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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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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前言

    「南有南京大屠殺,北有千里『無人區』」。長城線上千里「無人區」,是抗日戰爭時期侵華日軍為鞏固其對中國領土的佔領,切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與人民群眾的聯繫,在長城沿線一帶通過「集家並村」的手段將群眾驅趕到所謂的「集團部落」(群眾稱之為「人圈」),從而建立起來的「無住禁作地帶」,是日軍用血腥手段在華製造的又一重大侵略暴行。    
    日軍在長城沿線製造「無人區」始於1939年,起初只是在局部地區實行集家並村。隨著長城線上抗日游擊戰爭的深入發展,日軍將製造「無人區」提到戰略高度認識並制定全面計劃。到1944年,日軍製造「無人區」計劃基本完成。其範圍東起山海關以西的九門口,西至赤城縣的老丈壩,北自寧城、圍場一帶,南到遷安、遵化一線,總面積達5萬平方公里,涉及今河北、遼寧、內蒙古、北京、天津5個省、市、自治區的25個縣(區)。其中「無住禁作地帶」約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萬多個,共建「人圈」2506座,被驅趕集家的群眾約140萬人。    
    這裡的「無人區」主要包括三個層次:一是「無住禁作」地帶,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實行徹底「三光」政策的區域。二是「集團部落」,即在平地大川地域修建有圍牆、有武裝看守的「人圈」,雖有人居住,但沒有行動自由。三是「無住禁作」地帶和「集團部落」之間的「禁住不禁作」地帶。    
    日軍在製造「無人區」的過程中,將游擊根據地劃為「無住禁作地帶」,實行了「拔根斷源式的摧毀」,滅絕一切生機,將「三光」政策發揮到了極致。在對游擊根據地進行瘋狂摧殘的同時,日軍對於生活在「人圈」內的群眾進行了無比殘暴的法西斯統治,致使成千上萬人被饑寒、瘟疫、酷刑奪去了生命,座座「人圈」猶如座座人間地獄。據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冀熱遼地區被日本侵略者屠殺和虐殺我35萬人中國同胞中,大部分死於「無人區」。日軍對「無人區」人民的屠殺和虐殺,其殘暴程度不亞於「南京大屠殺」。    
    面對日軍的瘋狂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黨的群眾路線和人民戰爭思想發揮了巨大的威力,統一戰線思想得到了充分實踐。在長達5年多的時間裡,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不僅生存了下來,還與日軍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堅持住了這塊戰略要地。在「無人區」的鬥爭中,抗日軍民中湧現出無數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跡,充分彰顯了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黨政幹部、戰士中,有許多狼牙山五壯士式的英雄。長城線上的群眾也作出了巨大犧牲,湧現的英雄人物更是數不勝數。長城線上「無人區」的歷史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殘本性,也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胡繩同志生前曾指出「『無人區』是抗日戰爭中悲壯的特寫鏡頭」。日本進步學者也提出「『無人區』是人類戰爭史中特殊的歷史現象」。    
    相對南京大屠殺而言,日軍在長城線上製造千里「無人區」這段歷史知之者甚少,我們特將長城線上「無人區」有關資料奉獻給讀者。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人間地獄「無人區」(圖)

       「無人區」冀熱遼行署關於熱南、冀東集家    
    並村(人圈)慘狀的調查報告    
    敵寇對中國人民的殘殺、統治是無奇不有,無所不為的,但是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決不會因此而壓制下去,相反的時刻打擊著敵人,特別是分散在各個山溝的人民,憑藉著山地的有利條件開展著對敵的周旋,因此敵人認為最美妙的也就是對中國人民最殘暴的做法——製造「無人區」!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的春天,敵寇在我冀熱遼區從古北口到山海關,長約700餘里的長城兩側,包括承德、密雲、遷安、興隆、平泉、青龍、灤平、遵化、凌源等縣,長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均不讓有一個中國人存在,開始了殘酷的集家並村辦法:第一階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戶,集中到村莊裡。這是「命令」,不去就是燒殺搶。但老百姓不是那樣溫馴的,除開展「非法」鬥爭外,還利用一些「合法」的鬥爭,拖延時間。三十一年(1942年)開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戶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離長城40里以外山溝口較大村裡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國人民能夠服從這個「命令」麼?絕對不能,因此「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殘暴的施行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敵寇的獸群每天在山溝裡、山頂上進行「掃蕩」與搜索,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就是一所茅草窩鋪也難免灰燼的命運,牲口和財物搶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雞犬也難逃活命。這樣的搜索「掃蕩」一個村至少在幾次以上,在馬尾溝竟燒殺了14次。不甘屈服的中國人民,第一次被燒了房子,他們又搭起茅屋來,但是狠心的敵人又來個二次放火。經過數次「搭」與「燒」的鬥爭,群眾的力量使盡了,只得隱蔽在水〔山〕溝裡、大樹下、土谷裡,以減少目標,略避風寒。但是敵人還有更殘酷的辦法,在每個山頭上分佈著碉堡,監視著人們的動靜,只要發現人影,必追逐殺死而後已。因此,躲在山谷裡的人們連火都不敢生,恐怕煙火暴露了消息。母親抱著小孩,時刻不敢讓他離開奶頭,恐怕孩子的哭聲把敵人引來。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時,可憐的讓他母親長久的用奶頭塞死。馬尾溝只4個小村,70戶人家,竟被殺死50餘人。好多村莊被殺在半數以上,全家被殺的也為數不少。有42 000平方里的土地上成為人煙罕見的一片淒涼了!    
    住在部落附近的人們不得已跑在「人圈」裡,都過著非人類的生活(部落都在千戶以上)。「人圈」裡有嚴密的特務組織,規定有「思想犯」「政治犯」「運輸犯」「秘輸犯」等犯罪條款,誰要表現任何一點活動,或是看見那個人不順眼時,就加上〔之〕予某一罪名結束了他的生命。從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與外面發生任何關係,就是相隔咫尺的村莊也不准互相來往。10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讓種,凡是一個能拿動槍的男人,都要編為自衛團,每晚巡查不能睡覺,白天才能抽點時間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為他們又都是「勤勞奉公」隊的隊員,每月都要抽出15天到20天的工夫「勤勞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溝就是修山頭堡壘;不是修汽車路,就是修火車道;不是到附近縣做工,就是到東北礦廠,他們的勞役沒有服完的時候,以至於死。「人圈」裡的生活完全是配給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讓吃。其他用品的配給,著實可憐,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給,至多不過3尺;他們所打的糧食還不夠交稅,如住宿捐每戶每年80元,軍需捐每人每季7元,飛機獻金每人7元,每人還得交「鋼鈍」5個,如沒有交款,每個折5元,一年一次募捐每畝地17元,還有附加捐等等。這僅僅是所知的數種,總計每年每畝地至少負擔80斤糧食,他們穿什麼吃什麼即可想而知了。「人圈」裡的女人們,一般定有兩種制度,一種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婦女,擲下她的可愛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個圈,然後才能回家做飯奶孩子,不然就要犯罪。第二種是「跑山」,每禮拜一次,把婦女們集中在一個山麓下,發號賽跑。但山頭早已暗藏著一些喪盡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婦女快到山頂時,呯呯……的槍聲,把女人們嚇個抖擻而後快,這就是那〔所〕謂「鍛煉」,誰要不去,馬上定個思想不良的罪名成為刀下鬼,「人圈」的婦女們被敵人的姦淫污辱已成為「公開合法」,因為抗拒,被處通匪者不是少數。「人圈」的生活此僅一二,實難盡述。    
    在這塊地區裡,以9個縣計,其中最重要者4縣,有600萬畝土地在敵人踐踏下荒蕪了,每畝以產糧3大斗計,以4年計算,共減收糧食720萬大石。1000餘村莊的房舍片瓦無存;牲畜不見一頭,衣服不能遮體,目前有將近50萬的人們受著衣食住無法解決而死亡的威脅,此種嗷嗷待哺的慘相,令人心寒!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熱河的血淚倉夷(圖)

        在日寇統治熱河期間,從河北要到熱河去,都得經過數十里至百餘里的「無住地帶」。這地帶裡所有村莊都被毀滅了,土地不許耕種,真是淒涼滿目。過了長城就到統治極嚴的部落區。每距五六里,就修建1個部落,圍以土牆,所以又稱「圍子」或「人圈」。除了這「圍子」以外,其他大小村莊全被毀掉,連在山溝裡種地搭的小草棚,也被拆毀。這種部落要到寧城和赤峰以北,才漸漸減少。熱河人民一提起「圍子」,就有訴不盡的怨恨。    
    敵人利用「圍子」把人民圈管起來,使人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串親,走口,種地,出入非常的困難。大批的「討伐隊」和偽警察,把「圍子」都層層封鎖起來。在豐寧縣茨營子一村,只269戶,就住著「討伐隊」76人,在「聯村」裡還有30多個警察。「圍子」裡人民的勞役和捐稅特別繁重。經常有3種地區需要勞役:一種是到熱河東部背煤修鐵路,每次服役半年。一種是到紅堂寺煤礦,背煤,蓋房,修路,一去也是半年。一種是在本村聽差,修路。去熱河東部的要21、22歲的青年,自帶路費,到那裡都穿軍隊的舊破衣。到紅堂寺的要27、28、37、38歲4種年齡的人,到那裡吃不飽,不給錢,衣服看見肉。留在本村服役的是30、40兩種年齡的。其他年齡的有的當「圍兵」,有的當「自衛團」,整天的出操、集合、站圍牆。剩下能種地的,受苦的,儘是老弱的。所以有許多相當肥沃的土地,都荒蕪著沒有勞力耕種。在「圍子」裡的每家農戶,種地喂家畜也不能自由,平地強迫種棉花。「官棉花」每畝要產100至150斤。交壞棉花還不行。市價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價只給3毛。好的旱地又強迫種大煙,收了煙全用官價交了公,剩下種雜糧五穀的地也就較次了,就這樣每畝地得交1斗至1斗半的糧稅,有些地還得每畝多交20多斤柴火〔禾〕。地荒著也得納糧,說是為了鼓勵「增產」。打下糧食歸「大堆」(大倉),即「糧食組合」、「義倉」。按期去領來吃,不讓老百姓家裡有存糧。在豐寧縣的茨營子村,生產量比建「圍子」以前要減少一半。有70%的人民每年都不夠吃,過著半饑半飽的苦日子。另外,每個人還折價100元,抽1/10的捐;100隻羊抽30只歸「組合」,每隻給2元;牛100頭抽10頭歸「組合」,每頭給二三十元。養牛、羊、雞、驢等都得登記,警察按期來查,喂瘦了要受罰,死了得報銷,不然到年頭就向你要活的。因為捐稅太重,喂家畜的人家也就少了。在「圍子」裡,人們沒有閒的時候,天天有勞役;也沒有飽的時候,糧食被搜刮盡了。這就是熱河農村在敵寇統治下破產的寫照。    
    在熱河省會的承德,由於敵寇對商業的絕對統治,已變成一座非常冷落的城市。敵人說:「物資節約了!」於是連飯館都找不到了,在承德街上買不到肉。來往的只有—些穿黃衣裳的人(敵偽軍政人員),穿便衣的很少見到。坐火車路過一些城鎮也看不見什麼買賣。熱河中部建平縣一個小商人告訴記者:我們一村300多戶,只有十幾人做小買賣,不能明著做,賣布賣線比做賊還難,白天都得把布帶到高粱地裡蹲著。也沒有新布,只能倒點估衣。到奉天去買估衣,黑夜裡走,三宿才回來,一路就怕遇見狗腿漢奸,遇到就被沒收。所以在熱河,有錢人穿的也是破衣服,窮人不少赤身光膀子的。十七八歲的大姑娘,都得不到一件稍微完整的褲子來遮住她的身體。有許多窮苦的人家,一家七八口人,只有1條褲子,誰出門誰就穿著它,在家裡就用被子或麻袋圍著。一些富有的人家,留著明堂瓦房都不敢住,只好住破家爛屋,避免敵人注意。但是敵人不會輕易的放過他們。敵人把火車站「賣」給地主,把赤峰北的大橋「賣」給地主,把承德街上日寇的「忠靈塔」也「賣」給了商家(據說「賣」了170餘萬元),偽警察署、縣公署、分出〔駐〕所、兵營、學校,一切公物,都「賣」給熱河的老百姓。老百姓自然是不得拒絕的,有的是有錢人出錢,有的是無錢人公攤。偽寇簡直是想盡一切辦法來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所以當地的年輕人氣憤地說:「咱一輩子算白混了,咱們一記事兒日本就來,吃沒吃好,穿沒穿好,挑國兵,當勞工,不能有出頭的日子了,偽滿洲國成立一天,我就是個黑人!」年老的人也含淚地搖搖頭,雙手抱著胸脯說:「我們人民的心,已經痛苦成鐵疙疸,扒也扒不開了!」所以靠近我抗日根據地的地區,人民都想盡一切辦法,逃出敵偽重重的監視,來到我根據地安家。據記者所知,逃到我赤城三區的有10戶,逃到我延慶十區的有30戶,在延慶二區就有40多個青年,因為不願歸「圍子」而參加了我游擊隊的。熱河淪亡已經14〔13〕年了,這14〔13〕年來,熱河人民惟一的安慰者,恐怕也只有八路軍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了。八路軍是最瞭解與最關心熱河的同胞,在獨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長城各要口上,作了不知多少次的戰。我8月初到長城邊採訪的時候,我們的部隊已經進到熱河中部圍場一帶作戰。八路軍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為了援助熱河的同胞,曾經從遼〔遙〕遠的冀東根據地裡,募集了寒衣,給他們送去,募集了小米,去接濟他們。曾經在這最殘酷地帶,堅持了5年的苦戰。我們不少的勇敢的戰士光榮地犧牲了。據記者所知,只熱西某團1個團,5年來犧牲團長以下官兵600多,而為了開闢豐寧一縣的抗日工作,我們就犧牲了縣區幹部200多名!從這犧牲的數目字裡,就可知道這裡和敵人是進行了多麼殘酷的(搏)斗;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們八路軍和民主政府,是如何的為解放熱河人民而不惜任何的犧牲!    
    現在熱河全境解放了!敵寇漢奸留給熱河人民心頭的遺恨,雖然還深重地壓在人民的心間。但是年老的人已經張開雙手,摸著八路軍戰士的肩腰說:「想不到,我心上的疙疸,卻被你們扒開了!誰把我們這鐵疙疸扒開,我們就會永遠心向誰!」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人圈(1)-(圖)

      「人圈」的來歷    
    從1941年偽滿洲國康德8年開始,敵人為了「明朗熱河」,為了防止八路軍的積極活動,實行毒辣的集家並村政策,把山溝裡和小村莊的老百姓,都強迫搬到公路兩邊,使所有的村莊都安置在公路控制之下,一旦有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調來大兵「確保治安」。    
    敵人把這並起來的村莊稱為部落,老百姓卻叫它「圍子」「人圈」。——是的,牛住的叫牛圈,豬住的叫豬圈,被當做牛馬一樣看待的奴隸們住的難道不是「人圈」嗎?    
    在「部落區」以外,凡是八路軍到過活動過的地方,都造成「無人區」。敵人稱為「無住地帶」。在那兒不許老百姓居住,不許種莊稼,見房子就燒,見人就殺,見莊稼就砍,要使八路軍沒法安頓。所謂偽滿洲國「國境線」長城一帶,長500里,寬20多里到50多里的地面,都屬於「無住地帶」。在敵人的地圖上是用沙漠一樣的符號來標明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人圈」是怎樣修起來的吧!    
    這是灤平縣邊境的一個叫紅果寺的「人圈」,它完全是在白地上建起的。為了它,5個村莊,幾百間房屋成了廢墟,……為了它,12 000個勞動力浪費掉了。    
    那年秋天,莊稼快成熟的時候,黃澄澄的谷子穗,垂著它沉重的頭,高粱紅得發紫,棒子也綻裂開來。莊稼人正忙著準備收秋,忽然狗腿子特務、警察傳下了一道命令:凡是15歲以上50歲以下的居民,不論男女,第二天一早集合,去修部落。    
    這像一盆涼水,澆得人涼了半截,眼看著莊稼丟在地裡,眼看著一年的希望就此落空,怎麼不難過。可是,特務的鞭子,警察的槍刺,沒有道理可講。莊稼人只得帶著鐵鍋、扁擔、筐子、帶著一肚子委屈去了。一路上,人們哭的哭,號的號,孩子凍得嗷嗷叫。    
    「人圈」的範圍經已經劃定了,這兒原有的一片莊稼,趕不及收起,都被踩爛,挖的挖掉,有的扔在一邊,讓牲口吃著。人們看著像踩自己的莊稼一樣難受。在警察監工的皮鞭和斥罵之下,百多個男女老少,忙得支應不及,搬石頭的搬石頭,挖泥土的挖泥土,打牆的打牆,沒有一雙手空閒一分鐘,沒有一張嘴敢隨便講一句話,要不然,一巴掌就打上臉來,一皮靴就踢到屁股上來。    
    快到50歲的陳淮南,因為他年老身體衰弱,支工遲慢,不就被警察拉出去,罰在石頭上跪了半天嗎?警察還提高嗓子,學著日本腔,以一儆百地教訓:「你的調皮,不好好地辦事!」    
    還有些人由於別的原因挨揍,比如做工時用手抹一下凍得掛下來的鼻涕;比如規定婦女每人一天交50塊土坯,不曾夠數;比如監工警察在你家吃飯有了大米白面卻沒有雞肉;比如被看中的婦女沒有懂得更多的順從……    
    直到天黑,好容易放回了家,已經夠累的了,婦女還得忙著做飯、餵豬。大家把肚子塞飽,再趕快摸黑下地搶著收割,要不然,就沒有時間料理莊稼,下年沒有吃的了。    
    人們實在支持不住,腰疼得挺不起來的時候,才躺在炕上休息,但一會兒天又發白,催命的哨子就吹開了。白天工作著,眼皮常常合攏來,如果被警察看見,又是一頓好揍。    
    就這樣,沒日沒夜地操勞著,折磨著,化了兩個多月的功夫,「人圈」算是修成了。    
    看吧!四四方方四道圍牆,那是由遠方搬來一塊塊石壘成,是用幾百人的血汗和眼淚抹成的。牆厚三四尺,高一丈七八尺,頂上插著一排尖利刺手的酸棗枝。牆上每隔兩丈留1個槍眼,牆裡壘著站台,好叫老百姓日夜去守望,圍牆的四角上,各有1個炮樓,堅固圓形的牆上密密麻麻的槍眼,窺視著遠方。    
    「人圈」有兩個門,剛好1輛卡車通過,大門的上面有守望的崗樓,形式是長方的,一樣開有許多槍眼,大門前寫著:    
    「××部落」,兩邊是:「建設部落,自興鄉土」,或是「王道樂土」之類的標語。    
    「人圈」圍起來了,但是裡面還是空空的,這時特務、警察又到各村去傳達第二道命令:限本月底以前,所有居民都得離開原來的村莊,搬進部落居住,誰不去燒誰的房子,決不寬容。    
    於是家家戶戶起了一片哭聲,一片歎息!    
    別了,你辛勤開懇〔墾〕的土地,親手建造的房屋。雖然這兒每一樣東西都非常熟悉。這兒寄存著一切希望和夢想,現在卻不得不被迫離開了。房子拆毀,只留下幾堵殘破的牆壁;土地荒蕪起來,樹木被砍伐,什麼都破壞了,什麼都毀滅了,敵人卻偏偏說得好聽,「建設部落」。    
    成群的人忍著氣往「人圈」裡搬,男子們扛著柱子,擔著筐子、鍋子,女人們抱著雞雛,抱著爛席片,孩子們帶著寒冷和啼喚。    
    部落裡的房子,那所謂新的「家」,還不曾蓋起,睡覺吃飯是最要緊的,那就首先搭起炕來再說。但新土炕是濕的,燒著劈柴,不時蒸發出白色的水汽。夜晚,寒風瑟瑟地吹來。幾家子擠在一個炕上,還像浸在水裡一樣寒冷。因為這個家沒有打牆,還沒有來得及蓋屋頂,又沒有被子等任何擋寒風的東西,有時下起雨來,飄起雪來,就只得挺挺地淋著。    
    慢慢地等柱子豎起,把牆打起,屋頂上胡亂蓋一層草,就算是家了。可是冬天土凍,沒法抹牆,直到第二年春天,也許支差多,地裡忙,心裡又不願長住這個家,那麼房就不知那天才蓋好了。    
    現在家「集」來了,讓我們做一番巡禮吧!    
    房子像鴿子籠一樣緊擠著,那麼凌亂,那麼骯髒,人和豬和雞擠在一起。因為沒有院子,沒有空地,到處是糞便和垃圾,是噁心的臭氣。炕上是臭蟲,身上是虱子,牆上是這些小動物的血印子。在這兒,繁榮的不是人,是細菌。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這就是「人圈」。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人圈(2)

    在人民中間暗暗流傳著一支歌:    
    ……    
    四圍修據點,外邊圍子圈,    
    鄰近老百姓,一齊往裡搬,    
    百姓無住處,四圍搭草鋪。    
    七家子八家子住在一個屋,    
    屋子也不大,住也住不下,    
    外邊下小雨,屋裡摸蛤蟆。    
    名目繁多的罪犯    
    老百姓搬進「人圈」以後,接著來的是血腥的大檢舉。    
    天還沒有亮,成行的汽車,成隊的憲兵,就把「人圈」密不通風地圍住了。他們帶著各種毒辣的刑具,各種該死的罪名:「通匪」「濟匪」「窩匪」,這是所謂「國事犯」的重罪。    
    一聲哨子吹起,無論你在做什麼,都立刻放下,趕去集合。槍尖把男女老少團團圍住,然後指名點出,要你招供你是「通八路」,逼你說出八路軍在哪裡,逼你咬出旁人。不招的話,等著你的是各種刑罰。起先是打,鞭子、棍子、劈柴,拿到什麼是什麼。其次是灌煤油或辣椒水。第三回把燒得滾燙的開水往身上澆,第四回,把木炭火燒紅的鐵筷子烙。第五回呢!忽然傳你吃起燒餅來,聲調也緩和了,勸誘你,要你說出。好傢伙,你硬不說,那麼最後是槍崩。自然,這次序並無一定,更不包括所有的刑罰,這只是一個名叫徐鳳早的青年人所看到過的某一回事實經過而已。    
    犧牲在大檢舉裡的老百姓太多了,隨便舉出個數目字吧!前年秋天,寬城一天殺七八十;李莊子被抓去了80多,殺了55名;彭莊子一氣殺了6個;山嘴子一下抓走五六十。老百姓一提起來都汗毛直豎,說:「可了不得,汽車三天兩天來,一起早誰也跑不出去,圈住了人,也不問青紅皂白,拉出去就是毒刑拷打,頂不過刑罰,就胡說一陣,不說的活活打死。」一個小學教員談虎色變地說:「國事犯這個官司誰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脫兩層皮。」    
    國事犯以外,還有兩個特別的罪名:「經濟犯」「密輸犯」。    
    「人圈」的老百姓,沒有外出和買賣的自由,「人圈」和「人圈」相互間也不准來往,因此,當特務、警察看到什麼人穿上一件新衣的時候,就會追問:「你的新衣是哪兒來的,布是哪兒來的?」看誰家吃點肉,就問:「這肉是哪裡來的,是誰宰的豬?」而這些買賣布匹私自宰豬的都叫「經濟犯」。另外,這個「人圈」裡的糧食不准運往另一個「人圈」裡去,當然更不准運出「國境」去。要不就成了「密輸犯」。    
    「經濟犯」和「密輸犯」僅次於「國事犯」的罪。客氣的,把你的布匹、糧食、牲口沒收;不客氣的,就得關上半年一年,教你花費很多的錢去贖出來。    
    靠了這些罪名,特務、警察也有了更多的敲詐、恐嚇、斂錢的機會。    
    一次,特務盧之本去張栓子家檢查,用刺刀挑開櫃子,翻到裡面一件新衣服,就得意而又假裝善意地說:    
    「啊,這可不得了,穿著新的,日系人看見不好,還是賣給我吧!」    
    張栓子無話可說,似乎還得謝謝特務的好意呢!於是以原價一半的價錢賣出。以後沒穿的,又得偷偷向特務去買布。老百姓就這麼越過越窮。    
    灤平營坊村的村長陳士林,是日本副縣長的乾兒子。別人不敢販牛,他在一邊慫恿著:「去吧,到圍場縣去一趟,回來包賺大錢,有什麼問題我去幹爹那裡一說,還有不成的。」    
    販牛的商人趕了20多頭牛,住在陳士林家裡,正籌算著能賺多少錢的時候,那知陳士林早去縣裡報告,一大隊「經濟特務搜查班」的人來把所有的牛牽走,把販牛的商人押去了。    
    從興隆縣的「人圈」逃出來的徐鳳忠說:「我家的配給本掉了,出點錢請特務幫忙再補一本。一面設法買了50斤大米去送禮,打發他個歡喜,那知道配給本沒補上,卻又出了一件事情。他說:『你的大米是哪兒來的,這是密輸犯,這還了得,我哪兒少這點大米吃。』大米沒退還,父親卻叫押起來,於是又是香煙,又是大煙,這兒送禮,那兒花錢,才把父親放了出來。我們家3條牛就這樣完蛋了。」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兩類人

    兩類人,統治者,被統治者,剝削者,被剝削者,奴役者,被奴役者。    
    被壓在地底裡的是老百姓,站在老百姓頭上的傢伙卻五花八門,一層一層數不清。    
    日系人,這是生死予奪的主宰。憲兵隊也是叫人發抖的名詞。滿洲軍——所謂國兵,這是偽滿洲國的主力,全挑青壯年,也夠嚇人的。警察,他們是法律和權力的代表。(討)伐隊——瘟神,「掃蕩」的先鋒隊。部落警或叫自衛團,這是地方武裝。他們武器的好壞,決定於敵人的信任程度。信任的,發給大槍,七九、水聯珠、套皮;不怎麼信任的,發給幾桿鳥槍、火炮、棍棒。最後還有一種特殊人物——特務,那穿便衣,藏著短槍的傢伙,他本身就是法律,就是權威,誰見了不害怕。    
    縣長、村長、部落長——或甲長,則是另一系列的權利者。    
    在這些奴隸主、奴隸總管、奴隸監督的一層層壓抑之下,「人圈」裡的老百姓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老百姓的奴役,所謂「勤勞奉公」是無窮無盡的。除了修「人圈」,修炮樓,修公路以外,還要修村公所、警防所,修學校,修交易所……那些被「挑國兵」挑落選的,送東北各地下煤窯,開礦山,做苦工,直到把性命送在異鄉。    
    那些吸血者的權利也是無限的。    
    漢奸高連璧,灤平動員股管勞工的,他經常到各個「人圈」去調查,誰去誰不去出工。照例是18歲到55歲的出勞工,可是只要使錢,都能免去;不出錢的也許60歲的都會派上。高連璧的派頭也真大,調查時不說別的,提了根棍子,先就打人。老百姓說話聲音低了,為著害怕他,人們特別低聲下氣。他說:「什麼,聽不到!」猛的當頭一棍。第二回回答時提高一點,他卻說:「我是聾子嗎?你對誰說話,這麼粗聲大氣的。」又是一棍子。請他吃飯,大米、白面是起碼的了,而他老人家只有4個盤是不吃的,非得全席才行。他像蝗蟲,到哪家哪家就一掃而光。    
    前年冬天,駐在大水峪的國兵要薪柴。老百姓從虎什哈送去,往返120里。百姓背來的是乾柴,他就讓你給擔水、掃院子、掃廁所,直到太陽落,餓肚子回去。如果送的柴稍稍濕一點,就教你圍在那兒跪廟,天黑了還不讓回家。當時有一個老百姓不堪這樣虐待跳井自殺了。老百姓憤慨地說:    
    「官家抓勞工還不算,連他媽的官們家眷的房子也要老百姓修,什麼都抓到老百姓頭上來了,就是娶媳婦入洞房不用老百姓。」    
    什麼都不給什麼都要    
    敵人在偽滿洲國的壓搾剝削,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什麼都不紿,什麼都要。    
    他們不讓你好好住著,把你集家到「人圈」裡。敵人特務、警察半夜三更可以隨便跑到老百姓家裡去,把丈夫孩子趕走,媳婦留下來。他們不讓你種地,集家以後,有的老百姓得跑到二三十里外去種地,每天跑去跑回,就把時間磨掉了,還能幹什麼活?就是這樣還有許多麻煩,太陽出來,「人圈」的門才打開,太陽落山以前,又得趕快回家去,否則「人圈」的門關了,只好住在地裡過夜,挨凍受餓。如果特務到「人圈」裡檢查,見你不在,就得打自衛團團長4個嘴巴,等你回來,自衛團長再打你4個嘴巴。這不是玩笑,據說不成文法不打不行。如果檢查時兩個人不在,特務就打自衛團長8個嘴巴,然後自衛團長再向那兩個人打還。    
    他們不給穿的,一年配給三四尺布,做啥也不夠,原來有些舊衣服兩三年也穿爛了,有衣服的怎麼樣呢?前面掛一道,背後掛一道,腰裡一結就算了。更多的人是赤裸著,只在小肚子那兒纏一塊碎的腰子。奇怪的是大熱天有人穿皮襖,卻是毛貼著肉,為的是怕皮板了透汗濕壞了。沒有棉花,沒有被子,用個麻袋片蓋一下。有害病的,蓋過出了汗,另外的人又蓋,瘟疫病就這樣傳染開了。    
    他們不給吃的,稻田歸公。種了大米都得交出,一般的糧食,除了自己留小部分外,全要送到倉庫或交易場去。不准殺豬宰羊,不准買賣,一切全由配給。看看成為「人圈」以後紅果寺老百姓配給到的東西吧!白面5兩(老人孩子是黑面),豆油2兩,洋火1包,鹽3斤。這是一個人一年的配給量。糖2兩,線10條,布5尺,這是4年來一戶人家僅有過一次的配給。    
    而敵人呢!要你的一切。要你的門牌捐、牲口捐、飛機捐、儲蓄金;要你的「倉糧出荷」、「大豆出荷」、「棉花出荷」、「油類出荷」、「報國出荷」、「民生出荷」、「部落出荷」。要你獻納銅鐵、毛皮、血粉、牲口、雞蛋、蔬菜、麻、杏仁、核桃,以及大煙。他們更異想天開,把要去的雞蛋叫你孵出小雞,給他們餵著,到時候要你交出雞蛋。就在這樣的勒索下,紅果寺200頭牛,只留下了50頭,200隻雞只留下了20只。玻璃廟的3000隻羊,兩年間吃剩下11只,而徵稅時仍按3000多只計算。    
    他們要你服從,他們教讀書的姑娘到老百姓家去宣傳萬國道德會,教你供佛、燒香,教你認命,她們說:「一輩子也得認命,以後日系人、特務、警察打了我們,也不要言語,他罵,咱們忍著,也不要反抗……」    
    敵人是狠毒的,他們不給你自由,不給你生存,不給你做人;他們要你馴順,要你的血,要你的骨殖,要你絕滅。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我們永遠不該忘記

    八路軍的活動並沒有因「人圈」而受限制,敵人的殘酷統治,卻因八路軍的英勇鬥爭給推翻了。這被奴役12年的國土,終於得到解放,應該是怎樣值得歡欣的事!當我們看到昔日的「人圈」,心裡就不能不感到沉重。    
    這是冬天,在楊樹底下村,一群襤褸的赤裸裸的孩子,靠著泥牆在曬太陽,用乞憐的眼光看著行人。一個名叫丫頭的13歲女孩子,上身赤條條的,下面穿一條破爛的單褲子。8歲的黃口子,只有一件大人的單褂子,晃晃蕩蕩,風可以從任何一處吹進去,他蹲蜷在那兒,用衣角蓋著發紫的小膝蓋,而肚臍卻毫無遮掩地露了出來。11歲的虎春子,披的是他爸爸的破羊皮襖,沒有褲子。8歲的栓子則全身光光的。所有這些孩子,有著一張營養不良蒼青的臉,蓬亂乾枯的頭髮,凍得紫黑的皮膚,像雞爪一樣烏黑瘦嶙的小手小腳,顫抖著蜷縮著,像一條條肉蟲。我不知道他們出世到現在曾否有過一次笑臉。    
    站在孩子旁邊一個女人說:「偽滿洲國來了,不讓掙錢,也沒掙處,日系人配給又沒我們的份兒,哪兒來的穿的,蓋的單被片,稀里嘩啦都破了,孩子們溜溜光光都沒有穿的,就只好成天躲在炕上號。」    
    這是敵人統治的結果,我們不會忘記!    
    在黃土梁子,有3個戰士過路,跑得很累,很口渴,想到老百姓家燒開水。他們在一家外面叫門,裡邊兩個女人坐在炕上,又急又羞地說:「別進來,別進來,我們給燒。」戰士們不願麻煩老百姓,說:「不,我們自己燒吧!」女人們還是不讓,問她們為什麼,才知道她們一個沒有褲子,一個褲子是穿洞的,所以不便出門。這3位八路軍戰士聽了都默默掉下淚來,沒有遲疑,立即把自己的襯褲脫下來送給那兩個女人。    
    某部隊第一次走過三塊石村的時候,給了一個孩子3件衣服,正好第二次又過那裡,看到孩子依然赤身裸體的蹲在風地裡,覺得奇怪,有人開始懷疑起來,是不是他們裝腔呢!後來問那孩子,才知道他的父親前年上山打柴凍死了,母親外出討飯也凍死了,家裡有一個哥哥一個嫂子,全沒穿的,上回3件衣服就是哥哥嫂子穿了,可以去打柴幹活。戰士們聽了,又把好些衣服給了孩子。    
    這類故事太多,這樣的戰士也太多了。現在救濟的棉花早已大批大批地運去,這些悲慘的現象將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土地已經解放,人民已經自由,生活將要幸福,然而這些慘痛的往事,這些慘痛造成的原因,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應該忘記!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無人區」的纍纍血債(1)

    王亢江卓何光    
    敵人瘋狂製造「無人區」,妄圖確保偽滿洲國統治    
    敵人企圖沿長城線製造「無人區」,從古北口至大灘,構成一條寬大的戰略封鎖線,阻止八路軍向東北挺進,以實現其「確保滿洲」的目的。    
    1941年下半年,偽滿洲國熱河日本憲兵本部,制定了「國境地帶無人區化」方案,「關東軍西南防衛司令部」也制定了「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綱要」,形成了在偽滿邊境製造「無人區」的全面規劃。1941年夏,敵華北方面軍制定了所謂「肅正三年計劃」,企圖限定時間,「擴大、鞏固治安地區」。提出修築隔離壕溝或堡壘、「阻止共軍入侵」。1942年1月初,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實行第三次「施政躍進」運動,重點是強迫老百姓「集家並村」,製造「無人區」。為此,偽察南政廳制訂了「赤(城)龍(關)延(慶)東部三縣特別工作計劃」,對龍關,赤城,延慶三縣實行特別「治安肅正」。說明三個偽政權,都在執行著同一戰略部署。    
    1941年秋,偽滿和偽華北的敵人,糾集萬餘日偽軍,對平北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豐灤密地區則更為嚴重,以燒、殺、搶、捕等手段,企圖摧毀平北抗日根據地,並開始製造「無人區」。    
    在豐(寧)灤(平)密(雲)聯合縣境內,敵偽從萬人「掃蕩」後期開始推行「集家並村」計劃。1941年關東軍在灤平於營子搞集家並村試驗村。1942年春,灤平縣偽縣長張祥廉在吳柵子搞「模範部落」的樣板。修成後,偽滿洲國的一個「大臣」至此檢閱,照相,還拍了無聲紀錄影片「安樂村」。接著首先在豐灤密的十二、十三、十六區,繼而又在長城沿線的一、五、七、八區北部大搞集家並村,敵人脅迫群眾到指定的村莊居住,四周修築起一丈多高的圍牆,只留前後兩個門供人出入,門上建崗樓,牆內四角建炮樓,駐有軍警特務。敵人稱這種用炮樓和高牆圍起來的村莊為「部落」,當地群眾進入「部落」便失去了生產、生活、言論、行動的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馬一樣任敵役使和宰割,因此群眾憤怒地稱之為「人圈」、「圍子」。到1942年3月底,敵人已在一、五、七、八、十二區修建了四合堂、於營子、大甸子、大峪、白廟子、東西灣子、番字牌、司營子、榆樹底下、大溝、牛圈子、上下西倉峪、大北溝門、東石門子、白馬關、南化石嶺、石湖根、黃梁根、上下窩鋪、壯牛溝、火石嶺等29個「部落」。並宣佈每個「部落」外10里範圍內為「無住地帶」,不許居住,耕作時間在上午10時到下午4時之內進行,10里範圍外為「無住禁作地帶」;不許居住也不許耕作;這些地區統稱為「無人區」。    
    日偽的「集家並村」遭到了豐灤密人民群眾的激烈反抗,許多人逃到深山,誓死不進「人圈」。到了1942年,敵人又以6000兵力在豐、灤、密長城各口和山邊要地廣設據點,使豐、灤、密地區的敵偽據點增加到37個。然後以各主要據點為中心,把「無人區」劃分成若干小塊,指定一個或幾個據點反覆「掃蕩」,並配備機動兵力在各塊之間穿插配合,妄圖進一步肅清抗日力量。這一年敵人對「無人區」較大規模的「掃蕩」就有32次,全年累計「掃蕩」時間長達8個月以上。有431名幹部群眾被殺,1111人被捕,損失糧食3634石,牲畜2124頭。同時,敵人還派遣大批特務密探,偵察我軍政機關和山裡群眾的隱蔽地,發現目標即調動軍隊長途奔襲。1942年敵人進行有目標的長途奔襲共達40次,給抗日力量造成很大損失,其中偽滿討伐隊4月8日突然奔襲密雲縣臭水坑,豐灤密聯合縣縣長沈爽、十團供給處長喬宇率部隊與敵英勇戰鬥,30位同志犧牲,縣財糧科長李昨非等45人被捕。這就是引起平北抗日軍民公憤的臭水坑慘案。    
    華北方面敵人,從1942年4月開始,強征5000多名青壯年勞動力,沿著山邊挖掘「治安溝」(即封鎖溝)。至4月底,封鎖溝挖成。西起昌平縣的桃峪口,途經豐灤密九區的平義分、北宅、白廠,四區的紅螺鎮、范各莊、流水莊,六區的康各莊、卸甲山、署地、墳莊,二區的北白巖、尖巖、莊戶,三區的董各莊、燕落、不老屯、學各莊、石匣,東至潮河岸邊的辛莊止,總長180華里,寬3丈6尺,深1丈6尺。溝邊每隔三五里建一炮樓,炮樓由偽軍和沿溝各村保甲棍團監守。為了擴溝,敵人還在沿溝重要村鎮先後增建了大辛莊、墳莊、燕落等13個據點。接著敵人將大溝以北,長城以內地區宣佈為「非治安區」,嚴禁居住耕作,把群眾統統趕往溝南,溝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燒燬。為限制抗日軍隊在大溝兩側活動,還沿溝燒山並村,先後將溝北牛盆峪、東溝門、大關上、馬營、河北、西峪、高家嶺、沙峪裡、秀才峪、柳樹溝、轉山子、廟溝梁等村的山林全數燒燬,又把溝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恆河西山、穆家峪西溝等強行併入大村。在敵人瘋狂破壞脅迫下,大部分群眾移到溝南,少部分群眾進入深山,封鎖溝以北遂成為荒蕪地帶。這樣,豐灤密聯合縣境內,一時間就形成了東自半成子,西至渤海所、南從白道峪,北到於營子,東西南北各長約120華里的山地「無人區」。無人區範圍,約占豐灤密地區面積的20%,原居住人口的10%。    
    在昌(平)延(慶)聯合縣境內,敵人為著鞏固偽滿洲國邊界佔領地,進一步控制我昌延中心區,於1941年開始,在千家店、花盆、沙梁子、紅旗甸鄉,強迫群眾修建「部落」、炮樓,於1942年初,劃定大莊科、小莊科、漢家川、檯子溝、二道河,二道關、鴿子峪、杏樹台、王家堡、二鋪、營城、羅檯子、狗鋪共計13個「人圈」。強迫附近45個村莊的群眾,搬進13個「部落」,並拆毀「部落」附近的村莊。1942年8月,偽軍到二鋪附近的馬蹄灣村,拆房171間,打傷群眾13人,又到狗鋪附近的河灣拆房250間。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無人區」的纍纍血債(2)

    從1942年5月底,平北根據地中心區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日偽軍連續不斷進行「掃蕩」,實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其中以對赤城以南大海陀附近的平北黨政機關所在地之「掃蕩」為最甚。抗日軍民自己動手在山上蓋的房子,不僅被日偽軍燒燬,連房基石也被拆除扔到山谷中去了。每次反「掃蕩」一結束,大家就重新蓋房,未等房子蓋好,敵人又來了,戰士們拿起槍又開始了反「掃蕩」鬥爭。主力部隊傷四分之一,基層政權和群眾組織損失近一半。平北軍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齊心協力,英勇戰鬥,根據地雖然縮小了,抗日鬥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仍然堅持下來。在龍(關)赤(城)聯合縣境和偽滿豐寧縣邊,有從北至南的古魏長城,長城東的山谷中,有黑河自北向南流,是為黑河川。黑河地區是偽滿洲、華北、蒙疆的接合部,南控華北,西扼蒙疆,並在巴圖營、茨營子、瓦房溝、大石窖、石泉寺、喜峰嵯、青羊溝設立了分駐所,在東卯、白草設立了警察署。1942年敵人在毗鄰長城的青羊溝和千松台一帶,首先搞起「集家並村」,用刺刀和棍棒強迫群眾搬進「部落」。1943年初,整個黑河川全部施行「集家並村」。當時所建「人圈」為:三道川8個、青羊溝9個、白草14個、東萬口10個、茨營子12個、東卯6個、萬泉寺4個、合計7個鄉和大灘共設65個「人圈」,有200多村莊的群眾被迫搬入。在靠長城沿線,「人圈」外的「國界」處,被劃為「無住地帶」,插上木橛,不准逾越,發現有人通過,即開槍射殺。黑河川土地肥沃,自古是米糧川,日寇「集家並村」的「固邊政策」,給人民帶來了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日寇在「無人區」欠下了難以償還的纍纍血債    
    日寇為實現其罪惡目的,不管人民的死活。豐寧黑河川千松檯子只有30戶人家,硬逼附近的30多村250多戶併入,沒按時搬入的就將房物燒光。溫卜寺溝村王小四、王老四、蔣得旺、韓老三在集家並村時留下幾個窩棚,被特務告密,日本鬼子要將4人活埋,經營救獲釋精神失常死去。菜園溝劉永富,見自家房物被燒,無法生存,懸樑自盡。大南溝李紅眼的兒子,往千松台並村時,見父年老,兒子又小,當天即上吊而死。李得瑞家中8口人,弟弟是抗日區幹部,他感到被集家是屈辱,並村後又無法生活,服毒而死。1943年,千松台的於二丑,為全家生計偷跑回住地大西背種地,被敵人發現,把窩棚與人一起燒掉。南溝安存義生活無著砍荊條,勒笸籮,悄悄到口裡賣,碰上特務鄭天元,以犯了偷越國境罪,被活活打死在石虎溝。范明照老人60多歲了到口裡溝門準備換點布,返回時遇偽滿洲軍,被毒打後壓到石頭下,老人淒慘呼號,不久死去。「部落」內實行「米谷統治、碾磨封鎖」,一切糧食果品統歸大倉,不許群眾私留和買賣,否則即以「經濟犯」「運輸犯」「國事犯」罪名嚴加處罰。在豐灤密白廟子「部落」我原村長王金鼎,僅因摘了自家果樹的一點果子就被判為「經濟犯」慘遭殺害。生活上實行配給制,每人每年只配給少量混合面,一盒火柴,半斤鹽和3尺布,經過層層剋扣,到群眾手中已所剩無幾。有的「部落」每人每年僅得9寸布,許多成年人只在腰間圍一塊布,有的全家人僅有一條破褲子,誰出外誰穿,姑娘媳婦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裡牆角挖個深坑,有外人來時就蹲到坑裡遮羞。「部落」衛生條件更為惡劣,多是幾家人擠住在用柴草搭的「馬架房」裡,房外到處是糞便垃圾,夏日臭氣熏天,瘟疫疾病流行,冬日缺衣少食,很多人凍餓而死。1942年一年,豐灤密每個「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廟子部落」400人中,1942年就死了160餘人。豐寧縣黑河川張家營「人圈」,1943年冬,一天就死了28口人。蘇生一家5口,兒子被協和會打死,兒媳被漢奸霸去死掉,閨女死了,後來老兩口也死了,一家成了絕戶。千松台280戶,集家後63戶家破人亡,成了絕戶。    
    1941年秋,日軍在平北、冀東長城內外驅百姓「集家並村」製造「無人區」,逼迫農民住進「人圈」。圖為平北「人圈」的遺址。    
    與集家並村同時,是強迫群眾修「人圈」。不分男女老幼,一齊出工,遲到一步,輕則挨打,重則喪命。在豐寧縣黑河川的三道川修「人圈」,偽警施雪安監工,每天拿著棒子點名,趙德金由於給坐月子的女人熬粥,到的稍晚一點,他本已在架子上幹活,監工上架就打,打完推下架子摔斷了腰。千松檯子高延甫、王英年僅14歲,偽警趙延喜嫌他們小,把他們用大石頭壓在河灣。    
    敵人還利用查戶口,集合「軍訓」為借口,欺壓群眾,凌辱婦女。每個「人圈」每天都有許多年輕婦女被蹂躪糟踐。黑河川黑達營子孫長山女人來鳳子,幾次被敵姦污,一次日本鬼子又要強姦她,她嚇得精神失常,在雷雨交加的夜間死在羅家灣破廟裡。千松台李長起家中7口人,集家後擠在一條炕上睡。他剛結婚,特務天天夜晚對著家中長幼姦污他的妻子,家中誰咳嗽一聲也不行。女人婚後不到一年被折磨而死,李長起出走壩外。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無人區」的纍纍血債(3)

    敵人種種倒行逆施,遭到群眾激烈的反抗。而敵人以更瘋狂的鎮壓,製造了血債纍纍的慘案。在豐灤密聯合縣境內,敵人製造了快活峪、天橋溝、張家墳、下營、孟思郎峪等慘案。快活峪在灤平縣城西南,距營盤25里的一個山溝裡,八路軍十團曾在這一帶活動。敵人「集家並村」時,規定全鄉只在營盤修一個「部落」(人圈),快活峪不准再有人家,不准種莊稼,不准打柴、放牧,若有人出入「無住禁作地帶」,則「格殺勿論」。但快活峪群眾大部分躲到親戚家,或住在巖棚、山洞裡,沒有搬進「部落」。1941年9月5日,於營子日軍中隊長上村帶領日寇、偽警、討伐隊200人,闖進快活峪,從溝裡到溝外把全村280多間房子全部燒燬,騾、馬、驢36匹,羊500多只全部搶去,整個快活峪被洗劫一空。農民張福友,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住在馬架子的巖棚裡,鬼子搜山發現了,把他打死在山上。鬼子發現張福印夫婦和陳學分別住東溝兩個巖棚裡,把張福印的妻子和陳學打死在山洞裡,張福印在向大山裡逃跑時,手腕子被打成殘廢。貧民張家書住在一個巖棚裡,他9歲的女兒張小冬正在山上拾柴,被敵人發現,打死在陽坡。農民孫懷清到自己玉米地掰幾穗玉米吃,也被敵人打死在馬架子窩鋪裡。敵人這次行動,慘遭殺害的無辜群眾就有14人之多。1941年10月24日,搬到古北口河西等地和附近山上住巖棚的群眾,回來收莊稼打場。駐於營子的敵人由日軍中隊長上村校一和偽討伐隊長劉宗功,帶領200多人,凌晨分兩路圍剿快活峪,敵人把盧文清、盧文亮、尚文德、尚文福、郭老耗子(14歲)等18人脅迫到小廟前的土坎子上,小金井英一拿著洋刀,逼問群眾:集家好不好?八路軍在哪裡?誰是村幹部?這些手無寸鐵的群眾,面對敵人屠刀,堅強不屈,都說不知道。鬼子就用刺刀逼著群眾往大坑裡跳,跳一個打一槍,群眾不往下跳,鬼子就用刺刀往下捅。敵人惟恐跳下的群眾不死,又往人堆裡扔了兩顆手榴彈。身受重傷的尚文德,從血泊中掙扎起來,手指敵人破口大罵:「你們這伙豺狼,今天老子和你們拼了!」邊罵邊衝向敵人,撞的鬼子一溜趔趄。最後在敵人的槍聲中倒在難友盧文亮身上。敵人又對倒下的人「過篩子」,刺刀透過尚文德的胸膛刺進盧文亮的後背,鬼子們看被殺的人都不動了,才在獰笑中滾出溝外。躲在山裡的鄉親們在掩埋親人屍體過程中,發現盧文亮、盧文清、高生印、尚文稿和張榮等5人沒有死,趕緊把他們背到關裡親友家養傷。在18個人中除死裡逃生5人外,其餘13人,大的50多歲,小的只有14歲,都慘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天橋溝僅有6戶人家,是灤平縣七道河村的一個山莊。1941年10月28日,豐灤密長城游擊隊奔赴豐寧開闢工作,路過七道河村,被虎什哈偽警察署長劉漢和於營子日軍上村校一、小金井英一率隊圍攻,長城游擊隊突圍後,日偽軍以窩藏「共匪」罪名,把天橋溝6戶人家32口人,其中有我游擊隊為掩護群眾而掉隊的3名戰士,外村來探親的3人,外地放牲口的一人,脅迫到兩間馬架窩棚跟前,用機槍掃射,上至70多歲老人,下至臨產孕婦、未滿週歲的嬰兒,全部死在血泊之中,日偽軍又放火焚屍,並將天橋其餘17間馬架窩棚同時燒燬。    
    1942年4月,豐灤密中心區張家墳村的中共黨員、村幹部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剛和自衛隊員任宗山、任宗學、韓丙方、孫長瑞等7人,響應政府「回村搞春耕」的號召,由隱蔽地區回村種地,正趕上敵人到這一帶「掃蕩」,由於山頭崗哨未及時發現,7人不幸被捕,被押往四合堂據點。敵人對他們軟硬兼施,先是吊打,灌涼水、灌辣椒水、壓槓子,四天四夜不給飯吃,不給水喝,第五天敵人又給送來好飯好菜。任宗玉等7同志大義凜然,不為所動,被捕第七天,被敵人帶到栗樹溝門早已挖好的7個大坑前,周圍崗哨林立,戒備森嚴。7同志站到大坑前,面對敵人刺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英勇就義。7烈士被日軍殺害的消息,很快傳到各地,豐灤密聯合縣政府追認7同志為抗日烈士,並將張家墳村改名為七烈營,為烈士們樹立「不屈不撓」紀念碑,以慰英靈,並教育後來者。    
    1941年偽軍萬人對豐灤密的「掃蕩」中,曾先後兩次將被捕的抗日群眾帶到下營村集體屠殺,一次殺害群眾31人,二次殺害47人。日軍還把孟思郎峪17名老幼婦女驅趕到一個場院全部槍殺,並焚屍滅跡。    
    小西天慘案。小西天位於密雲縣西部雲蒙山區,和冷風甸為一行政村。1944年1月27日早晨,灤平縣後山鋪偽滿警察和棍團100多人,突然包圍了小西天溝,將群眾全部抓捕,押往後山鋪據點。敵人嚴刑拷打,群眾誓死不屈。敵人一無所獲,惱羞成怒,於1月30日將群眾押回小西天溝,集體殺害,當場慘死28人,所以,又稱「二八」慘案。    
    在懷柔地區的西柵子、八道河、莊戶、交界河、石片、官地一帶,日偽宣佈為「無住禁作地帶」,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製造了石片慘案和龍潭慘案。1942年舊歷正月十四,駐紮在懷柔北部大地據點的偽滿軍教導隊糾集六七百人,向「無住地帶」討伐。從交界河搜捕了杜小漏、石成山、周朝福、石德洪、石天玉、石天才共6個無辜的群眾,石片村商顯生碰上日寇和偽警察,也沒能逃脫厄運,數九寒天,北風刺骨,日寇剝光了商顯生的衣服,將他五花大綁,連同交界河的6人一起,拉到石片村一個姓商的人家內,用機槍掃射無辜群眾之後,又用火點著了房子,5人當場死亡,商顯生身中七彈,石天才中了一彈,幸未致命,敵人離去後,他們從火海中逃出。    
    1945年3月27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日寇垂死掙扎,糾集了偽警、特務300餘人,對八道河、交界河、石片等「無住地帶」進行拉網式大搜捕。從山溝的窩棚裡搜捕無辜群眾27人,帶到龍潭溝的西壩根下,強迫群眾站成兩行,用機槍瘋狂掃射後,大搖大擺地離去,敵人尚未走遠,從倒下人群中傳出了孩子的哭聲,這是常寶林的妻子石氏懷抱一個剛滿週歲的男孩,母親怕孩子哭出聲來連累了大家,用奶頭堵住了孩子的嘴,憋得孩子透不過氣,沒等敵人走遠,孩子就一下哭出聲來,敵人聽到哭聲又咆哮著返回。又向倒下人群瘋狂掃射,製造了龍潭慘案。27人當中當場慘死15人,傷重事後死亡3人。    
    敵偽強迫「集家並村」,人民遭殺害死亡和損失財物是難以計算清楚的,僅以灤平縣不完全統計為例:1943年底,全縣總戶數 43 574 戶,集家的戶數 25 648 戶,占總戶數的61%;人口 245 410 人,集家人口 128 240 人,占總人口的52%。從1940年到1945年,被敵人直接殺害和餓死、凍死、瘟疫病死、逃亡共傷亡 20 700 人。被拆毀房屋 115 416 間;搶走馬、牛、騾、驢8895匹(頭);羊 71 765 只;豬 16 481 頭。纍纍的血債,罄竹難書,日本帝國主義者是難以償還的!我們和我們的後人,千萬不應該忘記。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千古奇劫一代恨史(1)

    佟靖功    
    1940年,日偽當局總務廳下達文件,指令試行「西南國境治安肅正政策」(即製造「無人區」,推行「三光」政策)。日偽做了多方面準備,在錦州成立了「西南防衛司令部」,擬定了《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綱要》。並將在「東滿」推行「治安肅正」的漢奸姜全我和日本要人岸谷隆一郎、皆川、戶倉勝人等調到熱河,充任偽省長、副省長、警務廳長、協和會會長等職。偽熱河省警務廳保安科長葛蓂以警正銜充任了偽興隆縣長。葛蓂到興隆後迅速充實、成立和調入15個縣轄警察討伐隊,約5000人,與日偽軍配合進行討伐,燒燬深山區民房,強迫居民移住附近大村,宣佈興隆縣進入「非常時期」。    
    日偽經過一年多的準備,進行多次搞小集家和局部大集家的嘗試,深感兵力不足。1941年秋至1942年,除原駐的日軍「八八一」部隊(1000餘人)外,又調來日軍「山田」隊(300多人)。從熱河第五軍管區調來偽滿軍第三十四團、第十二團,由吉林第三軍管區調來偽步兵第八團,由奉天第一軍管區調來偽步兵第三團,由佳木斯第二軍管區調來偽步兵第二十四團。偽軍約8000人。又從偽通化省抽來圍剿楊靖宇將軍的省屬警察討伐大隊10個,約4500人。加上興隆縣的警察,日偽共集中了2萬餘人。    
    1942年4月,偽滿當局命令在興隆推行「治安肅正」。為了「明朗」「部落」地帶,敵人於1942年1月下旬,即農曆臘月二十五日以後,在大川各村,進行了第一次全縣規模的「大檢舉」。幾天之內,逮捕了2000多人。在各地就地屠殺了400多人,其中在興隆街南土門山溝集體屠殺了200多人。其餘均運至東北各地充當勞工,極少有活著回來的。正月二十四日,日偽又在茅山、果園、東峪、老營盤等地搜捕,就地用酷刑致死致殘十幾人,死在外地60人。茅山東坡20戶,被抓去28人,成了「寡婦莊」。    
    1942年春,日偽秘密策劃「無住禁作地帶」(即「無人區」)和「集團部落」(老鄉叫「人圈」)所在地。1942年秋,日偽軍警進行了空前的「大掃蕩」,與八路軍、游擊隊激烈戰鬥,並推行集家,強迫居民搬進大村。如若不搬,即燒燬房屋,並以「通八路」治罪。入冬後,日偽軍多次到「無人區」掃蕩,見著居民就殺光,見著房子就燒光,見著財物就搶光。前乾澗村,有19名居民被圍住,日寇將他們全身扒個精光,用木棍亂打,打得一個個血肉淋漓,然後又把他(她)們裝進蘿蔔窖裡,燃著乾柴,將19人熏死。小黃崖川,僅小孩被刺刀扎死的就有48人。全縣被慘殺的群眾數千人。1942年,共犧牲抗日幹部100多人,黨員200多人,戰士1000多人,八路軍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包森率部在沙坡峪長城兩側與敵人激戰時英勇犧牲,西部地委書記田野(即趙觀民)在石門台村突圍時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為了掩護在小西天上被日偽軍追堵的部隊突圍,八路軍第十三團五連王強等三名戰士彈盡跳崖,壯烈殉國。    
    1943年2月初,日偽軍在大川各村進行了第二次全縣規模的「大檢舉」,逮捕約5000人。在縣內屠殺數百名,其餘全部送往東北各地充當勞工。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偽軍將撒河川的大莫峪村包圍。大莫峪村67戶,被逮捕73人,他們被捆到蘭旗營「人圈」(警察討伐隊隊部和警察分駐所所在地)過堂審訊,有的被火燒,有的被刀砍。農民司俊雨被吊打時掙斷了繩子,抓起劈柴把敵記錄官打蒙,在越牆時被日偽軍趕上用刺刀挑死。日偽軍用刑時,梁啞巴怒打敵人,曹清、靳志三人大罵日寇,當場都被刺死。2月12日,被集體屠殺30多人。大莫峪這次死在蘭旗營及外地的計69人,也成了「寡婦莊」。揪木林是一個55戶的小村莊,被殺死和抓走41人,又成了「寡婦莊」。高檯子、灰窯峪是臨近龍井關的兩個小自然村。檢舉前,警察分駐所所長楊文宏來通知:某日,「皇軍渡邊隊長來村訓話,全村人開會準備歡迎。」屆日,群眾集合,日偽軍突然包圍了會場,兩村的青壯男人70多人全部被抓走,均未生還。    
    1943年4月至6月,日偽軍傾巢而出,瘋狂地搞了四個月全縣大集家。村村皆黃,無處不兵,殺人放火,燒房拆屋,白天百里煙,黑夜千山火。將全縣40%以上的面積劃為「無人區」,16萬多畝耕地禁止耕種(全縣耕地約40萬畝),毀了2000多座村莊,將111 825人(佔全縣人口的81%),趕進199個「人圈」。    
    日寇設置的「人圈」,就是在公路旁的平地上,劃上一個大圈子,強迫被掃蕩下山的人民在指定的圈子裡蓋簡易房子居住,也強迫平川的居民全部搬進「人圈」,命令「人圈」裡十歲以上的男女居民一律先修「人圈」牆和炮樓。「人圈」牆寬五尺,高一丈二。圍牆設四門,有警察站崗放哨,白天開門,晚上關門。圍牆四角設四座炮樓。圍牆外設有大壕溝和鐵絲網。圍牆內,沿著圍牆根有一圈巡邏道。「人圈」中有正街一條,縱橫交錯許多八尺寬的小胡同。每戶居民均給三間小房的蓋房處,房子寬不准超過15丈,院子寬只有8尺。家家都是廁所、豬圈緊挨著正屋窗欞。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千古奇劫一代恨史(2)

    每個「人圈」常駐10名至50名警察,還把「人圈」居民編成「自衛團」或叫「滅共義勇隊」,發給每個18歲至35歲的男子大槍1支、子彈50發,發給每個36歲至50歲的男子火槍1支、火藥2斤,發給每個青壯婦女扎槍1支。在警察監督下,也讓居民們站崗放哨,配合夜間巡邏。夜間,恐巡邏農民睡覺,讓手敲木梆,此敲彼應,徹夜不絕。    
    「人圈」修成後,農民只能憑「居住證明書」在規定時間內出部落門,在租種附近地主、富農的土地上做活。如趕集、串親遲歸者,必須請假掛號。情況稍緊張,就幾天不開大門。居民沒有一點自由,連夜間都不准關門。警察、特務每夜都挨門清查戶口,見著年輕婦女就強姦,見著財物就掠奪,見著豬雞抓去吃掉。    
    「人圈」裡居民的生活用品,日偽美其名曰「配給」。每年每戶洋布7尺半,每年每人白面18斤,每人每月鹽7兩半,每戶每月洋火1盒,每人每年豆油4兩。此外,還配給不足掛齒的鹼、糖、大米等。這些配給品,經過縣、村、甲、牌層層剝皮,發到居民手裡連塞牙縫也不夠。後來,就這點配給還一減再減。農民沒有火柴用,只好用火石打火和保存火種。沒有燈油,就用松柴照明,叫油松明子,熏得人們鼻子、眼睛都成了黑窟窿。許多居民,全家只能穿一條褲子出門。抗日工作人員化裝進入「人圈」,見到婦女同胞常常是在炕上圍被而坐或蹲在屋角的坑裡,只有1個婦女給做飯燒水。原來是9口人只有一條褲子、一條被子。當時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大好山河敵侵佔,燒殺搶掠修「人圈」,死走逃亡家破產,十七八的姑娘沒褲穿!」    
    人們暗暗地從心底發出這樣激憤的呼號:「人圈」裡的窮人沒法熬,租稅重、利息高,苛捐賽牛毛,逼死窮人的三把刀!」日本侵略者無法解脫日益加重的經濟危機,便殘酷地壓搾「人圈」裡的農民。    
    首先,糧食租稅,全年6項:    
    1糧谷出荷糧。每畝上地繳糧1鬥,每畝下地繳糧077斗(每斗30斤);    
    2民生集谷糧。每畝地繳1鬥,1943年每畝繳12斗;    
    3義倉糧,每畝地繳1升;    
    4米谷株式會社糧,每畝地繳2升;    
    5地畝捐糧,每畝繳2斤;    
    6地畝附加糧,每畝繳1斤。    
    合計每畝地繳糧78斤。當時,貧農、中農生活無路,耕作粗放,又遭自然災害,平均畝產糧食只80斤。繳了苛捐,就無隔夜糧了。為了求生,不得不向地主、富農借債。    
    其次,納正項稅:    
    1民生稅,每畝地2角4分;    
    2地畝稅,每畝地5角;    
    3地畝附加稅,每畝地2角5分;    
    4門牌稅,每戶1元;    
    5協和會稅,每個成年人2元;    
    6牲口費,每頭驢4元,每隻羊7角5分,牛馬騾每頭5元;    
    7出生費和死亡費各2角;    
    8宰殺費,每口豬4元,每隻羊2元;    
    9材料費,每畝地2角;    
    10興農合作社股金每戶1元;    
    11義款每戶6角。    
    再次,雜項稅,主要是「慰勞」日偽軍、偽官吏的:    
    1送菜,每甲三天一次,每次50斤至100斤;    
    2送柴,每甲三天一次,每次500斤;    
    3送豬,每甲每月3至10口,每口豬至少殺肉80斤;    
    4送雞,每甲每月5至20只;    
    5送禮,憲兵隊長結婚、壽辰,每甲70元;警察中隊長以上官員,每甲30元;    
    6團員費,每甲經常派2名「自衛團員」到村公所聽差,每月需150元至200元;    
    7棍團費,每甲抽10人專門受訓,每月需100元;    
    8勞工費,每甲每月抽10—300人,需200元;    
    9村甲職員費,給每人每月100—150元。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千古奇劫一代恨史(3)

    「人圈」裡的居民,很快出現了「四多」現象:即討飯的多,病死的多,吃糠咽菜的多,披麻片、光肩膀、露乳房的多。    
    在「人圈」裡,警察、特務時時監視居民,巧立罪名,任意抓人入獄。第一、見到兩三人結伙閒談或夜間點燈嘮嗑、家中有茶缸、小鐵鍋、灰色和草綠色衣服、衣服超過五個扣子、布鞋超過兩雙、出外做農活日落後歸圈等現象,皆以「通八路」罪名列為思想犯抓去入獄;第二、家中存有中華民國書籍、書寫的抗日語句、搜出無證明書的人、槍支彈藥、八路軍糧票等,皆以共產黨員列為政治犯逮捕入獄;第三、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紙煙、手電等物品,皆列為經濟犯入獄。    
    抓進監獄,日偽製造出許多慘絕的酷刑:    
    1 「斷食空腹」。幾天內不給飯吃;    
    2 「倒栽蓮花」。頭朝下活埋「犯人」,日偽軍看著被埋人兩腿露在外面亂掙亂踹,就拍手大笑;    
    3 「軍犬舞蹈」。讓一群軍犬一縱一跳地反覆撲上去,將人活活咬死;    
    4 「滾繡球」。把人衣服脫光塞進一個釘滿釘子的木籠裡,把人滾死;    
    5 「電磨粉身」。用特製的一種電磨,把人磨成肉醬;    
    6 「槍戳沙袋」。把人放在口袋裡,叫新兵用刺刀扎,說是練武試膽;    
    7 「蝦公見龍王」。把人頭腳綁在一起蜷曲著,投河裡或池裡淹死;    
    8 「開膛取心」。雙廟據點的日軍中川曾吃了50多個人心;    
    9 「鋼針繡骨」。用大鐵絲往手指頭上或頭頂上扎,扎進5寸至1尺深。    
    此外,還有「皮鞭沾水」、「辣水漲肚」、「熏燒活人」等等毒刑。抗日政府做過一次統計,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全縣被日寇「檢舉」入獄死亡的達12萬多人。1943年「人圈」裡普遍發生了傷寒病等瘟疫,死亡6000多人。廠溝人圈700人,兩年死亡265口人,占總人口的28%。真是「無村不戴孝,處處有哭聲」。    
    1944年,德、意法西斯戰爭失利,日本侵略者在東方戰場也陷入被動局面,於是加緊了對「滿洲」的控制,首當其衝的是在西南國境線上徹底摧毀「無人區」裡的抗日根據地。為了控制199座「人圈」,半年內,日偽策劃了兩次「大檢舉」。    
    1944年2月,日寇嗅到在「人圈」內並未切斷廣大人民群眾與八路軍、游擊隊的聯繫,興隆日本憲兵隊曾向錦州「西南防衛」司令官呈報情況說:撒河流域一帶(即遷遵興縣八區)居民「完全當八路匪、通八路匪,沒有好人」。因而,偽錦州軍事特別法庭人員於舊歷正月初二日,秘密到達撒河川。初二夜,大批日偽軍警在全縣「人圈」裡逮捕2000多人。在縣內各地屠殺幾百人,其餘全部被送往東北充當勞工。    
    1944年6月間,日偽軍警將所有「人圈」內的八路軍和地方抗日幹部的家屬,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逮捕,據統計約500人左右。在野蠻拷打和污辱後,又全部運往東北充當勞工。    
    從1944年1月開始,日偽以1萬多兵力「掃蕩」五指山區、橫河和驢兒叫根據地,又以5000兵力「掃蕩」大、小黃崖根據地。日偽軍帶著帳篷,住在山上,搞「鐵壁合圍」,揚言要把「無人區」的每塊石頭都翻過來。由於敵我力量過於懸殊,雖然抗日軍民英勇抗擊,仍犧牲300多人、凍餓死亡1000多人。中田村被圍攻11晝夜,被屠殺274人。1944年1月21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日軍率李國、朱盛林討伐隊「圍剿」成功村,將被圍群眾剝光衣服,有的剜心挖眼而死,有的剜去生殖器。李存隆妻被剖腹剝去胎兒,賈成富被一塊一塊地割去身上的皮肉,再讓洋狗撕裂,活活地被折磨而死。全村被慘遭殺害31人。成功村人民化悲痛為力量,誓死為同胞們雪恨。他們先後炸死炸傷日偽軍50多人,打死打傷60多人。黨支部組織委員、18歲的共產黨員傅春搶救了60多名鄉親的生命。當最後自己被敵人圍住時,拉開手榴彈炸開自己的胸膛。黃土坡村孫連舉妻,為了不暴露集體目標,將懷裡哭叫的小兒毅然掐死。僅在三個區裡就有11位母親為了大義捨了兒女的生命。黑河川有一位懷孕的婦女,為了不影響集體行動自己躲進深山密林,在冰地上降生一個嬰兒,自己接生後起名叫「冰兒」,藉以銘記奇苦浩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日偽軍圍山時,如果捉到年輕婦女,即抓回去姦污,她們寧肯戰鬥而死,也不願屈辱偷生,全縣守節而死的青年婦女不下千人。    
    日寇在興隆大肆製造「無人區」的3年裡,共屠殺15 400人,抓走15萬人,其中除在本縣集體屠殺約1000人外,其餘全部被送往東北和日本內地充當勞工,幾乎全部死在外地。3年間,被燒燬民房7萬多間,搶走大、小牲畜3萬多頭。全縣1941年統計有16萬餘人,日寇投降後統計只剩10萬餘人,合計被殺害、抓走、監禁、疫病、凍餓等非正常死亡5萬餘人,佔全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興隆人民用熱血撰寫了一代非凡的歷史,讓我們後來人永遠從中記取血的教訓。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承德縣「集家並村」及「無人區」(1)

    中共承德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    
    按:這份材料是根據偽熱河省總務科於偽滿康德十一年(1944年)調製的承德縣行政區劃圖和有關「集家並村」資料,經與現地名核對整理而成。    
    一、街村名稱    
    全縣共1街23村。    
    承德街(現承德市)。    
    全縣23個村:兩家村、湯泉村、二道河村、頭溝村、高寺台村、三溝村、老爺廟村、雙峰寺村、莊頭營村、干柏河村、六溝村、野豬河村、磚瓦窯村、上板城村、新杖子村、安匠村、塘頭溝村、下板城村、上谷村、小寺溝村、暖兒河村、全寶河村、車河口村。    
    二、警察署及其所屬分駐所    
    頭溝警察署下屬:高寺台、兩家、東三十家子、雙峰寺分駐所。    
    三溝警察署下屬:六溝、野豬河、五道河、老爺廟分駐所。    
    安匠警察署下屬:小白旗、新杖子、劉杖子、磚瓦窯分駐所。    
    下板城警察署下屬:上板城、上谷、小寺溝、大石廟、孟家院分駐所。    
    流河口警察署下屬:八家、北台分駐所。    
    三、「部落」名稱    
    全縣共448個「部落」。    
    兩家村21個「部落」:劉家溝、西三十家子、楊樹林、小龐家溝、上檯子、碾子溝、龐家溝、橫道子、小廟子、六全地、山嘴、東溝、鷹手營子、崗子、小楊樹溝、鄭柵子、齊家營、李家營、南溝、兩家、四全地。    
    湯泉村19個「部落」:灣子、營房、東三十家子、坡西溝、窯溝、南山、老爺廟、木匠溝門、平檯子、陝西營、大營子、轉角房、梁東、孤山、燒鍋營、湯泉、朱家營、椴木溝、頭道河子。    
    二道河子村27個「部落」:十一道河子、十道河、九道河、石虎溝、金杖子、上五道河、倉子、石子溝、下五道河子、三道河、上二道河、二道河、三家、北杖子、山神廟、大山嘴、甲皮山、窯上、唐杖子、致和堂、榆樹底、崗子、白廟子、下局子、下院、上院、荒地。    
    頭溝村20個「部落」:大營子、平房、頭溝、三塊地、瓦房、上倉子、上河北、下河南、興隆山、東南荒、北檯子、南溝、南梁、唐杖子、陝西營、郭杖子、下河口、張三營、東營子、喬杖子。    
    高寺台村24個「部落」:北溝門、二塊地、東雙廟、西地、營房、頭塊地、高寺台、馬家營、紀家營、龍潭、王營子、車家營、三岔口、興隆街、南觀音堂、北觀音堂、東黃土坎、山灣子、甸子、西黃土坎、李家營、下南山、新房子、上窩鋪。    
    雙峰寺村8個「部落」:大廟、老西營、三道河子、雙峰寺、小東溝、干溝子、頭道窩鋪、賈家營。    
    老爺廟村23個「部落」:梁底、平台、黑山溝、西二溝、西北溝、老燒鍋、雙廟、英杖子、肖杖子、小南溝、黃杖子、老爺廟、新興、南溝、倉子、大營子、平房溝門、曹碾溝、墩台、河南、三棵榆樹,小河西、大店。    
    三溝村11個「部落」:解家營、拐子溝、大廟、岔溝門、西大道、房身溝、北杖子、三溝、東莊、朝梁溝、蘇家營。    
    六溝村31個「部落」:北孤山、房身溝、屈家溝、梨樹溝、北水泉、榆樹溝、北溝、小老爺廟、平台、四溝、上坡子、西溝、河北、墩台、東山嘴、東水泉、東窯、閻家溝、牛旺溝、中六溝、六溝、後五溝、西窯、前五溝、南窯、旗桿溝、郭杖子、劉杖子、下杖子、河東、南溝。    
    野豬河村22個「部落」:七家、孟杖子、跳溝、帽灰石、大葛杖子、藥王廟、毛蘭溝、河西、六道河、南孤山、石灰窯、山灣子、野豬河、沙金溝、柳樹營、小范杖子、梁杖子、大范杖子、西山、河東、磨石溝、二道河。    
    上板城村18個「部落」:卸營、邊家溝、三家、西大窯、上檯子、秦家溝、松樹溝、周營子、小上溝(陳家溝)、西大廟、三道灣、山嘴、白河南、上板城、三道河、老爺廟、大檳榔溝、黃旗灣。    
    干柏河村15個「部落」:東平檯子、西平檯子、三清觀、駱駝山、前片石、小房溝、劉家營、小北營、小南營、漫子溝、大營子、孟家院、前營子、毛杖子、扁擔溝門。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承德縣「集家並村」及「無人區」(2)

    莊頭營村10個「部落」:焦家莊、陳家溝、雙廟、袁家莊、馬家莊、大石廟、大營子、太平莊、東營子、西營子。    
    磚瓦窯村9個「部落」:北地、馮家營、郭家營、橫水流、磚瓦窯、秋窩、上柵子、三道灣、下柵子。    
    新杖子村13個「部落」:鷹手營子、和尚溝、澇窪、雙廟、兩益城、葦子峪、新杖子、小營、四方營、東營子、南台、二道營、孟家莊。    
    安匠村19個「部落」:四道河、下旗、安匠、雙碾、黑溝門、兩間房、大窩鋪、河東、河南、灣子、北台、劉杖子、干灣子、胡家營、大甸子、小西營、金廠、山神廟、陳莊。    
    塘頭溝村9個「部落」:一間房、新民莊(順道地)、塘頭溝、德惠堡(八道溝)、小白旗、三岔口、太平營(澇窪)、大谷道,康樂莊(榆樹底)。    
    全寶河村9個「部落」:北台、三岔口、王家莊、桲欏樹、北灣子、大營子、石戀子、南窪、北營子。    
    車河口18個「部落」:三岔口、三道河子、大坡、西窪、車河堡、喬木樑、東化魚溝、大連坡、新道、天杖子、石佛、流河口、車河口、大杖子、王杖子、高杖子、邢杖子、新立屯。    
    暖兒河村23個「部落」:北杖子、楊樹底、大營子、徐杖子、北灣子、何杖子、滿杖子、西北溝、中杖子、二道河、柳樹底、料北溝、深水河、桲欏台、朝梁根、葉杖子、三岔口、八家、東荒、前窩子、東爐、大彭杖子、西莊。    
    上谷村31個「部落」:屈家溝、趙家溝、西坎、閻杖子、郭杖子、馬杖子、楊樹溝門、娘娘廟、上院、大楊樹溝、小楊樹溝、煤窯山、上谷、吳杖子、朱家營、河南、趙家院、西南莊、良杖子、榆樹溝、柏窯、下杖子、干溝子、干溝門、蘭窩、黃杖子、料北溝門、松撓溝、於家院、二道溝、後松樹溝。    
    下板城村36個「部落」:石洞子、趙家莊、王杖子、甲山溝門、上檯子、吳家廠、河南、山嘴、張家店、南營子、小狼窩、大狼窩、頭道溝、小郭杖子、積餘慶、中磨、烏龍磯、西台、柳樹底、北灣子、大杖子、瓦房、胡杖子、下板城、東廟、楊樹林、大平台、楊家莊、朝梁子、路通溝門、干溝門、小平台、北圈、台坎、辛家莊、老梁溝門。    
    小寺溝村15個「部落」:胡杖子、水泉、河溝子、雅圖溝、大廟、後甸子、佟杖子、倉子、下杖子、南三家、姚杖子、小寺溝、大窯、單家店、袁家店。    
    承德街17個「部落」:獅子嶺莊、親人莊、正義莊、寶喜莊、獅子園莊、羅漢堂、殊象寺莊、獅子溝、二道河、棒槌山莊、喇嘛寺、紅石巒莊、雹神廟、康寧莊、太平莊、共榮莊、水泉莊。    
    四、「無住禁作地帶」    
    在全縣23個村內,有9個村內部分地區被劃為「無住禁作地帶」。    
    安匠村:分佈於現安匠公社此文繫於1982年調查整理,當時基層行政單位分村建制沒有恢復,人民公社和大隊建制尚有,故有公社之稱。的嶺溝、黑溝、大窩鋪溝裡,金廠公社的陳莊、南大窪、金廠,小西營的一部分,窄道溝大部分,劉杖子公社的胡營、松撓溝、北台溝裡,一間房公社的六道溝、後溝各一部分。    
    塘頭溝村:分佈於現灤平縣澇窪公社的南三道溝、二道溝、五道溝、澇窪、大龍潭,兩間房公社的大柵、大石門,承德縣東小白旗公社的亂水河、八道溝裡、榆樹底、白旗溝裡。    
    新杖子村:分佈於現劉杖子公社的孟家莊、二道營南部,新杖子公社的葦子峪、兩益城、新杖子溝裡,老爺廟公社雙廟溝裡。    
    全寶河村:分佈於現大營子公社的大營子、北營子、北灣子、桲欏樹一部分和八卦嶺全部,柳樹底公社的王家莊、三岔口、北台、西台、柳樹底、北灣子、瓦房溝裡各一部分。    
    上板城村:分佈於老爺廟公社大檳溝、房身溝,上板城公社白河南溝裡。    
    車河口村:分佈於現興隆縣車河堡、解放、大杖子、孫杖子等公社。    
    暖兒河村:分佈於現滿杖子公社料北溝、柳樹底、滿杖子、大梁根、徐杖子等南部山區,八家公社南北山區,現寬城縣的小前坡峪、洪杖子、於杖子、塌山、化皮留子、缸窯溝等公社山區。    
    下板城村:分佈於烏龍磯公社老梁溝門,大平台公社小平台溝裡,武場公社的獅子溝、石洞子。    
    二道河村:分佈於現太平、下院、十一道河、五道河等公社東南部山區。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寧城製造的「無人區」(1)

    周鳳玉胡士秀    
    一    
    寧城的「集家並村」,是從1942年開始的,重點把黑裡河、南北廠子深山中散住的居民驅趕到大村落裡居住,群眾稱之為「小集家」。大規模的「集家並村」是在1943年春至1944年秋。「集家並村」的重點是:四道溝、大營子、西泉、八里罕南北廠子、熱水、存金溝和三座店山裡,這些地帶都修建了圍子;頭道營子、甸子、石佛、五化、山頭、榆樹林子等地的山區也進行了「集家並村」,大部分「部落」沒修建圍子;馬架子、巴素台等山區是1944年開始「集家並村」的,沒來得及修圍子。    
    據調查,寧城地區共修「部落」圍子(當地人稱「人圈」)75個,沒修圍子的「集家」點78個,共「集家」7200戶,毀自然村630個。    
    「集家」地點一般選在大川靠近公路的地方,便於日偽統治。在推行「集家並村」政策時,首先做欺騙蒙蔽性的宣傳,說什麼共產黨是「共匪」、「共產共妻」;說「集家並村」修築部落是為了達到「民『匪』隔離」、「王道樂土」之目的。    
    「集家」開始時,敵人採用先驅趕群眾修「部落」然後搬家的做法;後來由於形勢的發展,他們便先驅趕群眾搬家後修「部落」。在強迫群眾進入「部落」時,日寇及其爪牙實行了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有因抗日工作需要或家裡有病人、憐惜財產不肯搬家者,敵人先是組織「鎬頭隊」扒拆房屋,後來乾脆以火焚之;有的在房屋被扒被燒後,仍不肯搬進「部落」,又在原房框子裡或到深山裡搭起馬架房居住。敵人對這樣的人除用打罵手段強迫他們搬入「人圈」外,則以「通匪」罪名將他們抓捕入獄或打死。    
    「部落」的圍牆,一般4米多高、1米多寬,也有15米寬的。圍牆基礎用石塊,上面有用泥和秫秸垛的,也有用土打的,也有下層用土打,上面用泥垛的,互不一致。圍子門最多開4個,也有開1個的,也有開1個大門再開1個小轎門的,不盡一致。    
    圍子門旁設崗樓(也稱警衛室),四角設炮樓。在門口附近搭高架子設瞭望台,上面有鼓、鍾之類的報警設備。圍牆四周都有洩水的陽溝。最大的圍子佔地近百畝,一般的五六十畝,最小的也佔地二三十畝。    
    二    
    「集家並村」後,敵人對「部落」的統治是非常嚴密和殘酷的。一般的「部落」設警長一名、警察十四五名(部落警),負責「部落」內的治安。「部落」內重編甲牌,戶口重新登記,15歲以上的人發給《證明書》(良民證)。《證明書》必須隨身攜帶,對查無《證明書》的人,便拘留審查。圍子的大門,整日有人站崗,日出開門,日落關門,不許早出和晚歸。夜不歸宿者,必須請假。未經批准,夜不歸宿者以「通匪」論處。崗樓上日夜有人守衛,設有流動崗哨。還把「部落」內18—40歲的男女都組織起來,有的發給一根鎬把(群眾叫「棒子隊」),有的什麼也不發,只要一有情況,以敲鼓或打鑼為號,都得持械而出,有鎬把的拿鎬把,沒鎬把的拿棍棒,還有的什麼得勁拿什麼,如燒火的拿掏火耙,撈飯的拿笊籬,切萊的拿菜刀等。按照部落警的指揮去圍追八路軍或抗日工作人員。為了檢驗群眾是否聽從指揮,敵人經常搞這樣的演習,不出動者或不持械者,皆以反滿抗日論處。有時,敵人假冒八路軍去叫門,如果開了門,他們就說私通八路軍,非抓即打。後來人們摸清了敵人的規律,敵人冒充八路軍來,就狠狠地揍他們一頓,還會受到表揚。    
    在「部落」裡,敵人安插很多特務秘密監視人民群眾的行動。夜間,如有兩三個人在一起嘮嗑就被逮捕審訊。在誰家裡發現茶缸、手電筒、小鐵鍋、灰色或黃色衣服之類的東西,就按「嫌疑犯」論處。若在誰家發現槍支彈藥、八路軍的糧票等,均按「國事犯」嚴懲。八里罕南廠子辛家窩鋪「部落」,由於特務張鳳山偵察報告,於1943年臘月三十夜間,我地下工作人員李華,傷員李萬以及掩護他們的代雲寬、朱俊德、張均、米俊富、李清河、二老吳、王老二、姜連朋的父親等10人被押往承德,其中除有4人在途中僥倖逃跑外,其餘6人全部被殺害了;又如四道溝姜廷懷、姜鶴令(姜廷懷長子)、杜永安、安彬、田士坤、於德明、於增、鄶文合、朱德福等人於1944年正月初六早晨因與八路軍有聯繫,被以「國事犯」罪名逮捕入獄;於增當場被打死。姜廷懷在阜新監獄被折磨致死,其餘的人被判刑,刑滿後釋放;還有八里罕北廠子李文奎因給八路軍送過信,在1943年9月被憲兵偵知,逮捕後即遭毒打,不到半月死去。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寧城製造的「無人區」(2)

    三    
    「集家並村」後,幾個村甚至幾十個村的群眾搬進一個村子。少數有親戚關係的可以寄人籬下;部分有條件的搭個馬架棚居住;大部分,特別是那些房屋被燒掉的只能弄點榛柴圍個圈欄住,不論男女老少,是病是娩都合住在一起。牛棚、碾房、場院屋、街頭牆角都是住宿的地方。夏天,任憑雨淋日曬;冬天,任憑雪打風吹。    
    「部落」裡的老百姓,不僅住處困難,而且更缺吃的。原來的大部分土地被劃為「無住禁作地帶」,不准耕種;租種點土地,打的糧食大部分要交給地主,即使這樣,還要交「出荷糧」(糧干)。種大煙要交「煙干」(種大煙的交煙土除去水分,老百姓叫「煙干」)。有土地的交畝捐,有牲畜的交牲畜稅,有車的要交車牌稅,各家都要交門牌稅。除此之外,地方上還攤派保甲費,供自衛團開支。生活必需品布、鹽、火柴等奇缺,市上根本沒有賣的,只靠官方「配給」,還多數被地方爪牙剋扣,有的十八九歲的姑娘沒有褲子穿。西泉哈拉卜荷溝的楊福及其母親並到李家營子,因沒房子住凍死在炮樓下;西泉土豹溝的李樹才,也並到李家營子,因為衣食無著,父親凍餓而死,後來把妻子賣掉,數九寒天趴在豬身上取暖;四道溝二道梁子路文明一家三口,妻子沒衣穿,腰中只圍條破麻袋片,全家一條被子也沒有,一間破馬架房,還被燒掉,只好用榛柴搭個小窩鋪,鋪點□麥秸,乞討度日。一天夜間,寒冷、飢餓、疾病就奪去了全家三口人的生命;八里罕南廠子一個姓張的給姓秦的富農扛活,1944年秋由於勞累饑寒而染重病,一天晚上,秦家把他抬到圍子外的炮台根丟下,還沒斷氣,就被狼狗吞噬。當時他的兒子才13歲,也給秦家放羊,哭喊著要到圍子外看他的父親,自衛團不許,還毒打了他一頓;馬架子北檯子的賀功,並村到娘娘廟,住在徐瑞希的場院屋,他的大兒子叫大丫頭,二兒子叫跟丫頭,跟丫頭傻點但能幹活。因為生活無著,他們夫妻認為都活著也是一起受罪,死一個少個累贅。在全家痛哭聲中,叫大丫頭用石頭將跟丫頭砸死。後來,賀功餓死在家裡,賀功老婆到四十家子乞討,大丫頭逃荒遠去,不知下落……    
    夏季「部落」裡遍地泥濘,污水糞便到處皆是。蒼蠅、蚊子等害蟲恣意肆虐,傷寒、霍亂、痢疾流行。每至傳染病高發季節,「人圈」裡天天都得往外抬死人。    
    當時的「人圈」,就是人間地獄。    
    四    
    日寇隨著「集家並村」政策的實施,在我縣黑裡河山區、存金溝溝腦、八里罕南北廠子、馬架子、巴素台等地劃了「大偽滿洲國無住禁作地帶」——「無人區」,「無人區」一般是被「集家」者的土地和山林,這裡以黑裡河的「無人區」最為典型。南至光頭山,北到王營子溝裡,東到西打鹿溝,西至承德圍場境內,縱橫百里之外。「無人區」內:一不准耕作;二不准放牧;三不准砍柴;四不准夜宿。日偽崗哨在瞭望台上日夜監視,還有大批日軍和討伐隊巡邏。凡遇人畜進入打死勿論,凡有煙火升起之處,就是日偽軍攻擊的目標。    
    劃歸「無人區」後,所有的東西統統被視為違禁物,房子被燒掉,牲畜、糧食衣物被搶走,人遭槍殺。據不完全統計,全縣有1萬多間房屋被燒或扒掉;5萬多畝耕地荒蕪;上萬頭大牲畜被敵人搶去殺死吃肉或死掉,糧食及其他物品的損失無法統計。「無人區」內,從「集家並村」到日寇投降共有4000多口人被打死、病死、凍死或餓死,其中有200多戶死絕。西泉打鹿溝未「集家」前有260戶、1600口人、1100間房子、2872畝耕地、34匹騾馬、510頭牛、120頭驢、1400隻羊。1945年日寇投降後,僅剩183戶、720口人、360間房屋、75畝耕地、44頭牛、18頭驢、200隻羊。減少的107戶有20戶死絕,減少的879口人有420口死掉,其餘逃往他鄉。據建國初期調查資料記載,大營子的道須溝、上拐、西泉的范杖子、東打鹿溝四個村燒燬或拆除的民房為1127間,被搶走或打死的牛271頭、騾馬17匹、羊764只、驢41頭、小雞6麻袋,殺、病、凍、餓死者799人。    
    八里罕南廠子辛長河一家6口人,辛長海一家3口人,趙宏歧一家7口人,齊五一家3口人,趙春祥一家兩口人,辛長春一家4口人,齊六一家1口人,共7戶26口人死絕。    
    大營子道須溝的任富有、郎福才因為誓死不進「人圈」被活活打死;大營子道須溝三道溝門劉金貴是「部落長」,因修不上圍子被打死;巴素台長勝村孫占武,因一間房沒拆掉被懷疑為「通匪」,被抓到寧城(小城子)警察署嚴刑拷打,釋放後回家一看家裡3口人死光。西泉郭杖子一天死過32人,打鹿溝門1943年一冬天就凍死82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青龍「無人區」考略(1)

    中共青龍縣委黨史研究室    
    侵華日軍在青龍推行「無人區」政策的罪行罄竹難書,其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程度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一)野蠻的「三光」政策    
    當時,青龍全縣共有1686個村莊,其中1219個村莊被確定為「無住」與「禁作」地帶,勒令拆遷。對這些地方明確規定:不准住人,不准存放物資,房子必須徹底拆除,特別是其中300個村莊、1000多平方公里面積被劃為「無住禁作地帶」,除不准住人外,還規定不准種莊稼,不准進入人畜,如發現人畜,格殺勿論。    
    日偽為推行這一慘無人道的政策,曾組建和派駐大批反動武裝,其中日本守備隊750多人,偽滿軍一個旅2000多人,日本憲兵隊30多人,警察討伐隊13個大隊2000多人。此外,還有協和會青年行動隊、警察署、警察分駐所武裝警察、武裝自衛團等共7000餘人。這些反動武裝,根據日本關東軍西南地區防衛司令部命令,對「無住禁作地帶」,三天一討伐,五天一掃蕩,用槍彈、刺刀、烈火強迫百姓遷居、拆房,清室空野,窮凶極惡地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1燒光    
    當時全縣共有各種房屋96 096間,其中絕大部分因為坐落於「無住禁作地帶」,被強令拆遷。然而,世代居住的家園,怎忍輕離!可是日本法西斯命令軍政警憲統一行動,帶著汽油與火種,分赴各地,進行全縣性的大焚燒。凡是被劃作「無住」與「禁作」的地方,村村火光起,處處濃煙滾,結果一個個美麗村莊,幾天內變成了廢墟,有的村莊一次沒燒淨,又燒第二次,有的燒了三四次、十多次。新城溝鄉花果山村,不僅一次燒掉房屋400多間,還將數十戶存放櫃、缸、鍋、雜物的一條山溝點燃,火光沖天,山石直響,大火一直著了數日,至今焦土可見。1943年9月18日,日偽軍糾集5000餘人,分10路進入花廠峪掃蕩,山頭、谷口處處設卡,11里長溝處處有兵,連續焚燒、掃蕩17個晝夜,數百間房子燒得一間未剩,牲畜、物資多成灰燼,一位60多歲老人也喪身於火海。    
    1944年1月12日,數百日偽軍撲向沙河,驅趕群眾,焚燒房屋。全村3個莊600多間房,一夜之間化為火光與青煙,其中損失驢49頭、豬200多口、羊300多只、糧食15萬多斤。從此,一條七八里的長溝變成荒溝,三個自然村變成了三片焦土。    
    據統計,在日軍的「三光」政策中,全縣共拆燒房屋87 096間(占總房屋的90%),燒掉糧食1000多萬斤,燒掉其他物資無計其數。    
    2殺光    
    日本關東軍曾明確規定:凡進入「無人區」者,不問任何理由,一律槍斃。所以吸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軍在「無人區」討伐時,更是窮凶極惡,殺人不眨眼。    
    1942年冬,日偽軍在二道溝討伐時,就用刺刀挑死農民周起祥,用汽油燒死曾好。1943年秋,日偽軍數百人再次進入二道溝,刀挑潘玉清、潘玉來,槍殺張玉海、桑利、張萬海,抓捕劉青雲、李海、李貴於他處殺害。連年過八旬的趙雲才老奶奶、柴印的老母,都做了日軍遠射的活靶子,當場斃命。    
    1943年初秋,日偽軍400多人在崖丈子掃蕩時,不分男女老少,見人就殺,在田里射殺農民崔景旺,刀砍李福全及不滿10歲的兒子——禿頭,用刺刀扎死崔連山的啞巴妻子,將農民崔勝榮、潘老二抓到北馬道挑開胸膛。僅這一天,就在崖丈子殺了7人。    
    1943年夏季一天,日偽軍數十人去花廠峪討伐,在五道嶺一個叫水泉窪的地方,發現農民吳永富父子在耪地,日偽軍多人將其圍住,不問青紅皂白,就用刺刀將吳永富的兒子刺死,當吳永富試圖逃跑時,被日偽軍的槍彈打中而喪命。在五道嶺發現劉全友一家人藏在房克郎裡,日軍將全家1男4女皆抓走,除劉全友1人跳崖逃脫外,其餘4人(全友妻、2個女兒、1個侄女)全遭殺害。    
    1943年夏,日偽軍數百人到集家區楊丈子掃蕩時,首先將群眾包圍起來,然後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用刺刀將農民陳學文挑死後,以火焚屍;將農民夏永生、陳海架在兩火盆中間活活烤死;楊貴、楊啟、郭來頭鑽進地窖,被日軍用煙熏死;梁順剛進門的妻子,被日軍抬至避人處,遭到輪姦。    
    1943年8月,日偽軍2000多人,在花果山掃蕩,用刺刀挑死年近八旬的老人張堂和農民樊克增、樊和。將74歲的韓國清從一丈五尺多高的牆上推下活活摔死,將吳全伶兄弟5人抓到土胡同活埋。    
    據統計,全縣在敵掃蕩中被殺者達7200多人,僅花廠峪就死了83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青龍「無人區」考略(2)

    3搶光    
    在「無人區」除了燒、殺之外,凡是有用之物一律被搶光,糧食、牲畜、衣被、木料、金銀……都是被搶掠的對象。1943年,駐牛心坨的日偽軍在討伐時,從「無人區」搶掠大批牲畜、糧食、木材、雞、豬與瓜菜等物資。牛心坨警察署竟將小蔡峪民房拆掉,用拆下的木料蓋了警察署的營房,留下了日偽搶掠的鐵證。    
    1943年秋,日偽軍在花果山討伐時,其中一次就搶走物資1000多馱,趕走綿羊1000多只。日偽軍隨意宰殺食用,瘦小的綿羊又以每隻80元偽幣出賣,中飽私囊。    
    除了糧食、衣被、牲畜之外,成熟的莊稼、瓜菜也大肆搶掠。據調查,1943年一年日偽軍就從花果山割走莊稼1500餘馱,僅農民蔣安一家一個山窪的谷子就能收10石。日偽當時的原則是:能拿則拿,不能拿則燒,不能燒的則砸。凡是在「無住禁作地帶」發現的一切物資,如鍋、缸、櫃、柴草、木料,一點不留,甚至連碾子、磨、石槽等都要破壞掉,水井也要填進石頭。    
    據統計,在日偽掃蕩中,全縣被搶走牲畜122萬餘頭,搶走衣被等物資折小米54萬多斤。    
    日軍在青龍「無住禁作地帶」不僅燒、殺、搶,而且蹂躪婦女、凌辱老少、踐踏中華民族之文明傳統,其罪行實在令人髮指。    
    1943年秋,數千日偽軍在花果山掃蕩時,從山上搜出7名青年婦女和一些兒童,凶狠毒打之後,將他們的衣服扒得精光,其中一名19歲的婦女,僅有一兜肚遮羞,還被扯下;一剛結婚的青年婦女,因腳上一隻襪子未脫,就被打得翻滾。這些一絲不掛的婦女和孩子們,被數百日偽軍圍在中間,一會兒強迫站、一會兒強迫跪、一會兒強迫扭,百般凌辱,而這群野獸般的日偽軍卻在四周狂笑。    
    1943年農曆五月初四,日偽軍在「無人區」石門子、下窩鋪、蕎麥嶺一帶農田里圍住正在幹活的40餘名男女農民,先是將青年農民張兆順、張全、張旭按在地上打得死去活來,然後又將這40多名男女農民的衣服扒光,分男女兩排相對站立,強迫他們做各種動作,稍有不從,即拳打腳踢,槍托擊身。青年農民張兆祥的妻子將一盛飯的鐵罐扣於懷前,竟被一日軍用刺刀挑飛,男青年程玉寬用草帽遮擋,也被踢掉,日偽之獸行世所罕見。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殘酷的政治統治

    日軍在「無住禁作地帶」和「部落」裡的法西斯統治罪行罄竹難書。    
    1修「人圈」、造囚籠、剝奪人民的人身自由    
    日偽軍用刺刀與棍棒將山溝小岔的居民趕到便於統治的指定地點,強迫修圍牆、築炮樓、建「部落」。圍牆一般高一丈二三尺,寬三四尺,牆上留有垛口,四角有碉堡。群眾稱之為「人圈」。每個「人圈」留兩三個大門,門上有崗樓,崗樓上有自衛團或警察站崗,嚴格盤查行人。一般是早上日出三竿放行,太陽西墜鎖門,遇有「敵情」,十天八天不開門。夜間不准出入,違者從嚴處罰。原王廠鄉公廠部落農民劉春陽,因出圍子沒有請假,就被自衛團長打得死去活來,鼻口冒血。康丈子部落康自祥,出圍子種地,因晚了沒放回,第二天卻以私通八路的嫌疑罪被打得三個月不能下炕。1943年冬,木頭凳大丈子部落貧困農民范慶有,白天外出討飯,回來時門已上鎖,雖經苦苦哀求,仍未開門放入,結果這位身上無衣,肚裡無食的善良農民竟活活凍死在荒野。    
    2層層建立反動組織,嚴密監視、管制「人圈」裡的人民    
    當時縣、村、甲、牌、軍、政、警、憲各種反動組織多如牛毛。村長、助理、司計、甲長、部落長、自衛團長以及每個自然區為一牌的牌長等各級偽職員比比皆是。在一些重鎮、要地,都設有警察署、警察分駐所、警防所,駐有日本守備隊、憲兵隊、偽滿軍討伐隊、協合會青年行動隊等,有的一部落設一機關,有的一部落設數機關,例如二道溝門部落就駐有警防所警察、特搜隊、巡防隊、討伐隊、武裝自衛團等反動武裝人員達300多人。另外,在部落內,凡18—35歲的男青年均編入基幹自衛團,36—50歲的編為一般自衛團,有的部落發槍,為武裝自衛團;有的部落自備扎槍或棍棒,為普通自衛團。凡是被納入自衛團的,即不能自由行動,不經批准不能外出,以此來控制青壯年。    
    3嚴格戶籍,發放《證明書》,約束人民的活動    
    日偽下了很大力量登記調查戶口,然後強迫群眾將全家人按姓名、性別、年齡、職業等項寫於木牌上,掛在門旁,以備隨時查點。而日偽人員多借此出入良家,為非作歹,勒索財物,姦污婦女。二道溝門部落,日偽軍多人藉機對一年青寡婦輪番凌辱,這個婦女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好含恨棄子,投奔他處。    
    更為惡毒的是,為了限制人民的正常活動,日偽強迫成年男子領取《證明書》。《證明書》上有姓名、年齡、職業,並按上本人指紋、貼上本人照片,串親、趕集均要攜帶,就連下地也不能離身,否則就被說成是「八路匪」、「嫌疑犯」,輕者棍棒加身,重者坐牢喪生,因丟失或忘記攜帶《證明書》而挨打受刑者至今尚存許多。    
    4大檢舉、大逮捕、大屠殺    
    日偽用大檢舉、大逮捕、大屠殺來維持法西斯統治,哪裡有抗日活動,哪裡就有人慘遭屠殺。從1939年以來,長溝、二道溝一帶燃起抗日烈火,日軍就在這一帶實行大規模逮捕和屠殺。1942年5月,駐華尖日軍和牛心山偽軍數百人一次從大轉、二道溝、崖丈子抓捕了42人,這些人一部被殺於承德,一部被殺於丹東,倖存下來的僅有1人。1943年初,日偽軍又撲向長溝,僅一個晚上就從劉丈子、郭丈子等地抓捕52人,其中殺害23人。    
    尤其惡毒的是,日偽在「人圈」裡安插密探,發展特務,暗地監視群眾的抗日活動,什麼「思想不良」、「反滿抗日」、「私通八路」、「行為不端」……都逐級上報,然後分期分批地逮捕、屠殺,這就是大檢舉。    
    檢舉,有局部小檢舉,也有全縣統一行動的大檢舉,有一次抓人十個八個的,也有一次抓幾十、幾百的,常年不斷。1942年以後,僅全縣性的大檢舉就有三次:1943年8月13—15日,全縣範圍的大檢舉,一次抓1000多人,僅冷口警察署管區就抓捕了50多人。曾丈子一個部落抓走12人,丁丈子連續抓了三次,抓走27人。臥龍池除抓走9人外,還當場槍殺2人。被抓的人,經吊打、壓板子、狗咬、筷子枷、烙鐵烙、灌汽油、涼水、辣椒面等人間奇刑之後,一部分當即死,一部分送往承德殺害,餘者送往東北供作細菌試驗或服苦股。經考察,檢舉中被抓捕生還者,不過十之二三,據統計僅大檢舉中全縣就有3000多人被殺害。    
    除了對參加抗日的群眾實行抓捕外,對於抗日人員家屬也進行了全縣性的檢舉,不論男女,不管老少,一律抓捕、刑訊,有的直接殺害,有的送往外地監押,還有的婦女兒童被驅出「國境」。1944年夏,僅從雙山子、龍王廟一帶就抓捕了幾百人,被趕到口裡的婦嬰多達200多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全面的經濟掠奪

    日本侵略者對青龍人民的高壓統治是極其全面、殘酷的,特別是集家並村之後,更是達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日軍侵華後,日本政府曾明文規定:「當前對華經濟政策,主要是著眼於進一步獲取完成戰爭所必需的物資,為此,要設法重點開發和取得佔領區內的重要物資,並要積極獲取敵方物資。」(《華北治安戰》)所以,日軍在青龍的一切活動,無不以掠奪為目標之一。    
    1掠奪糧食和其他軍用物資    
    據查,在日本佔領時,青龍縣有229萬人,按全縣糧食總產量計算,每人每年僅持有口糧300斤,已說明青龍是個缺糧縣。可是大部分糧食是集中於地主、富農倉庫中,農民手中糧食很少,有的是糠菜半年糧,有的只能吃一秋,絕大多數農民是終年以野菜、乞討生活。然而日本佔領後,還要用「義倉糧」、「民生積穀」、「出荷糧」進行掠奪,還要交「地畝附加糧」、「報縣糧」、「捐獻糧」,每年每畝要交五六十斤乃至七八十斤之多。莊稼尚未成熟,日偽軍政機關就派人到各地去核戶,然後下達納糧任務。莊稼剛見黃,偽縣公署、興農合作社就率武裝警察到各部落督催,命令快收、快打、快交。等將糧交完,多數農戶已是所剩無幾了,尤其是集家區的人民更苦。被劃作「無住」地帶的土地,由於缺工少肥,大幅度減產,被劃作「禁作」的土地顆粒無收,可繳糧時卻以畝計征,不能少交一粒,否則就要挨打、坐牢。農民們無奈只好含淚向地主借貸交差。    
    日偽徵糧是一大難,而交糧亦屬一難關。在送糧時,起早貪黑,人背畜馱,行走十幾里、幾十里,卻要等上幾個小時,甚至一兩天。在驗質時,日偽又想著法的刁難百姓,不是說有沙子就是說秕子多,明明是一等打二等,明明是100斤稱80斤。無奈只好忍氣吞聲叫幾聲「太君」(日人)、先生、大爺(偽職員),暗遞賄賂,否則就要挨打、受罰。牛心坨部落裡有一農民,就是在交糧驗質時,被說成是故意摻沙子而吃了一頓棍棒。    
    除了徵收糧食之外,還要以畝計征棉花、麻類、煙干(鴉片)。集家後,有的地方連谷草、秫秸也徵收。牛、羊、豬、雞、蛋都有徵收任務。就連小學生也得交銅、鐵、血干、人發等物,少交、遲交都要受罰,臥龍池部落徐安、邱振江二人交雞蛋稍晚,就挨了日本人的打,還讓二人相互掌嘴巴,名曰「協和嘴巴」。    
    2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    
    侵華日軍為了滿足軍費和行政費用開支,就千方百計地在人民身上揩油,其主要方法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據查,在「集家並村」以後的幾年裡,僅攤給農戶的捐款就有20多種,例如,地畝稅、地畝附加稅、民生稅、門牌稅、牧畜稅、屠宰稅;還有協和會費、村部職員費、自衛團訓練費、勞工費、配給費、興農會費、築路費、義務奉公費、義款、國防獻金、飛機獻金……就連「慰勞」日偽軍的豬、雞、蛋、柴、菜,甚至給偽官吏婚喪之「禮物」都按土地攤派到農民身上。上述捐稅,有的項目多些,有的項目少些,有的地方一年攤一次,有的地方一年攤幾次,但加在一起,每畝地攤派二三十元以上。    
    3掠奪農村勞動力    
    日本佔領東北後,就長期從農村掠奪勞動力開荒、築路、採礦、修工事、伐木。其掠奪方法,一是按照偽《勤勞奉公法》在沒有被排上國兵的「國兵漏」中抽調一大批勞動力經過訓練,送往各地使用,名曰「勤勞奉公隊」;二是實行偽《勞動統製法》,規定25—55歲的男子都有出工義務,從中挑選一部分人去工廠、礦山服役,即所謂「勞工」;三是按照偽《治安維持法》搞「浮浪」檢舉,把那些無業者、煙民和所謂思想不良者抓捕起來,送往各工地由軍警看守服役。上述三項,雖名稱不同,但都是「勞工」,都是從農村掠奪的勞動力。從1940年至日本投降,從青龍抓走勞工3500多人。據親歷者證實,這些人在日軍的刺刀下吃的是豬狗食,幹著牛馬活。凡去者十有七八未能生還。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毒辣的精神腐蝕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曾多次訓導侵華日軍:要征服亞洲稱雄世界必須先征服中國,而要征服中國就必須先征服中國人的人心。所以,日軍佔領青龍後,即開始進行反動宣傳,積極推行殖民文化,全面展開潛移默化的精神腐蝕攻勢。    
    在日偽統治時期,從偽中央到省、縣、村、部,層層建立協和會,規定年滿16歲以上的男女都要加入協和會,在協和會受教育。協和會是搞「日滿協和」、「日滿親善」的,是極其反動的政治工作機關,是精神文化的領導樞紐,縣協合會經常組織各方面的力量成立什麼宣撫班,利用各種形式,到各部落搞反動宣傳。宣傳的內容,一是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優等民族,是偽滿洲國的祖先、父輩,要稱日本為「親邦」,稱侵華日軍為「皇軍」,並挾制滿洲供奉和祭祀日本天昭大神;二是宣揚日本侵華是對中國的支援、幫助,是來中國建設「王道樂土」,是「經濟提攜」。溥儀的訓民詔書曾明文:滿洲的「幫基益固,幫運益興……莫不傾賴天昭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所以,要尊「天皇」、敬「皇軍」,對於日軍的一切行為和活動都要服服帖帖,絕對服從;三是宣傳日滿「同種同宗」、「日滿一家」、「共存共榮」。滿洲必須全力支援東亞聖戰、出人出物,「滿洲作日本於一翼」。    
    相反,對共產黨、八路軍則極盡誣蔑、誹謗之能事,說什麼「共產黨共產共妻」,「八路軍禍國殃民」,「擾亂社會治安」,甚至說,日軍的殺人放火都是八路軍造成的,發佈告、出漫畫、演皮影,利用各種形式搞反動宣傳。    
    在社會上對群眾的腐蝕極其全面和深入,在學校對少年兒童的腐蝕尤甚。    
    在集家前後,青龍全縣有國民高等學校1所,國民優級學校6所,國民小學162所,而中等學校和城鎮小學都要有一日本人掌實權,其他學校校長、主任也都安排親日人員充任。學校裡要掛日滿兩國國旗,學生要唱日滿兩國國歌。每天上課前要集體背誦「國民訓」,還要向「天皇」遙拜,向在侵華戰爭中殘廢的日軍默哀,並由校長、主任大講「一德一心」、「共存共榮」等鬼話。在教學上,大肆充斥奴化內容,大量增加日語授課時間。要求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在校內見老師、答問題、大部分政治活動都要講日語,訓練時完全按日本那一套進行,強調階級服從,實行棍棒教育,還要統一衣服,統一鞋帽。在學校只許提滿洲,不許說中國,否則會受到處罰。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人民的悲慘生活

    由於日偽血腥統治和敲骨吸髓的掠奪,被圍進「人圈」的青龍人民,生活尚不如牛馬。    
    1缺衣少食    
    多數人家冬無棉、夏無單,十多歲的孩子長年光屁股,十七八歲的姑娘尚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有的是夫妻一條褲,全家一床破被,還有的常年穿萬能衣(冬當棉,夏作單,夜間蓋身御嚴寒),數九寒冬,凍死人毫不新鮮。尤其在糧食上更為困難,二道溝部落,居民近300戶,糧食能自給自足者不達十之二三,糠菜半年糧的也只有半數左右,不少人家是交完「出荷」之後,已是倉櫃空空。全年只依靠野菜、柳葉生活,年過七旬的趙文株老兩口,數月沒摸到糧食,最後無病而終。農民趙文忠之妻吃樹葉臉吃得鐵青,死後嘴裡還含著樹葉。農民趙坤與七八歲的小兒子,數日不動煙火,老少皆餓死在炕上。崖丈子崔寬全家6口人餓死4口,小菜園周景春全家6口人全部餓死。    
    2居住條件十分惡劣    
    「集家並村」後,數百人、數千人擠在一個「人圈」裡,住房面積有的部落每人平均只有一二平米。集家戶的住室十分簡陋,一般是一棚一門一室一炕,棚很矮,院極小,鍋炕相連,多數是炕上住人、地下圈畜。居住十分擁擠。康丈子部落李順家,一個兩幢草棚擠了6家40多口人。宋自友家一家三代24口人擠在一個羊圈中。二道溝門部落裡李文林、趙雲寬是大伯與弟媳住一室,李安居與趙勝兩家17口人住一棚,趙雲平、崔善兩家10口人睡一炕。許多戶不僅人與畜、柴草共室,就連拉屎撒尿都沒地方,衛生條件極差。此外,有些戶連個棚子也蓋不上,這家一宿,那家一夜串房簷,崔丈子李迎春因無處住,活活凍死了。郭丈子趙文之妻在秫秸垛裡坐月子,康丈子宋自和妻在窩棚生孩子,於長江、唐順長期夜宿街頭。    
    3缺醫少藥,有病等死    
    由於居住條件差,所以瘟疫流行,而群眾卻毫無辦法。有的地方一天就抬出十口八口死人,據座談,牛心坨部落曾在1944年夏,一天就死了17口人,二道溝門部落1944年8月27日這天就有十家辦喪事。木頭凳大丈子部落李峰的孩子得病,偽警說是傳染病不讓治,硬是從圍牆裡扔到圍牆外活活摔死。    
    據調查,自集家到日本投降,青龍凍、餓、病死兩萬多人。僅老李洞部落在1944年一年就死了200多人,二道溝門部落死了500多人,其中全家死絕的就有50戶。康丈子部落僅1944年7月一個月就死了61人。崔丈子進圍子時是370口人,到日本投降時僅剩230口人,趙丈子進圍子時是68口人,到解放時才剩36口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平泉縣「集家並村」及「無人區」

    王振興    
    平泉縣「集家」情況    
    現在的平泉縣境,在偽滿時由喀喇沁中旗、青龍縣、承德縣三縣(旗)管轄。    
    喀喇沁中旗轄:    
    平泉街(現平泉鎮、西壩、城北鄉)。    
    南坡村(現蒙合烏蘇鄉、平坊鄉、白池溝鄉)。    
    黃土梁子村(現黃土梁子鄉、雙河鄉)。    
    茅蘭溝村(現茅蘭溝鄉、長勝溝鄉)。    
    柳溪村(現柳溪鄉)。    
    平房村(現七家岱鄉、雙河鄉的三家村、傅營子村)。    
    窪子店村(現臥龍崗鄉、沙坨子鄉、石拉哈溝鄉、三十家子鄉)。    
    楊樹嶺村(現許杖子鄉、宋杖子鄉、楊樹嶺鄉、魏杖子鄉)。    
    松樹台村(現營子鄉、松樹台鄉、古山子鄉)。    
    七溝村(現七溝鄉、鳳凰嶺鄉、王土坊鄉)。    
    荒地村(現西崖門子鄉)。    
    大營子村(現劉家店鄉、廣興店鄉、雙洞子鄉、黑山口鄉之黑山口、萬杖子、大梁底、老窩鋪等村、楊樹嶺鄉之鉛南溝、獅子廟)。    
    五十家子村(現五十家子鄉、南嶺鄉之瀑河沿、康杖子、下店鄉之干溝門)。    
    榆樹林子村(現榆樹林子鄉、宋營子鄉、范杖子鄉)。    
    打鹿溝村(現台頭山鄉、打鹿溝鄉、高杖子鄉)。    
    承德縣轄:    
    小寺溝村(包括現在小寺溝鎮、水泉鄉、黑山口之三家、姚杖子、邊房溝、五十家子鄉之後甸子)。    
    青龍縣轄:    
    黨壩村(包括現在黨壩鄉、永安鄉、大吉口鄉、山子後鄉)。    
    郭杖子村(包括現在郭杖子鄉、倪杖子鄉、黨壩鄉之樸家院、窯上、南溝門、四家)。    
    平泉「集家」從1942年開始,先在孤山子、崖門子、大石湖等少數邊沿地方進行,1943年在我游擊區全面實行,重點是青龍、承德縣及以光頭山為中心的廣大游擊區,即當時的柳溪、平房、七溝、荒地、小寺溝、黨壩、郭杖子等村。1944年又逐步往東部發展,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才停止。    
    「集家」基本分三類地區:(1)「集團部落」;(2)「集家並村」;(3)「無住禁作地帶」(「無人區」)。    
    (一)「集團部落」(即「人圈」)    
    把分散居住的農民驅趕到指定地點,四周修一丈二尺高的土圍子,四角修炮樓子,有的還挖護城壕。全縣修「集團部落」127個,分佈於日偽時的柳溪村、平房村、七溝村、荒地村、小寺溝村、黨壩村、郭杖子村等10個村以及南坡村的蒙合烏蘇川的單營子、南梁,黃土梁子村的龍潭溝川西山,窪子店村的石拉哈溝和紅花溝,相當於現在19個鄉,面積1540平方公里,佔全縣總面積的475%:    
    柳溪村:七家、大廟、下橋頭、薛杖子、徐營子、馬架子、老杖子、河南店、倉子、高杖子、大窩鋪等11個(均是1943年修)。    
    平房村:杜岱營子、雹神廟、徐營子、九神廟等4個(均1943年修)。    
    南坡村:單營子(1943年修)、南梁(1945年修)。    
    黃土梁子村:西山(1943年修)。    
    松樹台村:老窩鋪、中心村、楊樹底、孤山子、大杖子、二道溝門、徐杖子等7個(1942年「集家」,1943年修圍牆)。    
    七溝村:上平房、東溝門、頭杖子、東六溝、榆樹林、屈杖子、糖房溝、三岔口、大甸子、七溝、樸杖子、小山溝、聖佛廟、三家、東莊、毛蘭溝、白廟子、於杖子、李檯子、王土坊、老虎溝、單杖子、東北溝、亂石窯、馬家營等25個(均1943年修)。    
    荒地村:三義廟、荒地、崖門子、楊樹底、前杖子、新房子、南杖子、北杖子、楊樹溝門(1942年修)、下店、西杖子、於杖子、橫牆子(1943年修)等13個。    
    小寺溝村:胡杖子、水泉、河溝子、袁家店、佟杖子、橋東、橋西、雅圖溝、西大窯、單家店、後甸子、倉子、姚杖子、南三家、邊房溝、大廟(蘇子溝)等16個(均1943年修)。    
    黨壩村:黨壩、北溝、河北、煤嶺子、樸家院、大廟、山子後、二泉地、黨杖子、大院(均1942年修)、暖泉、劉巴店、大石湖、西杖子、大吉口、秦家店、戴家溝、李杖子、北溝等19個(均1943年修)。    
    郭杖子村:窯上、南溝門、四家、西門杖子、倪杖子、八十畝地、郭杖子、於杖子、金杖子、營房、下營房、黃土梁、王杖子、郝杖子、高杖子、楊杖子等16個(均1943年修)。    
    大營子村:九神廟、道邊、新安村、黑山口(均1943年修)。    
    窪子店村:崔杖子、莫林營子、陳杖子、安杖子、小碾、莊頭營子、於營子等7個(均1943年修)。    
    楊樹嶺村:雙廟、王營子(均1943年修)。    
    按年計算:    
    1942年修18個,1943年修107個,1944年修1個,1945年修1個。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無住禁作地帶」

    「集家並村」    
    平泉東部,即老哈河、瀑河以東地區,敵人曾認為是治安確保區。由於從1943年至1944年抗日鬥爭逐步向東發展,所以從1944年開始在平泉東部地區搞「集家並村」,在這類地區是把山溝裡的住戶一律搬到大川村落,暫不修圍牆,群眾稱之為「小集家」。這類地區涉及現在的平房、毛蘭溝、白池溝、長勝溝、宋營子、臥龍崗、范杖子、廣興店、魏杖子、雙洞子等鄉,共搬遷225個自然村、800多戶,佔全縣總面積的15%左右。    
    「無住禁作地帶」    
    敵人把深山老林和抗日部隊經常活動的地區,劃為「無人區」。這類地區不准住人,不准種地,不准放牲畜,不准打柴。在警戒線上埋上紅樁子,對過界人、畜打死勿論。    
    「無人區」共涉及當時的11個村的部分地區:    
    南坡村蒙合烏蘇川單營子「部落」劉杖子;黃土梁子村龍潭溝川西山「部落」雙廟;柳溪村大窩鋪、馬架子、張營子;平房村七家岱川九神廟「部落」梨樹溝門;窪子店村石拉哈溝安杖子、崔杖子;七溝村車輪窖川山灣子、大西天;荒地村曹碾溝、二道溝、孤山子;小寺溝村水泉溝胡杖子;黨壩村西杖子川南山霍家村、大石湖、黃木溝一帶,山子後川的於杖子,水泉溝;郭杖子村桲欏樹川四家的陳家莊以裡,毛家溝的周杖子、北洞子,東門杖子的李家莊;松樹台村孤山子川頭道溝。    
    總面積為296平方公里,佔全縣總面積的9%。    
    殘酷的法西斯統治    
    日偽在修「人圈」的過程中以及「人圈」修成以後,對這裡的人民實行了一整套的法西斯統治。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野蠻的驅趕

