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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闈—宋代的婚姻與婦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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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目錄序「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中國曾經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並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後,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了越來越富於成果的發展。而到了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 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    
    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決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可正因為這樣,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    
    當然,既是本著這樣的目的,我們就不能只從各家學說中篩選那些我們可以或者樂於接受的東西,否則我們的「篩子」本身就可能使讀者失去選擇、挑剔和批判的廣闊天地。我們的譯介畢竟還只是初步的嘗試,而我們所努力去做的,畢竟也只是和讀者一起去反覆思索這些奉獻給大家的東西。    
    劉東    
    1988年秋於北京西八間房    
    


第一部分:目錄中文版前言

    《內闈》出版至今已經10年了。自它出版以來,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日漸興盛。現在,關於中國古代婦女的英文著作已經是10年前的好幾倍。就像這本書一樣,這一系列著作大多數都嘗試使婦女史成為構成歷史整體的一個部分。它們要使用其他歷史研究領域同樣使用的工具,考察與女性生活相關的觀念、行動和制度。    
    這本譯著的中國讀者可能會意識到,我是從一個和他們習慣不一樣的視角來看關於宋代女性的問題的。然而,他們可能對早期西方學術還不夠瞭解,不能理解我的工作是對這些早期學術的回應。西方對中國女性感興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西方傳教士創作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他們經常強調中國家庭與西方慣例截然不同的特點,比如祖先崇拜,被法律承認的納妾制度,幾個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居的大家族。許多傳教士內心裡是改革家,專注於女性受壓迫的原因。他們用同情女人的筆觸描寫她們: 出生時,她們可能被不再需要另一個女兒的父母殺死;五六歲時,她們可能被賣做奴婢;她們的腳被裹得那麼小,以致難以行走;她們不能接受教育;她們必須嫁給父親為她們選中的丈夫;她們幾乎沒有財產權;她們很容易被休棄,被剝奪對子女的監護權;丈夫死後,她們可能承受不能再嫁的壓力。    
    到20世紀中期,在為西方讀者書寫中國女性和中國家庭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家們佔據了一個類似的權威位置。不足為奇的是,他們通過相當不同的方式架構他們的研究,試圖避免民族優越感和屈尊俯就的姿態。他們把中國放在一個比較的框架裡,根據家庭系統認同家人的方式、聯姻的形式、傳遞財產的辦法等等。這個框架劃分了家庭系統,讓我們對中國家庭的父系(patrilineal)、從父居住(patrilocal)、父家長制(patriarchal)的特色有了一般的瞭解。長時段的變化沒有成為這種分析的一部分。歷史學家受到人類學模型的影響,經常把中國的家庭當作中國歷史的背景的一部分來討論,就像地理或語言一樣。他們並不把中國家庭的發展當作構成他們主要的歷史敘述的整體的一部分。人類學家自己通常把中國的家庭當作相對較好理解的,並且把他們的田野工作致力於分析超越家庭的宗族組織。女性在宗族中很少扮演關鍵角色,因而一個把宗族擺在中心位置的中國宗族觀使研究的著重點偏離了女性。    
    內闈中文版前言在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社會史研究變成歷史研究中一個越來越顯著的方法。歐洲和美國的領先歷史學家不僅深入地研究了關於社會結構和它隨著時間遷移發生的變化等問題,還研究了家庭史。一種方法強調人口統計證據,如婚齡、子女的個數和間隔、乳母的使用、離婚和守寡的頻率、哪些親屬聚居、移民的影響、城鄉戶口的差別等內容。另一種方法更注重觀念和情感,包括從人們怎樣概念化地把握兒童的一般特性,到他們對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倫常地位的理解等內容。在70年代,因為女性運動獲得了實力,不少女性歷史學家由家庭史研究轉向婦女史和社會性別研究。儘管一些人仍然聚焦在家庭背景中的女性,還有許多人對講述追求政治和經濟平等的現代鬥爭更感興趣。    
    在這些大趨勢下,1980年以後,美國的中國古代史學家開始對女性話題更感興趣就不奇怪了。但是西方婦女史和家庭史主要著作的出現不是惟一的促成因素。可能同樣重要的是重新評價中國現代社會性別體系的書籍大量出現。1979年以後,中國開始向西方學者開放使這成為可能。這些書譴責中國革命在實現它的目標時的失敗。它再三陳述的目標是把中國女性從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這些書的作者全是女性。在她們討論革命的原始目標之前,一般會以複述在傳統時期女性命運極其晦暗的老調子為開頭。作為一位中國古代史學家,這些書的顯著成功向我提出了挑戰,因為我嘗試呈現一幅更複雜微妙的早期女性地位的畫面。我不能接受這樣隱含的前提: 中國的家庭無緣無故地被撇在歷史之外,不受國家、經濟、宗教或文化的發展的影響。    
    於是,寫《內闈》時在我的心中有兩種讀者。一種是美國的研究現代中國的學生和學者。他們已經閱讀了當時中國關於女性的書籍。我想讓他們意識到,設想過去的女性僅僅是犧牲品並不能使他們對女性產生任何好處。另一種讀者是美國的中國史學生和學者。宋代的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已經得到相當的發展。在印刷、商品化、移民和地方士人方面,在學校、考試和科舉制方面,在思想領袖如程頤、朱熹、陳亮、葉適等方面,在黨爭諸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重要人物的身世方面,學者的著述已經很多。我想向他們顯示,他們不必把女性撇在他們講述的關於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證據提醒他們注意,他們所寫的這些男人還有母親、妻子、姐妹和女兒,也可以說明大多數宋代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對女性的生活產生了影響。    
    


第一部分:目錄序言 1

    伊沛霞    
    獻給我的姐妹瑪麗·安德森、芭芭拉·博伊爾斯序言Ⅸ    
    「宋代是前所未有的變化的時代,」伊沛霞寫道,「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婦女被視為在變化的範圍以外或與歷史發展無關的時代距今並不遙遠。受法律和習俗的限制,很難在重大事件的公開舞台上看到婦女生活的展現,同時,受先入為主、永久不變的妻子、母親、女兒角色內涵的影響,女人的生活被認為在追求物種的延續上有重要意義,但在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內闈》批駁了這一傳統的歷史觀念,把1000年前宋代社會法律和文化生活複雜的結構定位為充滿掙扎、競爭和努力的領域,婦女參與了自身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和歷史的進程。宋代婦女的生活往往與法律約束不合,在伊沛霞筆下重新表現為追求著當代歷史所謂「終極」目標中的自由和參與。在伊沛霞看來,婦女在宋朝歷史大戲劇裡扮演了特定的甚至於長期的角色,但是,哪怕這個世界似乎構築了她們的弱勢,她們還是其中非凡的即興表演者。    
    宋朝婦女特定的角色是妻子,為此她們以長輩的行為為參考,學習有用的持家技能,還有個人方面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是性方面的——使她們顯得有魅力的修養。展示魅力的花樣越來越多,包括令人劇痛的纏足,它被有身份的女人從女藝人和妓女那兒借來,用來和她們爭奪丈夫的寵愛。一旦結婚,女人的作用主要在於為丈夫的家庭服務,對於妻子而言,出嫁並不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加入一個父系的家族體系並移居到他家的居住區。祭祀丈夫家族已逝的祖先和照顧丈夫的妾的子女,就如同撫養自己的孩子一樣,都是妻子的職責。法律、宗教、倫理,或高或低層次的文化都在塑造一個女人在婚姻中的角色形象,並讓這個形象高度固定化。歷史上偉大男人的故事經常講述他們與對手及其軍隊面對面的搏鬥。宋代婦女(大多無名無姓)卻經常面對有限的環境、經典的規定、職責義務和社會的苛求並進行鬥爭;伊沛霞從這種直面對抗的結果裡看到這些婦女成為歷史性的角色,從而獲得歷史性位置。    
    宋代婦女利用嫁妝制度、離婚法、再婚權和其他許多社會慣例為自己和孩子的利益採取行動。另外,按照模範的妻子、兒媳的標準行動的女人得到認可和身份,而不這樣做的女人只能得到恥辱或遺忘。把孩子養大成人,使他們成功並且孝敬,忠誠的女人能確保自己的生活達到舒適的標準,甚至於在年老以後仍受人尊敬。婦女甚至致力於文學,這不僅表現在她們督促兒子走上通向科舉考試的艱巨的道路(這可以確保他們在官僚機構裡獲得優越的前程),也表現為她們自己寫作、閱讀宗教和倫理經典。特殊情況下,有學問的丈夫或兒子會通過撰寫紀念性的傳記使她們得到聲譽。財務上的敏銳、宗教方面的獻身和為維持穩定的家庭生活而表現出的堅忍的品格也使她們得到死後的榮譽,哪怕在世時的生活並不總那麼順利。    
    


第一部分:目錄序言 2

    所有被歷史迷住的人們都認識到變化——它的內容、意義和動力——是歷史上最微妙的部分,因為它提出了人類的功效的問題。拿破侖、毛澤東或戈爾巴喬夫怎樣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找到這些變化的施動者給社會和個人帶來了希望,即人類生活具有終極意義。個人英雄們帶來變化的長期進程使我們相信,我們都可以成為歷史的行動者而不僅僅是被動的遵從者。可能是這些持久的幻想(fantasies)——歷史人物帶來歷史變化——首先把我們吸引到史學研究上來。但是,當我們看到這些宋代婦女爭取到的變化之後,不由會追問,伊沛霞的作品是否是模仿男人的歷史而作婦女的歷史的一個例子?簡言之,我們被鼓勵去營造一個關於內闈的幻想世界,歷史的女性讀者可以想像一個女性活動的領域,甚至可能是女性自主的領域。    
    內闈序言我們還可以問自己,是否由於宋史裡我們不熟悉的鬼怪、姬妾、媒人和其他人物,中國婦女的主體問題使想像的領域更富於異國情調,從而更吸引我們?帝國主義盛行以前,像英國旅行家兼作家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Montagu)這樣的西方人士被吸引著去發現並描繪阿拉伯後宮那些地方。從蒙塔古夫人的信件可以看到土耳其女子的性傾向、舉止和社會地位,這些為她提供了一個另類性經濟(sexual economy)的迷人景象,後來她還把這種景象傳遞到倫敦宮廷。蒙塔古夫人信中的描述一直是後來的土耳其浴及後宮描寫的基礎,直到19 世紀末期攝影家開始介入這個領域,從而提供了關於非西方女子更加另類、更富異國情調的描繪。伊沛霞的著作也是這樣對待中國婦女的嗎——它是否通過向我們提供為自由、參與、變化而鬥爭的女英傑而使我們加倍著迷?是否因為她們穿戴著東方服飾而使這本書顯得更有趣?    
    我的意見是,伊沛霞的著作(多半像其他婦女史著述)通過建立一個不能輕易——不是不可能,但也不直接——進入宋代婦女世界的入口,消解了歷史寫作中一些最危險的幻想因素。比方說,一個學者不會在希特勒的鐵靴政策和征服的殘酷世界中歡呼,卻必定會苦苦思索關於婚姻的複雜的父系制(patrilineal)、父家長制(patriarchal)、從父居住(patrilocal)的系統和這個系統對聯姻的嚴格規定。這兩種態度的差別不是一個幻想的問題,而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工作的問題。作者個人的途徑是掌握中文,讀了跨度長達3個世紀的難讀的文件(一小部分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筆),越過了無數關於想像的障礙。到了最後,沒有不現實的、誇大的女英傑,卻有更加針對個人的描寫,包括分內責任(如紡麻線或指揮僕人),既有不可想像的又有常見的艱難,既有小小的享樂又有極度的奢侈。我們可以滿意地談論她們的全部重要性,儘管可能不像那些男性徵服者讓人心驚肉跳的故事那麼起勁。越過社會性別和文化差異——不僅是時間上的差異——的曲線、艱難地達到的歷史的理解使歷史英雄主義幻想的色彩暗淡了,一如伊沛霞表達她不讓「我的想像跑得太遠」的關注時所暗示的。結果,這齣戲的歷史舞台背景不同,演員更多,沒有主角,觀眾聽到的聲音並不那麼獨特,台詞斷斷續續,需要更多的注意才能捕捉住它的信息。    
    但在這裡我們再次接近了幻想的境地。在這裡,支配許多婦女史學家(包括研究者和作者)的信念是她們的業績「改變」了歷史自身的性質,那就是,婦女史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英雄主義類型,因為它重建了一個不同的過去,並且通過使歷史專業的分析實踐少一些性別主義和偏見,發揮了一種更加另類的作用。我願再次指出這種低調,作為歷史學家的伊沛霞以這種低調說出了她的大多數斷言。她堅持不懈地把自己獲得的洞察力轉換為質疑中國主流史學的問題。能夠想像我們的知識將會重塑世界,這一直是很重要的。但同時我們必須確保方法論上的幻想是作為問題提出的,從而給其他的解釋和敘事留出行動的空間。《內闈》向讀者提出的問題和其他學者的洞見敞開自己,不妄做最終結論。    
    這本書不提供令人滿意(或震驚)的那種讀者會輕易認同的敘事,也不展示宋代婦女生活的異國情調的差異。相反,它提供給我們有時難以把握、有時對我們和我們的生活來說更為常見的材料。通過提出關於婦女生活、社會性別、我們為什麼閱讀歷史和怎樣撰寫歷史等問題,伊沛霞使《內闈》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進入的領域。    
    


第一部分:目錄自序

    博妮·史密斯    
    (Bonnie Smith)自序    
    我研究宋代(960—1279)的家庭、家族和婚姻已有十幾年。撰寫一本以婦女為中心的書的計劃久已有之,但屢屢發覺有必要事先研究相關題材,如財產法、家庭禮儀和儒家思想。我也在拖延,希望克服一種感覺——關於這個課題永遠沒有令人滿意的方法。我不想掩飾不愉快的事實如買賣婦女、纏足或扼殺女嬰;我也不想用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描繪中國的社會性別差異,同時在判斷中隱藏著當代西方標準。作為歷史學家我發現一般性地描寫「婦女在傳統中國的位置」失之於簡單化,那樣做實質上已經暗示婦女在一定程度上處於歷史以外,她們的生活不受文化、社會、經濟變動的影響。把婦女首先表現為受害者,這種做法經常困擾著我,因為它似乎貶低了她們。難道不是大多數中國婦女都有自己控制的空間嗎?而且不是有些女人——至少有傳說中的暴虐的婆婆——對別人進行相當可觀的控制?我知道許多當時男性作者書寫的史料建築在我們今天不一定認同的道德前提之上。我能不能找到一些途徑同情地看待各種女性——不止是盡職的兒媳和自我犧牲的母親,還有被嫉恨征服的妻子,不再信任任何人、整日爭寵的妾,以及遺棄孩子而再嫁的寡婦?    
    儘管懷有疑問,我還是逐漸開始收集本書使用的零散、片斷的史料。我最初的目標是寫一本關於婚姻的學術專論,而且我寫了幾篇有深度的考察婚姻特殊側面的文章。1990年,我終於可以全力以赴寫作本書,我決定放棄專論,準備廣泛考察婚姻塑造婦女生活的方式。進行全面的研究既有挑戰性又令人興奮。正常情況下,當我寫給史學同行看時,我可以把精力限定在史料完備的儒家思想和財產法這類問題上,但是現在為了全方位的理解,我必須介入難以捉摸的性傾向、嫉妒和社會性別象徵主義等領域。    
    嘗試認識更廣闊的總體史使我對研究已經比較成熟的課題產生了新的洞察力;然而,有一個代價就是要使每個專題的論述都不長。用50頁而不是5頁或10頁來處理如離婚、寡婦再嫁或親戚之間聯姻這類專題,當然就有餘地做更細緻的分析。但是本書很快就寫到難以控制篇幅的部頭,因而未能為初衷服務。因此我不得不寄希望於我對重大問題的簡約將激勵精力充沛的學者們展開更全面的考察。    
    由於致力於將更大的整體歷史納入研究焦點,我發現糾纏不休的不知從何入手的問題得到了部分的解決。由於強調語境和婦女的參與,我感覺我能給予婦女應有的描述,同時又不背叛我對歷史複雜性的認知。宋代婦女生活的語境既包括權力的結構,也包括幫她們給自己定位於這些權力結構之內的觀念和符號。它嵌在歷史之內,其特徵由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進程塑造並反過來影響那些進程。家族和社會性別體系畢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強調婦女的能動性意味著把女人看作行動者。正如男人一樣,女人佔有權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們做出的選擇促使家庭和家族體系更新並產生細微的變化。對現存史料的解讀可以把以下內容擺在顯著位置: 婦女回應那些向她們開放的機會,並且或順應、或抵制那些圍繞著她們的機會。    
    今天的大學教授們不可避免地受惠於那些使他們有時間和資金進行研究和寫作的人們。本書包含的研究始於1983—1984年,是年我在普林斯頓度過,得到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研究委員會和社會科學理事會的支持。伊利諾伊大學研究部多次提供資助聘請研究助理。謝寶華(Bauhwa Sheieh)小姐在寫作初期、來秋月(Chiuyueh Lai)小姐在後期給予幫助。伊利諾伊——淡江大學交換項目獎金使1990年夏天在台灣的研究成為可能,東亞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提供了製作圖片的費用。伊利諾伊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獎金使我有時間在1990—1991年專心寫作。那一年我在京都大學人文學部逗留6個月,那兒是搜集資料、反思更大課題的好地方。    
    內闈自序我的謝意不僅給予這些研究所,還獻給慷慨地付出時間和參考意見的同事們。孟久麗(Julia Murray)在圖片、弗蘭西絲卡·佈雷(Francesca Bray)和盛餘韻(Angela Sheng)在婦女的紡織活動方面給我建議。伊利諾伊大學的同事——周起榮(Kaiwing Chou)、托瑪斯· 黑文(Thomas Havens)、桑亞·邁可(Sonya Michel)和羅納德· 托比(Ronald Toby)——在短時間內閱讀了校對稿。我特別感謝所有閱讀過全部初稿的朋友: 賈志揚(John Chaffee)、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皮特·格雷戈裡(Peter Gregory)、金滋炫(JaHyun Haboush)、高彥頤(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馬伯良(Brian McKnight)、恩·瓦特納(Ann Waltner)和羅賓·瓦特森(Rubie Watson)。他們指出哪兒該多交代些背景,哪兒自相矛盾,哪兒應更有力地展開自己的觀點,這些使我的陳述更清晰。我也感謝用發言和論文回應本書覆蓋的問題的人們,他們是斯坦福、戴維斯、拉特格斯、哈佛和華盛頓大學研討班的參加者,京都大學古代中國研究組、東京中國婦女史研究組、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史小組的成員。論文來自「家族人口統計討論會」(阿西洛瑪Asilomar,1987)、「中國社會的婚姻和不平等討論會」(阿西洛瑪 Asilomar,1987)、「早期近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史討論會」(台北,1990)、「中華帝國晚期家庭和政治進程討論會」(台北,1992)。最後,我願感謝我的中國婦女史研討班的學生,他們對這個課題付出了熱情,並且願意從幾乎任何角度討論各種問題。    
    


第一部分:目錄習用語的說明

    1 如果可能,本書用姓名而不用某男人的女兒、妻子和母親表示一位女人。如司馬光的妻子為「Miss.Chang(1023—1082)」。「張」是她出生的家庭的姓,她終生可以使用。如史料載有全名,如「沈德柔」,則照錄。多數事例裡沒有女人的全名只有姓。一般說來,當時用娘家的姓再加一個禮貌的字——氏——稱呼已婚婦女。本書把某「氏」譯為「Miss. 」,表示出嫁前娘家而不是夫家的姓。稱某女子為某氏不表明婚姻狀況。儘管「氏」也加在男人的姓以後,但是男人還是常用家庭的姓和本人的名組成的全名。本書只有很少的例子,用丈夫的姓稱呼妻子如「Mrs. "。男人姓名以前不加「Mr.」,如只寫「司馬光」。女人姓名前寫「Miss.」或「Mrs.」, 這樣做違背當代美國避免使用性別字眼的規矩,但用在這裡可以減少弊端,可以突出中文原有的精確性,對男人直呼其名比較簡單,讀者一看就知此人性別。    
    2 導言裡討論的6位男女作者(洪邁、司馬光、袁采、程頤、朱熹和李清照)以外的其他男女均注生卒年,即便與所敘之事無關,也註明。這樣做為了強調他們比較特別,不是一般的類型,可以與很多女人如張小姐或吳小姐區別開。提供生卒年還促使讀者考慮變化問題,比如逐漸增長中的理學的影響。    
    3 年齡用「歲」表示,一般地說比西方人大1歲,因為出生後即1歲,過了第一個新年後即2歲。因此,18歲結婚的姑娘實際年齡在16—17歲最後一天。比如,1000年12月31日出生、1017年1月1日結婚和1000年1月1日出生、1017年12月31日結婚的,都是18歲。    
    4 為了方便,用當代的「省」名而不用宋代的。附有地圖表明宋代和今天的不同的北部邊界。    
    5 引用的中文由我本人譯為英語,英譯文後面註明出處以便讀者查閱到整個段落。    
    6 本書正文只用了一個縮略語 c.s. ,表示的日期是沒有生卒年的男人中舉的那一年。    
    內闈習用語的說明宋朝疆域圖    
    (以今天的省際邊界線為準)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1

    宋朝恰好始建於1000年前,公元960年;終結於3個世紀以後,1279年。由於宋朝藝術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現代品味,長期以來宋朝成為西方學者最喜愛的中國朝代之一。宋代繪畫、書法、絲織品和瓷器看起來無一不傳遞出一種有節制而不失駕馭能力,微妙而不失洗練的韻味。凝神注目於精心繪製的彩色瓷盤,細緻描畫的繁華、喧鬧的街市景象,空靈的高山之間單獨的個人,我們會遐想,若與這些作品或製作、收藏它們的人生活在一起有多愉快。已知的宋朝政治與這種文明的景象相符。宋史被人們記住,不是因為有專制、暴虐的皇帝,腐敗的宦官和地方割據勢力,而是因為有通過了競爭激烈的文學考試的原則性很強的士大夫,他們懷著效忠皇帝、扶助百姓的強烈願望。    
    宋朝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太高。很多人更青睞它以前的唐朝(618—907),唐朝有威武的皇帝,軍事擴張的成就,激昂的詩人和文化上的自信。與之相比,宋朝處於衰微時期,領導層變得過於優雅、思辨和思想性太強,因而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高雅不利於在宋朝初年趕走侵入從前屬於唐朝版圖的契丹人,或在兩宋之際擋住女真人進入自古以來已為中國腹地的北方,也無補於在宋朝最後50年抵抗迅速擴張的蒙古人的穩步入侵。    
    但是,不能用喜歡還是不喜歡來概括宋朝。近年來中國、日本和西方的史學家認為,宋朝是前所未有的變化的時代,是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1發生於唐中期至宋中期的變化超越了那些劃分中國歷史時期的反叛、入侵和王朝戰爭等因素。變化觸及中華文明最基本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結構,而在長時段歷史中,2這些結構變化得非常緩慢。唐朝末期,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買賣土地的自由程度加強了。朝廷還徹底修改了稅收政策,田稅減少,商稅增多。公元700—1100年,人口翻番達到1億。大規模的移民南遷,使中部和南方的人口開始從佔人口總數的1/4增加到一半以上。    
    人們為躲避戰亂而南遷,但同時還為了獲得更好的經濟前景。南方方便的水路運輸和溫暖的氣候使商業、農業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水稻種植技術的穩步改進使產稻區能夠容納更多的人口定居。遍及全國的商業蓬勃發展,從農產品的地方貿易延伸到把瓷器運抵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商業發展得益於朝廷通過增加貨幣發行量、直到發行紙幣給以的支持。到11世紀末,貨幣流通量達到唐代的10—20倍。除了銅錢和銀子,公元1107年還發行了2600萬張紙幣,每張紙幣值1貫錢即1千個銅錢。    
    商業擴張加速了城市建設。北宋(960—1126年,朝廷控制的地區比大多數時期的中國版圖小一些)首都開封位於大運河北端附近,距主要煤鐵礦區不遠。開封的人口密度達到唐都城長安曾達到的最高點,但更商業化,城內遍佈和皇宮、政府機構一樣多的各類市場。其他城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展,數十個城市的人口達到5萬以上,導致城鄉差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顯。南宋(1127—1279年,朝廷未能控制北方佔全國1/3的土地)首都杭州位於大運河南端,發展尤其迅速,人口約達2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2    
    內闈導言這幾個世紀出現很多先進技術,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刷術的發明,由於它給新舊思想的傳播帶來變革,促進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再也不必吃力地用手抄書了。從中唐到宋中期,書價大約降低到從前的1/10。儒、釋、道經典全部出版。但它們並不是惟一的暢銷書: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農業、醫藥和占卜專用書,筆記小說、別集、3宗教經文和小冊子,供地方行政官、科舉考生以及任何希望撰寫美文的人使用的類書。3    
    經濟發展和書籍的普及有利於士人階層的增長。這種增長進一步受到官員選拔方式的變化的刺激,而當官長期被看成是最優越的職業。早在唐朝末年,幾世紀以來當政的舊世家大族就已失掉了朝廷上的特權。一個世紀的藩鎮割據結束後,宋朝初期,朝廷採取措施擴大科舉考試的規模。宋朝中期朝臣的一半是中舉的士子(其餘多為恩蔭涉及的高官近親)。宋朝整個時期憑科舉考試獲取官職的競爭穩定增長著。11世紀初期,3萬多名考生參加了州級考試,世紀末達到8萬名,宋朝末期這個數字可能為40萬。到11世紀中葉,完全可以說社會和政界的領導權已經由士大夫和地主掌握,廣義上還包括那些準備讓兒子參加考試,以便佔據地方和中央政治、文化領導機構的地主。現在,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成員中的多數第一次來自於中國中部和南部,大多來自於唐衰弱後、甚至更晚的剛剛定居在那裡的家庭。4    
    科舉制的發展和受教育人口的穩步增長有助於宋代知識的生長。雖然佛教教義和活動到宋朝已經完全中國化並融入一般的中國文化,但佛教哲學和玄學不再在思想界占統治地位。最聰明的人似乎轉向文人的修養: 詩、繪畫、書法、歷史學、哲學和經典研究。儒家學說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復興以至於在英文裡被稱為「新儒學」(以下稱為「理學」——譯者注)。教師吸引來數百名學生,儘管多數為準備考科舉而來,現在卻投入了聖人性質和試圖恢復聖人治道的討論。儒學復興運動的領導人尋找把經典中的理想秩序和自身所處時代迅速變化的社會政治秩序整合在一起的途徑。他們對科舉制進行激烈的討論。他們尋求恢復古老的禮儀,4反對佛教的火葬習俗,為士人制定了對家族成員承擔責任的禮儀規定。個人的自我修養成為思想家最關心的事,其中以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追隨者最突出。南宋時期,儒學家因朝廷未能收復北方失地深受挫折,越來越把興趣放在自下而上地建設更理想的社會——重組家庭和地方社會,創建書院,通過出版物傳播信息。5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2

    一般說來多為文盲的普通勞動者也受到文化變遷的影響。城市化,更稠密的定居人口,地區間貿易的擴張和受教育人數增多,都改變著文化傳播的方式。相距遙遠、相互隔絕的村落之間有了更多的聯繫,民間信仰遍及全國各地。同時,新的地方化的家族組織形式產生了,士大夫與其農民兄弟一起拜祭共同的祖先,保護祖墳,促進其他公益事業。每出現一個打算考科舉的人都意味著同時還有十幾個人在學校學習讀、寫,但不一定能掌握經典。因此,即便不在每個市鎮也會在每個縣城見到學校和文人。6    
    宋朝與中國婦女史    
    因為發源、成熟於西方世界,婦女史與女權主義和改善婦女生活的目標緊密相聯。當社會活動家改變鬥爭口號時,歷史學家也受到激發,開始針對過去提出新問題。過去的20年裡,歷史學家們分析了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理論基礎,以及特定的社會性別差異建構被接受的歷史過程。經過孜孜不倦的發掘,重新發現婦女留下的文字記錄遠遠多於以往的估計。婦女史甚至可以讓史學家提出更多、更新的問題,比如,它引發了對男女個人和情感生活的新的關注。今天,甚至對早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研究裡,都有很多論述顯露了婦女的作為,並把社會性別作為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進行分析。7    
    中國婦女史著作比同類西方著作少許多,但我們還是逐漸獲得了關於中國婦女的經驗怎樣與中國歷史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的越來越深入的理解。比如說,現在可以多層面地分析婦女作為皇帝的母親、妻子和姐妹所扮演的角色,5皇室婚姻政治怎樣影響整個的政治結構。8已經有人分析過社會性別差異與哲學、宗教基本理論之間的聯繫,不太多的注意直接投向指教女性進入角色的訓誡著作。9我們現在看到,關於女性領域的概念極大地影響了女人在宗教和藝術領域裡能夠扮演的公共角色的種類。娛樂場所給一些女子提供了發展文學、音樂和藝術天才的機會,但是其他不願意介入那種環境的女人倘若施展才能就會因此受到限制。然而明朝(1368—1644)末年,女作家和女藝術家越來越多,引起18世紀的學者開始討論女性角色。但同一時期對寡婦守節的信奉荒謬地達到頂點。已經有人從多種角度分析了拒絕再嫁、甚至自殺殉葬的青年女子得到的殊榮和獎勵——從國家有興趣提升道德,到關於自殺的流行觀念;從地區的經濟環境、士人階層的家庭結構,到寡婦的財產權。確實,現在我們清楚地知道寡婦可以靈活地做出選擇,知道驅使她們做出這些選擇的文化框架對特定形式的自我犧牲也有所回報。關於20世紀女性有更多研究問世,特別是關於運用政治手段提升婦女地位的研究。這裡的焦點是女權主義運動與其後繼的政治改革和革命之間的關係。對此,多數學者強調很難使社會性別關係發生基本的變化,即很難消除妨礙婦女的制度化不利因素。    
    為什麼選宋代做婦女史?研究中國婦女史的學者通常選一個便於與當代聯在一起的時期(也就是中國歷史學家採用的歷史悠久的「以史為鑒」的實踐)。因此唐朝吸引了一批學者,他們希望顯示,在繁榮、充滿活力的時代裡士人家族女性有相當的自由參與社會。他們可以找到一些唐代婦女的典範,但更重要的,可以論證給予婦女更大的自治權並不與中國文化相違。比較之下,那些更願意揭露強加於女性的殘虐行為——比如纏足、殺嬰、賣淫和阻擋孀婦再婚——的學者一般被清代(1644—1911)吸引,也是這類事例記錄得比較多的時代。    
    宋朝吸引學者的原因在於它是婦女的處境明顯地趨向變壞的時代。有關的情況是纏足更普遍,再嫁受到更強烈的限制。由於男人的統治在中國史裡常被解釋為意識形態使然,6學者們常用儒學的復興解釋這些變化。比如,陳東原在他很有影響的《中國婦女生活史》(1928)裡指出,婦女生活在哲學家程頤、朱熹倡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以後變壞,提出「宋代實在是婦女生活的轉變時代」。有些學者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指出哪些宋代學者曾積極參與推廣纏足、殺嬰和寡婦殉節。對於沒能從整體上批判中國文化、只批評家長制的當代學者說來,譴責理學不失為一條捷徑。    
    把焦點集中於宋史的另一個原因從表面上看似乎有點矛盾: 史料表明宋代婦女有很大的財產權。從現存的法律判決看,每當判官被請去監督財產分割時,就會為女兒留出一份相當於兒子那一份一半的財產以作嫁妝。不僅如此,帶嫁妝的女人婚後有生之年始終有相當大的權力控制著它們的使用和處置,再婚時甚至可以帶走。宋以前和宋以後財產由女人經手進行傳遞都沒有這樣順理成章。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3

    關於女性地位變化並存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徵兆激勵我致力於宋史。唐宋時期的重大變化很難不波及到婦女領域。因為家庭是擁有財產和納稅的基本單位,保有、增殖財產的策略一定受到土地所有制和賦稅政策的變動的影響。以勞動力密集為特徵的水田稻作方式必然影響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城市化和商業化必然多多少少影響女人謀生的機會。社會性別差異的文化概念必然適應了更大的思想圖景,包括人類存在的本質、個體之間的紐帶和自主權的道德基礎。佛教中國化和儒學復興對文化的掃蕩必定會影響人類對基本問題的思考。假如大多數涉及家庭的話語帶有清晰的階級的特性,新的階級結構和跨越階級界限的新方式必將重建有關的話語。因此,我們面臨的任務是怎樣使婦女史與我們理解的宋代廣闊的歷史變化結合起來。我們怎樣理解纏足的普及,特別是它看起來發生於女人財產權變得很強大的同時?對宋代理學的指控有幾分道理?經濟增長和新型士人帶來哪些效果?就這些歷史轉型,對女人身上發生的事情的認知提出了新問題嗎?    
    婚姻和婦女生活7    
    本書的焦點集中於婦女領域和婚姻領域的交界處。絕大多數宋代婦女都結了婚,但是沒有公共職業。男人有效地統治著公共領域: 他們從政、經商、著書立說、修建廟壇。要理解多數女人的生活,我們必得看一看她們在哪裡——她們在家裡。無論個體女性對身份的認定,還是男人對作為個人的女性和作為類別的女性的概念,她們在家裡與別的女人和男人打交道,這是至關重要的。    
    有些史學家把婦女史當作打破女人社會地位固有模式的工具,傾向於忽略留在家裡養兒育女、操持家務的已婚女人。他們希望發現在眾多男性統治者、藝術家、作家、反叛者的世界裡得到權力並引人注目的不尋常女子。雖然古代社會的多數婦女都承認自己的活動場所在家庭以內,但是婦女史和家庭史卻被當作不同的、甚至對抗的兩個學科。把家庭當作壓迫婦女的主要制度的婦女史學者批評家庭史學者在研究的興趣、資源和目標諸多方面混淆了基於社會性別產生的差異。婦女史學者則指出,家庭裡男、女的經歷十分不同,多數史學家研究的家庭不過是男人定義的家庭。    
    在中國特例裡,不願把婦女放在家庭內部進行研究可能反映了對家庭領域深厚的以男人為中心的思想的厭惡。世系的延續以父親、兒子、孫子的傳承為核心: 祭祀祖先的義務、家庭財產和姓都沿著父系往下傳。眾多可以寬泛地歸入儒家的典籍認定,家庭和家族本質上是男人間的一系列聯繫;確實,有權修訂、而且確實在修訂家譜的人從不記錄女人。法律文獻同樣表現出家庭內部理想化的權力關係。長輩統治小輩,男人統治女人。所有的社會階層裡,土地、依附人口、房屋、傢俱和多數其他財產都被視為家庭財產;傳給下一輩時,只有兒子們分享。因為兒子留在家裡延續嗣脈,妻子是為他們娶進家門的人。結婚意味著一個姑娘從一個家庭移居到另一個家庭,從父親的從屬變成丈夫和公婆的從屬。妻子沒有離婚和休夫的自由;然而,男人可以用多種理由這麼做。男人也可納妾,因為一夫一妻制規定一時只能有一個妻子,8但沒規定只可有一個女人。依據占主導地位的倫理和法律模式,簡而言之,中國家庭完全是父系世代相傳,父家長制,並以父系居住地為住地的。女人對這種模式和自己在其中的邊緣位置有清醒的認識。而且,多數女人都發現,接受家庭體制提供給她們的激勵和回報,並在其中運作,對自己比較有利。    
    批評中國古代家庭體系對婦女的壓迫比較容易,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男女兩性改革家都這樣做過。但是無人試圖重現這個體系;指出它的缺點無助於考察女人怎樣按照這個體系的術語塑造自己的生活,無助於考察她們怎樣像男人一樣辛勤工作以維持這個體系的運轉。換句話說,強調女人的犧牲等於只打算對女性做出的貢獻含糊其辭。    
    承認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法律的力量並不意味著必須用它們組成探討婦女生活的研究框架。我在本書採用兩個策略再現更真實的婦女經歷。第一,焦點集中於婚姻而不是家庭。通過把婚姻作為中心問題,可以更多地從女性視角看家庭生活。婚姻意味著許許多多事: 它是一系列儀式;它是一套對人和物品有決定權的法律系統;它是與其他家庭建立姻親紐帶的途徑;它是一系列特定的社會性別角色,飽含著男女雙方怎樣對待對方的預期值;一個性的同盟;為人父母、把個人變成家庭成員的基礎。婚姻表現為各種公認的形式: 標準的住在男方祖祖輩輩居住地的初婚;任何一方都可能是再婚的婚姻;到女方家庭做這家的女婿或某一位寡居的女人的贅婿、接腳夫的婚姻;作為準婚姻的納妾。男人在家庭的經歷以持續為特徵,女人的則會中斷。多數男子與出生的家庭之間的紐帶是連續的。女人最好的情況是僅有一次移居即結婚時的移居,差一點兒的,女人可能被當作婢女或妾賣掉,或被轉賣;她可能被休掉;也可能在成為寡婦時被趕走。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4

    我的第二個策略是把婚姻視為包含一系列部分矛盾、常含糊不清的多種觀念和形象的文化框架。要搞清這些觀念和形象必須摒棄通常的思考方式。用現代觀點(包括當代中國的)看,個人幸福和社會秩序的最好基礎是建立在愛情之上的夫妻間強有力的聯繫。我們可以看到追求愛情的個人並不都成功,但是我們傾向於推測,人在尋找愛人時若得到相當大的自由,人類的全部幸福就會最大限度地實現。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個人幸福和社會秩序以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紐帶為中心。女子與父母之間的聯繫處於弱勢,9女兒離家出嫁以後它被削弱了。然而她們的兒子一直住在家裡,因此母親會在生命結束時發現自己活了兩次——與丈夫,與兒子。因而,強調父母與孩子的關係紐帶使婦女有充分的機會創造滿意的為母生活。    
    但是,一般來說,強調作母親的價值和父母與孩子的聯繫並不能使中國女人的生活比我們自己的少一些矛盾。社會性別、性傾向和親屬關係,這些多少有點矛盾的概念也是塑造婦女生活的文化框架的一部分。宋代史料充分記錄了把彼此間的聯繫歸結為命運的力量的夫妻,向親戚訴求財產的寡婦,勸說丈夫把女兒留在家裡為她招女婿的妻子,還不說那些毀壞家庭內部關係的情慾和妒嫉的奇聞逸事。現有史料代表的各種各樣的觀念和行為即便沒組成一個和諧的系統,但也被廣泛地意識到並無形中得到默認。多數人都懂得,無論法律和儒學怎樣暗示,家庭都不是其成員享有一致的設想、共同的利益和目標的單位,相反,家庭更是老少、男女、妻妾的共生之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的地方,各成員追尋的利益經常不同,因而會發生衝突。    
    我不認為宋代社會與我們的有什麼不同。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社會裡很少有什麼行為其意義是毫不含糊的: 父母督促孩子多吃一些,表達的意思不一定相同,衣服的樣式並不能傳遞出決不模糊的性傾向的信息。人的行為當然不一定前後一致: 妻子此一時順從丈夫彼一時卻變了。這類前後不一致不一定與階級、地區或社會性別差異有關;畢竟,單獨的個人可以堅持矛盾的想法,體驗複雜的情懷。多重層面、含糊不清、常常對立的觀念的共存使生活顯得混亂,但對身處其中的人不一定不好,因為它給人餘地以便在生活裡掌握、保留哪怕十分微小的機動、靈活和變通。當我們開始假定宋代婦女生活的世界像今天一樣複雜、流動、謎一般地充滿矛盾時,她們的生活就顯得有趣、可信了。即便男人主要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術語理解自己的生活,對於女人,我將論證,圍繞著她們的矛盾的觀念和含糊的形象的每一點都是關鍵的。    
    敘事史料    
    基於我在這本書打算做的許多事——考察變動中的社會的複雜性,揭示個人和結構兩方面的情況,探詢協調的可能性和傳統的力量——我已經集聚了所有我可以找到的史料。10為了解法律,我求助於正史,官府文件彙編和《宋刑統》。我搜集婚禮儀式的細節,從對地方關卡的描寫裡找到女人被賣做婢女或妾的市場,從中醫文獻裡發掘關於懷孕和生育的流行思想。為了發現塑造人的思想的形象和符號,我把詩句、婚書和婚約、舉辦婚禮時裝點房屋的聯句都當作史料。繪畫被證明是瞭解社會性別差異的極好媒介。為熟悉表示親屬關係和家庭倫理的詞彙,我利用勸誡書籍,最著名的是司馬光(1019—1086)的《家范》和《居家雜儀》,袁采(約1140—約1195)的《袁氏世范》。由於這兩位作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因而經常達到互補的效果,或證實了流行的做法,或指出哪些是文人士子不能苟同的。事實證明哲學著作也有用,當時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比司馬光或袁采更強調父系原則。    
    我使用的這些或嚴謹或散漫的文獻的缺點是,它們多由其知識結構傾向於否定社會的多層面和變化的男人撰寫。當他們將發生在身邊的事情訴諸筆端時只能記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有甚者,寫作這種行為對他們說來意味著把秩序強加在對像、議題或有問題的事件上,簡單化兼理性化。在中國,他們輸入的秩序往往是拒絕變化的。於是關於家庭、婚姻、社會性別和相關論題,他們決定要說的集中在他們認為是最正確的事情上,而他們認為最正確的是與永恆的模式相符的事情: 他們假設,基本的人際關係,如父母與子女的關聯,不受時間的影響而改變。結果,致力於闡釋家庭組織原則的法律、禮儀和哲學典籍不僅沒寫出社會生活更混亂的一面,還否認社會處於不斷的變化當中。    
    由於將作者一般化遺漏太多,本書盡可能在特定環境裡使用特定人物的敘事史料。敘事史料的長處可用一個故事證明,這個故事本書引用了兩次,一次在妾的一章、另一次在離婚的那一章。故事由宋代最多產、最活躍的作家之一洪邁(1123—1202)記錄: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5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為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為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11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於官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縣聽仳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於別村,買缾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既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各洗滌衣斂,共臥一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為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為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這個故事只不過是數千種保存下來的宋朝婦女生活的敘事史料之一。它充滿有力的形象刻畫。它描繪了一個色迷心竅的男人,被娼妓吸引以致疏遠了妻子。它也塑造了一個應變能力強的女性形象,雖然她無力使自己稱快,但仍能頂住壓力達到目的。我們從中看到一種語境: 在法律和經濟對一個女人在婚內和婚外行為規定的限度以內,女人創建了自己的生活。如果男人能夠草率地休妻,離婚法的條文——比如,12規定男人不能無理由地休妻,或即便有理由,女人無處可去,也不能休妻——也就意義不大。但女人仍可以靈活地運用法律使之對自己有利——像此案這樣,縣令就否決了丈夫對孩子監護權的要求。    
    這個故事還使我們看到不常提到的妻子和女兒掌握權力的可能性。妻子能夠自由出售自己擁有的財產;沒有兒子的家庭可把財產傳給女兒和女婿;女兒可以執行一般指望兒子執行的禮儀義務,比如殯葬。這個故事也描繪了夫妻間的衝突——王妻知道她的利益與丈夫的不同——但是同時,它也強調了儒家價值觀的特性,偏向通過道德上的努力解決衝突。沒有這種價值觀,女兒就不會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合葬的確明顯違背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完全不同的、無法整合的事實: 男人的強勢與女人的足智多謀,性吸引的力量和母親獻身於孩子的利益而生發的力量,不和諧的婚姻和父母一體的價值觀。    
    還有許多可與王八郎及其妻子相比的故事。洪邁通過家僕、和尚、酒肆裡偶遇的生人、當地方官時的同事等各類人收集了許多故事。《夷堅志》現存版本的2,692個故事多數都有點像王八郎夫婦死後的仇恨那樣離奇,但是由於奇怪的事都發生在家裡,所以無意中透露了一些家庭生活的機制。洪邁的故事沒有照著訓誡書的模式寫,他也不打算躲避或解決普通人思想裡的矛盾。即便我們把他的故事解讀為純屬虛構的鬼故事,但洪邁把它們當作真實的事如實地記載下來——也許是難以解釋的事,但卻是真正發生了的事。    
    洪邁以外還有許多作者描寫了婦女生活的小故事。其中很多奇聞軼事來源於圍繞著名人的閒談。閒談不保證細節的精確性,但也不無歷史意義。為了評價對德高望重的人的描寫,我們還需要知道什麼樣子不招人喜歡,不合時宜,愚蠢,或不知羞恥。奇聞軼事、街談巷議有時在這方面很有表現力。我們還需要從中感知怎樣說才是對不好的行為做了合理的解釋——作者提到的環境有助於讀者瞭解男人為什麼買賣妾婦,妻子為什麼離開丈夫。    
    周密(1232—1308)記錄的一個軼聞可以當作這類材料的典型。它對奸臣韓侂胄(卒於1207)的身世提出了非議。    
    13王宣子嘗為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儈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    
    讀過這個故事的人都知道韓侂胄的父親想要一個兒子,他把懷孕的婢女視為得到孩子的機會,這個孩子可以被當作親生兒子養大。我們會奇怪這類故事的真實性,但當時的人並不懷疑;的確,這類事有時最終記錄在《宋史》名臣傳裡。比如,王晏(890—966)的傳記記錄了下面的事件:     
    初,晏為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為娣姒。晏既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與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甚眾,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為謗己,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妻。    
    這種軼聞特別有益於洞察當事人對性和性吸引力的真實想法,觸及上層階級男子與女人市場的關係。我們看到男人買女人做妾,讓她們招待自己的客人,待到控制不住她們時就陷入煩惱。我們看到妻子抑制不住嫉妒的情緒,兒子涉嫌與父親的妾有不倫之行。我們還看到下層階級的父母親把社會上對漂亮女子的需求當作獲利的途徑。講述這些故事使得男人擠出一些自己的體會,即他們與女人關係中內在的脆弱和危險性。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6

    正統史料也可以當作特定婦女的敘事史料的寶庫。比如說,《名公書判清明集》裡有二百多件呈報到官府的家庭糾紛案。書判由身為士人的判官撰寫,但當事人是生活中各階層的普通人。與本書關係密切的案例,案情涉及亂倫,確定婚姻的合法性,女兒、14妻子和寡婦對嫁妝和其他財產的訴求,寡婦要求立繼和處理其他家庭事務的權力,等等。    
    宋人文集裡有大量的墓誌銘。作為稱頌文字,這些墓誌銘遵循固定的格式,而且不幸的是僅限於為士人階層成員而寫。每篇墓誌銘會介紹墓主的基本情況,包括卒年、祖先、籍貫所在地、配偶、子嗣、性格、才能和功績。墓主通常是官員或他們的男、女親戚;很多人是著名文人的親朋好友,因為只有他們的文集才會很好地保存下來。    
    男人,偶爾也有女人,他們決定表現與自己親近的已故女人——母親、姐妹、妻子、女兒或兒媳時,所刻畫的形象也反映出他們自己及其身份。這些信息進一步被擅長寫作的文人(通常是一個男人)組織、編纂,因而自然而然地沾染上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的特色。但是墓誌銘不全是文學創作。當寫作者知道墓主是誰時,特別是寫自己的母親、妻子和姐妹時,作者的感情清楚地流露出來。比如,孀婦的情況總會如實寫出。如果細讀,銘文蘊含著豐富的細節,對研究人們為子女擇偶的標準非常有用。墓誌銘也提供了宋代最有利用價值的可靠數據,如婚齡、子女個數、婚姻延續了多久、孀居多少年。為了利用這些數據,我收集丈夫的傳記資料也流傳下來的女人的墓誌。從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找到189對雙方都有傳記資料的夫婦,其中雙方生辰都有記錄的有166對,這使他們更具有量化的作用。166對當中135對是丈夫和原配妻子,31對是丈夫和第二、第三或第四位妻子。本書提出的各類統計都源於這些雙方都有記載的夫婦。    
    這裡引用一個非常典型的墓誌銘的前一半,由韓元吉(1118—1187)為熟人的母親上官氏(1094—1178)撰寫。    
    榮國太夫人上官氏墓誌銘    
    夫人上官氏,邵武之著姓也。夫人之考,以儒學奮為左中大夫,出入顯仕,始大其門。夫人生而靜專,不妄言笑。中大公異之,擇配甚久。故戶部侍郎季公,有聲太學,15以上捨擢第,夫人歸焉。侍郎家處州之龍泉。早孤而貧。夫人不逮事其舅姑,遇歲時薦祭,稱家有無,必具以潔。與其夫均感慕不翅如逮事者。嘗歎曰:「吾為君家婦,凡事死猶事生也。」既侍郎為辟雍直講,季氏之宗有不令者,以其上世清平裡之塋山竊售於僧寺。侍郎謁告歸,義贖之,祿薄素無積,將貸於人。夫人泣曰:「吾父母資送我者,以為君家助也。君松檟不自保,吾安所用焉?」盡倒其奩以贖其山,且以其餘增地甚廣,置廬舍守之。曰:「俾後世知自君得,他人無敢預也。」於是季氏之族無大小皆稱夫人之賢,且服其識。至今薪棲不敢望其墓林,曰:「此上官夫人賜也。」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經略廣州。既三年,得請奉祠矣,未去廣而歿。諸子未冠,夫人護其喪,獨行數千里,歸祔清平之塋,襄治甚備。已而慨然曰:「吾於季氏無負矣,猶欲教其子,使得齒於士居子之流。然夫家無依。盍亦依吾父母乎?」乃又攜其子,閒居於邵武從中大公。時中大公諸子皆早世,唯夫人在。夫人日侍其二親,退則躬課諸子誦習,夜分乃寐,率以為常。中大公與其夫人,年皆九十而終。夫人始去其親之捨,築室郡城,聚居十指。諸子嶷嶷,仕有能稱,相踵至半刺史二千石。諸孫十餘,間受命,或預鄉薦。孫婿六七人,被服儒雅,鄉閭指為益事。然不幸十餘年間,三子者前卒,獨季息圭侍左右。夫人年已八十,人亦不堪其憂,16而夫人自少觀浮屠氏書,泊然無甚哀戚之累。將終之夕,僅以小疾,猶合目端坐,誦華嚴經,滔滔無一語謬。    
    繼上文記錄了她的死以後,韓元吉描寫了上官氏的兒子如何請他寫作此文,他與這家人的聯繫,他如何仰慕她的美德。韓元吉還詳細地記錄了上官氏的先祖、4個兒子的姓名和官職、16個孫子及8個孫女婿的姓名。    
    與其他墓誌銘一樣,這篇銘文給墓主的評價相當高。上官氏擁有固定模式中女人多方面的美德,如她從不愚蠢地說笑,懂得怎樣獲得娘家或夫家的親戚的愛戴和感激。這段銘文也為表現撰寫者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表明韓元吉對她克服了如此的逆境印象深刻;他對女人受教育給以積極的肯定,至少在她用之於兒子的教育時;他認為面對死亡時仍能背誦經文的女人值得仰慕,因為她的鎮定或者可能因為她的宗教造詣。讀過很多這樣的銘文後,我們就會瞭解到,在男性作者對女人的體驗中他們認為什麼最特別,當他們想到家庭生活時什麼使他們感到溫暖。    
    但我仍然認為這些史料透露了遠遠多於作者原有評價的信息。以這條銘文為例,它寫出了上官氏一生重大事件的具體細節。我在本書不僅用它做數量分析(例如,它既是一個表現了不同集團之間的婚配的個案,也是40—45歲之間的孀婦的個案),還把它當作一位父母家境寬裕、信仰佛教、伴隨丈夫就任地方官的受過教育的女性的例子。從這個墓誌銘我們可以預見當妻子來自比夫家更富裕的家庭時會出現什麼情況: 她可能用嫁資實現買墓地這樣的家庭目標;她還可能在喪夫後帶子女回娘家住下去。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7

    雖然用敘事史料很難對婚姻進行分析研究,也不利於找到婚姻塑造婦女生活的途徑,但它是進入語境並發現複雜動機的惟一道路。洪邁、周密和韓元吉(像司馬光和袁采做過的)可能寫過觸及離婚和寡婦問題的文章。他們的概括將成為瞭解他們的思想的有趣的證據,但是遠不如關於特定女人的傳記資料記載女性在特定環境的言行所做的貢獻大。讀過很多敘事史料以後,我發現一部分宋代作者的概括性敘述是真實的,17但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部分: 具體發生了什麼。比如,從階級偏見、性慾到對母親的感情,對這些情感的解釋在概括性文本中相對被忽略,但是在特定人物的傳記資料中卻清晰地浮現出來。     
    史料裡基於階級和社會性別的偏見    
    我使用了一條又一條可以互補的史料,但它們沒有對我打算追蹤的每個問題提供同樣多的證據。各種表現女性和婚姻的史料最多。涉及男人和女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的史料也很多。語境的問題——何種環境產生何種行動——也很好地被觸及到了。但是判斷實際上某種行為的發生率幾乎是不可能的。史料常允許我說一種行動是常見的、或是常見的同類事件、或不常見但已經被意識到的,但是不能說它代表了一個地方百分之十、二十或三十的人。    
    我們必須認識到史料裡存在的階級的偏見。本書引用的史料多描寫士人階層以外的人: 大多數法律案件中的當事人、洪邁及其他講故事的人談到的大約半數都是普通人,既不是官員、也不是官員的親戚,甚至也不一定受過教育。比如王八郎是商人,他妻子多半一個字不識。有關男到女家的入贅婚姻、通姦、亂倫、離婚、寡婦的困境、再婚的寡婦的細節,大多出自於這類記載當中。相比之下,墓誌銘作為能夠最好證明有關女性的聯姻和美德的史料,記述的絕大多數對象是士人及其依附者(包括妾、奶媽、保姆)。結果是完全不對稱的: 關於理想的女人的資料多來自上層階級婦女生活的記敘史料中,然而關於不幸的婚姻、遭到鄙視的行為和不幸的環境的記載多來自於普通男女的生活。    
    今天沒有人會認定具有美德的人全都是文人學士,而墮落的行為全都出自窮人,我盡最大努力避免把任何一類行為和階級的劃分連在一起。相反,我把這種修辭上的不對稱解釋為階級的「表現」。聲稱士人階層的女人具有美德加強了士人階層的權威。如果作者與討論的話題保持距離,那麼通姦、亂倫等話題會比較容易談起: 這類行為是道德觀念不規範的人的罪惡。但這不等於說行為和價值觀當中沒有階級的差異。判定農婦是否具有吸引力時,18順從和體態的謙恭就不像在上層階級女性那裡那麼重要。沒有財力納妾的男人休掉沒生孩子的妻子或許不太會招致惡評。沒有收入的男人比繼承了土地的男人更可能趕走兄弟和堂兄弟的遺孀收養的繼承人,然後換上自己的兒子。但是史料中存在偏見,使證實這些差異的證據不易得到。    
    史料更嚴重的另一種局限性在於它們幾乎都是男人寫的。(惟一留下全集的女作者是李清照〔1084—約1160〕,本書將數次提到她,但她筆下表達的大多是愛情、感傷和絕望,涉及生活具體細節的史料很少。)男作者當然不像女人那樣看問題。沒有一個社會在男男女女共處狀態當中的女人會像在只有女人、特別是熟悉的女人圈子裡那樣行動。男人在場時,女人似乎完全不同,但只有同性時,女人會機智地用男人的自負和偏見開玩笑、取樂。一項當代中國農村婦女的人類學研究發現,女人只有在男人不在場時才願意承認自己也有權力。另外,有關女人身體的話題——月經、懷孕、顯得有魅力、變老——肯定在只有女人時而不是男女混雜時談論得比較多。比如,女人會談起裹自己的和女兒的腳的事,但男人的記錄裡沒有這些對話。難道女人沒有談論日常生活的快樂和養育孩子的經驗?但是,我們無從瞭解只有女人時她們說什麼。寫作的女人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男人定格化的話題,比如分別後的閨怨。儘管那些喜歡女人的陪伴、與母親、妻子和女兒的關係密切的男人可能十分同情、真實地記錄他們的所見所聞,但他們仍可能會誤解道聽途說的信息。作者傾向於用兩分法把女人的品行歸結為好的(溫和、可愛、可靠、美麗)和可怕的(嫉妒、囉嗦、小氣、苛求、媚惑),多半由於不能發現使媽媽那麼美妙可愛而使其他女人如此危險的那種共同點。因此我不斷地質問自己對敘事史料的解讀應該推進到哪裡。支持我利用敘述性史料反映它們的作者無意於表達的事情的論據是,我的問題和他們的不同。反對我這樣做的論據是,宋代的男性知道他們的世界裡的各種事情,而我卻因幾個世紀的流逝不能得知,因此如果我讀史料時過分被自己的問題誘導,我的想像就跑得太遠。我希望我能夠達到合理的平衡點。我很清醒地知道本書提出的揭示婚姻狀況的方式不曾被宋代的男女採用過。19但是我盡力貼近史料,並指出史料中是誰就某位女士或一般意義上的女性說了些什麼。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8

    揭示並解釋「變化」    
    貫穿全書的問題是變化: 女人面臨的形勢通過什麼方式發生變化?如何解釋已經發生的和沒有發生的變化?由於唐代的史料不像宋代那麼多,而且不一定具可比性,因此重要的是不能過高估計變化的範圍,不能誤認為史料更多就意味著這種行為更多。即便是貫穿有宋一代的變化也很難充分證實,因為不是各個時期都具備足夠的以資比較的史料。現有的法律判決書幾乎都是13世紀以後的。比較之下,法律和法令的年代比較靠前。洪邁編纂的那種見聞錄最多對認識11世紀末和12世紀有用。即便使用那個時期都有的墓誌銘,也應保持警惕,它們之間的不同不一定與時代的變化有關;相反,它們可能反映了階級或地域方面的不同,也可能反映了個人背景中的偶然因素(如喪偶年齡)導致的差異或個性使然的差異。如果有幾千個事例,我可以通過統計分析排除一些可能性,但是只有二百多個事例時,這就幾乎不可行。因此我第一項工作就是確認那些用來論證變化確實發生了的史料足夠有力地成為展開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因為我如此倚仗敘事史料,這些表示變化確實發生了的史料卻未能解釋變化。為了分析改變態度或做法的原因,我必須尋找相應的別的歷史發展。我尤其要尋找這些變化與經濟發展的聯繫,包括增長中的商業化和城市化,土地財產轉移的方式;還有宋代地理環境的變化,比如北方地區被非漢族遊牧族群佔領及人口的穩定南移;士人性質的變化,特別是入仕途徑的變化,以及其他獲得和保持社會地位的辦法;儒學復興和特別是程朱理學這個流派的逐步成功。    
    我希望我抓住的這些歷史潮流與婚姻實踐、婦女生活中的變化之間的聯繫有說服力,或至少可信。比如我提出,科舉制激發了爭奪學問好的女婿的競爭,反過來抬高了嫁資。我還提出,城市化、增長中的繁榮經濟、士人階層的擴大等等都刺激了對下層婦女為上層提供服務的需求,20如當婢女、妾和妓女,這一市場的發展使有關女性魅力的標準和男女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但是上述歷史聯繫還只是假設,因為能夠證實這些偶然聯繫的證據還不存在。然而,即使我不得不滿足於過于思辨的假設,有關變化的話題那麼重要,仍足以引起更多的爭論。    
    


第二部分:男女之別男女之別 1

    倖存的很多宋代繪畫表現了當年的世界看上去是什麼樣。比如,張擇端(創作活躍期1100—1130)繪製了一幅長卷表現12世紀初國都開封喧鬧的街道。這天春和日麗,街上有六百多人幹活、買東西、聊天或看熱鬧。搬運工肩上挑著擔子,師爺與和尚互相問候,修車的工匠、算命先生和小客棧老闆招徠著客人。這幫混雜的人群有一個共同點: 除了明顯的幾個例外,他們都是男人。圖1是長卷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男人,只有一個女人坐在轎子裡向外張望。在都城的商業區到處可以看見男子,女人十分少見。    
    另一幅不知名的宋代畫家的長卷透露了女人在哪裡。這幅畫描繪了發生在漢代(公元前202—公元220)的一件事: 蔡文姬被遊牧部落俘獲12年後回到家鄉。畫面最後一段的情節(見圖2)是她終於被護送到父母的家,像其他上層人家一樣,她的家也在一所院子裡,有圍牆圍著。護送隊的人大都停留在大門外邊。門對面有一道牆擋住路人的視線,使他們看不見裡面的房屋。前院的盡頭,女人們已聚在一起迎接蔡文姬回家。由於興奮,她們已走出內闈的門口,但仍然讓自己處於生人的視線以外。1    
    內與外23    
    這兩幅畫對比鮮明地強調了男女兩性必須分處不同之處的原則。對於儒家利益和倫理教化具有很高價值。儒家經典《禮記》非常注意「男女之別」。大部分時間男女不應在一起,必須在一起時則應避免任何身體上的接觸。司馬光的《居家雜儀》詳細闡釋了《禮記》「內則」篇把男女分隔開的規矩,提出了只有擁有可觀的財富才能做到的理想:內闈第一章男女之別    
    22圖1開封的一條街,張擇端(創作活躍期1100—1130)作,長卷「清明上河圖」的一段。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歷代繪畫》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3圖2內闈與外界分隔,北宋末年不具名長卷「文姬歸漢圖」的結尾,波士頓藝術博物館(2862—65)。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24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子夜行以燭。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蓋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至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事,入庖廚。2    
    另外,司馬光還直接、粗暴地把上述原則概況為:「女子十年不出,恆居內也。」3他還說女兒訂婚以後,父親就不能進入她的房間,姐妹出嫁後回娘家時,弟兄不能坐在她旁邊。4袁采讚賞司馬光分隔男女的教導,說它包含了治家原則的一半。5早在唐代,《宋尚宮女論語》就強調女子應處於男子視線以外的重要性:「內外各處,男女異群;莫窺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窺必藏形。」6    
    男女從身體上分隔開的概念被類推到行為上的不同。男女應該分工做不同的事,或同樣的事應做得不一樣。例如,每一個等級的喪服,男女的不一樣。因此,儘管要求兒子和女兒承擔同樣大的服喪的責任,但盡責的方式明顯不同。7這個角度的男女之別的原則還進一步與家庭內夫妻義務和財產關係的不同混合在一起。事實上,概念上的男、女、內、外包含互補、共處之意,表示男子統治一個領域,女子則主宰另一個。朱熹在他的《小學》裡引用《禮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一般地說,男人如果不是從不、也可以說很少被告知不要介入妻子做的事;相反,他們的注意力被導向正面,警惕著確保別讓女人闖入男子的領地。朱熹引用早期的禮學典籍說女人應終日留在內闈,還應該「姆教婉娩聽從」,不擅自行動。8他還援引顏之推指出的女人參與朝政或家政的危險:「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9另外,朱熹著《詩集傳》,25解釋《詩》中的一首時寫道:「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有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    
    男女之別的儒家思想在多大的範圍內被接受?當然首先被士人階層接受,大多數現存的文獻、史料由他們撰寫。上層家庭的妻子們如果對男子的活動感興趣,就在屏風後邊聽丈夫與客人談話,但從不加入進去。然而,當儒家學者強調男女之別的重要性時,事實上等於告訴我們,有些女孩子和女人天生就不太馴順。歷史上的確出現過幾個這樣的女性。1212年,一位叫吳志端的姑娘試圖讓早熟的孩子們參加童生考試,但遭到主管官員們的反對。讀過《禮記》的官員認為女人的職責是紡線、織布、縫衣服,出門時應當遮住面部。因此吳志端的博聞強記不可信,因為她總是不知羞怯地到處亂跑。否定兩性嚴格隔絕的另一種表現是為女人作傳的作者們的態度: 他們認為,如果女人真的願意一直呆在家裡,那將值得大書特書。一位陪著當官的丈夫和兒子住過許多地方的女人,因為從未想過到附近的名勝古跡看一看而受到讚賞,哪怕家人動員她去,她也不去,「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范氏(1015—1067)的傳記說她從未觀看過任何精彩的朝廷慶典,總選擇留在家裡。張季蘭(1108—1137)是樂於呆在家裡的典型,拒絕與丈夫出去觀景,說那不是女人做的事。    
    


第二部分:男女之別男女之別 2

    通常情況下,沒有關聯的男女不必完全隔開。詩人偶爾描寫在戶外幹農活如採茶和摘桑葉的女人(見第七章)。前面提到的《文姬歸漢圖》裡,街上有幾個女人。圖3是宋代作品,描畫了干體力活的女人帶著孩子與貨郎交涉。這幅畫裡,女人明顯不擔心男女混雜有什麼後果,在場的還有兩位男人。畫家顯然知道嚴格的男女之別只見於深宅大院裡的富人和跑腿當差的僕人中間。因而社會性別差異與階級差別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或換句話說,上層階級用以表示自己特殊的另一種途徑是把自家的女人藏起來。    
    26    
    圖3向茶販買茶的女人,劉松年(約1150—1225以後)作。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名畫選萃》,台北,1970。    
    然而,如果說有兩套彼此之間沒有聯繫、互不相關的標準,也不確切。比如不能說上層階級堅持男女之別而普通人無視它。年齡也使隱隱的情慾因素牽扯其間。比起更小或更老的女子,各個階級都不得不注意讓那些風華正茂、具性吸引力或易受傷害的女子(從10歲至35或40歲)躲開男人的視線。圖4畫了皇帝來到一個村莊,許多男人和男孩叩首、行禮。三位老年婦女也來到街上,兩位躲在別人後面,一位面對皇帝下拜。被小孩拽著裙裾的年輕媽媽站在籬笆後邊,一邊悄悄張望著,一邊謹防自己被別人看見。27    
    圖4村民出來拜見皇帝,南宋不具名卷軸的一段。上海博物館。陰與陽    
    繼內、外以後,還有一對常用的概括男女差別的概念是陰(暗的,被動的,女的)和陽(亮的,主動的,男的),陰與陽是維持宇宙運轉和變化的互補的力量。支持陰陽思想的假設在於所有的事物都互相聯繫也互相依靠;哪一部分都不能獨自生長,都在持續的互動中被其他部分塑造、並反作用於其他。雖然所有事物都不只含有陰或陽一個方面,但多數以其中一種占統治地位。闡釋陰陽思想的經典著作是占卜書《易》以及伴隨的一次又一次解釋經典的釋著。    
    就像論述生態、醫藥、氣候或其他自然現象的論著一樣,一般都認為陰與陽同樣必要和重要。中醫文獻裡男人生命循環中更多的是陽而女人是陰。28女人的關鍵數目是7:7歲牙齒長全,14歲性成熟,21歲最強壯,49歲失去生育能力。男人的關鍵數目是8:8歲牙齒長全,16歲性成熟,24歲最強壯,64歲失去生殖能力。這一概念框架裡,男女沒有互相對立,而僅僅是女子的循環週期比男子小一點。她們年輕的時期短一些,成熟和衰老的速度比男人快一些。折磨男女的疾病因此必須區別對待,每一個病案各不相同。男人的生理基礎是精,「然婦人以血為本」。    
    儒家的社會關係模式不言自明地由陽統治陰,行動和啟動的能力比忍耐和補充更有價值。因此陰陽宇宙觀常被用來解釋性別等級制度,使男性的統治變得自然而然。《鄭氏女孝經》提出: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天地之始。男女夫婦,人倫之始。故乾坤交泰,誰能間之?婦地夫天,廢一不可,然則丈夫百行,婦人一志。    
    司馬光發展了這一思想: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也。    
    朱熹引用《禮記》解釋為什麼婚禮是由新郎迎娶新娘時回應了這種說法:「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意一也。」    
    程頤把他的性別差異思想溶入對《易》的解釋。他的判斷附加了一個六線形: 對卦象「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程頤解釋道:「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程頤還在另一個地方用四個卦象29表達和支持男女結合的原則。每一處都用男女之別進行表達:     
    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悅而上應,男感之先也。    
    夫以順從為恆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恆,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    
    ……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    
    ……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    
    用我們的眼光很容易看出,程頤把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對男女的看法論證為自然的、想當然的、本質的觀念。但這正是關鍵所在。程頤和他的同代人還認為男陽女陰的事實可以充分地解釋為什麼男人按照意願做事,女人憑感情做事;為什麼男人發起女人忍耐;為什麼男外女內。    
    女人的感情天生地比男人多,這種觀點不僅僅限於哲學家的小範圍內,也不只限於用陰陽概念解釋男女差異的問題。詩人常常描寫女人被感情左右,因為情深而不能下手。袁采指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溺愛孩子,女兒出嫁後遇到困難時母親更願意給她們錢,女人還愛對僕人發脾氣。男人必須同時對付女人更情緒化的性格裡慷慨和多變這兩方面。    
    


