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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閒看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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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    作者:十年砍柴    同心出版社出版



    ======== 評論 ========

      冉雲飛:《三國》《水滸》《西遊》構築中國人精神幻象

  《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這些婦孺皆知的所謂名著,乃至新舊武俠小說,構築了中國人最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自慰品哪怕再能掀起高潮,都不可能代替元氣淋漓的精神滋養所能帶來的快感,它只不過滿足了小民百姓對幾千年來無賴的專制社會的意淫式革命,絲毫無助於改善社會不公平的殘酷現實。不管是以均平富相標榜,還是以為人民服務作誘餌,老百姓始終在其間自取其辱和受他人侮辱。換言之,這些自慰品的內核便是:胡亂殺人、官官相護、強權有理、你死我活、贏家通吃。探討這些東西為什麼在中國廣受歡迎,歷久不衰,極有土壤,便會得出令人驚異的結論:即中國人普遍的意淫狀態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經成為整個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尚好,從而在自己遭受奇恥大辱和淵深似海的苦難中解脫出來,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點自己哪怕微渺的動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眾贏得動物需求的外在體現形式。
  在一個沒有民主自由和現代文明的社會,暴民和奴才是所有人不可磨滅的基本標籤(正如十年砍柴謂「匪性」和「奴性」的結合),你別無選擇。哪怕這是一種絕大恥辱,你也只得含辱應承下來,就像黥面髡發者,你有著永遠的恥辱,不管你衣著多麼光鮮,開著頂級豪華轎車,仍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民。因為你不僅無法真正擁有和支配自己的財產,連最起碼的身體也是只不過是他人案板上一塊任人宰割的肥肉而已。不平等的社會,生存的艱難,使所有人對強權有一種天然的仰視態度,於是只有寄望於奪了那鳥位的萬丈豪情,爺爺我也來干它一干的革命理想。而這種理想,在《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包括武俠小說裡,都有淋漓盡致的體現,滿足了奴才和暴民夢中殺人、意淫強權的阿Q式心理,成為許多人爭相閱讀、持久不衰的寵物,以至於有人說武俠小說是中國人的「成人童話」。其實《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包括武俠小說,都只不過中國人找到苟活依據的意淫對像而已,在閱讀中自我安慰以達到心理平衡,使自己不致完全發瘋。不少國人在青少年時期大抵都是依靠《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裡面充滿了殺戮與陰謀的教導來完成啟蒙儀式的。這樣的啟蒙儀式,從小就接受你死我活的鬥爭和濫殺無辜的社會現實,使每個人對殺人都會變得麻木和自然,還延伸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明哲保身的哲學,其實這種辦法只不過為暴虐者殺人時分化瓦解,以節約成本而已,今天殺我,明天就可能輪到你,這便是無可逃避的殘酷現實。
  中國文人評點和研讀《水滸傳》的歷史可謂久遠,但無論是金聖歎還是後起的張恨水、孟超、牧惠諸先生,大多沒有逃脫對《水滸傳》謀篇佈局、文字精妙的研評範疇,偶有老吏斷案的發明,但整體上都沒有特別的創新。只有十年砍柴兄這本《閒看水滸》(蕭翰兄不少論述水滸的篇章與《閒看水滸》有異曲同工之妙)打破了此前談論水滸囿於玩味詞藻的文章學的舊有框框,結合當今的社會現實,用法律、經濟諸方面的眼光來審視,從出色的文字後面看出血淋淋的叢林法則和血酬定律,這是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知識結構重組、文明變革、民主自由的普世思想影響十年砍柴的必然結果。從劉備、宋江、唐僧的「無能」之能裡,砍柴看出他們佔領道德至高點和無所不能的厚黑手段;從街頭賭搏做局,看出中國的政治其實多半就是「下三爛」的做局,還要美其名曰「政治智慧」;「從官軍為什麼不如民團」裡看出宋代統治者修文偃武的尷尬,「只有在現在民主社會,文人統軍、武人治軍,既能避免軍人干政,又能保證常備軍的戰鬥力」;從「那些失敗的生意人」裡看出商人不能因納稅保護自己利益、主張自己的政治權利,飽受官方的壓搾,在這種失衡的心態下,只有更加為富不仁,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取自己利益,從而種下了普通老百姓的仇富心理,成為夾在風箱中的老鼠;從施耐庵對女人的態度裡看出「中國畢竟產生不了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具有終極關懷的作家」,從而把目下瘋炒的「女體盛」,看成是對人的尊嚴的挑戰等等,都不難看出砍柴在評讀《水滸傳》時的獨特視角。
  十年砍柴的精細,不只在讀書有敏銳的觸角、獨特的視野,還在於他聯繫現實生活時點到為止,既讓讀者有適度的聯想空間,亦讓自己不背上太多的「影射閱讀」的「惡名」,每每讀到此處,讀者便別有會心。他在談及梁山二把手生存之道時,說梁山這些強盜的「表態學」真學得好,需要站穩立場時絕不會站錯,趕快表態支持上峰的安排以及被挾持的所謂「民意」,凡是經歷四九年後歷次整人運動的過來人,看到這些地方真有痛徹骨髓的悲涼。雖然我認為他把周朝伐商朝,喻為英美打伊拉克,同時自作多情地在序言中說「我們黨」,做出對一黨獨裁期望甚殷的幻想,不管是言說策略還是偶爾的走火,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我還是要趁機來一個「表態學」,砍十年的柴,真沒白砍,他揭示了中國離現代文明還多麼遙遠的殘酷現實和叢林法則。只有把緊密團結在以專制制度為核心周圍的柴砍光,才能真正破譯出殘酷博弈的叢林法則。除了有胡適先生無一日不拱一卒的韌性精神外,或許這是他用甘冒破壞環境的網名,來行走於網絡和真實世界的意圖之所在。
   2004年6月22日端午節於成都反動居



  ======== 引言 ========

        對梁山和猴山說聲「再見」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度過的,在那裡書籍和食品一樣匱乏。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從一位當過小學老師的叔叔那裡借到了兩本殘破的小說——《水滸傳》和《西遊記》,我記得《水滸傳》中似乎在開始還印著「揭露投降派宋江」之類的黑體字,現在想起來這應該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國人民評水滸的熱潮中趕印出來的。而《西遊記》還是繁體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這本書,我必須在旁邊放一本字典。這本書讀完後的副產品就是,小小的我認識了許多「老字」——我們當地對繁體字的稱呼,令村裡一些讀過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親對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這兩本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也不知道這兩本書特別是《水滸傳》從問世以後遭受的毀譽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刪改,一次次禁毀,一次次被從政者利用或詮釋……這兩本書,在一個政治早熟的農業國家,在一個官場規則通吃一切的社會,他們從來就不是作為兩本簡單的小說而存在。
  當然,這些東西是隨著眼界的開闊、年歲漸長而逐步明白。當時那個山村的男孩,對這兩本書惟一的感覺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饑如渴地閱讀著,也一點點沉浸在水滸的好漢世界和西遊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高太尉那樣的壞人,也對武松從容殺了十幾口人還在牆壁上留名感到恐懼;喜歡李逵的率真和「殺將去」的口頭禪,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負時,恨不得自己有兩把板斧,砍了那個「鳥人」;羨慕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變化無窮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來也能變成小猴子;喜歡八戒的貪吃貪玩的種種小毛病,討厭唐僧的懦弱和糊塗。
  我想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過類似的經歷。梁山好漢的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遙,以及孫大聖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個半大孩子青春期的夢想,符合不諳世事的少年對成人世界的種種想像。
  後來,山裡的孩子長大了,山裡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認識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讀過了很多書。再一遍遍重溫《水滸》、《西遊》時,不僅對年少時的「水滸」、「西遊」情結有種較為清晰的解剖,閱讀起來也沒有當年的如飲甘霖,而是有一絲絲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幫叛逆者,他們無君無父,無老無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報仇有恩報恩本領高強義氣為重,他們不服世俗權力的管轄,不受禮法的約束。這是個快樂的烏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間有種說法:「少莫看水滸」,其原因是水滸中的梁山好漢們,不遵循國家的律法,不守社會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與惡、美與醜的標準,這樣一個世界,會助長孩子們的反叛性,從而阻礙孩子們順利長大、順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這樣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們最終被招安,孫猴子被壓在五行山下最終跟著唐僧西天取經修成正果一樣,叛逆的孩子最終會長大,會變得成熟和世故,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擔心自己尚處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規則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說了算,即由暴力最強者決定一切,這裡沒有博奕沒有談判也很少有妥協,用動物界推選猴王的規則建立集團秩序。其中的合縱連橫、巧用權謀也是以暴力為後盾,宋江、吳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無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經濟、更節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後和眾猴一起發現水簾洞,眾猴約定誰敢先進去就推選誰為猴王,石猴冒險率先跳進去,最後做了老大。這個情節很有象徵意義,在決定集團分層時,敢於用生命去博的石猴佔了先機。但僅僅有博命的膽量是不夠的,是很難保證猴王地位的鞏固,還必須有博命的本領,於是孫猴子飄揚過海學會了諸多本領。本領已今非昔比的孫猴子於是又不滿足現有猴山的範圍——這是暴力原則的必然結果。他有多餘的暴力資源必然會擴大自己的「花果山」範圍,於是大鬧龍宮,大鬧閻羅殿,大鬧天宮,最後由於自己的暴力資源有限,敗在如來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孫猴子,靠的不是談判不是說教,因為在奉行猴山規則的悟空面前,這些沒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雖然比起花果山,還有「義氣」「天道」這種人類的溫情作外衣,但本質上一樣。《水滸》的世界裡,無論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動、經濟活動乃至婚姻家庭中,讀者看到的是處處不公正,處處由權和錢說了算。蔡太師權傾朝野,於是他的兒子、女婿們都能做大官;高俅因為是皇帝的親信,從一個潑皮升為太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連他的乾兒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著作威作虎;幾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權力和金錢來左右訴訟的輸贏;做買賣的要麼巴結官員尋求保護,要麼就做殺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當。在上梁山之前,權力和金錢就是李逵的兩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間發生爭端,決定輸贏勝負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資源。整個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構成,奉行的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錢、權或者拳頭和斧頭。
  梁山人中許多是被迫為寇的,但他們的組織結構和朝廷無異,他們的行事原則和官場無異。如果李逵不是做遊戲而是真的坐衙壽張縣,當了縣太爺,他能給當地百姓帶來公正麼?顯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東京奪了皇位,世上就沒有高俅、蔡京麼?顯然不會。因為從劉邦到朱元璋,歷史已經一次次證明,奴隸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們在《水滸》中看到那麼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麼多的冤屈與不平。他們最終尋求解決的路子無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權力分配,依然由這種規則決定。王倫對這點認識不清,面對勢力遠遠強於自己的「生辰綱搶劫集團」,還擺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並;宋江和晁蓋以兄弟相稱,但要順利做老大,必須一點點收羅各路英豪,逐漸地培植自己的勢力。
  最後,宋江、李逵們離開他們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個梁山,悟空離開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個花果山。梁山作為一個暴力集團,沒有能力吞沒另一個更大的暴力集團——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團收購。強盜成了政府軍,奉命去吞併另一個暴力集團——方臘,最後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殘兵敗將回東京,還被大宋王朝用各種手段收拾掉。唐僧師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當妖魔鬼怪搞不定時,悟空就不得不請更具暴力資源的人,如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等等。
  《水滸》中處處講「忠義」,《西遊》中處處說「佛法」。但我從中看到的真正屬於「忠義」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贏者通吃。
  《水滸》和《西遊》之所以從誕生以來,在華人中有如此大的影響。我想和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國的歷史規律、中國人的集體心理不無關係。我們的祖先造字組詞很有智慧,將做強盜說成「落草」,將強盜說成「綠林人士」和「草莽英雄」,這種命名大概不僅僅因為強盜總藏在深山中,也許還因為他們的生存方式、處事原則更接近人類的共同發源地——大林莽中的諸多動物,動物搶食物時靠力量來決定一切。人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按照叢林規則分配資源、確定秩序的。戰爭是政治活動的最高形式便是這一規則的最佳解釋。這種規則帶來的是血腥和殘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論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殺將去,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總陷入「分合」與「治亂」的循環,總堅守「勝王敗寇」的歷史觀,總上演「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連續劇,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靈塗炭,山河哭泣,經濟與文化出現大倒退。人們一次次滿懷希望地迎來新主人,卻又一次次失望,人們發現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規則」,他們生活的依然是「水滸社會」:用武力決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頂多在「天道」等外觀的裝飾藝術上有所差別。
  隨著人類的進步,文明的發展,人類也一直在尋求建立起突破「叢林原則」、「猴山結構」的社會。因為暴力代替暴力,人類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最後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難有最後的勝利者。於是,人類學會了談判,不僅僅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權利的分配上同樣引進了談判的方法。讓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開會,在開會中互相讓步、妥協,最後達成一個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聖歎在評點《水滸》第一回史進出場時說:「一部書一百單八人,而為頭先敘史進,作者蓋自許其書,進於史矣。」金氏可謂慧眼,《水滸》就是一部史書。如今當我閱讀《水滸》時,心中充滿著對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悲憫。如果林沖被陷害後,能有合理的救濟渠道,這位才幹出眾忠心耿耿的職業軍人不會上梁山;如果潘金蓮能夠支配自己的愛情和婚姻,她也不會淪落為毒害親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過正常的司法程序為死去的武大討個公道,他也不會舉起復仇的尖刀;如果梁中書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陽光下,而不是通過搜刮民脂民膏來孝敬太師,晁蓋們也很難認為自己的搶劫行為是正義的……我知道,這一切沒有如果,我們的歷史總是這樣一次次重複著《水滸》的故事。
  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並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來,儘管有外敵入侵,也有內戰紛紛,我們一直沒有停止過尋求告別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徑。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許多仁人志士在找這條路;反對獨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國人在找這條路;提倡法治,反對人治,高層和民間的有識之士也在尋找這條路。一個有著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治國者和被治者都會有種惰性,有種路徑依賴,因此在迷霧與荊棘中,找到這條路也許會比別的民族更要艱難一些,但一個偉大的民族應當有自信,民主與法治並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新的憲法修正案加了9個字:「國家重視和保障人權」。「人權」之所以和「猴權」完全不一樣,是因為一個人不論貧富貴賤,他的一些天然的權利不能讓渡,他作為人的起碼尊嚴應該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強者任意設定或修改規則,林沖那樣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樣的權利,那麼就難以有林沖的悲劇,也就沒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間。要實現執政黨提出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不二法門就是民主與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團、任何黨派、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建設法治中國和建設政治文明最起碼的要求。
  閱讀《水滸》和《西遊》的同時,我拉拉雜雜寫下了一些讀書筆記,這無非是一個「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人的所思所想,這些所思所想凌亂而無規則,有些觀點未必經得起推敲。但我認為思想無所謂絕對的正確錯誤絕對的積極消極,我只是一點點把它記錄下來。我要特別感謝吳思老師,他是我在新聞界的前輩,也是作為一個新聞人學習的榜樣。他的《潛規則》和《血酬定律》開啟了我的思路,開闊了我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的視野。我也要感謝許多熟悉或陌生的網友,我於天涯網站首發了幾篇讀書筆記後,一些網友給了溢美之詞,也給予我莫大的鼓勵,使我有信心一篇篇寫下去,直到現在這個模樣,網友們也指出了文中許多硬傷和低級錯誤,可能使成書後留下的笑柄減少了很多。在此一併感謝。
  我期待著大家的進一步批評指正,我更想說的一句話是:寫這些東西只是想表達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樸實願望:
  再見,梁山和花果山。



    ======== 第一編 江湖的控制術 ========

        梁山的「山頭」

  梁山泊排定座次後,宋江名正言順地當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讓樂和唱《滿江紅》,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時,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鳥安!」
  魯智深說道:「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
  三位剛烈的漢子同樣反對招安,可是宋江對他們仨的言語完全不一樣。對李逵是「大喝道」:「這黑廝怎敢如此無理!左右與我推去,斬訖報來。」而對武松與魯達卻是這樣說的:「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如何便來冷了眾人的心?」「眾兄弟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
  從對李逵的呵斥和對武松、魯達等人的安撫解釋就可看出水滸的「山頭」,對同樣火一樣性子的李、武、魯,宋江的表現親疏有別。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脫險帶出來的親信,反對自己招安大計,宋自然很傷心,而且對家奴大聲呵斥不以為過,還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給心中還反對招安的人其他看看。當然宋江知道別的弟兄會替李逵求情,他也會就坡下驢,你以為他真的會殺自己最管用、最忠誠的打手麼?而對武松、魯達這兩個二龍山來的頭領,他只能安撫,因為二龍山人馬和梁山人馬近似一種聯盟關係。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併成一個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層人士。
  梁山人馬的基本構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來的梁山人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龍山、桃花山、白虎山和華陰的少華山,這好比是一個大集團公司的核心層企業和鬆散型子公司的關係。後來為了營救孔明,「三山聚義打青州,眾虎同心歸水泊。」眾山歸水泊是實,然而「同心」卻未必。眾山會師同歸梁山,是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軍各個擊破。他們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樣有一些分歧。作為核心層企業的老總,宋江有更長遠的政治追求,顯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樣僅僅為了過著有銀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後,宋江、吳用等作為主要人員也許能進入皇帝的視野,而他們作為一般的跟隨者,命運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魯達這些和原來體制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的一幫人。
  歸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龍山的實力最大,他們的頭領是魯智深、楊志、武松、曹正、施恩、張青、孫二娘。魯、楊、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藝出眾,是真正的重量級選手,不亞於原來梁山的任何一員戰將。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後,這股勢力在四個地方根據地中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魯、武、楊都進了三十六天罡,級別較高。且在職務分工中,分充了先鋒使和步軍頭領。其次就是少華山,頭領中的史進、朱武、陳達、楊春中,史進進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勢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藝平平,而且一人吝嗇,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後,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話語權。白虎山從一開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頭領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權謀過人外,在拳腳、棍棒方面的造詣實在有限,他指導出來的徒弟能高明到哪裡去?這股人馬的勢力可以忽略不計。
  魯智深、武松、楊志對梁山一直保持某種自覺的疏遠。楊志因為晁蓋、吳用等人劫了生辰綱而受到連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對梁山諸人,如朱仝對李逵一樣,有某種難以釋懷的心結。而且相對梁山前期以地方惡霸、流浪漢等底層人物為骨幹相比,魯、武、楊三人具有相似的經歷、共同的語言,魯為提轄,楊為制使,武為打虎英雄兼都頭,其名望不在一個小縣押司宋江之下。他們不像阮氏兄弟、劉唐一樣,能主動爽快地做強盜,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歸順梁山,是因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將大舉征剿三山,憑他們的力量難以抵擋官軍。如果他們早想去梁山,何必推遲到此時?柴進莊上,宋江對武松極力拉攏,魯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沖早就上了梁山。
  當楊志提出請宋公明前來幫忙時,魯智深的一席話饒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會。眾人說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在盛讚之下,包含的是一種懷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魯智深故說「想必」是個真男子。到了梁山後,魯達、武松確也一直堅持相對獨立的行事風格,盡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馬過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來的人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沖這位既有武藝,又有智慧而且善於決斷的獨立人士不屬於任何一個人,在感情上他更親近晁蓋的人馬。柴進從情感上親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覺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樣成為宋江的奴才。和晁蓋一同起事的人中間,吳用這位智多星審時度勢,和宋江結成了利益聯盟,阮氏三兄弟、劉唐是晁蓋舊部,晁死後不得已歸於宋江,但未必對宋江忠心耿耿。最後歸附的一股勢力盧俊義、燕青、蔡福、蔡慶和宋江基本上處於平行的結盟關係,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場後、白龍廟小聚義的那些人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馬。在揭陽嶺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個地方惡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壯大自己,對宋江的招安選擇,一直心存懷疑。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級的選手就是花榮、張順、張橫、雷橫、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順、鄭天壽、王英、呂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沒法和二龍山的人馬比,連與少華山的相比,都遜一籌。
  當眾山人馬上了梁山後,表面上兵強馬壯,但彼此的關係更加複雜,山頭更多。從宋江三打祝家莊後,他一直留心羅致朝廷的武官。在「文革」全民評水滸時,這番行為被斥為「做投降的準備」。——撇開「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因素,這種評價是很到位的。如果不改變梁山的隊伍構成,不但「招安大計」無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屬不同山頭的各位好漢,都難以擺平。排完座次後,梁山表面上處於最興盛的時期,這也是宋江和朝廷討價還價最好的時機,如果再拖下去,各個山頭的人矛盾顯現出來,宋江僅僅憑自己的權謀、憑戴宗、李逵、花榮等人,是難以控制住局勢的,到了那時宋江能否說了算,都很難預測。因為不但二龍山的魯達和少華山的史進以及桃花山,更是親近,原梁山的林沖有可能偏向二龍山,除了他和魯達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從二龍山起家的。因此招安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不得,太晚也做不得。
  招安後宋江等人奉詔征遼、征田虎、王慶、方臘,不僅僅是朝廷利用外寇和反賊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看成宋江在征戰中削弱非嫡系人馬。一百零八將中,第一個陣亡的是梁山的「超級元老」宋萬,屬王倫時期的重要人物,這決非閒筆。征方臘後,三分之二的人馬陣亡,跟隨宋江回東京的十二名主將(屬三十六天罡)中無一人是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人馬。這十二人中,阮小七屬於早期晁蓋的下屬,盧俊義、吳用和宋江是同盟關係,其他的關勝、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宋江的嫡系陣亡比例最低,難道是偶然的嗎?
  其實在征方臘的過程中,各山頭的矛盾已逐漸顯露。李俊等人太湖小結義,早選好了退路,最後出海南下,去了泰國。楊志、林沖、魯達在浙江病死或圓寂後,武松執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決裂,二是表明在當地守住與魯、楊、林的情分,守住二龍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而燕青在征遼途中的雙林鎮,就設計好後路。與晁蓋、吳用同出江湖的公孫勝,一直就對宋江若即若離,幾次要遠離梁山的山頭之爭,征方臘後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來的就是花榮、李逵、戴宗等人。等宋江、盧俊義、戴宗、李逵死後,吳用和花榮在宋江、李逵墳前自縊身亡,與其說他倆在大樹倒後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說是後悔。吳用和花榮在宋江的事業中,出力很大,吳用為此還背棄了晁天王,將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後兄弟們死的死,逃的逃。恐怕吳用都沒有勇氣隱居江湖,和還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一部水滸,直到結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種種的「山頭」。



        宋江、劉備、唐僧的「無能」之能

  《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雖非一人所作,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書中統帥群雄的幾位老大,宋江、劉備、唐僧,都是平常人看來的窩囊廢,沒有什麼人格魅力,更無一絲英雄氣度。宋江武藝不如一尋常的地煞星,計謀不如吳用等人,而為一百單八將之首;民間奚落劉備的江山——是哭來的,一遇到危險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斗妖除魔的本事不但不濟手下的三個徒兒,連胯下的白龍馬都不如,身陷險境時,惟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難觀世音的名號或者叫「徒兒快來救我。」
  宋江以群盜之首招安拜將;劉備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經,功德圓滿。三個「無能」的窩囊廢最終成就大業,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該如此?還是別的原因?
  其實我們仔細一分析,三人都具備「無能」之能,即個人的文武之資質未必出眾,但有駕馭群雄、審時度勢、借力打力、合縱連橫的出眾才能,更掌握一種要登堂入室、脫離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資源。而這些才能和資源在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脫穎而出。
  先說駕馭群雄、審時度勢的才能。宋江廣收天下英雄,積累了雄厚的人脈關係後,最後因為潯陽江頭題寫了反詩,在法場上被眾兄弟劫了後,終於決心上梁山。此時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殺了閻婆惜就上梁山,他無非是林沖那樣避禍上山,雖然有大恩於晁蓋,但終不免寄人籬下的味道。等到白龍廟小聚義時,再上梁山,自己搜羅的新人馬已經超過晁蓋的舊部,此時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兩支部隊在江西的九江勝利會師。宋江被晁蓋等人救出後,對晁蓋的表白:「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卻也結識得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勞,並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於梁山,其次再撕掉當初滿口忠孝,不反官府不違父命、不從草寇的面紗,表達了鐵心從寇的決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盧俊義那樣,梁山事業進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機的嫌疑,而且無尺寸之功,甭說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眾人都不會服氣。宋江有吏的圓滑手段,吏的通達精明,其駕馭群雄之能力,遠超晁蓋,而晁蓋徒有匹夫之勇和江湖義氣。
  劉備從一個賣草蓆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錢沒法和挾天子以令諸侯、文武都有蓋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業、多謀善斷的孫權,似乎也不是一個重量級的。劉備選擇的策略完全是基於自身條件,套用一句流行語:即一切從實際出發。先不斷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過劉焉、盧植、劉表等人。在此期間不斷網羅了關、張、趙、諸葛等武將謀士,最後時機一到,自領益州牧,玩了個空手道,騙取了天府之地。此時便可和曹、孫一決雌雄。
  唐僧能駕馭群雄的東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徵。——其實現實生活中老大駕馭眾兄弟和這個和尚管教一般殺人放火出身的徒兒手段差不多:胡蘿蔔加大棒。胡蘿蔔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從五指山下救了出來,接著用悟空之力收編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兒面前,唐僧一直有種道德的優勢,即師傅是你們的恩人。但降服這些魔鬼出身、本領高強的徒弟僅僅靠恩情顯然不夠,他還有觀世音給的最厲害的一個東西——緊箍咒。俗世間的老大駕馭眾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緊箍咒:或宗教教義、或利益、或脅迫。如忠王李秀成的老母留在天京為質,朱元璋大將出征後,必將家人留在大本營。一手硬一手軟,這是老大們幹大事從古到今必具的兩手,作為暴力集團,最終決定老大權威和威懾力的,是道德優勢加緊箍咒。
  宋江、劉備、唐僧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個重要的本錢就是其政治資源。這些資源在皇權社會裡包括道德、禮法甚至讖言等等。
  先說宋江剛剛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為造反頭子的「天然資源」。童謠:「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所應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頭子,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書,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這些把戲,更是強化老大的合法性。中國造反者都喜歡這套神秘的愚人把戲,從「陳勝王」,到「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裝上帝次子的鬼把戲,都是如此。不過造反的天然理由和天命所歸的理由並不完全相同,強盜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為「萬民之主」必須有一個合法性的轉移。陳勝能首先造反,但天命卻應在另外一個斬白蛇的造反者身上,劉福通等人起事,但成功者是一個小和尚。宋江具有造反頭子的合法性,但他不願意在造反這條路上走到黑,必須漂白自己,最終修成正果。那麼只有兩條路——打下東京當皇帝,梁山還不具備這個勢力,只有受招安,當大官了。宋江一旦確定了招安的目標,那麼必須捨棄「播亂在山東」這樣的「天命」,進行革命方針的轉移,那麼此時的道德資源就是「忠義」——而且忠必須在義之前。從「播亂」到「忠義」的蛻變,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論準備。宋江非常明白理論準備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後,推行「忠義」之說,使他掌握了主導招安的理論和道德制高點,最後使招安水到渠成。
  劉備最大的資源就是他的DNA和漢高祖劉邦發生關係。儘管經過幾百年,那個不事產業的流氓劉邦的DNA,到了這個父親早亡、流落為小商販的劉玄德身上,已經稀釋得所剩無幾了。但在群雄並起、霸道橫行的漢末,皇室之後還是一面很管用的旗幟。你看劉備和張飛、關羽剛見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優勢:「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三人合夥做生意,組成一個黑社會性質的公司,雖然關羽、張飛武藝比劉備高得多,但比起殺豬的翼德,推車的雲長,漢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劉備,其無形資產依然使他最具備做董事長的資格,自然,桃園三結義只能由劉備做老大——公司這一基本格局一直維持到白帝托孤,儘管在公司漫長的經營中,董事會成員越來越多。
  劉備知道自己一窮二白,要幹出點名堂,惟一拿得出手的資本就是「漢中山王之後」這塊招牌,所以在《三國演義》中我們看到無數次劉備像祥林嫂那樣不厭其煩地表明自己的漢宗室身份。初出江湖,募兵去投幽州太守劉焉,「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遂認玄德為侄。」——最後這塊招牌擦得越來越亮,直到和漢獻帝論宗派,成了「皇叔」,那就更不得了,其正統的合法性更無人質疑——其實連皇后都保不住的傀儡漢獻帝,(《曹瞞傳》:「公(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後,後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後被發跣足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有個帶兵的宗室名義上支持自己,甭說皇叔,就是「皇爺爺」他都願意相認。就因為他的劉氏血統,於西南一隅稱帝,不是割據而是復興漢室,人中之龍的諸葛亮不輔佐佔據大半個中國的曹操,也不投奔有東南膏腴之地的孫權,而是在劉備無立錐之地時,因三顧茅廬出山,不能不說孔明先生也看好「劉氏宗室」的潛在價值。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但就是不敢稱帝,當手下人勸進時,他說:「若天命歸我,我當作周文王。」顯然,統一了北中國的曹孟德非常明智,自己稱帝就把以前所做過一切,包括在百姓心中積累的民望幾乎全部抵消,這是樁不合算的買賣,而他的兒子曹丕則無歷史包袱,但還是搞出個「禪讓」的把戲,讓獻帝自己承認:「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曹氏兩代人處心積慮要克服的合法性難題,對劉備而言,根本不是個問題,就是因為他的DNA,這世道就是如此不公平。
  唐僧的道德資源便是奉旨取經。——雖然歷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經是非組織行為,在邊關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國。但到了小說家的筆下,不能不做一改變,否則憑什麼唐僧有資格做老大?於是在《西遊記》中,唐僧成了狀元陳光蕊的遺孤——以顯示血統高貴。唐太宗為回報從陰曹地府的還陽,選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經,那麼唐僧就具備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讓觀世音幫忙,可以馭使有七十二般變化的孫猴子,那麼唐僧取經成功後,成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為旃檀功德佛理所當然。