    「集家」是先由偽旗警務科提出總方案,再由各警察署協同分駐所、村公所,到實地劃定修「部落」的地點、規模、搬遷築圍等,然後通知各戶限期搬完,到期不拆房的就派「鎬頭隊」給刨毀,或點火燒掉。反覆清查「掃蕩」,直到摧毀為止。    
    全縣修「部落」大部分是1943年2月定點,4月開始修,限8月修完。日偽根本不顧農事大忙,規定凡是修「部落」地區必須全力以赴,白天不准種地,否則,被抓住,輕者毒打、罰跪,甚至被打死。有的見到下地幹活的就用槍打,群眾只好白天修「人圈」,夜間收拾地,蒙合烏蘇單營子修「部落」時,警察、討伐隊到處竄,見到種地的不僅把鏵子砸了,罰跪石砟子,而且強迫人們互相打嘴巴,朱春等三人不服,被活活打死,七溝上平房修「部落」時,偽分駐所所長張大巴掌,騎著馬抓種地的。把農民鄭國祥抓住,毒打一頓,白天讓干重活,夜間又罰跪石砟子,折磨得幾次暈倒。對到期不搬的就給刨毀或燒掉,孤山子扁擔梁13戶52間房,全部被討伐隊燒光。柳溪村中馬架子30多戶,鍋全被砸碎,房子全被放火燒掉;上馬架子一個村就燒了50多戶;徐營子「部落」130多戶,有90戶房子被燒掉;蒙合烏蘇單營子180戶,有140多戶房屋被燒;據不完全統計,原柳溪村被燒房子達1623間。長勝溝大廟張振鐸等三戶房被燒,張因無力蓋房,被逼上吊而死。據統計全縣81個「部落」,共燒房5172間,被強行拆毀22 300多間。偽軍警為了保證按時修完「部落」,在暫時不修「部落」的地方強抓了一大批人(全縣不下兩萬人),組成「鎬頭隊」、打牆隊,桲欏樹川倪杖子是抗日游擊區,群眾反「集家」不進「部落」,偽軍就從寬城一帶抓了500多人,強迫去刨房、燒屋,不干就打;大營子村修「部落」時從道虎溝抓了1000多人,在偽軍警看押下到新安村去刨房、修「部落」。荒地村西崖門子是抗日游擊區,1942年開始修「部落」,群眾不搬,抗日游擊隊去了,把牆推倒兩次。1943年夏季又推倒兩次。6月份敵人從聖佛廟、西壩抓了1000多人,在三個連偽軍和討伐隊看押下去搶修,看誰不使勁就打,幾天時間打死7個人。王玉清的父親70多歲了,有羅鍋腰,幹活累了坐一會兒被警察看見,施以毒刑折磨,叫老人仰臥在石砟子上,在頭和腿部坐上人往下壓,還狂笑著非要給他直直羅鍋,結果把脊骨壓折,當場被折磨死;永安大石湖40里長溝只准修2個「部落」,群眾不搬,敵人「掃蕩」3次,把40多個村子摧毀了。全縣「集家」地區共摧毀自然村1139個,把14 600多戶、71萬多人趕進「人圈」。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集中營式的統治

    日偽對「部落」內的人民實行的是一整套集中營式的管理。    
    軍、警、憲、討看押:在「集團部落」地區,日偽派駐了大批軍隊、警察、憲兵、討伐隊。人民群眾是在武裝看押下生活,在日偽村公所所在地都有警察分駐所,開始十餘人,後來增加到二三十人,邊遠地方還有警防所,各「部落」選拔青年自衛團(30至50人)駐在分駐所。在抗日游擊區和「無人區」邊界上駐有偽軍和討伐隊,各要路口還派駐日本憲兵隊、日本守備隊。以1944年底為例,在「集家」地區就設有警察署2個,分駐所11個、警防所30個,計380餘人;自衛團650餘人;偽國兵三十三團9個連計1340人。討伐隊有紀東閣隊、韓全福隊一部、李春隊、張雪隊、朱勝隊、張雲生隊、夏九峰隊、劉奇隊等8個隊,1200餘人。在黨壩有日本憲兵隊30多人,日本守備隊120人,在柳溪、大石湖有日本守備隊。在王土坊、七溝、郭杖子、黃土梁子都有日本憲兵隊。軍、警、憲、討共4000餘人。    
    發展特務:日偽的特務組織是多渠道的。村協和分會有情報組,但很隱蔽,他們全面搜集我政治、經濟、軍事、資源以及民情等情報。軍、警、憲還根據各自的需要發展特務,如柳溪、七家岱、孤山子等地就在他們抓走的人中發展了幾名特務放回來,為他們搜集情報,所以在「人圈」裡的人,說話、行動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抓走。    
    建立聯防組織:在「部落」內把18歲至55歲的人都組成自衛團,輪流站崗,送情報。每個「部落」每天必須向警察分駐所送一次情報。青年還要專門受軍訓,每人一根木棒子,群眾叫「棍兒團」。哪個「部落」有事,發出信號,鄰近「部落」就必須出動。    
    聯保組織:實行嚴格的村、甲、牌制。各「部落」設部落長。甲長管幾個「部落」。10至30戶為一牌,設牌長。十家連座,一家出事全牌牽連。成年人都發《居民證明書》,出門、上路都要受檢查。來客要報告,走了要銷號。「部落」有四門,日出開門,日落關門,出入檢查,夜間經常搞宵禁。起早貪黑出去收拾地,放牲畜也不允許,不遵守的就要受體罰。    
    (三)血腥的鎮壓——大檢舉    
    在日寇的鐵蹄下,人民忍無可忍,採取不同形式反抗,日寇則進行了血腥的鎮壓。1942年至1944年進行了三次「強化治安」,也就是強化他們的各種統治辦法,一次比一次殘酷。群眾一句話、一件事稍不注意,就會以「通匪」、「政治犯」、「思想犯」等罪名被抓進監獄,甚至殺掉。1943年1月抗日工作人員在孤山子和頭道溝開群眾會搞宣傳,被特務張志告密,把王海、宋景德、田玉、田旺等4人抓走殺害了;倪杖子村溫殿順家雇了一名長工是外地人,被日本守備隊抓起來,硬說他通八路,他不承認,被捆在樹上活活燒死。這個村從1943年至1945年被抓走110多人,有的被殺,有的被關進監牢,有的到東北當勞工,共死在外邊70多人。郭杖子鄉王家溝在1944年春被日偽軍包圍,把全村老鄉趕在一起,讓大家檢舉誰通八路,沒人說話,敵人就抓人毒打拷問,甲長張廷玉60多歲了,同情抗日。他說:「你們誰通不通八路我心中有數,可不能胡說……」敵人惱羞成怒,就一撮撮地往下薅他的鬍子,鬍子拔光了又按在地上毒打致殘,這一次就抓走70多人;只有20多人被毒打後放回,其餘的人都被投入監獄或當勞工。最殘酷的是1943年1月,全面進行大檢舉,實際上是一次全面大搜捕,有的村一次被抓走幾十人,絕大部分是無辜群眾。柳溪鄉徐營子村一次被抓走105人,凡是聽過游擊隊開會的,管過飯的,帶過路的,統統被抓走,進行嚴刑拷問,有5人被殺害,70多人被送去坐牢或當勞工。七家岱鄉大地村150多戶,由於特務孫振全的出賣,一次被抓走20多人,劉真、孟吉賢、張啟榮、張啟功、趙廣喜、趙國棟、馮義等7人死在監獄。九神廟被抓走30多人,只有2人逃回,其餘有的死了,有的無音信。石拉哈溝被抓走40多人,只5人被放回,其餘的被送到平泉、承德、營口、錦州等監獄。據不完全統計,這次大檢舉全縣22個「部落」共計有621人被抓,其中被殺害50人,死在監獄25人,下落不明的389人,列表如下:地點被抓人數殺害死在監獄下落不明大地203710九神廟30325崖門子77干溝子65孤山子44石拉哈溝4012125柳溪4030馬架子53徐營子105573四家12111小寺溝75倪杖子1101470山子後22上平房3024大石湖120872長勝溝60430茅蘭溝20214黑山口33合計6215025389(註:此表僅根據部分受害者及知情人座談回憶起來的,所以很不完全,但可見日偽血腥鎮壓之一斑)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殘酷的刑罰

    日偽對「人圈」內人民的統治,手段凶殘,方法毒辣,人民只能俯首貼耳,任敵人宰割,不准有半點反抗,否則就施以毒刑,罰站、夏天曬太陽、冬天扒光衣服凍、跪石砟子、互相打嘴巴子、打棍子等是家常便飯。中等刑罰是手指夾筷子,灌涼水、辣椒水,火油,有的還摻上頭髮茬子,被灌者非死即殘。還有電刑。最殘酷的是烙鐵烙、背火爐,把人烤得冒黃油。打油錘,把人捆上裝進麻袋,抬起來往地上摔;站木籠,木籠四周釘上釘子,人在裡面站著,扎得遍身出血。「軍犬狂舞」,把人捆上叫軍犬咬,人痛得打滾,狗來回跳,日寇在一旁狂笑。各種刑罰30多種,總之,他們折磨人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五)人間地獄    
    「人圈」是人間地獄,裡邊的百姓在死亡線上掙扎。從住房看,80%以上的戶是從外村搬進來的,能蓋起房的不到1/3,多數人家只能蓋個小馬架,或搭個窩棚,有的托親靠友,一家住三四戶。有不少戶只能住在畜棚或碾道裡,夏不遮雨,冬不避寒,人畜共居,陰暗潮濕,蚊蟲、蟑螂、跳蚤、虱子成群叮咬,大批人生疥瘡,傳染病盛行;從吃上看,70%以上戶靠租種土地。進「人圈」後,大片土地不准耕種,種上的地產量也很低,除去交租、交「出荷糧」以及地方官勒索,人均口糧不足200斤,大半年只能吃糠、野菜、樹皮度命。穿的更可憐,每人每年配給14尺麻布。小孩冬夏光□,十七八歲的姑娘穿不上衣服,不在少數。不少人披麻袋片,或一件老羊皮筒,冬天毛朝裡,夏天毛朝外,沒有炕席、沒被子是普遍的,為了取暖只能靠燒熱炕、烤火盆,小孩身上烤出了花,有些人鑽到□麥秸子裡睡覺。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身體瘦弱,加之凍餓,冬季路上經常有「倒臥」。1944年至1945年,傷寒病、「虎列拉」、急性腸胃炎等傳染病大流行,有了病既無醫療條件,又無錢治,只有等死,兩年中造成大批人死亡,有的人家死成「絕戶」。柳溪鄉是「集家」重點地區,288平方公里只修了11個「部落」。全鄉5300多口人,兩年死2100多口;馬架子「部落」120戶,死了260多口;王琢家14口人死的只剩1口;徐營子「部落」136戶,1944年死大人180多口;於會宗在牆上劃道道,死一口劃一道,劃到173道時,他和大兒子一天都死了。徐振說他在1944年6月一天抬出5個死人。有的「部落」死人時「報廟」要排隊。老虎溝隋國安家14口人死剩3個小孩逃荒要飯走了。河南店「部落」老單家7戶,算是中等戶,共41口人死了16口;七家岱川4個「部落」700多戶,死了260多口;九神廟「部落」160多戶,600多人,死300多口,有13戶死成絕戶。朱其昌家8口全死在「部落」裡。九神廟後山成了亂葬崗子。特別是兒童死亡更多。柳溪川徐營子「部落」136戶,三年多死小孩220多個;蒙合烏蘇單營子「部落」210戶,死近400口,其中小孩240個;七家岱徐營子北溝因扔死孩多,改稱「死孩子溝」;荒地村(現崖門子鄉)劉起家8口人死了7口,他感到無路可走也上吊而死;郭杖子村(現郭杖子、倪杖子鄉)1100多戶,兩年死980多口,死了人還不敢哭,否則被偽軍警聽到,說是鬧瘟疫,就給封門,全家都得病死或餓死。據不完全統計,從1943年修「部落」到1945年光復前,124個「部落」共病餓而死達12 266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欠下中國人民的一筆無可抵賴的血債。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敲骨吸髓的掠奪

    日寇本著「以戰養戰」的原則,對侵佔地區進行了敲骨吸髓的經濟掠奪,實行了一套極嚴厲的經濟統制政策。    
    物資上大肆掠奪:群眾叫「三干一儲」(糧干、麻干、大煙干和強制儲蓄)。當時糧產很低,畝均200斤左右,每畝要交糧干(即扣除水分的糧食)30斤,自然糧要35至40斤。日寇為了向南洋群島販運鴉片,強制農民每年要有10%左右的好耕地種大煙。每畝交煙干13—18兩,還要交線麻干,這些都由專門的糧食組合和鴉片組合嚴格檢質、檢等低價收購,農民在這裡還要受一層勒索。完不成就要挨毒打,拘留,甚至灌涼水、辣椒水、煤油等毒刑折磨。另外,牲畜、皮張、絨毛等都有強制任務。    
    沉重的稅負:除偽政府規定的稅捐外,地方還任意攤派各種費用,多達30餘種,如地畝捐、房產稅、人頭稅、豬頭稅、車輛稅、村公所費、證明書費、甲長費、招待軍警官吏費、電線費、修炮樓費、協和會費、飛機獻納金。除此之外,偽官吏還想盡辦法勒索,迎來送往、婚喪嫁娶都要斂錢要物,一年到頭斂不完的花銷。這些花銷是在農民連生命都難以維持的情況下,硬是敲骨吸髓搾取出來的。    
    生活必需品配給制:布、棉、線、鹽、火柴、火油、肥皂……都實行嚴格的配給制,每人每年配給布10至15尺,棉花4兩,火油每月半兩,鹽三四兩,根本不能滿足最低生活需要。這一點物資還經常斷供,而且層層卡油,真正到農民手微乎其微。這些專賣品,群眾不准買賣,誰販運就被當做「密輸犯」、「經濟犯」抓起來,誰家吃頓大米、白面也是犯法的。    
    由於日偽的政治統治,經濟掠奪,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土地大面積荒廢。一般的「部落」要荒地15%左右,被劃為「無人區」的「部落」荒地30%左右,最多的達50%。據統計,124個「部落」有耕地34萬畝,1943年荒廢88萬餘畝,占總面積的26%,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畜禽大批死亡。柳溪鄉是個山場較好的地區,但畜牧業也遭嚴重破壞。全鄉1943年初有大牲畜1200多頭,到1945年僅剩700多頭;羊5000多只,僅剩不足2000只。徐營子「部落」原有大牲畜270頭,剩百來頭,羊1000多只,剩200多只。據1943年統計,124個「部落」有大牲畜1萬頭左右,死3600多頭。有許多戶連最低的簡單再生產也不能維持。不少戶完全破產,1944年至1945年就有4240多人外出逃荒。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寬城製造「無人區」(1)

    中共寬城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在寬城大規模地製造「無人區」。其範圍:東起青龍河西岸的雙松汀,西抵灤河東岸的蘭旗地,長約150公里;北自冷嶺子(後延伸至錦承鐵路南);南至長城,寬約100公里,遍及現今行政區劃的25個鄉鎮、180個村。這塊「無人區」環境之艱苦、鬥爭之殘酷都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寬城的「集家並村」和製造「無人區」是同步進行的。大體分為局部試點和全面推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41年8月,偽青龍縣政府在青龍國民優級學校召開有全縣各機關、各協和會、各警察署、各村公所頭目參加的「集家並村動員大會」。大會由偽青龍縣副縣長西島寬(日本人)宣讀《青龍部落建設通告》及《集家並村命令》,而後縣協和會本部、日本憲兵隊頭目講述所謂「集家」工作意義和具體時間、方法、步驟。大會決定把大地村作為首批試點,並成立縣集家工作指導部,主任由西島寬兼任。大地「集家」試點組織機構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組,下設武裝班、巡視班、拆房子隊。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備隊、縣本部駐孤山子中隊、大地日本憲兵分遣隊、大地協和會分會、大地村偽自衛團共350人在集家工作組統一指揮下,所謂「協同作戰」。集家工作組組長由偽民政科科長桑春擔任,副組長由偽民政科街村股股長王子合擔任,組員3名(其中1人是翻譯)。動員大會後的第3天,大隊人馬竄赴大地。    
    集家工作組副組長王子合設計《大地標準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賞識。此方案規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線上建立3個武裝防備「部落」,即大地、熊虎鬥、木匠屯,需遷22個自然村。「部落」規格200米見方,四周修築石牆,牆高3米,寬1米,四角設有炮樓,東西大門兩個,牆上加設鐵絲網,警戒線放在突出位置,牆外土壕圍城。「部落」間隔5至20華里。據王子合在1984年供認:「那時山區部落建設以方形為原則,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崗,以有利我方軍政活動,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後,任務交付各班,武裝班負責武力督遷,巡視班負責巡迴檢查,協和會搞欺騙輿論宣傳,拆房子隊負責拆燒,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敵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燒,拒者——抓,逃者——殺。搬出搬入限定10天,違者以「反集家罪」論處。最慘的是松樹溝8個自然村,瓦房溝3個自然村,120戶、500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遠的是十幾華里,700多間房子全部拆燒。被趕到「部落」的居民只好先露天居住。在「集家」中,槍殺刀挑、活活燒死13人,至於挨敵人棍棒的不計其數。當時敵人把老百姓趕入「人圈」後,緊接著劃「無住禁作地帶」。規定「部落」10華里以外全部是「無人區」,並埋上「無人區」界碑(1米見方的標準板石,松樹溝、破城溝將此石保存到建國後,到「文革」期間被損壞),然後宣佈「部落」法規,給自衛團配備武器。    
    敵人在這裡折騰1個半月,宣佈所謂試點(也叫實驗區)圓滿結束。強迫22個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園,進入「人圈」,在敵人刺刀尖下過著非人的生活。燒燬房屋800多間,毀地1600多畝,劃為「無人區」面積40多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90%以上。    
    試點結束後,偽青龍縣政府組織各級要員到大地進行所謂參觀學習。1942年3月在全縣全面鋪開,村村派駐集家工作隊;到1943年3月,寬城境內修築「部落」99個,「集家」自然村1382個,「集家」28 100戶,占總戶數82%,「集家」人口 124 000 人,占總人口的85%,「無人區」面積1170平方公里,占總面積70%以上,毀地23萬畝,損失房屋23 000間。    
    「治安肅正」實質上是對中國人民的圍剿、屠殺和鎮壓,其殘暴手段是:燒光、殺光、搶光,這是日偽軍在「無人區」裡的主要暴行。    
    燒光:就是徹底燒燬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裝力量的活動條件,使游擊根據地廬舍為墟,林木為灰。寬城「無人區」燒得最慘的是王廠溝、松樹溝、大漢溝等三大川游擊根據地。1942年春,駐孟子嶺日偽軍在一個半月裡,去王廠溝討伐7次,燒了7次,全莊230多間房子被燒得片瓦無存,十幾名無辜群眾被活活燒死,在山上住的「貓山戶」,敵人更不放過,放火燒山,一片片山林化為灰燼,漫山焦土。元寶蓋張興華家被燒8次,最後沒啥可燒的了,敵人一看院外碾子軸、井梁架是木頭的,便倒上汽油給燒了,碾子給掀翻了,水井給填死了。那時節,村村戶戶碧血殷殷,烈焰騰騰。據冀東區抗戰8年災情統計:敵人在寬城「無人區」裡燒房(不包括拆毀)9800間,燒死牲畜11 000頭。    
    殺光:就是敵人企圖把反滿抗日人員斬盡殺絕。他們採取「掃蕩」屠殺、檢舉屠殺、獄中屠殺、秘密屠殺等多種形式,在寬城「無人區」境內製造了許許多多的駭人聽聞的慘案,其主要慘案有:    
    大屯慘案:1941年農曆正月十六日,敵人為搜捕周治國游擊隊,以報峪耳崖金礦、城子嶺、三道關的慘敗之恨,偽青龍警務科長、綽號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糾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關、孤山子等日偽軍300多人,對大屯實行血腥大屠殺。一個400多戶的村莊被殺害187口人,燒房530多間,殺絕了14戶、50多口人,有19戶各剩下只有1口人。劉振久一家10口人被敵人用刺刀活活挑死5口。當時僅13歲的倖存者侯永會,被敵人一連捅了7刺刀,至今背上仍留7處傷疤。這場慘案中還燒死毛驢10頭、豬120口、羊350只,燒燬糧食30萬斤。    
    暖河塘慘案:1941年4月26日,駐承德70多名日軍武裝護送3只軍用貨船,從灤河直下。到寬城賈家安被何子橋抗日部隊阻擊,敵人氣急敗壞,下午4點多鐘,敵人瘋狂撲向暖河塘,刀砍火煉15人,17戶人家有15戶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婦莊」。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寬城製造「無人區」(2)

    王廠溝慘案:1943年農曆七月十五日,敵人為徹底摧毀王廠溝這塊抗日游擊區,偽熱河省警務廳糾集承德上谷憲兵隊、於友三討伐隊和孟子嶺、喜峰口等日本守備隊近5000人,對王廠溝9個自然村實行滅絕人性的8天大屠殺、毀青。莊稼逐塊割,山林逐座燒,貓山守土抗戰的居民被逐洞殺,8天毀莊稼700多畝、屠殺百姓112人,其中殺絕45戶、90多口人。王廠溝的關界村有31口人,只剩下關貞瑞1人。當時關貞瑞7歲,全家6口,被殺5口。爺爺為保護3個孫子,被敵人割掉舌頭,挖掉雙眼,父親被槍殺,11歲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歲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親被敵人蹂躪後開胸剖腹悲慘死去。    
    敵人在寬城「無人區」是三天一討伐,五天一「掃蕩」,實行「梳篦山林」、「斷臂絕瘤」,幾乎哪天都有人慘死在敵人屠刀下。1943年9月13日,張雪濤討伐隊去井家莊討伐,將1名抗日人員抓捕,綁在葦子溝西河套木樁上,給150多日偽軍打了活人靶。據參加打活人靶先開第一槍的張雪隊隊員寧永滿在1966年12月29日審訊中供認:「那次討伐燒了井家莊11戶,55間房子,搶走毛驢7頭。『人圈』外連人帶物一齊搜查,那個抗日人員骨頭還挺硬,我頭槍沒打心口窩上,他還罵我狗娘養的,熊種一個。」據統計,敵人在寬城「無人區」討伐「掃蕩」製造大小慘案153起,其中屠殺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從1942年春到1945年春,組織千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就有7次,1942年偽青龍經費總開支5 087 627元,其中「討伐」、「治安」費為2 350 003元,占總經費的44%。    
    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屠殺和鎮壓「無人區」人民的暴行,不僅發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見於「人圈」內,在「人圈」內也實行檢舉、屠殺。偽滿制定的《時局特別刑法》規定內亂罪、背叛罪、思想犯、國事犯、嫌疑犯、經濟犯等50多種,尤其是規定「預防拘禁」、「保護監察」等條款,給日偽軍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無限特權。    
    1942年3月9日,偽青龍憲兵隊、警務科對大地、熊虎鬥、榆木嶺、椅子圈、唐杖子等24個村莊實行一次大檢舉,抓捕420人,慘殺340人,其餘判刑。僅唐杖子一處就殺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敵人在寬城搞了三次大檢舉、大屠殺,偽熱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鎮判決,抓捕213人,在寬城街南山根殺死164人,其餘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偽熱河省警務廳特高科長高石(日本人)親臨寬城坐鎮指揮檢舉,抓捕1500人,殺死410人,當勞工630人。    
    有的檢舉純屬拿著中國人民生命當兒戲。1943年1月13日,寬城日本憲兵隊帶著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檢舉,把全莊人集中到東溝門,讓相面先生相面認定哪個是八路軍,哪個是共產黨,結果當場胡亂點名,抓走27人,殺害8人,其餘判刑。更為荒唐透頂的是1942年春,駐亮甲台日偽軍在亮甲台街搞檢舉,把全莊人圍在一起,讓所有人都張著嘴,敵人逐個檢查,誰牙白就抓誰。敵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軍,因為八路軍愛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婦,親朋好友前去道喜,寬城特搜班聞訊趕到,從新郎、抬轎人、賀喜人中檢舉10多名送往寬城。    
    從1943年至1945年初,敵人搞檢舉次數之頻繁,規模之大,殺人之多極為驚人。1943年12月30日,敵人在全縣99個「部落」裡搞大型檢舉,殘殺2000餘人。僅塌山一帶就殺害800多人。山家灣子兩個「部落」,從1943年到1945年檢舉46次,被檢舉341人,被殺79人。    
    1943年夏,偽青龍日偽機關別出心裁實行「防範月」,在特務股長赤種(日本人)指揮下,在寬城境內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個月。    
    敵人的屠殺,凶狠殘暴,花樣翻新,亙古少聞。什麼「斷食空腹」(不給飯吃,強迫招供)、「倒栽蓮花」(倒頭活埋)、「軍犬舞蹈」(讓狼犬撲身亂咬)、「內滾繡球」(把人脫光衣服放進釘滿鋼針的木箱裡,蓋上蓋順地亂滾)、「電磨粉身」(把人放在電磨裡碾成肉醬)、「槍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裡敵人練習刺殺)、「鋼針刺骨」(用鋼針扎入致命處)、「火燒活人」(往人身上倒汽油,點燃燒死)、「蝦公見龍王」(把人頭腳捆在一起,像蝦一樣投入水裡淹死)、「木樁勒馬」(把人綁在木樁上活活勒死)、「電動絞死」、「開膛取心」等等。1944年5月8日,大地日本憲兵分遣隊隊長吉尾帶領大地特搜班去南溝門討伐檢舉,將青山口村抗日幹部王福、邢金堂抓捕,帶到大地小西溝門,毒刑追問八路軍情況,王、邢二人至死不說,破口大罵。敵人惱羞成怒,將二人開膛把心肝取出。當場,叛徒馬君捧著兩位烈士血淋淋的心肝對其主子說:「食人心腦聰,吃人肝眼明。」日本鬼子吉尾當場吃掉心肝,並賞馬君10塊銀元。至於灌煤油、辣椒水、涼水,壓槓子,砍頭,刀鍘,那是到處可見的刑法。據冀東區抗戰8年災情損失統計:敵人在寬城「無人區」檢舉抓捕21 750人,其中殺害13 400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寬城製造「無人區」(3)

    搶光:就是搶空游擊根據地一切財物,不讓抗日人員立腳生存。敵人每次討伐「掃蕩」,除殺人,搶財、搶物、搶牲畜外,還要搶人。1943年初,姜大討伐隊去縣西野雞峪、槨欏台、蘑菇峪一帶討伐,搶來20多名青年婦女,威逼嫁給手下官兵。據《日本法西斯八年來在邊區暴行》一書中記載:八年抗戰時期,寬城「無人區」被搶走大牲畜250頭、豬羊68萬隻,抓丁要夫75萬人次,搶走衣服14萬件。    
    「人圈」是人間地獄,吃、穿、住、行無法言狀。    
    吃無糧:由於天災敵禍,土地荒蕪,有許多「部落」連年顆粒不收,只好夏吃野菜冬吃糠,樹皮扒盡山菜吃光。王廠溝劉殿陽全家5口人,有一角子(折合一市斤)小米吃了半個月,小米沒了,沒辦法把枕頭糠倒出來吃掉了。那時,富人過年肉山酒海,窮人吃糠咽菜。有的戶到過年用柴禾換點豆腐渣就算過好年了。    
    穿無衣: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穿不上褲子,見人躲在「避羞坑」裡的事不足為奇。一年四季換不上衣服,幾件衣服全家人輪換穿的比比皆是。    
    住無房:有的住碾道棚、門洞子、破廟,即使有個住處的戶也是馬架子房,擁擠不堪。隆冬滿屋飛雪,炎夏臭氣熏天。晚上睡覺能蓋上破麻袋片、破簸箕就算將就戶。蔡家峪「部落」周占堯妻大雨季節生孩子沒處生,只好把孩子生在水沒膝蓋的碾道裡,起名叫「水生」。    
    行不讓:「人圈」實際上是個「集中營」,人們行動受到嚴格限制,檢舉、查戶口家常便飯,一天出入身帶「許可證」,通過崗樓如過鬼門關,渾身上下搜個遍。1942年臘月,王廠溝劉殿甫因外出超過規定時間,崗哨不讓進「部落」,結果凍死在碾盤上。1943年6月,破城溝肖印發因下地種蘿蔔誤了時間,被敵人活活打死。當時流傳這樣的民謠:「早上菜,晌午湯,晚上糠粥照月亮。    
    「三間馬架房,四面沒有牆,天上雪花飄,身上沒衣裳。    
    「借債、上吊、坐監牢。」這就是日寇製造的「人圈」裡中國人的悲慘生活。不僅這樣,「人圈」一到夏季,污泥濁水滿地,蒼蠅臭蟲成災,鼠疫、傷寒、霍亂、痢疾、瘧疾、疥瘡廣為流行,每天凍、餓、病死屢見不鮮。1942年夏季,大地「部落」傳染疥瘡,死了30多口人。當時人們說:「生疥先由手上行,腰裡轉三轉,屁股扎老營,毒氣歸一就喪命。」蔡家峪「部落」800多人,平均每年疫病而死100多人,從1942年到1945年,死了300多人。家家陳屍,戶戶嚎啕,人死無人抬,就地房中埋。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謂「建設部落,自興鄉土」的「人圈」生活。據統計,八年抗戰時期,全縣凍、餓、病死在「部落」的有8500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平北豐灤密的「無人區」(1)

    曹友林鮑星時    
    平北東部豐(寧)灤(平)密(雲)抗日根據地自1940年6月創建後,像一把尖刀深插在偽滿洲國和偽華北統治區的接合部上,成為敵人的心腹大患。因此,在日本華北方面軍1941年秋拋出的《晉察冀邊區肅正作戰計劃》中,把「掃蕩」豐灤密根據地作為實施該計劃的開端。同年秋,偽滿也在其以製造「無人區」為中心內容的《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綱要》中,將豐灤密長城沿線山地列為實施「肅正計劃」的重點區域之一。於是,1941年10月4日(農曆八月十四),偽滿和偽華北統治區糾集了萬餘日偽軍聯合對豐灤密根據地發動了為時兩個月的毀滅性大「掃蕩」,開始製造「無人區」。    
    敵人採取「分進合擊」、「縱橫掃蕩」、「梳篦清剿」等多種新戰術,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對八路軍十團和抗日政府曾經駐紮活動過的每一個地方都交插反覆地「清剿」,甚至連當地百姓也不常去的險僻山溝都不放過。「掃蕩」中施行慘無人道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處,把百姓的糧食、牲畜、衣物全數掠走,家什用具搗毀殆盡,房屋草棚一概燒光,連百姓在逃避時丟到河裡的物品也撈上來燒掉。尤其殘忍的是瘋狂捕殺抗日幹部群眾,以駭人聽聞的殘暴手段製造了一系列血腥慘案,日軍曾先後兩次將「掃蕩」中捕到的抗日群眾帶到下營村集體屠殺,第一次殺害群眾31人,第二次又殺害了47人。日軍還把孟思郎峪村27名老幼婦女驅趕到一個場院全部槍殺,並焚屍滅跡。10月28日,日軍又將在井兒峪抓到的8名群眾押到雙窩鋪,推入地窖內用手榴彈炸死。據不完全統計,敵人僅在「掃蕩」的兩個月裡就屠殺幹部群眾300餘人,抓走近500人。    
    日偽為實現其「民匪隔離」、徹底消滅抗日力量的目的,從萬人「掃蕩」後期開始推行「集家並村」計劃。首先在我十二、十三、十六區,繼而又在長城沿線的一、五、七、八區北部大搞集家並村。在這些地區敵人驅趕百姓到指定的村莊居住,四周修築起一丈多高的圍牆,只留前後兩個門供人出入,門上建崗樓,牆內四角建炮樓,駐有軍警特務。他們稱這種用炮樓和高牆圍起來的村莊為「部落」,百姓進入「部落」便失去了生產、生活、言論、行動的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馬一樣任敵役使和宰割,因此,百姓又憤怒地稱之為「人圈」。到1942年3月底,僅5個月時間敵人就在我一、五、七、八、十二區修建了四合堂、對營子、大甸子、大峪、白廟子、東西灣子、番字牌、司營子、榆樹底下、大溝、牛圈子、上下西倉峪、大北溝門、東石門子、白馬關、南化石嶺、石湖根、黃梁根、上下窩鋪、彿牛溝、火石嶺等29個「部落」,並宣佈每個「部落」外十里範圍內為「無住地帶」,只許耕作不許居住,耕作限制在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之內進行;十里範圍外為「無住禁作地帶」,不許居住也不許耕作,這些地區統稱為「無人區」。    
    日偽的「集家並村」遭到了豐灤密人民的激烈反抗,許多人逃進深山誓死不進「人圈」,有的村莊原來是兩面村,這時也斷絕了與敵人的來往成了抗日一面村莊。於是在1942年,日偽又以6000兵力在豐灤密長城各口和山邊山內要地廣設據點,使豐灤密地區敵偽據點總數增到了37個。然後以各主要據點為中心,把「無人區」劃分成若干小塊,指定一個或幾個據點反覆「掃蕩」一塊地區,並配備機動兵力在各塊之間穿插配合,以進一步「肅清」抗日力量。這一年日偽對「無人區」較大規模的「掃蕩」就有32次,中小規模的「掃蕩」有1554次之多,全年累計「掃蕩」時間長達8個月以上。又有431名抗日幹部群眾被殺害,1111人被捕,損失糧食3634石、牲畜2124頭(只)。同時,日偽還派遣大批特務、密探偵察中共軍政機關和山裡群眾的隱蔽地,發現目標即秘密調動軍隊長途奔襲。1942年日偽進行有目標的長途奔襲共達40次,造成很大損失,其中偽滿討伐隊4月8日突然奔襲密雲臭水坑,使豐灤密聯合縣縣長沈爽、八路軍十團供給處長喬宇等30人犧牲,縣財糧科長李昨非等45人被捕,製造了震驚平北的臭水坑慘案。以後敵人又利用臭水坑事件進行欺騙宣傳,胡說什麼「豐灤密徹底肅清了」、「縣政府被消滅,縣長被打死了,科長全部抓獲了」等等。在敵人的欺騙宣傳下,部分群眾抗日信心發生動搖,離開山區遷入口裡口外的敵占區,甚至連抗日工作基礎最好的五區張家墳一帶也有一些群眾走出山溝,領取「良民證」歸入了敵人指定的「部落」,一些黨員和村幹部也進「部落」向敵自首。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平北豐灤密的「無人區」(2)

    偽華北方面敵人還從1942年4月開始,強征5000多青壯勞動力,沿著山邊突擊挖掘「治安溝」(即「封鎖溝」)。10月底,「治安溝」挖成,西起昌平的桃峪口,途經豐灤密九區的平義分、北宅、白廠,四區的紅螺鎮、范各莊、流水莊,六區的康各莊、卸甲山、署地、墳莊,二區的北白巖、尖巖、莊戶,三區的董各莊、燕落、不老屯、學各莊、石匣,東至潮河岸邊的辛莊止,總長180華里,寬3丈6尺,深1丈6尺。溝邊每隔一里建一炮樓,大炮樓駐日偽軍,小炮樓由沿溝各村保甲棍團監守。接著,敵人將大溝以北、長城以內地區宣佈為「非治安區」,嚴禁居住耕作,把百姓統統趕往溝南,溝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燒燬。為限制八路軍在大溝兩側活動,還沿溝燒山並村,先後將溝北牛盆峪、東溝門、大關上、馬營、河北、西峪、高家嶺、沙峪裡、秀才峪、柳樹溝、轉山子、廟溝梁等村的山林全數燒燬,又把溝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恆河西山、穆家峪西溝等強行併入了大村。在敵人的淫威下,溝北大部分群眾不得不搬往溝南,另有少部分群眾躲進了深山,「治安溝」以北遂成為荒蕪地帶。這樣,在豐灤密聯合縣內就形成了東自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從白道峪、北到於營子、東西南北各長約120華里的山地「無人區」。    
    「部落」群眾的生活處境非常淒慘,他們不但終日受監視,服苦役,而且經常遭受敵人的打罵凌辱,稍有反抗便會招來殺身之禍。「部落」內實行「米谷統治、碾磨封鎖」,一切糧食果品統歸大倉,不許群眾私留和買賣,否則即以「經濟犯」、「運輸犯」、「國事犯」等罪名嚴加處罰。白廟子「部落」原村長王金鼎,僅因摘了自家果樹的一點果子,就被判為「經濟犯」慘遭殺害。部落在生活上實行配給制,每人每年只配給少量混合面、1盒火柴、半斤鹽和3尺布,經過層層剋扣,到百姓手裡已所剩無幾,有的「部落」每人每年僅實得9寸布。百姓長年吃野菜,穿衣更困難,許多成年人只在腰間圍一塊布,有的全家僅有一條褲子,誰外出誰穿,姑娘、媳婦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裡牆角挖個深坑,有外人來時就蹲到坑裡遮羞。「部落」衛生條件更為惡劣,多是幾家人擠住在一種用柴草搭的「馬架房」裡,房外到處是糞便垃圾,夏天臭氣熏天,瘟疫疾病流行,成批群眾染病身亡;冬天身上缺衣,腹內無食,很多人凍餓而死,據1942年資料記載,這一年每個「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廟子「部落」僅400口人,這一年就死了160餘口。    
    日偽為了徹底斷絕「無人區」軍民的生路,除了在「掃蕩」中大肆燒殺掠搶外,還從1942年開始連續三年對豐灤密「無人區」施行「割青」政策。每當莊稼吐穗灌漿的時候,日偽軍就進行「割青掃蕩」,驅趕大批敵占區百姓手持鐮刀進入「無人區」割青苗。僅1942年7月,敵人一次就割毀了地處「無人區」內的二區、五區、七區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蓮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黃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莊稼被全數割光。    
    秋收季節,日偽軍又進行搶秋「掃蕩」,驅趕大批百姓進入「無人區」搶割莊稼。為保住即將到手的糧食,抗日軍民一面突擊搶收,一面開展游擊戰打擊搶秋之敵。群眾在護秋鬥爭中表現得非常機智勇敢,1942年秋收時,日偽軍到張家墳搶割莊稼,把割下的谷穗堆放在一起,然後又到別處去割。隱蔽在附近山上的張家墳村群眾見敵人離去,馬上衝下來把谷穗全搬到山上藏了起來。日偽軍返回運莊稼,見大堆谷穗不翼而飛,氣得往山上胡亂打槍,毫無辦法。秋收以後,日偽軍又瘋狂地下鄉「掃蕩」搶糧。1942年12月初,石匣據點百餘名日軍到「無人區」內古石峪村搶糧。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遵化山區的「無人區」

    中共遵化市委黨史研究室    
    遵化地處冀東,北靠長城,與興隆縣相鄰,東與遷安(今遷西)相接。日本侵略者為摧毀冀東抗日根據地,割斷共產黨、八路軍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實行了所謂「民匪隔離」。從1942年秋季開始,日本華北駐屯軍與東北的關東軍協同,在長城沿線及其他山區搞「集家並村」,製造「無人區」。在遵化東北部的洪山口和西端的新立村,分別建了兩個部落(即「人圈」),日偽軍對無人區的人民實施了慘無人道的統治。    
    一、集家並村    
    遵化縣境內長城沿線共61公里,日偽除把清東陵所在地馬蘭峪10公里地段劃為「特區」由偽滿洲國直接管轄外,下剩51公里長城沿線,幾乎全都劃為「無住禁作地帶」。日偽軍抓來大批民夫在長城沿線以南5公里處挖一條橫貫東西的「防共溝」。溝寬、深各一丈左右。溝的北沿夾上樹枝寨子。隔一公里修炮樓1個,重要山頭、道口都有偽治安軍據守據點。整個「防共溝」共築大碉堡27個,日偽約派了4個兵團的兵力駐紮。「集家並村」、製造「無人區」分為三種情況:最慘的是成立「部落」,人們稱「人圈」。長城沿線東端17個村居民被趕進洪山口「人圈」,西端的9個村被趕進新立「人圈」,把老百姓世代居住的房屋統統拆掉或燒燬,使大批無辜百姓有家不能歸,有地不能種,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過著非人的生活,第二種是強迫毀掉住房,趕走居民,這類村有93個;第三種是「集家並村」,對地處純山區的32個村,人被攆走,房子被封。    
    據統計,遵化縣境內「無人區」總面積288平方公里,佔全縣總面積19%,包括6680戶、31 000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計950戶、4600口人。    
    在製造「無人區」過程中,日偽瘋狂推行了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除夾擊、包剿外,還專門組織快速部隊,普遍檢查他們所到之處,不論溝谷川道,還是叢山峻嶺,都反覆搜索,經過之地,草木過刀,房舍過火。挖洞、推牆、填死水並,把群眾掩藏的最後一點糧食和財物也給搶光。日偽軍實行「集家並村」,強迫群眾進入「人圈」,稍有遲緩不搬的見一個殺一個,甚至把砍下的人頭懸掛在街頭示眾。家在「無人區」的群眾慘遭殺害1200多人。僅馬蹄峪、沙坡峪、冷嘴頭、北下營等10個重點村,就殺害647人。盆樓峪的農民廖振富在「集家並村」時,實在沒處投奔,急得一家老小抱頭痛哭,為求活路,不得不讓妻子領著兩個男孩向南走,他領著閨女往北走,他妻子討飯流落外鄉,廖振富爺兒四個活活餓死在口外;冷嘴頭農民張森、張斌哥兒倆,多年口挪肚攢剛蓋上三間房,日偽硬逼他們搬家,故土難離,戀家不走結果到了期限,日軍放火燒了房屋,哥兒倆也被打死。寨主溝180多間民房全被燒燬,但群眾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家,捨不得離開抗日根據地,日偽軍前後燒過19次,他們翻蓋了19次。連馬架子窩棚都不放過,最後一次被日軍搶走牛羊200多頭,驢36頭,掠奪的財物用160盤馱子運了6天。兩年光景,遵化縣長城沿線有112個村變為廢墟。前杖子村羅圈峪處在偏僻的深山溝,由於日軍軍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它,只有那裡一度保存了21間住房,但後來,有本村壞人告密,日軍快速部隊得到消息,即行大規模搜山,說這地方是「八路軍的老窩」,還是給燒光了。    
    日偽規定的「禁作地帶」,一律不准種莊稼,每當春夏之交,日軍使出最惡毒的一招——割青。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種出的莊稼苗,竟給連割三次,就連栽的蘿蔔、蔓菁、南瓜等矮株作物也都給鏟掉。秋季敵人沒有搜到的地段莊稼成熟了,日軍又乘機大肆搶掠,辛苦一年用血汗換來的勞動果實,眼睜睜地落入日偽軍的手中。頭道城子的陳謀義、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搶收玉米,偽討伐隊圍上來,當場槍殺了方平、方占相,抓走了其餘的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於「三光」政策的摧殘破壞,「無人區」人民過著極端悲慘的生活,有的沒有房子,不得不跟牲口擠在一塊兒住。起初,馬架子窩棚還用石塊壘上圍牆,多次被燒壘不起了,只好在四面透風,夏不擋雨,冬不避寒的窩棚苦挨,往往一個山洞子裡竟有幾家同住。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百姓無出路,拆房蓋草廬,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個屋……」這樣穴居野外一直挨到日本投降。衣著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有的十幾歲的大姑娘沒衣穿,有的一家子抻蓋一條破被,輪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裡,有的為了御寒,不得不鑽柴堆取暖,攏火烤身,許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繭。吃飯是當時的一大問題,常年填肚子的只有野菜、野果、樹葉、樹皮、胡綠豆,秋黃季節才能找出青玉米、老南瓜之類進口。吃飯沒碗,只好用碎石板、菠蘿葉、窩瓜皮代之。做飯沒鍋,只好用殘鍋底、破洋鐵桶、破鋼盔代替。日偽黑夜觀火,白日看煙,一縷青煙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清剿。老百姓想出辦法,讓炊煙通過山洞或地窖散開。如果突然發生敵情,便把「鍋」、「碗」背上轉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緊急時,有的群眾隱蔽在洞子裡竟然三四天不食不動,冷嘴頭一位農民何榮,年歲大,身體有病,家裡人進了口外水泉「人圈」,他留在家裡沒走,臨走時給他做了一籠筐樹芽餑餑充作乾糧,原想過幾天來人看他,可是餑餑沒吃完,何榮已死。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人圈」內的生活

    被趕進「人圈」者,如同陷入人間地獄。遵化西部的新立村「人圈」集中了9個自然村及散居山民530戶、2400口人,1942年秋季成立了「部落」,四周築起高大的牆圍,圍牆四角和大門設有崗樓。凡成年的男子除老殘者外,統統編入保甲自衛團(棍兒團),晝夜輪流巡查。青壯年還得去修公路、築碉堡、開礦、挖溝,打死累死無人管。    
    日偽對「人圈」控制極嚴。每10戶為一甲,30戶為一保,全「圈」為一鄉。成年男子發給「良民證」,只證明身份,禁止與「圈」外發生聯繫。漢奸、特務在圈內橫行霸道,時常通過「檢舉」,把政治犯、經濟犯、思想犯、輸運犯之類罪名強加給無辜百姓頭上,隨意捕殺。報國隊員王雅如、張文奎被特務盯上,日偽軍包圍了他們的家,兩人以「政治犯」論罪。1942年大「掃蕩」,偽軍把新立村「人圈」的百姓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廣場上,抓出5名所謂「可疑分子」,當眾殺害。又有漢奸告密說陳敏、段文龍「私通八路」,被綁上扔進火堆。日偽本意抓勞工,卻說什麼抓被「檢舉」的政治犯,把許多青壯年抓到外地做苦工,一次將新立村「人圈」的謝振邦、金連喜等31人押送東北服勞役,一去未歸。    
    兵劫、病疫緊相連,傳染病給「無人區」帶來更大災難。「無人區」的百姓衣食住全沒保障。「人圈」內污水溢流,糞便遍地,蚊蠅隨處孽生,幾乎喪失了起碼的生存條件。有病無醫無藥,造成各種傳染病蔓延。1943年夏季,雞鳴村一帶「無人區」流行瘟疫,這個村病倒100多人,僅數日內,死亡人數竟有50口之多。1943年5月到8月,新立村「人圈」鬧霍亂、痢疾,劉福貴一家4口3天之內全家病死。這個「人圈」因傳染病死亡達530多人。那時候,「人圈」裡幾乎家家送葬,戶戶號哭,十分淒慘。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遷安縣境內的「無人區」(1)

    吳振強尹成清    
    當時,根據鬥爭形勢的需要,遷安縣轄區與鄰縣接壤地區先後成立了豐灤遷、遷青平、遷盧撫昌聯合縣抗日政府,遷安至建昌營公路以西的長城沿線地區屬遷青平聯合縣所轄。早在1940年以前,這個地區就有了黨的組織,抗日活動異常活躍,加之這個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日軍將其劃為「非治安區」,視為製造「無人區」的重點地區之一。    
    1942年8月中旬,日軍駐遷安守備隊隊長滕川協同偽警備隊隊長湯鵬舉,指揮遷安縣城、建昌營、羅家屯等據點偽治安軍1000多人,在遷安長城沿線百餘村莊反覆「掃蕩」,瘋狂搶掠、捕殺抗日幹部和群眾,並強行逼迫數以萬計的民夫挖壕溝、修築炮樓。首先完成了東起劉家營(今盧龍境內),西至劉皮莊一線的深1丈2尺、寬1丈的封鎖溝,並沿途修築了徐流營、朱家店、草場、鄭莊、建昌營(據點)、雷莊、東密塢、西密塢、三嶺(村南、北山各1座)、張莊子、黃金寨、大何莊、小何莊、萬寶溝、曹古莊、沙澗(今屬遷西)、劉皮莊等18座炮樓。炮樓分別以班或排為單位進駐日偽軍把守。    
    這條封鎖溝東西長近百華里,北至長城約8至20華里。內部地區72個村莊,即為「無人區」,長城南側8華里內,為「無住地帶」。並在封鎖溝沿線南部沙河莊、王古莊、劉皮莊、五重安、三嶺、黃金寨、大崔莊、小崔莊、大新店、平林鎮、後窩子、前窩子、曲河、小套等十幾個村莊修築了「人圈」,即沿每個村莊周圍挖成深寬各約1丈的壕溝,或打上木樁織成鐵絲網,村口設一吊橋,限製出入(多數村莊沒有建成),形同長城外偽滿地區「集家並村」的「部落」,因此當地人也稱之為「人圈」。    
    日本侵略軍還將遷安西部地區的王家灣子、水峪、白龍港一帶宣佈為「無人區」(敵人稱之為「暫時無人村」),用於封鎖豐灤遷抗日根據地(儘管多次燒燬王家灣子、水峪、龍灣、金龍口、混屯峪、黃槐峪、白龍港等十幾個村莊,企圖「集家並村」,但是遭到游擊區抗日軍民的堅決抵制和沉重打擊,「無人區」的設置始終沒有成功)。    
    壕溝、炮樓完成後,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便開始了慘無人道的「集家並村」,更加瘋狂地推行「三光」政策。長城沿線遷安「無人區」內70多個村莊數千名群眾被強行趕入「人圈」,野蠻殺害抗日幹部和群眾400餘人,摧殘無辜群眾近千人,燒燬房屋6400餘間。僅在1943年1月15日(1942年農曆臘月初十)這一天,就放火燒了小關、白洋峪、大莊、小莊、抬頭嶺、商莊子、婁子山、大窪、裝貨溝、石梯子溝、五道溝、四道溝、大溝、石門、新開嶺、馬井子、杏山、銅洞子等18個村莊,幾千間民房和未來得及轉移的大部分物品俱葬火海化為灰燼。當時有200戶的小關村就被燒燬房屋近千間,使這村成為一片廢墟。更加殘酷的是地處偽滿「國境」線關卡的白洋峪村竟先後被燒8次之多,就連一個窩棚也不能存在。大莊村農民劉開山寧死不進「人圈」,毅然撲向火堆,發出陣陣撕肝裂膽的呼喊:「滅絕人性的日本強盜,你們就燒吧,寧可燒死也不給王八蛋挖溝!」大火奪去了他的生命,他以生命和血的代價控訴日本侵略軍製造「無人區」的暴行。白洋峪村楊義、宮占友、宮桂榮也因不願「集家」被日軍當場打死。    
    「無人區」大部分群眾,誓死不進「人圈」。棲息山上住窯洞,冬不能御寒,夏不能防暑且非常潮濕,近千名群眾染病而死。當時有800口人的小關村就死去300餘人,僅郭印忠一家就死去8口人,李權福一家老小6口人也先後染病而死。腥風血雨籠罩著的「無人區」,噩耗頻傳,屍骨遍地,慘不忍睹。    
    「人圈」裡的生活則更是苦不堪言。十幾個人擠在一個屋子裡,夜不關門,以待日偽軍隨時搜查,許多婦女被乘機姦淫,就連十一二歲的小女孩、60歲的老太太也不能倖免。「人圈」裡的群眾啼饑號寒,多以野菜、樹皮、草根、白薯秧葉充飢。過著「衣不遮體,糠菜半肚」的生活,凍餓而死的群眾難以數計。「人圈」裡的男性群眾均被強迫去挖溝、修築炮樓。小關村鄭印寶不滿14歲就被抓去做苦役,稍稍怠工就遭到毒打。一次鄭印寶等7個小孩只因遲到不足一分鐘,便遭到了日軍迫其跪石子、曬太陽的懲罰。火辣辣的太陽曬得幾個可憐的小孩臉上滾落下顆顆豆大的汗珠,稚嫩的小腿跪破了,血染紅了石子。即使這樣,也沒有免卻日偽軍劈頭蓋腦的皮鞭、槍托的毒打。    
    在日偽軍規定的「無人區」內,禁止一切活動,禁止居住、禁止耕作。並在「無人區」邊緣地界標有「無住禁作地帶」的木牌。農民不種糧食何以為生,「人圈」裡的百姓,只能乘夜間偷偷逃出,摸黑耕作。但是,滅絕人性的敵人企圖斷絕抗日群眾一切生存條件,地即便種上,卻仍然遭到敵人的毀壞。駐黃金寨塔山炮樓偽治安軍一個姓史的班長惡毒地對出逃耕作的群眾唱起小調:「我們當兵的到處有飯吃,南京不收,北平收,南京、北平都不收,河溝兩岸種中秋。你們這裡不種芝麻我們吃香油。頭伏蘿蔔二伏菜三伏種蕎麥,你們是天生的短命鬼,蕎麥也不讓你們種。」群眾強壓著內心的怒火,眼瞅著已過芒種時節,地種不上,心急如焚,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蕪了。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遷安縣境內的「無人區」(2)

    日本侵略軍還採取了以華治華的惡毒手段。實行聯鄉保甲制,十戶為一甲,五戶聯座,一村為一保,數保為一鄉。並強令各村組織建立「反共自衛團」(亦稱「反共會」)。當時遷安範圍內普遍建立了偽大鄉。北部「無人區」,以擂鼓台為中心,從於家坎、坎辛莊西至羅屯、沙澗、曹古莊、劉皮莊這塊地區有30多個村子建立了「反共會」組織。一部分投敵叛國的民族敗類充當了日本侵略者的鐵桿漢奸,成為敵人鎮壓抗日根據地人民的「傀儡」政權和御用工具。日軍特別注意利用「漢奸」的特務活動來監視、威脅人民,宣傳「大東亞新秩序」、「日華親善共存共榮」等欺騙口號來腐蝕「無人區」人民的民族精神,從而加強其殖民統治。    
    遷青平聯合縣第三總區(即「無人區」範圍內)高玉芝、魏東風、司營、任寶合4個民族敗類相繼叛變,充當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抗日工作受到嚴重威脅,鬥爭環境異常惡劣。這些漢奸,為討好主子,不遺餘力地「刺探情報」,並帶領日軍拚命「清鄉」搜查,頻繁「掃蕩」。北部「無人區」的敵人僅1942年8月8日至8月27日半個多月的時間,就在彭家窪、東密塢、西密塢、大崔莊、小崔莊、三嶺、芝草塢、大莊、提嶺寨、白洋峪、商莊子等北部地區十幾個村莊「掃蕩」十多次,抓捕抗日幹部群眾200餘人,殺害幹部群眾100餘人,燒燬房屋600餘間。1943年底,由於叛徒的告密,敵人抓捕並殺害了遷青平聯合縣第三總區報國會主任李光和建東、建委三名區委主要負責人。更殘暴的是日軍於1942年9月10日,舉行集體大屠殺,將300餘名幹部群眾殺害在大楊官營的老牛圈,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大慘案。    
    「人圈」裡的群眾一切活動都要在日偽軍嚴格控制下進行,出門要出示「良民證」,否則以「通匪」論處。敵人還強迫村民為其看護電線桿,並落實到人頭,以性命擔保。    
    侵華日軍集中優勢兵力瘋狂「掃蕩」、「蠶食」,製造「無人區」,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鬥爭進入了最艱苦最殘酷的階段。遷安大部分地區被「蠶食」,地方武裝被迫撤出,八路軍主力部隊十二團,為避敵鋒芒也曾一度轉移到外線活動。抗日政府在異常惡劣的鬥爭環境中求生存、求發展,頑強地堅持「無人區」的鬥爭:組織群眾乘夜間去「人圈」、炮樓喊話,爭取偽軍棄暗投明。還在偽軍和偽大鄉中開展「良心大檢查」。通過抗日力量的工作,黃金寨、姜莊子、雷莊、高古莊、大莊以及青龍河東岸18座炮樓200餘名偽軍相繼起義,參加了八路軍。抗日政府組織群眾破壞「人圈」和「遮斷壕」,採取了「磨洋工」或「白天挖,晚上平」等辦法,有效地阻止了日偽對「無人區」的設置。小關村青年農民郭明奇曾多次組織黃金寨「人圈」裡的群眾平溝,並放火燒掉了黃金寨「人圈」出入口的吊橋。大莊村報國會主任劉存本動員本村200多名青壯年一夜間將三嶺「人圈」木樁全部拆掉,並放火燒燬。遷青平聯合縣第三總區負責人周青還帶領白道子村20名民兵,深入口外張杖子俘虜5名監修「人圈」的偽警察。郭明奇等民兵骨幹還經常活動在「無人區」,埋地雷襲擾、消滅敵人。敵偽試圖在長城沿線東部地區東、西密塢以東建昌營附近建立「人圈」,遭到抗日群眾的抵制和打擊,始終未能建成。西部地區建立起來的「人圈」也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隨著灤東新區的開闢,「人圈」相繼被摧毀。    
    「無人區」的群眾,採取「敵來我走,敵走我來」的辦法在田間耕作,通過頑強的鬥爭,仍然取得了一些收穫,尚能保障八路軍主力部隊的軍需給養。大莊村報國會主任將一缸小米藏在地窖裡,被敵人燒焦,即便是糊小米,也全部貢獻出來,以解決抗日政府工作人員「無米之炊」的危難。抗日政府與八路軍主力部隊密切配合,遵照黨中央開展「廣泛的群眾性的游擊戰」和「敵進我退」的作戰方針,破壞交通,割電線,開展地雷戰,主動出擊,殲滅日偽軍。    
    八路軍第十二團,長期馳騁於長城內外的冀東戰場,有著強大的威懾力。為恢復基本區,1942年12月,十二團再度返回遷安,在大賢莊首戰告捷,殲滅日軍山本中隊50餘人,沉重打擊了日偽製造「無人區」的囂張氣焰。十二團靈活機動,出其不意,不斷向敵人進攻,為基本區的恢復創造了有利條件。據不完全統計,1942年8月至1943年底,八路軍主力第十二團和縣地方武裝在遷安境內、進行大小戰鬥15次,斃傷日偽軍1036人,俘78人,繳獲炮5門、輕重機槍13挺、長短槍500餘支,擊毀汽車兩輛、摩托車1輛,繳獲馬2匹。    
    抗日軍民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到1943年底,全部摧毀了「人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和製造「無人區」的陰謀,沉重打擊了它的殘暴的血腥統治,基本區得到了初步恢復和發展,從而度過了抗日戰爭時期最艱難階段。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熱河省「無人區」(1)

    春風    
    我墮身於偽滿13年,在熱河省境達10年。前七年職位是在偽省公署,任務是經常下鄉調查宗教寺廟、古寺古物、學校教育等事,所以省政鄉情大都耳聞目睹。後三年任偽熱河省隆化縣長,直到解放。日本鬼子的猙獰面目,毒政暴行,多是身受親嘗,其中最殘忍、最兇惡的就是在熱河省實行的「無人區化」政策。撫今思昔,令人不寒而慄!    
    「無人區化」的開端    
    日偽的「無人區化」政策,一般人都以為是在熱河省開始實行的,其實來源於通化。由於通化省在「九·一八」事變後,有愛國志士楊靖宇、鄧鐵梅等義勇軍,風起雲湧,越來越盛,致使日偽滿軍討不勝討,一時計窮智竭,無可奈何。適有偽通化省警務所長岸谷隆一郎(後任通化省次長),是一個滿洲通(會說中國話,對滿洲事情比較熟悉)。他詭計多端,具有一副假仁義真狠惡的嘴臉。他一方面組織偽警察討伐隊,進行討伐,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懸賞緝捕,終於把楊靖宇部下的程斌誘降到手。程斌曾充任義勇軍參謀、師長等職,深知義勇軍的底細,心腸非常毒狠,竟將義勇軍食糧接應情況、隱身屯處所,一一暴露,並向岸谷獻策「清鄉斷糧就可制義勇軍於死命」。此計正對岸谷心頭,就在這一帶開始了「無人區化」政策:十家連坐,百戶同科,一人犯法,各戶均受牽連;清理人口,合屯並戶,限制穀物出入,禁止人畜上山……崗哨林立,晝夜巡視,無辜居民,每遭誅戮!義勇軍見此情況,遂轉移陣地。日本鬼子認為得計,喜氣洋洋,提升岸谷為偽滿國務院地方處長,讓他企劃整個偽滿洲國的堅壁清野政策。當時熱河省情況緊急,他們不得不把這條詭計先搬到熱河去了。    
    當時的熱河省情況怎樣?他們在通化的簡單的堅壁清野能否用得上?事實出乎他們的意料。當時的偽熱河省西部有冀熱遼軍區的八路軍,向熱河省內進攻。因為是人民的軍隊,到處可以為家,反對侵略的戰爭,人人都願相助。人民軍隊巧妙地實行了蜂蝶戰術,這個戰術是聚散無常,變化多端,說聚則遍地飛來,說散則蹤影不見。明明是鋤地農夫,緊急就變成戰士;眼看是放羊童子,揚鞭舉手都是通訊的暗號;追之於前,忽然出現於後;圍之於中,轉眼反被包圍於內。在偽康德五年(1938年,下同)春,偽灤平縣紅梅寺警察署,買了一車燒柴由一個村嫗趕車,一進院就由車內鑽出八路軍數名,全警察署都被繳械。同年秋季,日本鬼子聽說八路軍攻打興隆,動員全省偽軍警都去「圍剿」,趕到興隆一看,只見駐守興隆的鬼子死屍在地,標語滿牆。正在撕標語開追悼會的時候,距此300多里的青龍又被攻下。待到青龍,而西北部的豐寧、灤平等縣(青龍西北400多里)都告緊急。東突西奔,不知所以。南瞻北望,草木皆兵,欲退不得,欲罷不能,遂使日本鬼子數萬軍警部隊疲於奔命。但是帝國主義者向來不會甘心死亡的,每到窮途末路就向百姓張牙舞爪,這是他們的本性使然。約在偽康德五年(1938年),這個萬惡的「無人區化」政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在熱河實行了。    
    「無人區化」具體內容    
    偽熱河省的堅壁清野政策,是從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進行的,共分4個步驟。第一是清鄉,第二是劃定「無人區」(也叫「無住地帶」),第三是「集家」,第四是「三光」政策。在形式上看,有時各自為政,從本質來看,渾然連成一體,是步步緊,步步狠,狼狽為奸,相互為用,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1嚴格的清鄉制度    
    首先是整理街村機構,重新規定村界,按照地形人口、情勢險要程度等,規定每個縣旗(旗是蒙民、旗公署相當於縣公署),為10—20個村,每村設有村長、助理員、司計(會計)、行政(管戶籍等)、煙政、弘報(類似特務)等股,村內職員大約不下20多人,小村也有十幾個人,重要地帶的村公所還設置1—2名日本人,名為村副,實為掌握全村大權。凡事都得通過他,否則就是藐視皇軍,違背王道。村長多是當地的土豪劣紳有財有勢的人,其他辦公人員,或由縣旗公署委派,或由本村推選,大都是認為政治可靠、家道殷實,有線索牽連具備牢固聯繫的人。每村公所內都暗設監視人1名(形同特務),村公所處還有專門對該村公所監視的一二人,定期向縣旗公署弘報股和警務科匯報,情節較重的還得直接送交日滿當地憲兵隊。至於村長和村副惟一的職責,就是定期向上級匯報村民的動向。有書面匯報,定期匯報,緊急匯報,臨時口頭匯報,各有指定時期,逾期或漏報,即按西南防衛司令部的軍法處罰,有功的也按規定行賞。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調查(也叫村勢調查),這個工作不僅是一般地把戶數、人口數、年齡、住址、職業等項瞭解清楚,還要把每個人都劃定類型。第一類是良民,多數是地主富農,守財如命,不能逃跑,恐怕八路軍鬧革命的人;第二類是次良民,所謂殷實人家,隨著地主一邊倒的人;第三類是「要視查人」,這一類人包括很廣,一般無產業、光棍漢、舊軍人、舊職員(指舊中國或偽滿退辭的)、部分村長和個別警察等都劃為這一類;第四類是由關內或遠處新遷來的住戶,或臨時寄居的人;第五類是形跡可疑,或家中有在關內工作長期不歸的住戶。分門別類,登記在暗中的簿冊,由偽警察或日滿憲兵特務保管,逐區(按特務特殊定的區域,經常變換,外人摸不清)、逐戶都有專職監視人員,一舉一動都得匯報。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熱河省「無人區」(2)

    此外,各村還有協和分會的設置,名目是日滿協和,偽裝著一副慈善面孔,實際上是最陰險最毒辣、殺人不見血的特務機關。在「無人區化」政策上,專搞村民思想工作,他們和地主富農勾結在一起,專找窮人的破綻、機關單位行政部門的漏洞、各個階層的底細,暗中向特務機關匯報,但是表面上卻處處要顯示出同情群眾的樣子,如張羅救濟糧,發放救濟衣,幫助醫療疾病,有時還出頭保釋犯人等裝腔作勢地假仁假義,無非藉以掩人耳目而已,騙取群眾的信任和好感,如此等等。鬼子以為是在政治清鄉的基本工作上,作了萬全的準備,有了必勝把握了,於是就開始堅壁清野第一步的屠殺政策,進行鎮壓。約在偽康德五年(1938年)秋季,就在承德大抓通匪嫌疑犯(指和八路軍有聯繫的人),把偽省公署的張實科長、王股長、科員以及偽稅務監督署科股長、警察、司法、工業、商業、一般住戶等四五十人,都抓進監獄。輕的長期監禁,重的就地槍殺,弄得人心惶惶,驚恐萬狀!接著各縣旗鄉村,也進行同樣的逮捕,凡是他們爪牙認為有嫌疑者,都難倖免。每日有大小車輛或成幫成伙地向承德押送。那時承德有3個大殺人場,是承德有名的3個大殺人窟。第一是鬼子的西南防衛司令部(承德離宮),凡是百人左右的大型集體屠殺,都在這裡執行。因為這個地區是舊日離宮,周圍城牆2丈來高,方圓40多里,無論如何燒殺,外人都難看見,免露王道主義的醜態,並且有日軍把守,不易遭到意外的襲擊。第二個是承德監獄,能關押千餘人,備有刑台、絞架、槍殺室、煉人爐,電烙室等,極盡其殘,天天都有一二十人的生命葬送在這裡。第三為日本憲兵隊部,是個專門逼罪問供的地方。他們的刑具頗多,據說有百餘種。按抓來人的年齡、性別、犯罪情節使用刑具。一人受刑眾人陪場,弄得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一經吐露真情,承認罪狀,立即燒殺,屍骨無存,恐怕洩露底細。這就是「王道」,這就是「皇道」,這就是王道、皇道結合而成的堅壁清野政策一端。    
    鬼子認為這樣做他們所謂的壞人就都能斬盡殺絕,高枕無憂了。誰知,越殺八路軍的攻勢越猛,越清八路軍的耳目越多。各地此起彼伏,八路軍日見增多。於是,日寇又佈置了警察密網,張大爪子,凡是大一點的村莊,幾乎都有偽警察署和分駐所。這些豺狼的毒辣更非言語可以形容,人民自然遭到了很大的塗炭。可是,他們對於八路軍的行動仍然是無法弄清的。不但如此,他們這些偽警察署卻遭到八路軍的襲擊和消滅。如在興隆、灤平等縣活動的八路軍王亢部隊,是專能打偽警察的,好像是接取偽警察槍械的別動隊,每攻一處大都是滿載而歸,偽警察機構倒成了八路軍的供應站,使日本鬼子狼狽不堪。於是,就開始了第二個「無人區」步驟。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殘酷劃定「無人區」

    啥叫「無人區」?「無人區」也叫「無住地帶」,就是把八路軍時常出入地帶或比較難於防守的地方,指定不准有人,名為「無人區域」。將原有住民,用掃蕩方式攆走,房屋不自己拆除就被燒燬,雞犬不留。設置監視哨所和掃蕩部隊,經常巡視。原則是見人就殺,見樹必毀,蒿草沒人頭者都得焚燒,幾乎使這裡成為一片焦土!當然他們是擋不住八路軍游擊隊的。可是這一帶的人民就遭到了難以形容的災難,有家不能歸,有房不能住,幾輩子血汗積累的莊園,就被這個堅壁清野的政策化為灰燼!流離失所,啼饑號寒,腿快的逃走了,老弱病殘、戀戀不捨的,大都盡被殺戮!從熱河的西南起,沿長城附近的山區,即凌南、興隆、灤平、豐寧等縣的西部,直至大西北和察哈爾寧縣接壤的四海野(俗稱樊梨花城)等地方,長約五六百里,寬有一二十里,人口不下十餘萬,就這樣悲慘地葬送在劊子手的手裡了。    
    這一時刻,我們考查古跡古物一行,經常去到長城附近一帶無人地區的地方。大的部落如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白馬關、樊梨花城、遼時的興州城、韓昌府,遼皇肖銀宗的梳妝樓、大閣鎮,宋時的八郎村、令公廟,孟良盜骨的紅陽洞、白草山,傳說的李陵碑、蘇武廟等處,無人地帶的慘事悲音常常催下人們的酸心淚水。一般的古跡古物,也都在這「無人區」的政策中被摧毀了,如蘇武廟中的碑文、姜女廟中的記載、玄陽洞的棧道、紅梅寺的紅蓮遺跡等等,雖屬傳稱,也是足資驗證的珍貴材料,也都同歸於盡了。    
    有一次,我去到熱河最西北部的一個接近「無人區」的地方——樊梨花廟,在這接近「無人區」的田間裡,鋤地拔草的人,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全不穿衣褲,多數腰中圍一塊破布或麻袋,好像是不顧羞恥似的。我向當地領我去的人問,她們為什麼裸腿露胸呢?天氣熱嗎?他說:不是。他們沒有衣服嗎?他說:也不是。這是當地的規矩。誰定的這規矩呢?他說既不是前唐定的,也不是大清國定的。說完這些話他向四下望一望說:「先生你不知道,這是接近無人區的地帶啦,從去年掃蕩隊來到這裡發現耕地的人身藏武器、乾糧袋,暗結八路以後,就給我們下個禁令,不許男人到這裡種地,女人種地也不許穿衣服,經大家要求才允許圍在腰間一塊布,這可就笑話了……」我追問再三,他才說:「不但這樣,有時鬼子來了,還讓她們將圍布扯掉,任意耍笑、調戲,那些樣子可就難說了。年輕女子有的瘋了,有的跑了,所以就剩這些老弱鋤地拔草了。唉,前幾天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還被他們拉去了呢。先生,你知道咱這僅是接近無人區,那無人區比這還慘呢!唉!哪說哪了罷,先生!」    
    在興隆縣的水場,有一位受苦最深的老大爺說:「哎呀,你來了,你再晚來兩天連我也看不見了。我一家11口人,全變成鬼了,給你講修長城的那個老太太,被火燒死了。我的大兒子被吊在樹上點天燈了。我3個兒子1個被槍殺,2個被扔在火坑裡,最可憐的是我那兩個年輕媳婦、3個小孫子,1個將近14歲的老閨女!都活活的被鬼子拉走弄死了。我,我還能活著嗎?我的祖先是修長城時死的,我的父親是直奉戰爭給軍隊拉道(引路)被槍打死的。我的母親不是前兩年你來時被鬼子搜家時嚇死了嗎?我還活著幹啥?這次是鬼子有意讓我看這些情景,好宣傳皇軍的厲害,所以沒把我綁在樹上弄死。咳!家家有死人,戶戶遭火燒。還用我說嗎?誰不害怕呀!我過幾天就跳長城找我們祖先去……」這是偽康德五年(1938年)日軍掃蕩熱河西部的情況。這不過是悲慘中的一點點。沿著長城這一帶,人家星散的山溝裡,多數是這樣。時常屍橫遍野,臭味相聞五六里,哀號聲音響徹雲霄,令人毛骨悚然!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淒慘的「集家」

    「無人區」是日本鬼子對付八路軍的第二道擋箭牌,既能堅壁,尤可清野,似乎是一個得意的陰謀,可是事實恰得其反,不但未擋住八路軍,反被八路軍攻入熱河省的內地,不但未減少八路軍的力量,反倒壯大了八路軍的隊伍。「無人區」的青壯年除死者外,大部都成了八路軍的堅強戰士。地理熟悉,人情透徹,不僅到處可以為家,還能得知敵人的底細。白日隱避,夜間行軍。在偽康德五年(1938年)末,部分八路軍已攻到熱河中部,直到東部的平泉縣、凌源縣、喀刺沁旗等處。連承德街的偽西南防衛司令部、日滿憲兵隊、偽省公署、警察等機關門口,都被貼了反滿抗日的標語。有時崗哨丟槍,有時手榴彈炸到院內,甚至有時偽軍失蹤和丟失密件等,層出不窮。把一些鬼頭鬼腦的傢伙們,都弄得昏頭昏腦了。於是,又想出了集家的政策。按照地理環境,把全省各地人民都集中在各個指定的村、屯,用圍牆圈起,設置門崗警衛,檢查來往行人,以斷絕老百姓和八路軍的聯繫。    
    「集家」政策的規定:    
    (1)為實行王道主義,「保護」人民利益,便於皇軍「剿匪」工作,進行全省集家。    
    (2)凡不滿10戶或稍多一點的「通匪」地區住民,一律遷移指定部落或地點,不准有任何留戀。    
    (3)一經被指定遷移的人民,不拘遠近,一律限期搬淨,過期即有意「通匪」,盡行燒除。    
    (4)不向指定地點遷移,逃亡山野者,均為不法,槍斃不貸。    
    (5)所遺田園,須按駐在警防機關指定時期耕種,如有違犯,即行嚴加法辦。    
    (6)所有指定的集居部落周圍,都得修12丈以上的高牆,開2門或3門,最多不超過4個門,每門修炮台1所,守衛室2間,晝夜設置崗哨,遇有外來串親等人,均須驗證登記,否則不准入內。    
    (7)為鍛煉國民道德,遵守「愛國」思想,凡出入卡門時,須向日「滿」國旗和門衛人員敬禮,必要時得會背國民訓。夜間禁止出入,遇有特殊事故,必經保甲長證明事實,門衛批准方可放行。    
    (8)門衛有檢查盤問搜身權限,無論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絕。    
    ……    
    諸如以上20餘條規定,形同監獄,沒有兩樣。根據這些規定,由偽康德六年(1939年)起,就開始了嚴格的集家工作。散居的山鄉農民都得向指定地點搬家。祖祖輩輩燕子壘窩一樣的一磚、一瓦修蓋起來的房屋,眼看著被拆除,被焚燬!爺爺奶奶所栽培的果樹,眼看著被砍伐,被燒掉(特別是熱河西南果樹最多,人多依以為生)。多年血汗化成泡影!有的性急投河跳井,有的懸樑自盡!差不多哪個村莊都有這樣慘狀,若以全省來說,死者更不知多少了!    
    「集家」後的部落,都得嚴格執行保甲制度(偽滿除熱河外其他都是街村制)。十家連坐為一保,十保相鄰為一甲,甲上為村,村屬於縣。每村設一警察署或分駐所,要塞地方,佈置軍警討伐隊,或固定的監視據點,備有各村攻守設施,層層節制,步步森嚴,不異天羅地網。    
    整個熱河全省,到1945年止,除隆化縣外(隆化只集家一部分)全部集家,也就是把全省人民都圈在這樣的人圈裡了。財產的損失,人命的犧牲,真是一個不可估計的數目!至於對人民侮辱的情況,更是不堪設想。每個部落都有一至二三個警衛室,備有刑訊看押的屋子,幾乎天天有人被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就以圍牆的卡門來說,那種非人性的搜查,一般婦女都認為是一個鬼門關,天天必須經過,經常受到警衛人員的耍戲。偶一觸犯這些豺狼,就被提到關押室內,百般侮辱,莫可言狀!被關押的有人被折磨死,有的人忍辱自絕,但這些獸類還不以為足,有時插圈弄套,奪人妻女。試看警衛人員或討伐隊的頭頭腦腦,誰不是三妻兩妾呢?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越這樣做同人民的結怨越深,而八路軍的行動就越得勁。結果,把集家變成了給八路軍的讓路工作,遍野無人可以任意出入,集中攻擊的目標非常好找。用糧即到部落攻取,用槍械彈藥即向警察署、所提拿。今天這裡陷落,明天那處被包圍,致使鬼子顧不了頭腳。不得已,他們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駐日「滿」軍警。殊不知,進時容易退時難,多數都被八路軍困在部落的核心,周圍埋伏許多地雷炸藥。僅用少數人提防,他們就不敢越圍牆一步,如此圈人竟成了「圈」己。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血腥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窮途末路的一著,也是熱河省堅壁清野中最後的醜態。他們的目的是,寧可把熱河省人民殺絕,也不讓八路軍進犯雷池一步。決心是很大的,殊不知歷史的發展規律,早已注定了帝國主義者必亡的命運,這些垂死掙扎又何濟於事呢?    
    約在偽康德七、八年以後,尤其是偽滿末年,駐在熱河省的西南防衛司令部和偽熱河省軍政當局,曾一再奉行日本關東軍的命令、偽滿國務院的指示,必須把熱河省的八路軍斬草除根,否則就以軍法處置。這一嚴格的要求,就衝起了魑魅魍魎——日偽軍的兇惡分子揮起無惡不作的屠刀,推行「三光」政策,對群眾實施暴行。何謂「三光」?就是使熱河全省境地,無八路軍的蹤影,無通匪的人員,無資匪的財物……有則殺光、燒光,搶光,所以,人們管這叫「三光」政策。日偽為完成這一政策,把在東邊道大顯凶相的岸谷隆一郎由偽國務院地方處長,調任偽熱河省次長。又把他豢養的爪牙警察討伐隊程斌部隊、範文部隊、鵬飛部隊、徐景部隊、陳天部隊等調到熱河。再加上日偽軍,不下十來萬人,組成西南防衛的攻勢,他們的分工是以行政警憲深入各村搜根摸底,洗清思想,以日偽軍討伐隊,展開掃蕩,燒光山野;以司法特務,毒刑論罪,洗淨「匪源」。進一部落,清一部落,見一「壞人」殺一「壞人」。何謂壞人?凡財產少,以勞動為生,光棍漢,或捎帶民族氣節的人都屬於這個範疇。見著這些人,就得追蹤問底決不放鬆,偶有破綻,即行燒殺。寧可錯殺、錯燒、錯搶,不可不殺、不燒、不搶。少殺、少燒、少搶者無功;不殺、不燒、不搶者有罪。什麼罪呢?不是通匪,就是思想需要矯正,要送法院關押或關在矯正院。一經觸犯偽條令就不赦免。各地配有日本憲兵隊,從側面監視。無論哪個討伐隊,都得走這條殺人放火的道路。特別凶狠殘暴的是劊子手程斌偽警察討伐隊,不但盡可能地殺人放火,還藉機大肆搶掠,每人都發了一筆橫財。有一日本鬼子名叫「阿部軍副」的,是指揮官,別號「大鬼頭」,曾以賣棉被絮錢向本國郵寄。他還有個獸性嗜好,專門搜集婦女花枕、襯衣、褲襖、小娃用物之類的東西,所以人們又都暗地稱他為豬八戒。他又是一個極兇惡、極殘忍的野獸,他在灤平縣煙筒梁一帶討伐時,吃過人心,喝過人血。如是形色不止阿部一個人,一般日本鬼子和喪心病狂的偽警察多數是這樣。至於大型屠殺的情形,更是有甚於無人區的掃蕩和集家工作的凶殘,天天以汽車、大車絡繹不絕地向承德三大殺人窟送人,日日可聞燒殺不絕的哀音!如寬城縣峪耳崖南邊一個部落,據特務腿子報告,曾住過幾次八路軍,這些屠夫就大發雷霆之怒。在一個早晨,鬼子就把這個部落圍住,假稱集合訓話,把全部落的30餘戶200多口人,不論男女老幼,都驅逐到街頭,用機槍射殺,接著就縱火焚燒,哀號震天。正在這時,他們又拉來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小孩,用槍挑到火堆裡去了。他們還說:「老八路、小八路統統的死了的好……」其他如湯河口、盤道梁、玄陽洞、茨榆溝、三義嶺等沿著長城附近的山溝裡勞動人家,更可想見殺了多少,燒了幾何!搶去若干!原來雞犬相聞,人煙在望,這時30里、40里找不到一個人家,到處是燒殺遺跡,破戶殘梁。草木半生半死,山野盡變焦黑,形成一片陰森淒涼景象!    
    八路軍為減少人民的災難,一時暫避收兵,不大出動。鬼子們以為得計,喜上眉頭,慶祝成功。沒想到僅過兩個月,東部、北部的八路軍就紛紛出動,部落據點時聞陷落,偽警、偽軍節節敗北。鬼子大慌其神,調兵遣將,晝夜奔忙。正忙於東北的堵擊,突然八路軍肖克、王亢率領大軍,分兩路攻來,西部情勢又呈緊急。弄得鬼子倉皇失措,慌作一團,垂頭喪氣。據說,西南防衛司令官稻田降職調轉。永幡僚二大隊長由於在圍場御道口全軍被殲,破腹自殺。    
    這時,推行「無人區化」的元兇——岸谷隆一郎竟提出懸賞緝拿八路軍首領的口號。拿獲肖克為10萬元,李運昌為5萬元,王亢為3萬元,連級以上幹部由2000元至20 000元。有私報住處因以捕獲者,各賞該金的十分之一。窮途末路的日偽軍,醜態畢現。    
    總之,政策之毒辣,莫過於偽滿的「無人區化」;受害最深,莫甚於偽滿統治下的勞苦大眾。日本鬼子真算是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所沒有的劣跡。他們兇惡狠毒,殘暴絕倫。我雖在熱河親嘗目睹10年之久,恐怕是窮我畢生之力,亦難罄其萬一。惟僅撮其梗概,亦可窺見偽滿王道政策的本質。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承德憲兵隊及其暴行(1)

    傅大中    
    「西南治安肅正」在1942—1944年達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1943年最為殘酷。當時受害最重的是承德、灤平、豐寧、青龍、興隆5個靠近長城的縣。這場大規模的武裝鎮壓的最高指揮者是關東軍西南防衛軍司令官。主要參加者有日偽軍、警、憲、政、協和會五部分,人數在30萬以上。這場討伐中,日偽方面搬用了對通化地區討伐的經驗,並把參與策劃通化地區討伐的主要罪魁都調到這一地區指揮討伐。在通化大討伐中,罪惡纍纍的程斌、唐振東等8個通化警察大隊全部被調到熱河,改編成熱河警察大隊,偽滿憲兵總團也臨時從各地抽調憲兵編成「西南特務憲兵隊」。    
    承德憲兵隊也根據討伐的需要,改變了機構。除原設的各分隊、分遣隊繼續保留外,1943年1月,又從作戰部隊抽調數百名「補助憲兵」,與憲補、憲兵補編成3個憲兵游擊隊,每隊120餘人,下設3個小隊、9個分隊。從全偽滿挑選政治鎮壓經驗豐富的憲兵幹部出任隊長、分隊長。當時第一遊擊隊長是「聞名」全偽滿的日本憲兵中尉長島玉次郎,他以古北口憲兵分隊長身份指揮第一遊擊隊在承德、灤平、興隆等縣活動,主要目標是鎮壓中共承灤興縣委;第二游擊隊以承德憲兵分隊長生田為首,活動在承興兩縣交界的半壁山地區,以鎮壓中共遷遵興縣委為主要任務;第三游擊隊以喜峰口分隊長三井秀夫為首,重點活動在青龍縣內,以鎮壓中共遷青平縣委為主要活動目標。    
    1944年3月,日軍調整了熱河的兵力部署。從華北調來一個師團,接替熱河獨立守備隊,進熱河地區進行討伐。該師團長接任西南防衛軍司令官後,根據熱河地區的特殊情況,把華北特別警備隊的組織活動方式移入到熱河,重新改組了熱河的憲兵組織。    
    首先,他將承德憲兵隊原有的承德、青龍、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6個分隊的兵力壓縮,使其專門擔當軍事警察任務。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區的茶棚、寬城、雙山、峪耳崖、琉璃廟、白城子、馬蘭峪、葉柏壽、上谷、凌源等地設立了憲兵分遣隊,由承德憲兵隊本部統一指揮,配合憲兵特別警備小隊活動,這些憲兵派遣隊以後都改編成憲兵分遣隊。    
    同時,又將3個憲兵游擊隊編成8個特別警備小隊,每隊50人,下設3個分隊9個組,全部改成輕裝,專門對付八路軍的小股部隊和中共地下縣委的幹部。1944年改編後的憲兵特別警備小隊配備情況如下:    
    第一小隊:隊長,承德分隊長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動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區。    
    第二小隊:隊長,古北口分隊長長島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黃土梁子一帶活動。    
    第三小隊:隊長,赤峰分隊長百島少尉兼,主要在青龍、寬城地區活動。    
    第四小隊:隊長,青龍(喜峰口)憲兵分隊長佐佐木憲兵少尉兼,在青龍地區活動。    
    第五小隊:隊長,青龍憲兵隊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龍縣雙山子一帶活動。    
    第六小隊:隊長,平泉憲兵分遣隊木下憲兵准尉兼,在喀左、寧城地區活動。    
    第七小隊:隊長,承德憲兵分隊副倉崗准尉兼,在承德地區活動。    
    第八小隊:隊長,不清楚。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承德憲兵隊及其暴行(2)

    1943年6月,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木村光明,還與偽西南防衛軍參謀、偽熱河省警備廳特高課長、偽協和會長等人共同策劃了對「家理教」的收買活動。歷史上由於熱河地區是蒙漢民族雜居區,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導致「家理教」、「紅槍會」一類宗教團體在這一地區民眾中有相當的影響。承德憲兵隊為利用這些宗教團體配合討伐鎮壓活動,決定對其進行收買。結果,承德憲兵隊將「家理教」的20餘名頭目都收買成特務班長,責令偽熱河省協和會和警務廳為其提供經費,指揮他們大力發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軍和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情報。    
    「西南治安肅正」期間,日偽警憲配合軍事討伐,在這一地區瘋狂地進行搜捕、抓人,製造了無數起血案,承德憲兵隊便是其元兇罪魁。現列舉承德憲兵隊直接參與指揮的重大血案兩例:    
    半壁山地區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區位於興隆縣東南部,是八路軍晉察冀第十三軍分區在冀熱邊開闢的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39年,這一地區就是敵後游擊區。1940年3月,中共遷遵興聯合縣委成立後,領導該地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殊死的鬥爭。在這一地區,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層組織,大部分村莊都建立了兩面政權,少數村莊還建立了抗日武裝。抗日民眾配合敵後政權徵糧、征物,轉儲物資,堅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隊破壞日偽的交通,傳遞情報,開展游擊戰爭。因此,這一地區也成了「西南治安肅正」中的重點。在1942年、1943年、1944年3個春節,承德憲兵隊在日偽軍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國人民在家過春節的民族風俗,連續進行了3次大逮捕,據統計,有1890名群眾被捕,數百人被處死。    
    1942年農曆臘月二十五日開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憲兵分隊直接指揮的。在此之前,喜峰口憲兵分隊指揮偽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務潛入到這一地區,對抗日家屬、區村幹部、進步人士、接近八路軍者、積極交公糧的人等進行調查。之後,在大批偽軍警的配合下,將這一地區的各個村莊包圍,憲兵按名單抓人,然後送興隆特別治安庭審判。這次鎮壓相當殘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處死,餘者多被課以重刑,押到東北各地做勞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舊歷臘月二十九日至正月初六進行的,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於這一年是「西南治安肅正」最殘酷的一年,因此,這次在半壁山地區的逮捕也最為殘酷,有約900多人被捕。錦州特別治安庭派出人員在當地設置「臨時治安庭」,隨抓隨開庭審判。不出數日,即有百餘人被一審判處死刑,由憲兵和警察就地進行集體屠殺。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農曆臘月二十八日到正月初四進行的。在這次大逮捕中,敵人採用了和前兩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見到中國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長城的靳杖子、冷嘴頭、趙杖子等村最為殘酷。其中,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區數十個村莊無一倖免,共有1300餘人被捕。    
    據當地調查證實,日本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屠殺暴行令人髮指,被殺絕斬盡的不下幾十戶,上至六七十歲的老人,下至不滿週歲的幼兒,以至於啞巴、殘疾人都無一倖免。由於屠殺,在藍旗營村造成了「萬人坑」,在大莫峪等村造成了「寡婦莊」。1944年以後,這一地區成了「無人區」。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九虎嶺的劫難

    九虎嶺村位於青龍縣西部的遷青平抗日根據地內。1941年以後,中共冀東黨分委領導下的遷青平聯合縣委經常在這地區活動。在九虎嶺村中有一個僅有30來戶的小莊叫九虎嶺莊,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兩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數次遭到劫難,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為悲慘。    
    這年1月,喜峰口憲兵分隊寬城派遣隊的密探偵知,八路軍遷青平縣委正在九虎嶺村開會,承德憲兵隊長得到喜峰口憲兵分隊長的報告後,鑒於這一帶抗日武裝的強大,遂立即從承德、古北口兩地調集了100餘名憲兵,加之喜峰口分隊的60餘名憲兵,聯合組成搜索隊,在本部特高課長木村光明的帶領下,連夜便將九虎嶺莊包圍。由於縣委幹部撤走,憲兵遂對民眾採取了殘忍的報復手段,抓捕了19人,將14人當場殺害。其殘害的手段令人髮指:有的被打碎下頜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雙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進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釘在地上釘死。憲兵在過堂審訊時,使用的手段更加殘酷:有的被燒紅的烙鐵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靈蓋骨。不僅對成年人如此,對未滿週歲的嬰兒也不放過。村民劉文振8個月的小孩,被日本憲兵從其母親的懷裡奪去,活活摔死。由於日寇的殘暴殺戮,這個僅30來戶的小村莊就絕戶了7家。    
    「西南治安肅正」期間,承德憲兵隊除直接參與製造了上述幾起大慘案外,在最殘酷的1943年,還指揮了全熱河的日偽警察,兩次對中共地下組織和外圍團體進行了大逮捕,敵人將這兩次活動稱之為「剔抉」工作。據偽熱河省警務廳長皆川富之亟向偽警務總局局長山田俊介的報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進行,主要對象是承德東南部和興隆縣東部的遷遵興聯合縣委;青龍縣西部的遷青平聯合縣委;青龍東南部的凌青綏聯合縣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寧聯合縣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隊和平泉分遣隊分別指揮上述4個地區的偽滿警察、偽滿憲兵、鐵警在日偽軍的配合下進行的。第一次「剔抉」總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偽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進行,這次除繼續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區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隊還將逮捕範圍擴展到了長城以南的遷安縣灤陽、鐵門關和碾子嶺等地區。第二次「剔抉」總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偽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肅正」中,日本帝國主義採取的是軍、警、憲、特、行、政、司法、協和會等機構聯合鎮壓的辦法。偽錦州高等檢察廳和高等法院配合討伐,在熱河很多地方設立了「臨時特別治安庭」,對逮捕的抗日軍民隨時起訴,隨時開庭,一審判決。當時,偽錦州高等法院在討伐最殘酷的青龍、寬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鷹手營子等地,都開設過「臨時特別治安庭」,審判後將判處死刑的人,隨時交給當地日本憲兵就地屠殺。    
    「西南治安肅正」中,日本法西斯為徹底割斷人民群眾和八路軍的血肉聯繫,瘋狂地推行了「集團部落」政策,熱河的廣大地區被劃成「無人區」,嚴禁老百姓進入。1943年以後,承德憲兵隊還編成了憲兵游擊隊,在長城兩側的「無人區」進行遊動搜捕,發現有人脫離「集團部落」進入「無人區」活動,就當即殺死。下面是日本和歌縣人島津酉二郎於1954年8月16日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來到中國,1943年時是承德憲兵隊所屬長島玉次郎部下的第一憲兵游擊隊憲兵伍長,他說:「1943年11月15日,我們長島游擊隊第一小隊在河北省密雲縣兵馬營西北方活動,逮捕了1名被懷疑是八路軍聯絡員的行商,我對其進行了審問。該商閉口不答,小野曹長當即命令我等7人對其刑訊拷打,我將這名行商打倒後,用他自帶的扁擔壓在他脖子上,用腳踩著兩頭,一直把這個人壓死。」    
    「1944年2月20日,我們在密雲縣東南地區活動,夜12點左右,見有一農民在耕田,長島隊長認為此人在夜間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軍的聯絡員,故命令將其逮捕殺死,當我持刀去砍殺時,該人已被別人砍倒,正在痛苦掙扎,我又連砍了幾刀,將該人殺死。」    
    「1945年6月,我們在遵化縣馬蘭峪南搜索時,發現了一對新婚夫婦。我指揮部下將他們逮捕,先打成半死狀態,然後將男的拉到田中用軍刀殺死,女的交給新兵練刺殺。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於是,我上前將這個女人摔倒,用軍刀砍了她的脖子,將她斬殺。」    
    在這個憲兵頭目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憲兵在熱河地區的殘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計劃承德憲兵隊和特務機關要被改編成關東軍第3特別警備隊第6大隊,準備配合關東軍第四方面軍阻擊從外蒙和中蘇西部國境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為關東軍主力撤至通化、朝鮮一線後,在蘇軍佔領地開展游擊戰。但由於蘇軍迅速進入東北,承德憲兵隊還未來得及改編完,就隨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裝。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承德街的屠殺罪行(1)

    二    
    水泉溝萬人坑的形成,有其地理位置的因素,尤其與日本侵略者殘酷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直接相關。當時的偽熱河省,南部以長城為界,與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北平市為鄰;西邊與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所轄的察南自治政府接壤;東跟偽錦州省挨肩,本土屬偽滿洲國的西南邊疆國防省。地形特徵是丘陵構成的山地,其中有霧靈山、五指山、都山等大山區,這些為不願做亡國奴的愛國軍民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敵後根據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在戰略地位上,承德地區既是日本侵略者鞏固滿洲、妄圖稱霸亞洲的後方基地,又處於共產黨、八路軍決心開闢的冀熱遼抗日根據地區域。這個被敵對雙方在政治上、軍事上奮力爭奪的地區,常常處於拉鋸狀態,這就產生了許多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情況。兵家相爭,既爭地盤,又爭在日偽嚴密統治下的老百姓,這一特殊情況既鮮明地表現出冀熱遼抗日根據地形成的艱難,又說明了承德萬人坑的成因。    
    1933年初,日偽軍就開始在熱河「討伐」抗日武裝。    
    1934年秋冬兩季,在熱河省進行了1190次「討伐」,打死民眾抗日誌士1452人,俘獲民眾抗日軍2579人,帶到承德監獄238人,其中一部分被殺後將屍體扔到水泉溝老陽坡。    
    偽滿洲國民政部康德三年(1935年)第二次統計年報(僅統計當年)記載熱河省「討伐」民眾抗日軍2245次,俘獲入獄人數2347人。    
    1936年度,偽熱河省軍警「討伐」反滿抗日事件2940餘次,俘獲人員4414名。    
    1937年2月在凌南縣「討伐」「抗日救國軍」射殺司令李樹楨等7名,俘獲4名。同一年度中,在偽錦州省內「討伐」抗日游擊隊俘獲2412人,殺死135人。以上兩省指偽熱河省、錦州省。討伐共俘獲7060人,殺害157人,其中119人被殺害在承德。    
    1937年8月18日至29日,錦州日本憲兵隊特高課長鬚鄉季三率憲兵和警察奔義縣,將事先探明在王鳳林家開會的東北暫編仁義軍總司令張廣田等97名幹部一齊「逮捕」。軍長王鳳林因當時受刑,心臟麻痺死去。11月11日,將總司令張廣田,第一地區司令官、軍需處長張文波,軍醫處長王子權,旅長張香甫、曹慶洪、劉子權、孟廣忠及旅秘書處長佟吉祥等人送交承德第五軍管區軍法處,殺害在承德街水泉溝。    
    1937年至1938年春,日本承德憲兵隊率領熱河省警察討伐隊先後5次到上板城一帶「討伐」,俘獲140多名抗日愛國者,在承德監獄押些日子之後分批拉到水泉溝殺害。    
    1938年10月中旬冀東大暴動受挫後,暴動隊伍隨八路軍第四縱隊向平西轉移途中,一部分人在遵化縣南部宮裡遭到進關的熱河日偽軍討伐隊包圍,在戰鬥中,有300多名暴動隊員被俘獲,押到遵化縣城第一中學,然後用繩子捆著,裝上汽車,用噴霧器噴灑藥,使人昏迷,上面罩上網子和炕席,運到承德,殺害一部分,獄中折磨死大部分,沒有生還者。同年11月29日,駐喜峰口日偽軍200多人外出「討伐」,包圍遷安縣葦子峪村,在戰鬥中將中共遷安縣縣委委員、冀東抗日聯軍第一支隊副支隊長劉永豐及劉珍等多人俘獲,轉押承德監獄後殺害。    
    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熱河時,第三十一大隊派出政治處主任孔祥卿、參謀長陳坊仁帶領劉德才連隊襲擊承德上板城火車站。當時八路軍沒有進承德街,而日本侵略者為了鎮壓熱河人民反滿抗日情緒,由日籍特務文履謙受命謊報偵探情況,製造了轟動偽滿洲國的承德「救國勇士團」案。由日本承德憲兵隊准尉板田毋雄為頭子,抽調日本承德憲兵分隊、承德警察廳、承德縣警務科、偽滿承德第五憲兵團、日本承德領事館警察署人員組成特別搜查班,承德警察廳童瑞九當翻譯,以搜捕剿滅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與共產黨八路軍勾結建立承德「救國勇士團」組織為由,於1938年(康德五年)11月17日進行大「逮捕」,將承德街比較有名望的人「逮捕」130多人,經過刑訊篩捕入獄104名;又從赤峰、建平、灤平、隆化等縣「逮捕」同案犯押到承德200多人,在承德監獄折磨死37人。    
    1939年2月,日本承德憲兵分隊長谷川少佐在承德縣下板城一帶「討伐」,俘獲中國抗日愛國者200餘名,其中18人送承德監獄折磨死。同月,在古北口日本憲兵分隊長齋籐中尉指揮下,於灤平縣湯河口一帶「討伐」,俘獲40餘名抗日愛國者,當場用棍棒刑訊打死2名,10名送承德判死刑殺害,28名判有期徒刑。8月中旬,在齋籐中尉指揮下到灤平縣湯河口東北方10公里一帶地區「討伐」,又俘獲100餘名抗日愛國者,在湯河口拘留所折磨死4名,送承德判死刑殺害20名,其餘判5年以上徒刑。11月,由駐興隆日軍881部隊組成的軍警憲聯合作戰討伐隊,在長城一帶「討伐」,俘獲中國抗日愛國者300餘名,經上大掛棍棒毆打刑訊致死5名,砍2名,40名送承德判死刑殺害,160名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年冬季,駐豐寧日本憲兵派遣隊帶領軍警聯合討伐隊幾百人將豐寧縣西部國境天河立溝、千松台兩個區30多個行政村包圍,把兩個區的抗日愛國武裝和區村幹部全部俘獲,在當地殺死9人,押解承德70名,內中15人送去東北當勞工,其餘在承德殺害。同年冬季,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軍進關「討伐」,把遵化縣新立村包圍,在戰鬥中將王玉田等25名民兵俘獲,押到承德,在獄中折磨死。同年冬季,日本承德憲兵隊帶領討伐隊300多人去密雲縣新城子鄉一帶「討伐」,將大樹窪村抗日愛國者李寶昌、李慶雲、蔡潤普、楊玉山4人俘獲至承德殺害。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承德街的屠殺罪行(2)

    1939年以後,日本侵略者在長城線上實施集家並村製造千里「無人區」,企圖用拔根斷源之法,隔斷共產黨八路軍與人民的魚水關係,將一部分游擊區和游擊根據地劃入「無人區」,對無住禁作地帶經常搞「掃蕩」。掃蕩隊見著婦女便野獸般地強姦蹂躪,然後無論老人和兒童一律殺光,將被害人的耳朵割下串在鐵絲上,作為請功領賞的憑證,見東西搶光,帶不走的燒光。    
    在集家區進行罪名繁多的大「檢舉」,如「清匪大檢舉」、「投匪家族大檢舉」、「通匪大檢舉」、「清鄉大檢舉」、「反集家大檢舉」、「破交大檢舉」等。「檢舉」的方法,多在清晨或農曆的年節日,乘人不防備之時,由日偽軍或討伐隊將部落圍住,把村民集中到一起,由警察或憲兵查驗年滿15歲至60歲男人的戶口、指紋和證明書,三者中有一項不符合的,就按嫌疑犯抓起來。凡是給八路軍、游擊隊帶過路、送過信、管過飯、做過鞋、留過宿的一律按「通匪」對待,全部「檢舉」或殺害。親朋中有參加八路軍或游擊隊的人不論男女老少一律按「投匪家族」「檢舉」。對參加破壞交通活動的人,砍一根電線桿子要一個腦袋。    
    1940年秋,承德縣警務科首席指導官小山內義雄帶著縣討伐隊去車河一帶「檢舉」,抓進承德500來人,先關在承德街警察署留置場,不幾天又押到監獄去,全是老百姓,都死在了承德。    
    從1940年8月至1944年底,僅「北邊鎮護」和「西南肅正」兩個區域「逮捕」抗日軍民 100 700 餘人,判刑關押 47 000 餘人,判刑殺害 11 000 餘人。    
    1941年2月,日本關東軍去密雲、煙路、掛甲峪一帶搞「檢舉」,被抓群眾200多人,關進承德監獄,分8次刑訊,在夜間拉到水泉溝殺害。8月22日在偽錦州鐵道警護隊隊長佐古龍裕指揮下,在灤平縣火斗山、張家溝門等五村,「逮捕」豐灤密抗日縣政府政治工作員鄭廷蘭等60名愛國者,其中40名送承德監獄,鄭廷蘭等2人被殺害在水泉溝。10月4日(農曆八月十四日)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二十一師團步兵第八十三聯隊和駐密雲的柿本大隊、偽華北治安軍第一○二團一個營、密雲和懷柔兩縣偽警備大隊及駐熱河的日本關東軍174部隊獨立大隊和守備大隊、偽滿軍第八旅、偽滿6個警察討伐大隊,總兵力達萬人,在長城線山地豐灤密區域「圍剿」60多天。八路軍山地游擊區損失嚴重,300餘名幹部、戰士和群眾遇害,近500人被俘,全押到承德,其中八路軍豐灤密聯合縣七區區委書記李斐然、十三區小隊隊長竇中和、第十團排長李連元、縣大隊偵察員王國珍等同志均被殺害在承德。10月中旬,日偽在興隆縣茅山村「逮捕」30多名抗日農民,在南土門殺害20多,其餘被投入承德監獄折磨死。同月16至20日日本古北口憲兵分隊在日軍協助下,在灤平縣的湯河口、琉璃廟、大水峪等5個村抓走救國會成員和抗日群眾340多人,被押送承德監獄,其中楊全、姜爾康、姜自強等50多人死於承德監獄和被殺害在水泉溝。    
    1942年1月,日偽軍在興隆全縣進行「檢舉」,一次抓走村民2000多人,其中,400多人被就地屠殺,200多人被殺害在興隆街頭南土門,其餘被押往承德判刑,一部分被害死在承德。2月初,日本承德憲兵隊在僅有50多戶人家的承德縣南雙廟村「檢舉」,抓走110人,當場殺死5人,其餘解送承德監獄後殺害、折磨死74人。當月農曆年除夕,日本承德憲兵隊在承德縣上板城一帶「檢舉」,抓走抗日幹部、積極分子47人,全部殺害在承德街水泉溝。2至3月,日本憲兵隊和劉其昌討伐隊在興隆縣小東區、大灰窯搞「檢舉」,抓走100多人,在該縣槍殺17人,其餘殺死在承德。3月9日(正月二十三日)夜,日偽軍在寬城大地一帶進行全面「檢舉」,抓走800多人,其中315人被押往承德殺害(內有共產黨員17人)。同月,頭溝警察署長劉振榮「檢舉」幾個叫「九江八河」的抗日組織成員,抓到承德縣警務科過堂,然後將其中4人殺死在承德街水泉溝。4月,日本侵略者妄圖消滅八路軍抗日力量,在寬城境內進行一次大「檢舉」,敵人從榆木嶺、椅子圈、篆子台、車道子、龍鳳溝、艾峪口、北大嶺、大廟溝、雙洞子、熊虎鬥、唐杖子等24個村莊抓走422人,押送承德街後慘殺342人,其餘判刑。4月7日,偽灤平縣警務科長日本人關直雄率該縣劉、姜、胡、董四個討伐隊合併編成1000多人的大隊,乘夜「圍剿」豐灤密抗日縣政府和八路軍第十團駐地臭水坑,8日拂曉開戰,由於敵人事先探明情況,三面圍攻,一面絕壁,將八路軍黨政軍200多人困在當中。在進退無路的危急情況下,八路軍幹部戰士毫無懼色,奮勇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豐灤密縣長沈爽、第十團供給處長喬宇等為國捐軀,縣財糧科長李昨非等49名被俘,被押到承德殺害。1至6月,日本承德憲兵隊「逮捕」1292人,其中承德縣25人,喀喇沁中旗13人,青龍縣186人,興隆縣496人,灤平縣31人,遷安縣99人,遵化縣120人,薊縣179人,平谷縣87人,密雲縣53人,三河縣1人。上述被捕人員,被立案解送承德處刑511人。7月4日(農曆五月二十一日)日本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木村光明帶隊在青龍縣九虎嶺一帶「討伐」,俘游擊隊、民兵及逃難的老百姓100多人,經在寬城灌涼水、毆打拷問後送承德加以迫害,其中孫廣和、王勝惠、孫永林等12人死在承德監獄。農曆八月十三日,駐熱河的日偽軍去長城裡「無人區」「掃蕩」,將赤城縣南尹家溝共產黨員侯何鎖、村幹部蕭樹方、侯明功等30多人抓到承德殺害在水泉溝。在承德被害的還有赤城縣姚家灣副村長尤萬錄、村公安員任明等6人。同年下半年,日偽調集6000兵力在豐灤密的長城各口和山邊通道區域採取分區「掃蕩」辦法,有431人遭屠殺,1100多人被抓到承德,有的被送往東北當勞工,有的在承德被害死。同年秋季,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軍在長城裡的遵化「無人區」「掃蕩」,將馬蹄峪村辦事員韓榮久、武裝班長王順成等7人抓到承德折磨死在監獄。同年冬季,駐承德日軍調集第一○八師團主力,偽滿軍10個旅,偽熱河省屬20個討伐隊及縣屬討伐隊共10萬餘人,在熱河全省進行大「掃蕩」,僅寬城地區就抓1500多人,殺害400多人,其餘的人有的押去東北當勞工,有170多人在承德監獄折磨死。10月至11月,日偽在青龍全縣搞了三次「破交大檢舉」,在寬城鎮進行過三次血腥大屠殺。其中10月的一次,日偽當局組織平泉特高隊、寬城日本憲兵派遣隊、寬城日本中根守備隊、冷口日本憲兵派遣隊、寬城特務班、峪耳崖安如一憲兵派遣隊、青龍憲兵派遣隊以及承德地方法院等聯合行動,由喜峰口憲兵派遣隊隊長水川少尉任總指揮分片進行「檢舉」。在下板城、小前坡峪、駱駝廠、雙洞子、丁家溝、藥王廟、石佛、王家店等十幾個村「檢舉」抓走群眾100多人。駐青龍、峪耳崖、冷口等地敵人到大轉嶺、長溝、峪耳崖等地抓走100多名百姓。以上所抓的300多人全部被押送寬城。經過刑訊,有80多人被判死刑,由中根守備隊在寬城南關東山根槍殺。除跑出一部分,其餘215人被押到承德監獄陸陸續續折磨死。同年秋至年末,日本古北口憲兵分隊,在偽警察討伐隊援助下,「檢舉」破壞警備路的抗日分子1330名,釋放420名,解送承德處刑910名。臘月二十八日,日本駐喜峰口憲兵分隊帶領警察討伐隊從寬城出來一過暖泉河進西溝沿路就搞「檢舉」,抓走60多人,押到寬城警察署,刑訊後有放回的,有用酷刑折磨死的,有在寬城槍殺的,還有一部分轉押到承德,許貴珍、楊廷秀、劉文洲等人被殺害在水泉溝。同年冬,承德縣新杖子葦子峪牌長馬洪斌的兒子馬春榮(18歲)被捕,從兜裡搜出給八路軍做鞋襪的人員名單,敵人按名單「逮捕」很多人,其中46人被砍殺在承德水泉溝。同年臘月三十夜晚,日軍大崎部隊到光頭山地區按密探偵知的情況進行大「逮捕」,將樊林、樊樹、韓炳鈞、王樹林等300多人抓到黃土梁子警察署刑訊,翌年正月十一,將一大部分人送往平泉再次刑訊,正月十九日又將100多人從平泉送往承德監獄,二月初二將其中48人拉到承德水泉溝砍殺。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承德街的屠殺罪行(3)

    據曾經參加過1942年臘月二十七日偽熱河省警務廳組織的全省大「檢舉」的偽特搜隊隊員時志祥(當時任偽承德街頭道牌樓派出所所長)講:「從康德八年(1941年)以後,年年搞全省大『檢舉』,時間不定准,春天秋季年底都搞過,修部落那幾年搞得更凶,抓人很多。」    
    據《滿洲新聞》載,「本年(1942)開始以來至12月中旬期間,熱河省討伐隊交戰196回(只是主要戰鬥)」,「由本年1月至12月,擔任維持西南國境線治安工作的第五軍管區討伐部隊,由1月起共10個月間,交戰330回,其中包括日滿軍幾萬人在熱北搞的規模較大的『圍剿』八路軍承平寧游擊根據地光頭山」。光頭山戰鬥,游擊區損失嚴重,八路軍部隊在行軍和作戰中被凍壞手腳的30多名傷病員,被敵人搜山時從掩護的老鄉家搜出,押解到承德監獄全部犧牲。    
    全省大「檢舉」,多數由偽熱河省警務廳牽頭組織,軍警憲特聯合動作,分工分片進行。僅以1943年春節前後全省大「檢舉」和秋季全省大「檢舉」為例,足以證明之。1月13日到寬城洪杖子「檢舉」報國會會員,抓27人,在當地殺害8人,另19人被押送承德監獄判刑後折磨死。25日在山家彎子搞「檢舉」,抓走26人,被押解承德殺害24人。原日本承德憲兵隊憲兵石田一雄在1月受命帶憲兵在青龍、興隆、遷安一帶「檢舉」破壞道路、電訊的農民693人,刑訊後提出判刑意見送交承德190人。同月,日本喜峰口憲兵分隊的密探偵知八路軍遷青平縣政府工作人員在青龍縣九虎嶺村開會,由木村光明電話命令古北口憲兵分隊長長島玉次郎帶隊協助喜峰口憲兵分隊對九虎嶺地區進行大「逮捕」,共抓了150多名居民,刑訊後將70多名送承德處理,其中61名被特別治安庭判處死刑殺害在水泉溝。同年農曆正月初八,日本承德憲兵隊和偽警察討伐隊在承德縣王家營和五家村大「逮捕」抓走12人,後轉送承德監獄關押,於當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將張忠、賈文圭二人砍殺在水泉溝,王芝被害死在承德監獄。2月1日,日本承德憲兵隊在承德縣鷹手營子、新杖子、□牛窖等14個村和下板城一帶「檢舉」1000餘人,其中下板城村的姜海亭、胡啟鳳等71人,白河村賈文義等6人,南雙廟村羅萬成等49人,鷹手營子村劉占海、羅萬桂等15人,連同上板城、新杖子、胖和尚溝、兩益城等村254人被抓到承德,分批砍殺在水泉溝和在承德監獄折磨死。南雙廟、東澇窪、鷹手營子三村變成了「寡婦村」。2月2日,日本憲兵隊帶領平泉偽警察討伐隊在八路軍承平寧四區區長張健光活動的崖門子、水泉、七溝一帶18村進行「檢舉」,621人被抓到承德,將干溝子村幹部侯文彬、趙武連等判處死刑殺害在承德街水泉溝,將上平房村辦事員崔振閣等折磨死在承德監獄。2月5日,日偽軍在興隆進行大「檢舉」,五天抓走男性群眾5000多人(僅半壁山偽警察署所轄各村就抓走2000多人),10日慘殺400多人,其餘人被投入承德監獄和錦州監獄,投入承德監獄的絕大部分被折磨死。大莫峪是個42戶的小村,被抓73人,被殺72人,8戶被殺絕,30戶殺沒了男人,成了「寡婦村」。2月,在寬城西北方16里地區,在日本戰務課長木村光明大尉指揮下,「檢舉」青平抗日救國會員破路分子150名。經刑訊後,釋放100多人,送交承德特別治安庭處死刑的15名,判徒刑25名押入承德監獄。在喜峰口「檢舉」抗日救國會幹部和破路積極分子61名,刑訊後全部送往承德特別治安庭處死刑。日本承德憲兵隊隊長、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橋本岬於1943年在承平寧抗日游擊根據地光頭山地區搞了四次大「逮捕」。按密探偵知的情況,2月在光頭山南側地區「逮捕」抗日人員520名;3月在青龍至平泉公路兩側村莊「逮捕」抗日人員130名;6月在光頭山東側黃土梁子、八里罕地區「逮捕」抗日人員120名;7月在光頭山西側三家等村「逮捕」人員140多名。日軍對以上900多人進行刑訊後,將其中的580餘名送交承德監獄,並判死刑殺害50多人。同年5月中旬,日本承德憲兵隊派遣特高系特務太田秀清在承德街「逮捕」10人,以共產黨承灤密聯合縣地下工作員罪名進行毆打拷問,然後秘密處死。7月,日本軍在承德街遺失了軍用電報密碼,用兩個營的兵力在各個路口設卡斷絕通行四天,對成年街民嚴格搜身盤查,將600多被懷疑者「逮捕」,關進留置場和監獄,嚴刑拷問,打死7人,直至找到軍用電報密碼才把眾人釋放。9月13日(農曆八月十三日),偽青龍縣駐曾杖子特高隊參加全省秋季大「檢舉」,將丁杖子村武裝中隊長丁九功、丁奎元、丁九奎等7人,平方子村欒成旭、杜景興、楊恩波,亂泥溝村勾鳳文、楊玉林、張玉安等380多人抓到青龍,經過多次刑訊,最後從青龍轉押到承德監獄,其中平方子村欒成旭、杜景興等80多人被判了死刑,有的被在監獄絞死,有的被拉到水泉溝砍殺。16日(農曆八月十六日),日本承德憲兵分隊帶著偽警察討伐隊在承德縣搞大「檢舉」,將安匠、塘頭溝等柴河川一些村子,小白旗上下五個部落,上板城、南雙廟、應營子、老爺廟、西大廟,胖和尚溝、新杖子一帶一共有400多人被抓走,經過在當地偽警察署刑訊後,用汽車拉到承德刑訊判刑,活著回去的50多人,有100多人被弄到東北當勞工,其餘200多人全部被害在承德。同月,日偽軍警在喀喇沁中旗推行「剔抉」計劃,共抓走抗日人員和平民1200餘人,在當地殺害30多人,抓到承德監獄400多人,在獄中折磨死一部分,在水泉溝殺害80多人。10月8日,日本喜峰口憲兵分隊在青龍縣湯杖子五道河等十幾個部落「檢舉」為八路軍辦事的牌甲長54人,湯志遠等43人被押到承德,殺害在水泉溝。同月,遷青平聯合縣七區組織委員張維政失掉地下黨員花名表,落入敵手,日本喜峰口憲兵分隊按名單逐個「逮捕」,僅柏木塘、王廠溝就逮捕94人,其中38人殺害在承德街水泉溝。12月30日,偽青龍縣警務科奉令糾集縣內各地日偽軍警特及搜捕隊,逐部落進行大「檢舉」,殘害致死2000餘人,僅塌山一帶就殺害800多人,押到承德街殺害300多人。    
    興隆縣,敵人在用武力推行集家計劃期間(1942—1943年),全縣被「檢舉」入獄死亡12 000多人。這期間內幾次被檢舉出的7000多人死在承德監獄或被殺害在水泉溝。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承德街的屠殺罪行(4)

    日偽憲兵、警察、特務和鐵路警護隊依「治安維持法」、「思想矯正法」等法律採取個別「逮捕」和一齊「逮捕」方式,在熱河製造的白色恐怖十分厲害。據《偽滿洲國史》記述,1935年4月至1943年11月,日偽在熱河進行一齊逮捕11次,逮人 18 000 多,其中殺害2000餘人,轉送1500多人。這當然不是全部數字,而且不包括最後一個時期的情況。    
    1944年2月上旬,日軍和偽討伐隊在興隆縣撒河川各人圈「檢舉」,抓2000多人,在當地集體屠殺120多人,其餘押解承德監獄,大部分送東北當勞工,少部分判刑殺害在承德街水泉溝。3月,上萬名日偽軍在興隆進行春季大「掃蕩」,持續10多天,全縣被抓3000多人(僅中田村就被殺197人),除在當地刑訊釋放、殺害一部分外,絕大多數送往東北各地當勞工,其中470多名押入承德監獄,被陸續折磨死。同月,日本赤峰憲兵分隊長百鳥伴次郎以下憲兵200多名,在喀喇沁中旗黃土梁子地區「檢舉」承平寧抗日縣政府組織農民破路分子200名,用毆打、灌涼水、吊起來等方法刑訊,其中70名送承德入獄殺害。6月,日偽在興隆進行「投匪家庭大檢舉」,凡八路軍軍屬、干屬、親友,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縣共抓500餘人,在興隆刑訊後,一部分直接送往東北當勞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楊樹正等104人先後被殺害在水泉溝。10月1日(農曆八月十五日)日本憲兵隊在青龍縣搞「檢舉」,從湯杖子等村抓走54人,押到承德,翌年2月15日(正月初三)全部殺害在承德街水泉溝。    
    據灤平縣黨史辦統計:由於日偽在灤平縣強迫老百姓集家並屯,遷入「部落」而造成的逃亡、餓死、凍死、瘟疫病死和被敵人檢舉殺害的,共傷亡20 700人,其中被日偽殺害在承德一大部分。    
    青龍縣集家並屯前後被敵人「檢舉」殺害7234人,全部死在承德。    
    從青龍、興隆、寬城、承德、平泉、遵化、赤城等十幾個縣調查證實,日偽搞「反集家大檢舉」、「清匪大檢舉」、「投匪家族大檢舉」,「通匪大檢舉」、「清鄉大檢舉」等陸續抓到承德殺害(含在承德監獄折磨死)10 000多人(不完全的數字)。    
    搞破交檢舉,在承德殺害1300多人。    
    筆者僅從承德縣、寬城、凌源、圍場、平谷等縣的局部調查統計,日偽從1935年至1944年7月,進行若干次不同規模的「逮捕」,其中抓到承德街殺害的1000多人。    
    筆者依據遵化、寬城、密雲、赤城、青龍、灤平等縣的部分調查數字,日偽軍從1941年10月(農曆八月)至1944年冬,對「無人區」的多次「掃蕩」,抓到承德殺害的1000多人。    
    日偽對冀熱遼抗日游擊根據地進行頻繁「圍剿」,從1938年11月以後的戰例中初步統計,俘八路軍黨政幹部、戰士和民兵,押解到承德殘害的有2100多人,內有冀東軍分區十三團副政委(紅軍)廖峰,遷遵興聯合縣第一任縣長姚鐵民、同縣十一區區長王一民、縣委組織部幹事溫秀之、縣武裝總隊隊長張惠、縣情報交通隊隊長張興國、六區幹部依林,薊遵興聯合縣六區區長劉握樞,遷青平聯合縣三總區委書記李光、六區區長張連濤以及村辦事員韓榮久、賈子臣、葛子林、馬台,縣游擊隊偵察員宋占青等共產黨員和抗日戰士,他們堅貞不屈地犧牲在承德監獄或水泉溝。    
    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監獄一次電刑殺害300多名政治犯。    
    日本侵略者在熱河盤踞12年多,僅從興隆、青龍、寬城、承德、豐寧、灤平、隆化等縣不完全統計,他們殺害了65 000多人,製造了30多個慘案村。其中興隆縣的大莫峪、楸木林、蘭旗營,寬城縣的暖河塘,青龍縣的化溝,承德縣的南雙廟、東澇窪、鷹手營子等村的已婚男人被殺絕,變成了寡婦村。    
    這些村莊被檢舉逮捕的抗日群眾和無辜百姓,除了在當地被殺的,大部分被害在承德監獄或水泉溝。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承德街的屠殺罪行(5)