第二部分:男女之別男女之別 3

    美學典型: 才子佳人    
    出於強調男女之別和角色互補,可以說儒家文獻對妻子表示了相當高的尊重。視覺藝術和詩歌使我們看到另一種視何種女人為稱心的想法: 美麗,謙和,慇勤地為男人服務。男人樂此不疲地想像著年輕、衣著漂亮、慇勤和順從的女人守候在一旁,滿足他的需要。男女之別並不意味著男人不讓女人呆在他旁邊,只不過他周圍的女人一定得是從社會上和情慾上供他享受的那一種30——與其他男人結了婚的女人或將嫁人的女孩子不在此列。畫中描繪的侍奉男人的女子,數量總比男人多,但中心人物是男的,女人只是使男人更愉快的陪襯。畫面上這樣的女子通常是侍奉皇帝的宮女、侍奉學者的婢女和妾、侍奉文人墨客的妓女。換句話說,女侍的在場證明男人擁有的權力足夠得到很多女人為他服務。    
    圖5是敘事手繪長卷的一截,表現了晉文公於公元前636年獲得王位以前20年流亡歷險的細節。文公訪問秦國,秦王送給他5個女子,畫面上出現的3個在服侍他洗手: 一個端著盆,一個倒水,一個托著毛巾。學者也享受女侍的服務。圖6描繪了一群校訂典籍的6世紀的學者,我們看見4個男人忙於校訂和抄寫,一個男僮給主人脫鞋,5個衣著和髮型相同的女子拿著几案、毛巾、水和別的可能需要的東西。    
    圖5女人們侍奉統治者,李唐(創作活躍期1120—1124)作,敘事畫作「晉文公復國圖」的一段。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731202)。圖6女人們侍奉著一組學者,宋代作品,描繪北齊時代修訂典籍的學者的敘事繪畫作品。波士頓藝術博物館(31123)。和男人在一塊兒的侍女還可能提供逗趣和娛樂活動,據說一幅長卷描繪了韓熙載家晚會的情景。在這個私人聚會上,25個女人陪著19個男人取樂,其間有一個是和尚。肯定可以推測,女人是雇來招待客人過夜的妓女,也許韓熙載自己的女僕和妾也在幫忙。有幾位在彈奏樂器(見圖7),有的端著食盤,有的坐在男人旁邊一塊兒聊天,有的等待命令,有的和男人私下裡說話。有兩處撩起來的簾子後邊擺著床,露出弄皺了的被褥。另一處,一個男人用胳膊擁著一個女人好像在勸說她跟他到什麼地方去。換句話說,這幅畫沒有掩蓋女人招待男人時色情的成分。畫裡的女人看樣子不十分年輕,而我們從別的史料得知,年輕是職業妓女的本錢。比如柳永(987—1053)的詩歌描寫的妓女,頭髮又黑又亮,手腕纖細,只不過15歲,有的剛過16歲(按我們的算法是14或15歲;見「習用語的說明」)。    
    圖7女人們在晚會上為男人表演,顧閎中(約950)作,「韓熙載夜宴圖」的一段。《中國美術》1984,2:131。圖8一對夫婦接受兒子、兒媳的侍奉,河南1099年宋墓壁畫。宿白: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雖然畫中女侍的形象被描畫為僕人、妾和宮女(而不是妻子),但是拘謹和慇勤地服務使女人顯得更吸引人這種觀點必定被帶進夫婦關係之中。傳記裡反覆用來讚揚妻子的字「婉」——順從、慇勤、忍耐,幾乎是惟一用來形容女人的詞彙。沿襲古代的用法,文人經常用「侍巾櫛」31表示侍候丈夫的妻子。詩人賀鑄(1063—1120)在哀悼亡妻的詩中歎問現在誰來給他點燭添香、縫補衣服。    
    照顧別人的事並不僅僅單獨由女子承擔,也不只是侍候男人: 男僕可以服侍男人;女僕和年輕男孩可以服侍女人;32甚至於偶爾可以看見男人侍候女人,不過似乎只限於宮廷生活場景,那兒的男人多半是宦官。但宋代繪畫上出現的多數女人都在侍奉著男人的需要。這當然是男子氣和女人味的建構: 一個成功的男人有女人服侍著。服侍著男人的女人對於多數女人而言也是審美上好的形象。用外貌和服務取悅男人並因此得到回報的女人可能滿意地發現那些重要人物願意看見她們,願讓她們圍在旁邊。    
    其他表現男子的角度也值得注意。有女人服侍的男子一般說來是文人學子的形象,看上去在吟詩或校勘典籍而不在騎馬。很長時期以來學界已注意到宋代成為一個轉折點,33美男子普遍向文人轉型。這種轉變可以從很多層面上看出來,從轎子的使用增多到收藏古董、精美瓷器成風,狩獵不再流行了。典型的文人學子應該文雅、書卷氣、好學深思或有藝術氣質,但不需要強壯、敏捷,或身手不凡。文人學子形象的流行無疑得益於印刷術的推廣應用,教育的普及,科舉制在選拔人才上的勝利以及儒學的復興。我以為還有外部環境的影響。宋朝統治階級精英男士們把自己重新塑造為文士的形象意在強調與北方競爭者形成對比,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是尚武的形象。不言自明,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視為高等也就斷定漢族的文化高於非漢族文化。    
    


第二部分:男女之別男女之別 4

    身體形象    
    藝術家在繪畫作品裡表現的社會性別差異不僅在於實際表現了它們: 用畫面表現差異沒有普遍得足夠塑造人的思想。34但是宋朝人的確通過構成日常生活基礎的衣服、髮型、化妝品和首飾得到了強有力的性別差異的視覺形象。直接表現在身體上的符號成為傳遞男女性別差異觀念的強有力方式。    
    如前所述,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從而證明男女之間的差別,這一點在儒家思想裡被當作非常重要的原則。儒家禮儀著作列舉了一些小事的做法,如清晨問候父母,「丈夫唱諾,婦人道萬福。」一起參加某種儀式,男人磕頭2次,女人4次。前邊討論過的幾幅繪畫已經35形象化地通過男女不同的身體形象表達了區別的意圖,特別是「韓熙載夜宴圖」和「文姬歸漢圖」。這裡我添上兩幅沒有色情意味的宗教繪畫。圖8是河南1099年的宋墓壁畫,畫面上有兩對夫婦,死去的夫婦坐在桌前,兒子和兒媳服侍著他們(小夫妻身後有一個女僕,另一位大概是親戚)。圖9作於968年,放在觀音菩薩像底部,畫的是一對夫婦捐贈人。    
    圖9虔誠的贊助人夫婦,作於968年,觀音菩薩像下邊。華盛頓史密斯索尼亞學院藝術畫廊(3036)。雖然這4幅繪畫作於宋代不同時期,作畫的目的也不同,但將男女之別用外形表現時,仍有共同之處。36看起來至少可以說在上層社會裡不推崇男女差別不大的裝束,衣服、髮型及裝飾都用來表示和強調不同的性別。甚至一般人的衣服樣式也與他們粗略地相同。    
    穿著打扮的規矩特別明確。所見之處,女人的衣服都比男人的鮮亮。男人的衣服以一種顏色為主,一般是黑色或灰白色;女裝飄蕩搖曳,色彩艷麗,一般由好幾種圖案和色調組成。男裝一般是一件長衫;女人穿得一層又一層,裙子和長袍外面罩短外衣或緊身坎肩,肩上披著披巾、綵帶,或又披披巾又紮彩帶。    
    頭髮的不同也很明顯。男人的頭髮都拉到頭頂上梳成頂簪,有時用小黑帽子罩住頭髮。自古以來,男孩子成為成年人的標誌之一是開始戴這種帽子,第一次戴時舉行的儀式是標準的儒家有關男子生活的禮儀之一。比較之下,畫中的女人和女孩,頭髮也紮著,但不戴帽子。37她們有時用珠寶或發卡裝飾頭髮,但通常都讓它露出來一部分。髮型各種各樣,多半反映品味、地區和階級方面的不同。圖4所示低階層婦女,出門時頭上戴著一塊布,大概是謙卑的標示,如學者們提到的外出時應有「蓋頭面帽」。    
    在面部使用化妝品是女人顯示自己性別的另一種辦法。畫面上的共同之處是男人的皮膚上沒有塗脂抹粉而女人的臉抹得比較白,多半是男女膚色好壞的不同期望的表現,也表明女人確實用了化妝品。男人可以外出,不必保持臉色白晰。女人應當留在家裡,得用蒼白的臉色證明。女人戴的首飾比男人多,雖然這4幅畫沒有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她們還紮了耳朵眼兒以便戴耳環。    
    宋代並不是完全沒有男女不分的情況。佛教的目標之一是在消除階級和種族界限的同時消除男女界限。名為菩薩的參悟者與其說被雕得既像男又像女,不如說融合了兩性特徵;可以說中國藝術家在塑像時對菩薩的性別做了大膽的想像。但是即便在這裡,性別特徵更分明的趨勢也很明顯,宋代的觀音菩薩塑像越來越普遍地表現為女性。    
    纏足    
    這幾幅畫裡的女人看起來都比男人小一點,一般都有點削肩。比照唐代藝術家,宋代畫家筆下的女子更纖弱,甚至更嬌氣、脆弱。這可能是女人共同嚮往的形象。李清照在一首詞裡形容自己比花朵還瘦。    
    視女子為柔弱、嬌小的普遍願望可能與纏足在宋代的普遍化有關。20世紀的人——中國人和非中國人都一樣——把纏足視為最明顯的歷史罪惡。對於中國人而言,它不止是壓迫婦女、也是中國壓迫自我的象徵。在激進的西方女性主義者看來,它是迫使婦女忍受疼痛、不舒服、不方便而為了達到美的標準而採用的種種極端手段當中最臭名昭著的,哪怕是女人真心願意。我們理解宋代精神世界時面臨的一次考試就是把當代對纏足的看法拋到一邊,38試圖看一看包括男女在內的宋代人,或至少在上層社會,怎樣把綁起來的纖足當作美麗的表現而不是壓迫。39圖10福州、衢州、江西三座墓出土的纏足女人穿的小鞋。福建省博物館: 《福建南宋黃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載《考古》1983,11:1004—10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安縣博物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簡報」,載《文物》1990,9:1—13。41圖11裹腳的女演員,宋末或元初繪畫作品。北京,故宮博物院,翁萬國(Wango Weng)攝。    
    


第二部分:男女之別男女之別 5

    纏足在宋代似乎從宮廷和娛樂場所波及到經常出入38這些地方的社會精英家庭。周密(1232—1308)從一種已佚史料中發掘出一個故事,即3個世紀以前,後唐(923—935)的宮廷裡,一位舞者把腳綁起來讓它變得很小、很彎,像月牙一樣。這種做法可能在10世紀跳舞的人裡推廣起來,她們認為綁起來的腳顯得有力、好看。到了11世紀,一位相當嚴肅的學者徐積(1028—1103)顯然對這個習俗已有所瞭解,他在讚揚一位寡婦時寫到:「何暇裹兩足,但知勤四肢。」12世紀初,纏足習俗的廣泛流行導致學者張邦基探究它的起源。張邦基指出,把腳真的裹成彎形,像弓一樣,讓它變得比天足小,只不過是最近的事,唐和以前的詩歌裡都沒提到過。    
    有關纏足的星星點點的史料到12世紀末變得稍微多了一點。這時候纏足已不只是舞者的事,也不僅限於妓女。甚至於有一條史料說一個好人家的廚娘也裹了腳。13世紀的考古資料清楚地表明官員的妻子女兒都已經裹了腳(見圖10)。浙江一位官員的陪葬品裡有一件東西帶著強烈的學術意味,那是他死於1240年的前妻的一雙銀質纏足小尖鞋,上面寫著她的名字。鞋長14厘米,寬4.5厘米,最寬處正對著向上翹起來的鞋尖。這雙鞋大概是提醒丈夫懷念妻子纖足的紀念品而並不用於穿著。真正穿過的小尖鞋發現於福州高官女兒黃升(1227—1243)之墓。1242年黃升16歲時嫁與一位宗室子,他的父親已逝,但祖父仍健在且功成名就。棺材裡放置著好幾雙小鞋子,長13.3厘米—14厘米不等,腳面上放著長長的裹腳布。進一步的證據發現於江西周氏(1240—1274)之墓,她也是官員的女兒和妻子。墓葬裡的7雙小鞋子比其他小鞋大一點(長18厘米—22厘米,寬5厘米—6厘米)。    
    宋代文人認為纏足代表精緻的美。40蘇軾(1036—1101)作詩寫一位舞者很想試一試宮樣鞋,但發現太疼。詩人還寫了用手掌握住纏足時感到的驚艷。有的詩驚歎纖細、弓形的小腳或把它形容為一彎新月。章惇(卒於1105年)總結經驗時說他趕上、經歷了3件引人注意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女子的腳。陳亮(1143—1194)自嘲,說自己像三四十歲的醜女人枉然忍痛纏足,但已無用。在他看來,纏足是女人為了顯得美麗願意付出的代價,但只有從小開始,才能奏效。    
    儘管纏足與女人願意為了美而奮鬥有關,宋代至少有一位男子對纏足的好處提出了質疑。13世紀中葉,車若水,可能是反對纏足的第一人,他寫道:「小兒未四五歲,無辜無罪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還有一些男人因纏足與追求色相有關而持反對態度。元朝初年有人注意到嚴謹的道德家程頤的第六代孫女們既不纏足也不戴耳環。    
    到了宋代末年,纏足的習俗已變得根深蒂固。作家陶宗儀(創作活躍期1300—1360)回顧了元朝頭一百年裡的纏足史。他看到的最早的記載和周密提到的一樣,即後唐宮廷裡跳舞的人,然後重複了張邦基提出的晚近開始流行的論點,最後,陶宗儀指出,雖然11世紀纏足的還比較罕見,但由於競相倣傚已比剛流行時普遍了。到了他自己的時代,不裹腳的人已感到羞愧。    
    作為美的標示,小腳保留了相當的私秘性。繪畫中照鏡子檢查自己外貌和思念男人的女人——畫面清清楚楚地表達了至少是溫和的色情意味——女人的腳藏在長及地面的裙裾裡。這一時期只有一幅繪畫表現了露出小腳的女演員或娛樂圈藝人,她們像妓女一樣,多半是最早纏足的。因為其中一個女子扮演男角色,所以不得不露出小腳(見圖11)。    
    當代作家常把纏足和同樣影響步態的高跟鞋或同屬於危害健康的緊身胸衣相提並論。然而這些比較沒有指出纏足永久性地把女性身體損壞到什麼程度。纏足不僅強調或誇大了性別差異: 41它使男女身體上的差別超出天然的程度,還近似於整容手術。但這樣做比較也還不夠,因為甚至硅膠填植也不像纏足那樣影響身體的其他部位。纏足給女人身體帶來的改變不是局部的,還牽扯到整個體態。她將很少走動,盡量坐著而不站著,留在家裡而不外出。由於活動變少,她的身體變得軟綿綿,而且總是無精打采的。從詩詞裡我們知道,對於男人來說,慵懶,不快樂,懷著思怨的美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變得更小、更軟、更不愛動、更提不起精神,當然會襯托出男性的強壯、結實和好動。因為宋代理想的上層男人形象是內斂、溫和和優雅,除非女性更優雅、沉默不語、呆在家裡不走動,42否則男人就像是帶著女人氣。還有什麼比小腳更適合陪襯這樣的男人?通過纏足引起的變化,新的男子氣內涵催化了女性美標準的改變和再生。其間不免摻合著別的東西。比如,對某些男人而言,把腳裹起來不僅是讓它變小,也許還意味著色情。    
    但是我認為我們不能滿足於知道男人為什麼被纏足的女人吸引。我們還必須緊緊抓住女人明顯地積極參與這個環節。畢竟是媽媽們、而不是求婚者無視裹腳引起的劇痛把小女孩的腳綁起來。纏足是她們強加給自己的暴力。動手時她們是否都認定若不這麼幹,男人會看不上自己的女兒,那樣會感到內疚、遺憾?她們自己覺得小腳好看嗎?她們為裹出一雙完美的腳而驕傲嗎?    
    


第二部分:男女之別男女之別 6

    如果不顧及女人生活中的基本現實是在妻妾爭寵中保住優勢,我們就不能理解她們對女性美的感覺。正如後面章節所言,宋代貨幣經濟增長,商業城市遍及全國,納妾之風盛行於富裕人家。到了北宋中期,男人已經不滿足於出入色情場所狎妓的老辦法,現在男人已經渴望把女人買回家裡做妾。媽媽們知道妓女和妓女般的妾對男人的魅魊力,因而會考慮怎樣把女兒打扮得有利於日後做妻子。媽媽們會考慮怎樣才能讓女兒既不降低身份又能和妓女一樣魅人?教會女兒挑選衣服、梳妝打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還得讓女兒顯得謙和、保守、不喜歡到處出頭露面,以免混同於毫不羞恥地在陌生男人面前露面的妓女,這才是根本之道。使妓女顯得活潑迷人的手段、伎倆對妻子是否構成挑戰?教女兒作詩是好主意嗎?或許會讓女兒更像妓女?我估計母親給女兒裹腳是因為小腳既是顯得更美的訣竅,但又不是任何催促孩子早熟的辦法。裹足是個人私事,不示於人。即便是青樓女子,纏裹之事也是在私室裡面做,使她們歸於「內」,無涉於與男人競爭。    
    纏足遍及於好人家的妻女當中用了兩個世紀。其間可能裹得越來越緊,因為小腳的標準尺寸又變小了。當然也沒人穿著在13世紀墳墓裡發現的那麼小的鞋跳舞。纏足普遍化的早期,43一雙天足的母親可能在小妾進入家門時第一次看見纏過的腳,於是決定給女兒裹腳。她們希望女兒有些自己沒有的東西。裹了腳的姑娘長大後,小腳媽媽就多了。經常因小腳而被讚美的女人會由衷地接受這個標準,越來越願意幫助女兒因腳小而受到稱讚。    
    從大範圍看,宋代男女之別的思想在世界歷史上並不特殊。陰陽概念大概屬中國獨有,較之西方概念可能更強調彼此間的關係而不是各自的本質;然而,把女人喻為多產、富饒的土地而男人積極開發大地,與西方社會性別思想基礎的自然/人文那種兩分法有相似之處。當然極端化的內外之分許多地方都有,但兩個領域的互補性還是超過對立或對抗。把男女從空間上分隔開的做法在很多地區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特別在亞洲,社會階層越高,把女人藏起來的規矩也越嚴格。幾乎在所有的社會,人們都感到有必要按性別屬性來穿衣、梳妝。    
    然而重要的是要超越泛泛而談的水平。中國的社會性別思想產生於中國社會和文化。它們隨著大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的改變而變化: 因此,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就像有錢人崇尚體力上的優勢那樣,宋代有教養的文人學士帶有的男子氣在上層階級裡佔優勢,纏足之風隨之盛行於青樓女子和上層妻女當中。權力介入了這個過程。產生社會性別差異和性等級觀念的社會環境裡,男人得到比女人更多的法律、經濟和文化權力。性別差異造成的兩性權力上的不平等,部分源於當然如此,另一部分則源於既成的、不容置疑的生活方式。    
    在不能否認社會性別區分的權力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它們內部的張力。很多公式化的表達對什麼是自然生理的,什麼是個人想望的,只含糊地一帶而過,男女差異究竟來源於自然本性,還是僅僅因為社會秩序需要它而被當成人們願意的,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兩極化的陰陽、內外思想各自之間也存在著緊張;每對概念都代表兩極之間同時存在的互補和等級的關係。陰陽、內外兩個公式之間也有緊張。陰陽思想高揚一方到另一方的連續性和運動,44內外思想則回應保持男女分隔的需要;前者製造了界限模糊的餘地,後者則試圖斬斷交匯的可能。女人可以通過兒子接觸到陽,但不能更「外」一點。同樣重要、並使上述含義更複雜的是,兩種有關聯的中性化的模式還伴隨著懷著情慾的色情想像。女人應該自己到場取悅男人,還是應該讓他們看不見自己呢?    
    這裡再一次指出,宋代中國的情況不是只此一家,社會性別思想在別處也常常凌亂不一。近幾年有的學者提出,一個給定的文化內部會有幾種對立的性別意識形態,每一種都可能不具連續性、充滿了矛盾。個人可以追隨對他最有利的那種,也可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改弦更張。進一步說,一套特定的思想也會在賦予婦女權力的同時壓迫婦女。把宋代婦女留在內闈使她們既受到限制又得到權力: 它使女人處於公共領域以外但又合法地成為家內的權威。本書提到的男作者不嫉妒女人在家務領域的權力,但我們不能由此推測女人用相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社會和家庭角色。    
    把男女分隔開的心理效果是什麼?因為我們生活在男女很自由地摻在一起的社會,我們必須保持警覺,不能想當然地推測,宋代婦女遭受我們不能忍受的束縛時有多麼沮喪。在當代社會,哪裡對女人的謙卑和隱匿要求得比較高,哪裡的女人就既不被動、也不萎靡不振,甚至具有不低於丈夫的自信。例如,宋代婦女可能像當代印度婦女那樣,能在空間和社會都有限的世界裡找到自己的價值。為了理解宋代婦女怎樣看待自己,我們必須把她們還原到她們盡力扮演的家庭角色的位置上,然後進行考察。    
    本章遠遠沒有完成宋代文化中社會性別差異的課題——的確,幾乎後面的每一章都牽扯到男女性別差異的一般思想。本章僅討論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每一種理論都構成其他許多種看法的基礎。然而我們已經感到有必要設置一個基本點,這就是在宋代,把人們視為一個角色經常超過他們的性別。換句話說,性別差異思想常常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和社會角色融為一體,女人社會角色的特殊性在於都是家族和婚姻體系派給她們的: 女兒、妻子、兒媳、母親、婆婆、祖母、姨、姑、等等。下一章將考察怎樣理解由婚姻形成的角色,特別是妻子這一角色。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義婚姻的意義 1

    「婚姻的意義」,古代經典著作《禮記》「昏義」篇一開始就解釋這個問題:「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1宋代學者經常引用這句話——這只是他們與我們完全不同的許多概念中的一個。    
    本章考察在更大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裡宋朝人對結婚意義的理解。我的目標是揭示宋代社會盛行的婚姻的假設前提,特別是與我們不同的那些,同時列舉史料記載的反例及它們與假設前提間的緊張。我從基本的預設開始,然後考察系統的、現實的一個維度的婚姻模型,繼而轉向文學作品表達的不那麼有組織、但並非不重要的有關婚姻的信息。雖然我用宋代的用法分析概念、觀念和形象,但本章內容的大部分對於宋以前和宋以後而言,也是真實的。    
    語言裡的意義    
    人們用來談論婚姻的詞彙含有很多婚姻作為制度而具有的內涵。比如「婚姻」一詞意味著兩個家庭之間的關係。按照古代辭書《爾雅》,「婚」和「姻」是新娘、新郎的父母彼此之間的稱呼。2婚姻還指「婚禮」,即結婚儀式。「婚禮」強調由統治者傳下來的古代禮儀形式;46像其他儀式一樣,有義務表達和支持植根於不可質疑的宇宙秩序的社會差別。    
    結婚還可以理解為把兩個團體聯結在一起的行動。用英語說「他娶她」,「她嫁他」,或「法官允許他們結婚」,都用一個單詞。中國古代不同團體用不同動詞表示結婚。男方家庭「娶」兒媳,新郎本人也可以說「娶」妻。新娘父母可把她「予」給某男,「歸」到誰家,或准許她當新娘「妻」與某人。一般地說,女子的父母或監護人被描繪為這樁婚事的積極主動的一方。當一位女子結婚邁進男家之門時,也可以說她「適」或「歸」入某家。    
    狹義的男女結為一體的婚姻,對應的中文表達由「夫」和「妻」兩個詞組成。「夫」字的意思就指男方。「婦」指兒媳的時候多於妻子,強調女人在丈夫父系家庭裡的位置。一位妻子可視為一個家庭、一位家長、公公或丈夫的「婦」。中國的訓詁學從「婦」的同音異形字「伏」裡引申出服從、忍受、甘當配角的意思。3一位妻子,簡單地說,就是服從和協助丈夫。「妻」是表示法律上的妻子時常用的概念。既為妻,就不是妾。的確,她是一個特定男人的配偶並分享他的社會地位。語言學家說「妻」即「齊」,意味著平等、認同;丈夫和他的「妻」結為一個整體,享有相同的地位和聲譽。4換句話說,女人結婚後失去了獨立的身份,她的身份歸屬於丈夫的。    
    內闈第二章婚姻的意義禮貌的對話裡常稱他人的妻子為「室」或「室人」,有妻子稱之為「有室」。稱妻為室有兩種意思,一指青年男子結婚時得到的與妻共處的房屋,另一種指他妻子與這個居室有特殊的聯繫。其中有這種意思,雖然男子代表全家,但妻子卻與臥室,與她、丈夫和未來的小孩一起住的地方有更強的聯繫。雖然男人稱他人的妻子為「室」,但提到自己的妻子時卻常用「內」或「內子」,即內闈裡的那個人。選用這些術語汲取了前一章討論的內、外之別思想。這是一種貶低人的說法,否認了妻子與言者的緊密聯繫而失之於輕視婦女,但確實成為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 使她變成「內」,一個私人世界。    
    談論婚姻和已婚夫婦的這些表達方式,與下面將要討論的法律和禮儀規定一樣,都以父系、47父系等級制和父系居住地原則為基礎並強化了它們。從父、子、孫的父系角度看,「婦」這一個字可以表示家庭裡這個人的兒媳、那個人的妻子。從家庭制度的角度看,父親控制著兒子娶婦的事。至於把新娘稱之為「室」,婚禮時新娘「嫁」到自己的家,從以父系居住地為新婚夫婦住地的原則上看,就是女人移居到丈夫家去住。    
    法律框架    
    宋代人不需要到官府得到結婚的許可或登記註冊,但是婚姻無論如何是一個法律制度,官府頒布的法律只承認特定種類的結合才是合法、有效的。5一夫一妻是關鍵的因素。《宋刑統》說:「諸有妻更娶妻者徒壹年。女家減壹等。若欺妄而娶者徒壹年半,女家不座。」6如果一方死亡或離婚,初婚就結束了,男女都可以再婚,但結束以前不可以。    
    這種形式的一夫一妻制不限制男人同時還有別的女人,但妻子只能有一個。妻和妾的位置也不能調換:「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者徒貳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為妾者徒壹年半。各還正之。」換句話說,把女人的身份抬高兩級或降低一級的男子,服刑兩年;抬高一級的服刑一年半。法律對較低層次的女人有所通融:「若婢有子及經放為良者聽為妾。」7但無論如何不能以婢為妻。注文做了解釋:「妻者傳家事承祭祀。即具六禮,取則二儀。婢雖經放為良,豈堪承嫡之重?」8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義婚姻的意義 2

    宋代法律確實把訂婚作為約束女方家庭的條文:「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陸拾。雖無許婚之書,但受娉財,亦是。」如果把已經訂婚的女兒許配給別人,則杖一百,如果已經辦了婚禮,服刑一年。法律還規定,如果新郎家長允許女家改變主意,48女家就不能要求男方退還禮品。9法律承認訂婚和聘禮制度,新郎家庭據此得到未婚新娘的許諾,有權期待在雙方商定的時刻迎娶新娘。如果三年之內不娶,新娘家有權推斷男家對此事失掉興趣,因而可以把女兒嫁給別人。    
    族外婚制意味著合法的宋代婚姻模式與父系觀念相連。人類社會在早期已達成共識,即便是血緣很遠的父系親屬之間也不能通婚;到了宋代,這個規定嚴格的程度達到同姓不婚。《宋刑統》申明:「諸同姓為婚者各徒貳年。」四代以內有共同祖先的家族內部,若通婚,受到的刑罰更為嚴厲,親屬關係越近,違法程度就越重。妾和妻子一樣,不能來自同姓人家。法律文獻一再重述古代的規矩,打算買一位姓氏不明的妾以前應該進行占卜,確保她與男方不同姓。法律還規定了與母族、妻族親戚聯姻的規則,規定主要在輩分方面: 男子可以和不同姓的同輩表姐妹結婚,但不能娶上一輩或下一輩的女表親。女人再婚時,前夫的親戚也屬禁止的範圍。一個案例中,法官判決女當事人與結婚3年的前夫的堂弟離婚,他援引一條規定,這類情況要強迫離婚,除非已婚20年或更長時間。    
    婚姻法支持家長的權威。父親和家長控制著子女的婚事,如果違法就要承擔責任。長大的兒子離家後若與別人私訂終身,事後發現父母已給他訂婚,那麼只有父母安排的訂婚才算有效。父權也因離婚的規定而得到加強。公婆可以因兒媳不招二老喜歡或未生育把她送回娘家。對比之下,女人不能單方面決定離開丈夫和他的家,她的父母也不能未經親家同意把她領回自家。的確,離家出走是導致獲罪的違法行為。刑法規定擅自出走的妻、妾,須服刑3年。對此法律做了解答:「婦人從夫,無自專之道。」    
    結婚以後,男人的法律身份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他與別人的關係不因已婚而承擔任何法律後果: 婚後他與其他已婚或未婚女人的性關係並不比婚前的更違法,49就像他婚前或婚後殺、傷了父兄一樣,沒什麼不同。換句話說,他的主要身份仍然是父親的兒子。作為丈夫,他的身份決定著與妻子和她父母的關係,但是其餘也就沒什麼了。    
    比較而言,結婚使女人的身份從根本上改變了。從結婚的那一刻開始,她就是一個特定家庭的兒媳,一個特定男人的妻子。夫家以外的任何人(除了她的娘家)都首先把她當作已婚女人。嫁入一個人家就處於這家家長的權威之下。然而,她不僅僅是丈夫家裡的從屬人員;在這個家裡她有一個專門的位置,一個規矩很多、動輒得咎的位置。兒媳誤殺了公公,服刑三年,與誤殺父親的丈夫相比,罪減一等,但兒媳的罪行遠遠高於殺了公公的她自己的兄弟姐妹,後者因為是外人,可以交罰金減刑。    
    針對非法性行為的處罰涉及到已婚女人時比較重。強姦已婚女人的,服刑兩年半;強姦沒有丈夫的女人,服刑兩年。通姦(已婚女人和不是丈夫的男人之間自願的性關係)者服刑兩年,誘姦(男人和沒有丈夫的女人之間自願的性關係)只服一年半徒刑,兩種情況下,男女的刑期都一樣長。    
    宋代法律不太注意社會性別,在家族中擔任何種角色才是基本的、重要的因素。簡而言之,造成形勢顯著不同的原因不在於當事人是男是女,而在於丈夫或妻子。男當事人的角色不盡相同: 有的是家長,有的是兒子或家長的弟弟,這類不同很重要。女人也不是同一種情況: 女兒和兒媳不同,妻和妾不同——都得到截然不同的對待。法律上重要的是一個人在特定關係裡的位置而不是他或她的性別。    
    婚姻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很大,但是它只不過是法律,它並不描述人怎樣行動、怎樣受懲罰。宋代法律針對很難管制的違法行為——如法律反對的通姦、重婚、以妾作妻、與堂兄弟的遺孀結婚等——把它們當作可與盜亡律相比的罪行進行處理。罪行並不罕見,因為確非罕見,只是當權者願意把它們當作大逆不道的。即便身為判官也很難按照簡單的法律原則辦事。法官面對違法行為的證據,幾乎像旁人一樣不認為那是犯法。50但是法律若與法官認為不是犯法的事矛盾、衝突時,法官很少依法懲辦罪犯。    
    儒家倫理與禮儀模式    
     很多人認定的正確的基於儒家的家庭倫理把婚姻置於普遍地服從父母和父系祖先的大背景裡。漢代以來的儒家經典都強調兒子應該服從並尊敬父母,妻子應當為丈夫的家庭服務。到了宋代,儒家家庭倫理的主要內涵可以便捷地從朱熹的《小學》看到最新的概括。朱熹從古代經典和晚近的著作裡選出了強調婚姻嚴肅性的段落,強調妻子應服從並忠實於丈夫,還強調了男女之隔的原則。他引用了禮儀經典中的儒家之論:「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朱熹還引用了司馬光怎樣擇妻、程頤關於寡婦再嫁不當以及柳開說女人傾向於偏執、喜好爭論等言論。    
    儒家關於女人美德的教導常通過堪稱模範的典型進行表述。司馬光在《家范》裡舉下面的例子,形象化地表揚獻身於丈夫家庭的女人: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義婚姻的意義 3

    韓覬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決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    
    51于氏為儒家的婦德提供了典範的說明。丈夫的家庭是她認同和關注的中心。她忘記了自己父母家的富裕和舒適,表現得抑制、謹慎和節儉,並完全從夫家傳宗接代的角度考慮嗣子問題——丈夫的兒子——不管他們是不是自己親生。她的行為一點也不像妓女那樣: 她最關心的是節儉和責任而不是漂亮和娛樂。丈夫的死並未減輕她對丈夫一脈承擔的義務。    
    用家庭內部的角色和相互關係術語確認一個人的身份,這種思想的倫理基礎在儒家早期的禮儀著作《禮記》、《儀禮》裡已得到充分闡述。這種學術傳統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力,塑造了普遍、自然、正確的家庭關係。禮儀著作用五個等級的喪服系統地規定了各種各樣親屬關係的本質和遠近程度。男人有責任為祖父的大多數後代服喪。責任最重的三個等級都在父系內部,包括他們的妻子。等級最高的喪服是為父親,共27個月(名義上服喪3年)。祖父(父親的父親)為第二級,服喪一年;叔、伯是第三級,服喪9個月;堂伯中最年長的,第四級,服喪5個月;其他堂叔,第五級,服喪3個月。男人也有責任為少數不同姓的親戚服喪,但是時間較短。為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和姐妹的子女服第四等喪。為姑姑、舅舅、姨的兒子,還有妻子的父母,服喪3個月。    
    結婚以後,新郎和新娘與他人的關係都有變化,但是程度不同。新郎方面惟一的改變是增加了為妻子和岳父母服喪的義務。丈夫為妻子服第二級喪,1年;妻子卻要為丈夫服第一級喪,3年。好在男人與岳父母之間服喪的義務是雙向對等的,3個月。如果妻子早逝,丈夫也得為她的父母服喪。女人結婚以後並不終止為娘家人服喪的義務,但是減低一個等級。因此,已婚女兒為父母親服喪1年而不是3年;對兄弟等人,從1年減至9個月。這種改變也是雙向的: 她娘家的親人為她服喪的等級也減少一級。儒家經典的註疏經常提到,降低等級但不終止相互服喪的義務,表明女人婚後身份改變的不完全性。在結婚後的新家裡,妻子得為很多人服喪。宋代在這一點上看來是改變的時期。52經典著作規定妻子為夫家成員服喪的等級可比丈夫低一等。比如,為公公的兄弟服第三級而不是第二級喪。禮儀指南一類書籍保留了這些規定,但是現實裡的妻子常與丈夫同時結束喪期。    
    服喪的規定表達了一條無可辯駁的原則,女人婚後的身份認同經歷了比男人大得多的改變。男人與妻子娘家的關係是相互的: 彼此之間對等,但都視對方為外人。但是妻子與丈夫和丈夫的父親、祖父之間的義務卻不對等,既表明妻與夫之間的不對等,又表明妻子與丈夫家庭之間的不對等,她只是世系的從屬。男人為父親和祖父服喪的等級高於對方為他的,在這一點上,妻子倒與他相同。    
    服喪的規定強調了女人在夫家既是外人又是內部成員的雙重身份,但是祭祀祖先的傳統又使她和丈夫父系家庭的聯繫非常牢固。一個未婚女兒在父母家參加大家庭祭祖儀式時地位較低——這時她和同輩的小姑娘們一樣,站在多數年長女人的後面,看著主祭人和他的妻子把酒肉等祭品擺在祖先的牌位前。姑娘一旦結婚,在新家裡有相應的位置,祭祖時她和妯娌們站在一起,隨著輩分的提高往前移,如果她丈夫是長子,終有一天她會站在最前邊,成為女主祭人,掌管準備和奉獻祭品的工作。    
    授予一位妻子完整的禮儀身份(妾沒有)可以使她死後不會被遺忘。年輕妻子即便早逝,丈夫再婚了,仍得為她設立牌位,丈夫的子孫,無論是不是她生的,都要保留、護衛這個牌位。但是丈夫去世以前,她的牌位不會與其他祖先的擺在一起。換句話說,她作為祖先主要因為她是兒子父親的妻子而不因為她是母親。此時孩子可以把她的牌位擺在一間私室裡表示紀念。(類似的情況是留出一塊地方置放她的棺木,直到丈夫死後安排合葬事宜。)夫妻雙亡以後,他們的牌位在祭拜祖先的場合總成對地擺在一起。夫妻間這種互補性質的禮儀上的視覺形象可以在墓室壁畫上見到(見第一章圖8),畫面上夫妻坐在一起,小輩們侍奉著他們。    
    儒家家族禮儀的規定和婚姻法之間有許多一致之處。角色和關係重於年齡和性別,強調義務重於權利。但是也有實質的不同。儒家模式給予妻子的尊嚴多於法律給予的。53男人在祖先祭壇前擔任的角色沒有妻子的協助就不完整。不僅因為男人需要繼承人因而要有妻子,而且還得有妻子親自參加祭祖儀式。其他女人,如妾,可以生養一個男繼承人,但只有妻子才能與丈夫組成一對在一起祭祖。進一步說,也只有妻子死後與男人在一起——她的牌位與丈夫的雙雙列於祖先靈位前面,她的屍體在墳墓裡與他的並列。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義婚姻的意義 4

    文學作品表現的意象    
    寫了這麼多,我注意的是官府和儒家學者、知識精英認可的婚姻的意義。但是與道德、禮儀或法律模式聯繫不太緊密的文學作品表現的同一主題在宋代文化裡也比比皆是,通過很多途徑塑造正常人的行為。詩、小說、奇聞軼事和民間傳說不僅表達了諸如愛情、美麗和命運這一類話題,有時候還含有顛覆現存秩序的意味,偏愛自發的而不是控制的、出於激情的而不是理智的東西。    
    有很多資料可以用來推測婚姻的意象,如宋代作家們編輯的指教怎樣寫婚書、寫貼在新房門上的對聯的手冊。宋朝末年,有一部供月下老人使用的長達24章的參考書,專門提供做媒或提到婚姻大事時用的語彙。婚姻書儀的樣品經常引經據典,但它們並沒有拘泥於「上以事宗廟」、「陰陽」或「三從」的大框架內。相反,它們指射婚姻的其他方面,有些還偏離了正統觀念。比如,婚姻的自然基礎可以歸結為《詩》和《孟子》裡的「宜其家室,宜其家人。」為了說明婚姻大事是命中注定的,人們常引用經典裡已成為格言、警句的段落。婚書大全一類手冊常列出「人各有耦」、「鳳凰于飛」和「天作之合」等短語以供使用。女大當嫁的觀念常借《詩》裡的句子表達:「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經典著作把女子最美的短暫時刻比喻為盛開的梅花,這個比喻很有影響。詩人和畫家在作品裡常把可愛的女人與梅花並列(見圖12)。    
    54    
    圖12梅花盛開的樹杈旁邊的女子,宋代繪畫。波士頓藝術博物館(37302)。    
    議婚書和訂婚書不止引經據典,還借用很多晚近的故事、典故。有一部參考書列出了適用於兩個鄰近家庭間議婚時用的信件樣本: 某人付給鄰家預期的百萬聘金後,可獲得長久的友好。同樣,五匹綢和一石谷的彩禮也可締結姻緣之幸。這是鄰里間的良機,並非有意為之;謹致至誠之意。回信說: 我家雖貧但仍有能力做好一切準備。我們願遵照富有的貴親家的要求去做,讓我們有幸知道富家如何行事。豈能讓北平的貴親家為我貧寒之家蒙羞?回信說: 來函及雁均已收到。我如此寒素之家能與你家聯姻,深感蓬蓽生輝!五世將昌!還有什麼比這更好?誰還能具有鄰家賢婿所有的才德?在同一鄉里結下如此的良緣多麼美滿!    
    55信裡的典故來源於許多史料。耗費一百萬求得理想的鄰家,此典故出於一部正史。聘禮為五匹布,出於禮儀典籍之一《周禮》。合歡,出自《禮記》「合兩姓之好」。提親時媒人帶著裝飾過的雁或鵝作為憑證,此事見於《儀禮》 「五世其昌」引自《左傳》談到一樁婚事時說:「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    
    這封信涉及的北平富裕的徐家,是流傳了幾個世紀的民間傳說。年輕人楊雍在父母死後為了減輕悲哀離開了家。最後在一條路旁住下,靠為行人汲水、修鞋、打草鞋維持生活。幾年以後,一位神仙變成學生來到楊雍面前。神仙送給他一些種子(有的版本為「石礫」)吩咐他種下。楊雍照辦,不久便結出了白碧和錢。因為沒有人願意和他這個年齡的人結婚,楊雍處境尷尬。學生模樣的神仙再次出現,向楊雍保證,如果向徐家女兒求婚,不會遭到拒絕。徐家是北平最有權勢的人家,已經拒絕了很多求婚者。受楊之托的媒人到徐家後,徐家人以為他瘋了。他們開玩笑說如果楊送來一對白璧和一百萬錢幣,就答應這樁婚事。由於有神奇的種子,此事對於楊雍說來並不困難,因此就結了婚。不久就有了10個兒子,組成一個大家庭。宋朝人經常引用這個故事的成語如「種白碧」、「種玉得婦」、「玉田種碧」,所有這些表達的愛情色彩可能並不亞於婚姻命定思想。    
    讀過古典文學的人寫的婚書更像參考書裡的樣本。比如洪適(1117—1184)為第五個兒子向母族求親時寫了下面的信:     
    三世聯姻舊矣。潘楊之睦,十緇講好。慚於曷末之間,宋城之牘豈偶然。渭陽之情益深矣。伏承令女,施縏有戒,是必敬從爾姑。第五子學箕未成,不能酷似其舅。爰謀泰筮用結歡盟。56誇百兩以盈門。初非競侈,瞻三星之在戶,行且告期。    
    洪適的信也像參考書裡的樣品一樣頻頻用典。《詩》用「百兩」含蓄地表示聘禮豐厚。婚禮上新娘系的彩綢要像經典著作描繪的那樣: 姑娘離家以前,女眷們一邊整理她的衣服一邊告訴她在新家裡怎樣行動。母親說:「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洪適在這封信裡還明顯地提到這是一樁親戚之間的聯姻。「潘楊」,指晉代三代聯姻的潘岳和楊駿兩個家族;他們的友誼廣為人知,因為潘岳為楊駿寫的文章使朋友們感動,該文被編入《文選》。「渭陽」指《詩》裡的一首詩提到的一對甥舅,秦國康公在渭陽會見他的舅舅、晉國的文公,文公幫助他得到晉國的王位。這樁婚事因經常被提起而成為典故,被說成是「秦晉之匹」,「秦晉之偶」,「渭陽之情」。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義婚姻的意義 5

    洪適提到的「宋城」可以當作一個集中反映了流行思想的民間傳說,有必要詳細引述一遍。唐朝初年,孤兒韋固為找一個合適的妻子碰到很多煩惱。628年,他住在宋城一家小旅店裡,打算看看有沒有可能和姓司馬的姑娘談婚事。一天清晨,他很早就到廟裡去和媒人會面。到了廟裡時月亮還沒落下,一位老人坐在台階上就著月光看一本冊子。韋固偷眼看過去,但是看不懂。他問老人在看什麼,說自己什麼都認得,即便是梵文也能讀懂,但卻不認識老人手裡的字。老人笑了,告訴他這本書不屬於這個世界,是冥界的官吏用來管理人世命運的。老人說自己就是這樣的官,負責婚姻大事。韋固立刻抓住這個機會訴說自己的情況,說自己為婚事努力了十年,但運氣一直不好,不知道這一次會不會成功?老人給了他壞消息: 韋固的新娘當時只不過3歲,她17歲以前二人不能結婚。韋固問老人能不能打開包袱讓他看一看,老人讓他看裡面的紅線。老人告訴他,那根繩是用來拴住未來夫妻兩人的腳的。「雖仇敵之家,57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系,終不可逭。」 韋固還從老人那裡得知旅店北邊賣菜老婦的女兒就是自己的未婚妻。韋固和老人一同走到那裡,看見老婦和孩子,她們顯然是社會底層的人。韋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問老人有沒有可能殺死她以改變命運。老人回答說不可以。因為她命中注定要因兒子享有盛名,不會被殺。老人消失了以後,韋固派僕人去殺小姑娘,因為他絕不能娶一個賣菜人的女兒。僕人刺向孩子眉毛旁邊,然後逃走,以為已殺死了小姑娘。14年過去了,韋固還沒有找到妻子。他確實當了官,最後,上級長官把侄女嫁給他做妻子。她當然就是那個被刺傷眉毛的小姑娘。她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都去世了,被托付給乳母。後來她的叔叔——韋固的上級把她領回去並撫養大。韋固看到她眉邊的疤痕,給她講述了整個故事,從此,月下老人的傳說便流傳開來。    
    談到婚姻,除了「宋城」,人們還可從這個故事另外的十幾個成語受到激發,如「赤繩」,「月下老人」或「娶菜販女兒的男子」。無論何時,人們聽到這些成語就等於被提醒婚姻的特性不一定是法律和倫理強調的那些: 婚姻是命中注定的,命定的婚姻是神秘的,婚姻是聯結兩群人的紐帶。婚姻命定的故事得到廣泛流傳,無疑應大大歸功於普遍接受的佛教因果論思想,但是,這個故事被人喜愛,卻不僅僅源於狹窄的宗教因素。    
    作為婚姻意象的紅線顯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婚書和對聯裡的很多比喻都以「系」、「結」、「纏」等詞彙——或可以打結、纏繞的東西: 帶子、繩索、綵帶、籐蔓——作隱喻。婚姻被想像為用繩把夫妻拴在一起;俚俗用語把娶妻稱之為「索」妻。索的隱喻表示夫妻好比一條線——從而建立在父系線索的想像上。婚姻把兩條線結在一起又使這個結難以解開。當然,有些事實證明結比線更牢固,拉扯打了結的線會扯斷了線卻沒有解開結。    
    除了月下老人的紅線和由母親扎系的綵帶,另外兩個由「系」引申的婚姻想像也很常見:「絳紗系臂」和「結髮」。到了宋代,在締結一樁姻緣的過程中,「絳紗系臂」已提高到等同於古代58「問名」儀式的程度。絳紗系臂的典故來自273年晉朝皇帝觀察許多來自好人家的姑娘,從中選妃的故事。他選中的姑娘因肩上纏繞著紅綢而醒目。「結髮」在宋代是表示結婚時常用的帶有詩意的詞彙。漢代蘇武一首名詩《蘇武試》中有「結髮為夫妻」的句子。曹植(192—232)的詩句有:「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杜甫(712—770)的《新婚別》寫道:「結髮為妻子。」宋代學者對這些詩的含義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人提出,第一次把結髮和婚姻並列在一起,只不過是偶然: 把頭髮紮起來是為了打仗而不是結婚。另一種解釋,結髮的典故實際上來自給姑娘的嫁妝扎記號的儀式。但是普通人——即便不識字,也會說出著名的詩句——很明顯,喜歡把結髮當作結婚的象徵。人們按字面意思理解,結婚就是把夫妻的頭髮繫起來,事實上,這已經成為後來的婚禮中一個普遍的做法。(見第四章)    
    婚姻是命定的和婚姻像一個結或一條帶,大概是最普遍的婚姻意象。我將在下文講述洪邁寫的幾個故事,它們透露了其他幾個與婚姻、社會性別、性傾向有關的常見的民間觀念,比如應當婚配的壓力,被美女吸引有多麼危險,節婦奇跡般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及由嫉妒產生的非人的殘酷。讓我以講述洪邁的兩個表達婚姻命定論的故事結束這部分的寫作。    
    章楫娶妻    
    金華士人章楫,因至衢州,問卜於劉肆,得一詩,其末句云:「也須再唱新郎曲,王婆開口笑未熟。」茫不可曉。問劉,劉曰:「吾但據占書如此,亦不可妄解,他日當自驗。」時楫妻在室無恙,頗惡再唱之語。未幾,妻病卒。同郡陳秀才娶程衡女兄,陳忽殂,程氏服終,改嫁於楫。常拜掃先壟,拉衡兄弟出郊,從容談及婚姻事誠非偶然,取向者掛影告之。59衡歎曰:「豈特如是,家姐姓氏皆見此矣。」蓋程字之右畔乃王上一口,所謂王婆開口也。左畔從禾,豈非米未熟乎!其義昭然。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義婚姻的意義 6

    金君卿婦    
    荊南莫太首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婿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流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婚。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這個故事不僅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表達婚姻命定論神秘性質的例子,還暗含著傾聽準新娘感情的聲音而應有的理智: 她應該嫁給什麼人,在她看起來不理智的想法後面也許隱含著實質性內容。    
    本章討論的模式和意象,全面地說,彼此互相支援。儒家家庭倫理支持了視女性婚姻方面的地位是她的基本身份這種法律原則。禮儀模式則是親屬之間聯姻和服喪的嚴格規定的法律基礎。佛教因果論衍生的婚姻命定論、婚姻命定論衍生的民間傳說雖然與之無關但也強化了應該慎重從事的古代儒家思想。與此同時,幾種體系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法律對於婚姻的塑造在於禁止非法婚姻,並側重於可接受的行為的限度。儒家思想從延續血脈的角度強調婚姻中的義務和德行,60特別是妻子的。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更多地從個人而不是家族聯姻的角度塑造婚姻,集中於神秘而不可預知的愛情。這些模式和意像有兩種含義,由於多數人接受它們因而廣泛、有效地滲透進思想和行為方式當中。雖然內容互不相同,但是沒有哪一套思想可以在狹窄的或預定的軌道上限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作為整體,家庭體系裡的婚姻和女性角色概念都建立在第一章討論的更基本的社會性別差異的命題上並使後者複雜化。婚姻模式以假設的男女間本質的差別為基礎。與此同時又從未視女人為簡單的女人: 她們是女兒和兒媳、母親和婆婆、妻和妾;就她們的身份認定而言,關係與性別同樣重要。女性從婚姻體係獲得的角色已被社會性別化了,這些角色只有女人能得到,但又把她們分隔在對立的範圍裡。    
    儘管本章的主題是最基本的考察婚姻的途徑,基本因素的變化比較緩慢,但是單向度的變化仍然應該引起注意。儒家思想和法律規定儘管非常古老,但在宋代演進的過程裡多半廣為人知,被大眾接受。正如「導言」所論,宋代是這樣的時代,士人階層生長壯大,城市化和更稠密的人口定居方式使普通農民與士人有更頻繁的接觸。此外,理學運動的重大動力之一是想更充分地利用儒家價值觀、禮儀、甚至於當時施行的法律教化普通人。學者們譴責佛教侵入殯葬、祭祖等家庭事務。地方官試圖移風易俗,學者們寫文章和手冊昭示正確的原則和程序。所有的努力產生了一個結果,宋代不知道法律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妻子的人越來越少,不知道儒家將道德價值賦予社會性別差異思想和妻子應忠貞於婚姻家庭的人也越來越少。學者在教化方面的努力有助於傳播精確的法律知識,比如朱熹第一次擔任官職期間就頒布了糾正訂婚習俗的法律規定。宋朝時期連民間故事都傳播得更廣,因為城市化、運輸工具的改進、地區間貿易的增多都使民間故事很容易通過口述進行傳播。如果我們還記得各種類型的書籍發行得不計其數,就有更多的理由斷定,宋代的變化以更大程度的跨地區、跨階級地分享基本的文化前提為方向。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1

    如果我們可以相信傳記作者——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信——宋代的大多數父母都變得特別喜歡女兒。這時的女兒十五歲左右,似乎很討父母喜歡——甜美,順從,聰明,可愛。士人家庭一般都教女兒讀書,父親們似乎很欣賞女兒有特別的天分(第6章將更充分地討論這一點)。我們被告知,侯氏(1004—1052)格外具有期望中的聰明伶俐,喜歡讀書。她的父親「愛之過於子」,喜歡與她討論政治問題。1錢氏(1030—1081)的傳記說她比一般的女孩子聰明得多:「自垂髻迨笄總,習祖訓,隸文史,至於筆札書記之事,過目則善焉,故二親齊而愛之。」2蘇紳(1019年中舉)晚年得女,特別寵愛這個1031年出生的女兒。「以其秀且慧,故特撫愛之。始稚而孩已能言,漸誦章句。少長而承禮義之訓,又能秉筆為詞語。及笄,擇配且久……」3    
    父 母 的 負 擔    
    慈父慈母當然想讓愛女找到好婆家。然而即使他們願意相信婚姻是命定的,但還是知道給兒子或女兒找一個好配62偶並不容易。程氏(1061—1085)25歲還沒有出嫁。她去世以後,她的叔父程頤苦心解釋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舊鹹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    
    ……    
    眾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4    
    按照程頤對此事的看法,他哥哥想找到一個盡可能配得上他女兒的男子,但卻很難找到,因為他的女兒太出色了。對於程頤和程顥而言,讓她與不如她的男人結婚會使她蒙羞。但是怎樣才叫般配呢?程頤言下之意是說沒有人像他的侄女那樣高尚、博學?其他史料似乎表明,與才子配對的通常不是才女而是美女。袁采認為每個人都懂這些道理,不要讓「愚癡庸下」的兒子娶美貌的女人、「丑拙狠妒」的女兒嫁貌美的男人。5因此有才而不美的女人可能很難匹配。男人想得到的是那種「侍巾櫛」的漂亮、年輕的姑娘。    
    內闈第三章做媒但是男女的組合不只在個人之間,還是家庭之間的聯姻,許多關於擇偶的討論都著眼於後者。曾鞏(1019—1083)在父親死後面臨著為9個妹妹找丈夫的重任。他形容自己為「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6家人可能會想,既然如此喜歡女兒,63何必經常掛念著找女婿?但是很明顯,還有其他原因,不一定是清楚、周全地考慮過的,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力量驅使他們急著為女兒找婆家。有一個失嫁的女兒或讓女兒下嫁,看起來都有點羞恥,只在她具有重大缺陷(瞎、聾、反應遲鈍)時才說得通。這類不必要的考慮迫使朝廷付出很大努力為所有的宗室女(包括與皇帝關係很遠的)找到合適的丈夫。7甚而,正如明顯貫穿本章的,男女雙方都把姻親視為得力的朋友和同盟者。找到一個有才華的女婿或家庭名聲好的新娘等於得到一個可以反過來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獲得幫助的家庭。但是全面、公允地說,父母做的決定是基於道德方面的: 他們認為自己選了好的人、好的家庭而不是壞的。這樣做忽視了男女本人的利益,他們的利益可能和家庭的不一致,特別是對嫁出去的女兒而言。女兒嫁到名門望族,哪怕很遠,或給比她大15歲的男人做續絃,父母難道不過問一下女兒在那裡會不會處於弱勢?相反,他們樂觀地以為女兒的和自己的利益都已經得到了: 因為嫁到好人家,所以雙方都會好。    
    兩家聯姻一般被設想為門當戶對,但在這件事裡,選新娘的和挑女婿的看起來關心的事情不同。如果家庭關心的主要在於延續自家嗣脈,父母更注意挑選生養孫子的兒媳而不太注意為女兒選丈夫,是講得通的。然而,程頤在另一篇文章裡哀歎,普遍的傾向是父母更為女兒的事操心。8這個斷言可能違背程頤原有的「什麼才是正確的」的觀念,但其中有一個特定的邏輯,不無道理。兒子婚後仍留在家裡,父母不必為他的利益擔心。對於女兒,父母不只為她選配偶,還包括選家庭和前途。她的全部福祉都與婚事利害攸關。辦婚禮時貼的對聯最常見的句子是請父親不要為女兒找平庸的丈夫。9父母親為了緩解憂慮,常常轉向算命先生,請他看一看自己做的決定好不好。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2

    由於挑選結婚對像這麼複雜,有的人家在孩子很小時就開始物色未來的配偶。司馬光指責有些人喜歡為小孩子、甚至沒出生的胎兒張羅婚事;10年、20年後兩人並不相配,致使提議者蒙受不光彩的聲譽。袁采持同樣觀點反對過早訂親,64他說,聲譽和財產的得失無從預測,而預期中的女婿會變得放蕩,兒媳會任性專橫。    
    不過,孩提時代的婚約常被看成是兩家聯繫緊密、力量更大的值得驕傲的象徵。王氏(1031—1098)的傳記說范仲淹(989—1052)是她父親的好朋友,年輕時二人就相約讓子女結親。後來王氏與范純仁(1027—1101)結婚,王氏之妹與范氏之弟結婚。史氏(1246—1266)的傳記提到她父親非常感謝袁似道(1191—1257)在自己生病時每天都來看望,故建議當時6歲的她終有一天與當時7歲的袁氏之子結婚。親戚間的聯姻看來尤其像早已約定。開封比鄰而居的兩個官宦家庭同時還是姻親,「邢」的妻子是「單」的妹妹。單氏之子和邢氏之女還在襁褓中就訂了親。    
    最後一個兒子達到結婚年齡時父母即便不到六十歲,一般也會漸進半百之年。給所有的孩子找到配偶幾乎是父母進入老境、頤養天年以前最後的負擔。文人常用「向平之負」、「向平之願」表示父母為子女擇偶的負擔,此典來自漢朝向子平的故事,他辦完所有子女的婚事以後,離家漫遊大山,不知所終。懷疑自己染上不治之症的父母會利用餘年匆匆忙忙為子女訂婚。張法善(1134—1172)嫁給一位鰥夫,此時儘管她只有三十來歲,但已有了幾位應當婚嫁的繼子女。她病勢加重時日夜對丈夫訴說子女婚嫁之事,急於做好每一件事,縫好每一件嫁衣,決意在離世前做好一切準備。    
    張氏的例子表明,為子女擇偶屬於家庭決策的領域,學者們一般都把女人描繪為這個領域的積極參與者。范氏(1015—1067)不只眷顧自己子女的婚姻,還操持了丈夫的兩個妹妹及已去世兄弟的7個子女的婚事,用掉十幾年時間為這些人找對象,準備嫁妝和聘禮。即便女人不是發起人,仍願意有人和她商量這類事。趙晃的長女去世後,女婿劉燁(968—1028)中舉了。趙晃派媒人向前任女婿劉燁提親,希望他再婚時娶趙家尚未出嫁的最大的女兒。劉燁暗示他更喜歡最小的那個,但是我們得知,趙晃的妻子否決了劉的要求,引用諺語說放爆竹要從頂部一個一個地放,還說劉燁即便中舉了,65也無權在一家的幾個女兒中挑挑揀揀。看起來女人普遍擁有的非正式權力中,提出或否決子女的親事是其中的一項。    
    朋友和同事之間的聯姻    
    從有文章傳世的文人看,男人大多想通過家庭成員間的婚姻把朋友變成姻親。傳記裡這樣的例子很多。韓元吉(1118—1187)和張孝祥(約1129—1170)在京城時已日漸交好,韓元吉長兄第一、第二位妻子都去世了,留下孩子。張孝祥於是找到韓並提出為韓兄和自己的姐妹做媒。聯姻不一定只在友誼長久的兩家之間進行。周必大(1126—1204)寫道,他叔叔於1146年到袁州任職,問起哪些地方紳士值得一見。蔡君由於身為官員之後而受到特別的推薦,他善用酒、詩、琴、棋招待來訪者。周必大的叔叔發現自己與蔡君很投緣,而對方正在找女婿,遂提出自己的次子。「一言而兩家通婚姻。」    
    友誼還促使雙方直接商議婚事而省去中介人。劉克莊(1187—1269)82歲時向老友坦言:     
    吾已還笏。舍下兒女婚嫁漸畢。獨念渙也。甚醇且嫡。僕忝法從渙承京秩,既突而弁,尚未授室。君有長姜備女四德,以門閥論,豈非逑匹?    
    我們得知,朋友同意了,並在當天就完成了「問名」、「納彩」兩項儀式。    
    正如學者們指出,宋朝官員間的聯姻不太看重籍貫。北宋時代尤其如此。我從墓誌銘史料選出來進行研究的夫婦,北宋時期的只有52%來自同一個路,37%來自同一個州。相比之下,南宋相應的數字為82%和64%。北宋時期,上層高官家族樂於與其他高官聯姻。他們不太注意對方的祖籍或現住何處,而更重視對方家庭地位最高的人現在的職位。66因為中國北方各地的方言彼此都能聽懂,新娘即便來自不同的路,也不難與丈夫和婆婆談話。來自偏遠地區的官員、特別是在京城或郡治任職的人彼此有很多見面的機會。比如,京城附近的陳希古和河北人李緯,因為都當官,1020年前後成為朋友。不久雙方都同意讓只有幾歲的孩子將來結婚。進而,由於很多高官家庭都住在首都開封,祖籍相距遙遠的姻親實際上已經比鄰而居。縱然如此,有些高官仍聲稱願與同鄉的高官家庭聯姻。北宋時期,江南饒州的張大夫在都城開封通過了科舉考試,這時有一位任高官的同鄉鄧公,說服他娶自己的女兒。同樣,葛勝仲(1072—1144)寫道,他父親在江蘇時,任張磐的下屬,因為「同寮且同郡」,就與張磐女兒張濩(1074—1122)結了婚。    
    南宋時期,來自不同路的官員有時會安排子女通婚。1147年,廬陵(江西)人胡銓(1102—1180)在紹興(浙江)人李光手下擔任一個偏遠省份的官職。李光對胡銓12歲的男孩印象很好,遂與胡商議讓男孩與自己7歲的孫女訂婚。但是,一般地說,南宋上層官僚家庭比北宋的高官更傾向於在離自家近的人家裡找配偶。這多半由於南方的方言更難懂,或由於上層官員不像他們的前輩在開封定居那樣在杭州定居。或許還反映了新的需要即加強與還沒入仕的地方上重要家族的聯繫,或者是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使上流家庭可以在附近找到配偶。可能也由於母親的影響在增加,她們不願女兒嫁得太遠以至於再不能看見她。無論哪種解釋或把各種解釋加在一起,從北宋到南宋的變化都表明實際進行中的婚姻事的確在變化的範圍內。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3

