天,是赫魯曉夫和毛主席在一起說說笑笑的鏡頭,他們指著底下正接受檢閱的部隊,表情很輕鬆。我拍了幾個鏡頭之後,覺得夠了,就轉到另外一邊繼續拍攝。但過了沒多會兒,周總理叫我,讓我快去,我趕緊拿起機器趕過去,見毛主席正和赫魯曉夫板著臉,兩個人非常嚴肅,我一邊拍攝,一邊聽毛主席大聲說,我們不需要教師爺,不需要指揮棒。
  豐澤園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組中國古式建築,大院裡面套著幾個小院。頤年堂是豐澤園的主體建築,毛澤東經常在這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會見外賓。陳寰說,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記者,我經常出入中南海採訪毛澤東主席與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的活動。國慶十週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魯曉夫在頤年堂舉行會談,一直進行到晚上。我記得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陳毅、王稼祥他們都參加了會談,蘇聯方面有蘇斯洛夫、葛羅米柯和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本來2號晚上安排了兩個晚會,招待各國貴賓,一個是文化部在懷仁堂舉行的京劇晚會,梅蘭芳演《穆桂英掛帥》,另一個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舉行的舞蹈晚會,請蘇聯國家大劇院芭蕾舞團著名演員烏蘭諾娃演出《天鵝湖》。我估計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魯曉夫在懷仁堂看京劇,所以很早就在懷仁堂等。可是左等不來,右等還不來,戲也不敢開鑼,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這時,中央警衛局李樹槐悄悄告訴我,說主席正在頤年堂和赫魯曉夫會談,不來了。說話間台上也開了戲。我心裡著急,趕到頤年堂,進了院子一看,裡面靜悄悄的,休息室裡只有一兩位服務人員在侍候煙茶。我走過去,輕輕拉開帷幕的縫一瞅,看見客廳裡坐滿了人。裡面談話的聲音時大時小,聽不太清,有時一個人說話,有時又有人插話。只聽到赫魯曉夫氣急敗壞地大聲嚷嚷著,而毛主席說話的聲音不大,話也簡短。我不懂俄文,只能聽翻譯說些什麼。為毛主席翻譯的是李越然,為赫魯曉夫翻譯的是閻明復。聽了半天,會談的內容好像是赫魯曉夫提出要中國釋放在朝鮮戰爭中和後來在我國東北地區俘虜的八個美國空降特務。赫魯曉夫的聲調很生硬,他說,這幾個人,你們一定要釋放,要釋放。毛主席回答的聲音不大,但特別乾脆,不,不行,不能!我們的國家是有法律的。突然,一個很大的響聲把我嚇了一跳,仔細一聽,是赫魯曉夫在發脾氣。可能是他拍了桌子,同時聽到閻明復依照赫魯曉夫的語氣翻譯說,如果你們有錢,那,你們就養著他們吧。毛主席說了句什麼,我沒有聽清。當時,我對赫魯曉夫的蠻橫感到驚訝,這哪裡是會談,明明是在吵架。原來,赫魯曉夫在戴維營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會談時,腦子一熱就誇下海口,說他能夠說服中國釋放那八個戰俘。沒想到毛主席不答應,這一下他丟了面子,所以發那麼大的火。毛主席不怕他,他說過,赫魯曉夫越強硬,我就越頂。
  從1958年年中起,中蘇兩黨關係開始惡化,在內政和對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嚴重。閻明復說,1959年6月20日,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向陳毅提交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當時中央領導同志大都上廬山參加會議,根據中央的安排陳毅留在北京處理日常工作。蘇共中央的信中說,出於對國際形勢的考慮,原子彈樣品推遲兩年再提供。我作為翻譯見證了這一轉折時刻。當時廬山上正在召開著名的中央會議。赫魯曉夫停止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決定,後來被視為是配合彭德懷等人反對毛主席而施加的壓力。當然,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第59節:第十五章 搞手榴彈的怎麼搞原子彈(5)

  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因為雙方的不快還沒有公開化,蘇聯大使館對專家們自然是一言難盡,只能告訴他們,可以收拾行李捲鋪蓋了。
  赫魯曉夫走了,但這時候尚未徹底撕破臉皮,蘇聯按照協議派來了另一位專家鮑利斯?列傑涅夫,頂替加夫裡諾夫擔任九局顧問。列傑涅夫是蘇聯核武器研究院的,從事過超高壓下物質可壓縮性的研究,也就是原子彈即將爆炸瞬間內部核部件的狀態。他自己的蘇聯同事說他給人的印象是不好交際,性格內向,工作起來看似不緊不慢,卻有解決最困難最複雜問題的能力。人常說外來的和尚好唸經,但因為他來了之後常常是沉默寡言,劉傑便把他稱為啞巴和尚。
  列傑涅夫到九所之後,因為有關原子彈製造的許多工作沒有正式展開,而又不能讓眾人天天閒著,便為大家指定了幾本經典性基礎著作,要求先打好理論基礎,下一步究竟如何做,到時候再說。
  朱少華說,列傑涅夫來了以後,他也做了一些事,多少介紹了一些情況,比如四大部的組織機構;九院應配備一些什麼專業等,當時由王紹豐當他的翻譯。但因為有前車之鑒,他只好成天坐在辦公室裡,不敢多講。在他來之前,九局應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邀請,去了一個參觀團,當時究竟由誰負責,我不太記得了。吳際霖離不開,郭英會去了,去的時候在家裡也研究過,就是看看蘇方怎麼安排。但是,一到了莫斯科機場卻發現冷冷清清,蘇方沒有一個人到機場來迎接。到機場接我們的是商務參贊李強,還有個武官叫什麼我忘了,接到大使館。請我們來,你為什麼不接我們,不招待我們,而讓我們到大使館去住?我們當然是莫名其妙了。郭副局長就和我倆叨叨,怎麼回事兒?這怎麼回事兒?我說那誰知道,你問誰啊。我們住下以後就等吧。等了幾天以後,原子能總局來一個人,帶我們到莫斯科郊區去參觀一個研究所,跟我們現在的九所相類似,不是很現代化。所以,郭副局長一看這個,說這也不咋樣嘛,像個舊廟。這個所的領導給我們介紹了一下他們所的任務和組織機構,領我們到幾個室轉悠轉悠,就那麼簡單地看了一看。看的時候,郭英會沒提更多問題,他是從部隊來的嘛。當然也不是什麼都沒問,比如說室一級的領導專業是什麼,因為可能考慮到我們將來的配備。蘇聯人說這些事情嘛,將來會有專家專門給你們講,幫助你們調配幹部。我們就回來了。後來又參觀了杜布納原子能聯合研究所,還參觀了它的兩個軍工廠,那確實是走馬觀花地看一看。萬毅對蘇聯人說,咱們談一談吧,他們說看一看就行了,意思就是不願意談。郭英會提出想看一下加夫裡諾夫,說涅金講了,他不是將來還要到九局擔任科技顧問嘛,我想見見他。對方就說加夫裡諾夫不去了,要換一個人。回到我們住地以後,郭副局長說這怎麼回事啊,加夫裡諾夫怎麼不來了?當時還不知道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換就換吧。
  朱少華說,接下來我們要到列寧格勒去看幾個專家,希望他們能盡快提供四個項目的初步設計。沒想到他們竟然答覆說讓我們自己去。郭副局長一聽這個就特別不高興了,怎麼叫我們自己去,他一個人都不去?我說他讓我們去就不錯了,咱們就自己去吧。蘇聯不像咱們北京西站一樣,你到哪裡都到西站,莫斯科有很多火車站,列寧格勒在莫斯科就叫列寧格勒站,去哪兒買票就到那兒,錯不了。我到車站買了兩張票,過了一夜,早晨到那兒,一下火車,蘇方以前到中國來的那些專家大部分都去了,他們都開著自己的車,顯得也很熱情,但是不見設計院領導一個人。他們領我們到會議室寒暄了幾句,郭副局長就問了一下初步設計以及編製的情況。蘇聯人說,一切按照計劃進行,正在編製中。我們提出來能不能盡快交付?他說這個我要請示一下領導,我相信編製好了以後,就會寄往中國。看來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完了以後,中午就在他們的職工食堂,他們幾個人請我們吃了飯。吃了就把我們送到他們設計院的招待所,也是那破破爛爛的小樓,我們倆就住下了。他們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去,郭副局長說我們事兒完了,明天走吧。他們就告訴我們買幾點鐘的車票,他們來送。走了以後,郭副說,走,咱倆到街上轉轉,也算是不虛此行嘛。我們到街上轉了轉,順便買了車票,晚上我們自己在外頭吃了頓飯,看著也很尷尬。第二天他們送完我們就回去了。在莫斯科的時候,還讓我們去看蘇聯的一個試驗場,令人奇怪的是他們竟然只派出一個少校來陪同。夜裡12點鐘乘了一架軍用飛機,就坐了我們幾個人,飛行了兩個多小時,半夜兩點多鐘到了。到了也沒有吃飯,就把我們送到招待所,誰也不理。郭副就把我找去,我們四個人研究,咱們所處的位置在什麼地方?飛的是什麼方向?這誰能搞清楚啊,半夜三更上了飛機,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接下來看試驗場,肯定是有原子彈爆炸的地方。但是他有兩三個,這到底是哪一個呢?我們只好說算了,明天再說。萬毅就叫我要地圖,說咱們現在在什麼地方?這讓我半夜上哪兒去弄這地圖啊,我說這時候找誰啊。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又坐飛機回來了。在蘇聯時,我呆得很煩。萬毅有女兒在那裡,郭副老婆在那裡,他們每天都有事,就我孤苦伶仃的。我們這一趟莫斯科跑下來,確實沒有什麼收穫。從這一段就可以看出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從上層已經出現問題了。但是什麼問題我們還不清楚。
  1959年初,列傑涅夫來到九局以後,提出他來的目的就是要配備人員,組建隊伍,同時還有幾條具體的要求:第一,中國的技術人員大都不懂俄語,將來要從蘇聯來很多專家,甚至包括一般的技術人員和工人,手把手教中國製造原子彈,那麼,不會俄語交流起來就很困難,因此要組織已經調來的人學習俄語。第二,已經來的那些大學生要學一本書,叫《流體力學》,是蘇聯出版的。第三,對於當時已經調來的一部分技術人員,應該重新返回工廠實習。
  朱少華說,列傑涅夫和前面的加夫裡諾夫幾個人相比,不論是態度還是性格,都不太一樣,寡言少語的。他提出來讓我們的人學外語,讀一本書,返回廠子實習,這樣一來的話呢,不是人人都有事兒干了嘛。當時還真都照他說的辦了。他自己就在屋子裡坐著,什麼也不幹。所以,大家給他一個綽號叫做啞巴和尚。這時候正是大躍進的後期,他不是天天在辦公室沒事兒幹嘛,就叫翻譯給念報紙,聽了這個新聞,那個新聞,他也說三道四的,覺得很好笑。有時他指著大字報問我,說這麼大的紙,都寫些什麼?我們那時候正在搞反右傾,開會批判九局的一名黨委副書記。有時禮堂一開會,他就湊到窗戶上往裡瞅,問開什麼會,又批判誰了?聽了回答後就歎氣,這還能幹事嗎?吳際霖和郭英會都找過我,問這個專家他現在幹啥,說得想個辦法。他確實也沒幹啥,當時就那麼三個研究室,他想下去也沒地方去。這時候宋部長來了,搞活動,就是向已經來了的技術骨幹交底。交什麼底呢,就是按蘇聯專家那次講課內容,分幾個部分,你是理論部的,你是實驗部的,給你交底,各個室包括組長,由你來研究,承擔任務。朱光亞、鄧稼先就給他們一個一個交底,就是說你根據自己所承擔的任務,找幾個問題,從淺到深,從小到大,找專家讓他說話。這不逼著啞巴開口嘛,叫擠牙膏。這可把翻譯都忙壞了,今天安排你,明天安排他。對列傑涅夫來說,反正你要談人員談業務方面的事情,我都說。但你要是具體談到哪一個核心問題,我不說。我說這個幹啥?那些資料都要來了嘛,你現在把外語學好就行了。所以,這一段工作基本上是停滯的。列傑涅夫不像前邊選場三個科學家那樣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但從人員配備方面他還是提出了很多意見,要什麼專業的人來,包括工人要什麼工種,他都說了。記得他談到要裱糊工時我心裡還嘀咕,要裱糊幹什麼?事後證明確實要裱糊,連裱糊的工人,甚至機器他都提出來,要哪些工人工種他一項項提出來。這些方面問他,他還是回答,也願意說。至於更重要的核心性的東西他不說也不難理解,蘇聯來的保密專家就在那裡呆著,這個克格勃隔三差五來溜躂一趟,他怎麼能不小心呢。

  第60節:第十六章 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1)

  第十六章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要做一個大炮仗」—— 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領到中國綠卡的第一人並沒有參加造原子彈——許鹿希為楊振寧和鄧稼先拍下最後一張合影——只有10元人民幣獎金——不甘心光是看書—— 誰都能充分發表意見—— 就怕老鄧拍肩膀唸經和尚不讓記,啞巴和尚不唸經,前後幾批蘇聯專家的不同態度,讓中國人頗感無奈。求人難,難於上青天,而要想不發生類似的尷尬事情,最根本的就是自己要懂,自己會幹。
  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如此尖端如此現代的科學技術領域,每向前走一步,都不知要付出多少代價。
  1958年以前,中蘇在核政策方面互相還比較配合,此後雙方政策分歧日益擴大,已經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國家間的關係。1958年5月9日,赫魯曉夫在給艾森豪威爾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議,在日內瓦召開專家會議,研究核禁試有關事宜。當月月底赫魯曉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建議不僅英國和法國科學家可以參加專家會議,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學家也要參加。赫魯曉夫還暗示應邀請中國參加會議。8月21日,日內瓦專家會議結束並發表了公報,認為建立一個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監督體系,來偵察違反可能締結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試驗協定的行為,在技術上是可能辦到的。全世界普遍為此而歡呼。對於赫魯曉夫來說,這是他長期努力爭取東西方結束冷戰獲得的一點令人欣慰的功績。但就在此時,中國軍隊開始炮擊金門,赫魯曉夫雖說對於毛澤東在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問題上大發雷霆尚能容忍一二,但他認為中國領導人一點都不通氣,突然採取如此重大的軍事舉動,中蘇軍事同盟就形同虛設,他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藐視。另外,美英剛剛答應簽署停止核試驗協定,蘇聯如果向一位我行我素的盟國提供原子彈樣品,赫魯曉夫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樣一來,儘管赫魯曉夫在台海危機期間一再公開表示將為中國提供核保護傘,除了有盡社會主義陣營盟主責任,向美國示威之意,還有可能是在暗示將以此替換對中國的核援助。

  第61節:第十六章 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2)

  還有一個導致蘇聯暫停向中國提供核幫助的原因,是台海危機中發生的另一件事情,赫魯曉夫在後來的回憶中常常提到這件事。他在回憶錄中說,9月24日溫州地區發生了一場空戰,國民黨空軍發射了幾枚美國響尾蛇空對空導彈,當時很先進,其中一枚沒有爆炸。蘇聯軍事顧問得知後便報告了莫斯科,軍方幾次索要,中方開始不予理睬,後來又推說正在研究這枚導彈,不能提供。赫魯曉夫非常氣憤,決定拒絕向中國提供本應交付的研製P-12型中程彈道導彈的資料,還通過蘇聯顧問表示了對中方做法的不滿。當中國不得不轉交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響尾蛇導彈時,已經是幾個月之後了,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在蘇聯人看來,這個部件或許已經丟失,或許是中方有意扣留,但無論如何,這件事情使赫魯曉夫後悔與中國簽訂了援助中國核武器研製的協定,並感到中蘇關係已經出現了深深的裂痕。為此,赫魯曉夫與斯拉夫斯基進行商議後,決定P-12導彈等資料可以提供給中國,但原子彈是否繼續提供援助,要看中蘇關係的變化。
  很清楚,一開始,中國對於核武器從理論到實物的掌握,寄托在蘇聯的援助上,並且也得到了蘇聯的允諾。事實上,作為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理論研究部門的九所,最初成立的目的,也正是按照中蘇協定,準備接收蘇聯提供的原子彈樣品和資料的。但當中蘇兩黨兩國的蜜月逐步結束,關係日趨惡化時,中國也幾乎是下意識地開始向核武器的門檻悄悄接近。
  九所和九局其實是一回事,李覺兼任九所的所長。九所最早展開原子彈理論研究工作時,負責人是鄧稼先。鄧稼先也是九所成立後到位的第一位留洋博士。1948年,已經身為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的鄧稼先進入美國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從事核物理研究。1950年,26歲的鄧稼先回到了祖國,不久即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並兼任中國科學院的學術秘書。九所成立伊始,錢三強找到鄧稼先,對他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鄧稼先明白,這個大炮仗可不一般,全世界都沒幾個。
  許鹿希說,1958年8月,有一天下午,錢三強先生把鄧稼先叫到他的辦公室裡,說是中國要做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個工作怎麼樣,鄧稼先馬上就知道這個大炮仗就是原子彈。他後來告訴我說,他當時心裡咯登一下,我能行嗎?他回到家裡之後,我發現他有點不對勁,平時吃晚飯時他愛喝一點酒,今天卻沒有喝酒。那天晚上他根本睡不著覺,就在床上來回折騰。我當時就覺得有事,有什麼事情呢?我以為是有點什麼不高興的事,或者有些什麼問題,有些科學問題想不清楚。以前他也有過,不過有時他想一會兒就睡了。可這個晚上不行,折騰來折騰去,好晚了還不能將息。後來我忍不住了,也睡不著啊,就問他有什麼事,他告訴我說要調動工作。我問他調哪兒去,他說不能說。我說怎麼聯繫,給我什麼信箱號,以後好通信呀,他說不行,也不能說。他說我要幹一件工作,這個工作如果幹好了,我這一輩子就過的很有意義。這句話他說的是很堅決的。再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就是死了也值得。
  許鹿希當時一聽就哭了,她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又不明白是什麼,眼淚在黑夜中嘩嘩流了下來。
  楊振寧說,抗戰開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鄧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學同學一年。後來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我們又是同學。以後他在美國留學的兩年期間我們曾住同屋,50年的友誼,親如兄弟。稼先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忠厚樸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以後,美國報章就已經多次提到稼先是此項事業的重要領導人。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謠言說1948年3月去中國的寒春曾參與中國原子彈工程。
  寒春原名瓊?辛頓,曾於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從事核物理研究並參與投放廣島、長崎原子彈的研製,當黑色蘑菇雲升空時,同事慨歎道,這是日本人的骨頭和肉。這使寒春陷入沉思,並最終決定放棄自己做一名純科學家的夢想。1952年,在北京召開了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當時的寒春已經懷有7個月身孕,她在會議上呼籲人們不要忘記廣島的悲劇,要讓科學為和平服務。寒春在北京的這次露面,引起了美國的注意。1953年7月,美國《真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將寒春描述為逃跑的原子間諜。文中寫到,毫無疑問,一位美國自己的原子彈科學家逃到了紅色中國,而且將她自己完全出賣了。1962年,寒春的母親來中國看望他們,但當她回美國時,美國政府卻收走了她的護照,因為那時的美國禁止人們去中國,而她卻堅持去了這麼一個怪異的國家。1955年,寒春和丈夫陽早帶一千多頭牛落戶西安草灘農場,讓貧奶的中國人喝上新鮮牛奶,這是他們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響應。在此期間,有關部門曾詢問寒春,是否願意繼續研製原子彈,寒春搖頭拒絕了,說現在中國人缺的不是原子彈,而是牛奶。

  第62節:第十六章 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3)

  2004年8月23日,寒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換領了《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成為領到中國綠卡的第一人。
  楊振寧說,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時,避免問他的工作地點。他自己只是說在外地工作。我曾問他,寒春是不是像美國謠言所說的那樣參加了中國原子彈工作。他後來寫了一封信給我,說他已經證實了,中國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於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一些援助以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
  數學家陳省身是楊振寧和鄧稼先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陳省身說,四幾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做教授時,鄧稼先他們就經常到我家來,他那時候在普渡大學,離芝加哥不遠。芝加哥是物理學的一個中心,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叫費米,他是意大利的物理學家,原子能反應堆就建在芝加哥大學的操場。鄧稼先常到我那裡吃飯,我在那裡教數學,時常請中國同學在家裡吃飯,談談天。後來他回國搞原子彈,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國搞原子彈的還有我的另一個學生,叫周毓麟,跟鄧稼先一起搞。
  鄧稼先生前,有許多人問過他搞兩彈得到多少獎金,鄧稼先對此總是笑而不答。1986年6月,鄧稼先病危,遠在美國的楊振寧趕了回來,到醫院看望他,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開的鮮花。鄧稼先當時看看那花說,振寧知道我不行了。許鹿希為這兩位有著半個世紀友誼的老朋友照了最後一張合影,由於全身大面積出血,鄧稼先的嘴角還殘留著來不及擦去的血跡。
  就在醫院的這次會面中,楊振寧也提到了關於獎金的事情。鄧稼先夫人許鹿希回答說,獎金是人民幣10元。鄧稼先補充說,是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
  楊振寧以為他們在開玩笑。許鹿希說,這是真的,不是開玩笑。1985年頒發原子彈特等獎的獎金總數是1萬元,單位裡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兒。但九院人多,還得墊上十幾萬元,才按10元、5元、3元這三個等級發下去了。
  鄧稼先走馬上任的時候,九所這一帶還是滿眼一片高粱,長勢正旺,接收原子彈模型的房子也才剛剛動工。作為原子彈理論研究工作的負責人,當時他手下只有兩個人可供調遣,後來才又陸續補充了幾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
  胡思得說,我們是理論室,等於是我們整個事業的牽頭羊,以前說我們這是龍頭的三次方。我是1958年從復旦大學畢業的,畢業分配很簡單,晚上開個會,黨委書記一宣佈,某某某到哪兒去,就完了。我們大概有十幾個同學到二機部報到,可二機部到底是幹什麼的,都不清楚。到了部裡,只知道錢三強是我們的副部長,後來我們就分配到鄧稼先那個組裡去了。鄧稼先開始沒說我們是幹什麼的,只叫我們看書,抽屜裡的書有原子爆炸效應,當時我們猜可能是搞核武器。後來鄧稼先給我們正式開會,說我們要搞原子彈。當時覺得很興奮,國家對我們這麼信任,我們這些大學生一出來就叫我們搞原子彈,有多高興啊。當時的北太平莊那裡沒暖氣,又特別潮濕,沒禮拜六禮拜天,成天看書,凍得實在不行。對面有個副食商店,有個火爐,大家就圍著烤烤手。有一次,鄧稼先也來了,他從美國回來,是博士,這麼大的專家,也跟我們一起烤火。鄧稼先讓我們看《超音束流和衝擊波》,柯朗著,原版是英文的,翻成俄文,而這本俄文書是錢三強同志從蘇聯帶回來的。全中國就這一本書,而我們這麼多同志都學習,怎麼辦呢?大家就自己刻講義,找一位同志打字,我們還要畫好多圖,搞完以後自己印,印完以後人手一份。我被分配搞狀態方程,但我不懂鈾的狀態方程,沒有做過。當時國外對鈾是保密的,而國內根本沒有這個實驗條件。形勢逼著我們從沒辦法裡面想辦法,把鈾的狀態方程搞出來。如果你沒有狀態方程,造原子彈就不好算。於是大家成天冥思苦想,怎麼搞這個鈾的狀態方程,什麼叫狀態方程?別的金屬都知道,鈾應該放在什麼位置?最後有一個參數非常有規律性,我們就這樣探索著把線的位置給定出來了。搞出來不久,我們就看到一篇文章,是蘇聯發表的,他們也用這種辦法,跟我們做的基本一樣。我們看了以後,那是很高興啊,你想想,剛畢業的大學生,竟然能想出這種辦法來,還跟蘇聯的基本差不多,我們就給朱光亞主任看,他也非常高興。後來,我們有試驗條件了,證明我們原來搞出的精確度還是可以的。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啟發,不管做什麼,你只要鑽進去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創造。
  雖說鄧稼先是留美博士,但關於原子彈的理論知識並不比其他幾位年輕人強多少,都要從頭學起。他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核武器方面的知識,根據當時中國最愛採取的一個辦法,開始理論研究也是依靠發動群眾。胡思得說,鄧稼先叫我們看書,他有一個辦法就是討論式的。鄧稼先自己核物理比較好,但是對炸藥爆轟比較生疏。我們看好多書,討論的時候他先叫一個同志講,他有時候自己也講,但講著講著講不下去了,老鄧就問誰能說說?比如朱建士是學力學的,他可能對這個就比較熟悉,上去講講,然後接著討論。誰行誰就上去講。

  第63節:第十六章 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4)

