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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民國文人風骨民國那些人(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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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現民國文人風骨:民國那些人(精選)
  作者:徐百柯


  簡介及書評

  內容簡介

  本書為中國《中國青年報· 冰點週刊》最佳專欄--「鉤沉」結集,其專欄主筆徐百柯從故紙堆裡或人們的記憶中,鉤起79個人物。這些人物有些是我們些許熟識的,還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寫,恐怕將會被時間或時代徹底湮沒與忘記。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故去的名校校長,鐵肩辣手的報人,學術報國的知識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國的外交家、金融界的大亨、馬上賦詩的將軍……你可以看到那些熟識的名字:梅汝璈、顧維鈞、梅貽琦、張季鸞、盧作孚、陳望道,你也可以憶起那些或許淡忘的名字:蔣南翔、胡政之、劉文典、楊蔭榆、陳西瀅、蔣百里……圍繞著他們的一幕幕鮮為人知的傳奇軼事,通過本書在歷史零散與完整的記憶中生動再現。他們曾經的理想,他們的面容和言行,他們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復活。

  作者簡介

  徐百柯,1978年生於四川成都。1996年至2003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獲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供職於中國青年報社。目前任《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編輯、記者。2004年6月《冰點週刊》人物版「鉤沉」開欄,徐百柯主筆兩載。2006年,「鉤沉」被評為年度《冰點週刊》最佳欄目。

  鉤沉曾獲2006年最佳專欄獎獲獎詞

  一個出色的專欄,最難得的品質在於「吾道一以貫之」。徐百柯的「鉤沉」專欄就符合這種品質。從《冰點週刊》創刊之日起,他獨自承包了這個專欄,從歷史記憶深處,為今天的人們鉤出一個個已被遺忘的人物和一段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鉤沉」專欄的出色之處在於:它是史與詩、學與識、才與情、舊與新的融匯貫通。它像一壺陳年佳釀,越品越有滋味。「鉤沉」絮絮叨叨、呢呢喃喃、沒完沒了,其實在向讀者敘述一個主題: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去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到恍若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歎不已。
  將這些過往人物,端上今天的報面,首先要有一個充足的新聞由頭,才能將歷史和現實嫁接起來,徐百柯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他總是從今天相關的人物或場景切入,從而「激活」一段陳年往事。
  將本年度《冰點週刊》「最佳專欄」獎給徐百柯:以獨立的判斷和詩一般低徊的筆觸,喚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歷史。

  序言

  文/ 杜湧濤(《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主編)
  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
  2004年6月《冰點週刊》創辦時,我主持《冰點·人物》版,「鉤沉」便是其中的一個專欄。事實上,這個專欄是為百柯量身定做的。說起來也沒有太多的道理,《冰點週刊》初創時,可謂兵強馬壯,僅記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個新人:到報社工作尚不滿一年,還未寫出讓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關百柯沒有繼續留在北大讀博如何可惜等等傳言,我還是有所耳聞的。這讓我篤定他是這個專欄的不二人選。
  此前和百柯的過從談不上甚密。他碩士畢業來報社應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試人員之一。問:過去讀不讀《中國青年報》?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沒怎麼讀過,原因是身邊找不到這份報紙。知道這以前百柯還參加過報社攝影部的一次考試,據說筆試第一。可當攝影部主任問他:過去拍過新聞照片嗎?回答竟是:沒有。又問:為什麼想到攝影部工作?回答:聽說《中國青年報》攝影部在攝影圈裡最牛。
  這樣的回答別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這裡是加分的。百柯後來留在採訪中心當記者,我們成了同事。儘管沒有業務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寫的東西我還是要讀的。很快他這一批來的記者被派往地方記者站鍛煉,百柯到了下面寫的東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樣。直到《冰點週刊》創刊,在報社招兵買馬時,我才又想到了他。
  「鉤沉」這個專欄,定位是故去的學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國過來的那批學人。那批學人生活在一個很不一樣的時代:新舊交替、中西碰撞,風雲際會,因而形成一種與今天的學人迥然不同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他們的個性或迂或狷或癡或狂,可謂千人千面,但內在裡全不失風骨、風趣或風雅,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總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這樣的調子確定下來,編輯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來的工作,從選人、選材、立意,到鑽故紙堆、尋訪相關採訪對象,全由百柯來做。我是大撒手。每週到了拼版前一天或兩天,打開稿庫,「鉤沉」一准候在那裡。最初幾篇,我還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後來,百柯甚至連文字「推敲」的空間也不給我留。他是一個做事情有標準的人。
  從《冰點週刊》創刊之日起,百柯每週為「鉤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間隙寫了將近兩年時間,從故紙堆裡或人們的記憶中,鉤起70多個人物。這些人物有些是我們些許熟識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鮮為人知的那面。還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寫,恐怕將會被時間或時代徹底湮沒與忘記。這些神態各異、個性多樣、觀點不一、命運多戕的學人,彙集起來便成了眼前這本《民國那些人》。作為這些文字的原始編輯,今天重讀這本書稿,一時間竟變得恍惚起來:這是經我之手編輯的那些「鉤沉」的文字嗎?儘管當初設置這個專欄時就有了將來出書的打算,但每週讀一篇和一口氣讀完的感受還是很不一樣的。這大約就是所謂「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過「鉤沉」」,已經聚起一批小眾讀者。這個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輕人,經常被擁躉們誤以為早已過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確實從當初開「鉤沉」專欄時的那個新手,歷練成今日《冰點週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社又讓這種意義變得重要了起來。

  目錄

  一、在輝煌的餘光下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
  李賦寧:說不盡的英語
  馮友蘭:兩束雄文,一抹背影
  趙元任:多「好玩兒」的語言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
  顧維鈞:民國第一外交家
  葉企孫:大師的大師
  吳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學家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何廉:經濟學一葉
  譚其驤:繞不過的「悠悠長水」
  陶孟和:把「社會」變成「學」
  蔣廷黻:蔣廷黻的那股「勁兒」
  盧作孚:一個傳奇大亨
  二、守護氣節的身影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
  潘光旦:教育的懺悔
  吳組緗:尊重自己的尺度
  徐中舒:從不說假話
  傅鷹:被毛澤東「欽點」的教授
  容庚:寧跳珠江,不批孔子
  蔣天樞:師道的重量
  楊廷寶:建築為了什麼
  趙紫宸:工楷寫耶穌
  蔡公時:民國第一位抗日烈士
  蔣百里:亦武亦儒真豪傑
  三、一校之長,今安在
  周詒春:被遺忘的清華老校長
  梅貽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蔣南翔:兩種傳統之間
  蔣夢麟:北大「功狗」
  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
  傅斯年:剛正不阿真書生
  張伯苓:巍巍乎南開大校長
  陳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唐文治:如何「讀經」
  陳序經:能請來大師的校長
  許崇清:獨立之思想
  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李登輝:被遺忘的復旦校長
  陳望道:不止譯宣言
  四、前輩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徹頭徹尾的新聞人
  張季鸞:「民國故報人」
  胡政之:報人逝,報紙亡矣
  邵飄萍:昔日《京報》的「鐵肩辣手」
  林白水:嫉惡如仇,以身殉報
  黃遠生:從末代進士到開山記者
  孫伏園:他走了,副刊死了
  方大曾: 傳奇消失在1937
  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戰影像
  張元濟:不可再現的高度
  王雲五:譴責與推崇之間
  伍聯德:留下一片舊時風月
  徐伯昕:生活書店掌舵人
  五、真名士自風流
  王瑤:魏晉風度
  金岳霖:斷裂的邏輯
  葉公超:還是文人最自由
  陳貽焮:教授的性情
  曾昭掄:不修邊幅的名教授
  劉文典:世上已無真狂徒
  黃侃:「斯文」的傳說與真實
  蒙文通:儒者豪邁
  繆鉞:清淡文人
  何魯:真名士自風流
  羅念生:我不要那個,那個是虛的
  周太玄:科學家的人文情懷
  袁翰青:化學家的別樣氣質
  丁西林:奇妙的混合體
  施蟄存:逝去的風度
  六、背影漸遠,猶低徊
  司徒雷登:別了?司徒雷登
  楊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張申府(上):記憶的證明
  張申府(下):真相的顏色
  曹聚仁: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呂彥直:中山陵的記憶
  吳興華:天才的悲劇
  馬約翰:體育亦有名家
  曹靖華:蘇聯文學和那個年代
  楊蔭榆:找不到真實面貌
  陳西瀅:傲慢與偏見
  林庚:喧鬧時代裡的隱退者

  書評:耐心地打撈一個時代

  文/季劍青
  或許是為了迎合這個時代懷舊的閱讀口味,有關民國掌故趣聞一類的書在坊間一直頗為流行,流風所及,甚至「民國」一詞本身也帶上了某種光環:那是一個大師雲集群星璀璨的時代。於是乎好像一夜之間,人人都開始談論王國維、陳寅恪、吳宓了。當大師們開始紛紛蛻變為一種文化符號時,似乎有理由懷疑,一本題名《民國那些人》的書,是不是又是懷舊大餐上,剛剛端上的一盤甜點?
  然而,翻開這本書的目錄,我們看到的並不是那些聲名顯赫的名字。其實也並不奇怪,這是作者幾年來在《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上「鉤沉」專欄發表文章的結集,既名曰鉤沉,自然是那些長時間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消失的人和事。於是,我們看到作者為了追蹤一個人在當代留下的痕跡,煞費周章地檢索資料,尋找親友,而在此之外,則是一片沉默的空白。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卻是更多更深的遺忘。這似乎提示著,無論表面看上去多麼熱鬧,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識,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一個打撈者的姿態,自然和一切文化消費的動機絕緣。
  作者的本行是記者,在文字的準備之外,他還需要去採訪對象的親友和學生,去瞭解他(她)在當代的命運。也許正因為此,作者對於那個時代和當下的巨大斷裂和反差,有著更深刻的體察。「前輩已逝,不可追」、「背影漸遠,猶低徊」的深沉感喟,在書中處處可見。這並非文人的套語,其中包含的是對現狀嚴峻的省思和對歷史溫熱的情感。
  即使是在那些我們更熟悉的人物那裡,對於一種精神氣質和風度的描摹,也沒有淪為趣味性的敘述。記者必須具有的客觀眼光,使得作者盡量迴避主觀的價值判斷和借題發揮。他常是敏銳地從大量素材中抓取最有表現力的細節,然後用特寫式的筆法勾勒出來,只需短短幾句,便畫面感十足。在細節的穿插點染中,可以不按一語,而境界全出。加之時間不斷地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閃回對照,作者的筆觸愈是冷靜,其中包含的情感卻愈顯得熾熱。雖然每篇不過一千來字的篇幅,讀完後猶令人低徊不已。就其中情感的深度和廣度而言,稱其有尺幅千里之勢或許並不為過吧。
  自然,這離不開那些人物自身難以企及的人格魅力。然而,我們心中仍需懷有如此這般的耐心、尊重與溫情,不是將他們物化為文化市場上流通的商品,和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小心翼翼地打撈和護持那個時代所有的光榮和輝煌,藉以灌溉我們這個時代並不豐盛的精神家園。

  書評: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民國那些人》與「美麗的新世界」文/ 蒙木《民國那些人》,煞是好看,如此精約的文字,勾勒民國文壇那些漸行漸遠的背影,像回放的一個個電影短片,讓我們一起重溫那屬於文人的輝煌,激發我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期待與想像……
  這本書是《中青報·冰點週刊》的一個欄目「鉤沉」的結集。報紙閱讀,不能太長,且先要好讀;記者作文,虛虛實實的消息多一些,記人記事自有其獨到處。欄目主持人徐百柯,這個文化情懷濃郁的北大才子,兢兢業業地注意寫活每一個人,特地採訪傳主的後人、學生,或者忘年的朋友,因此記錄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其中興味深長的逸事頗多,彌足珍貴的老照片也不少,這個欄目獲譽「冰點週刊」2006年最佳,是很自然的事。獲獎原因是:這些文章「吾道一以貫之」,以獨立的判斷和詩一般低徊的筆觸,為我們激活一個個已經被遺忘的民國人物,勾勒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在寫法上又總是能從今天相關人物或場景切入那陳年往事。
  這個專欄是史與詩、學與識、才與情、新與舊的融會貫通。它像一壺陳年佳釀,越品越有滋味。「鉤沉」絮絮叨叨,呢呢喃喃,沒完沒了,其實在向讀者訴說一個主題: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有那樣一批人物。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所守護和體現的精神、風骨,已與時下相去甚遠。走進他們的世界,我們恍如隔世;撫摸歷史,我們不禁浩歎不已——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辛棄疾這曲《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的情感和我們閱讀《民國那些人》的複雜滋味很是接近。
  蔣廷黻、梅貽琦、劉文典、傅斯年、黃侃、曾昭倫、黃遠生、林白水、王雲五、蔡公時、張申府……以及離我們今天非常非常近的吳組緗、鄧廣銘、蔣天樞、林庚等等,這些名字在今天的教科書、傳媒和年輕人的記憶裡瀕於湮滅,當然我們也許不經意地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某個胡同的某某故居或工作舊址裡與他們相遇,這種相遇是古怪的……走出胡同,什麼鳥巢巨蛋和各種奇異炫目的寫字樓,所謂圓形監獄風格的後現代建築兀自刺激你的審美觀,人群的喧囂鼎沸和施工的鐵器時代撞擊聲、垃圾清理的吆喝聲、堵車逶迤的喇叭聲,聲聲入耳,瘋了,瘋了,一剎那的相遇變得迷離而淡漠……其實,很少有人能記住那些名字,他們和今天的房價、醫改、高考、電腦病毒、太湖藍藻、洞庭湖老鼠、黑磚窯、亞洲杯都似乎沒有任何關係,衣食住行的艱難和靚女美鈔的夢想讓我們整個身心夢魘般地捲入了這個「美麗的新世界」——汽車尾氣加劇的溫室效應,讓太陽格外溫暖,讓冰鎮的可口可樂和中央空調成為渴望。
  當然也許不是當下,我們還可能和那些名字相遇,那就是偶然在圖書館的灰塵裡,在我們病中無聊翻開的某本閒書的角落裡,或者在我們失去工作能力行將老去反芻「我這一輩子」的一個夢裡……那時,我們也許發現,這個「美麗的新世界」像赫胥黎的名字一樣越來越讓人陌生,而他們和我們卻越來越近,越來越近——所以讀《民國那些人》並不是為了你我今天的工作,不是為了你我購買更好的住房和汽車,甚至不是為了讓你在今天比參加紅樓夢海選選手都多得多的博士博士後與大學教授面前保持優越感,而是為了懷念你年輕時代莫須有的那個理想,為了對著傳媒暢言學問暢言修養做人時有一點點敬畏——這敬畏會讓我們少犯一點點錯誤——「世間已無真狂徒!」——這是《民國那些人》在今天紅旗招展彩旗飄飄的高度文明底下的歎息!
  「真名士,自風流!」——這可以理解為《民國那些人》對我們每一個人的祝福——讀一讀吧,即使沒用,也全無害處。我想說,在每天製造二百五十餘種圖書的文化市場上,沒有害處的書,似乎並不多。所以,我把《民國那些人》這本書推薦給讀者——「無用之用,斯為大用。」——莊子的話,不易理解,但等我們完全理解的時候似乎太晚了。讀這一本書會讓我們感到一切還不算太遠,或者說:還不該太遠。