    三    
    承德監獄不僅是熱河省的最大監獄,也是偽滿洲國的最大監獄之一。獄內設置戒護科(後更名為監理科、監護科)、需用科、文書科、會計科等科室。獄中分設已決監(已判刑,含女犯)、未決監(未判刑,含女犯)。監內又分國事犯(政治犯)、刑事犯、經濟犯等監房,另還有外國人監。囚禁人判刑,除一部分在南營子三官廟三級法院的法庭室,大多數在監獄。將未決犯集中到院子,由檢察官和法官按照日本憲兵隊送審裁定意見書進行判決。判15年以下的,判完轉送東北各監獄服苦役,判無期徒刑的就地關押或殺害。判死刑的,人數少的在監獄西南角絞死,人數多的在監獄電死或者在夜間或白天拉到水泉溝砍殺。監獄內的直接殺人手段也由原來的絞刑樁(人工勒死)發展到滑輪組制動的絞人翻板。獄中設置專事殺人的劊子手四至六人。「行刑於密行主義」,採用各種花樣翻新的野蠻手段,達到致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監獄造成死人最多的手段就是生活虐殺。從1939年以後,這是一種主要屠殺法。用生活虐殺,以病死為由,既可掩人耳目,又能達到置被囚者於死地的目的。    
    偽滿洲國司法部規定「在監收容費食糧費一人當一日六錢五厘(偽滿洲幣)。每天只給兩頓飯,一頓稀一頓干,在夏天給點青菜湯,平時既無菜又不管飽,天天吃發了霉又苦又澀的紅高粱,邪味熏人,難以下嚥。監獄裡的犯人沒有一個不染病的,沒有一個不患疥瘡的。監獄也有醫療室,名義上給犯人治病,只叫病號多按手印,不給藥,貪污藥費。監獄還成立「故衣組合」,扒賣死犯衣服。尤其對國事犯更加慘無人道,80%人帶著刑具。不服苦役時,白天都讓臉朝外坐著,後一個看著前一個後腦勺,稍微一動就遭皮鞭抽、鐵棍打。夜裡一個號睡70多人,擠的沒法翻身,病號也不隔離,有的死了沒經看守允許,兩旁的人也不准移動。冬天室內生火牆,有其名無其實,經常滅火,屋中冰冷,睡板鋪睡涼炕,衣單被薄,很多人凍餓而死。春夏秋季屋內臭氣熏人,重病號在室內大小便,監號的衛生與廁所差不多。患病不給治,刑傷加飢餓,使很多人死在監號裡。監獄裡死人比在水泉溝老陽坡砍殺的多好幾倍,從監獄往老陽坡抬死屍,天天有,少時一撥,多時三四撥,每撥兩三個,有時十幾個,全是在監獄裡絞死的、病死的、電死的或用別的方法折磨死的。看守押著,活犯人抬死犯人,剛開始的時候,放在事先挖好的坑裡,鏟幾掀土一蓋就拉倒,後來死的人太多了,一個小坑放好幾個,幾掀土也遮不嚴,狼吃狗拽到處是死人爛屍。    
    住在水泉溝小潘家溝口北邊平台上,門窗正對殺人場與老陽坡相距不過半里地的農民高樹芝(女,1987年73歲,潘德山之妻)講:「日本鬼子進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開犁種地的時候鬼子就在老陽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陽坡砍人我沒少看,有時站在山頭看,有時站在院子看,有時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48個,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著我老頭子用我們家水桶從河溝裡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陽坡殺人坑旁邊。鬼子把犯人從汽車上拽下來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後由兩個日本兵架著胳膊拖到坡旁大坑邊跪下,劊子手用大戰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腦袋砍掉了,頭和身子都滾進坑裡。有的兩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腳踹進坑裡。砍掉腦袋時,一腔子血噴出老高,腥味刮出挺遠,熏得好幾天吃不下飯。鬼子砍一個人,把刀放進水桶裡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熱了,不沾水就砍不動。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個小伙子是承德縣三家的,特別有骨氣,唱著歌下的汽車。日本兵要攙他,他不讓攙,他說,我今年才十八,再過十八年還跟你們對立。他至死不跪,不跪沒法砍,用槍打死的。」    
    當時的水泉溝屍橫遍地,處處白骨堆,滿目淒慘荒涼,啄食腐屍的老鷹、烏鴉等飛起來遮天蔽日,呱呱亂叫震耳欲聾。高廟、頭道溝、鹿柵子溝、柳樹底、羅漢堂、獅子園、殘像寺、獅子溝等十幾個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條狗,長年在殺人場吃死屍,眼睛全是紅的。大天白日,狼群在殺人場附近撕拖屍體。農民下地幹活,要持護身用具結伴而行,不敢單獨外出。殺人場附近住戶,經常從屋裡和院中往外撿狗叼回來的人頭、手、腳、腿或五臟。一到夏天,又腥又鹹又臭的氣味熏得人頭疼。小南溝口(現在的水泉溝鄉衛生院牆外東南角)有眼兩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頭衝進井裡淤死,為了吃水,還得經常掏井。有時候殺人多了連河溝裡的流水也是紅的。遍地屍體,處處白骨。日本投降後,承德市政府組織群眾到水泉溝收拾散在露天的烈士遺骨,花了五天時間,淨人頭骨堆成小山似的三大堆,挖三個大間屋子那麼大的坑,像壘牆那樣干插縫把這7000多烈士的頭骨安放在坑內掩埋。因為被狼、狗和鷹叼拽遺的散碎屍骨太多,到處都是,當時沒有撿淨,直至今日在老陽坡還能見到裸露的遺骨。人們步入墓區,只要蹴蹴腳,就能見到掩埋50多年的烈士骨骸。土質鬆軟的老陽坡,從雨水沖刷形成的許多龜裂斷層中,由地面至數十公分深的地方,可以看到斜突出來的東西,那有的像大腿骨、肋骨或者是頭蓋骨的頂部,遺骨殘骸到處可見。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殺害中國人的準確數字無法弄清楚,主要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的16、17日兩天,偽熱河省次長岸谷隆一郎受偽滿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指示,親自監視將機要檔案搬到熱河省公署院內全部燒燬,毀滅了罪證。但是,當時留在承德人民心目中的3萬多的數字至今記憶猶新,是永遠毀不掉的。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軍在承德街的屠殺罪行(6)

    四    
    水泉溝萬人坑,解放後一直成為承德市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陣地。每年清明節,市裡很多單位組織人們到墓區祭掃,獻花圈,憑弔先烈,繼承遺志。1945年11月,著名音樂家李劫夫隨同熱河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到萬人坑掩埋烈士遺骨,觸景生情,憤恨長久難平。他懷著對日本侵略者極大的仇恨,對革命先烈無限緬懷之情,於1946年春譜寫了一首歌曲《忘不了》,這首歌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篇章,一直傳唱至今。    
    水泉溝萬人坑已經名傳中外,受到中日兩國人民高度重視。《人民日報》、《中國社會報》都曾登過照片和文章,進行過專題報導。石家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唐山冀東烈士陵園等單位來承拍過萬人坑錄像片。海軍政治部電視劇製作中心拍攝的《壯士行》電視藝術片第四集「不屈的山川」中,根據承德市黨史資料通訊第五十八期提供的寶貴資料,將萬人坑攝入十幾個鏡頭向全國播放。日本國中央大學教授姬田光義先生專程來這裡考察,他於1989年出版發行的《三光作戰》一書第一部第二章專文記述了「水泉溝萬人坑」,向日本人民介紹了侵華日軍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1990年8月,日本國家放送局《萬里長城》攝制組來承德拍攝萬人坑墓區場景。1991年8月11日,日本福岡縣和平之旅教職工訪華團一行52人到承德考察萬人坑情況。1992年7月1日將在中國考察資料彙集成冊,題為《日本軍侵略中國》寫真集,由學術出版社在日本公開發行,7月4日,《讀賣新聞》、《西日本新聞》、《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對此進行了報道,以史實駁斥了主張修改教科書的謬論。    
    萬人坑已經成為一塊歷史記錄碑,它不僅鐫刻了抗日人民的愛國功績,也揭露了侵華日軍的暴行。後人應該永遠記住:歷史的悲劇不能重演!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日偽時期興隆監獄的酷刑

    朱呈雲    
    興隆縣地處長城北側,是一個峰巒起伏、溝壑縱橫的深山區。原隸屬於遵化縣。日本侵略者於1933年4月21日攻佔興隆縣城後,即以長城為界,將其劃歸偽滿洲國的版圖。由偽熱河第五軍管區牽頭,抽調日本關東軍1個團、滿洲軍4個團、14個武裝警察討伐大隊,共2萬餘眾,開赴興隆縣境,實行慘絕人寰的燒、殺、搶的「三光」政策。他們毀掉村莊2千多個,燒燬房屋7萬多間,搶走牲畜25萬多頭,糧物無法計算,製造「無人區」面積1301平方公里,佔全縣總面積的417%。直接殺害無辜群眾15萬多人,其中一次槍殺10人以上慘案28起,有大磨峪、楸木林、黃花峪成為「寡婦村」。抓捕入獄而致死15萬人,因凍餓和疾病而死的25萬多人。死亡人數占當時全縣總人口的34%以上。有11萬多人被趕進218個「人圈」裡,慘遭法西斯殖民統治。    
    日本侵略者在興隆血債纍纍,罄竹難書,這裡將其利用監獄殘害無辜群眾的野蠻酷刑記述如下:    
    興隆縣日偽機關授權給各警察署和日偽軍,在討伐地的各大村鎮設置臨時治安法庭,運用一審的終審權力,將抓捕群眾就地宣判,就地處決。這樣,日偽統治者從1938年始,即利用「清匪大檢舉」、「通匪大檢舉」、「投匪家庭大檢舉」、「清鄉大檢舉」、「反集家大檢舉」、「破交大檢舉」等繁多的名目,頻繁「掃蕩」,反覆「圍剿」。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抓捕無辜群眾入獄者2萬多人。在獄中,敵人施用的酷刑主要有:    
    斷腸空腹。不給被關押入獄者飯吃,施以吊打手法,強迫招供。如興特區區長任和被捕後關進興隆特號監,多次審訊,被打得血肉淋漓。敵人不給飯吃,活活被餓死了。    
    倒栽蓮花。也叫倒頭活埋。強迫被捕入獄的人自己挖坑,然後把人的雙手用繩索捆綁,頭朝地,腳朝上,放在坑內,用土活埋。興隆縣監獄曾在南土門殺人場,把抓到的無辜群眾這樣活埋。    
    軍犬狂舞。將被關押入獄之人雙腿用繩索捆緊,然後呼來馴養的狼犬,一縱一跳地撲到人們身上亂咬。1943年夏季,半壁山警察署長常大倫在大河西、槐木林抓捕群眾60多人,關押在臨時法庭,指使被訓練的幾十條軍犬將人咬得血肉模糊,直至死亡。    
    肉滾繡球。把被捕的人衣服扒光,塞進一個內部釘滿鋼釘的大木箱內,然後蓋上蓋子,把人在釘籠中活活滾死。    
    電磨粉身。專門在河邊設置一種磨人的電磨,把被捕的無辜群眾放在電磨裡,磨成肉醬致死。    
    槍刺布袋。把被捕的人裝進布袋內,讓新兵用刺刀練習刺殺,稱之為試膽量。日本憲兵隊隊長植松猶數就多次用步槍刺殺布袋以壯膽,後來直接持刀殺人。    
    蝦公見龍王。把被捕之人手腳捆在一起,像彎曲之蝦,投入河內,將人淹死。日偽曾在灤河、撒河,用此法殘害無辜群眾。    
    開膛取心。把被抓捕的人,用戰刀或刺刀挑開腹腔,取出人心。雙廟據點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達50多個。憲兵股長黑煙悅二也多次殺人取心煮食。    
    鋼針刺骨。敵人審訊時,因被捕入獄的無辜群眾不認罪,則用鋼針或竹籤往人的頭頂、咽喉、手指、胸口和致命處亂刺。興隆監獄經常施用此法把人活活扎死。    
    木樁勒人。就是把被抓捕的群眾捆綁在木樁子上,用繩索活活將人勒死。    
    電動絞死。把被抓捕的人放在絞刑架台上,扳動電鈕,腳下鐵板一翻,掉到陷阱內,絞索勒緊死去。    
    皮鞭沾水。在審訊時,用皮鞭沾涼水把被抓捕之人抽打而死。    
    灌辣椒水。在審訊時,強行將辣椒水或石油,灌入被抓捕人腹內。灌入後壓槓子逼供,活活將人灌死。這種刑法,在臨時法庭和監獄裡,到處可見。    
    活剝人皮。1943年夏,遷(安)遵(化)興(隆)聯合縣六區區長劉握樞,區幹部依林,被敵抓捕後在特號監。敵人活剝其皮,將他們致死。    
    坐老虎凳。在審訊被抓捕群眾時,在凳子上安裝鐵釘子,或通上電,強行讓人去坐致死。    
    樑上懸人。把被抓捕之人懸吊在木樑上追問,以至窒息而死。    
    背炭火爐。在審訊時,讓被審之人身背燒得火紅的炭爐跑步,活活把人燒死。    
    鐵器烙人。敵人審訊被抓捕之人,用燒紅的烙鐵、火鉤子燙人肉體,強迫招供。    
    此外,敵人在審訊時,拳打腳踢,用木棒打,更是司空見慣之事。


第一部分:熱河的血淚倉夷—「無人區」興隆縣公安局關於日偽

    在興隆罪行的調查    
    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佔興隆,歷經十三年的種種罪行是述之不盡的。最殘酷的是由一九四○年日寇的「西南國境治安肅正」的殺人政策施行以後,日本派遣了關東軍八八一部隊一兩千個鬼子常駐興隆;擴充了警察,建立了十五個警察分駐所,四個警察署,六七個警防所,在集鎮上設有派出所,每個部落分派部落警;近萬人的偽軍討伐隊分佈在興隆各地;日憲、特務到處有;村村設有協和會實踐集家隊原文如此。。這些組織,由日本人統一指揮,進行滅絕人性的「大集家」、「修人圈」、「下山」、「自首」的囚籠政策;「大檢舉」、「投匪家族檢舉」(抗日人員家屬)、製造「無人區」、「圍剿」、「掃蕩」及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錦州日本高等法院又成立所謂「西南國境特別軍事法庭」,並立了「國事犯」、「思想犯」等罪名,用殘酷的法西斯手段殺害我無辜人民。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年的春節前後,日寇進行了三次大檢舉,被捕的一萬二千餘無辜人民中,被判決槍殺、刀砍、監押、趕入工礦者就達一萬一千四百餘人。我縣五區一個七十來戶的大莫峪村,在一九四三年正月一次就被「檢舉」去七十二口,上至七十多歲的老頭,下到十四歲的小孩,連啞巴等一個也未剩,全部捕去,在當地就屠殺了四十二口,送承德判死刑十五口,其餘被分送東北各地當勞工,大部也都死去。七區茅山村,一九四三年被日本一次捕去六十六名無辜人民,除跑出兩名外,其餘全部被送承德殺害了。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鬼子在我四區蕎麥嶺,一次殺死了二十三名群眾。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六區小水泉被日寇抓去九十三口群眾,當時就地給殺死了六十一口,剩下三十二口帶到倒流水後,一個未留也全部殺害。    
    興隆縣人民被迫集家趕入人圈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五戶,十一萬一千八百多口人。據七個區的大略統計,因日寇修「人圈」,整天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得不到星點自由,被摧殘而死者一萬一千一百四十餘人。在集家並村時,被日寇燒燬的民房二萬三千四百多間,拆毀民房三萬八千三百多間。    
    在興隆的南土門設有「萬人坑」(距興隆街三四華里遠),被「檢舉」之人,凡在興隆,由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別治安庭前來判處的,均押赴該地執行。僅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就被錦州高等法院特別治安庭判死刑五十四名無辜群眾,全部是綁到南土門執行的。一九四三年冬,在興隆被特別治安庭判死刑的三十八名無辜群眾,全由駐在興隆的日本憲兵分遣隊隊長(大鬍子,不知其名)一人用日本刀,一刀一個砍死的。這就是被迫進入「人圈」的人民受日本殘害的鐵證。    
    我縣有二千三百九十多戶,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百分之四十的地區,被劃為「無人區」。有一萬一千六百多口堅貞不屈的中國人民,堅持在「無人區」守衛自己的家鄉。日本對這些人民,對這片「無人區」,實行了殘暴的「三光」政策。經常發兵圍剿掃蕩,見青苗割掉,見房子燒光,見東西就搶光,見人就殺光。據二十七個「無人區」行政村的統計,被掃蕩打死我「無人區」人民達四千餘口。二區小河西一個村,就被日本圍剿打死了五百二十三口。三區青水湖,被扎死、摔死的小孩就有四十八個。五區暖和堂,胥景合一家十三口人,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死後還把屍體用火煉了。七區前乾澗,被日本捕去十九名男女群眾,將衣服全部剝光,用亂棍打至不能動的時候,又將這十九個人裝在菜窖內,活活的用火熏死。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鬼子集中了二萬多兵力,圍剿我各地「無人區」,十五天的時間,僅中田一個村,在這次圍剿中就被打死群眾一百七十九口。堅持「無人區」的張鳳彥的妻子,抱著小孩跑到石砬洞內,被日本搜出,一刺刀扎透了她娘倆心窩、腸肚。日本鬼子們走後,剩下的同鄉們去看時,她娘倆流出來的鮮血已被凍結在一起了。可是媽媽還緊緊地抱著她可愛的孩子。小黃木溝一個窯洞內藏著十七名群眾,被日本鬼子活活的用火熏死在窯洞裡十六名。    
    有的「無人區」人民逃出了槍殺、刀砍,但卻被日寇的「三光」政策摧殘而死去大半,如中田一個村就無吃無穿無住凍餓而死者四百餘人。    
    我們的抗日工作人員和游擊隊在興隆「無人區」內犧牲的,據這次調查統計就有二百多名,如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在七區,日寇一次打死我軍和抗日工作人員三十餘名。一九四一年在四區撥子村,打死我縣長新華。    
    日寇「搶光」的罪惡更是不勝枚舉。在「無人區」就搶去騾子一百九十七頭,馬六十多匹,驢一千三百多頭,牛一千八百多頭,羊近三萬隻,豬一萬餘口;搶去衣服四五萬件,被褥六七千床,布兩萬匹;砸毀鍋、缸二三萬口;其他器具是無法數計。「無人區」碾磨一盤不剩,全部被砸毀。    
    日寇就以此獸行摧殘興隆人民,把人民的美好家園變成了父兄被殺、母被砍、家破產的境地,把肥沃的良田變成了荒蕪的草原,把整齊的住宅變成了頹垣斷壁和焦土,使人民處於無以為生的絕境。    
    興隆縣的廣大人民對日本這一筆血債,清清楚楚地記在心內,一時一刻也沒有忘掉,紛紛控訴日本關東軍第八八一部隊、夏道隊、小彬隊、山下隊、渡邊隊、導田隊、塚綱隊、黑嚴隊、一田隊、日本憲兵隊;控訴日本偽興隆縣長田正四三男、村上榮信、石川;控訴日本偽興隆警務科長池尾、前田利一、深內堅一;控訴日本偽錦州高等法院特別治安庭及一切日本戰犯的罪行。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日偽在承德縣罪行的調查(圖)

      偽司法部策劃組織在承德縣所進行的血腥罪行有:    
    日寇於一九三一年進攻承德縣,為了鎮壓我抗日軍民,摧殘百姓,全縣設有警察署五處,憲兵隊四處,國兵、討伐隊、協和會各六處,村公所十一處,分駐所十八處,均設於我縣人口集中的集鎮,為法西斯統治人民的工具。最嚴重的是在一九四二年,非法的劃定無人區,修人圈,大抓國事犯(即我地方工作人員和辦事員),到無人區掃蕩,殘酷地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等「三光」政策,姦淫婦女,逼得農民妻離子散。    
    僅在日偽統治的十三年內,據不完全統計,被抓去曾給我軍送過信的、做過鞋的、聽過我地方工作人員會議的勞苦農民,就有二萬零二百七十七名,如康德四年和九年這兩次逮捕,共抓去八百餘名。僅康德九年十二月在四區磚瓦窯子村,一次就抓去農民六十餘人,送承德市治安庭處理後只放回五六人,其餘被判徒刑送至東安等地,至今一人未回,全押死在監獄。其中抓去下板城附近村子的農民計有四百餘人,如下板城胡起旭等十餘人,被殺死在承德市水泉溝內,有的被判徒刑後釋放,有的被關在監牢內。殺死我抗日幹部九十三名,戰士二百九十六名,村幹部二百三十四名,抓農民去阜新等地做勞工的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因在做勞工被打罵,食不飽,穿不暖,在工地凍餓而死的約三千一百八十六人。    
    此外,在集家並村時,因有的人房屋、糧食被日寇燒光、搶光,甚至一家勞動力要去做勞工或被殺死,只剩下婦女、小孩,老的老,小的小,全集到人圈裡,沒有一粒糧,沒有房子住,地方很小,人特別多,每天還得受嚴刑拷打,這樣致死的有二萬零九百一十八名。如常峪溝村,在一個很小的野地裡修了一個人圈,把附近百姓趕到那裡的有百餘戶,還駐有國兵、討伐隊一百五十餘人,每天翻箱倒櫃,姦淫婦女,叫百姓訓練、修炮壘等,因被打罵凍餓而死的就有一百五十餘人,如陳榮等十餘戶因男人死去,妻離子散。最毒辣的是,我縣有百餘個村被劃為無人區,在這些村實行「殺、搶、燒」三光政策,並不許農民去這些村子種地。這時有警察局日本人黑巖股長領警察討伐隊百餘人,專門到「無人區」掃蕩,殺、燒、搶掠,姦淫婦女等,光「無人區」就殺我基本群眾一千一百六十六名。如一九四二年,在一區西化於溝掃蕩,逮捕農民李樹林、楊和等二十九人(全是各家家長)帶到一個小院內,排成隊跪下,用機槍點射,打完後,又用刺刀挨個兒的挑,最後又用柴火燒,這二十九個農民,在被機槍打、刺刀挑、火燒等,活活死去二十六人,其中因有三人在那些人身底下,刺刀未有挑著,才留了條活命歸鄉;又如十一區賈家曲村,一九四二年四月間,一次就被日寇圍剿住群眾二十四名,弄在一起活活用刺刀給挑死,死後並把屍體用火燒了。如胥景春、胥景見、趙廷增等戶,一九四二年以前一家有八九口人,被殘害只剩兩口人。    
    最慘無人道的是,「無人區」趕下來的姑娘、媳婦,配給那些匪兵成妾等就有十餘名。如堅持山地的農民李存龍一家三口人,其中被殺害兩口,只剩下個十六歲的女孩配給匪兵(解放後才被找回)。    
    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日本鬼子在承德縣內實行前述慘無人道的血腥罪行,均屬實。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日軍在承德製造的「國事犯」事件(圖)

      高滋安    
    無辜遭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歲,家住下二道河子村,偽康德五年(1938年),日本在承德製造一起株連300餘人,波及熱河省,轟動偽滿洲國的國事犯「救國勇士團」假案。給我定的「救國勇士團」團長罪名,冤獄4年多,判處死刑。我是死裡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氣恨難消。    
    我20歲中學畢業後,靠父親高占元(他是老中華民國熱河省惟一的參議員)的關係,在湯玉麟的熱河省財政廳當科員,25歲調承德縣當財政局長,一直幹到民國22年(1933年)3月4日,日本侵佔承德。日本進承德後,我加入協和會,當了會長。偽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辭去協和會會長,當承德商工公會會長,於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長春)經濟部辦理統一配給麵粉手續,回來下火車,在承德車站被兩個日本特務抓捕。他們兩個押著我用馬車拉到承德警察廳(偽康德六年後改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後把我關在警察廳留置場(就是拘留所,現在西大街小榛子溝口橡膠廠辦公樓後院處,容納100人)。承德警察廳警務科(偽康德六年後改為警務系)科長遲松巖雄(日本人)在留置場問我:「有個叫蘇士綱的你認識不?」我說不認識。他說你不說實話該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廳司法科長松(日本人)把我帶到審訊室,也問我認識蘇士綱不?我說不認識。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腳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結結實實,一頓狠打,邊打邊問。我不說,灌一大壺涼水,又打。實在受不住只好承認說認識蘇士綱,這才把我解開送回留置場。又過十幾天,警務科長遲松巖雄又提審,問我年齡多大,我說34歲。問我幹啥的,我說是承德商工公會會長。他又問:你為啥做出反滿抗日的事?我說沒有。他命令幾個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頓毒打。有一個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別狠,把我打得喘不過氣來,差點憋死。朝我臉上潑些冷水,我才慢慢緩過氣來。遲松巖雄又繼續問,我仍然說沒有。他讓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燒紅的火鉤子烙我。一邊烙一邊問。我不說,他們就烙個不停,連打帶烙,渾身沒好地方,剜心地疼。我實在受不了,就說:你們問啥我說啥。翻譯孫陽生按著遲松巖雄的旨意一邊問一邊寫。問我認識蘇士綱、張實(又叫張自凡)、黃德太、蘇華等20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認識不認識,就說全認識。孫陽生用日語說給遲松巖雄,遲松巖雄點點頭,又問: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成立反滿抗日組織,多少人參加,叫啥名,在哪兒跟八路見的面,在哪兒開的會,誰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對孫陽生說:「孫翻譯官,你們知道啥告訴我,我全承認。」孫陽生說,你們成立的救國勇士團,皇軍全掌握,你說實話吧。我就按著遲松巖雄的引供全承認了。我說,孫陽生記。最後我簽名按上指紋,才把我拖回留置場。    
    事後,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變後,在共產黨的號召下,全民起來抗日,日本在偽滿洲國境內到處抓反滿抗日的國事犯。我在新京時,就看到東北各報紙刊登的「瀋陽事件」中遭殺害的反滿抗日人員的照片和消息,其中判死刑者6男1女。日本駐承德「清水部隊」的消息傳到外邊,說承德街有通八路的間諜,熱河省總務廳長遠籐(日本人)命令承德警察廳搜捕國事犯。廳長陳景起、副廳長遲雄(日本人)、特務科長西村名次郎按照清水部隊和總務廳長的要求,開始在承德抓人。特務科的特務文履謙(日籍朝鮮人,外號文高麗)是副廳長遲雄的心腹,他夥同本科的特務陳書閣、王作孚在承德到處偵探通八路的人。當時西村名次郎和陝西營街長蘇華(陰陽仙)關係甚密。蘇華想娶大佟溝陳二老爺的女兒做妾,陳二老爺不幹,把女兒嫁給熱河稅務監督署僱員蘇士綱的弟弟蘇士英為妻。蘇華對蘇士綱和陳二老爺兩家產生仇恨,要伺機報復。蘇士綱的外甥黃德太從北平來承探親,蘇華乘機向西村名次郎報告,說蘇士綱家從國外(指長城裡)來了八路探子。特務科長西村名次郎奉副廳長遲雄的命令帶特務文履謙、陳書閣、王作孚將黃德太抓到警察廳進行嚴刑審訊。黃德太只認識他外祖父蘇勤茂、舅舅蘇士昌、蘇士榮、蘇士綱、蘇士英,別人不認識。特務文履謙按著副廳長遲雄的指令事先設計一個反滿抗日組織表,一邊用刑一邊引供。黃德太受刑不過,只得按引供的線索招認。特務將蘇勤茂父子5人抓捕,同樣嚴刑審訊,受刑不過,也招認了引供材料。這就是日本製造的轟動偽滿洲國的「承德救國勇士團」假案的起因。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殘酷毒刑

    特務把黃德太抓到警察廳後,硬說他是八路探子,他根本不是,更沒有反滿抗日活動,特務提出的事,他一概不招認。然後特務給他用酷刑,先是用皮鞭子蘸涼水抽,不招認;灌火油、辣椒水,用槓子壓肚子,還不招認;就用燒紅的火鉤燙臉,燙身上。黃德太受刑不過,就按特務引供的事全招認了,並在供詞上按了指紋。承德警察廳把黃德太的供詞上報偽熱河省總務廳和駐承日本關東軍。在偽熱河省總務廳廳長遠籐指令下,成立一個特別搜查班,由日本承德憲兵隊准尉板田毋雄任班長,辦公地點在憲兵隊(現在市公安局院裡二層舊樓),特別搜查班員由承德警察廳抽3人,負責承德街,由童瑞九當翻譯,承德縣警察局(偽康德六年後改為警務科)抽3人,管承德縣範圍;日本和偽滿憲兵隊各3人,管偽滿洲軍隊;日本領事館3人,管日籍公職人員和僑民。用日產黑色牌100號的轎車做刑車,在特別搜查班長毋雄的領導下,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一月十七日為期開始了大搜捕「國事犯」。邊抓人邊嚴刑審訊,不斷擴大線索。凡是被抓的國事犯都施嚴刑拷問,由於受刑不過,都將自己認識的人咬出來。承德街開始抓人時,我正在新京出差,別人把我咬出來,回來在火車站(18日)被抓。承德「四才子」王逸如、張庸安、乾允修、孟仲芹被抓捕。當時抓了300餘人,赤峰100名,建平70多名,承德130多名,下板城30多名,灤平30多名,隆化20多名。最大的70多歲,是原姜桂題部退役中將曲中義(別名曲海臣),家住二道街子,在家閒呆,也被抓捕受酷刑。最小的15歲,是一個在上板城街頭討飯的男孩,也被當八路探子抓捕來受刑。當時日本鬼子抓人簡直紅了眼,凡是他們認為可疑的一律抓。被抓的人先是關在承德警察廳留置場,那裡只裝百十來人,後來容納不下,全關進承德監獄,重點人砸上手銬、腳鐐子。監獄外面用草袋子裝上沙子堆成掩體,由日本憲兵架上機槍日夜站崗。抓捕結束,偽熱河省警務廳、承德縣警察局、承德警察廳、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廳、承德區檢察廳、承德地方檢察廳和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院、承德區法院、承德地方法院等聯合在南營子三官廟院內,將東西配房各隔斷7間,在配房南端又蓋兩間,一共16個房間作為臨時留置場。把被審留的人從監獄用汽車拉到三官廟圈在新隔斷的臨時監號內。當時給我定的罪名是「救國勇士團」團長,給蘇士綱定為副團長。「救國勇士團」是承德警察廳日本人給起的名字。把我和蘇士綱關在南面的兩間監號內,每人一間。當時集中了偽滿全國高等檢察官和高等法官二三十人,設立好幾個刑訊室。一開始就是刑訊我和蘇士綱。因為我們這些被抓的300餘人純屬假案,根本沒有這個組織,全是屈打成招。從監號把我押到審訊室,打開手銬和腳鐐,我心想,高等檢察官可能說理,下決心在公堂翻供。審訊室,除了翻譯官和書記官全是日本人。審訊開始,檢察官問我幾個事,我全說不知道,檢察官生氣地問,供詞不是你招認的嗎?我說全是受刑不過胡說的。檢察官罵道:「狡猾狡猾的。」又上來四五個日本警官,將我按倒在地一陣毒打,我還是不招認。接著,將我十個手指用簽子夾住兩個人拽,同時用燒紅的火鉤子燙身上,一邊夾一邊燙一邊問,我受刑不過,只得將原來引供的供詞又全招認了。從那以後,再沒有審訊我。我一直不服,可也沒有辦法。把我審訊完,就審蘇士綱,讓我出庭陪審作證。蘇士綱不承認,先給他灌火油摻辣椒水,然後用燒紅的鉤子燙,把他打折好幾根肋條,最後受刑不過也招認了。審訊完我們兩個後,開始審訊別人,都讓我們倆出庭陪審作證,不作證就施酷刑折磨。凡是受審訊的人,沒有不受刑的,個個被折磨得胡說八道,打得體無完膚。當審訊到偽滿熱河省公署實業廳社會科科長張實(30來歲)時,他有骨氣。他在日本留過學,回國後在偽省公署實業廳社會科供職,對離宮外八廟的文物盡職盡責,設法保護,能耐不小,平時在省公署就看不起日本人,表現很傲慢,所以抓國事犯時,說他是救國勇士團的秘書,把他抓起來用刑。他對漢奸特別仇恨,他看到翻譯孫陽生、特務王作孚、陳書閣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顏婢膝的醜態就罵,特務對他更加殘酷折磨,灌涼水,跪刺木頭,滾雪地,壓槓子,坐老虎凳,上電刑,手心釘釘子,火鉤燙,灌火油摻辣椒水,割肉撒鹽面,竹籤子夾手指,由於受刑不過,最後他按著檢察官的引供招認了。他日語講得很好,完全用日語回答檢察官的問話。檢察官問他你都發展誰加入救國勇士團,他為了除奸,當堂把翻譯孫陽生、特務陳書閣、王作孚、日籍文履謙和在偽實業廳的日本人咬出好幾個。檢察官當即下令就把在公堂的孫陽生抓起來,隨後把張實咬出的幾人全都抓了起來。就這樣,起初為製造「救國勇士團」假案賣命的蘇華、孫陽生、王作孚、陳書閣、文履謙和幾個作惡多端的日本人全成了囚犯。原先他們給別人用慘無人道的刑法,他們自己也全受用了,被打得體無完膚,成了重銬重鐐在身的囚犯。在審訊蘇勤茂、宏達堂掌櫃孫洞臣、還有傅南雲、灤平商工公會會長高農山時,在堂上被活活打死了。當審訊文履謙時,讓我、蘇士綱、張實出庭陪審作證,張實端起放在地上燒火鉤子的炭火盆朝檢察官砸去,把幾個檢察官砸傷燒傷了。張實又遭一頓酷刑折磨,拖回監號,他知道自己不會有好結果,在監號上吊死了。日本在三官廟審訊時,全在夜間。從監獄往外提人,由留置場往監獄送人,也在夜間。日本法西斯的毒刑慘無人道。我們這些無辜人在毒刑折磨下做了無罪囚犯。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花錢買命

    經過幾次過篩子刑訊,陸續放出不少人,到康德六年(1939年)初,還剩108人,有人稱一百單八將,關在監獄內。根據「罪行」輕重,分別戴上不同的刑具。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縣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後翻供,對刑訊不服,弄得偽檢察廳很頭疼。我們在承德監獄關押半年多,又陸續釋放了一部分。最後剩下72名(有人稱是孔子的七十二賢人);於偽康德六年(1939年)六月押轉到錦州監獄。我們離開承德那天情景最慘,陰陰的天,早晨掉幾個雨點,吃完早飯,看守叫放茅(上廁所),不大會兒放茅時間到,又趕緊回監號。有的進監號還沒坐穩,看守又叫到院裡集合。頓時,全副武裝的警察、憲兵把我們包圍起來,端著刺刀,個個如狼似虎嗷嗷亂叫,把我們這些囚犯兩人一個手銬一對一銬起來,又4個一根繩,一串一串地捆起來。大家都以為要進行集體屠殺。然後由警察拖上汽車,一共幾輛汽車我說不清,不叫隨便看。汽車上的憲兵架著機槍,上車後,都讓低著頭坐在車廂裡。汽車開出監獄門,我從車廂板空隙看到,路兩旁站著很多人,有的放聲大哭,儘管警察憲兵像瘋狗似的狂吠亂咬驅趕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隨著汽車流動,哭聲越來越大,逐漸連成片。我們這些車上的「囚犯」都預感到這是送葬的隊伍。汽車開出監獄大門一直向東走。汽車開到二道街子附近,車上有幾個「囚犯」也放聲哭起來。當時我也以為是集體屠殺,心中覺得特別冤枉特別淒慘。有的家屬在街上叫著名字哭,囚犯沒有不落淚的。那種悲慘景況真像杜甫《兵車行》詩中寫的那樣:「耶(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汽車直向河神廟殺人場(今市教育局後勤那地方,原先有個河神廟,是民國時期的殺人場)開去,有的人就想跳車。當汽車開到小南門回民楊家院門口時又朝南拐下去,順武列路直奔火車站。這時,我的心才掉了肚。路旁幾乎沒人了,汽車也開得快了。到了火車站,又是一片人群。日本兵端著刺刀把人群隔在場外,囚車一直開到站台上。警察和日本兵在四周站崗,高處支著機槍,把我們推下車面向北山低頭坐著,不許左顧右盼。只聽站台外一片哭喊聲,非常揪心,面臨生離死別,真是「……悲涼千里道,淒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往,俱是夢中人」。無論是站外的家屬,還是站台上的囚犯,皆知此一分,是今生難會面的訣別。我們在車站呆一個多時辰,然後坐票(火)車拉走。夜間到了錦州監獄,砸上腳鐐入監房,我的心中才平靜下來。康德七年(1940年)初,偽錦州高等法院依據檢察廳在承德刑訊形成的起訴材料開庭進行一審,將我和蘇士綱判死刑,其他人分別判無期和有期徒刑。法庭一審沒有用刑,絕大多數人都不服判,我當庭就申明不服判決要向最高法院上訴。判後,把我和蘇士綱砸上重銬重鐐關進死囚牢,等待新京訓示。    
    監獄看守把犯人當成搖錢樹,對囚犯敲骨吸髓。本來監獄生活特別苦,早晨一碗粥,中午一碗飯,晚上一碗粥,有時給一碗菜湯,有時啥菜也沒有。犯人有病不給治,醫官下監巡診,也是一看了事。就這樣,看守還經常打罵虐待。師範音樂教員倪治仁和陳永孝、蘇士昌、蘇華、張貴山、白子厚、孟彥博和殊像寺喇嘛絡鳳桐等人均被看守打死。不想受罪的人就得給家人寫信要錢,家中把錢寄到會計科,個人說明理由,領出一點,暗中送給看守,才能免災。在錦州監獄3年多時間,我零星送給看守幾百元。我的上訴書呈上之後,錦州高等法院通知可以聘請律師。當時無論法官和檢察官全是日本人充任,聘請律師也必須是日本的,我花兩萬塊滿洲票,聘請一個原在日本高等法院當院長,後因年老當律師的名叫上山的法學家。他看了我的上訴書,又到監獄聽了我的陳述,他對案中定我帶領隊伍在灤平縣某地進行操練的時間和我去日本觀光的時間(1937年3月,偽錦州鐵路局組織的錦熱兩省半費旅日觀光團)有出入,產生了質疑。上山律師根據我提供的出國證據,他又回國進行了調查。先後經過1年多時間,將我出國護照、照片、指紋等文字證據拿到錦州高等法院。康德九年(1942年)八月立秋前夕,經新京偽最高法院院長批准,最高法院在錦州高等法院組織合議庭,進行二審判決,上山律師在法庭與法官展開了爭辯,當庭出示了證據,證明案中定我帶隊在灤平進行操練是假的,否決了我當「救國勇士團團長」的認定罪。團長沒有人,救國勇士團組織也就不存在了。偽最高法院日本人審判長元林通過翻譯說:「你們這些人雖然少有犯罪證據,但是對滿洲帝國心懷不滿,可是經長期(4年)教育,腦筋總是有改變的,國家對你們特別寬大,今天放你們回家,要做忠於帝國的順民……」就這樣,日本法官羞羞答答地當庭宣佈無罪釋放了我們這些坐了4年冤獄的「囚犯」。有37人先後在刑訊室和獄中被折磨死,有不少人被蹂躪成為終身殘廢。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人間地獄「無人區」慘案(1)

    慘案潘家峪慘案    
    佟德敏馮伯英    
    1941年1月25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農曆春節的前一天)侵華日軍調集豐潤、遵化、玉田、遷安、灤縣、唐山等地1000多名日偽軍,對冀東地區豐(潤)灤(灤)遷(安)抗日游擊根據地的中樞——潘家峪村進行血洗,殺戮愛國同胞1237人,燒燬房屋1100間,製造了一起慘絕人寰的大慘案。    
    一    
    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坐落在燕山山脈腰帶山東麓,在豐潤縣城東北60華里處。該村始建於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世代繁衍,至慘案發生前,全村有220戶人家,1700口人。這裡群山環抱,溪水長流,松青柏翠,果木成林,盛產龍眼葡萄,是個美麗富饒的村莊。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冀東先後淪陷。豐潤縣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和踐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沒有屈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始終堅持抗日鬥爭。這裡比較早地發展成為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7年底,共產黨派紅軍團政委李潤民、營長孔慶同到冀東舉辦游擊幹部訓練班,為抗日武裝暴動訓練軍事幹部。1938年春,孔慶同來到潘家峪,宣傳抗日道理,組織發動群眾投身抗日鬥爭。    
    同年7月,冀東爆發了有10萬工農武裝參加的抗日大暴動,潘家峪正處於暴動的中心地帶。教師潘巨川、潘潤之以及潘作新、潘振東等30多名青壯年,首先投入這一鬥爭,並動員出本村地主、富農的20多枝長短槍支,發動群眾為暴動隊伍籌集糧款。組織婦女做軍衣、軍鞋,支援抗日鬥爭。    
    1938年秋,冀東抗日大暴動因西撤受挫,整個冀東鬥爭形勢一度轉入低潮。但是,潘家峪人民沒有消沉。他們和西撤受挫回來的抗聯戰士共同堅持分散隱蔽的抗日游擊戰爭。1938年冬至1939年間,是冀東恢復和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潘家峪一直是抗日游擊戰爭的堡壘村,這裡設有八路軍的軍事修械所和被服廠,後方機關和軍隊常駐在這兒,部隊也常來這裡休息和整訓。    
    日軍為摧毀潘家峪一帶抗日游擊根據地,在潘家峪周圍二三十里範圍內設有王官營、下水路、徐莊子、興城、火石營等多處日偽軍據點,經常到潘家峪等村進行「清鄉」和騷擾。    
    在此期間,日軍為「強化治安」,普遍建立保甲組織,造「戶口冊」,發「良民證」,訂「門牌」,實行「五家連坐」。潘家峪人民公開抵制,把王官營偽警察所發來的門牌、戶口冊、「良民證」全部燒掉。日偽據點向各村徵糧、要柴,潘家峪堅持不交一粒糧,不交一根柴。    
    從1940年春開始,潘家峪便已建成抗日一面政權村,成為冀東地區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豐灤遷聯合抗日民主政權的主要活動基地,給予日軍以愈來愈沉重的打擊。據當年村辦事員潘鶴皋在日記中記載:「從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年底二三年時間裡,敵人(日偽軍)前後曾來圍攻一百三十多次,然而潘家峪的人民始終頑強堅持鬥爭,先後配合游擊隊對敵進行大小戰鬥五十多次。」當時日偽人員提起潘家峪,往往談虎色變,膽戰心驚,這更激起日軍對潘家峪的仇視。    
    1941年1月25日潘家峪大慘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二    
    日軍血洗潘家峪,是有預謀、有組織、有指揮地進行的。據偽豐潤縣縣長凌以忠(兼偽警備大隊長、新民會會長)供認,並從偽豐潤縣政府翻譯、慘案參加者田寶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證實:日軍駐偽豐潤縣顧問佐佐木二郎接日本軍部掃蕩潘家峪的命令,於24日(農曆臘月二十七)下午召集豐潤縣日偽有關人員開會,部署圍剿潘家峪的計劃。    
    會議是在偽縣長凌以忠辦公室開的,參加會議的有:    
    佐佐木二郎(日軍駐豐潤縣公署顧問);    
    凌以忠(偽豐潤縣長兼警備大隊長、新民會會長);    
    田中忠男(駐豐潤縣日軍指導官);    
    禿田(日本人,豐潤縣新民會成員);    
    森本(日本人,駐豐潤縣憲兵隊長);    
    董蓬林(偽豐潤縣公署顧問室外事秘書、合作社翻譯);    
    田寶文(偽豐潤縣公署翻譯);    
    李繼貴(偽豐潤縣警備隊副大隊長);    
    王治國(偽豐潤縣警察所所長);    
    赫孝鵬(偽豐潤縣警察所督察長);    
    李連生(偽豐潤縣警察所特務系系長)。    
    陸心醰(偽豐潤縣公署秘書)。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人間地獄「無人區」慘案(2)

    會議中途還把偽縣公署建設科長湯連榮、財政科員錢桂唐找來,詢查道路破壞與安全情況,以及籌措所需錢糧等事宜。    
    會上,日本顧問佐佐木二郎向參加會議的人員講了掃蕩潘家峪的目的、任務和軍令要求。    
    據合作社翻譯董蓬林在證詞中供認:「……佐佐木得意地說:『這次討伐是唐山道顧問給我的命令,這是三縣(豐、玉、遵)聯合討伐,本縣我是總指揮。』」    
    據慘案參加者——遷安縣偽警備隊副大隊長湯鵬舉供稱:「參加潘家峪大屠殺的還有駐灤縣和遷安縣的日偽軍。」另據豐潤縣偽縣長凌以忠供稱:「駐唐山的日偽軍也參加了潘家峪大屠殺事件,豐潤縣有一部分日偽人員就是搭乘唐山日軍汽車去潘家峪的。」    
    以上供詞證實,參加潘家峪大屠殺事件的除豐潤、玉田、遵化縣外,還有駐唐山、灤縣、遷安縣等地的日偽軍。這樣大規模的行動,顯然是經過高級指揮機關陰謀策劃的。    
    另據事件參加者——偽豐潤縣公署翻譯田寶文供認:「慘案發生後,縣長把經過情形報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請求辦理。佐佐木二郎也寫了匯報材料,報告了華北日軍軍法聯絡部……」    
    這次大屠殺不是「臨時動議」的偶然事件。據罪犯凌以忠供稱:在預謀會上,先由顧問佐佐木二郎傳達日本軍部的命令。他說:「……這次到潘家峪,一個是打八路軍,一個是懲罰老百姓。」「日本軍就要出發到潘家峪去圍剿,你們的警備隊必須要配備充分的兵力,以便調遣。同時,軍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縣也預備相當的兵力,屆時可以同時出發,必須將潘家峪團團圍住,不讓他們可以有一個人能夠逃跑,倘有逃走的,許可立即開槍射殺。並警誡我們,任何人不得走漏這個軍情,如果洩漏了這個消息,都有殺頭之罪。」    
    講得何等明確,就是要「懲罰老百姓」,而且要徹底,不許有一個人逃跑。這是一場意欲滅絕一切的大血洗。    
    1941年1月25日拂曉前,豐潤、遵化、玉田、遷安、灤縣、唐山等地的日偽軍,分別從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圍了潘家峪。    
    大約早晨七八點鐘,日軍進莊挨門挨戶地搜查,不論男女老幼、殘疾病人,都強逼到村頭集合,有不去的,當即被殺害。潘風柱七十八歲的老母親走不動,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親被日軍搜出,一戰刀把她砍成兩截,腸子、血流了一地。村裡人們被驅趕到村西一個長約十丈、寬約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裡集中,坑邊架設著機槍,四周圍站滿了日軍。日軍官開始訓話,宣揚「中日親善」、「王道樂土」……進而逼問群眾,村子裡誰是八路軍?糧食藏在哪裡?人們都沉默著,沒有一個人言聲。    
    此刻,日軍從人群中拽出30多個男人和婦女,說是讓他(她)們去給做飯。有不願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與此同時,日軍在佈置殺人場。    
    合作社翻譯董蓬林交代說:「進入潘家峪村(指他隨顧問佐佐木二郎等人到達潘家峪後),到村西街大泡子(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這裡聚集,顧問看這裡周圍警備不力,讓我告訴特務另找地點。經回報,坑東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決定遷到那裡,把村民都趕到大院……」    
    這個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東、中、西三院,前後三層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牆。    
    日本兵和特務們把村裡的秫秸、茅草、松樹枝抱進大院,在院裡鋪墊了很厚的一層。大院南牆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滿了荷槍實彈的日軍,土墩和平房頂上也架起了機槍。    
    大約10點鐘左右,殺人場佈置停當。日軍端著刺刀排列在由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兩旁,然後強逼人們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們被趕進院子以後,日軍機槍隊長佐佐木便站到凳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譯在一旁翻譯說:「你們這裡,老百姓統統地通八路,今天統統地死啦!……」接著,偽縣長凌以忠站到院南邊的大石頭上說:「今天皇軍來,是你們自己惹來的禍,因為你們一貫地通八路,與皇軍作對。」說完便魚貫出院。「嘎」的一聲,院大門關上了。人們揣摩到大難臨頭,開始騷動,有3個人往外跑,被開槍打死。又有十多個青年從人群中擠出來,想衝出大門,還沒到院門口,就被把守在那裡的日軍用刺刀刺殺。這時,群情憤怒,有的喊,有的罵。立時,日軍一窩蜂似的衝進來,在人群中照準腦袋就砍,對著胸膛就刺。有幾位老年人挺身而出,從萬一的希冀裡,想喚回日軍泯滅了的人性,要日軍放過婦道人家和孩子們。殘忍的強盜手起刀落,砍下了他們的頭顱,鮮血從軀體中直噴出來。東院二門外的日軍點燃了灑過煤油的柴草,鄉親們脫下棉衣扑打火焰。機槍、步槍子彈冰雹般襲來,手無寸鐵的人們裹進了濃煙烈火和槍彈包圍之中。    
    村糧秣委員潘輔庭大聲喊道:「快去開門!」於是,一群青壯年衝向院大門。守在門口的日軍見他們衝過來,急忙用機槍掃射。衝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後面的擁上來又倒下,又擁上來……50多歲的潘國生,甩掉著火的棉衣,大吼一聲:「沒死的跟我來,和狗日的拼了!」冒著彈雨衝向日軍,負傷倒下,又掙扎著起來,撲向日軍,從日軍手裡奪下機槍,猛力朝日軍砸去。一群日軍圍了上來,在刺刀下潘國生壯烈犧牲。    
    日軍的罪惡行徑,喚起人們拚!只有拼!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人間地獄「無人區」慘案(2)

    潘樹密的母親50多歲了,和一群婦女衝到東院籐籮架下,見一枚手榴彈滾落過來,她猛地推開身旁的婦女,抓起冒煙的手榴彈扔向日軍。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婦女被逼進中院的門房,見日軍點著柴草,就支起窗戶往外衝,前邊的人剛邁過窗台,就被日軍刺殺了。其他人沒被嚇退,抱起著了火的秫秸,繼續往窗外沖。嚇得院內的日軍急忙躲閃。她們中的一些人翻過院牆跑進了東院。    
    人們在東衝西突,尋找生路。    
    潘國林、潘國奎等十多個人衝到東院,冒著密集的槍彈,拆開用磚壘死的東院北門,衝出大院,剛跨進道北對面人家的門檻,端著刺刀的日軍追趕過來,人們急忙關門,日軍的刺刀穿進鐵皮門扇,刺刀一時拔不出來,這幾個人才逃脫了。日軍刺刀戳穿的那扇鐵門至今尚存。    
    潘輔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擁進了東院的糧倉。人們用糧食缸等重物頂住糧倉屋門,抄起板斧、耙子、秤桿、秤砣準備同日軍拚個你死我活。幸得這間屋和其他房屋不相連,房是泥頂,窗戶又用土坯封著,日軍在宅院放火,惟獨此屋倖存。日偽軍撤離潘家峪以後,屋內人們被鄰村前來營救的鄉親救出。    
    潘善祐十來歲的小兒子,衝到西院,被大人拉上豬圈棚頂,當他見大火吞噬著自己的親人,跳著腳怒罵日軍。他雖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時,又被日軍抓住,慘殺在南崖子。    
    大屠殺的同時,從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輕婦女遭到更為殘忍的蹂躪。據一位被挑去做飯而逃生的青年農民向我新華社戰地記者雷燁訴說:「鬼子把她們推下白薯窖,隨後,只聽到窖裡在怒罵、嚷叫、哭嚎,過了一會,女人的聲音慢慢地低啞了,又過一會兒,突然是女人的慘叫,以後就聽不到聲音了,只見鬼子爬出窖來,隨後又點著幾捆玉蜀秸往窖裡扔,窖口冒出了黑煙。」日軍企圖把裡面的30多具女屍焚燬,由於柴少火不猛烈,女屍燒成半焦半黑。她們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腸胃外流,頭上、身上沾滿了血污……    
    潘成74歲的老母親,也是被挑去給日軍做飯的。飯做熟後,日軍用戰刀把老人的腦袋一劈兩半,點著一堆玉蜀秸焚燒屍體。日軍又舉起老人7歲的小孫女,扔入火堆。    
    為躲避槍彈,有50多名鄉親擠進牲口棚裡。大火把牲口棚燒落了架,人們被埋壓在底。他們身處烈火的包圍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壓,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間的夾道裡有200多人,全被日軍槍殺。由於地狹人稠,死去後多數還都站立在那裡。    
    日軍為把潘家峪人民斬盡殺絕,輪番槍殺、刀砍,放火焚燒之後,又從屍堆裡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歲的潘春元、63歲的潘劉氏、34歲的潘張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時,被日軍用機槍殺害。日軍發現東牆根人屍堆裡有人沒死,便往人屍堆扔手榴彈,炸得屍肉橫飛。    
    日軍撤離宅院時,又在院內遍灑煤油,施放硫磺彈,大火騰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屍堆底下壓著,日軍搜索時也沒發現他們,此時,由於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燒,忙從壓在身上的屍體下爬出,跳進院內一口五丈多深的井裡。    
    日軍離開宅院,又在院外、村內外進行搜索。天將黑時,從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婦女,日軍強逼他們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對院中的大火,人們寧死也不肯再向前邁步,日軍即在南崖上殺害了他們,又用刺刀將屍體挑下石崖,架蓋松枝、乾草,灑上煤油,點火焚屍。崖下32具屍體最後只剩下一堆炭狀的骨頭。滲進牆壁的血漬,直到十多年後還斑斑可見。    
    大屠殺過後,日軍在潘家峪村裡一方面搶掠,一方面縱火燒房。全莊燃燒起一片大火,濃煙裡躥動著火舌,硝煙和血腥味瀰漫著整個山川。美麗富饒的山村,頓時變為一片焦土。    
    這場血腥大屠殺,潘家峪1237名平民百姓慘遭殺害。被圈進殺人場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傷者)僅有276人。    
    日軍製造了潘家峪慘案,卻又欲掩蓋這一暴行。據偽豐潤縣長凌以忠供認:「日本軍不允許將這件事往外傳,他們準備不承認這件事。」「我對縣裡的人員傳達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說這件事。」然而,歷史是無情的,血的事實是無法掩蓋的。    
    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八路軍總政前線記者雷燁隨同丁振軍(冀東辦事處主任)、趙尚全(區長)、吳玉山(區長)等來到潘家峪。先是到潘家峪周圍村莊慰問遇難受傷的鄉親,1月31日午後,他們進入現場。雷燁在慘殺現場拍下了許多幅照片,並寫了《慘殺場視察記》。文中寫道:……    
    石橋邊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爺大院,洋灰門牆非常堅固。一進院門,眼前儘是人屍,惡腥的氣味迎面撲過來。    
    特別驚心觸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門右手右槽上一個女屍,她赤身裸體,有半個腦殼被炸得血腦殷紅,右手搭著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貼著磚牆,據來認屍的人們說:『這是潘正東家裡的孕婦』。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燒得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劃開,灰色的腸子翻露出來,將要到月的胎兒兩隻小手抱著小頭,橫在母親的肚腸上……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人間地獄「無人區」慘案(3)

    ……小小的屍體就不是一個兩個,也不是百十個,在屍場中很難以將孩子的屍首數清楚,使人所驚嚇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頭,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裡幾乎隨處可見。    
    大院北面平房牆根,有一堆還算完整的兒童屍體。這許多已經集中,無人來認暴露到現在的死孩子,個個都光著小身子,經過春雪、嚴霜的寒凍,經過水潑,小小的屍身凝縮成僵硬的彎曲焦炭形狀……彎曲、蜷縮、仆倒,焦黑、碎裂、惡腥,面目已很難辨認,只是纍纍彈痕和刺刀的戳傷清晰可見……    
    不僅是我們的孩子被鬼子毀滅,還有孩子們的母親、長輩和姐妹。    
    慘死了的母親還抱著哺乳的嬰屍,從許多母親的屍身旁也躺著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親總是想保住可憐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擋護著孩子,母親死了,羔羊似的嬰兒也死在鬼子的血手裡……事隔四十多年,讀著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靈強烈震顫,使我們永遠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慘案發生後,丁振軍等地方黨政負責人來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軍十二團陳群團長帶領指戰員也從遠道趕來。隨之運來許多藥品、糧食、衣服等救濟物資。潘家峪倖存活命的人們,大多住到鄰村的親戚和朋友家裡,受傷的鄉親們被安置到鄰近的馬莊戶村。派去的醫生,到馬莊戶村給他們換藥治療。地方和軍隊領導逐村挨戶地進行慰問,看望潘家峪慘案中遇難的鄉親,傾聽他們的控訴和復仇的呼聲。    
    2月5日,民主政府發動鄰村的百多個鄉親去清理屍首,由豐灤遷聯合縣政府主持公葬。從潘家大院扒出的屍體已無法辨別姓名年齡,只能在辨認出的男屍身上寫上「男」字,女屍身上寫個「女」字,童屍身上寫個「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無法辨認,只能把那些屍骨集中起來,一堆四肢、焦肉、肚腸,一堆骨殖,一堆人頭。然後,以炕席為棺木,一領席裡包一個到兩個屍體,包了128個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裡舉行的。大風在怒吼,蒼天在哭訴,送葬的隊伍從街裡走上山麓,把屍體安放在松柏長青的南山腳下。沒有唱一支輓歌,也沒有鮮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憤的長風,沸騰的熱血。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倖存的潘家峪人民莊嚴宣誓:「一定向敵人討還血債,為死難者報仇!」    
    1941年農曆三月初,潘樹平、潘樹成、潘樹堂、劉賀、潘樹太、潘景龍等7名青年帶頭成立了復仇青年小隊。後來,潘家峪村和鄰村青年紛紛參加。隊伍很快發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冀東黨政領導李運昌、周文彬、劉誠光、高敬之到潘家峪,並在火石營村召開軍民大會。會上,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劉誠光宣佈「潘家峪復仇團」成立。第一任連長是潘化民,脫產隨八路軍十二團活動。1942年8月,復仇團編入了正規部隊——冀東軍分區第十二團(為該團二連)。這支復仇的隊伍,始終活躍在冀東大地,開展游擊戰,配合八路軍主力作戰,在豐潤、灤縣、遷安一帶不斷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從復仇團成立到抗戰勝利,四年多的時間裡,同日偽軍進行大小戰鬥150多次,殲俘日偽軍1021人,實現了為鄉親們復仇和爭取民族解放的誓願。    
    血腥的大屠殺,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這個抗日根據地,以後更加鞏固,後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躍,人民抗日鬥爭更加堅決了,直到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為了緬懷和紀念死難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們愛國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從1952年始,又先後重修了四座墳墓,立墓碑四座,立紀念塔一尊,紀念碑一個,建祠堂、紀念館各一座。人們還編寫了一首敘述潘家峪慘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憤的潘家峪慘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帶廣為傳唱。滄海可以變為桑田,用血寫就的歷史卻永遠不能改變!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大楊官營慘案

    劉紹友    
    1942年,侵華日軍對冀東抗日根據地的掃蕩進行得極為殘酷。富有革命鬥爭傳統的遷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積極配合人民子弟兵進行反「掃蕩」鬥爭。1942年7月中旬,遷安抗日軍民先於遷安干河草村(現屬灤縣)全殲製造潘家峪慘案的劊子手佐佐木二郎以下日偽軍300餘人,後於大楊官營的嵐山西麓伏擊了來遷安視察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第一一七師團長原田熊吉和駐唐山第二十七步兵團長鈴木啟久等,敵傷亡慘重。戰鬥的勝利,使群眾深受鼓舞,日軍卻大為震驚。敵酋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急忙於8月上旬在北平召開兵團長會議,指出:「目前南方正在廣大海域作戰,我們必須盡可能以少數兵力確保大陸,不使南方戰線有後顧之憂。然而作為後方基地的本方面軍管區內,特別是冀東方面的治安,處於極其令人憂慮的境況,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是目前形勢所不許的,必須迅速肅正……」經岡村寧次親自策劃,當即部署了:一方面在冀東長城沿線的遷安、遵化山區大規模製造「禁止一切活動、禁止居住、禁止耕作」的「無人區」,並關照要「與關東軍接壤駐地的警備部隊密切聯繫實行之」,妄圖徹底摧毀冀熱邊抗日根據地;一方面在冀東基本區大規模地構築「遮斷壕」(封鎖溝),企圖把抗日游擊根據地分割封鎖起來,實行反覆「掃蕩剔抉」,以實現破壞基層抗日組織,維持他們長期血腥統治的狂妄野心。鈴木啟久根據岡村的部署,命令駐遷安沙河驛鎮的日軍第三聯隊長小野修,負責遷安上述任務的實施。    
    日軍駐遷安守備隊及星加部隊(三十一大隊)接到命令後,立即糾集日偽軍2000餘人兵分南北兩路傾巢出動。北路以駐遷安守備隊長滕川(外號疤瘌脖子)為首,協同偽警備隊長湯鵬舉,指揮遷安縣城、建昌營、羅屯等據點敵偽軍1000餘人,沿長城線,對建昌營以西遷青平聯合縣抗日根據地「掃蕩」製造「無人區」。南路星加部隊和偽軍1000餘人沿灤河西、南岸,對抗日遷灤豐聯合縣根據地進攻「掃蕩」,並用刺刀驅趕著數以萬計的民夫,強迫構築從都樹店通往大楊官營南北走向的長達近百華里的「遮斷壕」。敵人對抗日根據地實行了野蠻的「三光」政策。這次進攻「掃蕩」之瘋狂,摧殘手段之凶狠,都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獸蹄所至,財物被搶光,村莊被燒光,人民群眾被任意抓捕、殺戮。    
    正當敵人蠢蠢欲動的時候,8月8日(農曆六月二十七日),抗日軍民於長城南側的彭家窪村(屬無人區邊緣),取得了全殲從冷口進入遷安境內進行「掃蕩」的日軍關東軍原田東兩中隊75人及滿軍一部的勝利,給了日軍製造「無人區」的行動當頭一棒。滕川、湯鵬舉瘋狂至極,8月9日凌晨,帶領縣城日偽軍300餘人,氣勢洶洶直撲彭家窪村,妄圖進行報復。可是,抗日軍民早已轉移,留給敵人的只是日偽軍的屍體。滕川氣得暴跳如雷,向日偽軍命令:統統地雞犬不留!這天,慘無人道的敵人,殺死了沒來得及轉移的農民裘玉書和趙玉豐70多歲的老母親及彭志兩歲的小兒子。然後,拆毀全村的門窗和部分梁檁,運到村頭燒煉日軍的屍體。村裡財物、牲畜被搜掠一空,部分民房被燒燬。滕川在彭家窪村洗劫了兩天後,繼續帶領日偽軍向北「掃蕩」。    
    8月14日(農曆七月初三)包圍了東密塢村。敵人用刺刀將全村沒來得及轉移的男女老幼約400餘人驅趕到街上,滕川通過翻譯對群眾說:「只要說出誰是八路,誰給八路辦事,就可以放回家。」群眾怒目而視。敵人一無所獲,當場抓走男性農民28人,關押到建昌營據點裡。8月18日,滕川、湯鵬舉帶領日偽軍再次包圍東密塢村。日偽軍把群眾圈到一起,為逼迫他們交出八路軍和共產黨員,當場將農民孫寶柱、劉喜廷、司殿文等五人打得半死致殘,又抓走了60人。敵人為了收買人心,由建昌營放回18名年齡較大的農民,在縣城強迫4名青年充當偽軍(後均跑回),其餘72人被日軍殺害於大楊官營。    
    8月16日,敵人掃蕩西密塢村,當場槍殺群眾1人,抓走群眾28人,後來,全部殺害於大楊官營。    
    8月19日,敵人從芝草塢村抓捕群眾50人。其中11人中途跑回,7人因年齡較大被釋,5名青年被強迫充當偽軍,27人死於大楊官營。同日,敵抓捕孫家店村幹部、群眾13人,其中婦女2人由縣放回,1人被贖回,1人被強迫充當偽軍,餘下9人死於大楊官營。    
    8月20日,敵人從提嶺寨村抓走群眾9人,其中7名婦女在遷安受盡摧殘折磨後放回,其餘1人死於縣城,1人死於大楊官營。    
    8月27日,敵人包圍了小崔莊,抓走幹部群眾40多人,中途跑回一部分,36人被監押於縣城,村裡花錢贖回18人,死於縣城2人,死於大楊官營16人。被贖回的青年王汝林、王旭二人,在縣城目睹了日軍的殘暴行徑,並身受其害,回家的當天晚上就投奔了八路軍,在臨別親人時說:「只有拿起槍,把鬼子趕出中國,才能有我們的活路。」敵人抓捕坎辛莊村武裝班長李作安撲空,將其父李洛子、叔父李義、二弟李作書、三弟李作德和家裡僱傭的染布師傅5人抓走,除其叔父李義中途跳汽車逃跑外,其餘4人均死於大楊官營。此外,死於大楊官營慘案中的還有西峽口村8人,大楊官營村3人,五重安村2人,隔灤河村2人……    
    日軍在遷安長城沿線的山區製造「無人區」期間,實行反覆瘋狂「掃蕩」,「梳篦剔抉」。大規模地燒燬村莊,使長城沿線的上空,濃煙瀰漫,火光四起,共燒燬房屋6400餘間。緊靠長城的當時有251戶的大莊村,就被燒燬房屋662間,使這個山村變成一片廢墟。白洋峪村先後被敵人焚燒八次之多。    
    在此期間,敵人還殺害抗日區村幹部、群眾100餘人,其手段極其殘暴,有刺死、打死、砍殺、燒死、洋狗撕屍等等。日軍製造「無人區」的罪行,罄竹難書。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血洗楊官營野蠻報復(1)

    大楊官營村位於遷安縣城南約30華里處,它西靠嵐山,東傍遷安通往灤縣的公路。黨在這裡開闢工作較早,1941年就有了黨的組織,群眾基礎較好。村抗日游擊小組經常挖公路,埋地雷,破壞敵人的運輸線,給敵人造成威脅。1941年底,沙河驛據點的一個姓劉的特務秘密潛入大楊官營村,妄圖刺探抗日情報,時間不長就被抗日游擊小組抓獲鎮壓。因此,敵人視大楊官營為眼中釘、肉中刺,僅在1942年上半年,就先後兩次「掃蕩」大楊官營村。敵人為了逼迫群眾供出共產黨員和村幹部,將農民朱安塞進白薯窖內用煙火活活熏死。村糧秣委員郭樹田被敵人追得無路可走,抱著賬本跳井而死。敵人殺害了幹部群眾後,又在村子裡放了一把火,燒燬房屋140餘間,糧食衣物被搶劫一空,使大楊官營村變成一片廢墟,群眾無家可歸。    
    鎮壓愈凶,反抗愈烈。英雄的大楊官營人民並沒有被敵人的野蠻行徑所嚇倒。他們繼續堅持鬥爭。同年7月上旬,抗日游擊小組又於村頭抓獲遷安縣城敵人派來的5名密探,當即被他們鎮壓了4名,跑掉了1名,這更激怒了敵人。所以南路「掃蕩」的日軍星加部隊(三十一大隊)把大楊官營村作為「掃蕩」的中心目標。8月14日(農曆七月初三),敵偽軍1000餘人,從灤河南岸拉開20餘里寬的大網兜向西南方向「掃蕩」,最後把包圍圈收縮到大楊官營村。這天日軍在村裡又槍殺了青年農民徐春頭,捕住沒能轉移出去的黨員、幹部、群眾37人,拆毀了新搭起的窩棚,搶走了牲畜財物,砸爛了群眾的鍋碗壇罐。傍晚,日軍把抓捕的人們押到木廠口村,先對他們一個個進行嚴刑拷打,逼問八路軍動向,但他們堅強不屈,只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喪心病狂的敵人當場打死5名農民(均是小楊官營村人),然後將大楊官營村的徐仲年、徐慶年、張歡喜、黃永富等18人,用繩子6人一串地綁著,拉到村內的一眼水井旁,用布蒙上雙眼,推進水井,而後又投石下井,致使18人全部身亡。另外14名群眾除1人被放,其餘全部被敵人殺害於灤縣的偏涼汀大橋和油搾村等地。    
    敵人在大楊官營、木廠口村一帶洗劫撤走後,8月16日晚,大楊官營村黨支部組織群眾,將從木廠口村水井中撈出來的18位遇難群眾的屍體抬回村,停放在街心。鄉親們目睹此慘景,無不悲痛至極。村辦事員、共產黨員王海亭激憤地對鄉親們說:「敵人慘殺了我們的親人,我們怎麼辦?」「參加八路軍,向鬼子討還血債,為死難的親人報仇!」人們憤怒地回答著。當夜,在共產黨員田增等帶動下,全村182名青壯年報名參軍,組成一支復仇隊,編入了冀東八路軍主力部隊十二團。    
    集體大屠殺慘絕人寰    
    劊子手滕川帶領日偽軍在遷安長城沿線製造「無人區」,對所有的村莊進行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瘋狂「掃蕩」之後,將抓捕的200餘名村幹部、群眾押解到遷安縣城。當時,偽縣政府的一所容納180餘人的監獄裡已塞滿了「犯人」。所以,敵人把這次抓捕來的人連同以前扣押的縣城附近各偽鄉、保「情報員」20餘人,分別羈押在縣城內的昊天觀和聖人廟(日軍憲兵隊部)裡。    
    凶殘的滕川妄圖撈到冀東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活動情況,在昊天觀裡對被關押的人們夜以繼日地進行審訊,摧殘殺害。審訊開始,滕川命令日本兵拉出小崔莊農民崔成路和五重安村年僅十六歲的趙盈兒,敵人剝光他們的衣服,反綁上雙手,滕川假惺惺地對他們說:「說出誰是共產黨和八路,大大的有賞,不說,統統的殺頭!」滿懷民族深仇大恨的崔成路、趙盈兒沉默不語。滕川凶相畢露,命令日本兵用刺刀將他倆活活扎死。接著,滕川對西峽口村青年農民張賀動了酷刑。滅絕人性的法西斯先放出狼狗將張賀咬個半死,然後再往他身上潑灑煤油放火焚燒,張賀的皮肉被燒焦,但他咬緊牙,什麼也沒有吐露,五重安村農民宮恆被敵人灌涼水活活折磨致死。野河峪偽大鄉「情報員」梁秀山,雖然幾次被折磨得昏死過去,但當敵人逼問他時,他始終重複著「野河峪鄉平安無事」那句話。當敵人又非刑拷打西密塢村農民韓鳳彩時,小崔莊村辦事員王保生目睹鄉親們慘遭毒手,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厲聲喝道:「住手!我是幹部,什麼都知道!」滕川一聽忙說:「你的知道?統統的說,大大的有賞!」王保生怒目圓睜,對滕川罵道:「我知道你們是群專門殺人放火的強盜……」滕川氣急敗壞,命令對王保生施以酷刑。王保生的雙腿被敵人用槓子壓斷,但他強忍著劇痛,仍是罵不絕口。滕川在被押的男人們中間沒有得到什麼,就命令日本兵將在押的十幾名年輕婦女帶進審訊室。首先一個個進行審問,接著就讓看受刑人的慘景,然後將被折磨得半死躺在地上的提嶺寨村青年農民大橋拉進來,一刀將他的腦袋砍下來,把血淋淋的人頭擺在婦女們的面前,進行威逼恐嚇。婦女們一個個怒目而視,沒有說出一個字。孫家店村青年農民劉祥、趙玉芹夫婦同時被抓進縣城後未能見面。陰險的滕川企圖利用這一關係撈到東西,他命令偽軍將趙玉芹押審訊室去認丈夫,並對她說,如果說出誰是村幹部,誰給八路軍做事,就放她回去。趙玉芹說:「我一個婦道人家能知道什麼?」她走到審訊室,看到房樑上被吊打得鮮血淋漓的、地上躺著被折磨得半死的人裡,都沒有自己的丈夫劉祥。她心裡十分著急,最後,在房簷前看到了丈夫被倒綁在梯子上,已經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不成人樣。頓時,她怒火滿腔,痛斥敵人的暴行。    
    兇惡殘暴的滕川對被抓捕來的幹部、群眾,用盡了各種酷刑,但僅僅摧殘了人們的肉體,並不能征服他們的愛國意志。他毫無所得,惱羞成怒,最後,謀劃進行集體大屠殺。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血洗楊官營野蠻報復(2)

    9月10日(農曆八月初一)清晨,滕川命令日偽軍將關押在監獄、昊天觀和聖人廟三處的村幹部、群眾300多人,全部4人一串地綁起來,都驅趕到昊天觀裡。滕川對即將慘遭屠殺的群眾欺騙道:「這裡八路活動的厲害,皇軍為保護中國良民準備把你們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他命令將被折磨得不能行動的張賀等6人活埋在昊天觀院內。然後,把300多人編成四路縱隊,前後由乘著汽車全副武裝的敵偽軍監押著,出城東門向南走去。當人們走到大楊官營村北時,有4名群眾因遭折磨行走艱難,滕川便命令日軍當場用刺刀挑死。    
    天近中午,敵人驅趕著300多名群眾在大楊官營村東公路邊上停了下來。滕川立即命令敵偽軍一面包圍村莊,搜捕抗日幹部群眾,一面在殺人的場地——大楊官營村西嵐山腳下的老牛圈那裡做大屠殺的準備。老牛圈是三個相連的大水坑,敵人除在這裡的周圍架起數挺機槍外,並從村裡抬來幾個大缸擺在每個水坑前。首先將從大楊官營村抓捕到的農民徐雨年、徐樂年、楊福來3人殺死,留下張永成、丘寬2人,強迫他們往水缸裡挑水。佈置就緒,劊子手滕川為防備被驅趕的群眾的反抗和逃跑,採取了分撥屠殺的手段,把300多人分成三撥。當他們屠殺第一撥人的時候,第二三撥人由少數敵偽軍在原地監管著。因從這裡到老牛圈相距約有2華里,又有村莊做屏障,使同胞們看不見日軍是在那裡殺人。    
    中午,日本侵略軍用刺刀驅趕著第一撥100餘人來到老牛圈。這時,十幾個凶神惡煞般的日軍,舉著洋刀「嗷嗷」怪叫,強迫人們跪下,可是,同胞們寧願站著死,絕不跪著生。這當兒,殺人不眨眼的滕川,將戰刀在水裡一蘸,嚎叫一聲,揮刀將一名群眾的頭砍掉,跟著,其餘的敵人也都下了毒手。頃刻,四五十名同胞的人頭和屍體滾入水坑,鮮血染紅了坑水。這時,東密塢村青年司浩人眼見鄉親們慘遭殺害,怒氣衝天,掙斷繩子,踢倒身邊的日軍,撒腿就向南奔跑,邊跑邊喊:「鄉親們快跑,不要等死!」當他跑出老牛圈,將要跑進興福寺前的一條大溝時,不幸遭敵槍擊,中彈身亡。司浩人的英勇行為,點燃了人們的反抗怒火,當剩下的五六十名同胞剛要四處奔跑時,萬惡的日軍刀槍齊下,很快將第一撥人殺死。時間不大,敵人又驅趕著第二撥人登上了興福寺前的高坎。這時,一位抗日政府女幹部和一位抱著未滿週歲小孩的婦女,看見同胞被日軍殘殺於老牛圈裡的屍體時,就停步不走了,並大聲說:「鄉親們,鬼子在殺人,我們不要再往前走去送死……」窮凶極惡的日軍朝兩位女同胞身上猛刺數刀,她們怒目切齒,破口痛罵日本強盜,最後英勇地倒下了。就連那位婦女懷抱的未滿週歲的小孩也未能倖免,被一個凶狠的日本兵拎起雙腿劈成兩半。    
    野河峪偽大鄉「情報員」梁秀山被分在第三撥裡,在日軍驅趕著這撥人向老牛圈走去時,他想,不能這樣白白送死,跑還有生的希望。於是,他邊走邊悄悄地弄鬆綁在手腕上的繩子,當走到村西頭一群眾院牆外的茅廁時,趁敵人不備,捋掉繩套,鑽進茅廁,免遭殺戮,成為這次慘案的倖存者。張永成、丘寬因給敵人挑水,也免於一死。據他倆回憶,他們目睹滕川在這次慘案中一氣砍殺了群眾18人,死於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餘人。    
    萬惡的日本強盜殺完人回城後,大楊官營村的鄉親們回來了,他們目睹老牛圈的慘景,一個個涕淚交加悲傷萬分。親人的屍體填滿了水坑,屍體沒有一個是完整的。有的身首異處,有的斷臂缺腿,有的肝腸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內的屍體都已浮腫腐爛,無法打撈,更無法辨認。鄉親們只好在水坑上面鋪了層玉米秸,然後用土簡單的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過大楊官營村街心,向南流出16華里,匯入灤縣商家林村的北泡(小湖),真是血流漂杵。    
    翌年夏季,山洪暴發,老牛圈裡的人頭骨被衝出,有的被衝入街心,有的漂泊在莊稼地裡,汛期過後,大楊官營村黨支部組織群眾拾頭骨,共拾到頭骨312顆,重新掩埋在興福寺東側。    
    面對敵人無比瘋狂的「掃蕩」和殘酷野蠻的殺戮鎮壓,英雄的遷安人民,沒有動搖抗日到底的信念。他們掩埋好死難同胞的屍體,滿懷民族深仇大恨,更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同敵人殊死決鬥,與抗日根據地共存亡。廣大民兵同敵人展開了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配合主力部隊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1945年,人民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把侵略者押到了歷史審判台上。1959年,參與製造楊官營慘案的兇手之一、原遷安縣偽警備大隊長湯鵬舉,被我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在鐵蹄蹂躪下的遷安,遍地狼煙,村村喋血,家家戴孝,巍巍嵐山低垂下淚,綿綿灤河哽咽哀鳴;而今群山起舞,灤河歡笑,到處呈現出文明盛世的景象,但侵略者在這裡的罪行,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馬家峪慘案

    李永春    
    四面環山的馬家峪,在遵化縣城南60里。村西越過山嶺10里就是遵(化)唐(山)公路,南面繞出山口前的屏障是豐潤縣北山,北面和東面都是高聳入雲的高大山峰。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在村西山溝裡建有炸彈廠;村東山洞裡貯存著冀東軍分區供給部的軍用物資,並住著八路軍的傷病員。八路軍和民兵還經常從馬家峪出發,去破壞遵唐公路和日軍的物資運輸。日偽軍在馬家峪一帶不斷受到襲擊。於是,日軍蓄意對這一帶進行報復。    
    1942年11月19日(農曆十月十二日),駐豐潤縣左家塢的200多名日偽軍,由日軍佐佐木率領,在馬家峪村北面的大屯官村屠殺無辜群眾,馬家峪人民聞訊,當晚紛紛跑到深山躲避。留在莊裡的多數是婦女和老年人。他們打算等天明再去山裡躲避。沒想到翌日(20日)凌晨,日偽軍就包圍了馬家峪。天一亮,端著刺刀的日偽軍把50多名老人和200多名婦女逼到村中心五道廟坎下聽「訓話」。五道廟坎下是一條30多米寬的大壕溝。老人們蹲在壕溝北面,婦女們坐在南面,四周架著機槍。日軍還在人群前點起一堆大火,把從各戶搶來的門板、飯桌子、農具等架起來焚燒。    
    「訓話」開始,日軍頭目佐佐木先嘟嚕了幾句,翻譯官翻譯說:「這裡是『匪區』,今天皇軍來,是找八路,找八路的傷病員,找八路的東西,交出來沒事,如果不交出」,他順手一指會場西北面挖好的一個1丈2尺長寬、4尺多深的大坑說:「統統死了死了的!聽清楚沒有?嗯!」群眾鄙夷地注視著他。    
    突然日軍將從會場外面抓來的一個叫徐浩林的老人推到人群前面。日軍扯下他的棉襖,問他八路軍的東西藏在哪裡,徐浩林不說話。日軍抽出東洋刀,用刀背試砍他的脖子。徐浩林還是不吱聲。日軍翻轉刀背,猛地一刀,將徐浩林的腦袋砍落在地。孩子們嚇得哇哇地哭著往母親的懷抱裡鑽。翻譯官吼叫著:「不許哭!」日軍又讓保長徐兆光提著徐浩林的頭在人們面前走來走去。翻譯官威脅著說:「看見了沒有,如果不說,都這樣!……」人們還是一聲不吭。日軍走進人群,把50多歲的徐從林拽了出來,逼問誰是八路,哪裡有八路的東西,徐從林搖搖頭,沒有回答。日軍一刀把他砍死。接著又從人群中拉出王合奎,推到溝西坎上的院子裡,邊問邊打。王合奎破口大罵,直到打昏過去,罵聲才停止(傍晚,日軍走後他才甦醒過來。鼻樑骨被打塌,至今落殘)。日軍又從人群裡拉出徐兆燦等八九個人繼續打,徐兆燦也罵不絕口,也被打得昏死過去。    
    時到中午,日偽軍們殺豬宰雞,在村裡吃午飯。吃飯時留下部分人員監視著群眾。飯後,日軍乾脆不再問了。把搜莊時抓來的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4個老人驅趕到會場西北角的柴草垛上,然後將柴草垛點燃。徐兆喜等被燒得疼痛難忍,喊叫著往回跑。日偽軍用棍棒把他們打回去。4個人衣服都著了火,身上冒著油。只有徐兆耕忍著劇痛衝過火堆,東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不動,倖免於難。其他3人被打昏後,倒在火堆裡,被活活燒死。    
    日軍見沒有人說出八路軍的去向,也沒有人交出八路軍的東西,就用鎬頭、木棒四處亂打。會場裡的男人們被打得來回擠動。當擠到一塊時,日軍就從高坎上往下扔大檁條砸。馬玉如老人突然站起來喊:「跑吧!不能等死!」說著他便沿著農坎根向南跑。跑出十幾米,被日軍開槍打死。徐景順正患病,也被日軍從家裡趕了出來。他拄著棍子,蹲在人群的北邊。日軍從他背後猛砍一刀,頭被砍落,尚連著一層皮,垂掛在胸前。鮮血染紅了壕溝,屍體和被打昏的人倒了一地。    
    太陽偏西,日軍將還沒有被折騰死的30位老人,由兩個日本人各拽一個,拽到會場西面干水溝的溝沿上。另一個日本兵端著刺刀,逐個地把他們殺死,屍體扔在溝裡。對已昏死過去的徐兆興、王貴雲等5人,也拖來扔在溝裡,用土埋上。    
    日偽軍走了,躲在深山裡的群眾陸續回村,趕緊扒開土,搶救親人。經搶救,徐兆興、王貴雲、王敬仁等5人被救活,會場東面幾戶人家的院子裡,還發現了被燒死的王景福、馬文成和被涼水灌死的王景明。這次日軍「掃蕩」,馬家峪共有43人被殺害(其中1人系豐潤縣胡各莊來馬家峪住閨女家的)。這43人,大多數是六七十歲的老人。自此,馬家峪人們,把老年人遇難的地方叫「老人坑」。    
    當時馬家峪被圍的200多人中,有不少人知道西山裡有八路軍的炸彈廠,東山藏有八路軍傷病員的巖洞。日軍那樣血腥屠殺,始終沒有人告密。剛圍莊時,馬玉福的妻子正在灑水,準備掃地。日軍要趕她出去。她將手裡的水盆朝日軍砸去,當下被日軍打得死去活來,但她始終沒向日軍求饒。等日軍一走,她把兒子王守孝(後來改的名)叫到跟前,囑咐他和王樹柏、王樹榮等10名青年報名參加八路軍,為鄉親們報仇。1943年2月中旬,冀東軍分區李運昌的隊伍在馬家峪北面大山(即蘆各寨南山)被日軍圍困。馬家峪人民,依然冒著槍林彈雨上山給八路軍送水送飯,夜裡給部隊帶路,下山突圍。馬家峪人民前仆後繼,支前抗戰,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潘家戴莊慘案(1)

    田益廷劉作雲王樹增    
    潘家戴莊倖存者周樹恩潘家戴莊現屬河北省灤南縣,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冀東八路軍北寧路南(下簡稱路南)游擊區中的一個擁有371戶、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張各莊8公里,南距笨城8公里,是笨(城)、張(各莊)公路的必經之處。1942年12月5日(農曆十月二十八日),駐張各莊、司各莊的日偽軍250餘人,在日軍騎兵隊長鈴木信指揮下,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潘家戴莊「千人坑」大慘案。屠殺群眾1110人,燒燬民房1030間,財物搶劫一空,美麗富饒的村莊變成一片焦土。殺人現場慘不忍睹:30名嬰幼兒被殺人強盜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婦身遭殺戮,27戶被殺絕,31戶只剩下孤兒寡母。慘案雖已過去43年,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國人民的這筆血債,潘家戴莊人民是刻骨銘心,永誌不忘的!    
    一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東推行所謂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並規定「自十二月二日至八日期間,配合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紀念活動,使本次運動達到最高潮」。    
    日軍先是以路北為重點,沿長城各縣製造「無人區」,驅趕路南地區16歲至60歲的男人去路北挖溝築壘。爾後,在路南「挖遮斷壕」,搞「清水摸魚」。日偽軍駕著大板車大肆抓捕男性青壯年去做勞工,違者遭槍決、刀砍或就地活埋。對於沒有「良民證」的外鄉客商、走親訪友和趕集上店的農民,則視為「通共」、「通八路」分子,槍挑、刀砍於「殺人坑」,並下令不准收屍,收屍者也以「通共」治罪。    
    為了配合路南地區群眾的抗日活動,八路軍遷灤盧縣抗日基幹隊大隊長張鶴鳴率二連、新三連和地方游擊隊一部,挺進路南,經常活動於唐官營、川林和潘家戴莊一帶,尋隙打擊敵人。12月4日下午4點時分,當抗日部隊由唐官營經潘家戴莊向程莊轉移時,日軍派出一個騎毛驢的密探,尾隨在抗日部隊的後邊,探清我部隊的人員、裝備後,從潘家戴莊折回張各莊據點。晚飯前抗日部隊剛到程莊,準備在該村宿營,鐵桿漢奸、偽保長程殿棟同偽辦事員程為平,偷偷溜進笨城據點,向偽警察分局長王星壽報告。王星壽這個漢奸,為獻媚請賞,馬上通電他的主子——駐張各莊日本騎兵隊隊長鈴木信。在此之前,負責在冀東執行「五次治安強化」的日軍第二十七步兵團少將兵團長鈴木啟久(後升為第一一七師團中將師團長)曾指令所屬第一聯隊騎兵隊「迅速對該村進行『剔抉』,徹底消滅該地的禍根」。所以,鈴木信得到王星壽和密探的報告後,如獲至寶。當夜就招集張各莊、司各莊兩處日軍、特務、偽警備隊250餘人,深夜12點出發,在柱王莊會合後,直撲程莊,去執行「剔抉」計劃。    
    人稱鐵腿、夜眼的神八路——遷灤盧基幹隊,得知程莊偽保長程殿棟逃跑的消息後,即刻撤離該村。午夜12點,從店子村迂迴到潘家戴莊。天將拂曉,從村西傳來了稀疏的馬蹄聲,隱隱約約的人影也凝眸可見。隱蔽在村西高坡、嶺地上的哨兵,斷定是敵人摸上來了,即刻向敵射擊,走在前面的兩個日軍尖兵,應著槍聲栽下馬來,一個當即斃命,一個捂著傷口嚎叫不止。一心想到程莊圍殲「土八路」的鈴木信,萬萬沒有想到會在潘家戴莊挨打。驟然不知所措,慌忙撥馬敗逃。特務和偽警備隊也猶如喪家之犬,尾隨著掉頭西竄。失魂落魄的日軍、特務逃至皂戶村,按兵未動,伺機反撲;被嚇得膽戰心驚的偽警備隊,趴在潘家戴莊村西的沙崗子下邊,等待「皇軍」命令。    
    八路軍遷灤盧基幹隊,為保存實力,決定暫時避開敵人的鋒芒,迅速轉移。部隊行動前,怕老百姓身遭不測,動員他們一同轉移。村東頭的幾家群眾隨著轉移出去了,但多數群眾受了偽保長戴老四什麼「『中日親善』,『皇軍』來了不跑不溜,就會不殺不砍」的欺騙宣傳,沒有轉移。善良的人們哪會知道,一場浩劫即將降臨到他們頭上。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潘家戴莊慘案(2)

    二    
    12月5日天亮後,日軍派出的密探回報:「八路軍已經跑了」。鈴木信聲嘶力竭地喝令部下,重新整隊殺回潘家戴莊。250多名日軍、特務把潘家戴莊包圍後,端槍、持棒挨門挨戶喝令男女老少統統到村東南角的大場裡聽「皇軍」訓話。慢者棍棒打,違者殺頭!多數群眾還沒吃早飯,就被趕出家門。全村老老少少,不管盲人、殘廢還是病人都被驅趕到莊東南「會場」上。這裡刀槍林立,戒備森嚴,東、北兩面的房子上站滿了端著刺刀的偽警備隊,場南的圍牆上和路口中間,架著好幾挺機槍。日軍和特務頭目們,齊聚「會場」中央,他們是:    
    鈴木信,日本駐張各莊騎兵隊長;    
    郭成信,日本騎兵隊翻譯官;    
    張占鰲,張各莊偽清鄉辦事處主任;    
    間島,日本駐偽清鄉辦事處顧問;    
    安田,日本駐張各莊騎兵小隊長;    
    曾廣昭,偽清鄉自衛隊隊長;    
    牛田,日本駐司各莊騎兵小隊長;    
    程凌閣,駐司各莊的偽警備隊小隊長;    
    楊××,駐司各莊日本騎兵隊翻譯。    
    鈴木信面對群眾虎視眈眈,陣陣狂笑;特務爪牙橫眉立目,拎著棍棒,端著步槍,圍著群眾晃來晃去。場上的百姓們預感到一場災禍就要臨頭。    
    9點時分,心狠手毒的日軍、特務,從人群中抓出了教師馬文煥,厲聲問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裡去了?」馬文煥剛說出「不知道!」一群特務蜂擁而上,朝他一陣亂棒,打得他遍體鱗傷,鮮血淋漓。一個特務對準他的腦袋又狠狠一棒,殷紅的血漿立即從他耳朵裡噴了出來,馬文煥慘死在血泊中。幾個日軍、特務盯著噴血的耳朵,跺腳狂笑。接著,一個特務又從人群中拽出了齊盤成,先用凶狠的目光掃視一遍人群,然後回過頭來,大聲喝道:「要不說出八路軍的下落,同樣下場!」齊盤成未及答話,就被打死在地上。此刻,一個日軍又從人群裡拉出青年李慶發,隨後扒去他的棉襖,另外4個日軍端著刺刀,對著他的前胸後背,連聲逼問:「八路軍的哪裡去了?」李慶發回答:「不知道!」日軍再次逼問,他還是回答:「不知道!」這時,豺狼成性的日本強盜,一刺刀紮在李慶發的肚子上,熱血噴了一地,腸子流出肚外,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潘恩田,因躲避鬼子藏在自家的幔子上,被特務發覺後,趕進殺人場。他剛走進人群,就被日軍、特務抓出來一陣苦打。潘恩田的母親見到日軍、特務打自己的兒子,心如刀絞,急忙從人群裡擠出來,一面用雙手摟住兒子,一面對日軍、特務說:「他,他是我兒子……」「死了死了的!統統的八路!」日軍哇啦哇啦地叫著,伸手把潘恩田的母親抓起來,推入人群。隨後在潘恩田身上又是一陣亂棒。潘恩田的肩胛骨被打碎了,耳朵被打爛了,他昏死過去。日軍、特務惟恐他不死,又從左腿上紮了他一刺刀。隨後日軍、特務又殺了潘恩田的母親,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摔死了他那剛滿四歲的兒子。數小時後潘恩田死而復甦,強忍著傷痛從死人堆裡爬出來,逃出了虎口。    
    時近中午,日軍、特務按照鈴木信的指令,竄入人群,一起抓出了李忠海、潘恩和、戴運成、戈振久等十幾名群眾,用刀槍棍棒打死,仍沒有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氣急敗壞的日軍、特務,一看問不出八路軍的去向,便對全村人狠下毒手;從人群中挑選出20多名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用槍逼著他們將地主潘俊章緊靠場北擋車霸道的老溝,加深加寬,挖成了一條長10丈、寬7尺、深6尺的大坑。大坑挖好後,日軍、特務從挖坑人手中奪過鍬、鎬,驅趕群眾進坑。群眾面對死亡,掙扎外闖。敵人手持刀槍、棍棒、鍬鎬,在人群中狂刺亂打。棒起刀落、鍬劈鎬砸,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萬惡的日軍、特務,把打死打傷的人們,扯著雙腿扔進大坑。周樹全誓死不進殺人坑,被日軍一鎬刨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日軍推進坑裡後,他奮力掙扎著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鎬砸碎了腦袋。日軍把人們投入坑內,然後在上邊堆上柴草縱火焚燒。這時,未死的群眾發出陣陣淒厲的慘叫聲,活著的拚命掙扎著往外爬。周樹清剛從坑裡爬出,又被兩個特務扔進火堆。周樹恩剛給日軍裝完車,就被特務押入殺人場,打入烈火熊熊的大坑。他乘敵一時不備,從火坑裡滾爬出來,隨手扒下著火的衣服,赤身爬出了殺人場。    
    時過正午,敵人用過午飯,又把殺人魔爪伸向婦女。開始,敵人用刺刀、棍棒、鍬鎬驅趕婦女進坑。女同胞們駐步不前,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們就用繩子拉、扁擔趕將她們推進了坑。大坑裡堆滿了死人和活人,擁擠不下了,鬼子、特務逼著人們又挖了一個長2丈、寬15丈、深5尺的大方坑將婦女們繼續往下趕。齊安居的妻子,從坑裡往外爬,一個日軍朝她前胸狠狠刺了一刀,齊妻躺在血泊中。她的兩個女孩子,一個叫菊勾,一個叫白勾,見到媽媽被敵人扎死了,趴在母親身上放聲大哭,萬惡的日軍又用刺刀把兩個孩子挑進坑中。周樹昌的妻子正順著坑沿往上爬,被日軍一刺刀挑開肚子,立刻腸胃落地,胎嬰流出。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潘家戴莊慘案(3)

    在婦女們慘遭毒手之前,一個身穿黃呢子軍裝、斜挎腰刀的日軍軍官,在坑邊上大喊一聲:「花姑娘的,這邊來!」張占鰲等一夥特務,立刻心領神會,竄入人群,拽出十幾個年輕的姑娘、媳婦,拖進地主潘俊章家的大院,隨後日軍、特務跟進一大幫。這群野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們輪番姦污之後,又把她們拖回殺人場,槍挑、活埋了。    
    孩子的媽媽們,只知道自己的慘死,哪裡知道她們的親生骨肉比自己死得更慘!喪盡天良的強盜們,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抓起來就往大坑裡扔,或順手一刀砍掉腦袋,或一腳踢進火坑。特務張占鰲是個殺人成性的劊子手。他凶狠地拎著孩子們的小腿往碌碡上摔,把孩子們摔得腦漿迸濺,血肉橫飛。一群特務也學著張占鰲的辦法殺人,30多名天真活潑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    
    這群吃人的豺狼,一心要把潘家戴莊人斬盡殺絕,最後把20多名挖坑的青年也槍挑、鍬鏟於殺人坑。    
    血洗之後,250多名日軍、特務從殺人場竄回村裡,他們先砸門落鎖,翻箱倒櫃,搶劫財物,後縱火燒房。頓時,火光沖天,濃煙蔽日。第二天又遇西北大風,風助火勢,愈燃愈烈。熊熊烈火一直燒了三天三夜,柴草木灰隨風飄出30多里。潘家戴莊變成一片焦土。    
    日軍血洗、焚燒潘家戴莊的野蠻暴行,很快傳遍路南大地。各村群眾遙望著大火,焦慮不安,憤恨不已;與潘家戴莊有親屬關係的人們,無不牽腸掛肚,甚至失聲痛哭;虎口餘生的人們,特別是趁給敵人抱草而逃出殺人場的學生們,雖得到鄰村鄉親們的熱情照料,但因思念親人,卻終日哭泣不止。被日軍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長城一線)挖溝、服勞役的150多名青壯年,聽到自己的家鄉被燒、親人被殺,心急如焚,他們扔掉鍬鎬,闖過敵人的數道哨卡,甩掉敵人的追擊,星夜跑回潘家戴莊。去他鄉走親訪友的潘恩普老大爺回村後,一見全家(9口)親人被殺,房子被燒,立刻昏倒在地。他想親人想瘋了,一連幾夜不離殺人場,呼天喚地,哭兒叫女,後來,含恨離開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組織發動下,活下來的潘家戴莊人,三四天後陸續回村,附近村莊的群眾和親友也都先後趕來。五天頭上開始收殮親人屍體。眾親人一進殺人場,悲痛欲絕,聲淚俱下,哭聲震天撼地,十里以外可聞。    
    人們滾動著淚水,從坑裡往外挖親人,可是大坑裡被燒、殺的屍體已血肉模糊、腐爛發臭。一具具屍體,有的缺肢斷臂,屍首分離,有的手足成灰,額爛頭焦。孩子們的小小身軀,已經蜷縮一團。被埋在大坑最上層的人們,已被野犬撕得殘缺不全。「千人坑」裡慘狀奇淒。齊廣禮被燒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閨女,是被日軍頭朝下活埋的,雙腳燒焦,眼和舌頭全被擠壓出來。60多名孕婦肚子都已開裂,胎嬰流出體外。    
    鄉親們儘管小心謹慎地挖,但是,拉胳膊,胳膊斷;拽腿,腿掉下來。無奈,用繩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下拽,把摳出來的屍體擺了一場。親屬們憑著帶血的「良民證」和殘存的衣著特徵辨認親人。最後,有200多具屍體,實在無法辨認只好合葬成一個肉丘墳。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承德縣「二·一」慘案(1)

    1943年2月1日,日本侵略軍駐承德憲兵隊本部特高課長木村光明調集承德日本憲兵分隊、下板城日本軍田野大隊和偽滿承德縣警務科警察討伐隊,在承德縣鷹手營子、東澇窪、胖和尚溝、南雙廟、三道河子、黃旗灣、西大廟、松樹溝、□牛窖、胡杖子、大杖子、兩益城、葦子峪、小營14個村莊,抓捕了上千名無辜群眾,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二·一」慘案。    
    鷹手營子等14個村莊,地處萬里長城的北側,燕山主峰霧靈山的東側,山莊重鎮承德的西南,水陸交通要塞下板城的西北。自1938年始,這裡就是八路軍的抗日游擊區。    
    鷹手營子等14個村莊的人民為抵禦外侮,他們積極為八路軍籌糧、做鞋、送信、站崗,主動配合武裝部隊抓特務,除漢奸,破交通,切割通訊線路,襲擊日偽據點。1942年8月,承灤興縣大隊在順地道村涼水泉處,擊斃偽承德縣副縣長米澤四郎和鞍匠警察署長曹振方等日偽軍警十餘人。10月,西大廟、南雙廟、西益城等幾個村的群眾,配合八路軍攻克上板城車站,毀壞了其鐵路設施。11月,這裡的群眾又配合八路軍攻克並焚燬新杖子偽警察分駐所。抗日鬥爭風起雲湧,經久不息。    
    同年,承德憲兵隊為撲滅抗日烈火,頻繁地對抗日游擊區進行「掃蕩」,大搞「人圈」、「集家並村」,實行所謂的「治安肅正」。1943年初,遷遵第十三區幹部在胖和尚溝村的水泉溝開會,被討伐隊包圍。突圍中區文書高雲峰不幸犧牲,他身上攜帶的各村幹部花名冊被敵搜去。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木村光明見到花名冊,如獲至寶。於是,一場鎮壓承德縣人民的殘酷的大檢舉、大逮捕、大屠殺就這樣開始了。    
    1943年1月31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晚,木村光明指揮承德憲兵分隊、下板城日本軍田野大隊和承德縣警務科警察討伐隊,分成三股,在承德縣鷹手營子等十四個村莊實行大檢舉、大逮捕。    
    第一股,承德日本憲兵分隊600多人。當晚,闖進鷹手營子村。他們將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姚興院裡看押起來。數九隆冬,人們擠在一起,坐待天明。第二天清晨,日軍憲兵用繩索將所有男人綁在一起,朝新杖子村押送。    
    2月1日,天色未明,承德日本憲兵分隊,又分別包圍了胖和尚溝、東澇窪、南雙廟、葦子峪、兩益城、小營村,挨家挨戶地抓人。胖和尚溝村李久功被憲兵從屋裡搜出,憲兵尋搜院落時,李又鑽進了憲兵搜查過的菜窖。日本憲兵又從菜窖裡把他搜了出來,刺殺在菜窖旁。李小倉被抓後躲藏起來,第二次搜出後被憲兵用棍棒活活打死。陳老爺兒(綽號)逃跑未成,被打得遍體鱗傷,不能動彈,不久便含恨死去。李萬廣走在路上,碰到日本憲兵,躲閃不及,也被抓住。胖和尚溝村被抓70多人,只有李景貴1人半路藉機滾坡逃跑,其餘全被押送到新杖子村。    
    東澇窪村與鷹手營子村相隔3華里。全村有129人被抓捕,日本憲兵用繩索把他們捆綁起來,押送新杖子村。其中孫甫半路解脫繩索,蹲藏在看電線桿的坑子裡,得以脫逃。其餘全被押到新杖子村,就連出家老道閻士龍也未能倖免。    
    同日(2月1日)被抓捕押送到新杖子村的還有南雙廟村110餘人,葦子峪80人,兩益城87人,小營45人。    
    日本憲兵將被抓捕的人關押在新杖子村東的於家店大院(原是「中信和」商號的店舖)內,店內臨街的5間房和院內5個存放貨物的土圓倉擠滿了被抓來的人。還有幾個實在擠不進去,日本憲兵就用槍托打著強讓往裡擠。南雙廟村李朋是個駝背,被擠得暈死過去。憲兵將他拖到院子裡,凍醒了還叫往裡擠。還有一個姓張的,人們叫他傻禹,也被擠得暈死過去,拖出來凍了好長時間才緩過氣來。後來,硬是在棍棒強逼之下才擠進了屋。花名冊上的村幹部,被關進土圓倉(這種倉是荊條編的,裡外抹一層薄泥,系當地農家存糧、放東西用的小庫房)。大院裡架著兩挺機槍,門口四外有日本憲兵把守。一片殺氣,陰森恐怖。    
    2月1日晚,被關押的人們紛紛議論。東澇窪村武裝委員馬洪祥說:「坐著等死,不如和他們拼了!」同村宣傳委員劉永芳說:「先下手為強,跑出幾個算幾個。」……馬洪祥和劉永芳等村幹部悄聲對張和穩說:「你以借火抽煙為名,去把日本憲兵捉住,弄到屋裡,用破棉花套子堵住他的嘴……」那天晚上,日本憲兵增加了崗哨和看守,「虎口脫險」計劃未能實現。    
    2月2日,日本憲兵在院內西廂房裡設立了「公堂」。公堂裡擺下棍棒、皮鞭,屋樑上懸吊著繩索,地上燃著炭火,火盆裡燒著鐵鍬、鐵棍和火筷子。殘暴的日本憲兵在所謂過堂中,採用了「敲山震虎」的戰術,妄圖殺一儆百。他們每次刑訊都提幾個人,挑選其中一個在花名冊的村幹部或是看來是膽小的,嚴刑逼供,藉以恐嚇其他人。南雙廟村黨員幹部劉樹被拉進屋扒下棉襖,日本憲兵要他交出村裡共產黨員和八路軍辦事員的名單。連問幾次,劉不予理睬。日本憲兵氣急敗壞,從火堆裡抽出燒紅的鐵條向他脊背烙去,劉被烙昏過去。日本憲兵把他拖出屋外,用涼水潑醒,又拽進屋裡審問燙烙,劉全身的肉都被烙燙爛了。同村幹部肖漢存、羅萬貴和東澇窪村幹部劉永芳等都先後慘遭上述毒刑。兩益城村幹部邢俊伶,被日本憲兵綁在一頭高一頭低的板凳上灌涼水。肚子灌脹了,就被拖到外邊,拴住兩腳拇指倒吊起來,用□面杖從肚子裡往外□水,□完了再灌。一直灌了五桶涼水。日本憲兵將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又拖回土圓倉。南雙廟村劉永伶、劉永明哥倆被拉到屋裡,憲兵幾次聲色俱厲地審問,哥倆一聲不吭,憲兵們惱羞成怒,撮了一撮炭火,倒進了劉永伶的褲兜裡。東澇窪村齊禮、葦子峪村關振祥、小營村房廣廉和房廣順,都在刑訊時被日本憲兵活活打死。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承德縣「二·一」慘案(2)

    2月3日,馬洪祥和譚鳳被拉去刑訊。日本憲兵在火盆上翻烤著饅頭,邊吃邊對他倆進行審訊。日軍憲兵見馬洪祥怒目以對,便起身拿起木棍向馬劈頭打去。馬往後一躲,瞅見門旮旯裡有一把二齒鎬。他乘機挨近門旮旯。趁打他的憲兵又去翻饅頭,抄起二齒鎬,向憲兵的腦袋摟去,二齒鎬摟進了那日軍的腦袋。接著,馬洪祥又向坐在炕上的另一個憲兵頭頂砸去。屋內掛毛巾用的橫桿擋住了鎬頭,沒有砸中。馬洪祥沒等炕上兩個憲兵從懵懂中明白過來,扔下二齒鎬,撒腿就跑,被守門的憲兵抓住,將其綁在窗戶框上。晚上,與馬洪祥同村的劉福廷和李景雲見馬洪祥的胳膊被繩子勒進了幾道深溝,便背著看守給馬洪祥鬆了鬆繩子。馬洪祥緩一會兒,對楊萬明和張和信等人說:「你們不能等死,能跑就想法跑吧!這些日本人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並示意牆腳有煙囪眼。楊萬明、張和信明白了馬洪祥的意思,從地下破大板上拔下一根鐵釘,一點一點地摳那煙囪的磚縫。這時候馬洪祥他也解脫了綁繩,便和楊萬明用腳蹬掉了已經活動的磚塊,帶領孫倉、王義、趙鳳瑞、張洪瑞、譚修、張恩廷、張和信、楊萬明等陸續鑽了出來。馬洪祥鑽出去以後,又返回來尋找他的父親馬興,打算一起逃走。正在這時候,日本看守發現了牆窟窿,立即堵死了。馬洪祥沒來得及再跑出去,被堵在了屋裡。    
    2月4日(農曆臘月三十日),是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大檢舉、大抓捕奪去了人們大年三十的幸福和歡樂,寒冷、飢餓、酷刑之後的傷痛折磨著每一個被抓捕的人。    
    2月5日(農曆大年初一),有的婦女和老人冒著風雪給被抓捕後已經四天沒有吃喝的親人送飯。殘暴的日本憲兵用槍托毆打送飯的人,把他們打倒在地,把送來的飯菜統統潑灑在地上。    
    2月6日,日本憲兵將多數人用汽車陸續押運到承德監獄;馬洪祥、劉永方和與八路軍有聯繫的偽新杖子警察分駐所代理所長陳繼祥等人被押到新杖子村東頭殘遭殺害。    
    第二股,下板城日軍田野大隊200多人,在胡杖子、大杖子、□牛窖村和附近幾個小莊,抓捕了280多人。    
    1月31日下半夜,日軍即包圍了村莊,並在山頭、村口設立了崗哨。2月1日天剛亮,日軍進村,挨家挨戶搜查,將花名冊上的人捆起來帶走。花名冊上的人不在家,就將其親人抓住帶走。大杖子村任連永被抓,過灤河時跳河逃跑。胡杖子村郭廷龍、郭東閣父子在冊,因給八路軍送糧未歸,倖免於難。有幾個走路的也被抓捕,一齊押到下板城日軍田野大隊部。    
    日軍田野大隊部,設在下板城村東側,原來是「莊元恆」商號的外棧(存貨處)。□牛窖、大杖子、胡杖子等地被抓來的人,都關在院子東側的3間房子裡,門口窗外有日軍看守,院門口炮樓上還有崗哨,警戒森嚴。第二天,日本憲兵們把被抓來的人按十來個一撥,提出刑訊。他們首先刑訊花名冊上有名字的幹部,然後挨個審問另外的人。誰只要承認給八路軍辦過事,不論是站過崗,還是送過信,管過飯,就連給八路軍交過糧的,刑訊後一律不予釋放。胡杖子張國普、大杖子薑海廷、□牛窖村謝永寬、曲夢鐸等村幹部,在吊打、燙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憲兵就在涼水裡摻上煤油、頭髮茬子等物,挨個地灌。灌脹了就用槓子在肚子上壓。昏過去的抬到屋外凍。凍醒了再灌,再壓。人們雖然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但是誰也沒有吐露八路軍的秘密和村中辦事員的情況。□牛窖村趙山、關元獻,胡杖子村竇嵐貴、趙永等十幾個人,被日本憲兵敲打骨節後,扒光衣服,排列在營房院內的水井旁。日本憲兵從井裡往上提水,潑在這些人身上,三九嚴寒,滴水成冰,這些人身上結滿了冰渣。胡杖子村竇嵐之,被日本憲兵用通紅的火鉤子烙,拖到井旁潑水凍,用開水燙,灌涼水、壓槓子,百般折磨,他寧死不屈。    
    第三股,承德縣警備科警察討伐隊、日偽警察200多人,在警防股長黑煙(日軍)指揮下,2月1日凌晨,分別竄進黃旗灣、三道河、松樹溝、西大廟村,抓捕了村幹部及為八路軍辦事的偽牌甲長和普通群眾250多人。他們把抓來的人押到上板城村,分別關在上板城村西燒鍋院內和燒鍋西院的4間房子裡。    
    第二天,黑煙股長組織日軍和偽滿警察,在兩個院內分別對抓捕來的人進行刑訊逼供,殘酷地折磨。西大廟村十家牌長李祥和其弟李洪,還有知文邦、楊俊武在刑訊時,前胸後背全讓日本警察用成捆的香火燙焦了。暴徒們管這種刑罰叫「穿火背心」。松樹溝村楊萬全在棍棒下不招供,日本警察讓他張開嘴,夾起一塊火炭擩進他的嘴裡。三道河村楊喜恩,西大廟村李福屢遭刑訊,也不吱聲,日本警察扒下他們的衣服,摁倒在地,將燃燒的炭火扣在他們的脊背上。三道河子村王枝,被嚴刑拷打,王枝拒不招供,並怒斥日軍警察。日本警察獸性大發,將燒紅的鐵絲捅進了他的生殖器。王枝一聲慘叫,昏死過去。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承德縣「二·一」慘案(3)

    2月7日,下板城、上板城兩處釋放了一些人後,把刑訊逼供後定為有「罪」的人和在花名冊的村幹部,分別捆綁,用火車押運承德監獄。    
    全縣被押送到承德監獄的共有376人,其中新杖子284人,下板城48人,上板城44人。    
    承德監獄,如同傳說中的十八層閻羅殿,陰森恐怖。被押進監獄的人,有的戴著手銬,有的拖著腳鐐,南雙廟村劉樹等主要村幹部拖著兩副鐵鐐,腳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關在一間屋子裡,對面大板鋪,一面鋪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飯,大小便也不讓出屋,白天黑夜的坐著,不許晃動,不許歪斜,不許說話。板鋪上下到處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許抓打。看守在監房外面看著,誰違犯了,就被叫到監外一頓毒打。南雙廟村李自洪,坐得時間太長了,有些支持不住,剛一歪,被看守發現,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個月腫脹不消。每個監房裡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傷奪去性命的。兩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憲兵隊撤銷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坐罰,給予室內活動的自由。為此,刑俊伶被叫到監外,棍棒加身。他面對凶殘的看守,毫不畏懼,越打越罵,最後英勇地死在敵人的棍棒之下。在牢裡,每天給兩頓飯,一頓一勺紅高粱米粥,稀得照見人。日本憲兵在這裡繼續對被監押的人非刑吊打,殘酷折磨。有口供的送交「法庭」。沒有口供的繼續刑訊。刑訊的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殘忍、更狠毒。黃旗灣村孫連舉、李景全和南雙廟村李香,先後被電刑和吊刑奪去了生命。    
    3月6日,承德特別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譯、錄師等全是日本人)經過一個月的刑訊,便根據花名冊的記載把姜海廷、肖漢存、劉樹、楊俊武、賈文義、張永恆等28名村幹部和抗日積極分子殘殺在承德西郊水泉溝「萬人坑」內。    
    同日,還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東北下煤窯、開礦山等充當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監獄,重新分配監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廠干苦活。不論是下煤窯、上礦山,還是蹲監獄的,都遭受著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飢餓、勞累、疾病和看守的無情折磨,慘死在煤窯、礦山或機器旁。有的掙扎著回到牢裡,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來了。每到此,看守就用木匣子將死屍裝上拉出,倒在荒郊野地裡。送進監獄的318人,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竟有216人被奪去了生命。    
    日軍在承德縣製造的「二·一」慘案,先後共有254人慘遭殺害。因主要勞力被抓走殘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殘生活無著,病、凍、餓、愁死者竟達600人之多。南雙廟、東澇窪、鷹手營子3個大莊變成了「寡婦村」。    
    1956年,製造「二·一」慘案的日本戰犯木村光明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證、物證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一犯罪事實。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欠下中國人民的又一筆大血債。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魯家峪慘案(1)

    李永春陳慶平    
    魯家峪位於河北省遵化縣城西南,在遵(化)、玉(田)、豐(潤)三縣接壤地帶。    
    早在1927年,共產黨員張明遠、楊春林曾在魯家峪宣傳革命道理,組織農協會,同年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成為冀東中部抗日領導中心。魯家峪人民在黨和政府的教育下,踴躍參軍支前,積極參加抗日鬥爭。    
    魯家峪抗日軍民的革命行動,使日偽軍惶恐不安。日偽軍的小股敵特,經常在此失蹤匿跡,這更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注視。日軍調動兵力,到魯家峪「清鄉」,又被八路軍和民兵擊敗。於是日軍惱羞成怒,逞「強化治安」之淫威,對魯家峪多次進行重點圍剿,製造了魯家峪大慘案。    
    火燒魯家峪    
    1941年2月14日(農曆正月十九日),駐唐山日軍副司令米左,糾集了駐遵化縣城、王各莊,駐玉田縣的孟四莊、朱官屯和駐豐潤縣三女河、沙流河等處據點的日偽軍1000多人圍剿魯家峪。當時八路軍各機關單位,設在魯家峪大莊裡邊的東峪、北峪和龍寶峪等村裡,並在山洞或地洞可供隱蔽。為了保密,還制訂了軍民共同遵守的規定:凡外人到魯家峪辦事探親,只能到魯家峪大莊。就連運送傷員,也得換成魯家峪村的報國隊(民兵組織的前身)員轉送。不明身份的人嚴禁入內。所以,日軍到魯家峪一帶多次「圍剿」,也沒摸著魯家峪根據地的底細。這次日軍包圍魯家峪的企圖:一是尋找八路軍主力進行報復;二是摧毀魯家峪根據地的一切設施;三是找村幹部,破壞村政權。    
    魯家峪慘案遺址:上圖的碾子是魯家峪大莊日軍砍殺群眾之前捆綁他們的地方。    
    2月14日,天剛濛濛亮,魯家峪東南面大刀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樹」倒了。這是報國隊崗哨發出的「有敵情」的訊號。村武裝班長鞏玉然、高萬盛立即通知八路軍和群眾轉移進山。    
    日軍包圍了魯家峪大莊,逐家搜查抓人。沒來得及轉移的七八百群眾被日軍驅趕到該村蟲王廟前的干河溝裡。四周架起機槍,日偽軍端著刺刀包圍著人們。日軍先將男青壯年集中到一處,把他們的衣服扒光,逐個兒查看。數九寒天,人們赤身裸體地站在雪地上達一個多小時,有的人凍僵了跌倒在地。    
    日軍對青壯年進行赤身檢查,認定他們不是八路軍,又逐個兒地審問。米左帶著翻譯來到人們的面前,先裝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樣子,向群眾表示:皇軍是「幫助」老百姓「消滅」八路的,將華北建設成幸福的「樂土」,說出八路和村幹部,皇軍有賞……人們聽了,個個橫眉冷對,沒人搭腔。米左見人們不聽他那一套,凶相畢露,指揮日軍和特務從人群中拉出劉志順等30多人,棒打石砸。有的四肢被打傷,有的頭被砸破流血,劉志順當場昏死過去。還逼兩個農民躺在雪地上,日軍穿著皮鞋踩在他們身上,讓他們說出八路軍和村幹部。儘管百般折磨,沒有一個群眾屈服。    
    日軍的企圖失敗了,米左惡狠狠地抽出大洋刀,向群眾宣佈:「不交出八路和幹部,統統燒掉你們的房子。」群眾仍不理茬。一群日軍即舉著火把,分頭放火。霎時,魯家峪大莊成為一片火海。65歲的老人劉思等藏在柴草裡,柴草著火,他跑了出來,被日軍逮住,捆在門板上,將其扔進火堆,被燒成糊炭。李貴祥的老母親,沒有爬出屋門即被燒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滿一週歲的小孫女裹上衣服,藏了起來。日軍放火時,聽見孩子哭聲,即把點著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燒死。沒有掙脫韁繩的大牲口,也都被燒成黑炭。人們眼望著自己的家園被大火吞沒,一個個心如油煎。    
    濃煙大火整整燒了半天。傍黑,日偽軍才離開魯家峪。日軍這次進剿魯家峪,李自樹、李貴祿、李貴祥的母親等9人被燒死。李貴燦的母親等6人被燒傷,劉志順等30人被打傷;燒死大牲畜26頭,燒燬房屋1931間,糧食、衣物和生產工具除被搶走以外,焚燒一盡。    
    同年7月16日(農曆六月二十日),駐遵化縣王各莊日軍中隊長南木和警備隊大隊長王大鬍子(王熙武)率領日偽軍150多人,再次進剿魯家峪。對魯家峪大莊殘存的房子和新搭起來的窩鋪又縱火焚燒,東峪和東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燒燬。日軍把沒有跑脫的三十多名群眾趕到蟲王廟前,施放毒瓦斯。劉繼真、李自榮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滾,繼而昏厥過去。70多歲的老人劉繼順當場被毒死。日頭偏西了,日偽軍才走。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魯家峪慘案(2)