    親戚之間的婚姻    
    人們似乎都帶著一點期望,希望始於友誼基礎上的聯姻能衍生一次又一次的通婚從而使兩家的友誼更鞏固。中國外婚制原則禁止同姓堂兄妹結婚,但還不禁止與姑姑、67舅舅和姨母這類親戚的子女結婚。「親上加親」或「累世婚姻」並不是什麼新名詞。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有親戚之間的聯姻。士人階層更為普遍,可以舉許多例子。比如11世紀初,高官、政治家王旦(957—1017)把長女嫁給比她大12歲的鰥夫韓億(972—1044);把二女兒配給蘇耆(987—1035);三女兒和范令孫;四女兒和呂公弼(998—1073)。王旦還安排兒子王雍娶四女婿的姐妹呂氏。王旦的後代之間仍多次聯姻,第三代人裡有三對「族外」婚: 韓億的兒子韓絳(1012—1088)娶了三姨父范令孫的女兒;蘇耆的兒子蘇舜賓娶了韓億的女兒;蘇耆的女兒嫁給韓億的兒子韓維(1017—1098)。此外,還有一對父系內部的婚配,王旦的孫女與她母親呂氏的娘家侄子結婚: 王雍的女兒和呂公弼的侄子。第四代人當中至少也有類似的一對,即王旦的外曾孫之間的通婚,韓絳的女兒與母親范氏的娘家侄子范紳結婚(圖表1)。據說母親十分企盼這門親事,這樣一來,女兒就可以到自己娘家照顧年事已高、日漸衰老的媽媽。    
    圖表1    
    圖表1    
    呂夷簡呂呂呂氏王氏呂公弼王氏王雍王旦王氏范令孫?范紳范氏王氏王氏蘇耆蘇舜賓韓氏韓維韓絳韓氏蘇氏    
    親戚之間聯姻的嗜好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復合關係紐帶。看一看李綱(1083—1140)的例子。因為父母去世,李綱的父親李夔(1047—1121)從小在母親娘家長大,外祖父顯然不希望看到他喪父後與繼母在一起,願意親自撫養他。李夔因而受舅舅黃履的教育。當李綱到了娶妻的年齡時,李夔選定了舅舅兼老師的孫女;這樣李綱就和祖母家的二表妹(祖母的兄弟的外孫女)結婚了。李綱妻子的姐姐嫁給了黃伯思(1079—1119),黃伯思是李綱岳母的娘家侄子。因此李綱和黃伯思有兩重親戚關係: 他們是「連襟」,分別與兩姐妹結婚;又是表兄弟(黃伯思是李綱的祖母的兄弟的孫子)。與表親結婚,李綱顯然很滿意,68因而安排子女再次與表親結婚。李綱的一個姐姐曾與張端禮(1082—1132)結婚,另一個與周楙(1082—1125)結婚 。這三家姻親又安排下一代互相通婚: 張端禮的長子娶了李綱的女兒,次子娶周楙的女兒,長女嫁給李的兒子李宗之,次女嫁給李的侄子李琳之。周楙的小女兒與李綱的兒子李昂之結了婚。(圖表2)圖表2    
    李僧護李庚李夔李氏周楙周氏周氏張端禮李氏張次子張氏張長子張氏李綱李氏李昂之李宗之X李琳之黃氏黃汝濟黃履黃應求黃伯思黃氏張根張氏張氏    
    傳記裡聲明「世為婚姻」的並不是很少見。周必大(1126—1204)為姐姐寫的傳記說:「……吾家與安陽尚氏舊為婚姻,故夫人年十有六歸今……大伸……佐均之婦。」由於從未說清楚周氏和尚家的關係到底有多近,因而可以設想「世為婚姻」可能不過是空洞的套話。但他在為姐夫寫的傳記裡將這層關係寫清楚了(圖表3)。周必大的伯母是尚家的女兒。女真人1126年入侵時,比她小19歲的弟弟為避難到四川投奔姐姐和姐夫。周必大的伯父周利見顯然非常喜歡這位內弟尚大伸,因而促成身為孤兒的侄女和內弟婚配,「重兩家之好」。人們會注意到雖然新郎只比新娘大3歲,但他屬於上一輩人,是新娘嬸嬸的弟弟,這樣一來,異輩通婚的禁忌就打破了。但是,因為男子服喪的範圍不包括姐夫及其侄女,這樣的婚姻並不違法。    
    圖表369    
    周詵周利建周必大周氏周利見尚氏尚左均大伸這個例子是男子和姐夫的侄女結婚。而王旦的孫子們娶了姨表妹;王旦重孫子娶了姑表妹。各種親戚都可被視為好的候選人。葛勝仲(1072—1144)有幾個妹妹。他告訴我們,他妻子安排其中之一與她弟弟結婚。這是男子與姐夫的妹妹結婚。一位姓張的男子,他妻子和姐姐同時懷孕,兩家相約,如果生下來是一男一女就訂親。這是男子或娶姑姑、或娶舅舅的女兒的婚姻,取決於哪家生男、哪家生女。    
    我們偶爾有機會得知親戚之間的聯姻是由誰提出來的。大約在1095年,蘭溪(浙江)人范鍔非常欣賞與本地胡家男子結婚的女兒生的外孫女。後來範鍔向這位姓胡的女婿推薦自己另一個嫁到江家(也在蘭溪)的女兒生的兒子,說他會成為好丈夫。范鍔的女婿很難拒絕這個建議。另一個例子是女人,她非常熱心地想幫助父母雙亡的侄女或外甥女,建議姑娘與自己的次子結婚,於是把她娶進門做兒媳。11世紀中期,有一位老年女人,當她已婚的孫女帶著女兒來看她時,她感歎道:「人間有此好女子!忍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愛也。」兩人因此結婚,得益於互為堂兄妹的兩位長輩。(男孩子娶了叔祖父的外孫女。)    
    這些證據表明,通常是女人喜歡親戚之間通婚。女人會因陌生女人進入家門而焦慮,無論是妯娌、兒媳、侄媳,還是孫媳。來自娘家,或與己有關的家庭的(姐妹家或母親家的),70無論如何似乎比完全陌生的人好。同樣,母親對即將嫁出去的女兒,當然會擔心她日後的處境,如果瞭解一點女兒嫁的那家的情況,會感到多一點信心。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4

    一種很普遍且令人奇怪的親戚間的通婚是娶已逝妻子的妹妹。確實,經常是第一個妻子提出這樣的建議。比如,韓琦報道,他的兒媳呂氏(1039—1065)27歲快要去世時,對丈夫說:「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恤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絕如故,我死無恨矣。」陳孝標(1014—1072)很小的時候就訂了婚,妻子38歲去世。為了養大妻子留下的5個孩子,陳孝標娶了妻子的妹妹做繼室。他顯然很喜歡那家的女人,後來又娶了妻兄的女兒做兒媳。同樣,宇文師說(1117—1156)與姑姑的女兒結婚,妻子去世後,又娶了比自己小7歲的妻妹。呂祖謙(1137—1181)出身於宋代最有權勢的家庭之一,與韓元吉(1118—1187)的女兒結婚,5年以後,妻子去世,7年以後呂祖謙與她的妹妹結婚。還有姚勉(1216—1262),他第一次結婚與鄒妙善(1228—1249),婚後一年妻子去世。服喪期滿後,姚勉探問可不可以娶妙善的妹妹。鄒家無人熱心於此事,唯有鄒父仍然有點喜歡姚勉,在後來的5年裡,鄒父多次拒絕別人給小女兒提親。最後,姚勉參加1253年的科舉考試,中了狀元,老人家答應了這樁婚事。雖然我們知道中國歷代都有人娶前妻的妹妹,但是看起來這事在宋代特別多。    
    人們對親戚間的婚姻懷有樂觀的感情、正面的評價,文學作品稱頌各種類型的親緣戚誼。已經聯姻的家庭在籌劃另一樁婚事時,會在婚書裡大書特書已有的姻緣,就像前一章洪適寫的那樣。類書裡的對聯說沒有什麼事比這樣的姻緣更好了:     
    匹幸聯於秦晉 好永結於朱陳。    
    以姓合姓或假人為。因親締親殆由天合。    
    71第二章討論過古代秦晉兩國間的關係和「渭陽之情」的典故。「朱陳」則最充分地體現了親戚間聯姻的令人嚮往的一面。唐代知名詩人白居易(772—846)寫了一首詩《朱陳村詩》,其中有幾句為:     
    一村唯兩姓,世世為婚姻。    
    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群。    
    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    
    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    
    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    
    即便宋代史料記載了不少親戚間的聯姻,實際上這麼做的只佔很小的比例。我研究的雙方都有墓誌銘的135對原配夫婦中,只有10%明確記載是親戚間聯姻。如果把他們的近親和子女也算上,結親前已經是親戚的比例會高一些,因為每一對活著的夫婦都有上一代人是親戚間結婚。在27例再婚個案裡,與親戚結婚的只有近1/5,都是與前妻的妹妹或堂妹、表妹結婚。    
    更多的婚姻不源於親戚關係,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婚姻不只帶來好處,也會帶來危險和麻煩。袁采寫道: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故有侄女嫁於姑家,獨於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為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於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    
    親戚之間結婚但變得令人心酸的著名故事之一來自於蘇洵(1009—1066)的女兒蘇八娘(1035—1052)和舅舅的兒子程正輔。蘇八娘16歲時遂父命與程正輔結婚,發現自己掉進家庭仇恨的深淵;她生病後無人探望,兩年以後不幸去世。蘇洵命令兒子與母親家的親戚斷絕一切來往,這個原則持續了42年之久。    
    找女婿72    
    科舉考試在宋代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情況導致選擇理想的、政治上有前途的女婿的渠道變了。在唐代,上層家庭注重為兒子娶到出生於世族高門的女兒。到了宋代,最嚮往的、有時代特徵的婚事是為女兒找到一個有才幹的青年男子。公認的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女婿是科舉考試發揮出色、即將擔任高官的人。怎樣找到這樣的女婿是談天時常常提起的話題。有的人觀察能力如此敏銳,可以在別人尚未發現那個值得期待的人以前促成一件婚事。有人的善做預言,以至於可在男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斷言他是未來的天才。比如,1180年,鄭景寔拜訪高官陳俊卿(1113—1186)後,陳俊卿驚異於鄭景寔6歲的兒子鄭鑰的天才,遂提出要鄭鑰做女婿。鄭鑰19歲中舉後與陳俊卿的侄女結婚。晏殊(991—1051)選中未來的參知政事富弼(1004—1083)做女婿的故事有兩種說法。其中之一,晏殊的妻子請相士為女兒相面,然後請他推薦一位般配的女婿,他說的就是富弼。另一種說法是,范仲淹(989—1052)推薦兩個太學生以備擢升,富弼就是其中之一。人們還津津樂道地談論馬亮怎樣盯住另一位未來的參知政事呂夷簡(978—1043)。我們得知,馬亮的妻子奇怪地問他為什麼選中一個區區縣令的兒子,但是馬亮不搭理她,認為這種事在她的理解力以外。    
    更保險的找到前途無量的女婿的辦法也出現了,即京城省試結果一經公佈,就向成績好的未婚男子提出有吸引力的姻緣。從這個角度看,士子當然處於最優越的位置。1121年,張哿掌管京城省試,5千多名考生參考,從中選出5百人。張哿有一個15歲的女兒,他打算從中舉者當中為她挑一個好青年。他托一位遠親接近那個被他自己評為第十名、比他女兒大10歲的胡寅(1098—1156),向他求親。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5

    錢財當然可以用來引誘前途無量的男青年接受一門婚事。第五章將詳細討論,由於富裕人家爭奪理想的女婿,嫁資在宋代呈走高的趨勢。朱彧(約1075—1119)指出,那些打算「於榜下捉婿」的人必須付出高達1千貫的錢,表面上只說是給他在京城期間的生活費。洪邁說有一位高官,聽說同鄉一位商人的兒子通過了省試以後,73立刻湊齊錢財和布帛,趕到京城把婚事確定下來。有時候富裕人家會向有前途的青年提供有條件的好處。洪邁講述了黃左之的故事,黃左之1180年赴京城趕考,遇見一位姓王的富紳。二人成為好朋友,王不但供給黃左之生活費用,還許諾如果黃左之通過了考試,就把女兒許配給他為妻。黃左之中了舉,得到新娘和5百萬錢的嫁妝。    
    不管我們著眼於宋朝的家長積極地為女兒找有才幹的女婿,還是讓自己的子女與朋友的子女結婚,或熱衷於親戚間的聯姻,比較唐朝而言,宋代顯赫的家族關心未來親家活著的親屬的地位顯然超過其祖先的名望。他們不再以拒絕求婚為驕傲——放棄對方的提供——而更願意慷慨地拿出漂亮的嫁妝。這類聯姻的策略可以在統治階級話語的演變中感覺到。自中唐到宋初,唐朝的貴族家族喪失了統治中央政府的能力。10世紀的政治形勢把沒有顯赫的家世、但憑著各種人際關係建立了軍功或在官員隊伍裡獲得成功的人推向前台。隨著宋朝統治的鞏固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士人階層穩定地擴大了。雖說我們都知道宋代以科舉考試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渠道而著稱,但在競爭很激烈的政治環境裡,特權和個人關係仍然很重要。隨著文官體制的規則逐漸形成,出現了一種持續的趨勢即採用各種方式讓自己偏愛的人得到特殊、優惠的入仕途徑(通過「蔭」、「推」、「恩」或考試「迴避」制度,等)。因而,有政治抱負的家庭著意安插有用的姻親,或盡力保持與已證實令自己滿意的人的聯繫,也就不奇怪了。    
    媒人撮合的婚姻    
    一個家庭如果沒能通過個人關係找到期望中的對象,就會轉而求助於媒人,媒人通常是女的。樓鑰(1137—1213)寫到,長兄去世以後,他要幫助寡嫂解決3個兒子和5個女兒的婚姻大事。一位媒人告訴他本州有一家宗室成員:「武德夫婦偕老,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74得尉台之臨海矣。」 樓鑰後來調查了那家人在地方上的聲譽,當發現與媒人說的無異時,就同意侄女與趙家第三子結婚。    
    即便兩家人已經湊在一起做了婚配的決定,正式的聯絡仍需要通過媒人。使用媒人與經典的規定是一致的,《禮記》的教導:「男女無媒不交。」《東京夢華錄》稱,媒人成對地在街上走,人們可以從她們髮髻上扎的黃色帶子認出她們。袁采認為儘管媒人不可或缺,但仍應警惕,不能過分信任她們,為此他寫道:     
    紿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紿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    
    騙人的媒人經常出現在故事裡。比如,在《誠實的店員》裡,一個年過六十、沒有孩子的店主打算再婚,找來兩位媒人。當他說希望找一個年輕、漂亮、與他門當戶對、並無論如何要帶來十萬貫錢的嫁妝以便配得上他的家產時,兩位媒婆感到驚疑。媒婆真的給他說成了一門親事,女方是一位被原來的主人拋棄的年輕的妾,反過來她們騙那個女子說男方只有40歲。    
    婚齡    
    為子女婚事操心的家長們非常注意女兒的年齡,進而也會考慮未來新郎與女兒的年齡差。士人家庭一般在女兒青春期到來不久後就把她嫁出去,這是前現代時期全世界普遍流行的做法。男女各種婚齡的百分比見表1,以65對已知出生年月和婚齡的夫妻為據。    
    表1男女初婚年齡75    
    年齡(歲)【】男%【】女%12—13【】3【】014—15【】3【】916—17【】11【】2518—19【】20【】2920—21【】18【】1822—23【】11【】1224—25【】12【】326—27【】5【】228—29【】8【】030+【】9【】2    
    這一組人當中,女人平均婚齡為19歲,婚齡跨度很小,54%在16—19歲結婚(跨度4年);89%在15—22歲結婚(跨度8年)。這個年齡分佈接近20世紀中國農民的狀況,但是比明清時期上層社會的婚齡稍晚一點。或許由於準備宋代殷實人家企盼的實物嫁妝,只好推遲一點女兒的婚期(見第五章)。    
    兒子畢竟沒必要那麼快就結婚。婚齡的跨度也比較長,只有52%的男青年在17—22歲的6年間結婚,92%在15—30歲的16年間結婚,而且平均婚齡為21歲。    
    年輕姑娘在很短的時間跨度裡結婚,因為她們被看成盛開的花朵或熟了的果子,應該在十分短暫的最好的季節採摘。此外,女人的婚姻大事不能耽擱,這是長久以來的傳統。《禮記》說女子應在15—20歲結婚,男子不晚於30歲。法律條文只規定最低婚齡,宋代為女13歲,男15歲。宋代學者在法律規定的最低婚齡和經典著作傾向的較高婚齡之間提出了折中點,司馬光和朱熹建議: 女14—20歲,男16—30歲結婚。事實上朱熹將長子的婚禮推遲了一年,因為姑娘只有13歲。把女子的婚期推遲到20歲以上,惟一合法的理由是為父母或祖父母服喪。即便在這種時刻,人們仍不願看到女人等得太久。如果一個女子到了20歲因為服喪而不能結婚,可以向官府提出申請舉辦婚禮。而且當人們察覺到有人快要去世,就會急急忙忙地籌辦婚禮。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6

    無論男女,一旦很晚才結婚,都會被視為不幸。人們可以引用白居易(772—846)的詩句,說的是時局動盪失序,很多年過30的男人和年過20的女人沒有婚配。年齡大意味著生孩子困難,76孩子長大以前父母已經老了。如果一位女子必須晚一點結婚,人們很快會猜測她經濟方面有困難。士人經常引用白居易另一句詩:「貧家女難嫁。」這句詩悲歎美貌不如財富重要,富裕人家不必發愁沒有人向女兒求婚,而且很容易讓女兒在16歲以前結婚。反之,貧女過了20歲仍孑然一身,家長不得不積極討好媒婆,現實地接受任何可能的提親。    
    婚事一向被耽擱、而且構成一定數量的惟一的宋代女性群體是女僕。洪邁的故事裡有一對夫婦認識到應該為忠心耿耿地為他們服務了30年的婢女做一些事,因此把她嫁出去了。袁采尖銳地批評那些讓女僕為自己服務終生,不許她們出嫁的人。    
    由於男人不必像女人那樣及時「採摘」,家長考慮兒子結婚早晚的後果時有些餘地。有人為了盡快抱孫子而希望兒子早結婚;短語「早見孫」常用來表達這種感情。但是仍有一些男人30歲以後才結婚或終生未婚。洪邁收集的那種普通人的故事經常提到老單身漢。有一位40歲還未結婚、和弟弟相依為命的男人,靠砍柴、燒炭為生。有些宋朝人提議推遲男人婚齡。學者羅願(1136—1184)寫了一篇文章說,所有的男人都應當等到30歲以後結婚,除非他們像孔夫子那樣是孤兒,必須結婚以便承擔祭奠祖先的義務。「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富弼(1004—1083)把自己的婚禮推遲到中進士那年,28歲,此前請求父母讓弟弟和姐妹們先結婚。他敦促一位24歲的未婚來訪者晚點結婚,說這樣就可集中精力,專注於學業。    
    特殊情況下,有的男子40歲了還未娶妻。孫復(992—1057)從未中過進士,40歲尚未結婚。最後,李迪(967—1043)認識到他的好品質,把侄女嫁給他為妻。邵雍(1011—1077)45歲還沒有結婚,兩位曾和他一塊兒學習的同伴對他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生年逾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為高。」邵雍回答:「貧不能娶,非為高也。」兩位同伴遂提出一位學生的妹妹,其中之一還提供了一份聘禮。    
    對男人來說,把婚事推遲到中進士以後,77可以看作促進社會流動的一種策略。胡銓(1102—1180)的父親沒有考中進士,但是胡銓1127年26歲時中了進士。後來他受到家鄉一位出身官宦家庭、正在物色一位士子做女婿的地方官劉敏才的注意。在許景衡(1072—1128)的例子裡,雖然他的近親沒有一個人是官員,但他在1094年23歲時通過進士考試以後,就娶了浙江另一個州的一位年輕姑娘,新娘的父親曾經當過官,她帶來的嫁資多得足夠許景衡兄弟在太學學習的開支。同樣,張維(1112—1181)的前輩中沒有人當過官,但他1138年27歲時考中進士以後,娶了家鄉福建的一位姑娘,她帶來的嫁妝幫助張維的妹妹結了婚。但是,推遲婚姻的策略也有危險。我們得知,一位男子一心一意想中進士,結果50歲才結婚。    
    結婚時新郎平均比新娘大兩歲(見第八章表2),但是家長並未規定新娘不能比新郎大。當黃大圭的兩個女兒安排子女聯姻時,她們的願望如此強烈以至於讓姐姐的女兒與比自己小9歲的表弟結了婚(圖表4)。女方的哥哥陳亮(1143—1194)在為表弟兼妹夫周英伯寫的祭文裡解釋了這樁婚事的原因:     
    吾母唯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為命,而卒歸於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    
    圖表4    
    黃大圭黃氏陳陳亮陳氏陳充黃氏周晃周氏周英伯    
    78當他們急於讓兒子盡早結婚(多半因為想盡快抱孫子,或擔憂自己或兒子的健康)時,父母也接受或挑選比兒子大的女子。因此15或16歲結婚的男孩一般都比新娘小。    
    青年男女自己的想法    
    洪邁的故事和同類史料有證據表明青年男女經常希望父母知道他們迷戀著一個異性。有些年輕人走得更遠,反對父母的選擇。廣為流傳的佛教傳奇妙善公主的故事把這種可能戲劇化了。按照這個傳說,虔誠的妙善反抗父親的命令,不願意結婚。對此感到憤怒的父王試圖逼迫她屈服,把她關起來並且不給食物,但是憑借神靈的護佑,她得以逃脫,開始了當尼姑的新生活。當然,她從來沒有停止愛父母親。當她聽說父親病得很重時,剜出自己的眼睛、卸下自己的胳膊,用來治療父親,藉以表示她像任何服從父母之命結婚的女兒一樣孝順。當容貌已被損壞的妙善再次見到父母時,身體已經變為佛教的觀音菩薩之身(在宋代通常表現為慈愛、有同情心的女性)。妙善的故事在宋代傳播得非常迅速並廣泛持續到後世。    
    甚至沒有宗教動機、信守獨身生活的孩子也會違抗父母。徐氏(逝於1170年)的傳記記載,她父親去世後,母親試圖讓她在服喪以前迅即與姑姑的兒子結婚。她哭叫得快要暈過去,把家人嚇壞了,迫使他們放棄了原來的打算。服喪期滿以後,她哥哥又提出此事,但是,我們得知,徐氏堅持原意:「為富人妻,我不願也。」毫無疑問,她在家庭聚會上瞭解到表哥的言行,感到非常厭惡。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7

    與此相反,有的青年姑娘願意與父母不喜歡的親戚結婚。洪邁提到孫愈的故事,他真心愛舅舅的女兒,而她也被他吸引。但是她的父親希望所有的女婿都是當官的,如果孫愈能通過州一級的考試,就答應這樁婚事。孫愈投考兩次不中,舅舅把女兒嫁給了別人,我們得知,孫愈死於相思病。廉宣講的故事開頭與此相似但結局不一樣。年輕姑娘喜歡姑姑的兒子,他也同樣。她讓保姆把自己的感情告訴她媽媽,但是愛之甚深的媽媽希望她與當官的人結婚。79小姐和保姆因此策劃了私奔。計劃變成了陪襯,顯然行不通,一位路上遇見的男子發現她以後,威嚇說要揭發她,隨即又說服她跟他走,由他代替表哥。小姐可以毫不困難地把感情轉移到他那兒,但是當他父親把他招回家後,她被撇在一旁,錢用光以後,只得淪為官妓。    
    青年男子比女子有更多的機會外出,常常被不是親戚的女子吸引。在小說裡,對盛裝打扮的美女的一瞥就足以使男人對追求她以外的任何事失去興趣。生活裡男人僅憑見過女人的外貌就做出決定的行為也得到社會的接受。可以看一看學者柳開(947—1000)的例子。原配夫人去世後,柳開拜訪在京城當官的老熟人。他注意到書房牆上畫中漂亮的女人。主人回答說那是自家妹妹的畫像。柳開立刻說自己正在尋找一位繼室。主人說與父親商量以前什麼也不能答應他,但是柳開急於成事,強求主人接受聘禮並確定日期,打算十天之內舉行婚禮。由於他沒有用媒人,主人很難拒絕他直接的求婚。主人的父親,一位挺重要的官員,向皇帝抱怨柳開強迫他交出女兒,但是我們得知,皇帝並不吃驚。皇帝告訴那位高官,柳開才學優異,將成為一個好女婿,皇帝甚至自薦當媒人。    
    很輕易地被女子挑逗的男人會發現自己遇上了麻煩。讓我引用洪邁記錄的一則勸誡故事結束本章:     
    宣和三年,京師富子任迥,因游春獨行,至近郊酒肆少憩,樂其幽雅,未即去。店姥從中出,回顧呼語曰:「吾夜分乃還,宜謹視家捨。」即去。迥竊望幕內,一女子皆妖冶,心殊慕悅,而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盼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愛。迥招以坐,以言挑慰。女曰:「吾母赴村中親捨宴席,家無一人,止妾獨身耳。」迥心神流蕩不禁,遂縱言調謔,命酒同飲,相攜繾綣。薄暮而姥歸,入門,見迥在內,忿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相污?」迥無辭以答,但泣拜引罪。久之,姥忽易怒為笑曰:「汝既犯吾女,無奈矣,當遂為吾婿,則可解,不爾,則縛送官矣。」迥思己未娶,又畏成訟,80唯而從之。姥曰:「若爾,無庸歸,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爾父母。」於是遂諧伉儷。夫婦間殊愜適,唯防禁甚密,母子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扣戶聲,姥啟扉,有男子婦女二三十輩,扶攜而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約。」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眾曰:「奈此郎何?」或曰:「偕往何害?」乃空室而出。迥深憂疑之,而弗敢問。俄頃,到城門,門閉已久,眾藉藉謀所以入。姥聳身穿隙而進,眾與迥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燭販鬻與平日不殊。到所謂某家,方命僧施法食三大斛,眾拱立環繞,爭搏取恣食,至於攘奪。迥駭曰:「吾許時乃為鬼婿耶!」始大悟,挺身走入佛座下,跧伏不動。望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前挽使回,迥不應。姥與女眷眷不忍釋,至互相詆悔,流涕唾罵,乃去。天將曉,此家屏當供器,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取火照之,迥出,具道本末。迨旦,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曰:「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矣。」調治數日,乃復人形。徐驗故處,但荒榛蔓草耳。    
    


第四部分:做媒做媒 8

    這個故事和許多別的故事證明,男人放縱自己,沉迷於不認識的女人的性吸引當中,等於把自己置於險境,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本章描述的大多數現象通常見於等級社會裡身份意識比較明確的父母們對子女婚事的安排。子女很年輕時就考慮他們的婚姻,做決定時以道德為標準,選好的人和好的家庭,81留意財產狀況,不僅注意未來配偶的性情品格,還同樣考察他們的親屬,把整個過程視為煩人的負擔而又是由年長婦女導演的令人興奮的家庭樂章——這些特徵都遠遠不是異乎尋常的。在這樣的社會裡,挑選結婚對象的權力,不在性別之間而多在輩分之間進行分割。老一輩男女有相當大的權力決定孩子應該與誰結婚,同時,年輕人,無論男女,在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時只有有限的權力。宋代中國的婚配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熱衷於在異姓表親之間通婚——這在其他的傳統社會不常見,但在中國卻有悠久的歷史。    
    另外,可以從宋代的婚配看到一些有別於中國歷史其他時段的特點。比如說,宋代顯要家族不像它的唐代前輩那樣關心親家已經去世的祖先的聲譽,而代之以重視活著的親戚的現狀。然而與明朝和明以後的官宦家庭不同的是,宋朝官宦家庭仍追隨唐代的模式,與品級相近的官宦家庭通婚,哪怕他們相隔遙遠。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通婚的策略在統治階級話語體系的演變中可以感覺到,在科舉制導致的競爭加劇,影響陞遷的關係也很重要的前提下,尤其如此。    
    但是,僅用兩家男人政治利益的需要解釋所有婚姻方面的決定是錯誤的。婚姻的決定關係到多種因素: 父母們和祖父祖母們的目標很多,以致任何一樁婚姻都難以滿足要求。父母親們多半在子女婚事的日程和安排上有各種設想,但是實際採用的卻是各種方式的折中。比如,一位母親會在孩子的婚事上採用自己的一些想法,別的想法則不得不放棄。    
    本章聚焦於倖存史料裡明顯地涉及聯姻的記載,毫無疑問,大多來源於社會裡境況好的人群。正如我們在本書後文會看到的,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設法為子女尋找配偶;事實上,有人甚至於從來沒有試一試。在通向好的婚姻的道路上可以看到貧窮、貪婪、殘酷和不幸。女孩子被父母賣作奴婢、妾、藝人或妓女的並不特別少見。失掉父親、或恰好遇到養不起孩子的父母,女孩子們會被送到盼望兒媳的公婆那裡當童養媳。受到性虐待的年輕女子會發現自己的婚姻是開採中的壞礦,後患無窮。第五、十、十三章將要展示,長大後可以繼承財產的孤女會成為家產爭奪中的抵押品。    
    


第五部分:婚禮和婚慶婚禮和婚慶 1

    宋代中國的婚姻,像其他多數社會的一樣,從儀式開始。一系列表示不同階段的儀式把新娘和新郎帶入一個旅程從而改變他們的身份: 與從前的身份分離,在一段時間裡保持限定的身份,然後磨合成為一對新人。婚禮儀式用象徵的方式承認新娘和新郎的性活動,並且確認這對二人關係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婚禮也為雙方家庭社會的和情感的需要服務。家長無論怎樣謹慎地權衡利弊,為子女挑選對象,無論怎樣費心操辦婚禮,都絲毫不能減少對其日後生活的憂慮。女婿與其家人能否適當地對待女兒,證明他們是好朋友?兒媳會不會攪亂家裡原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婚禮讓雙方家屬用收斂的、不會導致危險的方式表達這些焦慮。婚禮作為儀式還有助於使婚姻變得更有趣。儀式和慶祝活動提供了途徑,把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婚姻的某些方面掩飾或模糊掉,把可能被認為是交易的某些東西重塑成愛情和友誼。婚禮給當事人家庭提供了一個顯示和炫耀財產、教養及社會關係的機會。    
    寫於宋代的幾種筆記描述了結婚儀式的步驟。但是最詳細的宋代婚禮的描寫卻見於宋朝兩京社會風俗的記載當中。開封,位於中國北部的中心,對它的描寫見於《東京夢華錄》, 960—1126 年是首都;杭州,位於長江以南,見於《夢梁錄》,宋朝廷失去對北方的控制後,杭州成為都城。兩位作者都聲明寫的是都市大眾的風貌,83不論貧富,但是很明顯,他們更樂於用亮麗的色彩表現富家的裝飾一新的活動場面。1    
    訂婚儀式    
    一個家庭一旦對另一個家庭產生聯姻的興趣——這種興趣的基礎無論來自媒人熱烈的報道,還是朋友的建議,或長期的家族間的友情——必須進行特定的程序,以便完成正式的訂婚。第一步由男家派媒人送去一張帖子,帖子上面寫著男孩父系三代長輩的情況,如頭銜(如果有的話)、男孩的排行(長子、次子或三子)、出生日期、母親的姓等等。女家如有興趣(決定以前多半經過占卜),將回送載有同類信息的自家的「草帖」。2下一步交換「細帖」。男家的細帖應列出更具體、詳細的情況,如出生的時辰、父母是否健在,如果已故,誰將主婚。女家回敬的帖子同樣要寫明她的出生日期,還要列出陪嫁的東西,「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3每一次都由中間人遞送帖子。最初幾次交換帖子的步驟使雙方都有機會取消這樁婚事,如果帖子上的訊息與原來期待的不符,就不再繼續。    
    一旦交換了帖子,新郎家長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看一看新娘。在開封,由男家派一位女眷到新娘家看看新娘。在杭州,會安排一次兩家的會面,或在姑娘家或在飯館,新郎可以看到新娘並做出最後決定。開封和杭州兩地都以給姑娘頭上插一根金簪表示男方首肯,反之則留下一段綵緞表示放棄。    
    內闈第四章婚禮和婚慶兩地的男家一旦決定訂婚,無論貧富,都送 4 或 8 罈酒,稱為「定酒」。酒盛在金色的罈子裡,罈子上蓋著布,紮著花朵,放在紅色的木架子裡,抬著。同時還送去很多食品如茶、麵點和羊肉。男家還隨禮品送去 4 份寫在金紙上的通婚書,其中一張是禮單。杭州的習慣是將 4 份通婚書放在綠色的盒子裡,84外殼上貼著「五子二女」的紙箋,含義當然是希望婚後多生小孩。    
    儒家的婚姻手冊指出,在這個階段雙方家庭都應行「告廟」禮,向祖先報告聘禮和嫁妝等情況。4《夢梁錄》報道,當聘書和聘禮到達新娘家時,女家應辦「受函儀」,擺好香、燭、酒、果,行「三揖、三讓」禮。女家此時邀請姻親中一對父母健在的夫婦開啟婚書——一系列儀式裡第一次由姻親擔任的角色。他們的出現無疑再次證明婚姻並不只是嫁出一個女兒,婚姻還創造了持久的家族紐帶這個事實。    
    這一天結束以前,新娘家要向男家回贈禮物以示自己的富有和慷慨。回禮包括繡品和男裝,還加上相當於剛收到的聘禮的四分之一或一半數量的茶、麵食、水果、酒和羊肉。女家回送兩罈酒,還把清水注入一個酒罈子,放進 4 尾金魚,一雙筷子夾著兩根蔥。這些東西都是一對或幾對,象徵著配對成雙的婚姻。之所以選擇那種東西常因為便於利用諧音: 比如「魚」與「余」音同,意味著「有餘」。按照《夢梁錄》的記載,杭州的富人或官宦家庭送的魚和筷子都是金的或銀的,蔥是綢子做的。    
    從這一刻開始,未來的法律上的親戚,公婆和岳父母之間都認對方為親戚,稱對方為「親家」(字面上的意思是「聯繫緊密的親戚」),稱自家為「賤親」或「賤戚」,一個自我貶抑的概念,意思是說自家是一門「可以羞辱的親戚」。直到送過聘禮以後,每月的月初和月中兩家還得互送表示問候的信札。這些信札的樣本,每個月的都不同,編在類書裡。到了節假日,男家送布、果、肉、酒等禮物到女家,女家根據財力回送女紅。這個階段——男家送大量禮物——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可以從擔心對方改變主意、焦慮禮物的數量和質量看出來。於是雙方必須不斷地再次表態,確認婚事處於進行當中。    
    


第五部分:婚禮和婚慶婚禮和婚慶 2

    聘禮    
    將聘禮送到新娘家標誌著訂婚事宜的完成。中間人帶著酒、85雁或鵝、羊到新娘家告知聘禮到達的日期。訂婚禮物稱為「聘彩」,通常稱為「聘金」,但在宋代,聘禮多由各種各樣的實物組成,不僅僅是現金。士人和官員家庭送的禮式樣繁多: 華麗的女裝、首飾和裝飾髮型的首飾,各色綢緞,各種各樣的食物如茉莉花茶、水果、麵點、肉類、酒和紙幣、銀錠,每樣東西都附上通婚書和禮單。杭州的富家,訂婚禮據說必須包括「三金」: 金釧、金鏈和金帔墜。不太富裕的家庭,銀的或鍍金、鍍銀的也可以,或其他任何東西,因為「此無定法耳」5(1180 年前後,一位縣令因為極度鋪張受到譴責,他為次子的婚事準備了幾百尺做帳幔、簾子和被褥的各色綢緞,外加幾百套印染精良、絢麗多彩的衣服)。6至於較低階層的家庭,按照《夢梁錄》的記載,可送一、兩匹布帛,一些紙幣,一隻鵝,酒、茶和點心。姑娘的父母可以用這些禮物維持他們那方面的支出。    
    富家之間,聘禮一旦送到,姑娘的家庭會回贈禮物,回禮包括綠色、絳紫色的薄紗,印花絲綢,金的或玉的文具(筆、筆架等等),還有花色繁多的絛帶和女子手工製品。這些東西也附帶著一張單子。    
    聘禮和回禮透露了雙方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給兩家製造了展示各自的財富和生活方式的大好機會。不僅男家能拿出好東西作為訂婚禮物,女家也要表示並不需要這麼多而且有能力返還一半。這種交換當然也為財產轉移服務,這樣一來新娘和新郎的小家庭就有了物質基礎——第五章將研究這個問題。    
    聘禮和回禮中夾帶著 3 份通婚書,一份禮單。3件婚牘中的一封寫些客套話,一封是正式的訂婚文件(第二章曾援引一份婚牘)。這類信件和回信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文學的效果;確實,類書經常列出幾百種樣本,因為必須根據雙方家庭各種特定的情況量身訂做。這一對的年齡,可能還是孩子嗎?其中之一是再婚嗎?他們是親戚嗎?如果是,是哪一種親戚?(如果男女雙方的父母親是兩姐妹、兩姐弟或兩兄妹,或其他關係的親戚,都要分別給出樣本)男女雙方是不是同鄉?職業是否相同?(類書經常按照職業分列參考樣本,如農民的兒子娶木匠的女兒,泥瓦匠的兒子娶賣水人的女兒,86屠夫的兒子娶賣魚人的女兒)類書也為中舉的、當官的和宗室成員提供婚牘樣本。    
    也許由於雙方都不自覺地否認婚姻創造的不平等,雙方的婚書都表達了對對方的尊敬並說明彼此是平等的。通婚書經常把婚姻比作聯盟,使用「結盟」或「締盟」一類詞彙。並常引用古代史上著名的同盟比如秦晉之盟的典故。作者通常強調雙方都很有誠意,並且都能從中獲益。這時候會用短語「金蘭」,引用《周易》傳文部分裡的一段:「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7談起聘禮或聘金,學者們會引經據典:「非受幣不交不親」。8提到自己送給對方的禮,會用自我貶抑的說法把禮物的價值降低,同時稱讚對方的慷慨,或者說自己不配接受已收到的禮物。    
    這類信件為什麼如此注意遣詞造句的精確性?看得出來通信的雙方有兩個略為矛盾的目標。每個家庭都希望用恰到好處的禮貌對待對方,避免受到譴責。正如袁采提醒的,只有「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才能避免冒犯對方。9類書裡的樣本已經被證實是最合適的。與此同時,又要避免顯得過於正式或疏遠,因此人們希望從類書裡選到適合自己情況的樣本,強調自家與對方的關係特殊。就像聘禮的質地和數量可以根據各家的情況有所不同一樣,信件的正式用語也可隨機應變。    
    最 後 的 交 換    
    聘禮收到、回禮送出後,直到確定婚禮日期以前,兩家可不再聯繫。送過聘禮後,這段時間可能為幾個月或幾年。    
    婚期將近時,新郎家庭「請期」,然後把舉行婚禮的確切日期通知女方家庭。最後就是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發出很多請柬。最後的交換在婚禮前夕進行。男家在婚禮前兩天送給女家一些東西作為「催妝」,如裝飾髮型的首飾,化妝品,寫著「五子二女」的扇子。87新娘家用回送男裝和紮著彩色飾帶的大禮帽表示接到了訊息。婚禮前一天,新娘家要派人到新郎家「鋪房」,把陪嫁的床上用品、帳幔、氈褥、四季衣服和首飾都擺放好。同時帶去一張清單。《夢梁錄》報道,佈置好房間以後,新娘家派去的一位女僕或幾位女僕要留在新娘的洞房裡,確保新娘進這個房間以前沒有人進來過。司馬光指出,雖然經典著作沒有「鋪房」的記載,但是他的同輩人都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他們一致認為男家必須提供洞房的傢俱而所有布匹制做的物件則應由女家準備。他還指出——用不贊成的口吻——總的傾向是把每件東西都擺在面上讓人看見。    
    


第五部分:婚禮和婚慶婚禮和婚慶 3

    看一看訂婚的全過程,我們發現了其中明顯的交換物品的過程。物品的交換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長串連續的行動,通常由男家先送,然後女家回禮。這些間歇性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換不是等量的,無論如何: 女家收到聘禮以後,僅回送一份較小的禮物;男家的「催妝」,只需送一點微薄的與嫁妝有關的東西。這些一來一往的厚薄不同的禮物多半反映了一個原則,一份禮物製造了又一次送禮的義務;禮物的多少不同,但表明他們對對方的承諾有效,從而維繫著社會聯繫的紐帶。    
    由於同一時刻送的不同種類的禮物都放在一起,因此禮物的價值不太能看得出來。從擺到面上的東西看,聘禮中的食物和首飾比錢財更引人注目,衣服、床上用品和首飾引起的觀賞性超過土地、房屋和店舖的契據。進而,同樣的東西送來送去使進行中的財產轉移被弄得模糊不清: 看上去每一方都在慷慨地送禮。事實上第一輪磋商就談到了詳細的財產清單,每次送的東西實際上都帶著討價還價的意思;而且,財產契據不像酒罈子、羊或箱子那麼顯眼和公開化,穿過街巷招搖過市地送到對方家裡,鄰居們很難看出來哪一方送得更多。    
    我們為掩蓋婚姻中確實發生了的財產轉移找到很多可能的理由。其一,通過給女兒嫁妝把家產完整地轉移到下一代人的做法在改變。從下一章可以很好地看到,嫁妝作為妻子的財產成為任何一個家庭內部緊張的來源。其二,如果給一個兒子的聘禮遠比給另一個兒子的多或者少,都可以巧妙地遮掩過去。    
    前面描述的物品和通婚書的交換是締結婚姻的法定步驟。88女家如果用退還已開啟的婚書、不回信的辦法毀掉婚約,同時又接受了任何數量的禮物,法律規定「杖六十」。一個案例中,法官列舉這條法律說明,女家已回復了「定帖」和嫁妝的清單,因此毫無疑問可以懷疑她家要毀約。另一個案例中,為了搞清楚一個女人是不是與死者結過婚,法官提的問題不僅涉及婚禮,還提到聘禮:「是何人行媒?是何財帛定聘?是何財帛回答?是何人寫婚書?」    
    宋代人過早訂婚的嗜好必將導致許多未能成婚的例子。司馬光指出過早訂婚常會中斷婚約,因為「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筆記小說和逸聞史料很喜歡記載特例——訂過婚的男人有的信守婚約,換了別人就可能悔婚。因而程頤說他不可能做到像一位士人那樣,與早年訂婚的母親娘家的一個姑娘結婚,即便她已雙目失明。    
    婚禮之日    
    「潑婦」《快嘴李翠蓮》的故事誕生於 13 世紀,其間有婚禮之日的生動描繪。新娘及其家人很早就起床,她戴上耳環和頭飾。湯圓、麵條和其他食物都準備好了,家人等待 3 位女親戚的到來: 新娘的姑姑、姨和嬸嬸。新娘在家廟、祠堂或祖先的牌位前點香祭祖,行告廟禮。後來,新郎家的一隊人馬到了,有樂師、牽馬人、媒人、轎夫、卜師和其他人等。卜師唱頌詩請求酬謝迎親隊,新娘的母親拿出錢來分給他們。新娘上轎,轎子到達新郎家門前放倒在地面,卜師再次唱頌詩,這次是引出媒人喂新娘滿滿一勺米飯的前奏。新娘被引進新郎家堂前,卜師主持儀式,拜見祖先的靈位和在場的親戚們。然後請新人進入洞房舉行「撒帳」儀式。89這時卜師朗誦詩句,人們朝著各個方向灑米,促使陰陽交匯。隨後新郎加入到客人中去,飲酒歡樂,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晨,新娘開始做家務,第三天,她媽媽會來看她。    
    新娘在婚禮這天被接到新郎家,稱為「歸家」,因為這一次她進入了「真正」的家。最令人欣喜的一點是新郎及親屬一起到她家去接她——稱為「親迎」——雖然有時由新娘的家人送她到新郎家去。類書裡有些信是請求新娘的父母把她送到對方那裡,這種信件常收藏在學者的文集裡。一位學者願意把女兒從福州送到莆田(都在福建省),與劉克莊(1187—1269)的孫子完婚,說行程只有一天水路。1113 年朝廷頒布的禮儀詔令建議,如果新郎本人不能親迎新娘,可以由媒人護送。    
    舉行婚禮那天,新郎一家人很早就起床做準備。朱熹的《居家雜儀》描寫了新郎一家怎樣擺設兩個人的桌子,放上蔬菜、水果、酒、茶杯和茶盤、筷子和「合巹」。新郎要穿正式的盛裝,還要戴上花冠。在古代的儀式中,新郎離家去新娘家以前要在父親的帶領下行昭告先靈之禮。朱熹說新郎要拜兩次,然後從家長手裡接過一杯酒獻祭,跪拜過許多次以後,接受父親的訓導:     
    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    
    新郎回答:    
    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    
    與此同時,新娘的父親也在給她同樣的告誡:     
    敬之戒之。夙夜無違舅姑之命。    
    然後,新娘的母親整理著她的鳳冠和披肩,教導說:     
    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    
    90新娘的嬸嬸、姑姑、嫂子和姐姐會送她到內闈的門口,再一次整理她的裙裾,煞費苦心地重複著強調父母的教導:     
    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衍。    
    那些不用這種古話的家長也會用別的話表達同樣的意思。    
    杭州迎接新娘的隊伍不僅有新郎及隨從,還有幾個雇來的騎在馬背上唱曲的姑娘,還有樂師和裝飾一新的花轎。古代經典著作禁止在婚禮上奏樂,註釋者的解釋是樂曲與陰陽思想有關。音樂是動的,屬陽,因而對屬陰的新娘不合適。但是事實是人們接受這個原則的反面: 音樂和歌聲在營造喜慶氣氛時起了主導作用,音樂還有助於區分儀式的不同階段。哲宗皇帝(在位期1086—1100)大婚時,幾位官員勸說皇太后同意不使用樂隊,但是皇太后反對:「尋常人家娶個新婦,尚點幾個樂人」——遂下令為婚禮作曲。    
    


第五部分:婚禮和婚慶婚禮和婚慶 4

    婚禮宴會上的歌姬可能使人感到有點多餘,但是她們確實起了作用。她們不僅會唱很多適合於婚禮的歌,還穿著色澤鮮艷的衣服,唱得很有格調。由於「正經」的姑娘被教導著在婚禮上不要讓男人看見,應當和女人、女孩子在一起,唱歌的姑娘就可以吸引住男人的視線,使他們不至於在婚禮上因騷動不安而開粗俗的玩笑。進一步說,娛樂場所的色情意味在婚禮上也不是完全不受歡迎的。12世紀的一位縣令報道,他兒子的婚禮上有四十多個歌姬;穿著紅色和紫色的綢子戲裝,衣服的式樣在細節上略有差別。一位縣令尚能為婚禮僱用這麼多歌姬,表明這種風俗無論怎樣源起,到宋朝中期,此種做法已被紳士階層普遍採用。    
    到達新娘家時,樂人、歌姬和迎親的其他人都受到酒、茶的招待,還得到彩色絲綢和小飾物等禮物。然後樂人就演奏曲子,目的是催促新娘趕快上轎。按照一條史料的記載,這時新娘的母親會走出來察看並擠兌新郎,挑剔新郎的外表,說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兒。    
    新娘與新郎一樣盛裝打扮,頭上還蓋著蓋頭。一旦上了花轎,抬轎的人就吵嚷著討禮物。到了新郎家門口,又重複一次,樂人、歌姬和接新娘的人唱著歌謠,向新郎家討賞。這種要求可能會發展為無理的陋習, 969 年朝廷甚至下詔令予以取締,但是沒有明顯的效果。91人們顯然知道婚禮上的喧嘩和熱鬧有多重要,特別是新娘踏入家門的那一刻。當然,對於出、入而言,門和門檻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新娘此時正在脫離一個家庭和社會身份而加入另一個。《事林廣記》記錄了幾首邀賞的歌詞,如:  禮物領進門,越多越好。這可不能和一般的買賣相比。十萬,綁在一起,才夠。沒人會反對得到三千五百。回唱:      自古以來,紳士不帶金。此間含意深。如果希望親家發達,慷慨,不要用此事煩我。    
    分發小禮物以後,卜師在門口拋出炒米、豆子、小果子和銅錢,孩子們跳起來爭先恐後地抓住、搶走。這個行動意在安慰可能存在的惡劣情緒。然後禮貌地請求新娘走出花轎。作為經典時刻,新娘此時受到特別的重視——相對最初的情況,她的身份在此刻轉變。地面上鋪著綠色的毯子,新娘踏在上面以免接觸地面,歌姬手持蠟燭引著她走,另一個姑娘拿著一面鏡子——用來避邪——倒退著走。兩位女僕扶著新娘。進門以前,新娘必須跨過一座馬鞍子,這種做法最晚在唐代已經有了。宋代觀察家認為跨或踩馬鞍的風俗不屬於漢族,而源於北朝非漢族遊牧族群,或唐代北方的牧場主;也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個雙關語,「鞍」和「安」是同音異字。    
    進入洞房後,新娘被扶到帳子後邊(為了愚弄惡鬼)或在床邊坐下。在杭州,新郎家的女姻親迎接新娘的家屬,斟酒招待客人。開封的習俗,新郎這時要爬到洞房外邊的櫃子或桌子上邊,媒人和姨母這樣的女姻親請求他從高處朝下面倒酒給她們喝。直到岳母出面說情才可以從高處下來。按照歐陽修(1007—1072)的記述,所有參加婚禮的男女客人和親戚都站在或高或低的地方看著,都認為新郎朝下斟酒是最有趣的,沒有這一項顯然被視為遺憾,有點失禮。    
    92從這些描寫裡我們知道,到新郎家參加婚禮和喜宴的新娘女親屬當中有她的媽媽。這是不合古代禮法的;《儀禮》規定陪伴新娘的只應當是親戚和隨從;父母親只在堂前為她祝福,甚至不送她到門口。    
    開封和杭州的新娘、新郎入洞房後不久就被一條彩綢牽在一起。第二章已經介紹過婚牘裡經常出現的「系」和「結」的隱喻。這些東西現在都重現於婚禮儀式中。新郎手裡拿著一個繫著同心結的木牌,結子的另一端握在新娘手裡。然後面對面走向家族祭台,新郎倒退著帶著新娘走。此刻,新郎家一位父母雙全的女親戚用一個桿秤或梭子捅新郎的花冠,使它聳動起來因而就更引人注目。然後行禮,新娘向祖先的靈位下拜,向周圍的親戚下拜。一部參考書記錄了婚禮主持人此時的祝詞:  新娘拜天地,拜東王公,西王母。拜祖宗靈位。拜井、爐火和門神。拜高祖父,曾祖父,高祖母,曾祖母,祖父,祖母。新人走到供著牌位的條案前邊以後,主持人繼續說: 向所有的長輩和公婆下拜。    
    如果想在婚禮上特別強調向家族的祖先禱告,主持人會讀一段祈禱文,如:     
    某氏之女以茲吉日備禮就成敢伸虔告尚享右某今以小孫某年已弱冠禮當有室今娶閤家廟之靈其餘在人增減曾祖位次朝議曾祖妣某氏夫人高祖位次中大高祖妣某氏夫人維年月日嗣子某敢昭告於     
    學者們有時會把這些場合的禱文記錄下來。韓元吉(1118—1187)將他的大兒媳告知給祖先時,念道:    
    93淳熙四年,十一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具位云云,某之男淲,娶婦晁氏,朝奉郎新通判廬州子闔之女,蓋以道舍人之孫也。爰以嘉日,歸見於廟。契誼既厚,子孫其宜之。    
    新娘進入家門以後立刻就把她介紹給祖先,這已經開始有點背離了經典著作,古禮規定得等到 3 個月以後,證實她適合當新娘時才行「廟見」禮。司馬光指出了這個差異,強調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廟見禮。朱熹希望象徵性地遵循古禮儀式,他建議新娘進門 3 天以後再向祖先禱告。古籍列出的新娘祭拜的對象沒有祖先以外的其他神祉,包括護宅神。宋代的民間宗教裡,祖先僅僅是關懷家人的神祉中的一個,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新娘還要向保護家庭的其他神祉下拜。    
    


第五部分:婚禮和婚慶婚禮和婚慶 5

    拜過所有的神靈和尊長以後,新娘拉著打了結的綵帶,倒退著引領新郎步入洞房。新郎拉著她走向家族祭台而她拉著新郎走向私秘的臥室,象徵著二人在家庭裡的不同位置。此刻吟誦的詩歌表示現在是夫妻對拜的時候。如: 下拜,必有回拜。為什麼要梗著脖子不彎腰?沒有下令以前不能屈膝垂下鴛鴦帳。一定記住,客人退場以後再享受你們的好時光。    
    經典著作裡沒有夫妻對拜一說,但即便是最保守的宋代學者也認為夫妻對拜是婚禮上新增添的於情於理最有創意的一項。他們爭論的是誰應該先拜——司馬光傾向於新娘先拜,程頤則認為應該是新郎,朱熹提出新娘先拜兩下,新郎回拜一下,然後照此重複一遍。    
    下一步是「撒帳」,主婚人往床上拋撒米、錢、水果、糖果等,毫無疑問,這個行動意在激勵這段姻緣今後多產。拋撒時還要唱更多的歌謠,有一本類書分別列出東南西北和上下六個方向的唱詞。比如,朝東撒時,主婚人口中唸唸有詞:     
    撒帳東,簾幕深圍燭影紅。佳氣鬱蔥長不散,畫堂日日是春風。    
    94朝上方撒時,念下列詩句:     
    撒帳上,交頸鴛鴦成兩兩。從今好夢葉維熊,行見珠來入掌。    
    這些詩句表達的隱喻與愛情和多產相連: 鴛鴦代表夫婦對偶;夢到熊意味著一定會生男孩;珍珠象徵著懷孕。甚至於丈夫的權威也用開玩笑的方式提出。向後撒米時,主婚人唱到:     
    撒帳後,夫婦和諧長保守。從來夫唱婦相隨,莫作河東獅子吼。    
    把專橫、霸道的女人喻為「河東獅」,來自蘇軾(1036—1101)取笑一位懼內的男人而作的詩。    
    撒帳儀式以後,主持人指揮歌姬取來一對酒杯,酒杯上用紅、綠絲線打著「同心結」,姑娘把酒杯獻給新人行「合巹」禮,雙雙喝酒。這個儀式很早就見於經典。儘管《儀禮》記述的是用刨成兩瓣的葫蘆,盛上酒端給二人喝。行合巹儀式時也有誦詩相伴,如:  玉女紅唇,小口啜飲,淺淺的唇印留在杯邊。不朽的少年口含瓊漿玉液,不願嚥下。飲罷,丟掉酒具;如果一個掉地後又跳起來,一個不動,就是好兆頭。王得臣(1059年中舉)說那樣就意味著會生很多男孩子。    
    「結髮」儀式可以在合巹禮以前或以後進行。這個儀式把夫婦二人的頭髮繫在一起梳成一個頂髻。很明顯,與把婚姻和結髮聯在一起的詩有關(見第二章)。大多數宋代學者都認為這個習俗產生於對古詩的誤解,很無知。事實上不顧上下文把著名詩篇裡的句子截取出來,形成婚禮上一項流行的儀式,這本身就是文學意象的力量的表現。當然,儀式的流行使想像變得更有力。在宋代,短語「結髮」普遍用來表示婚姻生活的開始。    
    95結髮儀式以後,在杭州,新郎會從新娘那裡摘一朵花(伴隨著詩歌),新娘解開新郎花冠上的繩結,然後花朵便散落到床上。花朵在中國的意象裡經常象徵著性,這裡也不例外。然後新郎請求放下簾子。周圍集聚的人群會聽到更多的詩歌和關門、後來又開門的聲音。    
    在杭州,新娘換過衣服以後,婚禮主持人引領新夫婦進入堂屋,問候客人並接受客人的祝賀(古代的婚禮,新娘不見客人,甚至直到第二天才見公婆)。然後雙方父母多次互相道喜,婚宴就開始了,一道又一道菜端上來。沒有宴會的婚禮終究有點不像婚禮。一位法官懷疑一位訴求已死男人財產的女人可能從未與他成親,故問道:「成親之夕,會何親戚,請何鄰里,宴飲用何人庖廚?」    
    在開封,婚禮第二天,新娘要早早起床,先向廳堂桌子上的鏡子下拜,然後向新的尊長、公婆下拜,給每一位奉上緞子繡花鞋或枕頭。長輩們以布帛作為回禮。這個儀式與經典著作裡婚禮次日拜見公婆的「廟見」禮相對應。    
    現在,由婚姻聯結起來的兩家之間一系列遵循古禮的來往一直延續到新婚一個月後。婚後第三天,新娘家又送來一些綢緞和品種更多的食物: 鵝蛋、油、蜜、茶、麵點、鵝、羊肉和水果。朱熹描寫了新娘用這些東西侍奉公婆的景象。    
    是日,食時,婦傢俱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於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於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徹余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婿從者又餕婦之餘。    
    96結婚的當天或第三天、第七天、第九天,新郎或新婚夫婦二人一同看望新娘的父母。新娘家長會慷慨大方地招待他們,送給新郎禮物並派樂人吹吹打打送他們回去。婚後滿一個月時必須回請新娘全家,由新郎家邀請新娘家的人吃一頓飯。我們對開封和杭州婚禮的程序知道得最多,但是看起來全國各地都在傾其所有大辦鋪張的婚禮。司馬光觀察到在廬州(安徽),一家辦喜事,各家親戚都競相舉辦宴會以示祝賀,一個又一個的宴會持續達40天之久。廖剛(1070—1143)記載,在漳州(福建),即便普通人家也要花一大筆錢辦婚宴,因為必須邀請所有的親戚和鄰居,所以有時多達幾百人。莊綽(約1090—約1150)指出,終生穿著麻布衣服的人在婚禮的3天裡也要穿上綢子衣服。他注意到在很多細節上南方與中原不同,雖然他舉的例子表明南方與北方只不過有細微的差別。比如,新娘到達新郎家門口時,不是由卜師拋灑錢幣和糖果驅趕鬼魂,而是從地方廟壇請來一位中間人燒紙錢,請求鬼魂把新娘家的人擋在家門外。南北方的婚禮上都有專人保護新郎家的房屋,防備著新娘到來、房門大開時遭到不受歡迎的干擾。同樣,莊綽從詩歌裡發現有一種取笑新娘的做法與別處的史料可以互相印證。可以說,婚禮儀式的基本結構和一些步驟如在地上鋪地毯,新娘進門時晃動一面鏡子,一直流傳到當代。    
    


第五部分:婚禮和婚慶婚禮和婚慶 6

    所有關於婚姻的嚴肅性和妻子責任的冷靜的研究都說婚禮太嘈雜了,明顯地以熱鬧、喧嘩和歡樂高漲的情緒為特徵。年輕夫婦穿過人群,被人們取笑,當眾表演被綵帶繫在一起。沒有人安靜下來聽一聽新婚夫婦說點什麼: 新人不發誓,也不向客人發表談話。    
    對於客人而言,婚禮應該有趣,有鮮艷奪目的色彩,令人興奮的歌曲,帶色情意味的遊戲和大量的美味佳餚。不僅新娘、新郎穿戴著華麗的衣服、首飾和花朵,歌姬們也衣著鮮艷。從新娘上轎時開始,音樂就奏響起來並成為婚禮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段特定的曲子標誌著婚禮的特定程序。恐怕任何參加過幾次婚禮的人都非常熟悉那些歌曲,他們可能要跟著唱。「唱新郎歌」是表示一個男子該結婚的普遍方式。    
    97對於新人的父母親而言,婚禮無疑消耗了他們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錢財,但是也得到了最好的時機向朋友、鄰居和親戚證明他們做得出色: 他們締結了好姻緣並有能力舉辦時興的婚禮。作為年輕夫婦的父母親,他們擁有長輩的地位並可以接受每一個參加者的祝賀。辦完婚禮他們精疲力竭,但是仍為做好了每一件事而驕傲。    
    對於新娘、新郎,婚禮使他們興奮的同時也使他們害怕。夫婦二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特別的對待和更多的注意,但是得到的關注卻使他們感到很窘。他們的思緒涉及到很多即將面臨的更大的憂慮: 他們會相處得好嗎?當然,新娘的擔憂顯然多於新郎。他惟一顧慮的只是二人間的和諧。而她還要考慮是否可以得到婆婆的歡心,是否可以避免與家中其他人發生衝突。    
    一樁婚姻的整個過程,從最初的訂婚到婚後的交換,無不充滿了象徵性的符號。夫妻之間,毋寧說男女之間的不同得到極明確的彰顯。新娘的頭上蓋著蓋頭,坐在遮蔽的廂式轎子裡,入洞房以後坐在床邊簾子的後面或關著門的房間裡,但新郎此刻卻走到客人中間,盼望著讓眾人看見。與此同時,男女差異和男女必須分隔開的實質又被重複多次的配對和聯結的象徵掩蓋了。    
    儀式不像訓誡性的小冊子那樣板著面孔,婚禮是表達、釋放和解除兩性之間的及由移居到丈夫家裡而引起的緊張的最好場合。婚禮使當事人得到機會表達不情願的或抵制的情緒,同時又暗喻性活動和多產。浸淫於文本研究的儒家學者強調父系——父家長制——從父居的家族模式,他們評價婚禮儀式時經常感到缺憾。那些看上去強化了儒家家族模式的新做法——比如,夫妻對拜,相比之下較容易得到他們的認可;但是輕佻的調情、性意味的影射和鋪張浪費無不使他們煩惱。當正常的青年男女之間的規則處於缺失狀態的時候,司馬光反對在當代學者看來是閾限狀態下不可避免的超前的新潮流。他不喜歡新娘坐轎、新郎頭上戴著花冠。他還堅持應遵循經典的規定,不使用樂隊。    
    擔心新娘成為家裡潛在的不安定因素,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新娘在婚禮上那麼被動。儘管新郎的活動也不多,但他至少親迎新娘,拜見了岳父並把新娘帶回家。相反,新娘一個字也不說,除非有人引領,一動不動。確實,新娘盛裝打扮,坐著花轎——98像公主一樣過了一天。但是象徵性地把她拔高,與婚禮意在凸顯的除了多生孩子,她別無其他能力和作為,二者之間很不相稱。這是由於人們惟恐妻子真的有所作為,而不僅僅是不出差錯地按部就班、循規蹈矩?這大概就是解讀《快嘴李翠蓮》時的想法,其中描寫的婚禮實在太荒謬了!精神頭十足、伶牙俐齒的新娘不斷地教訓媒人和主婚人,氣得公婆大叫: 早先說的要給我家兒子娶一個好人家的女子,誰會想到是這樣一個瘋瘋癲癲的長舌婦!卜師竭盡全力打圓場,企圖繼續舉行婚禮,但是新娘再次打斷婚禮,氣得新郎大叫: 千錯萬錯,悔不該娶這個村姑!這個喜劇傳說非常荒唐離譜,但是觀眾如果沒看出來那種形勢裡的某些因素,就不會發笑。    
    本章沒有過多地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羅列婚禮儀式的變化。雖說有些習俗很明顯地不再流行了(比如新郎從高處往下倒酒),兩個京城的婚俗也不完全相同,但是臨時的或偶然的差異看起來似乎不具有重大意義,不如地區差別和階級差別那麼明顯。事實上,看起來婚儀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只是現有史料裡不同階級、不同地區之間的偏差。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訂婚和結婚儀式只不過是稗史軼聞。我們可以通過把它們放在婚姻史和其他的歷史發展的背景下,把它們嵌入歷史。婚禮儀式象徵性地消解的婚姻中的緊張是一個聯結點,把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徵和社會性別差異的普遍認識聯結在一起。社會繁榮程度的增長、通過好姻緣使家庭獲得好聲譽的更多機會,都明顯地彰顯(或掩蓋)了婚姻中做交易的那一面。日益興旺的城市、特別是聚集了官員和富商的兩個京城裡的時尚意識,肯定也驅使市民願意為了把婚事辦得更好看而大肆破費。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1

    婚禮前一天新娘家運到對方家的箱子裡有什麼東西?這些東西與議婚的最初階段明確談到的數量完全相符嗎?誰可以動用嫁妝裡的一件件東西?這些問題僅僅是理解宋代婚姻究竟怎樣締結時必須回答的很多問題中的幾個,這些情報為認識財產怎樣重新分配,怎樣轉移到下一代提供了個案資料。父母和祖父母仔細地為孩子考察未來配偶時不僅擔心未來親戚的品性,還因財產狀況利害攸關而操心。有幾個兒子的家庭可能願找帶來豐厚嫁妝的兒媳,從而緩衝在諸子之間分割財產的後果。願意多給女兒陪嫁的家庭反過來希望和殷實的人家締結良緣。因此,通過女兒進行財產轉移成為製造和複製階級不平等的複雜技巧當中的重要內容。1    
    嫁 妝 的 內 容    
    1264年17歲的鄭慶一小姐結婚時,她的嫁妝不僅有豐厚的地產「奩租五百畝」(接近100英畝,差不多足夠12戶佃農耕種),還有「奩具一十萬貫,締姻五千貫」及新婚夫婦用的各種昂貴的紡織品,如「開合銷金紅一匹,開書利市彩一匹,官綠公服一匹,畫眉天孫錦一匹」,紡織品裡還包括兩種樣式不同的「籍用官綠紗條」、「籍用紫紗」,兩對扎頂髻的帶子,15件刺繡品,30套紅綢衣服。還在「雙金魚袋」裡「納本側禮書三緘」。2    
    100司法案例的記錄表明,雖然有鄭氏這麼多地產的妻子並不多,但是用土地做嫁妝並非少見。稱為「奩田」或「隨嫁田」的陪嫁田面積上大小不等。蔣氏從嫁妝裡得到一塊須納稅31石穀物的土地,折合約10—15畝。璩氏的祖父在她父親去世後陪嫁給她的地產將近25畝,須繳納66石稅。陳氏帶到夫家的奩田為120「種」(一種地方性的可耕地計量辦法),張氏的是十餘種之一。幼年失去父母的石氏得到叔叔給的土地做嫁妝,後來賣掉時價值四百多貫錢。相比之下,蔡氏陪嫁的土地後來典當時只得到20貫錢。3洪邁告訴我們,一位沒有兄弟的女子繼承並帶到夫家的奩田值一萬貫。4    
    嫁妝的多少經常用值多少「貫」來表示(從理論上說,每貫等於1000銅錢),毫無疑問,嫁妝的內容往往是現金。據報道秦檜(1090—1155)的妻子聲稱她的嫁妝價值20萬貫。一個小官的妻子去世後,他用她的嫁資買了一個妾,所剩之餘仍達1000貫。馮京(1021—1094)的母親因為沒生兒子,把自己的錢交給丈夫讓他買妾。女人的妝奩裡有時竟有金子。極罕見的一例是一個姑娘的嫁妝裡有一座二尺高、白玉琢成的獅子像。5    
    女人的嫁妝裡另一種重要的東西是衣服和首飾。富裕人家嫁女兒時顯然要陪送很多衣服,即便不夠穿一輩子,也能穿許多年。黃昇(1227—1243)與住在福州(福建)的宗室子結婚,幾年後去世,隨葬的很多東西大概是她的嫁妝。其中有201套女服,153塊花色繁多、圖案精美的衣料。6洪邁的故事裡有一位周氏,21歲去世,未婚;但她已經織了33卷生絲,70匹未著色絲綢,156塊粗綢子,看來都準備當作嫁妝。7好的綢子衣服可以保存很久,特別是鎖在箱子裡以後。女人時不時地把衣服和首飾送給年輕的女親戚,特別是丈夫家裡的女眷,於是她們也就有了可觀的嫁妝。8嫁妝因而成為女人財產的一部分,從一個女人傳給另一個。    
    首飾不必非得通過充當另一個女人的嫁妝來進行轉移: 它們常被變賣為現金。我們得知劉氏(1192—1249)賣掉首飾給丈夫買書畫。9布匹也可以賣掉。一位屠狗人的妻子帶來幾十貫錢的嫁妝。經年以後,丈夫決定不再做屠狗生意,這時她還有足夠的布匹,101可用來支持丈夫另謀生路。    
    內闈第五章嫁妝嫁 資 在 上 漲    
    直到宋代以前,新郎家送的聘禮通常似乎必須多於新娘家回送的嫁妝,使女家足夠維持自家的開銷。經典著作幾乎沒提到過嫁妝,但是涉及周朝的其他史料零星地提到新娘帶來的嫁妝,有衣服、首飾和房屋等等。到了漢朝,新娘家如果富裕,會給女兒一份不菲的嫁妝。不管是為兒子還是為女兒,辦婚事對於哪個階級的父母說來都是一個財政負擔。到了唐代或多半更早,上層階級中新娘的父母一般用男家送的聘金為女兒準備嫁妝,不會留出一部分供自己享用。    
    被迫為女兒籌備實物嫁妝的風氣從宋朝初期開始增長。到11世紀中期,事情看起來表現為,嫁女比娶婦要花更多的錢財已成理所當然。比如,范仲淹(989—1052)1050年為義莊制訂支出的規則時,劃出30貫錢為嫁女時使用,兒子娶婦則為20貫錢。嫁妝的走高不久便達到不得不借債為女兒辦嫁妝的程度。蘇軾自述他借了200貫錢資助一位女親戚出嫁。蔡襄(1012—1067)於11世紀50年代任福州(福建)州官時,發佈文告指出:「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代替這種真知灼見的是,人們選新娘時非但無視這個真理,還不問對方的家庭地位,滿腦子只盯著嫁妝的厚薄。嫁妝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為怖。」    
    司馬光發現貪圖嫁妝的風氣在要做公婆的人當中蔓延,其中有些人「今世俗之貪卑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司馬光確信把婚姻當作買賣對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壞事。新娘不會因嫁資受到保護;相反,她還會為此陷入險境: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2