  書評:發現那些真人(1)

  ——我讀《民國那些人》
  文/山水間
  2004年6月,《中國青年報》全新改版,最大的驚喜應該是1個版的冰點特稿擴為4個版的冰點週刊,從此每週三成為不少「中青」讀者的期待。在週刊眾多欄目中,人物版的「鉤沉」堪稱冰點中的亮點,年輕的徐百柯擔綱主筆,出手不凡,在故紙堆中「鉤沉」摸索,在現實中尋訪緬懷,每週1600字的小文章讓那些曾經鮮活而後落寞的人物浮出水面,一路寫下來七八十人,恍惚間已然立起了一批民國人物的群像。欣聞百柯的「鉤沉」作品結集成書《民國那些人》,不禁大喜,又可以一氣呵成溫故知新了。在那個時代曾經生活著那樣一批純粹的真人,創造著那樣本色的歷史,發生著那麼多耐人尋味的逸事,迴盪著那樣多餘音不絕的言語。
  從這裡可以品人。民國時代,新舊交替,異彩紛呈,群星閃爍,而由於長期以來歷史教科書的選擇性記憶,使這些從舊時代走過來的風雲人物大多湮沒無聞,或成為一個簡單的符號,或只是一個反動的名詞,甚至消失殆盡。而百柯就在努力打撈那些記憶,發現那些真人,還原出那些精彩的人生,原來有人可以活得如此至情至性、有聲有色、有稜有角。這裡有讓人慨歎「世上已無真狂徒」的劉文典,有「中西合璧真君子」的梅貽琦、「剛正不阿真書生」的傅斯年以及「真名士自風流」的何魯等等,數數這七八十人,或狷狂或癡迷或風雅或硬朗,風雲際會不讓後漢三國,風神俊朗堪比魏晉人物。通過「鉤沉」,還使司徒雷登、陳西瀅、楊蔭榆等趴在毛選、魯著註釋裡的人也「立體」起來,這些人物也不應只是一個個「普通名詞」,他們的履歷、各自的面目和性情原是十分多彩的。「鉤沉」鉤起了好多沉甸甸的人物,讓那些曾經「找不到真實面貌」的人變得清晰。
  從這裡可以明史。百柯之筆「以人帶史」,在發現生動鮮明的人物時,也揭開了一些複雜的歷史本相。原來「一二九」運動的流傳版本和真相有那麼大的差別;原來電影《地雷戰》中農民兄弟拿頭髮做地雷引線只是編劇們的創意,而真正的地雷還是出自清華教授和他的學生;原來早在1928年日本人就製造「濟南慘案」,虐殺中國外交官、屠戮軍民8000人,等等。諸如此類的歷史看得明白,會讓我們不再輕信那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從這裡可以知事。除了略顯沉重的歷史,「鉤沉」裡充溢著妙味無窮的小段子,滿眼都是文人雅事、奇人趣聞。魯迅的《阿Q正傳》為什麼寫得那麼短?因為負責催稿的副刊編輯孫伏園出了一趟差。台大紀念傅斯年的「傅鍾」為什麼只響21聲?因為他說「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知道「神仙雞」是怎麼烤出來的嗎?原來是翻譯過《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用100張報紙燴熟的。
  從這裡可以記言。立德、立功、立言稱為「三不朽」,這些人的功德常被隱沒,話語卻在流傳。五彩斑斕的人物怎能沒有擲地有聲或回味悠長的言語?聽到「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能不為梅貽琦肅然起敬麼?聽到「我寧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能不為容庚動容麼?至於「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和「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名言是誰說的,翻翻這本書就知道了。
  從「鉤沉」中可以體會到發現的快樂,而這種發現的價值同樣不可低估。書中一篇《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裡提到,徐霞客在中國的知識譜系中原本並無太大影響,正是由於丁文江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從湮沒無聞中「挽救」出來,從而成為現代中國的思想資源。而百柯通過「鉤沉」挽救的這些人、史、事、言,相信也會成為當下中國的思想資源。
  在體會發現的快樂與價值的同時,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尷尬境遇橫亙在讀者眼前——這裡幾乎所有人都有著一個明顯的半生分界,正像《張伯苓:巍巍乎南開大校長》所說:「與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愈挫愈奮』的虎虎生氣相比,其晚境之淒涼無奈,適成兩極。」細心而有考據癖的讀者(比如我)還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同樣寫金岳霖,見報時的題目是「發展的邏輯」,而在本書中則變成「斷裂的邏輯」,我相信這是一種原汁原味的恢復,的確,「斷裂」比「發展」更恰切,因為金先生在新舊時代的轉變「缺乏合理的邏輯過程」。還有百柯寫清華校長時提到的「梅傳統」和「蔣傳統」,同樣引人深思。讀到這樣的「斷裂」,總不免發出長聲浩歎。當詩人激動的歡呼「時間開始了」的時候,也許同時意味著一些人的時光停止了。

  書評:發現那些真人(2)

  感謝百柯,為我們拂去了煙塵,接續了那段歷史。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當代作家「重新發現」喬伊斯、普魯斯特、艾略特,並從中找到靈感和文學偶像。其實,早在30年代,施蟄存主編《現代》雜誌就介紹過這些人,可見當時的《現代》與世界文藝潮流是同步的。
  五十年一個輪迴,還好,我們又上路了。

  書評:妙采紛呈的歷史活劇

  --讀徐百柯先生的《民國那些人》
  文/流年
  說起離我們不到百年之遙的民國時期,大家都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民國時期距我們不遠,但由於受時代的影響,在某些時期對民國人物的講述是有所側重的,有些事情和人物是避而不談的,或者脫離了歷史中的真面目,成為我們心中一些扭曲的鏡像。所以,關於那些人的真實面貌,甚或真實性請,我們已經漸漸淡忘。
  然而民國,這個我國從舊的封建制度中走出來的時期,新舊思想、中西思想在此交匯碰撞,中國的舊文化,西方的新思潮交融在一起,形成五彩斑斕的眾多色彩,構成獨有的「民國特色」,也造就了民國那批獨有的「真名士」。
  民國是個亂世,亂世中人們往往更多地注意那些「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總統」們,那些擁兵割地,耀武揚威、吹鬍子瞪眼的「大帥」們,所以關於民國中軍閥政客的書籍也相當的多。但是關於民國的文人以及其他行業的一些知識分子們,敘述的就不是太多。而在《民國那些人》這本書中,名校校長,文章報國的報人,埋頭學問、以學術報國為天職的知識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國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等等都活靈活現地浮於紙上。
  有時候覺得民國時期比較像兩晉時代,雖然都是戰火紛飛,鮮血塗滿的亂世,但是還是有好多可愛有趣的人和事。像《世說新語》中記載的那些魏晉時的人物,都個性十足,成為千古佳話趣談。
  看了《民國那些人》這本書,越發覺得類似於民國時的《世說新語》,書中那些人和事,通過徐百柯先生的精心剪裁,給我們帶來一場眾味橫陳,回味無窮的精神盛宴。孔子式的物理學家吳大猷、工楷寫耶穌的趙紫宸、以身殉報的林白水、不修邊幅的名教授曾昭掄等等,這些民國的學界精英們的所為,好像也確實極類似有著魏晉風骨的那些人物。他們是學富五車的知識精英,但為人處世卻有時候像天真無邪的孩童,他們對待學術擁有無可遏制的熱忱,對於世事,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為,對待強權暴力,卻是傲骨錚錚,強項不屈,這樣的人,可愛可敬可歎可歌。
  其實正是這些人,擔負起新舊文化交替的重任,他們既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又是新思想的開拓者,他們的經歷也是坎坷多難,但卻始終無法改變他們心中的執著,他們的學識、情趣,風度、胸襟,讓現在的我們看了不時有高山仰止,甚至自慚形穢。
  民國人物燦如星斗,駁雜紛紜,既好寫又不好寫。說是好寫,是因為民國時的材料還是比較豐富的;而不好寫,正是因為民國時的資料豐富,所以容易墜入繁蕪零亂的泥潭。而徐百柯先生此書中,簡而不繁、梳理精密,這些民國人物,每人的生平都可以單獨寫成一本書,而通過徐百柯先生的妙筆,將這79個民國時知識界的風雲人物盡收於一本書中,雖如此,卻絕無單薄蒼白之感,書中將這些人物的生平和最有亮色的故事生動地展現給大家,可謂精而不碎。
  在《民國那些人》這本書中,歷史不再是簡單的年代、人名、數字的混合物,而是一幕幕精彩絕倫的人世活劇。這些歷史上真實的瞬間,是不應該隨著時間的遠去而黯淡,為人們所忘卻的。這本書的封面是淡黃色的,一如發黃的舊紙,讓人想起那些塵封了的舊事。欲掀未掀的書皮一角背後,有著講不完的精彩故事。歷史總是讓人沉思,歷史總是給人啟示,我們會在沉睡的歷史中發現更多的思想珍寶。

  書評:又見民國那些人

  文/隱躍如
  讀《民國那些人》的故事,就到了那個年代,我與他們都一一打了招呼,像一個笨拙的年輕人。他們不認識我,只是步履匆匆,消失在人群之中。
  民國那些人,是一批鐵骨錚錚的文士、是一些風骨卓絕的性情中人。他們的為人、他們的故事,都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消失在歷史的煙波中,為世人所淡忘。然而,事情總不會那樣簡單就結束,總會有人將這些故事輕輕拾起,綴文成集,於是,我才能重新看到《民國那些人》。
  百柯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他從故紙堆中扒拉了近80個人出來,講他們的逸事,也講他們的風骨。民國的那些人呵,真是可愛至極。時代造就他們,那股冷熱交替的亂世火焰,將他們打磨得珠圓玉潤。繁華總不能長久,所以不必顯得光彩奪目。大凡能起敬意的,都是樸素無華的人和事。人世最美的風景,總不刻意存在,不注意便會錯過。你可還記得蔡公時那守護氣節的身影,你可還記得馬寅初的音容笑貌,你可還記得方大曾那已消失的傳奇,你可還記得陳西瀅的傲慢與偏見?在心中輕點,卻滴到了深處。
  我想你是不會記得了。若沒有《民國那些人》,我也不會記得的。因為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英雄人物都會紛紛隱退,為後世讓路。也許正是這種淡泊,使他們無法被人熟知。正是有了這本書,我們才有機會與他們遇見。在那個年代,與他們一起經歷那段流光歲月,跟他們結成風雲際會。卻不必成為跟他們一樣知識淵博的人,只要當一個每天幫他們送信的郵差,或者只是一個路邊擦皮鞋的小童就夠了,能偶爾聽聽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牢騷,聽他們對生活的感悟,也是春天裡的鳥語花香。他們真會把心裡話告訴我嗎?如果告訴我了,是否會震落這個世界的塵埃,讓飛鳥在湖面低處迴旋呢?我不知道,因為我只是一個過客,偶爾讀到了這本書。
  他們把握不了時代的步伐和節奏,只是他們把心事和力量都花費在了各自的研究領域上,並且孜孜不倦地為此而努力。他們的天才和勤奮,加上絕世而獨立的人格,成就了大事業。於是,我看到了吳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學,看到了趙元任「好玩兒」的語言學,看到了梅汝璈聲震東京的外交學,看到了林白水以身殉報的新聞學,也看到了馬約翰終其一生的體育學……
  民國的這些人啊,做著利國利民的事,卻默默無名。他們波瀾不驚,實則驚濤拍岸。他們看似平淡無奇,卻似乎永遠都有那麼一種悲壯,每一落筆,都前途難測。於是知識分子的命運如何,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良知。
  又見《民國那些人》,曾如枝頭繁花葉茂。如今,屬於他們的時代已落幕,只是隱約可觀。但後浪如潮湧,斯人可追!