    時隔三天(7月19日),駐沙流河的日偽軍100多人,在日軍中隊長佐佐木的帶領下,又竄到魯家峪。日軍得知該莊前街武裝班長高萬盛的臉上有麻子;後街的武裝班長李有凡正在給死去的母親戴孝。因此一進村,在燒殺搶掠的同時,到處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鞋上蒙的白布(戴孝)可以扯掉,出了天花臉上落的麻子無法改變。日軍把從各處圈來的高萬盛、李自省、劉景春、呂洪德等7個臉上有麻子的從人群中拽了出來。劉季仲是個煤窯工人,剛來家探親。他臉上沒有麻子,因嘴裡鑲著金牙,日軍說他不是好人,也被從人群中拽了出來。日軍對高萬盛、劉季仲等8個人嚴刑拷打,逼問誰是高萬盛。高萬盛就在其中,人們誰也不說。高被抓住,就裝啞巴。無論日軍怎樣打,他只是哇啦。日軍用紙沾上煤油點火燒他,他還是哇啦,沒說一句話。後來帶著他到山上找藏著八路軍的巖洞。高見哪個洞口有蜘蛛網就往哪個洞鑽(他知道那樣的洞內無人)。鬧騰了半天,日軍沒辨認出高萬盛,也沒找到八路軍,即把高和李自省、劉景春3個臉上有麻子的槍殺在東峪莊頭。日軍在臨走時,又在魯家峪大莊頭上將呂洪德、呂恆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劉季仲5人槍殺。    
    這4天裡,日偽軍的兩次燒殺、施放毒瓦斯,仍沒從魯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魯家峪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由於魯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幾次日軍「掃蕩」的教訓,大多數人轉移進山,堅壁清野的方式方法也改進了,所以這次遭受的損失較小。    
    這一年2至7月,日軍3次進剿魯家峪,燒燬房屋1973間;18人慘遭殺害。    
    日軍見摧不毀魯家峪根據地,便在第四次「強化治安」以後,把魯家峪(大莊)劃為「無人區」,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絕老百姓和八路軍的來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魯家峪越燒越旺。    
    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農曆三月初二至十七日),日軍第二十七步兵團長鈴木啟久(當時的職務)捲土重來。他調集了唐山、豐潤、玉田、遵化等地的日偽軍4000餘人,對魯家峪進行了歷時半個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殺、大搶掠、大燒燬,使魯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災難。    
    雞冠山烈士洞    
    東峪村的東北溝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雞冠山。雞冠山半山腰有幾十個火石洞,其中有一個大洞原來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誰也說不清。從洞口進去約一里地段,內有大、小7個洞。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幾十人。大小洞之間有窄道相連,能容一人直立或側身通過。狐仙洞很深,且又隱蔽。平日洞內住著八路軍傷病員和衛生部保衛班戰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日軍掃蕩魯家峪,100多名日偽軍在叛徒馬成金的帶領下,從魯家峪直奔雞冠山。他們見山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斷定洞裡藏著八路軍和軍需物資,就在雞冠山安營紮寨,住了下來。還在狐仙洞口和東大嶺上加放崗哨,安上了電話機。    
    部分日偽軍在狐仙洞前,困守3天,一無所得。就逼使一個從別處抓來的群眾進洞探聽虛實。洞裡人誤認為是日偽軍進洞,就開了槍。洞外的日偽軍聽見槍聲,就往洞裡施放毒瓦斯。又將地雷和炸藥塞進洞內轟炸。到了第5天(4月20日)天亮後,日偽軍才撤走回東峪村。洞內30多人全部遇難。    
    在圍困狐仙洞的同時,另一部分偽軍還在附近別的山洞進行搜索。狐仙洞下邊有個洞,叫水洞。日軍見洞口有水,問叛徒馬成金說:「水的有,人的沒有?」馬成金回答說:「水的有,人的大大的有。」日軍叫馬成金進去。馬成金壯了壯膽,邊喊邊慢慢地往洞裡蹭。進洞內不深,被八路軍司令部通信員葉奎一槍打傷胳膊。馬即退出洞口。日軍見狀,先是大聲嚎叫,讓人們出來。接著就往洞內施放毒瓦斯。在洞內藏身的後勤部幹部靠山河、行署秘書王洪文、東峪村武裝班長梁志民等8人,用喝人尿、濕手巾或濕衣服捂嘴等辦法防禦毒瓦斯。在第7天夜裡,扒開洞口,越過東山嶺脫險。    
    在狐仙洞附近的小火石洞躲避的群眾,因洞淺又無泉水,日軍施放毒瓦斯,群眾大多被熏死在洞內。有的出洞時被日軍打死。被服廠廠長王振遠等工作人員14人和軍分區幹部7人,鑽出洞後,慘遭殺害。群眾劉玉書一家5口,劉思功一家3口,劉樹安的妻女3人,都被熏死在洞裡。劉庭發、李樹全等人從洞裡出來,讓日軍用刺刀挑死;青年劉小七被日軍扔進土洞活埋。當時山洞內外都有死屍。    
    日偽軍在雞冠山駐剿5天,據統計有95人遇難(其中八路軍傷病員和幹部72人)。解放後,為了紀念這些堅強不屈的死難烈士,當地政府將狐仙洞修復立碑,並改名為「烈士洞」。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影壁山前的殘殺

    影壁山在魯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東西兩部分。它好像一道影壁,故名影壁山。影壁山的周圍山腰裡有無數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戰爭前期,軍分區的後勤工廠、倉庫、報社和電台,大多設在那裡。抗日軍政人員有的就在洞裡工作。    
    1942年4月17日,日軍包圍了北峪村。4月20日(農曆三月初六),日軍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時,殺害了15名群眾。又將從北峪村東面的單陰背(山名)各山洞搜出的群眾70多人,趕到北峪村張景深家的院子裡。日軍中隊長佐佐木親自嚴刑拷問,通過翻譯說:「誰是八路?誰是幹部?兵工廠在哪兒?說出來沒你們的事。如果不說,別怪皇軍不客氣。」    
    人們沉默著,誰也不作聲。其實,在被捕的人當中,就有李有凡、於品豐、劉恕、劉保和等村幹部。日軍中隊長佐佐木拉出劉保和問:「你的村幹部?」劉保和說:「我是教書的。」翻譯轉問群眾:「他是村幹部?」群眾異口同聲地說:「不是。」日軍仍不相信,毒打劉保和,最後用刺刀挑死。    
    4月21日(農曆三月七日),龍寶峪村26歲的共產黨員李友章,也是從單陰背山被日軍抓來的。日軍讓他帶路上山找洞。他領著日軍轉悠,哪兒沒有藏著人和物資,他往哪兒領,日軍氣壞了。押回村去毒打。於是他欺騙日偽軍說:「想起來了,我藏著手榴彈呢,給我鬆鬆綁,我好親自去挖。」日軍上了圈套,給他鬆了鬆拴在胳膊上的繩子,讓他帶路去挖。當他走到堂屋,見鍋台上放著一把宰豬的砍刀,猛地抄起那刀,照押著他的日軍砍去。日軍一晃動,只砍了半個臉。他撒腿就跑。在門口又砍傷了站崗的那個日軍肩膀。嚇得那個日軍不敢阻攔,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200米,遇一石坎,沒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軍開槍打死。錚錚鐵骨的李友章,後來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佐佐木見追問不出八路軍,部下又被砍傷,氣得發瘋,他揮起戰刀,劈死張永林、張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9人。李慶寬的母親被綁在樹上,倒上煤油,活活燒死。日軍還在光天化日之下,輪姦了4名十二三歲的女孩。於常河和劉慶龍兩人的妻子,懷孕臨產,被日軍輪姦後,用刺刀挑出嬰兒取樂。劉燦的妻子被輪姦後,又一刀砍死。人們對日軍的獸行,一個個恨得咬牙切齒。    
    同日,日軍把從單陰背山被抓來的70多名群眾押在東廂房裡。4月21日晚上,日翻譯官對廂房裡的人說:「皇軍說了,你們這裡是『匪區』,今天還有人砍皇軍,皇軍非常惱火。你們這裡不能再住人,讓你們到玉田去種菜,有吃有喝,還發給錢,誰願意去快出來!」在日軍的詐騙下,王景同、張小四等24人(其中有4個小孩)從人群中走了出來。日軍將他們綁押到張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鍘刀鍘。全都殺害,將屍體扔進白薯井裡。    
    第二天(4月22日)早晨,那日軍翻譯又來到東廂房,對剩下的42人說:「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們都走!」日軍將這42人串綁在一起,押著走到魯家峪大莊劉萬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個叫張小二的,將屍體扔在白薯井裡。又拉出張俊金。張見事不好,撒腿就跑。剛跑出幾步,被日軍抓回來。日軍將他按在凳子上,蒙上他的眼睛。張俊金使勁掙扎,也未能逃脫。日軍要殺害他,給他掖衣領時,他一口咬住那個日軍的手指。旁邊的日軍見狀,一腳把張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內打了兩槍。打中張的背部,張當下昏厥過去。井上日軍又一連砍死9人。日軍走後,張甦醒過來,被趙林等人救起倖存。    
    日軍這次掃蕩,共有63人慘遭殺害。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血染饅頭山

    魯家峪南山出口處,有一座不高的圓形孤山,名叫饅頭山。饅頭山腰也有許多火石洞。    
    1942年4月,日偽軍圍剿魯家峪時,饅頭山也遭血洗。當時冀東區武裝科長王文龍、行署幹部王松、豐潤縣政府幹部軒敬宜等十多人以及義王莊、魯家峪等村的群眾二百多人,在饅頭山大小火石洞隱藏。    
    4月24日早晨,日軍大隊長渡邊帶領200餘名日偽軍,封鎖了饅頭山上的各個洞口。一個挎洋刀的日本軍官在饅頭山進行搜查時,踩響了報國隊員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軍上山時,從義王莊抓來兩位老人,一個叫梁德普,一個叫龐永海。逼著他倆去挖堵在一個洞口的石塊。兩位老人怒罵日軍,寧死不挖,被日軍挑死在洞前。    
    日軍不敢進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內施放毒瓦斯。毒氣窒息得洞裡的人們難以忍受。冀東行署秘書長林峰,冒險突圍,剛出洞口,中彈犧牲。王文龍、王松、軒敬宜、李雲等八九名黨政幹部,見突圍沒有希望,在洞內飲彈殉國。該日下午,日軍見有一部分人從洞裡出來,隨著人群出來的區隊長楊德山,向敵人扔出一支槍,假意投降,當敵人正高興得失去警惕時,他用藏著的櫓子打死了一名日軍,順山坡向山下滾去。不幸被酸棗棵子擋住,中彈犧牲。和楊德山一起出洞的義王莊任習仙、任彥博、張樹旺等15人,還有魯家峪村劉振坤和附近村的19人全被日軍押到丘家屯北溝槍殺。堅持到日偽軍走後才爬出洞來的屈平、朱文厚和王興華的妹妹3人,除屈平經過治療死裡逃生,其餘2人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魯家峪慘案受害倖存者    
    張俊金生前最後的照片日軍的子彈在張俊金背上留下的傷疤1941年至1942年,日軍對魯家峪曾先後進行了5次較大規模的掃蕩,共殺害抗日軍民225人(其中有外村避難的34名,軍政人員61名);燒燬房屋3900餘間;損失物資難以計數。    
    1956年初,中國特別軍事法庭通知魯家峪村的張俊金,為審判日本戰犯出庭作證。6月10日(農曆五月初二),他前往瀋陽工人俱樂部——審判日本戰犯的臨時法庭作證。他用大量的事實和身上的傷疤,控訴了日軍的暴行。製造魯家峪慘案的日軍侵華戰犯鈴木啟久在事實面前不得不低頭認罪。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長河川慘案

    付文和張書明杜志成    
    1943年10月7日至27日(農曆九月初九至二十九日),日軍在遷西縣的長河川三角地區(當時為我遷青平抗日聯合縣政府所轄)進行了歷時21天的殘酷「掃蕩」,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長河川慘案」。    
    長河川三角地區,峰巒起伏,山深林密;人民篤厚,勤勞勇敢。在抗戰時期,這片山地雖處於喜峰口、鐵門關、三道關、金廠峪、羅家屯、青山口、興城,三屯營、撒河橋等大小二十幾個日偽據點的包圍之中,但這裡卻建立了抗日的一面政權,成為冀東黨政軍機關常駐的基本區。1943年,中共冀熱邊特委(7月前稱第十三地委)、行署(7月前稱第十三專署)和軍分區司令部,以及遷青平縣委、縣政府等領導機關,就駐在化名「天津」的東水峪等村;其所屬的黨校、教導隊、報社、尖兵劇社、衛生所、兵工廠、印刷廠、被服廠等單位,則如眾星捧月,隱蔽分設在「天津」周圍數十個山村和密洞裡。在這兒,軍民情同魚水,軍政親如一家。冀東子弟兵打仗歸來,可安然休整,養精蓄銳;抗日幹部只要進村,就會受到熱情招待。這裡還保存了大量的抗戰物資,隨時準備送往前線。在眾多日軍的眼皮底下,冀東黨政軍領導機關曾組織召開了兩次隆重的大會:一是在龍灣(化名「水晶宮」)召開的「五一」大會;二是在東水峪召開的「七七」大會。會上,軍民聯歡,載歌載舞,充分顯示了抗日根據地的強大聲威,極大地振奮了冀熱邊人民的鬥爭精神,這也是對日偽在冀東統治勢力的英勇宣戰和沉重打擊。於是,日軍便擬以百倍的瘋狂,對長河川三角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剔抉」。    
    7月上旬,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團8個大隊和特種憲兵4個大隊從太行山區調來冀東,接替第二十七師團防務,9月7日,竹內安寺(少將)接替吉田峰太郎為該旅團旅團長。從9月16日起,竹內安寺便開始推行日軍華北方面軍制定的「冀東地區的秋、冬季肅正作戰」計劃。獨八旅團以徹底摧毀黨、政、軍抗日根據地為重點,特別是「掃蕩剔抉」抗日地下組織,破壞各種設施,通過搶光毀盡抗日根據地內的物資,以期達到使抗日「勢力枯竭」之目的,在華北特警的協助與關東軍的策應下,並糾集大批偽滿軍和治安軍,首先對喜峰口南部的長河川地區進行了所謂的「肅正作戰」。    
    10月6日(農曆九月初八),駐遷安日軍第三十大隊、金廠峪日軍,駐羅家屯偽治安軍第二十團、偽治安軍第二集團軍第三團和第十三團,撒河橋第六團,以及偽滿喜峰口和董家口等地的日偽軍共5000餘人,夾雜大批馱夫和車輛,洪水猛獸般地從四面進逼長河川三角地帶,把東水峪、西水峪、黃槐峪、三家灣、十八盤、大牛峪、總府、灣子崖、金龍口、龍灣、瓦房莊、塔子山、鹿過寨等13個行政村(含40餘自然村)團團圍住,妄圖將冀熱邊黨政軍領導機關一網打盡,將抗日根據地徹底摧毀。對敵人的狂妄計劃,冀東黨政軍領導早有察覺,根據地軍民堅壁清野,做好了反「掃蕩」的準備。是日晨,南線之敵最先接近東水峪,司令部遂派出兩個連阻擊於絹子山頭,打退強敵十數次進攻,贏得了特委、行署、軍分區司令部等領導機關安全東撤的時間。傍晚,阻擊斷後部隊撤下高地,分頭轉移:三區隊一連北撤,迂迴前進,越鐵門關出口;遷青平縣支隊向北轉東,次日與北線之敵激戰於窟窿山,擊斃日軍旗語兵兩名,棄敵而去,繞道趕至蘭城溝,與李運昌司令員等率領的各路隊伍會合。至此,冀熱邊黨政軍機關幹部和部隊已全部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隨即東越長城,轉至口外山地。    
    7日晨(初九)日軍以機槍開路,摸進「天津」,撲了大空;其他各路日偽軍撲進村莊,亦一無所獲。日軍陰謀化為泡影,便惱羞成怒,向抗日根據地人民大施淫威——長河川大慘案就這樣發生了。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殺人如狂慘絕人寰

    日軍進村後,先逐家逐戶地進行搜索,繼而搜山。他們像篦頭髮一樣,一溝一岔、一坡一梁都不放過。窮凶極惡,殺人如麻,其景象慘不忍睹。    
    在東水峪村,特委領導的堡壘戶劉高氏因有病在身,落到日軍手裡。日軍逼問抗日黨幹部的去處和密室地點,劉高氏一口咬定「不知道」。日軍大怒,抄起院中木耙,劈頭蓋腦地打來。34歲的劉高氏一聲慘叫,腦漿迸裂,含恨身亡。劉福滿被抓住後,寧死不招八路軍密洞地點,竟被日軍仰面捆在板凳上,用煤油摻辣椒水活活地灌死。共產黨員韓生、韓富等6人,在小生長峪山林被日軍搜出後,怒目對敵,嚴守機密。日軍氣得呀呀亂叫,當場把6人挑死。韓順合妻重孕在身,行路艱難,在手拉4歲男孩逃難時,與劉俊奎一起被抓住。日軍把他們趕到二架(自然村)坡頂兩棵古松樹下,推進烈火堆焚燒。劉俊奎奮力逃命,韓順合妻兒卻被活活燒成焦團。    
    西水峪村的李香元,一家3口,藏在葦塘中被服廠存放的布疋附近。被日軍搜出後,夫婦守口如瓶。日軍發現布疋,遂將李香元推上高坎,以白布纏身,汽油燒頭,點火燒死,妻子見狀,扔下孩子,嘶叫著、咒罵著向日軍撞去,被日軍踢倒在地。日軍見她身懷有孕,頓起殺機,以刺刀剖腹,將胎兒挑出刺殺。又往李妻身上倒上汽油,點火燒死,坎上坎下,烈焰騰騰,濃煙瀰漫,孩兒哭爹喊娘,淒厲之聲催人淚下,撕裂人心。山上的鄉親們望著這般慘景,一個個恨得咬牙切齒,當時在場的一名偽軍動了惻隱之心,鋌而走險,將李香元僅存的四歲孩子,抱上馬馱走了(那孩子後來落戶到喜峰口村,改姓欒,至今倖存)。    
    與此同時,闖進三家灣的日軍也在如狼似虎地追殺群眾。15歲的臘五,奔逃時被日軍槍彈穿透腹腔,腸子流出肚外。頑強的臘五捧著腸子,掙扎著跑到南山,倒地身亡。8日晨,搜山日軍抓住劉德林老漢,拷問他八路軍的下落。老漢佯裝不知,日軍掄起搶托猛打,劉老漢怒不可遏,破口大罵,與日軍扭打在一起。一大群日軍蜂擁而上,許多把刺刀同時扎進劉德林老漢的胸部,那老漢翻滾著,鮮血染紅了大片柴草,死後還雙拳緊握,瞪眼怒視。    
    混屯峪高希功叔嫂,兩人被日軍捆在松樹上,任日軍毒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最後雙雙被刺刀豁死。被服廠的老閻,見日軍進莊,奔跑出院,中彈身亡,血濺石牆。    
    龍灣村辦事員劉怡,在日軍進村前組織群眾,把30名八路軍傷病員平安轉移,又親自護送一區幹部脫險。歸途中被日軍槍殺。    
    日軍這次「掃蕩」期間,每天集合日偽軍訓話,然後分兵清剿。大屠殺步步升級,愈演愈烈。    
    黃槐峪村外西塔溝門一地,橫屍26具,均系日軍一日內槍殺。    
    吉裡峪溝裡一岔,8名八路軍衛生員遇難,被日軍用刺刀挑死。    
    小牛峪是一個僅有11戶、38口人的小自然村,7日,為掩護女傷員雷明,該村群眾被圈到後溝審訊,無一吐露真情,日軍當場殺死11人,打傷3人。    
    同日午前,日軍將塔子山300餘群眾圈住,以殺死6人相威脅,仍未能得到我方任何秘密。傍晚,日軍捲土重來,大肆燒殺。又將28人葬身火海(為了給死難的親人報仇,次日,該村報國隊員埋設地雷於道口,炸死日軍12名)。    
    8日午前,灣子崖11名群眾(多為婦女、兒童)被兩股日軍堵在吊車峪溝口,任憑威逼利誘,無一洩露抗日機密。日軍氣急敗壞,當即用機槍掃射,將11名無辜群眾全部殺害。一天之內,這村就有30人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    
    混屯峪(自然村)的黨員、群眾,憑借茂密山林與日軍周旋多日。10月19日(農曆九月二十一日),日軍改變常規,下午出動,並聲東擊西,把部分群眾騙回村裡。下午四五點鐘,日軍又餓虎撲食,從後山包抄,群眾慌亂中蜂擁前山。突然,後山機槍吼叫,眨眼之間,前山上我20多名群眾從陡坡上滾了下來,被日軍槍殺。    
    同日,在高印振家炕上,5個婦女正把回村養傷的高印懷圍在炕裡。不料,敵人從後窗口開槍射擊,6個人頓時被打得血肉橫飛。炕頭成了一片血泊。混屯峪這個只有27戶、120口人的村子,那天下午一個小時內就被日軍屠殺29人。    
    「掃蕩」期間,日軍指揮部駐紮在龍灣。撤走時,日軍將劉沛和劉母等6位老弱婦,趕到劉賀家後院。架好機槍,逼問村裡誰是八路軍,誰是黨員,誰是幹部,劉沛等人誰也不說,日軍即用機槍掃射,劉沛等7人無一倖免。隨後,日軍又在院內佈滿乾柴,倒上汽油,縱火焚屍。其中劉賀妻懷有身孕,腹腔爆裂,臨產的胎兒崩離母體。    
    據不完全統計,從10月7日至27日,日偽軍「掃蕩」21天,共屠殺長河川13村抗日村民245人。當時駐羅家屯偽治安軍第二十團團長高首三在供詞中說,「一九四三年九、十月間,協助日寇」向抗日根據地進攻時,「見到我同胞被日寇慘殺的很多……有一年輕婦女最慘,頭快被劈掉了,還有小孩(趴在身上)吃奶」。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姦淫婦女禽獸不如

    「長河川慘案」之慘還在於: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婦女恣意蹂躪和凌辱,其情形不宜詳述,受害人數更難以統計。這裡僅舉幾例:    
    東水峪村一年僅16歲的少女,被一群日軍按倒在廂房裡,輪姦達三個小時之久,其祖母跪地求饒,慘遭毒打。日軍走後,那個少女被糟踏得癱臥不起,含恨死去。    
    灣子崔20多歲的李××妻,被一班日軍搜出後,見日軍欲行姦污,李妻破口大罵,拚命反抗。日軍將其按倒輪姦,後又在她身上紮了七刺刀。    
    西水峪村30多歲的彭××,慘遭8個日軍輪姦後,日軍又將一根木棍扎入其陰道。在日軍的狂笑聲中,彭××慘叫翻滾,痛極死去。    
    該村一年僅14歲的幼女,被搜山日軍從其母身邊拽走,強行輪姦。聲聲慘叫傳來,其母心如刀扎,牙齒咬破嘴唇,淚水濕透衣衫……    
    存頭夫婦抱著孩子爬上西水峪東山梁,被日軍堵截,進退不能。存頭見日軍欲姦污其妻,奮力與一日軍扭打。日軍從存妻懷中奪走嬰兒,拋入懸崖,摔成肉泥。存頭憤怒而起,舉起一塊大石頭朝日軍砸去,無奈日軍人多,他們用大洋刀削尖一棵松樹的樹樁,架起存頭,坐插到樹樁上,然後像推磨一般,硬是把存頭活活穿死。日軍還不罷休,又在存頭身上澆上汽油,點了「天燈」!日軍在殘害存頭的同時,又對其妻慘加蹂躪。    
    西水峪的孫士英,因照顧婆母未得脫身,當一個日軍上前扒她衣服時,孫士英狠狠地打了那日軍兩個嘴巴,隨手又抄起剪刀向日軍胸部刺去。那日軍疼得嗷嗷直叫,遂將孫拖到院裡,一刀將其頭顱砍掉!    
    金龍口村婦救會主任張樂,為了使分散堅壁的被服廠的軍衣不落到日軍手裡,抱著軍衣藏進山林。被搜山之敵發現抓回村裡,日軍上前扒她的衣服,張樂憤怒反抗,與日軍摔打起來。日軍一人抓住她一條胳臂,跑著,嗥叫著,悠蕩起她的身子,向院子裡的石磨猛撞。把張樂折磨到奄奄一息,最後拉至南山槍殺。……    
    婦女同胞們的悲慘遭遇,說不完,道不盡。時至今日,一提起日軍侵略軍的殘暴行徑,一個個還恨得咬牙切齒。    
    燒房焚糧雞犬不留    
    日軍在長河川21天的「掃蕩」中,實行了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不僅屠殺殘害無辜群眾,還燒房毀糧。當時地裡多半穀物未收割。日軍在放火燒房的同時,將地裡大片大片的穀物點火燒燬,日軍一邊燒房,一邊搶東西。無論是騾馬牛羊,還是豬犬雞鴨,只要被他們看見,就在劫難逃。日軍所到之處,濃煙滾滾,火光沖天,雞飛犬叫,驢踢馬咬。21天裡,長河川村村燃烈火,處處冒黑煙,一條長達30華里的火龍,吞噬了40餘個抗日堡壘村。    
    日軍野蠻的燒殺和搶掠,使長河川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他們企圖毀滅群眾一切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把抗日軍民困死、餓死。僅從西水峪一村的財產損失,便可看出日軍對整個長河川的摧殘。    
    當時,西水峪只有170多戶人家,700多口人。這次「掃蕩」中被日軍燒燬房屋500多間;被屠宰和掠走牛200多頭、驢80多頭、騾馬10匹、羊400多只、豬400多頭、雞600多只;損失糧食15萬餘斤、栗子13萬餘斤。當時,全村只剩了兩頭豬,還被日軍追進深山老峪,不見蹤影。    
    據不完全統計,在日偽歷時21天的大「掃蕩」中,長河川13個行政村被燒燬房屋2800餘間;殺掉、掠走騾馬牛驢羊豬雞11 000多頭(只);燒燬和被騾馬糟踏掉的糧食140餘萬斤;被日軍吃掉、抱走栗子73萬餘斤;水果近百萬斤。其他財產,如各村各戶的缸櫃被褥家什等,也被燒光毀淨,其損失難以數計。    
    日軍21天的燒殺搶掠,使長河川人民遭受了一場千古罕見的劫難。慘案過後,長河川13個村子,村裡村外、街道兩旁躺滿了血肉模糊、扭曲變形的屍體,到處是血跡,到處是一堆堆的牛頭、驢架、羊皮、雞毛。好端端的村莊,變成了一片廢墟焦土。    
    血腥的大屠殺,使長河川許多兒童失去了父母,許多老人失去了兒女,許多家庭滅門絕戶。倖存下來的人無家可歸,人們顛沛流離,風餐露宿,流落山林、野地。就在這年冬天,飢餓和寒冷又奪走了數以百計人的生命!劫過難來,禍不單行。1944年春,這一帶又鬧瘟疫,又有大批群眾喪生。東水峪劉占利一家,一天內就死了兩口!該村死於瘟疫的就達60多人。龍灣村也有39人死於瘟疫。其他各村也不例外。這場瘟疫是日軍製造的長河川大慘案而引起的。如若冤魂有靈,必當同聲共訴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小西天慘案

    閻秉哲    
    小西天位於北京市密雲西部,雲蒙山東北側的一個山窪裡,抗日戰爭時期,這裡和冷風甸為一個行政村,化名燕山堡。    
    1941年冬季,日軍將長城線以北廣大地區,劃為「無人區」,並廣建「人圈」,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從此,小西天的房子被燒光,東西被搶光,許多人慘遭殺害。但是,小西天的人民至死不進「人圈」,在黨和抗日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堅持抗日鬥爭。為了躲避日軍的「圍剿」,他們藏到深山溝樹林內,搭草棚、住炭窯、蹲山洞,堅持鬥爭達三年之久。    
    由於村民董春榮當了特務,向敵人告密,敵人才得知小西天的群眾躲藏進了山溝。1944年1月27日早晨,天剛剛發亮,後山鋪的偽警察和棍團100多人,在偽警察所長牛長(牛犢子)的帶領下,由特務董春榮、劉九貴引路,從後山鋪出發,踏著積雪悄悄鑽進小西天西面的七道溝。這條溝,懸崖峭壁,樹木叢雜,很少有人進入。小西天的群眾認為這條溝很難出入,敵人不會從這裡上來,所以麻痺大意未設崗哨監視,而敵人卻攀籐而上,突然到達了小西天南邊的南天門。躲藏在南天門的王慶德、王慶海、王慶田、王慶堂和王慶順等戶來不及轉移,便全部被敵人逮捕。接著敵人又到達小西天下溝,躲藏在這裡的群眾也未及轉移,因此孫桂榮等男女老少被抓。三道溝的張連順到小西天走親戚、冷風甸的郭振友和郭振興家的長工賈三到小西天挖土豆也同時被捕。敵人在小西天整整折騰了大半天,直到下午兩三點鐘才兵分兩路,返回後山鋪。一路走原路,另一路走旱道峪溝,途經旱道峪溝的敵人又在青峰山抓捕了從「人圈」裡逃出來藏到這裡的李生一家5口。    
    回到後山鋪以後,敵人將男人關進了炮樓下面的地下室裡,婦女和孩子關進了靠近炮樓的一棟房子內。兩天兩夜,不給飯吃不給水喝。被捕那天夜晚,除小孩之外,敵人對被捕群眾一個個地進行審問,審問中又打又罵。特別是男人,敵人把他們吊起來拷打。然而,經過戰爭鍛煉的小西天群眾,在敵人的法西斯暴行面前,寧死不屈,抗日鬥爭情況隻字未露。王慶田是燕山堡村自衛軍分隊長,共產黨員,經過他的手存放了不知多少糧食,儘管他被敵人打得皮開肉綻,但他咬緊牙關,誓死不吐露情況,使敵人一無所得。曾經帶領游擊隊攻打過後山鋪據點的李洪滿、李洪祖兄弟倆,在審問中也堅決不講八路軍半點情況,當即被押送到琉璃廟殺害。小西天群眾被抓去後,百姓叫偽甲長李洪春出面保釋,但李洪春已暗中參加了敵人的特務組織,他不但不出保,反而討好偽警察,強迫年輕婦女李素華、鄧芝蘭等與偽警察結婚。這些婦女在敵人的淫威下只得假意應允,以後才藉機逃出了虎口。    
    第三天早晨,天剛麻麻亮,大霧瀰漫籠罩大地,後山鋪的偽警察一個個手持上著刺刀的大槍,分成兩路,押著小西天被捕群眾向村外走去,男的用繩子捆綁著,婦女和孩子跟在後邊,進入後山鋪東南的一里多路的偏僻山溝。這時,小西天被捕群眾一看被押到這裡,心想他們就要被槍殺,便一家一戶的互相靠攏在一起,「要死,全家也死在一塊兒」。然而,兇惡的敵人,用刺刀撥,用槍托砸,強迫男女老少分開。孫桂榮的老伴覺得不妙,緊緊地抱住了兩個女兒,用被子蒙上頭。就在這時,架在南面山包上的機槍,噠!噠!噠!一陣掃射,閃電般的子彈射向了人群,小西天被捕群眾紛紛倒臥在血泊之中。王慶海的老伴和兩個兒子、王慶田夫婦、王慶道的兒子王瑞華、王慶堂的妻子、李生一家4口等全部被殺害。王慶海不滿週歲的兒子,中彈未死,哇哇哭著,爬在媽媽的屍體上,被兇惡的敵人一刺刀挑開肚子,扔進坑裡帶著氣埋了。李洪滿的童養媳在逃跑的路上,踩響了敵人埋設的地雷也被炸死。這場屠殺前後死了28人,所以,小西天慘案又稱為「二八慘案」。在槍殺中,有些偽警察目睹了敵人的殘暴,特別是對無辜婦女和兒童的殘殺,非常不滿。在執行命令過程中不那麼堅決,因此,有些未被捆綁的婦女、兒童得以乘機逃進了山溝密林,才倖免於難,計有李洪蘭及女兒王桂雲、王桂芬,任宗蘭和兒子李福華、王金華及女兒王桂春,孫桂榮的大女兒孫淑雲,以及鄧芝蘭等。另外,還有王榮華、孫秀珍、李振江3個孩子,由於年幼體小,在大人的屍體掩護下,未被打死,事後被人們抱走撫養,直到日本投降後,才被家裡人找回。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白馬川慘案

    張春生何連仲    
    白馬川在河北省興隆縣城東北120多華里處。白馬川偽警察分駐所有個警長叫劉貴才,他倚仗日本主子的勢力,搶男霸女,無惡不作。當地群眾對其恨之入骨。大家說:「不怕槍刀火燒,就怕劉貴才走一遭。」    
    1940年8月中旬,八路軍游擊隊隊長沈榮久,根據群眾的強烈要求,帶領戰士在鞍子嶺將劉貴才捕獲,同時被抓捕的還有8個偽警察。所俘偽警察經教育釋放,只把劉貴才押至迷子地的十八盤就地處決。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白馬川偽警察分駐所日警申春、滕田聽到這個消息後,即從興隆縣警察署調來大批偽警,配合日軍包圍了白馬川。他們用刺刀把群眾驅趕到偽分駐所門前的廣場上,四周架起鐵絲網。一個青灰臉矮胖墩兒日軍站在高桌上嚎叫了一陣,翻譯說:「皇軍說了,要你們檢舉誰是八路軍,誰是共產黨?要不,把你們的腦袋都切下來。」場上鴉雀無聲。這個日本人惱羞成怒,一招手叫過來兩個偽警察,從會場上把王立福、張奎林、張鳳、賈成蘭、孫賀禹、李永玉和一個被劉貴才凌辱過的婦女捆了起來。一個日本人一把奪過偽警察手中的一把剛剛燒紅的烙鐵,照著王立福的頭上就是一下,「吱啦」一聲,一股白煙升起,王立福慘叫一聲跌倒在地。又是一烙鐵,王立福頭上出現兩道深溝,昏迷過去。一桶涼水澆過後,王立福睜開雙眼,立即又被架起來。日本人又接過燒紅的鐵筷子,在王立福頭上「吱啦吱啦」的烙著。張奎林、張鳳、賈成蘭、孫賀禹、李永玉也都被打翻在地,往嘴和鼻子裡灌煤油、涼水。7個人受盡嚴刑拷打後,一個個被拉到東邊大坑旁處死。    
    數日後,這伙日軍和偽警察,又把三四百名群眾圈到廣場上,命令他們列隊站好。偽警長趙玉璞,手拿一根籐條,籐條頭上結了個大疙瘩,一排一排地打。群眾管得清躲避不及,腦袋被打了一個窟窿,躺倒在地;一個姓張的群眾的頭,也被打得鮮血直流。群眾怒目而視。廣場前邊停放著棺材,劉貴才的妻子披麻戴孝,哭哭咧咧,硬要群眾一個個來給劉貴才磕頭燒紙,而且還要念叨:「×××給爸爸燒紙來了。」群眾楊永德怒火萬丈,第一個大步向前,大聲念道:「花錢了,花錢了,爸爸給你燒紙來了。」日軍將他當場砍倒。第二個姓萬的群眾,死也不肯向前,也被日軍砍了一洋刀。群眾繆從善、葛成春被抓上來,他們立而不跪,昂首挺胸,怒目而視。兩個日軍嗷嗷怪叫,端著刺刀上來,又把他倆當場挑死。這時,狠心的日本人雙鳥,立即拔出戰刀,對準葛成春的胸膛就是一刀,刀落膛開,不多時摘出了他的心臟,挑在戰刀上,然後,架起鍋灶煮熟,被雙鳥、來國兩個強盜吞掉。    
    儘管敵人如此凶殘,可是,廣大群眾並沒有被嚇倒。他們有的投奔八路軍游擊隊,有的積極為游擊隊遞送情報。1940年底的一個夜晚,八路軍游擊隊奇襲白馬川偽警察分駐所,激烈的戰鬥進行了整整一夜。游擊隊衝過兩道鐵絲網,由於寡不敵眾,不得不暫時撤出戰鬥。偽警察分駐所雖沒拿下,但卻把警長趙玉璞的脖子打了一個透眼,留下了「紀念」。後來,游擊隊在田家莊附近設下伏擊圈,打死了日偽軍40多人,廣大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大屯慘案(1)

    李炳山杜清懷    
    抗戰時期,大屯村原屬遷青平第五區。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後,對這一地區的武力鎮壓愈演愈烈。這是因為,日益發展壯大的八路軍開始進入這一地區,群眾抗日活動非常活躍。    
    1941年正月初三,在大屯人民的配合下,激擊隊長周治國率領游擊隊一舉拿掉了三道關據點,擊斃日偽官兵4人,生俘30多人,繳獲三八槍20支、手槍2支、機槍1挺,子彈2000多發。    
    三道關警察分駐所被八路軍游擊隊拔掉的消息傳到青龍縣警務科長日本人鈴木耳朵裡時,他立時氣了個半死。隨即,鈴木打電話通知喜峰口國境警察署,把日本人署長松島臭罵了一頓,並命令他立即帶隊出發「掃蕩」。松島遂派便衣特務彭守玉、沈恩福、李國順等4人到大屯去刺探情況。    
    1941年舊歷正月十五日,沈恩福、彭守玉、李國順等4名特務身穿長袍大褂,頭戴氈帽,化裝成八路軍地下工作人員,悄悄地竄入了大屯。沈恩福等人在莊頭碰上一個叫田貴的拾糞老頭,就問他:「周治國來過沒有?」田貴說:「沒有!」隨後他們就進了村,在莊裡遇到一個小孩兒,沈恩福就說:「你們莊來八路軍了嗎?」小孩害怕,回答說:「來八路軍吃飯著。」後又遇到牌長劉文山,劉又領著他們到劉廷付(中共地下黨員)家。特務假惺惺地向劉廷付說:「我們是周治國隊的,丟到這裡兩袋子子彈。」劉廷付說:「周治國根本就沒到這裡來。」特務就說劉廷付不說實話,將劉廷付毒打一頓,又把劉廷付帶到地主才海峰家。用井繩綁到才家的梯子上,嚴刑拷打,灌涼水、煤油,折騰得死去活來。後來有人把寬甸子警察分駐所的警士田廣樹(當時有病,請病假在家休養)找來。田廣樹認識這幾個特務,於是就上前為劉廷付求情,在場的幾個牌長也都紛紛上前為劉廷付求情說好話。彭守玉、沈恩福等特務見身份暴露,也就順坎兒下驢,住了手。    
    為了不把事情鬧大,免得全村人受連累,幾個牌長把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務請到才海峰的屋裡,上炕點上大煙燈,抽大煙(鴉片)。幾個特務抽足大煙,又被請到偽甲長地主才國田家吃了個酒足飯飽。    
    下午,4名特務呆夠了,臨走時,為了讓幾個特務給說好活,答應給他們150元偽幣(田廣樹和幾個甲牌長早已識破了他們一是刺探軍情,二是勒索民財的來意),但是因手裡沒有現成錢,當時交不出,經商定正月十六日下午給他們把錢送到喜峰口警察署,交到他們手裡。就這樣,臨走時還把副甲長翁桂臣(貧苦農民)帶走做人質,去向他們的主子日寇鈴木交賬去了。    
    然而,這4名特務回到董家口警察分駐所,除了把副甲長翁桂臣交給鈴木外,還向鈴木匯報說:「大屯有八路,問小孩子說有,問大人說沒有,大屯無論男女老幼都通八路,給八路辦事,家家戶戶都管八路飯。」鈴木聽完匯報後,就把翁桂臣帶回青龍去了。    
    正月十六,鈴木來到了董家口鬼子據點,隨即給喜峰口偽滿警察署署長松島打電話,讓他帶人迅速趕到了董家口。緊接著,偽青龍縣警務科送來兩汽車日本憲兵和警察。鈴木又從喜峰口據點調來偽滿洲國軍一個連、警察20多人,還有不少日本憲兵。同時,孤山子、大地、牛心山、董家口以及姜大祥討伐隊等300多日偽軍紛紛趕來董家口集結。一場駭人聽聞的血腥大屠殺就要開始了,白色恐怖籠罩著大屯。    
    樸實善良的大屯人民哪能想像到敵人就要向他們開刀啊!天黑以後,家家戶戶關門閉戶,人們陸續進入夢鄉,全村一片寧靜。這時候,田成福家卻還亮著燈,原來是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張永寶、張萬明等同大屯黨支部成員田成福、吳景榮、田保林、李金才等人正在開會,研究工作,部署任務,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也就在這個時候,鈴木卻在指揮集結在董家口據點裡的300多名日偽軍從四面八方鬼鬼祟祟地向大屯逼進,大屯被敵人包圍了。敵人指揮所就設在大屯莊前長河南岸的山頭下邊,警務科長鈴木親自坐鎮指揮,兩門小炮就架在指揮所旁邊的山頭上,炮口對準了大屯。夜間11點多鐘,3聲炮響,頓時槍聲四起,響成一片,機槍、步槍一齊向大屯開火,村子裡立刻濃煙滾滾,火光沖天。夜風捲著大火,火乘風勢,從東西兩頭向村中撲來,村裡頃刻大亂。人們的哭喊聲、牲畜的嘶叫聲、房倒屋塌聲混在一起,響成一片,亂作一團。    
    敵人進村以後,荷槍實彈,挨家逐戶地搜查屠殺手無寸鐵的人們,碰到沒有著火的房屋倒上汽油就點,遇人就殺,大屯成了一片火海,成了一片血腥的世界。    
    富有革命傳統的大屯人民,並沒有被敵人的屠刀嚇倒。憤怒的人們隨手抓起一件什麼東西,撲向敵人,同敵人展開廝殺格鬥。他們有的抄起菜刀、舉起斧頭、拿起鎬把、抓起鐵鍬……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大屯慘案(2)

    李炳山杜清懷    
    抗戰時期,大屯村原屬遷青平第五區。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後,對這一地區的武力鎮壓愈演愈烈。這是因為,日益發展壯大的八路軍開始進入這一地區,群眾抗日活動非常活躍。    
    1941年正月初三,在大屯人民的配合下,激擊隊長周治國率領游擊隊一舉拿掉了三道關據點,擊斃日偽官兵4人,生俘30多人,繳獲三八槍20支、手槍2支、機槍1挺,子彈2000多發。    
    三道關警察分駐所被八路軍游擊隊拔掉的消息傳到青龍縣警務科長日本人鈴木耳朵裡時,他立時氣了個半死。隨即,鈴木打電話通知喜峰口國境警察署,把日本人署長松島臭罵了一頓,並命令他立即帶隊出發「掃蕩」。松島遂派便衣特務彭守玉、沈恩福、李國順等4人到大屯去刺探情況。    
    1941年舊歷正月十五日,沈恩福、彭守玉、李國順等4名特務身穿長袍大褂,頭戴氈帽,化裝成八路軍地下工作人員,悄悄地竄入了大屯。沈恩福等人在莊頭碰上一個叫田貴的拾糞老頭,就問他:「周治國來過沒有?」田貴說:「沒有!」隨後他們就進了村,在莊裡遇到一個小孩兒,沈恩福就說:「你們莊來八路軍了嗎?」小孩害怕,回答說:「來八路軍吃飯著。」後又遇到牌長劉文山,劉又領著他們到劉廷付(中共地下黨員)家。特務假惺惺地向劉廷付說:「我們是周治國隊的,丟到這裡兩袋子子彈。」劉廷付說:「周治國根本就沒到這裡來。」特務就說劉廷付不說實話,將劉廷付毒打一頓,又把劉廷付帶到地主才海峰家。用井繩綁到才家的梯子上,嚴刑拷打,灌涼水、煤油,折騰得死去活來。後來有人把寬甸子警察分駐所的警士田廣樹(當時有病,請病假在家休養)找來。田廣樹認識這幾個特務,於是就上前為劉廷付求情,在場的幾個牌長也都紛紛上前為劉廷付求情說好話。彭守玉、沈恩福等特務見身份暴露,也就順坎兒下驢,住了手。    
    為了不把事情鬧大,免得全村人受連累,幾個牌長把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務請到才海峰的屋裡,上炕點上大煙燈,抽大煙(鴉片)。幾個特務抽足大煙,又被請到偽甲長地主才國田家吃了個酒足飯飽。    
    下午,4名特務呆夠了,臨走時,為了讓幾個特務給說好活,答應給他們150元偽幣(田廣樹和幾個甲牌長早已識破了他們一是刺探軍情,二是勒索民財的來意),但是因手裡沒有現成錢,當時交不出,經商定正月十六日下午給他們把錢送到喜峰口警察署,交到他們手裡。就這樣,臨走時還把副甲長翁桂臣(貧苦農民)帶走做人質,去向他們的主子日寇鈴木交賬去了。    
    然而,這4名特務回到董家口警察分駐所,除了把副甲長翁桂臣交給鈴木外,還向鈴木匯報說:「大屯有八路,問小孩子說有,問大人說沒有,大屯無論男女老幼都通八路,給八路辦事,家家戶戶都管八路飯。」鈴木聽完匯報後,就把翁桂臣帶回青龍去了。    
    正月十六,鈴木來到了董家口鬼子據點,隨即給喜峰口偽滿警察署署長松島打電話,讓他帶人迅速趕到了董家口。緊接著,偽青龍縣警務科送來兩汽車日本憲兵和警察。鈴木又從喜峰口據點調來偽滿洲國軍一個連、警察20多人,還有不少日本憲兵。同時,孤山子、大地、牛心山、董家口以及姜大祥討伐隊等300多日偽軍紛紛趕來董家口集結。一場駭人聽聞的血腥大屠殺就要開始了,白色恐怖籠罩著大屯。    
    樸實善良的大屯人民哪能想像到敵人就要向他們開刀啊!天黑以後,家家戶戶關門閉戶,人們陸續進入夢鄉,全村一片寧靜。這時候,田成福家卻還亮著燈,原來是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張永寶、張萬明等同大屯黨支部成員田成福、吳景榮、田保林、李金才等人正在開會,研究工作,部署任務,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也就在這個時候,鈴木卻在指揮集結在董家口據點裡的300多名日偽軍從四面八方鬼鬼祟祟地向大屯逼進,大屯被敵人包圍了。敵人指揮所就設在大屯莊前長河南岸的山頭下邊,警務科長鈴木親自坐鎮指揮,兩門小炮就架在指揮所旁邊的山頭上,炮口對準了大屯。夜間11點多鐘,3聲炮響,頓時槍聲四起,響成一片,機槍、步槍一齊向大屯開火,村子裡立刻濃煙滾滾,火光沖天。夜風捲著大火,火乘風勢,從東西兩頭向村中撲來,村裡頃刻大亂。人們的哭喊聲、牲畜的嘶叫聲、房倒屋塌聲混在一起,響成一片,亂作一團。    
    敵人進村以後,荷槍實彈,挨家逐戶地搜查屠殺手無寸鐵的人們,碰到沒有著火的房屋倒上汽油就點,遇人就殺,大屯成了一片火海,成了一片血腥的世界。    
    富有革命傳統的大屯人民,並沒有被敵人的屠刀嚇倒。憤怒的人們隨手抓起一件什麼東西,撲向敵人,同敵人展開廝殺格鬥。他們有的抄起菜刀、舉起斧頭、拿起鎬把、抓起鐵鍬……    
    滿村屍骨滿村恨,滿街血水滿街仇。倖存下來的大屯人民,目睹著化為灰燼、冒著濃煙、滿目淒涼的村莊,整理著一具具親人殘缺不全的屍體,在附近各村群眾幫助下,含著悲憤的淚水,懷著與敵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掩埋了親人的屍骨。    
    這次慘案給劫後餘生的大屯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難。燒燬房屋535間,其中瓦房75間、草房460間;燒死毛驢10頭、豬120口、羊350只;損失糧食30萬斤,豬肉1500多斤;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等人們賴以生存的一切全都沒有了。這是日寇推行「三光」政策的鐵證。這次慘案致使大屯人民在以後的10餘年中,也一直未能恢復原狀。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暖河塘慘案

    李炳山杜清懷    
    暖河塘是河北省寬城縣西部一個小村,抗日戰爭初期僅有17戶人家、90多口人。它坐落在灤河岸邊,前有灤河,後靠大山,原屬遷青平聯合縣七區,現屬承德寬城縣獨石溝鄉。    
    1933年日軍佔領寬城之後,八路軍的一支游擊隊就經常在長城沿線一帶活動,尋機打擊日偽軍。這就是何子橋獨立大隊。這支隊伍約有200多人,隊長是何子橋。    
    1941年4月26日(農曆四月初六),何子橋部隊接到情報,說是駐紮在興隆縣柳河川的日軍約有80多人,押送5只貨船,走灤河途經暖河塘,到遷西縣的撒河橋(地名)去。部隊決定在暖河塘上游3里地處的賈家安村截殲這股敵人。    
    當天晚上,部隊到達伏擊地點。第二天天一亮,部隊就動員暖河塘村及附近的群眾迅速轉移到安全地方。民兵們主動要求留下協助部隊作戰。部隊沿賈永安村北的山梁佈置了三四華里長的埋伏線,做好了戰鬥準備。    
    時近中午,敵船果真從灤河上游開來了,待敵船全部進入伏擊圈,機槍、步槍一齊開了火。日軍被這突如其來的埋伏打懵了,亂作一團,紛紛跳入水中。一陣慌亂之後,日軍重新整頓好隊伍,在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向八路軍陣地反撲。經過一陣激烈的戰鬥,八路軍未能阻止住敵人的進攻,為避免傷亡過重,部隊主動撤出了戰鬥。    
    日軍遭到八路軍阻擊後,惱羞成怒,便瘋狂撲向暖河塘村,抓住了協助部隊作戰沒來得及轉移的胥景印、胥景堂、胥景孝、胥景文、胥景貴、胥景存、胥景全、胥俊起、胥俊海、胥殿安、胥殿中、胥殿贏、胥殿有、胥殿付、張振太、李永朝16名群眾,把他們帶到莊裡一個空場上。日軍強迫他們排成兩行,又逼著胥俊海從河裡挑來涼水,放在人群旁邊,四周架起了機槍,有荷槍實彈的日軍包圍著。一切準備好後,上來兩個日軍,首先把胥景孝拉出來,吼叫道:「八路哪裡去了?說!」胥景孝瞪了他一眼,扭過頭去說:「不知道!」一個日軍端著槍,朝他的後背猛刺過來。當時,胥景孝只有30多歲,身強力壯,他強忍著劇痛,轉身抓住了日軍的刺刀,同日軍奪起槍來,雙手被拉得鮮血淋淋。幾個日軍一起上來,連捅幾刺刀,胥景孝呻吟著倒在了地上。    
    胥景孝被殺害後,日軍繼續追問八路軍去向。人們眼看著自己的親人被殺死,怒火滿腔,以沉默回答敵人。一陣沉默之後,又齊聲喊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日軍惱羞成怒,端著沾過涼水的刺刀,餓狼般地撲向人群。霎時,前排的七八名群眾,隨著一聲聲慘叫,一個個倒在血泊裡。緊接著一陣槍響,後排的群眾也倒下了。日軍惟恐群眾不死,又在倒在地上的人堆裡一陣亂刺。然後,把附近的一堆柴禾搬來,堆放在人堆上放火焚屍。頓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    
    當時,胥俊海、胥殿有、胥殿付、李永朝4人並沒有死,只是身負重傷,倒在死人堆裡。他們忍受著傷痛,一聲不響,打算等敵人走後再爬出來。但是,敵人放火焚屍後,被烈火灼烤得難以忍受。他們瞅見靠河一邊沒有日軍,濃煙向東邊刮去,東邊的日軍也都躲開了。於是,他們從火堆裡爬出來,胥俊海、胥殿有順著煙霧向東邊跑去,胥殿付、李永朝二人朝河邊跑去。由於濃重的煙霧掩護,等到日軍發現,他們已經跑出很遠了,日軍朝他們一陣猛烈的掃射,但並未打中。胥俊海和李永朝跳入水中,拚命游到對岸,脫離險境。    
    日軍在屠殺群眾之後,又對全村的禽畜進行捕捉殘害。一時間,雞飛豬叫,牛羊東奔西逃。臨走前,又把全村的房子點著。鬼子一直鬧騰到下午六七點鐘,才拖上幾具死屍,帶著傷兵爬到船上,奔撒河橋方向而去。    
    次日天明,轉移出去的群眾陸續返回了村莊。莊裡房屋大部分被燒燬,到處是殘垣斷壁、牲畜屍體。被燒燬的衣服、被褥的碎片處處可見;燒焦的糧食這裡一堆,那裡一攤;鍋碗缸盆全被砸毀;禽畜、什物燒焦後發出的□腥味兒,更使人難以忍受。在空場上,被鬼子殺死的群眾屍體橫躺豎臥,焦□難辨,其狀慘不忍睹。失去親人的老人、婦女、孩子,撲倒在還冒著黑煙的屍堆裡放聲大哭,拚命地往外扒著屍體,辨認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哭啞了嗓子,哭腫了眼睛,哭干了眼淚。賈家安的群眾聞訊趕來,幫忙把屍體抬出去掩埋了。抗日政府的七區區長程書堂也趕來慰問遇難群眾的家屬,號召大家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共渡難關,並表示:血債要用血來還,這仇一定要報!    
    跑出去的胥俊海等4名群眾,雖然逃出了虎口,但由於傷勢過重,流血過多,除胥殿付倖存下來之外,其他3人在三五天內也都相繼死去了。    
    這樣,一個僅有17戶人家、90多口人的小村莊,日軍在這次血腥屠殺中,鄉親們就失去了15位親人,成了當時遠近聞名的「寡婦莊」。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艾峪口慘案(1)

    中共寬城縣委黨史辦公室    
    河北省寬城縣的艾峪口,地處長城腳下,與關內董家口一水之隔,是共產黨抗日人員出入關內關外、展開抗日工作的必經之地。    
    1941年6月,日偽在這裡製造了一起令人髮指的慘案。    
    「七七」事變後,在抗日政府區幹部趙祝華、趙明月、諸成萬、陳國昌等的親自組織下,艾峪口村的黨小組、報國會、武委會等抗日組織相繼建立,群眾的抗日活動很活躍。所以,敵人對這一地區倍加注視。    
    艾峪口村惡霸鄉紳劉茂林,人稱「劉四瘋子」。他依仗其子在日偽青龍警務科幹事兒的權勢,欺壓百姓,無惡不作。尤其讓人切齒的是他充當了青龍、董家口、喜峰口一帶的密探,經常搜集抗日活動情報,人們對他恨之入骨。    
    1941年1月29日(農曆正月初三)夜,「劉四瘋子」終於被我攻打三道關敵據點的抗日部隊捉住鎮壓,其子劉爽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一天,報國會成員開會,研究破壞敵人的交通和支援前線等問題,被地痞葉德順看見,於是他就鬼鬼祟祟地到處傳播。    
    劉爽探知此情後,立即將葉德順叫到家中,酒宴招待,問個究竟。這個有奶便是娘的哈巴狗,將所知情況向劉爽報告了一番,劉爽如獲至寶,立即報告了青龍憲兵隊。    
    一場災難降臨了。    
    1941年5月25日(農曆六月初一)的深夜,滿載5輛汽車約150餘名荷槍實彈的日偽軍,包圍了艾峪口、河西、東溝等5個自然村,會同艾峪口的敵人,如狼似虎地闖入各戶,抓捕了諸成平、諸清林、劉成海、沈福棠、趙振明、趙振生、趙振香、趙振方、劉桐、劉永昌、關長青、劉明、劉廣、吳增海、周玉澤、諸賀林、趙連舉、吳慶林等18人,當夜被五花大綁,關在艾峪口日本憲兵班。拂曉,押往青龍日本憲兵隊。    
    3天後,日本高級法官佐籐正一、青龍警務科警防股長松崎、憲兵隊小頭目於塚等,對被抓捕人員進行刑訊。刑訊室周圍架起了4挺機槍,室內皮鞭、木棒、烙鐵、絞索、竹籤擺佈遍地。20多個刮亮頭皮的日軍劊子手,動用了壓槓子、灌煤油、灌涼水、豬鬃通小便、烙鐵烙小腹、十指釘竹籤等酷刑,將劉桐、劉明、趙振明、劉廣、周玉澤、諸成平等折磨得死去活來。    
    用刑過後,松崎、於塚和漢奸蘇警佐等開始審訊。    
    敵人問劉明:「你願意當良民嗎?」    
    劉明回答:「你們的良民和我要做的良民是兩碼事,你們的良民是漢奸、走狗,我絕不會做你們的良民。」劉明堅強有力的答話,氣得敵人站起來咆哮:「給我住嘴,你要知道,你是和大皇軍為敵,破壞東亞共榮的『國事犯』,不好好招供,死了死了的有。」劉明圓睜怒目,昂起滿是血污的頭說:「既被你們抓來,我也沒想活著出去,什麼大皇軍、小皇軍的,你們只是一群殺人的強盜,你們的『東亞共榮』就是搶奪、放火、殺人,見你媽的鬼去吧!」    
    敵人強忍怒氣,啞口無言。這時,漢奸蘇警佐看著狼狽不堪的松崎、於塚的臉,趕忙為其主子解圍,歇斯底里地狂叫:「把這個『通匪』分子給我押下去!」    
    劉明昂首凜然走出了刑訊室。    
    狡猾的佐籐正一,一言未發,在一旁眨著兩隻猩紅的眼睛,無可奈何。    
    然後,又把趙振明押上堂來。    
    於塚問:「你都干了哪些對不起皇軍的事?」    
    趙振明說:「我要問你們干了哪些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    
    於塚又問:「打三道關據點,你知道都是什麼人幹的?」    
    趙振明說:「都是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幹的。老實說打三道關,是我給八路軍探的路,是我放的跳板。」    
    於塚氣得狂叫:「上大刑,壓槓子!」趙振明的雙腿被壓斷了,食物從口中湧出,昏死了過去。噴過涼水後,趙振明大罵:「我日你那個祖奶奶,你們的日子長不了啦,中國人民早晚會收拾你們的……」接著,又昏死過去。    
    在3天的刑訊中,被捕的18名群眾,個個皮開肉綻,遍體鱗傷。    
    一把燒紅的烙鐵烙在劉明小腹的一剎那,他猛勁一蹬,將烙鐵蹬到一個日本鬼子的臉上,「吱」的一聲,冒出了難聞的氣味,敵人嚎叫了一聲,四腳朝天躺倒在炭火盆上。劉明放聲大笑,敵人驚恐萬狀。    
    敵人在壓槓子、烙小腹之後,劉明的十指被釘上了竹籤。這位錚錚的鐵漢,被敵人的酷刑折磨後死在刑訊室內。    
    敵人軟硬兼施,沒達到目的,便在殘害了劉明之後,將其餘人全部判了死刑和無期徒刑。    
    敵人黔驢技窮,原形畢露。在7月24日(農曆閏六月初一)下午4時,由青龍警務科、日本憲兵隊,滿載著8輛汽車日軍和警察,再次開到艾峪口西地警察分駐所。稍停了一會兒之後,很快向董家口開去,佯稱到關裡「掃蕩」,以麻痺善良的人民。哪知,深夜10點,敵人突然把艾峪口、西地、東溝幾個村莊團團圍住,挨戶搜查,再次進行了瘋狂的大逮捕。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艾峪口慘案(2)

    這次被抓走的有劉振祥、劉賀祥、沈福和、沈福萬、張立、劉永錄、劉恩、趙成友、劉寬、吳永棟、周俊、秦桂等40餘人。    
    艾峪口5個自然村,18歲至45歲的男人,除極個別在外的僥倖脫身以外,其餘無一倖免。    
    在被抓捕的人群即將被押往青龍警務科之際,艾峪口村的眾鄉親,頂著淒風苦雨,扶老攜幼、拖兒帶女,向著敵人湧去。這時,敵人面對手無寸鐵的人民,嗚哇怪叫:「八路匪的閃開,不閃開死了死了的。」人們無一恐懼,也無一人哀求,沒有眼淚,也沒有悲傷,不管敵人怎樣把槍栓拉得山響,人流仍繼續前進著、包圍著。不多時,把敵人團團圍住。敵人看到如此眾多人群,再次嚎叫:「不閃開死了死了的!」憤怒的人群中毅然發出「我們都是八路軍,向我們開槍吧!」的喊聲。車上被押人員也高喊:「鄉親們,東洋鬼子長不了啦,中國人民一定會勝利!」面對不畏強暴的人們,敵人慌了手腳,伺機倉皇逃脫。    
    7月25日(閏六月初三)上午,敵人開始審訊。審訊室佈置得陰森恐怖,殺氣騰騰。刑訊開始後,劉賀祥、劉廣、諸清林、沈福堂、吳永棟、周俊等腳帶鐐銬被拖出大獄。佐籐正一、於塚、蘇警佐等出庭審訊。    
    於塚問:「你們誰是共產黨,誰是報國會主任?」於塚又指著吳永棟說:「你願意當良民嗎?你說誰是共產黨,誰是報國會主任?說了讓你妻子兒女團聚,中國人不是很孝順父母的嗎?」    
    劉賀祥回答:「我是共產黨員,也是報國會主任。」    
    吳永棟氣得眼睛圓睜,咧愣了兩眼說:「我日你個祖奶奶,你還知道有父母,我看你正是一個缺爹少娘的野種。」    
    這時,蘇警佐一看吳永棟這樣粗野的大罵其日本主子,大聲喊道:「膽大的窮光蛋、土八路,竟敢辱罵皇軍,拉出去槍斃!」這時,刑訊室內外的30多名群眾,個個怒不可遏,齊聲怒斥:「你這個漢奸、走狗,中國人的敗類,要殺就殺吧,中國人民早晚會算總賬的!」    
    眾人罵不絕口,整個警務科、刑訊室,人聲怒吼,嚇得日寇目瞪口呆,蘇警佐也被罵得面紅耳赤。他像惡狼一樣咆哮著:「把這些八路匪統統槍斃!」    
    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消滅漢奸狗特務!」的憤怒呼喊聲中,殺人的槍聲響了,罪惡的子彈奪去了劉賀祥、周俊等3人的生命。    
    敵人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在幾隻狼狗的配合下,把這些所謂「國事犯」拖進監獄。7月30日(農曆閏六月初七),他們就分別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押至承德、瀋陽、丹東、撫順等地。    
    不到一個月時間,艾峪口先後共被抓去58人,除放回5人外,其餘53人都被殺害在承德、瀋陽、丹東等地。    
    在兩次逮捕和屠殺中,劉桐、劉明、趙振方、趙振明、秦貴、張立、劉萬、劉海全、趙連舉等9戶人家,就死了60餘口。    
    諸成寬、吳永棟、劉賀祥、劉廣林等20餘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全村先後慘死在敵人屠刀下210多人。    
    這就是日本法西斯在寬城艾峪口製造的大逮捕、大屠殺慘案。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火斗山慘案

    盧福張思卿盧福、張思卿是最高人民檢察署工作人員。    
    日寇侵佔我國東北後,為鞏固其在中國的長期統治,對八路軍和愛國人民,施行了瘋狂的搜捕和圍剿,尤其對熱河省灤平縣的所謂「邊防」,進行了大肆逮捕和殘酷屠殺,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3月,八路軍積極進行抗日活動,襲擊了熱河省灤平縣火斗山日寇車站,給敵人一個沉重打擊,焚燒了車站,打死了日本鬼子,繳獲了日寇武器和物資。當八路軍襲擊車站時,附近各村群眾熱烈予以支援。事後,大家給八路軍送糧、送鞋、送襪,為爭取早日擺脫日寇的鐵蹄蹂躪和黑暗統治,不惜一切地進行了鬥爭。    
    同年4月,日寇錦州鐵路警護本隊長佐古龍裕遂下令古北口鐵路警護隊,進行嚴密偵查。數月後,發現火斗山車站附近各村有抗日工作人員和愛國群眾的活動。於是,於同年舊歷七月初一日拂曉,有日寇古北口、火斗山鐵路警護隊及憲兵隊等30多人,分赴南石門、張家溝、上三岔口、下三岔口、火斗山、三道溝、巴克什營、四道梁子、大葦子峪等村,以「國事犯」為罪名,將抗日工作人員鄭廷蘭、傅振國及抗日愛國群眾楊海、李朝俊、司文軒、呼振亭等40餘人逮捕後,由火斗山站送往古北口警護隊關押。當日進行審問,利用逼供、引供、誘供等方法,若不供認即施以慘無人道的暴刑,所用刑罰有過電、灌涼水、跪鐵絲網子、裝麻袋裡摔、竹片毒打等。是凡被捕者,都難逃此種種酷刑。如楊海控訴說:「日本鬼子過我堂時,我一說不知道,就將我裝在麻袋裡往水泥地上摔,硬摔折我3條肋骨,當即昏死。後轉去警護隊過我堂,刑罰更毒辣。灌涼水,肚子被灌鼓起來,劊子手們一踩肚子,水就從嘴裡、肛門、小便往外流。還給我上電刑,我馬上又昏死過去了,就這樣昏死過7次之多。」又如王永庫控訴說:「我共過了11次堂,讓我跪在鐵絲網子上,嚴刑拷打。灌涼水怕灌不進去,給嘴裡含塊木頭,灌滿肚子,又給壓出來。還用電刑,電死過去,又用涼水給噴醒過來。將我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被害人蔡仲控訴說:「日本鬼子隊長大道西武和漢奸翻譯徐建修過我堂時,用竹片惡狠狠地打,將身體打得變成了黑色。」高印等人控訴說:「用木棍戳肋條骨,把我們疼昏迷了,他們就寫下假口供,又用涼水噴醒過來問,是你招的吧?說個不是,又有毒刑。有的人竟這樣昏死過5次之多。」日寇就是這樣酷刑逼問40多個被捕者,歷經10餘天,送往承德檢察廳13名,其中判死刑1人、無期徒刑4人(送錦州監獄後死去3人)、20年徒刑1人(僅查明的),其餘不詳。    
    另外,釋放30餘名中,因受暴刑成疾,回家不久死去3人,成殘廢不能幹活者2人,嚴重影響健康者多人。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快活峪慘案

    吳殿信    
    1938年6月,八路軍宋鄧縱隊為策應冀東大暴動,挺進冀東以後,革命火種也撒到快活峪溝裡。共產黨的工作人員曾到這裡,向群眾宣傳抗日、建立交通站、組建了基層組織。1941年五六月份,八路軍挺進十團三營營長翟飛、副營長師軍、教導員王波帶領第七、第八連500多人,夜襲巴克什營偽警察署,往返都在快活峪集結,在那裡開動員會和慶功會。同年8月13日,挺進軍十團又在距快活峪不遠的一撮毛山上,把駐西駝古日軍鈴木部隊朱狩中隊70來人圍殲。10月底,日本關東軍獨立大隊、日軍華北派遣軍柿木大隊糾集萬人兵力,對豐灤密長城沿線抗日根據地進行持續78天的大「掃蕩」,實行所謂《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要綱》,把灤平列入「肅正」的重點,並在古北口設立了西南防衛司令部。因快活峪一帶經常有八路軍活動,敵人認為是延安的觸角伸向偽滿洲國,便規定在快活峪首先實施「肅正要綱」。在這裡,「無住禁作」與「集家並村」同時實行,並提出先搬遷,後修「圈」。營盤鄉只在營盤修一個「部落」,讓全鄉許多村的群眾在那裡集中。快活峪距離營盤25里,村民們不願棄家捨業住進「人圈」,便投奔古北口、河西和田莊的親戚家去住,有的就在砬棚巖洞、山洞裡住。敵人明令公佈:快活峪不准再有人家,不准種莊稼、不准打柴、不准放牧,凡敢有出入「無住禁作」地帶者,格殺勿論。群眾對此不予理睬,仍堅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駐古北口日本關東軍第一七四指揮部,指使於營子鈴木部隊上村校一中隊和偽警察分駐所所長小金井英一,加緊對快活峪一帶「掃蕩」。    
    1941年9月5日(農曆七月十四日),於營子警察分駐所所長小金井英一和駐於營子日軍中隊長上村校一,帶領日軍、偽警察、討伐隊近200人闖進快活峪,從溝裡到溝外將全村280多間房子全部燒燬,搶走了全部牲畜,把整個快活峪洗劫一空。在「掃蕩」中,住在馬架子一個巖棚裡的農民陳老太太,被日軍搜山發現活活打死在山上。貧苦農民張家書住在快活峪一個巖棚裡,他的9歲女兒張小冬正在山上拾柴,被日軍發現,當靶子打死在陽坡。農民孫懷清到自己的地裡掰玉米,被敵人打死在馬架子上窩鋪。據不完全統計,像這樣慘遭日軍殺害的群眾有14人。    
    10月下旬,地裡的莊稼成熟了,搬到古北口、河西等地和附近山上住巖棚的群眾,回來收打莊稼。駐在於營子的敵人得知消息,於10月24日凌晨由所長小金井英一、日軍中隊長上村和偽討伐隊長劉宗功帶領200多日偽軍,分兵兩路包圍了快活峪溝。日偽軍把盧文清、盧文亮、尚文德、尚文福、郭老耗子(乳名,14歲)等18名群眾趕到馬架子小廟前的土坎子上,強迫他們列隊跪在一起。小金井英一手持洋刀,逼問群眾:「集家好不好?八路軍在哪裡?誰是村幹部?」這些手無寸鐵的群眾,面對敵人的屠刀,堅強不屈,都說不知道。即將晌午了,天下起濛濛細雨,日軍用刺刀逼著群眾往坎子下的大坑裡跳,跳一個開槍打一個。群眾不往下跳,日軍就用刺刀往下捅。他們惟恐跳下的群眾不死,又往人堆裡扔了兩顆手榴彈,身受重傷的尚文德,從血泊中掙扎起來大罵道:「今天老子和你們拼了!」邊罵邊衝向敵人,撞得鬼子一溜趔趄。日軍的槍聲又響了,他又倒在難友盧文亮的身上。日寇又對倒下的人一一「過篩子」,刺刀穿透尚文德的胸膛扎進盧文亮的後背。日寇走後,躲在山裡的鄉親們才回來掩埋親人屍體,盧文亮、盧文清、高生印、尚文福和張榮等5人沒有死,被鄉親們救起,抬到關裡親友家養傷。被日軍圍殺的18名群眾中,除死裡逃生5人外,其餘13人都慘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慘案發生後,快活峪群眾的日子更難過了。貧農尚文才一家7口人,兩個伯父被日本侵略者殺死,父親尚福瑞餓死,母親帶著姐姐和8歲的弟弟討飯,姐姐還被古北口特務吳仲三霸佔為妾,小弟弟到山上找酸棗吃,餓死在山上。貧苦農民趙榮的妻子懷孕,因無家可歸,到處討飯,在去於營子討飯回來的路上,把孩子生在牡丹春溝的一個破窩棚裡,直到第二年2月才被人們找到,但這個可憐的母親和懷中的嬰兒早已死去了。    
    日寇在快活峪凶殘地屠殺無辜村民31人,激起了民眾的抗日怒火。倖存下來的盧文亮帶著日本侵略者留在背上的傷疤,帶頭參加了抗日隊伍——白河游擊隊。    
    快活峪慘案,是中國人民遭受日軍殘害的鐵證,也是日軍在灤平縣「集家並村」製造「無人區」罪行的縮影。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天橋溝慘案

    張國良    
    1941年10月,豐灤密抗日聯合縣地方武裝——長城游擊隊,由隊長張寶仁率領30多人從密雲縣吊馬峪出發,沿著潮河川,翻山越嶺,穿過日軍西南地區防衛司令部古北口分部、於營子、傅家店據點的封鎖線,10月30日晚來到虎什哈據點南面的小黑溝村宿營,尋機穿過虎什哈封鎖網,奔赴豐寧上方營一帶開闢抗日根據地。游擊隊在小黑溝受到群眾的熱情接待,並安排了食宿。偽甲長楊永富和牌長張福山發現情況後,連夜到虎什哈偽警察署向日警尉補大竹告密。駐虎什哈偽討伐隊長兼警察署長劉漢卿獲此情報後,用電話串通駐於營子的日軍鈴木中隊和警察分駐所所長小金井英一,密謀南北兩路合圍游擊隊。10月31日凌晨,劉漢卿帶領100多名討伐隊出發,在姚家灣子吃過早飯後,隨即奔向游擊隊駐地。游擊隊聞訊後,鑒於敵我力量懸殊,便避開正面敵人,急往南折,返回七道河村的天橋溝。劉漢卿討伐隊趕到小黑溝撲空,即向群眾追問游擊隊的去向,群眾謊稱「奔豐寧(在小黑溝北面)方向去了。」劉漢卿惟恐游擊隊抄虎什哈警察署的老巢,便急忙返回虎什哈。    
    與此同時(10月31日上午),於營子日軍上村校一和小金井英一帶領60多人卻奔向了天橋溝。日軍剛爬到天橋溝的西梁股上,在加心樑上放哨的抗日游擊隊員鳴槍報警,游擊隊迅速機智地突出包圍圈,返回口裡,使這伙敵人也撲了空。這伙日軍闖進天橋溝後,逐戶搜查,把牛長清、牛長華、牛長順等6人成串綁起來,強迫他們帶路,向天橋溝的東大山追擊游擊隊。6名群眾為使游擊隊順利轉移,拖著敵人繞道前進。日軍追到東大山梁頂,看不到游擊隊的蹤影,便吼叫起來,對6名群眾拷打逼問:「現在哪邊八路的有?」牛長清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知道!」小金井英一命令一個日本兵向牛長清的後背連捅兩刺刀,又把他踢倒滾下山去。接著,又用柴棍抽打其他5人,繼續拷問八路軍的去向,還是一無所得。於是,敵人押著5個群眾,又返回天橋溝。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日軍抓來的馱夫,迎面碰上了探聽被抓6個人下落的高永貴。馱夫輕聲告訴高說:「鬼子又回來了,快回去送信,再不跑就都沒命了。」高永貴抬頭一看,日軍隊伍跟上來了,回去送信已來不及,便鑽進深山的密林中躲藏起來。    
    日軍返回天橋溝以後,把天橋溝6戶人家的25口人(當時全村共有27人),還有游擊隊為掩護群眾而掉隊的3名戰士以及外村來探親的3人、外地來放牧牲口的1人,共32人,全部趕到高永富的兩間馬架窩棚附近。日軍和偽警察把群眾包圍起來,架起歪把子輕機槍。敵人上村校一在一旁咆哮,小金井英一在一旁逼問:「八路的多少的有?誰是八路的幹活?不說的統統的槍斃!」被圍群眾異口同聲地說:「不知道。」小金井英一舉起指揮刀大聲嚎叫著:「統統死了死了的!」日軍和偽警察用槍托打、刺刀扎,把群眾趕進馬架屋裡。民兵中隊長牛長華赤手空拳,與敵人展開交手仗。敵人把他抬起來從窗戶扔進屋裡。牛長華仍然罵不絕口。日偽軍用機槍堵住馬架窩棚的窗戶和門,屋裡群眾仍繼續怒罵。小金井英一揮起戰刀,嚎叫一聲:「開槍!」敵人的機槍便吼叫起來。霎時,32名無辜群眾,上至70歲的老人,下至不滿週歲的嬰兒,還有臨產的孕婦,都倒在血泊之中。10多名日軍又進屋用刺刀向屍體亂捅一陣,然後抱來柴草,堆在屋的四周放火焚屍。一息尚存的陳寬媳婦,掙扎著衝出來,又被打死在屋門外。另一些日偽軍分別把天橋溝其餘的17間馬架窩棚點著。頃刻間,黑煙四起,火光沖天。一陣燒殺之後,日偽軍又大肆搶劫,有的抓雞,有的攆豬,直到下午1點左右才返回於營子據點。村民高振鐸、陳寬沒被燒死,帶著滿身刀傷,掙扎著爬出來,可是因傷勢太重,沒活幾天也悲慘地死去。被日軍抓到山上用刺刀扎傷踢滾到山下的牛長清甦醒過來爬回家去,也僅活了10天就死了。至此,天橋溝的房子被燒光了,天橋溝在家的人死絕了,天橋溝被日本法西斯毀滅了!只有在深山中躲避的高永貴、牛長清在北甸子給地主放牛的一個10歲孩子牛才成了傳下這段悲慘歷史的人。    
    天橋溝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七道河村的鄉親們來天橋溝埋葬屍體,搶救親人,目睹慘狀,無不淚濕衣襟、泣不成聲。被殺之後,又被焚燒的屍體,已殘缺不全,無法辨認,只好在原地址集體埋葬。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小東區慘案

    朱素清雲清    
    小東區位於河北省興隆縣城東北8華里處,是興隆縣城通往土城頭北馬圈子、鷹手營子一線的必經之路。1942年日本侵略者實行「集家並村」後,把周圍村莊的零散住戶都驅趕到這裡,因它處在縣城之東故稱小東區。小東區有東、西兩甲,共1200多口人。    
    隨著抗日鬥爭的不斷深入,抗日活動逐步由深山區擴展到日偽統治嚴密的大川據點和城鎮周圍。1942年1月29日(農曆臘月十三日),小東區「跑會」(給甲長送信、跑腿的)馬祥瑞,奉命帶領武裝班長王力之子小沉頭和李永富等13人,給駐在榆溝的八路軍某部運送給養(鞋、襪、小米等),馬祥瑞帶收條回來。次日,他到小東區出售茶葉時,遇到10多個特務攔路搜查。為了避開敵人的搜查,他便繞道向東北河套跑去,但這也並未能避開特務們的視線,幾個特務立即隨後趕來。在追趕不及時,開槍射擊,把他腿部打傷後逮捕。敵人從馬祥瑞身上搜出收條,因此就認定是抓到了八路軍密探,押解他去了興隆縣城。同日,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八路軍1名工作人員住在朱湖溝(屬小東區管)宋連仲家,突然被進溝搜捕的特務抓住。宋母膽小怕事,又怕受連累,再三央求,特務們把工作人員釋放,卻把群眾張富抓走,押往縣城。    
    偽興隆縣日本縣長西山得知這兩條消息後,立即決定對小東區進行大檢舉。2月1日(農曆臘月十六)凌晨,在西山的指令下,日本憲兵隊長潘大鬍子,會同偽興隆縣警察署長張福莊,率日本憲兵和劉其昌討伐隊100多人,將小東區村包圍起來,進行了大搜捕。敵人進村後,逐戶搜查,見男人就抓,幾個小時就抓捕了上至70多歲老人,下至十幾歲兒童,120多人。敵人把抓來的群眾集中到李穩、吳玉滿、李振遠三家的院裡,用繩子捆綁起來,穿成長串。隨後又押送到興隆縣警察署留置場(即拘留所)。敵人妄想從這些人嘴裡撈到什麼,對他們施以種種酷刑,諸如拳打腳踢、壓槓子、灌涼水、灌辣椒水、手指插竹籤等。但是,被捕的群眾卻無一人屈服。十幾天以後,敵人不得不把年過花甲的老人和十幾歲的兒童放回。    
    2月20日(農曆正月初六),被捕群眾50多人被槍殺在南土門東山坡「萬人坑」,其中包括小東區17人。    
    2月27日(農曆正月十三日),小東區群眾王惠林正在檳榔溝八路軍辦事員楊守仁家躲避。劉其昌討伐隊100多人,由特務潘洪章帶路,再次進行大搜捕。先後到檳榔溝楊守仁家把王惠林和一個姓岳的群眾抓走,然後去蕎麥嶺抓人。有個抗日武裝班長見到討伐隊來抓人,剛要從後門逃走,就被討伐隊發現,當即開槍打死。隨後討伐隊又到大檯子,抓了幾個趕馱子的人。接著,又到紅石坑、大灰窯等地抓人,這次共抓捕20多名群眾。從大灰窯出來,轉回小東區,送至興隆警察署留置場拘押。幾天之後,被抓的人們被分批帶到縣城聚仙樓飯館刑訊。    
    3月下旬,敵人把從小東區和從其他地方抓捕來的群眾,除已就地處死的以外,下余150多人,用汽車押往承德監獄。這批人經過敵人的多次審訊,又有17人被處以死刑,在承德水泉溝被槍殺;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40多人被處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餘人被送往東北當勞工。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後,小東區人民重見天日。但到這時,這個村被押送承德和解往東北的80多人,絕大多數都已被處死或折磨致死,生還的只有劉思榮、於雲才、高東田、王惠林等4人,若再加上當時被處死的11人,前後一共有近百人喪生。小東區在敵人進行大檢舉、大搜捕、大屠殺中,群眾所受的折磨、死亡十分慘重。    
    


第二部分:各地區慘案大帽峪、蘭旗營慘案

    何連仲    
    大帽峪、蘭旗營慘案是1943年春節期間,日寇在興隆縣撒河川的50個「人圈」中實行「大檢舉」的案中案。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寇在興隆縣實行了慘絕人寰的「集家並村」,妄圖切斷抗日游擊隊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但他們這一目的並未達到。因此,日寇於1942年在撒河川搞成50個「人圈」以後,駐興隆縣日本憲兵隊向其駐錦州的西南防衛司令官仍這樣報告:「興隆縣撒河一帶居民都通八路匪。」於是他們在對「無人區」進行大討伐、大「掃蕩」同時,又在「人圈」內實行了「大檢舉」。    
    1943年2月5日(農曆正月初一),日偽錦州軍事法庭人員秘密來到興隆縣撒河川進行部署。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偽軍警憲特同時出動,在50個「人圈」中逮捕居民2000多人。除在蘭旗營集體屠殺外,其餘均押送到興隆,再轉送到東北各地充當勞工。後來這些人絕大多數都被日寇迫害致死,只有極少人生還。蘭旗營慘案是日寇製造的這次大慘案中就地屠殺中國居民的一例。    
    蘭旗營(人圈)位於興隆縣東南65公里處,是五指山抗日根據地通往冀東基本區的一條秘密運輸線的必經之地。偽孫德英討伐大隊的隊部設在這裡,這裡駐紮著一個中隊(100多人)偽警察。2月7日夜,日本憲兵隊指揮著孫德英討伐大隊(300多人)在佟家溝以東三道河以西一帶10餘個「人圈」中逮捕了幾百名居民。其中,僅大帽峪一個僅有67戶人家的小「人圈」,就被逮捕73人。這些人被集中關押在蘭旗營的一個大院裡。    
    大帽峪雖然位居蘭旗營以西3華里的山彎裡,但是因為群眾抗日覺悟高,經常掩護八路軍和抗日工作人員從該地過路,對此敵人已經有所察覺。1943年2月7日(正月初三)下午4時許,八路軍部隊一個排來到大帽峪,準備在天黑後穿過公路,越過撒河進關。天剛擦黑,大路上兩個特務向部落奔來,正與去換崗的民兵曹萬章相遇。特務抓住曹萬章問部落中有無八路,曹萬章說沒有,特務打了曹萬章一記耳光繼續逼問。這時,在部落大門裡警戒的八路軍部隊偵察員楊采章向特務開了槍,特務高占英被擊斃,特務王貴山逃跑,八路軍部隊當即向北撤回。為防止敵人報復,12名村幹部、民兵隨部隊北去,其他群眾也隱藏起來。不長時間,日本憲兵和孫德英討伐隊200多人將大帽峪包圍。他們先將山坡上的柴禾垛燃著,映得部落裡通亮。藏身的群眾以為房子被燒著,紛紛回家往外搶東西。日寇討伐隊乘機竄進村挨門挨戶抓人,當即有73個男人被綁走。    
    日寇討伐隊把從大帽峪、馬圈子、南溝、青杏溝、榆樹溝、佟家溝、鳩兒峪、大石門等10餘處「人圈」綁來的幾百人集中關押在蘭旗營部落中的一所大院中,並且不允許被綁著的人們站著,強令他們一個挨著一個蹲著,不許動,誰蹲得高了就用棍棒打。第二天,日寇在大帽峪人的臉上劃上紅槓,左臂繫上布條。對所有被抓去的都不給飯吃,不給水喝。第三天,人們飢渴得喝院裡泔水缸的泔水,隨後進行刑訊。日本人審問,有人翻譯,問八路軍在什麼地方?部落裡誰是八路?誰通八路?公糧存在哪裡?說不知道的就用火烤、涼水灌。然而,在日寇的淫威面前沒有一個人屈服。馬永興的父親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被油透了,可他什麼也不說。大帽峪的司俊雨視死如歸,拿劈柴把敵記錄官打懵,最後被日寇用刺刀挑死。日寇審問大帽峪的一個姓梁的啞巴,啞巴當然不能說話,鬼子施用酷刑,啞巴拾起劈柴向敵人打去,被敵人拉出用刺刀挑死。日寇對大帽峪的曹清,一邊用刑,一邊逼問,曹清總是憤怒地回答一句話:「我說你媽×呀!」大帽峪的靳志三對日寇的審問大罵不絕,敵人用刺刀挑了他,夜裡他甦醒後爬回村,第二天死去。馬圈子被捕的抗日地下幹部趙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對被捕的居民輪番審訊二三次,用盡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終仍是一無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敵人大聲地喊起來:「別的村的每人給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給兩碗粥喝,他們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敵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車押去興隆。剩下的30多人被趕到3個新挖的大坑邊沿,面朝裡背朝外跪下。爾後,日寇將事先準備的五六垛玉米秸燃著,大火沖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著事先準備好的涼水,撲上來照著30多個被捕居民的背部連刺。頓時,熱血迸濺,腹破屍橫,慘不忍睹!接著,日寇又在此地慘殺青杏溝、馬圈子南溝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間,日寇殺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殺之下,只有楊茂林一人死裡逃生,那是在眾人出部落西大門下土坎時,楊茂林乘敵人去北道站崗之機,猛地向南跑去。一個特務緊追,向他頭上打了兩棍子,又放了一槍,他左肩中彈,仍跑上南山,從而獲得重生。次日,日寇將在蘭旗營關押的群眾全部送往興隆,或繼續殺害或送往東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這次死在蘭旗營和外地的計69人,有9戶被殺絕,30戶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婦莊」。慘案後,日寇和特務到該部落刑訊逼供致死8人,由於慘案造成該部落居民患病和凍餓而死的又有62人。從這次慘案至日寇投降的兩年多時間,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該村原來總人口的577%。倖存者只有老弱病殘102人。「寡婦莊」一詞,不僅銘刻著42年前大帽峪、蘭旗營這篇血淚斑斑的歷史,也記載著興隆縣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楸木林慘案

    白恩潮何連仲張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歲,我親眼目睹了楸木林慘案發生的全過程。事情雖已過去42年了,但每當我想起這碼事,就怒火滿腔,彷彿當年一幕幕的慘景,又展現在眼前。    
    我們楸木林子村,處在河北省興隆縣城東南110多里,是一個喇叭狀的山溝。日本帝國主義者看這塊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溝門子附近的群眾,用刺刀驅趕到一起,因這附近的山上長滿了楸樹,於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從1938年起,就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抗日救國運動。他們抓漢奸、捉特務,給敵人以很大威脅,被圈入「人圈」後,還經常夜晚出沒到公路兩旁割電線、破交通,堅持抗日鬥爭。    
    1943年1月,村裡來了一個八路軍傷病員,為了把他秘密轉移到溝門子,借了貧農白澤仲的一頭毛驢,由貧農李慶珍、張正順2人護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爺來村特務闞少貴、金明責截獲,送往半壁山警察署,嚴刑拷打,他們3人堅貞不屈,先後死於日寇魔掌。    
    興隆縣日本憲兵隊長潘大鬍子,發現楸木林一帶總有抗日活動,這回又捉住了八路軍的傷病員,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農曆正月初五),天剛濛濛亮,四五個日軍帶著討伐隊長劉其昌和30多個討伐隊員闖進了村。一開始說是開會,把人們驅趕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機槍。那天我有事外出剛進村,一看這陣勢,就想躲一躲,不料被兩個討伐隊員看見,我第一個被反剪雙手綁了起來,隨後特務們從各家搜來一團團繩子,凡18歲以上的男人都一個個被綁了起來,後來繩子不夠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長串,一個瘸子被拴在最後。頓時,村子裡女人哭、孩子叫,哀聲四起。人們被討伐隊用槍托驅打著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槍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條活命。    
    敵人從楸木林綁走44人,押到屈佔九家的大院裡,那兒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舉著槍,槍上插著賊亮的刺刀;還有150多個偽討伐隊員,在那裡四處游動,我進院一看黑壓壓的足有1000多人,聽說這是日寇從東邊抓來的。院子裡放不下了,不少人還被圈到了東跨院。    
    一個日本人對大伙咕嚕了一陣後,翻譯說:「皇軍說,叫你們檢舉誰是八路軍,誰是共產黨,誰給八路軍送過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襪子。說吧,不說,統統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裡死一般的寂靜,一個姓常的特務拿出一本賬,站在日本人的旁邊嚎叫著,叫著誰,誰就站到前邊。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個人的名,沒有一個人搭理他。敵人惱羞成怒,一個指揮官模樣的人手一揮,一群日偽軍像惡狼似的一擁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鉤上,敵人用荊條狠抽,逼問他誰是八路軍?誰給八路軍送過糧?白井文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滿地翻滾,腦袋上鮮血湧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敵人踩著脖子,用鎬把亂打;白殿潮被綁在梯子上往嘴裡灌涼水;還有的被踩著胳膊腿,往鼻子裡灌煤油。儘管敵人非刑吊打,但沒有一人招供。    
    敵人紅眼了,拿出了他們「三絞廢命」的絕刑。「三絞廢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個繩圈,後邊插個棍子,第一絞把人的舌頭勒出;第二絞把人的眼珠子絞出;第三絞直到人的七竅流血而死為止。當場就絞死3人,第四個該輪到貧農白瑞林的頭上。每絞一個人之後就給下一個人鬆綁,問他說不說?白瑞林一直搖頭。就是在這樣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絞死。    
    天色黑了下來,敵人打累了,也餓了。這時過來一幫偽警察,手裡拿著鎬把,對著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一人兩鎬把。打到我這兒,我一躲,兩鎬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閃不及,準得打死。    
    院內漸漸靜下來,我看在這伙惡狼一樣敵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絕無生路。我用腳踩了傅老二的腳一下,對著他的耳朵小聲說:「給我解開繩子咱們跑吧。」他說:「行嗎?」我說:「不跑沒命了。」他偷偷給我解開了繩子,我也給他解開了繩子,他又給傅玉來解開,傅玉來又給路榮貴解開,路榮貴又給崔得生解開,崔得生又給崔永明、崔永亮解開。我們7個人個個憋足了勁,一下躍上牆頭,翻了過去,撒腿就跑。沒跑出去多遠,就聽後邊響起槍聲,崔永明中彈倒地,我們其餘6個人總算死裡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敵人拉到興隆、承德、錦州等地處死,無一人生還。    
    一個55戶的山村,就有30多戶沒了男人,有的哥倆全死了,然而敵人的屠殺並沒有嚇倒我們。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區長王佐民及張友德等連夜趕來慰問我們,召開追悼大會,控訴日寇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人們認識到只有跟著共產黨、八路軍走,別無出路,於是紛紛投奔了八路軍游擊隊。從此,抗日鬥爭一浪高過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區,敵人遭冀東八路軍第十三團一部分部隊的伏擊,戰士們把仇恨集中在槍上,槍口噴出了憤怒的火舌,打得敵人人仰馬翻,只用半個多小時,就斃敵80多個,為鄉親們報了血海深仇。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南雙廟慘案

    中共承德縣委黨史辦公室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者侵佔承德之後,又把魔爪伸向四鄉,他們清鄉、討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無人區」,並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蹂躪我山河,殘害我人民。南雙廟曾是「掃蕩」中受害最慘重的村莊之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時輪)鄧(華)縱隊出關,深入承德一帶打擊日本侵略者。縱隊轉移後,留下了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幹部,他們宣傳、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打擊敵人。那時,楊雨民和高振東率領的武工隊,經常活動於南雙廟及其附近一帶山區,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南雙廟人民也經常配合八路軍部隊活動,他們扒鐵路、斷交通、割電線、砍線桿,切斷敵人通訊聯絡,同時還配合部隊襲擊警察分駐所、村公所。為了鎮壓南雙廟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務四處活動,搜索情報,曾調動憲兵隊、討伐隊,巡迴「掃蕩」,實行大清查、大檢舉、大屠殺。    
    1943年2月1日(農曆臘月二十七日)這天深夜,日本憲兵隊100多人偷偷地從承德來到南雙廟。進村後,他們挨門挨戶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殘體弱,把人們全部驅趕到村南廟前的空地上。爾後,他們通過翻譯開始對人們進行審訊:「誰是八路軍?」「誰給八路軍辦過事?」「誰是村幹部?」……對日本侵略者的審訊,人們只以沉默作答。敵人惱怒了,一夥漢奸特務蜂擁而上,霎時,110人被抓捕。敵人又拳打腳踢,棍棒打,刺刀逼,不讓被抓捕者的親屬接近。最後,被捕者被用繩子一個個聯起來拉走。    
    當日,被抓捕的人們被押到離南雙廟10里遠的新杖子。在這裡,日本侵略者對人們施以酷刑:烙鐵烙、灌辣椒水、壓桿子、刺指甲、吊大柁,人們慘遭折磨,但仍堅貞不屈。一個姓靳的小伙子,懷著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乘放哨的日本憲兵不注意,抄起鎬頭砸去,砸得這個侵略者腦漿迸裂,一命嗚呼。最後他也被侵略者槍殺。    
    日本侵略者的嚴刑拷打一無所獲,他們又施詭計,假惺惺地釋放20人,但餘下的85人卻於正月初二被拉到承德,押入承德監獄。以後這85人中,有5人被砍頭,69人被折磨致死,11人被送往安東(今丹東)、撫順、阜新充當勞工。    
    日本侵略者在南雙廟抓走人後,又放起一把火,把房屋燒燬,把糧食焚光,把牲畜燒盡。經這一劫難,南雙廟村成了廢墟,400多口人死去了一半,並且有10餘戶死絕,多數戶死去男人,成為當時遠近聞名的「寡婦村」。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人間地獄「無人區」證言與口供

    小林實    
    陳平先生就長城附近的「無人區」,日軍實行「三光政策」發表了證言。而我確實是參加了作戰並幹出了殘暴行為的人。關於這個問題我作如下報告。我在華北派遣軍第108師團第242聯隊第1中隊,曾與陳平先生直接交戰。    
    我在1942、1943、1944、1945年間,以陸軍伍長、軍曹、曹長、分隊長、指揮班長的身份在長城線附近的「無人區」參加作戰,現為殘暴的非人道行為作證。    
    我所在的部隊是在長城線一帶與八路軍(後來的人民解放軍)進行戰鬥的部隊,是以搞掉八路軍根據地和戰鬥活動地區為目的,是為破壞萬里長城兩側的村莊,使村民無法生活而作戰。    
    「無人區」是把15—20間房的小村莊一間房不留的全部燒燬,把村民遷入由日軍警備地域內的集團部落之中。為了製造「無人區」,預先劃出指定的區域,發出佈告說:「在村莊居住者要遷到指定的地區」,強制遷移。在居民全部遷出後,進行燒光作戰,對此,居民當然也有反抗,而對抵抗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進行逮捕射殺或拋入貯藏蔬菜的地窖,再放上稿子等點火進行燒殺。    
    青年農民則輾轉各處進行反抗,被抓捕後則迫使他們挖深坑,在坑前站著許多農民,在這些農民面前,命剛入伍的士兵鍛煉膽量用槍刺進行刺殺,那些年青人落入身後的坑中,迫使農民用土埋掉。    
    這其中也有母子同時被斬殺的。孩子在臨死時叫「媽媽」的聲音至今仍在耳邊迴盪。還有,部隊的軍醫把孕婦仰面綁在門板上,連麻醉都不進行,聲稱進行「醫學研究」而剖腹將母子一同殺害了。    
    幹出這種非人道的勾當,幹出極為殘暴的行徑,還認為這是為了「東洋和平」,為「天皇陛下」,為「孝敬父母」,因此,中國人把我們叫做「東洋鬼子。」    
    我作為中隊的指揮班長,忠實地實行了徹底消滅八路軍的作戰。當地居民和八路軍總是一起對日軍的佔領政策進行不斷的抵抗,有時進行反攻。為了把當地居民與八路軍分離開,捕捉沒有民眾掩護的八路軍並予以殲滅,便在萬里長城線上製造了廣大的「無人區」地帶,幹出了難以言喻的罪惡。剛才,在休息中與陳平先生談話時,聽說,在先生的史料中有小林實軍曹的名字。    
    這樣現在還保存有部隊名和我的名字,我一個人殺過許多八路軍,還篤信這是為國家利益、為天皇陛下,而且是為了鄉土,是孝敬父母,其實,這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結果。    
    天皇制軍國主義的軍隊就是由身心凝聚著軍國主義的士兵而組成的魔鬼集團。在無人區幹出了燒、殺、搶掠的「三光作戰」的勾當。    
    這種「三光作戰」不僅我所在的中隊實行過,而在佔領長城線一帶的第108師團等大部隊也都實行過。    
    因此,瞭解日軍這種行為的居民家庭便棄家,相繼逃往遠處。居民逃走是困難的,部隊出動去追捕逃走的居民,用槍刺威脅捕回,為使不再出現逃跑的情況,將數人連串綁著抓回,將首謀者在居民面前殺死。當時,被日軍剛剛砍下的二三十個人頭並排掛在長城的牆壁上示眾。對在黑夜取走人頭的居民不容分說進行射殺。人頭長時間放置已經腐爛,日軍對腐爛的人頭不進行處理,而是讓遺族領回。而這樣的事情,如果這樣倒霉的事情是在諸位所居住的地方或者諸位所熟悉的人身上發生,那該怎麼想呢?這種事情日本報紙上並不刊登。報紙上只是寫著「××部隊在河北的長城線取××的戰果」,而「把割下的人頭掛在城牆上」的這種事大概是不會向大本營報告的吧!而大本營命令「要確保長城線」的結果就是實行這樣的「三光作戰」。執行命令的人「有必要向中國人們表示誠心的謝罪」。    
    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個全家進行抵抗的家族,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和姑娘、小孩子都對日軍進行抵抗。日軍就把這個家族的人都抓捕起來,把手綁著押入地溝。這家人們相互保護,把小孩子圍在中間,表現出戰慄與恐怖。中隊長命令把手榴彈拉出引信投入溝,五六發手榴彈嘖嘖冒著煙在這家人腳下轉,一齊爆炸,炸成七零八落的屍體在硝煙中與許多肉片一齊散落下來。    
    幹出這種事情是很普遍的。即使日軍忘記了這種行為,而被害者是永遠不能忘的。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製造「無人地帶」(1)

    鈴木啟久前日軍第127師團師團長、中將。鈴木於1942年1月至1943年7月間,任日本第二十七師團少將步兵師團長和「北部防區」司令官,駐在冀東地區(偽冀東道),司令部設在唐山市。    
    一    
    這裡一帶的道路旁,排列著整齊的青青的楊柳,幾層高高的煙囪吐出黑色的濃煙。3架卷揚機不斷地發出一陣陣運轉聲響。離開卷揚機不遠的地方,有兩三座金字塔型的高聳的煤山。煤塊中冒起的自然發火的火煙升向天空。山下,是一片蔥蘢的樹林。廣闊的樹林中間,有一幢精巧的豪華的房屋,那是開灤煤礦所有人的宅邸。    
    這裡是開灤煤礦的中心地——唐山。    
    開灤煤礦公司的大門前,站著穿著漂亮制服的警察,這是「開灤礦特別警備隊」派出的警衛。    
    根據日軍步兵團司令部的命令,開灤煤礦必須每天產煤11萬噸(原文如此,數字有誤——編者)。為了完成日軍的任務,煤礦當局下令全礦日夜三班制不停開工采煤,名義上每班是8小時工作時間,實際上由於強迫規定的采煤數量太大,每個礦工每班要在坑道內連續做10小時以上的苦工。礦工們僅僅有很微量的粗麥面果腹,日夜受到敲骨吸髓般的剝削。礦工穿的衣服積滿了煤炭、髒物和塵垢,變成了純黑色,閃閃發光,僅僅是腋下和膝蓋極小部分還看到一點點原來的藍布顏色。在衣服的屁股和膝蓋部分,縫滿了大大小小的補丁,仍然難免露出了肌膚。礦工們一年四季也無法洗澡,臉、手都積滿一片片黑色的污垢。只有牙齒是白色的。他們用眼睛瞟著礦警,小聲地說:「今年中秋節聽說又不放假啦!」    
    一眼能望到這些情景的,是從步兵團司令部的一幢磚造的兩層樓房屋,從這裡的窗戶外望,令人心胸豁達。    
    在這間房間中,我(鈴木)和岡村方面軍司令官面對面坐著。岡村是在街上一切行人都禁止通行的嚴密戒備中來到這裡開會的。只見他悠然地吸著香煙,坐在沙發中沉思。步兵團司令部的周圍顯現出異常的氣氛,大量的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在周圍警戒。    
    岡村有他的一套使用人的本領,有統馭人的能力,輕易不得罪人,但是總是把部隊的功績歸於他自己。這時岡村對我說:    
    「今年4月的掃蕩戰,你的部隊粉碎了魯家峪的八路軍秘密陣地,獲得了很大的戰果。這個地區的治安大大改良。你辛苦了,希望你進一步奮鬥,好好地幹。」    
    「不,這不過是偶然的機會罷了。」當時受到岡村的獎勵,我心裡也不禁有點高興。    
    「這個地區的治安確實是好起來了。」    
    「只是表面上好,實際上恐怕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大體上魯家峪的陣地是八路軍冀東地區重大的根據地,這個地區的陣地若有損失,就對根據地有影響吧!」    
    「我軍佔領魯家峪,使八路軍確受到巨大打擊,但是他們放棄這處陣地,並不表明八路軍減弱了。他們往往放棄一處陣地,又進入另一處山區。另一方面他們對地下工作非常努力,可以說這是增加他們的實力。前幾天,從豐潤到唐山的重要公路上,1輛日軍的聯絡軍車白晝被襲擊,1名聯絡兵被打死,軍用聯絡書信也被搶走了。玉田到豐潤的公路上,也發生同樣事故。在汽車公路上還發現埋了不少地雷。雖然這個地區表面上看來,八路軍不像以前那樣活躍了,像是一處白色的地區,但是只要剝開一層表皮就發現紅色的土地。那麼八路軍的根據地在什麼地方呢。我只能回答說,在『山區』,因此我們必須對『山區』徹底的打擊不可。」我向岡村司令官說出了心底裡的本意。    
    「那麼說,你對此事有什麼打算呢?」岡村問。    
    「在我的兵力掩護下,可以進行一次徹底的清剿,首先把凡是與八路軍有任何關係的人一律殺無赦,徹底破壞他們的地下組織;第二,要使治安區居民同八路軍完全隔開,這是絕對必要的。」    
    「你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個方案加以考慮。」岡村的話似乎不是十分贊成我的意見。不過他又說:    
    「總而言之,這個冀東地區對於日本大陸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須進一步在治安上加強不可。」    
    「在這長城附近的山地,有相當多的中國居民,這裡雖然不完全是八路軍的根據地,但他們隱藏八路軍確是事實。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幹一下。」我繼續發表了我的意見。    
    經過大約1小時的會談之後,岡村回到宿舍休息去了。    
    這一天的黃昏,各條十字路口和小路、要衝附近都有武裝士兵嚴密警戒。不一會,兩輛車頭架著機關鎗,滿載日軍武裝士兵的軍用卡車一前一後護送著一輛小汽車駛到了K飯店的門前,岡村司令官從車上下來,後邊跟著的是副官。岡村把帽子和軍刀交給副官,在藝妓們的引導下進入一間精緻的房間。在房間裡,受今天晚上岡村邀宴的高級將校已經到場並開始鬧哄哄的高談闊論了。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製造「無人地帶」(2)

    不久,有大量藝妓陪酒的酒宴開始。隨著酒過數巡,場面也越來越亂,許多軍官輪流跑到岡村處敬酒。每一次岡村都誇獎這些將校的功勞,勉勵他們。每一個將校也都大事阿諛吹捧這個長官一番。岡村說:「男人在外面胡鬧不算什麼壞事」,他首先就乘酒興對藝妓們胡鬧起來。    
    這時突然有個電話找我聽,我離席一會兒回來,向岡村報告:    
    「剛才接到豐潤打來的電話,日軍一小隊在走出某村時被八路軍伏擊。我方損失為戰死1人,輕傷1人,沒有什麼大事。」    
    岡村鎮靜地說:「哦!是嗎?」像是若無其事地走開,經過兩三個軍官的酒席後來到我面前,說:「來,再乾一杯!」    
    接著他又說:    
    「近來治安軍(日軍走卒偽華北自治政府軍)怎麼樣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中國人,要充分瞭解利用中國人的心理和習慣。這點非常重要。好好利用中國人的心理習慣,如不能好好利用,即使花盡了氣力也是達不到效果的。這方面的訣竅你要好好注意。」    
    岡村講完這番話後,又同藝妓、酒女們胡鬧去了。在飯館的外面,荷槍實彈的士兵嚴密地警戒,「保護」長官們在酒館裡狂歡。    
    二    
    這裡是天津的所謂「日本租界」。在一幢二層樓的房屋門前,兩名日本兵在守衛。屋裡是西洋式和日本式的混合佈置。這是日軍的一個師團長的住處。在寬敞的客廳裡,壁上掛著西洋式的風景和花卉的大油畫。天花板上吊著3盞西洋式的大吊燈,把室內照耀得燈火輝煌。    
    原田師團長坐在沙發裡面,裝模作樣地吸著香煙,他叫侍者拿一杯咖啡在我面前。    
    「今天請你來,實際上是聽聽你的意見,又向你傳達一些做法,昨天岡村方面軍司令官找我去北平談了談。據軍司令官說,你管轄的地區,八路軍的勢力表面上似乎看來平靜,實際上一揭開表皮就露出紅色的實質,是嗎?如果照你的意見,這個地區是不能任其自然發展的。因此,你再說說今後要怎樣做才好?」    
    「一個辦法是,把八路軍的地下組織從根本上加以破壞。要做到這點,必須全面的,特別是對山區方面進行徹底的搜查和清剿,凡是和八路軍有絲毫聯繫的,統統要處決掉,不能赦免。」    
    「噢!據方面軍的想法是,為了徹底粉碎八路軍,從長城起2至4公里內劃為『無人地帶』,在這塊地區內,不准有人居住,不准耕作,一切人的活動統統禁止,交通限制也要大大加強。我們師團準備執行這一計劃,你的意下如何?」    
    「方面軍和師部有這樣的意圖,我是一定贊同的。不過,我想執行這個計劃時,如果在兩公里之內劃為『無人地帶』,恐怕極不容易做得徹底,因為長城線兩公里以內,大體上沒有居民。居民少的地方,作為八路軍根據地的價值也少。4公里以內,有相當多的村莊,那是相當有潛力的根據地,如果只劃2公里,那麼2公里之外仍是八路軍的根據地,這就恐怕做得不夠。」    
    「那麼就4公里吧!」    
    「什麼時候要完成這一任務?」    
    「最遲到下月半,因為南方戰事相當激烈。說不定什麼時候要調軍隊到南方去,所以要快點。」    
    三    
    在步兵師團司令部一間寬敞的會客室中,桌上放著上等香煙、點心、水果、咖啡等。我在聽取部下聯隊長(相當於團長)田浦和小野的報告,接著我對他們說:「聽到你們的報告,你們每天都在各方面加強搜查,今天說逮捕了多少八路軍通訊員,明天又說處分了多少為八路軍工作的人員,好像八路軍的組織一個一個都被破壞了,各個部隊都建立了治安區。但是,有些部隊剛剛說肅清了敵人,幾天後又說發現了八路軍,照理說那些聯絡站已被破壞,可是許多地區連地雷、通訊器材也被運了進來。」    
    「依我的判斷,可以說治安情形比過去更壞了。我查了查我的管區內的實際情況,第一聯隊方面,不久前發生了在豐潤縣日本軍車被伏擊事件。這裡是治安最好的地區,它接近鐵路線林西的北側,換句話說,是日軍警備部隊的耳目之前的地帶,居然發生了軍車被襲擊,死傷日軍各1名。又在玉田街,一夜之間公路被挖成寸斷。在遵化縣的山區,日軍不止一次中地雷埋伏,不僅小分隊的日軍,甚至整個中隊的日軍也受到騷擾性射擊。第三聯隊方面,第三中隊在撫寧以南遭受伏擊,接著又在東昌附近的某村,日軍一小隊遭受襲擊,都受到相當的損害。4月下旬日軍在豐潤地區的掃蕩戰,最近對王官營和魯家峪都展開掃蕩,確實取得了戰果。但是僅僅兩個月後的7月,在同一豐潤地區,出現了比4月掃蕩時更多的八路軍和游擊隊。為了追剿這股部隊,日軍先後在玉田遭受伏擊,損害不輕。」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製造「無人地帶」(3)

    我對部下說:「從7月以後,八路軍的大部隊一直難以發現,綜合軍管區的情況看來,你們認為治安已趨好轉的判斷是錯誤的。特別是最近八路軍的大部隊一直未能找到,是由於你們的粗心和麻痺造成的。因此你們各部隊進行的搜剿,幾乎是形式上的。」    
    「另一方面,你們只是放縱下級去幹,自己對工作不檢查,不到第一線嚴格地監督。這樣多的被襲事故,怎能使日軍獲得戰果!照這樣的情形下去,將使日本的『大陸政策』規定我們所負擔的重要任務地區不能達成目的。過去我們幹的方法證明都沒有收到效果。這次我們要用最厲害的方法徹底消滅八路軍。當然,現在不能說到處是八路軍的根據地,但是近長城線的山區,卻是危險的地方。這一帶同滿洲方面有聯絡,有居民就有八路。遵化、遷安兩縣接近長城。我們決定從長城線起將4公里以內的居民統統趕走。你們快點回去通知縣顧問,把這個決定貫徹下去。」    
    我說完了這番話,就直接傳達了步兵師團的命令。這道命令就是命部屬從9月某日開始,在20天內將這一帶居民趕出去。在限期內所有中國居民的房屋一律焚燬。20天之後不論任何理由,絕對不准中國居民在「無人地帶」進出和耕作。凡在禁區內通過的一律須持有軍部發的特別許可證,如果有人反抗,定予嚴懲不貸。    
    聽我下達命令之後,兩個聯隊長急忙回隊去了,我立刻將縣的日本顧問叫來,把命令遞交給他,並且要他將步兵團的命令向偽政權仔細傳達,並強調「這一命令將嚴格執行」。    
    四    
    數天之後我把田浦和小野兩個聯隊長召來,問他們關於「無人地帶」的工作情況。兩個聯隊長報告說:「山裡面居民比想像的要多,工作大體上做完。」    
    小野報告說:    
    「在我的管區內,有一座娘娘廟,因為拜佛的人非常多,廟主又說:『這裡絕對沒有八路軍。』我就允許他們不拆了。」    
    「正是這樣的建築物,游擊隊才會利用,你快點把它放火燒掉。你們今後工作更加要仔細,這樣粗心是不行的。你們事後去檢查了沒有?」我怒氣沖沖地教訓他們。    
    「還沒有去檢查!」    
    「你們太糊塗了,做事情樣樣都要命令,不命令就做得不徹底。不徹底的事情等於沒有做,有時反而有害。你們馬上給我去檢查,檢查一遍還不行,以後要繼續不斷地搜查有沒有逃回來的人。那天,我到第一線去視察,看到大路小路滿是背著行李的人群,一眼望去連續不斷,沒有想到山裡面住著這麼多的人。把那個地方徹底整頓一下,八路軍就無法作根據地。今年7月玉田遭襲擊的事件就不會發生。你們馬上回去給我仔細檢查,一個老百姓也不准居住,統統將他們趕走。」    
    幾天之後,第一線的部屬把檢查報告交了上來,這些報告是:    
    「農民1名偷偷回來拾取割剩下的粟米和高粱,將他趕走後,放火燒掉了高粱和粟米田。」    
    「某某村山谷中發現炊煙,前往檢查時發現一家5口人並未撤出『無人地帶』。立刻將其房屋燒燬,1名青年男子反抗,立予槍殺,其他4人被趕走。」    
    「同村以北的山谷有3幢房屋,疑有人居住,經向各方面搜索不見人影,將3幢房屋燒光。」    
    「馬蘭峪的南方,發現1名青年男子沒有通行證,經扣留刑訊,據稱什麼也不知道,因形跡可疑,已將他帶到遷安繼續審查。」    
    「某村附近發現三四人向山上逃跑,經開槍後,確信擊斃1人;其他3人經追緝後不見蹤影,決定明天在這一帶繼續全面搜查。」    
    ……    
    我見到這樣多的報告,認為執行這個趕盡殺絕的製造無人區的計劃已經發生效果,心中竊然自喜。第二天,又接到來自第一線各聯隊的報告,這些報告越來越多,不斷向我這個步兵師團司令部送呈。但是這些報告都和以前的報告大同小異,即這裡趕絕了村民後,那裡又發現了小茅屋重新搭蓋起來。我發現有些村民仍然分佈在這一帶。照這樣下去,設置「無人地帶」的目的是達不成的。    
    我親自向各個聯隊長下令,命他們在各地區務必嚴密的搜查。    
    之後,每一天都有一大疊的報告送上來。我的辦公桌上堆滿了這樣的報告。我讀了這些殺人放火的報告,很滿足於自己的「功績」。但是實際上,這些報告每一份都加深了我的侵略罪行。報告書堆得像一座小山,我的罪孽也就像是一座大山。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製造「無人地帶」(4)

    五    
    我以各個聯隊長的報告為基礎,將實施製造『無人地帶』的情況向原田師團長交了一份報告書,我並且當面向原田推薦我的經驗:    
    「為了徹底製造『無人地帶』,不僅要從地面上視察,還要從空中視察,如發現有不徹底處隨時糾正。我建議給我飛機去『無人地帶』上空去看看。」    
    「對,這辦法很好,我同你一起去看看。」原田師團長馬上表示欣賞我的建議。    
    第二天,我就同原田一起坐飛機從天津出發向唐山的方面飛去。途中飛機向偏南飛行,從塘沽上空向下俯瞰,只見無數的白色小丘陵散在各處。    
    「那是塘沽的鹽,每年大約有600萬噸運日本作為日本的工業原料。」原田告訴我這些白色山丘的來由。    
    我一面聽他說,一面俯瞰飛機沿著地面的鐵路線向北飛行。地面上的汽車看來就像是火柴匣子一般,頻繁地不斷向北和向南駛行。機頭稍稍向東轉去,看見了浩渺的渤海海岸。這一帶附近是一片非常廣袤的鹼地。    
    「這一帶地區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重要中心,大陸政策一旦實施,日本的移民將大量地移居到這裡來。」    
    原田以露骨的侵略者的心情說出這番話。    
    飛機向北飛行,眼睛下面出現了極其廣大、肥沃的農田,大小農村散處其間,這裡便是著名的冀東平原。平原的偏東面,看到了發源自熱河群山之中,蘊藏有豐富的水力和電力資源的灤河,河流一會兒廣闊,一會又細如游絲,向東蜿蜒曲折流去,宛如一條條的白布,伸向渤海。    
    飛機從山海關上空附近起機首折向西邊,進入大片森林和山嶽的地帶。山頂上的萬里長城有如一條巨大白色的百足蟲,蜿蜒盤旋在群山之上。飛機沿著長城線向西飛行再折向南邊,不久就飛到遷安縣北部地區上空。這裡原來青色的森林出現了一塊塊的紅色和黑色的燒燬和燒焦的痕跡。我想:「到了,從這裡起就是我所製造的『無人地帶』了。」我打開地圖察看時,飛機已到了遵化縣的上空。    
    看看下方,只見森林中出現無數個燒成紅色和黑色的大火後的災跡。許多處顯然是整個村莊焚燒後,大火蔓延燒向山林形成更大的山火,這些災跡有的呈長方形,有的呈橢圓形,非常之多。一根根光禿禿的燒成黑色的樹幹,雜亂地林立在山頭。    
    「這裡原來有許多的村莊,但現在只剩下燒光的殘跡,一戶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證明計劃成功!」我一面這樣想一面仔細觀察地面,突然從森林中看到有些淡紫色和白色的煙霧冒了出來。我想:「還是有人,搜查得還是不夠嚴密。」我參照地圖確定了它的位置,劃下了記號。    
    機頭轉向南面,沿著冀東平原中央南下,很快就掠過開灤煤礦的上空。    
    「『無人地帶』大體上是成功的。只要這一帶無法住人,無法生存,八路軍就不能建立根據地。」    
    原田師團長用滿意的語調說出這番話。我心裡不由得感到一陣陣的喜悅。不久飛機又回到天津降陸了。    
    第二天,我立刻將各聯隊長召集到我的辦公室,對他們說:    
    「昨天我同原田師團長坐飛機到『無人地帶』上空視察過了。大致上已成為『無人地帶』,但是你們的搜查還是不充分,我就看到還有人殘留在無人區。」    
    我把地圖上的位置告訴聯隊長,然後下令說:    
    「你們務必要加強嚴厲地斬根燒絕,徹底地清出一條無人地區。」    
    我下命令時,表情嚴肅,聲色俱厲。聯隊長們連聲唯唯退下去了。    
    之後,各個聯隊更加每一天都嚴密地執行搜查和燒光、殺絕、趕絕的政策,把所有遺留的家宅村莊,一棟不剩地燒光毀光,反抗者一律屠殺,把不能反抗的老百姓一律押送到滿洲,讓他們供給關東軍充當勞役和做苦工。    
    六    
    原來是一片蔥蘢翠綠的森林、田疇,現在是一片焦土和荒涼、恐怖的無人禿山,沒有一點生機和人的氣息,到處是焦黑的枯木,雜亂的散處在山間。原來有成群的飛鳥現在消失了,悅耳的雀鳥的鳴聲再也聽不到了。    
    農家一戶也不剩了。原來是和平、寧靜,一片美麗風光的村落,如今找不到一戶完整的人家。到處是燒焦的木頭,變黑的斷垣和頹壁。它們像是滿懷仇恨,寂寞地孤立在荒蕪的山野。    
    每個村莊的中間和周圍的池塘小河中,飄滿了燒焦的木頭、破衣、碎片、破爛的傢俱雜物和枯木碎葉,廢物堵塞了溪流。和平的村鎮變成了鬼蜮。溪流的聲音似乎也在喃喃地詛咒著日本鬼子的罪行。    
    那些年年開花結果的大量果樹,都成了一株株的焦炭,其中殘存的少數果樹,本能地保衛著自己的生命,被薰成黑色的樹葉和幼枝在秋風中搖搖曳曳。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製造「無人地帶」(5)

    在田地裡,到底〔處〕是被燒燬的高粱,粟子散亂在地面。一丈多高的高粱,結滿了紅色的果實折斷倒伏在田地上,被棄置不顧。    
    老百姓一個也沒有,整片土地變成寂無人聲的地獄。原來那樣多的家畜,連一頭小豬也尋找不到。天亮時的雞叫聲也聽不到了。    
    這片沉寂無聲的土地,充滿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恨。    
    這是步兵師團下令製造「無人地帶」以來,僅僅20天就把冀東地區糟蹋成這種樣子。    
    在這個期間內,日軍強奪了約640平方公里的中國老百姓的土地。十幾萬中國老百姓被迫挨著凍餓流走到他處。一萬數千戶老百姓的房屋被日軍燒成了灰燼,約200多名中國農民僅僅因為用憤怒的眼光投向日軍而被槍殺。    
    我的一紙命令就忠實地執行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政策,僅僅在20天內製造了一大片地獄。是啊!僅僅是20天。    
    我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犯下了極其慘無人道的戰爭罪行。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屈服。一個通訊員被逮捕,兩個通訊員馬上遞補。兩個抗日工作人員被日軍處決,四個新的工作人員又出現。日軍在這裡鎮壓,反抗就在那裡出現。日軍到那裡鎮壓,反抗就在這裡出現。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使我感到非常的頭痛。我用加倍的、更徹底的殘酷的鎮壓,更加加倍的反抗必然會跟踵而來。    
    日軍製造「無人地帶」原來是要撲滅八路軍的根據地,抑制八路軍的抗日活動,但是我們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促使以八路軍為中心的中國人民的抗日組織和它的力量更加增強。    
    我雖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卻很能感覺到中國人民無法阻撓的強大的威力,正在加強抵抗著日軍的殘暴鎮壓。這一股強大的威力,正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任何力量也不能抑止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它是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是人民的軍隊八路軍的偉大的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不論使用任何手段和方法,不僅不能扭轉歷史進展的方向,甚至連一瞬間停止歷史的進展也辦不到。    
    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無論採用什麼殘酷的手段破壞中國人民抗日組織,但是在中國人民的力量面前,是不發生什麼效果的,相反,被破壞的卻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組織。    
    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力圖消滅八路軍的根據地,但是被消滅的不是八路軍的根據地,而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盤踞地。    
    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不能製造中國人民的「無人地帶」,中國人民反而建起了充滿和平、更加幸福和容納更多人安居樂業的樂土。今天的山嶺又恢復了翠綠的青春,美麗的小河和溪流重新奏出和平的樂曲。但是不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卻永遠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民的力量,使帝國主義者無處可以安身。    
    現在,帝國主義在中國連影子也不見了。當年帝國主義者製造的「無人地帶」,現在成了中國勞動人民的樂園——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    
    (選自《長城線上無人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無人區本文譯自日文《侵略》一書,作者為當年的侵華日軍。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船生退助(1)

