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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之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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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1937年12月13日,在松井石根大將指揮下,侵華日軍未經攻城戰鬥,從光華門、雨花門、中華門竄進南京城區,立即有計劃有組織的展開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在6個星期的時間裡,我被俘軍民被慘殺者總數達30萬人以上,2萬餘名婦女被強姦輪姦,全市建築被縱火燒燬三分之一,被搶劫財物不計其數,日本軍在南京製造出震驚世界的暴行。    
    67年過去了,金陵恥,今未雪,30萬以上同胞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難以安息,20萬倖存者的悲憤之情永遠也平靜不下來。討回公道是受害者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任何猶豫、徘徊、忍辱都是錯誤的。時隔已有60餘年,與日本朝野堅持護衛國恥的現實相反,我雖正義旗幟在手卻未能伸張正義,使得國人正當的要求在日本國土上一次又一次敗訴。應該用什麼適當的言詞來論述這種姑息、屈就的實質呢?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朝野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的態度。    
    二戰勝利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認定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對南京大屠殺作出公正的判決,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公認和擁護。而日本國內卻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和某些政客否認罪惡,妄圖翻案。這些右翼勢力是從軍國主義腐屍上滋生,逐步擴大起的。如今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左右著日本的政局。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和許多閣僚都參拜靖國神社,把戰爭罪犯的亡靈當作「民族英雄」崇拜,頑固地堅持「侵略史觀」,否認日本曾經發動過侵略戰爭和戰爭中所犯的暴行罪惡。    
    1986年6月,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籐尾正行胡說:「南京事件的真相還不清楚」。1994年5月,羽田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叫囂:「南京事件純屬捏造」等等。他們歪曲歷史事實,反對向被侵略國家道歉,已達到不能容忍程度。右翼勢力中還有一些人著書大發謬論,毒害日本青年一代。其中原戰犯松井石根的隨從兼秘書田中正明寫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1983年日本文教社出版。1985年世界知識出版社譯成中文。以下簡稱《虛構》)最具有代表性,擯棄歷史事實,以虛構寫《虛構》,滿紙胡言,偽證重疊,影響極壞。    
    作為倖存者,我已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料40餘載,始終堅持辯證方法,從宏觀方向著手,微觀方向著眼,縱橫有序,前後兼顧,力求全面、深刻。南京大屠殺60週年祭日之後,我寫此專著揭露、批判日本侵華日軍暴行,回擊日本右翼勢力方方面面的謬論,為我國進行愛國主義歷史教育和日本人民反對復活軍國主義提供教材。    
    拙作擯棄了簡單的資料組合堆砌法,而採用敘事撰史,以史立論的方法,揭發、論證、批判交替使用,相輔相成,將論證逐步推向前進。《虛構》的要害之一是編造謊言,並用偽證證實。在前幾章用一定筆墨批判《虛構》的偽證和田中的侵略史觀,隨後則從華中方面軍的罪惡、親身經歷、文字檔案等方面將論證引向深入。有少量資料會在不同章節裡反覆出現,那是因為力求敘述完整,防止田中之流斷章取義,歪曲事實。我方個別當事人在向日本友人介紹南京大屠殺的情景時,未能將江東門集體大屠殺的事實敘述清楚,致對方寫得有某些欠缺。就江東門集體屠殺的人數而言,它不是最大的一次屠殺,其殘忍性也是常見的,不值得大書特書。但江東門現在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所在地,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正因為如此,田中借題發揮,大肆污蔑,卑鄙無恥地攻擊江東門那次集體大屠殺。此次在極其慎重地查證中外史料的基礎上再現那段血腥歷史的原貌。此外,還有個別地方集體屠殺對象的素源有錯位之處,反覆論證後也一併予以校正。    
    日本右翼勢力和某些政客為什麼如此頑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侵略戰爭翻案,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呢?我覺得弄清這個根源有必要。為此,研究課題必須向外延伸,解剖東京審判,由此步步深入,弄清楚日本在什麼情況下才按《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接受由盟國組織軍事法庭進行審判。並從中發現在投降前夕,戰犯們反覆設計了將來復活軍國主義的陰謀,通過裕仁天皇所擬投降詔書暗中打下思想基礎,示意將來「與世界並進,發揚帝國固有光榮」。緊接著分析今天日本右翼勢力妄圖為侵略歷史翻案日本的現狀,發現日本依然保留著戰時的政治體制、官僚機構、財政制度、土地法規。戰爭罪犯在國內獲得合法地位,並作為「民族英雄」被崇拜;舊軍隊的軍人享受著很高的政治「榮譽」和優厚的經濟待遇;軍國主義侵略史觀從未遭到徹底批判過,使得日本一直保持並將繼續右傾化下去。    
    二戰勝利後第51個年頭起,日本又出現「橋本現象」——公開以首相身份參拜供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向外提出領土擴張的要求,加緊軍備,積極向著政治大國地位衝刺,意欲從此擺脫戰敗國的約束。小泉上台後拒絕就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事實向中國進一步道歉,在被日本福崗地方法院判「違憲」的情況下仍揚言要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令人憤慨。與此相聯繫,日本右翼政客企圖賴帳,一股腦兒抹掉日本歷史上的暴行罪惡,而拒絕認罪、道歉、賠償。拙作也對日本人民在右翼勢力包圍中的出路問題作了某些不成熟的探索,並歸納到對後人負責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正題上來。    
    總之,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鳴冤,為倖存者討回公道。


第一部分 虎口餘生記第1節 問題的緣起(1)(圖)

    1937年8月13日侵華日軍進攻上海,中國軍民奮起抵抗,抗戰全面爆發,從8月14日起,日機連續空襲南京。圖為日機轟炸南京城。    
    60多年前,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我被俘軍民慘遭殺害者達30萬人以上。在有計劃有組織大屠殺的同時,日軍瘋狂地姦淫、搶劫、焚燒和破壞,使南京人民蒙受到無比深重的災難。    
    南京大屠殺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本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其殘酷程度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就其手段而言並不亞於納粹德國在奧斯威辛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在奧斯威辛那個遺臭萬年的「殺人工廠」裡,納粹把所有的屠殺對像分批送進毒氣室,用烈性毒氣在幾分鐘或幾秒鐘將人殺死,被害者經歷痛苦較短;而南京大屠殺除了集體屠殺外,很多是日軍成群地或個別地在屠殺之前對人加以酷刑、侮辱、虐待、搶劫、毆打、玩弄或姦淫,隨心所欲,不分青紅皂白,施行暴力的方法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其殘酷形狀難以用筆墨所形容。這不僅在現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人類史上也是罕見的。有的不是親眼所見,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從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入南京城裡起,6個星期內,集體屠殺我被俘軍民約19萬多人,分散屠殺約15萬多人,慘遭屠殺的人總數在30萬人以上。日軍並大肆姦淫婦女,約2萬多名7至70歲婦女被強姦、輪姦,一般的都是先姦後殺,慘不忍睹。無數住宅、商店、庫房、機關都被洗劫一空,為了毀滅罪跡,日軍隨後把房屋縱火燒掉。全市約有三分之一建築物被付之一炬。被搶劫的財物不計其數。在那場浩劫中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災難。    
    侵華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罪惡,當時就引起一些國家的特別關注,或提出交涉,或提出抗議,指責日軍的暴行。這要歸功於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國記者、教授、傳教士、攝影師等外國友人。他們利用得到本國政府保護的有利條件,憑借目睹的真實材料,及時地向本國寫出報道,多角度地在報刊上報道了日軍燒殺奸掠的暴行。在日軍佔領南京後不久,《紐約時報》記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斯蒂爾‧路透社記者史密斯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攝影師門肯,都紛紛向本國發佈日軍暴行的消息。金陵大學徐淑希教授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名義,從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上旬,幾乎每天都向日本駐南京大使館就日本軍人所犯暴行提出報告,要求日軍保護難民區內難民的安全。最著名的是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及時地編撰出《戰爭是什麼: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分別在倫敦和紐約出版。1938年7月,中譯本在中國出版發行。後來斯諾也以《為亞洲而戰》一書揭露日軍的殘暴。他們(除斯諾外)都以目睹的事實遣責日軍慘無人道的罪惡,嚴正指出日本兵的暴行完全是日本軍事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在行動中的反映。這些外國人看問題比較客觀、公正,一語擊中了侵華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的要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強烈反響。    
    在南京的中國人遭到日軍殘酷的蹂躪,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難保,危在旦夕,沒有從南京發出信息的可能,更沒有將日軍暴行形成文字的條件,以便及時地控訴日軍的殘暴。但他們痛心疾首,忍辱負重,將仇恨埋在心裡,等待有朝一日的時機。一些人一經逃出地獄,獲得自由,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隨之湧上心頭,難忘血債,便找親人訴說,並以親身經歷或口頭宣傳,或寫報道,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的滔天罪行。    
    由於倖存者九死一生,陸陸續續地從敵人的魔掌下逃出南京,用親眼目睹的事實向身邊的人訴說,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早已在大江南北廣為流傳。可以斷定,這些就是當時條件下的口頭報道。很多聽者心驚肉跳,談日(軍)色變,惶恐不安。由於戰亂,交通和通訊條件又大受限制,最早用文字報道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的是佚名。他對逃出南京而輾轉逃到武漢的倖存者進行採訪,在《國政與公餘》雜誌上以《失守後的南京》為題,報道了日軍在南京殺人、縱火、姦淫、搶掠等等暴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激起抗日軍民對日軍的刻骨仇恨。    
    緊接著國民政府特工人員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亦作了不完全的報道:    
    (1938年3月7日),傾據最近由京抵漢者談及南京失陷時我軍不及撤退,被敵殺者達六、七萬之多,全城滿是屍體,河渠盡紅。無辜平民被殺害者最初日達數千,最近日漸減少。亦有數十人之多……    
    這個特工人員早已隨政府遷都到了漢口,未能親眼目睹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只是從倖存者口裡得到了部分材料,很不全面,所作報道是不足有餘的報道,被屠殺人數之差相距甚大。事實上許多倖存者流散各地,受害的程度及其目睹各不相同,誰又能很快掌握到南京大屠殺的全面材料呢?    
    由於國外的報紙報道和倖存者從南京逃出,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情況逐步被輿論界所掌握,在漢口的大公報和其他一些報紙相繼作了報道,《陷都血淚記》、《陷京三月記》、《敵蹂躪下的南京》、《在黑地獄中的民眾》、《血淚話金陵》等等通訊報道和紀實文學陸陸續續在抗戰區域內出版發行,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的暴行,使我軍民進一步認清敵寇的猙獰面目,激起了對敵人的仇恨 ,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這些報道和用血淚寫成的文學也流傳到國外,使許多外國人士認清了日本軍隊的殘暴,表示對苦難中的中國同情,支持中國抗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國防部成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及時地組織在寧的有關機關團體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進行了調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貴的資料,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證據,並組織倖存者到東京出庭作證。翔實的史料當庭控訴了南京大屠殺的製造者和劊子手們,要求法庭依照國際法對日本戰犯嚴判,償還所欠中國人民的血債。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過充分準備,於1946年4月29日對日本戰犯進行起訴,歷時二年零6個月,於1948年11月12日審判結束。在東京審判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所犯下的罪惡事實,其中包括屠殺、強姦、縱火和掠奪各類具體數據,判處南京大屠殺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隨後被絞死。主犯谷壽夫被引渡到中國。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根據谷壽夫的犯罪事實,依照國際法判處死刑,於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時,押赴雨花台刑場,依法執行死刑,並張貼佈告周知。    
    南京大屠殺一案到此本應畫上句號,不該再加糾纏,而應將其放進歷史博物館,警告軍國主義的幽靈不得死灰復燃。也對後人進行教育,牢記災難源於何處,用實際行動譜寫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東京審判很不徹底,該處死的幾個甲級戰犯未被判處死刑,大批乙、丙級戰犯都未繩之以法,放縱了他們。而他們對戰敗很不服氣,隨時都想東山再起,潛藏下了在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美國不甘心中國和朝鮮在戰火中所獲得的人民民主政權。當50年代剛掀開一頁的時候,美國便在朝鮮挑起戰爭,妄圖一口吞滅朝鮮,與此同時派出第7艦隊侵佔我台灣省,並派飛機多次轟炸我東北城市。到此,美帝國主義重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老路,已經全部暴露在中國人民的面前。美國從它霸佔全球的戰略出發,積極扶持日本右翼勢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戰犯,計劃重新武裝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蘇反共的橋頭堡,進而成為美國侵略亞洲的基地。美國的此舉遭到蘇聯和亞洲有關國家的堅持反對。日本人民對軍國主義深惡痛絕,對此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然而,儘管如此,美國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勢力還是逐步發展起來了。    
    由於當時為美國生產侵朝戰爭中的軍火軍需品,日本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逐漸得到恢復,60年代一開始便大有好轉,到了70年代便取得偉大成就,羽毛也隨之豐滿起來。右翼勢力隨著經濟增長得勢而發展,從此勢頭再沒有減弱。1972年中日建交時,為了減輕日本人民的負擔,中國政府慷慨地放棄了日本國戰爭損失賠償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義通過對華戰爭損失賠償,把侵略戰爭中所犯暴行罪惡用文字固定下來,防止別有用心的他人賴帳。日本右翼勢力鑽空子趁機興風作浪,不以我為友,反認我軟弱;不以我為善,反認我可欺,窺視中國在經濟上必將有求於日本,便出現了一連串為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    
    右翼勢力否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鈴木明在《諸君》月刊上發表《南京大屠殺的虛偽性》等文章,否認歷史事實,不遺餘力的狡辯。第2年3月彙集成《南京大屠殺的虛偽性》一書出版。右翼勢力認為鈴木明已經為南京大屠殺翻案打開了缺口,大肆為該書喝彩、捧場,哄動日本,並引起共鳴。接著山本七平繼鈴木明之後,在《諸君》從1972年至1974年連續三年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的文章,並彙集成單行本出版,書名為《我方的日本軍》,比鈴木明更加露骨地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當時中國未能及時反擊、批判,日本右翼勢力逐步匯成一股翻案逆流,來勢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趨勢。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書的機會,用官方名義企圖把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一筆勾銷,徹底賴掉日軍暴行的罪帳,為日本右翼勢力張目打氣。因遭到中國方面的嚴厲批判,使其陰謀未能得逞。但此舉並不意味著扭轉了日本右翼勢力翻案的逆流,潛在侵略史觀隨時都有可能冒出頭來,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須知,右翼勢力從民間到官方已經成為日本的社會基礎,要他們「安分守已」,放棄「往日輝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戰犯——南京大屠殺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隨從兼秘書,自稱是拓殖大學講師的田中正明蓄謀已久,挖空心思寫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公開為他的主子戰犯招魂叫屈,以虛構寫《虛構》,大放厥詞,不僅否認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暴行,而且還為日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推御責任,誣蔑性地諉過於中國。就在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館之際,在日本發表了《九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文,把有論成無,把無論成有,無理取鬧,不可一世,成為右翼勢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鋒。


第一部分 虎口餘生記第2節 問題的緣起(2)(圖)

    1937年9月19日,日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下令對南京等實行「無差別級」轟炸。    
    日本社會上許多教授、學者和有識之士主持正義,堅持實事求是,抱著對歷史負責的嚴肅態度,高舉日中友好和反戰旗幟,紛紛起來批判日本日益膨脹的翻案逆流。他們人數眾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針對逆流的要害,在《歷史評論》上發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隨意取捨史料的錯誤觀點和做法,並於1975年8月,出版了《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批判了鈴木明、山本歪曲歷史的錯誤論調。1973年9月,《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編寫的《筆桿子的陰謀》一書出版,尖銳地批判了鈴木明等人奇談怪論,與洞富雄先生所發表的文章一樣。同樣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學者,學問淵博,造諧極高,處理學術問題態度極為嚴肅。他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震驚世界的慘案極端關注,並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為中心,收集了戰爭期間和戰後報刊上大量有關的報道文件、檔案、書籍、回憶錄及散落在民間當事人的日記,把它們分類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認真地進行對比,鑒別,批判和篩選,去偽存真,於1967年寫成《近代戰爭之謎》一書。後半部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贏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審定教科書的機會纂改歷史,美化軍國主義,洞富雄出於對日本人民和子孫後代負責的精神,逆流而進,又於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定本(1982年日本現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毛良鴻,朱阿根譯。以下簡稱《大屠殺》),側重批判鈴木明和山本的錯誤謬論,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殺這一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而言,該著作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歷史資料,值得史學工作者去深入研究,從中定會受益匪淺。    
    但是,從中國角度來看,田中的《虛構》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會基礎,迎合了長期存在的侵略史觀和舊軍人復活軍國主義的思潮,所散佈的謬論纂改歷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勢力中任何一個人都更加惡毒,他不僅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實,而且還嫁禍於人,把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責任強加在被侵略者——中國人民的頭上,干涉我國內政,用軍國主義口氣剝奪我國人民保衛祖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還進行了人身攻擊,誹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肯定和對日本戰犯的定罪,妄想從根本上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翻案,為復活軍國主義鳴鑼開道。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日本依仗強大的財力,已暗中出動相當數量的人員,四出搜集對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時機,一舉推翻歷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將留下無窮的後患。    
    我國報刊雜誌揭發批判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續時間之長,數量之大是驚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勢力翻案,引起我國人民的憤慨,必有文章回擊。或逢週年祭日,亦發表相應的文章,或懷念,或譴責,難忘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國重新武裝日本,激起我國人民的新仇舊恨,《新華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個人署名發表的批判文章亦有相當的數量。它們涓聚成行,對扼制日本右翼勢力翻案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眾多的文章都較為短小,或屬片段,或只是一個橫切,或是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論證,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殺的整體資料。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編撰成《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一書,共八章,前後有導言和結論,並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經修改將該書稿交付給江蘇人民出版社,並打出清樣,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勞是不可抹殺的,人們用它向國內學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紹,都引起了強烈反響。1979年,該書限制鉛印2000冊,未能公開發表,僅供內部參考。總之,由於歷史的原因,有關方面對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工作欠缺考慮,成績甚微,難以令人滿意。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成立史志機構,廣大史學工作者廣泛徵集歷史資料,成績是空前的。在檔案工作者積極配合下,1985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以下簡稱《史料》)。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以下簡稱《暴行》)198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緊接著又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以下簡稱《檔案》)。90年代後,江蘇人民出版社又翻譯出版了《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魏特琳日記》等。這些書籍資料齊全,涉及面廣,非常系統,大大地推動了史學工作者進一步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深入研究。    
    從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殺史料中遨遊30多個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殺為內容的長篇紀實小說《千古浩劫》,用許許多多事實揭露侵略軍的野蠻和極端殘忍,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並再版。由於當時我還未能見到《虛構》一書,也就不瞭解其虛構的內容,更談不上對其批判一事。後來,我看了一遍,覺得謬論連篇,氣憤難忍;看了兩遍,認定連篇謊言,怒火中燒。我認為《虛構》在日本流毒很大,對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國雖然見到《虛構》的很少,但我們決不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默認其謬論。針逢相對地批判《虛構》的謬論,一一進行駁斥,深入地剖析它產生的根源,應該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前面已經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殺》(簡稱《大屠殺》)以翔實資料敘事立論,批判的側重點是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的虛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軍》。拙作將把更多中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文件、檔案、人證等等集中起來,組成合力,矛頭對準日本右翼勢力,作一次大膽的嘗試,也許更能再現南京大屠殺原貌。侵華華中方面軍罪惡深重,遍及華中華南好幾個省份。因此,凡涉到該方面等有關罪行,我們也不能輕易放過。關於《大屠殺》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資料,拙作將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虛構》。同時,《鐵證》所提供的中國方面資料,也可作為批判鈴木明和山本謬論的補充,使得他們的錯誤觀點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們和戰爭罪犯殭屍一起通通扔進垃圾坑,永遠不再在社會上任意氾濫,毒害人民。此外,進入70年代以後,日本右翼勢力左右著日本的政局,特別猖狂,無時無刻不想東山再起,復活軍國主義,重溫「大東亞共榮」的美夢。拙作也將就日本的現行社會基礎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時刻注意日本國內的動向,防止在慷慨言詞的背後和「鞠躬社」面前吃虧上當。    
    中國人民一貫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罪惡,而與日本人民無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民同樣遭到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災禍,眾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極苦。所以這筆罪帳應記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頭上而與日本人民無關。這些年來,日本在經濟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經取得了經濟大國的地位。正是東京審判摧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中樞神經和懲治了戰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層戰爭土壤。同時,也是日本人民通過鬥爭,贏得一部和平憲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戰爭轉向經濟建設的結果。然而,一些軍國主義分子及其繼承人卻混淆視聽,歪曲事實,胡說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結果,而是借助軍國主義精神的支持;同時,又把他們當年的罪惡說成是他們的「功勞」,把恥辱說成是他們的「榮譽」,企圖從中撈到復活軍國主義的政治資本。他們很敏感,特別抵賴南京大屠殺的罪惡。    
    知道歷史事實的人們都很明確,南京大屠殺不是有無之爭,僅僅是在大屠殺某些細節上有異議。就某些細節作學術性探索,弄清的情況是完全應該、也是允許的。但是,我們和日本右翼勢力不是學術之爭,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還是否認歷史罪惡,嚴肅的政治鬥爭關係到維護民族尊嚴。敢於痛斥侵略者,決不能容忍加害者一賴了之。過去,日本軍國主義憑借武力侵略中國,燒殺、姦淫、搶掠,無所不用其極,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遺留下深遠的影響。而今天,日本右翼勢力又想憑借經濟實力和技術優勢,企圖以外貿為槓桿,用經援向中國施加壓力,妄想我「讓步」屈從,承認日本軍國主義是為「解放」中國而來,一筆勾銷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所有暴行罪惡。田中之流和某些政客的意圖就是如此。必須明確,我們和日本右翼勢力之間是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中國人民豈能屈恥讓步?    
    作為一名南京大奢殺的倖存者,現在,就來看看我是怎樣在這場千古浩劫中逃出活命來的。


第一部分 虎口餘生記第3節 虎口餘生記(1)(圖)

    日機轟炸後南京繁華街區一片廢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在北平附近的蘆溝橋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妄想一舉滅亡中國。當時在南京淮海中路一個小食品廠裡學徒的我,並未及時聽到戰爭爆發的消息,無從知道日本軍殘忍成性,也沒有想到那場戰爭帶給中華民族的將是多麼深重的災難,更沒有想到戰爭將迫使我改變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鄉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個堂兄林長華在南京淮海中路128號學徒滿師。這樣,老闆許少興便要帶另一個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廠裡的下手活。1937年5月,經林長華的母親(我的伯母)林徐氏說合,許老闆同意收留我到該食品廠學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來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辯不清,自己又不識字,心裡好害怕的。林長華看到我土裡土氣,擔心我上街過遠了「迷途難返」,便把我帶到大門口,指著深藍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門牌對我說:「上面的四個字是『淮海中路』,中間是洋碼子『128』號,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號』。南京不像鄉下見村認路。城裡許多街道一個樣,不容易辯認。認不得路時問淮海中路。記住巷口掛的『許記食品廠』的牌子。」他還向我介紹了許老闆的為人、家情,要求我應遵守學徒規矩。    
    許少興是招郎的上門女婿,隨其岳父姓。岳父死後便由他撐門立戶,當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當時他約30開外,生有一兒一女,約在8—10歲之間。此外,許還有一個親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華門裡的長樂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應。    
    許記食品廠實際上是個小作坊,僅僱有一個廣東人陳師傅,由他帶領林長華做些麵包、蛋糕、餅乾之類的食品。128號並沒有店門面,前三間供他家五口人和一個老媽子住宿,後院一邊連接的幾間做廠房、廚房,堆放麵粉、油、糖、雞蛋之類的原材料,有一間供師徒住宿。廠房裡有一個磚砌的烘烤爐,一個長長的案板,好幾口用來發面的大缸。連接廠房的外一間面向小巷,專門用來包裝食品。小店主或小販經小巷從這裡把新鮮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處還有一個堆放煤炭、黃泥、煤球、蜂窩煤之類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裡做煤球和製作蜂窩煤,差事極若。    
    許記食品廠收我做徒弟,計劃升林長華為二師傅,增做糕點之類的食品,並打算在太平路開設一個門面,擴大營銷業務,既搞批發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籌劃得差不多的時候,日本侵略軍在蘆溝橋發生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我們聽說「北方又打起仗來了!」但我們認為與已無關,誰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圍著烘烤爐轉,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許老闆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許老太太雖不是親姐妹卻勝過親姐妹,常會到許家來做客。每次回去,許老太太都要她帶些食品,總要我送她到中華門裡的長樂街上的家裡。她雖一人,卻住著前後兩進很寬暢的房子。據林長華說:沈家原在中華路上開有一個南貨店,僱傭一個師傅,帶一個徒弟,家業底子很厚。只因兒子抽鴉片,孫子得病暴死,媳婦一氣上吊自盡了。隨後兒子又死於肺病,僅留下她孤身老人。現在尚有挨近中華路邊的街中有幾間房子租給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個挑皮匠擔子的李老頭。我每回去長樂街時都要幫沈老太太將前屋、中院、後屋、廚房等打掃乾淨,碗廚、飯桌、板凳也都用濕抹布抹淨;有時還要幫她在中華門米店買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裡,當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腳上的一雙布鞋綻了線,便把她小孫子穿的一雙力士鞋送給我穿。我謝過後便提著那雙力士鞋往回趕路。當我走出長樂路口拐上中華路時,看到李老頭坐在皮匠擔子邊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經當面介紹過:他也是江北人,是個孤老頭,已年近60歲了。家鄉人親家鄉人,我每次路過他身邊時都要打個招呼。這次才走到他身邊,忽見從中華門方向開過來一支武裝整齊的國民黨軍隊。一隊隊官兵步伐整齊,姿態威武,唱著軍歌向北走去。    
    那雄壯的歌聲振奮人心,招引來許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觀看。有人說:這支隊伍到下關坐火車,開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說「是一個師」,也有人說「不止,最少是一個軍」。    
    我只感到驚奇,羨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齊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個聲音;機關鎗、步槍都是一樣的;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驚訝,打起仗來一定是天下無敵的。待隊伍過完了,李老頭問我「怕不怕」?我回答說「怕」。他認為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來本事可大了,到哪裡去都會打勝仗。我問他「南京也會打仗嗎?」他肯定地說「不會。」他忽然看到我腳上的布鞋綻了線,便熱情地催我脫下來讓他修補。我很感激地坐在一個小凳子上脫下布鞋,一邊等他補鞋一邊聽他講故事。    
    他說:「小伢子家沒有見過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綠的,一出太陽就看不見東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東三省打了好幾年都打不過來。因為中國兵晚上躲起來,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陽一出,中國兵就攆上去,用大刀砍鬼子頭。那些鬼子都看不見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滾,有的滾下高坎跌死了,多數滾到大海裡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說「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來」。他看到我們聽得很認真的,又說:「城牆這麼高,鬼子又不是孫悟空,絕對爬不上來。」他盡量鼓勵我不用怕,邊說邊把綻線的布鞋綴好了。我也沒有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兒放在心上,謝了「李公公」,及時回到許記食品廠,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雜活。    
    那時,民間很少有人看到報紙,更無廣播可聽,時事消息只能從道聽途說中略知一二,與已無關的事都是心不在焉,東耳朵進,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們才確知日本鬼子很厲害,在北平進攻中國部隊,一仗打得很激烈,雙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離南京有多遠?廣東師傅說「有兩千多里。要走兩個月才能到南京。」許老闆擔心做壞了麵包、蛋糕,要我們別怕,說道:「鬼子在東三省打了好幾年,後來又到上海打,都沒有打贏。上海離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對南京沒有影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我們,眼前又感覺不到戰爭對我們有什麼威脅,精神上一點也不緊張,每天仍是圍著麵包爐有條不紊地幹著自己該干的活計。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軍大舉進攻上海,與「一‧二八」戰爭不同,第三天日機便飛臨南京上空狂轟濫炸。每次飛來十多架,恐嚇式地擾亂社會、威脅市民、動搖人心、破壞民用設施,使人對日軍產生恐懼心理。    
    隨著上海的難民相繼湧到南京,日軍對南京加緊空襲。有時一天飛來好幾次,夜間又接著空襲。那時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內藏親日派,潛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漢奸很多。夜間空襲時,地面上的漢奸便發射訊號彈指示目標,與天上的日機緊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區和交通要道,遭日機轟炸的尤為厲害,死傷的平民特別多。    
    9月25日那天轟炸得最為殘酷。自上午9時半至下午4時半,日機先後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彈500枚,炸死炸傷平民600餘人。當時下關難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彈,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觀看者只見殘骸滿地,碎屍血衣慘不忍睹;蘆棚大火熊熊,濃煙直衝九霄。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廣播電台都中彈,被迫停水、停電、停播,給居民生活上造成極大困難。中央醫院亦遭到日機的攻擊,住院病人和醫護人員亦有少量的傷亡。法國大使館附近亦有兩顆500磅重的炸彈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則辦公樓將被炸倒,亦會造成人員傷亡。法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繼續派出飛機轟炸南京。    
    至此,市民們才恍然大悟,顯得異常驚慌。隨著國民政府遷都至武漢消息的傳出,大公司、大商店老闆紛紛協帶妻兒逃往長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鄉下,暫避日機的狂轟濫炸。許少興看到麵包、蛋糕、點心的銷路銳減,存貨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計到形勢將會越發嚴重下去,家裡人又處在危險之中,便動員陳師傅和林長華暫時回家躲避日機的轟炸,待南京市面平穩後再回南京,重操舊藝。他又辭去老媽子,決定留下我照顧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廠。開始時我很不願意。但許老闆又提到《保證書》上的規定:學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闆說的去做;徒弟違約要按天數付給老闆的伙食費。我只好勉強順從了。於是,許老闆便帶著妻子和一兒一女到江北林長華家裡去躲避日機轟炸去了。    
    當時我還不知道做飯的老媽子也被辭掉。等許老闆他們走後,僅過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縣老家去了。


第一部分 虎口餘生記第4節 虎口餘生記(2)(圖)

    日軍攻佔中山陵    
    那年我僅13歲,不懂什麼世事,對於戰場上的形勢更一無所知,哪裡知曉日本鬼子殺人放火的殘酷性,仍按許老闆的囑咐:隔一天去長樂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麼也無所謂,廚房房簷上被貓踩落下幾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將瓦添上去,蓋嚴塞緊,防止再落下來。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這份祖傳下來的家產。說心裡話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證書》在許老闆手裡,真正要算伙食錢又拿不出,只好硬著頭皮等下去。同時,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時,又聽到李老頭說:三下南唐時,金陵被圍困一年多也未被打進城來;現在的城牆這麼高,鬼子的眼睛又見不得太陽,肯定不要緊,怕什麼呢?我也信以為真了。    
    此刻,戰場上的形勢對中國很不利。11月4日,日軍在上海東南方向的杭州灣登陸,企圖包圍我上海守軍。中央軍隨即被迫從上海總退卻。日軍緊追不捨,直向南京方向追擊過來。南京城裡的難民和傷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許老太太看到他們流浪在街頭巷尾淒淒慘慘,挨凍受餓;又聽他們說:日本鬼子殘忍歹毒,沿途燒殺姦淫搶掠,無所不為。她心裡又為在江北的女兒女婿一家擔憂。12月6日上午,經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實情況告訴她女兒女婿;又囑咐我:萬一我不能及時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從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飯後,我便到花牌樓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約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於1919年8月,是雙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節之夜離家, 到南京當女傭;次年正月返回家探親,回南京時她告訴我:她在科巷××號。當時我不識字,又忘記了門牌號碼。到許記學徒後我曾抽空去找過她幾次,均因忘記了門牌號數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機大轟炸後,許老闆已帶妻兒去了江北,因擔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門挨戶詢問。有一個老太婆告訴我:她在公共廁所倒馬桶時,雙方交談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像東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裡撈針一樣挨門詢問,終未查到一絲線索。傍晚很喪氣地返回許記。當夜,我做了長夢:我二姐林秀英反反覆覆活靈活顯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飯後,我經和平門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磯。在經過磚瓦廠邊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遠有一個打大辮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辮根子處緊紮著一圈又一圈的紅頭繩,頭腦中出現我二姐細嫩微紅的臉蛋。想到這裡忍耐不住,當即加快步伐追趕,上前一把抓住她挎著小包袱的右胳膀,歡天喜地的說:「二姐姐,你把我急壞,今天終於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過小包袱,右胳膀一揮掙脫我的一隻手,轉過臉來氣憤地問道:「誰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臉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劉海下的汗珠子時,我又看到她腦門上像皺紋荷葉一樣難看,使我連連吃驚。她又教訓我說:「小伢子,這麼莽撞?若是別人,非甩你兩個耳光不可」。我連連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樣站在那裡灰心喪氣,眼睜睜地看著她向燕子磯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緊隨其後 ,在燕子磯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餘里,當天下午回到家裡。媽媽見到我很高興,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來。我又及時的找到許老闆,把許老太太的囑咐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許老闆向我問了一些其他情況,當場並未說什麼。誰知僅僅只隔三天,許老闆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僅有兩天時間就返回來了。我媽堅持不肯放我走,但給我當保人的伯母卻幫許老闆說話,結果我於12月11日又跟隨許老闆回到淮海中路128號。此時,南京城裡已經隱隱約約聽到城外的炮聲了。許老闆的心情很緊張,和他岳母簡單地交談後,當即領著我趕到長樂街沈老太太的家裡。他們在房裡進行了密談,取出一隻約30斤的皮箱,我餓著肚子扛著皮箱,快步跟隨許老闆回到許記家裡吃晚飯。當晚,從許老闆和他岳母的談話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談妥:萬一世道再緊 ,外面穿起舊衣服,帶上錢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難民區避難;有可能的話就返回來看看家;世道一穩定就迅速返回家裡,同時寫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裡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許老闆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裡已經停電停火。許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著家裡還堆多少麵粉、白糖、湯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麵包、餅乾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塗。許老闆也不忍心,只好對他岳母又進行細緻的安慰。    
    南京的東邊和南邊都已炮聲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們天不亮就吃飽油炒飯。許老闆提起他家一隻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擔的一頭穿進皮箱的提環,拗起背在肩上跟隨許老闆趕路。街上許多市民打早湧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兒帶女的絡繹不絕,邊走邊罵聲不絕。我們經和平門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磯的人成群結隊,談論著從燕子磯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當我們來到燕子磯江邊上時,看到滯留在江灘上成千上萬的難民因無船過不了江。他們唉聲歎氣,責怪中央軍不顧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隱蔽地方去了。許老闆很有心計,見到沒有希望從燕子磯過江,便毫不猶豫地領著我,匆匆忙忙地趕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見江邊上停著兩隻小木帆船,而要過江的卻有好幾百人。船價暴漲,由原來的30個銅板漲到兩元(約合600個銅板)。一隻平常只能坐20個人小船,一下子湧上四、五十個人。許老闆很大方,一出手給了船老闆五塊響噹噹的現洋,要求帶我二人過江。船老闆推辭一氣後收下他三塊現洋,卻只肯帶他一人過江。我又哭又鬧,要求同船過得江去。船老闆卻要退錢,連許老闆都不肯帶了。許老闆看到我那樣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遞給我兩張「中國農業銀行」紙幣說:「你拿著這兩塊錢等下一班船。萬一沒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軍又不會抓你的差,不要緊的。」船老闆又一再催促,待許老闆擠進船艙便抽掉跳板,另一個船工便猛撐一篙子,在眾人咒罵聲中那只木帆船順流而下,像弦的箭一樣飛速駛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邊上的好幾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說:中央軍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會再有船來。也有人說:大批的船隻被中央軍控制在三汊河、下關和魚雷營備用;再多一些船隻也會被他們一一抓去,不會讓我們老百姓過江。許多人憤憤不平的離去了。    
    我不知所措,跟隨上百人站在江邊上盼望能有船來。約摸過了半個多小時,忽然聽到江北那邊傳來幾聲槍響。有人斷定是中央軍在強行抓船。至此人人便紛紛離去。我又怕又無可奈何,被迫按許老闆的吩咐,跟隨幾個大人往燕子磯方向返回,指望從那裡坐船到江中心的八卦洲去。但是,當我們來到燕子磯時,烏龍山炮台響起了雷鳴般的炮聲,宣告封江了!後來得知,此刻三艘日艦已出現在棲霞山江面,是我炮兵炮轟敵人所致。    
    燕子磯的江灘上和街裡的難民在增多,其中也夾有平民打扮的散兵。已是枯水季節,寬大的江灘上站著黑壓壓難民在等船盼船,想從這裡渡江去,逃了一條生命。但是聽說從早上到現在連一條船影子都未見到。人們紛紛議論叫苦連天,也有人憤慨地罵道:「唐生智說話不算數,堅守南京三個月,與南京共存亡,完全是騙老百姓的!」看到從燕子磯過江到八卦洲已經無望,我只好往城裡趕路。迎面仍有很多難民陸陸續續地向燕子磯湧去。他們全然不知在燕子磯的難民已有好幾萬人了,像積水不暢那樣被滯留過不了江啊!    
    下午2點鐘左右,我趕到和平門時,守軍還在試關城門。當我和一些難民在第三道城門洞裡慌慌張張交錯而過時,看到守城的官兵們正忙著往城牆頭上抬運「水機關」,即馬克沁重機槍。但沒有絲毫軍事知識的我,並未去猜測日本兵已距和平門不很遠了。在下坡的路上我聽到中華門外隆隆的炮聲,然而我又想起李老頭的話:「鬼子的眼睛是碧綠的,一出太陽就看不見東西了……城牆這麼高,鬼子又不是孫悟空,絕對爬不上來。」我想著走著來到中央路上,迎面看到許多難民成群結隊地走向和平門,估計也是逃往燕子磯去的。到達鼓樓便聽到中山門以南隆隆的炮聲,似乎比昨天的炮聲有所減弱了。經過新街口,看到一些市民拖兒帶女,哭哭啼啼地走進難民區裡。放眼看去,一片淒淒惶惶,令人心酸。    
    到了淮海中路128號後,當晚我又奉許老太太之命,摸黑趕到長樂街,勸說沈老太太帶上錢、被子和換洗衣服,明天打早去淮海中路和我們同住在一塊,或者同去難民區避難,以免時時刻刻惶惶不安、擔驚受怕。但沈老太太仍然猶疑不決。    
    日寇野心勃勃地試圖滅亡中國,因而進攻南京的攻勢極猛,恨不得一口吞下南京全城。鑒於南京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生死存亡,關係重大。因此我愛國部隊在城外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給予敵人以迎頭痛擊,擊斃了大量日本兵,阻滯了日寇進城的速度。市民們聽到一些勝利的消息,都寄希望於愛國部隊——擊退日本兵的進攻,保衛住南京的城池,保衛住市民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一部分 虎口餘生記第5節 虎口餘生記(3)(圖)

    1937年12月19日,松井石根(坐者)等人在南京清涼山觀察市裡情況。    
    但是,形勢突然變化,市民們的希望一夜之間便全部落空了。1937年12月12日下午2時,唐生智召開軍長會議,下達「停止抵抗,撤離南京」的命令。命令迅速傳達到師、團、營、連。整個守軍緊急作出撤離南京的準備,城外我方的槍炮聲突然停息下來。不知內情的市民、難民們還以為擊退了日本兵的進攻,緊張的心情寬鬆了一些,卻萬萬沒有想到:日本兵藉著中國部隊作撤離南京準備之機,已經攻佔中華門以西一段城牆,磨刀霍霍,正準備向南京市民和難民下毒手了。    
    南京市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記住這一天——1937年12月13日這個大悲痛的日子——侵華日軍不顧國際法的約束,對南京市民、難民們展開了殘無人道的大屠殺。這一天上午,日軍未經攻城戰鬥,擺開殺氣騰騰的戰鬥隊形從光華門、雨花門、中華門侵入南京城裡,劃定區域,明確任務。剎時刻機關鎗聲、步槍聲、手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相互交織,一陣緊似一陣,日本軍有計劃有組織地把我市民、難民、散兵、傷兵、病兵當作戰鬥對像進行攻擊,頃刻間街頭巷尾、居民門口一個一個活人被無故打死,血肉狼藉,屍體縱橫,傷者慘叫,呼天喊地。而追上來的日本兵慘無人性,不管是活人還是死人都一一補刺一刀,決不饒過一個活人。    
    這時我正在勸說沈老太太快些動身。昨天晚上,她聽我講了所見到的那些險情,仍然心神不定。我又向她講了和平門試關城門和一些難民走進難民區的事,她才慢慢吞吞地在燈光下撿好一包衣服。我從房門外還看到她從箱子裡取出一些現洋,反覆的數了又數,戀戀不捨地放在包袱裡,試著提提後放在自己的床上。又過了好一會問我吃飽了沒有,得到我肯定的答覆才要我到另一個房間裡去睡覺。早上起來,她要我幫她捆好被子,連同大、小包袱都提來放在正廳的桌子上。本來鎖起門來就可以走的,但她又想到晚上為我煮的飯沒有吃完,說吃過早飯再走也不遲。她捨不得離開這個生活多年的家,更留念這份祖傳的家產。猶豫中突然聽到中華路方向響起的陣陣槍聲,越來越近,又見幾個市民驚慌地從她家的大門外向西跑過去,精神上也緊張起來了,急忙從後進穿過天井和前進,跑出大門外想向驚慌的人們問出什麼事了。就在她跨出門檻的時候,一顆子彈正中她的頭部,頓見鮮血從她的太陽穴處流出,兩手張開似乎想抓住什麼似的,掙扎中倒在門檻上死去。這是我親眼看到被日本兵無緣無故打死的第一位老人。她很善良,祖祖輩輩都生活在南京,卻在1937年12月13日上午,被侵華日軍打死在她的家門口了。正在我被嚇得六神無主驚哭不已時,為送給沈老太太剛上好棉鞋的李老頭氣喘噓噓地跑進來躲藏,一把抓住我拖到後進,斷斷續續地說:「不……得了啦!日本兵……進了城,見到中國人……就開槍,許多人和沈老太太一樣……被打死了!」我說:「不是說鬼子的眼睛碧綠……」在李老頭對我解釋的時候,幾個日本兵快速從沈家大門外向西追過來,邊開著槍追殺剛跑過去的老百姓。後面上來的一個日本兵用刺刀撥動一下沈老太太的屍體,又補刺一刀才走。    
    見此情景我又被嚇哭了。李老頭對我又勸又嚇。因怕招來鬼子,我才止住哭聲問道:「沈老太太被打死了怎麼得了?許老闆一定不會饒我。」他說:「街上被打死的人很多很多。沈老太太又不是你打死的。別怕,許老闆也不怪你。我們不能在這裡等死,快同我一道去難民區吧。」我們說話間突然有一個日本兵端著槍闖進門來,照準我開了一槍,子彈頭把我右肩膀頭上的棉襖撕開了一個口子,露出了陳舊的棉花。我當即被嚇懵了。李老頭驚慌地催促我說:「有什麼要緊的快拿上,要快!」我慌忙提起沈老太太的小包袱,才轉向邁開一步,又聽一聲槍響,子彈頭穿過小包袱的底部,小包袱在我手上逛蕩一下,隨即一塊塊白花花的現洋嘩嘩地落在地上。我正準備彎腰撿現洋時,李老頭抓住我的一隻手在槍聲中拖著神志模糊的我衝出了沈家的後門,隨即我們匯入了躲避鬼子追殺的人流,在炸耳的槍聲中跨過一具一具屍體,跑過一條條街巷,拚死往難民區裡逃命。    
    由外國人劃定的難民區在新街口西北,東起中山路,南起漢中路,北止山西路,西止西康路。李老頭在南京挑皮匠擔子十多年,對主要的街巷都很稔熟。從長樂街往難民區裡逃命全靠他領路。只要有鬆一口氣的機會,他就會停下來告訴我這是什麼街、什麼巷,我們該往哪裡走比較近。    
    好在當時大街上家家關門閉戶,而在小巷裡卻有不少人家門戶洞開,大概主人想觀察外面的情況,仍有一些站在門裡伸頭向外張望。日本兵在後面追殺我們,或者前進的路上又遇到堵截要殺死我們的日本兵,我們便利用時間差,從小巷裡的這家跑到那家,從這條街跑進那條巷,跑跑躲躲,躲一會趁有機會又往難民區裡跑。沿途我們看到好幾條街上大火沖天。條條街巷裡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殺死的中國人的屍體。不少人家看門守家的人已被殺害,不時還看到兒童和婦女被奸後殺害的慘狀。評事街上一具女屍懷裡抱著嬰屍,鮮血從皮革店門口的石階上流到石階下;另有兩具男屍橫躺在石階上,鮮血從鵝卵石縫中流到街心裡,令人膽顫心驚。    
    李老頭在不住的歎息中想帶我和另外三個人跨過一橋,再橫越建鄴路,準備抄近進入難民區。恰巧此刻建鄴路東邊又響起槍聲,估計又是日本兵從白下路過來追殺老百姓,決不能橫越建鄴路去送死了。但往西逃命又無小巷,返回去將會離難民區越去越遠,更不能站在街心裡等死。於是,暈頭轉向的我們被迫沿河南小巷又慌亂地向東逃跑。    
    李老頭和我從沈老太太家跑出,此刻途中到底跑過幾條街幾條巷都茫然無知,到底看到過多少具屍體也說不上來。我們本想通過中華路過內橋,但到了小巷的出口處又聽到中華路上的槍聲,只好打消此一念頭,又迅速沿小巷返回,躲在一家空無一人的大屋子緩一口氣。此時我才感到口乾舌燥,擰開自來水龍頭想喝水,無水出來。找到一口缸裡有存水,我拿起小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咚喝起。他們每人都喝了一些水。我們站在這家的院子裡靜聽,四面不遠處都斷斷續續地傳來槍聲。大夥兒都認為直接橫越小河和白下路,經洪武路直奔中山東路,再向西到難民區去的路最近,特別是巷子小也就比較安全。    
    時近傍晚,我們提心吊膽地走出這家大門,站在河堤下隔河向北看去,白下路上的中國銀行五層大樓底部有好幾個窗口往外冒出黑煙,估計才被鬼子縱火不久。好在此刻白下路、洪武路、中華路方向都沒有槍聲,大家都斷定是逃向難民區的機會。但是,當我們橫越快要乾涸的河底時,冷不防內橋頂上射來密集的槍彈,其中兩個人中彈被打死。李老頭不顧死活地領著我們快步如飛地衝上河堤跑上了白下路。我遠遠看到中國銀行的牆腳下躺有好幾具屍體,絲毫也不敢遲疑一步,快步鑽進洪武路口。往日菜市場上擁擠的人群已不見蹤影,只有好幾具屍體躺在街心伴隨著空蕩蕩的一些肉案子。我們正向北往前趕路時,發現前面有好幾個人也向北走。李老頭催我加快步伐,說道:「這就不要緊了,一定能夠安穩地到達難民區裡。」我提出要去看看許老太太,也好把沈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告訴她。然而還未等李老頭說出可否時,前面不遠處突然響起「嗄公!嗄公」炸耳的槍聲,無疑又有鬼子了。槍聲中只見二男二女調頭向我們這邊跑來。我驚哭著緊緊跟隨李老頭和一個中年人調頭猛跑一氣,在槍聲中拐進閨奩營小巷,迅速鑽進一家大門。後跟進來的一個矮子很機靈,反身關上大門,又插上了門閂。    
    這家的房屋很寬暢,三開間,兩廂兩進,中間是小天井,後院半邊是廚房,看來是個富有的人家。主人在市府任職,隨著「遷都」帶著老婆孩子已去漢口,獨自留下老父親在家守門。老先生頭戴禮帽,身穿長袍,腳蹬棉鞋,已備足了四個月的米、煤、油和鹽,以為中央軍可以守住南京三個月,英美亦會出面干涉,日本也不敢蠻橫到底,定會和中國簽定停戰協定,仍退回上海,南京必然安然無恙。    
    我們四人中的矮子是從秣陵關方向帶著老婆、兒子、女兒前天才逃進城裡,到難民區裡沒有找到住處,返回到馬道街臨時住在一個熟人家裡。因為看到鬼子搜街打死了好多人,只好帶著老婆和孩子往外跑,老婆在中華路上已被鬼子打死,驚慌中15歲的兒子和13歲的女兒被衝散,生死不明。矮子講著講著哭了起來,估計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很難留下一條活命。另一個中年男人是從句容方向帶著老婆孩子前幾天逃進中山門裡,因沒有縣裡發的「難民證」,又沒有熟人證明他的身份,所以難民區裡拒不收留。他們曾經逃到下關,那裡的人很多很多,因沒有找到住處又返回城裡。他們在外面吃盡了苦頭,再往哪裡逃已無指望,今天上午想冒死返回家去。但是,他們走到西華門卻遇到殺氣騰騰的鬼子,老婆孩子計三個人當場被打死,隻身沿中山東路狂逃,後來又鑽進小巷,暈頭轉向地跑過幾條小巷,本想跟著熟悉街巷的人經洪武路逃進難民區去,可是又遇上萬惡的鬼子。他們途中所看到的燒殺情況與我們所見大同小異,都認為鬼子已下定決心要把南京城裡城外所有的老百姓斬盡殺絕,不留一個活人。    
    老先生聽了外面慘狀,卻說了他的不同看法,認為日本人也是人,不會那麼不講理,特別是不會不問清是什麼人就把人打死。你們不該跑,站住讓日本人檢查,他們認定你不是中國兵,也就不會把你無緣無故地打死;你一跑,他們認定你是中國兵,就會開槍。那個中年人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說他在家裡就聽說鬼子要霸佔中國地盤,中國人不服,所以鬼子見到中國人就開槍打死。我這才逃離家鄉,本想往鄉下逃命,可鄉下到處都是鋪天蓋地的鬼子,被鬼子打死的人很多。我有兒有女,好死總是不如賴活著,只有逃進南京城一條活路。今天的事實正說明日本要霸佔中國土地,果真見到中國人就開槍一一打死,我的兒子才11歲,女兒才9歲,日本鬼子都不肯饒過他們啊!他說著說著就斷腸似的痛哭不止,令我們心裡都很難過。老先生心也軟了,很同情我們不幸的遭遇,拿出鍋巴要我們就著冷水充飢。


第一部分第6節 虎口餘生記(4)