  朱建士說,那時候一來就宣佈,不許說在二機部工作。你說叫我們怎麼辦?我們同學都不是鄉巴佬,你能騙得過去嗎?那就硬著頭皮撒謊吧。他們說你在什麼地方工作,我說在科學院。在科學院哪個所?他就是科學院的人。我說九所。科學院哪有個九所?你胡說八道。我說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這麼回事吧。當時的保密規定有時簡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學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說假話。說兩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問了。所以有的時候盡量躲開同學。後來到青海工作,很多關係就都斷了。我是學流體力學的,剛來時一點不懂,一般人認為搞原子彈需要搞核物理的,實際上它是好多個學科的綜合。當時這個所就只有一棟樓,我們來了以後勞動不少,知識分子比較多,都挑土。老鄧每次勞動都帶頭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們挖的。九所剛建起來,我們住的房子沒有暖氣,但發了煤爐,由於我們每天晚上11點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們基本上沒有生爐子,房子外面比屋裡暖和。最早我們和建築工人一起吃飯,洗澡到對面工廠去洗。我們都叫鄧稼先老鄧。開始我叫他鄧先生,他不讓叫。我們對核武器怎麼搞並不清楚,老鄧也不知道。老鄧對我們要求很嚴,帶著我們學習蘇聯專家給的幾本書。我們剛來的時候,所裡面還沒有固定的蘇聯專家,老聽到蘇聯專家說什麼說什麼,實際上是二機部的蘇聯專家來檢查我們。專家雖然並不住在所裡面,但是他們經常來,管保密。我們不是有個原子彈教學模型廳嗎,他說我們模型廳的路沒有修好,不給我們運來,說我們條件不具備,所以半夜把我們叫起來修路。後來列傑涅夫來了——他從我們這兒回去以後做了蘇聯一個研究院的院長,人們說的啞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後來我都碰到過,他們的科學家對他都很尊重,說這個人非常好。他們說列傑涅夫對中國的印象很好,淨講中國人的好話。蘇聯專家最早還是真心幫助我們的,他們一開始介紹的幾本書,可都是這個領域的經典著作。我們是1958年畢業的,學校裡在搞大躍進,到這裡以後,對這麼一直學習感到不太習慣。我們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書,先把理論基礎打好。一開始是很苦的,但是後來確實受益匪淺,像第二顆核彈就完全是我們自己獨立自主設計的,那確實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國人幫助的話,說老實話,那進展會慢得多,因為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蘇聯繼續援助我們,他給你東西,就算你把原子彈搞出來了,那氫彈他讓不讓你搞?我們實際上是用了兩年零八個月自己搞出來的,假如跟蘇聯談判,我估計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談判,兩年零八個月也談不下來。所以一開始學東西雖然很苦,但什麼事情都必須靠自己搞懂,理論基礎確實打得比較牢固了,後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們一樣,差不多前後腳來九所報到,經歷了九所最早的草創階段。竺家亨說,我是1958年9月份來報到的,鄧稼先和王貽仁來得比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當天下午就把我們拉到北太平莊有色金屬研究院宿舍,我們大概要了一個單元的房子。我來的時候,人家說這是一個保密單位,將來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麼。鄧稼先碰到我,說,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來了。因為我的同學胡思得比我先報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復旦大學畢業的,我是南京大學畢業的,我們倆在寧波中學是同學。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說這是我同學。我們大學至少七八個同學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單位不同,有時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還得提前幾站下,不能在九所這個地方下車,因為一下車人家就知道你辦公樓在哪了。所以,領導規定碰到這種情況就得提前幾站或往後幾站下車,再走過來,保密很嚴。我們到了以後,什麼條件也沒有,當時鄧稼先教我們學物理方面的書,剛開始辦公室在那兒,宿舍也在那兒。這個時候叫大家去建所,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基礎勞動。白天老鄧帶著我們在外面吃早餐,吃過早餐後就去工地,開始當小工。搬磚,和水泥,中午就在工地外面吃飯。老鄧經常有些事,拿著飯碗過來,把菜放在地上,跟我們一邊吃,一邊聊。食堂為了改善生活,養了幾隻雞,結果小雞過來把他的菜給吃了,他一回頭,說菜沒有了,我們就撥一點兒給他吃。那裡只有一個小棚子,只能容炊事員在裡面炒點菜,燒點飯,我們都在工地外面吃。經常發生雞吃我們的飯菜這種事情。
  竺家亨說,老鄧白白胖胖的,是留學回來的博士,我們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鄧老鄧,他也習慣我們叫他老鄧。他勞動的時候其實不太會,不像我們這些大躍進過來的人,各方面勞動還能幹一點兒。他確實不會。他經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擔上的筐拉下來一點,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間,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間。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點兒彎,兩隻手還得撐著扁擔,走起路來歪歪扭扭的樣子很可笑。我們就給他起外號,說你又白又胖像個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慢慢騰騰的。我們把他當作導師、老師、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處得很好。領導交給他的任務很重,他希望能夠早點兒把業務知識熟悉起來。核武器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東西,怎麼下手?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希望我們在學習上能夠抓緊,晚上勞動回去以後趕緊洗洗,吃點飯,坐下來學習。我們經常是晚上學得很晚,他有時也指導我們,給我們做一些輔導,也很晚。我們當時住在北太平莊宿舍,他要回到北醫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條原來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時我們晚上加班到一兩點,每次都不放心老鄧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舊自行車,我們送他的時候他就推著車子跟我們一起走。北醫的家屬院有個規定,晚上十點半以後就關門了。四周沒有圍牆,都用鐵絲網圍著,傳達室有個老頭看門,因為經常加班到一兩點,他又不好意思敲門打攪,我們就給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鑽鐵絲網。我們經常一個人拉著上面的鐵絲,一個人拉著下面的鐵絲,讓他鑽過去。他個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動很不方便。有一次,我聽到衣服撕破的聲音,我說不好了,你別動了,結果一看褲子還是剮了個口子。等他鑽過去以後,我們再把自行車從鐵絲網上面遞過去。有時遇到禮拜天,老鄧說大家辛苦了,我帶你們出去玩吧。我們說好啊,怎麼玩兒?他說看京劇,他也愛看足球。我們十個人左右就到人民劇場,他買票。我們說老鄧當然你請客了,你的工資比我們高,他說沒問題。看完京劇他說怎麼樣,肚子餓了吧?就拉我們到西四的砂鍋居,他說咱們從豬頭吃到豬尾巴。我們說好啊,真就吃了個不亦樂乎。

  第64節:第十六章 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5)

  竺家亨說,開始時工作找不著頭緒,我們提醒老鄧,你問問蘇聯專家我們怎麼開展工作。他也曾經通過翻譯一起到蘇聯專家那兒去,當時中蘇關係大概已經不太好了,反正到蘇聯專家那兒問,都沒有得到什麼回答你的。專家總是說你們不要著急,指定你們學幾本書,你們把這些書念完以後,再開展工作。當時我們很生氣,我們四年大學下來,也是念十幾本書,你現在讓我們念十幾本書,等於又要四五年。老鄧就跟我們商量,大家能不能利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先開展一些與核武器有關的初步研究,比如作一些結構方面的考慮,怎麼超臨界,中子怎麼輸送,反應前怎麼壓縮。能不能在這些方面先有些考慮和準備,這樣我們就一邊學習,一邊開展工作。那時候蘇聯專家也會來檢查的,他們說了好幾次了,你們要好好學習,不要考慮怎麼做。所以老鄧就給我們佈置,白天桌子上放一些教科書,把蘇聯專家指定的那幾本書放在桌子上。而筆記本和我們計算出來的一些東西,等蘇聯專家來的時候趕緊收到抽屜裡。學到一定時候就碰到了一些問題,比如說臨界質量怎麼估算,原子彈設計什麼是關鍵問題?有一次我們提醒老鄧,看看專家的書架上有些什麼東西,有些什麼書,有些什麼資料。有一次專家沒在辦公室,門開著,他就到書架上看有些什麼書,回來後趕緊告訴我們。那個時候風氣確實比較好,因為碰到的問題都是新的,不論領導還是群眾,大家都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不是說哪個領導對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他是權威得聽他的。老鄧經常強調,在學術問題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大學生也好,專家也好,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說服別人。有時我們為了某個數據到底是對還是錯,爭得面紅耳赤。而鄧稼先他就有這個優點,他能把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時隨便走在路上,就把你拉住了,某某你這個問題做得怎麼樣了?還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覺得,領導同我們那麼融洽,對我們那麼好,我們也要賣力,再不賣力也對不起他,他交代什麼事情,大家都願意做。
  朱建士說,當時的客觀條件也決定你非民主不可。為什麼呢,開始誰都不懂,雖然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所以許多問題討論的時候,就必然讓大家去講。當時誰都沒有幹過,真正開始幹過的還是下面的人。第一線動手幹的人,當然發言權就比較多,所以他就有機會充分地講。與專家爭論印象比較深的,是關於調研彈縮性怎麼走向的問題。我和王志孝調研以後是這麼走上去,這確實是從國外文獻上看到的,不是我們創造的。一講完以後,底下幾乎一致的意見說你怎麼往上翹,應該是平的。我當時第一感覺就是咱們在這個問題上是處於國內前沿了,因為國內很有名的專家都還是抱固有的看法的。這種看法對於一般的純粹的彈縮性力學是適用的,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在高壓底下,邊上沒法擠出去的情況下,壓擠的過程中間流體力學的作用是主要的,靜水壓力是主要的,然後那些偏壓是加上去的,它應該是往上翹的。經過我們解釋後,老專家們至少是沒有再說我們是胡說八道的了。再加上這些老科學家確實作風好,像老鄧,老周——周光召先生,像彭桓武先生,都很能發揮大家的作用。這是一個學術民主的問題。開始我們正好是1958年搞大躍進出來的人,什麼人都不怕,什麼人都敢爭,不同意都可以爭。那時候氣氛很好。到後來專家多了以後,後期我們參加匯報的機會就很少了。我們談意見談的就比較少了,有相當的一段時間只向組長匯報,組長再往上一級一級地匯報。我個人覺得這也是長期沒有解決好的一個問題,很多問題都容易卡在缺乏充分的暢達的溝通上。說到鄧稼先,那是一個非常負責非常認真又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但要講帥才,恰巧是他的缺點。他能團結人,但是真正能帥,能把大家的工作指到點子上,周光召、於敏要比他強,這方面不是他的特長。但是他確實能調動你的積極性,真正發揮大家的作用。「文革」期間確實有些人鬧情緒不願意幹,他就是拍肩膀勸大家去幹。九所的同志說就怕老鄧拍肩膀,一拍肩膀就是讓你幹活,你又不好意思不幹。這個不好意思不幹,確實不完全因為他是所長,大家覺得他都來求你你能不幹嗎?他是個好人,並且這個事情也確實是該干的。他特別老實,擔子又這麼重,所以一到緊張的時候他真的沉不住,壓力太大啊。以前有文藝作品把老鄧說得如何臨危不懼鎮靜自如,這恰好不是老鄧。他是一到緊張的時候就要慌,就手發抖。


  第三部分

  第65節:第十七章 蘇聯人終於攤了牌(1)

  第十七章
  蘇聯人終於攤了牌
  躲在工棚裡做出中子源——李覺抓大事,吳際霖細心,郭英會精明—— 朱光亞從兩邊兼顧到一頭扎進九局——233名專家全部撤走,30個核項目有23個沒有完成協定義務—— 「給了我們,這個帳是很難還的」——爆炸計劃推遲到1964年—— 康生嫌太晚,毛主席說,你去當二機部長吧
  有一天,王方定出去辦事,在大院裡走到20號樓門口,正好碰到錢三強出來。錢三強說,來,我跟你說句話,現在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搞這個東西。事後,王方定才知道錢三強所說的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原子彈裡的中子源。錢三強說,我們需要一個搞化學的搞武器,找誰來做這個工作呢?除了你,另外幾個都是女同志,所以我們考慮你去比較合適一點,你願不願意去?王方定當即就答應了:錢所長說的,沒問題,我願意去。因為在這之前不幾天,劉允斌也跟他說起過這件事。錢三強聽了很高興,說我知道你肯定會這麼講的。這樣吧,你過幾天再到我辦公室來。
  王方定說,過幾天錢先生打電話要我去,拿一張紙寫上:吳際霖同志,介紹王方定到九局工作。我就拿著,跑到部大樓報到。我分去之後,和王貽仁跟著鄧稼先一起跑東安市場,跑舊書店,到處去買專業書。蘇聯專家不是要我們讀那些書嘛。我負責化學方面的書,我們把一些舊書通通搜集起來。中午在王府井吃餛飩。不久胡仁宇回來探親,也被九局留在北京了,本來他念完就是副博士,可是他沒有念完。所以他沒有副博士頭銜,後來評級還比我低一級。胡仁宇回來以後,我們這邊就成立了一個室,把賴祖武從復旦調來了。賴祖武是第一副主任,胡仁宇是副主任,我們就是底下的幾個組長。然後分來一些大學生,通通分到原子能所去,說他們都是原子能所的人,不敢說是九局的。連九字都不敢說,更別說原子彈了,怕洩密。錢先生說,你們去作裂變產物的分析。每天早上起來,練一個小時的俄語,還派了一個俄語教師來教,準備接受蘇聯的援助。後來專家就來了,不久中蘇關係開始緊張,但我們還不清楚。蘇聯專家曾經開過一個單子,做什麼做什麼,其中化學的開了三四條。我拿回一看,發現有些問題,我跑去問他。因為經常去找他,約了以後就可以問他。我說,你給我們開的這幾個項目都是爆炸以後要做的工作,希望你告訴我們,爆炸之前我們化學方面應該做些什麼?他說,爆炸之前該做什麼,要由你們自己的科學領導人來告訴你們。這就封了口,沒法再做下去了。實際上他開這些單子,也是錢先生叫我們爆炸以後做的這些工作。我估計他知道中國科學家的水平,爆炸以後該做什麼還是有底的。可爆炸之前化學該幹什麼?他就是不說。當時我們非常希望有一個中國的科學領導人趕緊來,這樣的話咱們就可以把工作做起來了。有一次我回九局去,郭英會看見我,說王方定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朱光亞調來了。那時候朱主任調來,可是秘密得不得了哇,原子能所的人都不知道。
  蘇聯在1959年6月20日寫信說無限期推遲提交原先談好的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之後,二機部調整了以前的一些部署,立足於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研究的方向也隨之做了一些變動。王方定領導的化學組,研究重點由對爆炸後的煙雲樣品分析轉為研製原子彈的點火裝置。
  原子彈的點火裝置也叫點火中子源。點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關鍵部件之一。核武器爆炸時,需要在裂變材料到達超臨界狀態的一定時刻注入點火中子,從而引起劇烈的鏈式反應,也就是使裂變材料燃燒起來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當時有三條研製中子源的技術路線,其中一條路線的帶頭人是王方定,研製的地點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說,有許多東西我都是跟楊承宗先生學來的。做試驗的時候,做著做著我回頭一看,楊先生他在後邊看著你做呢。有時候你看文獻,看到法文的文獻,他就幫你翻成英文,比翻成中文還快。記得我們剛到原子能所時學習陳伯達的講話,陳伯達在科學院專門給我們這些新分來的人作報告,談到如何正確對待老知識分子,怎麼樣團結老知識分子。因為我們剛剛經過思想改造,我在學校的時候竟然參與改造我們系裡的教授,開會去批判他們。來所之後把這種極左思想扭了過來,這一扭就剩下害怕成分了。不過楊承宗先生挺好,他不怎麼訓人。老實說我有一點沒學到楊先生,我就是愛訓人。而且我覺得訓人工作進展快。
  有一次,錢三強把王方定叫到辦公室,交給他幾個裝有一點鐳-D的石英瓶子。這是錢三強十幾年前從法國居裡實驗室帶回來的。因為鐳-D的半衰期是22年,所以瓶子裡的鐳-D半數以上還存活著,約有幾個居裡。王方定說,那時候我覺得他辦公室好大,那幾個石英瓶子,大概像個小梨形的小瓶子,上面是磨口塞蓋著的,裡邊黑乎乎的。他說這東西從法國帶回來,做釙的原料,保留很久了,現在終於得到了它最好的用途了。他挺高興。要做中子源了,所裡成立了一個出中子委員會,何澤慧先生是委員,我們在原子能所這幾個人就由何先生管。因為保密,其他人不管我們,業務方面經常向何先生匯報。在這之前領導交代下來,要我用釙做中子源,原子能所沒有這種老式的放射性的東西,我就跑到高能所,從一堆垃圾裡面找出來了。等衰變以後,得出釙-210,我在高能所試驗室裡就把它提出來了,後來錢先生給了這麼大的中子源,晚上都發螢光,挺可愛的。但錢先生帶回來的這個中子源做最後的東西是不行的,還要到反應堆裡去生產。錢先生帶回來的只有幾個居裡,中子源用的要比這個大上百倍,必須在反應堆裡做。我剛剛不是說做釙源嗎?錢先生給我五瓶,但你不能把它放到炸藥裡面去,它還有雜質,你必須把它精煉出來做成很小的東西。這是理論設計要用的,在平常的情況下它不能出中子,也不能發生別的化學變化。所以一定要把它保護好,一點不許露出來,而且要把它盡量和出中子的氫金屬放在一起。有的同志因為東西洩漏出來,而住了醫院,我記得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叫郭高平,他曾一不小心把東西洩漏出來。受放射性污染,人送進醫院,從蘇聯回來穿的高級衣服也鎖在箱子裡,不敢再動了。錢先生說你們要學居里夫人,她就是在一個很破的工棚裡面,做出了鐳,得了諾貝爾獎。我們做強放射性試驗用的工棚是完全按錢先生的思想搭起來的。外頭不起眼不要緊,裡頭要高標準,五面刷油漆,地板鋪著橡皮板。我們躲在那個地方做起中子源來了。那時原子能所的化學顧問扎卡盧畢還在,他就問劉允斌,劉允斌後來告訴我的——他說那個扎卡盧畢問我,你們這幾個人怎麼不在這邊待著,成天往那邊跑幹什麼?我就跟他說,甭管他們,不管他們幹什麼去了,別管。實際上劉允斌已經知道我們在干中子源了,對蘇聯專家就已經保密了。至於以後為什麼拿王方定這個名字來做小組的名字,那完全是為了總結、為了宣傳才這麼叫的。

  第66節:第十七章 蘇聯人終於攤了牌(2)

  1949年6月,朱光亞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在25歲那年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1950年2月,朱光亞拒絕了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A)的旅費救濟,搶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封鎖之前,於2月27日踏上了歸國路程。許慧君說,我是1948年去的,在國內時受家庭影響,思想傾向於進步,我弟弟就是地下黨,在上海坐過牢。到美國後,我也常常參加學生會的活動,也就是在那裡和朱光亞談上了戀愛。朱光亞早就決定要回國了,在他博士學位還沒拿到之前,就已經做準備了。我們一起商量,他先回去,因為我還得過一段時間才能拿到學位,稍後再動身。所以,他2月份拿到學位之後,隨即就動身了。走之前,他和其他人寫了《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當時有52個人簽名,我記得是在密歇根大學裡邊起草邊討論的。這之後,我的學位一到手,也在6月份上船回國,在船上聽到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心想再晚一些,很可能就回不來了。
  1950年3月,朱光亞被安排在北京大學物理系教光學兼普通物理。1952年4月,朱光亞穿上志願軍軍裝,和其他學者專家一起從北京秘密出發,跨過了鴨綠江。一路上,戰火紛飛,他們乘坐的蘇制敞篷大卡車在沿途要不停地躲避敵機轟炸,這使他又不禁記起了當年在西南聯大躲避日寇飛機轟炸的情景,他那時還常常背著自己的師母(吳大猷夫人)跑警報,華羅庚教授有一次在城牆根就被轟炸得埋在裡面,大家七手八腳才把他扒拉出來。多少年來,中國人被西方列強百般欺凌,挨日本鬼子的槍炮,受美國人的轟炸封鎖,朱光亞自己就有親身體驗。在志願軍談判代表團和美軍進行較量的無數個場合,朱光亞作為翻譯,親眼看到了美國人做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彈的威脅恫嚇,也清楚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他們在朝鮮戰場上檢測美國人是否在此使用了原子武器的情況。也就在與美國人面對面的較量中,他學會了抽煙和吐煙圈兒。
  1957年,朱光亞秘密調入原子能研究所,從事中子物理和反應堆方面的研究。1959年底,朱光亞調到九所任副所長,擔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術負責人,開始了真正的原子彈秘密歷程。當時,胡幹達是九所的秘書,除了為其他幾位領導服務,也還要負責朱光亞平時的生活和安全。
  胡幹達說,我們剛分配到二機部的時候,宋任窮在歡迎會上給我們講了一個例子,他說我下去檢查工作,領導幹部給我匯報,我不聽成績,就看有什麼問題。他有個觀點,就是作為一個單位的領導幹部,如果連你這個單位出現什麼問題你都講不出來,證明你還沒有發現問題。我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宋任窮這個人很有政治頭腦。後來我分到九局,開始大概幾十個人,郭英會給我們講了講,他說我過去在中南海工作,給周總理當過軍事秘書。我們這個單位保密比中南海還嚴,但工作性質他沒有講。不過我們從一開始進這個單位,心裡就大致知道它的份量。後來明確我當秘書,幾個領導都得服務,工作非常緊張。當時人比較少,單位又很重要,領導要求是很嚴的。郭英會很嚴,佈置工作要限制時間完成,而且他要檢查。比如開完會以後,他歸納一下馬上要把開會的內容整理成簡報,他在辦公室等著,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後,他拿去看,改完以後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飯。如果需要送到部裡的話,還要開車送到部裡。郭英會這個人很精幹,性子很急,我們兩個秘書經常受批評,但在他手下工作確實受鍛煉。每天晚上我養成這麼一個習慣,腦子裡要演一遍電影,回顧一下,有沒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會說你把紙和筆拿來,我有個東西你記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辦公室,他口述,很詳細,連段落標點符號都講得很清楚,讓你回去整理,什麼時候交來。時間是很緊的。其中說到按照二機部用人條件,要求各個單位物色合適人選。這「物色」兩個字我一時想不起來,就改成了「挑選」。挑選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領導幹部,也就過去了。但郭英會用紅鉛筆把「挑選」兩個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這個人工作確實很精細。我們還有一個學術秘書,叫張開山。他有一次寫了一封介紹信,到外邊聯繫工作,郭英會把落款日期寫錯都看出來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匯報工作,囉嗦是不行的。
  胡幹達說,那時九所的行政領導是李覺為核心,吳際霖和郭英會是他的左右手。李覺善於抓大事,吳際霖經常起著一個大管家的作用,特點是細心、謹慎,他不像郭英會那麼急躁。郭英會是部隊型的,部隊團政委下來的,工作抓得有步驟、有檢查。吳際霖當時的擔子很重,他還是九局的臨時黨委書記。他側重抓組織管理,包括機構怎麼設置、怎麼運行。那時三個機構一塊牌子,青海金銀灘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後方。因為金銀灘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條件惡劣,技術幹部調來以後馬上去那裡是很困難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攤,技術幹部來了有一個落腳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產的前期工作,以及技術性的工作,這些具體工作都是吳際霖、郭英會抓。像室主任一級的人調來的時候,吳際霖都要親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覺也去看,這種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術工人他們也都要去看,幹部部門給我們說今天到了多少人,我們要及時匯報給領導,領導去看他們大部分是晚上。院裡人才濟濟,王淦昌側重實驗物理,彭桓武側重抓理論部,郭永懷側重抓工程,朱光亞是科研方面抓總的一個人,大家協作配合,運轉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說我們在九院這個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環境比科學院還要好,對我們很信任。領導幹部之間很融洽,大家對李覺很尊重,專家分工也很明確,專家跟黨政幹部的關係也很融洽,對李覺、吳際霖、郭英會評價都很高,認為這種領導幹部,這種精神很難得、很可貴。為了保證科研時間,院領導開完會之後,直接給幾個大專家傳達。不讓他們專門抽出時間讀報紙,不搞這些形式主義。蘇聯專家想知道一些情況,院領導親自出面溝通。

  第67節:第十七章 蘇聯人終於攤了牌(3)

  胡光達說,朱光亞是1959年底來的。蘇聯專家來了以後,發現吳際霖是行政幹部,就提出我是搞技術的,你要給我挑一個對等的人。這樣給劉傑匯報以後,通過錢三強推薦了朱光亞。朱光亞當時比較年輕,原子能研究院不願意放,我聽李覺他們議論,可以到九院工作,但是關係先不要轉,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亞還兼顧一點。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為了有連續性,星期一早晨我們派車,把朱光亞接到院裡來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來了以後也是白天黑夜地幹,星期三根本回不去,有時候星期五回去,有時候星期六回去,原子能所一看,乾脆關係也轉過去算了。朱先生剛來的時候,郭英會叫我給他安排好生活,郭英會交代說,你就跟朱先生住在一塊。吳際霖把我叫過去,說新到一個領導同志,副所長朱光亞,我說我都安排好了。九院有個好傳統,學術思想比較活躍,剛畢業的大學生可以跟大專家爭論。那時候經常要討論問題,天天談到很晚,有時太晚了,我還得催。每天是朱先生先睡下以後我才能睡。為了不影響他休息,他起來以後我才能起來。他的習慣是睡得很晚,起得也相對晚一點兒,我過去的習慣是早起早睡,現在我只好服從朱先生的生活節奏了。有段時間跟朱先生住在一塊兒,因為每天時間很緊張,我給他把洗臉水弄好以後就睡覺,住了相當長的時間沒有說過話。後來因為北京經常颳風,有兩天我沒有擦桌子,朱先生說桌子上怎麼有那麼多土啊?因為朱先生很愛乾淨。我就解釋了一下,說這兩天比較忙。他很和氣很婉轉地說,擦這個桌子的時間可能還是會有的。所以我後來經常要擦一到兩遍。冬天的時候我看見他穿一件志願軍的棉服,我就問,朱先生你是不是到朝鮮參加過志願軍?他就給我講那段時間的事情。他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停戰談判,主要負責秘書處的英文翻譯。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在對待中印邊境戰爭問題以及台海緊張局勢問題上批評中國,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代表團公開進行指責,把中蘇兩黨關係的惡化,擴大到了國家關係上。
  中國人明白,所謂兄弟般的關係已經就此結束,而指望別人的施捨來鑄造核盾牌如今更無可能。
  事實上,撤退專家在蘇聯的照會未到之前便已開始行動了。在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蘇聯專家為數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幾位蘇聯專家同時提出要回國避暑,從此卻一去不復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設計院工作的8名專家聘請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國。7月8日,正在蘭州鈾濃縮廠現場負責安裝工作的5名專家突然奉命離開。在這個廠工作的設計、安裝、生產工藝專家接踵離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業系統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與此同時,設備材料的供應也隨即停止。至此,蘇聯單方面全部撕毀了兩國政府間簽訂的關於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和合同。
  蘇聯毀約停援,給中國核工業建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和巨大的困難。按照中蘇協定,蘇聯應援助中國建設30個核工程項目。但是有23個項目(包括全部工業項目)都沒有完成協定義務。由於蘇聯撤走專家,停止設備材料的供應,有9個工業項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將建成的工業項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設備儀表,或者缺少某些圖紙資料,推遲了建成投產時間。在工程設計方面,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個項目中,還存在文件資料不完整、技術存疑、圖紙差錯等多方面問題。特別是還有14個工程項目的設計完成很少,而中國設計人員對其中許多核心技術尚未掌握,必須從頭做起,難度很大。設備、儀表、材料供貨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很多。據統計,在30個項目中,已經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13項,只供應了一部分的有16個項目,有一個項目完全未供貨。特別是一些關鍵設備和新技術材料未到貨,致使一些工程無法形成生產力,迫使中國不得不組織力量從頭研製生產。
  在蘭州鈾濃縮廠,總工程師哈里東諾夫於7月27日從北京接受指示後回到工廠,隨即召開各組長和各專業專家的會議,當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國的問題。第二天下午,蘇聯大使館經濟聯絡處黨委副書記巴特拉捨夫和工作人員莫洛托夫也趕到鈾濃縮廠,當晚召開全體專家緊急會議,次日一上班,專家普遍表現沉默,只是各自埋頭清理資料,焚燒保密本。
  但是,這種沉默並沒有保持多久,當天下午至第三天,專家即紛紛下車間告別,把這當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訴中國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認為工作沒做完,沒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遺憾。他們也希望繼續工作,不願離開,但沒有辦法,要聽從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們,我們不講群眾路線,沒有討論餘地。總工程師若爾尼斯基找到主車間工藝組長華戈旦說,我們的上級把我派來,現在又突然把我調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樣。但我不相信上帝,很遺憾,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有我們的最高領導才知道。過去都是按計劃辦事,早知道這樣,培訓工作是可以趕一趕的。現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還在這裡。機械師卡夫裡京,儀表調整專家米哈依林,生產專家副組長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廠講解了有關問題之後,向大家告別說,我們奉命要走了,但工作還沒有完成,走的時候沒有來的時候愉快,沒有看到機器正式運轉就離開,很遺憾。在工廠舉行的兩次餞別宴會上,大家頻頻為友誼乾杯,在宴會完了送別時,不少專家夫人都流了淚。