        如果晁蓋未中箭身亡

  假如托塔天王晁蓋不死於史文恭箭下,將來梁山諸人將何去何從?水泊事業往何處發展?晁、宋關係如何?會不會出現天平天國楊秀清向洪秀全逼宮一幕?這實在是一個大難題,好在施耐庵先生運筆如劍,讓一百單八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晁天王死去,讓宋公明獨自領銜唱這曲大戲。
  其實對晁天王而言,他對梁山大業所起的作用實在是有限,歷代流民造反,帶頭起事者先是因緣巧合,歷史潮流讓一些草根人士成為一代梟雄,但歷史自有其淘汰無能者的規律,最後幹成一番轟轟烈烈大事的領導人必有過人之處。
  天下苦秦日久,陳涉吳廣等人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後成功的只能是漢高祖這樣目光長遠、廣納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時代使朝廷元氣大傷,遭受覆滅或幾近覆滅命運的造反帶頭人,要麼是如漢高祖、明洪武這樣的雄主,能駕馭眾人;要麼是張角、洪秀全這樣的教主,對眾人有一種類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蓋二者都不具備,他無非是鄉間一仗義疏財、任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無宗教上的感召力,又無遠謀深慮及馭使群雄的權謀,他對梁山最大的功勞是「打響對大宋王朝的第一槍」,搞了個「智取生辰綱」,這一票買賣顯然沒有什麼政治方面的訴求,無非是覺得梁中書給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禮物取之不義,那麼劫之無妨。而劫生辰綱最大的功臣是吳用,之所以要依附晁蓋幹這個勾當,主要看中晁蓋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實,自己做著里正,在當地人脈關係不錯,因此以晁天王為首搶劫當朝太師生日禮物,安全係數高一點。在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和白勝這個八人小集團中,晁蓋還具備些做團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質。
  後來事敗,幸虧宋公明哥哥通風報信,才倉皇逃到梁山。頂著被朝廷捉住殺頭的危險,晁蓋等人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禍,最後不得已激林沖火並了王倫,在和王倫屬下舊人相比,新來的晁蓋諸人無論在財力、武力上佔優勢,自然「新桃換舊符」,晁蓋做了老大。晁蓋做了老大,是陰差陽錯,並非他有什麼過人之處。晁天王從上梁山到亡於箭傷,他的鐵哥們其實只有阮氏三雄、白勝、劉唐而已。公孫勝是道士,曾經還一度脫離組織,以奉養老母為理由遠離江湖,最後被宋江再度請出了山;而吳用這樣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領袖群倫,必須找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蓋與宋江相比,宋江顯然更合適,讀書人和引車賣漿之流相較,考慮問題更加理智,因此吳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與時俱進的選擇。
  和晁蓋相比,宋江少點英雄氣質,但正如項王比劉邦更像個英雄,而劉邦能成事一樣,比起晁蓋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統戰術、馭人術爐火純青,做過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眾的組織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諸人還停留在綠林「粗放型」的經營模式,簡單地排定座次,幹得還是一般蟊賊的剪徑勾當,碰到什麼就搶什麼,搶完之後大家瓜分,沒有長遠的打算和較精細的策劃。——以晁蓋之能,是難以提升梁山這支造反隊伍的層次的。
  真正能將梁山組織成一個像樣的公司,非宋江莫屬。
  從宋江殺了閻婆惜,避禍他鄉後,一路結交了柴進、武松、孔明、孔亮、花榮、鄭天壽、王矮虎、燕順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場,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龍廟英雄小聚義時,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張順、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這些人都是宋江帶到梁山的,此時宋派實力已經遠勝過晁派。新舊兩支部隊會師後,分成兩列站立,左邊是晁蓋的舊部,是林沖、劉唐、阮氏三兄弟、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這裡面杜、宋、朱本是王倫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蓋,林沖的地位比較中立,以他的見識與武藝,誰的心腹都不會做,白勝基本上不入流。右邊站著二十七人,金聖歎在評點道:「中間只蕭讓、金大堅非宋江舊識。」此時,宋江儼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蓋讓第一把交椅也許是誠心出於感謝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論年齡,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金聖歎斥之為「權詐之極」,成大事者不能沒有「權詐」,此時宋江心中自度論能力、功績和人緣關係,他已超過晁蓋,只是剛上梁山就謀了第一把交椅,眾人難以心服,必須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領導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間如何溫情脈脈,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種下了,鬥爭不可避免,這是由中國社會的政治傳統和權力鬥爭的規律決定的。在最高權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談。吳用和晁蓋上了梁山後,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闆」,從吳用用計劫江州法場,大約他心中所許的「大老闆」就是宋江。——吳用的立場改變,是宋江最大的勝利。「智多星」認可自己的領導地位,比起李逵動不動就叫著「打下東京,公明哥哥當皇帝」的忠心對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剛上梁山,公孫勝就提出回家養母,最後隱姓埋名,不與梁山人接觸。這顯然不因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釋的,如果這樣他就不會參與劫生辰綱了。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慶賀隊伍壯大之時,他和吳用兩個聰明人已經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權力鬥爭的激化遲早要來,要麼像吳用那樣及時轉投宋江,而作為和晁蓋一起起事的入雲龍公孫勝,於心不忍,那麼只有遠離這個漩渦。
  「文革」時全國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熱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蓋,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把晁蓋和宋江之間的矛盾上升為路線鬥爭,也無不可。
  宋江比晁蓋,最可稱道的就是他的「統戰」路線。梁山本來就是個大雜燴,幹什麼的都有,如果僅僅保證出身貧苦者的話語權,那麼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這樣根正苗紅的人。——首先造反,也樂意造反的往往是這樣的窮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隊伍變成有組織、有規模的軍事單位,靠這幫人是不行的,必須擴大領導層,搞統一戰線。在這點上,做過押司、官場和江湖規則都明白的宋江顯然看得比晁蓋更準。
  隨著秦明、呼延灼、柴進、花榮、黃信、徐寧、孫立等與舊體制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上了梁山後,梁山的基本力量發生了成份變化,所謂的「隊伍純潔性」更是天方夜譚,這時調整梁山的基本路線是必須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數頭領、能師出有名的最佳選擇。如果說阮小五剛劫生辰綱時所唱的「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只是底層人囿於傳統文化的不自覺表現,後來宋江的選擇就是梁山人為了求生存的自覺意識。
  縱觀整部《水滸》,梁山人從來沒有併吞宇內、代替趙宋的雄心與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層的人數增多,官府的賦稅相當一部分出自商業、手工業、礦業,這和重農輕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樣,因而官民矛盾、特別是普通農民和官府的矛盾較其他朝代並不特別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脅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漢末年的赤眉、綠林,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代的黃巢起義,包括南宋在內的整個宋代,除了宋江、方臘、王小波、楊麼幾次地方性造反外,沒有席捲全國的大暴動。真正能給舊王朝雷霆一擊的暴動必須得天時、地利、人和,統治者已搞得民怨沸騰,用儒家的話來說,天命已經歸於別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樣,天下便像點煙花爆竹一樣,到處響應,讓官軍難以應付;起義的部隊逐步掌握更多的資源,包括土地、可供後勤的百姓、傑出的人才等等。這幾點,梁山人都不具備。康王南渡後,再能在東南建立新王朝並享國150年,說明大宋境內無隋末那種遍地狼煙的群眾基礎,而多是梁山這樣的佔據一地而不能席捲全國的反叛者。
  晁、宋領導梁山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禦戰,是不得已的「反圍剿」,很少有主動的進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為了救人而採取的偷襲。葬送一個王朝的起義必須有大規模反攻,難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東京坐龍廷嗎?只是歷史沒有給他們這個條件。宋江等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以招安為目標,以「忠義」為旗號,這是種現實的選擇。所謂樹忠義大旗,從來就是一種為了生存的手段,哪個時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義?
  而晁蓋一直就是個沒有個明確目標的造反者,樂於過著當一天強盜搶一天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這日子李逵這樣的人願意過,而越來越多如盧俊義這樣不得已造反的人,不願意一生都為草寇。隨著梁山戰略方針的調整,晁蓋便成為一個擺設,一個因為首義而成就的象徵符號,這個符號隨著宋江勢力的崛起,也越來越沒有用。
  當朱元璋經過「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羽翼豐滿後,就感覺到小明王這個傀儡已經不需要了,便派部將鑿穿小明王的龍船,讓其淹死並徹底消滅龍鳳王朝的檔案;楊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裝神弄鬼,稱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蠱惑眾多老百姓跟他們紫荊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強馬壯後,楊秀清就開始逼宮了。——這是造反集團難以改變的規律,晁蓋若不意外陣亡,命運大抵也是這樣。



        梁山公司被收購

  我曾在前文提到梁山在尋求招安的過程中,並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內部有許多不同的聲音。有些頭領對此深深地懷疑與擔憂。其中有深刻瞭解朝廷行事原則的人,如林沖和卓有遠見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歡干殺人放火、喜歡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歡公司改變經營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頭領原是另一撥強盜的領導人,不得已和梁山合併,如魯智深武松等等。
  那麼,除宋江幾個人外,明確表示支持招安的並非佔多數,為什麼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話,它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公司?它是如何經營的?它的高層職員乃至普通職員有沒有股權?有多大的股權?
  按照吳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從宋江而下,都是幹著用生命博取生存資源的買賣,他們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投資,獲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許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個體經營者,為復仇或為生存殺人放火,但擺攤設點的小商販們,既要擔心工商稅務城管的騷擾,又降低不了經營成本,很難擴大規模,經營的風險很大,於是想起了幾人合夥。便有了四處開花的小公司。周通和李忠合夥,魯智深、武松、楊志、張青、孫二娘等合夥,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合夥,李俊、李立合夥,童威、童猛合夥,燕順、王英、鄭天壽合夥,樊瑞、項充、李袞合夥。他們有的是兄弟搭檔,有的是夫妻一起經營,有的是朋友合夥做買賣。普遍公司規模不大,那麼產權也沒必要那樣明晰,尤其在草創階段,大夥兒為了生存都拚命地幹活,分紅的時候不多,因此合夥者的矛盾並不突出。
  在經營過程中,小公司發現自己的抗風險能力還是不行,短時間內也難以做強做大,必須和別的公司聯合。那麼被梁山這個大公司收購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公司被合併,原來的董事長總經理自然要喪失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因此稍稍有些規模的公司不到萬不得已不走這一步,如魯智深、楊志、武松他們,在青州知府慕容的咄咄逼人之勢下,才投奔梁山以求自保;有的還不知天高地厚想吞併梁山,如總部設在芒碭山的樊瑞公司,兩個公司一交手,感覺到和梁山的規模、實力差距不是一星半點,於是決定乾脆被梁山收購得了。
  眾山英雄歸水泊以後,梁山這家公司規模越來越大,管理層急劇膨脹。經營方式必須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在梁山初期,可看作董事長為晁蓋,總經理為宋江。高級職員主要是三個來源,原來王倫舊部,晁蓋生辰綱那派人馬,宋江流配江州一路收羅的。管理人數不多,晁董宋總的配合還算默契,兩人矛盾沒有顯現出來,梁山的經營狀況蒸蒸日上。晁蓋死後,宋江集董事長、總經理兩職於一身。梁山的生存、發展壓力擺在了諸人的面前,當然承受最大壓力的自然是宋江。
  這家公司面前有三條路。一是徹底做大,將趙宋公司吞併,就如李逵所說的那樣:「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裡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裡!」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具備天時地利人和,長於權謀,善審時度勢的宋江覺得自己沒有吞併趙宋這個超級大公司的能力。二是一直獨立經營下去,這也有一定的困難,一要應對朝廷的征剿,二要養活越來越多的公司職員,而且公司上下對分紅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固守於梁山,連李逵這個粗人也知道「鳥水泊」不是長呆的地方。梁山的後期一直為生存打拚,李逵這些只會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高級職員,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宋江幾次主動出擊,如攻打打大名府,除營救盧俊義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盧家富有,兩個地方糧草充足。如果經營方式沒有大的變化,長此以往公司規模必然萎縮直至被吞併,三是將公司做到一定的規模後,以合理的價格被更大的公司收購。
  宋江上梁山之初,甚至在此之前就瞅準了最後一種經營模式。因此他在收羅那些體制內的小吏、軍官時,總是用公司最後的宏偉目標打動他們:「你們在趙宋公司只是個普通的業務員,來咱這裡給你一個部門經理當當。反正公司做大了還會讓老趙家收購,你不來才是傻瓜。」晁蓋一死,宋江剛剛代理董事長,便發表了自己的施政方針,為被收購做組織和輿論上的準備。首先改「聚義廳」為「忠義堂」,宣示了公司的經營宗旨,再對各位高級職員進行重新分工。如此條理分明,自然是宋江在當老二時日日深思的方案,因此金聖歎諷刺道:「如此十三章,豈是臨時猝辦之言?前書謙讓,後書分撥,以深表宋江之權詐也。」
  宋江一方面拚命地從趙宋公司裡挖人,使更多的人認同自己的經營理念,減少被收購的內部阻力;二是利用梁山產權不清晰的特點,剝奪了大多數職員的話語權,推行自己的理念。
  儘管梁山的董事會成員達到了一百單八員之多,但由於產權不明晰,董事會的議事規則也不明確,最後由幾個大股東說了算。直到梁山被招安,它還是個糊里糊塗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梁山歸眾兄弟們特別是一百單八人所有,但具體到每個人,究竟擁有多少股權卻是筆糊塗賬。就如一個村辦企業,理論上是全村村民集體所有,但處置權往往在村黨支書、村委會主任的手裡。在晁蓋上山之前,宋萬、杜遷、朱貴等人已經在這裡經營多時,這塊地皮能不能折合股權,如果能折合的話,這三位超級元老不至於沒一人進三十六天罡,他們開拓梁山之功在生前從來沒得到承認,基本喪失了話語權;那些如二龍山、少華山的小公司合併前,燒了自家的山寨,收拾所掠奪的金銀財寶,帶領嘍囉們來梁山,他們的本金如何計算?由於所謂的「義氣」,他們帶資入伙被當然地視為自己本錢的處置權交給了董事長兼總經理宋江,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只有二龍山這個規模較大的公司原領導表現得最激烈:我靠,老子好不容易積累點血本,全拿來投到你這個公司,你倒好拿著咱的血本去尋求被老趙家收購,早知如此我還不如直接找老趙家談判呢?但宋江已經把董事會核心層的大多數人搞定了,像魯智深、武松以及李逵也翻不起大浪來。
  一百單八將中大多數人都沒有自由表達主張的權利,只能在董事會上被動地舉起森林一般的手臂,那麼眾多的校尉、兵士的意見更不足論了,如果梁山能夠民主到搞一個「全民投票表決」,梁山就不是梁山了。
  於是,梁山公司按照宋江的安排,一步步尋求收購。宋老大和燕青等人化妝去找趙宋公司老總「二奶」李師師以及高級職員宿太尉,就是希望收購時出個好價錢;三敗高太尉就是為了提升本公司的名望,顯示本公司不俗的業績,為談判爭取更有利的位置;扯聖旨偷御酒是因為最初收購方案出的價碼太低。
  應當說,趙宋公司給的收購條件並不算低,至少梁山作為一個獨立的子公司還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沒有拆分他們。但總公司不拆分他們是有所圖的,讓他們去一個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開拓新市場,最後在強行吞併另一家民營公司——方臘時,本錢輸得所剩無幾了,這時候原公司的老總、副總只能被總公司任意處置了。——還是燕青等人聰明,拿著自己的紅利,找個地方去養老。
  這個結果宋江應該能想到,因為原來別的公司被梁山收購後,那些公司的老闆照樣被他奪去了發言權。「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規矩總是打破不了的,在朝廷和在江湖沒有什麼區別。



   ======== 第二編 賭生存的技巧 ========

        幾人是乾淨的,幾人是安全的

  金庸的《射鵰英雄傳》中,某次洪七公遇險,自己以為大限將至,把幫主的位置和打狗棒傳給黃蓉後,告訴黃蓉就丐幫幫主大位時,這位衣著光鮮、家境優越、生活講究的美嬌娘可能忍受不了一種儀式——這儀式就是所有參加大會的乞丐人人向繼任幫助吐一口唾沫。這種自唾其面,自污其身的儀式包含這個江湖中最大的幫會對自己位置的一種認知:幫主不管再牛,哪怕出身富戶、武功蓋世也是個叫花子頭頭,叫花子所承受的一切侮辱,幫主必須也有承受的誠意,否則就沒有資格做幫主。這就是行規。
  老鴇哪怕多少年已經不接客,但她和客人都知道自己原始積累階段的所為,如果她再給別人大談貞潔,只能叫人笑死。過去北京先農壇有一畝三分地,是由順天府尹租給皇帝的,每年開春皇帝要前來假摸假樣地扶著犁、趕著牛耕一番地,顯示以農立國,自己是天下農民的頭頭。而實際上,除了幾個開國皇帝,恐怕大多數長於深宮的皇帝不知稼穡之難。但在政治場裡,這樣的「秀」是必要的,這種秀為了博取的是相關階層人士的認同。
  《水滸》中的好漢們,都是以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為營生的,那麼要入這一行自然也有「行規。」
  林沖雪夜上梁山後,拿著柴進的介紹信去拜見王倫,嫉賢妒能的王倫想:「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來這裡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
  於是王倫給林衝出了一道「強盜資格考試」題:「你若真心入伙,把一個『投名狀』來。」這京城裡工作過的林武師,以為「投名狀」無非是書面答題,「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為他解釋什麼叫「投名狀」:「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伙,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
  王倫出這個難題,讓欲到梁山避難的林沖沒有理由回絕,因為這個入門考試題符合強盜的職業特點。強盜做的是刀口上舔血、腦袋別在腰上的高風險、高產出職業,自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幹這行必須要求上下同心,禍福共擔,否則極易遭來傾覆之禍。那麼做強盜,必定要有強盜的職業特點和從業要求,敢於心黑手辣,敢於濫殺無辜。有著精神潔癖,有著正常人道德觀的人不但不能做一個徹底的強盜,也會使別的強盜懷疑你的忠誠。
  林武師在入梁山之前,雖然也殺了陸虞侯、富安和差撥,但那是為了報自己的血海深仇,這種殺人行為在那個時代,可以被正常的道德觀所容納,在人格上,林沖還是乾淨的。可一旦殺了一個與你無冤無仇的過路人,你的手就沾了血,你在人格上不再乾淨,你回頭無路,這個強盜便做定了。——施耐庵寫林衝前兩天空手而歸,第三天遇見了楊志,兩人交手不分勝負,最終王倫免了林沖的「投名狀」。——耐庵此筆,非是閒筆,另有深意,下文再表。
  這幹強盜必須自己跳進髒水裡,主動將一尺白布放到黑染缸裡染黑的規矩,現在還存在。前兩年流竄數省市搶劫殺人的張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被破獲後,案件顯示張君在招兵買馬時依然採用王倫那樣需「投名狀」的考試方法,那些剛進團伙的人,張君命令他去殺一個人做「入場券」,這樣一為了讓他鍛煉膽子,二則絕了他們的回頭路。為什麼俗語中說,賊船上來容易下來難。
  《水滸》中許多人就是這樣主動或者被動欠了血債,最後一條道走到黑的。李逵這種以殺人為樂、天生具有做強盜素質的人畢竟是少數。魯達是一時暴怒殺了鄭屠,不得已出家,因為野豬林裡救了林沖,大相國寺裡也呆不住了,最後落草為寇。武松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都頭,因為老兄被害死不能昭雪,憤而殺人,然後一步步走向為寇的道路。楊志是失陷了生辰綱,回去不得。朱仝死活不願意入伙,就讓李逵摔死了小衙內,讓他沒法在官府的勢力範圍內立足,最後也是不得已上梁山。從梁山各色人物上山的路徑來看,大多數人但凡還有條退路,都很猶猶豫豫,包括老大宋江。
  江湖上的人是不乾淨的,那麼官府裡的人呢?照樣沒辦法獨善其身。高俅以獻媚宋徽宗起家,最後官至殿帥府太尉,這種媚上欺下的朝廷顯貴,和童貫、蔡京是一丘之貉,自然沒有乾淨的。而那些州縣的地方官呢?照樣如此。授受西門慶賄賂的陽谷縣知縣,利用權勢開設「快活林娛樂公司」的張團練,陷害武松的張都監,將解珍、解寶關進死囚牢裡的登州知府,以及收羅民脂民膏去為老丈人送禮的梁中書等等,哪一個不是貪官污吏。那麼這些貪官們手下的小吏呢?除了孫定、葉孔目個別還固守良心底線的外,大多數是見錢眼開,為了金錢不惜傷天害理,為了個人利益根本不在乎法律尊嚴的小吏。這群人裡面包括梁山的老大宋江以及他的心腹戴宗,還有施恩、蔡福、蔡慶等等。——大宋朝,真是從外到裡,瓤子都壞了。在這樣的醬缸裡,堅守道德底線的人如果不同流合污,只能被排擠、被陷害、被邊緣化。許多貪污腐敗的「窩案」一出來,爛掉的是一個個班子。難道是上天安排,讓一幫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麼?非也,同一個班子裡面,如果有一個人不貪污,別人是不安全的,必須想方設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謠不是說有「四大鐵」麼?「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贓。」前二者是基於共同的青春經歷而結下的友誼,後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關係,彼此結成了命運共同體。
   在這個沒幾個人是乾淨的社會裡,大家都有原罪,那麼行事的規矩就是權力的比拚、陰謀的比拚、金錢的比拚,這樣比下去沒有絕對的勝利者,最後要分輸贏,只有暴力解決一切。這樣一個社會,沒有誰有安全感。林沖作為一個禁軍教頭,不是尋常百姓,但作為軍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護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將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負責一個縣的治安,可是不能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個管監獄的官員,可以操縱別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張團練、張都監面前也是一隻待宰的羔羊;柴進可以庇護許多犯罪的人,卻照樣拿著鐵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這樣的社會裡,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換,強者和弱者只是相對的。那些知縣、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沒有多大的安全感。因為暴力的比拚是沒有規則的,不確定因素太多,風險往往無法預測,就像抗洪時要防止的「管湧」一樣,在看似平靜的水面下,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有個「管湧」。失了生辰綱,知州擔心自己被太師免官,只得給何觀察下最後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觀察為了保住飯碗,履險去水泊征討,最後被割了耳朵;西門慶能買通知縣,卻擋不住武二郎自我執法;張觀察、張團練、蔣門神合夥陷害武松,卻想不到一家十幾口被殺;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虜的時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 「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備森嚴時去和李師師幽會,也沒想到梁山賊就在旁邊。
  所以,我們看到的《水滸》社會,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為台上之貴,今日為階下之囚。《水滸》在寫劉高陷害花榮一章的結尾用了兩句詩:「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這樣的社會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叢林原則。



        小吏畢竟是小吏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這是《詩經·邶風》中一首描寫小吏生活貧窮艱難的詩歌,它可能是中國現存最早寫小公務員生存的文學作品。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諸侯不尿國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諸侯,做一個小國的小吏,確實沒有多少生財之道,也沒有多高的社會地位,他不得不慨歎:「王事適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謫我。」不但要做牛做馬一樣干沒完沒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責。
  宋代的經濟文化繁榮勝於以前任何一個時代,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時候,公務人員尋租的機會要多得多,可以包攬官司、敲詐農商,這時候的小吏比《北門》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寫道,大多做吏要麼如李逵那樣純粹為一碗飯吃,要麼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樣,將手中的公權力私有化,從而保護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為保護傘經營特殊行業。但沒有制度化的保障,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卑微,在科舉出身者的眼裡,無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殺了閻婆惜以後,逃到家裡避禍,朱仝等人來莊園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書,說他和宋江已經脫離了父子關係,因此不負任何連帶責任。《水滸》中道:「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的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卻做傢俬在屋裡。」
  這就是官越大越好當的道理,做吏的風險這麼大,為什麼還能網羅宋江這樣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轉嫁風險,最大限度地擴大收益。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斷絕關係,跟現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後鬧個假離婚一樣的道理。頂著這樣大的風險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撈一把,那還不如回家做個田舍翁。所以我們看到施恩父子和張團練爭奪「快活林娛樂公司」的經營權,戴宗讓每個犯人必須交「見面禮」的潛規則。小吏承擔的風險和付出的成本一般會想方設法轉嫁給老百姓。其實,後世的許多小官吏也一樣,不小心就會成為大官拋出去的替罪羊。官如此,不但被犧牲的小官吏心裡不服氣,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覺,既然冒著當替罪羊的危險,那還不利用機會大撈特撈?
  宋江這樣的小吏,儘管見多識廣、心狠性狡,但他們的經驗多是底層經驗,也就是說對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對基層政府的運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瞞上欺下,如何結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風險。如宋江憑的就是「仗義疏財」,到了江州結識了戴宗、李逵後,就會一路使銀子,柴進莊上遇到武松後,也是用金錢籠絡武松。——這方法應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銀子,如何走門子,基層和廟堂還是有差別的,像宋江這樣的能吏,用結交晁蓋、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靈光了。
  宋江每次離開梁山出去私訪,喜歡帶四個人。前兩個自然是落難時結交的死黨戴宗與李逵,戴宗是他第一心腹,而且就如蔣氏的戴笠,是個情報頭子當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藝出眾,是最好的保鏢。另外兩位就是燕青、柴進,這兩人的優勢是宋、戴、李三個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長大大城市,是著名大企業家盧俊義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種方言,瞭解各地風月,連李師師這樣閱人無數的花魁也一見傾心,可見其魅力。宋江這樣的人頂多能在山東縣城裡的卡拉ok廳裡擺擺譜,到了大都市的「天上人間」,他就傻眼了。
  你看他們一行到了東京,見到了李師師。「但是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皆是柴進回答,燕青立在邊頭和哄取笑。」「酒行數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點點,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進笑道:我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這樣的大檯面,自然只有柴進和燕青才能撐起來。柴進騙過了值班的王觀察頭上的翠花(大內的通行證,那時沒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後進了皇宮偵探了一番。這活只能柴進做,他是周世宗嫡傳後裔,真的天潢貴胄,那種貴族氣質梁山其他人物誰也學不會。戴宗已經夠能幹的吧,拿著偽造的蔡京信件來見蔡九知府,當知府問他在蔡府見了誰,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尋見了一個門子接了書信,一會又是這個門子接待,次日又是這個門子交給回信。金聖歎批閱道「尋見二字好笑,寫得如市之門,可張羅雀。」「只是這個門子,如貧士倉頭相似」,一個常常處在基層的監獄官,他如何想像的出相府的氣派?就如笑話中將農民想像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條,用綢緞擦屁股一樣。蔡九更加相信書信是假冒的,他罵戴宗:「門子小王不能夠入府堂裡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箋帖,必須經由府堂裡張干辦,方才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裡面,才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可憐的戴宗,可憐的小吏,這樣繁瑣的辦事程序讓小地方的人如何瞭解,尤其當時交通不便,信息不發達。
  宋江後來極力誘柴進、盧俊義、呼延灼這些高層次人才上山,有經濟的、軍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視的一種原因他是希望改變領導層多是低層次人物構成的狀況。靠這樣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太平天國一直堅持用紫荊山起事的兩廣老兄弟,視儒士如狗,焉能不敗?
  聰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遠做草寇,一有機會就會極力改變其核心層的組成。劉邦靠沛縣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網羅天下貴族,如韓貴族後裔張良;朱元璋是個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劉基、李善長等人無論學問、聲望、智慧都是人中之傑。當年我們學歷史常常說農民起義成功後被地主階級奪取勝利果實,但是只有這樣王朝才會命長一些,一直堅持是個農民政權恐怕國祚不會多長。劉邦進咸陽還愛和樊儈那些老鄉喝酒賭錢,哪像個皇帝,有了叔孫通製出禮儀,大漢王朝才有點氣勢。
  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論對柴進、盧俊義,還是對高俅,一再稱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證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絕不是聚集越來越多李逵這樣的人,——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時,而是需要號令更多柴進、盧俊義這樣的人。就如沒學問的人總在名片上寫著自己是「某某學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來。
  小吏出身的宋江,當然不滿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來強化自己的地位,於是排座次後便大力製作各種旗幟、依仗,讓裴宣掌管軍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體現權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當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沒有傾覆大宋的力量,他選擇招安也符合一個小吏的人生理想。