    天黑了下來,外面仍斷斷續續傳來槍聲。    
    我們的心情難以平靜,站在後院裡觀察周圍的火情。不遠處的中國銀行那邊顯出紅光,似乎是在內部悶燒,火勢並不怎麼旺盛;城南、城東和城北三個方向的火光已把空中的雲彩映紅,惟有西北角處暫時無火情。我們認定那就是難民區所在地的方向,都想能插翅飛進難民區去該有多好。大家想到德國人、美國人真好,在南京遭受浩劫時還設個難民區保護中國人;唯有日本人是世界上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在南京製造了千古難平的民族仇恨。    
    我一開始時非常驚怕,毫無主張,跟著李老頭邊跑邊哭,還記掛著許老闆不會饒我。李老頭邊跑邊勸我,鼓勵我,又給我作解釋,說兩個人在一塊逃難總比一個人逃命要好,可以互相仗膽,互相照顧。後來,我沿途看到許許多多被鬼子打死中國人的屍體,神經逐漸麻木了,又覺得不聽李老頭的話早被鬼子打死,惟有跟著他逃難才有活命。但一遇險情我又怕又哭,以為再也見不到媽媽和姐姐了。李老頭一勸說我又鼓起了勇氣,惟一的指望是逃進難民區裡去,尋求德國人、美國人的保護。    
    當時,估計路上肯定不會順利,就怕鬼子在每一個巷口都會設哨,又藏在黑暗處借助火光看到我們一舉一動,而我們卻看不到他們,危險性很大,因而我們不敢冒然去亂闖。老先生擔心我們挨凍,特意拿出一床被子鋪在一張空床上,要求我們將就一些。我們謝過之後四個人便和衣橫躺在床上過夜,打算天亮後再往難民區裡逃命。    
    第二天早上,老先生要到大門外去出恭,我也跟在他身後去解大便。他才跨出大門檻走了兩三步,巷口處射來子彈便把他打死在家門口了。見此情景我大吃一驚,把伸出大門檻上的一隻腳急忙地收縮回來。正在我驚恐無措時,一個持槍的鬼子飛快地闖進門來,見到我便凶神惡煞似地嘰哩咕嚕說些什麼,又踢我一腳,皮鞋尖踢在我的左胯上,疼痛難忍,立刻哭出聲來。正在那鬼子拔出帶血的刺刀往槍口上安裝時,我的一股熱尿不自主地流在褲筒裡,以為這一下非死在鬼子手裡了。恰在這時,一個身穿旗袍、手提包袱的少女慌慌張張地一步跨進門來,見到門裡有一個鬼子,驚叫一聲「我的媽呀」,慌忙轉身想往外跑。那個日本鬼子就棄開我,像餓虎撲羊一樣一把抓住那少女的衣領。趁著那少女哭著掙扎時,我猛醒過來,飛速穿過天井,跑進後進。我們四人誰也不敢去搭救那個少女,只見又有兩個持槍的鬼子闖進大門。因怕他們到後進來殺死我們,我們四人便惶恐地跑出後門,翻過後院的牆頭,跳進狹窄的小巷,彎來彎去找到出口,又轉上閨奩營小巷的中段,已知洪武路那頭決不能去,只好加快步伐向東逃命。    
    此處距淮海中路不遠,我已知閨奩營東去是娃娃橋,向南拐彎經觀音巷是白下路。而閨奩營和娃娃橋相接處往北拐彎便是火瓦巷,去淮海中路已經很近了。但是,經過觀音巷與閨奩營構成的丁字路口時,看到地上橫七豎八的躺著好幾具屍體,鮮血順著鵝卵石縫流在路面上。有一具屍體被擊碎腦殼,腦漿飛濺在牆上,腥味刺鼻,我直打寒顫。原來觀音巷中有一棟樓裡住有鬼子,門崗見到有人經過此處便開槍射殺。正對觀音巷的一根電線桿上留有許多彈痕,擦過的彈頭把木皮擊飛,留下一道道口子。經過這裡的人只要稍慢一下腳步必死無疑。我們四人又驚又怕,在槍聲中快步如飛地跑過巷口,跑不多遠便拐進火瓦巷,才敢放慢腳步。才走到塘邊上,我們看到迎面跑來五個人,有兩人中彈倒下了。其中一個壯年罵聲不絕,想用胳膊肘子支撐起身子回頭看看殺人的強盜,卻未能如願,屍體終於滾下了塘坎。矮子遲疑了一下,也中彈慘叫著倒了下去。李老頭領著我和那個中年人調臉就跑,隨即跟隨另兩個人跑進娃娃橋小巷。另一個老頭卻盲目地隻身跑進閨奩營小巷去了。我的頭皮變得麻木了,經過大觀園(現是南京監獄)門口時,看到該旅館的樓房正在大火中落架,熱氣流帶著灰燼直衝雲霄。我們五人絲毫也不敢放慢腳步,一口氣越過小拱橋衝上了太平路,抬頭一看便被驚呆了——    
    近處躺著一具具屍體,北面的太平北路北端,南面的四象橋,東面隔著太平路的馬府街都有大火,濃煙滾滾,而且火勢還在蔓延,在擴展,走過去不被鬼子打死也要被火燒死。而且南面白下路十字路口處的鬼子在放槍,射殺零零星星逃命者。正在我們猶豫觀望時,南面的鬼子發現了我們,緊隨機槍聲響,那個從句容逃出來的中年男子倒了下去,喊著「快跑」的另一個人也中彈被打死。餘生的李老頭,我和另一個人被迫茫然地調臉返回娃娃橋小巷。但是,我們才越過小拱橋,剛才盲目跑進閨奩營去的那個老頭在槍聲中又迎面向我們跑來。看來又處絕境:四方八方都是殺人的強盜,無處可逃,必死無疑。可是野獸都有避死就生的本能,人有思維和理想,那怕是有一線生的希望都不能放過。心慌意亂的我們緊緊跟隨兩個男人鑽進眼前的一家深宅的大門,又跟隨原來藏在門裡的一個麻子一直跑進第三進,飛快地爬上廳堂壁板後面的一個樓閣。麻臉男子待我們五人都爬上了樓閣,神速地把木樓梯抽上樓閣,關嚴樓閣的木門,轉臉屏住氣從壁板縫裡觀察前廳,天井和廳堂裡的動靜。    
    緊跟著老頭之後闖進來10多個日本兵,個個手上持有寒光閃閃的刺刀。鬼子挨個看著左邊的那個房門,但都未進去,卻集中用槍托搗砸右邊的那個緊閉的房門;不一會房門被砸爛,從房間裡拖出剛才躲進去的那個老頭。幾個日本兵一湧而上,圍著老頭亂打亂踢。老頭臉上連連中拳,眼睛,鼻子都流出鮮血。最後一個日本兵一刺刀捅進老頭的胸膛。那老頭的慘叫聲刺入肺腑。    
    我用雙手摀住自己的臉不忍再往下看。    
    待日本兵從這家房間裡拿出幾床被子走後,麻子告訴我們:他是回民,姓馬,家住武定門裡的城牆腳下,祖祖代代種菜謀生。昨天十點多鐘,他聽到城外和附近都沒有槍聲便到菜地去拔菜。然而才低頭拔起一棵青菜,突然聽到家門口有槍聲,急忙往回跑,只見老父親被打死在家門口場上,嚇得他渾身打顫;又看到他老婆在堂屋裡正和一個要強姦她的鬼子扭打在一起,他14歲的兒子已被鬼子用刺刀刺倒在地,連聲慘叫不止。他渾身冒冷汗,一個箭步跳進大門,拿出門後的一把鋤頭,照準鬼子的頭就是一下。卻萬萬未曾想到擊在鬼子的「鐵帽子」上,嚓的一聲響未傷到鬼子。那鬼子急忙鬆開他老婆想到大門邊取槍,卻被他慘叫的兒子死死地拖住了一條腿。而後他和老婆都感到鬼子不會放過他們,是死是活定要一拼,於是他們壯壯膽像打狗一樣將那個鬼子處死。他老婆心都要碎了,抱起死去的兒子慘哭,喊怨叫屈。但是,鐵路上又有兩個鬼子向他家這邊走來,急忙拉住他老婆跑出大門。跑不多遠老婆又中彈死去,他含恨扔下老婆的屍體向北逃命。然而他颶在不遠處越過鐵路,轉臉一看家裡的房子燃起大火。他昨天晚上逃到娃娃橋,看到這樓閣上比較安全,就躲在這裡等候機會再逃。    
    麻子哭了一會又告訴我們:這戶主人已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一個50多歲守門的女人,昨天遭十多個鬼子輪姦,晚上還艱難地摸到前面關上大門。他很同情那女人的遭遇,要她和他一道躲在樓閣子上,女人卻不肯。今天早上,又有三個鬼子砸開大門,像狗一樣輪流姦污她 。最後一個鬼子站在床沿前強行行奸後,殘無人道地用刺刀捅進了她的下身,女人無力地呻吟著死去。    
    剛才,麻子想到大門口看看動靜,卻看到我們一夥跑進這家深宅。幸虧有這個樓閣,否則我們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了。    
    於是,我們從樓閣子爬到那房間的天花板上,從樓板縫裡看到樓下房間裡床上一具女屍——女屍上身穿一件敞開懷的衛生衣,赤裸的下身兩條腿耷拉在床沿上,腹部已被從陰戶破開,一團腸子掛在她的襠下,雙腿間的地板上有一灘黑血,令人毛骨悚然。    
    我們大夥兒談起無論如何不能在這個地方等死,一定要逃到難民區。此刻,我們都把難民區視為在南京惟一的天堂,只有逃到那裡去才有活命。麻子認為所有的大街上都去不得,盲目亂闖危險性很大。各條小巷裡家家戶戶的大門都開著,未打開的門因鬼子搜查搶東西,或找女人姦污,都被轟開了。只有利用時間差從這家跑到那家,躲躲跑跑,遇到個把鬼子先下手為強。你不打死他,他一定會打死你的,只有打死他才能保住自己命,看準了機會就往難民區裡逃。    
    就這樣我們五人又趁機小心翼翼地轉悠到火瓦巷來了,在「何濟公寓所」圍牆外一個小巷深宅裡,又看到一個老頭隨著一個30多歲的女人躲藏在堆雜物的房間裡,很黑,不易被人發現。據老頭介紹:女人是本巷賈先生之妻。她男人在國民政府裡工作,已帶著兒子逃到漢口去了。昨天,鬼子從她家裡把她搜出來,看到她生得漂亮,硬要帶到兵營裡去姦污。走到塘邊上,她含恨跳塘自殺。但又被鬼子從水裡拉上岸來,死拖硬拉將她拖進本巷一個燒餅店裡毒打,10多個鬼子剝光她的衣服輪姦了她。鬼子們離去後她的腿已無法行走,又想上吊尋死。老頭勸她忍住氣活下去。由於濕棉衣不能再穿,便把她架到這裡,睡在黑屋中被窩裡躲藏。    
    老頭住在白下路上的觀音巷口,兒子媳婦帶著四個孩子已逃往江北。他和老伴都認為已經年紀大了,鬼子來了也不要緊。萬萬未想到鬼子十分歹毒。昨天上午,他和老伴聽到內橋邊的槍聲,便站在門口向那邊細看,只見鬼子邊向他們開槍邊向他們跑了過來。他們被嚇得直打哆嗦,趕緊跑進家關上大門。兩個鬼子砸開他家的大門,見到他老伴迎面就是一槍,當場將她打死;他迅速躲進房間,鑽進房床下才未被鬼子搜到。下午時分,他通過觀音巷逃到火瓦巷,發現了正準備上吊的賈太太,急忙上前勸說和安慰。    
    老頭咬牙切齒地咒罵著日本鬼子,勸我們快去逃命。


第一部分第7節 虎口餘生記(5)

    我們個個都為自己的性命擔憂,總想快些逃進難民區去。這一帶的路我很熟悉,便領著他們從背街悄悄地溜到淮海中路南側的一個小巷子裡。我要求李老頭千萬跟我去看看許老太太,生死也好向許老闆有個交代。因窺視到淮海中路上座北朝南的金昌裡幾棟洋房裡都住有鬼子,幾匹大洋馬就拴在圍牆的大門口,持槍的鬼子從門口進進出出,看樣子正處在搜殺老百姓的緊張狀態。而許家的大門就在金昌裡的斜對面,根本不能經大門而入。所以李老頭勸我不要老鼠去啃貓鼻子,自己送死。但我仍領著李老頭等人從後門進到許記食品廠裡 ,逐屋細看:麵粉、白糖、湯油、食鹽等被搶一空;我的破被子和破衣服被扔在地上。李老頭看到我收拾地上的破衣服很急,催我快走。我仍將早上尿濕的內褲子換了下來。許家的前屋每一個房間裡都被翻得亂七八糟,細軟全被搶光。而許老太太的去向卻無從知曉。    
    我又向李老頭要求,帶著他去科巷找我二姐。他氣憤地責怪我真不懂事,你自己的命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還想去找你二姐。恐怕她早被打死了。我哭,他又很同情的勸我,鼓勵我。    
    天快黑的時分,我們本想向西經洪武路直接進入難民區。但眼前沒有與淮海中路平行向西的小巷,同時也怕被金昌裡樓上的鬼子發現,故被迫繞道到淮海中路東段。在一家小店的後院裡,從一個老頭的口裡得知:許老太太昨天下午和鄰居數人已經逃進了難民區。至此我才放心下來。然而我心中仍惦記著我二姐林秀英的人身安全。    
    當晚,我們五人摸黑,借助遠處的火光,試探著一步一步向北來,打算從中山東路向西到新街口直接進入難民區裡。又發現路上有巡邏的鬼子,被迫橫越中山東路,在槍聲中又有兩人被打死。麻子、李老頭和我心裡早已划算好了,聽到槍聲拿出吃奶的力氣快步狂跑,鑽進碑亭巷小跑一氣。估計身後沒有鬼子追殺才拐進一個小巷,見有一線燈火迅速跑進這家躲藏。我的一顆心惶惶跳得劇烈,想到不知何處才是逃命的盡頭,隨時隨地都有被鬼子打死的可能,傷心的又抽泣不停。李老頭又怪我又勸我,麻子又鼓勵我,我才停止抽泣。    
    這家宅深三進,也躲藏著好幾個逃命的人。剛才一個警察點蠟燭換便衣才有燈光。我們向他們談了逃命中所見的慘狀。從他們口中我們得知:南京城裡已經湧進來好幾萬日本兵,小營一帶、國民政府、西華門的中央飯店、新街口的國貨銀行、交通銀行、外交部、鐵道部,四面八方都住有鬼子,到處追殺中國人。    
    換上便衣的警察掌握的情況更多,判斷的也令人信服。他告訴我們:國民政府上空已升起太陽旗,各城門樓上也都掛上了太陽旗,這些都標明中華民國的國恥和中華民族的仇恨;中山門裡屍體成堆,都是日本兵把俘虜和難民趕到城牆腳下,全都用機槍掃射殺害;各城門,各要道都有日本兵把守,見到中國人不問是青年還是老人還是小孩,不分青紅皂白地就開槍打死,城裡城外被日本兵殺死的中國人不計其數;中山北路,中央路上被日本兵殺死的人最多,屍體成堆,血順溝淌,屍體密集的地段人都無處下腳。凡是女人,不問老少,都遭鬼子強姦輪姦,發洩獸慾後又將女人就地殺死。日本兵見到值錢的東西就搶,連香爐、蠟燭台、熱水瓶都要搶去,搶後就放火燒房子,毀掉搶掠現場。你們現在看到的火光都是日本兵放的火,城南、城東、城北都火光沖天。難民區已被鬼子封鎖,見到中國人往難民區裡跑就開槍打死,一個也不放進去。要想活命,只有逃出城去。    
    大伙哀歎好久,有熟悉南京城裡城外道路的人提議從玄武門旁邊的城牆上跳入玄武湖水中,游水逃到和平門外。走一步是一步,在城外巡迴的餘地廣闊,逃生的希望比較大。但又有人擔心,從玄武湖游水上岸,穿著濕棉衣逃命,天太冷,不被鬼子打死也將被凍死。大夥兒一想也對,又畏難起來。那個剛穿上便衣的警察又說:「你們想要活命,只有千方百計地逃出城外去。城外被鬼子打死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你們不要怕鬼,可以跟死人換棉衣穿。到了這個時候,不要計較那些了。」李老頭覺得這樣做不得,活在世上也要欠「陰債」。但想到別無他路可選,磨蹭好久仍隨大夥兒選擇跳湖逃生之路。    
    當晚,我們一行七八個人,或明或暗的月光下,在冷槍聲中橫越了珠江路,轉彎抹角,走過一條又一條小巷,提心吊膽的來到中央路上。借助月光和下關方向沖天的火光,看到路面上成片的屍體,一下子便把我嚇得呆如木雞,眼前屍體挨屍體,兩邊店門外也橫七豎八的躺著屍體,血腥味刺鼻,催人噁心想吐。我心驚膽戰,一邁開腳步便被一具屍體絆倒,撲在好幾具屍體上,嚇得我哆哆嗦嗦不敢動彈。幸虧李老頭將我拉起來跟著他們繼續逃命。    
    我們都壯膽繞過一具具屍體,向北走不多遠,迎面遇到十多個同樣是逃命的人。一問才曉得玄武門旁邊上不了城牆,城門口有鬼子更不敢接近;挨近和平門一段坡路可以上城牆,但城牆上有鬼子崗哨,不時用手電筒光圈搜索目標,萬不可挨近。於是我們一起轉向雞鳴寺,從城牆倒塌處攀上城牆。我們遇到的那夥人想得周到,做了充分準備,帶有兩捆很長的粗麻繩。我們把粗繩捆在小樹上,一個一個系下城去,一路上小小心心,踩著玄武湖邊凍土,在天濛濛亮時逃到太平門外來了。    
    我們都以為城外比城裡安全,再不會有鬼子追殺我們,可以舒舒服服地鬆一口氣。其實也一樣糟糕,同樣隨時隨地有被日本兵殺害的危險。    
    太平門外城牆下不遠處躺著一片成堆的屍體,從衣著上看有中國軍人也有老百姓,肯定是被日本兵集體殘殺的。我們小心翼翼地邊走邊看,細緻觀察正前方,從一條溝壑中爬上公路,路邊兩邊躺著一具具屍體,到處都是丟棄的鋼盔,子彈袋,水壺等。冷不防太平門城牆上響起了炸耳的機槍聲,當場有八九個人被打死打傷,我不顧一切的甩開兩條腿,緊跟李老頭和麻子狂跑。到底跑了多遠自己也弄不清楚,只覺得身後的槍聲不再響了,又見到路邊有一口水塘,三個人不約而同地跑到塘邊用手搿水喝足。這時才想起還是前天晚上,在閨奩營老先生家裡吃的鍋巴,肚裡早已空空,四肢無力了。    
    剛才在我們身後跑得較慢的七八個又趕上來了,我們當即也跟著他們向前趕路,總覺得離南京城越遠越安全。走著走著,在太子墳對面的公路坎下發現一隻行軍鍋,麻子走下坎打開一看,原來是小半鍋飯。聽說是飯,我第一個跑到鍋邊,抓起凍飯就吃。有的人聽說是飯連腳步也不肯停,直管自己趕路。麻子也吃了不少,只有我和李老頭伸長脖子往肚裡吞嚥那帶冰凍渣子的冷飯。隨後我們又加快步伐追上那夥人。約模9點鐘時分,我們來到蔣王廟小街。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們:昨天和前天都有鬼子到蔣王廟搜散兵和老百姓,街頭上山溝裡還可以看到屍體。鬼子曾在紫金山上亂開槍,幾隻獐子被槍聲趕出樹林均死在鬼子手中了。晚上,他們都回太平門去了。鬼子隨時都會來蔣王廟,很危險。此處不能久呆。北去的堯化門早被鬼子佔領,東去的岔路口也有鬼子把守。昨天下午,有八九個人從堯化門處過鐵路,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個人逃了回來,夜間才偷越過去了。因此,在當地一個老頭指引下,我們只好迅速爬上紫金山北坡——延伸到蔣王廟附近山嶺上的馬尾松林,等待天黑再去逃命。    
    就在這個樹林裡我們和83軍掉隊的羅參謀2,親眼遙看到大漢奸高冠吾在蔣王廟誘殺大批俘虜的現場。這個狗漢奸的重大罪惡多少年來都未被揭露出來。抗戰勝利後我在南京見到了羅參謀,他應該算是一個難得的愛國軍人。他為了刺殺曾經擔任過敵偽南京市長和江蘇、安徽、江西省長的高冠吾,曾冒險追到合肥和南昌,但因受條件限制都未能得手。    
    當時約有近千名教導總隊和83軍掉隊官兵與部隊失去了聯絡。這些官兵都是在夜間突圍時因天黑未能跟上部隊,便分散藏在蔣王廟街外的山溝裡、柴草中和紫金山腳下樹林中,處境危險,十分艱難。但這近千名散兵都是老兵,訓練有素。特別是教導總隊軍士營的官兵,曾多次與日軍作戰,知道敵軍對中國戰俘一概殺掉的政策,故不肯輕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敵人投降。昨天,約有一百多個日本兵到這一帶搜索,有一部分軍人特別是十多個傷兵因躲避不及都死在敵人的槍彈之中了。因而他們大多數用各種辦法避戰和敵人周旋,已經躲過了一個難關,都在等待時機逃離南京。    
    日寇也曾派飛機在這一帶盤旋偵察,認定在此部分散兵活動的餘地仍很寬廣,地形又很複雜,有利他們隱蔽。他們雖分散但仍具有相當強的戰鬥力,比整體防守陣地的官兵更難對付。上上策是利用中國兵相信美國人會偏袒他們的心理,使用高冠吾出面誘降,此乃是兵家之計謀也。


第一部分第8節 虎口餘生記(6)

    中午時分,當時任日偽南京督辦的高冠吾偕同漢奸們十多人,分乘三輛打著美國星條旗的小汽車從太平門駛出,一路鳴著汽車喇叭,耀武揚威地來到蔣王廟小街。冒充美國使館工作人員,在街外招來散兵代表「談判」,向散兵代表詐稱:「只要散兵們自願放下手中的武器,美國使館將出面與日軍交涉,保證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負責用汽車送進城裡難民區避難。愛國者也不用擔心,度過眼前的難關,將來再去報效祖國。不願去難民區的也可以,分發路費,回家為民。」    
    散兵們一經脫離了長官的指揮心裡很不踏實,考慮到眼前危險的處境,將來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願,輕信了漢奸的欺騙。代表們迅速回到散兵中傳達「美國使館的好心好意」,約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繳出槍彈,坐在一個鄰近的山溝裡等待汽車來接他們。    
    教導總隊的班長吳炳生3繳槍後有點半信半疑,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觀望,擔心「美國使者」不及時派汽車來,更怕「美國使者」與日軍交涉破裂,日軍派兵來將他們全部殺害。羅參謀也曾到蔣王廟參與「談判」,心裡想來想去總是有所顧忌。他又不認識高冠吾,想到南京保衛戰中國部隊處於劣勢,戰敗已成定局;美國使館事先未與日方取得保證,此刻單方面在戰火中出面保護中國軍人,其舉動很為蹊蹺,可信的程度太小了;同時他又想到撤退時曾經明確佈置,一旦誰掉隊了便各自為戰,設法與鬼子脫離接觸,直奔安徽寧國找83軍歸隊。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繳出槍彈。因而他決定不向日軍繳出槍械為宜,又回到馬尾松林中注視著山下的動態和情況變化。    
    三輛小轎車返回太平門後,未令繳出槍彈者等候多久,一個中隊的日本兵分乘五輛卡車從太平門駛出,十分鐘後趕到蔣王廟。迅速佔領山頭,旋風般架起輕、重機槍,夾以三八步槍,猛烈地向俘虜群開火,彈頭像雨點般地向俘虜們身上潑去。    
    吳炳生看到日本兵搶佔山頭,又旋風般對準他們架起輕、重機槍,意識到了上當受騙,槍聲一響便就地倒在身邊的溝裡裝死。緊隨著他倒下有兩具屍體倒在他身上,雖受壓而又不敢動彈,希望以此作掩護,逃出生命。    
    另有幾個勇敢者突然醒悟,冒著日軍密集的槍彈呼喊著前仆後繼,衝了出去。其餘均在驚叫聲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對成片散兵的屍體,日本兵又排成橫隊,見屍一一補刺一刀。有呻吟者還要用刺刀撥動傷者的身子,連刺幾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過一具屍體刺穿吳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處,而他忍受劇痛未敢喊叫。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待日本兵在鄰近的一個山溝裡運走槍彈後,他便從屍堆裡爬起來,又用綁腿包紮好自己的傷口,想著逃出地獄的辦法。    
    15日晚上,天變陰了,天上漂著流動的雲層,未圓的月亮不時從雲縫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帶長滿山柴的丘陵時隱時顯,很有利我們去逃命。我們估計日本兵此時不可能出來,周圍三四十人分成好幾股,各自商議逃命的途徑。其中最擔心的是渡江地點和有無船隻的問題。    
    羅參謀和另外三個當官模樣的軍人都帶有短槍,他們記下了這筆仇恨,在天才黑的時候便下山去了。    
    我們這一夥有十二三人。李老頭和麻子對這一帶的道路一無所知,計劃跟隨他人從堯化門之東橫越鐵路,借助南京城裡和下關方向的火光,往北偏東方向直達江邊。他們認為為了賺黑錢,總會有一些膽大者星夜架船到這一帶偷渡。    
    天黑後,我們抓緊時間悄悄地下得山來,誰也不敢到蔣王廟小街尋問情況,從其街外橫越公路,沿著小路向北走。我心裡很害怕,擔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頭一定要帶我逃到江北去。李老頭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緊緊跟著他走。    
    誰知道在堯化門之東橫越鐵路時被日本兵發現,槍聲一響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還輕聲喊著「快跑,快跑!」驚慌中我沒有看清是不是李老頭,緊跟著幾個人狂跑,一口氣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來看看南京城裡和下關方向火光構成的輪廓,判定此時自己的位置,認為危險性更大,於是5個人一行又向北偏東方向趕路。    
    我失去了李老頭的依靠,心裡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們看我可憐,要我跟著他們趕路。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誰也不清楚,天快亮時來到烏龍山下游,距炮台約七、八里處。當即睡在深草叢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間江北有船來偷渡。    
    到了下午,我們發現不遠處也有十多個人躲在草叢裡,估計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聽,果然如此。並告訴我們:昨天夜間有三條帆船來到這裡。每人要兩塊錢的船錢,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錢賺,估計今夜還會有船來到這一帶。    
    誰知這一夜,我們等到天亮卻未見一條船來。大伙覺得距烏龍山炮台不遠,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順著江邊往下遊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機到這裡低空盤旋。我們都趴在草裡不敢動。這一帶仍是丘陵,很少見到村莊。到了下午我們這五個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卻遇到十多個帶槍的中國兵。吳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著又飛來兩架日機盤旋偵察。吳炳生等斷定日機已發現了他們,明天定會派兵到這一帶搜殺中國人,無論如何今天晚上要渡過江去。一個當官模樣的人問清我的情況後說:「小孩,來到這裡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們就會帶你過江。」    
    就在士兵們和我談話的時候,與我同來的另三個人摸不清士兵們的用意,更擔心此處沒有船來便悄悄地離去。第四者是個老頭,看到當兵的對我很是和氣,也就沒有離開。他和我跟著吳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來到一個小村莊,村頭和村裡都躺有農民的屍體;4戶人家的房子被燒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幾發炮彈,牆倒梁塌,好在沒有起火,碎瓦堆在樑柱之間。在不遠處的碾場上有2個被槍擊穿的牛頭,其頸和腿全被割去;2條牛身仍在,牛血已變黑,牛的腸肚也已露出體外。    
    吳炳生等人在山草裡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燒燬的房子灰裡扒出一口鍋,煮了一鍋飯,吃後便著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樑柱。本想及時搬到江邊的,因傍晚看到幾隻飄著太陽旗的汽艇從下游駛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殺人狂,不時用機槍掃射兩岸被他們所發現的中國人。據到江邊觀察的士兵回來介紹:江面上不斷有屍體向下游漂去,遠處看到的一個個黑點估計也是漂浮的屍體。因此等到天黑,我們才把拆下的樑柱搬到江邊,放在水裡,作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個老頭向士兵們介紹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況,還講了抱住樑柱泅渡的要領。他被那個當官模樣的人看中,作為領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裡作泅渡示範。士兵們在此情況下都知道槍彈的重要性,把子彈袋捆在樑柱上,套上槍帶皮帶,並用綁腿綁牢。    
    我和吳炳生共用一個「駝梁」作泅渡工具。他綁好步槍和子彈袋,我們協同把「駝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們渾身打顫,上牙敲得下牙格格響。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騎在「駝子」的腳下,手抱「駝梁」,「駝頸」往上翹起,揮動兩腿,奮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緊跟一浪,一時被浪峰托起,隨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潑的大雨一樣從頭頂上落下,打得臉皮麻酥酥的。有時又被迎面擊起的浪花鑽進鼻孔,嗆得連打噴嚏,引起咳嗽。過了江心,吳炳生又催我用勁。此時雙手和整個上身都已凍麻木了,唯有兩條腿不停頓地在水裡揮動,到底經過多長時間和游了多遠,我倆都一概不知。好在江灘上有幾個打撈從上游漂流下來木器的人。我們距岸丈把遠時被一個壯年人一鉤子掛住,緩緩地拖到岸邊。吳炳生從「駝子」上取下槍彈,面向江中喊幾聲同夥的名字。見沒有回音,便要一個農民領著他去找保長。    
    此處屬六合縣最南端的玉帶洲。我上岸未走出幾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個姓劉的老農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幫我烘乾棉襖和單衣、褲。臨別時我掏出身上僅有的2元錢相謝卻遭拒收。我跪在地上連連叩頭,感謝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裡,我媽得知我逃命的險惡情況而為我高興;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認定已被日本鬼子殺害,便傷心地大哭起來。我隨後大病一場,一個多月後,十個腳趾蓋全部脫落,兩個小腳趾蓋再也未長出來,留下終身殘疾。    
    註釋:    
    1林秀英,女,1919年農曆八月生(後來因婚姻問題有可能隱瞞年齡),是雙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歲多時夭折)。她於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當小保姆。南京大屠殺後一直無書信回家。村裡人都認為她已被日本兵殺害無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階級隊伍」時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鄉調查林秀英的社會關係,得知我家是貧農,軍屬,我又立過大功,復員轉業後在黨委部門工作,取證後便離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後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戶口尋找,只因五個年齡段內同名有數千人之多,從中選擇相近條件的數十名上門相認,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當時接待調查人員的四星大隊長羅加和告訴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長寧區,是編織工,因兒子要「接合」進領導而來調查。但此時我雙目近乎失明,已無法前往上海尋找。看來南京大屠殺給我留下又一終身遺憾。    
    1羅參謀失散後未去找部隊,卻留在南京與他人合夥趕馬車謀生。後來他認出敵偽南京市長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蔣王廟誘殺俘虜的高冠吾,並於40年夏天在朝天宮之東的南京大學(臨時的)門口行刺未遂。但對敵人驚動很大,日軍曾緊閉城門三天三夜,進行了嚴密搜查。    
    2吳炳生:上岸後,當地保長安排他在村中一間學屋裡住宿,並供他吃飯。還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藥幫他醫治好傷口。後來他在瓜埠鎮附近一個姓楊的人家做幫工。抗戰勝利後便返回原籍江西。


第二部分 鐵證如山第9節 鐵證如山(1)(圖)

    1937年12月13日,中華門前屍橫遍地,血跡斑斑。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震驚世界,殘殺我同胞數額巨大,伴隨之強姦婦女、焚燒破壞、搶掠財物,無所不用其極,慘絕人寰,鐵證如山,舉世公認,不容否定。    
    日本現政府對南京大屠殺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僅僅口頭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須進一步誠懇的道歉,並按國際法給予受害者應有的賠償。    
    《虎口餘生記》中,我所看到只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經過50餘年收集資料和潛心研究,我認定南京大屠殺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侵華日軍的罪惡歷史留在南京城裡城外,那是在中國土地上,日軍帶不走,也毀滅不了,已在中國人民心中鑄成鐵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賴狡辯,妄想一筆勾銷,血寫的歷史將永遠記下日軍的暴行。用生於東京而曾親身參加攻陷南京戰役的日軍士兵岡本健三的話說:「有人說未發生過南京屠殺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萬人以上被屠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侵佔南京,進行了長達6周的殺、燒、淫、掠,慘殺我無辜同胞達30萬人以上。其中被集體屠殺並毀屍滅跡者有19萬多人;被零星屠殺,屍體經慈善團體掩埋的有15萬多人。日本兵無任何約束地強姦輪姦婦女,很多婦女被奸後慘遭殺害。日軍到處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為灰燼。他們還大肆搶劫,所到之處,十室九空,不論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庫房的財產,金銀錢財,文物古玩,以至難民的糧食,醫院裡的被褥,民間的牲畜等幾乎無一不搶。我們先看看日軍屠殺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殺。    
    根據南京市臨時參議會1946年、1947年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日軍在南京分散屠殺計2000餘案,又據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查證,被害者達15萬餘人。(引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第137頁)    
    例證之一。    
    王芝如:日軍進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華日軍在南京進行大屠殺時,她家留在中華門裡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殺害。那天,她隨丈夫帶著兩個小孩到難民區裡避難,父親、母親、姑子、姑爺及5個小孩留在家中。原來打算到了難民區,找到住處以後,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裡的人。誰知道日本兵進了城,聽說離開難民區有被打死的危險便不敢出來了。20多天以後回家一看,家裡躺著7具屍體:父親、母親、姑爺被殺害了;大侄女(20歲),二侄女(18歲)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歲的侄女被戳幾刀昏迷過去;3歲的侄女被嚇呆。當時的情景真難於用語言所形容。    
    中山陵園管理處退休職工夏淑琴證實:王芝如是她舅母,侵華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時,她們一個大門裡住著兩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時間內,殺害了她們兩家11口人,鄰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倖存她和她的一個妹妹。她當時7歲,背上被戳兩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還有疤痕。    
    對於上述「例證之一」有必要用新發現的馬驥(又稱馬吉)的日記來補充。因為出現了有2個「13口人」,容易引起誤解:前者2家13口人被殺死11人;後者1家13口人全被殺死。所以不能重疊起來看成是一件事有關。該日記的新聞於1993年1月25日由《參考消息》報道:日本新書披露美傳教士目擊日記    
    南京大屠殺又一歷史證據    
    (路透社東京1月10日電)題:日本人閱讀南京大屠殺目擊者的記載:    
    日本士兵殺死了屋裡所有13人,包括75歲的老頭,74歲的老太太,一位母親和她的3個年齡分別為16歲,14歲和11歲的女兒。在此之前,兩個姑娘被先後強姦3次,然後才用極其殘酷的手段殺死。    
    這是美國傳教士馬驥日記中的一段。馬驥是南京大屠殺的少數幾位外國目擊者之一。    
    馬驥的日記50多年來一直無人知曉,直到1991年人們才在紐約市郊馬驥兒子住所的地下室裡發現了它。    
    後來馬驥日記作為日本作者潼谷次郎《南京事件目擊記》一書中的一部分出版。書中還有一些年邁古稀、當年倖免於難的中國士兵和平民的敘述。    
    該電訊說:日本軍隊佔領南京後,日本人趕走了留守的5名外國記者,城裡只剩下幾個外國人。馬驥等人在市中心建起了一個特殊避難區,收容逃難的中國人並向他們提供食物和住所,那裡很快就擠滿了人。    
    馬驥在日記中寫道:到12月19日,日軍隨意強姦殺人已成為司空見慣之事。他描述了一名站在他附近的中國人頭部中兩彈的情景:兩名日本兵如同殺了一隻耗子一般無動於衷,一邊抽煙一邊談笑不止。    
    他也描述了大屠殺的情景:大批中國人被機關鎗掃射倒下,成堆的屍體被焚燒。    
    馬驥的大部分時間在盡力阻止日本士兵強姦避難區裡的中國婦女。馬驥還拍了4卷膠片,一共37分鐘。後來他把這些膠片偷偷帶出了中國,這些膠片也直到1991年才發現。(1993年1月25日《參考消息》)    
    例證之二    
    劉慶英,女,當年45歲,家住紅梅橋。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抱有明確目的挨門挨戶搜查,在她家裡搜出她丈夫韓老六和她20歲兒子韓小斌及房東張老闆的大兒子張老大、二兒子張老二。張老大因腳上長瘡,用紗布纏著;張老二手上有老繭;她兒子韓小斌和二張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說他們是當兵的,張家兄弟倆當場被砍死在家門前;她兒子被日本兵共捅9刀:肚子兩邊各4刀,手臂1刀,又將重傷後的韓小斌拖到大門口,看他死了才放下。這時她丈夫韓老六也被日本兵抓到。他看到兒子慘死便往兒子的屍邊掙扎。惱了火的日本兵竟把他舉起,活生生地投入井裡,接著又用大石塊往下扔,就這樣把韓老六連砸帶淹死於井中。    
    例證之三    
    馬忠山,男,住中華門外雨花路58號。    
    日軍進攻南京時,他和大哥、二哥逃到鄉下,留下父親馬明春、三叔馬明慶和三哥馬春華在家看門。12月14日,馬明春正呆在家裡,突然隔壁豆腐店裡一個女人跑進來,驚慌地對馬明春說:不好了,有幾個日本兵要侮辱她。馬明春趕緊把她帶到後門口,讓她逃走。緊跟她身後闖進來幾個日本兵,搜又沒有搜到,硬逼著馬明春、馬明慶和馬春華交出那個「花姑娘」。他們進行了解釋,而日本兵竟用刺刀將他們三人活活捅死。臨走時將馬家的房屋一把火點著,連接在一起的10多家房屋全被付之一炬。    
    例證之四    
    陳光秀的控訴。    
    我出生在江寧湯山鎮許巷村。1937年12月間,日軍先頭部隊從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進攻南京。農曆冬月初八,我父親陳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訊兵沿公路回收電線,正巧我父親到稻場上去搬草餵牛,被日本兵槍殺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現大批日本兵。當時全村有近兩百戶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一百多個青年人集中在打稻場上,全部敞開胸懷,用刺刀一個一個地戳死。我的弟弟陳光東也在其中。有個叫大林的,日本兵複查時,發現他沒有死,又戳他幾刀。每戳一刀,就聽他喊一聲「我的媽呀!」回憶起來,真叫人心疼呀!還有劉志應和進先二人,被戳了幾刀,因未戳中要害,後被他家裡的親人救護,傷口用布包紮起來,經過一段時期傷口漸漸好了。湖山煤礦工人崔義財,由於機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時候,他順著倒在死屍中,倖免於難。這三個當年倖存者幾年前先後死去。    
    日本兵殘忍成性,燒殺淫掠,無所不為。當時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紅來、艾根來、艾義生、艾仁義,被日本兵抓住,像扔麻袋一樣,活活地砸摜死了。還有一些從外地被日本兵抓來做苦力的人,事後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將心肝都挖了出來。鄰近村莊有個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兩段,一段丟在大場崗,一段拋到六畝口;還有個叫劉老五,日本兵衝門入內,用刀把他頭腦砍掉,半截身子在門外,半截身子在門裡。日本兵除了殺人外,還強姦婦女,蘇仁發的老婆當年四十多歲,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姦污了;蘇仁發家有個童養媳,才十五、六歲,被三、四個日本兵拖到時魏官家輪姦,造成陰部紅腫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難。    
    日軍血洗許巷村的罪行,叫人難以忘懷。我家除父親弟弟被殺外,我嫂子因躲避日軍,在外邊大山上生小孩,得了產後風病不久即死去。我媽因二子被殺,也憂鬱而死。    
    例證之五    
    魏延坤,家住頭條巷18號。    
    日軍佔領南京城後,他父親、母親急忙帶著他躲進成賢街一座尚未竣工樓房的地下室裡。該地下室裡早已躲有三四十人。有一個賣豆腐乾的人在洞口向外張望,不幸被日本兵發現,隨即便被一槍打死。日本兵當即趕到洞口,用刺刀把地下室裡的人一個一個都逼出來。20多歲的魏延坤急中生智,悄悄地鑽進干牆邊一個尚未收口的煙囪,躲了起來。接著外面響起了一陣槍聲。他父親、母親和那三、四十個人全被殺害。夜裡,他從煙囪裡出來,轉到一個大管道內,幾經周折,才活下來。


第二部分 鐵證如山第10節 鐵證如山(2)(圖)

    日軍把抗日戰士的頭顱砍下來掛在城外的鐵絲網上,嘴裡還插上一支香煙。    
    例證之六    
    楊余氏,女,32歲,住鳳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個孩子,大的10歲,小的還不滿週歲。自己領養6個,另一個女兒寄養在偉子街弟弟的家裡。    
    1937年冬,日本兵進了南京城,她從家裡帶領6個孩子和鄰居家1個15歲的女孩,躲在離家不遠的一個防空洞裡,以防日本兵糟蹋殺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發現,先用機槍對洞裡掃射,後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燒熏。等到日本兵走後,她的6個孩子和鄰居家裡的1個女孩,統統都死在防空洞裡。唯獨她1個人活了下來,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來的丈夫還不知道他3個兒子、3個女兒和鄰居家1個女孩已被日本兵殺死在防空洞裡,卻到防空洞裡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當場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屍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遠處,太慘了。    
    例證之七    
    葛仕坤,家住烏龍山附近的許家村(後住燕子磯巴斗山村)。日軍進攻南京時,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難,唯他經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聽家鄉的情況。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了烏龍山炮台,許多未來得及撤退的中央軍官兵被俘。他親眼看見日本兵在許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國兵用繩子捆綁起來,強令他們跪在地上,當即用機槍將他們全部掃死。當時,從許家村到烏龍山沿路到處都是屍體,有的地方屍體堵塞了道路,過路人要從屍體上跨過去。村長周明旭帶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還親眼看到,在老10畝地,六七個日本兵把一個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進行輪姦。    
    例證之八    
    朱再興是個中年人,在太平路開林園浴室。日軍佔領南京時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個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裡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幾個日本兵在外面砸門。他打開門來,一個日本兵一句話未說,一刀戳進他的胸口,當場掙扎中死去。朱再祥見哥哥去開門未回來,便端著臉盆到門口去看情況,一見哥哥被殺死嚇得慌忙調頭就跑,被日本兵追上,從背後刺進一刀,慘叫中死去。幾個日本又進到裡間搜查,硬說三個跑堂的職工是中國兵,一一被殺死在房裡。    
    例證之九    
    孫育才,男,19歲,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務農為業。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軍傷殘人員退了下來,形勢很緊張。12日日本兵侵佔了西洋巷一帶。老百姓只好東躲西藏,在一家騾馬房的地洞裡躲有27個人。孫育才的父親、母親、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點鐘左右,日本兵發現了洞口後就用煙熏他們出來。他父親見有煙進洞,就對大伙說:「趕快上去,不上去會被活活的嗆死的。」於是大家哭著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隊,挨個兒用刺刀一個一個刺死。他家5個人排在最後面。他5歲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開始刺人,嚇得大哭大叫,一個日本兵拎過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親的頭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當場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進一刀。他當場被嚇昏倒在地上。他母親以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調頭就往家裡跑。一個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臉上,被砍下一塊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臉上,鮮血流淌,同時門牙也被砍掉了好幾顆。不一會天黑了下來。他父親甦醒後帶領他們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個逃出了活命,其餘22人都被日本兵殺害。    
    例證之十    
    鄭永英,女,24歲,家住棲霞鎮錢家渡,務農為生。家有丈夫、兩個女兒、祖母和公公6個人。    
    日本兵還未打到棲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鄭永福帶領兩個女兒逃到江北避難。後來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來,便要她丈夫到江邊接。但鄭永福等了許久也未見到公公來,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誰知她公公也在這時乘船往江北走。但兩船在江心裡擦幫而過,且誰也未看見誰。永福當晚回到家裡,聽說日本兵來,便帶著老祖母,牽著一條牛,向石埠橋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陽寺附近的路上撞到兩個日本兵。鄭永福個子高大,年輕力壯。日本兵硬說他是「中國兵」。鄭永福說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證,但日本兵不聽鄭永福的分說,端起槍來,砰砰兩槍,將鄭永福打死在衡陽寺附近。    
    例證之十一    
    許金鳳,女,27歲,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隊闖進沙洲圩村裡。她丈夫便急忙躲進一個大櫥裡。誰知日本兵進到圩裡就點火燒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來,當即被日本兵拖到塘邊,用刺刀戳進了他的心臟,又對準他的頭部打一槍,從左邊打進去,子彈頭從右邊出來,腦漿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屍體拋到塘裡。    
    日本兵走後,下午4點多種,她請人把她丈夫的屍體從塘裡撈了起來。正在埋葬時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屍體放火燒掉了。    
    例證之十二    
    苗學標,男,40歲,家住陡門橋山東會館裡。日軍侵佔南京後,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屍、埋屍,親眼看到日軍大屠殺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對面許歪頭鴨毛棧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幾百個男人被抓到這裡,幾個日本兵端著槍看守著。接著又來了一些日本兵,挨個摸摸被抓來人的頭、手和腿。他們嘰裡咕嚕地互相說些什麼,把檢查過的人分成兩邊。直到下午4點多鐘,把排出來的300多人硬說是中國兵,當場用機槍掃射殺死。然後叫他們這一邊的人把屍體扔進塘裡。苗學標等人趁機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專門派他和其他被抓來的人抬屍體往塘裡扔。他和被抓來的人抬了40多具屍體,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從水西門到升洲路一帶遍地都是屍體,多半要從屍體上跨過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東會館。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時左右,與他同時被抓的夫子約20多人。日本兵把他們帶到中華門外,又要他們抬屍體。他們大約抬了幾十具屍體到山腳下,隨即挖坑掩埋。最後,日本兵又要他們在雨花路挖一個坑,深約一米多。一個日本兵用槍上的刺刀逼著一個中國人下到坑裡,另幾個日本兵搶忙往坑裡填土,把一個活人給埋在坑裡了。    
    後來,日本兵又把他們帶到水西門外抬死人。水西門那座大橋有5個橋孔,他親眼見到抬的屍體足足填塞了兩個高大的橋孔。    
    例證之十三    
    謝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號,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殺害4口。    
    1937年底,日軍侵佔南京時她才5歲,全家有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親已經雙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衝進她家,翻箱倒櫃,從箱子裡找到了她大媽外甥女的照片,於是強迫她父親交出這個花姑娘。當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親。她父親懷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邊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殺害。然後又把她母親殺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證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慘遭日軍殺害。    
    他家住在雨花門紅土山下,是街頭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從句容逃難路經門前的難民都紛紛傳說:日軍在句容燒殺奸掠,無所不為。他們全家都驚慌起來,商量如何逃難。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兩個小舅舅、一個小姨娘都比他年齡小(他才6歲)。他母親已近臨產不便行走,只好與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親帶著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華門外漁灘圩(即沙洲圩)荒島上去避難。他們和其他難友一起挖了一個地洞,住在裡面。一天,見到幾日本兵追趕一個農民,捉到後用石塊綁住沉入江底。這使他們感到荒島上也不安全。這時從雨花門來的難友告訴他父親說:「你家不得了,趕快回去看看。他們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見房屋已成一片瓦礫,院前防空洞血肉滿地,屍體枕籍,全家人無一生存。他父親悲痛欲絕,在收埋屍體時,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開,尚未出世的嬰兒慘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見他們歸來,哭訴了那天遭難的經過:在他們走後的一天,好幾個日本兵來到紅土山,他們有的提著機槍,有的端著帶刺刀的步槍,挨家挨戶搜查。他家首當其衝,鬼子先是翻箱倒櫃,尋找值錢的東西,繼而劈毀桌椅,引火取暖,後來竟放火燒屋。臨走時發現防空洞口,日軍便大喊大叫。他母親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裡。日本兵看見他母親,叫她出來。她不肯出來,日本兵便端起機槍向洞裡掃射,接著又往洞裡扔進手榴彈,隨著「轟」的一聲巨響,血肉隨著彈片飛出了洞口。這些滅絕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這樣慘死在日本兵手裡。    
    例證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華門韓復村,親見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殺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個日本兵竄進中華門外的韓復村,其時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韓復山躲藏起來。日本兵在村裡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結果藏在山上的兩百多個男人被發現。日寇便從中挑出13個青壯年。他那時24歲,也被拖了出來。9個鬼子用刺刀逼著他們挖了一個大坑,接著向他們13人開槍射擊。子彈頭從他面前掠過,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嚇,裁倒在坑裡。接著其他被槍殺同胞的屍體都往他身上壓。他的臉朝下,還能用嘴巴呼吸,只覺得左腿痛得不能動彈。其時被害者中有一個患哮喘病,其腹部被擊中一槍,倒入坑裡並沒有死,只是不斷哮喘。誰知聲音從坑中傳出,日本兵聽到後,又用刺刀在屍體上捅了許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傷好幾處。日本兵以為他們全部都被殺死了,便回城內。直到深夜他和那個哮喘病人才敢從屍堆裡爬出來。他連走帶爬躲進山裡,那個哮喘病人用手摀住流出來的腸子跑回家中。在斷氣之前告訴鄉親們說:李成福還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屬和鄉親們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時抬回家裡。由於受傷流血,兩天又未吃東西,已奄奄一息。家屬把他鼻子裡的泥血挖出,洗淨,身上的傷口又敷上了草藥,總算死裡逃生。


第二部分 鐵證如山第11節 鐵證如山(3)(圖)

    日軍把一個手腳被捆、眼睛被蒙的中國人當作練刺殺的「活靶」。    
    例證之六    
    楊余氏,女,32歲,住鳳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個孩子,大的10歲,小的還不滿週歲。自己領養6個,另一個女兒寄養在偉子街弟弟的家裡。    
    1937年冬,日本兵進了南京城,她從家裡帶領6個孩子和鄰居家1個15歲的女孩,躲在離家不遠的一個防空洞裡,以防日本兵糟蹋殺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發現,先用機槍對洞裡掃射,後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燒熏。等到日本兵走後,她的6個孩子和鄰居家裡的1個女孩,統統都死在防空洞裡。唯獨她1個人活了下來,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來的丈夫還不知道他3個兒子、3個女兒和鄰居家1個女孩已被日本兵殺死在防空洞裡,卻到防空洞裡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當場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屍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遠處,太慘了。    
    例證之七    
    葛仕坤,家住烏龍山附近的許家村(後住燕子磯巴斗山村)。日軍進攻南京時,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難,唯他經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聽家鄉的情況。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了烏龍山炮台,許多未來得及撤退的中央軍官兵被俘。他親眼看見日本兵在許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國兵用繩子捆綁起來,強令他們跪在地上,當即用機槍將他們全部掃死。當時,從許家村到烏龍山沿路到處都是屍體,有的地方屍體堵塞了道路,過路人要從屍體上跨過去。村長周明旭帶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還親眼看到,在老10畝地,六七個日本兵把一個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進行輪姦。    
    例證之八    
    朱再興是個中年人,在太平路開林園浴室。日軍佔領南京時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個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裡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幾個日本兵在外面砸門。他打開門來,一個日本兵一句話未說,一刀戳進他的胸口,當場掙扎中死去。朱再祥見哥哥去開門未回來,便端著臉盆到門口去看情況,一見哥哥被殺死嚇得慌忙調頭就跑,被日本兵追上,從背後刺進一刀,慘叫中死去。幾個日本又進到裡間搜查,硬說三個跑堂的職工是中國兵,一一被殺死在房裡。    
    例證之九    
    孫育才,男,19歲,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務農為業。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軍傷殘人員退了下來,形勢很緊張。12日日本兵侵佔了西洋巷一帶。老百姓只好東躲西藏,在一家騾馬房的地洞裡躲有27個人。孫育才的父親、母親、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點鐘左右,日本兵發現了洞口後就用煙熏他們出來。他父親見有煙進洞,就對大伙說:「趕快上去,不上去會被活活的嗆死的。」於是大家哭著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隊,挨個兒用刺刀一個一個刺死。他家5個人排在最後面。他5歲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開始刺人,嚇得大哭大叫,一個日本兵拎過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親的頭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當場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進一刀。他當場被嚇昏倒在地上。他母親以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調頭就往家裡跑。一個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臉上,被砍下一塊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臉上,鮮血流淌,同時門牙也被砍掉了好幾顆。不一會天黑了下來。他父親甦醒後帶領他們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個逃出了活命,其餘22人都被日本兵殺害。    
    例證之十    
    鄭永英,女,24歲,家住棲霞鎮錢家渡,務農為生。家有丈夫、兩個女兒、祖母和公公6個人。    
    日本兵還未打到棲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鄭永福帶領兩個女兒逃到江北避難。後來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來,便要她丈夫到江邊接。但鄭永福等了許久也未見到公公來,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誰知她公公也在這時乘船往江北走。但兩船在江心裡擦幫而過,且誰也未看見誰。永福當晚回到家裡,聽說日本兵來,便帶著老祖母,牽著一條牛,向石埠橋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陽寺附近的路上撞到兩個日本兵。鄭永福個子高大,年輕力壯。日本兵硬說他是「中國兵」。鄭永福說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證,但日本兵不聽鄭永福的分說,端起槍來,砰砰兩槍,將鄭永福打死在衡陽寺附近。    
    例證之十一    
    許金鳳,女,27歲,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隊闖進沙洲圩村裡。她丈夫便急忙躲進一個大櫥裡。誰知日本兵進到圩裡就點火燒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來,當即被日本兵拖到塘邊,用刺刀戳進了他的心臟,又對準他的頭部打一槍,從左邊打進去,子彈頭從右邊出來,腦漿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屍體拋到塘裡。    
    日本兵走後,下午4點多種,她請人把她丈夫的屍體從塘裡撈了起來。正在埋葬時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屍體放火燒掉了。    
    例證之十二    
    苗學標,男,40歲,家住陡門橋山東會館裡。日軍侵佔南京後,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屍、埋屍,親眼看到日軍大屠殺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對面許歪頭鴨毛棧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幾百個男人被抓到這裡,幾個日本兵端著槍看守著。接著又來了一些日本兵,挨個摸摸被抓來人的頭、手和腿。他們嘰裡咕嚕地互相說些什麼,把檢查過的人分成兩邊。直到下午4點多鐘,把排出來的300多人硬說是中國兵,當場用機槍掃射殺死。然後叫他們這一邊的人把屍體扔進塘裡。苗學標等人趁機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專門派他和其他被抓來的人抬屍體往塘裡扔。他和被抓來的人抬了40多具屍體,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從水西門到升洲路一帶遍地都是屍體,多半要從屍體上跨過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東會館。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時左右,與他同時被抓的夫子約20多人。日本兵把他們帶到中華門外,又要他們抬屍體。他們大約抬了幾十具屍體到山腳下,隨即挖坑掩埋。最後,日本兵又要他們在雨花路挖一個坑,深約一米多。一個日本兵用槍上的刺刀逼著一個中國人下到坑裡,另幾個日本兵搶忙往坑裡填土,把一個活人給埋在坑裡了。    
    後來,日本兵又把他們帶到水西門外抬死人。水西門那座大橋有5個橋孔,他親眼見到抬的屍體足足填塞了兩個高大的橋孔。    
    例證之十三    
    謝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號,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殺害4口。    
    1937年底,日軍侵佔南京時她才5歲,全家有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親已經雙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衝進她家,翻箱倒櫃,從箱子裡找到了她大媽外甥女的照片,於是強迫她父親交出這個花姑娘。當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親。她父親懷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邊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殺害。然後又把她母親殺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證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慘遭日軍殺害。    
    他家住在雨花門紅土山下,是街頭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從句容逃難路經門前的難民都紛紛傳說:日軍在句容燒殺奸掠,無所不為。他們全家都驚慌起來,商量如何逃難。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兩個小舅舅、一個小姨娘都比他年齡小(他才6歲)。他母親已近臨產不便行走,只好與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親帶著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華門外漁灘圩(即沙洲圩)荒島上去避難。他們和其他難友一起挖了一個地洞,住在裡面。一天,見到幾日本兵追趕一個農民,捉到後用石塊綁住沉入江底。這使他們感到荒島上也不安全。這時從雨花門來的難友告訴他父親說:「你家不得了,趕快回去看看。他們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見房屋已成一片瓦礫,院前防空洞血肉滿地,屍體枕籍,全家人無一生存。他父親悲痛欲絕,在收埋屍體時,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開,尚未出世的嬰兒慘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見他們歸來,哭訴了那天遭難的經過:在他們走後的一天,好幾個日本兵來到紅土山,他們有的提著機槍,有的端著帶刺刀的步槍,挨家挨戶搜查。他家首當其衝,鬼子先是翻箱倒櫃,尋找值錢的東西,繼而劈毀桌椅,引火取暖,後來竟放火燒屋。臨走時發現防空洞口,日軍便大喊大叫。他母親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裡。日本兵看見他母親,叫她出來。她不肯出來,日本兵便端起機槍向洞裡掃射,接著又往洞裡扔進手榴彈,隨著「轟」的一聲巨響,血肉隨著彈片飛出了洞口。這些滅絕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這樣慘死在日本兵手裡。    
    例證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華門韓復村,親見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殺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個日本兵竄進中華門外的韓復村,其時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韓復山躲藏起來。日本兵在村裡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結果藏在山上的兩百多個男人被發現。日寇便從中挑出13個青壯年。他那時24歲,也被拖了出來。9個鬼子用刺刀逼著他們挖了一個大坑,接著向他們13人開槍射擊。子彈頭從他面前掠過,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嚇,裁倒在坑裡。接著其他被槍殺同胞的屍體都往他身上壓。他的臉朝下,還能用嘴巴呼吸,只覺得左腿痛得不能動彈。其時被害者中有一個患哮喘病,其腹部被擊中一槍,倒入坑裡並沒有死,只是不斷哮喘。誰知聲音從坑中傳出,日本兵聽到後,又用刺刀在屍體上捅了許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傷好幾處。日本兵以為他們全部都被殺死了,便回城內。直到深夜他和那個哮喘病人才敢從屍堆裡爬出來。他連走帶爬躲進山裡,那個哮喘病人用手摀住流出來的腸子跑回家中。在斷氣之前告訴鄉親們說:李成福還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屬和鄉親們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時抬回家裡。由於受傷流血,兩天又未吃東西,已奄奄一息。家屬把他鼻子裡的泥血挖出,洗淨,身上的傷口又敷上了草藥,總算死裡逃生。


第二部分 鐵證如山第12節 鐵證如山(4)(圖)