  書評:文人風骨已不再

  ——《民國那些人》中的學識與才情
  文/畫裡真真
  《中國青年報· 冰點週刊》最佳專欄——「鉤沉」,我是一路跟著讀下來的。不只是因為「鉤沉」二字直入我心,更是因其專欄主筆徐百柯從故紙堆裡,鉤起的這些人物,都是讓人讀過之後,有強烈慾望想去鑽進書堆,更深更多地瞭解民國那些人。結集成書,真讓讀書的人痛快。
  是想寫很多感觸來,可忽然之間,腦中卻只存一句,「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風,催歸塵土;竹堅雅操,幾朝霜、幾朝雪,傲就琅玕」。
  文人,在人們心目中始終是一個特殊的群體,與今日所說的知識分子有所區別。那已經像一個過去的符號,在我們之中不復存在。但這符號的魅力,至今不會減退,亦再不可被複製。愚以為這種魅力,並不在於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建樹,而是因為他們都有一股曾經要被打倒的「臭老九」脾氣,讓人始覺可愛。
  前人所說的「性情中人」,大概也要舊式文人才能作為標兵。他們的「性情」,非但表現在嬉笑怒罵,不拘小節上,更多的是在社會的大風大浪中,他們即使逆流,依然我行我素。幾日前正有朋友問我:「人活著到底在追求什麼?」我答得也極其不明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可自己的追求是什麼,自己也說不明白。或許是現在的社會太過多元化了罷,選擇一多,誘惑也多,使得人人都心猿意馬。倒是讀著書,不由感歎,人心不古,原來那時的人才可具備如此堅定的信念。
  《民國那些人》書中所涉及的「文人」,有學者教授,也有政客商人。但他們終究有如許文人風骨,才子性情。使民國動盪的書頁上,多了幾分生趣。
  審判日軍二戰罪行的大法官:梅汝璈,誰能想像他的晚年如此寂寂。吳組緗,在中學課本上出現過的倔老頭。傅斯年,寫出「無緣何生斯世,有情能累此生」句子的竟是個傲骨書生。還有被魯迅筆伐的陳西瀅,文字中亦流露出他惹人愛憐的一面。
  為了這本書史料的真實性,作者尋訪了許多民國文人的晚輩,學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們眼中的長輩,不但可敬,更為可親。為了能寫人所未寫,敘人所未知,作者的筆常常觸及名人光環之下的一些瑣事,逸事。淡墨寫功業,濃墨寫性情。使這些漸行漸遠的名字和讀者們有了溝通的語言。一個個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個時代的背影,讀人又如讀史,民國時期的社會背景和發展,輕鬆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今天,不知是否還有許多和我一樣在少年時做著文人夢的人。步入社會後才發覺,時代需求的不同已將「文人」的概念顛覆,在現代文人身上已找不到那些可愛的臭毛病。幸好,我們還能在書中找到夢中的依托。讀著《民國那些人》一書,恍然其中人物有的如同師長,有的如同父兄,有的如同知己。自己能隨同他們的思想言論時而如沐春風,時而擊案而歌。亦是幸甚。


  在輝煌的餘光下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1)

  李濟(1896~1979)字濟之,湖北鍾祥人,清華畢業後留美,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中國考古學開山之人,曾主持安陽殷墟等重大考古發掘。
  他有一個夢想。
  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在「自撰簡歷」的最後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那一年,他22歲,即將去哈佛攻讀人類學。後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跡」了,只不過並沒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1926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他讓龍山文化呈現於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誌性術語,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只不過,大多數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台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裡,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說的「中國學界」縮小為台灣學界,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台,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1959年,以《考古》雜誌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李濟的兒子李光謨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
  不知道李濟對於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內容居然都號稱「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李光謨對記者感歎道。
  據說,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印象才有所改變,他自己的文章中也開始引用大陸學界的資料。
  李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產,李光謨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當時社科院考古所本來已經同意了,但經「請示」後,此事卻不了了之。李光謨聽說,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
  李光謨說起此事來直搖頭:「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來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獎學金的……」
  兒子眼中,李濟相當固執,總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彎的,有時候。」
  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2)

  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在殷墟,此後,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陸的李濟,晚年心中是否牽掛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些問題,由於長期的兩岸阻隔,甚至連李光謨也無法回答,但他說:「1977年,李濟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安陽》,可見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李賦寧:說不盡的英語(1)

  李賦寧(1917-2004)陝西蒲城人,西方語言文學大家,中國外語界的一代名師。
  面對李賦寧這樣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對於英語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聯大的李賦寧到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時,喬叟和莎士比亞對於他來說,都算是「駕輕就熟」的題目,難度不足。於是他選擇了古英語研究作為博士方向,這是連歐美優等生都認為太過艱深,視為畏途的領域。
  莎士比亞不須說,歷來被全世界奉為英語語言文學的標誌;喬叟何許人也?寫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他被尊為「英國詩歌之父」。
  什麼叫做英語好?這個問題沉甸甸地壓在國人心上,以致有這樣的段子:某君說自己英語好,托福多少多少、GRE多少多少。英語系學生一聽笑了,啞巴英語,God,你能用英語自如交流嗎?英語專家一聽笑了,跟誰交流,God,你能背誦莎士比亞嗎?老先生一聽笑了,莎士比亞,God,古英語呢?法語呢?德語呢?拉丁語呢?
  拋開個中戲謔意味,李賦寧確實當得起這般傳奇式的「老先生」。他的學博才高久有定評,通曉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古英語和古代希臘語等多種語言,治學範圍涉及語言學、文學、哲學、倫理學、美學、歷史學等學科,開設過專業英語、專業法語、古英語、英語史、拉丁語、古希臘羅馬文學、中世紀英國文學、莎士比亞研究、歐洲文學史、英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莫裡哀專題及漢英翻譯等課程。
  現任外交部長李肇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他還記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歐洲文學史課的情景:鈴聲中,先生準時出現在教室門口,向學生微微鞠躬問好後,說:「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同學們,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一個小故事)」
  故事是關於古希臘諸神的。在李肇星聽來,「先生的語言簡潔流暢,語調平緩,並無刻意的抑揚頓挫,但在平實之中充盈著高雅。我和同學們都被深深地打動了。原來,美好的學問竟可以這樣樸素。」
  多年後,李肇星作為外交官多次見到英國女王,他發現,西方學者津津樂道的「皇家英語」或「欽定英語」(Queen』s English)竟也以這般簡潔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憶及李先生的『小故事』」。
  李賦寧對於英語發音的要求應該是相當苛刻的。他留學耶魯時,以英語好而名世的林語堂來耶魯演講,李賦寧的評價居然是:「他的英文雖然寫得很地道,但英語語音、語調卻不很好。」
  這是一種天賦,李賦寧從小就已顯現出來。11歲時,他隨家從西安遷到北京,轉學到北京的小學上學。老師讓他站起來朗讀課文,他用陝西話,同學們紛紛舉手,指出他的發音錯誤。他心裡覺得委屈,再去學校時,整整一周不開口說話,當他再次開口時,竟全是標準的普通話了。
  許多回憶李賦寧的文章都懷念曾經有過的那個年代,中國英語學界人才濟濟,除了他,還有楊周翰、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查良錚(穆旦)等大家,「如今,那一代英傑都逝去了」。
  在耶魯時,李賦寧曾和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同學王佐良、許國璋,以及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周玨良通信,相約共同回國執教,「我教中世紀,佐良教文藝復興和莎士比亞,國璋教18世紀,玨良教19世紀」。
  「這就是絕配!」後人感歎。
  英語算不上好的我,曾聽過被李賦寧誇獎為「發音好」的學生王式仁的「英詩選讀」課,如今內容早已記不起來,惟獨記得王教授用舒緩而純正的英式英語朗誦莎士比亞的商籟體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怎麼能夠把你來比作夏天)」,以及他分析玄學派詩人約翰·鄧恩的詭譎意象,腦中雲裡霧裡,耳邊卻興意盎然。
  想來王教授也該到離開講台的歲數了,不知道現在的學生們,是否還有幸聆聽純正而懷舊的英語。不是為了運用,多數人也許永遠也達不到這一步,而只是為了在自己這一生中,有這麼一次能感受到除母語之外另一種語言所散發出的逼人的魅力。

  李賦寧:說不盡的英語(2)

  國人紛紛開始「瘋狂英語」了,英語水平儼然已成衡量一個人「素質」的關鍵標準之一,然而老先生們也紛紛離去,還有誰在懷念英語作為一種語言的美嗎?

  馮友蘭:兩束雄文,一抹背影(1)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學家、哲學史家。
  ????曾有那麼一個年代,大學教授們矜持而有尊嚴。
  1939年前後,陳立夫以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身份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新規定,包括教育部核定應設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聯大教務會議決定致函抗辯。此文的執筆者,「捨(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莫屬」。
  ????馮教授說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今人讀之,拍案稱絕,繼而歎息良久。知識分子的尊嚴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請注意,我們不敢苟同更拒絕執行——此之謂「同人不敏,竊有未喻」。知識分子的矜持也應該是這樣,不濫說成績,但內心懷有對學術的自信和對傳承的期許——故「不必輕易更張」。
  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為學者立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馮友蘭的雄文,則被後人讚為銘刻了一所大學「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光榮品質。
  ????馮友蘭早年撰文,氣象闊大而意義深沉,每每眾望所歸被推執筆重要文字。1943年,他執筆起草致蔣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為收拾人心而開放政權,實行立憲。據說,蔣當時看信後的反應竟是「為之動容,為之淚下」,即刻表示願意實行立憲。
  ????其另一雄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被公認為最能表彰西南聯大的精神及其特殊歷史意義。與聯大淵源頗深的史學大家何炳棣稱此文為融古爍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使命既成。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轉乾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可紀念者一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
  ????「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

  馮友蘭:兩束雄文,一抹背影(2)

  然而何炳棣在對碑文大加推崇後,隨即頹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學術自由精神未數載即開始消逝了。
  ????事過30年,馮友蘭作《聯大紀念碑碑文自識》,評價道:「文為余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猶過於當日操筆時也。」
  研究者稱,其實馮氏的感慨,豈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歷史慨歎。在他所憶那個逝去的年代裡,教授們的見識和感情,少有羈絆,發諸筆端,於是成就了一篇篇雄文。
  當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於是便只留下一抹頹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後,歷經數次運動,馮友蘭曾就個人歷史多次寫過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卻都難以過關。
  一天, 邏輯學家金岳霖來看望他時,兩位大教授竟為檢討的事抱頭痛哭。

  趙元任:多「好玩兒」的語言(1)

  趙元任(1892~1982)江蘇武進人,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大師,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之一。
  ????趙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樂,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
  ????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歎:「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講演,趙元任當翻譯。每到一個地方,他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學長沙話,等到了長沙,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講演結束後,竟有人跑來和他攀老鄉。
  ????趙元任曾表演過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話,介紹名勝古跡和土貨特產。
  ????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33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研究者稱,趙先生掌握語言的能力非常驚人,因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種語言的聲韻調系統,總結出一種方言乃至一種外語的規律。
  ????他還被稱為罕見的通才、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作為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並稱於世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語言學是他著力最深的領域,然而他同時還兼授物理、邏輯等課程。
  ????他雅好音樂,曾專攻和聲學與作曲法,會擺弄多種樂器,畢生都與鋼琴為伴。他一生創作過一百多件音樂作品,包括聲樂和器樂。他跟他的女兒們,凡有機會聚在一起,就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新作或舊作。難怪人們說,音樂是他生命的組成部分。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譁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趙元任曾編了一個極「好玩兒」的單音故事,以說明語音和文字的相對獨立性。故事名為《施氏食獅史》,通篇只有「shi」一個音,寫出來,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說,那就任何人也聽不懂了:「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語言學家陳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少年時,他著迷於趙元任翻譯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本是趙興之所至偶一為之,卻成就了一部兒童文學經典譯作)。長大了,想學「國語」,就用趙元任的《國語留聲片課本》當老師。後來迷上了音樂,迷上了趙元任的音樂朋友蕭友梅介紹的貝多芬《歡樂頌》,也迷上了趙元任譜曲並親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紀20年代,趙元任為商務印書館灌制留聲片,以推廣「國語」(即普通話)。有一則軼聞,難斷真假,但頗可見趙氏當年的風光。趙元任夫婦到香港,上街購物時偏用國語。港人慣用英語和廣東話,通曉國語的不多。他們碰上的一個店員,國語就很糟糕,無論趙元任怎麼說他都弄不明白。趙無奈。誰知臨出門,這位老兄卻奉送他一句:「我建議先生買一套國語留聲片聽聽,你的國語實在太差勁了。」

  趙元任:多「好玩兒」的語言(2)