  第68節:第十七章 蘇聯人終於攤了牌(4)

  劉傑說,蘇聯毀約撤人,其實我們也早有預料。1960年4月,扎吉江任期滿了,他們讓他回去,他和我們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辦法,來來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義,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兒子是搞導彈的。扎吉江走時我和陳毅副總理、宋任窮部長都去機場為他送行,我們一再對他表示敬意和謝意,他也很激動,很動感情,對我們說,中國人的格瓦拉(腦袋)是很聰明的,你們很早就有過四大發明,你們一定會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學技術力量,蘇聯沒有援助的東西,你們自己可以搞出來,那些東西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從扎吉江的走我們就感覺到,蘇聯可能很快就要攤牌了。果然,沒過多久,事情就發生了。但是,不管赫魯曉夫的態度怎麼樣,這些專家絕大部分對中國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專家日日夜夜人對人地進行指導,他們也認為赫魯曉夫這種措施是錯誤的,他們怎麼忍心把這個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臨走的時候我們都依依惜別來歡送他們。當然這裡邊也有少數專家不大友好,有些本應給我們的資料也不給了,又裝進包裡帶回去了。有的專家講,這是對你們毀滅性的打擊,我們走了以後,你們就處於技術的真空,以後你們就該賣廢銅爛鐵了。有的說離開我們,估計20年後你們也搞不出原子彈。那個時候帶來的問題確實是嚴重的,絕大部分工廠沒一個完整地完成了設計,讓人感到摸不著頭腦,困難很大。我記得鄧小平同志在蘇聯談判時說過,我們決不做父子黨,父子國,即使你們撤退專家,給我們造成工業建設的困難,外貿上的困難,使得我們必須重新來搞計劃,但是我們下決心來吞掉這個後果,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蘇聯公然毀約後,毛主席在北戴河聽取了李富春同志匯報,主席說,我們的尖端技術要抓緊,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很好,給了我們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所幸的是,由於中國在此之前已經盡力做了一些應變準備,所以後來面對專家撤出和設備停止供應的困難,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亂和停頓。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國人要想按原先設想的於1962年爆炸原子彈的計劃,已無任何實現的可能了。
  宋任窮說,1960年初,周總理領著一些部長在廣州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結束後,毛主席約見我們幾個部長,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見我,就談起了什麼時候能夠爆炸原子彈的問題。我說,蘇聯原來答應給我們的原子彈樣品和資料現在不給了,我們部黨組經過再三研究,估計即使盡到最大努力,爆炸時間也得推遲到1964年。康生聽了,搖頭說,1964年爆炸太遲了,還是應該1962年爆炸。我當時的心裡實際上是有些惱火的,因為他沒分管這方面的工作,不瞭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時這樣隨便說說倒也無妨,但你現在偏偏當著毛主席的面說,要是毛主席點頭了,就會成為一種決策,但我們實際上又絕對辦不到,那該怎麼辦?所以我就一再堅持說,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講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沒有表示,最後只講了一句話:康生,你去當二機部長吧。康生一聽勢頭不對,再也不吭聲了。

  第69節:第十八章 叫你來是搞原子彈的(1)

  第十八章
  叫你來是搞原子彈的
  「就是要有動力,要憋著一口氣產生動力」 ——「世界上最重的東西,莫過於責任」—— 劉傑接過重擔——王淦昌隱姓埋名——杜布納人心思歸—— 曹本熹痛失愛女—— 程開甲出了口氣—— 彭桓武「搞不清」自己的角色——大宅門口的石獅子,作用大著哩
  蘇聯人走了,九局原本為蘇聯原子彈樣品所蓋的倉庫,派了新的用場。1960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幹部坐在這間倉庫的空地上,聽宋任窮部長給他們作自力更生的報告。
  朱建士說,蘇聯不幫助我們了,我們就要自己幹,領導不是說要發奮圖強嘛,把發奮的「奮」改成憤怒的「憤」,這個時候大家都憋著一口氣。因為我們是搞流體力學的,那個時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彈總體力學計算的預備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窮部長來看我們,他問我們是學什麼專業的,我們說是學空氣動力學的。宋部長說,是啊,就是要有動力啊,要憋著一口氣產生動力。
  宋任窮把大家的勁頭鼓起來了,他自己也準備徹底甩開洋枴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國自己的原子彈來,但就在此時,中央卻做出決定,讓他離開二機部,去外地任職。
  劉傑說,正是在這個時候,宋任窮同志對我講,他的工作要調動,調到東北局做書記,那時中央重設大區,讓他做東北局書記。我一聽這話,就覺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機部機關自1956年遷入三里河辦公樓,我們倆始終合用2樓4號房間,我們辦公在這裡,部黨組開會也在這裡,既是辦公室,也是會議室。這麼做不是由於辦公用房緊張,而是有利於商量、研究工作,有利於我們之間和黨組之間的團結合作。另外,我們對面辦公也是勤儉辦一切事業精神的一個行動。正因為我們長期在一個長桌辦公,思想、感情經常溝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就對他說,現在這個時候調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說一說不要走啊。
  宋任窮說,我那時候其實是不願離開二機部,不願到東北局去當那個第一書記的。我走的時候向聶總、賀龍元帥和羅瑞卿同志說,我說我搞那個事情不行,我對這個有感情了,還是干原子能事業吧。他們當時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後我又去書記處找彭真和鄧小平,小平同志給我說,毛主席已經定了,不要再提了,我們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時總理問我,你走了以後,這二機部的工作由誰來接替你,是不是還從軍隊找一個人?我說軍隊裡如果有合適的人的話可以,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由劉傑同志接任部長也是可以的。後來報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也認為劉傑接替我的工作合適。我回去之後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劉傑,並對他講,回頭周總理還要專門同他談話的。
  劉傑後來見到周恩來的時候,周恩來面容嚴肅地對他說,現在宋任窮同志要調走,這個原子能事業確實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讓你來擔任這個部長,負這個責任。劉傑說,當時我提出來,責任很重大,恰好又是宋部長要調走,蘇聯停止了援助,這樣一個局面牽扯到我們國家的戰略利益,這麼重大的任務,以我的資歷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難勝任的。總理說,對你,中央是瞭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經批准,就這樣定了。當時面臨蘇聯撤人毀約,整個原子能事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狀況,我們的損失有多大,應該怎麼辦,確實是摸不著底的,所以心情壓力很大。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就是應該很沉著地來應付這個局面。我們首先起草了一個電報,發給所有的廠、礦和研究單位。首先一個意思是說,現在蘇聯撤退了專家,雖然造成了很大困難,但這反過來對我們也是個很大的促進,我們要自力更生。第二點就是由過去的蘇方為主轉到了以我們自己為主,假如第一個是認識上的轉變,那麼第二個就是組織上的轉變。就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專家,自己當家做主,許多人員的調配組織,都得自己來建設。中心的問題就是充分發揮我們的人力,不要浪費時間,下邊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別是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免去他們的事務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這個電報發下去之後,後來才知道在當時不僅僅是穩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在這個前提下,有幾步工作,第一是摸清情況,站穩腳跟。第二是調集科學技術人員,第三是組織大協作。在這個基礎上,緊跟著提出來,我們要自力更生過技術關,質量第一,安全第一。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錢三強同志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養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後推薦人的時候他是最瞭解情況的。當時就是要集中全國最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前前後後調來一大批的專家,這些專家都有自己的專業和特長,比如王淦昌先生發現了反西格瑪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轟動的。彭桓武是搞理論物理的。我請王淦昌和彭桓武來我的辦公室,請他們考慮參加原子彈研製的領導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說願以身許國,彭桓武也講,沒意見。最後讓他們三天之內報到。為大力展開協作,我和錢三強、張勁夫商量,專門成立了一個新技術局,有計委,還有科委的人,有劉西堯、范木漢等同志參加,專門管協作。另一方面,我們把工廠一個一個排開,採取了一種特殊的辦法,就是讓研究所設計一些裝置,根據他設計的大體框架把裝置做出來,然後在這個裝置裡進行測試,尋找數據。因為我們這時候沒有別的辦法,只能依靠自己摸索著去幹了。
  宋任窮說,到9月份的時候,我要去東北了,臨走前劉傑說吃頓飯吧,我說免了。後來,王鶴壽同志個人花錢,在北京飯店請我吃了一頓飯。
  宋任窮動身前往東北的時候,鄧小平和彭真去給他送行,劉傑也參加了。小平同志在那裡對劉傑說,現在宋任窮同志要走了,這個任務就由你來承擔,你的責任確實重大,你要勇敢地擔當起來。彭真同志也說,你要擔當起來,有困難就叫,你這個人不好叫,你要特別注意這一點。當時的情況下,我感覺到壓力確實是很大的。但也覺得既然決定了,就義不容辭。我也深深地感覺到,世界上最重的東西,莫過於責任啊。
  從1960年春開始,全國為二機部九所選調的科研人員陸續到位。這時候,已經有基本上一直從事核科學研究的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等;有中美日內瓦大使級會談開始後陸續從美國和西歐歸國的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還有原來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亞、胡濟民、虞福春、盧鶴紱、程開甲、吳征鎧、周光召,以及陳能寬、姜聖階、曹本熹、汪德熙、陳國珍、黃祖洽、於敏、秦元勳,等等。在這些科學家的帶領和培養下,一支比以往強大得多的科研力量正在逐步形成,這一人才資源在不久後的攻關中便日漸顯露出巨大的作用來。

  第70節:第十八章 叫你來是搞原子彈的(2)

  王淦昌1934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曾與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梅特納共過事。1956年,他進入杜布納聯合核研究所,從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擔任這個所的副所長,並在此期間和另兩名同事發現了反西格瑪超子,蜚聲中外。雖然他的個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學,但國家卻需要他轉變研究方向,並且要求王淦昌絕對保密,要長期隱姓埋名,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從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為王京。別人向他老伴打聽王淦昌哪裡去了,他老伴回答說到信箱裡去了,因為她只知道一個信箱代號。
  王德基說,我父親去了哪裡我們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沒見過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時候我和父親通信,他就是用的這個名字,所以我媽媽說,你爸爸調到信筒裡了。
  從杜布納回國的還有周光召、何祚庥、呂敏等人。何祚庥說,1960年9月,錢三強去了莫斯科,作為中方學術的總代表參加杜布納學術委員會。在錢三強來以前,我們已經多次談到了中蘇關係問題。蘇方撤退了專家,看來中國缺人,我們在這搞點粒子物理又怎樣呢,只不過是可以寫點論文,但這點東西的用處離國家的建設還是比較遠的,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去?我們就起草了一個報告,意思是要求回國一起幹。報告寫好擱了一兩天,錢三強來開會,就找錢三強說了我們的意思。那時候怕失密,報告本身沒留底稿,看完就毀掉了。正好晚上劉傑打長途電話給錢三強商量有關的事情,錢三強就在電話裡匯報了這件事,劉傑說很好,就這樣大體定下來了。我和呂敏回去不成問題,因為本來就是核工業部管的。但周光召當時是北京大學的講師,他能不能從北大調過去是一個問題,再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按當時的政治條件,周光召的社會關係非常之複雜,他家裡有人在台灣,以前他出國來杜布納就沒通過審查,當時還是錢三強跟彭桓武兩個人極力為他爭取通過的,因為他只不過是作點粒子物理的研究嘛。現在要調去核武器研製部門,錢三強問我,周光召這個事怎麼樣?我說這個事情照我看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種事情我們說不上話,我們太年輕了。問周光召的業務能力怎麼樣?我說極強極好,他點了點頭回去了。當時我們就那麼點兒人,一開始覺得有這些人就可以開始搞原子彈了。等到真正搞起來才發現,這個攤子規模之大、人員之多,遠遠超過我們最初的想像。
  1963年1月初,曹本熹從石油部來二機部報到後,在核工業領域內領導了鈾、鈽、鋰、氘、氚的化學研究和生產試制任務,並且研製成功了用氟將二氧化鈾氟化為四氟化鈾、將四氟化鈾氟化為六氟化鈾、將六氟化鈾還原為四氟化鈾的三個流態化。白文治說,曹本熹的女兒曹瑛在清華大學二年級讀書,兒子曹玨在一○一中學初三讀書,全家生活安寧穩定。不料到了1963年初冬,他夫人魏娛之告訴我,女兒曹瑛突然病了,住進北醫三院,診斷是白血病。我大吃一驚,幾乎難以置信,我立即請局裡的衛生防護處李毅民處長和李學群大夫同我一起趕到北醫三院,首先我們到病房去看曹瑛,看她精神狀態還好,我們就下來到醫務處,瞭解一下診斷的情況。他們介紹診斷結果是白血病,我問會不會不是白血病,有沒有誤診的可能啊?他們說沒有誤診的可能,確實是白血病。我在失望之中,幾乎失去控制,只好委託北醫三院多予照料。當時曹本熹在北京的技術攻關已全部通過驗收,他到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執行生產任務去了。晚上魏娛之也來了,我打電話通知曹本熹回來,叫他交代交代工作,把工作安排好,先回來,需要他回來匯報。我沒有說他女兒病了。他回來之後,只呆了一個月,又走了,因為那邊工作實在離不開他。白血病的醫療費用很大,女兒住進協和醫院治療,後來又重新回到家裡。當時的辦法就是輸血,輸了好幾次血,而輸血是要花錢的。當時清華大學的學生都是自費,曹瑛當然也不能例外。我見到曹本熹跟他講,準備給他補助。我曾幾次同曹本熹說,女兒的醫療費用,公家可以補助。曹本熹答覆說,我還有一點積蓄,現在不需要,等到需要時再開口。後來我才得知,他為了給女兒治病,花光了家裡多年的積蓄,卻仍無法挽救愛女的生命。協和醫院醫生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兒去世後,進行屍體解剖,以便對白血病進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娛之商量後,流著淚同意了。1965年女兒曹瑛悄悄地離開了人間,曹本熹誰也沒有驚動,悄悄地打電話請協和醫院來了一輛救護車,把女兒的屍體送到協和醫院,貢獻給醫學科學研究。
  為了加強九所核武器研製與試驗的力量,從蘇聯人走後的不長時間裡,配備了五個技術副所長,即朱光亞、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和程開甲。程開甲說,我當年從英國回來,最直接的一個原因就是共產黨起來了。當時英國放映他們的軍艦紫石英號由於向人民解放軍挑釁而在長江上遭到炮擊的新聞片,他們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說明新中國多麼野蠻,但我看過後,心裡卻激動極了。在英國地盤上,看到以往總受欺負的中國人敢於回擊,第一次有一種出了口氣的感覺。196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京大學,突然接到一個命令,讓我到北京去報到,我也不知道去幹什麼,第二天就走了。到了北京之後我找到二機部,二機部讓我去九所,我也不知道找誰,一個人都找不到,沒有一個認識的,因為當時是保密的。後來九所知道了我在招待所,他們派車把我接去了。當時南京大學和九所協議,我是兩邊兼的。南京大學不願意放,而九所一定要。吳際霖和李覺對我講,叫你來是搞原子彈,把我任命為九所的副所長,當時來的已經有朱光亞,還有郭永懷。他們把蘇聯專家講的一套東西給我介紹了一下,朱光亞把蘇聯專家講的原子彈模型給我講了講。但原子彈是什麼樣子我一無所知。我去的時候給我兩種工作,一是化學爆炸,再有炸藥波傳遞以後裡邊狀態的變化,因為我懂這方面的狀態方程式。但是炸藥我一無所知,炸藥從來沒碰過。當時,張愛萍和郭英會、郭永懷、吳際霖幾個人到八達嶺,找爆炸試驗用的地方,原來是工程兵三所的一個場地,叫17號工地。陳能寬主要管外面的部分,我分管裡面的部分。那時並不清楚外面的炸藥爆炸對裡面核反應的作用。就在這個時候,我卻生病了。休息了一些日子,回來以後,王淦昌、彭桓武也來了,彭桓武是研究理論的,研究核爆炸、核反應過程的理論。我對化學方面是不大懂的,所以就把這方面的工作交給了王淦昌。這個過程複雜得很,我用簡單的方法來想這個問題。這也是我的一個經驗,就是要善於把複雜的問題變成簡單的問題。緊接著就開始拚命幹了。那時候,雖然餓得人發虛,但大家都通宵達旦地拚命幹,說是廢寢忘食可真一點不假。記得有一次我忙了半天,從辦公室走出來,看到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心裡就有些惱火,馬上找來負責人責問。結果是我自己搞混了時間,錯怪了別人。原來早已吃過了午飯,都進入了午休時間。
  在九所的幾位技術副所長中,彭桓武是唯一搞不清自己角色的一位。彭桓武常說,不管你是總理還是總統,我這人說話都特別隨便,所以我第一不會辦事,第二搞不清誰管誰。因為不是黨員,所以開始他也就根本不知道蘇聯和中國關係怎樣了。蘇聯專家走了以後,丟下了一個爛攤子,中國自己的專家們便頂了上來,自力更生。彭桓武形容當時的情景,說他們就像大宅門門口那兩個石獅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穩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第71節:第十九章 龍頭舞起來了(1)

  第十九章龍頭舞起來了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和蘇聯人的技術指標不符合——算到九次結果都一樣——周光召把緊箍咒摘了——彭桓武大刀闊斧抓主要矛盾——周毓麟越過計算高山——南有任越千,北有秦元勳——搞到概率就想起姜德培——11點通知,2點報到——過了24年家裡才知道我是搞原子彈的洋枴杖沒了,中國人只好手腳並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彈初期的研製工作大致確定了六個大環節,而理論設計就成為這六個環節的龍頭,如果原子彈的研究是一條龍的話,那麼理論設計就是龍頭。這是鄧稼先的話。九所當時的一個要緊舉措,就是在彭桓武、鄧稼先和周光召的領導下,繼續原子彈理論及基本結構模型方面的研究。
  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是1960年4月開始的。鄧稼先領著幾個年輕夥伴,在四台半自動的電動計算器上進行特徵線法數值計算。二十多天之後,取得了第一次計算結果。由於缺乏經驗,差分網格取大了,沒有體現出幾何形狀的特點,從中卻發現了一些新的物理現象。大家分析後認為這些新問題出現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法,為此又進行了三次計算,即第二、三、四次計算。
  傅櫻說,用特徵線方法進行一次物質運動全過程的數值計算,工作量是十分龐大的。以中等粗細的網格來說,從啟爆到碰靶,全區要分成上千個網格,每個網格點要計算很多個參量,解很多個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個點需要算兩套參數,有些網格點還要進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對每個網格點還要計算1至2個檢驗方程。為了保證計算正確,我們還採用兩人對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幾萬個數據。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這時,領導看到我們人手實在不夠,就又從中子組臨時抽調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幹了兩個來月,三次計算所得結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卻和蘇聯人講的技術指標不符合。經過反覆驗證和討論,又提出了三個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個數學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計算,結果出來,和前三次的結果一樣,這就促使我們進一步懷疑原數據的正確性。清晰的物理圖像,多次重複的數據,都說明我們的計算不容置疑,但是我們卻缺乏理論上的論證,沒有足夠的論據來否定蘇聯專家所講的那個指標。這就再次引發了我們之間的激烈爭論。這時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我們又不厭其煩地進行了第八、九次計算,結果自然一樣。1961年中,周光召調來,出任理論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細分析了九次計算結果,利用我們在大學都學過的最大功原理,從理論上證明蘇聯數據出現的不可能。同時,部分數學專業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導下,編出了第一個反應前的總體程序,進行了九組模擬計算,所得結果都與手算結果很接近,誤差在5%左右。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某個時刻的打印紙帶上出現了蘇聯專家曾提到過的數據,我們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來如此!這個數據是在用人為粘性處理衝擊波時,在振動收斂過程中偶然出現的波峰值,其實是一個應該被略掉的數據。當時我們既詛咒它,但也感謝它,因為它使我們仔細地作了各種分析,搞清了每種反應過程的物理圖像,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假設,一直用在以後的工作中。
  朱建士說,開始很順利,每一步都跟已知的數據對上了,大家就很高興,都對得上,挺好。最後就是一個數據對不上,對不上時就回過頭來找問題。我們看了一些書,做了一些假定,把這些假定去掉再算。算來算去最後的結果都一樣,就是跟蘇聯專家的那個數據對不上。當時我感覺我們的工作做得是相當的細了,但是那個數據不讓隨便推翻。正好周光召來了,他來了以後把我們的計算結果仔細看了。我們其實也有一些看法,對那個數據也有一些懷疑,但畢竟是大學生,第一次工作,真要推翻那個數據還沒有那個能力。周光召對於計算結果很瞭解,跟我們討論了很多次,最後他很快就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證明了那個數據是不可能的,把那個緊箍咒摘掉了。但是真正證明我們算的是對的,還是靠後來的試驗。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工作,沒想到一畢業就碰上了這麼個大難題,可以說是整個九所的一個關鍵問題。我自己感覺也受益匪淺。參加這樣的難題對自己是一個鍛煉,通過這個工作也確實培養了一批幹部,後來許多同志都覺得通過這個工作,對原子彈內部爆炸的力學過程瞭解得比較細了,因為一個一個點都是手敲出來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們的很多假定有些是看書得來的,有些假定發現這個數據怎麼老不變,算來算去老差不多,後來覺得也可以做成假定。一查書呢,發現書上也講到了,可以做這種近似。因為當時我們不是書看夠了才去做工作,而是在做工作當中發現有些東西回過頭再看書,又得到驗證。這是我們中國核武器研究歷史上比較有名的事件,我是從頭一直參加到尾,收穫不小。

  第72節:第十九章 龍頭舞起來了(2)

  1959年6月,蘇共中央來信拒絕了提供原子彈教材和模型之後,中國人下決心自己搞原子彈,逐步調集了不少人。鄭紹唐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調來的,和他一起調來的還有吳翔、孫紹麟和陳樂山。
  鄭紹唐說,我是搞核物理的,吳翔和陳樂山也是北大金屬物理系出來的,孫紹麟是復旦大學畢業的。當時這邊是叫九局還是九所,我們也分不清楚。來了以後,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蘇聯保密的那套跟美國不一樣,美國的地址地名是公開的,蘇聯則不公開。中國學的是蘇聯的做法,所有的筆記都記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繩子穿起來,蓋上章,所有草稿紙都要編上號,每一個室都有保密員,經常有保密檢查。剛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時見到彭桓武先生,他說,你以後路上見到我,不要打招呼,這些關係在公開場合不要暴露。我們在工作中是採取交流的方式,參加交流的有鄧稼先、王貽仁、胡思得等。他們的地址也是保密的,過去是不讓我們知道的。交流是交流,但不說他們在哪兒,所以只能他到我們那裡去。我們進城,原子能研究所還有個一部,找一個房間大家討論。1960年7月我就過來了。當時我們知識面很窄,調過來以後,他們已經把蘇聯專家講的原子彈模型傳達了,並且知道他們也沒有大規模地開展原子彈研究。剛來的時候我們住在南紅樓,一個大屋子十幾個人,都是雙人鋪,後來我們四個人住在11平方米的一個小屋子裡,四張床剛好放下,只能放一張小桌子。那個時候工作很忙,條件無所謂,每天工作到很晚,只到宿舍睡睡覺。1961年周光召來了,他也住在南紅樓,他和他夫人一起來的。1960年剛好是最困難的時期,中午還有點菜,有點海帶絲,晚上根本沒什麼菜。冬天,把菜幫子曬乾做點湯,那時候大家喜歡吃窩頭,比較耐餓,食堂也改進技術,同樣是二兩窩頭,但看起來比較大。人們浮腫得厲害,後來領導想辦法弄了點東西,從東北調來一些黃豆,青海也打了一些獵物拉到北京來,給我們一點兒。我們都參加了原子彈理論方面的計算工作,開始先聽彭桓武先生講課,彭先生的物理概念特別清楚,善於抓住主要矛盾,把次要矛盾先忽略掉,大刀闊斧地進行簡化,先做一些近似假設,最後導出一些關係式。這些關係式在一開始的時候,對於指導各方面的工作很有幫助,一直到現在用的一些原子彈反應過程,很多還引用彭先生當初定下的一些名稱。他是理論物理學家,但他很注意實際問題。他不上機器,他靠粗估,一些主要的物理量他自己通過粗估計算,就掌握了。所以,他能大致知道你們算的對不對。
  彭桓武的粗估方法,就是首先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決了,再討論次要矛盾。這個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麼影響,再做個大致的估計,這樣就勢如破竹,很快進行下去了。胡思得說,我們那時大學剛畢業,經常看到這些專家互相爭來爭去,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黃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當然是高一輩的了。我隨便跟他講起白天專家們爭論,他們知識很淵博,看問題很深刻。黃祖洽說,你不能光看到他們學術水平的淵博,你得看到他們那些思維方法。如果你能把這些優點都學到,你就成為了不起的科學家了。他跟我講,彭公彭先生有個著名的公式,如果有個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無窮大。這是什麼意思呢?問題很繁雜,好多個因素,你總要抓住主要的東西。他就把兩個因素進行比較,甲比乙,如果乙比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於無窮大了嘛。這兩個東西,如果甲比乙是等於三的話,也就是說甲的影響比乙的影響大三倍的話,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暫時不要考慮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處理好,甲處理好了之後,你再回過頭來繼續研究乙的影響。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剛開始我們都不會搞原子彈,那時候到處都是問題。比如計算到那裡發現不對了,不對以後,後面就沒法幹下去了。因為你怎麼知道你現在算的是對的?如果不對,從現在開始就不對,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對了。所以我們就想有什麼問題,大家來討論。當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 程開甲這四大巨頭都已經來了,再加上鄧稼先、何祚庥、黃祖洽,應該說全國一些著名的物理學家,都集中到我們這兒,大家來攻克這個東西。每個人都從自己所熟悉的業務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到底在什麼地方。怎麼會差出來啊?為什麼別的都對,到最後就不對了?我們更多的總是自己來找原因,因為我們過去不會,總懷疑自己錯了,想辦法做各種各樣的改進,這樣先後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來,你有一個數沒考慮進去,好,就把它考慮進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議論紛紛,在這過程中院裡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風氣,剛畢業的大學生,可以和那些權威平起平坐,因為第一手材料在我們這兒,是我們計算出來的。

  第73節:第十九章 龍頭舞起來了(3)