    例證之十六    
    張從貴,男,家住寶塔山。    
    日本軍攻陷南京時,為了躲避日本兵屠殺只好向外逃難。他路過江東門時,橋邊蘆席棚裡走出幾個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竟將他們互不相識的九個人抓去,指手畫腳,示意要他們干抱稻草、鋪床、燒飯等雜活。他們要求放走他們,日本兵又不准。他們只好忍氣吞聲,要他們幹什麼活就幹什麼活。等到日本兵吃完晚飯後,天已經黑了。日本兵把他們九個人叫到一個鐵絲網圍著的操場上,逼著他們全部跪下。兩邊各站一名日本兵,以防他們跑掉。另有九個日本兵,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槍,使勁朝他們身上刺去。第一刀正中張從貴的腰部,因天氣很冷,他穿著棉衣,這一刀未刺著他的肉。第二刀正中他的頸部,頓時鮮血直流,便昏倒在地。什麼也就不知道了。日本兵也以為他被殺死了。到了深夜,他甦醒過來,藉著月亮,看到其他八個人都橫七豎八地躺在操場上,周圍一片血跡。仔細一聽,沒有一點動靜,猜想日本兵都睡著了,便拖著沉重的身子爬到鐵絲網前,滾出了鐵絲網,掉到了溝裡。又忍痛爬出了一里多路,經過許多艱難周折,第二天到他岳父家,逃出一條活命。    
    例證之十七    
    楊品賢,男,家住小彩霞街6號。當時在古樂齋商店學徒。    
    1937年冬天,日軍進攻南京城時,他全家5口人搬進上海路豆芽橋難民區避難,目睹日軍借發「良民證」的機會繼續進行大屠殺。難民登記要過五關:1.光頭關;2.手上老繭關;3.肩膀上老繭關;4.頭有帽子印關;5.套頭衛生衣關。在過這5個關上冤枉死了很多人。    
    日軍侵佔南京兩個月後,就把豆芽橋難民區裡的倖存者約數百人都趕到華僑路兵工署大院內,說是要發「良民證」,讓難民回家安居。當時大院中擺著方桌,日本軍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漢奸翻譯詹榮光,桌子四周都是難民,外面有日本兵包圍著。漢奸翻譯說:「皇軍傳話給你們,只要領到了良民證,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樂業了——是良民的站一邊,是軍人的站另一邊。」    
    當時人群中無一人站出來。無奈,日軍又以舉手的辦法,要是中央軍的舉手,結果仍無動靜。第三次又要良民舉手,此時大家忽啦一下都舉起了手。日本軍官大怒,下令把青年都拖出去。有一個男青年被拖出去又跑回人群,說他不是當兵的。連拖了他三次,被日本兵當場用刺刀刺死。後來被拖出去的青年再也不敢跑回來了。青年難民被拖出去後,日本兵就把剃光頭的和手上有老繭的人都當作是中央軍,押上了大卡車拉走了。楊品賢當時頭上留有長髮,手上又沒有老繭,故得以虎口餘生。第二天,同院有一個被抓去的青年逃回來了,說日軍把他們拉到漢西門外河邊,用機槍進行集體屠殺。他因在槍聲響時倒下,夜間從死人堆裡爬起,又逃了回來。楊品賢一家領到「良民證」後,在搬回家的路上,沿途看到屍體到處橫陳,慘不忍睹。走到陡門橋時,看到一根電線桿上吊著一長串人的耳朵。他說: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日軍殺害了很多同胞。    
    例證之十八    
    劉世堯,男,40歲,住豐富巷。    
    1937年農曆冬月初六,正是他父親過70生辰的前兩天,南京城裡居民紛紛跑反找生路。聽人說五台山劃為難民區收容所,總部設在五台山永慶寺內。他父母和他的前妻跑到雲南路口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樓下住了下來。冬月初八,總部來人聯繫,說已成立國際救濟委員會第35難民收容所,要他和太平路美最時皮革店負責人擔任小組長。當時住在35難民收容所裡的難民有2000餘人,拖兒帶女,扶老攜幼,都認為住在難民區裡能保證生命的安全。冬月九日的上午9點左右,突然來了十幾個日本軍人,一進收容所就開槍打傷一人,隨即抓走10多人。到晚上,只見太平路、中華路一帶火光不絕,日本兵開始殺燒奸掠。    
    冬月十四日,劉世堯在農業專修科二樓,看見日本軍人在雲南路抓人。凡是路過此地的中國人,都被攔住。到十點鐘,把集中起來的數千中國人帶走,中午時聽到機槍聲不絕於耳,真是「只聞槍聲響,不見一人歸」。收容所後面有一小塘,日軍把從湖南路抓來的中國人五個人一排跪在塘邊,開槍殺害。過了幾天,在塘中發現83具屍體。另一次,日本兵將數百名中國人帶到清涼山附近的一個大防空洞口,把人推進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燒,再用機槍掃射,將數百人活活燒死。每到晚上,日軍就到收容所來搶走婦女,進行姦污。    
    後來,日軍還借「良民證」的機會繼續進行大屠殺。劉世堯親眼看到日軍在寧海路發「良民證」的情景。有個漢奸叫詹榮光,據說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車上講:凡是被抓夫的,抽壯丁的或是被迫當兵的,要一一說出來,「皇軍」不殺你們,有飯給你們吃,還發路費給你們回鄉。凡是不講的,查出來統統殺死。人們聽到漢奸的話,誤以為真,竟有數千人站了起來,被日軍用汽車運走,全部殺死了。    
    例證之十九    
    這裡僅就掩埋屍體的情況舉幾個例子。    
    據後來估計,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殺害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達15.5萬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這裡埋屍15.5萬指的是被日軍分散屠殺,而由慈善團體或個人義務掩埋的數字。它不包括日軍集體大屠殺的人數在內。同時,南京大屠殺後,由慈善團體招募而參加掩埋屍體的人數以百計,這裡僅記述施惠雲、沈錫恩和劉德才等人參與埋屍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雲,原在萬竹園種菜謀生。1937年底,日軍侵佔南京時,他們一家跑到五台山難民營。施在粥棚裡煮粥,每天給他五六十個銅板。有一天,紅十字會的崔主任來找他,對他說:「你帶20個人去抬死人,每天給你4毛錢。」施找齊20人後,稱為紅十字會的第一班,崔並要他當班長。他們從1938年3月份開始收屍,一直到8月份才結束。頭一天,收內橋、南門橋到水西門一帶的屍體。當時到處都是屍體,由於收屍的人手不夠,又由20個人逐步增加到160個人,分兩班收屍。每天管門東、門西、三牌樓地段,最多一天收過800多具。特別是到收屍的後期,由於有的人被殺的時間較長,天氣又熱,屍體已經腐爛了。他們就用鐵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屍體,用汽車運到望江磯、漢西門和下關一帶埋起來。施惠雲班拖的屍體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人和年輕婦女。    
    沈錫恩,家住雞鵝巷禮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個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蘭教的阿訇。    
    1937年陰曆10月底,因形勢緊張,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橋28號難民區,住在二樓。冬月12日,日本兵一進城就燒、殺、搶,闖進哪家就倒霉。豆菜橋來三個日本兵,其中一個闖進沈家。他家後屋的鄰居擴飛,是個28歲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進來,機智地抱著沈家三歲的女兒月雲,坐在他們身邊,想以此顯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媽媽了。日軍看她長得漂亮,把月雲硬從擴飛手中拉出,一下摔到牆角,把擴飛連推帶搡弄到後房強姦了。月雲被摔得半死不活,沒過兩天就死了。以後擴飛母女躲進金陵大學,但日本兵還不斷來纏她,母女倆感到走投無路,跳進金陵大學池塘尋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農曆正月,許多回民受害者的親屬一起來請求沈錫恩、馬長髮、王壽仁、戈長髮、麻子和、張子惠,還有沈錫恩的父親沈德成等幾個回民阿訇出來收埋屍體。沈去找當時維持會的負責人孫淑榮(回族)幫忙,並自己作了臂章作為身份證明,組成回民掩埋隊,開始收埋回民的屍體。    
    他們收埋的第一具屍體是看管雞鵝巷清真寺的張爸,他60多歲,死時趴在地上,因為曝屍時間太長,屍體開始腐爛了。他們按宗教習慣,進行土葬。    
    埋屍地點主要在紅土橋(今廣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師範大學),五台山三處。紅土山、冬瓜市埋得最多,還有九華山等地,都是離屍體較近的地方。    
    他們共干了3個多月,天天都有人來找他們去收屍,少時一天兩三具,多時七、八具,一般的都是四、五具。有時應付不過來,就分成兩個組。最初是埋一具登記一次,以後無法逐一登記,收埋總數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雞鵝巷清真寺周圍被殺害的回族人。收埋屍體中,男女老少都有,有母子兩人被害後側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歲,頭朝著媽媽,死得好慘。當時南京城裡,到處都可以看到橫七豎八的屍體。烏龍潭裡漂滿了屍體,偌大一個塘,幾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紅的。九華山下也堆滿了來不及收埋的屍體。事隔多年,他想到當時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驚肉跳。


第二部分 鐵證如山第13節 鐵證如山(5)(圖)

    在南京評事街被日機炸死的三個兒童。    
    劉德才等人的埋屍情況:    
    1947年1月26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石美瑜庭長在民間就南京大屠殺埋屍情況進行調查時,劉德才說:    
    我是同善堂掩埋組正組長,戈長根是副組長。26年12月,日本人進城時的大屠殺是十分的慘極了。各街各蒼都看到被害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槍殺的,有的是火燒的,有的是奸後又殺的。東一堆,西一堆,左一個,右一個,不忍看,不忍見了。女人的身上有多少沒有衣服。新碼頭有一個80多歲的老太婆,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進陰戶內死的。我同戈長根兩個人所經手掩埋的屍首就有七千多具。區公所後面所埋的二千多人都是老百姓,東干長巷二千多是有軍人有老百姓,兵工廠三百多,水台二百多。還有多少人衣服被脫光了,關在製造局的樓上用火燒死的。楊巷兩個地洞內的人是被日本兵用木頭和草將洞口堵塞在內邊燒死的,還有兩個學堂內也燒死了幾十個人。    
    本節分散屠殺2000例,這裡僅舉19個例證。材料來源有兩個,一是原南京市臨時參議會等機關團體所調查,又經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查證,其中一部分是受害者向日偽當局和勝利後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的申訴,所收集的材料很不全面。二是解放後,有關單位陸陸續續地收集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訂教科書的機會,矢口否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有關部門又進行了全面調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時的受害者、倖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尚有1700餘人。他們以親身經歷的苦難,對當年日軍的暴行作了揭露和控訴,其中,共計104篇,作為第三部分收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都是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是可靠的歷史見證。由於這些見證人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不同,又限於南京市內,就其個人對日軍暴行的瞭解難免有局限性,不可能對屠殺的規模、被害人數等方面作出精確的回答。南京是個交通樞紐,本來人口流動性就很大,加之侵華日軍摧毀了一些在南京賴以生存的條件,當年的受害者、倖存者、目睹者不少人已流向全國各地,其中有部分人因自然原因而已死亡,這些人的苦難史肯定已被遺忘了。    
    上述的十九例只說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時間之長、地點之廣及其殘酷性,是南京大屠殺中分散屠殺的一個輪廓,僅以這有限文字不可能敘述得透徹無漏。那麼集體大屠殺呢?    
    二、集體屠殺    
    根據南京市臨時參議會1946年、1947年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的控訴案有350起。又據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查證,集體屠殺有28案,被害人數達19萬以上。(引自《檔案》第51頁)    
    可以肯定,上述28案中不包括《虎口餘生記》中所記載的蔣王廟大漢奸高冠吾誘殺俘虜一案。因我在外地工作而沒有機會向世人傾訴。    
    現在,我在敘述侵華日軍南京集體大屠殺之前,請允許引用陳光敬先生的《寫在敵人罪行照片集子前面的幾句話》一文。他當時是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書記官。該文說——    
    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事態一天比一天嚴重,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個早上,我們的首都——南京也終於給敵人佔領了。在那個時候,所有未能退出城的人民,一批一批的被敵人拖上汽車,在煤炭港掃射了,在漢中門掃射了,在大方巷掃射了!更有慘無人性的在草鞋峽的五、六萬人大屠殺,掃射之後加以刺擊,刺擊之餘加以燒燬,最後再投入長江以飼魚鱉。    
    逃走嗎?何處是生路?!八卦州江中漂流著滿江的屍體,不都是逃走的去路嗎?水電營江邊壘壘高聳著的墳墓,不都是逃走者的歸宿嗎?何處是生路?!    
    不逃吧,也不是辦法。紅十字會、崇善堂等機關團體以及私人掩埋的幾十萬具屍體的數字,不都是不逃走的結果嗎?這間房間,那間庭堂裡的肢離體裂,血肉模糊的,不都是藏在家裡不肯出門的人嗎?    
    殺!殺!殺!昏天黑地地殺!天搖地動地殺,藏也是殺,躲也是殺,逃走也是殺,不逃走還是殺,蹲在難民區還是殺。南京城內的血水如長江裡的水一樣流著,屍體像紫金山一樣堆著。精華的南京城變成陰風慘慘,鬼哭神號的地獄。    
    如今抗戰勝利了,敵人的罪行,我們正在這裡收集了。我們帶領了掩埋和攝影者到這些給敵人消滅未完的荒塚上來拍攝照片,我們對這些慘遭殺戮的同胞不禁要號啕大哭,縱然將敵人全部殺死,又何能補救這個永遠不能補救的創傷。    
    ——記於三十五年元月十四日拍照後(引自《檔案》第52至53頁)    
    陳光敬先生帶領當年掩埋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者屍體的人員和攝影工作者,到達中華門外,拍攝敵人仍未消滅完的荒塚及其從荒塚中挖出的纍纍白骨。之所以面對那些被害的同胞要放聲大哭,追想到當時被日軍殺害的情景,是因為被日軍殺害的人太多了,太慘了!令人寒心、同情、憤慨。    
    (1)中華門外大屠殺。    
    1937年12月8日,佔領秣陵關的日軍見人就開槍射殺,致使屍橫遍野。該鎮上橋北一戶姓張的全家六口都遭殺害。張母張妻均遭18名日本兵輪姦後用刺刀戳死。張某及其子被吊在後院的一棵樹上,4名日本兵同時打「肉靶」,當時被射殺。另有兩個小孩見狀慘叫呼救,亦被用煤油活活燒死。同時該鎮另有10個老人被強抓夫挑運軍用物資,因挑不動而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在路上。    
    1937年12月12日,在中華門外附近的鳳台鄉和花神廟一帶,日軍將難民5000餘人和放下武器的俘虜2000餘人集體屠殺。    
    同日下午,日軍在中華門外西街145號將張玉發一家及其親戚王福和、張書新、張馬氏、張玉根、張玉福、張小六子、張小狗子等12人集體屠殺。    
    前面「分散屠殺」中的「例證之三」和「例證之九」的屠殺都發生在中華門外,屍體無人收埋。芮芳緣、馬鴻儒、楊廣才3人,在日軍侵入南京後,從逃難之地的沙洲圩返回家來,眼見沿途屍體遍野,慘不忍睹。經與中國紅十字會接洽,辦理掩埋工作,共集合熱心於此項工作的30餘人,組織義務掩埋隊,由南門外附廊至花神廟一帶,計掩埋難民屍體5000餘具,國軍兵士屍體2000餘具,分別就近埋在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磯、花神廟一帶。    
    從崇善堂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掩埋屍體的具體情況中看,中華門外慘遭日軍殺害的同胞人數眾多,是南京大屠殺中的重災區之一。    
    崇善堂第4隊,1937年12月在中華門以東埋屍404具,其中女屍34具,童屍18具。該堂第1隊,1938年4月,在中華門外兵工廠,雨花台至花神廟埋屍26612具,其中女屍567具,童屍293具。兩隊合計埋屍27016具。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1937年12月22日,在中華門外望江磯埋屍109具,其中女屍9具;同日在中華門外高輦柏村埋屍261具,其中女屍11具;又在中華門外普德寺埋屍280具。同年12月28日,又在普德寺埋屍6468具。1938年1月25日,在望江磯埋屍431具,其中女屍21具,童屍3具。1938年2月23日,在普德寺義地埋屍106具;2月28日,在望江磯埋屍87具。隨後數日又掩埋屍體3038具。該會合計埋屍10780具。    
    前者掩埋的27016具屍體大多數都是在中華門外被日軍殺害的難民、市民,崇善堂則就地掩埋。後者掩埋的10780具屍體,大多數是從城裡各地運來。芮芳緣等30餘人和兩個慈善團體在中華門外掩埋屍體總數相加,共計45000餘具。陳光敬先生面對如此眾多的纍纍白骨,感到是國恥,怎麼能不想放聲大哭呢?


第二部分第14節 鐵證如山(6)

    (2)各寺廟被日軍屠殺的情況。    
    1.南門外方家巷長生寺僧人隆海所親眼目睹:1937年12月12日,佔領南京郊區到長生寺來的日軍,將該寺19名僧人殺害在該寺內,附近被殺害的老百姓不計其數,並將附近的房屋縱火燒燬。唯該寺僧人隆海見形可怕,事先躲在寺內地藏王菩薩身後才倖免於難。    
    2.正覺寺15名僧道被日軍殺害。1937年12月13日,日軍一隊士兵竄到武定門444號正覺寺內,將看守寺院的17名僧道集中起來,以步槍射殺,或用刺刀戳殺。同時並有不知姓名的逃難者30餘人,亦被殺死在該寺的空地上。這17名僧人的姓名是:    
    慧北、德才、寬宏、德清、道禪、劉和尚、張五、源諒、黃布堂、曉侶、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廣祥、廣善。    
    3.通濟門外龍華寺多名僧人被殺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竄到龍華寺內,將該寺多名僧人和印源的師公集體殺死在該寺內;同時,將避難在該寺地下室內的30多名難民集體殺死,或用刺刀戳死。    
    4.祖燈庵內的燒殺。南京城北的祖燈庵是明代建築,系本市之古剎。日軍侵佔南京後,日軍岡村部隊官兵多人竄進城北校門口晚市3號祖燈庵,將宏定、宏開、惟洲3個出家人殺害,並縱火將該庵大殿諸佛、菩薩、神像、應用器具、文約、經典燒燬,其價值難以估算。    
    5.消災庵尼姑和平民8人被殺害。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時,日本官兵8人持長槍到消災庵搜查,當即將尼姑慧定、太真、登元、登高四尼趕入後門外防空洞內,先用槍擊,復刀刺。太真行年65歲,胸部中彈,當即殞命。登元腰中彈,腦部被刀刺;登高頭部中了3彈;日本兵走後二人即斃命。慧定腹部、腿部均中彈,惟她一人未死。此外,另有5人被日本兵殺害在該庵防空洞裡。    
    6.東獄廟內被殺害8人。1937年12月17日,該廟主持顧威目睹了日本兵多人竄至廟內,將廟內外不知姓名的百姓8人殺害,其中4人雙眼被用布蒙著。廟內謝老太太亦被打死,遍地血跡。    
    7.放生寺內四、五百名難民遭殺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當時三叉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均為難民收容所。畢正清亦在該收容所避難。日本兵因向民眾索要一切,他利用此機會走出。當日目睹河岸屍體四、五百具,日軍隨便將我眾多同胞殺害。    
    (3)兩條血路    
    日軍攻陷南京前夕,大部分本市居民搬進難民區避難。可是,從前方潰退下來的散兵、傷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軍所威脅的難民,扶老攜幼,從中山門、中華門湧進南京城。他們逃到南京後,日軍的炮火、槍聲愈來愈緊,大家更感到慌張,希望能躲進難民區,但又被拒絕;最後希望衝出城門,渡過長江。於是,一部分人群湧向通往長江邊的中山北路,準備闖出挹江門到下關渡江;一部分人群湧向中央路,準備闖過和平門到燕子磯渡江。    
    當許多難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動的時候,守軍因日軍臨近或擔心難民在江邊與撤退官兵爭船搶渡,便於12月12日深夜,突然將挹江門和和平門關閉,致使成千上萬的難民滯留在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處於絕境。    
    1937年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裡的日軍一部分立即佔領國民黨各機關、銀行和倉庫,一部分則像野獸似的尋找屠殺的對象。中山北路中央路和兩旁街巷中的難民,就被他們當作戰鬥目標,使用機關鎗、步槍和手槍,瘋狂射擊。    
    成群的老人、婦女、孩子和混在人群中的傷病兵,隨著槍聲,紛紛倒臥下去,大多數人當場死去,但也有些仍在呻吟,叫罵。馬路和街巷頓時血肉狼籍,屍體縱橫。毫無人性的日軍,不論官兵,都露出猙獰的面目,踐踏著千萬具善良人們的屍體,繼續對手無寸鐵的人們射擊。    
    14日清晨,日軍的坦克車帶頭,炮隊及各種車隊湧進了南京城。他們窮凶極惡地繼續屠殺,並搜殺逃散到其他街巷中的難民,成天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連成一片,無片刻停息。一直殺到馬路上街巷內都沒有人了,他們又打開挹江門、和平門,把屠殺的範圍擴大到城外。    
    經過13、14號兩天的大屠殺,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兩旁的街巷,都成為血路、血窟。    
    (4)在中山門外的集體屠殺    
    難民李有田、杜長才等向敵偽南京市長高冠吾呈文時說:「竊難民等多數環居中山門外附廓各村,自經南京事變,房屋被毀,農物被劫,農具糧罔不掃蕩一空猶未已矣。男子被擄無歸,幼女非傷即斃,以致母不得子,妻不得夫,兄不得弟,姐不得妹,罹此浩劫,悲慘情況實有訴不勝訴之勢……    
    毛賈氏在其呈文中則說:氏子毛漢卿,在民國二十年提間,開設毛森號煤窯貨,營業地點中山門外仙鶴門。至民國二十六年農曆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左右,被日本兵殺死後,推落塘中。在斯時中,被日兵所殺死的有嚴姓等六人,均被日軍殺死後推落塘中。    
    從句容方向逃向中山門的難民和當地居民被日軍殺害者甚多。這裡僅錄《日偽南京特別市政府衛生局六月份事業報告書錄》的記載如下:1939年6月據村民告,中山門外靈谷寺、馬群、陵園、茅山一帶有遺骨三千餘具,由掩埋隊前往掩埋,計工作四十日,始收埋竣事。


第二部分第15節 鐵證如山(7)

    (5)大方巷、虎踞關、陰陽營集體屠殺。    
    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期間,程金海家住琅琊路11號。1937年農曆冬月的一天,他和鄰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軍發現,對他們三人檢查一番。日本兵看到程金海像當兵的模樣,就把他雙手倒背用繩子捆起來,帶到大方巷口難民區,將其他兩人放了回去。從早上9點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這裡集中,到下午4點以後,被抓來的人就有好幾百。程從早上9點被抓來以後,雙手一直被綁著,大小便只好解在褲子裡。4點以後,日軍用機槍向他們進行瘋狂的掃射。程金海因在後面,又被前面的死人壓在底下,所以沒有中彈。他還聽到,機槍掃射以後,日本兵又用步槍對沒死的人進行補槍。他躺在那裡不動,日本兵以為他死了。待日本兵走後,程金海爬起來走不多遠,遇到姓黃的鄰居,幫他把繩子解開——他就這樣生存了下來。    
    鄧明霞,女,家住漢西門堂子街,日軍侵佔南京前夕搬進華僑招待所難民區。1937年12月27日上午9點左右,日本兵闖進難民區,3挺機槍對準所有難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來,一個連接一個用繩子捆綁著,押到大方巷塘邊,用機槍掃射。這一次就打死了好幾百人,塘水都給染紅了。整個難民區一片哭聲,老人哭兒子、婦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來了還不敢哭,誰哭就打死誰。鄧明霞的丈夫鄧榮貴,就是這次屠殺中被槍殺的,死時年僅35歲。    
    王鵬清,男,25歲,家住居安裡7號,是個鐵匠。日軍進攻南京時他家(包括父、母、妻、妹)搬到古林路18號難民區避難。1937年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挨家挨戶搜查,看他手上有老繭,其母以鐵匠工具為兒子說明身份,卻挨日本兵痛打,並將王鵬清強行押到寧海路。此處已有200多個被抓來的人,全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又用繩子捆住每個人的手腕,4個人一排捆在一起;兩邊有日本兵押著,把這200多人趕到虎踞關,驅至一個凹地上,旁邊有一口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臨下架起機槍,將王鵬清這200多人圍在中間。到了下午三四點鐘,日本軍官一聲令下,機槍步槍齊向他們射擊。一顆子彈從王鵬清的頭上擦過,鮮血直流,他只覺得頭上挨了一悶棍,頓時倒了下去。停止射擊後,他隱約聽到用腳踢屍的聲音。當踢到王鵬清時他沒有動,後來昏了過去。當他醒來時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他從死屍堆裡慢慢地爬起來,滿身是血污,便順著原路摸回家。    
    周鳳英,女,23歲,家住二條巷,曾搬到大方巷難民區避難。她家10口人被日本兵慘殺5口。1937年12月16日上午8點多鐘,七、八個日本兵將周鳳英院子裡100多人都趕出,一個一個進行檢查。凡肩上、手上有老繭的就拉出來,講是「中央軍」,另站一邊。周鳳英的丈夫周永其一家都在止馬營種菜謀生,手上、肩上都有老繭。於是日本兵便把周鳳英的叔公周必富,她丈夫周永其及夫兄周永春、周永壽、周永財、周永林等5人都拉出來,硬說他們是「中央軍」。太陽快落山時,七、八個日本兵將拉出來的100多人都趕到陰陽營一個塘邊,用機槍掃射死了。幾天以後都無人敢收屍,10多天後才由紅十字會將屍體掩埋了。    
    (6)在漢中門、漢西門的集體屠殺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致日本駐華大使館函節錄    
    (1937年12月18——19日)    
    逕啟者:    
    非常抱歉又一次麻煩你們。為20萬平民生命安全,請貴國軍事當局立即制止施暴士兵在安全區繼施騷擾。    
    貴國士兵暴行報告,紛至沓來,無暇縷述……    
    12月16日司法部被架去多人,其中好幾百人為我們熟悉,還有50名警察。這一事實如得不到澄清,那麼難民區之所有平民生命安全絕無保障……    
    貴國士兵搜查難民區可能另有意圖。認為安全區到處有「便衣中國士兵」。此事已多次告知對方,於12月13日下午進安全區之中國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裝,現敢擔保區內絕無解除武裝之中國士兵。貴方巡邏隊早將他們全部殺了,且累及許多無辜平民。    
    以下均略。    
    陳永清述日軍在漢中門集體屠殺的結文    
    (1945年11月4日)    
    余謹將親見敵人之罪行事實,據實陳述如下:    
    茲於26年12月15日,日本中島部隊在南京難民區境內之司法院,查出軍民以及警察等合共二千餘人,用輕機槍12架將一解人等押送到漢中門裡,每行列用繩捆繞圈住,趕至城外用機槍對其掃射,已死者及傷者都被該日軍用木柴汽油焚燒之。    
    當年29歲的伍長德是日軍漢中門集體屠殺中的倖存者,親眼目睹了那場集體屠殺的經過,並於1946年5月,在遠東國際事法庭審判戰犯時,以親身受害的經歷和目睹之事實控訴了日本侵略軍的暴行:    
    1937年12月15日上午8時左右,忽然來了10多個日本兵,用刺刀把住在司法院難民區裡的青壯年全部趕到外面,並被集中在馬路上,共約2000人以上。11點左右,他們排著隊被押著出發,走到首都電影院(後改為愛國電影院)門前時,隊伍後面開來幾輛卡車,運來了日本兵和機槍,並由那幾輛卡車在他們的隊伍前面開路繼續前進。下午一點到達漢中門,日本兵命令這2000多人都坐在城門裡的地上。接著,兩個日本兵一個人牽著一頭的長繩子,從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圍有大批日本兵押著,帶往漢中門外,用機槍掃死。就這樣,伍長德看著這批被抓來的人們,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繩子圈走,又一批一批被帶到漢中門外槍殺掉。偶有個別人被嚇癱了,不能動彈的,日本兵就地將其殺掉。到了下午5點鐘,伍長德也被圈進去了,日本兵把他們帶到護城河邊,趕到河堤斜坡下面。他看看河堤兩側架著兩挺機槍,再定睛一看,眼前橫七豎八全是臥著的屍體。他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幾步,縱身撲倒在亂屍堆上。恰在這時機槍響了,人們接二連三地倒下去,他就被埋在別人的屍體下面。機槍射擊聲停止後,接著又響起了步槍聲。隨後,伍長德感到屍堆上像是有人走動,通過背上的屍體,傳來有人走動的壓力,冷不防他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痛。原來日本兵在屍堆上刺殺尚未斷氣人,刀尖透過他背上那個人的屍體,扎到他的背上。在這之後,伍長德又連續聽到兩陣機槍聲響,肯定又屠殺了兩批人。接著,日軍又放火燒屍。伍長德被濃煙烈火逼得受不了時,趁著天黑忍痛跳進秦淮河。幸好河水不多,以後又偷偷地沿河向南爬,爬到水西門旁,躲在瓦廠街9號一個住宅的廚房裡。大約10天後設法逃回難民區,經鼓樓醫院醫治50多天。現在他的背上還留有一條5寸多長的傷痕。


第二部分第16節 鐵證如山(8)

    (7)下關和中山碼頭的集體屠殺    
    中山碼頭和下關站是南京當時最主要的水陸交通樞紐。南京淪陷前夕數萬難民和國民黨軍隊一部分撤退官兵都擁擠在下關,江邊上的行李、箱籠堆積如山。他們指望從這裡渡過長江,免遭屠殺。但一部分船隻被軍方控制,以備撤退之用;另一部分船隻見南京即將淪陷便提前逃往上游,或裝載最後一船難民到江北不願返回而由此逃入江北內河。這樣數萬難民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12日下午,他們便聽到東面和東南方向槍炮聲一陣緊似一陣,預感到處境即將惡化,江邊上的秩序隨之更加紊亂。稍微有點力量的人,不問是傷病兵還是難民,都在焦急地設法作最後掙扎。     
    13日拂曉,他們想到夜間已撤走一部分官兵,斷定已處在最後生死悠關的時刻,便搬來商店的大門、洗澡盆、長凳子、圓木等作為渡江工具,跳入刺骨的江水,艱難地向浦口方向泅渡。但具備泅渡條件的人數和可利用的泅渡工具畢竟有限,大多數人仍在下關望江興歎。而就在這天上午10時左右,日軍少將佐佐木到一指揮一支日軍部隊衝入了下關火車站、各條街道和中山碼頭及各船舶停泊的各個碼頭,用機關鎗、步槍瘋狂地向難民群射擊,手榴彈也在難民群中轟轟爆炸,成千上萬的難民在驚恐、憤怒、咒罵聲中倒下。後來佐佐木承認這一天殺害我難民和傷病兵20000人以上。    
    日軍侵佔南京曾多次在中山碼頭進行集體屠殺,其事實有被害者和倖存者證實。    
    徐康氏證實其子徐文鑫死於日軍在中山碼頭的集體屠殺。當時她家住在東關頭,後全家避居難民區大方巷兵工署內。12月14日,日本兵以搜查中國兵為借口,將其子徐文鑫及其同事3人指為中國兵,不容辯解,強行帶走。全樓中共搜去200多人,下落不明。約一星期後,有隔壁鄰居之張有仁逃回,言說所被搜去之人次日(即15日)用汽車裝至下關中山碼頭,當時挑出10餘人,餘者全部用機槍掃射後將屍體推入江中。所挑的10餘人用汽車裝回中島部隊,留作奴役。張有仁趁黑夜跳牆逃回。    
    倖存者梁廷芳,白增榮證實日軍在中山碼頭曾一次集體屠殺5000餘人。他們當時住在難民區內五條巷5號。16日早飯後12時前,突有七八名日本兵到他們的住地進行搜查,隨即將他們五人帶到華僑招待所後面的大空場上,已見有數百人席地而坐,亦令他們坐在人群旁邊。繼之由日軍又驅來平民多人,大空場上人已滿,復送至對面兩大空院中時,人多已容納不下,即由日軍帶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點時止,捕捉人數除帶走外,所佔面積計約5000人以上。天已漸黑,即由日軍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關而行,到達下關時已是6點多,即將這5000餘人置於中山碼頭的人行道上。少頃即有大卡車二輛裝來滿卡車麻繩,復有新式汽車一輛趕到,下車似一高級軍官。即有多數帶刀者趨前向其敬禮,聆訓語別,該帶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繩一同向東西分散,同時在路當中每數十步放置機槍一挺。在7時光景大屠殺開始。屠殺至3小時止,東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榮議定:總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邊的水不很深,僅及大腿。但日軍又以機槍向江中掃射。梁廷芳右肩窩中彈一粒,但白增榮未曾中彈。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聯繫。二三小時後日軍撤離江邊。他們經過不同的艱難而逃出生命。    
    抗戰勝利後,梁廷芳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殘害的經歷控訴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區的集體屠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在上新河、江東門、拖板橋、菩提閣、江灘、棉花堤等地廣闊區域內屠殺我軍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殺中的一大暴行。    
    當日軍步步向中華門推進時,沿途被驅趕的大批難民向南京方向逃來。早期的一部分難民尚能進入南京城裡。但在日軍攻打雨花台戰鬥很激烈時,中華門外已成戰區,難民們不能直接通過中華門進入城裡,為了避死求生,便跟隨當地的一些人向西遷移,或想避開戰區,或想通過水西門、漢中門進城,求一安生之地。與此同時,滯留在下關的數萬難民,眼見日軍進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關又是南京水陸交通的樞紐,是日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必定即將陷入敵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與需相差太遠太遠了。迫於危急,與其等死不如勞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於是滯留在下關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動。此外,在日軍進攻雨花台的戰鬥日趨激烈的時候,城裡的一些人知道中央軍已將挹江門封閉,而又估計日軍攻陷南京僅僅是時間問題。為了躲避日軍的屠殺,有少數人便從水西門、漢中門出城,湧向城西,以為到鄉間便可以避難。    
    上述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為數眾多,加之從戰場上潰退下來而已拋棄武器的士兵,他們準備從此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軍谷壽夫師團侵入南京城裡進行大屠殺,在向下關進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門、漢中門外廣闊的地域內與那三批難民相遇。此處東方城牆,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敵手的下關,南面是南方追上來的日軍第6師團,在凶虐的谷壽夫指揮下,對準數萬難民開槍射殺,水西門外、江東門、三汊河廣播電台、新河口、荷花池、江灘、棉花堤、東獄廟等等廣闊的地帶,屍橫遍野,人血塗地,慘不忍睹。    
    上新河地區的集體屠殺,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作為「戰功」已有明確記載。    
    攻陷雨花台後的第6師團步兵第45聯隊繞南京城西側,掃蕩了揚子江地區。谷壽夫就當時的「軍事行動」這樣說:「到處遇到從南邊逃出來的萬餘敵人,我們予以重創,江岸全為屍體覆蓋。」(引自《大屠殺》第26頁)    
    這裡谷壽夫扯了彌天大謊,把「上述三方面的難民」說成是「從南邊逃出來的敵人」,這「敵人」無疑是指中國「難民」。須知,我們從前面 「芮芳緣等在花神廟附近掩埋國軍屍體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衛雨花台的部隊犧牲重大,撤退下來的人數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國部隊於12月12日下午5時開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隻,陸路突圍者有明確路線,方向和目的地。各級指揮官和參謀們決不會指揮自己的部下鑽進水網地區的死角——上新河一帶待斃。把難民說成是敵人,這本身就是軍國主義意識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區的集體屠殺,中國方面也有證人,主動掩埋屍體者清點了屍體的數目,證據確鑿無疑。    
    當地對外文化協會的汪良,就上新河這一帶市民被大屠殺的問題,向中國歸來者聯絡會的山岡繁提供事實說:    
    這裡集中大約一萬五千個人,他們準備渡江,逃往揚子江上游。渡江後,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圍了失去避難場所的難民,從三個方面一齊進行射擊,並用汽油點火進行燒殺。許多人無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沒。」(山岡繁《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災區》第15頁)


第二部分第17節 鐵證如山(9)

    另一件事發生在附近的江東門木橋上。據說:    
    逃得暈頭轉向的難民,為了過橋,互相擠在這座橋上,致使木橋倒坍,橋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後面的難民源源不斷地湧來,也一個個落水,頃刻之間,河裡儘是人。日本兵追到這裡,一齊用機槍掃射,擊斃了三千人左右。這些人幾乎都是從城裡逃出來的難民。(山岡繁《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災區》第14頁)    
    以上兩點轉引自《大屠殺》第27至28頁。需要澄清的是:後一點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問題。比如「後面的難民源源不斷地湧來,也一個個落水,頃刻之間,河裡儘是人」,沒有說清楚從斷橋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這種文字上表述不準確,後來被田中之流等人鑽了空子,強詞奪理地說「從斷橋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考證歷史時只能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在文字上做遊戲。侵華日軍第6師團步兵45聯隊在江東門一帶屠殺市民3000人左右,谷壽夫作為「功績」已載入《軍情報告》。日軍陸軍參謀本部所編《支那事變陸戰史概要》中對第6師團此次軍事行動也有明確敘述,任何別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關於江東門的集體屠殺,倖存者劉世海也可以證實:劉世海原是守衛雨花台部隊的士兵,退到下關後,想過江又沒有船,一行50餘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從三汊河轉到江東門,打算向蕪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許多屍體橫陳,有男有女,還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們到了江東門,在模範監獄門前,被一隊日本兵攔住。他們把白旗舉給日本兵看,並對他們說:「我們是投降後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們已放下了武器,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們強行趕到監獄東邊的一塊菜地裡,命令他們排成一隊。周圍有五六十個日本,其中有十幾個提著軍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從四周衝上來,用軍刀、刺刀亂砍亂殺。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過去。等他蘇醍過來時,天已經黑了,而他身上卻壓著兩個死人,便使勁推開屍體,站立起來。幸虧脖子上的傷口還不很深,而且血已經止住了。趁著天還沒有亮,他忍痛離開那塊菜地,經歷艱險,輾轉逃出生命。    
    他現在脖子上仍有約10厘米長的傷疤作證。    
    盛世徽捐資埋屍28730具更是鐵的證據。他就日軍在上新河地區大屠殺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呈文》中說:    
    事由:為日寇殘害我軍民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人於上新河附近,被俘斃命由。    
    竊民等籍隸湖南,以木業行商,旅居上新河歷有年所,家業財產全在,為財未離。不幸於民國二十六年冬間,日寇淪陷南京時,惟上新河區甚險。東方城牆,西方大江,北方下關,敵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軍,退下兵多混亂,四方無處措身,被俘遭敵戳殺。就江東門、漢西門、鳳凰街、廣播電台、自來水廠、皇木廠、新河口、拖板橋、菩提閣、菜市口、荷花池、螺絲橋、江灘、棉花堤、雙閘、東獄廟各地,屍橫遍野,人血染地,淒慘萬狀,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別地逃難來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屍叢中躲出,耳聞目視日寇殺害我國軍民。……民等被拉扛擄物,心驚膽跳,可憐死者拋屍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將屍掩埋。每具屍體以法幣四角,共費法幣一萬餘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蔣王廟附近誘殺虜500餘人    
    12月15日下午,在蔣王廟附近,由大漢奸高冠吾出面,誘騙散兵約500餘人就地放下武器,當場集體屠殺。    
    當時有1000多名教導總隊和83軍官兵,由於12日夜間慌忙撤退,或掉隊或與部隊失掉聯絡,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蔣王廟附近的丘陵深草叢中,處境相當危險。    
    中午時分,日偽督辦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餘人,分乘三輛打著美國星條旗的小轎車從太平門開出來到蔣王廟,冒充美國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招來散兵代表「談判」,詐稱「只要散兵們放下武器,美國使館將出面和日軍交涉,保證安全,負責用汽車送進城裡難民區避難。將來再出去報效祖國」。散兵被集體屠殺,只有吳炳生等幾個人死裡逃生。    
    (10)在下關南通路的集體屠殺。    
    胡春庭證實: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將我這放下武器的軍人和難民300餘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麥地裡,用機槍射殺,無一生還,將屍體棄在麥地裡而去。胡春庭聯合有勞動力的難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後來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墊海運碼頭,至將所埋屍骨痕跡毀盡無餘。    
    (11)在姜家園南首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時,日軍在挹江門姜家園南首,將居民300餘人集中起來,用機槍射殺,或縱火燒斃,無一生還。    
    (12)在鼓樓四條巷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6日,日軍在鼓樓四巷難民區,將張義魁等50餘人,集體屠殺。    
    (13)在下關又一次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大方巷難民區內,將青年單耀亭等4000餘人,押至下關,用機槍射殺,無一生還。    
    (14)在北圩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北圩將熊桂弟等30餘人,集體用機槍射殺。    
    (15)在四條巷塘邊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時,日軍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訓練所舊址,將平民呂發林、呂啟雲、張德智、張德亮、張務海等100餘人,拖至四巷塘邊,用機槍射殺,無一生還。    
    (16)在大方巷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軍在鼓樓五條巷4號,搜捕徐靜森等10餘人,押至大方巷廣場上,以機槍掃射。    
    (17)在龍江橋口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軍在龍江橋口,將我軍民500百餘人綁紮後,全體推於馬路空地旁,以機槍射殺後,縱火燒屍,尚有氣息者,更以刺刀連續戳斃。    
    (18)在大方巷廣場上的又一次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軍在鼓樓五條巷4號難民區內,將平民王巖、陳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數百人,驅至大方巷廣場上,以機槍射殺。    
    (19)在大方巷塘邊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6日,日軍在傅佐巷12號,將平民謝來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邊槍殺,罹難者200餘人。    
    (20)在石觀音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觀音17號,日軍將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榮貴、柯方氏、柯榮春、柯根榮、小巧子、趙雪美等8人集體槍殺。    
    (21)在煤炭港的集體屠殺。    
    陸法曾陳述《日軍集體屠殺首都電廠職工》一文說:南京首都電廠於南京淪陷之前,奉命維持供電業務,留有由副工程師徐士英率領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淪陷後,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記冷藏廠內避難。後日軍到下關且到和記廠內檢查,除有文件證明身份確為和記僱員外,余均被拘捕圍禁於煤炭港下游之江邊。是處被拘禁者約3000之眾。徐士英得到和記友人之介紹,為敵軍配製汽車電鑰匙而得免難。另有趙阿勞稍懂日語被釋出。正在趙和另一名被釋放的工人設法營救同仁時,江邊圍禁之眾忽被全部殺害:其初以機槍掃射;繼將臨近茅屋的驅進屋禁閉,再集薪油之類堆積茅屋四周,放火燃燒,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燒死。    
    倖存者陳德貴是日軍煤炭港大屠殺的見證人,親身經歷了那場集體大屠殺。    
    1937年12月12日,陳德貴跑到下關「和記洋行」避難。13日,日軍侵佔下關,發現了他們這批難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從幾千名難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輕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隊伍,並要難民們交出手錶和銀元等貴重物品,又進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這批難民從和記押到煤炭港一個倉庫裡關起來。第三天清晨,日軍打開倉庫的門,說「現在到工地上去幹活,每10個人一組出去。」站在倉庫門裡的10個人馬上被推出去,不久,陳德貴聽到一陣槍聲。不一會,門又打開了,再推出去10個人,又是一陣槍響。他心裡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槍殺了。當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時,陳德貴就出去了。這時約在上午8點多鐘,一走出倉庫,他看到日本兵列隊兩旁,斜舉著步槍上的刺刀,後面的日本兵押著他們。當走到長江邊時,陳德貴看到倉庫背後的河堤上排列著30多個持槍的日本兵,他馬上意識到屠殺就要開始了。當他站到水裡,就在日本兵舉槍射擊時,陳德貴一個猛子栽到河裡,潛游到河對面,藏在一個倒在河裡的火車廂肚裡,親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槍殺。從早晨到傍晚,還有六七百人未被殺害,日本兵就把他們一起趕到河口,用機槍向他們狂射。天黑以後,日本兵走了,陳德貴摸到岸邊,偷偷地爬上岸來。因在水裡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揀起一條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間。第二天幾個日本兵從棧橋頭經過,發現他在抖動,便向他打了一槍。子彈頭從他大腿上穿過,左手無名指也被打傷,至今還留下傷疤。日本兵以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屍體的人見他還活著,把他救上來,才倖免一死。


第二部分第18節 鐵證如山(10)

    (22)在寶塔橋、上元門和魚雷營的集體屠殺。    
    1937年12月,日軍在城外寶塔橋及魚雷營一帶,屠殺被俘軍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職員陳萬祿陳述《日軍在寶塔橋慘殺軍民》一文說:    
    余謹將親見敵人罪行之事實,據實陳述如下:    
    一、在寶塔橋謀殺我無辜青年約三萬餘人。    
    二、奸害婦女暴屍於市者約一萬人。    
    單就寶塔橋一地而言,日軍「在寶塔橋謀殺我無辜青年約三萬人以上」顯然有些誇張。但寶塔橋與魚雷營、上元門很近,日軍在這一帶進行多次集體屠殺,說其「總數在三萬以上」未必不是事實。日本軍的集體屠殺在揚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發生,在寶塔橋、魚雷營和上元門說日軍集體屠殺我國軍民在三萬人以上,一點也不言過其實。    
    目睹者何守江證實:他家住在寶塔橋橋東。日本兵侵佔南京時,寶塔橋一帶沒有來得及逃走的難民,大約有四五千人,十字會把難民分男女兩邊集中。日本兵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就從女難民中拉走了十幾個年輕的婦女去姦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國人陸續不斷地趕到寶塔橋上,強迫他們往下跳。由於橋很高,先跳下橋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後跳下橋的人,沒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機槍掃射,無一倖存。    
    下關警察局《調查日軍在寶塔橋集體屠殺軍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說:    
    關於敵人在下關有組織之大屠殺,及大批軍民在機槍掃射之下殉難,或墮江溺死之情形,……調查結果所得材料如下:據寶塔橋浴室老闆陳漢森及金固鄉梁思誠鄉長等聲稱,彼等所見及之敵人在下關之暴行如下:    
    寶塔橋——此處殉難者多數為敵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機槍掃斃,經掩埋之屍體為582具,叢葬於煤炭港。    
    後者證實前者所目睹之事實。前者說,日本兵「把七百多個中國人,陸續不斷地趕到寶塔橋上,強迫他們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機槍掃斃,無一人倖存;與後者收埋582具屍體有無矛盾呢?應該說毫無矛盾之處。「或墮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屍體被江水沖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餘在軍事法庭陳述日軍在魚雷營集體屠殺時說: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時,日軍在江邊魚雷營集體屠殺九千餘人,先用機槍掃,後用刺刀戳,最後用火油燒。    
    1946年1月8日,下關警察局,同樣通過陳漢森和梁思誠證實:    
    魚雷營——此處被機槍掃斃經掩埋之屍為2508具。    
    這樣一來,寶塔橋和魚雷營兩地集體屠殺我軍民計9700餘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餘人。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這9000餘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殺的數字。前面提到「日本軍的集體屠殺在揚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發生」。後來,65聯隊的隨軍記者聽到當時情況後說:    
    「屠殺事件從15日下午就開始了,到晚上達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殺更多的軍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開始集體屠殺。那麼這些屠殺對像從哪裡來的呢?    
    屬第16師團的65聯隊,曾於13日下午4時30分佔領了紫金山以北的烏龍山炮台,接著於14日上午11時佔領了南京北側的幕府山炮台。中國軍隊從城裡敗下來,65聯隊輕而易舉地俘虜了這支部隊。東京朝日新聞社的隨軍記者就當時情況報道如下:    
    在烏龍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裡,兩角部隊(65聯隊歸該部隊統轄)俘虜了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從南京城潰退下來的敵兵。總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虜,因而抓獲的部隊似有點吃驚發愣,以至我方由於人數少得無法相比,應付不過來。先叫他們丟掉槍支,然後把他們押進營房。雖說是一個師以上的軍隊,就是擠得緊緊的,也塞滿了22棟大營房……    
    第一、這14777人中有相當數量是難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關在內只有上元門和魚雷營才有營房,後者的營房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營房的數量有限。根據記者橫田提出「22棟」營房的數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門營房,而不是魚雷營海軍營房。第二、關於這14777名俘虜住在上元門營房內日本方面也有報道。    
    當時,朝日新聞出版社出版的《日華事變畫報》第11輯就刊登了一幅兩角部隊抓獲俘虜(部分)的照片,他們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揚子江岸邊村莊——上元門的兵營裡。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殺他們的前一天拍攝下來的。(引自《大屠殺》第36頁)    
    事實表明,這14777名被俘軍民,經過請示司令部,在命令「處理掉」的情況下,兩角部隊借口沒有飯吃,將被俘軍民集體殺害了。山田旅團長曾狡辯說:打算把這批俘虜送到江北釋放,因途中俘虜「暴動」,日軍才開槍射殺。所謂「暴動」是日軍面對大批俘虜開槍集體屠殺後,被屠殺者奪路逃命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暴動。山田還扯謊說,為了押送這批俘虜到江北釋放,事先已經準備好了船隻。持否認南京大屠殺觀點的鈴木明曾就渡船問題向山田問道:「船有多大?有幾艘?」山田回答說:「大概有幾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數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條船呢?我們知道:從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曉,江南岸邊一條船也沒有了,從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內,下關各個碼頭、燕子磯、巴斗山,所有船隻都已裝載撤退下來的軍人和部分難民駛往北岸,而且都到內河裡隱藏起來。只要有船,撤退到江邊待渡的軍人和難民,無論如何,都要登船北渡,決不會眼睜睜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靜靜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隻,聽到江南的槍炮聲,明知日軍在南岸已展開了屠殺,船老闆再蠢也不肯開船到南京來送死呵!山田的回答完全是欺騙,為的是一股腦兒推卸掉自己執行司令部的命令屠殺掉這14777名被俘軍民的罪行。那麼,集體屠殺這14777名被俘軍民的地點在什麼地方呢?    
    日本方面曾有人說:屠殺這14777名俘虜的地點是草鞋峽。不對,這個地點應該是魚雷營。其理由如下:    
    第一、草鞋峽集體屠殺的對象是來自幕山下之四、五村,而不是來自上元門營房。    
    第二、草鞋峽集體屠殺之前有個捆綁屠殺對象的過程,而上元門押送屠殺對像之前則使用「送往長江北岸釋放」的欺騙方法。一硬一軟,兩者的方法截然不同。    
    第三、從押送集體屠殺對象的里程上看也不是草鞋峽,而是魚雷營。上元門至草鞋峽在3公里以上;而上元門至魚雷營僅一公里多些。這個里程由第65聯隊據有「65聯隊活字典」之稱的平林作出了回答。他就當時從上元門收容所押解俘虜到江邊的情況說:「僅幾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引自《大屠殺》第310頁)且原文就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斷這14777名被俘軍民是從上元門營房押至魚雷營集體屠殺掉了。


第二部分第19節 鐵證如山(11)

    第四、時間上也證實上元門營房關押的14777名被俘軍民是在魚雷營被集體屠殺的。草鞋峽集體屠殺的時間是12月16日晚上,而魚雷營集體屠殺的時間是12月17日晚上。    
    即便如此,魚雷營集體屠殺也只有24000餘人,距30000人以上還差6000之遙。    
    我們知道:12月13日,日軍的先頭部隊到達下關進行屠殺時,有一部分難民為了避死求生,自上游逃向了上新河,遭到日軍第6師團的屠殺。而向下游到寶塔橋、上元門、魚雷營一帶的難民也遭到日軍的屠殺。這樣說有無證據呢?回答是肯定的。    
    同盟通訊社記者前田雄二,最近寫出《在戰爭的浪潮中——從華中到法屬印度支那》,就16日那天的屠殺情況這樣說:    
    這一夜(舉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們在野戰分局再次舉行慶祝宴會。席間,深澤干藏獨自一人去下關看看,得知就在下關長江下游有許多屍體,堆積如山。他走去一看,堆積如山的屍體綿延很長距離。據說,警衛兵如發現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動的話就立即把他殺死。    
    洞富雄先生對上述情況研究後說:    
    深澤記者說,他在17日傍晚看到的屍體堆積如山,其中有的還在動,這也像松本重治所說的那樣,可以認為是前一天晚上發生慘劇後遺留下來的痕跡。……自13日起,日本軍在揚子江岸邊幾乎每天都進行大屠殺。從下關到草鞋峽,在漫長的揚子江岸邊,肯定到處都是屍體,堆積如山。總之,我認為深澤和前田只是看到發生慘劇後遺留下來的痕跡的一部分而已。(引自《大屠殺》第51至52頁)    
    前田和深澤都沒有明確提出在上元門附近看到屍體一事。但我認為,從下關到草鞋峽要經過上元門。在漫長的揚子江岸,到處都是屍體,堆積如山,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上元門附近的屍體。否則兩記者就不會看到「堆積如山的屍體」了。此外,日本官方也為寶塔橋、魚雷營、上元門一帶集體屠殺提供了證據。    
    12月21日,就任南京地區西部(包括城內)警備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將,在其《進攻南京紀實》一文,就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五日的情況記述如下:    
    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繼續不聽命令的殘兵敗卒。在下關予以處決者達數千人。(《一個軍人的自傳》,轉引自《大屠殺》第47頁)    
    從什麼角度可以推斷這數千人被集體屠殺在魚雷營呢?    
    此刻,中山碼頭到浦口的輪渡已經通船,也有少量外輪在江邊碼頭停靠。日本軍搞集體屠殺不會不擔心被第三國的僑民看到。煤岸港、寶塔橋靠近英商和記洋行,也不是集體屠殺俘虜合適的場所。草鞋峽此時堆積如山的屍體仍未處理完畢,更不適宜在那兒集體屠殺。魚雷營原是軍港,此刻此處停有日本的艦隻,中國人無論如何也不敢接近。同時在魚雷營集體屠殺俘虜消屍滅跡最為理想。日本軍當然會進行比較,淘劣擇優,自然而然地選擇魚雷營了。    
    綜合上述各點,以事實為根據,說日軍在寶塔橋、上元門、魚雷營集體屠殺我被俘軍民在30000人以上,一點也不言過其實。    
    既然時間上不同——為什麼草鞋峽集體屠殺發生在16日晚上,而關於上元門的14777名要在17日晚上押到魚雷營集體屠殺呢?    
    前面經證明:侵華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是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這就要根據實際情況,慎重考慮,周密安排,尤其是已被看管起來的中國軍民。    
    眾所周知,日軍在攻陷南京戰役中最突出問題是投入的兵力與戰役目標很不相稱:首先未能達到全殲守軍的目的,其次在屠殺被俘軍民時也暴露出兵力不夠支配的問題。這樣一來指揮者就要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安排兵力,分清難易,逐一屠殺。對那些不願當「順民」者在哪裡相遇便在哪裡屠殺,決不放走一個仇視「皇軍」的人。對已被俘者看守不易而容易跑掉的俘虜則先斬盡殺絕;對圈禁牢固的地方則最後「處置掉」。比較起來,草鞋峽集體屠殺對像圈禁在幕府山下之四、五村中,地點分散,顯然看守兵力不足;這一帶地形複雜,被俘軍民極易逃跑。而上元門營房關押的14777名被俘軍民,看守起來比前者牢固得多,而且事實上還有一個向司令部請示「處置掉」的過程。所以16日晚上,日軍進行草鞋峽集體屠殺便在情理之中了。    
    關於17日集體屠殺上元門營房內的被俘軍民日本方面也有證人。1984年,當時參加處理這批俘虜的栗原軍曹詳細地說明了事實的真相:    
    南京陷落後,大批處決無抵抗的俘虜,的確是事實。不管日本方面如何否認這一事實,中國方面只要有些倖存者,這個事實就無法隱瞞。    
    栗原當時只有24歲,為把「事情的真相留給後人」,當時畫一些示意圖。示意圖中提到的俘虜數是18500人。他回憶說:「在沿支流挺進是幕府山腰時,一舉迫使大批中國士兵投降了。各個中隊手忙腳亂地解除了這批俘虜的武裝,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許他們帶一條毯子,然後就把他們收容進一排草頂的大型臨時建築中,中國兵管此叫『廠捨』。」「在舉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根據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這些俘虜處理掉了。那天早上,向俘虜們解釋說:『要把你們轉移到江心島的收容所去。』轉移大批俘虜應當警備,所以配置了一個大隊的日本兵。這是一次大批人員的行動,動作很遲緩,把俘虜們手向後捆起來,出發時已是下午。出了廠捨,命令俘虜排成四路縱隊,成一字長蛇,向西迂迴,繞過丘陵,來到長江邊,大約走四五公里,頂多六公里。」「俘虜隊伍到達三四個小時,俘虜們注意到:說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島上,可是並沒有那麼大的船,江邊也看不出什麼渡江的準備。就這樣不明不白的等著,天已快要黑下來了。然而,就在俘虜群周圍,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圓形包圍過來,許多機關鎗的槍口對著俘虜們。……不一會兒,軍官們下達了一齊射擊的命令。重機槍、輕機槍、步槍圍成半圓陣式,對著江邊的大群俘虜猛烈開火,將他們置於彈雨之下,各種槍支齊射的巨響和俘虜猛烈開火,將他們置於彈雨之下,各種槍支齊射的巨響和俘虜群中傳來的垂死呼號聲混在一起,長江邊簡直成了叫喚地獄,阿鼻地獄。……    
    齊射持續一個小時,直到俘虜全部倒在地上。這時天已黑下來。」    
    這裡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前面平林證實從上元門營房押至江邊僅一公里左右,因而證明集體屠殺這批俘虜的地點是魚雷營,而不是草鞋峽。現在栗原又說是「四五公里,頂多六公里」。會不會由此否定這批俘虜被集體屠殺的地點不是魚雷營呢?不會的。魚雷營在上元門之北。而栗原則說「向西迂迴,繞過丘陵,來到長江邊」。這就明顯地成了直線和曲線的兩種不同說法,而地點則是一致的。且來看看草鞋峽的集體屠殺,對上述的理解也會有所幫助。    
    (23)草鞋峽的集體屠殺。    
    草鞋峽集體屠殺在南京大屠殺中很具典型性,一是屠殺人數之多令人膽寒;二是並非單純地屠殺,而是在屠殺之前進行迫害,喪盡天良地令屠殺對像凍餓幾天幾夜;最後,屠殺後在屍體上澆上煤油,焚屍滅跡。    
    對於草鞋峽的集體屠殺,南京淪陷前在首都警察廳工作的魯*3,作為目睹者對其經過作了如下陳述:    
    倭寇入城後,將退卻國軍及難民男女老幼計57418人,圈禁於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斷絕飲食,凍餓死者甚多。16日夜間,作鉛絲兩人一扎,排成四路驅到下關草鞋峽,用機槍悉於掃射後,復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屍骸悉投入江中。在此大屠殺中,有教導總隊馮班長及保安隊警郭某,將綁紮掙脫,佯臥地上,拖屍蓋身,因而得免。惟馮班長左膀上被刺刀戳傷,郭某脊背燒焦,逃至上元門大茅洞,具結人(即魯*3)覓便衣更換,偷偷渡至八卦洲始脫險。    
    魯*3與敵巷戰中被敵炮彈炸傷腿部,匿於上元門大茅洞內,與圈禁被俘軍民之村落和屠殺場地很近,居高臨下,目睹了慘狀。抗戰勝利後,1945年12月7日,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和書記官陳光敬先生,親自深入到下關等地調查,完全證實了魯*3所提供的事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也提到了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所提出的報告:    
    敵軍入城後,將準備退卻的國軍和男女老幼難民共57418人關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個村莊裡,斷水斷糧。凍死餓死者頗多。到1937年12月16日夜間,日本軍用鉛絲將倖存者兩個兩個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驅集到下關草鞋峽。然後用機槍對這些人進行掃射。又用刺刀亂戳,最後在屍體上澆上煤油焚化。燒後,把屍骸一個個地拋入揚子江中。(轉引自《大屠殺》第41至42頁)    
    有人對魯*3提供的「57418」這個數字,提出這樣那樣的疑問是自然的。問題的關鍵在於他怎麼知道是「57418」人的?應該肯定,魯*3在首都警察廳工作,因職業的關係,他平時可能很注意人的數目,自有一套簡便的統計方法。同時匿於大茅洞內,居高臨下,時時都會注意村莊裡敵人的動向,更會擔心同胞們的命運;時間又有那麼長,為憂慮中的他提供概算人數的可能。再一個是:他見到馮郭來洞,三個人不可能不交換看法,其中對被慘殺的同胞不可能不進行估算。否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會那麼輕意地認可嗎?    
    家住下關寶塔橋橋東的何守江也證實了草鞋峽的集體屠殺。他說:    
    1938年陰曆正月初四,我從江北的卸甲甸過長江到草鞋峽(現在的金陵船廠),看到遍地都是屍體,全是日本兵用機槍掃射死的。


