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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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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  作者:[美]克裡斯·華萊士                       
   本書記述的是美國16位總統面對內憂外患時的反應和行動。應該說,這個切入點並不很新鮮。但引起人們的閱讀慾望的,是這本書與美國總統引發的聯想和探求的衝動。 
  有關美國的事件,總是可以引起人們這樣那樣的關注。看到美國的缺點和壞處是相對容易的,正如我們也很容易地就能發現它的許多長處。問題是,我們是否理解,美國的這些長短與這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內在的聯繫,以及,對照我們自己,我們是否也可以發覺,我們的長處和短處,與我們自身的肌體有何必然的脈絡。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第一部分 內亂   
  引言
  我說不準是什麼時候才認識到,我原先對於當總統是怎麼一回事的想法全錯了。 
  20世紀80年代,我作為NBC(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台駐白宮首席記者,負責有關裡根總統的報道。日復一日,我對總統的原有看法一條又一條被撕碎了。這使我想起信用卡電視廣告上的話—— 
  情報:幾乎毫不相干。 
  掌握政策:有幫助。 
  判斷和目標堅定:無價之寶。 
  我是在肯尼迪總統時代成長起來的,還記得有關那位年輕英俊的總統及其一班顧問的一些故事。那些人被稱做「最佳最傑出之士」,他們自己也不想拒絕這一綽號。 
  1962年,肯尼迪在白宮設宴招待西半球獲得過諾貝爾獎的學者們。他在祝酒辭中說:「我想這是白宮從未有過的人類智慧和知識的最不尋常的聚會——也許當托馬斯·傑斐遜一人在此進餐時,是一個例外。」在那個晚上沒有明說但卻讓人隱約感受到的意思,是肯尼迪也許可以跟傑斐遜相提並論。 
  從來沒有人會將羅納德·裡根的智力跟肯尼迪或傑斐遜相提並論。當裡根來到華盛頓時,長期參與民主黨核心事務的克拉克·克利福德把裡根叫做「可愛的笨蛋」,這成了名言。其實這話用到克利福德自己身上也許更合適,但即使是對裡根最忠誠的人也經常擔心他會說錯話,覺得他們需要保護他,防備新聞記者刁難,也防備他自己說漏嘴。 
  我記得那是在1982年,裡根向蘇聯提出了一套複雜的新軍備控制建議。那天恰好是我當班在橢圓形辦公室採訪。在全國電視實況轉播的情況下,我請總統說明這一建議將會怎樣起作用。如今回想起來,我當時提這個問題,除了存心要他為難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任何目的。我還清楚地記得,總統手下的那些人站在攝影機視角之外,正在嘀咕我怎麼會如此冒失地提問。可是總統回答得十分周全,令那些人和我這個記者都驚訝不已。 
  我要說明的是,我在裡根歲月裡明白了一個道理:總統能不能說清自己計劃的細枝末節,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裡根知道他相信的是什麼,從戰略上清晰地意識到怎樣去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且從不動搖。 
  人們現今也許會輕易忘記,在20世紀80年代,裡根的「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曾遇到多麼激烈的反對。在不少國家的首都以及美國的一些城市,成百萬的人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裡根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的計劃。這也成為1984年總統競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沃爾特·蒙代爾指責白宮拿不出任何建設性的辦法來對付蘇聯人。在那年秋季白宮玫瑰園一次儀式上,一位記者衝著裡根叫喊:「蒙代爾的指責怎麼樣呢?」(這裡「指責」的原文是charges,它又有「費用」的意思。——譯注)裡根毫不猶豫地回敬了一句:「該他自己付賬。」 
  在本書下文中有關裡根的一章,我還會再回顧那一非常時期,敘述這位總統是如何堅定地力排眾多非難,包括白宮內部一些人的疑慮,而出色完成那改變了世界的外交壯舉。 
  在白宮記者室,你對白宮還只能有最膚淺的感覺,但除非你身在白宮,你都不可能理解總統在面臨任何一項有爭議的決策時所承受的那異常之大的壓力。這裡面有政黨政治的壓力,有真正的政策意見分歧的壓力,還有大舞台上萬一失足怎麼辦的擔心,總統的決策是很容易被壓歪的。觀察了裡根之後,我才明白,總統之為總統,還不在於智力和意識形態如何,而是在於意志力和決斷力的考驗。 
  當我著手寫作本書時,我回顧了這樣一些往事:總統只要相信他應該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時不得人心,他也堅持把它做到底。我要從一個記者的角度講述這些歷史事件:盡量抓住當時的戲劇性情景,以顯示出我們一些最熟悉的以及一些最不熟悉的總統的性格。 
  本書講述的故事是引人注目的,例如總統怎樣整治了一家腐敗的全國性銀行;怎樣收拾了一場使芝加哥城著火的罷工;怎樣對無情的敵人實施危險的「斬首」空襲,等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些美國歷史上的分水嶺事件是怎樣展現出這些總統的力量和勇氣。 
  在這些故事中,總統都是行動堅定,未聽一些顧問的意見,未按常規辦事,未考慮政治權宜之計,往往還違反一般民眾的意願。每一位總統這樣做,都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有責任、有使命使美國和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回顧這些歷史事件時,基本上都看不出什麼黨派之見。在國家面臨巨大危險時,共和黨人總統和民主黨人總統都忠心報國,而不是追求自己政黨的利益。克利夫蘭總統是民主黨人,一輩子維護工人權利,卻鎮壓了一場罷工。尼克松總統是共和黨人,堅決反共,卻打開了共產黨中國的大門。這些故事裡的主人翁不是為自己的政黨牟利,而是以國家利益為重。   
  引言(2)   
  我們每四年選一次總統,並不知道這總統會遇到什麼挑戰。在2000年秋季,誰會想到布什總統要處置的主要問題——也是西方價值觀經受的主要考驗——會是與伊斯蘭極端派和恐怖勢力的衝突?從這一意義來說,每次選舉都是對一個人打賭。誰有堅韌的性格,能昂然應對想像不到的壓力和利益集團的激烈競爭,而做出艱難的抉擇?誰是我們真能依靠的人?本書談到了16個這樣的人,國家曾不得不在艱苦的關頭依靠他們,這時他們的睿智和決心也就顯露出來了。為了進一步突出這一點,我在每一章的末尾都收錄了這些總統本人有關當時危機的講話或文件。 
  本書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內亂》,談三位總統如何處置十分緊迫的國內問題。第二部分《紛爭》,講三位總統如何跟首都衙門裡的人較量,超脫出華盛頓市中心內的政治紛爭。第三部分《和平》,著重說明五位總統決心採取外交行動以確保國際上的安寧和秩序。最後一部分《外敵》,談五位總統在敵我衝突漸趨激烈之際怎樣領導美國前進。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勇敢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人的首要品質,因為它是其他品質的保證。」對於本書談到的這些總統的決策,大家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決策都體現了勇氣。美國人選出了這麼多的足夠勇敢的總統來迎接他們遇到的挑戰,這真是我們的歷史有幸,也是我們的政治體製成功的證明。   
  一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1)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 
  1753年秋天,英屬弗吉尼亞殖民地總督羅伯特·丁威迪遇到了一個麻煩問題。英國當局獲悉賓夕法尼亞西部出現了一些法國匪徒。英王喬治二世命令丁威迪派使者去警告那些法國人立刻離開該地。這一差事很危險:那一帶很少有歐洲人居住,而印第安人卻不少,而冬季又即將來臨。丁威迪手下那些職位較高的官員當中,沒有一個人願意承擔這一任務。 
  一天下午,終於有一個淡紅色頭髮、藍灰色眼珠的年輕人來到丁威迪辦公室,自告奮勇前往該地。他身高1.9米,這在當時就是巨人了,比矮胖的總督高一頭。從體格上看,他顯然適合於這次遠程荒野之行。他雖然只有21歲,但當過測量員,去過邊疆。誠然,他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也毫無外交工作經驗,可是,作為一位瀕海地區農場主的第三個兒子,他顯然渴望有所建樹,何況丁威迪大概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適的人了。就這樣,喬治·華盛頓離開丁威迪辦公室時,已肩負起他的頭一項官差。 
  華盛頓到達那個陌生地區時,一位比他年歲大得多也更有經驗的法國軍官挺客氣地接見了他,但卻堅決拒絕了英國方面的最後通牒。華盛頓急忙趕回來向丁威迪做了匯報。第二年,英國殖民政府指派尚無軍事經驗的華盛頓率領一支匆匆組建起來的小分隊,重返賓夕法尼亞西部駐防,抗擊法國人可能的入侵。華盛頓幾乎立刻暴露了他缺乏經驗的弱點。 
  華盛頓的小分隊碰見了一批圍著篝火休息的法國人。當時英法兩國並未處於戰爭狀態,可是華盛頓卻命令他的人向法國人發起衝擊。短兵相接,他們很快就打死了十名法國人,俘虜了其餘的人。但被俘的法國人聲明他們只是執行一項和平外交使命,跟華盛頓頭一年秋季執行的任務差不多。法國人將這一事件報告了巴黎。就這樣,年輕的華盛頓惹起了北美的英國人對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戰爭。 
  華盛頓對戰鬥並不在乎:「我聽到子彈飛鳴的聲音,說真的,那聲音還挺迷人的。」可是他的大大咧咧很快讓他和他手下的人吃了苦頭。他指揮他的兵修建了一座碉堡以抗擊法國人的反擊,可是碉堡太小了,連他自己的兵都裝不下。一名印第安人觀察了這碉堡後,向他的法軍盟友們報告說:「那只是草地上的一個小東西。」法國人和印第安人很快圍上來,比華盛頓的人多得多。華盛頓不識時務,命令堅持戰鬥。在損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並看到其餘的人為了減輕被剝頭皮的痛苦而喝得不省人事之後,華盛頓才放棄了碉堡。 
  在這次邊疆戰爭中,華盛頓又戰鬥了五年之久,總的說來戰功不算突出。然而他練出了一身本領,善於鼓舞士兵鬥志,而且表現出自己英勇果敢。一次交戰中,他的隊伍分成了兩路縱隊,由於誤會而彼此開火打起來了。這時他躍馬衝上去,左右馳騁,用馬刀撥開士兵的槍,喝令他們住手。但是他常常埋怨,就因為他是殖民地的本地人,而受到英國軍官的歧視。他常常脫離自己指揮的部隊而單獨行動。他還愛對他並不理解的軍政問題高談闊論,有幾位英國將軍曾粗暴地命令他安分守己一些,丁威迪還譴責他不知恩。華盛頓在26歲時退役了,對於這五年的經歷,他說:「我不得不竭力忘卻許多的事情。」 
  33年以後,1791年秋季這時美國獨立戰爭已於1783年結束,華盛頓於1789年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譯注,羅伯特·約翰遜騎馬走過賓夕法尼亞西部的「鴿子小徑」,當年華盛頓曾經在這裡跟法國人打過仗。但許多事都已經變了,賓夕法尼亞如今已是加入美利堅合眾國的13州之一。華盛頓領導大陸起義軍戰勝了英軍,已成為全國的第一位總統。 
  可是賓夕法尼亞西部這時仍很荒涼,而約翰遜這次出差到這裡的任務,是徵收聯邦政府新規定的威士忌酒銷售稅。他明白這是有危險的。賓州西部的許多定居者是以銷售威士忌為生,他們全都反對政府徵收這種稅。幾天前,這裡相鄰各縣的代表剛開過會,宣佈這一「可惡的稅」是新國會「養出來的卑鄙雜種」。 
  約翰遜還知道,這裡的人抗稅,有時並不僅限於言辭。幾年前,賓州政府規定要徵收一種威士忌稅。當該州的稅收員到西部收稅時,當地一夥人強迫他使勁腳踩稅單,而且咒罵他自己。那夥人覺得還不解恨,又剃掉他半邊頭髮,在他帽子上剪開一個洞,把剩下的頭髮從那帽洞揪出來。他們押著那稅收員在幾個縣遊街,每過一家威士忌店舖就給他灌一杯酒。事後,沒有一個人受到懲罰,倒是賓州政府把那一種稅給取消了。 
  因此,當16名男子身著女士裝束突然出現在約翰遜馬前時,約翰遜知道這夥人不只是開玩笑而已。他們的女士帽下面,都顯出憤怒嚴肅的面孔。這伙「女士」叫約翰遜把徵稅的事給忘掉,然後給他面孔塗上油污,頭上插上羽毛,牽走了他的馬,叫他自己在樹林中尋路回家去。   
  一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2)   
  但是約翰遜沒有罷休,他說服了法官給那夥人發出拘捕令。負責遞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讓一個不識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書。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塗抹油污和插上羽毛,還被捆在一棵樹上。賓州西部的人就是不肯繳納威士忌銷售稅。 
  約翰遜受侮辱的消息幾天後就傳到了合眾國臨時首都費城。人們紛紛傳說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主張派兵去賓州西部強行徵稅。威士忌銷售稅的主意就是出自漢密爾頓,他又一向認為國家的政府必須堅強有力。他問華盛頓總統:倘若一個政府放棄執法,這政府還有何權威可言? 
  華盛頓如今已經上了年紀,比從前老練得多,而漢密爾頓——這位給他當過副官的中年人——依然咄咄逼人。但總統不為之所動。當時尚是建國伊始,總統一向認為全國13州的團結是國家頭等大事。對於華盛頓來說,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政府能不能徵收威士忌銷售稅,而是年輕的國家能不能生存。憲法僅僅在三年前經過一番激烈的政治鬥爭才得以通過。將13個州聯結成一國的紐帶還異常脆弱。外國觀察家認為合眾國的共和制實驗必敗無疑。漢密爾頓盡可以主張強硬措施,可是華盛頓明白他不能不走一條狹窄的中間道路,既樹立政府的權威,又盡可能避免將某些地方對中央政府的抵制情緒煽成大火。 
  對憲法持反對立場的人最擔心的,就是軍事力量不是用於捍衛國家,而是用於鎮壓國內的不同意見。如果因為一位稅收員被塗上油污和插上羽毛,總統就徵兵前往鎮壓,那麼,華盛頓說:「立刻就會有人大喊大叫:『不是真相大白了嗎,召集一支軍隊是幹什麼的啊!』」 
  此外,且不說財政部長豪言壯語如何,現實狀況是,羽毛未豐的國家政府根本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到整個邊疆地區強行徵稅。南起佐治亞,北至新英格蘭西部,都有人反對威士忌銷售稅,抗稅現象很普遍。在許多地方,財政當局甚至連一個稅收員都找不到。總統同意漢密爾頓的意見,也認為賓州西部的局勢是「很討厭和不能容忍的」,可是,儘管抗稅暴力事件時有發生,總統一直拒絕派兵去強行徵稅,一拖就是三年。 
  30多年前,年輕的華盛頓就對那一地區的人產生過不良的印象。他曾經寫道那一邊疆上的定居者是「一夥野蠻人……缺乏教養」。30年後,東部的人大多還會同意他這種看法。做房地產生意的人把西部描繪成「《聖經》中的伊甸園」,可是邊疆的生活是很苦的,即使按照18世紀的標準來說也是如此。那個地區與東部之間隔著一道阿巴拉契亞山脈。到了嚴冬大雪封山,山路往往變得無法通行,賓州境內尤其如此。森林裡常有狼、豹出沒。印第安人有時出來殺人,然後就消失在原野之中。就在羅伯特·約翰遜遭歹徒襲擊之前六個月,匹茲堡附近一家定居者曾客客氣氣招待七名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吃完了飯,就把主人一家——四名男子,一名老太太和六個孩子——全給殺了,還剝了頭皮。發生這類事件後,定居者們往往進行報復,屠殺印第安人的和平部落。 
  邊疆生活危險,而且許多人窮得一無所有。儘管宣傳材料說得天花亂墜,而且土地確實很多,但大片大片土地都被東部投機商霸佔了,許多定居者得不到一點田產。有點田產的人,則不得不用兩千年前的原始方法從事耕作,收點糧食夠自己吃,就算是不錯了。到邊疆去過的東部人都對那邊的貧窮感到驚訝,說那邊的人活得像「圈裡的豬」。 
  生活很難,讓人無法心慈手軟。一個東部人有次吃驚地看見,一個人正在阻止兩隻狗打架,另一個人就快馬加鞭衝過來,開槍把這個人打死了。男人們禮拜天不是上教堂做禮拜,而是聚在一起比試誰更有男子氣概。那裡「獨眼龍」到處可見,因為許多人在毆鬥中被打瞎了一隻眼。 
  這種生活使人們獨立性特別強。在18世紀後期,邊疆的人仍不肯承認山東邊的政府有任何權利來統治他們。在18世紀70年代,西部的一些人曾串連想要另立一國。賓夕法尼亞西部的人曾想成立一個名叫「西夕法尼亞」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當漢密爾頓經濟計劃的支持者在國會提出要徵收威士忌銷售稅時,邊疆地區選出的代表幾乎是一致表示激烈反對。許多定居者還反對其他商品的銷售稅。大量定居者是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他們的祖先在那裡就曾反對銷售稅達數百年之久。 
  即使他們想通了該交銷售稅,西部的人仍然會反對威士忌銷售稅,因為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在西部,威士忌零售價格比東部低一半,可是政府徵收銷售稅是按售出的加侖數量計稅,因此西部人每加侖威士忌銷售稅的實際稅率高達25%,比東部實際稅率高出一倍。此外,在東部生產威士忌的主要是大釀酒廠,而在西部釀造威士忌的主要是小農戶,他們靠銷售自釀的酒維持生計。農戶生產出的穀物運輸成本也高,在儲運過程中還常常發生霉爛,而大釀酒廠出產的威士忌運輸成本低,又不會壞。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西部人現金短缺,貿易大多是以貨易貨。多數人根本沒有足夠的現金來交納稅款。   
  一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3)   
  西部人還認為政府的稅收不會用來為他們辦多少實事。在18世紀90年代,西部邊疆定居者感到最迫切的兩大問題,一是如何防止印第安人的襲擾,一是如何打通當時還處於西班牙控制之下的密西西比河航運。政府既未能阻止印第安人的襲擊,又未能迫使西班牙開放密西西比河。既然如此,西部人問道,他們幹嘛還要白白交稅呢? 
  最後,漢密爾頓決定只對威士忌徵收銷售稅,表現出對西部邊民的文化欠考慮。在西部,威士忌成了人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那裡人們時常感受到失望和恐懼,幾乎人人喝酒,老黑麥威士忌往往是惟一的選擇。教堂牧師為教友效勞,教友是用威士忌給牧師酬勞。地主若是沒有威士忌供應農場工人,就留不住工人給他幹活。許多人的威士忌都是自產自銷。如此重要的一種產品要交稅,西部人都怒恨難消。 
  然而,東部人控制了國會,威士忌銷售稅的提案在1791年3月就順利通過了。六個月後發生了羅伯特·約翰頓遭歹徒羞辱的事件,此後兩年,賓州西部人抗稅情緒有增無減。一些人焚燒了一個稅收員模擬像。一群人衝進一名稅務局官員家裡,威脅說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狀,就馬上將他處死。最重要的是,沒有人交稅。國會幾次修改法律以減輕西部釀酒者的負擔,但聯邦政府的權威依然遭到蔑視。 
  東部人雖然瞧不起西部邊疆的定居者,但在投資於西部土地以圖贏利這一點上,卻毫不猶豫。華盛頓本人就熱心於西部不動產。他說過,「人們到荒無人煙的野地去探索,不就是為了土地生財的前景嗎?」到他擔任總統時,他已經擁有幾萬英畝的邊疆土地,僅在賓州西部的土地就有將近5000英畝。但常常有人想要侵佔這些地,他不得不經常跟佔地者做鬥爭。在獨立戰爭結束之後,有一次他訪問華盛頓縣(自然是以他的姓氏而命名的一個縣),那裡有一些人對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權有爭議。在會見這些人時,他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那些人硬不同意。這時他發火了,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提著一塊紅綢手絹,厲聲宣佈:「先生們,我堅持握有這塊地,就像握有這塊手絹一樣。」但是那些人仍不讓步,華盛頓顯然是罵人了,而佔地者當中的一個恰巧是當地的法官,他當場宣佈華盛頓將軍惡言傷人,處以罰款。 
  再回頭說威士忌稅,局勢繼續不寧。華盛頓總統私下裡似乎也很灰心,覺得邊疆的人永遠不會向中央政府低頭。他給賓州西部的友人寫信說,他在那邊的土地給他帶來的東西「更多的是麻煩而不是利潤」,所以他打算賣掉它。放棄個人的投資是一回事,可是,作為總統,他也會不再堅持國家的聲望嗎? 
  1794年7月,賓夕法尼亞西部的緊張局勢終於爆發了。漢密爾頓也許是存心挑起事端,派了美國執法官戴維·倫諾克斯到賓州西部給60家釀酒商發傳票,要他們到法庭候審。陪伴倫諾克斯的是當地富豪之一約翰·內維爾。內維爾在獨立戰爭時曾是一位將軍,這時當了聯邦稅收官,自然是受人憎恨的人物。 
  一個炎熱的中午,倫諾克斯和內維爾來到農場主威廉·米勒的家。米勒氣得要死,拒絕接受傳票。倫諾克斯跟米勒爭吵,這時內維爾看見三四十個人朝米勒家走過來。他們原先在附近田野幹活,聽說兩個聯邦官員要抓米勒,就扛著乾草叉和火槍過來了,邊走邊喝威士忌。當他們得知這兩個官員並不是來逮捕米勒以後,倒是平靜下來了。但是,在倫諾克斯和內維爾騎馬離去時,有人在他們背後開了一槍。這一槍是朝天放的,還是朝人放的,誰也說不清。 
  漢密爾頓後來說的是朝人開槍。 
  倫諾克斯此行的使命,很快在當地傳開了。當地為了跟印第安人打仗而自發組織起來的民兵,這時集合起來,決定向內維爾的府第進發,他們以為倫諾克斯是在那裡(其實不是),想把他抓起來。第二天上午,40來名民兵包圍了內維爾的房屋。內維爾從屋裡開槍,打死一人。那夥人朝裡屋裡開火,內維爾的奴隸則朝外射擊,雙方交火。不久,那夥人撤退了,但內維爾知道他們還會來的。 
  次日下午,大約500名民兵向內維爾的樓房圍上來。內維爾這位老將軍則是從附近一座碉堡請來了10名士兵保護他。這些士兵趕緊把內維爾悄悄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但他們繼續扼守樓房,拒絕向民兵投降。雙方激戰了一個鐘頭才停火,有兩名民兵被打死了。士兵們投降,民兵們把內維爾的府第燒個精光。歷史上的「威士忌暴亂」就這樣開始了。 
  華盛頓本來很可能會避開這一危機。1792年,他曾力辭第二個總統任期。當時他已經60歲了,經過獨立前的邊疆戰事和獨立戰爭的勞累,他本來健壯的體魄已開始惡化。醫生從他大腿切除了一塊腫瘤(自然沒有麻醉——他聽見外科醫生說「割掉……再深一點……瞧他忍耐力多強!」)接著,他又患了一次嚴重的肺炎。他熬過來了,但總統的許多朋友都認為他再也恢復不到原先那樣健康了。他感到容易疲倦,記憶力也減退了。   
  一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4)   
  他也覺得第二個任期難熬。他開始意識到國內以及他自己政府班子內的分裂趨勢難以彌合。內閣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即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和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成了新成立的兩個彼此激烈對立的政黨的領袖。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重商經濟。傑斐遜為首的共和黨人則主張小農經濟,認為政府對人們生活的干預越少越好。在華盛頓第一個總統任期內,這兩派之間的敵意已不斷加深。雙方都利用報紙鼓吹自己的觀點和攻擊對方。共和黨人指責聯邦黨人是君主主義者,聯邦黨人則指責共和黨的主張是無政府主義。華盛頓知道他沒有什麼辦法來制止其中的任何一方。 
  除了政治分歧以外,還有地區之間的矛盾。南方與北方之間不和。總統甚至在任命外交官時也得小心翼翼在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間求平衡。 
  然而,華盛頓面臨的更嚴重威脅是西部有可能脫離聯邦。英國觀察家認為美國西部與東部的聯繫「非常靠不住」,西部可能會分離出去。正如總統所知,英國人和西班牙人都在尋找一切機會來加劇美國國內的緊張局勢,擴大他們自己對美國邊疆的影響。 
  華盛頓十分認真對待西部鬧分裂的威脅。他認為保住西部邊疆才能維持全國的團結,使北方和南方聯結成一體。可是他控制不了西部邊疆。傑斐遜就說過,如果西部決定脫離聯邦,「我們會毫無辦法留住他們。」 
  華盛頓很可能想退休輕鬆一下,可是只有他一個人能超脫黨派和地域的紛爭,把全國維繫在一起。兩年前,當總統差一點死於肺炎時,傑斐遜曾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你無法想像這一次公眾情緒有多麼緊張。它證明多少事都有賴於華盛頓的生命。」在總統考慮去留時,傑斐遜對他說:「如果北方和南方都見到你在,它們才會繼續聯在一起。」在公眾集會和報紙上,大家都懇求他連任。 
  不論華盛頓是否真的想要回家,他最終還是同意把他所說的「這個極其令人苦惱的差事」繼續幹下去。如同四年前一樣,選舉團全體一致選舉他連任總統。 
  第二個任期果然像他擔心的那樣困難重重。傑斐遜認為華盛頓越來越偏向漢密爾頓,感到失望,於1793年底離開了內閣。共和黨報紙開始公開批評總統。全國各地,包括賓州西部,都成立了名叫「民主社會」的政治俱樂部,支持共和黨人的主張。華盛頓一向反對政黨活動,認為政黨是「破壞公眾安寧的縱火犯」,是想要「毒害人們的思想,挑起不滿」。 
  西部又出了新的麻煩。有兩次,「衣冠楚楚」的美國人找過英國大使,商談了邊疆地區與英國結盟的問題。賓州西部的人也找過西班牙大使。美國政府發現了這幾次晤談的情形。還有一份可信的報告交到了費城,說肯塔基人打算進攻新奧爾良人和退出聯邦。 
  當內閣於1794年8月2日開會討論賓州西部的暴亂時,上述種種事態都盤旋於與會者的腦海之中。漢密爾頓自然堅持要派兵去抓那些牽頭襲擊聯邦官員的人。他知道華盛頓不喜歡「民主社會」,所以特別提到有些人組織「正式公眾集會」,鼓動抗稅。與會的賓州官員則堅持說該州的司法系統有能力去查處暴亂分子。最後,總統指派一個三人委員會去西部,要求鬧事的人遵守法律。 
  然而,不論是在內閣會議之前或是會後,華盛頓都肯定漢密爾頓的意見是對的。情況變了。內維爾的家遭襲擊,對此,政府應做出強有力的反應。前些年,總統一直不同意用武力強行徵收威士忌稅,可是當地人的反抗已變成了公開的暴亂。 
  華盛頓為了創建獨立的合眾國而歷盡艱辛,長期戰鬥。在戰勝了英國以後,新的國家有可能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時華盛頓又是堅決主張制定新憲法的領導人之一。他全心全意致力於創建和鞏固一個團結的新國家。可是如今的政黨活動、地區矛盾和敵國陰謀使他的全部心血都有可能付諸東流。是時候了,該發出信息,表明政府將認真執法,國家將保衛自己的領土,由憲法提出並由13個州批准的共和實驗將要堅持,決不能一遇挑戰就放棄。華盛頓決 
  心用聯邦軍隊鎮壓賓州西部的動亂。 
  這一決策是有巨大風險的。政府並沒有常備軍可派,所以華盛頓將不得不要求幾個州召募兵員。這些州將不得不徵兵。大部分被徵入伍者將是窮人,而且可能不願意討伐同胞。許多新兵將毫無軍事經驗,讓這樣的軍隊翻越阿巴拉契亞山脈進入一個陌生的、高低起伏的地方,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切還必須迅速完成,倘若這支軍隊不能在嚴冬來臨之前進到山那邊,那就得等到翌年春季,而那時也許就太晚了。 
  此外,費城這臨時首都裡的人還不瞭解敵人有多厲害。日復一日,不時有令人沮喪的消息傳來。在內維爾住宅事件以後,當地一些較體面的人也變得激進起來,鼓吹對抗聯邦政府。8月初,在當時只有1000人口的匹茲堡,居然有7000人聚眾鬧事。他們還揚言要搗毀這個「罪惡之城」,城內居民招待他們白喝了大量威士忌,他們才算罷休。華盛頓對那些邊疆人的野蠻是很瞭解的,他知道,倘若那些人組織起來對抗聯邦軍隊,那也會是危險的敵人。   
  一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5)   
  總統派去的三人委員會提出了和平解決方案,卻遭到暴亂分子拒絕。更糟的是,暴力事件還從賓夕法尼亞向另外四個州蔓延。英國人正密切注視事態發展,聲稱合眾國這個年輕的國家已陷入最嚴重的危機。華盛頓懷著「最深沉的遺憾心情」,為了維護「聯邦的切身利益」,正式要求各州提供12000名兵員來鎮壓威士忌暴亂分子。 
  可是誰來統帥這支軍隊呢?要問誰曾經領導這年輕的國家度過最嚴重的考驗,那答案只能有一個。在8月底9月初,總統決定親自掛帥。在職總統親自統領軍隊出征,這是頭一回,也是惟一的一回。華盛頓自己為什麼決定這樣做,旁人不得而知。但他親自掌握軍隊,起碼可以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總統希望對軍隊的行動起一種節制的作用。倘若軍隊對待賓州西部的公民嚴厲得過分,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就會很快減弱。一位觀察家指出過,華盛頓帶兵時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教育官兵「小心尊重同胞公民的權利」。第二,他親自出馬,會比任何其他的舉措都更有效地證明政府要維護法律尊嚴的決心。 
  10月初,這支聯邦軍隊集結於賓州的卡萊爾。華盛頓離開費城去卡萊爾時,一定回想起他率軍征戰的日子。他最初統帥大陸軍隊與英軍交戰,已是將近20年前了。而此時他要指揮的這支軍隊,卻是要對付自己的同胞,同胞中的許多人準會覺得他和他領導的政府是像英國國王一樣壓迫老百姓。暴亂分子當中很可能還有些人當年曾經跟隨他一起鬧革命,如今卻成了對立面。這決非他所願看到的局面。 
  華盛頓如今已是62歲的老人,身體狀況跟當年南征北戰時無法相比了。兩個月前,他騎馬時閃了腰,疼得在馬背上直不起身子——這是他在身體上頭一回出現嚴重傷痛。 
  但是,這位總司令10月4日重新穿上革命戰爭時的戎裝,騎上大馬檢閱他的軍隊時,沒有顯露出絲毫衰老的跡象。在場的老兵們一定都為自己這位如今上了年紀的統帥感到驕傲。一位軍人後來用誇張筆法寫道:「這位人民的英雄,像赫克托耳一樣威風凜凜,又像帕裡斯一樣風度翩翩,徐徐策馬走在隨行軍官之前,他那銳利的目光片刻也不曾離開他的鋼鐵將士的閃閃光輝。」(赫克托耳和帕裡斯都是希臘神話中的特洛伊王子,前者是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後者則以英俊著稱。——譯注)全國各地的報紙都詳細報道了這一場面。歐洲各國駐美公使也都給自己國家發回了報告。阿巴拉契亞山脈西邊的人們也都奔走相告。 
  結果證明,聯邦政府是過高估計了暴亂分子的抵抗決心。賓州西部的動亂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8—9月間,西部各縣代表開會時,只有很少的人主張脫離聯邦或抗擊聯邦軍隊。當西部人們得知華盛頓親自統率聯邦軍隊向西邊進發時,暴亂的頭頭們有的屈服了,有的躲進了荒野之中。總統跟軍隊行動兩個星期以後,就感到局勢已趨向平穩,他放心地返回了費城。 
  軍隊繼續西進,但抵達鬧事的那些地方後,發現已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經過兩個月的調查,有20名嫌疑人被送到費城受審。其中只有兩人被判刑,總統隨即赦免了他們。傑斐遜就此嘲諷說:「一場叛亂被宣佈和公告於世,被派兵討伐,卻始終未被找到。」 
  然而華盛頓以堅決行動消除威脅,就證明了聯邦政府是維護法律的。許多人仍然擔心政府會摧毀他們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華盛頓總統在他的告別演說中所指出的,一個強有力的而不是軟弱的政府正是「你們在家時的寧靜、你們在外時的和平、你們的安全、你們的繁榮以及你們如此高度珍視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至於威士忌銷售稅,政府在邊疆的徵稅始終並不順利。傑斐遜在1801年就任總統後,就和國會一起迅速將該稅取消了。 
  而華盛頓個人在受到國人感謝的同時,也有所獲利。賓州西部恢復平靜,加上邊疆一帶幾次打敗了印第安人,那邊的地產大大走俏。在暴亂平息之後的幾年間,華盛頓在西部的地產增值了50%。 
  附錄 
  華盛頓總統1794年9月25日公告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公告 
  茲鑒於本人曾希望賓夕法尼亞西部若干縣內的反對合眾國憲法和法律的活動會逐漸減退,最初曾認為只需採取徵召民兵的措施而不必立即組建隊伍,但如今形勢表明,僅僅要求人們服從法律此外別無其他任何條件的寬厚建議只獲得一部分人接受;與政府身份並非相悖的種種調解均告無效;當地的良民已無法以其影響和榜樣敦促惡人改邪歸正,而被迫聯手自衛;已表示的寬厚姿態被曲解為擔心公民不願採取行動;審視叛逆性反對態度之嚴重後果的機會已被利用於鼓吹無政府主義;有人企圖通過使者促使支持秩序的友人不再支持秩序,甚至邀集敵人採取類似的暴亂行動;事實已證明每一次的執法努力都始終遭到暴力反抗;因此,政府遭到藐視,問題已發展到是否可以讓合眾國的一小部分給整個聯邦發號施令,不顧人們的和平願望而恣意胡作非為。   
  一 喬治-華盛頓與威士忌暴亂(6)   
  有鑒於此,本人,喬治·華盛頓,合眾國總統,遵照憲法賦予本人的「注意使法律得到切實實施」這一崇高的和不可推卸的職責,痛心於若干公民反對自己政府的暴行玷污了美國的名聲,念及如今已不可再生錯覺,而只能決心真誠依靠一向善待我國的仁慈的上帝,迫使頑固抗法者服從法律,茲鄭重宣佈,新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的民兵已欣然應征服役,以高昂愛國熱忱,擔負起當今雖然痛苦但卻必須執行的任務;按照一切合理的預期已足以完成當前緊急任務的兵力,業已開赴動亂之地區;凡信賴政府保護者皆會得到合眾國軍力之充分救助;凡曾經違反法律但從今以後不再有違法行動者將可受到寬大處理。相關指示業已下達。 
  本人還要告誡一切個人、官員和團體皆以憎惡之心對待那些直接或間接導致如今不得不以軍力予以鎮壓之罪行的舉動;在各自領域內制止那些受誤導者或存心不良者顛倒黑白和煽動不滿的言行,並且認識到自己作為合眾國人民,蒙上天恩惠,得以在完全的自由之中,經鄭重考慮,在開明的時代裡選舉出自己的政府,所以須堅定維護憲法和法律以充分表達對這一天賜恩惠的感激之心。 
  最後,本人再次警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教唆、幫助或支持上述暴亂分子,否則將自負其咎;本人還要求所有官員及其他公民各盡其責,盡己所能,將一切犯罪分子緝拿歸案。 
  茲證明本人已令此件加蓋美利堅合眾國印章並經本人親筆簽名。特此公告,1794年,美利堅合眾國獨立第19年,9月25日,於費城。 
  喬治·華盛頓   
  二 林肯與《解放宣言》(1)   
  林肯的內閣班子就職還不滿一個月,內戰就爆發了,所以國家大事基本上就是當時的戰事。 
  亞伯拉罕·林肯與《解放宣言》 
  1862年9月21日,星期日,臨近午夜時分,八名黑奴逃出了他們的主人在威爾明頓的種植園,藏匿於北卡羅來納的夜幕之中。他們呆了一個鐘頭之久,等末班巡夜人走過以後,才一個個地往外溜。他們當中有一個24歲的小伙子名叫威廉·本傑明·古爾德,矮個子,說話細聲細氣。他溜出籬笆,爬向河邊。一陣夏末涼雨之中,八個人在開普菲爾河邊會合,解開一條小船的纜繩,順流而下向大西洋漂去。 
  他們知道這一趟夜航危險重重。在天亮以前,他們必須走完28海里的水路才能入海,可是他們不敢揚起風帆。從威爾明頓到河流入海,這一路上都有南方邦聯的崗哨。那些大兵隨時可能獲悉有奴隸逃亡而出來搜捕。這八個人一路上只敢輕聲划槳。 
  威爾明頓是南方邦聯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之一,佈防嚴密。開普菲爾河的入海口更有一個重兵把守的堡壘,叫卡斯維爾。海口已被北方聯邦的艦艇封鎖,卡斯維爾的守軍則嚴防北軍登陸入境。古爾德和他的同伴們明白,他們只有躲過卡斯維爾守軍的眼睛,劃進大海,才有自由。 
  古爾德是個聰明人,讀過很多書,他懂得逃亡要選對時機。逃亡的奴隸一旦被抓住,是必死無疑的,大多被奴隸主處以絞刑,「以儆傚尤」。內戰爆發了,古爾德久盼的時機終於來臨。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內戰剛一開始,他就決定出逃,因為只要一投奔到自由旗幟之下,就會得到保護。 
  內戰爆發於1861年4月。一些在奴隸主家裡幹活的女黑奴聽見奴隸主們說,北方聯邦把逃亡的奴隸徵集入伍,投入戰爭。人們紛紛傳言,逃出去的奴隸一被北軍抓住,就被當做敵人的財產加以沒收。然而,奴隸們仍成批地逃亡,奔向北軍兵營,自報為「走私品」。被沒收的「走私品」並沒有自由,可是不會再交還給奴隸主。對於古爾德和其他逃亡者而言,有這一點就足夠了。 
  古爾德和他的同伴們剛好在天亮之前,從卡斯維爾堡壘守軍的鼻子底下溜進了大海。大西洋面陣陣晨風之中,正好有兩艘北軍艦船在巡弋。八名奴隸看見軍艦上有聯邦的旗幟飄揚,就高高掛起風帆,向一艘軍艦靠攏。艦上的水兵把他們拉上了甲板,儘管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卡斯維爾堡壘守軍的目光注視之下,但是八名奴隸已經安全了,興奮地報告自己是「走私品」。水兵們高聲回答:「歡迎來到美國軍艦坎布裡奇號上來,夥計們!」另一艘軍艦在當天,即1862年9月22日,星期一,航海日誌上記載:「11時20分,坎布裡奇號報告從卡斯維爾堡壘口外一條小木船上起獲八件走私品。」威廉·古爾德的目的達到了。他還不是自由的人,但已不再是奴隸了。 
  同一天,在「坎布裡奇號」軍艦「起獲八件走私品」之後半個多小時,林肯總統與他的內閣成員們走進了會議室。這本來是星期一的例會,林肯通常都是在會上與他最親近的顧問們討論聯邦政府最緊要的問題,聽取他們的建議。林肯的內閣班子就職還不滿一個月,內戰就爆發了,所以國家大事基本上就是當時的戰事。9月22日這次會議本來也沒有什麼不同之處。可是與會者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這次會議將會在美國歷史上大書一筆,它將記載林肯總統政治上最大膽和最雄心勃勃的一項行動。 
  那一天凌晨,林肯跟平時一樣早早起床,太陽剛升起,還沒吃早餐,他就順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走到陸軍部大樓。那裡原先用做閱覽室的一間小房如今是電報中心,雖然到處都是成堆的紙張,但卻跳動著生命的脈搏。電報員們在電報機和文檔櫃之間不停地來回穿梭。林肯天天一早來這裡,有時電報房裡還沒有人,但幾十台電報機仍在嘀嘀嗒嗒響個不停,收報發報。 
  林肯總統經常是在這個擁擠的房間裡開始他一天的工作,仔細閱覽前線發來的戰報和消息,從而如他所說,能以「最新的面孔」思考戰略問題。電報房一位僱員回憶說,「林肯一天從白宮來好幾次。」為了避免人們來找他,他在這裡沒有專用的辦公桌或固定的座位,而是常常坐在陸軍部電報管理員的桌旁。在這裡,他可以集中精力思考問題,不會像在白宮那樣老甩不開事務的糾纏。他曾對一位電報員說:「我來這裡能躲開那些糾纏者。」 
  林肯說的「糾纏者」,包括受他歡迎來到白宮的成批民眾。這位出生於伊利諾伊州一個農民家庭的總統,堅持白宮要對百姓開放。一位記者在《薩克拉門托聯合報》上寫過他在林肯會客室的見聞:「沒有任何人把守大門,成群的人,衣著整潔和不整潔的都有,都是自由進進出出。」據這位記者說,有些人還是「獵取紀念品的破壞分子」,在白宮扯下小片的窗簾片或地毯,拿回家當文物收藏。   
  二 林肯與《解放宣言》(2)   
  然而,多數人是來懇求林肯給予寬恕的。有一次一名聯邦士兵被判死刑,就得到了林肯的赦免。據另一位記者報道,「林肯比世上任何人都憎恨殺人,只要有可能,他總是想盡辦法寬恕別人。將領們要槍斃一個人,往往都得抓緊,趁消息傳到總統那裡之前就行刑。」 
  陣亡官兵的遺孀或母親總能得到林肯的關照。有一次,一名貧苦的陣亡者遺孀向林肯哭訴了她的困境,林肯設法讓她在華盛頓一個郵政局當了職員。還有一位老婦已有一個兒子陣亡了,另一個兒子因為當逃兵而將會被軍隊槍斃,她給林肯寫信請求赦免他。林肯回信了:「倘若這個人有兩條命,槍斃一次也應該。可是他死一次就再也回不來了,所以你這個兒子會得到赦免。」 
  林肯儘管珍惜人命,但寬厚也是有限度的,他會區別什麼人是被不幸的環境逼上了歧路,什麼人是咎由自取。有一次,一位從馬薩諸塞州選出的眾議員請求林肯赦免一個犯了罪的奴隸販子,把那個人從監獄放出來。林肯對這位眾議員說:「你知道我的弱點,容易發善心。倘若這個人是誤殺了一個人,也許我會原諒他。可是這個人是到非洲,從非州的母親們那裡奪走她們的孩子,這比最殘忍的殺人犯更可惡。不!讓他爛死在監獄裡,我也不會給他自由。」 
  除了公務的沉重壓力以外,林肯在家裡還要受他妻子瑪麗的折磨。瑪麗是個難以相處的人,而且心理上有毛病。她花錢大手大腳,在華盛頓幾家豪華商店用她丈夫的名義立賬賒購。林肯到了白宮才幾個月,就不得不借錢替瑪麗還債。林肯的一位老朋友寫道:「林肯處處都很節約,可是他妻子卻背地裡奢侈享受。」 
  更糟的是,在林肯當選總統後不久,他們12歲的兒子威利因患傷寒而死了,林肯十分悲痛,瑪麗則簡直是毀了。她這時最喜歡的消遣就是花大錢請所謂「神視者」幫她見見她的威利。她對親戚說:「威利還活著呢,他天天夜裡來到我的床邊,還是像往常一樣甜蜜地向我微笑哩!」她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所以林肯曾經說,如果老是這樣子,就把她送進精神病院去。(她一直未能康復,在林肯遇刺後十年,他們的大兒子羅伯特終於把她送進了伊利諾伊的一座療養院。) 
  林肯在家裡要照顧躁狂的妻子,而在公務上往往不得不在爭吵不休的內閣成員之間充當裁判的角色。彼此爭鬥最凶的是國務卿威廉·西沃德和海軍部長吉迪恩·韋爾斯。西沃德尤其讓林肯傷腦筋。他當過十幾年參議員,1860年曾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僅以微弱之差敗給了林肯。直言不諱而又傲慢的西沃德以一種屈尊的姿態接受了國務卿這一職務,對林肯總統仍採取批判的態度。他頭一次到白宮見林肯時,看見總統正在擦皮鞋。他教訓總統說:「在華盛頓,我們是不擦自己的皮鞋的。」林肯以詼諧的口吻回答:「是,國務卿先生,那麼你擦誰的皮鞋呢?」可是,西沃德還不是內閣中最叫林肯頭痛的人。 
  薩蒙·蔡斯,財政部長,一進入內閣就馬上宣佈他要在下一次選舉中跟林肯競爭共和黨候選人提名。他不斷對總統的決策挑刺兒,企圖在黨內製造不和。林肯將蔡斯比做「牛背上的虻蠅,促使牛好好幹活」。他還說過:「蔡斯先生是一位好部長,我要請他繼續幹下去」。 
  林肯可以嘲諷西沃德的傲慢和不計較蔡斯的嘮叨,但是他片刻也不敢馬虎的是戰爭。弗吉尼亞州在1861年4月脫離聯邦以後,首都華盛頓與南方邦聯之間就只隔著一條波托馬克河。好幾個月期間,華盛頓都暴露於叛軍火炮的射程以內。 
  華盛頓北面的馬里蘭州則是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繼續允許蓄奴,還窩藏了許多支持南方邦聯的人。林肯在1861年4月號召人們志願參軍時,馬裡蘭境內的叛亂分子燒燬橋樑,破壞鐵路,阻止新兵開赴華盛頓。戰爭開始時,首都的防禦工事只有15英里之外的華盛頓堡,那是1812年戰爭時修建的一座堡壘,用做海岸NE022望哨,而現在沒有兵員可派,堡壘幾乎是空的。 
  陸軍的狀況也不妙。林肯手下的陸軍總司令喬治·麥克萊倫在戰前本已退役而去經營鐵路,林肯懷著很高的希望請他再度出山指揮全軍,報界稱他為「小拿破侖」。可是麥克萊倫戰績平平,名不副實。林肯抱怨說:「試想一個人的專業是軍事,談過完成一項任務需要多長時間,需要什麼東西。他要求的東西都得到了,他說的時間也到了,卻什麼也沒做。」麥克萊倫的大軍曾一度逼近南方邦聯的首都裡士滿,但卻莫名其妙地停了下來,止步不前。林肯說:「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師,但他的特殊天才似乎是在於固定發動機。」這時,林肯還沒有發現他後來賴以贏得戰爭勝利的尤利塞斯·格蘭特的指揮才能,所以麥克萊倫似乎是他惟一的選擇。   
  二 林肯與《解放宣言》(3)   
  作為最高統帥,林肯的地位是脆弱的。他只在伊利諾伊民兵中有過三個月的軍事經驗,如今卻是平生頭一回要策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他的對手,南方邦聯的總統傑斐遜·戴維斯,卻是西點軍校畢業生,還在皮爾斯總統手下當過四年陸軍部長。 
  此外,林肯還一直遇到一種威脅,即四個中立的邊界州——馬裡蘭、特拉華、肯塔基和密蘇里——都有可能脫離聯邦而加入邦聯,因為這四個州都允許蓄奴。如果馬裡蘭轉入邦聯,華盛頓就會陷入敵人南北夾擊之中。軍事上的壓力還不只是來自邦聯。英國,這個當時的世界頭號超級大國,威脅要對林肯開戰,因為聯邦海軍封鎖了南方沿海,阻礙了英國從北美運輸棉花,傷害了英國最賺錢的紡織業。 
  林肯沒有完全可信賴的顧問,軍隊領導不力,又承受著種種個人壓力,在這時實在是舉步維艱。在競選總統時,他曾經寫道:「我要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我相信黑人也該有機會,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他這話是出自他的切身體會。他出身貧寒,靠自學成才,當上一名成功的律師,又成為一位雄辯的總統。可是上任以後,這總統的表現卻像是另一個人。當聯邦的約翰·弗裡蒙特將軍命令解放密蘇里州的全部奴隸時,林肯不顧他自己的信念和競選綱領,寫信撤銷了這道命令並解除了弗裡蒙特的兵權。北方的黑人群體感到憤怒,紛紛要求做出解釋。黑人記者羅伯特·漢密爾頓寫道:「林肯這一封信把弗裡蒙特將軍剛剛宣佈解放的密蘇里成千上萬的奴隸重新投入了奴隸制的地獄。」而且,「它使聯邦的事業失去了它最得人心的號召力,而讓叛軍得到了他們從世上任何別的來源都得不到的最大幫助和支持。」 
  儘管批評之聲不斷,林肯還是不敢冒險疏遠邊界上的幾個州,因為聯邦這時在軍事上行動跌跌撞撞。本來北方兵員多,工業資源也多,應當是不難取勝,可是,到1862年6月時,形勢卻顯得林肯似乎將會輸掉這場戰爭。在人們所說的「七天會戰」中,麥克萊倫將軍讓北軍兵力最強的一支部隊被南軍的羅伯特·李將軍打得慘敗,使北方的鬥志受到沉重打擊。紐約一位日記作者寫道:「這裡人們情緒十分沮喪。」另一位日記作者寫道:「事態看來是災難性的。」在梅森-迪克森一線(當時北方各州與南方邦聯各州之間的分界線。——譯注)以南,南軍的這一勝利讓人們覺得戰爭已臨近結束了。裡士滿一位文職人員寫道:「北方的軍隊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李將軍已扭轉了潮流。」 
  在北方,人們對林肯的領導感到氣憤。發行量很大的《紐約論壇報》的主編霍瑞斯·格裡利發表了一篇社論,批評林肯指揮不力,決心不強。格裡利還要求林肯兌現他的解放奴隸的許諾。林肯給格裡利回信說:「我在這場鬥爭中的首要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保存或摧毀奴隸制。如果我可以不解放奴隸而拯救聯邦,我就會那樣做;如果我可以通過解放所有奴隸而拯救聯邦,我就會那樣做……我這裡說的目標是根據我的公職責任來說的;我並不想修改我經常表達的個人的願望,即所有地方的人們都能是自由的。」 
  林肯總統就職以來體重已下降了30磅。他迫切需要有所休憩。他對戲劇的愛好讓他能放鬆一下自己。詩人沃爾特·惠特曼說林肯是「最傑出的莎士比亞評論家之一」。林肯常常從莎士比亞的詩句中得到慰藉。他特別喜歡的是《哈姆雷特》,愛看埃德溫·布思——當時最有名的演員之一,後來刺殺林肯的兇手約翰·布思的哥哥——主演的這個戲。林肯還喜歡在陸軍部電報房的安靜環境中自己表演莎士比亞的劇作。一位電報員寫道:「有一次,他向我朗誦了好幾段台詞,我是當時惟一的觀眾,但他興致盎然,似乎滿屋子都是觀眾似的。」 
  「七天會戰」之後,林肯更加有效地利用他在電報房裡的時間了。這裡成了他的堡壘,不受干擾。他不得不將麥克萊倫撇在一邊,按自己的意圖指揮戰爭。他自己草擬了一個作戰計劃,只徵求過電報員托馬斯·埃克特一個人的意見。埃克特還寫道:「1862年7月一天清早,那是在「七天會戰」後不久,他一來就向我要了幾張紙,因為他要寫什麼東西……他要走時,要求我把他寫的東西保管好,不要讓任何人看到它。」他在這個密室裡,一連好幾天每天工作幾個小時,慢慢地用心地寫作。「他每次寫一點,然後查閱資料,思索好了,再寫一兩段,然後又靜坐在那裡。」 
  林肯在7月中旬完成了寫作。幾天後,他和西沃德及韋爾斯兩位部長同乘一輛馬車時,忽然問他們,如果他解放奴隸,他們會怎麼想。兩位部長都驚呆了。自然,西沃德會發表他的評論;在鎮靜下來以後,他說,「七天會戰」剛剛吃了敗仗,這麼快就採取這一行動,會被人看做是絕望之舉。他還說英國早就希望這場戰爭快點結束,它也許會因此認為聯邦快要敗了,這是它參戰的最好時機。他說完後,過了好幾分鐘,韋爾斯似乎還沒有想好說什麼。林肯也就不談此事了。   
  二 林肯與《解放宣言》(4)   
  九天以後,在內閣會議上,總統又提出他計劃要解放奴隸,但這次他不是徵求意見,而是宣佈他要最終實現這一點。內閣成員們都跟西沃德和韋爾斯上次一樣震驚。陸軍部長埃德溫·斯坦頓頭一個發言,表示應該馬上解放奴隸,以振作士氣。其他內閣成員有的表示贊成,有的表示反對。林肯把這個議題擱下了,但方針已定。跟北卡羅來納那個決心出逃的奴隸威廉·古爾德一樣,林肯只是等待行動時機。 
  直到這一年秋天,林肯才等到了這一時機。9月17日,聯邦軍隊在安提塔姆戰役中重創了邦聯軍隊。這是內戰中雙方傷亡最慘重的戰役,但結果是李將軍轉入退卻,聯邦軍隊則在「七天會戰」敗績之後取得了第一次重大勝利。林肯立即打算到安提塔姆視察他的將士,知道這會是一個特殊的時機。聯邦報紙肯定會大量報道安提塔姆大捷,但林肯還要趁此機會讓南軍士氣受到更大打擊。保持自己軍隊高昂鬥志是打贏戰爭的關鍵,所以林肯要在動身去前線視察之前,讓叛軍受到另一次更加摧毀性的震盪。 
  9月22日,林肯拿著一大卷紙走進內閣會議室。內閣成員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猜想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們靜靜地等待著。這時,總統用一種未受過教育、文化水平低的人的地方方言,開始高聲朗讀起來:「一八五路年丘吉,我在紐約州-閣代程市尤塔基表演我的結目。人們爺情截呆了我。報只上儘是一扁贊羊幾聲。」 
  部長們都聽得發呆了,莫名其妙。可是總統繼續他的表演……(以下還有幾段,都是引自美國諷刺作家阿蒂默斯·沃德的一篇滑稽短文,充滿方言和錯別字,難以完美譯出,故略。——譯注) 
  內閣成員們傻傻地聽著聽著,不時地彼此瞅瞅,然後用疑惑的目光瞪著總統…… 
  總統念完了故事,哈哈大笑起來。他面前的人們卻笑不起來。原來林肯念的是他喜愛的幽默作家阿蒂默斯·沃德的滑稽文章《尤塔基的高壓憤怒》。陸軍部長斯坦頓表示不滿,說現今該討論的是軍國大事,怎麼有閒心情聽這些可笑的故事。 
  林肯說:「先生們,這麼多的煩心事日日夜夜壓著我,要是我不笑笑,我就會死的。你們也跟我一樣,不妨試試這一療法。」停頓片刻。「先生們,如諸位所知,我已經反覆思考了這場戰爭與奴隸制的關係。」擅長於表演的林肯又停頓了好一會兒,再說:「如諸位所知,我已經反覆思考了這場戰爭與奴隸制的關係。」 
  就這樣,林肯正式宣佈了他的《解放宣言》。這一文件到翌年1月1日才正式簽字發表,但從林肯宣讀時起,它立即鼓舞了聯邦的民心士氣。它宣佈凡是合眾國任何一州之內被執為奴隸的人,均應從此永遠獲得自由。一年前還批評過林肯的黑人報刊,這時欣喜若狂。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寫道:「我們歡呼我們終於迎來了這一正義法令。啊,放開嗓門,高興和感恩吧,因為與奴隸的自由一起來臨的,將是我們國家的和平與安全。」 
  雖然內戰還需再經歷兩年苦戰,才能平息叛亂,但林肯公佈《解放宣言》就扭轉了潮流,使之朝著有利於聯邦的方向發展。聯邦曾被視為一個壓迫性政權,要剝奪南方各州的主權,但《解放宣言》使聯邦一夜之間變成了正義之軍,其目標是解放受壓迫的人。它還確保了英國及其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政府不會參戰而支持南方邦聯。林肯使得形勢決定性地走向北方的勝利,並保全了合眾國。 
  通過解放南方各州的奴隸,林肯才使得反對奴隸制的正義主張不致僅僅成為商品推銷術式的空談。從此,每一名奴隸投奔到聯邦一邊,就使聯邦增加一分兵力,使邦聯損失一分力量。林肯雖然沒有談到平等和公民權利,但卻使他的解放奴隸的目標得以牢靠附加於他要結束戰爭、挽救聯邦人民性命和拯救聯邦本身這一更大、更緊迫的目標之上。他這一步本來有著潛在的危險,有可能使北方分化,但結果卻成了一個完美的理由,讓聯邦團結起來支援前方,打擊非人道的、蓄奴的邦聯。 
  林肯曾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我做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做我所能做的最好的。如果結果表明我做對了,那麼反對我的話就都等於沒有說過。如果結果是我做錯了,那麼十位天使肯定我做對了也依然毫無用處。」他也許該引用他所喜愛的《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話:「對你自己要誠實」。最後的結果確實證明了林肯是對的。還有許多人也是對的。 
  本章開頭說到的威廉·古爾德,恰巧是在林肯宣讀《解放宣言》的那天上午登上了「坎布裡奇號」軍艦。當時,古爾德認為自己從此不再是奴隸而是「走私品」了,也許還得再當幾年「走私品」。他哪裡會知道,到當天下午,他就已經自由了。   
  二 林肯與《解放宣言》(5)   
  附錄 
  林肯總統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宣言 
  茲宣佈,合眾國總統於公元1862年9月22日發佈了宣言,內容如下: 
  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凡在屆時尚處於反叛合眾國之狀態的任何一州或一州部分地區內被執為奴隸的人,皆應從此永遠獲得自由;合眾國政府,包括其陸軍和海軍,將承認和保持這些人的自由,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壓制這些人或其中任何一人為自己的實際自由而做出的任何努力。 
  本總統將於上述之1月1日通過公告指出屆時尚處於反叛合眾國之狀態的州及州的部分地區;同時宣佈,任何一州或該州人民屆時誠心誠意通過本州大多數合格選民參加的選舉選出在合眾國國會代表該州之代表,若無確鑿相反證據,即被肯定視為該州及該州人民屆時不處於反叛合眾國之狀態。 
  因此,本人,亞伯拉罕·林肯,合眾國總統,依據國內發生反對合眾國權威及政府之實際武裝叛亂時期授予我作為合眾國陸海軍最高統帥的權力,作為鎮壓上述叛亂之適當與必要措施,並根據我自上述第一個日期起已公開宣佈達整100天之目的,茲於公元1863年1月1日指出本日尚處於反叛合眾國之狀態的州和州之部分地區如下: 
  阿肯色州,得克薩斯州,路易斯安納州(不含以下教區:聖伯納德,普拉奎邁因斯,傑斐遜,聖約翰,聖查爾斯,聖詹姆斯,阿森西恩,阿桑普西恩,特雷博恩,拉富謝,聖瑪麗,聖馬丁,以及奧爾良,包括新奧爾良市),密西西比州,亞拉巴馬州,佛羅里達州,佐治亞州,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以及弗吉尼亞州(不含西弗吉尼亞的48個縣,以及伯克利縣,阿科馬克縣,北安普敦縣,伊麗莎白市,約克縣,安公主縣,以及諾福克縣,包括諾福克市和樸次茅斯市),上述的不含地區目前暫不受本公告影響。 
  本人依據上述之權力和目的,茲宣佈上述各州及一些州部分地區內所有被執為奴隸的人自即日起均應獲得自由,合眾國政府,包括合眾國陸軍和海軍,將承認和保持其自由。 
  本人茲責令上述宣佈獲得自由的人除必要的自衛以外勿使用暴力,並建議他們在條件許可時誠實勞動以獲取合理的報酬。 
  本人還宣佈這些人若條件適合將被接納入合眾國軍隊,以駐守堡壘、陣地、戰場及其他地方,以及在艦艇上服役。 
  本人深信此行動乃正義之舉,符合憲法,適應軍事上的需要,為此而祈求人類予以同情判斷,並祈求全能上帝保佑。 
  本人茲於此簽名並蓋上合眾國之印。 
  公元1863年,美利堅合眾國獨立第87年,1月1日,於華盛頓市。 
  簽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 
  威廉·西沃德,國務卿   
  三 克利夫蘭與普爾曼罷工(1)   
  罷工進一步升級可能會促使政府出面干預。罷工一旦打斷了郵政運輸,政府就會有理由採取行動。 
  格羅弗·克利夫蘭與普爾曼罷工 
  格羅弗·克利夫蘭真殺過人。實際上還是殺了兩個人。當然,那是已被判處死刑的兩個人。克利夫蘭當時是紐約州伊利縣的治安官。為了給政府節省開支,該縣沒有雇劊子手,所以克利夫蘭自己動手把那兩個人絞死了。 