  ????趙元任問:「那你說,誰的國語留聲片最好?」
  ????「自然是趙元任的最好了。」
  ????趙夫人指著先生笑曰:「他就是趙元任。」
  店員憤憤:「別開玩笑了!他的國語講得這麼差,怎麼可能是趙元任?」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1)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著名法學家。1946至1948年,代表中國赴東京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審判日本戰犯。新中國成立後,擔任外交部法律顧問。
  有天晚上,北京頂銀胡同停電。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響的籐椅上。黑暗中,他輕輕地哼起了清華學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巋立中央。東西文化,薈萃一堂……」
  這一幕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兒子梅小璈回憶自己的父親時,一下就想到了這一幕。他對記者談起父親的晚年時,有些唏噓。他用了這樣一個形容詞:「孤寂」。
  梅小璈說,雖然上世紀60年代初,父親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屬於他的那個「東西文化,薈萃一堂」的時代已經逝去了。
  新中國在學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蘇聯,全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且講授的內容都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學。這讓畢業於清華學校、留學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無所適從。他努力按照黨對「舊知識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誠地學習俄語,試圖不被形勢甩下。
  據梅小璈說,現在他家還能找到父親當年抄寫俄文單詞的小本。在蘇聯法學教材上,還有父親留下的鉛筆批注。
  作為一個留美法學博士,梅汝璈曾執著堅持的那些法學信念漸漸失去了依托———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這是法哲學奠基人孟德斯鳩奠定的理論,又在傑弗遜等人的實踐中加以完善的。
  顯然,這一切已不合時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檢查」裡寫道:「我實際上只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而已。」
  「其實,他個人的小環境還是不錯的,起碼在物質上。如果以季羨林的《牛棚雜憶》為參照系,他並沒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釋父親晚年的孤寂心境時如是說,「但他的學科沒有了,他的學術沒有了。」
  在那個年代,「梅汝璈」三字變成一個空洞的符號。充盈其間的,不是這個人的赤子情懷和淵博學識,而是一個隨「形勢」沉浮的抽像指稱。有研究者曾這樣評價這位外交部前顧問:「梅汝璈名字出現的頻率和受關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關係的晴雨表。」在上世紀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關係出現「問題」了,他就會被邀請出面撰寫文章;而中日關係「良好」時,他的名字則不願被各方的人們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書寫過現代中國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1946年3月19日,受命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離開上海,遠赴東京。
  當日,《中央日報》等中國最權威的媒體,同時在顯著版面刊出標題:「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王敖今飛東京」。
  東京帝國飯店,盟軍最高統帥部中國聯絡官為梅法官舉辦接風宴會。宴會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次長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顧毓琇,將一柄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雙手過頂接劍。他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非壯士,受之有愧。」顧毓琇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聽罷,梅汝璈拔劍出鞘,動情地表示:「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如今系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國人之托,定將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這位「壯士」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在這場歷時達兩年半之久、人類司法史上所罕見的大規模審判中,受審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除兩名病死獄中,1名因精神病終止審判外,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武籐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處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判處有期徒刑者2人。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2)

  今天,由梅汝璈親屬捐贈的東京審判判決書底稿和梅汝璈當時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於國家博物館。
  這位慷慨激昂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經的一席話至今在我們耳邊徘徊不去:「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顧維鈞:民國第一外交家(1)

  顧維鈞(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對一個24歲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27歲成為駐美國公使、34歲出任外交部長的人來說,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還能說什麼?
  《聯合國憲章》上簽署的第一個名字,是三個漢字:「顧維鈞」。
  1945年6月26日,在憲章簽字儀式上,中國代表團因在發起國中按字母順序列於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擔任首席代表的顧維鈞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認為「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名學者溫源寧寫過一篇印象記,起首便是:「無論什麼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溫源寧寫道:「作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稱得上輝煌,要加以逐一列舉,人們將不得不從驚訝開始而以讚美告終……他以1912年5月出任內閣秘書開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員夢寐以求的最高職位他都已經得到了:駐美國公使(1915-1920)、巴黎和會代表(1918-1919)、國聯理事會中國代表、駐英國公使(1920),並自1922年以後多次出任外交總長,而現在是駐法國公使。有一次,顧博士還做過幾個月代理國務總理。」
  50年後,溫源寧在台灣去世之前,如果他還記得自己當年這篇充滿「溢美之辭」的小文的話,他也許會微笑。因為顧維鈞比溫源寧文中所寫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經歷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過更多的高職位。
  再後一年,顧維鈞在紐約逝世。《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載文表示哀悼,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駐紐約總領事前往弔唁。
  溫源寧筆下讓人「從驚訝開始以讚美告終」的顧氏履歷還需要加上:中國駐外使節升格後,擔任駐法、英、美等國大使;1945年出席舊金山會議,參與起草和簽署聯合國憲章;1957年後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副庭長,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餘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
  溫源寧說:「他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中國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會時,顧博士已經由於是中國權益既有尊嚴又有才幹的捍衛者而聞名於世。」
  年方而立的顧維鈞在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中,位居後進。但當需要向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報告山東問題時,他的前輩們由於種種原因,或者拒絕出席、或者拒絕發言,是顧維鈞勇於任事,出面侃侃而談,痛陳山東問題的由來以及中國的態度,並從國際法的角度雄辯論證了山東當歸還作為戰勝國的中國。
  這場精彩發言成為和會當天的頭條新聞。發言剛一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國務卿藍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外務大臣貝爾福紛紛向他表示祝賀。
  隨後,顧維鈞在和會上展開穿梭外交,希望能爭取到對於中國最有利的結果。最終,在無望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而根據外交史學者的研究,「此時獨力支撐代表團的顧維鈞對拒簽和約的最終實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顧維鈞的傑出表現一直證明著他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對他的評價———「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有才華的學生」。
  寫過《顧維鈞傳》的肖崗回憶:「知道他的名字,始於將他與梅蘭芳、汪精衛並稱為中國『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畫。我的學生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度過的,那時顧維鈞的外交活動蹤跡,常常是學校師生乃至全國民眾關注的焦點:『顧維鈞在國聯控訴日本的侵略了』、『顧維鈞主張國共合作,團結抗日』……」

  顧維鈞:民國第一外交家(2)

  今天,圖書館裡,灰藍色封皮的《顧維鈞回憶錄》擺放得整整齊齊,積了一層薄薄的灰,顯然少有人問津。這個人,已經成為一段傳奇,不知能否成為一筆財富?


  守護氣節的身影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1)

  鄧廣銘(1907—1998)字恭三,山東臨邑人。歷史學家,公認的宋史泰斗。
  鄧廣銘研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之前,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歎,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於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週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於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岳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岳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志。
  他的《岳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裡面寄托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餘冊,對於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於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象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麼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認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願」。鄧小南感歎:「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時代變了,然而鄧廣銘依舊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舊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鋒。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來能夠談話的朋友,以至於家人不時能察覺到他精神深處的孤寂。
  鄧小南說,其實父親晚年珍視每一次溝通交流的機會。他耳朵不好,戴上助聽器效果也不大,凡有電話找他,他會立即讓家人搬來一張小椅子,端坐在那兒,雙手把著電話筒,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面……說到這裡,鄧小南的聲音有些悲涼。
  鄧廣銘一生,有聲有色,有稜有角。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他對女兒說:「我死了以後,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麼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也許,葬禮上的一句輓聯會符合先生的心願:「直道挺儒林,矯俗惟憑孤劍勇。」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2)

  老友季羨林在回憶鄧廣銘時提到過一個詞「後死者」,感慨於這個詞裡面所蘊含著的哀思、回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託。季老以「後死者」自勉,反觀已逝的鄧先生,他又何嘗不是岳飛、辛棄疾、王安石、陳亮……這些宋代大豪傑們的「後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1)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著名歷史學家,長期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教於南開大學。
  雷海宗人生的三個碎片,被他的學生記錄如下:
  ———上課鈴響後,只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枴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裡異常安靜……
  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開大學重上講台。
  ———他走進教室,摘下那頂舊呢帽放在檯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沒工夫管這些。你看他,喘著氣,臉上的紅潮還來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戰國之社會經濟」,信口講了下去,講來又是那麼的輕快、流利、生動,使歷史上一個個人物都活了起來,一件件事都在牆壁上來回地撞……
  這是1932年,雷海宗應聘回到母校清華大學,開設「中國通史」課程,當時的學生刊物《清華週刊》上「教授印象記」描繪的形象。
  ———會上,有教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做批判發言。因發言者南腔北調,再加上聲嘶力竭,也聽不清講些什麼。然而,會場那嚴肅的氣氛,情緒的激昂,震天的口號聲,真有刺刀見紅的感覺。……最後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離得太遠,看不清人的模樣,只聽他說:「我叫雷海宗,反蘇反共二十多年……」
  這是1957年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後,為了對新生進行階級教育,學校安排新生旁聽批判雷海宗的大會。
  從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學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劃斷。
  雷夫人記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開「反右」大會,會上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會後他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很沉痛地對夫人說「對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兩馬桶之多。「他躺倒了,從此無人敢進我們家門。我二人終日默默相對,食不甘味,寢不安眠。」歷史系叫他作檢討,不知寫了多少次,直至罵得自己一無是處,方能通過。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後,系裡紛紛來人,對他說,這門課無人教,那門課無人講授,「恨不得他成為孫大聖」。1962年春,患慢性腎炎已3年,嚴重貧血,乃至全身浮腫、步履艱難的雷先生,坐三輪車來到教室,重上講台。
  史學大家何炳棣上世紀30年代求學於清華歷史系。他認為,由於近20年來學界對陳寅恪的研究和討論十分熱烈,目前不少學人認為陳寅恪是所謂「清華歷史學派」的核心,但「事實上30年代的清華歷史系絕不是以陳寅恪為核心的」。
  當時蔣廷黻擔任系主任。他採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請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國通史」這門基礎課程。雷海宗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即開始以文化形態史觀試圖建樹中國通史的宏觀理論架構。因此,何炳棣記憶中的清華歷史系顯然更加多元,「當時陳寅恪先生最精於考據,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綜合,系主任蔣廷黻先生專攻中國近代外交史,考據與綜合併重,更偏重綜合」。
  雷海宗開啟了史學界的風氣,堪稱一代宗師。然而後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學術觀念和思想,與後來取得學術話語領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左。「這樣一個聲名顯赫的資產階級史學權威,在解放前就曾以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違的文化史觀聞名於世。雖然,解放後的雷海宗在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之後,覺得找到了真理,發現了新的世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使其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但在當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必須清算。」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後人稱為「蒙難」。當權者甚至擬定了一個為期兩年的「批判計劃」,「以批判雷海宗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為重點,一共十五項題目」。「披著史學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蘇反共政治經驗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斷襲來,溫文爾雅的雷教授終於聲嘶力竭地承認「我叫雷海宗,反蘇反共二十多年……」。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2)

  2002年,雷海宗誕辰一百週年之際,南開大學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但有觀察者感到遺憾:現在的紀念者大多也是當年歷史的親歷者,讀起他們的回憶文章,還是感覺有些史實較為晦澀,不提也罷。

  潘光旦:教育的懺悔(1)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蘇寶山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赴美留學,後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務領導,研究社會學、優生學、性心理學、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這是一張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休息時,毛澤東主席從主席台上下來,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交談。
  研究者這樣解讀這張照片:潘光旦上大學時因體育事故,斷了一條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時毛澤東見其他人均離席走動,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顧問。毛澤東與別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顯要,很「露」臉,而這一張,卻是個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員情緒飽滿,談鋒正健,案幾上摞著文件,左手中的煙斗似乎還有餘熱。建國伊始,知識分子心情舒暢、欲展抱負的情態躍然其間。同時,我們從領袖謙恭的背影裡,也不難看出國家愛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後,知識分子即厄運臨頭,被打入了「另冊」,及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個「知識越多越反動」。潘光旦也未能倖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辭世。這些遭際,是照片上的那個潘光旦所萬萬不會想到的。
  收錄這張老照片,編者尚需補白一句:「潘光旦或許不為人熟知,在此聊補一筆。潘光旦,社會學家,是梁啟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
  今年費孝通辭世,有人敏銳地指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失去了一位最為敏銳的見證人。」在中國社會學史上,費孝通屬於第二代學者。儘管在實際的學術活動上,他經常跟上一輩人在一起,但他總是清楚地意識到在為人、為學上兩代人的差異。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異不僅局限在社會學界,而是更廣泛地存在於前後兩代知識分子之間。
  費孝通晚年寫了一系列師友回憶文章,不斷地試圖詮釋上一代學者的做人原則與學術探索精神。他曾談到自己與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異:「我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裡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言下之意,甚為悲涼———下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嗎?
  「恐怕很難體會到了。」一位長期研究教育的學者對記者感歎,「別的因素先不論,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就缺失這一環。」
  他說,現在的教育界,瞭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實際上,研究中國現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繞不過去的人物。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陳教育的誤區:在這個「大時代」裡,有的是「研究教育」、「專門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國民教育」……而名為教育,實則就理、工、醫、農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訓練;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傳……如此下去,豈復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寫過一篇《國難與教育的懺悔》,認為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總括起來說就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中國教育沒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平民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二是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顯而易見只是教人學些吃飯本領;三是所謂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過是培養一些專家或者文官。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
  他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

  潘光旦:教育的懺悔(2)

  他說,國難的形成自有其內因外緣,若就內因來說,與當時的國民素質有很重要的關係,而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因而應該懺悔。」
  「讀讀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說罷,那位學者默然良久。