第二部分第20節 鐵證如山(12)

    日本方面對下關一帶集體屠殺的慘況也有詳細的描繪。已故南滿洲鐵道公司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在《悲劇的證人》中說:    
    昭和12年(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全部佔領南京,17日,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為首舉行了入城式。在這5天內,穿上了軍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惡鬼羅剎和妖魔鬼怪,窮凶極惡,慘無人道,凶暴到了極點。其殘酷的發瘋程度,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說掠奪和強姦,就連收容在城外下關的數萬名俘虜也被機槍掃射,遭到了屠殺。下關的街道被澆上了汽油,燒得精光。呼救聲,響徹大地,一片垂死掙扎的哭叫聲,火舌把天空染紅,汽油燃燒冒出陣陣黑煙,機槍在咆哮,死屍在散發了惡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到處血流成河,揚子江的混濁江水也染得血紅。(轉引自《大屠殺》第273至274頁)    
    上述中西義顯雖未直接提到草鞋峽的集體屠殺,但完全證實了日本軍「窮凶極惡,慘無人道,凶暴到了極點」。    
    從掩埋屍體的情況看,也證明草鞋峽集體屠殺是鐵的事實。    
    日偽南京市衛生局抄報草鞋峽    
    農民金國楨掩埋屍體呈文    
    (1938年)    
    草鞋峽農民代表金國楨呈報:寶塔橋、草鞋峽、濱江一帶屍體暴露,臭氣四溢,請求掩埋。經呈准經費,飭蕭財源領掩埋夫四名,募臨時夫20人住宿該處。由6月13日至7月6日工作24天,共收瘞及遷埋屍骨3575具。選定地勢較高,離江較遠之地作大型土墳一座,並豎碑一方,以資紀念。又掩埋男女屍12具,孩屍37具,施大棺12具,小棺一具。    
    日軍在魚雷營和草鞋峽集體屠殺我被俘軍民數萬人,大部分屍體當時被焚燒後拋入江中。日本軍這樣做的目的是毀屍消滅罪證。但是這樣大規模的屠殺,不管日軍事先和事後計劃如何周到,也不可能做得乾乾淨淨,不留下任何痕跡。正因為如此,事後,紅十字會仍掩埋屍體24000餘具,作8個合葬墳墓。墓前石碑上書有「民國廿六年草鞋峽無主孤魂墓」字樣。抗戰勝利後,曾拍照作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證報國際遠東軍事法庭。而金國楨等掩埋的3575具屍體只是紅十字會漏埋,或是由上游衝來,或是散落在偏遠地方上的屍體罷了,僅是魚雷營和草鞋峽集體屠殺屍體中一小部分而已。    
    (24)燕子磯的集體屠殺。    
    燕子磯的集體屠殺一案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中國方面未曾向該法庭提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認為證據暫時不足,待搜查確切證據再行呈報;二是被屠殺的人數有爭議,一時統一不了;三是當時未能找到燕子磯集體屠殺中的倖存者或是屠殺現場的目睹者。鑒於慎重的原因才未輕易向該法庭提出。或許還有人認為:燕子磯集體屠殺一案無論呈報與否都不會影響南京大屠殺的定性,因而被忽略。我們先來看看有關燕子磯集體屠殺的資料。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編著的《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一書中說:    
    燕子磯地處南京城東北角沿江邊處,是南京風景勝地之一。    
    南京陷落前,這裡集聚幾萬難民,想由此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隻,無法渡江。日軍侵入南京的前一天,燕子磯江面已被敵艦、敵機封鎖,並向沿岸難民襲擊,死傷無數。日軍入侵南京後又把難民趕到沙灘,圍禁起來,然後架起數十挺機槍,向難民掃射。(引自《暴行》第132頁)。    
    燕子磯的集體屠殺史料的記載是有根據的,經得起論辯。對此目睹者郭國強作了證明。郭在1936年參加88師,日軍進攻上海時曾參加抵抗日軍的進攻。撤退下來後,在句容又和日軍打了一仗,隨後退到南京,參加保衛南京的戰役。他說:    
    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軍」穿著便衣,逃到燕子磯三台洞附近。親眼看到日軍在燕子磯江灘進行大屠殺的情景。當時日軍用機槍掃射了一天一夜,有兩萬多名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央軍」喪了命。我們躲在三台洞裡,後來被日軍發現,我們佯說是開山的農民,並拿出開山工具才免於一死。之後,我尋機逃到八卦洲下壩村,在這裡定居下來。    
    郭國強說「有兩萬多名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央軍』喪了命」。被屠殺的人數到底是多少我們暫且不管,先來弄清被屠殺的人中有無一般難民。這個問題唐廣普可以作證。    
    唐原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0期預備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後,參加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二團三營,在營部當勤務兵。他說:    
    12月13日,日本兵從中華門侵入南京,我跑到下關,無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磯。燕子磯滿街是人,抱木板、盆楹爭相泅渡長江。    
    唐廣普證明「燕子磯滿街是人」,這個人當然指的是穿著便衣的人,是逃難的難民,其中難免夾有象郭國強說的「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央軍』。」毫無疑問,日軍在燕子磯的集體屠殺中屠殺的多半是難民。    
    南京大學歷史系編著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最早系統地揭露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難得資料。其中對燕子磯的集體屠殺記載如下:    
    燕子磯:這裡有許多古廟,也有一個鄉鎮,鄉鎮附近數里的地方統稱燕子磯,鄉鎮前有一座小山崗,登崗四矚,長江在望,是南京古跡名勝之一。


第二部分第21節 鐵證如山(13)

    這裡在南京淪陷前,聚了十萬多難民,希望由此渡江,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隻,無法渡江。日軍侵入南京前一天,燕子磯江面已被敵艦、敵機控制,轟擊難民。難民們正分向四鄉疏散,不料日寇於侵入南京的同時,有一部分日軍趕到燕子磯,隨即把難民趕到沙灘(燕子磯當時的江灘很闊,隔江與八封洲相望。冬季該江灘有數平方公里——作者注)上,圍禁起來然後架起數十挺機槍,向難民射擊。所有的屍體,或漂浮江面水為之赤;或堆積沙灘,雨淋日曬。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處積屍,還無人過問,臭惡氣味,遠聞數里之外。    
    對於燕子磯的集體屠殺除了上述記載外,據洞富雄先生介紹,台灣方面也有記載:    
    現在台灣的郭岐將軍當時曾目擊該地發生慘劇後的情況。郭岐是南京守軍的軍官,南京陷落時隱蔽下來,次年在逃往上海的途中在燕子磯下游二公里處的巴斗山下船,目睹了當時現場的慘狀:「遍地都是屍體……臭氣四溢,令人作嘔。這些屍體都是軍人。」這些屍體「多達二萬餘具」,尤其是「從下關到鎮江的揚子江沿岸這一帶偏僻地方,全是這些屍體。」(摘自《大屠殺》第75至76頁)    
    毫無疑問,郭岐看到「從下關到鎮江的揚子江沿岸這一帶偏僻地方,全是這些屍體」完全是事實。但把20000多具屍體說成都是軍人的屍體與事實就有出入了。前面提到,燕子磯集體屠殺中被屠殺的多半是難民,而被解除武裝或穿便衣的軍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上新河、下關、草鞋峽等地的集體屠殺也都是難民多於軍人。這個事實我在下面還要繼續談及。    
    1965年,南京對外文化協會的江良,在日本「中國歸來者聯絡會」代表團訪問南京時,曾對該團體成員說:    
    燕子磯是揚子江岸邊有名的名勝之地,這裡,曾彙集了約10萬難民。日本軍從三個方面追趕而來,用10挺機槍將他們包圍,幾乎把他們全部殺了。據僅有的倖存於難的人說,當時揚子江的江水變得血紅,留在江岸的屍體,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氣熏天,散發到幾公里之外。附近一帶都可聞到這種氣味。([日]山岡繁著《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9頁)    
    可見,燕子磯的集體屠殺不是個別人的道聽途說,而是有廣泛的文字記載,不能視為謊言或誤傳。既是事實,必定還有其他證人。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除依靠軍統、中統、警察廳及各行政機構進行統計外,還成立了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委員會。對燕子磯的集體屠殺,調查人李龍飛在1945年10月1日的呈報中說:    
    罪行事實: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間,在燕子磯一處,殺斃我解除武裝青年在五萬人以上,屍橫遍野,慘不忍睹。    
    同日,中央統計局職員陳萬祿向組織呈文報告說:    
    余謹將親見敵人罪行之事實,據實陳述如下:    
    敵人有計劃之恐怖行為,敵占南京時任意殺戳。在燕子磯江灘我解除武裝被其殺害者五萬人以上。    
    可以肯定,李飛龍的報告來自在燕子磯當地調查報告。後者則是情報,材料的來源很可能就是李飛龍調查的結論。二者不可忽視的缺陷都說我解除武裝者」,沒有提到被殺害難民的數目。    
    陳光敬敘述日軍在八卦洲集體    
    屠殺軍民致廣松信函    
    (1945年12月27日)    
    廣松先生台鑒:來表得悉令郎懷金君給敵人殘殺,至感痛心。本人決代轉呈上峰,與敵人結算此一筆血帳,為死者申冤。又八卦洲一表,所填未詳,聞該處欲渡江之軍民,約10萬,俱給敵人掃射,屍體蔽江,江水停流,此千古浩動,有心人莫不發指。    
    前面已經提到:燕子磯江灘與八卦洲隔江相望,若是睛天而江上又無霧,對岸停靠的船隻肉眼都能數出。而八卦洲雖有內江和外江之分,但洲內並無很集中碼頭,不可能一處集中「約10餘萬」人。燕子磯江灘集聚的約10餘萬人,也不是單純去八卦州的,而包括直航江北的卸甲甸、通江集、九里埂、沙洲橋、劃子口、大河口以及內河東溝、瓜埠、六合等地。所以陳光敬先生的「又八卦州一表……約10餘萬」指的就是燕子磯江灘上集聚的「約10餘萬」人之眾。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出在燕子磯被集體屠殺的一說是2萬以上,一說是5萬人以上,有的則說約10餘萬人。這三個數字到底哪一個數字正確可靠呢?從材料的來源看,郭國強是屠殺現場的目睹者,稱得上是第一手資料,可靠性最強。但三台洞和燕子磯江灘有一定距離,所目睹被屠殺的人數和對象就不那麼準確;然而可準確地證實燕子磯江灘上發生過集體大屠殺。唐廣普的證言可證明「燕子磯街道上有那麼多被屠殺的對象。郭岐的敘述證明燕子磯集體屠殺後留下的部分慘狀。說其是部分,一是漂浮在江面上的屍體大部分匯入江中的激流衝到長江下游去了,只是在回水灣處才殘留下少量屍體。二是殘留下的屍體中可能還有上新河、下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江水沖下來的屍體。    
    其他資料的來源當然是來自當地群眾中的調查,具有相當的準確性,視為歷史資料也完全是應該的。燕子磯的集體屠殺未能找到更多的倖存者和目睹者,客觀上有其原因:第一、當地人先於難民逃到江北去了,留下的看家守門者已被日軍殺害;第二、燕子磯本身就是過往客商的碼頭,由這裡逃到江北去的難民散居在蘇北、皖北,以致山東、河南等省;第三、八年抗戰中這一帶都是戰場,或參加抗戰而犧牲,或為民被日軍屠殺;第四、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對整個南京大屠殺的調查深度和廣度都有限,許多很有價值的直接見證人被忽視;第五、解放後,人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曾做了大量工作,但到後期,由於一些倖存者和目睹者死亡,失去了這一部分證人。但是,既然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實,不管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如何狡辯、抵賴,也不管日本投降時他們如何下力氣去消滅罪證,但總會有些證據留下來了。    
    日軍在南京銷屍滅跡15萬具就是證明。    
    日軍集體屠殺南京軍民後,將屍體大部分扔進長江中,部分用汽油焚燒後掩埋,妄圖以此方法來銷屍滅跡,逃避罪責。    
    據可靠材料證明,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這5天中,日軍就銷毀屍體15萬具,其中包括2100名傷雖重卻未斷氣的活人。現已查明,由南京碇泊場司令部「處理掉」下關地區的屍體10萬具,由城內作戰部隊「處理掉」城內的屍體5萬具。    
    南京碇泊場司令隸屬華中碇泊場司令部,又稱第二碇泊場司令部,於1937年10月在大阪編成。1937年10月至1938年8月期間,司令是鈴木義三郎中佐。該司令部隨作戰部隊於12月13日進入南京,設於下關碼頭附近。司令部當時編製人員32人,司令官、次官各1人。軍官15人,軍士15人。軍官中少佐2名,一名叫安達由巳,另一名叫太田壽男,均為司令部部員。    
    南京碇泊場司令部到達南京後即接受處理下關地區中國軍民屍體的任務。14日至15日兩天,由安達由巳全權負責,在下關地區「處理掉」屍體6.5萬具,其中包括傷重未死者1500名。處理屍體的工作日夜進行,將屍體從下關碼頭及其在下游投入江中者計3.5萬,經船運至浦口東沿江燒埋計3萬。    
    15日,太田壽男到達南京,立即接受與安達共同負責處理下關地區屍體的任務。司令部撥給安達和太田30只船、10部卡車以及負責運屍的部隊士兵800名。安達和太田把下關劃為東、西二區,安達負責西區,太田負責東區,各分15只船、5部卡車,分別帶領400名士兵從事銷屍作業。遠離碼頭地區的屍體,由士兵用鐵鉤子將屍體搭上卡車。有重傷未斷氣者,先用鐵鉤子猛擊其頭部或胸部,將其打死後再拖上卡車,運至下關江邊,或直接拋入江中,搬上船再從江心扔下。    
    16日始至18日,3天中共處理掉屍體3.5萬具,其中包括重傷未死者600名。這3.5萬具屍體中,安達處理了1.6萬具,含250名重傷未死者;太田處理了1.9萬具,含350名重傷未死者。    
    自14日至18日,南京碇泊場司令部共處理10萬具中國人屍體,加上作戰部隊處理的5萬具,總數為15萬具。在整個15萬具屍體中,軍人為3萬,其他均為南京市民。市民的屍體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兒童。    
    通過這份材料,再次證明中國軍事法庭關於日軍集體屠殺我19萬同胞的判定是完全有根據的。    
    也許田中之流又會耍起算術的技能,狡辯說:800人,5天內處理10萬具屍體,每天2萬具,每天每人25具,又要用汽車裝到碼頭上,再從碼頭上用船裝到江中心扔屍,是不可能的。再說10輛卡車,每車裝60具,要裝1666多車,也是不可能的。同理,用船裝也是不可能的。又再說汔車裝屍、運屍、卸屍都要耗時費秒,5天之內不可能運送10萬具屍體。同理,30只船運完10萬屍體也是不可能的。總之,南京碇泊場司令部5天內銷屍10萬具是來自中國方面的編造。不對!我們已經證明: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計29案完全是事實。日軍集體屠殺場地主要選擇在沿江一帶,目的就是為了便於銷屍滅跡。可以認定,南京碇泊場司令部在下關銷屍10萬具就是日軍在下關集體屠殺我軍民的數字。也就是根據這個日軍稱之為「戰績」的數字,華中方面軍才向南京碇泊場司令部下達銷屍10萬具的具體任務。5天內,如果全部從距離下關很遠的各街各巷,用10輛卡車把10萬具屍體運到江邊上有一定難度。但是,不應忘記:日軍在下關一帶的集體屠殺都在江邊,這10萬具屍體中在屠殺的當時便有一部分落入江水,已被江水沖走。正如第六師團所屬輜重第六聯隊的小隊長高城守一在《揚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師團出兵大陸的記錄》所敘述親眼見到的慘劇:    
    在汀線,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波浪沖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差不多像是來自南京的難民,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第二部分第22節 鐵證如山(14)

    可見,集體屠殺的當時一部分屍體已被江水沖走,另一部分「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處理後一部分屍體只需用鐵鉤子從岸邊拖下水去便會被江水沖走,無需動用卡車和船隻轉運,非常方便。    
    南京碇泊場司令部銷屍10萬具算是完成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交給的任務。但前者只把交通要道處堆積的屍體或運走,或就地銷屍。然而散落在一些偏僻地方的屍體並未去尋找,仍暴屍於日曬雨淋。所以後來才有金國楨等在草鞋峽、寶塔橋等地掩埋零散或在偏僻地方的屍體的可能性。同時,前面已經陳述:日軍在草鞋峽和魚雷營曾邊集體屠殺邊銷屍滅跡。在這方面魯*3等人已經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出庭作證,這裡不再重複。    
    總之,鐵證如山,侵華日軍攻陷南京後,對我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血腥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集體屠殺軍民19萬餘人,零星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15萬多具,被屠殺的總數在30萬以上。    
    這是侵華日軍一大罪惡,有損日本的國格,更暴露了日軍的野蠻和殘忍。日本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這個問題呢?首先不能護短,強行抵賴;其次應誠懇承認日軍的犯罪事實;再次對後人進行正面教育,使其不重蹈覆轍。但日本右翼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之,抵賴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其中用南京人口變化情況進行詭辯,就是他們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手法之一。他在難民區20萬人口上大作文章,把這20萬人說成是南京的全部人口,侈談南京被屠殺30萬人的不可能性,以假亂真,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其實,這20萬人是日軍大屠殺後的倖存者,而不是在此之前南京的全部人口。    
    日軍南京大屠殺前後南京人口變化情況如何呢?根據南京市馬俊超市長就市內人口異動情況致內政部的咨文:至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份計為二十萬一百六十戶,一百零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口。(摘自《檔案》第700至701頁)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時,鑒於前方傳來日軍對我實行「三光」政策的消息,南京有近半數人口疏散逃難,但仍有近半數人留在南京市內及近郊。同時尚有國民黨軍隊數萬人未及撤出,以及從前方流入南京一定數量的難民。事實證明,在日本侵略軍攻陷南京前夕,南京仍有50餘萬人,而決不是被屠殺後的20萬人。這個巨大差距的變化也有人證。    
    日偽大民會總部組織部長王鴻恩在上海《朝日新聞》座談講話中說:    
    現在先就南京市民民眾在事變的當時所受的痛苦情形,作一個簡單的報告。南京人口在事變以前,即黨政府的全盛時代,計有人口一百零七萬之多,及至事變後,人口驟減至十七萬之數,相差幾達九十萬。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眾受了蔣介石的惡意宣傳,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則因誤會或種種不可避免的關係而罹難散失與犧牲。言念及此,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悲痛與遺憾了。據事變後調查統計人口減少的情形,其中二十餘萬人口,包括軍民,因受了黨政府的麻醉宣傳,相驚怕有災而避難於各埠;還有幾十萬人口,或則原在南京謀生而返回原籍,或則死亡失散了。(引自《檔案》第705至706頁)    
    首先肯定,王鴻恩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已背叛了祖國和人民,說話做事都是站在侵略者立場上,處處為其主子辯解。但就當時南京人口大帳也說了實話。如事變前南京人口107萬,有20餘萬人跟隨蔣介石逃離南京;另有20餘萬人避難於各埠;還有幾十萬人口,或在南京謀生而返原籍,或則死亡失散了。準確的說,王鴻恩所說「還有幾十萬人口」,實實在在的是50多萬人口。日軍屠殺後僅剩下20萬人口,還有30多萬人口到哪裡去了呢?明明是被日本軍殘酷無情地殺害了。    
    結論只有一個:田中正明妄想從人口上欺騙輿論,混淆視聽,否認南京大屠殺。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一些日本友人對此作了正確回答。    
    一位叫曾根一夫的,1937年23歲,曾參加南京作戰。1984年,他寫了一本《私記南京大屠殺》。他在書中寫道:    
    戰後,我讀過大量戰爭紀事,其內容由於著述者的立場不同而大相逕庭。    
    我認為,不老老實實地講真情,則不能使不知戰爭為何物的一代人做出正確的判斷。我決心把我所知道的事實公諸於眾。……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事實。對此,我可以斷言。我之所以這麼講,因為我本人作為一個士兵參加南京攻略戰並幹了那樣的事。……以我猜測,否定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想從戰史上抹掉污點,因此才歪曲事實的。    
    《私記南京大屠殺》一書由日本彩流社出版。作者曾根一夫在南京大屠殺中曾親自砍過中國人的頭,強姦過中國婦女,搶劫過中國人的財物。他以很大的勇氣暴露了自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並表示反省和反悔。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田中正明是何許人也?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面目也就一清二楚了。    
    (二)2萬多名婦女被強姦。    
    據南京市臨時參議會1946年對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日軍在南京的姦淫暴行,由於許多受害者事後出於羞恥等原因不願報告,很難確切查明。1947年3月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根據受害倖存者和目睹者的控訴確認,日軍陷城後,四出強姦,一逞淫慾,且蹂躪婦女方式離奇慘虐,前所未聞。另據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認定,在南京市內發生了二萬起左右的強姦案件。    
    田中正明在《虛構》中抱怨反對「奧斯威辛=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說法。我們回答說:就其屠殺手段而言,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遠甚於奧斯威辛的大屠殺。在屠殺之前,日軍大都對被屠殺者進行人身侮辱、虐待、搶劫、毆打、玩弄、姦淫。在這方面婦女比男人受害更為嚴重。日本軍侵入南京後,對我婦女的蹂躪,慘絕人寰。強姦案件太多,我們先來看看有關資料:    
    一、強姦幼女    
    第151件,12月22日兩個日本兵闖入金陵大學蠶桑系校舍,強姦13歲的小姑娘,母親想阻止,當場被擊傷。    
    第146件,12月23日下午7時左右,漢口路小學收容所,又來3個日本兵強姦兩個姑娘,一個年僅13歲。    
    第154件,12月16日下午4時,3個日本兵輪姦陸家巷6號1個13歲的小姑娘。    
    第175件,38年1月1日下午4時,3個日本兵闖入漢口路211號(屬於金陵大學),輪姦1名14歲的幼女。    
    第179件,1月3日,發育未全的14歲小姑娘,被日本強姦,受傷甚重。    
    第281件,1月28日,3個日本兵闖入大沙帽巷1號,強姦1名幼女。    
    第222件,1月30日,日方命令金陵大學蠶桑系校舍收容所內的一家難民,回到自己的家二條巷。當夜,3個日本兵破門而入,1個日本兵強姦12歲的幼女,另兩個日本兵則輪姦1個老婦,直至半夜始去。    
    第290件,1月30日上午11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所內的1個12歲的小姑娘,回到朝天宮黃泥巷19號家中,遭到4個日本兵輪姦。    
    第428件,2月7日,12歲的幼女半夜被姦污。她是昨天才和父親重返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父親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體發腫,不能行動。    
    上述10例,9例摘於田伯烈的著作,只有第281件引自《南京安全區檔案》。以上各件均經國際委員會查實,向日方提出抗議。    
    即使給日軍的掠奪說成是全市大掠奪也不過分。日本兵是一排排的闖入建築物,並屢次在軍官眼前進行掠奪,他們掠奪任何想得到的東西,日本兵多次強迫中國人搬運掠奪來的物品。    
    最初所需求的是糧食,這是很明確的。接著就搶劫其他有用的東西和貴重物品,最可恥的是日本兵還搶劫難民,集體搜查難民收容所的士兵搶劫金錢和貴重物品,有時還發生將難民的隨身物品全部搶走的事情。    
    歸納起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屠殺我國同胞30萬以上;第二、強姦婦女2萬名左右,一般地是先姦後殺,慘無人道;第三、有三分之一的建築被焚燒,受害最嚴重的是繁華的商業區;第四、被搶劫的財物不計其數。


第二部分第23節 鐵證如山(15)

    (三)縱火與破壞    
    根據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調查認定,日軍鋒鏑所至,焚燒與屠殺常同時進行。陷城之初,沿中華路迄下關江邊,遍地大火,烈焰燭天,半城幾成灰燼。又據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認定,全市約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築燒燬。    
    焚燒破壞是侵華日軍的「三光」政策之一,早在杭州灣登陸後便已實行。請讀者先看看「龍溪兩岸的烈火」慘案:    
    這次轟炸、焚燒、破壞,一直進行到深夜11時,北起吳興縣菱湖查家籪,南迄杭縣王家莊,長120里,寬10多里範圍內的近150個大大小小村莊,被炸得燒得一片火海,直到第二天還在燃燒。    
    日軍攻陷南京後在慶祝「勝利」的狂歡中,更加瘋狂地縱火,許多民房、商店、名勝古建築,以致整條街道被燒成灰燼。我們先來看看日軍縱火留下的罪證:    
    罪證之一。通濟門外米行街27家,各有祖產或自置房產,歷來經營各業,安分守紀。日軍侵入南京時,竟將通濟門外米行街焚燒殆盡(僅有米行街1號市民左東生房屋倖免殃及)。一個繁榮之街市,一變而為瓦礫場。不僅如此,後來,日軍盡將各家所被毀時遺留下的磚石瓦片,全部運至大教場(光華門外飛機場)附近,為其軍事之用。    
    罪證之二。孫慶有,男,24歲,住王府巷。日本兵進城後一個禮拜的一個晚上,約在8點到9點鐘時,日軍在鄰近的王府巷的豐富路衛生所裡(原址就是現在的建鄴醫院)先是烤火取暖,然後縱火把衛生所燒了。當時火勢越來越大,眼看火勢向王府巷茅房棚戶區蔓延,孫慶有等人非常驚慌。這時,日本兵假意要他們去救火,實則進行殺人。他們見到日本兵來了,便乘黑四散躲避。當時有些人從難民區裡回家看看,因而被抓,被打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被日本兵拋進火裡活活燒死。日本兵抓住他家鄰居徐保定、韓天成2人,要他們喊人去救人。他倆被迫喊了兩個人一起去,結果喊人的和被喊的4個人,沒有一個生還。    
    當天晚上,他見到被日本兵殺死的人還有:范老頭夫婦被磚頭砸死了;王月的母親和弟弟(是個瞎子)被刺刀刺死;王冠發的岳父岳母被用繩子捆住,推到火裡燒死;柏老五和鐵貴寶的岳叔丈在豐富路賣粥的夥計,也被打死、砍死;他母親還看見吳三躲在雞毛堆裡,被日本兵發現,狠戳一刀,從前胸直刺到後背心而死去。    
    罪證之三 。馬懷德,當年60歲,在黨家巷開個叫「望成軒」的飲食店,經營水餃和牛肉麵。店房是兩層樓6間,較為寬暢。    
    12月15日那天,日本兵闖進望成軒,把傢俱全部砸碎烤火,然後在樓下放一把火。頃刻間,烈煙騰空,火勢很快蔓延開來。馬懷德躲在樓上,見樓下著火,就往外跑,沒跑多遠,就被日本兵開槍打死了。這次大火,從黨家巷一直燒到東牌樓,瞻園路半邊街的10多戶人家的房屋也被燒得精光。    
    罪證之四。潘守華,住長樂路222號,經營紙張。有大間樓房一進,披廈一間,內存綿表30餘擔、表芯紙20餘擔、錫箔一百塊、新聞紙20餘令、毛邊紙30餘令,紅紙2百刀,木造紙10令、信封紙10刀、黃紙10件,行李、傢俱等全部,均被中島部隊放火焚燒,損失殆盡。    
    罪證之五。馮兆美,住長樂路220號,經營香燭紙箔。營業所處兩間樓,兩進樓,兩披廈,共計9間。內存香古百餘擔、燭10餘擔、燭油百餘擔、白蠟4百餘斤、貢檀4百餘斤、鞭炮5大箱、黃紙10餘擔、錫箔15箱、燭芯及紙錢10餘擔、紅燭兩打,生財全部,行李等物,均被中島部隊放火燒成灰燼。    
    罪證之六。程年榮,住建康路564號,樓房、平房計18間,於1937年12月19日,被中島部隊強行放火,焚燒無餘。    
    罪證之七。1937年12月14日,日軍漢骨、鈴木二部隊竄至浦口,將小河西中華聖公會全部房屋及公私財產縱火焚燒,全部化為烏有。


第二部分第24節 鐵證如山(16)

    罪證之八。1937年12月13日至14日,日軍第6師團在安德門海新鄉多處縱火,有20家房屋計80多間,稻麥2百餘擔及農具全部均被燒成灰燼。    
    罪證之九。夫子廟的大成殿座落在秦淮河岸,始建於宋,清朝又加重建,是一遊覽之地。日軍攻陷南京後,一把火燒燬該大殿,至使以其為中心, 好幾條街被燒得瓦礫成堆。    
    罪證之十。王海亭,住大石壩街12號,經營世界遊戲場和麟鳳閣劇場。1937年10月攜眷逃往昆明。起程前已將遊戲場和劇場委託5名茶役看守門戶。日軍進城後,肆意縱火,竟將其2處文化娛樂場所燒成灰燼。計有茶役鄭培良、尹少棠、張少巖、高鳳鳴、王鳳棲等5人被屠殺,屍體骨骸毀於火中,蹤跡無存。    
    罪證之十一。陶秀夫證實:1937年12月17日,日軍10餘名,由五板橋巷內,用硫磺彈射中剪子巷6號瓦房,從樓上著火,燒燬樓上樓下瓦房24間。那些日本兵逍遙而去。    
    從日軍進城之日起,南京城裡城外大火燒了39天,城東城西、城南城北及南京咽喉之地下關,無不在日本兵縱火之列。越是繁華街道,交通要道段落越是被焚燒得更慘。    
    日本兵從中華門和雨花門入城者隨即縱火燒房。從中華門以東,俗稱門東。門東從中華門至雨花門、長樂街和由武定橋至中華路,全被燒成瓦礫。中華門至三山街每隔幾家便有一片瓦礫。三山街至內橋(中華路北端),青年會、市民銀行、銀樓、綢布店、回民菜館均被燒燬。白下路上10多處被燒燬,最大的中國銀行也被付之一炬。首都法院也被日軍縱火燒燬。舊坊口黑廊三山街左右,承恩寺奇望街等,以及建康路全部,都被燒成灰燼。建康路經朱雀路、太平路至大行宮被燒得最慘,皆成廢墟。大行宮至新街口餘下的房屋不多,但全被日商霸佔。新街口以北的中山路,每隔數家亦有被燒燬的商店。中國國貨銀行等高大建築均被日軍佔用。 新街口以南的中正路,中央商場、大華大戲院均被燒燬。臨近白下路一段全被燒成瓦礫堆。被燒得最慘的是下關。除下關車站、電廠、下關郵局、永寧街外,熱河路、鮮魚巷、沿江街道、寶塔街等全被燒成灰燼,慘不忍睹,直到解放初都未能恢復其原貌。有名的古跡魁星亭、得月台都在大火中被燒燬。    
    G.A菲奇是美國人,基督教青年會成員,親眼看到日本兵在12月20日有組織的放火情景:    
    野蠻、殘暴,無休止地繼續著。市內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經全部焚燒殆盡。我親眼看見許多日本陸軍的大卡車裝著他們在放火之前從商店內搶劫的東西,我還目睹一些日兵正在建築物上點火。我曾駕駛小汽車去基督教青年會旁邊,青年會大樓已經起火燃起,那是不久前被點燃的。當夜,我通過我家的窗戶往外看,總共有14處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當大的地區。    
    12月20日的大火不止菲奇一人所見。當時目睹者還有:C.克萊格、M.S貝茨、P.哈茲、埃瓦德.斯珀林、路易斯.S.C.史密斯。他們6個人具結簽名於12月21日遞交日本大使館,後被收入《南京安全區檔案》,該報告的內容如下:    
    12月20日晚上的情況——    
    該委員會的委員們對12月19日夜在安全區內發生的火災進行了調查。平倉街19號的住宅是日本兵放火燒的,斯珀林作為安全區消防隊指揮到達火災現場。我們的消防泵和滅火工具前幾天被日本兵搶走了。在這一天中,中山路與保泰街的拐角處建築物全部被燒。到了傍晚,在國府路方向又有幾處地方著火。    
    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博士在5與6時之間,從保泰街經太平路向南,往白下路方向前進。他們見到所有街道上都停著裝有貨物的日本軍用卡車和汽車,日本兵顯然在下級士官指揮下分成15-20人一夥,一邊看著路兩旁的大火,一邊將商店裡的貨物搬出來。在其他店裡,士兵們在地板上烤火。    
    大家一起走向中華路,在那裡也看見了同樣事情的發生。青年會建築物的北半部被大火包圍了。    
    從青年會大樓周圍的建築物沒有著火這一點來看,明顯是從內部放的火。日本哨兵看見我們之後也沒有引起什麼注意。    
    20日晚上9時左右,C.克萊格和哈茲乘汽車從中正路向白下路行駛,然後拐向東面駛向中華路時,被日本哨兵阻攔,不許向南行進。青年會大樓基本上被全部燒掉。兩個人於是向太平路駛去,從那裡往北拐時發現道路兩旁有10個地方在燃燒,其他建築物已化為灰燼。兩人從中山東路往西拐去,在東海路(音譯)和國府路的拐角處觀察大火。他們 到達中正路和九江路拐角時,看見九江路北側發生了大火。被日軍的巡邏隊阻攔,不能再向東走了。附近有許多士兵,沒有一個人想到去救火。別說救火,他們將東西都搬走了。    
    12月21日,南京外僑22人聯名上書日本大使館,要求立即制止日軍有計劃的放火暴行,並迅速恢復秩序。對此,日本大使館當時都未敢否認。    
    關於日軍在南京有計劃縱火造成的巨大損失,中國自己有著更多的講述,都是很珍貴的史料,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鐵證的一部分。諸如蔣公谷的《陷京三月回憶錄》、陸泳黃的《丁丑劫後裡門聞見錄》、陶秀夫的《日寇禍京始未記》、李克痕的《淪京五月記》、範式之的《敵蹂躪下的南京》和《民族大仇》、佚名的《失守後的南京》等,有的已被收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永遠成為日軍的罪證。其中《失守後的南京》一文中說:    
    大火遍全城。    
    首都淪陷,敵軍進城,炮火之餘,又大施縱火,到處狂燒猛烈之巨火,濃煙日夜寵罩於全城,亙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無時不在驚駭恐怖中,其延燒區域,計有中華路、夫子廟、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國府路、珠江路及陵園新村等地帶。所有高大建築物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斷垣頹壁,焦土無垠,淒慘情況,目不忍見。回憶十數年來之辛苦經營,艱難締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損失誠不勝計。以陵園新村之焚燬,直令人痛心蹙額,及至近日敵人縱火情形較緩,惟時因彼等聚合房內烘火取暖,稍不注意,致星火焚燒,波及範圍極大。總之,此次南京大火,實為洪楊之役以來之最大火災,其慘重亦為我國史上空前之痛心記錄。


第二部分第25節 鐵證如山(17)

    1946年國防部軍事法庭關於谷壽夫案判決書中有關日軍縱火部分曾經寫道:    
    再日軍鋒鏑所至,焚燒與屠殺常同時並施,我首都為其實行恐怖政策之對策,故焚燒之慘,亦無倫比。陷城之初,沿中華門迄下關江邊,遍佈大火,烈焰燭天,半城幾成灰燼。我公私財產殆不可以數字計。中華門循相裡房數十幢,均遭燒燬,居民何慶森、夏鴻貴、畢張氏數百人,廬舍成墟,棲息無所。中華門釣魚巷、湖北路、長樂路、雙閘鎮各處居民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等房屋數百幢,亦俱焚燒,蕩然無存。到12月20日,復從事全城有計劃之縱火暴行,市中心之太平路,火焰遍佈,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設備,悉遭劫掠,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    
    中外人士對日軍有計劃的縱火,並造成嚴重後果都有記載,那麼日本方面是否有人證實日軍在南京縱火的嚴重後果呢?有。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期間,日本軍方拒不坦白。但瀧川政次朗博士卻是個例外。他曾擔任原海軍大臣島田繁太朗日本方面的辯護律師,在戰後勇敢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日軍在南京縱火的嚴重後果這樣說:    
    我當時住在北京,由於盛傳南京屠殺之事,昭和13年(即1938年——作者注)夏,我通過津浦線去南京旅行 。南京市區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燒,我以為那是日本空軍轟炸引起的,對他們的空襲威力感到驚訝。可是仔細一打聽,才知道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後,日本兵放火焚燒的。當時,南京市民對日本人所產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後仍未消除。我溫和地向南京婦女搭話,她們也不作回答,個個躲避起來。據給我拉車子的車伕說,當時在南京市區內的姑娘,沒有一個不遭到日本軍糟蹋的。(《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頁;作者引自《大屠殺》第96頁)    
    美國人史密斯博士曾任「安全區委員會」秘書長,對南京火災損失作了調查分析,其中一節說:    
    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損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由於交戰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於縱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於軍隊的掠奪搶劫,百分之九是盜竊,還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房屋的損失幾乎全部是由於縱火,可是動產的損失只有百分之三十一是由縱火造成的。事實上動產的損失中有一半是由於被士兵們搶去了。    
    田中正明說:「南京大火」純係謊言。他還說:當時,日本憲兵還抓到過中國女放火犯。(見《虛構》第20至21頁)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全市約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築被燒燬。這個認定是以中、外、日三方面證人及當時南京被日軍縱火焚燒所留下的殘跡為基礎,而不是憑空捏造的。東京審判時日方也有辯護律師,日方如果有異議,為什麼不提出到南京去核對調查?那是因為當時人證和物證都在,核對、調查了,只會證實日軍縱火的罪惡事實,也就會當庭作繭自縛,自投羅網。36年後,即1982年田中否認日軍在南京縱火的罪惡事實,同樣只會碰得頭破血流,下場可悲。作為侵華戰爭參與者,他將永遠站在被告席上受審。    
    (四)搶劫與強佔。    
    據受害者和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調查認定,日本軍在南京舉凡糧食、牲畜、器皿、古玩等莫不劫取。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日本兵向老百姓搶劫他們所需的任何東西。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說穿了就是通過軍事侵略,迫使蔣介石簽訂不平等條約,將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置於日本控制之下,所有資源任其宰割。因此佔領南京的日本兵搶劫和強佔是常見的事。這個結論已被中、外目睹者所證實。    
    前面曾由陳德貴證實:12月14日早晨,2000多名日軍闖進下關英商和記洋行,從幾千名難民中抓起2800多名青年,令他們排成4路縱隊,要大家交出手錶、銀元和值錢的財物,並進行搜身,然後才押去屠殺。    
    12月17日下午8時許,3名日軍從後門闖入鼓樓醫院,任意踐踏該院走廊。美籍63歲的護士波恩茲小姐接待了他們。但日本兵不顧波恩茲小姐一再聲明,搶走私人財產手錶7塊和3支自來水筆而去。    
    陶錫三家住市府路27號,日軍入城後便被日軍強佔。1月29日,日軍搬出,入室一看,所有全部紅木傢俱及衣箱、磁銅器一切用品,約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內有佛堂一間,供奉老祖宗乩筆畫像及神聖佛像與歷代祖宗神位、父母遺像,並道院傳授《太乙北極真經》及《午集正經》、《末集經髓》與各種經典,為修道以來16年身心性命所寄托。日日馨香奉祀者也,今竟全行被劫。讀者不會忘記:大石壩街50號國醫石筱軒被日本兵劫走名貴書籍4大箱,字畫古董2000餘件、木器400餘件的事。那麼對日本兵的搶劫與強佔,外籍人士有何看法呢?    
    「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是德國人。當時德國、日本、意大利組成法西斯軸心國,妄圖稱霸全世界。就拉貝本人而言當時是持中立立場。設置「安全區」的目的在於收容中國難民,出面維護難民們的安全,幫助解決困難,以使難民們度過難關。他記下的《一個德國人的所見所聞》在後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時被作為檢察方面的證據提了出來。該書關於日軍搶劫方面記載說:12月14日,日軍由於緊急進入南京城,在物資上未得到充分供應。他們在市內解散,採取了對正規軍完全是無法形容的行為。


第二部分第26節 鐵證如山(18)

    日本軍從難民那裡奪去了所有可以奪取的東西,諸如儲備的糧食、毛巾、衣服、鐘錶等所有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反抗自不消說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時磨磨蹭蹭,那就會立即挨刺刀。許多人只因為語言不懂,就成了這樣的犧牲品……一個日本兵要4個小工為他搬運搶來的東西,這種情況不是絕無僅有的。(引自《大屠殺》第88頁至90頁)    
    在「安全區」內日軍的搶劫尚且如此,肆無忌憚,在「安全區」之外的搶劫便更加無拘無束了。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出庭作證說:    
    開始佔領南京時,約有5萬日本兵從難民那裡拿走了許多被褥,廚房用具和副食品。在佔領後6個星期內,他們幾乎入侵了市內的所有建築物。有時,他們動用了許多軍用「卡車」,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銀行的保險箱,特別是「德國人」保管的私人保險箱等也被他們用「乙炔」割開了。有時我看到,長達三分之二英里的輜重隊拿走了老百姓的紅木傢俱……從12月19日或20日左右開始,在6個星期內,建築物經常被燒掉。日本兵有時也在掠奪一批商店的東西即付之炬……另一個大問題是,據說日本兵為來到南京的日僑而去拿個人私有財產的。除有些建築物因軍隊使用而被強佔外,從1938年到1939年的某些時候,來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過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關,分別從中國老百姓手裡得了一片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僅限12小時的預先通知,許多中國人即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坐在路旁。其中有幾十個朋友,是我幾年前認識的。(《記錄》36號,載前引書Ⅰ,第51至52頁)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打著「皇軍」旗號明火執杖,在他人或被搶對像面前毫無羞恥地公開進行,而且是在長官指揮下有組織的搶劫行為,是被軍事當局認為合法的,不受到軍紀懲罰。日軍在南京搶劫的特點與當年日本倭寇在沿海的搶劫有所不同。當時被搶劫的對象——沿海的商人和農民在當地官府保護下有可能舉行自衛、反抗。而現在南京市民失去了國家保護,日本兵則任意搶劫,稍有不滿便遭屠殺。所以這種搶劫便越演越烈。    
    前面提到的,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沿途看到日軍動用軍卡在軍官指揮下有組織搶劫之事不再重述,這裡再曝光幾個日本兵搶劫的實例:    
    有一天,幾個日本兵闖入市民鄧志陸的家裡,先向他的老母索取金錢,又要姑娘,並誣陷鄧的幼子為兵。鄧母在日本兵的威脅之下,先給300塊銀元、金鐲兩副、金戒指四隻,最後又給現鈔5,000元。但日本兵仍不滿足,既把金銀和現鈔拿去,又把鄧母和他的幼子帶走同時殺害,並將鄧家的其他財物或拿走或搗毀,方才離去。    
    李克痕在《陷京五日記》中說:    
    搶掠,這也是敵人的拿手好戲。入城後,挨家搜索,翻箱倒籠,凡稍值錢的家用什物,或完好的衣服被褥,亦被搶去,敵人用卡車裝載不知運往何處。不過兩天光景,難民區以外各處,被搶一空,於是敵人便設法到難民區搶劫。    
    蔣公谷在《陷京三月回憶錄》中寫得更加詳細,說得更加全面:    
    敵入城後,三五成群,挨戶搜查,難民區內更甚,及各使館與外僑住宅亦一視同仁。應門尚遲者,即槍射刀刺。先則專掠錢財,後即翻箱倒篋,雖便桶地穴,亦必查看,不論日夜,每戶必搜七、八起。如是狂掠,竟達兩旬之久。現雖稍 ,各官署各私宅大件器物,則早已被運一空矣,綜計敵軍入城後燒、殺、掠、奸書不盡記。    
    蔣先生在《陷京三月回憶錄》中記載了日軍在南京燒、殺、掠、奸四方面的罪行,已被收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這裡僅摘錄日軍搶劫罪行的一小段。其中,蔣先生提到「如是狂掠,竟達兩旬之久」,也許是蔣先生脫險離京較早,後來發生的日軍搶劫他沒有見到,實事求是,故有此記述。事實上日軍在南京的搶劫延續長達2個多月之久。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就日軍在寧暴行,先後向日本大使館提交69份公函,其中絕大部分是安全區內部的。據粗略統計,其中提交的「日軍在安全區的暴行事件記錄」和「暴行事件記錄」共20份,報告中有關搶劫事件共125起。從報告的遞交時間看,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8日。報告中對每一次搶劫的情節和後果說得清清楚楚,這裡不再敘述,僅用美國記者杜廷1937年12月17日的報道,給日軍在南京搶劫做個總結:即使給日軍的掠奪說成是全市大掠奪也不過分。日本兵是一排排的闖入建築物,並屢次在軍官眼前進行掠奪,他們掠奪任何想得到的東西,日本兵多次強迫中國人搬運掠奪來的物品。    
    最初所需求的是糧食,這是很明確的。接著就搶劫其他有用的東西和貴重物品,最可恥的是日本兵還搶劫難民,集體搜查難民收容所的士兵搶劫金錢和貴重物品,有時還發生將難民的隨身物品全部搶走的事情。    
    歸納起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屠殺我國同胞30萬以上;第二、強姦婦女2萬名左右,一般地是先姦後殺,慘無人道;第三、有三分之一的建築被焚燒,受害最嚴重的是繁華的商業區;第四、被搶劫的財物不計其數。


第二部分第27節 三方面證人的經歷和所見(1)

    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侵略軍有計劃地統一行動,採取最野蠻的焚屍滅跡,竭力掩蓋罪行的手段,當時和事後又控制其他國家的輿論,設置重重障礙,使外界得不到南京大屠殺的消息,也使日本人民蒙在鼓裡,還以為「皇軍為大東亞共榮在國外聖戰」呢?    
    然而,日本報紙為了鼓勵「皇軍聖戰」的士氣,宣揚「武道」,誇耀「戰績」,表彰「英雄」而刊登的消息,參加大屠殺的官兵們寫下的戰場日記、手記,他們自己拍下殺害中國人、污辱婦女的照片和電影,無可抵賴地記下了日本侵略者一件件的暴行。當時留在南京的第三國的教授、記者、傳教士出於人道主義考慮 ,曾在南京城裡設立「安全區」收容難民。但日本否定了他們的工作,使他們保護難民的願望未能實現。他們作為目睹者,當場記下了日軍的暴行,成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最近幾年,日本有人否認侵略歷史,引起人們警覺。在日本、美國、德國又陸續發現一批很有價值的日軍侵略中國的資料,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資料。    
    中國是日本軍國主義加害國,比其他國家更為關注和重視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80年代便普遍建立史志機構,抽調專家任職,制定工作方針,就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深入調查,取證,對材料嚴格鑒別,在批判的基礎上篩選去偽存真,定成史料。與此同時,深入挖掘,整理歷史沿革檔案,使其與史料並存,互為補充,互為印證,更具有使用價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也相繼修志成功,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鐵證的一部分。    
    21世紀的今天,不再是侵華日軍侵佔南京、任意屠殺橫行暴戾的時候,也不再是1945年「八一五」天皇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而日軍在佔領區仍控制住局勢的時候。儘管當年日軍有計劃地按「命令」將各種檔案、文件、報紙、雜誌,統統付之一炬,卑鄙無恥地毀滅證據,為今天翻案留下了後路。但是,一部分證據已落在世人手中。須知,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方面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南京大屠殺中的倖存者仍有數以千計的人健在。再加上外國人手中的資料,更加加重了鐵證的份量,是翻不掉的鐵案。    
    首先聽聽受害者血淚控訴的聲音。    
    日本投降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調查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經查證實:集體大屠殺共28案(由我提供蔣王廟誘殺俘虜一案除外),對315起控告案進行周密調查後確認被害人數達19萬餘人。證人有被害者本人,被害者家屬,目睹者和屍體掩埋者。他們的證詞寫明了時間、地點、被害人數和罪行事實,不容置疑。例如,曾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的受害者之一——伍長德,就以親身經歷控訴了日軍在漢中門外屠殺中國軍民2,000人的暴行。    
    12月15日,日軍從難民區抓走幾批男子押去屠殺,從外僑貝茨博士當天寫出的一封信(該信收在田伯烈編寫的《戰爭是什麼: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也可以證實:    
    有幾批男子被帶走,日本軍把他們看作是當過中國兵的,因而他們被捆綁一起,一一被槍殺。這些士兵已放棄了武器,脫去了軍裝。因此可以說,實際上,除了為搬運掠奪來的東西和裝備物資,需要從什麼地方找暫時充當苦力的人外,被抓走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槍殺的,當然,連俘虜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軍強迫當地中國警察從難民區內的一幢房子裡拉出了四百個人,每50個人排成1行捆綁起來,帶著步槍和機槍的日本士兵插在他們中間,把他們押走,不管目擊者作什麼樣的說明,他們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和以下均請參閱《鐵證如山》中有關部分。    
    又據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稱:日本侵略軍在南京零星屠殺中國軍民858案,被殺害者達15萬人以上,屍體掩埋進行數月之久,證人有1,200多名。據擔任掩埋屍體的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統計,掩埋屍體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屍體112,226具。親人受害者王芝如以親身經歷控訴日軍使她家破人亡的暴行。    
    當年身受其害,親臨其境者何止伍長德,夏淑琴等人。1947年2月,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勵志社公審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時,每天都有數百人到法庭控訴日軍的暴行。這些人中的每1個都是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見證人,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除了這些活證據外,慈善機關掩埋屍體的統計表和掩埋屍體的經手人也出庭作證,陳述掩埋屍體的時間和地點,對照至今猶存的「萬人坑」「千人塚」中的纍纍白骨,也都顯示出南京大屠殺的真正面目。田中之流的日本右翼勢力認是為非,以非亂是,污賴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今天仍然倖存於人世的受害者身上的刀疤槍傷能夠虛構出來嗎?掩埋屍體的經手人和掩埋屍體統計表,還有外僑可以出面作證,每1個環節都能虛構出來嗎?那「萬人坑」「千人塚」中的纍纍白骨又怎麼能虛構出來呢?除了歪曲事實者能說出如此無恥濫言外,誰又能血口噴人不承認這些證詞是證實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呢?    
    1996年12月,即南京大屠殺59年後在德國發現《拉貝1日記》能說不是第一手資料嗎?受害者的證詞又和外僑的證詞完全相吻合,還不能算第一手資料,天底下還能找到第一手資料嗎?上述兩者的證詞再加上歷史沿革檔案又相一致,不僅要稱之為第一手資料,而且構成了鐵案,不容任何別有用心的歪曲、顛覆。    
    對於南京大屠殺,除了受害者出面作證外、還有參與或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記者、郵政工作者等人。    
    當年參加攻佔南京的外賀關次是隸屬佐佐木支隊的一個衛生隊擔架兵,自從1937年8月接到應徵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記日記,敘事詳細,證實屠殺事實隨處可見(下面[]號中的年月日為洞富雄先生所加,以下均同。用的昭和紀元。引者注)。    
    [12年12月13日],33聯隊的1個大隊轉入進攻,一邊逼近舉白旗的敵人,一邊繼續進行射擊……途中遇到2到30名殘兵敗卒,便槍殺或刺殺了他們。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處都是敵人的屍體等,為數甚多……在南京南門車站,工兵隊的膽大妄為者刺殺或綁成十字架地刺殺了中國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許多人躺在敵人的屍體堆裡,發現痛苦的呻吟聲,最後通過我們的手,送他們上西者,不計其數。    
    [12月15日]途中,在市內過不去,就繞著城外,通過和平門岔道,來到太平門入城。在太平門城門口,堆有中國軍人的屍體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殺害的。屍體的附近,許多敵人用過的武器等東西零亂地丟著,慘不忍睹。由於敵人殺了我們許多朋友,殺死他們理所當然,但竟殺死這麼多人,我不勝驚訝。    
    [12月17日]中國人從屋子裡出來,由於那間屋子距宿營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們槍殺了。也許他們是良民,但也不能放過。    
    [13年1月12日]下關確實是個美麗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發現有數千人死在馬路兩邊。微風吹來,臭氣撲鼻,給行軍帶來很大困難([日]洞富雄:《大屠殺》第18至19頁)。    
    攻佔南京的日軍共計6個師團、3個航空隊和海軍1個艦隊。陸軍中支隊、聯隊、中隊之類,總共不下30支隊伍。外賀關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隊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擔架兵,行動受到限制,不能像隨軍記者可以根據需要到各處採訪。所以他看到的僅是中華門外、宿營地、太平門外、下關等處屠殺俘虜和平民的實況。因他是日軍中的士兵,不含任何政治偏見,所以記得樸實、詳細。成為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朝日新聞》1984年6月23日發表了一條消息,報道一個叫中山重夫所見南京大屠殺實情。他原是陸軍坦克部隊的上等兵,談到目睹情景時說道:    
    我在沿途看到的纍纍屍體中,夾雜著許多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戰鬥人員的婦女和老人的屍體……我忘不了在雨花台見到的情景。日軍士兵讓打著白旗來到這裡的中國人站在壕溝邊,然後逐個用刺刀刺死。對於一刀未致死而痛苦掙扎的人,則用軍靴踢到壕溝內用土埋上,這場不分老幼的殺戮持續了四個小時。    
    中山重夫所見南京大屠殺中在雨花台附近日軍屠殺中國平民和俘虜的情景,時間雖已過去漫長的47年,但仍然是第一手資料,無可爭辯地記下了真實情況。在這方面中國早已掌握到第一手資料。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中說:    
    在南京即將陷落時,我方在雨花台地區的軍民兩、三萬人,在撤退時遭到敵軍掃射,哀聲遍野,血流過脛,一片慘狀。    
    關於12月13日在下關屠殺了大量的市民問題,第6師團所屬輜重第6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在《揚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師團出兵大陸的記錄》中這樣寫道:    
    在汀線,屍體象漂流的木頭被浪沖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著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差不多像是來自南京的難民,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屍體的情況活生生地說明,從南京逃出來的老百姓,無論是成人或兒童,他們一律遭到機槍、步槍的掃射,遭到殺戮。一路上枕籍著的屍體,連他們是中國老百姓還是士兵,是男是女也無法辯認。因為這些屍體遭到射擊後倒在地上重疊在一起,並澆上重油點火焚燒。在焚燒過的屍體中,無疑也有許多想來是兒童的屍體。總之,幾乎都是老百姓。我從未見過如此悲慘的。大量屠殺的痕跡展現在眼前,我覺得日本軍犯下了嚴重罪行。    
    該書由第六師團第13聯隊二等兵赤星義雄所著,由日本創作學會青年部反戰委員會編。高城守一所反映的12月13日下關大屠殺的情況,證實了佐佐木支隊在那天屠殺下關軍民的暴行,而不是象佐佐木到一少將所說:「實際上是就理想地進行包圍的殲滅戰進行演習」。關於佐佐木的暴行我將在後面有關章節裡再敘。