  20年後,在1894年7月的折磨人的一周,他卻挽救了比這多得多的人的生命。今天的美國人大都想像不到,在那一年的7月4日至7月8日,芝加哥竟然成了一個戰區。成群的憤怒的人破壞財產,炸毀橋樑,掀翻列車,還放火燒芝加哥的世界博覽會會館。《華盛頓郵報》寫道:事情已關係到「文明的存亡」。 
  當時有些人將這場暴亂歸咎於席捲全球的金融恐慌。美國正陷於蕭條。許多人因失業而憤怒,想找個理由鬧事。那一年到芝加哥參觀世界博覽會的人達1200萬之多,所以滿街都是潛在的異議分子。但真正的導火線卻是比這尋常得多。它並不在於千百萬失望的失業者,而是在於離芝加哥鬧市區15英里的一個小鎮上工資不菲的幾千名工人。那小鎮名叫普爾曼,由於那裡是製造火車車廂的工廠而得名。 
  在19世紀時,還沒有豪華小轎車和頭等艙飛機,普爾曼臥車車廂就是人們能享受到的最奢侈的旅行工具。普爾曼車廂決不是普普通通的車廂:櫻桃木的坐椅,鋪著漂亮的紅絨布,夜裡一拉開就是舒適的臥鋪。每個車廂都有侍者為客人鋪床疊被,搬行李,擦皮鞋,熨衣服,照顧兒童。冬天,有管道把車頭的熱蒸氣送進來,暑天則有最原始的空調器為車廂降溫。照明用煤氣,既有頂棚枝形吊燈,又有絲綢罩著的座燈。有一節車廂專供乘客休息消遣和看書讀報,餐車中供應美食佳餚,進餐用的瓷器和酒杯都是只有在國內最昂貴的餐館裡才能見到的餐具。當時鐵路沿線的居民都是用馬口鐵澡盆洗澡,普爾曼車廂裡的乘客卻能夠在大理石檯面上的寬敞浴室洗熱水淋浴。火車以每小時35英里的速度奔馳,但車上的人們安安穩穩。 
  當年為林肯總統送葬,用的是普爾曼車廂。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在內戰結束後,是乘坐普爾曼車廂榮歸故里。每節普爾曼臥車車廂的造價按現今幣值計算高達15萬美元,專供美國一些最富的人享用。 
  普爾曼車廂是為最有錢的人造的,而在伊利諾伊州普爾曼小鎮製造這種車廂的,卻是美國最苦的窮人。車廂廠的老闆喬治·普爾曼是芝加哥的一個企業家,利用芝加哥鋪設新下水道系統的機會為人搬遷而發了財,就在郊區買下4000英畝土地建設一座工廠城。他想要改變工人居住區擁擠骯髒的局面,使之變成整潔、安全和「富有文化氣息」的環境,以便讓工人們提高生產效率和忠於廠主。他說要讓工人們通常沾染的那些惡劣習氣「在這裡都無法蔓延」。他希望工廠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給世界引進一整套新的企業運營模式。 
  普爾曼鎮裡的工人們住在路面平整的街道兩旁整齊劃一的磚房內,有精心修整的草坪,屋內有水和煤氣管道及下水道等設施。普爾曼把他這個鎮子當做一個高效節約的典型。為了不浪費,污水都加以處理,用做附近農田的肥料,田里長出來的糧食蔬菜又運回鎮裡賣給居民。廢棄木料木屑用做鍋爐燃料。徑流水灌入當地一個小湖。從全國各地來參觀普爾曼模範社區的人們,都下榻於弗洛倫斯旅館,那旅館是以普爾曼的女兒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普爾曼鎮上的生活並不是像它表面上那樣富有田園詩意。喬治·普爾曼下大力氣控制居民的生活:他親自決定鎮上能開什麼店舖,圖書館能收藏什麼圖書,劇院能安排什麼演出。鎮上只有一家教堂,一種禮拜樣式,講道內容只能是非教派性的清教倫理,而且基本上實行禁酒(惟一例外是弗洛倫斯旅館,但那裡的酒只供旅客享用,不售給居民)。他雇了一些「秘密監視員」,在鎮上巡視,發現和舉報居民中「行為不端」的人。此外,為了賺錢,他抬高鎮上的物價和各種設施的收費。儘管如此,到1893年,普爾曼鎮的居民,包括工人及其家屬,已達12000人。許多人並不是完全自願的——一遇工廠裁員時,首先裁掉的就是不住在鎮上的人。 
  1893年,困難時期來臨。全國各地失業者大量增多,失業率達到15%,有些地方更高。到1896年,失業率在賓夕法尼亞達25%,在紐約達33%,在密歇根達43%,在西部各州,銀行取消了農場主回贖抵押品的權利。僅在堪薩斯一州,就有11000家農場破產。鐵路業受打擊尤其沉重。經濟蕭條,貨運量少了,鐵路業損失達幾十億美元。 
  普爾曼豪華車廂的需求直線下落,因為有錢享受它的人越來越少。喬治·普爾曼忍痛做賠本生意,希望商機好轉。但不見好轉,於是工廠開始裁員和降工資。   
  三 克利夫蘭與普爾曼罷工(2)   
  但是住在普爾曼鎮上而且尚未失業的人們發現,普爾曼作為公司老闆降低了他們的工資,而同一個普爾曼作為房東卻並沒有相應降低他們的房租。公司是從工資中扣除房租後才發工資,所以工人們發現他們實際領到的錢越來越少了。更令人生氣的是,工人的工資降了,經理人員的薪金卻仍然按原數照發,還繼續按股份分紅。 
  詹妮·柯蒂斯在廠裡當縫紉工已有5年,她每小時工資由17美分降到11美分,下降35%,所以她反而倒欠公司的房租15美元。另一名工人說發給他的工資支票上扣除房租後只剩兩美分,這張支票他寧願不去兌現,而留做紀念品。還有一名工人說:「我們生活在普爾曼的房子裡,吃的是普爾曼商店賣的食品,唸書是在普爾曼的學校裡,聽講道是在普爾曼的教堂裡,死了還得進普爾曼的地獄。」 
  一批憤怒的僱員直接去找普爾曼本人,要求他降低工資的同時也降低房租。普爾曼請他們有意見儘管說,保證不會打擊報復。可是談完了,依然什麼問題也沒解決,有些發了牢騷的人還發現自己遭到瞭解雇。沒解雇的人擔心下一批裁員就會輪到自己,於是到新成立的美國鐵路工會,請該工會主席尤金·德布茲幫助他們。德布茲曾是印第安納州議會的議員,他相信工會有力量為改變不公正的勞動狀況而鬥爭。 
  1894年5月11日,普爾曼豪華車廂公司的4000名僱員——全公司員工的90%——舉行了罷工,希望這一罷工會引起白宮裡那個當權者的注意。以往的事實證明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是勞工的朋友,工人們相信他現今也會是他們的救星。 
  格羅弗·克利夫蘭懂得幹活謀生的艱辛。他是在紐約州伊利運河邊上一個農業小鎮法耶特維爾長大的,他父親是一位長老會牧師,靠微弱的薪金撫養了9個孩子。這個家庭勉強維持生計,讓年幼的格羅弗懂得了節儉的重要。他父親為人剛直不阿,讓他懂得了人格的意義。 
  格羅弗·克利夫蘭是從法律界步入政界。他先在布法羅一家律師事務所當助手,由於他沒有上過大學,他靠刻苦自學而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成為一名律師。轉入政界後,他步步高陞,先擔任本地的民主黨分區視導員,然後擔任伊利縣選區代理人助理,1870年當上該縣治安官。3年任期屆滿後,他就再也不想搞政治了,自己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 
  可是到了1881年,布法羅市的民主黨領導人急切希望找一個在當地有些好名聲的人出任市長候選人,就找到了克利夫蘭。他勝利當選為市長,以往清正廉潔的名聲繼續升高,例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只發放給投標報價最低的人,而不給最有權勢的承包商。民主黨領導人看上了他,在他擔任市長剛剛半年之後,就又找上了他,這次是競選紐約州的州長。 
  紐約州黨派爭鬥激烈,但克利夫蘭能為各派所接受,所以成為一名「折中的候選人」而成功當選。他說他是「誠實得叫人害怕」,曾對他一個朋友說,「我只做一種事,就是只做正確的事,這容易辦到。」他一上任就馬上大幹,削減了他認為並非必要的項目,清除了腐敗。布法羅的「否決市長」很快成了紐約州的「否決州長」,按原則辦事,不考慮政治上的利害得失。 
  例如,州議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把紐約市一條鐵路公交線的票價由10美分降到5美分。這本來是皆大歡喜的事,人人獲益,只有那條鐵路的老闆吃虧。但克利夫蘭仔細研究了紐約市與那家客運公司簽訂的合同,發現公司有權收取10美分,於是他否決了這項法案。這一舉措本來會是不得人心的,但後來大家卻稱讚他按原則辦事。 
  在州長任期中,他一次又一次只講實效而不考慮黨派利益。例如,在好幾件事情上,他這位民主黨州長都是跟一位名叫西奧多·羅斯福的年輕共和黨議員西奧多·羅斯福合作。當州長時損害了該州民主黨勢力的影響而招來忌恨,但在1884年總統選舉中,他仍然被推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競選口號是「公職即公眾信任」,這體現了他的人生哲學。 
  在全國大選期間,他在兩件事情上被迫護衛自己的人品。一件事是有人揭發他有一個私生子。他毫不隱諱地承認他是那孩子的父親,而且強調他一向恪守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這時又有人揭發他在內戰期間曾經雇了一個人替他服兵役。他解釋這是他兄弟三人當時商量的結果,有兩人同意去服兵役,讓他一人留下來照顧他們的寡母。 
  儘管有這些醜聞干擾,克利夫蘭還是取得了艱難勝利。他1885年上任到白宮,似乎是無可奈何當了總統。他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我把今後的四年看做是為國效勞而自討苦吃。我看不出有什麼值得高興或欣慰,只希望我能為國民做點事情。」   
  三 克利夫蘭與普爾曼罷工(3)   
  作為內戰以來的第一位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為和解與改革採取了一些步驟。他任命了原南方邦聯的一個領導人為內政部長,後來又任命他為最高法院法官。他任人惟賢,而不是看他們屬於哪一政黨。他當州長時就曾經把一些企圖巴結他的人打發走,用一種茫然的目光,對那種人說「我恐怕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 
  在普爾曼的工人們看來,最重要的是,克利夫蘭是第一個嚴肅對待勞工問題的總統:他敦促國會建立了聯邦勞資糾紛仲裁製度;他在1886年的國情咨文中明確反對虐待勞工;他簽署了使工會合法化的法令。他說過:「資本家能保衛自己,而掙工資的人卻處於實際上無保護的狀態。」 
  1888年克利夫蘭競選連任時,敗給了本傑明·哈里森,但卻在離開白宮之前兩年贏得一位女士做他的妻子。她是弗朗西絲·福爾瑟姆,是他一位已去世的朋友的女兒,他從她襁褓時期就認識她了。結婚那年,他49歲,她21歲,剛上過大學,深受報界喜愛。這是第一次在白宮舉行的婚禮,為他們端上結婚戒指的是海軍軍樂隊指揮約翰·菲利普·蘇澤蘇澤。這一對新婚夫婦在蜜月裡也不得清靜,到處都有新聞記者跟在後面。 
  克利夫蘭總統任期屆滿離開白宮時,弗朗西絲拜託管家管好他們的傢俱,說他們四年後還會回來的。 
  弗朗西絲的預言實現了。本傑明·哈里森在白宮四年,把克利夫蘭在任時為政府攢下的錢都糟蹋光了,公眾讓他走開,讓克利夫蘭重返白宮。像這樣間隔四年又再擔任總統的,迄今為止還只有克利夫蘭一人。可是1893年他再任總統時,金融恐慌襲來,美國走向經濟危機。幸好克利夫蘭奉行進步政策,有先見之明地採取了支持工會的方針,這就保護了無數的工人,挽救了大量生命。 
  克利夫蘭在他第一個任期內成功地通過立法使工會取得合法地位。這時已有幾萬鐵路工人聯合起來成立了美國鐵路工會。這一工會領導工人在反對大北方鐵路公司的罷工中贏得了勝利,名聲大振,會員劇增。在普爾曼地產上有20英里長的鐵路線,所以普爾曼的工人有資格參加美國鐵路工會,成為它的會員。普爾曼罷工時,他們首先向該工會及其主席尤金·德布茲求援。 
  普爾曼的工人們向工會會議訴說了他們的苦境。德布茲說:「像普爾曼這樣的有錢的掠奪者比窮的賊更可恨。」美國鐵路工會馬上捐出2000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可觀的款項)作為罷工經費,還批准各地舉行同情罷工,計劃在各地鐵路上拒絕往列車上掛接普爾曼車廂,並發誓不讓掛有普爾曼車廂的列車運行。普爾曼4000名員工的不滿形成了向全國爆發之勢。 
  喬治·普爾曼對罷工的對策則是關閉車間,不許工人進廠。工人們住在普爾曼的鎮子裡,還能到什麼別的地方找工作呢?他估計罷工者會很快後悔的。當一些公民團體和一些城市的市長及市政會要求普爾曼接受仲裁時,他堅決拒絕了。他得到了全國鐵路經理聯合會的支持。該聯合會宣佈,誰拒不接掛普爾曼車廂,就把誰解雇。 
  這時,一系列事件迅速蔓延到東海岸和西海岸。一名扳道工拒絕給普爾曼車廂轉軌,經理要解雇他,他的同組工人就一起罷工支援他。參加同情罷工的人數頭一天是5000,第二天增加到40000,第三天達到了100000。罷工快要失去控制。勞工騎士團表示要發動芝加哥總罷工以聲援鐵路工會。德布茲感謝他們的支援,但認為目前還不需要總罷工。喬治·普爾曼卻顯得滿不在乎,到澤西海岸度假去了。 
  德布茲拒絕勞動騎士團的總罷工建議,是出於對全國經濟氣候的考慮。失業率居高不下,工人們自顧不暇,對罷工的同情有限。此外,德布茲擔心勞資頂牛狀態可能會引起暴力,他不希望事態失控。他知道罷工進一步升級可能會促使政府出面干預。罷工一旦打斷了郵政運輸,政府就會有理由採取行動。德布茲認為,只要郵政運輸不出問題,罷工不引起暴力事件,那麼堅持罷工就可能迫使普爾曼投降。 
  但德布茲擔心的事很快開始發生了。不滿情緒高漲,導致芝加哥附近爆發一場小規模騷亂。伊利諾伊州長約翰·阿爾特格爾德派來州的民兵,恢復了秩序——暫時如此。阿爾特格爾德決定不請聯邦政府幫忙,因為他知道一旦聯邦政府出面,罷工就會遭到鎮壓。阿爾特格爾德不希望如此。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邊。 
  回頭看看華盛頓,總統克利夫蘭和司法部長理查德·奧爾尼對局勢感到不安。他們擔心的事情之一,是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吸引來1200萬人,其中許多人是失業者,無處可去。克利夫蘭擔心他們會群起鬧事。 
  克利夫蘭上次大選中是因為關稅立法問題而輸給了哈里森,所以他這一次全神貫注於關稅立法,對法案一個字都不敢馬虎,而將處理罷工的權力大體上交給了奧爾尼。克利夫蘭非常關心關稅問題,希望盡可能讓人民多拿回一些錢,在經濟困難時期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奧爾尼充當了幫助克利夫蘭處理罷工問題的情報過濾者和出頭人。然而,奧爾尼還有他自己的日程。   
  三 克利夫蘭與普爾曼罷工(4)   
  在擔任司法部長以前,奧爾尼通過給鐵路當律師,尤其是通過辦理鐵路企業兼併和收購,發了一小筆財。他對鐵路工人是不怎麼同情的。事實上,奧爾尼只是在得到他可以繼續與他的律師事務所和幾家鐵路公司保持聯繫的保證以後,他才同意出任司法部長的。上任後,他還繼續領取幾家鐵路公司的聘金。鐵路勞資糾紛惡化,普爾曼在全國鐵路經理聯合會的朋友要求奧爾尼指派曾給鐵路當過法律顧問的埃德溫·沃克擔任處置罷工事宜的聯邦特派員。奧爾尼知道沃克是同情誰的,所以不到兩個小時就任命了沃克擔任該職。 
  克利夫蘭本人以往的表現說明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憎恨普爾曼之流的強盜富豪。但他這時擔心罷工隊伍裡暴徒越來越多,也許會鬧出可怕的事態。內戰剛剛過去30年,國家很有可能再次一分為二,只是這次分裂是在階級之間。即使比這小的事件也引起過革命。克利夫蘭不能冒險讓形勢進一步惡化下去,需要採取措施加以制止。他雖然支持工人,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趕早不趕晚地阻止暴力事件,要想辦法結束衝突,既合乎法律又盡可能避免死傷。 
  像德布茲一樣,克利夫蘭也認為政府是否干預,關鍵在於美國郵政運輸是否受到干擾。他說:「即便是要用國庫一美元和美國陸軍一個兵在芝加哥運送一張明信片,那也得保證把它送到。」 
  到1894年7月1日,堤壩開始坍塌了。2000人聚集在芝加哥近郊的藍島車站,在鐵軌上架路障,擋住了幾趟列車。當地的執行官發電報給奧爾尼,請求支援。這時奧爾尼還無法馬上派兵,但他立即籌劃這一行動。他讓聯邦特派員沃克起草了一項通令,指出若再有暴力阻礙郵政之事發生,將立刻派兵。他希望用這一辦法威脅一下鬧事者,就可以制止混亂。 
  幾個小時之內,通令就發出去了。7月2日傍晚,執法官的一名副手在現場高聲宣讀了通令。那裡的兩三千人卻更加憤怒了,把一列郵政列車推過來推過去,直到它脫軌翻到一條溝裡。這夥人又在這列車的車廂上放火,搗毀調車場。沃克給奧爾尼發電報:「大家一致認為,除非派正規軍來,否則無法恢復秩序。」 
  局勢失控,克利夫蘭總統這時親自注視這一險情。他反覆思索現場執法官發來的幾封電報,閱讀了報紙上關於郵政列車著火和人群鬧事的報道。克利夫蘭要下決心的重大問題就是派兵不派兵。需要派兵,看來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按照憲法,若無一州州長的請求或同意,總統是無權向該州派兵的。而眼下的情況是,阿爾特格爾德州長顯然不想要聯邦政府插手。為了更加明確地顯示他的立場,他還給總統發電報說:「伊利諾伊州不但能夠管好自己,而且還隨時準備向聯邦政府提供它在別處所需要的援助。」 
  下午3點鐘,克利夫蘭收到沃克直接發來的電報:「除非派來合眾國正規軍,否則無法讓郵政列車通行和恢復調車場秩序。」克利夫蘭堅信這已關係到國家的命運,立即授權陸軍部派兵。阿爾特格爾德州長和憲法都去它的吧! 
  這是內戰結束以來,聯邦政府頭一次派兵對本國公民採取行動。在克利夫蘭看來,維護秩序是當務之急。顧不上法律上的衍生後果了。作為治安官的克利夫蘭勝過了作為律師的克利夫蘭。 
  尤金·德布茲聽到聯邦政府派兵來的消息後,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正規軍向人群打響第一槍,就是發出了內戰的信號。我對此堅信不移,就如同我堅信我們事業最後一定成功一樣。流血鬥爭會隨之而來,美國90%的人將起來反對那10%的人。在這場鬥爭中,我決不會站到反對勞動人民的人的一邊,如果在鬥爭結束時我已不存在於勞工隊伍之中,亦在所不惜。」 
  克利夫蘭是擔心發生最壞的情況,才做出了相應處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部隊正巧是在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一天到達芝加哥來平息騷亂。這一天,愛國的公民在各地燃放焰火,而在芝加哥,人們卻放火燒列車燒房屋,糟蹋這城市。憤怒的人群在調車場推倒了更多的列車,燒了一些車廂。那天夜裡,一場大火燒燬了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會場。芝加哥變成了無法無天一片混亂的地方。 
  這種狀態持續了4天。7月6日,一名鐵路官員向兩個人開槍,引起了最嚴重的暴亂,僅在這一天,共約有6000名鐵路工人搗毀了價值34萬美元的鐵路財產,燒了700多節車廂。次日,一群人襲擊州民兵,士兵開槍還擊,打死4人,打傷20人。當局急忙從周圍各州增調援軍,一座美國城市在和平時期竟陷入這般無政府狀態,這是從未有過的。 
  7月10日,德布茲因擾亂郵政運輸而被逮捕。沒有德布茲掌舵來協調罷工者的活動和鼓舞鬥志,局勢就穩定下來了。工人們擔心自己也會被捕,暴力活動減退。到7月20日,鐵路恢復正常運營,克利夫蘭總統召回了聯邦軍隊。   
  三 克利夫蘭與普爾曼罷工(5)   
  但是到暴亂結束時,全國鐵路交通都已受到干擾,影響遠遠波及芝加哥這一震中之外。在印第安納州,工會會員以及一些並未參加工會的人襲擊了拒絕罷工的工人,把一些列車弄得脫軌,還割斷了電報線。在俄克拉何馬,有些橋樑被炸毀。在猶他,有人向鐵路調車場開槍。全國共出動了聯邦軍隊16000人鎮壓暴亂。到暴亂完全平息,在7個州共死亡40人,其中至少包括芝加哥11人。 
  克利夫蘭雖然內心裡仍然同情勞工,但卻相信他為國家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只是他恨自己所做的事,滿以為自己會遭到國人唾罵。可是出乎他的意料,絕大多數公眾支持他採取的行動。他欣慰地讀到各家報紙紛紛轉載的一首詩:鐵路罷工真搗蛋;國土上燃燒起火焰格羅弗克利夫蘭之名。——譯注能否下令派兵來制止罷工者的動亂? 
  阿爾特格爾德揚言「這種事我不讓你干;你還派不出槍桿兒」可是格羅弗硬是這樣辦。 
  若干年後人們會再來談論這段令人揪心的事情,以及什麼是必要的行動來平息公然的罪行。 
  那時他們都會認識到(事實是掩蓋不了的)格羅弗所採取的行動正是當時所能採取的最佳方針。 
  後來,德布茲被判處監禁六個月,美國鐵路工會另幾名領導人被判三個月監禁。德布茲提出了上訴,而美國最高法院維持了原判,認為克利夫蘭的行動是為了保護郵政,是合法的。 
  普爾曼罷工事件以後,德布茲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激進。他曾五次作為美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幾年之後,他曾說普爾曼罷工事件「使我在衝突的呼嘯聲中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洗禮。」 
  克利夫蘭做出的派兵的決策雖然有悖於憲法,卻也得到了法院的認可,這使阿爾特格爾德州長大失所望。(阿爾特格爾德反對政府行動的立場,使他在政治權勢集團中失去朋友,1896年競選州長連任時落敗。)罷工完結後,普爾曼的工人多數獲准返回原先的工廠,條件是他們今後永遠不再參加工會活動。喬治·普爾曼成為一個遭到公眾痛罵的人。他死於三年之後,即1897年。他提心吊膽害怕死後遭人鞭屍,在遺囑中詳細吩咐要在他的墳上鋪架幾層枕軌、鋼筋混凝土和瀝青,來保護他的遺體。 
  1898年,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責令普爾曼豪華車廂公司出售其非工業生產用地,也就是幾乎整個普爾曼鎮。芝加哥市兼併了該鎮,接管了那裡的公園、街道和學校。街道平坦、磚房整齊劃一的普爾曼如今是芝加哥的一個街區。 
  克利夫蘭的派兵之舉雖然得到了公眾的支持,但他仍感到自己是背叛了勞工。他還要賠罪,在1894年下半年規定了一年一度的勞工節(美國勞工節為9月第一個星期一。——譯注)。 
  1896年,他已厭倦於爭鬥,退休到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不時地向公眾發表講演,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伍德羅·威爾遜當當顧問,作為一位政界元老而備受尊敬。 
  克利夫蘭1908年去世,國內外報紙都讚揚了他的人格。《倫敦晨郵報》寫道:「克利夫蘭是當代偉人之一……作為總統,他不曾為民主黨謀利,而只是效勞於合眾國。他是繼華盛頓之後,在白宮住過的最堅強的人。」報界還報道了他的臨終遺言:「我為了做得對而付出了如此艱辛的努力。」 
  附錄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所著《1894年芝加哥罷工時的政府》一書摘錄當公職的責任迫使負責人不得不派遣受過訓練的士兵去面對那種反對政府、公然無視法律與秩序的暴亂局面時,就出現了一種令人痛苦的緊急事態。這一方針一經實行,即再無退路;事後再評估其後果,不能不讓那些對此方針負責的人感到憂傷,心情壓抑。儘管如此,十分清楚的是,局勢肯定要求採取這樣的預防和準備措施,以便一旦最終不得不派出軍隊時,能保證隨時即可出動…… 
  我希望我迄今為止成功地做到了揭示當時動亂局勢的廣泛性及其危險趨勢,仔細安排了政府立即出面干預的舉措,同時表明聯邦政府始終願意避免極端措施,精心地將自己的干預限制在明確符合憲法規定的職責目標的範圍以內,使自己這種保守的但嚴峻的行動收到了令人滿意的和重要的結果。 
  我在這裡還不能不提到,作為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的歷史的一部分,伊利諾伊州長對於這一事件的令人煩惱的程度所起的作用。這位官員不但拒不承認他的州境之內的暴亂已足以促使聯邦政府根據憲法的授權來保護治安「防止國內的暴力」,他實際上還反對聯邦政府主動向該州派出聯邦軍隊以保護該州、行使很明確的合法的職能。     
  第二部分 戰爭   
  四 擊敗銀行(1)   
  「那銀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們證明我決不畏縮。」 
  安德魯·傑克遜與第二國民銀行 
  1806年5月30日,星期五,在肯塔基州哈里森米爾斯的紅河岸邊一片林中空地,當陽光剛越過林梢時,有兩個人面對面相距24英尺,端著手槍準備決鬥。他們從田納西州旅行了一天一夜來到這裡,因為決鬥在田納西州是非法的。其中一個人叫查爾斯·迪金森,27歲,已在決鬥中打死過26個人。在納什維爾,他是著名神槍手,到處吹噓自己頭一槍就能把對手撂倒。這一次,站在他對面的男子又高又瘦,決鬥有經驗,但算不上神槍手。有一次,他朝一個向他衝過來的印第安人連開數槍都沒有把對方打倒,最後只好用槍狠敲那人的頭,才結束了拚鬥。 
  主持決鬥的人一聲令下,迪金森先舉起槍,瞄準對方心臟部位的大衣銅鈕扣開槍。他看見對方大衣揚起灰塵,那人胸部劇烈扭動。可是那人依然站立著。「天哪,難道我打偏了?」迪金森吃驚地叫出這句話。對手慢慢舉起槍,扣壓扳機,但沒有響。槍停在半擊發位置。按照決鬥規則,這次不算數。那人再次舉起槍,格外小心地瞄準。槍響了,迪金森上半身中彈,應聲倒地。 
  迪金森的醫生盡力搶救,但他到那天夜裡還是死了。他的對手離開決鬥場地時,左腳靴子裡已儘是血,他大衣上那顆大銅鈕扣早被擊碎了。迪金森那一槍並未打偏,子彈打斷了對方的兩根肋骨,離心臟僅僅差兩三英吋。那人的大衣寬鬆,救了他的命。也許真是當時傳說的那樣,那人在頭天晚上改變了大衣鈕扣的位置,把它們往下挪了三英吋,所以本來瞄準了上部大銅鈕扣的子彈沒有命中心臟。 
  那人的醫生給他療傷時驚異地說:「你傷得不輕,真不明白你怎麼還站著不倒呢?」 
  這位決鬥的勝利者回答說:「即使他把子彈射進了我的大腦,我也要堅持站著直到把他打死為止。」 
  這個人就是安德魯·傑克遜,20多年後,1829年,他就任總統進了白宮,胸部還留著迪金森的那粒子彈以及另幾粒子彈。這些子彈讓他腹痛了一輩子。擔任總統之前,他一共進行過103次決鬥。但被他打死的對手只有迪金森一人,儘管多數人都曾預料那一天該死的應是他傑克遜。而他的決鬥對手們始終沒有打倒他這棵「老核桃木」。 
  在早期的美國,人們往往用決鬥這種方便的辦法解決政治糾紛和搞掉討厭的對手(1804年阿龍·伯爾通過決鬥打死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即是一例)。迪金森和傑克遜的決鬥也是出於這一目的。迪金森是當時美國最出名的決鬥能手,傑克遜的對手們讓迪金森故意當著傑克遜的面侮辱傑克遜的妻子,迫使傑克遜要求決鬥。他們相信迪金森一定會得勝,那樣一來,傑克遜這位前參議員和未來的總統就會輕易地被幹掉了。 
  傑克遜跟迪金森決鬥,如同他的其他多數決鬥一樣,是為了捍衛他妻子雷切爾的榮譽。雷切爾早先有過一次不愉快的婚姻,其丈夫離她而去,讓她辦離婚。傑克遜與雷切爾在納什維爾一旅舍相識,陷入熱戀,很快結了婚。兩年後,雷切爾的頭一個丈夫——尚未正式離婚的丈夫——又回來了,發現雷切爾「生活於罪孽之中」。雷切爾最後辦理了離婚,再與傑克遜結婚,但她從此以後一直擺不脫「淫婦」的罪名。為了隨時決鬥以捍衛妻子的榮譽,傑克遜經常準備著37枝經過校準的手槍。 
  傑克遜1828年競選總統時,就估計到有人會拿雷切爾的往事做文章。果然,這時出現了四處流傳的小冊子渲染雷切爾「淫亂」和「重婚」之罪,雷切爾氣得精神失常。傑克遜當選後不久和就職之前,雷切爾患心力衰竭而去世,令傑克遜悲痛不已。他在雷切爾生前給她寫的信中就說過:「我惟一的抱負和最終的願望就是跟你一起共享退休後的晚年。」他為了捍衛雷切爾的名譽一向拚死決鬥,如今雷切爾死了,他又以這股勁頭來捍衛自己國家的榮譽。 
  在總統職位上,傑克遜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另外一種決鬥。這時的對手從著裝到武器都與迪金森大不一樣,對於傑克遜來說,要更加危險得多。他名叫尼古拉斯·比德爾,是一位富豪,美國第二國民銀行的總裁,掌握著從金融上操縱國計民生的大權,可以讓人發財,也可以讓人破產。要打倒迪金森,有一把手槍和一隻剛強的手就夠了;要打倒比德爾的銀行,傑克遜卻需要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武器和本領。 
  在今天,我們很難想像在傑克遜時代那家銀行的權力究竟有多大。 
  美國未設立國有的中央銀行。建國初期有過一家全國性私營銀行,後倒閉。這第二國民銀行成為當時惟一的全國性銀行,其餘銀行則是在各州。——譯注它是一個龐然大物,操縱著1300萬美元的鈔票(紙幣)——占當時全國貨幣流通量的20%——它的資本(現金加上外放的貸款)達3500萬美元,比當時美國政府的年度總支出多一倍以上。相比之下,今天沒有任何一家銀行的財力能抵上它1/5。   
  四 擊敗銀行(2)   
  這家銀行操縱著國家如此大量的貨幣,但它卻是私營的,與政府達成了甜蜜的交易。銀行的富翁股東們享受的豐厚利率通常高達8%至10%,而且基本上沒有什麼風險。他們的分紅是來自於美國老百姓的存款。更令人不安的是,該銀行的股東當中,有許多人還不是美國人。銀行股本(700多萬美元)中,1/4以上是屬於383個關係很不一般的外國人(其餘股本則是屬於不足千名的美國富人)。這些外國人實際上有力量來控制美國的貨幣供應。一旦發生戰爭,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敵人有潛力來影響美國的錢幣和通貨,使美國經濟陷於癱瘓。包括傑克遜總統在內的千百萬美國人都不擁有該銀行股金,在他們看來,讓外國人擁有此種權力至少是不祥的,甚至是危險的。該銀行是私有的,政府實際上是將貨幣供應的操縱權拱手讓給一小批富豪,其中還有那麼多的人甚至不是美國公民。 
  該銀行的首腦大概是這批富豪之中最富的人:尼古拉斯·比德爾出身於一富貴家族,其地位相當於近代的洛克菲勒家族。比德爾青少年時是一名神童,10歲即考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後轉學到普林斯頓大學,15歲獲學士學位。 
  比德爾的經歷,是美國富貴人家子弟的一個典型。20歲以前,他大部分時間是周遊歐洲,成為研究希臘文化的權威,在巴黎鑽研了國際金融,在倫敦時給美國駐英公使詹姆斯·門羅(即後來1817—1825年的門羅總統)當過秘書。比德爾回國後,傑斐遜總統曾請他考慮可否將探險家劉易斯和克拉克的日記編輯出版,比德爾居然敢對總統說「不」。拒絕接受這項任務,因為他已當選為賓夕法尼亞州的眾議員。 
  比德爾為國效勞,需要有個居住之所,遂於特拉華河畔僅存的幾片森林之中,用天文數字的價錢選購了100英畝的一片地,修建了豪宅,其中包括一座富麗堂皇的馬廄,圈有美國最名貴良種的跑馬。比德爾還雇建築師用名貴石料建造了一座大暖房,裡面種植了全國最優秀品種的食用葡萄。這些葡萄銷路極佳,直到19世紀70年代,比德爾的後裔還從中賺了錢。 
  比德爾的州議員任期屆滿,第二銀行由20人組成的董事會特聘他為該銀行總裁,期望他扭轉前任總裁經營不善的局面。比德爾確實治行有術。在1819年的金融恐慌之後,他幫助國家擺脫金融混亂局面。隨後幾年,他努力創建了美國空前穩定的紙幣。持有該銀行鈔票(銀行券)的人可以隨時兌現,因此該行最先成為特許銀行。第二銀行規模龐大,顯然有可能滋生腐敗,但許多人對此視而不見,因為該行能讓他們在需要現金時立即兌現,而當時在美國鈔票兌現是讓人們最頭痛的問題。 
  在今天我們很難想像,倘若沒有一種標準的紙幣,日子該怎麼過。你拿著一家銀行的鈔票去買東西,商店卻可能拒絕接受它;商店收到顧客付的鈔票,卻可能無法再用它購進第二天需要上架的貨物。美國建國之初,經濟是建立於金銀貨幣基礎之上。到19世紀初,工業化邁開步伐,經濟蓬勃發展,金銀供應量滿足不了通貨需求,自然就用上了紙幣。但最初沒有全國統一的紙幣,任何人都可以印發鈔票。大銀行也好,小銀行也好,甚至是隨便哪個人,只要別人相信他印發的紙幣能兌現成金銀貨幣,就行。問題呢?即便是銀行之間,也很難知道哪一家真正可信。比方說,1828年在密西西比有17家銀行發行鈔票,其票面價值達600萬美元,而它們的金銀貨幣只有30.3萬美元。這些銀行只是希望等到人們拿鈔票來兌現時,它們又會收到新的存款而足以應付周轉。如果兌現不了,那麼手持鈔票的人就會發現它們不過是紙片而已,此外一錢不值。 
  當時全國有幾百家銀行印發鈔票(有時還有銀行之外的人也發鈔票),鈔票有幾千種之多。這時出現了厚厚的鈔票指南圖書,詳細告訴人們怎樣識別真偽。但製造假鈔的人又會想出新的花招。例如,有人用化學藥水抹掉已倒閉的銀行發行的紙幣上的銀行名稱,再印上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的名稱。有人把偽鈔造得足以亂真。還有人從合法銀行偷出鈔票印版,自己印起來。 
  即便是一家銀行印發的真鈔票,也可能難以兌現,因為你也許找不到那家銀行。有的銀行印發了鈔票就躲到人們發現不了的地方,西部地廣人稀,更易躲藏。這就是所謂的「野貓銀行」,因為它們像樹林中的野貓一樣,不易捕獵。 
  負責視察銀行金庫的官員有時看到那裡堆著一桶一桶的「金銀貨幣」,其實桶裡裝的是碎玻璃或破釘子,僅在表面上鋪一層錢幣。這些「錢桶」有時秘密地在銀行之間運過來運過去,蒙蔽視察者的眼睛。由於欺騙行為猖獗,許多銀行只敢相信它們確實熟悉的別的銀行,其餘銀行印發的紙幣則一概拒收。這就進一步增添了貨幣供應中的困難和混亂,使人們沒有信心,憂懼不安。原先只有金幣銀幣流通時,人們不需要提心吊膽,而代用紙幣後,公眾確實有理由擔心受騙,覺得這種銀行業務是糊弄人的。越來越多的人主張恢復到「硬幣」時代,認為讓銀行用沒有真正價值的紙片印鈔票,結果就是讓公眾上當。   
  四 擊敗銀行(3)   
  儘管紙幣遇到了種種困難,但現實依然是金銀供不應求。是冒風險用紙幣,還是無貨幣可用呢?多數人選擇了前者。 
  安德魯·傑克遜並不屬於這多數人。他的身世與富翁比德爾截然不同。他不是出生於大莊園,而是頭一個出生於原木小屋的總統。他13歲就離開了學校,隨南卡羅來納民兵投入獨立戰爭。在他的一生,許多人都認為他頭腦簡單。從某些方面來看,此話有理。「這是一個簡單得要命的腦瓜子,想事老是一根筋」,這是他質樸的一面。然而,在當選總統之前,傑克遜擔任過律師,將軍,美國眾議員,美國參議員,田納西州最高法院法官,以及佛羅里達州州長。「頭腦簡單的外行」這一標籤也許還有助於他贏得總統選舉的勝利。但他在政治上的履歷是很了不起的。 
  直到1797年他30歲為止,他曾是信任錢幣和銀行的(當時還是華盛頓總統任職期間)。那一年,他在田納西買了一塊地,希望轉賣了賺點錢。他找到一個買主,那人付給他的是期票,可是後來那個人破產了。傑克遜本來是相信期票和其他鈔票的,結果落得一屁股的債,花了10年工夫才還清,還差一點進了監獄。吃了這場大虧,他想到別的人也可能遭到一樣的厄運,從此打心眼裡就再也不相信紙幣和銀行。傑克遜認為人們應勤勞體面地致富,而銀行的勾當卻恰好相反。銀行的人靠貸款利息發財,是依靠他人的辛勞坐收其利。傑克遜還認為,銀行讓人貸款方便,就誘使普通人追求並非必要的奢侈和享受,最後變得一身債還不清。 
  傑克遜有一次跟尼古拉斯·比德爾談到第二銀行時說:「我對你的銀行的厭惡並未超過我對所有的銀行的厭惡。」他在致詹姆斯·波爾克的信中寫道:「我恨那些玩弄紙票子的銀行和口袋空空」;「凡是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向反對美國銀行,反對所有的銀行。」 
  在1819年金融恐慌之後,傑克遜更加堅信銀行幹的事弊大於利。那一年,大量銀行垮了,調查發現了腐敗成風。銀行停止了憑紙票兌現金,取消了普通債戶財產贖回權,但對它們自己的人卻大不一樣。儘管存款戶倒賠錢,銀行卻依然給股東分紅,給那些欠了銀行錢的政界盟友貼息。銀行老闆更是按折扣價購進自己的紙幣,大發橫財。有錢有權的人安然無恙,其餘的人則只有不值錢的紙票子。 
  因此不難理解,傑克遜總統就職後,對第二銀行及其不受制約的操縱美國經濟的權力,感到懷疑。表面看來,這家銀行的目的是沒有問題的——要結束濫發紙幣的混亂局面,使美國銀行系統多少有點穩定性和監督。它採取的做法是要確保各州的銀行有足夠的金銀來支持它們的鈔票,同時它還要充當最後的貸款人。問題是,它本身是一個私營機構,卻充當了公款的保管庫。它控制著政府的錢,政府卻控制不了它這家銀行。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使得銀行自己任命的董事會不向任何人負責,而且格外容易滋生腐敗。一些評論家發出了警告,傑克遜注意聽了。 
  比德爾領導下的第二銀行也許做了一些好事,但腐敗是確鑿無疑的。它賄賂政界公職候選人和在職者;它還收買了一些報紙為那些與它結盟的人造聲勢搞競選。擔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的參議員丹尼爾·韋伯斯特有一次給比德爾寫信,說他的年度「聘金」沒有「照常續付和更新」,他說,「若貴行願與本人繼續保持關係,宜速付之。」該銀行的無賬開支達百萬美元以上,還給一些國會議員、報紙主編和其他一些政界人士發放了巨額貸款,高達3000萬美元(約合現今的6億美元),大多無擔保手續。 
  傑克遜就職時,他整治第二銀行的行動餘地是有限的。政治上障礙重重,他的一些富有的政界同事(其中許多人還是腐敗的)出於明顯的緣故而喜愛第二銀行,新總統要削弱該銀行的權力,是不會受到這班人支持的。此外,傑克遜還有一些實際問題要考慮。第二銀行的營業特許證還有八年才期滿,同時,它控制著全國那麼多的錢,即使總統能整垮它,那些錢又往哪裡去呢? 
  傑克遜慢慢開始行動。他派人調查了第二銀行的一家分行干預競選活動的問題。查明它在上一輪選舉週期是根據參選者的黨派關係而決定是否給予貸款。傑克遜要求比德爾給該分行指派一個新的能為兩黨共同接受的董事會。比德爾拒絕了。傑克遜又調查了另一分行的類似活動,比德爾仍毫不認錯。總統無奈,只好發出了警告性的一槍。 
  在國會講演時,傑克遜譴責了第二銀行,希望發動議員們起來反腐敗。這一槍完全無效。比德爾在國會山的朋友們成立一個委員會,發表了一項報告,大肆頌揚第二銀行。這時,比德爾決心轉入攻勢,他將該項報告翻印了好幾百份,分發給全國各地有影響的人士,而且還提出要求,不但要傑克遜停止調查,還要求提前更新該銀行特許證。現有的特許證到1836年才滿期,但比德爾擔心傑克遜若在1832年贏得連任,到1836年會不給該銀行更新特許征。提前更新了,傑克遜就沒戲了。   
  四 擊敗銀行(4)   
  比德爾的行動進一步惹惱了傑克遜,使他更加厭惡第二銀行。但支持給銀行更新特許證的人越來越多,令傑克遜心煩。如果比德爾使該銀行成為1832年競選中的一個話題,傑克遜也許無法贏得連任。他的對策是告訴比德爾,只要他比德爾不將此事鬧成一個大選話題,可以讓他申請更新特許征,只由國會審批。傑克遜希望等到國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能揭發出該銀行更多的腐敗勾當,從而讓它得不到國會多數票。但比德爾擔心傑克遜贏得連任後會食言而重新打擊他的銀行,因為傑克遜到那時會在政治上無所顧忌。 
  比德爾想出的高招是跟當時正在崛起的1832年將與傑克遜競選的輝格黨領袖亨利·克萊結盟,給傑克遜設下陷阱而確保第二銀行的生存。他們積極推動國會在1832年大選之前就表決第二銀行更新特許證一案,因為他們這法案在當時的國會是容易通過的。等到法案一通過,傑克遜就只有二者擇其一:要麼屈服於政治壓力而讓法案正式成立(這樣就能確保該銀行的生存而不論大選結果如何);要麼否決法案而使這成為一個大選中爭議的問題,從而敗在克萊手下,而克萊一上任就給該銀行發新的特許證。傑克遜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大選就會成為銀行問題上的全民公決。比德爾和克萊認為這一招會把傑克遜套住。 
  對於傑克遜來說,這時就得掂量掂量,人格榮譽和政治現實孰重孰輕。如果他堅持做他相信是正確的事,那就很可能犧牲掉自己贏得連任的機會,而且最後第二銀行還是倒不了。這是對他的人格和智慧的極端考驗。這時他對他的一位顧問馬丁·范伯倫說:「那銀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們證明我決不畏縮。」 
  鬥爭的決定性時刻到了。銀行法案在眾參兩院均順利通過。怎麼辦,傑克遜必須下決心。他自己黨內的領導人紛紛勸他不要否決該法案。勸說無效後,他們又懇求傑克遜在否決中不要把話說絕,要留條後路,讓人覺得大選之後還有再議的可能。他們擔心的不只是傑克遜是否能夠連任,而且還有他們自己的政治前程。 
  傑克遜決定,即使他將會輸掉這場最後的決鬥,他也要堅持他為人一世的原則立場。他著手起草了一位在職總統用詞最尖銳的否決咨文。他要用他全部的武器來戰鬥,直接向人民講明他的立場。1832年7月10日,他向參議院宣讀了否決咨文。他指出:「令人遺憾的是,有錢有勢的人太經常地迫使政府屈從於他們的私利目的……我們的許多富人不滿足於平等的保護和平等的照顧,他們還要我們通過國會的立法使他們變得更富……我們堅決反對我們的政府為少數人謀取私利而損害眾多人利益的那種賣淫式的行為。」他這些話讓在場的亨利·克萊聽了以後感到震驚。 
  他高聲明確宣佈,他捍衛的是人民,而不是權勢者,他不會允許富人踐踏普通人的權利。這是典型的平民主義言論,比後來的平民黨運動早了50年。這是頭一次一位總統把否決權用做政治工具,直接向美國公民們發出呼籲。 
  對這一否決的反應——主要是來自那些接受第二銀行資助的報紙——不是表示憤怒,就是表示蔑視。一些報紙的社論譴責總統的咨文是在鼓吹階級戰爭。參議員丹尼爾·韋伯斯特在參議院說這一否決咨文是在「沒有任何事情危及公眾自由的情況下,卻對這一自由拉響警報,製造恐慌」。而關於他自己的利益衝突,他卻隻字不提。 
  三天後,參議院就總統的否決進行表決。需要有2/3的多數才能推翻總統的否決,而結果卻是差了3票。這倒是符合比德爾和克萊的心願,因為過快地推翻否決反而顯得沒勁。他們就是要把這件事鬧到大選中去,看看美國公眾是怎樣讓傑克遜蒙羞,不光彩地下台。比德爾高興看到傑克遜走到無路可退的境地。他說:「至於這否決咨文,我為它高興……這真的就像馬拉和羅伯斯比爾的做法一樣,是一篇無政府狀態的宣言……我的希望是,它將會促使我們國家擺脫這些可悲的人的統治。」 
  比德爾把他的計劃付諸實施。他花了銀行的10萬多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00多萬美元)大量印刷傑克遜的否決咨文,散發到全國各地。比德爾相信,人們看到傑克遜要搞垮銀行的這一咨文,就會反對他而支持克萊。結果,他卻是大錯特錯了。 
  1832年選舉的結果是傑克遜以壓倒優勢獲勝。同樣讓比德爾深受打擊的是,在這次選舉中新選出的240名眾議員當中,支持傑克遜的人佔了將近60%,這樣,由新國會推翻總統否決的希望也落空了。傑克遜寫道:「這次否決成功了。垮掉的不是他們所估計的我,而將是那銀行。」 
  在美國人民給傑克遜戴上勝利者的花冠以後,傑克遜又採取措施,他認為這該是最後一槍。他逐漸從第二銀行撤出政府的存款,轉存到幾個州的銀行。不靠第二銀行,政府的日子反而過得更好,好到連傑克遜也從來沒有想到的程度:在年輕的美國的歷史上,聯邦政府頭一回還清了所有的債,開始有了盈餘。   
  四 擊敗銀行(5)   
  但是比德爾仍不甘罷休,使出了他最後的武器。儘管傑克遜調出了政府的存款,第二銀行仍然控制著大量的錢,比德爾操縱這些錢,足以震撼國民經濟,製造一場金融恐慌。為了讓公眾相信他的銀行是為保持經濟穩定所必不可少的,比德爾孤注一擲,開始採取焦土政策式的「緊縮」方針,以攪亂國家的經濟繁榮。突然之間,他要求回收貸款,要求結清尚未償付的賬目,想一下子摧垮美國的經濟。其他的銀行被拖得直喘氣,有一家銀行業刊物報道說:「我們從未見過或感受過像現今這樣沉重的壓力,而且情況還在一天比一天更加惡化。」終於,比德爾走得過了頭,「失去了把握現實的能力」,眾議院挺身而出制止了比德爾想把美國推入經濟蕭條的行徑。本來還支持他的銀行界人們也覺得他的做法太過分而疏遠了他,他的 
  做法還充分證實了傑克遜最初的擔心:讓銀行享有太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是危險的。 
  第二銀行聲譽掃地,勉強苟延殘喘到1836年特許證滿期。比德爾試圖把它改建成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家小銀行,但沒過幾年,那小銀行也資不抵債,徹底垮了。傑克遜為美國人民贏得了毫不含糊的勝利。他粉碎了比德爾的銀行。 
  傑克遜在致國民的告別演說中說:「每一個被置於權力職位上的人最終都得向你們大家負責。」他嚴肅對待國民的授權,堅決捍衛他相信是正確的做法,而置政治壓力於不顧。尼古拉斯·比德爾最終也領會到決鬥高手查爾斯·迪金森早就發現的:這棵「老核桃木」是打不倒的。 
  附錄 
  傑克遜總統 1832年7月10日 
  關於合眾國銀行的否決咨文(摘錄) 
  致參議院: 
  貴院關於「修改和延續」《向合眾國銀行吸納認購者的法令》的法案,已於本月4日遞交本人。經鄭重考慮,遵照憲法原則(選擇這一天遞交該法案,顯然讓本人重視憲法)7月4日是美國「獨立日」,即國慶節。——譯注,本人已得出結論,認為該法案不應成為法律,茲將原件退回貴院,並陳述本人意見如下。 
  有一家合眾國的銀行,對政府而言有諸多方便,對人民亦有益處。本人基於這一認識,同時又鑒於現有這家銀行所擁有的某些權力和特權並非憲法所授予,有損於各州之權利,對人民之自由權有危險性,而深感憂慮,是故於本人任職之早期即認為自己有責任提請國會注意,是否能組建一機構,使之既具有種種優點而又消除上述之種種弊病。本人深感遺憾的是,在現今讓我審閱的這一法案中,全然看不出本人認為有必要對該銀行特許證做出的修改,即讓它符合公正、健全方針和符合我國憲法。 
  至此法案預定生效時間,該法人團體,即有權任命自己的總裁和董事的合眾國銀行公司,將已存在20年之久。它獨享聯邦政府授權之下的銀行業務特權,獨享聯邦政府的照顧和支持,其必然後果是幾乎壟斷了外匯和國內匯兌。該銀行通過原特許證而享有的權力、特權和照顧,使該銀行的股本的價值遠遠超過其票面價值,等於是為其股東饋贈千百萬股之厚禮。 
  也許可以認為,關於設立該公司之原法令未能防止這一結果,是因為在當初通過該法令時尚未能確切預見此種後果,情有可原。而現在讓我審閱之法案建議為同一股本之持有人,其中許多人仍是原先那些人,再饋贈至少七百萬股之巨禮。此種饋贈已不能以同樣理由予以辯解。從各方面均可見,此法案之通過將確保每年20萬美元年金之支付,從而一舉使該銀行股本票面價值升高1/4,這就會讓該股票之市場價格至少升高30%左右。接受我國政府此種饋贈者並非全為我國公民。該銀行股本中有800餘萬股是掌握在外國人手中。此法案一旦付諸實施,美利堅共和國就會給這些外國人贈送數百萬之多的美元…… 
  凡種種壟斷權及特權之授予,其代價均系公眾承擔,故公眾應得到等價之回報…… 
  但此法案並未允許公眾參與購買此壟斷股本之競爭。它錯誤地認為只有現有的股東才能有權既享受政府的照顧又享受政府的饋贈。掌握股本的人約1/4為外國人,其餘的股東只是很少的幾百名美國公民,主要是最富階級的美國人。此法案只照顧他們的利益而將全體美國人民排除於競爭之外…… 
  有人主張給現有這家銀行再頒發特許證,其理由是,該銀行收回其貸款,會造成巨大的金融困難。但此事有充裕的時間,只要管理得當,壓力不會很大,只有管理不當時才會產生沉重壓力。因此,若造成巨大困難,那將是該銀行自己的過錯,只會進一步證明迄今已明顯濫用的權力不應再予延續…… 
  一家銀行從其性質上說不受約束,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將它約束於我們國家,這對我們的自由與獨立沒有危險嗎?該銀行的總裁已告訴我們,大多數州的銀行都是靠它延展債務償還期才得以生存。一旦它的影響力集中於它自選的董事會——在現今這一法案之下,這是有可能的——而該董事會的利益又認同於它的外國股東們的利益,那時難道沒有理由為我國和平時期之選舉的純結性以及我國戰時的獨立而憂慮顫抖嗎?他們的權力巨大,他們決定動用這一權力時,會有強大威力。如果他們這一壟斷地位每15年或20年就按照他們自己提出的條件得到更新,他們在和平時期也許會很少動用他們的力量來影響選舉或控制國家事務。但是,如果有哪個公民或公職人員插手要限制該銀行的權力或阻止其特權的更新,那麼他毫無疑問就會感受到該銀行的影響力。   
  四 擊敗銀行(6)   
  一旦該銀行的股本大部分轉入某一外國的國民之手,而我們又不幸地捲入與那個國家的戰爭,我們將會淪於何種境地?若該銀行幾乎完全被一外國的國民所擁有,其經理人員即便不是在感情上也至少是在利益上傾向該國,那麼它的方針指向何方自然也是毫無疑問的。它在我國國內的全部運作都將會是援助那境外的敵國陸海軍。它控制著我們的貨幣,接收著我們的公款,操縱著我們成千成萬公民的生計,這樣,它將會是比敵國的陸海軍更加可怕,更加危險。 
  如果說我們必須有一家私人股份的銀行,那麼從合理政策和美國感情的任何一個角度來考慮,它都應該是純美國的。它的股東應全部是我國自己的公民,他們至少應對我們的政府友好,並且願意在困難和危險時期支持我們的政府。現在國內的資金很充足,近年來一些地方銀行的股份被人們爭相認購,以至於有的地方幾乎因此而發生鬧事。只要銀行股東全是美國人,又擁有本法案所賦予的權力和特權,它的兩億美元股本是不難籌措的。現在政府還得將款項存入這家銀行,在緊急狀態下還得依靠它取得信貸,這銀行更不應讓股本流向國外,而應禁止向外國人出售股份,否則即予以沒收,以示懲罰…… 
  現在這一法案卻授權和鼓勵合眾國銀行將股份轉移給外國人,而且還免除他們向州和聯邦納稅。這絕非「必要和適當」,遠遠不能使該銀行成為政府財政運作的可靠、有效代理人,相反,這是存心讓合眾國銀行變成一家外國銀行,在和平時期使我們的人民貧窮,讓外國勢力散佈到我們共和國的方方面面,在戰爭時期危及我國的獨立…… 
  原先的合眾國銀行資金僅1100萬美元,就完全足以迅速而又安全地發揮政府要求它承擔的所有的功能。現在這家合眾國銀行擁有資金3500萬美元,這就比經驗業已證明銀行為履行其公共功能所必需的資金至少多出2400萬美元。老銀行存在期間的以及新銀行成立時的公債均已接近還清,我們的稅收即將降低。因此,銀行資金的這一增加並不是為了公益,而是為了私利…… 
  令人遺憾的是,有錢有勢的人太經常地迫使政府屈從於他們的私利目的。在每一公正政體之下,社會都存在貧富差別。用人為的辦法是不能造成才能的平等、教育水平的平等或財富的平等的。人們可以充分享受天賦的才華以及優越的產業、經濟和美德的果實,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護;然而,如果法律還要在這些自然的和公正的優勢之外再增加人為的差別,提供頭銜、饋贈和特權,使富者更富,使有勢者更有勢,那麼,社會的平凡成員——那些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手段為自己謀取類似好處的農人、工匠和勞工——就有權利指責政府不公平。政府不一定有罪過,罪過只在於為政不公。如果為政只限於平等的保護,恰似蒼天降雨露滋潤大地,對高者低者、富者窮者一視同仁,則是不分條件的造福。現在讓我審閱的法案似乎跟這種公正原則有大相逕庭而又不必要的偏離…… 
  經驗應當讓我們學得明智一些。我們政府現在遇到的大部分的困難,以及我們聯邦現在面臨的大部分的危險,都是來自於我們政府在全國性的立法中放棄了我們應有的目標,而採納了像現在這一法案中所體現的一些原則。我們的許多富人不滿足於平等的保護和平等的照顧,他們還要我們通過國會的立法使他們變得更富。結果,為了滿足他們的願望,我們通過立法造成一種可怕的混亂局面,使部門與部門對立,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對立,人與人對立,從而有可能動搖我們的聯邦的基礎。現在我們該停一停回顧一下我們的原則,若有可能還應重新振作起我們的革命先哲和開國前輩的那種愛國熱情和求同精神。如果說我們還不能一下子就糾正以往立法不慎而造成的利益不均,那麼我們至少能夠堅定反對再賦予新的壟斷地位和特權,我們堅決反對我們的政府為少數人謀取私利而損害眾多人利益的那種賣淫式的行為,爭取在我們的法典中和政治經濟體系中求得和解和逐步的改革。 
  現在,本人已盡到自己對國家的職責。若能得到同胞們支持,我將感激不已和高興;若不能,我將從促使我如此行動的動機中看到有充分的理由而感到滿足和寧靜。儘管我們面臨種種困難,我們的體制遇到種種危險,但沒有理由感到氣餒或驚慌。讓我們堅定地依靠仁慈的上帝以求得救助和解脫,我確信仁慈的上帝在密切注視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我們還要依靠我國同胞們的聰穎和智慧。通過上帝的慈悲和同胞的愛國之心,我們的自由和聯邦會得到保全。   
  五 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1)   
  他在積極操縱一些人從政治上搞垮總統的活動,是內閣中的叛徒。約翰遜理所當然地開始考慮怎樣把他清除掉。 
  安德魯·約翰遜及其陸軍部長 
  1864年林肯總統競選連任時,他那位以言辭粗俗而聞名的副總統候選人安德魯·約翰遜四處奔走,巡迴演說。在林肯得到壓倒性勝利以後,約翰遜立刻返回田納西州去結束他的該州軍事長官職務,這個州在內戰期間曾參加南方邦聯,約翰遜則致力於使它重新回到聯邦的隊伍中來。可是,當總統就職典禮的日期臨近時,約翰遜對於是否去華盛頓,卻猶豫起來。 
  約翰遜給林肯發電報,問他是否可以不去出席就職典禮,因為他在田納西還有一些未了事宜。這是出於自信還是出於自我懷疑,誰知道呢?對此感到詫異的林肯回電指示這位當選副總統必須到國會山,因為副總統也有就職儀式,非出席不可。 
  約翰遜還是不想去,寫信給他的朋友約翰·福尼,請福尼幫忙勸勸總統。福尼更是感到驚駭,叫約翰遜立即赴華盛頓。 
  約翰遜無奈,只好同意。但他推說有病,一直拖到就職典禮前夕才到了首都。 
  第二天清晨約翰遜醒來時,正陰雨綿綿,又宿醉頭暈。頭天晚上他和福尼共進晚餐慶祝勝利,喝了太多的威士忌。起床後已沒有時間再磨蹭了,趕緊梳妝打扮一番。他當過裁縫,衣著一向是合體的。匆忙準備就緒,就出發了。 
  在去中午的就職典禮的路上,他在國會山上的副總統辦公室停了一會兒。他的前任漢尼巴爾·哈姆林和哈姆林的兒子查爾斯在那裡恭候他。約翰遜擺不掉頭天晚間飲酒過量的影響,要求再喝點威士忌。哈姆林父子馬上把酒和酒杯送了上來。他們親切交談,一高興,約翰遜又喝了一杯。倘若在頭年共和黨代表大會上約翰遜對哈姆林客氣一些,哈姆林也許這時會勸勸約翰遜別再多喝。但離任的副總統沒有勸這位馬上就要上任的副總統。到他們起身去參議院時,約翰遜又趕緊喝下了滿滿的第三杯。 
  這時,林肯總統及其夫人、內閣成員們、參議員、眾議員、最高法院法官、外國貴賓、陸海軍將領以及成群的記者和觀眾均已在場,約翰遜搖搖晃晃地挽著哈姆林的胳膊走了進來。酒精已經在起作用。離任的副總統向大家介紹了他的接任人。而這位接任人在他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中,竟醉態醺醺,大放厥詞。 
  約翰遜口齒不清地向在場的尊貴聽眾大講他自己由窮到富的自我奮鬥事跡:他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全靠自己刻苦學習,當過裁縫學徒,在北卡羅來納的地位跟奴隸差不多。他身貧如洗,背著一隻背包,步行走到了田納西,在那裡成了一名生意人,發了財,擁有了財產,然後當上了市政委員,市長,州議員,國會眾議員,州長,參議員,一步一步升上來。 
  他接著大講他怎樣感謝「人民」的養育之恩,說他之能有今天,全仗了「人民」的扶持。這時他不顧禮節,在大庭廣眾之下開始給內閣成員們訓話:「我要跟你說,你,國務卿西沃德先生,還有你,陸軍部長斯坦頓先生,還有你,海軍部長……」 
  人們都目瞪口呆,瞅著約翰遜靠在福尼肩膀上嘟嘟囔囔:「呃……海軍部長是叫啥?」 
  「韋爾斯先生。」福尼痛苦地提醒他。 
  「對,還有你,海軍部長韋爾斯先生,我要告訴你們,你們的權力都是人民給的。」約翰遜大概還想沒完沒了地講下去,但哈姆林用胳膊肘子捅他,才讓他打住了。 
  除了在場的目擊者以外,別的人也都從報紙上讀到副總統出洋相的情形。《紐約世界報》嘲笑約翰遜說:「連卡利古拉的馬也比他懂事一些。」 
  事後,約翰遜羞愧難當,逃離首都,到一個朋友的農莊躲了兩個星期。許多人以為他是藏起來繼續酗酒,其實不然。只有林肯為他辯護:「我瞭解安迪已有多年。他那天是偶爾失態,但大家不必擔心。安迪不是酒鬼。」事實上,那次就職典禮上,約翰遜是頭一次露醉態,也是最後的一次。不幸的是,這僅有的一次酒後失控的時機可謂糟糕得沒法更糟了。當他最後悄悄返回華盛頓時,總統有意避而不見。 
  當林肯1864年開始競選連任時,他提名約翰遜做他的搭檔,應該說是高明的一招。內戰時,來自南方的參議員們都紛紛站到南方邦聯一邊,主張脫離聯邦,這時只有約翰遜這一位來自南方的參議員堅決反對分裂合眾國,疾言厲色譴責那些人威脅聯邦的行徑,他的言論經常上了報紙頭版,他也就成為北方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政治明星。此後,約翰遜作為田納西州軍事長官,親自指揮了該州首府納什維爾的英勇保衛戰,擊退了叛軍,嚴懲了俘獲的邦聯分子。 
  有幾個人向林肯表示過反對意見。脾氣暴躁的眾議院領導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對林肯說:「難道你就找不出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為什麼偏要從那些該死的造反省分挑出這麼一個人?」但黨內多數領導人讚成挑選約翰遜,當然只是作為配角,而不是作為當家人。約翰遜在就職典禮上的出洋相,讓他們也懷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一個嚴重錯誤。   
  五 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2)   
  僅僅六個星期之後,到了1865年4月14日,林肯總統在福特劇院被約翰·威爾克斯·布思刺殺。這時,人們對於副總統的嘀嘀咕咕一下子爆發成一片驚慌。約翰遜一向不愛看戲,認為那是「無聊」,所以出事的那天晚上正在旅館睡覺。跟他住在一起的前威斯康星州長倫納爾·法韋爾在劇場目擊了那一慘劇,跑回來叫醒了約翰遜,讓副總統驚悉了這一消息。 
  當人們獲悉國務卿西沃德也被捅了一刀的消息時,就更加驚慌了。保安當局立即派來衛隊保護副總統,因為當時不清楚陰謀的暗殺對像有多廣。他們還不知道布思的一名同謀犯喬治·阿澤羅德特那天上午已經住進約翰遜所在的旅館房間的樓上一間房內,打算晚上對約翰遜下毒手。晚上,他還找旅館侍者細細盤問過副總統的動靜,可是到了他們約定的下手時間,即晚上10點15分,正像他的律師後來所說的那樣,「阿澤羅德特喝得酒醉如泥了」。 
  正當約翰遜剛剛驚醒過來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他的私人秘書布朗寧告訴他在門口信箱裡發現過一個字條: 
  不想打攪了。你在家嗎? 