  吳組緗:尊重自己的尺度

  吳組緗(1908-1994)安徽涇縣人,著名現代作家、著名學者和教育家,曾任清華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
  吳組緗被稱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劉勇強眼裡:「吳先生非常敏銳,很有智慧,聊起天來,滔滔不絕、神采飛揚、妙語連珠。」
  他同時又被稱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吳先生的「尺度」也始終一以貫之。「他從不會因人而變、因事而變、因時而變。」北大中文系教授孫玉石評價道,「他要一個導師應有的尊嚴。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吳組緗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次年轉入中文系,畢業後,在清華研究院繼續學習,但沒讀完研究生就離開了。他的傳記記述到此往往語焉不詳。就此,吳先生的弟子張健曾特意向他探究過其中原委。
  據吳先生說,讀研究生期間,他曾選了國學大師劉文典的六朝文學課,在學期作業中,他罵六朝文學是娼妓文學,劉教授非常生氣,就給了他一個不及格。但劉教授同時也托人帶口信給他,只要他改變觀點,就可以過關。當時,吳組緗已經結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獎學金生活。一門課不及格,就意味著拿不到獎學金,而拿不到獎學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沒有著落,也就意味著他不能再繼續學業。但吳組緗硬是沒有收回自己的觀點,結果不得不中斷學業,經人介紹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職。
  和吳組緗有過長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錫德講過一件小事:上世紀40年代,吳組緗曾應聘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當時是在學期中間,校方希望他開半學期的課,但要支付給他整學期的薪水。吳組緗當即表示:「這樣怎麼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學期的課,怎麼能拿你們一學期的薪水?」
  「文革」期間,吳組緗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軍宣隊召集的一次徵求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這場革命,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當時許多人很為他著急,怕他挨批,因此勸他承認這個說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吳組緗執意說這就是他的原始感覺,最終也沒有改口。
  1985年,劉勇強考取吳組緗的博士生,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個外地學者來拜訪吳組緗,拜訪者編了一本清代學者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的選注本,想請吳組緗題籤。但吳組緗看後,直率地對那位學者說,自己認為他對紀昀的看法並不妥當,所選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題寫這個書名。
  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稱為「詭辯派」的鼻祖。有些時候,吳組緗倒確實像是一個「詭辯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時候固然需要原則和勇氣,但另一些時候,則需要機敏和智慧。
  吳先生煙癮很大,茶几上隨時一字兒排開十數隻形形色色的煙斗,以備輪番取用。子女多次勸他戒煙,但他總是不接受勸告,而且還發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論。張健就曾當場領教過「這個固執、可愛的老頭」,振振有辭地對子女們闡述他的「以毒攻毒論」。
  吳先生的兒子吳葆剛一直認為,「父親對事物有自己獨到的分析和見解,從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訴父親雜誌上講竹筍雖然好吃,但主要是纖維,並沒什麼營養。他父親立刻反駁道:「熊貓只吃竹子,可是長得胖乎乎的,怎麼能說這東西沒有營養呢?」
  「他時常會流露出一種純真之心。」劉勇強回憶說。有次,他陪吳先生經過未名湖邊,看見有個女孩兒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於是吳先生很認真地說;「這怎麼能行呢?如果人人都這樣,豈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羨林曾經這樣描述他這位老友:「池塘邊上,一個戴兒童遮陽帽的老人,坐在木頭椅子上,欣賞湖光樹影。」
  現在,池塘邊的木頭椅還在,只是「戴兒童遮陽帽」、「欣賞湖光樹影」的老人不見了。


  一校之長,今安在

  周詒春:被遺忘的清華老校長

  周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休寧人。1913-1918年任清華學校校長。後歷任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國民政府實業部次長、農林部長、衛生部長等。
  2004年6月10日傍晚,我走進老清華園,坡地草坪上新立起了一塊校友捐贈的巨石,上面刻著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不遠處,大禮堂的穹頂沐浴在薄暮餘輝中,科學館的門已經鎖了;繞過大禮堂,圖書館舊館不時有學生進進出出;再往前走,西操場前的體育館內有幾個白髮老人和年輕人在比賽籃球。
  我來到工字廳,找到一位熟人。他是清華的畢業生,留在學校人事處工作。我問他,你知道周詒春這個人嗎?他搖頭。「不過你要是想知道的話,我可以進內部的人事數據庫幫你查查。」
  其實,他未必能查到。因為周詒春每天出現在清華園的情景,已經過去了80餘年;並且,也用不著查。因為作為清華學校的老校長,周詒春留給清華的東西很多———在他任內確立了那句著名校訓,並親自規劃督造了清華早期的「四大建築」:大禮堂、科學館、圖書館、體育館。
  在今天的清華,大家天天看見「周詒春」,處處看見「周詒春」,但卻沒有多少人聽說過這個名字。不僅是那位人事處的幹部,在清華校園,隨便問幾個學生或老師,大多不知道周詒春是何許人也。只有一個新聞學院的女生,略微思索了一下說:「我知道他是清華以前的老校長,別的就不太清楚了。」
  幫我聯繫採訪周詒春後人的一位清華校友總會的工作人員不好意思地告訴我:「其實我也是前不久調到校友總會後,才剛剛知道周校長的。」
  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清華怎麼也不肯遺忘這位周校長:1918年初,他辭職離校那天,全校曾經集合,學生們身著軍操制服,一齊舉槍向他致敬。比他小16歲的溫源寧教授後來回憶說:「他離職的那一天,對於他領導下的教職員、他的學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溫源寧說:「在學校時,人們會躲開他、規避他;如今,他卻成了人們尋找的對象。從他的身上常散發出一種在最親密的朋友之間也不常見的溫暖。」
  老一代的清華人,包括清華大學最著名的校長梅貽琦,始終以「老校長」稱之。20世紀30年代初,清華大學曾經發生過「校長風潮」,幾位不受歡迎的校長連續被教授會和學生會驅逐離校。這時師生們又想起了他們的老校長,於是派代表到他家裡「勸駕」,同時在校刊上發出「請教育部任命周詒春為校長」的呼籲,後因周詒春本人堅辭而作罷。
  周詒春任職期間,清華學校還只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但按照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的研究,是他在1916年首先提出把清華逐步過渡到一所完全、獨立之大學的完整計劃。
  周詒春在清華學校以嚴格著稱。他曾經推行了著名的「強迫運動」:每天下午4時至5時為運動時間,在那一小時內圖書館、教室、宿舍一律鎖門,學生都必須到戶外操場或體育館內去鍛煉。所以他一直被視為清華體育傳統的開創者。
  「他很嚴格,這是毫不讓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說,你感覺他很溫暖,他是為你好。所以後來我接觸到的他的學生對他都是有好感的。」他的兒子、協和醫院名醫周華康老先生這樣描述父親。
  周校長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耶魯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就在他離開清華那年,他的母校———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所以他的同時代人習慣稱他為Dr.Tsur(周博士)。
  1950年,周博士從香港返回內地後,和兒子周華康一家住在一起。那是位於外交部街的一棟二層小樓,他住在樓上。在那個運動頻仍的年代裡,周華康回憶說,他和父親交流的機會很少,甚至連父親最珍愛的清華都沒有聽父親提起過。而在周華康女兒周琳眼裡,爺爺「很靜,像個中國的老學究,一點兒看不出當年西化的做派。整天也不出門,只干兩件事:翻看一大堆線裝書,還有就是練字。」

  梅貽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台灣新竹創建清華大學並任校長,直至逝世。
  1931年12月3日,在清華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上,梅貽琦留下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他本人從來沒有被稱為「大師」,但在他的任內,卻為清華請來了眾多的大師,並為後世培養出了眾多的大師。他被稱為清華「永遠的校長」。在遍佈世界的清華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提到清華也就意味著梅貽琦。
  一位清華的老校友在紀念梅貽琦的文章中稱:「母校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8字為校訓。歷屆畢業同學,凡是請梅先生題紀念冊的,梅先生輒書此兩語為勉。梅先生一生行誼,也正可以這兩句來說明。」
  《易經》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梅貽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這樣一位「君子」。
  清華早期著名的體育教員馬約翰曾經這樣評價梅貽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個真君子,而且是一個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舉措態度,是具備中西人的優美部分。」
  梅貽琦生性不愛說話,被稱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時,他那「從容不迫的態度」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發榜那天,考生們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面色沮喪。只有瘦高的梅貽琦,始終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憂地在那裡看榜」,讓人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實際上,在630名考生當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運動後,清華曾經發生過數千軍警闖入學校逮捕學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這個消息,學校的幾位領導人在梅貽琦家裡商量如何應對。大家說了很多意見,惟有梅校長默然不發一言,最後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馮友蘭教授問:「校長———你看怎麼樣?」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教授忍不住了,問道:「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他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
  後來,學生們懷疑軍警特工手裡的名單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務長架到大禮堂前接受質問,並有學生揚言要打。此時,他們的校長身著一件深灰色長袍,從科學館方向慢步走來,登上台階,對著二三百學生,有半分鐘未發一言,然後用平時講話同樣的聲調,慢吞吞地說出了5個字:「要打,就打我!」
  梅貽琦嗜酒,並且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以至於被酒友們尊為「酒聖」。考古學大師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曾經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標題就叫作《清華和酒》。「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乾杯時那種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1947年,抗戰勝利之後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總是老老實實地乾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種很單純的,一種……不曉得……一種很特別的幽默感。」他的兒媳、北大退休教授劉自強女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眼睛微微向上,顯然沉浸在一種溫馨的回憶中,想尋找一種確切表達來描述她的校長和公公。「那時候校長住在清華園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兒,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見他到前面的小花園裡,摘了一朵他自己種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到梅太太的臥室去送給她。」

  蔣南翔:兩種傳統之間

  蔣南翔(1913~1988)江蘇宜興人,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曾任青年團中央副書記、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
  22歲時,他喊出中國青年學子為之熱血沸騰的那句名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作為領導人之一的清華大學學生蔣南翔受上級黨組織委派,起草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這句宣言即出自該文。
  44歲時,他提出中國青年學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為祖國健康地工作50年」。1957年,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在全校體育積極分子會上向學生提出:「每個同學要爭取畢業後能為祖國工作50年」,從此,這句口號從清華園傳遍全國各個高校。
  然而回顧清華校史,他的位置卻有些尷尬。
  研究清華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聽記者要採訪的題目是蔣南翔校長,他的語氣變得有些猶豫:「其他的人都好說,恰恰就是蔣校長很難說。」
  「蔣校長是一個教育家,這一點我是承認的。清華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長,但不是每個人都稱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稱為行政工作人員。教育家是什麼,首先就要有獨立的精神、獨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當然是,梅貽琦也當然是。蔣南翔是老清華出來的人,我認為他是有獨立的想法的。不過……我不大好評價。」
  清華大學內部曾經有過一種「權威」的提法:「清華有兩個傳統,一個是以梅貽琦為代表的買辦傳統,一個是以蔣南翔為代表的革命傳統。」
  這兩個傳統曾經涇渭分明,像這位老教授所說的,「蔣南翔是過去教育界的聖人,而梅貽琦是敵人」。不過隨著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梅貽琦評價的轉變,上述「權威」提法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在清華漫長的校史上,梅貽琦和蔣南翔兩位校長對清華影響最大」,是「梅貽琦當了17年校長(1931~1948),蔣南翔當了14年校長(1952~1966),他們是主政時間最長、業績最卓著的兩位」。
  「蔣傳統」中的人們逐漸接受了梅貽琦,然而「梅傳統」中的許多人卻並不打算接受蔣南翔。這位老教授曾經陪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清華老校友參觀校史展覽,展覽中有兩尊校長像,一尊是梅貽琦,一尊是蔣南翔,這位校友一看,激動地說:「這兩個人怎麼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長的傳統就是被他破壞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有過更公允的評價:沒有周詒春,就沒有梅貽琦;沒有梅貽琦,也就沒有蔣南翔。同時,沒有蔣南翔(時期),也就沒有遲群(時期)。作為學校傳統來說,周詒春時期強調「培養全人格」,梅貽琦時期強調「通才教育」,蔣南翔時期強調「又紅又專」,其總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質的人才。從反面講,沒有蔣南翔時期(當然不能由他負全責)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和批判會,也就沒有遲群時期的在「知識愈多愈反動」思想指導下對知識分子進行全面的懲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蔣南翔在「反右」運動中親手打倒了校內「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華大學教授曾昭奮所寫道:「做了高教部長並主政清華的蔣南翔,仍不時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精神』。1957年,他曾專門找一部分『右派學生』談話,對他們說學校仍然『望子成龍』,『希望團結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將起時,他公然呼喊『開好頂風船』。他還公然表示,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是不科學的,應該是發展中的一個『高峰』。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開始時即被打成『黑幫』,並遭受到更為慘重的懲罰……」
  也許,曾為「書桌」振臂一呼的蔣南翔,在主觀上終歸是重視「書桌」的,所以他才會說:「假使說辛亥革命以後我國真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建樹的話,那麼我國大學教育中學術自由的深厚傳統,應該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國教育事業上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加以尊重。」

  蔣夢麟:北大「功狗」

  蔣夢麟(1886-1964)字兆賢,號孟鄰,浙江余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對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
  1988年北大90週年校慶,曾出版過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希望「以此來紀念北京大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但其中沒有收入蔣夢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此書重新修訂出版,加入了有關蔣夢麟的文章。不過,有研究者仍在報怨:「前兩年北大百年校慶,居然很少見到蔣夢麟的名字。」
  陳平原也表示遺憾:「很可惜,在大量有關北大的出版物上,蔣校長的地位相當尷尬……校方組織撰寫的校史中,稱蔣夢麟為『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後,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也有穩步上升,實為一大奇跡。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19年到民國26年的7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陳平原則感歎:「幾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課程表及教學規劃,比照一番,令我輩後學汗顏不已。」
  去台後,在某次北大週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後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位「功狗」執政北大,是如此辦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願承擔辭退舊人這種得罪人的事,正應了蔣夢麟的自我評價,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所以胡適讚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
  北大經費困難時,蔣校長一力擔當,鼓勵眾人:「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北大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若政府不兌現撥款,則關門了事,蔣校長沉痛發言:「如果主張關門,自無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蔣夢麟因在台灣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這位前北大校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同年,海峽對岸,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呼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此文有一篇「附帶聲明」,其言鏗鏘:「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