第二部分第28節 三方面證人的經歷和所見(2)

    赤星義雄在該書中又說:    
    12月14日,我們穿過南京城,向揚子江邊進發,正好是中華門的對側,重炮陣地獅子山。    
    ……我們下了獅子山,向揚子江岸邊走去,一路上我們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國兵的屍體,有的沒有頭,有的只有上半身,說明了攻擊相當猛烈。    
    揚子江邊的碼頭與普通碼頭一樣,是船隻啟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碼頭上觀看揚子江的流水,這時,一幅無論如何也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景展現在眼前。    
    兩千米,不,也許還要更寬一些 ,在這寬闊的江面上,漂流著數不清楚的屍體,一望無際,滿眼皆是屍體。江邊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屍體,其中有成人,也有兒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屍體像「木排」那樣,緩緩地漂流著。朝上游看去,屍「山」接連不斷。似乎可以想見,那接連不斷的「山」是看不到邊的。    
    赤星光雄所見到的揚子江中岸邊中國軍民的屍體,是第6師團在上新河等地所殺害。此一暴行我已在《鐵證如山》一節中論述。赤星接著說:    
    看來至少有5萬人以上。而且幾乎都是老百姓。揚子江的確成「死屍之江」。    
    《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鈴木二郎曾在日軍入城後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離開南京,他也親眼看到偏東的南門——光華門到中山東路朝北的馬路上所發生的悲慘的情景,並在《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中描述如下:    
    在通往光華門的馬路兩邊,可以看到彎彎曲曲的戰壕,裡面填滿了無數燒焦並已腐爛的屍體;鋪放在馬路上許多原木下面,也躺著屍體,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獄圖。    
    我看到坦克發出轉動聲,無情地壓在上面飛馳而過。屍體的臭氣和硝煙迷漫的臭氣一起散發出來,猶如置身於焦熱的地獄、血池的地獄,以致有了一種感覺,好像已經站到「獄卒」的立場上了。(見《丸》,1971年11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專輯)    
    鈴木二郎所說是日軍在光華門裡屠殺中國士兵的慘狀。中國軍隊在城裡準備進行巷戰。但因唐生智下達了撤出南京而未進行巷戰。然而一經被日軍發現便當即一一屠殺。《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對日本軍在城裡屠殺中國士兵的情景證實如下:    
    藏在戰壕內橫洞裡的一小群士兵被抓獲,他們在防空壕的入口處,不是被槍殺,就是被戮死。然後,他們的屍體被拋進並填埋在戰壕內橫洞裡。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對準被捆綁起來的士兵們進行轟擊的。當然,一般處死的方法是用手槍射擊的。    
    (洞富雄編:日中戰爭 資料8《南京事件》2,第291頁)    
    鈴林二郎敘述光華門裡的屠殺與中山門城門外屠殺的情景不大相同。第16師團輜重兵仲煙靖七於12月12日與給他弟弟的一封信中看到屠殺的方法有些不同。信中說:    
    12月13日入城。城門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城門,堆積著數千袋土包,士兵要搬走它後進入城內,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氣的。在門外,有五十、一百個中國兵倒在那裡,似乎是一百五十餘名俘虜兵頭並頭地排在一起,被日本軍用機槍掃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國高級官員。這好像是九師團干的。(《大屠殺》第61頁)    
    這150餘名中國被俘官兵到底是怎樣被屠殺掉的呢?仲煙靖七屬第16師團,他說「好像是第九師團干的」當然並不是他親眼所見。記者鈴木二郎卻是悲劇的目擊者。他說: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慘的大屠殺。俘虜在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排成一行,一個個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牆上,許多日本兵舉起刺刀,使勁地吆喝著,直向俘虜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見鮮血飛濺,陰森森的氣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裡,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勵志社(迎賓館)把我錯當成中國人]企圖刺殺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種慘劇,不久就茫然若失,當場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這一殘酷屠殺的情景中,出現了不可理解的現象,使我無法忘懷,那就是被刺後落下去的俘虜們的態度,他們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滿意的微笑,有的時而哈哈大笑,期待著死亡的到來。(見《丸》,1971年11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專輯)    
    12月16日,東京朝日新聞新聞社的隨軍記者橫田曾就俘虜中國官兵的「戰績」發出一篇新聞電訊稿,其中說:    
    在烏龍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裡,兩角部隊俘虜了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從城南潰退下來的敵兵。總之,那是前所未聞的大批俘虜,因而抓獲的部隊似乎吃驚發愣,以致於我方由於人少是無法相比,應付不過來……    
    這麼多的俘虜日本軍又是怎麼處理的呢?橫田記者曾在電訊稿中提到給這些俘虜吃飯就是大問題,但未報道處理結果。兩角部隊指的是第13師團第65聯隊。該聯隊的隨軍記者秦賢助後來在回憶錄中對處理這批俘虜作了回答:    
    屠殺事件從15日下午就開始了,到晚上達到了頂點。    
    甚至被稱為「精銳的白虎隊」也屠殺其俘虜?這難道是白虎部隊的過錯嗎?是所謂富有人情味的部隊長兩角大佐的意圖嗎?抑或是師團長即荻洲部隊長荻洲立兵中將所選擇的處理方法嗎?    
    軍司令部曾向中央(參謀本部陸軍省)請示了幾次,最初發來的電訓是「好好謀劃!」這一道命令很不明確,也沒有關於處理俘虜的方法。一再請示後,發來的電訓也是「研究處理!」如何研究好呢?軍司令部覺得為難,於是第三次請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負責處理!」軍司令部認為中央的態度暖昧。為迎接朝香宮中將而舉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軍司令部十分焦急。「殺掉吧」,軍司令部就輕而易舉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城內,日本軍已經屠殺了俘虜,並掃蕩殘敵,直到看不到一個中國士兵。而且,日本軍認為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只有殺掉2萬俘虜。    
    ……再說,無論哪一個部隊在大陸戰線上連戰連勝後,都驕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結果什麼都干了。(《沾滿了俘虜血跡的白虎部隊》,載《日本週報》第398號)    
    秦賢助說「屠殺事件從15日下午就開始了,到晚上達到了頂點」不完全準確,日軍南京大屠殺在接近南京城便開始了。    
    洞富雄先生就屠殺2萬名俘虜的請示問題提出疑問,認為可能是一種誤傳。他說:    
    在秦賢助的回憶錄中,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關於對2萬俘虜的處理問題。據說軍司令部曾再三請示參謀本部和陸軍省,而中央態度暖昧,每次都命令「處理」。然而,我認為軍司令部就處置俘虜問題請示中央的說法可能是一種誤傳。可以認為,軍部就處置俘虜問題早已下達了命令,說是要全部「處置掉」(殺掉)。下級無視上級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無論幹什麼事情,軍司令部似乎本來就無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況第13師團所屬上海派遣軍有像長勇那樣的參謀,他曾放肆地說過,屠殺30萬俘虜是他下的命令。(《大屠殺》第38頁)    
    洞先生提到第13師團屬上海派遣軍,分析是很對的。1992年12月19日,《港台信息報》以《南京大屠殺罪魁有新說》為題報道說:    
    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是誰?人們一般認為是松井石根,因為他是攻陷南京的日軍最高統帥,他被判絞刑也是罪有應得,但問題在於當時真正指揮和約束日軍行動的不是他,而是天皇的一位親戚——朝香鳩彥親王。    
    南京被圍期間,1937年12月7日,朝香鳩彥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12月8日,朝香鳩彥抵達戰地聽取報告後,立即下達了「殺掉全部俘虜」的密令,於是破城後大屠殺慘劇發生。    
    12月17日,日軍舉行入城儀式。松井石根在第二天「忠靈祭」後感到自身罪責重大,以嚴厲言詞對朝香宮和柳川軍司令官以及全體參加祭禮者進行了訓斥。他邊哭邊訓斥,強調部屬今後要更加努力整飭軍紀軍風。事實證明毫無效果,其原因可能就在朝香宮、柳川和中島今朝吾等人身上。    
    上述提到環城和江邊的部分屠殺,城內的屠殺僅提及一點點苗頭。城裡是不是未發生重大慘劇呢?不是的,一幕幕慘劇令人髮指。    
    佐佐木元勝當時是野戰郵政局長。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達南京,在馬路上仍可看到當時悲劇的情景:    
    在這條馬路上,從軍政部到海軍部數町(一町約合109米。引者注)之間,有跡象表明,當時有人發出過可怕的求救的慘叫聲。屍體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槍、鋼盔、衣服等亂七八糟地丟在地上,可以想見,當時有一兩萬中國兵在這是被槍殺的。其中好像也有脫去軍服而換上便衣的中國兵。(《野戰郵政旗》上冊,第216頁)    
    佐佐木元勝所看到的是在中山北路至挹江門裡大屠殺中國軍民的慘狀,是南京城裡「兩條血路」中的一條。另一條是中央路:    
    12月13日,……攻入城內的一部分日本軍,立即佔領國民黨機關和銀行,其他部隊衝進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橫貫於南京城中心的從中山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馬路,約五公里長)和中央路(通往中央門三公里的一段馬路)。當時,在城內馬路上,擠滿了難民以及國民黨退下來的士兵和傷員。那是因為,家家都把門關得緊緊的,擁進來的難民沒有安身之處,只得呆在馬路上。日本軍不分青紅皂白地向這些人群開槍,這兩條馬路上,數萬人被殺……尤其是12月14日早晨,坦克部隊、炮兵部隊侵入城內,衝過了這兩條馬路。13日和14日兩天屠殺的結果,馬路變成了血的馬路,血的洞窟。    
    1984年8月4日,在日本宮崎縣臼杵群北鄉村一農民家裡發現一本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的侵華日軍士兵留下的日記。日記本是日本博文館印刷的。這個士兵是侵華日軍都城第23聯隊的上等兵,屬第10軍第18師團。《朝日新聞》8月4日報道了日記的部分內容。


第二部分第29節 三方面證人的經歷和所見(3)

    日記中12月15日(1937年)一頁中寫道:    
    今天,碰到大約二千名無路可逃的中國佬,打著白旗排著長串投降,老幼摻雜,服裝不一,沒有攜帶任何武器。沿途綿延而跪,簡直成天下之奇觀。我們好像沒有採取任何處理措施就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把他們殺了。近來,閒得無聊時,就拿殺中國人取樂。把無辜的中國人抓來,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採用其他殘酷手段加以殺害。    
    在12月21日一頁中他寫道:    
    今天,又把無辜的中國人推倒,猛打,打到半死狀態時,又把他們推到壕溝,從頭上點火,把他們折磨死。為了消遣解悶,大家都這樣取樂,這要是在日本內地,將會造成大事件,但在這裡簡直如同殺狗宰貓。    
    在這個農家保存的相冊裡,還發現三張名片大小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張:在看上去似乎是住房的建築物前,有12個剛剛砍下的頭滾落一地,中間一個好像是個女人的頭;另 兩張照片是婦女和老人的屍體。《朝日新聞》說,照片沒有標明是在南京城,但這個士兵曾悄悄地對他的家屬講過:「這是南京大屠殺的照片。」    
    有資料表明,第23聯隊不屬於第18師團而屬於第6師團之誤。該聯隊兇惡蠻橫,曾在牛島少將指揮下參與會攻雨花台陣地和中華門西南角的城牆,並於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裡,負責水西門以南城牆內外西側的「掃蕩」。有關這一地區23聯隊屠殺中國軍民的情景將在有關章節論述。    
    日本軍攻佔南京是遵照華中方面軍的命令而行動的。因此,屠殺中國軍民沒有長官的命令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造成大屠殺的嚴重後果。我們先來看看攻陷南京時日軍指揮官對處理俘虜和一般市民的指導思想。    
    1984年12月《歷史與人物》增刊號發表了會攻南京的日軍侵略軍第10軍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該日記在1937年12月13日那天這樣寫道:    
    「大體上我們沒有留俘虜的打算,當逐一予以收拾。」「僅佐佐木部隊即解決了俘虜一萬五千名,守備太平門的第一中隊長解決了一千三百名,還有七八千名集結在仙鶴門附近,陸續前來投降。」「要處理這七八千人,必須有相當大的壕溝,實在難尋覓。另一個辦法是打算把這些人分成一百二百,引至適當地方下手。」    
    中島於12月21日奉命擔任南京地區警備司令官,其他各師團隨即撤離南京。但是該師團繼前九天的大屠殺後繼續進行搜殺散兵和可疑的市民。1938年元旦,日本陸軍省獲知南京大屠殺的報告,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南京瞭解情況。身任南京警備司令官的中島竟對阿南放肆地說:    
    「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    
    可見,南京大屠殺來自侵華日軍指揮官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我將在《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中詳述。    
    南京失陷前,第三國留在南京的外僑記者、教授、傳教士等人出於人道主義,倣傚上海收容難民的做法,在南京城裡設立了難民區。由德國的雷伯(或譯拉貝)為首和美國的史密斯.梅奇等27人組成國際委員會,負責收容難民和救濟工作。該委員會自動劃定難民區的界線為:南起漢中路,東起中山路,北迄山西路,西迄西康路。界內有3.86平方公里,分設金陵大學、金陵文理學院、南京神學院、南京法學院、德國俱樂部、國民黨最高法院、無錫同鄉會等25個收容所,估計可容納25萬多難民。該委員會在日軍侵佔南京後,當即向重返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呈文,要求對難民區進行保護。但華中方面軍渺視國際法,未予以承認,並派武裝進入難民區抓人、強姦、搶掠,無所不為,使得安全區反而成為日軍搜殺俘虜和市民的重點攻擊區。    
    留在南京的外僑一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和較高的道德修養。他們尊重他人的人格,厭惡戰爭,主張人道。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說他們持有反戰思想而無反日情緒比較恰當。看到日軍侵入南京後的暴行,他們曾出面為保護難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主張公道的願望一次次被日軍否定後,他們對日本軍不滿的情緒被激發起來。不過,直到此時他們也未見得反日。但可肯定,他們對日軍暴行評價是實事求是的。    
    金陵大學貝茨(亦譯貝德士)博士曾就南京城內大屠殺的情況,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他有一段證詞說:    
    日本軍入城後,在我家附近的路邊,到處都是被槍殺的老百姓的屍體。這種殘暴行為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沒有人能講得出它的全部情況。我們盡可能地在安全地帶及其附近地方作調查。斯邁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種調查觀察,結果得出了結論是:在我們確切知道的範圍內,城內有一萬二千個男女包括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遭到殺害。    
    除此之外,在市區內還有許多人被殺,但我們無法統計這些被殺者的數字。在市區外,也有相當多的人被殺。全然不包括遭屠殺的幾萬名中國士兵或曾經是中國士兵的男子。(辯證一二三四。《遠東國際軍事審判速記記錄》[以下簡稱《記錄》第三十六號])    
    貝茨和斯邁思只能就他們所知道的範圍如實地向法庭作證,當然不是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全部評估。洞富雄先生說:「貝茨和斯邁思兩教授得出結論說:僅就他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城內有12,000個包括男女、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遭到殺害。不言而喻,他們是無辜遭殺害的,其中還有一些市民由於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殺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便衣兵中受到牽連而遭集體殺害,或被一個個日本兵用來血祭,其數目無論如何也不會是12,000個這個小數目。(《大屠殺》第33頁)    
    洞先生分析的很中肯,其原因他們受到日軍恐怖威脅,行動上受到限制,只能就其所知在法庭上作證。同時,就日本軍野蠻行動人們也會想像得出更大的屠殺可能在貝茨和斯邁思兩教授的視線之外發生。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鑒於南京告急,聽說向南京撲來的日本軍沿途燒殺、姦淫和搶掠,便留在南京想親眼看看真假,一直堅持到15日才離開南京。他就親眼所見到的慘狀這樣寫道:    
    在南京的馬路上,屍體纍纍。有時還得先移開屍體,汽車才能通行……許多未能從市區南部和西南部逃出來的中國普通市民都遭殺害。其總數恐怕與中國戰鬥人員的死亡數大致相同。日本軍佔領南京後,記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採訪,那裡在日本軍的炮擊下,各處幾乎破壞殆盡,到處橫著中國普遍市民的屍體(《大屠殺》第293頁)    
    12月13日,日本軍一侵入南京城內就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殺人。對此,日本駐南京大使館參事官日高信六郎作了證實。他與作家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與廣田弘毅》(載《潮》1972年12月號)中說,日高信六郎談話時說:可厲害了,那一帶死了許多人。走在馬路上,只聽到一陣陣砰砰的槍聲,是開槍打人的聲音。我想這樣下去可要不得……」。鑒於13日如此嚴重的恐怖情況,許多人都不敢出門。當然德丁記者也會擔心在未被日本軍辯明他的身份前便有可能死在日本軍的「砰砰」槍聲中,因而未必敢於冒生命危險去碰運氣。這樣他的採訪應在14日或15日上午。如此倉促的採訪從中推測出市區南部和西南部被殺害的市民「其總數恐怕與中國戰鬥人員死亡總數大致相同」不夠準確。其原因是12月15日之前該記者不可能知道守衛南京的中國部隊到底死亡多少。但德丁的報道證實了第18師團第23聯隊在南京城內南部和西南部殺害了數目驚人的普遍市民。由於該聯隊殘忍成性,屠殺了大量市民,而水西門內外屬於23聯隊「掃蕩」區域內,城牆兩側屠殺俘虜和市民也該是23聯隊所為。這樣,1984年8月4日,《朝中新聞》報道的第23聯隊那個上等兵日記的內容與此相吻合。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會長許傳音,在日軍屠殺南京中國軍民時,他一度負責處理遺棄屍體的掩埋工作。在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驅車視察南京市區的情景,其證詞如下: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陸軍軍官的同意,在帶領日本兵的條件下,曾穿過市內。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大致統計在馬路上或在家中已經死去或即將死去的人數。我看到到處都躺著屍體,其中有的已經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這些躺著的被害者的屍體仍保持著當時被害的模樣。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卻伸直兩腿。這些都是聽任日本兵擺佈的,我目擊了當時日本兵的所作所為。我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在馬路兩邊點到500具左右屍體時,感到實在無法再點下去了,就作罷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況……當時,在南京市內沒有中國軍隊,我所看到的屍體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一個穿軍裝的(《記錄》第35號,第25頁)    
    12月14日晚上,在中央路上作者借助微弱的月光和下關方向的火光也曾看到同樣的慘景時,被嚇得呆若木雞,不敢移動腳步。    
    許傳音的證詞證實了12月13日侵華日軍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製造「兩條血路」的暴行,該證詞與佐佐木元勝在中山北路所看到的慘景和《訪問中華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中提到的「兩條血路」互相印證,互為補充,證實日本軍的暴行確實罄竹難書。    
    以上均是南京大屠殺中的部分情景,但由此足以看到南京城裡城外大屠殺的輪廓。    
    1註:當時中文翻譯「雷伯」,後同。作者注。


第三部分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第30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1)(圖)

    廣田弘毅在致日駐美國大使館電中承認日軍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    
    我們說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不容抵賴,這是因為南京大屠殺的鐵案由6個方面的證據所鑄成。    
    1.倖存者親身遭受的迫害;2.外國人之目睹;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屍骨的數據;5.東京審判的定案;6.最近在國外發現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    
    南京大屠殺中的倖存者尚有1700餘人健在,對當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記憶猶新。今天,我們理直氣壯地重申:我們這些倖存者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見證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認南京大屠殺,想為南京大屠殺翻案,我們針鋒相對,堅決地拒絕,且已下定決心,為了維護民族尊嚴和中國人民的地位,準備就南京大屠殺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對簿公堂,直到他們認罪道歉。    
    談到見證人,其次應該是當時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外國友人。他們主張人道主義,支持正義,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立場堅定,同情中國人民遭受日軍的屠殺和蹂躪,以親眼目睹日軍在南京暴行的事實向全世界做了報道,受到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們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貴的歷史見證,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殺案不可逾越的障礙。    
    再次是日軍將領留下了進攻南京的紀實、日記,以及後來出於良心上的反省,日軍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級軍官寫出了南京大屠殺的回憶錄,敘述了日軍屠殺、姦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殺不可多得的證據。這些證據的出現,應該把它視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徹底崩潰。這些文字前因後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認者」的同時,給了他們一記又一記的響亮耳光。    
    外國人之目睹起到的旁證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南京陷落時,大約有40名左右的外僑,不顧本國外交代表的勸告,留在南京。他們中15人組織了「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其中德國人3名、美國人7名、英國人4名、丹麥人1名。而另行組織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則由15名外僑和2名中國人組成。後一個組織中的15名外僑委員,有7名與前一個組織重複。值得一提的是,在2個委員會外僑之外,尚有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和巴赫教授,以及《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等5名宣傳報道人員。兩個委員會的名單如下:    
    難民區國際委員會    
    姓 名國 籍服務機關    
    主席雷伯德 西門子洋行    
    秘書史密斯博士 美 金陵大學    
    福 婁 英 亞細亞火油公司    
    牧師梅奇美 美國聖公會    
    希爾滋 英 和記洋行    
    漢森丹麥德士古火油公司    
    潘亭德 興明貿易公司    
    麥寇英 太古公司    
    畢戈林 美 美孚煤油公司    
    史波林 德 上海保險公司    
    悲志博士美 金陵大學    
    密爾士博士 美 長老會    
    裡恩英 亞細亞火油公司    
    德利漠 美 鼓樓醫院    
    李格斯 美 金陵大學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    
    主席梅奇,副主席李健南、羅威,委員福斯多牧師、克魯治、德威南夫人、魏特琳女士、威爾遜、福婁、德利漠、麥加倫牧師、悲志博士、雷伯、史密斯博士、密爾士牧師,普牧希洛夫和沈玉書牧師。該組織下設有南京分會。    
    難民區的劃定界限是:南起漢中路,東起中山路,北迄山西中路,西迄西康路。界內有金陵大學、金陵文理學院、南京神學院、南京法學院、德國俱樂部、國民黨最高法院、無錫同鄉會等處設置的25個收容所,可收容25萬難民。但日軍拒絕承認這個人道主義的機構,以致使得這個機構喪失了保護難民們生命財產安全的可能性。    
    且看外僑目睹日軍屠殺的暴行。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為採訪消息,到15日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區發生的慘狀作了「在南京的馬路上,屍體纍纍。有時還得先移開屍體,汽車才能通過」和「到處橫著中國普通市民的屍體」的報道。    
    我們一定還記得,小長生在長樂路上第一次看到沈老太太被日本兵打死的情景,也不會忘記李老頭帶領小長生跨過一具具屍體,跑過一條條街巷狼狽逃命的情景。長樂路在中華門裡。德丁這篇報道:「到處橫著中國市民的屍體」與他們所見完全一致。可以肯定,這是由中華門侵入市內的日軍第6師團和第11旅團把市民當作戰鬥對像加以攻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此報道與《鐵證如山》中的「例證之18」——施惠雲在門東、門西埋屍的情況也相一致。    
    當時,擔任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副會長許傳音負責處理遺棄屍體的掩埋工作。他是中國人,與世界紅十字會多有聯繫,曾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情況向法庭作證說:    
    我目擊了日本兵的所作所為。我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時在南京市內沒有中國軍隊,所看到的屍體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一個穿軍裝的。(《記錄》35號,載前引資料集,第25頁)    
    前面曾經提到汪良向中國歸來者聯合會的訪華代表團提到南京城內「兩條血路」的慘況。許傳音在馬路上「看到到處都躺著屍體」,指的就是兩條血路中的一條。另一條血路——中山北路上被日本殺害的難民,國民黨退卻下來的士兵和病員則由佐佐木元勝和西條八十來加以證實。    
    早在第二章裡我們曾經介紹了《野戰郵政旗》作者佐佐木元勝看到中山北路的慘況。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達南京,即在舉行入城儀式前一天到達南京。南京陷落了三天後,在馬路上仍可看到當時的悲慘情景:「當時有一、二萬中國兵在被槍殺,其中好像也有脫去軍裝而換上便衣的中國兵。」    
    洞富雄先生從《未來》雜誌(1976年12號)一篇題目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中瞭解到詩人西條八十所寫的見聞裡,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留下的現場記錄,其中在12月17日「入城式」那天,他在下關下船上岸後寫道:    
    我出去一看,見碼頭對面有一座高高的板牆。牆內中國兵的屍體堆積如山。我心想:「已漸漸開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來到寬闊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楊樹覆蓋的林蔭道,參加閱兵式的軍隊不斷地行進著。他們首先要穿過陰暗的挹江門。那裡,在厚得令人吃驚的鐵門背後,堆起了敵人的沙袋,像揚子江岸邊裝米的草包那樣,沙袋集中在一起。從這一帶開始,一路上,橫躺著很多穿著當地居民衣服的中國兵屍體以及死去的軍馬。(引自《大屠殺》第55至66頁)


第三部分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第31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2)(圖)

    井手純二於1938年1月上旬拍攝的下關長江邊鐵道棧橋附近的屠殺現場    
    對於「已漸漸開始啦」這句話,這無疑意味著屠殺俘虜。洞富雄先生分析,這只能認為是西條八十根據自己的判斷頂料到將會發生這種事情,或是西條八十從別人口中聽說到即將會發生這種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屠殺決非偶然發生的事件,所謂「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說是出自於日本軍隊有計劃、有意識的殘忍的屠殺。    
    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對許傳音的馬路上的所見,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時說:    
    「我們盡可能地在安全地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調查。斯邁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種調查,結果得出了結論是在我們確切知道的範圍內,城內有一萬二千個男女包括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遭到殺害。    
    除此之外,在市區內還有許多人被殺害,但我們無法統計這些被殺害者的人數。在市區外,也有相當多的人被殺。以上所說,全然不包括遭屠殺的幾萬名中國士兵或曾經是中國士兵的男子。」(《記錄》36號,前引書Ⅰ,第49頁)    
    《鐵證如山》例證之十七中,劉世堯所見在五台山小學後面塘裡有83具被日本兵殺害的中國人的屍體。這個地點在難民區之內,由此可以證實貝茨博士的論說。證例中劉世堯還證實:日本兵把好幾百個難民趕進清涼山一個大洞裡,將他們用汽油活活燒死。清涼山僅在難民區西邊的邊緣,此次屠殺對難民區內一定震動很大。    
    田伯烈看到日本軍肆意屠殺中國的平民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對日軍不守信義感到失望。他說:「當日軍進攻南京的時候,日機散發傳單稱『日軍將盡力保護善良的人民,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12月10日,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在勸唐生智將軍不戰而退的傳單中,他也這樣說:「日軍對於抗日分子雖然苛酷無情,但對於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採取寬宏和善的態度」。日本軍隊對於自己的諾言,究竟履行到什麼程度,下面的事實可以顯示出來。他稱貝茨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聲望、態度極為公正的外僑,並引用他12月15日寫給上海友人的一封信說:    
    在南京,日本軍已經名譽掃地,甚至得不到中國市民的尊敬和外僑的好評……    
    入城兩天來,由於日本軍連續不斷地殺人,大規模而有計劃地掠奪,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婦女)等等,南京的局勢越發不可收拾了。外僑巡視市區後報告說,這時在馬路上堆滿了許多市民的屍體。昨天,在南京市市中心幾乎每個街區都有一具屍體。死去的市 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說是在日本軍入侵時或被機槍槍殺,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誰因恐怖與興奮奔跑,誰在黃昏後被抓去,幾乎都被就地槍決。其殘酷程度是難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區也和其他地方一樣,都是如此,外僑和有地位的中國人曾清楚地目睹了這許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慘不忍睹。    
    有幾批男子被帶走,日本軍把他們看作是當過中國兵的,因而他們都被捆綁在一起,一一被槍殺。這些士兵已放棄了武器,脫去了軍裝。因此可以說,實際上,除了為搬運搶奪來的東西和裝備物資,需要從什麼地方找暫時充當苦力的人外,被抓獲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槍殺的,當然,連俘虜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軍強迫當地中國警察從難民區內的一幢房子拉出了四百個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綁起來,帶著步槍和機槍的日本士兵插在他們中間,把他們押走。不管目擊者作什麼樣的說明,他們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摘自《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根據當時日軍殘暴成性的實際情況,貝茨肯定從難民區裡抓走的警察和難民是被日軍殺害了。但他不知道屠殺的地點。日本軍也不會讓他知道集體屠殺中國警察和難民的暴行。實際上,這些警察和難民是被押到漢中門外被殺害了。1946年5月,伍長德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時控訴了日本軍此一暴行,證實在漢中門外的大屠殺。    
    我之所以在這裡重提伍長德的一部證詞,是因為日本軍在漢西門外進行了多次集體屠殺,這只是首次而已。汪良曾向中國歸來者聯合會的訪華代表團說過:「在漢西門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數百人,多的時候有數千人被集體屠殺,他們都是現在還活著的證人殷有餘先生。」這裡所說的「漢西門」。那麼汪良所說的漢西門集體屠殺有無其他證人呢?有。    
    先看日本方面的證詞。日本廣播協會1977年8月22日晚8時題為《映像的證詞,戰鬥的軍隊》的廣播中,提到過井之脅定二這個牧師。他曾參加南京攻陷戰。他說:當時,在南京漢西門外,有30米左右寬的防坦克壕溝,全為屍體所埋沒,馬拉的輜重車在屍體上碾過。(引自《大屠殺》第60頁)    
    毫無疑問,當時溝裡填滿了被日本軍所殺害中國人的屍體。後一句可能有些誇張了。但不管怎麼說,日本軍在漢西門外集體屠殺南京市民的事實則不容否認。這一點從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記中也得到了證實。他在那一天手記中寫道:    
    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個負責人請求我們去漢中門外,視察一下在那裡的許多屍體……漢中門現在封鎖著。掩埋隊報告說,在那裡有遺棄屍體三千具。那些屍體經大批處決後原封未動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疊著遺棄在那裡。(前引書2,第47頁)    
    就在漢中門第一次集體屠殺的當天上午,貝茨曾駕駛汽車送一個日本海軍軍官回下關軍艦,但在半路上被一個陸軍軍官阻止,說那邊還正在撲滅少數中國軍隊,因有危險,故平民不准過去。貝茨說:「我們停止的地方就在軍政部前,目睹日軍槍殺已被解除武裝的中國兵和許多無辜的平民,不准我過去,原來是這原因。」但當天下午他還是設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爾到了下關,一路之上,屍骸纍纍,觸目驚心,難於描寫,令他永不能忘。    
    《外人目睹中日軍之暴行》一書中就15日那天晚上寫道:    
    那天晚上,在職員開會時通知說,在我們總部附近的一個收容所裡,士兵們帶走了全部難民一千三百名準備槍殺。我們知道,其中有許多人過去當過兵。可是雷伯當天下午已得到日本軍官的允准,不再傷害他們的性命。他們怎麼樣呢?現在已經明明白白。男人們在帶刺刀的士兵們的押送下,排好了隊,每一百個人集中起來,繫在一起。戴著帽子的人被粗暴地抓去帽子,扔在地上。然後,我們通過車頭燈的照明,看到他們走向刑場……我們自己覺得心裡憋得慌。他們從南邊一直拖著沉重的步子走來,其中不是也有四個廣東青年曾於昨天無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嗎?有一個身體強壯的高個子北方人,他那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時所流露出來的幻滅的目光,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令人擔憂。我對他們說,要日本軍保證難民的生命安全,這是多麼愚蠢啊!我們深信,日本軍至少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其所作的保證,在他們到達同時,也許會建立秩序。但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暴行恐怖是殘忍透頂了。因為後來更險惡的日子來臨了。(《外人目睹中日軍之暴行》,引自《大屠殺》第125至126頁)    
    洞富雄經過全面分析資料後認為:上述所說的日本軍從安全區帶走了1300名左右難民並加以屠殺,是日本軍在安全區最初搜查捕殺的便衣兵數字。當時黃俊鄉曾被日本軍逮捕,但倖免於難。他在為提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而作的宣誓口述中(檢證1733)敘述如下:    
    1937年陰曆11月9日,日本軍在光華門附近炸壞城牆,侵入城內,逼近難民區。兩天後,日本軍開始搜查住宅。他們見到地上到處是丟棄的武器,斷定有許多軍人潛伏在難民區內。於是,他們無視國際道義就開始進行殺戳。凡18歲到40歲的人,一概被作為國民軍而逮捕起來。最初幾天逮捕的人超過兩千名。我也是其中之一。被捕的人成四列縱隊,從難民區出發,走向揚子江堤岸的各處(寶塔橋、四所村、老江口、草鞋峽、燕子磯一帶),隊伍長達一日裡(約二英里)。入夜後,日本軍幾乎把他們斬盡殺絕。(引自《大屠殺》第126至127頁)    
    這裡提到了許多難民被日本軍押到下關各地屠殺,那麼日本兵在城裡還有其他屠殺嗎?有!而且很多,非筆墨能夠寫盡。    
    日本軍出於屠殺的目的,對南京的城裡城外進行了徹底的搜查,凡是他們認為是「中國兵」或是有可能成為「中國兵的人」一律當場或者帶到指定地點加以殺害。喬治菲奇是紐約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委員會書記,他就當時在南京看到的情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說:「日本人從我們宿營的地方抓人時,不遵守任何規定。他們把手上有老繭和剃光頭的,當作曾經當過兵的充分證據,認為務必判處死刑。在我宿營的地方,幾乎都受到軍隊的侵入,他們想要殺誰,就把他拉出去」。(《記錄》58號,前引書1,第115頁)


第三部分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第32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3)(圖)

    隨軍慰安婦    
    中國人和西方人不同,很多人不剪「西裝頭」而剃光頭,是我們的民族習慣而已。勤勞、忠厚也是中華民族的優點之一。勞動慣了的工人農民的手上哪能沒有老繭呢? 更不幸的是有誰的頭被曬黑了而腦門上顯出白的額角,這樣許多風餐露宿的難民,均被日本軍看成是「中國兵」而加以屠殺,而且有時沒有明確理由想殺誰就把誰殺害了。美國大使館的埃斯皮領事在報告中說:    
    除由日本軍負責驅逐前中國軍人和對他們執行死刑外,日本兵以兩、三人或兩三人以上為一小組,在全市進行巡邏。這些兵殺人、強姦或掠奪,引起了城市裡莫大的恐慌。這些兵為所欲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他們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狀,抑或日本軍在入城後,完全不受管制?對此毫無充分說明。我們聽說,最高指揮官至少發出了兩項命令,這就是:命令對官兵加以管制,又嚴格命令軍隊在入城前切勿燒燬財產。    
    但就實際情況來說,幾千幾萬個日本兵聚集於全市,犯下了荒謬絕倫的掠奪和殘暴行為。據外僑目睹說,士兵們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蹋了城市。全市無數男女和兒童被殺。據說,日本軍槍殺或用刺刀殺戳一般老百姓,卻絲毫沒有明確的理由,這種情況很多。(《記錄》59號,前引書1,第153頁)    
    前面曾經提到,《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為了採訪消息,15日以前留在南京,他對日本兵屠殺人民的情況作了如下的報道:「一般市民,不問男女老少都被日本軍槍殺。時常見到有老人趴在馬路上,很明顯,他們個個都是被日本兵憑一時高興從背後開槍擊斃的」。    
    德丁的報道是否是從個別偶然發生的屠殺中提煉出來,不具普遍性呢?不是的。我們看看《南京安全區檔案》中記載些什麼?    
    26年12月15日,在安全區內,有紅十字會之衛生隊清道夫6人,無故被日軍槍殺。    
    26年12月15日,有一負槍傷之華人奔至金陵大學醫院,據其述稱:當時計有6人被日軍由安全區拉出強迫挑運軍械,行抵下關突被日軍開槍射殺,本人死裡逃生。    
    1937年12月15日,一名有刀傷的男人來到鼓樓醫院,述稱:他們6名華人被從安全區抓去運彈藥到下關,當他們抵達下關時,日軍即用刺刀將他們全部刺殺,只有他一人死裡逃生,回到鼓樓。    
    26年12月15日上午8時,有已入德國籍華人王惠者(譯音)被日軍多人逮捕,該人出示德國旗竟被日軍將旗棄毀,即迫其挑負重擔。詎行至九江路,日軍忽從背後開槍向其射擊,幸未中要害,乃奔至金陵大學醫院求治並痛陳悲切。    
    26年12月15日,有一60歲之華人由其侄伴同逃入安全區,在途中被日軍槍殺,其侄則負傷奔至金大醫院求治。    
    1937年12月15日,一男子來到鼓樓醫院,他是背著他的60歲叔叔到安全區來的,日軍開槍打死了他的叔叔,並打傷了他。    
    26年12月16日,有日兵多人將紅十字會工作人員14人任意逮捕。    
    26年12月18日下午4時,在頤和路18號有一日兵向一市民索取香煙,該市民稍事遲疑即被開槍射中頭部,生命垂危。    
    26年12月18日,市民30人遭日軍逮捕後音訊杳然。日軍並於醫院內洗劫財物、金錢、食 米及病人被服400套,當時一人被殺,一婦女被重毆倒地,約20分鐘即告斃命。    
    以上似乎引證多了一點,佔據了篇幅。但上述記錄充分證明日軍隨意屠殺市民,而且非常殘忍,竟將為其服務者加以殺害。真乃是虎狼心腸,不可近其者也。    
    外國人之目睹所記錄下來的文字篇幅很大,我們不能一一引用。現在我們轉向來看侵略者作為「戰功」的記錄,並加以分析批判。    
    田中說:「他為了寫《虛構》一書,專門詳細查閱了《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三家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所有報紙的版面,卻不見有關殺人強姦的隻言片語。」日本軍的實際行動與「三家」報紙有無出入呢?回答是,「三家」報紙和100多名記者、作家、評論家、攝影師隨軍進入南京城,目睹了日軍的部分暴行,卻在日軍對言論嚴格管制下無法衝破約束、如實地報道日本軍在南京暴行,反而虛假地為皇軍「聖戰」喝彩。這種虛偽的報道當時就被日軍實際行動所徹底揭穿了。    
    前面我們引用了會攻南京的日本侵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為了回擊田中的謬論,我們再引用一次。該日記的1937年12月13日那天這樣寫道:    
    大體上我們沒有留置俘虜的打算,當逐一予以收拾。    
    僅佐佐木部隊即解決了俘虜約一萬五千名,守備太平門的第一中隊長解決了一千三百名,另有七、八千名集結在仙鶴門附近,陸續前來投降。    
    要處理這七、八千人,必須有相當大的壕溝,實在難尋覓。    
    另一方法是打算把這些人分成一百兩百,引誘至適當的地方下手。    
    中島明白無誤地記下了屠殺的地點、人數和方法。國際法規定屠殺俘虜是犯法行為。日本軍卻渺視國際法,在南京大批地集體屠殺俘虜,而且很多市民也無辜慘遭屠殺。中島以為攻陷南京象徵著中國亡國,必將像朝鮮和台灣一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他如實地記下他的「戰功」以其「名垂千古」。    
    中島日記由他自己掌握,機密性程度極高,是他向軍部報告「戰績」的依據,真實可靠。當然,包括三家報社記者在內的100多名記者、作家等不可能及時地看到中島的《日記》。然而作家、記者和文化人對於日軍公開大批處決俘虜、屠殺市民的情況能夠一無所知嗎?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對成批的俘虜被處決,對大批市民遭屠殺,作為記者能夠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嗎?這是記者起碼的責任。這只說明日本侵略者早有預謀,並有嚴格規定,對侵華戰爭期間的日軍的暴行一律不准報道。像南京大屠殺這樣震驚世界的暴行有損日本的國格和皇軍在世界上的名譽,更加不准報道。所有報紙、電台都要迴避與中島《日記》類似的內容。中島《日記》的重要性不在於第16師團處決了俘虜數量多少,而在徹底暴露了日本軍事當局對待中國俘虜的方針。在這種方針指導下,俘虜們的命運便可想而知了。


第三部分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第33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4)(圖)

    被俘虜的戰士,他的一條腿被小日本吃光了!    
    佐佐木到一在《進攻南京紀實》一書中承認,大批處決俘虜和屠殺市民,只能看成是日本最高當局恐怖政策的應證。書中說:    
    12月13日,實際上是理想地進行包圍殲滅戰進行了演習。那天,在我支隊的作戰區域內遺棄敵人的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還有在江面上被裝甲車擊斃的士兵和各部隊的俘虜,如合在一起計算,僅我支隊就已解決了敵人2萬以上。    
    佐佐木說的「理想地進行包圍殲滅戰」,殺害的是一些什麼人呢?1965年中國歸來者聯絡會的代表團訪問南京時,對外文化協會的汪良向該代表團詳細介紹了有關下關的那次大屠殺的情況,他說:    
    13日那天,北城門已被打開(當時,國民黨退卻時從北門朝揚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備隊退卻完畢後,為了阻擋日本軍的進擊,已在外側對北門上了鎖),日本軍向揚子江方面挺進。岸邊的中山碼頭原有兩艘渡船,因此有難民湧到這裡。然而,兩艘渡船早被國民黨軍官佔據,難民一個也不能渡江,他們擠在碼頭上,已處於快要凍死的狀態。人數達二萬至三萬。日本軍向這些難民開炮,將其全部屠殺了。([日],山岡繁;《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8至9頁)    
    關於佐佐木支隊在下關的大屠殺,已在《鐵證如山》一章中作了詳細陳述,這裡不再重敘。但對當時的實際情況再進行分析,並進行適當的批判。    
    第一,南京的守備部隊從12月12日下午5時開始分別撤退。當時分陸路突圍和渡江撤退雙管齊下的戰術,各有明確的方案和撤退線路。凡渡江撤退的各軍、師、團都控制了一定數量的船隻,夜間已經渡江撤退完畢,只有少數掉隊士兵與部隊失掉聯絡而分散在下關和沿江岸各地,絕對沒有仍保持建制整師整團成千上萬的官兵待在下關,坐等日軍前來殲滅他們。    
    第二,佐佐木說該支隊在下關打完了15000發子彈,15000發子彈只能供200名左右的日軍攜帶。首先該支隊未經激烈戰鬥殲滅上萬名中國士兵是不可想像的事。毫無疑問,該支隊屠殺的是手無寸鐵的難民,最多其中夾雜著極少中國部隊掉隊士兵,而他們也已放下武器,脫去軍裝了。應該明白,守備南京的中國部隊不是烏合之眾,更不是經不起一擊的一塊「豆腐」,而是比較能夠戰鬥的部隊。他們是奉命有組織有明確目的地撤退,而不是潰退。既然如此,他們就保持著相當強的戰鬥力。如果上萬人的部隊面對200名左右的日軍死中求生,背水一戰,以多擊少,即便是「窮鼠啃貓」,200名左右的日軍能夠抵擋得住嗎?很明顯,殲滅的不是中國部隊,而是屠殺了2至3萬難民。    
    第三,中山碼頭原有兩艘直航對岸浦口的渡船,每半小時對開,往來較為方便。但自從日軍逼近南京後,日機經常騷擾、掃射,該輪渡已不能正常運行。但是下關除內河航運碼頭外,唯有中山碼頭客運流量最大。因此中山碼頭、各內河航運碼頭和下關火車站共聚集約2至3萬難民,盼望由此渡江逃命。同時,國民黨守備南京的部隊一開始便作了兩手打算,即死守與撤退的兩手打算。因此在南京城郊戰鬥日趨激烈的時候,各軍、師都在江心洲的內江、三汊河、秦淮河出口處、煤炭港、魚雷營、燕子磯等口岸處控制了一定數量的民船。國民黨軍這樣做嚴重地影響了難民們逃往江北的進度,使得近10萬該撤走的難民滯留在沿江各個口岸,後來都死於日本軍的槍彈之下。這不能不是國民黨軍的一大過錯。而他們在最後撤退的緊急情況下又動用了中山碼頭的兩艘較大的船。最不幸的是在當夜國民黨軍棄下數萬難民而不顧,自己撤退到北岸後,未令全部船隻返回南岸接走難民,因而導致了下關約2至3萬難民慘遭日軍殺害。    
    田中在《虛構》中認定佐佐木到一在下關殺害我2至3萬難民是「敵軍」,並且抱怨說這些數字可能有些誇張,導致了後來南京大屠殺的謠傳。關於日本在下關屠殺的是難民,後面我將再提出證據。應該說中島今朝吾和佐佐木到一都是日軍將級指揮官,在這裡是把屠殺俘虜和難民作為「戰績」看待,記下來的屠殺人數是實實在在的,並無誇張之處,從客觀上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田中抱怨的是不該如實地記下實在的而後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罪證。    
    南京大屠殺的事件發生以後,外國一些記者各自向本國的報紙、廣播作了誠實的報道,因涉及到一些僑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有關國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日本軍事最高當局不得不研究對策,外部問題內部處理,用以掩人耳目,達到否認暴行的目的。    
    首先於12月21日,將會攻南京的諸師團的佈置作了調整,命令其他各師團撤出南京城,僅留第16師團,並任命今朝吾為南京地區警備司令官。然而,他就任以後變本加厲,非但沒有放棄屠殺俘虜和平民的方針,而且更加嚴厲地說:「要一個不漏地找出隱藏在城內的散兵,並加以處置。」所謂「散兵」指的就是18至40歲中國的男子。在今朝吾指揮下,屠殺俘虜和平民一直持續到1938年1月,擴大了日本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另一方面,日本軍事當局採取措施,控制輿論,封鎖消息,嚴令禁止傳出南京大屠殺的實況。並在軍中強力實行言論控制令,官兵不得記載、談論、外傳南京大屠殺的情景。涉及到會攻南京,一律用皇軍在國外「聖戰」加以歌頌,向本國人民隱瞞真相,用以維護日本國和皇軍的威信。    
    然而,不管日本軍事當局採取何種嚴厲措施,控制得又如何嚴密,但在日本報紙為了誇耀皇軍的「戰績」和「聖戰」的同時,除美國《生活》雜誌把南京大屠殺的情景傳入日本本土外,參與南京大屠殺的一些官兵私下記的日記、手記,也有的軍官攝下殺害中國人、污辱婦女的照片,無情的記錄了日本侵略軍的滔天罪行。這些日記、手記都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成了那段血腥歷史的見證。由於歷史不斷地向前推移,一些參與大屠殺者靈魂上不安,逐步覺醒,感到要對後代負責;同時另一些人也由於重走軍國主義老路,便跳出來為南京大屠殺翻案。而後者又激怒了前者,於是一些有識之士感到不能迴避,便拿起了筆寫回憶錄,或者乾脆向社會上發表日記、手記,號召人們提高警覺,決不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最近幾年來,一批批很有價值的資料在日本被發現,進一步證明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    
    在12月13日那天,不僅下關火車站,各條馬路和在江邊碼頭上大批地屠殺了難民,而且在江面上也有成千上萬的中國軍民遭到日軍的屠殺。對於這一情景佐佐木的手記中也有記載——12月13日,無數南京市民和中國士兵準備從即將陷落的南京城渡江逃往江北,在江心裡卻遭到日本軍的掃射,全部死亡。    
    就這一情景,日本中央公論社特派記者石川達三在《活著的士兵》一書中寫道:    
    挹江門直至最後未遭日本軍的攻擊。城內的殘兵敗卒土崩瓦解,通過這個唯一的城門逃到下關碼頭。面前就是江水,沒有一艘可以渡江的船,陸上也沒有一條可以逃跑的路。他們抓住桌子、圓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東西,企圖橫渡寬闊的長江,逃到對岸——浦口。其人數大約有五萬,只見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向江對岸游去,簡直看不到江水。抵達對岸一看,日本兵已搶先等在那裡。機槍聲響起來了,好像點點雨水打在江面上。人們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兵在下關碼頭已經布下了機槍陣地。對由上而下漂流的殘兵敗卒,則由驅逐艦給予最後一擊。    
    按照海戰法,日本軍這樣做是一種犯法行為。這裡的人數很難斷定是幾千幾萬,但可以肯定用桌子、圓木和木板等漂浮工具向對岸浦口泅渡的軍民人數很多很多,卻被日本軍殺害在江面上了。由此也可見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殘忍性,決不放走想逃出南京的一個中國人。    
    日本軍殺害了如此眾多的中國人,被殺者到底是軍還是民呢?