        從三個民營企業家的命運談起

  宋朝是個軍事羸弱和經濟活躍不對稱的跛腳鴨。看過《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的人對大宋首都之繁華大約有些簡略認識,即使是小說家所言的《水滸》,重點寫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筆墨寫到了市民階層的生活和市場經濟的活躍。
  商品經濟發達必然會誕生一批民營企業家。《水滸》中有三位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即渭州 「鎮關西」鄭屠、陽谷縣西門慶和大名府的著名員外玉麒麟盧俊義。
  這三個民營企業家都沒有得到善終,鄭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魯達三拳打死;西門慶謀色害命被武松殺掉;盧俊義被誣通賊後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後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遼、平田虎、王慶、方臘後終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場,被權臣們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惡不一,其人品道德有雲泥之別,普通人讀到鄭屠和西門大官人被打死時,覺得痛快;讀到盧俊義被害時,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傷心。但仔細比較三人的命運,便會有一個饒有趣味的疑問,為什麼無論是為惡還是為善,這些商業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脫不了家破人亡的結局?
  在皇權社會裡,世俗權力高於一切,沒有現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間對官府權力使用很難進行監督,官府的種種行為也很難公開公正。那麼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商業的繁榮只是畸形的,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可能有自由、寬鬆、法治化的環境。私營者的成功與其說依賴個人的能力與機遇、法律對財產和經營活動的保護,還不如說更依賴於和官府的關係以及心狠手黑、大膽奸滑。「滅門的府尹,破家的縣令」,公共權力的無限膨脹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營企業家的活動,經營活動往往並非按照成文的遊戲規則運行,而是按照諸如「無商不奸、「官商結合」的潛規則運行。要麼你就依靠官府橫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這樣的人自我執法幹掉,要麼不親近官府而被剝奪財產最後走投無路。 「為富不仁」和「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滸》的世界中,就已經存在。
  先說鄭屠,這個出身卑微而能把企業做強做大成為渭州肉類加工銷售公司老總的企業家,走到這一步委實不易。可畢竟是窮人乍富,沒有西門慶那樣對女人的體貼,更沒有趙員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勢欺人,要吃「霸王雞」。看金翠蓮的哭訴:「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做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厲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著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
  依翠蓮之說,這鄭屠實在太壞,先用白條佔了人家的身子,大老婆將二奶趕出來後,又要討回三千貫錢。在那時身體是可以明碼標價地出賣,因此鄭屠買翠蓮不算違法。雙方之間起爭執,也只能算民事糾紛。而翠蓮單方的訴說是否是事實,也待調查。不排除這種可能,即翠蓮為葬母借貸了鄭屠三千貫(就如閻婆惜賣身於宋江一樣),後翠蓮脫離鄭家,鄭屠追債。這起糾紛裡牽扯兩個關鍵問題。一、鄭屠是否真的是「虛錢實契?」二、翠蓮脫離鄭家是否真是鄭家的過錯?當時雖然沒有專門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尋求救濟,而且官府調查取證從技術上說並不困難。但是因為當時的司法黑暗的現狀(水滸牽扯的十數件案子無一個案子是秉公而斷),金氏父女兩個異鄉人在當地狀告著名的企業家、納稅大戶,不但要花費一筆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勝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麼作為一個小老百姓,金老頭選擇忍氣吞聲,賣唱還錢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辦法。
  問題是為什麼魯達一聽翠蓮的敘說,就根本不做調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為魯達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為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以及從上到下已然廢弛的官方制度,讓民意有種想當然的模式:強者和弱者爭端,肯定是強者無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強者。社會不公使一般人相信巨額財富肯定來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間心理,魯達不調查便從金家父女之說。三是鄭屠這個暴發戶挑戰了舊的既得利益者魯達的尊嚴。
  魯達恨鄭屠,固然是因為他認定鄭屠仗勢欺壓金氏,但更由於他認為鄭屠自稱「鎮關西」,「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醃髒奴才,投托著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在打鄭屠之前,也歷數了鄭屠這種「僭越」的罪過:「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鎮關西!」——魯達的這番話,隱含著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商業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財,可收商人的賦稅,但堅決要堵住商人因經濟實力高漲而要求政治權利的慾望,從而動搖以農立國,以儒治國的根本。宋代對商人比明代還好點,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綢緞。——名號和衣著是社會地位最明顯的符號象徵。中國歷代的官民關係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統治百姓的,其尊嚴不可被挑戰;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這種政治形態決定著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難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過得好。比如一個派出所長看到三年前剛從勞教所裡出來的小混混,突然開著寶馬,住著豪宅,他會怎麼想?那麼對於富了以後的百姓而言,由於缺乏安全感,必須依附官府。由於渭州和延安是防備西夏的前線,因此當地的軍事首長比內地更重要,鄭屠投托的是小種經略相公。
  如果不是鄭屠自稱「鎮關西」,魯達即使想替金家父女出頭,大約只會去質問鄭屠,對於官家人魯達,鄭屠採取的態度也大約是息事寧人,最後可能會免掉三千貫錢,讓翠蓮回東京。可「鎮關西」的稱號冒犯了官威,魯達根本不問青紅皂白,想方設法激怒了鄭屠,然後三拳送他見閻王。
  可惜呀鄭屠,要是生在今天,賣肉憑什麼低人一等,不能稱「鎮關西」?堂堂最高學府國子監畢業、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離渭州不遠的長安縣賣肉嗎?
  西門慶比起鄭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原來只是陽谷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著個生藥鋪,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錢過事,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讓他些個。」王婆向潘金蓮隆重推薦這位年輕英俊溫柔的企業家時如此說的:「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的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家財,開著生藥鋪在縣前。」顯然這位醫藥公司的老總比前面那位肉類公司的老總和官府的關係更親密。對官員鄭屠只是攀附,西門慶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神通更廣大,所以是縱慾而死非武二殺死)。「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錢過事,排陷官吏」說明西門大官人對地方政治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做當地的「地下組織部長」了。在沒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業家通過金錢左右地方行政,從而為自己撐起保護傘是買賣人的本能。正因為他和官府這種水乳交融的關係,他敢於和潘金蓮用毒藥殺死武大。——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陽谷縣的都頭,好歹在當地也算個人物。武松從何九那裡拿到兄長被毒死的「物證」——骨殖,又有何九驗屍前被西門慶賄賂、鄆哥有關西門慶和潘金蓮通姦的證言,無論如何西門慶有重大殺人嫌疑,可知縣至少可以立案偵查此事,然而他為西門慶開脫:「武松,你也是本縣都頭,不省曉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則行。」西門慶得知後,給官吏們塞了銀兩,縣令和獄吏更是站到西門慶一邊,而且以堂皇的理由來搪塞。最後武松一氣自我執法,殺了潘金蓮、西門慶為兄長報仇。
  有意思的是西門、潘被殺後,縣官又反過來為武鬆開脫。「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的招狀,從新做過,改做『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此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服,扭打至獅子橋便,以至鬥殺身死。』」前一階段西門慶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時武松明明是故意殺人而被開脫為過失殺人。國家法度在官員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團。此時,縣官與西門慶的交情哪裡去了?為什麼要維護武松?縣官此時念武松為他護送禮物上京的功勞,當初為什麼就沒有想到?有錢人和官家從來只有利益聯盟,西門慶在世時給他銀子,而且西門慶在當地有影響,他自然要維護西門慶。現在西門慶死了,樹倒猢猻散,剩下孤兒寡母,再維護他有甚用!何況打虎英雄武松眾人景仰,武大的遭遇眾人同情,此時縣官考慮的是所謂的「民意」,這民意對自己是有好處的。——在這官員眼裡,沒有國家法度,只有個人得失。
  和鄭屠、西門慶相比,盧俊義算是個好漢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為人仁義,可他不得不落草為寇。宋江、吳用為了騙他上梁山,用了種種計策。等被擒獲到了梁山後,首先慷慨激昂:「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要殺便殺,何得相戲!」當宋江邀他入伙時,遭到他嚴辭拒絕:「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傢俬。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好一個大宋的忠臣義民。可就是這樣的忠臣義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敵人。管家李固和盧俊義妻子通姦,為霸佔家產誣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為大名府的軍政首長為什麼這樣容易相信?首先是盧俊義家產萬貫又沒有犯罪,沒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麼會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羅網呢?梁中書完全可以調查,怎能憑一面之詞定盧俊義的罪,而盧俊義無任何申辯機會和救濟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還有這幾個原因。
  一是平時盧俊義眼高氣傲,身為河北三絕的盧大員外,聲名遠播又待人仁義,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書放在眼裡,不去請安不去送禮,梁中書早就對他不滿。
  二是梁中書覬覦他家的巨額財產,除了李固等人為陷害盧俊義奉上的重禮外,一旦盧家財產轉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書的銀庫,可任意取用。
  三是與松王朝這樣的專制政權的神經過敏,將一切人視為敵人的沉痾有關。專制的政體因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風骨有能力的人都會被視為潛在的敵人。——盧俊義符合這個標準。
  把多數人視為敵人的政權,多數人必然會成為它的敵人。
  盧俊義比起為富不仁的鄭屠、西門慶而言,真是個民營企業家的楷模,可照樣不容於大宋朝。
  其實,在那個時代,民營企業家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當西門慶,要麼當盧俊義。而這兩種選擇都不能給他們帶來安全。



        大宋忠臣黃文炳之死的警示

  告發宋江題寫反詩的黃文炳也許不是個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個為大宋王朝盡忠的人卻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護,全家被滅門。這是黃文炳的悲劇,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劇,盡心盡力忠於王事之臣沒有保障,這個王朝的命運就可想而知。
  《水滸》所描寫的大宋王朝,其所屬官吏大致上有四種:
  第一種如林沖那樣「樸忠」之人。能力超群,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於王事。但這種出污泥而不染的職業軍官,為那個朝廷、那個官場所不容,只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種如宋江這樣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長於權謀。但看到了王朝的種種弊病和未來的命運。替朝廷打工完全是為了自己有機會尋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廣交黑白兩道人士,為自己早找退路。對王朝而言,這些人早就「身在曹營心在漢」,對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無內心的尊重與敬畏,甚至與「反賊」們暗通款曲,如果他們反戈一擊,殺傷力最大。
  第三種如蔡九、高廉這樣佔據要津的官吏。他們大多無能無德,惟一會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結上憲,欺壓敲詐百姓與下屬。他們惹起了沸騰的民怨,他們為王朝製造種種仇恨。但由於他們大多「根正苗紅」,在朝廷有強大的靠山,他們的貪污腐敗行為只要玩得巧妙,大多不會給他們帶來處分,甚至會青雲直上。這類官員和林沖等類官員是天生的敵人,他們必須將林沖這樣的「乾淨」官員排擠掉,才能為所欲為。和宋江這類官員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種種矛盾。他們是互相利用的關係。蔡九這樣的官需要宋江這樣的吏辦事,宋江這樣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員的權勢。但由於宋江等小吏有能力無靠山,只能為混蛋官員屈身做吏,因此內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這些昏官的,因此有機會就會哄騙、利用他們。蔡九們讓皇帝做「冤大頭」,宋江們就讓蔡九們做「冤大頭。」
  第四種官員就如黃文炳。他們寒窗苦讀出身,有學識也有能力,在官場這個大醬缸中,為了找到晉身之道,一方面勤懇地為朝廷辦事,另一方面犧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讓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場一種顏色。因此對百姓而言他是壞蛋,對朝廷而言卻是忠臣。由於沒有蔡太師這樣的父親,高太尉這樣的兄長。在官場他們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顏去攀附蔡太師這樣的大樹。但這種攀附來的關係是不牢靠的,大官們也只是利用他們辦事,未必把他們看成嫡系。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員卻不齒其為人,不願和他們為伍。這樣的官員是屬「蝙蝠」的,上廟堂無門,下江湖無路。因此我覺得,像黃文炳這樣的官員很可憐。
  黃文炳是一個在閒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當於副州長這個級別,算個中級官員。但在帝制時代,主官和副官的級別只差一點,權力卻有天壤之別。做通判的大多是科舉出身,通過任通判處理各種公務的歷煉,然後一步步升為主官。蘇東坡中進士後,開始做過數任通判,後來熬到知州。黃文炳怎樣被罷免實缺,賦閒在家,書中未做交代。但我想不外乎這幾個原因:一是因為貪污受賄,在帝制時代,「千里做官只為財」,因貪污事發一般是因為政治鬥爭,這點成為政敵攻擊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辦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來了。第三是和同事關係太差,得罪的人太多,無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沒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樣的靠山,貪墨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調到異地做官就行了,同事們更奈何他不得。
  罷官回家的黃文炳只能住在無為軍這樣的「野去處」,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只是個土財主。過江去探望蔡九,因為蔡九家擺公宴而不敢進去,可知他根本進不了蔡九這些「公子黨」的圈子。作為這樣一個寒窗苦讀出身,混了一官半職又被罷官的人,想走關係投門子起復,重新做官,應算是一種合理的期望。他總歸是想在大宋王朝的體制內尋求一條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樣,暗中勾連梁山強寇,做好造反的準備。如果宋江都敢自誇「忠義」,黃文炳更是「愚忠」了。至於書中說他,「這人雖讀經書,確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是嫉賢妒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這是施耐庵的道德評價,和是否忠於王朝的「大節」沒有必然聯繫。歷史上長於待人接物,仗義疏財的奸臣不乏其人。
  看到宋江題寫的詩詞,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誰罵朝廷的娘,沒準他還附和。可黃文炳希望起復的慾望太強烈,便抄下來去蔡九那裡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筆墨紙張抄寫,又問清楚題詩的人模樣,再吩咐酒保不要將牆壁上的詩詞刮掉,以免證據滅失。——如此有條不紊,可見真是個能幹的官員。
  在府衙聽到蔡九敘述父親蔡京信中所說的京城童謠和異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和題寫反詩的「鄆城宋江」是一人,兩條不相干的證據一對照,便發現了重大問題。是何等的具有鬥爭經驗和警惕性。時時刻刻觀察輿情,時時刻刻警惕民間對朝廷不滿的跡象。這樣的官員,大宋太少了,有這麼一個還賦閒在家,像蔡九那樣的傻蛋,卻起居八座,開府建牙。
  宋江裝瘋賣傻,被黃文炳識破。
  吳用等人偽造蔡京的假書信,亦被他識破。
  他又建議蔡九將宋江、戴宗斬首於市,早除後患。
  這種政治敏銳性,這種細緻清醒而又當機立斷的辦事風格,顯示他是宋代文官制度培養出來十分合格的官員。作為王朝培養的官員,看到不尋常的輿情而熟視無睹,面對犯罪的破綻而不能識破,才是最大的失職。
  對宋江而言,因題寫反詩而被關進死囚牢,是因言獲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獄。
  對黃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將題寫反詩視為「謀反」、「犯罪」,他及時偵破是為人臣的本份。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蓋劫走而是順利斬首,上報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黃文炳頂多分一瓢羹。黃文炳依然得不到他應該得到的。
  黃文炳在具體事務面前通達敏捷,但他只有小聰明,不具備大智慧。他沒有看到他滿懷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強中乾,身體各個器官已經失靈。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這樣的大官比他看得更遠,對強盜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對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說「忠誠」,內懷小九九,反而兩面討好。因此黃文炳沒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賊寇面前不堪一擊;更沒想到蔡九辦事會犯那樣的低級錯誤,斬首私通梁山強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場,不關閉城門,讓梁山人回娘家似的從容進來劫法場;對法場一旦被劫的應急預案也不做,讓劫了法場的人全身而退;對於黃文炳如此重要的舉報人,也不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如果蔡九那個位置換上黃文炳去坐,這一切可能都不會發生。——黃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後,也許在痛罵蔡九:「豎子不足與謀!」
  黃文炳的哥哥黃文燁是個大善人,他對弟弟的作為很擔憂,罵他說:「又做這等短命促掐的事!與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眼前,卻不是反遭其禍!」作為官員的黃文炳,主動揭發偵破宋江題寫反詩、通賊的種種行為,卻被「大善人」視為「害人」;蔡九、慕容這樣的昏庸之官,位置卻坐得很穩;而宋江、朱仝這樣的官吏,為強盜通風報信、甚至私放盜賊的人卻被民間尊為「義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對黃文炳的報復是那樣的殘酷、那樣的沒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黃文炳只是大宋王朝這條大船上的一個螺絲釘,可宋江殺掉了黃文炳一家四五十號人,放火燒了人家的房子。當張順把黃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時,黃文炳倒還是顯出一個讀書人的氣節,說了句:「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過失恐怕不僅僅是多管朝廷的「閒事」吧,也許是後悔沒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樣無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樣的虛弱。對黃文炳這樣忠於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許會獲得敵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稱「忠於朝廷」的人卻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讓李逵用尖刀,割黃文炳的肉,一點點在炭火上燒烤著下酒,將黃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湯。可在梁山後期,宋江俘虜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對其待若貴賓。
  如此看來,黃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偽君子。真小人比偽君子可愛。
  黃文炳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太把朝廷當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黃文炳之死的警示意義在於:為朝廷做事太認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燒身,朝廷可不會真心保護你,蔡九這樣的大官一有風吹草動早就跑得遠遠的,黃文炳死後,頂多讓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封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卻一點也不會同情你。所以呀,辦朝廷的事,能糊弄就糊弄。



        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小時候,我做中醫的父親希望我繼承衣缽,長大後能懸壺濟世,可惜少年時心事拿雲,覺得當個醫生沒意思,自己長大後應該出去幹一番大事業。父親用最樸實的道理教導我:「有一門技術哪個朝代都不會吃虧,不要玩什麼文字,那樣容易惹火燒身。」可惜年少的我總覺得父親保守、短視,而今回頭一想,最樸素的話包含的總是最真實的人生感悟。
  讀《水滸》,更深地感覺到父親那種價值觀可能在中國人中很有代表性。雖然「手藝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門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間不至於餓殍,甚至還可以飛黃騰達;而自以為有安邦定國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卻常常死無葬身之地。
  高俅是看水滸的人很不屑的一個浪蕩子、幫閒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腳好「蹴鞠」,用現在話來說,是國家著名的球星。那時候沒有甲A聯賽,足球運動員也不像現在這樣日進斗金。蹴鞠就是純粹的玩,上升不到國家榮譽、民族尊嚴這個高度。——真正強盛的國家不靠這些玩意兒贏得別人的尊重。
  《水滸》中,玩家在綜合素質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這高俅,「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玩耍,亦胡亂學詩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會唱歌會寫點詩賦,就已經具備做一個高級官員的全面素養了,要仁義禮智幹什麼?這仁義的毛病對做官員的來說百害無一益。因此,從《水滸》的開篇,就能看出高俅的發達,絕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潛質。
  你看,這高俅被父親趕出了東京,只能去淮西州幫柳世權的賭場看場子,因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東京。他這身份,就好比現今犯了罪被註銷城市戶口,發配到西北勞改的犯人一樣,刑滿釋放求爺爺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戶,還得時刻去居委會匯報一下近期表現。可高俅沒有喪失開始新生活的信心,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很快回歸了社會。從董生藥家到小蘇學士家,再到駙馬王晉卿家,善於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樣,被人踢來踢去,而他在敷衍與推托中不惱不憂,最終,「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樣。」只有這樣能抗擊生活的打壓,能嘗盡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尋找快樂的人,才能抓住機會,一飛沖天。
  因為送筆架碰見正在踢球的端王,機會像皮球滾到了高俅的腳下,高俅踢出了決定他一生榮華富貴的一腳,這腳球比羅納爾多2002年世界盃決賽上踢進德國隊球網的球還要意義重大。——「偶然一出腳,便為人上人。」前兩年《水滸》電視連續劇中的《主題歌》唱道:「該出手時就出手呀」,高俅才是真正的「該出腳時就出腳」,從此,他做了端王的親隨,端王當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帥府太尉,這太正常了。官職就是皇帝私人的財富,想送給誰還不是他一句話?這種贈予的民事行為有什麼值得質疑的?好在宋徽宗還講點規矩,沒讓他做文官,因為那時候的文官大多要經過科舉,可後來什麼文盲勞模、紡織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將星。高俅好歹還能刺槍使棒,美國的國防部長沒有摸過搶不照樣帶兵麼?一居高位,便有恩報恩,有怨報怨沒什麼奇怪的,難道讓高俅同志以德報怨?他又不是個君子,他若是君子就當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對了人,是他的運氣,就像賭場上押對了寶。飽讀詩書的人難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樹麼?你看李白在《與韓荊州書》中寫道:「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馬屁拍得還不肉麻麼?後來李白又想抱永王麟這個大粗腿,最後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詩可以,押寶差點功夫。
  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愛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歡自己封自己做將軍,滿足一下帶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歡做木匠,在手藝活中獲得滿足。這宋徽宗信許就覺得國防、外交那些瑣事太煩人,這些工作是皇帝不得已而為之的職務行為,而作為一個正常人,人家老趙就喜歡踢踢球,寫寫字,吟吟詩,捧一捧戲子。因此,對宋徽宗來說,高俅和李師師遠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
  朝廷如此,梁山何嘗不是這樣?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沒什麼武藝,不能像林沖、秦明那樣衝鋒陷陣,也沒有燕青、戴宗、時遷那樣的特長,連殺豬宰羊的曹正、計算錢糧的蔣敬那點本事也沒有。但宋江讓他專門安排筵席,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將來自不同的地區,口味各異。有像李逵那樣喜歡大塊吃牛羊肉的粗野漢子;也有宋三郎這樣口味很刁吃魚都不能隔夜的主。從這點看一說明宋清並非一無所長,二說明宋江重用了自己的弟弟。
  《水滸》中最後下場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長的人:「安道全欽取回京,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受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為官。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作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都尉府中盡老清閒,終身快樂,不在話下。」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個人醫,一個獸醫,一個寫字的,一個刻印的,一個唱歌的。對朝廷而言,他們才是真正的人才。
  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無人能比。宋江背上長瘡,差點尾隨他的晁蓋哥哥而去,從建康府騙來了安道全,便藥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擻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點上梁山,沒準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蓋。安道全不僅是個好醫師,還是個好的美容師。宋江要去東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臉上的金印被人認出來,安道全解決了這個難題,先用毒藥點去,再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用美玉滅斑。這門技術,就和前一陣炒得很熱的「處女膜修補術」一樣,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因為宋代往人臉上刺字,就如現在的「破處」一樣隨便。梁山自宋江以下,盧俊義、林沖、武松、楊志等等,許多人臉上有金印,這安道全能不吃香麼?要是擱在現在,老安開個整容公司,絕對名利雙收。
  宋江征方臘前,先把安道全留在太醫院,然後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堅、皇甫端。蔡太師要了蕭讓,王都尉要了樂和。皇帝和高官們早就預謀讓兩伙反賊自相殘殺,而不願意讓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沒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隊伍,好些頭領受傷不治而亡,或者像林沖那樣病死。宋江、盧俊義、武松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邊皇帝睡不著覺,而這五人不但毫無威脅,而且大有益處。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處胡搞,染上點什麼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寵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點什麼事也不會把他怎樣,誰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時候馬匹是第一交通工具,皇甫端這樣善於相馬、醫馬的人少不了。愛好書畫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堅這樣的高手在旁邊。蕭讓模仿蔡京的書法都能騙過老蔡的兒子,蔡太師能沒有知音之感麼?著名的男歌星樂和在哪裡都會吃香,最後和高俅一樣,被駙馬爺收納可謂得其所在。
  所謂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還是老老實實學點手藝最好。



        古老的「做局」藝術

  我所指的「做局」,就是幾人聯合起來,自編自演騙局蒙外人上套。這種街頭騙術十分古老,具體起於何年難以考證。將蒙騙視為智慧而津津樂道的中國人,對做局並不是特別的討厭,甚至還有些佩服,對那些不小心上當受騙的倒是倍加奚落與諷刺,譏笑他們的愚蠢。
  今天的街頭,這樣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見的就是報紙上屢有披露的那類賣假金元寶假古董的騙局。一個人拿一個假的金元保或假古董出來,悄悄地在街頭兜售,當然一般的人不會上當。這時過來一個當「托」的人,假裝不認識,看了看這假貨,以權威的口吻說這是真的,特別想買,一摸口袋,錢帶少了,露出過了這村沒那店的懊悔神態,懇求貨主便宜一點。兩人在討價還價中,吸引旁邊看熱鬧的人上鉤,最後掏錢買了這個假古董。而幾個演戲的人拿錢後立即逃之夭夭,沒準還在嘲笑那人:「又騙了個傻蛋。」
  這種流行於市井社會的「局」,《水滸》裡有好些,最著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綱」那一節,注意,作者和許多讀者都認為是「智取」,隱含著對其「做局」藝術的欣賞。
  八人集團智取生辰綱前,作者不惜筆墨鋪墊了楊志的清醒與警覺。他清清楚楚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從梁中書那裡申請了對押送隊伍的絕對指揮權;一路督促軍健早起程早注店,盡量不給劫匪下手的機會。
  可儘管他千般防範,不怕賊搶就怕賊惦記,黃泥岡上他終於著了道。黃泥岡上晁蓋、吳用七人和白勝合演的那場戲劇,真的可以入選中國古代十大騙局這樣的排行榜。這個局場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騙了牛皮烘烘的謝都管以及那些偷懶的軍健,且騙過了職業軍官楊志這類高手。
  七個人化裝成販賣棗子的商戶,看到楊志一行前來假裝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楊志等人的警覺放下一分,對其販賣棗子的身份有些相信。當白勝裝成賣水酒的小商販走過岡上時,楊志極力阻擋眾軍健買酒,害怕酒裡有蒙汗藥。七個「販棗客」要買酒,白勝還欲擒故縱,表示自己被誣為下蒙汗藥的,傷了自尊。最後好說歹說把酒賣給「販棗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劉唐假裝要佔小便宜,——這是小買賣人的通病,符合他這一角色,強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勝追趕。吳用拿出已經放了蒙汗藥的瓢,準備再佔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勝奪過去,倒回桶裡。——蒙汗藥就在眼花繚亂中入了酒桶。「局」這時達到了高潮,楊志的警惕性一點點減少到最低。楊志想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裡當面也見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吃罷。」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怪不了楊志。
  這樣的「局」不僅在市井間層出不窮,在《水滸》中的官府裡照樣不少。堂堂的殿帥府太尉要陷害林沖,也是做了這樣一個「局」,先讓人化裝成落魄英雄將寶刀賤賣給林沖,再讓人來請林沖,說高太尉要看寶刀。精細不亞於楊志的林沖照樣著了道,被誣為持刀進入軍事重地白虎堂。張團練為了報武松奪回快活林之仇,買通張都監,先給武松小恩小惠,籠絡了武松,並向其委以重任,等武松毫無防備時,將金銀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裡,然後誣武松做賊,將其打入死囚牢。
  江湖人士做這種下三爛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這種下三爛的伎倆,今人也許有些不解。其實這些居廟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許他們根本不認為這是「下三爛」的騙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水滸》中最常見的局就是孫二娘、李立那些開酒店的,用麻藥將客人迷倒,然後謀財害命。梁山人劫法場、顧大嫂化裝成送飯的婦人前後去營救解珍兄弟和史進,也都是一種「局」。
  楊志、林沖、武松都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他們行事謹慎,遠非李逵這樣的人能比,但都毫無例外地陷入設好的「局」。他們的聰明為什麼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為那個世道陷阱太多,騙局太多,花樣翻新,以設「局」為業、為榮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勝防。
  前不久,我看了賈樟珂導演的電影《盲井》,對古老的「局」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慄。
  《盲井》講述了兩個農民合夥「做局」,害死一同挖礦的礦工而騙取撫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礦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無防備時將其殺死在礦井裡,然後偽造被砸死的現場。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誘在勞務市場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對其說他倆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經在一個小煤窯裡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倆可以帶元某去幹活,但元某必須假裝成唐某的弟弟,否則老闆不予接收。兩人然後為元某假造了身份證,向礦老闆證明元某是唐的親弟弟。元某被害後,唐假裝哭悼「弟弟」的死,而礦主為了掩蓋安全事故,只好用3萬元打發唐,讓唐和宋拿著「弟弟」的骨灰滾蛋。
  拿錢之前裝得悲痛欲絕的唐和宋,拿了3萬元錢後立即進城住進酒店,將元的骨灰倒進馬桶裡,然後唱歌嫖妓,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兩人在一個勞務市場捕捉到一個「獵物」——無錢交學費而出來打工的16歲少年元鳳鳴。利用鳳鳴急需找到活的心理,二人讓鳳鳴假裝宋的侄兒,並同樣給鳳鳴做了假身份證。
  宋的家裡有個成績好的兒子,看到滿臉稚氣、十分好學的鳳鳴,他有了些猶豫,尤其通過鳳鳴的全家福得知鳳鳴就是他們前一個「做掉」的元某的兒子時,心裡更有隱隱的不安。最後在礦井裡,唐已經看出內心矛盾的宋某即將妨礙自己致富大業,便先殺死了宋,就在他想對鳳鳴下手時,煤塊真的砸傷了唐的腿,鳳鳴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最後元鳳鳴以宋親侄子的身份領了3萬元錢,被迫與礦主私了。
  戲劇性的結局似乎符合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和中國人普遍的人生哲學:惡有惡報。因果循環。
  罪惡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很有意思的兩個姓,代表中國歷史上兩段輝煌時期,這是否是有意安排?)這兩個看上去純樸勤勞的農民,作惡後不僅沒有絲毫的良心譴責,而且對自己殺人行為有著那樣坦然的開脫與解釋。「你可憐他,誰可憐我們?」「誰斷了我的財路,我就殺了他。」在利己的驅動下,所有的罪惡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條生命以及生命背後的妻兒和區區3萬元錢,是何等不等值的對比。但生命是屬於別人的,痛苦同樣是屬於別人的,而錢才屬於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為區區3萬元錢不怕殺人,拚命演戲。
  「寧可我負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負我」的信條在兩位農民身上得到很好的體現,這個片子揭示了中國人普遍的道德危機,不僅沒有罪感,連恥感也沒有了,也充分揭示了為了生存不擇手段帶來的人與人之間普遍的不信任。中國古代的盜墓只能兄弟一起幹,外人不能合作因為擔心墓中的人將珠寶遞出去後,會被墓外的人堵住出口將其悶死在裡面。
  電影中的那口井極具有象徵意義,電影中的人們其實都生活在這口井裡。就如宋說:「這世界除了娃他媽其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唐的回答是:「連娃他媽都有可能是假的。」那麼他們祇相信什麼呢?
  有人說中國人最有戲子人格,最能表演。電影中的宋和唐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個負責任的父親,宋一直惦記家中孩子的學業,而在礦主面前又是個卑微謙恭的農民。當他們把元某殺死後,唐在礦主面前哭自己的「弟弟」,那演技太高了,而宋居中調停,表演亦是十分嫻熟,分寸拿捏得相當到位。
  最後的結局好像有些偶然,但又是某種必然。因為罪惡的結盟都是利益結盟,沒有真正的相互信任。當宋有些猶豫時,唐毫不客氣像他痛下殺手。而宋的猶豫正是因為他「厚黑」不如唐,最後不夠厚黑才誤了卿卿性命。至於他們引誘鳳鳴去髮廊嫖妓,讓其完成一個男孩到一個男人的歷程,然後才決定下手,並非是犯罪者還有某種溫情,而是他們心裡尋求解脫罪惡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已經對得起即將被他們殺死的人,那麼下一次犯罪更沒有心裡障礙了。這是種犯罪心理,是犯罪者自我安慰。
  最後,目睹宋與唐自相殘殺的鳳鳴,拿著3萬元錢和兩人的骨灰,劫後餘生他一臉迷茫地望著火葬場的大煙囪,他真的成人了,因為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人世間的種種的「局」。
  他會怎樣處理二人的骨灰和3萬元錢?像二人處理他父親骨灰那樣,倒進馬桶?3萬元錢拿回去供妹妹和自己讀書還是揮霍?這是一個懸念。
  也許他會像唐和宋那樣,因為在這個黑礦井裡,許多作惡者曾經也純潔善良。
  也許他不會走上唐和宋的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還是有希望的。
  比《水滸》還要古老得多的「做局」,一直做到《盲井》裡面。