    1941年12月21日,我們中隊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務:從河北省密雲縣西駝骨村轉移到該縣白馬關,在這個村莊裡整整駐紮了一年。白馬關在密雲縣和熱河省司營子相交界。這裡,背靠長城,山峰連著山峰,地勢極其險要,是個四五十戶的村莊。周圍有五米高的堅固城牆圍著。在距離約百米的東面高地上,有幾百年前用磚修建的一個大瞭望樓,瞭望著四周,像個大望遠鏡似的,是一個重要的據點。這裡群山環抱,壁壘森嚴,對防備八路軍的襲擊來說,和以前在西駝骨相比簡直是安全的場所了。因為我們把城圈裡的中國人一個不剩地趕到城外,每天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覺。為了執行新的任務,這裡又是中心地點,所以,我們修了汽車路,交通也很方便了。    
    我們改修宿舍和對附近村莊的治安工作告一段落後,就已經到了1942年3月下旬。一天,中隊長大野中尉,把中隊僅有的14名下士官(班長)集合在中隊事務室。當時,我睡意正濃。    
    「咚、咚!」我被敲門聲驚醒了。    
    「誰?進來!」我在被窩裡大聲叫嚷。    
    「分隊長,隊長叫你!」    
    「什麼事情?」    
    「不知道,讓你到事務室去!」傳令的中村一等兵說完就回去了。    
    唉,剛剛搞了兩天行軍,昨晚上還說:「明天好好休息!」可是現在又來叫,我覺得很意外。恐怕是因為前天淺田小子把武器損壞了,要訓斥我。前天淺田把步槍的撞針搞斷了,害怕報告了挨我的打,就藏起來了,但被青柳上等兵發現。現在從小隊長到隊長都知道了,我丟了醜。想起這個事情,我就氣得鼓鼓的,想跑過去狠狠揍淺田一頓。    
    我把軍毯踢開站起來,從背包裡抽出鉛筆和信紙,朝事務室走去。快10點鐘了,春天的陽光照耀著無雲的晴空,天氣已經有些暖和了,東面高地哨班的哨兵,已經換上戰鬥帽了。    
    走進事務室,三波中士和武田分隊長正在看著牆上掛著的地圖,好像有什麼重大新聞似的,我也站到了他們旁邊去看。只見圖上是:以長城線為中心,兩側用粗紅線分別畫出幾個圓圈,再用細線把其中的圓圈斜引出來;在上角印著兩個紅色大字:「機密」,下邊寫著「西南防司令作戰命令(關東軍西南防禦司令部作戰命令)第×號副圖第×號」。指揮班長間瀨准尉進來說:「隊長有話,從現在開始,今後的作戰行動。」……他這麼一說我才察覺到,隊長叫我和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開始有些茫然了。    
    先任軍官北裡少尉,看到大家都來了,對剛提升的見習軍官若僧生硬地說:    
    「喂,讓間瀨向隊長報告去!」    
    間瀨也沒有回答就進了隊長室。間瀨從隊長室回來,好像夾著作戰命令和各種治安規定。大野撫摸著鬍子也出來了,邊坐下邊點煙。    
    「這個任務是非常重要的,對中隊來說是非常有干頭的!」大野這些話既像是他很有抱負的自言自語,又像對我們囑咐的口氣。此時此刻,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所說的這個新任務,是土匪越過長城線侵入灤平縣,治安情況非常不好。為了使共產匪徒不能進行軍事行動,消滅敵人的根據地,所以把這個地域搞成完整的無人區;同時還要對共產匪區的居民防止赤化,要完全切斷他們和共產黨、八路軍的聯繫。辦法就是,長城以北這個地域的零散房屋,一間也不留,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指定地點,周圍修起高牆,組織訓練自衛團,發槍,防止八路軍進村。關於這些任務,是根據偽滿洲國政府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對司營子警察署直接下達的命令制定的。協和會也要為這個任務進行宣傳,我中隊有指導這個任務的責任。長城線以南和這個地域一樣,一間房子也不留,全部燒掉,不允許種任何莊稼,就是一個中國人也不准住。如果發現情況,當做敵人槍斃……這個方法叫清室空野。這樣做讓土匪得不到糧食和無法宿營,我們可以建立起完整的治安。這是西南防禦司令長官安籐忠一閣下根據關東軍司令官梅津閣下的命令交給我大隊、中隊的一個新的任務。    
    大野把牆上掛的無人區構成圖,用桌上的尺量著說:「從明天開始,中隊執行這個作戰命令規定的方針:為了建立無人區,我們要進行掃蕩討伐,把所有房屋統統燒掉,追趕射擊中國人。」「佈告:嚴禁從這裡進入南邊無人區,進入者不問任何理由槍斃!」這是司營子警察署立的牌子,已經過了半年,寫著字的木牌都黑了,可是佈告的內容還是清清楚楚的。已是9月下旬了,各分隊長站在長城線上,冒著晚秋刺骨的晨風,圍著這個佈告牌在山上休息,等待著中隊長的前進命令。    
    這是在白馬關西南10公里處,是附近最高的山。山上處處露出淺黃色的岩石。山下幾十條水流從長城線向東南淌去。這些大小水流,通過幾道山谷,向司營子流去,經過白馬關到密雲,在一個大山谷裡匯合。我們中隊總是以這裡的一個山谷為中心分三隊前進。我們把這一帶峽谷叫西百蓮峪。當然所說的西百蓮峪是一個村莊的名子,可是從清室空野以來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年,什麼西百蓮峪,連一個村莊的痕跡也沒有了。要不是因為只剩下燒塌的殘牆斷壁,更無法辨認了。我是機槍分隊長,和中隊的指揮班一起下到這個峽谷。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船生退助(2)

    「喂!那不是人嘛!」中隊長指著南面說著。全班騎上馬立刻前進。他拿著望遠鏡,盯著南邊山上。我也停住腳拿起望遠鏡看,距離約300米處,有個留辮子的大男孩,在前面稍高的山頂上,利用雜亂東西掩藏著身體,只露出頭向四外張望著。他那個老百姓模樣,清清楚楚的映在望遠鏡裡。「隊長!是老百姓吧?可是有些奇怪,也許是八路軍的瞭望哨!」我這麼一說,大野命令:「開槍!」我平時以名射手自居,這時正是在部下跟前露一手的好機會,就拿起勤務兵的步槍,準備射擊。這個老百姓好像發覺了什麼似的,急忙向側翼山谷逃去,一下子看不見影兒了。    
    「喂!畜生,看你還是怕死,逃跑啦!」我失望地把槍還給了勤務兵    
    「喂!指揮班,下面谷裡有一間房子!和左側高地的第二小隊聯絡!」大野命令著。    
    「喂!吉澤少尉,和第二小隊取得聯絡,命令衛生班長立即燒房子。」大野又說:「中隊在那邊地裡休息!」    
    小隊長吉澤少尉接受了命令,給我們作了指示。我帶著齋籐上等兵及松田新兵,和第二小隊聯絡,下到溝裡100米處,我們見到有用丁字形圍著的一間農屋。按照那個作戰命令開始行動以來,我們中隊不斷地到過這一帶,附近連個小貓仔兒也看不到了,只有這間房子原樣不動地剩下來,感到和周圍的環境很不協調,又感到這是違背司令官的命令的。雖說到這裡來過幾次,也許因為地形複雜沒有發現。但到底是隊長作戰有方,一眼就看見了這裡還有房子;前天本部的松原中士來說,第一中隊在全大隊是成績最突出的,現在又是隊長發現了這個地方有房子,今天把這間房子燒掉,中隊又有成績了,那我們分隊……我邊走邊想。我對別人有成績,或者覺得心裡不痛快的時候,都怨恨隊長,就好像自己部下挨揍,生一肚子氣似的。「分隊長,你在外邊吧!」齋籐上等兵說著先進去了,在味道難聞的房門口,身體依托著左邊的門框,把刺刀伸進院裡;一面注意屋裡動靜一面向我報告。聽齋籐那麼一說,我怕萬一有問題,趕快拿出十四年式手槍,把挎肩上的背帶轉到左手前邊,一面作射擊的準備,一面跑過去,提心吊膽地走進屋裡。    
    「你——小孩嗎?快走!」我拿手槍指著一個孩子大聲嚷著。孩子後邊炕上有個年齡很大的老人「哼、哼」地躺著。一個大孩子有7歲,估計是哥哥,還有一個孩子是弟弟,恐怕只有四五歲。小孩一邊注視我,一邊對老人說話,說些什麼,我不明白。兩個孩子都是長著紅褐色的頭髮,亂蓬蓬的,穿的衣服只是破爛布掛在肩上,纏來纏去也沒遮住一半肚子,臉上露有骨頭,從下顎到脖子以及大腿上,覆蓋著很厚的泥垢,好像黑漆一樣。臉上有腫,沒有血色,一看就知道是營養不良,腳和膝蓋很大,很顯然是大骨節病。腳和膝蓋咯嗒咯嗒地顫動著,可是眼裡卻燃燒著憤怒的火焰。    
    「你這小子,還很神氣呢,快走!」小孩像等著爺爺給指示的樣子,又注意看著我,不斷地向爺爺使眼神兒。在旁邊站著的齋籐上等兵到他跟前說:「小孩子,快走!」他害怕地用腳蹭著地面。這時爺爺一使眼神兒,他好像帶著爺爺的力量,拔起腿來,搖搖晃晃地躲開我們往外逃跑了。我們走近一看,這個「哼、哼」的老人,已經七十多歲了。「啊!這個老頭是孩子的爺爺吧!」我心裡估計著。他穿著破爛衣衫,炕上鋪著谷草,在上邊躺著,腰上紮著一條布帶,鬍子黑白相間,臉色發青,非常瘦弱,眼睛塌陷,有些慌張,身子不動,只是腦袋伸向這邊,瞪著眼睛看著我們,使人感到害怕。他兩臂無力地放在胸上,可是手卻握得緊緊的。「哼、哼」的聲音越來越大,震我的耳根。「這老頭,耍花招,喂,有沒有八路軍?」這是我們抓到中國人時的習慣問法。我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作成「八」字形質問,可是老人什麼也不回答。    
    「喂,船生分隊長,幹什麼呢?」吉澤小隊長來這裡檢查情況,在屋前邊吆喝起來。    
    「是!小隊長,有個老糊塗躺著不起來!」    
    「點火,點火他就出來啦!」吉澤一邊說一邊只是把臉伸進房門看看,立即回到指揮班的位置去了。    
    「唉,我們是同年兵,給你點面子,何必這麼囉嗦!這不是用手比劃比劃那麼容易的。」我這樣嘟噥著。「這個強老頭,快走,這裡一點吃的也沒有,在這裡幹什麼?若是不聽日本軍的命令,我們會不辭辛苦地每天都要來的!喂,齋籐、松田,把那邊堆的高粱秸什麼的都抱過來,堆好!」我指著站在鍋台旁邊的兩個士兵下達了命令。    
    「是,齋籐以下兩名去抱高粱秸!」齋籐複述著命令帶著松田出去了。那時我開始想到老人是否把什麼東西都藏起來啦!看看屋裡,四壁徒空,沒有任何一件傢俱,只是鍋上有個用高粱秸編的鍋蓋,上邊有一個白色茶碗,好像鍋裡有湯,還在冒著熱氣。打開鍋蓋一看,煮著半鍋樹葉和野草,黑乎乎地沉在湯下。「這傢伙吃這些東西啊,住在這個地方有什麼好處!他們什麼也沒有,只是每天採些樹葉曬乾後留著冬天吃。那麼剛才在山上看到的那個人是這家的男人嘍!我肯定這兩個小孩和老頭做不了什麼事情;但從那個男的在山上監視我們的情況來看,還是和八路軍有聯繫的,留下這口鍋會給八路軍利用。砸碎了事。」我一邊想,一邊把手槍裝進套裡,門口有塊大石頭,兩手抓起來對準鍋灶砸去,一聲巨響,鍋碎了,湯流進灶坑的火裡,發出吱吱的聲音,白煙和灰混在一起,冒到上邊飛散。我覺得有些噁心。    
    齋籐和松田把步槍背帶掛在肩上,把抱來的高粱秸、谷草和木柴堆好了,恰好堆了有齊胸高,老人覺察到禍事臨頭了,但仍躺著不動,只是臉朝著這邊兒仇恨地注意著我們的行動。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船生退助(3)

    「齋籐,夠了!」說著我從上衣兜裡拿出火柴。「喳喳」,把點著的火柴放在柴堆下邊易燃的谷草裡,一面看著老人態度的變化。可是他還沒有起來。煙開始從堆積很厚的草裡滾滾升起,一衝到天棚,就突然擴散了。    
    「喂,在天棚上點火!」我一面命令齋籐和松田,一面用燃燒的谷草照亮,從炕上往天棚點火。幾條火柱爬到乾透了的天棚,集中到中間樑上鑽進屋脊裡邊。    
    「喂,出來老頭!」我叫著。這時,齋籐和松田臉上表現出:「老人若是早出來就好啦,可他就是不想從屋裡出來。」他倆已退到外邊,我的腳卻放在門檻上,窺視著裡邊的情況。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把手槍取出來放在身後,上半身仍伸進屋裡。    
    「哎呀!哎呀!」煙已把老人的身體遮蓋住,他嘴裡說著:「媽的!」突然使出渾身的力氣用右手支撐著上身坐了起來,他的半個肚子都是灰黑的,兩眼直直地盯著我。「你們侵佔我們幾千年悠久美麗的山河和長城共榮的故鄉,還要奪去我的生命嗎?」老人好像這樣叫喊著,他用支起的兩手抓著谷草,緊緊地閉著嘴,抽搐起來,下頦的鬍子微微顫動著。    
    「媽的,叫你們殺吧!」看出來是對我們強烈的反抗。老人拚命地掙扎起來,半個身子離開炕面,「咚」的一聲兩手撲到坍塌的鍋台上,滾落到燃燒著的大火旁,火幾乎把他的全身蓋上啦。濃煙在翻滾,烈火在燃燒,可是卻聽不到老人的動靜了。「弄成這個樣子,叫你出去你為什麼不出去!」可是我心跳、頭暈,想克制自己,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平靜。火已經把這個屋子完全吞噬了。    
    我跑了出去。這時不知在什麼地方藏著的兩個小孩,也跑出來了。    
    「著火啦,爺爺!」他們叫著,大聲喊著,像乞求神仙幫助他們以的,兩眼朝天哭喊著。他們跑進屋裡,想解救老人,但是火從天棚上落下來把老人和孩子隔開了,火把孩子的身體完全蓋住。    
    「哎呀,畜生,要燒死的,快到屋外來!」可是兩個孩子誰也不聽,哥哥進去了,弟弟也進去了。兩個人輪換著進進出出。「唉,把那個老頭殺了,小孩子留下不合適。」我又想起剛才在山上逃跑的男人來。「不,為了確立治安,應該搞得更徹底些;為了中隊的成績……我們今天是有功績的。」這些想法給了我決心。「喂,齋籐,給我打!」「班長!打嗎?」    
    「嗯!隊長說過,在無人區的人都要槍斃!」我又那樣命令著。齋籐無法反問。也許他在想:「長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眼前又有新兵松田,執行命令就是了。」於是他把槍架在土牆角上瞄準小孩。是哥哥的那個小孩走到鍋灶前又往回走去。    
    「砰」的一聲,小孩躺在了灶旁,用右手抓住鍋台……    
    「松田,這回該你啦!」松田有些動搖不定,也許他提心吊膽地想:不叫自己干多好。可是,我訓斥他:「快干!」他慌忙端起步槍,連保險也沒有打開,槍栓咯嗒咯嗒地左右轉了兩三遍,就是拉不開。    
    「混蛋,往左扭,快干!」像是弟弟的那個小孩看見哥哥倒下,要跨過門檻跑過去。我想:「那個小孩不知道害怕嗎?」他靠近哥哥身邊,剛剛彎下腰的時候,房梁突然掉下來,把他掀了個腳朝天,正當他拚命掙扎的時候,「砰」的一聲,就倒在哥哥的身旁……    
    1942年9月24日,船生分隊的成績:「消滅山裡農民一個,燒燬房屋一間,遺棄通匪嫌疑者屍體3具。」這是由戶日中士親手記載在關東軍第九獨立守備隊第十七大隊第十中隊的軍中日記裡的。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佟頂力譯李運亨校(1)

    (1956年6月15日)    
    被害人趙奎等七人和被害人親屬楊保玉等七人的控訴書及當地居民王盛德、王盛君等十二人的書面證詞和查問筆錄十四份,通過翻譯讀給我聽了。沒有差錯,全部都是事實。    
    我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舊歷五月二十一日〕在承德憲兵隊本部任特高課長時,正如上述材料所載,捕殺中國人民,命令喜峰口憲兵分隊長的同時,我也親自到當地指揮喜峰口憲兵分隊、寬城派遣憲兵隊、寬城警察討伐隊、滿軍憲兵和協同寬城日本軍討伐隊,在青龍縣九虎嶺村抓捕了中國抗日工作人員和中國和平居民劉殿福等百餘人,帶到寬城派遣憲兵分隊扣押,經灌涼水、灌煤油、毆打等拷問後送承德法院加以迫害。此事實,我負全部責任。    
    關於我以上所犯罪行,請被害人給我予嚴厲的處分。木村光明筆供    
    (1956年6月4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喜峰口憲兵分隊所屬寬城憲兵分遣隊(又稱臨時派遣隊)的密探偵知,在青龍縣的九虎嶺村,有八路軍遷青平縣政府的工作人員舉行會議,組織當地居民進行抗日救國工作。喜峰口憲兵分隊長笠井向承德憲兵報告了上述情況。於是,憲兵隊長和我即由承德前往寬城。當時關東憲兵司令部的長髮大佐也來到承德地區巡視,瞭解憲兵活動情況及對付共產黨的策略等,他也同我們一起到了寬城。由於抗日力量強大,隊長命令我統一領導指揮進行鎮壓。我打電話將承德憲兵分隊調來分隊長生田和憲兵六十名,古北口憲兵分隊長長島玉次郎及部下憲兵四十名,加上喜峰口憲兵分隊長笠井及其部下憲兵六十名,共一百六十名憲兵,分批前往九虎嶺地區。我和笠井分隊長率部下由西方前進,南方是長島分隊,東方是生田分隊,都偽裝成去捕魚的樣子。第二天拂曉到達目的地,因天未亮,我用電筒指揮包圍了居民房屋,按計劃進行抓捕,共抓了一百五十名左右的當地居民。在搜捕時,八路軍工作人員逃跑,被槍殺了五名,是在九虎嶺的北方。當天晚上,我在寬城命令笠井分隊長負責領導拷問,我就回到喜峰口。這些被捕的人全部押在寬城進行拷問。事後據笠井報告,因嚴刑拷問致死十一人,我告部下,以「戰鬥中射殺」名義報告上去。一個月後,被捕的人大約七十名左右被送到偽承德檢察廳,交法院審理判決,結果不詳。    
    以上是由我親自指揮或參加指揮所犯下的罪行。橋本岬口供    
    (1954年5月21日)    
    問:現在你講一講,你在偽滿西南地區、熱河討伐中,特務憲兵隊破壞抗日地下組織,逮捕、刑訊、殺害和平居民及抗日地下工作人員的罪行。    
    答:在熱河省的西南和南部地區,抗日地下組織很多,所以當時我命令指揮各特務憲兵工作隊,把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員當成特務憲兵隊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我任職期間,對承平寧縣等抗日地下組織及其工作人員與和平居民進行了4次大逮捕,共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及和平居民990餘人。經過審訊後,將其中580餘名送偽滿洲國承德地方檢察廳,由偽滿洲國承德法院特別治安庭以違犯《治安維持法》的名義判決了。其中判處死刑者50餘人,判處徒刑者530餘人。    
    我命令部下逮捕、殺害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及和平居民事件的具體罪行是: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對光頭山八路軍高橋部隊、武光部隊、包部隊進行包圍襲擊之後,在一九四二年農曆臘月三十日深夜,我與混成第八旅的參謀,計劃消滅光頭山八路軍抗日根據地,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員。但當時來不及做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的偵察工作,就命令永井工作隊的特務憲兵與黃土梁子地方警察共60名,在偽滿洲國軍大崎部隊協助下,把光頭山南側附近地區所有成年男子全部逮捕起來送到黃土梁子警察署。這次共逮捕了當地和平居民與抗日地下工作人員520名,由憲兵警察嚴刑審問了10天,將其中210名送至偽滿洲國承德地方檢察廳,由偽滿洲國承德法院判決了。同時在光頭山西南地區,我命令濱內憲兵工作隊依照事前已偵察好的情報,在當地警察及偽滿洲國軍白井部隊的協助下,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及和平居民80名,刑訊4天後,將其中60名送至偽滿洲國承德地方檢察廳,由偽滿洲國承德法院判決了。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佟頂力譯李運亨校(2)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命令駐青龍的白工作隊,在日本憲兵分隊指揮的偽滿洲國警察討伐隊的協助下,逮捕了青龍至平泉公路兩側的青平凌縣抗日地下組織的工作人員及和平居民共130名。在日本憲兵隊審問後,將其中110名送至偽滿洲國承德地方檢察廳,由偽滿洲國承德法院判決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命令永井工作隊在平泉日本憲兵分遣隊指揮下,在當地警察、偽滿洲國軍隊協助下,對黃土梁子、八里罕等地光頭山東側地區承平寧抗日縣政府的地下組織的工作人員與和平居民共120名予以逮捕,經嚴刑審問後,將其中80名送承德地方檢察廳,由偽滿洲國承德法院判決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命令濱內工作隊在當地警察、偽滿洲國軍協助下,在光頭山西側三家等村逮捕了承平寧縣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及與其有聯繫的和平居民共140名,經刑訊後,將其中120名送至偽滿洲國承德地方檢察廳,由偽滿洲國承德法院判決了。    
    問:你把設置「無住禁作地帶」、破壞和平居民生活的罪行和你的責任講一講。    
    答: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我以特務憲兵隊長及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加了西南地區防衛委員會會議,參與集體策劃和親自命令指揮部下執行設置「無住禁作」地帶的罪惡計劃。同年十月,在沿長城線的北側,由山海關至獨石口的約400公里長、5公里至20公里寬的地區內執行了設置「無住禁作」地帶的罪惡計劃,毀滅了數百個和平鄉村,毀滅了10 000餘戶和平居民的房屋和土地,約有50 000餘名和平居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我和豐寧偽滿洲國軍警備司令等人親赴設置的「無住禁作」地區視察,井口頭命令我部下灤平長谷川工作隊、豐寧佐佐木小祝工作隊積極執行設置「無住禁作」地帶計劃。僅灤平、豐寧兩縣被毀滅的和平居民房屋和土地約有2000餘戶。在豐寧白草村一帶村莊設置「無住禁作」地帶時,拆燒和平居民房屋2000餘間。    
    我作為偽滿洲國西南地區的特務憲兵隊長和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在會議上同意並支持了實施「無住禁作」地帶的罪惡計劃,會後又命令指揮我的部下在豐寧、灤平長城沿線積極地執行了這一計劃,致使和平居民失去了房屋和土地,遭到了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殘害。對這慘無人道的罪行,我應負參與集體策劃和親自命令指揮與執行的責任。    
    問:你講一講,你對逮捕的抗日人員、和平居民用過什麼刑訊逼供?    
    答:我確認,我命令指揮特務憲兵隊確實用過繩捆、腳踢、木棍打、灌涼水、灌辣椒水、灌煤油、香煙頭燒、鐵火鉤烙、四馬倒蹄等刑訊手段。在刑訊時被當場打死、打傷之後不久死在家裡或者死在獄中的人也不少,但具體數目我不清楚。在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員中有很多是當地和平居民,而在刑訊中不得已而招認為抗日地下工作人員的。    
    問:你講清楚,你的特務憲兵隊怎樣進行活動及與偽滿軍、警察的關係?    
    答:當時特務憲兵隊各工作隊為了搜集情報,「掃蕩」攻擊八路軍,鎮壓、逮捕、屠殺抗日人員與和平居民,經常化裝便衣出去,進行秘密的罪惡活動。經常和偽滿洲國軍及警察取得聯繫,配合監督他們行動,聽取他們的報告。特務憲兵隊的情報是指導偽滿洲國軍隊及警察行動的決策依據。至於特務憲兵對和平居民任意搶劫、敲詐、逮捕、拷問等非法行為,具體事件我雖記不清楚,但從人民的反映中,我相信是很多的。    
    問:你任偽滿西南地區特務憲兵隊長及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的整個時期的罪行,你應負什麼責任呢?    
    答:我以特務憲兵隊長及西南防衛委員的身份命令指揮部下對八路軍搜集情報,並指導配合偽滿洲國軍與警察討伐部隊對八路軍襲擊、掃蕩了100餘次,給八路軍損失甚大。同時又命令、指揮部下積極參加設置「無住禁作」地帶,破壞了和平居民的生活。並在偽滿洲國軍隊的協力之下,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及和平居民大肆逮捕、殺害的罪惡行為,我是應該負命令、指揮並親自參與的全部責任罪行的。高木貞次郎等20人筆述參加筆述的20人是:憲兵准尉高木貞次郎、憲兵大尉長島玉次郎、憲兵軍曹植松猶數、憲兵曹長太田秀清、憲兵曹長石田一雄、憲兵曹長具沼一郎、憲兵軍曹原田左中、憲兵准尉木下萬壽一、憲兵軍曹大島光、步兵軍曹高橋正三、步兵曹長小林實、步兵曹長船生退助、步兵伍長西尾克己、步兵曹長阿部清二、步兵上等兵齊籐良雄、執行警尉板垣友吉、監督警尉元山勝美、警尉遠籐清重、憲兵少佐木村光明、監督警尉小林芳郎。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佟頂力譯李運亨校(3)

    (1954年12月27日)    
    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在西南地區進行治安肅正的各機關:    
    西南地區是偽錦州省的錦古線以西地區,偽興安西省以西地區的一部,是關東軍在熱河省及河北省的行動地區。我們所供述的,就是以最大規模進行的以治安肅正為名的三光政策,它遍及長城沿線的熱河省和河北省的撫寧、遷安、薊縣、平谷、密雲、永寧等與熱河省鄰界的所謂關東軍的行動地區。    
    實施治安肅正的期間,大約是一九四○年四月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戰敗為止。    
    在西南地區進行治安肅正的目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維持對中國的東北的殖民統治,奴役中國人民,掠奪豐富的資源,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以獲得最大限度的戰爭利潤,大肆鎮壓、屠殺成為在西南地區進行活動障礙的中共黨軍政各機關、部隊及其領導下的中國抗日人民群眾,摧毀人民解放據點,消滅中國人民解放力量。    
    西南地區治安肅正方針是,將關東防衛軍及偽滿軍、行政、警察等的主力集中於熱河省內,以討伐、製造無人區、集家、鎮壓人民、經濟封鎖等手段,切斷八路軍的供應線,摧毀據點和領導機關。為此,在西南地區統一了各種鎮壓機關,設立了陰謀策劃和實施治安肅正的偽西南防衛委員會。    
    一、在西南地區實施治安肅正的機關:    
    1西南防衛委員會    
    (一)西南防衛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戰敗為止。    
    (二)西南防衛委員會是為實施三光政策獲得成果而成立的,統轄西南地區的各鎮壓機關。    
    (三)西南防衛委員會的組織系統、委員姓名,如附表一。    
    (四)西南防衛委員會,受西南防衛司令官監督,是熱河地區有關治安肅正重要事項的審議機關。    
    (五)任務:    
    (1)適應西南地區軍的防衛計劃,制定警護計劃,調整治安肅正工作中需要統制之事項;(2)關於配合西南地區及軍的防衛,進行警護訓練或檢閱,聯繫和調整有關事項;(3)宣佈西南地區防衛令和臨時實施的防衛佈告,根據佈告調整必要的警護事項;(4)其他有關防衛法的運用、聯絡及調整所需事項;(5)關於軍事警察情報和治安情報搜集、聯絡事項;(6)有關防諜(包括共產黨、思想對策)情報和資料研究的聯絡事項;(7)關於警衛、警戒,日、滿機關(警務機關)共同服務所必須的警察事務的聯繫、調整事項。    
    二、基於以上任務,由西南防衛委員會審議的「關於治安維持或緊急狀態下統制調整之重要事項」是:    
    1三光政策的重點地區,實施方針、要領、以後的對策;    
    2無人區的劃定、實施要領、規定禁止通行標誌;    
    3擬定集家部落實施要領、移民計劃、建立武裝防衛部落;    
    4河北省境長城沿線的經濟封鎖;    
    5宣傳、報導計劃;    
    6規定禁止耕作區域;    
    7兵營修建計劃;    
    8修築警備道路、電話網的計劃;    
    9強制徵用勞動力計劃;    
    10物資統制,糧秣、家畜的強制徵用;    
    11掠奪民間武器計劃;    
    12鴉片耕作區的種植計劃;    
    13不在地主的土地處理計劃。    
    防衛委員會主要審議和決定以上各種事項的原則。    
    西南防衛司令官根據其決議,分配給委員所屬各個鎮壓機關適合其性質的任務。各鎮壓機關擬出具體計劃,命令屬下各機關實行,並進行監督。然後,防衛委員會再總結研究其結果,擬定處理對策。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佟頂力譯李運亨校(4)

    西南防衛委員會的議案由各委員提出,也有的是西南防衛委員長根據中央防衛委員長的命令提出的。    
    議案由防衛委員會討論決定後,再由西南防衛司令官作為命令下達給軍、行政、警察、鐵路警護隊等機關,由其執行。    
    西南防衛委員會下分委員會和幹事會。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全體會議,如有緊急重要問題時,臨時召開會議;如屬秘密事項,則僅限有關鎮壓機關的委員、幹事參加,不讓中國人委員參加會議,這是慣例。    
    幹事會議大致每月召開一次。    
    軍、行政、警察、鐵路警護隊各機關的組織、人員、任務等,如附表二。    
    以上是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西南防衛委員會列席委員憲兵大尉木村光明參加委員會,和古北口憲兵分隊長長島玉次郎憲兵少尉、古北口憲兵分隊長列席一次會議聽到的事實。    
    佐古龍裕在一九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任偽錦州鐵路警護本隊長期間,以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身份,參加策劃西南地區治安肅正活動,木村光明也列席防衛委員會。    
    三、西南防衛委員會召開日期、地點、出席人員、主持者、決議事項: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熱河省承德防衛司令部,召開西南防衛委員會。    
    出席者:如附表一,除全體委員、幹事外,列席者共約六十餘名,包括長島玉次郎。    
    主持者:西南防衛軍司令官、西南防衛委員長陸軍少將安籐忠一郎。    
    決議事項:    
    1製造無人區,實行集家並村。重點地區:青龍縣都山、五指山,興隆縣五龍山,喀喇沁中旗,長城沿線寬六公里至八公里,青龍縣中心山、梁花山、瀑河口,承德縣鞍匠、小白旗、兩家,灤平縣長山峪至四海峪交通線。    
    2重要施策:以分離軍民、摧毀根據地為目的,製造無人區和集家並村。    
    對審議各項目的執行原則和方法:    
    日軍、偽滿軍、警察隊,討伐鎮壓地區內的八路軍、游擊隊等武裝勢力。憲兵、偽警察、鐵路警護隊、特別治安庭等鎮壓機關,對中共黨政機關、組織和群眾進行鎮壓。偽行政機關、協和會,要伴隨討伐、鎮壓,進行欺騙宣傳,強制集家移民。    
    根據一九四一年春決議,灤平、豐寧、青龍、承德等各縣境的長城沿線地區,已按上述方法實行,在會上由偽熱河省次長報告了灤平、豐寧各縣的完成情況。日、偽滿軍討伐隊長報告了隨著集家、製造無人區所進行的討伐情況。憲兵隊長、警務科長、鐵路警護本隊長報告了鎮壓人民的情況。    
    如上所述,佐古龍裕以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偽錦州警護本隊長身份,於一九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間,每次召開西南防衛委員會時,親自或派部下出席,參與討論策劃有關西南地區治安肅正的問題。西南防衛司令官根據會議決議,命令熱河地區內日、偽軍、行政、警察、憲兵、鐵路警護隊、特別治安庭等鎮壓機關執行,結果如下:    
    (一)軍事討伐的罪行    
    1一九四○年五月,在河北省北京北方青柳橋,由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三十名,同八路軍約一百名作戰,打死八路軍戰士約十四名,和平農民一名。    
    2一九四○年五月,在河北省北京北方青柳橋,由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三十名,包圍了八路軍六名,打死二名。    
    3一九四○年十一月,在河北省遵化縣撒河橋,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第一中隊等一百名,同八路軍作戰,打死八路軍戰士一名,農民兩名。    
    4一九四一年三月,在青龍縣峪耳崖,偽警察隊馬大隊一百五十名和於警察隊四十名,同八路軍約五十名交戰,打死八路軍戰士五名。    
    5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興隆縣茅山,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下道中隊五十名,同八路軍十三團交戰,打死八路軍戰士十二名。    
    6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興隆縣倒子峪地區,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下道中隊長等一百名,同八路軍交戰,打死八路軍戰士九名。    
    7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八月,在河北省曹家峪地區,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中山中隊長等八十名,同八路軍交戰二次,打死八路軍戰士約二十五名,農民七名。    
    8一九四一年六月,在興隆縣半壁山地區,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下道隊、偽警察約有三百名,同八路軍十三團三百名交戰,打死八路軍戰士二十四名。    
    9一九四一年八月,興隆縣倒流水地區,十三大隊下道中隊長等一百名,同八路軍交戰,打死八路軍二十二名。    
    10一九四一年十月,在灤平縣境琉璃廟,偽警察隊馬、姜大隊三百名,將八路軍六十名包圍攻擊,俘虜八路軍十名,送交湯河口日本軍。    
    11一九四一年十月,在灤平縣琉璃廟,偽警察隊馬、姜大隊約三百名,同八路軍六十名交戰,打死五名八路軍。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佟頂力譯李運亨校(5)

    12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密雲縣轉山會,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二中隊長中川中尉等二百名,同八路軍約六十名交戰,將其全部打死。    
    13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薊縣劉家河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約七十名,同八路軍第十三團約三百名交戰,打死約二十名及農民三名。    
    14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密雲縣唐道甸子,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四中隊長等七十名,和八路軍約一百名交戰,打死八路軍戰士約五十名。    
    15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興隆縣半壁山下杖子,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二中隊中川中尉等二百名,同八路軍二百名交戰,打死八路軍十二名。    
    16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密雲縣曹家店,獨守守備隊十八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同八路軍約五十名交戰,打死八路軍戰士二名,農民三名。    
    17一九四二年五月,在豐寧縣烏尼河子村,大灘特別警察隊馬隊五十名,同八路軍五十名交戰,打死戰士一名。    
    18一九四二年八月,在興隆縣徒子峪羅家口,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一中隊、四中隊約二百名,同八路軍第十三團約六百名交戰,打死二十名(當時聽說單團長負傷)。    
    19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興隆縣茅山村楊家窩鋪,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長等六十名,同八路軍第十三團約二百名交戰,打死戰士四名。    
    20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豐寧縣大灘駐紮的偽軍騎兵四四團約五百名,於內蒙古獨石口南方五公里,同八路軍約三百名交戰,打死戰士約三十名。    
    21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在興隆縣茅山村屯子溝,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約九十名,同八路軍第十三團約一千名交戰,打死戰士約二十名,農民一名。    
    22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青龍縣九虎嶺,日本軍土屋部隊二百名、憲兵第三游擊隊笠井中尉等一百二十名,合力攻擊中共遷青平基幹隊約三十名,殺害了遷青平縣長張某等十五名。    
    23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河北省薊縣黑水灣,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約有七十名,同八路軍第十三團基幹隊約一百名交戰,打死戰士十二名。    
    24一九四三年四月,在喀喇沁中旗七溝村,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三中隊一小隊鈴木少尉等六十名和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等一百名進攻黃槍會,打死約四十名。    
    25一九四三年五月,在青龍縣黨俱村蕎麥莊,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二中隊約一百名,同八路軍約三百名交戰,打死戰士五名。    
    26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興隆縣板城村,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三中隊中根隊八十名,同八路軍約二十名交戰,打死一名。    
    27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在青龍縣果花山地區,由金井塚部隊一百二十名、偽警察隊一百二十名,對八路軍第十二團約二百名攻擊,打死戰士十一名。    
    28一九四三年五月,在灤平縣長山峪,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三中隊一百名,同八路軍約三百名交戰,打死戰士約三十名。    
    以上二十八次戰鬥,共打死八路軍戰士四百五十二名;俘虜八路軍十名,以後全部殺害;打死和平農民十七名。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鎮壓中國人民的罪行

    1一九四一年八月,在灤平縣湯河口,由古北口憲兵分隊長齊籐中尉等六十名、日本軍獨立守備隊八十名、偽灤平縣警察一百名,對大峪地進行大逮捕,逮捕了中共豐灤密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一百四十名,其中一百二十五名送至承德偽法院,進行刑訊,殺害五名。    
    2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河北省薊縣黑豆峪靠山集,由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長等八十名,打死一名八路軍工作員,逮捕和平農民六人,交配屬憲兵審訊,結果不詳。    
    3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察哈爾省赤城縣,由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長宮崎大佐等約三百名,配屬憲兵關口准尉等八名,逮捕中國抗日農民約二百名,送偽法院約一百名,投獄。    
    4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興隆縣徒子峪村、塔窪、金山,由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長等約七十名,逮捕礦工十六名,全部屠殺了。    
    5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密雲縣馬營,由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燒殺中國和平農民一名,又在唐道甸子燒殺小孩一名,活埋中國人一名。    
    6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灤平縣琉璃廟地區,由偽警察隊馬隊長等五十名,逮捕槍殺八路軍工作員一名,村長一名。    
    7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在興隆縣五龍山,由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中山大尉等一百二十名,逮捕八路軍工作員二名;在密雲縣曹家路逮捕八路軍九名;在青龍縣冷口逮捕八路軍工作員一名,在當地斬首或槍殺。    
    8一九四二年四月,在興隆縣大道河,由承德憲兵分隊長永山中尉等六十名,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八十名,偽興隆警察隊一百名,逮捕灤承興縣政府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約一百五十名,其中拷問致死二名,將一百三十名送承德特別治安庭,其中四十三名處死刑,八十七名判處徒刑投獄。    
    9一九四二年五月,在興隆縣八品嶺,由承德憲兵分隊興隆派遣憲兵十一名、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長原隊八十名,逮捕中國農民兩名。又在河北省遵化縣野戶山逮捕中國農民三十名,均系中共薊遵興縣政府領導的抗日人民。將其中二十二名送偽熱河省承德法院,五名處死刑,十七名判處徒刑投獄。    
    10一九四二年七月,在河北省密雲縣燕樂莊地區,由獨立守備隊七大隊長等三百名,協助古北口憲兵分隊長等三十名,逮捕中共豐灤密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一百六十名,其中二名被刑訊致死,約三十名送交偽承德治安庭。    
    11一九四二年六月,在青龍縣潘家口,喜峰口憲兵分隊長等五十名、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逮捕中共遷青平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七十名,其中約有五十名被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    
    12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古北口的熱河第一遊擊隊長等約八十名,以中共豐灤密縣政府領導抗日為由,在河北省密雲縣新城子村馬廠北方一公里的村莊,逮捕中國農民五名。又在兵馬營地區逮捕二十名、新城子村逮捕六名,共逮捕農民三十一名,送承德特別治安庭,其中處死刑七名,處十五年至二十年徒刑十九名,十年徒刑五名。    
    13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喀喇沁中旗光頭山東邊地區,黃土梁子至五化,由偽滿特務憲兵隊長橋本岬等六十名,及混成步兵八旅約五百名,逮捕了中共承平寧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五百名,其中二百名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    
    14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承德縣新杖子地區,由承德憲兵分隊長生田大尉等一百二十名,逮捕中共灤承興縣政府領導的中國人民十五名,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    
    15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承德縣承德街南方灤河流域村莊,由古北口第一遊擊隊長等一百名,以鎮壓抗日組織為目的,逮捕中國農民約一百六十名,其中二十名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六名被處死刑,十四名判徒刑投獄。    
    以上鎮壓中國人民共十五次,逮捕一千四百九十八名,其中在當地殘殺的三十四名,刑訊致死九名,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的七百二十三名,其中處死刑的六十一名,一百四十二名投獄。    
    上述事實是我們直接參加的,也是我們全部罪行的一部分。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集家及製造無人區的罪行

    1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軍一八六部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在灤平縣對大峪,為製造無人區,燒燬中國人民房屋十五棟。    
    2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間,日本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在河北省密雲縣西駝骨至馬營附近,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三十六棟。    
    3一九四一年十月,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長以下七十名,在薊縣長城沿線地區,放火燒燬中國人民房屋十六棟。    
    4一九四一年二月,在興隆縣徒子峪,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約四十名,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三棟。    
    5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興隆縣半壁山下杖子,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二中隊長等二百名,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棟。    
    6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密雲縣兵馬營附近,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棟。    
    7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月,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長天野中尉等一百名,為設置十一個集團部落,在灤平縣司營子村長城沿線地區,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棟。    
    8一九四二年一月,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一中隊天野中尉等一百名,在灤平縣司營子至白馬關地區,放火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二十三棟。    
    9一九四二年四月,在興隆縣地區,由承德憲兵隊長等六十名,放火燒燬了中國人民房屋約一百棟。    
    10一九四二年十月,在興隆縣貓兒屯,由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二中隊長谷川准尉等二十名,放火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五棟。    
    11一九四二年十月,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一中隊長等一百名,燒燬中國人民房屋二百一十棟。    
    12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獨立守備隊十三大隊四中隊長等約一百名、興隆縣偽警察隊約六百名、偽熱河省協和會青年游動宣傳隊十名,在興隆縣徒子峪村至四座樓、塔窪、茅山村至前干潤、三六盤、瑞昌山,三撥子村至張帽子山、五指山地區,燒燬中國人民房屋約五百棟,造成無人區。    
    13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獨立守備隊七大隊二中隊長等一百名,在承德縣鞍匠村小白旗地區,放火燒燬中國人民房屋約四百棟。    
    14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獨立守備隊十八大隊二中隊等一百二十名,在青龍縣都山南方地區,放火燒燬中國人民房屋四百三十四棟。    
    15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獨立守備隊七大隊長小川大佐等三百名,偽軍步兵八旅約三千名,在喀喇沁中旗光頭山周圍地區,燒燬中國人民房屋約五百棟。    
    16一九四三年五月,承德憲兵團第二游擊隊長生田大尉等一百五十名,在喀喇沁中旗光頭山南側南榆樹林子地區,燒燬中國人民房屋約二百五十棟。    
    17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九月間,豐寧縣警察隊約三百名,在豐寧縣內,將中國人民四萬五千人的九千餘棟房屋毀棄,在八十處強行集家並村。    
    18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十月間,將灤平縣湯河口村至大峪公路沿線十個村莊房屋約五百棟毀棄,強行到四個地方集家,使中國人民五千名受到損害。實施者為獨立守備隊十七大隊笠井中隊約二百名,偽灤平縣警務科及協和會。    
    上述為製造無人區和強行集家,共放火十八次,燒燬中國人民房屋計二千九百四十二棟,破壞九千五百棟。這是執行西南防衛委員會決議的結果。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太田秀清口供

    (1954年10月14日)    
    問:你志願轉入憲兵後,在承德地區犯有什麼罪行?    
    答:我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於新京關東憲兵隊教習隊畢業後,就在承德憲兵分隊大閣鎮派遣隊、興隆派遣隊當上等兵、伍長、軍曹。在這個期間,我根據上級命令犯了如下罪行: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當承德憲兵分隊警務繫上等兵時,為了逮捕中國抗日愛國者,受承德憲兵分隊長谷川少佐的命令,同憲兵、警察、日本軍隊在承德下板城一帶逮捕中國抗日愛國者二百餘名,經審訊後將其中之十八名送交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庭判刑下獄,其他全部釋放。在這一集體罪行上,我親自指揮十名警察逮捕了十五名中國抗日愛國者,捕後加以監禁、看守,並押送判刑之十八名到承德監獄。十月間為了逮捕違反治安法的中國人,奉警務系班長的命令,於熱河承德街迎賓胡同,將一名二十歲左右的中國青年逮捕審訊三十多分鐘,之後,承德分隊長命令分隊其他憲兵送承德地方檢察廳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一九四一年八月,我任大閣鎮派遣憲兵伍長時,奉命將拘押之三名中國抗日地下工作員,綁縛交給派遣憲兵長關口准尉。當時由於派遣隊轉移,關口准尉就在豐寧縣大閣鎮街東北方約三百米處開槍射殺,但未死亡,我又用十四年式手槍將這三名中國抗日人員打死。八月上旬,為了逮捕中國抗日愛國者,我以大閣鎮派遣憲兵伍長的身份,增援湯河口派遣隊,當時在古北口分隊長齊籐中尉指揮下,於湯河口一帶參加逮捕四十餘名中國抗日愛國者,逮捕後利用灌涼水、上大掛、棍棒毆打等進行刑訊,當場我用棍棒打死兩名,十名送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廳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二十八名判處有期徒刑。八月中旬,在湯河口東北方十公里的一帶地區,在齊籐中尉的指揮下,又逮捕了一百餘名中國抗日愛國者,押在湯河口警察署內。在刑訊中,由於我使用棍棒毆打施行過重,在拘留所內死亡三名,餘者經過刑訊後送交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廳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二十餘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六十餘名,其他的押有兩個星期釋放回家。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任興隆派遣隊伍長時,由盤踞於興隆一帶的日軍第八八一部隊組成之軍警憲聯合作戰游擊隊,在興隆縣長城線一帶討伐中,逮捕了三十歲到五十五歲的中國抗日愛國者三百餘名,押在興隆縣警察署內。當時,我受派遣憲兵長內田准尉的命令,同西澤、巖岡軍曹對這些人進行了上大掛、棍棒毆打等刑訊。結果,有五名由於嚴刑逼供而死,兩名被砍殺,四十名送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廳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一百六十名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在這一罪行上,以審訊員的身份,親自刑訊了七十五名被捕者,其中虐死五名,受命用軍刀砍殺一名,經我提出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書面意見十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四十名。    
    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我以興隆派遣隊憲兵軍曹的身份,在承德憲兵分隊長永山中尉指揮下,同憲兵四十名、警察一個中隊、日本軍一個中隊,根據興隆派遣憲兵、興隆縣警務科的偵察情報,在熱河省興隆縣六道河子村一帶逮捕了中國抗日愛國者一百五十名,關押在興隆警察署內,在派遣憲兵長關口准尉的指揮下,我和西澤軍曹、山住伍長對被捕的全部人員進行上大掛、棍棒毆打的刑訊。在刑訊中,我毆打致死二名。其他的經審訊後有四十三名送交熱河特別治安庭興隆法庭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八十七名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八名釋放回家。    
    問:你把充任協力憲兵長時期的任務講一講。    
    答:我在充任興隆派遣憲兵軍曹期間,曾三次臨時配屬在部隊當憲兵長。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配屬在日本關東軍小川隊第四中隊,歷時十五天;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上旬配屬在關東軍第八八一部隊長原中隊,歷時一個月;第三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仍配屬在第八八一部隊長原中隊,一個多月。在這三次的將近三個月期間中,我的任務主要是配屬於部隊在河北省的密雲、遵化,熱河省的興隆縣牛圈子等地和部隊共同搜集抗日軍的情報,以便必要時,憲兵和部隊聯合鎮壓中國抗日愛國者。    
    問:你在上述期間都犯了哪些罪行?    
    答: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小川部隊第四中隊當配屬憲兵長時,於河北省密雲縣華山莊,我和盤踞在華山莊的日本軍於華山莊南方前北官村討伐中,親自逮捕了中國抗日地下聯絡員三名,用棍棒毆打兩小時後,附上判處死刑一名,十年以上徒刑二名的意見書,送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廳處理。    
    一九四二年五月,我配屬在第八八一部隊長原中隊時,我和長原中隊的一個小隊一起在興隆縣牛圈子村南方六公里的村莊內,進行了五天的討伐,在這期間,以我個人的意願,在小隊的協助下逮捕了河北省遵化縣野戶山村抗日救國會的中國抗日愛國者三十餘名,捕後押至牛圈子村,我親自用電刑訊,並對抗日救國會會長、武裝委員、辦事員等三名提出判處死刑的意見書,對其他十七名提出判處徒刑的意見書,送交熱河特別治安庭殺害和入獄,其餘十名關押一個禮拜釋放回家。    
    問:你繼續講在承德地區任職中所犯罪惡事實。    
    答:一九四三年四月上旬,我任日本關東軍承德分隊特高系特務軍曹時,承德監獄扣押之四十五名中國抗日愛國者被命令進行集體屠殺。當時我受內田准尉的指揮和其他二十名憲兵一起趕赴承德小西街承德火葬場南二百米之地點參加了這一集體屠殺,屠殺後將這四十五具屍體埋在現地。我在這一集體屠殺中,親手砍殺了兩名。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奉承德分隊長生田大尉的命令,以承德憲兵軍曹的身份,和其他九名憲兵增援平泉憲兵分遣隊,在平泉分遣隊長遠籐准尉的指揮下於熱河省喀喇沁中旗參加逮捕了中國抗日愛國者一百三十餘名。逮捕後,我就回到承德分隊,處理結果不詳。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我當平泉憲兵分遣隊警務系軍曹時,為了大逮捕中國抗日愛國者,受赤峰憲兵分隊長、平泉憲兵分遣隊長的命令,我和野崎軍曹與平泉警察署取得聯繫擬定了逮捕計劃,因而在分隊長、分遣隊長的率領下於熱河喀喇沁中旗黃土梁子及窪子店地區逮捕了承平寧聯合政府抗日愛國者二百餘名。逮捕後在分遣隊長木下萬壽一的指揮下進行嚴刑拷問,審訊後將抗日愛國組織領導幹部闞鳳株等十二名送平泉特別治安庭判處死刑,五十三名判處有期徒刑,餘者全部釋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當青龍憲兵分隊建昌營派遣憲兵長時,為了逮捕中國共產黨黨員,我親自指揮部下二十餘名於河北省遷安縣建昌營鎮東南方五公里,命河野軍曹逮捕了一名三十五六歲的和平居民,當經毆打刑訊後命河野軍曹將其虐殺,屍體放在原地。    
    問:你在承德地區任職期間,除剛才所供述之罪行外還犯有什麼罪行?    
    答:除剛才所供的主要罪行外,我在承德地區軍事討伐中,為了防止抗日游擊隊的活動,於灤平、赤城、遵化、興隆、遷安等地還犯有放火燒燬民房四十九所和掠奪價值九萬五千三百七十五元的中國人民財產。除此,檢查盤問了中國人民五千四百二十餘人,毆打了四百八十餘人。    
    (一)119—2,435,1,第4號植松猶數筆供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罪行(1)

    一、殺人。    
    1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黃昏前後,於熱河省承德街東側武烈川下游河畔,我以日本關東軍承德憲兵隊兵長的身份,奉分隊長永山中尉的命令,將在偽承德監獄中的八路軍冀察熱軍區第十三團某連二十五歲左右戰士七名,由牢房提出,用載重汽車運到武烈河畔,然後命被害者一個個跪在已經準備好的坑前,幾名憲兵按照次序,用日本刀砍頭,殺害了這七名八路軍戰士。跪在第三坑前的一名戰士,被我用日本刀由背後砍頭殺害,我並用腳把被害者的屍首踢進坑裡。    
    2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六時許,於熱河省興隆縣興隆街西南長城線茅山至黃崖關中間疏散的村莊道路上,日軍承德憲兵隊第二憲兵游擊隊生田大尉率領憲兵一百四十名,按特高課長木村光明指示「在赤化地區,必須徹底的掃蕩肅清,不留一草一木」的方針,將未及躲避憲兵偷襲,仍留在村裡的病人、老人三十五名和吃奶孩子四名,共三十九名中國人全部屠殺。為消滅罪證,燒燬了被害者的屍體。我奉生田隊長的命令,分隊長水野軍曹、高橋兵長、田中兵長、尾崎和我(兵長)五人,將村中星散房屋裡的臥病老人和懷抱幼兒的婦女,強制拖出,領到山裡狹窄道路上,將他們兩手用繩子綁上,命他們就地坐下,我用日本十四式手槍兩支,槍殺了年四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婦女九名、六十歲左右的老翁五名、兩歲左右的小女孩一名,共十五名解放區抗日人民。其餘二十四名,被同夥憲兵全部槍殺,並用附近的高粱秸和蒿草蓋在被害者的屍體上,灑上油類,放火燒燬,然後逃離現場。在這次罪行中,我主動屠殺了十五名無辜的和平人民和吃奶的孩子,並親自動手將尚未死的被害者兩、三名燒死,犯了超過魔鬼野獸的慘無人道的屠殺罪行。    
    3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前後,在熱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溝村東方——三道河子中間的山裡,發現有中國人的零星房屋,我以承德憲兵隊七溝派遣隊掃蕩系伍長的身份,不等派遣隊長山田恆雄的命令,主動親自跳進房屋,用日本馬槍射擊正在休息的兩名二十歲左右的冀察熱軍區第十一團八路軍偵察戰士,一名在腹部,另一名在大腿關節上,受了貫通重傷。還逮捕了驚慌欲逃的戶主,他是六十歲左右的老翁。我用劈柴的斧子砍他的背部,使他受了重傷,陷於瀕死狀態。然後,我和增援的同夥沖野伍長、竹田伍長等一起,按派遣隊長山田恆雄的命令,把瀕臨死亡的戰士和老翁共三名,拖到屋裡,讓他們躺在炕上,用易燃的傢俱壓在被害者的身上,隨後用高粱秸放火燒房子,將他們一併燒死。當時,被害老翁的十八歲和二十歲左右的女兒和一個嬰兒共三名,被我的同夥捆綁,失掉自由。因為我和其他憲兵燒了房屋,殺了人,她姐妹倆在燃燒著的房子前,哭泣著反抗憲兵。我想把這兩名婦女和小孩也殺害掉,當用手槍正要射擊時,因派遣隊長的命令而未遂,遂將一名婦女(妹妹)衣服剝去,讓其裸體,用棍棒毆打。對抱小孩的婦女(姐姐)也拳打和腳踢,且大聲說:「對靠近八路軍的,就這樣處分!」強制把這兩名婦女由現場趕走,使她們失掉了房屋和生活中的一切。我們便逃離現場,還從兩名偵察戰士身上,掠奪了抗日傳單五十張左右、信件、手榴彈數十個和布提包一個。    
    4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前後,於熱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溝三岔口村入口,當時我是承德憲兵隊七溝派遣隊掃蕩系伍長系員,奉派遣隊長山田恆雄的命令,將上一天即八月十八日夜間被我們憲兵逮捕的居住在三岔口的兩名中國抗日農民(三十五歲左右)拉到該村入口,在二百餘名的村民面前,威嚇說:「你們看,這是援助八路軍者的結局!」我用日本刀,將兩名抗日愛國農民殺害了,並強迫村民把屍首埋在村前的田地裡。我為了想試驗自己日本刀的利鈍,主動向派遣隊長請求,親自砍殺這兩名被害者,犯下了罪行。    
    5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前後,於熱河省七溝村東南承德縣和喀喇沁中旗的縣、旗境界山峪,我以承德憲兵隊七溝派遣隊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游擊掃蕩中在山麓岩石角發現腳上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一名(年二十五歲左右),向派遣隊長山田恆雄報告,在還未下來命令的情況下,我便用日本馬槍,對該八路軍戰士射擊兩發子彈,被害者的頭部被子彈貫穿,當場死亡。將屍體遺棄,逃離現場。    
    6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前後,於熱河省平泉街關東軍熱河特別警備隊平泉派遣隊後院馬廄前,我以代理派遣隊長軍曹的身份,對部下逮捕的抗日愛國農民劉貴(四十歲左右,住熱河省喀喇沁左旗三十家子村)使用灌水、過電和毆打等刑訊。被害者頑強地抗拒供述抗日救國會的組織。我又施以非刑,審訊到一小時半左右時,由於我的殘酷刑訊,被害者氣絕身亡。    
    二、參加和執行集體屠殺。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至同年五月一日前後,於熱河省興隆縣茅山村西南長城線附近,游擊進攻中的承德憲兵隊興隆派遣憲兵約七十名,在永山茂通指揮下,(1)四月二十日前後,於興隆縣茅山西南長城線山峪,和八路軍部隊遭遇,進行攻擊,用輕機槍和步槍一齊亂射,槍殺了八路軍戰士三十餘名和抗日愛國農民十餘名。我以步槍手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並用步槍槍殺抗日農民三四名。(2)四月二十九日偷襲興隆縣茅山西北某村零散的房屋,輕機槍和步槍一齊射擊,槍殺了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抗日農民二十名。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罪行(2)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上旬,於熱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樹林子村周圍的半解放區村莊,由承德憲兵隊第二游擊隊生田大尉指揮的憲兵約一百五十名的游擊行動如下:    
    1五月十五日拂曉,於熱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樹林子村北方五公里的山峪村莊,偷襲抗日愛國農民的房屋,輕機槍和步槍一齊射擊,槍殺了正躲避槍彈的抗日農民十五名(年齡三十歲至五十歲)。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2五月十八日前後,於喀喇沁中旗南榆樹林子村熱水湯附近,偷襲零散的中國農民的房屋,用步槍射擊,槍殺了試圖逃難的抗日農民六至七名,並逮捕了六名,刑訊後殺害了。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協助掃蕩分隊長池田軍曹,主動對被捕者灌水、毆打刑訊,將其殺害。    
    一九四三年七月下旬,在熱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溝村,承德憲兵隊七溝派遣憲兵隊山田曹長等約二十五名,行動如下:    
    1九月下旬,於七溝村以東承德縣和喀喇沁中旗的縣旗境界,以夜間潛伏的方法,逮捕八路軍戰士,襲擊了通過縣境的八路軍第十一團某連戰士約四十名,戰鬥約兩小時,打死八路軍戰士三名,逮捕八名,約一星期後,送交偽承德熱河特別治安庭殺害了。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2十月中旬,偷襲七溝村三盆口村以東零散村莊的抗日農民房屋,將正準備逃難的農民十餘名,用輕機槍和步槍射擊,全部殺害。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3十一月上旬前後,於七溝村西南三岔口附近,偷襲抗日農民的房屋,逮捕了農民三名,用毆打和灌水等刑罰殺害了。還逮捕了正在該房屋休息的中共承平寧縣政府宣傳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白玉林,當日送交偽承德熱河特別治安庭,處以死刑。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逮捕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三十日,承德憲兵隊興隆派遣隊准尉內田一平等約三十名:    
    1四月十七日,偷襲興隆縣興隆街西南五公里的農民房屋,逮捕了抗日農民約八十餘名,毆打、灌水刑訊後,將二十餘名送交偽興隆法院下獄,餘者經刑訊釋放。我以掃蕩系員增援憲兵兵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2四月二十日,偷襲搜查了熱河省興隆縣茅山村附近零散村莊的農民房屋,逮捕了一百餘名中國農民和抗日救國會員,押解到興隆街,進行毆打、灌水、過電等刑訊後,將三十餘名送交偽興隆法院下獄。其餘的被害者經刑訊釋放。我以掃蕩系員增援憲兵兵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前後,於熱河省興隆縣西南茅家村至黃崖關間,承德憲兵隊第二憲兵游擊隊生田大尉等約一百五十名,為了分離八路軍和抗日農民,補充建設對蘇軍事基地、構築陣地所需要的勞動力,逮捕解放區的農民。採取守候、偷襲和盤查等辦法,將在房屋裡的、行路的或正進行耕作的農民,一律逮捕。繼續進行一個星期,共逮捕二百餘名,大部是青年農民。他們被押解到興隆,後經由承德送往東北滿某地。我以掃蕩系員兵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承德憲兵隊第二憲兵游擊隊生田大尉率領的憲兵一百五十名,對中共承平寧縣政府屬下的抗日農民,用潛伏偷襲和其他方法,逮捕了居住在南榆樹林子周圍村莊有組織的農民約三百五十名(男子,年齡二十五歲至五十歲),經毆打、灌水和過電等刑訊後,將與抗日救國會有關的五十餘名,送交偽承德特別治安庭。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一月下旬,駐熱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溝村的承德日本憲兵隊七溝派遣隊,山田曹長等約二十五名,在偽軍約二百名的增援下,對事先已經查明的七溝村周圍村莊抗日救國會會員,連續進行了大逮捕,共逮捕約二百名,其中七十名送交了偽平泉熱河特別治安庭下獄。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擔任偽軍(約二十五名)的指揮班長,親自逮捕了二十名。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於熱河省喀喇沁右旗五家村和七家村,承德憲兵隊阪元中佐指揮憲兵七十名和偽警察三十名,逮捕了中共地下抗日組織的農民約一百五十名,在當地就進行了毆打和灌水等刑訊。在百鳥伴治郎中尉指揮下,將抗日救國會員約二十名送交了偽赤峰熱河特別治安庭,其餘被害者命五家村和七家村的偽村長取保後釋放。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放火

    1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於熱河省興隆縣興隆街西南五公里零散的村莊,承德憲兵隊興隆派遣隊內田准尉指揮的憲兵約三十名,在該地區游擊侵略,以八路軍部隊宿營地為由,放火燒燬了零散的房屋約七十餘戶。我以掃蕩增援憲兵兵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2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前後,在熱河省興隆縣西南茅山、黃崖關附近,承德憲兵隊興隆派遣隊內田准尉率領憲兵約三十名,在該地區游擊侵略,將認為有被八路軍利用危險的農民零散房屋約五十餘戶(由於強制並村工作,被害農民的房產),放火燒燬。我以掃蕩增援憲兵兵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3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游擊侵犯熱河省興隆縣西南長城線山峪的承德憲兵隊第二憲兵游擊隊生田大尉率領憲兵一百五十名,偷襲了上述長城線山峪零散的解放區農民房屋,先逮捕殺害其家人,隨即放火燒燬其房屋,共燒燬了約有四十戶。我以掃蕩系員兵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4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駐熱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樹林子村承德憲兵隊第二憲兵游擊隊生田大尉率領的憲兵一百五十名,根據承德憲兵隊長阪元正「對赤化地區須徹底掃蕩」的命令,在熱河省喀喇沁中旗一帶,對因農耕不便和反對強制並村而未搬家的抗日農民的房屋,放火燒燬,使一百餘戶的房屋化為灰燼。我以掃蕩系員伍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5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一月,承德憲兵隊七溝派遣隊山田曹長率領憲兵二十五名,奉承德憲兵隊長阪元正的「將七溝村一帶不向並村地遷移的抗日農民的零散房屋放火燒燬」的命令,在兩個月期間內,將七溝村四周的抗日農民約二百餘戶的房屋,全部放火燒燬。我以掃蕩分隊長的身份參加了這一罪行。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強姦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旬,我以承德憲兵隊八里罕派遣憲兵隊長伍長的身份,在熱河省喀喇沁中旗八里罕村,為了滿足自己的獸慾,命部下憲補漢奸黃希聖,以欺騙和金錢誘惑手段,將居住八里罕村的年三十歲左右的某中國婦女,領到八里罕派遣憲兵隊,我進行了強姦。    
    六、情報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以熱河省喀喇沁中旗承德憲兵隊八里罕派遣憲兵隊長的身份,指揮部下六名,對中共承平寧縣政府八里罕地區抗日的中國農民,進行戶口調查和抗日活動情況調查,並搜集其他一切有關的情報,報告給平泉憲兵分遣隊長木下萬壽一,木下萬壽一分遣隊長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八里罕地區逮捕了抗日中國農民約二百五十名,其中十五名被處死刑和殺害、病死於獄中。    
    七、掠奪。    
    1一九四三年十月中旬,我當時是承德憲兵隊七溝派遣憲兵隊掃蕩分隊長伍長,在熱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溝村東南某村莊,用手槍鳴槍威嚇,逼迫兩名放牧的農民逃走,掠奪了留在該地村莊前丘陵上的約五十隻山羊,送交派遣隊長山田曹長。    
    2一九四四年三月下旬,我任承德憲兵隊本部特高系伍長,與本部特高系主任原曹長等幾名憲兵一起,以逮捕八路軍工作員為目的,夜間潛伏在熱河省承德縣下板城村入口處,鳴槍威嚇,將從河北趕著二百頭耕牛從事貿易到承德縣下板城來的中國農民逼走,掠奪了全部耕牛,並委託下板城村某偽村長將牛賣掉。此事向西南防衛司令官安籐忠一郎做了報告。    
    3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駐熱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樹林子村的承德憲兵隊第二憲兵游擊隊生田大尉等憲兵一百五十名,從上述村莊的農民手中,掠奪了可供一百五十人食用一個月的副食品——肉、蛋、蔬菜,掠奪的東西很多。我當時是掃蕩系伍長,參加了搶劫行動。    
    (一)119—2,932,1,第5號長島玉次郎等22人22名檢舉者是:長島玉次郎、高木貞次、島津酉二良、齊籐常三、植松猶數、太田秀清、本田博英、石田一雄、具沼一郎、原田左中、木下萬壽一、大島光、高橋正三、小林實、船生退助、西尾克巳、阿部清二、板橋潤、板垣友吉、元山勝美、遠籐清重、木村光明。檢舉書    
    (1954年12月10日)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歷次會議

    我們是自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間,在西南地區熱河省內,以熱河治安肅正為名,殺人、放火、掠奪的所謂「三光」政策的具體實行者及參加者。我們通過當時自己的罪行檢舉原弘志,但這僅是親身經歷的一部分。    
    〔中略〕    
    一、原弘志任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期間參加的歷次會議,及因其結果所產生的犯罪行為:    
    原弘志,一九四三年七月任偽錦州鐵路警護本隊長,還擔任西南防衛委員會的委員,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為止。    
    (一)一九四四年一月,在熱河省承德偽官吏會館,召開了西南防衛委員會。    
    出席者:除委員、幹事外,約六十名列席者。    
    主持者:西南防衛委員長、西南防衛軍司令官、陸軍少將安籐忠一郎。    
    決議事項:1重點肅正地區;2防止八里罕地區八路軍進入的對策;3確保熱河、河北省境五縣(豐寧、灤平、承德、興隆、青龍等)的無人地帶及集團部落。    
    會上由偽熱河省次長岸谷隆一郎總結了到一九四三年一二月為止的熱河省建立無人地帶及集團部落的情況:豐寧、灤平完成90%;興隆、青龍、承德完成80%;喀喇沁中旗完成一部分。並報告稱,當年重點地區放在熱河中心部,封鎖正在活動中的八路軍的行動。    
    關於西南防衛委員會決議各項目的執行原則及方法。    
    第一項決議:    
    1配合日偽軍警討伐隊的討伐,各偽縣長、協和會,進行欺騙宣傳,和威脅驅使中國農民為討伐服務。    
    2憲兵、警察、鐵路警護隊、法院配合討伐,搜索鎮壓鐵路沿線村莊中和八路軍有關係的抗日愛國人民。    
    第二項決議:    
    偽縣長、警務科長,受其縣內駐在的日偽軍部隊長的指揮和區處。    
    第三項決議:    
    在進行討伐和鎮壓人民的同時,由偽行政、協和會或偽民間團體等進行欺騙宣傳,強迫參加抗日群眾組織的農民自首,以瓦解其組織。    
    第一項,為了殲滅在熱河中心地區行動的八路軍高喬〔橋〕部隊,和鎮壓承平寧縣政府,以熱河中心部和鐵路沿線地區為重點,日偽軍警察討伐隊擔任討伐,憲兵、警察、鐵路警護隊、法院等,鎮壓抗日群眾組織,偽協和會等進行集家,製造無人區,收集情報。    
    第二項是,憲兵、偽警察、鐵路警護隊,為了消滅進入八里罕地區的八路軍,先鎮壓當地人民。偽行政、協和會進行欺騙宣傳和收集情報。    
    第三項是,日偽軍警討伐隊以河北省境長城沿線作為第一線,加強討伐行動;對熱河省內部的八路軍進行討伐,同時在集團部落配置警備力,憲兵、警察、鐵路警護隊、法院等鎮壓群眾組織。偽行政、協和會通過欺騙宣傳、宣撫配合討伐鎮壓,搜索援助八路軍者。    
    (二)一九四四年九月,在熱河省承德偽官吏會館,召開西南防衛委員會。    
    出席者:除委員幹事外,約六十名列席者。    
    主持者:西南防衛委員長、西南防衛司令官、陸軍少將安籐忠一郎。    
    決議事項:保護無人區、集團部落的對策。    
    議事內容:1由偽熱河省次長岸谷隆一郎報告完成熱河地區集家計劃問題;2由各日偽滿軍討伐隊長報告討伐情況;3由憲兵隊長大佐板元正報告搜索八里罕地區的情況;4由其他各機關負責人報告執行任務的成果。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執行決議的原則及方法

    關於執行決議的原則及方法:    
    1討伐隊加強討伐行動,為了搜捕處置無人地帶內的居民,不能讓八路軍接近集團部落。    
    2各縣長、旗長、副旗長、參事官採取徹底措施,嚴禁居民出入無人地帶。鑒於因設立無人區和集家而搬遷人多數回歸的情況,處理歸還的移民。憲兵、警察嚴密警戒八路軍工作員進入集團部落。    
    原弘志帶著松尾中校出席了此次會議。    
    關東軍西南防衛軍對共調查班組長、憲兵大尉木村光明也列席參加。    
    基於上述西南防衛委員會的決議,西南防衛司令官命令西南地區的軍、行政、警察、憲兵、鐵路警護隊、協和會、熱河特別治安庭檢察官,按分擔的任務實施,結果如下:    
    1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承德縣亮甲台地區,日本軍第八○四部隊中根隊長等八十名,同八路軍約二十名交戰,打死戰士二名。    
    2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青龍縣西部地區,由第八○四部隊中根隊,打死中國農民五名。    
    3一九四三年八月,在喀喇沁中旗七溝村,日本憲兵二十五名、偽軍三十名,同八路軍約四十名交戰,打死戰士一名,俘虜七名,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    
    4一九四三年八月,在興隆縣大道河地區,日本軍第八八一部隊山下中隊長等約一百二十名,同八路軍約一百名交戰,打死戰士六名。    
    5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青龍縣亮甲台地區,日本軍第八○四部隊一、三中隊約二百名,逮捕八路軍戰士約四十名,送偽熱河特別治安庭。    
    6一九四三年十月,在河北省遷安縣青山口地區,日本軍第八○四部隊第一中隊,同八路軍三十名交戰,打死六名戰士。    
    7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河北省密雲縣葡萄園轉山會地區,第一遊擊隊一百二十名、灤平偽警察隊約三百名、偽熱河省警察隊約五百名、華北軍柿本部隊二個中隊約二百五十名,共同和八路軍第十三團主力一千五百名交戰二日,打死戰士約四十六名。    
    8一九四四年一月,日本軍小川部隊、偽熱河省警察部隊約一千名、偽軍第八旅共同在喀喇沁中旗光頭山地方寧城地區,進攻八路軍高喬〔橋〕部隊一百五十名,俘虜六名。    
    9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河北省薊縣北部長城線山區,日本軍第八八一部隊長松吉中佐等三百名、偽滿軍約五百名、偽警察隊約六百名,同八路軍第十一團約五百名,其中包括薊遵興縣政府、冀察熱邊區等工作員交戰,打死約一百二十名,俘虜七十名(被害者中有六連政治指導員一名),送西南防衛軍。    
    10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興隆縣半壁山地區,偽軍第三十一團約四百名,同八路軍十一團約一百五十名交戰,打死戰士十二名,俘虜二名。    
    11一九四四年八月,在遵化縣長城線地區,日本軍第八八一部隊松吉中佐以下三百名、偽警察隊約八百名、偽軍四百名,打死八路軍第十一團戰士約四十二名,和平農民約三十九名。    
    12一九四四年七月,在遵化縣秦家峪地區,第八八一部隊松吉部隊第四中隊約九十名,同八路軍約四百名交戰,打死十名。    
    總共進行了約二十次戰鬥,計殺害八路軍高橋部隊長等約五百八十名,俘虜革命戰士約有二百名,打死和平農民約六十四名。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鎮壓人民的罪行

    1一九四三年八月,在喀喇沁中旗五化山頭,平泉憲兵分隊長遠籐准尉等三十名、偽軍約一百名,共同逮捕中共承平寧縣政府組織的中國農民一百三十名,送熱河偽特別治安庭。    
    2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喀喇沁左旗七家、五家地區,由承德憲兵隊長阪元正中佐指揮赤峰憲兵分隊長百鳥少尉等四十名、偽警察約一百五十名,逮捕了中共承平寧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一百五十名,送熱河偽特別治安庭後,只釋放五名。    
    總共鎮壓二十九次,被捕者計達一千九百八十八名,就地殺害約三十八名,送熱河偽特別治安庭約五百餘名。    
    製造無人區和集家的罪行:    
    在此期間,喀喇沁中旗實行了集家,這是在西南防衛軍司令官監督下由西南防衛委員會執行的。原弘志以西南防衛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應負參與審議、策劃的責任。    
    二、原弘志以鐵路警護本隊長身份執行西南防衛委員會各項決議所產生的罪行:    
    為貫徹西南防衛委員會的決議,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在偽熱河省公署內,有承德憲兵隊長大佐阪元正、特高課長吉田少佐、偽熱河省警務廳長武籐喜一郎、特務科長江島福馬、偽錦州高等法院次長橫山光彥、檢察廳次長等舉行了關於鎮壓會議。他命令偽承德警護隊長山元新九郎列席,參加策劃決定在熱河省內第一次、第二次鎮壓中國人民的計劃〔即兩次所謂「剔抉」〕。實行結果如下:    
    1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在熱河省喀喇沁左旗七溝村,平泉憲兵分隊七溝派遣憲兵山田曹長等二十五名、偽軍深津少校等三十名、日軍小川部隊二十名,計七十五名,逮捕中共承平寧縣政府領導組織的中國農民約四十五名,將其中三十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2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間,在熱河省興隆縣,由熱河第一遊擊隊長等一百二十名,在半壁山逮捕八路軍承灤興聯合縣政府領導下的中國愛國農民三十名,在萬嶺屯捕七名,在大小水泉捕三十名,在王壽噴捕十三名,在鷹手營子捕十八名,共計逮捕九十八名,將其中三十一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處死刑十名,二十一名處徒刑,投獄。    
    3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在熱河省承德縣內,承德憲兵分隊長生田大尉等約一百二十名、鐵路警護隊約八十名、偽警察隊約二百五十名、小川部隊約二百名、偽軍約一百名,在塘頭溝逮捕中共承平寧聯合縣政府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約十八名,在車河口捕五十四名,在鞍匠屯逮捕約二十四名,在上下板城逮捕一百五十五名,在小寺溝捕三十六名。將其中二百零七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4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在青龍縣內,日本青龍憲兵分隊長等約一百二十名,和偽縣警務科、日本軍須貝部隊配合,在龍鬚門逮捕中共遷青平聯合縣政府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愛國者六十名,在峪耳崖捕四十一名,在九虎嶺約捕一百零一名,在楊樹窩堡捕二十五名,在雙山子捕四十名,在冷口捕五十五名,在牛心山捕五十七名,將其中二百三十四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5一九四三年十月,在興隆縣內,第一遊擊隊長等一百二十名,在北雙洞逮捕中共灤承興聯合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四名,在六道河逮捕中共灤承興聯合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三十四名,在灤平縣長哨子,由灤平縣偽警務科逮捕中共豐灤密聯合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十八名,將其中約二十九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6一九四三年十月,在承德縣內,承德日本憲兵分隊長等約一百二十名、承德偽鐵路警護隊八十名,在上板城逮捕中共承平寧聯合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四十一名,在小寺溝逮捕十四名,在喀喇沁中旗七溝逮捕十六名,將其中九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7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青龍縣,青龍憲兵隊分隊長等約一百二十名,和偽青龍縣警務科在碾子峪逮捕中共遷青平聯合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五名,在南杖子西城峪逮捕二十名,在鐵門關逮捕五名,在大屯逮捕九名,在河上灤陽逮捕二十名,將其中三十一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原弘志以偽錦州鐵路警護本隊長身份,在熱河省內指揮部下古北口、承德、葉柏壽、赤峰等各警護隊長,加強鎮壓錦古線地區的人民,和在列車內進行搜查逮捕八路軍工作員的罪行:    
    1一九四三年八月,在熱河省承德縣小寺溝、大寺溝、棚杖子、宋杖子地區,由承德、葉柏壽兩警護隊長逮捕了中共遷青平、承平寧各聯合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三十六名,將三十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2一九四四年一月,在河北省密雲縣冷口司馬台地區,由偽古北口鐵路警護隊長勝谷一六,逮捕中共豐灤密聯合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十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3一九四四年一月中旬,平泉偽警護隊、平泉日本憲兵分遣隊,共同在喀喇沁中旗逮捕中共承平寧聯合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五十名,其中二十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    
    4一九四四年二月間,在河北省密雲縣下會地區,偽古北口鐵路警護隊長勝谷一六等約六十名,攻擊了八路軍第十三團,打死戰士三名。    
    5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喀喇沁中旗黃土梁子、窪子店地區,偽承德警護隊長,逮捕中共承平寧縣政府領導的中國農民約二百名,將其中約六十五名送熱河特別治安庭,約有十二名處死刑、五十三名投獄。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田井久二郎口供(1)

    問:講一下你在任偽滿熱河省警務廳特務科附時,進行所謂肅正的罪行。    
    答: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在偽滿熱河省警務廳任特務科附警正時,逮捕殺害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中國抗日愛國者的重大罪惡行為是:    
    一、直接指揮偵搜隊(通稱特搜班)的罪行。    
    一九四三年五月末,根據武籐警務廳長所擬計劃,我和特務科長親自組織了警務廳直轄偵搜隊,即以我任隊長,佟某警佐、有村警佐為核心,由四十餘名組成的特務暴力團。五名左右為一組,分成六個組,各組分配一名日本人為指揮員,全體人員均著便衣活動,目的是在熱河省各地進行所謂治安肅正工作。當時確定以喀喇沁左、中、右旗和青龍縣北部地區為偵搜隊活動的重點地區。為了逮捕鎮壓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的工作人員,在武裝警察的援助下,盤踞農村,進行諜報工作。每次用兩三個月時間,以暴力破壞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政府的組織,逮捕地下組織人員以及愛國者,施以吊打、灌水、毒打及其他暴行,並根據偽滿《治安維持法》送交檢察廳判刑。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秋天至一九四四年春天,在興隆、青龍、喀喇沁右旗、灤平、承德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當時我是熱河省警務廳特務科附兼偵搜隊長,這個期間,約一半時間出差到當地指揮和指導喀喇沁右旗及青龍縣的諜報工作。直到同年十月以後,由於有了武裝警察隊的援助,才停止擴大偵搜隊的計劃,但我仍在警務廳指揮。    
    1從一九四三年六月起,偵搜隊盤踞在喀喇沁右旗西南部地區。我出差到當地,指揮諜報工作,從便衣偵搜班在鄉下搜集的情報裡,知道有抗日人民的活動,我便指揮有村警佐做逮捕計劃,並告他盡量多逮捕和多搜集情報,在偵搜過程中,隨時做好逮捕名單,準備進行一齊逮捕。有村隊附從各偵搜組上報的偵搜日記中,將每天偵搜出來的對象名單、住所、嫌疑事項集中起來,擬出逮捕名單,並在主要逮捕者名字上劃上一個紅圈,我同意批准後,每十天向警務廳報告一次。必要時用無線電下達逮捕命令,接到命令後,回電報告擬逮捕的約數,然後各組分頭逮捕。我集中部下擬逮捕的名單,以違犯《治安維持法》的名義,指揮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愛國者一百五十三名,進行刑訊後,將其中四十名以違犯偽滿《治安維持法》,送交承德檢察廳,當時槍殺了抗日工作人員兩名。    
    2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九月,約一個月間,在我直接指揮下,於青龍縣東北部地區,進行了關於遷青平縣政府地下組織的諜報活動。我記得,在同年十二月,對喀喇沁左旗南部青龍縣境地區進行逮捕的同時,還逮捕了遷青平縣抗日政府某村政府的組織、聯絡、武裝、教育、衛生、會計等委員和抗日愛國者一百名,將其中十五名以違犯偽滿《治安維持法》,送交在青龍縣當地的檢察官。    
    3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在青龍縣進行罪惡活動時,奉武籐警務廳長的命令,支援有村警佐的指揮,在興隆縣進行了兩次秋季武力鎮壓。    
    4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同年十二月,約兩個月時間,在有村警佐的指揮下,分兩隊盤踞在喀喇沁左旗南部和青龍縣邊境地區,進行諜報活動。十二月中旬,逮捕了遷青平縣政府人員和援助八路軍物資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員約一百五十名。經刑訊後,將其中二十名以違犯偽滿《治安維持法》,送交檢察廳。    
    5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四月,在有村警佐指揮下,先後盤踞於喀喇沁中旗東部及東南部地區進行諜報活動。這次被捕人數已記不清楚,但估計逮捕遷青平縣抗日政府地下組織人員及其他愛國者約為二百名。刑訊後,將其中二十五名以違犯偽滿《治安維持法》,送交平泉檢察廳。    
    以上被捕的六百名愛國者中,殺害十七名,從檢察廳送到特別治安庭的,大多數被處無期徒刑和死刑。    
    二、指揮偽熱河省內縣、旗特搜班的罪行。    
    各縣、旗警務科特務股股長,大多數兼特搜班長,指揮特搜班。班員人數,在接近長城沿線的所謂第一線地區,如興隆、青龍等縣,有三十名左右;第二線地區有二十名左右;第三線地區約有十名,合計組成人員約有二百五十名。該特搜班也和省特搜班一樣,對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的地下組織及愛國運動,進行諜報活動,經常逮捕鎮壓抗日愛國者。我曾以廳長或承德檢察廳的命令,進行指導和督勵。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我任職期間,省內各縣旗特搜班的罪惡,據我所記憶的,以暴力逮捕中國愛國者的總數約為四千名,其中被殺害六十四名。這些被逮捕的人員,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遷青平、豐灤密、密興承各縣政府的地下組織人員和援助八路軍物資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員。而以所謂案件送交有關各地檢察廳的約二百五十名,這些被害者都以違犯偽滿《治安維持法》,被判死刑和徒刑。    
    我在職期間,指揮督促各縣、旗特務股長,搜集抗日愛國運動的各種情報約五千件,其中有九百六十件通報到偽滿軍、憲兵對共調查班和各縣、旗警務科特務股,作為鎮壓抗日愛國者的資料。    
    從一九四三年夏起,在西南地區防衛司令部的指示下,由憲兵金澤中佐、木村光明大尉的具體策劃組成了對共調查班,熱河省警務廳衛籐特務科長為其中之一員,搜集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情報,向各有關機關通報,進行「滅共」宣傳。其中包括中共的各種宣傳文獻、地下組織和八路軍行動的綜合情報和其他討伐、逮捕等情報資料,作為特務活動的所需資料,印發給管內各縣、旗。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田井久二郎口供(2)

    三、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偽滿熱河省警察討伐隊的罪惡。    
    前任警務廳長武籐喜一郎,後任皆川富之亟(一九四三年十月以後任職)、警務科長龜山、富森、西島寬,警防科長山口鵜池,特務科長衛籐福馬等,按西南地區防衛司令官安籐少將的命令進行所謂治安肅正。    
    省直轄警察討伐隊,以警務廳長為總指揮,警務、警防、特務各科長為幕僚,在當地直接指揮。編成以兼石重太郎、緒方忠雄、川口實各警正等有戰鬥經驗的警察官為骨幹的武裝警察討伐隊四至五隊,每隊二百人,共有人員約八百至一千名,本部設於興隆縣,曾一度移到平泉。這些討伐隊由警防科長山口鵜池和警正兼石、緒方、川口等,在現場指揮討伐。一九四三年三四月,將原在興隆地區活動的警察討伐隊調到喀喇沁中旗活動,當時從各省調來熱河省地區的警察有五千名,都配屬到各縣討伐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皆川廳長調來之後,在興隆地區活動的討伐隊改為縣領導,他親自帶來的約六百名討伐隊由省領導。省討伐隊在我任職期間,殺害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及抗日武裝人員約五百名,殺害和平居民約一百名。    
    省內各縣、旗長及警務科長指揮的縣、旗武裝警察隊(當時稱警察討伐隊),每隊由一百至二百名編成,全省各地共約有五千名以上,以武力鎮壓八路軍、中國抗日武裝人員和居民。我所記憶的,殺害八路軍及抗日武裝人員約有六百名,殺害和平居民約二百名。一九四四年四月,警察討伐隊還曾殺害了八路軍高喬〔橋〕將軍。於一九四三年冬天,興隆縣警察討伐隊逮捕了一名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者,二十七歲左右,送到承德檢察廳。我奉特務科長的命令和須籐檢察官的許可,訊問了兩天,以瞭解中共情況。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橫山光彥檢舉證明書

    (1954年12月4日)    
    我從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任錦州高等法院次長。原弘志,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其前任者佐古龍裕離任之後,我離錦州為止,任錦州鐵道警護本隊長(後改稱錦州鐵道警護軍旅長)和西南地區防衛委員會委員。在以上任職期間,我和原弘志,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根據承德駐屯日本軍防衛司令官的指令,出席在承德偽熱河省公署召開的熱河西南地區治安肅正委員會(它在治安工作上和防衛委員會是互為表裡的組織)。在會上協議決定,同年九月及十月擬進行大鎮壓的方針,我們和其他委員一起參與了策劃。因治安肅正委員會決定的方針,而引起的各次逮捕事件,錦州高等檢察廳的起訴,錦州高等法院的審判,和在檢察廳的指揮下錦州、承德等監獄的處刑等全部罪行如下:    
    1按照所謂熱河西南地區治安肅正委員會決定而進行的第一次逮捕事件。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青龍縣西郊及西南地區,由偽滿洲國熱河省喜峰口憲兵隊、滿軍逮捕了三百二十四名進行反滿抗日愛國運動的革命志士和愛國人民;在興隆縣東部地區,由古北口憲兵隊逮捕了九十八名愛國人民;在承德縣南部地區,由承德憲兵隊,該省警務廳特務、司法警察逮捕了五百三十六名,總共逮捕了九百五十八名愛國人民,其中,青龍一百八十五名,興隆四十一名,承德二百三十名,送交錦州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檢察官隨時赴各地起訴到錦州高等法院特別治安庭。該特別治安庭在青龍、興隆接到起訴,隨時開庭審判,在承德的特別治安庭和第二次逮捕的合在一起,同年十月至十一月份,在承德地方法院公判庭進行審判,結果:青龍,死刑四名,無期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者約有一百二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者約有六十一名;興隆,判死刑一名,無期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者約三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者約十名(在承德審判部分,在第二次逮捕事件中敘述)。    
    2第二次逮捕事件。    
    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至十九日,偽滿洲國熱河省承德憲兵隊及該省警務廳特務、司法警察,在承德東南地區,古北口憲兵隊在古北口地區,喜峰口憲兵隊在喜峰口地區,總共逮捕二百五十四名〔應為二百九十二名〕革命志士和愛國人民,其中三十名在承德,十二名在平泉,送交錦州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檢察官隨時在以上各地起訴到錦州高等法院特別治安庭。特別治安庭在平泉、古北口接受起訴,隨時開庭公審。在承德的特別治安庭,是和第一次檢舉的合計二百六十名,除一名送錦州高等法院外,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在承德地方法院經數十次公審,進行審判。關於送到錦州高等法院的一名,是在該法院治安庭(我和江上、町山組成),同年十二月公審的。結果在平泉、古北口,判處死刑兩名,無期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二十五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的十一名;在錦州,判死刑一名;在承德判死刑的有三十名,無期徒刑三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有一百三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的有六十九名。    
    以上總括起來,逮捕總數約為一千二百一十二名〔應為一千二百五十〕,其中起訴的五百二十四名,判處死刑三十八名,無期徒刑三十名,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三百零五名,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百五十一名。被宣告判決的革命志士及愛國人民,由錦州高等檢察廳指揮,在錦州、承德等地投獄服刑。郝席菴郝席菴,是原偽滿協和會興隆縣本部本谷青年武裝行動隊隊附。筆供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半壁山一帶大檢舉

    半壁山一帶大檢舉,其地區包括現在興隆縣二區、五區及六區與九區之一部,是撒河和恆河流域。時間是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每年實行一次,共計三次。在這三次大檢舉中,西迄八品業村,東至龍井關口,以及恆河之大窪、寶地、無頭牛、大小水泉、迷子地、雙廟、靳杖子一帶,除藍旗營村未全部波及外,其餘數十村中,無一處倖免。這三次大檢舉,是在全縣普遍實行的,即半壁山一帶被檢舉之村民,就不下一千八九百名,而死亡者,當時即約有數百名,其餘之人彼時雖未被槍殺,但以汽車載運他處,亦鮮有生還回家者。在三次大檢舉中,第一次與第二次經過情況略同,但在第三次實行中,則與前二次情況不同了。在每次大檢舉中,是以日本軍憲兵隊為中心的。在執行時,由日本軍在撒河之塚綱隊、渡邊隊,配合偽滿興隆縣警察討伐隊劉其隊、王匯隊等,及半壁山警察署、各村分駐所一同進行。在未檢舉前,由日本軍憲兵隊駐半壁山分遣隊,與半壁山警察署特務系,曾做多日之準備工作,因此在前兩次大檢舉中,凡被調查列入名單之人,鮮有逃脫倖免者。因敵人利用中國人民過春節之風俗習慣,在舊歷年節前後進行大規模的大檢舉工作。而在每次施行以前,偽滿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大批司法工作人員來到本縣,準備處理一切工作。由此可見,在大規模檢舉工作中,敵人是有重點、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的。    
    第一次半壁山大檢舉,是在一九四二年〔應為一九四三年〕(偽滿康德九年)舊歷臘月二十日以後進行的。在未執行前,日本憲兵隊駐半壁山分遣隊,即加強工作人員,並與當時半壁山警察署長常大倫、特務系主任警尉松山義雄(朝鮮人,又名李仁善)等,在半壁山各處進行多日之調查。凡抗日家屬、地方區村幹部以及地方進步人士平時接近八路軍並積極支援八路軍抗日活動而率先繳納公糧者,統在被調查之列。俟調查工作完畢,於是年舊歷臘月二十五日以後又調來大批警察討伐隊,與日本軍、警察署、分駐所等,有計劃地分別在各村中同時舉行檢舉。在五區三道河子、龍井、關口一帶,以日本軍憲兵隊,配合日本軍渡邊隊,並三道河子分駐所長楊文宏等進行的。在藍旗營村、青杏溝、榆樹溝一帶,是以日本軍憲兵隊、日本軍渡邊隊為中心,配合興隆縣討伐隊劉文隊而進行的。在半壁山一帶,是以日本軍憲兵隊,配合日本軍塚綱隊,並半壁山警察署長常大倫、特務系主任松山義雄等進行的。在廟嶺溝、大窪、寶地、大小水泉一帶,系以日本軍憲兵隊,配合駐在石廟子偽興隆縣警察討伐隊孫德隊(隊長孫德英)進行的。在這次大檢舉中,以大窪、寶地、大小水泉、北檯子、車道峪、秋木林子、靳杖子、閻杖子、二唐、大山子、龍井、關口等村為最殘酷。被檢舉之人用繩綁,日本軍憲兵隊手持名單,按調查所列姓名呼喚,當時即有被刀棍打昏不省人事者。共計這次大檢舉者約五六百名,當時即拘禁於警察署或分駐所內,在二三日後用汽車載運興隆本街,而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大批司法人員早已來到縣街,即住於縣法院內,由特別治安法庭,配合日本軍、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等聯合晝夜刑訊。凡被檢舉之人,皆被刑訊一次二次不等,在半個月後即行宣判,計判處死刑者約一二百名,由日本憲兵隊長(大鬍子,不知其名)並警察等,在縣街南山溝內集體屠殺,未判死刑者,用汽車多輛載運東北各地後,亦鮮有生還返家者。    
    第二次半壁山一帶大檢舉,是在一九四三年(偽滿康德十年)舊歷春節前臘月二十八九日與正月初進行的。這次大檢舉經過情況與第一次相同,但在執行中比前一次更為殘酷。事前各重點地區,日本軍憲兵隊即增加人數,協同當地警察做準備調查工作,而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司法人員亦早已來到縣裡。在半壁山一帶由日本憲兵隊協同日本軍塚綱隊,並半壁山警察署長李振起、特務系主任松山義雄等聯合進行的。在藍旗營、榆樹溝一帶,由日本軍憲兵隊,協同興隆縣警察討伐隊劉其隊(隊長劉其昌)等聯合進行的。在三道河子、龍井、關口一帶,由日本憲兵隊,協同日本軍駐在三道河子渡邊隊,並三道河子分駐所長楊文宏等聯合進行的。在廟嶺溝、大窪、寶地、大小水泉一帶,由日本軍、憲兵隊,協同駐在石廟子興隆縣警察討伐隊王匯隊(隊長王匯東)等聯合進行的。在這次大檢舉中,以寶地、迷子地、雙廟、大水泉、廟嶺、牛顴子、八仙溝、小鹿銅鉤、魚台、西窩鋪、榆樹溝、洪山口、撒河南二堂、偏嶺子、龍井、關口、沙波峪一帶最為殘酷。計當時被檢舉之人不下九百餘名,而日本軍、憲兵隊手持名單,按名呼喚。當時指揮洋狗向人咬噬,在三道河子,當時就將被檢舉之人咬死一名,後統用汽車載運到縣裡,而錦州之特別治安法庭司法工作人員早已來到縣公署,會合日本軍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等聯合日夜刑訊。凡被檢舉之人,每人刑訊二三次不等,在三星期後集體宣判,當時判處死刑者約一百餘名,即在縣街南小山溝內,由日本軍、憲兵隊及警察等執行集體屠殺,其餘用汽車載運東北各處,據聞去本溪、鞍山一帶充當苦工,但後來很少有生還回家者。    
    第三次半壁山一帶大檢舉,是在一九四四年(偽滿康德十一年)臘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四日內進行的,這次大檢舉,與前二次情況是稍有不同的,是事前由日本憲兵隊,並日本軍與興隆縣警務科、警察署警察討伐隊、錦州特別治安法庭等重要機關負責人開秘密會議,並按計劃以各地區配布之軍警武力,作大規模之檢舉。計在半壁山一帶,以日本憲兵隊、日本軍塚綱隊、半壁山警察署長劉偉、特務系主任松山義雄等聯合組成而進行的。在藍旗營子一帶,以日本軍、憲兵隊,配合興隆縣警察討伐隊劉其隊等進行的。在三道河子一帶,以日本軍憲兵隊、日本軍渡邊隊並三道河子分駐所長楊文宏等聯合進行的。在廟嶺、大小水泉一帶以日本軍、憲兵隊配合興隆縣警察討伐隊王匯隊、吳泰隊等聯合進行的。這次大檢舉是逢人便捕,遇人就抓,不分好壞何人,凡是中國人當時遇見日、滿軍警,就被檢舉,彼時以牛顴子、靳杖子、冷嘴頭、趙杖子、西窩鋪、車道峪、高板河、大石門以及沿長城一帶為最殘酷。其中尤以靳杖子更為厲害,計在該村中被檢舉的村民約有一百人。在這次大檢舉中,半壁山一帶數十村中,除藍旗營村,當時未檢舉一名,其餘各村或多或少是無一村倖免的。這次被檢舉的村民計約有一千三四百人,當時分別寄押於當地警察分駐所內,一二日後用汽車多輛載運縣署,即由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協同日本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等晝夜刑訊,忙碌不休。在三星期後統被判決,而判死刑者不知確實數目,因這次大檢舉在全縣各村普遍進行,當時已成混亂狀態,其未被判死刑者,用汽車載運東北而去,但鮮有逃脫或生還返家者。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高檯子、灰窯峪大檢舉

    高檯子、灰窯峪大檢舉,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實行的(高檯子、灰窯峪是在本縣五區龍井關口外北山溝中的自然村)。在事前,由三道河子警察分駐所長楊文宏、警尉補馬春登等去該村向居民說,某日駐三道河子日本軍渡邊隊長親來講話,令準備歡迎。該村居民信以為真,急忙派人去撒河橋購備煙酒點心食物以作歡迎。是日,由日本憲兵隊,協同日本軍渡邊隊及駐在龍井關口之日本軍本上隊(渡邊隊之一部,隊長本上日本少尉),並三道河子分駐所長楊文宏等前往,將村民包圍逮捕,用麻繩綁捆解送三道河子分駐所押禁。這次檢舉,計高檯子村人四十餘名,灰窯峪村人三十餘名(這兩村戶數根本不多,只兩條小山溝)。在三道河子寄押二日,即用汽車載運興隆縣,經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司法人員會合日本軍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等,經兩周間之刑訊,據聞判死刑者約十餘名,即在縣街附近執行了。其餘約五十餘名,押解東北而去,後亦無生還者(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偽滿協和會興隆縣本部充本谷青年武裝行動隊隊附,曾親身去該兩村工作,當時見到該兩村中竟無一青壯年男子,是年偽滿實行大集家,在六七月間集家工作基本完成,而八九月間該兩村集家尚未完竣,土地亦荒蕪拋棄了,據居民說,所有被檢舉之人,至今亦無一人返家者,只有老少婦孺維持生活,並準備拆房並村,其慘狀真使人不堪回憶)。    
    三、「投匪家族」大檢舉    
    「投匪家族」大檢舉,是在一九四四年(偽滿康德十一年)六七月間實行的。這次大檢舉是因為當時本縣一帶革命形勢空前發展,參軍人數日益增多,因而使偽滿政權當局極端仇視;又因實行治安肅正工作,本縣農民堅持山地,不去部落,以示反抗到底,而偽滿當局遂施用這慘無人道的毒策,以鎮壓全縣人民。在未執行前,即由駐興隆縣的日本憲兵隊、日本軍夏道部隊長、偽興隆縣長於文英、警務科長於沛山、興隆縣協和會事務長佐佐木小春,並各警察討伐隊長、副隊長,並本縣十九村村長等,在縣街開秘密會議,商討事前準備工作。當時,負各村調查工作的,是各村分駐所、部落警察防衛所、各村村長等,他們聯合秘密進行,將各村各部落參加八路軍及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屬,詳細調查清楚,呈報縣方當局。然後在各村內重要據點,大批增加警察討伐隊武力,準備工作妥當後,即在各村各部落內同時舉行。當時,執行的以日本憲兵隊為中心,配合警察討伐隊,將全縣參加八路軍及革命工作幹部家屬,不分男女老少完全逮捕無遺(以前歷次大檢舉無老少婦女,多系青壯年男子)。這次「投匪家族」大檢舉,在全縣十九個村中,被檢舉之男女老幼婦孺,據不完全統計,人數約在五百名左右(我當時在興隆縣廟嶺村偽滿協和會工作,見到該村十五個部落檢舉之家屬約三十餘名)。這些被檢舉之家屬,由警察押解用汽車載運興隆縣街後,亦未判刑,這次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司法人員亦未來縣處理。由日本軍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偽滿興隆縣法院等聯合會審刑訊。在審訊中,日本憲兵及偽滿司法工作者,任意拷打,並侮辱青年婦女。計在縣街二星期後,用汽車多輛載運東北各省充當苦工。這次檢舉運走之人有秘密逃回的,但亦不敢在家居住。俟一九四五年八月間,日本投降、東北解放,被檢舉之家屬,多有陸續返家者,但死亡在外之男女老幼婦孺甚多。其能返家者,亦沿途討飯,形如乞丐,真人間之慘事。    
    在偽滿政權統治下,興隆縣的大檢舉,是由一九四○年即開始進行的。但彼時之檢舉,只限於本縣某地區、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實行。俟於一九四二年後,情況就與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舊歷年節前後,實行全縣普遍性大檢舉一次,當時的情況是非常殘酷的。至於在以前本縣個別地區實行局部檢舉,尚未述及。而此次敵人實行「投匪家族」大檢舉,是與當時時局發展分不開的,敵人用盡毒策,用盡方法以對付革命力量,以鎮壓廣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帶的大檢舉情況,只不過是撒河流域一帶,而這三次大檢舉是全縣普遍實行的。半壁山一帶三次大檢舉的人數、面積,按本縣來講,只不過是當時所遭受苦難的五分之一而已,其餘地區,因不詳細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帶大檢舉之經過情況,即可推知全縣的一般情況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後,由興隆縣警務科內之「非常持出」〔緊急時搬出〕卷櫃中文件載,是年冬日本仍擬實行大檢舉,包括男子八歲至六十歲者,甚至在偽滿政權各機關之官吏、職員、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檢舉之內,可見偽滿當局所施政策之毒辣與殘酷了。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阪橋潤口供(1)

    高檯子、灰窯峪大檢舉,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實行的(高檯子、灰窯峪是在本縣五區龍井關口外北山溝中的自然村)。在事前,由三道河子警察分駐所長楊文宏、警尉補馬春登等去該村向居民說,某日駐三道河子日本軍渡邊隊長親來講話,令準備歡迎。該村居民信以為真,急忙派人去撒河橋購備煙酒點心食物以作歡迎。是日,由日本憲兵隊,協同日本軍渡邊隊及駐在龍井關口之日本軍本上隊(渡邊隊之一部,隊長本上日本少尉),並三道河子分駐所長楊文宏等前往,將村民包圍逮捕,用麻繩綁捆解送三道河子分駐所押禁。這次檢舉,計高檯子村人四十餘名,灰窯峪村人三十餘名(這兩村戶數根本不多,只兩條小山溝)。在三道河子寄押二日,即用汽車載運興隆縣,經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司法人員會合日本軍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等,經兩周間之刑訊,據聞判死刑者約十餘名,即在縣街附近執行了。其餘約五十餘名,押解東北而去,後亦無生還者(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偽滿協和會興隆縣本部充本谷青年武裝行動隊隊附,曾親身去該兩村工作,當時見到該兩村中竟無一青壯年男子,是年偽滿實行大集家,在六七月間集家工作基本完成,而八九月間該兩村集家尚未完竣,土地亦荒蕪拋棄了,據居民說,所有被檢舉之人,至今亦無一人返家者,只有老少婦孺維持生活,並準備拆房並村,其慘狀真使人不堪回憶)。    
    三、「投匪家族」大檢舉    
    「投匪家族」大檢舉,是在一九四四年(偽滿康德十一年)六七月間實行的。這次大檢舉是因為當時本縣一帶革命形勢空前發展,參軍人數日益增多,因而使偽滿政權當局極端仇視;又因實行治安肅正工作,本縣農民堅持山地,不去部落,以示反抗到底,而偽滿當局遂施用這慘無人道的毒策,以鎮壓全縣人民。在未執行前,即由駐興隆縣的日本憲兵隊、日本軍夏道部隊長、偽興隆縣長於文英、警務科長於沛山、興隆縣協和會事務長佐佐木小春,並各警察討伐隊長、副隊長,並本縣十九村村長等,在縣街開秘密會議,商討事前準備工作。當時,負各村調查工作的,是各村分駐所、部落警察防衛所、各村村長等,他們聯合秘密進行,將各村各部落參加八路軍及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屬,詳細調查清楚,呈報縣方當局。然後在各村內重要據點,大批增加警察討伐隊武力,準備工作妥當後,即在各村各部落內同時舉行。當時,執行的以日本憲兵隊為中心,配合警察討伐隊,將全縣參加八路軍及革命工作幹部家屬,不分男女老少完全逮捕無遺(以前歷次大檢舉無老少婦女,多系青壯年男子)。這次「投匪家族」大檢舉,在全縣十九個村中,被檢舉之男女老幼婦孺,據不完全統計,人數約在五百名左右(我當時在興隆縣廟嶺村偽滿協和會工作,見到該村十五個部落檢舉之家屬約三十餘名)。這些被檢舉之家屬,由警察押解用汽車載運興隆縣街後,亦未判刑,這次錦州特別治安法庭司法人員亦未來縣處理。由日本軍憲兵隊、警務科司法股、特務股、偽滿興隆縣法院等聯合會審刑訊。在審訊中,日本憲兵及偽滿司法工作者,任意拷打,並侮辱青年婦女。計在縣街二星期後,用汽車多輛載運東北各省充當苦工。這次檢舉運走之人有秘密逃回的,但亦不敢在家居住。俟一九四五年八月間,日本投降、東北解放,被檢舉之家屬,多有陸續返家者,但死亡在外之男女老幼婦孺甚多。其能返家者,亦沿途討飯,形如乞丐,真人間之慘事。    
    在偽滿政權統治下,興隆縣的大檢舉,是由一九四○年即開始進行的。但彼時之檢舉,只限於本縣某地區、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實行。俟於一九四二年後,情況就與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舊歷年節前後,實行全縣普遍性大檢舉一次,當時的情況是非常殘酷的。至於在以前本縣個別地區實行局部檢舉,尚未述及。而此次敵人實行「投匪家族」大檢舉,是與當時時局發展分不開的,敵人用盡毒策,用盡方法以對付革命力量,以鎮壓廣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帶的大檢舉情況,只不過是撒河流域一帶,而這三次大檢舉是全縣普遍實行的。半壁山一帶三次大檢舉的人數、面積,按本縣來講,只不過是當時所遭受苦難的五分之一而已,其餘地區,因不詳細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帶大檢舉之經過情況,即可推知全縣的一般情況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後,由興隆縣警務科內之「非常持出」〔緊急時搬出〕卷櫃中文件載,是年冬日本仍擬實行大檢舉,包括男子八歲至六十歲者,甚至在偽滿政權各機關之官吏、職員、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檢舉之內,可見偽滿當局所施政策之毒辣與殘酷了。


第三部分:證言與口供阪橋潤口供(2)

    1939年    
    根據「熱警特秘第七三六號」:自1939年1月至4月,逮捕343名。    
    根據「熱警特秘第八八九號思想月報」:自1939年1月至6月,共逮捕424名。    
    1940年    
    根據「熱警9月報告」:1940年1月至同年7月,共討伐290次,殺死抗日軍292人,傷194人,捕40人。    
    1940年10月至12月,在討伐中殺死79人,傷24人,捕11人。    
    1941年    
    根據「關憲作命第二六四號」: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二十四日開始實施「西南地區特別肅正」。……「特別肅正」預計進行6個月。根據「關防作命第二八號」關東防衛軍命令,自1941年9月中旬開始施行:「時局應急西南特別肅正」兩個月。    
    在此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一齊檢舉」事件:    
    一、根據「承憲作命第二五號」:喜峰口憲兵隊於8月23日,在喜峰口附近逮捕中共領導的遷遵興聯合政府及地下組織人員48名。    
    二、根據「承憲作命第二一號」:承德憲兵隊自8月22日至28日,在灤平縣西南部之湯河口、古洞溝、金家檯子及大峪附近逮捕中共地下組織及抗日縣政府工作人員84名。    
    三、根據「承憲作命第三七號」:承德憲兵隊自10月14日配合日軍在密雲縣北部的「掃蕩」,對中共地下組織實施「一齊檢舉」4天。    
    四、根據「承憲作命第三九號」:古北口憲兵分隊於10月8日在灤平縣大水峪地區逮捕抗日政府關係人員204名。    
    五、根據「承憲作命第四二號」:興隆縣馬蘭峪憲兵派遣隊於10月23日在馬蘭峪逮捕中共地下組織人員40名。    
    六、根據「承憲作命第四七號」:喜峰口憲兵隊於10月24日在遷安縣「國境地區」逮捕抗日政府及地下組織人員53名,其中包括婦女及2名12歲幼童。    
    另:根據「承憲高第三九號思想對策半月報」: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討伐324次,殺死八路軍1405名,傷197名,俘179名。    
    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施行一齊逮捕73次,共逮捕1942人,其中有14次大逮捕,共捕1099人。    
    又:根據偽滿洲國司法部刑事司「思想月報第五一號」:錦州高檢自1941年1月至同年11月,共處理「思想犯罪」(應用《背叛法》)988件,1169人(全滿1515件,2093人),其中不起訴者僅87人。    
    1942年    
    根據「承憲高第三九九號」:「西南部國境地區前半年(自昭和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六月末)肅正工作中憲兵服務成果」稱,半年中施行「一齊檢舉」154次,共逮捕1293名(其中送石井部隊4名)。    
    根據「關憲高第三八八號」(昭和十七年〈1942年〉五月):西南地區肅正工作第一期(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末),憲兵服務成果。    
    檢舉次數85次;    
    檢舉人數956人(包括特別輸送移交其他機關「估計送石井部隊」5名)。    
    1943年    
    一、根據「熱警憲特秘第二九號四之一」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八日:喀喇右旗於七月十日,一齊逮捕中共領導之地下組織人員劉振德以下153名(地點喀喇右旗七家、五家、旺業甸)……    
    二、根據「熱警憲特秘第五一號十之四六」(1943年8月24日):至6月份,「偵諜班成果」累計:逮捕抗日人員3053名。    
    三、根據「熱警特秘第五一號百——五七」(1943年9月28日):7、8兩月射殺11名,逮捕33名抗日人員、捕一般刑事犯15名。    
    四、根據「熱警特秘第三七號二六九——四」(1943年11月5日):根據承憲作命在省內實施第一次「剔抉工作」,自9月中旬至下旬,興隆縣東部、承德縣東南地區(遷遵興政府)、青龍縣西部(遷青平縣政府)及東南部(青綏凌縣政府)平泉西部地區(承平寧縣府),共逮捕抗日地下組織人員958名……    
    五、根據「熱警特秘第五一號百——七三」:9、10月份對抗日人員,殺害4,逮捕198,誘扣27(根據本統計累計:射殺64,逮捕1535,誘扣197,總計1796),逮捕一般刑事犯22(累計386)。    
    六、根據「熱警特秘第三七號三六九——七」(1943年11月12日):自10月6日至10月19日,施行第二次「剔抉工作」,在興隆、青龍、承德、灤平各縣及喀喇沁中旗七溝一帶逮捕抗日地下組織人員292名……    
    又:「檔案摘要」:    
    一、1943年1月至2月,錦州省檢舉47次,檢舉人數95……    
    二、1943年1月至10月,錦州省檢舉4501件,6450人,事件送致5275人,釋放894人,審訊中282人。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又一個「三光作戰」(1)

    (日)姬田光義著    
    和平的冀東丘陵地帶的傷痕——對魯家峪、馬蘭峪的實地調查魯家峪由西峪、北峪等6個自然村組成。據說周圍南北10公里,東西96公里。我們先去的是鄉政府,汽車通過坑坑窪窪的鄉間小路,停在了地勢稍平整的鄉政府門前。在那裡,我們受到了鄉長和鄉幹部們的迎接。隨後,他們引領著我們去了北峪的一家農戶,這家的主人便是「魯家峪慘案」的倖存者、大難中存活下來的張俊金老人。張老先生的家住在山裡,路兩旁和山谷間種著葡萄、柿子、栗子等果樹。看到茂密的樹林和複雜的地形,便可斷定,這裡完全具備了抗日游擊隊根據地的天然條件。順便說說,中國人對大難不死的人稱為倖存者,意在慶幸死裡逃生。據說當時村裡倖存者寥寥無幾。為此,我們特意訪問了這幾位倖存者。    
    「魯家峪慘案」1939年冬季,部分八路軍進駐魯家峪後,這裡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竟發展成了冀東中部的重要抗日堡壘。不久,這裡又相繼設立了兵工廠、火藥廠、被服廠。我們走進一家農戶,據說這裡曾經設置過八路軍的指揮部。房舍仍然保持著原樣,稍有不同的是,周圍的樹林裡又新蓋起幾間房子。但是,當我們站在院中,體會當年八路軍戰士(當然他們都是農民出身的)和村中男女老幼談笑風生的情景時,就會想到這個抗日村必然會引起日軍的注意,因而也就成了日軍激烈掃蕩討伐的對象。    
    日軍對這個村第一次大規模掃蕩討伐,發生在前面講述過的潘家峪慘案之後不久的1941年2月中旬。那天,集結在縣城的約一千多名日本軍和偽軍,將魯家峪團團圍住。其中一部分人闖進了村中,八路軍聞訊後立即撤往山裡,未逃出去的七八百名村民,被用槍押到了村廣場,廣場四周架起了4挺機槍。日軍和傀儡軍令所有的青年男子裸身坐在雪地上,審訊後沒有發現八路軍,便又強迫人們揭發八路軍和村幹部的人名和下落。在此過程中,一個村民被殺死了。見仍沒有告發的,隨即在村內放起了火。兩個老人和其中一個老人的不足1歲的小孫女等共9人被燒死,焚燬房屋1931間。    
    第二次討伐是在同年7月中旬至下旬期間。由兩個方向來的日軍和偽軍,首先燒了上次掃蕩殘留下來的住房及此後村民重新修的房子,然後又殺了9人。不知日軍從哪裡獲得的情報,非說村幹部中有個麻子臉的人,便從村民中拉出8個有麻子的人,審問誰是那個村幹部?但無人回答。在辨別不明之下,日軍又從8人之中挑出3人槍殺,其中包括那名村幹部。    
    到1942年,日軍的討伐、掃蕩行動更加激烈。據日軍記錄,該年2月,華北方面軍對屬下兵團下達了當年的肅正大綱,指出:「首先把肅正的重點指向河北省北部,同時努力完成日軍總兵站基地之建設。」根據此計劃,由4月1日始,日軍展開了冀東作戰(一號作戰)。此前的3月30日,日軍就開展了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國方面認為,冀東作戰完全是此前「治安強化運動」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設置「無人區」的開始。    
    魯家峪是日軍冀東作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據說作戰開始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親自赴唐山督戰,參戰的是第二十七步兵團長、北部防衛隊長鈴木啟久少將麾下的討伐隊。後據鈴木的回憶:「日野原大隊於4月22日及5月4日,挖開了魯家峪附近的洞窟,繳獲了大量的軍需品,但仍受到了八路軍的頑強抵抗。雖然到5月末作戰大體順利,但到6月末,八路軍又開始了破壞道路、切斷電線、埋設地雷等行動。尤其是7月4日和8月4日,八路軍又在遵化縣內分別全殲日軍的一個中隊和兩個小隊。因此,我軍不得不又發動了一號二期作戰。」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第2卷。    
    此外,中國方面也對日野原大隊的作戰行動做了如下記錄:「在4月16日至5月1日的約半個月時間內,由於日軍採取了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殺、大搶劫、大放火的軍事行動,從而給魯家峪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這是當年曾讓10人站立過的大石碾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又一個「三光作戰」(2)

    張俊金老人的證言張老先生的家位於我們上山途中的左側,臨道,院子約有二三十坪(一坪36平方尺)。院前建有磚木結構的瓦頂門房,門房裡鋪著三合土,穿過此房便是裡院。門房間的兩側是住屋,右側住的是張先生夫妻,屋子裡約有比雙人床稍大一點的用土坯壘起的火炕。我們這10個男人就擠坐在這僅有3坪面積的陰暗小屋裡,傾聽著張老先生的敘述。    
    他說:「……4月20日,日軍闖入了北峪。一聽說日軍來了,我和村裡的17個人便迅速跑到山洞裡去躲避。第二天,有個漢奸闖了進來,我無意中喊了聲:『誰呀?』但那人沒回聲。我猜想這下可能暴露了藏身之地,為了不被敵人抓去,我們又向洞內挪了約15丈深的地方躲了起來。藏了一整天之後,大家飢餓難忍,便想法逃出去。豈知洞口被堵死了,好容易將其推開,逃出去了3個人,輪到我剛一探頭,就被守候在洞口的敵人發現了。當他用刺刀捅我時,嚇得我立即又縮回了洞裡。過了好半天,我又悄悄地推開了堵住洞口的岩石,出去時未被敵人發現,便一口氣跑到一個村子裡,要了點飯吃,然後又爬到東邊的山上藏了起來。但不知怎地,又被敵人發現了,遂跳下山崖逃跑,不料卻迎面碰上了押送貨物的敵人。原來他們和被抓來的200多個貨馱子走在一起。逃跑之中也沒看清,走近了便被特務抓住了。他們逼問我:『你是魯家峪人嗎?』我假稱是馬蘭峪的人,接著我就匆匆忙忙地混進了貨馱的隊伍中。這時敵人又對貨馱的人一一進行盤問。當向其中的一個人問道:『你是魯家峪的人吧?知道軍工廠在哪兒嗎?』那個人剛說出『不知道』三個字,敵人立刻舉刀砍下了他的頭。張俊金張俊金背上的槍傷疤痕行進途中,我感覺肚子還是很餓,便悄悄地從貨馱中抓了兩個棗兒。正在吃的時候,被漢奸特務看見了,立刻打了我一頓。我一狠心咬住了那傢伙的耳朵,在一旁觀看的日本人都拍手大笑。    
    天黑之時,我們進了北峪村,敵人將我雙手反綁著推到了一個屋子裡。進屋後才知道,裡面還關押著70多個村民。    
    第二天,敵人帶來了一個姓李的游擊隊員,讓他一同上山去尋找洞穴。他以漫不經心的樣子佯裝同意,帶著敵人在山上轉了半天,結果什麼也沒找到。因此敵人惱羞成怒,決定把他帶回村子繼續審訊。當他被推進屋路過灶間時,冷不丁地順手抓起一把菜刀,猛地向一個日本兵的臉上砍去,隨後衝出屋外,接著又舉刀砍在了另一個日本兵的肩膀上。他連刀也沒拔,就飛也似的衝出大門外。沒想到,他跑出不到200米遠,就被敵人用槍射殺了。    
    那天晚上7時許,進來了一個姓金的翻譯。他對我們說:皇軍說啦,你們是匪區的,今天又把皇軍砍了,皇軍很生氣,說這個村今後不許住人了,都把你們送到玉田縣種地去,那裡有吃有喝,還給工錢,有願去的嗎?在姓金的翻譯欺騙下,有28個人(包括4個小孩在內)跟著他出了屋。在院裡這些人又被綁了起來,然後被押到了約200米遠的張景存家的白薯井前。就在此地,敵人對大人用刀、對小孩用鍘刀,將他們都砍死了。然後將屍體都扔到薯井裡了。    
    第二天早晨,還是那個金翻譯來了,對剩下的40餘人說:『昨日走了的人已全部到達玉田了,今天你們全都去。』說完,分別將5至10人拴在一起,帶到現在的公社(全稱是人民公社,如今人民公社解散了,但當地人都習慣這麼稱呼)前的廣場上。當了炊事員的張景存看見我和他的二兒子綁在一起,便悄悄地說:『小二注意,薯窖裡殺了好多人,你要多加小心!』    
    我們被帶到劉萬家的房前,敵人讓大夥兒坐在這家的井前。這時有個像日本軍官模樣的人,先講了一通話,然後用軍刀向人群指了一下。一群日本兵便從人群裡揪出10個人來,喝令他們站到大石磨盤上,同時又在井的旁邊擺了一個長凳子,並讓趙三提來一滿桶水。稍後上來兩個日本兵,先把小二拉出來,讓他面向井坐在長凳子上,並蒙上眼睛。然後,日本兵把刀拔出蘸上水,揮刀就把小二的頭砍掉了,跟著一腳將屍體踢入井中。下一個便挨上我了,還是蒙住眼,坐在長凳子上。就在殺我的瞬間,我把頭縮了一下,躲開了屠刀。隨後站起來就跑,但又被追來的日本兵抓住了,重新捆綁結實後,再次被拉到井的旁邊。因我穿的棉衣領子高,一個日本兵在用手把我的衣領折下去時,我想必死無疑,也就豁出去了,一下子將他的手指咬住,那傢伙痛得直叫喚。這時,又一個日本兵慌忙將我踢落到井中,接著從井上打了兩槍。你們看,現在背上和眉頭上的疤痕就是那時留下的。」    
    說到這裡,張先生脫下了無領襯衫,裸露著上半身。我們看到他那魁梧的背部,確實殘留著紅黑色、輪廓清楚的傷痕。接著他又繼續說道:「當時在我的身上又扔下9具屍體,也有未死呻吟的,壓得我無論怎麼掙扎,也動彈不了。敵人走後不久,趙三來取水桶的時候,我連叫了幾聲『救命』,隨後就失去了知覺。不知什麼時候趙三找來人將我救了出去。同時也把其他屍體拖了上來,有兩具屍體的頭和身子還連在一起,其他的都被砍斷了。」    
    看來寫文章是很長的,但張先生的談話僅有一個多小時。光顧交談了,他拿出來的西瓜也忘了吃。只見他一邊擦著滴滴答答的汗水,一邊用手比劃著表示,並把襯衣脫了又穿上,樣子顯得很激動。雖聽不懂話裡的細節,但當時的情景卻緊緊吸引著我(我核對了翻譯祁先生錄的磁帶內容,它與1956年張先生在瀋陽對鈴木啟久原日軍少將戰犯的審判證言是相同的)。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又一個「三光作戰」(3)