第三部分第34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5)

    前面提到過第6師團第13聯隊二等兵赤星義雄在14日那天因公到了下關,曾在那裡看到屠殺後留下的實際情景,後來在《揚子江在哭泣》一書中寫道:    
    兩千米,不,也許還要寬一些,在這寬闊和江面上,漂流著數不清的屍體。一望無際,滿眼皆是屍體。江邊如此,江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屍體,其中有成人,也有兒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屍體像「木排」那樣,緩緩地漂流著。朝上游看去,屍「山」接連不斷,似乎可以想見,那接連不斷的「山」是看不到邊的。    
    看來至少有五萬人以上。而且幾乎全是老百姓,揚子江的確成了「死屍之江」。    
    對此,我聽說是這樣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幾萬中國軍隊和難民從下關碼頭——距那裡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發,企圖擠下一艘僅可乘50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對岸。    
    在進攻南京城的戰鬥最為激烈的情況下,日本海軍軍艦裝載大炮和機槍溯揚子江而上,伏擊撤退的軍隊和難民。猛烈的槍炮射擊,發出了震天動地的巨響。渡船直接中彈,被打得稀巴爛,全部沉沒。    
    我聽到這些話,當時心中就想:「為什麼連對毫不相關的人也……」我覺得這不正是「南京大屠殺」的實際情況嗎」(《揚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師團出兵大陸的記錄》第28至30頁)    
    守衛幕府山和下關的是78軍宋希濂部隊,撤退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又佔地理有利條件,命令撤退後夜間迅速放棄陣地,很快登船搶渡,未留下任何戰鬥部隊。因而日本軍進抵下關時未遇到任何抵抗,也就談不上「攻擊相當猛烈」之說了。馬路上躺著的是難民的屍體,其中可能夾雜一些中國兵的屍體。但那是少數,大部分還是難民的屍體。其實他講的幾萬難民遭屠殺,與佐佐木的《進攻南京紀實》和谷壽夫的《軍情報告》中所記載的一致。所不同的佐佐木和谷壽夫把難民的屍體說成是「軍人的屍體」,由此妄想推卸屠殺難民的罪責。    
    下關、江邊和江中到底有多少具中國軍民的屍體,恐怕誰也說不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軍有計劃地推行的是恐怖政策,屠殺與銷屍滅跡同步進行;另一方面進行嚴密封鎖,絕對禁止外國記者觀察現場,及時採訪報道;而事後日本軍事當局又加抵賴。但是大屠殺事件發生了,總會有一些倖存者會揭發日本軍的罪惡事實;同時也總會有身份不同的人觀察到現場。    
    佐佐木元勝16日到達南京,17和18兩天曾往返於中山站和下關之間。他在接收了下關中國郵局後,就把野戰郵局搬到下關,對當時附近滿是屍體的情景描繪如下:    
    在江岸,殘兵敗卒遭機槍掃射後,屍體成堆,在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邊,屍體重疊著。任何悲慘的情景也無法與之相比。除此之外,還有多少具被吞沒在長江的濁流中隨波沖走,不得而知。我曾於關東發生大地震時,看到本所的緣叮呵岸堆積著許多屍體,但與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了。那些奪去了人的生命的槍彈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屍體呈半裸狀態,有的被澆上煤油焚燒得焦黑。(《野戰郵政旗》上冊,第222頁)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大地震,死傷及下落不明者15萬人,是世界級災難。佐佐木元勝以關東大地震作比,只說明了下關被日本軍屠殺的嚴重程度和殘忍性,但也未說清楚到底被日本軍屠殺了多少中國人。其原因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不管從哪個角度去說,下關被屠殺的軍民是南京大屠殺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佔據份量很重。    
    田中歪曲事實說:「回想起來,《中國之旅》的內容,均來自中國受害人的揭發,或是一些故事,僅是一些『傳聞』。本多先生和《朝日新聞》根本不想弄清這些殘酷故事的真偽,他們即不查證當時的歷史記錄,也不核對日本方面的證詞。」(見《虛構》第9頁)    
    本多勝一先生曾以記者身份到中國訪問,採訪了許多倖存者和當事人,掌握了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回國後寫的《中國之旅》於1984年《朝日新聞》上連載。該書以鮮明的觀點和立場揭露了日本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    
    岡本健三生於東京,作為士兵參加了南京的攻陷戰,親眼目睹了殺人現場,他說:    
    有人說未發生過南京大屠殺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殺現場,日軍佔領南京後,由於區別不出良民與游擊隊,因而就發良民證。我們的部隊也每天幹起像是盤問之類的事情來。雖然要中國人填寫了出生年、月、日,職業、性別,但中國很少有人會寫字。我們對不會寫字的人作了說明,但他們聽不懂我們的話。於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沒事,如有人回答得慢騰騰的,前言不搭後語,就被視為行跡可疑的人而加行處置。    
    我想日本軍是在南京機場焚燒了被殺害了中國人的屍體。行跡可疑的人由各部隊集中帶往飛機場。他們在雜草叢生的草地上,被繩子團團捆住,他們無法逃跑。他們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囂起來,喋喋不休。架在飛機庫頂上的機槍對準那裡噠噠地射擊。我認為這種射擊是在接到「射擊」命令後進行的,是不知不覺地勾動了扳機。由於我們沒有殺人的精神準備,因此毫無表情。如果在戰鬥中命令我們殺人,若不把對方殺掉,則自己有被對方殺掉的危險。可是在那種場合,有點人性的話就不會射擊。射擊的任務由機槍隊執行。我們的部隊則駐紮在四周進行監視。    
    射擊開始,有人搶先奪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為到處都架有機槍,結果也必然被槍殺。當時估計被殺害有四、五百人。事情結束後,日本軍把路軌堆起來,上面放著屍體,下面塞著木架,澆上汽油後統統焚燒。……有時我們的部隊也被拉出來,我也幹過焚燒屍體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婦女和兒童,甚至有不到10歲的兒童。這是不折不扣的屠殺啊!被殺的人是不是游擊隊,也不清楚。在區別他們是否是良民時,並非什麼都是的。由於語言不通,情況不會弄得很清楚。雖說在地獄裡與極樂世界相差無幾,實際上,是胡言亂語。(引自《參加杭州灣敵前登陸》載《中國》1971年8月號)    
    通過岡本健三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有力地回擊了田中對本多勝一的指責。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屠殺是接到上面的命令而進行的;第二,所有日軍都參與了屠殺;第三,屠殺是極嚴格而秘密地進行的;第四,屠殺是有計劃、有組織的,統一方法——屠殺後焚屍滅跡;第五,所有被屠殺的都是老百姓,其中有男有女,也有兒童。田中要求本多核對日本方面的資料,日軍中將今朝吾的《日記》、少將佐佐木到一的《進攻南京紀實》以及士兵外賀關次、赤星義雄、岡本健三等親眼所見,都可以作為給田中的回答。關於強姦一事,岡本健三說:「強姦事件也不是謠傳。佔領南京後不久,情況糟得很。自杭州灣登陸後,軍隊裡就沒有女人了。士兵們都是青年……上級說,如果幹了那種事就當場把女人殺死。」    
    岡本健三提供的「奸後殺死婦女」的情況,使我們一下子明白了為什麼在南京奸後慘殺婦女的情景。原來日本軍先姦後殺也是來自「上級」的命令,這就是根源 ,是無可爭辯的證據。    
    南京大屠殺中日本軍犯有屠殺、強姦、縱火、掠奪四種暴行。而四種暴行中屠殺暴行居於首位,罪惡最大,是定性的暴行。因而也是日本右翼勢力集中力量的攻擊點。下面我們再從掩埋屍體的數據來證實南京大屠殺。


第三部分第35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6)

    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許傳音作為檢察方面的證人,就該會掩埋被遺棄屍體的情況,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出庭作證說:「紅十字會一般掩埋了人們無力進行自費掩埋的屍體,但當時屍體太多了,難以處理。日本軍當局卻來人說,你們是掩埋屍體的,請幫助我們清除屍體。因為得到日本軍的同意,我們獲得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許可證或通行證。於是,為了進行這項工作,我們僱用了二百名工人。」12月16日那天,許傳音曾在日本兵的監視下乘汽車觀察了南京城內馬路上遺棄屍體的情況。可以認定,紅十字會掩埋屍體的準備工作便從這一天開始,於12月22日,首次在清涼山後山掩埋了129具屍體。至1938年10月30日在中華門普德寺掩埋62具屍體。(其中女屍13具,孩屍1具),共埋43071具。    
    除了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組織掩埋隊外,崇善堂也組織了四個隊進行掩埋遺棄屍體的工作。該堂單掩埋屍體一項工作有固定工役48人,臨時工沒有固定數字。從資料中可以看到,該堂於12月26日在五台山首次掩埋了124具屍體,其中女屍22具,孩屍6具。該堂至1938年4月20日止,累計共收埋屍體112,267具,其中女屍2,091具,孩屍813具。    
    紅十字會和崇善堂掩埋屍體數統計表    
    單位男 女 孩 合計    
    崇善堂109,363   2,091  813112,267    
    紅十字會   42,942 83 46    43,071    
    總計   152,305  2,174  859 155,338    
    (以上數字以《檔案》第424至435頁為準)    
    南京崇善堂成立於清嘉慶二年,是一個歷史較長、財產較厚的慈善團體,主要辦理恤寡(寡婦)、保嬰、施藥、施材並輔助 婦子女讀書及貧民施診,救濟難民食米等事。有董事19人,其中二人為經理董事,主持日常工作。南京淪陷前有田產4處(六合、中華門外、句容、水西門外),約600餘畝;此外還有房產19處,租金可觀,都用於慈善工作。    
    南京陷落後,崇善堂部分遷入難民區內,對難民進行救濟。並組建「崇字掩埋隊」,下設4個分隊,各隊設主任1人,隊員1人,固定工役10人,招收的臨時工人時多時少,沒有固定的人數。開始收屍時要把屍體從城內清理集中,再運往城外掩埋,進度較慢。第二年春末掩埋轉入到城外,屍體又集中,又用大坑就地掩埋,進度大大加快,到5月底,掩埋結束。    
    崇善堂所組建的4個掩埋隊,以隊為單位收埋屍體,指定專人每天記錄收屍的地點、人數和掩埋,認真負責,手續完備。每隊都要填表上報,憑表領取經費。崇善堂本是慈善團體,所有活動都是圍繞著救濟受難者,從不爭名,更不為利。憑良心做事,無虛偽之處。從這種為善的願望來看,他們所提供掩埋屍體數應當是可靠的。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覽表    
    隊別   屍數  合計    
    男    女   孩    
    第一隊  27,085  653  332  28,070    
    第二隊  20,108  492  81  20,753    
    第三隊  35,212  316  118  35,646    
    第四隊  26,886  630  282  27,798    
    總計  109,363 2,091 813  112,267    
    (以上數字引自《檔案》第423至424頁)    
    南京市崇善堂呈報《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覽表》附件    
    本堂哀悼同胞遍地慘死屍體,特組織崇字掩埋隊與紅十字會合作,紅十字會擔任西城掩埋,本堂擔任東城掩埋,共立四隊,每隊主任一人,供伙食,無薪給,隊員日給米八合,隊員十人,日給米六合。本隊戳記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因本堂通行證被偽憲兵搜去未還,其後隨憲兵來者翻譯等,依仗敵勢,百般威嚇,順便劫去衣物甚多,三次搜查,室中如洗,敵人威脅慘辱,已非人所能受,熟知我同胞為其走狗,傷天害理,萬甚於敵,迄今回憶,仍膽戰心驚也。    
    多方推測,《南京市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覽表》及其附件,於1946年2月6日之前向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呈報。因為2月6日審判戰犯谷壽夫時,該堂堂長週一漁曾在這一天出庭作證。此表的可靠性有如下幾條:    
    第一,和紅十字會掩埋屍體一樣,崇善堂掩埋屍體也是經日本軍允許,而且在他們嚴密監視之下進行的。許多事實證明,日本軍長期注意各種資料的積累,連我國的文化名勝都不遺漏一點一滴,何況涉及到軍事方面的有關情況。他們不可能不掌握埋屍的情況,尤其是埋屍的數據。日本方面決不會允許崇堂埋少報多,誇大「斬盡殺絕」「殘兵敗卒」的數字。    
    第二,崇善堂的性質決定了他們掩埋屍體的方針、工作態度和事後該遵守的準則。他們既不涉足社會,撈取政治資本動機;又無向他人乞憐,索取金錢而個人發財的想法,連該團體的收益都拿出來作為社會救濟了,根本不會偽造事實,多報埋屍數字。    
    第三,據說,在埋屍過程中,日本憲兵曾製造口實,沒收過「崇善堂掩埋工作一覽表」,這表明日本方面已經感觸到「一覽表」掌握在崇善堂手裡對他們的威脅,因而後來三番五次地搜查崇善堂,並將其戳記通行證沒收,事實上禁止他們掩埋屍體的活動了。《一覽表》是根據藏起來的原始記錄製作,其可靠性可想而知。    
    第四,法庭收到「一覽表」後,專人向週一漁宣讀了「刑法第168條的法規:主人供前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徒刑。」可以認為這是檢察方面對他進行心理偵察和精神上的威脅。當年週一漁已60歲,大半生從事慈善事業工作,不會不考慮到本身的利害關係。他回答詢問人:「據實陳述,並無匿飾增減。」    
    第五,「一覽表」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查證,調閱了安全區檔案,搜集了倖存者的證詞和外僑提供的證據,並挖墳起骨核對,由法醫仔細檢驗被日軍屠殺的難胞屍骨,然後綜合分析,認定了崇善所提供掩埋屍體的數據確實可靠,無須懷疑。


第三部分第36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7)

    除了紅十字會和崇善掩埋屍體外,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也組隊掩埋了屍體,具體情況見下表。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掩埋隊按月統計表    
    月份  掩埋屍數 其他    
     1隊  2隊  小計  1隊   2隊 小計    
    一  2,131 2,175 4,306 畜類10    
    二  1,728 2,924 4,652  畜類7  畜類11    
    三  2,344 1,636 3,980 馬匹26  畜類3    
    四  484484     
    五  300300    
    總計  6,987 6,735 13,722  33  24  57匹    
    附註: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六日以前,該會1隊在和平門外一帶聯合鄉共埋軍民屍體5704具,因非1隊單獨工作,故未列入上述統計;同時2隊在民國二十七年月六日以前已在下關一帶掩埋軍民屍體3245具,因該時尚未得到日軍正式許可,故未列入上述統計。(詳見《檔案》第440至446頁)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於1938年7月16日,向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即敵偽南京市政府的前身)呈文備案,因敵我關係不好公開談及掩埋軍民屍體的工作,只得在大談其會性質和工作內容,順便提到成立掩埋隊一事:    
    本分會掩埋隊自二十六年(1937年)12月間起即在下關沿江及和平門外附近一帶從事掩埋工作,總計在此六個月內,共掩埋軍民屍體22671具。此項屍體多系掘土掩埋,用棺木者只有數百具。    
    上述掩埋屍體的數字距結束掩埋工作僅一個多月,又是向敵對當局呈報,從常識講也不敢虛數多報。所以該會所提供掩埋屍體的數字也應當給予確認。    
    此外尚有盛世征、昌開運在上新河一帶組成義務隊,掩埋屍體2873具;芮芳緣、張鴻儒在中華門外花神廟一帶組隊掩埋屍體7000餘具;敵偽南京市長高冠吾在卯山、馬群、靈谷寺一帶積骨3000餘具,造一無主墳墓。上述共掩埋屍骨12873具。    
    可以肯定上述列舉掩埋屍體的數字,當然不是所有被殺害者屍體的總數。還有一些由其他義務團體、親人、熟人所掩埋的屍體。此外渡江之軍民被日本軍屠殺的江心裡,屍骨被江水沖走,或在陸上被焚屍滅跡,或將屍體填入池塘、河流水中,這個數字也是很大的,是無法一一統計了。最明顯的是燕子磯和巴斗山的大屠殺,被屠殺的難民數量很大,卻在東京審判時中國檢察方面未曾提出。可以看出,中國方面對於被殺害的人數持慎重態度。    
    在東京審判時,中國方面就日本軍分散屠殺155338人向法庭提出了證人、旁證和掩埋屍體數據。有人對崇善堂掩埋屍體數提出了疑問,但只是一些常識性的分析,並無證據,否定不了該堂掩埋屍體的事實,況且本節又以充分的理由作了回答。餘下的是紅十字會掩埋43071具屍體的論證的問題。    
    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也是一個慈善團體,所掩埋遺棄屍體,以日記載,分月統計,詳細地記載下收屍地點、屍數(分男屍、女屍、孩屍)和埋屍地點。累總時填寫《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救授隊埋屍班埋葬屍體數統計表》,總數是43071具。這項工作是後做的,因為當時不允許公開這一類數字。這些屍體是1937年12月26日至1939年5月1日之間所掩埋,該「統計表」被檢察方面列為證據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而作為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許傳音曾以檢察方面的證人出庭作證時說:    
    我們立即掩埋了這些屍體。這些屍體實際上有四萬三千具,但這是過低的估計。我們無法明確說出實際數字到底有多少。因為當時不容發表正確數字。起初,我們未敢提出這個數字並寫在公開的文件中。於是我們將此記在私自的文件中。這個數字是我們掩埋的屍體數。這些屍體都是中國普通老百姓,其中沒有一個中國兵。我們與軍人毫無關係。(《記錄》35號,載前引書1第30頁)    
    許傳音出庭作證時列舉了詳細數字,而且從日本方面的資料中得到證實。例如在「統計表」中說「三月以前在城裡收屍運往城外掩埋的屍體為1,793具,而在城外收埋屍體數為36985具」。當然這是確切的掩埋屍體數。日方的《大阪朝日新聞》:華北版曾報道南京被日本軍屠殺後留下的遺棄屍體情況。標題是《南京通訊,第五章衛生之卷》,這段消息中還有另一個標題,即《工作是整理屍體,控制瘟疫蔓延,防疫委員也四出活動》。它後來成為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之一:    
    經戰鬥後,南京首先必須整理的是遺棄的敵人屍體。不知有幾萬具屍體埋在壕溝裡和小河中。屍體堆積如山,如讓其遺棄在那裡,就衛生和安定人心而言都有嚴重危害性。    
    於是紅十字會、自治委員會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屬的僧侶們攜手合作,著手進行處理。他們把腐爛的屍體裝上卡車,同時口念「南無妙法蓮華經」,將屍體掩埋在一定地方,但花費了相當的物力和人力。他們忍受著令人厭惡的臭氣,日復一日地持續進行收屍掩埋工作。到最近為止,已在城內處理了1793具,在城外處理了30311具。約花費用一萬一千元,出動了苦力五、六萬人(註:原文如此)。但在城外,山後還留著很多屍體,而且支出八千元左右,準備在盛夏來到前結束屍體的處理工作。(引自《大屠殺》第192頁)    
    許傳音的證詞中「在1939年3月以前,城內收屍1793具」與《大阪朝日新聞》的「華北版」完全一致,而「在城外掩埋屍體36985具」與該報「華北版」多出6674具。這表面看來似乎是誇大的數字。但仔細研究《南京通訊,第五章衛生之卷》便會得出結論:相差之數的屍體是由南京自治委員會和日本山妙法寺所處理的屍體數,並非是紅十字會故意誇大。綜觀全部,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到1938年5月1日止,共掩埋屍體43071具,證據確鑿,不容置疑。因而可以得出結論說:崇善堂和紅十字會掩埋屍體155,338具。    
    關於集體屠殺,根據市臨時參議會1946年、1947年對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日軍在南京集體的控訴案有350起;又據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查證,集體屠殺有28案,被害人數達19萬以上。我們在《鐵證如山》中已由倖存者證實,日本方面也有資料記載。同時南京碇泊場司令在5天中處理10萬具中國人的屍體,加以作戰部隊處理5萬具屍體,總數為15萬具。    
    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的人數到底是多少?當時國民黨在日軍犯罪調查報告中發表為39萬人,也有的認為是50萬人。經過論證,認為這兩個數字證據不足,而報告中提出屠殺30萬,有充分資料作為根據,是正確的結論。解放以後,南京市人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案多次進行調查,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成立了史志部門,抽調了專家,除全部重新審閱已有的材料和檔案外後,又進行了普遍調查。經過專家論證,肯定被日本侵略軍屠殺的受害者在30萬以上。


第三部分第37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8)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開庭審判戰犯之前,根據中國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所提供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曾派美軍上校托馬斯.H.莫羅到南京調查、核對、鑒別,認定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所提供南京大屠殺的證據真實、可靠,手續符合法律程序,應該給予認定。因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判決書中寫道:    
    據後來估計,日本軍在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個星期的時間裡,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殺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虜,總數在二十萬名以上。這些估計並不誇大,那可以從掩埋隊以及其他慈善團體所掩埋的屍骸達十五萬五千具這一事實得到證據……這些數字沒有把被日本軍焚燒後丟棄的、投放揚子江的以及用其他方法處理的許多人在內(《記錄》載前引書1,第396頁)    
    上述判決與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所提供南京大屠殺被日本軍殺害的總人數在30萬人以上並不矛盾。須知,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和崇善堂共掩埋屍體155,338具,加以其他慈善團體掩埋的屍體數已近20萬。如果包括碇泊場司令部和日軍作戰部隊所處理的屍體數,總數超過了30萬。    
    日本政府至今還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者是30萬人以上,只是含糊其詞地說「與事實有較大的差異」。「差異」到底有多大?日本方面沒有說出具體數字。我們認為日本方面肯定保存著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否則他們不可能公開強調「差異」。    
    第一,日本軍方對南京大屠殺事件必有記載。華中方面軍攻陷南京後除公開發表戰報外,內部肯定有「誤傷」市民的記載,此點是根據松井石根在舉行入城儀式後接著又在明故宮機場舉行「忠靈祭」,領們說:「你們艱苦戰鬥,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舉掃地。」可見暴行程度之嚴重,軍中不可能沒有記載,儘管是大大縮小的事實,但不可能隻字不提。    
    其次,當時任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證實參謀本部曾派本間少將到南京制止日本軍的暴行。松井石根在接受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對向他提出的反問所作的陳述是,本間陸軍少將受參謀本部的派遣,於一月下旬前往他在上海的司令部。說是東京當局看到了關於在華日本兵暴行的有關報告,非常遺憾。就此事石射豬太郎在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時作證說:「記得是在1938年2月底左右,陸軍中央特別派人前往當地的軍隊。後來知道派的是本間少將。從此以後,南京大屠殺才停止下來。」(引自《大屠殺》第183頁)    
    第三,陸軍省肯定收集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人們現在都知道,在南京大屠殺事件發生後,屈於一些國家政府的譴責和輿論的壓力,陸軍中央部對此感到十分狼狽,曾於1938年2月把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和第10軍參謀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約80名參謀軍官召回國內,對他們提出了警告,換句話說涉外問題作了內部處理。在這一過程中陸軍省必須佔有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否則不可能接受對他們的指責。    
    第四,南京大屠殺期間,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間斷地向日本駐華使館致函,報告日本軍在安全區內及其周圍的暴行。同時日本各駐外使館也不可能不收集各所在國政府和輿論對日本的指責。所有這些都會彙集到外務省,一一記載下來。    
    第五,紅十字會和崇善堂等團體掩埋屍體是在日本軍允許、監視之下進行的,對於收屍地點、屍數和埋屍地點不可能熟視無睹,不聞不問。我們認為「《大阪朝日新聞》華北版」所報道的存屍、埋屍數肯定來自日本軍方。由部分到全部,日本軍方和駐華使館肯定掌握了全部收埋屍體的總數。    
    第六,日本投降後,外務省和陸海軍燒燬了有關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資料,同時也相應地指示各下屬駐外機構銷毀同樣性質的資料。儘管如此,日本不可能乾淨、徹底、一紙不存地銷毀所有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資料。同時,有關人員頭腦中「資料」不可能同時被銷毀掉了。後來陸續發表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回憶錄便是最好的證據。    
    如此看來,日本手中肯定掌握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關鍵資料,而且舉足輕重,是很有份量的資料。這種可能有以下幾種情況和心理:    
    一、該資料屠殺的人數在34萬以上,屠殺的計劃和手段完備,永遠也不敢公佈出來。公佈了,無疑將不打自招,對以往的抵賴感到有愧,有損日本國格和政要的人格,對不起國民,必將招來眾多的斥責。    
    二、該資料中屠殺的人數正是30萬以上,一經公佈將對號入座,成了中國資料最有力的旁證,被迫公開道歉,往後再無推諉的餘地。索性不予公佈,可以一直扯皮下去,諒你中國也怎麼不了日本。    
    三、該資料中屠殺人數雖有某些差異,但出入不大,最致命的一點是公佈出來,偕差異之數也否定不了南京大屠殺的定論,因而認定不如不公佈為好。    
    四、日本不公佈他們所掌握的南京大屠殺資料,考慮的是內外因素:一是擔心在國民面前丟臉,失去人民的支持;二是擔心被中國抓住把柄,往後和日本打交道時態度強硬起來;三是存在翻案心理,為復活軍國主義掃除障礙。    
    我們明確指出,日本方面考慮錯了。不要以為南京大屠殺的定性僅僅在日本軍屠殺了多少多少中國的平民百姓。當然,屠殺人數是主要因素,而不是一切因素。日本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犯有屠殺、強姦、縱火和掠奪四種罪行。屠殺僅是其中之一,是主要的。南京大屠殺的定性還要考慮到大屠殺是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在於屠殺平民百姓的方針,還在於其手段殘忍和在世界上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這就是南京大屠殺定性的全部因素,至於翻案,那是幻想。已經到了21世紀初,還想走日本軍國主義老路,也不是一小撮野心家說了算的。    
    我們說日本方面想翻掉南京大屠殺鐵案是幻想,異想天開,是因為中國尚有1700多名倖存者健在,且有旁證,包括日軍參加攻陷南京的官兵提供的第一手資料。


第三部分第38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9)

    1991年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檔案館波茨坦分館中發現了實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一份珍貴資料,該資料記載著: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佔南京後,在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的授意下,在南京城及其周圍地區製造了駭人聽聞、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大批放下武器的俘虜和平民慘遭屠殺。    
    這份長達190頁的檔案材料,是由當時留守在南京的德國外交官羅森、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雷伯(西門子公司)、英國記者史密斯和美國牧師馬吉根據他們耳聞目睹的情況記錄下來,真實可靠,並無誇張之處。    
    德國駐華使館遷去漢口時,陶德曼大使派出該館政務秘書羅森留守南京,收集多方面的情報,特別是中日雙方政治和軍事情報,並及時向漢口方面報告。推測,波茨坦檔案分館所保存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很可能都來自羅森的報告。他在1938年1月20日的一份報告中說:在南京附近的英國「蜜蜂」號炮艦上,日軍海軍少將賓籐對英國海軍上將特說:在南京附近的江心島上,還有3萬名中國士兵「待清理」。羅森說,所謂』待清理」就是把「這些已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國士兵殺掉」。該報告中還說道:「1937年12月16日,南京上海路聚集了許多中國婦女,她們央求日本兵饒了自己的丈夫和兒子的性命,結果幾千名中國平民還是被拉到下關,用機槍掃射,刺刀挑或手榴彈給殺死了。」羅森在1938年3月4日的報告中寫道:直到1938年3月4日,在南京下關附近的揚子江江面上還漂浮著大屠殺後留下的3萬具屍體。」    
    關於日本軍從難民區裡抓走大批難民押到下關集體屠殺,前面已經論證過了。羅森的報告可以相互應證,又是一個鐵證。    
    日本軍殘忍成性,屠殺中國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遍及城裡城外,到處都有。英國記者史密斯在他關於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戰況報道中寫道;在南京城北門前有一大片一米多厚被日軍集體屠殺的中國士兵和平民的屍體。12月15日他由南京去上海登船之前,在港口附近的一片空地上看到幾千名被捆綁起來的中國人。日本人對他們一批一批用機槍掃射死,史密斯寫道:「被綁起來的中國人,在被槍殺之前必須跪下,然後後腦勺挨一槍,我親眼看到100多人就是這樣被槍殺的。」    
    幾十人、幾百人乃至上千人被集體殺害的慘景就更加普遍了。史密斯在上述報道中說,他在下關親眼看到有四、五百人被捆在一起,然後帶到另一個地方去屠殺。至於幾十個人一起被殺的,或幾個人、單個人被殺的就數不勝數了。後來他從朋友的信中得知:「池塘中,水渠裡到處都是日軍殺害中國人的屍體,以至在幾個星期後人們都無法使用『滿是浮屍的池塘、水渠裡的水』。」    
    關於「北門前堆著一米多厚的屍體」不只是史密斯一個人見到。我們一定還會記得——西條受讀賣新聞社派遣專門參觀12月17日舉行的「南京入城式」。後來在《支那事變一年史》中寫道:「我出去一看,見碼頭斜對面一座高高的板牆,牆內中國兵的屍體堆積如山。」當時許多外國人把挹江門說成是北門。而挹江門又距中山碼頭很近。史密斯所見「一米多厚的屍體」也許和西條講的是一同處,也許不是同一處,這樣就有兩處「牆內中國兵的屍體堆積如山」了。    
    拉貝(即雷伯)在1938年1月4日給一個名叫W邁爾的人一封信中說:「日軍在佔領南京後進行了數周之久的燒殺搶掠,大約有2萬名婦女被強姦,成千上萬的平民慘遭殺害。日軍連外國人住的房子也敢闖入,60所德國人住的房子中40所遭到搶劫,4所被全部燒燬,整個南京城被日本人放火燒掉三分之一。殺人縱火、姦淫搶掠,至今仍在繼續。南京城裡沒有一家商店未被砸、被搶。南京城裡到處都是被日本軍隊殺死的中國人的屍體,不准另人收埋。」    
    拉貝根據的情況已被洞富雄先生編入《南京大屠殺》一書,並且加以分析和肯定。這裡不再重複。    
    除了羅森、拉貝的報告和史密斯的報道外國人外,馬吉拍的電影解說詞中也和上述三個人說的一樣:日本軍攻陷南京後,對中國平民犯下了滅絕人性、慘不忍睹的法西斯暴行。他們不僅用機槍掃射,刺刀挑,手榴彈炸,以及用活理方法一批一批地殘殺中國人,還往活人身上澆汽油點火焚燒。把許多人捆住手腳扔進江河池塘。不少凶狠殘暴的侵略者獸性大發,把中國人的衣服剝光後將人丟進池塘開槍射擊;把年輕的姑娘、婦女衣服剝光,十幾個甚至幾十個日本兵輪姦後,再用刺刀把受害者挑死。有的日本兵用槍逼著兒子當眾姦污自己的母親,當兒子拒絕時立即被殺死。於是滅絕人性的日本兵姦污了這位母親,母親含憤自殺。    
    羅森在上述的報告中還談到日本兵殘殺婦女的慘狀:一位婦女被刺刀從背後捅進去,刺刀尖從前胸穿了出來,送進醫院後5分鐘便慘死;在美國教會的醫院裡,滿是被日本兵野蠻摧殘後傷勢嚴重、氣息奄奄的中國婦女。他在1月15日那份報告中寫道:「1月14日,美國醫院收到一位脖子被日本割斷一半的中國婦女,連醫生都驚訝這位婦女居然還活著而被送到醫院裡來。另一位孕婦腹部挨了一刺刀,腹中的胎兒被刺死。醫院裡收進許多未成年的少女,她們被多次、有的甚至接連被輪姦20次之多。」其慘狀令人寒心。    
    日本侵略軍的獸慾在那份報告中也有詳細敘述:日本兵不論中國婦女年齡大小,一律強迫滿足他們的獸慾,不少婦女因此而投河自盡。一位年僅10歲的姓馮的女孩,因年紀太小,日本兵竟把她的陰道割開,活活將她折磨死掉。    
    羅森3月4日的報告中還談到南京郊外的受害情況。他說,在南京周圍四、五十里的地方見不到人影,到處都是無人收埋的屍體。距南京太平門50里的龍潭鎮,2000多戶人家居住的幾千棟房舍全被燒燬;距南京中山門六十里的淳化鎮,1萬棟房屋被燒燬,79人慘遭殺害,1萬多戶人家無家可歸。    
    羅森的那份報告中還有一個附件,是龍潭水泥廠附近的農民王耀山、梅有夏、王雲凱和夏明豐等人,寫給在該廠工作的德國人和丹麥人的一封控告日軍的信的譯文。信中說:日本兵經常帶槍到村子裡來,他們先要「花姑娘」,只要誰說「沒有」就當場被槍殺。在路上只要遇到人就搜身,銀元、貨幣一律搶走,牲畜幾乎被日本軍殺光了。龍潭地區3000頭耕牛搶走2700多頭。江寧和句容交界的山,龍潭地區二、三十里範圍內,沒有一個家庭不是房屋被燒,就是家人遭殺害,被弄得家破人亡的。在這封信的後面,還開列了被日本軍殺害的一長串名單。    
    羅森的1937年12月24日的報告中說,1937年12月9日上午,日軍侵佔南京的前4天,日本方面就要求所有外國人都離開南京,1938年1月15日的報告中又說道,南京淪陷1個多月了,日本方面還不讓外國人回南京。他們:「我想這是日本當局害怕外國人成為他們濫殺無辜、血洗南京的見證人。」當外國人提出回南京的要求時,日本人才著手清理遍地都是的中國平民、婦女、兒童的屍體。因此,他們遲遲不允許外國人返回南京。    
    事實很明顯,日本軍在攻陷南京前要求外國人離開南京就是為了要執行南京大屠殺的計劃。南京大屠殺後又不允許外國人及時回南京,就是害怕外國人看到南京大屠殺後留下的現場,企圖掩蓋他們的暴行,為的是往後可以抵賴。    
    外國人即使被允許回到南京,其行動也受到日本軍的嚴格限制。羅森等曾提出到設在龍潭的江南水泥廠看望德國公民,卻遭到日方的拒絕。他藉故到中山陵一趟作為試探,路上受到日本兵多次盤查。羅森說,這充分證明日本侵略者害怕外國人把他們的暴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部分第39節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10)

    但是南京大屠殺遍地是屍體的罪惡事實是掩蓋和抵賴不了的,就連戰犯松井石根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鐵的事實。羅森在1938年2月10日的筆記中記下了南京敵偽機構中一位叫楊秋明(譯音)的官員向他提供的松井石根2月8日會見這位高級官員的談話內容。松井對他說:「非常遺憾,日本軍隊進入南京後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我們清楚地知道,松井石根在1月底便親自出馬,籌劃建立南京的敵偽政權,先後找到幾個大漢奸談話,計劃以溫崇堯、梁鴻志、陳群三漢奸為核心,在南京組成華中「政府」籌備委員會。楊秋明是漢奸中的一個。松井石根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以實話實說攏絡人心罷了。在被判處絞刑以後,他對東京大學教授花山信勝曾經這樣說:「南京事件,可恥之極……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皇威,一下子由於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應該說只有可恥,哪裡還有什麼光彩而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5月3日開庭,根據中國方面所提供的南京大屠殺的證據和參加過南京大屠殺暴行日軍的供詞以及其他人證物證,1948年11月12日判處對南京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的松井石根絞刑。另一名主犯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被引渡到南京進行審判,處以死刑。    
    1996年12月,我又收集到一份很珍貴的南京大屠殺的旁證材料,現將該報道全文抄在下面:    
    南京大屠殺的又一鐵證    
    前德國納粹黨駐南京負責人報告書被發現    
    【日本《朝日新聞》(1996)12月8日報道】    
    題;納粹幹部的遺物中發現詳細記述南京慘狀的報告(記者 水本和實)    
    前日軍從1937年底直到第二年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當時駐南京的德國納粹黨南京分部副部長J拉貝曾向希特勒遞交了關於此事件的報告。當時,在南京的美國人雖然也有報告,但這次發現的記錄卻是身為同盟國的德國人所寫的親身體驗,是揭開「屠殺」真相的珍貴史料。    
    報告是用打字機打的,共260頁。這是1938年6月8日寫給希特勒的信,它的內容選自J拉貝從1937年12月9日開始寫的日記。他說:「我想報告一個照顧我30餘年的中國人是如何受到悲慘的遭遇的。」    
    據報告說,日軍佔領南京後,不把放下武器進入難民區的許多中國士兵當作俘虜,而是以數千人為單位有組織地處死。    
    此外,關於普通百姓,他記述道:「僅僅由於像是士兵或在日軍面前出現就有數千人被殺。」    
    J拉貝認為這種「大屠殺」是有組織地進行的。    
    日軍多次集體搶劫和強姦,拉貝自己也出示納粹的臂章,把擁入安全區自己家中試圖污辱避難婦女的100多名日軍轟走。    
    報告保存在拉貝的德國家人手中一直沒有公開,今年9月被在調查此事的美籍華人記者得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J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幾乎被免職,但考慮到他在南京時的功績,又被官復原職,1950年死於西柏林。    
    發現報告的是現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艾麗斯陳。陳從兩年前開始收集有關南京事件的材料,走訪了美國和中國的有關人士,在柏林找到悄悄收藏報告書的J拉貝的外孫女。    
    拉貝是當時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調查了1937年12月8日至第二年1月13日這段時間發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記下了《一個德國人的所見所聞》,在東京審判時並作為檢察方面的證據被提出。羅森的報告引用的也有這中間的內容。此次在J拉貝外孫女處發現J拉貝給希特勒的報告。報告者提醒希特勒應引起注意,還證實南京大屠殺是實實在在的事實。當時德國駐南京代表向本國外交部報告說:「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的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據推測,這個報告可能也是J拉貝寫的。    
    艾麗斯陳在J拉貝外孫女家中發現的這個給希特勒的報告,它的意義在於預示著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其中也包括日本,多少年以後還有可能才被發現。這對翻案者來說是個無可奈何而又難以避免的懲罰。    
    《拉貝日記》於1997年8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和江蘇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計720頁524千字,是南京大屠殺的又一鐵證。    
    拉貝的日記從1937年9月開始,一直到1938年他回柏林為止,連續寫了6個月之久。這段時間正是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間。拉貝先生當時被推選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主持安全區難民的保護工作。他曾親自就日本侵略軍的暴行向日本大使館交涉。作為大屠殺的外國見證人,他的日記詳細的記錄了500多個慘案。詳細地記錄了侵華日軍攻陷南京的對手無寸鐵的中國軍民集體屠殺、砍頭、活埋、水淹、火燒和姦殺等罪行。日記裡還包括其他幾位德國人親眼所見的日軍暴行。這些材料所描述的暴行罄竹難書。而這是一個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公民所寫的私人日記,其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    
    拉貝1938年回到德國後,曾向希特勒提交南京大屠殺的報告。但因德日為盟國,德國當局禁止他發表在南京的所見所聞,甚至一度被蓋世太保逮捕。拉貝先生1950年逝世後,日記資料由其孫子保存,但一直沒有公開。    
    最近,美國一位華人女作家張純如為撰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而收集資料,查訪到拉貝先生的外孫女賴因哈特夫人。最初,賴因哈特夫人對公佈拉貝先生的私人日記還有顧慮。經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向她說明日記的意義,她為之感動,勸說她已80多歲的舅舅拿出日記,並同意公諸於世。    
    拉貝給希特勒的報告,消息傳到日本,立即引起許多人關注。尤其是日本學者,日中和平友好人士,對此事特別關心,並參與評論。認為約翰拉貝的報告在塵封50餘年後,最近公諸於世,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重視。由於拉貝是日本戰時盟國德國納粹黨人,當時任納粹黨南京分部副部長,因此,他的這份報告更具歷史價值。    
    日本字都宮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指出,這份報告是現已發現的當時在現場的德國人的第一份報告。它不僅具有史料價值,而且向希特勒提交報告本身也很耐人尋味。像拉貝那樣身份的人,敢於向日本盟國的最高領導人報告,此事本身就證實了南京大屠殺確有其事。    
    日本千葉大學、日本現代史教授秦郁彥說,這個報告是戰時日本的友好國家德國的人士對當時情況的客觀敘述,比起當時對日本很反感的美國牧師的證言具有更高的史料價值。    
    前面提到:《拉貝日記》發現的意義在於預示著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在其他地方也有,其中也包括日本。這個估計千真萬確。事隔5個年頭後,就在日本右翼團體於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市國際和平中心舉行所謂「徹底驗證20世紀最大謊言《南京大屠殺》的集會」時,在長春又發現南京大屠殺的另一鐵證——「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大阪每日新聞》,刊登了題為《南京總攻擊觀戰記(之三)》,內中說:「在下關掃蕩,敗敵屍體約有三萬;城外約7萬人被打死,城內一萬五千人,另有一萬二千多名俘虜待處置」。不難看出「下關敗敵屍體約三萬」是佐佐木到一支隊所殺害的平民百姓。該報道在當年12月23日,在這之前南京城外尤其是沿江發生多起集體大屠殺,這7萬人被打死應視為其中一部分而已。「城裡一萬五千人被打死」,肯定指的是被分散屠殺的一小部分。    
    所有這些新發現,對於翻案者來說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一種無可奈何的懲罰。日本現政府對於日軍侵華的全部暴行罪惡,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罪惡,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應確實制止日本右翼勢力反華翻案活動,進一步向中國人民道歉,按照國際法給予受害者賠償。


第三部分 外國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記載第40節 谷壽夫罪有應得(1)(圖)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殺案的主犯谷壽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場,執行死刑。    
    谷壽夫系日本軍國主義中兇猛、驃悍之軍人,武士道精神貫穿於他的整個軍人生涯。早在日俄戰爭期間,他便在中國領土上作戰,兇惡殘忍,「戰功」卓著,一舉揚名。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主張武力滅亡中國,於8月間率領第6師團來華,是最早參加侵華戰爭的將領之一。他指揮部下進攻永定河、保定、石家莊等地時犯有搶劫罪。為了實現日本軍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野心,谷壽夫又率部從海上南下,於11月5日在杭州灣登陸,野心勃勃,狂妄地向昆山方向大舉進攻,企圖截斷我軍撤往南京的後路,置我上海守軍於死地,全部就地將他們消滅在上海。此著變成泡影后,他又積極轉向太湖南岸,並用他「下克上」的精神突破「限制線」,用以表明他從速滅亡中國的決心,經湖州、廣德,他率領日軍直向南京撲來。在參與會攻南京作戰中無比兇惡,先後攻陷我秣陵關、雨花台等陣地,於12月12日下午,首先攻佔中華門之西一段城牆,是突破我城防最後一道防線的罪魁禍首。第6師團在谷壽夫指揮、縱容下於12月13日從中華門侵入南京城裡,率先揭開了南京大屠殺的序幕,不放過一個中國活人。與此同時,谷壽夫指揮第6師團沿城向西竄犯,攻陷水西門外、漢中門外、上新河、江東門等廣闊地域,並在下關和佐佐木到一指揮的第30旅團會合後,積極參與沿江大屠殺,犯下了血腥的暴行。南京大屠殺暴行被外國記者、外僑向有關國家披露出來後,迫於有關政府的交涉和輿論的壓力,日本軍部於12月21日決定將第6師團調離南京去蕪湖,後該師團相繼參加攻陷皖南、贛北、湖北、湖南等地的侵略行動。    
    我們在《鐵證如山》中已經看到被第6師團所慘殺的例證之一、之二、之九、之十二及長生寺的19名和尚;此外,上新河、棉花堤等地被該師團屠殺達28730多人。此外不再重敘,僅再補充以下兩點:    
    第一,劉修榮證實說:日本兵在江東門殺人很多。1937年12月15日,我看見日本兵在國民黨軍俘虜集中的陸軍監獄(就在我家附近)到大士茶亭之間,約二里長的距離內,用刺刀捅、機槍掃射,整整屠殺了一天,屍體接連屍體,只有少數人死裡逃生。我看見曾被日本飛機炸斷了的江東門舊橋,已被日本兵用中國人的屍體堆接起來,上面鋪上木板,供日本兵當「橋」行走。後來天氣暖和,雪化了的時候,江東門一帶血水遍地,令人寒心。    
    第二,龔玉昆證實說:侵華日軍入南京時我才17歲,在三汊河揚子麵粉廠(現有恆麵粉廠)看大門,親眼看到日本兵屠殺中國同胞的暴行。從三汊河到水西門,遍地都是屍體。單這一段萬人坑就有5個:老虎門附近一個,水西門附近一個,漢中門黃土山下一個,三汊河高枝村對面一個,大同麵粉廠(現在的雞鴨毛加工廠)後山倉庫外一個。這5個萬人坑當時都被屍體填滿了。12月16日,我還親眼看見日本兵在三汊河抓到早已丟棄武器的中國兵一百多人,強令他們排成「一」字形隊形,被日本兵用刺刀一個一個地捅死,真是慘不忍睹。    
    谷壽夫在南京大屠殺中縱兵屠殺我國平民、強姦婦女、搶劫、焚燒、破壞等罪惡纍纍,不用枚舉,本節附該罪犯的判決書供讀者查閱,以資對該罪犯進一步批判。    
    附錄一    
    戰犯谷壽夫判決書正本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    
    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一號    
    公訴人:本庭檢察官    
    被告:谷壽夫,男,年66歲,日本人,住東京都中野區富士見町53號,日本陸軍中將師團長。    
    指定辯護人:梅祖芳律師,張仁德律師。    
    右被告因戰犯案件,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左:    
    主文    
    谷壽夫在作戰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強姦、搶劫、破壞財產,處死刑。


第三部分第41節 谷壽夫罪有應得(2)

    事實    
    谷壽夫系日本軍閥中驃悍善戰之將領,遠在日俄戰役,即已從軍,並著戰績。自民國26年中日戰起,先轉戰於河北永定河及保定石家莊等處。同年11月底,我京滬沿線事頻告失利,轉移陣地,扼守南京。日本軍閥以我首都為抗戰中心,遂糾集其精銳而凶殘之第六師團谷壽夫部隊,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第十八師團牛島部隊,第一一四師團末松部隊等,在松井石根大將指揮下,合力會攻,並以遭遇我軍堅強抵抗,忿憤之餘,乃於陷城後,作有計劃之屠殺,以示報復。由谷壽夫所率之第六師團任前鋒,於26年12月12日(農曆11月10日)傍晚,攻陷中華門,先頭部隊用繩梯攀垣而入,即開始屠殺。翌晨復率大軍進城,與中島、牛島、末松部隊,分竄京市各區,展開大規模屠殺,繼以焚燒奸掠。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京之期間內。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19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餘具。被害總數達30萬人以上。屍橫遍地,慘絕人寰。其殘酷之情狀,萬非筆楮所忍形容。如12月15日下午一時,我軍警2千餘名,為日軍俘獲遭活焚。同月16日下午6時,集華僑招待所之難民5千餘人,被日軍押往中山碼頭,用機槍射殺後,棄屍江中,僅白增榮、梁延芳二人,中彈受傷,投身波中,與漂屍同流,得以倖免。同月18日夜間,復將我被囚幕府山之軍民57418人,以鉛絲扎捆,驅集下關草鞋峽,亦用機槍射殺,其倒臥血泊中尚能掙扎者,均遭亂刀戳斃,並將全部屍骸,澆以煤油焚化。又如12月12日,鄉婦王徐氏,在中華門外下碼頭,遭日軍梟首焚屍。同月13日,鄉民魏小山,因谷壽夫部隊在中華門堆草巷縱火,馳往施救,致被砍死。同日,僧隆敬、隆慧,及尼真行、燈高、燈元等,亦於中華門外廟庵內,悉遭屠戮。14日,市民姚加隆攜眷避難於中華門斬龍橋,又遭日軍將其妻姦殺,8歲幼兒、3歲幼女,因在旁哀泣,被用刀尖挑入火中,活焚而斃。同月13日至17日,時值嚴寒,駐中華門外日軍,勒令鄉民30餘人,入水撈魚,從則凍斃,違亦遭戳。並將一老叟,綁懸樹梢,以槍瞄準,作打靶練習,終至命中,斷繩跌斃。同月19日,鄉女謝善真,年逾六旬,被日軍在中華門外東嶽廟用刀刺殺,並用竹竿插入其陰戶,實屬慘無人道。計自12日至同月21日,我首都無辜軍民,被日軍殘殺而案可查者,達886起。(見附件甲1至28號,乙21至858號)其後中華門一帶被害者,除以上列舉外,尚有王福和、柯人才、卓呂同、沈有功。劉廣松、曹文黨、余必福、陳肖氏等378案。(詳見附件9、13、1819、20、24、26、28號,乙至370號)日軍陷城後,更四出強姦,一逞淫慾。據外僑所組織國際委員會統計,在26年12月16日、17兩日,我婦女遭日軍蹂躪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離奇慘虐,實史乘所未前聞,如12月13日,民婦陶湯氏,在中華門東仁厚裡5號,被日軍輪姦後,剖腹焚屍。懷胎九月之孕婦肖余氏,16歲少女黃桂英、陳二姑娘,及63歲之鄉婦,亦同在中華門地區,慘遭姦污。鄉女丁小姑娘,在中華門草堆巷,經日軍13人輪姦後,因不勝狂虐,厲聲呼救,當被刀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間,日軍在中華門外,於輪姦少女後復迫令過路僧侶續與行,因遭日軍強姦,羞憤投江自盡。凡我留京婦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獸慾,每乘黑夜,越垣入內不擇老幼,摸索強姦,雖經外僑以國際團體名義,迭向日軍當局嚴重抗議,而日將谷壽夫等均置若罔聞,任使部屬肆虐如故。再日軍鋒鏑所至,焚燒與屠殺常同時並施,我首都為其實行恐怖政策之對象,故焚燒之慘烈,亦無倫比。陷城之初,沿中華門迄下關江邊,遍處大火,烈焰燭天,半城幾成灰燼。我公私財產之損失殆不可以數字計。中華門循相裡房屋數幢,均遭燒燬,廬舍成墟,棲息無所。中華門、釣魚巷、湖北路、長光路、雙閘鎮各處居民,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等房屋數百幢,亦俱焚燒,蕩然無存。至12月20日,復從事全城有計劃之縱火暴行,市中心區之太平路,火焰遍佈,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設備,悉遭劫掠,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日軍更貪婪成性,舉凡糧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劫之。石壩街50號,搶掠國醫石筱軒名貴書籍4大箱,字畫古玩2千餘件,木器4百件,衣服30餘箱。又在集慶路,鐵管巷等處,掠劫民間牲畜、糧食、錢財,不可勝計。即國際紅十字會病院內,護士財物,病人被褥,難民食糧,亦遭洗劫一空。美大使館職員陶格拉斯晉飲(DouglasJcnkinc)、美籍女教士格蕾斯苞爾(Miss Graccbavcr)、德人烏拉比,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Rabe Barcharat Poklo Jcimssen)等住宅,並經先後搜劫,損失綦重。種種暴行,更僕難數。日本投降後,谷壽夫在東京被捕,經我駐日代表團解送來京,由本庭檢察官偵查起訴。


第三部分第42節 谷壽夫罪有應得(3)

    理由    
    查本案被告谷壽夫,於民國26年,由日本率軍來華,參予侵略戰爭,與中島、牛島、末松各部隊,會攻南京,因遭我軍堅強抵抗,血戰4晝夜,始於是年12月12日傍 晚,由中華門用繩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隊進城,留駐一旬,於同月21日,移師進攻蕪湖各情,已據供認不諱。(見偵卷66頁,審判卷7宗16頁,23頁)至其陷城後,與各會攻部隊,分竄京市各區,展開大規模屠殺,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跡者,達19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殺戮,屍骸經慈善團本掩埋者,達15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30餘萬人。此項事實,匪特以據身歷其境之證人殷有餘、梁遷芳、白增榮、單張氏、魯蘇、殷南岡、芮芳緣、畢正清、張玉發、柯榮福、潘大貴、毛吳氏、郭岐、范實甫、姚加隆、萬劉氏、徐承鑄、僧隆海、蓮華、尼慧定等1250餘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週一漁、劉德才、盛世征等,具結證明,(詳見附件甲1至28號,附件乙1至858號,京這9至12號,各證,暨本庭偵查及審判筆錄)且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43071具,崇善堂收埋屍體112266具之統計表,及偽南京督辦高冠吾為叢葬於靈谷寺無主孤魂3千餘具所立之碑文為憑。(見京字3號、16號、17號各證)復經本庭按叢葬地點,在中華門外雨花台,萬人坑等地,發掘墳塚5處,起出被害人屍骸頭顱數千具,由法醫潘英才,檢驗宋士豪等,填具鑒定書在卷可稽。(見本庭勘驗筆錄,及京字14號證)並有當時日軍為炫耀武功,自行拍攝之屠殺照片15幀,及實地攝制之屠殺電影,經我軍於勝利後扣獲,可資印證,(見京字1號、2號、15號各證)至陷城後,日軍各部隊分竄各區,姦淫肆虐,如鄉婦陶湯氏被奸後剖腹焚屍,丁小姑娘遭輪姦後刺死,即妊婦老嫗亦同遭姦污,又放火燒燬民房,掠劫財物,以及聞人安全區內強姦婦女,劫取外人財產等情,亦據各生存之被害人及目睹之證人肖余氏、陳地姑娘、柯榮福、方鶴年、張孫氏、范實甫、張萬氏、週一漁、何慶森、夏鴻貴,畢張氏、倪春富、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石筱軒、徐兆彬等百餘人,分別結主是實核與國際委員會所組南京安全區內檔案列舉之日軍暴行,及外籍記者田伯烈(H.JTimpcriey)所著《日軍暴行紀實》,史邁士(Cewis.C.Smythe)作《南京戰禍寫真》,暨當時參加南京戰役之我軍營長郭岐所編《陷都血淚錄》,臚載各節,悉相吻合。《說見附件丙、丁、戊、已及京字9至12號各證》暨本庭偵查及審判筆錄又經當時留京之美籍教授貝德士(M.S.Bates)史邁士(Cewis.C.Smythe)本於目擊實情,至定宣誓並具結證明無異。是會攻南京之日軍各將領,共同縱兵,分頭實施屠殺、強姦、搶劫、破壞財產之事實,已眾證確鑿,無可掩飾,雖據辯稱:(一)被告部隊入城後,系駐紮中華門,於12月21日全部開赴蕪湖,當時中華門一帶,正值激戰,居民遷徒一空,並無屠殺對象,且被害人均未能指出日軍番號,故屠殺事件,應由中島、末松,及其他部隊負責,即罪行調查表亦多載有「中島」字樣,可見與被告無涉。(二)被告所屬部隊,軍紀嚴肅,可保證未曾殺害一人,除已經證人小笠原清到庭證明外,應請傳訊被告所屬之參謀長下野一霍、旅團長阪德太郎、柳川參謀長田邊盛武、高級參謀籐本鐵熊等,即可明瞭。(三)本案證據全系偽證,不足為論罪根據等語,以為免責之辯解。但茲於第一點,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範圍之內,各自分提犯罪行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這結果,共同負責。(參照最高法庭28年上字第3110號,26年渝上字第1744號各判例)被告既系會攻南京之高級將領,因遭守軍猛烈抵抗,(見審判巷7宗16頁)乃於陷城後,會合中島、牛島、末松等部隊,分竄各區,實施大屠殺,達30餘萬人之眾,已與監督不嚴之偶發事件,顯有不同。況經當時駐京外僑,以國際團體名義,於26年12月14日至21日,即在被告部隊駐京之期間內,前後12次,分向日軍當局及日本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並在照會內,附錄日軍燒、殺、淫、掠暴行,計113案,促請日軍注意管束部署,防止暴行擴大,(見南京安全區檔案原文1至49頁,及附件已京字10、11號各證)而被告各將領,又均置若無睹,縱兵肆虐如故,且反將此種慘烈屠城情狀,攝成電影及照片,藉以表彰戰績。其系與各會攻將領,基於合同意思,共同縱兵,分頭竄擾,而作有計劃之大規模屠殺及焚燒姦淫,至為明顯。縱令被告部隊,僅在旬日間,分擔京市一隅之屠殺等暴行,然既與各會攻將領,本於聯絡之犯意,互相利用,以其報復之目的,依照上開說明,即應就全部所發生之結果與松井、中島、牛島、末松、柳川各將領,共同負責,奚容罪行調查表載有「中島」字樣,以及被害人未能指出日軍番號詞為藉口希圖諉卸。查 市各區,屠殺姦淫等事件,泰半系發生於被告部隊駐京這期間內,(即12月12日至同月21日)即在被告自承為其防區之中華門一帶而燒、殺、淫、掠居民有案可稽者,已達459起,(詳見附件甲9、13、18、19、20、24、26、28號,乙1到370號,丙1至21號,丁1至57號,戊1至3號各證,既本庭偵查審判筆錄)其中被害人家屬及證人,且多能切實指明被告部隊之罪行,如據範文卿之子范實甫供稱:「谷壽夫部下殺人、放火、強姦,無所不為,最殘忍的要算是谷壽夫部隊,殺人最多的約10幾萬人,我家對門丁道台的孫女被谷壽夫部下13個人強姦,這小姑娘因受不了,慘叫,被日軍一刀刺進小腹而死。我還看見鄰人魏小山,因谷壽夫部隊放火,他去救火,被日軍一刀砍死。」丁長榮供稱:「我兒子丁連寶,被谷部(指被告)士兵用槍打,又戮一刀死了,當時一共打死七個人。又在中華門賽虹橋,見兩個婦人被日兵強姦後,用刺刀從陰部刺進腹部,至腹破腸流而死。」徐承鑄供稱:「我胞兄徐承耀,被谷壽夫部隊拉夫,經母親哀求,不肯釋放,當被拉到雨花台下打死。」又據證人歐陽都麟供稱:「日軍谷壽夫部隊攻陷南京,由中華門首先進城,先行屠殺,就此兩天內(12、13兩日)中華門內外,遍地屍首,慘不忍睹,有的用刺刀刺孕婦腹部,至腹破胎墜而死,有的用刺刀從婦女陰戶刺入,刀尖透過臀部致死,亦有80歲老婦,被強姦致死。」證人張如鴻稱:「日軍於26年農曆11月初十晚進城,殺人放火姦淫最厲害的是谷壽夫部隊。」各等語見本庭審判卷1宗30頁;3宗35頁、39頁、43頁;7宗60頁、61頁尤足見被告部隊分擔實施暴行之事實,昭然若揭,尚何有狡賴之餘地。關於第二點,查被告部隊,遠在保定石家莊一帶作戰,即曾搶劫居民陳嗣哲所有之衣服古玩28箱及紅木傢俱等物多件,又在浙江德清縣境,慘殺平民卜順金、卜玉山等人(見京字18號,20號各證)是其軍紀之敗壞,已可概見。迨會攻南京陷城後,更暴行纍纍,凶殘無匹,乃反謂軍紀嚴肅未曾殺害一人,顯屬遁詞,至證人小笠原清,於被告部隊會攻南京之時,尚在日本求學,徒以臆測之詞,漫謂被告部隊在南京並無暴行,自屬無可採信。又查被告所屬之參謀長下野一霍、旅團長阪井德太郎,及柳川參謀長田邊盛武,高級參謀籐本鐵熊等,均系參與會攻南京之高級軍官及參謀和長官。對於實施有計劃之南京大屠殺事件,本有共犯嫌,縱使該嫌疑犯等到庭為被告預期之陳述,亦不外瞻徇袒庇,自難據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茲被告猶斤斤請傳該嫌疑犯等到庭作證,無非藉端希圖延宕。關於第三點,查本案證人千餘人,均系身歷其境,將當時目擊日軍暴行痛陳如繪。被害人屍骸頭顱數千具,並經本庭在叢葬地點掘出。靈谷寺無主孤魂三千餘具之墓碑,至今猶存。郭岐所編《陷都血淚錄》,遠在民國27年即在西安寫成,並於同年8月披露於西京平報(見京字12號證第1頁)。國際委員會所組南京安全區,外籍記者田伯烈所著《日軍暴行紀實》,及美籍教授史邁士所作《南京戰禍寫真》,皆為當時未曾參加作戰之英、德、美、德人士,本其目睹情形,所作之日軍暴行實錄。日軍以殺人為競賽娛樂,且繫在被告本國《東京日日新聞》登載。(見京字10號證第284至285頁)屠殺照片及屠城電影,具為當時日軍所攝制,藉以誇耀武功,均系被告及會攻南京各將領共同實施暴行之鐵證。被告竟以空言抹煞,妄指為偽造,可謂毫無理由。綜上各點抗辯,均屬狡展圖卸,殊無可采。查被告在作戰期間,以凶殘手段,縱其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肆施強姦,破壞財產等暴行一系違反海牙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其間有方法結果關係,應從一重處斷。又其接連肆虐行為,系基於概括之犯意,應依連續犯之例論處。按被告與各會攻將領,率部陷我首都後,共同縱兵肆虐,遭戮者達數十萬眾,更以剖腹、梟首、輪姦、活焚之殘酷行為,加諸徒手民眾與無辜婦孺,窮凶極惡,無與倫比,不僅為人類文明之重大污點,即揆其心術之險惡,手段之毒辣,貽害之慘烈,亦屬無可矜全,應予科處極刑,以昭炯戒。    
    據上結論,應依刑事訴訟第291條前段,海牙陸戰規例第4條第2項,第3條第3款,第28條、第46條、第47條,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第2條,第3條,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1條,第2條第2,第11條,刑法第28條,第55條,第56條前段,第57條,判決如主文。(《檔案》第603至612頁)    
    以下從略