  約·威·布思 
  據旅館侍者說,布思是那天下午來,打聽副總統及其秘書在不在,然後留下了這一字條。布朗寧曾錯誤地以為布思這字條是留給他的,因為他在納什維爾時就見過布思這名演員,如今才知道此人是刺客。這字條藏有惡毒用心,讓人以為布思與約翰遜是相識的,但它也進一步證明了副總統是差一點兒被人下毒手。這時奄奄一息的林肯已被人抬到劇院對面的彼得森大廈,約翰遜趕緊去那裡看望了垂死的總統。約翰遜小心謹慎,沒在那裡停留太久,也絲毫沒有顯出幸災樂禍的樣子。 
  翌日上午7時22分,林肯去世了。內閣立即通知了約翰遜。幾小時後,約翰遜在他下榻的旅館於肅穆氣氛中宣誓繼任總統。他的講話非常簡短又非常謙遜,說「剛剛發生的悲慘事件令我深感震驚而幾乎難以自持」。他接著說:「如此重大的責任出人意外地壓到我身上,使我感到力不勝任。」他的話缺乏令人鼓舞的力量,但這位新的首席行政長官表示決心竭盡全力承擔總統職責,這也讓觀察家們稍感欣慰。 
  約翰遜很得體地囑咐林肯夫人用充裕的時間遷出白宮。當天中午,他把林肯的內閣成員們召集到財政部開會。這批人各有各的神通,既有共和黨人又有民主黨人,只是因為都堅持對南方邦聯的戰爭而聚在了一起。在林肯手下,他們就常鬧意見。如今,曾經醉態之下訓斥過他們的人成了新的總統,要來管他們了。國務卿西沃德倒是與約翰遜政見相投,但他正在療傷。約翰遜最難對付的,就是為人傲慢而又言詞尖刻的陸軍部長埃德溫·斯坦頓,他甚至罵過他很敬重的林肯,把林肯叫做「原始的大猩猩」,還說過林肯是「該死的笨蛋」。 
  約翰遜表示他一定要繼續奉行已故總統的政策,請內閣成員們全部留任原職,指定一名臨時代理國務卿。那個下午就有一些麻煩事要處理。要抓捕兇手。許多人埋怨斯坦頓不該不派人到劇院保護林肯,這時斯坦頓要求約翰遜讓他負責此案的調查。約翰遜馬上同意了。很快,斯坦頓就抓獲了全部案犯,僅一人漏網。布思因拒捕而被擊斃。 按照斯坦頓的建議,約翰遜下令將案犯交付軍事法庭嚴加審訊。總的看來,頭一天的事還算順利。 
  刺殺危機處理了,約翰遜著手日常政務。他任命了弗吉尼亞州的臨時州長,宣佈了對原邦聯人員的大赦。但他隻字未提一個棘手問題,即已獲解放的奴隸是否該授以選舉權。內閣成員在這一問題上意見分裂成兩派,無法統一。約翰遜聽取了雙方的意見,未徵求國會的意見,就自己拿主意,決定此事交各州自行處置。 
  約翰遜並不是偉人。他沒能擺脫自己青少年時期受到的種族主義影響,又認為南方走上邪路只能責怪少數貴族式的莊園主。他體會不到南北之間怨恨之深,無法鑄就一個新時代。正如林肯所說,約翰遜是一個好心人,但有局限。他生性固執,一心只想盡快讓南方得到恢復,而聽不進批評意見。 
  在初步行使行政權以後,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他迅速對南方各州發號施令,大手大腳動用他的赦免權。報紙不斷報道成群的幹過壞事的原邦聯分子湧向白宮爭取得到赦免。據報道,有一個名聲不大好但很會做生意的寡婦為這些人充當經紀人,得到了約翰遜的合作。還有人說約翰遜對南方人寬大無邊,甚至打算赦免當時在押的原南方邦聯總統傑斐遜·戴維斯。 
  日復一日,約翰遜戰時的英雄氣概和反對國家分裂的勇氣漸漸消失。原南方邦聯分子曾視他為敵人,如今卻視他為救星。而他的北方朋友們前兩年迅速把他抬舉上來,如今則同樣迅速地對他疏遠而去。   
  五 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3)   
  國會當時正處於暑期休會期。國會議員中的激進派一向主張嚴懲南方叛逆分子,這時見到約翰遜的舉措,感到驚恐不安。早就對林肯提名約翰遜為副總統候選人感到不滿的史蒂文斯這時向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抱怨說:「難道就沒有辦法阻止華盛頓的那位總統的胡作非為嗎?」他斷言約翰遜會在國會復會之前「加冕稱王」。薩姆納到白宮要求賦予已解放的奴隸以全部公民權。但約翰遜拒絕做任何讓步,堅持說選舉權問題向來是由各個州自行處置。更糟的是,這位總統還誤以為薩姆納的帽子是痰盂。激進派議員們感到約翰遜是不可理喻的了。國會秋季復會後,反約翰遜的一派爭取讓國會通過他們自己提出的南方重建計劃,想以此挫敗約翰遜的計劃。 
  約翰遜決不願意把處理南方重建問題的權力拱手讓給國會。他先是否決了國會通過的要擴大已解放奴隸事務管理局的權限的法案,接著又否決了國會通過的要賦予南方黑人公民權的法案。在第一次,他的否決站住了,但在第二次較量中,兩黨絕大多數議員聯合起來,推翻了總統的否決。只有四名共和黨議員站在他一邊。約翰遜慘敗了。 
  這時,以斯坦頓為首的幾名內閣成員開始公開表示不同意總統的主張。斯坦頓不執行總統的指示,試圖另搞他自己的一套南方重建計劃。他跟他在國會中的盟友秘密討論如何遏制總統的權力。他的背叛行為還不止於此。1866年7月,在討論路易斯安那州賦予黑人以公民權的新奧爾良代表大會的前夕,有一封緊急電報警告說當地復仇心切的邦聯分子有暴亂的危險,斯坦頓竟然把這封電報扣留下來,不讓總統知道。結果,約翰遜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暴亂造成40人死亡,140多人受傷。更糟的是,約翰遜還表示過懷疑新奧爾良代表大會的代表們的合法性,曾指示路易斯安那州司法部長阻止一切非法集會,這就在無意之中給暴亂分子打了氣,人們指責約翰遜應對這一慘案負責。 
  公眾日益感到驚慌。約翰遜跟國民拉開了距離。許多人甚至相信是他策劃了林肯遇刺一案。林肯的遺孀瑪麗·托德·林肯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就憤怒地寫道: 
  那個可悲的酒鬼約翰遜事先就得知我丈夫要死——要不然他信箱裡怎麼會有布思那個字條,他們一定早就認識——我有一個痛苦的想法,揮之不去,總覺得他瞭解那些陰謀分子,那些人也知道他們後台是誰……我確信約翰遜在這一切背後插了一手。 
  約翰遜總統錯誤估計了民眾情緒,決定直接呼籲人民支持他。他拖著西沃德和韋爾斯做伴周遊一系列城市,到處發表政治演說,痛斥那些反對他的人,頌揚他自己的政策。格蘭特將軍也被迫隨行,但一路上總躲在火車廂裡喝悶酒。人群見到這位內戰英雄就歡呼,但對約翰遜不感興趣,喝倒彩。約翰遜這趟宣傳活動算是自討沒趣。 
  國會中期選舉後,反對約翰遜的議員更多了。他持續不斷地否決國會的議案,否決咨文又臭又長(這種否決居然有29次之多),可是他阻擋不了國會的舉動。正如《紐約世界報》所說,「總統可以在理由上駁倒國會,可是國會能有足夠多的票數推翻他的否決。」他們往往在總統否決的當天就予以推翻,有時甚至不出半個鐘頭。 
  國會對總統的厭惡日甚一日。議員們開始議論是否要彈劾總統。按照憲法,總統若有叛國行為、受賄或其他罪行或不端行為,國會可以通過彈劾這最後一招把總統搞掉。這種極端的步驟以前還從未採取過。然而這是十分嚴肅的事情。1867年1月,一些熱衷於搞垮約翰遜總統的議員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馬薩諸塞州選出的眾議員本·巴特勒為首,負責調查總統的行動。他們細查約翰遜的飲酒情況和銀行存折,重新審查了約翰遜與刺殺林肯的兇手布思有無關係以及約翰遜與原南方邦聯總統戴維斯有何聯繫。 
  特工部門首腦拉斐特·貝克透露,在布思屍體上發現的日記中,有18面被撕掉了。巴特勒嚴厲追問:「是誰撕毀了這日記本?是誰扣下了這一證據?是誰因為口袋裡有這本日記,裡面至少載有本案主要陰謀分子的想法和目的,因而迫使一名無辜婦女上吊而死?」約翰遜對日記本缺掉這麼多頁也很關心,對此進行調查。斯坦頓報告說,失去的那些頁從來未曾到過政府手裡。 
  然而,形勢還是令人害怕的。假如國會要總統停職到彈劾審理結束,怎麼辦?有些支持約翰遜的人建議調兵來進行武裝抵抗。儘管總統並不打算採取這樣的行動,但不少人仍紛紛傳言他可能這樣做,謠言傳佈甚廣。 
  斯坦頓的國會朋友們不願把寶僅僅押在彈劾一舉之上,又擔心約翰遜把斯坦頓撤職,就讓國會通過了《任職法案》,其中規定,未經眾議院同意,總統不得將任何內閣成員免職。但該法案對內閣成員的保護僅限於「任命他們擔任現職的總統的任期之內,或其後一個月」。斯坦頓本是林肯任命的陸軍部長,約翰遜是留用了他,所以許多人認為他不受此法案保護(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五 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4)   
  約翰遜又得針鋒相對進行一次否決。在內閣討論此法案時,連斯坦頓也表示反對,正如後來別人指出的,他認為這會對行政部門的權力造成威脅。總統說他因風濕病胳膊難以寫字,就請這位陸軍部長代他起草否決咨文,但斯坦頓把這差事推給了國務卿西沃德。 
  當然,斯坦頓沒有理由弄髒他的手,因為他知道國會會很快推翻這一否決。事實果然如此。事情的運轉如此之快令人驚訝,所以一位觀察家聽到別人告訴他:「我們再也不會注意他約翰遜說些什麼。」 
  由春至夏,國會一直推遲召開彈劾聽證會,因為仍需搜尋過硬的證據來反對約翰遜。來自俄亥俄州的眾議員詹姆斯·阿什利一再保證他能辦到這一點。反對約翰遜的這些人處心積慮要指控約翰遜有罪,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找到一個已定罪的作偽證者,說只要他出來作證,就答應赦免他。可是這個傢伙不傻,他知道從哪裡最容易得到赦免。他徑直跑到白宮,和盤托出了那樁骯髒故事。約翰遜將之公佈於眾,打贏了這一回合。 
  此時,約翰遜瞭解到斯坦頓在新奧爾良暴亂之前扣壓電報,很快又發現這位陸軍部長還扣壓了另外一些重要消息。斯坦頓不同意約翰遜的政策,早已不是秘密。如今又證明了他在積極操縱一些人從政治上搞垮總統的活動,是內閣中的叛徒。約翰遜理所當然地開始考慮怎樣把他清除掉。 
  約翰遜趁有人收買作偽證者的新聞炒得正熱的時機,開始行動。1867年8月5日,他正式要求陸軍部長斯坦頓辭職。斯坦頓傲然拒絕。總統讓他先懸了幾天,然後讓他停職,請格蘭特將軍暫時代理陸軍部長之職。這些做法至少從字面上講是符合那個新的《任職法》的。格蘭特於國會休會期接替了期坦頓的職務。 
  事態和輿論看來變得有利於約翰遜了。阿什利遲至11月末才提出了人們期待已久的彈劾報告,但它讓人們感到幾乎像是一個癡迷於陰謀故事的人的胡言亂語。雖然他斷言他確信死於任職期間的總統,包括林肯在內,都是被他們的繼任者毒害而死,但他又承認,他沒有找到能讓大多數人信服的具體證據。《哈潑斯週刊》嘲笑說:「我們不禁想到阿什利先生是興奮得過了頭。」彈劾的動議失敗了。 
  可是這勝利並不實在,也為期不長。1868年1月13日,眾議院命令格蘭特將陸軍部長一職交還給斯坦頓,格蘭特欣然照辦了。約翰遜氣得破口大罵,恨透了格蘭特。 
  這總統已被逼得無路可走,只有跟他的敵人對著幹。他不再顧及那個《任職法》,而是直截了當,任命陸軍副官長洛倫佐·托馬斯為新的陸軍部長。他想倒過來逼使國會上法庭跟他打官司,因為他確信《任職法》是違憲的。即使法庭裁定它並不違憲,他也是被逼得無奈而跟他的敵人鬥,顧不上後果如何了。他畢竟是合法就任的合眾國總統,該讓內閣和國會都明白這一點了。 
  托馬斯將軍奉總統之命到陸軍部,向斯坦頓遞交了將其解職的公函。斯坦頓坐在沙發上咬牙切齒地說:「你是要我馬上離開,還是允許我再呆些時候清清我的東西?」托馬斯寬大為懷,同意過些時候再來。 
  這時斯坦頓在格蘭特的幫助下,決心堅守陸軍部,不許任何人再闖進來。消息傳開了,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也急忙趕來支援斯坦頓。另一些人發來了聲援信。最令人難忘的是查爾斯·薩姆納的簡短電報:「守住。」 
  國會得知約翰遜這一最新的「違法行為」後,群情激憤,反約翰遜情緒達到歇斯底里程度。史蒂文斯咆哮說:「我不是早就說過嗎,如果你們不打死這頭野獸,它就會咬死你們。」他們認為這一次是把約翰遜逮著了,因為在他們看來,約翰遜顯然是違反了法律。他們並不想讓最高法院做裁決,彈劾的呼聲又響遍了華盛頓。 
  那天晚上,托馬斯參加一個舞會,揚言他將在第二天早上接管陸軍部。可是第二天早上他還沒有起床,斯坦頓就派警察來逮捕他。他報告了總統,總統激動地說:「很好,我正是希望他們鬧到上法院。」他叫托馬斯服從傳票,到司法部長那裡交了5000美元保釋金。 
  托馬斯這一折騰浪費了好幾個小時。等到他再來到陸軍部時,斯坦頓早已擺好架勢,命令他走開。托馬斯不走,雙方僵持了一會兒。這時托馬斯說:「下次你再要逮捕我,別讓我空著肚子走。」斯坦頓摟著他的脖子,吩咐拿威士忌來。於是兩人坐下來飲酒,靜觀局勢下一步如何演變。 
  國會說服了斯坦頓,叫他不要再對付託馬斯,同時以驚人的速度(三天多一點時間)趕寫出一項彈劾動議,羅列了總統一系列罪名。決心趁自己嚥氣之前幹掉「這頭野獸」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認為這罪狀還不夠充實,在他建議之下,又補充了另外兩條罪名。   
  五 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5)   
  總統卻對此處之泰然。這位裁縫出身的總統照常衣冠楚楚主持白宮的宴會,甚至還邀請國會領導人來白宮參加一次招待會,免得他們以為自己嚇得腿發抖。去過白宮的人看不出約翰遜有焦慮的表情。私下裡,約翰遜咒罵他的敵人,還驕傲地宣稱:「我做得對,我要堅持。我決不讓美國政府淪為專制主義。」 
  彈劾總統的聽證會來到了,人們爭著要票來旁聽這一世紀奇觀。警察把成群的婦女和黑人攔在大門外面,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就在外面抗議。1868年3月30日,聽證會首先由來自馬薩諸塞州的眾議員本·巴特勒發言。他領導過第一次的彈劾委員會,以擅長於法庭上裝腔作勢而聞名。他宣讀了一篇咬文嚼字的證詞,談了總統該受彈劾的罪行,接著又講了一通法律上的道理,說明為什麼不能讓約翰遜有權利來考驗新的法律是否違憲。這些文章讓聽眾聽得昏昏欲睡。最後,他才讓聽眾聽到了他們想要聽的東西。 
  巴特勒怒喊道:「靠了最凶殘的謀殺,他才得以登上總統職位,他是刺客選上去的,不是人民選上去的。」這就是那個老話,指責約翰遜是刺客布思的同謀。熱心於反對約翰遜的人一直千方百計要搜索實在的證據,月復一月,費盡心機,然而仍然是什麼東西也拿不出來。 
  政治情緒開始轉向。對約翰遜的責難顯得是拼湊出來的,國會的激進派顯得是走過了頭。隨後的幾位證人都沒有對巴特勒的開場白做什麼補充,只是發出了奇怪的語言,例如說什麼 
  應該把約翰遜「放逐到南方天空的黑洞中去」。為總統辯護的人則以冷靜的邏輯說明總統完全有權利不同意國會多數人的意見。 
  1868年5月16日,參議院最後就彈劾動議進行表決,結果是35票贊成,19票反對,比定罪所需要的2/3的多數僅僅差了一票。就這樣,彈劾動議以一票之差失敗了,約翰遜得以名正言順地繼續擔任總統直至任期屆滿為止。大多數參議員都是遵照黨派的立場投票。所有的激進派都認為約翰遜「有罪」,所有的保守派和民主黨人都認為他「無罪」。有7名穩健派共和黨人私下裡得到了約翰遜將不會進一步阻撓國會的南方重建計劃的保證以後,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給他定罪,而不同意彈劾。一名激進的記者悲歎道:「認為總統無罪的參議員恰好夠數,一個不多又一個不少,怎麼會這麼巧呢?」巴特勒也感到難以置信,曾對那7名投了「無罪」票的共和黨參議員做過調查。 
  約翰遜贏得了勝利。他立即讓陸軍部長斯坦頓辭職。這一次斯坦頓害怕有人來抓他,趕緊撤離了辦公室。約翰遜的勝利鞏固了總統的地位。 
  然而,就在約翰遜擊敗了彈劾動議以後,他自己的民主黨卻沒有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競選連任,這使他感到憤怒和傷心。他沒有認識到,從全國來看,國民的需要和意向已不同於那些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田納西州東部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當他的任期結束、格蘭特就任新總統時,他記恨於格蘭特對他的背叛,竟不顧慣例,拒絕出席新總統的就職儀式。相反,他發表了一篇向「人民」告別的演說。《紐約先驅報》譏諷說這篇演說「更適合於田納西的某種政治集會」。 
  田納西州的民眾始終忠誠於約翰遜,最後還讓他重返政治舞台。1875年,該州將約翰遜推選為美國參議員。當過總統之後再當參議員,他是僅此一人。他一返回參議院座席,就站起來反對參議院討論格蘭特總統的南方重建政策,說參議院無權這樣做。這時,他的老對手斯坦頓、史蒂文斯和薩姆納均已離開了人世。 
  約翰遜得到了最後發言的機會,對此感到慰藉。幾個月之後,他平靜地逝世了。 
  附錄 
  安德魯·約翰遜總統 1867年12月12日 
  對合眾國參議院的講話 (摘錄) 
  斯坦頓先生籠統地提到憲法「合眾國和法律」,說它們使他產生的公職責任感,迫使他拒絕承認總統有權讓他停職。關於憲法讓他產生的責任感,下面再說。關於「合眾國法律」讓他產生的責任感,他所指的肯定不是關於設立陸軍部的那項法律,因為那項法律授予總統不受限制的權利來撤換陸軍部的負責人。惟一與問題有關的另一項法律,就是國會1867年3月2日推翻總統的否決而通過的《任職法》,斯坦頓先生心甘情願地維護這項法律。 
  這項法律之中,並沒有一條規定說任職的官員非留在職位上不可。它只禁止撤職,但未禁止辭職。斯坦頓先生可以隨時辭職,主動辭職或按照要求或命令辭職均可,他完全有自由。就看他選擇或者喜歡哪一種。這裡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法律義務…… 
  這並不是頭一次請斯坦頓先生考慮這項法律的條款。像其他法案一樣,它也曾提交總統審批。按照我一貫做法,我把它交給我的內閣徵求意見,看看我是否應該批准它。這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所以我自然要依靠司法部長的意見以及曾經擔任過司法部長的斯坦頓先生的意見。   
  五 約翰遜膽子大起來了(6)   
  我的內閣的所有成員全都告訴我這一法案是違憲的。大家對於這一點均無懷疑和保留,而斯坦頓對這項法案的譴責最為詳盡和有力。他談到憲法的條款,談到國會的辯論……談到歷屆政府對憲法的運用,指出這一切都說明撤職的權利是憲法賦予總統的。他又談了他本人很有份量的見解,向我建議說,我有責任捍衛總統的權力使之不被篡奪,該否決此法案……他當時是本著憲法使他產生的公職責任感而發表了他的意見…… 
  在這一切之後,我真沒有想到斯坦頓先生在8月12日怎麼會採取另一種立場……我費了很大的勁試圖改變我自己的看法,但這樣的一種改變怎麼也辦不到……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1)   
  「而今我是總統。現在我有機會幫助每一個孩子受到教育……讓每一個家庭有像樣的住房,讓病人得到醫療,讓老人得到尊嚴。」 
  林登·約翰遜,越南戰爭和「偉大社會」 
  林登·約翰遜6英尺3英吋的高大身軀仰臥在得克薩斯牧場一片空曠的草地上。他那對異常之大的耳朵聽見嘈嘈雜雜的音響。他想要起身迎接那些說話的人們,可是他的手腳不聽使喚,抬不起來。他抬起頭,只見成千的人向他跑來,喊叫「懦夫!叛徒!軟骨頭!」他們手裡還拿著石頭。 
  約翰遜回憶說:「好像是羅伯特·肯尼迪跑在前頭,向大夥兒說我背叛了約翰·肯尼迪對南越的承諾。說我讓一個民主國家倒向共產黨人的手中。說我是一個懦夫。說我是一個沒有男子氣概的男人。沒有脊樑骨的人。」石頭向他飛來,他準備挨砸。這時他醒過來了。這是總統常做的噩夢。 
  1965年3月2日,100多架美國F-105、F-100和B-57飛機加速飛越南北越之間的非軍事區。120秒鐘之間,400多噸炸彈飛向了目標——北越的一個彈藥堆積地。按照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命令。「滾雷」行動開始了。美國開始了對北越的戰爭。 
  約翰遜總統對如此大規模展示美國空軍實力的行動並不怎麼欣賞。他說:「我根本不覺得它令人激動。」他認為「大炮和炸彈、火箭和軍艦都是人的失敗的象徵」。他真正感到激動的,是他的「偉大社會」計劃——讓少數種族的人得到選舉權,提高聯邦政府對學校的資助,讓窮人和老人得到免費的醫療照顧;而惟一阻礙他實現這一計劃的,就是「那個該死討厭的國家」越南。 
  越南阻礙約翰遜實現他的國內計劃,以前已經有過一次。那是約翰·肯尼迪命令他出差去越南,他無權拒絕。畢竟,196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勝利者是約翰·肯尼迪,而不是他約翰遜。 
  對於競爭性強的約翰遜來說,給肯尼迪當副手是挺痛苦的。他有時情緒低落,起床都困難,還得靠別人扶他起來活動活動胳膊。但是當肯尼迪總統提出他的「新邊疆」施政方針時,作為副總統的約翰遜覺得有理由早起了。 
  肯尼迪在種族主義和貧困這兩個問題上,跟國會鬥,這讓約翰遜來勁了。經歷過艱難生活的約翰遜早就盼望掃除美國的這些禍害,這兩方面的問題,他在貧窮的得克薩斯都見過了許多。他確信肯尼迪會需要他的支持。他們兩人都知道,要讓「新邊疆」在國會得到通過,約翰遜能幫上大忙。 
  可是肯尼迪並不在乎約翰遜曾是參議院的老手。他在乎的倒是他的副總統在他身邊像一隻陰沉沉的禿鷹翱翔。肯尼迪曾抱怨說:「我受不了約翰遜那拉長的臉。內閣開會,他一進來就坐在那裡,臉繃得緊緊的。」這總統總是想方設法把他的副總統打發得遠遠的。派他到東南亞走一趟,不失其為上策。 
  在飛往南越的途中,約翰遜一直生悶氣。他知道他本來可以在國會做更好的事情。副總統不順心,動不動就對人發火,甚至曾命令他的一名忠誠助手滾出飛機去。「咱們可是在大洋上空哪,」那助手聲明了這麼一句。約翰遜吼道,「我可不管他媽的這一套!」 
  當車隊駛出西貢新機場時,約翰遜還是悶悶不樂。可是他見到一路上都有人向他表示歡迎,心情也好轉了。他還在半路上多次下車,伸出手來跟當地的人們握手,還把美國參議院的通行證交給一些孩子,對他們說:「讓你們的爸爸媽媽帶你們去美國國會,看看政府是怎樣工作的吧!」 
  車隊走走停停駛向西貢時,約翰遜還給人群分送打火機和鉛筆,鉛筆上印有一行字:「你們的參議員林登·約翰遜向你們致以問候,祝萬事如意。」約翰遜希望他自己國內萬事如意吧。 
  肯尼迪當然是想要把約翰遜打發走,但他也確實給副總統佈置了任務。當時在南越已有692名美國軍事「顧問」,他們是艾森豪威爾派去的,因為艾森豪威爾擔心南越落到北越共產黨人手中。肯尼迪給南越「總統」庭艷寫了一封信,許諾要派去更多的美國軍事人員。他讓約翰遜把此信面交吳庭艷。 
  到吳庭艷於1963年11月遇刺身亡時,肯尼迪已向南越派去15000名軍事「顧問」。吳庭艷死後三個星期,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也遇刺身亡,約翰遜繼位為總統。這位約翰遜總統最心煩的事就是那兩位死者在越南留下來的軍事亂攤子。 
  約翰遜把東南亞放到一邊,立刻轉向國會。他如今可以放開手腳施展他的立法本領,克服了南方參議員們的阻撓,讓國會通過並由他簽發了一項民權法律,比肯尼迪所能辦到的水平高得多。在把肯尼迪「新邊疆」目標達到了以後,約翰遜開始策劃和協調他自己要向國會提出的立法日程。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2)   
  這計劃是純約翰遜的,既宏偉又大膽。它是美國立法史上最大的改革計劃。目標就是堅決要純潔城市,美化鄉村,讓國民擺脫種族主義和貧困。 
  他的計劃包括一百多項法案,他細心策劃如何讓它們一項一項地通過國會。如此宏偉的計劃工作,只有富蘭克林·羅斯福能與之相比。但即便是羅斯福也不如約翰遜在國會有那麼大的本事。約翰遜在國會幹了30來年,他給許多議員都幫過忙,這些人都等著還他這份人情。他打算把放出去的人情債收回來,用於他的「偉大社會」。 
  可是在1965年初,正當他打算開始向國會放出他的立法洪流時,越南這個禍害又鬧起來,大有將他的洪水吸乾之勢。從就職以來,約翰遜就一直希望南越人「伸出他們的頭腳,打進那些叢林,把該死的共產黨人趕出去」。 
  可是南越人連一個鬼也沒有趕出去。越共日益得勢。每一位負責美國國家安全的顧問都堅持說,如果總統繼續不關注這場衝突,南越就會陷落到共產黨人之手。 
  當這些顧問建議實施「滾雷行動」,即對北越逐步實施大規模地毯式轟炸的計劃時,約翰遜勉強地同意了。可是,當他的顧問麥克喬治·邦迪告訴總統,這一決策應當「讓足夠多的人知曉以便能使之有序執行」(就是不受國會干擾)時,約翰遜馬上一口拒絕了。 
  全球衝突是邦迪玩的球賽,而約翰遜的球場卻在國會。「滾雷行動」在越南會打出什麼樣的局面,約翰遜並無把握,但這位國會高手預見到此事一鬧到國會,就會造出一個殘局,那就是他的「偉大社會」計劃會毀在鷹派人士之手。 
  當時冷戰仍處於高潮,國會裡的鷹派仍然可以煽起反共偏執狂。只要他們發現美國已在越南開始一場戰爭,他們的叫囂就能把「偉大社會」淹沒掉。約翰遜相信這些人會說,「我們必須首先打敗那些不信上帝的共產黨人,然後才能操心無家可歸的美國人。」 
  這些鷹急於把他們的爪指向約翰遜。約翰遜已經在民權法案上打敗他們,又在1964年總統選舉中鬥敗了鷹派中的一位人物。鷹派覺得整垮約翰遜的寶貝嬰兒——「偉大社會」——將會是一次痛快的復仇。約翰遜不想冒此風險。他覺得只有一個辦法避開這些鷹,那就是假裝戰爭並未開始。「滾雷行動」要保密。 
  可是一天之後,《紐約時報》就報道說,美國「已經決定在越南發動一場不宣而戰和不加說明的戰爭」。約翰遜氣得要死。他天天都教訓手下的人「絕對保密。絕對不許走漏風聲」,可是情報還是洩露了,令他怒不可遏。 
  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向總統說:「我簡直不明白怎麼會捅出去,糟透了。」 
  「鮑勃,該查出來予以撤職,」總統向麥克納馬拉指示,「我們要嚴辦。」 
  儘管消息洩露,轟炸已在進行之中,鷹派瞅著「偉大社會」蠢蠢欲動,但約翰遜仍然抵擋了他們,辦法是撒謊。他對國會領導人說衝突根本沒有升級。總統這麼說了,鷹派想發難也得三思而後行:約翰遜這頭「參院老公牛」仍然有權有勢,能砸爛他們在國會的前程。在國會山,人們對越戰升級議論紛紛,可是約翰遜仍然控制了局勢。「偉大社會」的幾十項法案出台了,包括:控制空氣、水和噪音污染的幾項法津;食品券和住房法案;照顧弱勢群體的贊助性行動;土地保護措施;新內閣職位;較公正的移民法;設立國家藝術捐款、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和公共廣播公司。 
  隨著約翰遜「偉大社會」夢想一步步接近實現,他的越南噩夢也一天天加劇。約翰遜本來希望空戰能把對手擋過去——「最初頑強抵抗,然後勢頭走弱,然後胡志明急於住手」。但是,「滾雷」毀的地方越多,越共的戰鬥也越是放肆。 
  這時約翰遜發現他有必要戴上他的另一頂帽子——最高統帥。如果他要用他的「偉大社會」改變整個美國,他肯定也能防止共產黨人統治整個越南。 
  在國會山忙碌了一天,筋疲力盡的約翰遜對一個朋友說:「我現在真想來點威士忌和飲料。可是不行。我今晚還得指揮飛機出擊。」他進入白宮情報室,要把一切都弄個明明白白。在這地下室沒有窗子的掩蔽部中,他用手在牆上的越南地圖上指指點點。 
  他指著峴港北面一座橋問道:「炸毀這個要用多少噸炸彈?」又問:「它對北越人有多大重要性?」如此等等,問個沒完。連轟炸一處戶外廁所也得經他批准。 
  總統對指揮轟炸入了迷。他天天凌晨3點半起床,檢查他的「孩子們」在越南的戰績。但是他的「孩子們」依然在輸,不論總統費多大的勁,戰爭仍然在步步滑脫控制。需要有點別的事使他堅持下去,約翰遜就緊緊抓住他的「偉大社會」。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3)   
  「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一百天!」約翰遜歡呼他的「偉大社會」計劃在第89屆國會頭一百天取得的勝利。計劃雖然尚未完成,但已碩果纍纍。眾議院已通過他提出的讓老人和窮人享受「現代醫學奇跡」的法案,這法案已送交參議院審議。他提出的選舉權法案已通過了委員會審議階段,約翰遜相信不久後非洲裔美國人就會有權走進投票站。 
  為慶祝這些成果,他榮歸故里,飛回他的得克薩斯牧場。從他的私人飛機——他把它叫做「空軍一號半」——往窗外看,他知道下面的公路兩旁都種上了花,這是他的《公路美化法》給家鄉帶來的禮物。但最令他興奮的,還是等待著他的一次重逢。 
  36年前,當時才20歲的林登·約翰遜來到得克薩斯州科圖拉這個又窮又破的小鎮當小學教師。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選擇別的職業。華氏110度的高溫讓衣衫濕透,木棚房子則被烘得幹幹的。校園的操場儘是塵土,沒有任何設施供學生們鍛煉和娛樂。由於種族隔離,這一座墨西哥裔兒童的學校成了國家不關心的邋遢地方。 
  但是約翰遜這位新來的負責五、六、七三個年級的教師決心要讓他的學生們受到更好一些的教育。這些移民的工人子弟處境是苦的。他們早上來學校時還吃不上任何早餐,而他們臉上的表情,據約翰遜回憶,是一種疑惑:「為什麼人們不喜歡我?為什麼就因為我的皮膚是褐色的,他們就討厭我?」 
  每天早上他都巡視一周,問學生們完成了家庭作業沒有?如果女孩子說沒有,他會訓斥她們,讓她們下課後留校寫作業。對沒有完成家庭作業的男孩子,他會揪他們的耳朵。據一個學生回憶說,「痛得要死哩。」他嚴格要求孩子們說英語。倘若哪個學生用西班牙語向他說「早安」,他會讓這孩子弓著身,用棕櫚樹枝打屁股。 
  然而孩子們都敬愛這位來自約翰遜城的約翰遜先生。他創辦了一個辯論社團,組織了拼讀單詞比賽,開始教學生打棒球和參加田徑賽,還給學生籃球隊當教練,給學生樂隊當指揮。他甚至給學校工友輔導英語。一個學生回憶說:「我們許多人都覺得他對我們太好了。我們希望從他那裡學到許多東西。這真像是老天賜福。」 
  飛機著陸了,與約翰遜重逢的,是他以前的學生們。約翰遜說:「在1928年,我從來沒有想過,到1965年,我又會站在這裡。」當著學生們的面,他簽署了「偉大社會」的第一項重大法律,使聯邦政府給各級學校的經費增加一倍。約翰遜相信他的學生們的子女將會從中受益。 
  約翰遜夫人在日記中寫道:「這是可以用金黃色圓圈圈起來的一周。讓我們記住它吧,因為此後會有許多周要用黑圈圈的。」此後許多周,約翰遜的確很苦,白天為「偉大社會」奮鬥,夜裡又得跟越共打仗。美國已不再注意約翰遜在內政方面的勝利,這對他來說是不幸的。 
  專欄作家們在報紙上猛烈指責約翰遜在進行一場隱蔽戰爭。各地大學校園裡儘是集會,抗議約翰遜在越南戰爭中的做法。華盛頓紀念碑周圍老有遊行示威。著名歌手瓊·貝茲高唱要和平,集會上演講的人呼籲「立即停止轟炸」。約翰遜在1964年大選中是以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多數票當選總統,而一年之後,民眾對他的支持已變成了一片堅決反對之聲。 
  約翰遜原先擔心的是國會中的鷹派,而如今鴿派也對他不客氣。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公開批評了總統的秘密空戰以後,約翰遜向富布賴特談心說,「你不該出來反對我。」要對付羅伯特·肯尼迪也不那麼容易。這位前總統的弟弟很倔強,約翰遜儘管善於說服人,卻說不服他。他在參議院警告說,約翰遜把「幾十萬美國軍人」投入越南衝突,「很容易導致核戰爭」。 
  國會山很快就可能爆發一場戰爭問題的辯論,約翰遜真是憂心如焚。他知道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國會山的人就會迫使他專打海外那場戰爭,為此而放棄他對國內貧困的戰爭。他的「偉大社會」之夢就會半途而廢。 
  約翰遜預言:「啊,我能想見會是如此。軍號聲吹散了最佳改革者的希望和夢想,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多的是。」當他才5歲的時候,他的祖父曾抱著他講故事,告訴他19世紀末的美國西班牙戰爭如何摧垮了平民黨的改革。到他十來歲時,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改革又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告終。第二次世界大戰則讓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列車脫了軌,那時約翰遜已是美國眾議員。如今,他的「偉大社會」看來又會毀於越南戰爭。 
  約翰遜與那些前輩的惟一不同之處在於他會撒謊。他一輩子玩政治,撒謊本領之高是任何人所不及的。羅伯特·肯尼迪抱怨過,「每次我跟他談話時,他總說謊,甚至沒有必要時也說謊。」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4)   
  約翰遜明白他對越共的轟炸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到這個時候,投到北越的炸彈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到歐洲的炸彈的總和。再拒不承認「滾雷行動」的真相,只會使總統丟臉。 
  約翰遜說:「白天處處費勁挽救臉面,到夜間會連屁股也丟了。」 
  然而謊言在國會還是起作用。國會裡誰也不會天真到完全相信約翰遜對戰爭的否認。但是總統貶低越南問題,國會就沒有什麼理由辯論他在東南亞的做法。逼總統端出越南問題,就等於把他叫做撒謊者。無論是鷹派還是鴿派幾乎都還不想把事情弄到那步田地。 
  到1965年夏季,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已進入最後策劃階段。形勢似乎不錯。約翰遜比任何其他政治領導人都更想改善更多人的生活,他的夢想似乎有望實現。他相信「偉大社會」能挽救他的聲望。他說:「我打從心眼裡知道美國人民是愛我的。我為他們做了那麼多,給予了那麼多,他們怎能不愛我呢?」 
  約翰遜甚至認為北越人有朝一日也會像他的墨西哥裔學生一樣地愛他。他設想過給北越送去高質量的醫療和教育計劃。他贊成投資10億美元開發湄公河,建設水壩,給貧窮的村民送去水、電和糧食。他預言過:「我們要讓湄公河變成又一個田納西河流域。」 
  雖然約翰遜認為北越也可以變成一個「偉大社會」,但胡志明卻另有計劃。在夏天雨季開始時,越共發起嚴厲的攻勢。由於雨大,執行「滾雷」任務的飛機無法瞄準目標進行轟炸。南越軍隊崩潰了。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向總統報告說:「我們的處境一團糟。」 
  麥克納馬拉建議總統到國會,要求徵召後備役兵員235000人,將正規部隊擴編375000人。麥克納馬拉認為,若總統採納這一方針,那麼就「還很有希望在一段合理時間之內在越南實現一種可以接受的結局」。 
  約翰遜知道他不能不派出更多的美軍部隊。他不可能撤出越南。美國還從來沒有打輸過一場戰爭。約翰遜不想成為第一個打敗仗的總統。但戰爭這一次升級,要想再欺騙國會就更難了。而且這一切都得要錢。 
  麥克納馬拉建議約翰遜向國會要求一大筆撥款來彌補這一升級的費用。打仗是要花錢的,而美國從納稅人那裡收來的錢最終都得經過國會同意才能撥用。約翰遜知道國會會同意為越南戰爭撥款 ,但會削減他的「偉大社會」的經費。 
  這就是要在「大炮」和「黃油」之間做出選擇。聯邦政府根本沒有那麼多的錢既在海外進行一場軍事戰爭又在國內進行一場社會戰爭。這時,醫療保健法案還卡在參議院,即使它最終由國會通過了,它需要的經費也會沒有著落。「偉大社會」其他的大部分計劃都會得不到起跳的經費。 
  眼看著自己的夢想即將告終,約翰遜情緒低沉。「他成了一個痛苦的人,」他的副官比爾·莫耶斯回憶說,「他往往陷入沉思,悵然若失。」他又退縮到自己的床上,莫耶斯發現他老用毯子蒙著頭。約翰遜對莫耶斯說,他覺得自己似乎掉在路易斯安那的沼澤地裡並往下沉。 
  有一天清早5點半鐘,約翰遜在床上摔打自己碩大的身軀,喊叫「我不得不徵召60萬小伙子,讓他們離開家離開親人哪!」可怕的叫喊驚醒了他的夫人。她在日記中寫道:「他那樣高聲喊叫,彷彿不只是叫給我一個人聽。」 
  總統夫人知道她丈夫是因為他很快要宣佈的這件事而苦惱。她在日記中寫道:「他對這件事一點胃口都沒有。這不是他想要的戰爭。他想要的,是向貧窮、愚昧和疾病宣戰,那才值得為之獻身。」 
  1965年7月28日,約翰遜總統走上白宮東廳講台,那裡正舉行記者招待會,但約翰遜知道他的講話更適用於國會的一次兩院聯席會議。「我並不認為將我們的青春花朵,我們的優秀青年,送上戰場,是輕鬆的事。」他告訴記者們。對於戰爭的代價,他有親身體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第一位離開眾議院的舒適環境而奔赴前線的國會議員,投入了南太平洋的戰鬥。「我想我也知道,他們的母親會怎樣哭泣,他們的親人會多麼悲傷。」 
  當他講到數字時,他有意壓低。他告訴記者們,他只增派兵員5萬人。他堅持說這是例常的部署,並不是現行政策的改變。他撒謊。 
  「再說說別的事,」約翰遜接著講,「現在我有機會幫助每一個孩子受到教育,幫助每一個黑人和每一個美國公民得到平等的機會,讓每一個家庭有像樣的住房,讓病人得到醫療,讓老人得到尊嚴 。這是我為之奮鬥的事,是我從童年時代起畢生所希望的東西,我不希望看到這些夢想……淹沒到殘酷戰爭的浪費性破壞之中。我要盡我力所能及,不讓它發生。」那天下午,醫療保健法案在參議院以70票對24票獲得通過。此時國會將要進行他所要進行的戰爭。約翰遜既選擇了大炮又選擇了黃油。約翰遜說:「畢竟,我們的開國先輩就是一手拿槍打敵人,一手拿斧頭建設家園,讓全家溫飽。」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5)   
  但是大炮和黃油是要約翰遜付出異常代價的。不可避免的是,越南戰爭的賬單是非付不可的,國會不得不開出支票。一俟國會發現自己既為「偉大社會」戰爭付賬又為越南戰爭付賬,約翰遜就被戴上了枷鎖。約翰遜自己說,假如當他還是國會多數黨領袖時發現一個總統企圖這樣做,「我林登·約翰遜就會揪掉他的睪丸。」 
  1965年8月27日,林登·約翰遜慶祝他的57歲生日。按照約翰遜夫人的要求,白宮的廚師們做了一塊以「偉大社會」的象徵加以裝飾的漂亮蛋糕。但在蛋糕頂上點綴了一句具有諷刺意味的話,故意與常用諺語「你不可能既有蛋糕又吃掉蛋糕」相反的話:「你可以既有蛋糕又吃掉蛋糕」。當約翰遜吹蠟燭的時候,他心裡大概也是許了這麼一個願。 
  這年9月,在第89屆國會閉會之前幾個星期,歷史學家威廉·盧赫滕貝格對約翰遜進行採訪時說:「總統先生,這是一屆很不錯的國會。」 
  約翰遜瞅著對方的眼睛,聚精會神。 
  採訪者接著說:「甚至可以爭議說,這是不是最傑出的一屆國會。」 
  「不,這是無可爭議的。」約翰遜急忙插了進來。「你看看記錄,就知道這是無可爭議的。我國政府三權分立的部門之間合作的效率是空前的。在高質量立法方面,美國制度運轉的效率之高,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儘管我們的制度受到世界各地人們的攻擊,事實卻是它很有效率。」到第89屆國會閉會時,「偉大社會」的115項立法,已有90項獲得通過。 
  但總統夫人回憶說:「在白宮的頭一二年儘是葡萄酒和玫瑰花。可是到了最後,它是純粹的地獄。」對越南戰爭的抗議日趨激烈,人們到處叫喊:「喂,喂,約翰遜,今天你又害死了多少美國青年?」全國都是一片辯論。約翰遜到了他總統任期末尾已成為在國會受蔑視的賤民,再也沒有本事讓他的立法之夢完全實現了。不過,到那個時候,他為「偉大社會」付出的最大努力已經爭取到足夠的經費,讓它的一些舉措得以維持下去。 
  約翰遜1968年決定不競選連任以後,退居到他的得克薩斯牧場,那生活比較適合他的超高大牛仔性格。他常常開著他的白色林肯牌汽車在田野裡逛,一逛就是幾個小時,給他的四名牧場工人發號施令,就像早先給他的顧問們下達命令一般。他對牧場實行微觀管理,如同他早先對國會的做法一樣。連他的那些母雞下多少個雞蛋,他都要過問。在這裡,約翰遜過著隱士般的生活。這與世隔絕的天地至少是他所能控制的。 
  儘管越南戰爭還在打,約翰遜卻極少對此發表意見。美國人死了5萬多,不堪回首。偶爾,他會關注一下「偉大社會」的進展。有一次,他表示他的這個「嬰兒」會成長為一位美麗的女士。「我曾猜想她會既修長又漂亮,美國人民會情不自禁地愛上她。」這是他在自己牧場說的話。 
  但這時的尼克松總統已蓄意砍削「偉大社會」的各項預算。約翰遜悲歎說:「她如今日益消瘦,日益難看了。美國人民會不想再瞧見她,會把她藏在密室裡,她會死在那裡的。什麼時候她死了,我也會死去。」 
  1973年1月21日,尼克松總統在第二個任期就職典禮後一天宣佈了越南停火。同一天晚些時候,他宣佈了他要拆掉「偉大社會」的計劃。 
  第二天,林登·約翰遜死了。 
  附錄 
  林登·約翰遜總統 1965年7月28日 
  在有關越南問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節譯) 
  我的美國同胞們: 
  不久前,我收到了中西部一位婦女的來信。他寫道: 
  「親愛的總統: 
  我不揣冒昧給你寫信,問問越南危機。我有一個兒子,他如今在越南。我丈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服役。那時我們的國家是處於戰爭時期。但現今,這一次,是怎麼回事,我弄不明白。為什麼?」 
  喏,我已經努力回答這個問題,有好幾十次了。實際上在每次國情咨文中都談過。今年4月在巴爾的摩,5月在華盛頓,6月在舊金山,都詳細談過。現在,讓我在這裡,在白宮的東廳,再來談談。 
  為什麼生長在充滿希望、充滿光輝前程的土地上的美國青年,要到這樣一個遙遠的地方去受苦受累,有時還會死去? 
  回答這個問題,如同理解這戰爭一樣,並不是容易的,但是它顯然發出半個世紀以來痛苦教訓的迴響。在我有生以來已有三次,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在朝鮮,美國人都去到遠方為自由而戰鬥。可怕的和嚴酷的代價讓我們懂得,退卻帶不來安全,軟弱帶不來和平。 
  正是這一教訓把我們帶到越南。這是一種不同種類的戰爭。沒有闊步行進的大軍,沒有莊嚴的宣言。某些南越的公民有時也由於可以理解的苦惱而參加了對他們自己政府的攻擊。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6)   
  但我們一定不要讓這一點掩蓋主要的事實,即這的確是戰爭。它的目標是要征服南越,擊敗美國的力量,擴大共產黨在亞洲的控制範圍。 
  這是關係重大的。 
  亞洲大部分非共產黨國家是無法靠它們自己的力量單獨抵抗亞洲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實力和日益膨脹的野心的。 
  因此,我們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盾牌。假若我們被趕出越南的田野,那麼,再也不會有哪個國家對美國的承諾或美國的保護持有同樣的信心。 
  那樣一來,每一國的獨立力量就會大大削弱,而亞洲如此受到共產黨統治的威脅,肯定會危及美國自身的安全。 
  我們並不是存心要當守門的衛士,但再沒有別的人了。在越南投降也不會帶來和平,因為我們從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表現看到,侵略得逞只會讓侵略者的胃口變得更大。戰鬥將會重新發生在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也許會帶來更大更殘酷的衝突,我們從歷史的教訓中已明白這一道理。 
  此外,我們是在越南履行美國最莊重的承諾之一。11年來已有3位總統——艾森豪威爾總統,肯尼迪總統和你們現在的總統——答應過要幫助保衛這個勇敢的小國。 
  在這一承諾的有力支持下,南越人民已經戰鬥了多年。成千成萬的人戰死,傷殘的人更多。我們現在決不能食言,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承諾 ,決不能將那些相信我們、信任我們的人置之於不顧,聽任他們遭受隨後而來的恐怖、鎮壓和殺戮。 
  我的美國同胞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越南的原因。 
  我們在這個備受戰亂之苦的國家的目標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要讓共產黨人信服我們是不會被武力或優勢力量打敗的。要他們信服並不容易。近幾個月來,他們已大大增加了他們的兵力和他們的襲擊,以及交火的次數。 
  我已經問過司令官威斯特摩蘭將軍,他還需要一些什麼來應付這一加劇的侵略。他已經告訴我了。我們將滿足他的需要。 
  我今天已命令空中機動師和另一些部隊開赴越南。這將使我們的戰鬥力幾乎立即由75000人增加到125000人。今後還會需要更多的兵力,它們將會按要求陸續派去。 
  這樣我們就會有必要擴充我們的現役兵員,為此將在一段時間內將徵兵人數由每月17000人增加到每月35000人,同時還加強對志願兵員的招募。 
  經過一周來的考慮,我得出結論,認為現在還沒有必要命令後備隊轉入現役。如果今後有這種必要,我會對此加以最仔細的考慮,而且會在採取這一行動之前,留出充裕的時間,告訴全國,告訴大家,但行動之前一定會做好充分的準備。 
  我們近來還與南越政府討論過,要採取一些什麼步驟來大大增加他們自己的努力,包括在戰場上,以及在鄉村改革和進步這兩個方面。洛奇大使現在正制訂一個新的計劃,將在他返回南越時予以檢驗。 
  我已指示國務卿臘斯克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立即與國會各相應委員會審議我們在這些方面打算採取的措施。我已要求他們回答任何一位國會議員提出的問題…… 
  我們不想讓鬥爭不斷擴大到後果無法想像的地步,我們也不想誇耀或吹噓我們的力量,但是我們決不會投降和退卻。 
  因為我相信,我們美國的承諾得到了整個美國的決心和資源的支持。 
  第二,一旦共產黨人也像我們一樣,知道不可能用暴力解決問題,那時必然會有一個和平的解決。 
  我們一如既往,隨時準備從戰場走向談判桌。我已經多次反覆公開表明,美國願意與任何政府在任何地點和任何時間開始舉行無條件的討論。我們已在世界各地40個國家的幫助下為開始這樣的討論做出了努力,但迄今沒有任何答覆…… 
  我在越南多次談過我們的目標。南越政府也這樣做過。河內提出了它自己的建議。我們準備討論他們的建議和我們的建議以及可能受到影響的任何國家的政府的建議,因為我們不怕會議室,如同我們不怕戰場一樣。 
  在這一努力中,我們歡迎而且希望任何一國和所有各國給予關切和援助。如果聯合國及其官員或者它的114個成員國之中任何一國的官員能通過行動或語言、通過私下的或公開的活動,使我們接近於體面的和平,那麼他們都會得到我們美國的支持和感謝。 
  我已指示我國駐聯合國大使戈德堡今天返回紐約,立即向秘書長吳丹遞交我寫的信,請求動用聯合國的所有人力物力和巨大威望,來尋找辦法在越南制止侵略和實現和平。 
  幾個星期前,我在舊金山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因為我們並不謀求摧毀任何一個政府,也不要別人一寸領土。但我們堅持而且永遠堅持讓南越人民有選擇的權利,通過在南越或整個越南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以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同時他們的政府不應是用武力或恐怖強加於他們的,只要我們能阻止,就決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   
  第六章 大炮與黃油(7)   
  我再補充談一點個人意見。我並不認為將我們的青春花朵,我們的優秀青年,送上戰場,是輕鬆的事……我想我也知道他們的母親會怎樣哭泣,他們的親人會多麼悲傷。 
  這正是你們的總統最痛苦、最揪心的職責。再說說別的事。當我年輕時,貧窮還十分普遍,屢見不鮮。教育是你要奮鬥才能得到的東西,水恰如生命一樣珍貴。我投身於公共生活已35年,30多年了,每一年我都見過一些好人,一些明智的領導人,努力爭取把我國的幸福帶給我們所有的人。 
  如今我是總統。現在我有機會幫助每一個孩子受到教育,幫助每一個黑人和每一個美國公民得到平等的機會,讓每一個家庭有像樣的住房,讓病人得到醫療,讓老人得到尊嚴。 
  正像我以前就說過的,這是我為之奮鬥的事,是我自從童年時代起畢生所希望的東西,我不希望看到這些夢想以及這麼多的人這麼多年來的希望如今淹沒到殘酷戰爭的浪費性破壞之中。我要盡我力所能及,不讓它發生。 
  但是作為一名現實的公僕,我也知道,只要有一些心懷仇恨進行破壞的人,我們就必須有勇氣進行抵抗,否則我們就會看到我們所建設的一切,我們所希望建設的一切,我們自由夢想的一切——這一切的一切都會被投擲到征服的洪流之中。 
  所以不能讓它發生。我們將站立在越南……     
  第三部分 和平   
  第七章 將軍繞開戰爭(1)   
  格蘭特在古巴危機時做出的決定,使美國避免了捲入又一場血腥的戰爭。 
  尤利塞斯·格蘭特與古巴 
  1869年4月末,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一艘縱帆船,「格雷普肖特號」,駛離紐約港。船上有兩位乘客,一位是來自印第安納州的查爾斯·斯皮克曼,一位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艾伯特·韋思。兩人都是要去牙買加做寧靜的短期逗留。韋思才20歲,他希望加勒比海的熱帶空氣會有助於他增強體質。兩人都以為這將是一次平安無事的南下航行。 
  可是,「格雷普肖特號」離港幾小時以後,在紐約灣開闊的海面上,接起了另一艘小船上的人。斯皮克曼和韋思看見上船來的是一大批武裝人員,他們上船顯然是經過「格雷普肖特號」船員同意的。這兩個美國人緊張起來了。這些武裝人員為什麼不在港內登船?斯皮克曼要求送他上岸。他說他有妻子和孩子,希望再見到他們。船員勸他放心,說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船繼續朝南航行。 
  這兩個美國人為了探聽一下這批新上船者的來歷,注意聽了他們的談話。兩人猜想的,是同一件事。紐約報紙大量報道了古巴發生反對西班牙統治者的起義的消息。逃亡到美國的古巴有錢人正在組織遠征隊,給起義者輸送武器和戰士。這些做法違背了美國的法律,所以,登上「格雷普肖特號」的武裝人員才在船已離港之後再上來。 
  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古巴起義者,但只是隔海相望發發議論而已。在自己安全的起居室裡高談闊論那些高尚的自由戰士如何在棕櫚成蔭的海灘上和熱帶的月光之下跟可恨的西班牙人拚鬥,那是容易的。可是斯皮克曼和韋思已遠離自己的起居室,而且大概已經在讀報中瞭解到不少情形。這時對他們來說,古巴已是夢魘。 
  當時,古巴島甘蔗種植園裡大約有50萬非洲人當奴隸,許多起義者正是剛逃脫奴役的奴隸,砍刀是他們惟一的武器。有些來自剛果的人還有刀尖澆上毒汁的匕首。他們當然敵不過西班牙人的槍炮,只有隱蔽在林木茂密的內陸,不時鑽出來放火焚燒房舍和莊稼,給那些忠於西班牙統治的人製造恐怖。據說他們抓到西班牙士兵,就將其活活吊死在慢火堆上。 
  西班牙人則是十分殘酷地對待造反的人。他們抓到起義者就是「通常的背後四槍」,或是施以「鐵環絞刑」,把鐵環套在脖子上不斷擰緊,直到受刑者嚥氣。他們宣佈凡是無正當理由離開種植園的男人一律槍斃,凡是不懸掛白旗的房屋一律焚燬。有一次哈瓦那一劇院演出中唱起一首造反的歌,西班牙人就屠殺了劇院內所有的觀眾。 
  「格雷普肖特號」繼續南航時,斯皮克曼和韋思看清了無可置疑的事實:那幫人若是到牙買加度假,絕對不會攜帶4000枝槍和兩門火炮。 
  不幸的是,這兩個美國人的憂慮被完全證實了。「格雷普肖特號」於6月下半月駛入加勒比海後,那批全是古巴人的武裝人員奪取了該船的控制權,把船開到關塔那摩附近一個地方靠岸。他們強迫斯皮克曼和韋思與他們同行。這兩個美國人在半路上利用機會逃脫,向西班牙當局投降,希望能安全返回美國。但西班牙當局很快就把他們兩個人槍斃了。行刑前,美國領事館曾提出強烈抗議,西班牙當局卻置若罔聞。這一做法違背了美國和西班牙之間的一項條約。斯皮克曼之死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妻子和孩子。 
  這兩個美國人之死的消息傳到了白宮,尤利塞斯·格蘭特總統很是憤慨。西班牙人的行徑是令人無法容忍的。他們已經厚顏無恥地在公海上扣留美國的船隻,在古巴毫無理由地逮捕了一些美國公民。如今他們竟然肆無忌憚地不經審訊就槍殺無辜的美國人,對此,美國不能不做出反應。 
  格蘭特總統自從四個月前就職以來,一直處於美國公眾要求援助古巴起義者的壓力之下。美國公眾這一態度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他們本能地反對歐洲列強插手新大陸的事務。 
  四年前才結束的美國內戰讓美國人明白了奴隸制的非正義性,而奴隸制正是古巴起義者所反對的制度。最後,古巴起義者的憲法草案主張古巴併入美利堅合眾國,這迎合了美國人的「天定命運論」,這也就是格蘭特內閣的陸軍部長約翰·羅林斯所說的「讓我們的力量展遍這一片大陸」。 
  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紐約論壇報》呼籲「必須對古巴有所作為」,這也代表了報界大多數人的心聲。在格蘭特總統就職之初,美國人所說的「有所作為」就是正式承認古巴起義者為交戰一方。承認與否,屬於外交問題,但一旦承認了,會隨之產生重大後果,美國就可以允許人們支援古巴起義者,這會大大影響古巴戰局。美國政府倒是毫無損失。   
  第七章 將軍繞開戰爭(2)   
  國會附和公眾意見,也要求總統採取這一步驟。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支持古巴起義者「爭取獨立的愛國行動」,並主張總統「承認起義者的獨立與主權」。兩黨的極大多數議員都投了贊成票。 
  但是格蘭特就職後頭幾個月一直無所作為。為什麼?誰也不很明白。總統個人無疑是同情起義的。這位在內戰中擔任過北軍統帥的總統沒有忘記,西班牙在美國內戰初期就承認了南方邦聯政府,所以現在美國承認古巴起義者也算是一報還一報。格蘭特曾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薩姆納探討過如何採取相應措施。這些措施完全是在總統職權範圍之內。那麼為什麼他遲遲未採取行動呢? 