  那個時候風氣比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問題都是新的,不論領導還是群眾,大家都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不是說哪個領導對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他是權威得聽他的。竺家亨說,專家和領導們都特別忙,像朱光亞有時還要忙家務,洗衣服做飯,有時我們去他家,他出來和我們握手時手還是濕的,有些不好意思。老鄧當時也一再強調,要平等討論。我們的專家像周光召、黃祖洽等人,調來之前就已有名氣,而且各有各的脾氣。像黃祖洽脾氣就特別大,有一次一個新分來的大學生去向他請教,他指著人家說,這個問題你還來問我嗎?你要是我兒子,我兩巴掌扇你一邊去。而老鄧他就能把他們都磨合起來,一起齊心協力攻關。當時大家對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我們搞計算的有具體計算的實際經驗,領導因為業務基礎比較好,根據我們的計算,他們有分析判斷的能力,這個時候就強調在學術討論會上,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當時為什麼要做這麼多次計算,是因為每遇到一個問題就要搞懂弄通。比如那個數據問題,就費了很大勁,後來周光召看了我們的結果,提出來一個最大功的原理。他意思是說,你一共裝了多少炸藥,這些炸藥能量全部放出來,而且是根據它哪些部分要往外分散,哪些部分可以往裡用,把最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形成爆轟波往裡傳。經過分析計算,得到的結果是根本不可能達到蘇聯專家說的那個數據。這樣大家就沒有話說了,因為你把所有的炸藥都用上,你還達不到,那你說這個數據對嗎?老周他很有個性的。科研的東西他抓得很牢,當時是60年代初,政治活動很多,一會兒開會一會兒勞動什麼的,周光召有時就要發火。他說不行,我們的工作時間都被佔了。比方說要組織歌詠比賽,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時他把大家集中起來,有時就下命令不許去唱歌,他很果斷。後來「文化大革命」給人家貼大字報,說周光召衝擊政治。當時政治部門有的人對他很反感,因為好多政治活動要開展他就阻攔。他說不能那麼做,我們的時間都給你擠掉了。
  32歲的周光召運用大學裡面誰都學過的熱力學知識,從第一原理出發,用不等式論證出蘇聯專家的一個數據是錯的。不久,中國製造的第一台計算機也用到原子彈的設計上。理論部的副主任、偏微分專家周毓麟帶領一批人編寫了原子彈爆炸前的總體程序,進行了力學模擬計算,計算結果與先前的九次計算相差不到5%。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們在計算過程中,還真出現過蘇聯人提到的那個數據。有人分析,蘇聯專家給的這個數據可能是說錯了,或者譯錯了。周毓麟認為,蘇聯人在計算過程中,對某一瞬間的步長取得不是足夠小,因而導致了這個數據的突跳。
  周毓麟說,它那個數據是不對的,而且我們也通過計算弄清楚了它為什麼不對。在計算過程中你處理不好,就會出這個東西。我是1960年5月份調到九所來的,那時候我在北京大學微分教研室當教員,主管一點兒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課下來,十一點鐘下課,總支書記說找我談話,我說什麼事?他說要調你工作,我聽錯了,以為要調我的人。我說你要調我什麼人?他說不是調你的人,是調你。他說要調你到二機部,搞保密性質的工作,今天下午兩點鐘報到。我說沒意見。我要告訴我愛人去,她在講課還沒有下課,我告訴她我調到二機部,很快要到三線去,下午就去報到。她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不問,我也不說。到了二機部以後,鄧稼先他們開始找我談,談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因為原子彈這個詞始終沒出口。直到一個多月後,宋任窮才說,我們是搞原子彈的。1964年原子彈爆炸,到1984年慶祝原子彈爆炸成功20年,我們所裡在新影禮堂開慶祝晚會,家屬也去了,這個時候才說我們所搞原子彈。所以我老婆回來說,啊,你是搞原子彈的呀?那個時候我到這邊已經工作24年了。我說那你以為我是搞什麼的?她說我以為你是搞導彈的。來了之後他們分配我搞爆炸力學,我當時也不懂。很快就進行計算,和彭桓武討論各種辦法。美國搞原子彈氫彈的時候,那個泰勒,以後不是叫氫彈之父嘛,他說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計算高山,如果這個不解決的話,原子彈氫彈就出不來。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研製出來每秒1000次的計算機。可我們當時只有104計算機,第一台放在數學研究所,各個單位已經分好了,兩年裡的時間都排滿了。到第二台104出來的時候,東直門外738廠造的這個機器準備給上海,機器已經在北京車站了,二機部知道以後,就求柯慶施,當時他是上海市市長,求他幫幫忙,把這台機器給九所,這樣咱們才用上一台104機的主要時間。秦元勳和姜德培都是數學領域這個年齡檔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說南邊有個任葉千,北邊有個秦元勳。姜德培去蘇聯以前,是北大概率論教研室主任,也是數學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蘇聯待了幾年回來了,點名要他到九所來。為什麼到九所來呢?就是我比他來得早,來了以後,周光召和我們理論部的人看美國的那種解密的科研報告,科研報告裡面有很多數學文章,數學文章裡邊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羅寫的。蒙特卡羅是搞概率的,咱們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讓周光召去跟學校說要調姜德培。那個時候的機器和現在還不一樣,當時的機器就是手編程序。開始編的時候,你編哪一部分,我編哪一部分,都分好,組長匯總,但怎麼也通不過,毛病多得不得了。後來支部下決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試驗不能超過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編。編了程序寫好了以後,在裡邊修改還是怎麼樣,是不敢隨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話,你要把抄錯的東西查出得花一個月,機器才能算出你的錯誤來。所以這個東西很複雜。當時這個東西是精密儀器,機器程序有好多盤,上海有一個100萬次的,叫655。做好了以後規定,不是八級工,不許碰它。磁盤專門有一個空調,老出毛病,剛研製好的時候,進機房腳步重一點兒,它就出毛病了。那時所裡的研究環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
  後來的實驗都證明,九次計算的結果是正確的。
  發憤苦戰的歲月,也正是全中國極度飢餓的時候。在所裡,有時候干到深夜,忽然見一個同事拿出幾個火燒,大家便一哄而上亂搶起來。年紀稍大的鄧稼先忍了半天,嚥著口水說,你們吃,也給我留一小塊吧。飢餓往往使一切身份失態。在當時,拋開信念,僅從生理角度講,能填飽肚子,便是最大的願望,也是最大的滿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還在津津有味地談論著那幾塊少得可憐的火燒。似乎雖然不能經常吃到火燒,但僅僅從嘴裡多說幾遍,便能滿足那種飢餓難耐的慾望。
  1959年的三八婦女節,食堂只給女同胞會餐。飢腸轆轆的男子漢們聞著食堂飄出的香味,止不住一個勁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歎道,唉,今天我要是婦女就幸福了!鄧稼先一聽,說不出話來。臨到下班,他對滿屋子的男人們說,走,我請客。辦公室裡頓時一片歡呼。到了城裡,鄧稼先花了十元錢,眾人在飯館裡狼吞虎嚥,猛吃了一頓。
  1962年9月,九所提交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初步理論設計方案。

  第74節: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1)

  第二十章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炮轟學在中國還是空白—— 做成第一塊聚焦元件:坐標一號—— 一個窩頭兩個人分著吃——「從振興民族這一點來說也要幹好」—— 兩個方案的爭論—— 事實說話,民主決策——以陳能寬方案為主取得成功—— 王淦昌方案後來也做成了爆轟物理試驗研究,有兩個目的,首先是驗證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對部件進行動態考核,從理論與實驗結合上來完成和完善理論設計;其次是要靠試驗來解決原子彈研製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摸索產品設計的基本規律和各種參數的設計方法,解決理論計算無法解決的科技問題。
  1960年1月,經中央軍委批准,九所同當時還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列傑涅夫商定,開始在工程兵科學實驗場一角建設小型爆轟實驗場,代號為17號工地。實驗場位於燕山山脈的長城腳下,曾經是一片古戰場。4月上旬,當試驗場工程正在緊張修建時,為了搶時間,吳永文就領著人馬在臨時工棚裡開始了試驗。參與初期爆轟試驗的孫維昌說,我那時剛到二機部報到,宋任窮從蘇聯一回國就來看我們,說是蘇聯靠不住了,中央決定自力更生。我當時任二室副主任,陳能寬任主任。我主要分管炸藥成型工藝的研製工作。吳永文副主任先到西安抓雷管研製工作。一開始,我領著二、三組的同志消化蘇聯設計二分廠各子項的資料,提出了一些疑難問題,請蘇聯專家答疑。可是,凡涉及到工藝、炸藥、材料等方面的技術問題,蘇聯專家都是一句也不講。我們當時通過總參借用工程兵的試驗場,叫17號工地,在官廳水庫那邊,加工工房才剛開始建,但上級要求我們五一節前一定要拿出炸藥柱,打響第一炮。看樣子五一節以前工房還交不了工,我們只好搭起帳篷做工房,在帳篷裡搞注裝炸藥。那時我們國內就兩種注裝炸藥,主要的單質炸藥一個是TNT,再一個就是黑索金。容器都必須用鋁和銅的,不能用有色金屬的。那時候沒有啊,我們就到新街口商店去跑,買那些鋁盆鋁鍋鋁勺什麼的。熔藥桶是兩層的,夾一層,中間要通蒸氣。我們在車間焊接這個熔藥桶時沒有模具,就想了個笨辦法,用牛皮紙把它捲成圓筒,然後把炸藥熔化以後裝在圓筒裡邊,成了。4月份的一天,上游又是大風又是大雨,下來一場山洪,把我們的帳篷工號都沖掉了,我們剛焊接好的熔藥桶也都給衝到了官廳水庫,去找回來一看,全碰壞了。大家心裡難受,也不能就這麼算了,只好重新搭起帳篷,不分白天晚上,在那從頭開始搞。到4月底的時候,我們終於做出了兩三發藥柱,打響了第一炮。隨後,邊生產邊研製出各種不同規格的炸藥零部件,滿足了四、五組同志做爆轟試驗的需要。在這期間,我們上了混合炸藥,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這個時候就遇到一個要解決質量上縮孔的問題。藥柱不能有縮孔,也不能有裂紋。我們加工車間條件不具備,做不了那個球,因為球模具要求精度很高,特別不好做。我說我回我們廠子去吧,回娘家求援去。回到我們廠子,把情況一說,廠長書記二話不說就給了兩套小球模具。我本來跟他們說明白了,我們該交多少錢就交多少錢,但他們一聽我們是搞這個東西的,不要錢,白送。
  爆轟現象的發現可追溯到1881年。中國是黑火藥的發源地,有許多應用進展,但以高能炸藥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爆轟學,在中國一直都是空白。當時為爆轟實驗提供炸藥部件的工程師張壽齊說,爆轟試驗開始時,熔炸藥用的蒸氣鍋是在護國寺買的一個普通的茶水爐,熔藥桶是從工程兵借助來的,用馬糞紙做的藥模代替金屬藥模,用人工攪拌代替機械攪拌。蒸汽熔化的炸藥氣味刺鼻,毒性大,帳篷裡滿是霧騰騰的粉塵和蒸汽,讓人窒息,但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盡快攪拌,只有這樣,炸藥部件密度才能均勻。靠這些土辦法澆鑄出了第一批炸藥部件。17號工地那裡正好是個風口,一颳風,就沙塵呼嘯,什麼都看不見、聽不見,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啟爆線要不斷跑到工號去烤手,否則手凍僵了,接不上。

  第75節: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2)

  劉文翰1960年從北大數學力學系畢業後,於9月份到九所報到。按那時的規定,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先要下放勞動一個月,劉文瀚下放的地點是在順義縣。雖然是強度很高的體力勞動,但糧食定量卻一下子從36斤減到28斤,有些同學餓得不行,只好到地裡撿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並不是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從洞裡挖出好多糧食來。一個月後,劉文瀚來到了二室主任陳能寬手下,搞爆轟試驗。
  劉文瀚說,過去有這樣的說法是不妥當的,說美國搞原子彈用了多少年,蘇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國用的時間短。美國的洛斯?阿拉莫斯是1943年成立的,到1945年爆炸用了一年七個月,而我們從1960年到1964年用了4年。美國是從無到有,響不響從來不知道,而我們是知道了肯定能響,並且也多少知道一點怎麼把它弄響,因為蘇聯專家講過一點基本的東西。搞科學就要有科學態度,只憑時間,說明不了什麼問題。說到當時搞爆轟試驗這個事,爆轟屬於流體力學裡面的不定長運動,當時國內沒有教材,國內專家只有郭永懷一個人,我們剛開始提出的口號是邊干邊學,幹成學會。那個時候我們自背行李,冬天兩床被子兩床褥子都要背著,打一個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車,中間換一趟車,到西直門火車站,在東華園下車。一下車就發現塞外情況跟關內不一樣,黃沙撲面,有時沒車接,自己要扛著行李卷迎風走20里地。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個軍營,一共有二三十人在裡面住,三張大通鋪,每人不到二尺舖位。一天只吃九兩飯,還不夠我一頓吃的。我們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餅,長期挨餓,不知道飽餓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要走六里地去試驗場。
  劉文瀚說,試驗場有一個碉堡,山上還有烽火台。我們是搞啟爆元件的,原子彈要用炸藥來引爆,要實現同步啟爆,一塊往裡壓,才能把裡面的核材料從亞臨界狀態壓到超臨界狀態。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兩塊鈾-235都是亞臨界的,對在一起就是超臨界。兩塊一對,接觸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馬上就推開了,核反應就馬上停止了,你必須把這兩塊壓在一起,讓它有足夠的反應時間,後邊就靠炸藥來推,這就叫槍法式,美國投在廣島的原子彈,就是槍法式的。它的結構簡單,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國還在長崎扔了一顆內爆壓緊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須在一個炸藥球面上同時啟爆,這是一個比較難的事。完全靠計算算不出來,只好從試驗入手,當時我跟陳能寬一起做這個工作。那時只有兩台上海出的手搖計算機,我手搖計算機的技術是相當過硬的,後來我練得比電動計算機速度可能還要快一點兒。第一塊聚焦元件是陳能寬起的名字,叫坐標一號。這個坐標一號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國自己的,而真正攻關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這一代年輕大學生。第一次試驗就證明,通過坐標一號聚焦是可行的。不過,當時在我們九院內部也有爭論,因為這個問題在國外現成的資料裡沒有人給出現成的解法來。王淦昌認為這個問題還要探討一下,陳能寬堅持可以走這條路。結果第一炮做試驗就證明這條路是可通的,這是一個躍進。雖然沒有達到坐標一號各個部位同時打在球面上,但說明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陳能寬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別好,有一次我們晚上算數據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這,他也沒回家。我倒沒關係,因為我住單身宿舍,我可以陪著他算。那時候是餓著肚子算的,到半夜陳能寬感到有點兒疲勞了,我也疲勞了,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窩頭來,說這個是我晚飯省下的。他拿窩頭分給我一半,說吃吧吃吧。我當時還不好意思吃,因為糧食定量那麼緊張,人家陳能寬是很有名望的專家。他說不要客氣,吃完了咱們還得算呢。結果吃完了以後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陳能寬說他1947年出國的時候,輪船上所有不文明行為的警句,像不許隨地吐痰不許大聲喧嘩之類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寫,他挺生氣的。那天他想去理髮,船上的理髮師說沒時間,後來別人告訴他其實是不為有色人種服務,可是日本人例外。陳能寬說國破方知人種賤,他說咱們這事兒一定要幹好,從振興民族這一點來說也要幹好。
  陳能寬是在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畢業的,原來學的是礦冶系,1947年到美國耶魯大學,學的是物理冶金系,隨後在耶魯大學念完博士學位,當時他做的畢業論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屬物理,即所謂金屬單晶體的換型形變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來,但是由於發生了朝鮮戰爭,中美關係緊張,中國留美學生回來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時都沒有回來。在美國留美的中國同學組織了一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盡量爭取得到美國社會上的支持。當時是麥卡錫時代,美國搞了一陣子反共排華,最後還是周恩來在日內瓦談判,雙方交換平民他才回來。

  第76節: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3)

  陳能寬說,1950年我拿到博士後,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美國不讓中國留學生回來。我在學校和西屋電氣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後,一大批留學生都回來了,從香港進入深圳,當時那裡還是個小村子,但是感覺特別親切。回到中國後,我先是到了中國科學院的應用物理所,1960年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回來以後到金屬所,沒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裡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兒了,科學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麼的,轉來轉去的。那對我老伴怎麼說呢,就只告訴她我現在調到一個保密單位,做什麼工作不能跟外面講。一開始到了九所,他們總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說,繞彎子,只告訴我是做原子能在國防中的應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這方面的工作。在當時,「原子彈」這三個字兒是不能講的。本來我的專業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領導說我沒搞過,怕幹不好。不記得是李覺、朱光亞還是錢三強,當時聽我一講就笑了,說你沒搞過,中國誰搞過啊?你現在就主要做爆轟方面的工作。我這時也只好改專業了,國家需要嘛。不懂怎麼辦?邊干邊學,能者為師。利用自己過去掌握的一些基礎知識,採用一些自然科學的方法,查文獻,分析問題,跟大家逐步學習。王老王淦昌當時管我們二室,他非常支持研究和試驗,但當時他也對坐標一號這個方案有點兒懷疑。坐標一號只是其中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當時困難還很多,那麼,方向是不是對,能不能達到聚焦目的?究竟該選哪一種方案?下這個決心不容易,要說服這些領導拍板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王淦昌來到九所後,分工主管爆轟試驗工作。在陳能寬提出坐標一號聚焦方法之後,他提出的是另一種聚焦方法——炸藥透鏡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把分散的球面爆轟波調整為平面波,再使爆轟波從平面變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講,這種方法肯定能夠實現爆轟聚焦,沒人懷疑。後來經過調研,瞭解到美國當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彈就是這麼做的。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藥的及時研製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彈技術攻關時的常規做法。九所領導對兩種爆轟聚焦方法都很重視,都給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術途徑的選擇上,專家之間仍然存在分歧,有時爭論很大。對此,二機部黨組研究後認為:對哪一種主張都不能壓,對專家們的分歧要進行疏導,要根據實際科研工作情況,依靠專家集體討論決定進退和取捨。據此,所領導組織力量對兩方面的攻關情況進行了檢查,發現啟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穫,進展較快;炸藥透鏡聚焦研究進展也不錯,但因高低爆速炸藥研究難度比較大,存在不少問題。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長郭英會主持召開聚焦技術途徑決策討論會,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鄧稼先、陳能寬、周光召等所領導和科學技術專家以及具體負責研製任務的科研人員參加了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在認識基本一致的基礎上確定:產品內爆聚焦方式,以啟爆元件聚焦研究為主攻方向,炸藥透鏡聚焦研究為輔。
  1961年下半年,啟爆元件聚焦研究繼續獲得進展的同時,高低爆速炸藥工藝的研究也有進展,實現炸藥透鏡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藝製成的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比較肥碩,體積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藥工藝的研究客觀條件比較差,一時難以成功。經過再三研究決定:第一個試驗性產品內爆聚焦方式採用啟爆元件聚焦。由於決策的科學、民主、周到、穩妥,王淦昌雖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採用,但最後還是放棄了炸藥透鏡聚焦方案,轉而和陳能寬一起指導青年科技人員設計、調整啟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導的泡沫炸藥等方案後來在70年代相繼研製成功,並在其後的核武器研製中派上了用場。陳常宜說,那時採用了坐標一號方案,是因為我們當時的條件有許多限制,最後權衡利弊之後才這樣定的。實際上陳能寬的方案和王淦昌的方案後來都搞成了,都很好。
  做出上述決策後,九所爆轟實驗室集中力量開展啟爆元件的設計和試驗工作,在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打了百餘炮,設計調試成功了第一個啟爆元件,並通過對爆轟傳播規律與驅動規律的研究,於1962年底完成了啟爆元件的定型。
  谷才偉說,記得當時王淦昌先生想搞炸藥聚焦,陳能寬很為難,找吳際霖說他很不好辦。吳際霖說,他們有意見,不用管它,你不好談,我來講。後來開會拍板,上坐標一號方案。王淦昌後來一直對吳際霖有意見,當然了,這都是工作上的,也很正常,他到1965年還在黨委會上說,我有意見,你不支持我搞什麼什麼。當時也沒人吭氣。

  第77節: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4)

  在17號工地,最緊張的時候一天要打幾十炮,有時候還沒有水喝。劉文翰說,當地老鄉告訴我們,這地方過去經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覺,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發現有一頭灰狼進來了,就繞我們那個大通鋪轉了兩圈,猛一下子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窩裡面,嚇了我一大跳,大叫一聲狼來了,結果把其他人都嚇醒了,說劉文翰你怎麼回事?我這才知道是剛剛做了一個噩夢。原來是我旁邊那位同事叫謝志忠,他冷,腳丫子伸到我被窩裡來了。我過去從來沒看見過炸藥,第一次看到黃色炸藥的時候,讓我抱著走,非常害怕,好像這炸藥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劉敏一起看著炸藥,看別人沒有來,又害怕它炸了,我們就把門給鎖上了,後來別人取炸藥開不了門,只好用鋸鋸開。炸藥工房冬天非常冷,還不能穿皮鞋進屋,怕你把沙子帶進去,我們要把皮鞋脫了,光著襪底兒進到裡邊去安裝。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們一起去安裝,到裡邊看了看。哎呀,這裡邊實在太冷了,怎麼這些同志都是光著襪子進來的。趕緊給他們一人買一雙棉鞋,專門做工作鞋吧。這王淦昌說了話,我們的工號裡頭於是就有了棉鞋了。科學家中,一個王淦昌,一個鄧稼先,平易近人,從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別的人沒法跟他們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樣的氣候裡,不說違心話是很難生存的。
  劉文瀚說,一開始接觸雷管的時候更緊張。我們用的雷管是高壓雷管,這種雷管對摩擦感一般來說不是太大,摩擦和衝擊感都還好一些,但是對於靜電的感應是非常靈敏的。咱們身上穿的化纖衣服,碰到那個帶著靜電就可以把它引爆。這種事故不是沒發生過,我們開始接觸雷管的時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時候還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房子裡邊的儀器開動了,人員就撤離,然後就打炮。等啟爆儀器按鈕按下去,外邊炮響了,於是你感覺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按下去,炮沒響,那對不起,誰插的雷管誰拔去。去排啞炮,去拔雷管,這個就更害怕了,因為雷管經過一次衝擊,你再拔,弄不好就要響了。所以那時候我們去拔雷管的時候,大家手隨時都要接地,接地就是把靜電放掉。等把雷管拔出來以後,心裡邊的一塊石頭落地了。冬天打炮的時候插雷管,手裡有潮氣,插雷管的時候就和雷管凍在一起了,磨擦引爆那是非常危險的,李國珍在做試驗的時候,這邊做試驗,沒有看到他在溝裡撿電纜,差點發生人身傷亡事故。每次做試驗的時候還要把我們的裝置抬起來,對著那個孔,外邊還要堆上沙堆,把藥柱放在上面。試驗完還要重新鏟土,把它堆起來。後來才想起來,做個木支架不就行了?有的發明看起來很簡單,但在實踐中你要走很長的路。舉個例子,17世紀就有眼鏡了,但都只是夾在鼻樑上,直到20世紀初才知道還可以做兩個腿支在耳朵上。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試驗,就是拿塑料棒往衣服上稍微打一下,距離雷管還有很遠呢,雷管就響了。所以,插雷管的人不許穿化纖的衣服。在青海的時候,比較乾燥,有的人就被炸死了。

  第78節:第二十一章 再困難也不能不管(1)

  第二十一章
  再困難也不能不管
  接二連三告急—— 好多東西是不能停的—— 兩個大局都得兼顧—— 一萬多人離開—— 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烏蘭夫說,我們內蒙古再難也不能不管這廠子吃飯—— 幹事業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闖——令人深深懷念的劉允斌
  在剛剛起步的原子彈製造領域,蘇聯專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對正急於挺直腰桿站起來說話的中國人而言,不啻於當頭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饑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機。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葉扁舟,又破又漏,隨風飄搖,充滿了危險。
  1960年11月,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大幅度調整,其中一項重要措施便是壓縮城鄉人民的糧食定量。全國人民要勒緊褲帶過日子,核工業戰線的職工不能例外。劉傑說,核工業多數單位地處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條件很差。酒泉廠在戈壁灘上,風沙大,氣候乾燥寒冷,四鄰無靠。青海廠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氣稀薄,年無霜期僅40天,常年離不開棉衣。這兩個廠的職工在勞動和工作中的體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糧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酒泉廠等單位恰恰處在重災區,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斷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接二連三發來告急電報,其中一份竟說庫存糧只夠吃七天的了,後來又說僅剩三天的口糧了。一個擁有三萬多人的建設工地,如若斷炊,那將是何等可怕的災難。那是一個孤懸在戈壁荒漠上的單位,倘若驅車數十公里去借貸,同在一個困難地區,人家的倉庫存糧也不會多,能拿出多少糧食來借給你?即便借給一二十萬斤,也只能湊合三幾天。搞代食品,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精神可嘉,但是戈壁灘上無樹皮可剝,無野菜可挖,就只有一點稀稀拉拉的駱駝草,那時職工講笑話,說駱駝草籽還有羊肉味。但以後一化驗,駱駝草籽含單寧很多,人吃了不行。這一下連草都沒有了,怎麼辦?這還不算,在糧食供應脫節的同時,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領導劉昌、周秩等人給劉偉副部長髮來特急電報說:工地氣溫零下25.5度,我廠用煤十分緊張,庫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運不進來。1月2日到11日,從新疆柳樹泉車站發出1050噸煤,至今只收到200噸(正常情況2天即可運到)。並且發現玉門東、酒泉、柳樹泉車站已卸去我廠235噸煤,其中125噸是根據烏魯木齊鐵路局6日5012號命令卸的,據我廠催運人員反映,烏局管轄的幾個車站仍在繼續卸車,現在追查中。鑒於以上情況,我們已派出幹部沿途查詢押運,如不能很快進煤,不僅全廠吃飯、采暖即無煤用,更嚴重的是倉庫裡的國外設備有凍壞的危險。請部通過鐵道部制止有關鐵路局和車站卸車,並協助我廠早運煤進廠。
  周秩當年在東北剿匪時,曾繳獲了謝文東的戰馬,1957年7月,他從解放軍後勤部宣傳部長的職位上調了出來,擔任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廠長。周秩說,我們剛到這個戈壁灘創業,腳跟還沒站穩呢。那時候風沙很大,我們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車,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颳風都是灰塵。人們說,這裡風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帳篷裡,一颳風就得起來拽著帳篷,要吹跑了就連個遮身的篷子都沒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難,用火車、汽車運,一噸水等於一噸汽油的錢,那真叫滴水貴如油啊。早上用過的水不能倒掉,留著晚上再用。特別是進去以後的第一個冬天,什麼都缺。冬天在帳篷裡睡覺,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蓋上被子,我們叫全副武裝睡覺。火爐到半夜滅了,火爐上頭的那壺水到早上就結冰了。早晨睜開眼,被子上枕頭上都落了一層沙子。1961年冬天,糧食已經很緊張了。當時是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在戈壁灘上尤其嚴重。那時我們職工大概一個月才二十多斤糧食,那算多的了,後來連這點也分不到了,最後只剩了幾天的糧食了。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飯。那時候炊事員的權力也是很大的,他那個勺子舀深一點兒舀淺一點兒都不一樣,舀深一點兒你就吃得飽一點兒,舀淺一點兒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過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頂點兒飽。到了晚上實在餓得不行了,怎麼辦呢?我們那時就買些醬油膏,泡一碗醬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覺。我們全廠的人,包括我在內,全部浮腫了,臉上身上一按就是一個坑,一按就是一個坑。向上級報告了之後,從南疆緊急給我們調糧食,我們把全廠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車調去運糧,從南疆運到吐魯番火車站,再運到我們那裡。從南疆運到吐魯番來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運一趟。這樣陸陸續續運了兩百多萬斤糧食過來,算是救了幾天的急。那時確實特別緊張,幾萬人在戈壁灘上,周圍幾十里地沒人煙,往外疏散都很難。
  二機部副部長袁成隆當時在底下蹲點,主要在蘭州鈾濃縮廠和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這兩個廠來回跑。袁成隆說,那個時候啊,正是國家最困難的三年,西北一帶那更困難,沒糧食吃。中央很著急,很關心我們這倆廠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來,要撤,堅決主張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趕緊撤出來。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證。他這意見也是有道理的,國家到處都是困難,哪兒弄糧食去啊。但這個廠的廠長周秩跟我商量,他說咱們不能撤啊,一撤這廠子就完了,將來就難辦了。我同意他的觀點。我說咱們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設費好大勁啊,好多東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將來就不能再開了。我們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鋒那時候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他到我們的廠子去看了。後來還是地方想辦法,擠點糧食給我們,把廠子保下來。
  那時人們受處分最多的一個原因,很少會是別的,就是因為一個吃字。一個姓高的醫務室主任受到處分,是他到食堂幫廚時多吃了21個饅頭。從四川運鹹菜的車皮到達車站,保衛科長的妻子聽說後,帶著幾個學生去撿吃已經發臭的鹹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牽連。一位曾兩次到蘇聯實習的技術骨幹,也因為將食堂的兩個土豆悄悄地裝進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會小會指名道姓的批評。
  困難時期,廠子裡連汽車也停了,人們上下班都是步行,沒吃的,就在兜裡放兩個土豆,走到廠裡的時候已經餓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糧食沒了,土豆眼看也沒多少了,周秩就給中央打電話,甘肅省在自己極端困難的處境中,僅用三天時間就給他們弄了一列車土豆。因為是冬天,土豆從外面天寒地凍中拉過來,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給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壞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總放在外面。所以,火車到了以後,就趕緊把土豆給大家分下去。每個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後,也沒辦法保存,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沒有鍋灶的人便在辦公室裡砌了個小土爐子,拿洗臉盆洗腳盆當鍋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後再放進旅行包裡。