第三部分第43節 谷壽夫罪有應得(4)

    附件二    
    國防部審判戰凶軍事法庭判處    
    戰犯谷壽夫死刑的佈告    
    (1947年4月26日)    
    查戰犯谷壽夫於作戰期間,在南京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強姦、搶劫、破壞財產,罪證確鑿,業經本庭於本年三月十日依照海牙陸戰規例第四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三款、第七款,第二十八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第二條,第三條。戰爭罪犯審判第一條,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七款,第十一條,判處死刑。並呈報總參謀長 ,轉奉民國政府主席蔣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防呂甚字第八三七五號卯有——代電核准執行,各在案。遵於本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由本庭檢察官將該犯谷壽夫一名提案,驗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場,依法執行死刑,除呈報外,合函佈告周知。此布。    
    計開:    
    戰犯谷壽夫一名,男,六十六歲,日本人,住東京中野區富士見町五十三號,日本陸軍中將,師團長。(《檔案》第613至614頁)    
    以下從略。    
    從《判決書》和《佈告》中不難看出,谷壽夫在會攻南京過程中兇猛無比,是日本軍中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促令部下率先破城防,同時因會攻作戰遭我軍堅強抵抗,遂起報復之心,於陷城後有計劃地縱兵燒、殺、奸、掠,殺人如麻,罪惡纍纍,對他處以死刑是罪有應得。    
    但是,我們又不難看出,谷壽夫雖然槍斃在雨花台,但不能把他看作一死了之。一是谷壽夫的罪帳未能算清。據查,日俄戰爭期間,日軍攻陷旅順、大連時屠殺奸掠,無所不為,我同胞2萬多人慘遭日軍殺害。當時谷壽夫是基層指揮官,是命令的執行者,進攻兇猛,且「戰功」卓著,不可能沒有屠殺一個平民百姓。本書前面例舉了日本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後的暴行,僅點出第6師團屠殺平民2人,似有應付之意。此外,第6師團離開南京後,參與攻陷皖南、贛北、湖北、湖南諸多大大小小戰役,必有屠殺以致施放毒氣等罪行。而此刻國防部忙於內戰,輕外重內,未能對谷犯的罪行全面調查,不能不是一個明顯的缺陷。二是我們對松井石根和谷壽夫的罪行批判顯然不夠。後來日本社會上不斷地出現逆流,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為戰犯松井石根鳴冤叫屈。一方面我們未能動員更多的人予以有力的回擊;另一方面聯合日本社會上民主人士和學者,匯成合力,對田中正明之流進行批判,聲張正義,使日本的青年一代知道軍國主義的罪惡以及給日本人民帶來的災難,由此奠定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礎。


第四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第44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圖)

    1938年2月26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他的寢宮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鳩彥和柳川平助,對他們攻克南京予以嘉獎。    
    「七.七」蘆溝橋事變不久,早有預謀的日本侵華部隊於八月十三日大舉進攻上海,得手後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思想指導下兵分三路,氣勢洶洶地向南京撲來,以為一舉可迫使蔣介石政府投降,結束日中之戰,從而使中國永遠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迫於險惡的形勢,蔣介石在宣佈「遷都」的同時,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調配13個師計11萬人的兵力歸他指揮。守軍在緊迫的時間慌忙佈防,連同城牆在內構築3道防禦陣地,以期禦敵、殲敵。    
    侵華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長官松井石根指揮下的9個師團攻陷上海後,用6個師團的兵力,分三路向南京進犯。松井在華以武官身份活動多年,對上海、南京的軍事險要早已掌握在胸。東路沿滬寧線經鎮江攻擊南京的正面;中路沿杭寧路取道溧水、句容襲擊南京之背;西路則選廣德經宣城,直取蕪湖,截斷南京守軍西去的退路。由此妄想把中國部隊全建制的13個師殲滅在南京地區,使中國無力再行抵抗。    
    12月9日,各路日軍緊密配合,步步逼近,合力對南京縮小了包圍圈。早在12月1日,松井便得意洋洋地宣稱:「南京最後之末日,相距愈近。」9日中午,在南京上空空投下《勸降書》,擺出殺氣騰騰的架勢,限令唐生智24小時內開城門投降,否則日本軍決不寬恕,「南京勢必難免戰禍,而千載之文化,將化為灰燼,十年之經營,亦將全成為廢塵」。唐生智一身正氣,用阻擊的槍炮聲對松井的恐嚇作了回答。10日,松井惱羞成怒,下達了總攻南京的命令。中國守軍在南京城外與敵人進行了激戰,擊斃了相當數量的日本官兵,而且在7日那天阻擊日軍攻擊牛首山的戰鬥中將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擊傷,挫傷敵人的銳氣。但是與日軍相比,中國部隊的兵力、裝備和士氣都處於劣勢,更致命的是在戰略上消極防禦,不得不在激戰中步步後撤。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下達「停止抵抗,撤離南京」的命令。於是軍隊按衛戍司令部的佈署,放棄了陣地,分頭突圍或後撤。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華日軍未經攻城戰鬥,卻虛張聲勢地擺出戰鬥姿態,從光華門、雨花門、中華門侵入南京城內,劃定區域,明確任務,立即有計劃有組織地展開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作為倖存者——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見證人,就當時日本所持的野心及日軍的內部情況做某些探索,拋磚引玉,為研究者提供線索,乃屬我的心願。    
    第一,日本最高軍事當局選擇南京下毒手,並不單單意味著一次性的大屠殺的暴行,而是意味著日本對外政策的明確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條件」,甘做日本的「順民」,就得繼續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後來的「三光作戰」便體現了日本最高軍事當局「南京模式」在侵華戰爭中的繼續。歸根到底,它來自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和滅亡中國的需要。    
    向外侵略擴張是帝國主義的共同本性。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裡,各帝國主義先後多次侵略中國,強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並強行在中國領土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權。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動中,日本表現得最積極,是中國人民最兇惡、最殘忍的敵人之一。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灣遇難為借口,發兵侵略中國台灣,遭到台灣高山族人民頑強抗擊,清政府亦調兵增援,全面佈防。日本政府轉而派代表與清廷談判,陰謀從外交訛詐達到目的。後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壓力下,同年10月恭親王奕沂與日本特使簽訂《中日北京專條》,日本退兵的條件是:中國允給「撫恤」銀十萬兩,賠償日本在台灣「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銀40萬兩,中國承認日本侵台為「保民義舉」,給日本此後正式兼併琉球找到口實。(《中國近代史詞典》第106頁)此乃日本政府侵犯中國領土最早的一例。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此舉日本早有預謀,耍陰謀詭計誘中國上當,趁機佔領朝鮮全境,進而攻陷旅大,血洗全城;接著在海上襲擊北洋艦隊,逐由海陸兩線直逼中國國門。北洋艦隊全軍覆滅後,日軍佔據海城,又兵分三路連陷牛莊、營口、田台莊。遼寧半島陷落,京畿震驚。遼東軍民奮勇抗擊,但已無法扭轉由清政府所造成的敗局。1895年4月,日本迫使中國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從中國割取台灣及其周圍的島嶼,掠奪去巨額賠款,從此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    
    1900年,日本得寸進尺,派兵1萬餘人參加八國聯軍,充當強盜的主力軍,鎮壓我反帝愛國力量,侵入天津、北京地區,進行瘋狂的燒殺搶掠,迫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該《條約》進一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剝奪了我國人民愛國反帝的權利,並表明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1904年2月,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兩國強盜在中國土地上火並,使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嚴重破壞。後俄帝戰敗,由美國出面調停,簽訂《樸資茅斯條約》,日本取代俄國在滿洲享有一切特權,為後來全部佔領我東北三省起到跳板作用。    
    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乘機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借口對德宣戰,肆意出兵山東,從德國手中奪取我山東半島,並公然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因遭到我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陰謀未能得逞。但日本並未由此放棄侵佔山東半島野心。1927年至28年,日本又三次出兵山東,製造了「濟南事件」,屠殺中國軍民5000餘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經過精心策劃和長期準備,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這個步驟是日本侵佔朝鮮割據台灣之後,妄想獨佔東北全境、滅亡中國、進而征服亞洲的一個具體行動。隨後日本加緊向華北滲入,並把上海作為下一個侵佔的目標。    
    1932年1月21日,日軍借口「日僧被毆事件」提出一系列無理要求,未待答覆,於1月28日間突然向閘北發動武裝進攻。中國19路軍在上海人民大力支援下,連續打退了優勢敵人的進攻,迫使敵人三易主帥,打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驕橫氣焰。但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妥協,19路軍抗戰未能持續下去,最後將該軍調離上海,滿足了日軍的要求。    
    日本軍國主義侵吞中國東北三省後,就把有著豐富資源、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軍採用突然襲擊的方法,挑起了「蘆溝橋事變」,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滅亡中國的野心到此暴露無疑,也是它自己走向滅亡的開始。    
    我們清楚地看到,日本自明治維新取得成功後,不斷地擴充軍備,目標對準外國的領海、領土,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奴役殖民地人民,掠奪殖民地的財富,用以充實日本國財力和軍備。日本是個領土有限、國土散落、資源不全、市場狹小、與外界交往條件有限的島國,歷來把發展放眼在國外。朝鮮、台灣和東北三省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日本就想盡快吞併下人口眾多而又向來團結對外的中國。南京大屠殺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固有的本性。日軍殘酷暴戾的根源又在於帝國的殖民政策。這一點,已由日軍在我國各地所作所為為所證明。


第四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第45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2)(圖)

    1937年12月17日,日軍在南京國民政府門前舉行「入城式」。    
    第二,南京大屠殺來自把中國人民統統都當作敵人的指導思想。    
    日本侵略者自己完全明白,它和被侵略的中國人民是水火不能容的敵對關係。「八一三」事變後,上海人民英勇抗日。當戰場上出現膠著狀態時,松井坦率地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是皇軍的敵人,說道:「中國官民對我無不同仇敵愾,直接間接採取諸多不利我軍行動,乃至婦女兒童自動成為義勇軍之一員,或擔負密偵任務。」這種軍民不分的指導思想,是後來造成南京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松井是抱著「膺懲」中國的目的而率軍來到中國。在攻陷南京前,松井限令唐生智24小時內開城門投降,否則日本軍決不寬恕,「南京勢必難免戰禍,而千載之文化,將化為灰燼十年之經營,亦將全成為泡影」。可以認為此是松井對異國人民和文化仇視的反映,更是南京大屠殺宣言書的明確的寫照。果真,松井說到做到,陷城後便把南京市民當作戰鬥對像進行攻擊。    
    日本侵略軍基於非正義,一經踏上中國領土,心理上就非常膽怯,時時刻刻都擔心遭到中國人的襲擊,處處都擔心落入陷阱。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在杭州灣登陸後便深有感受,時時處處都疑神疑鬼,認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敵人」。在這種把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看成是敵人的思想指導下就導致以燒殺淫掠為主要手段的罪行。據統計,登陸後的日軍在金山衛鄉屠殺當地平民1050人,僅在山陽一帶,日軍就殺害無辜農民351人,燒燬房屋4,177間,搶殺耕牛708頭,5,300多畝水稻和大量棉花田被燒成灰燼。屬於第10軍的6師團在南京大屠殺中殺害平民最多,也是出於指揮官極端錯誤的反動思想。    
    屠殺俘虜是國際法所不允許的,日本也是《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的簽字國。然而,日本軍部在侵華戰爭一開始時就作出決定,不受《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的約束。    
    日本軍部為了衝破國際法的約束而絞盡腦汁,先在戰爭程序和文字上大做文章,強調對中國是不宣而戰,可以衝破國際法這一現有的程序。有充分證據表明,這不僅是軍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天皇的想法。    
    第10軍第6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在該師團司令部裡看到一份傳達文件,內容是:「不容許共產主義的暴虐,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到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太平洋戰爭文獻,最前線情況異常》)該師團在向昆山進攻時又接到命令說:「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洞富雄先生深入研究了所有資料後認為:「上海派遣軍或第10軍,或雙方發出了如此殘酷的命令,那是千真萬確的。」(引自《大屠殺》第225頁)    
    所以,一些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外僑得出結論說:南京事件等所見到的日本兵的殘暴行為,完全是日本軍事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德國駐南京的代表向本國外交部報告中說:「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第三,南京大屠殺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最野蠻的軍事教育。南京大屠殺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性,反映了日本最高軍事當局蔑視國際法的極端錯誤的指導思想,也反映出日本極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事訓練,導致了日本軍隊的野蠻和殘忍,形成當時日本軍隊侵略成性的本質。    
    軍國主義教育以天皇至上為主線,成為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日本建立強大的海陸空三軍的目的在於強力向外推行殖民地政策,與這個目的相適應,或者說相配套的是「以在國土內外,發揚光大皇威之榮譽」為宗旨的軍國主義教育。天皇至上,崇拜天皇,天皇凌駕一切之上。在日本軍隊裡出現了許多為天皇戰死而感到「光榮」的軍人。    
    日本雖然沒有公開宣佈他們奉行天皇主義,實際上他們通過種種步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天皇主義。比如松井石根統任上海派遣軍司令長官之後一段文字記載。    
    8月17日上午10時,余於宮中拜謁陛下,並拜受如下敕語:    
    朕委卿以統率上海派遣軍,宜細察宇內大勢,以速勘定敵軍,揚皇軍威武於內外,以應朕之倚重。    
    余奉答如下:    
    臣石根拜領上海派遣軍之大命,受賜優渥敕語,誠惶誠恐,不勝感激之至,惟仁惟威,發揚皇軍之宗旨,以安宸襟。(《虛構》第102至103頁)    
    以上完全以皇帝身份對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這就是極端天皇主義和對天皇崇拜的表現。    
    宣揚天皇至上的思想,逐步形成日本軍人毫無畏懼、敢於殘酷戰鬥的精神支柱。竹內實在《觀察中國的出發點》一文中說:「在實際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膽怯的日本有了勇氣和信念,有可能說服自己去進行侵略和殺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天皇本人是否喜歡這樣做,這個問題這裡避而不談。在日本人一般精神狀態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載日本《中央公認叢書》,1975年,第177頁)在確立天皇制的過程,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經深入到當時所有日本人的意識中。    
    在日本崇拜天皇和軍國主義教育從少年時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礎。學生都要參加升太陽旗,唱《君之代》    
    我皇御統傳千代,    
    一直傳到八千代,    
    直到鵝石變岩石,    
    直到岩石長鮮苔。    
    在參加升太陽旗唱《君之代》時要求絕對嚴肅,在操場上自不待言,哪怕是隔牆聽到軍樂隊奏國歌曲調,意識到在升太陽旗,都要肅立致敬,表示對天皇的絕對崇拜。    
    教科書課本上向學生灌輸侵略意識。「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規定學生要背熟、記牢。同時鼓勵學生直接進入預備軍官學校,並從各方面給予照顧,使進入預備軍官學校的人得到實惠,在社會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把「優秀」人才集中於海陸空三軍之中,以便用於對外侵略。    
    入伍後的軍人教育首先要發揚崇拜天皇的精神。軍歌《跨過大海》歌詞中說:「跨過大海,屍浮海面,跨過高山,屍橫遍野。為天皇捐軀,視死如歸。」露骨地鼓勵軍人為天皇賣命,軍人的頭腦中已經形成在侵略他國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殺人的意識,主張只有殺絕對手才能掃除佔領他國領海領土的障礙,取得殖民地的可能。前面提到的「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放火焚燒」便是日本軍殺絕他國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識中的反映。    
    軍人教育中又把「武士道」精神引向崇拜天皇,忠於天皇,把「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誘導為侵略政策服務,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絕對優越,蔑視中國,使日本士兵心靈上受到可怕的影響。軍事訓練也是極其殘酷的,要求極嚴,在操場上,在野外懲罰士兵是常有的事。由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年輕軍官是日本的典型軍人,他們集頑強性與殘酷性於一身,不僅親自參與殺人,並作示範,要新兵也這樣做,由此進行軍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殺中用我同胞作練習刺殺的靶子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第四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第46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3)(圖)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佔南京中華門。該城門頂端箭樓當時被日軍炸毀。    
    鵜野晉大郎作為日本軍人在侵略我國時犯有罪行,曾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他自己承認:「在擔任見習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間,大約直接殺了四十五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虜而間接殺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並深有感受地說:「曾入侵中國大陸多達數百萬的日本軍官兵,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尉級軍官,是在戰爭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們所作所為,說是兇惡的化身也不過分。」(《〈南京大屠殺〉讀後》,鵜野的手記:《以被控告的立場進行控訴》,《大屠殺》第259頁)    
    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員、下士官山岡繁,日本投降後曾作為戰犯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15年。他少年時代就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並在日本軍隊的「軍人精神」熏陶下,產生了可怕的精神狀態。對此,他這樣說:    
    當時,我們對日本民族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其他民族採取蔑視態度。還有一種殘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殺人當作英雄行為,並從崇拜天皇的極權主義出發,產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對強者、掌握權力的人絕對服從,對弱者、不掌握權力的人使之服從。這些思想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教育,在軍隊裡通過軍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於有這些思想,才把侵略戰爭視為正義戰爭,若無其事地幹下了慘無人道的行為。(引自《大屠殺》第265頁)    
    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歸罪於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一點也不言過其實。    
    第四,南京大屠殺來自日本軍隊最糟糕的紀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門進入南京城內,看到南京城裡城外被日本軍燒殺所留下的現場後,感到自己的罪責難以掩飾,也認為:日本軍是世界上風紀最壞的軍隊;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掃地。日本軍風紀已成習性。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下克上」、軍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軍人策劃和指揮發動政變,要求改變對外政策,殺死內閣大臣、財政大臣和教育總監等人,提出成立「軍人政府」,建立軍事獨裁。政變雖被鎮壓下去,但軍中的』少壯派」卻更為反動。廣田內閣的上台標誌著日本進一步法西斯化,導致了進一步對中國的侵略,助長了「下克上精神」在軍隊中潛滋暗長。    
    無視政令軍令的事在日本軍隊中常有發生。攻陷上海後,在向南京追擊的途中,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及時地下達了以蘇嘉線為「限制線」的命令,要求皇軍到達此線後討伐任務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勸蔣」的動向,同時皇軍在上海經過苦戰,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勞,急需休整,以恢復精力,並在此期間獲得補充、補給,預計1938年1月再向南京進擊。但11月15日,第10軍不接受「限制線」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軍越過「限制線」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脫韁之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擊。松井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未及時制止,顯示出他默許這種做法,在日本軍中起到了下級可以不按上級命令辦事的縱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軍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級不會不模仿。總之,在日本軍隊中「下克上」的風氣,似乎被視為一種「英雄」行為,因此軍紀紊亂之程度可想而知。瀧川政次郎後來特別提到南京事件,認為發生這起事件 的最大原因就在於「軍隊喪失統率力,軍紀紊亂;在培植私人武裝力量的軍隊裡,必然出現下克上的風氣。軍隊的實權很快轉到了佐官級、尉官級,到頭來轉到下士官級手中。在不聽從軍官命令的下士官統率下,士兵們的暴行和掠奪是不可避免的。」(《新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到97頁)應該看到,高級指揮官「下克上」行為的危害性要甚於下級軍官。當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南京調查。而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竟對阿南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可見「下克上」的風氣以及軍紀的敗壞又到何種地步。    
    松井進入南京後,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屬犯下了暴行,卻得意洋洋地宣稱:「鑒於皇軍攻佔外國首都乃屬有史以來之盛事,永垂竹帛之業績,萬國注目之大事」。他陶醉不已地安撫亡靈,進行「忠靈祭」,轉賜天皇的「御酒」,進一步鼓勵日本軍大膽妄為。    
    在日本侵略軍裡,軍紀敗壞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侵略戰爭中逐步地使人性異化。參加戰爭雙方的人無疑地都將得到心靈的改造。中國部隊進行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戰爭,自覺地遵守紀律,堅決地和人民站在一起,為保衛民族利益而戰鬥,英勇頑強,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日本侵略軍進行的侵略戰爭,遭到我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中國部隊的堅決抵抗。他們與中國人民為敵,在殘酷的戰場上心理狀態自然會出現反常,侵略戰爭很容易把人變成了魔鬼。許許多多日本軍人,在血腥的戰場上只考慮把對手——中國人殺盡而取勝,表現出野獸般的殘忍。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不久,埃德加斯諾懷著對中國人民深厚的感情便來到中國,到過許多地方訪問。就日本軍野蠻性的問題,他描述如下:    
    任何人種,在戰爭時往往容易出現野蠻性。但即使承認這一點,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像日本軍隊那樣將人格墮落的形象深刻、徹底而有組織地暴露出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為亞洲而戰》轉引自《大屠殺》第250頁)    
    第五,南京大屠殺來自日本軍對我軍民最殘酷的蓄意報復。    
    日本軍早年在侵佔朝鮮和台灣時,遇到的大都是地方人民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單薄,以日軍全勝而得逞,在侵略道路上未曾付出過重大傷亡代價,逐漸養成了驕橫一時的傲氣。    
    「九一八事變」後,在不抵抗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大批忠於祖國的部隊被紛紛調進關內。日本軍僅以12,000人的兵力很快地佔領了東北三省,使3千萬同胞成了亡國奴,人們怨聲載道,呼天搶地。民族危機促使中國內部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呼籲一致對外,團結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抗日呼聲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強盜尚存,英雄見危授命。凶敵未滅,男兒何以為家。「七七蘆溝橋事變」,二十九軍對日本侵略軍的蓄意挑釁作了堅決的抵抗,立即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聲授,愛國抗日的將士們深受鼓舞。紅軍自動開赴前線對日作戰。平型關大捷粉碎了「皇軍」不可戰勝的謬論,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抗戰浪 潮已在全國範圍內掀起,表明了中華兒女把民族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    
    在各個戰場上,國民黨軍對日作戰十分英勇頑強,阻滯了日軍的進攻,殲滅了一定數量的敵人,尤其是上海防禦戰出乎日軍意料之外。「八一三」始,中國部隊在當地工人積極支援下堅守陣地,打退了日軍一次又一次進 攻,日軍以4萬餘人傷亡的代價,又增加1個軍2個師團的兵力,方使攻陷上海的陰謀得逞。    
    就局部戰鬥而言,南京保衛戰十分激烈,有的幾近白熱化的程度。日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相應的代價。9日早晨,日軍第九師團之一部已突至光華門外。我軍從城牆上進行猛烈射擊,阻擊敵人的進攻。10日午後日軍在強大的炮火掩護下爆破城牆,曾三次突入城內,均被我教導總隊軍士營和156師苦戰,將突入城內的日軍予以殲滅,並繳獲全部武器。雨花台防禦戰更為慘烈。日軍第6師團在凶悍殘忍的谷壽夫親臨前線督戰下,該師團第11旅團發動30次猛攻,付出重大傷亡代價才攻陷雨花台陣地。到我軍下達撤出南京命令時止,華東戰場上的日軍傷亡已逾7萬之眾。加上華北戰場上的戰績,已初步挫敗了日軍速戰速決的夢幻。    
    傷亡7萬,對於兵源有限的日軍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沉重打擊。短短幾個月的戰爭便擊潰中國軍隊的幻想在日軍指揮官的頭腦中逐步破滅了。這樣,無疑地將在日軍官兵中產生報復心理。在松井「對抵抗者極為嚴峻」的思想縱容下,攻陷南京城後,日軍對中國軍民最殘酷的蓄意報復便由此產生了。日本方面也有人證實由於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抵抗、使日本軍進入南京城後對中國軍民進行了報復。


第四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第47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4)(圖)

    1937年12月17日,日軍舉行「入城式」,騎馬走在前面的為松井石根。    
    1938年2月5日,日本大使館在南京舉行了茶話會,參加這次茶話會的有各國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區西部警備司令官天谷少將,就日軍軍紀敗壞的原因發表了談話。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致電美國務院電文中說:    
    少將認為,對日本軍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問題感到十分遺憾,各國收到的報告特別強調這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所以發生掠奪和暴行,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緊張戰鬥和遇到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記錄》59,載前書1,第162頁)    
    這就是對中國軍民報復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給了日本軍一定數量的殺傷,而且中島被擊傷,對此日本軍尤其是中島滿懷仇根,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極殘酷的報復。    
    作為最前線的指揮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麼情況下下達「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命令的呢?在攻打上海戰役期間,日軍付出4萬餘人的傷亡代價,松井認定中國人「無不對我軍同仇敵愾」,因此對所有中國人都深懷敵意,必將尋找機會進行報復。攻陷南京前,松井對中國軍民報復的思想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對抵抗者極為嚴峻」體現了松井報復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計錯誤,他以為《勸降書》空投下,唐生智將開城歡迎他,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唐生智用槍炮聲對松井作了理直氣壯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惱火,攻陷城進行報復到此已不可能逆轉。後來,松井進入南京後,發現了日本軍殘酷的暴行,只是口頭上念幾聲「緊箍咒」,並未採取有力措施嚴厲制止,從反面印證了松井的報復意識。    
    田中曾經企圖為松井解脫罪責,說他在攻城前向日本軍強調過軍紀風紀。其實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給在南京的外國使節看看而已,也是後來推卸罪責的托詞。在被判處絞刑以後,松井自己都承認南京事件可恥之極,罪有應得。在東京審判30多年後的今天,田中還厚顏無恥地為松井石根塗顏抹脂,企圖翻案,豈不可笑?    
    另一個蓄意報復的是中島今朝吾。有資料表明,中島是個知識分子,出身於陸軍大學,曾留學法國。為人性格反常,對下級具有不少虐待的惡跡。在攻打南京戰役中各師團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搶到頭功。中島在攻打牛首山戰鬥中「頭功」未曾搶到,作為16師團的主帥卻挨了中國軍隊的子彈,他能不惱火嗎?「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完全反映了中島的報復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軍中很有名氣,很早便參與謀劃侵略中國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劃將已是少將的佐佐木到一推薦給蔣介石當「顧問」,試圖在蔣身邊安下一顆定時炸彈,因發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該陰謀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殺中先下毒手,到下關的第一天就屠殺軍民2萬人,是個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惡毒決不亞於中島。在這之前他是個對國民黨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謂「親華派」軍人,而對中國內部迅速變化,特別是「西安事變」以後便轉變為反對國民黨的強硬派。後來他陳述這段歷史時,在《進攻南京紀實》中說:    
    站在南京城頭上,我為能確認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動。那是因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實際上,我在20歲即自明治44年以來,我夢寐已求的目標是解決滿洲問題,為此一直暗暗向國民黨表示友好。但由於他們採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蔣介石所執行的親英美的政策,與日本斷絕關係,從此,這個夢想破滅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覺得皇軍的前途渺茫,於是就憤然離開這裡。現在看來,這決不是出於私憤,背信棄義的人必受天罰。後來,這已成為我堅定不移的信念。(增訂版,第255至256頁)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家,對佐佐木上述言論作出結論說:「如果佐佐木對新生的中國抱有這種看法,那麼他在佔領南京時,身為警備司令官,其態度之嚴厲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關一次槍殺數千名中國軍民,很明顯是出於報復、發洩對中國軍民的仇恨。    
    說到這裡,試問一下:日本軍中士兵有無報復行為呢?有,佐佐木支隊那天在下關屠殺我軍民2萬人以後,下午到達和平門。他在《進攻南京紀實》中就到達和平門的情景敘述如下:    
    然後,俘虜接連不斷地前來投降,達數千人。態度激昂的士兵毫不聽從上級軍官的阻攔,對他們一個個加以殺戮。回顧許多戰友的流血和10天時間的艱難因苦,即使他們不是士兵,想說:「都幹掉!」    
    日本軍對我軍最殘酷的蓄意報復,是造成南京大屠殺的重要因素之一,於此顯而易見。    
    第六,南京大屠殺來自日軍政治上和軍事上速戰速決之必要。「三個月滅亡中國」是日本出於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考慮。從「七七蘆溝橋事變」到總攻南京的前夕,時間已整整4個月,超過了戰略時限,然而中國並沒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長期抗戰,抗日救國的方針。日本軍上下必然要考慮:選擇最果斷的措施,威懾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從而迅速結束戰爭,在短期內達到目的。    
    日本軍政首腦心裡明白:佔有滿洲並向華北推進,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飾下進行的,而且由於遏俄反共還有可能在政治上獲得英美某些支持。現在的情況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華經濟利益的集中點,也可以說是英美伸進中國的神經部位,一經觸動,必有反應。皇軍攻佔上海和即將攻佔南京,不可能不與英美發生矛盾。《田中奏折》中雖認為:「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摧毀美國勢力為先決條件」,「不得不與美一戰。」但是能做到既不與英美發生衝突,又使中國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兩全其美的事,這取決於軍事上採取什麼樣的果斷措施了。    
    日本軍事當局心裡明白: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單純地從軍事素質和裝備上對比,都優於中國,在攻佔戰略要點上,中國部隊暫時還抵擋不住它的進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資源也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基於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戰速決的戰略。這種戰略的基點出自日本軍事最高當局的設想,也是建立在蔣介石政權事實上未能統一中國的基礎之上。    
    同時,日本利用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心理,暗中和他保持著「和談」的聯繫。另一方面還寄希望於國民黨內部分裂,分裂者在和蔣介石分庭抗禮的同時投靠日本。日軍攻佔上海,攻陷南京,政治上的用意就在於迫使蔣介石猛醒,迅速接受日本的條件,簽訂「城下之盟」,達到「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目的,起碼可以促進國民黨內部分裂。到那時將不以蔣介石為對手「談判」,僅把他看成是一個地方勢力,使其後悔。這樣便可先在華中方面「取勝」,也給最後制服中國奠定牢靠的基礎。    
    松井在南京投下的《勸降書》,一方面是對守軍進行威脅,「日軍對抵抗者極為嚴峻,毫不寬恕」;另一方面發出招降的訊息:「對一般民眾及毫無敵意之中國軍隊則寬大為懷,全不侵犯。」當然這純屬於欺騙而已。南京陷落後,日軍用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兌現了松井石根在《勸降書》上的謊言。其惡毒用意就在於以此來威懾中國人民的抗日精神,迫使蔣介石政府從速向日本投降。田伯烈對此深有感受,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說:「因此,筆者不得不作出這樣結論:或是相當一部分的日本兵處於無人管束的狀態之下,或是日本軍事當局企圖以恐怖威懾中國人,以此迫使中國人投降」。(前引書2,第100至101頁)    
    此刻,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已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抗日運動掀起了高潮。而蔣介石不能不看到全國人民已行動起來,抗日呼聲已如雷貫耳,不敢輕意背叛人民的願望,冒險去接受日本的條件。日本選擇在南京下毒手,妄想以最殘酷的罪惡手段威懾住中國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死神面前束手就擒,聽其宰割,永遠做個亡國奴。    
    但侵略者失算了。禍莫大於殺已降和敵國人民。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激怒了中國人民,進一步認清了侵略者的猙獰面目,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堅密地團結起來,終於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


第四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第48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5)(圖)

    日軍66聯隊1大隊的《戰鬥詳報》(部分)載有殺害全部俘虜的內容。    
    第七,南京大屠殺是霸權主義邏輯下的犯罪。    
    南京是蔣介石政府的首都。日本軍國主義選擇南京下毒手也是向英美聲明——中國是日本的國中之國,主權歸日本所有的意思。    
    在進行攻打南京時,日本飛機公然在江陰炸沉美國軍艦「巴納」號,又在蕪湖用重炮擊傷英國商船「瓢蟲」號,事後僅通過外交渠道說一聲「意外的失誤」了事。攻陷南京後日本拒不承認「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公然到安全區內抓走平民押到預定地點去屠殺,就地強姦、搶掠,不聽從國際委員會官員的勸告,這都是日本軍國主義霸權主義行為的表現。    
    眾所周知,戰爭中殺害俘虜和敵國人民為國際法所不容許。甲午戰爭時,日本在宣戰詔書中對戰俘問題曾經提到受國際法的約束。後來事實告訴我們,日本最高層在處理許多重大國際問題時常常採用不可告人的投機取巧手段。    
    「九‧一八事變」日本對中國不宣而戰,暗暗地按照田中義一的侵略步驟一步一步地吞食中國,而又避免與英美發生衝突。有確鑿證據表明,當初東條英機曾就軍部中央提到國際法的約束問題,卻被軍部中央有意刪除,決定衝破這一現有國際法的束縛。處在侵略中國步步得手的日本軍事當局認為,承認國際法將妨礙部下的軍事行動;反之只做不說,日軍在在中國土地上便可以任意處理俘虜和平民,直至把他們斬盡殺絕。    
    可以肯定,征服支那不可能和和平平、一帆風順。斬盡殺絕倒是征服支那不可欠缺的強硬手段。只要考慮得當,行動周密,幹得徹底,不被當場抓住證據,又控制住當地輿論,徹底摧毀支那人的精神,執行(刑)者的官兵和忠於日本的學者肯定會慎重考慮大和民族的榮辱問題,偏袒本民族,把有說成無,把真說成假,混淆是非。隨著歷史不斷地向前推移,人們的記憶也將淡化,往事定會自生自滅,不了了之。最最重要的是征服支那,手段促成目的,目的無論如何也少不了手段。到了目的達成之日,用羽翼下「溥儀式」的人物出面說話,為「皇軍」歌功頌德,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皇軍的聖戰」所淹沒,自然而然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了。    
    日本軍國主義者只是一廂情願而已。這種赤裸裸的霸權主義邏輯只能縱容部下犯罪和起庇護作用。而對決策者,不因為他不承認國際法就不受國際法的約束。戰後依據國際法組成遠東國際法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理,其中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被判處絞刑,主犯谷壽夫被引渡到中國,被處死刑。    
    八、走鳴冤訴訟之路    
    欲要訴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必先狀告田中正明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的歪曲和否認。道路遙遠和艱難,但千里之行又始於腳下。我們是受害者,掌握著侵華日軍的罪惡事實,又有13億人民作後盾和廣大愛國華人華僑的支持,經過不懈的努力,為雪國恥,一定能夠勝訴。    
    田中正明是何許人也和《「南京大屠殺」之虛構》(見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8月中譯本)出籠的背景,在有關章節裡已作了簡介,不再追敘。眾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國北平附近的蘆溝橋,發動了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世人有目共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時,對南京大屠殺一案作了定性,形成了鐵案。那麼試問:田中正明為了歪曲和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中有哪些虛構呢?    
    虛構之一,是西安事變中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在南京俘虜了蔣介石。《虛構》為了污蔑共產黨,他說:    
    為了迫使南京政府就範,這時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相繼離開陝西省的紅色首都延安前往南京,商討國共合作全面進行抗戰等問題。當時蔣介石已經成為共產黨的俘虜,實際上已完全喪失了以自己的意志中止對日全面抗戰的力量。(《虛構》第91頁)    
    西安事變在歷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重大意義,是蔣介石迫令部下執行不抵抗主義的結果。西安事變何以得到和平解決,共產黨從中起到什麼作用,世人皆知,已成歷史。但是,對中國有著重大影響的西安事變,田中正明都沒有把它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他憑什麼「資料」證明西安事變後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到了南京,蔣介石又是怎樣成為共產黨俘虜的呢?他對中國的政治歷史知識等於零。中國許多小學生都知道,西安事變中周恩來只到了西安,卻未去南京。毛澤東和朱德一直未曾離開延安一步。田中正明虛構得太離奇了——也許這就是他驚天動地的才華!    
    虛構之二,是劉少奇指使學生挑起蘆溝橋事件。在這裡田中正明造謠的才華舉世無雙,栽髒也不用起草,說道:    
    總之,劉少奇根據黨中央的批示,派遣抗日救國學生,乘黑夜在蘆溝橋上向日中兩國軍隊射擊,挑起日本駐屯軍和宋哲元的29軍發生衝突,致使衝突擴大為日中戰爭這一聞名歷史的大戰。(見《虛構》第97頁)    
    田中正明使用的是豬八戒倒打一耙的欺騙戰術,把日本軍蓄意挑起戰爭的責任推到共產黨的身上。試問《二十一條》和《田中奏折》的內容是什麼?不就是要滅亡中國嗎?滅亡中國的途徑是什麼?不就是憑借日本軍事上的優勢,在中國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戰爭,一次一次地蠶食中國的土地,最後的目的是迫使中國簽訂像《日汪密約》內容那樣的條約,把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全部控制在日本手裡嗎?皇姑屯事件是誰製造的?「九‧一九事變」又是誰挑起來的?「七‧七蘆溝橋」對中國人民來說,那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子子孫孫都不會忘記從那一天起,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駐豐台的部隊,有預謀地在宛平城外蘆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在夜幕掩護下試探我軍心理,企圖引誘我軍先打第一槍,從而把挑起戰爭的責任加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但是中國部隊識破了日本軍的陰謀,任憑日本兵在蘆溝橋附近橫衝直撞,鬼叫狼嚎,我自巋然不動。日本兵無奈,又借口夜間演習失蹤一名士兵,無理要求允許派部隊進入我軍固守的宛平城搜查,為當時駐守蘆溝橋的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219團吉星文部嚴詞拒絕。雙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軍依仗其軍事上的優勢,竟迫不及待地向宛平城射擊,繼而開炮轟擊宛平城和蘆溝橋。日本軍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從此開始。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在其所著《日本歷史》一書中,依據歷史事實正確地指出:「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蘆溝橋,日本突然地攻擊了中國軍。這樣,所謂『七‧七』事變——日本對中國的不宣而戰的戰爭——就開始了。」他在1982年一次談話中說:「有良心的歷史學家沒有人否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歷史事實,當然也是歷史結論。    
    虛構之三,污蔑「進入8月以後,中國軍隊在閘北一帶頻繁舉行軍事演習」,中國沒有按日本的要求及時撤走保安隊和南京最高軍事會議決定全面抗戰,是引起上海「八‧一三」戰爭的根本原因。    
    人們都還記得,「九‧一八」前日本軍在瀋陽外圍經常舉行軍事演習,「七‧七事變」之前日本軍在蘆溝橋白天舉行軍事演習還嫌「不過癮」,夜間又接著演習,兩起事變都是由日本軍假借演習主動挑起戰爭。日本無視中國的主權,在中國領土上舉行軍事演習,本身就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上海是中國的領土,中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完全有權利按自己的需要進行軍事演習。只准日本在中國土地上放火,不准中國在自己的土地上點燈,這種強盜邏輯,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有理」的理論。還有,日本要求中國撤走上海的保安隊更屬無稽之談。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經常尋釁鬧事,引起全國人民的切齒之恨。日本不把遭到全國人民反對的日本軍撤回日本,反而要中國撤走保安隊,豈不是本未倒置,是非顛倒。一切都由日本說了算,而中國只有遵從日本大人的指揮棒了!豈有此理,侵略者的嘴臉亦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第四部分第49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6)

    說南京最高軍事會議決定全面抗戰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戰爭的原因更是理曲詞窮,曲解是非。「七‧七事變」後日本決定動員40萬軍隊用於侵華戰爭,7月30日先後攻佔北平、天津,爾後在華北戰場上以平津為據點,沿平綏路、平漢路、津浦路繼續擴大戰爭,決心三個月滅亡中國。在此情況下南京最高軍事會議才決定全面抗戰。此次會議的決定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意志。《虛構》在第100至101頁虛構上述「三點」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戰爭的原因,為日本軍部開脫罪責——強盜從來就不顧人格,搶劫財物之後還說是被搶者防盜的結果。    
    「蘆溝橋事變」時,日軍即在上海地區加緊進行調集船隻,增派部隊,徵召預備役等戰爭準備活動。企圖利用在上海的既占陣地和有利的軍事勢態,一舉佔領上海及其附近地區,為後續部隊上陸創造條件。在戰略上企圖控制進攻南京的大門,配合華北戰場,以求戰爭的速戰速決。為此,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自7月中旬起即開始武裝示威和夜間巷戰演習等軍事挑釁,並且多次製造了「水兵失蹤」事件。1937年8月9日下午5時左右,日軍特別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水兵,駕駛汽車直闖虹橋軍用機場,並開槍射擊中國哨兵。警衛機場的中國國民保安隊開槍還擊,兩個日本軍人當場斃命。11日,日寇提出取締上海地區國民黨保安隊和撤除滬西地區的工事等無理要求。同時,增派大量艦艇駛進黃埔江,並向上海增派海軍陸戰隊。12日傍晚,停泊在上海的日本第3艦隊旗艦「出雲」號司令官電告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上海戰爭已處在爆發前夕。當天夜裡,日本政府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四相」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火速派兩個師團開赴上海。8月13日,日本侵略軍憑借租界和黃埔江上的軍艦,在航空兵支援下發起進攻,揭開戰幕。中國軍民忍無可忍,奮起迎戰,英勇地抗擊日本侵略軍的進攻。(引自《暴行》第26至27頁)     
    虛構之四,因為中國軍隊堅決抵抗,日軍無可奈何進攻南京。田中正明引證松井的《陣中日誌》說:「故午後命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原作者注)進攻南京城。實為敵軍之冥頑而遺憾。此及欲罷不能之事也。」(引自《虛構》第135頁)    
    松井是個陰謀戰略家,戰場上演的「西洋鏡」是以欺世盜名,用以掩蓋他的侵略罪行。中國人諷刺這種不要臉的人是「既要當婊子,又要豎牌坊」。對於松井和田中來說,他們既要滅亡中國,又要說「大東亞共榮」;既要攻佔南京,又要說「實為敵軍之冥頑而遺憾。此乃欲罷不能之事也」,用一塊很漂亮的遮羞布把自己的真實面孔遮將起來。    
    日本陸軍大佐西坦新七在《中國事變史》一書中就1937年12月8日,日軍進攻南京的勢態時說:    
    南京最後之末日,相距愈近。    
    然南京已落我軍掌中,若攻略南京本防禦線,則所剩者,惟須掃蕩城內外之殘敵耳。而繼續並轡向南京前進之我官兵,其意氣沖天,高聲大叫:「呵,已到南京矣。」仍著血與汗污染之戎衣,為日當不久;換著新鮮入市之錦衣,為日亦自不遠也。我軍已制南京之死命,敵尚不知。(引自《檔案》第21頁)    
    松井披著日本武官的合法外衣在華進行多年間諜工作,暗中對上海和南京的地形作過調查,早就為進攻南京作了實際準備。當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時,老謀深算的他已經設想好了要動用多少師團的兵力投入戰鬥,一旦攻陷上海,便趁熱打鐵立即進攻南京。1937年10月8日,他發表聲明說:「降魔的利劍現在已經出鞘,正將發揮它的神威。」11月7日,他接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已經公開了他進攻南京的身份。    
    進攻南京是松井石根的主導思想,也是他夢寐以求的迫切願望。1937年11月22日,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向日本參謀部呈報必須攻佔南京的意見書。呈報中稱:為了使事變迅速解決,乘現在敵人的劣勢,必須攻佔南京(引自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見《檔案》第19頁)該「呈報」中還談到攻佔南京的意圖——利用目前的形勢攻佔南京,當在華中方面結束作戰,以及具體的兵力佈置。足見「欲罷不能之事」是松井的欺人之談。    
    虛構之五,「保護南京的名勝古跡」之說,田中正明借助當時日本駐南京大使館參事官日高信六郎之口,反覆宣傳松井保護南京名勝古跡的命令,大施障眼法,明是暗非,說一套做一套。    
    中外無論何種身份的人每到南京,除了遊覽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莫愁湖等處名勝古跡之外,另一個必到之地就是秦淮河岸邊的夫子廟。該廟又稱大成殿,是一文廟,始建於1034年,全木結構,設計精巧,構造複雜,風格古樸,內部陳列著一些與孔子有關的文物。清代重修,是南京城古建築群中最古老的名勝,世界聞名。可是,日本軍侵入南京城後,將大成殿內一些文物搶劫一空,而後付之一炬。與松井「保護南京的名勝古跡的命令」成了鮮明的對比,給了松井一個響亮的耳光。    
    座落在南京城北校門口的祖燈庵,始建於明代,歷經數百餘年,是南京的古剎之一。大殿內諸佛神像栩栩如生,經典文物價值十分貴重。庵內師徒眾人日夜誦經守護。日軍罔村部隊竄至校門口,將該庵縱火燒燬,3個出家人亦遭日本軍屠殺。    
    虛構之六,是捏造所謂的「市內激戰」。他虛構的謊言如下:城內尚駐有15000名以上的中國士兵。為此,部隊在攻入南京城內時遇到了頑強的抵抗,從政府大樓的門窗內和屋頂上不斷有機槍子彈飛來。直到翌日下午4時,日軍才完全控制了市內。    
    上海派遣軍參謀大西一大尉於13日下午進入市內,當他來到中山北路的首都飯店(後為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所在地)時,正趕上16師團一部為進攻這座飯店而同少數頑強抵抗之敵進行激烈的槍戰。(見《虛構》第147至148頁)    
    為了駁斥田中正明混淆視聽,以假亂真的詭辯,有必要把日本軍進攻中山門和從中山門進入南京城的時間先搞清楚。據日本國際畫報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畫報在《開始總攻南京》的一文中記載:    
    [十二月十二日],在正面進攻中山門的富士井、伊佐、片桐、大野、野田等部隊中,富士井部隊突破了中山陵附近的第二道防線,其佐翼的伊佐部隊從下午二時半開始參加了攻擊中山門的戰鬥。猛烈的炮擊在城牆上打開了缺口,門口的守軍是教導總隊的精銳,作著拚命的抵抗。    
    這裡說的是「下午二時半開始參加了攻擊中山門的戰鬥」。「此刻南京城內尚駐有15000名以上的中國士兵」是對的。但田中正明把實際時間推遲到13日下午,那就是虛構的欺騙。    
    日軍12月11日曾經突入光華門,但被我教導總隊軍士營所擊退,日軍伊籐善光少佐被我軍擊斃。12日下午才正式突入光華門。12月12日中午12時,第6師團的山田工兵部隊在中華門以西爆破成功,使城牆出現缺口,長谷川部隊用繩梯登上城牆,竄進南京城裡。很明顯進攻中山門的伊佐部隊與從光華門、中華門進攻部隊攻擊進展遲了一天時間。12月12日和13日南京城內的情況有天壤之別。    
    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時,唐生智在原鐵道部裡下達了「停止抵抗,撤出南京」的命令。各部隊立即就地動員,按照命令的要求,分別利用夜幕,向不同方向撤退突圍。可以說「南京城內是個無抵抗的城市」。那麼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未經攻城戰鬥便從光華門、雨花門、中華門侵入南京城內,何來的「頑強的抵抗」的呢?


第四部分第50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7)

    13日下午,在南京城內日本軍實際行動情況又如何呢?    
    [十二月十三日],隨著佔領區域的逐步擴大,我海陸空軍從下午二時停止轟炸,中央軍官學校、國民政府等機構,先後落入大野部隊之手。另一方面,前日開始一直在城南一帶進擊敵人的部隊,把敵人不斷地趕向城北丘陵地區。我軍城內的掃蕩戰,在黃昏前終於結束了。(引自日本國際畫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畫報《開始總攻南京》,見《檔案》第16頁)    
    上述文字清清楚楚證實了日本軍在南京城內的掃蕩戰,於13日下午「黃昏前終於結束了」。這裡又揭穿了田中正明把「12月12日下午,中山門外與城裡的情況」移到13日下午的鬼把戲。直到翌日下午4時,日軍才完全控制了市區」的內中便隱藏著屠殺中國軍民的陰謀。    
    南京對外文化協會的汪良後來曾與日本的中國歸來者聯絡會的代表團有一次談話,對大西一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激烈的槍戰」作了具體地回答:    
    [十二月十三日],進入城內的一部分日軍,立即佔領國民黨機關和銀行,其他部隊衝進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橫貫於南京中心的從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條馬路,約五公里的一條馬路)。當時,在城內馬路上,擠滿了難民以及國民黨退下來的士兵和傷病員。那是因為,家家都把門關得緊緊的,擁進來的難民沒有安身之處,只得呆在馬路上。日本軍不分青紅皂白地向這些人群開槍,這兩條馬路變成了血的馬路。這兩條馬路上,數萬人被殺。大西一在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所謂「激烈的槍戰」,實實在在地看到的是兩條血路中的一條,即中山北路上血腥的大屠殺。而12月16日下午經過中山北路的佐佐木元勝在《野戰郵政旗》一書中,對汪良的介紹作了印證:    
    在這條馬路上,從軍政部到海軍部的數町(每町約合109米——作者注)之間,有跡象表明當時有人發出過可怕的求救的慘叫聲。屍體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槍、鋼盔、衣服等亂七八糟地丟在地上,可以想見,當時有一、二萬中國兵在這裡被殺。其中好像也有脫去軍裝換上便衣的中國兵。(上冊,第216頁)    
    這裡所謂「脫去軍裝換上便衣的中國兵」便是難民,其數量之大遠遠超過「中國兵」的好幾倍。    
    南京城內是個無抵抗的市區,不僅中國人實事求是地一貫聲稱,而且被外國人目睹所證實。南京陷落時,國際委員會主席雷伯先生一直留在南京,並組織收容難民工作,曾秘密地記錄下日軍的暴行,他在《一個德國人的所見所聞》一書中寫道:    
    在市區內,中國人沒有向日本軍開過一槍,而日本軍至少槍殺了五千名中國人。為了省去掩埋屍體的工作,日本軍大抵都把屍體丟入江中。    
    雷伯先生說:「中國人沒有向日本軍開過一槍」那是事實。但說「日本軍至少槍殺了五千名中國人」那就相差太遠了,也許所指僅限於安全區附近被殺害的「五千人」而已。    
    1982年,我《人民日報》譴責日本教科書把南京無抵抗的市區寫成了「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歪曲了歷史事實,是地地道道的無恥讕言。田中正明此一虛構,到此也徹底破產了。    
    虛構之七,謊稱「正確對待俘虜」的問題,是因為屠殺俘虜為國際法所不允許,表明日本軍野蠻,喪失國格,而且戰後要追究指揮官的戰爭責任。然而,日本軍國主義卻無視國際法,竟「決定對被捕的中國人不作俘虜處理」。(《記錄》44號,第19頁,載洞富雄編:日中戰爭史資料8《南京事件》Ⅰ)    
    田中正明從為日本軍抵賴罪惡出發,虛構謊言說:「所謂殺害俘虜,完全是無中生有。在部隊轉移時都讓他們返回了家鄉。」(見《虛構》第154頁)。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且來在《虛構》一書中找到日本的前田雄二在《在戰爭的激流中》中寫道:    
    翌日(12月16日),我和新井及照片中的祓川等人一齊前往軍官學校(即中央軍官學校——作者注)觀看「處刑」。關在校舍一角的俘虜一個個被拉到院子裡面來。下士官令他們向前面的防空壕方向跑,早已做好準備的士兵用刺刀向他們背後刺去。對於慘叫著栽入壕內的俘虜還要補上一刀。學校內共有三處這樣的「刑場」。    
    另外,松川晴策(千葉鐵道第1聯隊.陸軍隊長)說:具體日子記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或者16日,在下關碼頭,我曾見到陸軍士兵讓中國俘虜每六人排成一列,然後用刺刀把他們挑死或者用槍把他們打死。(見《虛構》第149頁)    
    田中正明接著說:「看來在17日入城式前夕確曾有過這類處刑」,但又詭辯說「絕非什麼大屠殺」。用他們的觀點來解釋,日本兵用俘虜作靶子進行刺殺訓練也叫做「正確對待俘虜」?    
    《鐵證如山》一節中已說過,日本軍對待中國俘虜一概都殺,未曾饒過一人,無需加以重述。這裡僅就日本軍指揮官對中國人的認識,由此發出的命令和對待屠殺的行為加以引證和補充。    
    松井石根指揮侵華日軍來華作戰的任務是「膺征」中國,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在攻打上海時便在《陣中日誌》中寫道:    
    然上海附近之中國軍民,受蔣介石多年排日侮日精神影響頗深,無不對我軍同仇敵愾,直接間接採取諸多不利我軍之行動,乃至婦女兒童亦自動成為義勇軍之一員,或擔負密偵任務。    
    松井仇視中國人民的愛國行動,也是造成南京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鑒於非正義的心理,第10軍司令官柳川中將,在杭州灣登陸後便深有感受地認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敵人。    
    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步步緊跟進攻的日本軍前進,他在屬第10軍的第6師團司令部裡看到一個文件,其中說:「不許共產主義暴虐,為了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見《太平洋戰爭文獻:最前線的情況異常》)另在《鄉土部隊奮鬥史》一書中也記載著:第6師團司令部在向昆山進攻的途中接到命令:「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燒燬。」初步體現了日本軍「三光作戰」的政策,隨後又大加發揮和不斷地升級。    
    事實證明,仇恨中國軍民的思想在日本軍將領中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對待俘虜斬盡殺絕是他們的既定政策。有充分證據表明,華中方面軍在進攻南京的佈置中未曾提到對待俘虜如何處理的問題。田中正明引用松井的《陣中日誌》為「正確對待俘虜」之虛構進行詭辯,欺騙不明真相者,以便矇混過關。但我們查遍了他引用的《攻克南京城綱要》和《進攻南京及入城後之注意事項》總共615個字,其中卻未見「俘虜」一詞,「正確對待俘虜」又從何談起呢?1937年12月8日,松井在給守衛南京的中國部隊《勸降書》中說:「百萬日軍,業已席捲江南,南京城正處在包圍之中。」又說:「日本軍對負隅頑抗的人將格殺勿論,但對一般無辜之良民及沒有敵意的中國部隊將是寬大為懷,並保障其安全。」他在《攻克南京城綱要》和《進攻南京及入城後之注意事項》未曾提到如何處理俘虜問題,並不是一時疏忽,而是有意省略。《勸降書》中的第一句「意識到將有大批中國軍人被俘」;第二句「是處理俘虜的方針」,即「格殺勿論」和「寬大為懷」相結合的方針。所謂「寬大為懷」只是對中國部隊官兵抵抗意志的軟化,誘引他們投降,是欺騙手段。因此,「寬大為懷」是假,「格殺勿論」是真。


第四部分第51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8)

    從田中正明引用的「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松井的《陣中日誌》中大部分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反證的線索:他在《攻克南京城綱要》和《進攻南京及入城後之注意事項》中用「迴避處理俘虜」極關重要的事項替代將俘虜斬盡殺絕的命令,用「寬大為懷」的欺騙手段替代「對俘虜一律格殺勿論」的方針。這個論斷恰恰與「降魔的利劍現在已經出鞘,正將發揮它的神威」的叫囂相互印證,一點也不牽強附會,而且前者是前提的暗示,後者是內容的執行,正好形成因果關係。    
    虛構之八,製造「以公正態度對待一般市民」的假象,用以收買人心,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經國民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查證,日軍在南京分散屠殺計2000餘案,被害者達15萬人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是市民、難民!    
    21日的《朝日新聞》以5欄篇幅,並穿插照片,大加報道特派記者守山19日發的消息,共有4個標題,其中《敵國首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明朗氣氛報道說:「過去市民一見到日本人就要扭頭躲藏起來,而現在全變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們,日軍的宣撫工作在穩步進展。在日本大使館後面的廣場上,看見日本兵在發給居民點心,香煙,給抱著嬰兒的老太太送奶粉,場面非常熱鬧。」(見《虛構》第204頁)    
    《虛構》中的虛構純屬一派謊言!15日以前日軍屠殺的情景我們姑且不提,看看16日至18日,日本軍在南京有哪些屠殺?    
    1937年(以下均是1937年,故略)12月16日傍晚,有難民五千餘人,被日軍由華僑招待所押至中山碼頭江邊,用機槍集體射死,當時有梁廷芳、白增榮兩人跳江自戕,幸而脫險。    
    12月16日上午,日軍在鼓樓五條巷四號難民區內,搜捕青年徐靜森等十餘人,押至大方巷廣場,以機槍掃射。    
    12月16日,在鼓樓四條巷難民所,將張義魁等五十餘人集體屠殺。    
    12月16日上午10時,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訓練所舊址,將平民呂發林、呂戶雲、張德智、張德亮、張德海等一百餘人,拖至四條巷塘邊,用機槍射殺,無一倖免。12月16日,在傅佐路12號,將平民謝來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邊槍殺,罹難者二百餘名。    
    12月16日下午,在鼓樓五條巷四號難民區內,將軍民石巖、陳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數百人,驅至大方巷廣場,以機槍射殺。    
    12月17日,在煤炭港英商和記公司內,將首都電廠工人許江生等45人,捕禁於煤炭港下游之煤邊,初以機槍掃射,繼集薪油之類,堆積茅屋四周,放火燃燒,致被害人一部分人被燒死者。    
    12月17日,在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難民所等處,集體槍殺平民四五百人。    
    12月16日夜間,日軍將被俘之國軍及難民57418人囚禁於幕府山下之四五村,斷絕飲食,凍餓死者甚多,復用鉛絲兩人一扎,排成四路,驅至下關草鞋峽,用機槍悉予掃射後,復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作骸骨悉投於江中,在此大屠殺中有教導隊馮班長,及保安隊警察郭某,將綁紮掙脫,佯仆地上,拖屍蓋身,因而得免。    
    12月18日,在下關南通路之北,將我軍人及難民三百餘人,集合該處麥地內,用機槍射殺,無一倖免。    
    12月18日,在大方巷難民區內,將青年單耀亭等四千餘人,押送下關,用機槍射殺,無一人生還。(以上引自《檔案》第132至134頁)    
    這裡敘述的僅是日軍16日至18日的集體屠殺,計11起,被害者近7萬人之眾。在此期間日軍分散屠殺的次數很多很多,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分別從不同角度記載了侵華日軍分散屠殺的次數則數以千計;屠殺的人數則數以萬計。    
    守山19日發自南京的消息,共有四個標題:即《忘記抗日口號的南京市民》、《與日俱進的友情》、《使人想起「奈良之鹿」的配給情景》、《敵國首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明朗氣氛》。12月21日,《朝日新聞》在第三版頭條位置,以五欄通篇,大加報道特派記者守山19日發的消息,可以想見文字之長了。這樣,我們完全有理由斷定那篇文字不是12月19日一日一下子能夠杜撰成文,而是取材於16日、17日、18日三天,甚至也包括日本軍15日以前在南京的所作所為。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已經鑄成鐵證。僅就12月16日至18日集體屠殺中國軍民近7萬人之眾,也就構成了血腥的大屠殺,何況僅僅是那3天的集體屠殺了!據考證《檔案》和《史料》記載的分散屠殺的名單摘自《谷壽夫戰犯案判決書附件關於分散屠殺部分統計節錄》。分散屠殺文中只是例舉的城西部分,不是在一區域內的所有屠殺,更不是南京城裡城外所有的分散屠殺。屠殺面涉及南京城裡及郊區農村,是被分散屠殺15萬人中的一部分。但僅就被列出來被分散屠殺者的名單,足以證明日本軍野蠻、殘忍到了何種程度!這與守山虛假報道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松井石根耀武揚威地到達南京,並舉行「宣揚皇威」的入城式,每個師團都調集一定數量的官兵去接受他的檢閱。但就在這一天,發生了煤炭港和上新河放生寺等處的集體大屠殺。分散屠殺中我們列舉了2700餘人。16日還發生草鞋峽、18日下關南通路、城裡大方巷3起集體大屠殺,很明顯,各師團都以大屠殺的「戰績」歡迎松井石根來到南京。    
    然而,僅就守山新聞通訊本身而言,按新聞「五要素」的要求,也經不起內行逐段分析,解剖推敲。比如他說:「過去市民一見到日本人就要扭頭去藏起來,而現在全變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們」;「日軍的宣撫工作在穩步進展,在日本大使館後面的廣場上,看見日本兵在發給居民點心、香煙,給抱著嬰兒的老太太送奶粉,場面非常熱鬧。」    
    不要忘記,該文的前提是日本軍在南京用燒殺姦淫、搶掠所造成的恐怖心理。他避而不談市民們恐怖心理的形成,恐怖心理在市民中仍在繼續加深,只用一句「過去市民一見到日本人就要扭頭藏起來」,沒有回答為什麼會藏起來的真相,顯然失真。在恐怖還在繼續之時恐怖心理能夠消除嗎?雙方立場尖銳對立,南京市民「同日本兵交上朋友」等於說「水和火」交上了朋友一樣可笑,是一句地道的捏造之詞。親人被日本兵殺害,在身邊的屍骨未寒,又走到「兩條血路」的交匯點上來,在死神面前人們能夠笑得出來嗎?    
    守山所要做的是對中華民族寧死不屈精神的污辱。人們不免要責問守山:日本兵就哪些居民發了點心、香煙?人數有多少?他們各姓什麼,叫做什麼名字?住在哪條街上?門牌多少號?懷抱嬰兒的老太太叫什麼名字?多大歲數?懷裡的嬰兒是她什麼人?是男是女?幾歲?日本軍的動機是什麼?各發了多少點心、香煙和奶粉?捏造就是捏造,欺騙不明真相的人也只能起暫時作用,一經被識破,人們一定會責備守山的新聞道德弄到哪裡去了。    
    揭穿守山虛構的報道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標誌著日本記者受到嚴格的新聞監控,而在中國報道的明確方針是:只准報道皇軍在國外的「聖戰」,不准報道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中國軍隊的堅強抵抗,殺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滯了日本軍戰略行動的期限;只准報道皇軍攻陷對中國人的所謂「宣撫」,不准報道皇軍的姦淫搶掠。軍國主義的手段是極其殘酷的,對被侵略者燒殺、姦淫、搶掠毫不手軟,對違犯軍規的人的處罰,包括污辱人格在內,拳打腳踢,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在「這樣方針」的約束下日本記者敢越過雷池一步嗎?