   ======== 第三編 避免黑暗傷害的智慧 ========

        從 「常例」說「黑訟」與「黑牢」

  「常例」,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常有的、大夥兒都明白的規矩。常例對應的是「特例」。
  在《水滸》中,「常例」和「常例錢」出現過不止一次,對「常例錢」說得最明白的宋江因殺了閻婆惜被刺配江州後,用銀子買通了牢中的牢子們,免受了一百殺威棒,為此差撥提醒了宋公明的那番話:「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宋江故意吊戴宗的胃口,靜候他主動找自己。果然戴宗等不及了,大發雷霆:
  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裡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可見,這對囚犯勒索錢財已經不用暗示,不用遮遮掩掩了,完全可以在「廳上」當著其他的同事咆哮索取。這份囚犯必須出的錢真正是「常例」,囚犯心知肚明,公人也將這份錢算成自己合理的收入之內。吳思先生談到中國古代有許多提不上桌面,但大家都遵循的「潛規則」,從「常例」這個詞來看,用錢來運動官司已經不是「潛規則」,而是赤裸裸的「顯規則」了。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寫了許多官司,這些官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一場官司是公正的,無一場官司不是受到權力和金錢的左右。司法的普遍不公,在《水滸》的世界裡,已經成為「常例」。
  《水滸》中最著名的官司,就是林沖「誤入白虎堂」,被高太尉指控為要殺害本官。林沖為此蒙受不白之冤,最後不得不上了梁山。賀衛方先生幾年前在《南方週末》發表過一篇文章,說到這場官司嚴重缺乏程序正義。賀先生提到林沖不能自己請律師、當堂和高太尉質證,以現在的訴訟程序套大宋時代,大概是賀先生用「曲筆」開的一個玩笑——那時候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律師。賀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古代司法體制與西方相比的特殊性,如行政權與司法權集於一人之手、控辨雙方不平等、有罪推定等等。一場官司打下來,沒有程序上的公開,自然難以保證公正,輸贏與否往往存於判決者的內心。那麼這種極不科學的訴訟程序設計必然造成訴訟就是權力或金錢的角力,導致「黑訟」普遍存在。
  林沖誤入白虎堂後,是高太尉指控他企圖行兇殺人。在這裡他和高太尉是都是當事人,但雙方當事人在訴訟權利上首先存在天然的不平等。高太尉既是訴訟中的當事人,又是裁判。開封府的府尹說:「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周全得他?」這好比一位高官先以被害者的身份到法院告某人搶劫了他,然後又以領導的身份批示「從快從嚴查處」,那麼這個人的命運可想而知。
  在這種司法體制下,所有的人包括林沖的丈人張教頭和耿直的孔目孫定都明白,哪怕林沖冤情如山,也沒有人能為林沖做「無罪辯護」,頂多在罪與刑的輕重方面做文章。那麼面對高太尉這個當朝權貴,惟一能做的就是「以錢折刑」,保住林沖的性命。於是,林沖一被收押,「林沖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買下,使用財帛。」 「以錢折刑」是「常例」,那麼,另一方當事人,要陷害某人,使用金錢運動亦是「常例」。高太尉要在半路上使林沖非正常死亡,必須買通押送的公人董超、薛霸,不能因為自己是高官就一毛不拔,他也必須掏這個「常例錢」,遵循這樣的規則。於是派陸虞侯給兩位公人送了「十兩」金子,並許諾事成後在追加十兩,西門慶等人用毒藥害死武大後,為了事情不被敗露,第一件事便是使用金錢打點陽谷縣衙門的上上下下,李固為吞併盧俊義家產,害死盧俊義,用的也是這招。張團練和張都監合夥陷害武松,「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而施恩要挽救武松的性命,也只能如法炮製,而且付出的本錢必須比張都監更大才能有效果。「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康節級將這件案子的內幕全部告訴了施恩:「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裡,卻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
  最後張團練和施恩雙方在訴訟期間,不斷地向官府追加銀兩。知府知道張都監是因為收了張團練的銀子,設計陷害武松的,心中對張都監很是不滿:「你倒賺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老於世故的知府才不當這冤大頭,於是做了個折衷判決,均給雙方一個面子,「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這真是活脫脫的一幕:「吃了原告吃被告」,還把人情做足。
  《水滸》中不僅事關身家性命的刑事官司需要用「常例錢」運動,就是普通的治安與民事案件,亦需如此。
  赤髮鬼劉唐流竄到東溪村,找晁蓋商量重大的犯罪活動時,睡在靈官殿裡,被前來巡察的都頭雷橫等人抓住。劉唐生就一副做賊的樣子,有重大違法犯罪的嫌疑,難怪被警惕性極高的巡警抓住,晁蓋向雷橫說劉唐是自己的外甥,開釋了劉唐。——但晁蓋不能憑自己的人脈、威望白白為劉唐開脫,「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這五兩銀子,要抵雷都頭多長時間的薪水?難怪巡捕從古到今,都喜歡出去抓劉唐這些外地來的三無人員。
  而解珍解寶與毛太公的爭端完全是場民事糾紛,可官方因為受了毛太公的賄賂,公然介入民事糾紛。兄弟二人打死的老虎,滾進毛太公的莊園,毛太公為了貪功將大蟲據為己有。誣陷解氏兄弟搶擄他家錢財。為小小的一件涉及獵物歸屬的民事案,毛太公要置二人於死地,而且辦案的孔目竟然是毛太公的女婿——連起碼的迴避都沒有。兩人被押進死囚牢裡,毛家用銀子買通了節級包吉,圖謀害死兄弟二人。
  辦案前,有宋江這樣通風報信的押司;抓捕時,有如雷橫、朱仝這樣徇私舞弊,私放罪犯的都頭;判案時,有開封府尹、陽谷知縣、登州知府這樣或迫於權勢,或貪圖金錢的混賬法官;押送罪犯時,有董超、薛霸這樣被錢財收買,半路謀害押犯的公人;自然進了囚牢,就有敲詐勒索的管營、節級、差撥等大小牢子。
  從「黑訟」到「黑牢」,大宋司法權力在各個環節都成了「私器」 。
  林沖剛到滄州牢城營內,老犯人就前來介紹「黑牢」行情:「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財物,若有人情財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我的理解,這管營是管理囚犯在大牢內部事務的小吏,差撥是管理罪犯大牢外的勞動改造,管營可以讓你進土牢,差撥可以用強勞動來折磨你。送不送錢,罪犯的工種有很大的差別,是讓你去搬石頭,篩沙子,還是讓你去食堂煮飯或者打掃衛生?林沖使了錢,便得了看守天王堂的輕鬆差使。而且這種「常例錢」是有固定價目的,眾罪犯告訴林沖,管營和差撥一人給五兩銀子比較合適。
  當差撥來見林沖,沒看到給銀子時,大罵:「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裡,教你粉骨碎身,少間你便見功效。」當林沖拿出銀子時,立刻換了一副面孔,看著林沖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前踞後恭,何等之快!讓見多識廣的林教頭感歎:「『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從「好歹落在我手裡」這句,可看出看守囚牢的公人理所當然地將手下的罪犯視為自己致富的資源。
  對「黑牢」規則闡釋最清楚的是武松刺配到孟州的那一節。武松如林沖一樣被老犯人提醒他準備「常例錢」免受皮肉之苦,武松倔強不聽,眾囚犯勸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如何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這兩句民諺至今還被中國人廣泛使用,真是令人心寒。
  有意思的是差撥見不到武松主動給他銀子,前來訓斥:「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崗打虎的好漢,陽谷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這差撥簡直在罵武松是他們「公人」隊伍中的傻蛋,農村來的、沒見過世面的囚犯需要提醒尚可理解,你武松做過都頭,想必當初也拿過「常例錢」,竟然需要提醒,太有損於隊伍的整體形象了。
  如果不是施恩為了利用武松這超級打手,趕走蔣門神,任憑武松是怎樣的打虎英雄,虎落平陽,不出銀子等待他的會是什麼呢?武松後來問同室的囚犯:「怎的來結果我?」囚徒們告訴他:「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裡,把索子捆翻著,稿薦捲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弔』。」「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捆了,卻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做『土布袋』。」——千年後讀此段文字,依然毛骨悚然。魯迅在一篇文章談到《蜀碧》紀錄張獻忠等剝人皮之高超技巧,我們偉大的傳統文化中,竟然有如此發達的酷刑。
  隨便留心一下古代有關司法的民謠,就知道百姓認為司法不公正是常態,對司法機關失去了普遍信任。古人說:「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屈死不告狀」、「官司一進門,兩家都求人。」雖然偏激,但民間歌謠決非空穴來風。
  司法腐敗,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都可能存在。但在健康的社會裡,司法腐敗只能是「特例」,如果它成為「常例」,那就太可怕了。



        黑老大在監獄中的地位

  一般說來監獄是關押、改造罪犯的地方,是體現國家權威、執行刑罰的專政機器。因此罪犯在監獄中的地方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說不僅是自由甚至是生命繫於管教之手。許多監獄都寫著這樣的大標語:「這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人?」「你來這裡幹什麼?」這些標語無時無刻不在提醒犯人:你是罪犯在這裡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改造而無別的選擇。
  可一年前媒體公開報道的一件舊聞卻讓人罪犯在監獄地位低的印象產生了懷疑。東北一個城市的黑老大鄒某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大連監獄服刑。在監獄長等一干監獄民警的關照下,過起了大牆內的「星級生活」。報載:監獄把他安排在遠離普通牢房的單間裡,房間裡有冰箱、彩電、電話等生活用品,兩名犯人充當勤雜人員為其服務,隨叫隨到。很少參加勞動改造的鄒某還擔任勞改積極分子委員會主任,動不動就打罵其他犯人,簡直可在監獄呼風喚雨。據說還有一位女民警投壞送抱,愛上了這位老大。
  看官莫要莫名驚詫,像鄒某這樣享受貴賓待遇的牛逼罪犯古就有之,也算是中華法制史上一大光榮傳統吧。
  宋江在監獄裡服刑的日子比起上面所說的鄒某更加舒服,其何止是呼風喚雨,甚至讓監獄管教人員成為自己的馬仔。
  《水滸》第三十七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斗浪裡白條》中寫道,黑宋江殺死了想舉報自己的二奶閻婆惜,本來應當判死刑,可是在知縣和巡撫都頭朱仝等人的關照下,上下其手,花些銀子故意放走了這一殺人犯,最後不巧落到趙能、趙得的手中,刺配江州,押到九江監獄去服刑。按理說九江離宋公明老家千里迢迢,這種異地服刑應該讓犯人做不了什麼文章。然而大宋官家錯了,異地服刑對一般犯人有用,可這宋江是何等人?那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及時雨。
  你看他剛到江州,「取三兩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便換取住單間的待遇。監獄長(兩院節級)戴宗因為宋江沒有及時送上「常例錢」,要打宋江一百棍,用戴宗的話來說:「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裡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
  可當他知道眼前的賊配軍是宋江時,這位管理監獄的戴院長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兄長,此處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這戴宗立馬和黑社會老大稱兄道弟,不過他很有心眼,在監獄裡面,只作揖而已,可到了無別人看見的酒樓單間,「起身望著宋江便拜。」節級戴宗如此,那麼他的死黨、殺人外逃混進管教隊伍的小牢子李逵,自然對宋江這個黑老大更是如天上的星星參北斗一樣。
  你看這宋江在監獄裡過得什麼日子。日日有戴宗、李逵陪著喝酒遊玩,為了宋江吃上一口鮮魚湯,本應監管他的警察李逵,不惜在潯陽江頭和張順大打出手。幾人喝酒時,還有妙齡女子在旁邊唱曲。那時沒有女子做管教人員,如果有的話,像瀋陽中院原女副院長愛上劉湧一樣,沒準某個女工作人員也會委身於宋江。
  無獨有偶,另一位知法犯法,以都頭的身份殺人的武松,,被押送到東平府服刑,監區長施恩日日好酒好菜對他照顧。一則因為武松打虎英雄之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利用武松趕走蔣門神。
  那時候政法單位和部隊辦公司、搞經營是常事。這施恩原來在孟州東門快活林辦了一個大賭場。可他是一個小節級,比起軍分區司令張團練自然是小巫見大巫,張團練利用蔣門神趕走施恩,獨自經營這個日進斗金的賭場。施恩便請出了自己手下的犯人武松,打敗了蔣門神,重霸快活林。
  在吏制腐敗、司法黑暗的社會,所謂的執法權到了具體的執法者手裡,便是由公權變成私人的資源。套用吳思先生的理論,這種執法權是由個人支配的傷害能力,既可以產生經濟效益,如每個犯人進監獄後,必須給戴宗上供常例錢,否則就會吃皮肉之苦,甚至像只蒼蠅一樣被打死。同時這種由個人掌握的執法權又能拿來做人情,像戴宗、李逵、施恩等小吏心中,哪有什麼制度、規矩、朝廷,他們心中只有銀子和所謂的義氣。由於這種司法現狀,使警察和罪犯的地位有著滑稽的倒置。從制度上說,戴宗他們是管教宋江等人的,自然在宋江面前他們應該威風凜凜。可那時候管監獄的和罪犯一家,那時節的執法人員,也多棲身於兩種體系內。明的說來他們是幫朝廷、幫趙官家當差的。可這份差事僅僅是他們用來謀取利益的工具而已,他們自覺的定位則是江湖中人,因此對一個人地位的判斷,大多數如戴宗、李逵、雷橫等等依據的不是「白道」上的標準,而是「黑道」上的標準。因此對白道而言,正在服刑的宋江是個殺人犯,要被好好管教才對。可對黑道而言,他是江湖上聲名顯赫的黑老大,在他面前,無論是巡撫都頭雷橫、朱仝還是監獄牢子戴宗、李逵,都是用江湖的規則來尊重他,保護他。
  宋江在江湖上的威望,說到底是靠銀子堆出來的,「仗義疏財」是他最大的品牌。由於當時體制內的小吏和體制外的盲流、盜賊都沒有一種安全感,他們的位置容易互換。——李逵作案外逃,能成為「牢子」,宋江等一不小心,也就成了罪犯。因此小吏們自覺地在國家權力之外尋求人身保險。那麼對有錢、有影響的罪犯,誰也不願意為所謂的「公家法度」將事情做絕。
  由此可見,如果宋江不是在潯陽江頭題反詩,犯了重大的政治錯誤,小小的戴宗在自己的權利範圍內已不能再罩著他。他在九江監獄這種「星級生活」也許會一直過下去。
  有人也許會奇怪,宋江這個犯人被戴宗、李逵像大爺一樣供著,為什麼有關部門就不知道呢?直到題寫反詩,才由大宋忠臣黃文炳告到知府那裡呢?



        鐵牛哥哥眼中的法律

  「黑旋風」李逵天真爛漫,儘管他將殺人當成遊戲,如江州劫法場時不管官吏百姓,見人就砍,為逼朱仝上山殘忍地殺死知府的小公子,但讀水滸的人,有些不很喜歡這位鐵牛哥哥,包括大才子金聖歎。
  你以為鐵牛哥哥完全是個不諳世事的人麼?非也,出身赤貧之家,避禍遠走他鄉,又當過小牢子的他,對世道的評價更為簡單卻精確。在《李逵打死段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中,牛哥哥一句話如有穿雲裂帛之力。他是這樣說的:
  「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
  原來柴進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裡的花園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錫看上,要強行拆遷,限這位柴皇城幾天內搬走。子嗣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進前來出頭交涉,作為保鏢的的黑旋風跟著小旋風來到高唐州,便惹出了一番大禍,最後讓龍子龍孫上了梁山水泊。
  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權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著高廉的權勢魚肉鄉民。你看這權力的接力衍生好比一個連環套,皇帝寵高俅,高俅便權勢熏天。——高俅的兄弟高廉於是可以作知府——知府的小舅子就可以胡作非為。這個權力路徑圖是中國幾千年來所謂的裙帶關係最典型的說明。
  可這柴家不比尋常百姓家,他們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後代,趙家的江山是柴家禪讓的。當年大周皇帝托孤給義弟趙匡胤,可老趙在陳橋驛披上了黃袍,奪了孤兒寡母的江山。這畢竟有些不地道,於是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趙家給了柴家誓書鐵券。這誓書鐵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將柴家後人的特權固定下來了。柴家子孫不但有諸多經濟上、政治上的特權,還有司法豁免權,——即使犯殺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管轄。
  這誓書鐵券是大宋開國皇帝太祖的莊嚴承諾,對後代皇帝、官員來說有著憲法一樣的權威,理應高於一切的民事、刑事類法律,更不用說是尋常官員自己搞出來的土政策和隨意的批示了。
  可是柴進碰到的卻是:一個鳥知府以及他小舅子的個人行為,高於具有憲法權威的誓書鐵券。和官府親近的段「府舅」根本不把誓書放在眼裡,就像後世,合法財產在憲法和許多法律中都寫明必須受到保護,可在拆遷中,商人和官家一聯手,憲法算個什麼?不如某縣長一紙命令。
  大宋這種有法不依的狀態連李逵這樣不識字的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當柴進還天真地想拿出宋太祖頒發的誓書來維護自己權益時,鐵牛哥哥大叫:「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這句粗話說出了天下的亂源——即有條例(法)不依,所謂的法全留在紙面上,現實中誰有勢力誰就可以踐踏法律。
  當段天錫又來強迫柴家拆遷時,而且叫囂:「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氣的鐵牛哥哥便讓這廝見了閻王。
  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後,鐵牛逃走柴進被抓,他還迷信太祖頒發的鐵券,以為知府不能把他怎樣,何況又不是他教唆的。如果說段天錫作為一個混混,不知道太祖頒發的鐵券之權威性,一個地方的最高首長高知府不可能不知。可在知府眼裡,鐵券照樣一錢不值。
  且看這官府的人如何操縱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為柴進的莊客,他打死人,該負一定連帶責任的柴進也罪不致死,何況還有免死鐵券。可高知府對柴進這位大周皇帝後代,大宋皇帝名令有司法豁免權的大官人嚴刑拷打,刑訊逼供之下,柴進只能招供:「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段天錫。」變成了主犯,關進了死牢,等待殺頭。多受柴進恩惠的梁山眾人自然不會坐視不管,救出了柴進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這樣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張青之類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這樣的中高級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鐵券保護的、大周皇帝後裔、舉止溫文爾雅的貴族柴進終於反了,這大宋還有什麼希望?
  在段天錫之死中,有連帶責任的柴進被冤枉為主犯重判為死刑。可在閻婆惜被殺一案中,宋江殺人動機具有,犯罪事實清楚。可閻婆惜一個風塵女子,沒人最後給她說話,而宋江黑白兩道都通。宋江被父親死了的假消息騙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後,弄出來這樣一個供招:
  「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為妾,為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鬥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
  最後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個刺配,服刑地還是漁米之鄉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無論在經濟文化上都屬於最發達地區之一。你看宋江如何開脫的:先說被害人自己有過錯——「為因不良」,然後說自己喝了酒兩人爭毆,最後的結論是「誤殺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筆好厲害。不過比起級別更高,錢更多的人,他這番開脫也不算高水平。你看「某某案」中,一死十一傷,就被「精神溜號」、「忙亂中發動汽車」等理由認定為誤殺誤傷,判了個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緩期執行三年。我靠,宋江還是現刑,真正的文了面,發配到江州了。不過想想,宋江只是個科級幹部,神通當然還差那麼一點點。
  對照段天錫和閻婆惜兩人被殺的案子,我們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變成無罪,無罪可變成有罪。重罪可變成輕罪,輕罪可變成重罪。
  中國的官家,自古沒有遵循法律的傳統,鐵牛哥哥所說的「條例」,只是他們治人的工具而已。想起了民國初年,為清帝退位和清室簽訂了優待條約,允諾宣統長住紫禁城。可沒幾年民國還在,丘八們就用槍桿子把人家趕出去。
  想到這些,心中有種寒意。



        官軍為何不如民團

  《水滸》中梁山諸人造反後,官府派軍隊一再進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規模大,統帥的軍官級別越來越高,可結果一樣,都落敗而去。
  如果說晁蓋剛剛劫了生辰綱,上了梁山後,濟州府尹派團練使黃安帶領千人——出動的僅僅是地方武裝,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歸,是因為視梁山等人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輕敵的兵家大忌。後來朝廷逐步重視梁山的危害,進剿的力度加大,會巫術的高廉落敗後,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從大宋王朝的轄區內調撥精兵良將,並讓名將之後呼延灼拜下連環陣,照樣敗北;最後高太尉親任兵馬大元帥,徵調河南河北、上黨太原、京北弘農、穎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雲中雁門、隴西漢陽、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節度使各率一萬兵,會剿梁山泊,此時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隊之精銳,大舉進剿,可結局仍然慘敗,「齊聲喚,前頭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紅旗亂。」梁山好漢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與官軍的無能相反,真正讓梁山泊焦頭爛額的竟然是民團,——套用中學歷史課本的說法,給起義軍添大麻煩的是當地地主武裝。
  和梁山毗鄰、一個小小的祝家莊,就使宋公明三次興兵,前兩次不但沒有搞定,還讓許多大將被人俘虜,最後離間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連環計,讓反水的登州府軍分區司令員孫立假裝前來幫助祝家,才最後攻陷了祝家莊。
  攻打曾頭市時,曾氏五兄弟加上一個家庭教師史文恭就讓梁山好漢們紛紛落敗,連梁山首義的領導人、梁山群雄名義上的最高領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幫吃乾飯的混蛋們比較,這些自籌錢糧、自練兵馬的民團戰鬥力太強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勢異也。打祝家莊、打曾頭市,梁山泊部隊是攻,民團是守,強龍對地頭蛇當然花的力氣要更大。而官軍進攻梁山泊則是攻,此時的梁山部隊是守。但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義軍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動出擊,照樣取得了勝利。我認為民團比官軍戰鬥力強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體制和激勵機制。
  有宋一代,國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遼和後來的大金面前屢戰屢敗,連地處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國歷朝歷代,恐怕沒有比大宋朝更窩囊的了。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制得失》中說過,宋代是因養兵而亡國的。養兵本是為了護國,最後走向了其反面,這恐怕是太祖皇帝沒有想到的。一個殿前檢點(羽林軍頭目)趙匡胤發動兵變,就能黃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國,一個少校銜的總統府警衛隊長,就敢趕下總統自己做。趙匡胤深知武將坐大之禍,杯酒釋了兵權,在文官地位持續提高的同時,武將地位較低。宋代軍隊分禁軍、廂軍兩類,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職業兵,從少小當兵到60歲退伍,這樣的兵還有什麼戰鬥力?另外一種兵就是配軍,像武松、宋江、楊志這樣犯了罪的人,刺了字進軍隊服役。這樣的兵鬧不好像牧野之戰的紂王部隊一樣,給你來個反戈一擊。廂軍就是些雜七雜八的地方部隊,他們並不歸軍事首領統帥,而是由當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調換的。平時不修戰備,純幹些地方的建設項目,如蘇東坡至杭州時,浚西湖修蘇堤的主力是當地的廂兵,有些地方部隊還經商,如《水滸》中的張團練就是「快活林」的後台老闆。這樣的部隊,只有到了戰時,才臨時徵調稍加訓練就上前線,能有什麼戰鬥力?而且這些臨時徵調的地方部隊,其統帥並非平時朝夕相處的將領,也是臨時選拔的。如《水滸》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馬準備去剿梁山,臨時找了呼延灼做兵馬指揮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領三十人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寧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東京後,又臨時找了韓、彭二人做先鋒。這樣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如何能打仗?呼延帶去打梁山的數萬部隊,恐怕只有從汝寧帶過去的那個三十人的警衛排真心聽他的話。
  禁軍是從各地選拔,拱衛京師的,戰鬥力稍稍強一些,但開國日久,這些模範部隊的戰鬥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軍、滿清的八旗一樣,最後徒有其名。因為禁軍在皇帝身邊,他更不敢長期讓能幹的軍事將領統帥,大多交給高俅這樣只會哄皇帝開心的弄臣管理。對付梁山這樣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廂兵,不敢輕易勞動禁軍,因為如果京師空虛,北面大遼南下如何辦?
  中國從秦始皇郡縣天下後,真正的封建已經消亡。封建社會才是家中有家,國這個大家中有無數小家。國王對各地割據的貴族內部事務並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敵就像周幽王遭遇狄戎入侵一樣,用烽火召集各地諸侯來擒王。各地諸侯自己養兵,自己保衛自己,自然積極性很高,部隊也有戰鬥力。但這樣做最大的害處就是諸侯擁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裡,像楚子那樣,「吾有弊甲,欲觀中原之政。」後代的皇權社會,皇帝老兒最大的擔憂是武將擁兵自重,因此處心積慮地削弱軍事將領對部隊的影響。——宋代和明代這方面做得最徹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幾百萬兵卒只聽皇帝一個人的,而不受制於任何一個將軍,——管他是岳飛、還是戚繼光或者袁宗煥。三人的悲劇也是源於此。既希望平時將兵分離,又希望打仗時將兵一體,英勇善戰。這怎麼可能呢?只有現代民主社會,真正做到軍隊國家化,文人統軍、武人治軍既能避免軍人干政,又能保證常備軍的戰鬥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斷干預軍事,不斷折騰武將時,軍隊人數再龐大,如宋代一百多萬,明代決不少於這個數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擊下,一潰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軍一樣,兵不知道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眼裡也沒有軍事統帥,臨時抽調的將領也心裡不平,受制於高俅那樣的人,打不好還要當替罪羊,誰願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軍正好相反,民團有具體的戰鬥目的。——就是保護自己的莊園,保護自己的家。無論是祝家莊還是曾頭市,他們厲兵秣馬、修建壕壘的目的明確,抵抗那些動不動就來「借糧」,實則是燒殺搶掠的梁山人。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聲共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練兵的目的明確,練兵的方法、防禦的模式也很有針對性。他們不像官軍那樣,中間有無數的層級,決策者和戰鬥人員之間隔膜重重,信息不暢。這些民團的將兵之間,或親戚、或世交、或師生,因此這樣的民團,最小的成本能產生最大的效益。
  儘管秦漢以後,割據減弱。但各地的莊園主,還是喜歡訓練民團,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對官軍,即自己納稅養起來的政府軍極度不信任。時遷上《水滸》之前,偷了祝家莊一隻雞,引發了三打祝家莊。實際上有沒有時遷的小偷小摸,梁山和祝家為代表的當地豪強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宋江要生存,要四處「借糧」,自然不會放過梁山門前的富裕莊園;而對於這些盜寇,祝家莊需要自保。在梁山和祝家的戰鬥中,我們看不到官軍的影子,這些靠百姓養活的軍隊任憑祝家用自己糧、養自己的民團來抗擊強盜。祝家在戰端開始前,已經對官府沒抱多大的希望,他尋求的是和李家莊、扈家莊的聯盟互助。如果硬要說官軍在三打祝家莊中起什麼作用,相反是有利於梁山的。登州提轄孫立投靠梁山後,利用當時的通訊不便以及師兄弟欒廷玉對自己的信任,假裝職務調動來協防祝家莊,從而賺開了祝家莊的大門。——這極具戲劇意義的情節恰是對官軍作用的反諷。
  在封建和民主社會之間,皇權制實質上是個很糟糕的政體。封建社會是責任分解,用許倬雲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總公司給各子公司極大的自主權,你自己練兵保護自己,只要別造董事長的反就行了。而現在民主社會,所有的股民買了股票,給你交了稅,別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府有義務來保證社會穩定、保護國家不受侵犯。可是皇權社會裡,老百姓已經支付了用於防衛的費用,即皇糧國稅,官軍並不能履行相應的義務,大的戰端一開,各地的老百姓還得自己保護自己。你讓官軍打仗,他們會像明末那樣,一次次為遼東戰事臨時加稅,就好比你交稅已經包括義務教育支出,可修學校還讓你臨時集資一樣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這種雙重支付不合理,但為了自己的安寧,還是選擇自己掏錢保衛自己,如祝家莊、曾頭市,他們這樣花錢至少能看到錢化在哪裡,看到花錢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實,在中國由於皇權社會管理之混亂,效率之底下,官軍的戰鬥力很多時候都不如「家軍」——即民團。李闖能一鼓作氣攻進北京,南退後卻處處陷入地主武裝的進攻,最後在九宮山喪於民團之手。滿清鐵騎由吳三桂迎入關內,打敗李闖,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遺民處處毀家抗爭。到了鹹同之世,八旗、綠營等政府軍一塌糊塗,翦除洪楊、廓清東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團。
  面對官軍不如民團的歷史怪圈,不僅要問:花費無數公帑,養兵幹什麼?