    102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力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    
    在司馬光看來,嫁妝還會引起品行敗壞,「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司馬光因此鼓勵「有丈夫之氣者」打消用妻財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會關係陞遷的念頭。    
    一個世紀以後,對嫁妝的批評仍未減少。袁采(約1140—1195以後)曾指出,如果一個家庭沒有在女兒很小時就為她們的嫁資做出預算,將不得不「……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袁采還譴責媒人用誇大女方嫁資的辦法引起男孩家的興趣,然後又對女孩子的父母說不必自己出錢辦嫁妝。按照嫁妝的多少挑選新娘顯然十分普遍,以致一位學者費心地指出邊氏(1155—1203)從未這樣做過。她既不按嫁妝的厚薄挑選兒媳,也不在兒媳們來到自家後,依嫁妝的多少給她們不同的對待。    
    嫁妝的走高並不限於富家或官宦之家。蔡襄的文告針對的是一般的普通人家。有人觀察到南方的邊遠地區,十四五歲的窮姑娘們已經開始幹活賺嫁資,這樣家庭就不必為她們操心那筆費用了。判官看到既無財產又無功名的父母將給女兒一塊地做嫁妝的一部分,絲毫不感到驚訝,一個案例涉及到一戶不識字、有兒子的家庭,但不妨礙他的姐妹得到一塊山地做嫁妝。有些宋代官員感歎辦嫁妝花費太大,以至於有的姑娘不能結婚。一位官員甚至把殺女嬰的原因歸結為負擔不起過高的嫁資。侯可(1007—1079)任華成(四川)縣令時發現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為「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他的辦法是按照家庭財產設計一個適當的嫁資指標,並宣佈,超過規定數量的將受罰。我們得知,一年之內,已沒有一個未嫁的大齡老處女。103孫覺(1028—1090)在福州(福建)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只簡單地發佈一個命令,規定嫁資不得超過100貫,這一個動作立刻促成了幾百樁婚事。    
    嫁妝費用的增多無疑是士人階層重視締結好姻緣(見第三章)的副產品。嫁妝在別的社會也有走高的情況,原因顯然雷同。通過提供可觀的聘禮給未來兒媳的娘家,男人便可以使帶著可觀的嫁妝的新娘來到自己家;然而,她娘家的財產並沒有增加,因為新娘的父母會用男家送來的聘禮做嫁妝。相比之下,嫁妝卻直接從一個父系之家轉移到另一個父系之家,因而在男家眼裡,聯姻一事很有吸引力,令人鼓舞。儘管新郎的父親沒有任何控制兒媳嫁妝的權力,甚至他兒子也得在妻子允許時才能用它,但是兒媳的嫁妝終究要傳給孫子孫女。對一個最終將把家產分割給幾個兒子的家長說來,這種好處並不是無足輕重的。    
    女兒們的家長願意投資於嫁妝,因為財產因素捲進去以後,姻親關係會變得更牢固。新娘的父母花費大筆錢財把她嫁出去以後,可以指望從女兒、女婿和外孫子那裡得到更多的幫助。袁采勸告殷實之家可以把財產分給女兒一些,因為今後如果發現兒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兒,甚至可以依靠女兒送葬、祭祖。嫁妝加強了姻親之間的紐帶,因為它可以在長時期裡成為雙方的共同財產。就像分家以後的兄弟可以共同擔任墓地和祠堂的繼承人,從而彼此牽制一樣,姻親可以通過分享嫁妝體現的共同利益保持他們之間的聯繫紐帶。    
    嫁妝是家產的一部分    
    由於嫁資前所未有地變得更具實質性意義,它成為財產轉移的整個體系裡難以駕馭的不利因素。按照中國的財產法,家庭裡所有的男人(父親、祖父、兄弟、兒子、侄子等等)都是產業的共同繼承人,這就意味著他們有權在分割財產時得到一份。一位父親或祖父當家時,他握有管理家庭財產的最終權力,包括決定買賣或典當財產。叔叔或兄長任家長時,他在賣掉或抵押財產以前,需要徵求不是自己子孫的家庭成員的同意。分割財產時,104應該遵循諸子均分的原則。女人在這種財產分割的秩序裡基本上被忽略不計,與之無關。無論是女兒還是妻子或寡婦,都不能像男人那樣分到一份。女人真的得到或可以控制財產時,那終究是一種缺憾,因為沒有合適的男繼承人。    
    這種財產轉移模式顯然不是整個故事的全部,因為家庭經常要為女兒的嫁妝花費大筆錢財。但是陪嫁多少,並沒有任何一種整齊劃一的思想和做法,個人做決定時缺少適當的參照。父親可以靈活、隨意地決定給女兒多少嫁資。陪送嫁妝的普遍化引起各種各樣知識方面的和法律方面的反響,不同的意見趨向於兩極: 一種意見支持女兒和妻子對財產的訴求,另一種則主張盡可能地減少。這麼分散、矛盾的意見使當代學者感到困惑,因為他們認定當時只能有一種法律和一種解釋法律的方式。但是,相互衝突的評價確實在和平共處,每一種意見都得益於對方。爭奪期待中的好女婿的社會力量抬高了嫁妝的價值,婦女對於嫁妝的訴求得到更多的承認,與此同時,被嫁妝制度所累的人則試圖改變它。僅僅從時間的角度,我看不出來一種意見何時轉變為另一種意見;相反,由於給女兒嫁妝的做法越來越普遍,兩種極端的意見都變得更明確了。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3

    司馬光為嫁妝的盛行而煩惱。他的理想是幾代人同堂共居不分家。如果劃出一部分財產給女人做嫁妝,就會一次又一次地威脅幾代共居家庭的延續。因此他提出,妻子不應該把嫁妝視為私人財產,並引用《禮記》說兒媳應該沒有個人財產:「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甚至她得到的禮物也應當交給公婆,不能留給自己,即便是從前得到的禮物也不能留下。任何使女兒分享家產的建議都使司馬光厭惡。他提到一個同時代人的悲劇,此人已經發家致富,但是忽略了子女和孫子孫女的道德教育。他死後,不僅兒子們為家產打架,連「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府庭以爭嫁資」,給那個家庭徒增笑柄。    
    很難說有多少人與司馬光同樣顧慮重重。多數人似乎已經認識到未婚姑娘的命運幾乎完全取決於嫁妝,多次講到姑娘們失去財產後一落千丈的故事。沒有嫁妝的孤女——即便出生於官宦家庭——也會被迫淪為妾甚至於做婢女。劉府(約1040—1113以後)記錄了一個官員女兒王瓊奴的故事,她曾經錦衣玉食,105擅長刺繡而且會作詩。她十幾歲時父親被免職,返家途中父母都過世了。瓊奴的兄嫂掌握著大部分家產,因此她的未婚夫拒絕娶她,她現在一文不名。留在她身邊的一個老僕最終說服她給一位富官做妾。劉府描寫了瓊奴此時的慘狀,她經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毆打。    
    大概由於沒有嫁妝的姑娘終將面臨悲慘的結果,宋朝法律為保護孤女免遭貪婪的兄弟、叔伯及其他繼承人的侵害制訂了保護條款。早在唐代,兄弟分家時如果有未婚的兄弟、姐妹或姑姑,都在分割財產以前給他們留出結婚的費用。未婚男子獲得均分的一份,此外還應得到聘財,未婚女子可以得到未婚兄弟聘財的一半做嫁資。這項規定在唐代可能來自於對實際情況的總結,因為那時候男家送的聘金應該超過新娘家的淨支出。在宋代,法律條令修改得與社會習俗更接近,所以南宋的判官引用法規判給「在室女」更大份額的家產。基本原則是未婚姑娘應該得到等同於兒子繼承的產業的一半,而不像唐代那樣,只不過是男人結婚費用的一半。這個公式意味著如果一家人有一個男孩、兩個女兒,都不曾結婚,男孩可得到一半家產,女孩各得四分之一。    
    法官們監督著分割一份家產時,他們會列舉女得男之半的條款,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又不那麼嚴謹。比如《名公書判清明集》有一例,一男子去世後留下兩個女兒,大的9歲。還有一個遺腹子將做他的繼承人。分割財產時判官沒有按法律條文判給男孩1/4,每個女孩3/8,而是給每人1/3,並規定女孩子的一份必須用來做嫁妝。即便如此,女孩子得到的仍然很可觀。另一個案例,三兄弟共有的財產還沒有分開就有一人去世了,留下一個在室女(妻子已逝)。一位官員曾說過女兒應得到她父親那一份的1/3的家產,但是判官判決時改為一半而不是1/3,因為父親去世時她尚未結婚,女孩子應繼承兒子的一半,此案當事人如果是兒子就可獲得父親財產的全部。此外,法官還把姑娘父親的全部個人財產(包括她母親的嫁妝)都判給了她。    
    圖表5106    
    已逝母親田世光(養子,已逝)女僕秋菊女兒女兒已逝父親田通仕珍珍「寡」妾劉氏兒子田氏田氏    
         
    劉克莊(1187—1269)提供了一段關於孤女財產權的最長的討論。案例涉及田家(見圖表5)。父親是縣府屬員,收養了一個兒子。田縣丞在妻子去世後,納劉氏為妾,劉氏生了一兒兩女。養子田世光與名為秋菊但未見姓的女僕生了兩個女兒以後去世。田縣丞的弟弟田通仕希望自己的兒子珍珍做已逝長兄的繼承人。因此現在有3個活著的成年人——養子女兒的生母,父親的妾和父親的弟弟——每人都想為自己的子女爭取到盡可能多的財產。劉克莊從各種角度討論了這樁案例,提出了法律以外的各種各樣的考慮,比如息訟的需要,解決棘手的年輕姑娘得到多少財產的問題。他指出,如果為長子立繼,長子繼承的家產就應分成4份,一份給他的繼承人,另外3份分給兩個孫女(每人獲得等同於兒子那一份的3/8的財產,換句話說,祖父全部財產的3/16)。劉克莊還提出已逝官員兩個小女兒應得到等同於哥哥一半財產的意見。結果,劉克莊沒有把財產劃分為3份(1份給兩個孫女和長子的繼承人;1份給二兒子;1份給兩個小女兒),而是把財產一分為二,一半給妾的子女;另一半給妻的子女,現在由養子女兒的生母為代表。前一半當中,兒子得到一半(全部財產1/4),每個女兒得1/4(全部財產的1/8)。另一半財產,1/4給立繼子——假設可以找到適當人選——每個孫女得1/4,另外1/4做父親的喪葬費。寡居的妾掌控可動產。最後的判決並不出於認為這樣安排最適當,只因劉克莊希望盡快結束訴訟。雖然有一個親生兒子,一個潛在的立繼孫子,但每個在室女的權力都得到了保護,都得到一塊適當的產業做嫁妝。    
    關於嫁妝的法律訴訟顯然並不少見,袁采敦促監護人小心謹慎,給女兒嫁妝,「嫁女須隨家力」,涉及家族內部孤女的問題時應有法律意識。「孤女有分,近隨力厚嫁。合得田產,107必依條分給。若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嫁妝並不是已婚婦女從娘家得到財產的惟一渠道。如果她們沒有兄弟、未婚姐妹而父母親去世前又沒有立繼,出嫁女可以在「戶絕」的規定下得到一份財產,份額的多少取決於姐妹的數量。一般說來,即便父母去世後確立了繼承人,所有出嫁女仍可共享1/3家產(見第十三章)。如果父母留下遺言,即使有兄弟的女兒也可繼承遺產。例如。女兒出嫁後,家產大幅度增多,雙親會感到女兒從嫁妝那裡得到的財產不夠多。據《名公書判清明集》,法官非常尊重父母希望已婚女兒得到財產的願望,哪怕有兒子或養子。(「戶絕」時未婚女兒財產的討論見第十三章。)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4

    妻子對嫁妝的控制    
    給女兒嫁妝通行於很多社會,但是已婚婦女使用和處置嫁妝的權力因地點和時間的不同表現得非常多樣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丈夫管理妻子的嫁妝,用它們維持日常生活的開支。現代化早期的英國,丈夫掌握嫁妝裡的全部現金、傢俱和其他動產的控制權。近代印度的西北部,新娘的公婆可以把嫁妝裡的各種東西分給家裡各位成員,只留一小部分給新郎、新娘。在當代希臘,女人的嫁妝裡有土地,她們有權終生控制著土地。    
    宋代的嫁妝是一個相當特殊的財產種類。嫁妝並不是單獨註冊在妻子名下的產業,官府要求財產都要以戶為單位登記在男戶主名下,不管實際上他是否活著。然而,還要把女人嫁妝裡的產業明確地標示出來,這個事實關係到對它的恰當使用,不僅女人有生之年有權掌管它,而且還與確立的所有繼承人有關。兄弟同財共居時期,妻子的嫁妝被視為「妻財」,分家時不在分割的範圍內。確實,男人有時候被譴責把田地歸於妻子名下,以逃避被當作共財而分掉的可能。一位判官為一對兒子和兒媳辯護,以免公公把兒媳陪嫁的土地充公:108「在法: 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    
    妻子的訴求比照丈夫說來是很弱的。法官有時會援引奩田屬於夫妻共同管理的條款,但是妻子能否輕易阻止丈夫不再為了雙方有爭議的目的使用那塊地,是很可懷疑的。丈夫侵吞妻子的財產卻很容易。《宋史》提到一位返回娘家居住的女子,她的丈夫把她父母給她的財產用光了以後,她只好接受寡嫂的幫助。即便在入贅的婚姻中(見第十三章),法官似乎也並不太注意財產是夫妻哪一方面的。妻子們不能從法庭得到保護是因為她們不具有起訴丈夫的法律身份。丈夫是妻子的法律代言人,或者說,中國的法學家創造性地認為婚姻把夫妻聯為一體。《名公書判清明集》裡沒有一例妻子譴責丈夫未經她同意賣掉她的嫁妝的案件。因此可以說,妻子的財產權沒有普遍的法律規定做後盾。即便如此,相反,丈夫的自由仍受到一定限制。曾有一個丈夫控告他想休掉的妻子偷竊了他的財產,法官裁定,妻子把嫁妝收藏起來不算偷竊。    
    婦女在傳記資料裡經常因為無私地處置嫁妝而受到表揚。比如,11世紀初,出生於富裕官宦家庭的趙氏(1008—1039)與17歲就通過了省試、成為家裡第一個當官的某男子結了婚。按照她的傳記的記載,當時丈夫家很窮,趙氏為自己有這麼多私人財產感到很不舒服,因此把嫁妝悉數捐出,充作家庭公產。上官氏(1095—1178),正如我們在「導言」裡看到的,她阻止丈夫借錢贖回親戚非法賣掉的祖先墓地的打算。她傾囊而出,用全部嫁資贖回祖墳並用餘款買下周圍的土地,修建了房屋,以便於看守祖墳。據范氏(1143—1222)的傳記,她於1160年嫁入田產不到3畝的一戶人家,她丈夫家的財產只能維持現在的生活但無法養育子女。當鄰居打算賣掉土地時,她迅速賣掉了自己陪嫁的土地然後買下了鄰居的地,把地契交給公公。「會鄰有求售者,亟鬻所自隨只田以買之,納其券於舅」。張氏(1146—1195)的傳記報道她賣掉5畝奩田,以便支付丈夫兄弟喪妻後續娶的費用。    
    寫這些傳記的學者都不贊成嫁妝完全是妻子的私人財產。他們塑造的妻子都在用全部或一部分嫁資為大家族的目標服務,109如祖先的祭祀和喪葬,或丈夫兄弟姐妹的婚事,從而證明她們是賢「內助」(見第6章)。比如,劉宰(1166—1239)說女人的本性就是吝嗇。這樣一來,趙悟真女士(1154—1224)就成為例外,因為她不僅把嫁妝和奩田全部交給了丈夫,還從不向他要收支的憑據。    
    女人死後,嫁資一般傳給丈夫或子女,但是有些女人明確表達了怎樣處置嫁妝的願望。例如,趙氏(1035—1110)在病榻上對女婿說:「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遺諸子孫。」(這意味著不只給她自己生的子嗣)丈夫接受妻子嫁妝時還可能牽連到情感方面的問題,即不能用亡妻的嫁資做她不同意的事。曾有一個男人不得不用妻子留下的錢為她辦佛事,因為當他用她的錢買妾時,亡妻就扮成鬼跳出來給他搗亂。    
    嫁妝成為家庭糾紛的原因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司馬光相信家庭為女兒準備豐厚的嫁妝並不僅僅在於關心她們的福祉。很多家庭明確打算通過豐厚的陪嫁加強兩家之間的聯繫。然而嫁妝像任何一種財產一樣很容易引起紛爭,使親戚變成敵人。男人可能為了女人的嫁妝娶她,然後再把她趕走。有嫁妝的孤女不一定過得好,因為她的監護人——叔叔、姐妹的丈夫或其他親戚——時不時地表現出不願意讓她們結婚的意思,不願失去對她們的財產的控制。一位判官在一樁男人掌管叔叔遺產的案子裡察覺到這種動機,地產屬於他叔叔的女兒和孫女。女兒已經25歲,但無任何談婚論嫁的跡象,孫女的婚事提起過,但沒有任何結果。判官觀察到:「今留秀娘於家,誠可以為占田之策。」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5

    奩田有時只是許諾要給男方,並沒有在婚禮前送到丈夫家。這看來至少成為廖萬英起訴妻子的叔叔奪走她的奩田一案的疑點。很不幸,叔叔已經把土地交給廖萬英妻子的哥哥掌管,已經被賣掉以償還她哥哥自己的債務。判官承認妻兄錯了但沒給廖萬英提供任何幫助,只不過告訴他真正的男人不應該為了嫁妝結婚,而且他還不應為此事使兩個家庭的關係變壞。    
    110帶著豐厚嫁妝的姑娘們當然會成為眾所欲求的兒媳,各種各樣的花招、伎倆都被用來挽留她們。有一件案子涉及再婚父母的女兒。妻子前夫的女兒是繼承人;現任丈夫前妻的女兒沒有什麼遺產可以讓她指望。女繼承人很小的時候父親給她訂了婚,但是未婚夫發現她母親和現任丈夫把她原來的嫁資壓低了,遂提出訴訟。    
    女人在這類案子裡經常是犧牲品,但是她們也能迫害、欺騙別人。李介翁死後,僅留下一個女兒和生她的婢女,地方官府分割他的財產,一部分給了法定繼承人——一個男孩,一部分給仍然由母親照顧的女兒。結果當媽媽的在前主人下葬以前就用女兒的土地當做自己的嫁妝,與別人結婚了。小姑娘被訂婚,並送到未來丈夫的親戚家裡當童養媳。後來,因為官府掌管著小姑娘的可動產(現金和銀器),媽媽和她的新丈夫又把姑娘搶回去,試圖控制她的錢財。    
    作為彙集了婦女財產引出的福祉和問題的典型例子,人們會關心宋初名人之一杜衍(978—1057)的生平。在為杜衍寫的傳記裡,歐陽修(1007—1072)強調杜家過去在唐朝連續出了很多高官的顯赫歷史。他說杜家曾經很富,但是在分割財產時,杜衍把自己的那一份全給了兄弟們(因為他們很窮)。張方平(1007—1091)為杜衍的妻子相裡氏(988—1065)作傳,進一步提到杜衍的父親在他很小時就去世了,他媽媽返回娘家,把他留給幾個可以依靠的親戚。司馬光寫出了不那麼精心遮掩的杜家的背景。按照他的論述,杜衍的父親在他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被祖父帶大。杜衍的兩個父親前妻生的哥哥不喜歡他母親,杜母於是離開杜家嫁到另一家。杜衍十五六歲時,祖父過世了。兩位哥哥要求他交出他母親的「私財」——指杜衍母親的嫁妝——那些財產顯然由杜衍掌握著,他們以杜母已嫁走為理由提出要求。當杜衍拒絕時,他們開始動手打人。一人用劍刺傷了杜衍的頭部。杜衍流了很多血,逃到姑姑家,姑姑把他藏起來,救了他的命。由於父親方面無處可讓他投奔,杜衍來到母親家,但是母親的新丈夫不許他住下。後來杜衍到處流浪,很窮,靠抄抄寫寫謀生。(這就是他無私地放棄自己應得的家產的後果!)杜衍在流浪途中得到一位姓相裡的富人的欣賞,他不僅把女兒嫁給杜衍為妻,還做出安排讓女婿過得很舒服。111後來杜衍考中「進士」,完美地獲得第4名。當上大官以後,他利用「恩蔭」特權讓妻子的兄弟得到官職,回報了相裡家的恩情。    
    類似這樣的故事具有多重內涵。像杜衍這樣出身名門但又沒有錢財的人,可以通過與富人家的女兒結婚確立自己,得益於女方的嫁妝,求得個人發展。然而這種「婦財」也會引起兄弟間的敵意: 畢竟由於母親的財產,杜衍被異母兄刺傷,不得已從家裡逃走,就這樣與父親的家族斷了聯繫。不僅如此,嫁妝甚至並未確保他母親過上舒適的寡居生活,還使異母兄為此騷擾杜衍的母親,迫使她兩手空空離開了家。    
    如果不是更早,至少自恩格斯以後,學者們已經認定婦女的財產權是她們獲得社會和政治地位的關鍵所在。有一種意見說只要婦女的財產權是有限的——比如,女人不能承祧父親的土地或在婚後以自己的名義擁有土地——那麼,她們在家庭和更大的社會裡的權力也就相應地是有限的,對婦女財產權的文化意義的評估如果不是完全負面的也是很狹窄的。傑克·古迪(Jack Goody)最近論證了,嫁妝盛行的社會傾向於一夫一妻制的社會,離婚的很少,婦女有可能繼承家產,女人的一般身份比較高。女人擁有財產,境況就會更好的觀點在今天很少遭到質疑。西方國家不斷督促其他國家修改它們的法律條令,給予婦女等同於男人的財產權。    
    嫁妝對於宋代婦女意味著什麼?擁有嫁妝是否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使她們行動更自由,可以得到普遍的尊敬或影響家庭事務的決定?對於妻子而言,帶著一箱箱的衣服、首飾和地契步入婚姻所產生的心理價值大概與她可用嫁資做什麼同樣重要。第一,嫁妝證明她不是妾這個事實: 她不是被娘家賣掉的;相反,家人把她看得非常重要,在送走她時陪送很多東西。第二,嫁妝給她提供了討別人高興——年輕新娘的主要工作——的手段。正如下一章要看到的,新娘常試圖用陪嫁的東西贏得丈夫家人的歡心。第三,嫁妝使女人得到一點點、不太多的安全保障,使她們不至於一貧如洗。嫁妝有時是寡婦謀生的主要來源(見第十章),可以帶到第二次婚姻裡(見第十一章),還可成為收養繼承人的基礎,讓他祭拜自己(見第十三章)。第四,嫁妝使妻子與夫家財產的增殖更有關聯,這樣至少可稍稍緩解一點父系家族暗含的對女性的歧視。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6

    112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時段裡,從嫁妝的角度看,宋代似乎是妻子和女兒們遇上的最好的時期。但是嫁妝在後來遭到的限制多半也始於宋代,因為宋代的儒家學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妝的問題上流露的感情比較複雜。比如其中之一,司馬光譴責女人把嫁妝視為私人財產以後帶來的隱患;他對家庭的看法,側重於把它視為共財的團體,而這樣一來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如果財產對家庭如此重要,那麼家長寧願兒媳帶來豐厚的嫁妝,而且陪嫁多的媳婦就會比少一點的妯娌更受公婆的歡迎。司馬光希望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 公婆不應該貪婪;新娘子不應該狂妄傲慢。    
    對婦女控制財產問題的更激進的解決辦法由那些倡導復興古代敬宗收族原則(「宗」的原則)的人提出。如果將注意力從同財共居家族轉移到向下延續的宗祧家庭,財產和婦女兩方面的作用都不重要了。在11世紀中期,像程頤這樣的學者開始號召恢復更純粹的儒家祭祖禮儀,更強調宗的原則,其動機在於與佛教展開競爭,也在於士人階級發展祭祖儀式以適應自己新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的需要。    
    經過一個過程,人們才慢慢看出來這些針對妻子財產權的想法。朱熹在《家禮》裡引述司馬光的觀點,主張防範婦女因私人財產得到過度的權力。朱熹也像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讚揚把嫁妝用在丈夫家庭的婦女。與此同時,他在《小學》(引用胡瑗〔993—1059〕)裡指出,來自於地位不高、財產不多的家庭的妻子們更好一些,因為她們更容易適應從屬性家庭成員的地位。    
    朱熹的弟子黃榦(1152—1221)進一步倡導把婦女財產權觀念與敬宗收族理念協調起來。黃榦當官時寫的兩篇判詞提出,女人對掌管嫁妝的權力要求得不高,低於她們的丈夫和兒子。第一例事主為徐先生的寡妻陳氏。陳氏在丈夫死後返回娘家居住,留下她生的3個女兒、1個兒子,但是帶走了200畝陪嫁的奩田。徐家有人起訴,試圖要回這200畝田產,但是被法官駁回。在上訴時,黃榦推翻了原判。黃榦寫到:「父給田而予之家,是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裝奩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陳氏豈得而有之?使徐氏無子,則陳氏取其田以為己可也。況有子四人,則自當以田分其諸子。」黃榦公開承認沒有子女的113寡婦返回娘家居住時可以把嫁妝帶回去;但是他堅持,女人陪嫁的奩田和帶過來的衣服和日用品不一樣,如果這個場景裡有孩子的話,她們就不能隨心所欲地處置財產。    
    黃榦在另一樁案例對婦女財產權做了更多的限制,其中一例涉及一男子,其妻生有一子,其妾生有兩子。該男子原有地產納稅6貫錢,妻子奩田所納之稅與此相同,可以推測兩塊地差不多一樣大。夫妻二人去世後,男人原有的地產分割給3個兒子,但妻的陪嫁地由她生的兒子掌握著。當時,弟弟們對此沒有爭議。16年後長兄去世,一個弟弟和另一個弟弟留下的寡婦一起提出起訴,第一次告到縣衙,然後3次告到憲司、2次告到帥司。6位長官提出了3種處理意見。有兩位堅持妾的兒子不能爭訟嫡母的奩田;另外兩位認為應該把土地均分成3份;最後兩位則提出,妻的兒子得1/2,兩個弟弟各得1/4。黃榦認為嫁妝已經變成丈夫的財產,傾向於均分為好。但在最後,他同意按最近的一次法律判決,分成兩半。最初受理此案的官員顯然意識到女人希望自己的嫁妝都由親生兒子繼承,這一點分割財產時應該考慮進去。黃榦則批駁了妻子的奩田不屬於丈夫財產的整個想法。    
    元代和明代,婦女對嫁妝的權利受到明確的法律條款的制約,法律規定離婚或喪夫的女人返回娘家或再婚時不能帶走嫁妝。這項規定當然削弱了家庭給新娘提供嫁妝的積極性。修改法規的原因很複雜,但理學家對婦女控制財產產生的不安肯定已經成為嫁資減少的原因之一。    
    在本章的結尾討論扭轉嫁資變得越來越多的種種原因,我希望強調推動歷史進程的本質因素。嫁妝的增多可以看作經濟、政治變化的結果,但是還有它本身的效果。它不僅催生了補充性法律條令和制度的產生,比如政府頒布法令規定確保孤女得到一份家產,還引起知識界甚至於國家的反對。種種互相衝突的效果用複雜的方式在整個過程裡交匯,使社會生活裡簡單的機能性的關係變得晦暗不明。    
    


第七部分: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 1

    談到美德,可能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與「階級」有各種各樣的聯繫。統治階級要求自己的成員具備的品質取決於權力的來源。因而,文人階層不像軍功階層那樣以體力上的優勢和充沛的精力為榮耀。當然,統治階級總要宣稱自己擁有的品德是天底下最普遍承認的那種好品德,它們能為自己的更大利益服務,而且還能把好人和壞人區別開來。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希望一般人都相信,把他們推上權力寶座,使他們高於他人的是美德,而不由於他們已經控制了政治和經濟資源。    
    討論女子美德時需要的話語及階級基礎與討論男人美德時一樣多。我在本章將考察對理想妻子的建構是宋代士人階層產生的標誌這種認識。經濟上這個階層依靠來自土地的收入,也因經常性的商業活動而更富裕。但是他們不只是一個生活舒適的階層: 為了得到政治權力、社會影響力和文化上的領導權,還必須熟練地掌握文學傳統,並能參與和分享時代思潮及其格調。使男女都受讚揚的最主要的品質,簡而言之,就是讓一個家庭得到功名,躋身於士人階層。在唐代,墓誌銘裡受到讚揚的男人和女人都因為他們有顯赫的祖先,而且精通禮儀,行為舉止得體,這些要素大多與世家大族緊密相連。貴族的妻子們還經常由於美麗而受到讚揚。1然而在宋代,一套相當不同的美德內涵變得引人注目,其中與此時論述的問題最有關聯的,我相信,是在那個時代保持上層階級的身份。    
    115這並不意味著階級因素壓倒或遮蔽了社會性別。好的妻子不是好丈夫的翻版。相反,她全心全意接受社會性別差異,視自己的角色為「內助」。她不僅小心翼翼不冒犯丈夫和公婆的特權,還做好任何需要做的家務事使他們生活得更舒適。第一章和第二章勾勒的儒家性別差異和家庭角色的模型支撐著宋代「內助」的理想型。然而對妻子美德的文字描述比原有意識形態的內涵要豐富得多: 它們多方位地關係到如何帶領家族在上層階級裡延續和成功。宋代理想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不僅簡單地獻身於丈夫的家庭;她還有管理方面的能力及文學天才和人際關係中高超的技巧,使她可以保持家庭的繁榮昌盛。    
    內闈第六章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復閤家庭中盡本分的兒媳    
    正如第三章所見,上層階級的男子非常年輕就結婚了,一般在將近二十歲或二十出頭。結婚時的男人越年輕,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就越可能仍然活著。(我研究的墓誌銘史料裡的男女,約一半人活到60歲以上,1/4到70歲。)此外,新郎家裡大多都有一個或兩個兄弟。(我研究的夫婦,3/4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兒子,一半有三個或三個以上。)2因此新娘開始婚姻生活時一般都是加入一個復閤家庭,家裡有丈夫的父母或二老之一,可能還有新郎的祖父母或其中之一,一個或幾個兄弟,兄弟們的妻子,未婚的姐妹,多半還有兄弟們的孩子。    
    圖13一個盡職的兒媳幫助丈夫照顧他的父母,李公麟(1040—1106)圖解《孝經》之一,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L1986101)。    
    這種復閤家庭裡的新娘被期待著拿出全部精力侍奉公婆並討好每個可能討好的人。正如圖13手繪卷軸《孝經圖》展現的,這種服務的象徵是獻上食物,3畫面上描繪了正在做奉獻的兒媳,作者強調她縫紉、做飯、親自侍奉公婆吃飯,而不是打發下人去做。一個兒媳,看起來應該扮演得像她公婆的僕人一樣。比如說陳氏(960—1038),她的丈夫輾轉各地當官時,她用做飯、侍候寧願留在老家的公婆度過了婚後的第一個20年。陳氏的同時代人王氏(959—1038)從不讓僕人侍候婆婆,她親手做好所有適合老年女人吃的東西,天氣最熱時甚至不斷為睡著的老人打扇。李氏(1019—1053)嫁進一個大家庭,家裡有丈夫的奶奶、父親、兩個叔叔、四個兄弟。但是沒有婆婆,116因此這給她留下照顧病痛中的公公的重任。公公病危時,她用自己的錢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游氏(1077—1132)的公公喜歡招待客人。作為最小的新娘子,她盡心盡力地照顧客人,從不讓嫂子們替換她。她還有一個嚴厲的婆婆,20年裡從來不許兒媳們在她面前坐下。由於游氏是惟一順從得足夠討她喜歡的兒媳,她有病時只接受游氏的照顧。孫汝靜(1206—1263)婚後立刻宣佈接過婆婆承擔的一切重活,她說,婆婆太老了,不能再做體力勞動。婆婆生病時,她照顧她,晚上點上香,祈求減少自己的壽命以延續婆婆的壽命。4    
    117新娘還會因慷慨大方地拿出陪嫁的東西受到丈夫家人的讚許。我們得知,方道堅(1115—1191)結婚時帶過來的箱子多得出奇,但她把每一件東西都交給了婆婆和丈夫的奶奶,後者沒有幾個人能討她喜歡。王氏(1132—1192)嫁入一個由長嫂當家的大家庭。她不久就捐出一些首飾維持家庭開支。戴氏(1161—1205)嫁到一個生活樸素、家境一般的家庭,遂賣掉一些衣服、耳環補貼家用,表明自己不吝嗇。我們得知,她的公公對她讚賞有加,說她「真吾家婦也」。5    
    


第七部分: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 2

    復閤家庭很難保持和諧,因為家庭成員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人們讚賞那些看起來不為妯娌和侄子得到好處而生氣的妻子們。曾季儀(1079—1113)的丈夫江褒(1069—1117)平日不與兄弟們一起過日子,但是並沒有分割家產。江褒靠官俸度日,把家裡地產的收入留給了兄弟們。我們得知,他的妻子「未常商有無計彼我也」。後來,江家長子打算移居到京城,但缺少費用。當江褒試圖想辦法幫助哥哥時,曾氏走進自己的房間,拿出嫁妝裡剩下的東西,告訴他把它們交給哥哥。6    
    勝 任 的 管 家    
    傳記資料非常願意把上層階級婦女描寫得聰明能幹。正如孫覿所寫:「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閑靜專為德,而屍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曾鞏(1019—1083)讚美妻子的聰明才智道:「於事迎見立解,無不盡其理。」7    
    女人為完成「婦功」——穿衣、吃飯和一切與家務有關的事——而付出的艱辛困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財產的多少。有些士人階層家庭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家裡的女人無法讓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顯得可愛。范普元(1143—1222)儘管出生於富裕人家,在夫家遭受財務上的損失後,「躬蠶桑,若補紉等事」。袁燮(1144—1224)說他的嫂子趙氏(1164—1213)儘管曾過過宗室家族的奢侈生活,仍像一個窮人的女兒那樣辛苦地紡、織、縫縫補補。118張幼昭的丈夫是知名學者陳傅良(1137—1203),家裡不斷有人慕名而來。張氏親自為來訪者做飯,只有一個婢女幫忙。葉適(1150—1223)記載,他母親結婚的第一年,一股洪水肆虐於周圍幾里以內,洪峰過去後,沒留下一間房子、一件傢俱。一家人只好停留在任何一個可停留之處,遷移了11次。「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管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8    
    富裕興隆之家的妻子們也被指望著辛勤勞動。何逮(1153—1203)說他的媽媽杜氏(1133—1186)在家裡富起來很久以後,始終如一地辛勤紡織,直到變老。夏氏(1129—1192)幫助丈夫經商得到信賴,她家財產增殖到幾千畝土地,因此成為州內屈指可數的人家。涉及到官宦之家的一則逸聞說,一位妻子去世後,她的僕人瘋了,開始像女主人曾經做過的那樣,挨門逐戶緊盯著向佃戶收租,並且下令把拖延的人打一頓。這個故事之所以形成和流傳為這種樣子,多半因為宋代學者希望妻子照應好日常生計,確保丈夫專注於學業。韓元吉(1118—1187)在對李氏(1104—1177)的描寫裡清楚地表達了這層意思。李氏的丈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公事裡,「未嘗問家有無」。李氏把管理家產當作自己不可推卸的義務,她買進肥田沃土,在溪邊蓋起房屋。有一天,一個農夫扛著一袋稻穀走進她家院子,她丈夫對此驚奇不已,全然不知農夫為何人,扛著什麼東西。李氏只得笑著說:「此吾家租也。」9顯而易見,像李氏這樣的妻子是有田產的人家的財富,家裡的男人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致力於文學和政治。    
    在大家庭裡,通常由一個女人掌管家庭內部全部財政並管理和指揮所有的僕人。有時甚至由剛來的新娘負擔起重任。崔氏(999—1067)嫁進一個二百多口人的大家庭,她的公公,「常患內事無主,一日召夫人於庭告之故條家事付主之」。她開始有點推辭但最後承擔起工作。事實證明她處理問題十分嚴肅認真,但對僕人並不嚴苛,「未常過行笞呵」。這種可能帶一點過失,但盡量減少摩擦的管理僕人和妾的能力得到很高評價。范氏(1015—1067)對妾常和顏悅色,但「至有所整肅亦莫敢犯者」。傅氏是嚴格的管家;對待妾她從不發怒生氣,但是「細大畢入於規矩」。李淑英(1196—1255)因使家裡的一切井井有條而受到稱讚,119她教導女兒對妾要好一點,提醒女兒「彼亦人女也」。她總是教婢女和妾學怎樣紡織,怎樣縫紉,而且自己總先示範一遍。    
    節儉是成功的管家必須做到的重要原則,因為很多士人家庭還遠非富裕。韓琦(1008—1075)抱怨最近流行的女服和首飾接連不斷地花樣翻新,因此人們總要丟掉舊的,熱衷於做新的。為此他表揚侄媳張氏(1012—1063),她不趕時髦,對此無動於衷,也不願奢侈浪費亂花錢。同樣,我們還得知,杜衍(978—1057)的妻子相裡氏(988—1065)穿著樸素的衣服「無采翠珠璣之飾」進宮朝拜,遭到人們嘲笑時,她一點也沒有忐忑不安。胡氏(1077—1149)從來沒有穿過奢華、艷麗的衣服;她還有一件洗過、補過很多次但仍沒扔掉的長袍。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邊氏(1155—1203),我們被告知,三十多年來,她一直穿著結婚時帶過來的嫁衣。    
    把婦女作為非常勝任的管家進行表揚時,墓誌銘的作者經常使用類似今天我們用來稱讚高效的秘書時的用語。這類女人令人驚奇,因為她們使生活對於丈夫而言非常舒適,使他們可集中精力做生命裡真正重要的事,如學習,學術研究,或為官作宦。當李友直(1134—1199)的妻子史氏(1139—1197)59歲去世時,他向請來為她寫墓誌銘的人例數她的美德和婦功。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她管理方面的才能:「吾游太學久乃得仕。未嘗屑意家事。凡出入有無,豐約之調度,皆吾嬪處之,不以累我。」這些女人自己也用同樣方式看待自己嗎——負責地履行對男人有利的策略?或者說她們在學著怎樣給男人留下這種印象,讓他們高興,從而自己的生活也更快樂?沒有女人自己寫的史料。此時思量著多半是兩種女人兼而有之,除此以外,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可做的。    
    


第七部分: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 3

    賢明的勸導者    
    沿著漢代劉向撰寫《列女傳》時確立的傳統,很多女性傳記的作者強調她們怎樣給丈夫大公無私的勸誡,鼓勵他學習,效忠皇帝,或多行善事。120毋須列舉許多例子,讓我講講李綱(1083—1140)筆下其岳母黃氏(1063—1121)的故事。黃氏的丈夫被貶到遂昌縣以後,他打算放棄這個職位,這樣他祖父就可以代替他得到一個位置。每一個人都試圖勸阻他,說他年輕,有才能,應該耐心;有朝一日會得到很有威望的職位,光宗耀祖。只有妻子黃氏支持他的決定。後來他得到了更重要的地方的職位,並且可以讓一個兒子憑恩蔭入仕。但是他更願意舉薦小叔叔代替兒子。當他告訴妻子時,妻子欣喜地說:「公方壯年為祖謝仕。今始得子孫之恩復以推叔父。皆人所不能。而公優為之其助風化多矣。願亟抗章無疑。」李綱感歎道,「嗟夫仕宦進取鮮不為妻孥計。而龍圖公所為絕人遠甚,益有夫人為之內助而。為人妻者能勉其夫以義如此尤所難也。」    
    在這篇傳記後面,李綱列舉了黃氏另外一些賢明的建議。當丈夫長期滯留於郡治位置時,她勸告他耐心等待,說現在的位置使他有機會把從前學過的東西用於實踐。自從察覺到丈夫有點耿直魯鈍以後,她給他講解佛教權宜之計的概念,勸他要靈活變通;他陷入煩惱時,她通過說他還沒有達到佛教「智」的境界所需要的忍耐的限度,鼓勵他振作起來。黃氏還有意識地在丈夫的弱項上給他做些找補。「龍圖公作家以嚴,而夫人濟之以寬。蒞事以宜,而夫人濟之以和。伉儷垂四十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龍圖公立身行道無愧古人夫人助之為多。」一個始終不渝鼓勵丈夫堅持按士人階層男子看重的價值觀為人行事的妻子,顯然比輕視或貶低丈夫工作的妻子要好。    
    才女    
    一副圖解《女孝經》的宋代繪畫畫著一位坐在放著書的桌子旁邊的女子(見圖14)。畫家認為一個模範的女人,在孝順父母公婆、服從丈夫的同時,還可以是知識女性。傳記作者經常稱讚女性諳熟詩書。孩童時代她們可能已熟讀了班昭的《女誡》,121還有《蒙求》和《孝經》等啟蒙書,或標準的儒家經典,如《詩》、《書》、《論語》、《孟子》和《春秋》。有些女子還讀佛經。在士人階層裡,有文化似乎使女子更有吸引異性的能力和條件。張孝祥(約1129—1170)勸說一個朋友撮合自己妹妹和對方兄弟成親時,特意說明自己的妹妹有文化,能背誦佛經。    
    圖14一位知識婦女和她桌子上的書,宋代繪畫,圖解《女孝經》之一。故宮博物院,北京。    
    傳記作者也樂於強調他們的女性傳主多麼聰明。曾鞏(1019—1083)讚揚王安石的母親吳氏(998—1063)「好學強記」。反過來,多半受母親的影響,王安石視女性的文學才能為魅力,他把王氏(1007—1059)描寫為一位不錯的詩人,把曾氏(989—1058)描寫為熱衷於史學的學生,能像當時任何一位知名學者一樣討論歷史問題。黃氏(1063—1121)身為書香門第之家的長女,據說年輕時特別聰明,122善於學習,「誦書日十數百言」。有一個例子是外祖父發現外孫女戴氏(1121—1192)特別易於教授,遂讓她與兩個兄長一塊兒讀古文經典。顧靜華(1186—1238)有一位身為著名作家的父親。多半作為結果,□氏年輕時「於百家傳記,至老佛之書。多貫通古今文章悉成誦。儒生精博者不能及。」我們還知道,她的書法像男人那麼好。女性的才智包括觀相術、醫藥、音樂、占卜學等領域的知識和各種技藝。父親和丈夫都當官的丁氏,「自幼穎惠,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她瞥一眼與丈夫談話的官員以後,就可準確地預測他的命運。她甚至可以憑手書算命。    
    


第七部分: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 4

    不時有女人可以得到詩人、畫家或書法家的聲譽,然而只有極少數情況下女性的作品能倖存到今天。魏泰(約1050—1110)列舉了他同代人當中擅長寫詩的女性,並以王安石家為例: 王安石的姐姐、妻子和女兒都寫出了讓人傳誦的詩句。宋代最廣為人知的女作家是李清照(1084—約1160)。與她同齡的男人承認她是真正有天賦的詩人,圍繞她的詩作進行的討論與男詩人一樣多。在李清照的例子中,非凡的天賦伴隨著不尋常的優越環境。她的父母親都是作家,使她得到紮實的歷史學、經典和詩辭方面的教育。結婚以後,丈夫樂於與她一起討論詩辭、藝術和歷史。而且,他們沒有孩子,因此她比很多妻子有更多的時間獻身於寫作。由於丈夫總出遊並且早逝,李清照為與丈夫分離而感到沮喪,因而多描寫失落而可愛、敏感、倦怠、優雅的女士。這樣一來,她的詩辭很容易與長久以來男詩人一直描寫的感傷的美女形成比較。這個領域裡李清照寫得如此之好,以至於吸引、激勵了男詩人;它證實、強化了這一點,即男人幾個世紀以來忽視的女人的情感確實是敏感多情、充滿靈氣的女人所擁有的。    
    這個女人的成功促使我們更有必要考慮為什麼很少有別的妻子可以與她相比。當然男人不鼓勵女性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對女作家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描寫了一個女人的聰明才智以後,傳記作者一般都試圖讓讀者相信女作家仍是謙虛、莊重的,並沒有自作主張濫用文學天才。曾鞏描繪了短短一生寫了七百多首詩辭的周氏(1040—1065),「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者也」123——他很少用這些話讚揚一位男詩人。王安石聲稱齊氏(1011—1065)寫了出色的詩篇但是從不讓別人看。其他的女人甚至放棄學習作詩。陸游(1125—1210)覺得有一件事值得寫進表親的女兒孫氏(1141—1193)的傳記,她十幾歲時,女詩人李清照自願教她作詩,但她拒絕了,說:「才藻非女子事也。」1182年朱淑真詩作「序言」的作者開篇寫道: 我曾聽說寫作美文不是女人的事。但是偶爾看到有的女子具有非凡的寫作天才和不必有的性格,她們寫的詩文賽過男人。她們不希望別人知道她們的姓名,但那是不可能的。女詩人去世不久,他出版了她的詩辭,非常欣賞她把感傷的情懷表達得那麼好,他顯然被打動了。    
    為什麼妻子們不願把自己的詩作示以他人?是不是因為會與丈夫一比高下,而丈夫正試圖在男人必須表明自己才是作家的世界裡取勝?是不是這樣就在某種意義上暴露了自己,因為妻子不該被家庭以外任何人看見的原則是壓倒一切的?很多男女都明確感覺到文學追求中自我表達的取向不符合妻子的形象。進一步而言,很多已婚婦女發現,拘泥於已經確立的女性行為模式,很難寫出令人滿意的好詩辭。因為結婚以後,忙於撫養孩子、管理僕人、討好姻親時,她們不再可能被那些因沒有男人而迷惘、漫無目標的女性形象打動,不像平安時代的日本和明朝末年的中國,士人階層的宋代女性未能給自己製造出一批聽眾,也沒有找到更吸引她們的創造性作品所需要的文學語言。    
    理學的興起是否限制了婦女的文學創造力?由於早已論述過的儒學復興的趨勢已經出現,我猜測確實被限制了。所有的理學家都贊成讓女人學會讀、寫,這是真的。司馬光在《家范》裡引用班昭的觀點,女人如果知道怎樣閱讀,會成為更好的妻子。司馬光還加上自己的結論:「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他在《居家雜儀》裡依據《禮記·內則》為男孩女孩提出了學習的主要課程。即便女孩子不學與兄弟們相同的功課,也可以讀《論語》、《孝經》和《列女傳》。朱熹同樣鼓勵姑娘們讀道德訓誡小冊子,特別提到司馬光的《家范》。但是這些男人,124就像大多數積極參與復興儒學的人一樣,對男女詩人作品的價值都懷有同樣矛盾的心理。司馬光明確反對教女孩子作詩。程頤述說了他母親自己已感覺到的這種矛盾心理:「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十篇,皆不存。」程頤本人只記得她作的一首。    
    到南宋後期,理學對詩歌創作的反對已經廣為人知並被接受。詩人姚勉(1216—1262)寫到他妻子鄒妙莊(逝於1257年),她出生於一個與朱熹儒學學派有緊密聯繫的家庭。她的外祖父李恕已本人從學於朱熹,童年時期,她家嚴格按照儒家原則進行管理。鄒氏得到文學方面的教育,每天都讀幾段《論語》和《孟子》,還喜歡讀唐詩。她知道怎樣作詩但從來不作,以「非女子事也」作為解釋。姚勉知道她能寫出漂亮的句子,曾看見她寫過,但仍因敬慕使她不炫耀自己天才的「深靜」而不說穿。    
    


第七部分: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 5

    孝 敬 的 妻 子    
    妻子被期待著協助丈夫完成祭祖儀式,有很多女人細心、虔誠地履行這一職責的描述。比如說俞氏(1121—1194),她作為新娘踏入家門後就詢問公婆喜歡吃什麼,今後便可按照公婆的口味準備四時祭品,為此她受到讚揚。還有一些女人因為仔細地清洗祭器、準備食物而受表揚。王氏的傳記引用了她的話,「祀享人之大事。故須嚴潔以表至誠。」    
    在基本的儒家職責、義務以外,妻子們對佛教、道教和地方廟壇有強烈的興趣。看得出來連對宗教活動相當冷淡的男人也經常仰慕虔誠信教的婦女。像前邊談過的賢明的勸導者黃氏,被描述為利用佛教教義幫助丈夫完成崇高的儒家職責,並且照顧著所有的家庭成員。    
    佛教教義可能真的對婦女有吸引力;如果她們對現世的生活不滿,可能會集中精力獻身佛教企圖使來生變得更好。女人捐贈給廟壇的東西與男人一般多,有時候把自己的畫像放在125信奉的佛像或觀音菩薩像下邊(見圖9)。宗教活動也因打破了固定、狹隘的日常生活而產生吸引力。祈禱神明、添油上香等事務使婦女有了離家外出的理由,或至少可以讓生人到家裡來。各種階級和階層的女人都可以到廟、壇去,有時結伙而行。廟宇給女人們提供了相會的空間,比如杭州的天竺寺,女人們每月在那裡聚會一次研讀經文。偶爾有的女人成為教派領袖。11世紀,拒絕結婚的崔氏得到來自各種階層的追隨者,他們都相信她會不朽。    
    女人傳記裡最驚人的,無論如何不是利用宗教活動逃避家庭,而是獻身於佛教使她們得到了退避三舍、深居內闈的途徑。李氏(976—1031)經常誦經,每月齋戒10次。崔氏(999—1067)喜歡佛教書籍已久,但是當讀到《圓覺經》時,她說:「使我早研悟此理。」從此她讓自己從世俗事務中脫身,減少食量,完全禁止享受生活。劉氏(1005—1085)喜歡背誦佛經而且接受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邊氏(1025—1093)每天都燒香、讀經。她一邊念著達摩的名字,一邊捻著佛珠。邵氏(逝於1121年)「誦佛書日不輟。夜諷秘咒,施餓鬼食。風雨疾病不渝也,數有異應。自書觀音『偈心念不空過五字。』」觀音菩薩在宋代經常表現為女身,似乎對女性有特殊的吸引力。比如楊氏(逝於1271年),寫了幾種儒家經典研究著作的學者之妻,她的墓裡有一座小小的觀音菩薩像(圖15)。    
    圖15楊氏(逝於1271)墓出土的觀音菩薩小瓷像,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載《考古》1983,11:1004—1018。    
    大的復閤家庭裡的妻子們似乎特別喜歡獻身佛教。張氏(1074—1122)是幾十口人(或者,如傳記更形象的記載,有「千指」)大家庭裡的妻子,她「喜浮屠學,日誦其語。食不擊鮮,奉觀世音尤力。課所謂大悲咒者數以萬億計。常得寒疾濱死。觀世音現白衣瓔珞像。升臥榻以楊枝荊芥袚其體。尋汗浹頓愈。」胡氏(1077—1149)的家庭更大(「千指」之家),她每天清晨念誦佛經,沉浸於埋頭苦讀。126她不能忍受殺生之事,也不吃肉。仲靈湛(1133—1184),一位儒家學者兼官員之妻,年輕時曾研讀儒家經典,包括列女傳,但是後來更被禪宗吸引。她曾經會見過禪宗大師大慧宗杲(1089—1163),127大師對她的悟性印象很深,安排她跟隨自己的一個弟子研修。「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書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為亙古今不能虧也」。    
    有的論述明確說信佛使女人變成了更好的妻子。魏氏(992—1064)的佛教信仰使她為丈夫張沔(983—1060)考慮得更周到,因而得到信任。張沔從不注意家裡的財務。他返家與父母住在一起後,家裡總是入不敷出。「夫人薄衣約食不以其不足累於張公。蓋夫人學浮屠,通其書之說。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而不以外物動其心」。胡氏(逝於1093年)有一位必須照顧的患慢性病的丈夫。她「閒則讀佛書灰心釋慮。不以不幸見於辭色,以傷夫之心」。    
    偶爾有夫婦雙方都對佛教感興趣。據說陳孝常(1015—1082)喜愛佛教書籍,可以機智地與禪宗大師討論佛教的性質這類問題。他的妻子龐氏(1028—1101)喜歡背誦佛經,幾乎長期手不釋卷。黃珙(988—1062)提出,儒學可用來修身,而佛教提供了養心的方法,他誦金剛般若經四萬卷。他的妻子許氏(987—1074)一生讀了十八萬卷佛經。不過這些史料都沒有提到夫婦二人一起祈禱;相反,有相同的精神興趣似乎只不過是巧合。    
    偶爾有儒家學者試圖勸說妻子不再信佛。劉宰(1166—1239)記載他的第二個妻子梁氏(1170—1247),來自於信佛教的家庭:「梁氏故奉佛君之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余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惚若有所悟,自是遂絕。」陳傅良的妻子張幼昭(1146—1195),據說她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追隨丈夫,包括他信什麼,她也信什麼,因此她不信妖術,不信佛教和道教,她也不怕鬼。    
    


第七部分: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作為內助的上層階級的妻子 6

    妻子們進入中年或晚年後常變得篤信佛教,明顯地表現在35歲以後。尹氏(1026—1087)「晚而好禪學。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終日,無所思營及屬纊,不戚不亂,順受而待。」128陳氏(1039—1115)年輕時就被佛教吸引,但中年以後對佛教的理解達到更高水平。「晨起齋袚坐誦。雖事顛沛於前,不輟以觀。哺則置酒戲諸孫為笑樂,日以為常。」我們得知,黃氏(1063—1121)中年時篤信佛教。「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愉。」虞道永(1103—1182)晚年研究佛教,一天清晨,決定把首飾丟到一旁,戒酒戒葷;然後穿上樸素的衣服,只吃蔬菜,度過餘年。當她的兒子們打算給她申請一個榮譽頭銜時,她以已放棄世俗生活為理由予以反對。戴氏(1121—1192),童年時代和兄長一起讀儒家經典,「晚而好佛,讀其書甚悉。委諸子家事,淡然無營。」    
    這些婦女在哪裡學習佛教箴言?只有極少數人明確說是追隨禪宗大師學習。有些人可能接受請進閨門之內的尼姑的教導。袁采警告不能把佛教和道教的尼姑、道姑請進家門,因為她們顯然就是常客。但是很多女人也許至少從身為世俗信徒的家裡的長輩——媽媽、奶奶和姑姑那裡接受了最初的教誨。胡氏(968—1030)讀完了全部佛教真經並且記住了十幾卷。我們得知,後來她就教其他閨門之內的女人們讀佛經。    
    在我們的社會裡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人在晚年即將面對死亡時宗教傾向會更強烈。我們也知道很多女人在四五十歲孩子們離開家時經歷著感情危機。大概這些已構成中年的文人之妻對佛教感興趣的原因。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當時的觀察者並沒有發覺宋代婦女關注死亡、再生或救世這類問題。她們的兒子也不離開家: 事實上,她們經常被孫子們圍著。宋代作家描寫了她們如何熱切地救助自家的成員,同時也在尋求個人的安寧和頓悟。儒家學者願意表揚她們,因為虔誠使她們看起來似乎已成為更好的妻子和婆婆。    
    宋代男作家認為一個好內助的正面特徵不是被動的或輔助性的。聰明能幹,足智多謀和精力充沛都被視為積極的性格。作為家務的管理者,一位妻子要做許多事,還不說當媽媽(見第九章)。長期以來只要她出場時表現得主要在幫助男人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目標,129她就會因勝任和高效而受人尊重。    
    從可以得到但不夠完美的大部分史料當中,我至多能察覺到士人階級裡的多數女人已經把所論及的好妻子內涵的大部分變成了自己的想法。李清照非常願意表達自己對時政的非難和失去丈夫後的沮喪心情,但即便是她,也從不抱怨作為女人受到的限制。看起來扮演了支持的角色的大多數女人,不僅因為那是被期待的,還由於她們自己也認為那是恰當的。    
    理想妻子的概念就像法律一樣始終把女人置於輔助性位置,或許比法律更有效。由於這種話語限制著女性,當代學者似乎經常認為妻子的理想型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為了達到目的而傳播的。男人是本章列舉的敘事史料的作者,這是真的。然而我相信,由於這種言說已構成一個模型,這就不僅僅是儒家哲學家的創造,也不只是男人的追求。    
    讓我提供兩種論點。第一個論點涉及到形成這種話語的過程中女性的參與。畢竟是女人在養育女兒、教訓兒媳。老年女人希望看到什麼樣子的年輕女子呢?因為女人整天都在內闈度過,她們比男人有更多的理由願意內闈裡保持平靜與和諧。難道她們不願女兒活潑快樂,兒媳順從,婆婆像聖人一樣英明嗎?男人經常譴責女人找機會分家,毫無疑問有的妻子確實打算這麼辦。但是祖母們從來沒有被描寫得懷有同樣的感情;當家裡的女人有了長大的自己的兒子,這個家變大了,她會像丈夫一樣憂慮,避免分家。她希望女兒和兒媳都和睦相處。    
    第二點涉及作者為妻子們做傳時所寫的與作者寫其他題目之間的關係。傳記資料裡妻子美德的那些話語明顯與傳統儒家理解的人際關係特別是家庭關係倫理有關。但是傳記的言說似乎並不與宋代第一流思想家主要的理性關懷有特別緊密的聯繫。深刻認同理學的男作者們,如程頤、朱熹、黃榦和魏了翁,像其他宋代作者一樣,就女人所寫的,大多是同一類的事。他們似乎甚至並不更喜歡表揚妻子們在祭祖一事上的奉獻,也不喜歡記錄她們對佛教的虔誠。我對此大膽的解釋是做傳記時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地寫。死者的親屬自有一套什麼才使女人成為好女人的標準,並希望寫自己的女親屬時凸顯她們。    
    130他們設想的成為好女人的要素與宋代士人階級的性質有錯綜複雜的聯繫。這個階層的女人應該與下層社會的女人不同,就像上層階級的男人不同於農夫: 他們都克制、沉著、知書達理。除了體現這個階層起源的功名一類的特徵,上層階級妻子的形象還應該有助於保持家庭的地位。上層階級的女人因製造出平和、安詳和和諧而得到大肆讚揚,這是因為這個階級的復閤家庭非常脆弱,女人經常被視為緊張、分家、吵架的主要原因。袁采寫道:「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下層階級的女人也經常被描繪為這種形象,如胡穎(1232年中舉)寫的:「大凡街市婦女,多是不務本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五為群,專事唇舌。鄰舍不睦,往往皆因於此。」於是,上層階級男人的好妻子就不能用女人的自然本性行事,但是已經克服了這些傾向的女人,就有可能使她們的家庭繁榮昌盛。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1

    13世紀的詩人舒岳祥(1217—1301)注意到浙江的農村婦女多麼辛苦地勞動,採茶、車水、從井下汲水、把食物送到田邊地頭、舂打稻穀、做衣服、種莊稼、賣魚賣菜。他寫了為數10首的一組詩歌紀念她們的勞動,前3首如下:    
    前壟摘茶婦,傾筐帶露收。    
    艱辛知有課,歌笑似無愁。    
    照水眉誰畫,簪花面不羞。    
    人生重容貌,那得不梳頭?    
    田頭車水婦,挽水要流通。    
    烏帽掀炎日。青裙鼓晚風。    
    翻翻循故步,踏踏似虛空。    
    聽取勞歌意,生身莫嫁農。    
    江上提魚婦,朝朝入市。    
    守船留稚子,換酒醉良人。    
    不著凌波襪,長垂濺水裙。    
    渾家同泛客,笑剎別離津。1132    
    詩人和畫家似乎很樂於描繪勞動時的婦女;注視著沉浸於勞作、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被人觀察的女人,這時候的想像略帶一點色情意味。儘管如此,我們還得感謝他們留下了證據。畢竟在必須通過勞作滿足自己衣食之需的大多數家庭裡,女人得像男人那樣辛苦、長時間地幹活。在中部和南部更暖和的地方,女人被描繪為在戶外幹農活的形象。陸游(1125—1210)的日記記載,他注意到崇德縣一帶的女人,腳下一邊踩著水車,手上還在捻麻線。范成大(1126—1193)的一首詩記述老太太、年輕姑娘、孩子在背上睡覺的媽媽們,採桑葉的季節剛剛過去又立刻去採茶。陳藻(13世紀)寫了題為「田家婦」的一首詩,開女人的玩笑,「一田夫婦兩身泥」。2    
    內闈第七章女紅然而無論婦女幹了多少農活,在中國學者看來她們的主要任務還是在別處。女人的工作是耗時、費工、大多數工序需要在室內完成的紡線織布。象徵意義上陪伴女人的東西是布,因為自古以來對勞動性別分工簡單扼要的說法就是「男耕女織」。3紡織業被視為基本的、可以與耕種相比的生產活動。就如人需要吃飯一樣,他們還需要穿衣御寒。男男女女各自做好分內之事,一家人就可以豐衣足食。這個模式長期以來已成為朝廷賦稅制度的依據。幾個世紀以來,農戶必須在秋季用穀物繳納應繳賦稅的大頭,其餘不小的一部分是在夏天繳納本色布帛。朝廷就這樣在鼓勵每家每戶織布的背後施加徵稅體系的威力。    
    宋代作者繼承了長期的傳統,習慣於把男人在田間種莊稼與女人在家裡製造布匹相提並論。在回憶皇帝登基的文章裡,司馬光描述了男人不畏嚴寒從夏到冬的耕地、播種和收割,女人養蠶、績麻、把線裝在織布機上,絲絲縷縷地織成經緯交叉的布匹。他觀察到,農戶為了完稅納捐,償還債務,得在夏秋兩季加緊勞作,因而,還沒等到穀物從田間運到家裡,或是布匹從梭子上卸下,艱辛勞動的果實就已不再是他們自己的了。4監管百姓投入生產、133積極務農的地方官,常常提到女人的貢獻。1179年朱熹催促南康百姓努力幹農活,特意號召他們植桑種麻,這樣女人就可以養蠶,紡線,織麻布和絲綢。5在一項法律判決中,胡穎(1232年中舉)描述了典賣田地的農民如何在土地上苦苦勞作,積攢每一個錢以贖回田地:「日夜夫耕婦蠶桑,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飽,一縷之絲不敢以為衣……銖積寸累。」6    
    並不是所有的農家婦女都必須織布。氣候和土質的不同使有的地方不出產布匹,而適合出產別的東西例如茶葉,專業化的茶戶總可以買回他們需要的布。最窮的農戶可能沒有能力置備織布需要的土地和設備。種桑樹的家庭要有採摘和貯藏桑葉用的梯子和籃子;養蠶和繅絲需要孵化蠶蛾的蠶室,扁平的畚箕,放置蠶箔的架子,纏線的大框子,紡錘和梭子,線軸,紡紗用的大輪紡車。如果自己織布,還要有織布機,一般是竹製的機杼和竹筘。只種麻或種苧麻、棉花的農戶即便不需要生產絲綢用的那麼多東西,仍需要置辦一部分紡線和織布的設備。7每生產5匹麻布或苧麻布(每匹大約0.6米寬,12米長),通常需用1—3畝耕地種植纖維植物。如果以生產同等數量的絲綢為目標,他們就得拿出大約幾畝以上的土地,栽上一千株桑樹。五口之家每年織5匹布,足夠給每人做兩套衣服,其餘的用來納捐。8    
    宋代農家婦女生活狀況的記錄非常少。但是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她們花了很多時間干各種活。本章將具體考察她們的紡織工作需要什麼。出於兩個原因我用相當多的篇幅描寫工作本身。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無知。生活在20世紀末,我們知道一點做飯、洗衣、照管小孩意味著什麼,甚至也知道什麼是監管僕人或採茶;但是我們很少知道捻線、紡紗或織布,以及製作布匹過程中的每一道工序是什麼樣子。第二個原因,由於最終的成品很容易賣掉,換成錢,婦女的紡織工作提出了很多問題,如婦女參與商品經濟,她們在家庭內部的身份、紡織方面的勞績如何影響對婦女社會價值的更廣義的評估,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從唐代後期到宋代,經濟的商業化進程速度非常快。市場容量擴大,商品空前地多——包括大多由婦女生產出來的布帛——都捲入了市場。商業化對布匹生產組織產生了衝擊,更多家庭成為特134定形式的或特定工序的專業戶。這些發展怎樣影響了婦女?9女人的勞動可以換來很多錢以後,她們在決定家庭財產如何使用時得到更多的權力了嗎?賺錢機會的增多使女人更自主嗎?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2