第四部分第52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9)

    田中正明說:「當時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記者和十幾名外國記者競相採訪。其中無一人拍下『大屠殺』照片,也沒有人耳聞目睹過屠殺情景。」(見《虛構》第13頁)情景真是如此嗎?《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對日本兵屠殺人民的情況作了報道:    
    一般市民,不問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槍殺。消防人員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犧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於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槍殺的危險。在日本軍加強市內管制時期,凡外僑巡視市內所到之處,連日來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況。時常見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顯,他們個個都是被日本兵憑一時高興從背後開槍擊斃的。(前引書2,第292頁)    
    此外,還有馬吉牧師偷偷拍下南京大屠殺的紀錄影片。貝爾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中說:    
    約翰‧馬吉牧師,戰後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牧師,他用攝像機記錄了他所見到的情景。後來他鄭重聲明:這部黑白影片沒有適當地反映出「黑色帳篷和紅色帳篷的真實情況」。人們感到影片中顯示的那殘缺不全的屍體,濺滿鮮血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嬰兒,實在慘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僅有少數人觀看了影片。    
    作者之所以反覆引用記者德丁的報道,不厭其煩地論證報道的準確性和公正性,是由於德丁是南京大屠殺的目睹者,從第三國的立場出發,不偏不倚,真實地報道了當時的實際情景。馬吉牧師偷拍的影片,直接揭穿了田中正明的醜惡嘴臉,不是「其中無一人拍下『大屠殺』照片,也沒有人耳聞目睹過屠殺情景」,而是既有人拍下大屠殺影片,也有人目睹了大屠殺的情景。    
    日本記者因受到日本軍部的新聞監控的限制,又從狹隘的民族觀點出發和考慮到本人的利害關係,只能像守山一樣虛構一些皇軍「聖戰」「宣撫」之類的報道,根本不可能通過日本報紙報道皇軍在國外燒殺、姦淫、搶掠。這個論斷是從守山那幾篇無中生有的虛假報道中得出的結論。日本軍部不僅不允許本國記者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連德丁在《紐約時報》上以《美國傳教士筆下的南京恐怖統治》報道的報紙都被日本當局檢查後沒收了。這樣,日本的特派記者越多,虛構的報道將越來越多,為《虛構》提供虛構的所謂「證據」也越來越多,到頭來終成子虛烏有。    
    1938年1月8日,《新申報》以《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為題,進行了長篇報道,現摘錄若干以供讀者鑒別: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陽光照耀著西北角難民區。從死裡逃生的南京難民,現在已經受到皇軍的撫慰。他們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軍入城以前,他們遭受中國反日軍隊的壓迫,生病的人沒有醫藥上的幫助,飢餓的人不能夠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無以復加。    
    幸而皇軍現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館的西首,難民數千人放棄了以前無聊的反日態度,因為生活有保障,群相額手稱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軍,表示忠忱。在難民區內,日兵向難民分散麵包、餅乾及香煙,難民莫不感激逾恆。日兵並在營房附近饋贈禮物。    
    同時,衛生隊也已開始進行醫藥救濟工作。雙眼將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劇的孩子,兩腿膿腫的老婦,都免費療治。難民們沾皇軍的恩惠後,滿面愉悅,圍繞日兵,高呼『萬歲』。」(見《史料》第260至261頁)    
    《新申報》捏造的是安全區內的難民們接受了日本軍的「深表同情」的「優待」,似乎難民區內極為平靜,難民們已和日本軍「和睦」相處了。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每天向日本大使館就日本軍暴行所提出的報告,揭穿了《新申報》捏造的謊言:    
    第180件,1月8日,5、6個日本兵在沈舉人巷22號強姦婦女後,開槍射擊居民,有個姓李(音譯)婦女受傷。    
    第181件,1月8日,4個日本兵在昨晚闖進了高家酒樓附近49號袁(音譯)氏家裡,企圖強姦三名婦女(21歲、25歲、29歲)。由於她們行動遲緩,沒有聽任日本兵擺佈,日本兵便向她們開槍射擊。    
    第183件,1月8日下午6時,三個日本空軍飛行員強姦了華僑路4號姓高(音譯)的姑娘(18歲),事後任意開槍射擊。    
    第184件,1月9日,一位老人離開安全區回到大沽巷(音譯),想看看自己家的情況,以便決定是否能夠住下來。他一到家,三個日本兵站在門前,一言不發,其中一個開槍,打穿了他的兩條腿。現在,老人正在鼓樓醫院治療[威爾遜]。(引同前書2,第114頁)。    
    日本軍在南京犯下大屠殺的暴行是日本軍高級指揮官有意縱容,以便從中得到提高戰鬥力的結果。有材料證實說:「對於日本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將軍們感到,自從進入上海以來,軍隊已經艱苦奮戰,因而乘向敵國首都入城之機,犧牲敵國人民,幹一下,鬆鬆輕輕,這是毫不躊躇的。』(五味素平,《戰爭和人.10.劫火的獵人》第2部,第193頁)然而,這種可怕的屠殺、掠奪和破壞,並非從日本軍攻入南京時才開始的。從上海到南京,日本軍在急起直追中,一路上有許多城市和村莊都同樣遭受了毀滅性的戰爭禍害。受害者不僅僅是日本軍路過之處或駐屯地。其方圓達十幾公里至40公里,所有農民房屋被火燒,他們的財產被掠奪,有的人被拉去當壯丁。(臼井勝美,《日中戰爭》[中央公論社新書]第52頁    
    對於上述的慘景,日本的那麼多特派記者不可能一無所知,應該說是知之亦不敢報道,足見日本軍部對新聞監控堅定不移,所有日本記者都不得違犯。《密勒氏評論報》對從上海到南京日本軍之暴行作了報道,該報1938年3月19日以《中國之毀滅》為題評論說: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軍在這個國家裡正在改善中國人的生活,要他們過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帶走一趟,在那約兩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讓他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廢和遭受破壞的活動,日本軍隊是樣樣都做到了。(引自《大屠殺》第162到163頁)    
    虛構之九,無中生有,憑空捏造「便衣隊」的謊言,肆意搜捕、屠殺青壯年男人,千方百計地擴大屠殺對象的範圍。    
    屠殺戰俘是日本軍部和華中方面軍的既定政策。38聯隊的聯隊長助川靜二元曾向下屬傳達了「師團長吩咐,不要保留俘虜」的命令。38聯隊屬於第16師團第30旅團。第16師團有此命令下達,其他師團也應視為有此命令。從大屠殺的普遍性看也是如此。但屠殺戰俘違犯《海牙公約》和《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要追究戰爭犯罪。而日本軍部隊不顧及這些公約,竟然斬盡殺絕俘虜之後,為了擴大屠殺對象的範圍,又把男性青壯年指為「便衣隊」加以屠殺。    
    田中正明虛構說:    
    當時潛入難民區的便衣隊據說有數千人之多。    
    如後所述,日軍把他們捉住,當作俘虜加以收容。其人數估計有2,000人。(見《虛構》第156頁)    
    應該把田中正明視為虛構專家,短短的47個字中既有「據說」又有「估計」,試問歷史允許從「據說」和「估計」中得出結論嗎?從「據說」和「估計」出發正是《虛構》的要害,純屬欺人之談。    
    難民區無一個便衣兵,更無一個便衣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致日本大使館函》完全可以證明:    
    貴國士兵搜查難民區可能還另有意圖。認為安全區到處都有「便衣中國士兵」。此呈已多次告知對方,於12月13日下午進入安全區之中國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裝,現敢擔保區內絕無解除武裝之中國士兵。貴方巡邏隊早將他們全部殺了,且累及許多無辜平民。(見《檔案》第58頁)


第四部分第53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0)

    日本軍國主義為征服中國,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早就制定了把中國平民當作「俘虜」加以屠殺的所謂「法律」,並在戰場上強行付諸實施。田火田茂二郎在《新訂國際法》中大言不愧地胡說便衣隊不具有交戰資格,被俘後該處以重刑:    
    不具有交戰資格而從事軍事行動者,如被敵人抓獲,則不享受俘虜待遇,當作為戰時罪犯被處以重刑。(著重是田中正明所加)(見《虛構》157頁)    
    信夫淳平在《上海戰役與國際法》中則又胡說:    
    無交戰資格而採取敵對行動者,則為非交戰者行為,頑抗作為戰時重罪犯處以死刑或近似死刑之重刑。(見《虛構》第157頁)    
    田火田茂二郎和信夫淳平所述是否就是國際法呢?否!1907年的陸戰法規規定,民兵或義勇軍具有下列各條,才擁有交戰資格:    
    一、擁有對部下負責的統率者;    
    二、具有從遠處能加以識別的固有的特殊標誌;    
    三、公開攜帶武器;    
    四、依據戰爭法規和慣例行動。    
    《海牙公約》規定上述「四個條件」,承認便衣隊擁有交戰資格。但田中正明卻加以否認,詭辯說:「即使從上述條件看,仍難以說便衣隊是『擁有交戰資格者』。」(見《虛構》第157頁)他的胡言亂語與田火田茂二郎、信夫淳平二唱一和,目的混淆國際法的是非,用日本一國之法替代國際法,為屠殺中國平民製造口實,是一種污賴手段。    
    中國在保衛南京戰役中並沒有使用便衣隊作戰,故所謂便衣隊不具備作戰資格不是本段討論的重點。守衛南京的共7個軍(包括教導總隊)、13個師以及若干炮兵部隊等等,這裡也不著重討論。所要證實的在南京並無便衣隊,更無採取敵對行動者。《一個德國人的所有所聞》證明「在市區內,中國人沒有向日本軍開過一槍」便是在南京沒有便衣隊有力的證據之一。    
    當時以高冠吾為頭子的漢奸深入到南京各個階層,活動猖獗,無孔不入,四出搜集政治、軍事情報、南京守軍的配備、各軍師的指揮官、武器裝備、作戰動向,他們都能一一掌握,就連蔣介石秘密離開南京這樣極為重要的情報,漢奸們都能及時地向日本方面報告。那麼「便衣隊」一事走狗們哪能一無所知?試問:該「便衣隊」是什麼番號?接受哪個戰區指揮?「便衣隊」的領導人是誰?編製狀況如何?各有幾個大隊、中隊,隊員多少?他們使用什麼武器?作戰動向是什麼?在南京城裡城外什麼地方與日軍交過火?雙方傷亡各有多少?日本軍從「便衣隊」員手中繳獲到多少武器?    
    虛構之十,荒唐地編造故事情節,通過算術演算,用來作為歷史評論的「證據」。應該看作是《虛構》要害的另一表現手法。    
    田中正明引用原《每日新聞》特派記者五島廣作的報道:    
    所謂一個月二萬起強姦案是這樣計算出來的:18日前後,中國經營的妓院開張,有十五、六個娼妓,兵收五筆錢,軍士收一元,軍官收五元,生意很興隆,一個妓女一天接待四、五十人為老闆賺錢。這樣計算起來,當然一個月就達二萬起。據推測,二萬起的根據可能就是這個。(見《虛構》第252頁)    
    我們說田中是虛構的專家,一點也不會冤枉他,前面出現了「據說」和「估計」,這裡又用計算的「假設」和「據推測」作為對歷史評論的「證據」。    
    日本軍攻陷南京後,在瘋狂屠殺市民的同時大肆強姦婦女、發洩獸慾,據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並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認定,在南京市內發生了2萬起左右的強姦案件。    
    馬吉牧師就日本軍強姦婦女的問題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信中說:    
    12月17日,星期五。掠奪、屠殺和姦淫的情況不斷發生,有增無減。從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來也有一千個婦女被姦污。一個可憐的女人竟被強姦了37次。另一個婦女,她那五個月的嬰孩被日本兵活活悶死。那是因為這個獸兵在強姦時,為了不許嬰孩發出哭聲來。如果婦女進行反抗,就會遭到刺刀殺害。    
    鼓樓醫院麥瞳勒姆牧師,用12月19日的日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時說:    
    一個星期已經過去,那是今世的地獄,講起來令人膽寒。——我不知道從何講起,從何結束。迄今為止,我一次也沒有聽到過和看到過如此殘忍的事件。強姦—強姦—又強姦—一個晚上多達一千起,白天發生這類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反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對她們或用刺刀戳殺,或開槍打死。這種情況,我們一天可以寫數百件。民眾得了歇斯底里病。(《記錄》,58號,載前引書1,第117頁)    
    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作為檢察方面的證據,曾在遠東國際國事法庭上提出:    
    從一般青年婦女到六、七十歲的老媽媽,受害者甚多。日本軍所採取的手段有強姦、輪姦,凡拒絕被強姦者都遭殺害;有的或迫使父親姦污他的女兒,或迫使哥哥姦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姦污他的媳婦,從中取樂;也有的割去婦女的乳房,戳破她們的心臟,打壞她們的下巴,拔掉她的牙,其狀慘不忍睹。(《記錄》58號,載前引書1,第144頁》)    
    許傳音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時舉了一個不堪入目的例子:    
    不知道有幾千名婦女受到日本凌辱後被殺,連屍體也被污辱。士兵們在市中心及其外圍地區反覆進行這些行為,以南門「新開路七號」為例,這一家有11個人被殺。    
    當軍隊來到房門口時,年老的祖父出來接待。他當場被殺。70多歲的祖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跑出來看,她在離丈夫幾步路的地方也被槍殺。他們的女兒抱著嬰兒過來,日本兵把她和嬰兒兩個全部殺害。家中有17歲和14歲兩個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凌辱後被殺。一個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陰道內;另一個陰道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還有五個女人在家中被殺。日本兵把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殺害了。有一個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們被殺後,躲了一天一夜,才倖免於難。(《記錄》29號,載前引書Ⅰ,第29頁)    
    許傳音博士證言的內容,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同樣得到馬吉牧師的證實,他說:在那一家裡到處都是血跡;如果他當時帶有攝像機,想必能把當時的血跡顏色清楚地拍下來——其中一個少女被強姦的桌子,以及另一個被殺害的少女的床上,到處都是血跡斑斑。    
    這些在法庭上的證言,又經檢察方面調查證實的血淋淋的事實,一件件清楚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令人不寒而慄,豈容五島用日本軍「嫖娼」的謊言來混淆視聽,加以否認。    
    對於日本軍強姦的暴行,我們在《鐵證如山》一節中曾經引用了王芝如的證言,她家當時住新路口,一家9個人被殺害7個;其中大侄女(20歲)、二侄女(18歲)和姑子都活活被糟蹋死了。她今年85歲。夏淑琴是王芝如的外甥女,當年7歲,親眼所見,她背脊被戳兩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還留有傷疤。


第四部分第54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1)

    許傳音博士編寫出版的《南京安全區檔案》中,例舉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間,就日本軍在安全區內所犯的暴行,曾向日本駐南京大使館提出了交涉,反映了日軍444件的犯罪事實,其中大部分是日本軍強姦婦女的暴行。許傳音的記載是不夠全面的。但僅僅就此也可看出日本軍在南京強姦暴行的嚴重程度——安全區內有外籍人士監視,日本兵多還有些顧及,而在安全區之外他們便隨心所欲,一般的青年婦女到六、七十歲的老媽媽他們都一逞淫慾,先姦後殺的甚多。強姦暴行很多,僅在《南京暴行報告》中摘錄幾個典型如下:    
    12月19日,日本兵闖入北平路59號,前天有兩個姑娘被姦污,今天又有兩個姑娘被姦污,其中之一,因摧殘過甚,性命難保。    
    12月19日下午7時半,兩個日本兵輪姦懷孕9月的17歲少婦,9時,陣陣腹痛,12時嬰孩落地。今晨2時送鼓樓醫院,產母神經錯亂。    
    12月26日,三個日本兵輪姦陳家巷(譯音)6號內一個13歲的小姑娘。    
    2月5日,一個日本兵闖入西華門附近大中橋陳姓(譯音)住宅,索要姑娘。因室內並無姑娘,該日本兵乃雞姦了一個18歲的男青年。    
    2月7日,12歲的幼女半夜被姦污。她是於昨天才和父母返回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的父親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體發腫,不能行走。    
    1月29日,吳殷氏,年19歲,剛分娩4天,被日本兵強姦了。    
    1月31日,在彩霞街一海貨店隔壁小巷內,一位年逾60的婦女和12歲的小姑娘都遭日本兵強姦後,用刺刀刺進她們的陰戶而慘死。    
    1月11日夜,兩名日本兵闖入高家酒館44號,索要婦女。因該家沒有婦女。日本兵便在隔壁劫持兩名婦女,當她們丈夫的面輪姦。    
    2月1日,吳金生(譯音)回到光華門外家中,7個日本兵拖出一個老婦,強迫兩人性交,他們在旁歡笑(以上摘自《史料》第215、217、219、224、235、375、381、396、223各頁)。    
    12月13日,陳吳氏,58歲,住佛心橋20號,被三名中島部隊士兵輪姦後殺害。    
    程張氏,58歲,住三牌樓洪廟2號,日軍進城後先將她輪姦,後用木棍由陰戶捅入腹部致死,慘不忍睹。    
    12月13日,王婁氏,44歲,住高輦村,當日在家守門,被日本兵先姦後殺,死時赤身裸體。    
    12月28日,劉陳氏,33歲,住賽虹橋南村11號,當日被一名日本兵強姦,過後又被強姦一次。她丈夫劉學德見到日本兵又來拖劉陳氏去姦淫,上前阻止而被日本兵用步槍嚇死。    
    12月14日,梅周氏,17歲,住黃泥塘,當日被數名日本兵拖入地洞內輪姦,復用槍擊中頭部致死。    
    12月12日,陳筱香,11歲,住雨花台1號。當日日本兵闖入她家,企圖強姦未遂,當場被日本兵用槍射中胸部致死。    
    12月13日,陶湯氏,18歲,住門東仁厚裡5號。當天日本兵到她家搜索,被數名日本兵輪姦,復用步槍射殺,又用刺刀戳其肚子,並以火燒死,其情至慘。(以上分別引自《檔案》第333、334、336、340、343、344、345、349各頁)    
    關於日本軍的強姦暴行,請參閱《鐵證如山》中的有關部分。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說日本兵強姦中國婦女算是第一個層次上的犯罪,那麼五島利用特派記者的身份,明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出於軍國主義立場和個人私利而編造謊言,欺騙世人,該算是第二個層次上污蔑性的犯罪。更有甚者——田中正明又利用所謂歷史「評論家」的身份,對五島謊言不加鑒別,又虛構事件的成分的歪曲歷史真相,並大加發揮,該算是第三個層次上誹謗性的犯罪。他這樣做就像往傷口上塗硫酸,大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虛構之十一,利用偽證,虛構中又虛構,抵賴日本軍掠奪的暴行。    
    第16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作偽證時說:「我從不知道日本軍有組織、集體地搶劫的事實,當然更不會有司令部下令、默許、容忍這類不法行為的事實。」    
    (《虛構》第124頁)    
    中澤三夫的偽證只不過是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辯解,拒不承認罪惡事實而已。他的偽證只需用日高信六郎的談話就可加以揭穿。    
    日高在日本軍攻陷南京時曾以外務省參事官的身份於12月16日進入南京,目睹了部分日本軍的所作所為。他就16日那天的情景對作家誠山三郎說:    
    可厲害了,那一帶死了許多人。走在路上,只聽到一陣陣砰砰的槍聲,是開槍打人的聲音。我想,這樣下去可要不得,便朝憲兵隊長大尉那裡走去。    
    我對他說:「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個士兵手裡沒有拿著東西,我就向你敬禮。」    
    ……由於我再三勸說,他雖剛洗好澡,還是穿上軍服,帶領部下,坐上卡車出去了。而且,據說還抽打了正在進行掠奪的士兵和正在強姦婦女的士兵,連軍刀都打彎了。(《南京事件與廣田弘毅》上冊,載《潮》1972年10月號)    
    日高目睹3個日本兵對市民都進行掠奪,感到事態任其發展下去必將在世界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印象,又為中國人民所痛恨,將給往後的外交工作帶來眾多的麻煩,因而才要求日本憲兵上街去,制止日本軍的暴行。他從外交角度出發,合情合理,與中澤三夫相比,一個從今後工作出發,一個為了隱瞞自身的罪惡,立場各自不同,前者十分可信。    
    前面已經論證過:日本軍將領自有用意,乘著攻佔敵國首都之機,用犧牲敵國人民的方法滿足官兵們對財物和性慾的急需,用以獲得高漲的戰鬥力。同盟通訊社社長松本重9治在書中記述道:    
    柳川兵團之進擊所以迅速,甚至可以這樣說,那是由於在官兵中間有一種「可以隨意進行掠奪和強姦的默許。」(《上海時代》中央公論新書版,下冊,第242頁)    
    小川平吉聽到師團長們對士兵們姦污中國婦女的行為無動於衷,令他吃驚。又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    
    從上海回來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裡,聽到了新的情況:戰地荒涼,掠奪和強姦……許多情況是一般人所不瞭解的。(轉引自《大屠殺》第232頁)    
    開始佔領南京時,約有5萬名日本軍從難民那裡拿走許多被褥、廚房用具和副食品。在佔領後6個星期內,他們幾乎侵入了市內的所有建築物。有時,他們的掠奪行為是非常有組織進行的,他們動用了許多軍用「卡車」,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銀行的保險箱,特別是「德國人」保管的私人保險箱等也被他們用「乙炔」割開了。有時我看到,長達三分之二英里的輜重隊拿走了老百姓的紅木傢俱。(《記錄》第36號,載前引書Ⅰ,第51至52頁)


第四部分第55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2)

    對於日本軍的掠奪暴行,在《一個德國人的所見所聞》一書中有這樣文字記載:    
    12月14日,日本軍由於緊急進入南京城,在物資上未獲得充分供應。他們在市內解散,採取了對於正規軍完全是無法形容的行動。    
    日本軍從難民那裡奪取了所有可以奪取的東西,諸如儲備的糧食、毛巾、衣服、鐘錶等等所有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反抗自不消說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時,磨磨蹭蹭,那就立即會挨刺刀。許多人因語言不懂,就成了這樣的犧牲品……一個日本兵要4個小工為他搬運搶來的東西,這種情況是是絕無僅有的。(《記錄》第59號,載前引書Ⅰ,第169至170頁)    
    田伯烈是英國《孟卻斯德導報》的駐華記者,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的原序中說:「去年12月間,日軍攻陷南京後,對於中國的無辜平民,槍殺姦淫掠奪,無所不為。我以為身為新聞記者,職責有關,曾將所見所聞的日軍暴行,擬成電稿拍發《孟卻斯德導報》。不料上海日方的電報檢查員,向當局請示後,認為內容『過於誇張』,加以扣留,屢經交涉,都不得要領。於是我決定搜集文件憑證,以證明我所發電稿的真實性,結果我從最可靠各方面獲得許多確鑿的憑據,同時發覺事態之慘,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這些憑據大有公諸 世界的必要。」(《史料》第157至158頁)    
    對於日本軍的掠奪暴行,田伯烈在該書中說道:    
    城內差不多每一所房子都遭日本兵搜索幾次,即美國、英國、德國使館和大使住宅,以及外僑財產的一大部分,也未能倖免。各種車輛、食物、衣服、被褥、銀錢、地毯、字畫以及其它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他們搶劫的對象。現在還是如此,尤其在難民區以外。南京的店舖只有國際委員會的米店和一個軍用倉庫未蒙日軍光顧。大多數的店舖先由日本兵爭先恐後地打開大門,略事偷竊,於是在長官的監視指導下,有計劃地(用)卡車搬運一切,再付之一炬。現在每天還有幾次火警。許多住宅給日本兵故意燒燬。日本兵放火用化學的引火物,我們有幾種樣品,就是他們的放火步驟,我們也一一目睹。    
    大多數難民的銀錢,都給搶去,他們僅有的若干衣服、被褥和食品,至少遭到日本兵奪取了一部分。這真是毫無心肝的行為,使難民在最初一星期到十天內,露出沮喪絕望的神情。店舖和工具是損壞了,銀行是沒有了,交通是斷絕了,幾條重要的街市是化為焦土了,一切東西都給搶劫盡了。(《史料》第157、158、195各頁)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燒殺姦淫掠奪同時進行的,而對一家一戶的搶劫,往往又是與上門索要「花姑娘」、強姦婦女同時進行的。請看《安全區檔案》部分摘錄:    
    第281件:1月28日,3個日本兵闖進大紗帽巷1號姓宋的家,搶劫了全部衣物,並強姦了一名幼女。次日,日本兵再次來到這裡,要這家給一個年輕姑娘,回答說沒有,他們就室內到處點火燒房子。第298件:1月29日,陰陽營43至46號均遭日本兵搜查,搶劫財物、姦淫婦女。而在第44號這家裡,一婦女遭四個日本兵輪姦,其女遭毒打。    
    第329件:2月1日上午一時,一個日本兵在門東轉龍巷問一位11歲的小男孩哪裡有姑娘。小男孩說不知道,日本兵就打了小男孩兩記耳光,並搶走了他手上滿裝開水的銅壺。    
    第328件:2月2日下午3時,三個日本兵在薩家灣搜尋婦女。這家主人的妻女立即從後門逃避了,倖免於難。但家中的四個洗面盆,卻被日本兵搶去了。    
    第342件:1月31日下午,一個日本兵在肖齊營(譯音)闖進一位41歲的羅姓婦女家裡,幸而當時有些男子在她家裡維護她,倖免於難。但放在桌上買米的1元錢,卻被搶走。    
    第364件:1月28日,日本兵在林慶巷搶走了劉女士的現金一元,並恐嚇她要姑娘。    
    第371件:2月1日,汪先生報告說:五時30分,3個日本兵闖進天目路一家,要姑娘,幸而他的妻子已經藏進廚房了。於是,日本兵從他身上掏走8元6角。    
    第386件:2月2日,喬凡雲回家時,在市政府大樓前遇到幾個日本兵,搶去現金3元3角,另銅元15枚。    
    第385件:1月29日,劉平員在仙肖裡(譯音)遇到3個持匕首的日本兵,搶劫了他的手錶和鈔票。    
     第396件:1月30日,趙邱氏在1座橋上遇1日本兵,迫她走小路,搜查了她,錢被搶光了。    
    第397件:1月30日,楊秦氏回家,深夜闖進1日本兵,強姦了她,並用匕首威脅,向她要錢。    
    第398件:1月30日,張王氏回到中華門外的家,數名日本兵闖進,強姦了她,並向她要錢。    
    第406件:1月30日上午11時,兩個日本兵闖進高家酒樓蘇先生家,他是1月25日剛搬到這裡的。日本兵向他要姑娘,他回答「沒有」。日本兵即以刺刀指著他,劫去金戒指和手錶各1只。    
    第414件:2月3日上午,吳姓全家回到新北裡(譯音)家裡,1日本兵兩度闖進這家,搶走大部分東西,趕走了家裡的男子,把1婦女的衣服剝光,強行姦污了。    
    第418件:2月3日下午8時,4個日本在北平路翻越一家院牆,搶去徐先生現金3元,並兩次強姦了喬先生的妻子和劉先生的妻子。    
    第419件:2月3日下午8時,3個日本兵在北平路闖進另一住宅,搶走金先生2元2角、胡先生2元5角、屠先生1元4角。    
    第427件:2月5日下午7時,兩日本兵越牆偷入頤和路25號二層樓房,將該處男子全部集中,不准走動,並搜劫現金和其他用品。計有:袁君戒指1只,現洋10元;徐君現金15元,印有銜名的空白信紙;劉君現金1元3角;樂君現金1元。接著該日本兵到隔壁一家劫去現金千元。當時他們身穿大衣,腰掛手槍。(引自《史料》第379、384、386、388至394頁)    
    通過上述極少數的案例,我們可以淒楚地看到,日本軍在南京的搶劫不是單純地搶劫,而是結合搶劫進行燒殺姦淫,市民被害之深的程度難以用筆墨敘說清楚。他們搶劫的範圍極廣,舉凡糧食、衣物、用具、金錢、手錶、首飾、器皿、古玩、書籍、字畫等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在他們的搶劫之列。從時間上看,會攻南京的日本軍已於1937年12月21日因暴行慘烈大部分調離南京,惟第16師團留駐南京,繼續進行燒殺尋淫搶掠任務。所例舉的案件都在12月21日之後,事實揭穿了作為第16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的證言實屬偽證,抵賴日本軍的暴行。田中正明利用中澤的偽證,大加發揮,虛構中虛構,向世人扯了彌天大謊。


第四部分第56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3)

    虛構之十二,利用松井得意忘形地觀看南京的名勝古跡之機,製造假相,大大縮小日本軍的暴行。    
    12月17日,在南京大屠殺正在全面展開的前提下,松井石根以華中方面軍司令的身份來到中山門口,受到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和第10軍司令官柳川的迎接,隨即騎馬檢閱排列在路旁的日本兵,直至國民政府,又與海軍長官長谷川會見,表示海陸兩軍勝利會師在中國政府所在地。隨後舉行升旗儀式,一面太陽旗在國民政府上空飄揚,用松井的話說,已經給予了抗日的南京政權以致命的打擊,並發表談話,聲明在攻佔南京城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再次期望全支那朝野的反省,今後皇軍的行動將永不後退。他威脅蔣介石要從速接受日本的條件,立即投降。第3天他以「勝利者」的姿態遊覽南京的名勝古跡。    
    田中引用松井12月19日的《陣中日誌》說:「此日午後,率數名參謀登清涼山及北極閣,眺記南京城內外之情景。仍可見城內二、三處兵燹之跡,實感遺憾,然尚不屬驚人之大火,城內概免兵燹之災,亦充滿安堵之氣氛。」(《虛構》第174頁,著重號系田中所加)本節中已闡明16至18日3天中被日本軍集體大屠殺和分散屠殺掉近10萬人;而此刻大火正遍及城裡城外,由此可以看出松井面對事實說謊,《陣中日誌》記的都是為洗刷自己的罪過和美化自己的無恥讕言,全屬虛假,絕不可相信。    
    提到日本軍的縱火破壞,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前面讀過「半城大火沖天」的文字,令人膽寒,永遠不能消失的印象。    
    對於日本軍在南京縱火的暴行,外國目睹者有文字記載,從南京逃出的倖存者都以親身經歷揭露了日本軍這方面的暴行,武漢的報紙也作了報道,延燒區域包括中華路、夫子廟、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國府路、珠江路、陵園新村等地。這些報道只作了輪廓上的敘述,而《丁丑劫後裡門見聞錄》一書中記載得更加具體,而且真實可信:    
    城裡被災之區極廣,繁華地方較重,除劃難民區之區域外,無不受劫火這洗禮。其中倖免者,則中華門以西區域、近鼓樓之北門橋大街一帶。受災最重者,則由太平路經朱雀路,至夫子廟一帶。中華門以東之門東地方,以日寇之先鋒隊系由通小火車這雨花門攻入,受災亦巨。    
    ……建康路全路被災,舊坊口黑廊三山街左右,承恩寺寄望街等處、中華路自內橋至三山街口均毀。青年會、市民銀行、綢布店、銀樓,均燒燬。自三山街至中華門則隔兩三家,即有瓦礫場一段、白下路被災十餘處。最大的中國銀行亦毀。未開闢之長樂路,由定武橋至中華路一段全燼。首都法院之大建築亦焉。由建康路至大行官,步行一次,如歷荒墟……東望中山門,寂如鬼域。西行經中山東路,至新街口兩旁,尚有餘燼房屋,然已為隨日寇繼之日本商人修理改造,成為純粹之日本商店。新街口以北之中山路,間有被災者,其存留之公私大建築,多為日寇軍事機關佔用。以南之中正路,除中央商場和大華大戲院被災外,僅近白下路一段被焚。    
    一泓淮水依舊綠,兩岸燒痕不斷紅。此余戊演(1938)夏返里僅第一次到夫子廟,所得之印象,自東牌樓起,迄大中橋止,巡視一周,其間屋宇被毀者約十之六七。有名建築物,如大成殿、魁星亭、得月台、奇芳閣等,均付之炬。(《暴行》第200至201頁)    
    該書所反映的是南京城裡一部分日本軍縱火的暴行,被燒得最慘的下關未曾提及。1946年南京軍事法庭關於戰犯谷壽夫案判決書中也曾提到有關日本軍的縱火情景:    
    再日軍鋒鏑所至,焚燒與屠殺常同時並施。我首都為其實行恐怖政策之對象,故焚燒之慘烈,亦無倫比。陷城之初,沿中華路迄下關江邊,遍處大火,烈焰燭天,半城幾成灰燼。我公私財產之損失,殆不可以數字計。中華門循相裡房屋數十幢,均遭燒燬。居民何慶森、夏鴻貴、畢張氏等數百人,店捨成墟,棲息無所。中華門釣魚巷、湖北路、長樂路、雙閘鎮各處居民,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等房屋數百幢,亦俱焚燒,蕩然無存。至十二月二十日;復從事全城有計劃之縱火暴行,市中心區之太平路火焰遍佈,至夜未熄,且有消防設備,悉遭劫掠,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檔案》第605至606頁)    
    人們不大瞭解,日本軍為什麼如此野蠻地到處縱火,焚燒破壞呢?細細考察,內中必要原因。前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日本軍暴行所造成的損失進行了調查,在《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一文中說:    
    城內被燒燬的大半建築物,裡面的東西幾乎都在焚燒前被徹底地,有組織地一搶而空。而且,在倖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築物中,日本兵也毫不例外地闖進去進行掠奪。(轉引《南京大屠殺》第45頁)    
    由此不難看出,焚燒為了消滅屠殺包括先姦後殺搶掠的現場,防止被中外人士抓住證據。《陣中日誌》說:「然尚不屬驚人之大火,城內概免兵燹之災,亦充滿安堵之氣氛」,但是日本學者瀧川政次郎博士對此作了無情地揭露:    
    我當時住在北京。由於盛傳南京屠殺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過津浦線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區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燒,我以為那是日本軍轟炸引起的,對我們的空軍威力感到驚訝。可是仔細一打聽,才知道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後,日本兵放火焚燒的。當時,南京市民對日本人所產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後仍未消除。我曾溫和地向南京婦女搭話,她們也不作回答,個個躲避起來。據給我拉車的車伕對我說,當時在南京市區的姑娘,沒有一個不遭到日本兵糟踏的。(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頁)


第四部分第57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4)

    虛構之十三,污蔑證人的人格,篡改證人的證言,歪曲證人的行動,編造謊言,妄圖從根本上否定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定案。    
    東京審判時,檢察方面傳訊了中國證人到庭審問,聽取了他們以親身受害的經歷揭露日本侵略軍燒殺姦淫搶掠的暴行,事實確鑿,經過清楚,人證,旁證對口,對南京大屠殺的定案起到了應有的作用。當時,那些戰犯懾於法律的威嚴,在事實面前抵賴不了自己的罪行,只得懷恨伏法。然而,一些漏網的軍國主義分子及其追隨們,比如田中正明之流,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他們便鑽了出來,一變為「英雄好漢」,叫囂東京審判不公正,把矛頭指向中國出庭的證人許傳音和陳福寶,以及馬吉牧師。    
    許傳音憑借耳聞目睹,在法庭上揭露日本兵見動的東西就開槍,見人就開槍,見逃跑者就開槍打列;他目擊了日本兵的所作所為,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馬路兩邊點到500具左右屍體時才作罷;他明確證實那些男男女女的屍體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他所揭發出來的材料得到第三國人和日本人的證實,也被列入檢察方面的證據。這裡不再一一贅敘。但田中正明污蔑許傳音「在談夢話」,其實真正說夢話的是他自己。    
    陳福寶曾以自己目睹日本軍的暴行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請看:    
    陳福寶陳述日軍在城內屠殺市民記錄    
    問:姓名、年齡、住址。    
    答:陳福寶,28歲,廣東人,住白下路東井巷22號。    
    問:你可把當年目睹日軍的暴行,據實簡要陳述。    
    答:我目睹他們暴行可分五點:(一)26年(指1937年——作者注)12月13日,有5個日本兵把我從難民區和其他38人一齊挑出來,帶至西橋塘邊,——查看各人的頭部和手,結果除我和另一不識人之外,其餘37人均被打死,令我們搬屍首拋到塘裡去。(二)同日下午,我逃到鼓樓淵聲巷,來了三個日本兵(是中山部隊)令我替他拿東西,經過湖南小學難民所,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三個日兵就輪姦她。(三)在16日又把我拉去,看到日本兵村上伍長強姦女人不遂,用刺刀剌死。同時看到日兵縱火燒太平路寰球飯店房子。(四)17號,在我住處有一個照相館女人已經懷孕,被一個日兵強姦流產而死。(五)中島部隊集體屠殺,利用漢奸到難民區對難民說:「倘是以前當過兵或做過事的走出來,立即資遣回籍。」有不少難民被騙出來,排成幾隊等候發款,誰知日軍立即架起機槍集體射死。這都是我親眼目睹的。    
    陳福寶的證詞中時間、地點、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又是親眼所見,且是日本兵殺人、放火、強姦的普遍行為,事實確鑿,合情合理,並無絲毫誇張,因而被法庭檢察方面列入證據。而田中卻把陳福寶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誣陷他是個不正常的人,並把他列為中國偽證之列,借所謂印度代表帕爾的口說:    
    南京事件檢察方面證人的證詞「有過多的傳聞和臆測,可靠性很值得懷疑。」陳福寶證人的陳述就是這樣的例證。他說:12月14日,他和39個平民一起被從難民區(「安全區」)抓走,親眼看到在小池塘邊上他們被用機槍打死。他說,16日他又被日軍抓住,再次目擊了許多健壯的青年被用刺刀捅死。又說,當天下午,他被抓到太平路,看到三個日本兵朝兩所房子放火,並說連日本兵的名字都知道。於是,帕爾法官在其判決書中諷刺性地指出了這一證詞的欺騙性,他說:「這位證人在本官看來是個不大正常的人。日本人把他抓到好多地方,讓他看到那些壞事,卻又把他放了而沒有傷害他,好像特別喜歡他似的。」並嚴厲指出:「12月14日從難民區39個中國人的事,哪裡也沒有這樣的記載,管理委員會也否定有此事。」從而判定是偽證。(《虛構》第251頁)    
    上述所謂法官帕爾的一通盲說,實際上當時的帕爾站在軍國主義立場上,是田中之流的代言人,說出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心裡話。故駁斥帕爾荒唐的判決,也就批倒了日本右翼分子這方面的謬論。    
    日本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洞富雄先生對帕爾的所謂判斷進行了有力的反駁。他說:「我對他(指帕爾——作者注)的理解不能同意。據南京市民陳福寶證人的宣誓口述,他在十四日日本軍搜捕「便衣隊」時受牽連,曾被強行帶走,但後來被釋放了,十六日又遭逮捕。(洞富雄編前引資料Ⅰ,第411至412頁)可想而知,陳福寶第二次被捕,是為了強制勞動而押走的。這可以從當時所看到的屠殺情況中看出。被帶到太平路,不妨認為是替日本軍服勞役。再說,陳福寶證人於14日和15日目睹了強姦事件,即他在個別地方分別看到了兩次屠殺和強姦事件。當然,日本兵並不是為了讓他看到這種場面而特意把他帶來的。(《大屠殺》第411至412頁)    
    我完全同意洞先生的分析和批駁,並且加以補充。    
    第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爭罪犯時,帕爾未能正確地站在國際法的立場上參與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竟然背叛法律,最後宣判日本全體戰犯無罪。踐踏了國際法,在世界法官史上留下了笑柄。他對陳福寶的證言「從而判定是偽證」不符合事實。    
    第二,帕爾和田中都暗示日本軍未殺害陳福寶是個反常現象,從反面默認日本軍慘無人道,見中國人就殺的本性。    
    許傳音證實「日本兵見動的東西就開槍,見人就開槍,見逃跑者就開槍打死」確是事實,並得到旁證。但他的證言並不意味著,日本兵在辯明所有中國平民後一概都殺。南京原有人口107萬,淪陷前逃出去50萬人左右,留下的50多萬人被日本軍屠殺30萬以上後,仍有餘生者20萬人,並沒有把能見到的中國人都加以殺害。我們說日本軍殘酷無情,殺人成性。這個論點正確無疑。但我們並不認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壞蛋,慘絕人寰,聲名狼藉,他們中善良者不乏其人。另外,有的中國男子因外貌上的缺陷,一照面便能確認他永遠也不可能成為軍人。再次,也因當時日本兵大肆搶劫,需要一些中國人為他們服勞役。這樣,三個日本兵才沒有把陳福寶殺掉。當然,並未想到後來陳福寶成為他們犯罪的證人。    
    第三,所謂「12月14日從難民區抓走39個中國人的事,哪裡也沒有記載,管理委員會也否認有此事」。不對,這是一種借名欺騙,完全不符合事實。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明確指出:「這些報告原有170件,僅佔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所知道的一部分」;「但列入本書的許多材料和憑據,僅足以代表日軍侵華整個暴行的橫斷面,為了篇幅上的關係,許多寶貴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愛。」(《史料》第207、或202至203頁)當事人講的是「僅佔所知道的一部分」,怎麼能武斷地說「哪裡也沒有記載」呢?田中把陳福寶12月13日看到5個日本兵從難民區裡抓走39個人的日期改為14日,內中必有陰謀。應該看到,13日日本軍進入南京後,突然敢於冒犯天下之大不韙,出乎田伯烈、貝茨之所不料而闖入難民區,使他們措手不及,被動應付,未能及時掌握到開始發生的暴行。同時,他們也沒有準備收集日軍的暴行,更不是日軍暴行專門登記機構,疏漏其間,也不是不可能的。談到記載,首先日本軍中應作為資料把他們官兵的行為記載下來,尤其是《陣中日誌》應該記下官兵行為的細節。但松井所記下的是他的「赫赫戰功」,而對日本軍的犯罪一點一滴也不記載。陳福寶能說出中島部隊和村上的名字,證明日本軍犯罪的確鑿性,不容否認。


第四部分第58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5)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田中正明不擇手段地誹謗馬吉,歪曲他的證明。我們知道,東京審判時馬吉、貝茨、許傳音三人是重要的證人,尤其是馬吉用翔實的資料證實了日本軍在南京的種種暴行,對南京大屠殺的定性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因而田中對他恨之入骨,把他大量的書面證言拋棄一邊,集中筆墨追究他所有資料是否親眼所見,否則便是造謠。辯護人布魯克斯對馬吉的反譏很不合理,對他書面證言(包括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紀實)不敢當面辯論,卻追問他親眼看到幾次日本兵強姦、殺人和搶劫。由此田中大言不慚地說:「總之,美國牧師馬吉兩天提供的一百數十件關於日軍官兵的種種屠殺,強姦搶劫等暴行,結果除殺害一起,強姦一起,盜竊一起共三件外,其餘都是傳聞、流言,或者是臆測、想像,或者是他的創造。」(《虛構》第249頁)這樣,他認為辯倒了馬吉,就可向世人宣佈:大日本軍在南京總共違紀有三件:殺害一起、強姦一起、盜竊一起。日本軍的其他暴行都是「捏造的謊言」。    
    馬吉是個普通牧師,不具備神奇色彩,做不到在日本兵槍彈亂飛的環境中神出鬼沒,變化無窮,從空中俯視南京城內日本軍所作所為的一切。超過常人的苛刻要求,只能看成是別有用心,借題發揮,轉移視線,企圖把嚴肅的論證引入上歧途,而後趁機溜之大吉罷了。    
    馬吉牧師在東京審判法庭上證明:12月15日,日本軍從國際委員會辦事處附近的收容所裡強行帶走1300多名難民,隨後被集體屠殺。能說他是自己臆造嗎?他在新開路7號看到一家13口人被殺害13口,其中兩個少女先姦後殺,並對她們的屍體進行猥褻,慘不忍睹。他拍了照,能說是他的想像嗎?12月20日,馬吉牧師和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乘車外出,途經太平路,看到日本軍放火,集體搶劫,能說是他聽到傳聞和流言嗎?田中也引用馬吉在法庭上的證言說:    
    (佔領南京)不久,這些日軍有組織地到處進行屠殺。南京市內到處是橫倒豎歪的中國人的屍體。日本兵把抓到中國人用機槍、步槍打死,用刺刀刺死。    
    「強姦到處都有發生,許多婦女和孩子遭到殺害。如果婦女拒絕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電影,從這些資料上可以看到婦女被砍頭、或被刺得體無完膚的情形。如果婦女的丈夫想救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就會被殺死。」    
    這樣一些不堪付印在文的、殘忍的日本的暴虐行為,牧師卻口若懸河地連續講了兩天。(《虛構》第248頁)    
    要想辯倒和推翻馬吉牧師的證言,必須用資料證明:日本軍根本沒有到過南京;南京城內根本沒有橫倒豎歪的中國人的屍體;日本兵沒有強姦過一個中國婦女。這還不夠,還必須用科學的方法論證,馬吉所拍的照片和電影不是在南京拍的,並且具體指出拍攝的確實地點。田中正明用抽像的文字妄圖否定具體而真實的前提,這意味著什麼呢?結論是不言而喻的,詭辯替代不了史實,虛構卻無形中暴露了自己真實的用意。    
    總之,田中正明圍繞著為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鐵案,為戰犯松井石根開脫罪責,《虛構》中套虛構,一派胡言,自圓其謊,欺人之談連篇累牘,說穿了還是離不開虛構的手法。    
    到今天南京大屠殺已近70週年了!但30萬屈死同胞的冤魂尚未得到圓滿的安慰,在天之靈死不瞑目。我們應當對歷史負責,更應當對後人負責,把南京大屠殺的前因後果寫成歷史,以便對後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也讓日本年青的一代知道軍國主義的罪惡。    
    提到南京大屠殺,按理它早該成為歷史,寫進歷史教科書,送進歷史博物館,供陳列、研究、對後代進行愛國主義、也對日本人民提供資料之用,使他們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和軍國主義的滔天罪惡,教育子孫後代,從中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走犯罪道路。    
    就我這個倖存者的心願來說,也不大願意糾纏以往,經常回憶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畢竟有礙身體健康,讓人過得不舒服。生活應隨時代前進有新的內容,用新的知識充實自己,以使自己的明天比今天過得更快活,更充實,更有生氣。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日本,企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並把它當作「無稽之談」的,有鈴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已出版專著,在日本社會上引起反響,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集右翼勢力誹謗之大成,對南京大屠殺的定論進行了惡毒攻擊。像當年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土地上挑起戰火一樣,既然田中以《虛構》污蔑歷史事實,挑起爭端,我只好應戰到底。    
    長期以來,我們一貫遵循關於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的原則,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欠下的滔天血債,應記在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的頭上,而與廣大的日本人民無關。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給本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軍國主義同樣也是日本人民兇惡的敵人。目前,日本社會上許多學者、評論家和和平友好人士一道,高舉反戰旗幟,搜集資料,著書立說,或發表文章,或舉辦「侵華日軍暴行罪惡展」,批判侵略史觀,對扼制日本右翼勢力和對後人進行教育,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僅僅限於思想和學術鬥爭還很不夠,應當組成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參與政治,保住和平憲法,爭取挖掉軍國主義侵略史觀的禍根。而且鑒於日本右翼社會基礎相當牢固,著眼點應放在爭取子孫後代的身上。    
    《虛構》就全面否認南京大屠殺暴行之事,已窮盡了污蔑之能事,達到登峰造極之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對其謬論的批判尤為重要。說到底,這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不容許歪曲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我寫出這證實性的文字,除告慰南京大屠殺中死者和倖存者外,主要是對《虛構》進行全方位和系統的批判,徹底肅清其謬論的流毒,用以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要求他們千萬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同時,據說《虛構》在日本流傳很廣,對不明真相的人欺騙性很大,最容易遭受毒害的還是日本的青年一代,在這方面我也想對他們負點責任,向他們提供信息,讓他們知道60多年以前日本軍國主義的真相。    
    此書僅僅表示:為南京大屠殺中30萬以上屈死冤魂鳴冤、為數十萬倖存者討個公道——首先狀告《「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作者田中正明,其次狀告《南京大屠殺的虛狂性》作者鈴木明和《我方的日本軍》作者山本七平,為訴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作好前提準備。我們一定能夠勝訴。    
    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歷史事實不會因時過境遷在社會上消失,不會被南京大屠殺中倖存者所遺忘,不會應加害者的幻夢而一筆勾銷。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時作了相應的判決,有關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田中正明、鈴木明和山本七平理所當然地應當承擔歪曲和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的罪責。

<<南京大屠殺之鐵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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