        取經給回扣的規矩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歷盡了千辛萬苦來到西天,見到了佛國老大如來佛。如來佛對於東土那麼多的FANS渴望自己的經書,自然十分高興願意傾囊相授,讓佛教精神在東土生根發芽。
  唐僧自然也興奮異常,你想自離開唐都長安開始,收了四個徒弟,一路上除魔涉險,多少次差點成了妖怪的口中食,或被女妖壞了童子身。這下功德圓滿,完成了大唐王朝領導核心交給的政治任務,回去自然封官進爵。
  可是,這幫傻和尚唸經可以、除魔可以,卻不知道官場的規矩。
  如來命令自己最得意的兩名弟子阿儺、伽葉去看經文時,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給你。」
  短短的兩句話,將天下索賄者的共同形象刻畫傳神。首先索賄者會給你戴一頂高帽,稱你為「聖僧」,然後將權力尋租的基本定理明白無誤地告訴你,給了「人事」,立馬「傳經」給你。
  可呆鵝一樣的唐僧根本就不開竅,竟然說:「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信許他心中還想,我為了光大佛門差點連命都達上了,佛祖應該獎勵我才是呀。可底下辦事的人才不管你的事業如何偉大,——那是領導的面子問題。他們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二人說:「好!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
  很顯然,佛祖的兩大弟子認為取經索賄的「潛規則」天經地義,他們大概工資不高,頂多夠吃飽飯而已,在最高領導身邊擔任如此顯要的傳經工作,不產生個人效益簡直就是大傻。沒想到他們碰到這樣不知趣的取經團隊。
  那個降魔本事高強、天不怕地不怕的悟空更是自以為真理在手,竟然說:「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
  應當說按照顯規則,悟空這種想法沒有問題,你索賄嘛,我舉報你。可是他就是舉報,如來也頂多輕描淡寫地批評兩位徒弟,可是以後就把西天佛國幾乎所有要害人士得罪了。
  面對要舉報的猴子,你看索賄者多聰明:「莫嚷!此是甚麼地方,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來接著經。」——首先是嚇唬,別看你悟空在基層呼風喚雨,本事通天,來到中央你什麼也不是。由於害怕他胡嚷接著進行糊弄,讓他們去取經。
  這些從山野來到佛國的師徒,哪知道沒有付出取經的另類成本——賄賂也可叫回扣,他們取得的是無字經!
  等元老院的燃燈古佛派人提醒他們後,得知受騙的師徒四人還沒有醒悟過來。悟空怒髮衝冠,八戒也跟著起哄,「正是!正是!告他去來。」他們以為自己理由充分,在滿口公平正義的最高領導面前,能打贏這場官司。
  在大雄寶殿前,孫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蜇千魔,千辛萬苦,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儺、伽葉訛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那無字的白紙本兒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赦治!」
  當年大鬧天宮的猴子以為這御狀告准了,如來會念在師徒傳播佛祖先進理論的份上,懲治一下兩位索賄者。誰知道他大跌眼睛,最高領導人理由充分地為索賄者辯護。你看如來怎樣說的:
  「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捨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只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誤,只可以此傳之耳。」
  你看如來替兩位親信的開脫是多麼巧妙。首先說自己已經知道,那麼就是說這是組織行為,如來靠這些人辦事,哪會因為基層來的幾個傻和尚懲治自己的心腹。也許真是如來開會定下來的規矩,回扣拿回來進小金庫做發獎金用,有最高領導的默許,二人要回扣才那樣肆無忌憚。然後再給師徒四人解釋要回扣的合理性。當初「誦了一遍」,就要了「三斗三升米粒黃金」,而且還是「賣賤了」,言下之意由於是偉大思想出口到東土,因此給你們是大大的優惠。而且不忘揶揄了師徒一番。——無字經也是真經,只是你們太傻,懂不得。反正傳經的沒有任何做得不好的地方,毛病都出在取經人身上。
  恁是悟空有千張嘴巴,也辨不過如來,規矩是人家定的,解釋權在人家那裡,人家怎麼說都有道理。這回猴子徹底老實了,乖乖地拿錢吧。唐僧只好忍痛將太宗皇帝賜給的紫金缽盂做了回扣,給了兩位尊者。才取得真經回家。
  依我看,西天諸佛未必就稀罕幾個窮和尚的一點回扣,而是為了不破壞「潛規則」,否則以後來取經的人都心存僥倖,那豈不是窮死這些佛、尊者?
  唐僧等人傻就傻在不諳世情,他以為說起來冠冕堂皇、普渡眾生的先進理論佛經傳播,就不需要支付費用,錯了,大錯。哪個領導人題詞、發表講話不收稿費和潤筆?
  大清朝時,左宗棠這位名滿天下,功勳蓋世的大帥,和孫行者一樣天真。當他收復新疆,讓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重入版圖,這功勞夠大吧,連慈禧太后也賞他紫禁城騎馬,將先帝咸豐的遺物——一副墨鏡賞給他,這可是天大的殊榮呀。可太監帶他去取墨鏡時,要他出點血,也就是二尊者所說的「人事」,心高氣傲的左季高認為這是太后賞賜的,你一個閹奴憑什麼敲一筆?說咱沒錢。沒錢墨鏡就不給你。不給我咱就不要了。——他以為這樣簡單,可急壞了陪同他的李鴻章,李二先生深諳官場遊戲規則,君有賜臣不受這可是大罪。最後李鴻章出面講價,給了太監1500兩銀子,才取出了這副墨鏡。——這些銀子夠買n副墨鏡了。
  清代任憑你有多大戰功的將軍,凱旋歸來要去戶部報銷軍費,不賄賂戶部各司辦事的書吏,猴年馬月才會給你辦事。古代這樣,現在何嘗不是如此?朝廷這樣,小單位也是一樣的道理。
  沒有監督與制約的權力,在任何地方都會滋生腐敗。古今一理,佛國和塵世也一樣。



   ======== 第四編 情慾的罪與罰 ========

        民間歌謠與傳言

  在沒有網絡、沒有廣播電視、也沒有報刊的古代,當政者比較在意民間的各種歌謠和流言。——因為這些看似無意、十分詼諧辛辣的歌謠、傳言往往是民間情緒的真實表現。所以從周代開始,天子和諸侯命令那些沒有兒女的孤寡老人,在采詩官的帶領下,搖著木鐸,深入到田間地頭採集老百姓心口傳唱的各種歌謠,以觀民間風俗和執政的得失,套用現在的話,就是「瞭解輿情」。——那些孤寡老人,政府發給一定的報酬給養起來,大約可算作「以工代賑」。
  因此,自古有點想法的人也往往利用童謠、兒歌這種形式為自己造勢,以顯示自己是上天所命,來凡間有特殊使命的。——其實這些歌謠大多是不安分的文人製造的,因為簡單易記、朗朗上口,好奇兼好玩的小孩兒一學就會,然後傳唱甚廣。而統治者視這些歌謠為「讖言」,十分重視。《三國》中的長安小孩唱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想必是類似王允那樣不滿董卓老賊荒淫殘暴的人而造出來的輿論攻勢;明末流傳「十八子當主神器」,大概也是闖王部下故意放出來的煙幕彈,如果真是上天所鍾愛李闖的話,也不至於當了幾天大順的皇帝就倉皇南竄,不知所終。
  水滸裡最有名的一首兒歌是:「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在宋江潯陽江頭題寫了反詩,被黃文炳舉報後,知府蔡九開始本沒有太在意。直到黃文炳提醒他:「相公不可小覷了他。恰才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的身上。」政治敏感性不強的紈褲子弟蔡九這才如夢方醒,下決心剷除這個不穩定因素。我猜測這歌謠大約也是黑白兩道通吃的宋公明策劃好的「成名方案」,利用兒歌炒作自己,積累當老大的資本。所以他上梁山後,見到了晁蓋,還不無得意地提到了這首兒歌,以是自己當首領的合法性比晁天王強。
  水滸中最有名的傳言就是風流皇帝宋徽宗和東京城第一花魁李師師的「零距離」關係。皇帝是天下第一人,自然是級別最高的公眾人物,被星斗小民們關注一言一行自然是很正常的事。可惜大宋不是美利堅,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關係僅僅登堂入室,還未到親密無間,就被美國媒體緊緊咬住不方,全方位多角度地給予曝光,讓身為地球上最有權勢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像被脫光衣服一樣,被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欣賞裸體。——這領導人當得真憋屈。大宋沒有現代意義的新聞媒體,也沒有現代意義的新聞自由,皇帝居九五之尊,權威不容褻瀆。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只能通過口頭傳播這些事情。宋江和柴進、燕青等人化妝進入東京城走門子時,路過李師師所在的勾欄,看到「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的「招商廣告」時,問茶博士:「前面角妓是誰家?」茶博士道:「這是東京上廳行首,喚做李師師。」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茶博士道:「不可高聲,耳目覺近。」
  看來這風流皇帝宋徽宗和李師師的那點關係,在大宋朝已經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公開秘密了,大概連契丹、西夏、大理、吐蕃這樣的番國也許亦有所聞。而且像宋江這樣想走二奶後門,以達天聽的恐怕也不是少數。作為皇帝,雖有乾綱獨斷的權威,但禁不住悠悠之口議論自己的私事。大宋那麼多人,你總不能派無數的小吏專門來監控這種傳言吧。何況大宋朝許多像宋江、戴宗、雷橫、朱仝這樣與朝廷三心二意的小吏,沒準還會加入傳播皇帝風流故事的行列。
  王怡兄曾經說過皇后具有公共屬性,此話有道理。作為母儀天下的皇后,她必須滿足男性子民們合理的心理活動,對權力和女人,皇帝和草民的期許沒有什麼質的的區別,因此對「御用產品」,大多數男人有種也想試一下的心理衝動。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心理學、社會學課題。就那麼些並不符合現代飲食觀念的紅燒肉,因為某人吃過大家便爭相品嚐,那些為某人專門燒製的陶瓷因為打上某種文字,某人從未用過但塵封多年後,價格飆升。而女人是最重要的「御用產品」,讓草民們「意淫」一下當然正常。在皇帝千方百計的打擊「僭越」的高壓下,這種「在場」的體驗大多是想像。不過我覺得這位發明瘦金體的多才皇帝還算開明,自己寵幸過李師師後,並未為她建造別居,將其壟斷,而是讓她仍從事本職工作,在元宵佳節依然接客。不像別的皇帝,用過的東西必須放進紀念館,作為「聖跡」草民只能遠觀而不可近玩。——憑這點我佩服這樣最後葬送大好河山的皇帝的大度。
  在歷代奚落挖苦國君臭事的歌謠裡,有兩首最著名,儘管經過孔老二的「刪詩」,依然存在《詩經》中流傳至今。
  這兩首詩都產生在中原大地。周朝的豫北有三個小國:邶、庸(加耳)和衛,中原大地居民多是商人的後代,在西部的後起部落周滅掉他們的中央王朝商以後,商的子民由於遠遠多於周人,不可能全部被殺掉。外部來的征服者只能採取殖民、同化、監視的辦法,一點點確立新王朝的權威。遺民們要麼被遷徙,如讓他們去渤海附近;要麼就這樣被分成許多小國,封周朝的王室或功臣去作諸侯,統治這些遺民。衛國的國君就是這樣的「殖民者」。
  商人熱情奔放、敢愛敢狠,所以才有紂王這樣精力充沛、好美女醇酒的帝王,可是戰鬥力和掠奪性自然不如西部偏僻之地的周人,他們先喪失了自己的中央王朝,後來衛國又被北方來的狄人滅掉。
  文化發達、崇尚人性的國家總打不過野蠻國家,這是中國的歷史宿命。
  衛等三國的居民頑固地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性。在淇水之濱,他們無周人的男女之防,他們的年輕人開放活潑,他們在一種充滿情慾的氣息中戀愛、交合,他們也沒有那麼多的倫理道德。因此長期被服膺周禮的後代讀書人垢病。——而來統治這些開化之地的貴族,也漸漸變得更加開放,以至於沒有廉恥。
  當時的魏宣公給自己的兒子ji(但立人加「及」)娶了個媳婦,看到自己的兒媳宣姜漂亮,便變了主意,自己納之。——後來的李隆基搞了壽王的老婆、自己的兒媳楊太真用的也是這招。而這位公子ji (旁及),又是宣公和自己父親的侍姬夷姜私通所生。宣公這老爬灰死翹翹後,正當如狼似虎年華的宣姜又和宣公的庶子頑私通,生了五個兒女。你說這宣公,上搞庶母,下搞兒媳,他的兒子自然有乃父之風。——這關係夠亂的。
  在如此開放文化中長大的百姓也感覺過份,作了兩首詩嘲笑他們。
  一首是諷刺宣公爬灰的《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渳渳。
  嬿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台有灑,河水浼浼。
  嬿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翻譯成現代白話文就是:
  「新建的高尚住宅好漂亮,旁邊的河水清澈浩蕩
  本來嫁給兒子夫婦般配,癩蛤蟆公公奪去真流氓。
  新建的樓房真是高大,旁邊的河水東流嘩嘩。
  本來是郎才女貌和和美美,可爛牛屎上把鮮花插。
  漁網張開本向想等大魚大蝦,可鑽進來的是只癩蛤蟆。
  公子少女多麼的匹配,可要陪伴這萎縮老頭痛苦呀!」
  諷刺宣姜和庶子私通的是《鄘風·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牆上的蒺藜,掃不掉呀。宮中的傳言,沒法說呀。若是說出來呀,那可真是醜死啦)
  當高官真是很累,有點亂七八糟的事情,在當時信息不發達的春秋時代都鬧得滿城風雨。不過衛國這些國君和國母,比起宋徽宗和李師師,品位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計。



        兩個失敗「二奶」的教訓

  水滸描寫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滿篇多是殺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寫風月的筆墨不多。寥寥可數的女人中,除了林沖娘子這樣的貞節烈婦外,其他的不是如孫二娘那樣的「野蠻女友」,就是潘金蓮、潘巧雲那樣的淫女蕩婦。
  在這些女人中間,有兩個「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被宋江殺死的閻婆惜和促使雷橫落草的白秀英。
  這兩個二奶都是東京人士,也就是說在首都長大,眼界開闊,閱人無數,見識過「五陵年少爭纏頭」的京都美女,山東鄆城那樣小地方的漢子,即使如江湖上聲名赫赫的宋江,照樣難入她等青眼。——因為風塵中慧眼識李靖的紅拂女畢竟是奇缺得如大熊貓一樣。就像現在,某些滿口雪萊的詩人或者動輒哈維爾的憲政精英,進了歌廳,還沒有大街上剛剛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討小姐喜歡。
  閻婆惜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和父母一起從東京流落到鄆城那個窮地方(未必是她的親父母,或許是養「瘦馬」的養父母),父親死了,當地還剛剛解決好溫飽問題,娛樂業不發達。《水滸》中寫道:「不想這裡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估計那時候公款娛樂還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給宋江作了沒名沒份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中是及時雨,是小孟嘗那樣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賭明天」的閻婆惜眼中卻一無是處。如果名媒正娶的話,宋江再無趣終究是她的老公,能一起生孩子過日子,終身有個依靠,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為已進於鄆城上流社會宋江的妻室,甚至連妾的名份也不確切。而宋江長得太對不起觀眾,黑黑胖胖,又生活無趣,胸懷壯志心憂江湖卻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養活外,她既得不到樂趣,又滿足不了性慾,還不可能有名份,那麼她喜歡上年輕英俊、乖巧伶俐的張文遠便是自然的事情。
  閻婆惜畢竟只是個普通的風塵女子,沒有紅拂的眼光,沒有李師師的福氣,沒有杜十娘的心計,她只能一心一意愛上張文遠,而及時雨的威望、名氣以及勃勃雄心這些無形資產,在一個婊子的眼裡也許不如一朵玫瑰花。
  同為押司顯然宋江的資歷、人際關係、聲望遠遠高於張文遠,捨宋江而愛張文遠,這是閻婆惜的第一錯,——真正的愛情對於二奶來說是奢侈品也是殺傷自己的刀刃。傍大款還挑什麼年齡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錢是否有發展前途。閻婆惜可能以為宋江只能永生為吏了。
  閻婆惜的第二錯就是低估了一代梟雄宋押司的狠毒與權謀,此等女子毫無江湖常識,引來殺身之禍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為宋江無非和自己的相好張文遠一樣,不過是見到縣令相公唯唯諾諾的小吏而已。她讀完了晁蓋等人給宋江的感恩信,應該想到,敢於將犯那樣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盜放走,能被黑道眾多好漢拜服的宋押司,其膽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奶得知包養自己的黑老大驚天大秘密時,應當如何做呢?
  第一種選擇是裝著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裝著根本沒有動過招文袋,即使宋江懷疑也不至於當場殺死她。
  第二種選擇就是對老大說,我無意知道了這事但小妾有100個膽子也不敢說出去,而且發誓從此以後死心塌地跟著老大走。——沒準以後真做個押寨夫人。
  可被愛情與金錢沖暈腦袋的閻婆惜做了最不應該的選擇:敲詐宋江。你敲詐一點金子不要緊,還揚言要立馬給錢,不然拿著書信去公廳告官。從閻婆惜的話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聰明的。看慣了曲本(現在的肥皂劇)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沒有將送來金子退回的一般規律,也知道「歇三日卻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輓歌錢』」,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她害怕退回書信宋江再也不會承認,因為在鄆城縣宋江黑白兩道通吃,他的話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讓宋江打個欠條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東京,盤個店舖,招個郎君過小日子不也很好嗎?這個傻妞枉跟宋江一場,對宋江一點也不瞭解,最後把宋江逼上絕路便把自己逼上死路。她不明白,在殺一個當地沒有根基的風塵女子的罪過和作為堂堂押司放走江洋大盜的罪過相比,前者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過類似閻婆惜這樣的傻二奶,這位二奶被殺倒不是討厭包養者而是因為她太愛包養者。湖南衡陽一位劉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個派出所所長的情婦。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樣的錯誤,動了真情,最後非得要嫁給那個派出所長。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長是多年的先進工作者,他怎能為一個二奶和糟糠之妻離婚,搞得身敗名裂誤了前程?所長答應給她青春損失費,從30萬加碼到80萬,那可是五年前呀。可這位癡情女子說就是給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幹,她只要和所長結婚,否則就告發到有關部門。以此要挾以為點中了命門,最後所長只好僱用黑道上的人,製造車禍結果了這女子的性命。
  如果說閻婆惜是傻而被滅口,那麼白秀英則是因狂遭禍。
  白秀英也是從東京來鄆城撈世界的,她傍對了人,是新任知縣的二奶。也許因為來鄆城時間太短,她和當地最高首長的親密關係還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時候的幹部選拔考核還有些規矩,至少知縣的二奶依然賣唱,沒有承包縣政府的工程,更沒有由舞女變為法官——因此不識泰山的雷橫一不小心觸了霉頭。
  白秀英唱完後討大家的賞錢,坐在VIP包廂的雷橫忘了帶錢——作為巡捕都頭的雷橫,在鄆城地面上,信許沒有帶錢的習慣。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電影,而且坐在包廂裡面,堂堂的都頭來看戲豈不是抬舉你?
  雷橫不識廬山真面貌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頭不僅明天會補錢,也許還會派人來給你護場子。可白秀英這位京都女子自以為有和縣令的關係,狂得不得了。——她難道不瞭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規則?也不瞭解一下社情?瞭解一下鄆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買賣。她和自己的父親白玉喬一唱一和諷刺雷橫。特別是白玉喬以京城來的人口吻說:「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裡人村裡人」。當別人說這是雷都頭時,白玉喬還辱罵道「只怕是驢筋頭。」——堂堂的都頭大人哪受過這樣的侮辱?打他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還不吸取教訓。雷橫知道她的身份後大約會上們負荊請罪,賠上銀子,你就坡下驢給個面子,雷都頭就會成為你在鄆城的保鏢。可她因為有大靠山,告了惡狀讓縣令枷了雷橫,而且枷在她經營的勾欄面前示眾,還讓其他的公人,原來雷橫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橫。這個縣官也是腦子進水,履新不久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眾多幹部。因為這不僅對堂堂漢子雷橫是奇恥大辱,而且讓其他的幹部也有唇亡齒寒之感。正如雷橫母親控訴那樣:「幾曾見原告人自監著被告號令的道理。」
  這不識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碼的法律,即使執法也應當由政府來執法,哪能由原告執法?可惡的白秀英還打了老太婆,標準的孝子雷橫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禍。
  今天像白秀英這樣狂的二奶也不少。當年成克傑在位時,他的二奶李平在廣西便能呼風喚雨。做二奶的,不能像閻婆惜那樣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樣狂,這樣的教訓得吸取呀。



        天下第一「二奶」李師師

  和兩個失敗的二奶閻婆惜和白秀英相比,李師師顯然是一個成功的二奶。她不僅傍上了天下第一人道君皇帝宋徽宗這個大款,還狠狠地賺了梁山泊那伙強盜的一大筆銀子,讓這伙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出了銀子還對其感恩涕零。
  李師師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為天下第一二奶,僅僅因為其色藝雙全是不夠的,通過水滸的描寫,我們能窺見她過人的智慧,嫻熟的交際手腕和通達的處世態度——和閻婆惜、白秀英相比,簡直是雲泥之別。
  白秀英因為仗著是縣令的二奶。驕狂得不把整個鄆城的大小官吏放在眼裡,最後侮辱了雷橫母子遭遇殺身之禍。照這個邏輯,皇帝的二奶李師師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天下人除了皇帝誰也不能入她的青眼。但李師師能戒驕戒躁、謙虛謹慎,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正是李師師高於白秀英等人的地方。
  作為東京最大的娛樂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團最紅的歌星,李師師被皇帝包養後,應該金盆洗手專司伺候道君皇帝,或者搞一個正五品或從四品之類的歌舞團團長,讓趙官家掏公帑把她養起來。——她在皇帝耳旁吹吹枕邊風,這事不難辦到。可李師師沒有這樣做,她還是在風月場所做她的花魁,而且是真做,依然笑迎天下客。不過因為是御用的,價碼高了點——哪像後來一些大牌歌星被高級官員包養後,尋常百姓就難近芳顏了。從這點看,具有藝術家氣質的宋徽宗還是能與民同樂的。這位後來被金人俘虜的皇帝雖然荒淫,但寫得一筆好字,更兼吹拉彈唱無所不通,也算多才多藝吧。
  因為李師師還堅守在為大宋風月事業兢兢業業工作的態度,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賊才可能通過「二奶」路線,讓自己想被招安的一番真情讓皇帝老子知道。
  皇帝常居深宮,中間關山重隔,又被高太尉這樣的奸臣蒙蔽,想通過高太尉等權臣向皇帝表白真心受招安之心的路子已不可行。走李師師這個二奶的路子,是當時梁山諸人的惟一選擇。
  通過風月歌舞界,向上層施加影響傳播信息的古老辦法至今還在使用。民國時期的上海和天津,一些類似陳白露的交際花就充當了民間和官府的橋樑。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關部長燕青出馬,三兩下就搞定了李師師的經紀人李媽媽。然後再帶領宋江等人去見李師師。由於出手闊綽,立馬被李師師母女另眼相看。你看李師師拜謝道:「員外識荊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卻之不恭,受之太過。」態度多麼謙恭,談吐多麼得體。
  等宋江喝了點酒,指指點點吆三喝四,露出梁山泊賊首的面貌後,再加上罵罵咧咧、長得粗野的李逵,作為沾過天子雨露的李師師來說,心底裡對這伙舉止不雅的土財主未必瞧得起,但她恪守了風月場良好的職業道德。宋江介紹李逵:「這個是家生的孩兒小李。」你看李師師如何幽默:「我倒不打緊,辱莫了太白學士。」風流倜儻的大才子李白,色冠群芳的李師師,只會殺人喝酒的李逵,三個姓李的如此排列在一起,令人開心。這與時下一些風月場所只會講黃段子的小姐們相比,砍柴不得不感歎,優秀的青樓文化,到今天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
  李逵打了為皇帝提供保衛的楊太尉後,驚了御駕。宋江一夥的真實面貌露了出來,接待如此重大的反賊,隔在別人那裡早就被東京警備廳抓進去了。可因為是皇帝的二奶,「李師師只推不知。」——二奶的級別越高,安全係數也越高。
  等燕青再次進京見了李師師後,李師師已經知道上次鬧東京一幫人的身份。但見過了大風大浪的師師根本不當回事,她對燕青說:「你不要隱瞞,實對我說知;若不明言,決無干休。」聽說梁山泊人真心想招安時,李師師安慰燕青:「你這一班義士,久聞大名,只是奈緣中間無有好人,與汝們眾為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
  俠肝義膽的李師師,向皇帝引薦了燕青,燕青報告了宋江真心想招安一事。沒有師師的引薦,梁山泊人不可能被招安,宋江被招安的願望實現,李師師功不可沒。
  李師師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錢財,喜歡燕青等原因外,我認為還由於李師師的見識與經歷有關。風月中人按理最應當理解江湖人士,他們往往都有難言的人生際遇,有種種辛酸,他們的道德觀、是非觀不同於正常社會。李師師有幸傍上了皇帝,但她沒有得意忘形,依然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對梁山泊人給予「同情的理解」。——看水滸中女人,我以為最可愛的就是李師師。
  二奶左右王侯,妓院勝於官衙,風月影響政治。這算是我國政治傳統之一吧。



        皇帝偷情是風流 草民偷情是罪過

  中國文人在曹雪芹之前,描寫真正愛情的太少,而寫男女不道德的偷情卻比比皆是。《詩經》中的《靜女》、《蒹葭》寫一轉三折的思念之情的名章,出自民間的無名氏之口;焦仲卿這樣尾隨愛妻劉蘭芝而去、敢於殉情的男人也是民歌中出現。——大多數文人恐怕還瞧不起他的沒出息。梁山伯與祝英台、牛郎與織女、白蛇與許仙的愛情故事都是民間傳說。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歌頌的「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做連理枝」的愛情背後,實則有著公公奪兒媳的不倫;元稹的《鶯鶯傳》寫的是始亂終棄;而《三言二拍》裡面多的是李甲這樣辜負杜十娘的小男人。
  在愛情面前,女人更勇敢更堅韌更有一種為愛癡狂的無畏,一對戀人碰到愛情難題的時候,最先逃避退卻的往往是男人。或許中國男人在愛情面前這種膽怯、柔弱決定了沒有勇氣去文藝作品中尋求最美最真的愛情,反而對描寫被拋棄的怨女,不得善終的蕩婦,搬弄是非的媒婆大有興趣,寫起偷情來,筆墨縱橫、汪洋恣肆、才氣透紙。《水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碧華曾說過施耐庵大概感情上受過女性的打擊,因此才筆下的女人幾乎要麼是孫二娘那樣的野蠻女,要麼是潘金蓮那樣的蕩婦。——一百零八將裡面惟一有姿色、出身好、武藝高強的扈三娘卻讓宋江配給好色、醜陋的矮腳虎王英。似乎一朵鮮花不插在牛糞上,施耐庵就不自在。這並不獨獨是施耐庵的毛病,這種愛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國傳統文人都有。文人們一方面納妾無數,像李漁那樣對女人的姿色、媚態、服飾化妝甚至房中術研究得十分專業。另一方面羞於說自己的真愛,即使真的愛妻子、愛情人,也得等到人家死了才放開心扉寫悼亡詩文。這種不健康的愛情觀使男人們將女人看成玩物、看成私有物、看成工具。為愛情不要江山不要官位的是沒出息的傻蛋,而視「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男人則受到敬仰。在幾千年的專制社會裡,男人敢愛簡直是原罪,而於風月場所玩弄女性則是灑脫與自在。
  施耐庵的筆下,惟一的好女性是林沖的妻子張氏,非施氏厚愛張氏,而是施耐庵覺得林沖太完美了,非貞女不能配他。當陸虞侯將張氏騙到自家,引高衙內進來污辱時,林沖趕到,對妻子的第一句話竟是:「不曾被這廝玷污了?」娘子道:「不曾」。愛妻至深的林武師依然衝不破「失節事大」的禮法桎梏,大才子施耐庵也許認為只有不失貞,張氏才有被林武師愛的資格。
  古代文人中,我獨愛雪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現代人道主義的關懷,能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女人,去歌詠她們的愛與憂愁。大概是因為他是漢軍旗的人,和納蘭性德一樣,未被漢族那些陳腐的東西過多污染,保留著一份真純。
  施耐庵寫愛情筆拙或者是不屑,而寫起偷情來,那樣津津有味,疏密得當。
  《水滸》中寫偷情的有:西門慶和潘金蓮;潘巧雲和裴如海的偷情;白秀英和鄆城知縣的偷情;盧俊義老婆與管家李固的偷情;閻婆惜和張文遠的偷情;李巧奴和張旺的偷情;四柳村太公的女兒與鄰村王小二的偷情;王慶和童貫侄女嬌秀的偷情;當然,還有大宋第一人和大宋第一「二奶」李師師的偷情。
  這麼多的偷情,施耐庵寫出來,讓人讀了卻沒有重複、拖沓之感,每一次偷情寫出來別有面目,施氏才氣真如汩汩泉水。只是在他的眼裡,偷情都是罪不可赦的大惡。
  潘金蓮和西門慶的通姦發展過程,不僅是一部《水滸》中寫偷情最精彩的,即使放在中國所有寫偷情的文學作品中比,都可以排在前幾位。西門慶向潘金蓮套磁那番功夫,金聖歎評價為:「妙於疊,妙於換,妙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桀,妙於無意思,真是一篇錦湊文字。」「真所謂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起潮落者也。」
  西門慶與潘金蓮、王婆用計鴆殺了武大郎,顯然是刑事犯罪,當依律處置。可在謀害大郎之前,兩人的姦情,卻屬於道德調整範疇,而非罪行。潘金蓮對武大郎的忠貞義務,是外部的禮法強加的,而非潘氏自願。潘金蓮在做使女的時候,因為反抗主人的糾纏而被記恨,白送給「身材短矮,人物猥瑣,不會風流」的武大郎,——可見潘金蓮原來並非是人盡可夫,見錢眼開的人。武大郎既不能滿足潘金蓮的感情需要,亦不能滿足其性慾需要。「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裡!」——讓癩蛤蟆吃上天鵝肉,施耐庵就感覺很爽,心態何至如此?
  西方文學中,作者對愛情得不到滿足的紅杏出牆行為,往往抱以一種同情的理解,即使有「錯」,但無「罪」,如查太萊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西方的文明裡,更重視人性。而在潘金蓮挑逗武松時,從武松的眼裡以及耐庵的筆下,已經是「大大的罪孽」。潘金蓮想:「大蟲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男人健壯在女人眼中自然是優點,這是最質樸的審美觀。當潘金蓮的挑逗變得赤裸裸時,武松的反應過於劇烈,簡直將潘金蓮的皮剝了,讓人家的自尊蕩然無存。「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發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裡認得嫂嫂,拳頭卻不認得嫂嫂!」武二不為美色所惑,不懷人倫固然是條真漢子。可潘金蓮喜歡他,也不是什麼罪過呀。嫂嫂喜歡英俊瀟灑的小叔子,難道就十惡不赦了,讓武松如此辱罵他,其實武松大可不必出粗口,你悄悄地走了,不再理她,彼此不傷面子不就得了?愛之深便會恨之切。潘金蓮幽怨地說了句「好不識人敬重!」女人的那顆脆弱的心,誰人能理解?
  即使受到了武二如此的辱罵,當武二即將押送禮物上京時,前來向哥嫂告別,潘金蓮對武二愛情的幻想還未破滅:「莫不是這廝思量我了?卻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可武松當著武大,如此警告了潘金蓮。——這就有多管閒事的嫌疑了,你拒絕誘惑是你自己的權利,可嫂子是否守婦道,小叔子憑什麼替哥哥來教訓嫂子?你哥哥也是個有著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夫妻之間的種種事情,第三者沒有置喙的資格。
  被愛傷透了心的潘金蓮在武松那裡碰了一鼻子灰後,西門慶出來了,一個既能給她生理慰籍,又能給其心理慰籍的大官人出來了。而且西門慶並不是像張員外那樣,利用權勢強迫潘金蓮。他是個泡妹妹的天生高手,潘安的貌,驢兒大的行貨,似鄧通有錢,綿裡針忍耐的性格,閒工夫這五樣他都具備,而且「捱光」計十個階段,錢使到九分九,都有前功盡棄的可能,但西門慶不害怕這種「投資風險」。——碰上如此的人物,別說是潘金蓮,我看是林黛玉也抵擋不住愛情的攻勢。你看西門慶泡潘氏的那份溫柔體貼、那份善解人意。當潘金蓮埋怨自己嫁錯了丈夫:「他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可西門慶是這樣回答的:「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他決不是跟著貶大郎而是誇獎大郎,如此理解和尊重女人,武二等哪能及其萬一?當西門慶說到自己的亡妻時,充滿了敬佩感激之情:「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卻倒百靈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裡的事,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出來?在家裡時,便要慪氣!」然後再提到自己已養的幾個「二奶」張惜惜和李嬌嬌,沒有一個及得上潘金蓮。如此既說明自己不是濫情之人,博得了潘金蓮的尊重,又滿足了小婦人的虛榮心。那麼,兩人感情發展到恩情似漆,心意如膠的程度自是水到渠成。
  當武大從鄆哥那裡得知妻子和西門慶的姦情以後,這位老實巴交的善良男人內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意外地得到了這樣一個美女,自己起早貪黑地做小買賣,供養妻子。但是感情是勉強不來的,男女是否般配不僅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內心感覺,潘金蓮不愛自己,企圖靠自己對潘的小心愛護,感化潘金蓮是難以生效的。
  這時套用現在的話,武大、潘金蓮的婚姻出現了極大的危機。如何解決這一危機,現在的夫婦先可以協議離婚,協議不成就上法院,法院根據雙方的過錯判定財產的歸屬。然而那時候是大宋,女人沒有主張自己婚姻的權利,要想解除婚姻,只有被動地等待丈夫寫休書。而這時武大的合理選擇是什麼呢?顯然他想維護自己的婚姻,那麼是私下勸潘金蓮回頭,或者是等弟弟武二回來後商量,都不失為理性的選擇。如果找武松商量,武松也許會利用自己都頭的地位和西門慶交涉,但以武松的性格,也許會勸哥哥休掉這個敗壞家風的嫂子。那樣就不會出現命案了,武松、西門慶、潘金蓮、武大等人的命運將完全是兩個樣子。可是武大採用了那時候大多數男人的辦法——捉姦,這是一時激憤極容易採取的傳統方法,可惜這個懦弱、善良的男人碰到了清河縣有錢有勢的西門大官人。他被西門踢傷了,武大如果有他弟弟十分之一的機敏,也會忍氣吞聲等待弟弟回來再做打算,然而他的善良他對潘金蓮的愛,遭來了殺身之禍。他一半是威脅一半是善意地提醒:「我的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若早晚歸來,他肯干休?若你肯可憐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歸來是,我都不提。」家有利器不可輕易示人,這不是提醒潘金蓮等人嗎?最後在王婆的策劃下,潘、西門毒死了武大。
  潘金蓮殺夫當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我無意為潘辯護。我只想說的是武二殺嫂是一場悲劇。武大愛潘金蓮卻得不到回報,潘金蓮愛武二亦得不到回報,西門、潘金蓮兩情相悅也很難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最後演出了殺夫、殺嫂。——西門、潘金蓮、王婆是罪犯,武松走正常的訴訟程度不能為兄長伸冤,最後也從都頭變成罪犯。當武二扯開曾向自己眉目傳情的嫂子雪白胸脯時,用尖刀一剜,當時他除了悲憤,還想到什麼?
  這場悲劇卻沒有撕裂讀者內心的力量,是因為謀殺與復仇、貞節與淫蕩這種簡單的道德劃分減弱了悲劇的力量。人們看到的是淫婦姦夫和復仇好漢的對立兩極,而未有對促使美女變兇手的深層次思考。——在施耐庵眼裡,稍有出牆心思的女人就是該死的,就是不可饒恕的,中國畢竟產生不了托爾死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具有終極關懷的作家。
  不知道為什麼,《水滸》中的漢子們一個個是性冷淡。你宋三郎既然不好女色,接濟了閻婆惜母女倆不就得了,為什麼要包養她?既然包養了人家,卻又冷落人家這不是不負責任麼?難怪人家看上了風流溫柔的張文遠。那拚命三郎石秀更沒道理多管閒事,你的義兄楊雄疏遠了嫂子潘巧雲,巧雲碰到了青梅竹馬的裴如海,和尚與已婚之婦偷情,作者便以「淫婦」、「賊禿」命名之,石秀作為楊雄的結拜兄弟,將自己的觀察分析結果告訴他,已屬不應該,自古「疏不間親」,人家畢竟是夫妻,頂多善意地暗示、提醒就罷了。當楊雄醉罵巧雲走漏了風聲,巧雲為了自保誣陷石秀調戲她,楊雄信以為真。那麼作為第三人,清者自清,你就悄悄地離開得了,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可他竟然自己去悄悄地殺死裴如海——這不是故意殺人是什麼?殺了裴如海也罷了,哪個人能保證一生在感情上不擦槍走火,可石秀慫恿了楊雄誘騙巧雲和丫鬟上山,最後合夥殺了兩人,巧雲罪不至死吧。——我真的懷疑石秀和楊雄是同性戀,楊雄娶巧雲是為了掩人耳目,不然楊雄在當地不大不小是個人物,何必娶個寡婦呢?石秀也許因為吃醋,藉機殺了巧雲。
  童貫的侄女嬌秀喜歡上王慶更能理解。嬌秀作為政治聯姻的犧牲品,被童家許配給蔡京的孫子,一個憨呆的傻瓜。這對一個美眉來說太殘忍了,愛上「俊俏風流無限」的王慶不是很自然麼?可施耐庵依然認為這種偷情是大大的罪過。當嬌秀和王慶好上後,施公寫道:「王慶那廝,喜出望外,終日飲酒」。——用筆如此,似乎憤憤不平。當蔡京等人找個理由將王慶刺配後,迎娶了嬌秀。「一來遮掩了童貫之羞,二來滅了眾人議論。蔡攸之子,左右是呆的,也不知嬌秀是處子不是處子。」是否是處女,在施公看來悠悠萬事,惟此最大,他好像很為蔡京那個傻孫子抱不平。
  照《水滸》那時代人的理論,婦道比什麼都重要,不守婦道就被殺死也活該。潘金蓮被人像配牲口一樣配給武大,就應該從一而終;楊雄不愛自己的妻子,但受不了他紅杏出牆,因為妻子是他的私人物品,他不使用也不允許別人染指,他痛恨妻子偷情不是因為愛,而是因為自己的尊顏嚴被挑戰。嬌秀也是這樣,對童、蔡兩家來說,利益同盟最重要,大家族的面子最重要,而女孩的幸福則算不了什麼。
  宋徽宗放著三宮六院這些滿漢全席不吃,跑到勾欄瓦肆泡民間的妓女李師師,嘗嘗這道地方小吃。這也是偷情,可在施耐庵的筆下,便不是罪過而是風流佳話了。李師師傍上皇帝後,掛出了「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的廣告牌,看來被皇帝泡是可以大肆渲染的光彩事情。天下人都議論這件事,皇帝不以為許,還常常從專用的地道鑽出來,臨幸一下李師師。而且不避近臣,讓楊太尉親自在外面站崗。
  同樣偷情為什麼草民干和皇帝幹這樣大的區別?因為在皇權社會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萬物都是皇帝的私人財產,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奴才,他睡任何一個女人不是偷情而是主人的恩寵,天下女子的房間無非是三宮六院的擴大而已。——雄性對雌性的控制權力,在動物世界和專制社會裡是衡量男人權威的一個重大指數,皇帝的權威最大,因此他的性資源理應最豐富,性自由更大。而一般的官員和財主,對自己家的丫鬟的性侵犯也沒人敢說出了不字,潘金蓮不服這個規矩所以她的下場很慘,賈璉玩府裡奴才的老婆,鳳姐潑醋可老祖宗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那麼一般的老百姓,對自己的妻妾有自由的性權利,泡別的女人則是覬覦,是偷情,是罪過,別的雄性動物不能原諒他。他們的性權利雖然不能和皇帝、大官比,但關起門來,這種控制權本質上是一樣的。這也是楊雄可以不去滋潤潘巧雲但不允許自己對巧雲的專屬性權利受到別人侵犯。而女人呢?只能處於被處置的被動地位,讓人養著,讓人挑選,讓人玩弄,如果自己主張自己的性權利就是十惡不赦的罪過。
  套用一首民謠形容性權利的不平等:
  「皇帝胡搞是游龍戲鳳,
  巡撫胡搞是深入群眾,
  知府胡搞是娛樂活動,
  知縣胡搞是體育運動,
  小吏胡搞是胡亂打洞,
  草民胡搞是流氓活動。」