    捻 線 和 紡 線    
    並不是只有女人介入製作布匹的工作。男人種植纖維植物、幫女人養蠶、管理原材料及半成品和成品的買賣、加工,在更專業化的織布工序裡還有更多的作為。然而,女人和姑娘們長時間地幹著單調乏味、費時費工的那些工種。作為同時種莊稼的農戶的副業,織布所需要的線都是女人紡出來的。技術簡單得足以使業主或承包人不必購置大的設備,不必雇工人。的確,紡線這件事由女人在自己家裡用簡單的設備就可以幹好,何時開始,何時停工,都可以服從家裡別的事的需要。    
    自古以來,人們日常穿的衣服都是麻布做的,粗糙的麻衣還被用來當作喪服。麻是一年生植物,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可種植。麻籽可以搾油,莖皮(韌皮)會長成長長的纖維,雄性麻株的纖維比雌性的更好,因此雄株的韌皮常用來紡線織布,雌株則做麻繩、麻袋及同類產品。幾乎與麻同樣重要的植物是苧麻,苧麻主要生長於南方,四川和河南也有。苧麻只能用於紡織,而且不能在寒冷的北方生長。另外,它是多年生植物,一年可收穫3次。苧麻纖維比麻纖維更柔軟,更有光澤,特別適合做夏衣,即便在潮濕的氣候裡也易於晾乾。一旦出售,苧麻布的價錢是麻布的好幾倍。十    
    麻桿的加工須經過很多步驟。男人割下麻桿,把它們放在水裡漚一天。然後,男人或女人,通常是男人,把麻皮也就是麻纖維從麻桿上剝下來;漚麻要漚一夜,白天再洗麻、曬麻。下一步,或男或女把曬乾的麻桿打軟使麻皮和莖桿分開,然後把麻纖維從桿上剝下來,梳理成一把一把的。再用手把麻捋成光滑的一團,除去殘留在線上的雜質,然後再次放到水裡面漚,隨後分成一根一根的線。下一道工序是紡線,格外費時耗工而且總由女人干: 把一根根麻線的首尾接在一起用手捻,捻成長長的線圖16紡麻線的女人們,劉松年(約1150—1225以後)作。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名畫選萃》,台北,1970。    
    (圖16十分理想地表現了3位安詳從容地紡線的女子)。麻線紡出來後,還要把兩根線扭在一起,或拼成雙線使它們結實得足夠用來織麻布。苧麻的製作過程沒有這麼多的工序,135但是要在一定的時限內完工。麻桿割下以後必須在田邊地頭上就把含纖維的麻纖維從莖桿上剝下來。然後漚麻,刮去外皮上的雜質,再掛起來曬乾。最後由女人們把纖維一根根分開,連成長線,紡,織,仍然得在一定期限內完工。    
    由於捻線的工作沒有任何程度的機械化,在大量種植麻和苧麻的地區,捻麻線的活計耗費了婦女很多時間。范成大記載,蘇州附近一個以產布而知名的市鎮,在路上可以看見村裡的女子一邊走路一邊捻麻線。比較而言,紡線的人如果有一個好一點的紡錘,工作效率要高一些。宋代的很多家庭使用簡單的手持紡錘。136王禎的《農書》(1313)描寫了一種簡易紡錘,左手牽著線繞到右手拿著的紡錘上。村民發現,有了這種紡錘,可隨時隨地把空閒時間利用起來。手持紡錘的問題不僅在於紡出來的線粗細不勻,還在於速度太慢。有人計算過,供一部踏板織布機工作一天所用掉的麻線,需要用手持紡錘紡30—40天。有能力多投一點資的家庭因而可以為女人購置一部紡車,如圖17所示。這時,一位婦女拿著線團,另一位搖紡輪。效率更高的是腳踏紡車,同時有三四個紡錠在轉,效率提高好幾倍。為了減輕妻子和女兒的勞動,並趕上期限,中國北方一些地方有了一種明顯的可能,即把捻好的線裝到水力驅動的大紡車上紡。王禎臨摹了一副「大紡車」圖,並建議別的地方也用這種紡車。    
    麻和苧麻並不是可以用來織布的惟一的植物纖維。有些豆科匍匐植物和蕉類植物的纖維也可通過特有的辦法用來織布。沿中國邊界地區的小族群用棉花織布已經有幾個世紀了。棉花最初產於印度,從中亞、緬甸——雲南兩條路線傳入中國。但是在宋代,棉花生產戲劇性地興盛起來。11世紀,棉花已經種植於廣東和廣西,到12世紀末已達海    
    137南島和福建。由於大幅度地向北延伸,棉株的特性已經發生了變化。生長期逐漸變短,已培植出一種一年生的、分枝少或不分枝的變種。如果不是更早,這個變化發生於13世紀。農民更容易控制一年生植物的產量,從而使植棉業的經濟潛力大大增長。    
    棉花不是麻和苧麻那樣的韌皮纖維植物,而是種子纖維植物。在被紡成線以前,必須先用大叉子把棉朵打松,在陽光下曬乾,把棉籽從纖維裡軋出來,用絲線弓子把棉朵彈得起毛、蓬鬆,然後再把棉團拉直,分成長短均勻、重量相同的棉條。棉花有好幾種吸引人的特點: 它是極好的做冬裝和被子的保暖填充物,像絲綿那麼好但比絲綿便宜。織成布以後,棉布比麻布或苧麻布既輕又暖。而且,棉布柔軟、舒適。1313年,王禎說明了種棉花的好處:「且比之桑蠶,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苧,免績緝之工,得御寒之益。」它沒有很快在中國推廣的原因似乎是適合中原地區的品種出現得比較慢,脫籽比較難。138    
    內闈第七章女紅到宋代末年,棉花的種植在福建已經變為非常重要的行業。謝枋得(1226—1289)在一首詩裡感謝有人送他棉衣做禮物,說福建是一塊福地,因為棉花在那兒生長得好,八口之家的農戶種一千株棉花就可不再害怕貧窮。宋朝末年,朝廷在江南一帶徵收棉花充當布稅。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3

    棉花脫籽技術的改進刺激了棉花種植的推廣。王禎記載,在他的時代,用弓子各從對面軋的舊式的、令人不滿的老方法被用滾軸製成的脫籽機取代。一個女人,黃道婆,把當時最先進的棉花加工技術帶到江南地區,這個傳說流行已久。按照陶宗儀(創作活躍期1300—1368)的記錄,土壤貧瘠的松江(江蘇)某村,到13世紀末棉花已成為主要作物,種棉者用手軋棉籽。黃道婆從海南島來到那裡,帶來更好的紡紗、織布設備,同時還引進了軋棉籽技術;她就這樣改進了地方經濟,陶宗儀寫道,人們修建了黃道婆祠紀念她。換句話說,在社會性別十分明確的紡織業領域,女人的創舉使她成為女英傑。    
    紡棉花比紡麻或苧麻更容易,不必在紡線以前把棉線接成長線,現在只要抽出等量的短的棉纖維,絮成粗細均勻的棉條,就可捻成粗細均勻的細棉線。王禎畫圖顯示了女人用的紡車,與紡麻和苧麻的紡車差不多。    
    養 蠶 和 繅 絲    
    當女人們紡麻線、苧麻線、棉線時,她們實際在做著本質上屬於功利主義性質的日常工作。更浪漫、奇跡般的工作是養蠶。奇妙的小小的蠕蟲每天吃掉大量桑葉,而且,如果餵養得當的話,它們會吐出精緻而又非常結實的長達成百上千米的絲線,蠶絲可以做成最柔軟、最輕、最光滑的絲製品。    
    自古以來中國就出產生絲,而且技術不斷改進。有些學者認為宋代的造絲技術已經達到中國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絲可以紡成不同粗細的絲線;可以染成各種各樣的顏色;織布工人可以把它們織成不同顏色、不同質地的絲織品,輕薄的綾羅,光鮮的綢緞,厚重的斜紋布和彩色的、工藝複雜的錦緞,更不必說本色的平紋綢布。    
    139制絲業需要大筆投資,包括種桑樹,購買養蠶、繅絲、紡線、織綢用的各種設備。宋元時期的農書用很多篇幅描述絲的生產,特別是陳敷的《農書》(1149),無名氏的《農桑輯要》(1273)和王禎的《農書》(1313)。讓桑樹長出正好需要的桑葉,是一門科學。但是大部分工作由男人做。到了採桑葉的時候,無可置疑,總要女人來幫忙。詩人戴復古(1169—1246以後)以女子的口吻,描寫了那種景象:     
    妾本秦氏女,今春嫁王郎。    
    夫家重蠶事,出采陌上桑。    
    低枝采易殘,高枝手難扳。    
    踏踏竹梯登樹梢,心思蠶多苦葉少。    
    舉頭桑枝掛鬢唇;轉身桑枝勾破裙。辛苦事蠶桑。    
    王禎在《農書》裡畫了一個男人站在梯子上採桑葉,但是畫面上還有一個女人站在高凳子上摘桑葉。    
    在北方,一年只能養一次蠶,最忙的季節是春天。南方春天就更忙,更需要人手。蠶卵可以安全越冬。桑葉吐芽時,粘在紙上的蠶卵被放到暖和的地方,直到淺黃色的蠶卵變成綠色,幼蠶孵出來。剛孵化的小蠶必須馬上轉移到扁平的淺箔裡分散開,讓它們有足夠的空間可以長大。淺箔必須放在專門的蠶室裡,這樣才有利於讓蠶得到細心的照料,並且可以升火爐保持室溫。第二個月的小蠶必須小心對待,一天要喂五六次切碎的桑葉,並謹防蠶受凍。這段時間蠶會「睡」(實際是「蛻 」)3次,重量變成原來的1000倍,每隻蠶大約重4克。    
    蠶作繭時必須餵養好,特別在最後迅速生長的幾天裡。每天餵食次數增加到10次,其中幾次是在夜裡。陳敷提醒,桑葉放到扁平淺箔裡以前一定要曬乾,否則濕葉子在暖和的蠶室裡會形成「蒸」蠶的效果。如果一切順利,蠶在幾天之內結成繭。蠶繭一旦破開,140必須立刻行動,否則蠶蛹一旦徹底變成蠶蛾,蠶繭就毀了。如果家庭養的蠶不多,可以在蠶蛹還活著的時候把蠶絲繅出來。如果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同時對付那麼多迅速破繭的蠶蛹,或者還得等著去借或租繅絲的設備,就得把蠶蛹殺死在繭裡。一般用「蒸」的辦法殺死它們,或者把它們捲裹起來壓在一起,讓它們窒息而死。    
    繅絲意味著在蠶繭上挑起絲的一端,同時要把幾根絲扭在一起形成一根牢固得足可紡、織的絲線。蠶繭必須放在一盆水裡,得讓繭在水裡能活動開。繅絲的工具可以非常簡單,但是秦觀(1049—1100)《蠶書》裡的一幅畫畫了一套很複雜的、可以讓一個人同時挑起兩根絲的繅絲設備。這類繅絲工具時不時出現在繪畫裡。如圖18。繅好的絲在織以前,仍有必要用紡輪把幾股絲扭在一起,並把一些線紡成經線。    
    圖18繅絲的女子,梁楷(約1200前後)作於13世紀,一段細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77.5,第三部分)。    
    蠶是出了名的多變動物。有的年頭所有的蠶子都孵化成小蠶,結出的好繭多得不得了;有的年頭又讓人失望。婦女們在體力和感情兩方面投入精力,試圖讓蠶寶寶保持著好脾氣。她們還希望蠶神站在她們一邊。秦觀在《蠶書》裡把祈求蠶神視為養蠶過程裡必不可少的步驟之一。王禎與他以後作者的著作裡都有女蠶神的畫像。洪邁講了一個養蠶繅絲之家的故事: 這家人一年一般養100箔桑蠶,這使他們成為頗具規模的生產者。3年裡他家的蠶每年結3次多得出奇的繭。但是後來的一年,無論春天和秋天,一箔一箔的蠶一個繭也沒結,以後兩年仍然如此。他們把運氣的改變歸結為第一年養過的那只超常大的蠶。妻子覺得這是一個吉兆,特意仔細地照看著那只蠶所在的淺箔並把它供在佛像前邊。當這只箔裡的蠶長得看起來達到極至時,這家人把它葬在桑樹下。說起來也怪,大概是在暗示,那箔神妙的蠶回報了她們的虔誠,賜給他家3年好收成,但是後來似乎又不靈了。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4

    人們有時不由自主地違背了桑和蠶的恰當比例,這時採取的措施多半最好地證明了他們對蠶的焦慮。洪邁記錄了一個頗有啟示的故事:    
    南 昌 胡 氏 蠶    
    淳熙十四年,預章蠶頓盛,桑葉價值過常時數十倍。民以多為憂,至舉家哭於蠶室,命僧誦141經而送諸江。富家或用大板浮籧其上,旁置緡錢而書標云:「下流善友,若饒於桑者,願奉此錢以償,乞為育此蠶,期無愧於天地。」他不得已而輦棄者,皆蹙額起不忍心。獨南昌縣忠孝鄉民胡二,桑葉有餘,足以供餵養,志於鬻葉以規厚利,與妻議,欲瘞蠶,妻非之,胡不顧,喚厥子攜,桑下為穴,悉窖之,且約遲明採葉入市。自以為得策,飲酒醉寢。三更後,聞床壁嘖嘖聲,謂有盜,舉火就視,蓋蠶也。以帚掃去之,隨掃隨布,竟夕擾擾,一家駭懼,妻尤責言曩愆。胡愈憤怒,決意屏滌盡,142明日昏時乃定,殊不自悔,但恨失一日摘鬻之利。俄又聞嘖嘖,胡呼曰:「莫是個怪物又來也?」亟起明燈,足才下地,覺為蟲所嚙,大叫稱痛。其子繼起,亦如之。妻急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父子宛轉痛楚,數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他。而外間人家,蠶已作繭,胡桑葉盈園,不得一錢也。    
    看來蠶很能報復那些對他們不公的人。    
    織布,染布和整布    
    寫了這麼多,我還只討論了紡線。線紡出來以後,在變成可以做衣服的布以前,女人們還得干很多活。一般要把麻線、苧麻線和棉線弄成粗細相同的經線和緯線,織成簡單的平紋布。她們都用自家的織布機,織布機的大小、複雜程度和效率十分不同。周去非(1178年以後去世)記載,在桂林(廣西),人們用繞在腰間的簡易織布機織苧麻布,一邊織一邊還幹些零星雜活。這種相對原始的背帶式織布機大概自商朝以來就有。可以織非常簡單的紡織品,也可織花色品種複雜的毯子,因此產品的價值很高。在中國其他地區,更大的立式織布機已存在了幾個世紀,因此更常見。最好的是腳踏織布機,可以織得更快,因為他或她可用腳提起經線,騰出雙手來來回回迅速地穿梭。自漢代以來就有人用腳踏織布機織綢布,到宋代還用它們織更實用的紡織品。安裝腳踏織布機是很費力的事,至少要兩個人,才能讓經線被引導著穿過一個必須穿過的綜眼小孔。    
    詩人文同(1018—1079)塑造了一個為了家庭的絹納不停地在腳踏織布機上勞作的女性形象:     
    擲梭兩手倦,踏雙足趼。    
    三日不住織,一匹才可剪。    
    織處畏風日,剪時謹刀尺。143    
    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    
    一部織布機佔據的空間相當大,如這首詩所示,很多農戶把它放在院子裡,不足為奇。    
    普通農戶用腳踏織布機可以很容易地織出本色綢布。由於絲線非常纖細,織綢子用的時間比織麻或苧麻布多得多。更有甚者,用很多絲織出特殊的紡織品,包括綾、羅、綢、緞、織錦緞等等。一位織工織一匹大約長12米的紗,朝廷提出的期限是12天。更精密的紡織品需要更好的設備和熟練的織工。織那種紋路複雜、多種顏色交織的錦緞,織以前    
    144【】【】圖19在腳踏梭和拉線梭上織布的女人,13世紀的人臨摹樓(1090—1162)「織圖二十四」的細部,描繪了絲綢生產的各個步驟。華盛頓史密斯索尼亞學院藝術畫廊(54.20)。要把絲線分別染上顏色,然後再分別纏在大梭子上。這時最好用提花織布機,一種整體框架很高的機子,織工引導著坐在架子高處的小孩子提起特定的那根經線。這樣織絲綢是一門專門的手藝,織工一般是男的。但是女人也能學會。一組描繪桑蠶紡織業全過程的宋末繪畫,其中之一畫著一個女人在小孩的配合下在提花織布機上操作(圖19)。    
    織好的苧麻布、麻布、棉布不需要再經過很多加工。幹活的男人穿的衣服不需要染色,繪畫裡幹活的男人經常穿著灰白色的本色衣服,與節儉的原則保持一致。他們的衣服大概都是用家庭手工紡織的布做的,可能經過簡單的漂白,在陽光下曬一曬。一位詩人提到木船上織白色苧麻布的姑娘(我推測她們也住在船上),後來把麻布鋪在陽光照耀的河岸上進行漂白。石灰水或某種灰也以能漂白苧麻而知名。女人的衣服常常染過顏色——或至少詩人和畫家願意把她們的衣服畫成有顏色的。    
    可以在家裡染布。已知宋代有很多種礦物和植物染料。農書介紹了怎樣種最常見的植物染料,比如靛藍和「紅花」。一旦準備染布,就可以染很多已紡好的線和織好的布塊,一次可以染一個家庭幾個月紡織的線和布。所以在人口稠密地區,染布店或公共染缸給織戶提供了便利。在大城市的染布店染綢布肯定比較可靠。金華(浙江)的一家染布店有幾百個用紅花染布的染缸,可以同時用手工染幾百匹綾綃,缸裡面添加了一千多磅紫色植物染料。洛陽的一位染工因為能按照複雜的設計要求染出多種顏色而廣為人知。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5

    商品化的布匹生產145    
    唐末和宋代的經濟發展具如此的戲劇性以至於常被稱為「革命」。勞動的性別分工在那種形勢下不可能保持完全不變。城市給婦女提供了新的賺錢機會;比如說寡婦當小旅店主並不是很少見的。紡織品生產的擴張和商業化使資金緊張的家庭轉而求助於妻子、女兒。與此同時,商品化生產通過催生了男性高級織工改變了行之已久的性別分工原則。    
    市場對初級產品如線和布的需要不斷擴大,塑造了紡織品生產中女工這個類型。沒有一個家庭只為穿衣而織布,也沒有一個從事紡織生產的家庭包攬所有的工序。家庭可以集中力量干自己最擅長、效率最高的那道工序,在地方市場或流動商販那裡賣掉多餘的產品。    
    布匹的市場非常大。朝廷需要麻布和苧麻布為士兵做軍裝,需要絲綢發給官員當官俸,還得交給契丹人、女真人做賠償。北宋時期,賦稅收入裡有將近50萬匹麻布和苧麻布,其中來自兩個路的占總數的一多半:「河東路,151,116匹」,「廣南西路,105,647匹」。收上來的更多的是各種絲綢——幾乎有三百萬匹本色綢布,數十萬匹綾綃,成千上萬匹特種織物、錦緞。按定額收集到的布匹有相當多的部分是從商人手裡買來的,商人收購了專業戶的產品,然後賣給必須用紡織品納捐的人家;朝廷允許以錢抵稅時,也可直接把綢緞賣給朝廷。朝廷也直接收購生產者手裡的布匹,然後單方面定價,壓低價格,從而給織戶增加負擔,迫使他們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賣掉產品。由於商人願預付資金,家庭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專做紡織。洪邁講了一個江西撫州一位平民的故事,他以買賣麻布、苧麻布為業。每年年初他都在州內到處轉,通過經紀人把錢借給織戶。6—8月以後,親自上門討回借款。他的一個經紀人從他手裡拿到500貫錢,建成一個紡織品貨棧,把幾千段布料存進去。這類事先拿到錢的家庭可以不賣掉韌皮或紡好的線,儘管這些初級產品也有市場,但是他們可以干下一道工序,直到織成成品布。    
    146棉花多半從一開始就是經常被買賣的產品。中國北方冬天必須穿棉衣,需要的棉花肯定多於出產的棉花。有的地方可以種棉,但不擅加工,不能完成紡織的全過程,因為缺少溫度和濕度,不利於紡紗織布。因此得把原棉運到適合紡織的地方,而成品布則運到市場需求高的地方。    
    絲綢與市場的聯繫甚深。把做絲綢當作副業的農戶可以買進桑葉和養蠶用的工具、設備;可以賣掉蠶繭、繅好的絲或成品絲綢。生產的絲綢比納捐和自己穿、用的多時,絲綢就成為農戶換錢的手段。一段本色絲綢,1066年的賣價可達1,500個銅錢,當時大概可以買到夠一個成年人吃兩個月的稻米。需求刺激了生產,於是在大城市,大量各種不同類型的絲綢都待價而沽。    
    商品化導致生產絲綢的專業戶增多。這包括養蠶和偶爾也做絲織品的農戶,還包括買繅好的絲用來織各種絢麗多彩的綢布的城市居民。在吳興的山村,一部地方志記載,富戶可以養幾百箔桑蠶並雇工織布。浙江金華縣城的很多居民以織布為生——生產得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們號稱「衣被天下」。洪邁記錄的一則故事中,一位男子自我介紹時說「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陳敷在他的農書裡解說,一個家庭只養10箔這樣少的桑蠶就可養活自己,「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繭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碩四斗」。但是絲綢專業戶,無可置疑,顯然常常從公開的市場上買進全部或一部分桑葉,這就使他們不得不依賴市場價,並且當桑葉價格飛漲時會面臨一些問題。    
    並不是所有養蠶的農戶都干織絲綢的活計。有的家庭繅好絲以後立刻把它們賣掉,因為他們也許沒有錢買精緻、複雜的織布機。范成大描寫了一位忙於煮繭、繅絲的農家婦女,繅絲時的噪音像暴風雨的聲音那麼大,蠶繭似乎在沒完沒了地生出絲線。由於他們自己無力把蠶絲織成綢緞,就在第二天把蠶絲拿到市場去賣掉。    
    朝廷的詔令經常提到「機戶」,大多數機戶都因幹這一行而居於優勢,無論養蠶兼織布或只織布的,都是如此。147朝廷對機戶很感興趣,因為可以徵收相當高的捐稅,一般是讓他們上繳各種不同類型的優質綢緞。比如張逸記載,1036年,梓州(四川)的幾千家機戶必須把產品的2/3交給朝廷。在成都,機戶曾經不能滿足朝廷的要求,這時候就派80名士兵幫他們織布。沒有找到更有力的證據說明他們僱用了家庭成員以外的工人為他們幹活,因而成為紡織作坊;相反,機戶似乎只是家庭企業。宋代紡織專業戶數量的增多削弱了婦女和布匹生產的聯繫。紡織產品的很大一部分,至少是精緻複雜的紡織品的製作,如今已由專業化的男性工匠承擔,大多得到家庭內部女性成員的協助。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6

    在以繅絲織綢為主要謀生手段的家庭裡,男人和女人無疑都分擔了工作。一幅臨摹12世紀繪畫的作品畫了養蠶業的24個步驟,畫面上有42個女人,24個男人,3個男孩,5個女孩,2個嬰兒。嬰兒的在場表明絲織活可以摻在其他家務活如看小孩中間一塊兒干。大一點的孩子無論如何也是個幫手。表現最後工序的畫面上,一個男孩坐在手工提花織布機的頂端,提起坐在下邊的女織工指定的經線,這是織錦緞時必不可少的一種技術。男孩可能是家裡的兒子,或僕人的兒子,也許是學徒。(稍後時代的畫面〔見圖19〕,坐在上邊的孩子像個女孩。)畫面上的男人照管桑樹,採桑葉,搬運工具,升火爐,裝蠶山,把蠶繭存在缸裡,向蠶神祈禱。女人在桑蠶業裡似乎專門照料蠶寶寶,其中有兩位照看著蠶箔。只有一幅畫面出現了4位以上的一組人: 蠶旁邊的女人正準備挑絲,另外的3男2女正忙著裝蠶山。    
    即便在男人採桑葉、搬弄工具時由女人照看著桑蠶,財務多半仍由男人決定。至少洪邁記錄的兩個養蠶家庭面臨高價桑葉時的故事有這種含義,其中之一已記述於上文。兩個事例都寫到男人曾與妻子商量,但又不聽她們的勸告。上文敘述的故事裡,妻子責備了丈夫;另一個故事,男人要倒掉蠶時,妻子和兒媳一致協力搶救出第二年用的蠶卵。    
    並不是每一個參與紡織品生產的女人都在家長的監督之下勞作。單獨一個女人可以在別人家裡當紡紗工或織布工,就像做廚娘,女裁縫,或洗鍋洗碗的女僕一樣。148洪邁提到一位60歲的寡婦,兒子們都死於瘟疫,兒媳都再嫁了,只給她留下一個8歲的孫子。她每天到別人家紡線織布,然後回家與孫子一起吃飯。(她只在一家干,還是四處打短工,不太清楚。)宋代惟一在大型紡織場裡幹活的女性是那些官府作坊裡的女工,她們在那兒的勞動至少一部分是強制性的;981年,朝廷取締了湖州的織布場,20名男工被送到京城,58名女工被遣散。    
    宋代和過去的時代一樣,如果寡婦需要養活自己和家庭,最好的辦法,就是干捻線、紡、織等活計。社會對這種勞動的認可無疑與女人的特性(那是女人幹的活)和她們的位置在家庭以內有關(幹這些活不需要過多地接觸男人)。隨著線和綢布等紡織品市場的擴大,在宋代,靠幹這些活計養活自己或家人變得比較容易。陳堂前結婚不到兩年丈夫就死了,她說她不再嫁了,代之以養蠶、紡織來養活小嬰兒和公婆。周氏(1113—1174)帶著5個不大的孩子寡居,養蠶,捻麻線,紡麻線,還織麻布,每天孩子們還沒起床她就開始幹活,一天到晚不休息。甚至官員的孀婦據說也要幹這些活以便不使家人分離。陳氏(1016—1089)的丈夫於1059年死在任上,遠離老家,孩子又小,幸虧她會紡線,才度過難關。當然,女人並不是必須成了寡婦後才需要自己養自己。一個寄養在另一個家庭裡的妓女的女兒不願服從母命繼承母職,反而告訴母親自己可以干紡織活養活她,聲明自己掌握了專門技術。應當注意,那些沒有專門技能的人,不能指望得到高收入。一個被丈夫遺棄的農民的女兒,為了得到工錢當了織工,但是收入少得只夠買自己和婆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    
    在後工業時代,我們傾向於視紡織業為可與造紙業、制陶業相比的工業或工藝。相比之下,傳統中國的紡織業卻是十足的農業活動。農戶養牲畜,種莊稼,多數產品都需要進一步加工以便充分利用: 穀物需要去殼,如果用麵粉做麵條,還得磨面;蔬菜需要曬乾或醃漬以便保存;豆子需要發酵做成調味醬。種纖維植物和養蠶結繭的全部工序可能更耗工費時,149但是與種莊稼沒有多少基本的不同。整日績麻、紡線的女性是農婦而不是工匠。    
    宋代婦女的織布工作發生了緩慢但穩定的變化。受成熟的市場對各種紡織品的需要的刺激,生產者持續地改造設備,發明更好的紡車、繅絲機和織布機。由於婦女積極地充當紡線工、繅絲工和織布工,她們無疑非常珍視技術上的改進,並且大概經常由她們自己提出改造工具和工藝的建議。宋朝時代,織一種綢布或另一種綢布獲得的利潤不一樣,農夫的妻子和女兒常常把原來的產品更新為另一種。當然,由於棉花日益廣為人知,適用的軋棉籽機已發明出來,更多的家庭種起了棉花。男人在市場上比妻子更活躍,但是女人可能更有資格決定做哪種產品可獲取更多利潤。    
    宋代經濟的商品化意味著家庭可以看到婦女紡織勞動的貨幣價值: 11世紀中期,一匹成品苧麻布值500—700個銅錢,一匹本色絲綢值1500個銅錢。這些賺錢機會使女人在家庭的地位有任何方式的提高嗎?她們得到更多的權力或自治權了嗎?我看支持正面答案的證據很少。首先,紡織品生產完全是家庭事務。沒有更多的理由說賣布所得的錢較多地來源於女人幹的紡織活而較少來源於男人在麻田里鋤草、剝麻皮。工作由全家人在家長的統一指揮下干,任何收入都是全家的收入。    
    


第八部分:女紅女紅 7

    如果在賣掉紡織品的過程裡女人感到實現了更多自我價值的話,似乎沒有文學作品注意到這一點。對於女人,市場因素更多地滲進家庭紡織品生產僅僅使她們生活得更艱難。代替擔憂織婦變得過分自治,文人們更傾向於同情她們必須幹得很辛苦而報酬卻很少。文同(1018—1079)寫了一首詩,表現織婦為減少家庭的捐納負擔而忍受的艱辛。他描寫了織女的疲憊不堪,又講到官員拒收剛織好的布時她的辛酸:     
    父母抱歸捨,拋向中門下。    
    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    
    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    
    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150    
    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褲?    
    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    
    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    
    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文同的同時代人徐積(1028—1103)作了題為「織女」的詩,描寫女人立即賣掉剛剛織好的布,再買回更多的絲線,織更多的布:    
    此身非不愛羅衣,月曉寒霜不下機。    
    織得羅成還不著,賣錢買得素絲歸。    
    兩個世紀以後,文□(1210—1276年以後)吟詩抨擊對養蠶女的盤剝:    
    吳儂三月春盡時,蠶已三眠蠶正饑。    
    家貧無錢買桑喂,奈何饑蠶不生絲。    
    婦姑攜籃自相語,誰知我儂心裡苦?    
    姑年二十無嫁衣,官中催稅聲如虎。    
    無衣衣姑猶可緩,無絹納官當破產。    
    鄰家破產已流離,頹垣廢井行人悲。    
    文□的同代人陳允平用詢問一位熟練女織工的勞動做一首詩的結尾。女子答道:    
    ……七日收得繭百斤,十日繅成絲兩束。    
    一絲一線工,織成羅與縠。    
    百人共辛勤,一人衣不足。    
    詩人以描寫女子的感情作為結束:151    
    舉頭忽見桑葉黃,低頭垂淚羞布裳。    
    從這位女子的詩我們看到,女人控訴的是官府收稅人,不是社會性別的不平等或與家庭體系有關的任何事。詩人通過描寫女性受害者,為對官府壓搾窮人的抗議增添了幾絲哀婉。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1

    閨訓著作描寫的夫妻關係看起來毫無問題: 是那種因妻子願意服從而維繫的等級關係。《女孝經》用班昭的口吻回答學生提的丈夫的重要性問題:「夫者,天也,圖20向丈夫表示尊敬的女人,馬和之(12世紀)作,圖解《女孝經》之一,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名畫選萃》,台北,1970。    
    可不務也?」1兩位宋代畫家用妻子在丈夫面前的低姿態表現了這種情形。第一幅,她跪在他面前,獻上食物;2另一幅(圖20)她微微頷首,好像在等待他的指教。    
    但是其他的宋代史料很有說服力地證明,「服從」遠遠不是形容夫妻關係的惟一要素。愛情、感情、仇恨、苦澀、不滿和嫉妒都被列為婚姻關係裡常見的因素。不幸的是,很少有丈夫或妻子記述自己的婚姻生活;第一手資料極為少見。此外,宋代上層社會的男子不向朋友介紹自己年輕的妻子,也不過多談論她們。即便與妻子兩情相悅,男人也會因公開自己的感情而窘迫。詩人寫別離詩表達離開兄弟或朋友後的悲傷,並把詩辭示以他人。他們甚至與別人分享與妓女分離後寫的詩。但卻從不把與妻子分別後寫的詩(甚至也許從來不寫)給別人看。妻子去世後,男人即令懷著可以告慰的心情描寫她對父母是盡責的兒媳,家務方面是勝任的管家,還是慈愛的母親,但卻不寫她是他生命中的最愛或遇到困難時最強有力的盟友。他可能寫詩表達悲痛,但是這些詩辭通常集中在喪妻後的感情反應而不在他們共處的時光。    
    153內闈第八章夫妻關係宋代的夫婦肯定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各不相同,有的深情相愛,有的只不過在互相容忍。歷史上任何一對特定夫婦的歷史,如果多多少少能再現的話,必定會表現出他們最大和最小限度上的互相遷就對方;那就是說,夫婦關係並不自動按照道德訓誡、階級地位或年齡而生成,而是形成於宣傳和接受的過程中,154每個組合都在這個過程裡從儲備的意象和觀念裡提取資源,為共同生活奠定基調。由於夫婦關係在理解婚姻時處在如此中心的位置,本章將試圖從能找到的貧瘠的史料中剔出反映夫婦創造共同生活的那些信息。    
    人口統計的線索    
    宋代夫婦的生命週期統計數據提供了一點認識夫婦生活的線索。至少在上層階級當中,大多數男女都在很年輕時就結婚;正如第3章討論的,我的樣本裡將近90%的女人和60%的男人22歲以前就結了婚。這麼年輕就結婚似乎增加了他們感受彼此間強烈的性吸引的機會,因為雙方都處在由荷爾蒙引起的生理和情感發生各種變化的年齡。女人經常比丈夫小二三歲,但不都是。我研究的個案裡,大約1/4的妻子比男人大,7%的妻子大3歲或更多——但是它們並不與帝國後期富裕人家的情況不一樣。3無論如何,更常見的是丈夫比妻子大得多: 31%的男子比女的大5歲或更多;12%的男子比女的大10歲或更多——雙方尚且都是初婚(見表2)。    
    表2夫妻年齡差    
    丈夫大於妻子的年歲*【】占總數的百分比-4,-3【】7-2,-1【】120【】81, 2【】173, 4【】195, 6【】107,8【】69,10【】611,12【】413或更多【】4*負數表示妻子比丈夫大    
    年齡差異必不可免地影響夫婦關係。與丈夫同歲或比他大的妻子即便在十幾歲時就出嫁,也會想方設法避免被他鉗制,至少會盡量減少被鉗制。然而17歲的女孩子和25歲左右的男子結155婚,無論如何,他會認為她是個孩子,相應地會像對孩子一樣對待她。但這僅僅是臆測。宋代文人並不認為年齡差有多大意義。妻子們的傳記表明,即使她們比丈夫大,也不就因此受到尊重,另外,比丈夫年輕許多的妻子也證明了她們是勝任的管家。    
    夫妻關係的另一種人口統計線索是一對夫婦生了幾個孩子。早在十幾歲時就由父母親安排婚事並未阻礙夫妻們使性和諧程度達到足以生育很多孩子。我論及的夫婦一般都有4、5、6或7個足夠大並被記錄下來的孩子,儘管有些是妾而不是妻生的。    
    夫婦之間如何看待對方,一定受婚姻延續期的長短的影響。多數婚姻始於配偶非常年輕的時候,但不一定能持續到雙方都變老。除了少數以離婚告終的以外,一般都延續到一方死亡時,而死亡的事時有發生。在我研究的夫妻當中,2%的男人、10%的女人死於30歲以前,4%的男人和10%的女人死於30—40歲,另外16%的男人和13%的女人死於40—50歲。因而,雖說婚姻延續期平均為25年多一點,但是相當多的婚姻只存在10—15年。確實,婚姻以非常穩定的比率結束,大概每10年有20%的婚姻完結了(表3)。婚姻在第一個15年裡結束時,死亡的一方一般是妻子,很多人死於分娩。隨後,婚姻也因同樣原因結束,那就是男人死了。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2

    表3婚姻的長短    
    年限【】百分比5年以內【】8.36—10【】9.711—15【】11.116—20【】8.321—25【】8.326—30【】12.531—35【】8.336—40【】9.741—45【】8.346—50【】11.151年以上【】4.2    
    相愛的婚姻的景象156    
    彼此相愛的夫妻通常都像鴛鴦——美麗,安靜,成雙成對,肩並肩遊戲於水面。相親相愛的夫妻還可能被形容為「捆在一起的乾柴」,比喻關係緊密。丈夫或妻子表達愛情時常常說白頭到老,百年好合或死後同穴。夫婦之愛是美好的事,幾乎所有的婚姻的目標都暗含在這些意象和說法中。    
    傳記資料經常把理想的夫妻關係最明顯的特徵描寫成十分內斂和相敬如賓。那種對待丈夫像朋友一樣,每天結束時告訴他自己做了什麼的妻子,並沒有受到傳記作者的尊敬;相反,他們表揚那種不防害丈夫的尊嚴,不用瑣事打擾他,即便結婚幾十年以後對他還像「待客」一樣的妻子。可愛的妻子像傅氏(1097—1148)那樣,在丈夫出門趕考時給他一些首飾做盤纏,分手時對他說:「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4換句話說,可愛的妻子是賢內助。    
    短暫的婚姻很少使男人產生為妻子作傳的興趣,比如,歐陽修為前兩位妻子作的傳記,像曾鞏和呂祖謙寫的一樣,毫無價值可言。也許婚後5年內去世的女人還太像一個新娘,不太像媽媽和管家婆,使丈夫對她沒有多少要說的。但是,延續已久的婚姻無論如何會激發出更多的披露內情的敘述。李覯(1009—1059)與陳氏(1015—1047)的婚姻延續了17年。他為她寫的生平事跡幾乎全都集中在她從不抱怨的性格上面:「覯行四方,未嘗與謀,亦不敢問。在家有所嗇,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5劉克莊(1187—1269)談起妻子林氏(1190—1228)時描繪了同樣的形象:     
    十九年餘宦,不遂江湖嶺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必俱。常覆舟嵩灘,十口從死獲生。告身橐裝漂失且盡,余方窘脫,君夷然如平時。又常泛漓江,柁析舟漩,危在瞬息。君亦無怖容。6    
    157由於留在家裡照顧公婆是恰當而又榮幸的,值得表揚,我猜測,經常提到妻子與丈夫一塊兒旅行的事,是因為這在夫妻關係中非常重要。旅途中沒有對方的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另外,夫婦二人單獨旅行數周、數月,旅行期間兩人在一起的時間比平時多得多。    
    袁燮(1144—1224)與邊氏(1155—1203)的婚姻延續了30年。他記得她的勤勞、真誠、一番苦心和寬大為懷:     
    吾飲食衣服,烹飪補紉,常躬其勞而不使吾盡知之。其用錢,其遣人,物雖甚微,亦必以告。每曰:「吾心如大路,人皆可行。」言由中出。7    
    司馬光與張氏結婚後共同度過44年。「自始嫁至於瞑目,未嘗見其有忿忮之色。矯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辯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她對女僕和妾慷慨大方,同情她們而且從不嫉妒。「常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批其頰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愈」。日常生活非常節儉,但是丈夫資助自己的親戚時,她從不抱怨。有一次他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丈夫為沒有見客的衣服而著急,但她開導他,告訴他如何正確看待事務,說任何可以遮蔽身體的東西都可以穿。8    
    洪適(1117—1184)與妻子沈德柔(1119—1179)白頭偕老。婚後45年,他寫了妻子如何自願承擔家庭責任,比如安排小叔、小姑的婚事,舉行祭祖儀式,甚至為自己準備了棺木、壽布和壽衣。儘管他總是強調妻子有能力在二人分別時過得很好,但卻用驚鴻一瞥的筆觸無意中透露了兩人相伴時感到的快樂。有一次他賦閒在家小住,得到一處鄉村別墅並建起一座亭子,妻子「喜同其游,臨水看山,常至日昃」。9    
    當然,以妻子為對象的敘事史料實際上充分地表現了男人自己,寫妻子時也寫了同樣多的自己。經常強調妻子毫無怨言的男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給她的生活是多麼艱難、乾枯——錢總是那麼少,必須搬家的時候那麼多,多少家庭責任由她承擔著。158他希望別人知道妻子精神抖擻地承受了一切。閱讀這些論述的時候,留給我的印象是做丈夫做得困難的男人懷著秘密的驕傲。他們是否把不能勝任日常生活的管理視為男子漢大丈夫氣?至少這種不勝任可驅使離自己最近的女人行動起來,在有限的收入和環境內把生活弄得盡可能地舒服一點?參考我們已知的處於優勢地位的男人需要的可愛的隨身女侍的審美想像,我猜測那正是事實所在。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3

    伴 侶 型 婚 姻    
    所有讚美各處一方的夫妻生活的作者,常對雙方懷有共同的知識興趣和精神財富的婚姻流露正面的評價。歐陽修(1007—1072)記載,梅堯臣(1002—1060)告訴他,妻子謝氏(1008—1044)懂得很多,她在門後聽梅堯臣和客人談話以後,就能聰明地和丈夫討論時事。蘇軾(1036—1101)聲稱他很樂於與第一個妻子王弗(1039—1065)聊天,結婚時她才16歲。「其始,未常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她經常詢問丈夫為官作宦方面的事,並給以忠告。蘇軾有客人時,她躲在屏風後邊聽他們說話,事後竟然警告他,她認為哪一位不夠老實。胡寅(1098—1156)說他的年輕妻子張季蘭(1108—1137)經常陪伴他直到深夜,他讀、寫時,她縫衣服,偶爾和他聊一聊。她孩提時代就讀過《論語》,現在讓丈夫告訴她《論語》的深層含義。由於職務原因他們經常分離,這時她就給他寫信。周必大(1126—1204)記載,妻子王氏(1135—1203)受過很好的教育,可以與他討論他的著述。晚間他們一起教兒子讀書,然後下棋,有時直到深夜。十    
    在後來的歲月享譽中國的最著名的宋代伴侶型婚姻,是李清照與趙明誠(1081—1129)夫婦,結婚時她18歲,他21歲,沒有孩子。他們之間有格外緊密的知識方面的聯繫。把他們聯在一起的是收集和欣賞任何一種歷史文物、文學作品或藝術品的共同愛好: 書籍,繪畫,書法,金石印章或古代青銅器及自家的文物、古董。159他們編輯了金石圖書目錄和藏品清單,倖存的《金石錄》表明他們深入地研究了實物與古籍和其他史料記載的脫節之處。收藏品越來越多,最後竟多得不計其數: 1127年,趙明誠帶著15車文物去南京,但是途中不得不把這些價值連城的寶藏留在山東,後來毀於女真人在他們老家燒殺擄掠時燃起的大火。    
    在為趙明誠死後出版的《金石錄》寫的後序當中,李清照描寫了他們如何著迷般地收集金石藏品。即使剛剛結婚、還是太學的學生時,趙明誠就用積攢起來的每一個銅板在回家的路上停下來買石刻圖書和印章,然後二人一起仔細研究。無論旅行到何處,他都去看古董。「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一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有一次有人想賣給他們一幅徐熙的畫配詩,要價二十萬。他們徹夜未眠,觀看此畫,等到因為價錢太高不得不退還給賣主時,「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她還寫道,「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晝一燭為率」。 李清照還提到二人晚飯後伴著香茗坐在藏書旁邊常玩的一個遊戲: 一人提到某段文字,無論誰指出精確的出處,誰就飲一口茶。經常以大笑和灑了茶水收場。後來,經受了無數女真人入侵者加害於他們的苦難,李趙二人都曾做過一次又一次努力,盡可能多地帶走心愛的藏品,但最終還是幾乎都丟了。    
    李清照和趙明誠被視為理想的伴侶婚姻不僅由於他們有共同的愛好,還由於李清照擅長寫流行已久的女人克服失去愛人後的悲痛的詩辭。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如下,一般解釋為反映了與丈夫分別後的感情: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    
    160丈夫去世後,她借吟唱詩歌懷戀共度的時光。其中之一的後半部分如下:     
    當年曾勝賞,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極目猶龍驕馬,流水輕車。不怕風狂雨驟,恰才稱,煮酒殘花。如今也,不成懷抱,得似舊時那?    
    李清照和趙明誠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他們代表伴侶型夫婦關係,還由於他們實現了人的理想。各種因素都不利於已婚婦女發展天才,但人們仍然可以從李趙二人看見一種理想型即夫妻間的知識性聯繫。    
    專橫的妻子和粗暴的丈夫    
    從來沒有人說所有的夫婦都是快樂的。夫婦雙方都有很多機會使對方不愉快。洪邁描述的他的妻妹就是一位典型的悍婦,與一個膽小懦弱的男人結了婚: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十八秀才。董懦而無立,淑性高亢,庸奴其夫,灪灪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郭京潰卒犯襄鄧,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慼。宿痾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故嘔血,斗余不止,心疑懼,使呼口口口口口口口語曰:「和中不可再嫁,嫁當殺汝。」和中,蓋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為故夫,叱曰:「我平生為汝累,今死矣,尚復繳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巫無語而蘇,淑故自若。會外舅來南,掣與偕行,至揚州,謀婿,將以嫁王趯。淑曰:161「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與武弁足亦。」遂適門宣贊舍人席某。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4

    ——但是,當然,很遺憾,宗淑第二次婚姻的結局不好,前夫的鬼魂在最後回來雪恥復仇。    
    洪邁的論述沒寫清楚淑怎樣攪擾她的丈夫。他大概以為讀者能想像專橫的妻子是什麼樣。下面是關於夫妻爭吵的不多的描述之一,像作秀一樣。秦檜(1090—1155)和妻子王氏被俘虜後,他們想了一個辦法避免分開。後來當女真人要把秦檜趕到另一個地方時,王氏對著他大聲嚎叫,聲音大得路邊的人都能聽見:「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貲貨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為任用,而乃棄我於途中耶。」她一直不停地嚎叫,弄得俘虜官的妻子出面勸說丈夫允許秦檜帶著她一塊兒走。女人和丈夫爭吵時提到嫁妝和父親的次數多不多,或是不是故意提高音量讓鄰居聽見,當然很難斷定。但是我們可以想到司馬光反對選富家或權勢之家的女兒做妻子的理由,她們可能很傲慢,很難控制。    
    夫妻爭吵時很容易做出比拌嘴和大嚷大叫更過分的事。女人經常直接表達憤怒,生了丈夫的氣以後朝任何地位比她低的人發洩,特別是婢女和妾。男人不用同樣方式洩憤。相反,常見的是毆打妻子,就像妻子打婢女一樣。洪邁的幾個故事順便提到了毆妻。其中之一,某男人在路上遇見一位面帶愁容的女子。她告訴他:  「我不幸,丈夫很惡,常遭鞭棰。而阿婆性尤嚴暴,不曾得一日定疊。昨夜趕我出,無處著身。」    
    毆妻致死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但把毆打當作訓誡方式卻被視為理所當然。在一個體現官員判案才能的事例裡,傳記記載他怎樣處理一樁男人被告毆妻致死的案子。由於懷疑其中還有隱情,他就讓被告說發生了什麼事:「母詬婦,婦反之。我不勝忿毆無幾。偶以傷死。」判官告訴他不會判刑,因為「毆不孝婦非毆妻也。」    
    性關係162    
    什麼是夫妻間正常的性關係?除了零零星星的信息,史料沒有提供什麼。性吸引,作為文學話題,大多談男人被妻子以外的女人特別是妓女、歌女和賣淫女吸引。十幾歲的女孩子(西方說法指11—16歲)顯然非常吸引男人。青春萌動期女孩子的魅力在於人們假定她天真無邪: 她可以展示她年輕姣好的外貌、笑容、歌聲,很自然地像孩子那樣聊天說話。沒有人會認為她的行動是早熟、手法老練或出於真正的性意願。然而男人卻被視為有能力喚醒她們的慾望。長期以來盛行的兩性隔離,畢竟建築在雙方的性願望都易於刺激起來的假定上。從記述互不相識的男女邂逅相遇的筆記小說可以推斷,人們認為沒有經驗的姑娘會輕而易舉地接受一個溫文爾雅地對待她的男子。宋代最流行的《西廂記》在唐末元縝(779—831)版本的基礎上寫成。經過多次修訂的宋代版本非常精彩,特別適合說書藝人當場表演,年輕的英雄驚鴻一瞥,看見了站在廟門口的那位精心打扮的17歲姑娘,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她。而她也立刻被他的熱情和英俊所吸引。    
    宋代作者對妻子的性慾的看法看起來更加複雜。我們應該試圖區分男人眼裡偶發的、正常的、吸引人的和他們認為是道德的、可取的性行為類型。從男人作的詩辭看,他們似乎發現女人有一種渴望,希望自己有吸引力。男作家寫作上的一個老傳統是傾心於被否定的女人,與丈夫分離的或被丈夫拋棄的那種女子。儘管對男人說來,想著一位獨居的女人很可能帶有一點溫和的色情意味,但他們的感情一般是非常抽像的,可綜合為長久的、悲哀的和無目標的那一種。男人假想著注視女人時會產生快感,這多半與他們強烈反對別的男人看自己的妻子有關。正如我們在前邊的章節看到的,司馬光警告妻子不要讓外人看見身體上任何沒用衣服蓋住的部位,並擴大到若必須逃避火災時,須用袖子遮住面部。妻子的身體是非常私秘的東西。    
    男人認為一少部分女人性慾旺盛,因而不易拘限於一夫一妻的結合以內。最常見的民間傳說之一是狐狸精變成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去媚惑男人,用某種辦法吸乾他的精髓。關於通姦的故事常常把女人描述為淫蕩和濫交(見第十四章)。163但是我並不認為宋代作家視這樣的女人為正常或典型。他們就是有過、但也很少擔心無視年輕寡婦的性慾的後果。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一個25歲的寡婦如果沒有再嫁會遇到財務上非常困難的時刻,但是並不擔心單身生活也會成為一個大的麻煩。但無論如何應該注意到,洪邁的逸聞裡寡婦捲入桃色事件的例子比妻子涉足婚外戀的要多得多,這表明人們事實上已覺察到不是所有的寡婦都能平靜、安心地過單身生活。    
    妻子們對於性的看法甚至於更難重新架構。盼著有一天結婚的女孩和已婚女人被教導著把強姦視為對她們人格完整性的根本侵犯,因而自殺就是最恰當的反應。由於這種原因選擇自殺的女人典範在訓誡性著作裡常常見到,如司馬光的《家范》和朱熹的《小學》,還有正史裡的列女傳。所有的妻子都知道人們反感可敬的女人與第二個男人建立性同盟,即便在第一個丈夫去世以後(見第十一章)。與此同時,妻子們知道男人並不認為妓女是不潔的,而且事實上經常被她們強烈地吸引。大多數妻子都能逃避運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時矛盾的感情嗎?誘惑對方的行為會不會使她們感到降低了身份,或因此保住了丈夫的傾心呢?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5

    有些男人對女人的性反應可能有公平的理解,因為確實有為願意實棧道家長壽術的人而寫的性交生理學指導書。作者鼓勵男人與盡可能多的年輕女人做性事,把性夥伴引向高潮卻不射精,反而讓精液回到腦子裡。寧可把性交視為男女之間的戰鬥,其間每一方都試圖多索取不付出。這些文獻儘管如此有趣,但我不願做過多論述。這些思想看起來在範圍很窄的圈子以外影響不大,對夫妻間性關係的影響,不超過讚賞獨身生活和視性事為邪惡與骯髒的佛教文獻。在當代中國,一般的丈夫似乎並不特別感覺到妻子在性意義上的存在,女人對這方面的期待也不高。    
    另一類影響可能較大的技術指導書是醫學文獻,因為識字的男人和女人似乎常常表現得很熟悉醫學理論。陳自明1237年為婦女寫的中醫藥方彙編用17頁篇幅寫了題為「求嗣門」的一章。繼在導言裡介紹了孟子的沒有子孫是最不孝的行為的觀點,陳自明提出了各種各樣避免這種後果的建議。他引用一位權威的話說,雖然女孩子14歲就開始有月經,164但這時候結婚常可能不孕,或生出羸弱的小兒,難以成活。直到20歲,女人「陰」的力量達到最強。陳自明還提出一些導致不孕的醫學控制以外的因素,比如風水(墳墓不嗣)和星象(夫婦年命相剋)。陳自明依據一些情報算出了對希望懷孕的性交者說來比較吉利的日子,同時也列出了應迴避的日子。比如說,適宜做性事的日子在每個天干裡的「丙」日和「丁」日(每十天當中的第三天、第四天)和弦望晦朔(每個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避免的幾種日子為「大風大雨大霧,大寒大暑,雷暴霹靂,天地昏明,日月無光,虹□地動,日月薄蝕」。還有一些地方應該迴避,「日月火光星辰之下,神廟佛寺之中,井蛙圊廁之側,塚墓屍柩之旁」。如果想要男孩,最好的時間是女人月經結束後的第一、三、五天;女孩則在第二、四、六天。    
    雖然陳自明引述了性交日期決定孩子性別的說法,但同時也介紹了與此矛盾的理論,即胎兒的性別在第三個月的月底才定。這樣一來,孕婦可以做一些事影響未出生孩子的性別,如想要男孩就隨身帶著弓箭,或騎一匹種馬,想要女孩就戴耳環或別的女人的首飾。陳自明自己則為想把女胎變成男胎的孕婦開了一個藥方。    
    繼為不孕婦女開了很多藥方以後,陳自明還附上一個丈夫可以照辦的方子。有一個家庭,三代妻子沒生男孩(惟一的男孩是妾生的),這家的男人在和尚的帶領下學著行善,修行3年培養美德。他虔誠地進行修煉,最後妻子給他生了一個兒子。這個藥方與羯磨受戒、因果報應的訓誡故事傳遞的訊息比較一致: 行善的人會得到子嗣作為酬報。    
    即便作者們沒有討論夫妻間的性關係,但偶爾提到一些厭惡性事的奇觀。尤□(13世紀)重述自己家史時提到這樣兩個例子。11世紀初,尤申19歲的媽媽在喪夫以後自刎而死,他成為一個襁褓裡的孤兒。30歲的時候尤申有了兒子,從此以後與妻子分居,沒有再靠近過她。我們得知,尤申的妻子活到104歲,顯然因獨身而長壽。第二個例子涉及尤□的高曾祖父尤梁,對於他,尤□說是「好潔」。雖然他有一妻一妾,但不喜歡接近她們。他可能有點過敏;只要聞到女人頭油的味道就止不住地嘔吐。他終生保持著童貞,165為了完成傳宗接代的義務,收養了族人的一個兒子。    
    無論男女都會由於宗教動機放棄性關係,模仿和尚和尼姑的行為方式。我們得知,陳氏(1024—1083)步入中年後變得對佛教越來越嚴肅。她不僅不再吃肉,而且整天頌經不止,她還把一個妾盛裝打扮起來代替自己去侍奉丈夫。梁季珌(1143—1208)的女婿說岳父對養生之理越來越感興趣,「年甫四十不居內室」。新年之際,所有的親戚聚在一起時,他們夫妻相待的樣子就像很少見面的熟人。洪邁記錄了一個24歲的已婚年輕人,他決定像和尚那樣生活,與妻子分開睡覺。最初她試圖追隨丈夫的榜樣信佛教,但不到一年就放棄了,與別人結了婚。    
    嫉 妒 的 問 題    
    毫無疑問,上層階級夫妻之間最嚴重的導致衝突的根源,從妻子的角度看,是丈夫寵愛妾,從丈夫的角度看,是他們正當的行為遭到妻子的嫉妒。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有妾,但是妾在比較富裕、累世共居的復閤家庭裡十分常見。留下記錄的士人中,活到40歲以上或更高年齡的男人至少納一房妾。不願嘗試納妾的男人比有幾個妾的男人反而更惹人注意。    
    司馬光像宋代其他道德家一樣,教導妻子們學會控制嫉妒情緒,甚至宣稱對於女人,沒有比不妒更重要的德行。妾在經典著作裡被認可,因此妻子們應該與她們和平共處。功名之家的年輕姑娘都要接受歷史上烈女故事的教導,人們大都希望,在丈夫對別的女人感興趣時,她們能保持平靜、大方和具幽默感。至少在理論上,妻與妾在家裡是主僕關係,而且妻子的身份絕不因服侍丈夫而降低。但是一個妾進入家門以後,甚至那些事先認為自己能控制局面的女人也會發現自己心煩意亂。洪邁講瞭解洵的故事,解洵全靠妻子的幫助從女真人手裡逃出來。後來,他得到4個妾作為獎勵。他出於對妻子的義務打算謝絕,但是妻子督促他接受,說這個禮物是重大的榮譽。166她將「當撫視如兒女,君何辭」!不過,不久以後,解洵就開始不太注意她了。有一次,二人都喝多了,有點醉醺醺的,她譴責他忘了自己怎樣幫助過他;他發了脾氣,打了她的頭。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6

    作者們通常都把嫉妒當作任性的表現,是那種被慣壞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或專橫女人的缺點之一。在他們看來,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女人能使丈夫做她願意讓他做的事,不納妾或不與婢女同睡。嫉妒也可以看成一種毒素,可以使人生病。黃庭堅(1045—1105)給陳慥寫信詢問後者妻子的病情:「公暮年來想漸求清靜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    
    下面由洪邁記述的故事成功地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嫉妒就像一種病,就像著了魔一樣:     
    台州司法葉薦妻,天性殘妒,婢妾稍似人者,必痛撻之,或至於死,葉莫能制。常以誠告之曰:「吾年且六十,豈復求聲色之奉,但老而無子,只欲買一妾為嗣續計,可呼?」妻曰:「更以數年為期,恐吾自有子。」至期,不得已勉徇其請。然常生嫉恨,與之約曰:「為我別築室,我將修道。」 葉喜,即於山後創一室,使處焉。家人輩曉夕問訊,間置酒食,葉以為無復故態,使新妾往省之。抵暮不返,乃策杖自詣其處,見門戶扃鑰甚固,若無人居。命僕發關,則妻已化為虎,食妾心腹皆盡,僅餘頭足。急走山下,率眾秉炬視之,無所睹。時紹興十九年。    
    宋代男人對嫉妒的本質所做的解釋,用當代的眼光看,似乎至少是過於簡單化。用單獨一個妒字表示丈夫對婢女或妾感興趣以後,行為和態度都變化了的妻子的感情和動機。我們可以想像常見的情況是什麼樣。一位18歲的女子作為新娘進入一個家庭,必須學會不只與丈夫,還有公婆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及其孩子們相處。167慢慢地她的地位提高了。她有了孩子;公公婆婆去世了;丈夫和兄弟們分了家。到35歲或40歲時,她的處境更好了。她成為家裡的女主人,忙著為兒女們張羅婚事,期待著不久長子娶了媳婦,就可以當婆婆。但是現在丈夫帶回家來一個17歲的妾陪他過夜,而且認為就他作為家長的地位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他看不出妻子作為孩子的母親和家務管理者,榮任這樣的角色還有什麼不滿意的。我能想出至少3種感情成分,使很多這樣的妻子對妾懷有敵意,或試圖羞辱丈夫。首先,她的尊嚴受到侮辱。已經學會對待她像對女主人一樣的婢女和兒媳現在可能在背後竊笑她的失意。其次,看見年輕的妾只會使她更加覺察到這麼多年後自己的外表變化多大,突然意識到自己老了。再次,(至少在後弗洛伊德主義者的眼裡)這裡面肯定有性挫折方面的原因,經過很多年正常的性生活,她現在發現幾乎沒有夫婦間的樂趣了。她多半不把對丈夫的感情看成性的,但是受挫折的性願望肯定會激起情感上的反應。或許我們可以從圖21的畫面讀到一點這種心情: 一個女人化好妝,梳好頭髮,在鏡子前邊看著自己,幾尺之外站著兩個年輕女子,可能一個是婢女,一個是妾,專心於自己感興趣的事而不侍候她。    
    圖21審視自己外貌的女人,王詵(約1046—1100以後)作。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名畫選萃》,台北,1970。    
    無論我們怎樣分析「嫉妒」這種感情,毫無疑問它可能非常擾人心智。妻子們的傳記都說她們脾氣好,有耐心,即便有過但也很少毆打妾或女僕——這暗示著這種容忍十分罕見。事實上洪邁的故事裡妻子經常打妾。其中之一是年輕妻子結婚時帶來的女僕與男主人有了性關係,後來被女主人打死。另一個故事裡,一個女子說她逃跑的原因是男主人開始親近她以後,女主人就毆打她。另一條史料說李貫的寡妻再嫁後生病了,這時候李貫的鬼魂出現了,控訴她3次殺死已懷上他的孩子的婢女,使他死去時沒有子嗣。    
    即便妻子的嫉妒沒有導致暴力,但也會使丈夫不願和她共處。洪邁記載范斗南於1175年中舉不久後買了一個妾。由於妻子不能接受這個更年輕的女人,他謊稱自己必須外出辦事,與妻告別,然而實際上只搬到不遠的一所廟裡與妾同住。洪邁還說一男子與一官員女兒結婚後,迷上了一個16歲的妾,「因是常與妻反目」。168袁采寫道:「人有以正室妒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同時針對這種情況提出警告,由於妾可能與別人建立不正當關係,男主人最終養大的孩子可能是別人的。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7

    為什麼男人不硬性要求妻子別管束他們的妾?一個原因是無論男人怎樣厭惡女人內闈裡的怨恨,他們能做的事仍在一定限度以內。儘管他們可以把妾轉移到妻子的控制範圍以外,但不能顛覆妻子在內闈的基本權利。這種情形同樣見於他曾面對的母親和妻子之間。男人可能愛妻子而不願看到母親苛刻地對待她,但他不能向母親當家作主的權力挑戰從而破壞了秩序。相反,他可以試著軟化母親的態度169或帶著妻子到很遠的地方任職。此外,由於寵愛妾意味著自我放縱,這就使妻子對付丈夫時可以利用一點槓桿效應。我們得知,周必大(1126—1204)的妻子因為他寵妾而限制妾使用水。這個妾請求經過的周必大給她打水。周必大照辦了。在屏風後邊觀察著這一切的妻子此時取笑周必大說:「好個相公,為婢取水?」    
    有的男人發慈悲放走了妾。曹汭(11世紀)不得不因已形成的妻妾爭寵的局面把一個自己喜歡的妾嫁給別人。後來他拜訪了舊妾新丈夫的家。饒舌的閒談者喜歡講被位高權重但不招人喜歡的男人攆走的妾的故事,顯然表明輿論很喜歡這種感覺,即公共生活中看似很強的男人可能有一位做威作福的妻子。我們得知,王喚陞遷較快,因為他妻子是高官鄭居中(1059—1123)的女兒。她「怙勢而妒」。一個婢女生了她丈夫的兒子,她就把孩子送走了。王欽若(962—1025)的妻子如此嫉妒,使他不能納妾。他用典把書房命名為「三畏」,一個朋友取笑說,對他而言「四畏」更合適,可以加上第四畏——懼內。我們還得知,秦檜的妻子既跋扈又嫉妒;她曾在秦檜一個兒子都沒有的時候把懷孕的妾賣掉了。    
    講述被逐的妾的故事可以拆穿某人的身世。妾被攆走時懷孕了嗎?據稱韓佗胄(逝於1207年)的生母是他父親從中間人那裡買來的,當時已有身孕,但被王家嫉妒的女主人趕出來了。據說賈似道(1213—1275)同樣是被丈夫賣給他父親的女人生的,但她懷孕後又被送給另一個男人,因為賈似道父親的妻子很嫉妒。    
    嫉妒雖然受到普遍譴責,但也不是從沒聽說過男人有點同情與嫉妒苦苦搏鬥的女人。在「導言」裡我討論了王興對老朋友王晏(890—966)的勸告,王晏的妻子在他當上高官後病了。王興認為如果王晏遣散那些姬妾,像過去那樣生活,一夫一妻,妻子的病就會好。有的判官甚至批評丈夫給了使妻子嫉妒的理由,在一個涉及夫妻爭吵的案例裡,最後丈夫打了岳父,岳父帶女兒回到娘家。判官說丈夫喜愛為他生了孩子的妾,忽略了妻,使她被嫉妒毀滅。「婦人不賢,世多有之,顧何責於此輩」,判官這樣解釋這件事。170他命令女婿向岳父道歉,把妾嫁給別的什麼人,為小孩請一個奶媽。判官還命令岳父送女兒回夫家。他說這樣家裡才會有一點和氣。    
    女人同意男人對女人的嫉妒的看法嗎?被別人視為妒婦的女人怎樣看待自己的行為和感情?很多女人可能認為她們是在嚴格管理妾和婢女,因為保持家庭內部秩序井然是她們的職責所在。她們認為來自下層人家的僕人和妾有各種各樣的壞習慣,有必要進行約束。如果丈夫寵壞了這些年輕女人,弄得她們不守規矩,那麼妻子不得不嚴加管教。另外還要考慮到,男人可能意識不到受寵的妾會用什麼辦法激怒一位妻子。他們與妾在一起消磨的時間越多,就越可能偏聽她的一面之詞。有的情況下,大概確實需要給妾們立一點規矩。    
    


第九部分:夫妻關係夫妻關係 8

    雖然很多女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嫉妒,但是肯定有些人意識到了。如果她們在長大的過程中領悟到嫉妒是破壞性情緒,那麼當發現自己不能抑制對毀壞她們生活的女人的敵意時,將陷入深深的煩惱。此刻她們可以到哪裡尋求忠告呢?孩提時代背誦過的儒家啟蒙書,如《孝經》,並沒告訴她們如何處理這樣的情緒,或怎樣消除它們。專為女子寫的《女孝經》或《列女傳》那樣的啟蒙讀物只教導她們效仿什麼,並未就這類問題提供建議。儒家經典如《論語》和《孟子》毫無用處,它們就像只為男人寫的,而男人從來不必抑制自己佔有女人的感覺,甚或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必抑制性願望。宋代理學家與弟子們討論許多道德修養問題,興趣的重心僅在男人的道德方面。他們談到節制慾望,但是慾望問題在男性精英當中是成問題的慾望: 他們有在現世取得成功的野心,還有貪婪和自我放縱的傾向。哲學家們一點都沒想到婦女們控制複雜的感情時面臨的這類問題。我們已經知道上層階級女士的文學修養非常高,但滿足她們需求的文字幾乎沒有,這確實令人吃驚。    
    發現自己被強烈的感情撕裂了的女人可能轉而求助於同齡的或年長的女性——母親、姐妹、表姐妹或妯娌。多半出於對方的勸告,她可能轉向信佛。佛教教義認為肉慾其實是人的全部慾望,是提升精神的過程中的障礙。佛教還教給人一個如何看待老去的有價值的視角: 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惟一不變的就是無常。佛教還提供了使精神保持安寧並去除不想要的想法的技術。如果一位妻子轉向佛教而變得安詳沉靜,她就會得到周圍所有人的尊敬,171因為她維繫了家庭內部的和諧。她將不再是痛苦的、被忽略的妻子,不再會有激烈的感情爆發,而成為家裡的聖人,一個放棄了肉食,背誦著佛經,向親戚們傳授佛法,對周圍的人表示慈悲的人。她還用精細微妙的方式向丈夫的行為提出了挑戰,反襯出他是那麼明顯地不能擺脫肉慾,獲得解脫。我猜測這是在其他地方譴責佛教的儒家學者慷慨大方地表揚信佛的女人的原因。儒家價值觀推崇的家庭和諧經常不能從其他渠道獲得。儒士並未教給女人轉向佛教從而控制自己的生活: 這似乎是女人為女人開發出來的解決問題的途徑。    
    宋代的婚姻關係,像其他大多數時代和地方的一樣,遠非不變。訓誡著作針對相應的家庭角色做出的指導,清楚地闡明了夫妻雙方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但是運用到任何一樁婚姻時都還有相當的餘地。丈夫們和妻子們可以設想很多種行動的方式。女人同男人一樣,都知道有相親相愛的夫妻,也有疏遠的夫妻。他們也都知道男人打老婆或女的罵丈夫乃常見之事。性和諧與性不滿的夫婦也都在想像當中。我無意說把所有的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知道當今社會上的許多事都超出人們的想像。然而他們仍面臨各種選擇。我們已經看到,有些女人認定自己有權監督家庭裡的其他成員,但另一些則退出了,獻身於佛教。希望與丈夫一塊兒旅行的女人可以說他需要有人管理家務;寧願留在家裡的女人可以引經據典地說兒媳的職責是照顧公婆。    
    妻子有機會選擇並不意味著她們的權力與丈夫同等。法律上她們其實沒有權力: 她們不能駁回丈夫對家務的任何主張,也無權懲罰或驅逐丈夫。法律上她們甚至不能放棄婚姻或離開家庭。相反,她們有辦法——或者說策略——在上述限度內使自己處於最好的情勢之中。馬傑裡·沃爾芙(Margery Wolf)曾說成功的中國婦女「學會了主要依靠自己,但同時表現得依靠父親、丈夫和兒子。」    
    嫉妒的妻子和放縱的丈夫兩種形象鑲嵌在一起,傳遞出強有力的夫妻關係的信息。我猜測很少有妻子突出地意識到或因此不那麼憎恨這種關係中的法律不平等,因為她們學會了這樣想,婚姻的不和諧不源於不平等的法律權力,而是丈夫被年輕女人吸引,同時妻子無力控制自己的嫉妒。情感是嫌疑犯,精明的算計和獻身的責任意識都約束不了它。    
    