  到1869年夏季,當斯皮克曼和韋思遭到殺害時,格蘭特承受的壓力已十分巨大。古巴流亡者在紐約等地舉行集會,與會的美國人也數以萬計。一些女士出售了自己的首飾,捐款支援古巴起義者。羅林斯和格蘭特內閣的另一些成員要求「加速採取行動」。報紙上儘是呼籲總統承認起義者的社論。原先,格蘭特還可以辯解說他是繼續執行上一屆政府的政策,但公眾壓力日增,西班牙人又再三挑釁,這就迫使格蘭特不得不直接面對這一問題。 
  儘管公眾情緒高漲,總統個人也同情起義者,但國務卿漢密爾頓·菲什仍要求總統不要承認起義者。內閣中很快出現兩派力量的較量,一派的代表是菲什,他被格蘭特認為是內閣中最能幹的成員;另一派的代表則是羅林斯,他是格蘭特的老朋友和內戰時的老戰友。在斯皮克曼和韋思遭槍殺的消息傳來之後,菲什更加倍努力勸說總統不要干預。 
  菲什認為,承認起義者將會是導致美國參戰的第一步。西班牙肯定會將這一步視為敵對行動,會毫不退縮地面對可能到來的西美衝突——哈瓦那報紙上已有一些漫畫,畫著西班牙雄獅撕裂美國之鷹。承認起義者這一步驟會促使西班牙對美國公民和美國利益犯下更加惡劣的罪行,那樣一來,美國公眾要求對西班牙開戰的強烈呼聲將會是不可抗拒的。 
  西班牙早已越過了它稱霸世界的巔峰,所以它如今更加死命要保住古巴這塊地盤。它兵員眾多,還有裝備優良的海軍把守著古巴各個港口。而美國的軍隊在內戰結束後大量復員,如今只剩下一些架子部隊。此外,美國的南方重建過程中還衝突不斷,西部也常有白人定居者與土著居民的衝突,這也拖住了美國陸軍的後腿。更何況內戰結束才四年多一點時間,難道總統想讓自己的國家馬上又投入另一場戰爭——一場並不是非打不可的戰爭? 
  此外,律師出身的菲什認為按照國際法,古巴起義者還不具備承認的條件。一國起義者只有控制了一定領土、能行使政府職能時,才會得到外國承認。可是古巴起義者還毫無領土可言,與其說是一個已聯合成為一體的運動,不如說更像是出沒無常的零散匪群。儘管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但還不到值得承認的水平。 
  菲什還考慮到另一件事。他仍在向英國索賠:英國在美國內戰時承認了南方邦聯,南方邦聯在英國造船廠建造的艦艇給聯邦的航運造成了重大損失。索賠的理由就是英國不該承認南方邦聯。倘若美國總統現在承認古巴起義者,那就沒有道理再責難英國了。更何況古巴起義者比當年的南方邦聯更加不具備得到承認的條件。 
  最後,菲什國務卿指出,承認起義者的步驟還完全是不必要的。西班牙已表示願意通過談判結束古巴衝突。為此目的,菲什已於7月1日派特使赴馬德里會談。殺害斯皮克曼和韋思一事是令人氣憤的,但一旦美國承認古巴起義者,西班牙人就會離開談判桌。格蘭特也認為談判的機會不應放過。不過他不能永遠等待,尤其是假如西班牙人試圖利用談判來掩蓋更多劣跡的話。 
  菲什爭取到了更多的時間,不過他也知道跟西班牙人達成協議的前景是渺茫的。西班牙人覺得古巴太可貴了。菲什只是需要時間穩住格蘭特,讓總統相信美國不應該捲入戰爭。 
  菲什實行他的計劃時,從來不曾透露過總統本人看法如何。別的人也未透露過。內戰期間,格蘭特承擔了統帥聯邦軍隊最終打敗南軍的重任。他手下有一批很能幹的參謀,為他出謀劃策。可是到了要下重大決心的關鍵時刻,格蘭特不再開會聽意見,而是帶上地圖和雪茄(每天早上他都往口袋裡塞上24支雪茄),一個人鑽進他的帳篷。有的參謀好奇,想瞅瞅格蘭特將軍在幹什麼,可是除了濃濃的煙霧和冒火光的雪茄頭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將軍就這樣徹夜不眠地踱步沉思。 
  從濃濃煙霧中想出的計劃總是冒有風險的。許多軍官認為這些計劃魯莽甚至輕率冒失。內戰初期,格蘭特的上級往往覺得格蘭特愛冒險,而想方設法找別的人替換他。在戰爭後期當格蘭特又提出一個大膽的作戰方案時,陸軍參謀長亨利·哈勒克說:「我擔心格蘭特犯了一個致命性的錯誤。」不過哈勒克當時應該已經知道,格蘭特出奇兵的謀略通常都奏效了。   
  第七章 將軍繞開戰爭(3)   
  在低估了格蘭特這一點上,哈勒克決非獨自一人。多數人也都是如此。格蘭特很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個人曾形容格蘭特「普普通通,其貌不揚,衣冠襤褸,彷彿是一個拿半薪的退職者」。另有一個人曾說他「簡單得像一隻舊鞋子」。此外,他還有沉默的習慣,而且像一位歷史學家說的那樣,格蘭特「有一種奇怪的特點:他一到任何人群之中,就再也看不見他了」。 
  然而在格蘭特指揮下打過仗的人都知道,格蘭特憔悴外表下掩蓋著「一些不平凡的天然素質」。其中的重要素質之一是自信自立。格蘭特這一素質立即受到他的最高統帥林肯總統的欣賞。當時聯邦軍隊一系列將領都缺乏決斷力和負責勇氣,令林肯感到失望。林肯曾對人說:「你知道那些別的人是怎樣的。每次我讓一個人指揮軍隊,他就會向我提出一個作戰計劃,對我說他不知道這計劃行不行,但如果我認為可行,他就努力去做,這就是說成敗要讓我負責……格蘭特卻不是這樣。他並不向我解釋他的計劃如何如何……我高興的是找到了這樣一個人,他能夠不依靠我而自己前進。」 
  現在再說國務卿菲什,他一定同情那些窺視格蘭特帳篷的軍官。他也看不透格蘭特總統的想法如何,但他不像林肯,他是很希望知道的。他決心盡力做好他所能做到的惟一的事,就是盡力讓總統能夠容易地做出選擇。 
  在隨後兩個月,這位國務卿玩命似地爭取與西班牙人談成協議。儘管馬德里與華盛頓之間電報來來往往,卻依然沒有談成。古巴局勢進一步惡化了。忠於西班牙統治的人天天都在屠殺起義者和他們眼中的可疑分子。 
  而總統此時似乎日益傾向於承認起義者。他加強了部署在加勒比海的海軍。8月,他似乎完全失去了耐心。有一次在外地旅行時,他指示菲什起草一項聲明,意思是如果美國最新的建議仍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答覆,就要承認起義者。菲什擔心總統是受了羅林斯的影響。他又一次說服了總統再等一等。然而,除非形勢好轉,否則總統似乎遲早會下達承認起義者的命令。 
  整個夏末,國會、報界和公眾在古巴問題上都顯示出激憤之情。8月30日,《紐約太陽報》說政府有責任「立即干預古巴局勢……然而現今政府的行政部門如此缺乏高瞻遠矚,如此懦弱無能,我們無法指望它來履行這一職責」。 
  格蘭特從外地回到華盛頓。第二天要召開內閣會議,古巴是首要議題。國務卿菲什和陸軍部長羅林斯就要攤牌了。 
  菲什對這場攤牌憂心忡忡,原因有二。 
  一是總統的想法根本無法預測。格蘭特在內戰期間的表現已充分表明了這一點。英國詩人馬修·阿諾德1877年見到了退休後訪問英國的格蘭特,曾撰文論述格蘭特其人其事,其中談到許多人對他內戰期間指揮才能的看法。阿諾德說格蘭特:「像一個商人,擁有無限的人力財力,並且毫不憐惜地使用它們,所以才能把南方拖垮,我想格蘭特就是這麼一個人。」然而,格蘭特手下的士兵的傷亡率低於南軍。阿諾德也沒有看到格蘭特的一個過人之處,那就是他有決心迫使敵人戰鬥,為此不惜在必要時冒巨大風險。林肯對不少將領感到失望,卻非常欣賞格蘭特的敢做敢為,曾指出要知道格蘭特在哪裡,「就看哪裡在打仗。他在哪裡,哪裡就有動靜。」 
  雖然承認古巴起義者有可能使國家走上戰爭之路,但菲什知道格蘭特是不可預測和不畏風險的。內戰期間的維克斯堡之役即是一例。 
  維克斯堡在密西西比河東岸,是南軍重兵把守的要鎮,北軍能否攻佔它,是西線戰局勝負的關鍵。1862—1863年,格蘭特的部隊被阻擋在維克斯堡以北。該鎮北面堅固設防,僅南面防線薄弱,但北軍很難進到該鎮以南。南方邦聯軍隊沿密西西比河14英里長的峽谷部署了炮兵,防止北軍沿河南下。格蘭特的司令部當時設在「馬格諾利亞號」船上。他把自己關在一間小艙房內,不停地抽雪茄,冥思苦想。參謀們只好在外面焦急等待。 
  格蘭特想出的主意大概是內戰中最大膽的一個作戰計劃。他決心讓北軍兩萬多人的部隊乘船,趁夜幕掩護沿密西西比河西岸南下,盡量避開南軍炮火,減少損失。一俟駛過維克斯堡,再登上東岸北進,進攻該鎮。這支部隊深入維克斯堡以南後,將不得不孤軍奮戰,失去與北軍後勤基地的聯繫,而且在兵力上與南軍相比居於劣勢。 
  內戰時期北軍的名將特庫姆塞·謝爾曼當時是格蘭特的部下,他一聽格蘭特這一計劃,驚駭不已,公開表示反對。格蘭特後來回憶說:「謝爾曼對我宣佈的計劃感到驚訝,因為我將是孤軍深入敵境,一條大河阻斷了我與後方的聯繫。而敵軍又是堅固設防,如此險境,正是敵人長期以來求之不得的,我豈不是自投羅網。」   
  第七章 將軍繞開戰爭(4)   
  但格蘭特決心已下,開始行動。最初,他似乎真的犯了錯誤。當運兵船隊趁夜幕南下時,南軍在密西西比河兩岸燃起了巨大火堆,為他們的炮火照亮目標。格蘭特站在「馬格諾利亞號」的甲板上,冒著敵人的炮火,焦慮地觀察了90多分鐘,才通過了這一危險河段。 
  幸好北軍損失輕微,真是奇跡。他們在東岸登陸,在沒有後勤補給線的情況下向北推進,進展順利。這支奇兵奮戰,十周後,維克斯堡守軍即被迫投降。第二年,謝爾曼接任西線司令,也曾經率領四萬大軍,在沒有後勤補給線的情況下,橫掃佐治亞州之敵。這時,格蘭特已升任總司令,在東線與南軍統帥羅伯特·李廝鬥。林肯說:「格蘭特是我的人,在用兵遣將方面,我是他的人。」 
  除了格蘭特的心計不可預測以外,菲什擔心的第二點是總統與陸軍部長羅林斯的關係之親密,非同一般。菲什出身於紐約豪門,比格蘭特年長12歲,跟出身於俄亥俄鞋匠家庭的總統沒有多少共同之處。而比總統小幾歲的羅林斯卻是格蘭特多年的知交。不論羅林斯說什麼,總統肯定都會細聽,非常信任他。 
  要理解羅林斯與格蘭特的交情,就不能不說到格蘭特的酗酒問題。格蘭特年輕時從西點軍校畢業,成了一名職業軍官。1853年,他被派到太平洋岸舊金山以北250英里的洪堡要塞。遠離妻子和孩子的格蘭特經常借酒澆愁。一天,他妻子忽然收到他一封信,說他已辭職退伍,但沒有解釋是為什麼。後來據多數人說,那是因為他的上司發現他值班時酗酒,而要求他辭職。他東返故鄉,身無分文,也不知道自己此後如何養家餬口。 
  格蘭特發現自己不適於平民生活。在妻子的協助下,他經營密蘇里一處農場,沒有贏利反而虧本。有一年聖誕節,他不得不典當自己的懷表讓全家人勉強過節。此後為了度日,他又曾在聖路易街頭販賣柴火。 
  三十好幾的格蘭特走投無路,只好嚥下自尊心,到他父親在伊利諾伊的鞋店當夥計。正是在那裡,他與身材修長、眼睛深暗而品行端正的羅林斯成了好友。當南方各州脫離聯邦時,他們兩人志願參軍捍衛聯邦。格蘭特因酗酒名聲不好,最初曾當不上軍官。但1861年6月,他終於被授予上校軍銜,從此步步高陞。內戰時,羅林斯有很長一段時間給格蘭特當副官。 
  儘管酒給格蘭特帶來過厄運,但內戰期間他依然喝得很凶。羅林斯經常管著他,不讓他飲酒過度,勸不住時就罵他吼他,還曾經以辭職相要挾。多虧了這位好友的監督,格蘭特雖然仍常常喝酒,但從來不曾因醉而貽誤戎機。一位記者曾寫道,「這完全應歸功於羅林斯的規勸,而格蘭特也明白這一切規勸是為了他好。」 
  林肯倒是不在乎格蘭特酗酒。流傳的一個真實故事說,有一次,一群國會議員到白宮,指責格蘭特酗酒,要求將他撤職。林肯就請他們調查一下,格蘭特喝的是什麼酒,是什麼牌子的。林肯說:「既然這種酒能造就格蘭特這樣的戰將,我倒想弄些來推銷一下哩。」 
  格蘭特當選總統後,曾想任命羅林斯為亞利桑那州軍事長官,希望那裡的沙漠乾燥空氣有利於患肺結核的羅林斯的康復。可是羅林斯要當陸軍部長。格蘭特儘管有顧慮(華盛頓的潮濕氣候對羅林斯身體很不利),還是不能不滿足好友的要求。 
  這位新的陸軍部長堅決支持古巴起義者,報界說他成了「內閣中的積極進取精神」。但是在格蘭特就任總統才幾個月的時候,即1869年8月,羅林斯出現了肺出血症狀,將不久於人世了。 
  8月31日中午,總統和所有內閣成員在白宮開會。當面色蒼白、極度虛弱的羅林斯走進會議室時,在座的人都噓了一口氣。總統見到他的朋友如此病重,十分難過。這位陸軍部長用顫顫悠悠的聲音發表了充滿感情的長篇發言,主張支援古巴起義者。他談了西班牙人的暴政,談了他們對起義者的殘酷鎮壓,談了他們對美國主權的侵犯,以及他們對斯皮克曼、韋思等等美國公民所犯下的罪行。 
  然後,羅林斯憤怒地攻擊菲什阻撓總統採取行動。最後,已筋疲力盡的羅林斯轉向格蘭特:「我一直是你的副官,我想你會原諒我的坦誠直言。」總統勉強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對羅林斯說:「當然。你仍然是我的副官。」 
  輪到菲什發言了,他平靜地敘述了為什麼總統不應該承認古巴起義者。這時格蘭特總統已開始寫一個字條,表明他的決心。他是在會議前已下定決心,還是斟酌大家的發言後才下定決心,這一點是永遠也無人知曉的。他寫完後將字條交給菲什,請他宣讀: 
  美國願意在西班牙和古巴之間進行調解,條件如下:立即停火。古巴賠償西班牙公有財產等損失。西班牙人若願留住該島,其人身和財產均應得到保護;他們亦可按照自己意願離開該島……這些條件應於9月25日(或10月1日)前予以接受,否則即當認為美國已撤銷其全部調解建議。   
  第七章 將軍繞開戰爭(5)   
  就這樣,儘管承受著公眾和國會的壓力,儘管自己也同情古巴人,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尊重和關愛自己垂死的朋友,格蘭特實際上仍是選擇了不干預古巴局勢。 
  格蘭特這一決定的動機如何,一直是一個謎。菲什在1869年一直強調從法律上說沒有承認古巴起義者的正當理由,但總統很可能還有別的考慮。四年多一點以前,格蘭特剛剛走過了屍橫遍野的戰場。他比那天在座的任何一個人都更深刻地領會到內戰的教訓,他說過,「這種可怕的教訓應該讓我們懂得在今後避免戰爭的必要性。」他拒絕承認古巴起義者,證明他至少是記住了這一教訓。 
  這次關鍵性的內閣會議之後6天,羅林斯去世了。在他最後的時刻,他對另一位內閣成員約翰·克雷斯韋爾說:「一定要支持古巴人。古巴一定要自由。一定要打敗它的殘暴敵人……我們共和國有責任幫它得到自由。」格蘭特縮短了他的紐約之行趕回來,想最後陪陪羅林斯,可惜晚了一個鐘頭。 
  格蘭特後來驚訝地得知,有一批古巴流亡者給一生清貧的羅林斯贈送了28000美元的古巴債券。它們毫無價值,但一旦古巴起義成功了,是可以兌現的。羅林斯無疑也為自己死後老婆孩子的生計擔心。格蘭特也並不懷疑羅林斯對古巴起義正義性的真誠信念。但債券的事畢竟讓格蘭特想到更深一層。 
  古巴問題沒有隨羅林斯逝世而逝去。起義在繼續,西班牙人的暴行和美國公眾的抗議都在繼續。到1870年初,國會再次激烈討論西班牙人暴行的問題。眾議員約翰·謝爾曼——內戰將領謝爾曼的弟弟——提出了承認古巴起義者的法案。這法案是違憲的,因為承認權僅賦予總統,然而,若是法案獲得通過,在政治上將是對格蘭特的嚴重打擊。《紐約論壇報》歡呼說:「終於說話了!說出來吧,我們懇求人民的代表們馬上說出來吧!」 
  這一次格蘭特有點搖擺。他公開表示擔心,反對國會,會危及他的其他對外政策。整個春季,報界一直攻擊菲什的立場是「毫無作為」,格蘭特想與之拉開一點距離。菲什一度揚言除非他得到總統更大支持,否則他就辭職。 
  6月10日,星期五,有兩位眾議員拜訪菲什。告訴他眾議院即將就承認問題進行表決,雙方票數將會是很接近。菲什決不希望國會迫使行政部門改變政策。他認為惟一的辦法是由總統向國會發一項特別咨文。 
  菲什趕緊在週末起草了咨文。它指出承認是一個法律問題,它「不取決於對任何一方的同情或反感」。古巴起義還沒有一個有理由予以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星期一早餐時,菲什把這一稿件送到了總統面前,請他審定。 
  總統看了咨文稿,把它交給內閣討論。總統自己提了幾點意見,說咨文應當譴責西班牙人的殘暴。但最後多數內閣成員都站到了菲什一邊。總統同意向國會提交咨文。 
  當天,即6月13日,下午4點鐘,剛剛在眾議院開始辯論約翰·謝爾曼提出的法案之前,信使送來了總統咨文。咨文宣讀後,支持古巴起義者的議員們發出了一片憤怒的喊叫。有人喊「這是從未有過的最無恥的咨文!」還有人說起草這咨文的人一定受到了西班牙收買。辯論吵吵嚷嚷。支持承認起義者的人一發言,就受到擠滿走廊的人群歡呼。衣帽間裡差一點爆發了一場鬥毆。第二天的《紐約太陽報》宣稱:「在菲什的缺德教導下,格蘭特變成了另一個人——幾乎根本不像人了。」 
  但是,格蘭特總統堅定表明立場的決策畢竟扭轉了潮流。6月16日眾議院表決,以100票對70票駁倒了法案。美國不會承認古巴起義者了。司法部長羅克伍德·霍爾說這一表決結果是「行政部門所得到的最大勝利」。總統本人仍是言詞簡明,只對這一表決結果說「很喜歡」。 
  在格蘭特兩屆總統任期,古巴局勢一直未平靜下來。西班牙最終打敗了這次起義,這場衝突中被打死的人共達25萬之多。 
  格蘭特表明了他不怕承擔責任。馬修·阿諾德也持這一看法。他最初對格蘭特這位將軍和總統的評價很低,但後來修正了他的判斷。他以讚許的口吻寫道:「輿論似乎是主張採取一種強硬的不講理的方針,一些權威人士對格蘭特施壓,逼他遵從這一方針。他頂住了,堅定而又有尊嚴。」 
  當格蘭特接受他的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時,他講話的結尾是「讓我們有和平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格蘭特作為總統的表現是失敗的,糟得很。可是人們評價一個總統,往往是看他如何應對災難,而不是看他是否避免了災難。格蘭特在古巴危機時做出的決定,使美國避免了捲入又一場血腥戰爭。作為那個世紀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他保住了他如此珍愛的和平。 
  附錄   
  第七章 將軍繞開戰爭(6)   
  尤利塞斯·格蘭特總統 1870年6月13日 
  就古巴問題致國會信 
  本屆國會本次會議開始後不久,政府正式瞭解到的古巴情況即均已向貴會通報,此後,西班牙與我國之間有關古巴局勢的來往函電也已數次提供貴會知悉。在會議之前,本人遵照前任之先例,對西班牙事務嚴守中立,與該國政府保持和平。在會議期間,本人從未不徵求貴會意見即採取可能有嚴重後果的步驟。 
  自古巴衝突開始以來,懸掛美國國旗的美國船隻已三次於公海被扣而入西班牙港口。其中僅有一次得到賠償,而另兩次關於所受指責的證據,雖經我方多次要求且對方多次允諾,但拖延至今仍未提供給我方。鑒於這些事實,鑒於西班牙動用其陸海軍,卻至今未能平定已持續近兩年的暴亂,鑒於西班牙未能保護美國公民,或不給他們時間證明他們無辜而未參與反對西班牙當局之密謀,例如兩名美國公民被捕後已聲明他們能證明自己無辜卻遭槍決,並鑒於戰亂之地鄰近我國海岸,故此,我們還能坐視這一爭端多久,以及我們對不幸的交戰者、對人類以及對我們自己應承擔何種義務,已成為一個問題。 
  本人認為現在該由我國對古巴境內戰亂之延續,以及一抓到人不經審訊即剝奪其生命之行徑,提出堅決抗議。 
  此嚴重問題謹提交國會議處。   
  第八章 和平鬥士(1)   
  羅斯福知道,不論談判是由於什麼原因而失敗,罪責都會落到他一個人身上。 
  西奧多·羅斯福與日俄戰爭 
  1885年9月3日,德莫雷侯爵,法國王室的一個遠親,坐在美國達科他地區的一間牢房裡,琢磨他下一步的行動。這位侯爵才20多歲,英俊,富有,兩年前到美國西部來,想靠冷凍牛肉生意發財,再收買法國陸軍,恢復法國帝制。這個「瘋狂的法國人」買下了大片土地,與周圍三個邊區定居者發生了土地邊界糾紛。其中有一個人揚言要打死他「像打死一條狗一樣」,這個侯爵就雇打手搞了一場伏擊,把三人之中的一人打死了。因此,德莫雷以謀殺罪入獄,正等候審判。 
  但今天是另一件事讓他煩惱。一年前,他跟一個名叫西奧多·羅斯福的年輕紐約人交了朋友,那人到西部來獵野牛和辦牧場。兩人一起到蒙大拿走了一趟。他們在生意上有過意見分歧,但德莫雷相信那個人還是尊重他的。可是他現在從報紙上看到一篇報道,說兩人吵翻了。在眼下這關鍵時刻,這篇報道不利於他改善自己的公開形象。這篇報道是怎麼搞出來的?這個法國人拿起筆來匆匆寫信: 
  親愛的羅斯福,我的原則一向是正面對待艱險……報紙上出現了很愚蠢的報道,說什麼我們吵翻了……這是你讓登的嗎?我原以為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是我的敵人,就對我明說。你知道我是隨時恭候,在紳士之間,這種事是容易直接解決的。 
  當時也才20多歲的西奧多·羅斯福從侯爵來信中看出了侯爵對他的挑戰。但他早已忘記害怕的滋味。他出生在紐約市富貴人家,但小時體弱多病,他父親曾對他說:「你腦子靈,可是身體不行。」小西奧多咬緊牙關對父親說:「我會強壯的。」他克服了體弱的毛病,也從中練出了堅毅氣質。此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都能讓自己的這一氣質得到證明。這一特性使他積極進取,甚至有點魯莽。 
  現在,這個年輕的穿著鹿皮裝的牧場主透過他的眼鏡,看到德莫雷的信,他第一個本能的反應就是接受挑戰。「我還會怕這個法國佬不成……用步槍怎麼樣?」 
  但進一步思索後,他覺得還是慎重一點好。他知道德莫雷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神槍手,至少已在以前的決鬥中打死過兩個人。而他自己槍法並不是很高明。最重要的,他對那侯爵並無怨恨。他細心地寫了回信,信中說: 
  謹強調指出,我不是你的敵人;倘若我是,你本會知道的,因為我會是一個公開的敵人……但應指出我說這話並不是出於害怕。如你所知,我也是隨時恭候,而且願為我的一切言行負責。 
  德莫雷見信後退卻了。羅斯福的覆信讓兩個都保持了榮譽,而又避免了決鬥。 
  16年後,西奧多·羅斯福作為最年輕的總統,進了白宮。而此時國際關係正風雲變幻,充滿危機。英國、法國、德國、俄國以及後來者美國這些強國正為瓜分地球上尚餘地區而彼此競爭。可取的土地越來越少,衝突自然不可避免。德國人在北非向法國人進逼。美國把西班牙人趕出了古巴。列強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盛行,愛國者容不得別人對他們民族榮譽的一點侮辱。 
  軍備競賽已延續多年。國與國之間結盟再結盟,以保持微妙均勢。歐洲避免大戰已達30年之久,但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沉重地壓在人們心間。 
  情況更加複雜化的一個因素,是東亞出現了一個新的強國,日本。它在1850年還是一個完全封閉的中古時代的幕府之國,但僅僅50年間就轉變成一個當代工業強國。西奧多·羅斯福很佩服日本人的決心和勤奮,畢竟他自己也是由弱變強的。他覺得日本是世界的「偉大新力量」。 
  但這位新總統卻看不起沙皇俄國。它從疆域和人口來看都比日本大得多,但卻故步自封,似乎仍停留在上一個世紀。在列強之中,只有它依然是君主絕對專制。它的統治者竭力壓制不同的意見,但外界的人都認為俄國的革命只是早晚的問題。羅斯福說他不相信任何一個處於高壓專制統治之下的民族會有前途。 
  儘管國內麻煩不斷,俄國熊卻繼續在國際上參與帝國遊戲。在西奧多·羅斯福任總統的頭幾年,俄國向滿洲和朝鮮擴展勢力,導致與日本的直接衝突,因為日本也對這些地方懷有野心。日俄雙方談判談了好幾個月,但俄國不肯退縮。1904年2月,日本斷絕了與俄國的外交關係,旋即對俄國在中國東海岸的海軍基地發動突然襲擊。日俄戰爭爆發,許多人擔心它會引爆火藥桶。 
  從許多方面來看,日俄戰爭都可能直接引起其他列強也捲入其中的大戰。例如,俄國遭到削弱以後,就沒有實力再抗衡那個咄咄逼人的威廉二世領導之下的德國。一旦沙皇的陸軍被摧毀了,德國就會覺得它能在世界上胡作非為。日俄戰爭中得勝的任何一方還可能想要獨佔中國,這也會引起其餘列強的反擊,因為它們都想從中國這個巨大而又動亂不休的國家分得一片勢力範圍。   
  第八章 和平鬥士(2)   
  羅斯福總統十分關注日俄兩國的東亞之爭,在白宮掛了一幅大地圖,用小旗在圖上標明交戰雙方的態勢。他對戰爭懷有個人的興趣,看到新興的日本攻打落後的俄國,他估計「日本人會把俄國人打得落花流水」。 
  戰事的發展證明他的估計正確。日軍作戰勇猛,不怕傷亡,一仗又一仗擊敗指揮拙劣的俄軍。但雙方均傷亡慘重。1904年9月一仗中共死亡4萬餘人,1905年2月一仗又死了9萬餘人。 
  當時,美國多數人都不大注意日俄戰爭。美國東西兩邊都與歐亞大陸遠隔重洋,所以人們一向對別國無所畏懼。但羅斯福總統知道美國不能高枕無憂。美國已有了海外領土,例如菲律賓和夏威夷,羅斯福擔心,日本人一旦得意忘形,就會把這些地方當做下一步的攻擊目標。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經濟需要國際形勢的穩定。當時,美國生產著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棉花、玉米和石油以及1/3以上的鋼鐵。這些商品離不開外國的市場。不論那些和平主義者胡說八道一些什麼,羅斯福都知道,一旦大戰爆發,美國很可能也會捲進去。 
  羅斯福認為,為了美國和世界的利益著想,最好是讓日俄雙方都不要大獲全勝,而是讓它們戰後仍彼此對峙鉗制對方。這就意味著別等俄國崩潰,也別等日本用勁過度而自取其敗,就讓戰爭停止。然而至少有兩大難題。 
  一是日俄雙方都不想罷手。日本人節節勝利,正在勢頭上。沙皇不顧損失慘重,仍要堅持打下去。羅斯福認為這個沙皇尼古拉是「小笨蛋」,但他受自己妻子亞歷山德拉的擺佈。而亞歷山德拉倔強好鬥,認為不把戰爭打贏就不會有和平。 
  第二,即便是說服了雙方,讓它們相信媾和對己有利,如何安排它們的談判,仍然棘手萬分。雙方皆有民族自尊心,誰也不肯顯出自己先做退讓,誰也不肯為達成協議而比對方多走半步。因此,和談需要由一個中立的第三方出面安排,而且要安排得雙方都不丟面子。 
  但英國已是日本盟友,法國則在支持俄國。德國也不成,因為德皇威廉是沙皇尼古拉的表親,而且到處大講什麼「黃禍」。大家都希望日俄停戰,可是能讓它們雙方信賴的,卻只有美國。因此,和平的希望就全靠美國的總統了。他能否辦成此事,就全看他的外交手腕和策略如何,看他能否像過去化解德莫雷侯爵的挑戰一樣,巧妙地化解日俄之戰。 
  凡是瞭解西奧多·羅斯福的人,恐怕都想不到他會是一個和平締造者。他自幼好鬥。在哈佛的「最後俱樂部」,他常與人爭論,還動不動就用食物砸人,曾經把一整個南瓜砸到一個小伙子的腦袋上。大學畢業到西部以後,有一次酒吧內一名醉漢拿著槍嚇唬他,他三拳就把那傢伙打翻在地了。 
  羅斯福的政治生涯中也是爭鬥不斷,而且大多是他不畏權勢首先發難。在紐約立法機構中,他抨擊過有權勢的坦慕尼俱樂部。他擔任公務員時,揭發了美國郵政部門的大規模腐敗行徑。當總統後,他敢於對付大財閥JP摩根和一些壟斷企業。這個摩根當時財力雄厚,假若他要搗亂的話,能搞垮全國經濟。他到白宮,試探能不能讓他「收拾」一家與他競爭的公司,可是西奧多·羅斯福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這位總統在白宮晚上常常練習各種格鬥。有時他在圖書館跟一個日本人練摔跤。有時他跟另一個人練「單棍」,戴上頭盔和護胸後,兩人就用木棍對打。常與他練「單棍」的一個夥伴是他在美西戰爭中建立的「莽騎兵」的一個老戰士,他說總統練得起勁時往往忘記規則而亂打一氣。馬克·吐溫曾說西奧多·羅斯福是「瘋子」。 
  但羅斯福「對於戰爭及戰士的崇高榮譽最瘋狂」。甚至在美艦「緬因號」沉沒於哈瓦那港之前,他就急於要跟西班牙一戰。該艦被炸沉後,麥金利總統沒有立即對西班牙宣戰,這時身為政府官員的羅斯福指責「麥金利沒有脊樑骨,恰如一條巧克力泡夫餅」。 
  國會終於宣戰後,羅斯福儘管已年近40,又無軍事經驗,仍堅持參戰。他率領「莽騎兵」強攻凱特爾山,還親手打死了一個西班牙人。有一名軍人給羅斯福的妻子寫信說:「西奧多簡直是瘋狂地沉迷於勝利血戰。」 
  如今,設法制止日俄戰爭這場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都是最殘酷的戰爭的任務,竟然落到西奧多·羅斯福這個「瘋子」的身上,無疑令許多人驚愕不已。1904年結束時,羅斯福仍在他的地圖上移動那些小旗圖釘,等候時機。他曾經向一名日本外交官許諾,若是日俄媾和,他就給日本天皇送一張熊皮。可是早在1904年8月,俄國沙皇尼古拉就拒絕了他提出的俄日談判的建議。相反,沙皇命令他的波羅的海艦隊啟航,繞道非洲好望角,駛向東亞,想以此作為最後一錘子打垮日本的海軍。   
  第八章 和平鬥士(3)   
  當這支艦隊最終於1905年5月駛入西太平洋時,日本人乾淨利落地把它擊毀了。俄國的34艘軍艦幾乎全軍覆沒,而日本人只損失了三艘魚雷艇。俄方陣亡者近5000人,日方陣亡者僅110人。 
  沙皇再也不能不承認俄國戰敗的事實了。羅斯福派美國駐俄大使到沙皇的鄉間別墅去會見沙皇,傳達了美國總統的坦率直言,指出俄國處境已「絕對毫無希望」,並奉勸沙皇趕緊避免「必然的災難」。尼古拉終於同意談判了,但條件是日本人也願意談判,而且還不能讓日本人知道是他沙皇首先做出退讓。但這沙皇哪裡知道,日本人早已請求美國總統出面調停,因為他們雖然節節勝利,卻已筋疲力竭,難以為繼,希望戰爭告停。 
  沙皇同意談判後,羅斯福發出了公開邀請,請日俄雙方會晤和談判,尋求解決方案。雙方都接受了邀請。第一步邁出去了,羅斯福已成功地讓交戰雙方同意坐到談判桌旁。英國一家報紙為美國總統的「外交本領」歡呼,稱讚他「從容精緻,非同一般」。 
  羅斯福聽到這樣的恭維自然很得意,但是他也知道,讓雙方坐下來談判是一回事,要談成一項條約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存在著不少問題,例如在中國和朝鮮的勢力範圍,對於日本已攻佔地區的控制權,俄國要付的戰爭賠款,等等,在這些問題上,雙方立場均相去甚遠。 
  美國總統最初建議雙方在滿洲或歐洲某地舉行會談,大概是因為他希望避免在萬一談判失敗時承擔責任。然而經過幾個星期的折騰,雙方只同意在美國談判。在會談之前,雙方都擺出了極端強硬姿態,揚言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談判的餘地。羅斯福尤其不信任俄國人,認為他們「腐敗,無能,言而無信」,很容易把事情弄糟。 
  羅斯福知道,不論談判是由於什麼原因而失敗,罪責都會落到他一個人身上。他請英國和法國幫忙,但均遭拒絕。他說過,「我完全明白,全世界都在看著我,而一旦會談失敗,對我的責備也將是全世界的。但只好如此了。」 
  當俄日雙方代表團啟程赴紐約時,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只有和談成功,才能防止一場全球衝突。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寫道:「我不敢想像這次和談結局會是如何……我真是不寒而慄……現在一定會開始出現一場大災難。」 
  1905年8月5日,在距紐約長島羅斯福總統之家較近的奧伊斯特灣,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各種船舶。最引人注目的是總統的游輪「五月花號」,羅斯福要在這艘船上主持和談的正式開幕式。(首都華盛頓此時酷熱難當,不宜於開會。)總統蒞臨,受到21響禮炮歡迎。此後禮炮幾乎響個不停,因為一些外國外交官以及美國內閣成員和文武官員陸續登船。總統派了兩艘完全一樣的快艇到紐約市迎接日俄兩國的和談代表團。和談的開場非常關鍵,羅斯福將介紹日俄的代表頭一次見面,並為和談定下基調。此時萬一出個差錯,或是日俄任何一方感到受怠慢,都可能使和談尚未開始即告流產。 
  日本人先到,他們乘坐的快艇順著專門讓開出來的航道駛近「五月花號」。日本代表團的團長是外相小村壽太郎。小村又瘦又矮,身高5英尺多一點,長相顯得比他的48歲年齡更老一些。羅斯福倒是希望日本派來另一個人,因為他知道小村外相對和談持苛刻條件。小村則擔心萬一他談出來的和約對日本不利,他也許會丟腦袋。 
  俄國代表團隨即到達,其團長登臨「五月花號」時,在場的一些觀察家不禁倒抽一口氣,因為這位俄國代表跟日本代表形成的反差太大了。他留著鬍子,又高又大,差不多有6英尺半高,似乎體現出俄國的疆域廣袤。他名叫謝爾蓋·維特,並不受沙皇尼古拉寵信,因為他從一開始就反對跟日本開戰。尼古拉本來先後物色過另外兩個人選,但那兩個人都借口有病而未受命,尼古拉才只好派出了維特。(維特則認為尼古拉比一個善心孩子強不了多少。) 
  維特對和談不抱多大希望。沙皇給他規定了強硬方針。幾天前,維特已對羅斯福說過,如果日本人不妥協,俄國就要「血戰到底」。他還認為羅斯福沒有足夠的本領把這麼重要的一場外交談判引導到成功。當他乘坐的快艇駛向奧伊斯特灣時,他還嘀咕羅斯福「是個典型的美國人,沒有外交經驗,又不拘泥於禮節,會把整個事情弄糟……假若先給日本天皇祝酒再給我們沙皇祝酒,我是不會忍受的」。 
  俄國代表團登船,羅斯福總統介紹了俄日雙方,接著請他們共進午餐。席位安排會惹出尊卑上下的麻煩,所以午餐採用了自助餐形式,坐椅是隨便放在牆角,誰也說不出什麼意見。 
  羅斯福習慣於高談闊論,先聲奪人,但他年輕時也在紐約市起居室裡花了足夠的時間潛心學習,學會了在必要時如何做到彬彬有禮。午餐在輕鬆隨便的氣氛中進行,他輕鬆地與雙方代表閒聊,對俄國人講法語,對日本人講英語。大家進餐後,他才站起來致祝酒辭。維特豎起了耳朵,日本人也緊張地細聽,都想聽聽他的祝酒將是誰先誰後?   