  第79節:第二十一章 再困難也不能不管(2)

  西北的幾個廠子連連告急,事情報到上頭,薄一波找到劉傑,警告說,劉傑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話就趕緊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來,那時還沒糧食的話你怎麼辦?
  劉傑說,我一聽,更感到問題的嚴重。聶總知道了,也說劉傑啊,你要照顧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國家困難,糧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簡,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種緊急情況下,我們也適當地減了一些人口,鼓勵有門道的人自謀職業。也有很多人不辭而別了。長期營養不足的必然結果是職工體質急劇下降,疾病環生。由於糧食、副食品匱乏,環境惡劣,加以職工與家屬長期分居等困難,二機部系統的職工隊伍不穩固,自動離職逾假不歸的估計有一萬餘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和在這裡施工的建築職工有五千來人走了。但不管怎樣,我們力求不影響最關鍵工程的進展。我們提出保人、保機器,大家兩隻手,左手抓生產,右手抓生活。最後沒辦法了,發槍發子彈。發槍彈幹什麼,打黃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魚,搞生產。有些做法今天看來是很不好的,破壞生態,危及野生動物,但在當時情況下確實顧不了這麼多,只能想盡法子把難關渡過去。
  蘇耀光是九院實驗部副主任,他說,我們設計組有一個人,到「文革」時,被人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找我調查,我說,這個人業務很好,責任心強,沒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啊。對方說,他罵街。我一聽,想起來了,原來是他在困難時期,吃的一個窩頭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氣得在那裡罵娘。我就對調查的人說,他並沒罵社會主義,也沒罵黨,他罵的是偷吃窩頭的那個人啊。
  刁仁文說,最困難的時候,人們實在熬不住了,許多工人從海晏縣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樣死在路邊了。廠裡趕緊派人去對這些人進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沒人知道。
  西北的廠子難,內地的人們也不好過。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難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餓得浮腫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劉文翰說,在生活困難的時候,有些同志到部隊的廚房撿菜幫子,自己煮著吃。陳常宜是我們的組長,帶著我們去老鄉地裡撿豆子,拿洗腳盆煮一煮吃了。他們到官廳水庫去炸魚,撿回來以後煮著吃,還撿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國防科委運來一些黃豆,還打了一批黃羊給我們吃,算是十分難得的了。
  說到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核工業,不能不說劉允斌和他所在的包頭核元件廠。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把一批高幹子女和烈士遺孤送到蘇聯去學習。前後出去的有毛澤東的三個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兒朱敏,劉少奇的三個子女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若,林伯渠的女兒林莉,林彪的女兒林小林,高崗的兒子高毅,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張太雷的兒子張芝明,陳昌浩的兒子陳祖濤,李碩勳的兒子李鵬等。1939年,周恩來去中央黨校講課,從馬上摔下來,右臂骨折,中央讓他去蘇聯就醫,就由他帶領一批烈士和高幹子女乘蔣介石的私人飛機,從延安出發,經蘭州、過迪化(烏魯木齊)前往蘇聯,劉允斌就是這批學員中的一員。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後來又搬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與數百名各國兒童生活在一起。
  劉允斌在中學期間連跳兩級,後來考進了莫斯科鋼鐵學院。之後又到莫斯科大學化學專業讀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來就留在本校任高級研究員。劉允斌的俄羅斯妻子瑪拉是他讀研究生時的同學,他們有兩個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婭。劉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專業學養,他不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譯任務,而且在研製氫彈聚變材料等重大項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姚乃興說,劉允斌個子不高,老戴頂禮帽,鼻子尖尖的,看起來像外國人。他太太個子也不高,臉圓圓的。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當高級研究員,一個月大概1800盧布,中國代表團來蘇聯,他過來做工作,給他開700盧布,他不計較。吃飯常叫他過來吃,他不吃,總是回家吃。我們中國人喜歡灌酒,那時老灌劉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劉允斌。有一次吃東西,她問是什麼,我們說是青蛙,她一聽馬上吐了。還有一次把劉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們一起回家。他那個家現在已經變成市區了,過去是莫斯科郊區地鐵的最後一站。也像我們這樣的宿舍,標準式的一排一排,他家裡兩室一廳,很小的。家裡我唯一認得出來的,就是掛了不大的一張劉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說了好多劉允斌多麼好的事情。她說這個克裡木(劉允斌)沒有一點架子,後來他們知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人物的兒子,好女婿嘍。她說他不喝酒,不打老婆,還幫助干家務活,所以她特別喜歡他。劉允斌為人謙和,人要走過那個門,他一定飛快跑過去,把門拉的直直的,讓人一個一個走過去,他最後一個走。電梯來了他搶先去按,而不是搶先走。他那時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級研究員,是國家主席的兒子,能老是這樣做,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80節:第二十一章 再困難也不能不管(3)

  整風反右派不久,劉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組來了,跟大家一起搞向黨交心運動。王方定說,我們也得交心嘍,交到最後,都吃驚不小,說我這個人怎麼這麼壞呀。1959年的時候,組織上要劉允斌決定,要麼老婆來,要麼離婚。但他老婆不願意來中國,說中國太窮,吃草,結果只好離婚。瑪拉1998年去世了,兩個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國來看看,沒有結果。那時候我們對劉允斌的印象好極了。從對劉允斌的印象好,推導到對國家領導人印象好。這劉允斌真是一點兒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國家主席的兒子。他只是樣子長得有點兒像。讓他一個人住一間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間房。他到中南海去,回來什麼東西都不拿。他對自己的要求,比我們還要嚴格。當時陳伯達的兒子回來後分配到九院。他不會說中國話,就經常跑到我們試驗室來,與劉允斌聊天。劉允斌說,首先你要學中文,中國話你都不會說,回來怎麼辦?後來陳小達到北大中文系去學習。劉允斌到包頭核元件廠也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所以我們都把到西北去不當一回事了。
  馮澤君說,1955年我大學畢業後,先跟蘇聯專家學習了幾年,後來調到新成立的二機部就是後來的核工業部。原來的二機部是搞航空的,後來合到一機部去了,成為一個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報到時,研究所正中是四塊大草坪,草地上還亂堆著一些石頭,四周小樹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樓是所長錢三強、副所長王淦昌、彭桓武、趙忠堯和一些職能部門的辦公室。北面大樓是圖書館、閱覽室、階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劉允斌都在這座大樓裡工作。大草坪的東邊是電子加速器大樓、西邊是重水反應堆實驗大樓,每座大樓都有代號,如反應堆大樓叫101,加速器大樓叫201等等,再遠一些的建築物,就是眾多的研究室和實驗室。我第一次認識劉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幾個同事去食堂吃飯,從草坪旁邊的小路走過,有人輕聲跟我說,喏,那就是劉少奇的兒子。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見他和一位戴眼鏡的女同志在談論什麼。出於好奇,我們駐足觀看。劉允斌和劉少奇長得很相像,只不過是多了一副眼鏡、個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著相當樸素,而且顯得有些陳舊。煙癮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靜靜地聽那女同志講話,直到她把話講完,他才發表意見。劉允斌那時是核化學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蘇聯學習時就和劉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運動員,雖然是位女性,但她身體素質很棒,常愛和小伙子們一起踢球。朱培基說,那時候劉允斌煙癮很大,他說他是從小學會抽煙的。小時候父親參加革命顧不上他,把他寄托給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長工一樣跟著下地勞動,非常之累。以後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來抽袋煙歇歇氣,就也學著抽煙,為的是趁機歇一會兒。他還說,冬天天氣很冷,還打著赤腳。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爺幫他找到父親,並許願將來要修一座廟作為報答。他很樸實,熱情,常常幫我們這些剛來的人向所裡交涉事情,為我們作翻譯,常常不動聲色地去幫助他人。每當中午休息去三樓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時,他總是順路叫上顧國英。飯後為我和顧國英買兩塊巧克力,他自己卻不吃,說是不喜歡。在蘇聯我和劉允斌、顧國英學的都是屬於保密範圍的與鈾、鈽工藝有關的分析方面的內容;關景素是科學院系統派出去的,和我們在一個研究所裡,但學的卻是與核工業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離,整天呆在實驗室裡學不到什麼東西,結晶、重結晶,週而復始,於是空下來就常常幫同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照顧實驗。劉允斌知道了情況,就主動去和蘇聯的所方聯繫,想把她轉到與原子能有關的專業方面來。所方回答說這是中方的意見。他又去找管我們的商務代表陳征同志。幾經交涉國內還是回復說不宜參與保密工作,他這才作罷。他為關景素做了許多事情,卻從未和關講過。我們的實驗有時需要晝夜連續做。有一次該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銹鋼小盤上的樣品烘乾測量。當晚恰巧在列寧山下體育場有足球比賽,劉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歡看足球,便主動提出要和我換值班,讓我去看球賽,我不肯換。於是他幫我弄了個自動收集滴出液的裝置。這樣,我倆一起去看球賽,散場之後又一起趕回實驗室進行測量。我們在實驗中用的注射器漏氣,我說國內的好用,他馬上說,讓媽媽幫我們寄幾支來。並很快寫了信回國,不久我們也就用上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媽媽,喊起來是那麼親切。而我們工作上需要的東西王光美也能及時地買了寄過來,難為她能把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搞的這麼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點忘了,常常是念半邊。有一次在給訪蘇代表團做翻譯時,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裡通信時,常常來問我中文該怎麼寫。他也常常順便說一些家務事。他寫信給父親討論關於瑪拉要不要跟他回國的事。他父親要他尊重瑪拉本人的意願,不要勉強她,儘管他們當初結婚時說好要和劉允斌一起回國的。他遵照父親的叮囑,決定隻身一人先回國。我們都計劃坐火車,為的是途經貝加爾湖區等地,可以領略一下大片蘇聯東部國土的風光。臨行他決定坐飛機,並說,最好是一上飛機就睡覺,一覺醒來就換了人間。結果真的隻身一人回國,什麼都沒有帶,連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給了他的岳父。

  第81節:第二十一章 再困難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說,劉允斌和瑪拉一起學習長大。儘管他已是蘇共黨員,蘇聯當局仍然勸他倆從心愛的原子能專業退出來,改學化學動力學和表面化學。取得副博士學位之後,他轉到中國派出去學習原子能專業的隊伍當中,每月的收入減少了許多,這對他有一家六口的開支來說不能沒有影響。岳父是老紅軍,對獨生女兒要求很嚴,但瑪拉仍喜歡到克里姆林宮裡去看醫生。臨到要回中國時,她又猶豫起來,不願離開父母,又考慮中國沒有莫斯科大劇院,看不到芭蕾舞。對於這些他並不贊同,但他還是按父親的教導做了:放下一雙可愛的兒女,先行回國。第二年瑪拉來北京探親,當時他還在拿未定級前的100元工資。需要安排陪瑪拉到處走走看看,瑪拉還想買中國特製的開士米連衣裙,劉允斌沒那麼多錢,可他寧肯向我們借錢也不肯開口向家裡要。後來儘管瑪拉對他的接待非常滿意,對中國的水蜜桃讚不絕口,但還是回去了,不肯留下來。又過了一陣子,只好經過部領導批准算是離婚了。劉允斌回國後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學工藝研究室當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沒有架子。他曾對我說:你要想讓別人做什麼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掃衛生、保持實驗室清潔,你只要拿起抹布來擦就行了。他喜歡吃辣的,已經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還是不停地說,好吃,好吃。1960年困難時期發給他的一點補助油、黃豆什麼的,他都拿來讓我幫他做了一塊吃。當時所裡的高幹子弟就有家裡來汽車接回北京城裡去過週末的事,他卻總是和大家一起擠班車進城。有一陣子沒有油,班車停開,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鄉去乘火車回家。聽他說,困難時期因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別的領導人家裡更加緊張。1962年據說要調什麼人去包頭建立鋰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劉允斌主動表示願意去。我和他談起此事時,他說:我爸爸總是教導我們好男兒志在四方,要幹事業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闖才行。
  劉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張誠當廠長的包頭核元件廠。劉允斌到了包頭工廠,把原來準備遣送走的、社會關係不好的技術人員都通通留了下來,團結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麼上試驗。
  核元件廠也已經嚴重缺糧了,一天,包頭市副市長把張誠找去,說倉庫裡面的糧食只有很少一點了,你趕緊派人把糧食領走吧,不然的話,你們吃飯都不能保證了。當時國家實行糧食計劃供應,許多地方和部門就虛報人數,有1500人,卻往上報2000人,不這樣的話,上面撥下來的糧食就不夠吃。烏蘭夫聽匯報時瞭解到核元件廠的糧食困難,就表態說,我們內蒙古再困難也不能不管這個廠子的吃飯。烏蘭夫當即確定給包頭核元件廠40頭奶牛,500頭羊,500頭豬,還叫廠子裡搞養雞廠,確定給他們80%的細糧。另外還給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廠子搞基建。
  工廠初創時期,周圍有很多土地,種了大面積的土豆。因為餓,人們收土豆的時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裡面堆了些土豆,人們打完飯之後,就蹲在那個地方吃。有一次,設計處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邊吃飯,一邊順手拿了兩個土豆,裝進大衣口袋,恰巧讓食堂的人看見了,上來就是一頓搜。處長苗志峰得知此事,就開會批評。事情匯報到副廠長楊樸那裡,楊樸說不要這樣,不要批評,不就是拿了兩個土豆嘛,又不是什麼大事,你老批評不好。
  國家困難,很多人餓著肚子,劉允斌自然也一樣,餓得臉發青,腿浮腫,前胸貼後背。他父親雖然貴為國家元首,也同樣停止了吃肉,減少了副食。劉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蘇聯妻子的話——中國人太窮了。
  1967年,劉允斌被誣為劉少奇的黑孝子和蘇修特務,受到了種種批判與侮辱。
  過去一些曾受到劉允斌幫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頭別在一邊。一些平時經常來串門的人,現在充當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頭髮,給他坐噴氣式飛機,要他揭發劉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點來鐘,劉允斌被批鬥了一整天之後,滿身傷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臉,就和衣而臥。第二天,在家屬區西北方向的路軌上找到了劉允斌的屍體。
  好人不見得就有好報。劉傑說,劉允斌希望回國工作,但家屬孩子怎麼辦呢?劉曉去找他。他夫人瑪拉也是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說中國人吃草,太落後。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們去選人時徵求他的意見,劉允斌說同意。後來他下決心要回國了。在機場時,他樣子非常激動,他夫人不停流淚,兩個人擁抱親吻。他自己表示,為了祖國的利益,願意撇掉一切。張太雷的兒子就不一樣了,對回國一事斷然拒絕。「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劉允斌也遭到迫害,幾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對。當時我也逃來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裡找,還到旅館找我。可惜這麼好的一個人,後來竟然被逼得臥軌自殺了。
  劉允斌的兒子阿廖沙、女兒索尼婭和他們的母親瑪拉是事隔20年之後才得知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劉愛琴費了很大功夫,從到中國探親訪友的莫斯科同學那裡打聽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終取得了聯繫。阿廖沙說,我對父親沒有很深的記憶,那時我還太小,對父親的瞭解是在我成年之後。直到現在我也不相信父親會自殺。但我們一直思念著父親,姐姐對父親的記憶要比我多,她還寫過一首感情非常真摯的詩,就叫《懷念父親》。我外公外婆和母親都已經去世了,姐姐也嫁給一位美籍俄羅斯人,到美國定居去了。我現在在俄羅斯已經沒有幾個親人了,他們都在中國。
  阿廖沙先是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學院,後來被分配到蘇聯國家航天指揮中心工作。中蘇關係惡化時期,為了少惹麻煩,阿廖沙從上中學直到進入工作單位,都沒在親屬欄中填寫過劉少奇、劉允斌的名字。因為他身份的特殊限制,直到2003年4月他退役三年之後,才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鄉之路。阿廖沙說,我和妻子到了北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劉愛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著又到湖南老家認祖歸宗,後來還去了南京雨花台,為何寶珍奶奶獻花圈。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親切。我看著眼前的一切,時時在想,這就是我的祖國,我的親人,我的家鄉。他們令我自豪和感動。我的感觸難以用語言表達。我有兩個故鄉:中國和俄羅斯。我要盡力做一些有利於兩國的事情。

  第82節: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彈研製至少提前了一年(1)

  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彈研製至少提前了一年
  簡法生產,騎驢找馬——到株州收黃餅——全民辦鈾,功不可沒——科研報告不需要形容詞——整體的力量給我信心——越是出問題的時候,越是長見識的時候——「三結合」的能耐勝過一切——轉向英文資料,看到嶄新天地——提前超額完成兩噸二氧化鈾
  六氟化鈾是鈾濃縮廠使用的原料,它是由二氧化鈾經兩次氟化(也稱鈾轉化)而獲得。因此,研製生產六氟化鈾,必須從研製生產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開始。
  1960年春,蘭州鈾濃縮廠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可是,為鈾濃縮廠提供原料的幾個工廠的土建工程尚未完成,特別是應由蘇聯提供的四氟化鈾和六氟化鈾生產車間(廠)的主工藝設備,大多未交貨,建設速度滯後的局勢非常嚴峻。而鈾濃縮廠建成投產一段時間內,所需原料六氟化鈾從何而來?請求蘇聯援助,已經出現了不大可能的苗頭,唯一可行的就只有橫下一條心,自己組織研製生產了。
  白文治說,衡陽鈾礦冶廠這時還沒建好呢,劉傑只好召集二機部設在北京的五所——鈾礦冶研究所領導開會。李魁年是所裡的黨委書記,他帶鄧佐卿來參加了。會場上在座的有幾位副部長和局長,氣氛相當沉重,大家都很憂慮。劉傑要求鈾礦冶研究所用簡易方法,在最短時間內研製出兩噸二氧化鈾,然後生產四氟化鈾,由原子能所承擔六氟化鈾的研製生產任務。劉傑把這個做法叫做簡法生產,又叫做騎驢找馬。劉傑詢問鈾礦冶研究所有什麼困難,李魁年心中無數,不好表態,就叫鄧佐卿發言。鄧佐卿是工程師,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隨口說了句我保證完成任務。
  鄧佐卿最早在國務院第三辦公室時,是三辦原子能小組裡最年輕的成員,曾師從楊承宗做用乙醚萃取硝酸鈾□和制取二氧化鈾的實驗,後來又到蘇聯實習,具備了一定的研製二氧化鈾的專業知識和生產經驗。
  鄧佐卿說,楊先生對人特別和氣。當時我大學畢業才21歲,他很喜歡我,所以對我的培養、教育可以說是很周到。我看不懂法文資料,他就把法文資料翻成英文供我參考。過去我們每個人有一個大的黑皮本,一共200頁,工作、讀書都要求記錄在上面。實驗怎麼做的,出現什麼結果,有什麼現象,都如實作記錄,每天交給楊先生看。我做實驗的時候,楊先生站在後面,手把手地教。有時做記錄,我用一些形容詞,他認為科學研究報告、科學研究結果不能用形容詞。比如說萃取的過程非常好看或者說這個顏色很漂亮,這麼說就不行。顏色漂亮是什麼漂亮?非常好看怎麼個好看?不準確。你得寫這個是橘黃色或者是淡黃色,不要加很多這種形容詞去描述,科學論文沒這個形容詞。到了1960年,確定要搞這個簡法生產二氧化鈾之後,所裡叫我做技術總負責,我感到壓力很大,之所以敢接下來,是看到我們這二三十個技術幹部和一百多個工人構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的生產技術能力是不可限量的。那時候擺在面前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原料,要去調查瞭解一下,咱們粗製的黃餅是個什麼狀況,要運回來。我們就派田兆忠到株洲去選運。田兆忠很直爽,山東人性格,長得胖乎乎的,頭禿了。他小時候參加兒童團、武工隊,解放以後讀書,他大概是1958年大學畢業的,畢業過後就分到我們這裡。因為他辦事比較利索,過去幹過很多事情,可以克服很多困難,所以就派他去了。

  第83節: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彈研製至少提前了一年(2)

  田兆忠急忙趕到株洲,去找老百姓們用土辦法煉出來的重鈾酸銨。田兆忠說,株洲是重鈾酸銨即俗稱黃餅的一個小的集散地。我到那裡一看,是有,不過太簡陋了。在車站的站台上,就像堆放沙子一樣,亂七八糟堆放著那些黃餅,也沒有用帆布蓋一蓋。黃餅都風乾了,風乾就都成面了。一颳風啊,就呼呼的刮著走,掀起一片黃色。我感到很吃驚。這東西很稀缺,要許多許多礦石才能煉出一點點來,所以比黃金還貴,合二十來萬塊錢一噸,讓風隨便吹走了,多可惜,而且它有放射性,讓風吹的到處都是,對人對環境危害很大 。我見一家商店,一半賣著生活用品,一半就收購這個黃餅。有些人一邊吃著東西,一邊操作這種買賣,這太危險了。我除了對當地人宣講有關知識外,馬上發電報給所裡,所裡就派董靈英幫我,找了幾個分析人員,對產品進行分析化驗後,收購了一車皮運回來。
  從湖南運回的這批黃餅,保證了初期兩噸二氧化鈾的生產原料。其後,鈾礦選冶研究所簡法上馬,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批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研究所把後面的一座倉庫一分為二改建成生產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的簡易廠房。工藝流程自己設計,很多設備也自己造。
  李志恆說,咱的濃縮物功勞不小啊,當時,要沒有這個原料,我們就無法開展工作。但這些東西品位極低,顏色還五花八門,因為它不是一個廠出來的,是全民辦鈾的產物,有的含磷高,有的含鐵高,有的拿來就根本不像黃餅要增加預處理工序。但當時國內資料基本上沒有進行預處理的內容,我們也沒有從事過這方面純化的研究,可給我們的任務是,年底就要拿出合格的產品。怎麼辦?不能按常規走路,只能邊實驗、邊設計、邊施工。要現在來看,那是不符合程序的。但當時情勢迫使我們不能不這樣做,好在大家齊心,老師傅有經驗,總算在8月份把流程和設備、管道弄出來了。
  搞試驗性生產,所裡付出了很大代價,酸霧和灰塵充斥四周,用原先的破倉庫改建而成的生產工廠光線昏暗,窗戶上的玻璃模糊不清,腐蝕嚴重。人們下班後一拿掉面罩,發現他們都長了一個綠鼻子,連鼻孔裡邊都是綠的。夏德長說,在生產工藝上有好多問題,設計中處理的對象是純度較高的原料,可田兆忠從外面收來的卻含很多雜質,還要進行前期處理。我負責的是第二階段的生產。當時設備漏,因為不銹鋼焊接不過關,搞了十來次,仍有漏的現象。另外還原也不好,鍛燒過程中出來的不是兩個氧,而是兩個多。但越是生產出問題的時候,就越是長見識的時候。
  1959年9月,祿福延從蘇聯學習回來以後就到了鈾礦冶所,先在第四冶金研究室當主任,後來到所裡生產科當科長。他剛來的時候還有一批蘇聯專家,可以跟著專家學習,什麼都按著專家說的辦。知道蘇聯靠不住的信息後,突然告訴所裡,大家緊張起來,抓緊學習。祿福延說,當時我感覺大家最主要的還是想爭一口氣。因為我們也聽說了,蘇聯人講,嘿,你們只能站在我們肩膀頭干。意思是我們一撤你們就掉下來了。所以,大家狠下一條心,自力更生,大力協同,什麼個人名利都不考慮了。真要全靠蘇聯的話,可能我們的進度還沒這麼快。我當時在院裡也算不了什麼,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幹部,但是很關心國家這個事兒。部裡的方針是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我感覺這個方針非常好。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沒有這個三結合也不行。當時部裡抓得很緊,我們就倒排進度,一環扣一環地組織落實。首先搞二氧化鈾,生產出來以後,就著手搞四氟化鈾。當時最難最擔心的活是兩個爐子,我們提出要求,部裡六局就負責了。他們該找鋼鐵研究院研究,該找上海什麼電爐廠,都不用我們管了。他會給你按進度、按要求解決。我們也想了一些土辦法,比如搞萃取,當時攪拌問題沒解決,我們就搞了好多木頭棒子,人也排好了次序,做好人工攪拌的準備。有些事情自己做不了就請外面協作。當時衡陽礦院來了一批學生和老師,本來人家在這兒是實習的,沒有任務。2號廠一弄,正好他們趕上了,就連老師帶學生都留下來了。工人也是這樣,你指到哪,大家就干到哪,不講什麼條件,我不能幹的我也想辦法干。有些問題工人他能解決,哪漏啊,哪冒啊,跑、冒、滴、漏,這些問題最後都是他們自行解決的。那時蘭州鈾濃縮廠的一批工人,也過來支援。可以說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一路綠燈。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怕出事故,怕傷人。幸好這一段沒有什麼大的事故,雖然產品質量中間出現一些問題,但我們從分析化驗入手,最後從工藝上解決了。
  蘇聯斷絕援助以後,許多技術資料也同樣斷絕了來源,鈾礦冶所的人只好轉向英文資料。鄭群英說,這一段時間,整個國家配合得比較好,我印象特別深刻。我每天晚上拚命看英文書。部裡得到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出版的一系列文件,也給我們好多幫助。因為,我們對鈾標準不是那麼清楚,看看美國標準和有關資料受到啟發。當時有本書,叫《鈾生產工藝學》,寫得非常好,把美國原子彈生產、核原料生產解釋得非常清楚,我把它看得滾瓜爛熟。當然這就要靠個人的發奮圖強了。因為你要克服英文關啊,當時好多人已經把英文放棄了,像我就得重新撿起來。很快大批大批的英文文獻需要看,看了以後,自己要去調研,再加上大家湊在一起討論,一起摸索,就會有點兒創意吧。比如有一個設備,設計圖紙就是我們自己弄的,是在摸索中設計出來的,加上不斷地改進,結果挺成功。
  1960年11月,鈾礦冶研究所用全民辦鈾礦時土法生產的重鈾酸銨做原料,超額完成了兩噸二氧化鈾的生產任務。緊接著4號廠又用2號廠生產的二氧化鈾做原料,於當年12月生產出了80公斤四氟化鈾。幾十年後,劉傑對他們的評價是,用簡法生產搞出了二氧化鈾,使國家研製第一顆原子彈至少提前了一年。