第十部分:為母之道為母之道 1

    懷孕,生孩子,照顧孩子,在任何社會都是婦女生活的特徵,但是女人們經歷此事的途徑卻非常懸殊,這取決於對生理過程的解釋,對生男、生女的價值認同,怎樣才是最好的養育孩子的想法,以及更寬泛的理想的為母之道。在宋代,人們對妻子這一角色的理解理所當然地都認為生、養孩子是她們的中心任務。婚禮儀式用「五子二女」這類話公開表示希望新娘將來多產。王氏(1212—1284)的婆婆用「願汝多男長壽也」感謝她耐心照料癱瘓的公公。1有宋一代越過階級界限的對女人身份的認定與她們是孩子的媽媽緊密相連。    
    懷 孕 和 生 產    
    宋代多數已婚婦女都經常處在懷孕期間。從將近20歲結婚到45歲左右生育能力走向終結的25—30年裡,典型的妻子一般會懷孕多次。我通過墓誌銘研究的夫婦,到45歲時雙方都健在的,平均有6.1個長大到足夠留下記錄的孩子(但是妾生的孩子偶爾也被記錄在內)。實際上剛出生時還活著的孩子更多,因為人們經常忽略不提夭折的小孩子。還有妊娠中止後的死胎和流產的,也占相當的比例。因此很多婦女可能懷孕過10次或更多。    
    173婦科和產科問題在宋代醫學文獻裡既有一般的也有專門的討論。2一部12世紀的書目羅列了16種婦女保健類著作的書名。朱端章1184年完成的18章的婦科專著描寫了懷孕初期的種種症狀,如心、食慾旺盛,還有因胎位不正引起的難產、大出血、胎盤不脫落、臍帶纏繞和其他併發症,以及各種各樣的產後疾病。陳自明1237年的著作《婦人大全良方》甚至更長,有24章。陳著引介了更多的前代作者的成果,更充分地分析了每個專題,含有許多朱端章著作沒有的內容,比如說不育。3    
    內闈第九章為母之道宋代的醫學文獻不認為足月分娩以前的懷孕會使人虛弱。已經生過孩子的女人多半一下子就度過了這一段,盡最大可能避免中斷工作。畢竟,她們同時仍然要養育小孩,服侍公婆,做家務活,或許還得兼顧桑蠶或監督奴婢。蘇舜欽(1008—1048)用不太在乎的口氣寫了妻子程氏(逝於1035年)死亡的事,說明人們不認為有必要細心照料孕婦。婚後七八年蘇舜欽得到一個官職。程氏建議他帶著孩子們赴任而自己留在家裡照顧婆婆,但是家人勸告說,她的職責就是陪伴丈夫。兩個月後他們到達任職地點,蘇舜欽的父親去世了,他們立刻穿上喪服往家趕,日夜兼程,沒有正常的飯食和休息,而此時程氏畢竟在懷孕後期。她從馬背上摔下來,腿部3處受傷,仍堅持不停地趕路,說:「早得一慟於舅之柩前。遂死無恨;若或殞滅,重為姑憂,大甚為不孝也。」到家的那天晚上她生下一個孩子,給她帶來更大壓力,七天以後就故去了。4    
    醫學權威勸告懷孕最後一個月的女士要特別小心。要保持鎮定自若,不要背負重物也不要登高,不要過度飲酒,不吃不好消化的食物。最後一個月無論如何都不要洗頭髮。5    
    最後一個月還是選一位類似像屈老娘那樣有經驗的老接生婆的時候,她年過八十仍在一個固定的宋代家庭裡負責接生。6接生婆經過什麼樣的訓練,我們知之不多。多數人可能在獨立工作以前通過給一位經驗更豐富的女人當幾年助手學到了手藝。人們期待接生婆能告訴孕婦什麼時候使勁,並且把不是頭先出來的胎兒的位置弄好。7    
    174當事情變得非同一般地麻煩時,可能要找來男醫生。洪邁記錄了朱新仲(1097—1167)講給他的下述故事: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畿道偶在朱公捨,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針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畿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才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遂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針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針痕存焉。其妙至此。8    
    生孩子並不一定被視為單純的醫學事務。難產時巫師也會被請來幫忙。洪邁提供了很多這樣的例子。當吳氏不能忍受臨產的疼痛時,家人請來一位和尚唸咒。黃氏分娩時劇痛,使了勁但還是生不出來,為避免讓她死去,請來一位靈禖,他預言鬼神已在迎候這位產婦,等於預告了她的死。常氏使了不少勁,但勞而無功,她告訴家人,一位被她打死的妾正在打她的肚子,家人請來一位道士灑了聖水。9即便是醫生有時也用非生理的概念解釋特殊的事。洪邁在一個類似於前、但用意不同的故事中表明了這一點:     
    


第十部分:為母之道為母之道 2

    縣酒官呂生妻臨褥,五日弗產。或曰:「非屠醉不可。」呂亟招之,至則醉矣。徑入室,隔衣略捫撫即出曰:175「且扶坐,少頃免身矣。」俄聞嬰啼聲,謂屠不曾施技,偶值其生爾,無足奇者。屠語呂曰:「君細視兒左手虎口,必有小竊。」視之果然。問其故,曰:「此非佳兒也,必有宿冤,欲取君夫人命,故在胎執母腸不放,無由得生。吾用龐安常法針之,故得脫。」呂拜謝,兒亦尋死。又二歲,妻孕如前,仍以前法治之。既愈,乃告之曰:「事已至再,夫人從此當清居獨處,倘不知悔,他日不幸,復值此,將奈何?吾或不在,必非他人可治。吾自料年運亦垂盡,不久於世。夫人於為性命計,勿忘吾言。」明年,屠果卒。又一年,呂妻竟因產喪命。呂狃於俗說,謂婦懷胎死者,沉淪幽趣,永無出期,至自持刀剖其腹,取敗胎棄之。十    
    這個故事隱含兩個在別處也得到證實的民間信仰: 其一,某個特定的嬰兒不是一般的孩子,而是送來讓父母傷心痛苦的孽障,多半因父母曾經犯下的罪孽而遭到這樣的報應;其二,懷孕是阻擋母親再生的不潔或污穢的事。很難追溯懷孕和生小孩是污穢的這種想法的由來。一部佛教偽經(出自於中國),《盂蘭盆經》,描寫了目連進入陰間尋找母親時發現的盂蘭盆地獄。地獄裡只有女人,衛士向目連解釋她們在那裡是因為生孩子時的血污玷污了土地神,或讓河流下游的人無意中用洗過血衣的河水給神獻了茶,從而冒犯了神。作於宋代的幾部道教經書含有類似的主題,暗示這些觀念——在後期的中國非常突出——早在宋代已經十分流行。    
    孩子生下來以後緊接著的日子對母親說來非常重要。醫書的作者勸告產婦臥床3天。作者還指出產後易感壓抑或神志不清,常說她們看見鬼了,因此應該及時治療。產婦分娩後還易於遭受疼痛、風寒以及種種不適和危險。    
    分娩的直接後果之一是孩子生下來幾天後就死去,或幾歲時夭折了,這種情況顯然很普遍,即便是在有墓誌銘資料、享有特權、有功名的士人家族裡。陳自明的著作(1214—1297)176明確記敘了第一個妻子董尚柔(1216—1252)生了4個女嬰,但是都沒長大。37歲時第一個兒子出世的第二天她辭世而去。13天後男嬰也死了。姚勉(1216—1262)的不幸是兩位妻子都在婚後一年分娩時喪命。第一位妻子鄒妙善(1228—1249)在惟一的女孩出世20天時去世,接著,女孩在第二年死去。第二位妻子,鄒妙善的小妹鄒妙常,死於第一次分娩以後的第七天。對母親死後活下來的兒子,作者避而不談他媽媽死於生他時得的併發症,多半怕傷害他的感情。又如,元明善(1269—1322)僅記載了史棣卿(1246—1266)21歲時因「病」死於京城。然後在銘文裡提到她的第四個孩子——惟一的兒子,當時剛剛生下來7天。    
    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儘管前現代時期生孩子很危險,但是仍使父母和祖父母感到非常興奮、快樂,特別是生下男孩時。枕著小孩形狀的瓷枕頭圖22嬰孩形狀的瓷枕,北京,故宮博物院,翁萬國(Wango Weng)攝。    
    (圖22)躺在床上的女人會想到生養孩子的樂趣。邵雍(1011—1077)45歲才結婚,第一個兒子出世時他寫了一首詩:     
    我今行年四十七, 生男方始為人父。     
    鞠育教誨誠在我, 壽夭賢愚繫於汝。     
    我若壽命七十歲, 眼前見汝二十五。     
    我欲願汝成大賢, 未知天意肯從否?    
    養活嬰兒    
    懷孕的女人無論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嬰兒的生命都甚至更危險。考慮到宋代皇帝的女兒在嬰兒期死掉一半,可以說嬰兒的死亡率肯定非常高。正如一幅宋代呼之欲出的繪畫(圖23)圖23嬰兒和死鬼的幽靈,李嵩(創作活躍期1190—1230)。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鄭振鐸、鄭珩、徐邦達: 《宋人畫冊》,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9。    
    描繪的,死亡似乎有辦法吸引嬰兒。    
    有的女人顯然比別的女人運氣壞,正如洪邁另一則逸聞所示:     
    雎陽劉槳夫婦,年皆四十餘,屢得子不育,惟一幼女。劉調官京師,女在家亦死。將出瘞,母望送之,哭甚苦,倦憩椅上,遂昏睡。及醒,見高髻婦人立於側曰:「無庸過悲惱,177便毓貴子矣,官人已得差遣,朝夕歸。但往城西魏十二嫂處,覓一故衣,俟生子,假大銀合,藉以衣,置子於中,合之少時而出,命之為合住或蒙住可也。」語畢,忽不見。後五日,劉調滁州法曹掾歸,妻告之故。次日,既出西門尋魏氏,行二里,無此姓者。還及門,偶駐茶肆,與主人語,其行第則魏十一也,問其弟,曰:「正為十二弟,所娶弟婦生十子,皆不損折,共居同食,殊非貧捨所宜。」 劉聞言喜甚,以情語之。魏入告其弟,持婦所衣絹中單與客,劉酬以錢二千,不肯受。既而妻娠。越五月赴官,時宣和庚子歲也。夫婦因對食,178相與語:「生男似有證,顧何處得銀合?」適被郡檄兼委公帑,閱器皿,乃有大銀合二。滁固荒州蕭索,他物不相副,當巨璫譚縝使浙西,所過州必薦土物,盛以合而並歸之,滁亦為備,縝從他道去,故留庫中。至六月生男,如婦所教而字之曰「蒙住」。    
    


第十部分:為母之道為母之道 3

    這個孩子當然活了下來,長大以後當了官。    
    為了讓新生兒活下來,醫學文獻提供了無數處方和切實可行的建議。其中之一引用了許多諺語:「要當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則致寒熱,或吐而發癇,或致下利,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為也,則難治。先治其輕時,兒不損耗而病速除矣。……兒衣錦帛,特忌厚熱,謹之謹之。」還註明不扎針灸、不用灸法的農民的孩子往往活得比庸醫治過的孩子好。    
    179西方國家的前現代社會,父母們經常把嬰兒從不利於健康的城市送到鄉下交給乳母照顧,這種辦法大概使嬰兒死亡率增高。中國同樣廣泛使用乳母,但是嬰兒死亡率多與她們無關,因為代替把嬰兒送到奶媽家的辦法是把奶媽請到自己家,可隨時照顧小兒各方面的生理需要。醫生不反對使用奶媽,相反,他們只提醒選健康、豐滿、奶水潔白的奶媽。事實上通常的醫學思想認為餵奶就像失血並且耗盡了女人的力氣:「世俗之家,婦人產後復乳其子。產既損氣已甚。乳又傷血至滌。蠹命耗神,莫極於此。」這樣想的人家會雇奶媽以保護新媽媽的健康。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奶媽在士人家庭裡是常見的角色。蘇軾(1036—1101)寫道,任採蓮(1017—1088)喂大了他姐姐和他自己,然後留在他家35年,帶大蘇軾的3個兒子,跟著他旅居、宦游各地。士人為僱用奶媽而煩惱是因為有功名人家的孩子常受奶媽壞習慣和價值觀的影響,或是奶媽為了得到這個差使而過早地給自己的孩子斷了奶。    
    人們會把上層階級的女人自己帶孩子視為獻身母性的表現。袁燮(1144—1224)說自己的妻子邊氏(1155—1203)是理想的媽媽。她19歲結婚,不久就開始養育孩子,最終養大4個兒子,4個女兒。    
    男女八人,自乳其七。饑飽寒燠,節適謹甚。無頃刻不繫於心;無毫釐不至之處。自言吾之心寄於兒之身。兒小不安,終日抱持,未常置之衽席,委之他人也。察之微,護之謹。故鹹遂以長;而無夭折之患。    
    在袁燮看來,照看嬰兒的母親帶有非常迷人的美,這種感情激發畫家們喜歡畫給嬰兒洗澡的母親(圖24)。    
    圖24給嬰兒洗澡的女人,宋代畫作。華盛頓史密斯索尼亞學院藝術畫廊(35.8)。中國的父母與別處的一樣,把愛揮灑到孩子身上。孩子死掉則痛不欲生。不少士人寫詩哀歎嬰孩的死。徐積(1028—1103)寫的一首探究母親在長得大一點的孩子死去時可能感到的悲傷,其中一部分為:    
    誰何哭,哀且危?180    
    白頭母,朱顏兒。    
    兒忽捨母去。母何用生為?    
    架上有兒書。篋中有兒衣。    
    兒聲不復聞。兒貌不復窺。    
    誰何哭,哀復哀?    
    腸未絕,心先摧。    
    母恃兒為命。兒去不復來。    
    朝看他人兒,暮看他人子。    
    一日一夜間,十生九復死。    
    流 產 和 殺 嬰    
    181在撇開生理意義上的為母之道以前,我們應該概略地看一看人們怎樣對待意料之外的懷孕。人們廣泛認為小孩子可能是不受歡迎的。最常見的不願養過多孩子的理由是家庭太窮: 兒子越多,每人分到的土地越少;女兒越多,花費越大,特別是辦嫁妝的時候。    
    人們大多相信吃掉一些特定的東西可以導致流產,但是那些辦法似乎並不安全或有效。周密(1232—1308)記錄了一則謠言,度宗(記錄為1264—1274)皇帝是一次不成功的流產的結果,他母親曾跟隨嫁給皇子的李氏做僕人,「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賤,遂服墮胎之藥,既而生子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李昌齡(創作活躍期1233年)撰寫的訓誡故事集子也談到人們吞服毒藥達到流產的目的。他從反對懷孕最初階段子宮裡只有精液和血的觀點出發,聲稱孕期的最初,一個精靈就已經存在於子宮。他重述邵伯溫(1057—1134)記錄的故事作為證據。邵伯溫的祖母懷孕時吃了醫生開的藥,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即他的父親邵雍;但是孿生妹妹死去了,人們歸咎於吃過的藥。10年後邵雍的母親病了,夢見死去的女孩來訪,告訴媽媽,她在子宮裡怎樣因毒藥而受苦。又過了10年,她又來了,說她最後將再生。    
    這個孩子當然活了下來,長大以後當了官。    
    為了讓新生兒活下來,醫學文獻提供了無數處方和切實可行的建議。其中之一引用了許多諺語:「要當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則致寒熱,或吐而發癇,或致下利,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為也,則難治。先治其輕時,兒不損耗而病速除矣。……兒衣錦帛,特忌厚熱,謹之謹之。」還註明不扎針灸、不用灸法的農民的孩子往往活得比庸醫治過的孩子好。    
    179西方國家的前現代社會,父母們經常把嬰兒從不利於健康的城市送到鄉下交給乳母照顧,這種辦法大概使嬰兒死亡率增高。中國同樣廣泛使用乳母,但是嬰兒死亡率多與她們無關,因為代替把嬰兒送到奶媽家的辦法是把奶媽請到自己家,可隨時照顧小兒各方面的生理需要。醫生不反對使用奶媽,相反,他們只提醒選健康、豐滿、奶水潔白的奶媽。事實上通常的醫學思想認為餵奶就像失血並且耗盡了女人的力氣:「世俗之家,婦人產後復乳其子。產既損氣已甚。乳又傷血至滌。蠹命耗神,莫極於此。」這樣想的人家會雇奶媽以保護新媽媽的健康。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奶媽在士人家庭裡是常見的角色。蘇軾(1036—1101)寫道,任採蓮(1017—1088)喂大了他姐姐和他自己,然後留在他家35年,帶大蘇軾的3個兒子,跟著他旅居、宦游各地。士人為僱用奶媽而煩惱是因為有功名人家的孩子常受奶媽壞習慣和價值觀的影響,或是奶媽為了得到這個差使而過早地給自己的孩子斷了奶。    
    人們會把上層階級的女人自己帶孩子視為獻身母性的表現。袁燮(1144—1224)說自己的妻子邊氏(1155—1203)是理想的媽媽。她19歲結婚,不久就開始養育孩子,最終養大4個兒子,4個女兒。    
    男女八人,自乳其七。饑飽寒燠,節適謹甚。無頃刻不繫於心;無毫釐不至之處。自言吾之心寄於兒之身。兒小不安,終日抱持,未常置之衽席,委之他人也。察之微,護之謹。故鹹遂以長;而無夭折之患。    
    在袁燮看來,照看嬰兒的母親帶有非常迷人的美,這種感情激發畫家們喜歡畫給嬰兒洗澡的母親(圖24)。    
    圖24給嬰兒洗澡的女人,宋代畫作。華盛頓史密斯索尼亞學院藝術畫廊(35.8)。中國的父母與別處的一樣,把愛揮灑到孩子身上。孩子死掉則痛不欲生。不少士人寫詩哀歎嬰孩的死。徐積(1028—1103)寫的一首探究母親在長得大一點的孩子死去時可能感到的悲傷,其中一部分為:    
    誰何哭,哀且危?180    
    白頭母,朱顏兒。    
    兒忽捨母去。母何用生為?    
    架上有兒書。篋中有兒衣。    
    兒聲不復聞。兒貌不復窺。    
    誰何哭,哀復哀?    
    腸未絕,心先摧。    
    母恃兒為命。兒去不復來。    
    朝看他人兒,暮看他人子。    
    一日一夜間,十生九復死。    
    流 產 和 殺 嬰    
    181在撇開生理意義上的為母之道以前,我們應該概略地看一看人們怎樣對待意料之外的懷孕。人們廣泛認為小孩子可能是不受歡迎的。最常見的不願養過多孩子的理由是家庭太窮: 兒子越多,每人分到的土地越少;女兒越多,花費越大,特別是辦嫁妝的時候。    
    人們大多相信吃掉一些特定的東西可以導致流產,但是那些辦法似乎並不安全或有效。周密(1232—1308)記錄了一則謠言,度宗(記錄為1264—1274)皇帝是一次不成功的流產的結果,他母親曾跟隨嫁給皇子的李氏做僕人,「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賤,遂服墮胎之藥,既而生子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李昌齡(創作活躍期1233年)撰寫的訓誡故事集子也談到人們吞服毒藥達到流產的目的。他從反對懷孕最初階段子宮裡只有精液和血的觀點出發,聲稱孕期的最初,一個精靈就已經存在於子宮。他重述邵伯溫(1057—1134)記錄的故事作為證據。邵伯溫的祖母懷孕時吃了醫生開的藥,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即他的父親邵雍;但是孿生妹妹死去了,人們歸咎於吃過的藥。10年後邵雍的母親病了,夢見死去的女孩來訪,告訴媽媽,她在子宮裡怎樣因毒藥而受苦。又過了10年,她又來了,說她最後將再生。    
    


第十部分:為母之道為母之道 4

    殺嬰無疑比流產更為常見。即便遠非赤貧的家庭也用殺嬰控制生育,而且士人階層裡頗有一些殺嬰或企圖殺嬰的故事。洪邁記錄的故事,其中之一,一位官員的兒子、兒媳一致同意如果再生女兒就把她淹死,因為他們已經有4個女兒了。另一個故事,一位年過五十的男子尷尬地告訴長大了的兒子們他的妾懷孕了,問他們孩子出生後怎麼辦: 殺死,立即送人,還是養大一點再送人(估計是讓別人收養或送給寺廟)。小兒子提議養活他,但是長子親手把小嬰兒扔到一個酒缸裡。有時人們改了主意,把放到水盆裡的小孩救活。廣為人知的議論涉及官員單同(1035—1105),他之所以活下來,僅由於被扔到水裡後有人救了他。人們還議論說胡安國(1074—1138)的妾生的小孩被扔到水裡淹死,他的妻子恰好夢見一條魚在盆裡游,182因此把淹得半死的男孩救起來親手養大。這個孩子胡寅(1098—1156),因為生母企圖淹死他而對她懷怨在心,生母死後也不為她服喪。(我們忍不住會猜測,胡寅法律上的母親會在他不過是小孩子時給他講這個故事,使他視她為生母。)    
    儘管有證據顯示士人同儕確實在殺嬰,大多數士人仍認為殺嬰是愚昧、自私和不道德的,像是那些平民百姓干的,而不是士人階層自己幹的。王得臣(1059年中舉)報道,福建人有了三兒兩女以後就不想再要孩子,如果生了,就溺死。他記述了福建一位縣官俞偉的努力,俞偉發佈禁止殺嬰的勸諭,召來村裡的長者,款待他們,教導他們回去後向鄰居們解釋為什麼殺嬰是錯誤的。王得臣說,通過俞偉的努力救活的小孩,多達幾千個。幾十年後,朱松(1097—1143)在福建當地方官時,貼告示勸人們不要殺嬰。多半為了引起注意,他從一個死而復生的女人說起,此前據說她曾被引到一個地方,看見親戚和祖先在那裡排成一行,還有5個血泊中的小孩,她被指控殺死了他們。這個案子最後被弄清楚是抓錯了人,於是她又活了過來。然後朱松說:  「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貲,輒亦從旁取殺之。」    
    人們認為殺嬰是罪過,這可以從很多殺嬰者遭到報應的故事看出來。洪邁講了一個叫江四的富農的故事,妻子生了女兒以後,他很生氣,把嬰兒扔到水盆裡。孩子沒有死,他使勁揪住她的耳朵,把整個耳朵撕扯下來,就像用刀切下來那樣。然後,嬰兒死掉了。第二年,妻子又生了個女兒,結果這個女兒沒有耳朵。鄰居解釋說這就是報應,但並沒有打消他再次殺嬰的念頭,因為他怕招來更大的災難。洪邁還講了高氏的故事,她是農業工人的寡婦,和一個游手好閒的年輕人交好後懷了孕。由於擔心有人控告她通姦,她溺死了嬰兒。幾年後,她染上了寄生蟲病,肚子脹起來。她疼得日日夜夜大嚷大叫。病危時她對圍在床邊的人說,這是死嬰在折磨她。說完了就開始瘋狂地踢打,第二天就死了。高氏的女兒看著她死去,但是她結婚以後,183想到自己和丈夫要養的人已經很多了,就溺死了一個剛出生的女嬰。第二年她又懷孕了,看見一個怪物出現在房間裡。她生病、死去,經受的折磨與母親完全相同。    
    對那些認為自己無力供養更多小孩而選擇殺嬰的人,可以提出的建議是把孩子送給別人收養,或把他們遺棄在易於被人發現的地方。袁采指出,「子多固為人之患」,但還是力勸把孩子養大一點再送走。在大城市裡,棄嬰是常見的社會問題。地方官府有時建立育嬰機構,雇奶媽照管嬰兒,直到有人領養。在鄉村地區,地方官會試圖建立防範措施,要求鄰里舉報孕情以便勸告她們不要殺嬰,為那些實在不能再添一張嘴的人家提供救濟。    
    照顧孩子的感情需要和道德發展    
    許多作者似乎都流露了這樣的想法,衡量女性成就的真正標準是看她們怎樣很好地把孩子撫養大。人類發展中孩童時代的重要性受到廣泛認同,而且公認母親是最可靠、天然的早期教育專家,從道德、知識和能力各方面培養孩子。程頤寫母親侯氏(1004—1052)給了他兄弟二人重要影響。(在下列譯文裡,我用了「媽媽」這個概念,而程頤像其他寫已逝母親的兒子們一樣,用「夫人」,或常常不寫主語。)    
    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眾,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184「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碳而擊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之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    
    


第十部分:為母之道為母之道 5

    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才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其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誡》。    
    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    
    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    
    ……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 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敬鑒。    
    多年後回顧母親養育孩子的言行,程頤發現了很多值得讚揚的地方。他母親生活在人們特別明確地知道自己地位的社會裡,但她試著教導孩子要體諒僕人、185窮人和任何處於不幸境地的人。她能使憤怒中的丈夫冷靜下來從而達到相夫的效果,但是對孩子不縱容放任,不嬌生慣養,不讓孩子變得冷漠和任性。相反,她對孩子「愛之深而教之嚴」。她在關心他人和淡泊物質方面為孩子樹立了一個好榜樣。她還善於激發、督促孩子步入仕途。    
    程頤對母親個人品性中沉著、平靜的那一面的評價超過感情方面,他注意到小妹妹死時母親比乳母還要鎮定。程頤當然反對刻板常規地描寫母親。袁采則為我們描繪了母親養育孩子的經歷和母子關係的更普遍的情況: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姿其所求,姿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疏。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小疵,以為大惡。如遇親故,妝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    
    愛憎之私,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則徇其母氏之說,牢不可解。為父者須祥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在士人階層當中,很多母親把孩子引進書本世界。袁燮(1144—1224)描寫他母親戴氏(1121—1192)怎樣抓住孩子最初階段的識字教育:「……教之書,手寫口授,句讀音訓必審。」兒子們長大後,她的作為更多地在於鼓勵和告誡他們,但還是用很多時間與兒子談古論今,讓他們分享自己廣博的知識和精彩的見解。母親帶孩子讀啟蒙著作的事也不罕見。比如龔氏(1052—1119)親自教兒子讀《論語》和《孟子》。黃氏(1063—1121)本人文學修養極高,逐個教7個女兒學習詩書禮儀。沒有男人的情況下,母親可能接管兒子的教育。186虞道永(1103—1182)40歲喪夫後緊緊抓住兒子的教育,「親授經訓」。    
    女兒們肯定常常由母親教著讀書。但是更多的媽媽要教會女兒自如地適應強調性別差異的社會。傳記常常說女孩子們對各種女工無師自通。這樣說也許反映了男人對這個事感到的驚奇,他們看到的是,必須施加壓力兒子們才能掌握構成職業基礎的古典文獻,反之,他們的姐妹,僅在家裡跟著媽媽,邊學邊干,就給家庭幫了越來越多的忙,不費勁就學會了必要的烹飪、養蠶、紡織、縫縫補補和照料老弱病殘的技能。    
    媽媽還最有資格教女兒做到甜美、順從、謙恭、收斂。當然,宋代的母親們並不認為培養這類素質意味著她們參與了對婦女的壓迫。相反,她們因別人稱讚自己養育的女兒美麗、女性化而感到驕傲。女人味的複製是一個女人自治的領域。人們容忍父親和祖父們溺愛女孩子或鼓勵她們那些不太體面的言行。而母親和祖母卻負有教她們學會適當的言行舉止的重任。韓維(1017—1098)記錄了岳母王氏(987—1041)怎樣招她父親喜歡,但最終學會女性行為舉止的過程:「夫人才數歲,文正特喜其明悟。親教誦《孝經》,白氏諷諫及雜詩賦數百篇。每家人會上,夫人飲獨為多。稍長,謂人曰:『酌酒誦書,非女子所為。』遂覆杯不視文字終身焉。」我們僅僅可以推測,她的母親、祖母或別的女親戚曾對她的行為發表過議論,抵消了一些她從父親那裡得到的正面肯定。    
    


第十部分:為母之道為母之道 6

    培養女兒形成一些美德,比如行為的適當,似乎在所有品行中是最重要的,會受人尊重,表明這位姑娘不是妓女。男人越是被那些願意在他們面前出頭露面,招待他們的女人吸引,就越明顯地願意讓自己的妻、女留在家裡,行為舉止適當。但是母親們不硬性排斥娛樂場所的時尚並以此引導女兒的發展,比如纏足的廣泛流行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見第一章)。    
    187雖然有那麼多危險和困難,養育孩子仍然使母親得到極大滿足。做母親不像其他女性角色那樣迷一般地模稜兩可: 女人在疼愛孩子和盡最大努力照顧他們的問題上沒有接收過含糊不清的信號。一個女人把自己是孩子的媽媽看得比其他都重要,就會發現生活少了許多令人困惑、沮喪的東西,而不像首先把自己當作女人、妻子、詩人、織婦或管家那樣。母親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熱忱投入照顧小嬰兒的身體,可以盡可能地把時間花費在大一點的孩子身上,這時候她們知道自己的企圖不會被誤解: 無論做什麼都會被當作愛孩子的表現。別人只可能批評某種做法,但不會批評媽媽的動機。做母親還是女人可以期待通過努力收到回報的主要領域;每個人都認為孩子愛媽媽就像媽媽愛他們小時候那麼深,這是當然的和適宜的。的確,作者們常常暗示一個兒子永遠沒有辦法充分報答他們一直以來欠給母親的恩情。    
    所有這些再一次強調了女人與別人的關係對於她說來有多麼重要。一個女人是很多人的什麼人: 父母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妯娌中的一個,等等。但是賦予她的各種關係裡最主要的是她與孩子的關係。此外,視女人為母親還把她帶進很多其他關係: 兒子的妻子不僅是兒媳,還是孫子的母親;女鄰居不僅僅是鄰居,還是鄰家孩子的媽媽。    
    可以提出,中國的家庭價值觀由於如此推崇母親這個角色,因此把老年婦女看得比青年女子更尊貴,多子女的女人比子女少或未生育的女人更尊貴。有些女人受益於子女,至少到最後會受益,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大概是孩子們。通過從每一種可能的角度激勵女人當一個好媽媽,中國的家庭體系鼓勵女人經心、慈愛地養育子女。    
    


第十一部分:寡居生活寡居生活 1

    當孫氏(出生於1070 年)1134年去世時,拋下了 56 歲的妻子強氏(1078—1153 )和 11 個孩子,其中有的尚在幼年。他家的財務十分混亂,因為他「疏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十萬無所計」。1孫氏積攢的借據有滿滿一匣,臨終時他叮囑兒子把借據都燒掉,但是兒子們卻打算去討債,這時,強氏攔住他們,說:     
    「不取一金之息,不遣一介詣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雲而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為錢,無慮萬緡。夫人惘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道。夫人曰:「爭財與讓財孰愈?」晝出帑廩畀之無秋毫計惜。族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資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衣粗食糲,勤儉自力。即捨東間屋數楹,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聚資稍復其故。189內外屬人無老幼疏近,一口翕然,稱為賢母。2    
    宋代史料裡像這樣決心克服逆境並成功帶大孩子的孀婦並不罕見。這種堅強、勝任而又無私的女人受到普遍的尊敬,原因與受尊敬的內助大致一樣: 她們維繫和提升了丈夫和兒子的家族聲望。    
    即便還有年幼的孩子,但幾乎可以肯定 56 歲成為寡婦的強氏有長大成人的兒子,可以幫她打理很多事情。更令人敬畏的是那些孩子還小的寡母。用前現代社會的死亡率推斷,失掉丈夫而孩子尚小的女人並不罕見。我研究的夫婦中,5% 的妻子30 歲喪偶,13% 的 40 歲、將近20% 的 45 歲喪偶。最好的情況下,女人喪夫後留在復閤家庭裡,與丈夫的兄弟們一起度日,並且今後也只依賴他們生活。分家時,她的兒子將得到丈夫應得的那份財產。體諒她的丈夫的兄弟將盡量推遲分家,直到她的兒子能管理財產或養活她。即便丈夫去世前已經分了家,丈夫的兄弟也會收留她和孩子們,支持或贍養(如果需要的話)她這個可能不能完全獨立的小家;這是士人通常的做法,他們按照慣例遵循成規,其中不少是為寡婦規定的。韓元吉(1118—1187)在一篇為小叔叔作的悼文裡說叔叔去世時沒有子嗣,韓元吉收留了無處可去的寡嬸,直到她也去世,他還為嬸嬸立了嗣,使叔叔那一支脈延續下來。3    
    內闈第十章寡居生活與這種理想的境況相反,很多寡婦回到娘家,可能是自願這樣做,因為丈夫的兄弟不歡迎她們,或丈夫沒有兄弟。寡婦的財產狀況和家庭形勢因為階級和個人情況不同而多種多樣。4吳氏(1035—1093),婚後不到一年喪夫,帶著尚在襁褓裡的小女兒回到娘家,「以事兄嫂」,長達32年。蘇氏(1031—1072)35歲時第二次喪夫,回到母親家住,每日獨處誦經,連家裡人也很少見到她。寡婦的父母和兄弟即使已去世,活著的娘家人最終也會收留她們。寡居的虞道永(1103—1182)收留了已逝丈夫的姐姐,慷慨地供養她十五六年,並為她的兒子們娶了妻。5    
    有些沒有兒子只有女兒的寡婦可以投奔女兒。張氏喪夫後,丈夫前妻的女兒嚴氏(1039 —1110)把她接到自己家,照顧她度過餘年。190宋氏的第二個丈夫去世後,住到她與前夫生的女兒陳氏(1155—1230)家裡。姐妹家甚至也是可去之處。大約 1175年,年老、貧窮且有病的邵氏被她年過 60 歲的妹妹收留。6    
    寡婦的脆弱性    
    189試圖保持一定程度上獨立的寡婦肯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一般情況下寡婦不能繼承丈夫的財產(他的兒子才是繼承人),如果她不再嫁,可以靠丈夫的產業維持生活。如果沒有兒子,她可以管理丈夫的財產並為他選一位繼承人,恰當但不一定必要的人選是他的侄子或侄輩族人。如果不確立繼承人,她死後這個家庭將被歸為絕戶,財產將按照戶絕法的複雜規定進行處置。如果有年幼的兒子,不管是她生的還是妾生的或收養的,她都可以在兒子利益的基礎上掌管財產,但是沒得到官府的同意不能變賣田產和房屋,因此她只不過是財產的保管者。兒子長大後,她仍有權要求掌握養活自己的那些財產;未經她的同意,兒子不能合法地簽署契據賣掉產業。7    
    毫無疑問,宋代寡婦願意得到更明確的對嫁妝和丈夫產業的所有權的法律依據。但是財產所有者的合法權利實際上是個大問題。男人會盡力曲解財產權,會用他們不會用來對付其他成年男子的辦法把財產奪走。開封的一個惡霸曾試圖逼迫鄰居把住房賣給他,沒有得手。鄰居去世後,惡霸佔有了他留下的寡婦張氏,唆使親信、狗腿子朝張氏的兩個兒子扔瓦片、石頭,逼得兩人背井離鄉。8《名公書判清明集》裡的案例解說提供了大量證據,其中很多男人以為沒有成年兒子的寡婦好欺負,把她們當靶子。因為她們畢竟是女人;從小被要求順從,讓著別人,聽從男人對種種「外」事的安排,為在公開場合露面而尷尬難堪。這些同一類的案例也表明的確有不少可愛的、相當勇敢的寡婦,準備著反抗到底。    
    


第十一部分:寡居生活寡居生活 2

    寡婦們需要的來自親戚的保護就像需要豪強的保護那麼多。韓億(972—1044)遇到一位十年前喪夫、被小叔子逼迫再嫁的寡婦。她的兒子被送給一位村婦,村婦受賄後聲稱孩子是自己生的。9像強氏一樣,很多寡婦似乎從財產問題引起的糾紛裡得到的最好的教訓是放棄。1045年李氏成為寡婦時,丈夫的兩個弟弟分了家產,騙走她20萬錢。191她惟一的兒子還小,壓不住憤怒,但是她勸兒子忘掉此事,否則會使亡父在地下不安。十    
    袁采提醒說寡婦可能經常被騙,但是他也說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很少有女人具備管理財產必不可少的識字、計算能力。「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賢;托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為避免被騙,寡婦有時把財產列在別的男人名下,這種辦法可能會弄巧成拙,引火燒身。    
    很多寡婦與夫家親戚的爭訟集中在收養問題上。法律和習慣偏向於收養父系家族近親,但是養母本人可能有充分理由傾向於一個遠親甚或陌生人。首先,寡婦願意保留已經立繼的嗣子(即已經和他有母子或祖孫關係的男孩),而且拒絕丈夫旁系近親想讓自己的孩子代替原有養子的意圖。他們之間的爭鬥會拖延很久,如陳的寡妻,有知識的傅氏遇到的。她已經從丈夫的親戚里收養了一個3 歲男孩。由於孩子的輩分合適,她已把孩子轉到自家戶籍上,手續合法。然而,在二十多年裡,陳鑒,可能是丈夫的兄弟,多次起訴她,企圖讓自己的兒子成為她家的子嗣。他告到縣、州、路,直到刑部大臣。陳鑒還非法侵吞了傅氏的土地,迫使她不得不親自打官司討回田產,弄得她疲憊不堪,判官結案時說這加速了她走向死亡。    
    收養夫家血緣以外的孩子的寡婦更容易受到攻擊。曾氏與吳坦結婚後生了一個兒子吳鎮,不幸年少夭折。由於吳坦的親戚里沒有合適的候選人,夫婦二人收養了一個曾氏娘家的孩子,改姓吳,起名吳鏜。丈夫死了,孩子也長大了,娶了妻,生了 3 個兒子、 1 個女兒。吳坦死後的年月裡,吳鏜的繼承人的地位多次遭到挑戰,吳坦的叔叔挑起第一次、堂兄挑起第二次。最後一次發生於收養吳鏜 30 年以後,這次的原告要求為夭折的吳鎮立繼。已經成為老年寡婦的曾氏回答說早已確立養子的小兒子做繼承人。判官為保護寡婦和養子做了能做的一切,並點明挑起紛爭者的自私的動機,甚至依據不同的賦稅額和勞役負擔推算出吳家兩條支脈不同的富裕程度,說明這才是引起訴訟的真正原因。法官甚至還建議從母親娘家挑選養子比收養陌生人要好得多。    
    192寡婦可能在丈夫死後很久才需要養子。陳氏喪夫後有一個小男孩——張頤翁,但不幸在 24 歲時死去。後來她收養了一個被遺棄的 3 歲男孩做繼承人(做她的孫子)。這孩子八九歲時,去世多年的丈夫的弟弟打算讓自己的兒子代替他。由於她丈夫的弟弟的兒子做她兒子的繼承人,輩分不對,法官判決寡婦繼續收養她已經養大的孩子。    
    關於毛氏的案子有3份單獨的判詞保存下來,她與四兄弟中的老三黃廷吉結婚(見圖表 6 )。黃廷吉死於 1234 年,毛氏當時 23 歲。她沒生過男孩;兩個女兒也沒活下來。她發誓不再嫁,第一位法官認為這一點值得尊敬,因為她這麼年輕又沒有孩子。毛氏沒收養侄子,因為丈夫的二哥和四弟當時還沒有男孩,而大哥素來與丈夫不甚投合,他死時大哥甚至沒來弔唁。此外,大哥的兒子們與她年齡差不多。於是她轉而求助於娘家一位女親戚,收養了女親戚的二兒子,改名為黃臻。這一切都在公開中進行,兩個親近的兄弟(她顯然與他們一起度日)都不反對。事實上,他們為這個男孩請來教書先生,還給他娶了親。毛氏丈夫的兄弟們都去世後,結果大哥的一個兒子起訴要求做三叔的繼子。第一個法官同情他,援引了反對從父系以外收養子的傳統觀念: 神靈不會喜歡母系養子獻上的祭品,無論表面上看起來情形多麼相似,但事實上世系的延續已經中斷。即使黃臻早在 18 年前已被收養,而且和母親相處得很好,判官仍希望毛氏從丈夫的 8 個侄子裡重新挑選一個繼承人,並判定分給這個男孩一半家產。毛氏按判官所言,收養了丈夫二哥的一個兒子,但恰恰因此引起了更多的麻煩。同等並列的兩個繼承人中那個新養子的生母徐氏把兒子領回去了,並起訴說她的孩子受到虐待。毛氏的案子又一次提到法庭,新判官顯然認為前邊的判決走得太遠,立第二個繼承人有點過分。現在由第二個繼承人引起糾紛,因此他判決立一個繼承人已經足夠。第三位判官基本同意第二位的決定,並以製造事端為由判第一個原告杖 80 棍。可以設想,很多與毛氏情況類似的寡婦只能向丈夫的兄弟或侄子讓步;畢竟,她們很難想到法官會站在自己一邊。    
    


第十一部分:寡居生活寡居生活 3

    圖表6193    
    廷珍兒子、兒子、兒子廷新(已逝)徐氏兒子廷吉(已逝)毛氏臻(收養)廷壽    
    男人有時懷疑寡婦並沒把活到結婚以後的每個兒子的傳宗接代視為重大問題,這無疑是對的。當一個寡婦有兩個或更多的兒子,若有一個已婚兒子死去而沒留下子嗣,這時她更願意看到所有的財產都歸於可以指望養她的活著的兒子,而不願分給與她的關係不可避免地漸趨衰弱的養子養孫。在這樣一個案例裡,判官譴責寡婦愚昧無知,被貪心的兒子牽著走;但在另一個案子裡,那位非凡的法官卻強力保護寡婦不受父系親屬的干擾、有決定問題的權力。    
    有些有兒子的寡婦甚至會發現父系的旁系親戚試圖強迫自己和兒子接受附加的繼承人。請看這個案子:     
    今據具到見得方森系庚申生,年二十而娶阿黃。其阿黃系甲子生,年十六而嫁方森。阿黃於癸未年內親生一女,名柳姑,五歲喪父,見年一十五。阿黃於乙酉年內親生一男,名洽,三歲喪父,見年一十三。所謂方龜者,據其供稱,系是方森就伯方凱抱乞為子,年方八歲,於丁丑年五月,隨父方森同到書坊,開小典買賣。乙卯年正月,龜父續娶阿黃。以丁丑考之,方森年始十八,而已抱養方龜為子。大抵無子立嗣,初非獲已,不是年老,便是病篤,豈有年始十八,無故抱養他人八歲男為子之理。兼方龜狀貌老大,亦非二十八歲少壯者之比,虛妄情節,於斯益見。    
    很明顯,方森 18歲開書坊,收留了年輕的親戚方龜做助手。十年後方森去世,留下一位寡婦,兩個小孩。大概她讓方龜繼續經營書坊,但十年後他回報她一紙訴狀,企圖以已被收養的理由分享她的財產,幾次上告。    
    甚至在放棄自己的意見、立侄子為嗣以後,寡婦可能還要為保有財產而奮鬥。阿陸是一位沒有兒子的老年寡婦,迫於壓力接受了丈夫兄弟 8 歲的孫子作養孫。她分給養孫一份財產,把他交給他父母撫養。她和女兒(可能也是寡婦)削髮為尼,把住房改建為寺廟。當她丈夫的兄弟強迫母女交出全部財產時,案子打到官府。判官宣佈兩方都有錯,但最後決定不強迫寡婦改變當尼姑的決定,因為她已經 80 歲了。194法官知道如果再刺激她,只會加快她的死亡。但是他又催促她兌現把財產分給養孫一半的打算,並指示養孫用這些錢為她死去的丈夫修葺墳墓。    
    當寡婦的全部財產都來自於嫁妝時,她收養小孩也會引起糾紛。張氏與吳姓男子結婚,丈夫和他們惟一的兒子死去後,她靠耕種陪嫁的奩田養活自己。我們得知,她「暮年疾憂交作。既無夫可從,又無子可從,而歸老於張氏」。吳家沒有任何人給她一點點幫助,但她快要死去時,吳姓男子吳辰指控照顧她的娘家子侄偷偷地把她的奩田和地裡的青苗歸到自己名下。這項指控被官府駁回,但老婦死去以後,同一個吳辰又告到官府,打算讓自己的孫子做她的繼承人進而得到她陪嫁的地產。判官雖然批評吳家沒有任何人在她暮年時照顧過她,仍決定在扣除喪葬費之後,把她留下的奩田判給從吳家子孫選出來的繼承人。    
    男人清醒地認識到寡婦容易受到傷害,這使一些男人試圖事先做好安排以便保護死後留下的遺孀和孩子。柳璟和3個兄弟分家後富起來了。他快去世時,為尚未長大的兒子和妻子憂慮。柳璟的兄弟們已經先他死去,但是還有幾個侄子,他們的財產比他少得多,可能會給自己的遺屬製造麻煩。因此,在遺言裡他囑咐妻子每年給4個侄子每人一萬錢。寡婦照辦了5年或7年,後來不再給了。侄子們找到一位本族男長輩幫他們告到官府。結果判官對此案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柳璟這樣安排顯然是因為他無法指望侄子們幫他照顧孤兒寡母,因此給他們錢以便打消他們的敵意。現在這位寡婦已經掌握了處世之道,他判決,寡婦有全權管理自己的產業並擁有全部收入。    
    青年寡婦,道德英傑    
    拒絕再嫁的青年寡婦普遍被視為英雄般的人物。人們知道,抵制催促她們再嫁的父母和公婆,保護和教育好孩子,有多麼不易。能堅持到底的女人被視為非凡的人,能同時激勵男人和女人。    
    195女人道德上達到完美的表現是只結一次婚,這種信仰有古老的根源。《禮記》說,「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少上溯到漢代的一個古老傳說頌揚聖帝堯的兩個女兒,給同為聖帝的舜做妻媵。據說舜死後,兩人都投水自盡了。這個故事在宋代非常流行以至於成為繪畫的題材(圖25)。圖25喪夫的妻媵準備自盡,張端義(約1200年)作品的細部,神話中聖人皇帝舜的妻媵,一對姐妹,投水自盡以前毫不悲傷。波士頓藝術博物館(34.1460)。    
    《詩經》裡的《柏舟》提到共姜的誓言,她是一個頂住父母壓力拒絕再婚的寡婦。公元前一世紀末劉向寫的《列女傳》講了共姜和其他因最初的盟約而拒絕再婚的女人的故事。刻畫貞節妻子時援引的格言經常被記錄下來,比如「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或「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或「婦人之義無二夫」。很多女人寧肯最終犧牲生命,也不接受恥辱。到了公元一世紀末,班昭(約48—約120)寫道,丈夫有責任在元配去世後再婚,但是經典著作裡沒有女人再嫁的記載(「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很多斷代的正史為主要以拒絕再婚而聞名的女人設傳。    
    


第十一部分:寡居生活寡居生活 4

    常見的女教書傳達了同樣的信息。唐後期的《鄭氏女孝經》重複了男人有責任再娶而女子無權「再醮」的規則。同樣著於唐代的《宋尚公女論語》最後一章題為「守節」。這一章描寫姑娘們結婚以前應該留在女人的閨房裡,客人來時應保持安靜,避免讓客人聽到她們的動靜,天黑以後應秉燭而行。然後開始討論對婚姻的忠誠:     
    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慇勤訓後,存歿光榮。    
    宋代官府贊成宣傳拒絕再婚的美德。法官們不惜筆墨讚揚不再嫁的寡婦,把她們比喻為共姜。作為改變風俗習慣的一種辦法,朝廷旌表那些年輕時就守寡,長期拒絕再婚的節婦,送給她們穀物,或免除稅役負擔。比如,1094年,王氏收到朝廷送的10斗穀物和10匹素絹,因為她喪夫以後留在公婆家已12年,196撫養著婚後一年死去的丈夫的遺腹子。地方官可以主動嘉獎節婦。程迥(1163年中舉)為地方上一位寡婦度氏安排了月薪,她為了養活孩子們,已經典當、賣掉了嫁妝裡的每一件東西,仍不願再嫁,理由是拋下孩子便是對丈夫的不忠。守節的女人被視為孝順的英雄般的人物,她們在喪期表現了非同一般的苦行,或割下大腿上的肉為殘缺的公婆治病,或維持著不分家的五代同堂的生活。    
    很多作者對他們認識的寡婦的描述證明他們毫不偽裝地仰慕堅忍的寡婦。王安石(1021—1086)記錄了魏氏(987—1050),29歲喪夫,帶著兩個幼小的男孩,不僅在他們外出讀書以197前教他們讀《詩經》、《論語》和《孝經》,還「躬為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厄久矣,而無變志」。樓鑰(1137—1213)寫到他一個表兄的遺孀甚至賽過共姜。雖然共姜頂住父母的壓力不再嫁,但是不知道她還有什麼別的品行。而樓鑰的族人蔣氏(1117—1202)26歲成為寡婦,帶著從兩個星期到6歲大的5個孩子,雖然她的生母企圖讓她再嫁,公婆也不是不鼓勵,但是她拒絕了,說否則孤兒的將來得不到保證。後來她全身心投入管理家庭,在她的指揮下,這一家越來越大,越來越富裕。    
    很多節婦的故事讀起來就像奇跡。在公眾思想中,最具自我犧牲和獻身精神的示範性行為可以驚天地、泣鬼神。洪邁記述了沒有孩子的寡婦、王乙之妻吳氏的故事:     
    都昌婦吳氏,為王乙妻。無子寡居,而事姑盡孝。姑老且病目,憐吳孤貧,欲為招婿接腳,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供奉,勿為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鄰紡緝、漧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為薪米費。或得肉饌,即包藏持歸。賦性質實,不與人妄交一言。雖他人財物,紛雜在前,不舉目一視,其所取唯稱其直。故鄉人交相邀喚,是以婦姑介處,略無饑寒之患。常炊飯未饋餾,有外人相呼與語,姑恐飯過熟,將取置盆中,以目不能見,誤置桶內,其中甚垢污不潔。吳還視之,不發一言,亟於鄰家借飯饋姑,而取所污飯,洗滌蒸熟食之。一日正晝,裡人皆見祥雲五色從空下,吳氏躡之而升,冉冉際天,驚報其姑,姑曰:「莫胡說,恰才與人舂米回家,方倦臥在床,爾諦視之」。眾詣房前窺之,果熟睡未寤,皆氦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二青衣同駕雲而來,198執符牒,牽我衣,言天地有召,令我步空,直抵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曰:『汝一下愚村婦,乃能誠事老姑,勤苦盡力,實為可重。』賜酒一盃,馨香徹鼻,又與錢一貫,曰:『將歸供贍,自今不須傭作。』拜謝而返,二童仍前送歸,恍忽而醒」。果有千錢在床,滿房香氣。始悟眾所睹者,乃神遊爾!自是傭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留姑用,用盡復生,一千綿綿不匱,姑雙目尋亦再明。    
    很難想像還有比吳氏更不顧自己的女人。她如此關心婆婆的舒適,無論受到什麼樣的誤解和刺激,都從不發脾氣。她用這種方式贏得了鄰居的親善友好和神靈的幫助。    
    英傑般的寡婦受到如此的尊重,以至於把一個家庭的成功全歸功於這樣的節婦並未降低這家男人的身份或使他尷尬。比如,池州(安徽)的羅家有一篇文章,表揚這個家庭 8代以前即11世紀時真正的締造者。她是張氏,27歲喪夫時懷著惟一的孩子。她一直留在丈夫家,養大了兒子,親眼看到孫子之一當上官,主持著「五世不分」的大家族。到1262年,紀念她的子孫後代達一千多人。    
    考慮到頌揚寡婦守節的傳統非常悠久,而且在宋代得到廣泛支持,宋儒加入這個大合唱,也就不奇怪了。司馬光寫道:「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古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他在《家范》一書列舉了很多拒絕再婚的寡婦以備倣傚。司馬光並不認為女性的自我犧牲在情感上和道德上比男性的自我犧牲者更可嘉,他也不把寧肯自殺也不再嫁的寡婦當作典型。相反,他筆下的節婦僅僅抵制了努力勸說她們再婚的父母,全部願望都寄托在繼續照顧公婆或孩子上。她們可能會自殘以便讓求婚者洩氣,但是不會輕生。他甚至記載了一位被男人碰了手臂而切斷它的寡婦,她感到男人的舉動傷害了自己。他還鼓勵女人倣傚為避免被姦污而自盡的少女、妻子或寡婦,但是並不把再婚等同於被強姦。    
    


第十一部分:寡居生活寡居生活 5

    199在下一代人當中,是後來的程頤因不折不扣地反對再嫁而變得十分著名: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朱熹的《近思錄》引述了這段文字,使這段話更加為人所知。不過朱熹知道多數人都認為程頤堅持強調寡婦守節,這不夠理智,因此當他寫信給一位弟子督促他幫助寡居的姐姐守節時,用了溫和得多的語言。可以說,他對程頤論點的支持有助於把理想化的寡婦貞節改造為一般人可用來鼓勵姐妹或妯娌守節的理論。    
    當代讀者從理學著作涉及再嫁的段落看出來的厭女情結從根本上說,我相信,來自於對婚姻的不同看法。以當代西方的思考方式看,結婚意味著得到一個配偶,而且男女雙方都要結婚。婚姻以離婚或一方死亡為終結。因此,要求寡婦為死去的丈夫守節而不要求丈夫做同樣的事,很難說是平等地對待兩性。但是就宋代而言,無論如何,兩個配偶結合在一起只不過是整個事情的一部分。婚姻主要在於家庭怎樣通過接納新成員保全自己。一個男人可通過出生或被收養加入一個家庭。他對自己已加入其間的家庭的忠誠可以通過幾種方式受到考驗: 他可能得忍受惡毒的繼母、專橫的異母兄弟、愛在兄弟之間搬弄是非或做出其他擾亂家庭之事的兄弟的媳婦。克服了這些可能出現的麻煩的家庭才能倖存下去。一個女人對通過婚姻所加入的家庭的忠誠也會受到檢驗: 她可能會屈服於壞脾氣的婆婆或寵愛妾的丈夫,接受妾生了兒子而她沒生的事實,丈夫可能在她還沒有孩子或孩子很小而她又很年輕時就死了,她還可能屈服於不歡迎她或覬覦小孩財產的丈夫的兄弟和繼子。面臨這些考驗時她的英傑般的行為可能與任何一個支撐家庭的男人所做的不相上下。對女人說來,再婚意味著放棄已經加入的家庭。性質與丟棄父母的兒子相同,而不同於娶一位新妻子的男人。    
    但是正如從下一章看到的,頌揚節婦並沒使宋代的青年寡婦不再結婚。對貞節的褒獎最終達到的制高點見於明清時代的一段歷史。然而宋代已經出現的給拒絕再婚的寡婦授予200榮譽稱號的現象是文化上特別重要的事,因為它用巨大的力量傳遞了這樣的信息,過去表揚的姑娘和妻子們的好品德(順從、溫和、不表露願望)比諸於對丈夫家族的忠誠只不過是小事。由此涉及對女人的本質的認識: 一個女人並不因藏身不露、充分表現了「陰」的傾向而真正了不起,她完全克制慾望才算是偉大。這也很好地說明了婚姻對於女人意味著什麼: 與其說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結婚,還不如說她和一個家族譜系結婚。    
    兒子已長大成人的老年寡婦    
    通常表示喪夫女人的「寡婦」一詞使人想起的是那些處在不幸環境裡的女人。但是大多數比丈夫活得長的女人直到兒子長大成人以後才喪夫,喪夫以後也沒獨居,而是和兒子、兒媳及孫子們住在一起。她們的社會身份更多的是婆婆、奶奶而不是寡婦,她們被看作是享受長壽的果實的人。沒人感到有必要在母親和兒子之間正式地分割財產,或從兒子的產業裡明確地剝離出母親帶來的嫁妝,這是歐洲中世紀和現代前期通常的做法。    
    現實中當然有不孝的兒子。袁采提到「偽書契字」的兒子。在一個案例裡,一個因缺錢而賭博的男子未經母親和4個兄弟同意抵押了家產。還有一些案子是寡婦狀告不孝的兒子不贍養她們。其中一個做得太過分,甚至賣掉了母親的床。但是吝嗇到不給母親住處和飯食的親生兒子畢竟很少。洪邁的故事暗示這類不孝的兒子都會遭到神的報應。他說一個寡婦有兩個兒子在杭州開一家銀店。知道自己的一個兒子非常忤逆剛愎,寡婦偷偷地攢了一點錢做自己的喪葬費。這個兒子偶然看到這些錢就拿走了,結果不久以後就遭電擊而死。    
    如果我們相信倖存的史料,那麼更常見的是被溺愛的兒子幫助寡母享受餘年。劉克莊(1187—1269)給我們留下一個他的寡母與孩子相依為命的極佳的描述。他父親劉彌正(1157—1213)臨終時在床上說自己感到深深的遺憾,不能活到安排好孩子們的婚事的那一天。他請求53歲的妻子林氏(1161—1248)把這些事做好,從現在就可以開始留意,一定讓兒子延續家庭的傳統好好做學問,一定讓女兒和士大夫結婚。    
    201林氏在兒子的問題上非常成功。長子克莊在父親去世時已為官作宦3年,服喪期滿以後重獲一系列職位並得到詩人的聲譽。次子克遜(1189—1246)和三子克剛(1200—1254)也最終獲得官職,像克莊一樣進入可以蔭庇兒子當高官的高品階行列。父親去世時克剛年僅14歲,寡母林氏多半對他的發展有很大幫助。幼子克永,父親去世時只有7歲,因此林氏親自教他讀書,他與母親形影不離。多次趕考未能中進士,他留在家裡,專事詩辭歌賦的寫作。    
    寡居期間,林氏為次女、三女和三子、四子安排了婚事。丈夫去世時,家裡已經有兩個兒媳服侍她,但是克莊的妻子跟他從宦,不能總在婆婆身邊侍奉。克遜的妻子方氏(1190—1259)沒陪伴丈夫卻留在大家庭裡。她侍候林氏40多年,我們得知她始終保持著孝敬,一直到自己的頭髮白了,仍不改初衷。最小的兒媳小林氏(1203—1261)於1223年踏入劉家大門。她比丈夫大4歲,但也只有17歲。多半因為林氏自己已經過了60歲,急著讓幼子結婚。作為最年輕的兒媳,據說小林氏集中精力致力於為婆婆提供一個快樂的晚年。    
    


第十一部分:寡居生活寡居生活 6

    一旦把家事妥善地交給兒媳處理,林氏就逐漸轉向信佛。她堅持吃素,定時打坐,沉思默想,與附近寺廟裡一流的禪師保持接觸。但是她並沒有忘記家庭。我們得知,家庭聚會時,她始終不渝地勸說每一個人皈依佛教。    
    七十多歲時肯定是林氏一生中快樂的時候。她仍然健康,兒子中有3人當官,因此「麾節盈門」。此外,至少有8個活著的孫子。劉克莊1242年慶祝他56歲生日時寫的詩總結性地表示,自己沒有尋求永生不朽、成佛或輔佐天子的願望;相反,只願家庭恆久延綿,永遠像那個時候一樣,白髮老母和兒子幸福相伴。確實,林氏的兒子們看起來非常敬愛她。劉克莊寫道,1237年劉克遜向他建議各自想辦法盡快從官位上退下來,因為「仕所以養親,太夫人薄榮利安。與跬步不去鄉井,吾兄弟唯有早退爾。」離家在外時劉克莊與母親保持聯繫,有一首詩記錄了接到母親寫來的兩行字時感到的快樂,她告訴他莊稼收成好,祝他仕途順利。    
    202林氏八十多歲時不那麼快樂,但是家庭成員繼續照料著她,讓她舒服度日。剛剛過三十歲的孫子在京城等候科舉考試時死於痢疾,家裡上上下下深感痛心。兩年後他的父親劉克遜去世,家人不敢告訴病中的林氏。這件事瞞了她一年多。因為林氏的病,二女兒經常丟下夫家的家務回來照顧生母,每次都要住幾個月。二女兒是林氏子孫裡真正可以與她討論佛學的人。長子劉克莊返回家察看年輕一些的家人是否把老人照顧好了。1247—1248年,他辭退了官職,一心一意在家陪伴母親度過餘年。在請求辭職的奏議裡,他強調自己是長子而母親雙目越來越差。他還特別說明自己已年過六十,沒有多少時間陪伴母親了,很難忍受離開她。雖說強調父母年邁或生病總是躲避不願接受的任命的最好理由,劉克莊要求留在家裡的願望看來仍然是真摯的。他寫給朋友的信說人們對他的動機的猜測是錯的:「實以老親今年八十有八,母子相依為命,跬步不相容捨」。    
    本章討論過的寡婦的敘事史料主要不來源於上層階級。幾乎所有透露寡婦易受傷害的案例都發生在一般人家,很多節婦的故事也是同樣。討論寡婦的美德時,下層階級的事例特別適合寫家們的意圖,因為他們打算表達的重點在於寡婦忍受的艱難。即便從我們的眼光看,寡婦們的情形有很多跨越階層的相似之處。所有的寡婦有一個關鍵的共性: 她們沒有丈夫代表她們。作為結果,她們做很多丈夫活著的妻子們不做的事。她們要做很多決定,從是否再婚到自己單獨住還是和親戚們一起住開始。如果兒子還小,她們就得做一家之長,雖無權賣掉地產但是可以為孩子擇偶或確立繼承人。她們還要管理家庭的生計,僱人或收租,或自己動手幹活。她們會被威嚇,被欺騙,或被忽略,但是她們遠非僅僅是犧牲品: 她們是光榮的代表家庭參與社會的行動者。    
    寡婦們還有一些別的共同點: 她們沒有(至少假定沒有)性活動。中國對寡婦的崇尚似乎203有點像西方社會過分崇拜聖女維爾京·瑪麗亞。獨身的寡婦是妻子的同時又是未經玷污的母親。她們純潔而無性,完全獻身於養孩子的種種事務。雖說無人否認她們經過性交才成為母親,但是丈夫死後保持貞節的誓言使她們完全脫離性的不潔,成為聖潔的母親。如果婚姻短暫而又未生育,惟一的孩子又是收養的,那就更是這樣。史料表明這種形象對男人多麼有吸引力。可能至少對一部分女人也同樣。請求收養嬰兒、借此延續丈夫宗祧的青年寡婦不一定是被強制這麼做,也不一定為了名望和酬報扮演憤世嫉俗的角色。很可能有人認為無性的為母生活更純粹、更聖潔,比普通的婚姻生活更榮耀,因而接受了節婦的角色,就像她們可能獻身於宗教一樣。    
    在寡婦之中進行分類主要是看喪夫時是否有長大成人的兒子。所有的女人在變老以後都更加被看作是母親或祖母,而不在於是不是丈夫的性夥伴。一位有兒媳照顧、有孫子繞膝承歡的60歲的寡婦,一般地說,多半與同等條件下的妻子一樣快樂,當然,沒有人會提出,老年女人希望丈夫死掉,這樣就可享受幾年身為家中最年長者的快樂(更多的可能是有人認為兒子會希望父親死去,他們就可做一家之長)。    
    我們應該怎樣解釋這個體系: 青年寡婦從中受到尊敬,但同時人們又急於利用她們?對這個明顯的矛盾的解釋是(當然,偶然的聯繫另做別論),這是因為人們知道青年寡婦必須承受很多,於是人們對堅持不渝者感到敬畏。不過我想指出,我們還可走得更遠一點,點明讚賞這類節婦強化了父系世系和父權制。沒有男人的成功就談不上讓女人得到照料。抬高有膽量、頑強、自我犧牲的寡婦就像在讚揚有勇氣的女人,但是潛台詞是女人確實需要男人。    
    


第十二部分:再婚再婚 1

    在宋代,喪偶的青年無論男女一般都再婚。但是不管怎麼說,女人面臨的局面與男人的十分不同。就像今天離婚後的女人,再婚可以被接受,因為某些情況下這是惟一可行的,但終究不值得驕傲。走進第二次婚姻的寡婦不得不應付的感情衝突遠比得到繼任妻子的男人所經歷的要壞。    
    女人的第二次婚姻    
    與前朝和後世相比,宋代婦女因喪夫或離婚而再婚都並非更不合法。強烈反對寡婦再婚的法官也不得不維護再婚的合法性。這裡的案子關係到區氏;儘管因為她有過3個丈夫而不受尊重,但是她的所作所為仍與前夫的兄弟無關,法官判決:「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所自擇,可也。」1從法律角度看,寡婦和未婚女人在結婚的合法性方面惟一的不同在於,寡婦不能在為前夫服喪期間結婚,而且不能與前夫的族內近親和旁系表親結婚。鑒於眾所周知的寡婦都會遇到的艱難和貧窮,到1090年,第一條規定有所鬆動,無人供給生活費的寡婦可以在喪夫100天以後再婚。2    
    寡婦再婚,尤其是與鰥夫結婚,沒有什麼不平常的。這在無數涉及純粹普通人的論述裡常常可以見到,如《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的很多案例。洪邁提到的再婚寡婦有數十位。3類書列出的寫再婚婚書用的短語和對聯表明再婚不僅被接受,還值得慶賀。205比如:「令女月虧影缺,喜兔魄以重圓。」4換句話說,一位沒有男人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因此再婚非常自然。為再婚女人寫婚牘,可以先說明守貞節是完美、理想的,但是再次結婚也是命中注定,因而特許贊成這樁婚事。5    
    再婚之事無疑更多地發生在青年寡婦之中,她的孩子越少,她照原樣生活的困難就越大。寡婦再嫁,大概越低的社會階層裡也就越普遍,但是也並不一定限於窮人或未受過教育的。士人階層裡有不少例子,特別是在11和12世紀。她們當中有杜衍(978—1057)、范仲淹(989—1052)、劉斌(創作活躍期,約1000年)、賈逵(1010—1078)、胡籐川等人的母親;6姚棐忱(11世紀)、岳飛(1104—1142)、張九成(1092—1159)和羅田(1150—1194)的妻子;7薛居正(912—981)、程顥(1032—1085)、張俊(1086—1154)和陳則(12世紀)的兒媳;8還有孫稷(1074—1134)、翁忱(1137—1205)、趙用(1151—1209)、林經略(13世紀)和魏了翁(1178—1237)的女兒,張大成(12世紀)的妹妹。9涉及再婚婦女的案子包括一位嫁給官員的女子。十逸聞傳說裡也有。到13世紀,文字記載已經很少見到功名之家裡有再婚的寡婦,這多半反映了理學對作家寫什麼、不寫什麼的影響,對哪些人的文集能流傳下來的影響,大概還包括對上層階級寡婦的行為本身的影響。    
    內闈第十一章再婚並不是所有再婚的寡婦都很年輕。李清照1129年喪夫時已年過45歲,然而3年後她與另一位官員結婚(這樁婚姻只維持了幾個月)。盧氏(1004—1067)出生於士人家庭,17歲與一官員結婚。生了3個孩子以後,官員去世了。丈夫死後她與婆婆一塊兒生活了10年,養大孩子,直到婆婆也死去。當親生母親說打算把她托付給一位如意郎君,並安排她與一位有兩個兒子的鰥夫結婚時,她肯定已經年過三十。    
    終宋一代,寫家們經常毫無歉意或毫不顧慮地提到一個女人的前夫。史料記載真宗的劉皇后(記錄為997—1022)進宮以前曾結過婚。其實她的前夫還活著,因為貧窮,決定把她嫁給別人。哲宗(記錄為1086—1100)的母親有過「三父」: 她母親的第一位丈夫、第二位丈夫(她用他的姓),還有照顧了她很多年的一位親戚。哲宗成為皇帝後,讓三父都得到了謚號。文人學士為女206人作的傳記可能毫無顧慮地談起再婚。蘇頌(1020—1101)在為妹妹寫的傳記裡公開說到她婚後3年喪夫,雖說有兩個兒子,仍在4年以後再婚了。韓元吉(1118—1187)用大量篇幅追溯了李氏(1104—1177)的先祖,指出她第一次結婚的男人是錢端義,生了一個女兒以後成為寡婦,第二次結婚給韓繼球做繼任妻子。鄭剛中(1088—1154)寫道,妻子的外祖母生了她的母親後不久就喪夫,4年後帶著女兒嫁到另一個人家。王藻(1079—1154)認為施氏(1055—1148)是整個宋代最能幹的兩三個妻子之一: 她生養了15個孩子,維持二百多口人的家庭始終保持和睦。王藻說施氏夫婦二人都是第二次結婚,此前她與一位胡姓男子的婚姻僅持續了一年。如果這些男作者發現再婚是非常丟臉的事,他們完全可以避免寫這些女子早年的生活,毫無疑問,這種辦法常被有的作者採用。    
    