    雞冠山的洞穴張先生的家屬於東峪,房後的山叫雞冠山。聽了張先生的敘述後,我們順便去看了那個山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樣,這一帶的山脈,大都是石灰岩構成的。山上岩石的輪廓線流暢柔和,宛如婀娜少女的肩膀。表土流失部分已露出了白色的石灰岩,其樣子很像規整的網格一般。岩石下邊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山洞,這就是令鈴木少將頭痛不已的抗日游擊隊或八路軍的藏身洞。    
    其中,那個大山洞叫狐仙洞,大人可在洞裡站立行走。據當地人說洞裡可容納300餘人,而且還和別的小洞穴相連。我們前去參觀時,見到洞穴的入口處及裡面的洞頂已塌陷下來,不能進去。不過,在半山腰的附近有個入口,由此可知這個山洞從前確實住過人,但現在則無法進去了。    
    該山洞口已坍塌了一半,都長滿了草。洞前豎立著一塊寫有「烈士洞」的石碑,上面碑文記載著建碑的由來。但石碑也倒塌了一半,看樣子也沒有很好地保護過。通過當地人以及陳平等先生的介紹,再參考一些文獻資料可以證實,日軍於1942年4月對魯家峪討伐時,曾在此地殺害八路軍。    
    當時,狐仙洞住進了八路軍(十三團)的傷病員和衛生兵約30餘人。襲擊魯家峪的日軍和治安軍(傀儡軍)約100餘人包圍了這個山頭,並支起了帳篷,架起了電話,洞前還有一部分士兵站崗。因為洞裡沒有什麼聲音,日軍遂將由別處抓來的農民驅趕進山洞裡,讓其瞭解情況。這時,洞裡的八路軍誤以為是日軍摸進了山洞,便向洞外開了槍。日軍一看洞內有人,便向洞內發射了毒氣彈,然後引爆地雷和炸藥將洞炸毀。日軍還在洞外監視了兩天,見洞內已無動靜,才下令撤退。後來得知,洞內的人全部被殺害了。狐仙洞附近的幾個山洞也遭到同樣的殘害。據中國方面的文獻記錄,在一般情況下,日軍先發射毒氣彈,然後用炸藥炸毀山洞。對從洞內逃出來的人,或在出口處擊斃,或用刺刀挑死。在此次5天的討伐中,日軍在雞冠山殺害八路軍戰士72人,傷病員23人,計95人。包括上述的事件,僅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日軍在魯家峪就殺害了225人。    
    馬蘭峪的「集團部落」在魯家峪的實地調查一結束,我等一行立即轉往馬蘭峪。馬蘭峪距遵化縣城西北約25公里,是低丘陵地帶。它是由4個自然村組成的一處極為平凡的村莊。只因清東陵在此,故而聞名於世。馬蘭峪鄉政府所在地的集鎮偏西數公里處就是清東陵,它恰好位於丘陵與平原區的結合部。陵區內分別建有順治、康熙等幾位皇帝及他們的皇后、貴妃的陵寑。近代史上曾輝煌一時、陰險狡詐的西太后也葬在此地。清東陵西南125公里處便是北京。近年來,這裡已變成了聞名遐邇的觀光旅遊地。    
    當然,我們不是來觀光的。來此的目的,只是為了實地調查一下,當年日軍推行「無人區」政策下的「集家並村」或稱「集團部落」的真實情況。    
    據日方的文獻記載:設立「無人區」的目的,是為了封鎖偽滿洲國邊境。為此,特在長城線內側馬蘭峪至建昌(遷安北20公里)附近,劃定了寬46公里,長約100公里的帶狀區域,作為「無人區」,並將「無人區」中所在的村落全部移出。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第2卷第232頁。為此,日軍從1942年9月實施了「冀東(一號作戰)終期作戰」行動。此次行動的重點之一,便是設立「無人區」。與此同時,為了徹底封鎖抗日根據地,還構築了200多公里長的封鎖溝。馬蘭峪恰好處於「無人區」的最西側。不僅如此,在實施「一號作戰」行動的前後,日軍已將「無人區」向長城線的南北兩方擴展開來。    
    馬蘭峪的倖存者閨子金(右、滿族)和蕭廣(左)    
    我們在鄉長的帶領下,來到鄉政府的一間屋子裡,拜訪了兩位當年的倖存者。他們是閨子金先生(75歲)和蕭廣先生(74歲)。閨子金先生紅臉堂,留著長鬍鬚,看樣子像是滿族人。與同席的鄉長談話中,果然證實了我的判斷。因這裡有清東陵,越過長城便是舊日滿洲地帶,故而此地滿族人居多。他們兩位相繼給我們講了下述情況。    
    「這一帶的村莊分散得七零八落的,」閨說,「1941年舊歷六月,那年我9歲,日軍便在此搞起了『集家並村』,當時的『集團部落』在六合村,人們都被集中到了那裡。那一年雨水很多,我清楚地記得,剛搬進『集團部落』不久,那間新搭的小屋便倒塌了。為了重建小屋,又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到了1942年的時候,日軍又下令在『集團部落』周圍用土和木料築起了圍牆。牆高約1丈至15丈左右,一個圍子內,只有一個門。在接到搬入『集團部落』的通知後,誰要是磨磨蹭蹭的,他的家當即就被點著。原來的房子都被燒光了。凡到『無人區』打柴的,都要被殺死,種地也是在圍子附近。另外,敵人還讓村民在馬蘭峪村的周圍轉著圈挖了寬8尺、深15丈的封鎖溝,並由青壯年輪流站崗放哨。如果八路軍來了,就得大聲吆喝。封鎖溝每隔一段還設置了瞭望塔。」    
    這裡所說的「集團部落」就是前面所說的「人圈」。日軍為了切斷當地居民與八路軍、游擊隊的聯繫,便強令那些居住在山間僻壤的百姓離開家園,並將不願搬遷的百姓家的住房、食物、家畜及其他生活用具全部毀壞、燒光。然後,把那些百姓驅趕進「人圈」,以便於日軍的監視和集中管理。    
    但日軍也清楚,他們把祖祖輩輩生活在那裡的老百姓趕出家園,必然會遭到人們的強烈反抗。曾任當地最高指揮官的鈴木啟久少將在回憶錄中寫道:「部隊用武力強制居民撤離,引起了他們的怨恨,八路軍則借用『三光』政策來進行反宣傳活動。」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又一個「三光作戰」(4)

    另外,據直接參與「無人區化」和「集團部落」建設的日軍部隊的《聯隊史》記載:在52天內,參與勞動的人員為1957萬人次。在長城一帶「無人區」建起了76個「集團部落」,可容納123戶村民6454人。同時還建起了臨時性「集團部落」28個,可容納2342戶,計12 063人。由此看來,日軍對「無人區化」的實施規模之大、決心之徹底,就可想而知了。但它與中國方面的調查、研究後所發表的數字仍有很大差距。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第2卷第223、243頁。    
    結束了在鄉政府的採訪,主人帶我們來到鄉政府後面的小山坡上,指著遠處的一座建築說:當年那裡是東陵辦事處,通稱為「東府」,住著日軍,現已改為醫院了。我站在高處眺望了一下馬蘭峪的全景,這時主人又告訴我,前面左邊那條路直通遵化縣城,而右邊那條彎彎曲曲的路則通往東陵。他一邊說著,一邊用雙手比劃著當年封鎖溝的地點和範圍。    
    我站在那裡,眼前彷彿出現了從丘陵和山區中被驅趕出來的大批中國農民走進「人圈」的情景。    
    初聽「集團部落」一詞的人,或許會聯想起清晨,人們隨著日出而到牆外去耕作農田;日落後,又返回圍牆內歇息,那種宛如田園牧歌一般的生活。然而,事實卻截然相反。在嚴密的監視和命令下,「人圈」中的百姓,必須無償地完成日軍規定的生產任務,而過的卻是非人道的奴隸生活;住的是小窩棚,鋪的是破草蓆。缺吃少穿又無藥,餓死、凍死、病死的現象時有發生。關於這些情況將在第二部陳平的論文中有更詳細的論述。    
    水泉溝的「萬人坑」——夏之離宮,承德的悲痛水泉溝的「萬人坑」第二次實地調查是在1988年11月中旬,地點:承德市。同行者仍是陳、姬田、祁3個人。    
    雖然是11月中旬,但承德已披上了冬裝,充滿取暖煤煙的氣味,而且煤煙像濃霧似的包圍了整個城市夜空。到了白天,在冷空氣的作用下,煙霧散去,這個山城的真實面目才顯露出來。當初冬的夕陽西斜時,晚霞灑在周圍的群山、市區的草木及家家戶戶的房子上,放出熠熠的光輝,真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但夜幕再降臨時,整個城市又籠罩在充滿煤煙味兒的夜霧中。    
    承德是個著名的旅遊城市,尤其是避暑山莊和點綴周圍的寺廟群,更是聞名遐邇。儘管如此,據說這裡的夏季也並非那麼熱鬧非凡。這反而愈加凸顯出這一夏日行宮的肅穆與壯觀,不禁使人感到它確實是清王朝鼎盛時期的傑作。然而,令前來參觀的人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這座壯觀的夏宮背後,竟有一處「萬人坑」。它記錄了承德人民的一段血淚史。    
    表土被雨水沖刷後露出了白骨,此現象在水泉溝萬人坑一帶隨處可見(蹲下用手指著白骨的為筆者)避暑山莊宮牆的背後,即市區西北角,有個叫水泉溝的小村子。現在已變成了郊外住宅區,區內建有老人俱樂部。而在日中戰爭期間,這裡也僅有30戶人家,極為荒涼。此地雖稱做水泉溝,但它的周圍卻涵括了兩邊的數道小山梁和谷地,約15公里長。    
    我們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向山坡上走去(水泉溝東邊共有7道小山梁,日軍佔領時,從溝口往裡依次編為「天、地、元、皇、宇、宙、宏」,其中第四道小山梁為「皇」字,俗名老陽坡,約30多畝,是承德監獄的刑場兼墓地,意為在這裡殺人是「為天皇收回不良臣民」。姬田先生考察的即是這個地方——主編校),路兩邊荊棘叢生,狂風吹過不時捲起陣陣黃土。在較平坦之處,似人骨的東西隨處可見。仔細環視四周,整個斜坡上,到處都是七零八落的人骨頭。尤其是被雨水沖刷出的水溝旁,離地面十多公分的鬆軟新層面上,顯露出很多似大腿骨、肋骨及頭蓋骨之類的東西。這就是現在稱為「萬人坑」的地方,也就是當年日中戰爭期間的拋屍場。    
    1933年3月4日,日本軍佔領了承德。其後,在當地設立了偽滿洲國西南地區防衛司令部。1935年時,又設立了承德憲兵司令部。此後又設置了偽滿洲國民政部警務司(後改為總務廳警察總局)和保安局等機構,同時還擴建了承德監獄。凡軍、警、憲部門抓來的中國人,都被關進了這所監獄。這些中國人或被當即處決,或讓他們在獄中痛苦地死去,然後再將這些屍體用卡車拉走扔到水泉溝。另外,監獄方也將活著的中國人用卡車拉到這個叫老陽坡的地方,日軍就像屠宰場宰殺溫順的羊一樣,將這些人的頭顱砍掉後拋屍在那裡。據中方統計,1933年至1945年日軍戰敗期間,拋棄在「萬人坑」的屍體約46萬具,而當地人傳說的數字大體在3~4萬之間。遺棄屍體的數字不準確毫不奇怪,因日方也未留下當年的統計數字。據一位中國證人說:「日本人在戰敗投降時,已焚燬了大量的證據和文件。」由此,中方的統計數字不完全準確也在所難免。    
    但是說有了3~4萬,或者說約有46萬具屍骨,我認為還是有一定根據的。日本戰敗投降後,接收這裡的中國共產黨地方政府,一次性從地表上收集到的遺骸就有7000多具,後分別埋葬在20個大墳墓中。當地居民隨時收集後掩埋的,也不低於上述的數字。此外,多年來還有一些零零散散裸露出的遺骨,也被當地居民陸續掩埋了。加之這裡水土流失嚴重,有的遺骨被埋了,而有的則被大水沖走(當地村民潘樹德等證實:小南溝口有眼兩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沖進的死人骨頭淤死,為了吃水還得經常淘井。有時候殺人多了,連河溝裡的流水都是紅的——主編校)。尤其是解放前,這一帶十分荒涼,野獸經常出沒,最多時竟有300至400多隻狼和野狗前來覓食。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又一個「三光作戰」(5)

    日偽時期承德監獄的原看守潘景榮(右)與潘振魁(左)原承德監獄看守的證言承德市委黨史辦公室工作人員給我們請來了三位當地的知情者,其中兩位是原承德監獄的看守,另一位是女性,曾是水泉溝的老住戶。潘景榮,66歲,原為承德監獄的看守主任。他來到我們下榻之處,給我們講了當年的一些情況,並親自帶我們到水泉溝的「萬人坑」做了實地解說。他喃喃地說道:「我家住在水泉溝,小學還未畢業,就在監獄裡做勤雜工,從那以後又被錄用當看守,到1944年的3年裡,曾先後任看守助理、看守及看守主任等職務。這個監獄在1942~1943年是接收監禁者最多的時期,記得在12個獄舍內,最多時竟關了2000人以上。」    
    「監獄內營養及衛生狀況極其惡劣,每天都有病死、餓死、凍死的事發生。在監獄裡受刑訊的事較少,因為這些人來監獄之前,已在憲兵隊和警察署受到了拷問,所以監獄很少再過問。收監者中有小偷、殺人犯、經濟犯和政治犯,而且是混在一起的。1942年以後私通八路軍的政治犯多了起來。正所長雖是中國人,但任副所長的日本人卻握有實權。全所約有十多個日本人,現在還記著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他舉出好多姓名,但未記錄),其中有個叫稻村的日本人,還親自跟著行刑隊去了水泉溝,並帶頭殺了一名中國人。」    
    「當時看守中的中國人約有四五十人,在做看守期間,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水泉溝了。這裡自日軍佔領承德起,便成了拋屍場。監獄裡死的人用卡車運到老陽坡,然後便扔到山坡的西側。我曾兩次在老陽坡看過殺中國人的場面,第一次是槍殺了7個人,第二次是砍死了19個人。大家都說,扔在水泉溝的死屍大概有3~4萬具。」    
    另一個原看守叫潘振魁(65歲)。他說:「我是康德8年(1941年)開始當看守的。」一個65歲的老人還能用當時的舊年號來敘述往事,這引起了我的興趣。不過,他記憶最清楚的依然是水泉溝的事。    
    他說:「當看守那年的冬天,在山坡上挖了3個坑,埋了47具屍體。那是『大檢舉』時的事。那天,大卡車拉來的人都用鏈子鎖住頭,其中46人是被砍殺的,另外一個人已經死了,所以屍體一共是47具(另一監獄看守潘振林證實,他曾經兩次跟著去水泉溝殺人,一次殺41人,一次殺49人。第二次是兩個叫木村和小木村的日本人砍的——主編校)。」    
    即使在現場解說時,這兩個原看守說話的神態也顯得很淡漠。我覺得他們如此平靜地敘述往事,可能是經歷的事太多了吧。也說不定他們偶爾還跟著日本人一起拷問和殺害過自己的同胞。因此,他們才作證說在監獄很少有拷問之事。不過,其他的中國人卻悄悄地告訴我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獄中拷問之事太普遍了,你看他們說話的樣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對此,我十分理解。凡給日本人當過監獄看守的中國人,都會在良心上受到譴責,他們想盡早忘卻那段痛苦的經歷。其實採訪之初,陪同的中方領導已預先說明,請他們來的目的,只是瞭解一下當年獄中的一些情況,並非是追究他們的責任。但話題的本身卻如煉獄般的痛苦,令他們不堪重負。除原看守外,陪同來的中國人幾乎都是抗日游擊隊戰士,現在又都是共產黨的中堅幹部。我感到這兩種類型的中國人,都在互相揣測著對方的心理,談話氣氛較為拘束。同時,我還感覺到,他們雙方似乎都對我們日本人保持著某種戒心。每個作證的人都不時地望著陳平他們,似乎在徵詢對方的意見。當看到陳先生微微點頭後,便如釋重負似地繼續談了下去。儘管我是一個歷史研究者,但聽到自己的同胞在過去所犯的罪行時,仍有一種煉獄般的難熬感。不過,三者持三種不同看法的人還是說到了一塊兒。那麼,究竟此地有多少中國人被殺害呢?看來在場的幾位中國人也眾說紛紜,口徑不一。見此情況,承德市委黨史辦公室陳桐先生作了如下的講述,可以說是正式的結論吧。    
    現在的承德監獄仍保留著當年的模樣    
    日軍為了維護承德周圍的治安,並徹底切斷中國百姓與八路軍的聯繫,實施了「無人區化」政策,並為此在這個地區多次進行了「大檢舉」、「大逮捕」、「大掃蕩」、「大討伐」行動。在此過程中,除屠殺當地人之外,還把從外縣抓捕的人帶到承德,屠殺後將屍體扔到水泉溝。據1945年的正式統計,死難者約為46萬人。    
    「大討伐」是以關東軍為主,輔以警察討伐大隊進行的掃蕩行為。自1933年至1934年期間就進行了1190多次,殺了1452人,帶到承德239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殺後扔到了「萬人坑」。這種「大討伐」在1944年、1945年時,達到了空前規模。    
    「大檢舉」發生在1935年至1943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僅在承德縣就採取了11次行動,共逮捕了18萬餘人。其中1600餘人被押往外地做勞工。此後,這些人幾乎都沒有回來。在興隆縣,自1942年至1945年期間,共進行了12次「大檢舉」,第一次就逮捕了2000餘人,其中200餘人被殺害,40餘人被送往承德,其餘的都被送到東北做勞工去了。臨近的青龍縣,自1942年至1943年期間,進行了3次,有7230人被殺害,另有927人被送到承德後殺害。而寬城縣僅在1942年就逮捕927人,也被送到承德後殺害了。    
    綜上所述,儘管中國各地都在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工作,但統計出來的數字未必準確無誤。正如陳桐先生最後說的那樣,日軍戰敗時,在熱河省政府的院子裡,已將檔案文件等全部焚燬了(現在的承德市檔案館裡還存有極少數未燒燬而被搶救出來的檔案資料,焚燒的痕跡仍在——主編校)。據說,大火持續燒了兩晝夜,幾乎任何統計資料都沒留下來,但當年大屠殺的情景和死難者的人數卻永遠留在當地人們的心中,並將世世代代傳遞下去。不論是官方統計的46萬人,還是人們傳說的三四萬人,真正持懷疑態度的,也只是那些否定日本製造大屠殺的少數人吧。在中國人看來,刻在心中的印象比數字更有意義。我認為,在官方公佈統計數字之前,當地的百姓已經心中有數了,而且還要將這一數字代代相傳下去,這無疑對日本人是個沉重的負擔。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1)

    「小新媳婦」的證言小時候就住在水泉溝的徐桂英,60歲,精神很好,很健談。但她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顯得很激動。她說:「我15歲結婚,就住到了水泉溝,在水泉溝碰到兩次劊子手行兇,有一次劊子手押來了中國人,奶奶對我說:快去看看吧。可我害怕,說啥也不敢出去,所以這次什麼也沒看見。另一次是在陰曆新年之前,我去街上買東西的時候,看見卡車上拉著一些中國人,都是背靠背地綁在木槓上。我還清楚地記得,過了新年,那些被處死者的家屬們,連飯也不吃,都擁到山崗腳下來哭泣。」    
    「夜裡寂靜得可怕,我更是不敢出去。他們把在監獄裡殺害的屍體扔到山岡上,因此,招來了許多狼和野狗在此打轉轉,吃死屍,或把屍體叼到別的地方去。那時一下過雨後,到處可見鬼火似的東西在閃動。被運到這裡的屍體和在此地被殺害的人,都是討伐隊捉來的老百姓,並非八路軍。我剛到這裡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嚇得都不敢出門。有時順著風飄來哭爹喊娘或『快讓我死了算了』的痛哭聲。」    
    雖然徐女士回憶起當時的恐怖情景時有些渾身顫抖,但她對往事依然記憶猶新。她說,這裡是一片丘陵峽谷地帶,共有30戶人家,她家附近只有7戶鄰居。一位年輕的婦女剛嫁到這個荒涼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劊子手、數不清的屍體、成群的狼和野狗以及鬼火亂竄的可怕情景。她說一位鄰居去抱柴禾,柴裡竟夾雜著狼或野狗叼來的死人手腕子,把那個人嚇得癱倒在地,呆住了。不難想像,一個剛進門的小新媳婦怎麼會不害怕呢?    
    徐女士的話使我想起童年時代,在盛夏的夜晚,人們都把床搬到外面去睡覺,大人、小孩在一起談狐說鬼好不熱鬧。雖說現實中並沒有妖怪之類的東西,當時也嚇得我不敢一人上廁所。水泉溝的居民親眼看到的是劊子手殘殺中國人恐怖情景,而那些被處死的中國人的屍體的胳膊或大腿,又被狼和野狗叼得到處都有,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景啊!「連門也不敢出」這句話,使人想到那位年輕的小媳婦,在門裡屏著氣,一動不動地傾聽著外面的狼嚎鬼叫聲,嚇得渾身發抖的樣子。    
    徐女士和原看守們還給我們講了有的全村男人都被殺害,隨後又被點燃,用汽油焚屍的情景。由此該村也變成了「寡婦村」。他們說,戰後挖坑掩埋屍體的墳墓又被大雨沖毀了,屍骨裸露在外面,真嚇人!    
    採訪過程中,中方給我寫了一個「黑煙」的日本人名字。我想這應是音譯,正確的寫法可能是「黑巖」吧。此人曾任承德縣警務科警防股長,人們都說他最壞。當時對這個人的名字,大家都模仿發音叫「黑暗」。尤其是孩子們叫不好時,就說「黑暗來了」!以此來嚇唬別人(黑巖,確有其人,警佐銜。他成立的臨時討伐隊有400多人,非常凶狠殘暴。我在老家承德縣的東河川〔現歸興隆縣管轄〕,小時候就知道黑巖這個名字,我們那一帶常用黑巖的名字來嚇唬哭鬧的孩子,一說「黑巖來了」!小孩就不哭了。他的翻譯叫賈慶功,遼寧省大連人,也十分殘忍,是黑巖的幫兇——主編校)。關於他幹的壞事,辦公室的人給我拿來了證人李鋼寫的證詞。李曾親眼看見過黑巖殺害中國人的場面。「有一天,一個懷疑是向八路軍通風報信的男人,被黑巖抓去,遂將其帶到水泉溝,開膛殺死後,又挖出心臟吃掉了。此外,他還殺過無數的中國人。日本戰敗時,黑巖在某村被村民抓住,送到承德後被處決了,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無論是中國人被殘殺,還是日本人得到了應有的下場,這些都是歷史銀幕中的短暫殘酷場面。我作為日本人也不願意看到這種場景。我想有些情景可能誇張了些,把所有日本人幹的壞事都安在黑巖的身上,使他成了心狠手毒的代表人物而遺臭萬年。與此同時,在聽了這些介紹後,不由得又使我聯想起戰敗時日本人在遵化縣的下場。總之,不管怎麼說,侵略者是日本人,黑巖之類就是侵略者的代表人物。之所以處決他們,是因為中國人對他們恨之入骨。正當採訪之際,我在中國的土地上獲悉了昭和天皇駕崩的消息。此時我想到的是,國民在悼念天皇的同時,將如何看待那些以「皇軍」的名義,去侵略他國而死去的日本人呢?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2)

    來自承德憲兵隊的資料如果說水泉溝「萬人坑」受害者究竟有多少搞不清的話,那麼製造這一慘案的元兇之一是日軍駐承德憲兵隊,則是確定無疑的了。在有關憲兵隊的眾多資料中,中方讓我看了一份證明該憲兵隊當年活動的資料。執筆者是戰犯管理所的犯人木村(原材料具實名,考慮到本人的名譽,特刪名留姓)。收容後,他寫下了這份檢舉書和自供狀。因此資料尚未對外公開,陳平先生也只是弄到一份複印件。現摘錄如下:    
    「木村××,鳥取縣人,1929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不久入伍。1942年第二次出征中國大陸時,就任關東軍承德憲兵隊本部特高課長(大尉),一直任職至1944年9月,後轉任第三特別警備隊隊副(少校),不久日軍戰敗投降。1945年8月17日於遼寧省橫道河子被蘇聯軍隊逮捕。」    
    以上簡歷出自中國方面的檢舉材料和木村本人的自供書。中國檢察機關的起訴事實,主要是根據木村在任特高課長時期所犯的罪行。木村本人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他說:「以上的綜合意見書,翻譯已用日語讀給我聽了。這裡所載之事實,是我在侵略中國期間所犯的罪行。這些材料是我被訊問時親自供述過的,並且對此的一切證據我直接看過,或經翻譯用日語讀給我聽了,我確認這些罪行都是事實。我對此負全部責任,並向中國人民認罪。我已在這個意見書的每一頁上都簽了名。」    
    被告人:木村××(簽名)    
    1954年12月17日於撫順    
    附木村憲兵隊特高課長的自供書(口述記錄,有影印原稿)。    
    憲兵隊特高課長木村的認罪記錄    
    以上的文件是木村本人所寫的手書,有漢語譯文,並寫有「於撫順」的地名。木村在其口述中說是受憲兵隊安籐隊長的命令所為,但最終還是果斷地承擔了全部罪責。從審判記錄的時間來看,是1954年5月至1956年6月,但是最終判決的時間則不清楚。    
    筆者在天津遇到過一位中國老人,他曾參與過當年有關撫順戰犯收容所的審理工作。據他說,政府對原滿洲皇帝溥儀及其弟弟等的收監者都進行過政治教育改造,可他卻不記得有個叫木村的人。據說,管理收容的都是罪行較重的犯人,但經政治教育後可以釋放。    
    看來,被中國方面所摘引的木村綜合意見書中,對木村個人的罪狀論述也不止於此,因為對當時承德憲兵隊所作所為的具體內容僅顯示了一部分,茲將全文譯載(但姓名仍以××隱諱)如下。《木村××審理綜合意見書》    
    (前略)    
    經偵訊結果,根據供認與調查證實,其在對我國侵略期間,所犯罪行如下:    
    一、策劃、命令和參與指揮,大肆逮捕屠殺我抗日誌士及和平居民。    
    該犯於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期間,指揮其部下在我熱河省的承德縣、青龍縣、灤平縣及河北省的密雲縣、遷安縣等地方,逮捕村鎮幹部、和平居民2882人(不包括灤平地區的統計),用法西斯手段,對這些人進行了種種迫害,使用了拷問、毆打、吊打、灌涼水、灌汽油、電休克等酷刑。在嚴刑拷問下,殺害了1100餘人,在監禁中死了48人。其中喜峰口憲兵分隊在寬城一次就殺了80人。承德憲兵分隊在承德西郊水泉溝一次就殺了100餘人。更為殘忍的是,將青龍縣九虎嶺村的趙相閣活活剜眼挖心,令其當場死去。其它的經偽法院判決後被強制送往東北的阜新、北票、安東等地做勞工,其人數為700餘人。另外,1945年該犯在勃力縣任憲兵分隊長時,逮捕我抗日地下工作人員7人,根據東安憲兵隊長上坪鐵一的命令,將其中兩名送至哈爾濱石井細菌部隊(七三一部隊),作為實驗品而被殺害。    
    二、參與策劃造成無人地區會議,並命令部下執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罪。    
    該犯於1943年6月以特高課長身份,參加了西南地區防衛軍植山大佐召集的造成無人地區會議。會議決定在熱河省國境線地區實行「集家並村」。會後該犯執行了憲兵隊長安籐次郎之命令,命令其管轄下的各憲兵分隊執行了「集家並村」的罪惡活動,慘無人道地強迫群眾建造「人圈」,並將圈起來的群眾設置警察崗哨加以看管。僅據青龍縣九虎嶺、石柱子、塌山、河西溝等村的統計,在「集家並村」期間被殺害的、病死的、餓死的村幹部和一般老百姓就達300餘人,其中有47戶被殺絕了門戶。燒燬民房600餘間,拆毀民房200餘間,搶走大牲畜100餘頭,羊300餘只,豬150餘頭。其次將所謂「禁止居住區」的農作物全部毀壞。由此可見,日本侵略者在我熱河省內所造成的殘暴罪行是何等嚴重。    
    三、從事政治、軍事情報工作以供日本侵略者鎮壓、屠殺人民罪。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3)

    該犯在任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兼對共產黨調查班班長期間,積極地從事情報工作,採取各種手段大量竊取我黨、政、軍及抗日地下組織的情報、文件資料,以使日本侵略者對我熱河抗日人民進行殘酷鎮壓。該犯曾搜集了我黨、政、軍及地下組織的情報資料達370至400件之多,這些情報資料包括我黨在熱河的方針政策、黨和政府部門的組織機構、軍事方面的作戰計劃、命令及我軍在熱河活動情況等。由於該犯提供的情報,致使我部隊和機關人員經常遭受襲擊、抓捕、殺害,實為殘忍。為了搜集我方情報,該犯於1943年6月,組織利用平泉縣、喀喇沁等地的家禮教(青、紅幫)頭子20名,並指示這些漢奸對我人民進行欺騙宣傳及實行殘酷鎮壓與統治。同時又於1943年6月參與決定對我熱河省承德市人民的信件進行秘密檢查。又於1942年以該犯為首組織了特別思想工作班,利用李振山等5名漢奸作密探,偽裝商人攜帶鴉片等物,潛入我抗日根據地竊取情報,致使我黨在熱河的工作遭受極大的損失。    
    四、奴役我國和平居民及逮捕鎮壓朝鮮、日本革命志士罪。    
    該犯由1939年3月至1945年期間,相繼在我河北省邯鄲和東北勃力,徵用和平居民190人進行奴役勞動,並逮捕我和平居民兩名送交憲兵隊處理。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曾相繼逮捕了兩名朝鮮抗日誌士,分別送交朝鮮偽總督府警察部和牡丹江檢察廳處理。又於1944年8月逮捕1名日本共產黨員,審訊後送交關東軍憲兵隊處理。    
    詢問者:劉子明    
    書記員:林柏芳    
    翻譯:田龍興    
    1954年8月18日於撫順    
    以上是「綜合意見書」全文,後附木村的認罪態度及署名,日期是1954年12月17日。由此可知,從當年8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間,木村本人在仔細閱讀了日文本的《綜合意見書》後,終於具名認罪了。    
    承德「二·一」慘案更有甚者,在此《綜合意見書》所列罪狀以外,還有一份有關承德「二·一」慘案事件的材料,檢察機關認為木村應對此負有完全責任。在意見書制定約二年後,即1956年6月14日又附上了該材料。    
    事件發生於1943年2月1日。由前一天晚上開始,日本憲兵隊分三組待命,從深夜至拂曉,日本憲兵隊和承德縣警察討伐隊同時對縣以下11個村(據承德縣黨史部門調查應為14個村——主編校)進行了突襲逮捕。由木村直接指揮的憲兵第一組,將鷹手營子村的男子全部捕捉,押送至新杖子村,在此地殺害了35人;在胖和尚溝村逮捕了70餘個男人,亦押送至新杖子村,包括在逮捕途中殺害3人,共殺害22人;東澇窪村殺害52人,逮捕129人;南雙廟村同樣也是殺害52人,逮捕110人;葦子峪村殺害12人,逮捕80人;兩益城村殺害16人,逮捕87人;小營村逮捕45人,後都押送至新杖子村。第一組被害者的人數達189人,其中有極少數逃跑者,在逮捕者之中有284人被送進承德監獄。    
    第二組是以田野大隊為主力,襲擊了胡杖子村、犛牛叫村和附近的一些小村。逮捕的人被押送至大隊本部所在地的下板城,各地都分別殺了10人,有48人被關進承德監獄(據承德縣黨史部門調查,此次共逮捕280人——主編校)。    
    第三組是日本人「黑煙」(理應是前述的黑巖)所指揮的承德縣警務科警察討伐隊,襲擊了三道河、黃旗灣、西大廟等村,共逮捕了250多人,押送至上板城村。其中,按村名的順序有10人、13人、11人被殺害,44人被關進承德監獄(據承德縣黨史部門調查,參加此次大逮捕行動的日軍和討伐隊共1000餘人,其中第一股600人,第二、三股各200人——主編校)。    
    這三個組合計殺害243人,376人被送進監獄。而且被送到監獄之中的28人於一個月後在水泉溝處死。318人被定罪收監,216人在獄中及在東北強制勞動中死亡。總之,「二·一」慘案中死亡者達487人。    
    以上所述「二·一」慘案的起因,是日軍獲得了這些村莊已成為抗日游擊隊和八路軍根據地的情報。以前儘管經過反覆多次的掃蕩、討伐和「集家並村」等治安肅正運動,但效果不佳。此次是因為承德憲兵隊得到一份村幹部的名單,便採取行動以圖達到一網打盡的目的。但這個名單上有幾個人的名字記得不清楚,村裡的男人又不可能完全造冊登記,而且姓名和相貌也未必與名單相符,再加上村民們也不願意出賣名單上的人,所以日軍只好將被抓的男人全部押往承德去審訊。而在他們的家屬中,因病、凍、餓以及驚嚇致死者又有150餘人。「二·一」慘案後,南雙廟、東澇窪、鷹手營子3個村竟成為「寡婦村」。據中方檢察機關認定,木村身為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對「二·一」慘案的殺害、拷問及其他迫害事實供認不諱,應負全部責任。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4)

    在長城北麓沿線村莊製造「無人區」的記錄——舊熱河省興隆縣長城北麓歷來是軍事戰略重地清晨7點,我們乘汽車由承德市出發。太陽還沒出山,整個城市籠罩在晨曦與煙霧之中,顯得有些暗。當車駛出城內,一輪紅日終於從東方升起,映照著四周環繞的群山。我們的車往西向與承德鄰界的灤平縣駛去。灤平縣在承德市的西南部。我們來到長城關隘——古北口,這裡是通往北京的必經之路。    
    實際上我們已經是第二次來到承德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了,而這一次的目的是進一步查證日軍在興隆縣全面製造「無人區」的情況。然而由於有些情況出乎預料之外,致使此次調查未能成行。原來,長城線北部山區是北京軍區管轄的軍事重地,嚴禁外國人進入。這件事不但普通老百姓不瞭解,就連管理外國人行動的公安部門也一無所知。或許是以前沒有什麼旅遊者和商人願意去那種偏僻山區的緣故吧。因有天津市公安局給我們辦的許可證(去未開放地區需持有公安局簽發的旅行證),所以,我們以為此行必是一路暢通,還把此次調查日程安排了兩至三天的時間。但是,管轄長城線北部幾個縣的承德地區外事辦公室卻突然通知我們:暫停興隆的實地調查。我們只好改變了原定的日程和調查要點。對此,我深感震驚和失望。同時又為我們所調查、研究之目的涉及到了中國的不同情況而感到高興。我由此想到,自古以來長城線就是歷代政府最關注的地方,因它直接維繫著領土、政權的安危,所以長城線一直是戰略防衛的前沿。其實當初構築長城的目的,也就是為了抵禦異族的入侵。在日中戰爭時期,長城不但是「偽滿洲國的西南國境線」,而且還是中國華北地區進行防衛的最前沿。    
    如今,早已進入了以導彈、核武器來掌控國家命運的時代。從中蘇對峙(戈爾巴喬夫訪華前)的國際政治漩渦中,中國政府似乎已認識到,以往的戰略防禦系統早已過時,長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擋蘇軍進攻的最後防線。儘管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遺憾的是建國後的40多年中,中國人卻一直墨守成規地視長城為禦敵防線。這時,一位中國人悄悄地對我說:現在這個地區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應是省軍區管轄的地方。不過,由於長城線的重要性,這一帶又在省軍區的上級北京軍區(中國八大軍區之一)的直接管轄之下。而且,這兩個不同級別的軍區之間,希望長城線開放,吸引旅遊者,有的則對旅遊不感興趣。這位中國人說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論,不過,最近才允許外國旅遊者去古北口,卻是千真萬確的事。以往說的長城其實就是指「八達嶺」、「居庸關」。但與之相比,古北口的長城要更雄偉氣魄得多。若能開放,一定會吸引大批的遊客並增加收入。總之,從歷史書中已知古北口就是當年日中戰爭時期的戰場之一。儘管此次不能去興隆縣,但我仍提出要求,同時希望乘車通過未開放的興隆縣和相鄰的灤平縣時,順便看看山區的村莊。    
    可是,我們乘車走的是承德—灤平—古北口的柏油馬路。其實,此路原是一條簡易鐵路,它是在日中戰爭時期,日本軍隊從滿洲佔領承德後,再進攻北平(北京)時,為確保運輸才鋪設的。因歷史文獻中未記載此事,聽了主人的介紹後,還特意看了看。的確,在離公路不遠的半山腰的雜草叢中露出一個黑洞,想必這就是當年隧道的遺址吧。據介紹,日軍敗退後,這條鐵路成了國共兩黨爭奪的一個焦點。八路軍首先控制了此地,其後內戰全面爆發。八路軍在撤離此地時,為了防止國民黨軍隊利用它補充物資,便徹底破壞了這條鐵路。由此可知,在日軍戰敗的前後幾年中,這條鐵路也與政治形勢的瞬息萬變息息相關。    
    總而言之,原日軍修建的鐵路軌跡,現已基本變成了北京至承德間的主要道路。    
    承德至灤平約65公里,灤平至古北口約50公里,是一條平坦而又寬闊的柏油路。我們的車跑在緩坡的丘陵地帶和灤河之畔,窗外陽光明媚,灤河水清澈透底,確實令人心曠神怡。可是,當我們一行在灤平縣委黨史辦公室聽了一個多小時的情況介紹後,我們的心情異常沉痛,再也不像沐浴著初冬溫暖的陽光和流淌著清澈的灤河水那樣輕鬆愉快了。    
    長城北麓的山嶽戰——興隆縣我們本應由承德去興隆縣,興隆縣在由承德向西行至灤平的大道再向左,即往南方向大約100公里的地方。整個縣幾乎都地處燕山山脈之中,到處是高山峽谷,一千二三百米高的霧靈山(應為2116米——主編校)和五指山等高峰一目瞭然。坐落在這些群山山腳下及半山腰的座座村莊,雖然在日軍製造「無人區」過程中曾遭到了極嚴重的摧殘,但它們始終是頑強抵抗日軍的根據地之一。    
    雖然我們沒能到興隆縣進行實地調查,但我們乘坐的京承線列車途經興隆縣境時,我也對它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些初步瞭解。    
    從北京到承德是普通列車,大約運行6小時。起初列車單調地奔馳在華北北部平原上,不久就進入了燕山山脈的密雲縣。從這裡起,列車緩慢地在丘陵地帶爬行,大約3個半小時後,如留神一下,可從車窗看到鐵路兩側的部分古老長城。    
    這條鐵路橫貫燕山山脈,跨過萬里長城,是一條新鋪設的鐵路。它代替了前面提到的古北口至灤平再至承德的那條老線路。列車一過了長城就是舊偽滿洲國熱河省境內——現在的河北省興隆縣。因不能進入興隆縣實地採訪,我只好聚精會神地觀察著窗外的風景。鐵路的右側即東面有五指山,左側即西面有霧靈山。列車緩慢地行駛著,甚至下車方便一下也能追得上。我在列車裡看到了準備作為候補考察的幾個村名,它們都是山谷中的村落和沿小河兩岸的山鄉小鎮。此時,我為不能去實地調查而感到掃興,同時也越發疑惑:將這一帶作為軍事禁區是否有必要呢?且腦海裡立即浮現出當年日本官兵費盡千辛萬苦,在沒有鐵路的條件下,徒步穿過燕山山脈,趟過溪流,來到這裡的情景。大概他們以為只要把居民和游擊隊趕走,就可以永遠確保偽滿洲國的安全了吧。    
    列車從興隆車站啟動後,窗外出現了一條穿過燕山山脈通往承德的平坦大道。因興隆之行受阻,地區黨史辦公室的領導又在承德接待了我們。作為補償,他們安排我們去了灤平、古北口和北京的密雲縣進行實地調查。在密雲縣,陳平先生與我們告辭後,獨自一人從興隆經青龍縣返回唐山。    
    本章刊登的照片,幾乎都是陳平在沿線拍照的。現將陳平先生的談話和他提供的資料整理後,來概述一下當年興隆縣的實際情況。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5)

    興隆縣的被害概況長城橫穿興隆縣界,是連接冀東各縣和熱河南部的要衝地區,因此,關東軍很重視其戰略位置。1933年日軍佔領承德後,將長城設為「偽滿洲國西南國境線」,特派遣一支大隊在此防守。另外,八路軍方面也把承德視為戰略要地。1938年以後,也派遣了一支分隊來此建立並擴大以霧靈山為中心的根據地。到1941年底,興隆縣境內的三分之二地區已是所謂的「兩面政權」(白天是日軍統治,夜間則是八路軍的天下)。具體地講,日軍方面為了徹底實施「治安肅正」,決心在興隆縣內推行「無人區化」政策,實行「集家並村」,建立「集團部落」;而八路軍方面則是要保衛和擴大這裡的抗日根據地。兩種不同方針的直接對立和衝突,使興隆縣發生了數不勝數的悲劇。    
    1942年1月下旬,日軍在興隆縣搞了第一次「大檢舉」。幾天之中,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同時,日軍還在各地當場殺害400多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人被強行帶到中國東北。1942年秋,日軍又進行了「大掃蕩」、「大討伐」,殺害了數千人。僅在這一年之中,就犧牲了八路軍幹部、黨員、普通士兵1300多人。其中有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著名的指揮員包森,西部地區共產黨的委員會書記田野等人。    
    第三年(1943年)2月初的春節之際,日軍又進行了第二次「大檢舉」,除在各地槍殺了幾百人外,其餘的全部被強行帶到了中國東北。    
    同時,在1943年4月至6月,日軍實施了全縣範圍的「集家並村」——「人圈」,並在全縣40%以上的地方製造了「無人區」,還把16萬多畝(舊制計算一畝為61平方米)耕地定為「無住禁作地帶」(禁止居住和耕作——譯者)。這樣,有2000多個村莊被破壞,多達112萬的村民(當時是全縣人口的81%)被關進199所「人圈」裡。關於「人圈」的情況,陳平已寫在第二部論文裡。這裡說的僅在1943年的一年中,被關進「人圈」的人就有6000多因疾病、飢餓和寒冷而死去。    
    由於抗日活動日趨深入,1944年2月,時值春節,日軍在「人圈」內又進行了一次「大檢舉」。在這次「大檢舉」中,有2000多人被捕,各地當場被殺的有數百人,剩下的被強行帶到了中國東北。    
    同年6月,日軍進行了第四次「大檢舉」,又有500人左右被捕後,被強制帶到中國東北。    
    1944年1月,日軍展開對抗日根據地的春季大掃蕩。掃蕩中,日軍殺害了3000多八路軍和老百姓,另有1000多人在逃難中凍死、餓死。    
    此後大規模的「檢舉」、「掃蕩」雖未記載,但是各種名目的討伐、搜查、策反等行動從未停止過,每次都有一些犧牲者。    
    據統計,從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間,在日軍實施「無人區」的過程中,有154萬人被殺(這裡不包括凍死、餓死、病死的人),15萬人被帶到中國東北去當勞工。7萬多間民房被燒,3萬餘頭家畜被搶走。1941年統計全縣有人口16萬,日本戰敗後,減少到10萬人。以上情況來自於興隆縣委黨史辦公室的調查、研究資料,中國方面已將此調查材料彙編成書。總而言之,日軍(也應包括偽軍——主編校)僅在興隆縣內就殺害和迫害致死了11萬人。這難道就是日本宣稱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文明」嗎?    
    漢奸特務郝席菴的供詞我這裡有一份手稿,是用中文寫的,近1萬字,但這僅是原文的一部分。此手稿是陳平提供給我的複印件,只複印了有關興隆縣「無人區」的一部分。    
    寫這篇文章的人叫郝席菴,日軍佔領時,他曾是興隆縣警務科、協和會(協助日軍的傀儡組織)的負責人。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軍閥張作霖的東北軍中服役。他協助日軍搞「大檢舉」、「大掃蕩」,後又協助國民黨在熱河進行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以漢奸罪通緝。1951年被捕,1954年經興隆縣法庭判處無期徒刑。此手稿是他被逮捕後在收容所以及在判刑入獄後所寫下的供詞。另據介紹,郝席菴已於1960年獲釋,後住在遵化縣馬蘭峪鎮。這或許是他經過政治教育表現不錯的結果吧。    
    郝席菴寫的供詞,是一份很珍貴的資料。通過它可以進一步弄清日軍在興隆縣實施「無人區」的情況。據郝席菴的供述,1942年以前,日軍便開始進行小規模的「集家」,主要由當地的偽警察討伐隊來實施。但因此方式未能防止八路軍的活動,所以,從1943年春到7月,日軍又全面製造了大規模的「無人區」,即「無住禁作地帶」和「集家並村——集團部落」。為了製造「無人區」,他們動員了興隆縣的傀儡政府及軍隊、警察、協和會的各級領導人、各村村長以及日軍憲兵隊(其中也提到了前文中說的木村的名字)、滿洲西南國境邊防守備隊,即偽滿洲國軍,並集結了興隆縣的全部日軍兵力,加緊製造「無人區」。    
    郝席庵手書的供詞    
    1943年3月至6月進行「全縣各村集家」,此期間內各村必須完成「集家」任務。凡有反抗者和在限期內不完成者,均以反抗日軍論處。雖然此時正值春耕時節,但農民們不得不把全部勞動力用於完成「集家」任務,根本沒時間種地,由此導致田地撂荒。    
    農民們無奈,只得忍著悲痛,拆了自己的房屋,每個人都背著傢俱之類的東西去指定的「集團部落」生活。可是,「集團部落」裡沒有建房屋,帶來的東西只好散落在空地上,不論男女老少都在空地裡吃住。1943年4月上旬,被指定集家的各村農民男女老少在武裝警察的迫使下去修建部落的圍牆和炮樓。同時,還要及時播種、施肥,干田間活計。因此,在這個時期農民簡直忙得不可開交。    
    到了7月,第一期集家任務大致完成了。全縣19個大村(在一個大村的周圍還有幾個小村),每個大村周圍都建了10個到20個集團部落,共有200多個(應為207個——主編校)。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6)

    搞集家的同時,日軍又把八路軍活動的山區一帶劃為「無住禁作地帶」,在那裡不允許老百姓出入、居住和播種農作物。而在「完全無住禁作地帶」,甚至連動物也不讓生存。不過,也有人堅持不去集團部落,而是在山區堅持鬥爭。這部分人多數是居住在霧靈山附近及長城線一帶的農民。    
    日軍在興隆縣進行大集家的同時,還在長城線以南的冀東各縣和興隆縣相鄰的地區實行了「集家並村」。……在長城沿線15里的地方,還強制農民挖了「惠民壕」(即封鎖溝)。當時日本人吹噓說:「惠民壕」的工程及長度如同萬里長城一般,以後就可用其來消滅八路軍。    
    興隆縣的大集家任務完成後,200多個「集團部落」裡都駐守著偽滿洲國軍、武裝警察、地方義勇奉公隊。在主要的據點部落還設有關東軍、偽滿洲國軍、警察討伐隊、警察分住所、保衛所、警防所及特務機構。    
    郝席菴供詞中證實的「集團部落」狀況只是一少部分,陳平先生在論文中已詳細地概括整理了這些材料。所以,我想如將陳平的論文和上述供詞連貫起來看,那麼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全縣的狀況有個全面認識。下面將集中介紹興隆縣的幾個案例。    
    「寡婦村」在我得到的部分複印件中,還有一份郝席菴供詞中涉及1943年春節時在「人圈」中搞「大檢舉」屠殺事件的材料。此事件發生在興隆縣藍旗營村。    
    藍旗營村的「集團部落」——「人圈」設置在興隆縣城東南約70公里的地方。1943年春節,日軍在興隆縣撒河川50多個「人圈」內搞「大檢舉」,共有2000多人被逮捕。其中僅大帽峪村的居民就有200多人被集中在藍旗營村的一家大宅院裡。日軍把他們捆起來,令他們坐在冰冷的地上。四周巡視的漢奸特務如果看見哪個人想站起來,就用棍棒毒打。在這3天的時間裡,他們沒吃沒喝,每個人都受到了嚴刑拷問。拷問的內容有「八路軍在哪兒?部落裡誰是八路軍?誰給八路軍報過信?八路軍收集的公糧(作為稅金的東西)在哪兒?」如果誰說不知道,就必然要受到火刑、灌涼水等刑罰。特別法庭派來的日本人親自進行審訊。由此可知,這是一次早有預謀的「大檢舉」,目的就是要徹底消滅抗日力量。被檢舉出來的和被殺害的大都是大帽峪人,還有一些是「大檢舉」之前就被特務盯上的村民。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    
    大帽峪在藍旗營村往西約15公里的山灣裡,是山區中的一個較小的「人圈」,僅住著67戶人家。漢奸帶著實施「大檢舉」的要員來到這個村子時,那名要員被埋伏在村裡的八路軍偵察員擊斃(據興隆縣黨史部門調查,來這個村的為特務高占英、王貴山,高占英在拷打村民曹萬章時,被八路軍偵察員楊采章擊斃,王貴山逃跑——主編校)。其後八路軍撤走了,但村民卻被前來報復的日本憲兵和警察討伐隊包圍,村裡的73名男子漢被抓走帶到了藍旗營村。日軍對大帽峪人的拷問是最嚴厲的,處罰也是最殘酷的。郝席菴的供詞裡這樣寫道:「日軍用黑墨汁在大帽峪人的鼻子上做了記號,用紅墨水在其他部落居民的鼻子上做了記號。做記號到底意味著什麼,當時無人知道。到了舊歷正月初八(陽曆2月12日)下午,被捕的人每人都得到兩碗粥。此後,日本憲兵隊進院說把大帽峪的人都予以釋放。讓凡是鼻尖上帶黑墨汁記號的人(打錯記號的好像也不少,約有120多人)都站出來。憲兵和討伐隊把他們帶到藍旗營村的「集團部落」外邊的一個大坑前,便用數挺機槍進行掃射,當場死難者達120多人。其中除了大帽峪人之外(據興隆縣黨史部門調查,在此次集體屠殺中有大帽峪村30多人,在被捕的73人中,另外30多人被押送去了興隆縣城,該村這次死在藍旗營和外地的共69人,有9戶被殺絕,30戶沒有了男人。因此,被稱為「寡婦村」——主編校),還有青杏溝的20幾個人,馬圈子南溝10幾個人。院裡剩下的人,第二天全被送往縣城。這次被殺害的120餘人中,只有3人死裡逃生。」    
    大帽峪村的楊茂林就是當年這3個倖存者之一。據他講,當時是讓30幾個人排成一隊,然後捆在一起下到坑裡去的。120多人不是一起殺的,而是分成3組擊斃的。或許因楊茂林是最前面的一組,所以他才僥倖逃離虎口。楊說:「審訊時我裝啞巴,其他人也幫我說『他不會說話』,因此我沒有受到刑訊……正月八日早,我們被喊了出來,讓我們在雪地上坐著,周圍用繩子圈了一個圈。不許我們抬頭,抬頭的人都挨了棍棒。敵人給其他地方的人每人一碗粥吃了,大帽峪的人每人給了兩碗粥。大帽峪的人喊著:『我們要回家!』當時青杏溝的司貴明的父親也混入大帽峪人之中。除了夜裡被送往興隆的人之外,我們這批剩下的30多人排成了一隊,四周敵人押著,把我們從部落裡帶了出來。我走在最前頭出了大門。這時,敵人中有五六個向瞭望台走去。當讓我們下坑的時候,我撒腿就跑。幾個特務追過來,棍棒兩次打在我的頭上,又挨了一槍,子彈從我的左肩穿過去。但是,我還是拚命地跑著,進了南山,終於逃脫了虎口。」    
    大帽峪百姓所受的迫害不僅僅限於這些。這場悲劇發生之後,留在「集團部落」的村民又遭到直接開進來的日軍和特務的審問。這一次又有8人被害,而且有62人因疾病、飢餓、寒冷而死(據興隆縣黨史部門調查證實:從這次慘案到日本投降,大帽峪村被日偽軍摧殘致死139人,占總人口的577%——主編校),剩下的102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婦。興隆縣人已將這些記錄編成了資料,並命名為「寡婦村」。它不僅記載著1942年以前的大帽峪、藍旗營的血淚斑斑的歷史,而且記載著興隆縣人民13年多慘遭世上少有之橫禍的歷史。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溝的「童養媳」徐桂英(7)

    如何看待殺害記錄資料我只是乘汽車經過興隆縣的主要大道以及乘火車橫穿該縣時看到了沿線的一些情況,並沒有實地去訪問深山抗日根據地和廣大農村。據證實,日軍在該縣殘酷地製造了「無人區」,同時還殺害了許多老百姓,恐怕這裡被害調查記錄是最多的。老實說,我在寫以實地調查報告為主的第一章時,難以抑制因為沒能到興隆縣實地考察而留下的慚愧,如果中國將來能開放該縣,屆時無論如何我也要去那裡訪問。    
    不過,從另一方面講,看到興隆縣保留的大量資料和調查記錄,又在順利地考察中瞭解到興隆縣相鄰各縣的情況,就感到只靠一兩個日本人一知半解地調查和旅行,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明被害情況以及不成聲的「阿鼻」叫喚(佛教的說法)、怨恨之聲的,對此往往產生一種四肢乏力那樣的恐懼感和軟弱感。在日本讀者諸賢中,不是也有許多先生有著與筆者同樣的感想嗎?而在這可慶的新元元年,也許有人會對筆者這樣揭發極端可憎的民族血統的作法加以指責。    
    這裡重申,歷史學家是難當的。喜歡把自己的醜惡面目映在穿衣鏡裡的人為數不多。歷史學家就是要把現在日本民族好看的外表裡面的醜惡的東西(是本質的東西還是一時的,這裡姑且不論)形象化地暴露出來。因為我堅信,只有這樣做,才是全面地看待日本的歷史。    
    有些學生問我:「歷史學家是人還是神?」我馬上回答:「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就只能認為是神。」如果不確信是神,就會吵嚷新天皇如何如何,新元號又這個那個的。在這動亂中我去了中國,因此未被捲進去,這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運。但我不想從表面看日本民族而去解釋說明黑暗、辛酸的昭和史,打心裡不願給日本侵略的那一部分歷史判罪。並且我也是個常人,尤其想到自己是日本人時,在中國倖存的證人面前就更沒有談笑的心情了。    
    可是,如果回過頭來再看看現實,不用分辨,我就是一個謹小慎微且在各種壓力面前表現得十分軟弱的人。寫到這裡,就不由地感到自己身心疲憊。實際上,今年元旦我已經去過了北京和天津之間的抗日根據地——盤山(現在是大城市近郊有名的旅遊勝地)。一邊遊覽盤山景色,一邊向同行的陳平請教,使我受益匪淺。說起來,實地調查不光是身心疲憊,而且還深深感到,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調查範圍很有局限性。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看了本書多次採用的《侵華日軍暴行錄》第二輯的內容(實際上是看了第一輯)後,衝動之感便油然而生。因為此書卷末附錄上刊登的那份《抗日戰爭時期河北慘案統計表》,震撼了我,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表中記載著河北省(包括實施「無人區」的長城線以北舊熱河省)的數字,還記載著僅一次就殺死10人以上無辜百姓的案例。當然這裡邊也包括八路軍戰士在內。例如,敵人每天進行拷問時,都有兩三個人被殺害以及女性在半路上被強姦後再殺害的事。這些數字還不包括那些大量被強行抓到東北當勞工而下落不明者。大致統計一下這個表中的數字可知,僅被害人就高達81萬人。不知讀者諸君看了這個數字後又有何感想呢?    
    這裡之所以說「大致」,是因為其中有些數字與本書資料的數字略有不同。例如:魯家峪的數字裡面就包括一些八路軍傷病員。加之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經濟發展的統計和人口統計上也多少有些欠科學性。    
    那麼,這些數字可信嗎?回答是基本正確的。雖然這個數字比起「南京大屠殺」等數字來並不多,但我仍對這個數字持肯定態度,甚至還認為81萬這個數字太保守了些。因為,除了戰後當地政府發表的水泉溝這46萬具屍體外,我們在當地聽到和看到了許多證言及統計資料。此外,還有許多當地農民被日軍強制押送到東北做勞工後又下落不明。應該承認,這種統計方法與統計人口的方式有著很大差異,因為統計經濟人口時,需要掌握當地人口的每日每時的變化情況。    
    在「南京大屠殺」的問題上,一些否定屠殺的日本人極力詆毀中方的統計數字,說「中國的數字缺乏根據,不可靠」等等。其實,這些人甚至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即受害者一方的統計數字要比加害者一方更容易、更準確。難道非得讓那些死去的無辜者們重新復活,親口訴說當時的場景後,他們才會相信嗎!?因此,雖說水泉溝僅是46萬,興隆縣僅是11萬,但若再加上其他一些無法統計的數字,那麼81萬這個數不就太少了嗎?當然,即使這樣,那些反對者們仍是不能理解,仍會在那裡指責中國統計的數字過分誇大。總之,他們的態度就是不相信中國方面發表的數字。與此相反,我之所以認為81萬這個數太少,是因為這是中國人詳細調查之後累計而成的數字,對此我深信不疑。我認為,興隆縣的11萬和水泉溝4萬多死難者的人數統計中,確實有重複的數字,但這裡並不包括那些強制帶走而又下落不明者。中方即對河北省來說,也未必能將這一數字統計得一清二楚。若懷疑興隆縣方面統計的11萬這個數字不準確的話,那麼我們暫且將其捨去,只把表中統計的81萬和水泉溝的46萬加起來,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便不計那些下落不明者和10人以下的被害者,當地至少也有12萬以上的人確實被日軍殺害了。此結論並不過分。    
    此數字中幾乎沒有士兵,全都是無辜的百姓,且半數以上是「無人區化」的犧牲者,對此,我深感震驚。但是,對於我來說,感受打擊最大的還是那些否定屠殺者行為的人。同時,我又對統計數字左思右想,認為在某種情形下,省略了10人以下屠殺事例也是在所難免之事。其實中國人也不想做出精確的統計,因不屬於大屠殺,省略一點也在情理之中。10人也好,11人也好,這樣的數字計算起來也很麻煩。但中國是個負責的國家,它既不會任意地玩弄數字,也不會籠統地、不負責任地把下落不明者說成幾十萬之多。    
    經常讀日本的推理小說,就會發現作品中復仇情節之多,簡直令人吃驚。其中大都是什麼妻子、丈夫、戀人或兒女等被殺後,她(他)的男人或女人便最終產生了報復念頭,隨後就接連不斷地殺人。對此我也想過,如果我處在那種情況下,說不定也會那樣幹的。我認為這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問題。如果發生這樣的事,不用說10人、11人被殺,就是兩三個人也要悼念他們,誓為他們報仇。然而,在日本這種復仇小說大行其道的國度裡,為什麼會有人漠視中國人遭受侵犯、燒殺後的悲憤情感呢?甚至還對飽受迫害的中國人理應提出的案情和數據橫加指責呢?說穿了,他們就是想徹底否定過去的一切,從而達到推卸責任的目的,這正是我難以理喻之處。總之,請讀者們冷靜地、客觀地分析一下這些數字。同時再請大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這些數字內確實包含著中國人對親骨肉、愛人、朋友的懷念以及對殺人兇手的仇恨。否則,空談什麼「世人皆兄弟」啦,什麼「日中永遠友好」啦之類的大話,豈不成了荒唐的無稽之談了嗎!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何謂「三光作戰」(1)

    (日)姬田光義著    
    初訪當年「無人區化」的村莊    
    (1)傳給後代的「無人區」及「三光作戰」的歷史事實    
    時間:1995年3月下旬。地點:中國北方山區。當我等一行跨過蜿蜒曲折的萬里長城進入巨大的燕山山脈後,發現山區中的無數條小溪仍結著冰。然而,山間吹來的陣風中,卻已多少帶來些柔和的春天氣息了。只有那到處綻放的桃花,才給這些普普通通的山村增添了一道道春天的風景線。然而,看到當地人為了生產水泥製品,已把光禿禿的石灰岩地表層開鑿得殘缺不全、面目全非時,我突然感覺到,那些聳立著的花崗岩斷壁懸崖也似乎意示著它們正在抗拒著人們的接近。    
    從這裡一直向西延伸的燕山山脈,在黃河處被截斷後又向黃土高原蜿蜒而去。無論哪裡,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那裡都會有從山腳下用石頭壘起的層層梯田。由此不難想像,這些勤勞而又貧苦的山裡人,在世世代代與自然的鬥爭中,已付出了巨大的勞作和辛勤的血汗。    
    然而,突然有一天,因日本人的到來,將這些生生不息的與自然鬥爭的山村,變成了人與人之間進行鬥爭的悲慘之地。日軍首先實施「集家並村」計劃,即用武力將那些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村民們驅逐出村後,又強行將他們趕進已用土牆圍起的「集團部落」中生活。隨後,將這一廣大區域劃定為「無人區」。    
    當年,燕山山脈一帶的抗日戰爭,起主導作用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日軍制定的這種「無人區化」政策的目的,一是要扼殺八路軍的抗日活動;二是要鞏固「偽滿洲國西南國境線」的防衛。同時,為今後整體統治長城南北(亦稱關內關外)一帶打下基礎。    
    雖說當地土質貧瘠,但它畢竟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土地和家園。當山裡人失去這一切,又被強行趕進「集團部落」後,等待著他們的命運只有病死、餓死或凍死。因此,人們開始反抗了,有的逃跑,有的拿起了武器。在此過程中,日軍則展開了殘酷的大屠殺,由此上演了無數次的人間悲劇。    
    中國人認為,正是由於日本人的侵略才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中國人當然有權利進行自衛抵抗。同時中國人還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及其暴虐行為,具體表現是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日方則稱為「三光作戰」,並且指責日本實施的這種「三光」政策是一種有軍事和政治目的的滅絕種族式的大屠殺。而在萬里長城線南北一帶山區中所實行的「無人區化」政策,則是這種「三光作戰」的最典型事例。    
    另外,中國人還認為在當年抗日戰爭的各種複雜形勢中,日軍始終將主要敵對目標鎖定在已成為今日大陸統治者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其目的就是要圍剿和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在華北一帶,日軍針對八路軍採取了「掃蕩戰」、「殲滅戰」以及「驅逐戰」。而在此過程中,日軍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三光作戰」。從今日的角度來分析,所謂「三光作戰」,實質上就是日軍在廣大區域內,長時間的對中國人實施的暴虐及非人道的殘殺行為。    
    那麼,「三光作戰」或者中國人稱的「三光」政策用語究竟始於何時呢?在結束了對「無人區」的調查後,我等一行人又訪問了河北省的石家莊地區。在當地調查中我曾預想,日軍實施的「三光作戰」大概應始於1940年以後。因此,我向中方提出了聽取當地有關「三光作戰」受害者證言的要求。隨後,我等一行來到了稿城市的梅花鎮,當地的倖存者向我們詳細訴說了1937年10月10日,日軍在當地實施的屠殺、掠奪及強姦等罪行。由此看來,稿城市一帶發生的事件,要比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在時間上更要早些,它應該始於「七七事變」後,即日軍全面向中國進攻的初期。在我的意識中,把日軍在稿城市梅花鎮一帶所犯下的罪行,統稱為「三光作戰」似乎欠妥,但中國人並不認同我的這一判斷。他們認為,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南京大屠殺」也就不屬於「三光作戰」的範疇之內了。由此不得不令人深深地感到,在「三光作戰」抑或「三光」政策的時間等問題上,日中之間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正如本文後面所敘述的那樣,從當時的歷史過程來講,儘管兩國在這方面的用語方式上未必能夠達成一致,但作為日本人,首先應該接受這樣的事實——受害者一方是中國人。對此,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如今我們這些日本人,不但不能忘記先輩同胞們過去的所作所為,而且還要更詳細認真地去挖掘這方面的相關資料,以便將這些歷史事實如實地傳給我們的子孫後代。那麼,怎樣去傳給?或者說應當傳給後代些什麼呢?我想,還是首先把我耳聞目睹的一些歷史事實,傳給我們的日本同胞吧。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何謂「三光作戰」(2)

    (2)在燕山山脈中的山村裡    
    那年春天,我訪問的是萬里長城北側的幾個點,即燕山山脈中的小山村。從行政劃分來說,它們都分別隸屬河北省承德地區的寬城滿族自治縣和興隆縣管轄。但在日中戰爭時期,這些地方都屬於偽滿洲國熱河省的領地。    
    我等一行先從北京乘4個小時的火車抵達唐山,其後再從唐山換乘汽車北上約130公里,又來到寬城縣城。我們乘坐的汽車奔馳在黃土平原上,這一帶曾是當年日本華北方面軍下屬的第二十七師團步兵團(應為第二十七師團第二十七步兵團。該步兵團於1938年7月15日由原駐天津的中國駐屯兵團改編而來,轄第一、二、三步兵聯隊,團長為永見俊德少將。改編後劃歸華中派遣軍第十一軍戰鬥序列,並從塘沽出發赴南京方面作戰。1938年11月29日,又調歸華北方面軍戰鬥序列,駐紮天津。團長相繼由松山□三、鈴木啟久充任,轄第一、二、三聯隊和山炮兵、工兵、輜重兵3個聯隊,另有搜索隊、通訊隊、兵器勤務隊等。1943年6月17日調歸關東軍戰鬥序列——主編校),為討伐八路軍游擊隊而疲於奔命之地。其後不久,汽車便來到了當年日中兩國軍隊曾激烈交戰過的著名喜峰口戰役的長城線。駛過喜峰口,便進入了深山峽谷。從這裡起則屬於當年偽滿洲國的領地,同時也是關東軍西南防衛司令部(獨立守備隊)及承德憲兵隊司令部的防區。    
    關於長城南部平原地帶的「無人區化」情況,我已在《又一個三光作戰》的另一章中單獨介紹過了,故本章不再贅述。其實在開始撰寫本書時,一直給我做嚮導的陳平先生也曾計劃帶我去興隆、寬城等地採訪一下當年的八路軍老戰士,但因當時那裡還是「未正式對外國人開放的地區」,故只得作罷。不過,這次經批准後的採訪,嚮導仍然是陳平先生。    
    若乘車沿此公路一直行駛,便可直達承德市。但我們乘坐的車卻在中途駛離了公路,沿著從山谷間流淌的灤河岸邊,向碾子峪鄉的大屯村駛去。那裡是我們採訪的第一站,也是此次採訪中要會見的第一批倖存者(中國人將大難不死而生還者稱為「倖存者」,可見中國人用語之貼切,其文化之博大精深)。此後的一周裡,我先後走訪了隸屬於寬城、興隆兩縣轄區內的11個鎮、鄉、村,當場聽取了19位倖存者的證言。這些小山村都地處深山峽谷之中,幾乎又都是山間土道,普通麵包車等根本無法行駛。因此,我們只好改乘吉普車,搖搖晃晃地在峽谷間迂迴前進。    
    寬城滿族自治縣的倖存者侯永會(左)與劉鳳蘭    
    倖存者侯永會的證言那是1941年初的一個大雪紛飛之夜,為了搜捕八路軍游擊隊,日軍率領偽滿洲國軍的部隊從喜峰口方向突襲而來,先放了三發炮彈後,敵人便從村子的東西兩側包抄過來。從村西口進來的,多是偽滿洲國軍的中國士兵,他們大都將槍口抬高向空中發射,所以那裡的村民死亡人數較少;但村東口進來的都是日軍,故死亡者眾多。    
    當時,全村共有四百幾十戶人家。在此次慘案中,全家被滅絕的有14戶,全家僅剩一人的有19戶。侯永會當年整13歲,是和父親一塊被敵人抓住的。日軍先用刺刀捅了他7刀,他當即昏死了過去。幸好他當時穿著厚棉衣,才倖免於一死。侯永會邊說邊脫下了衣服,讓我觀看他肩上和背上留下的刀痕。另據侯永會說,當他甦醒後才發現,其父親被刺刀穿破喉嚨後早已氣絕身亡了。當時除了他父子二人之外,家裡其他人都到鄰村串親戚去了,所以他們才躲過了這場慘案。    
    倖存者劉鳳蘭的證言當時,劉鳳蘭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日軍闖入村子後,母親抱起她就往外跑。當剛逃到村外已結冰的河上時,母親就被後面追上來的日軍用刺刀捅死了。由於母親的身體壓在了她的身上,所以她才僥倖地活下來。日軍撤走後,姥姥尋找她們娘倆時,才發現外孫女還活著。老人抱起她時看到,她身下的冰層已溶化成了一個坑狀,包裹著她的小被子也被鮮血浸透了。在那場慘案中,她父親也被殺死了,但怎麼被殺死的卻不得而知。此外,他的爺爺和奶奶也都雙雙死於日軍的殘殺之中。這些事都是在劉鳳蘭長大之後,在姥姥的反覆念叨中才逐步知道的。最後,劉鳳蘭又喃喃地說道,雖然是姥姥一手將她撫養成人的,但自她懂事起,就經常為失去父母之愛而深感傷心不已。不過,既然現在中日兩國已恢復了交往,她也就不願意提起當年那段傷心的往事了。    
    侯永會背上的刀痕清晰可見    
    第二個採訪地是孟子嶺的王廠溝,那裡發生的慘案更令人震驚。我們從寬城縣城乘車出發,沿柏油公路行駛了一個小時後,先到達了孟子嶺鄉,而王廠溝離這裡還有15公里的山路。我們的吉普車沿著小溪邊的山間土路駛過兩座山後,才到達了這個深山中的小山村。其間,那狹窄的山間土路坎坷不平。當行駛在斷崖上時,其土路寬度似乎僅能容納一輛汽車通過。我在途中還看到,環繞在山間的層層梯田上種滿了高粱、谷子和栗子樹。    
    雖說王廠溝地處偏僻,但這裡卻有將長城南側與承德之間連接起來的一條山路。因此,早在1939年,八路軍就往王廠溝派過聯絡員。翌年,又將該村變成了秘密抗日根據地。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何謂「三光作戰」(3)

    為了討伐八路軍,在1940年至1943年期間,設在孟子嶺據點的日軍曾多次進山掃蕩過王廠溝。他們不但焚燬了村莊和糧食,而且還放火燒光了周圍山上的樹林。日軍先殺害了村裡的男人後,又把婦女們拽到山上去強姦。此外,為了剷除抗日根據地,徹底切斷百姓與八路軍的聯繫,日軍還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將王廠溝及周邊一帶的山區設定為「無人區」。當地的村民都被強行趕進了設在孟子嶺的「集團部落」中。凡有悄悄返回王廠溝的村民,則一律遭到了日軍的槍殺。而日軍在連續討伐中,也曾在山裡與八路軍發生過激戰。戰鬥中,有百多名日軍被八路軍擊斃(據親自參加過此次戰鬥、時任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權回憶,此次戰鬥發生在1943年5月16日。當時關東軍第一○一師團第九聯隊春田中隊150餘人遭八路軍600多人伏擊,激戰兩小時,除10餘名日軍逃脫外,余被全殲。八路軍也傷亡50多人,其中包括陣亡的營長薛輝榮——主編校)。為了復仇,日軍又對王廠溝的村民們展開了更加瘋狂的鎮壓行動。    
    該村的倖存者們似乎都在盡力地去追憶日軍當年的多次討伐行動,以及那漫長的「無人區化」生活和「集團部落」中的那段早已塵封的歷史。有時為了確認一個具體事實,他們還湊到一塊兒核對數字。不過,從他們的談話內容中可以證實,1943年夏季,日軍在遭受了八路軍的重創後,又對王廠溝一帶的村民實施了最殘酷的鎮壓行動。在這次行動中,全村600口人中,被日軍殺害了112人,其中全家滅絕的有45戶。這個統計數字,並不包括那些被強制趕進「集團部落」後死在那裡面的人數。    
    倖存者劉殿功(78歲)的證言1943年夏天,日軍從四面包圍了王廠溝村。敵人逮捕了村民後,便開始追問八路軍的去向。劉殿功被捕後,先被押到孟子嶺的日軍據點,接著又把他綁在一個寺廟的柱子上進行拷問。因日軍未得到任何口供,他又被押到喜峰口的憲兵隊駐地。此後,他又輾轉被關進平泉及承德的監獄。最終,他在承德被判了無期徒刑,隨後便被強制押往錦州的紡織廠做勞工。    
    日本剛戰敗時,他也沒被釋放。後來監獄裡發生暴動,他乘機逃脫了,但很快又被日軍抓了回去。不過,後來戰爭終於結束了,他也獲得了解放。當時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劉殿功一心想回故鄉,便徒步沿途乞討,最終總算回到了他夢牽魂繞的小山村。當年和他一起被押往東北做勞工的共有4人,而活著返回故土的僅他一人而已。返回家後他才知道,在那次日軍的討伐中,父親已遭殺害,妻子被強姦後又被虜,當年9月也死了。據劉殿中回憶,在他所瞭解的範圍內,當年那場大屠殺中村內全家滅絕的就有4戶。    
    倖存者李春達(73歲)、劉成國(62歲)的證言日軍第一次來這裡是1941年春,目的是「集家並村」。當時,村裡有4位老人不願意搬走,日軍當場就點著了他們的房子,人也燒死了。開始時,日軍只是命令全村人拆房子搬走,到後來便將不服從命令者立即處死。    
    那是1943年夏季,玉米剛吐穗。當時村裡的人口已大為減少,而八路軍的活動也有所減弱,這時日軍又來了。這次他們先燒莊稼和糧食,接著又對沒搬走的村民開始了大屠殺。    
    李春達的祖母、母親和他的未婚妻被日軍拽到山上強姦後殺死了。他本人雖然逃脫了,但身上還是中了4槍。    
    劉成國的祖父當場被燒死。其父也因參加過八路軍,被日軍抓住後就押送去了承德,後來又在那裡被處死了。當年劉成國9歲,他曾徒步去承德與父親見了最後一面。此後,他和祖母、母親、兄弟及其伯父一家人都被迫搬進了設在孟子嶺的「集團部落」中生活。在那裡,伯父一家人中又有6口人患熱病死去。    
    由二位老人的訴說中可知,在日軍的這次行動中,村裡被滅絕的有7戶。包括那些不願意去「集團部落」的老人、病人在內,全村慘遭殺害的有四五十人。這些死難者並不是被抓到一塊後遭集體屠殺的,而是日軍闖入分散在山中的各家各戶後將他們處死的。慘案發生後,日軍曾在當地留守過一段時間,屍體被放置了七八天,氣味十分難聞。後來,死者的親屬和村民們才把這些遺體彙集到一起埋葬了。此後,村裡的年輕人都進山參加了八路軍,與日軍展開了武裝鬥爭。    
    倖存者關貞瑞的證言我們在去王廠溝的途中,曾在一個叫劉杖子的村莊會見了一位名叫關貞瑞的老人。據他講,當時他剛7歲,全家6口人都住在王廠溝。那是1943年夏季,全家人正在吃飯時日軍闖進村來,逃跑之中父親首先中彈而死,母親則帶著哥哥、他及3歲的弟弟急忙鑽入附近的一個山洞裡躲起來。因弟弟害怕直哭,母親惟恐哭聲招來日軍,便將弟弟的臉緊緊地摁在自己的乳房上,結果弟弟竟窒息而死。日落時母親以為日軍走了,就爬出洞口去看情況,不料卻被守候在洞口的日軍給抓走了。後來得知,母親是被日軍強姦後,又用刺刀剖開肚子殺死的。    
    母親被抓走後,他和哥哥也被日軍從洞裡拖了出來。日軍用刺刀捅了他哥倆的腹部後,又把二人扔回洞裡,隨後用石頭封了洞口。哥哥當即死去,幸好關貞瑞的刀口較淺,他就自己動手清理堵在洞口的石頭,後被前來尋找他們的親戚救了出來。在這次慘案中,他親眼目睹了慘遭殺害的母親和哥哥的遺體。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何謂「三光作戰」(4)

    另外,他的祖父也是被日軍害死的。有一年,他祖父在別處給八路軍放哨時被日軍抓住了。敵人先用刺刀剜掉了他的雙眼,隨後又將其殘忍地殺害了。這樣一來,他全家6口人中竟有5口人死於日軍的屠刀下,活下來的僅他一人。關貞瑞老人說:「如今一幹點兒重活兒,傷口就疼。雖說我是個受害者,但從沒向政府提出過任何要求。」    
    全村人都是證人中國人把上述這些屠殺事件習慣上稱為「慘案」,如果將中國人說的「慘案」一詞譯成日文的話,則用「事件」二字較為貼切。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對中國人來說帶有明顯的輕視之意,但作為撰寫本書的作者,我認為若將每個殺人情節都說成是「屠殺慘案」的話,那麼日本讀者也就難於理解了。我還在孟子嶺一帶聽取了另外一些當地較為知名的重大事件,如九狐嶺事件等等。當然,或許還有其他一些事件我未能採訪到。不過,寬城縣的採訪結束後,我又對興隆縣進行了調查,其中還訪問了一些在《又一個「三光作戰」》一書中未提及過的地方,如藍旗營、半壁山、鞍子嶺、羊羔峪、柵子溝等地的鎮及村莊。在那裡,我會見了一些倖存者,同時也聽說在我之前,曾有一位日本女性也走訪過這些地方,並準備為此發表論文。雖然本書的對象並非僅局限於「無人區」,但其目的還是想讓當今的日本讀者去瞭解一下,日軍當年在當地幹過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    
    不過,像上述這種聽證調查方式,中國人通常的做法是,先將那些已選定的證人,以及他們曾在何地做過幾次證言之事,都如實地告知給我們這些外國人,這似乎已成為中國的一種慣例了。然而讓那些已選定的證人把預先準備好的東西,再複述給聽證人的方式也有問題。因為如此一來,我們則很難再打聽出一些更詳細的,以及更鮮為人知的事情了。正因為如此,在一些疑竇叢生的日本人中就有人不相信這種證言了,而且這還成為了一種趨勢。其實這種現象並非是僅對中國人而言的。當年日本人在聽取調查戰爭體驗時,不也是同樣持這種懷疑的態度嗎?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使中國式的這種聽證條件並非盡如人意,但親臨實地去瞭解當地的狀況,直接聆聽倖存者的證言,也是調查工作中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方式吧。因為要想全面掌握過去的狀況及事實,僅從書本或資料中是無法獲得的,而且也沒有那種親臨實境的感覺。因此我主張,今後日中兩國都要繼續開展對倖存者的取證調查工作。然而,有些日本人既不腳踏實地地去調查驗證一下事實根據,又不相信中國人,甚至還指責中國人的說法是「老生常談」,對此我也就無言以對了。    
    雖說作者實地調查的事例不勝枚舉,但僅向讀者描述證言的詳細內容和現場狀況,也並非是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整個「三光作戰」而言,我所舉證的事例僅僅描述了「無人區」的一部分而已,並不代表整個事實的全部真相。    
    但是,作者之所以要舉證上述這些事實,目的只是想提醒日本讀者們明白這個道理,即當年活下來的那些中國人,一定會把他們當年的痛苦經歷,直接地告訴給其後代(子子孫孫)及親朋好友們。這已不僅僅是倖存者本人的事了,可以說,它已經融入了多數中國人的骨肉親情之中。    
    在某個村子裡,我曾故意試探著問一位倖存者:「你現在做的證言,有誰能證明你的話是真實的呢?又有誰親身體驗過日軍的屠殺和暴行呢?」對此,老人坦誠地回答說:「那幾戶被殺光的人,當然不會出來作證了,而且,當年親身受害者們也都所剩無幾了。不過,目睹現場的仍有很多人,要說證人的話,村裡哪家哪戶沒有受害者呀?可以說,全村人都是證人,無論問誰都一樣!」聽了老人這番話,圍攏在我們身邊的村民們,包括年輕人在內,都爽心地頷首稱是。    
    興隆縣城郊外保存的犧牲者墓群,其中有墓碑的是當地村民的墳墓。    
    儘管如此,我在旅途中仍屢屢苦思冥想:為什麼日軍抑或說是日本人,當年非要跑到如此偏僻荒涼之地來呢?為什麼很多日本人非得死在異國人的強烈敵意和蔑視之中呢?想像一下,當那些氣喘吁吁的日本人登上寸草不生的山巖,卻突然遭到游擊隊的襲擊時,他們嚇得四處亂跑的樣子吧;再想像一下,我們的先輩在這裡到處殺人放火,甚至於還幹下了強姦婦女的這種不恥於人類的卑鄙行為吧。因此,我認為在讚美或把這些先輩們視為英雄之前,出於人類的基本仁愛之情,我本人及我的後代,讀者及你們的後代,都不希望再度重演當年的悲劇吧。其實按我的本意,我並不想到如此荒涼之地來聽這些沉重、痛苦而又難堪的話題。但我之所以要到這裡來,且又要每天傾聽這些沉重的話題,其目的只是想把這些珍貴的證言記錄下來,傳給後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記過去的錯誤,並且絕不要重犯當年的錯誤了(本章中所記錄的中國人的話語,皆為同行而來的日本中央大學學生、亦是我的學生鈴木旭君給我翻譯的,在此表示感謝)。    
    為什麼及如何實施「三光作戰」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日軍開展的「毀滅、掃蕩、和剔抉」

    那麼,日軍為什麼以及如何去實施「三光作戰」的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中國方面所說的「三光」與日軍實施的一般暴行有所不同,它指的應是日軍自稱的「毀滅、徹底掃蕩、肅正、剔抉」等方面的作戰。然而,即使今日的中國人也並沒有對此進行嚴格的區分。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把日軍侵華戰爭中的全部暴行都統稱為「三光」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因此,在中國的很多書刊中,有時竟將原「偽滿洲國領土」上發生的「平頂山事件」、「集團部落」以及1937年末發生的「南京大屠殺」等華北以外的事件,都記述在了「三光」政策的範疇內。不僅如此,有人甚至還將日清戰爭中的旅順屠殺事件也歸入了「三光」政策。    
    僅從中國人的情感來看,「三光」確實代表了侵略和屠殺等含義。其實,我也曾論述過,要說日中戰爭就必須認為,它基本應起於日清戰爭時的那段前後長達50年的「對華侵略戰爭」。在此意義上講,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人的情感和認識了。但是,對於上述這種無限定的用語,本書則是無法採用的。鑒於中國方面的研究只限定使用在抗日戰爭中的「三光」政策上——在此期間內,日軍實施的「毀滅、掃蕩、討伐、肅正及剔抉」作戰上,因此,筆者也就首先按照當時的作戰開展過程來進行研究了。此外,由於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第一、二卷)對「三光作戰」方面的記述較為詳細,因此我打算在理解中國人所說的「三光」政策的同時,再根據日方的記述,將兩者之間進行對比和補充,這樣也許更有利於讀者的理解吧。    
    按照中國方面的一般性理解——「日軍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對我抗日根據地實行的『掃蕩』和『三光』達到了最高潮」,《軍事歷史研究》1987年第2號中雙雁的文章《日軍『三光』政策的破綻》。現按年次順序將當年的前後戰況整理如下。    
    1937年以「盧溝橋事件」(七七事變)為起端,爆發了日中間的全面戰爭。當年末,剛組建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按照早已制定的《日軍佔領地域治安維持實施要領》,將矛頭直指「以共匪為重點的團匪討伐戰,以期爭取盡快破壞構成共匪的地帶」。1938年末,廣州、武漢陷落後,日軍大本營又策劃了「昭和13年秋季後對華處理方案」,並據此向華北方面軍發出了第241號命令,要求該軍「必須全面負責並確保現佔領區——華北地區的治安穩定,尤其是……在謀求迅速恢復主要區域治安的同時,來確保當地主要交通線的安全」(《華北治安戰》第1卷)。    
    而此時的中國方面也認為,日軍已把戰略重點「從正面戰場轉向了佔領區」,「今後,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敵後方戰場將佔據著日益重要的地位」(《七十年史》)。由此可知,從這時起日軍與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已在華北地區展開了血戰。    
    據日方資料記載,華北治安戰的真正開始執行期間,是從1939年初至1940年春。日軍的第一期治安作戰是1939年1月至5月,第二期是1939年6月4日至6月25日,第三期則是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根據上年度前三期的「戰果」,日本華北方面軍又制定了「昭和15(1940)年度的肅正建設方針」,當年度的主要目標是在冀中、晉北等地展開治安作戰。不過,1940年度中途的8月至12月期間,因中共的八路軍傾其總兵力向日軍挑戰,從而爆發了著名的「百團大戰」。    
    當時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兵力已達50萬,其根據地人口也已近1億。日軍當年度的討伐目的,一是要削弱共產黨軍隊的擴張勢力;二是要建立全國性的傀儡政權,以便穩定華北一帶的局勢。    
    「百團大戰」中八路軍方面的總指揮官彭德懷將軍(後任元帥及國防部長)對此次戰役評述如下:    
    「百團大戰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以及那些同情我們的人民,團結了持中立思想的人,使一些原來持動搖思想的人靠近了我們,同時也對投降派們所說的那種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給與了沉重的打擊。另外,百團大戰的勝利還徹底粉碎了那種八路軍『游而不戰』的謠言。」    
    「百團大戰」確實使日軍遭受了沉重的軍事打擊,但日軍在接受慘痛教訓的同時,也認清了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的實力。因而痛感到,必須集中兵力對八路軍及抗日根據地展開不懈的攻勢,以便將其消滅在萌芽之中。與此同時,共產黨內部也有人批評彭德懷,說他集中兵力與日軍打正規戰,徹底暴露了自身實力。百團大戰後,不但使日軍提高了警惕心,而且還將矛頭指向了共產黨。    
    上述說法是否確切暫且不論,但此後日軍大規模地徹底討伐行動,確實給八路軍及抗日根據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據「華北方面軍軍情報告」中稱:「就剿滅共軍而言,各兵團通過連續肅正討伐及對其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作戰,已使共軍之戰鬥力蒙受了巨大打擊。」此外,時任戰區司令官的多田駿中將在報告中,先誇大了此次治安肅正作戰已取得了實效,其後又稱:「在我軍的連續的肅正作戰打擊下,山西省西北部及晉察冀邊區的共軍及其根據地已大部被消滅。此前三年其苦心積累的物資也同時被摧毀。在蒙受我軍如此巨大軍事打擊後,共軍的戰鬥力已明顯喪失。」(1941年4月,摘自《現代史資料》第9卷)    
    這裡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該報告中的「消滅」一詞,對此江口圭一已在其著作中做了詳細介紹。他認為百團大戰後,華北方面軍則開始實施起原定的,包括使用毒氣在內的第一期晉中作戰(1940年9月)了,而最先發出「徹底掃蕩消滅敵根據地」等命令的,似乎應是第一軍參謀長田中隆吉少將。江口圭一的這一推測,應來源於前文所提到的那個桑島節郎,因桑島在其著的《華北戰記》中曾說過:「我認為,或許『三光作戰』的始作俑者應該是田中隆吉吧。」江口據此寫道:「從桑島的記述中可知,岡村上任之前,多田司令官就已開始實施『三光作戰』了。」森田康平也支持這一觀點,他說:「由此可知,三光作戰的實施,理應是從1940年的晉中作戰開始的。」(所謂的「治安肅正」源起於偽滿洲國,從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共進行三期。在華北,早在1938年12月2日,日軍大本營規定華北方面軍的一般任務:是確保現佔領地華北的安全,特別要確保河北、山東、山西及蒙疆等要地的安全。華北方面軍據此制定了1939年度治安肅正計劃,此為華北治安肅正之始。到9月,多田駿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把治安肅正發展為「囚籠政策」,即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輔之以封鎖溝、牆,從日占區向八路軍根據地構成網狀「囚籠」,以圍困和消滅抗日軍民。從「囚籠」政策到「三光」政策是治安肅正的不同階段,而「三光」政策則是「囚籠」政策的繼續和發展——主編校)    
    在此我預先聲明,雖說「三光」與「消滅」二詞可認為同義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方面並不認同日軍是從這時起才開始實行「三光」或「三光作戰」的。對此,我認為按當年的實際狀態來看,「三光作戰」理應是從這裡開始的。    
    此後,日軍便在這次軍事成果的基礎上,又乘機對華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實施起了綜合治安強化。但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治安強化運動」的台前者是傀儡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及其治安軍,而幕後操縱的則是日本華北方面軍。不過,這次日軍在要求傀儡政權提供配合的同時,又向中國人明確提出了經濟封鎖與地方自救的方針。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三光作戰」的開始(1)

    由日軍和傀儡政權共同開展的治安肅正強化運動,總共進行了5次。第1次是1941年3月至5月,第2次是1941年7月至9月,第3次是同年11月至12月,第4次是1942年4月至6月,第5次是1942年10月至12月。    
    中國方面指出,在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中,日軍還同時向冀中、冀東、晉中等各抗日根據地發動了「掃蕩戰」和「驅逐戰」,由此給中方造成了重大損失。因此我認為,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實際上就是日軍的「三光作戰」或中方稱的「三光」政策的開始(由北京軍區晉察冀戰史編寫組編寫的《晉察冀軍區抗日戰爭史》指出:從1941年起,日軍將華北地區分為「治安區」、「准治安區」和「非治安區」三種,在「治安區」以「清鄉」為主,在「准治安區」以「蠶食」為主,在「非治安區」〔即我根據地的基本區〕則以「掃蕩」為主,實行「三光」政策,大規模地製造「無人區」,欲徹底毀滅我根據地。另外,「三光」這個提法,最早出現在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報》社論上,社論題目為「粉碎日寇秋季掃蕩」。文中指出:日軍在經濟方面「實行其『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口號,對於我根據地的建設事業更極盡搗毀焚燬之能事」。在以後的社論中也曾多次提到「三光」政策。姬田先生的提法與這些提法是相吻合的——主編校),而此後所述的中方一切損失也就都屬於「三光」的範疇之內了。如此以來,便可以從日軍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取得的綜合成果上,來瞭解它是如何去壓迫中國一方的。    
    據日方統計,治安強化運動的結果,包括全華北主要城市、交通線、重要資源地在內的全華北面積的10%已變成了日軍穩定統治的「治安區」(中共方面稱之為「敵占區」);另有10%以上的區域是共產黨勢力統治的根據地,即日軍所稱的「未治安區」(中共方面稱之為「解放區」或「抗日中心區」);剩餘的80%則是雙方混戰的區域亦稱之為政治真空地帶,即日軍稱做的「准治安區」(中共方面稱之為「游擊區」)。此後,日中兩軍都圍繞著這一區域,反覆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按照「肅正建設三年計劃」的要求,日本華北方面軍應在1943年時,把「治安區」擴展到全華北面積的70%,同時還要將「未治區」縮小到10%以下。為了完成這一計劃目標,日軍全力在華北一帶展開毀滅、掃蕩、肅正等作戰的同時,還要盡力去保護、維持傀儡政權,以及改善與之一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政策。    
    按中方的解釋,日軍實施的治安強化作戰及相應政策,只不過是強化了「三光作戰」而已,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其殖民化的統治。恰在此時,岡村寧次大將登場了。    
    其實,岡村是在1941年7月赴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因此,他理應不是「治安強化運動」和毀滅、掃蕩作戰的策劃及推進者(「治安強化運動」是華北方面軍根據八路軍「百團大戰」作戰情況,在1941年2月25日至26日召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提出來的。岡村雖不是「治安強化運動」的最早提出者,但他是「治安強化運動」的積極推進者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說他是在華北推行「三光作戰」的罪魁禍首也是不為過的——主編校)。恰巧,此時正值中共八路軍方面遭受重大損失時期(岡村寧次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1941年7月7日,正是八路軍「百團大戰」過後不久,而日軍的第一次「強化治安運動」〔3至5月〕未見大的成效時期,所以,此時遭受「重大損失」的不是八路軍,而是日軍。岡村正是為了改變這種困難局面而被任命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同時,也正如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報》社論指出的:日軍在計不得逞時,則索性實行它之所謂搶、燒、殺的「三光」政策。——主編校),且因岡村本人又是一位具有強烈反共意識者,就任後立即發動了大規模的「晉察冀邊區肅正作戰」,使中共八路軍及其根據地再一次蒙受了重大創傷。因此,岡村就成為了中共的最大憎恨對像和頭號攻擊目標。    
    此外,岡村不但任期最長,而且就任末期又趕上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遂即他又被任命為中國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日方稱總司令官),此職理應使得岡村深感責任重大。但值得關注的是,岡村寧次是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華北方面軍的行動必須獲得他的批准,即華北方面軍「除必要的作戰外,當將其部分兵力派往偽滿洲國境線附近的熱河省內作戰時,必須獲最高司令官的批准方可」。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這就是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共同聯手,在萬里長城線南北一帶推進設置「無人區」的法律依據所在。    
    據中方文獻記載,岡村發動的這場「晉察冀邊區肅正作戰」和其後開展的「第3次治安強化運動」,以及翌年(1942年)的「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的結果,給中共邊區帶來了重大危機。僅1941年的一年間,由千人以上組成的日軍掃蕩作戰就有近百次,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有2次。尤其是向冀中根據地發動的「五一大掃蕩」中,被日軍殺害或抓走的中國人就達到了5萬。「冀中平原的很多村莊,一時間呈現出了村村有死者,戶戶穿孝衣,到處硝煙四起的恐怖景象」。    
    對於這次所稱的「冀中三號作戰」,日軍方面也極力誇大其戰果。據一名原華北方面軍的參謀回憶:「此次日軍對共軍的冀中作戰,其最大的收穫或許就是改善了華北的政治戰略格局,應該說這是華北方面軍的努力結晶。本次作戰消滅了共軍的冀中三軍區,此舉也使西部山區的冀西四軍區受到了極大影響。最明顯的跡象就是當年的共軍活動大大減少了。」(《華北治安戰》第二卷)為了保護鐵路及主要交通幹線的安全,日軍在展開掃蕩之前,已預先修築起了3900公里的封鎖溝和1300座碉堡;為了達到經濟封鎖的目的,日軍還構築了自詡為「小型萬里長城」的綿延數百公里的封鎖線。據中方統計,在此期間,日軍共出動了18個大隊約5萬人的兵力,對封鎖線內側反覆實行了徹底的掃蕩和清剿。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三光作戰」的開始(2)

    順便提一下,為了修築這些封鎖溝,日軍要求每90公里用70個工作日耗工10萬人來完成。雖說這些封鎖溝和碉堡都是日軍自身用於軍事目的的,但工事卻都是由數十萬中國民工來完成的。由此可知,日軍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竟強迫中國民工以勞役形式來修築這些軍事工程。    
    此外,日軍的戰果記錄中還列舉了這樣一組數字:查中國人遺棄的屍體9098具,查俘虜5198人(另有嫌疑者20 568人)。那麼,此後這些眾多的俘虜和嫌疑者又是如何處置的呢?該戰果記錄中卻隻字未提。這也是日軍戰果記錄的顯著特徵之一吧。    
    關於這一點,江口圭一也在其著作中有所暗示。他寫道:「戰果記錄中的有關『遺棄屍體』問題尤為引人關注。因為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於1943年5月編製的『肅正討伐參考』中曾提到:『僅從遺體數量增加來看,未必意味著敵軍的損失數量多寡,因其中往往包括了眾多的中國百姓。』」其實這種事簡直是不勝枚舉,無論是「南京大屠殺」或其他重大慘案中,受害最多的往往是中國百姓。那麼,日軍又如何去處理那些龐大的俘虜及嫌疑者群體呢?其實日軍的做法很簡單,凡中國人都列入被殺者之中,若不承認中國人的則另當別論。由此可知,中國人的命運是多麼悲慘。    
    像這種先「軍事劃框」,然後對「框內」再反覆進行軍事掃蕩,而後又「高度分散配置」——讓當地傀儡政權及治安軍(中共及中國人稱之為漢奸)與之配合共同維持治安的方法,可以說是日軍當年的一個獨創之舉。    
    另據受攻擊的中方記錄:除上述「治安強化運動」之外,日軍還於1942年4月至11月組織了3—4萬人的兵力,對冀東展開了掃蕩戰(此間,岡村親自赴唐山督戰,並與第二十七師團步兵團的鈴木啟久少將達成了在萬里長城線南北地帶設置「無人區」和「集團部落」的協議)。在晉察冀,日軍還實行了10次大掃蕩和260次小掃蕩。此外,日軍還分別發動了春夏之交的太行、太岳大掃蕩、晉西北的春季大掃蕩、大青山地區的秋季大掃蕩,以及向山東各地發動的春節大掃蕩等等。    
    據中方記錄,尤其是1943年,日軍又對晉察冀邊區展開了大小不一的掃蕩戰。其中掃蕩北嶽地區12次,冀東地區14次,冀中地區40餘次;在晉冀魯豫邊區,日軍分別向太行、太岳地區展開了6次大掃蕩;在晉綏邊區,日軍實施了17次大掃蕩;在山東,日軍萬人以上規模的大掃蕩有4次,千人以上的掃蕩有46次。參見《七十年史》、《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華北抗日根據地記事》等資料。有關日軍對這些作戰情況的記錄,都已詳細刊登在《華北治安戰》第二卷中,故此處省略不記。不過,無論查閱中日兩國哪方的資料,裡面記錄的都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數字。    
    在此期間的1942年,日軍為了攻陷重慶,曾擬定了一份「第五號作戰方案」,但由於此時太平洋戰爭的戰局不利,該方案不得不取消。為應付當前局面,在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會議上,日本內閣確定了「對華處理根本方針」,決定要強化汪精衛(汪兆銘)的傀儡政權。與之相呼應,汪政權於1943年1月發佈了對美英宣戰的公告。    
    至此,日本的「以華制華」政策初見成效。國民黨軍隊中有約25萬人向汪政權投降,將其編入傀儡軍(日軍稱之為治安軍)後,又令其開始討伐共產黨的八路軍。除了偽軍之外,另有一些中國人是以特務、密探、翻譯、線人等身份來協助日軍的。不僅如此,這些中國人也對百姓施加過暴力。因此,日軍的暴行及虐待行為中不能加上這些部隊所犯下的罪行。因為他們與日軍不同,日本戰敗後,這批中國人經「清算鬥爭」,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    
    按道理講,偽軍理應是一支實戰部隊,但他們的作戰實力及作用卻令人生疑。像什麼「治安軍拋下日軍自顧逃命了」,或者「治安軍與敵軍內部串通啦」,以及「他們把武器彈藥私下賣給了八路軍」之類的情況,其本意也並非打算讓傀儡政權有一支能自立自衛的武裝力量。故此,偽軍與日軍同床異夢也就不足為奇了。    
    1943年至1944年期間,日本在太平洋區域的敗勢已逐步明朗化。為了挽回戰局,1944年日軍又展開了當年的「第一號作戰」,即打通橫跨河南至湖南至廣西的大陸討伐作戰。其中河南方向以第十二軍為主,而華北方面軍也抽出了眾多兵力予以補充,但這支新建的部隊素質明顯低下。為解決兵力不足問題,華北方面軍被迫成立了以憲兵隊為核心,以治安軍為主力的華北特別警備隊,以便對重點地區進行警備及掃蕩(這份「華北特警」的戰鬥詳報,現仍完整無損地保存在防衛廳圖書館內)。    
    八路軍很快就掌握了日軍兵力不足及討伐實力下降的情報,遂即對日軍展開了局部反擊戰。至1944年末,在晉察冀地區八路軍的勢力已恢復到了1942年「五一大掃蕩」之前的規模;到了1945年春季,曾被譽為「山地剿共實驗區」的太岳地區,也獲得了解放。對此,中國方面評價說,整個1944年殲滅日軍和偽軍28萬人,迫使偽軍投降3萬人,攻佔日軍據點5000所,使1200萬人獲得了解放(《七十年史》)。戰敗前夕,岡村大將晉陞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後,儘管他以手中仍擁有100萬正規軍的實力而強烈呼籲堅決抵抗到底,但實際上,僅靠日軍的這點兵力,已根本無法挽回「華北治安戰」的敗局了。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中國在「三光作戰」下的受害狀況(1)

    在上述這種「三光作戰」中,日軍除了犯下「燒、殺、搶」的罪行之外,還製造了許多像「毒氣事件」、「強制勞工事件」、逼迫大批婦女從軍的「慰安婦事件」、四處濫發日本軍用紙幣的「軍票事件」等一系列不法行為。他們當年釀造的這些惡果,我們當今的日本人不得不吞嚥下去——因為我們直面的是與當年有關的戰爭責任及戰後賠償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述這些問題,各有關文獻都分別進行了披露,故本文不再詳述(例如最近巖波書店出版了一冊吉見明義編的《從軍慰安婦》等)。本文所研究的僅僅是日軍的「三光作戰」給中國帶來的整體受害情況。    
    研究「三光作戰」的受害情況,的確是一個龐大且又複雜的課題,至今連中國方面也未能明確提供出它的具體數字來。當然日軍更不會將那些殘殺無辜百姓、強姦婦女、焚燒民房及糧食、搶奪民間財產的事,順手一一記錄在案。幸好當年受害方的倖存者、目擊者以及與之相關的很多中國人都還活在世上。因此,無論人們稱它為「三光作戰」也好,還是「毀滅作戰」也好,這都是無法否認或抹殺的事實了。此外,日本人中也有很多當年的見證人,他們也都能一一地舉證出一些具體事例來。雖說這些證言都很珍貴,但終因無綜合起來的具體數字,因此很難真實地描繪出當年受害方的整體狀況來。而筆者要做的,就是對中方當事人的證言及受害程度進行綜合分析後,再向讀者展現出當年的整體受害狀況及具體數字來。    
    有關「殺光」方面的受害情況據《河北慘案史料選編》記載,時任晉察冀邊區根據地八路軍最高指揮官的聶榮臻曾說過:「整個抗戰時期,被日軍和偽軍殺害的無辜同胞達70餘萬人,被強行抓去做勞工的青壯年達12萬人,其中八路軍官兵的犧牲者也達數以萬計的規模。」關於八路軍官兵犧牲者人數問題,日本國內那些對「南京大屠殺」持否定論者們認為,按照慣例戰爭中死亡的軍人,不應列入受害者名單。為避免引起糾紛,本文也不做具體統計。但我已在石家莊烈士陵園的展室中,直接目睹了記錄在冊的河北省內八路軍犧牲者名單,我確認該數字屬實並不誇大。彭德懷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也曾提到了八路軍死傷者的人數,即陣亡者112 245人,負傷者201 381人。另外,其他著作中,也有把晉察冀邊區的這一數字統計為「被殺者48萬人,強迫抓去當勞工者近30萬人」引自(日)井上清、廣島正合著:《日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的,而且其中被殺害者與被抓去當勞工者的人數也各自不同,但將其合計後,總數幾乎所差無幾。    
    《戰爭野獸——侵華日軍十大戰犯》(1994年9月出版)是一部批判岡村寧次大將的著作。其中,該書對晉冀魯豫的受害情況也做了如下描述:    
    「岡村寧次對『非治安區』主要實行的是毀滅性的掃蕩作戰,即人們所稱的『三光作戰』……當年日軍把這種作戰稱為討伐,其作戰部隊亦稱為討伐隊。而正是這些討伐隊,在『非治安區』內幹下了殺光、燒光、搶光的種種罪行。僅在1941年和1942年這兩年中,日軍分別以75%和63%的兵力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連續實行了殘酷的『大掃蕩』,其中兵力千人以上的掃蕩就有174次。」「據晉冀魯豫邊區的不完全統計,抗戰8年期間,僅太行山地區遭日軍殺害的同胞就高達17萬餘人,即全區人口平均每31人中就有一人被殺害。另外,遭日軍強姦的婦女則高達36萬人。然而,岡村逃回日本後,不但堅決否認上述事實,而且還不知羞恥地稱:『我最重視的就是愛民方針,不但如此,我還下達過不燒、不淫、不殺的標語訓令……』然而,事實勝於一切謊言和雄辯,那些飽受『三光』之苦的中國人民,難道能忘記這位日軍華北最高司令官屢屢對部下發出的『鼓舞士氣,促進治安肅正』的訓令嗎?」    
    此外,井上清、廣島正合著的《日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一書中,在提到晉綏邊區時說:當地「被日軍殺害的有35萬人,被抓走的有9萬餘人」;在冀熱遼邊區,「35萬人被殺害,39萬人被抓走」;在山東省,「90萬人被殺害,126萬人被抓走」(據查,抗戰勝利後解放區曾多次公佈「解放區戰爭損失」,每次多為「初步統計」或「部分統計」,數字不盡相同。1946年7月,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對外宣佈「解放區人民各種損失統計概數表」,其中殺虐致死:晉綏15萬,晉察冀48萬,冀熱遼35萬,晉冀魯豫98萬,山東90萬,蘇皖24萬,中原7萬,合計317萬。不包括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60萬的傷亡總人數。被抓人數:晉綏9萬,晉察冀30萬,冀熱遼39萬,晉冀魯豫49萬,山東126萬,蘇皖13萬,中原10萬,合計276萬——主編校)。    
    綜合上述數字後可知,僅就華北抗日根據地一處,遭日軍殺害的中國人,估計至少也在247萬人以上。其中被抓走後下落不明者並未統計在內。「據不完全統計」是中國人的習慣用語,但他們在統計這方面的數字上卻是有一定根據的。因為除了軍隊之外,全國各縣的黨史辦和政協都曾以此事為核心,展開過取證和實地調查工作。關於這件事,我已在前面介紹過了。例如,我去過的河北省寬城縣就有《寬城縣黨史資料》,興隆縣也有《十萬骸骨的碑記——無人區史料選編》,而遵化縣還辦起了期刊《遵化史話》。所有這些文獻資料都分別記錄了當年各地遭受日軍迫害的情況。    
    我在撰寫《又一個三光作戰》時曾說過:「河北省至少有12萬以上的中國人被日軍殘殺,此數字並不誇張。」但應注意的是,河北省只是華北的一部分,而河北省(前記地域中的「冀」字)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無論在計算方法或單位概念上都不能同日而語。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盡量避免出現數字相差太大的現象。現狀是,加害者——日軍方面從未全部公開過屠殺中國人的數字,而筆者手中又絲毫沒有反論的根據。因此,只得按中方的統計方法將其進一步整理,並增補了一些設定條件,其後再將八路軍官兵戰死者除外,則很快得出了整個華北的被殺害人數為「247萬以上」這個數字。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中國在「三光作戰」下的受害狀況(2)

    有關「搶光」方面的損失情況如前所述,對抗日根據地的軍民而言,日軍實施殘酷的經濟封鎖和物資掠奪則意味著可將其置於死地。對此,江口的論文中也認為,由「三光」的功能來看,日軍作戰的的確確是從大肆掠奪開始的。然而,要核實掠奪方面的損失數字,實際上比統計被殺害人數還要難。雖然在搶奪者眼裡,他們奪走的一頭牛、一匹騾或一把鋤頭、鐮刀之類的東西是不足掛齒之物,但這些物資或許就是農民的全部財產了。如果一一地去進行這種調查,那將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又繁重的工作。可以說,最難統計的就是這類與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生產物資了。不過,中國方面卻也列舉出了下列一組數字:    
    「在抗日戰爭中,被日軍掠奪去的糧食為1149億斤(1斤=500克),耕作用家畜631萬頭,豬、羊4800萬頭,農具傢俱22 270萬件,衣物22 963萬套」。引自(日)井上清、廣島正合著:《日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雖然上述這些都是與普通民眾密不可分的生活物資,但日軍的著眼點還並非僅限於此。    
    其實對日軍來說,華北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既是偽滿洲國的後方基地,也是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屯兵基地,同時還是物資的穩定供應地。因此,在整個戰爭中,華北承擔著不可缺少的「開發攫取重要國防物資資源地」的任務。尤其是戰爭一旦陷入泥潭化或日本本土供應物資遲緩化時,駐華北的日軍就必須承負起「當地自救」的重擔。雖然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了「當地自救」的議案,但直到亞太戰爭爆發時,此議案才獲批准。該議案的重點是,大力強化華北方面軍在經濟封鎖共產黨勢力的同時,再竭盡全力地去開發攫取當地的資源。由此可知,這是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種政治軍事一體化的資源掠奪戰,而並非是各部隊及士兵們自發性的掠奪行為。    
    亞太戰爭開戰前夕的1941年12月3日,陸軍省發佈了《大陸命第575號》命令,旋即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也向隸屬各軍發出部署命令。要求今後各軍的基本任務是,在構築封鎖線和徹底扼制物資流向抗日根據地的同時,「為了培養我軍的戰鬥力,要確保佔領區內重要物資的開發,並為物資的獲得及輸送鋪平道路」(《華北治安戰》第二卷)。這就是中國文獻中經常提到的日軍「以戰養戰」的軍事方針。在此基礎上,華北方面軍又於1942年8月向各軍發佈了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封鎖的新政策,要求各地在設置封鎖溝、監視線及嚴禁向根據地流出物資的同時,再通過實行物資配給制來進一步強化對物資和物流的嚴格統治。此外,還要求「軍、官、民等機關共同努力,在獲得敵占區物資的同時,還應主動消滅敵方的生產機構」(《現代史資料》第十三卷)。此政策的頒布則表明日軍對根據地實施「搶光」的行為已正式合法化了。據當時的《經濟封鎖月報》記載:僅在冀中作戰中,「收集小麥 432 235 公斤、高粱194 541公斤,另有『品目不明物』63 000公斤,合計820 747公斤」。掠奪中竟有「品目不明物」,此話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新民會外史》中刊登了一篇饒有興趣的文章,披露了日軍當年的小麥收購政策。據該文報道,1942年新民會中央總會組織部(新民會是當年一個協助日本人的中國民間團體。該會顧問是日本人,實權也自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制定了一個「獲得敵占區小麥的工作計劃綱要」。其方針是:「在小麥收穫期間,應主動迅速地把從丙地區(未治安區)掠奪的小麥,轉移到乙地區(准治安區)的安全地帶。通過這種強制收購措施,來確保治安圈內的糧食供應及民生穩定,同時還應一併破壞共軍游擊隊的兵站和工作據點。」此外,在乙地區「按規定的價格強制收購小麥,作為賠償可用某些商品支付」,但在丙地區「則一律無償掠奪之」。    
    其實這就是一種露骨的強行掠奪政策,而且執行中還要求必須有中國人參加。對此,一位曾實際參加過搶糧工作的日本人作證說:「那的確是一場新民會、合作社與中共之間展開的小麥爭奪戰。不光是小麥,而且還搶奪了棉花之類的重要戰略物資。當年,這種搶奪戰在根據地內很盛行。」「此外,日軍還對煤炭等必須生活物資實行了配給制,在此基礎上又實施了經濟封鎖的管製作戰。與此同時,新政權與中共方面又為把鄉村農民拉向自己一方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新民會外史》)由此可知,當年日軍在掠奪資源上已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這種資源掠奪被合法化後,日本的國策會社及一些大商社,更是有恃無恐地直接在當地展開了更大規模的籌措、徵集、收購等項工作,從而全面展開了一場「軍、官、民為一體」的資源掠奪戰。    
    關於這一點,中國方面舉出的例證有:在此期間內,日方設立了華北開發公司(株式會社);滿鐵設在華北的子會社——華北交通會社開始加強其鐵路營運以及鐵路、水路、航空方面的聯運業務;興中公司則經營起了礦山、煤炭、鹽田、電力等業務;三井及三菱會社在增加礦產品的同時,又增加了強制收購大米、小麥、棉花、皮毛及其製品的業務。此外還強制種植鴉片及走私貿易(熱河是鴉片的重要產區,日軍佔領後,極力擴大罌粟種植面積,竟用飛機撒放宣傳多種大煙的傳單:熱河大煙稅已經大減,種大煙每畝5元,附捐、雜稅一概豁免,快些種大煙呀!種的越多越好。全省適合種植罌粟的土地只有60萬畝,日本佔領時期的1933—1942年的10年間,指定種植650萬畝,實際種植531萬畝,平均每年53萬畝。收購鴉片5000萬兩〔1933—1944〕,大多被關東軍走私販賣到華北、華東、香港及德國、日本等地,用販毒之資「以戰養戰」。1939年的鴉片收入33932萬元〔一說9098萬元〕,占偽滿洲國財政收入的56%,僅次於關稅為第二大收入。另外,日偽當局每年還從熱河徵收煙稅,從1933年至1944年共徵收2800萬元。私種、多種大煙的還要處以罰金,1935年徵收罰金586萬元,12年徵收罰金千萬元以上——主編校),而所有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掠奪中國的重要國防資源。《七十年史》列舉的上述例證,主要源於君島和彥的研究報告。雖然《華北治安戰》第2卷中也詳細記載了經濟封鎖和物資籌措方面的情況,但該書中卻根本未出現過「掠奪」二字。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中國在「三光作戰」下的受害狀況(3)

    此外,強制徵集人力、勞力,及所謂強行抓走當地人的行為,或許也應屬於「搶光」的範疇之內。對此,彭德懷將軍早在1941年末的報告中就曾提到了這一問題。他說:「據敵方公開發表的統計數字,1937年以壯丁名義強行帶出關外的有 323 689 人,1938年為 501 686 人,1939年為 954 882 人,1940年為120萬人,合計為 2 980 257 人。這些壯丁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武力強迫擄走的,還有一部分是被騙去的。日軍今年的計劃是110萬人,為了完成這一數字,預計日軍又將開始四處抓人了。人是我民族抗戰的最寶貴資源,但5年間竟被日軍強行擄去400萬人,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    
    其實這個數字並不誇大,因為一個名叫褲由田喜三郎的日本人,曾在1940年的一次題為「華北勞工問題」的演講中說過:「在執行偽滿洲國產業五年計劃上,去年滿洲需要華北勞力140萬人,結果從華北進入滿洲的勞工就達到了130餘萬人……本年度還需要從華北徵集勞工110萬人。」(《新民會外史》)總之,數字如此龐大簡直令人震驚不已。其中,「被騙去」和「被雇去」的勞工暫且不計,僅華北抗日根據地被強行抓走的中國人,就高達250餘萬(井上清、廣島正合著《日軍當年在中國的所作所為》)。    
    日本方面稱這些勞工都是「被雇來」的,但中國方面卻不苟同。他們明確指出,強行帶走民工的行為與經濟封鎖及掠奪物資應同屬於「三光」的範疇之內。「關外」意味著長城之外,也意味著日軍把關內的勞動力強行轉移到偽滿洲國或日本本土及朝鮮去了。由於關內的勞動力被大量轉移,從而導致了華北煤炭業出現了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現象。參見《十五年戰爭史》中君島和彥的文章《東亞新秩序與殖民地、佔領地》。    
    「燒光」問題其實此事調查起來也十分困難,因為房屋被焚燬後,人們必定還要以某種形式再重建起來,所以那些被燒燬的證據也只能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了。然而在「無人區」內,如今保留著一些當年被破壞、被燒燬的痕跡。即使在平原地區,也有無數證言表明,除了當年的那些所謂「當地自救」所需的物資外,日軍確實犯下了燒光村裡房屋、糧食、農機具,以及棉被衣物等罪行。但是在談到具體損失時,井上清、廣島正在其著作中也僅僅提出了一個數字,即「被燒燬和破壞的房間有1952萬間」(中文所說的「間」是指房間的數量,並不是指家庭的戶數)。    
    其實按字義講,若真的是「燒光了」,那麼當年日軍的暴行證據也就消失了。如此以來,今天也就無法再把它們當做證據了。不是有人說過「沒有證據就等於無事實根據,證言則不能代表證據」這句話嗎?然而,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通過我們日本人的理智判斷,一定會得出一個理性的答案來。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集中實施「三光作戰」計劃(1)