  前輩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徹頭徹尾的新聞人(1)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報》第二代總編輯,自稱「徹頭徹尾的新聞人」。同時,著有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被稱為有影響的日本問題研究家。
  2004年8月6日下午,記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訪。客廳牆上掛著趙樸初的手跡,那是他為老友作的輓詩,其中有「人海燃犀嘗燭鬼,論壇主筆仰扶輪」兩句。
  在王芝琛的回憶中,父親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場「燃犀」之光,卻並非為了「燭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親的悲劇。
  那是「文革」中的一團火,不大,只在王家的衛生間裡。王芸生燒掉了自己40餘年從未間斷的日記,足足有好幾大箱。「汗和淚都有,滴在日記本上。然後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來。」王芝琛回憶說。
  有關方面讓王芸生寫1949年前《大公報》的歷史,遭王婉拒。後來來人透露「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違心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
  王芸生晚年極為悔恨自己參加了那場對《大公報》的「圍剿」,尤其涉及對前任總編輯張季鸞的評價。他說:「對季鸞,於師於兄於友,我愧對他了。」在他彌留之際,手裡拿著一張白紙,嘴裡喃喃地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
  這個在生命盡頭認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裡那支「仰扶輪」之筆,影響過中國整整一個時代。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要求在租界裡出版的《大公報》送檢。《大公報》拒絕,於限期前一天,斷然停刊。在停刊號上,王芸生撰寫社評《不投降論》:「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發表《擁護修明政治案》社評,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醜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購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此文一出,當天蔣介石就罷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醜聞則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
  當時,國民政府的大小官員都知道,蔣委員長每日必讀《大公報》,辦公室、客廳和衛生間各放一份,以備隨時翻閱。因此,許多軍政要員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總希望在《大公報》上露露臉,不少要員甚至親自帶上紅包登門拜訪總編輯王芸生,但無一例外遭到嚴辭拒絕。戴笠派人送的重禮,甚至被扔出了家門。
  王芸生曾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中,他始終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不斷地批評當政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共產黨的批評。1945年11月,他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新華日報》第二天就發表《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進行嚴厲駁斥;次年4月,他又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於兩日後發表《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予以反駁。
  據王芝琛介紹,在1948年王芸生應毛澤東之邀赴解放區之前,曾專門請人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其中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當時他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
  上世紀40年代曾有人這樣評價:「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事實上,這也正是《大公報》的理念之所繫。

  王芸生:徹頭徹尾的新聞人(2)

  其實,給予《大公報》最高評價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澤東。1945年,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期間,他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澤東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張季鸞:「民國故報人」(1)

  張季鸞(1888-1941)陝西榆林人,新記《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首任總編輯,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
  被《大公報》老人、歷史學家唐振常感慨為「於大公報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篤定地認為,1941年8月19日發表的《我們在割稻子》,是《大公報》乃至中國報界在抗戰期間最出色的社評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記者採訪的王芝琛,說起當年從父親王芸生口中聽到的有關這篇社評的醞釀情景時,有些激動,瘦削的身體微微顫抖著。
  1941年,日軍對陪都重慶發動大規模轟炸。社評發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張季鸞,與他談起敵機轟炸的事。王芸生歎氣道:「最近重慶很沉悶,我們何以報國人啊?」張季鸞說:「芸生,你只管唉聲歎氣有什麼用?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回問:「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安慰國人打擊敵人呢?」
  突然間,本已極度虛弱的張季鸞擁被而起,興奮地說:「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就說,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敵機連連來襲的時候,我們的農民在萬里田疇間割下黃金稻子,讓敵機儘管來吧,讓它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到今天,割稻子是我們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次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執筆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此後18天,張季鸞病逝,終年53歲。
  張季鸞在遺囑中稱:「餘生平以辦報為惟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一介報人的亡故,卻驚動了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層。蔣介石唁電中稱:「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吳玉章、林伯渠的聯名唁電稱:「季鸞先生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唁電則稱:「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蔣介石、周恩來等國共要人,親往喪禮弔奠。
  張季鸞靈柩後公葬於西安,碑銘中對他的定位也許是遵循他遺囑之意,異常簡略,並未「呼應」他身後的極盡哀榮,僅曰:「中華民國故報人榆林張季鸞先生」。
  王芝琛告訴記者,他聽說,這塊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塊。
  張季鸞的侄兒、《大公報》名記者高集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報業老闆,而是個真正的報人。」
  這個報人,1913年初創辦北京《民立報》,該報消息靈通、言論犀利,備受各方矚目。6月,因披露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內幕,震動全國,當晚他就被投入監獄。
  這個報人,1918年擔任《中華新報》總編輯期間,因披露政府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這個報人,1925年被擔任河南軍務督辦的同鄉友人胡景翼推薦為隴海路會辦———一個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掛冠而去,說什麼「不幹這個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最後,這個報人和吳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記公司的名義買下已停刊的《大公報》,於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從而開啟了民國新聞史上的一段傳奇。
  在當日的「續刊號」上,張季鸞以「記者」為筆名撰寫社評《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辦報方針:
  「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第二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張季鸞:「民國故報人」(2)

  「第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於佑任曾為這位「民國故報人」下過一極精當的評語: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胡政之:報人逝,報紙亡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青年查良鏞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問:「胡先生,你就會回來嗎?」胡回答:「就會回來。」說完淡淡一笑。在這笑容中,查良鏞看到了一種淒然的神色,於是立在門口呆了許久。
  《大公報》總經理沒有再回來,連他的名字都漸被湮沒。年輕的《大公報》職員後來成了名滿江湖的大俠,是為金庸。金庸回憶,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年屆六十的「老總」夜以繼日,和同人們同吃同住,不辭勞苦,「其人格深深感動著年輕後輩,雖然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卻永生難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發,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輾轉病榻一年後,他在上海黯然謝世。學者傅國湧稱之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學者謝泳指出,在《大公報》同人心中,胡先生的離去是一種不祥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或許有一些暗示。
  謝泳認為,半個世紀以後,可以這樣解讀當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開始謝幕,在隨後的歲月裡,《大公報》這個名字仍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說《大公報》已死,是懷念一種消亡的傳統。在這個短暫的傳統中,自由知識分子得以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通過報紙「文人議政」。如謝泳所言,中國近世本有兩個新聞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身上的那種報人風采,也已不可追。
  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大共和日報》的總編輯,31歲任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北京《新社會報》的主編,此後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週報》。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
  名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瞭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後起的如成捨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大公報》舊人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於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這樣描述他在報社內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處理發行、廣告等經理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評比各報內容,尋找新聞線索,指令記者採訪;晚上和吳鼎昌(社長)、張季鸞(總編輯)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還撰寫幾篇社評。他掌握報社經營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習以為常。
  後世歎服,如此既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又能披堅執銳,奮戰采編一線的報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為一代社會賢達,國民黨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絕了,一生以報人自任。抗戰勝利後他到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他是否願意出任行政院院長,拿洋房汽車招待他,他卻謝絕了,自己跑回《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
  作為報人,他有著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的經歷。1919年,他曾以記者身份,前住歐洲採訪巴黎和會,不僅是到會的惟一中國記者,也標誌著中國記者採訪重大國際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以中國新聞界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邵飄萍:昔日《京報》,舊時報人(1)

  邵飄萍(1886-1926)浙江東陽人,名振青,字飄萍,著名記者,《京報》創始人。
  譚嗣同刑前高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中國近代政壇的笑聲,恐怕無出其右者。那是1898年。28年後,某個晨曦將露的夜裡,北京天橋刑場,中國新聞界最豪氣干雲的笑聲,在槍聲之前爆發。
  人:邵飄萍;報:《京報》。
  臨刑前,邵飄萍向監刑官拱手說:「諸位免送!」然後仰天大笑數聲,從容就義;或曰,監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並昂首向天哈哈狂笑兩三聲,旋被二兵按於地……」;或曰,他臨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態平靜。
  罪名很「乾脆」:「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實則,邵飄萍反對奉系軍閥,在《京報》上諷刺張作霖「一世之梟親離眾叛」、張學良「忠孝兩難」,且退回張作霖的30萬元「封口費」,自言「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邵飄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資本:即使以今天的新聞從業標準來看,他也代表著記者最高的職業水準。
  在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著作之一《實際應用新聞學》中,邵飄萍主張記者「其腦筋無時休息,其耳目隨處警備,網羅世間一切事物而待其變」。1917年3月,中德兩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正式公佈之前,他就實踐了這一主張。
  那日,邵飄萍在國務院偶然聽到院僕打電話通知美國公使,說總理段祺瑞下午將前往美國使館訪晤。這個電話立即觸動了他的新聞神經,使他聯想起時值美德斷交,美國一定會拉攏中國,因而此時段祺瑞的會晤,很有可能會涉及中德關係。於是他搶先來到美國使館,單刀直入向一位參贊詢問雙方會見的目的和內容,參贊大驚,他趁勢表示自己並非局外人,只是想證實一下已經得到的消息。如此虛虛實實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國政府對自家使館的有關指示。隨後他趕回國務院,向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經知道了內情,現在希望瞭解中德斷交的確切日期。最後,他如願以償地獲得了這條獨家的內幕新聞。
  著名報人張季鸞評價:「飄萍每遇內政外交之大事,感覺最早,而採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其有干時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訐,官僚無如之何也。」
  1916年,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聘請邵飄萍為駐京特派記者,使他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稱號的記者。兩年後,他自創《京報》,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提出了這樣的辦報宗旨:「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政府如何聽命於民意?當年,邵飄萍曾奮力突破新聞的一個禁區,將內閣會議內容公佈於眾。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飄萍的力爭下,閣議秘密終於公開,成為他所創辦的中國第一家通訊社———「北京新聞編譯社」每週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閣員、總統府和國務院秘書長。觥籌交錯間,這些要員趁著酒意正酣洩露了不少機密信息。邵飄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間安排了人,備好電報紙,又讓兩輛自行車在門外等候,消息隨寫隨發。宴會還未結束,消息已到達上海。兩天後,在京閣員見到《申報》上的報道,方才大驚失色。
  按照邵飄萍的要求,記者應當時刻生活在角色中,閒談時,眾人皆「醉」,惟我獨醒,「新聞腦」始終緊張活動;一旦提筆行文,則又「狀若木雞,靜穆如處子」,傾注整個身心。
  為勉勵同人,邵飄萍取明朝因反對奸臣嚴嵩而被殺的楊椒山的詩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大書「鐵肩辣手」四字,懸於京報報社牆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慘案,愛國學生被屠;38天後,邵飄萍被屠;此後不到百日,《社會日報》主筆、著名記者林白水被屠。

  邵飄萍:昔日《京報》,舊時報人(2)

  後人說,「萍水相逢」四字,當得起中國記者最光榮的註釋。


  真名士自風流

  王瑤:魏晉風度(1)

  王瑤(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遙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在中古文學和現代文學領域皆開學界之風氣。
  2004年12月23日,「紀念王瑤先生誕辰90週年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大學召開。會上先放了一段當年王瑤在香港接受後學訪談的錄音。錄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瑤濃重的山西口音,使與會者們,或拿著事先整理出來的文稿仔細對照,或半揚著頭仔細傾聽,不時若有所思地微微點頭。幾位老先生,還偶爾側身交流數語,相對會心一笑。
  「領導文藝的人看問題,他可以允許有一道縫,有道縫,作家就給他搞個洞,就是這樣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幹了……說我們的方針政策是一貫的,但是一貫性表現在什麼地方?像我們收聽那個很遠的地方的收音機一樣,短波,是有個一貫的東西的,但是一會兒呢,聽不見了,一會兒『哦』———聲音大了,突然叫喊一聲,聲音高得不得了……一個時候強調創作自由,一個時候強調……」
  王瑤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說到「哦」時,他似乎又很興奮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機變調的聲音,極富感染力。全場都微笑了起來。
  「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這樣講的,我在國內不這樣,國外也不這樣,我並不需要創造什麼事情。」這樣說時,王瑤的語氣有些感慨。
  在後來的追憶發言中,有王瑤的學生說,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識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滿的。在他的世界裡,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別人———儘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時甚至不知所云。
  當年他的同窗學友回憶,王瑤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說話。他走起路來,口得口得作響。他講起話來,山西鄉音很重,內容像連珠炮般噴出,語音越說越高亢。當他快要發脾氣的時候,同時卻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純。「這個境界很美麗,很高乘。他後來博得若干學生的崇拜,我想這是原因之一。當時我曾對另外的同學說,假如我是個女同學,我一定愛上這個人。」
  老友曾對王瑤下過一斷語:有名士氣。在西南聯大當學生時,上陳夢家先生開的《尚書》課,一次陳先生給王瑤寫了一個便條,稱他「王瑤賢弟」,他回信時也就當之無愧地稱起了「夢家兄」,還振振有詞地告訴同學:如果我是他的「賢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王瑤的弟子們眾口一詞,愛用「魏晉風度」來形容先生。他本人煙斗不離手,做派瀟灑自如。得意門生不會喝白酒,他直搖頭:「搞文學而不會喝酒,可惜,可惜!」他早年有一篇名文《文人與酒》,其中引杜甫詩「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認定「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暢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歡樂」。
  王瑤自己引魯迅所言「清峻和通脫」來說明「魏晉風度」。在弟子們眼中,他機智的談鋒、詼諧的語言、豁達的氣度,以及極有特色的「王瑤之笑」,都可謂之「通脫」。然而,他的聊天又無所不談,無所顧忌,對於鄙夷的人和文,絲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逕直施以「青白眼」,此之謂「清峻」。
  王瑤曾為《清華紀念刊》寫過一篇「自我介紹」,在朋友、弟子圈中傳誦一時:「……邇來垂垂老矣,華發滿顛,齒轉黃黑,頗符『顛倒黑白』之譏;而濃茗時啜,煙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惟鄉音未改,出語多諧,時乘單車橫衝直撞,似猶未失故態耳。」
  有人說,這段話的幽默與通達中暗含辛酸與倔強,只有聯繫著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艱辛曲折的歷史道路,才能多少領悟這「三言兩語」背後複雜的內涵。「此言此語,當今學者中非王瑤莫為,卻很容易使我們想起魯迅。」
  王瑤的學生曾提及先生照片上的頭像輪廓,像50年代大家熟悉的蘇聯詩人,不過他的眼神是嚴厲深邃的,這讓學生覺得奇怪。王瑤彌留之際,不能說話,曾寫過一段話給女兒:「我苦於太清醒,分析了許多問題,自以為很深刻,但不必說,不如癡呆好!」