  第八章 和平鬥士(4)   
  美國總統說: 
  舉杯祝今天在這艘船上會見的兩國代表所代表的兩個偉大國家的君主及其人民康健富強。我最真誠的希望和祝願是……為了整個文明人類的利益,在他們之間將會迅速達成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這樣,雙方又是無話可說。羅斯福讓和談有了一個成功的開幕式。一位俄國代表後來說美國總統對這頭一次會晤的處理「完美得令人讚歎」。 
  西奧多·羅斯福並不想積極參與談判,事實上他似乎希望躲得越遠越好。他自己留在長島家裡,而把兩國代表團送到了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去進行實質性談判。日俄雙方在一系列問題上很快達成了協議,但在兩個重大問題上爭執不下:一是俄國是否應向日本賠款;一是薩哈林島(庫頁島)的歸屬問題,那是西伯利亞以東的一個狹長島嶼,當雙方代表團向美國進發時,日本人從俄國人手裡奪佔了該島。 
  沙皇指示維特不得放棄俄國一寸領土,可是日本人堅持霸佔薩哈林島。至於賠款,在東亞,戰敗的一方照例要向贏家交賠款。日本人認為俄國至少應付10億日元賠款,但俄國斷然予以拒絕。當年拿破侖打敗俄國,甚至佔領了莫斯科,俄國也未付賠款,如今也不給日本賠款。這一點是在羅斯福意料之中,他在和談之前就給日本人說過別想要錢。 
  但是俄國人的頑固和不守規矩,使美國總統日益感到失望。談判以來,沙皇的態度不但毫無鬆動,而且變得更加固執。維特令日本人生氣,因為他本來已經非正式地同意將談判情況保密,不向報界談什麼,可是會談開始後,他卻老是向記者談情況。總統曾對人說:「俄國人比日本人壞十倍,既愚蠢又不說真話。」他倒是希望讓沙皇和他手下的人坐到海岸上,「沿著陡坡滑到海裡去」。 
  談判已延續了兩個星期,雙方仍陷於僵局。俄國人看來已無談判誠意。羅斯福曾對小村說,如果會談看來要破裂,他會在適當時機幫一把。如今似乎到時候了,小村外相向美國總統派去了信使。 
  假若有人以為羅斯福此前只是袖手旁觀,聽任和談失敗,那就是太不瞭解他的為人了。西奧多·羅斯福一向是迎著困難上的。年輕時,他就到西部闖生活,以證明他能夠自立,不依賴自己家族在紐約的貴族般的優裕條件。有一次出外打獵時,到了天黑,他和他的嚮導迷失於一片草原曠野上。9個小時之久,他們無水可喝,只得咽幾把泥漿。夜深天寒,草原上找不到柴禾生篝火。他們還害怕印第安盜馬賊,要是那些人來了,不但要搶走他們的馬,還會剝下他們的頭皮。拂曉前下雨了。嚮導醒來時,發現他們已泡在4英吋深的冰涼的水裡,可是羅斯福卻樂呵呵地說:「天哪,真有趣!」 
  西奧多·羅斯福在紐約市擔任一個警察分局局長時,決心杜絕警察偷懶不堅守崗位的現象。他常在夜間巡邏,既要抓罪犯,也要抓違紀的警察。有時他一連工作40個小時不睡覺。有的脫崗的警察被羅斯福碰到,都羞慚萬分。這位警察分局長成為市內一家通宵營業的餐館的常客,常常在凌晨3點鐘光臨用餐,有時還在那裡舉行即興記者招待會。 
  1912年,即日俄簽訂樸次茅斯和約之後7年,西奧多·羅斯福又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在密爾沃基市,他走出旅館要到群眾集會發表演講,突然有個人走過來,從6英尺遠處向他胸口開槍。他的眼鏡盒和折疊起來放進口袋的講稿減緩了彈丸的衝力,但彈丸仍然打進了他的右肺。醫生要他馬上進醫院,他卻拒絕了:「我要演講,否則就死,非此即彼。」演講時,他把背心解開了,讓聽眾看到他鮮血滲透的襯衫。這時他怒吼道:「要打死一頭公麋可沒有那麼容易!」(公麋(Bull Moose)是當時西奧多·羅斯福領導的進步黨的黨徽。——譯注) 
  再回來說日俄談判。日本信使向羅斯福報告說談判即將破裂,羅斯福立刻行動起來。他給維特發電報,要他馬上派人來奧伊斯特灣談情況。維特當天午夜後讀到電報,指示他的副手羅曼·羅申男爵來見美國總統。一名美國外交官於凌晨兩點叫醒了羅申,羅申在5個小時後登上了從樸次茅斯開往紐約的火車。 
  羅申對他只充當傳話人角色感到生氣,臉色陰沉地來到奧伊斯特灣,卻看見羅斯福正穿著一身法蘭絨衣褲興高采烈地打網球(據某些報道,他是一邊繼續打網球一邊對羅申說話)。他告訴羅申,日本人畢竟已經佔領薩哈林島了,俄國就該把它讓給日本。至於賠款問題,他建議把它提交一個仲裁機構,他說他相信仲裁機構將不會強迫俄國賠款。 
  羅申男爵向維特報告了羅斯福的意見,維特用電報呈報了沙皇,同時報告了維特自己想出的一個折中方案:俄國將薩哈林島南半部分割讓給日本,同時從日本人手裡「買回」該島北半部分。這筆「採購費」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戰爭賠款,但不叫做賠款,讓日本拿到錢,俄國又保住面子。   
  第八章 和平鬥士(5)   
  羅斯福大概是信不過羅申,又直接發電報給沙皇尼古拉,電報中坦率指出,俄國已無法用武力收復薩哈林島,而戰爭繼續打下去,還可能丟失東西伯利亞。為了俄國和「整個人類」的利益,羅斯福要求沙皇採納維特提出的折中方案。 
  這時,沙皇尼古拉已經指示維特停止和談:「日本人迫切需要錢,我們就是不給……這種議而不決的局面再繼續下去已毫無益處。」維特則借口美國總統已發電報,在沙皇考慮羅斯福的意見之前,不宜把事情做絕。 
  尼古拉終於讓步了,但只是稍做讓步。他會見美國駐俄大使時,表示同意放棄薩哈林島南半部分,但賠款仍根本談不上。這次談話表明,沙皇含蓄地同意繼續和談。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試圖對日本人施加壓力。小村說,不包括戰爭賠款的妥協方案,日本決不接受。羅斯福警告說,如果日本只為了錢而堅持繼續戰爭,那將會受到全世界譴責。他直率地告訴日本人:「我覺得從道義上說,日本在這次危機中對世界負有義務。文明世界期盼日本媾和。」 
  8月25日,總統熱心參加了一種新軍事技術試驗,登上海軍的新式潛艇「潛水手號」,一直沉到長島灣海底。樸次茅斯的那兩國外交官大概都希望那潛艇再也浮不上來。羅斯福的「干涉」把維特和小村都惹惱了,日本人「尤其不喜歡」羅斯福的生硬忠告。羅斯福自己也感到傷腦筋。他在給他兒子克米特的信中說到日俄外交官讓他頭髮變白了。 
  和談在賠款問題上卡殼,瀕於破裂,世界各國都擔心會發生最壞的情形。有一次,小村和維特隔桌相望,只抽雪茄而一言不發,大眼瞪小眼對峙了8分鐘。據維特後來說,他在旅館裡曾徹夜未眠,「抽泣和禱告」。沙皇給俄國代表團指示:「無論如何,明日結束談判。我寧願繼續打仗,也不願再盼日本方面做出像樣的讓步。」日本代表團仍堅決要求俄國賠款,還在等待東京指示。可是俄國人已在旅館結賬了。羅斯福已準備承認失敗了。 
  在這最後關頭,日本政府讓步了。在大家認為已是最後的一次會晤中,小村要求與維特密談。他告訴維特,日本將放棄賠款要求,只要得到薩哈林島南半部分就行了。維特在這次會談後出來宣佈:「好啦,朋友們,和平。他們全都同意了。」 
  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局勢恢復穩定了,儘管為時不長。美國駐俄大使認為,樸次茅斯和約挽救了二三十萬人的生命。羅斯福總統受到報界和公眾熱烈讚揚。法國一家報紙把他說成是「這場巨人之戰中的大贏家」。 
  西奧多·羅斯福知道,他得到這些讚譽,都只是因為和談成功了,而促使和談成功的因素大多是他個人所無法左右的。但他也承認,和平對俄國來說是件好事,對日本來說是很好的事,而「對我來說也是極大的好事!」1906年,他因此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總統實踐自己的諾言,把他在科羅拉多獵獲的最大一頭熊的熊皮送給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非常喜歡這件禮品,因為它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俄國人最終也很感激羅斯福。幾年以後,原先因為被召到奧伊斯特灣當傳話人而惱怒的羅申男爵,給他的孩子們讀了西奧多·羅斯福書信集,對這位美國總統下的結論是:「真沒法不愛這個人。」 
  附錄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 1905年9月2日 
  給他女兒艾麗斯的信 
  親愛的艾麗斯: 
  我希望你的中國之行愉快。盼悉你在菲律賓的見聞。 
  這個夏天,我可是不得清閒,忙忙碌碌,但無悔無怨,因為現在看來,我們已經讓日本和俄國媾和了。我跟兩國的使節和政府打交道,什麼滋味都嘗過,最後還一次又一次給兩國政府寫信,寫得很客氣,但意見也尖銳,像個苛求的荷蘭大叔一樣。有趣的是日本人總是保持沉默,而每次我給沙皇寫信,俄國人就把它張揚出去,幾乎總是加以歪曲,可是外界對於我給日本人的信卻一無所知。在談判過程中,俄國生我的氣,以為我只給他們去信。但談判結束了,俄國人算是認真賠禮了,沙皇還給我發來了賀電,我覺得他還算不錯。 
  他的電報說:「你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和談得以成功結束,為此,請接受我的祝賀和最熱忱的感謝。敝國將以感激之情懷念你在樸次茅斯和談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這個夏天真累,因為我沒有國務卿,所有外交事務都得我自己辦,塔夫脫又不在,巴拿馬的事也得我自己處理。三個月來,我辦理的主要事情包括樸次茅斯和談,巴拿馬,委內瑞拉,還有聖多明各,處理過程中我得不到任何建議或幫助。 
  人們,不僅在我們國家,而且在別處也是一樣,通常都是純粹按照一個人做成了什麼,來對他的工作給予評價,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假若我沒有促成媾和,人們準會嘲笑我,譴責我。現在卻又把我讚揚得過了分。說什麼我腦袋長有遠見,如此等等。其實,我最終採取立場,並非我情願如此,而是形勢使然;在那種形勢下,我若是採取別的做法,我就會感到自己是逃避責任。去年冬天,我就曾幾次建議俄國人別再打仗,可是他們不聽。同樣的話我也對日本人說過。無疑是因為日本人相信我會立場公正,所以在他們海軍大捷之後主動請我促進和談,但是別讓對方知道是他們提出這一建議的——自然我不會說的。於是我著手工作,在我採取公開行動之前徵得了兩國政府的同意。這時,雙方對和談地點又談不攏,一方想要的地點,對方都不同意。我希望在海牙,日本人又不同意。結果只好在我們美國談判,這就把我推上了拋頭露面的地位,這是我本來不想要,想盡量避免的——不過現在看來,若不是在我們這裡談判,他們大概永遠也講不了和的。和談了,又陷入僵局,我不得不再次出面干預,直接跟兩國政府聯繫。要是聯繫無效就只好散伙,但似乎是談成了。我說「似乎」,是因為要等和約正式簽字了,我才能放心。日本談判的人遠不如日本政府明智,因為我相信日本不要賠款才是最有利的。俄國人是不會給的,而日本人把戰爭再打下去,只會再耗費億萬款項而分文無收,只是浪費,比浪費更壞。   
  第八章 和平鬥士(6)   
  …… 
  向你的同伴轉達我的致意,尤其感謝格裡斯科姆夫婦對你的招待。 
  愛你的父親1905年9月2日於奧伊斯特灣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1)   
  他認為他的主張代表了民眾意願,若遇職業政客們阻撓,他就直接訴諸民眾。 
  伍德羅·威爾遜與國聯 
  伊迪絲·威爾遜輕輕地把一條毯子蓋在她丈夫那癱瘓了的左臂上,而且將燈光調暗,讓別人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見她那臥床的丈夫。醫生則讓他反覆練習了幾句很簡單的笑話。然後,伊迪絲在他「好的一側」擺了兩把椅子,等候客人來訪。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已有6個星期未露面,除了他的妻子和醫生以外,別人都沒有瞧見過他。 
  伊迪絲·威爾遜請兩位客人進來,一位是共和黨參議員,一位是民主黨參議員。他們在主人精心安排的椅子上就座後,威爾遜講了他事先練習過的幾句話。 
  「我們在為你祈禱呢,威爾遜先生。」共和黨參議員艾伯特·福爾說。 
  「祈禱我什麼,參議員?」威爾遜問,「祈禱我什麼呢?」 
  兩位參議員笑了,大夫趕緊請他們結束談話,領他們走了。 
  這次精心安排的花招居然奏效了。《紐約時報》就這次會晤報道說:「到處流傳的而且往往是居心不良的謠言說總統業已殘廢,由此不攻自破了。」可是他們哪裡曉得,這位國家元首和談判大師已經病得只有一個空軀殼了。然而他還非撐著不可。他還得為他的理想奮鬥,就是實現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他堅信這是上帝賦予的使命。威爾遜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出的和平盟約,在巴黎和會上已由歐洲列強領導人談妥,但卻在美國參議院糾纏不休。條約的核心是成立國際聯盟(國聯),威爾遜為實現這一點不遺餘力,甚至願為此奮鬥到死。 
  威爾遜提出和平盟約,起緣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主張使它成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從1914年到1918年,這場戰爭席捲了歐洲。到它結束時,死亡人數已史無先例地達到850萬人之多。威爾遜曾經爭取讓美國盡可能不致捲入戰爭。1916年,他就是靠美國保持中立的競選綱領而贏得了總統連任。可是大選後不久,人們就日益擔心德國會把戰火燒過大西洋,迫使美國參戰。 
  1917年1月,德國邁出了針對美國的第一步,宣佈在大西洋展開全面潛艇戰。它派出了潛艇,要隱蔽地靠近美國艦船發射魚雷。 
  接著,英國情報部門截獲了德國發給墨西哥的一份電報,把它交給了威爾遜總統。這電報唆使墨西哥進攻美國,保證德國將予以全力支持,並許諾德國將把美國的得克薩斯、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這三片土地交給墨西哥以作為獎賞。這一電報最初被以為是偽造的,但德意志帝國的外相竟出人意外地證實了確有其事。威爾遜向報界公佈了這一電報,一時輿論大嘩,反德激情迸發,美國再也無法中立了。 
  威爾遜決定,既然要參戰,就不僅是要戰爭勝利,還需要有一條更高的原則。威爾遜年輕時,作為一名大學教師,就著書立說,闡釋了政府作用、政治理論和進步理想。他曾多年思索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考慮過如何建立一個世界組織以維護和平,團結各國,並使之各自受到制約。他有一次對他的妻舅說:「我久久琢磨了拿破侖的一句話,即『用武力從來是不會最後解決任何問題的』。」威爾遜要打仗了,但他這樣做只是為了給世界帶來和平,而且是永遠和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膽的前提,也是極其天真的前提,是史無前例的外交方針。威爾遜認為只有如此,才能證明美國參戰是有理的。 
  1917年4月2日,威爾遜通過向國會發表演說,而將自己的主張參戰的理由告訴了美國人民。總統宣佈,「對於民主而言,世界必須是安全的」,而現今這場戰爭是「反對所有國家的戰爭」,美國的動機「不是復仇……而是要維護人權,我們是人權的惟一倡導國」。這篇演說大受歡迎,《紐約時報》報道說,聽眾對威爾遜的歡呼熱情之高是「威爾遜在國會山從來未曾遇見過的」。 
  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當時坐在聽眾席最顯著的位置。據《紐約時報》報道,他帶頭歡呼,隨後的表情是他「緊閉雙唇,似乎是為了防止眼淚奪眶而出……把兩個手掌使勁捏在一起,似乎正在用力張開它們」。不論是在場的聽眾也好,還是第二天讀到報紙的全國各地民眾也好,他們的心弦都被威爾遜觸動了。 
  一位當代的學者說威爾遜這篇講話是「他一生中最傑出的一篇」,另一位學者說它是自從林肯第二次就職演說以來最偉大的一篇演講。它團結了美國人民。威爾遜演講後的次日上午,因創作《美國花花公子》和《替我問候百老匯》而最受歡迎的歌曲作家喬治·科漢就譜寫了新歌《在那裡》,它成了鼓舞美國人參戰的非正式進軍號。 
  然而,威爾遜此時的感受是悲喜交集。使他難受的,是他預見到戰爭會奪走大量美國人的生命,這沉重的責任會落到他的肩上。他對他的秘書說:「想想他們歡呼的是什麼吧。我今天發出的信息是給我們的年輕人的死亡信息。為它歡呼,咄咄怪事。」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2)   
  這次參戰,是美國登上全球舞台的第一次。威爾遜決心不浪費時機,既要決定戰爭的勝負,又要設計戰後的世界。三百萬美國人應徵入伍,而威爾遜幾乎是立即著手考慮戰後的和平。他請美國一些著名的政治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組成一個委員會,指示他們研究歐洲的情況,起草和平建議。到1918年新年來臨之際,他利用該委員會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項「十四點和平計劃」。這計劃涉及公海自由,取消貿易壁壘,裁軍,以及成立國際聯盟以保證「大小國家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 
  幾天之內,威爾遜就自豪地向全國和全世界宣佈了他的「十四點計劃」。《紐約論壇報》寫道:「威爾遜先生現在意味深長地保證美國要為比利時人和波蘭人以及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的解放而戰。對許多人而言,美國總統的許諾是要在他們經受比黑奴的遭遇更惡劣千倍的奴役之後,獲取自由。」 
  國內反響熱烈,國外的反應卻是好壞兼有。歐洲人認為威爾遜的計劃天真而不現實。自中世紀以來,歐洲幾乎是戰亂一直不停。美國自己的內戰也才過去50年,美國憑什麼來給歐洲指引和平之路呢?倫敦的《泰晤士報》寫道:「我們對總統講話的主要批評意見就是,它理想崇高,卻似乎未顧及某些嚴峻現實。」 
  威爾遜未理會批評,而直接向民眾說話。他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宣傳運動,希望把「十四點計劃」送到德國及其盟國的民眾手中,從而扭轉潮流。飛機到德國上空撒傳單;炮兵把炮彈彈頭裡的炸藥掏空,裝上傳單射向敵方。「十四點計劃」譯成十多種文字,散發到世界各地。 
  這一宣傳運動收到了效果。美國的國旗頭一次成為希望與復興的象徵,展現在歐洲各地的窗台。世界人民要和平,要按照威爾遜計劃實現的和平。他們也贊成設立國際聯盟。 
  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使戰爭結束,這樣說並不算過分。1918年5月28日,當美軍還在繼續與德軍作戰時,德國新首相致信威爾遜,說只要在「十四點」基礎上訂立和平協議,他願意停戰。 
  但是英法兩國這時看到勝利在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們要收穫敵人無條件投降的勝利果實,而且要完全摧毀德國。威爾遜則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知道一個嚴重不公正的和平計劃只會在德國引起憤恨,在將來引起更多的問題。「十四點計劃」所立足的原則是均勢與平衡。英法兩國不肯讓步,但威爾遜手裡有王牌。正是美國的參戰給德國敲響了喪鐘。若是沒有美國支援,英國和法國並沒有自己贏取戰爭勝利的把握。美國的優勢實力是不可小看的。威爾遜威脅說他將會與德國人媾和,讓英國人和法國人自己繼續打下去。 
  正當著手談判時,美國要舉行國會中期選舉。威爾遜希望美國人民給世界發出明確的信號,他在全國報紙上發表了致選民公開信,信中說:「如果你們贊成我的領導……我懇求你們明白無誤地表態,讓民主黨在參眾兩院成為多數。」可是這種黨派性質的呼籲起了反效果。美國人團結一致在威爾遜帶領下參戰,如今看到他在兜售和平時試圖按政黨之分讓選民分裂,感到憤怒。選舉結果是共和黨在國會兩院佔據了多數。和約需經參議院批准,因此新的參議院將有權挫敗任何一個和平計劃。 
  然而,不管選舉結果如何,英法兩國不敢冒美國撤軍的重大危險,經過與美國數月談判之後,終於退讓。1918年11月11日,協約國與德國簽訂了停戰協定。《紐約時報》寫道:「如同暴風雨即將停止時的最後一陣電閃雷鳴一樣,雙方炮火響過一陣,恰好在11時零1分,突然寂靜了……連綿起伏的丘陵地上充滿了歡呼和叫喊聲,敵我雙方都是如此……德國人和美國人走到他們曾拚死廝鬥過的狹長地段上相會,有些人還有些羞羞答答,不好意思,像小學生似的。」 
  美國獲悉戰爭結束,國會山上爆發了慶祝之聲,燃起了48處篝火,人群高唱愛國歌曲,吹響號角,敲響大鐘。威爾遜參加了慶祝活動,他的秘書後來回憶說:「他興高采烈……閃現出滿意的光輝,意識到他為之奮鬥的原則勝利了。」威爾遜感受到這是他自從童年以來所一直追求的命運。 
  伍德羅·威爾遜回憶說,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生活在夢想之中……全世界在我看來是一個英雄冒險之地。」他的父親是一位長老會牧師,給幼小的伍德羅·威爾遜灌輸了一個信念,即他一生肩負有一項使命,要讓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威爾遜預感到有朝一日他會當政。 
  可是,他成了一名大學教師。三十幾歲時,他被任命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與政治學教授。(至今他仍是惟一的得到過博士學位的美國總統。)他在重要刊物上發表文章,接受邀請到各處演講,很快成為普林斯頓最出名的教授。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3)   
  可是在39歲時,威爾遜患了一次中風,造成右臂無力,無法寫字。幸好這是一次輕微發作,一年內得到了康復。這問題9年後又出現過一次,但又過去了。1906年,他50歲的時候,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左眼失明了。醫生告訴他,這是因為高血壓嚴重而引起眼底血管出血。惟一治療辦法是休息。威爾遜到英國一處農村休息養病。他獨自一人在荒野之中恢復了視力,得到一次頓悟。他相信是上帝賦予了他一項使命。 
  作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立志要將該校從富人子弟玩樂之所改造成嚴謹治學的學府,要能為世界培養出未來的領導人才。他要取消該校富家子弟的「吃喝俱樂部」,遭到一些有錢的校友的反對,但威爾遜自信有使命在身,未做妥協。此後4年,他每走一步都受到那些人阻撓。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利於大大改善高等教育,可是校董會老是抵制,妨礙他的計劃的實現。到1910年,他需要改行了。 
  看來是命運使然,威爾遜立志改革的努力受到了當地一些進步的政界領導人的重視,他們請他出來競選新澤西州長。他們認為威爾遜是一個理想的人選:既有學問,又辦事認真,一貫致力於改革和正義。他一出馬,就贏得了競選勝利。 
  可是就職以後,威爾遜感受到很難說服州議會通過他提出的一系列進步法案,其中包括選舉改革,新的反法人腐敗規則,設立工人工傷賠償制度等等。最初,他指望打動議員們的「無私良知」,但不見效果。威爾遜並不氣餒,他直接面向民眾,爭取他們的支持。他周遊全州各地,向民眾發表演說,闡述他的政策主張,呼籲選民們向他們選出的代表施加壓力,爭取使這些政策得以實施。這種做法成功了。後來威爾遜當總統時又採用過這種政治策略。他認為他的主張代表了民眾意願,若遇職業政客們阻撓,他就直接訴諸民眾。 
  擔任新澤西州長才兩年,就政績斐然,因此1912年民主黨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他許諾要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得民心,當選為總統。但他認為這一競選勝利只是讓他履行更大的使命。當時的民主黨主席要求威爾遜讓他進政府任職,作為他幫助威爾遜競選成功的回報。威爾遜的回答是:讓他入主白宮的,不是民主黨,而是上帝,上帝要他做更多的事情。 
  趁著民眾擁護他的浪潮,威爾遜立即說服了國會通過幾項改革法案,包括建立收入稅,禁止童工,為老百姓貸款提供方便。他的內政改革日程啟動了。 
  但是這位新總統從來沒有辦過外交。他上任剛一個月,就發生了墨西哥總統遇刺身亡,墨西哥爆發了騷亂和暴力事件。威爾遜這位理想主義的美國總統決定派兵到墨西哥幫助那裡恢復秩序,但這一舉措卻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引起了美國兵與墨西哥暴民之間的戰鬥,死亡100多人。墨西哥暴民認為美國派兵來干涉墨西哥內政,是對他們的侮辱,他們開始襲擊美國的邊境鄉鎮。威爾遜繼續派兵,讓美國兵到任何人都認為不是屬於美國的地方去執行任務。他的意圖高尚,實際做法卻是一大失誤。事後,老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評論說,威爾遜「處理國際事務荒唐可笑……是我們遇到過的在總統職位上最糟糕的一個人」。但威爾遜的心願是要拯救世界,而不顧國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終於有機會做這件事了。 
  威爾遜總統和歐洲國家領導人商定在巴黎舉行和會。威爾遜急切希望親自赴會。這將會是美國在位總統頭一次訪問歐洲。但要做的事很多,遠非僅只訪問。他要出席巴黎和會,將會使他脫離國內日常政務達半年之久,這也是空前絕後的。 
  總統的顧問們懇求他留在國內。他們說,總統去巴黎,只是談判桌旁的一員而已,而留在國內,會有更大的權力影響談判進程,假如談判結果不符合他的要求,他還可予以否決。 
  從《紐約世界報》主編崗位辭職而給總統當顧問的弗蘭克·科布,強烈反對總統赴歐。他認為,「總統在華盛頓可以做出冷靜的判斷,不受和會上那些人際關係瑣事的糾纏……而親自參加談判,那將會是一根折斷了的棍子。他應在自己陣地上戰鬥,而他自己的陣地是在華盛頓。對於他來說,玩弄外交的歐洲全是敵人的土地。」到巴黎去為和約爭吵,有失美國總統的身份。 
  然而,威爾遜認定他不能冒袖手旁觀的風險,聽任他精心設計的國際聯盟在談判中被別人弄丟掉,或是削弱到無效的地步。他親自去了巴黎,經過6個月的艱難談判以後,他帶回來的和約已在許多方面大大不同於他的「十四點計劃」。但有一個方面沒有多大變化:他的國際聯盟保全下來了。 
  但是威爾遜的巴黎之行使得他在國內得到的支持削弱了。共和黨人恨他沒有讓任何一個有影響的共和黨領導人參加他的代表團。威爾遜這樣做,是因為他想要集中精力跟外國領導人談判,不願再讓共和黨人在他身邊添麻煩。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4)   
  和會期間的緊張勞累還損害了威爾遜的健康。他染上了當時在歐洲氾濫的流感,發高燒,嘔吐。臥病在床時,他還是堅持每天工作很長時間。曾在巴黎陪過威爾遜一段時間的赫伯特·胡佛——即後來的胡佛總統——注意到威爾遜的行為和思維過程都有變化:威爾遜原先愛聽意見,而且很快就能抓住新思想而下定決心,可是疾病使他的思維變慢了,而且難於記憶和消化新的事實和情況。事後看來,他在這一期間很可能受到過幾次輕微中風。 
  不管遇到多大困難,巴黎和會還是談出了國際聯盟盟約草案,備受讚揚。國際聯盟(國聯)將會把世界各國聚在一起,共同排解糾紛,裁減軍備,並避免再發生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它將依靠經濟制裁,而不是依靠暴力,來迫使成員國保持和平。倫敦《泰晤士報》寫道:「有些人原先以為國聯不過是國際美好願望的空中樓閣,讀了今天公佈的盟約以後,將會改變想法了……和平以及維持和平的設想,已經從雲端落地了。」《意大利日報》則將它稱為「人類團結的崇高之舉」。1919年2月14日,情人節這一天,威爾遜啟航回國,滿腔熱情要將他的成就告訴美國人。可是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是不會給他熱烈歡迎的。 
  在國會帶頭反對盟約的,是參議員亨利·卡博特·洛奇,他是握有實權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洛奇恨威爾遜——他有一次對朋友說,他從來沒有恨一個人如此之深。這怨恨一部分來源於一樁小事:在威爾遜從政之前,洛奇享有政界「學者」之稱,可是威爾遜既是博士又當過大學校長,他一邁入政界,就從洛奇手中奪走了「學者」美譽。洛奇還認為威爾遜是懦夫:1915年5月7日,德國人擊沉了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使128名美國人喪生,洛奇認為威爾遜是出於「害怕」而不敢立即宣戰。 
  最後,洛奇恨威爾遜,還因為謠傳說威爾遜對自己妻子不忠(但這一說法從未得到證實)。洛奇特別仇恨亂搞男女關係的人。他的妻子曾與前國務卿海約翰有染,讓他背過「戴綠帽子」的惡名。信奉清教的洛奇還吹毛求疵,指責威爾遜在第一個妻子死後剛7個月就娶了第二個妻子,是沒良心。 
  洛奇無法取消威爾遜的婚姻,但作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可以對國際聯盟盟約作梗。他和另一些共和黨人反對成立國聯,說這一機構會把美軍拖進世界各地的衝突之中。一位參議員問道:「難道美國公民會自願參軍,去解決巴爾幹的麻煩?」 
  威爾遜竭力解釋說,只要國聯執委會(美國是執委會5個常任成員國之一)有一國反對,國聯就不會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和每一成員國都有否決權。 
  儘管如此,盟約的語言還是令洛奇和許多別的共和黨人煩惱。盟約規定各國均有義務做到「尊重國聯所有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和現有政治獨立,防止其遭受外來侵略」,這樣一來,他們覺得美國就會失去自己的主權。他們說,這一規定可能阻礙國會履行其憲法規定的宣戰權。 
  為了平息反對意見,威爾遜會見了一批有影響的參議員。但沒有起作用。一位參議員抱怨說這次會晤就像是「跟愛麗絲漫遊奇境以及跟水俁病患者一起喝茶」。威爾遜在歐洲跟世界各國領導人談判幾個月而取得成功以後,回國來反而談判成功不了,這真顯得荒誕可笑。他堅持親自去巴黎,是因為他以為最大障礙是在大洋彼岸;可是他絕沒有料到最大障礙卻是洛奇以及共和黨控制之下的國會。 
  洛奇利用參議院的巨大權力,玩弄詭計。他知道多數參議員總的說來是支持成立國聯的,所以他要提出一些修正案,弄得威爾遜難以招架。他還要設法讓支持盟約的參議員分裂成兩個陣營,使其中任何一方都湊不夠批准盟約所需要的2/3的多數。 
  但洛奇這些活動需要時間,所以他把那些最反對成立國聯的共和黨人拉進他的委員會,幫他拖延時間,要拖它幾個月。參院外交委員會光是宣讀盟約條文就拖了兩個星期。然後,他們又開聽證會,請全國各地的公民來談意見,這樣又拖了6個星期。 
  為了跟洛奇鬥,並防止盟約在參議院受挫,威爾遜開始到全國各地向民眾演講。他在新澤西州以及在德國都體會到,民眾只要掌握了正確的信息,就不會讓他失望。他說,「戰場已經擺開……我們不能後退,只能前進。」這將是威爾遜的最後一次十字軍出征,事關重大,無妥協餘地。上帝賦予他的使命,他的命運,他能留下的最後遺產,就是國聯。如果沒有國聯,威爾遜說:「我可以絕對肯定地預言,不出一代人的時間就會又有一次世界大戰。」 
  總統計劃在27天內跑26個城市,從他的7節車廂的專列的尾車平台上向民眾發表講演,一天達十次之多。一開頭似乎很順利,但隨專列採訪的十幾位記者很快注意到情況不妙。威爾遜在群眾面前又笑又揮手,但一回到車廂內就臉色蒼白。他的夫人要他休息一下,到大峽谷休息一星期,但是他一口拒絕了:「現在是辦事的時候,不折不扣。」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5)   
  而此時在華盛頓,參議員洛奇處心積慮要摧毀國聯,派了一批附和他的參議員到各地演講,跟威爾遜唱反調。威爾遜到哪裡,他們也跟到哪裡,力圖消除威爾遜辛辛苦苦做工作的效果。威爾遜每到一站,他的敵人也跟到一站。 
  在西雅圖,一台攝像機的閃光燈突然一閃,使威爾遜吃了一驚而跌坐到椅子上。他又站起來演講,在場的一位海軍將領說:「總統似乎出了問題,講話失去了他通常的力度和熱情。」一位陸軍老戰士後來也回憶說「他顯得蒼老,真是蒼老了」。 
  但在多數人看來,這位帶領美國衝過暴風驟雨的總統仍是一位凱旋的英雄。報界以滿腔熱情報道了總統在每個城市受到的歡迎。一家報紙說「洛杉磯高聲為總統喝彩」,另一家報紙說「民眾的激情近乎狂熱,叫好之聲不斷,一陣高過一陣」。 
  在鹽湖城,威爾遜在摩門大會堂向15000人演說,建築物內沒有通風,悶熱,已經有病的總統汗流浹背,襯衣一會兒就濕透了。一個晚上,他不得不多次換衣服。 
  三天內,他先到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洛,再到堪薩斯州的威奇托。那天晚上11點半,威爾遜劇烈頭痛,難以忍受,把他的妻子伊迪絲叫到了他的房間。 
  伊迪絲給丈夫墊上幾個枕頭,希望他有個適當的姿勢能減輕頭痛。折騰了5個鐘頭,威爾遜才睡著了,伊迪絲一直靜悄悄地守候在他身邊。天亮後,他醒了,堅持照常洗漱刮鬍子,要照原計劃出去演說。伊迪絲只好去找醫生。 
  伊迪絲帶著醫生返回時,威爾遜已穿得整整齊齊,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左嘴角就流出口水。醫生堅決要他休息,但他不聽:「我必須繼續干。要是取消計劃,洛奇那一夥人就會說我臨陣脫逃,失敗了。盟約就保不住了。」他想走,可是左半邊身子突然麻木,左腿和左臂都動不了。臉的左側凹了下去,口齒不清。醫生告訴威爾遜:「我們必須考慮的,是你的性命。」 
  醫生給白宮發了電報:「即返華盛頓。切勿驚慌。」他告訴記者們,總統因病取消下幾站之行。專列疾駛返回首都。 
  第二天,報紙上說威爾遜「神經崩潰」。白宮發消息說總統需要休息。《紐約時報》三天後報道說威爾遜只是神經疲憊,已稍有好轉。只有與總統親密接觸的幾個人才知道問題比這嚴重得多。 
  醫生們希望總統休息幾天會好轉。可是回白宮後一星期,威爾遜已癱在床上了。這是一次嚴重中風,身體左側完全癱瘓。 
  有6個星期,威爾遜說不了話。右眼只能半睜開,一次只能看幾行字,無法正常理解事物,偏執,愛發脾氣。威爾遜重病臥床,他的國聯計劃也癱瘓在參議院裡了。 
  但是外面的人不瞭解威爾遜的病情。他的妻子和醫生們決定對他的病情保密,因為擔心病人會被解除總統職務。威爾遜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病重,他堅持認為沒有什麼問題。 
  洛奇將威爾遜的國聯計劃提交參議院表決,對文字做了一些修改,但未影響到它的基本精神。假如威爾遜是身體健康的話,他會看到這一點,從而會讓民主黨參議員投贊成票,使盟約得以通過。可是威爾遜對民主黨參議員說不許有任何修改。於是民主黨參議員投了反對票,國聯盟約也就以失敗而告終。 
  然而公眾反應非常強烈,參議院迫於政治壓力,再次就盟約進行表決。但威爾遜仍堅持不得有任何修改,他的支持者又只好投反對票。結果盟約仍未得到所需要的1/3多數,這一次只差7票。洛奇歡慶他對威爾遜的勝利,可是他不知道被他鬥敗的,是一個已難以理智思考問題的病人。 
  這時,1920年的總統競選已啟動。威爾遜不瞭解自己的病情,想要史無前例地競選三連任。公眾並不知道總統有病,倒是很有可能讓他以壓倒多數票重返白宮。但是他的妻子和顧問們大量做工作,不讓他得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沃倫·哈定最後當選為總統,他為人和善,但對國聯沒有興趣。儘管公眾反覆呼籲重新考慮國聯問題,但它始終未再付表決。 
  國聯盟約未獲通過,其後果恰如威爾遜所預見:一代人時間後就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2500萬人喪生。當年倘若威爾遜身心健康,這場災難也許會得以防止。 
  威爾遜逝世於1924年2月3日,直到最後,他仍然相信他主張的原則會最終實現,國際聯盟總會建立。在威爾遜葬禮之前,他的妻子發現葬禮參加者名單上有亨利·卡博特·洛奇。她給洛奇去信:「你若在場,你會感到尷尬,我也不會歡迎。」洛奇遂未到場。 
  威爾遜因提出了和平計劃和設計了國聯,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他的和平計劃沒有實現,國聯則未能擔負起其使命。但他死後20年,他的夢想終於成為現實。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美國倡議成立了聯合國,並且在美國邀請之下,聯合國將總部設在了紐約。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6)   
  附錄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 1918年1月8日 
  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關於「十四點」和平綱領的講話此講話(節譯) 
  同盟國發言人又一次表明他們願意討論戰爭的目的以及可能的全面和平的基礎。俄國代表和同盟國代表已經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舉行會談,它吸引了所有交戰國的注意…… 
  …… 
  他們要求我們說明我們的願望如何,我們的目標和精神與他們的目標和精神有何區別。我相信美國人民會希望我做出反應,極其簡明率直的反應。不論俄國現今的領導人相信與否,我們的確衷心希望能找到某種方式,讓我們能榮幸地幫助俄國人民實現其獲得自由和有序和平的終極願望。 
  我們的願望和目標是,和談過程一旦開始即應絕對公開,不得有任何秘密承諾。征服和擴大版圖的時代已經過去;為特定國家政府謀利,並可能於未來某一未曾料到的時刻攪亂世界和平的締結秘密條約的時代亦已過去。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事實,凡是思想不再停滯於已一去不復返之時代的每一個從事公務的人,現今均已看到這一事實,因此,凡是自己目標與正義和世界和平相吻合的國家,都可以表明自己考慮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加入這場戰爭,是因為我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除非予以糾正並確保世界上永不再現此種行徑,我國人民即無法正常生活。因此,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要求,決不僅限於我們自己。我們要使這一世界適於人們安全生活,尤其要使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得到安全,像我們自己一樣希望過自己的生活、決定自己的制度、受到世界其他各國人公正對待、不再遭受武力侵犯和自私侵略的每一個國家都得到安全。世界各國所有人民皆可由此同等獲益,而且我們清楚看到,除非公正待人,否則我們自己也不會得到公正。所以,世界和平的綱領也就是我們的綱領,在我們看來,這惟一可能的綱領內容如下: 
  一,和約公開,公開達成,和約之外不得有任何私下國際承諾,一切外交活動皆應坦誠和公開。 
  二,公海航行絕對自由,無論平時或戰時,除非為實施國際盟約而對某一水域全部或部分予以封閉,否則領水之外海洋皆應航行自由。 
  三,盡可能取消一切經濟壁壘,凡致力於和平和維護和平的國家彼此之間均確立貿易條件的平等。 
  四,各國彼此充分保證將軍備裁減到與國內安全相適應的最低水平。 
  五,自由、開放和絕對無偏見地調整所有殖民地的所有權,其基礎是嚴格遵守以下原則:在決定所有這類主權問題時,所涉及的當地居民的利益必須與相關政府的合理主權要求得到同等的重視。 
  六,從俄國所有領土撤出外國軍隊並解決涉及俄國的種種問題,應確保其他各國進行最佳和最自由的合作,從而使俄國得到不受妨礙和不窘迫的機會,獨立自主地決定其政治發展和國家政策,並保證各國將真誠歡迎它在它自己選擇的體制下加入自由國家社會,而且向它提供它可能需要和可能期盼的援助。各姊妹國在今後幾個月內如何對待俄國,將是對它們善意如何的尖銳考驗,並考驗它們是否理解俄國的不同於它們本國利益的利益,以及是否有明智的和無私的同情。 
  七,全世界將一致同意外國軍隊必須撤出比利時,必須恢復其版圖。比利時應享有與所有其他自由國家相同的主權,對此不得企圖加以任何限制。這一行動將比任何其他行動更能恢復國與國之間對它們自己制定的、決定其政府彼此關係的法律的信心。若無這一療傷行動,整個國際法結構和效力將永遠受到傷害。 
  八,法國全部的領土都應得到自由,被侵佔的部分應得到收復;1871年普魯士在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上對法國造成的不公正局面干擾世界和平近50年之久,應予以糾正,以便再一次確保和平有利於大家。 
  九,應按照明顯可辨認的民族界限,調整意大利的邊界。 
  十,奧匈帝國的各族人民應得到最自由的自主發展機會,我們希望看到他們的國際地位得到保障。 
  十一,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黑山)境內的外國軍隊應當撤離;其被佔領土應予以恢復;塞爾維亞應得到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巴爾幹各國之間的關係應按照歷史上形成的效忠和民族界限,通過友好協商予以確定;若乾巴爾干國家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及領土完整應得到國際保證。 
  十二,現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部分應享有可靠的主權,但現處於土耳其人統治之下的其他各民族均應確保其無疑的生活安全和絕對不受干擾的自主發展的機會,達達尼爾海峽則應成為國際保證之下的自由通道,永遠對船舶和通商往來開放。   
  第九章 直接向民眾說話(7)   
  十三,應建立獨立的波蘭國家,其領土應包括由無可爭辯的波蘭人居住的地區,應確保其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其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及領土完整應由國際公約予以保證。 
  十四,必須按照特定的盟約成立一個總的國際聯盟,以相互保證大小國家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 
  …… 
  現在我們已經把話說得十分具體,不能再有任何懷疑或疑問。我所概述的這整個綱領中貫串著一條明顯的原則。這原則就是公正對待所有各國人民和各個民族,他們不論強弱,均有權平等生活於自由和安全之中。 
  這一原則必須成為國際正義結構的基礎,否則這一結構的任何部分都會站不住。美國人民正是為這一原則而行動,準備為實現這一原則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榮譽以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為爭取人類自由而最後一戰的道義高潮已經來臨,美國人民準備奉獻出自己的力量,讓自己最崇高的宗旨、自己的真誠和忠心經受考驗。   
  第十章 中國牌(1)   
  尼克松自己說過:「讓人不可預測,是領導人的最大資產或武器」。 
  理查德·尼克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2年2月20日,空軍一號飛機在太平洋上空追逐夕陽,向西徹夜飛行,飛行高度是保密的。理查德·尼克松坐在自己靠窗的座椅上獨自沉思,要飛到關島才能著陸睡一睡。1969年他就任總統後不久,就下令將空軍一號這架豪華的波音707飛機內部重新裝修。原先,林登·約翰遜總統在飛機上都是與客人、工作人員和新聞記者共用一個寬敞的機艙。現今不一樣了,機艙改裝,中心是一個彼此隔開的三室套間,成為一套不受干擾的飛行密室。當年,尼克松在艾森豪威爾兩屆總統任期內當副總統時就訪問過56個國家,是一個出了名的環球旅行者,所以他如此改裝空軍一號,倒也是一種挺實在的安排。同時,尼克松又是一個保密成性的人,總愛獨處一隅冥思他那變化不斷的計謀,所以飛機上的這種佈置對他是非常合適的。 
  這天夜間,他在沉思之中不時抬眼望望月光籠罩下的大洋,感覺到「就像從前那些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一樣,自己這次哲學發現之行也是沒有確鑿把握,從某些方面來看也是冒著風險的」。他這次出行,是一場秘密的多國橋牌比賽中的最後一搏。 
  尼克松是一個橋牌高手。他當海軍中尉的頭兩個月,就通過玩牌贏了6000美元(後來他還用玩牌贏的錢進行了他的頭一次政治大賭博,成功當選為美國眾議員)。可是,這一次的賭注更大得多:能否贏來全球的均勢——附帶的賭注則是他尼克松能否在這一年秋季贏得總統連任。 
  經過關島之後,空軍一號將在上海短暫停留,接一名紅色中國的導航員。然後,總統及其家屬和隨行的一小批顧問將被領航到北京的一個軍用機場。正是他尼克松,對外,使美國對共產黨北越的戰爭逐步升級,在國內則早已給自己樹立了強烈反共的名聲,如今卻要成為第一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訪問的美國總統。 
  自從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過流血內戰落入共產黨人之手,沒有哪一個美國國家元首敢去揭開那個「天國」的面紗。在共和黨強硬派看來,以及在選舉了尼克松總統和他的兩位民主黨前任的美國民眾「沉默的多數」看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揮舞著核武器的無賴國家,它隨時想要蹂躪自由世界。約翰遜總統曾認真考慮過是否要轟炸中國的核設施。肯尼迪總統曾宣佈中國玩弄核武器是「我們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面臨過的最危險局勢」(此話是在他已遭遇過古巴導彈危機之後講的)。 
  毛主席的一次又一次「運動」日益氾濫,連原先支持他的蘇聯人也在20世紀50年代末切斷了與中國的聯繫。如今蘇聯大軍已部署於兩國綿長的邊界,緊張備戰。連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名稱,也是從未得到過美國公開承認,直到他尼克松著手策劃這次訪問之前幾個月,他才成為承認這一國名的第一位美國總統。事實上,直到1964年,尼克松為幫助戈德華特競選而四處奔走時,還公開標榜共和黨一貫堅決反共的立場。可是,尼克松自己說過:「讓人不可預測,是領導人的最大資產或武器。」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麻煩不斷,現在想要連任,就需要一場大贏。 
  尼克松在1968年成功的競選中曾許諾要從越南撤軍,可是到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卻使越南戰爭蔓延到另兩個鄰國。這時在可畏的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聯頭也不回地退出了尼克松發起的限制軍備談判。在國內,尼克松提名的頭兩位最高法院法官均遭到國會拒絕,他提出的稅制改革、無違約保險和學童公共汽車法案均於國會擱淺。為了打開新局面,使全球實力對比出現有利於美國的重組(同時又為他在國內競選連任獲得無比寶貴的紅利),尼克松精心策劃和秘密安排他的中國之行,已有幾年之久了。 
  怎樣才能最清楚地解釋尼克松總統的一些精明狡黠的表現,這是歷史學家們和記者們二三十年來一直用心推敲的一個問題。他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當年還處於農村狀態的奧蘭治縣,父親收入微薄,母親是虔誠的貴格會教友,一直遵循從她祖輩起已有200年之久的貴格會祈禱儀式。尼克松童年時期有一兩次病得差一點死去。他的兩個弟弟均死於肺結核,這給年輕的尼克松心靈留下創傷。 
  當他的弟弟們在亞利桑那一個療養院療養時,小小的理查德·尼克松就曾打工,給一個遊藝場招徠顧客,後來上學時參加過辯論,演過戲,然後又當律師,慢慢學會了不屈不撓追求公眾的讚許,以此填補自己心靈上的空虛。早在中學時代,據他的辯論導師回憶,他就表現出「一種能力,不正面頂撞,而是繞過爭論的焦點」。到了上大學時,他甚至掌握了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來確保他自己和某些同學的成績。他這個人自幼已失去得太多,所以任何策略都不忌諱,冒任何風險都在所不惜。   
  第十章 中國牌(2)   
  在水門事件和被迫下台以後,尼克松回顧自己的政治生涯時說過,「我是按照我發現的政治規則進行比賽。」他的政治生涯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政治賭注急劇增大,因為戰時的盟國變成了和平時期的敵手。核「遏制」、邊緣政策以及國內的共黨密謀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焦慮,這種氣氛幫助了尼克松步步高陞。 
  他剛剛在加利福尼亞當選為美國眾議員後不久,就成為麥卡錫的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一員,精明地插足於冷戰事務。他執著地追查國務院僱員(共黨間諜)阿爾傑·希斯一案,從而出了名,並第二次當選為眾議員。後來他在加利福尼亞競選參議員,用他的話來說,那次競選就是要選民「在自由與國家社會主義二者之間做出選擇」,結果,尼克松以將近70萬張選票的優勢當選了。 
  在尼克松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地圖上出現的一個最大和最不祥的新斑點就是中國大陸。在趕走了日本侵略者以後,中共強人毛澤東在蘇聯支持下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被迫跑到台灣島成立一個流亡政府。當杜魯門派美軍反擊共產黨北朝鮮對南朝鮮的入侵時,毛澤東實踐了支援北朝鮮的諾言,出兵抗擊美軍。 
  朝鮮戰爭結束後,在日內瓦一次中美和平談判中,(原文如此,顯然有誤。此次會談是1954年在日內瓦舉行的有關印度支那的多邊會談。——譯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故意拒絕與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握手。這一侮辱是周恩來永遠忘不了的。這次會談是中美兩國政府此後十多年期間的最後一次正式會談。在美國共和黨人看來,是杜魯門把中國放棄給了共產黨人,因此,他們認為給困守在台灣的蔣介石提供不論多少軍援、經援和言論支援,都不為過。 
  尼克松對於中國的戰略轉變究竟始於何時,是難下定論的,然而早在1968年總統競選中,尼克松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後不久起草的一份政策文件就提到「我們決不可讓中國永遠置身於國際家庭之外」。當選為總統後,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又說到要開創一個「新的談判時代」。 
  1969年3月,中國軍隊在有爭議的中蘇邊界伏擊了蘇聯邊防軍。這時,尼克松知道時機就要到了。當時,西方世界還在一邊觀看中蘇漫長邊界上斷斷續續的衝突,尼克松卻已悄悄伸出觸角,通過後門政治渠道,打開與中國的秘密對話。 
  尼克松意識到台灣依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共和黨人雙方都感到「燙手」的問題,所以精明地在他的行政班子裡面巧妙設置了後門。他任命他的老朋友和法律顧問威廉·羅傑斯為國務卿,可以信賴羅傑斯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和黨的方針,但與此同時,他又另闢蹊徑去執行他自己的日程。羅傑斯為人正直,一貫忠實維護台灣的利益,而且與台灣的駐美「大使」沈劍虹私交甚深,尼克松自然不能靠羅傑斯向中國做姿態。在這項任務上,他依靠的人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出生於德國,是哈佛博士,教授,對外政策專家。他曾經批評過尼克松之流的政治家黨派觀念太深,按照過時的道義觀點處理國際關係。在尼克松1960年那次未獲成功的總統競選活動期間,基辛格甚至把尼克松說成是「所有競選總統者當中最危險的一個」。基辛格是猶太人,出生於外國,講求實用,又知識淵博,似乎與尼克松毫無共同之處。可是尼克松讓基辛格看到他處理世界事務異常明智而且思想開放。基辛格博士則正是尼克松所需要的能避開雷達射線而秘密活動的謀士和外交官。 
  為了讓國務卿羅傑斯忙於啟動常規外交渠道的接觸,尼克松命令美國駐波蘭大使找中國大使會談。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外交渠道早已堵塞多年,所以國務院的人甚至說不准中國駐波蘭大使是哪一個人。美國駐波大使館的幾個人在一次華沙時裝表演中悄悄向幾個亞洲外交官打聽,高興地弄清楚了那幾個發愣的外交官就是中國大使館的人。這些中國外交官遲疑地同意了與美國代表進行正式會談,而與此同時,基辛格開始了一系列絕密的活動,通過巴基斯坦來回捎話,與北京政府進行間接的接觸。 
  但是尼克松總統在1970年5月把越南戰爭擴大到柬埔寨,使得中國人退出了華沙會談,通過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也堵死了。尼克松並不灰心,他展開了公關攻勢,對《時代》週刊說:「如果說我死以前還想做什麼事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私下裡,他認為中國人儘管口頭上說不怕中蘇邊界那一邊部署的120萬蘇聯軍隊,但其實還是害怕的。他還打賭說,中國堅決支援北越的立場其實是可以變的,就像美國對台灣的無限支持會變一樣。   
  第十章 中國牌(3)   
  尼克松總統通過基辛格直接籲請巴基斯基總統葉海亞汗敦促周恩來同意舉行美中高級密談。葉海亞汗利用與周恩來共同進餐的機會轉達了這一建議,周表示同意,但條件是只談台灣問題。為了換取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邀請,尼克松倒也情願做此讓步,但仍向中方表示需要談更多的事。可是,這一秘密通信渠道又一次被打斷了,這一次是因為1971年初美國支持了對老撾的入侵。 
  北京一直保持沉默,讓尼克松有點洩氣,可是周恩來終於做了個令媒體驚喜的動作。這位總理邀請當時在日本參加了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批乒乓球運動員和教練及其配偶,還有獲准隨隊訪華的5名美國記者,成了自從杜魯門時代美國外交官被打發出門以後的頭一批訪問這個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周恩來向尼克松「下了賭注」。 
  周對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說他們「打開了美中兩國人民關係的新篇章」,的確如此。隨之而來的,是兩國通過巴基斯坦進行的又一系列秘密信息往來。這一次周同意了美國所要求的在高級別會談中擴大議題的範圍。他還更進一步,邀請美國派一名「部長級」特使到中國面談細節。 
  基辛格和尼克松欣喜若狂。兩人在白宮悄悄密談了幾小時以後,打開了一瓶白蘭地,為周恩來這一提議乾杯。用基辛格的話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尼克松對中國的建議做出了熱情的肯定答覆,惟一要求是中國不要接待其他的美國政治家,尤其是不要接待民主黨人。他提出這一點,自然又是著眼於爭取連任的政治獎品。 
  基辛格善於充當尼克松的密使,早就學會了讓自己的活動瞞過新聞記者和政敵的眼睛。這位國家安全顧問享有內閣成員級的地位。他常常乘坐空軍一號飛機秘密出訪,而這種飛行通常被說成是「檢驗導航設備的訓練飛行」。他執行秘密國際出訪時,往往故意張揚地在華盛頓的重大社交場合拋頭露面。他是單身漢,在首都各種聚會中一向深受歡迎,所以他會在星期五出現於一場晚會,又露面於星期一的一次宴會,給人一種假象,似乎他是在首都度過了週末,而實際上他卻是偷偷溜到了安德魯斯空軍機場,去執行總統賦予的高級絕密的訪談任務,往往飛到了半個地球之外又再飛回。 
  至於這一次到中國的偵察使命,基辛格手下的人對報界說,他要到亞洲一些地方做一次瞭解情況的訪問。可是到了巴基斯坦出席葉海亞汗總統招待他的宴會時,基辛格突然出現了「德裡痢疾」症狀——這是預先精心排練過的表演——主人方面趕緊送他去療養。在大膽策劃的這次代號為「波羅」的行動中,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實際上是被悄悄塞進一架早已待命起飛的巴基斯坦噴氣式飛機。在機艙裡,基辛格和他的助手發現跟他們面對面的,是四名神色緊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直到在北京的談判桌與周恩來面對面就坐時,基辛格才確信自己不是被綁架了。 
  周恩來談判態度強硬。他堅決要求美國方面切實保證願意徹底重新評估其台灣政策。基辛格機智地利用周恩來對蘇軍入侵威脅的憂慮。周恩來則抨擊尼克松的越南戰爭逐步升級的行徑。但兩人都明白,基辛格所要的,只是派他來尋求的東西:對美國總統訪華的邀請。經過48小時不間斷談判以後,雙方終於推敲出一個彼此都認為滿意的邀請書。基辛格給華盛頓發報,只用了一個預先約定的密碼:「Eureka」。 
  基辛格回美國後不久,尼克松就在全國電視上宣讀了中國邀請書全文,說他「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讓全國的人大吃一驚。 
  國內的反應來得既快又猛。工會領導人喬治·米尼建議尼克松不如拜訪古巴的卡斯特羅,說尼克松「既然想拜訪世界上的吸血蟲,為什麼不把他們全都拜訪到呢?」甚至尼克松自己的共和黨內一些人也指責總統是在出賣冷戰期間最珍貴的棄嬰,即台灣。著名電影明星喬治·韋恩——他主演的《真正的勇敢》一片深受尼克松讚賞——給尼克松寫信說,總統的訪華決定「真是聳人聽聞」。他還送給尼克松一本反共小冊子,以便提醒尼克松別忘了美國仍在冷戰之中。 
  國務卿羅傑斯氣得臉色發青。他直到最後一刻才聽到消息,而且還領到了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差事:要他把尼克松訪華的意圖通知他的朋友、「台灣大使」沈劍虹。沈提出的強烈抗議,被尼克松置之不理。美國參議院對於他們事前被蒙在鼓裡感到憤怒,以41票比27票的表決結果推翻了尼克松提出的外援法案,以示報復。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說尼克松訪華之舉是在玩弄「他的黨和國人所能見到的最惡劣的本能」。 
  這時,尼克松竭力安撫他原先故意迴避因而得罪了的人物和利益集團。他曾經為戈德華特的競選賣過力,所以共和黨保守派需要還這份人情,這時被說服而站出來維護他的訪華決定。有兩位未來的總統都被調動起來為尼克松效勞,從而在總統如何彌補損失方面上了一課,大開眼界。其中一位是這時當加利福尼亞州長的羅納德·裡根,他儘管私下裡罵中共是「一群殺人犯」,但受尼克松總統委託,仍然跑了一趟台灣去安撫那裡的蔣介石。   
  第十章 中國牌(4)   
  另一位則是這時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喬治·布什。尼克松總統的政策突變,讓他不得不應付聯合國方面的爛攤子,他曾說這是一個「可恥的時刻」。阿爾巴尼亞提出了接納北京政府和驅逐台灣的議案,華沙條約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們像狼一樣猛撲台灣代表。美國對這一議案投了反對票,但尼克松已向中國點頭,實際上就已分裂了原先佔多數的反華陣營。表決結果是76國贊成,35國反對,決議通過了,聯合國大會的會場上響起了狂熱掌聲,台灣代表團只好神色黯然地退出會場。 
  但尼克松此時關注的是另一件事:他打出中國牌在莫斯科引起的反應。他宣佈訪華這一消息後不幾天,蘇聯就請他恢復已中斷了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這一反應來得正是時候,表明世界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有利於美國的轉變。尼克松的目的已達到了幾乎一半,只待啟程出訪了。但中國人手裡這時仍有幾張牌可打。 
  尼克松想贏得連任,關鍵在於這次歷史性的訪華之行需要得到充分的電視轉播。要讓美國公眾看到這位尼克松主義新世界秩序的設計師是如何行動的。他以為中國當然會讓眾多記者隨行,可是中國這個封閉了幾十年的社會對此並無熱情。雖然北京同意裝一個通信衛星接受器轉播尼克松到達北京的彩色電視畫面,但他們大大壓縮了想隨總統出訪的美國記者的名單。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中國透露出來的一些消息和情報。中國共產黨內有很多狂熱「反帝」分子,他們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走得過了頭。中國公民接受仇美教育已有20多年,如今竟然要歡迎美國的領導人尼克松這樣一個「屠夫」,中國許多高級強硬派人士認為無法接受。反對派中最突出的一個居然是長期被西方認為是毛澤東接班人的軍方強人林彪。林彪在秘密向蘇聯飛行的一次神秘墜機事故中身亡,這一事件在克里姆林宮和白宮都產生了衝擊波。 
  尼克松對於毛澤東打掃院落的動作疑慮重重,又急於檢驗一下中國傳媒抵制的限度,就在總統出訪之前的一個月派基辛格的副手亞歷山大·黑格將軍作為先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一趟。黑格一身美國軍裝,又有運動員般的身軀,似乎恰好體現了中國強硬派所鄙視的美國軍國主義。他在上海一個機場剛著陸(機場上有譴責「資本主義豬仔」的標語),負責接待他的上海官員就表現出反美態度,不斷地圍繞著越南戰爭和美國在亞洲的圖謀向他提問題。這批美國人到杭州,又遇到同樣的對待。幸好這時有人向毛澤東報告說黑格的訪問變成了政治火藥桶,北京迅速採取措施,要求外省市官員對待黑格一行要有分寸,所以這批美國人最後受到的接待才比較友好一點。黑格回華盛頓後對尼克松說,若不是毛澤東做了干預,他本來是想提前回國的。他認為總統的國事訪問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一場賭博,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會是政治上自殺。 
  在1972年2月21日飛往北京的最後一段飛行中,上述的事情大概又掠過尼克松的腦海。接照中國導航員的要求,飛機飛得很低。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中只寫到他從舷窗望見一些村鎮,「就像是我從圖片上見到過的中世紀村莊」。在北京著陸,總統的正式代表團15人一行受到中國人數不多的三軍儀仗隊歡迎。那是一個寒冷的上午,停機坪上空籠罩著冬季的陰雲,尼克松走出空軍一號專機,按照傳統的禮節與周恩來握手。這位總統想到了杜勒斯18年前在日內瓦對周的冷落,所以大步上前緊緊握住周的手。尼克松後來回憶道,「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此時此景通過實況轉播傳遍了世界,這正是尼克松所夢想的東西。那簡易軍用機場上懸掛著一些革命標語,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身穿一件鮮紅色大衣,中國的軍樂隊奏起了美國的國歌,凡此種種,有朝一日都會賦予一部歌劇以靈感。為了讓美國的觀眾和選民都能看到這一場面,全國三大電視網都在自己播放的節目當中插播這一最新消息,就像當年插播阿波羅號飛船在月球著陸一樣。 
  儘管事先已經有了分分秒秒具體安排的日程表,中國人還是讓美國客人吃了一驚。尼克松和基辛格還沒有來得及打開行李,就被叫去謁見患病的毛主席。在毛澤東堆滿了書的書房,加利福尼亞雜貨鋪主的兒子面對面會見了那位奇才出眾的農民出身的領導者。毛澤東、尼克松、基辛格和周恩來在輕鬆隨便的氣氛中閒談了一個小時,身旁只有毛的幾名女助手。他們的外交周旋臨近結束時,毛肯定地告訴尼克松「台灣是小問題,俄國是大問題」。這位主席甚至還稱讚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一書。 
  那天晚上,中國人在人民大會堂為美國人舉行宴會,中國軍樂隊奏起了美國歌曲《牧場上的家》,兩種文化奇怪地而又親熱地交融。這種超現實的情景又轉播到全世界。尼克松總統對他的東道主說「我們沒有理由要成為敵人」,同時又旁敲側擊蘇聯,對中國人說「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治世界」。   
  第十章 中國牌(5)   
  隨尼克松訪華的新聞界人員有兩架飛機的乘載量之多,總統很得體地操縱他們的採訪活動,因此這一周當中其餘幾天上電視的鏡頭儘是觀光遊覽和宴會。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卻辛辛苦苦與中國人一起草擬一個公報,以證明尼克松此行對於雙方來說都是有理的。這時最突出的障礙仍然是同行的國務卿羅傑斯,他簡直無法理解尼克松總統怎麼會如此輕易地扭轉美國已奉行了將近1/4個世紀之久的政策。周恩來總理臨時安排,親自到羅傑斯下榻的套間拜訪了這位國務卿,才說服了他不再礙事。 
  最後於2月27日從上海發表的1800個英文詞的中美聯合公報,包括5個部分,記述了尼克松此次訪問的活動,兩國彼此合作的承諾,這次新談成的規則和共同的問題。第4部分專談台灣,說「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尼克松扔掉了他的台灣牌,換了一手新的更好的大陸牌。 
  總統這一次完成了引起地震波式反響的絕妙外交和政治表演。可是在上海最後一次宴會上,他一杯又一杯地喝茅台酒,讓基辛格為他擔憂。基辛格知道他這位總統「兩杯酒下肚就話多,再加一杯就變得好鬥,或是激動得口齒不清」,這時基辛格已做好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可是尼克松不僅是陶醉於酒,也是陶醉於勝利。他有點搖搖晃晃地向在場的人冒出了一句:「這是改變了世界的一周。」人們還真的無法從他這一推理中挑錯。 
  第二天,周恩來與尼克松夫婦及其一行話別。登上空軍一號後,尼克松已在計劃他的下一次國事訪問。這一次將是出訪俄國。(幾個月之後,當他的飛機從莫斯科機場跑道起飛時,他已經簽訂了美蘇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對尼克松來說,他手裡真是有玩得很轉的一手好牌。)尼克松的中國之行是絲毫無可爭議的成功。中國人現在是可以與之打交道了,而在這一過程之中,俄國人也變得願意和解了。這年11月大選中,尼克松贏得了壓倒性勝利。 
  尼克松善於玩弄保密和欺騙的拜占庭迷宮式高超手法,使他在中國獲得了成功,但正是這一套手法最後卻毀了他自己,這大概是並不令人奇怪的。兩年之內,他為贏得連任而玩弄的隱蔽計謀被揭露出來,使他自毀前程,聲譽掃地。人們還記得他這位總統,最主要的是因為水門事件醜聞。然而,這位玩牌高手巧妙打出的「中國牌」也確保他30年之後在治國高手名單上仍然佔有一席之地。 
  附錄 
  理查德·尼克松總統 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中國歡迎宴會上致周恩來總理的祝酒詞 
  總理先生,今天晚上在座的諸位貴賓: 
  我謹代表你們的所有美國客人向你們表示感謝,感謝你們無可比擬的盛情款待。中國人民以這種盛情款待而聞名世界。我不僅要特別讚揚那些準備了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還要讚揚那些給我們演奏這樣美好的音樂的人。我在外國從來沒有聽到過演奏得這麼好的美國音樂。 
  總理先生,我要感謝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辯的講話。就在這個時刻,通過電訊的奇跡,看到和聽到我們講話的人比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這樣的場合都要多。不過,我們在這裡講的話,人們不會長久記住。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事卻能改變世界。 
  正如你在祝酒時講的那樣,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如果我們兩國人民是敵人的話,那麼我們共同居住的這個世界的前途就的確是黑暗的了。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進行合作的共同點,那麼實現世界和平的機會就無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我希望我們這個星期的會談將是坦率的。本著這種坦率的精神,讓我們在一開始就認識到這樣幾點:過去的一些時期我們曾是敵人。今天我們有巨大的分歧。使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我們有超過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們討論我們的分歧的時候,我們哪一方都不會在我們的原則上妥協。但是,雖然我們不能彌合我們之間的鴻溝,我們卻能夠設法搭一座橋,以便我們能夠越過它進行會談。 
  因此,讓我們在今後的五天裡一起開始一次長征吧,不是在一起邁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個目標前進。這個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和平和正義的世界結構,在這個世界結構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嚴;每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有權利決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來的干涉或統治。全世界在注視著。全世界在傾聽著。全世界在等著看我們將做些什麼。這個世界是什麼呢?就個人來講,我想到我的大女兒,因為今天是她的生日。當我想到她的時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兒童,亞洲、非洲、歐洲以及美洲的兒童,他們大多數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出生。我們將給我們的孩子們留下什麼遺產呢?他們的命運是要為那些使舊世界受苦受難的仇恨而死亡呢,還是他們的命運是由於我們有締造一個新世界的遠見而活下去呢?   