    (1)全力實施「無人區化」政策    
    第一章中所介紹的「無人區」,實際上就是「三光作戰」的一個典型範例。我曾在《又一個三光作戰》中說過:「總之,『無人區化』政策是日軍有計劃、有體系、有目的的一種追求,它也是日軍將『南京大屠殺』、『七三一細菌部隊』、『三光作戰』等集大成之作。以前這個問題之所以沒有成為歷史研究的焦點,可以認為其最大原因,恰恰就是人們對它的認識還不充分。而且『無人區化』政策,無論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擴展得過於龐大。」    
    婁平先生是原八路軍的一名幹部,也是我的共著者陳平先生的上司。他在那本記述興隆縣當年實況的《十萬骸骨的碑記》一書中寫道:「敵人製造的『無人區』,基本上是從1941年開始至1943年完成的……『無人區』與實施的『三光』政策有所不同,『三光』政策只是偏重於破壞,而並沒有實際控制力……但『無人區』卻是日偽政權嚴密控制下的地區。」同時他還強調,「無人區化」政策不同於一般人常說的「三光」,因為它更像是有目的、有意識能力下的一種政策性產物。一般認為「無人區」的設置起始於1941年的後半年,其實它的先例早在以前的滿洲就已見雛形。據《七十年史》和《偽滿洲國史》中記載,最早建立「集團部落」始於1933年,地點是延吉、和龍及琿春三縣(據〔日〕偽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的《滿洲國史》記載:集團部落創於1933年11月,乃是吉林省盤石縣參事官前島昇提出的成熟方案……負責該地區的日本軍第十師團得知這件事後,參謀便來到縣裡開始了實地的探討……後任的荒谷千次參事官經過與臨接的額穆縣參事官蛸井元義、吉林省財務科長盛長次郎等協商,為立即使上述集團部落建設構想付諸實施,遂制定了建設計劃,民政部也贊成此方案——主編校)。至1934年12月3日又發佈了「建設集團部落公告」,1936年根據「治安肅正三年計劃」加速了此項工作的進程。同年末,建立「集團部落」4000個,至1938年時已達到12 565個(據霍燎原等主編的《日偽憲兵與警察》一書中記載:1939年又新建「集團部落」886個,共13 451個。在設置人圈的過程中,日偽警察憲兵充當了迫害民眾的主要禍首與先鋒,他們燒燬民房、山寨……製造了不少的「無人區」。僅在樺川縣就燒燬村屯120餘個,燒燬或拆毀民房24萬餘間,殺害與凍餓死傷群眾13萬餘人——主編校)。由於滿洲的經驗已證明,設置「集團部落」可有效地對付抗日游擊隊,因此為了扼制萬里長城南北山區的八路軍活動,華北方面軍便與關東軍西南防衛司令部聯手,在這一地帶設置起了「無人區」。眾所周知,幾十年後美軍在越南戰爭中,也繼承了當年日軍的這一經驗,在南越建起了「集團部落」,企圖仍用這種圍困當地居民的方法,來徹底斬斷南越人民與解放陣線之間的聯繫。1941年9月,按照駐熱河日本憲兵隊總部的提案,關東軍制定了「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綱要」。這就是當地實行「無人區化」政策的起端,地點則是長城線以北地區。與之相呼應,華北方面軍為了推進「無人區化」政策,也於稍後的1942年9月實施起了「冀東一號終期作戰」。    
    在此之前的1941年7月,岡村大將就任華北方面軍的司令官一職。他上任後,在強調大力推進肅正作戰的同時,又發出了「為提高治安能力,今後要大力構築封鎖溝及碉堡,以此來有效地抵禦共軍」的訓令。據時任華北方面軍作戰主任參謀的島貫武治大佐回憶:「其實在1941年夏季執行『肅正三年計劃』時,就已將封鎖溝建設具體化了。即在『准治安區』的境界上設置適宜的封鎖溝,並在點上均布一些小碉堡。用這種兩者結合的方式,則可有效地阻止共軍的侵入。」「這種方式對重要交通幹線也能起到防護作用。例如,在京漢線兩側各10公里處,分別構築長500公里的封鎖溝,便可有效地將共軍根據地隔離開來。按此方案至1942年7月止,共構築封鎖溝11 860公里,同時碉堡陣地也達到了7700個。」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第1、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興隆縣藍旗營殘存的當年「集團部落」基礎    
    當年犧牲者的遺體被埋葬在藍旗營「集團部落」旁的河灘上。當地倖存者向陳平(背朝前者)和筆者(右側)指定地點。    
    在這種殘酷的封鎖中,日軍又對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反覆發動了「毀滅、掃蕩、剔抉」式的作戰。儘管如此,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的活動,並沒有因日軍的掃蕩而銷聲匿跡。為此,華北方面軍則被迫做出了在長城線南側也設置「無人區」的決定。    
    據當年擔任冀東討伐任務的第二十七師團步兵團團長鈴木啟久少將回憶,「冀東一號一期作戰」後岡村大將親自蒞臨駐唐山的步兵團司令部,在讚賞了此次作戰取得輝煌成果的同時,他還徵詢了如何進一步剿滅共軍殘餘勢力的良策。對此,鈴木建議要堅決消滅那些與八路軍有牽連的人,同時破壞中共的地下組織。除此之外,還應採取措施將當地村民與八路軍徹底隔離開來。    
    岡村對鈴木的建議表示讚許。他返回後不久,便通過駐天津的師團司令部原田師團長,向鈴木轉達了華北方面軍的最高意向,即將長城線南北2—4公里寬的地域設為無人地帶,禁止任何人在此地帶內居住或耕作,並嚴格限制人員通行。鈴木獲悉後又提出了補充意見,他認為2公里寬的隔離帶較窄,應定為4公里寬。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立即批准了這一方案,並交給相關各部門實施。由此,從當年9月開始,僅用20天,便完成了該地帶的「無人區化」工作(《第一聯隊史》)。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集中實施「三光作戰」計劃(2)

    當年10月,鈴木曾陪同原田師團長從空中視察了「無人區」,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他說:    
    「飛機從山海關附近的機場起飛後,機首一直指向西方,很快我們便進入了廣闊森林和山區的上空,萬里長城宛如一隻巨大的白色蜈蚣蜿蜒起伏地展現在群山之間……不久,飛機便來到了遷安縣的北部上空。此前,這一帶曾是廣袤的綠色森林,但如今到處可見的是紅色和黑色混雜的燒燬或燒焦的痕跡……從遵化縣上空俯視下方,可見到森林中有無數處被大火燒燬的斑斑痕跡。許多顯然是整個村莊被焚燬後,大火蔓延燒向森林,又引發了更大的山火的跡象……這裡原來有許多村莊,但現在只剩下燒光的殘跡,一戶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在此期間,日軍強佔了當地農民的640平方公里土地,迫使十多萬無家可歸的農民走上了飢寒交迫的流浪之路。有一萬數千戶的房屋被燒燬,其中又有200餘人僅僅因為向日軍投出憤怒的目光而被殺害。」(《長城線上無人區》)。    
    當時,鈴木啟久指揮下的第二聯隊,在完成工事之後的11月6日寫的《聯隊史》中,曾記錄了下列一組數字:    
    「完成封鎖溝245公里,其他封鎖線工事74公里……上述工事共用52天,動用勞工1 957 000人……長城無住地帶有76個村莊,1235戶,6454人。暫時需拆除的村莊28個,2342戶,12 036人。」對於這種包括封鎖溝在內的如此大規模的「無人區化」工事,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竟自鳴得意地說:「通過農民的這種無償勞力奉獻的方式……我確信,華北治安圈一定能逐漸擴大起來的。」但令人費解的卻是,日軍用「這種無償勞力奉獻的方式」,對那些農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1993年,九州朝日電視台在報道「無人區」的專題中,曾採訪了幾位原日軍軍官。據他們講:「無人區」發生的事情,都是農民們自願協助我們幹的,我們什麼壞事也沒做過。看到他們那種大言不慚的坦然樣子,不禁令人感到這些人所說的與當年那位參謀長所講的簡直是如出一轍!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防衛廳圖書館裡也館藏著一些日軍當年記錄有關冀東「無人區」方面的文獻和資料。其中有《第一、第二聯隊史》、《華北回憶錄》及《華北特警》等等。    
    (2)「無人區化」政策下的受害狀況    
    對於「無人區」方面的情況,鈴木本人也做了如下回憶:「在修築封鎖溝和炮樓時,所動用的民工已超過了60萬,這給當時的農作物收穫帶來了巨大損失……由於華北方面軍命令把長城線一帶的八路軍根據地都變成『無人區』,所以當地駐軍便動用武力把村民們強行趕走了。這種方式曾引起了村民們的怨恨,八路軍也就利用日軍的這種作法,趁勢宣傳起了『三光』政策。」應該說鈴木所講的還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    
    然而,中方調查後認為,「無人區」的實際範圍比日軍所記述的還要大一些。僅就長城線南北而言,「東起山海關西側的九門口,西至赤城縣的獨石口,全長為850公里;北起寧城、圍場,南至遷安、遵化等地,寬度為250公里;包括其中的25個縣在內,無人區總面積達5萬平方公里」。「其中『無住禁作地帶』的面積為8500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有17 000多個,建成的『人圈』(集團部落)共計2506處,被強行驅趕進『集團部落』的村民竟高達140萬人」(《又一個三光作戰》)。也可以認為,上述的統計數字是中方的通用說法吧(也有的書中說,「無人區」的面積為175萬平方公里)。    
    中方的上述說法是否有待考證暫且不論。不過,日本戰敗時剛晉陞為中將的鈴木,卻在戰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階下囚,他在軍事法庭受審時的情景也已被膠片記錄了下來。面對法官的詢問,鈴木回答道:「當時是我命令部下去執行『三光作戰』的……因為只有通過『三光作戰』才能確保日軍的勢力範圍。聯隊長也是按照我的意圖才對中國人施加了暴行,我所到之處都命令部下實行『三光政策』。」(《又一個三光作戰》)鈴木為此受到了有罪判決,法庭指控他應對長城線以南的「無人區」及「無人區化」政策的實施負有全部責任。    
    慶幸的是,鈴木在服刑近十年後被釋放回國了。據說因他是給中方留下證言後,才允許返回鄉的人,所以,此後他也以平靜的生活方式渡過了餘生。幾年前,我會見了一位據說是當年曾給鈴木當過副官的人,他告訴我說,鈴木是一位沉默寡言,且又具有古代武士性格的人。    
    按道理說,岡村大將和原田師團長都應在「無人區」問題上負有責任。但想不到的是,鈴木卻將上司和屬下的責任全部盡量地承擔了下來。回國後,他對此既無怨言也不做任何解釋,始終保持著沉默。在這點上,岡村與鈴木確實有著本質的差別。另外,在比鈴木級別更低的下級軍官中,原承德憲兵隊的木村光明也受到了有罪判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應對長城北側的屠殺負有責任(在《又一個三光作戰》中,因顧及本人的名譽,故而做了留姓隱名的處理。但橫山光彥的《望鄉》及島村三郎的《從中國返回的戰犯》著作中,在描述審判情景時,已將木村的全名公開了)。另外,在這一問題上,陳平先生曾指出:「1942年8月上旬召開的日本華北方面軍兵團長會議上,岡村寧次總司令官親自策劃部署了設置『無人區』的具體計劃。」對此,中方的調查報告中也明確地指出:製造「無人區」的最高責任者就是岡村寧次。    
    據說,除了長城南北地帶之外,日軍還在山東省與河北省西部的邊境地帶設置了「無人區」。對於那裡的受害情況,也只能是按照每個事例進行詳細調查後,才可得出結論來,而此次著重調查的只是長城線北側一帶。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集中實施「三光作戰」計劃(3)

    在興隆縣的調查中,婁平先生說過:「在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被日軍屠殺或非正常死亡的就有5萬人,佔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若將此數統計在內,那麼8年間全縣被殺害者則高達11萬人。    
    在其相鄰的寬城縣,「在『無人區』內遭檢舉者達21 750人,其中被殺害的有 13 400 人。另外,在『人圈』(集團部落)中被凍、餓、病死的又有8500人。」(《寬城縣黨史資料》)據陳平統計,僅在熱河省一側,日軍燒燬民房380餘萬間,掠奪糧食96億斤,搶走家畜24萬頭。在《又一個三光作戰》中,我曾介紹了「水泉溝萬人坑」的情景,據說,被日軍殺害後扔在那裡的遺體就有46 000具。其中多數中國人是因反抗「無人區化」而被關進了承德監獄。其後,他們或在獄中遭殺害,或被押往水泉溝處死。    
    以上就是日軍在「無人區」實行「三光作戰」的部分實況。對於日軍的這些暴行,中方也進行了激烈的反抗,對此筆者已在第一章中做了介紹。我認為在中方選編的文獻中,其側重點大都是記述抵抗作戰的內容。其實,在日方的文獻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無論是《華北治安戰》也好,還是其他的回憶資料也好,以至連本書所撰寫的內容中,也都大量記述了雙方作戰的情節。不僅日本軍方,就連日本政府也深知,他們實行的「無人區化」政策遭到中國人的強烈抵抗。例如,「偽滿洲國治安概況」第8號(1944年7月4日)上就登載了許多這樣的內參報告:    
    「4—(4)、關於興隆縣內地方武裝民眾之狀況——去年6月,與我方設置無人區的同時,敵方也做出了相應對策。他們以無人區為中心,將武器分發給了部分民眾,巧妙地開展起了武裝組織工作……目前,共軍已在22個村莊內,設立了民兵武裝自衛隊,隊員人數達76名……有跡象表明,這些民兵自衛隊在配合共軍作戰的同時,將可能發展成一支地方的作戰部隊。」    
    「5—(2)、為了確保糧食供應,冀熱中共遷灤豐聯合縣政府設立了『對敵糧食鬥爭委員會』。同時,為了解決糧食不足問題,該縣政府又制定了新徵稅法,以此來限制糧食、物資等向轄區外流出。」(外務省資料館所藏)    
    雖然日本政府深知中國人進行了抵抗,但它能否理解中國人內心的感情及抵抗精神,這就值得懷疑了。可以說,這種理解上的差距不僅持續到日本的戰敗,而且還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不僅如此,它將繼續影響著早已對戰爭失去了責任感的國民。    
    後記戰爭的受害與施害    
    歸根結底,「三光」或「三光作戰」這類用語是中國人命名的。它們的含義是指在日中戰爭(中方稱為抗日戰爭,而對我等歷史研究者來說,則可稱為對華侵略戰爭)期間,日軍對華北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實行了有計劃、有系統的「毀滅、掃蕩、討伐、肅正、剔抉」等作戰的總稱。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中國人一提起日中戰爭及日本人當年的行為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光」及「三光」政策這類用語。不言而喻,如果當年日本人不特意去中國幹下這些野蠻行為的話,那麼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出這類用語了。日本人之所以照搬使用,是因為他們也認識到了那場戰爭的殘酷性和非人道性。對此,我倒絲毫未覺得有什麼奇怪之處。儘管有人指責說,為了追隨中國人,日本人竟無意識、無條件地使用起別國的語言了,簡直是豈有此理!但我卻並不那麼去理解,因為從歷史上看,日本人原封不動地照搬使用從中國傳來的用語及字句之事,早已是不勝枚舉了。與此相反,日本向中國輸出的詞彙立即變成中文固定用語的事例也極為普遍。用語上的爭論暫且不提,但日中戰爭中,日本究竟使中國蒙受了多大損失呢?對此問題,我已在《世界》(1994年2月號)一書中做過了介紹。即中方統計的數字是:中方人員損失為「2100多萬人死傷,1000多萬人被日軍殺害」;中方經濟損失為「直接損失62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中國人權白皮書》1991年10月版)。另外,1995年5月,時值蘇俄紀念戰勝德國法西斯勝利50週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在應邀出席莫斯科舉辦的慶祝儀式上發表的講演中說,日中戰爭期間,中方的受害者為3500萬人。但因他未提及此數字的根據,所以筆者仍沿用前述的中國官方數字為依據。    
    如前所述,中國官方公佈的死亡者總數為1000多萬人,其中戰鬥人員犧牲總數為321萬人(包括八路軍的112 245人在內),兩者相減後,剩餘的600多萬人則屬於無辜百姓了。另外,假如把被強行抓走的人員也計算在「死傷者」之中,則東北滿洲就有200萬人(《偽滿洲國史》),而華北又有250萬人。僅兩地區合計就高達450萬人。如此計算的話,犧牲者人數還會更多。    
    但事實卻是,在1992年提交給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議案中,中方又對日中戰爭期間的損失數字重新做了更正。其中,被日軍殺害的「非戰鬥人員為1000萬人」,「被強行抓走的為300萬人」,「整個戰爭中,中方的經濟損失為1兆美元」。由此可知,在有關「被強行抓走的」的人數問題上,今後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考證。    
    另外,華北地區因「三光」政策而受害的人數就有250萬人,這一數字幾乎佔了被殺害者總數1000萬人的四分之一。如此看來,有時甚至覺得在日中戰爭中,「三光」問題所象徵的意義,要遠遠大於「南京大屠殺」、「七三一細菌部隊」以及「從軍慰安婦」等問題。儘管如此,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外,像「三光」或「三光作戰」這麼重大的歷史問題,竟沒有成為日本人深刻反思的話題,這確實令人不可思議。不僅如此,人們還淡忘了對那場戰爭的責任感。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集中實施「三光作戰」計劃(4)

    我認為其原因之一是,儘管「三光作戰」下的每一個受害者事例都令人髮指,駭人聽聞,但所涉及的對象及範圍都過於龐大,給人一種無法掌握問題核心的感覺。因此,人們便對這種施害事實採取了漠然處之的態度。    
    原因之二,儘管以岡村大將為首的一批人確實是「毀滅、掃蕩、討伐、肅正、剔抉」的作戰指揮策劃者及當事人,但他們在戰後卻詭稱:既不清楚「三光作戰」,也沒進行過這種戰爭。況且,戰敗後又由於未能受到戰爭責任的追究,故而更加助長了他們的這種囂張氣勢。    
    原因之三,在日本人的心中,很多人既不願意相信自己的同胞會犯下那種殘酷而又非人道的行為,也不希望這些人因此而受到懲罰。而那些追隨岡村仍堅持對屠殺和虐待行為持否定論的人,也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才更加提高了他們的反對調門,因而也就逐步淡化了人們對戰爭責任感的認識,我想原因大致如此吧。    
    因此我認為,負戰爭責任的首先應是日本政府。筆者在文章中也曾屢屢提及,正是由於御前會議及日軍大本營確定了這一基本方針,當地駐軍最高司令部才進行了「三光作戰」指揮和部署,其下級部隊才進行了具體實施。這種組織命令系統的結構理應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此外,從鈴木啟久少將承認對「無人區」犯下的罪行中可知,雖然他個人已承擔下了全部責任,但鈴木的直接上司原田師團長以及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大將,難道說就沒有任何責任了嗎?我想無論如何他們也無法逃脫這一干係的。    
    然而戰爭結束後,鈴木碰巧被中共方面逮捕。在受到了軍事審判後,他坦率地承認了犯罪事實,並勇敢地承擔了戰爭責任;與此相反,岡村在被國民黨方面逮捕,又被無罪釋放後,不但否定了侵略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且還拒絕承擔其戰爭責任。作為日本人,我們應如何去評價這兩者的態度呢?這不僅僅是日本人如何反思過去的歷史問題,而且還是關係到日本今後要走哪條路的重要問題。    
    總之,現實狀況是,那些施害的日本人——我們的同胞,有的正在銷毀當年的證據,有的則極力去否認受害者的證言。而對於我們這些還活著的日本人來說,卻不得不洗耳恭聽那些受害者們的傾訴。一旦中方倖存者提出某種證言,日本人必然會連連搖頭批評說:「那只不過是中國人誇大其詞的慣用手法而已。」只要受害一方沒提出新的指正,這些日本人也就裝聾作啞默不作聲了。此外,還有很多當年曾親臨其境的老軍人們,也都默默地將事實真相深藏在內心,直至最後死去。我非常理解這些人的沉默心理,但更應該想到的是,受害者一方也是有兄弟、嬌妻、戀人及子孫後代的,他們也是辛勤地過著和平生活的人啊!「既然中日兩國已恢復了交往,那我也就不再說什麼了。」這是我此次走訪大屯村時,一位老婆婆向我訴說的話語。如果稍去體會一些她的心情,我們日本人難道不應該坦誠地說出過去曾加害過中國人的事實真相嗎?難道就不能在賠禮認罪的同時,發誓再不去幹當年那種愚蠢的行為嗎?    
    筆者在前言中曾講過,人類最悲慘的境地莫過於戰爭了。雖然人們都希望日常生活中不必刻意去努力也能消滅戰爭,但這不過是人類的一個美好願望罷了。應該承認,如果沒有集團式的發狂,自然也就不會發生戰爭。但暗藏在人們心中的仇恨、偏見、慾望一旦被利用或被煽動起來後,人們的善良及平和心也就變成了盲目的服從,由此也就爆發了戰爭。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年之際,我認為,為了防止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我們日本人決不能忘卻過去那段沉痛的歷史教訓!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長城線上的大屠殺

    ——興隆慘案(節選)    
    (日)仁木富美子    
    橫河行——「無人區」是如何建造起來的    
    仁木富美子1995年3月22日攝於金山嶺長城離開興隆縣城後,汽車一直向東駛去。道路兩旁是懸崖峭壁,汽車在彎曲的山道中疾駛。    
    這條山道也是當年日軍戰敗後,向遵化、唐山逃跑的惟一之路。    
    撒河發源於八品葉的深山之中,它一直穿過興隆的中部向東流去,出了龍井關後與黑河匯合,然後一併匯入灤河。獐猖山地處八品葉以東,石廟子以北,它也是橫河的發源地。橫河在此向北迂迴,後在半壁山一帶與撒河匯合。五指山在橫河的東北部,而車河則流經於五指山與西北的五鳳樓之間。柳河從發源地八品葉流向南部的六里坪林場,然後通過興隆縣城向北,繞個大彎後南下。流經八卦嶺以北,它與車河同時匯入從承德來的灤河,並注入潘家口水庫。    
    所有這些河流都在東北方劃了個同心圓,而且河與河之間,都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來作為它們的天然屏障。    
    羊羔峪    
    半壁山鎮地處興隆縣的東部,鎮裡設有公安分局。公路由此南下與唐山地區的遵化相通。    
    從半壁山沿橫河北上,繞過老虎溝水庫後,便走上了一條狹窄的山路。右邊的河套中,到處都是被夏季洪水從山上沖積下來的鵝卵石,而且水流很淺。這條山路通往羊羔峪、水泉子、馬架溝。這一帶也是當年在集家並屯的名義下,最先實行「無人區」的地方。    
    張福廷(76歲)的口述,採訪時間:1995年3月22日    
    這裡的集家並屯實行的最早。1939年11月警察來到這裡,說是讓天橋峪、羊羔峪及廠溝這三處的百姓,在兩天以內,全部遷移到安子嶺和雙爐台去。第二天的上午,十幾名警察又來督促搬家,並拿走了值錢的東西。第三天,正當人們有的收拾東西,有的拿不定主意之時,500多名日滿軍警討伐隊突然闖了過來,不由分說便放火燒房子。三四個村子共76戶住房,連同糧食、衣物等全部被燒燬。騾、馬、牛等620頭大牲畜、4800隻羊以及豬和雞等家畜都被搶走了。此時正值冬季來臨,大家既沒吃的也沒穿的。沒有法子了,有的只好去了集家並屯的地點,也有的投親靠友或遠走他鄉。但大多數鄉親都堅決不去敵人指定的地點,紛紛逃到山裡,搭個草棚過日子。    
    1940年1月,這一帶的鄉親們配合游擊隊襲擊了雙廟子的警察派出所。到了春節後,去「人圈」居住的人們大部分也都返回了原先的村裡。這樣一來,第一次集家並屯計劃以軍警方面的失敗而告終。    
    第二次集家並屯是在1940年末,這次要把兩個溝28個村的610戶,計2700多人全都集中到羊羔峪的「北大地」去,那裡只是一塊空地,四周連個石頭牆都沒有。第一次集家並屯時,房子已被燒燬了,人們只好搭個小草棚住著,但這次警察又把小草棚給燒了。敵人事先在羊羔峪設立了派出所,所長是甘野次郎,他手下有20多名警察。此外,敵人還以羊羔峪為中心,架設了隨時都能和半壁山進行聯繫的專用電話線。還在羊羔峪周圍的牆壁上刷寫了「明朗羊羔峪」等標語,鄉親們對此怒火滿腔。    
    在「人圈」裡,人多住房狹窄,生活困苦,衛生條件極差,加上天氣又悶熱,到1941年春天,這裡流行起了瘟疫。症狀是發高燒、鼻孔和口中出血,而且身體發紅,當時,沒有一家能躲過這種病的。只要一家有一人患病,那麼全家也就都得上這種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發病率最高,凡患上這種病的幾乎都死了。兩個溝的居民竟死了400多人,有的是全家死絕。有人說這是回歸熱或再歸熱病,但究竟是什麼病誰也說不清楚。當時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據說煎犀牛角湯喝可以退燒,但藥店裡的犀牛角全被日軍買光了。為了躲避這種病,日軍和警察都撤走了,因此「人圈」又再次解體,鄉親們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1939年11月安子嶺·雙爐台第一次集家範圍    
    第三次集家並屯於1941年秋開始,此次行動規模浩大。「人圈」設在距半壁山7里地的靳杖子,羊羔峪等地均劃為禁居禁耕地帶,也就是所說的「無人區」。「無人區」包括65個自然村,面積為625平方公里。    
    1943年,村民們在「無人區」內種植了玉米,日軍發現後便全部給割掉了。後來村民們又偷偷地種上了,結果又被日軍全部毀掉。    
    1943年12月,日軍開始了為期兩周的大掃蕩,有247名無辜百姓被殺害,有被狼狗咬死的,有被剝光衣服凍死的,有被活生生燒死的。我的哥哥張忍生因病臥炕不起,被日軍發現後給殺害了。躲在炭窯裡的十幾個人都被熏死在裡面,只有王世富一人從出煙口逃了出來。1943年的掃蕩共進行了27次,最令人心酸的是大搜捕時死者不下1000人。    
    1941年以前,羊羔峪沒有發生過瘟疫,而且以後也沒再發生過,只是那年流行過一次。    
    張福廷在集家並屯時,曾是羊羔峪的村幹部。解放後又擔任過興隆縣委副書記。原先聽說羊羔峪有三個人瞭解當時的情況,但到村中採訪時發現,三人中一位已死亡,一位不在家,另一位已不能說話。又聽說張福廷現住在承德,便趕到承德採訪了他。如今,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撰寫著興隆的歷史。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水泉子

    一到水泉子,便看見幾名村婦正在泉邊洗衣物。泉旁豎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愛國泉李運昌1987年建」。    
    1942年6月,李運昌等八路軍幹部聚集到水泉子召開軍事會議,部隊共500多人,要在這裡停留5天。正當村幹部們緊張地為部隊籌措糧食之際,這一帶發生了乾旱,烈日當空,泉水乾涸。聽說此事後,李司令員親自挖石舀泥,引出了泉水。此後,該泉稱為愛國泉,在此立碑一是感謝村民們為抗日做出了貢獻;二是證明在日軍實行「三光」政策下和「無人區」內,抗日游擊根據地依然存在。我採訪的那戶人家,就住在那口泉的坎兒上。    
    張蘭(75歲)的口述,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2日    
    這一帶是「無人區」,日軍發現人就開槍。燒、殺、搶的「三光」政策太殘忍了。見什麼燒什麼,一點兒也不留。房子燒了,人也燒死,有人看見家裡起了火,想去取東西,結果被日軍扔到火裡活活燒死了。一看到日軍就得藏起來,他們走後才悄悄返回,光我家就被燒過兩回。雞、狗都被殺了,騾子和馬也被搶走了,什麼都沒剩下。    
    張蘭1944年冬天,來了三個大隊的日偽軍,在這一帶連續掃蕩了半個月。那次炭窯裡一下子就被燒死了14人,其中還有一個孩子。那年莊稼都被燒光了,大人孩子只好撿燒剩下的吃,連野菜、樹皮都吃光了,是八路軍給了我們糧食。莊稼燒了,後來我們又種上了。早先,羊羔峪是個300多人的村子,被殺的有百來口人,逃到山裡的有70多人,但去「人圈」的不多。    
    張蘭反反覆覆地念叨著:「殺光、燒光、搶光,什麼都不剩了……」    
    他家的房下堆著炭,如今這個村仍以燒炭為副業。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天橋峪

    洪水過後溝裡不能行車,只好步行。一行人沿著河邊穿過抗日烈士紀念碑,去採訪住在小天橋溝大砬篷的伊永恆家。所謂砬篷是指山上的崖石像屋簷那樣伸出來一點兒,人們可以在底下避雨。    
    伊永恆(88歲)的口述,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永恆    
    那時,我家的房子已被日軍燒燬了,只得住在砬篷。那天我有事去了黑河,全家被殺死6口。其中有我父親,我媳婦和孩子,嫂子和她的兩個孩子,我父親是被燒死的。山上的莊稼都被燒光了,我們只好又補種了苞米,唉!能少收點兒總比沒有強啊,省著點兒吃吧。房子燒了,就用茅草苫上,再燒再苫。你看,當時我們就住在那邊。    
    他指了指對面的岩石,可我沒有看清他所說的砬篷在哪兒。    
    告別伊永恆後,我們便下山。途中碰到一個年輕人,說明來意後,他邀請我去見見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叫伊俊江,過去也曾住過砬蓬。鄉下人說路不遠,其實路並不近。乘車搖搖晃晃地走了近5公里的山路後,又下車走了一段山間的羊腸小道,這才到了他的家。    
    伊俊江(66歲)的口述,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俊江記得那是1943年9月11日,日軍來了200多人。開始我家住在天橋峪,後來家被燒了就住進了山裡的大砬篷。全家共15口人,那年我15歲。那天全家被殺的有14人,其中有父母、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兩個哥哥、兩個弟弟、爺爺奶奶、姥爺姥姥,還有一個姨。當時我的腳中了彈,上顎也被子彈打穿。他們以為我死了,就沒再理我。後來,趁他們不注意,我就逃了出來。不久,我也被趕進了設在靳杖子的「人圈」,一個月後我又逃回到山上。    
    他撩起褲腿兒,讓我看了看他腳上的槍傷。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靳杖子

    1941年秋靳杖子第二次集家範圍    
    1939年和1940年的那兩次集家並屯失敗後,日本人不死心,又於1941年秋,將這一帶的百姓全都集合到靠近撒河邊上的靳杖子村,成立了一個大「人圈」。靳杖子是通往半壁山鎮的重要通道。    
    王賀林(76歲)和徐少成(64歲)的口述:採訪時間:1994年11月12日    
    王賀林徐少成    
    1942年至1945年曾在「人圈」裡住過。「人圈」四周是高高的圍牆,不能隨便出入。有人跑到河邊去了,但被日本人拖回來用大槍狠揍了一頓,人都給打傷了。大牆外面是深溝,但沒水。牆高8米左右,南北有門,東西沒門,都有警察把守,早8點開門,晚5點關門,和監獄差不多,沒有一點兒自由。    
    「人圈」裡沒糧食,人們只好吃野菜、樹皮和野果什麼的。也沒穿的,一條褲子我穿了三年半。男人光著身子出去,女人只得互相借褲子穿。住的是草窩棚,一下雨就漏。人和豬擠在一起住,哪是人過的日子啊,簡直是活受罪!    
    日本人不讓種苞米,怕苞米地裡藏著八路軍。不讓種莊稼可怎麼活呀?王賀林家靠他哥哥每天打柴賣柴後,換點兒食鹽什麼的生活。我們靳杖子村原來住著五六十戶人家,集家並屯後一下了變成了150戶。一戶按7~8口算,也有1000多人口吶。每天都死5~6個人,都是餓死、凍死或病死的。得了病也沒藥吃,只好等死。    
    日本投降時,村裡還剩下五六百人。當外村的都走了以後,本村的只有五六個人了。大搜捕時,僅靳杖子村就被抓走300多人。當時日本人說是發配給,可人們一集合就都被抓走了。其中200人被押往承德、遼寧及東北等地,後來都死在當地了。    
    1943年大搜捕時,王賀林的父親被抓走後槍殺在承德的水泉溝。同時,他的岳父母也被殺害。徐少成的父親也是被抓走後槍殺在承德,其伯父伯母在山裡被日軍槍殺。    
    撒河行——大搜捕    
    撒河發源於八品葉,西經興隆縣的中部向東流淌,流經廟嶺、半壁山、藍旗營、三道河及龍井關後匯入灤河。當年,日軍曾在撒河流域建立了50個「人圈」。    
    1942年晚秋至1943年期間,日軍曾在興隆縣全境實施了慘無人道的集家並屯行動。2月5日,大批軍隊、警察和討伐隊在半壁山秘密集結,於7日(舊歷正月初三)突然襲擊了撒河一帶的「人圈」,並從50個「人圈」中逮捕2000多人。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大帽峪慘案(1)

    大帽峪是距離藍旗營以西15公里處的一個小村莊。當年,日軍從這個只有42戶的村裡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殺害。全村有9戶滅絕,30戶無男人。其後,日軍又逮捕8人,在審問中將他們全部殺害。此外,村中病死、餓死及凍死者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為102人,故該村被稱為「寡婦村」。    
    大帽峪是八路軍連接五指山及冀東的秘密交通點。村民們抗日決心高漲,全力支持八路軍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後4時許,一小隊八路軍開進村子,他們打算等日落後穿過公路和撒河,向長城一帶挺進。傍晚之時,有兩個特務向村子這邊走來,恰好被要去換崗的曹萬章碰上了。來人問他:「村子裡有八路嗎?」村口的八路軍便衣發現後,立即向特務開槍,擊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為了避開日軍的報復,12名村幹部和民兵立即隨部隊向北撤退,村民們也都躲藏起來。    
    當晚七八點鐘,在日本憲兵的率領下,孫德英討伐隊共200餘人立即包圍了大帽峪。他們架起高高的柴堆點著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為是房子著火了,便紛紛跑回村子。就在人們各自準備從家裡搶搬家當時,不幸全被敵人抓住了,用一根繩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兒,押到了藍旗營。這裡還捆綁著幾百個人,他們都是從馬圈子、南溝、杏樹溝、榆樹溝、佟家溝、鳩兒峪等十幾個「人圈」中抓來的百姓。所有被抓來的人都關在一個大院子裡。日本人命令不許蹲著,人們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給吃的也不給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臉上都打上紅圈,左腕子綁上布條兒。到了第三天日軍開始審問:八路軍哪兒去啦?村裡誰是八路?誰通八路?糧食在哪兒?敵人把汽油澆到馬永興的父親身上,然後點著火,但其父還是什麼也不說。這時,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記錄官砸去,不料被日軍用刺刀刺死。在敵人的拷問下,村民們都寧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過去了,日軍仍然一無所得。2月12日(正月初八)的夜裡,日軍用卡車把30名大帽峪村民押往興隆,剩下的30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趕到一個新挖的大坑前,並讓他們排好跪在坑邊。敵人用玉米稈捆成火把照明,隨後,日本軍人拔出軍刀,沾了沾事先備好的冷水,就揮刀將30人全部砍死。接著,又把30名馬圈子和南溝的村民也都砍死在這裡。但楊茂林卻隻身逃了出來,成了這場慘案的惟一倖存者。原來,當敵人押著村民去殺人坑時,他走在人群的前頭,趁敵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來,但他的肩上還是中了一槍,那是被追趕的特務用手槍打的。而那些被押往興隆去的村民們,有的在興隆或承德被處決了,有的則被押送到營口和遼陽,從此杳無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劃為「無人區」,剩下的村民都被趕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據馬永興(72歲)、張志田(77歲)、楊煥興(60歲)、楊茂清(62歲)的口述和有關史料記載,大帽峪慘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現在已有140戶了。    
    大慘案後,馬永興的母親領著孩子去了佟家溝「人圈」。馬永興當時擔任村青年委員。    
    張志田的全家總共死了6口人,當時他曾任村長。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動就流眼淚。    
    楊煥興是楊茂林之子,當聽說我想看看他父親的照片時,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來。楊煥興的爺爺楊萬富也被日軍殺害。    
    楊茂清當時才9歲,他父親也被抓走了,後來慘死在承德。當年母親曾帶著他去給父親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給攆了回來。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2日    
    我們乘車前去參觀當年的「人圈」和殺人坑現場。秋末的太陽落山快,當一行人到達殺人坑時,天已經暗了下來。這裡共有三個正方形的土坑,邊長都是17米,深2米。如今這裡已變成一塊低窪地。    
    因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慘案的情況,因此我決定改日再去採訪馬永興。11月20日,這次馬永興又給我敘述了大帽峪村被日軍燒燬後,女人們領著孩子遷往附近「人圈」的情況。儘管已過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記住當時村子裡的情況,並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來。    
    馬永興馬永興的口述:    
    去藍旗營「人圈」的有:陳永貴的妻子1人。陳永來的母親、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兩個孩子,共4人。司俊林當天不在家,是後去的。    
    去佟家溝「人圈」的有:    
    馬永興及其母親、妻子、妹妹和兩個弟弟,共6人。馬永興的父親被日軍殺害。    
    潘貴成及其母親、5個弟弟,共7人,潘的父親被日軍殺害。    
    閆萬德的妻子、二兒子、兩個兒媳婦及3個孫子,共7人,其長子已參加了八路軍,不在家。    
    閆景福妻子、父親、母親和兩個親戚,共6人,閆景福當天不在,後去的。    
    楊萬忠的妻子、兒子楊茂如的妻子、3個兄弟和1個妹妹,共6人,楊萬忠、楊茂如被日軍抓走。    
    閆景順之妻1人,閆景順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個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殺害,兩個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兩個女兒,共3人,司被殺害。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大帽峪慘案(2)

    去白旗營「人圈」的有:    
    周萬福之妻、父親及兩個孩子,共4人,周被殺害,80歲的父親及兩個孩子均餓死於「人圈」之中,周妻淪為乞丐。    
    曹萬清之妻及女兒,長子萬山之妻及兩個孩子,次子萬林之妻及1個孩子,共7人,曹萬清、萬山、萬林均被殺害,兩個孩子餓死在「人圈」。    
    曹林之妻、女兒及長子之妻,共3人,曹林和兩個兒子被殺害。    
    去古石「人圈」的有:    
    韓大之妻、韓二之妻、韓三之妻及3個孩子共7人,韓大、韓三被殺。楊茂清楊煥興張志田另外,那些去青杏溝和馬圈子「人圈」的人名我就想不起來了。全家滅戶的有張寶順、胡德福、羅某、司俊雨等。司俊雨的妻子帶著孩子去了藍旗營「人圈」,但在那裡被警察強姦後死亡,孩子也死在「人圈」。    
    解放後,有40戶的村民又返回了大帽峪村,共121人。婦女占80%,孩子占20%。然而從「人圈」出來,現在還活著的僅剩下7人。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20日    
    這僅存的7人中,有的因病不能動彈,有的已語言不清,有的則住在外地,佟桂華就是當年「人圈」生活的見證之一。她身體看上去還挺硬朗,是兒子把她接到這裡來的。    
    佟桂華(72歲)的口述。時間:1994年11月20日    
    佟桂華    
    我是閆樹波的母親,我丈夫叫閆景富。1943年正月初四,我們兩口子和公公婆婆以及親戚閆景才兩口子共6個人,一起去了佟家溝的「人圈」。1944年8月27日,那天一下子就死了4口人,是拉赤痢死的。去的時候是6口人,死了4口人,從「人圈」出來時只剩下我們3口人了(生了個孩子)。    
    佟家溝「人圈」共有200戶人家。因沒地種,只好去靳杖子村給別人扛活兒。一天得兩斤苞米來支撐全家人活著。住的是婆婆娘家的一個小窩棚,南北3米,東西5米,炕就佔去了四分之一,讓公公婆婆和親戚兩口子住在屋裡,我們夫婦倆只好住在小草棚裡。後來,又利用屋子東側的牆壁,搭了一間兩米見方的小屋,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啊!大屋裡住的4口全死了,小屋住的我們夫婦倆沒死。    
    馬永興也說過,那年佟家溝「人圈」裡患赤痢,共死了60多人,而且死的都是外來戶。馬永興也描述了他家在佟家溝「人圈」時的居住情況。他家遷到佟家溝後,在別人的地裡搭了一間小屋,東西45米,南北26米,然後將此屋分作兩半,東側是閆萬德一家6口人居住,西側是馬永興一家6口人居住。一提到「人圈」,馬永興就氣憤地說:「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楸木林慘案

    從藍旗營經半壁山稍向西一點有個叫小子莊的村子,而進入撒河支流向北一點便是楸木林村。楸木林的北溝稱為得山,翻過這裡可通過「無人區」。楸木林也是八路軍游擊隊經常往來的一個必經之地。前葦塘村「人圈」遺址楸木林村「人圈」遺址我聽了白江朝(75歲)和白恩培(80歲)所講述的一些親身經歷。隨後,興隆縣黨史辦公室的佟先生又向我介紹,白江朝是白瑞林的孫子。他二人講述的都是聽老一輩人講的。而白恩潮的口述則是親身經歷,作為資料的價值比較高。興隆縣黨史辦公室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曾編寫了《十萬骨骸的碑記》一書,其中就收錄了白恩潮的口述,那年他76歲,現在白恩潮已過世。白江朝白恩培白恩潮的口述:    
    1943年1月,村裡來了一個八路軍傷病員,為了把他秘密轉移到溝門子,借了貧農白澤仲的一頭毛驢,由貧農李慶珍、張正順二人護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斧來村特務闞少貴、金明貴截獲,送往半壁山警察署,嚴刑拷打。我軍民堅貞不屈,先後死於日寇魔掌。    
    興隆縣日本憲兵隊潘大鬍子,發現楸木林一帶有抗日活動,這回又捉住了八路軍的傷病員,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農曆正月初五),天剛濛濛亮,四五個日軍帶著討伐隊長劉其昌和30多個討伐隊員闖進了村。一開始說是開會,把人們驅趕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機槍。那天我有事外出剛進村,一看這陣勢,就想躲一躲,不料被兩個討伐隊員看見,我第一個被反剪雙手綁了起來。隨後特務們從各家搜來一團團繩子,凡18歲以上的男人都一個個綁了起來。後來繩子不夠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地拴成長串,一個瘸子被拴在最後。村子裡頓時女人哭,孩子叫,哀聲四起。人們被討伐隊用槍托驅打著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那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槍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條活命。    
    敵人從楸木林綁走44人,押到屈佔九家的大院,那兒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著排,舉著槍,槍上插著賊亮亮的刺刀;還有150多個偽討伐隊員,在那裡四處游動。我進院一看黑壓壓的足有1000多人,聽說這是日寇從東邊抓來的。院子裡放不下了,不少人還被圈到了東跨院兒。    
    一個日本人對大伙咕嚕了一陣後,翻譯說:「皇軍說,叫你們檢舉誰是八路軍,誰是共產黨,誰給八路軍送過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襪子?說吧,不說,統統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裡死一般的寂靜,一個姓常的特務拿出一本賬,站在日本人的旁邊嚎叫著,叫著誰,誰就站到前邊。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個人的名,沒有一個答理他。敵人惱羞成怒,一個指揮官模樣的人手一揮,一群日偽軍像惡狗似的一擁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鉤上,敵人用荊條狠抽,逼問誰是八路軍?誰給八路軍送過糧?白井文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滿地翻滾,腦袋上鮮血湧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敵人踩著脖子,用鎬把亂打;白殿潮被捆在梯子上往嘴裡灌涼水;還有的被踩著胳膊腿,往鼻子裡灌煤油。儘管敵人施以非刑吊打,但沒有一個招供的。    
    敵人紅了眼,拿出了「三絞廢命」的絕刑。「三絞廢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個繩圈,後邊插個棍子,第一絞把人的舌頭勒出;第二絞把人的眼珠子絞出;第三絞直到人的七竅流血而死為止。當場就絞死3人,第四個輪到貧農白瑞林的頭上。每絞一下之後又鬆一鬆,問他說不說?白瑞林一直搖頭,就這樣白瑞林也被活活絞死。    
    天色黑了下來,敵人打累了,也餓了。這時過來一幫偽警察,手裡拿著鎬把,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一人兩鎬把,打到我這兒,我一躲,兩鎬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閃不及,準得打死。    
    院內漸漸靜下來,我看這陣勢,要不逃走,絕無生路。我用腳踩了傅老二的腳一下。對著他的耳朵小聲說:「給我解開繩子咱們跑吧。」他說:「行嗎?」我說:「不跑沒命了。」他偷偷給我解開了繩子,我也給他解開了繩子,他又給傅玉來解開,傅玉來又給路榮貴解開,路榮貴又給崔得生解開,崔得生又給崔永明、崔永亮解開。我們7個人個個憋足了勁,一下躍上牆頭,翻了過去,撒腿就跑。沒跑出去多遠,就聽後邊響起槍聲,崔永明中彈倒地,我們6個人總算死裡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敵人拉到興隆、承德、錦州等地處死,無一人生還。    
    一個55戶的山村,就有30多戶沒了男人。    
    見證人的敘述是活生生的事實,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的區長王佐民便來楸木林看望村民。這樣一來,村民們紛紛參加了抗日游擊隊。    
    據白恩培講,當時被捕的共99人。另外,《興隆「無人區」裡的抗日根據地》一書中,也記載著:楸木林原有80戶村民,99人被捕,38人被日軍殺害。另據《楸木林民眾回憶錄》中記載:白恩培的兄長白景舒是從興隆被釋放回來的。據他講,日軍把給八路軍送3斤以上糧食的村民都給殺了,3斤以下的就釋放了。被釋放的共3人,其中就有白瑞林的兒子白貴朝。白貴朝親眼目睹了其父白瑞林慘遭日寇殺害的場面,而白江朝則是從其父白貴朝那裡聽說祖父白瑞林慘死經過的。    
    一般認為,村的戶數多少與是否是自然村或是行政村有關。至於被捕者人數上的差異,也是常理之事。當白恩朝等44人被捕後,或許敵人又抓走了一些人。至於誰被抓或誰被害,只要村裡活著的人將數字湊到一起就準確了,一個人記憶可能會有偏差。我從佟先生那裡瞭解到,興隆縣黨史辦公室就是採用這種方法來統計人數的。因此我認為,被捕者是99人這個數字較為合理。    
    潮河行——「人圈」的生活    
    興隆縣城以西有個叫前葦塘的村鎮,而潮河則發源於前葦塘以北的深山之中。潮河從這裡一路向西,經過小關門長城後,在密雲匯成大河。另外,經灤平南下而來的潮河主流,與流經張家口地區赤城縣城南下,爾後向東去的白河在密雲水庫匯合,並再彙集其他支流形成潮白河及新潮白河,最後經天津東部進入渤海灣。中國的河流確實令人不可思議,從其發源地開始,它總是在想不到的地方與想不到的河流相匯合。    
    流經興隆縣的潮河邊上,有二道河村和三道河村。這裡所稱的二道或三道,其實是指潮河第二個拐彎和第三個拐彎處的意思。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撒河邊上也有個叫做三道河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五道河

    五道河是從南邊狗背嶺流過來的潮河支流匯合之地。當年這裡也設置過「人圈」,關的都是狗背嶺一帶山區的村民。    
    謝金山今年84歲,滿族。當年,他從馬蘭峪遷移到興隆縣。在馬蘭峪時,因為沒有土地生活貧困,便於1920年來到興隆縣北火道村,後又於1932年轉到五道河來。他從13歲時起開始餵豬,14歲半放羊,到17歲後便一直給地主做長工,是個典型的貧苦農民。他是個和藹善良的老人,常年的人生磨難,使他的性格變得謹小慎微。    
    郭玉成(75歲)、謝金山(84歲)、周德廣(村民組長)的口述:    
    郭玉成(左)、周德廣謝金山日軍是在1942年2月10日開始劃定「無人區」的。原先,五道河村共有15戶計100多口人。當山裡的村民被遷到這裡後,就變成了60戶計400多人的村子。外來戶共45戶300多口人。干的都是農活兒,另外還得出勞役,為討伐隊運物資。這裡規定是太陽出來就外出幹農活兒,太陽落山才回村,一到夜晚村大門就緊閉不開。日本人允許這裡耕作農活兒。    
    所謂「無人區」是統稱,其實它包括三種形式:即禁居住禁耕作地帶、禁居住可耕作地帶和「人圈」。禁居住可耕作地帶在禁居住禁耕作地帶和「人圈」之間,有3公里左右寬。    
    村裡所收穫的糧食全部上交給日本人,然後再從他們那裡領取配給。但因配給通過中間幾個環節的層層盤剝,最後分到村民手裡的就所剩無幾了。    
    糧食配給是每人每天7兩(合350克),老人是3兩(合150克),大都是紅高粱。不足部分只得采野菜和野果來充飢。由於總吃這些東西,人的身上就浮腫。1943年鬧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了30多人,都是吐血後就嚥氣了。    
    大搜捕時從本村裡抓走七八個人(一一列出人名),全都被送到北票下煤礦去了。外村來的就地殺了7人。另外,餓死了20多人,凍死了七八個人,主要是王紹清的妻子和孩子。    
    住的是草蓋的馬架子窩鋪,地方不大卻住著三代人,也沒廁所。    
    布的配給是按糧食上交量來決定,平均下來5口人之家所配給的布,還不夠一個人穿的。冬天沒有棉花,人們只好撈河藻晾乾後,用它來做棉衣擋寒。每家只有一條褲子,哪家有一身衣服就算頂好的人家了。    
    食鹽每月每人3兩(合150克),火柴每戶(5人)3盒。    
    當年,郭玉成家是7口人,謝金山家是3口人。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六道河

    六道河是六道河鄉行政中心。    
    劉繼忠(69歲)、殷淑珍(75歲)、潘明懷(69歲)的口述:    
    劉繼忠殷淑珍潘明懷這裡是1941年前後開始在北山建「人圈」的。那天警察來了,邊大聲喊著「搬家,快搬家」!邊驅趕著人們,接著便從村頭放起火來了。    
    六道河「人圈」是在1942年春天建成的。共30戶100多口人。這裡駐紮著日軍的山下大隊,也駐有憲兵隊,還有派出所和村公署,也是實行配給制。    
    根據劉繼忠的口述,佟同志畫了張「人圈」圖。為了加強城牆的厚度,砌了一些牆垛,低的地方叫垛口。因為裡邊駐紮著日軍,所以城牆的質量很好,四周有炮樓。六道河「人圈」的特點是,各種機構多而居民較少。    
    居民沒住房,都是搭馬架子或窩鋪來住。火柴是每月一戶一盒,沒火柴時,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兩頓稀粥,女人只喝一頓。    
    六道河人圈示意圖殷家原是專幹農活的,可日本人不讓種莊稼,並放馬出來把她家的苞米地啃光了。她家人去攆馬,卻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後來,日本人乾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這樣一來糧食徹底沒來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頓稀粥,肚中無食無力幹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樹皮來充飢。能配給上高粱就算不錯了,哪有什麼苞米和小米啊。    
    配給的布是用大豆殼造的,一穿就破開了,不結實。就這布每人一年也只給這麼一塊(約五六十公分長)。沒辦法兒,男人只好整天光著身子出來進去。沒通行證和證明信不得外出,若丟了這些證件,配給也就不給了。    
    你問日軍殺了多少人呀?僅在「人圈」裡,日本山下大隊一次就殺了100多口人吶!全都是從山裡抓來的百姓,其餘的大都是押到興隆的南土門去槍殺。這種事不稀奇,常有。唉!我們村上就有一個人被殺。    
    1943年這裡鬧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渾身浮腫,鼻口出血而死的。    
    外來的只有7戶,多數是婦女。日軍經常侮辱婦女,一看到被抓來的那些懷孕婦女,就湊上前來指著人家肚子戲弄地說:「喂,這裡什麼的有?」氣得當婆婆的淨攆他們。到處都有強姦婦女的事呀!日本兵喝醉了後,便到這裡來,拉上婦女就走。    
    後來,日軍撤走了,偽軍又開了進來。    
    採訪時間: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二道河

    李秀起(右)、楊長蘭夫婦當年,興隆縣最西部的「人圈」就設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長城。趟過潮河進入小關門長城,就是密雲縣。如今,這裡柏油路很寬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領著我們參觀了當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遺址,據說這也是現存最大的一處「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勞動模範,1963年和1964年曾受過表彰。    
    李秀起(78歲)、楊長蘭(71歲,李之妻)的口述:    
    現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長的一段牆了。當時牆高3米,寬1米。「人圈」東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門和北門,都是二層的門樓。四周有炮樓,用於警戒。除警察之外,村民也必須去站崗。    
    「人圈」是1942年開始修建,1943年完工後便住進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個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後,陸續地從小關門、黃門子、偏道溝和廟梁遷來了40戶。這樣一來,「人圈」裡就變成50多戶130多口人了。我是從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強迫遷到這裡的,沒房子只得搭個馬架子窩鋪住著。    
    二道河「人圈」沒有駐軍,只有個警察防衛所,裡面有所長和幾名警察,沒日本人。長城上設有警防所,住著20幾個人的討伐隊。他們是從1942年起開始設防的,一直駐守到1945年夏季。先後在那裡駐防的有劉其昌討伐隊、程斌討伐隊和宋慶討伐隊,其中也有幾個日本兵。大部分日軍都駐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長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裡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場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慘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輕姑娘死後連衣服都沒穿,光著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慘啦!……    
    這裡被逮捕的有3人,被殺的有十幾人(李邊想邊說出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後來都押送到承德和錦州去了。    
    我們全家七八口人只有兩條棉被,討伐隊來了說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條。後來,我弟弟去討伐隊把那條被子要了回來。但不久,討伐隊再來時,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頓,連人帶棉被都給弄走了。我們到討伐隊駐地去了幾次,他們大門緊閉。第二天,家裡人再去找時才發現,他已凍死在那裡了。當然,棉被也沒要回來。    
    二道河村「人圈」遺址(回憶往日的悲傷,老人潸然淚下。)    
    那時沒棉被,沒衣服,也沒吃的,人們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飢。根本就沒有學校,也談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這裡才有了小學校,那時是私立學校,是我請來的教書先生。剛解放時,我們這個村一多半以上是婦女。    
    那兒的住房是個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戶人家母親到外面去了一小會兒,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來,一下子把小草棚點著了,炕上躺著個3歲的孩子也被活活燒死了。那時,一般都是3米見方的草房,裡面住著七八個人,也沒廁所,衛生條件極差。    
    天已經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辭。此時,楊長蘭執意挽留我吃飯,但我謝絕了。惜別時她對我說:「真沒想到今天能把過去的事講給日本人聽啊。」    
    這一帶曾發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訪問了二道河。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8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當時死於瘟疫的有50多口人。主要症狀是高燒、頭疼、全身疼痛、四肢無力和起不來炕。吐血、流鼻血,由於皮下出血,臉部和脖子以及胸部變紅。另外,最明顯的是渾身浮腫。一至兩天或兩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這種病死的有張海泉的母親和她二姐,李榮全的父母,李長真夫婦……「人圈」中50多口人都是這麼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這病,但後來治好了。」楊長蘭插話說。    
    沒有藥,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壞血都吐出來的話,還有救。我琢磨這或許是病情較輕,得這種病的人很少有活過來的。    
    駐守的討伐隊就沒人得這種病?「那還不是因為他們有醫生有藥啊!」楊長蘭在廚房大聲地回應著。    
    二道河村裡就只有一口井,在河邊附近,井水清澈乾淨。村民、警察和討伐隊都使用這口井,可為什麼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時老鼠成群,到處亂竄。    
    日軍沒在二道河駐過,但經常來這裡。來的都是山下大隊的,其中也有憲兵。殺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憲兵。不知山下現在是否還活著?    
    當談到瘟疫的話題時,李秀起認為其衛生狀態惡劣得都難以描述。無論採訪哪個「人圈」,每當觸及到瘟疫及衛生狀況這一話題時,聽到的大都是這句話。我想這是解放後,當地人接受過衛生指導後,才徹底地明白了衛生狀況的真正含義。然而,對有關當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卻另有所思。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朱家溝——「無人區」的槍聲

    霧靈山、五指山、狗背嶺這三小塊抗日根據地,就是插在熱河敵占區內的三把尖刀。狗背嶺經將軍關與平谷縣相連。從五道河向南行,便可看到相連的座座險峰屹立,而朱家溝則是進入狗背嶺根據地的北部入口。    
    馬君起當年曾擔任過民兵班長,當我前去採訪時,他正忙著挖土、搬石、砌窯的內牆,據說他要建一個貯量大的蘋果窯。他家的房子也是新蓋的,看上去挺氣派。    
    馬君起(67歲)的口述:    
    馬君起這裡是從1941年到1942年期間開始實行集家並屯的。那時,敵人讓我們都去五道河「人圈」,但全村誰也不動。1943年正月二十九日,敵人來了後,一把火將全村都燒光了。那可真是徹底的「三光」政策呀!燒光、搶光、殺光,連雞和孩子都不放過。因此,村裡成立了抗日自衛武裝。那是5月的一天,六道河的警察和日軍山下大隊的十多個士兵,一起來到花石溝,在那裡豎了一塊寫有「此地為無人地帶」的牌子。隨後,他們來到朱家溝附近的池塘,就在他們下水洗澡之際,站崗的民兵突然向他們開槍,敵人立即倉皇逃去。逃跑之中,還把自己費力豎起的牌子給撞倒了。    
    從1943年入秋開始,日軍不斷地派討伐隊來朱家溝一帶清剿和割莊稼。為了自衛,朱家溝的民兵在溝門數十丈的陡壁懸崖上,找到了一個洞穴,決定在那裡設瞭望哨,每三人一組執勤。    
    12月19日,日軍山下大隊率領300餘人的警察討伐隊向朱家溝撲來。三個民兵當即在洞內進行阻擊。在戰鬥中,日軍死傷18人,偽軍死傷20多人。戰鬥持續了一晝夜。我方的三個民兵也都負了重傷,李秀峰4處受傷,王玉祥3處,楊長起7處受傷。直至第二天早晨日軍摸進山洞後才發現,洞中一個人影也沒有。原來,在半夜時,他三人已被別的民兵救走了,馬君起就曾參加了這次救護行動。    
    當時,堅決不去「人圈」的有150多人,他們都住在這一帶的山上。到日軍投降後,活著的僅剩下八九十人了,其中婦女、孩子有30多人。死亡六七十人,都是凍死、餓死和病死的。    
    這一帶的山洞都住滿了村民,為了遮擋風雨,人們在洞口上豎起石板。為了不被搜山的敵人發現,大人只好強摀住孩子的嘴,有兩位母親就這樣活生生地憋死了自己的孩子。史瑞成兩歲的孩子是凍死在山上的。當時,人們吃的食物是野菜、草根、苞米、蠶豆和紅薯等等。    
    民兵不僅在朱家溝活動,也去密雲縣、平谷縣及興隆縣一帶開展打游擊、割電線、破壞公路及埋地雷等活動。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8日    
    馬君起從15歲起便開始站崗放哨,17歲當民兵,1945年2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是一個農民,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為保衛家鄉、保衛民族而進行不屈抗爭的典型中國農民。    
    在返回的途中,馬君起讓我稍等片刻,說罷便返身而去,很快身影就消失不見了。正當我四下尋找時,只見他的頭一下子冒出了地面,身子輕輕一縱,就站了起來。他笑瞇瞇地走過來,像變魔術似的從左右口袋裡掏出十幾個蘋果,捧著遞到了我的手中。啊,原來這裡也有他的蘋果窖呀!    
    小黃崖川行——「無人區」的生活    
    小黃崖川一帶的村子如今叫上石洞鄉,但當年這一帶卻屬於六道河村的一部分。從六道河方向來看,上石洞鄉恰好處於朱家溝相反方向的北部山區。小黃崖川的水從小好地開始向西流,而其北側,以北雙洞為起點向西流的則是大黃崖川,這裡也是北雙洞村的所在地。大小黃崖川的水向西過了長城後,便在營房匯合,一起注入密雲水庫,再往下游去就變成了潮白河。雖然它們的水源不同,卻都發源於興隆縣的深山裡,因此也都是潮白河的上游。這裡是霧靈山的西麓,當年,霧靈山抗日根據地也是從這裡創建起來的。由於夏季洪水氾濫,沖毀了公路,故汽車只得從二道河出發,過小關門長城駛入密雲縣,然後再從營房逆小黃崖川北上才抵達山神廟。應該說山神廟一帶確實還很荒涼。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山神廟

    夏福民(76歲)、夏順清(81歲)、夏方清(69歲)的口述:    
    夏福民夏順清夏方清當時這裡是「無人區」。1942年1月16日,八路軍和日軍在此地打了一仗。當時,村民死了兩個、傷了兩個,另有5名婦女被敵人抓走了,不久又逃了回來。從那以後,日軍又來把房子都燒了。由界牌峪到清水湖和柵子溝,共燒了22個村子。它們是後申峪、小後申峪、煙筒溝、楊樹溝、柵子溝、葦子坑、東石湖、大石湖、灰窖子、營東峪、營南峪、清水湖、黃土山、石門山、山神廟、椴茂台、界牌峪、米鋪、菜場、桃園和窩龍山,當時只剩下這座山神廟沒燒,可如今也沒廟了。    
    當時,山神廟村共有60戶人家。警察到村後,讓村民們遷到五道河「人圈」去,但誰也不去。婦女和孩子們也都背起裝滿鍋瓢碗筷的筐子,到深山老峪裡住進了山洞。因沒糧食吃,人們便下山掰些苞米,或把整個南瓜烤熟,切去蒂部,往裡撒點鹽大家分著吃。當莊稼收穫前,日軍突然闖來,把苞米地和菜地全毀了,以後又來毀了三四次。即使這樣,大家仍堅持不下山。老年人和孩子們都送到長城對面的親戚家中寄養,那裡也是我們中國的地盤啊。1942年日軍共來這裡四五次。每次燒過房後,人們又重新搭起草窩棚,而且窩鋪一次比一次小。一般的規律是,太陽一出日軍便可能進山,所以人們在這之前就躲藏起來,到了夜晚才返回。鄉親們就這樣躲躲藏藏地一直到第二年的「大掃蕩」。    
    1943年正月,日軍開始實行連續掃蕩。為了尋找食物,夏福民和其叔叔夏齊清兩人下山途中,在山洞中被捕。敵人把他二人帶到大黃崖川的苗兒洞嚴加拷問。敵人說他倆是八路,但夏福民搖頭否認,說我們是莊稼人。敵人不相信,便將夏齊清的衣服扒光後,吊在樹幹上像殺鴨子似地用木棒狠狠地打。不一會兒,夏齊清便被活活打死了。夏福民當年18歲,他趁敵人不注意時悄悄地溜了,在親戚家躲了幾天後又逃回了山中。    
    1944年5月1日,夏福民參加了八路軍,並在部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夏順清在1942年至1943年期間,曾任村幹部。是1942年在村裡加入共產黨的。1938年,宋時輪部隊撤走時,曾留下一批幹部創建根據地,為將來建立政權打下了基礎。1942年末,承(德)興(隆)密(雲)第三區抗日政府在小黃崖成立,經第三區區委會書記張敬之的介紹,夏順清成為黨員。    
    我發現在談話過程中,夏順清總是靜靜地聽著他二人的敘述,偶爾才插上一兩句。    
    我(夏方清)也當過民兵。日軍來後,不光殺人,連雞、豬什麼的也都搶走了。當民兵那年我17歲,組織上派我站崗放哨。站在山上能看清日軍的行動,所以人們都把放哨的叫做「活電桿」。那時我常在六道河山頂上放哨,一看到日軍出動了,就立即衝著下一個山頭的人高喊:「羊來啦!」下一個山頭的人也依次向別的山頭傳遞下去,不一會兒,消息就傳到了小黃崖。羊和洋是同音,而洋人指的是外國人——日本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鬼子來了」的意思。再後來,這種「活電桿」又換成了「消息樹」的形式。人們只要看見山頂上的樹被放倒,就馬上隱蔽起來,東西也都「堅壁清野」起來。我說的「堅壁清野」是指一點兒東西也不讓敵人搶去或燒燬,全都藏起來,等日後我們回來再拿出來用。    
    夏方清曾當過兒童團長。當年村裡也有過婦救會。如今,這裡已成為有200戶計772口人的村莊。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柵子溝

    離開山神廟後,汽車沿著小黃崖川邊的土路,向其上游的柵子溝駛去。途中還路過了清水湖村。據介紹,當年日軍把山神廟村和清水湖村同時燒燬了。因村民們堅決不去「人圈」,並始終住在山上,故而村裡被殺害的人也很多。1943年一月二十二日(陰曆),300多人的討伐隊突然襲擊了清水湖村。當敵人發現撲空後,便順著雪地上的足跡追到了南溝。他們在山頂上架起機槍,向躲藏在溝裡的人群掃射。人們接連倒下,連懷抱嬰兒的婦女也未能倖免。據統計,包括米鋪村民的10人在內,南溝犧牲者為22人,其中還有8名兒童。1944年又有十幾名村民被害。小小的清水湖共有126口人,先後被殺害的就達46人。    
    劉雲(76歲)口述:    
    劉雲1938年,日軍開始實行小規模集家並屯時,把沿小黃崖川的山神廟村、柵子溝村、大好地子村的村民都集中到柵子溝,以便在這裡建一個「人圈」,但誰也不願意去「人圈」。    
    柵子溝正好處於距五道河30里(15公里)、距三道河28里、距大好地子村24里的交界處。所以,這裡就成為通往抗日根據地的入口。但是,1942年村子被燒燬後,這裡也就變成「無人區」了。當年,日軍和討伐隊曾在這裡駐守,還殺了20個婦女、兩個男的和兩個孩子。現在,柵子溝是個自然村,戶數是100戶,而行政村則應是500戶。當年,包括楊樹溝、東石湖、灰窯子、營南峪、營西峪、營東峪和葦子坑在內,被敵人殺害最多的是葦子坑的村民。    
    1943年1月23日,駐守六道河的劉其討伐隊,駐守三道河的宋慶討伐隊以及駐守北雙洞的石振討伐隊,突然包圍了柵子溝的南大門——葦子坑,一次就殺了60人。整個葦子坑村不過70多人,全家滅戶的就有5戶。1943年冬天,敵人把躲在柵子溝南山中的20多名老人、婦女和孩子抓下山來,然後從人群中拉出村幹部的父親佟文榮、幹部家屬夏全清和老師崔善亭,把他們綁在大樹上毒打,讓他們說出自己的兒子在哪兒?三人閉口不語,惱羞成怒的敵人點燃了放在他們腳下的柴堆。佟老人的胸口挨了7刺刀後,被敵人投到火堆裡燒死了。儘管夏老人在烈火中已不省人事,但還是被敵人拋到巨石上摔死了。而崔老師則是在被帶到三道梁那裡用刀刺死的。婦女和孩子們被敵人押到山上的破廟裡,趁敵人不注意時,她們全都逃了出來。1944年敵人在楊樹溝又殺了十幾人。當時,朱玉山的母親有病不能走動,只好把她放在一個挖好的坑裡,哪知還是讓敵人拖出來給殺害了,同時耳朵也被削去了。    
    1943年時,這片山上曾住過100多人。那時游擊隊帶領民兵,曾給「人圈」的百姓送過糧食。要說「無人區」的生活那可真算是「野食穴居」、「背簍家庭」呀!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19日    
    山中的窩鋪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低矮狹窄,地面的落葉厚6尺(2米),人們能在這裡居住,並吃著用石板燒熟的飯。當聽到這些描述後,我不禁感慨萬分——在那樣殘酷條件下的「無人區」內,他們竟然有著如此驚人的生存能力!    
    橫河上遊行——瘟疫狀況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大水泉

    離開興隆縣城向北,過了土城頭再折向東行駛,便來到了獐猖山北邊的大水泉鄉。當地有一股從慶豐一帶流淌出來的潺潺泉水,在這裡與獐猖山南部而來的橫河相匯。    
    鄉政府前面有一個自由市場,鄉下人來這裡出售農產品,城裡人在這裡擺上賣服裝的攤點,商品充足,人聲鼎沸。    
    這是我的第三次興隆之行。此次的採訪重點,是要瞭解當地人所說的瘟疫究竟是什麼樣的傳染病。陳平的《千里「無人區」》中稱: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數為400多人。陳平:《千里「無人區」》,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而興隆縣編寫的《十萬骸骨的碑記》則記載為:1943年,因傷寒等瘟疫流行,全縣死亡者達6000餘人。見中共興隆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十萬骸骨的碑記》第124頁。為此,我想實地調查一下它的真正病因。    
    李合(89歲)、管瑞枝(68歲)、孟慶寬(70歲)三人的口述:    
    日軍是從1940年開始「掃蕩」這裡的,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村裡死了很多人。    
    右起:李合、管瑞枝、孟慶寬我家(管瑞枝)有3口人被殺害,死的是我母親和我的兩個哥哥。    
    我(李合)家共8口人,死了兩人,傷了兩人。被日軍殺害的是我母親和我的大哥。我大哥叫李永,是在白馬川被敵人殺死的。敵人還取走了大哥的心臟,煮熟後當了他們的下酒菜。二哥李貴的身上濺上了別人的血後倒下不動,沒被敵人發現,才免於一死。    
    大水泉「人圈」是1943年2月建成的,裡面住著300戶2000多口人。到日本投降時,圈內人口是700多人,死於瘟疫的有600多人,被日軍殺死的有700多人。那時,西北溝門就有個死人堆。這裡一直駐守的是滿州國軍。    
    日軍投降時是八路軍來接收這裡的,大家都跑離「人圈」返回各自的家裡。    
    瘟疫最厲害的是1943年4~5月,每天都死2~3人。一直持續到9月前後。僅孟慶寬一家就死了15口人吶。    
    這種病的症狀是頭昏、意識不清、嘔吐、瀉肚、不能進食、發疹。有的患病後當日就死了,也有的過2~3日,或5~6日死的,再長一點兒的也過不去10天。凡是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紅斑點,中醫說這叫「羊毛疔」。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2日    
    王玉蘭究竟是什麼病?我也弄不明白,便決定一個月後再採訪一次。我想,人們所說的瘟疫,大概是把幾種病都混在一起了吧。這回我不問病名,只打聽病狀。    
    現將第二次採訪管瑞枝、孟慶寬、王玉蘭(77歲)的口述整理如下:    
    A所謂「羊毛疔」的病症是嘔吐、高燒、全身疼痛、無力、食慾不振,身上出紅點,患病後1~2天死亡。據當地中醫診斷,原因是衛生條件惡劣,受心理性壓迫所致。其治療方法為用銀針刺胃,用吸球,或是用火罐拔淤血。輕者可治癒,重者根本無效。    
    B高燒、嘔吐、瀉肚、膿血便(當地人稱為紅白痢疾)。    
    C發燒、出疹、臉部、脖子、眼睛均呈紅色。此症兒童居多,也有少數大人起痘瘡。    
    採訪日期:1995年4月21日    
    廠溝    
    曹德安(66歲)、曹德恆(58歲,支部書記)的口述:曹德安曹德恆1943年集家並屯後,到了第二年的3~6月,這裡鬧起了瘟疫。症狀是紅白痢疾引起發燒,渾身無力。那時生活條件極差,凡是得上這種病的人幾乎都死了。從發病到死也就兩三天吧,總共死了200多口人(記載是265人)。見中共興隆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十萬骸骨的碑記》第124頁。這個村集家後是200戶,1000多人。每家都擠住著4~5戶。曹德安的父親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紅白痢疾死的,這一家就死了3口。另外,曹德恆的爺爺和大伯則死於瘟疫。除紅白痢疾外,這裡還發生過瘧疾,打擺子,一陣一陣發高燒。    
    日軍從雙廟和白馬川調兵到半壁山,然後便開始向「無人區」進攻。    
    僅在廠溝,三年間就有23人被殺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廟村後槍殺的。討伐隊駐在鷹手營子,那兒離廠溝約50里,每隔4~5天就過來幾個討伐隊的人。那是1944年的秋天,由於這裡沒鹽吃,有4個人搭伙到遵化買鹽去了,沒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討伐隊抓著給槍斃了。唉!只要進了「無人區」,被抓著就得死。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雙廟

    燕青(74歲)的口述:    
    燕青這裡之所以叫雙廟村,是因為村裡有兩座廟。1942年時,曾有100多人的日軍駐在這裡,其中有3~4個憲兵。    
    日軍撤走後,1943年時,村裡又開來了偽滿洲國軍。在雙廟駐了兩個連,在萬人求駐了一個連,大水泉駐了一個連。僅那一年裡,雙廟村就住著200多人的偽滿洲國軍。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討伐隊又來了,其中還有一個日本人。在偽滿洲國軍駐守之前,討伐隊也經常來。不過這裡沒有打過仗。    
    雙廟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戶1000多人住裡邊。村民和駐軍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開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鬧得最凶,前後共死了200多口人。沒聽說日滿軍得這種病,興許他們有醫生也有藥品吧。    
    當地的大夫把它叫做傷寒病。一般是2~3天就死。我的兒子和我哥哥都是由於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兒當天就死了。人一得上傷寒病,就頭暈,意識不清,噁心,不能進食,渾身無力。後來連豬也得上這種病了,豬身上到處都是一個個的小坑。當地的大夫說這叫家畜傷寒(有關傷寒和瘧疾的症狀,請參閱筆者的附記調查)。    
    那年,由於白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長劉貴財被游擊隊槍斃了,因此,大批日軍和警察包圍了白馬川村,當場把從南嶺抓來的20多名村民殺死,並在場院上擺設劉貴財的祭壇。隨後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並屯後,被日軍殺害的都是外村人,沒有雙廟村的。日本投降時「人圈」裡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當我再次到雙廟村採訪燕青老人時,才得知他因病已住進了興隆縣醫院,採訪之事只好作罷。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邊給馬蹄子換掌,便向他打聽了此事,又到河對岸的村子裡找了幾位村民採訪,其結果如下。    
    王振生(82歲)的口述:    
    部落裡人多擁擠,衛生條件也差,所以流行了傳染病。這裡也沒廁所,人們隨處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後大約死了50多人吧。討伐隊也住在部落(「人圈」)裡,但不知他們的人數是多少。不過我記得日本投降那天,他們也都跟著逃了。    
    王占紅(83歲)、高久榮(74歲,王妻)的口述:    
    因為房子被警察燒了,只好搬到雙廟來,當時花200元買了一間小屋。日本投降後,我們馬上過河回到自己的家裡。    
    傳染病的症狀是什麼也不想吃,淨嘔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紅點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發燒也不便血。當時得這種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發病當天就死了。    
    另一種病是發燒,身上出紅點子,手不敢撓,一撓就流黃水,然後皮就爛了。人和豬都得這種病,豬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記得那時還死了一匹馬呢。「人圈」裡基本上沒有牛馬之類的大牲口,因為都被日軍拉走了。1944年瘟疫傳染得最厲害,記得是大搜捕後才開始傳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王占紅(左)高久榮夫妻楊合楊合(74歲)的口述:    
    小集家(並屯)時,「人圈」在河東。大集家時,人們都集中到了雙廟村。    
    1944年時瘟疫傳染得最厲害,主要是瀉肚、出花,當時豬也出花。一天平均死2~3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當時村裡駐著日軍,但沒有殺過本村的人。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萬人求

    白慶余(85歲)、王貴穩(78歲)的口述:    
    白慶余王貴穩集家後,白馬川成了有80戶、400多口人的部落。這裡是進山的入口,所以駐有警察,但他們不在部落裡,而是駐在如今的學校附近,一共有四五十名警察,其中還有兩個日本人。    
    那年,部落裡流行瘟疫,不少村民都病了,但警察裡卻沒有一人得病。症狀是嘔吐,拉白色的稀便,病死的人很多。    
    那時,許多山裡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都因「通八路」的罪名被警察斃了。記得在半壁山曾住著一個叫中川的日軍軍官,但不知他是什麼級別。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3日    
    有關白馬川慘案的經過,我已在雙廟村採訪時瞭解過了。    
    周彥存(72歲)、呂瑞清(77歲,呂風池之子)、孟寬仁(68歲)、周彥柱(71歲)的口述:    
    萬人求如今叫河北莊。一百多年前,有個姓孟的在這裡發了一筆財。此後,人們便到這裡來求財。所以,萬人求這個地名也就叫響了(抗戰中,當地又稱為萬人仇,即仇恨日軍的意思)。當年,村內共有20戶140人,但日軍集家並屯後,一下子變成了110戶1000多人的村子。周彥存孟寬仁呂瑞清周彥柱1943年時,村裡得病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由於流行瘟疫,很快就死了300多口人。有的是全家滅戶,也有的是一家死了2~3口人。死亡率高達30%,等於全村每3人死1人。死得連放牧的人都沒有了,屍體堆了一片,臭味難聞。這種病傳染的速度很快,孟寬仁當年就得過這種病,那時大概是十五六歲。病的症狀是瀉肚,便裡有膿血,發燒,不能進食,以前從未見過這種病。也有的人經中醫扎針治好了,但究竟是什麼病,誰也不清楚。也有的人滿身都起小紅點子,一般是兩個一對,粒也不太大,也有的認為是出天花。從1944年4月至7月,瘟疫逐漸厲害起來,有的一家竟死了3~5口人。然而,在興隆縣城裡就沒人得這種病。    
    當時部落裡有兩口井,而且日軍和警察也都住在部落的中間地帶。    
    大水泉村駐紮的是偽滿洲國軍第五聯隊的一個中隊,雙廟村駐著偽滿洲國軍第二、四聯隊的兩個中隊,萬人求村駐的是偽滿洲國軍第六聯隊的一個中隊。到了1943年,討伐隊前來替換偽滿洲國軍隊。但從未聽說討伐隊的人傳染上瘟疫,因為他們有大夫也有藥品。    
    萬人求村「人圈」遺址    
    1942年末,敵人抓走了9人,除了一人逃回來外,其餘的8人都被殺害了。從本村被帶走後再也沒回來的有60多人。在外面被殺害的有8人,另有6人被抓去運完彈藥後,又讓敵人給殺了,餓死在外面的還有9人。    
    那時,當地曾有這樣一首民謠:「『人圈』大得真驚人,出入只有一個門;半夜警察來敲門,發現生人殺滿門。」一到夜裡,警察常來查點人數,通常是一間屋子裡住著3戶人家,若原有10人,清查時變成11人,那麼多出的一人就被當做八路,連帶全屋的人都得被殺頭。另外,外出不帶村長開的介紹信也要被殺頭。    
    本村的李明遠當時曾是村裡的辦事員,他負責給八路軍送糧食、鞋和襪子。現在村裡周支書的母親曾擔任過八路軍的婦救會主任。呂瑞清那時住在興隆,集家時不在這裡。    
    萬人求是兩面村,既給日偽軍辦事,也給八路軍辦事,所以村長也是個兩面人。周彥存的父親當村長時,就給偽軍和八路軍都籌過糧食。有一次,呂風遲帶領村民給八路軍送去了11包糧食,返回途中被偽軍發現了。呂風遲就讓其餘的人先回去,隻身一人跟敵人去了。後來多虧他兒子呂瑞清八方打點,敵人才釋放了呂風遲。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劉杖子

    熊斌(83歲)的口述:    
    熊斌(熊斌是萬人求的人,萬人求和劉杖子屬同一行政區。)    
    1938年八路軍路過村裡時曾到過我家,這樣從1939年起,我就秘密給八路軍做聯絡員。主要是傳遞情報,當時傳遞過雞毛信和長短火柴桿(一種暗號)。1938年曾當過萬人求的村長,1939年當過村辦事員,1940年又當村長,1941年又改為辦事員,後來便參加了抗日游擊隊。    
    這裡從1943年開始集家並屯,在萬人求修建了4個炮樓,「人圈」大門有站崗的把守,出入必須有許可證。    
    僅1944年上半年,萬人求村就死了200多人,多數是從外村被集家到這裡的人。經常是一戶死2~3口。開始時,人們還舉行吹喇叭的葬禮,但後來死的人多了,而且每天都死人,所以葬禮也就取消了,到後來連掩埋的地方都沒有。要不是遇著解放,恐怕連大人帶孩子還不全村都死絕嘍!到現在也不知道那時得的是什麼病。    
    1943年冬天,日軍和討伐隊在東水泉殺了70人。1944年12月27日和29日,又在成功北溝殺害了30多人,同時在西溝的姜家又殺了6人。當時,我在山上打游擊,當我們趕到後,一切都晚了。我們是摸著黑進的屋,踩了滿腳血。那時,成功北溝村的民兵只有5支長槍,連子彈都沒有,所以無力抵抗。    
    民兵楊景民曾聽人講過地雷的事,但未見地雷是什麼樣。但他還是領了些炸藥,在自己家裡試制地雷。把拉火索接在手榴彈上就成了地雷,往石頭裡填上炸藥就製成了石雷,什麼辦法都用上了。當年,我們這裡曾有稱為「四虎」的人,虎山李青,虎義是我,還有虎命和虎春,當然這些都是代號。    
    1943年冬季,這裡曾住著40多戶村民,第二年減少到29戶,日本投降時只剩下四五戶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日軍殺害了,也有的遷進了部落(「人圈」)。一進去能得到部落長的保護,也免得在外面遭到任意殺害。這一帶都歸呂風遲管轄,他也就此保護了很多村民。離這不遠處有個雞冠砬石洞,裡面能容納三四十人,我們一家在洞裡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那天。    
    1944年,日軍搞了個對投共家屬大搜捕行動。我哥嫂被敵人抓住後都送到北票去了,當年嫂子廿多歲正有身孕。在北票,讓男的去當勞工,女人則強逼著再嫁人。後來,我哥逃了回來,5歲的侄女被敵人抓走後下落不明,我母親和我弟妹也不知去向。我的大女兒只好隨我奶奶去了「人圈」。我和妻子帶著兩個小女兒逃到了山裡。到了1946年全家人才陸續團圓,但我嫂子至今未歸。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2日    
    黑河行——「無人區」與「人圈」    
    萬人求是孟副縣長的家鄉,雙廟則是其夫人的故里。我們一行人乘車先來到孟副縣長之弟夫妻二人開的旅館白馬川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穿過萬人求和劉杖子村,向深山裡的成功村進發。巍巍群山,深溝險壑,突然汽車向左一拐駛離公路,又向對面的山谷疾駛,遠處那隱隱約約的小山莊便是成功村。從前,這一帶曾是青龍縣,以後又劃歸興隆。成功村是通向五指山抗日根據地的西大門,恰巧又處於五鳳樓山的南側。這裡又是黑河的源頭,它由這裡流向五指山的北部,然後折轉向西,從五指山的東側出現後再南下而去。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成功村

    劉玉德(73歲)、傅長功(61歲)、陳宗喜(68歲)、賈有英(60歲)的口述:    
    陳宗喜1942年八月十二日(陰曆),敵人進村後就開始放火,第二天把劉玉德的房子也點著了。當時,因為大家都躲到山溝裡去了,所以死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村裡死的人就多起來了。那年的春節前,即臘月二十九日,日軍率領500多人的討伐隊突然包圍了成功村。在西溝抓住了33名村民後,令這些人脫去衣服,光著身子往雪山頂上爬。到山頂後敵人開始下毒手,挑心臟,挖眼睛,割生殖器,最後將33人全部殺害。    
    當時,賈有英的爺爺被兩隻狼狗咬傷後倒在地上,敵人上前用刺刀把他扎死了。賈有英當時也在西溝,但他逃得快才倖免一死。事後他返回尋找親人時,發現了爺爺、奶奶和大伯的屍體。張景山被趕到懸崖邊上,正當敵人舉刀要砍他時,他一縱身跳下了懸崖,敵人開槍但沒擊中他,這才得以逃脫。李存隆的妻子沒跑多遠就被抓住了,敵人用刺刀挑死了她和懷中抱著的兩歲孩子,又用刺刀劃開她的肚子,挑出腹中的胎兒,揮舞著扔到了山谷裡。    
    不久,很多村民被趕進了萬人求的「人圈」,進去後能活著回來的人很少。    
    劉玉德這裡有黨支部,也成立了民兵組織。劉玉德是1943年入黨的,並擔任武裝部部長。雖然民兵組織不能有效地保衛村民,但它能擾亂敵人並堅守在山區。他們製造石雷、硫酸雷,埋在敵人常去的地方主動打擊敵人。民兵傅春和李常在下山執行任務時,被日軍發現,戰鬥中不幸犧牲。第二天,老八區的區委書記張克來到這裡,親自為兩位烈士舉行了追悼會。抗戰時民兵傷亡很大,僅成功村的民兵就犧牲了90名。    
    賈有英民兵不光是守著家門口,還四處出擊。1945年炸毀車河梁討伐隊的碉堡就是這些民兵干的,戰鬥中還使用了13斤重的地雷。那時,民兵們還將收集好的糧食送給「人圈」中的百姓。所以,1943年之前這裡的形勢並不那麼嚴重。到了1944年困難之時,十幾名民兵夜晚去萬人求部落找到了呂風遲,並從呂那裡給山上的人們帶回了四五斗糧食。日軍只要看到有成熟的莊稼,就讓部落的人去割回來,去割的人有意將一些莊稼放倒後就走開,當日軍押著割糧隊離去後,我們便能得到一些糧食。此外,山上最苦的還是長期缺少食鹽。    
    那時,我們的報社設在柳樹南溝,負責人叫白光,社裡總共有四五個人。都是人工印刷,發行範圍只限於興隆縣境內,還專門設了一個投遞員。    
    傅長功日軍投降後,從「人圈」出來的約有100多人。    
    這個村原先叫做梁東柳樹窪,改為成功村只不過是給它起個化名。它的意義是成功——天明——解放。表示了人們戰勝黑暗去爭取光明的一種願望。當時,人們取化名或給村子起代號,都是不讓敵人掌握具體人和地點的一種手段。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3日    
    就在我們談話時,女人們也在忙著給我們預備飯菜,大概是聽說有個日本人正在村支書家採訪吧,村裡大人小孩都前來看望。其中既有當年保衛抗日根據地的老人們,也有他們的後代,但人們流露出的卻是興奮、和藹的目光。    
    原要到天明村和解放村去採訪的,但預定接受採訪的人在更遠的深山中,由於時間緊迫,只得放棄了。汽車繼續前進,在路過天明村時,我在途中看見路邊豎立著一塊石碑,便下車前去參觀。只見它正面刻著「別藏勝地」,建於1988年5月,署名李運昌。背面則是佟先生撰寫的當地抗日根據地的介紹。碑上寫的不是「別忘」而是「別藏」。不難看出,佟先生似乎對「別藏」二字的含意更感興趣。又走了3個半小時後,我從車窗的北面看到了五指山的雄姿,當再往東放眼眺望之時,汽車已經沿著結冰的黑河到了蘑菇峪。這裡以前曾屬於青龍縣管轄。    
    蘑菇峪    
    趙明友(64歲)、趙晨金(72歲)、陳青田(64歲)的口述:    
    左起:佟靖功、趙晨金、陳青田、趙明友這裡的「人圈」是1943年修建的,從成功村往下所有村子的人都要進入這個「人圈」。這一帶共有3個「人圈」,河北面的叫蘑菇峪「人圈」,它南北窄,東西均有1000米長,呈長方形。裡邊關的都是外村的人,約有600多戶。河對面的上游還有趙家圈(30戶),下游則有陳家圈(20戶)。大集家並屯後,趙家圈和陳家圈都增到100戶,而蘑菇峪也變成擁有800戶、4000人的大圈。偽滿洲國軍的一個中隊、黑巖討伐隊及姜大隊都集中駐紮在陳家圈南邊的小高坡上,後坡上還有兩個碉堡。警察則駐在寬甸。這裡不駐日軍,但他們經常到這邊來。    
    蘑菇峪村「人圈」遺址    
    鬧瘟疫時,蘑菇峪「人圈」中的病人最多,趙家圈和陳家圈的病人較少。症狀都是頭痛、發燒、昏迷、拉膿血、稀便。最厲害的是1944年7~8月份,每天都要死幾十個人,最多的一天竟抬出51具屍體,有的是全家滅戶。到日本投降時,活著出「人圈」的沒多少人了,連瘟疫和被殺的算到一塊兒,死的人不下兩千!    
    蘑菇峪村殺人場    
    蘑菇峪「人圈」的東邊有三個殺人坑,每個坑都有幾十具屍體。日本人殺人時,先鳴鑼召集部落裡的人站在殺人坑的四周,強迫人們觀看殺人經過。1944年秋天,黑巖討伐隊一次就在這裡殺了12個從黃花村和解放村抓來的村民。他們邊用涼水洗刀邊砍人,連桶裡的水都變紅了。黑巖是討伐隊的核心人物,身穿黃褐色的軍服,挎著東洋刀,肩章上有黃色的三道槓,老百姓都怕他。田中是股長,人們管黑巖叫班長。方圓70里之內被抓住的人都在這裡砍死。另外,日軍每次掃蕩抓住的人也都拉到這裡處死。1944年的一天,日軍從寬城的清河抓了姓張的一家人,也是帶到這裡後將全家都殺了。可憐那三個女孩子都被扒光衣服後,死在殺人坑裡。姓張的妻子則被強迫配給了偽軍。也有一些被抓的村民給送到東北去了,但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黑巖常用的有三句話:「通八路」、「八格牙魯(混蛋)」和「雙賓的給」。他們問我:這「雙賓」是什麼意思?我比劃了個來回打耳光的手勢給他們看。老人們見後點頭,不錯,是這麼回事兒。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4日    
    蘑菇峪村「人圈」內側的馬道蘑菇峪村「人圈」圍牆的槍眼至今村裡的人也很少到殺人坑那邊去,如今那裡只要輕輕地一挖,還會露出人骨來。據說修整土地時,曾用了一部分殺人坑的土,從中收集起來的人骨就裝了一大馬車。    
    村裡人所說的過河,並非是乘船或走橋,而是踩著河水中排列的石頭走過去。過河後,我們來到陳家圈的遺址。如今,這裡已看不到當年的「人圈」了,留下的只是一條馬道。在一個較高的坡上,還殘留著一段低矮的圍牆,在其內側有一條被人們踩出來的小路,當地人稱之為馬道。圍牆上還殘留著槍眼。此外,在另一個高坡上,也有一段當年偽滿洲國軍駐所的殘壁,從那裡可俯視下邊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梓木林

    徐恩和(75歲)、徐慶為(69歲)的口述:    
    左起:徐慶為、徐恩和1943年這裡建起了「人圈」,當時只有20多戶人家。不久,日軍就把住在梓木林南北兩山的人們都集中到這裡。所以,這裡一下子就變成了有400多戶、2000多人的大部落。聽住在東溝的劉昌生講,到日本投降時,部落裡只剩下780人了。集家並屯的第一年,即1944年,這裡開始鬧瘟疫,每天平均死35人。最厲害時,一天就死了五六十人。症狀是畏寒、打冷戰、發高燒、無食慾、昏迷,當地人叫做瘧疾。另外,也有的是發燒、嘔吐、拉膿血稀便,甚至有的是早晨發病,到當天晚上就死了。另有一些人是發燒,大腿及肘部、肋下出紅斑點或大一點的黑斑點。得這種病的孩子比大人多,死亡率也高。    
    那時寬甸的警察常到這裡來抓雞牽羊,其中有個叫原田的日本人。日軍和偽滿洲國軍都到過這裡,我們還見過黑巖,長著四方臉,短粗的個頭,樣子怪嚇人的,他即使是砍人的時候也面帶笑容。黑巖來後,還欺騙梓木林的人讓給他當特務。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4日    
    右起:梁福厚梁福祿寬甸    
    梁福厚(71歲)、梁福祿(73歲)的口述:    
    寬甸和蘑菇峪都是1943年開始集家並屯的。部落裡有四五百戶、2000多口人。當時這裡歸青龍縣管轄,駐守著兩個大隊的敵人。    
    由於這裡人口少,所以瘟疫不如蘑菇峪那麼厲害,前後共死了70多人,大都是紅白痢疾或出大小疹子死的。    
    「人圈」裡又修了院牆,挖了壕溝,還蓋了一所小院,時而裡面住著日軍和警察,大約有兩個大隊吧。一個叫今井的日本人是這裡的指揮官。另外,派出所還有三四十個警察,所長是日本人叫橋住。警備隊和討伐隊都駐紮在河的下游。    
    另外,在喜峰口還駐紮著警察署、長城守備隊和日本憲兵隊。    
    除了本村的謝文輝等二人被殺之外,這裡沒有再殺什麼人。因為凡是從山裡抓來的人都被送到喜峰口去了。我們二人都當過辦事員,只和區長陳新民取得過聯繫,也給他們送過糧食、食鹽、鞋、襪子之類的東西。其他哪些八路軍幹部來過這裡,我倆就不清楚了,或許是秘密來的吧。    
    集家並屯之前,從這裡移民到東北去的有梁國正一家、李春朋一家,總共是七八戶,現在他們都回來了。那時他們是自發去的,並不是由於大搜捕後被送走的。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4日    
    黑河上游是「無人區」。日軍集家並屯時,將成功村的人都集中到了萬人求「人圈」。黑河下游一帶的村民則被集中到了蘑菇峪「人圈」,再下游的村民又分別被集中到梓木林或寬甸。從採訪中得知,儘管同為「人圈」,但「人圈」的規格與生活與是否駐紮日軍有著很大區別。    
    離開蘑菇峪後,不巧公路上有崖石塌落阻礙了通行。汽車只得在河灘上和河道上行駛,一直開到寬甸的南部。這種坎坷不平的地方,只有吉普車才能行駛。我們先從關門嶺經長城到了遷西縣境內,然後從龍井關再次進入興隆縣境內。沿著撒河一路向西,這才返回了興隆縣城。翌日,又乘車向東,經半壁山、藍旗營去撒河東部採訪。    
    撒河東行——毒氣與強姦    
    三道河    
    張玉明張久才夫妻    
    張久才(78歲)、張妻(72歲)、張振海(76歲)、張賀生(77歲)、張玉明(72歲)的口述:    
    日本憲兵初次來這裡大概是1939年末或1940年初,「人圈」是1943年建成的。那時,日軍長城守備隊駐紮在東莊,一個中隊約一百人左右,隊長叫渡邊。東莊是指它在三道河的東側,因此人們又稱他們是三道河守備隊。敵人在東莊修建了兵營,四外還挖了壕溝。後來偽滿洲國軍的一個中隊又進了莊,他們攆走了東莊的村民,自己住了進去。討伐隊常來巡邏,但不住在這裡。莊裡設派出所,有四五個警察,所長叫楊文宏。特務班是滿洲軍的人,他們都穿著便服,住在莊外。    
    村民們都被攆到西莊去住。開始,這裡只有200多戶人家。大集家時,一下子增到了500多戶、3000多口人。原先的1戶必須住進3戶,一個炕上要擠著16個人睡,一口鍋幾家輪換著使用。    
    這裡也鬧過傳染病。症狀是頭昏眼花、嘔吐、拉膿血稀便。有的三四天就死了,也有的挺到十多天才斷氣,一般是兩三天就抬出一具死屍。得這病的人,身上起紅斑點,一撓就破,最後結上瘡疤。無論大人孩子都得這種病,可厲害呢。    
    那時,男人住在山裡,女人和孩子住進「人圈」。到解放的時候,本村的人只剩下一半了。就是200多戶、1500人左右。日本投降後,回山的有700多人。這期間,病死的是700多人,被殺死的有100多人,1942~1944年的大搜捕中每次都要抓30多個人去承德,在那兒被槍殺,只有2人生還。全都是被日本人殺害的,有的人在山上被捕後,當場就給斃了。    
    張振海張賀生莊稼一成熟,日軍就押著幾百名村民去收割糧食。大家想到躲在山上的人還餓著,便不割,只是輕輕地摁倒。日軍發現後又命令村民去收割,還痛打村民,連村長也挨過揍。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5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偏嶺子

    張作昌(72歲)、張作安(60歲,村委會主任)的口述:    
    張作安當年,偏嶺子村有150戶、800多口人。日軍駐紮在三道河東莊,不駐這裡。渡邊隊長的守備隊常路過這裡到喜峰口去,村裡也沒有偽滿洲國軍和警察。不過他們經常從三道河過來巡察。    
    1943年八月十六日(舊歷),有4個轎夫抬著日本人從這裡路過,董福善和兩個地下黨員揣著手榴彈,打算幹掉日本人。不料,手榴彈扔偏了,沒炸著日本人,卻把兩名轎夫給炸死了。    
    第二天日本人來了,說村裡人通八路,抓了30人帶到龍井關去了,張作昌也在其中。    
    日軍把這30人全都趕進一個小屋裡,然後又密封住門窗。接著,便從外插入兩根管子往屋裡放毒氣。人們吸了毒氣後,便紛紛倒下,人壓人地羅成一堆。中毒後,人的肚子發脹,從嘴裡往外冒氣泡兒。張作昌四小時後,日本兵進屋把人們拖了出來,四個人搶著用寬皮帶打一個,邊打邊喊著「通八路」,隨後又往人的嘴和鼻孔裡灌辣椒水。張作昌被打後,敵人又提著他的頭準備往40公分厚的碾子上撞。這時來了一個會講日本話的人,他命令日本兵鬆手,別再打了,然後將張作昌釋放了。回到家裡,張作昌一連躺了幾個月沒起炕。    
    日軍大搜捕時,從村裡抓走了10個人,其中有趙見亮和趙見喜。1945年日本投降後,只有他二人從承德監獄活著出來,而那8個人早已被日軍殺害了。    
    每到星期日,日軍就到村裡來找女人,村裡被強姦的婦女達幾十人。他們的目的就是強姦婦女,所以大白天就過來,達到目的後就立即撤回。    
    北溝的張振民有個女兒長得很漂亮,不料被警察署長楊文宏看上了,非要納張的女兒為妾,但遭到姑娘的拒絕。在大搜捕時(1943年正月十六日),楊文宏趁機殺了張振民,又強姦了張的女兒。    
    張殿良曾當過八路軍的辦事員。那天,他家裡突然闖進三個日本兵,張口就要女人,要東西,張為了保護女人跟敵人打了起來,但被打得皮開肉綻後逃到了龍井關。最後還是給逮住了,被押到承德給槍殺了。而親戚家的女兒也未逃出三個日本兵的魔掌。    
    周喜的妻子遭日軍強暴後,又被帶回兵營去給日軍服務。    
    張俊亮的妻子,將兩個大一點的孩子放到驢馱子的筐裡,懷抱著吃奶的嬰兒,趕著驢往山裡跑。不料走到南山時被敵人抓住。日本兵用刺刀挑著剛出生9天的嬰兒,揮舞著扔進了山谷,另兩個孩子也被敵人扔到山崖下摔死了。隨後,張妻也慘遭敵人的毒手死去。    
    因那時我(張作昌)剛被敵人放回來,頭部受傷整天在炕上躺著,所以不大清楚發生傳染病的事。但後來也聽說過有些人得瘟疫死了。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5日    
    二堂子    
    李學夢(69歲)的口述:    
    李學夢1943年大搜捕時,敵人從灰窯峪、高檯子和溝口抓走了70人。聽別人說帶到承德後,70人全被日軍殺了,其中也有我父親李如剛。但解放後,有兩人從東北虎林回來了,其中一個是我哥哥。    
    張俊亮當時是八路軍的辦事員。那天他剛好給八路軍送鞋去了。日本人進村後,在他家裡搜出了一小袋子的毛筆,這是準備換糧食用的。日本人不由分說強行拿走了。到了1944年4月12日那天,日軍又到張俊亮家進行搜查,並將他妻子和三個孩子抓到尖山村公所前進行審訊。隨後將她們帶到五道嶺那裡處決了。張俊亮回來後才知道家中發生的事。後來,張俊亮又和我結了婚,我原來的兒子參加了八路軍,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    
    這裡流行過瘟疫,一般是發高燒燒死的,每天都要死幾口人。我也得過這種病,畏寒、打冷戰,天天發燒。那時也沒有藥吃,我就光喝涼水,不知為什麼病反倒好了。後來聽說那是發瘧疾。    
    你問的那些日軍的名字,我記不清了。    
    王玉臣(72歲)、張志成(76歲)的口述:    
    王玉臣張志成集家後,這裡變成了有300多戶、1000多人的村子。1943年正月初四,日軍從這裡一次就抓走了70人。在村邊上殺了兩人,在藍旗營又殺了3人。後來聽說,帶到興隆、承德後又殺了一些,剩下的都送到東北去了。    
    這裡駐紮過一支偽滿洲國的隊伍,還有一個叫閆旅長的人。    
    日軍想強姦鳩子峪的一名婦女,就派人把她抓了來,強姦後,渡邊又將那婦女殺掉。聽說渡邊殺人時面帶笑容。在洪山口,渡邊手下的日本兵還把王玉臣的表弟給殺了。渡邊住在三道河。    
    日軍在這一帶強姦過很多婦女。    
    討伐隊的人不大來這個村。    
    集家時,一間房子裡住著十幾個人。有土地的人家,除了住房外還另有一間牲口棚,而那些外村的移民只好和牲口住在一起。那時村裡一半的人是山裡來的移民。聽他們說,日軍一進山,人們就拚命往外逃,連豬也跟著一起跑。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5日    
    灰窯峪和高檯子恰好處於偏嶺子與二堂子之間,它們都是撒河支流沿邊的村莊。當年,三道河警察署的署長楊文宏進村後對大家說,三道河的渡邊隊長要來這裡講演,村裡應做好準備。村裡準備好酒、香煙和食物,為了表示歡迎之意,全村的男人都集合起來。然而,當三道河的渡邊中隊和龍井關的本上中隊(隊長本上少尉)以及日本憲兵隊和三道河警察開進村後,趁機將全村的男人都抓了起來。被抓的有灰窯峪村30人,高檯子村40人。    
    溝河行——村中敵特    
    由興隆縣城往西南去,乘車約一個半小時後便到達了茅山。溝河發源於茅山,它出了黃崖關,繞過西邊的平谷後,南下匯入薊運河。此外,從興隆的撒河南部群山中還流淌出幾支細小的河流,它們分別穿過馬蘭關、魚關、冷嘴頭、羅文峪及洪山口等地的長城進入了唐山地區。幾經轉折後,它們都匯入了薊運河。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茅山鎮

    張富(70歲)、溫秀貴(72歲)、張青山(68歲)的口述:    
    茅山的集家並屯曾分兩次進行。1941年正月是小集家,只把山上的人給抓了下來。1943年是大集家,日軍把周圍定為「無人區」,一出「人圈」格殺勿論。1942年3月8日(陰曆正月廿三),日軍實行了大搜捕,一下子在茅山東坡抓了36個人。有28人被帶走,其中1人逃回來了,另27人未歸。溫秀貴當時也被敵人抓了進去。溫家共有3人被抓走,罪名是給八路軍送過信,送過鞋和糧食。到了晚上,敵人給秀貴的爺爺和堂兄的腦門上都點了圓圈,但沒給秀貴點上。凡是沒點上圓圈的,當天夜裡就釋放了,溫秀貴那年才16歲。而被點了圓圈的28人則都押往承德。當卡車行駛到青松嶺時,其中一個人趁敵人不備,跳車逃走了。張眾被捕後逃了回來,他曾被日軍捆在梯子上,用火燎烤,燒得全身都腫了起來,至今仍疤痕纍纍。僅半年之內,溫家就先後死了6口人,其中有爺爺、奶奶、伯母及其女兒、堂兄和二哥。後來,二嫂和堂姐也都離家而去。秀貴的父親溫彥之曾是八路軍的地下辦事員,在此之前已被敵人捕去殺害了。    
    溫秀貴張青山張富張青山曾擔任過老營盤小學的校長。上次大搜捕時,他母親看見日本憲兵的身影後,忙招呼張青山和另一個人一起逃走了。而劉文桐、劉文宏、劉文太、劉文江、劉文秀等人都被日軍抓住。被捕的人中有兩個叫王春的,被綁在柱子上用火燒得奄奄一息時,被家屬救了出來。劉家的父親也同樣慘遭毒手。    
    這次大搜捕的全部經過是這樣的:日本憲兵隊30多人,加上附近據點的偽軍和警察300多人,從茅山、果園、東谷、老營盤4個村裡抓了300多名村民。經審訊後,當晚釋放了250多人。第二天清晨,又把昨天拷打得只剩下一口氣的十幾個人全扔進道邊的河溝裡,王春就是其中一個。其餘的61人,分乘兩台卡車先被運往興隆。在那裡,一少部分人被拉到南土門處決了,剩下的都押送到承德和錦州。雖然以後再沒發生過類似這樣的大搜捕,但是經常發生每次抓走十餘人的事。    
    茅山的警察署設在果園的河東,日軍駐紮在河西。日軍有個叫山下隊的,百十來人駐紮在現在的中管附近。最初的隊長叫山下,後來換成五百井,一直駐守到日本投降。這裡沒有討伐隊。    
    大集家後,茅山變成了有105戶、500多人的部落。老營盤也變成了有130戶、500多人的部落。光修部落就花了一年的時間。部落四角有炮樓,有東、西門,西門關著只開東門,有警察把守。部落裡設警察署,有十幾名警察,其中還有3個日本人,他們叫小林、武田和山本。    
    1943年鬧瘟疫時,僅茅山就死了70多人,老營盤也死了三四十人。症狀都是高燒、昏迷、不進食、嘔吐、瀉肚。    
    有一次,山下隊抓了北邊村的一個18歲姑娘,日軍扒去了她的衣服,讓她光著身子,在院子裡整整站了一天,最後才把她放了。日軍經常抓走男人留下女人。他們公開向甲長要女人,而甲長則把哪家有姑娘的名單秘密地通知給日軍。然後,日軍就按名單抓人。這些女孩子被抓到老營盤的日軍兵營後,就再也沒回來過,也許是被殺了?或許是被關在什麼地方?它已成為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了。茅山藏匿著七八名特務,他們經常跟甲長、日軍保持著聯繫。甲長也怕暴露是自己把村裡的姑娘出賣給日軍,靠這些特務來通風報信。    
    劉日是村公所的辦事員,曾參加過地下黨的秘密會議。他就是茅山東坡大搜捕行動中抓走28人的告密人。每次開會後,劉日都記下與會者的名單,然後交給日本憲兵隊。因此,敵人在大搜捕時輕而易舉地抓去了名單上的那28人。劉日原籍在東北,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才被查出來。他被捕後自己坦白交代的。外調人員也來這裡調查過他的問題。    
    茅山附近有個金礦,當年110多名礦警備隊員起義打死了警尉大越定雄,並砸了茅山警察署,繳獲大量武器後投奔了八路軍。此事發生在紀念「九·一八」事變十週年之際。在實施慘無人道統治的地區,為了維護人類尊嚴,人們亦進行了武裝抵抗。    
    車河行——縣境之地與無窮無盡的陰謀,    
    細菌、毒氣、氣球炸彈從地圖上看興隆縣,它就像是被蟲子咬過的一片樹葉,其中鷹手營子和壽王墳是兩塊飛地,但如今卻都歸承德市所屬。這裡有煤礦、銅礦、石灰岩和石棉等企業,而這些以前曾一度歸興隆縣所屬。新近併入興隆縣的,有從青龍劃撥出來的蘑菇嶺鄉和從承德縣劃撥出來的大杖子鄉。這兩處都地處興隆縣的偏僻地區,確實給興隆縣的經濟帶來了不利影響。然而,興隆縣的東北部有柳河,以此劃定縣境也是自然規律吧。不過,我對鷹手營子和壽王墳兩地被劃出去感到有些不平。    
    離開興隆縣城,汽車向東北疾駛,公路兩邊不時地出現煤礦和石灰窯。經過連續山間繞行,我們來到了五鳳樓山北部,據說從五鳳樓山中流出來的涓涓細水,從這裡向東最後匯合到車河口。而經北側繞了一大圈過來的柳河,也要先經過前面的柳河口,再進入潘家口水庫。真沒想到車河和柳河在這裡竟相距不遠。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大杖子

    宋兆懷(65歲)、孟繼瑞(73歲)、張福庭(73歲)的口述:    
    宋兆懷孟繼瑞張福庭這裡是從1942年4月開始集家並屯的。最初修建了四個部落,到了1943年時,又把它們改建成兩個大部落,四周的圍牆都是一丈多高。開始,村裡只有100多戶人家,集家後,外村的搬進來,就變成了300多戶、1500多人的大部落。集家後人們的生活真是缺吃少穿啊,一家只有一條被子。誰要敢在「無人區」內種莊稼,就按通八路論處。    
    瘟疫鬧得挺厲害,高燒、昏迷、上吐下瀉,一得上病兩三天就死了。平均每天死二三人,全村共死了300多口人。只要一人得這病,全家都被傳染上,當地人稱它是「窩子病」。另外,也有不少是發高燒、嘔吐、瀉肚死的,但沒有出花的。這都是集家後的那年夏季發生的事。    
    大杖子村駐有日軍一個小隊,共60多人。憲兵隊駐紮在柳河口和車河口,柳河口還有一個守備大隊。大隊長叫黑田,還有一個叫黑巖的股長,那傢伙可凶啦!高杖子、車河堡也駐著日軍的安原和安波部隊,人數挺多。    
    1944年,日軍在南溝殺了12個人。我們這個部落裡也殺了不少人。被抓住後送往承德的有100多人,也有的被送到營口等地做勞工去了。剛開始建「人圈」時,日本人說村上的人修圍牆太慢了,就抓了一批人到廣場上聽日軍訓話,隨後就把這批人殺了。到第三天,日本人又說,八路軍燒了他們的軍車,又抓走了一批村民。僅建「人圈」時被殺的就達到60多人。另外,日軍掃蕩大印子峪時,先在村裡殺死了29人,剩下的被帶到大杖子人圈。走到大門口時,日軍又當場殺了12個人。這些都是黑河山裡住的百姓。    
    日軍統治時期,這個村病死的有300多人,被殺死的有100多人,強制帶走的有100多人。    
    日軍飛機很少來這裡。但1943年來過一次,還向我們住的部落裡掃射了幾下子。另外,還聽說1945年時,日軍飛機往柳河口南山投放了炸彈和毒氣彈。    
    日軍強姦中國婦女的事的確不少,但中國人有個習慣,人們不愛說這種事。經過再三詢問後,他們終於說出了這麼件事。    
    那年,雷家的姑娘21歲,不料被日軍的一個隊長看上了。第二天,那個隊長帶人闖進了雷家,把那姑娘強姦了。隨後,又強令姑娘一絲不掛地站在院子裡,那個日軍隊長審視了一會兒,便開槍把姑娘打死了。在一旁的日軍小隊長便說了一聲「邦-塞-!」,大概那個隊長的名字叫邦塞吧?    
    邊上的人問翻譯「邦塞」的日文漢字怎麼寫?我又讓他們把那個日軍小隊長說的話重複了一下。頓時我明白了,這不就是當日軍站在南京城頭上,高舉太陽旗,高喊「萬歲」的聲音嗎?!可真是個敗類,我感到震驚和羞恥。在此場合下,也無法向他們解釋這句話的含意。只好說,這是一句日本話,但絕不是日本人的名字!    
    部落裡遭受日軍蹂躪的婦女不下100多人,而強姦後被殺害的也有十幾人。村裡人和受害者家屬不願意提及這件事,包括這些婦女們都在默默地忍受著痛苦。    
    當時規定,男人一到18歲就去徵兵檢查,可我們村的年輕人一個都沒合格的,卻都被送到東北做勞工去了。1942年去了88人,後來返回85人,在那裡死了3人。據說是修鐵路。1943年又去了幾十人,可至今一個也沒回來。    
    採訪日期:1995年3月23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柳河口

    張金祥(62歲)、王貴岐(66歲)、張文邦(82歲)、勾玉環(69歲)、張權(61歲)的口述:    
    我們這裡曾駐紮過日軍的安波部隊,那是個約有100多人的中隊。憲兵並不是單獨行動的,而是和部隊共同行動。憲兵共有十幾個人,為首的叫黑巖,是熱河省警務科警防科長。安波部隊調走後,又來了廣岡部隊,並在柳河口建了宿舍。住了一段後又走了,聽說他們是參加太平洋戰爭去了。接著,偽滿洲國軍又開了過來。這裡也來過討伐隊。    
    左起:佟靖功、王貴岐、張權、勾玉環、張文邦、張金祥    
    1939年12月27日,日軍飛機是從村東飛來的,飛得挺低,快要擦著房頂了,接著扔了炸彈,炸毀了一些房子。    
    1942年開始建「人圈」,建到第三個時,黑巖來了,說這些都不行,必須統統拆掉。接著又重新建了兩個「大圈」。1943年大集家時,人們都集中到這裡面。原來本村是100戶,集家後從外村移來130戶,兩下一加就變成了有230多戶、共1000多口人的大部落。    
    日軍沒往柳河口扔毒氣彈,聽說扔到了喀卡山(音譯)對面的「無人區」裡,當地的老百姓吸了後就死了。    
    每當日軍出去「掃蕩」,都讓村民去給他們扛彈藥及軍用物資。    
    「人圈」的外圍有兩米深的壕溝,圈的中央有一所高牆大院,裡邊住著日軍。高牆的外圍有兩米深的壕溝。高牆內部有日軍站崗,外面有偽軍放哨。在衣食住等方面,內外差別很大,日本人和中國人分別使用各自的井水,而且高牆內部嚴禁中國人進入。那時,張金祥歲數還不大,日軍看他是個小孩子也不盤問就放他進去,有時還給他點米飯吃。有一次,他進去後看到日本人正在院內的大樹下殺人,一共17個,都是從山上抓來的農民。只見日本人掄起戰刀,邊砍邊大聲地喊著「嗨—依」。雖然此事已過了50多年,但當時那場面,那聲音,至今使他不能忘懷。日軍先後在這裡殺了二三十人,而被殺者全都是從「無人區」抓來的農民。但敵人不殺部落裡的百姓。    
    部落裡也鬧過瘟疫,1943年死人最多。    
    到1945年8月,部落裡只剩下368人,因我(王貴歧)當時任配給員,人數記得挺清楚。日軍一投降,有一百多人立刻返回山裡去了。算起來,原先部落裡有1000多人,1943年和1944年的兩年間,共死了600多口人,症狀都是高燒、昏迷後死的。村裡的張文邦曾抬過朋友的屍體,哪知回家後頭就痛得厲害,迷迷糊糊地睡著了,發了一身大汗後才慢慢見好。到了1945年連續下了一個月的大雨後,瘟疫才沒了。    
    採訪日期:1995年3月23日    
    村裡人說,喀卡山上曾埋著日軍的毒氣彈,那裡還插著紅旗,部落裡死人的原因,大概是毒氣彈洩露引起的。    
    另據張文邦講,小集家前的1941年,有三個從承德來的日本兵曾在他家住了兩天,日本兵是押運三個扛貨物的勞工過來的。運到這裡後,日本兵將三個男勞工打發走,又重新從柳河口雇了三個村民,把貨物運到喀卡山裡,埋好後插上旗子,然後又把這三個村民打發走了。自此,當地人傳開了,說那裡埋著日軍的毒氣彈。如今那裡還豎著一根木樁,地下究竟埋的是什麼,村裡人誰也不清楚。    
    為此,我又回訪了這個村,仍邀請上次參加座談的村民,認真地回憶一下有關毒氣彈的事情。上次來時他們有些興奮,講述得十分快,這次與上次不同,十分冷靜,我便請村民們又回憶起了當時的一些細節。    
    張金祥、張文邦、王貴岐、勾玉環、張權的口述之二:    
    瘟疫是從1943年五月(陰曆)突然開始流行的。王貴岐的二哥是五月十八日發病,3天後,即二十一日死亡。從五月開始的整整一個月內,瘟疫在村裡流行得很兇猛,直到五月末下了場大雨後,病情才有所控制。這期間,全村共死了五六百人,大家幾乎都傳染了這種病。年輕力壯的後來慢慢恢復了,但老人、孩子及體弱的就都死去了。    
    病狀是發燒、頭昏、全身疼痛、出紅斑點。於是我畫了丘疹的圖問王貴岐是不是丘疹。他說不是,畫了薔薇疹的圖給我看。患病後一般是二三天或三四天後死亡。村裡的張兆風夫婦倆,在一周之內都死了。有的一家死四五口人,也有的全家滅戶。那時,這裡幾乎都成了死「人圈」了。張文邦給人家抬死屍,也得了這種病。當時感覺頭痛、全身無力,一下子昏了過去。發了一身透汗後,兩天才恢復正常。    
    當時,村民們都懷疑鬧瘟疫和日軍在喀卡山上埋的東西有關係,但誰也不清楚那裡埋的是什麼。    
    王貴岐的哥哥王金良從外地回村後說,這種傳染病大概是毒氣彈引起的,日本人埋的也許是毒氣彈吧。當時人們還不瞭解什麼是細菌彈,所以就都說成毒氣彈了。王金良1947年參加共產黨,1949年隨軍南下。如今住在湖南。有關細菌武器的事,大家是在朝鮮戰爭以後才知道的。    
    張文邦又把當年日本兵運貨物及住在他家的情節回憶了一遍。    
    那天,三個日本兵帶著三個農民,要把兩個箱子和一塊石頭埋到喀卡山去。一隻箱子的形狀近似於立方體(50×30×30),另一個比它小一些,呈長方體。石頭是四方形,也是從承德運來的。因為進屋時,文邦還幫著他們抬東西,所以記住了東西的大小。每個重量約有15乃至20公斤,但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進屋後,日軍就讓那三個民工回去,後來文邦發現又有另外三個村民把東西抬走了。運到山上後,由日本兵來處理。因為不敢靠近,怎麼處理也就不清楚了。不過,從村裡可以見到埋東西的地方豎著一桿紅色的旗子。事後,日本兵是和三個村民一起下山的,並把這3人打發回家了。以後聽說,那面旗子是航空線標誌。至今也沒人去那個山頭。    
    日軍沒往柳河口扔過臭彈(毒氣彈),但這裡曾有過臭霧現象,像霧那樣,臭得很。臭霧一來,人就頭痛、噁心嘔吐,接著就得病。但一下雨,臭味就消失了。解放後也有過這種現象,但臭味沒有。這和前面說的瘟疫不同。    
    日軍飛機不常來這裡。以前來時是從東向西飛過的,「人圈」建好後,飛機來時是從東向南飛過的。    
    採訪日期:1995年4月22日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高杖子(1)

    趙文啟(71歲)、劉虎山(60歲)、楊成林(72歲)、張學成(73歲)的口述:    
    劉虎山趙文啟楊成林張學成我們是1943年遷入「人圈」的。以前這裡只是個有30戶、150人的村子,集家後,一下子變成了有1000多戶,七八千人的大部落。到高杖子來的,都是從黑河、柳河、西山、水溝等地遷來的移民。日軍把那片劃為「無人區」,房子也都燒光了,凡磨磨蹭蹭不願來的村民,都就地槍殺了。大家都說日本鬼子黑巖最凶狠。    
    當年,楊成林給日本人做過飯。日軍的隊長叫安原。在高杖子設有日軍指揮部,在此地訓練新兵。日軍撤去後,偽滿洲國軍隊和討伐隊都來過這裡。多數被殺的罪名都是通八路,而且全都是從山裡抓來的村民。本村的人沒有被日軍殺害的。    
    死者中有一半人是得瘟疫死的,也有餓死的。1943年每天都死人。1944年,高杖子死了42人,大都是吃野菜中毒死亡。也有得紅白痢疾的,其中白痢疾死得最快。不少人得了瘧疾,也有得水腫病的。    
    有一回,日本飛機還跑到這裡撒了不少傳單,都是日本字誰也不認識。「人圈」的圍牆高一丈二,壕溝深兩米,但無水。「人圈」裡面還有一處高牆大院,裡面住著日軍,四周有炮樓(他們給我畫出各自在「人圈」住過的地方,而且他們的住所都在「人圈」的北側)。    
    車河堡    
    車河堡公路逆車河支流而上,穿過了黑河的成功村、天明村和解放村。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公路。當年,這一帶是「無人區」,被抓被殺害的人很多,而且瘟疫的種類也多種多樣。為此,我在這裡做了兩次採訪,花費了一些時間,對一些細節進行了確認。    
    第一次採訪了7個人,第二次除馬殿舉外,又添了6名從西窪村來的村民。綜合整理兩次座談記錄如下。    
    衣秀坤(62歲)、張建廣(69歲)、劉廷滿(79歲)、馬殿新(72歲)、馬殿舉(82歲)、唐木來(70歲)、楊寶林(82歲)的口述:    
    第一次:1995年3月23日記錄。    
    衣秀坤、張建廣、劉廷滿、馬殿新、唐木來、楊寶林、張鳳才(71歲)、楊寶玉(72歲)、李東順(76歲)、李東良(72歲)、衣秀修(83歲)、劉長春(81歲)的口述:    
    第二次:1995年4月22日記錄。馬殿新衣秀坤唐木來張建廣楊寶林劉廷滿馬殿舉張風才衣秀修楊寶玉劉長春李東順(右)、李東良兄弟以前,我們這個村有100多戶人家。1943年建立「人圈」後,變成了有600多戶、3000多人的部落。駐軍有日軍、憲兵200人,偽滿洲國軍200人。日軍撤走後,討伐隊又來了。他們全都住在部落裡。警察署設在柳河口。    
    西窪村是個有300多戶、1200多人的部落,病死了600多人。車河堡病死的有200多人。日軍沒殺過部落內的人,抓住殺掉的都是「無人區」內的百姓,死了有200多人。    
    所患瘟疫的症狀,大體整理如下:    
    1高燒、嘔吐、紅白痢疾。    
    2嘔吐、白痢疾。此病死亡較快,二三天即死去。紅白痢疾和白痢疾、死亡者各佔一半。    
    3畏寒、發燒、全身疼痛、浮腫、昏迷、出紅斑疹,一二日死亡,此病最厲害。    
    4畏寒、打冷戰,週期性發燒,體壯的可以慢慢恢復過來,體弱的患病後死去,也稱瘧疾。    
    5從鼻、口中出血,厭食,一般3—4天,或4—5天後死亡。不一定都發燒。    
    6浮腫、皮膚潰爛。    
    在西窪村,最多時一天竟死了21人,給二斗高粱米都沒人願抬屍體。    
    從1943年至1944年開始流行,但1944年最嚴重。    
    7雀盲眼。張鳳才當年27歲,曾得過這種病。那時,人們吃的是日本人配給的食鹽,走路時,不知為什麼,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見東西了,緊接著就昏迷過去。原來,配給的食鹽中摻入了一些小黑粒的東西,不仔細看就發現不了。那種小黑粒聞著無味,吃起來有點澀。    
    李東順和李東長說,西窪的人也得過這種病。這時參加座談的人們都說,這一帶的人也都得過。大白天的,什麼也看不見了,一下子摔倒在路上,也有人從山崖上摔死了。人們都稱它是雀盲眼。大多數人過幾天就恢復正常,但楊寶林的左眼至今還什麼也看不見。日本投降後,人們不再吃配給的食鹽後,村裡的這種病也就消失了。    
    8催淚棒。接著,張鳳才又講述了這樣一件事:當年,他曾在偽滿洲國軍隊的食堂裡當伙夫。一天,他無意中發現一些像粉筆粗細的小棒棒,就順手抽出一支往北溝的馬殿貴肩上一蹭,哪知馬殿貴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馬一邊哭喊著疼啊,一邊揮手打張鳳才。站在旁邊的士兵讓他馬上把蘸濕的毛巾捂在自己的臉上。開飯時,士兵們聽了這件事後都哈哈大笑起來。當年,偽滿洲國軍和日軍的服裝一樣。    
    9氣球炸彈。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高杖子(2)