        扈三娘:卿本佳人,奈何從賊

  水滸中的女人,除了林沖的妻子外,似乎想不出還有誰擁有過真正的愛情。潘金蓮、潘巧雲和情夫那份感情,被認為是不潔的,她們是蕩婦,按那時人們的道德標準,認為她們應該進萬劫不復的地獄;李師師對宋徽宗而言,僅僅是吃慣了山珍海味的萬歲爺所鍾愛的一道民間小吃。
  扈三娘是我最同情的一個女人,她高挑美麗,她武藝高強,她出身富裕之家,可是嫁給了矮腳虎這樣好色醜陋、品行不堪的人。而這一切的源頭不是造化弄人,而是宋江的亂點鴛鴦譜。——宋江把扈三娘當成一隻羊羔,送給了王矮虎這支色狼。而梁山和扈三娘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李逵將她家上上下下殺個乾淨,就剩下她哥哥扈成逃走。
  當年楚國滅亡了息國後,美麗的息夫人被俘虜後,納入楚王后宮,三年後連兒子都生下來了,可息夫人為了表示對故國的懷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從不開口說話,從不歡笑。後人感慨:「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連文弱的息夫人尚且這樣無聲地抗議,而能上馬殺敵的女將軍扈三娘為何這樣甘於被殺父仇人驅使呢?
  歸降梁山後,扈三娘每每出征,在馬後張開一面旗幟,上書:「美人扈三娘」,在不知道美為何物的梁山男人世界裡,她的美麗是那樣的寂寞蒼白,僅僅是一種類似滑稽的點綴。卿本佳人,奈何從賊?扈三娘是否被梁山人強迫服下了一種神密藥品?她的精神是否已被公孫勝這樣的人用法術控制?或者她勢單力薄,迫不得已苟全性命於淫威之下?那麼她的內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苦,惟好肉慾而不解真情的丈夫能理解嗎?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會不會向隅而泣?
  上梁山的人中,有打家劫舍來避禍的罪犯、小偷,有被逼上無奈的體制內人,有被宋江設局誘騙來的官員,他們儘管對梁山的感情程度不一,但至少是最後自己做出了選擇,而扈三娘是惟一被劫持和脅迫上山的。
  李家莊的管家杜興向石秀、楊雄介紹說:「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三娘已與祝家的老三祝彪有婚姻之約,兩人是通加之好,又是門當戶對,男女般配。而王矮虎呢?押車的夥計出身,見財起意殺死了僱主,落草當了強盜。這樣一點江湖規矩都不講的人,能是什麼好貨色?在清風山拿住宋江後,不問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的是「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其殘忍不亞於李逵。劫持到劉知寨的老婆,他馬上將其抬到自己的房裡去,連宋江都認為,「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當宋江被劉知寨陷害,打進囚車,半路被花榮、燕順等人救出,王英仍然念念不忘知寨的老婆, 「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拿住婦人後,燕順為了不留禍患,一刀將其殺了,王英倒要和自己的兄弟燕順拚命。其好色而無品位,至少小霸王周通搶人家的姑娘做押寨婦人,還像模像樣地送聘禮,拜老丈人。第一次和扈三娘對陣時,十個回合就被三娘擒住,讓這樣無才無德無貌無品的人獲取三娘的芳心,實在是太不可能了。
  而擒住扈三娘的,卻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林沖,——勝女英雄的惟有真英雄。梁山中的諸好漢,真正和扈三娘匹配的恐怕只有林沖,林沖此時,妻子已在東京上吊自盡,扈三娘不必做妾,可以光明正大地成為林夫人。
  可是宋江不會這樣想,他把女俘虜看成當然的女奴,能任意處置。宋江為什麼要把一朵鮮花硬硬地插在牛屎堆上呢?表面上看是他的踐約。在王英和燕順因女人幾乎刀槍相見時,他勸解時答應給矮腳虎娶一門媳婦。可天下女人多得是,像王英這樣的打工仔出身的人,有肉慾少真情,找一個如史進的相好李睡蘭那樣的風塵女子完全可以打發他。為什麼非得讓這樣優秀的三娘嫁給矮腳虎呢?有幾種可能。
  一是宋江有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必須毀滅掉的心理。宋江將扈三娘交給宋太公看管時,眾頭領以為宋江要這個女子。這沒什麼奇怪的,因為好東西先讓老大享用是強盜的規矩。宋江並非不好女色,否則他不會包養閻婆惜,也不會在見李師師時酒後失態。大男孩李逵沒遮攔說出了他的本性。只是自己沒有讓女性喜歡的本錢,女人是感性的動物,有時你的權謀你的江湖地位還不如幾句好話更能獲得其好感。連閻婆惜都不喜歡他,何況扈三娘?他對三娘求愛遭拒絕後,又怕霸王硬上弓有損自己的名聲,畢竟他不同於在女人面前什麼也不管的矮腳虎。於是就像一氣之下將潘金蓮配給武大郎的那位員外一樣,將執意不從的三娘送給在梁山中最下作的矮腳虎受用。
  第二個原因是梁山的光棍太多,大伙都在盯著這個美女。給誰都可能傷了和氣,宋江不願意因此引起骨幹們互相的猜疑。給一個大伙公認的超級色鬼,其他人反而心裡平衡。
  第三個原因是為鞏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林沖無異心但品性無疑都是一流,讓扈三娘嫁給他,豈不是雙劍合璧,天下無敵麼?宋江不願意自己手下的人有更多的真友誼、更多的真愛情,那樣他的老大地位有可能被削弱。他只能把美女當成獎品送給親信。他的幾個親信中,李逵只愛殺人,這方面沒開竅,花榮有娘子,戴宗是個近似出家的人,而王矮虎是自己收羅的嫡系,當年劫囚車救他時立下大功,又好色如命,投其所好才是好禮物,能讓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勞。梁山和扈三娘畢竟有殺父之仇,送給非宋江嫡系的人,害怕枕頭邊策反,將三娘送給親信有暗中監視的意味。
  《水滸》中寫道認扈三娘為義妹,當著眾頭領將她許配給王矮虎時,「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王英自然拜謝宋大哥,而扈三娘當時的心可能在流血,不得已從賊,也不能從矮腳虎這樣的賊呀,誰也沒法給我一個三娘愛王英的理由呀。推卻不得倒是實,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她能怎樣?
  眾人看到鮮花往牛糞上插的時候,「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宋公明的「德義」,就是不把女人當人。上了梁山的扈三娘,便成為一位木偶美人,沒有自己的感情,沒有自己的意志,白天讓宋江驅使上陣打仗,晚上回來面對矮銼子丈夫。哀莫大於心死,三娘也許在得知家破人亡後,已經心死了。
  《水滸》中的女人,美麗的、多情的、淫蕩的、愛財的、英武的、貞節的,幾乎都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也沒有好下場。在這樣的世界裡,扈三娘不從賊,她能從誰呢?



   ======== 第五編 末路時的決斷 ========

        英雄末路、小吏末路和貴族末路

  《水滸》中有三個人對水泊事業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無他三人,梁山將不成其為梁山,水泊亦將不成其為水泊。他們三人是林沖、柴進和宋江。林沖蒙冤上山,大多勤勉於山寨之事。惟有王倫不收留晁蓋一夥人,晁蓋被史文恭殺死後,在兩次水泊事業最關鍵時刻,如山中之虎豹,靜候多時,突然竄出用大智大勇奠定了梁山前期和後期的基業。而柴進是梁山真正的源頭,先是有恩於王倫、杜遷、宋萬等人,然後再介紹林衝上梁山,使梁山有了第一個關鍵人物,無柴進林沖不得上梁山,林沖不得上梁山,晁蓋難以順利做梁山老大;晁蓋等不上梁山,後面宋江等人壯大梁山都是虛話。宋江更不用說,他為一百零八將之首,私放晁天王等人,廣招各路豪傑上梁山,最後力主招安,可謂梁山事業繫於一身。
  這三人一為英雄,一為貴族,一為小吏。他們都是走投無路,不得已才上了梁山,三人上梁山的原因,上梁山之前的心態很值得對比。
  和宋江、柴進相比,林沖是真是百分之百的冤屈。宋江私放劫生辰綱的江洋大盜,為滅口殺死了閻婆惜,本是彌天大罪,按律是死罪,幸虧他銀子使得好才輕判個刺配江州。柴進則是被知府小舅子奪了叔叔的老宅,對小旋風來說,最可激憤的並不是一屋之失,而是太祖皇帝允諾的貴族特權,百年之後竟然被地方官和地方官的親戚藐視、踐踏,再說李逵冒冒失失殺死了段天錫,雖罪不致死但連帶責任還是有的。惟有林沖,乾乾淨淨老老實實,無絲毫做奸犯科之情節,可衙內為自己的淫慾,悍然強奪命官之妻,頂天立地的好漢竟保護不了自己的妻子,對那個年代對男人來說,奪妻是最大的恥辱也是最大的權利侵害,他一忍再忍,最後連自己的生命都難以保全,無敵忍者突作怒目金剛,手刃仇家上了梁山。
  因此和與早有自己小算盤的柴進、宋江相比,林衝上梁山最有悲壯色彩,這位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教頭不得不做強盜,其內心之痛苦、煎熬、悲憤可想而知。在朱貴的店裡,上梁山之前的林沖幾碗酒下肚,想起前塵往事,想起去路漫漫,想起嬌妻與深仇,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便在白粉壁上寫下了八句詩:
  「仗義是林沖,為人最樸忠。
  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一個「仗義」「樸忠」的英雄,不能萬里覓封侯就罷了,可做一本份小官不可得,過平常日子不可得,黑暗的朝廷就是這樣逼迫自己本應最依仗的精英來反對自己。這首詩不僅是林沖心思的寫照,也是千百年來無數報國無門反遭迫害的英雄末路之寫照,英雄走向末路,大宋也就該走向末路了。
  宋江沒有林沖的「樸忠」,林沖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做事安身立命,宋江則靠權謀,靠利用最流行的潛規則來博取最大的收益:金錢、名望,用的全是小吏的手段。林沖能交魯智深這樣的真好漢做朋友,也能幫助李小二這樣「竊鉤」的窮人,但把他放在宋江押司的位置上,碰到上司發文來追捕重大犯罪嫌疑人,他會像宋江那樣洩露重大國家機密麼?宋江那樣做,是施恩於黑社會,是不折不扣的黑社會保護傘,這連一個公務員最起碼的操守都不具備,何來「忠」?宋江作為鄆城小吏,而利用權利金錢,收買各路邊緣人,聲聞於天下。——他的錢也來得蹊蹺,因此蕭瀚說他有「財產來歷不明罪」重大嫌疑。從當小吏開始,他就做好隨時和朝廷決裂的準備。光宗耀祖是男人正常的追求,但宋江選擇的路徑和林沖不一樣,一用潛規則,一用顯規則。因此他在江州題寫的「反詩」,和林詩相比,風格不一樣: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所表露的是一種怨氣而非悲壯。林沖蒙冤那樣重,想到的只是「威鎮泰山東」,而非報復社會,而這位口口聲聲忠孝的宋押司如果真忠於國事,不但不會私放天王,也不會在流配的路上,勸誘和欺騙燕順、王英、鄭天壽、花榮、秦明等上梁山。——黃文炳看得一點不錯,他早有造反之心,然後走「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博取官爵,但以揣測犯罪動機來定罪,而不是根據犯罪事實定罪,則是「莫須有」。——將宋江判處死刑是很不公平的,這是另一個問題。題反詩事發是上梁山的導火索,因此和英雄末路相比,這個小吏的末路有點滑稽。先是裝瘋賣傻在屎尿坑裡打滾,企圖騙過緝捕的公人。推上法場時,「宋江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被晁蓋救了後,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
  比起英雄和小吏的末路,貴族柴進的末路直叫人惋惜痛心。作為大周皇帝的嫡傳子孫,有誓書鐵券在手,對來自朝廷的傷害他有種自信。和「樸忠」的林沖、「權謀」的宋江比,他一直和現行的體制保持冷靜的距離,作為讓位於趙家的柴家後裔,他內心恐怕並不認為自己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忠」對他沒有意義,自然謀取高官對他也沒有意義。他和大宋是一種「契約」關係,自己的祖先和皇帝的祖先訂立了江山轉讓「合同」,按照合同趙家需給予補償,補償條款中便有「司法豁免權」一項,大宋對他而言,惟一應該做的就是「履約」。秦漢以降,郡縣天下,貴族勢力日漸凋零,特別是隋唐開科取士後,寒門與豪門一起參加科舉考試,國家公共職務向全體百姓開放,沒有了特權自然沒有了貴族。到宋代,除了皇族恐怕異姓貴族只有柴家了。因為在貴族和皇室只是名義上的君臣關係,更多的是一種盟約關係,貴族遵某姓為共主,貴族自己有獨立的勢力範圍和很大的自治權。許倬雲先生曾比喻,秦漢前天子和諸侯的關係是總公司和子公司的關係,是真正封建;秦漢以後皇帝和各地方政府是總公司和辦事處的關係,辦事處是沒有獨立法人地位的。
  趙匡胤黃袍加身,從柴家那裡得了皇位後,為了解決道統上的合法性難題,訂立了趙、柴兩家的合同。那麼在宋朝初期,趙家或許還有種得位於孤兒寡母之手的道德內疚感,履約的積極性很高,統治天下時間一長,便具有自然的合法性,履約的約束也越來越弱。此時的柴進並非沒有危機感。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崛起後,國與國之間征伐不已,各國貴族有朝不保夕之感,孟嘗、平原、信陵、春申等戰國四君子大批養士之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柴進「養士」也是出於這種考慮,不管良莠都招集在門下,既周濟林沖、宋江、武松那樣的人,也養洪教頭那樣的人。「酒店裡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在奸臣當道、公器私用的北宋末期,繁華之中隱藏著極大的社會矛盾,過著優厚生活的柴進自然不能置身度外,「養士」以備不時之需,這也是貴族一種「自保」措施,大官積累財富攫取權力以獲得安全感,小官巴結上司以求自保,祝家莊這樣的地主自己練兵自保,小老百姓去當響馬自保,柴進不能去作大官,也不願意去當賊,最好的選擇是「養士」。金聖歎評價說:「柴進無他長,只有好客一節。」「旋音去聲,言其能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眾人也,則自林沖始也,而旋林衝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柴進旋林衝入水泊,只是無意插柳,他自己是不願意放下貴族架子去當強盜的。
  可這樣一個連皇帝都許諾給司法豁免權的貴族子弟,在知府的小舅子眼裡,完全是可以任意魚肉的鄉民。權力可以統吃一切,先朝訂立的法律文書,在段天錫眼裡,只是廢紙一張,「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當年讓江山訂立的合同,大宋政府完全可以違約了——江山已經到了老趙家中一百多年了。
  林沖平時出陣,只是一職業軍人奉命而為,無多話。攻打高唐州時,「頭領林沖橫八丈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塊塊出來。』」林沖主動出馬,一為報柴進之恩,二是出於對高家的仇恨。迫使林沖、柴進兩位梁山大功臣上山的為高俅兄弟,高俅才是梁山第一大功臣。
  原本寄希望於趙官家遵守合同的貴族也不得不作了強盜,但他和林沖一樣,畢竟有種情結,做不了徹底的強盜,但對大宋他決無宋江那樣的奢望與天真,最後稱病辭官回鄉務農,得以善終,這是貴族的清醒。
  英雄、小吏做了強盜,貴族也不得不做了強盜,大宋朝廷還能剩哪些人?



        兩個孤獨者的偉大友誼

  金聖歎說:「林沖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青年學者蕭瀚說:林沖是一個具有人道主義的帥才。
  我的一位妹妹說:嫁人就要嫁林沖這樣。因為他懂得珍惜愛情、呵護妻子、對家庭負責。
  他們說的都有道理。以三百年前的才子看來,林「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對自己的行為自始至終都非常清醒與理智,考慮問題太過於周全。如金聖歎這樣的率性人看來,可佩服而不可親,林不如魯達之豁達,武松之豪邁、李逵之率真。作為一個現代人、一個學者來分析林沖,他最具備現代職業人的種種品格和素質。而作為一個女性,看待事物和分析人物往往憑感覺,但不得不承認,在複雜的理論和玄妙的分析面前,往往感覺是最準確的。林沖應該生活在現代,而不是生活在千年前的大宋,是因為他的言行符合現代社會的種種規則。
  如果林沖生活在現在,他也許會成為一個非常幸福和成功的中產階級的一員。林沖的可愛,就在於「可靠」。他是一個可靠的丈夫,一個可靠的朋友,一個可靠的下屬和同僚。他不會輕易動情,但一旦選擇了某位女子他會為其一生負責;他一旦成為你的朋友,你可對他托付一切,別人可以出賣他而他不會出賣別人;對上司對同僚,他會永遠抱一種有距離的尊重,他會兢兢業業做好自己的內工作,對這個集體負責對自己上司負責而不輕易涉及人事上的是是非非。
  在《水滸》中,有兩個孤獨者:林沖和魯達,他們倆的友誼超越世俗的功利,他們是一對真正達到精神默契的朋友。無論在官場還是在梁山,林沖不是普通的官吏,也不是尋常的匪。——在官場和匪窩,他都是一個異類,一個品行高潔的異類,一個不喪失獨立精神、獨立人格的異類。將林沖和魯達相比,似乎他們是性格的兩極:一人能忍,一人性急;一人精細一人豁達;一人溫雅一人魯莽。但他們卻能成為最好的朋友,是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偉男子,他們都有著包容三山五嶽的胸懷,他們有著人世間最寶貴的「愛心」。
  《水滸》中處處說「忠義」,但真正做到謀事忠,對友義的只有林沖和魯達。宋江以下的眾頭領,互稱兄弟。然而他們之間,大多並不是一種心心相通的、人格平等的朋友。要麼是宋江與戴宗、李逵,盧俊義和燕青那樣的主僕關係,要麼是宋江和吳用、柴進等相互利用關係;更多的是李忠、周通這些為了自身安全而結成的利益「盟友」。一百單八人中,有些人幾乎沒有什麼交情。如盧俊義未必會與出身低微,本事全無白勝有什麼兄弟情誼,他和大官人柴進會投緣;呂方郭盛作為鐵桿宋系的人,也不會去結交小乙哥;而杜遷、宋萬死時,黑三郎才給了一句贊語,此前也沒有與這兩人交談的記載。在這種打著忠孝仁義旗號,存在有教主絕對權威的黑社會結構下,三阮、二張、孫立孫新、菜園子母夜叉、李應杜興這樣的親兄弟、夫妻、主僕關係才是正經,且分崩離析,各自逃難之時更加明顯。魯智深和林沖,不是勢利之交,不是血緣同胞,偶遇而相互欣賞,結成生死之交。
  撇開一切世俗的塵埃,林、魯友誼如高山上之白雪,如幽谷中之蘭花,如雲散霧開後的明月,那樣超凡脫俗,那樣美麗潔淨。在草莽之中,竟有這樣的伯牙與子期。
  宋江第一次見武松,便說:「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的名字,不期今日卻在這裡相會。多幸多幸。」過了數日,拿出來銀子給武松做衣服,武松離開柴進家時,宋江相送數里,再次贈送銀子。宋江第一次見李逵,就是替他還賭債。「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輸給他了,快把來還他。」然後請李逵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博得李逵的稱讚:「真個好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了這位哥哥,也不枉了。」與其說這是交朋友,不如說是收買。——宋江能收買李逵這樣的頑童,因為頑童往往一個玩具就能搞定,卻未能收買住武松。所以金聖歎評論道:「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匡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徑直,惟一銀子而已矣。」
  林沖與魯智深相識,正值魯飛舞禪杖,林沖喝彩道:「端的使得好。」兩人剛結為朋友,就碰見了高衙內調戲林沖妻子。魯智深立馬要出拳相助,被能忍的林沖勸住。魯達一見林沖妻子,立刻如林沖多年的兄弟一樣,叫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相會。」如此唐突,方顯出魯智深的坦蕩真誠的性格,一見定交便如此。男女間有一見鍾情的愛情,男人與男人之間,何嘗沒有一見如故的真友情?——王怡曾經說過魯智深也許暗戀林沖妻子,我不敢否定這種猜測,但我更願意認為這是魯智深真將林沖視為兄長的緣故,便無過多的虛禮。
  和陸虞侯這樣的「朋友」相比,魯智深更顯出世上真朋友的稀缺。林沖誤入白虎堂後,被刺配滄州,魯智深千里暗中護送,直到林沖脫離險境為止。魯智深在野豬林裡那席話,至今讀來淚滿襟。
  「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相別之後,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得你斷配滄州,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卻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道:『店裡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裡去,洒家也在那店裡歇。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腳。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客店裡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裡出門時,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裡來,等殺這廝兩個撮鳥,他到來這裡害你,正好殺這廝兩個。」
  此段話不僅可看出智深的多情多義,也可看出他的粗中有細。這份情誼,直可動天地、泣鬼神,安能用「江湖義氣」四字形容之?
  從刺配路上,林、魯一別,便關山萬里,兩人並未互通信息,可情誼決非時光和距離可以隔斷的。直到第五十九回,眾虎歸水泊後,魯智深問林沖:「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王怡以此作為智深戀阿嫂的證據,我認為這正是智深作為朋友,深深理解林沖的緣故。他知道林沖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刺配之後,留妻子孤身在京,自然放心不下,問阿嫂近況實在是對朋友最大的關愛。而宋江害怕李逵再次造反,為了保住自己一身的名節不惜毒死李逵,這不是友誼而是最大的自私,他把李逵當成自己的私有物。
  李白和杜甫,長安相識後,不久相別。天寶四年在山東得以短暫相見後,從此各自飄零,山高水遠,可那份情誼,兩人一生未能忘懷。杜甫流落秦州,當時李白從永王被流放。杜甫擔心李白的安危:「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當李白死在當塗後,杜甫也是垂垂暮年,可對朋友的思念一點沒有減弱。想起他和李白壯年時同游單父台的情景:「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懷。」只有相知相得,才有這種歷歲月而彌堅的友誼。——林、魯的情誼可比之李、杜。
  林、魯兩人,都具備大智慧和大慈悲。
  林沖愛妻子、愛朋友、愛自己的職業,富有同情心。他是個優秀的軍事教官,不但業務水平出眾,而且沒有野心,不與官場的大多數人同流合污。儘管他精細過人,但還是著了高太尉的道。高太尉、陸虞侯真是利用林沖忠於職守、同情弱者、熱愛本職的「軟肋」,才能誘騙他進了白虎堂。首先,高太尉派人裝成落魄的江湖壯士賣刀,引起酷愛先進武器的職業軍人林沖的同情。林沖買了刀後,又派人請林沖拿刀去給太尉觀瞻,以服從為天職的林沖自然難以拒絕。饒是林沖如何才智過人,哪能想到人心如此歹毒。林沖被刺配後,為了妻子的安全與幸福,對丈人說:「只是林沖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並寫了份休書: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為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自願,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為照。」
  什麼是真正的愛情?這就是真正的愛情,犧牲自己,替對方考慮。張氏嫁夫如此,死而無憾。如此真摯之情,卻讓造化嫉妒,正應了「情深不壽」那句話。
  智深要殺董超、薛霸兩個意欲害他的公人,他認為只是高太尉的指使,心生憐憫制止了智深;火並王倫,林沖為了梁山的大業,甘願被吳用利用;晁蓋死後,梁山群龍無首,又是林衝出面立主宋江代理老大的位置,避免了梁山的分裂。兩次梁山發展最關鍵的時刻,都是林沖立了大功,而且不為私利,功成身退,低調行事。當王倫要他殺一個無辜的路人來做「投名狀」時,走投無路的林沖一定心懷異常的悲痛,一個遵紀守法的朝廷軍官,不得已上了梁山,還要濫殺無辜才能被土匪接納,——必須在精神上自虐與自污方可為匪!對一個愛惜羽毛的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後來他遇見了有著同樣經歷的楊志,兩人不分勝負,「投名狀」到底沒有拿來。——這是施耐庵對這位真男子的愛護。林沖,即使落了草,至死他的品行是高潔的。
  魯智深一生孤單,卻是個真正的「護花和尚」。他一生幾次重大的轉折,都和保護女人有關。武松、李逵只知道殺女人,而魯智深卻處處憐惜女人。聽了金翠蓮的哭訴後,一怒打死了鎮關西,害得這位提轄不得不亡命他鄉,最後當了和尚。從五台山往東京的路上,夜宿劉太公家,聽到桃花山的周通強搶太公的女兒,便潛伏在女孩的閨房裡,狠狠地教訓了小霸王,最後讓周通折箭立誓,不再騷擾劉家;在瓦官寺,夥同史進,將姦淫民女的崔道成、丘小乙殺死。流落江湖那麼多年,一直牽掛阿嫂的人身安全。而智深救史進,也是女人引起的。賀太守搶了畫匠王義的女兒「玉嬌娘」,史進去刺殺太守被捉拿,智深再去救史進。對江湖上的朋友智深也是光風霽月。當他向史進、李忠借銀子接濟翠蓮父女時,責怪李忠的不爽快,將二兩銀子丟還給李忠;在桃花山扁了周通。可當周通偷了呼延灼的寶馬時,即將被青州的官兵攻破寨子,不得不求救於二龍山。周通還擔心:「只恐和尚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卻瞭解智深:「不然!他是個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我。」李忠雖然小氣,但有知人之明。當他引兵去少華山,要去救史大郎時,朱武殺牛宰馬要招待智深,平時嗜酒如命的智深卻說:「史家兄弟不在這裡,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卻去州里打死那廝罷。」「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裡,還要飲酒細商!」——好一個可愛可敬可親可信的「花和尚」!對於招安的下場,魯智深也一直是異常的清醒。
  只因智深心存真善,哪怕喝酒吃肉殺人放火,依然與佛法有緣。五台山的智真長老在幾千吃齋念佛的沙門中間,獨獨看出智深深具慧根,非是趙員外推薦的緣故。當他在錢塘江畔坐化之前,自己寫了一偈:「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繩,這裡扯斷玉鎖!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人生真如大潮,起落一瞬間。無大智慧大慈悲的人,哪能這樣撥雲見日,心證三果呢?當年弘一法師知道自己即將脫離臭皮囊時,寫了一封遺書給弟子劉質平,其中有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兒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真友誼便是君子之交,真佛法,亦淡如清水。林沖、魯智深這樣的真漢子,如果生逢其時,完全可以建功於邊廷,立千秋萬世不朽之名;或者即使不能被重用,在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裡,也能憑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品行贏得尊重,過著平常而幸福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可惜他們生活在一個是非顛倒的社會,一個淘汰良民的社會,一個扼殺精英的社會,一個必須犧牲人性才能生存顯達的社會。尤其像林沖,做一愛崗敬業的職業軍官不可得,做一愛家護妻的好丈夫而不可得。他們要麼像陸虞侯、富安那樣,犧牲自己的良心,自己污辱自己的品行,巴結權貴以求顯達;要麼就只能去當殺人放火的草寇。沒有中間的道路可讓他們選擇。這是林、魯的悲哀,也是大宋的悲哀。
  《水滸》中的人,只有林沖、魯智深懂得友誼,也只有林沖、魯智深懂得女人。他們注定是孤獨而清醒的,無論在官場還是在江湖。他們是不幸的,好在兩個孤獨者之間還有一份彌足珍貴的友誼,可以彼此撫慰。