  第十章 中國牌(6)   
  我們沒有理由要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統治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治世界。 
  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在就是只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那種可以締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偉大境界的高峰的時候了。 
  本著這種精神,我請求諸位同我一起舉杯,為毛主席,為周總理,為能夠導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誼與和平的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乾杯。 
  (這一篇講話的譯文系採用新華社1972年2月21日播發的通稿。)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1)   
  他不同於他的幾位前任,他不想延長蘇聯帝國的生命,相反,他認為美國應該盡一切可能促使它崩潰。 
  羅納德·裡根與蘇聯 
  1983年秋天,蘇軍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在距離莫斯科僅55英里的一個絕密監視站掩蔽部內監視衛星活動,忽然聽到警報響聲。他放下茶杯,注視電腦屏幕。看來像是美國剛剛發射了一枚核導彈。彼得羅夫坐在那裡愣住了,兩手發抖。這毫無道理。 
  但這也許有理。幾個月前,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已開始更加起勁地談論軍備競賽。他把蘇聯叫做「邪惡帝國」,令俄國領導人憤怒。裡根削減國內的開支,卻將資金灌注於軍備。按照他提出的軍費預算。到1985年五角大樓每個小時用於防務的開支將會高達3000萬美元以上。最近,美國已開始將一批中遠程核武器調進歐洲。蘇聯領導人擔心這是為入侵提供掩護——俄國自己的核戰爭緊急行動計劃就包括這種部署。 
  還有一件事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那就是3個星期以前蘇聯軍方擊落了一架韓國客機,使機上269名乘客喪生,其中包括61個美國人。 
  彼得羅夫應該採取行動。他知道蘇聯的方針是一旦美國發動核攻擊,蘇聯就應當立即以自己的核武器進行反擊。但這肯定會觸發美國的大規模報復。幾分鐘之內,東西兩半球就會有千千萬萬的人死亡。 
  彼得羅夫與地面雷達核對,雷達卻沒有顯示導彈來襲。但地面雷達是較老的設備,發現目標比電腦要慢幾分鐘,而彼得羅夫的電腦所監視的衛星系統是一年前剛啟動的新式設備,很難說雷達比衛星更可靠。 
  3分鐘過去了,仍無動靜,那警報信號一定是失誤。彼得羅夫想,美國人總不會只用一枚導彈發動進攻。可是警報又響了,電腦屏幕出現閃光,像是第二枚導彈升空。後來信號又出現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五次。這時彼得羅夫真害怕是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但是他知道只要他一報告,就會引起無法扭轉的事件鏈。他的任務是將重要信息按照指揮系統上報,那信息會立即上報給蘇共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無疑會發動反擊。彼得羅夫沒有上報,而是沉住氣再看一看。 
  各個系統似乎都運轉正常,但彼得羅夫總覺得是出了毛病。他向上級報告說出現了虛假警報。倘若他判斷錯了,那麼15分鐘左右俄國的主要城市就會一一毀於蘑菇雲煙塵之下,而克里姆林宮未事先警覺的責任就全在他彼得羅夫身上了。他焦急萬分地聽著時鐘秒針滴滴答答的聲音。 
  4個小時過去了,毫無導彈來襲的跡象。從莫斯科來了一個調查小組。彼得羅夫和他的幾個同事被扣留了3天接受訊問。最後,調查小組終於發現那虛假警報的起因在於陽光在一個未曾預見到的角度被雲層反射了過來——一個統計上的畸變造成了美國發動核戰爭的假象。在冷戰時代,和平是脆弱的,設備上的這麼一個小失誤就差一點引發了一場核浩劫。 
  3年後,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來到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一座小型政府賓館霍弗迪宮,再過7分鐘,他就要在這裡會晤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裡根身穿一件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緊緊的皮毛翻領大衣走了進來。觀察家們注意到袖子太長——這是一件老式大衣,觀察家們想,準是他從自己衣櫃最底層翻出來的。一年前,在11月一個異常寒冷的上午,裡根曾在日內瓦會見過新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那一次他只穿了一套西裝,那是有意做戲:當時已74歲的裡根要表現他頂得過比他小20歲的戈爾巴喬夫。當身穿大衣、圍著圍巾的戈爾巴喬夫及其隨行人員哆哆嗦嗦走進來時,精神抖擻而又充滿自信的裡根迎上前去,形象壓倒了戈爾巴喬夫。攝像機閃光了——俄國人知道了他們在第一次形象戰中吃了大虧。這一次,裡根穿上了大衣,大概是一種有禮貌的姿態吧。 
  戈爾巴喬夫比預定的會見時間提前一分鐘到達霍弗迪宮,仍是身著大衣,圍著圍巾,戴著他一貫戴的淺頂呢帽。裡根走出大門迎接他,說了一下時間,戈爾巴喬夫瞅瞅他的手錶,聳聳肩膀。 
  雙方都有意不讓人們對雷克雅未克最高級會晤抱過高期望。這是一次非正式會晤,裡根說這是一次「私人會晤」。可是雷克雅未克的人們卻把這當做一次歷史性事件。街道兩邊商店都在出售印有美蘇兩國領導人頭像的毛衣,一頭織有星條圖案、另一頭織有錘子鐮刀圖案的圍巾,甚至還有紀念這一事件的金質煙灰盤。一座中學的體育館被改裝成一個可容納兩千名記者的新聞中心,裡面有當地的一些美味食品,包括鯡魚、熏羊肉和蜜香酸奶等等。對於雷克雅未克的人來說,這樣的大事一輩子只會遇到一次。世界上兩個彼此競爭的超級大國的領導人將在這中立的地方談判我們星球的未來。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2)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就一直未曾有過真正的和平。約瑟夫·斯大林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戰時結成的聯盟一到戰後就分道揚鑣了,美蘇展開了世界範圍的較量。從1948年的柏林危機開始,雙方較量的場所包括了匈牙利、意大利、中國、希臘、越南、古巴、安哥拉、格林納達和阿富汗。兩國爭奪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優勢,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和力量。 
  核武器的存在加大了戰後世界的安危籌碼。雙方都擔心對方的第一次打擊和反擊的核能力,安排國防計劃時考慮的死傷數字均以億萬計。雙方都明白核戰爭一旦爆發,是不會有贏家的。 
  儘管如此,核武庫仍在不斷擴大,憂慮日益加深。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經過談判,開創了緩和時期,爭取緩和緊張局勢,加強合作,希望擴大貿易,控制軍備和降低彼此之間的敵意。儘管慢慢有些成果,但人們期望的「大突破」並未實現,根本的緊張局勢似乎不可改變。 
  到羅納德·裡根1980年大選獲勝時,美蘇之間的緩和仍無大進展。武器並未大量削減,蘇聯還在阿富汗、非洲和中美洲積極擴大其勢力。緩和期間達成的美蘇貿易協議被美國一些顧問形容為「糧食大盜竊」,因為廉價提供給蘇聯的糧食被用於支撐俄國搖搖晃晃的經濟。美蘇之間的貿易讓蘇聯人得以繼續將大量的錢投入擴充核武器。 
  裡根就任總統後,決心改弦更張。他不同於他的幾位前任,他不想延長蘇聯帝國的生命,相反,他認為美國應當盡一切可能促使它崩潰。他說:「如果蘇聯無法一面繼續生產它的武器一面又滿足它的民眾日常生活需要,那就會最清楚不過地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要停止跟他們做生意。要讓他們的制度垮台。」 
  這種強硬的言辭顯然是脫離了美國已奉行多年的方針。過去幾任總統都是設法通過核僵持來維持暫時的和平。裡根卻是想要把鐵幕永遠掀翻。他想要結束冷戰,不是謀求暫時的和平,而是要按照他的條件謀求持久的和平。這並不令人奇怪,因為他一貫反共已將近40年,儘管他以壓倒性勝利入主白宮時,有人曾嘲笑他「不過是一個演員」。但有些人也說,最有資格致力於鬥垮蘇聯的美國總統,就數他了。他反共,的確是起始於拍電影的場景。 
  1946年9月27日,羅納德·裡根還是一個英俊的35歲的乙級電影演員,到華納兄弟製片廠參加拍攝一部新影片《夜復一夜》。在前往攝影棚的路上,他遇到上千人的罷工糾察線。製片廠工會頭目、共產黨人赫布·索雷爾發動了罷工,想讓好萊塢變成為共黨效勞。 
  華納兄弟製片廠保安負責人建議演員們和工作人員通過下水道悄悄鑽進攝影棚。但裡根拒絕這種膽怯的行為,於是製片廠派了一輛大巴士車運送他們,要硬衝過罷工糾察線,但勸他們趴在車廂底板上,避免被石頭和汽水瓶砸傷。日復一日,汽車都是早上衝進去晚上衝出來,大家都趴下,只有裡根一個人堅持直直坐著,讓外面的人瞅見他的頭和肩膀。他無所畏懼。 
  罷工還在繼續,一些共黨分子開始威脅裡根。在《夜復一夜》拍片現場,裡根接到一個電話,說如果他繼續反對罷工,就要往他臉上潑酸水,讓他毀容。裡根在這之前不大關心政治,他生長於一個自由派民主黨家庭,全家人一向投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票。可是共黨分子的做法燃起了他心中的怒火,他成了一名強烈反共分子。1947年,他當選為電影演員工會主席,並以此身份向聯邦調查局提供了好萊塢的共黨活動情況。 
  此後,到1962年為止,裡根有10年之久充當通用電氣公司的每週電視連續劇節目主持人。他的一部分任務是充當通用電氣公司「大使」周遊全國各地,向工人們發表演說。他的演說帶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氣味,練出了一套反共辭令,用以打動聽眾的心弦。 
  在1964年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巴裡·戈德華特聽過裡根一次演講,留下深刻印象。他請裡根錄製一個電視演講節目,幫他用於全國各地的競選。裡根為此傾注了他強烈的反共激情。他在演講中說:「你們和我面臨著一個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我們要麼將人類這個最後的美好希望留給我們的孩子,要麼就會判定他們踏出最後一步而陷入千年的黑暗。」 
  裡根的演講轟動了美國。戈德華特的競選運動募得了800多萬美元。《時代》週刊說裡根的演說是「這一失敗的競選運動中的惟一亮點」;《華盛頓郵報》說它是「自從1896年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在民主黨代表大會發表其『黃金十字架』演說威·詹·布賴恩(1860—1925),美國政治家、演說家,因1896年發表反對貨幣金本位的演說,36歲即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譯注以來全國政治舞台上最成功的一次初次亮相」。從此,裡根就不再只是演員了。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3)   
  加利福尼亞的共和黨領導人說服了裡根競選該州公職,1966年,他以100萬張選票的優勢當選為加州州長。在又連任一屆州長以後,他在1976年宣佈要爭取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因為他認為美國已在俄國人面前步步退卻。 
  他告訴他的兒子邁克爾說,他想當總統的最大理由就是他要跟俄國人談判。他說:「蘇聯人已經很久沒有聽見一位美國總統對他們說個『不』字了。」 
  那次他沒有贏得總統候選人提名,輸給了在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而福特在大選中又敗給了吉米·卡特。在卡特總統對蘇聯奉行和解政策4年以後,裡根知道他該再試一次了。1980年,他輕鬆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接著又在大選中擊敗了卡特。在卡特任期內,美國的利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急劇上升,美國一些人在伊朗被扣為人質,稅率超過了歷史高峰。但裡根總統的當務之急是要結束蘇聯的威脅。這個畢生反共的鬥士進了白宮,事情終於有可能起變化了。 
  裡根就任總統,提出了他的計劃,就是「以實力求和平」。經濟預測表明,蘇聯帝國已處於崩潰的邊緣,不可能再把大量資金投入軍備競賽而同時還讓它的民眾吃飽肚子。裡根要利用俄國的經濟弱勢,辦法是把軍備競賽加劇到極限,直到逼得蘇聯無法招架而只好讓步。裡根說:「資本主義的偉大活力,成功地使我們在反共戰鬥中有了一個強大的武器,這就是錢。俄國人決不可能贏得軍備競賽的勝利;我們可以在花錢方面永遠超過他們。」 
  裡根開始實施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軍備擴充,希望以此迫使俄國人做出不愉快的選擇:要麼跟上來而讓民眾餓肚子,要麼最終認輸。這是大膽的戰略,馬上受到了批評。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說:「我決不承認這種荒謬的理論,說什麼只要我們今天造更多的核炸彈,明天就可以減少核炸彈。」甚至裡根的一些顧問也認為這戰略行不通。但裡根總統堅信不疑。 
  按照他的計劃,五角大樓的預算將要猛增,按照通貨膨脹率加以調整後的美元幣值計算,從1980年到1985年要升高51%,達到3300億美元。這將是美國政策上一大改變,因為前幾屆政府都是消極看待蘇聯擴充軍備而無抗議。裡根後來曾請他的聽眾欣賞一幅漫畫,畫中的一位俄國將軍說:「當只有我們在進行軍備競賽時,我更加喜歡這一競賽了。」 
  在擴充軍備的同時,裡根又在世界各地大力傳播自由福音,希望在東歐激起人們對蘇聯的反抗,並防止新的國家落入共黨手中。美國資助了波蘭和東歐其他各地以及中美洲的地下反抗運動。當過體育運動播音員的裡根也重視廣播。他把「美國之音」和「自由電台」的節目擴大到覆蓋全歐洲。 
  廣播攻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到裡根總統第一個任期末,已有將近1/5的蘇聯成年人每週至少一次聽美國的廣播。同樣的人在東歐更多:在波蘭達68%,在羅馬尼亞達64%,在匈牙利達58%。1983年5月調查600名波蘭人認為誰是「波蘭的最後希望」時,羅納德·裡根名列第三,僅次於教皇和聖母馬利亞,而領先於團結工會的瓦文薩。 
  裡根又採取了一個引起爭議的步驟。1983年,美國把中遠程核導彈部署到西歐,它們從西歐能打到蘇聯的腹地。這一舉措的目的在於讓俄國看到美國的威脅是當真的,但北約盟國對此舉意見分歧,出現兩級分化,同時歐洲各地都有大批人上街舉行抗議遊行。它也使裡根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做是戰爭販子。裡根的女兒帕蒂也公開反對在西歐部署導彈,因此而加入了反核運動。俄國領導人則感到憂心忡忡。 
  裡根還強化了他的反共言論,把蘇聯說成是「現今世界的邪惡焦點」,說共產主義屬於「歷史垃圾堆」。他根本拒絕與蘇聯人談判,指望俄國人會首先承認失敗。然而美蘇之間日益缺乏溝通,這也開始產生很嚴重的後果。韓國客機被擊落而導致269人喪生,此事也許引起了人們嚴重的不安,而本文開頭談到的彼得羅夫1983年秋季遇到的情況更是一度使美蘇兩國瀕於核戰爭邊緣。1983年9月28日,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說在裡根離開白宮之前蘇聯將不再做出外交努力,使形勢變得更嚴峻了。 
  裡根總統心情矛盾。一方面,他的戰略起作用了。中央情報局1983年秋季在一份備忘錄中報告說,蘇聯正在走向它的「最後階段」;要想扭轉局面就需要進行激進民主的經濟改革,而那樣一來它的共產主義制度就不復存在了。但另一方面,裡根及其顧問們擔心韓國客機事件會是未來事態的一個預演;如果蘇聯垮台,它不會靜悄悄地垮下去。裡根擔心求生存的鬥爭有可能最後導致孤注一擲而引起核災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人對美國也產生同樣的想法。他們擔心裡根的言論日益強硬可能表明他真的在策劃先發制人的第一次打擊。如果結束共產主義的代價是世界毀滅,那就太不值得了。裡根後來在回顧1983年秋季的形勢時寫道:「我開始認識到,許多蘇聯官員害怕我們,認為我們不僅僅是他們的對手,而且還是有可能先下手向他們扔核武器的潛在侵略者。」裡根覺得蘇聯人對美國有這種想法,是叫人難以置信的,然而他拒絕會晤蘇聯領導人,叫蘇聯人很難不這麼想。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4)   
  由於考慮到這些因素,再加上選舉年的民意測驗表明很多美國人認為裡根真想冒險發動戰爭(贊成他的對外政策的人占38%,而表示不贊成的人占49%),裡根覺得他擴充美國實力的做法也許是太猛了,該轉而採取和平姿態。他急劇降低了他的調子,開始打開談判的大門。他說:「核戰爭是決無勝利可言的,永遠也不能打的。我們的夢想是希望看到有一天把核武器從地球上清除掉。」這與幾個月之前的有關「邪惡帝國」的言論已大不一樣了。 
  在降低調門和促進談判方面,南希·裡根也為她丈夫幫了大忙。1984年初,裡根終於會見了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據南希·裡根說:「葛羅米柯走到我面前說:『你丈夫相信和平嗎?』我說:『當然NE021。』他說:『那好,你願意天天晚上都對他的耳朵悄悄說這個嗎?』我說:『是的,我願意。我也願意對你的耳朵說這個。』」 
  但裡根的武庫裡還有一樣武器,即「戰略防禦計劃」(SDI)「戰略防禦計劃」(SDI)在當時俗稱「星球大戰計劃」。——譯注,就是建立一道對導彈防禦屏障,防止來襲的導彈。裡根1979年訪問過五角大樓的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在那裡認識到一旦核導彈來襲,就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只能有兩種選擇:要麼消極忍受慘重損失,要麼立即發動反擊,最後結果幾乎是自殺。他說:「這兩種選擇都很糟糕,還必須想別的辦法。」從那時起,他一直在構想第三種選擇,這就是後來提出的「戰略防禦計劃」:在太空部署激光器,能發現敵方升空的彈道導彈,精確瞄準,將它們擊毀。有這樣一道屏障,就可以防止核交鋒。有些顧問認為這只是一種討價還價的籌碼,用來促使俄國人同意削減核武器,但裡根是真的相信有此必要。 
  裡根迫切希望完全消滅核導彈,但他認為「戰略防禦計劃」是安全網。一旦美國遭受到核戰爭威脅,那就只有依靠對導彈防禦系統來保護國家。而且裡根表示只要蘇聯人相信他的意圖,他願意讓大家分享這一技術以保護世界。在一次對全國國民發表的電視講話中,裡根提出了美國的戰略防禦計劃,同時也建議俄國分享這一技術,從而使雙方能共享和平。他說,「我覺得確保同歸於盡的戰略不會讓大家睡得安穩」,而戰略防禦計劃則會「讓我們找到辦法使這些核武器變得無能和過時」。 
  俄國領導人對於裡根提出的「戰略防禦計劃」感到恐懼。他們不相信裡根的意圖,認為這是一種威脅:是要保證美國能安全地發動第一次核打擊而自身又不至於毀滅。葛羅米柯說:「讓我們不要拐彎抹角,直話直說。這一系統的用處就是要訛詐蘇聯。」俄國人擔心美國是要在最新技術的基礎上發動一場新的軍備競賽,而這種技術是經濟正在陷於困境的蘇聯所玩不起的。裡根過於簡單化的有關分享這一技術的建議只是更加加重了俄國人的不信任。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對「戰略防禦計劃」的反應是:「做這種事不但是不負責任,而且是瘋狂……華盛頓的行動使全世界陷於險境。」僵局依舊,只是仇意更深。 
  到1985年3月,安德羅波夫已死,接替他的人安德烈·契爾年科也體弱多病,瀕於死亡。裡根說過,「如果俄國領導人老是死,我在我的任期內還拿他們怎麼辦呢?」但是,契爾年科的繼任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卻顯得是一種新型的俄國領導人。跟他的前任相比,他年輕20歲。屬於新的一代,而且他是蘇聯的第一位承認自己國家需要改革的領導人。他在自己任期內實行了「公開性」政策和經濟改革,釋放了成千上萬的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見者,而且曾試圖解決食物和商品短缺的問題(這一問題當時已成為蘇聯經濟失敗的標誌)。 
  戈爾巴喬夫的前任們經歷過戰爭,敬畏核武器的威力;戈爾巴喬夫卻像裡根一樣,擔心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後果。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盡力學習與蘇聯核武庫相關的知識;戈爾巴喬夫卻有意對核武器技術保持一定距離。在軍隊演習中,他甚至拒絕裝模作樣下達發射核導彈的命令。他看到了過去的蘇聯領導人所未曾看到的事實:蘇聯經濟已不可能既支撐核軍備競賽又滿足蘇聯民眾的衣食住行。因此,像裡根一樣,他決心消除軍備競賽。戈爾巴喬夫說:「和平重於一切。在核技術和空間技術時代,世界大戰將是絕對的罪惡。」 
  裡根抓緊時機做出了重要決策。他派副總統喬治·布什去參加契爾年科的葬禮,並邀請戈爾巴喬夫舉行最高級會晤。裡根寫道:「你可以確信我個人的決心,要與你和蘇聯其他領導人舉行認真的談判。」就這樣,一向狂熱反共的裡根向蘇聯新領導人伸出了橄欖枝,要求會談。 
  裡根與戈爾巴喬夫商定於1985年11月在日內瓦會晤。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裡根在歐洲的最堅強的盟友——此前已會見過戈爾巴喬夫,說他是一個「我們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這就增添了美蘇首腦會談會取得進展的希望。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5)   
  戈爾巴喬夫到了日內瓦,迫切希望和平。他說:「我們將會被拖進我們力所不能及的軍備競賽,我們會輸,因為我們已處於我們能力的極限。」裡根的「以實力求和平」政策實際上已將蘇聯推到無法忍受的地步。裡根準備做和平交易了。 
  幾乎難以置信的是,裡根與戈爾巴喬夫一見面,就幾乎馬上聯結到一起。裡根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我們頭一次握手,我就不得不承認——正如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加拿大總理布賴恩·馬爾羅尼所預言的那樣——戈爾巴喬夫是有讓人喜歡之處。他的臉上和他的作風中流露出熱情,而沒有我此前遇見過的多數蘇聯高級官員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跡近仇恨的冷漠。」 
  他們倆沿著日內瓦的萊芒湖濱邊走邊談,談及裡根的電影生涯,並試圖找到雙方的共同點。他們同意再舉行兩次首腦會談。通過電視轉播,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這兩個人圍著一座火爐談心。即使不說別的,單是這一形象就讓世人幾十年來頭一次感到和平是可能的。因此,裡根回國時受到公眾歡呼。他說:「我忘不了自從我遇到槍擊裡根就任總統後,曾於1981年3月遇刺受傷。——譯注以來在這一次所受到的歡迎。」 
  第二次首腦會談是一年以後在雷克雅未克。它被認為是外交史上最不尋常的會談之一。 
  在雷克雅未克的霍弗迪宮,裡根與戈爾巴喬夫首先單獨會談,沒有閣僚或顧問在場。戈爾巴喬夫表示要做許多事情,凡是裡根有可能想像到的事情,都包括在內了。他做出的讓步之多,超過了蘇聯25年來表示過的讓步的總和。裡根沒有跟他的國務卿和五角大樓軍方領導人或美國的盟國商量,就做出反應,建議到1996年完全銷毀核武器。兩個人面對面談了將近10個小時。 
  當顧問們參加了會談時,國務卿喬治·舒爾茨驚訝地發現戈爾巴喬夫已經「把禮物擺到我們腳下」。戈爾巴喬夫甚至主動提出要急劇裁減蘇聯的常規部隊。裡根後來寫道:「這正是我們一貫認為的達成削減核武器協議所必需的先決條件,但我們從未想到會在冰島得到它。喬治和我都無法相信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得到令人驚訝的協議。」 
  過去從來沒有討論過如此削減軍備。核戰爭的威脅有可能在一揮手之間就予以告終了。最後,戈爾巴喬夫宣佈他所建議的一切取決於一個條件:美國要取消「戰略防禦計劃」。 
  在這次首腦會談之前,前總統尼克松曾經說「戰略防禦計劃」是美國的最後一個討價還價籌碼,建議裡根總統利用它來獲取最有利的交易。但裡根知道,正是「戰略防禦計劃」促使戈爾巴喬夫走到了談判桌旁,這一計劃是給世界帶來有保障的和平的最佳希望。 
  「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為找到一種對付核導彈的防禦性武器而進行的研究,」裡根說,他站起身,穿上大衣,對舒爾茨說,「這個會開完了。喬治,我們走吧。」 
  戈爾巴喬夫試圖勸裡根留下。 
  裡根說:「我想你並不想要一個協議。」 
  戈爾巴喬夫回答:「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更多的事。」 
  「你可以說『是的』。」裡根說。 
  報界批評裡根總統不該退會。然而,儘管這次會談破裂了,裡根知道它的碎片仍在。雙方至少在原則上同意了要實現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用裡根的話來說,「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接近於達成能導致一個更安全的沒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協議。」而在這之前誰也不曾想像過冷戰的結束。以往的總統做工作的出發點都是認為冷戰只可能予以遏制。這一次都大不一樣。連戈爾巴喬夫也承認這次會談的意義,他說:「雷克雅未克是一次突破。雷克雅未克將最終產生成果。」 
  瑪格麗特·撒切爾後來指出,雷克雅未克美蘇首腦會談是冷戰真正走向結束的起點。一年之後,即1987年,裡根和戈爾巴喬夫在白宮會晤,簽署了一項有重大歷史份量的協議。戈爾巴喬夫接受了裡根的「零選擇方案」,即雙方都從歐洲撤出中遠程核導彈,這一次戈爾巴喬夫沒有再堅持要美國取消「戰略防禦計劃」。他是無可選擇。他需要這協議,而裡根已證明他不會發慈悲。威脅消失了。冷戰結束了。 
  1988年5月,戈爾巴喬夫邀請裡根訪問莫斯科。裡根在莫斯科對一群大學生講話時告訴他們,民主正在來臨:「你們這一代人正生活在蘇聯歷史上最令人興奮、最有希望的時期之一。在這一時期,第一股自由氣息吹入了空氣,心臟隨加速的希望旋律而跳動,長期沉默積累起來的精神能量渴望得到奔放。我們希望改革的諾言將會實現。」 
  後來,裡根遊覽紅場時,一名記者問他:「總統先生,你仍然認為你是在一個邪惡帝國嗎?」 
  「不,」裡根說,「我那是說的另一個時期,另一個時代。」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6)   
  裡根主動對戈爾巴喬夫做出的姿態,對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1989年,已有40年之久的柏林牆倒了。(原文如此。按柏林牆始建於1961年。——譯注)一批共產黨國家一夜之間成了民主國家。最後,在發生了一場企圖推翻戈爾巴喬夫的未遂政變以後,蘇聯也在1992年解體而變為自由、民主的國家。 
  本章開頭說到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現今孤獨地住在距離莫斯科30英里的一個荒涼小鎮上一個二層樓的公寓樓套間裡。他當年保護的那些武器已不復存在,被銷毀而只留下鈾原料。蘇聯領導人對當年那件事感到難堪,從來沒有公開承認他的功績。那次事故後一年,已服役27年的彼得羅夫退役了,給他的惟一獎賞是一台電話,而一般情況下人們想要裝一台電話需要掛號排隊等上好幾年。只可惜他現在窮得付不起電話費,只好把電話線撤了。 
  世界應該深深感謝彼得羅夫當年的正確判斷。世界也應該感謝裡根扭轉了方向,從而改變了世界的形勢。 
  附錄 
  羅納德·裡根總統 1983年3月23日 
  關於國防和國家安全的電視講話(節譯) 
  我的美國同胞們,謝謝你們今晚花時間聽我講話。 
  我要談的題目是和平與國家安全,這既是及時的,也是重要的。說它及時,是因為我已做出一項決定,它將在21世紀為我們的孩子們提供新的希望,我將在下面告訴你們這是一個什麼決定。說它重要,是因為你們必須為你們自己做出很重要的決定。這一題目涉及任何總統和任何國民所共有的最基本義務,即保衛和鞏固和平。 
  …… 
  就這樣,今晚我向大家談了我對於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國家安全問題的想法。我的歷屆前任也向大家談過蘇聯實力造成的威脅,提出了應對這一威脅的舉措。但自從出現了核武器以來,這些舉措日益側重於威懾,就是宣佈要對侵略實施報復,從而使對方不敢發動侵略。 
  這種以進攻相威脅而求穩定的做法收到了效果。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已成功防止核戰爭達30餘年之久。這就是讓我們的未來完全依賴於以進攻性的報復求安全,但是我的顧問們,尤其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顧問們,已強調了擺脫這種局面的必要性。 
  在我和他們的討論過程中,我已越來越深刻地相信,我們不能以威脅別國和別人的生存這樣一種辦法跟他們打交道,我們必須能夠站得更高一些。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透澈地考察每一個機會,來減緩緊張局勢,在雙方戰略力量對比中求得更大的穩定。 
  我們所能做的最重要貢獻之一,自然就是降低整個軍備水平,尤其是核軍備水平。我們正在與蘇聯進行幾方面的談判,爭取共同減少武器。一個星期以後,我將會向你們報告我在這一方面的想法。現在只說明,我在這方面是完全有決心的。 
  如果蘇聯願意與我們一起努力實現重大的武器削減,我們就會求得核力量對比趨向穩定。然而,那時仍將是必須依靠核報復的幽靈,依靠相互威脅。這仍是對人類狀況的一種悲慘的寫照。若是不以殺人相報復,而是拯救人們生命,會不會是更好一些呢?我們能不能運用我們的全部能力和智慧來實現真正持久的穩定,以展現我們的和平意願呢?我想我們是能夠的,而且也必須是能夠的。 
  在跟我的顧問們,包括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顧問們仔細商量以後,我認為有辦法做到這一點。讓我向大家展示一種能提供希望的未來前景,這就是我們著手執行一項計劃,做到以防禦性的措施來對付可畏的蘇聯導彈威脅。讓我們求助於技術的力量吧,正是我們的技術造就了我們偉大的工業基礎,造就了我們今天享有的生活質量。 
  倘若自由的人們能夠確信他們的安全並不是依賴於以美國的核報復威懾蘇聯的核襲擊,確信在敵人的戰略彈道導彈飛臨我們國土或盟國國土之前,我們就可以把它們攔截和擊毀,那會怎樣呢? 
  我知道這是一項艱巨的技術任務,在本世紀末之前大概難以完成。然而,現代技術已達到相當成熟的水平,使我們有理由著手這一努力。這需要在許多戰線上做出多年的,很可能是幾十年的努力。會有一些失敗和挫折,同樣會有一些成功和突破。同時,當我們著手這一努力時,我們也必須始終保持我們的核威懾力量,保持可靠的靈活反應能力。但是,為了讓世界擺脫核戰爭的威脅而做出一切必要的投資,是不是值得呢?我們知道是值得的。 
  在此期間,我們會繼續爭取真正削減核武器,從實力地位進行談判,而只有使我們的戰略力量不斷現代化,這實力地位才會有保證。同時,我們也必須改進我們的非核能力,採取措施減少常規軍事衝突升級為核戰爭的風險。   
  第十一章 零選擇方案(7)   
  …… 
  當我們為實現防禦性技術的目標而努力時,我們也認識到,我們的盟國仍依靠我們的戰略進攻力量來威懾對方對它們的襲擊。它們的切身利益與我們的切身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的安全也是我們的安全。技術上的任何變化都不能也不會改變這一現實。我們必須而且一定會繼續履行我們承擔的義務。 
  我清楚地認識到防禦性系統有其局限性,會引起一些問題和模糊不清的情形。當它們與進攻性系統結合到一起時,人們可能會認為它們會促進一種侵略政策,誰也不希望出現這種政策。然而,在牢記這些因素的情況下,我號召我國的科學界,給我們創造了核武器的科學界,現在將他們的偉大才幹轉向人類和世界和平的事業,讓我們找到辦法使這些核武器變得無能和過時。 
  今晚,遵照我們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義務,並認識到與我們的盟國加強協商的需要,我將採取一個重要的第一步驟。我將指導全盤綜合和緊張強勁的努力,以制定長期的研究與發展計劃,開始爭取實現我們要消除戰略核武器所造成的威脅這一最終目標。這將會為消除這些武器本身的軍備控制措施鋪平道路。我們既不尋求軍事優勢也不謀求政治好處。我們的惟一目的——所有的人都贊成的目的——是尋求減少核戰爭危險的途徑。 
  我的美國同胞們,今晚我們發起的努力有可能會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會有風險,出成果會要時間。但是我相信我們能成功。當我們跨過這道門檻時,我懇求你們的祈禱和你們的支持。 
  謝謝你們,晚安,願上帝保佑大家。     
  第四部分 外敵   
  第十二章 總統決定後退一步(1)   
  總統只要相信他應該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時不得人心,他也要堅持把它做到底。 
  托馬斯·傑弗遜與禁運法令 
  1807年6月22日下午3點半,詹姆斯·巴倫海軍准將指揮的「切薩皮克號」兵船剛剛出港行駛到弗吉尼亞海岸以東10海里之處,水兵們大多還在甲板上曬太陽,忽然看到有一艘船從後面追上來。待它駛近,才看清它是英國的「美洲豹號」快帆兵艦。它發信號,說有要事相告。 
  巴倫船長只好同意接待使者。一名英國海軍中尉登上「切薩皮克號」,遞上一紙,寫的是要求美國船長允許英國水兵登船來搜查英國逃兵。巴倫船長寫了回函,說明據他所知,船上沒有英國逃兵,按照美國政府指令,他不能允許外人登船。最後寫道,「本人誠意保持和睦。願貴艦對此答覆感到滿意。」 
  這已經不是英國兵艦第一次要搜查美國船舶。英國人這樣干已有幾年了,而且往往還真的在美國船上抓到逃兵。當時歐洲各國正陷於拿破侖戰爭。英國水兵害怕被法國人抓住當俘虜,所以一到美國的港口,有的人就趁機溜號當逃兵。美國在歐洲的戰爭中保持中立,所以逃兵在美國船上當水手比較安全。這些逃兵搭乘美國載運出口貨物的船舶返回歐洲,而在歐美之間巡邏的英國兵艦往往兵員短缺。 
  英國尤其惱火的是,他們的逃兵能從美國當局領取美國公民身份證件,既快又方便。因此,英國決定不承認他們更換的身份,要把逃兵抓回來。英國人經常攔截美國船舶進行搜查,抓到逃兵就強迫他們在英國兵艦上繼續服役。戰爭多年不停,英艦缺員問題日益嚴重,抓逃兵的做法也就日益蠻橫,有時甚至把原本不是英國公民的美國水手也當做逃兵抓走。更有甚者,英國還派了一批快帆兵艦專門在美國沿海巡邏,搜查來往美國船舶,不論它們是否有收容逃兵的嫌疑,都照搜不誤,給美國航運帶來更多的麻煩。 
  「美洲豹號」就是這批英國快帆兵艦之一。「切薩皮克號」從弗吉尼亞的林恩哈芬灣一啟航,「美洲豹號」就盯上它了。 
  英軍中尉返回「美洲豹號」,向艦長報告美國人拒絕了他的要求。艦長馬上命令靠近美國這艘船,他站在艦首甲板上向「切薩皮克號」高聲喊叫,命令它接受搜查。 
  巴倫船長也站到自己船首甲板上,感到為難。這裡是中立海域,他顯然沒有接受英國人搜查的義務。為了拖延時間,他向英國人喊道聽不清他們說什麼。同時,他命令自己的水兵各就各位,準備應付暴力事件。但水兵們還沒有來得及從甲板下到艙內,「美洲豹號」就開了一炮,把「切薩皮克號」船首打穿了一個洞。襲擊開始了。 
  15分鐘之內,「美洲豹號」進行了三次舷炮齊射,打壞了「切薩皮克號」的桅桿、風帆和索具。3名水兵被打死,另有18人受傷。巴倫只得降旗投降,只有他的一名水兵最後開了一炮,以示尊嚴。他的船快要沉了,英國兵上船搜查,找出了四個原是英國公民的人,把他們抓走。其中有一個人是從「切薩皮克號」煤艙洞口拖出來的。另有一人在英國海軍服役時就犯過罪,被英國人處以絞刑。 
  「切薩皮克號」千瘡百孔,甲板上躺著傷員和死屍,勉強駛回弗吉尼亞港口。這一事件的消息迅速傳開。儘管船上搜出了逃兵,但英國人的橫暴仍然激起了美國人的憤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這次出事的水域,36年前美法聯軍打敗了英國海軍,保證了最後一戰約克敦之役的勝利,確保了美國的獨立。可是這一獨立如今很成問題了——美國人在自己港口都不再安全了。 
  1807年6月28日,4000多人為「切薩皮克號」一名因傷致死的水兵送葬。人們都在胳膊上戴黑紗,悼念這位水兵及其已死的同伴們。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政當局通過了一項決議:拒絕為進港的所有英國船舶提供維修和補給。托馬斯·傑斐遜總統寫道:「自從列剋星頓之戰列剋星頓是馬薩諸塞州東部城鎮,1775年4月19日當地民兵與英軍發生戰鬥,由此拉開獨立戰爭序幕。——譯注以來,我國還從來不曾像現今這樣群情激憤。」種種跡象表明可能要爆發戰爭。 
  其實,可能發生戰爭的跡像已有幾年之久了。英法兩國在歐洲爭霸,從四年前就開始廝殺,一共打了十來年,死了50萬到70萬人。在這漫長的戰爭中,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瑞典和德意志一些小邦均曾先後捲了進去。法國想要打掉英國在公海稱霸的地位,英國則要制止法國征服整個歐洲大陸。美國是一個新的國家,慶幸自己與歐洲隔著遼闊的大西洋,力圖避免陷入舊大陸的衝突。可是美國權益屢遭侵犯,自由與安全受到了威脅,似乎難以避免被牽連進去。歐洲列強欺負美國的事件已屢屢發生,「切薩皮克號」事件不過是最新一例而已。   
  第十二章 總統決定後退一步(2)   
  據當時擔任美國駐英公使的詹姆斯·門羅估計,在1807年之前,英國已扣留了528艘美國商船,被扣留的船舶和貨物約價值3000萬美元(約折合現今的46億美元),還無理囚禁了數千名美國水手。英國海軍稱雄於世界,橫行霸道,早在「切薩皮克號」事件之前幾個月,他們已基本上切斷了美國與法國的貿易,而法國既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又與美國保持著實質上近於盟友的關係。不久前,英國又蠻橫地宣佈,凡是駛往歐洲的美國商船均須首先停泊於英國港口,而且向英國納稅,否則不准到歐洲海岸任何地方做生意。美國人對30年前的獨立戰爭記憶猶新,那次戰爭的一重要起因就是英國的橫徵暴斂激起了民眾的抗稅鬥爭。因此,英國現今的做法格外傷害美國人的自尊心,令人感到英國又想把美國當做它的殖民地。 
  不幸的是,拿破侖的法國對待美國也不客氣。他宣佈,凡是經過英國再駛至法國的船舶,不論是哪個國家的,法國均有權予以沒收,包括船舶及其貨物均一概沒收。而這樣的船舶往往就是美國的。就這樣,美國的航海通商自由受到了挑戰,既有英國的挑戰,又有法國的挑戰。美國顯然有理由對它們宣戰——對英國宣戰,或對法國宣戰,或同時對兩國宣戰。 
  美國民眾強烈要求做出反應。畢竟,美國與英國之間的敵意一直很深,到這時就更充滿仇恨了。傑斐遜總統需要採取行動。多數美國人認為既然是傑斐遜在白宮當家,這戰爭是一定會打起來的。這位64歲的總統是敢於行動的。4年前,他克服了是否違憲的顧慮,從拿破侖手裡買下了路易斯安那這一大片土地。正是他策劃和批准了劉易斯和克拉克橫貫大陸直達太平洋岸的探險。他還不顧社會道德上的議論,跟一個比他小30歲的漂亮女黑奴保持了婚外戀關係。 
  更重要的,是他已經證明他不怕戰爭。當美國航運受到巴巴裡海岸的海盜嚴重干擾時巴巴裡海岸,亦譯柏柏裡海岸,為埃及以西的北非沿海地帶,自17世紀初起,海盜活動猖獗,並受到當地一些統治者支持和利用。——譯注,傑斐遜派出了一支海軍中隊到那裡跟海盜戰鬥了4年,保護了美國的商船航行自由。而在這以前,自從美國立國起,那些海盜就劫持美國商船和海員,向美國政府索取贖金和賄賂。傑斐遜早在1785年擔任美國駐法國大使時就警告說,向海盜支付買路錢,只會導致更多的海盜襲擊,但他的意見未得採納。到1800年,美國支付給海盜的錢已數額巨大,占當時美國政府歲收的20%。 
  傑斐遜當選總統後,發誓要停止向海盜付錢。在他就職之日,海盜在北非一些領導人支持之下,向美國索要22.5萬美元。傑斐遜拒絕了,而且派軍艦遠航到地中海。海軍打擊了海盜,派出陸戰隊成功解救了人質,還襲擊了海盜巢穴德爾納城(海軍陸戰隊一首戰歌中說的「衝向的黎波里海岸」即指此次戰鬥而言),迫使海盜投降。美國軍事力量證明了自己能應對海外的衝突。 
  此外,傑斐遜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一般人都是為生計忙碌,傑斐遜卻在從政之餘成為了一位傑出的發明家、科學家、小提琴演奏家、農藝家、建築師和宗教學者。(他還把冰激凌引進到美國。)人們估計他會對英國開戰,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人所共知,他對英國懷有深深的敵意。正是他起草了《獨立宣言》,倘若當年英國把美國革命鎮壓下去了,他必定會是英國人要頭一批絞死的對象之一。 
  傑斐遜當政期間,一直要英國人記住美國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大陸,有著不同的另一種人民。他還有意顯示他瞧不起英國人那一套繁文縟節。 
  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傑斐遜在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曾邀請英國首任駐美公使安東尼·梅裡到白宮參加為梅裡舉行的歡迎宴會。梅裡衣裝筆挺,服飾考究,還按照英國傳統佩戴腰劍,在他的夫人和美國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陪同之下來到白宮。可是傑斐遜總統不見了。 
  麥迪遜到處尋找總統,這時傑斐遜卻慢悠悠地從自己書房走出來會見客人。他穿的是早上在家裡穿的浴衣,披一件罩袍,腳上穿一雙便鞋。這已讓英國公使感到驚愕,但還有更糟的事:傑斐遜還邀請了法國臨時代辦路易·安德列·皮雄來參加宴會,而英法兩國當時還在交戰,這兩國的駐美外交官彼此視若仇人。 
  宴會鈴響了。按傳統禮儀,傑斐遜應該陪伴梅裡夫人入席,可是他卻牽著麥迪遜夫人的手進餐廳,讓別的人跟隨於後。餐廳本該擺上方桌,讓梅裡就坐於貴賓席,可是傑斐遜卻有意用一張圓桌。進餐當中,傑斐遜還抬腳把一隻便鞋踢到空中,再用大腳趾把鞋接住。這些有意的小動作顯然是要怠慢英國客人。梅裡感到受辱,一俟進餐完畢,他就馬上告辭了。   
  第十二章 總統決定後退一步(3)   
  傑斐遜卻為這次宴會高興。他不是不懂得英國那套「規矩」——他生於富貴人家,從小受過那套教育,後來又曾長期生活於歐洲——但他就是不肯遵從那套禮儀。他穿著浴衣陪英國公使就餐,這正是他為美國獨立而奮鬥的表現之一。他出身於貴族家庭,卻鄙視貴族,立志與普通百姓為伍,與農民為伍。(因此,每年7月4日,他都讓白宮向老百姓開放,讓人們能夠跟他這位開國元勳之一的總統共度國慶。)如果說有誰願意對英國作戰,那當然是傑斐遜。 
  他傑斐遜固然是鄙視英國,敢作敢為,而且瞭解民眾求戰的心情,但是,他也知道美國還無力戰勝英國,而且他也不想讓美國捲入歐洲的拿破侖戰爭。在1807年,美國還沒有常備軍,海軍力量單薄得很。當時海岸防禦仍是依靠各州的民兵,海軍只充當配角。而英國皇家海軍擁有500多艘兵艦,在世界各大海洋耀武揚威,美國海軍肯定不是它的對手。 
  因此,儘管美國想要抵抗英國人對美國船舶和海員的襲擊,但卻無抵抗之力。雖然門羅與平克尼分別代表美國與英國談判並簽約,英國答應不再抓捕無辜的美國人,但這一保證毫無約束力,美國人在海上受欺負的事件仍層出不窮。英國知道美國沒有軍事力量進行反擊。 
  傑斐遜的財政部長艾伯特·加勒廷指出,若要打仗,就得增發國債和增稅,「所有各方面的進展均被打斷」。可是傑斐遜不能無所作為。他決定後退一步,從戰略上進一步考慮。美國無力打仗,但也許能防止暴力蔓延,同時又給英法雙方造成一定損失。 
  傑斐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形勢。他動用國會新近批准的防務撥款,下令加固紐約、新奧爾良和查爾斯頓這三個最暴露的港口的防禦工事,並要求各州召集10萬民兵,以備必要時進行戰爭。最後,他發佈公告,命令所有英國兵艦立即離開美國的水域。公告還禁止美國公民登臨英國兵艦或者給它們提供補給。只有「遭遇不幸或受到追究」的英國兵艦才可以停留於美國水域。 
  傑斐遜的意圖是好的,但這一公告實際上仍是軟弱無力。美國的領海只有3海里寬,就連「切薩皮克號」事件也是發生在領海之外相當遠的海域。此外,這一禁令也無力付諸實施。擁有世界最強大海軍的英國對美國的禁令根本不放在眼裡。英軍指揮官們常常公然挑釁,不遵守這些規則。他們繼續跟蹤美國商船,強行登船搜捕逃兵。有一次,弗吉尼亞州長命令民兵開赴海濱,可是民兵是在岸上,對海上的事只有乾瞪眼。美國的海軍和海岸警備隊在英國人眼裡仍微不足道,不屑一顧。 
  傑斐遜並不膽怯,他又考慮如何保護已經出海的美國海員。據政府估計,當時已出海的美國人約有4萬人。一旦緊張局勢升級,這些手無寸鐵的人就會成為英國人襲擊的目標。傑斐遜擔心英國人會把美國的船逐一扣留劫走,所以他要求已在地中海的所有美國商船返航,同時籲請各地的友邦給予同情和協助。 
  傑斐遜首先想到與英國關係良好的俄國人,希望能說服俄國領導人去勸說英國停止扣留美國商船和海員。但是,俄國人拒絕了。 
  傑斐遜又找到法國人,希望說服法國人跟美國配合,在共同的抗英鬥爭中給予支持。他用純熟地道的法語與法國駐美公使蒂雷奧將軍親切交談。他說:「如果英國人不給我們以滿意答覆,我們就佔領加拿大,加拿大本來就希望加入美利堅合眾國。」可是在法國公使追問下,傑斐遜不得不承認美國軍隊實際上連軍官都很缺。蒂雷奧向法國政府報告說:「傑斐遜並不想要戰爭。麥迪遜更怕戰爭。我相信這兩個人一定會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這個政府從戰爭中將是一無所獲。」像俄國人一樣,蒂雷奧認識到若給傑斐遜幫忙,將是無利可圖——美國在軍事上出不了力。 
  事實上,傑斐遜是真希望通過外交途徑找到辦法來擺脫衝突。即便是美國有可能戰勝英國,傑斐遜也未必會對戰爭的前景感興趣。說到底,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跟他的同時代的人——例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艾倫·伯爾——不一樣,他從來沒有與人決鬥,從來沒有當過軍人,從歷史記載來看,他也從來沒有參與過害人性命。他在一封信中表達過他的和平願望:「我相信我們的公正、友好的行為會換來別人的公正和友誼。在現今的爭鬥中,交戰各方都會發現我們的友誼是對他們有利的。」 
  在這種情況下,傑斐遜採取了一個異乎尋常又史無前例的步驟。他認為,如果說美國無法在軍事上給英國造成損害,那麼他可以利用一點,即英國對於美國的棉花和紡織品等出口物資的依賴。他考慮過戰爭方案並開始採取備戰措施,但他仍反對訴諸武力。相反,他建議實行禁運,停止美國與英國之間的貿易。   
  第十二章 總統決定後退一步(4)   
  傑斐遜設想禁運能起兩個作用,一是讓美國海員不再出海,一是讓英國經濟陷於困境從而迫使它改變它的海軍的行為。傑斐遜覺得禁運沒有什麼缺點——英國人會很快認識到他們離不開從美國進口的物資,因此會老老實實克制他們欺負美國人的行動。傑斐遜寫道:「我們的商業對於他們(歐洲交戰國)太寶貴了,而我們要求的代價只是公正對待我們,他們會樂意照付的。」 
  現實卻並非如此簡單。國會很快通過了禁運法令,它的目的是要保持美國民眾的安全,可是恰恰是美國民眾馬上對這一舉措是否明智產生了疑問。法令剛一通過,各港口城市的人就急急忙忙搶先把商船弄出海。凡是有點力氣的人都被出口商雇來搬貨裝船。有的船來不及裝貨,就空船出海,指望到別的什麼地方能找到貨物,因為一等禁運實施,船舶就只有停在港內毫無用處。海員們感到恐慌,禁運會使他們失業,這比冒險出海更糟。商人們搶運貨物,有什麼運什麼,他們估計外國人會認識到這是最後一批貨了,可以抬高價格發意外財。禁運一實施,立即引起災難性後果,不是英國人遇到災難,而是讓美國人遇到災難。海港關閉,3萬多海員失了業。新英格蘭地區的經濟幾乎是完全依賴外貿,外貿一停,經濟就陷於停頓。紐約的各個港口一向是忙忙碌碌,進口和出口的棉花、羊毛、糧食、茶葉、糖、酒等等堆積成山,如今卻空空蕩蕩,變成了鬼城。禁運不但毀了航運公司,也毀了那些依賴外貿的各種經紀商和保險商。港口附近的零售商店再也沒有顧客了。人來人往的熱鬧景象消失了。為了讓失業的人有點事做,一些大城市啟動了各種公共工程。在費城,商會讓水手們搓纜繩。 
  更糟的是,禁運促使商人們到處找空子鑽。有些人把貨物悄悄運到美國和加拿大邊境上的尚普蘭湖,從那裡出境,迫使傑斐遜派兵去切斷交通。又有人往南到佛羅里達打主意,傑斐遜只好又往南派兵。為了繼續做生意,商人們挖空心思,紛紛走私,逼得傑斐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來實施新的法令。 
  美國人想要鑽空子繞過禁運,傑斐遜不得不到處堵漏洞。最初,禁運只針對外貿,但允許商船沿東海岸航行,在各州之間運送貨物。有些航運商就向海關申報虛假終點港,把船裝滿貨物後,一出港就不知去向了。為此,傑斐遜下令禁止一切沿海航運,這樣一來,卻使得不少地方食品供不應求。在一些地方,人們急需麵粉、肉和糖,卻無處可買。在另一些地方,大量食品堆在碼頭上運不出去,直至霉爛。本來是食品豐富多產的美國,卻弄得一些地方挨餓。 
  傑斐遜只好稍做讓步,授權各州的州長給國內航運發放「特別許可證」,但只能發給州長完全信得過的船主。可是州長們很快就頂不過當地商界的巨大壓力,讓一些人騙取許可證,對違法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一些大港口出現了倒賣許可證的地下買賣。傑斐遜試圖整治,但結果是他自己不得不親自逐項審查這方面的申請,苦不堪言。 
  傑斐遜自己也有失誤的時候:一個名叫約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皮毛商從德意志到美國,想發財。他偽造了一個莫須有的中國貴族的信,說是那貴族要租用一艘船搬家回中國,請總統特批。傑斐遜想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就批准了。那艘船裝滿了一箱又一箱的「行李」啟航了,到中國港口卸貨,再裝滿了中國貨返回美國。禁運使物價飛漲,阿斯特這麼來回一倒騰,就發了大財,由一個小皮毛商變成了金融大亨,顯赫了好幾代人。 
  奸商們發現的漏洞越多,傑斐遜被迫撒下的網也就越廣。後來,他把禁運擴大到了馬車和雪橇等等一切能運送貨物越境的運輸工具。 
  禁運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是驚人的。一年之內,美國出口總值下降了將近80%(從103億美元降到0.22億美元)。進口總值下降了將近60%(從1.45億美元降到0.58億美元),而走私貨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600萬美元。進出口稅收從1600萬美元降到了幾十萬美元。全國失業的海員共達5萬人,其他失業者達10萬人。僅紐約市一地,因欠債入獄者就有1300人,其中1150人的負債額僅僅是在25美元以下。南方有些州制定了法律限制債權人逼債,因為陷於破產的種植園太多了。 
  報界對禁運怨聲載道。一位歷史學家寫道:「如果說禁運讓英國出血,或讓法國出血,那麼美國出血更多。」英國沒有屈服,反而更硬氣了,許多城鎮都興辦起製造業。英國商人還在西班牙開闢了新的市場。 
  傑斐遜感到沮喪。在他1808年的國情咨文中,他呼籲人民克服困難,盡最大努力支持禁運。他承認外貿的暫停給美國公民帶來「損失和犧牲」,值得關切,但仍懇求美國民眾讓禁運有一個成功的機會。   
  第十二章 總統決定後退一步(5)   
  到1808年末,人們幾乎已普遍認為禁運失敗了。到1809年3月,傑斐遜作為總統所採取的最後行動之一,就是在離開白宮之前幾天簽署了撤銷禁運法令的文件,承認了禁運失敗,但仍然認為若不是走私猖獗,禁運本會奏效。他後來還堅持說倘若禁運再堅持兩個月,也許就不至於發生1812年的美英戰爭。 
  在停止禁運的當時,他擔心禁運變成了一場災難。當他離任後回到離華盛頓不遠的弗吉尼亞州蒙蒂塞洛山頂莊園時,他擔心人們會怎樣看待他的歷史遺產和聲譽。禁運似乎沒有使形勢發生什麼變化。禁運取消後,英國人繼續在海上搜查美國船舶,還扣留美國海員。據估計,到1810年時,已有將近15萬美國人被迫在英國艦船上服役。禁運剛取消時,英國曾許諾讓美國船舶自由航行,但實際上他們依然橫行霸道,肆無忌憚。 
  麥迪遜1809年就任總統後,曾竭力爭取扭轉這一狀況,但英國欺人太甚,美國公眾堅決要求一戰。麥迪遜迫不得已,於1812年對英國宣戰。1814年夏季,英軍攻入華盛頓,放火燒了白宮。幸好這時來了一場暴雨,才沒有全市焚燬。當時已71歲的傑斐遜從自己家中就見到了那場大火。但最後美軍扭轉了戰局,迫使英軍同意停戰。能有這樣的結局,也該歸功於傑斐遜早先沒有宣戰而是實行禁運。這就讓美國爭取到幾年時間加強軍事力量,至少是最終擋住了英軍的進攻。傑斐遜有勇氣堅持他的行動方針,這也許拯救了美國的自由。 
  傑斐遜在那場戰爭結束後又活了10年。他一手創建了弗吉尼亞大學,他認為那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後遺產。他的墓碑上刻著他自己擬定的銘文:「這裡安葬著托馬斯·傑斐遜,《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擬稿人和弗吉尼亞大學之父」。這裡有意未提到他的一系列其他成就,包括他當過總統,更未提及禁運了。 
  1826年7月4日午夜,已生命垂危的傑斐遜問醫生:「今天是4號嗎?」醫生說是的,傑斐遜哼了一聲「啊」。他讓僕人們進來,說了再見,就瞑目了。這時正是美國獨立50週年。 
  附錄 
  托馬斯·傑斐遜總統 1808年11月8日 
  第八年度致國會咨文(節譯) 
  致合眾國參議院和眾議院: 
  同胞們,倘若我們從歐洲得到的最後信息使我能夠通知大家說,那些無視中立國權利因而給我們的商貿造成了如此重大損失的歐洲交戰國,已經醒悟到它們有責任撤銷它們那些錯誤的法令,那該令人何等欣慰。我們自當不遺餘力以爭取此種可喜結果,為此,我已及時通過立法規定了全部或部分地暫停實施若干禁運法的權限。我們駐倫敦和巴黎的公使已奉令各自向駐在國政府說明我們願意行使這一權限,以便取消它們的侵略行為的借口,重開各方均認為已經受阻的商務往來…… 
  這一坦誠而又開明的實驗迄今為止未能取得成功,也沒有別的事態可作為暫停禁運的根據,因此禁運必然需要照原樣保持。然而令人滿意的是,由於實施了已得到同胞們以愛國之情普遍予以支持的禁運措施,現已收到重要效果,即保護了我們的海員和巨額商貨,並提供了時間來實行現時所需要的加強防務等措施…… 
  我們與我國駐倫敦和巴黎的公使來往信函文件已印發給諸位。 
  在國會上次會議期間所提交的文件已說明英國一艘兵艦襲擊我「切薩皮克號」快船一事引起我國民義憤填膺的情形。種種見解均令人相信英國政府應立即採取措施糾正這一錯誤行徑……但迄今未見它採取任何措施……我們已指示駐倫敦公使就此事進行交涉,必要時要求對方做出賠償,相關信函請見所提交的文件。 
  自從上次國會會議以來,我們與歐洲其他各國的關係無重大變化。與西班牙的談判時斷時續,近來由於該國內政危機而陷於停頓。 
  我們與北非巴巴裡沿岸諸邦繼續保持和睦,惟一例外情況是阿爾及爾執政者對我駐當地領事有過無理行為,其性質和情況,請見所提交的文件,諸位可據此判斷現時或今後是否需要採取超出行政權限範圍以外的行動。 
  我們與印第安人鄰居仍保持平靜。個別不端行為則一如既往時有發生…… 
  國會上次會議為保障海港城鎮和港灣安全而撥款以後,有一些地點已依照其所處情況、相對重要性以及撥款量所能允許的工程規模,構築防禦工事。除紐約和新奧爾良工程浩大尚需時日以外,其餘各地工程大多將於本次會議期間完成。上次撥款很大部分已用於原有地點的工程,但還將由國會審議另有哪些地方需要保證安全,防範海上襲擊…… 
  關於去年12月國會批准建造的炮艇,現估計本年度只需要建造103艘。這一些,加上原有的,已足以用於港灣和暴露的水域。其餘的少量炮艇一旦必要時即可於很短時間內造出來。   
  第十二章 總統決定後退一步(6)   
  根據國會上次會議制定的關於擴充軍事力量的法令,業已任命了許多軍官,以承擔必要的募兵任務,同時按照該法令所提出的軍隊規模,已增大軍官名額。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的成就是令人滿意的,不過我還沒有收到他們的報告,所以還無法向你們提供具體的數字。 
  在上次會議期間,我還沒有認為有必要徵召民兵或志願兵服役。然而在本次會議期間將需要他們做好必要時服役的準備。在北部邊界一些便於規避禁運的地方,有必要保持民兵小分隊監管禁運法律的實施。但一俟新徵召的士兵組成的部隊能承擔這一任務,就會將民兵分隊替換下來。在實行禁運之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準備不足,曾出現過某些人不遵守和違背禁運法律的現象,但在民兵分隊和應征服役的武裝船舶的協助下,這些現象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取締。 
  考慮到我們所處時代的特點,我們應始終不懈地將注意力集中於我們國家的安全。對於享有自由而且要保持自由的人民來說,組織嚴密的武裝民兵是他們的安全的最好保障。因此,我們在每次會議上都有責任審視民兵的狀況,問問我們自己,在一切有可能遭受外敵入侵的地方,民兵是否已做好準備,以擊退強敵的侵犯。我們的一些州政府對此有足夠的重視,但另一些州卻有程度不等的疏忽。只有國會有權對民兵的戰略水平規定統一的標準…… 
  在歐洲目前的形勢下,我們從國外採購武器很困難,因此,根據3月11日和4月23日頒布的有關軍備的法令,我們已全力爭取武器由國內供應。為此,公有的兵工廠已經擴建,增添了機器設備,生產能力已提高一倍,只要能聘到或培養出足夠的技術人員,其生產能力還能提高,以保證民兵隊伍的逐年擴編。按照已制定的法律而撥出的年度經費,還用於私營兵工廠的擴建,已與各承包商簽訂合同,其總金額已接近於第一年的撥款總額。 
  交戰國對待我國的不公正行徑造成了我國外貿的中斷,並隨之給我國公民帶來損失和犧牲,令人痛心。由此而造成的我國的處境,迫使我們將一部分產業和資金轉用於國內製造和改進。這一轉變的範圍在逐日增大。由於材料和維持費用較低,勞工免除賦稅,又有保護性關稅和各項禁令,無疑已經形成和正在形成各行業集團…… 
  截至今年9月30日,上一年度的收入和支出賬目尚未統計完畢,待統計完以後,財政部即將提出準確的報告…… 
  這一次是我最後一次向國會兩院提交年度咨文,我不能不借此機會向諸位及諸位的前任表示真誠的感謝,感謝你們自從我應召主持行政以來已反覆證明了的對我的信任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寬宏。我還要同樣感謝廣大的同胞,他們的支持一直讓我在種種困難時候受到了巨大鼓舞。在處理各種事務中,我不可避免地也有過錯誤,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誠實地說,我的錯誤是認識上的,而不是意圖上的。維護和增進廣大同胞的權利和利益,一向是我每一措施的始終不變的宗旨。基於這一些考慮,我希望能得到廣大同胞的寬容。在展望我國同胞的未來命運時,我相信,依靠同胞們不怕困難的堅定性格,對自由的熱愛,以及遵守法律和支持國家政府的精神,我們的共和國肯定能夠長存。在我即將退出公務之際,我欣慰地確信,上天定會讓我們可愛的國家長久繁榮和幸福。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1)   
  「我們很明白,鑽進被窩把頭蒙上,是躲不開危險的……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 
  富蘭克林·羅斯福與租借法案 
  1940年9月15日,星期日,溫斯頓·丘吉爾早上看看窗外,又是萬里晴空。這位英國首相真盼望下雨,至少希望是多雲,因為晴空對德國轟炸機太有利了。兩個月來,納粹飛機天天轟炸英國,有時一天出動上千架次。今天看來又不會例外。 
  阿道夫·希特勒已打敗法國,稱霸於歐洲大陸,此時正全力打擊英國,要迫使英國屈服。丘吉爾知道,德國人的持續空襲只不過是威風凜凜的德國陸軍入侵英國的「海獅行動」的前奏。 
  英國海岸與納粹陸軍之間只隔著一道海峽,最窄處僅僅有22海里的海面。正如美國的駐英武官所說,「英國抵抗敵軍強攻的戰略和築壘水平比紐約的長島強不了多少」。英國陸軍本來就比德國陸軍小,這年夏季被納粹軍隊趕出了歐洲大陸,丟掉了大部分的火炮和坦克。英國人想過種種辦法,要阻擋德軍入侵的災難,已試驗過在海面縱火。丘吉爾還考慮過在海灘噴灑芥子氣。 
  然而,迄今為止,皇家空軍雖處於劣勢,卻英勇奮戰,打亂了希特勒的計劃。在這個星期日上午,首相決定視察倫敦郊外的一座空軍指揮中心,並觀察空軍的一次行動。他到達該地,下到地下50英尺深的作戰室,當地的司令官向他報告:「尚不知今天情況怎樣。眼下平安無事。」丘吉爾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剛過了15分鐘,雷達顯示一波又一波的德軍飛機向英國飛來。「40多架!」「60多架!」……作戰室內20個人趕忙圍著桌上的一張大地圖,用小圓標尺顯示敵機的位置。地圖很快表明來襲的敵機超過了1000架。牆上亮著的一些燈泡顯示皇家空軍處於戰備狀態的戰鬥機中隊,一個中隊起飛了,就熄一個燈泡,很快所有的燈泡全熄了。丘吉爾著急地問:「還有預備力量嗎?」他得到的答覆是「再也沒有了」。所有能升空作戰的飛機全部出動了。 
  德機飛臨倫敦上空,皇家空軍戰鬥機迎上前去,展開了激烈空戰。不時有飛機著火,從天上掉下來,其中一部分還有跳傘的飛行員落下來。皇家空軍中士雷伊·霍爾姆斯駕駛著一架「颶風式」戰鬥機向德軍一架轟炸機直衝過去,他以為那德機會試圖躲開,但那上面的飛行員已經跳傘逃命,「颶風式」撞上了那德機的尾巴。德機盤旋墜落,還撒出一些炸彈,其中有兩枚落到白金漢宮院內。霍爾姆斯趕緊跳傘,降落到一幢居民樓頂。 
  這一天空戰,德機被擊落55架,英機損失25架。兩天後,英國情報部門獲悉希特勒決定推遲「海獅行動」。英國堅持住了。 
  但是丘吉爾知道,危險並未結束。陸上入侵只是推遲了,但並未取消。而且,希特勒即使不派兵強渡英吉利海峽,他也有可能迫使英國投降。納粹飛機和潛艇一直在襲擊英國的海上航運。倘若德國掌握了制海權,它就能讓英國人慢慢餓得再也沒有力氣了。希特勒固然巴不得一拳將英國擊倒,但若能慢慢把英國勒死,他也會樂意的。 
  丘吉爾面對的難題還不止於此。堅持長期戰鬥是需要錢的,而英國政府已經沒有錢了。當入侵威脅迫在眉睫時,丘吉爾曾決定全力以赴對抗這一威脅,而將「財政問題交給老天爺去處理」。現在看來要打持久戰了,首相知道錢的問題仍不得不在這塵世間想辦法了。 
  此外,空襲仍在繼續。就在他視察空軍指揮中心後不久,丘吉爾有一天正與三軍參謀長開會時,警報又響了。首相和他的將軍們到樓外觀看空襲情景。炸彈不斷地爆炸,高射炮火佈滿天空,救護車喇叭響個不停。他們還見到公園另一側的一座樓房起火燒燬了。 
  據一位在場人士回憶,丘吉爾從一片水泥防護牆下面走出來,「嘴裡還叼著長雪茄,下巴頦兒鼓得老高,嘴裡咕噥著『總有一天要跟這些雜種算賬』。」可是首相知道英國只靠自己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他想到西邊,大西洋彼岸。只有一個國家——一個人——能救英國。 
  富蘭克林·羅斯福早就明白,甚至比歐洲的許多人更早地明白,必須制止希特勒。他從一開始就認為這個德國獨裁者是一個「狂人」,「自稱有聖女貞德情結……自稱是愷撒和基督的轉世化身」。1938年,德國駐美大使就曾向柏林報告說這位美國總統是「希特勒的最危險的敵人」。 
  兩年後,羅斯福警惕地觀察到納粹德國蹂躪法國和襲擊英國。他相信納粹分子不僅威脅了歐洲的民主制度,而且對美國也構成嚴重威脅。希特勒德國已與日本——美國在太平洋的對手——結盟。倘若德國打敗了英國,尤其是倘若德國攫取了英國的海軍艦艇,那麼軸心國就會掌握海洋控制權。那時,它們若要孤立美國,切斷美國與世界各國的聯繫,實力居於劣勢的美國海軍將會是無力阻擋的。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2)   
  更糟的是,納粹德國勢力已滲透到拉丁美洲。巴西已經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政府,裡面充滿了納粹同情者。德國還在阿根廷設立了一個軍事使團。希特勒也許不至於瘋狂到從南面進攻美國,但他很有可能攻佔巴拿馬運河。美國的陸軍在1940年時比瑞士的陸軍還小,顯然不是德軍對手。 
  但是,即使不存在這些危險,羅斯福也還是會設法救英國。他相信從長遠來看,美國決不可能與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和平共處。他認為,倘若以為美國可以「在一個由武力哲學統治的世界上作為一個孤島生存下去」,那純屬「幻想」。 
  不幸的是,他的多數美國同胞還沉溺於這種想法。這位總統要想打敗國外的暴政,就不能不首先克服自己國內的孤立主義。 
  在美國,孤立主義一向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勢力。這裡的許多人或他們的祖先當年就是為了躲避祖籍所在地的動亂,才跑來美國。美國東西兩面都與歐亞大陸遠隔重洋,似乎安全有保障,許多美國人就想不通有什麼理由要派自己的年輕人到外國,為那些似乎與己無關的戰爭去賣命。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證實了這種看法。在伍德羅·威爾遜理想主義詞藻的鼓動下,美國參戰,犧牲了5萬美國人的生命,最後卻只能眼看著那些盟國口是心非,在凡爾賽爭搶戰利品。包括英國在內的盟國後來又賴賬,未償還它們從美國得到的軍火貸款。當羅斯福入主白宮時,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美國那次參戰是犯了錯誤。1935年,歐內斯特·海明威將這些人的感覺歸納如下:「現在以及上次戰爭以來,沒有哪個歐洲國家是我們的朋友。除了自己國家以外,沒有哪個國家值得為之戰鬥。」當希特勒鬧得歐洲緊張局勢日益加劇時,美國人的孤立主義情緒更盛了。 
  羅斯福曾指出,地理位置不再能提供充足的防禦(他說過,如果敵國佔領了百慕大,現代轟炸機用不了3個小時就會飛臨我們海岸)。然而孤立主義政治勢力太強大,總統對它是不敢小看的,往往還屈從了它的願望。1932年羅斯福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曾宣佈他不再支持國際聯盟。3年後,國會通過了《中立法案》,羅斯福情不由己給那個法案簽了名。 
  羅斯福的一些主張國際主義的友人曾批評羅斯福放棄了自己的原則。當他宣佈與國際聯盟脫離關係時,他的妻子埃莉諾氣得好幾天不跟他說話。羅斯福相信他只是做了他需要做的事。在一封致友人信中,他寫道:「你是否曾經想過,理想和實現理想的方法這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 
  後來,羅斯福希望避免又一次全球衝突,想要在對外政策上起比較強有力的作用,這時他每走一步都受到孤立主義者抵制。1937年,當他建議對日本實行制裁時,有兩名國會議員說他應受到彈劾。1939年初,當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進軍時,他要求國會廢除中立法,遭到了國會拒絕。 
  後來,甚至當希特勒征服了法國並將矛頭轉向英國時,孤立主義者仍然反對向民主國家提供援助,他們認為那樣一來必然會使美國捲入戰爭。但也有一些人認為美國應該採取行動。在1940年夏秋,這兩派人辯論日益激烈,成為公共生活的主要話題。紐約一家餐館怕人們吵架打架而張貼一條標語:「館內勿談戰事。」多年後,經歷過越南戰爭和另幾次全國性嚴重危機的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說:「1940—1941年大辯論使家庭和朋友之間出現分裂,其深重可謂空前絕後。」 
  雖然一些人主張向外提供援助,但幾乎沒有人主張美國自己參戰。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說參戰「比德國勝利更糟」。一次民意測驗表明,認為美國應參戰者還不到6%。普林斯頓大學一些學生成立了一個團體,叫「未來戰爭退伍軍人」,要求政府先給每人發1000美元補助金,然後再讓他們去打仗。另一座學校裡打開了標語:「讓上帝保佑英王吧。美國佬不會來的。」 
  當美國人如此爭論時,英國處境更險惡了。德國人改變戰術,主要是在天黑以後轟炸倫敦及其他城市。當時還沒有好辦法對付夜間空襲(夜襲德機損失率還不到1%)。僅1940年10月15日一夜,德機就向倫敦投下了將近400噸炸藥。德國潛艇則繼續用魚雷打擊英國船舶。 
  丘吉爾和羅斯福兩人此前僅僅在20年前於倫敦見過一面。當時羅斯福曾認為丘吉爾太粗魯(「盛氣凌人……對我們趾高氣揚」)。但到了1939年,他卻開始跟當時尚未擔任首相的丘吉爾秘密通信,這種通信一直持續到戰爭末期。這是很特殊的,從來不曾有過兩國政府領導人彼此以這種方式保持這麼久的個人通信。羅斯福總統(化名為「西爾維亞」)這樣做是冒有風險的,孤立主義者若是察覺這種通信,會掀起軒然大波。 
  當英國處境惡化時,丘吉爾(化名為「前海軍人員」)利用秘密通信渠道向羅斯福懇求美國的援助。他向美國總統通報了軍事上的險境(「我們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也通報了財政上的窘迫(「我們將繼續付錢,能付多久付多久,但我希望能確信,一俟我們再無錢可付時,你還會給我們支持」)。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3)   
  然而對於羅斯福來說,這危機來得最不是時候。1940年是大選年,如果他採取任何有可能將美國引向戰爭的步驟,孤立主義傾向嚴重的選民就會大批離他而去。這年夏末的民意測驗顯示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有可能在大選中擊敗羅斯福。倘若溫德爾當選,英國人就絕無可能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 
  因此,羅斯福知道,要提出有意義的援助計劃以及在國會跟孤立主義者攤牌,還不能不再等一等,儘管他也對這一段時間內的局勢演變感到擔心。 
  富蘭克林·羅斯福很懂得耐心的價值,在這一點上也許超過了任何一位別的總統。1920年,他曾似乎是一帆風順。他的兒子詹姆斯回憶說羅斯福當時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強壯、最有魅力、活力充沛的父親」。他在街上走路時,婦女們都會停步注視。那一年他才38歲,職務僅是海軍部助理部長,卻被民主黨推選為副總統候選人。在該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急於上台演講,就一下子跳過幾排座椅躍上講台,引起全場轟動。那一年大選,當選總統的是共和黨的沃倫·哈丁,但羅斯福這位年富力強而又有吸引力的紐約人顯然在政治生涯上仍是前程似錦。 
  可是在1921年夏季,他有一次帶孩子們游泳後,感到很奇怪的疲倦。第二天早上他走向洗澡間時,左腿彎曲變形;再過一天,他已經站不起來了。過了兩個星期,醫生給他做出了令人心寒的診斷:他的病是脊髓灰質炎。 
  本來在事業上光芒四射的羅斯福,這時不得不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醫生以為他會一蹶不振,但卻驚奇地發現他依然「樂觀開朗……真是了不起的病人」。他用了7年功夫鍛煉自己,讓肌肉恢復活力。他費力地利用枴杖以及沉重的腿支架練習走路,常常累得筋疲力盡。他常說:「我今天一定要走一段馬路,走完這條馬路。」 
  1924年,他重返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一篇演說。他堅持要走上講台。一年前,他曾試圖在紐約一家證券公司去辦事,但在門口廳堂,他的枴杖滑倒了,人也跌倒在地板上,帽子滾到人群跟前。但他沒有氣餒,這一次仍然堅持朝講台走去。他的兒子詹姆斯陪著他,後來回憶說,「他的手指使勁掐著我,像鉗子似的……他的臉上儘是汗珠。」距講台最後15英尺,羅斯福不要詹姆斯攙扶,獨自走過去。在12000名代表目光注視下,他慢慢地蹣跚而行。據一位觀察家說,在這個麥迪遜廣場花園的會場裡人人都屏住了呼吸。羅斯福終於走到了講台,轉過頭來,臉上充滿了勝利的光彩。代表們歡呼鼓掌達3分鐘之久。這時,恰好太陽衝破雲層,透過會場天窗,把陽光灑向了羅斯福。 
  羅斯福的堅毅精神感動了民眾,1928年,他當選為紐約州長,1932年又當選為總統。在此後多次危機中,他都從容鎮靜,令人吃驚。他常對人說:「要是你在床上躺了兩年,只能費勁動一動腳趾頭,經歷這番折磨以後,什麼事情都會顯得輕鬆了。」 
  在1940年夏季,羅斯福總統不得不盡自己全部力量保持從容鎮定。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面臨著威爾基的強勁挑戰,這種情況下,他知道只要稍微流露出一點想讓美國參戰的跡象,就會受到孤立主義者的抨擊。可是歐洲形勢危急,又不能置之於不顧。丘吉爾給他發電報,原先還總是措辭謹慎,彬彬有禮,但這時也著急得失去耐心了:「我真不明白,在當前形勢下,你為什麼不可以給我派來至少50到60艘你們最老的驅逐艦……總統先生,我懷著最尊敬的心情,必須告訴你,在世界漫長的歷史中,這正是現在該做的事情。」 
  羅斯福只好同意。他與英國人談成一筆交易:以這批驅逐艦交換加勒比海的一批海軍基地。他知道參議院的孤立主義者會反對這一協議,因此就徑直根據現有的法律批准了協議。許多人對他這一舉措是否合法提出了疑問,但羅斯福總統仍堅持執行。他說:「國會對此會大吵大鬧,但哪怕再拖延一年,就可能意味著文明的終結。」 
  這筆交易有可能使他付出競選失敗的代價。《聖路易郵報》吼叫說:「羅斯福先生今天採取了一個戰爭行動。他也就成了美國的第一個獨裁者。」威爾基個人也贊成援助英國,但卻想利用這件事爭奪孤立主義者的選票。他說羅斯福未經國會批准就把軍艦交給英國,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專橫、最獨裁的行為」。 
  為了安撫選民,羅斯福總統只好反覆地說美國不會參戰,「除非受到襲擊」。但壓力越來越大。過去支持他的一些報紙,包括《紐約時報》在內,這時都反對羅斯福謀取第三個總統任期。最後,到了大選投票前幾天,羅斯福對選民講話時說,「你們的子弟不會被投入任何外國的戰爭」,而不提「除非如何如何」了。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4)   
  有一位撰稿人指出這是一個疏忽,羅斯福馬上回答:「如果有人襲擊我們了,那就不是外國的戰爭了,是吧?」可是言辭上的這一變化馬上起作用。威爾基從收音機裡聽到羅斯福講話後,恨得罵了起來:「這個偽善的雜種!他會鬥敗我的。」 
  他說對了。1940年11月5日大選,羅斯福又一次贏得了連任。 
  在大西洋另一邊,丘吉爾「焦急萬分」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果。他相信只有羅斯福能辦成有效援助的方案。在美國競選運動的後期,希特勒除了猛炸倫敦以外,還狠炸另一些城市。考文垂市中心被夷為平地,死了400人。一周後,伯明翰連遭3場轟炸,死的人比考文垂多1倍。同時,英國的國庫已經幾乎空虛了。11月23日,英國大使在紐約機場一下飛機,就對那裡的一群記者說:「喂,夥計們,英國破產了。我們需要你們的錢哪。」 
  大選以前,羅斯福迫不得已,只能用零敲碎打的辦法援助英國。大選之後,這種辦法已不夠了,需要加大援助規模,只好正面對付國會中的孤立主義分子。他搭乘海軍巡洋艦「塔斯盧薩號」到海上休假,臨行前請他的內閣成員「發揮想像力」,提出一個援英計劃。 
  此後一周,內閣成員們為總統的建議而頻繁開會,絞盡腦汁。有人主張採取贈送的方式援英,但這種白給的做法幾乎肯定會遭到國會拒絕。可是貸款的方式也不行,因為美國人沒有忘記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從美國借的錢,至今仍未償還。他們實在想不出好辦法,最後發電報給總統,建議美國與英國合資建軍工廠,英國有多少錢算多少錢,馬上生產武器裝備支援英國,其餘問題等國會1942年1月復會時再說。 
  這一周當中,羅斯福在加勒比海上休假,著實放鬆休息了幾天。但到12月9日,一架海上飛機送來了丘吉爾一封急信。這信長達10頁,丘吉爾說這是他「一生中寫過的最重要信函之一」。他在信中說明英國急需援助。 
  這位英國首相寫道:「除非我們確實做到有能力給這島上的人提供食品,進口我們需要的各種軍火……而且有信心能堅持到大陸獨裁者精神崩潰為止,否則我們就有可能中途倒下……」英國已臨近的境地是,「再也沒有錢支付航運和其他供應……你可以確信我們為了我們的事業已做好最大限度吃苦和犧牲的準備……其餘的事則拜託你和你的人民。」 
  羅斯福總統中斷了別的活動,有兩天之久一直在思忖丘吉爾的來信。在收到信以後的第二天,他拒絕會見任何人。英國的確需要援助,而且是現在就得援助。他收到內閣提出的那權宜之計的建議時,並不滿意(後來一位官員很有保留地說總統「有點不悅」)。他給內閣回電報說此事待他回來再議。這時在華盛頓的人們都等著看總統還有什麼高招。 
  23年前,一個春季的晚上,一批著名的共和黨人聚集在紐約大都會俱樂部一間密室共進晚餐。這批人當中有新澤西州長,一位前國務卿,一位前海軍部長,還有赫赫有名的J.P.摩根。最出名的一位共和黨人則是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這些人都是當時在位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敵人。 
  在這之前的一個月,德皇威廉二世想要扭轉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逆境,宣佈在大西洋進行不受限制的潛艇戰。德軍潛艇受領的命令是:凡是駛往協約國港口的船舶,一律予以擊沉。這樣一來,必不可免地會造成美國船隻和人員的損失。但威爾遜總統希望美國不被捲入戰爭。在德皇宣佈大西洋全面潛艇戰後,威爾遜斷絕了美德關係,但此後6周仍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以免得罪德皇。在大都會俱樂部聚餐的這些共和黨人討論的正是當時這一形勢。 
  在晚餐過程中,進來了一個高高身材、像運動員一般的年輕人。若是看他的身份,在座的人也許會皺眉頭。他是一個民主黨人,是當時的海軍部助理部長,在威爾遜的行政班子裡也算是一名重要人物了,然而,他,福蘭克林·羅斯福,跟他的堂兄西奧多·羅斯福一樣,也是主張美國向德國宣戰。 
  在這次晚餐之前幾個星期,這個富蘭克林·羅斯福還向威爾遜總統提過一項建議。事情是這樣的:威爾遜想給美國商船配備武器以防備德國潛挺的強行搜查,但威爾遜認為這一措施需經國會批准。律師出身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仔細查閱法律文獻,找出了一項老的法律,他認為按照該項法律,總統有權將武器租借給船主,而不需要經過國會批准。他向威爾遜提出了這一建議,內閣有幾個成員也贊成這樣做。可是威爾遜不聽,硬是要請國會批准。參議院一些反戰的人採取阻撓議事的手段,扼殺了總統的措施。最後,在耽誤了幾個星期以後,威爾遜才後悔了,終於利用那項老法律賦予的權力,把武器租借給了商船。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5)   
  現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坐在艙內,丘吉爾的信放在他膝蓋上。他注視著加勒比海沉思,大概又回想起上述的那段往事。現在的情況與當年威爾遜面臨的情況有所不同。要提供大量外援,是需要國會批准的,而給英國白送錢物,或用貸款的方式,都容易遭受孤立主義者攻擊。那麼,為什麼不用租借方式呢? 