  第84節:第二十三章 虛驚一場(1)

  第二十三章
  虛 驚 一 場
  簡法生產六氟化鈾——想法很好,水平不低——鐵道部長下令保證運輸——磅稱顯示:3.3公斤——檢驗結果不合格原來是取樣不對——「高級流浪漢」一覺醒來不知在哪個地方——簡法並不簡單——殺豬慶賀——差點漏掉一個項目
  先建鈾濃縮廠生產鈾-235,後建生產堆和六氟化鈾廠,在六氟化鈾廠未建成投產之前,鈾濃縮廠所需的原料六氟化鈾由蘇聯供應——這一點是當年聶榮臻率領中國代表團與蘇聯談判時就明確了的。但過了兩年,等到宋任窮和劉傑於1960年3月前往莫斯科,要求蘇聯原子能工業部長斯拉夫斯基按照協定提供六氟化鈾時,斯拉夫斯基卻改口說,六氟化鈾現在蘇聯都不夠用,難以供應中國。
  周恩來聽了宋任窮的匯報,即於1960年5月23日給赫魯曉夫寫信,請求蘇聯為中國供應一部分六氟化鈾,以保證蘭州鈾濃縮廠初期投產所用。隨後宋任窮也給斯拉夫斯基寫信,希望蘇聯能按照協定供應六氟化鈾。但這兩封信發出後,都石沉大海,蘇聯始終沒有答覆。一個月之後,二機部黨組開會研究,認為必須拋棄依賴思想,徹底實行自力更生,搶時間把自己的一線工程建設起來。不久,蘇聯於1960年8月撤走全部專家之後,二機部考慮到原子能所內設有氣體擴散試驗室(代號615),擁有氟氣電解槽,於是決定在那裡簡法生產六氟化鈾。
  黃昌慶說,當時非常緊急,條件也很差。我們也沒做過這個工作,領導上徵求意見,說你們能不能承擔這個任務?我考慮了一下,因為以前對於這個問題有所瞭解,覺得國家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承擔這個任務。局裡面有個王世盛,後來當局長了,他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615的總支書記常勇,說黃工程師說可以承擔這個任務。常勇很高興,接著就向所黨委去匯報,所黨委接著向部裡匯報。那時候劉傑是部長,就把這個任務交給原子能研究所承擔,所裡就宣佈由黃昌慶同志具體組織技術工作。那時候,吳征鎧還沒有來,組織決定一個月內要把實驗室建成,出產品,這個任務很艱巨。我把工藝提出來,其中遇到了一個困難,就是別的設備可以借用,原來有的東西拿來也能用,但反應爐這個東西,原來沒有,非做不可。這個反應爐溫度比較高,又要耐腐蝕,又要密封性好,不能漏水,漏出來不得了,當時,把研究所所有的倉庫都找了,找來找去就找到一根銅管,別的耐腐蝕材料怎麼都找不著。
  原先蘇聯設計的生產裝置是兩層爐子,可以控制三段溫度,但615的人費了很大勁,翻箱倒櫃才找到一根兩米長的無縫銅管,只能根據這僅有的一根管子來設計,所以他們因陋就簡,只能設計成一層爐子,控制兩段溫度。
  隨後從復旦大學調來負責六氟化鈾簡法生產的吳征鎧教授說,這個簡法生產裝置,是黃昌慶、李仲芳他們根據初步設計簡化了的。本來應該是上下兩層爐子,它有三段溫度不同,現在簡化成兩段了。這個設計雖然簡單,但想法很好,水平不低,是一個成功的設計。
  當時一般工廠只能電鍍小的零件,沒法在這根長2米、粗30厘米的銅管上鍍鎳。後來他們打聽到山東有個儀器廠,能做這件事,就把銅管送去。那個廠非常重視,想盡辦法,解決了鍍鎳的問題。
  黃昌慶說,只要銅管有了,反應爐這個主要材料基本上就有了,就可以具體設計。大機修的老李李仲芳是設計組組長,設備要在他們那裡加工,於是就請他做結構上的設計。要求由我來提,具體製圖由他們去做,做好了以後,耐腐蝕性還不夠,銅還不行,當時也沒更好的合金。要的合金那鋼鐵部門還沒有呢,要花10萬塊錢試制費,得一年以後,可我一個月就要進車間,就要出產品啊,來不及。所以,後來大家商議,盯住鎳,鎳是很耐腐蝕的。當時參加討論的人多了,二局的文處長,王世盛,都到我們那兒去,因為這是重中之重啊,都在一起做這個工作,銅管在山東鍍鎳以後要往回運,但是鐵路上規定不允許,後來鐵道部部長親自下令,叫沿途鐵路放行,放到客車裡運,因為這東西是新的,沒放射性也沒危害,就下令從客車帶回。帶回以後,拉到我們實驗室,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做了一個大罩,把它罩起來。再把原來615的一些能夠用上的容器,全拉來。籌備階段用了一個月時間。在第一次試用前,錢三強親自到研究室去,給我們鼓勵。我們沒有幹過,他怕我們沒信心,就說,第一次啊,能出一克產品,就算勝利。那時候部長每個星期都找我們去匯報,只要有問題,立刻支持解決。生產24小時不能停,我們提出要人,部長立刻就指示工廠,把將來生產的全套人,總工程師、車間主任、工段長、老工人調來615參加工作。所裡又從別的研究室抽調骨幹技術人員參加。劉允斌是十室主任,他說你們需要什麼人,我把最好的同志叫去支援。這些骨幹力量業務上非常強,政治上也表現挺好。喂料工作有毒,有放射性,搞不好要死人的,他們不在乎。大家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盡力完成這個任務,為國爭光。有的同志,這一班工作完了,見下一班缺人,又連著工作。蘇聯專家曾經說過,搞這個工作,幾年下來人就報銷了。所以,工廠來的同志心中沒底。第一次裝料的時候,操作員把料送到設備裡去,心裡害怕得手發抖。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看這次實驗行不行,副部長也親自到實驗室來了。管這個產品增加重量的老工人一看,裝置底下的大磅稱上反映出來了:3.3公斤!這說明有產品。趕快去實驗室啊,化驗一部分,證明是六氟化鈾。這是1960年的10月11日。

  第85節:第二十三章 虛驚一場(2)

  黃昌慶說,這次實驗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雖然還有問題,但證明我們的路線可行。但是,有人懷疑它的根據和可靠性,說我都不這麼幹,你干行嗎?有不少人,包括有相當地位的負責人,看不起我們的工作。這是中國人自己搞的,你沒有抄人家的這個那個就變成了沒有根據,阻力相當大啊。一直到最後,生產任務完成了,產品要往蘭州運了。一檢查,質量不行,說615的產品不合格,不能用。這個事就大了。大家那樣的努力,幹了這麼長時間,出了一個研製原子彈要用的產品,最後卻說是質量不合格不能用。部黨組對這事很重視,立刻下令,讓原子能所檢查質量。這一次找到我了,我瞭解了一下情況,什麼不合格?原來做檢查的人說鎘化合物不合格。那不可能啊,你這樣品是怎麼取得的?一檢查,所取的樣品不能代表產品。一個容器幾百公斤產品,要講質量合不合格,就要說這幾百公斤的產品合不合格。取樣怎麼取呢,他就取一點,因為這瓶子不能裝滿,裝滿不安全,所以,中間有點兒空氣,空氣裡有六氟化鈾、氟化氫、氟氣等雜質,它們的揮發性整體比六氟化鈾高。尤其他在這個空氣裡取樣,一檢查就說不合格。很明顯,這個取樣方法不對。我們商量的結果是要以幾百公斤樣品做標準,不能以瓶子上面就像汽水瓶上面那點兒汽水作樣品。然後就每10公斤取個樣,總的一平均,顯示產品的雜質比規定的雜質含量低得多,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部裡批准,運到鈾濃縮廠去,進入下一道工序。
  對於這一階段的試驗性生產,劉傑認為,原來習慣講簡法生產,實際上並不簡單。我們所從事的並非一般的,而是尖端事業的簡法生產。因此,簡法生產的困難不但在於沒有經驗,而且還在於有許多特殊要求,如耐高溫、耐低溫、耐腐蝕,高真空度、高清潔度以及安全防護和產品質量等都有嚴格特殊的要求,這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涉及產品質量的特殊要求,並不因簡法而降低。所以,說起來是簡法,其實裡邊有特別複雜的問題,都不簡單。在當初沒有經驗的情況下,對產品質量標準要求從嚴,就必須加強化學分析工作。試驗性生產產品質量不穩定,有生產工藝和操作問題,而沒有成熟穩定的分析方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白文治說,當時我們需要一個比較高一點的長於分析檢驗的專家型領導幹部,錢三強推薦了兩位。我看了這兩位專家的檔案,考慮各種因素之後,選中了陳國珍,因為他有教學經驗,是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又有在一個新的領域勇於探索的精神。1962年5月,陳國珍動身到了福州,卻碰上當地發大水,閩江水位大漲,鐵路橋斷,水淹福州,汽車幾乎無法開行。剛到省交際處,還沒有住下,碰上廈門市長,叫他趕緊一起回廈門,他只好又回去了。到8月份,他趕到了二機部。
  陳國珍到部裡不幾天,劉傑約見了他,在座的還有幾位副部長和局長。劉傑對他說,我們爭取1963年至1964兩年內搞出原子彈,請你來負責雜質元素分析檢驗。原子彈一定要響,如果不響,首先檢查設計有無錯誤,如果設計有錯誤,打設計者屁股。如果設計沒錯,而是雜質元素檢驗錯誤,就要打你的屁股。陳國珍說,我一定盡力做好,但指標你要定下來。劉傑告訴他說,指標已經有了,共有二十幾個項目。
  陳國珍是分析化學總工程師,局裡也想讓他兼原子能研究所化學分析室的主任,使他有個實際的工作,更方便一些。白文治說,當時是一個星期六天工作日,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三天,在通縣礦冶研究所兩天,在部機關一天,所以他到處跑,一天換一個地方睡覺。我們招待所的房子還沒有蓋起來,他家屬又在廈門,所以住在外面。我聽說後,馬上找到他的助手侯卓,到西郊一個飯店去找他,他那時正在科學院開會,和化學家楊承宗住一個房間,楊承宗跟他開玩笑,說他是個高級流浪漢,坐汽車到處跑,一天換一個地方睡覺,一覺睡起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確實是這樣,三個地方輪著睡,睡醒了一時弄不清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陳國珍自己也說有一次他到鈾礦冶研究所,中午到食堂吃飯,飯後有人領他到一個地方休息,他睡醒之後,怎麼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只好等人來接。
  其後,試驗階段暴露出的工藝技術和設備上存在的問題逐一得到了解決,並陸續開始了正式生產。
  在615乙取得初步成功後,1960年9月,二機部又在原子能所建了一個六氟化鈾科研生產裝置,命名為615丙,基本上完成了六氟化鈾生產廠試車前的過關任務。這之後,六氟化鈾大工廠也試車投產,滿足了第一顆原子彈所用原料的要求。
  湖南衡陽有一個處理鈾礦石第一道關口的水冶廠,無論是工廠規模還是人員的配備,在當地堪稱第一,因此也叫湖南一廠。因為在這附近發現了金銀寨鈾礦和大浦鈾礦,水冶廠便建在了這裡。

  第86節:第二十三章 虛驚一場(3)

  劉坤說,劉傑原來是察哈爾省的省委書記,他那時候對我也知道一點兒。1960年調我到廠子來的時候,蘇聯專家剛撤走。那個時候廠子很亂,搞運動,廠長書記都撤了,許多中層幹部也靠邊了。沒地方調人,只能靠現有的人工作,該解放的都解放了,後來才上了軌道。劉傑在一次會議期間,把我們廠五個人叫去,把工作交代了一下,說兩年試原子彈,必須拿出來。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總參謀長羅瑞卿來了,和出席會議的同志見面。羅瑞卿非常嚴肅地闡明了完成任務的重要意義和不可動搖性,並指出,誰如果延誤了時機,將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我一下子就感覺到重負千鈞。我們廠處於龍頭地位,必須提前完成任務,才能保證爆炸時間。原子彈要響,就要有燃料,要有燃料就必須去生產,我是第一關,我求誰啊?有十幾個人是蘇聯學習回來的,我就跟他們談。我那時候身體不行,血壓有點兒高。兩年拿出產品來,這個壓力太大。我怎麼辦啊,我只有鑽啊。
  建廠開始很艱苦,當時沒辦法機械化,主要是靠人力。湖南雨季雨水特別多,工地上特別泥濘,兩隻腳陷進去很難拔出來。劉敬裘說,當時我們沒搞過,根本談不上什麼經驗,比如說建設過程中萃取塔的問題,按設計要求,塔與塔之間要有一個墊片,少一個都不行。那你把這個墊片墊上不就行了?並不這麼簡單。因為墊片有多種,是用橡膠墊片還是用聚氯乙烯墊片?不知道。它裡面是硝酸介質,還有一個有機項叫磷酸三磷脂,這些介質到底對這個墊片腐蝕、溶漲的情況如何,都不知道。但是這時候工作正在往前走,安裝是不能停下來的。怎麼辦?趕緊做實驗,在實驗室模擬生產條件去浸泡材料,浸泡一定時間之後,拿出來再測試它的性能變化情況,然後再下結論,行還是不行。看起來是這麼小的一個問題,但也發生了技術爭論。北京鈾礦冶研究所在1962年上半年試生產的時候,就發現這個聚氯乙烯墊片不行。我們當時因為要搶安裝,就認為這種墊片的性能雖然差一點,還是可以用,我們做過試驗,有鑒定。這時候劉坤廠長就把我們找去,說任務很緊急,人家說不行,你們說行,到底有沒有問題?因為生產一試車就必須成功,如果一開車那個墊片漏了,那就沒辦法進行了。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連這麼個墊片,這樣很小的問題我們當時都不清楚,而我們搞的卻是最尖端的原子彈燃料啊。
  1962年5月初,廠裡開始試車,處理從各地運來的黃餅。由於黃餅裡面含磷太高,要想辦法把磷除掉。當時他們採取的是鹼洗辦法,加氫氧化鈉來洗除。洗完之後要過濾,把固體留下來,把洗掉磷的溶液排掉。當年9月,水冶廠歷經千辛萬苦,首先建成了處理黃餅的生產線,並生產出了二氧化鈾。任務完成了,底下高興,上頭祝賀,廠裡一片喜氣洋洋,像過年一樣。廠長劉坤最高興,因為他不用把自己的腦袋交出去了。
  劉坤說,生產成了,那當然高興了。在那個年代,你領了任務就是立了軍令狀,誰敢含糊。我說過,這麼大的事,不完成任務,我掉腦袋也不足以謝天下。現在完成了,高興了,殺頭豬吧!那個時候困難啊,吃頓肉就算是最大的犒勞了。平時怎麼能想到吃豬肉,殺豬哪兒那麼容易。拿出產品來了,那個高興勁呀。這樣才咬咬牙殺了頭豬,給大家慰勞慰勞。
  北京的鈾礦冶研究所和衡陽的鈾水冶廠用黃餅生產出了二氧化鈾,建在內蒙古包頭的核元件廠則為第一顆原子彈生產了一種叫做綠鹽的產品,它是製造六氟化鈾的原料。原子彈上有一個重要部件,核部件,也是在這裡生產的。但最早的時候,他們並不清楚有這麼一個項目。
  白文治說,1956年我們和蘇聯談判中間並沒有這個核部件的項目,協議上當然也就更不會提到了。到了1957年,聶榮臻元帥組團去莫斯科談判的時候,增加了一個項目,在包頭那兒增加一個車間,就是核部件的項目。1957年我們要求派人去實習,斯拉夫斯基當時是答應宋任窮和劉傑的,但是正式派人去的時候,他又拒絕了,所以沒有人去那兒實習過。1959年補交了一個初步設計,叫6號車間。當時也只搞了一個初步設計,產品只給了個尺寸,看不出它是什麼。等到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了,二機部集中力量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把鈾-235作為一線,鈽-239作為第二線,第二線暫停、緩建,集中力量搞第一線,基本建設是這樣,科研攻關也是這樣。所以蘇聯走了以後,我們主要是抓一線的攻關,二線則照顧進行。1960年8月蘇聯人走,到1961年冬天,我聽取包頭廠的報告的時候,發現沒有這個項目,沒有什麼6號車間,核部件這個項目他們就根本沒有列進去,攻關的計劃沒有。再查,基建計劃也沒有,設計的計劃也沒有,也沒有施工設計,是一個漏項。所以當時我就交給冶金處處長徐基乾,先到九局來查這個問題。然後徐基乾又查初步設計,查到貨情況等等。還好,幾檯球面車床都到了,磨擦壓力機也到了,這兩個主要的設備都到了。後來經過各方面商量,利用包頭元件廠已經建好的一個倉庫做場地,用包頭已經建好的冶金爐子,做這個鈾的鈾錠,把那個磨擦壓力機和球面車床裝在那裡,作為廠房。檢驗還是用他廠子裡原有的檢驗手段,做這個金屬檢驗。壓力加工要用氣錘,就用附近一個工廠的氣錘做鍛壓。用人家的大氣錘,主要不是為了大的噸位,而是能夠容納大模具的尺寸,這樣來摸索。在很冷的天氣裡摸索壓力加工,還有各種鑄錠,各種工作都在那兒進行。附近的那個兵工廠在攻關的時候我去過一次。說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預熱起來,到星期天清早,幾輛卡車,帶著各種器械,一大堆儀器材料,去了十幾個人吧,對方只留一個人。進門的時候,都經過人家的檢查。車進去,東西卸下來加工,地面都是鋪的鋁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掃乾淨,把鋁板撤回來。我參加過一次,搞完以後還要打掃清潔,都弄乾淨了,再撤回來,回來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帶上劉傑開出的一份介紹信,專門去找了五機部的相關局長,說我們原子彈上面缺一個部件,需要同你們這個坦克廠協作。局長一聽,滿口答應。但因為兩家做的東西不一樣,一個是放射性的,一個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採取一定的防護措施。坦克廠的技術負責人叫韓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認識。找了一處倉庫作實驗室,安了兩個球面車床,一間放車床,一間放鍛錘。
  鍛造只能趁人家不幹活的空當去,他們禮拜六晚上趕過去,折騰一宿,周圍擋上鋁板和幔布,把爐子預熱好了,派一個班的警衛站上崗。平常加熱有10分鐘就夠了,但安純祥等人加熱了45分鐘還不放心。隨後,由維修工段的老師傅林福善掌鉗,郭振陽開錘。現場的人心情高度緊張,不知道這一錘子下去,會炸還是會飛。
  結果,16噸的鍛錘一下去,由於高溫,金屬鈾像豆腐一樣,特別軟,輕輕一壓就出來了。

  第87節:第二十四章 鑼鼓點越敲越緊了(1)

  第二十四章
  鑼鼓點越敲越緊了
  困難太大,主張下馬—— 劉少奇說,等調查清楚再定—— 陳老總說,我頭髮都等白了;沒有原子彈,腰桿子就不硬—— 林彪說,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目標定在1964年—— 劉少奇提出中央要設專門委員會—— 毛主席的15字批示—— 強大的15人專委會—— 既是首長(手掌),又是腳掌
  中國原子彈研製最初比較具體的計劃,是在1962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但制定這一計劃的背景比較特殊,時間是1957年,那時蘇聯答應給予全面援助,並且已經有了具體的實施行動。然而好景不長,後來蘇聯由暗中到公開停止援助期間,二機部於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製造原子彈的新的設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適當儲備。其後在飢餓中經過三年左右的艱苦奮戰,中國的原子彈計劃在幾個重要方面實現了一定突破,終於有了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
  但是,原子彈研製最需要加大投入的關口,也正是國家處境最艱難的時候。在國際上,同美國對抗,與蘇聯交惡,還和印度發生了邊境戰爭;在國內,大躍進等極左思潮氾濫,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各種困難堆積如山。此時,國防尖端技術是上,是緩,還是下?在國防科技系統,甚至在最高決策層也引起了各種議論。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這兩種意見尖銳對立,爭論的溫度不斷升高。反對搞尖端技術的意見,主要是出於對國民經濟建設的憂慮,他們認為研製原子彈困難太大,蘇聯的援助沒有了,技術上有很多困難,國家經濟困難,當前的整個經濟形勢不好,我們的工業基礎薄弱,原材料無法保證,品種規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難重重,搞兩彈花錢太多,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影響了常規武器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應該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等等。這樣的意見,因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確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
  7月下旬,主抓兩彈的聶榮臻元帥也來到北戴河。當他瞭解到這樣的情況,看出來一種對兩彈研製懷疑猶豫的趨勢正在擴大,深感不安。范濟生當時任聶榮臻辦公室主任,對那段時期聶榮臻的焦慮有所瞭解。范濟生說,爭論的背景就是,當時國家經濟困難,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條條來,有些需要調整,在這個情況下國防工業在北戴河開會,會上會外有些同志覺得兩彈困難太多,集體主張下馬。聶老總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聽劉西堯匯報,以後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匯報。老總越聽越覺得這個問題嚴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談,一是瞭解情況,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聶總在會上做了一個比較系統的發言,基本內容大體是這樣的,第一是自力更生,兩彈為主,導彈第一,這是中央確定的方針,不能動搖。爭取三五年內突破尖端,這是歷史的任務,困難是有的,但我們有能力克服。第二是兩彈為主,並沒有排除常規武器的發展,我們應該繼續兩條腿走路,既搞常規,又搞兩彈。老總還提出一些措施,一個是縮短戰線,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戰線,這樣可以少花錢多辦事。大家一同來攻關,我相信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在這裡。再一個就是我們困難多,應該理一理,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我相信我們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林彪講軍隊戰時打仗,平時就是要搞裝備,搞的話必須形成拳頭。兩彈為主,導彈第一是林彪提出來的。聶總還說: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表和技術力量分散的情況下,常規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槍、輕機槍等等,如果這個也搞不出來,那只有靠梭鏢了。
  毛澤東對這個會議很關心,也注意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之前,聶榮臻將一份日本軍事工業發展情況的資料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時正在杭州,10天後,毛澤東讓秘書從杭州打電話轉告聶榮臻: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我們應取什麼方針,值得好好研究一下。並說八月毛澤東要找賀龍、聶榮臻等談一談。聶榮臻事後說: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指示,成為解決這一爭論的契機。

  第88節:第二十四章 鑼鼓點越敲越緊了(2)