        武松的品牌和十字坡的規矩

  金聖歎非常推崇武松,他說:「武松者,天人也。」並解釋道:「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魯達之闊,林沖之毒,楊志之正,柴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榮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
  武二郎這樣一個全能冠軍,縱使千年之後亦讓人遙想不已。然而世間大豪傑大英雄不亞於武二者不少,但大多埋沒於鄉間閭裡,如武松這樣名滿天下者畢竟是鳳毛麟角,為何武二能脫穎而出?這是因為武二有了品牌,——江湖的名號就是品牌。武松的最大品牌就是他是一位「超級打手」——既能打虎,也能打人。不僅力大無窮,武藝超群,而且心狠手辣。
  殺人越多,這個品牌也就擦得越亮。
  成就了武二的公關形象,自然是他那次喝了十八碗酒後,借酒壯膽,不知道天高地厚上了景陽崗,碰到那隻大老虎然後將大蟲打死。——這一打成名了。
  應該說武松的成名是有著很大的偶然性的,能打死老虎的不只武松一人,後來李逵也砍死了傷害老母的四隻老虎,——但那時李逵已經成名了,靠的是在江州劫法場時,兩把板斧不論官民良莠隨便亂殺的霸道。
  武松的成名得其時,得其地,得其人。他上了景陽崗,風將酒吹醒後,看到官府的佈告,心中也還是害怕,但因為曾在店家前誇過海口,只希望僥倖地通過險地。然而機緣巧合、風雲際會,大蟲真的出來了,武二不曾睡死,然後一頓拳腳收拾了老虎。如果就此下山,也沒有武二的名聲。恰好碰見了因除害不利的獵戶,再加上老虎的惡名。——這位打虎英雄真的一夜成名。——那個時候的人也懂得包裝,武二被披紅戴綠地打扮起來,並坐轎巡遊了陽谷城,在沒有電視和報紙的時代,這也是炒作明星的最佳方式了。
  所以成名得許多因素湊在一起。時下一些歌星、女作家一脫成名,也是因為在特定條件下,如果誰不認清局勢,一味地一脫了之,除了展示那身肉外,只會落得東施郊顰的笑柄。
  打死了害人無數的大蟲,打虎英雄成了陽谷縣甚至更廣地區的「先進典型」,全縣上下自然掀起了轟轟烈烈學習武松見義勇為的活動,縣令大人的治下,出了這樣的英雄,想必上峰非常欣賞其德政——以前猛虎傷人的事情就可以忽略不計了,這是中國典型的「壞事變成好事」。當然,在縣令提陞官聲的時候,打虎英雄也不能白當,於是縣令特批,特事特辦,武二被招干,且一下子就做了眾巡捕的領導——都頭。
  這位出身於江湖的都頭哥哥武大被害死後,找知縣申訴無門後,他便想到了復仇。殺死了潘金蓮和西門慶,此時的武松的本色就是「打手」——哪怕他做了更大的官,他的品牌依然不變——超一流打手。
  以後武松所有的遭遇都和他的超級打手品牌緊密相連,直到落草成為職業打手。
  在被從輕發落,刺配孟州後,落入管監獄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馬送常例錢給管教,按常規將吃皮肉之苦甚至喪命,然而他被監獄官員派人伺候得想大爺一樣。何也?因為武松有著比勒索錢財更大的價值——他的傷害能力。施恩在快和林開「黃賭毒」一條龍的聯合公司,卻被另一位來頭更大的官員奪取了。施恩必須找一個一流打手為自己出頭,自己管轄的犯人正好這樣一位打虎英雄,豈不是「盤活存量」?自然就如武松受到的貴賓待遇一樣,這些犯人不但過得舒服,也有武松那樣的「立功情節」,減刑是自然的。
  於是,武松打走了蔣門神,他的超級打手地位帶來了監獄中的特殊待遇,也帶來了後來的禍端。張團練夥同張都監,陷害了他。最後大鬧飛雲浦,殺了兩個公人並蔣門神兩個徒弟,潛回到張都監家,殺死男女老少十五名,這位前都頭已經完完全全是個嗜血殺手了,「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尤其是他殺人之後,還不忘自己名震天下的品牌,在白粉牆上寫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就如民國時期上海灘的「斧頭幫」一樣,殺人到一定的層次,決不會和蟊賊為伍,他們需要一次次證明自己不是浪得虛名,一次次將品牌叫得更響。
  超強殺人能力對朝廷而言,是犯罪,可在江湖上卻是同道敬仰的「閃光點」。這一點在武松十字坡酒店遇見張青、孫二娘夫婦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孫二娘早存害人之心,而做過緝盜抓賊的武松也早有提防。在武松故意挑逗母夜叉後,佯裝中計讓二娘著了道,準備狠扁她時,張青回來了向他求情。武松自報家名,張青得知是「景陽崗打虎的武都頭」,納頭便拜。你看看,這品牌何其的閃亮!
  一個人的處女秀是很重要的,關係到日後的江湖地位。魯達初入汴梁,處女秀是「倒拔垂楊柳。」悟空是大鬧龍宮。而關羽則是溫酒斬華雄。武松沒有打虎的處女秀,他的命運會改寫。
  張青夫婦與武松消除誤會後,江湖上的同志找到了共同語言。張青講述了十字坡酒店的規矩:三種人不可害。張氏酒店的規矩定得很有意思:
  「第一是雲遊僧道,他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沖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相傳,去戲台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裡頭,切不可害他。」
  這家謀財害命的黑店,殘暴得連過往的客商殺了後把人肉做包子餡賣錢,哪能有什麼憐憫之心?他們所不殺的三種人都屬於主流社會不齒的「邊緣人」,一個是化外的出家人,以乞討化緣為生,一是賣笑的妓女,一是罪犯。除了張青明說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開黑店的張氏夫婦同樣是「邊緣人」,他和所說的三種人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因此他們同聲共氣,相互依托,有唇齒相依之感。
  江湖、妓院、寺廟,相對朝廷所控制的社會,他們是疏離的,也是相對獨立的,因此他們遵循者相通或相似的行事規則。自然,也有不少趨炎附勢、巴結權貴的僧道和妓女,也有投靠朝廷的江湖敗類。但總體而言,不合正常道德規範的「邊緣人」,在這三種地方還有較大的空間。
  所以,我們看到魯達殺了人,惟一的出路就是五台山出家,然後自然而然做了草寇;李師師被徽宗寵幸,但決無三宮六院中那些妃子們的政治覺悟,他能對宋江、柴進、燕青這些強盜們抱以理解的同情,並將他們引見給皇帝。這位天下第一「二奶」如此仗義的根本原因是她行院的出身。
  張青對武松的尊重,首先是因為將其看成同道,其次是武松超級殺人的品牌。——那個年月,做強盜也要做得出類拔萃、風風火火,所以梁山中的人,時遷愛偷雞摸狗,便在排名中很靠後。十字坡酒店定那樣的規矩,亦是有自我保護、為以後留退路的考慮,保不定什麼時候自己也會去寺院避禍,或者成了官府抓捕的罪犯。
  可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江湖上的強盜連這樣的規矩也不守了。筆者曾經就採訪過湖北一家寺廟,當地的黑社會不斷敲詐八十多歲的老方丈。而專門在深夜搶劫從風月場所下班的「小姐」的團伙,屢屢見諸於報端。
  咳!連十字坡的規矩都沒有了,連妓女和僧人都不放過。一聲長歎。



        戴宗和燕青做間諜水平之比較

  看過《水滸》的人都知道,梁山泊隊伍中,第一大間諜頭子就是「神行太保」戴宗。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戴宗排名在三十六天罡中第二十名,不僅排在黑旋風李逵之前,也排在最早參加革命,和晁天王一起智取生辰綱的劉唐、阮氏三兄弟之前。在業務分工中,充當了「總探聲息頭領」,帶領另四名有刺探情報天賦的樂和、時遷、段景住、白勝,專司情報收集工作。
  從古至今,一個軍事集團的存在,情報工作的地位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份,血雨腥風的征伐之間,總是伴隨著重重的諜影。因此,負責情報工作的多是非常能幹與忠誠的,如千年後戴宗的另一個同宗,老蔣手下的「軍統頭子」戴笠。
  而戴宗,除了會「插著兩個紙馬」,能日行一千的神行術,再加上一些察言觀色的小聰明符合打探情報的基本要求外,在水滸一百零八將裡面,他並不是最佳間諜頭子的人選。我們可以在江州宋江題寫反詩後,從他的作為看出他在做間諜方面的缺陷。
  蔡九讓戴宗傳信給自己的老爸、當朝太師蔡京,請示如何對宋江的處理。在梁山專門坐探情報的朱貴酒店休息時,被朱貴用放了麻藥的酒菜輕輕鬆鬆的放倒,隨即搜出他攜帶的蔡九家信和奉送給父親的禮物。——這就是後來總司梁山情報工作的戴院長初出江湖的「處女秀」,演得如此窩囊,這樣的低級錯誤連時遷、樂和恐怕都不會犯,武松在十字坡酒店都那樣機警。
  在蕭讓、金大堅偽造蔡京的回信和印鑒被黃文炳識破後,蔡九將戴宗喚來盤問:「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我家府裡門前,誰接著你?留你在那裡歇?」「你見我府裡那個門子,卻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須的也是無須的?」
  戴宗的回答破綻百出。「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喚做什麼門。」「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著小人自去尋客店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裡敢再問備細。」「小人到府裡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怎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秩序髭鬚。」這番謊言,不要說讓在蔡府中長大的知府容易識破,就是在和蔡府沒有多少瓜葛的人面前,也經不起推敲。
  作為一個小吏,戴宗在市井人物中,算得上言語乖覺、辦事利落。可這位能哄騙一般人物、能敲詐罪犯財物的戴院長,卻對都城一無所知,太不應該。東京作為巍巍帝都,有哪幾個門,從江州去應該從哪座城門進去。這是打探情報者必須具備的常識,就算戴宗因為事情急迫帶著假書信來見蔡九,也應該從其他渠道瞭解京城和蔡府的大概情況。大宋的都城和大宋的權相,瞭解一些基本情況應當不困難。戴宗連這個準備工作都沒能做,可見並不是個辦大事的人。撒謊時更見得他見識淺陋,如井底之蛙。他把赫赫相府描繪成一個門可羅雀的寒儒的住宅。到府前需「尋」一個門子,這說明蔡府門前冷落鞍馬稀,兩次接觸的都是同一個門子,蔡府的排場還不如一個知府;公子派人來送書,並非一般官員來送禮,就簡單地接了書信禮物,讓公子的手下自己去找旅館,於常規不合。要知道當時蔡京權勢熏天,前來走門子的各地官員多如牛毛,相府辦事的家人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工細緻、等級森嚴。稍有頭腦的人都會想到,而這位戴院長卻將京城相府當成江州的土財主。
  既然戴宗才智能力並不出眾,為何能充當情報間諜頭子這一重要職務。惟一的解釋:他是梁山泊的老大宋江第一心腹。梁山泊在宣傳上自稱「忠義」,但一幫人物的出身形形色色,社會背景複雜,更兼幾個山頭的人合併在一起,宋江沒有絕對的駕馭之把握。那麼負責情報工作的人不但關係到這個集團的安危,更關係到集團領導人個人權力的穩固。縱觀《水滸》人物,前期隨晁蓋上山和王倫舊部,宋江顯然不能托以大事,(吳用主動改變立場,但是軍師一樣的角色,負責的必是全盤軍事工作)後來上山的盧俊義和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人馬,和宋江更類似一種「聯盟」關係。真正算作宋江心腹中的心腹,只有兩個:江州大牢裡對他備加關照的戴宗和李逵。李逵這個有頑童性格的武夫,是個天真的奴才,自然只能做宋江的第一打手。而戴宗從跟隨宋江開始,就特別能理解主人心思、能自動維護主子權威,是個自覺自願的奴才,情治大權,不交給他交給誰?古今中外,負責情治工作的人總是主子最信任的,如戴笠雖然死的時候才是個中將,但是老蔣的老鄉加門生,在老蔣尚未取得絕對權威時,戴笠已經是老蔣的馬仔了。——奴才識主公,是門學問也是場賭博,江州的風雲機會讓戴宗結識宋江,戴宗就決心跟下去,果然後來投桃報李。而劉唐是晁蓋的第一心腹,當他打聽到梁中書將送一筆生日禮物給他的老丈人蔡京,然後想到要送「一筆大富貴」給晁保正,作為見面之禮,當被雷橫等衙役抓獲時,晁蓋慌稱劉唐是自己多年未曾謀面的外甥給予了開脫。可惜劉唐所托非人,晁蓋一死他就沒人照應了。
  在權力場中,自保和顯達的學問複雜而又簡單,那就是:要跟對人。
  戴宗首先是吳用推薦給宋江的,為了宋江免受牢獄之苦,讓戴宗給予照應。宋江這位能對普通差撥、管營使銀子,拉關係的能吏,可到了江州監獄後,「次日,宋江置備酒席,與眾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裡沒有一個不歡喜他。」
  半個月間這位不在乎錢財的宋公明哥哥為什麼單單不去結識最管用的戴院長?而且此人是吳用推薦的。當差撥提醒宋江:「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你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回答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
  從這裡可以看出宋江過人的權詐,對一般的公人,他僅僅是想用錢財收買,保自己平安而已。對吳用推薦的重量級人物戴宗,已不能簡單地用錢財巴結了,他看得出戴宗是他在江州乃至以後必須依仗的人,對戴宗不能像對普通差撥那樣,用錢財打發,必須從心理上收服他。於是宋江故意擺足架子,將戴宗冷落,勾起戴宗怒火,坐等戴宗出場,先營造一種衝突氣氛,讓戴宗來見自己時,再拿出吳用的推薦信,亮出自己的名號,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優勢。
  當戴宗怪罪數日已過,新來的配軍不給自己送銀子,親自來威脅宋江。宋江說出吳用和自己的大名,一下子就征服了戴宗。然後在戴宗為宋江擺酒接風時,又介紹了另外一個牢子李逵認識宋江。此時,宋江在江州有了自己的基本人馬,整整一卷《水滸》,宋江真正的事業應從這裡開始。
  宋江和戴宗、李逵江州相會,直可與劉、關、張的桃園會,唐僧五行山下見悟空相比。宋江、劉備、唐僧三位老大的畢生事業,最原初的人馬就是從這時開始,以後無論他們收編了多少干將,幹出了多大的事業,最相信的還是初出江湖收羅的親信。洪、楊對紫荊山起來的兄弟,老蔣對黃埔一期的學生,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當劉備舉蜀漢全國之力,征伐東吳,要為最初跟自己打江山的兩位弟弟關羽、張飛報仇時,諸葛亮明明知道這是一條死路,但不管孔明為蜀國立下多大的功勳,不管他對劉備多麼重要,自古「疏不間親」,在皇帝和結義兄弟之間的感情面前,他的苦諫是微不足道的。
  自此,宋江最重要、最隱秘的事情,總是交給戴宗帶領李逵去辦,那麼間諜頭頭這個職務不給戴院長給誰?
  水滸中最有間諜素質的是燕青,最成功的間諜活動是柴進和燕青合作幹成的。
  柴進是周世宗之後,身份高貴,氣度不凡,見識超群,難怪,有「天貴星」之稱的他是被逼上梁山的,以他的身份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的心腹,宋江等人反而要借重他的聲望。這燕青是梁山「二把手」盧俊義的心腹。這位小乙帥哥「更兼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拿著一張川弩,只用三隻短箭,郊外溶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賽錦標社,那裡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這燕青,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卻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強似那三十五個。」——小乙哥簡直就是一個天生作間諜的料!武藝高強、熟悉各地風俗,能講多種方言,賭場、官場、風月場的路子摸得門清,戴宗和他比,簡直是個什麼都不懂的村夫。
  世家子弟柴進和小帥哥燕青聯手,伴宋江進東京演出的那幕戲,真可以進間諜培訓教材。——宋江雖然器重戴宗,但他很明白,進東京那樣的龍潭虎穴,靠戴院長那兩下子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須仰仗柴進、燕青兩人。
  柴、燕二人先稟宋江之命前去探路。為了騙取進皇宮的通行證——簪花,兩人合演的雙簧那樣精彩。在酒店裡見到到皇宮值班的官員,燕青向那位王觀察行禮,王觀察說:「面生並不曾認識。」燕青說道:「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故交,特使小人來請。」「莫非足下是張觀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道:「正是叫小人請王觀察,貪慌忘記了。」「隨口」 可看出燕青隨機應變的能力。李部長的秘書和司機認識張部長,而公務繁忙的張部長難以認識李部長的秘書、司機,這很正常。而且下人見了官員,因為緊張而忘事也很自然。
  當燕青請王觀察見到柴進時,王觀察自然也不認識。可柴進笑道:「小弟與足下是童稚之交,且未可說,兄長熟思之。」像東京城內的官員,自然社會關係多,有些兒時的朋友忘記了也屬正常。再加上柴進優雅的氣度,以及和燕青天衣無縫的配合,王觀察即使半信半疑也難以駁回柴進的面子。
  酒至半酣,這是人警惕性最差的時候,柴進抓住時機套出了「翠花」的秘密。喝完酒後當著奉承自己的兒時好友,喜歡顯擺也是常有的事情。「每人皆賜衣襖一件,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個,鑿著與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裡聽候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能夠入內裡去。」不經意間就洩漏了國家機密,然後柴進、燕青用麻藥放倒了王觀察,柴進換了他的衣服和宮花,進了皇宮。等轉了一大圈後,回到酒店的包間,依然將宮花衣服還回來。他們抓住了王觀察這些官僚們的弱點,即使知道自己的衣服曾被人家借用過,為了烏紗絕不可能主動去上司那裡匯報。柴進在宋徽宗辦公的睿思殿裡削除「山東宋江」四個字,其實質意義是先向朝廷示威:禁苑重地我隨時可進。嚇唬一下皇帝後再找招安的門路就容易一些。
  後來征方臘時,依然是柴進和燕青,潛入方臘內部,取得了方臘的信任。柴進被招為駙馬,燕青被封為奉尉。成為攻佔方臘清溪洞的「第五縱隊」。柴進主動申請潛入敵部時,惟一的條件是:「情願捨死一往,只是得燕青為伴同行最好。此人曉得諸路鄉談,更兼見機而作。」乖乖,在此之前,燕小乙說過東京話、山東話,還不為奇,畢竟離大名府不遠。他竟然連鳥語一樣的浙江話都能說!天才間諜。
  燕青接近李師師那番表演更顯露小乙哥過人的機靈。當老鴇問他:「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閒便是,從小在外,今日方歸。」——這小乙哥,天生一個白相人的模樣,再加上「世上張姓李姓王姓的最多」,這開勾欄瓦肆的老鴇,引來送往,閱人無數,哪能把每一個人記得清清楚楚?這老鴇的熟客中,自然有姓張的客人,於是說:「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閒麼?你那裡去了,許多時不來?」這燕青當然順桿往上爬,套住了老鴇,便順利見到了李師師。如果是戴院長前來,那個作派,加上說一口江西話,甭說見李師師,估計城門都難以進去。
  體現燕青之間諜全面素質的還在後面。當李逵元夜鬧了東京後,燕青等人的身份已經暴露,但為了受招安,必須見到大宋朝的皇帝,燕青此時履險而去,可見他的膽量,也能見他的自信。「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裡(李師師)那裡入肩,枕頭上關節最快。小弟可長可短,見機而作。」燕青非常瞭解李師師這樣的歡場女子,而且也認定在專制的社會裡,枕頭風比什麼都重要。
  然而由於燕青並非宋江的心腹,宋江不能信任他,說了句:「賢弟此去,須擔干係。」戴宗立馬主動請纓,陪伴燕青去東京。——戴宗此時的使命,便是替宋江監視燕青。
  此番進京,東京城自然加強了警戒,可燕小乙拿著假冒的公文,兩下就騙過了守城的衛士。先是擺出開封府辦事人員的威風訓斥了門衛一頓,然後將假公文「劈面丟將去道:『你看,這是開封府的公文不是?』」嚇得監門官對衛士喝道:「既是開封府公文,只管問他怎地?放他入去!」只有將狐假虎威的開封府公人演得逼真,才能輕易騙過監門官。
  待到在此見到了李師師,燕青更是體現了一個職業間諜的優秀素質,先是巧施「美男計」,迷住了李師師。等到李師師動了情後,為了不壞梁山泊的大事,拜李師師為乾姐姐,堵住了師師的非分要求,又不得罪李師師。——真牛,燕小乙。
  可戴宗對燕青卻是那樣的不放心。當燕青向其講述和李師師交往的情形後。戴宗說:「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馬,栓縛不定。」燕青道:「大丈夫處世,若為酒色而忘其本,此與禽獸何異?燕青但有此心,死於萬劍之下!」戴宗有點難為情地說了句:「你我都是好漢,何必說誓!」燕青回答說:「如何不說誓,兄長必然生疑。」對宋江的多疑、戴宗的小人之心,燕青早就明鏡似的瞭解,但為了梁山的兄弟,他情願被懷疑,被監視。
  真正促使皇帝瞭解梁山人的心態,最後順利被招安的第一大功臣是燕青,但燕青此時未必真的願意招安,而是為了完成領導交辦的任務。這才是真正的好間諜。因此燕青也是最清醒的,他早看出了兔死狗烹的下場。勸盧俊義隱居未湊效後,「收拾了一擔金銀珠寶挑著,竟不知投何處去了。」並給宋江留下一首詩:「雁序分飛自可驚,納還官誥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灑脫風塵過此生。」這樣早留後路、全身而退的間諜,古今中外能有幾人?而宋江的第一心腹戴宗,此時目睹兄弟們的慘死,也明白過來了,效仿了燕青,納官不受。可惜沒有燕青那樣隱居江湖的準備,也沒有燕青生存的本事,只得最後死在東嶽廟裡。



        中土難安身  夷邦求立命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對古代中國人而言,最痛苦的離別並非親友情人之別,而是告別了父母之邦,生養之地,遠去異國他鄉,而且可能一別便是永訣。
  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這一名義的元首之下,列國之間的人才流動是很頻繁的,也沒有所謂背叛故國的說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華夏文化的大體系下,去哪個國家都行。如商鞅離開迫害他的魏國,去了秦國,用變法奠定了地處西北黃土高原的秦國稱霸群雄的基礎;後期的李斯從楚國來到秦國,擺脫了「廁中之鼠」的命運,去作「倉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國。連孔子都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拋棄自己的理想,離開動亂、不安寧的國家,選擇那些幸福的樂土,是完全正當而明智的。
  在中華大地分成若干個獨立的政治單元,各諸侯國之間相互進行人才競爭的時期,能人可以代價而沽,且有較大的選擇自由,東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統後,天下英雄都進了皇帝的袖兜裡面,你只能老老實實做忠臣,即家奴義僕,皇帝因為沒有競爭,而是做壟斷性買賣,他給你的價格就比較隨意了,因而懷才不遇的人就比較多了。「不才明主棄」以後怎麼辦,要麼就如柳永在放蕩中麻醉自己,要麼就像黃巢那樣,找個機會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賦》,哀歎的不是離開故土,而是離開了江南的文化家園,如果北地完全漢化,完成以夏變夷了,庾信沒準還會說:「此間樂,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連累了司馬遷,連後來許多讀書人都不原諒他,因為他去的不僅是被發左衽的胡地,而且是與大漢朝處於交戰狀態的敵國匈奴。
  皇家可以負你,而你不能負皇家。這是歷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實的憤青們逐年鍛造得越來越牢固的混賬理論,你要是違背這一理論就是漢奸,「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丑」理所當然,我的朋友五嶽散人寫過一篇文章《我們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對這一千百年看似天經地義的說法狠狠駁斥了一番。連兩千年前的孟子時代,都能認識到,君王視百姓為草芥,百姓便可視君王為寇讎。當齊王問孟子,大夥兒一起攻打紂王,是不是臣弒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樣的乾脆:「我只聽說過殺了一個叫紂的老匹夫,沒聽說誰殺了君王。」如此反動的言論,難怪使千年後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讀了,依然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並說要是這老頭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將他砍頭了。偉大的中華文明越來越發展的結果是,皇帝不但要佔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須佔有你的靈魂。雖桀紂之君,你必須視之如堯舜,對他要無限忠誠無限熱愛。
  這種說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裝後重新上市,顯得更有理論權威了。因此自宋以後,坦然「走異路,去異地,去尋找別樣的人們」,是需要勇氣的。好在《水滸》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殺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們飄然出洋,心理的負擔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說《水滸》後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筆,是別人的狗尾續貂,但就算是續寫,我認為比高鄂續寫《紅樓》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運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節。在即將遭遇鳥盡弓藏之命運時:
  「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議定了,盡將傢俬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華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詩曰
  知幾君子事,明哲邁夷倫。
  重結義中義,更全身外身。
  潯水舟無系,榆莊柳又新。
  誰知天海闊,別有一家人。」
  這三人的選擇,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盧俊義、吳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遙快活的燕青、雲遊天下的公孫勝、假戲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價值。
  揭陽嶺上,過一輩子謀財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願,他們和宋江、吳用等人一樣,是有著比較高遠的政治追求,所以他們也和宋江一樣,竭力結交天下的英豪,以備不時之需。當李俊從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後,他們認為憑自己的名望和實力,還不足以成事,必須依靠一棵更大的樹。這棵樹現在找到了,就是名滿黑白兩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為此,他們在宋江和戴宗即將被處斬時,及時出手相救,賭了一把,積累了後來上梁山的資本。但他們這種行為和晁蓋的報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樣,他們不如說是種及時的投機。當梁山諸人在江州城裡劫了法場以後,逃到江邊,被滾滾的大江擋住,正在束手無策時,李俊和童氏兄弟、張氏兄弟及時出現來接應,這是大旱降甘霖之舉。當張順說:「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裡。」這是張順、李俊他們為了表忠心的矯情之語,這些開酒店、劃渡船、販私鹽、操縱漁市的「揭陽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會輕易做虧本的買賣。讓他們單獨去劫法場,沒這個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們不冒這個險。當宋江被救出來後,他們當然要及時出力,好參與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謀,對這些小伎倆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將來的路還很長,兄弟們還得互相照顧。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說的那樣,雖然宋江結識「揭陽派」人物早於戴宗、李逵,但「揭陽派」從來就是有著獨立立場清醒認識的一個小集團,宋江的大哥權威不能真正影響其心靈。因此對梁山的擴大、發展到招安,他們都有著獨立的判斷。所以,戰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討方臘,他們預料到此去凶多吉少。當李俊在太湖中遇見干他們當年相同買賣的費保四人時,一見如故。費保還特意問起了張順,李俊回答說:「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現在江陰地面,收捕賊人。改日同他來,卻和你們相會。」此時,李俊不但在為自己,也在為他的「揭陽派」兄弟尋找退路。而費保的一席話,說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勳業至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遼國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兄弟;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為何小弟不願為官?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後,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個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賊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變的歷史規律,即不論才與不才,在這個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務,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學問,無論是功臣還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聽這番話後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導,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臘後,李俊引兩個兄弟,逕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準備下這條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為男子也。」不但費保,包括李俊,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征討方臘的非正義性,自己當年反朝廷,招安後一去攻打當年的同盟軍,那麼他們失去了天下人的道義支持。當年在梁山自詡「替天行道」,方臘幹著同樣的事情,難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時,在朝廷心中,他們依然是反賊,在百姓中,他們是叛徒。他們違背了江湖的「大義」,那麼他們也就喪失了支撐這個集團的最後一根柱子。
  特別是張順喪身於湧金門,張橫病故在途中後,更堅決了他們及時而退的決心,因此李俊詐稱得病,騙過了宋江。然後三人匯合太湖群雄,揚帆出洋,開闢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對盧俊義,戴宗對宋江,還有放不下的主僕情結,而李俊以合夥人平等的心態對待宋江,因此沒必要給他說實話。——當年看到和你合夥買賣有賺頭,就把全部資本注入你那裡,現在看在這樣下去就會血本無歸了,那不如及時撤資,另找合夥人去海外發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當年范蠡一樣,放棄了自己當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樣的富翁,但我想他們即使有豪宅美婦,晚年想起青春年華的烽火歲月,到底意難平。而李俊他們則不然,視野更開闊,在海外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大約從唐宋開始,中國人雖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經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強盛讓外夷艷羨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會去海外發展的。元朝滅亡後,從明代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像蕃薯、棉花等傳入了中土,人們對海外有了更多的認識。當故鄉成為「危邦」、「亂邦」時,去國懷鄉是他們自然的選擇。金庸的武俠小說裡,也塑造了兩個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遠走西域的張無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正如宋江、吳用這些聰明人沒有徹底參悟透徹,而李俊、費保這些粗人卻能做出正確選擇一樣。讀書人往往有故國之心理負擔、明君之癡迷幻想,他們要麼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標準,要麼不得以隱居於山林。而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沒有那些個幻想,又有現實的生存壓力,他們於是紛紛去了南洋。
  可此時中央王朝的態度和以英王為代表的歐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採取了嚴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卻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討生活,朝廷多沒有面子呀,因此對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須嚴加打擊。當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時,想讓「天朝」為子民們撐腰,可如乾隆這樣的「明君」都認為,那些天朝棄民,自己叛離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負,那是活該!就像一個老爺子一樣,自己不把身邊的子孫當人,還以「父母在,不遠遊」等歪理將子孫綁在身邊,連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尋找做人資格的機會都不給。而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雖然許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對舊歐洲失望的難民,但人家國王不阻擋,甚至還提供方便。因此,歐洲人才能開萬頃碧波,把他們的文化,輸送到全球。人家國王至少給臣民用腳投票的權利。
  孔子那個時代,至少還有「浮槎於海」的自由,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百姓有這個自由嗎?只有到了清末,國門被別人打開了,在惶恐與驚奇中,中國人開始被動地大批「浮於海」,王朝想攔已經攔不住了,因為滿清已經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對臣民的控制力。
  沒有用手投票的權利可悲,可連用腳投票的權利都沒有,豈不更可悲?