  王瑤:魏晉風度(2)

  這位學生懷疑,「不必說」其實是「不能說」,而他也終於明白了,先生照片上的眼神,是冷冷的、清醒的、專注的眼神,是在向內收斂自己的所見所思。

  金岳霖:斷裂的邏輯(1)

  金岳霖(1895-1984)字龍蓀,湖南長沙人,哲學家、邏輯學家。
  ????徐志摩這樣描述他那個研究邏輯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撿起一根名詞的頭髮,耐心地拿在手裡給分。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髮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它劈開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講邏輯學,有學生感到這門學問十分枯燥,便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我覺得它很好玩。」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聽這門課如聽天書。因而每次上課,教室中只有零星幾個人。其中一個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頗能懂得箇中奧妙。金岳霖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道:「王浩,你以為如何?」於是,接下來的這堂課便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
  ????王浩後來赴美留學,成為國際一流的邏輯學家。作為金岳霖最得意的學生,他感歎,金先生的絕大部分文章和3本專著都完成於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寫過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認為:「金先生於1949年以前及以後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這兩種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薦,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個人可以同時追求這樣一對難於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後的理想,可以說是以哲學作為一項思想上的武器,為當前國家的需要直接服務。1949年以前的理想則是以哲學作為一項專門的學問來研究,逐漸擴展後來者的眼界,改進他們的精神生活。
  ????「為接近這兩個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準備都很不一樣,所以一個人如果多年來專心追求一個理想而中途忽然轉向另一個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續一個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績。」
  ????1958年,金岳霖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訪英。王浩當時正任教於牛津大學,便安排老師在牛津哲學教師會作了一個不長的報告。金岳霖談到,因為馬克思主義救了中國,所以他放棄了以前所研究的學院哲學,轉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據王浩回憶,當時聽講的大部分教師覺得像這樣的論證太簡單了一些,「可是因為金先生的英式英語特別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師大多數對他很尊敬」。
  金岳霖的哲學同行難以完全理解他為自己的轉變所給出的「邏輯論證」,今天許多研究者也覺得,對於他後來的轉變,很難理解。因為作為曾經「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哲學家」,以金岳霖的過去推斷他後來的轉變,這中間「缺乏合理的邏輯過程」。
  ????1922年,還在留學的金岳霖在國內發表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獨立過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告訴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他在辦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學回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裡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後來,這個「哲學動物」於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自己說:「解放後,我們花大功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像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

  金岳霖:斷裂的邏輯(2)

  ????研究者稱,金岳霖的轉變,乃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
  ????王浩不曾面臨這樣的選擇。在他的記憶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他享受到生活貧苦而精神食糧豐盛的樂趣,因為與金先生有著「共同的興趣」和「暗合的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他覺得心情愉快。
  當年的經歷,使王浩衷心希望:愈來愈多的中國青年可以有機會享受這樣一種清淡的幸福!

  葉公超:還是文人最自由(1)

  葉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從政後以字行,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美國和英國,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後入政壇,曾在台灣任「外交部長」、「駐美大使」等職。
  ????葉教授隔壁是一戶美國人家。其家頑童時常翻牆過來騷擾,葉不勝其煩,出面制止。頑童不聽,反以惡言相向,於是雙方大聲對罵,穢語盡出。美童家長聞聲出視,堂堂教授正厲聲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糞澆在你的頭上!)」
  ????那位家長慢步走了過來,並無怒容,問道:「你這一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我有好久沒聽見過這樣的話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鄉。」
  ????結局皆大歡喜,一句糞便澆頭的髒話使得葉公超和鄰居從此成了朋友。
  ????梁實秋為我們記錄了這樁軼事。老友此舉,他毫不驚訝,因為「公超是在美國讀完中學才進大學的,所以美國孩子們罵人的話他都學會了。他說,學一種語言,一定要把整套的罵人話學會,才算徹底。」
  ????待到粉墨登場,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葉公超出使美國,應邀發表演講,「不看講稿,出口成章,手揮目送,亦莊亦諧。有時聲若洪鐘,排山倒海;忽然把聲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竊竊私語,全場聽眾屏息靜聽」。演講完畢,三四百位聽眾起立鼓掌,歷數分鐘不息。在場的多位名教授都讚許他的英語是「王者英語」,聲調和姿態簡直可以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相媲美。
  ????作為學者從政的典型,後人評價葉公超:在他從政後的舉止言行裡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個讀書人、一個書生、一個知識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識分子的身段,丟不掉那股知識分子的傲氣。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葉公超被蔣介石電召返台,隨即被免去「駐美大使」職務。記者問其感想,他憤然曰:「葉公超死了,以後別來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謝幕辭,卻絲毫無關外交辭令,純然一派文人氣。
  ????賦閒之後的葉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師大兼任教授,開的課還是老本行「現代英美詩」。台下聽者如雲,他於是感慨:還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關方面便來干預,向校方施壓。葉教授的課匆匆上了一個學期,便被迫收場。
  ????人問:「假如生命可以重新來過,你打算如何?」葉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樣的事!」
  ????外交家葉公超總是西裝筆挺,風度翩翩,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規則。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給人的印象卻是「處處藐視外國規矩」。他諷刺西裝,說西裝袖子上的紐扣現在用來裝飾,其起源卻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後,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領帶,更「妙不可言」,是為了便於讓人牽著脖子走,且面對牽著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這是骨子裡的文人氣。他的同時代人不用「gentleman」來描述他,雖然他在「紳士」的故鄉劍橋大學拿過學位,又長期悠遊於最重禮儀的外交界。更貼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與王室、首相相提並論者,乃名士;俗到與頑童罵架者,亦名士。
  ????名士習慣於「見大人,則藐之」。當「駐美大使」,他對朋友說:「見了艾森豪(美國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與肯尼迪(美國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開而已。」
  ????從前的學生祝賀他榮膺「駐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聲說:「別提了,是賠本兒生意!」
  ????朱自清日記裡提到葉公超,形容他「喜怒無常、狂狷耿介。和他相處,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紀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歲月裡,朋友們總是習慣「深埋進葉教授家舒適的沙發(清華最舒適的沙發),呷著葉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聽任葉教授把他有趣的談話不受節制地一直講下去」,他的談話「涉及太陽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陽之上的一些———百科全書的全部範圍」。

  葉公超:還是文人最自由(2)

  ????然而也有朋友嘗過辣椒的滋味。一次葉公超與友人談起某某英國詩人,葉取出其人詩集,翻出幾首代表作,要友人讀,說讀過之後再討論。友人倦極,拋卷而眠。葉公超竟大怒,順手撿起一本大書投擲過去。友人雖未頭破血出,卻也大驚失色。
  葉公超晚年幽居台灣,以書畫排遣寂寞,「怒寫竹,喜寫蘭」,只是,寫竹多於寫蘭。

  陳貽焮:教授的性情

  陳貽焮(1924-2000)字一新,湖南新寧人。北京大學教授,治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亦工詩。
  作為陳貽焮的弟子,北京大學教授錢志熙永遠記得先生的落寞與灑脫。
  他曾與先生在北大校園散步,陳先生說起剛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師,問自己要不要到國外去講學一段時間,「好賺點養老的湯水費」,陳先生說他很感謝那位老師的好意,可人老了,哪裡都不想去,只想呆在這校園裡。錢志熙靜靜地聽他說這些話,覺得帶著幾分落寞。
  說話之際,兩人已登上操場看台。這天刮著一點風,微微揚起沙塵,操場上沒什麼人,遠處跑道邊一排高大的白楊樹簌簌作響。陳貽焮的情緒像是突然被激發起來,開始用他的湖南腔高聲朗誦李白的詩:「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連夕起秋聲……」錢志熙直到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當時先生的神情是何等豪邁與瀟灑。他以為先生吟詩後還會感歎幾句,誰知先生吟完,倏地站起身來,只大聲地說了一個字:「走!」
  錢志熙說,先生豁達而灑脫,絲毫不像一般書生那麼拘謹。
  找學生有事,陳貽焮一般不上樓,而是習慣在樓下高聲喊他們的名字。「他這種落落大方的氣派,我們是學不來的。你要讓我去樓下喊學生的名字,我就喊不出來。」錢志熙笑著告訴記者。
  稱陳貽焮為「大師兄」的北大教授謝冕也回憶起這樣的情形:這位大師兄總是騎著自行車來找他,一般也不進屋,只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每當這時,他就知道必定是大師兄又作了一首自己滿意的詩,或是寫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要來和他分享這分喜悅。
  有時大師兄會進屋,兩人一道喝茶品詩賞字,直到燈火闌珊;也有時他並不進屋,留下要謝冕看的東西,就匆匆騎車走了。謝冕說,大師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說新語》中的「王子猷居山陰」,頗有「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神韻。
  陳貽焮喜好吟詩,且是以湖南鄉音按古調吟誦,這在北大中文系是有名的,不少學子甚至將親耳聆聽陳先生吟詩視為入中文系的一大幸事。
  陳貽焮的名片上,只印「北京大學教授」一個本職,其他頭銜通通省略,卻印了籍貫,「湖南新寧人」。在錢志熙看來,先生是頗有古風的,講究籍貫自然在情理之中。
  如此一教授,該是何種風采呢?當年錢志熙到北大考陳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該是很瀟灑的,顧盼生姿的那樣一種名教授的風度,有些才子氣。見面後,他發現先生的風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種,高大、淳樸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於他意想之外。
  錢志熙記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門拜訪的他出來,一直送過半個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揮手告別。先生一邊與他說話,一邊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認識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極其熱情,完全是鄉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種光景,讓人覺得極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師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個雨天,教改小分隊的師生幾十人,乘汽車從圍湖造田的農場到南昌去教學實習,明知堤上非常危險,卻誰也不敢冒「活命哲學」的罪名,建議把隊伍帶回去。結果一輛汽車翻到了大堤下。車子掀起來時,發現有一位老師和一位同學遇難。
  親歷其事的教師後來回憶,陳貽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車底下的,當他爬出來時,看見同伴遇難的景象,竟面對著茫茫鄱陽湖,放聲痛哭起來。「沒有顧忌,沒有節制,那情景,真像是一個失去親人的孩子。他哭得那麼動情,那麼真摯,那麼富於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聲猶縈繞耳際」。
  到了晚年,陳貽焮的詩詞集出版,囑其弟子葛曉音作序。葛曉音沒有直接評論先生的創作藝術,而是把自己所瞭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為序文的重點,她認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當她把序文念給陳貽焮聽時,讓她難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樣哭出聲來。葛曉音於是明白了,「先生心裡的積鬱,其實很深」。


  背影漸遠,猶低徊

  司徒雷登:別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國人,基督教傳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及校務長、美國駐華大使。
  這是一個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國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國卻默默無聞。自從偉大領袖「欽點」之後,他的名字就成了聲名狼藉的代稱。
  「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毛澤東一語斷定。
  1949年8月2日,這位73歲的瘦高個老人,黯然離開中國。8月18日,新華社播發毛澤東的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該文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從此,「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失敗的符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嘲諷的對象。
  然而,歷史學者林孟熹告訴我們:「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從血統上講,他是一個純粹的美國人,父親是美國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母親也是美國人。但他出生在杭州,從小說的是杭州話,11歲時回到美國的弗吉尼亞州上學,鄰里小孩嘲笑他是個不會說英語的「土八怪」。1904年,年輕的司徒雷登像當年他的父親一樣,帶著新婚妻子回到杭州,開始從事傳教事業。
  「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請他火速返校的急電:原來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大學生宣佈罷課。學校裡的多數外籍教授反對學生罷課,而未南下的學生與中國教授們堅決不許開課,雙方嚴重對立。司徒雷登匆匆趕回後,立即召開全校大會。一些人以為,作為校務長,他是絕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司徒雷登卻說:「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是否也來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的答覆:『是』,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抗戰期間,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當時曾有人這樣評價他:「既是政客又是學者,既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
  曾為燕大學生、時任燕大教員的冰心這樣讚揚自己的校長:「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據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前夕,曾與中共高層秘密接觸,甚至計劃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政府承認新中國事宜,但最終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論司徒雷登當時的政治傾向如何,但他在那個歷史轉折關頭,力圖避免使中國與美國乃至西方完全隔絕所作的努力,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更加理性的選擇。
  毛澤東諷刺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語成讖」: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晚年寂寞而悲涼,被國務院下「禁言令」,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終因患腦血栓,終成半身不遂與失語症。
  他的遺願之一是將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但這一心願未能實現。
  2005年1月3日下午,記者在未名湖畔看見,一隻寒鴉掠過臨湖軒。那是當年司徒校長為年輕教員冰心和吳文藻主持婚禮的地方。