  總統12月16日返回華盛頓,已拿定主意。第二天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了他的想法: 
  假設我的鄰居家著火了……這時他需要借用我的花園澆水管,裝到他的水龍頭上。我自然會幫這個忙,幫他滅火。我該怎樣對待呢?我不至於在滅火之前先對鄰居說,「夥計,我這澆水管值15美元,你得先付15美元,才給你用。」……我不會要那15美元——我只是等到滅了火以後,讓他把軟管還給我。 
  兩周後,在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說明了美國不能坐視英國陷落:「我們很明白,鑽進被窩把頭蒙上,是躲不開危險的……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他沒有給美國應做的事規定任何限度。一位歷史學家說這篇講話是美國總統曾經做出的極為大方的承諾。 
  羅斯福盡最大努力向孤立主義者提出直接的和無畏的挑戰。他提交給國會的法案,跟他的公開講話一樣的坦率、大膽。這法案若是通過了,總統就有權力採用「租、借或其他方式」向他認為與美國安危「有關」的國家提供武器。法案中並沒有明文的償還條款。 
  孤立主義者知道決定性時刻來到了,向法案發起猛烈的攻擊。他們的論點主要有二。一是,如一位孤立主義者所說,這一法案「將會實際上把國會給廢了」。《芝加哥論壇報》說這是「獨裁者法案」。二是這一法案會招來德國的襲擊,從而使美國捲入戰爭。芝加哥大學校長說這是「讓美國人民自殺」。一名孤立主義參議員說這法案會「葬送美國1/4的小伙子」。 
  羅斯福說最後這種說法是「我們這一代人公共生活中所聽到的最卑怯、最無愛國之心的言論」。但這種說法仍受到一些人支持。有一個為動員公眾援助英國而組織起來的著名團體的領導人居然也轉過來反對總統,說租借法案會使美國陷入戰爭。 
  此後兩個月,辯論十分激烈。國會就此法案舉行聽證會時,到會人數之多是空前的。查爾斯·林德伯格查爾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國著名飛行員,1927年曾單獨完成橫越大西洋的不著陸飛行。——譯注相信德國一定會在歐洲獲勝,在聽證會上也表示反對租借法案。反對法案的人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企圖使法案名存實亡。 
  然而歐洲形勢日緊,羅斯福總統又出色發揮他的睿智和演說本領向公眾陳述他的見解,終於扭轉了潮流。1941年3月8日,租借法案在國會通過了。丘吉爾興高采烈,說這一法令是世界各國歷史上最高尚無私的行動……是新的大憲章。希特勒則認識到他又多了一個敵人。 
  羅斯福總統宣告了孤立主義的終結。國會通過租借法令後一天,他在白宮記者晚餐會上說:「這一決策標誌了我國任何姑息企圖的終結;想跟獨裁者勉強湊合的主張的終結;跟壓迫勢力妥協的終結。」 
  美國的戰爭機器運轉起來了,結束了大蕭條以來的不景氣,使工業迅速做好了迎接未來事態的準備。工業產量是驚人的。到戰爭結束時,美國為同盟國的軍事行動提供了30萬架飛機,10.7萬輛坦克和2000萬門火炮。 
  1941年8月,在紐芬蘭海岸附近一艘美國輪船上,羅斯福和丘吉爾舉行會晤,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二次見面。他們討論了戰爭形勢以後,丘吉爾邀請羅斯福翌日上午到英國「威爾士親王號」船上跟他一起做禮拜。羅斯福要表明他對此事的重視,決定憑自己的力量走上那艘英國船。 
  第二天上午,羅斯福總統乘坐快艇靠近「威爾士親王號」時,丘吉爾首相站在甲板上恭候,羅斯福則自己攀登舷梯。首相看到總統每舉一步都經受著苦痛。當時在場的一個人回憶說,人們注視著羅斯福,看見他「面容鎮定,宛如雕刻而成,彷彿是那將惡龍踩在腳下的聖喬治的神情」。 
  羅斯福終於在船艙內的椅子上入坐,露出了他那有名的笑容。當兩國代表團齊聲高唱十字軍東征戰歌《前進,基督教的戰士們》時,丘吉爾相信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聲音「已完全融合在一起……每一個字都打動著人們的心」。 
  後來,當羅斯福總統的船駛去時,有一位官員感謝丘吉爾安排了這一活動。丘吉爾回答說:「這是我們大家的榮幸。你們今天都見到了一位偉人。」 
  附錄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 1940年12月29日 
  從白宮發表的廣播講話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6)   
  我的朋友們: 
  這不是談戰爭的一次爐邊談話。這次談的是國家安全,因為你們的總統的整個宗旨的核心,就是要讓你們在現在,你們的孩子在將來,以及你們的孩子的孩子在更遠的將來,都不至於要為保持美國的獨立,要為保持美國的獨立對於你、我和我們大家所意味的一切,而進行最後一拚死活的戰爭…… 
  然而,自從我們的先輩最早來到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海岸以來,美國的文明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處於危險之中。 
  1940年9月27日,根據在柏林簽訂的協議,有三個強國,兩個在歐洲,一個在亞洲,聯合起來威脅我們美國,揚言如果美國干預或阻礙它們以控制世界為目標的擴張計劃的實現,它們就要對美國採取最後的行動。 
  德國的納粹頭目業已表明,他們不僅要統治他們自己國內所有人的生活和思想,而且還要奴役整個歐洲,然後利用歐洲的資源來統治世界其餘的地方。 
  三個星期之前,他們的領導人剛剛說過,「現在有兩個彼此敵對的世界。」接著他又以蔑視口吻駁斥那些反對他的人說:「有人說,我們不可能滿足於這一個世界,他們算是說對了……我能打敗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國。」納粹頭目就是這麼說的。 
  換句話說,軸心國不但承認,而且還公開宣稱,在他們的施政哲學和我們的施政哲學之間,決不會有終極的和平。 
  鑒於這種明確無誤的威脅,我們完全可以斷言,在侵略國有朝一日表明它們將徹底放棄其統治或征服世界的想法以前,我們美國沒有任何權利或理由鼓勵和平的言論。 
  眼下,聯合起來反對自由人民的那幾個國家的勢力還被阻擋於我們的海岸以外。在大西洋一邊,阻擋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的,是英國人,還有希臘人,以及從淪陷國逃亡出來的成千上萬的陸海軍將士。在亞洲,阻擋日本人的,是英勇抗戰的中華民族。 
  在太平洋有我們的海軍。 
  我們有些人喜歡說歐洲和亞洲的戰爭與我們無關。但是,與我們有最大切身利害關係的,就是不要讓歐洲和亞洲那些製造戰爭的人控制我們這個半球兩邊的海洋。 
  117年以前,我國政府提出了門羅主義,它是作為一種防禦措施,以防範歐洲大陸一個國家聯盟對我們這個半球的威脅。從那以後,我們警惕防範於大西洋,有英國作為鄰邦。當時並沒有條約,也沒有「不成文協議」。 
  可是有一種感受,已被歷史證明為正確的感受,就是我們和英國作為鄰邦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任何爭議。事實是,在這整個時期,西半球一直保持自由,沒有受到來自歐洲或亞洲的侵略。 
  是不是有人認真想過,只要有一個自由的英國繼續作為我們在大西洋的最強大鄰邦,我們在美洲是否還要擔心受襲擊?另一方面,是不是有人認真想過,倘若軸心國成為我們的鄰邦,我們是否還能輕鬆安穩? 
  一旦英國垮掉,軸心國就會控制歐洲、亞洲、非洲、澳洲以及公海,它們就能調動巨大的陸海軍資源來對付我們這一個半球。那時,我們所有的美洲人都將是生活於槍口之下,槍裡裝有軍事和經濟的子彈這樣說決不是言過其實。 
  那時,我們就會進入一個新的恐怖的時代,包括我們半球在內的整個世界都會受到殘暴勢力的威脅。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想要生存,我們就會被迫把我們自己的國家永遠變成一個建立在戰爭經濟基礎之上的軍國主義國家。 
  我們當中有些人喜歡說,即使英國垮了,我們仍是安全的,因為兩邊有遼闊的大西洋和太平洋。 
  可是遼闊海洋的作用已經不同於帆船時代了。如今,在非洲與巴西之間的一個點,到華盛頓的距離,還不及從華盛頓到科羅拉多州丹佛的距離,因為最新式的轟炸機只需要飛5個小時。而在太平洋,美洲和亞洲北端幾乎是相連的。 
  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從不列顛群島到我們的新英格蘭,乘飛機可以不加油飛一個來回。還得記住,現代轟炸機的航程正在不斷地增長。 
  一周來,我國各地都有人要我今晚講話。他們幾乎全都表達了一個勇敢的願望,要我如實說出形勢的嚴重性。然而,也有一份電報表達了少數人的態度,就是不要看到也不要聽到有任何邪惡,儘管他們內心裡也知道邪惡是存在著的。這份電報要求我不要再說任何一個敵國一旦在西半球得到了基地,會多麼容易地轟炸我們美國的城市。這電報主要一句話就是:「總統先生,請不要用講事實來嚇唬我們。」 
  坦率地和明白地說,會出現危險,這種危險,我們必須準備應對。但是我們很明白,鑽進被窩把頭蒙上,是躲不開危險的,躲不開對危險的恐懼的。 
  歐洲某些國家曾經與德國簽訂過莊嚴的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向另一些國家保證說它們決不需要擔心入侵。不論有沒有互不侵犯條約,事實依然是這些國家業已被侵襲,被蹂躪,被投入現代奴隸境地。德國人只在下手前一個鐘頭才給它們下通知,甚至完全沒有通知。這些國家中的一國逃亡領導人對我說過,「這種通知一文不值。他們給我的政府發通知之前兩個小時,德國軍隊已經在一百個地方開進我的國家。」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7)   
  這些國家的遭遇讓我們看出,生活在納粹槍口之下,是意味著什麼。納粹分子用各種怪誕的謊言為他們的行動做辯解。謊言之一是說,他們佔領一個國家,是為了「恢復鐵序」。另一種謊言是說,他們佔領或控制一個國家,是為了「保護它」防止別的什麼人的侵略。 
  例如,德國說它佔領比利時,是為了拯救比利時人防範英國人。那麼,它豈不是也會毫不猶豫地對隨便哪個南美洲國家說:「我們要佔領貴國,以保護貴國不受美國的侵略?」 
  比利時今天正在被利用,作為入侵英國的基地,英國則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鬥。而任何一個南美洲國家一旦落入納粹之手,都準會變成德國進攻本半球另一個共和國的跳板。 
  請大家分析一下,倘若納粹分子勝利了,另兩個更靠近德國的地方將會是怎樣。愛爾蘭還能撐下去嗎?在一個不自由的世界,還能允許有一個奇怪的小小例外,讓愛爾蘭人保持自由嗎?亞速爾群島又會怎樣,那飄揚了五個世紀之久的葡萄牙國旗還會繼續飄揚嗎?大家和我一樣,都認為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防禦前哨。可是大西洋中的亞速爾群島卻比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島更靠近我們的海岸。 
  有人說,軸心國永遠不會想要進攻西半球。這恰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正是這同樣的想法毀了許多被征服民族的抵抗力量。簡單明白的事實是,納粹分子已再三公開宣稱所有別國人民都是劣等種族,都該服從他們的命令。最重要的是,這美洲半球的廣博資源和財富是這圓圓地球上最誘人的戰利品。 
  讓我們再也不要閉著眼睛不看那無可否認的事實,即那些已經搗毀和糟蹋了如此之多國家的邪惡勢力,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門口,有些人已鑽進門內。我們政府對他們已頗有所知,每天都在清查他們。 
  在我們自己國內和鄰國,都有這些暗藏的特務在積極活動。他們企圖挑起懷疑和不滿,以煽動內亂。他們企圖讓勞資雙方彼此相鬥。他們企圖重新挑動在我國早已沉寂的種族之間和宗教之間的敵對。他們活躍於一切鼓動人們互不容忍的集團之中。他們利用我們很自然的厭惡戰爭的情緒,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這些麻煩製造者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分化我們的人民,使之分化成彼此敵對的群體,破壞我們的團結,動搖我們保衛自己的意志。 
  還有一些美國公民——其中許多還是很有地位的人,而且大多是無意識地——正在幫助和支持那些特務的活動。我不是說這些美國公民是外國特務。但我要指出,他們的所作所為正好是那些獨裁者希望在美國發生的事。 
  這些人不僅僅是認為我們閉眼不看別國的遭遇就可以保全自己。有些人走得比這更遠得多。他們說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成為軸心國的朋友乃至同夥。有些人甚至說我們應該模仿獨裁政權的方法。可是美國決不可能也決不會那樣做。 
  過去兩年的經驗教訓已經確鑿無疑地證明,納粹分子是任何人都姑息不了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撫摸一隻老虎讓它變成一隻貓。對殘忍無情的勢力是姑息不得的。對一枚燃燒彈是無理智可言的。我們現在知道,跟納粹分子是沒法講和平的,除非付出投降的代價。 
  現在連意大利的人民也被迫充當納粹分子的幫兇,只是此刻他們還不知道再過多久他們就會被他們的盟友送上死亡之路。 
  美國的主張姑息的人硬是不聽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比利時、荷蘭、丹麥和法國的遭遇所發出的警告。他們說什麼軸心國不管怎樣是會勝利的,說什麼現今世界上的流血抗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說什麼美國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影響力也投入到強制和平的天平之上,從中得到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一份。 
  他們說這是什麼「談判而來的和平」。真是胡說!如果一幫匪徒包圍你的村鎮,揚言要燒光殺光,從而迫使你向他們屈膝求饒,苟且偷生,這能叫「談判而來的和平」嗎? 
  這種強制之下的和平根本不是什麼和平。這只不過是又一次暫時休戰,它會導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和最殘酷的貿易戰。在這些較量中,能真正抵抗軸心國的,只有美洲。 
  儘管他們吹噓他們的效率,儘管他們宣揚這場戰爭是要達到多麼崇高的目的,可是在他們的背後,卻是集中營以及戴著鐐銬的上帝的僕人。 
  近年來的歷史證明,槍斃人,囚禁人,把人關進集中營,這些都並不是暫時的現象,它們正是現代獨裁政權的祭壇。他們談論什麼世界「新秩序」,可是他們心裡所想的恰恰是要恢復最古老、最惡劣的暴政。在那裡是沒有自由,沒有宗教,沒有希望的。 
  他們所說的「新秩序」是與歐羅巴合眾國或亞細亞合眾國完全相反的概念。它不是建立在被治理者同意的基礎之上。它不是能保護自己、保護自己自由與尊嚴、不受壓迫的普通自尊的男女民眾的聯合。它是一個非神聖同盟,武力和財力的聯盟,其目的是統治和奴役人類。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8)   
  英國人民及其盟友現今正在積極抗戰,抵抗這一非神聖同盟。我們自己未來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一抗戰的結果。我們能不能「避開戰爭」,要看這一結果如何。為今天和明天著想,我要直接向美國人民說明,如果美國想要不捲入戰爭,我們就必須盡力支援這些國家抵抗軸心國的自衛戰鬥;相反,如果我們默認它們失敗,馴服地屈從於軸心國的勝利,坐等我們在下一次戰爭中成為攻擊的目標,那麼美國捲入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大得多。 
  如果我們對自己完全誠實,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不論我們採取哪一種行動方針,都會有風險。但是我深信,絕大多數美國人民都會認識到我主張的行動方針現在風險最小,將來則會給世界和平帶來最大的希望。 
  正在歐洲進行自衛戰爭的人民並不是要求我們去替他們打仗。他們是要求我們支援他們作戰的工具,即飛機、坦克、槍炮和船舶,以便使他們能夠為他們的自由以及為我們的安全而戰鬥。必須強調指出,我們要向他們提供這些武器,足夠快地提供足夠多的武器,這樣,我們和我們的孩子才會免受他們已遭受的戰爭苦難和創傷。 
  不要聽那些失敗主義者說什麼已經為時過晚了。也絕不會為時過早。明天才晚於今天…… 
  我們國家正在做出巨大努力,要生產出這一緊急狀態下所需要的種種東西,還要盡可能迅速。這一巨大努力要求付出巨大犧牲。 
  我並不要求任何人保衛一種到頭來不能保障自己國人溫飽的民主制度。我國的實力不會削弱到政府無法保障自己公民的福利。 
  如果說我們的生產能力受到機器的限制,那麼應該記住,操縱機器,靠的是工人的技巧和耐力。政府決心保護工人的權利,所以國家也有權利期待這些操縱機器的人們完全盡責盡力來滿足緊迫的防務需要。 
  工人像工程師或管理人員或廠主一樣,享有同樣的尊嚴,有權得到同樣的職位保障。因為工人提供著生產驅逐艦、飛機和坦克所必需的人力。 
  國家期待我們的國防工業不停頓地運轉,不受罷工或停產的干擾。國家期待並堅持勞資雙方通過自願和合法的方式協調彼此之間的分歧,從而繼續生產如此急需的各種供應品。 
  在我們巨大防務計劃的經濟方面,正如大家所知,我們正竭盡一切努力保持物價穩定,保持生活費用穩定。 
  9天前,我已宣佈成立一個更有效的組織,來引導我們增加軍工生產的龐大努力。為我們的軍工生產撥出大量資金和成立協調一致的管理機構,這還是不夠的。槍炮、飛機、艦船等等都得在美國各地生產出來,要由工人、管理人員和工程師共同製造,而他們所需要使用的機器又得靠全國各地千千萬萬的工人來製造。 
  在這一龐大工作中,政府與勞資雙方已有很好的合作,對此我非常感謝。 
  在解決生產問題方面,美國的產業智慧是舉世無雙的,現在已發動起來,發揮其潛力和才幹。本來是生產鐘錶、農用機械、現金出納機、汽車、縫紉機、刈草機和火車頭的人們,現在正在製造彈藥引信、炸彈掛裝機、望遠鏡、炮彈、手槍和坦克。 
  可是我們現有的努力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得到更多的艦船,更多的槍炮,更多的飛機,如此等等。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拋棄「照常辦事」的觀念。僅僅在現有生產設施之上添加幾條新的要求,是不足以完成這一任務的。 
  不要因擔心將來生產能力過剩怎麼辦而縮手縮腳。現在更加需要擔心的,倒是我們的軍工生產不夠,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等到現今的軍工生產需求成為過去以後,國家會適當安排和平時期的需求,那時會用得上所有的新的生產能力,也許還需要得更多。 
  不要讓人們對美國未來的任何消極看法妨礙現在急需的軍工產業的立即擴充。我們需要它們。 
  我要明確指出,國家的目標是現在盡可能迅速地生產出每一台機器,建成我們所需要的每一座兵工廠及相關設施。我們有人——有錢——有技術——首先是有決心。 
  我相信,如果某些消費品和奢侈品生產部門需要使用我們軍工生產急需的那些機器和原料,那麼這些部門一定會向我們的首要緊迫任務讓步,而且會是樂意地讓步。 
  所以,我號召廠主們、經理們、工人們以及我們政府的職員們都把我們的每一份力量投入到軍工生產中去,既迅速而又毫不吝惜。與此同時,我向大家保證,我們所有在政府擔任負責職務的人都會同樣全心全意致力於當前這一偉大任務。 
  隨著飛機、艦船、槍炮和彈藥的生產進展,我們政府及其防務專家將會決定怎樣最好地把它們用於本半球的防禦。多少要運到國外,多少應留在國內,必須根據我們總的軍事需要,做出決定。   
  第十三章 花園澆水管(9)   
  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對於我們來說,這是與戰爭本身一樣嚴肅的緊急問題。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決心,同樣的緊迫感,同樣的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致力於這一任務,就像我們在打仗一樣。 
  我們已經向英國人提供了巨大的物資支援,今後還將提供得更多。 
  在決心援助英國方面沒有任何「瓶頸」。任何獨裁者,任何獨裁者的組合,不論他們怎樣理解我們這一決心而進行威脅,都無法減弱我們這一決心。 
  英勇的希臘軍隊和各流亡政府的武裝力量給英國人提供了寶貴的軍事支援。他們的力量在增長。這是視自由重於生命的男女戰士的力量。 
  我相信軸心國不會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我這一信念有最新和最佳情報作為根據。 
  我們沒有任何失敗主義的理由。我們有一切理由保持希望——希望和平,是的,希望捍衛我們的文明,而且在未來建立更加美好的文明。 
  我有深厚的信心,相信美國人民現在決心做出比迄今為止更加強有力的努力,來增加種種武器裝備的生產,來反擊我們民主信念所受到的威脅。 
  作為美國總統,我號召全國做出這樣的努力。我以我們的國家——我們熱愛和引以為自豪、而且榮幸和驕傲地為之服務的國家——的名義,發出這一號召。我向我國人民發出號召,絕對相信我們的共同事業一定會獲得偉大的成功。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1)   
  這位歷史上第一個批准使用原子彈的人說,一旦事態逼得非走這一步不可,他也許會再一次這樣做。 
  哈里·杜魯門與柏林空運 
  1948年3月5日,駐德美軍司令盧修斯·克萊從柏林向華盛頓發回一絕密電報,說「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每個蘇聯人都表現出新的緊張神色」。他報告說戰爭也許會「很突然」地爆發。陸軍部長肯尼思·羅亞爾趕緊瞭解把原子彈部署到靠近蘇聯的地方,需要多長時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英、法、蘇四國瓜分了柏林,柏林也像整個德國一樣,被劃分成四塊,一國佔領一塊。然而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的深處,對於美、英、法盟軍來說,他們在柏林,就像是在蘇聯海上的一個孤島上一樣。他們剛剛入駐這個滿目瘡痍的大都會不久,戰時結成的四國同盟系統就開始解體了。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蘇聯支持的政變以後,美、英、法這三個西方盟國公開宣佈要把它們的德國佔領區合併,成立一個獨立的西德國家。俄國人的敵對情緒馬上急劇升級。在克萊將軍發出上述警告後不久,駐德蘇軍司令瓦西裡·索科洛夫斯基元帥恨恨地退出盟軍管制委員會會議,宣稱這一委員會已不起作用。接著,3月30日,蘇聯宣佈,從西方佔領區通到柏林的惟一鐵路線上的所有軍運貨物要一律接受檢查。 
  柏林居民呂特·安德烈婭斯-弗裡德裡希——她是倖存下來的一個地下反納粹運動的領導人,在得到蘇軍解放後又差一點遭到俄國兵強姦,曾經從垃圾堆中揀麵包渣充飢——這時將佔領軍的雙方爭執比喻為「火山頂上跳舞」。她在日記中擔心地寫道:「我們的蔬菜、水果和馬鈴薯——幾乎我們的全部食品——都得從周圍省份運來柏林。那裡的佔領軍一眨眼就能切斷我們的生命線……一旦需要,西方盟軍會給300萬柏林人供應馬鈴薯嗎?還有水果、蔬菜、煤和電?」她感到信心不足。 
  然而,克萊將軍不想在蘇聯的恐嚇面前退縮。他主張武力對抗蘇聯,但未獲五角大樓批准,於是他派了一批雙發動機的C-47式運輸機在5000英尺的高度飛越蘇占區,在這樣的高度是很容易被蘇軍高射炮或戰鬥機擊落的。經過蘇占區上空的空中走廊經常有成群的蘇軍戰鬥機飛來飛去,這批美軍運輸機的被稱做「克萊之鴿」的勇敢飛行員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蘇軍擊落。幸好它們飛到了柏林著陸,沒有出事,於是它們又返回法蘭克福的萊因—美國空軍基地,為柏林的美軍部隊裝運補給品。 
  幾天以後,鐵路運輸恢復正常了。但蘇聯人卻隨便逮捕盟國的官員,還企圖封鎖柏林英占區內的加托機場和美占區內的中央鐵路管理局,直到盟軍擺開陣勢,才把他們逼走了。這時又發生了一個糟糕的事件,一架蘇軍雅克3式飛機在空中亂竄,與英國一架客機相撞,雙方機組人員和10名平民乘客喪生。與此同時,柏林地區共產黨人對柏林市民說,他們必須登記,抵制西方盟國要成立一個獨立的西德國家的計劃,還警告市民們要出示登記卡片以證明自己是「真正站在人民一邊」。 
  當柏林局勢日趨緊張時,哈里·杜魯門總統正乘坐他的裝甲專用列車在美國各地開展競選活動,為他的民主黨募集競選經費。在俄勒岡州尤金市,杜魯門在演說中強調他決心抵制蘇聯的侵略,遏制共產黨的擴張。為了證明他的決心,他宣佈國會已剛剛通過國務卿馬歇爾將軍提出的以大量財力物力援助歐洲國家的計劃。但是他在即席講話中回憶他1945年7月在波茨坦會見蘇聯獨裁者約瑟夫·斯大林一事時,卻說了一句:「我喜歡那個老約瑟夫!他是一個正派的人。」 
  回到專列後,副國務卿羅伯特·洛維特趕緊打電話給杜魯門所信任的白宮助理克拉克·查利福德,通報了這一情況,克利福德則以適當語氣建議杜魯門決不要再說這種話。杜魯門認錯說:「呃,我想我是說走嘴了。」 
  在許多人看來,杜魯門這一類的失言以及他坦率認錯的謙遜態度,證明了他的確是「來自密蘇里州的小人物」。他曾在密蘇里一個小鎮上開一家男子服飾店,經營不善,就轉而辦農場,然後當上了縣法官,然後又得到堪薩斯城民主黨魁首彭德格斯特賞識而被送到華盛頓當參議員。但他主持的參議院一個委員會調查軍用物資供應合同情況,揭露出一系列貪污欺詐行為,於是這位「小人物」嶄露頭角,當羅斯福1944年競選四連任時,他成了民主黨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羅斯福1945年4月12日去世,杜魯門接任總統。當時,奧馬爾·佈雷德利將軍有一句名言:「杜魯門看來根本沒有條件去充填羅斯福留下的大鞋子。」 
  杜魯門總統後來承認,當他在波茨坦會見斯大林時,自己還仍然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他知道斯大林殺人之多超過了希特勒,可是斯大林衣裝簡樸,還佩戴著一枚紅綬帶金質五星勳章,其魅力給杜魯門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2)   
  杜魯門欣賞斯大林注意聽別人的話,又自己言談直率,這恰恰又是杜魯門的特點。此外,杜魯門請了一位著名鋼琴家到波茨坦在宴會上彈奏蕭邦的華爾茲舞曲,並親自為他翻樂譜,於是斯大林也做了回報,請來了莫斯科的最佳音樂家在宴會上演奏,把杜魯門感動得直叫好。 
  杜魯門總統重視個人友誼,在這之前就給他帶來過麻煩。他讓自己一批老鄉充當幕僚,有人就曾批評他把白宮弄得好像是「密蘇里的獅子獨立俱樂部的休息廳」。他對斯大林產生的好感也差一點妨礙了他認識那位獨裁者的殘酷無情。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國提出了以新德意志馬克作為西德貨幣的計劃。柏林暫時不包括在內,等待四國管制委員會協商。 
  蘇聯在會上表示反對,並禁止新貨幣在東德和柏林流通,還計劃發行他們自己的新通貨。柏林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不得不使用兩種貨幣,都憤怒了,成群衝擊市政廳。在往門廳裡擠時,許多人被踩死踩傷。示威成了暴力活動,示威者中有大批的人挨了揍。 
  6月23日晚11時,蘇聯的駐德通訊社宣佈,進出柏林蘇占區的交通一律停止。鐵路和水路都關閉了,同時宣佈不再向西柏林供煤供電。到翌日早晨,從柏林周圍地區向西柏林運送牛奶和蔬菜的車輛全被擋住。位於東區的中央銀行則把賬戶凍結了。西柏林像一座中世紀堡壘似的,陷於重圍之中。 
  這些舉措的官方借口是「技術上遇到困難」,但人們普遍看出斯大林的意圖,是以西柏林250萬人挨餓相威脅,逼迫美、英、法三國放棄成立西德獨立國家以及在柏林發行新馬克的計劃。斯大林甚至還可能想把西方三盟國完全逼出柏林市。 
  美國向駐柏林部隊通報了情況。一位連長憂慮地向他的士兵說:「先生們,你們該瞭解形勢。如果俄國人決定打進來,我們就只會再活兩個鐘頭。」西方三盟國在柏林的駐軍一共只有大約6500人,而俄國兵約有18000人,另外在周圍的東德地區還有30萬人,配備有大量的坦克。 
  如果說杜魯門一開始還沒有相信斯大林居然要讓全城的人挨餓,駐柏林美軍指揮官弗蘭克·豪利上校卻對此確信無疑。在四國柏林駐軍指揮官會議上,他指出給居民配給的食品的熱量只有1250卡路里,太低了,要增加一點。他對蘇方代表說:「你總不能再踢一個已經倒下了的女人吧。」 
  他得到的回答是:「啊,親愛的豪利上校,這正是踢她們的最佳時機。」 
  「你是說食品也成為政治的了?」 
  「當然。」那個蘇方代表冷笑著說。 
  豪利上校沒有向克萊將軍或國務院請示,就向民眾廣播說美國人不會離開柏林。他承認現有的補給只夠維持30天。「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向聽眾說,但他強調指出,「美國人民不會袖手旁觀,不會讓德國人民挨餓。」最後他說,「我要對俄國人說,除了黑麵包之外,再給你們一點東西,讓你們嚼一嚼。你們的軍事意圖,我們已聽得不少。好吧,在這一點上我要告訴你們,倘若你們企圖進入我們的地區,你們最好是做好充分準備。我們嚴陣以待。」 
  可是柏林西區供電不足,聽收音機的人不會很多,所以他派出了幾輛車,讓人用大喇叭沿街播放他的講話。西區的居民當時已劃分成12個小區,按區輪流供電,每一小區每天供電兩個小時。呂特·安德烈婭斯-弗裡德裡希所在的小區供電時間是半夜12點到凌晨兩點。 
  還在封鎖之前,豪利上校經克萊將軍同意,就組織了一次臨時安排的空運,向柏林運食品和煤。儘管形勢已很緊張,他們都認為蘇聯人還不至於擊落盟國的飛機。美國和英國飛機一次向柏林運送了80噸食品和醫藥物品。但豪利手下的專家們計算過,西柏林每天需要的食品和煤以及其他供應品,至少達4500噸。在航空史上能與如此規模相比擬的行動只有過一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印緬戰區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駝峰」行動,但即使那次行動高峰期的日運輸量也還是比柏林的需要量低了幾乎一半。 
  克萊下結論說,僅僅用飛機來保證柏林的供應將是「絕對不可能的」。後勤任務過於繁重:通向柏林的航線僅限於三條狹窄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只有兩個機場,它們跟飽經轟炸的整個城市一樣,真可謂千瘡百孔;駐德美軍只有戰時已用舊了的100架C-47式運輸機,當地英軍只有6架同型飛機。 
  然而,儘管有這些困難,管制委員會的英國皇家空軍專家雷金納德·韋特准將經過他自己獨立調研後,認為大規模空運是可行的。他說服了駐德英軍司令布賴恩·羅伯遜爵士,後者給倫敦發了電報,請求增調一批飛機來實行空運。克萊對此有懷疑,但仍表示支持,並要求盡可能增調美國飛機。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3)   
  除此以外,克萊還滿腔熱情地向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報告了他自己的計劃:他已經調集了一支6000人的武裝運輸隊,配備了裝甲車、火炮和一個戰鬥工兵營,打算派他們沿公路硬行闖過蘇占區。他報告說業已準備就緒,只待批准即可行動。 
  副國務卿洛維特對此感到驚駭,他告訴克萊,蘇聯人只要炸毀兩三座橋樑,「就可以坐在山坡上看熱鬧」。陸軍部長羅亞爾則告誡說,不值得為柏林的貨幣改革問題而開戰。他要求克萊從柏林撤出美軍眷屬。 
  杜魯門總統瞭解到柏林局勢後,召集了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副國務卿洛維特和陸軍部長羅亞爾到總統橢圓形辦公室開會。這幾個人向總統匯報了情況,同時報告說他們查閱了有關文件,找不出美軍自己開路進入柏林的合法依據。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總統已幾次強調通路問題,但這一問題每次提到盟軍管制委員會討論時,都遭到蘇聯人否決。現在想再協商,也為時過晚了。 
  杜魯門要求他的顧問們瞭解更多情況再來開會。同時,他下令將兩個中隊的B-29式重型轟炸機派到歐洲。正是這種飛機在1945年將原子彈投到了日本。這一次沒有攜帶原子彈,但斯大林是不會知道這一點的。杜魯門是一個撲克牌高手,懂得虛張聲勢是會起作用的。 
  杜魯門依然是像平常一樣,走路蹺腳根,在厚厚眼鏡後面眨眼睛,讓人看不出他有任何憂慮。這時報界大肆宣揚那位趾高氣揚的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已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彷彿他已贏得大選勝利似的,對此,杜魯門也顯得無所謂。那個晚上,他特意和他的夫人一起在白宮南草坪進晚餐,怡然自得地欣賞景致。他說那是「一個可愛的傍晚」。 
  第二天下午,陸軍參謀長佈雷德利將軍、空軍參謀長諾斯塔德將軍和海軍作戰部長沙利文將軍,跟福雷斯特爾、洛維特和羅亞爾一起,在五角大樓討論柏林問題及美國應採取的對策。他們的意見歸納為三種方案:一是美國可以退出柏林(多數人讚成這一方案),一是試圖留在那裡和爭取外交解決,一是準備跟蘇聯進行大規模戰爭。克萊提出的派武裝運輸隊硬闖的方案被否定了。沒有人提到空運方案。 
  在這會議期間,他們獲悉英國人已宣佈無論如何不從柏林撤退,這讓將軍們吃了一驚。在這之前,佈雷德利剛剛派了艾伯特·魏德邁少將到倫敦去探討從柏林撤軍的方案。當洛維特在白宮開始向總統匯報他們提出的幾個方案時,杜魯門打斷他的話,厲聲指出:「談不上撤退。我們留在柏林——句號。」他看來是跟英國人一樣倔強,這又讓將軍們吃了一驚。杜魯門真無愧於他的綽號「密蘇里最強的騾子」。 
  洛維特以盡可能尊敬的口吻問道:「總統先生,你考慮透了嗎?」指出這一立場有可能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戰。杜魯門回答說:「我們將需要視情況的發展做出處置,但根本的立場是,我們在柏林,是有協議作根據的,俄國人沒有任何權利叫我們走,直接施加壓力或間接施加壓力都不成。」 
  總統的顧問們知道這是一個困難的或者不得人心的行動方針,但爭論也沒有用。每逢有人跟杜魯門爭論,他就會指一指他掛在橢圓形辦公室牆上的馬克·吐溫親筆寫的一句格言「總要做得對!」他說「這會叫一些人滿意,叫另一些人驚奇」。 
  既然總統堅持留在柏林,大家就迅速轉而討論如何實行這一方針。總統否定了克萊的武裝運輸隊方案,讓在座的人鬆了一口氣。他又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向俄國船舶封閉港口和巴拿馬運河的方案。在無人提醒的情況下,杜魯門決定以空運為最佳辦法。他指示要把空運擴大為一次全面的行動,直到取得外交解決為止。他的多數顧問像克萊一樣,懷疑空運未必能滿足250萬人的供應,但杜魯門根本沒有問過他們的想法如何。他也沒有許諾說空運方案一定會成功。 
  這次空運行動的代號為「供應行動」,它動用了從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等地所有能調來的飛機,其中包括39架能運載10噸貨物的C-S4「空中霸王」式運輸機。所有能飛的人——包括空軍新聞官和業務專家,直至駐歐美國空軍司令柯蒂斯·李梅將軍——都承擔飛行任務,輪流執勤,一天飛兩趟。英國也集中了從英聯邦各地調來的飛機執行空運,行動代號為「Operation Plane Fare」。柏林人則把這兩個行動統統稱做「空中之橋」。戰時他們聽到飛機嗡嗡響,就知道要挨轟炸,而這時飛機嗡嗡響卻意味著運來了糧、煤、罐頭、脫水土豆和脫水蔬菜,意味著生存的希望。就這樣,豪利上校和英國人6月24日臨時安排的一次空運在幾周之內變成一次特大規模的行動。 
  最初,飛機起降時刻的安排相當混亂。空中交通管制人員堅持要照章辦事,架次之間要間隔25分鐘,但這速度太慢了,指揮「供應行動」的約瑟夫·史密斯准將只好強迫他們拋開章程,把飛機與飛機在柏林著陸的間隔時間縮短到5分鐘。7月初下大雨,耽誤了不少航班。螺旋槳、輪胎和發動機零件短缺,又使一些飛機暫時停飛。7月8日,美國的一架C-47運輸機在威斯巴登以西撞山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但是到了7月中旬,飛行已有條不紊,一架架飛機裝貨、飛行、卸載、返航、加油、再裝貨、飛行等等,持續不斷。儘管蘇聯飛機不時地在空中走廊干擾,盟國飛機仍保持了每4分鐘一架著陸。7月15日,24小時內共運送物資1450噸,創造了新紀錄。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4)   
  也是在7月15日,杜魯門也贏得一次勝利,獲得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在此期間,爭取蘇聯停止封鎖的外交努力卻無進展。7月3日,克萊將軍和英、法兩國駐德司令一起拜會了蘇軍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帥。那位元帥堅持說,在西方放棄成立西德政府的計劃之前,「技術困難」將無法消除。人們普遍認為蘇聯人就是要拖下去,等著西方服輸。倫敦一家報紙就說:「專家們都明白,飛機空運雖有巨大心理效果,但無法靠它滿足柏林整個冬季的供應。」 
  斯大林嚴重低估了杜魯門的頑強毅力,他倒是應該先向杜魯門的夫人貝絲打聽打聽。杜魯門從兒童時代在主日學校受教育時開始,就熱戀上貝絲,但他向貝絲母親表達了對貝絲的愛心以後,又堅持等待了9年,才與貝絲終成眷屬。 
  總統私下裡也曾擔心「俄國也許是存心利用柏林為戰爭找借口」,但他公開宣佈:「我們將留在柏林——不論發生什麼事都堅持不變……我不會推卸責任,不會對我做出的決定有任何動搖。」為了堅持他的立場,他不得不既跟斯大林鬥,又跟他自己的軍事顧問們鬥。 
  有一次,陸軍部長羅亞爾把克萊將軍從德國召回華盛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作證,總統對此十分惱火,罵他的陸軍部長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萊召回來說個你好」。 
  但美國將軍們到這時都已對柏林空運有了信心。克萊作證時說,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飛機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魯門細心聽取了克萊的想法,然後徵求空軍參謀長范登堡的意見。范登堡說,把太多的飛機集中於德國,會使美國在世界其餘地方力量單薄;同時,太多飛機集中於一地,會讓蘇聯人便於一舉擊破。 
  杜魯門聽到這裡就打斷了范登堡的話,問他是不是更喜歡向柏林派遣武裝運輸隊。不等范登堡回答,總統就強調指出他認為空運是問題最少的辦法。他命令為柏林空運增派一大批C-54重型運輸機,而且聲明他作為總統甘心為此承擔風險。 
  范登堡也很頑強,又說他擔心柏林沒有足夠的飛機著陸場。這時克萊挺身而出,說他在柏林的法占區已發現一片空地可以建機場。杜魯門命令他一返回德國就趕緊施工。 
  此後不久,曾指揮過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駝峰」空運的威廉·特納少將到了柏林,使「供應行動」上升到新的水平。機場跑道配備了一批吉普車,由德國紅十字會所能找到的最標緻的姑娘乘吉普車,給著陸的飛機的飛行員傳達指令和遞送快餐,飛行員就不需要下飛機了,兩航班間隔時間縮短到3分鐘。8月12日,美英飛行員提供的物資共達4724噸,頭一次超過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蓋爾·哈沃森上尉率領的機組給在機場籬笆外觀看飛機起降的兒童撒糖果。他們飛臨機場上空時,向孩子們擺動飛機副翼,給他們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傘,讓糖果緩緩下落。幾個星期後,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給「擺翅叔叔」和「巧克力飛行員」的信件。他考慮過想最後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但第二天他的上級叫他看一份《法蘭克福匯報》,訓斥他說:「瞧你幹的好事,一袋糖差一點砸了記者的腦袋,他把這故事傳遍歐洲了。」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這事後,紛紛捐獻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飛行員們都給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東柏林,惹起了蘇聯方面的抗議。 
  外交方面的努力卻進展得不大順利。夏季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三國的駐蘇大使一直見不到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他們被告知說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書告訴大使們說,既然情況毫無變化,西方大使們沒有什麼理由去見他。美國大使沃爾特·史密斯將軍和英、法大使終於直接見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似乎願意不再反對成立西德國家。大使們又去見莫洛托夫時,莫洛托夫卻否認了這一點。到9月中旬,會談完全破裂。大使們想再見見斯大林,卻被告訴說斯大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緊張不安。正如呂特·安德烈婭斯-弗裡德裡希所說:「大家在希望和絕望之間搖搖擺擺。這種搖擺不定是叫人十分難受的,因為感到自己還不如搶骨頭的狗,而是被狗爭搶的骨頭。」 
  柏林市內,遊行示威、鬥毆鬧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警察分成東西兩套人馬,東區警察常常抓捕西區的警察。柏林市民衝擊了市政廳。市政廳從蘇占區遷到了美占區。呂特·安德烈婭斯-弗裡德裡希這時想到,「也許到了明天我們會有兩個市政府,東西邊界還會建起一道中國式的長城,豎立著城垛和NE022望台。」事態還真是朝這個方向發展。 
  9月9日,25萬市民聚集在共和國廣場,抗議暴民對市政廳的襲擊,這一集會規模之大是空前的,過去納粹當局強迫人們開會也不曾有過這麼大的規模。有一些人想把勃蘭登堡門上的蘇聯國旗扯下來,東柏林警察向他們開槍,一個15歲的男孩挺身保護一名婦女時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傷。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5)   
  杜魯門在日記中寫道:「我有一種可怕的感覺……我們很接近於戰爭。但願不是。」他的內閣成員逼他表態是否準備使用原子彈。他回答說,他祈禱永遠不再被迫做出這樣的決定。然而,一旦事態逼得非走這一步不可,那麼,歷史上頭一個曾批准使用原子彈的人說,他也許會再一次這樣做。 
  儘管局勢令人擔憂,杜魯門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專用裝甲列車,開始為期33天的競選旅行。當時,《新聞週刊》調查過50位人士的意見,他們全都預言杜魯門會敗在共和黨的杜威手下,但杜魯門毫不洩氣,他說:「我瞭解這50個人當中的每一個。他們誰也不懂得怎樣敲打老鼠洞裡的沙子。」他的專列每到一處,都有群眾為他的吶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進行艱苦的競選戰的同時,他還得跟那些反對留在柏林的人鬥爭。克萊將軍給他發來電報,說「我們有點頂不住了」。專列到了達拉斯時,杜魯門悄悄地讓回國述職的史密斯大使上車與他相見。 
  史密斯報告說,他最近見過莫洛托夫,毫無進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們做了最後一次努力,可是蘇聯人否認封鎖的事實。杜魯門與國務卿馬歇爾商議,覺得再爭取談判已經沒有意義。此事提到了聯合國安理會,那裡的蘇聯代表仍是一口咬定「沒有封鎖」。顯然,得在柏林熬過一個漫長、寒冷的冬季。 
  當馬歇爾在聯合國安理會忙碌時,杜魯門考慮過一個計劃,想派他的密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杜魯門想,即便是斯大林把責任推到美國方面,只要局勢能有所鬆動,也是有益的。但馬歇爾反對這樣做,只好作罷。 
  當杜魯門在西部開展競選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形勢做了一次全面評估。他們認為空運不可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那樣做就會使國家安全的其他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尖銳批評了留在柏林的決策,建議盡快撤出。他們下結論說,為了柏林而冒戰爭風險,「在軍事上是不慎重的,在戰略上是不值得的」。副國務卿洛維特說參謀長們準是得了「恐慌症」。 
  杜魯門總統很生氣,他決定一回到華盛頓就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這一次,他毫不猶豫地把駐德美軍司令克萊將軍召回來參加會議。克萊在會上強調指出,由於美英雙方的空運已合併為統一協調的行動,空運的效率又有了提高。但要成功,還需要更多的飛機。 
  總統問與會者意見如何。沒有一個人支持克萊。會開完了,總統把克萊叫到他的辦公室,對克萊說:「將軍,我想你很不愉快吧。沒事。你會得到這些飛機。」杜魯門下命令立即往德國加派飛機。 
  競選的形勢起了變化,原先人們普遍認為處於劣勢的一方贏得了勝利。投票日的翌日清晨4點鐘,杜魯門的侍從把他叫醒,通報說他以200萬張選票的優勢當選了。 
  可是柏林的命運仍然懸而未定。11月中旬德國出現大片濃霧,空運人員英勇搏鬥,但進度仍大大減緩。11月27日,空運一度完全停頓達15個小時之久。蘇聯支持的東區報紙天天冷嘲熱諷。這時,雖然供應量很低,克萊仍決定給柏林每戶居民分發50磅重的煤(有孩子的家庭發得更多一點),幫助大家熬過這惡劣的氣候。但大霧一直不散。11月30日整整24小時內,只有10架飛機在柏林著陸。濃霧持續到了12月,呂特·安德烈婭斯-弗裡德裡希在她的日記中寫道:「難道老天爺也跟蘇聯人結盟了?」 
  儘管天氣不好,東區警察又刁難恐嚇,但柏林有選舉權的選民當中,仍然有863%的人在12月5日走到投票站,選舉自己的市長和市政委員會。1949年來到了,因空運而犧牲者達到了34人,天氣惡劣,電力供應更加緊張。英國議會通過了決議,要把柏林空運長期堅持下去。天氣終於晴朗,空運又恢復了勢頭。豪利對報界宣佈:「即使是最頑固的共產黨人也一定看出了,他們的策略已經失敗。不論是易北河上的封鎖還是冬季的冰雪都未能擋住空運。」 
  1949年1月20日,笑容滿面的杜魯門總統發表了就職演說,講稿完全是他自己寫的,強調要把和平和民主推廣到全世界。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同連戰友護送他的汽車閱兵,觀眾掌聲不斷,700架飛機飛過了天空。 
  此後不久,斯大林含蓄地暗示他也許願意談判。他原先一向強調貨幣問題,但這次在書面回答一名西方記者關於結束封鎖的條件問題時,卻對貨幣問題隻字未提。 
  遵照杜魯門的吩咐,剛剛接替馬歇爾擔任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指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以似乎閒談的方式,向蘇聯駐聯合國大使探聽斯大林不提貨幣問題有沒有什麼意義。過了一個月終於有了回音,說貨幣問題固然重要,但可以在外長會議上討論。就這樣,斯大林緩慢地而且是悄悄地退卻了。美國大使又問,如果安排了外長會議,封鎖是否即可取消。對方的答覆是他還要再打聽。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6)   
  在柏林指揮空運的特納將軍這時看到形勢好轉得太快,擔心飛行員們松勁,就在復活節這天組織了運煤飛機大檢閱,讓飛機幾乎是每一分鐘著陸一個架次,24小時內運送到柏林的煤多達12941噸。如果說斯大林對封鎖的效果還抱有什麼希望的話,看到這一驚人的數字,他的希望也一定破滅了。 
  5月,斯大林沒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任何成果,就屈服了。5月12日午夜0時01分,西柏林的電燈全亮了,路障撤除了,鐵路恢復了列車運行。就這樣,哈里·杜魯門及其堅持的空運,沒有向柏林投擲炸彈,而是投擲糖果,就勝利了。 
  1953年1月15日,杜魯門總統在離任時發表的告別演說中,對美國人民說,到一定時候,蘇聯政權就會自行瓦解。他承認,「誰也說不准這將發生於何時,或者將會如何發生」,但他肯定說「毫無疑問會發生變化」。柏林危機之後,朝鮮半島爆發了一場熱戰。然後,恰如呂特·安德烈婭斯-弗裡德裡希所預見的那樣,蘇聯人於1961年在柏林築起一道牆,將東西柏林隔開。可是,正像杜魯門預言的那樣,柏林牆於1989年被推倒,蘇聯和東德政府都最終瓦解了。1994年6月18日,美國的駐柏林警備部隊舉行最後一次閱兵時,天上飛過了一架曾承擔空運任務的老式雙引擎C-47運輸機。 
  附錄 
  哈里·杜魯門總統 1948年10月27日 
  在波士頓力學大廳發表的演說 (節譯) 
  (這是西方國家歷史上最惡毒的反共政治演說之一,公然叫囂「我恨共產主義」,要「拯救各地自由人民不受共產奴役」。其言論的荒謬性顯而易見。因此,在保留其演講主要觀點以供參考的同時,對一些純屬惡毒攻擊的言論做了適當的刪除。——編者注) 
  謝謝你們,我的好友們和同胞們…… 
  昨天,世界各國自由的人們受到了法西斯主義的黑色威脅。美國人民幫助拯救了他們。今天,世界各國自由的人們受到了共產紅色威脅。 
  美國人民又正在幫助拯救他們。 
  …… 
  如果某個別國的人民自由選擇了共產主義的治理形式,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們在美利堅合眾國不要任何共產主義的政府。 
  如果別國的人民不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願看到有人把共產主義強加於他們。 
  我們已在世界各地採取積極的和成功的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威脅…… 
  我要求你們現在加入這一鬥爭。 
  …… 
  我們的目標是和平,世界上的持久和平。 
  我們深信,在這原子時代,和平是絕對的需要。但是,只有建立在人權和自由基礎之上的和平才會是持久的和平。 
  我要盡我最大努力爭取贏得持久的和平。 
  必須這樣做,不僅是為了美國人民,而且是為了世界各地的人民。 
  去年3月,我宣佈了我國政府的旨在維護世界自由的一項基本決策。在陳述那一決策時,我說過,「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各國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裝的少數派或外部壓力的征服企圖。」 
  根據那項決策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從經濟上和軍事上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這兩個受到共產黨統治威脅的國家。 
  全世界都知道這一政策成功了。為此,共產黨人是永遠不會饒過我的…… 
  在德國,我們已採取直率而又堅定的立場,即決不讓共產主義將它的觸角伸進柏林西區。 
  我們決不會從這一立場退卻。 
  我們將讓柏林人民有飯吃,讓德國人民有機會在一個民主政府領導之下,過像樣的生活。 
  …… 
  共產主義靠貧窮而發達。受苦受難就會招致共產主義的威脅。在繁榮、正義和寬容的地方,這一威脅就會消逝。 
  在我國,共產主義的現實威脅在於再發生一次大蕭條的危險。共產主義的現實威脅在於廣泛的失業和正義不得伸張,就像1932年有過的那種情況。 
  我國的現實共產主義威脅會產生於第80屆國會推行的那些共和黨政策,因為那些政策有導致我國經濟繁榮告終的危險。 
  我國的現實共產主義威脅會產生於共和黨對大企業旨意的屈從,及其想要摧毀美國勞工好不容易才贏來的權利的決心。 
  你們在11月2日投民主黨一票,就是與共產主義做鬥爭…… 
  我所能說的,就是我以自己作為一名民主黨人而自豪。我們所從事的是一場偉大的鬥爭,為了自由、為了寬容、為了所有人的權利和福祉而進行的偉大鬥爭…… 
  這場鬥爭就是羅斯福的鬥爭。 
  現在它就是我的鬥爭。 
  不僅如此,這也是你們的鬥爭。 
  我能和你們一起為了我們信仰的事業而進行這場鬥爭,這使我感到自豪。   
  第十四章 總要做得對(7)   
  有你們的幫助,你們的勇敢,以及你們的熱情,我們定會在11月2日贏得這場鬥爭的勝利。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1)   
  肯尼迪不希望讓人記住他是一個軟弱的總統,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爾留下的計劃貫徹實施。 
  約翰·肯尼迪與豬灣 
  1961年4月17日下午4點32分,佩佩·聖羅曼蜷伏在古巴一片海灘上,周圍是炮火和硝煙,頭頂上是嚎叫的戰鬥機。儘管處境險惡,他仍然盡量集中精力敲擊莫爾斯電碼發出以下電報:「正在銷毀我的全部裝備和通信器材。坦克向我們開來。我沒有反擊手段。正退向樹林。無法等待你們。」這位28歲的「2506旅」旅長被優勢敵軍壓迫到一片海灘上,再往後就是大海,還有一大片沼澤地。他環顧四周,只見到處都是自己的傷亡的戰士。 
  佩佩做了最後一次努力,撥打無線電報話筒,終於打通了。他喊叫:「你們能聽見炮聲。我要下令撤退了!」 
  從話筒聽到的聲音是:「堅持住!我們就來,什麼東西都會送來!」 
  「要多久?」佩佩問。他感到絕望了。12個小時以來,那些人不斷許諾要來增援,但每一次都叫人空等,一次比一次更落空。 
  「三四個鐘頭吧。」話筒傳出的聲音說。 
  已經等不了那麼久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答應過在佩佩率領的古巴流亡者隊伍的「上上下下和兩邊」都有人增援,但增援顯然不會及時來到了。佩佩二話沒說,就打手勢命令他的人銷毀通信器材。他們用槍托砸,用衝鋒鎗射擊,直到這些器材全變成碎鐵片和爛電線。「2506旅」已孤立無援了。 
  佩佩想給他的人找一個隱蔽的地方。但環顧四周,海邊的村莊都已被夷為平地,棕櫚樹也都倒了,就像是刮過了一場颶風似的。在這海灘上,他的人成了卡斯特羅的飛機看得清清楚楚的襲擊目標。 
  佩佩只好指揮他的人進入沼澤地。這些人在沼澤中轉悠了將近一個星期,口糧吃完了,一個個筋疲力竭,只好走出沼澤,束手就擒。有一個人在被擒時叫喊道:「槍斃我們吧,但是發發善心,先給我們一點水喝。」 
  卡斯特羅的兵把這些俘虜裝上卡車,塞得滿滿的。人太擠了,熱得透不過氣。幾個小時後到達哈瓦那時,已有9個人窒息而死。此後20天,他們受到殘酷折磨和盤問,有時卡斯特羅還親自進行審問。這些人被關進一座監獄,每100人共用地上挖的一個小坑作為廁所。過去了1個月、3個月,聖誕節又過去了,始終沒有人來營救他們。這些古巴逃亡者只有呆在黑牢裡,乾等著。 
  3個月前,1961年1月,約翰·肯尼迪乘車前往白宮出席他的總統就職儀式。他的前任、傳奇人物艾森豪威爾跟他一起坐在車裡。車隊在白雪覆蓋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緩緩行駛。肯尼迪想找點話題打破車內的沉默。 
  肯尼迪問艾森豪威爾是否看過《最漫長的一天》,那本書講的是1944年諾曼底登陸戰的歷史。艾森豪威爾回答說沒有,還沒看過。其實他何必看這本書呢?當年正是他這位盟軍統帥親自策劃、監督和實施了歷史上這場最重要的登陸戰役。他瞭解得很清楚,用不著看書。 
  艾森豪威爾比肯尼迪年長25歲,在他眼裡,肯尼迪不過是一個「傲慢的小伙子」。連肯尼迪的一些最密切的同事也覺得他還太年輕,難以挑起總統的重擔。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決定參加競選時就對他說過:「你的時間還長著呢,為什麼不等一等?」 