第十二部分:再婚再婚 2

    甚至到了宋代末期,學者圈內肯定對反對寡婦再嫁的議論有所耳聞,但有些作者還是毫無顧慮地提到再嫁。史繩組(1191—1274)曾跟隨著名理學大師魏了翁(1178—1237)研讀,著述十餘種,多為經學著作。他為第二位妻子楊允蔭(約1210—1271)寫的墓誌中把她描寫為承受過幾次不幸的人: 第一次是9歲喪母;接著,嫁給繼母的子侄,在金兵入侵時同時失去了父親和丈夫;第三次是在1237—1238年金兵更大範圍入侵時,必須照顧繼母、保護靈柩;最後,自己抱重病在身。史繩組的前妻與楊氏是親密的朋友,他成為鰥夫後向楊氏提親,二人於1240年結婚。    
    一個有點特殊的男人甚至明確提出特定情況下再婚是非常適當的。11世紀,任管理皇室成員的大臣長達二十多年的趙允讓,請求批准一位年輕喪夫、無子的宗室女再婚。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禁止再婚違背人情。監察官唐詢(1005—1064)走得更遠,於1046年指控吳育(1004—1058)過於自私,不允許哥哥的寡婦再婚。唐詢認為吳育不放寡嫂再嫁的目的是想保持與她有勢力的親戚的聯繫。唐詢肯定以為,他的聽眾會認為她再婚(哪怕她已經有6個孩子)是完全正常的。    
    207儘管有很多史料說明再婚做為不幸環境中被迫採納的方式已得到接受,毋庸否認還有著極力反對再婚的情緒。畢竟不是所有抵制再婚的女人都是為了得到一個貞節烈女的榮譽頭銜。很多人非常清楚地感到本質上有點羞和不潔,離開初婚進入的家庭再與另一個男人建立性同盟,或許有些低賤。張九成(1092—1159)寫到他的第二個妻子馬氏曾結過婚。她前夫死後留下她和小孩子,她娘家父母親催促她回去準備結第二次婚,對她說:「吾老矣,汝不再適,吾死不瞑目。」但是她確實不願意順遂這個主意。「既成婚,翌日吾妻面壁掩涕者終日,余問之再三,曰: 『君至誠君子也,妾不敢不以誠告。妾吾氏姑高節懿行,當於古列女中,求妾欲與之同志弗克。今已適君矣。』」馬氏不僅因被迫離開她愛的人(婆婆和7歲的兒子)而煩惱,還由於不能效仿婆婆的榜樣而不愉快。    
    另一種情況是,女人的苦悶似乎會糾纏她們很久。蔡氏(1037—1075)身為官員的女兒,14歲嫁給一位患重病的青年,婚後16天他就死了。她留在丈夫家好幾年,不但為丈夫、還為兩年後死去的公公服了喪。她不同意再嫁,但是她的母親和兄弟糾集了幾十個族人到她家去。他們與她爭辯,說她已經做了妻子該做的一切,然而除了再婚她沒什麼可持守的,因為她的丈夫和公公都沒有立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這時候她的精神渙散了,最終屈服於壓力回到娘家。一年後嫁給一位家境富裕,有4個兒子、1個女兒的鰥夫。再婚丈夫二十年後去世,據報道她說:「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她不再吃東西,暗中派一位老婦去買砒礵。與家人的全部努力相違,丈夫死後兩天,她也死了。    
    寡婦再嫁也使男人感到有些不太對勁。韓琦為侄孫韓恬(1042—1063)寫的墓誌銘說,韓恬22歲死去,只留下兩個小女兒,其一在不久後也死了。韓琦寫到年輕的侄孫媳,說「妻無以守歸其家」。顯然是為再婚做過渡之舉,他為侄孫悲歎:「妻無以守歸其家,208爾獨於茲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邪?」文瑩(11世紀)認為再婚的寡婦是自私的。他對比了兩種情形,一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妻子試圖把丈夫的遺體運回家去埋葬,另一種是富有士人家的寡婦,丈夫死後她們立刻收拾起嫁妝物色另一個男人。南宋時期,簫軫中進士後有望成為一樁良緣的極佳候選人,但他決定與一位寡婦結婚。一個同窗寫詩取笑他,尖刻地用「舊店新開」諷喻他妻子曾有前夫。在宋代末年,仰慕詩人李清照的男人開始堅持說記載她再嫁的史料必定是惡語中傷的杜撰。    
    我們經常在鬼故事裡遇到另一種反對再嫁的情感。洪邁記錄了幾個故事,說死後的丈夫返回來斥責再嫁的妻子。一個故事說,一個有才的姓鄭的男青年娶了漂亮女子陸氏,彼此恩愛有加。一天夜晚,鄭在床上對妻子說:「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她答道,「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十年以後他們有了兩個孩子。鄭此時身染重病,試圖讓妻子在公婆面前發誓不再嫁,但她只是流淚哭泣。幾個月後他死了,來了一位媒婆,陸氏與她商量另一樁婚事。服喪期過去不久,她就帶著嫁妝嫁到曾家。婚禮後的第七天,曾氏有事外出,陸氏接到一封前夫的親筆信,信上說:     
    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俸有聚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暮何人而輒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以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婦,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於幽府。    
    


第十二部分:再婚再婚 3

    陰間的判官顯然向著原告,3天後陸氏死去。    
    在這位鬼丈夫的眼裡,妻子有責任祭祀他,同時照管好他的父母、孩子們和財產。另一個故事裡,一個小官回到妻子的夢中責罵她嫁給一個他的胥吏,209給他丟臉:「我存日有財產及居室兩間,盡可贍給,而必欲歸他人。既已如此,何得下交胥吏?我平時交遊士大夫間,視此輩為奴僕,汝今自鄙薄以相玷辱。且彼既取汝為正室,卻又竊奸我婢,情理不可容。」然後他詛咒妻子的新丈夫49天之內一定喪命。    
    鬼丈夫的動機有時候只不過是嫉妒。有一個這樣的故事,鬼丈夫竟然把自己的怨氣發到妻子的後夫身上:     
    將仕郎鄧增……娶宗室朝議大夫子泉季女,絕有色,未及從宦而亡。家素貧,趙無以守志,才服闋,攜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子。甫一月,黃夢鄧至,誚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今受命為瘟部判官,汝宜速罷昏。不爾,將行疫□於汝家,至時勿悔也。」黃驚寤而懼,雖甚慕戀趙,不得已亟與決絕。    
    逾年後,趙益窮匱,或日高無炊煙,又嫁南城童久中。越數月,亦夢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之疾移汝身。」童方溺愛,不以為然。果得風勞之疾,如鄧所感時,二年竟死。    
    再婚的寡婦比留在丈夫家的在財務方面困難少一點,但是她們仍然發現自己遇到的問題比一般妻子多。如果她們與前夫生過孩子,就更是這樣,因為前夫的家人有權譴責她們丟下孩子不管,甚至拒絕她回去看孩子。程頤雖然反對侄媳再嫁的決定,但允許她不時回來看望留下的小兒子。邵伯溫(1057—1134)談到一位縣令的寡婦李氏,她沒告訴新丈夫自己把一個尚在襁褓裡的兒子留在前夫的親戚家。後來,新丈夫知道那個孩子處境不好,就出錢把孩子接到自己家,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撫養他,在他長大以前從未告訴他親生父親是誰。    
    但是帶著孩子再婚並不總是好辦法,異母兄弟之間的緊張關係幾乎不可避免。妻子前夫的兒子無權要求得到母親後夫的財產,雖然他們的生活費用由繼父支付,210但是他們也幫助繼父干了很多活,經營家業多年。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繼父受新妻子的影響,喜歡繼子超過前妻的兒子。繼子似乎常常改姓繼父的姓,這樣一來就有可能與異母兄弟一起繼承繼父的財產。袁采建議,無論何時娶有孩子的寡婦,事先都應該有所警惕:「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腳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同居,當質之於眾,明之於宦,以絕爭端。」當然,種種不同也從另一種角度起作用。前夫的兒子可能繼承生父的財產,也可以得到母親的嫁妝,而異母兄弟則不能。    
    正常情況下,寡婦不能把前夫的任何財產帶到第二個丈夫家。法律規定,沒有兒子的寡婦只有留在前夫家,才能得到前夫分到的那份財產。但是,她即便有兒子,也常會攜產再嫁。袁采指出,男人把財產登記在妻子名下是不明智的(一般是為避免日後與兄弟分產),因為自己辭世後妻子再婚時可以把它們帶到新家。男人甚至會爭著娶帶著豐厚嫁妝的寡婦。寡婦如果有兒子或繼子,而他們沒跟著她到新丈夫家,就會爭奪她的嫁妝。有一個案例,判官根本不問寡婦帶走的那塊地產是不是她的嫁妝,就認定只有一種可能,即實際上是她丈夫家的財產。判官也可能甚至很少過問她帶走的其他形式的嫁妝,比如衣服和首飾——這些東西的價值實際上都換算為值多少金子計入嫁資總數。偶爾也有走到另一個極端的法官,認為嫁妝應該成為丈夫繼承人的財產,甚至不管他是不是嫁妝主人的孩子。還有一個案例,一名男子在娶繼室以前已經收養了繼承人,法官翁甫奉勸新婦別把嫁妝帶進第二次婚姻:「婦人隨嫁奩田,乃是父母給與夫家產業,自有夫家承分之人,豈容卷以自隨乎?」    
    我們已經看到不少寡婦離開前夫家再嫁到新丈夫家的案例。然而,「納接腳夫」——就是把新丈夫接到前夫和自己的家,種前夫的田,養前夫的子女——同樣並不少見。類書裡有這類事的用語,逸聞傳說也提到這種情況,如前一章提到的節婦吳氏拒絕婆婆為她招婿。洪邁的故事裡也有招婿的寡婦,她把丈夫(當地的一位巫師)的禮器賣給別人,然後「招」來另一位男人。    
    211毫無疑問,在相對貧困的人群裡招婿之俗比較流行,比如佃戶。一位佃農如果死了,留下母親、寡妻和三個不到十歲的孩子,地主可以趕走他們全家,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種地、交租。或許地主會給他們一點時間,使寡婦找到新丈夫,承擔全部勞動並繳納租稅。這樣的婚姻是男到女家的入贅婚,但不必沿著女方的世系繼承財產: 前夫的兒子仍可以繼承他的財產,贅婿如果和女主人也生了兒子,可以繼承生父的姓和財產(如果有的話)。看起來願意招婿的似乎常常是寡婦的公婆。如果惟一的兒子死了,留下年輕媳婦和幼小的孫子,他們若要一個舒服的晚年,最好的辦法是留住孫子和兒媳並招來贅婿救眼前的急。比如,阿葉的兒子死後,留下兩個女兒和懷孕的妻子(後來生了兒子),阿葉「命」兒媳納接腳夫「撫養幼孤」。    
    招婿得到宋代法律的承認。一個案例是阿甘和丈夫丁昌收養了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小孩子。丁昌死後,阿甘納接腳夫。有人(可能是一個佃農)想強迫他們離開那塊地,理由是丁昌已經絕嗣了。第一位判官就是這樣想的,但是第二位推翻了他。他說,這些人都沒有知識,他們不知道應該為養子登記,可以原諒:     
    


第十二部分:再婚再婚 4

    婦人無所依倚,養子以續前夫之嗣,而以身托於後夫,此亦在可念之域,在法初,無禁絕之明文。……按法令: 寡婦無子孫並同居無有分親,招接腳夫者,前夫田宅經官籍記訖,權給,計直不得過五千貫,其婦人願歸後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戶絕法。    
    這個案子涉及的財產僅僅價值二百多貫,所以寡婦及其後夫可以擁有它們。    
    給有財產的寡婦做接腳夫,對他說來非常合適。一個故事說,一位窮學者成為富孀的接腳夫以後,在後來的十年裡過得非常舒服、闊綽,從不與妻子爭吵。她死去時,他悲傷不已。同樣,王氏的丈夫去世後,兒子尚小,她請來許文進做後夫。「許文進用王氏前夫之財,營運致富」。甚至有的官員也倒插門踏入富孀家利用她們的錢財,當然也不是沒喪失名譽。    
    212有時一個男人住進寡婦家,這種關係得不到承認為合法婚姻;而被當做介於長期的通姦和事實婚之間的關係。洪邁講的故事裡有一位書吏的妻子,30歲喪夫,後來與一位屠夫有染,不久就公開住在一起。他迫使她的兒子對他像對父親一樣,使孩子產生深深的怨恨。男孩長大以後,把他的深仇大恨告訴給一位勇敢、精力充沛的屠夫,後者找機會殺了那個男人和他的兩個孩子,這個舉動使替人復仇的屠夫被視為犯錯誤的正義者。含義再清楚不過,兒子因那個男人與母親的非法性關係感到奇恥大辱。    
    鰥 夫 與 繼 室    
    男人過早地失去妻子同樣苦不堪言;確實,有相當多主題為懷念妻子的悼亡詩。宋代這種文學傳統裡最好的是梅堯臣(1002—1060)43歲喪妻後寫的詩。她死後不久,他寫道:     
    結髮為夫婦, 於今十七年。    
    相看猶不足, 何況是長捐。    
    我鬢已多白, 此身寧久全。    
    終當與同穴, 未死淚漣漣。    
    幾個月以後,她的死仍使他深思默想:     
    自爾歸我家,未嘗厭貧窶。    
    夜縫每至子,朝飯輒過午。    
    十日九食虀,一日償有脯。    
    東西十八年,相與同甘苦。    
    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    
    尚念臨終時,拊我不能語。    
    此身今雖存,竟當共為土。    
    213但是梅堯臣強烈的悲痛沒擋住他在前妻去世不到兩年時「續」娶了新婦。這件事是他這個年齡、這個階級的男人的典型行為。袁采寫下面這段話時似乎已經總結性地點明了他們共同的感受:「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稚女,無與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閨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張載(1020—1077)解釋了寡婦和鰥夫此刻的不同:     
    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常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    
    越年輕的鰥夫越可能再娶,這不足為奇。我用墓誌銘資料研究的夫婦當中,二十多歲喪妻的鰥夫,有89%再婚了;三十多歲的,下降為75%,四十多歲的下降為23%。我沒有發現一個年過五十喪妻後再娶的男人。不續娶的男人可以納妾(當然,可以納任何妻子活著時已有的性伴侶為妾)。五十歲以後喪妻的男人,已知有57%納了妾。    
    不希望丈夫在自己死去後再娶的妻子現在終於可以不知道丈夫納妾的事了。鄭畯的妻子在他再婚前夕變成鬼回來指責他時,他為自己辯護說:「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為是。」    
    再婚的男人不一定娶寡婦;他們娶沒結過婚的女子做繼室被看成是相當正常的。由於很多寡婦不打算再婚,看起來總會沒有足夠的寡婦可以續娶。因此鰥夫的第二任妻子一般比他們年輕很多。我所論及的墓誌中這類夫婦的平均年齡差是12歲。相應的結果,這種第二次婚姻存在的時日平均只有17年,而男女都是初婚的婚姻,相應數字是26年。當婚姻以男方的死為終結時,就像常見的那樣,未亡人相應地比別的寡婦年輕許多。    
    鰥夫的婚姻不像初婚那樣多產,然而我論及的那些夫婦中,這種差別驚人地小,相對初婚平均生5.4個,214結兩次婚的男人平均有5個小孩。其中一半以上是初婚時與前妻生的(平均3.6個),因此,續娶的男人的家庭常常變得特別大。    
    男人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可適應繼室妻子。因為納妾早已得到接受,他們已習慣與一個以上的女人保持性關係,不認為是被玷污。男人顯然像喜歡初婚妻子那樣喜歡繼室。甚至能據理說明再婚對第一個妻子也有好處,因為新妻子可以祭拜她,照顧她的孩子們。但是看來似乎確實有一些真正愛妻子、尊敬妻子的男人在她死後不取代她,而僅僅納妾應付一下。比如說司馬光。對男人說來,不再娶可被視為忠於家庭的行動,因為繼母會引起一些麻煩。他引用50歲喪妻的後漢朱暉的事例。他哥哥打算為他娶繼室,但他表示反對:「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司馬光評介「今之人年長而子孫具者,得不以先賢為鑒乎」?    
    普遍存在的想像中,已逝的妻子也會嫉妒,並不與死去的丈夫不同。洪邁講了娶漂亮的鄭氏為妻的張子能的故事。鄭氏身染重病,臨死前哀求丈夫不要再娶,不要忘掉她。張含淚問她:「何忍為此?」鄭氏要他發誓,張說:「吾苟負約,當化為閹,仍不得善終。」鄭氏離世3年後,張子能多少有點被迫地娶了一位官員的女兒。婚後他越來越感到沮喪,終於有一天看到前妻從窗戶裡進來了。「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說完她緊緊拽住他的睪丸,把它扯濫,張疼痛難忍,變成了閹人。    
    


第十二部分:再婚再婚 5

    人們會認為這個故事明顯的道德意義是女人對男人有瘋狂的佔有慾,想到丈夫在與別的女人親近,她們就會被無名的力量驅使,做出無法控制的行為;甚至連死亡都不能使她們安寧。但是李昌齡(13世紀初)總結出另一種不同的道德境界。概述了這個故事以後,他評論說:「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也。人倫之本而伉儷之道也。家道之睦斯為首也……今人但知彼為死矣,而不知彼死者四大雖壞,神實不亡。必有所憾,尤甚於生。」李昌齡就這樣把所有的錯都怪罪到再娶的丈夫身上。    
    215正如司馬光指出的,男人第二次婚姻最容易引起的麻煩是繼母和繼子之間糟糕的關係。男人似乎比較容易把感情轉移到新妻子和他們的孩子身上。而人們常以為繼室妻子使丈夫背棄前妻的孩子。丈夫在世時總會盡力調節雙方的爭執。儘管如此,怨恨和不愉快仍非常普遍,以至於傳記作者幾乎總在表揚第二任妻子如何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善待繼子女——這就明顯地說明不偏心是罕見的美德。男家長去世後,繼母及其親生子女和非親生子之間的衝突很容易導致財產糾紛。此時此刻,前妻的兒子比第二位妻子生的兒子年齡大,在為繼母製造麻煩方面佔有優勢,爭訟家庭財產時處於有利位置。    
    有一位寡婦,按照哥哥的建議,把丈夫的財產分成三份: 66%分給她進入這個家以前丈夫收養的兒子,12%給自己生的女兒做嫁妝,22%給自己頤養天年。兒子反對,判官援引條款,判決喪夫的繼母不能處置自己那份財產,只能由兒子繼承。另一案例涉及士人家族,第一任妻子在兒子7歲時死去。孩子和繼母一向不和,父親死後繼母帶著財產改嫁他人。繼子很快把自己的財產揮霍一空,想要回一些繼母帶走的東西。他沒打算要她用嫁資買的那塊地,但是起訴要回她名下的一塊原為家庭財產的地產,而她說那是用她的嫁資買的。但是法官也明確表示不贊成寡婦再婚,敦促繼母出於對已逝丈夫的感情,撥給敗家子足夠活命的財產。    
    多數宋代人視女人的第二次婚姻為權宜之計——老套但又經常出現的現象,但是不如守節的寡婦那樣受人尊重。守節作為一個標準並不針對所有的妻子(不像應對丈夫和公婆保持謙卑和恭敬那樣,要求所有妻子都得做到)。年歲大一些、有子女的寡婦更可能守節,但是當一個年輕女人決定為亡夫守節時,她就值得表彰。當然,程頤明確聲明了他的原則,生活艱難不應該成為再婚的借口,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再婚的寡婦因此而減少,216即使士人家族裡也不是這樣。他的話被傳開以後,最顯著的後果,可能使士人家族裡的寡婦最終再嫁時感覺更壞。    
    與鰥夫結婚做繼室的初婚女人,她們經過的生活歷程完全不同於大多數婦女,除非這個男人第一次婚姻非常短暫而且沒有孩子。她們與比她們大得多的男人結婚,進入一個已經有繼承人的家庭。她們既沒有機會成為丈夫的初戀,第一次懷孕、特別是第一個孩子的出生也不會伴隨著特別的興奮和感激之情。丈夫似乎非常溺愛她們,但這並不總是福氣,年齡的差距使她們為他不太像丈夫而煩惱,袁采說鰥夫回過頭來娶未婚女子是「……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    
    母親的角色常常使女人得到許多,但是在她們這裡,事情就特別矛盾。繼任妻子被期待著像親生母親一樣對待前房留下的孩子,但是孩子們並不是那麼容易爭取。一旦生了自己的孩子,對抗性看起來就更多,因為前妻的子女總有理由懷疑她偏袒自己生的孩子,並可能痛恨繼母和父親的特殊關係。    
    第二次婚姻中的男人不會遇到再婚的寡婦或繼室遇到的那麼多問題。確實,生活經常善待他們。當他們的朋友因為有了年輕的妾而不得不對付內闈的怨恨和嫉妒時,他們娶了年輕的妻子。他們完全相信繼室可以活到照顧他們度過晚年。而且,除非他們娶了帶來孩子的寡婦,非親生關係產生的問題不是他們自己的,因為他們是所有孩子的實實在在的父親。    
    


第十三部分:妾妾 1

    在中國,自古以來,財富和政治權力伴隨著無以計數的可愛的年輕女侍。制度文書明確列出哪個品級的男人可以配有多少個妾,這些規定似乎沒有人嚴肅對待。諸侯可以有幾十或成百上千個宮女,佔有她們意味著他擁有財富,就像擁有駿馬和珠寶一樣。秦朝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帝,記錄為公元前246—209)號稱有上萬名宮女,後世的皇帝們一般有一千多。整個帝制時代,擁有婢女和妾是富人惹眼的消費方式和男子氣、精力充沛的表現;甚至財產狀況非常一般的男人也要納一兩個妾,以幫助他的妻子做家務事。1    
    在大城市裡,另一種發展起來的制度給男人們提供了享受女人的陪伴和性服務的機會: 一種娛樂場所,配備受過取悅於人的訓練的女子。「唱」是這種女人普遍掌握的技能,還有一部分會彈奏樂器、跳舞,或作詩、吟詩。在唐朝首都長安和洛陽,住著這類女人及其主人的那種場所到處都有,是到京城趕考、求前程的士人經常光顧的地方。自唐朝以來流傳的口頭文學相當可觀的內容圍繞著男人與這類女子的糾紛和瓜葛。小說作者被她們的才華吸引,仰慕她們傾心相愛的情懷,同情她們不得不忍受主人的剝奪和輕視。2    
    隨著宋代貨幣經濟的迅猛發展和遍佈全國的城市商業化,男人用錢換取女人的機會似乎穩定地增多了。在大城市,218娛樂場所像唐代兩京的那麼多。但到了北宋中期,那些從前滿足於流連院所、狎妓褻玩的男人已經願意並有辦法把女人買回家去做妾。因此,隨著上層階級的擴大,為他們的家庭提供婢女或妾的女人市場也出現和擴大了。    
    現存史料透露的士人對納妾生活的感受複雜不一。男人有一個妾——或甚至三四個——這沒有什麼不對的,但是如果他過於沉醉於她,那麼就會被看作自我放縱和不懂節制。文人們很高興記錄詩人與妓、妾之間的酬唱,但是又把妾描寫為下層女子,不必對家庭負責,沒有榮譽感。男人喜歡談論妻妾之間的爭鬥,特別是事關位高權重的男士時。他們悲歎自己階級裡淪為妾的女子的不幸命運。還詛咒那些綁架女孩子和女人、把她們賣掉的惡棍。當然他們也知道很少有女人自願做妾。對妾的複雜感情,大概也反映了、還可歸因於妾們經常身臨其中的混亂局勢。她們的世界不是限定好的、期待中的。會發生什麼事,更多地憑個人關係帶來的運氣,而不取決於習俗或法律。    
    內闈第十二章妾宋代與此前和此後的時代一樣,妾的法律身份沒有得到妻那樣清楚明確的規定,多半由於妾幾乎沒有一點特權。3法律塑造了一個三層的等級體系: 妻高於妾,妾高於婢。比如說,一個男人如果在毆鬥中打斷了一個生人的胳臂或腿,對刑事犯的處罰是拘禁起來服勞役一年。如果受害者是他的妻子,刑罰降兩等;如果是妾,就降四等。毆傷婢女不受懲罰。4任何情況下男人都不能把妾升格為妻,哪怕妻子已去世,但是可以把生了孩子的婢女升為妾。5在實際的社會生活裡,人們似乎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出哪些特定的女人是妻子,其他的屬於廣義上的妾,但是這個寬泛的範圍幾乎已從得到妻子般待遇的所有女人(特別在妻子已逝的情況下)擴展到身份未公開、實為妓女的女人,還有原本為婢女但已得到主人寵幸的女人。雖然妻子們經常認為婢女極力引誘了丈夫並為此感到憤怒,但是妻子和任何其他人似乎都沒想到女僕有權躲避她不想要的主人給予的偏愛。法律條令規定與自家婢女發生性關係的男人無罪,甚至與別人的婢女,受的懲罰也非常輕(只杖80下,對比之下,如果她是別人的妻子,則服勞役兩年)。6219婢女的社會身份較低,使她們易遭受性傷害,易遭受性傷害又使她們的身份很難提高。在本章,名義上是婢女,但是已知與主人有了孩子的女人將列入妾的範圍進行討論。法律的和社會的,事實上,她們的身份已經含有下述意義: 一個男人與父親或祖父「寵幸」過的婢女發生了性關係,被看作一種典型的亂倫,法律量刑的程度比與父親、祖父的妾低兩等,但是比與其他人的婢女要嚴重得多。7    
    納妾    
    姑娘們作為妾進入一個家庭的過程,從男人方面看與從女人方面看非常不同。男人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納妾。偶爾可以得到做為饋贈的妾。王曾(978—1038)為了回報歐陽修(1007—1072)為他寫的文章,據說送給歐陽修一對金酒杯和兩個陪他喝酒的丫頭。據蘇徹(1039—1112)報道,真宗帝(記錄為997—1022)聽說王旦(957—1017)一個妾都沒有,就派人買了一個送給他。據說仁宗帝(記錄為1023—1063)聽說宋祁(998—1061)寫了一首詩,詩中說一位宮女走在街上,認出宋祁以後就大聲叫他的名字,為此仁宗送給宋祁一名宮女。8潘良貴(1094—1150)得知一位朋友沒有兒子,送給他一個已經與自己生過孩子的婢女。據說辛棄疾(1140—1207)把自己的妾送給為他治病的大夫,然後寫了一首打油詩記敘此事。據閒談傳說,程松花八十萬錢買下宰相韓侂胄(逝於1207)退給人販子的一個妾,指望韓侂胄一旦冷靜下來,還會要回那個女人。後來他把她帶到韓侂胄面前,果然如願以償,作為回報,得到一個更好的職位。9    
    


第十三部分:妾妾 2

    男人把自己迷上的妓女帶回家的事也不是很少見。《名公書判清明集》裡的一個案例涉及地方一霸,他的妾原來是一名官妓,官妓就是被官府強制性地雇來招待來訪者和達官顯宦的那種女人。十劉震孫(逝於1214)特別欣賞一位年輕的舞妓,於是納她為妾。後來讓她幫忙招待客人。周密(1232—1308)報道,一位著名官妓得到自由以後,一位宗室成員納她為妾。    
    但是,大多數妾多半都通過中間人買來,中間人靠給有錢人家提供侍女做買賣贏利。220高度專業化的市場在京城,特別是南宋時期的杭州。《東京夢華錄》討論了掌握著男勞動力、管理人才和商店店員的經紀人以後,還討論了買賣女人的經紀人:「如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婢妮,亦有官司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揮便行踏逐下來。」廖瑩中在宋末描畫了相同的畫面:「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洪巽描寫了同類市場,然後講了一位州官買下一個女人的故事,這個二十出頭的女人非常漂亮,能寫會算,被訓練得做一手好飯菜。然而,由於她慣於操辦奢侈的宴會,不到兩個月他就覺得負擔不起她了。不住在京城和大都市的人可能必須到中心城市才能找到中意的妾。一位沒有兒子、姓馮的商人順路到開封買妾。袁韶(1187年中舉)的父親去了杭州,才弄到一個妾。到成都和蘇州這樣的城市遊逛,也可得到同樣的機會。    
    城市市場滿足了那些尋找多才多藝姑娘的士人的需要。很多妾都會讀書、作詩、唱曲、彈奏樂器。宋朝末年一位官員想在杭州找一個既漂亮又多才多藝的妾,幾天後找到一個漂亮姑娘,問她有什麼才藝,她說只會溫酒。陪他去的人聽了大笑,但是他試了試她溫的酒,感覺很好,印象很深,就把她帶回家。洪邁談到一位官員在京城等待任命,他說服朋友陪他出去買兩個妾。在中間人那裡,他發現最年輕、最有才的女孩子只賣80貫,另外兩個卻賣到400和500貫。他問中間人這種不同是為什麼,中間人說3個姑娘都只能在合同期限內帶走做妾;最年輕的姑娘,期限已經快到,只有半年了,另外兩個還有整整3年的合同。換句話說,可以不必買妾而租一個。    
    買妾不一定非要由男人到中間人那兒去。偶爾有時妻子出面辦這件事,她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丈夫納妾,有人也許出於自己沒生兒子,甚或認為丈夫的社會地位要求他得有妾。我們知道,司馬光沒有兒子,妻子和妻子的姐姐曾為他納妾並試圖讓他對她產生興趣,但未成功。221出於同樣原因,年過五十未生兒子的趙必善(1188—1260)給丈夫買來一個妾,她及時地為他生了惟一的兒子。    
    妾甚至可以用來送給妻子。有一個例子,妻子的家務活兒太多而丈夫又很窮,於是妻子的哥哥送她一個12歲的女孩幫她幹活;結果女孩子最終成為丈夫的妾,28歲時生了一個兒子。父親在女兒出嫁時也會買丫頭或妾送給她做陪嫁。這是很久以前的做法,作為一種減輕嫉妒的辦法頗受宋代男人歡迎。比如,盛氏(1007—1077)從小在未來女主人家裡被養大,後來陪著女主人出嫁。女主人去世後男主人再婚,她則留在那個家裡成為妾。對妻子說來,把她的丫頭送給丈夫做妾有許多好處。這個丫頭出身低微而比較謙卑,也沒接受過可使她魅力大增的訓練。因此與妻子相比沒有社會地位方面的野心。另外,廣泛接受的僕人應該忠於主人的觀念使人相信她上升後會保持對舊主人的尊重。但是事情也會發展變化。一位年輕妻子想把結婚時帶過來的丫頭打死,因為她懷上了男主人的孩子。    
    經紀人在納妾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婚姻大事中的媒人。他得按買賣雙方達成的協議用專門用語寫好契據,並且見證交易的過程。中介起到的調停和證明的作用顯而易見非常重要,有時當事人雙方已初步談好並達成口頭協議,但還是要找來一個見證人,使事情變得正規化。袁采說任何一樁女僕或妾的買賣,中間人都是不可少的,但是袁采還說應緊緊追問女子的來歷。如果發現她曾遭拐賣,買主就得把她送還她家。更重要的,還得注意別又把她送回人販子手裡。    
    經紀人準備的契據要標出妾的「身價」。數額依據市場因素而定,同時,迷人和多才多藝的比一般的女孩子價格高。洪邁提到的數額從140貫到300、400、900和1000貫。甚至低級官吏也能湊夠買一個年輕女子的錢,洪邁觀察到,在他生活的時代,最低的官吏(縣衙的書手和衙前)在配發的稻米以外,都有大約50貫錢的月俸。    
    有些買主不把全部款項一次付給妾的父母或經紀人,寧願像付工資那樣按時間付錢。為梁居222正生了兩個小孩的鄭氏的父母親,每月收到3500錢。高文虎67歲時納何氏為妾,何氏識文斷字,能彈會唱,高文虎提出買斷何氏3年時光,約定每月付一斗米,因此何氏的母親總按時來取米。3年過去後,何氏的母親簽了新契約。她沒要求增加收入,只提出不再按月取米,而希望得到現金,大概是打算把錢攢起來給何氏做嫁資。第二個3年過去後,何氏的母親又來續約。這一次,報酬變成每年100貫錢,大約增加了50%,高文虎認為這是她應該得到的,因為她的年紀和經驗都在增長。這一次再次得到許可,一次付清了所有款項。    
    


第十三部分:妾妾 3

    變 成 一 個 妾    
    從一個姑娘或女人的角度看,使她進入一個家庭做妾的過程始於她離開「婦道」的時候。這可能因很多原因而導致發生。父母親可能被騙,或因生活困難而鋌而走險,或出於貪得無厭;女子本人可能被引入歧途,被拐賣,或由於沒有別的更好的出路而出此下策。有的家庭確實缺錢,就把女兒賣給中間人或直接賣給男主人。一個姑娘哪怕被賣做婢女或被訓練成妓女,到頭來仍可能變成妾,可能被另一個主顧買走,或在生了主人的孩子後被「升」為妾。有些父母自始至終打著賣女兒的主意,很早就開始教她們學會能賣高價的技藝。很多姑娘被不法之徒騙得離開了家。而且女人在走投無路、無以為生時也會自動賣身為妾。    
    士人們坦言,當得知有的家庭訓練女兒如何做妾、打算通過養女兒獲利時,深感震驚。陳郁(逝於1275年)寫到蘇州的窮苦人家怎樣教女兒吹拉彈唱以便做私妓,待她們長成大人以後就賣個好價錢。廖瑩中同樣寫道:「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弗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    
    作者們一般都同情那些走投無路、自認沒有理由賣女兒的人。洪邁記錄了一個士人如何因鄰人而感動,他發現鄰人在悲傷地哭泣:     
    其人左右盼視,欷歔久之,曰:「僕不能諱,頃者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迫,223不償且獲罪,環視吾家,無所從出。謀於妻,以笄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今行有日矣!與父母訣而不忍焉,是以悲耳!」    
    這個父親得到的400貫銅錢或多或少等同於一個奴婢或做工的一生所得,或一戶佃農二十多年的租金。這樣一個好看的、十幾歲的女孩子是負債家庭難以漠視的一筆有銷路的財產。父親賣女兒做妾完全合法,就像他可以簽約把女兒賣掉當婢女,或把她嫁出去。寡母也可賣女兒;的確,曾經很富裕的人家的寡母淪落到為了錢賣女兒的記載並不是很少見。但是繼父繼母一般是被描繪成比親生父母更可能幹出這種事的人。比如說洪邁的故事裡有一個帶著兩個女兒再嫁的女人,只不過為了讓新丈夫把她們都賣掉做妾。    
    丈夫有時也把妻子賣給別人做妾,但這是違法的。一個涉及賈似道父親的故事說他在旅途中看見一個漂亮女人在戶外洗衣服,於是請她做妾。這個女人說自己已婚,因此必須問她丈夫。那個男人欣然答應,把妻子賣了一個好價錢。    
    洪邁的逸聞裡女人自己賣自己的事不罕見。比如,一個逃荒的女人經過官宦人家的大門時,有人問她是否願留下做妾。她說自己太餓,走不動了,並答應做妾,這位官員叫來一個牙人寫了契據。另一個故事,一位游商的寡婦,丈夫死後無以為生,敲門請求收留她做婢女或妾。無論多麼低下,侍候人,也比餓死或淪為妓女好。    
    由於對婢女、妾、妓女和藝人的需要如此之多,不法之徒便不擇手段、用各種欺詐伎倆弄來姑娘以回應那種需求。福建福州的一部12世紀的地方志記載,一位州官在1099年打算禁止欺騙行為。這位州官說鄰縣經常竄過來一些只帶著很少資金、自稱為「生口牙人」的人。他們對家長說有人想找一個姑娘做妻子或養女,慫恿家長交出一個女兒或婢女。這個姑娘會被藏起來一段日子,然後偷偷送到很遠的地方轉手賣掉。家長發現上當受騙後,即便立刻報告縣令,尋人搜索的結果也是一無所獲,他們將永遠不知道女兒在哪裡,甚至永遠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宋代史料還經常提到公開的綁架。洪邁記錄了一位十七八歲的224宗室女乘轎子到附近親戚家的路上遭綁架後還挨了打,被交給生口牙人,賣給一個男人做妾,那個男人知道她的身世並且認為那就是她的魅力所在。洪邁還說有一位官員的妻和妾在乘轎子途經杭州時雙雙被綁架。綁架者當然會受到蔑視。一部訓誡故事集裡的以綁架和誘拐為生的男人,到後來遭到報應,渾身奇癢難耐,萎縮成一個廢人。    
    大多數描寫買賣妾的市場的人似乎都有一點觀淫僻的眼光,感覺他們的讀者會從中分享想像可愛女子的快感,這種場景的吸引力絕不會因為知道女子是被迫的而且還經受了苦澀和悲哀而減少。但是,至少有幾個作者明確地譴責了買賣妾的市場。比如北宋學者徐積(1028—1103),試圖用一首詩打消那些讓女兒做妾的人的念頭,他的詩假想了一位經歷了不幸、變成一個大戶人家的妾的女孩子:     
    妾家本住吳山側,曾與吳姬斗顏色。    
    燕脂兩臉綠雙鬟,有貌有才為第一。    
    十歲能吟謝女詩,十五為文學班姬。    
    十六七後漸多難,一身困瘁成流離。    
    爾後孤貧事更多,教妾一身無奈何。    
    其時癡呆被人誤,遂入朱門披綺羅。    
    朱門美人多嫉妒,教妾一身無所措。    
    眉不敢畫眼不抬,飲氣吞聲過朝暮。    
    受盡苦辛人不知,卻待歸時不得歸?    
    儘管徐積意在移風易俗,但是這首詩引起的感覺多半是人們被那位雖遭蹂躪,但仍敏感、可愛的年輕女子所吸引。    
    


第十三部分:妾妾 4

    男人和妾    
    225一般情況下,男人在進入中年以後開始納妾,這時候他們多半當上了一家之長,對相處了15年或更久的妻子有點厭倦。比如蘇軾(1036—1101)38歲時把11歲的王朝雲(1063—1096)接回家做妾。但是還有許多與這種模式不同的情況。年輕男子婚前納妾並不少見。我們得知,有一個男人,不到二十歲就有幾十個妾。還有七八十歲納妾的老翁。財力雄厚的男人似乎經常有好幾個妾。11世紀富有的官員周高,有幾十個姬妾,韓侂胄(逝於1207)號稱有14個妾。洪邁記錄的故事裡,一位富有的官有七八個妾,但在他又老又病時,她們都打算離開他。    
    男人怎樣對待他們的妾?一般說來很不相同,有的寵愛青年女人,忽視妻子,有的把她們當慾望的對象,有的急於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妾。然而,特定的模式還是值得注意。男人一般不為妻子改名,但是差不多為所有的妾和婢女改了名,這象徵著這些女人社會地位的低下。妻子一般正式地以姓相稱,妾們則通常用個人化的本名相稱,這個名字多半是主人起的。我們發現,妾的名字經常含有「奴」字,如「柔奴」,「蓮奴」,「馨奴」或「進奴」。高文虎(1134—1212)給妾何氏起名「銀花」,雪片的雅稱。其他文人士子也為妾起文謅謅的名字,有人愛起直截、明快、無路數可尋的名字,比如辛棄疾(1140—1207)給兩個妾起名,就用姓做名,因此二人被叫做「田田」、「錢錢」。    
    下層階級的女孩子受到的準備做上層階級男人的妾的訓練就像在等著當妓女,而且很多男人喜歡讓妾在家裡像妓女那樣招待客人,逗客人取樂。寇准(961—1023)以喜好徹夜的華宴知名於世,宴會上還要有歌舞姬跳舞、奏樂,還必須有一位能即興作詩、吟詩的女子。袁采提醒說教婢女和妾學會招待客人會引起麻煩: 如果女人美麗過人或才藝高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引起災難性後果。魏泰(約1050—1110)描寫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楊繪讓自家唱曲的姑娘們招待客人,客人中有一位喝多了,對一個姑娘做得太過分,226激怒了藏在屏風後面看熱鬧的妻子。妻子招呼眾姬妾打那個姑娘。而那位客人卻要求姑娘回來,繼續玩笑取樂。楊繪此刻打算結束宴會,但這只不過惹得客人更生氣。客人開始動手打楊繪,結果眾賓客一擁而上,才把他救出來。    
    因為得到的對待像妓女一樣,妾也就容易像妓女那樣為人行事。我們得知,蘇軾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源於他發現一個最近剛去世的朋友最寵愛的妾在另一個男人家裡招待客人。「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蘇軾顯然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現實: 妾們經常沒事人似的從一個主子轉到另一個主子手裡。    
    只有很少的士人寫過妾及自己與她們的關係。劉克莊(1187—1269)聲明他出於對妻子的忠誠而納妾;她死後,出於對她的尊敬,他決定不再續娶。「餘年四十二,哭林淑人哀逝者之賢而夭。遂不再婚。既葬淑人,左右無侍巾櫛者。或言裡中有孤女陳氏,本大族母征,攜以適人。長無所歸。先親魏國為余納之」。劉克莊讚揚比他年輕24歲的陳氏(1211—1262),在後來的35年裡照管著所有的家務,記著每一件事,管好每一筆錢財。他不把她當作妾而稱她為小兒子的「生母」,也不認為自己是丈夫,只是她的「主君」。    
    高文虎(1134—1212)提供了男人與妾的關係最完整的記錄。在一封信裡高文虎寫到,妻子在他30歲那年,1163年去世了,在後來的27年裡,出於為孩子著想,他既沒再娶也沒納妾。只不過在1200年的正月裡,他66歲時,與何氏簽訂了一個3年的合同。    
    高文虎說,何氏的職責就是為他熬藥、收拾東西,照料他。她經常為他做早飯和晚飯,照管他的衣服: 洗,縫補,按時令變換準備好應季衣服。晚上如果他有點兒咳嗽或睡不著覺,她就起床,升火,為他熬藥。她也能讀、寫,常為他找東西、寫回信。她來了一年以後,高文虎退休辭官,到兒子任職的徽州住。他帶著何氏,在徽州度過非常和諧的兩年,遊玩了當地所有著名景點。此後他們就回到高文虎的老家明州(寧波)。    
    227在這封信裡,高文虎有點含糊地透露,無論會引起什麼樣的猜測,他都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與何氏進行性活動,自己已經老了,不再對常人熱衷的事感興趣。何氏在11年裡沒有生孩子,看起來支持了他的聲明。但是高家其他成員顯然都認為他被何氏迷住了,而且擔心他會把家產浪費在她身上。    
    


第十三部分:妾妾 5

    高文虎非常喜歡何氏,希望親眼看到她得到他曾許諾給她的錢財。他寫到,問題在於「余身旁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托牽掣,不應余求」。為了解除這種困境,他決定賣掉家裡一塊地收穫的600石穀物,但是剛剛賣了五六十石,管理莊園的僧人就告訴他,他的兒子和兒媳打算用賣穀物的錢建一座糧倉。後來,兒子前來勸慰他,說他可以從宅庫裡支取錢財,哪怕他需要一千貫,也會給他。然而,每次高文虎到宅庫去,得到的回答都說現在沒有錢。最後,又過了兩年,高文虎再次下令賣掉莊園裡的穀物,這次賣谷得到1080貫錢,其中800貫是給何氏的。    
    按照高文虎所寫,何氏願意在他死後作為寡妾住在高家。高文虎深知這件事難以實現,所以到了1210年,他認為到了讓何氏回娘家的時候了。在信的結尾之處,他概括了何氏應該得到1000貫錢的正當理由。第一,錢是他的,他為家庭賺到很多錢,而兒子並沒有。第二,何氏應該得到這筆錢: 照顧他11年以來她自己從未要求得到家產,沒從宅庫支取過錢,也沒有干預過家庭財務。甚至何氏穿的衣服都是用高文虎自己的錢做的。因此,用1000貫錢給她做嫁妝並不過分。如果有人嫉妒,挑起無端的指控,何氏可以把此信做為證據,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    
    妾在家庭裡的邊緣位置    
    妾是家庭裡的一員,但是她們在家庭裡的地位很不穩固,她們與主人、主人的孩子,甚至與自己生的孩子之間的聯繫都是脆弱的。    
    中國作者們惟一詳細列出妾與其加入的家庭裡其他成員間的聯繫的地方是對喪服的闡釋。已婚女子在婚後為娘家人服喪的義務比原來減低一等,但是幾乎要為夫家所有成員(比如丈夫的兄弟、叔伯和本家)服喪,喪期與丈夫一樣。這些成員間的義務是雙向的,如果妻子去世,別人應當為她服喪。228對比之下,妾就像未婚女人一樣,對娘家人還有服喪的義務,雖然實際上可能很少執行。妾對男主人家庭的義務很少。妾只為男主人、女主人和主人的孩子服喪。妾只有在生了孩子以後,男主人和別的女人生的孩子與她之間才有雙向的服喪義務(不過與她為他們服的等級不同)。男女主人都不為妾服喪,即便她生了孩子。    
    更複雜的問題是妾的孩子為她服什麼等級的喪。這些孩子為父親的妻服喪,是在為法律上的母親服喪,與妻生的孩子一樣。但是長久以來的傳統,孩子們對法律上的母親比對與父親有瓜葛的女人更尊重,後者包括孩子的生母、離婚的出母、奶媽和保姆。這並不是因為孩子只能為一位作為母親的女人服喪。如果母親去世,父親再婚後,繼母也去世了,那麼兒子應該為每一位法律上的母親服喪。兒子為身為妾的生母服什麼等級的喪,在宋代沒有統一認識。張載(1020—1077)說只有在法律上的母親活著時,兒子為生母服低一個等級的喪。朱熹在回一封信時說,張載認為,為生母服較低等級的、專為「妾母」制定的喪,這是錯誤的;她是他的生母,他就應該為她服3年喪。    
    妾在家裡的地位毫無疑問取決於女主人是否健在。即便妻子活著,但是如果她沒有能力,妾就可以像家裡的女主人那樣行動。宋朝末年,朝廷規定,如果妻子病得很重而丈夫又不願休掉她,男人可以按照通常的婚禮禮儀娶一位「小妻」。但是無論用什麼稱呼,法律上不是妻的女子都是妾。劉克莊(1187—1269)的一項判決涉及兩個被家人視為身份相當不同的女人——一位在男主人活著時就管理著一切家務,並瞧不起另一位;另一位是主人兒子的妾——但是劉克莊說,因為兩位都沒有正式結婚(「非禮婚」),因此都不能被當作妻子。有女主人的妾不僅在人身上依附於她,還會失去與孩子間的大部分聯繫,而由女主人掌控著孩子。妻子的傳記經常說她們養大了妾的孩子。但是從未提到這種意思,即她們應該事前請求妾的允許。舒岳祥(1217—1301)形容他的妻子王氏(1212—1284)如何「性多容少妒姬。侍生子撫育如己出,寒暑燥濕一皆共之」。很容易想像妾對妻照管她的229孩子懷有什麼樣的仇恨,絕不會認為是對孩子的愛和慈悲心。    
    妾的邊緣位置可以持續到死後。在父親、法律上的母親和生母都死去很久後,韓琦(1008—1075)在新的家族墓地重新安葬了他們。他採取大膽步驟,把身為妾的生母葬在父親與法律上的母親的合葬墓的一側,作為「侍葬」。他聲明這樣做沒有冒犯父母的意思,因為所有的事,比如棺木的質量,下葬的儀式,都是按照比父母低一級的規格辦的。考慮到其他人會譴責他失禮,他說有充分、正當的理由捍衛自己,「夫禮非天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    
    洪邁記錄的下面的故事清楚地表現了妾在家庭裡的邊緣位置:     
    


第十三部分:妾妾 6

    朱景先銓,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馬。男遜,買成都張氏女為妾,曰福娘。明年,娶於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離成都,福娘欲隨東歸,不果。後四十日,生一子,小名為寄兒。    
    朱居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知聞。庚子歲,遜亡,范婦無出,朱又無他兒,悲痛殊甚。乙巳歲,朱持母喪,後茶馬使者王渥少卿遣駛卒繼書致唁,卒乃舊服役左右者。方買福娘時,其妻實為牙儈,因從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歲,從學讀書,眉目疏秀,每自稱官人,非里巷群兒比也。」    
    朱雖喜而未深信,其與卒攜來者巡檢鄒圭,亦故吏,呼扣之,盡得其實。即令圭達書王卿及其制帥留尚書,祈致其母子。    
    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妾,方便的時候可以有,不方便的時候可以丟掉,如果家庭後來需要她生的孩子,還可把他們要回來。    
    為母的妾    
    230生兒子提高了女人在家庭裡的地位,不管這個女人是妻子、妾還是婢。對妻子而言,生了兒子就去掉一個可能休棄她的理由。對於妾,生了兒子就可以確立她與主人家庭成員間的親屬關係。對於婢,她得到了升格為妾的機會。進一步而言,如果妻子已經有了孩子,生兒子會使妾捲入與妻子和她的兒子之間更激烈的矛盾衝突當中。司馬光寫道:「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後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妾的兒子肯定經常發覺自己面臨的形勢比較混亂,壓力比較大。一個妾的兒子畢竟要對兩位女人盡孝,而她們之間多半不太和睦。此外,他的父親會視他的生母為妓女,而他法律上的母親則認為他媽媽是婢女。不幸的是沒有史料可供分析所有這些引起的心理後果。當然妾的孩子們會長大而沒有明顯的社會和心理的殘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高官之一——韓琦,就是妾的兒子。他父親韓國華(957—1011)的妻子生了4個兒子,第三個生於989年。那時韓國華多半已經有了妾——胡氏(968—1030),胡氏生了2個兒子、1個女兒。韓琦出生時父親52歲,父親去世時他3歲。身為妾的生母在韓家住了幾乎有二十年之久。韓琦被兩個女人養大,很有些像被媽媽和奶奶同時照顧的小孩子。韓琦寫道,無論何時生母打他,法律上的母親都會站出來保護他,並且氣得一整天都不和他生母說話。    
    然而,很多孩子恐怕不這麼幸運。比照妻子生的孩子,妾的孩子似乎更可能被犧牲因而更可能被送給別人當養子,或一出生就被溺死。陳亮(1143—1194)父親的妾1160年生了一個男孩,3個月後就送人了。同樣,劉宰(1166—1239)的一個妾生的弟弟,很小就被送給別人收養。第9章提到的幾件殺嬰事件涉及的就是妾生子。父親拋棄了為妾的母親,孩子也跟著屢受磨難。官員和商人們離家在外時納妾陪侍他們,待到離開那個地方時就把妾遣散的事也不是很少見。他們還會因妻子的嫉妒趕走妾,哪怕她已經生了孩子。這些妾的孩子經常失掉與生母的所有聯繫。    
    231兒子與被父親排斥的妾母之間的關係在11世紀末期引起較多討論。當王安石(1021—1086)的門生李定(1028—1087)不能為妾母仇氏服喪時,官員們憤然而起表示抗議,大家都知道他的生母曾為妾。很久以前就被李家送走,並已嫁到別家。意見一致的抗議對李定的事情無助,卻大大聲援了朱壽昌,朱壽昌的事與李定相同,但他的選擇與李定不同。朱壽昌的父親在京兆任官時納一女子為妾。她生了壽昌,孩子兩歲時她被打發到一個平民之家做妻子。後來的50年裡朱壽昌從未見過生母。他當了官以後宦游四方,打算找到生母。最後,在1068或1069年,他辭官離家,聲明,「誓不見母不復還」。他在同州找到已經七十多歲、嫁到唐家、生了幾個兒子的母親。朱壽昌把生母一家人全都接到自己家。他的故事由錢明逸(1015—1071)首次公佈,此後,很多一流學者,「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為詩美之」。朱壽昌的聲望如此不凡,以至於他接回母親以後,神宗帝(記錄為1068—1085)專門接見了他。    
    寡妾    
    由於妾在家庭成員中處於邊緣地位,主人死去以後,她們特別容易受到傷害。此外,由於妾通常比主人年輕二十多歲,因此開始守寡時比寡妻們年輕得多。按照法律,妾不能被前主人的近親收留做妾(某種程度上受限制的範圍比妻子還大),但是這種事一旦發生,看起來在人群中引起的震動又小於遭受同樣命運的妻子。沒生孩子的妾在主人的寡妻或兒子的家裡沒有特定、明確的位置。如果她們侍奉主人多年,可能作為慈善行為的對象留在家裡,就像老奶媽或老廚娘一樣。受尊敬的富貴人家在趕走無處可去的人時會猶豫不決。但即便這樣,她們的生活仍是暗淡的,無趣味可言。洪邁說有一個妾住在主人的寡妻和已婚兒子的家裡,惟一的下場就是被寡妻活活打死。    
    


第十三部分:妾妾 7

    沒有孩子的妾不能訴求財產,但是主人可以為自己喜愛的妾做好預先安排。《宋史》記錄的一個案例,說一個男子寫遺囑,把財產分成3份,兩個兒子和妾各得一份。兒子們上告到官府,說妾沒有財產權,判官指出兒子有義務遵守父親的遺願,於是達成一個妥協,232如果她留下來不再嫁的話,他們就應該讓她使用那些財產;如果她死了,財產將成為他們的。    
    生了小孩的妾也許可以留下和孩子在一起,也許不能。我們已經知道幾個生了孩子卻被送走的妾。毫無疑問,寡妻和兒子們至少與對妾失去興趣的男主人一樣,希望妾離開家。一個12歲進王家做廚娘的姑娘,28歲時生了一個兒子。3年後男女主人雙雙去世,主人的兒子們分了家,分給她一份養大孩子的財產。當然,主人已經離開人世的婢女和妾為了結婚常常願意離去。一個婢女偷走小女兒繼承的財產做嫁妝,這樣就可以把自己嫁出去了。有些妾帶著自己的孩子嫁人,對於小孩說來,這在當時似乎是最仁慈的做法,但卻不利於他們長大以後爭到父親的財產。高五一死後留下一個女僕生的女嬰,還有一個侄子立為繼嗣。繼承人得到3/4的財產,小姑娘得到1/4。姑娘的田產收入應該送到她已離開這一家的母親手裡,但實際上,她們得到的少得可憐。    
    留在主人家打算養大孩子的妾除了面臨所有寡婦都會遇到的問題,還有別的麻煩。一位為主人生了惟一活下來的兩個孩子的妾,還不得不去官府捍衛財產不被貪婪的親戚侵吞。她不敢承認自己是妾,審訊時謊稱自己是妻子。另一個案例,爭訟的人群裡有人質疑一個只生了女兒的妾有什麼理由說自己是「生母」。如果妾的兒子們長大了,形勢當然就不同了,一切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並且有能力保護母親。    
    方回(1227—1306)的著述證明會有一些麻煩困擾著兒子和身為妾的寡母之間的關係。方回的父親方琢(1174—1229)有一個妻子生的女兒,但是直到她長大、嫁走,他始終沒有兒子。因此他在1221年收養了鄰居的孩子做繼承人。3年後方琢被貶到廣東。他把妻子留在家裡,到廣東後納後來生了方回的女子為妾。方回從未見過法律上的母親,因為她在他兩歲時就死了。第二年父親也死了。又過了一年,父親的朋友把母子送回老家,一位叔叔收留了他們。但是這個叔叔在那一年也死了。另一個已經承認方琢養子的叔叔為方回母子做了安排,劃出一塊30畝地的田產讓她和兩個男孩子、一個男僕一起過日子,這塊地剛剛夠維持他們幾個人的生活。    
    233方回15歲時,他的妾母被迫離開方家,到另一個地方嫁人為妻或妾(方回用的詞彙,字面意思是她被迫放棄了守節的願望)。幾十年後方回寫到此事,回想當年,為自己沒能站出來與叔叔對著干而深感痛苦。雖然方回沒有明確地這麼寫,但可能是他叔叔在嫁出方回生母時收到一些錢。不論是否部分地由於這些經歷,方回從未娶妻,因此成為他所屬的社會階級的中國男人當中較為特殊的一個,雖然按照他自己的記載,他不斷地納妾,妾們生了7個兒子和4個女兒。他如此偏愛妾和女僕,引起很多他的同時代人批評他行為放蕩。    
    本章只是表現女人的命運與財產問題聯在一起的幾個章節之一。家庭要給女兒提供一份嫁妝,確保她成為一門合適的婚姻中的妻子,使她有一定的自由用嫁資送給別人禮物,有一些財力、物力滿足自己的需要。大多數做妾的女孩子往往因為家裡不僅無力為她們準備嫁妝,還得被迫賣掉她們賺到一些錢。妾雖然可以通過接受禮物得到一些個人財產,但是她爭取到家產的可能微乎其微。作為比妻子邊緣化得多的家庭成員,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終生的生活供給。所有的她能依靠的僅僅是感情: 她必須指望主人和兒子們因為愛她而繼續照顧她。最好的辦法是盡可能地疏遠家庭裡的其他人,因為他們可能阻撓即使是最好心的兒子和主人。    
    妾的制度可以看做為階級統治的表現。如果農民不能用把女兒賣給富人做妾或婢女的辦法換回一些錢,統治者也不一定能從農民手裡搾取更多剩餘價值。與此同時,用這種辦法侵佔貧困階層的「剩餘」女兒使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保持著緊密接觸,從而確保精英階層永遠不能完全切斷與普通人的道德、價值觀和生活經歷的聯繫。窮人家的姑娘作為妾或婢女踏入富人家的大門,如果生養了兒子,就會對下一代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姑娘們受到可動產一般的對待——被雙親賣掉,被綁架,被迫跟著中間人走,或像小飾物一樣被送人——在心理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在公開地對她有敵意的人群裡生活是什麼樣子?如果她從小被教導,與一個以上的男人發生性關係就是被玷污了,當她被賣給第二個主人時會怎樣想?很容易想像,這些經歷會扭曲妾的人性。妻子們視妾為陰謀家。234也許她們的確經常是陰謀家,不相信其他任何人。除了盡力保全她們的個人利益,留給她們的還有什麼呢?    
    進一步而言,納妾造成的心理後果不一定限於成為妾的女人。農家姑娘看見鄰家女友或自己的姐姐賣給人販子,換來錢償還家裡的債務,就可能不再感到安全。每一個人都知道女人得依靠男人,她們的幸福完全取決於運氣。納妾用極端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本章雖然傾向於把妾描繪為犧牲品,但是不能忘記有的女人認為妾對於她們說來是較好的選擇。不幸境遇中的女人也許更願到富人家做妾而不願做妓女、賣淫者或婢女,甚至於不願做窮人的妻子。有些女孩子肯定看到媽媽因為干苦工而累壞了。對她們來說,過上舒服日子的一線希望也要比鐵定過沉悶困苦的生活更有吸引力。    
    


第十四部分:靠女人延續家庭靠女人延續家庭 1

    按照儒家的家庭模式,家庭的意義,家庭責任和榮譽都與從父親到兒子再到孫子的父系相聯。家庭的持續存在源於兒子繼承了父親。父母為兒子娶妻不是由於女人本身很重要,而是因為女人可以生出父系血脈的孫子。事實證明這種延續世系的方式在有些家庭行不通——因為父母沒有兒子或兒子在生出兒子以前就死掉了——父母一般會收養一個侄子或其他父系近親,作為親生兒子最好、最可能的替代者。    
    這種父系繼承模式支撐著官府制訂的財產繼承法,鼓勵家庭用各種方式收養繼承人。然而,並不等於宋代社會每一個成員都接受父系模式的全部含義,這是很明顯的。當一個家庭沒有兒子時,很多男人,甚至可能也包括更多的女人,寧願通過與自家的某個女子(女兒、姐妹、母親、妻子等)有關聯的男人延續家庭。他們要麼讓女兒留在家裡,為她找一位加入自己家庭的丈夫(男到女家的入贅婚),要麼收養一個與嫁出去或娶進來的女人有關的男孩子。甚至於有的家庭在已經有兒子的情況下還把女兒留在家裡,為她招婿,通常由於兒子太小不能勞動,或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財產,希望用招婿的辦法擴大家庭。    
    多種可供選擇的延續家庭的方式使我們回到女人可以擁有財產這個問題上來。由於女方是財產的主人,所以男子願意到女家做贅婿。這樣一來,夫婦二人就可以得到嫁妝,如果那一家沒有兒子,他們還可以在父母去世後繼承財產。236從財產如何從一代轉移到下一代的方式上看,沒有兄弟的女兒繼承的財產,和出嫁時得到的嫁妝差不多。    
     讓女兒留在家裡    
    自古以來就有的入贅婚似乎總被當作權宜之計,同時也是家庭在特定情況下可以選擇的最好、但又比較低級的出路。在宋代,經典著作提到入贅婚時都持批評態度。人們可以援引短語「莒人滅」來表示這類婚姻的危險性,出自《公羊傳》對《春秋》一段話的解釋,公為女兒招莒國公子為婿,結果國的世系被莒人的取代了。1    
    由於對怎樣把握好女兒的婚姻有共同的理解,把女兒留在家裡在宋代一定非常盛行。《東京夢華錄》記載,入贅婚的「細帖」一般都寫明這樁婚事是男到女家的,還要列出女婿帶過來的東西,就像女子嫁到男家前送去的細帖裡列著嫁妝的細目一樣。類書一般都有適合入贅婚的婚書樣本(一部書裡有13封)。偶爾甚至有作品可以傳世的士人收錄了他們為入贅婚寫的婚書。2    
    內闈第十三章靠女人延續家庭洪邁經常順便註明某個男人是贅婿。3各地沒有兒子的家庭都可能為女兒招女婿。從年輕男人的角度看,到女方家裡入贅做女繼承人的丈夫,可能是取得成功的一條捷徑。洪邁講了詹慶的故事,他原來是一個貧窮農民,接受訓練成為樂師。後來他實在忍受不了給哥哥家多添一張嘴的處境,離家沿途乞討,尋找更好一點的前程。在城裡他當上了樂師併入贅到一家。他很快就富起來了並且讓兒子讀書,培養他學會學者的行為舉止。4這種生存策略的問題在於男人會經常因為妻子的父母對待他的態度感到羞辱。我們從洪邁的故事得知,1186年解三師為讀過書的女兒招施華為贅婿。不久以後,施華在離家經商的路上寫信給妻子表達了不滿: 「我在汝家,日為丈人丈母凌辱百端,況於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稍遂意時,自歸取汝。」無論她父母怎樣對待他,妻子一定很愛他,237因為接到信以後她變得非常沮喪,不再吃東西,4個月以後就死了。5    
    有兒子的家庭把女兒留在家裡可能出於好幾種動機。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普通農家,一個小男孩沒有多少用,但十幾歲的女孩可以吸引來能幹活的青壯年男子。北宋初期的一個男人,兒子只不過3歲,他寫下遺囑,把70%財產留給女婿,只把30%留給兒子,讓女婿管理全部財產直到兒子長大。6留女兒在家有時是為了滿足溺愛女兒的媽媽。名宦富弼(1004—1083)的兩個女兒及其丈夫、兒子都與富弼夫婦和兒子一起生活。蘇峴(1118—1183)容忍寡母為愛女招婿,他和母親及妹妹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30年。7    
    地產充足或有買賣的人家想擴展事業時也可能用招婿的辦法擴大家族事業。990年,郭載(955—994)記載,他在四川南部任官時,注意到那兒的富人家常常招贅婿,像對自家兒子一樣對待他們,並且分給他們一份產業。郭載認為這種做法導致貧窮的男子拋棄父母而且經常引出官司,出於這些原因他希望宣佈入贅婚違法。入贅婚流行的其他地區,情況可能與此類似。福建人范致明(1100年中舉)記載湖南一帶到處都可以看到入贅婚,常常是外來移民的贅婿願意為妻子家賣力幹活,以便及時得到掌控財產的權力。劉清之(1130—1195)在鄂州(湖北)輔佐州官時,發現當地人不認為窮人家的兒子離開自家到女方家當贅婿有什麼錯。8    
    