  劉傑說,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難熬啊!毛主席、周總理的餐桌上幾個月不見油水,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吃不好飯了,這困難就太大了。在一些領導人的心中,疑問、憂慮隨歲月的艱難而增長。不能說這些考慮以及下馬的主張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在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候,少奇同志發言了,他說:原子能工業的現狀究竟如何,是上好還是不上好,是否把情況摸清楚以後再定。按說當初搞原子彈是毛主席親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決策,但這個時候很特殊,很困難,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等調查清楚後再定。
  李旭閣說,不要認為主張下馬的人就沒有道理,那是不對的。當時我們國家老百姓餓死了多少人!飯都沒的吃,搞經濟的領導人主張等經濟稍微恢復以後再上,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聶榮臻身處矛盾中心,十分擔心導彈原子彈計劃受到衝擊。他當即召集出席會議的有關人員開會座談,分析研究尖端技術的基本情況,認為近程地地導彈已仿製成功,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正在進行研製,原子彈也在探索性研究試驗工作的基礎上,開始了基本理論和關鍵技術的攻關。因此,只要齊心協力,加上政策、措施得當,經過艱苦的努力,爭取三年或再長一些時間,突破兩彈技術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
  報告雖說送上去了,但聶榮臻心裡還是不踏實。因為報告裡有原子能工廠可爭取於1962年至1964年先後投入生產,隨後即可製造一般的原子彈這樣一段對中央帶有保證性的話,非同兒戲。究竟能不能落實?所以,這年10月,中央軍委便指派張愛萍、劉西堯,和劉傑一起到二機部的廠、礦、院、所等建設與科研生產第一線進行實地調查。
  聶榮臻的秘書周均倫說,1961年7月20日前後,聶帥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從杭州打電話,說聶帥有關日本方面軍事動向的報告,毛主席已經看了,對日本國內有關企圖製造原子武器的爭論比較重視,批示要幾位老帥考慮,以後再議一下。這個報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學的,1949年就已經在廣州參加革命了,但由於長江有戰事,過來不安全,就轉道香港,再經台灣回到大陸。後來有人就這一點質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聶榮臻的秘書,聶帥說,主要看本人的表現。所以,這個報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過之後,聶帥看了,又分頭讓幾位老帥看了。但是,雖然毛主席支持繼續把原子彈搞下去,聶帥不是還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張愛萍他們下去調查,一個點一個點摸清情況。
  劉少奇提出現在不要爭原子彈是上馬還是下馬,先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然後再來決定意見,政治局的成員們都表示同意。在中央軍委會議上,陳毅和賀龍就讓張愛萍牽頭去調查。張愛萍有些猶豫,說我從來就只知道山藥蛋,根本不知道什麼原子彈。陳毅一擺手說,你不知道就學嘛。張愛萍心想,自己只讀過初中,對很高深的科學技術懂得的很少,中央和軍委既然已經這麼決定了,除了堅決執行,沒有別的辦法。但要開展工作,總得有個人比自己的知識水平高一些的。張愛萍這時想起一個人來,叫劉西堯,讀過大學,當時正好在國家科委當副主任,他就報請軍委同意,和劉西堯一起去各地調查。
  調查組每到一個地方,單位領導就著手匯報。張愛萍不讓他們講別的,只說我們來是向你們學習的,想問一個問題:在什麼情況之下你能把這個東西研究成功,你需要國家幫助你什麼?你最早拿出這個東西在哪一年,什麼時候?這些單位的領導一看,這倒好了,不用說空話講大話了,於是就直截了當提出了自己面臨的各種困難,將自己實在無法解決的問題提交給上邊。調查組在下面轉了幾個月之後,心裡已經基本上有了個數,一回京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很快上報軍委並轉給中央。鄧小平將這份報告批轉給了其他領導人,說這個報告很好,如果你們沒有時間看,只看第一頁和第二頁半就行了。
  當時曾有一種意見,就是原子彈暫時可以擱置起來,等到國家經濟狀況稍好一些之後再說,可以推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進行。如果真是這樣,那三五計劃恰好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了,毫無疑問,歷史的面目將會是另外一副樣子。
  劉傑說,這次調查我記得一共進行了差不多兩個月。我陪同張愛萍同志、劉西堯同志首先在北京瞭解情況,同時再一個廠一個廠走,到西北,一直到礦山,到湖南選礦場,做了一番瞭解。那個時候整個工程的進展,當然差得還比較多,但是總的來看,在蘇聯專家撤離以後,經過幾年苦幹,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進展。張愛萍他實際上不直接管這些經濟的問題,他這一次去的時候呢,一面看情況,一面給大家鼓氣,鼓勁,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會議。會上,毛主席曾經講過一篇話,說到當今的形勢,雖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來更好地完成我們的任務。在這個時候特別提出要處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聽了毛主席的講話,我就考慮,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個目標。這個目標以前也提了很多。1959年6月20日,蘇聯提出拒絕提供原子彈的模型。那是在廬山會議的時候,總理提出,我們自己搞原子彈要8年。那時候部黨組研究的意見是爭取5年實現原子彈爆炸。8年呢,進行儲備。那時說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蘇聯專家撤走了之後,那時也曾經討論過,也曾經有預測,說我們爭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實現原子彈爆炸。第三次呢,就是張愛萍同志、劉西堯同志,他們來檢查了之後,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來目標是1964年。這已經是三次談期限目標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考慮,是不是可以正式定出一個目標出來。假如沒有一個目標,很可能就是慢慢來了。在散步的時候,遇見陳老總,陳老總一見面就問,劉傑,你什麼時候交貨啊,我現在等得頭髮都要白了。他說,我這個外交部長,沒有原子彈,腰桿子就不硬啊!要爭取時間吶!陳老總臨了還叮囑我:你好好想想。後來陳毅又說,世界各國看中國兩件事,一是糧食,一是原子彈。搞不出原子彈,別的都是空的。我一聽這話,就感覺到很有份量。再聯想到過去總理在開會的時候,多次談到了這個問題。那時美國不斷的推斷中國什麼時候核爆炸,總理也不止一次在開會的時候笑著說,劉傑啊,什麼時候能核實驗啊,第一顆核實驗什麼時候能進行啊?我和張愛萍從下面調查回來之後,去向林彪匯報,林彪態度非常堅決,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這就讓我們認真考慮,現在應該提出一個比較肯定的目標,而不是過去預測性的目標。於是,我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在報告裡講,原子彈是世界上已經有了的,只是我們沒搞過,沒有經驗而已。中國人有了四大發明,人家已經有了的東西,這規律難道我們不能掌握嗎。後邊又闡述了一下我們這兩年來核工業和核武器進展的情況。報告提出,只要能夠努力去解決存在的問題,爭取1964年或1965年進行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是有可能的。這個報告送上去以後,薄一波同志後來見到我說,毛主席看了這個報告,說很好嘛!

  第89節:第二十四章 鑼鼓點越敲越緊了(3)

  作為二機部部長的秘書,劉正威跟隨劉傑,陪同張愛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調查。劉正威說,出去的時間是1961年10月9日。那天一到飛機場,我估計是軍委派的專機了,我看張愛萍同志穿著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瀟灑,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然後就陪他們出去了。出去以後先是從東到西,大約是從包頭起,然後是登高原跨戈壁。他這麼一段大概用了二十多天,二機部主要的廠礦都看過,我的感覺是他越走興致越高。回來以後稍事休息,就在11月2日,他們到聶總那裡作了匯報,這次匯報我沒參加,是劉傑、劉西堯、張愛萍他們去匯報的。匯報以後,我那時正在辦公室坐著,劉傑同志說你代張愛萍、劉西堯他們起草一個這一次行動的調查報告吧。當時劉傑倒沒作更多的指示,因為沿途劉傑、劉西堯和張愛萍總長他們的講話精神基本上我都瞭解了,對部裡各個單位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們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較清楚,所以我就為他們起草了一個報告。給劉傑過目以後就送給張總長了。當時文件比較機密,我是坐車送到張愛萍同志家的。
  這之後,劉少奇主持會議,由羅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原子彈研製情況。劉傑也參加了匯報。劉少奇說,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還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對了。當匯報到原子彈技術的複雜性和高度綜合性,靠一個部門很難完成任務,需要全國各方面的配合,中央應有專門機構抓時,劉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個委員會,以加強這方面的領導,現在就搞,否則就耽誤了。你們提出個方案和名單,報中央批准。劉少奇知道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尖端工作,所以說話留有餘地。
  會議結束後,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寫了報告,其中沒有提1965年這個後限,而突出說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並且,為了保證實現這一目標,報告提出了由周恩來總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專門委員會名單。毛澤東看了這份報告後,在第一頁的空白邊沿處批了15個字: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實際上,二機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1964年爆炸這個目標做的。劉正威說,羅瑞卿向中央的報告上,把最遲1965年爆炸這一句留有餘地的話刪掉了,只說定在1964年爆炸,這也是聶榮臻的意見。那麼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辦,這就成為一種決策了。劉傑回來傳達時就老講,鑼鼓點越敲越緊了。設立中央專委會,歷史證明它的作用的確太大了,周總理親自掛帥,那可不一般啊。當時羅瑞卿也感覺到了,他的一些話也不是那麼太靈了,不是老吵架嘛,所以,專委的成立非常及時。
  中央專委除主任由總理周恩來擔任外,還有7位副總理和7位部長級領導,即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以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專委會第一次開會時,決定設立一個專委辦公室,由羅瑞卿兼辦公室主任,趙爾陸兼常務副主任,張愛萍、劉傑、鄭漢濤兼副主任。專委會下屬辦公室的幾位成員是周恩來親自和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選定的一些國防工業資深專家,分別是劉柏羅、許淦、賴堅、李光、宋良甫、懷國模、朱科、泉松春、高魁寬、汪祖輝,其中秘書長是鄭漢濤,副秘書長是冶金部鋼鐵司司長劉柏羅。
  劉柏羅和吳際霖一樣,在延安時就造過手榴彈,現在有機會參與原子彈的研製工程,極富戲劇性。劉柏羅說,那時候國際鬥爭挺麻煩的。我們正在北京開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鋼鐵標準會,好多國家都來參加,會上鬥爭挺尖銳。東歐有些國家對蘇聯很不滿,我們也不好挑他這個東西,還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我是冶金工業部的鋼鐵司司長,所以由我來主持這個會。那天晚上剛開完會,還沒吃飯呢,冶金部王鶴壽部長就通知我,讓我到他家裡去。去了一看,好多副部長都在這兒,吃飯中就講了,說是中央、總理要調你到國防工辦。那時候沒說專委要抓一個很重要的國防工業,我也不知道什麼事兒。只說你明天就得去,明天上午8點到趙爾陸那兒報到。他也沒有講具體內容,說完這個沒話說了,也不好講什麼,保密保得很厲害。我挺緊張,第二天就報到,就這麼來了,很簡單。中央專委成立後,要組建一個辦公室。我們那個時候先調到了四個人,李光、賴堅、宋良甫和我,其他五個暫時還沒調來。專委會成立後的第13天,總理開會,是15人專委的第二次會議,這一天是1962年的11月29號。在這第二次專委會議之前,有人曾提出中國應該像印度尼赫魯那樣,成立一個原子能委員會,他的意思也是說這樣更利於領導。周總理對此表示不同意,說,我們不搞尼赫魯式的原子能委員會,我們的專門委員會和他們不同,是權力機構,是政策領導、組織領導機構,負責行政組織、檢查工作。在這次專委會上總理首先講,今天介紹咱們四個專委辦公室的幹部,新調來的。就把我們一個一個都介紹了。完了就專門對辦公室、對我們提出要求了。總理說,你們都是從高級崗位上調來的首長,到了專委辦公室工作,既是首長(手掌),又是腳掌,要腿勤手勤口勤。你們過去都是首長了,到這裡以後,一方面你們權力很大,因為你們代表的是中央專委,專委會定下來的事兒,你們去執行的時候,權力最大。另一方面,你們的權力也最小,因為你們個人不能決定任何問題。每次開會時,有好多情況,總理要問。我們事先要準備一個專委會議的議題要點。後來,總理就指定我一開會要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念這個議題要點,我都不大好意思。議題要點包括各部的意見,還有我們對處理這個項目的意見。然後,專委會上就一條一條討論,很細緻的,都是根據各部門的報告,特別是二機部的報告整理出來的。報告很厚一摞,總理在開會以前,他都看。又看了議題要點,他認為可以了,才開會。一般要準備三個月,做比較充分的準備。開會的時候好多問題,一般都能夠取得一致,但也經常有爭論。一般會前大家都看過文件,瞭解了各方面的意見和我們的議題要點,有不同意見當時就提出來了,我們就做些補充修改。所以,到正式的會議上效率就比較高了。


  第四部分

  第90節:第二十五章 非驢非馬是騾子(1)

  第二十五章
  非驢非馬是騾子
  深不可測的無底洞——讓人頭疼的冷拳頭——「專委會就是有傾向性的會議」——做得最多、說得最少的趙爾陸—— 一要緊,二要穩——倒排順排,做好規劃——劉傑和錢三強有遠見——周總理要求: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
  中央專委成立之後,在18天之內接連召開了三次會議。周恩來對二機部的人說:我們的專門委員會是權力機構。主要是幫助你們運用辯證法,搞好科研工作,支持你們,解決你們解決不了的困難。
  原子彈是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浩大工程,往往要傾一國之力才能進行。在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下,原子彈製造所需的投資,無疑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無底洞。並且,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不可預見的因素很多,有些項目事先無法列入計劃,常常在事到臨頭時突然冒了出來。因此,在中央專委的會議上,爭論往往在所難免。
  劉柏羅說,有一次開會,李先念同志因為是管經濟的,對尖端事業老是冷不丁要錢抵擋不住,就提出來,說不要老是打冷拳頭,別打冷拳頭。因為財政上很困難,他提前部署好了,剩下的經費沒多少,你說這要增加經費,好,一下子提上去了,他就措手不及,確實很困難。另外,有的專委會成員說,專委會開的可是有傾向性啊。羅瑞卿就立即站起來了,他說,專委會就是有傾向性的會議,就是專門支持二機部的。不這樣的話,他怎麼能搞起來!就一個二機部,你讓劉傑單獨搞出原子彈來,那行嗎?大家如果不支持那肯定就搞不成。他這麼一講,大家也沒話說。
  中央專委會日常事務的主要負責人,是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他本身也是專委會成員。趙爾陸在建國初期曾擔任負責軍事工業的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在中國的導彈原子彈研製中,趙爾陸是做得最多說得最少的一位高層領導者。劉柏羅說,趙爾陸工作很認真,很周到細緻,作風也很好。他每天都看《毛選》,那麼大歲數的人也看《毛選》,而且堅持不懈,天天抽一定的時間看。他不在辦公室裡看,而在自己家裡看。對核工業,他對總理的安排是很重視的。為了方便,為了把工作理順,好多事兒他都叫我直接找總理,總理也經常直接找我。如果總理找我,我馬上就給趙爾陸匯報,他說你別找我了,總理怎麼說你就趕快怎麼辦吧,免得耽誤時間。那時候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兩年實現這麼大一個任務,確實不簡單。有的項目真正要錢,不是每次都到專委會議上要錢,平時一般都在趙爾陸那兒,提上來了,趙爾陸馬上就開會,還缺什麼東西,就請那個單位的領導商議,把計委的人也請來。趙爾陸主持,提這個問題,跟人家說好話,然後來解決。光靠二機部去跟計委要錢,那也是很困難的。趙爾陸還代表軍委、國務院這個關係,很有威望,辦起事兒來,經過他就比較痛快。到一定的時候,要認真檢查工作,總理就指定趙爾陸,帶上我們出去檢查落實。有一次,又是為了錢的事情,他跟薄一波兩個人對著吵。薄一波說,你們又要錢又要房子,你們就這麼干啊?趙爾陸說那怎麼辦呢?不要錢不要房子,幹不起來啊。會議上因為總理在那兒,誰也不好說什麼,兩個人就在會外對嘴。從西花廳出來有個小橋,會議中間休息的時候他們走到橋上,薄一波說,你下回不能這樣,這樣來還行啊,老是臨時提問題,又要這麼多錢啊設備啊。趙爾陸就說,下回還這樣,下回還得干啊,新問題不斷。他們兩個都是山西老鄉,爭論幾句,過後就算了。
  劉柏羅說,有時專委會上的爭論也很激烈,主要是為錢。一般情況下,會議討論問題,只要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總理都不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會議再討論。那時候各方面都很困難,開始一上馬,核工業沒有任何技術,一下子冒出一塊投資問題,現在看來那些數字並不大,跟國際上比較也是很小的。但對我們國家來講,特別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可就是相當大的一個數字,多少億多少億的,動一個項目就是幾個億,可咱們國家這麼窮。尤其是有些東西原先並沒有計劃,突然冒了出來,因為不管是科學家還是管工業的同志,都不知道核工業應該怎麼辦,有不少項目事先都沒有認識到,也沒法事先提出來。這樣在會上就免不了要爭論。比如蘭州鈾濃縮廠,項目經費不斷的追加,因為那是重點保的關鍵,沒有它整個計劃就不能實現。專委會非常重視,主要是催他的進度和確保質量。單純建這一個廠子,其實臨時追加的東西並不太多。但其他為這個廠服務的項目多,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實驗,要花錢。比如擴散機,本是從蘇聯進口的設備,專家一撤,什麼資料也沒有留下來。所以,就先在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個單位研究,他當然要條件了,這都是臨時冒出來的。機器要仿製,仿製了以後,還得自己研製新的更大型的機器。擴散機裡頭還有分子篩。北京鋼鐵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頭研究,要研究,就要原料,要找有色金屬……這樣一弄就把許多分項目、子項目帶了出來,多項目都出來,需要用到的錢自然就多了。所以,我們不敢輕易提什麼問題,因為經過我們嘴裡一提,就得當大事兒來辦,如果搞錯了,就會產生很多問題。所以,我們很慎重。

  第91節:第二十五章 非驢非馬是騾子(2)

  劉柏羅說,專委開第二次會議時,總理審查會議紀要,在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事項上,加了一句話:設置專委機動費××××萬元,由專委辦公室掌握。具體數字要我去填。有時出現好多沒有預見到的科研項目,有了這個錢,馬上就可以運作了,這個錢就起大作用了。但由於沒經驗或者不熟悉專業,也走過一些彎路。比如說,化工部搞氟氫酸,那可是好大的項目啊,他們按二機部提出的質量指標,費老大的勁,花很多的錢,把氟氫酸搞出來了,到二機部的鈾濃縮廠一用,發現沒問題,但當初把這個產品的標準提得太高了,提的是萬分之二,實際上百分之二都能用,使化工部費了很多冤枉勁,花了很多冤枉錢,而二機部說他們沒用過,是按國際資料上的最高標準提的要求,化工部也不好說什麼話了。還有一次,二機部提出一種化工液體產品,要求也提得特別高,人家也是費了不少勁,給整出來了,但後來二機部才發現,用不著了,不要了。趙爾陸聽說這個事兒很著急,說你跟人家提出這麼嚴格的要求,現在又不要了,那哪行。趙爾陸就在會議上正式宣佈,不要了,你二機部也要把它收回去。要倒掉,也要在二機部倒掉,不能叫人家研製單位白白承擔這個損失。
  專委會剛成立,就接二連三研究有關原子彈的一系列事宜,為二機部調集人馬,確定協作項目,解決大量的設備設施問題,對劉傑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種更沉重的壓力。周恩來在專委第四次會議上說:在座各位同志和專委會的委員都負有極大的責任,但主要的責任還在二機部的黨組書記、部長和副部長身上。
  劉傑說,專委會成立以後,整個原子彈大的方針,以及具體的實施,是由專委會來領導確定的。有許多項目是無法預知的,所以有時在專委會上一提出來,就使主管經費的領導為難。但也沒辦法,因為我們以前沒幹過。那時心裡沒底,騎驢找馬,有時佈置的頭緒多,提的要求也不明確,所以才會發生像白白費勁研製那種化工液體產品的事情,趙爾陸不是說了嘛,倒也倒你二機部去。那時從軍工部門調來一批同志,他們是學蘇聯那些規矩的,所以到二機部一看,就說二機部的管理太不正規了。包括趙爾陸同志也批評過二機部管理不正規的問題。有的人說我們非驢非馬,我開玩笑說,非驢非馬是騾子,有雜交的優勢。其實我也知道問題是存在的,但當時是特殊情況,你正規管卻辦不了事啊。當然,提意見的人事後證明也沒什麼不對。這個時候,聶總對有關事情也盯得特別緊,我們通過他的秘書,就是范濟生啊,劉長明啊,還有安東,經常向聶總匯報。聶總在確定兩年計劃之後特別提出來,一要緊,二要穩。他主要的精力是從科學技術各個方面來進行支持,並派軍隊方面支援工程技術人員的生活保障。他曾經給我打電話,一講就半個小時,給我帶來了鼓勵,樹立了信心。他也曾經批評過我,說劉傑你刀子不快啊。因為在當時人們最困難的時期,確實發生過許多不好的現象,說我處理得不堅決。周總理在中央專委第三次會議上特別強調,為了力爭實現既定的計劃,二機部必須圍繞這個目標,制訂出詳細、具體的進度計劃和措施計劃,並認真抓緊,踏踏實實地努力工作,促其實現。按照專委的要求,二機部做了規劃,各部門各單位都根據生產建設和科研任務,先倒排年月,也就是按最終完成日期往前面排,藉以暴露工作銜接中的矛盾,然後再順排年月,就是說按工作向前推進的順序往最終目標排,定任務,定進度,定措施,使這個規劃步步落實。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全範圍的綜合平衡,前後銜接,左右配套,環環緊扣,最終把實現兩年規劃的各項要求都落到實處。為此,我們成立了一個專門搞規劃的辦公室。
  對於一項大的國家工程,有預見,做出恰當的規劃,意義特別重大。於敏說,做好正確的規劃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彈是這樣,隨後我們的氫彈更是如此。氫彈是比原子彈更複雜得多的系統,所以領導預見到要早做準備,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從事氫彈原理研究,這時是1960年底了。當時正逢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還是工作條件。但是大家有愛國主義激情,無私奉獻精神。另外主要靠的是我們非常細緻、深入、活躍的學術氣氛。大家齊心協力一起研究,後來證實,當時發現的一些東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確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見,劉傑和錢三強是很有遠見的,對我們這麼快突破氫彈是英明之舉。但是,和過去不同,現在核武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第一,某些核大國的核戰略有了根本性改變,正在由過去的核威懾變為實戰。第二,他們正加緊反導系統的研究,使得對方的核武器發生不了效力。而防禦了對方的核威懾,就成為新的核壟斷。中國當初費了這麼大勁研製核武器是因為什麼,不就是為了打破核壟斷嘛,所以,如果我們喪失了核威懾能力,我們就等於退回到了過去的歷史年代。這個事情必須加以重視,當然,我們也不能搞核競賽,不能被一些經濟強國拖垮。可以用創新的方法,打破壟斷,保持我們的核威懾力。
  1962年12月4日,專委會在西花廳聽取關於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情況和原子彈研製兩年規劃問題。會議廳面積不大,幾隻沙發椅擺成一圈,周恩來和專委會的成員們圍坐在一起,面對的是堆積如山的問題。朱光亞說, 1962年11月,二機部提出研製原子彈的兩年規劃,過了幾天,第三次專委會的主要議題就是審議這一規劃。由於它幾乎牽動全國各條戰線,許多問題需要在會上商定,會議從上午一直開到下午。午飯就在總理那兒吃,餐廳在會議廳背後,擺了兩張大圓桌就沒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燉白菜、豆腐。四周擺幾小碟鹹菜和燒餅。好幾年後,余秋裡同志說,這種大盆菜是周總理創導的國務院的傳統飯菜,既有營養,又很方便。下午匯報完後,中央專委討論和批准了兩年規劃,周總理講了四點: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要求我們在工作中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實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導原則。要認識客觀規律,也不能怕失敗。在科學實驗中,有時必須經過失敗,甚至多次反覆,才能成功。要循序而進,想超越階段跳過去是不行的。還要堅持不懈。做任何事,總是靠突擊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時才能突擊。無論成功或失敗,都要戒驕戒躁。略有所成就驕傲起來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錯誤。我們大可在現有的工業基礎上,自力更生,立足於全國,搞出一點名堂來。
  在原子彈兩年規劃制訂小組中,成員主要是三個人:盧榮光、懷國模和張紹誠。他們多方協商,經過反覆的調查研究和計算,編製成了《二機部兩年重要工作任務、總進度和措施計劃》。這是實現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綱領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專委的批准。
  盧榮光說,我當時在設計院,臨時被調到部裡,要我參與搞兩年規劃。因為兩次去蘇聯我都參加了,許多設計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較熟悉。按照部裡交代的幾個原則,我們就倒排時間,順排計劃,以基建和設備安裝為主,從1964年往前推。懷國模在編製這個規劃的時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來計算。資料都是由各個廠礦提供的,比較可靠。搞了一段時間,大家心裡都有一種早響原子彈的願望,信心很足,拚命工作。兩年規劃中有很多文字圖片,搞出來後報到上頭,先到羅瑞卿那裡。後來聽說,對這個規劃也有不同意見。

  第92節: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禿了頭(1)

  第二十六章一年累禿了頭涉及二十多個省市、九百多個工廠—— 非常嚴格的保密制度——需要是推動事物前進的輪子——瞭解了實際才有底——不光是科學技術問題,更多的是組織管理問題——先鑽技術,還是先看全局——彭真說,有分辨能力就不錯了——老老師和小先生要爆炸原子彈,就原子能工業本身來講,從鈾礦石開採到精選,一直到生產濃縮鈾,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牽扯到全國好多個廠礦,需要經過數萬人的勞動,經過許多個工廠的加工,並且需要很長的生產週期。要在規定的時間裡生產出既定產品,就要上下互相銜接,環環相扣,確實需要一個非常周密的計劃。另外,要實現這樣一個計劃,不光需要原子能工業本身的廠礦研究所能夠承擔,而要依靠全國的通力協作。所以,制定並實施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兩年規劃,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兩年規劃小組經過複雜詳細的調查計算,統計出由全國各個部門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專用設備、儀器儀表的,大概分佈在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分屬二十多個部門,涉及九百多個工廠,而且一定要保質保量,按照規定的時間進度要求來完成,才能實現1964年爆炸原子彈的目標。
  懷國模說,兩年規劃的制訂,體現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的結合。我們在編製這個計劃的時候,還不知道現在講的系統工程,當時還沒有這個名詞,我們也不懂啊,但這是我們在實際工作裡面摸索出來的一個辦法,現在看起來也是符合系統工程原理的。我是1952年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畢業以後分配在鞍鋼,1954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鋼鐵學院,後來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廠,因為我是學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1958年的時候到二機部計劃局,負責搞綜合工作。當時保密要求規定得非常嚴格,你管礦山的事情,就只能管礦山,不能去瞭解後面工廠的情況,你管哪個工廠的事情,就只能瞭解這家工廠的情況,不能瞭解其他方面的情況。那麼,只能有很少數的一兩個人是搞綜合的。綜合就是從頭到尾,從科研、設計、基本建設到生產綜合平衡。那時候局長是張漢州。但具體的工作,細節上的事情,局長本人也不知道。二機部的領導,特別是劉傑同志提出了一個思想,一個編製計劃的辦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順排落實措施。所謂倒排暴露矛盾,是我們目標要求的,比方說,要求1964年底以前,爆炸成功第一顆原子彈,從這最後一關倒著推算:需要提供一些什麼條件,特別是最核心的濃縮鈾產品,需要提供多少數量的濃縮鈾-235,最晚什麼時間提供,然後再往前排,需要多少數量的六氟化鈾,需要多少數量的四氟化鈾、二氧化鈾,一直到需要開採多少噸的礦石,這些都要經過周密的計算。根據生產的週期,生產這些東西最少需要多少時間。光是倒排還不行,要再反過來順排,以便落實措施。比方說,按照礦石開採的週期和水冶廠建設投產的時間,不能滿足後面產品生產的進度要求。怎麼辦呢?我們就把開始搞地質勘探採樣挖出來的一些礦石,還有各個地方土法上馬搞出來的產品收集起來,提供原材料,提煉鈾的精華。又比方生產二氧化鈾和六氟化鈾原料的工廠建設週期比較長,等不及,我們也是土法上馬,先在簡陋的實驗室裡,一方面摸索生產工藝搞科研,一方面也提供了產品。如果不是這樣事先周密計算周密考慮,光憑主觀意志要什麼時間完成,最後還是拿不到產品的。

  第93節: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禿了頭(2)