        公孫勝的標本作用

  梁山集團中有幾個著名的宗教人物,如魯智深、武松和公孫勝。魯智深死前終於參透了佛法,修成正果;武松斷臂後,去六合寺出家,假行者變成了真行者。這兩個佛門弟子在大部分時間內非真和尚、真行者,無非是為避禍借佛門一用而已。
  公孫勝從一開始就是個道士,征方臘後又回薊州當了職業道士,但和魯智深、武松這些親手殺人的和尚比,他都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宗教人物,而是穿著道袍的黑社會聯絡員。他除了會煉丹、打坐,會一些飛沙走石、呼風喚雨的法術外,似乎看不出他有何種宗教的修為。因為宗教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一清何嘗有過信仰?
  一清先生是梁山水泊事業的元老之一。晁蓋和吳用、三阮、劉唐正在商量如何做生辰綱那樁大買賣時,公孫勝這位雲遊道士自己上了晁天王家門,告知官兵押送生辰綱經過該地的消息,和吳用見晁蓋的目的一模一樣。這兩位智謀人物不約而同想到了依附晁蓋這樣的地方黑惡實力,正是中國自古以來落魄書生、江湖術士的一貫做法。自己信息靈通、頭腦活泛,卻沒有做老大的膽量與魄力,必依人成事。
  公孫勝從上梁山開始,就是僅僅作為排名於吳用之下的謀士、用巫術退敵的道士而存在,從來就沒有嘗試過用道教或別的什麼形而上的東西團結廣大梁山將士,武裝這些強盜的頭腦。
  中國歷史上凡是搞得動靜比較大的造反,大多有些神秘的宗教在起作用。漢代以前,中國大多地區還只存在萬物有靈的多神教。大澤鄉的陳、吳學狐狸叫「陳勝王」實在是太低級,到了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已有時日,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也開始興起,這時候造反的流民立即利用這一新興事物動員、組織群眾。「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張角等人首先是以精神領袖的面目出現,控制了相當多的信徒後,才將精神領袖與軍事領袖的角色合而為一,向大漢王朝發難。
  後來中國歷代的老百姓造反,幾乎都採用這種模式。只是號召信徒們的神、佛名稱不同而已。從張天師到摩尼佛,到彌勒佛,直到太平天國從西洋販來的上帝和耶穌。而歷經千年,這些把戲的內核卻一點沒變。
  而宗教對梁山人的心靈來說,幾乎不起什麼作用,這大概是因為梁山人一開始造反的路徑和歷朝大規模的造反不一樣的原因。歷朝歷代凡是大規模的造反,其事先的宗教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必將先有一個宗教人物長期在民間秘密傳教,製造各種輿論,宣傳自己的神跡,一點點擴大信徒群。張角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漢末,首先打著治病救人的幌子出現,等一旦擁有三十六方的教徒,匹夫振臂一呼,完全可以使朝廷震動。元末也是彭和尚、韓山童利用波斯傳來的摩尼教,擴大影響,而黃河挑出一隻眼睛的石人,無非是因勢利導,利用黃河工地民工聚集,事先安排的一幕戲準時出演而已。太平天國起事之前,拜上帝教的準備活動更為漫長。無論從理論還是輿論、骨幹、基本群眾、地域選擇,都經過反覆的考慮調查,最後在紫荊山起事,立即如滾滾洪流席捲大地。
  梁山集團和上述這些造反來說,簡直就是一場臨時湊在一起的械鬥而已。首先他的兩任領導都不是宗教領袖,甚至沒有任何的宗教情懷。宋江只會死扣從儒家借過來的「忠義」二字,加上傳統的權謀術。晁蓋整個兒就是個沒有長遠目光的莽夫。最初起事僅僅為了財富,事敗後不得已上了梁山,合併了王倫,但接下來怎樣幹,誰也沒譜。梁山在滾雪球似的發展中,隊伍的壯大、訓練、整合從來就沒有一定之規。小偷、小商小販、落難的貴族、倒霉的軍官、不安分的小官吏,通過各種途徑來到梁山,他們沒有共同的精神領袖,沒有共同遵循的鐵的紀律、沒有對某種神或教義的內心信仰,完全為活命、為利益而聚。為利而聚,必然容易為利而散,這樣的隊伍的戰鬥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們看到他們在幾次偷襲中成功了,但在大規模的運動戰中吃盡了苦頭。
  宋江接手這個集團後,他除了要養活他們外,最大的問題就是用什麼凝聚他們。梁山上一幫流浪漢,除了快樂的喝酒吃肉,快樂地殺人放火,實在沒有什麼讓他們敬畏的。李逵這樣的人,效忠公明哥哥,因為宋公明哥哥能給他銀子,能帶著他去打仗,滿足其殺人慾望,對所謂的忠義,他能理解什麼?在忠義堂前,他還時不時奚落這位哥哥,就像在村前打穀場兄弟間的鬥嘴一樣。更甭說讓他有某種信仰和敬畏呢。他的信仰就是「遇鬼殺鬼,遇人殺人。」宋江本身的先天不足不能使他克服梁山一盤散沙的缺陷,他看到了這樣的部隊沒有拚死打下去的犧牲精神,搞不好一場策反就分崩離析了。還不如趁著股票還沒有套牢,找個好時機拋出去算了。這也是小吏的精明之處。
  而有著宗教信仰的集團往往有種視死如歸的氣概,使敵人不敢小覷。湘軍攻進天王府後,死守天王府的太平軍將士集體舉火自焚,這樣的精神才是造反者和當權者拚殺的最大資本。歷史上是否宋江征伐過方臘,已無定論。但方臘確實是在浙南起事的,而且方臘部眾多是明教教徒,——外人說他們「吃菜事魔」,因而也叫他們「魔教」。宋江部征遼、田虎、王慶都無一傷亡,惟獨南征方臘,十亡七八,是否因為方臘部有宗教的凝聚力。方臘的皇叔,弟弟、女兒、丞相、尚書,不是慘烈戰死就是自殺。《水滸》中寫道:「按宋鑒所載,斬殺方臘蠻兵二萬餘級。」這僅僅是守護方臘老巢幫源洞的將士。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梁山集團不是被招安,真的讓宋兵攻破城寨,宋江的手下有方臘手下這種忠誠麼?
  連本身是道士的公孫勝都沒有什麼信仰,還能苛求梁山人用信仰團結起來麼? 公孫勝是一個標本,正說明梁山人物除了一味的殺人放火外,沒有集體的宗教信仰,因此沒辦法打造目標一致、敢於獻身的無敵部隊。



        家庭到朝廷,無可衝出的羅網

   小時候看連環畫,最喜歡中國神話中著名的三個叛逆:孫悟空、哪吒、沉香。這三個叛逆的形象暗合了半大小子剛剛步入青春期的躁動、對父母老師們的不滿以及對個人英雄主義的崇拜。
  大凡叛逆者,總循著這樣的造反之路:先是對家庭家族的權威的挑戰,然後是對政權的挑戰。在家國同構的中國,叛逆者第一次造反往往是反抗父母、家族的權威,逆子容易從賊,而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門,這種「忠孝」的孿生關係反映了幾千年王朝權威與家族權威的同質性。
  悟空是石頭蹦出來的猴子,據說是日月孕育出來的,也許是朝廷某位大員的私生子,所以他是沒家的野孩子,沒有家族權威的羈絆,他的童年就是頑劣生事的童年。學得七十二變諸般本領後,那麼造反的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更大的家——神仙世界的統治者,他大鬧龍宮和天宮,去閻羅殿將自己除名,表明他原本是一個徹底的自由身,無論最高統治者玉帝也罷,還是手握生死的閻王也罷,種種的權威都該打倒。
  而哪吒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的叛逆之路更艱難,更不為世所容。他從挑戰父權開始,進而挑戰王權。直至以剔骨還父、寄身蓮藕的決絕,清算和父母最後一點「債務關係」。
  對於沉香而言,反抗家族和反抗朝廷更是一回事,因為他是玉帝的女兒下凡與民間男子媾合生出來的私生子。他是高貴家族的棄兒,他的母親因犯了天條被他的玉皇聯合舅舅楊戩壓在華山下面。他的「劈山救母」其實隱含了他回歸體制內的因子,他反抗家族、反抗天庭就是為了救出生他的母親,為了盡孝,和佛家傳說中的目蓮一樣。
  無論是野孩子悟空,還是私生子沉香,抑或是主動和高貴門第決裂的哪吒,最後我們都看到了他們的歸宿:回歸體制內,當年的叛逆少年修成正果,成長為父母和朝廷都倚重的忠臣孝子。當他們被招安後,最大的貢獻是去圍剿那些和他們當年一樣的叛逆者,如哪吒奉命去捉拿不聽話的孫猴子;猴子被唐僧從五指山下救出來後,就以殺他當初的同道者——諸多妖魔鬼怪為第一要務。
  這是中國所有叛逆者的宿命,也是中華文化的悲哀。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家族與朝廷這兩端巨大,而在家與朝之間,民間社會的空間極小。甚至可以說,中國人只能生活在兩大權威的陰影下:家庭和朝廷,二者之外,你無處可逃。而且這兩種權威互相強化與維護。父母教兒子,最崇高的使命是「精忠報國」,作朝廷之忠臣,而統治者喜歡「孝治天下」,不肖之子是沒有作「忠臣」的資格。朝廷不但默認家族對其成員有處置的「自由裁量權」,甚至不惜動用國家機器來維護這種家族權威。就如哪吒那樣,你成功地還了父親的債,但朝廷出手,依然將你拉回來,讓你重新作李天王的兒子,那個比家更大的「家」,你根本掙脫不了;沉香救出了母親,和他的舅舅不惜一戰,可是最後抗爭的結果是:皇族的名分得到了承認,好比台灣的章氏二兄弟被蔣家默認了血統,以後自然是飛黃騰達了;而那個無家可歸的孫猴子,為了保證他對玉皇大帝、如來佛的忠誠,給他找了個家,讓懦弱無能但朝廷百分之一百放心的唐三藏作他的師父,並給予三藏充分的授權——念「緊箍咒」。
  三個叛逆者最後回歸了體制,除了死亡外,在中國這是他們惟一的出路。中國的父母和歷代統治者,也一再確認家國的同構同質,以表明自己對子民有著天然的處置權。古語說: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行,論行天下無孝子。也就是說,衡量是否是孝子要看他有沒有一顆時時刻刻「孝順」的心,而不是對父母的回報,你對父母無論做多少回報,都償不了父母生養你的「債」,而當政者也以這種父母的角色出現,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朝廷、政府給你的,你只能盡忠報恩,而且必須時時懷著一顆「忠心」,君可以負臣,當政者可以負老百姓,但臣不能負君,老百姓不能負當政者。雍正皇帝曾經就對臣子們說,關鍵看你們的心,你們有一顆忠心,無意辦了錯事,朕也不責怪。
  在古代中國,父母、當政者大多是這樣對待子女和百姓的。當政者也樂於把自己打扮成養育一切的父母,父母雖然打你們,罵你們,那是為你們好。你們必須無條件的服從。  



        楊志的買官、賣刀與瀆職

  《水滸》中的職業軍人落草為寇,各有不同的路徑。後期的呼延灼、徐寧、關勝、孫立等人是在宋江的極力招攬下,半推半就。前期幾位武官中,楊志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沖、包打不平的魯智深不一樣,他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地劃清與賊寇的界線,甭說洩漏國家機密的宋江沒法和他相比,就是魯達、武松這些公人,對國家的忠貞都不如他。
  楊志在北宋末年的亂世中,能時時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原因,除了職業軍人的素養之外,他還有種家族的榮譽在激勵和約束自己。他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從大宋開始,「楊家將」幾乎是國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詞。他的祖先在無數的冤屈、陷害、征戰與死亡中,都沒有改變家族的忠貞傳統,他自然不會隨隨便便做個不肖子孫。
  可是對外戰爭消停後,作為功勳蓋世的楊門之後,他只能流落關西,而無數高俅那樣的弄臣卻手握權柄。即使這樣楊志還是勤勉地辦事,試圖在體制內靠自己的能力一點點往上走。他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他對人生道路的企盼和林沖一樣中規中矩,無非靠一身武藝安身立命。可命運沒有給他這個機會,他先失陷了花石綱。——他的時乖運蹇,看似無數偶然促成,但仔細分析起來,卻是那個黑白顛倒、奸佞當道的社會現實產生的必然結果。
  宋徽宗貪圖享受,蓋萬歲山大征花石綱,不但搞得民怨沸騰,作為將門之後的楊志也深受其害。花石綱在黃河裡給風打翻,掉進了水中。這本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果有機會申訴,朝廷能查明真相,其過錯大概是選擇押送時對氣候、水文條件判斷有所失誤而已,不至於逃到他處避難。可上面的大官是不會給你講理的,否則就不會有水滸世界了。在流亡中他依然沒有放棄對體制的幻想。罪過被赦免後,他想到了「跑官買官」——五尺熱血男兒、功臣後裔、武藝高強的前制使也不得不走這條路。「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金聖歎為此評點道:「文臣陞遷要錢使,至於武臣出身,亦要錢使,豈止為楊志痛哉!」此時的楊志,違背自己家族剛正的傳統,主動去適應官場的潛規則。但即使這樣因為沒有靠山,他買官未能成功。
  王倫為了找個本領不相上下的人制約林沖,熱情主動地邀請楊志入伙,楊志不為所動,但決非表演宋江第一次被晁蓋挽留在梁山,為表示自己的忠心和所謂的名節,拿一把刀要自殺那樣的「秀」,而是非常藝術委婉地拒絕了王倫:「重蒙眾頭領如此帶攜,只是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裡走一遭,望眾頭領還了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連跑官的錢財可以不要,但決不屈身做賊,言語溫和卻態度堅決,話中無一字自表忠於朝廷,但耿耿忠心可昭日月。
  可是,「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才得申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錢花光了,官沒謀成,反而被高太尉臭罵了一頓。——拿了錢不辦事,此時大宋朝樞密院連潛規則都不講了。前朝先烈的後代楊志碰到了高太尉這種不講理的新權貴,他能有什麼辦法?楊志已經將全部家產賭在「謀官」上,可是輸得乾乾淨淨,此時連生存都成問題。那麼他剩下的生存賭資是什麼呢?
  此時,楊志對朝廷的怨恨更深了:「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為洒家。只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點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吃了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他最後只能去賣刀。楊志此時賣的不僅僅是一把寶刀,將出賣的是代表軍人尊嚴和家族榮譽的象徵。讀楊志賣刀我不由得想起秦瓊賣馬,英雄落魄,將出賣他最珍愛的物品時,也在出售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即使是虎落平陽,碰到牛二這種地痞的糾纏,楊志依然表現出一種職業素質:忍讓謙恭。牛二活該倒霉,將一個人逼到忍無可忍時,連兔子都會咬人,何況連日來飽受委屈的楊制使?牛二死不足惜,可惜是世代忠良的楊家後代,與體制漸行漸遠了。
  刺配到大名府後,蔡太師的女婿梁中書還算眼力不差,看出了楊志的價值。梁中書也不得不如此,大名府地處大宋北疆,是對付第一強敵遼國的最前線,完全靠一幫吹牛拍馬的混蛋是不及事,任何一個當領導的人都需要兩類部下,一類是會奉承自己,瞭解上峰心事的可人兒,否則當官就沒有樂趣了;另一類是有本事能辦事的人,因為要對付朝廷不能什麼事都不幹。
  楊志接受了一項最艱巨的政治任務,為梁中書押送給蔡太師的生日禮物上京。當然現在看來,這女婿兼下屬的送禮行為行為是私人事務,可在公權力私屬化的王朝內,送禮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公家事務。
  有著豐富底層經驗的楊志對完成這項任務的風險是有充分估計的,他對大宋朝廷在民間的威望與基層控制力也是清醒的。可笑的梁中書在前一年給老丈人的禮物被人劫了後,雖然明白要選個有能耐的押送官,可竟然提出在運送生辰綱的小車上,插上「敬賀太師生辰綱」的黃旗。這位鎮守北疆的重臣天真得可以,他以為官場內嚇人的名號能夠嚇住江湖上的盜賊。在官場內時間呆長的人,總有權力能包辦一切的迷信。——別人認可你這種權力,你的權力就有用,如果人家壓根兒不認可這種權力,再大的名號,哪怕把道君皇帝的聖旨搬出來,也許連嚇鳥雀的稻草人都不如。
  對於靠裙帶關係上去的官員們的智慧,楊志恐怕只能心中嘲笑。他歷數了途中的險惡:
  「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得去處。」堂堂大宋太平世界,從大名府到首都,竟有這麼多的坎。開始迷信權力的梁中書這回又迷信武力了,吩咐多派軍校押送。楊志一語道出「天機」:「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千古官軍,在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面前,很有戰鬥力,一碰到真正的強盜,大多如此。最後梁中書只得依照楊志的建議,讓押送人員化裝成生意人,悄悄地連夜往東京趕。
  堂堂大宋地方政府辦公事,卻如做賊一樣不敢聲張;明明是政府軍,卻不敢穿戴官服,只得裝成百姓。和政府關係越近,安全係數越小,對應當保境安民的朝廷來說,真是莫大的諷刺。梁中書也非完全信任楊志,他派了夫人的親信奶公謝都管,並兩個虞候,以押送夫人私人禮物為名,隨途監視楊志。
  楊志據理力爭,甚至以撂挑子威脅,爭來了他在押送隊伍的指揮權,此非楊志貪權,而是他敬業的表現。深知路遠途險,必須號令統一。饒是楊制使算無遺策,但作為一個配軍出身的押送總指揮,那些梁中書的親信是不把他放在眼裡的。當楊志催打軍士快速通過危險地帶時,謝都管顯出了他的威風,他責罵楊志:「我在東京太師府裡做奶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都向著我諾諾連聲。不是我口賤,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抬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高官身邊的奴才,大多是這種口吻,他們以伺候權貴為榮,不要說是當奶公,就算替權貴舔疽,也是無比榮耀。當楊志說:「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便被忠實的奴才上綱上線:「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在以說謊話為晉身之道的社會,說真話卻是罪過。所有的人,包括高官、奴才和百姓,只有都掩耳盜鈴,齊頌太平,似乎就真的太平了。要是做個說皇帝光屁股的小孩,不但不會給他糖果,可能真的會「剜口割舌」。
  正是因為楊志有太師親信制肘,他沒有真正的權威,放鬆了警惕,使晁蓋等人才有機可乘,失陷了生辰綱。生辰綱的失陷,楊志固然有瀆職之過,可軍漢的偷懶,奶公謝都管的橫加干涉,都是重要原因。但有失陷花石綱後的遭遇,楊志知道回到大名府,他百口莫辨,甚至會有性命之憂,除了逃亡,他還能幹什麼呢?謝都管和軍士便和天下做公的人一樣,首先是撇清自己,那麼也就順理成章地訂立攻守同盟,誣陷楊志和強人合夥劫了生辰綱。——誣人為匪者,人必為匪。 「楊志」這個姓名,非是作者隨意為之。「楊」表明他不願侮辱父母清白的原由,要延續忠心報國的家族傳統。「志」則說明這是個志向遠大的軍人。但有國難報,有志難酬,楊志只得背離家族傳統、違背自己的人生理想。
  楊志兩次辦公差,是用自己的本事去賭前程;積攢全部財產去買官,是想用錢去賭前程;賣祖傳的寶刀,是用家族最後的遺產來求生存。但是他都賭輸了,只剩下一條路,用自己的生命去賭生存。
  瀆職以後,無法律救濟渠道;花錢買官未成,潛規則也不給他提供補償。在明暗兩種規則都尋求不到公平時,落草是惟一的選擇。



   ======== 結語 ========

        天道無常  誰人可替?

  宋江一統梁山後,一百單八將排定了座次。梁山水泊雖是落草之地,可儼然是小朝廷的建制。世上大多做強盜的人不會明明白白說自己是強盜。一旦強盜做大了,總想辦法來漂白自己。
  宋公明在忠義堂外面,設有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青幡皂蓋,緋纓黑纛。——這可是大宋皇帝的儀仗。祭獻了天地神明後,又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黃旗。 宋江一方面僭越朝廷的制度和禮儀,另一方面又每次將」忠義」掛在口上。還自稱是「替天行道」。這比尋常強盜」殺富濟貧」的口號還要虛偽。」殺富濟貧」雖然也大多胡說八道,強盜頭子自己吃肉,小嘍囉只能喝湯,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被騷擾就謝天謝地了。但這口號卻不掩飾自己強盜的本色。而「替天行道」則是徹頭徹尾政治上的騙人幌子。將自己造反的行為,蒙上一層合法性的外衣。他已不是簡單的官逼民反,也不是簡單的殺富濟貧,而是代表著上天——這個誰也沒有見過的神秘主人,來人世間主持公道,懲惡揚善。這種口號具有超驗性,可以自己無限制地進行解釋。宋江打出這樣的政治口號也是必須的選擇。他沒有「拜上帝教」可選擇,更沒有先進的革命理論可以選擇,公孫勝除了裝神弄鬼,也提不出任何對梁山人有吸引力的理論。總不能梁山搞到這麼大的規模,還對一幫老兄弟們說:「我們造大宋的反,是為了銀子為了美女為了進東京城享受榮華富貴。」——其實許多兄弟們心裡都是這樣想的,「千里作官只為財」,而「風風火火闖九州」的強盜,其目的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彼此的路徑略有區別而已。因此做官和做賊在「公關形象」的塑造上,手法驚人相似。再貪墨的官員也說自己只是替皇帝守牧一方,是為老百姓作主的;再殘暴的強盜也會說自己是要剷除人間的不平。而宋江沒能像洪秀全那些更高明的強盜那樣,從西方販賣來一些基督教的玩藝,給老百姓許諾一個虛無飄渺的天堂,他只能從中國傳統的舊貨鋪裡翻出來一些老古董。而「天道」這張糊里糊塗朦朦朧朧但遮掩百羞的面具,被歷史上爭奪權力者使用無數次,我宋公明用它一次又何妨?
  「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一旦樹起來,對內宋江可以和大家一起迴避「強盜」「反賊」這個聽起來不爽的詞,就像將性服務者說成「妓女」那樣,買賣雙方都難為情,一旦說成「小姐」。「三陪」,嫖客和妓女似乎去掉了心理上的一些負擔,顯得理直氣壯一些;而對外則留有很大的迴旋餘地。能完全代替大宋,「奪了皇帝的鳥位」,則可以將「替天行道」的旗號延伸為「天命所歸」,如果沒這能耐,只能走「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替天行道」則為回歸體制尋找合理的解釋。
  「天命」「天道」可算是中國歷史上說得最多但最說不明白的詞。什麼是「天道」「天命」?誰有資格「奉天承運」「天命所歸」?誰又有資格「替天行道」?這種代理資格誰授權?這樣的授權需不需要一定的程序?
  這些聚訟幾千年的概念,不但宋江這個文面小吏說不清,就是歷朝歷代那麼多的大儒也未必能說清。「天道」,「天命」最終總是成了「暴力最強者」奪取和鞏固權力的自我標榜。翻開歷史,我們看到「天道」「天命」總是歸贏的那一方任意解釋。輸了的就是「賊道」,「亂命」。勝王敗寇的歷史規律很好地解釋了所謂的「天道」「天命」的虛偽性。既然它是個假東西,那麼誰都可以借用。夏商週三代,邈遠幽古,許多史實只能散落在神話傳說中,但從那時起,「天命」,「天道」的大旗就被一切興兵造反的人打了出來。
  成湯伐夏桀,作《湯誓》,王(湯)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譯成現代白話就是:「告訴你們這些小老百姓,都來給老子仔細聽著。不是俺這個人敢隨便造反作亂,而是夏桀這人罪惡滔天,上天命令我來滅掉他。」於是,歷數了那一段歷史上很有名的夏桀罪狀,老百姓都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那個毒日頭啥時候能完蛋,我情願和你一起滅!)!」「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夏王的德行如此的不堪,今天我必須不畏艱險帶領大伙去討伐他)。」 歷史上的夏桀是否真的真的這樣混蛋,今天也沒有確切的記載,想必這小子也有點胡作非為,當時沒有美國民選總統那樣搞電視辯論,成湯單方面的控訴是否和事實吻合,幾千年後不得而知,反正湯贏了,即使夏桀有什麼為自己辯論的檔案想必也被後來的勝利者毀滅或篡改掉了。只留下中湯的一面之詞。——因為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中國的話語霸權早已存在。
  成湯搞夏桀的這套把戲,到了他的子孫商紂王執政期間,又被商的敵人周武王完完全全學過去了,而且加以發揚光大。周武伐紂,洋洋灑灑作了《泰誓》和《牧誓》,為文的篇幅氣勢以及佔據道德制高點的自信,比《湯誓》進步多了。不過雖文有簡繁之分,卻理由完全一樣。武王姬發說:「今商王受(即紂)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反正就是數落商紂種種劣跡,簡直是頭上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什麼酒池肉林,什麼炮烙之行,什麼破開孕婦的肚皮呀,大約《封神演藝》中關於這位鹿台自焚的國王殘暴的故事,源頭就是這篇文章。「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塚君觀政於商。」「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縱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將商紂師說成惡貫滿盈的暴君後,姬發同志就可以洋洋灑灑大談特談自己進攻商國的合法性。姬發的聰明在於他已經將天意和民意微妙地混為一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儒家思想在這篇檄文裡已經可以窺見。因為紂王荒淫無度,殘害百姓,已經得罪了上天,上天讓我姬發來出頭,給老百姓討個公道。我既在維護天道,更在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俺就是在為民做主,完全可以代表他們。老百姓支持的事情,上天一定同意的。仔細分析這是個自己預設前提的推理。前提是紂是壞蛋,得罪了上天,我是好人,代表上天。因為紂殘害百姓,於是獲罪於天,百姓不堪其苦,希望有救星出現。我是上天派來的,我瞭解到百姓的普遍要求,於是我上承天命,下應民心,代表廣大人民討伐紂王那小子,而且我會給老百姓帶來幸福與安定,「永清四海」。自然我就是正義之師、仁義之師。
  當時自然沒有現代的國際法,但周和商是不同的兩個國家,這是沒有問題的,傷因為強大,名義上是周等小國的共主,但彼此的關係很鬆散。武王討伐商紂的理由似乎就是「人權高於主權」。人家商紂剖大臣的心也好,開孕婦的肚皮也好,寵幸自己的妃子也好,蓋高高的形象工程鹿台也好,那是人家的家務事,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內政,你丫管得著嗎?可周武王不但要干涉人家的內政,而且是大大的干涉,他糾集一支聯合國部隊,東渡孟津,進入商國的領土,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為了東方那些苦難的老百姓。就像布什和布萊爾組成聯軍進入伊拉克一樣,有很多很多理由,其中一條理由好像是為了拯救伊拉克人民,要救民於水火。呵呵,照俺們的推測,還不是看上伊拉克的石油?就像武王東進一樣,看上肥沃的中原大地。
  可中國的史書認為這種干涉是正確的。武王的部隊是不是正義仁義之師?如果當年牧野之戰要是紂王贏了怎麼辦?仁義和贏得戰爭沒有必然的聯繫。秦王掃六合,成吉思汗的鐵蹄踏遍歐亞,難道他們是仁義之師嗎?仁義之師不一定贏,但贏了的部隊就可以說自己是仁義之師。誰敢反對?
  因此,當我看到宋江在忠義堂前樹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時,我總感覺有些滑稽。連李逵這樣掄著斧頭見人就砍的主,都敢說是在行天道。他在三十六天罡中稱「天殺星」,用公孫勝師父羅真人的話來說,他是上天恨天下失德,派他來專門殺人的。呵呵,殺人的理由都這樣充分,就如張獻忠屠川一樣。難怪匈奴人之王阿提拉蹂躪歐洲,後來歐洲人說那是「上帝的鞭子」。
  「天道」的解釋權歸暴力最強者所有。天道不僅僅是吳思先生所說的「元規則」,它超出了社會活動的一般規則,超過了法律道德,而是整個社會存在的最原初的理由都是暴力最強者給予的,在天道的旗幟下,贏者任何的行為不僅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而且是必須讚美的,必須找出一大堆理由給予理論支持的。
  德配於天,這裡的「德」只能是一種自說自話。
  天道無常,誰人可替?
  我的回答是:天道無常,人盡可夫。

<<十年砍柴-閒看水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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