    馬殿新:放羊時,見過一個像氣球那樣的東西落了下來。午前11點左右,我走在羊群的前面,所以沒發現。估摸兩個時辰後,我趕羊群下山時就看見了那些氣球。當時我沒看到飛機來過,只看見氣球慢慢地落下來,正落的時候,就聽到「噗」的一聲它就破開了,立刻冒出煙來,我聞到一股子味兒,感到有股氣,淚水流了出來。回家後飯也不想吃,一下子就迷糊過去了。    
    張建廣:沒看見天上有飛機,只看見有氣球。    
    劉廷滿:那飛機早走啦,當時也沒看見扔過什麼東西。過了一會兒,有個像降落傘的東西慢慢悠悠地飄落下來,剛一落地立刻就裂開了,四下散出了煙霧,人一聞到後馬上昏倒。第二天,那片草地都枯黃了,誰要吃那片地裡的野菜,準保得病。    
    楊寶林:那味兒挺難聞的,後來人們都管它叫毒菌。我回家後也昏倒了,連續睡了七八天什麼也吃不下去。    
    李東順:我聽說後就急忙往家跑,進門一看,全家人都躺著呢,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唐木來:我發現山上有個破氣球,就撿回家來。大小有5米左右,但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那時候也沒有塑料布,反正不是咱中國的東西。全家翻看之後眼睛就都有毛病,以後發病了。    
    那氣球形狀就跟北京天安門前的差不多。馬殿新說完後,大家都點頭說差不多。凡是看到氣球的人,都說是在山上看見的,而在家裡的人都說沒看見。另外,距離不一樣,人們所說的尺寸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比劃著說是直徑50公分,有的認為是一米。此外,人們看到的顏色也多種多樣,有茶色的,灰白的,綠的和藍的等等。    
    那些直接看到氣球並聞到氣味的人,有的眼睛出了毛病或昏迷過去,但經過一周時間又都恢復正常,但也有人躺了很長時間才病癒。氣球來後,經過一周或10天左右,村裡便開始發病,因高燒、昏迷死亡者很多。一般為五六天便死去。雖然還不能證明村裡的病症與氣球有關聯,但當地人卻都把它叫做毒球。同時人們也清楚地記得,氣球的出現是在1943年夏季。    
    劉長春堅決不去「人圈」,他獨自一人在山裡生活,並在楊樹溝給八路軍幹過事。1943年七月二十八日(陰曆),當他回到柳樹溝的家中後,被討伐隊逮捕,27歲的妻子也被日軍殺害。當年他才29歲,被敵人押往承德監獄,5天後獲釋。返回家中發現,5歲的兒子和3歲的女兒被敵人殺害了。當時,黑巖就在車河堡,另外還有一個叫佐籐的日本人也在那裡。    
    據劉廷滿回憶,他曾親眼目睹過佐籐在黑河的偏橋溝時,曾將一個被捕者的心臟挖出來,用水沖洗後拌著砂糖生吃了,而且吃的時候兩眼發紅。我在各地都聽說過日本人吃人心臟的事,並曾對此事半信半疑。不過,這次我終於聽到了見證人所述的事實了。    
    採訪日期:1995年4月22日    
    來到車河,我才一下子明白這裡的全貌,原來橫河、撒河、黑河和車河都環繞在遼闊的五指山周圍。通過瞭解柳河,我又知道了在車河堡以北,還有一條通往承德的路線。在這裡我還看到了五指山根據地的一端,它從車河堡向東,一直延伸到寬城縣內。    
    二次回訪車河後,便乘車由柳河口沿灤河向承德進發。雖說是路途不遠,但也行駛了兩個半小時。之所以走這條路,是想以相反的方向來證實一下,當年日軍押著抬箱子的民工,從承德到柳河口的張文邦家,是否走的就是這條路線。因為張文邦曾說過,他認為當時日本人是從承德乘火車到下板城後,再讓三個民工抬著箱子,來到柳河口的。我覺得應該可以乘卡車去的,但問了以後才知道,當年那裡只有一條無法通汽車的窄山道,即便是現在從柳河去下板城,仍然要在懸崖陡壁的山間穿行。    
    下板城以北是上板城,以南是鷹手營子。1943年2月1日,下板城曾發生過「二一慘案」。當年,奉承德憲兵隊特高課長木村光明的命令,第一組——承德日本憲兵分隊600餘人去鷹手營子逮捕了451人;第二組——田野大隊200餘人去下板城逮捕了280人;第三組——日滿警察200餘人在警防股長黑巖的指揮下去上板城逮捕了250人。三個行動組共逮捕年齡從18至60歲的男子981人。被移送承德監獄的有376人,其中28人立即押往承德水泉溝刑場處決,餘下的都被押送到東北當勞工。除此之外,剩下的那些人經審訊後,分別在上板城和下板城釋放。    
    寬城、灤平、赤城行    
    寬城縣    
    駛過長城的鐵門關進入寬城縣內,就感覺到這裡的山脈較為平緩。這和承德縣、灤平縣的山區狀況大體相近,但與興隆的山簡直不一樣;興隆高山峻嶺較多。喜峰口現在還淹沒在潘家口水庫的湖底。聽人介紹,當夏季乘遊船在潘家口水庫遊覽時,能在水底看到喜峰口長城。在寬城縣,縣長特意為我預定了參觀潘家口水庫的遊船,以便飽覽湖底長城的景色。為了不打亂預定計劃,我打算以後再去,於是便抓緊時間採訪了原來的寬城的「人圈」和「無人區」。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亮甲台

    亮甲台村「人圈」遺址    
    王滿與其母親張王氏張王氏(81歲)的口述:    
    亮甲台既是現在寬城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王滿先生的家鄉,也是當年關東軍八○四部隊中兩個中隊的駐地。1943年集家時,這個有150戶的村子,一下子增加到幾千人。1944年溫疫流行最猖獗。據王滿先生的母親張王氏介紹,當年亮甲台曾流行過赤痢和天花,大搜捕中被抓被殺以及被送到東北去的人很多。部落裡也餓死了許多人。亮甲台「人圈」規模不小,南北4公里,東西25公里。如今保留著一大段「人圈」的圍牆。南邊不遠便是都山,而都山則是八路軍在青龍的抗日根據地。    
    採訪日期:1995年3月17日    
    大屯村    
    劉鳳蘭(57歲)的口述:    
    劉鳳蘭1941年2月11日,日滿軍警突然包圍了大屯村,在這個僅有140戶共460人的村裡,竟有184人慘遭殺害。劉鳳蘭的爺爺、奶奶、叔叔均被槍殺,母親背著年僅一歲零兩個月的她隨父親一塊逃走時,其父母不幸中彈,雙雙身亡。劉鳳蘭被敵人扔到了雪地裡,好在第二天被南屯的人發現後將其帶回家中,才免遭凍死的厄運。是這家好心人的祖母將她哺育成人。    
    日軍在青龍的許多地方都實施過這種「三光」慘案。當天乘車經過的地方有艾峪口、峪耳崖和九虎嶺。此外,據說潘家口水庫一帶及暖河塘、清河塘和東邊的塌山,當年也遭到了血腥屠殺。參見《寬城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編:《河北日軍暴行錄》(1),1985年。中共承德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暴行與血淚》,1985年。    
    王廠溝    
    現在的王廠溝,此處原為八路軍司令部舊址。劉成國、劉成義(59歲)的口述:    
    劉成國(右)、劉成義王廠溝村在孟子嶺西北部的一條深山溝裡,它也是當年八路軍的根據地。劉成國、劉成義向我講述了當年村民對敵鬥爭的一些情節。1941年末,這一帶被劃為「無人區」,日軍燒房毀田後,將人們集中到孟子嶺。1942年,八路軍進入王廠溝,和沒有逃跑的農民一同展開了對敵鬥爭。婦女主任劉素珍帶領村中的婦女們,只用一周的時間,就為八路軍做好了110套棉衣。沒有扣子,只好用鐵片代替。劉成義全家共13口人,有8口人被敵人殺害。他的祖父被燒死,父親又慘死在承德。棒錘崖下慘死的竟達840人。日軍投降時,王廠溝村只剩下不到100人。在孟子嶺,被屠殺者竟達數千人之多。駐在孟子嶺的日軍一○一師團九聯隊春田中隊共有150人,從1943年初起,他們每週一次專門掃蕩王廠溝。1943年5月11日,該部在王廠溝被八路軍全部殲滅。中共寬城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英雄王廠溝》,1998年。    
    劉殿功劉殿功的口述:    
    劉殿功老人今年78歲,他特意在半路上迎接我們。據老人講,1943年集家時他在孟子嶺被捕,從喜峰口押到承德後被判無期徒刑。隨後與其他20人一起被偽軍押送到錦州監獄,在監獄的縫紉廠幹了一年多的苦工。1945年7月13日,錦州監獄發生暴動,大家都逃了出來,而回到寬城縣的只有他一人。    
    我還去看了八路軍司令部和報社的遺址,據說原來都是些小草房。翻過西山潘家口水庫對面就是五指山,王廠溝則是五指山根據地的一部分。    
    灤平縣巴克什營    
    巴克什營地處古北口長城以北,現有人口17萬多人。    
    葛長春(76歲)的口述:    
    葛長春從14歲到16歲,我在籐田商店給日本人當小夥計。當時學會了一點日本話。16歲時,又到鹿島組幹事。當時,鹿島組擔負著從承德至古北口的鐵路鋪裝工程。後來又去大同煤礦看倉庫,工資是14日元。20歲時當地徵兵檢查,我便返回家中,幹起了警察工作,工資是21日元。不久,又去興隆縣參加了討伐隊,給日軍隊長當勤務兵。由於我會日本話,便幹些掃地、打水、買東西、幫著做飯等雜事。在興隆縣城裡,我見過討伐隊抓人的情景。一次去三岔口時,我聽到日本人正在隊長的屋裡商量著逮捕村幹部的計劃,當天夜裡我就悄悄地跑出來去通知他們。那時,警察討伐隊的隊長是中國人,副隊長是日本人,但副隊長的權力大。另外,在古北口還設有國境警察署。    
    採訪日期:1995年3月22日    
    當年,灤平縣的境界是沿著長城一直延續到南部的黃花城——現今的懷柔縣內,但如今西面的三分之一已不屬灤平所轄了。    
    當年集家並屯時,灤平與興隆的狀況不大相同。日軍從1941年開始,在當地實施重點試驗區,並將典型部落命名為「安樂村」,縣長為此大力宣傳推廣這一經驗。到1942年時,集家部落幾乎普及全縣,到1943年普及工作全部完成。全縣「人圈」總數為543個,全縣總人口245 411人中,進入「人圈」的就達128 240人。討伐隊在「無人區」內製造了天橋溝(死32人)和快活峪(死31人)的慘案。參見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編:《河北日軍暴行錄》(1),1985年,第334、339頁。並參見中共承德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暴行與血淚》第144、148頁。原想採訪一下快活峪村的死者遺屬,但因當地不通汽車,只好作罷。    
    改變路線後,從巴克什營向東去參觀雄偉的金山嶺長城,此間公路平坦舒適,已修復的這段長城可與八達嶺相媲美。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赤城縣

    赤城縣是當年西南國境線的西端,我們乘車來到了西線最頂端的獨石口。從今年5月起,張家口才對外開放,而去年這時外國人還不許進入這裡。去赤城縣必須獲得特殊批准,因此,辦妥手續從張家口出發時已經是上午9點半了。我因無論如何放不下龐家堡,順道就去那兒彎了一下。    
    龐家堡    
    這裡有紅鐵礦山。1938年,日軍用武力佔領了龐家堡,並由興中公司委託給日本制鐵株式會社成立了「石景山制鐵礦業所」,1941年起開始營業。有煙筒山和龐家堡兩處礦山,煉鐵廠設在宣化。    
    龐家堡山上有一處很久沒有人光顧的階級教育紀念館。當館內工作人員打開已生銹的門鎖後,展現在眼前的是用泥塑組成的模型。它真實地反映了當年礦山工人的悲慘生活。肉丘墳下堆滿了骸骨,採掘現場人骨散落。龐家堡階級教育紀念館的展品龐家堡的「肉丘墳」當年,那些從河北、河南、山東、山西被騙、被抓來的勞工們,來到這裡之前已死去了很多人。在運輸過程中,人多擁擠,高溫且又無吃無喝,連續幾日致使勞工大批死亡。即使到了礦山,由於飯食不足及酷吏的迫害,又有大批勞工相繼死去。但日本人視中國勞工為消耗品,無論死多少勞力都能及時得到補充。更有甚者患霍亂的人竟被活扔到萬人坑裡,日本人的信條是只要不能幹活,便統統地處理掉。人們告訴我,翻過這座山對面還有一個萬人坑,那是1943年以前埋人的地方,共有8200多具遺骸。從1941年12月開業,整整一年間竟死了這麼多中國勞工。據1945年上半年統計,龐家堡礦死亡者達8000餘人。1944年建立了「肉丘墳」,火車站附近還有「千人地」,僅龐家堡至今仍保存著3個萬人坑。此外,1943年起連續發生了勞工逃跑事件,被抓回的勞工都在「沙子地」遭到槍決,那裡也是遺骨成堆。在日本統治期間,非正常死亡者高達19 765人,占當地勞工總數的75%。參見龍煙鐵礦工人鬥爭史編寫組編:《龍煙蜂火——龍煙鐵礦鬥爭史》,1983年。《河北日軍暴行錄》(2),第126頁。有關龍煙鐵礦的情況,在《日中戰爭資料》(4)《佔領地區之管理》文中,收集有《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集的抄譯材料。「3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礦業的侵略活動」一文中再參照「龍煙鐵礦與石景山鐵廠」。此外,在《滿鐵調查月報》第13卷第4號裡,還載有吳牛農著、堀亮三翻譯的《中國之鐵、煤炭及石油》的材料。    
    如今,龐家堡礦山歸龍煙鐵礦所屬,成為工人們引以為自豪的城市。    
    獨石口    
    獨石口鄉政府穿過龍關鎮和赤城鎮後,山區公路上來往的車輛便稀少起來,因此我們的汽車也開始加速行駛。重巒疊嶂,山回峰轉。正當我擔心前面是不是還有路時,突然眼前出現了河流、牧馬和羊群,視野漸漸地展開,卻不見人家,到處是一片荒涼的景色。為在日落前趕到目的地,汽車穿過白河一直往北飛駛。到達獨石口鄉政府時,恰好是下午5點。我想看一看日落前長城的景色,當地人告訴我,如果再往前走一段就能看清楚,遠處山上那斷斷續續的紅色便是長城。確實是紅色的城牆,我邊看邊點頭。如果乘車再走5分鐘的話,一定會看得更清楚。那長城已幾處坍塌,斷斷續續地只剩下了一些遺址。秋天的太陽落山快,天很快就暗了下來,雖然我沒能拍攝下這裡的照片,但親身置於當年西南國境線的西端,同時看見了蒼茫暮色中的長城,也感到心滿意足了。    
    獨石口村確實不大,27歲的鄉長領我們去尋找當年的知情人。乘車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後,獨石口楊家老太太便下車徒步走過一片黑漆漆的莊稼地,總算找到一戶人家,但屋裡卻沒有電燈。在黑暗的屋裡,借助著電筒的光亮我們瞭解到,這家人姓楊,共有三人。除了76歲和72歲的老夫婦外,另一個像是他們的兒子。看到眼前的景象,就知道這是個貧困之家。據老婦人講,日軍是1937年到這裡來的。他們在村子四周建了圍牆,每當村民出入時,都必須向站崗的日軍鞠躬。而那兩個男人好像不太擅長言辭,我感到再問下去也打聽不出什麼了,便向他們道了歉,告辭返回。    
    採訪日期:1994年11月7日    
    我不知道那些身負沉重的行囊,連續幾天穿過荒漠的原野,來到此地的日本兵是怎樣想的。他們歷經艱辛佔領了這只有無辜百姓的山村,借口當地人鞠躬方式欠妥而肆意抽打別人的耳光?然而,這些士兵後來也都成了異鄉之鬼。    
    汽車經過5個小時的飛奔,終於在深夜1時回到了張家口。第二天在宣化鋼廠黨委會的辦公室裡,他們讓我看到了龍煙鐵礦的資料和《赤城縣志》,《赤城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同時也瞭解到了赤城縣「無人區」的概況。當年,日軍從白河堡至獨石口,整個北線的長城內側,包括向東流的黑河沿岸,都建立了「人圈」。當時這一帶屬於豐寧縣,如今歸張家口管轄。    
    據《赤城縣志》記載,當年黑河沿線共建立了66個「人圈」。有關「人圈」中的悲慘生活,書中也扼要地舉出了幾個具體的例證。這一點,已在我的興隆之行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瞭解赤城黑河沿線的「人圈」狀況。然而,要在這寬廣的地域中採訪,就必須住進村裡。儘管我也提出了再度訪問的要求,但未獲批准。    
    《赤城縣志》中記有碾子溝、碾子灣這樣的村名,寬城縣裡也有個叫碾子峪的地方,似乎這種地名到處可見。其實,碾子就是加工糧食的一種工具。這樣一來,我也無法親身確認,1985年在盧溝橋紀念館中見到的照片中的碾子溝「人圈」,究竟在什麼地方。據陳平先生的回信說,他曾把照片寄到赤城去核實過,那邊的人告訴他,大概是赤誠的碾子溝,的確無法準確辨認。總之,就是讓老百姓用石塊壘起石牆、石門,然後把他們自己關在裡面。在眾多的「人圈」中,它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而已。    
    從獨石口以東的老丈壩,一直到山海關以北的九門口,日軍在這575公里的長城內外據昭和15年3月由陸地測量部製版的《華北北部河北省地圖》測定,是1150華里,即575公里。陳平先生管這一帶叫「千里無人區」,關東軍民「綿延長城500公里無人區」。設置了「無人區」,將百姓趕入「人圈」,肆意地實行起「三光」政策。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大搜捕

    興隆縣的大搜捕活動始於1940年,起初還只是以個別村、地區為單位地進行。但到了1942年以後,日軍一反常態,在全縣範圍內展開了全面大搜捕。重點是八路軍、私通八路者。但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以「私通八路罪」而遭被捕的農民。1942—1944年進行的大搜捕都在春節(舊歷年)進行的,因為遠離家鄉者要趕回來過年,所以日軍就挑選了中國農民非常重視的節日期間進行突襲。    
    1942年1月下旬,亦即舊歷的臘月二十五日,全縣統一行動,襲擊了河流沿岸的各個村莊,在數日之內逮捕了2000人,殺害了其中的400餘人。其餘未被殺害的,都被發配到東北當勞工,其中很少有人活著回來。撒河流域受害尤甚。郝席菴曾參加了此次軍事行動,他記述如下:見同上(1954年8月13日),(1)—119—2,113 5,2第33號,載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大討伐」》第712—718頁。三道河一帶、龍井關一帶由日本憲兵隊和渡邊隊、三道河分駐所所長楊文宏帶領推進;藍旗營、青杏溝、榆樹溝一帶以日本憲兵和渡邊隊為中心,聯合劉文警察討伐隊推進;半壁山一帶由日本憲兵隊、塚岡隊、半壁山警察署長常大倫、特務主任松山義雄共同推進;廟嶺、大窪、寶地、大小水泉一帶,由日本憲兵隊和石廟子的孫德討伐隊推進。    
    以上這些情況,在前面已介紹過,和撒河、橫河流域各村的老人們所說的情況完全一致。    
    茅山、老營盤的慘案,也是在3月9日(舊歷正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參照79)。    
    承憲第89號文件,是承德憲兵隊長安籐次郎寫的報告(1942年9月16日)。見1942年9月16日承憲第89號,(3)—884,載於同上書第688頁。該報告中說1月22日在興隆縣東南部地區逮捕了423人。此外,興隆的憲兵隊和縣警務科,又以違犯治安維持法的罪名逮捕了150人。其中的150人於1月31日和2月11日分兩次送交錦州高等檢察廳承德分所。其餘的273人,據說罪狀輕,有顯著轉變,且本居住地區在政治方面尚未遭滲透,經過訓誡和宣撫班的教育後已於1月19日和2月10日釋放。但實際上這些人有的被殺,有的被送東北充當了勞工。為什麼要特意把1月22日的逮捕行動寫成報告呢?因為只有那天的行動比較特殊,憲兵隊是根據特工人員掌握的名單逐一逮捕這些人的。與往常一樣,該報告中對於遣送東北一事隻字不提。此外,像對於黑巖殺了人之事,報告中也寫成了在戰場上就地擊斃。    
    見草溝是「無人區」,表中最後一項,指的是成功村東面的天明村。該村當時屬承德縣,歸柳河口對面的車河口村管轄。討伐隊是從車河口及車河堡出來後,分別深入到五指山根據地的。    
    第二次大搜捕從1943年初開始,亦即從舊歷臘月二十八起至正月初五。這次在全縣共逮捕約5000人,殺害數百人,其餘的押送去了東北。這些人自此杳無音信。興隆縣東南部和承德縣見草溝地區被逮捕者統計表    
    (1942年1月22日)    
    地點被捕人員轉送釋放興隆縣半壁山村地區1313497興隆縣雙廟村地區21882136興隆藍旗營地區542826承德縣車河口村見草溝地區20614合計423150273    
    大帽峪、楸木林的慘案也是在此期間發生的。小黃崖的柵子溝、清水湖慘案也是如此。當時錦州特別治安法庭的有關人員還提前到達興隆縣公署嚴陣以待。    
    第三次大搜捕是在1944年2月(舊歷臘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進行的。這次搜捕與前兩次略有不同。憲兵、日軍、縣警務科、警察署、警察討伐隊、錦州特別治安法庭等重要機關的負責人於事先開了絕密會議,計劃在各地區配備武力,開展大規模搜捕。這次行動應該說是按照上一年秋新到任的熱河省警務廳長皆川富之亟的意圖展開的。撒河一帶的居民,被指控全體私通八路,沒有一個好人,所以是見人就抓,尤以靳杖子村為甚。據王賀林、徐少成說:這次搜捕人數達300多人。另據興隆縣公安局調查(1954年8月6日),三次搜捕共逮捕12 000多人,其中被槍殺、斬殺、入獄和送東北礦山者有11 400人之多。見興隆縣公安局關於日偽在興隆罪行的調查(1954年8月6日),(1)—119—2,23,6,第20號,載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第4集《東北「大討伐」》第709頁。    
    第四次大搜捕是在當年6月進行的,也就是所謂「投匪家屬大搜捕」。那次在興隆街召開了包括日本憲兵、日軍下道部隊長、興隆縣長於文英、警務科長於沛珊、縣協和會事務局長佐佐木小春、各警察討伐隊長、19個村村長參加的秘密會議。商談了各項的準備工作事宜,並要求對八路軍有關親屬進行深入徹底的調查。據不完全統計,在全縣逮捕男女老幼不下500餘人,並把這些人裝進卡車運至興隆街。但是這次沒有錦州特別治安法庭的有關人員參加。憲兵、警務科司法股、特務和興隆縣法院的人進行野蠻的地審訊、拷問,並且侮辱青年婦女。兩周後,又將這些人全都送到東北。中途雖有逃跑者,但卻未敢回村。後據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東北解放後,在這些被捕的人們當中,有沿途乞討回歸故里,其中死亡很多。    
    此後,日軍的這種小規模搜捕行動持續不斷,而且在此期內還不斷地穿插著各種大規模的「掃蕩」和「討伐」行動。1941年1月,日軍調集了1萬多兵力,對五指山、橫河的抗日根據地實施了大規模的長期「掃蕩」。此外還集中5000兵力將大小黃崖川的抗日根據地及代號為「中田村」的羊羔峪徹底圍困了兩個星期。在此期間內,日軍不但製造了成功村的屠殺慘案,而且還在抗日根據地中實施了野蠻的「三光」政策。據1954年7月23日承德縣公安局的調查統計,此次「大掃蕩」中,根據地的軍民犧牲者為3000人,此外凍、餓致死者另有千餘人。見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載於《十萬骸骨的碑記》第126頁。掃蕩中被抓獲的年輕婦女也成為了日軍士兵的戰利品。見承德縣公安局關於日偽在承德縣罪行的調查(1954年7月23日)(1)—119—2,1149,6,第13號。    
    至1943年夏季,大規模的集家並屯行動基本完成。當年的4月至7月期間內,日軍的集家行動達到了頂峰。全縣的村村落落到處都是日本兵,他們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那些被焚燒的村莊白天到處濃煙滾滾、夜晚滿山遍野火光熊熊,令人目不忍睹。當年全縣40萬畝的可耕地中有16萬畝被劃為「禁耕作地帶」,而「無人區」竟佔了全縣土地的40%以上。全縣有2000多個村莊被焚燬,222個「人圈」見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載於《十萬骸骨的碑記》第119頁。裡竟關了百姓11 825人。據佟靖功先生說:「按照1962年興隆縣黨史辦的資料統計,以前人們一直認為全縣只有199個「人圈」。但此後我們又對原熱河省公署日方繪製的地圖進行了校對,這才發現『人圈』總數實為222個。」    
    毒氣與氣球炸彈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龍井關(1)

    遷西縣偏嶺子村的農民就曾被日軍押到龍井關據點後,遭到嚴刑拷打和毒氣試驗的。如今遷西縣已劃歸唐山市管轄,但當年的龍井關一帶卻是八路軍及日軍進出長城的必經之地。當時,長城是一條軍事分界線。北面由關東軍佔領,南面則是華北派遣軍的轄區。雖說華北派遣軍從未越過長城線北上,但關東軍卻經常從承德、興隆方面集結兵力、越過長城向南突襲。它的主要清剿目標是密雲、薊縣、平谷(今北京市)、遵化、豐潤、遷安(今唐山市)等地。除此之外,日軍在龍井關使用毒氣的方法也與車河流域的秘密投放不盡相同。它與唐山、寬城的做法極其相似,都是派出步兵小隊攜帶毒氣彈前去搞試驗的。    
    如今筆者手中有一份關東軍第八○四部隊中根小隊大島光的親筆供詞,見大島光親筆供詞(1954年9月13日)。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74頁。內容是寬城縣亮甲台的毒氣試驗經過。據大島講,大致是在1943年的7月至8月期間,他們在亮甲台突遭八路軍的夜襲時,曾在村口向外發謝了3枚催淚彈,才將敵人擊退。數日後,為了進一步測試毒氣彈的威力,奉中隊長之命,他們小隊又向村外地頭上正在休息的20名村民發射了2枚催淚彈。此後他們看到,其中有七八個人捂著嘴,蒙著眼,邊咳嗽邊流淚地逃走了。    
    其實龍井關和亮甲台的日軍都使用過毒氣彈。因士兵們都對這種武器感到新奇,所以大家也都想親手試一試。所不同的是,這裡是偽滿洲國,他們不能像在河北省那樣公開使用毒氣彈罷了。    
    河北省的毒氣戰與「三光作戰」    
    與此同時,關東軍在河北省使用毒氣的頻率卻高得驚人。為了對應百團大戰,日軍下達了冀號作戰令。與此同時,關東軍司令官也於1941年5月向河北省派出了獨立守備隊的4個大隊人馬前去增援,其中每個大隊都配備了毒氣和防毒面具。    
    以下是小川政夫在1954年8月22日的供詞,他當年曾在獨立守備步兵第七大隊服役。現摘錄其所在部隊當時攜帶毒氣裝備的內容如下:引自小川政夫檢舉重富廣一的材料(1954年8月22日),(1)—119—2,873,1,第2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55頁。    
    「紅色毒氣筒——各中隊配備5個    
    綠色毒氣筒——各中隊配備100個    
    綠色毒氣棒——各中隊大致配備100個    
    小型毒氣發射彈——各中隊配備100枚    
    防毒面具——各中隊配備50個    
    此外,各大隊的兵器委員還另攜帶各種型號的毒氣筒200個。」    
    。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龍井關(2)

    關於毒氣使用情況    
    在「冀號作戰」期間,關東軍派出的部隊和二十七師團的各部都服從中將師團長富永泰次(實為富永政信)的指揮。在他的命令下,各部隊都審訊過中國人,同時在與八路軍的戰鬥中還多次使用過毒氣。    
    另外,《細菌戰與毒氣戰》中還收錄了幾位當事人講述日軍當年在薊縣、玉田縣、遵化縣及豐潤縣的一些村莊實施掃蕩和使用毒氣戰的經過。這裡僅介紹一下該書中收錄的鈴木啟久的供詞。見鈴木啟久口供(1955年5月6日),(1)—119—2,1,1,第4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61頁。    
    鈴木啟久1955年5月6日的供詞:    
    「1942年,師團得到了情報,說八路軍數千人正在豐潤縣北部山區的王官營一帶集結,由此我軍開始了『豐潤大討伐』。按照第二十七師團長原田熊吉的命令,我負責指揮第一、第三聯隊參加此次作戰。討伐中,我向部下發出了『務必全殲王官營附近的八路軍,並將其根據地徹底搗毀』的命令。    
    「第一聯隊在王官營附近包圍了八路軍100多人,戰鬥中擊斃對方60人。王官營的戰鬥結束後,我又得到了情報說『八路軍正在魯家峪一帶構築秘密工事』。隨即,我命令第一聯隊馬上趕赴那裡進行徹底掃蕩,並命令該聯隊長向我報告掃蕩結果。其後我又親自趕赴魯家峪進行了視察。但抵達時,這裡的掃蕩戰已基本結束,看到的只是我軍正繼續對藏在一兩個山洞裡的八路軍展開攻擊的場面。視察了繳獲的戰利品後,我又向田浦聯隊長下達了徹底搗毀八路軍根據地的命令。按照我的命令,第一聯隊在魯家峪燒燬民房800戶,攻擊山洞時部隊還使用了毒氣,致使約100名八路軍幹部死亡。另外還殘殺了在魯家峪一帶避難的村民235人。在此次掃蕩中,有100多名婦女遭強姦,其中有的孕婦還被剖開了腹部。對於捕獲的約50名八路軍俘虜和嫌疑人,我又下令將他們押往玉田縣城,並在那裡盡快結案。部下在押解途中又殺害了其中的5名俘虜。」    
    鈴木所稱的「徹底掃蕩」,其結果卻令人觸目驚心。倖存者張俊金在撫順法庭上,就鈴木部隊在魯家峪使用毒氣殘殺村民的罪行做了如下證言:引自張俊金關於鈴木啟久部隊在遵化縣魯家峪村施放毒氣的證詞(1956年6月9日),(1)—119—1,574,第27—29頁。《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62—463頁    
    魯家峪的倖存者張俊金「1942年陰曆三月初二(4月16日)午後,鈴木部隊包圍了我們魯家峪。日本鬼子從山洞裡把李善、王井同、陳玉坤、徐德勝、於長萬、孔建明等七位老人拉出來後就用刀砍死了。然後又把這些屍體扔到李有學家的梨窯裡點火焚屍;70多歲的劉清池老人被日本鬼子綁在了大谷門口南面的樹上,敵人先用棍棒狠打,隨後又點燃乾柴將他活活燒死;60多歲的李風林是被敵人用石頭砸死的;50多歲的李樹坤被刺刀捅死;張井元則是中彈身亡;躲藏在單陰背山一個山洞裡的劉儉、衛殿英、劉保和等人是被毒氣熏死的;李有中家後山的山洞裡,也有16個農民被毒死。李長志一家10口人中竟有6人被毒氣熏死在這個山洞裡。而李長志的父親則是被敵人用棍棒打、線香燒,折騰了四五個小時後,最終燒得全身冒油而死。    
    「這次大掃蕩,日本鬼子在魯家峪連續駐紮了16天。被燒死、熏死、打死的村民竟達200多人。其中豐潤縣六區薛家屯的鐵連發一家7口是到我們村來避難的,但他的兩個兒媳婦、一個孫女及一個孫子都在這裡被毒氣熏死了。他的一位18歲的姑娘中毒後先被日寇輪姦,最後又遭到了槍殺。另外,鈴木部隊還燒燬了民房1900餘間。」(立柱與立柱中的空間稱為間,當地農民的家大體是3間)    
    去年秋天,我到魯家峪採訪了69歲的張俊金。據他講,他在山洞裡被毒氣熏倒後,與其他人一起被日軍關進了張景森的東屋裡。此後,這70多人又被分成兩批押到一個薯窖前,在這裡,日軍將這些人一一殺害後又扔進了窖裡。當時,張俊金逃跑未遂,被抓回後令他跪在窖前準備砍首。一個日本兵嫌他的衣領太高,就伸手把他的衣領往下翻了翻。這時他乘機咬住了那個日本兵的手指,另一個日本兵見狀,抬腳就把他踢下了薯窖,順手又向他開了兩槍。幸好不是致命傷、直到半夜他才被鄉親們救了上來。    
    姬田光義的《又一個三光作戰》中,已詳細記錄了魯家峪慘案的整個經過,至今張俊金的後背上仍留著一塊很深的傷疤。    
    據說在1940年前後,八路軍就已經在魯家峪設立了兵工廠、炸藥廠、被服廠、衛生院、電台及報社等機構。當時的魯家峪也是冀東中部的抗日指揮中心。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推進毒氣戰的日本機關

    栗屋憲太郎·吉見義明合著《十五年戰爭絕密資料18·毒氣戰相關資料》《十五年戰爭絕密資料集》(18)《有關毒氣戰資料》。的說明中,曾披露了日軍在毒氣研究、製造、使用、訓練等方面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現摘錄如下:    
    「陸軍科學研究所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陸軍第六技術研究所負責毒氣的研究與開發;廣島縣大久野島(毒氣之島)上的東京陸軍第二兵工廠忠海兵器製造所負責大量生產毒氣瓦斯;而福岡縣企救郡的曾根兵器製造所則負責將毒氣填充到容器中。1933年創立的陸軍習志野學校設有化學戰應用專業,約1萬多名各級現役軍官曾在這裡接受過訓練。此外,該學校還深入到各部隊為士兵們講授化學戰方面的知識,從而使得各部隊在今後的中國各個戰場上,都能獨立地開展起了形形色色的毒氣戰。1939年8月,關東軍化學部(滿洲五一六部隊)在齊齊哈爾的郊外成立。該部除了完成大規模毒氣試驗、訓練等項目外,還配合七三一部隊共同開展起了毒氣方面的活體試驗。」    
    在戰後的哈巴羅夫斯克軍事法庭上,西俊英曾作證:在1939年的「諾門坎事件」中,七三一部隊首次實施了細菌戰。該部隊在哈爾哈河裡投放了傷寒菌、副傷寒菌以及赤痢菌。見《哈巴羅夫斯克審判》,對被告西的詢問,第353頁。執行此任務的是以碇少佐為首的20名敢死隊,行動前他們還聯名寫下了血書。此外,七三一部隊還在諾門罕戰鬥中使用了毒氣。    
    深澤美芳當年負責毒氣運輸工作。1954年4月21日,他在軍事法庭上作證說:引自深澤美好口供(1954年4月22日),(1)—119—2,230,2,第2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1頁。    
    「7月份,按照川根部隊長的命令,我和一等兵伊澤返回海拉爾的平站兵工廠,領出4枚甲號毒氣彈(每枚500公斤)後,秘密送到了第二野戰航空隊。四五天後,部隊長又命我將一名蘇軍軍官和一名蘇軍士兵運往海拉爾第一醫院。但途中那位蘇軍軍官死亡。到達醫院後,經醫生屍檢才得知他是因中毒而死的。隨後連同汽車在內,院方還給我們做了全面消毒。」    
    另據報道,關東軍化學部成立後,還於8月份將泵式液態氰酸毒氣彈(50枚,每枚裝液態氰酸20公斤)從忠海運到了齊齊哈爾。見武田英子:《從地圖上消失了的島嶼·大久野島毒氣工廠》,家庭1987年版,第103頁。    
    另外,原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長齋籐美雄在撫順軍事法庭的供詞中,也談到了習志野學校和關東軍化學部聯合搞毒氣活體實驗的情況:    
    「1940年4月,我從陸軍技術本部習志野學校來到了毒氣試驗場。同時,我還命令部下押解來了供試驗用的30名中國人。引自齋籐美雄口供(1954年12月11日),(1)—119—2,20,1,第4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2頁。」(齋籐未交待試驗地點及毒氣種類)    
    飛松五男的供詞中說:    
    「1940年5月中旬,關東軍化學部在新民縣遼河左岸堤防附近,對奉天甲種後備幹部們進行了毒氣應用培訓。當時,隊長南部吉讓命令關東軍化學部的輕型坦克牽引著噴灑車在長200米、寬400米的區域內噴灑了持久性毒氣。毒氣漫延後導致100頭羊死亡,並使這塊土地一年內不能耕用。引自飛松五男筆供(1954年9月6日),(1)—119—2,673,1,第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2頁。」    
    渡邊國義指渡邊國義筆供(1954年8月8日),(1)—119—2,693,1,第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1—446頁。原是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的炊事班長。不過在1944年後的毒氣訓練中,他也曾擔任過助手。可能是保密級別所致、渡邊未能參加1940年秋舉行的那場「氰酸彈」的空投試驗。見厚生省引揚援護局史料室《我國化學武器技術史》,原陸軍中將小柳津政雄著:《化學戰研究史》。然而因跟隨部隊多年,他還是供述了關東軍化學部搞毒氣活體試驗的一些情況: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特種汽車隊第一聯隊材料廠的新兵們,在海拉爾機場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噴灑了糜爛型及持久型的毒氣。噴灑面積200平方米,使用殺傷力1000人,持續時間一周的毒劑100公斤。噴灑後導致路邊的農民6人死亡,50人手腳潰爛。    
    1940年7月,關東軍化學部特種汽車隊第一聯隊材料廠的新兵,在富拉爾基(現齊齊哈爾市區以西)以東的村路及草地上,噴灑了糜爛型及持久型毒氣。噴灑面積2000平方米,使用殺傷力1000人、持續時間一周的毒劑100公斤。導致路過的農民5人死亡,25人手腳潰爛。    
    1941年11月,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在富拉爾基的實彈訓練中,導致地頭上的農民80人中毒。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的300人,在扎蘭屯(地處哈爾濱與海拉爾之間,屬呼倫貝爾盟管轄)西南60公里之處,進行了為期兩周的毒氣效力測試。施放糜爛型及持久型毒氣後,導致農民3人死亡,70人手腳潰爛。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的300人,在扎蘭屯東南60公里的山地進行毒氣效力測試。施放糜爛型及持久型毒氣後,導致當地農民4人死亡,30人受傷。    
    1943年1月,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在扎蘭屯東南80公里處的山地上進行了毒氣彈發射訓練。共發射大型紅筒(噴嚏型)50個,大型發煙筒50個,紅色迫擊炮彈30枚。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的300人在碾子山(今屬內蒙管轄)東3公里的山地中,施放了糜爛型及持久型毒氣,導致農民3人死亡,50人致殘。    
    1943年9月中旬,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在扎蘭屯進行了糜爛型毒氣及噴嚏型毒氣彈的發射訓練,導致當地農民3人死亡,40人致殘。    
    1944年8月中旬,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材料廠在富拉爾基東4公里的村路及草地上,噴灑了100公斤殺傷力1000人,持續時間為一周的糜爛型及持久型毒氣100公斤。噴灑面積為2000平方米,導致路過的農民4人死亡,20人致殘。    
    1945年6月上旬,關東化學部訓練隊在富拉爾基的實彈演習中,第一大隊第一中隊發射了噴嚏型毒氣彈30個,導致農民10人致殘。」    
    另外,三尾豐在談到關東軍化學部時也說:    
    「其實五一六部隊(關東軍化學部代號)就是一個毒氣研究機構,但對外則稱為「服裝製作組」。它們搞毒氣的分工是,五一六負責研究開發,七三一部隊負責驗證,五二六部隊負責實地訓練。只聽說過富拉爾基有個五二六訓練隊,其他的則一概不知。」    
    武田英子在《地圖上消失的大久野島毒氣廠》(自費出版)一書中,也對五一六部隊做了簡單的概述——「在齊齊哈爾郊外的荒野上,駐紮著一支由技術軍官及軍醫官組成的約100人的小部隊」。    
    1984年7月7日的《赤旗》報上刊登了有關五一六部隊的證言;7月16日,該報又刊登了大阪市的富口先生談有關五二六部隊的文章。據富口講,其實,五二六部隊是迫擊炮大隊中的一個分隊,也是直屬五一六部隊的一支實戰部隊,它下設4個中隊。其中第一、第二中隊的任務是專門實施毒氣戰。富口是1945年3月作為汽車兵被分配到第一中隊的,訓練場地就在富拉爾基。他記得,兵營四周都是鐵絲網,裡面有毒氣實驗室,訓練場及器材倉庫等建築。對他們這些新兵而言,每天穿著防護服搞訓練,簡直就像煉獄一般。但究竟試驗什麼?他們則不得而知。    
    由此可知,渡邊國義說的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或許就是五二六部隊,況且該部的活動範圍也是在富拉爾基及扎蘭屯一帶,而且其部隊規模也大致在300人左右。雖然他僅知道五二六部隊的一些毛鱗片爪之事,但如果屬實的話,仍不失為是一份極其珍貴的證言。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毒氣兵的訓練與配備(1)

    在表述毒氣兵的訓練與配備問題上,後口篤文的供詞簡直可以說是既簡明又扼要。見後口篤文筆供(1954年9月13日),(1)—119—2,671,1,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390—392頁。    
    後口篤文1954年9月13日的親筆供詞:    
    「1我接受毒氣訓練的時間與場所    
    甲、1941年,在廣島第五師團一一聯隊後備隊第六中隊開辦的第一期新兵訓練期間受訓三日。時任步兵射手,二等兵。    
    乙、1941年9月,在湖北省江陵縣沙市的第39師團231聯隊開辦的後備軍官集中訓練期間,受訓六日,時任第二內務班一等兵。    
    丙、1942年3月,在江蘇省南景後備軍官訓練隊受訓三日,時任第三內務班上等兵。    
    2毒氣訓練概要    
    甲、毒氣種類:我只記得有紅、綠、青、茶褐色及黃色5種。毒氣筒規格為大、中、小三種型號,此外還有毒氣手榴彈及毒氣炮彈等。    
    乙、毒氣性能:紅色為噴嚏型(時間短暫)、綠色為催淚型(時間短暫)、青色為窒息型(時間短暫)、茶褐色為糜爛型(時間持久)、黃色為芥子氣體型(時間持久)。〔註:實際上,黃色1號為芥子氣體型、黃色2號為糜爛型、茶色的為氰酸液體型〕。    
    丙、毒氣的效力與使用目的:短暫型毒氣彈內裝氣體。其殺傷效果是刺激人的呼吸道和眼睛,使之失去行動自由後,來達到殺傷的目的。尤其是短距離作戰及拂曉發起攻擊時,可利用風速瀰漫毒氣,以此來大量殺戮敵方。    
    持久型毒氣彈內裝液體。其殺傷效果是毒液侵蝕人的全身皮膚,使之糜爛並最終使人喪命。因此類型毒氣彈殺傷力面積大,可區域性地徹底消滅抗日愛國力量和當地百姓,故而是一種最為殘忍且又非人道行為的化學武器。日軍經常在拂曉時分使用這種毒氣彈。    
    丁、毒氣的使用方法:1近距離——卸下毒氣筒底部後蓋、點燃內部的發火裝置後投擲出去;2中距離——發射紅筒裝有彈簧裝置。將該發射筒傾斜45°角固定在地面上,發射的毒氣彈可命中一二十公里遠的密集目標。3遠距離——可利用毒氣發射器或火炮。    
    〔註:火炮為迫擊炮、山炮、野炮〕    
    戊、毒氣配備:各中隊配備大型紅筒一個,中型紅筒,圓筒20個,小型紅筒、綠筒約150個。行動時,小隊配備中型紅筒2個,小型紅筒、綠筒10個,發射紅筒20個。另外,聯隊裡還配備持久型毒氣彈,而大隊裡則配備毒氣發射器、毒氣炮彈及毒氣手榴彈。    
    己、防毒裝備:部隊都配備九五式防毒面具、及九九式全套防護服。」    
    村上勇二的供詞中記錄了有關師團毒氣兵的編制問題,他說:「按照1937年及1941年頒布的第5號動員編制令,各師團都配備了負責指揮毒氣作戰的軍官、下士官及毒氣兵,其總數為534人。第五十九師團也大致相仿。引自村上勇二筆供(1954年6月25日),(1)—119—2,2,3,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388頁。」村上先後擔任過第五十九師團的作戰主任、情報主任及教育主任之職。他認為,毒氣兵是師團中的最重要編制之一。    
    日本無視國際法準則,從日中戰爭開始就將毒氣兵列入了部隊編制,而且還秘密地向各部隊提供化學武器。    
    《侵略》一書中有一篇阿賀惠撰寫的文章,題為「甲號彈——毒氣彈的使用」。作者在文章中說:「化學武器之類的資料是軍事秘密,故爾都收藏在部隊文件箱的最底層。但作為武器實物,各部隊的駐地哪怕是條件再差,也都單獨設有一個存放毒氣和防毒面具的倉庫。另外部隊行動時,即使是小股部隊作戰,也都攜帶著毒氣和防毒面具。這對當時無任何防毒裝備的八路來說,無疑是一種致命的威脅。」    
    另據落合英明著的《日本的恐怖毒氣戰》(番盯書房)中介紹,當年曾在大久野島毒氣廠工作過的知情人告訴他,「紅筒裡裝的是紅一、黃一、黃二等型的混合毒氣,是一種早期生產的殺傷性武器」。    
    此外,昭和十六年第7冊的陸滿密大日記中還記錄了關東軍請求提供特別彈藥的報告:    
    (A)副官呈關東軍參謀長的報告    
    根據1月21日關兵彈甲第3號及5月3日關兵彈甲第29號的申請報告,現將擬定申請提供的特殊彈藥開列如下(見附件一、二、三),特此呈報。    
    (B)副官呈陸軍兵器本部次長的報告    
    關東軍申請昭和十六年度幹部培訓專用彈藥的報告已達。另附所需彈藥種類及數量(見附件一、二、三)。特此呈報。    
    又及:根據臨時軍費令之規定,該費用應從預算內支出。    
    上述兩份報告都蓋有陸滿密第401號及昭和1916年5月22日的印章。    
    附件一中,在開列各種彈藥的末尾處還特意註明提供榴散彈和紅彈。    
    附件二的末尾則請求提供黃彈。其規格及數量如下:    
    (附件二)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毒氣兵的訓練與配備(2)

    規格型號數量九五式野炮黃彈藥筒180個九一式10榴彈炮黃彈藥筒160個九四式山炮黃彈藥筒180個四年式15榴彈炮黃彈藥筒20個九六式16榴彈炮黃彈藥筒60個九二式10加農炮黃彈藥筒40個丙型黃彈2000公斤附件二中的所謂「黃彈藥筒」指的就是持續糜爛型毒氣,當時陸軍省本部已批准它在戰場上使用。    
    報告(B)中的副官是指陸軍省高級副官川原直一;報告(A)則是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呈給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的有關請求提供特種彈藥的申請報告。    
    雖說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施放毒氣的案件目前正逐步浮出水面,但我認為,它離解開全部真相之謎仍相差甚遠。譬如《細菌戰與毒氣戰》之二記述了「日軍四處施放毒氣殘害眾多中國百姓」內容,但恰恰就是這部分到目前還未譯成日文。該著作中的「放毒大事記」舉證了日軍毒氣作戰的744個案例,現筆者將其整理成表附後。另外,吉見義明在《失去法律時效的戰爭責任》(綠風社出版)的一書中也認為:「日軍實施的毒氣戰現已明朗化」。但他書中舉證的日軍在武漢作戰中使用毒氣達375次以上的這個數字,就沒有統計在「放毒大事記」之中。日方所搜集的資料皆來自撫順戰犯管理所中的那些日本戰犯們的供詞。儘管這些資料極其珍貴,但它仍具很大的局限性;而中方的統計又都來自八路軍、新四軍方面的報告,當然它也未必一覽無餘、滴水不漏。其中的不足之處,恰恰就在於這裡面缺少來自國民黨戰線上的統計數字。我想,填補這一空白的任務恐怕要由日本的歷史學者來完成了。雖然本書也記錄了744次這個數字,但我認為,實際數字則遠遠不止於此。由此可知,如今已統計出來的這744次毒氣慘案就足以令人震驚不已,而那些尚未揭露出來罪行又有多少呢?    
    另外,遠東國際軍事審判記錄的「檢察機關認定證據」中,附有一份「關於日軍在中國實施毒戰的說明文件」見《十五年戰爭絕密資料集》(19)《有關毒氣戰資料》,資料15。。其中記載著:據中國軍方統計,從1937年至1945年期間,日軍在中國境內使用毒氣1312次,死傷者 36 968 人。日軍施放毒氣次數統計    
    年度次數放毒大事記統計遠東軍事審判檢察機關記錄1934119351193611937179193813810519391234551940136259194184231194292761943871371944563819451222合計7441312    
    毒氣試驗地——偽滿洲國    
    除本書提到的關東軍化學部訓練隊的實地演習之外,「放毒大事記」一文中記錄日軍在中國東北地區使用毒氣的案例不多,它所涉及的內容也只是新京第二獨立守備隊使用糜爛型毒氣方面的培訓、見阿部清二筆供(1954年9月20日),(1)—119—2,626,第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1頁。野戰重炮第二聯隊的實戰演習、見宮下勝彌筆供(1954年8月10日),(1)—119—2,297,1,第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3頁。三棵樹護警隊對拘留的中國人進行催淚瓦斯測試,見沖野一行口供(1954年9月16日),(1)—19—2,697,1,第4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4頁。以及牡丹江陸軍醫院院長兵籐周吉在外科手術間給一名拘押的中國人做摩爛型毒氣試驗見片桐濟三郎口供(1954年8月17日),(1)—119—2,206,1,第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0頁。而已。由此可知,日軍當年只是把中國東北、即偽滿洲國作為毒氣的試驗地,而真正實施毒氣戰則放在了長城的另一側,即關內。    
    因此,儘管關東軍在興隆一帶大肆殘殺百姓,但因興隆位於長城以北,且又是日本鼓吹「五族協合」的偽滿洲國西南國境線內側,所以它在這裡一般很少公開使用毒氣作戰。而偏嶺子村老人們提到的龍井關施放毒氣,拷打村民的慘案,理應是駐守在長城南側,即河北一帶的日軍所為。與其說一一審訊這30名村民,還不如統統毒死來的痛快,而這正是毒氣戰的特點。    
    據說1941年5月,第九獨立守備隊第13大大隊在承德離宮內舉辦了一次毒氣防衛訓練演習,演習中使用的毒氣彈是紅筒和綠筒。見高橋正三筆供,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702頁。那麼此次演習的目的何在?它要防衛的敵人又是誰呢?我認為這裡面大有文章。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車河流域

    關東軍用盡各種手段對車河流域的百姓進行了殘酷迫害,其中包括屠殺、強姦、細菌試驗、毒氣試驗及毒氣球爆炸驗等等。究其原因,車河流域乃是進入八路軍五指山抗日根據地的北入口。當年這一帶曾歸屬承德縣,且又為熱河省公署直轄。因此,承德的軍、警、憲及討伐隊每次進山掃蕩都要路過這裡,而柳河口又是他們進入車河流域的必經之地。    
    卡茶山之謎    
    日軍特意從承德經柳河口運來的不明之物究竟是什麼呢?為什麼又要連同運來的石塊一起埋在卡茶山上呢?這始終是當地人的一個不解之謎。    
    當地的村民們都深信,不明毒物就是從日軍在卡茶山掩埋物體之處散發後,才使得人們患病的。但我認為事情可能並非如此。這是因為,當地人患病是在日軍掩埋不明之物一年後才發生的。況且日軍想要搞試驗,則根本不必如此費力地埋些什麼毒氣之類的東西,只要投放些培養後的虱子就極容易使當地爆發一場流行性斑疹傷寒。因此我認為,無法確定卡茶山上埋的就是毒氣。    
    臭霧之謎    
    我認為柳河口上空的臭霧或許是日軍飛機噴灑的毒氣被五鳳樓山上的流霧帶過來的。據當地村民講,日軍的飛機每天都在黑河上游和成功村一帶的上空轉悠。因為面對著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八路軍,所以日軍也只能採用飛機低空噴灑毒氣的方法來消滅他們。若真是空中噴灑毒氣的話,那麼隨風飄到柳河口一帶也就不足為奇了。假如噴灑的又是持續性毒氣,則這種氣味的滯留時間還會更長一些,所以人們聞到毒氣後,自然就會感到頭痛噁心。此外,我還聽當地人講過:「事先也未聽說日軍要搞什麼試驗呀?」的話。由此可以認為,投放毒氣之事並不是當地駐軍干的。因為日軍也同樣駐紮在村裡,如果不事先有所準備,他們也同樣會受到毒氣的傷害。    
    一一五師師長聶榮臻在給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電報中也提到了日軍投放毒氣的方法。他說,噴射毒氣後,30分鐘之內天空呈灰色霧狀。用炮彈發射毒氣後,無風時毒霧瀰漫範圍可達300平方米,順風時可飄至7~8里地見八路軍第一一五師聶榮臻致中央軍委電(1938年11月3日),(1)—715,第48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87頁。之遠。由此可知,若用飛機噴灑毒氣的話,其覆蓋範圍肯定會更大。    
    與柳河口相比,車河堡的情況則大相逕庭。因車河在這裡分流後又進入了五指山抗日根據地,所以車河堡一帶遭日軍逮捕殺害的村民極多,而且各種中毒死亡者也不計其數。    
    「雀盲眼」之謎    
    據當地村民講,當年配給的食鹽中有黑色的小顆粒。人食用後,雙目失明且又意識不清,此現象在本村和鄰村都發生過。這黑色的小顆粒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想,此事還有待進一步向專家們請教。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氣球炸彈之謎

    據當地村民們講,他們把落到山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氣球割開後,裡面立即噴出一股氣體,人一聞就出現眼睛流淚、頭痛、嘔吐及頭昏等症狀。此後,當有人將氣球撿回去用作鋪蓋時卻發現,其材料既不是塑料,也不是紙和布。因當地人還沒有見過這種材料,所以就把它說成是用「日本紙」(和紙)製造的,而且人們還說,當時並沒發現粘貼氣球用的糨糊痕跡。不僅如此,據說氣球濺落的草地都枯黃了,人接觸後也出現了體內水腫及皮膚潰爛等症狀。因此使我想起,七三一部隊林口防疫給水支部長癡原秀夫的供詞中就有一項涉及到了氣球炸彈之事。見原秀雄供詞,載於《殺戮工廠七三一部隊》第160—161頁。    
    癡原供詞中的第五項:「經緯度炸彈」(氣球炸彈)    
    「林口防疫給水支部的細谷少佐曾對我講過,從昭和18年(1943年)起,內籐中佐便與陸軍科學研究所的工程師們共同實施起了『經緯度炸彈』的研究計劃。    
    據細谷分析,它可能是在氣球上安裝了引爆裝置後,再將炸彈吊在氣球上的一種武器吧。一旦氣球飛臨所需到達的經緯度時,引爆裝置會自動點燃炸彈引信,使炸彈落下爆炸(也可以將炸彈換成細菌彈)。    
    我認為這種氣球炸彈的試驗,多半是在築波山或東京附近某個氣象觀測所的山上進行的。因為只有那裡地勢高才便於氣球上升。此外,我還記得在《每日新聞》或其他什麼報紙上也看到過這類報道,說是美國洛克西的山火就是因氣球炸彈落下而引發的。    
    另外,由於製作氣球的材料是絲紙,因而導致當時生絲市場上的價格一度飛漲。」    
    除此之外,在常石敬一編譯的《目標石井部隊》中,還收錄了編號為資料45、68的兩份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關於「洛克西氣球爆炸案」的調查報告,其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經改造後的氣球炸彈有可能在特定地域中落下」。    
    據武田英子的《地圖上消失的大野久島兵工廠》中記載:「早在1933年,日本就有了開發氣球炸彈的設想,當時吳東軍還特意試制了一個小型樣品。但直到1942年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才開始對此進行全面研究。至1944年初,才將圖紙最終交給陸軍兵器總部兵器需品料去負責製造。正式生產氣球炸彈時,兵器需品料還從全國各地的絲紙業者及明膠業者手中收購了大量的原材料」。引自武田英子:《從地圖上消失了的島嶼·大人野島毒氣工廠》第146頁。    
    另據報道,當年軍方還動員女學生們參加了糊制絲紙的勞動。見林英大:《女人們的氣球炸彈》,亞紀書房1985年版。    
    據說從1944年11月至翌年4月期間,從日本的茨城縣大津、福島縣的勿來、千葉縣的一宮先後放飛了直徑10米的氣球炸彈9300只,它們借助於偏西風慢慢地向美國方向飄去。但據美方當年7月20日的統計,這些投放的氣球炸彈中,真正飄到美國本土上的只有285只。可能是考慮到晝夜溫差大及遠距離投放等因素,此次投放的氣球上並未攜帶細菌彈,僅攜帶了自動引爆裝置和炸彈(燃燒彈 2~4 枚,殺傷性炸彈15公斤)。    
    車河堡一帶落下的氣球形狀大小不一,但直徑都不大。很多村民都說沒看見飛機投放氣球的事,那麼氣球又是從哪裡飄來的呢?但有一個人分析說,大概是飛機走後人們才發現氣球的,所以我也認為氣球很有可能是從飛機上空投的。很難想像當時從承德離宮放飛的氣球上會裝有一種能自動控制它降落到超過1000米高的群山中的裝置。    
    那些從飛機上投放的氣球確實攜帶著毒氣炸彈,或許其中也攜帶有細菌武器。但車河堡一帶出現的口鼻出血及皮膚潰爛等症狀絕不是病毒引發的流行性出血熱,而是糜爛型毒氣所產生的症狀。    
    1938年8月23日《新華日報》上刊登了一則消息,說「在赤湖兩岸的激戰中,日軍於22日拂曉使用了大量的劇毒武器,造成眾多中國士兵口鼻出血」。引自1938年8月23日《新華日報》文章《日軍在赤湖放毒,我兩營官兵中毒》,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568頁。此外,1939年11月20日顧祝同在給何應欽的電報中也說:「日軍向我浩山北陣地進攻時,使用了大量毒氣,導致眾多士兵口鼻出血犧牲。經軍區檢查後證明,日軍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氣彈」。引自上饒顧祝同致何應欽電(1939年11月20日),(2)—787—2760,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584頁。上述事件都發生在江西省。另據當年曾在迫擊炮隊服役的北村伊助作證說,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漢作戰中,奉中隊長深谷大尉的命令,我們向敵人陣地發射了30枚窒息型毒氣彈。見北村伊助筆供(1954年7月20日),(1)—119—3527,1,第5號,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588頁。    
    1941年6月29日,國民黨軍政部防毒處處長李忍濤在給何應欽的電報中說:「經檢驗判明,日軍使用的是糜爛型芥子氣和窒息型(碳□氯)與噴嚏型混合劑的毒氣彈」。軍政部防毒處處長李忍濤致何應欽電(1941年6月29日),(2)—773—872,載於《細菌戰與毒氣戰》第500頁。    
    雖然我不清楚車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麼病症,但從症狀來看,當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氣的感染,因為混合型毒氣造成的後果大體與當地受害者的症狀基本相似。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日文傳單之謎

    據高杖子的村民說,日本飛機飛抵這裡時曾撒下了日文傳單。當時村裡沒有日軍駐紮,而且來的也不是中國飛機,很顯然日本飛機並不是衝著日軍來的。那麼向不懂日文的中國百姓空撒傳單,其目的又何在呢?我認為這又是一種新的細菌試驗。    
    據從承德陸軍醫院去七三一部隊工作的上田彌太郎在1954年9月3日的供詞中講:    
    「在此期間內,我充當小林信的助手也參加了細菌傳單的研製工作。做法是用混入細菌的墨汁來書寫傳單,以此來測試細菌在自然環境中發揮的作用和細菌的生存數量。在三個月裡,我這個助手幹的就是製造細菌傳單的工作,目的就是使之成為細菌戰的一環。引自上田彌太郎筆供(1954年9月3日),(1)—119—2,851,第6號,載於《殺戮工廠七三一部隊》第220頁。    
    我認為,向高杖子村撒細菌傳單也是日軍的一種山地試驗吧。那麼村民們吃了田里的蔬菜後肯定會得病的。但污染蔬菜的又是何種細菌呢?這將是個永遠的不解之謎了。    
    細菌彈之謎    
    我在承德市採訪了趙錫廷先生。趙在年輕時曾擔任黑河、車河一帶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財糧助理。據他講,日本飛機來時曾投下了裝有蒼蠅和蚊子的瓦罐。所謂「瓦罐」就是一種用泥土燒製的容器。    
    前文中提到的張希閣先生,如今是承德市的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醫務工作者。1949年建昌突發了鼠疫,患病者達2800多人。他為此從哈爾濱調到了赤峰。據張先生講,此後他也聽過1945年3~4月期間,日軍飛機在五指山一帶投放了細菌彈,若干年後當地還有流行病發生的事。接到報告後,政府便組織人力前去調查,發現當地人患的病服藥後就痊癒了,可能不是細菌彈所導致的病因吧。聽當地人說,日軍飛機投下的瓦罐摔碎後飛出了蒼蠅和蚊子。但實地調查時也沒發現瓦罐碎片之類的東西,而且也沒聽說當年的在山裡的八路軍和百姓為此患病的事。從當時的調查來看,村民們都是聽別人傳說的,沒人見過瓦罐落下的現場。不過張先生也說,這件事的真相還有待進一步調查才行。    
    然而據趙錫廷講,他當年確實看到過這種瓦罐。趙說,瓦罐若採用硅藻土燒製的話,它就具有慢慢分解能力。何況日軍飛機投擲的地點又是深山老林之中,且又經過了4~5年之久,當然很難再找到瓦罐碎片的痕跡。這也說明,石井部隊當年在研製瓦罐材料上確實是費盡了心機。    
    原承德專署副專員趙錫廷在採訪張希閣先生時,他也談到了七三一部隊。據張講,他所在的哈爾濱陸軍醫院學校離七三一部隊很近,但雙方卻從不往來。該部隊究竟是幹什麼的?他也全然不知。只知道學校的鈴木三太郎教授與防疫給水部進行過單獨聯繫。1945年8月27日,日軍自行破壞了七三一部隊的駐地,「光、光」的巨大響聲不斷地從那裡傳來。張先生一邊回憶著當年的情景,一邊若有所思地凝視著遠方。    
    以上是我在興隆採訪到的「特運處理」、活體解剖、細菌試驗、毒氣試驗以及氣球炸彈等方面的真實記錄。不可否認,日軍的上述種種罪行都與七三一部隊有著密切的聯繫。其實所謂的「細菌戰與毒氣戰」並非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在指揮官的一聲號令之下,全線展開了排山倒海似的戰爭場面。其實它只是戰爭中的一部分,是由那些打著試驗為名暗藏於各部隊中的一個兵種來完成的。正是這些所謂的「影子部隊」在浙贛戰場上投放了鼠疫病菌,在山東作戰中撒放了霍亂病菌,在呼倫貝爾草原上進行了大規模的毒氣試驗,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在哈巴羅夫斯克軍事法庭上,人們聽到了這樣的一問一答。    
    法官:你在敘述滿洲實施的生化武器試驗中使用了「材料來源方便」這個詞,它的含義是什麼?    
    被告川島清:這裡所說的方便,就是指滿洲的試驗犯人非常充足。    
    末章反思興隆悲劇    
    日偽時期興隆縣南土門殺人場    
    長城線南北    
    興隆縣原屬於河北省管轄,此後1933年的熱河作戰中,關東軍用武力強行將該縣劃入了偽滿洲國的版圖,並按照日本人的意願將長城劃定為偽滿洲國的西南國境線。1937年後,日本又以長城為界,將北側劃為關東軍的佔領區,南側劃為華北派遣軍的管轄區,由此,長城南北兩側的無人區狀況也不盡相同。此外,中國人將長城南側又俗稱為關內。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馬蘭峪村「人圈」遺址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集中115個團(團=日軍的聯隊)約40萬兵力,在華北的主要鐵路沿線對日軍展開了全面作戰,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百團大戰」。作戰期間,八路軍破壞鐵路、襲擊各地的日本警備隊,同時還使井陘煤礦陷於癱瘓,此舉給日軍造成了重大損失。    
    1942年夏季,華北派遣軍在制定了「肅正建設三年計劃」的同時,對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展開了徹底的毀滅性作戰。而冀東作戰(1942年4—6月、8—9月、9—10月)則是該計劃的重要一環,指揮此次作戰的是華北北部防衛地區隊長鈴木啟久少將。    
    完成對魯家峪的掃蕩後,鈴木在與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的會晤中又向岡村徵求意見說,他已提出了一個為期20天、製造一條4公里寬的「無人區計劃」,並說此計劃將於8月開始實施。計劃實施後,鈴木還同原田師團長一起乘飛機視察了無人區地帶。當從空中發現被燒焦的土地上還有縷縷上升的炊煙時,便一一標記在地圖上,然後再命令聯隊長對此進一步清剿。據鈴木交代:「聯隊長每天都按圖索驥,嚴格執行著清剿計劃。凡殘留的民房一律燒燬,凡反抗者一律殺掉,此外還將那些被捕的農民押送到偽滿洲國去做苦役」(摘自中歸聯編《侵略》中的「無人區地帶」一文)。    
    徐寶志另外在「無人區」外圍,日軍還強迫百姓挖掘了封鎖溝(寬6米、深4米),修築了封鎖牆(寬1米、高2米的石牆)。    
    河北省內沒有「人圈」,日軍在此實施的是徹底的「三光」政策。但馬蘭峪的「人圈」則屬例外,這是因為從馬蘭峪越過長城便可進入興隆縣,且當地又有滿洲皇帝溥儀的先輩陵墓,所以關東軍就將馬蘭峪劃為了偽滿洲國版圖之內。當地老人徐寶志(81歲)帶我們參觀了當年「人圈」的遺跡。    
    潘家峪慘案    
    潘瑞儉本多勝一的《日軍在中國》一書中,以大量的圖片和文字披露了1941年1月25日,日軍燒燬整個村莊、屠殺村民1237人的潘家峪慘案經過。當時,村民們被趕進一座地主大院後,日軍便開始用機槍進行瘋狂地掃射……如今村裡仍保存著這座被燒燬的建築。我發現斷壁殘垣的瓦礫中,一叢叢枯草隨風搖曳。另外村裡還保留著一處夾道式的建築。據村民介紹,當時有200多個孩子逃到了這裡,但他們還是沒有躲過日軍的追殺……    
    慘案發生後趕來的八路軍拍下了當時的場景,看到照片中那些被燒焦了的孩子們的屍體,真是令人慘不忍睹!    
    如今不遠處的山坡上已修建了一座立有紀念碑的墓地,同時村裡還建有階級教育紀念館。據介紹,慘案發生後倖存下來的36名傷者和當時不在村裡的共有276人,是他們又承擔起了再建村子的任務。此後有22人參加了八路軍,同時村裡還自發成立了復仇團,大人們都是復團的民兵,他們開赴前線與日軍作戰。    
    66歲的潘瑞儉一邊帶我參觀那座地主大院的遺址,一邊介紹起了當時的情景。他說:「那年我12歲,日軍掃射前我已躲進了豬圈裡的小窩篷。開槍後日軍先用苞米葉點著了整個大院,最後又進院查看是否還有活著的人。當一個年輕的日本兵與我的目光相遇時,我想這下全完了。豈知他大聲地向長官報告說:『全死啦!』如今我之所以能活了下來,還多虧了那位年輕的日本兵啊!」他認為日本兵裡也有好人。至今,潘瑞儉仍無法忘卻雙方目光相遇的那一緊張瞬間。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潘家戴莊慘案

    周樹恩與他全身被燒的傷痕灤南縣的潘家戴莊有個掩埋1028具死難者屍體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軍實施「三光」政策的罪證之一。    
    82歲的倖存者周樹恩給我講述了當時的情景。他說,那年他30歲。12月5日拂曉,約250人的日軍部隊包圍了整個村莊。日軍將村民趕進地主的大院後,便追問起了八路軍的去向。只要有人說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頓木棒的毒打。問了一圈無結果時,日軍當場就殺了3個村民。隨後又從人群裡拉出16個年輕人,讓他們在廣場上挖了一個掩埋日軍兩匹戰馬的大坑。先在坑底墊上3條棉被,將戰馬安放後又在上面蓋了3條棉被,接著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後又讓這16個人在別處挖了一條長30米、寬2米、深2米的壕溝。挖好後就把村民們趕進溝裡活埋了。那16個人幹完活後,日本兵喊著「你們也下去」!說著便用刺刀逼著這些人跳下了溝,也給活埋了。隨後,日軍又將乾草扔到溝裡放火燒,邊燒邊來回查看是否還有活著的人。    
    據周樹恩講,他被推進溝後,看到兩個日本兵走過來衝著他喊:「這傢伙還活著吶!」說著就將點燃的乾草和一把鐵鍬狠狠地扔了過來,他用手擋了一下才沒被鐵鍬砍中。據周講,他之所能活下來,皆因埋他的地方都是凍土,火燒後凍土溶化,只埋了他的下半身。但後來他的頭部又被什麼東西擊中,便昏死了過去。當他再次甦醒後發現,日軍又在前面挖了一個4米見方的大坑,他們把用繩子拴成一串兒的婦女們都推到坑裡活埋後,再用火燒。孩子們也被日軍接二連三地摔到碾子上,腦漿迸裂,連內藏都飛了出來。此外,他還親眼看到那些被活埋的婦女中就有自己的妻子。    
    日軍撤走後他開始自救。當時下半身及鞋子、褲子都被深深地埋在土裡,他就使勁兒地活動身體,最後好不容易才將下半身拔了出來。他連走帶爬地行了65公里,總算是進了妻子的娘家門。所幸的是,不滿1歲的兒子和8歲的女兒被祖母帶走了,這才躲過了當天的一難。不幸的是,兒子無奶水餵養最後也死掉了,而周樹恩的手抬不起來,皮肉也發生了潰爛現象,只好整日躺在炕上。直到1943年春,他才能拄著棍慢慢地行走。    
    當地的八路軍司令員李運昌聞訊後,立即派人給他們村送來錢、糧食及衣物,同時還派人幫助村民們種上了地。但李司令員給他們村送來了16匹馬大家沒敢接受,怕的是又被日軍搶走。當年潘家戴莊的人口約1700人,慘案之後至1953年,仍差10人未恢復到原來的人口數。周樹恩說完還讓我觀看了他上身被火燒後留下的傷疤。據他講當年的倖存者中,現在還活著的僅剩下他一人了。    
    1956年的瀋陽軍事法庭上,周樹恩對潘家戴莊的慘案做了證言。他指證是鈴木啟久派出的第一聯隊的騎兵隊製造了血腥屠殺的潘家戴莊慘案。    
    以上就是日軍在長城南側,即河北一帶開展無人區的肅正狀況。它的特點是猝不及防,突然襲擊,一天內就結束局部的清剿掃蕩任務。而所到之處的房屋、人及家畜一個也不留。    
    長城之北為偽滿洲國。日本人在這裡對外標榜的是「五族協合、王道樂土」。因此,儘管關東軍也採用「三光」政策來製造無人區,但公開屠殺「國民」的政策將受到嚴格的限制。為此,日本人製造的「民匪分離」式的集團部落(集家並屯)便應運而生。現將包括熱河省在內的偽滿洲國內集團部落建設狀況列表如下:《集體部落之建設狀況》,(3)—87—10,載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第4集《東北「大討伐」》第173頁。根據編者的註釋,此表是滿洲總裁室弘報課《滿洲特殊自治制度》的弘報資料,第55號,是1938年10月製成的。合計欄數字有錯誤,修正的數字放在()內。偽滿洲國集團部落建設狀況    
    1935年前1936年1937年合計1938年計劃吉林省760892663231578龍江省13910187111046黑河省——7738三江省—60115175215續表1935年前1936年1937年合計1938年計劃牡丹江省——4044041018濱江省24697121673384299間島省70293913824通化省——10310376安東省4913444227    
    (614)15奉天省39364211610199錦州省——232328熱河省————38興安西省7279511797216興安南省3455563441245165興安東省—————興安北省——10410476合計1524    
    (1529)41954916    
    (4922)10 635    
    (10 636)2964    
    (2531)    
    為配合集團部落的建設,關東國加大了討伐清剿力度。目標則直指抗日聯軍。為此,日軍還特意發出了懸賞1萬元緝拿楊靖宇12名抗日將領的通緝令。1940年2月,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山中被通化省的警察部隊包圍,戰鬥中英勇犧牲;野崎茂作口供(1954年8月14日),(1)—119—2,41,1,第4號,載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第4集《東北「大討伐」》第549頁。該聯軍第三路軍總司令趙尚志也於1942年2月遭特務暗殺身亡。田井久二郎筆供(1956年6月28日),(1)—119—2,30,1,第7號,載於同上書第464頁。另外,關東軍在平定三江省、通化省的同時,又於1942年開始集中肅正熱河省內的治安。為此,關東軍又將通化清剿中的得力者大量派往熱河,以協助當地的肅正工作。    
    從上表中可知,偽滿洲國內集團部落建設數量最少的就是熱河省。然而熱河省內的集團部落卻都集中在興隆縣一帶。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興隆縣的慘案

    無論是對興隆縣還是熱河全境,當時的西南防衛司令部都未花費賞金去緝拿「匪首」,難道說當地就沒有八路軍嗎?原來從1938年起,八路軍的宋、鄧部隊撤出熱河後,僅在興隆一帶留下了三支分隊,而每支分隊的人數也僅為20—30人左右。    
    然而到了1940年7月,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將1939年成立的冀熱察挺進軍第13支隊劃歸冀東軍分區指揮,並同時任命了以該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政委李楚離、副司令員包森、參謀長曾克林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張廷貴、袁偉、陳浩良:《中國抗日部隊發展史略》,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頁。當時的冀東軍分區下設有第12團和第13團。潘家峪慘案發生後,李運昌的部隊在長城南側向日軍展開了攻擊。至1941年5月,該部已由原來的2800人擴大到4169人。此外民兵游擊隊也增至3200人。    
    鈴木啟久少將指揮的第二十七師團與李運昌指揮的第13軍分區主力部隊是冀東戰場上的宿敵。為此雙方不斷地在遵化、豐潤及遷安等地展開激戰。1942年4月,為了給承德的日軍造成壓力,李運昌率領主力部隊一舉攻克了亮甲台,並在當地建立了十餘個抗日根據地;當年5月,鈴木啟久指揮的第二十七師團向西邊的薊縣、興隆方向進發,以尋求與李運昌的部隊進行決戰。趁此之機,日軍加強了喜峰口一帶的防禦力量,並在當地建立起了幾個日軍據點。其實,當時雙方的戰場就是河北一帶。    
    然而此時的李運昌卻率部經王廠溝進入了五指山根據地。他們此行的目的是休整部隊,發動群眾,準備再度進入河北作戰。而李運昌率部在水泉子村為百姓打井抗旱的事跡,就是在此期間內發生的。1943年,李運昌又率部在承德東北的光頭山建立了抗日根據地。為此,西南防衛司令部也把光頭山一帶劃成了無人區。    
    從1938年起,八路軍就已經在興隆縣的大小黃崖(霧靈山)、狗背嶺、五指山一帶建立起了抗日根據地。同樣,日軍也自然地將這一帶劃為了無人區。據「1943年下半年冀熱邊區狀況報告」見姜宇:《1943年下半年冀熱遼情況報告》,載於興隆縣黨史辦公室編:《冀熱遼簡報》第15期。中記載:這一帶根據地中,有居民2000戶約13 000餘人。其中大部分是不願意進入「人圈」的百姓,亦稱「跑山的」,而另外一些則是民兵。那麼此時此地的正規八路軍兵力究竟有多少呢?對於這個問題,無論是《興隆縣無人區中的抗日根據地》、指興隆縣黨史辦公室編:《興隆縣「無人區」裡的抗日根據地》,1985年。《熱河史稿》以及《中共抗日部隊發展略史》之中都沒有任何記載,因為當時的八路軍來無影去無蹤,毫無規律可言。    
    儘管西南防衛司令部的任務是阻止八路軍從五台山東進至偽滿洲國境內。但日軍並不清楚八路軍究竟在何處,因而它也就失去了討伐作戰的真正目標。有時雖然也發現了一點兒八路軍的蛛絲馬跡,但那也不過是稍縱即逝,根本無法與之展開正面決戰。因此西南防衛司令部的獨立守備隊,也只能將決戰目標放在了河北一帶的戰場上。而在興隆縣內,由於當地百姓積極地為八路軍提供糧食、軍鞋等補給物資,所以日軍便以「私通八路」為名,大量抓捕當地百姓,並對抗日根據地實施瘋狂的掃蕩。    
    我認為興隆的悲劇就在於:一、因日軍找不到八路軍的蹤跡,便傾其當地的2萬兵力來全面鎮壓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二、因興隆的日軍無法像河北平原那樣用騎兵去突襲村莊後,再就地實施「三光」政策,所以他們便採用各種更加卑劣的手段來殘酷鎮壓山區中的百姓。    
    當地日軍最慣用的手段就是檢舉和討伐,即把從無人區裡抓到的農民帶到「人圈」後,當著眾人的面公開斬首或對其施以各種酷刑。日軍的殺人及酷刑可謂名目繁多、殘忍至極。其中有:1斷食空腹(餓死);2倒栽蓮花(將人頭朝下活埋);3軍犬撲咬;4滾繡球(令赤身裸體的活人蜷縮著進入佈滿釘子的籠中,然後再滾動籠子);5電擊人體(電休克);6槍刺沙袋(將活人放入袋子中,供新兵訓練刺殺);7蝦公見龍王(將活人頭腳捆到一塊扔進池塘或河裡);8開膛取心(將活人的心臟取出食用);9鋼針繡骨(把鋼針釘入人的手指尖或頭頂部,鋼針長度為20—30公分);10辣水漲肚(從鼻孔灌入辣椒水後,再用軍靴踩蹭受刑人已膨脹的腹部)。此外還有「熏燒活人」等等,不勝枚舉。見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載於《十萬骸骨的碑記》,第123頁。    
    我在採訪中還聽到過日軍吃人心臟的事,但對此總是將信將疑。恰好在我查閱資料時,終於發現了一份日軍吃人器官的供詞。供述人是林竹次,曾在奉天省警察廳特務科任職。據他講,某日,守備隊長宮尾在興京縣公署的後山逮捕了15名中國人,隨後便以「通匪」的罪名將他們全部處死。當時,林竹次和在場的阿部三郎警長一起剖開了其中的五具屍體後取出了膽囊。    
    檢察官問;取人的膽囊做什麼用?    
    林竹次答:日本人相信膽囊能治肺病,所以大家都想搞到手。因此和阿部警長商量後,我們就干了。見林竹次口供(1954年6月9日),(1)—119—2,704,1,第3號,載於《偽滿憲警統治》第490頁。    
    這就是林竹次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檢察官交待的供詞。儘管我還沒有找到吃活人心臟的證據,但僅憑上述的供詞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人要把日軍稱做日本鬼子了。    
    那些不處死刑的人,有的被強制送到東北去做苦役;另一些不順眼的則按「特運處理」方式被押解到七三一部分。當然,也有一些人被送到承德去充當活體解剖實驗的材料。至於強姦婦女之事則更是家常便飯,不勝枚舉。    
    對於那些已被趕進「人圈」的農民們,日軍又以「細菌試驗」等秘密手段,讓他們患上傳染病後大量地死去。其死因則可以說成是中國人不衛生所致。此外,每天農民們進出「人圈」都要受到軍警的監視,而且每人都必須隨身攜帶按有本人指紋的居住證以備檢查。由此一來,非本地居民根本無法生活,他們的下場只能是餓死、凍死或病死。    
    日軍對興隆縣百姓的殘酷虐待行為,一直持續到1945年8月15日的戰敗,才算最後結束。    
    以前興隆縣不屬於熱河省管轄,只是後來日軍劃定國境線時,才將其強制納入到偽滿洲國的版圖之中。由此我認為,興隆悲劇的起因或許就是那條西南國境線吧。雖然其他縣裡也有國境線,但與之不同的是,興隆縣的周圍有41座1000米以上的高山,況且這裡又是偽滿洲國的西南偏遠之地。如此良好的地理環境,正是日軍進行各種軍事、政治等試驗的理想場所。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敢隨心所欲地在興隆進行各種試驗,其中就包括細菌、毒氣、氣球炸彈等生化武器。總之,凡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敢公開的試驗項目,全都拿到興隆來了。    
    鈴木元之的證言中也引述了其堂兄林鐵雄講過的一句話——「其實,西南國境線一帶本來就是日軍頻繁進行細菌戰及其他項目的理想試驗基地。」引自鈴木元之告發安達誠太郎的資料(1953年9月26日),(1)—119—2,235,2,第21號,載於《人體試驗》第250頁。    
    由此可知,興隆的悲劇還表明,在日中全面戰爭期間,凡是興隆所試驗的結果都被日軍廣泛應用於中國的其他戰場上了。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人性破壞

    西南防衛司令部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把喪失人性始終貫穿在新兵的訓練之中,以此來組成一支支魔鬼部隊。據《我們在中國究竟幹了些什麼?》中記載:    
    「鐵拳制裁訓練」並非上策,所以教官們便不斷地用毆打、腳踢、掌嘴等方式來對新兵進行「自尊心制裁」。教官們故意用皮製拖鞋的底部去抽打他們,給他們的臉上留下鞋印,目的就是讓新兵臉上的那種自尊和自信表情永遠消失。    
    「新兵們都有父母。當他們降臨到世間後,父母們也都傾心培養教育他們具有人性和人愛之心。但魔鬼訓練營就宛如一架巨大的攪拌機,一切人性和人愛之心都統統地在這裡被攪得粉碎。剩下的只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軀體。當他們用刺刀殺死了綁在柱子上或者是裝入口袋裡的活人後,新兵們的訓練科目便就此結束」。引自(日)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我們在中國幹了些什麼?》第166頁。    
    新兵們自然不會甘心忍受這種最底層的壓迫生活。一年訓練後,這些已喪失了人性的士兵們便會通過壓抑轉移法,去面對所有的人。這就是日軍保持軍人心理平衡的一種魔鬼訓練方式。    
    承德市檔案局的王克君局長讓我查閱了該局保存的一些日偽時期的歷史資料。他說:「重要資料都送到北京的中央檔案館去了。這裡現存的主要是人員花名冊之類的東西,所以可能對你用處不大。」我查閱後確認,這是一些有關熱河及興隆日軍的人員配置和憲兵名冊的基本資料。此外資料中還夾雜著幾份用日語寫成的命令文件。其中清晰可辨的是,上面特意註明:「誓死不許動搖」等字跡。這反過來則證明,當年偽滿洲國軍中就曾發生過動搖之事。此時此刻我才理解了,當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們打出的悲壯救國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真正含義。    
    對於這100餘冊的合訂本,我也只能是走馬觀花地翻閱一下而已。不過,我發現後面大部分是特務名冊。由此可知,日軍當年已在熱河省建立了龐大的特務體系。這些以出賣情報為生的中國敗類在各級各界乃至各村都有。為了表示忠誠,這些人不惜向日軍出賣自己的同胞,甚至有人還提供出了婦女的名單。但日本投降後,這些特務漢奸都得到了應有的懲處。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不義之戰

    可以說,我在調查興隆慘案的過程中就已明確感到,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戰爭確實是一場非正義之戰。正因為如此,日本人在那場戰爭中所表現的也只有是頹廢、殘忍及喪失人性。那麼有誰願意將自己的兒子、丈夫、父親、戀人及朋友送上這種非正義戰爭之路呢?又有誰願意去屠殺那些異國他鄉的無辜百姓呢?此外,那些為不義之戰而死去的人果真就獲得名譽了嗎?他們死得其所嗎?正因為他們死得毫無價值,所以活著的人們才想方設法地去弄清當年那場戰爭的真相。當然也有人會認為,死者至少是為國家獻身的。然而,如果人們知道當年那場戰爭,完全是因為國家與軍隊的瘋狂行為而引發的不義之戰的話,那麼人們必定會大聲疾呼:「還我父親!還我丈夫!……」    
    那麼他們死的意義究竟何在呢?其實靖國神社就是一個蒙騙白白送死者的場所。如果那裡的亡靈有知的話,他們肯定也會咬牙切齒地對此進行詛咒。我想,那些死無價值的亡靈們惟一能發出的警告就是:「撫慰我們靈魂的最好方法,首先是承認我們的死毫無價值,同時切勿再讓年青一代為無益的國家權力去充當炮灰吧!」我認為,他們已經犧牲了自己的軀體,理應得到這種呼籲和平的發言權。尤其是在戰後50週年的這個夏季,日本人更有義務去傾聽亡者的這一忠告。    
    興隆縣的老人們一見到我就說:「你是相隔50年後我們所見到的第一個日本人。」我向他們表示道歉,並說是日本人在那場戰爭中使你們蒙受了巨大的苦難。對此,他們則回答說:「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不過,我這個日本人的道歉卻令他們感到欣慰,同時他們也敞開了心扉,向我訴說起了當年的痛苦經歷。    
    他們是那場戰爭的倖存者。至今,他們仍能屈指數出那些死難者的名字。而他們自己卻是靠相互撫平傷口生活下來的。他們當然不會忘記那些日本鬼子的名字、面孔及聲音的。對這些倖存者而言,那種痛苦的經歷已深深地刻在了他們的記憶中,並將終生難忘。而如今我們能做到的,則是調查和驗證那些歷史事實,讓更多的人銘刻在心。與當年那些持槍荷彈,未經允許便肆意闖入別人家園的日本人相比,如今的日本人則是為建立新的友誼而來。為此我衷心地希望,這份興隆慘案的調查報告或許能為今後的日中友好盡上一份綿薄之力吧。    
    無論是興隆縣的老人還是年輕人,他們的目光都是那樣純樸清澈。儘管目前他們仍很貧困,但人們卻都昂首挺胸地生活著。這就是當年抗日根據地的那種不屈不撓精神,而它將永遠生生不息地相傳下去。    
    鄧一民主編校    
    石德璋校譯    
    王建中吳雲譯日本軍侵略中國實錄(節選)    
    (日)「中國和平之旅」寫真集編輯委員會    
    嚴密警戒與監視:上圖為碉堡,下圖為鐵絲網。這是日軍在熱河製造的「無人區」。將農民全部遷出,周圍圍起高高的圍牆。    
    「無人區」當年在沿萬里長城,即「偽滿洲國國境線」一帶,有許多抗日游擊隊的根據地。這些抗日游擊隊不但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而且有的農民還自帶武器參加了抗日隊伍。日軍為了切斷當地老百姓與抗日游擊隊的接觸,以防這裡成為抗日後方陣地,於是就強制農民集中到「集團部落」裡,即中國人稱的「人圈」。村民搬走後的地方就劃定為「無人區」。    
    這個「無人區」東起山海關西至獨石口,東西長約1000公里,面積有5萬平方公里。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三光作戰」村

    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    
    8月9日我們考察團行程的第三天,上午7點半,大家分乘兩輛大巴士離開北京的駐地,向唐山市進發了。雖說是在清早,卻感到悶熱。天空上籠罩著晨霧,能見度很低。    
    巴士開出不久,導遊孫盛東先生以嚴肅認真的口吻說:「各位朋友注意啦!有一件事情拜託大家,我們現在去的地方是不准外國人進入的地區,這次是經特批才准許我們去的。請大家把相機關好,絕對不要拍照。」這時我們才看到前面不遠處,不知什麼時候冒出了一輛公安局的前導車。頓時,拿著相機想拍照中國風景的團員們感到有些失望和緊張。    
    公路兩旁是連綿不斷的玉米地,道路崎嶇不平,巴士在環繞群山間的公路上搖搖晃晃地行駛了一個半小時後,終於到達了第一個目的地——潘家峪村。    
    在農家的小院裡,葡萄架上結滿了果實,好一派恬靜的田園風光。誰會想到就是這麼一個平凡的小山村,竟會在1941年遭到日軍「三光作戰」的摧殘。    
    這是對村民進行大屠殺時地主住宅的遺址(這不是戰爭當時的原樣,戰後已修復。)    
    發生大屠殺時地主居宅的進口張鳳雲先生的證言(1927年出生)日本兵追殺村民時用刺刀刺在門扇上的遺痕——用手指的人就是張鳳雲    
    迎接考察團的是倖存者張鳳雲先生,現年64歲。當年他家共有11口人,被日軍殺害的有7口,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兄、弟、妹妹等。現在他和妻子及四兒子一起過日子。    
    據張先生介紹,1941年1月24日深夜,日軍突然包圍了潘家峪村,天還未亮時,就把村民們趕到村旁的一處池塘裡集中起來。因為是冬天,池水已經結了很厚的冰,人再多也掉不下去。這時,日軍便向村民審問起了抗日游擊隊的情況。因審問無結果,日軍一怒之下,從人群中拽出幾個人立即就槍殺了他們。    
    此後,日軍又將村民驅趕到位於村中央的地主大院裡,先把已準備好的乾草、松枝等易燃品倒上汽油點燃。隨後,站在院牆上的日本兵一齊向院內射擊,大部分村民無處可逃當場犧牲。只有少部分村民從大院裡衝出去,和日軍展開了搏鬥,最後也都被日軍槍殺或刺死,院裡院外村民的血流成了河。    
    天剛亮,日軍再次開始掃蕩村莊,這次敵人抓了約30名老人和孩子,帶到離地主家不遠處的一個山坡上,用刺刀挑死後,把全部屍體扔下山坡。當天,犧牲的村民人數竟高達1230人!    
    向訪華團介紹大屠殺情況的張鳳雲先生    
    29人借助逃生的糧倉    
    因張先生當時只有13歲,正好倒在被殺的村民身體下面才倖免於難。其他倖存者中,有的是從被手榴彈炸開牆的豁口中逃生的;另有29人則是躲在未被點燃的糧食倉裡,才奇跡般地生存下來了。包括他們在內,此次大屠殺的倖存者共有百人左右。當時這座地主家院落已被燒得殘垣斷壁,面目全非。而現在的房屋和院落是後來重建的。慘案已經過去50年了,在此期間,也曾有幾個日本團體到這裡考察過,因張先生是倖存者之一,且又口齒清晰,故每次都由他擔任講解。他說:「死者中還包括30名兒童和35名懷孕的婦女,在村內全家被害的有33戶。就在日軍撤離的當晚,八路軍便趕到了這裡。請看,紀念館裡掛著的照片,就是當時拍攝下來的。」隨後張先生又接著說:「我們堅決反對的是日本軍國主義,但對來自遙遠的日本朋友能前來考察則表示衷心的感謝。」    
    遠遠地圍著在看訪華團的當地人    
    這些日本教師聽了張先生熱情而又意味深長的解說,頓時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張先生現場解說之後,又領我們參觀了設在村口處的祭祀犧牲者的祠堂和階級教育展覽館。那裡的所見所聞,再次證實了張先生剛才講解的內容。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紙制牌位

    祠堂和階級教育展覽館都在「潘家峪革命紀念館」的同一處宅院裡。步入正門二三十米的地方是祠堂,進入室內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寫著小字的紙制的「牌位」。「這裡記錄的都是被害者及其家屬的名字,」張先生介紹說。這是一座進深5米、寬20米左右的長方形廟宇,正前面的牆壁上鑲著玻璃框,裡面貼著牌位。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女兒雲頭5歲,女兒石頭7歲,女兒百頭10歲,兒秀弟16歲,兒秀志20歲,潘印元50歲,妻劉氏51歲等人的名字。從年齡上推測可知,這是從雙親到5個孩子共計7口人全部被害的一家。據介紹,全村中像這種全家遭滅絕的共有33戶。當團員們沿著牆壁轉著觀看牌位上的那些死難者的名字時,不知誰喊了一聲:「唉!太殘酷了!」供著犧牲者的祠堂    
    在祠堂內解說的張先生    
    照片作證    
    大家獻花、默哀後又走進了旁邊的階級教育展覽館。在這裡大家的心靈又一次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因為剛才倖存者張先生所訴說的內容,都通過照片又活生生地展現在人們面前。成摞的燒焦了的犧牲者的屍體(階級教育展覽館裡陳列,拍照的不清楚。)    
    燒焦了的屍體(階級教育展覽館)    
    在大屠殺現場逃生的村民及其被燒斷的手指    
    這是被砍了頭的犧牲者正如張先生所介紹過的那樣,照片中的地點確實就是那座當年的地主宅院。陳列的照片分別記錄著被燒燬的房子,燒焦的屍體摞成了堆,一位經過救助奇跡般生還的倖存者伸出他那已失去指頭的雙手,以及殘留著大塊傷疤的頭像等等。其中還有一張記錄的是,幾位村民正在屍體堆中辨認自己的親人,而一位少年卻站在那裡茫然若失……看到這些慘不忍睹的場面,大家的心靈又一次受到了強烈的衝擊。這些都是慘案發生後,急忙趕來的八路軍攝影班拍下的鏡頭。    
    館內的簡介列出了此次慘案的下列一組數據:    
    時間:1941年1月24日。    
    戶數:(屠殺前)241戶。    
    人口:(屠殺前)1537人。    
    被殺害人數:1230人(占總人口的80%)。    
    全家滅絕戶:33戶(占總戶數的137%)。    
    在大屠殺現場,把親骨肉的遺體指給孩子們看。(據唐山市黨史部門調查,此次慘案製造者為駐豐潤縣日軍顧問佐佐木二郎指揮的日偽軍千餘人,除集體殺害1230人以外,還燒燬房屋1100多間,搶走全村的糧食和衣物——主編校。)    
    從1937年發生盧溝橋事變以後,日軍便趁勢佔領了冀東一帶,其後又多次對潘家峪進行掃蕩,但每次都遇到反擊而敗北。因此,大屠殺就在那裡發生了。    
    位於唐山市的北部,有一條山溝,其兩側是東西走向的低矮山脈,走到溝的盡頭有個小山村,這就是潘家峪。日軍為了長期佔領這個地方,在山頂上築起兩座炮樓。據導遊夏曉南先生(東大留學生,和平之旅的隨行翻譯)介紹,至今山頂上仍保留著炮樓的殘跡。    
    那麼,日軍為何非要血洗潘家峪呢?歸根到底就是侵華日軍面對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且又軍民不分、敵我不清的中國大陸深感舉足無措,宛如陷入了一場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便採取「三光」政策來達到其戰爭的目的。雖說這也徹底暴露了其侵略戰爭的弱點,但中國人民也畢竟為此蒙受了巨大的災難。    
    團員們冒著酷暑進行了連續訪察,為了訪問下一站,大家又乘車踏上了去潘家戴莊的旅途。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河北省灤南縣潘家戴莊

    考察團從潘家峪返回唐山市的駐地,用過午餐並稍事休息後,又奔赴距離唐山約50公里的潘家戴莊。這裡是戰後日本人首次到過的地方。公路兩旁是排列整齊且又延續不斷的白楊樹,兩邊的玉米地一望無際,而且很多苞米也已抽穗。    
    向紀念館敬獻花圈的永井團長(左)和林副團長(右)    
    大巴士離開了鋪設平整的公路後又進入了鄉間小道,很快就駛進了一個小村莊裡。這個村的農舍都是磚瓦房,而且排列有序,完全是典型的中國農村景象。    
    兩輛巴士停在由白楊樹圍起來的紀念公園旁邊,蟬在白楊樹上鳴叫,聲音清新而流暢,震動耳鼓。    
    村長周德知、倖存者周樹恩先生(79歲)和李慶有先生等有關人士已在這裡迎接考察團。看到考察團進村後,村民們便絡繹不絕地圍攏了過來,從老到幼約有數百人之多。    
    1942年數百名日本兵包圍了這個村莊,將村民集中起來殺害,埋在一個大坑裡,被殺害的村民有1280人。1956年在瀋陽審判日本戰犯時,有這方面的詳細審判記錄。    
    公園面積有3500平方米,長50米,寬70米左右。中央建有死難者紀念塔,塔後有一個長方形的埋葬坑,埋葬著約750人左右的受害者。右側有一個近似正方形的埋葬坑,埋葬著約有350名受害者。左側是一處遺骨墓,埋著戰後挖掘出來的受害者遺骨。    
    訪華團成員在紀念碑前默哀    
    周樹恩先生的證言(1911年生人)    
    向訪華團介紹情況的周樹恩先生    
    考察團首先向紀念塔敬獻了花圈並致哀。當年31歲的周樹恩先生,在被日軍打得奄奄一息後,卻又奇跡般的生還了。他說,現在脊背上仍殘留著疤痕。現將其證言歸納如下:    
    那是1942年的12月5日,天還沒亮,也就是四五點鐘左右,日軍從距離15公里和30公里以外的兩處駐地包圍過來,目的就是搜捕八路軍。但此時的八路軍早已撤退了。    
    日軍問村民:「八路軍上哪去了?」村民回答說:「不知道。」於是日軍便對村民進行了瘋狂的大屠殺,又是槍殺,又是活埋。等到把男人殺光後,又把婦女們用繩索捆起來和小孩子一起活埋了。光是從母親懷抱裡奪走活活摔死的就有30個孩子。    
    一個日本鬼子問我:「八路軍去哪裡啦?」我說:「不知道。」於是他們就用棍棒打,連追帶打掉到大溝裡,我便失去了知覺。日本鬼子走後我才發現後背被打爛了,傷癒後結成大片疤痕。周先生說著就脫下上衣,讓大家看了傷疤。從右邊的肩胛骨到側腹,瘢痕纍纍。因為周先生說話的語氣看上去很平淡,團員們的心境也就像聽故事似的,但一看到這位老人身上的大片傷疤時,大家立刻驚呆了。有幾位女教師雖極力控制著感情,但還是兩眼通紅。團員們覺得在戰爭時期恐怕無法得到像樣的治療吧!夏曉南翻譯說:「他右胳膊向上舉不起來。」趁周先生一動不動地向人們展示傷痕時,團員們紛紛按下了手中照相機的快門。此後,不知誰說了一句「好啦,就到這裡吧」,大家方才作罷。    
    現將李慶有和周樹恩的證言中的一組數據統計如下:    
    時間:1942年12月5日(審判戰犯記錄上是「12月28日」)。    
    周先生脫掉上衣讓大家看他身上的疤痕    
    為迎接訪華團參觀考察而聚集起來的村民想起當年悲慘情況而傷心的周先生    
    人口:(當時)1765人。    
    戶數:(當時)375戶。    
    犧牲者:1280人(佔人口總數的75%)。    
    倖存者:503人(包括受傷者)。    
    全家被害:27戶。    
    寡婦人家:25戶。    
    (據唐山市黨史部門調查,此慘案發生在12月5日,當時有30名嬰兒被摔死,60名孕婦被剖腹,27戶被殺絕,31戶只剩下孤兒寡母,燒燬房屋1030間。死難者占總人口數應為725%。製造此次慘案的日軍為第二十七步兵團騎兵隊長鈴木信——主編校。)    
    來犯的日本兵200人至300人。    
    現在村裡約有1600人,尚未恢復到當年的人數。    
    隨後周樹恩又講了他家被害的情況:當時他全家共12口人,其中父親、弟弟夫婦和他們的孩子被殺害了6口……這時,團員中有人問:「請把這6口人詳細說說。」稍待片刻後,周先生說:「實際上我的妻子也……」「那麼現在家裡的女人是……」又有人叮問。周先生一時語塞。夏翻譯說:「聽說他的前妻也是那次被害的,現在的老伴是後妻,兩個人在親戚的幫忙下生活著。」    
    周樹恩1956年在東北瀋陽市審判日本戰犯時曾出庭做過證人,為追究鈴木啟久少將(第二十七步兵團團長)的戰爭責任做了證言(攝影編輯委員會在回國後作了調查,驗證當時審判記錄的膠卷中收錄有周先生脊背上傷疤的照相底片和證言的記錄)。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李慶有先生的證言

    (1916年出生)    
    周樹恩作證之後,接著李慶有又做了證言。李慶有當時全家6口人,父親、母親、妹妹、弟弟4人被害。所談內容大致如下。    
    我被槍擊打後意識不清,意識清醒後便乘隙逃脫了。當時,日軍挖了個長30米、寬2至3米、深2米的坑,將750人埋在裡面,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被殺害後埋的。此外在一個長6米、寬3米、深2米的坑裡又埋掉530人。最後又把挖坑的20多人也殺害了。    
    周樹恩和李慶有做完證言後,邊帶我們參觀陵墓,邊解釋說:「為了信守和平,我們一直是把日本侵略軍和日本人民區別對待的,這也是我們對到中國來訪問的日本人最常說的一句話。」最後我們問:「對我們日本人有什麼想法?」「心靈上的創傷是一生也難以治癒的。」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在千人坑前做解說的李先生(中央)埋掉750人的千人坑    
    在妹妹被埋在千人坑前    
    流淚的李先生。我們在當地僅呆了兩個小時左右。期間有數百位村民來到公墓周圍,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考察團的舉動,從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們都面帶善意。但是,這裡邊恐怕就有許多人的親骨肉是在當年被殺害的吧!此時團員們的心情異常複雜。    
    團員們視察終了,乘車離去的時候,在「再見」的聲浪中,當地村民張張臉上微笑著,揮手送走了我們。    
    「反過來說,如果被加害者是日本人,那麼,我們對加害國的人能表現得如此友好嗎?」考察團帶著這一想法離開了村子。戰後挖出遺骨的埋葬墓    
    河北省遵化縣魯家峪    
    訪華的第四天,即8月10日早8時許,我們分乘兩輛大巴士離開了已在這裡投宿兩夜的唐山賓館。整個上午參觀了唐山地震紀念館,那裡展現的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瞬間遭受毀滅的唐山市的當時場景。午後,一行人奔赴唐山市北面的遵化縣。    
    巴士長時間地在公路上奔馳,路兩邊是排列整齊的白楊樹和一望無際的玉米地。手扶拖拉機、農用四輪拖拉機、自行車交錯而過。公路兩旁賣西瓜、蔬菜、服裝,以及賣豬肉的個體商店鱗次櫛比,到處充滿了商業活力。這種景像在中國農村幾乎比比皆是,並不新鮮。    
    我們考察團的兩輛巴士靈巧地避開車流急速向前奔跑著,估計在公路上超車是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事吧。且不說城市裡,就是在農村、山區的小路上,也很少見到司機們慢慢地行駛。每當遇到超車情景時,團員們都不時發出驚叫聲,而司機則若無其事地握住方向盤,繼續急速行進。「要是慢行可到不了目的地喲!」司機如是說。這也許就是中國大陸駕駛員們的理論吧!慶幸的是,我們就是在這種高速行駛中,平安地來到了萬里長城腳下的城鎮——遵化縣。到達遵化縣的時間已是午後6點,正值夕陽西下時分。    
    一行人住宿在遵化飯店。當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當地的分會設宴歡迎我們。之後又聽取了來自離縣城40公里以外魯家峪張俊金先生(67歲)的證言,此外歷史學者陸占山先生還給我們介紹了當時魯家峪周邊一帶的軍事部署狀況。這時已到晚上9點鐘,張先生又介紹了一些當年日軍如何把藏在山洞裡的村民帶到村裡,有的給推進井裡,有的被殺頭,共計有527人被殺害的情況。張先生本人也被推進井內,雖然背部中彈,但此後卻奇跡般生還了。    
    歷史學者陸占山先生的證言    
    魯家峪位於豐潤縣、遵化縣和玉田縣的交界處。從1940年起這裡就是八路軍三大抗日根據地之一,此外還設有八路軍的兵工廠和報社。    
    魯家峪是由若干個自然村組成的,周圍有大小18座山谷,地形複雜。山上有許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有的洞竟能容納200人左右。從1941年至1942年間,日軍以「強化治安」為名,反覆五次在此屠殺和放火燒山,其中兩次規模龐大,把村子前後燒了三遍,屠殺村民527人。    
    1942年3月,日軍發現了村民逃亡藏身的大山洞,便企圖用炸藥爆破,但因岩石堅固無法完成。其後日軍又採用了往洞內投放毒氣的辦法,使得洞內村民犧牲者眾多。儘管如此,日軍卻始終未敢進入洞內。此後人們就把這個山洞叫做「烈士洞」。另外,其他山洞裡也有不少死難者。    
    後來瞭解到告密者叫馬成全,此人已在1955年受到了法律制裁。    
    毒氣彈呈手電筒形狀,可以使人窒息死亡。當年審判戰犯時,它已被作為證物提交上去了。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張俊金先生的證言

    (1924年出生)    
    那是1942年舊歷三月三日,頭幾天就收到敵情報告,說「日軍要來了」,我和其他村民一起往山洞裡跑去。頭一年也就是1941年的舊歷正月十九日,因為已有220人被害,所以這次有3000多村民都紛紛逃往村外和山洞裡去了。    
    逃往山洞的這些人,被日軍發現後又抓回村子裡。其中李有章已被打得像血人一般,他躲進屋裡又被敵人打了一氣。於是他拿起菜刀向一個毆打他的日本兵砍去,接著就逃跑了,豈知剛跑出不遠就被槍殺了。此事是後來聽說的,時間可能是上午10點左右。    
    到了午後,日軍把包括我在內的六十三四人關進一個屋子裡。這時來了一個姓金的翻譯,他說有個姓李的把日本兵砍了,他是土八路,你們作為贖罪,到離這裡20公里的地方種地去吧。說著就帶走了24個人,其中有七八歲的孩子,還有老人。在離關我們的房屋約200米遠的地方有一個10米深的水井,那些人就在那裡被殺後,被投入水井裡。第二天張永存來說:「昨天,24個人全被殺害了。」    
    摔死嬰兒和兒童的石頭農具(石碾)    
    剩下我們這些人,又被敵人用繩子綁著帶到離村子二三公里的地方,讓我們圍成圓圈坐下來。日本兵一邊用刀指點著,一邊「這個、那個」的一連叫出10個人來。在離這裡約百米遠處有一口深8米、直徑70厘米的藏薯井。張永存的兒子(18歲)被第一個割斷繩子拽出來,敵人先蒙上他的眼睛,又把刀拔出向裝滿水的水桶裡蘸了蘸,然後,一刀就將他的頭砍掉了。接著輪到我了,眼睛也被蒙上,但蒙的布又脫落下來,此時我覺得大事不妙!就抽身逃跑了。可是馬上又被抓了回來,這次被綁得結結實實。兩個日本兵怕我的血濺到他們身上,就把我的脖領子往裡塞了一下,我就勢咬住他的手,死死地不撒嘴。這時另一日本兵抓住我的肩膀猛往井裡推,我頭朝下掉進井裡,結果把舌頭咬了,他們就在井上開槍打我,我脊背上挨了兩槍。之後,又有9個被砍頭的人掉下來,都摞在我身上。我就忍著疼痛咬住自己的手指不出聲。過了不知多長時間,聽到上邊有聲音,我就拼著命地喊:「救救我吧!」這時,大約有十來個村民把我拽了上來,此後才知道,活著的僅我一人。當時我家有父親、母親、弟弟4口人,母親也被推到別處的井裡,後來被救活,但她身上也留下大塊的傷疤。    
    對張先生來說,事情已經過去50年了,但那不堪回首的歲月卻使他終生難忘。整整兩個小時的訴說中,他無法控制悲憤的心情,不斷舉起雙手揮舞著,最後乾脆又脫去襯衫讓大家看脊背上的兩處傷疤。其形狀簡直就像用鐵鍬挖了兩條溝似的,又寬又深。讓看背部疤痕的張俊金先生在法庭上做證言的魯家峪張俊金先生團員們聚精會神地探著身子聽張先生的訴說,有照相的,有記錄的,也有錄音的,大家都在認真地記錄著這難忘的一刻。談話結束時已是夜晚11點了。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一座有「萬人坑」的城市

    河北省承德市    
    我們考察團來華的第五天,即11日早上7點半用過早餐後,大家又分乘兩輛大巴士離開遵化,向下一個訪問地承德市進發了,全程需要5個多小時。車子穿過長城,沿著曲曲彎彎的公路,飛快地向前行駛。團員們在日本從未看過這樣雄偉壯觀的景色,車內不時地聽到「卡嚓」、「卡嚓」的快門聲。過了長城大家感到炎熱和疲勞,開始昏昏欲睡,好像進入了夢鄉。    
    水泉溝「萬人坑」    
    到達承德市已是午後1點半,這裡曾是偽滿洲國熱河省省會,以清代的離宮而聞名於世,文化遺產眾多,現在市內人口約有18萬。戰爭時期,這裡設有關東軍西南防衛司令部和監獄,還設有憲兵隊總部。「滿洲事變」兩年後的1933年3月,承德被關東軍佔領。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關東軍統治該地已達12個年頭。日軍將各地抓來的中國人投入監獄,有的在拷問中死去,有的被處死刑。據說犧牲者人數有三四萬人,準確數字尚不清楚。在距離監獄15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那裡就是日軍埋葬中國人遺體的水泉溝「萬人坑」。    
    天氣炎熱,考察團用完午飯並稍事休息後,於午後3點離開駐地賓館。大巴在大街上疾駛,約30分鐘到達了目的地。我們拿著錄音機、照相機相繼拍下了考察團一行下車的情景。許多圍觀的中國人卻露出「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了」的表情。    
    離開公路登上一道急坡,沿著通往山上的小道,又行走了200米後,來到一處廣場,這就是水泉溝「萬人坑」。廣場中間矗立著一座紀念碑。此次嚮導彭明生先生(54歲)給我們做講解。彭先生是當地的歷史學者,曾著書論述過「萬人坑」事件。關於此事現簡介說明如下。    
    1933年3月4日,日本關東軍第八師團侵佔了河北省(當時是熱河省)承德市。在此之前的中華民國時代承德就已有了監獄。日軍侵佔後不斷地將中國人投入這座監獄。收容800人後感牢房不足,又擴充了可容納2000人的牢房150間。關東軍為加強地方統治,建立了上百條的刑律,凡對日軍統治稍有不滿的中國人,都以「反滿抗日犯」、「思想犯」、「政治犯」、「經濟犯」等各種罪名抓進來,並判處各種徒刑。    
    在水泉溝「萬人坑」做講解的歷史學者彭明生先生    
    審判也是在這裡進行的。凡判處死刑的人就地處決後,拉到水泉溝去掩埋。被害者的遺體由服刑人員搬運,在途中要路過一座橋,叫斷虹。當年凡被判死刑的人去刑場時,過這座橋就沒命了,故當地老百姓就把這座橋改叫「斷魂橋」了。剛開始埋人時,是從山下往上埋,因12年中死屍多得無處可埋,最後只好把遺體往山上一扔了事。因此,現在從遠處往山上一看,到處都散落著瑩瑩白骨。此外,還有不少被捕者被帶到東北(偽滿洲)去強制勞動。    
    監獄常用的用刑方式是絞刑(也可說是絞首刑),也有使用電刑的。但也有的是直接帶到水泉溝用槍殺或用刀砍殺的,然後其屍體和在監獄內處死的埋在一起。    
    1945年日本投降後,承德市政府曾動員市民用5天時間收集到7000多顆頭顱骨,並在山坡上挖了三個房子大小的坑,將頭顱骨等掩埋了。    
    戰後審判時,憲兵隊的植松兵長曾作證說:「日軍連無罪的農民都砍死過。」「一次從日本帶來了一把新戰刀,為了試一試該刀的刃口,便抓來兩位農民,讓他們蹲下,揮刀就把兩人的頭給砍了。然後又在被砍死農民的衣服上把刀擦了擦,說了聲『好刃口』便揚長而去。」如此這般,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把中國人當人看!    
    在當地不斷出現的遺骨    
    把草叢裡的遺骨記錄下來在土裡發現的牙齒等遺骨在紀念碑前默哀的訪華團    
    受刑者所在的偽滿洲國承德監獄(現在為河北省第五監獄)從土裡挖出的遺骨    
    戰後的「萬人坑」挖出犧牲者頭骨堆積成山(歷史學者彭明生提供)從土裡不斷挖掘出來的牙齒和遺骨    
    日本還提出「日滿共存共榮」、「大東亞共榮圈」、「五族共和」、「偽滿洲國是日本的生命線」等等一系列各種各樣的口號加以控制。彭先生的介紹整整用了一個多小時。考察團在彭先生的勸說下,都坐了下來,彭氏自己站在那裡詳細地介紹了有關日軍的佔領政策以及在武力、思想、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問題。    
    雖然大家都在認真地聽彭先生的講解,但心底裡不免有一絲疑問:「真是這樣的嗎?」    
    講解完了,在大家請求到山上轉一轉時,考察團的永井俊策團長在身邊的草叢裡撿起一塊長20厘米左右的骨頭,其形狀類似於動物的骨頭。    
    「是動物骨頭吧?」    
    「這是不是人骨呢?」人聲嘈雜起來。    
    彭先生看見後肯定地說:「是人骨頭。應該是人的胳膊或是腿骨。」    
    在山上溜躂的團員們相互交頭接耳,在茂密的草叢裡仔細看時,到處都有散落的白骨。稍微一挖就露出骨頭來,接著挖又露出了很多。其中有人的顴骨,還有牙齒,簡直令人觸目驚心。其後,團員們又把這些骨頭收集起來拍了照。    
    眾人問:「如何處理這些骨頭?」彭先生回答:「就請放在原地吧。」團員們再回到草叢時便悄悄地合起了雙手,用日本式的哀悼方式道:「請安息吧。」然而,這些無辜的百姓像螞蟻似的被弄死,他們能安息嗎?    
    「這些遺骨都是些什麼人呢?是家庭裡撐門立戶的男性?還是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呢?」    
    「兇手為什麼要這麼干呢?」    
    在悵然無語中,團員們在烈士碑前沉默良久,最後才走下山來。


第四部分:又一個「三光作戰」後記

    1991年9月下旬,該寫真集總編堀江在給身處宮崎市的大賀打電話時說:「大賀君,我打算出版一本寫真集,屆時請多幫忙,如何?」此外,堀江還跟同為教師的木村談過此事。「難道就不能把中國政府提供給我們的照片資料製成寫真資料集嗎?」在此後的旅行中,我們一直探討著這個問題。    
    真的要出版這個集子時,不但需要資金,而且還要撰寫文章。不過,這些倒不是什麼大問題。考慮的只是自己手裡掌握著日軍當年侵華時所犯罪行的證據,而我們也確實有責任將這一歷史真相公佈於世。「干吧!」雖是簡單的一句話,但就這樣將此事敲定了。    
    其後,我們又把該計劃分別告訴給了熟知日中歷史的永井(和平之旅團長)、擔任和平之旅宣傳工作的西尾和井元,以及該組織在廣島縣福山市的10人小組組長西本。大家又重新商量後,成立了由7人組成的編委會。    
    編委會的分工如下:堀江和木村負責全面工作,並撰寫「序言」部分的稿件;永井、西尾及井元負責第一部中61張照片的編輯、翻譯及選稿;在報社工作的大賀負責第二部中的「第二次和平之旅」的編輯和選稿工作;福山市的西本則擔任書中的年歷製表任務。而第二部中所使用的照片,則在「和平之旅」的第二次行動中,由大賀和井元來拍攝完成。    
    「怎樣處理寫真集的結構呢?」反覆討論後,大家一致決定了如下原則:「照片就是事實,它顯示的就是當年侵略的歷史實況。如何分析和判斷他們,則任由讀者去做。」    
    第一部中有很多令人慘不忍睹的照片,在如何處理上編委會發生了爭論。有的建議「乾脆放大登出」,也有人主張「把照片再縮小點」。建議放大一點的理由是:「我國政府非但不認真處理戰後遺留問題,反而還打算向海外派遣自衛隊。通過這些照片,讓它反思一下過去日本在亞洲各國的所作所為吧。」而主張縮小的一方則認為:「篇幅有限,縮小一下圖片,可相應增加一些其他內容。」因雙方爭執不下,意見不能統一。最後,總編也只是強調了一下編寫真集的宗旨,並未對雙方的主張加以干涉。    
    第三部中之所以刊登了一些當年的新聞報道,是因為當時的輿論宣傳已成為侵略戰爭的吹鼓手。他們助紂為虐,散佈謊言,其目的就是想讓大多數國民相信:「日本走向了戰爭,也走向了勝利。」    
    在編輯這部寫真集之際,恰逢我國的政治迎來了一個新的大轉換期,國會正圍繞著是否向聯合國維和組織(PKO)及其維和司令部(PKF)派遣自衛隊問題,展開著激烈的辯論。而以原自民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為首的「日本在國際社會所起作用的特別調查會」,也於2月20日在國會的答辯中,提出了應向聯合國維和部隊派遣自衛隊的主張。在此情況下,曾主張永遠放棄戰爭的日本和平憲法,便逐步被所謂的「專守防衛」所扭曲,以至最終達到准許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倘若如此,不就等於說允許日本自衛隊拿著日本造的武器,打著「國際貢獻」的旗號,又可以再次去他國殺人了嗎?戰後,始終迴避戰爭責任的我國政府,無論怎樣高喊「為國際和平做出貢獻」的口號,也從未獲得過亞洲各國國民的歡迎。不僅如此,人們仍一如既往地對它保持著高度警惕。如今在全國各大報社中,也有通過社論來支持小澤議案的。這就是當年那種製造輿論、鼓吹戰爭的再現。既然已公開出現了允許軍事行動的主張,那也就意味著日本的政治已開始走向了危機。    
    1991年確實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這一年「和平之旅」第二次組團訪問了中國,並得到了珍貴的歷史資料。上溯60年前,日軍製造的「柳條湖事件」,正式引發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在20年前,日中兩國在恢復邦交關係的同時,又在建交公報上共同發出了為和平而努力的誓言。既然如此,還是讓我們重溫一下日本國憲法的前言和憲法第九條之規定,以及日本國民向全世界宣傳的和平誓言吧:    
    ……日本國民願意恆久和平,自覺加深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想,決心以相信愛好和平的諸國民的公正與信義,來保持我國的安全與生存……    
    〔第九條〕(1)日本國民坦誠地希求以正義和秩序為基礎的國際和平,作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日本永久放棄國家發動戰爭、武力威脅及行使武力的權利。    
    (2)為達到前項之目的,國家不擁有陸海空及其他兵力,不承認國家宣佈的交戰權。    
    在本寫真集出版之際,謹向給我們提供幫助的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具島兼三郎先生、中央大學教授姬田光義先生、福岡大學教授西有厚先生、在福岡縣國際交流課擔任翻譯的青木麗子先生、鮫島禮子先生、九州大學助理教授翟林瑜先生、出版社的西川義夫先生以及給我們提供資料的每日新聞社、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穗訪社、青木書店及歷史學家陳平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    
    1992年6月記「中國和平之旅」寫真集編輯委員會成員

<<人間地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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