  懷國模說,這個兩年規劃確實不簡單,不是少數人能夠獨立完成的。當時我們找了很多專家,瞭解情況,聽取意見。部裡也對計劃、設計和基本建設比較熟悉的同志,比方盧榮光,還有生產技術局的白文治局長,等等,多向他們請教,具體的計算主要是李杭蓀和我。從計劃本身來講,有一個不斷細化,不斷調整,不斷完善的過程。最後達到比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裡就批准了。以後成立中央專委,就是覺得這麼大的複雜的事情,光有計劃,單靠二機部來辦不行,非得要由中央來抓,非得由周總理來抓不可。周總理要求非常嚴格,他說,這件事情,包括你們自己的家屬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給本人簽收,裡面關鍵的字,比方說進度:1964年爆炸原子彈,1964這幾個數字不能鉛印,都是空白,印刷廠印好了以後,我們再一份一份用鋼筆填上,然後,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們個人從來不得保存,每次專委會開完以後,用個牛皮紙口袋,密封起來蓋上密封蓋,然後存到專委會專門的一個保密室去。誰也不准再開封,再開封的時候必須經過批准。王亞志當時是總理的秘書,軍事秘書,張治文也是周總理的秘書,周總理決定什麼時候要開會了,他們就通知專委辦公室做準備,搞出來文件以後,送到總理那裡去。當時還不是一般的通信員送去,都是保密員帶著專委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兩個人,必須兩個人送去,自己簽收。給15個專委委員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給本人。我們平時的公文包,就是寫計算過程的這些公文包,從來不能放在辦公室,放在鐵皮櫃裡也不行,而是專門有一個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後裝起來,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專委每次討論的議題和文件都是我們寫好了以後拿到保密車間去,我們就站在旁邊,看著撿字,排版,印刷,不能離開。最後,要把排印中間的打樣燒掉,把板拆掉。
  兩年規劃編寫完之後,二機部從部、局領導層到機關及基層人員,起初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評兩年規劃沒有根據,是主觀上排的日期,超過現實可能。有人認為這個規劃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說實現1964年原子彈爆炸的目標提前的可能性沒有,只有可能後推,過去經驗也是如此。有人還顧慮時間訂得緊了會出漏子,擔心在生產建設上發生質量、安全事故,萬一出了大事,兩年規劃就恐怕不止是兩年,而是10年規劃了。
  劉傑說,部黨組雖說原則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時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慮了。考慮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應該這樣幹,另一種是這樣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說,這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討論的時候,也是反反覆覆的。錢三強、雷榮天,以及白文治、李覺他們都發了言,擔心這個計劃訂得不切合實際,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劉偉和袁成隆等同志則從積極的角度,講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劉偉說,兩年規劃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唱空城計,而是有一定的根據的。我們現在坐在辦公室裡很著急,但只要我們到基層去,一接觸實際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說,兩年規劃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現在不要再說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決問題還是通過實踐。需要是推動事物前進的輪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現實可能相結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說,對1964年原子彈爆炸,我們部裡頭就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不行,擔心是吹牛。他們一是對蘇聯專家撤走,可能太擔心了。二是不大瞭解情況,而我們是整天在廠裡摸,一個廠一個廠、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摸,我們心裡都有數啊。所以,我們黨組幾個人,敢拍胸脯,說能完成。
  在歷史檔案中,可以查到當時二機部討論兩年規劃的記錄,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蓀、李覺以及劉傑、錢三強、雷榮天、何克希等人的發言內容。
  白文治說,那時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點迴旋的餘地。所以,我當時說,兩年規劃這個方案有無餘地鈾濃縮廠是中心環節,原子彈裂變部件加工是薄弱環節,進度是倒排的,1964年實現原子彈爆炸有可能,但很緊,沒有餘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為有一個細小的環節完不成,整個就都完不成,幾十個項目,你只要有一個項目出毛病,整個也會拖延。有點希望,但是沒有把握,你要讓我肯定這個我不敢。所以在會上討論的時候,我總是說沒有一定,最好留點餘地,留下半年吧,大體是這個意思。心裡沒有把握,那就不敢隨便答應下來,答應下來,不是軍令狀也是軍令狀,我是這樣想的,其他的人也是這個意思。你比如說杜文明的發言,也是這個意思,李杭蓀也講,最好多提一個季度,錢三強發言也主張留點餘地。最後劉傑發言是爭取1964年,留半年餘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劉少奇同志說的。

  第94節: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禿了頭(3)

  1962年12月,劉傑召集核燃料工廠的幾位廠長開會,討論有關制訂兩年規劃問題。劉傑說,他們聽說後都很激動,表示堅決千方百計完成任務。主管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確表示,對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是有把握的。他們是生產第一線的指揮員和戰鬥員,最有資格回答兩年規劃是否有依據,能否實現這一問題。我以為,我們有的領導同志當時之所以對實現兩年規劃有些擔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對實際工作瞭解不全不深不透。當然,核工業建設、原子彈研製中的問題困難還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出來了,但需要大型爆轟實驗來檢驗,聚合爆轟出中子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術關還沒有過。大型爆轟實驗只能在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進行,而這個基地的基本建設到1962年底投資僅完成了百分之十幾,餘下的工程量相當大。那個時候我感覺到壓力確實是很大的。那麼要承受這個壓力,我就只好自我減壓。我就這樣想,中央決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講了,總理也講了,我們原來也講過,不行的話1965年,還有個緩衝嘛。後來爆炸成功了,張愛萍一見我,幾次都拍我肩膀,說,劉傑,怎麼樣,我說六四年,你說六五年。我只好說,你說得對。那時候提出兩年規劃時,確實條件不是太具備,有一定風險,所以有不同意見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說,我對實現兩年規劃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說有絕對把握。我們說,力爭1964年實現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試驗,也有可能爭不到啊。究竟如何,還得由實踐來檢驗。現在,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要帶領廣大群眾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一切經過試驗,攻關奪隘,把計劃變成現實。因此,我在發言中一再說,如果經過努力,兩年規劃在1964年未能實現,1965年我們再干半年,留半年的餘地。同志們聽後,認為言之有理,都表示贊成。曾一度主張推遲第一顆爆炸試驗時間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這樣,認識就統一起來了。經歷了這樣的事情,我感到在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在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有缺點。我瞭解各方面的情況比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瞭解全面情況,這是造成在兩年規劃問題上一定時間內認識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是班長,我負有主要責任。在討論兩年規劃時,我做過自我批評,並在會後採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彈研製過程中,許多擔子都要壓到劉傑的頭上來,上上下下,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層出不窮,令人勞心費神。有時甚至製造某個設備時要用什麼樣的鋼材,他都要過問。有人講,劉傑管的太細了。
  劉傑說,事後回想,那個時候是不是應該有個總工程師?像真空閥門的事,彈簧箱的事,蒙乃爾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彈簧箱是鈾濃縮廠的一種設備,按照蘇聯的設計,使用壽命是一萬次,但我們製造的只能達到幾千次,用不用,也要我來拍板。這都是經驗教訓吧。那時候時間特別緊,工作特別緊,心情特別緊,1962年一年時間,頭髮就禿了。但實際上,原子彈不光是一個專門的科學性的東西,它更多的還是一個大的工程問題,組織管理問題。你說一個科學技術要用什麼辦法,用這個辦法好,那個辦法好,比如爆轟試驗到底用誰的方法,那都是個決策問題。而我呢,就是要爭取時間,要讓原子彈能夠很快的構成,定型,我就主要從這方面考慮了。我要是光去區分哪個先進,哪個落後,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當然,這就要在實踐當中一邊摸索,一邊學習了。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師學,請專家講課,二是自己讀一些書。記得在那個小樓裡,夏天太熱,汗流浹背,也顧不上這些,只一股勁要努力多學些,多補充一點基本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在一些技術決策中,在專家們見解有分歧時正確拍板。兩年規劃,就是吸取了長期戰爭中積累起來的戰略研究經驗,從實踐中學來的。說起來,我在地質部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感受了,我一轉業,中央讓搞地質,那個時候天知道什麼是地質啊。我就總結了兩條,一條呢,有些同志一進門以後,就鑽到技術裡邊去了。另一條路線,首先是看全局,抓全局,你這裡有幾種學說,大體上是怎麼樣形成的,工作裡頭分幾個大的部分,有著什麼不同的意見,還考慮各種專家不同的特點,國家的要求怎麼樣,我們實際怎麼樣,然後再分門別類地瞭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車上我問彭真同志,搞這個東西我是外行,應該怎麼辦呢?彭真說了兩句話,他說你要成為一個專家是困難的,但是你要學習,有分辨能力就不錯了。這兩句話恰好也是我在地質部的一些經驗,就是說,我們不要急於鑽進去,那技術,鑽的越深越好,但我們最迫切需要的並不是這個東西,而是要善於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要認真地學習思考,在裡邊尋找利弊得失。現實的、理想的、近期的、遠期的都要想,要善於在這裡思考。學習的時候找老師,錢三強,趙忠堯、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這是老老師,我們在飯店裡請他們講課,還有小老師,什麼鄧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師。還採取個別談的辦法。像謝振羽,那時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學上遇到問題就找她。個別談談的好處是,你有什麼想法,他有什麼想法,便於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沒有更多的經驗,中心的問題就是靠大家。

  第95節:第二十七章 為什麼代號叫「596」(1)

  第二十七章
  為什麼代號叫「596」
  病得不是時候——內部人寫了一封信——聯合工作組來到二機部—— 各查各的,各寫各的——周榮鑫說,「努力工作兩年,問題就清楚了,何必現在爭論!」——三重困難也沒壓垮二機部——不幹事就不會有風險——自尊心受到傷害就要發憤圖強
  原子彈兩年規劃確定下來之後,劉傑又向第三次中央專委會匯報了原子能工業的生產、建設情況和今後兩年的安排計劃。到這個時候,他長時間緊張的神經才略微鬆弛了一些。但此時疾病卻乘虛而入,北京醫院的內科主任吳潔為劉傑診斷後,認為他是高血壓心臟病急性發作,建議好好休息一段時間。
  關鍵時刻犯了病,劉傑心裡十分懊惱,覺得自己病的真不是時候。經周恩來和羅瑞卿批准,1962年12月中旬,劉傑離京赴廣東從化溫泉療養院治病休養。去療養院之前,他還曾去上海醫院做檢查,那裡的大夫認為他不是心臟病,而是勞累過度,得的是疲勞綜合症,醫學上叫疲勞症候群,也主張他離職休養一段。劉傑想起向專委匯報時,周總理曾要他訂好詳細措施,努力搶時間趕進度,力爭實現既定目標,現在工作千頭萬緒,正是要緊時候,卻要躺下來,真是既不甘心,又實在無奈。自1955年從事原子能工作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離開崗位。
  去療養院剛剛十來天,從環境到心境剛剛有了一些安靜,北京打來的一個電話又使得劉傑坐臥不寧,歸心似箭。
  劉傑說,兩年規劃之後,大家都議論紛紛,壓力也是蠻大的。你要說這個東西不承擔風險,那不是事實,但是總感覺到應該這樣做,即使再冒更大的風險。我離開北京後,劉偉到下面抓工作去了,部裡的工作由袁成隆主持。那一天,袁成隆打電話過來,告訴我說根據羅總長的指示,國防工業辦公室和國防科委聯合工作組來部裡檢查工作,組長是劉西堯,並把與此有關的部計劃局一位工作人員給總理、總長的信的內容及總長的批示,向我作了粗略介紹。乍一聽,我感到有點突然,這是怎麼回事啊?再細一想,上級派人檢查下級工作,也是理所應當。當時有一個計劃局的同志,向羅瑞卿寫了一封信,反映二機部的管理落後,生產率很低,而且提出這個兩年規劃看起來缺乏根據。類似這樣的說法本來就不少,現在又冒出來了。那時我在療養院住了12天,我說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臨走的時候,羅瑞卿同志恰好也在廣東,我去見他,他說沒有什麼問題,就是瞭解瞭解二機部的工作,大家提點意見也有好處嘛。當時我老伴也到廣東了,我們一起回去的時候,我就考慮,不管怎麼樣檢查,最要緊的是從頭開始。礦山怎麼樣,兩年規劃再好,你這個原料出不來總是不行的。我就中途下車了,到了湖南郴州,叫金銀寨吧。我在金銀寨呆了兩天多,看看這個礦山究竟怎麼樣。恰好那個礦山進展得還可以,但出現了粉塵問題,出現了矽肺病。我到礦山礦井看了看,哎呀,按規定這個打鑽是要先開水,再開鑽,可是他們為了搶進度,沒有開水就開鑽,因此粉塵就出來了。這粉塵還不同於一般礦山的粉塵,它是帶有放射性的粉塵,對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即使你帶了口罩,還不能夠很好的解決。我立刻召集會議,我說我以部長的名義,限你們三天之內徹底改變這種現象,必須先開水,後開鑽,防止矽肺病的發生。果然,三天以後就改變了,大家對那次我去的印象很深刻。那時聯合工作組的檢查工作已經開始了,他們先是在部裡各單位瞭解情況,然後再下廠,到下邊去看。劉西堯把檢查組分成三個組,一個組在北京各研究所,一個組看廠子,還有一個組看礦山。
  印兩年規劃是在一個地下室,鉛印工廠,有專人監督。懷國模說,寫信告劉傑的人是計劃局的程鵬,程鵬是監督印刷的,看到了規劃中的一些內容,自己覺得有問題,就寫了信。他也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考慮,完全是出於好心,就是現在看也並沒有什麼錯,因為當時大躍進浮誇風瞎指揮給人教訓太深,不能再吃這樣的苦頭了。
  中央接到程鵬於1962年12月30日午夜寫給周總理和羅瑞卿的信,大致內容是反映二機部管理混亂,心中無數,計劃編製是拍腦袋臆想,數字遊戲。這樣的計劃用以指揮生產,非瞎指揮不可,以其向上級匯報是不自覺地欺騙上級。三天後,羅瑞卿批示說,來信所反映的,儘管具體情節可能有出入,但可能基本上是事實,而且講得很有道理。我們過去對二機部的工作還不摸底,請由國防口會同國防科委指定得力幹部,組成一個工作組,切實檢查一下二機部和各職能局的工作。根據這一批示而成立的工作組,由劉西堯任組長,劉柏羅任副組長。
  劉西堯說,1963年,劉傑到廣東養病,二機部有個程鵬,向中央寫信說原子彈兩年之內搞不出來。劉傑不在家,劉偉拿不出主張,錢三強也不很肯定,中央就決定組織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聯合工作組到二機部檢查幫助工作,由我當頭,劉柏羅、李光、賴堅這幾個人參加。這件事情還有一個背景,就是先前我和張愛萍帶了幾個人曾經作過一個調查,回來以後打了一個報告,肯定了原子彈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是可以搞出來的。但現在一些人卻又有了疑慮,中央不放心,就派我們再去作進一步的檢查。我因為已經跑過一趟了,對二機部的情況也有了一定瞭解,就先在北京瞭解情況,然後再到底下檢查。去外地分了幾個小組,先從包頭查起,後到蘭州。包頭的情況看來還不錯,但我們到了蘭州的時候,接到了檢查小組李光從玉門那裡打來的電報,說是按蘇聯的絕對工期,兩年之內根本不可能實現,他還要我把這個電報轉呈總理。我本來是準備先到青海的,現在一看是這個情況,在蘭州就立即給周總理髮了一封電報。隨後決定先不去青海,先到玉門看看再說。到了玉門,聽了他們的匯報,也是有不同意見,周秩本人決心很大,認為用兩年時間完全可以實現這個規劃。我們仔細分析以後,在檢查過程中,才慢慢發現,是我們工作組內部的個別同志機械地按蘇聯專家所說的絕對工期計算,所以向周總理報告,說兩年規劃難以實現。最後檢查的結果是能夠實現,那當然很高興了,就發電報把這個情況又報告了總理。

  第96節:第二十七章 為什麼代號叫「596」(2)

  劉柏羅說,在第三次專委會上,總理就指定劉西堯和我們到二機部的所屬單位進行詳細的考察,看看兩年規劃到底能不能實現。那時候大家心裡都沒底啊。總理也肯定知道,有些人反映了意見,覺著只用兩年就爆炸原子彈,而條件這麼差,不可能。但在專委會上還沒有人提這個問題,都是一致想辦法保證規劃的實現。因為還沒有發現解決不了的問題,凡是提出來的問題,都能夠安排下來解決,過早地修改這個兩年規劃,也沒有什麼理由。我想總理考慮到了方方面面,他辦事是很認真、很嚴肅的,所以,他要求工作組分別到北京各研究單位和湖南、江西的礦山以及西北的核工業工廠進行調查。果然,到了正在建設中的玉門鈾冶煉廠和加工工廠,那個檢查小組的小組長李光就發現了問題,而那裡有的領導卻說檢查小組太主觀主義了。我們到了玉門,一看,按他們的計劃,那確實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攤子鋪得很大,包括反應堆,好多化工廠,電力什麼的等等,兩年全部建成根本不可能。我們認為不能這樣幹,不能全面開火,必須抓重點,就是集中力量把第一顆原子彈必需的項目全力攻下來。第一顆要保證,別的項目放一放,不要一起都上。有些設備國內搞不成,可以到國外想辦法買,爭取兩手抓。還有青海的核武器研製基地,我們到了那裡,一看建設情況,多半還是張紙,顯然不可能在一兩年內全部建成幾十個工號,尤其是關鍵的精密加工車間,更是遙遙無期。但我和賴堅原來都是搞機械的,我們倆都認為這些問題應該是可以解決的。賴堅還提出來說,關鍵是能不能檢測出來。加工是一回事兒,加工的設備也普遍都有,但是這麼高精度不能差一點兒,他沒辦法檢測,因此他不能保證。賴堅想到了401瀋陽飛機發動機廠,知道它有這個檢測設備,我說那好,就去找他。過幾天他那個廠的廠長余俠平來北京開會,我們在延安就是老關係了,非常熟。我就給他講,總理抓這個事兒,中央在抓,你們那兒有檢測設備,能不能承擔這個任務?他猶豫了一下,最後,他說好吧,我肯定給你弄到。這個問題算落實了。在專委會上,我們向總理作了匯報,在場的三機部部長孫志遠很高興,他說這好啊,我們的工廠只要能承擔,我就保證接受任務。他說一個廠不行,西安還有個廠,還有一個發動機廠。他說兩個廠都給你安排。後來余俠平在孫志遠的支持下,詳細研究了原子彈部件的圖紙,組織了技術高超的員工,闖過了工藝技術難關,提前完成了原子彈所需的有關加工製造任務。很可惜,這兩個人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不久,就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圍攻,死了。
  許淦是不久前才從二機部調到國防工辦工作的,和劉柏羅一樣,都在中央專委下設的辦公室工作,並且也參加了這次檢查工作。許淦說,劉西堯帶領的聯合工作組下去後,一開始印發了幾期檢查簡報,我看了幾期,明顯感覺到內容不夠實事求是,如果領導上完全信以為真,就有動搖兩年規劃的危險。我考慮以後,曾找陳一民談過一次,但聽我講了以後,陳一民完全沉默,沒說一句話。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為專委辦公室成員,就不應該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為此我決定向羅瑞卿和趙爾陸寫一份書面報告,反映我對工作組報告內容的不同看法。我這個書面報告的抬頭寫的是趙副主任並報羅總長,由我親自送到趙爾陸辦公室,當面交給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訴我,說他已看過了,並且已經送給了羅總長。過了兩天,羅瑞卿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說你的報告總長已經看過了。又過了幾天,趙爾陸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說領導考慮讓我也去參加聯合工作組一起進行檢查。我提出工作組人數已經不少,我不想再去參加了。他當時就沒有肯定。過了幾天,趙爾陸又告訴我,領導已經決定要我去青海檢查工作。我問還有誰去?他告訴我,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去,一個人單獨檢查,檢查後,你自己給領導寫報告。別人去檢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寫你的報告。後來我去了青海,我和劉西堯也不住在一個地方,瞭解情況也完全分開,因此見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見不到劉西堯了,不知道他住了幾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亞給我介紹了主要情況,其他時間主要是看他們在那裡怎麼幹。
  原子彈的研製,除了礦山之外,最主要的,一個是武器的設計,一個是核燃料的生產。在二機部,負責核燃料全面生產的生產局局長是白文治。關於聯合工作組下來分頭調查的過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說,聯合工作組是1963年1月來的。這個工作組陳營強大,差不多國防工辦的局長們都參加了,但是二機部調出的兩位局長,就是陳一民和許淦他們沒有參加,我看也可能是迴避吧。他們來的時候,劉傑不在家,當時看病去了廣東,剛走沒幾天。在一次會議上,劉西堯當著四五十位二機部的幹部說:打電話叫劉傑回來,參加檢查。我心裡頭想,你檢查工作嘛,到現場去看,什麼都清楚了,為什麼你非要讓他一個病人回來呢?我就有點奇怪,不大對味,很嚴峻,氣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談九局的事,因為當時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讓我參加。李覺、吳際霖、朱光亞都來了,他們講了一通,介紹匯報了一些情況,這是個很嚴肅,很緊張的局面。劉傑當時的處境可真有點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騙黨中央,這樣的帽子之下,壓力可想而知。那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壓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後,我還跟一位同事悄悄說,這真是響了,要不響,還不知怎麼處置咱們呢。金湘後來也告訴我,那次劉傑從廣東回北京以後,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快下班了,金湘到劉傑辦公室,想問一問有什麼交代要辦的事。剛進門,金湘還沒有開口,卻聽到劉傑喃喃自語,說了這麼一句話:看來咱們這些人不行了。這也許正是當時劉傑流露出來的思想真實。還有一次,剛調來二機部當副部長不久的劉其聲給上頭不知什麼人打電話,在電話中說他們這些人都不怎麼懂核工業,需要換幾十個局長等等,這事後來讓劉傑知道了,頗受打擊。所以,對於劉西堯他們檢查的情況和一些看法,我和許淦都很生氣,因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檢查組跑了些日子,搞了兩期簡報發給了我們,後來沒發給我們,第四期以後就沒發,據說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見。前兩期我看了不是味,把這工作說的一無是處,詳細的我就記不得了,反正覺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周總理,我的意思是劉西堯率領的工作組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什麼都看的是他那個顏色,建議換一個人來檢查。我這個人也很直。正好那時候我剛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過春節吧,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我是連襟,他過年來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寫好了,請他看一看後,轉給周總理。他看了之後,問了問情況,就說:你說兩年有希望,劉西堯說你們的工作不行,那麼你現在跟他爭論有什麼結果呢?爭論不出個結果來。不就是兩年嘛,你們努力工作兩年,把工作抓出結果來,問題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現在去爭論呢。我一聽這個有道理,他就把這個信退給我了,沒有交給周總理。1963年2月份,工作組找我談話,我反映了一個實際問題,就是說,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了,宋任窮部長也調走了,留下的任務非常繁重,現在劉傑一個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務副部長來協助劉傑工作,這樣完成任務就比較有把握。劉西堯把這個意見寫在簡報上了。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從工作需要出發,有向上級提出建議的義務,劉西堯也有義務向中央反映。後來,有人說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為這封向總理要求調人的信。那時已經有常務副部長了,又來一個常務副部長劉西堯,可能就把別人擠一邊了。

  第97節:第二十七章 為什麼代號叫「596」(3)

  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專委第五次會議上,劉西堯匯報了工作組對二機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兩年規劃的提出,根據如何,能不能實現,這是中央最為關心的問題。工作組根據初步調查結果,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兩年規劃的提出在幾個主要環節上是有根據的,是根據幾個主要生產廠的基本建設、過生產技術關和原子彈的研究、設計、試制進度而制定的。從總體上肯定了兩年規劃。周恩來說,檢查二機部的工作,應該指出:第一,蘇聯專家撤走以後,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難;第二,因為工作需要,任窮同志調走了,增加了困難;第三,正在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的時候,二機部大部分單位又處在最困難的地方,客觀上也增加了困難。在這些情況下,二機部在大躍進以來,沒有搞亂,沒有出亂子。有了規劃就有了軌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國人民的智慧,原子彈一定能夠搞出來。
  劉傑說,作為一個從戰爭中過來的人,再從事經濟建設,特別是科學領域的工作,我感覺到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全局的問題。先看這個事情的全局怎麼樣,然後再來講部分,部分裡邊要講環節,看看哪些是關鍵的環節,在環節裡邊突出的決定性的又是什麼。我搞核工業,開始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竅不通,就靠過去學習了毛主席的這一套方法論,從戰略上考慮全局。同時也注意學習有關的知識,學習基本的理論。這樣的話,有哪些環節,哪些問題提出來,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究竟怎麼樣能夠下這個決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學家、技術人員,往往那時候下不了決心。比如在蘇聯談判時,他介紹說這個鈽-239的加工、處理,有兩種辦法,一種叫沉澱法,是一個很長的工藝,他說我們就用這個辦法。再一個辦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劑來萃取,就比較先進了。但蘇聯人說,我們現在這個東西還不成熟。我們回來以後,雖然到專家撤退的時候資料還不全,我們仍延續了沉澱法的原理來進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說這個萃取法將來有前途。蘇聯說他還沒有搞,咱們怎麼辦?好,叫清華去研究。白文治找清華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設計革命,我們就提出來,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澱法。但那時萃取法還未成型,大家後來在青島會議討論,說萃取法確實是好的,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全部掌握。設計院也有不同意見,說萃取法雖然是好的,但我們一直是按沉澱法設計的,並且現在已經設計好了,那麼一大摞的資料啊,怎麼辦?三番五次地討論。最後這個決心還要部裡下。我們把清華實驗的基礎跟現在的酒泉廠聯合起來,派人一起來進行。這時候又發現有問題,就是大工廠用萃取法,要全部滿足原料生產的話,不行。好,我們就決定在酒泉廠設計一個小的。最後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可以省兩億多的資金,省了8000噸不銹鋼啊。
  劉傑說,蘇聯停止援助以後,那麼多環節,二氧化鈾、四氟化鈾、六氟化鈾,一直到鈾-235,鈾-235弄完了以後,又還原成金屬鈾,那麼多環節,怎麼辦?特別是礦山,能不能跟上進度?那個時候原子彈還僅僅是一個理論的設計,所以,回想起來,你說不承擔風險,那確實不是事實。但是總感覺應該這樣做,不幹事就不會有風險,再冒多大的風險都應該。後來有同志講,假如當時不下兩年規劃的決心,很有可能會拖延下來。為什麼呢,因為很多工作確確實實有很多的未知數。你不要說別的,就青海那麼大的工程,後來做實驗,要沒有兩年規劃的話,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覺同志那個時候從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來了,沒有軍隊的大力支持,沒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這一段,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決策,以及我們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怎樣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優勢來突破它。所以,後來那個美國人劉易斯不都講了嘛,你們在大躍進時期,在三年困難時期把原子彈搞出來了,關鍵是你們充分地發揮了人才的作用。
  研製原子彈屬於國家最高機密,需要有一個代號,以便於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慮用什麼作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代號時,劉傑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吳際霖、李覺、朱光亞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596這個數字。劉傑說,兩年規劃制定了以後,當時就考慮第一顆原子彈應該以什麼命名。我考慮,赫魯曉夫從1959年6月毀約停援,還蔑視我們,說離開了他們的援助,中國20年也研製不出原子彈。我們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就以這個日期——596來作為代號,就是要大家奮發圖強啊。你不給我們,看我們能不能幹出來!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製造紀實:596秘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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