第十四部分:靠女人延續家庭靠女人延續家庭 2

    入贅婚在這些地方的盛行多半可以由新開拓地區的條件解釋,那裡人口壓力小而土地相對豐足。沒有資源的外來移民顯然樂於利用這種有利於自己的機會,通過結婚進入一個既有的興旺之家。除此以外,以往長期定居在新開拓邊疆地帶的人大多是具有自己獨特婚姻習俗的非漢族人群。看到這些的漢人多半會錯誤地把母系婚姻描寫為一種以入贅婚、性混亂、且易導致離婚為特徵的婚姻系統。比較接近入贅婚的其他類型也會被視為入贅婚的流行,比如有的婚姻規定新郎必須為岳父家幹活(作為聘金的替代),導致新郎必須在新娘家住上一定年限。來到這類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會發現,自己稱之為入贅婚的做法很適於與不認為它丟人的非漢語同伴結成族群交匯的同盟。    
    考察一樁又一樁的入贅婚經常會發現它們與移民有關。在四川南部,新移民的兒子趙之才入贅到牟裡仁家當女婿,238得到一份與牟裡仁兒子一樣多的產業,使牟家與趙家原有的聯繫紐帶更牢固了。趙之才的兩個女兒也與舅舅的兒子結了婚。9昆山(江蘇)縣志表明那裡的入贅婚非常普遍,特別在12世紀北方淪陷以後,很多北方人來到南方定居。因為身為名人而有傳記的9個男人中就有6個是通過自己或先人的入贅婚而加入當地戶籍的。他們對宗族的記述會提到一個祖先是作為贅婿遷移到這個地方的。比如金華張氏記載,第一位定居本地的祖先是為了當潘家女婿而來的。    
    有時是男方家裡斷定入贅婚是最好的辦法。戴表元(1244—1310)記載,戴家在奉化(浙江)城南3里定居已有6代。他的高曾祖父已經有了6個兒子、12個孫子。孫子之一即戴表元的祖父戴汝明(1176—1254),由於遲鈍、呆滯而使人不得不注意他。兄弟們認為他遲鈍的原因是房屋狹小,因此應該讓戴汝明「嫁」出去,他們安排他移居到縣城,加入妻子鄭氏(1190—1274)家裡。(可能很難為他找到妻子,他肯定已30歲了;比妻子大14歲。)鄭家並不是因為缺兒子而招婿,鄭氏有一個哥哥在地方上做教師,可以及時地教妹妹的兒子讀書。鄭氏,多半因為住在自己家,給孫子留下的印象比丈夫的要好。戴表元記得她非常聰明,勤寫善記,還是一個嚴格的管家。    
    宋濂(1310—1381)用同情的筆觸描寫了可能導致把女兒留在家裡的感情和想法,他記述了南宋一個第一次招贅婿的家庭。我盡全力重建的樓—王—泰三家聯姻的方式見圖表7。樓約和住在婺州(浙江)的王氏結婚,他們至少有一個兒子,但仍把女兒妙清留在家裡,為她招王氏哥哥的兒子王野為贅婿。王氏結婚時陪嫁豐厚,這成為她後來給女兒女婿很多財產的基礎。由於這筆財產最初來自於王家,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又回饋給了王家。「王氏愛妙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置薪山若干畝,蔬畦若干畝,腴田若干畝,招妙清夫婦謂曰: 『此皆吾捐嫁貲所營,毫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而主之,畀其慎哉。』」 239樓妙清和丈夫有兩個兒子,都夭折了。他們把大女兒嫁給住在同一個州的樓汝浚,使妙清有了一門住得很近的親戚。這個女兒顯然沒姓母親的姓,否則的話,與同姓男子結婚就有些奇怪。樓妙清和丈夫王野把小女兒「瑩」留在家裡,瑩長大時浙江淪陷於蒙古人手裡,一個蒙古人泰不華成了瑩的入贅丈夫。瑩生了泰不華的兒子「野仙」。現有史料沒有泰不華多少信息。(事實上,把這門親事說成入贅婚可能為了掩蓋一些事,比如女兒被入侵的蒙古士兵強暴後懷了孕,或成為士兵的情婦但一段時間後又被拋棄了。)瑩的母親妙清一直掌管著這個家,因此我們得知:    
    妙清又篤愛之(指外孫「野仙」)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己出。野仙長,復謀於眾,命約諸孫淵以女善歸之。妙清問言於野曰: 「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侄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所畀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為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父母舅姑,而野仙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於戶下,亦庶幾有所托亦。」    
    圖表7    
    樓X侄子樓淵樓善樓約兒子王氏妙清琇(嫁給樓汝浚)王野(入贅婿)瑩泰不華(入贅婿)野仙王王氏王氏的哥哥    
    這一家的故事觸及到宋代其他提到入贅婚的地方反覆出現的主題。必須有一定的財產,招婿之事才能進行;招婿與女人的財產和嫁妝有關;入贅婚姻的內部伴隨著由女人當家作主;但不一定都改姓;入贅婚可能在後代重演;240男到女家的婚姻引起的爭議說它基於親密的宗族關係;這類婚姻還可能使兩條世系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正如這個例子所示,看起來說贅婿本人可以延續世系,這沒什麼道理。贅婿不等同於養子。他們能做的是經營家業,奉養年邁的岳父岳母,得到一部分財產作為回報。但是宋代作者們確實提到女兒和女兒的兒子可以做繼承人。袁采提醒家長們對女兒要好一些,因為她們值得信賴,可以為父母送葬,祭祀祖先。像朱熹和陳淳(1159—1223)這樣的理學家,反對男人未經慎重考慮就立外孫子為嗣。判官吳革同意讓一個入贅女婿贖買岳父多年前抵押出去的田產,但是不准他再賣掉: 「俞梁既別無子孫,仰以續祭祀者惟俞百六娘而已,贖回此田,所當永遠存留,充歲時祭祀之用,責任在官,不許賣與外人。」這裡牽扯到祭祀,但是判官指的是讓女兒、而不是她的丈夫或兒子主持祭祀。其他宋代史料也提到沒有兒子時可由女兒主持祭祀。在上述樓約的事例裡,傳承宗祧的問題似乎一直到第一個贅婿的孫子長大以後才提出來。祖父祖母想到自己當年招來的女婿,會感到欣慰,而且他還可以為聯姻的另外兩個家族進行祭祀。入贅婚顯然是讓父母親得到外孫的好辦法。    
    


第十四部分:靠女人延續家庭靠女人延續家庭 3

    趁女兒在家時轉移財產    
    如前所示,宋代家庭把包括地產在內的財產給女兒做嫁妝,或通過女兒傳給外孫子,並不違法。此外,長久以來法律就規定如果「絕嗣」——就是沒有男性繼承人,無論是親生的還是收養的——這家的女兒有權首先得到家產。然而宋代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入贅婚應該與女子嫁到男家的婚姻區別對待。很多未來的岳父也許通過口頭承諾說服一個年輕男子加入自己家,許諾幫他建立起生活,可以及時得到家產。但是這種許諾與宋代成文法是矛盾的,法律不承認這種協議。    
    按照宋代法律,戶絕時如果還有未出嫁的女兒(「在室女」),她們就有資格擁有全部財產。241如果所有活著的女兒都嫁出去了(「出嫁女」),她們就只能得到1/3家產,其餘的都要充公、沒官。如果在戶主死後確立了繼子,出嫁女仍將得到1/3財產,命繼子可得到另外1/3,最後的1/3仍將充公。    
    把這些規定套用到入贅婚時,有本質上的含糊不清之處。一個住在家裡招婿的女兒算是「在室女」(而一般情況下在室女應該是從沒結過婚的女兒),還是「出嫁女」(哪怕她是「招」了女婿而未嫁到別家)?如果認為她是在室女,她就可以在戶絕時得到全部財產或與其他在室女平分財產。如果把她視為出嫁女(似乎多數實例都照此處理),那麼接著會出現奇怪的結果。設想一個家庭有兩個女兒,一個比另一個大許多。父母親為長女招了贅婿,他在岳父家的土地上勞作了十幾年,在養活妻子和孩子的同時還供養了岳父、岳母和妻子的妹妹。嚴格按照法律條款,岳父岳母去世後,如果沒留下遺囑,所有的財產都將成為妹妹的;贅婿、長女及其孩子什麼都沒有。或者可以想像類似的情況,一個女兒嫁走了而另一個招了贅婿。無論贅婿付出了多少勞動,工作得多麼辛苦,兩個女兒最終將各得一份同樣多的財產,即全部財產的1/6。或許還可能只有一個招婿的女兒,但是她先於父母而逝,丈夫繼續養著孩子和岳父岳母,情況會怎樣?岳父岳母去世後這一戶就絕了,那麼贅婿和孩子可能什麼也得不到。最後,還有一種可能,贅婿在這家的田地上勞作了很久,支撐著整個家庭,但是後來岳父岳母收養了一個侄子做繼承人。繼承人將繼承全部家產,因為那時候這個人家不再是戶絕之家。    
    有宋一代為了減少這些反常的事發生,對戶絕法做過很多修訂。整個傾向是讓贅婿多得到一點家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家長可以在女兒死後把財產傳給女婿;即便後來收養了繼承人,如果有遺囑,女婿仍可以得到家產的一半(最多可以得到3000貫);有一個實例規定,如果贅婿增殖了家產,那麼戶絕時他可以得到1/3。    
    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的案例看,似乎普通人和法官都不大擔心如何針對入贅婚嚴格執行財產繼承的法令。沒有兒子的家庭可能避免明確聲明是否讓女婿得到家產,或是否由他延續嗣脈,因為他們始終懷著生兒子的希望,或者因為擔心女婿沒有能力或不招人喜歡,242因而留著把他趕走的主動權。入贅的年輕人也許慢慢地知道一點。無論法律怎樣規定,家人常常會給女兒和贅婿留下財產。在一個爭訟財產的案例中,一個男人把財產交給女兒女婿成為案情的焦點: 「洪觀生無子,其家一付之女,與婿。」打這以後,很多年過去了,判官並沒有追究女兒女婿現在是否是這些財產的所有者。    
    當贅婿和妻子的兄弟爭訟時,判官似乎很少關心贅婿來到岳父家時有什麼期待。比如,劉克莊(1187—1269)為周家的案子(見圖表8)寫了一條判詞。周丙在沒有兒子時招李應龍為贅婿。周丙死後,一個遺腹子出生了。女婿試圖以家產已經作為嫁妝分給他為由保住他對大部分家產的權力,但是劉克莊反對:     
    在法: 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遺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後財產合作三分,遺腹子得二分,細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合法意。李應龍為人子婿,妻家見有孤子,更不顧條法,不恤幼孤,輒將妻父膏腴田產,與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摽撥,天下豈有女婿中分妻家財產之理哉?縣尉所引張乖崖三分與婿故事,即見行條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    
    然後劉克莊下令仔細清查周丙所有的財產,可動產和地產,以便公平地分成3份。    
    圖表8    
    周丙(已逝)(妻,已逝?)細乙娘(妻)李應龍(贅婿)男嬰妾?    
    儘管劉克莊寫判詞時好像在嚴格遵循對法律的理解,對待贅婿比較嚴厲,但是他並沒有把贅婿及其妻丟掉不顧。李應龍顯然在周丙去世以前就入贅到周家。從法律上看,243有弟弟的已婚女兒無權訴求任何家產。但是劉克莊肯定認為不給細乙娘夫婦任何財產是不合理的,因為很明顯,父母從未像嫁女兒那樣給她劃出一份財產。劉克莊認為她是在室女。他也有點同情李應龍,因為他被招為女婿時無疑抱著將來繼承財產的希望,並估計周丙不會再有兒子出生。    
    圖表9    
    劉傳卿季五(女兒,已逝)梁萬三(贅婿)季六(已逝) 春哥(養子)曹氏    
    


第十四部分:靠女人延續家庭靠女人延續家庭 4

    在另一個相同類型的案子(見圖表9)裡,判官吳革對贅婿採取了更嚴厲的立場。劉傳卿有一兒一女,女兒比兒子大。為女兒招婿以後,大概過了很久兒子才結婚。案子告到官府時,父親、兒子和女兒都已經死了,活著的只有寡媳和贅婿。贅婿打算繼續掌管財產,甚至想賣掉它。判官非常憤怒,堅持對所有財產進行評估,而且都劃歸寡媳和她最近收養的兒子。贅婿一無所得。    
    沒有兒子、只有4個女兒的吳家的案子揭示了一種可能,即在室女在法律上處於比招贅婿的女兒更佔優勢的地位(圖表10)。這位父親已經為兩個大女兒(24歲,25歲)招了贅婿,同時也收養了一個異姓兒子。審看整個形勢以後,判官說:     
    石高、胡,贅婿也,義猶半子,倘吳琛以二婿為可托,則生前無由立異姓之男,向立閭丘,以續其傳,復娶李氏,以為其室,盡有在矣。」養子為養父服喪,並在死前收養了自己的繼承人。兩個女婿此刻想促成分家析產。用判官的話說:     
    胡又稱吳氏之產,乃二婿以妻家財務,營運增置,欲析歸四女,法則不然。244在法: 諸贅婿以妻家財物營運,增置財產,至戶絕日,給贅婿三分。今吳琛既有植下子孫,卻非絕之比,豈可遽稱作絕戶分邪?圖表10    
    吳琛(已逝)女兒石高(贅婿)女兒胡(贅婿)有龍李氏(養子,已逝)    
    登女兒女兒    
    女婿援引一個遺囑作憑據,但是遺囑未經官府驗證,判官並且補充說,口頭遺囑無效。養子收養時的年齡也作為反證遞交上來。接著的問題在於小女兒為什麼未婚。判官認識到她們的在場對任何一種財產劃分都很重要。    
    殊不思已嫁承分無明條,未嫁均給有定法,諸分財產,未娶者與聘財,姑姊妹有室及歸宗者給嫁資,未及嫁者則別給財產,不得過嫁資之數。又法: 諸戶絕財產盡給在堂諸女,歸宗者減半。    
    在三女兒的問題上有兩種觀點。有人說她已經出嫁了,但是四女兒控訴自己被賣給別人做養女。如果後一種說法是真的,那麼看得出來姐姐或姐夫為人不好。還有一個疑點即四女兒的婚事被耽誤了。由於這些不確定因素,此時判官能做的就是否決下一級官府的判決,即不能按戶絕法給女兒劃分財產,判官督促養子的寡婦李氏盡快為四女兒找丈夫,告誡女婿不要再麻煩法庭。值得注意的是,判官把養子的寡婦當作比她的小姑子(戶主的女兒)和她們的丈夫亦即家裡僅有的成年男人地位都要高的家庭成員。245    
    圖表11    
    蔡汝勵(已逝)楊(贅婿)女兒蔡梓(已逝)女兒李(贅婿)婢女范蔡汝勵(已逝)蔡杞(已逝)趙(贅婿)女兒    
    蔡家的案例表明旁系親屬可能介入入贅婚,這一家招了3個贅婿(見表11)。家裡還活著的是為主人生了男孩蔡汝加的婢女范氏;她的兩個孫女及贅婿楊氏,李氏;還有蔡汝加弟弟蔡汝勵的孫女及其贅婿趙氏。他們都在一起過日子,財產從來沒分開過。蔡家在地方上是有四個分枝的大家族,這一支系是第三支,其他支系的人在蔡梓和蔡杞死後,開始藉故和贅婿們爭吵,他們想把自己的子孫立為蔡梓和蔡杞的後嗣,因為蔡梓和蔡杞是招贅的蔡家姑娘的父親。換句話說,蔡家的人想讓姓蔡的、而不是別的姓氏的男人控制蔡家財產。贅婿們錯誤地到官府尋求保護。祖母並不願意為兒子立嗣,滿足於依靠兩個孫女及其丈夫生活。但因為她是女僕,所以無論如何在對付蔡姓族人時處於弱勢。判官吳革站在蔡家人一邊,他判決應該立嗣,避免爭訟形勢變得更壞。從好幾個候選人中挑了養子以後,吳革判定財產首先應分為兩半(一半歸蔡汝加的後代,一半歸蔡汝勵的後代),然後再在死後確立的繼承人和贅婿或丈夫之間分割。吳革以「女乃其所親出,婿又贅居年深」為理由,判給贅婿一半財產。一半,可以說相當慷慨,因為法律規定出嫁女只能得到1/3,但是如果贅婿根本不訴諸於官府,得到的將是全部。    
    這個案子凸顯了招婿之家與族人之間潛在的矛盾衝突。很多地方,特別在江南和福建,12世紀以來宗族團體在地方事務裡變得越來越活躍。這種宗族團體可能由幾十戶或幾百戶擁有同一個最初遷徙到當地的祖先組成。他們經常在墓祠裡祭拜共同的祖先,藉以加強對把他們聯在一起、246成為一個團體的宗族紐帶的本質的理解。毫不奇怪,這種宗族組織的成員會反對允許贅婿繼承財產的任何一位族人,特別是在由一個寡婦(即她不是男性子孫中的一員)做出這種決定的時候。    
    正如這些案例所示,判官把入贅婚與女人、普通人、地方習俗和妥協視為同一類事,而並不認為入贅婚與男人、士人、民族準則或絕對準則相關。一種在文化上處於弱勢的制度怎能在中國社會盛行,特別是在理學發展強大的時期?這種婚姻形式怎樣得到法律的承認,得到比從前更多的法律上的保護?我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釋是,官員們承諾的更理想化的家庭形式與他們同樣強烈的增強國家和儒學的影響的願望發生了衝突。達成妥協的一個主要潛在原因是中國中心的南移,迫使官員們必須認真對付北方不太常見的做法。北宋的很多名流出自中原,就像很多財富也出自中原一樣。到了南宋,南方當然是中心地區。地方和中央官僚處理特殊案例或打算修訂法律時,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了他們所謂的「中國式」的家庭制度,更多地容忍了宋朝初期的判官輕而易舉否定的東西。    
    


第十四部分:靠女人延續家庭靠女人延續家庭 5

    收養族人以外的親戚    
    已經把女兒嫁出去、假定將來可以通過兒子延續家庭的父母,會因為兒子突然死掉而變得沒有繼承人。他們可能收養女兒的兒子延續嗣脈。姐妹的或女兒的孩子,看起來比別的異姓親戚更親近;據說共有同樣的「氣」。但是人們也會收養關係更遠的孩子,比如母親或祖母娘家的後代,甚至從與父系沒有血緣關係的妻子的娘家收養孩子。    
    宋代法律沒有區分同姓族人以外的、或完全沒有親戚關係的養子。法律只規定可以收養3歲或3歲以下即使和養父不同姓的小孩。《名公書判清明集》不鼓勵收養異姓嬰兒或在父母死後收養,但是父母活著時收養、立嗣是備受歡迎的。此外,如果收養是父母明確的選擇,而且在訴訟以前很多年就存在的話,判官也不會拿3歲的規定小題大做。    
    這類收養在有功名的官員之家就像在普通人家一樣發生。比如,魏了翁(1178—1237)的一個叔叔就被他舅舅收養了。大致在同一時期還有很多,一位縣令的妻子黃氏收247養了娘家侄子。朱熹最親密的弟子之一蔡元定(1135—1198),讓姑姑的虞姓兒子收養了自己的次子。蔡元定死後,他的寡妻要求自己的兒子「歸宗」,但是兒子又讓自己的一個兒子留在虞家延續嗣脈。貫穿整個12、13世紀,貴溪的倪家和鄰縣金溪的傅家世代聯姻,所以當倪姓的一個分支沒有男孩時,就收養傅家的子弟。    
    人們求助於親戚,部分原因在於比較容易要求對方給以好處。程老先生70歲時,他為一個兒子沒有繼承人而發愁。1274年,當他出嫁了的女兒帶著兒子鄭元憲回娘家省親時,他為自己兒子著想,請女兒把兒子留給程家做舅舅的繼承人,說女兒雖已嫁到鄭家,但不應忘了程家。女兒不同意讓兒子立刻被別人收養,第二年,她死了,而她弟弟的妻子也死了。程老夫婦到女婿家請求帶走外孫。鄭家人同意了,鄭元憲回到程家並為最近剛去世的養母服喪,隨後就留在程家,改姓程。多年以後,他為兩個母親舉行了聯合的紀念活動。像這個例子這樣收養女兒的兒子,從傳宗接代的最後結果看,有點像入贅婚。圖表12    
    蔡氏祖父父親吳氏邢楠兒子兒子邢林(已逝)周氏 邢堅(收養的、從前是蔡Y)蔡X蔡Y    
    收養超過3歲的姻親的孩子沒有法律依據,但是似乎也比收養同齡的生人得到更多的認可。吳革為邢家(見圖表12)的案子寫了下面的判詞:     
    邢林、邢楠為親兄弟,邢林無子,邢楠雖有二子,不願立為林後,乃於兄死之日,即奉其母吳氏、嫂周氏命,立祖母蔡氏之侄為林嗣,今日邢堅是也。夫養蔡之子,248為邢之後,固非法意,但當時既出於堅之祖母吳氏及其母周氏之本心,邢楠又親命之,是自違法而立之,非堅之罪也。使邢楠宗族有知義者,以為非法,力爭於邢楠方立之時,則可,進欲轉移於既立八年之後,則不可。    
    判官並沒有表揚這種收養。相反,他們常常就當事人如何違背父系繼承原則發表負面的評價,多半會引用經典例子,即莒人如何通過繼承人的一支取代了他們。然而判官並沒有徹底否認這類收養。    
    如果還有其他潛在的家產的訴求者,收養3歲以下姻親的小孩等於面臨著入贅婚會產生的同樣問題。有一個案子,一位23歲沒有活著的孩子的寡婦希望留在丈夫家,並收養一個繼承人。她丈夫有3個兄弟,但是一個未婚,一個無男孩。長兄一向與她丈夫不和睦,而且,他兒子與她年齡相近。因此,她收養了娘家姑姑的兒子。18年以後,兩位小叔子已去世,丈夫的長兄告到官府,試圖推翻收養多年的孩子。判官堅定不移地站在寡婦和養子一邊,指出當年按父系原則收養族人有多麼困難。    
    本章討論了沒有男性繼承人的家庭解決問題時最常採用的兩種辦法。這兩種策略——把女兒留在家裡,通過女人的關係收養子嗣——表明女人在家庭繼承問題上並不是完全沒有用;她們只不過不像兒子那麼頂用。她們比男人差多少,這在宋代不同階級、社會性別、多半還有不同地區之間是相當不一致的。女人的觀點明顯與男人不同。在14世紀,吳海寫道:  「近代亦不由禮法,以婿與甥及外孫為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之見以自滅。」吳革在前邊提到的一條判詞裡駁回了一位滿足於有3個女婿贍養她的寡妾的要求,說: 「婦人女子,安識理法?」人們可以感覺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把女兒視為近親,因此男人為女人做出這樣的判決。    
    階級差異也在這裡起作用。那些制定財產繼承法和強力推行法令的人,如地方官,無一例外都屬於士人階層。毫無疑問,249入贅婚和收養族人以外的親屬會給他們帶來比普通農民更多的恥辱,因為在精英階層當中,家族的姓氏和祭祀祖先在確定一個人的身份時是非常關鍵的。當判官給贅婿貼上罪惡的、企圖從中漁利的標籤時,他們就把上層階級的標準用到不認為續香火比老有所養更重要的人身上了。那些信奉程頤、朱熹教導的人最難接受入贅婚和收養非父系親戚,但是其他接受儒家學說但不拘泥於理學的士人,比起大多數農民,多半也會感到不太舒服。    
    女人在安排這種靠女人延續家庭的事情時大多起積極作用,但是並沒有史料表明她們在這類家庭裡面更幸福,或過得很好。女人不僅至少感到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還與男人一塊兒承受這種婚姻在法律上的弱勢。把女兒留在家裡的母親和收養非父系繼承人的寡婦無疑都希望得到親屬更多的承認,可以不因自己的安排面對挑戰。女人是行動者,可以確信,她們的行動累積的跨越時代的效果使非標準的家庭形式得到更多的接受。但是這不必成為對發現自己的行為不被法律認可的每一個女人的安慰。    
    


第十五部分:通姦 亂倫和離婚通姦 亂倫和離婚 1

    婚姻並不都像預期的那樣進展得很好。極端情況下,婚姻會崩潰,丈夫可能休妻,或一方走掉了事。即便不是太壞的婚姻,有時整個形勢也會導致性犯罪從而毀掉婚姻。中國沒有一個對應於原罪的概念;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性誘惑和性犯罪是人類罪惡的根源,但是確實對特定種類的婚外性關係感到厭惡、羞愧和憤怒。亂倫和通姦會引向法律訴訟或只好離婚了事。出於任何原因的離婚,都是羞恥和尷尬的來源,對女人而言尤其是這樣。    
    通姦    
    已婚婦女和丈夫以外的男人的性關係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雙方都要拘禁兩年。1確定是否為強姦時,男人的婚姻狀態無關緊要;已婚男人只要不是與好人家的未婚女兒或別人的妻子發生性關係,並非犯法——換句話說,與妓女、歌女、娼婦或自己的婢女、妾,完全可以被接受。    
    嚴厲的法律並不一定使人們避免犯通姦罪。莊綽(約1090—約1150)記載,窮人家可以為了周轉的需要讓「貼夫」(他們得付錢)留宿,和尚通常最可能成為住在寺廟附近的窮人家的「貼夫」(姦夫)。2洪邁故事的讀者似乎能接受很多環境中可能發生的通姦。251客人可能引誘主人的妻子或妾。僧人,特別是在得到慷慨施捨的人家裡,經常涉嫌引誘了那一家的妻子。一個50歲男人有一個歲數比他小一半還多的美妾,她與他年輕力壯的男僕有染。另一個故事說一位比六十多歲的丈夫年輕一半的女子逼著他讓一個十七八歲的孤兒到家裡做養子,然後她就和養子同睡,絲毫沒有遮掩的意思;丈夫為了免遭鄰居嘲笑,被逼得懸樑自盡。3在這些故事裡,女人都被描寫成像男人一樣誘發通姦的人,特別是那些嫁給比自己老很多的男人的女人。    
    從現存的法律案例資料看,人們會感到地方官不願意接辦通姦案。黃漸帶著妻子朱氏和小兒子住在陶岑家做私塾先生。和尚妙成也住在陶家,可能住在家廟裡。有人指控朱氏與妙成通姦,判官下令打3個男人(和尚、丈夫和主人)各60杖,妻子發配充軍,任由那兒的士兵抽籤決定把她配給誰。這位丈夫反對這個判決,上訴到更高一級官府,第二個判官對處罰妻子感到氣憤。他認為,儘管有處罰的條款,但針對的是下層人家的女人,沒有丈夫的女人,或是丈夫不願讓她回家的女人,而不適合這個希望妻子留下的丈夫。事實上法官提出,為了對付可能的誣告,只有丈夫提出指控的通姦案才應予以受理。最後,判官把那女人交還給丈夫,條件是他們必須離開那個鎮子。4    
    在中國,多半也像任何地方,很多丈夫寧願掩蓋妻子與人通姦的證據。比起把妻子或她的情人告到法庭接受懲罰,男人更願意試著自己解決問題。在一樁最後終於告到官府的案子裡,一個男人聲稱他已經發現妻子與一個縣吏通姦,於是去找地方上的鄰保;但是縣吏在這時候逃走了。丈夫決定不公開這件事,但是他擔心兒媳婦已經看見婆婆的事,就讓兒子休掉她。後來他還決定休掉自己的妻子。幾個月以後,父子二人都後悔了,到官府去要求讓兩位妻子回來。判官判決懲罰那位通姦的吏員,杖100棍,但是並沒做主恢復任何一樁婚事。兒媳已經嫁給別人,而他的妻子則聲稱必須把現在照顧丈夫的婢女趕出家門。5    
    內闈第十四章通姦、亂倫和離婚 亂倫    
    252針對親屬之間非法性關係的懲罰甚至比通姦罪更嚴重,懲罰的輕重根據親屬關係的遠近決定。判死刑的,是與父親或祖父的妾、叔伯的妻、自己的或父親的姐妹、兒媳或孫媳及侄女。比死刑低一等的(流放到2000里以外),是與母親的姐妹、兄弟的妻子和兒媳,更低一等的(拘役3年),是與繼女(妻子前夫的女兒)或同母異父的姐妹。6在亂倫案裡,如果男方使用了暴力,那麼他將接受高一級刑罰,女方可以免刑。與母親、同父同母的姐妹或親生女兒,顯然不可思議,因而法律沒做規定;但是如果發現有這種事,可按照十惡不赦之罪處理。7    
    在所有可能犯亂倫罪的人當中,宋代史料經常提到的只有兩類,多半因為他們是最可能招來嫌疑的男人: 與父親的妾或與兒子的妻。從法律上看,這兩種都是最嚴重的罪,如果男方沒有強迫女方的嫌疑,雙方都判死刑,如果使用了暴力,男的判死刑,女方免罪。從我們已知的中國家庭生活的安排看,陷入這類猜疑之中是不奇怪的。因為男人經常弄來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女人做妾,外人肯定會猜想這些女人可能更喜歡兒子而不是老子。又由於四五十歲的男人對十幾歲、二十出頭的姑娘往往格外具有吸引力,鄰居們無疑會猜測為兒子娶進家門的新娘會怎樣想。與父親的妾亂倫,在法律上和與兒媳一樣重,但是顯然不會像後者那樣激起強烈的憤恨。蘇轍(1039—1112)甚至提出官員應該迴避調查這種事,因為經常發生,如有人因此獲罪而另一些人沒有,那就很不公平。8    
    公公/兒媳之間的亂倫就更麻煩。即使人們都希望新娘避免與公公不必要的接觸,但是又不可能完全避免,一般會要求兒媳侍候公公的飲食起居,在他生病時照顧他。這樣,亂倫的事就可能發生。暗指亂倫之事的說法通常有「新台之事」或「河上之要」、「燕婉之求」,都出自《詩經》,長期以來解釋為對衛宣公的批評,衛宣公在黃河邊建了一座塔,把兒子的新娘帶到那裡,強迫她與自己交合。9    
    


第十五部分:通姦 亂倫和離婚通姦 亂倫和離婚 2

    253《名公書判清明集》裡的幾個案例表明兒媳要想制止公公的無理要求是多麼困難。判官胡穎(1232年中舉)看起來一點也不同情指控他人亂倫的人: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黃十為黃乙之子,縱使果有新台之事,在黃十亦只當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豈可播揚於外,況事屬曖昧乎!符同厥妻之言,興成婦翁之訟。惟恐不勝其父,而遂以天下之大惡加之。天理人倫,滅絕盡矣!    
    然後胡穎判打黃十100杖、他妻子60杖。    
    第二個案子中,兒媳本人提出指控,但是胡穎重申了同樣的原則:     
    婦之於舅姑,猶子之事父母。孝子揚父母之美;不揚父母之惡。使蔣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張拒之則可,彰彰然以告之於人,則非為尊長諱之義矣。況蔣八墓木已栱,血氣既衰。豈復有不肖之念?    
    這樁案子裡的兒子已經帶著妻子離開了父親家。在胡穎看來,兒子的行為比父親可能做的任何事都還要壞。胡穎下令打他60杖,並立即回家贍養父親。兒媳被判充軍,配給一個幸運的士兵。    
    第三個案子,雖然胡穎並不懷疑指控之事,但仍下不了決心懲罰男主角。審問過雙方以後,他認為多半是李起宗有罪。遂決定不對主犯用刑以逼迫他們認罪,因為他知道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樣撐得住。但他還是認為散佈這樣嚴重的指控完全不合適。因為兒子必須休掉父母不喜歡的媳婦,就應當忘記與妻子的「偕老」之願,把她送走。胡穎命令媳婦的父親把她嫁給別人。    
    可以看出來,被虐待的兒媳要想從官府討回公正有多難,受害女性的親屬多半會自己解決問題,把她從丈夫家帶走——那就是說,他們能想到的就是像胡穎判決的那樣。在一個類似的案子裡,受害女人的父親悄悄地把她嫁給另一個地方的別人,254然後對外說她失蹤了。當公公要求兒媳回來時,判官(不是胡穎)拒絕了,說:     
    胡千三戲謔子婦,雖未成奸,然舉措悖理甚矣,阿吳固難再歸其家。然亦只據阿吳所說如此,未經官司堪正聽。而其父吳慶乙受其兄吳大三之教,遂將阿吳收匿。背後嫁與外州人事,乃妄經本司,訴其女不知下落,設使根究不出,豈不重為胡千三之禍?揆之以法,合是反坐,吳慶乙堪杖一百,編管鄰州。若妄訴一節,亦是吳大三所教,則吳大三當從杖編管,而吳慶乙可免。帖縣追吳大三根究,解從本司施行。阿吳若歸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縊之禍,然背夫盜嫁,又豈可再歸胡氏之家。名不正,則言不順,本縣責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斷已當,此事姑息不得。胡千三未經堪正,難以加罪。如再有詞,仰本縣送獄堪正其悖理之罪,重作施行,以為為舅而舉措謬亂者之戒。    
    就像女人很難證明自己是受害者一樣,男人同樣很難證明自己無罪。1045年,高官兼學者歐陽修(1007—1072)被姐姐的繼女控告亂倫後,身陷囹圄,兩次審訊中惟一有力的證據就是女方針對他的說詞。他的罪名最終被洗清,但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停止了猜疑。二十多年以後,1067年,當他61歲時,歐陽修再次被指控調戲大兒媳吳氏。這一次他又被證明是清白的,但是直到他當眾宣佈這種栽贓的行動非常卑鄙、並要求投訴人拿出更好的證據以後,此事才算了結。    
    洪邁記錄了一個社會地位低得多的人被人誣陷、受害的故事: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寧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淫泆,與並捨少年奸。寧每側目唾罵,無如之何。    
    255游嘗攘雞欲烹,寧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遽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 「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為餌,強脅污我。我不肯從,懷刀欲殺,幸而得免。」    
    寧適無妻,鄰人以為然,執詣裡正赴縣獄。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為作道地。寧貪而嗇,且自恃理直,堅不許。吏傅會成案,上於軍守戴頭,不能察,且為閭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凌偪,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頭意,鍛煉成獄奏之。寧坐死,而賜游氏錢十萬,令長吏歲時存問,以旌其節,由是有節婦之稱。郡人盡知寧冤,而憤游氏之濫。    
    竟以與比近林田寺僧通,為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寧為祟,遂死。    
    根據洪邁的報道,介入案子的兩位官員都因未能主持正義而遭到報應。    
    離婚    
    宋代的離婚和今天的離婚引起的聯想相當不同。最有代表性的圖景不是夫婦分居,吵架不斷,或發現一方墜入他人情網;相反,離婚悲劇的景像是相愛的夫妻因為公婆不喜歡新娘而被迫分離。漢代有一首這個主題的詩廣為人知。宋代中期一個類似的例子也引出很多討論。詩人陸游(1125—1210)娶了舅舅的女兒唐氏,但是他母親不喜歡這個侄女做兒媳。她完全不顧陸游的意願,把姑娘送回娘家,唐氏後來與一位宗室子結婚。幾年後她和陸游在一個花園裡邂逅相遇。得到丈夫的同意後,她送給陸游一些食物和酒。被回想起來的舊痛擊中要害,陸游在花園的牆上寫了一闕詞,表達了彼此的心情。詞中寫道: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256後來的歲月裡陸游還寫了一些詞,一般也解釋為表達他被迫休妻的痛苦情感。    
    


第十五部分:通姦 亂倫和離婚通姦 亂倫和離婚 3

    離婚可以用「離」和「出」表示。一般來說,男人休妻並不需要得到法官或任何其他官員的批准。但是為了表明他確實要跟她離婚,對他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寫一紙休書,表明他的意圖。宋朝初年的一份「放妻書」,標記為977年,和其他文書一起被封存在敦煌的一個洞窟裡,偶然地保存下來。文書的開頭沒有了,但是後邊的內容似乎說明女子的父母是無辜的: ……他們生了一個又溫順又甜美的女兒。親戚們都喜歡她,像喜歡自己的女兒一樣……不知道為什麼,結為夫妻以後,親戚們都成了敵人,恨二人為什麼相遇?發酵粉摻進了牛奶,沒有效;貓和鼠在一起呆不長。現今兩方面親戚不和睦。不再認為他們是夫妻。女方離開以後可以選一個好丈夫——甚至找到高官——和睦相處,琴瑟諧調。享受千年萬年之好。三年衣食不愁。    
    這份文件經過畫押,註明了日期。    
    離婚書不是非有不可。只把女人送走也可使法律和社會承認已經完成了離婚。但是在一位丈夫休掉妻子,接著又立刻安排她與別人結婚,這當中應有一個明確的界線,否則會帶有賣掉她的意思。法律禁止賣妻,而現實生活中這種事並非聞所未聞。    
    從法律思想上看,男人只能在女方同意的情況下或他有理由時休妻,但常見的列舉的理由比較模糊並且難以證實(比如多嘴多舌和嫉妒)。此外,如果妻子正在為公婆服喪或無處可去,那麼也不能休妻。但是到了宋代,休妻的理由和不能休妻的規定在人們的思想上都不十分明確。本書《導言》引述的故事,王八郎的妻子說她無處可去,但他還是可以休了她。如本章所述,甚至在女人惟一的罪過是不孝,即把公公的罪惡企圖告到官府時,判官也會判決離婚。此外,妻子們可以、而且經常做的是抵制被休棄。一個案例裡,妻子不同意離婚時,丈夫就誣告她通姦。因為他誣告,胡穎下令打他80杖,但仍批准離婚,還說那女人遭到如此的污蔑仍願意回到那個家,令人費解。    
    257離婚對於女人而言肯定是蒙羞,但對男人就不一定了。司馬光多次重申男人對父母和家庭承擔的職責使他可以休棄破壞家庭和諧的妻子。司馬光不僅要求丈夫在必要時休妻,還敦促妻子的父母假定自己的女兒是有過錯的一方,並且承擔改造女兒的任務。他舉古代一個故事為例,一位母親把女兒嫁了3次,但每次都被送了回來。第三次回來後,母親問發生了什麼事,女兒用輕蔑的口氣談起丈夫。於是母親就以妻子應該順從而不是驕傲為理由打了她,讓她在家裡呆了3年。第四次嫁走她以後,她變成一個理想的妻子。相形之下,在他自己所處的時代,司馬光注意到,父母更可能察看女婿有何過錯而不是指責自己的女兒。    
    程頤持相同見解。有一天他和弟子討論了離婚的倫理:     
    問: 「妻可出乎?」    
    曰: 「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才修身便到刑家上也。」    
    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梨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    
    曰: 「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之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而。」    
    或曰: 「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    
    曰: 「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以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258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    
    或曰: 「古語有之: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    
    曰: 「是也。」    
    下層社會的家庭裡,離婚之事多半更為常見,因為如果沒生兒子或夫婦不和,納妾並不是可行的辦法。一個不能盡職的妻子,最簡單的辦法是把她送回去。洪邁提到一個箅匠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漁夫,但是被休了,因為她不會縫縫補補。由於父母已去世,她無處可去,結果淪為乞丐。洪邁還提到一位因病被休棄的女繼承人,她的病可能是癲癇。    
    顯然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發現離婚不是什麼愉快的事。司馬光感歎,男人該休妻而不能休,多半因為人們認為哪怕是對男人,休妻也很窘困。朋友和親戚都會盡力勸說男人不要休妻。洪邁說起一位州官——郭雲,他在夢中受到任職期會縮短的警告,感到非常害怕,就寫了休書休掉妻子楊氏,十幾年來他們一直過得很好,而且已有了三四個孩子。郭雲搬到另一個住處,幾個月裡,朋友和親戚們都試圖勸他回家。楊氏的哥哥在旅行途中前來拜訪,燒了休書。然而郭雲仍獨自住在別處。    
    離婚女人並不都是很可憐的;事實上改嫁似乎非常普遍。一個被縣令休了的女人,不久後又嫁給一位縣令。前述故事裡,陸游的第一個妻子與宗室子結了婚。儘管被休掉的女人常常拋下孩子離開,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名宦呂蒙正(946—1011),他的父親被一個妾迷住、趕走了他和母親,後來他在貧困中長大。母親拒絕改嫁,呂蒙正當官以後,為了闔家團圓,把父親接到自己家裡,安排父母住在不同的房間裡。    
    


第十五部分:通姦 亂倫和離婚通姦 亂倫和離婚 4

    法律規定,女方不得首先提出離婚。正如劉克莊(1187—1269)坦率而言,沒有妻子可以休棄丈夫的理由。法律甚至規定,懲罰那些未經丈夫同意而擅自出走的妻子拘役兩年。但是妻子可以說服丈夫同意離婚(在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離婚),無可置疑,這樣的事出現過。章元弼(11世紀),我們得知,與他非常漂亮的表妹陳氏結婚。章元弼很醜,而且徹夜讀書,結果表妹說想離開他,於是他就寫了一紙休書,還她自由。    
    259現實生活裡有些妻子跑掉了,有的家庭因為女兒的丈夫對她不好而接女兒回家。孟氏(1078—1152)年輕時嫁給一個後來證實很不可靠的男子,因此她母親接她回家,給她找到一個在好人家裡當奶媽的差事。洪邁講到一個女子提出離婚,因為丈夫打她並趕走她的兒子。洪邁的另一個故事裡,一位岳父不能忍受女婿的粗魯和好酒貪杯,不顧女兒的意願把她接回家,不久後把她嫁給別人。李清照請求官府允許她結束與第二個丈夫短暫的婚姻,指責他在職務上胡作非為。一位官員請求官府判決孫女與丈夫離婚,理由是他有精神病,還要求帶回孫女的嫁妝。判官認為男方的病不是理由,但是皇帝恩准給予這位官員特殊的優待。在一個情況類似、但是事主為普通人的案子裡,判官胡穎首先指責妻子未能更忠於丈夫: 即便像她說的,他是白癡,但他仍然活著,能看能聽能動。這位妻子還說公公對她舉動不當,對此判官說她是造謠。他判決打這個女人,但是按照她的意願批准離婚。另一個案子中,岳母控告女婿把她女兒賣做婢女。判官援引法規說如果丈夫養不起妻子,她母親可以把女兒帶回家嫁給別人。    
    當然,判官經常不批准這樣的離婚要求。一位男子希望准許女兒離婚,因為女婿獲罪被判流放19年,判官只允許他把女兒帶回家,以避免涉嫌與公公有染;但是女方不得改嫁,多半因為她自己並不打算離婚。還有一位判官判決一個私自離開丈夫的女人拘役兩年,並削籍為官妓。    
    只有極少情況下,在無人提出離婚時官府判處離婚。一位女子在雙方都不願意的情況下被判決離婚,只因判官發現第二個丈夫是第一個的堂弟,屬禁止通婚的親屬之列。判官援引條款,說除非婚姻已存在20年或更久,這種非法結合的婚姻無效。    
    在中國,如同在大多數其他社會一樣,國家對性行為很感興趣,特別是對已婚婦女,國家管理性行為的法律規定有助於創建和強化父系社會結構。這些法律與情感也有多方面的複雜聯繫。260人們強烈地感到某些種類的性行為是受譴責的。人們的感覺既由法律塑造又強化了法律。儘管如此,激情、淫慾、殘暴,多半還有很多其他種類的感情和環境驅使人們違背常規,走向犯罪。性方面的品行不端不同於大多數其他種類的品行不端,但是確信不端行為已發生了的人願意保持沉默,而聽到謠言和指控的人從來都不知道應該相信多少。    
    本章描述的事情通常在其他社會也可以見到,但是有一些傾向似乎與特殊的中國家庭制度的特點相聯。我想公公/兒媳之間的亂倫問題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當然,如果已婚兒子與父母住在一起,而且經常是在相當小的房舍裡,再加上男人很年輕就結了婚,新婚的17歲兒子可能有一位40歲的父親,那麼出現亂倫的可能性就比較大。然後還有十幾歲的新娘面臨的困難,她要在中國式的混亂中弄清公公是否在得寸進尺,她還必須像對自己的父母那樣尊敬和服從公婆,履行晚輩的義務。    
    本章列舉的史料還為考察第二章勾勒的法定婚姻模式提供了一個視角。當判官處理涉及通姦、亂倫和女方提出離婚的案子時,他們很少原原本本按法律條款辦事。量刑經常較輕,或乾脆不懲罰任何人,只把夫妻拆散了事。在並不很少的案子裡他們摒棄了法律原本帶有的偏見,比如讓女人離開她丈夫,或讓離婚女人監護孩子。法律規定在社會語境裡是一個關鍵因素,女性在其中塑造了自己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實際施行的而不只是成文的法律。    
    通姦、亂倫和離婚等事情再一次有力地說明家庭並不都像人們想像的和願意的那樣和諧。當人們把家庭當作自己的目標、需要或利益時,他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這個家的男人,特別是最年長的男人。這樣想的判官就會寧可驅除一個兒媳而不揭露對她行為不軌的可能的前提。    
    


第十六部分: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 1

    261三個主要的目標形成了本書研究宋代婦女生活的途徑。我試圖揭示婦女在其中生活的那種複雜的語境,她們把婚姻當作包含不同意象、觀點、態度和實踐的文化框架從而塑造了自己的生活。我試圖指出女人不僅僅是單方面的男人行動的對象,她們還是創造、解釋、操縱並討論她們生存狀況的行動者。我還試圖把婦女史嵌入一個特定時期即宋代的總體史當中,把發生在女人身上的事和時代的其他發展聯在一起。作為結論,我將試圖從各個方面總結我們獲得的知識,並指出還沒有回答的問題。    
     意象與激情,行動與滿足感    
    宋代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建構圍繞著多種多樣矛盾不一而且常常含糊不清的符號、意象和概念。儒家觀念,如女性的「內」與「陰」對應著男人的「外」與「陽」,即使不能說包羅萬象,也是最有影響的。同樣有力的是色情景象中的統治和服從,比如謙卑的女子為男人「侍巾櫛」。但是還有很多很不對等的現象,如既帶有女子性感又帶有女性成就的有決斷的寡婦的形象,無論如何與可愛的隨身女侍很不一樣。對母親的再現也是如此,有慈愛地照顧孩子的媽媽,也有家庭聖人般的老太太,把對家人的愛化為努力為他們贏來精神上的福祉。嫉妒的妻子和多情的丈夫,兩種常見形象一旦放在一起,262其間的蘊涵就是感情在婚姻紐帶裡的核心地位,夫妻不和既源於男人迷戀女色的弱點,也與女人無力控制嫉妒有關。這些以感情為中心的思想和把婚姻視為義務職責的倫理模式互不相讓。婚姻命定論打破了一個同樣有力的觀念,即個人和家庭的命運可能取決於配偶的選擇,所以做媒是一樁嚴肅的事。如果我們對男人不在場時女人間的對話知道得更多,毫無疑問,我們還能指出更多前後不一、充滿緊張或模糊不清的例子。在這樣一個文化環境裡,女人有餘地利用一部分大眾文化滿足自己的利益,創建有助於實現自己的目標和自我價值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    
    她們經常這樣做了嗎?我們當然發現不少聰明女人的行跡,但不幸的是,沒看到第一人稱的女人對一般準則和可做的選擇的思考的記錄。在本書中,女人的聲音幾乎很難聽到。士人寫出了他們眼裡有別於男人的女人的想法。他們筆下的女人經常為母親和女兒擔心憂慮,而並不只在父系體系裡關心丈夫和兒子。他們認為女人更喜歡與表親聯姻,而且最先提出為女兒招贅。他們還描寫了比男人熱衷於信佛、更感情用事的女子。由於男女在家庭體系裡的位置不同,宋代作者透露的種種男女不同的想法和視角似乎是可信的;我們大可不必把它們當作毫無根據的男性思維定勢而拋棄。    
    內闈第十五章對於婦女、婚姻和變化的思考有許多作者沒有意識到社會性別差異的案例,那可能正是因為男人和女人持相同見解。我發現沒有理由懷疑女人們接受了陰陽論宇宙觀或男性祖先非常重要的觀念。女人似乎像男人一樣用儒家規定的角色定義看待他人。我還發現沒有跡象表明女人持另外一種見識,比如超越家庭角色地位上的差異,把女僕和婆婆認同為同性別的人從而善待她們。還有,男人和女人似乎都用積極、正面的態度看待為人之母一事。    
    但是共識並沒有延伸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性,是丈夫和妻子的感覺和看法明顯不同的最嚴酷的領域之一。從街談巷議到墓誌銘等敘事史料裡看到的景象,我們可以梳理出一些夫妻關係中的情感因素。男人可以公開慶祝前妻死後新娶了年輕的妻子;再婚女人則經常為進入與第二個男人的性夥伴關係而感覺不好。同樣,大多數男人視納妾為生命裡的一件樂事;妻子則把此事當作典型的煩惱之源。263男人認為女人強烈的嫉妒心是一種精神失常,類似疾病或佔有慾;但是女人似乎覺得丈夫在瞎子般地被妾操縱。夫妻之間在性方面不同種類的不同感覺——他們自己的和對方的——肯定提出了很多可做的題目,男女雙方究竟怎樣感知自己以及相互間的關係。    
    但是這些不同並沒有讓宋代婦女不再努力地為家庭的運轉而操勞。她們為什麼這樣獻身?隨著逐漸找到的擺在這裡的史料,我趨向於設想行動和滿足感是緊緊相連的: 因為女人幾乎總有一些事情可做,這些事使她們得到更快樂、更舒服或更穩定的位置,可以說在體制內確實有激勵機制在起作用,從而使耐心和堅持的女性逐步得到體制提供的更多好處。除了受到很多限制以外,女人處於其中的整個局面使她們哪怕只想生活得再快樂一點或舒服一點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們可能永遠沒有男人有的,但是她們能做事,努力使下一年比去年好。年輕姑娘可以側重於保住親人的關愛和恩惠。妻子們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紡織、女紅或細心管理家務和僕人的工作中,這樣既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家庭。很多妻子多半會發現,忍受苦頭積極勞作,使自己對丈夫更有吸引力,是值得的。當然每一位女性的婦功主要在努力生養小孩、特別是男孩。如果能教養出孝順、盡心的兒子,她們就能感到被愛、被尊敬和安定祥和。    
    


第十六部分: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 2

    改善境遇的機會並不僅限於有幸進入受尊敬的人家做妻子的女人。女僕可以利用年齡優勢吸引主人的注意,多半可能升格為妾。妾可以專注於贏得並保住主人的寵愛,得到禮物和實惠;或許還可以和主人的母親、妻子、婢女打成一片,使自己在家裡有一個較好的處境;她們還可以把精力用於當一個好媽媽,盼望著孩子最終能眷顧她們。    
    如上所述,從生養孩子得到的滿足感不該被低估。我們知道這項工作要求很高。把孩子養活,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成績,還要讓他們受教育,完成婚姻大事,都需要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母親可以把很多才能和技巧用在孩子身上: 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學修養教孩子讀書;可以用人類天性和社會關係方面的知識教給孩子基本的道德準則和讓別人愉快的能力。當女人們在這些事上做得不錯時,就可以翹首以待聽別人讚賞自己的孩子,並受到所有認識他們的人的尊敬。    
     婚姻與動態的階級不平等    
    264女人婚後過的日子是績麻還是教孩子讀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們加入的那個家庭的社會和經濟條件,而且沒有什麼比她自己出生的家庭的情況更有可能預測她會嫁到什麼樣的人家。儘管如此,女人的生活、婚姻和階級體系之間的聯繫將超出這種單一、顯而易見的觀察。婚姻,事實上是創造和保持階級不平等的主要機制之一。    
    階級結構作為一個整體部分地建築在女人可以賣錢這樣一個事實上,這就使需要現金交稅或還債的農戶有了一點靈活性;處在壓力下的窮苦人家如果沒辦法攢出錢來,統治階級也就不能從農民那裡搾取到更多的剩餘價值。比較體面的辦法是讓女兒紡線織麻布、綢布,拿到市場上換錢,但是完稅納糧得在一定期限內,因此仍可能把女兒賣給富人家做女僕或妾。通過這種渠道佔有下層階級的女兒可以看做階級統治的方式。與此同時,確保著精英階層不至於完全割斷與一般人的道德和價值觀的聯繫,因為來自於窮人家的女人為他們生養了很多兒子。納妾制度的存在也給有女兒的上層人家施加了很大壓力,迫使上層家庭給女兒準備一份嫁妝,讓她們接受適當教育,確保她們永遠別淪落到被賣作妾的地步。    
    各種社會階層的身份意識都在為孩子擇偶時不斷地更新。與當代中國的俗語女兒是「賠錢貨」相反,宋代的女兒並不一定使娘家受損失,因為安排她的婚事使娘家有機會與一個新的家族建立聯繫。家長為孩子擇偶時充分知道做出的決定對自家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意味著什麼。婚禮通過把朋友和親戚聚在一起慶祝新的聯盟,為家庭提供了鞏固社會地位和社會關係的機會。婚姻還影響到家庭的財富。通過婚姻,財產取道於嫁妝從一個團體轉到另一個,這樣做,一般來說更有利於在財富、品級和家族聲望等方面已經擁有優勢的人家。    
    階級和婚姻在話語的層面上也互相關聯。關於女人美德的話語規定了學者—官員家族的妻子應具有的品德和素質,如維持大的復閤家庭平穩運轉的管理能力,把握人際關係的能力。很多體現美德的做法得到大家族的推崇,比如拒絕再嫁,從丈夫的族人裡收養子而不把女兒留在家裡,這些在殷實的人家裡更容易施行。265內外各處,男女異群的原則也更可能見於精英階級家庭;不讓妻子女兒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是精英階級顯示其道德優越感的一個途徑。    
    因為社會性別概念和婚姻實踐如此緊密地與榮譽和身份相聯繫,女人在保持父親、兄弟、丈夫、兒子的榮譽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或承受著沉重負擔)。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女人如果使家庭榮耀受損(比如,她被強暴了,或被賣作婢女或妾,或再婚),得到的可能最好的對待,就如同她不再是這個家庭的成員。女人的行為和階級地位之間的聯繫就這樣具有雙重結果: 一部分女人成為家庭裡更大的資產,而另一部分女人卻變成家裡的負擔。    
    變化中的女性角色    
    婚姻實踐和階級制度在宋代雙雙經歷了重大的轉折。如果女人是行動者,我們能在變動的過程裡看見她們參與的身影嗎?為了考察女人在變動中的作用,讓我列出女人面臨的局面發生變動的渠道。    
    (一) 女人面臨的局面的總的變化    
    (1) 紡織品商品化的增長。    
    (2) 女人識字率的提高。    
    (3) 婢女、妾、妓女和賣淫者的市場需求的擴大。    
    (4) 男女兩性性別氣質內涵的改變。    
    (5) 纏足的普遍化。    
    (二) 受理學影響越來越多的家庭、婚姻倫理和社會性別概念內涵的變化    
    (1) 更多地注意把男女分隔開。    
    (2) 更高地評估女人在家庭管理方面的作用。    
    (3) 鼓勵女人識字以便用於教兒子讀書,但是不鼓勵女人寫詩。    
    (4) 更多地強調父系原則。    
    (5) 更嚴厲地質疑女人再嫁。    
    (三) 自唐代至北宋婚姻實踐的變化    
    (1) 更重視挑選有跡象仕途發達的人做女婿,而不過多注意他們的家世。    
    (2) 嫁資的數量在升高。    
    (3) 姐妹婚(續娶前妻的妹妹)的史料增多。266    
    (4) 入贅婚的史料增多。    
    (四) 自北宋至南宋婚姻實踐的變化    
    (1) 高官之間跨地區的聯姻減少了。    
    (2) 法律更多地承認女兒對嫁妝的訴求。    
    (3) 對寡婦要求得到嫁妝有一些質問。    
    (4) 更多地承認贅婿對財產的要求。    
    以上列出的這些變化比別的現象有更令人信服的文獻記載,但是在這裡,為了討論問題的便利,讓我們把它們當作前提。    
    


第十六部分: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 3

    如果問題僅僅在於簡單地說婦女是否參與了導致變化的過程,回答將是肯定的。女人從整體上反對納妾制度,反對對待婢女像對待妾一樣,但是她們顯然又參與、推動了這些事的進展。母親訓練女兒在這個體系裡佔據一個特定的位置,培養她們具有上層家庭妻子應有的那種正經的姿態和樸素的外表,或妓女的魅惑力,或僕人的馴順。大多數婢女和很多妾是女人買回來的。丈夫納妾,妻子如果被激怒,可以對妾採取一些行動,用喚起恐懼、威脅要挾的辦法,達到一定程度上限制、規範丈夫行為的目的。成為婢女和妾的女人當然也是行動者。不僅那些不願做窮男人的妻子、過苦日子的女人自願選擇做生活有保障的妾,甚至違背本人意願被賣掉的多數女人也可以選擇和行動。只要有機會改善自己的處境,她們就會使勁爭取主人和女主人的青睞,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家庭體制內勞作,從而也幫助鞏固體制,維持體制的再生產。    
    纏足是另一個我們必須肯定女人積極參與其中並帶來變化的例子。纏足的普遍化與女性吸引力問題攪在一起。女人是肯花時間試圖讓她們自己、她們的女兒和女主人顯得更漂亮的那種人,但是她們對美的理解大多建築在男人喜好什麼的基礎上。被為他們唱歌、穿著打扮優雅的妓女迷惑的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女兒對其他男人激起同樣的感情。被妓女吸引的男人的妻子必須決定是否在外貌、才藝方面與對手競爭,或者走向相反,保持明顯有別的妻子的舉止,樸素大方,嚴謹謙和。在養育女兒方面,她們必須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強調謙和而不是別的,比如說音樂技能。當她們決定給女兒裹腳時,實際上已經承認有必要模仿妓女使自己更吸引男人而用的訣竅。纏足一旦變成已經普及的習俗,267母親們只要簡單地說不裹腳就嫁不出去,就可以了。但是纏足並沒有流行得那麼快,有一段時間必定是母親們積極地參與和推進了這樁事。    
    在我們今天可以斷定的對她們更有利的變化中,女人是否扮演了主要角色?她們當然介入了涉及聯姻策略的所有決定,比如說是否把女兒留在家裡給她招女婿,還是讓她們嫁出去。嫁資上揚的趨勢裡她們一定也起了一些作用,因為妻子們經常被描寫為在幫助小姑子或女兒湊齊嫁妝。像丈夫在晚年倚仗兒子超過依靠女兒一樣,女人願意參與把更多家產送給女兒的決定,只不過理由與丈夫重視兒子不同。給女兒嫁妝可能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有利的姻親關係,只是願意幫助年輕姑娘完成難度原本較大的過渡。由於女人積極參與為子女擇偶的事,她們多半也在跨地區聯姻的趨勢逐漸減弱的過程裡起了作用。難道她們不是比丈夫更願意不時見到女兒,從而熱衷於把女兒嫁到只有幾天路程的近處嗎?可以把高品級官僚家族之間遠距離聯姻的減少,以及嫁資的上揚,當作妻子更多地影響家事的決定的標誌嗎?    
    最困難的是證明女人在話語和價值觀的改變中起了多大作用。男人闡述倫理問題,理所當然,他們在閱讀經典著作後,在對宇宙論普遍原理的理解上產生了想法,並沒打算影響妻子和母親。無論女人是否用不同標準評價女婿和婆婆,或不管她們的想法能不能影響丈夫或兒子,都不能在現存史料裡找到估量的依據。    
    像男人一樣,女人在變化中的作用包括許許多多小的、積累起來才形成效果的行動。她們的參與形成的總體衝擊不應該估計得過高。已經論及的幾個領域沒有女人自覺地反抗男人既得利益和慾望的跡象。女人甚至比男人更不可能像對方不存在一樣行事。在很多領域裡她們的行動幾乎都完全憑著周圍的男人的判斷,考慮什麼可以容忍,什麼應該反對,什麼將成功或失敗,令人愉快或不令人愉快,招人喜歡或令人厭惡。    
     父權制的持續    
    列出婚姻和女性境遇在宋代發生的變化的特點使我們把中國婦女史裡一個基本問題推到了前台。268為什麼這些可視為有違婦女利益的變化能輕易地延續下來,而那些有望帶來進步的變化沒持續下去或出現了而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呢?前瞻性的進步,我想,包括通過嫁妝把更多的財產轉移給女兒,重視姻親組成的聯盟,更普遍地容忍入贅婚,讓女性通過紡織品生產的商品化得到更多賺錢的機會,還有更多士人認識到應該讓姑娘們受教育,學會讀、寫。與此同時,我腦子裡還出現了許多反方向的現象,纏足普遍化,買賣女人的市場在擴大,知識界的關鍵人物對婦德、女人的貞節和把男女分隔開的原則持相當僵硬的態度。    
    歷經了宋以前或以後的許多歷史變遷,中國的父權制始終不變地延續著,因此問題的一部分答案必須在絕非宋代特有的因素裡尋找。中國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強的適應性,變化了的思想和做法都沒能擾亂父系世系制、父系等級制和以父系居住地為住地的占主導地位的倫理原則和法律模式,相反還會被後者吸納進去。家庭生產的基本模式畢竟不會因女人賣掉紡線而動搖。家庭財產的基本概念也不會因為把更多的財產變成嫁妝而改變。除此之外,還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前提,比如家庭關係普遍基於不變的道德倫理關係;簡而言之,人們不尋求變化。漢代就已經有了嫁妝,妾,識字的女人和紡線織布賺錢的女人。這些現象並不是史無前例的,著者們很少注意程度和範圍上的不同。未覺察到世易時移的人就不懂得尋找機會重建社會秩序。    
    


第十六部分: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 4

    但是,即便這些長時段的社會和文化特徵有助於限定社會和經濟變化帶來的衝擊,它們還是無力解釋為什麼某些變化來得比別的強烈。為了探究這種結果,我們必須看一看各種變化互相碰撞的方式。我的假設是,無論上層階級婦女無意中在嫁資的升高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影響下獲得了什麼樣的權力或自治權,無論下層階級婦女怎樣從經濟發展獲益,享受到什麼樣的權力或自治權,它們都被買賣婢女、妾、妓女和娼婦的女人市場的擴大及強化父權制的普遍趨勢抵消了。    
    為什麼買賣女人的大市場對上層階級婦女的生活產生了這麼多負面效應?妻子讓丈夫滿足她的要求和願望的能力肯定受到一種共識的牽制,即如果丈夫認為妻子乏味,他可以讓妻子做管家和孩子們的母親,同時納一個妾做伴。這種可能越真實——男人周圍納妾的親戚朋友越多,納妾時的年紀越輕——對妻子產生的影響就越大。269這並不否認很多妻子成功地對付了妾,有人甚至似乎享受到由於服從她的女人越來越多而產生的優越感。然而,就像每個觀察者看到的,總體趨勢是導致女人們陷入爭鬥,她們在因嫉恨引起的紛爭中把精力消耗殆盡。    
    女人市場的擴大對下層婦女的影響不同於上層。農夫的妻子不會擔心、害怕丈夫納妾,儘管綁架和賣妻的事偶有發生,但不構成主要威脅。然而,窮人家無論哪位未婚姑娘都會因父母為她們做的安排感到前途未卜,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會導致她日後生活得不安寧。    
    我相信,日益變大、變得重要的女人市場還塑造了知識階層的社會性別差異思想。人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女人和錢財的關係模糊了階級和家族的界限,使家族間的聯繫變得歧義、含混並且脆弱,宋代士人對女人和婚姻的看法肯定被理解為是對這種狀態的回應。文人學士的家族世界和女人市場之間的界限帶有高度的互滲性。討價還價把婢女買回家純屬家庭財政;男人把從前的妓女帶到家裡做妾,讓她們招待客人;當官的和妾生了孩子,但在離任返回老家時把妾甩掉。為了在這樣一個什麼都可以通過談判、買賣解決的世界裡確立一種牢靠的安定感,儒家學者想把人們固定在限定好的角色位置上。為了保護自己的姐妹和女兒不至於和女人市場沾邊,上層階級的男人特別注意傳授給她們鮮明的謙卑的觀念,不讓她們接受任何暗示她們是玩物的那種被玷污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致力於運用道德力量保持品級、職能和角色位置的差別。與女性或通過女性建立的聯繫衍生的脆弱性給人帶來的不安,看起來似乎在配合維繫中國父權制的其他力量,比如增強中的宗族組織、士大夫和官員們則致力於完善祭祖儀式以適應本階級的需要。    
    針對宋代理學家的嚴酷指控當中經常提到的是說他們厭惡女人,這種不審慎的說法經不起推敲。從論述寡婦的那一章我們看到,在表揚寡婦守節這件事上,宋代理學家比同時代人或前人只往前走了一點點。至於說到儒家學者沒有表揚女人自殺或纏足,這一點不值一駁。正如我們看到的,自殺一事確實存在,但是提到這件事的學者只是為了遮掩它。纏足伴隨著對美的追求,並不是為了克己或保持男女分隔,而且從來沒人把它和妻子的美德相提並論。沒有提到女子必須正經、文雅、謙和、知書達理,更沒特別提到女孩子應該纏足。母親們也沒因為會給女兒裹腳或裹腳的技術高超而受到儒生的稱讚。    
    270與此同時,很難否定宋代文化盛行的觀念和意象裡理學家強調的一點,那就是盡可能地把妻子和丈夫的父系世系聯在一起。像司馬光、程頤、朱熹、黃榦等一流學者都非常明確地排斥流行文化裡與父系世系—父權制模式不一致的因素,比如女人的文學創作、女人的財產權、女人參與家門外邊的事等等。因為他們希望從整體上強化父系原則,還因為他們看出來通過女人建立的聯結紐帶比較脆弱,他們試圖把家庭標示為類似市場上的交易不能進入的領域,而家庭內部個人間的聯繫紐帶則應該建立在永久不變的——並且是父系的——原則基礎上。    
    買賣女人市場的發育和宗族組織、哲學話語裡父系原則的復甦並不是遏制改善女人生存環境的惟一的發展變化,需要更多地研究元朝和明初發生的事,比如如何看待嫁妝、聯姻策略、識字率和由姻親結成的聯盟。蒙古入侵衝擊了中國的法律和文化認同感以及需要更充分理解的知識分子對正統和穩定的關注。然而,改善婦女境遇一事之所以失敗的部分原因,無疑地建築在始於宋代的各種發展之間的動態交匯作用上。    
     婦女史和中國史    
    最好的婦女史並不僅僅告訴我們歷史上的女人;婦女史挑動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對歷史和歷史進程的理解。如果我在這一點上取得了成功,本書的讀者應該準備著在閱讀諸如商品化、理學、法律制度和階級結構等這類中國史老課題時產生新問題。應該學會停下來思考這些主要的社會和經濟變化給婦女帶來的結果哪些與男人相同,哪些相異。當閱讀有關貞節、美貌、宇宙觀或平等這些專題論文時,應該對涉及社會性別的信息更敏感。考察男人的生活或思想時,應該更加留心他們與女人和孩子的關係,更能接受愛恨交加、模稜兩可、含糊曖昧和激情迸發的信息。甚至應該開始預見到不研究女性和社會性別問題的歷史學家將難以深化研究工作,因為這個領域史料缺乏,還有既定的偏見。    
    


第十六部分: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對於婦女 婚姻和變化的思考 5

    至於我自己,我發現考察歷史語境中的婦女,使我質疑以往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基本理解。比如,我發現有必要將涉及女性、性慾和姻緣的文化母體思想看成為通過各種媒體傳播的未經整合的彙集,271分門別類地包括訓誡著作、民間傳說,或衣服樣式、房屋的規劃。我慢慢發覺這些思想經常通過意思含糊的想像,用片片斷斷的方式表達出來,大多由於那些感情和想法正是人們與之鬥爭的那種,有違中國社會理性化、道德化的觀念。在我看來,這些部分矛盾的、共存的思想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挑戰,但是這個集合物也沒有被綜合成一個統轄一切的系統。    
    我現在開始猜測這個模式在中國其他文化領域也同樣有效,比如民間信仰。中國人通過建立一個眾神殿的辦法把各種神靈、鬼怪和惡棍聚在一起,借此與社會上認為是不好的感情作鬥爭,諸如淫慾、貪婪、仇恨、厭惡等等。這些彼此有關、未經組織的思想也許還用相同的方式進行傳播或複製。為了對中國文化及其與社會行為的聯繫獲得更滿意的理解,我們需要一個可以跨越並包容兩種表達的思想框架,一種是言之鑿鑿、清晰明確、道德化理性化的思想,另一種是必須表達得斷斷續續、支離破碎、模稜兩可的想法。    
    對父權制的延續進行的類似思索促使我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儘管今天所有的歷史學家都反對「不變」的中國的舊觀點,我們還是不應該矯枉過正,否認與別的主要文明相比,中國歷史以明顯的連續性和經過某些背離後仍能回到原有均衡點的總趨勢著稱於世。比如,縱觀整個中國史,一些基本的宇宙論原則得到廣泛接受,如活人和死人之間有某種聯繫。在漫長的帝制時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確立個體農戶使用土地的方式,並給他們相當大的迴旋餘地進行運作。整個帝國時期還以時常回到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為特徵,即朝廷靠委任並經常調動官員管理著地方單位,以便保持中央集權的統治。是不是把同樣的機制運用到所有持續存在的特徵當中了呢?我們理解父權制延續的努力是否可以用來理解其他的連續性和循環模式?這些連續性是相互連著的,還是這一種促成了另一種?    
    換句話說,在我們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裡以後,中國歷史和文化看來就不一樣了。

<<內闈—宋代的婚姻與婦女生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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