  楊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楊晦(1899-1983)原名興棟,字慧修,後因痛感社會黑暗,改名為晦。遼寧遼陽人。現代作家、文藝理論家。
  楊晦被認定為一個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運動。「大師傳略」中關於楊晦一條這樣寫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為火燒趙家樓領導者之一。
  但他始終沉默著。
  楊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憶說:「我讀到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別的老同志所寫的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回憶錄。文章說,當年衝在前頭,越牆而過的有七八個英雄人物,楊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與楊先生相識這麼多年,未曾從他口中聽到這消息。」
  他的學生吳泰昌說:「楊晦老師不願談起自己。我是從一位北大老校工那裡知道他是『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個學生黃修己說:「只憑他是『五四』運動中帶頭跳進趙家樓的健將,而又絕口不提當年勇,就夠我們佩服一輩子了。」
  「我父親是從小地方出來的,家裡很窮,他的性格裡其實有一種保留了一輩子的農民的影響。」2004年5月19日,楊晦的小兒子楊鑄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評價父親。
  在楊鑄眼裡,父親話不多,也不太愛交際,在當時的北大,絕對算不上是一個出風頭的人。「不過,我感覺那個時期北大的風氣始終對他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參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楊鑄強調。「後來就傳得比較神了,好像說他是第一個跳牆進入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學生。我父親曾經偶爾提到過,他肯定是比較早進去的,至於是不是第一個,他的原話是『不一定』。他從來不認為他當時是領導者,而只說是一個參加者。」
  與楊晦相交60年的馮至,說起他這位摯友稱,「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楊晦50歲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學系的同班同學朱自清發來賀信,信中寫到:「我直到現在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您的臉,您的小坎肩兒,和您的沉默!」
  曾師從楊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憶說:「既是北大的一級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麼了不起!所以在我見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楊晦先生應該是高大軒昂且有些脫俗的、傲氣的。結果,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舊拉呱幾中山裝、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頭兒,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還提到,「文革」期間,在一次批判楊晦先生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大會上,楊晦先生仍然說一些自己認為是正確的話。當學生們叫了一通「打倒楊晦」的口號後,要把他轟出去,可是他竟捨不得離開,一邊被拖著,一邊口裡叫著:「年輕人,我是愛你們的呀!」
  從1950年直到「文革」,作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系主任,楊晦留給中文系的不僅有這些故事,還有一句流傳廣泛,並深刻影響了中文系學風的「名言」:「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直到今天,這句名言仍然不時被提及,或褒或貶,或僅為談資。只不過,很多學生已不知道這句話原本出自他們的老系主任楊晦之口。
  楊晦打消了學生們的「作家夢」,但他並不是反對作家。事實上,他自己的「頭銜」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來,作家不是靠大學裡的學科教育和學術訓練就能培養得出來的,中文系應該培養並且能夠培養的是,文學和語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學生接受全面的訓練,尤其是要上好語言課,「因為文學和語言關係密切,有著有機聯繫」。於是,「作家夢」破滅的學生們就畫了一幅漫畫,貼在北大文史樓中文系辦公室的走廊上。畫上是兩摞並列的資料,一摞寫著「文學」,另一摞寫著「語言」;一隻大公雞一腳踩在「文學」上,一腳踩在「語言」上,題為「有雞聯繫」。
  沒有人知道楊晦看見這幅漫畫後的反應,但學生們猜測,「以楊先生的大度,對學生的調侃當然不會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

  張申府(上):記憶的證明(1)

  張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獻縣人。哲學家,積極的政治活動家。
  張申府起身,離席,走出激烈爭論的會場。周恩來在過道攔住他,勸他不可一時衝動。
  「但我終於離開。我想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張申府說罷,仰天大笑。他為想到這四個可以表達他性格的字而高興。他把這四個字寫在紙上遞給舒衡哲,然後,又滿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時常都是這樣: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與李大釗、陳獨秀聯繫密切、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籌備活動的張申府,在討論黨的綱領時因意見分歧而負氣離席並提出退黨。儘管李大釗、趙世炎等人反覆勸說挽留,但他仍執意持「在黨外來幫助黨工作」的立場。
  1935年,他參加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並因此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在1948年發表《呼籲和平》一文,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嚴厲批判,並被民盟開除盟籍。
  面對前來訪談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張申府講起,自己經常與同代人發生衝突:1921年在歐洲時與中國駐法教育長官摩擦,1957年「反右」時頂風支持章伯鈞(結果連帶自己也遭批判)……說完這些故事後,他仰頭向天,又是一輪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時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見不合時,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幹。」
  憶起歷史,張申府經常仰天大笑,聲震屋瓦,笑聲發自他的喉嚨深處———這與舒衡哲熟悉的那些歷盡劫難的知識分子的拘束、緊張的笑聲不同。
  關於張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顯得異常奇特: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這樣概括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本可以創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可以成為政治領袖,但最終兩者都沒有結果。他有心提攜了一位偉人(周恩來),也無心忽視了一位偉人(毛澤東),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參與籌建了一個政黨,中途退出後仍與之合作;但當這個政黨即將在內戰中獲勝時,他卻又呼籲和平。為此,他在共和國成立後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張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報》刊發訃告,給予他最後的評價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報紙似乎補充了《人民日報》只重視其政治活動的不足,張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現,「學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這讓舒衡哲感到疑惑:張申府,一個學者模範?「像張申府被塑造成一個愛國同志一樣,這個稱謂對在王府倉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長談了5年的我來說,顯得有些平淡。我覺得張申府太奇特,不能歸入模範學人一類」。
  舒衡哲第一次與張申府會面是1979年11月,在張1949年起一直供職的北京圖書館。這個86歲的老人給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虛弱,然而談起話來卻是精力充沛,談笑風生。「張申府的記性,好的令人驚奇。」當時,外國人還不能隨便探訪中國人的家,舒衡哲卻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訪,進一步交談。張申府望著坐在對面的圖書館黨委書記,回答說:「我也希望這樣,很希望這樣。我們一定要坦率地談,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
  後來,「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成為舒衡哲所著《張申府訪談錄》的標題。
  1980年3月的一次訪談前,張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陳舊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經過一下午的談話,當舒衡哲離開時,他已經變得「雙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奮」。舒衡哲不由感歎:「記憶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領教到了。」
  5年的訪談,舒衡哲感覺自己「進入了張的生命」,這生命「挑戰和克服了要它遺忘歷史的政治壓力」。

  張申府(上):記憶的證明(2)

  然而時間真的不多了。張申府的記性迅速衰退,這讓嘗試為他記錄回憶錄的章立凡受困於零散的記憶片斷,最終作罷。章立凡因此有些傷感:「老人曾被歷史遺忘,待到歷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歷史了」。

  張申府(下):真相的顏色

  直到晚年,張申府仍然記得獄警凶神惡煞地喊叫著他的名字:「張崧年!張崧年!」從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開始憎惡自己的名字,出獄後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於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國哲學界一個顯赫的名字聯繫起來:張岱年。後者在文章中寫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參加『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而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後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相當光榮的履歷。1980年5月25日,張申府向來訪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憶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的角色。他仰起頭,迎著透過窗簾照射進來的陽光,描述了自己怎樣「不經意」地參加了這個「自發事件」。
  12月9日,學生遊行當天,張申府與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學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喝茶,算是組成了一個臨時指揮部。他只是靜靜地與三個年輕人坐在樓上,看著遊行隊伍平靜地走過,慢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在舒衡哲看來,張申府記憶的這個片斷是「黑白色」的,與另一種「帶有火紅顏色」的回憶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巨大的會議廳裡訪問一位參與「一二·九」運動的當事人,他準備向她回憶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一些報社記者也來了,圍著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記者在場以及他的話對日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舒衡哲寫道,「他作了一個英雄式的描述,整個畫面充滿了共產主義的英雄色彩:我們組織了這個運動,我和妻子負責領導。我妻子來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學會的早期會員。12月9日,我們帶領示威群眾開始大遊行,警察拿著水炮在後面追趕我們。但我們勝利了……」
  舒衡哲聽著這位當事人講他的故事,攝像機的燈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這位當事人已經無數次寫過他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憶閃爍著許多被官方認可的英雄色彩,這些英雄色彩在張申府的敘述中是沒有的。與他不同,張申府只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旁觀者,他只是不自覺地被一起自發的學生遊行事件拖了進去。「他不認為需要加進警察啊、水炮啊等等驚險的情節」。
  關注清華大學校史的清華退休教師虞昊告訴記者,他查閱了1935年12月23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07號,上面刊登了北大、清華等6所大學校長聯名告同學書。「經過幾天的實地調查」,校長們告訴學生,「9日北平學生遊行,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至於城內各校所傳清華有學生傷亡之謠言,查明亦非事實」。
  結合他看到多種清華老校友的回憶文章,虞昊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人們所接受的「一二·九」敘述。在他看來,個別學生領袖以大無畏氣概「英雄造時勢」的說法,也許不那麼準確。
  對於革命,張申府曾說過這樣的話:「革命被人誤解了。革命是一樁人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為名貴。然而人乃以為名高。」
  在見慣了太多出於種種原因而被扭曲的歷史敘述後,張申府被視為一位真正意義上有價值的「倖存者」。他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倖存者之一,是「一二·九」運動的倖存者之一,也是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的那個多元格局的倖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歎:「這位傑出的人物竟然在現代中國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簡直不可思議!」
  舒衡哲寫出以「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為題的《張申府訪談錄》後,曾談及指導她完成這一訪談的歷史哲學,她引述了這樣一種呼籲———歷史學家應當停止說教式的編史工作而去傾聽倖存者的聲音:「歷史學家是回憶的醫生,醫治創傷、醫治真正的創傷是他的光榮。作為醫生,他必須不顧醫學理論而採取行動,因為病人患了病。所以,歷史學家應該在道德壓力之下行動起來,去恢復一個民族的記憶。」

  曹聚仁: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華人,作家、記者、學者,一個傳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羅湖橋,一步一回頭。前面是香港,後面是大陸,他「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島日報》的專欄「南來篇」上發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從光明中來!」他讚揚「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對肅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異議。
  這樣一個備受各方矚目的人物,發出這樣的聲音,頓時引來輿論大嘩。反對共產黨新政權的人,指責他「對於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幫閒而幫忙,實際上幫兇,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稱「《南來篇》是矯情之作……稱大陸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卻又捨光明而遠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卻視曹聚仁為「反動文人」,認為他在文章中「一連串散佈著毒素,我們不能再緘默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抨擊這些毒素的充分權利,指出這些毒素,提高讀者警惕,作為一個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更有這些充分的權利」。
  這場「圍剿」整整持續了20個月,批曹的文章,經人剪存,竟達800餘篇。
  事實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獨立原則下,確實潛藏著內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個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談道:「一塊磚砌到牆頭裡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牆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曹聚仁讀後感觸很深,他寫道:「……像我這樣離開了齒輪的地位,到自由主義的圈子中來,對於我以後的命運,關係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終於成行了,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對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報人」,並且指出,他的「自由」並非源自現代西方自由主義,而更像是講究自由自在的中國文人傳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這個人,從來不領導別人,也不讓別人來領導我。」
  因為1950年這個「自由」的選擇,曹聚仁在大陸和台灣幾乎被湮沒。雖然,他22歲時就筆錄了國學大師章太炎奇崛深奧的講演錄,並以此出版了《國學概論》,被視為章太炎的關門弟子;雖然,他僅畢業於一個5年制師範學校,但卻昂然走上復旦、暨南等大學的講壇,當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戰期間,他投筆從戎,深入前線,是最先報道台兒莊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變」真相的著名記者。
  台灣作家回憶,當年島內視曹為毒蛇猛獸,他的著作被列為禁書,膽敢偷偷帶進台灣,「一旦被發覺,坐牢,綠島管訓,都很難說。」
  大陸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語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曹景行的父親」———知道「名嘴」兒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親的少。
  曹景行說:「來香港後,曾看到好幾篇文章,作者都講到早年如何受益於我爸爸之教,對於我來說,這卻是一種奢望,難以企及。其實,我連父親的書都沒看過,因為內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間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給在上海的女兒曹雷寫過一封信,信中如此傾訴道:「19年來,我的孤獨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會寫文章的話,我早變成瘋子了。」
  所幸,曹聚仁會寫作。他一生寫了4000多萬字,單把這些文章的題目湊起來就有三四萬字。他可以用各種各樣的筆寫,也可以在各種各樣的紙上寫,他「好像隨時都可以寫」,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飯時突然掏出紙筆,在飯桌上寫起文章來。他不愛帶帽,因為這樣會「影響寫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間寫成《浮過了生命海》一書,談病中所悟:「人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裡面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再現民國文人風骨民國那些人(精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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