  然而肯尼迪知道時間不等人。他患上了艾迪生氏病,一種往往致命的腎上腺性疫病,天主教神父已有4次給他做過臨終祈禱了。已與死神幾次擦肩而過的肯尼迪感到自己必須抓緊機會採取行動。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不願讓光陰虛度。 
  已經發起競選運動後,肯尼迪說:「我瞅著這些參選的人,對自己說,好吧,既然他們能行,我為什麼不行呢?」競選最終結束,肯尼迪僅僅以10萬張選票的優勢擊敗了共和黨的老牌政治家尼克松,而當選為總統。 
  在就職演說中,肯尼迪宣佈火炬已傳遞到新一代美國人手中。這位43歲的總統說話算話,用了一批年輕人給他當顧問,這些人以前都沒有在華盛頓擔任過公職。他對他新任命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說:「我們一起學習吧。」 
  肯尼迪對這批人並不很瞭解,但是他相信他們的才智。他說:「你們的腦汁是用不完的。」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卻是一位政壇老將,他覺得這批年輕人確實了不起,說他們是「最聰明能幹的」。但有一次他對眾議院議長薩姆·雷伯恩說肯尼迪這批才子如何聰明時,飽經世故的雷伯恩卻辛辣地說,他倒是希望這些人先當當縣治安官。 
  肯尼迪自己也擔心全靠新人恐怕難以治理國事,所以他的行政班子中有一半是留用了艾森豪威爾時期的人,其中主要是情報和軍事方面的人。這些人大多已在華盛頓工作了十來年,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隨後的冷戰中,閱歷頗深。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2)   
  可是他們是老一代的人,對肯尼迪的年輕並不太感欽佩。老資格的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幾乎比肯尼迪年長25歲,他只習慣於從艾森豪威爾那位退役五星上將、共和黨總統那裡接受指示,並不樂意向肯尼迪這一稚嫩新手請示受命。 
  然而,艾倫·杜勒斯急於讓肯尼迪瞭解一件事情。肯尼迪剛剛就職,杜勒斯就和他的副手理查德·比斯爾一起向新總統匯報了與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有關的「情況」。1959年,卡斯特羅依靠民眾的支持,把巴蒂斯塔政權趕下了台。然而,如同俄國30年前的情況一樣,古巴也是革命以後由共產黨人掌了權。 
  杜勒斯和比斯爾都是60多歲的人,他們熱心地向肯尼迪解釋說,卡斯特羅可能成為又一個斯大林。 
  他們要總統明白,在距離美國海岸僅僅90海里的地方決不能容許一個共產黨政權。他們說,事實上他們已經有一個搞掉卡斯特羅的計劃。 
  卡斯特羅剛一當權,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指示中央情報局制訂入侵計劃,但他有一個明確的要求:「決不能讓人看出是我們插手。」要迅速悄悄採取有效的隱蔽行動,免得艾森豪威爾陷於宣戰的政治糾葛之中。 
  艾森豪威爾本來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享有的有利地位。但在1960年,蘇聯人擊落了一架入侵蘇聯領空的U-2間諜飛機,接著,在聯合國於巴黎召開的討論核裁軍問題的最高級會議上,蘇聯總理赫魯曉夫憤怒地譴責「西方如此卑鄙的間諜行徑」,要求艾森豪威爾賠禮道歉,並且怒氣沖沖地退出了第一天會議,使會議不歡而散。在這種形勢下,艾森豪威爾自然顧不上中央情報局的入侵古巴計劃了。 
  儘管艾森豪威爾無暇過問,杜勒斯和比斯爾仍繼續制訂和籌備這一行動計劃。因此,肯尼迪就職時,不但繼承了美蘇之間的緊張局勢,而且也繼承了這個已反覆推敲和籌備的要打垮卡斯特羅的計劃。在肯尼迪就職後的頭一個星期,杜勒斯和他的副手反覆向總統匯報了對付古巴的戰略,但未談及具體事實。 
  肯尼迪手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一位成員後來回憶說,中央情報局關於古巴問題的匯報是「很奇特的」,他們「談具體問題時總是脫離上下文」。例如,局長和副局長從來沒有從頭至尾向總統匯報實施計劃的具體步驟。總統要求他們具體談時,他們就羅列一堆細節,讓總統依然暈頭轉向,這兩個上了年紀的人似乎覺得總統最好是仍像艾森豪威爾那樣,別管得太多才好。 
  肯尼迪卻不那樣想,一次又一次開會要弄清如何入侵古巴這一絕密的計劃。幾個星期後,他終於大致摸清了一點眉目。原來,在艾森豪威爾總統任期內,中央情報局就已經在危地馬拉的一個秘密基地訓練古巴的一批反卡斯特羅的流亡分子,編成一個「旅」。中情局計劃將這個「旅」送到古巴島南部登陸,先在那裡建立一個小據點,然後逐漸擴大地盤,幾天後,再將已經挑選好的一批官員送到那裡建立一個臨時政府,宣佈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新國家將要求美國提供軍事保護,同時招募古巴農民參加反卡斯特羅的隊伍。在美國軍事支援之下,這支逐漸壯大的隊伍將趕走卡斯特羅,掌握古巴全國。 
  肯尼迪同意中情局的基本想法,但覺得美國的參與過於明顯。他問參謀長聯席會議:「這樣一次行動會不會需要美國出動飛機和艦艇進行支援和提供補給?能不能採取逐漸和悄悄登陸的做法……讓人覺得是古巴自己境內的一支部隊,而不是美國佬派來的入侵軍?」 
  中情局又提出一個計劃,但又被肯尼迪否定,原因依舊:「太顯眼了。」肯尼迪說:「這簡直像一次諾曼底登陸。你們必須降低這件事的嗓聲。」他解釋說他寧可在軍事上冒更大的風險,也不要冒政治上的風險。他不希望自己背上戰爭的包袱。「只要讓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登陸,我們就脫不了身了。」他要求杜勒斯和比斯爾提出一個盡可能周全的計劃。他們為頭一個計劃花了一年功夫,但這一次肯尼迪只給他們4天時間。 
  肯尼迪對中情局要求得這麼急,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一位助手所說,「這個絕密(計劃)已是像聖誕節一樣人人皆知了。」頭年10月,古巴外交部長就公開譴責美國在危地馬拉訓練古巴流亡者準備進攻古巴。美國《民族》雜誌在11月發表社論,標題就是《我們在訓練古巴游擊隊嗎?》。到了1961年1月,《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了危地馬拉營地情況,標題是《美國在危地馬拉秘密陸空基地幫助訓練反卡斯特羅部隊》。同一個月,《時代》週刊也驚人準確地敘述了這一行動的籌備情形。肯尼迪對這些媒體洩密現象感到驚愕。「我簡直不相信我是在讀報……卡斯特羅用不著特務情報,只要讀我們的報刊就夠了,一目瞭然。」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3)   
  遵照總統的指示,比斯爾於3月15日向肯尼迪匯報了中情局的第三個計劃。這一行動的代號為「薩帕塔行動」,全部符合總統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點在古巴島西南部一處海灣,科奇諾斯灣,即豬灣。那裡人煙比較稀少,僻靜,海灘平緩,便於夜間順利登陸。美國將給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軍快艇,將他們從危地馬拉運送到豬灣並供應彈藥。卡斯特羅有一支規模很小的空軍,所以比斯爾計劃在登陸前幾天提供空中支援,壓制卡斯特羅的空軍。為了不顯出美國的參與,比斯爾建議使用老式的曾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B-26轟炸機,這種飛機是古巴流亡者能從公開市場上買到的東西。 
  比斯爾向肯尼迪說明了「薩帕塔行動」計劃,似乎該考慮的事全都考慮到了。總統批准了這一計劃,並安排在4個星期之內開始實施預先的空襲,但總統保留了提前24小時取消行動計劃的權利。 
  計劃定下來了,古巴流亡者在危地馬拉加緊了訓練。這支代號為「2506旅」的部隊的骨幹分子,包括「旅長」佩佩·聖羅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幹過,跟卡斯特羅打過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為了擴大隊伍而從流亡者中間招募來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還有很少的美國人,他們大都是20歲上下,對現實感到幻滅,想冒險撈外快。他們相信中情局的說法,即古巴民眾很快會起義推翻卡斯特羅,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特羅的軍隊又「毫無進攻作戰經驗」,因此這些美國人對作戰行動掉以輕心,只貪圖享樂。其中一人給家人的信中說,他大部分時間是泡游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華盛頓,距離「薩帕塔行動」預定開始時間僅兩周時,肯尼迪總統收到了著名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寫的長達4000字的備忘錄。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薩帕塔行動」是否妥當。富布賴特當時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強烈反對由於政治原因而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他指出,美國的參與是無法掩蓋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場反對卡斯特羅的民眾起義,那時美國就會被迫公開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說,假如我們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借口,也仍然會毀掉我們30年來為穩定拉丁美洲局勢所做的工作。富布賴特建議總統最好是尋求一種外交解決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動計劃和富布賴特主張的外交解決方案這二者之間,肯尼迪舉棋不定,於是請富布賴特到白宮,當面向總統及其顧問們陳述他的意見。這時離預定的開始空襲的日期只有10天了。富布賴特慷慨激昂地講述了他為什麼反對向古巴動武。他發言完畢坐下後,全場鴉雀無聲。總統問大家:「你們意見如何?行還是不行?」沒有人回答。除了肯尼迪焦急地用指頭敲擊桌面的聲音以外,會場靜悄悄的。最後,一位自從羅斯福時代起一直在對外政策班子裡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說:「跟卡斯特羅的對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張動手幹吧!」有了這位長者帶頭,顧問們才紛紛表示贊成採取行動。 
  亞瑟·施萊辛格是肯尼迪的多年好友,這時擔任肯尼迪的特別顧問,他在會上一言未發,會後急忙寫了一個備忘錄交給了總統,指出中情局的計劃只有在集中對付古巴而不管別的地方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但考慮到整個西半球和其餘地區時,反對這一決策的理由就開始顯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國的參與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響將是嚴重的。世界各地對美國新政府的好感本來在上升,但一實施對古巴的入侵,好感就會消失。施萊辛格直率地指出:「這一行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 
  肯尼迪這時感到左右為難。距離「薩帕塔行動」的預定開始日期只有一個星期了,杜勒斯看到總統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告訴總統,若取消入侵計劃,就還會有一個善後處理問題,需要把那些人從危地馬拉接出來,轉移到美國,他們就會到處亂逛,到處宣揚他們在危地馬拉幹了些什麼。他還表示出一副男子漢大丈夫氣概,說不能讓人看到美國膽小怕事。肯尼迪不希望讓人記住他是一個軟弱的總統,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爾留下的計劃貫徹實施。因此,他決定採納杜勒斯這位有經驗的中情局長的意見,而把富布賴特、施萊辛格和國務院的意見撇到一邊。他決心批准「薩帕塔行動」。 
  艾倫·杜勒斯認為向古巴進軍從軍事上來說「易於反掌」,在入侵開始前的週末他自己離開華盛頓,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眾開放的俱樂部度假了。 
  「薩帕塔行動」於4月15日開始,一切按計劃進行。一批老式的B-26轟炸機從尼加拉瓜起飛,襲擊了卡斯特羅的空軍。華盛頓接到的報告說襲擊成功,已摧毀卡斯特羅空軍80%的實力。中情局認為卡斯特羅已經沒有飛機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灘頭登陸時的空中掩護。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4)   
  兩天後,4月17日午夜剛過,中情局訓練出來的「2506旅」乘船駛向古巴。但是,當他們駛近登陸地點時,發現那裡並不是中情局所說的只有幾座空的房舍,而是亮著燈,有人居住。該旅的領導立即決定一上岸就首先抓捕那裡的人。但這時又出現了中情局另一情報失誤:他們的船撞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暗礁和珊瑚礁,有兩艘船撞破了,一艘正在下沉,大家只好跳下水,又濕又累地奔到灘頭。到了灘頭,又發現卡斯特羅的偵察兵剛剛來過這裡,灘上有一台無線電報話機還是熱的。顯然,卡斯特羅已經預先有所防備了。 
  卡斯特羅於4月17日,星期一,凌晨3時15分,收到了來自豬灣的報警信號,這絲毫沒有讓他感到驚奇。正如肯尼迪所估計到的,卡斯特羅利用美國報刊披露的信息,已經採取了反入侵的防備措施。幾個月來,他反覆告誡古巴民眾說「侵略」在即,在電視上播放預先錄製的錄像帶,教導民眾如何對付入侵。連古巴兒童玩的遊戲也由「牛仔捉印第安人」變成了「古巴人捉美國佬入侵者」。更糟的是,豬灣並不是中情局所說的已無人居住的荒灘,相反,它是卡斯特羅經常光臨的釣魚之地。卡斯特羅早已開始對他的軍隊進行反入侵戰的訓練,對海灘地形都研究透了。 
  古巴代表在聯合國指責是美國發起了無端的襲擊,美國的大使史蒂文森則竭力為自己的國家辯護。與此同時,卡斯特羅親自出馬指揮豬灣的防禦戰。與中情局的情報估計相反,預先的空襲僅僅炸毀了卡斯特羅的很小一部分飛機,而大部分飛機這時都出動了。「2506旅」雖然英勇奮戰,但寡不敵眾,又受到敵機轟炸掃射而無空中掩護。當地的古巴民眾並未起義,而且站在了抗擊入侵的一邊。卡斯特羅還事先採取了措施,把被懷疑有可能叛逆的幾千人關進了監獄。 
  這時在華盛頓,肯尼迪和他手下的人對外仍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在白宮牆裡面,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對這次行動處處出毛病感到痛心不已。顯然,入侵正在失敗。更加煩人的是消息也不暢通,中情局為了保密,只給「2506旅」配備了簡陋的通信器材,從登陸灘頭發出的信息要通過幾條渠道才能轉到華盛頓,往往都成了幾個鐘頭之前的舊聞。不管怎樣,傳來的都是壞消息。 
  但總統還得裝出一切正常的樣子,照常保持對外的活動。那個晚上,總統夫婦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國會議員招待會,在白宮招待了400來位尊貴的男士和女士,肯尼迪顯得跟平常一樣心情愉快,風度翩翩。然而,午夜後,等最後一批客人一走,肯尼迪和他的重要顧問們顧不上更換衣服,就馬上走進內閣,那裡一直聚集著中情局、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些官員。 
  室內的氣氛是陰沉的。誰也不明白這一入侵行動怎麼會弄得這麼糟。世界上力量最強大的人居然對付不了一個第三世界的小島國。肯尼迪後來回憶這個晚上的感受時寫道:「力量的限度和窘境,以及力量與人的命運的關係,從來不曾像這次一樣表現得如此明顯,如此刻骨銘心。」肯尼迪和他的一班人對當時的形勢無能為力,只能等候那一樁樁遲到的壞消息傳到他們這裡。 
  海軍作戰部長阿利·伯克海軍上將非常著急,想要挽救這次入侵和挽救「2506旅」。他在房間裡踱步,嘴裡不停地罵髒話。 
  「我能派航空兵進行空襲嗎?」伯克問總統。 
  「不行。」 
  「我們能派去幾架飛機嗎?」 
  「不行。別人會認出是美國的。」 
  「我們能發射點東西嗎?」 
  「不行。」 
  「如果你讓我派兩艘驅逐艦去,就可以提供炮火支援,牢牢佔領那灘頭陣地。」 
  「不行。」 
  「一艘行嗎?總統先生?」 
  「不行。」 
  那天早些時候,肯尼迪收到了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信,赫魯曉夫威脅說,如果美國加劇對古巴的武裝干涉,蘇聯將在軍事上做出反應。他說:「我希望美國政府將考慮我們的觀點,不要採取有可能導致軍事災難的步驟。」肯尼迪對這一威脅不能不認真對待。他已經在入侵一事上賭博,賭輸了,如果再加大賭注而把蘇聯牽扯進來,那賭本就太高了。但是他總不能對陷在海灘上的那些人坐視不救。大家最後達成了妥協,肯尼迪批准給他們提供一個小時的空中支援。 
  中情局一個特工人員聯繫上了佩佩·聖羅曼,佩佩這時剛剛看見卡斯特羅的一輛坦克軋死了他的一個才16歲的戰士。 
  佩佩在報話機上喊叫:「你們這些婊子養的,都貓在什麼地方了?怎麼拋棄我們了?」 
  中情局特工說:「你有你的難處,我也有我的難處啊。我們今天晚上會過來的。」 
  「你昨天就這麼說了,」佩佩喊道,「可是沒有來啊。」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5)   
  肯尼迪批准出動的6架戰鬥機從尼加拉瓜起飛,可是在這時又出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錯誤:居然誰也沒有想起華盛頓與尼加拉瓜有一個小時的時差。等到這6架飛機飛到豬灣上空時,地面上的戰事已經完結了。「2506旅」的人在沼澤裡看到太陽升起時,肯尼迪在自己臥室裡哭泣。他只好讓這批人聽天由命,或是死,或是當俘虜了。 
  肯尼迪對於這幾百人的絕境深感內疚,又感受到蘇聯人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同時又發現他手下資歷最長的顧問竟然是既無能又工作馬虎,他認識到,現在該由他自己做出決策了。 
  在那天晚些時候會見記者時,肯尼迪迴避了記者們追問誰應當對這次失敗負責的問題。他對到會的大批記者說:「有一句諺語說得好:勝利有一百個父親,失敗是一個孤兒。重要的只有一個事實,即本人是這屆政府的負責官員。」肯尼迪總統明白了,在白宮能做決策的只有他自己。從今往後,他決心承擔起決策的責任。 
  艾倫·杜勒斯從休假地返回巴爾的摩時,中情局一個官員向他匯報了「薩帕塔行動」慘敗的情形。他把自己關在家裡喝威士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給總統打電話。比斯爾則檢討說,這次在古巴失敗都「怪我對準軍事行動缺乏經驗,讓中情局陷得太深太急」。肯尼迪卻不需要給自己找借口,他也不再需要像這樣的人。總統免除了杜勒斯和比斯爾兩人的職務。 
  肯尼迪把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工作人員安排在對外政策的職位上。這是一個新政治時代的開始,肯尼迪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外交方面,而不是單邊軍事行動方面。為此,肯尼迪就需要他的顧問們有理智和有能力,而不是像中情局原領導人那樣自以為什麼都懂而趾高氣揚。 
  一年後,肯尼迪自己的班子就遇到了他們的頭一次重大考驗。豬灣事件以後,卡斯特羅出於對美國的恐懼而正式與蘇聯結盟。蘇聯人為保衛這個新盟友而將核導彈運進了古巴。赫魯曉夫公然向美國挑戰,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摩拳擦掌,主張一戰。 
  在13個緊張的日日夜夜,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古巴導彈危機的發展。肯尼迪總統頂住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赫魯曉夫兩方面的好戰壓力。他立即下令對古巴島實施海軍封鎖,但隨後將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動上,而不是放在軍事行動上。他在向全國發表的廣播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目標不是以武力取勝,而是要伸張正義;不是以損害自由為代價求和平,而是既要和平也要自由。」最後,他鎮定而又自信地通過談判處理了這一微妙局勢,既保持了自由又保持了和平。 
  1986年,即豬灣事件25年後,經過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的斡旋,最後一名被囚禁在哈瓦那的「2506旅」成員拉蒙·孔特·埃爾南德斯獲釋了。此時他已57歲,身體衰弱,但依然立志要推翻卡斯特羅。他說:「我不認為戰鬥已經結束。古巴仍不自由……我將繼續作為一名戰士為自由奮鬥。」他在他82歲的母親的陪同下,從古巴飛到了邁阿密。 
  1962年,肯尼迪總統通過中間人做工作,與古巴當局做了一筆交易:以價值5300萬美元的食品和藥品換取「2506旅」被俘人員的釋放,但其中有9人當時未能回到美國。 
  埃爾南德斯是他們當中最後的一個。他在邁阿密說:「我感謝美國人所做的一切。在這裡以及在任何地方,我都依然是一名自由戰士。」 
  附錄 
  約翰·肯尼迪總統 1961年4月20日 
  在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講話 
  卡特勒奇先生,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會員們,女士們和先生們: 
  我國這樣一個偉大民主國家的總統,以及你們的報紙這樣一些偉大報紙的主編們,都對人民負有一項共同的義務,這就是要說明事實,而且要採取坦誠的態度,說明事實的前因後果。正是記住了這一義務,我在過去24小時內決定趁此機會簡明扼要地談談最近在古巴發生的事件。 
  在那個不幸的島嶼上,如同其他許多尚在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地方一樣,情況不是好轉而是惡化了。我原先已強調指出過,這是古巴愛國者反對古巴獨裁者的鬥爭。我們沒法不表示我們的同情,但我們已反覆聲明我國的武裝力量不會以任何方式進行干預。 
  在我們或我們的盟國沒有受到外來襲擊的情況下,我們若是進行單邊的干涉,那都會是違背我們的傳統以及我們的國際義務。但是讓記錄表明我們的克制不是沒有限度的。一旦美洲國家之間互不干涉的原則被用做無所作為的借口——一旦本半球國家未能履行自己防範外來共產主義滲透的承諾——那麼我就要讓人們明確懂得,我們的政府會毫不猶豫地履行自己確保我國安全的首要義務!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6)   
  一旦出現那種情況,我們決不想讓那些被布達佩斯流血的街道打上了烙印的人來給我們講什麼「干涉」!我們也絕不會接受與這次一小批英勇的古巴流亡者同樣的結果。這些英勇的人儘管事先知道他們所冒的危險巨大,卻依然奮不顧身,勇敢地試圖奪回自己島國的自由。 
  然而古巴不是一個孤零零的島嶼;我們的關心也不會止於表示一下不干涉或遺憾。在古代或近代歷史上,一小批自由戰士與專制政權抗爭,這也不是頭一次。 
  共產黨人的坦克碾壓為自己祖國獨立而奮戰的英勇男女,這不是頭一次。在地球上各個地方,包括古巴在內,這也絕不會是爭取自由反抗暴政的永恆鬥爭的最後一幕。 
  卡斯特羅先生說這些人是僱傭軍。據報刊報道,從那古巴海灘傳出的最後信息是,當問到起義者指揮員是否撤退時,他回答說:「我決不離開我的國家。」這絕不是僱傭軍的回答。他現在已去山區與那裡的無數游擊戰士會合,他們都充滿著同樣的決心,絕不會忘記那些已英勇捐軀的夥伴;絕不會聽任古巴淪陷於共產黨人之手。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 
  …… 
  曾經一度支持卡斯特羅的人現在對他的壓迫充滿仇恨,卡斯特羅企圖將這一點歸罪於我們美國,這是我們不會接受的。但是我們仍可以從這一發人深思的事件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有些教訓現在也許還不明朗,還有待於進一步的信息。有些教訓則現在已經明顯。 
  第一,在古巴,或是在任何別的地方,對共產主義勢力顯然均不能低估。期盼每一個狂熱暴君垮台的人們,都不應忽視警察國家的優勢,即它是利用大規模恐怖和逮捕來防止自由言論的傳播。如果自由人的自律比不過鐵拳強加的紀律——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科學上以及其他種種鬥爭方面都如此——那麼自由所遇到的危險就會繼續增長。 
  第二,我們國家,還有本半球所有的自由國家,顯然都必須更密切和更實際地注視外來共產黨干涉的危險及其在古巴的統治。鐵幕坦克和飛機出現在距離我們海岸不到90海里的地方,美國人民對此不會漠然視之。然而,古巴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對我國生存的威脅還在其次,它更主要的威脅是在於它構成一個用來對本半球其他自由國家進行顛覆活動的基地。現今處於更大危險之中的,主要還不是我們的利益或安全,而是它們的利益或安全。我們必須顯示出我們的意志,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且是為了它們。 
  證據是明顯的——時間則是已經不早。我們和我們的拉美朋友們不能不正視一個事實,即我們再也不能把本半球自由的存亡這一現實問題推遲到以後再處置。與其他某些問題不同,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有任何中間立場。我們必須共同建設一個讓自由得以繁榮的半球;這裡任何一個受到外來襲擊的國家都可以確信,我們的全部資源都隨時做好準備,對任何援助的要求都會作出反應。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的是,我們在全球每一個角落都面臨著一場無情的鬥爭,它遠遠超出了軍隊的衝突乃至核武器的衝突。軍隊是有的,而且是龐大的。核武器也是有的。但軍隊和核武器都主要是充當屏障,用以掩護顛覆、滲透和其他的漸進策略,在不致引起我們軍事干涉的情況下,從一個又一個薄弱地方下手。 
  ……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場新的和更深刻的鬥爭的陰險性質。我們不能不掌握新的理念、新的手段和新的緊迫感來對付它——在古巴或者在南越都是如此。我們還不能不認識到,這場鬥爭是天天都在進行之中,在全球各地。在鄉村和市場,在教室之中,日日夜夜,它都在悄悄進行之中。 
  從古巴傳出的信息,從老撾傳出的信息,從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傳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那些怡然自得的、自我陶醉的和軟弱無力的社會都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只有堅強的、勤奮的、充滿決心的和勇敢的社會,只有能看清當前鬥爭真實性質的社會,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這是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面臨的最大任務。這是最需要我們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最大挑戰。我們一直把眼睛盯著傳統的軍事需求,盯著那些打算越過邊界發動進攻的軍隊,盯著那些擺好發射架勢的導彈,這樣盯得太久了。現在該明白,再僅僅盯著這些已不夠了,該明白,在沒有一枚導彈來襲或沒有軍隊越界進攻的情況下,我們的安全也可能一點一點、一國一國地逐漸喪失。 
  我們要從這一教訓中吸取教益。我們要重新審視和重新安排我們的各種力量——包括我們通過你們這一集體重新審視我們的策略和體制。我們要加強努力來進行當前這一種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比戰爭更加困難的鬥爭,儘管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會常常遇到失望的事情。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7)   
  我深信在我國以及在自由世界中,我們擁有必要的資源,擁有必要的技能,還有我們對人的自由的信念所更加增添的力量。我同樣深信,歷史將會記錄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場激烈鬥爭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達到其頂峰。因此請讓我表明,不論要付出多大代價和經受多少危險,我作為美國總統都決心要維護我們制度的生存及其成功!   
  第十六章 蘑菇雲(1)   
  「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麼,我知道我要把國家領向何方。」 
  喬治·沃克·布什與伊拉克戰爭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一個中隊的F-16戰鬥轟炸機在一批F-15戰鬥機的掩護下,騰空而起。這些按照沙漠色調塗上迷彩的飛機掠過沙特阿伯拉北角上空,於黃昏時分進入伊拉克領空,向北飛臨幼發拉克河谷。 
  它們飛臨目標後,F-15戰鬥機在空中布成環形防線,掩護著專門為執行此次任務而改裝過的F-16飛機逼近巴格達南邊一座巨大的穹頂建築物。這8架戰鬥轟炸機減速,按編隊順序逐一向那座建築物俯衝,每一架飛機朝它投下兩枚重2200磅的自由下落炸彈。16枚炸彈全部命中目標,那座龐大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坍塌了。以色列的飛機加速呼嘯而去。 
  這座巨大蛋殼屋頂的建築是伊拉克花275億美元請法國人建造的塔穆茲I型核反應堆,剛剛才運轉了幾個星期。在以色列這次空襲中,一名法國技術人員喪生。 
  這次襲擊在阿拉伯世界、蘇聯、歐洲各地和聯合國安理會受到了強烈譴責;在美國,白宮也表示了譴責。 
  以色列對國際譴責滿不在乎。以色列總理貝京說這次空襲是「預防性自衛行動」。他指出法國已開始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級的鈾,薩達姆·侯賽因(當時還是一個剛剛掌權兩年的獨裁者,還沒有什麼名氣)利用這些鈾,可以「在最近的未來造出三個到五個廣島級的核炸彈」。伊拉克是一大產油國,肯定不需要用大型核反應堆來發電。 
  世界各國政府和領導人都譴責以色列,但他們內心裡卻都舒展了一口氣。 
  差不多是22年以後,美國的兩架F-117隱形戰鬥機在夜色中飛入伊拉克領空。它們以亞音速飛向巴格達以南的一個目標,叫「多拉農莊」,去執行一項特別任務。這是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伊拉克佈置的「搖滾樂歌星」情報員羅肯所提供的情報,而下達的任務。 
  中央情報局在伊拉克境內有一批「搖滾樂歌星」密探。但有一些密探不久前被薩達姆的安全機關發現,遭受酷刑後被處死,連他們的家屬也遭了殃。許多密探嚇得不敢動了,但羅肯卻無所畏懼。他通過衛星電話繼續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 
  2003年3月19日,羅肯發來了一個最緊急的情報。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中情局長喬治·特納特立刻趕到白宮,在橢圓形辦公室旁邊的餐廳裡向喬治·沃克·布什總統匯報了情況。羅肯這一「實時情報」提供了薩達姆和他的兩個兒子所在的地點。總統和他的這兩位顧問正在討論怎樣實施一次「斬首」行動時,羅肯又發來情報,說他剛剛見到了薩達姆的兩個兒子烏代和庫賽在該地,估計薩達姆本人當晚會返回該地。 
  此時下令襲擊薩達姆的多拉農莊住所,可以使伊拉克軍隊陷於混亂和防止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但這一行動肯定冒有風險,執行任務的飛行員要冒險,而且「斬首」目標可能落空,也許只是炸死了一些婦女和兒童。薩達姆也許會實行報復,向以色列發射導彈,或者縱火焚燒油田。然而,喬治·沃克·布什總統毅然決定採取行動。 
  布什下此決心,令許多人感到意外,也許這位總統本人也感到意外。2002年9月,他曾對一批教會人士說:「此時此刻,我本來也許是在得克薩斯的一間酒吧,而不是在這橢圓形辦公室。我找到了信仰,我找到了上帝。是禱告的力量使我到了這裡。」 
  布什這位福音派基督教徒,是在40歲時擺脫酗酒問題而清醒過來,使自己生活變了樣。 
  這位布什有一次說過,他原先的生活就是「飲酒、作樂和瞎逛」。他祖父當過參議員,他父親當過總統,他本來也該是前程遠大,但卻總是不如人意。他父親在耶魯大學時就既有學問又是體育運動能手;可是他在大學裡卻是丙等生,是一個放蕩不羈的大學生聯誼會員。他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海軍裡最年輕的飛行員,在太平洋上空與敵機交戰而被擊落,幸得救於潛艇;可是他參加航空國民警衛隊後,卻因屢屢曠課而被取消飛行權利。他父親在得克薩斯石油生意中創建了可觀的家業;他卻四處鑽孔,賠掉了幾百萬美元。他父親在政府系統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他卻像堂吉訶德似地競選過國會議員而落敗。這位年輕的喬治也做過種種努力,只是總不成功。他說過,「生活有它的周折,有它自己的要求,寫它自己的故事,在這當中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並不是那寫故事的作家。」 
  這兩代的布什都名叫喬治,卻很不相同。老喬治·布什是從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培養出來的正統家長,小喬治·布什卻是西部得克薩斯的典型野小子。據他們的一位親戚說,這父親總覺得這兒子說話粗魯,缺乏涵養。甚至在老布什當總統期間,當英國女王伉儷來訪時,這父親也讓這兒子坐在餐桌另一頭,叫他別跟客人說話。女王問總統夫人芭芭拉為什麼讓這兒子成為家裡的「黑羊」,芭芭拉解釋說因為他說話有點太粗,而且穿著打扮也是隨心所欲,例如愛穿牛仔靴子,靴子上還有「得克薩斯」或「上帝佑我美國」的字樣。(女王后來問小喬治·布什當天晚上赴國宴時穿哪雙靴子,他回答說要穿的一雙將是寫有「上帝佑我女王」。)   
  第十六章 蘑菇雲(2)   
  可是情況變化了。到40歲上下,一般人已遇上中年危機而希望變得年輕一些,喬治·沃克·布什卻是經歷了良知危機而突然變得成熟了。他將基督視為自己的救星,停止了酗酒,還堅持天天跑步,跑步保持需要費勁的速度,快到終點時還得加速。從前的浪蕩公子變成了自律的模範。 
  1988年,他為他父親的成功競選出了大力,這一出色表現使人們對他刮目相看,他對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樣了。4年後,他父親競選連任失敗,他曾十分憤怒。但這也從另一個方面促使他自己加倍努力。他首先通過成功的競選擔任了得克薩斯州長,又以壓倒多數票贏得了連任,然後直奔白宮。(在這期間,他出售他在得克薩斯「巡警隊員」棒球隊的股份,賺了一筆錢。)看來,好像是他父親的第一次真正的失敗促使他走上了驚人的成功之路。 
  老布什確實也為他兒子的崛起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小布什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大選後的計票爭議中,以及就職後的行政班子中,老布什當年的一些同事和顧問都為小布什出了大力,並擔任了要職。儘管如此,小布什的為人處事和總統工作作風卻表現出他的得克薩斯特點,更近似於羅納德·裡根,而不同於他的父親。他搬進白宮後,沒有因為工作的重擔而改變自己的生活規律,仍充分利用時間鍛煉身體和睡眠。給他當過撰稿人的戴維·弗魯姆描寫說:「布什不是一個輕量級的人。相反,他是一種很特殊的重量級典型。他常常說話走嘴,有時也忘事,可是他的視野寬闊,目光銳利。只要他看到了新的機會,他就有勇氣對之採取行動。」 
  當我在一次人數不多的記者午餐會上頭一次見到喬治·沃克·布什時,我看到他的實際表現與一般人對他的看法大不相同。在討論政策問題時,他游刃有餘,既掌握了事實和政策的微妙之處,也掌握了會場的氣氛。副總統迪克·切尼就坐在他的對面,他卻不向切尼請教,切尼也沒有說什麼話。布什有一次對他的競選顧問們說,「政治就是感知」,看來他決心不再重犯他父親犯過的錯誤。 
  至於布什的為人,曾長時間與他相處的弗魯姆對他做了一番也許是恰到好處的描述:「布什是一個很不一般的人。他是一個好人,卻不是軟弱的人。他有許多缺點:缺乏耐心,容易發怒,有時說話隨便,甚至較真;往往沒有足夠的好奇心,因而對一些事瞭解不多;思考比較接近於常人,也許不大像是一個領袖。然而比這些缺點重要得多的是他的優點:正派、誠實、端莊、勇敢和頑強。」 
  要下定在阿富汗開戰的決心,這對於布什總統來說並不難。在「9·11」事件以後,美國人民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支持白宮下決心剷除恐怖主義。布什無愧於他的牛仔形象,發誓要捉拿奧斯馬·本·拉丹,「死的活的都要」,要把本·拉丹的恐怖組織「用煙熏出山洞」。一些評論家批評布什總統在動武一事上粗魯,其實他在開戰之前是相當克制的。當時許多美國人要求立即動手,可是布什等了差不多一個月才下令向阿富汗投下第一批炸彈。他向世界宣佈,「對於那些幹下這些壞事的恐怖分子,以及那些窩藏恐怖分子的人,我們將同樣處置」,這就是改寫了國際關係的規則。 
  「9·11」事件使布什贏得人心和聲望,更重要的,是使他對於自己作為總統有了明確的使命感。「我的任務就是保護美國,」他說,「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這位再生的基督教徒在每次內閣開會時都首先做禱告,他說反恐怖戰爭是「善與惡的一場重大鬥爭」。紐約參議員查爾斯·舒默說:「他好幾次對我講,他這總統當得怎樣就全看這件事,成功不成功就看能不能實現掃除恐怖主義的目的。」 
  但是布什總統的「大發現」是美國軍人從阿富汗傳來了驚人的消息:本·拉丹的「基地」組織一直在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副總統切尼已長期關注這一問題,認為美國面臨的最嚴重威脅就是恐怖分子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或核武器襲擊美國的城市。從這方面來看,「9·11」事件只是令人驚醒的一個信號。 
  有鑒於此,布什和他的戰時內閣制定了一項新的政策:美國要在遭受襲擊之前就消除國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脅。布什在西點軍校一次畢業典禮上說過,「我不會在危險日增時坐待事件發生。我不會在危險越來越近時袖手旁觀。」美國要對敵人先發制人——不再白白挨敵人第一槍。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解釋了這一新思想:「我們不要讓冒煙的槍變成蘑菇雲。」 
  既然「基地」組織想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人們自然會想什麼人會給他們提供這類武器。如果說「父親的孽債要子女來還」,那麼老布什一項未完成的事業現在該由小布什來承續了。   
  第十六章 蘑菇雲(3)   
  那是在1991年2月末,經過6個星期的轟炸和僅僅兩天的地面作戰以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部隊已潰不成軍,狼狽逃竄。但他們在逃出科威特市之前首先將該市洗劫一空——小汽車、成箱的衣服、成袋的麵粉、兒童圖書以至婚紗等等,能搶到什麼就搶什麼。他們的軍車加上掠奪來的小汽車和塞得滿滿的貨車,沿著6號公路北行的四條車道,在夜間混亂不堪地移動。 
  當這些車隊駛近科威特邊界時,美國空軍的12架F-15飛機飛到了這目標密集地區的上空,將車隊一頭一尾炸癱以後,中間成千輛的汽車在沙漠的夜色中亂作一團,任由美軍飛機轟炸掃射。驚恐的伊拉克士兵紛紛逃命。 
  第二天一早媒體記者們趕到現場,拍攝了到處都是斷肢殘軀、血流成河的場面,再轉播到世界各地。這就成了出名的「死亡公路」。一些人權組織紛紛譴責美軍殘害無助人眾的暴行。 
  這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將軍向當時的總統老布什報告說,再繼續打擊伊拉克人「有失美國人騎士風度」。布什也對媒體轉播的那些場面感到震驚,同意了鮑威爾的意見。他決定停火,同時相信伊拉克國內的各種力量會起來推翻薩達姆·侯賽因。他對前線司令官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將軍說:「這些屠殺場面讓我們開始背上某種不受歡迎的政治包袱……何不就此住手呢?」海灣戰爭該會是一場「乾淨的」勝利。在開戰剛剛100個小時就停戰,這對於最高統帥布什總統來說,是一個勇敢的決定,反映了他的顧問們、國會和媒體的意見,順應了美國和世界人心。 
  只可惜這一決定錯誤地估計了伊拉克國內的形勢,走錯了一步,給隨後許多年帶來深刻的影響。「死亡公路」固然是慘不忍睹,但伊拉克軍隊多數人還是已經逃脫,其損失並不像原先估計的那樣慘重。由於過早停戰,伊拉克得以保全兩個共和國衛隊師、多達700輛的坦克以及一批武裝直升飛機。海灣戰爭一停,薩達姆立刻利用這些坦克和直升飛機在南部的巴士拉地區屠殺了成千上萬的什葉派穆斯林,在北方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庫爾德人,重新控制了他的國家。 
  此後12年當中,薩達姆無視美國規定的停火條件和聯合國的制裁,行為日益放肆。 
  老布什單方面地停止了對伊拉克的戰爭,小布什則在考慮怎樣再發動這樣一場戰爭。老布什曾認為向巴格達進軍「欠妥」,小布什則想要直搗巴格達,打死或生擒薩達姆及其幫兇。他在一所小學說過這樣的話:「假如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麼,就容易下決心。假如你也像一些人那樣總是顧慮風朝哪個方向吹,下決心就可能挺困難。但是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麼,我知道我要把國家領向何方。」就這樣,他要糾正他父親的錯誤。 
  布什根據他得到的情報,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總統的決心很明確了:要防止那看來已顯得是不可避免的由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造成的慘禍。他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托米·弗蘭克斯將軍策劃對伊拉克採取行動。 
  布什還確信,不論薩達姆有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都是一個惡棍,即使僅僅從人道主義考慮,也應該把他除掉。《紐約時報》報道:「薩達姆·侯賽因在他當權的23年當中,把他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中世紀式的屠殺場所,還把某些恐怖手段出口到他的鄰邦。」據「人權觀察小組」報道,薩達姆通過戰爭和恐怖鎮壓,導致了100萬伊拉克人死亡,其中受迫害而死的平民達29萬人(僅1987—1988年就用神經毒劑和芥子氣屠殺了5萬至10萬庫爾德人),其餘的人則是死於他對伊朗和科威特的戰爭。目擊者和受害者列舉了秘密警察的種種暴行,包括為逼供而強姦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兒,挖眼睛,施加電刑,泡酸水浴以及暗殺等等。大量受害人遭受嚴刑拷打而成為殘廢。1999年,因監獄人滿為患,可能有數以千計的在押者被成批槍斃。據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2003年指出,在此以前的5年中,由於伊拉克官員盜竊和截留國際社會提供的食品和藥品,有40萬兒童餓死或因得不到醫治而病死。美國國會一項調查發現,薩達姆本人就從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中竊取了110億美元。布什對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說:「每次我發表講話,都提醒人們記住那個政權的罪行。」 
  在總統2002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布什將伊拉克列入「威脅世界和平的邪惡軸心」。《華盛頓郵報》一位專欄作家說總統這一咨文「大膽得驚人,就差一點沒有宣戰」。布什把全國團結起來迎接艱巨的任務。他說:「美國人民希望馬上大幹一場,我不得不向他們說明這是需要分成好幾個步驟來進行的戰爭。」 
  策劃對伊拉克戰爭的會議頻頻進行,總統均親自與會。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之間很快出現了意見分歧,國務卿鮑威爾認為五角大樓是在把總統推向戰爭。其實,總統一直是站在主戰的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一邊。有一次,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在她的辦公室跟三位參議員討論如何爭取國際上支持對薩達姆採取強硬立場時,布什忽然推開門說:「操他薩達姆,我們得把他幹掉。」那三位參議員只好尷尬地笑笑。儘管如此,鮑威爾還是說服了總統再向聯合國提出一個議案,讓武器核查小組重返伊拉克。   
  第十六章 蘑菇雲(4)   
  這議案在聯合國通過了。這時布什可以讓國務院和五角大樓都開足馬力前進。 
  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組長漢斯·布利克斯聲稱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中央情報局的情報表明布利克斯在他的報告中扣押了信息——布什的許多最親密的顧問認為布利克斯在撒謊。布什問中情局長特納特,伊拉克到底有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特納特說這是一個保準命中的「扣籃」:薩達姆在20世紀80年代用過這類武器,據知是在20世紀90年代把它們藏起來了。正像副總統切尼所問的那樣,如果薩達姆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忍受這麼多年的聯合國制裁和放棄高達1000億美元的石油收入?豈有此理嘛!」甚至埃及的總統穆巴拉克也證實,他自己的情報網發現過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實驗室。 
  鮑威爾加緊鼓吹通過外交解決問題。他認為中東充滿了反美情緒,美國一發動進攻,只會使伊斯蘭恐怖分子又一次得到招兵買馬的機會。他認為如果美國決心開戰,那麼至少也要有一批盟友,就像老布什總統在海灣戰爭之前建立的同盟一樣。此外,鮑威爾等人還認為,從軍事角度來看,薩達姆有可能對美軍使用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他有可能縱火燒油口,在美國經濟還在艱苦奮鬥之際擾亂世界石油供應。他也許會把他的軍隊撤到巴格達,迫使美軍進行巷戰而蒙受重大傷亡。這個獨裁者還可能把戰爭擴展到別的國家,向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發射「飛毛腿」導彈。鮑威爾還認為這一戰爭所需要的兵力會大大超過五角大樓的預計。除了這些幾乎是弗洛伊德式的臆想之外,曾給老布什總統當過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也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說,入侵伊拉克,將會使中東變成一個「火鍋」。他所說的是不是老布什當年的想法? 
  2003年新年過後不久,布什總統把鮑威爾召到橢圓形辦公室,對這位前將軍說:「你該穿上你的軍裝了。」 
  當布什準備開戰時,他依然保持了他嚴格自律的生活規律,每天早就寢,早起床,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跑步和做操。他的父親曾告訴他說自己在海灣戰爭期間睡眠不足,後悔不已。布什絕不再犯這種錯誤。但有趣的是,儘管他面臨的形勢與海灣戰爭有些相似,他這時並不向他父親徵求意見。他對人說:「你知道,在實力較量問題上向他請教是不行的。我向一位更高尚的Father請教。」(「Father」本意為「父親」,此處為大寫,指「上帝」。——譯注) 
  當戰爭變得臨近時,在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遊行和集會,抗議美國的對伊拉克政策。遊行的人把布什叫做屠夫和殺人犯。美國的一些盟國公開反對入侵伊 
  拉克。只有英國首相布萊爾冒著下台的風險,支持布什。 
  可是布什堅信,對伊拉克開戰固然有風險,但坐待薩達姆動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是將這類武器提供給恐怖分子,會更加危險。他說:「如果我們坐待威脅完全變成現實,那就太晚了。」他還相信推翻薩達姆會有助於改造中東:「自由是上帝給世界上每個人的禮物。」布什的標誌是先發制人和積極推進民主,在這兩點上,他都不會手軟。 
  2003年3月初,布什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見了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爭取他們投票贊成一項授權對薩達姆使用武力的決議,但毫無所獲。經過了幾個月的外交活動,布什仍空前孤立。這時他說:「如果我們不得不單干,那麼我們就單干,但我不會不幹。」美國出兵,只有英國和西班牙出力相助。布什不能像他父親那樣建立一個有眾多盟友的同盟。但布什不怕。 
  參議員查爾斯·舒默談到布什總統時說:「不管你同意還是不同意,布什總是按照他的本能去走,這是他的強項之一。當總統周圍的風四處亂吹時,他仍有他自己內心的陀螺儀,這總統就了不起了。」 
  2003年3月17日下午8點鐘,布什給薩達姆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他在48小時之內離開他的國家。3月19日,當限期將滿時,總統在白宮召開他的戰時內閣會議,駐中東的美軍司令官們與會場保持電視線路聯絡。會場一片肅穆,一位與會者後來說:「連一根針掉下來也會聽得見。」薩達姆始終毫無動靜,布什總統就宣讀命令:「為了世界和平,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我現在命令開始實施『伊拉克自由』行動。」他接著站立起來,向美軍司令官們敬禮,再走出會議室。此時他兩眼都含著淚水,走了幾步,做了禱告。 
  上文中談到的那兩架F-117隱形戰鬥機,在星光閃爍的沙漠之夜直奔多拉農莊。每架飛機攜帶了兩枚EGBU-27式能穿透鋼筋混凝土掩體的炸彈。飛行員啟動了激光制導的瞄準系統,準確投彈。緊隨在後的,是16枚從海上發射的「戰斧式」巡航導彈。   
  第十六章 蘑菇雲(5)   
  此時在華盛頓,布什總統正在橢圓形辦公室隔壁的一間書房觀看電視實況轉播,國家安全顧問的副手向他報告說F-117戰鬥機已投彈成功,此刻還在伊拉克上空。晚10時16分,布什向全國宣佈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戰爭業已開始。他告訴國人:「這次作戰不會半途而廢。」 
  在多拉農莊,一位目擊者報告說,薩達姆的兩個兒子未被炸死,但薩達姆本人受傷,被拖出廢墟,抬上了救護車。為這次空襲提供了重要情報的情報員羅肯卻在自己崗位上被一枚巡航導彈炸死了。 
  從軍事上說,這次戰爭成功了。薩達姆並沒有對美軍使用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因為他看來沒有這類武器。油田沒有燃燒。伊拉克軍隊沒有後撤到巴格達拚死一戰,而是瓦解了,開戰後才3個星期,巴格達就被攻佔了。到2003年12月,美軍在薩達姆家鄉一個郊外農莊的洞裡俘獲了薩達姆本人。 
  然而,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卻比布什總統及其參謀班子原先的估計困難得多。全國各地局勢動盪,接著不斷出現暴力事件。在戰後佔領期間傷亡的美軍人數大大超過了戰爭期間的死傷數字。迄今為止,在伊拉克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儘管如此,布什總統仍堅持自己的方針毫不動搖——只是對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換了一個說法。他在2004年的國情咨文中說:「對於所有熱愛自由與和平的人們來說,沒有薩達姆·侯賽因政權的世界已更美好和更安全一些了。」 
  但是美國公眾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如同對布什總統的許多舉措的看法一樣,褒貶不一。促成這一戰爭的許多情報已被證明是錯誤的。有些評論家認為,由於入侵伊拉克,布什使美國在兩個方面遇到了危險:一是他忽略了在世界範圍打擊「基地」組織這一更重要的戰爭;一是他引起了阿拉伯民眾反對美國的情緒,這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恐怖活動。最起碼的失誤是,對戰後伊拉克形勢的估計是不足的和天真的。國務卿鮑威爾有句名言,他根據「陶瓷鋪規則」對布什總統說過:「你打碎了它,就得負責收拾它。」現在,布什——以及他領導的國家——正不得不負責在一個遙遠的國度爭取建立一個穩定、安全和多元政治的社會。 
  這位總統卻沒有被這一艱巨任務所嚇倒。他在政策方針上和戰爭籌劃上堅決拒絕承認錯誤,在具體行動上也基本上不承認錯誤(一個明顯的例外則是美軍系統地虐待伊拉克俘虜的問題)。他的明確方針是保護美國,而為了做他認為是正確的事,即使有當不成總統的風險,他也在所不惜。當2004年總統競選活動已進入人們視線中心時,布什能否贏得連任,已日益明顯地與他的對伊拉克政策直接相聯繫。 
  在他之前,也有過一些總統甘願冒著當不成總統的風險,而堅持做自己認為是利國利民的正確的事。傑斐遜為了不讓國家陷入戰爭而堅持實施了令人感到壓抑的禁運。林肯不畏來自南北雙方人們的攻擊,而發表了解放奴隸的宣言。杜魯門不顧他的軍事顧問們的意見,冒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而堅持柏林空運,使蘇聯頭一個認輸退讓。還有羅納德·裡根,曾被那麼多的人視為魯莽的冷戰鬥士,卻憑著他的眼力和意志力使世界急劇變成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總統之職的歷史,總統決策的重要性,以及國家領導人所必備的決心,喬治·沃克·布什是不會不記得的。更何況他面前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翰·肯尼迪也曾用過的辦公桌。 
  2003年5月21日,布什總統駕駛一架海軍噴氣式戰機飛向太平洋,降落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的甲板上,宣佈對伊拉克的「主要戰鬥行動」結束。他身上穿的是海軍飛行員戎裝。自從喬治·華盛頓200多年前為了挽救年輕的共和國而親自率軍鎮壓「威士忌暴亂」以來,這大概是頭一回一位在職的總統身著戎裝。布什總統勇敢應對他所認識到的嚴重危險,做了他之前的許多總統所做過的事。當這架海軍戰機在太平洋上空飛翔的時候,操縱著飛機的布什一定會想到,未來絕不是可以等待的——必須去迎接它。 
  附錄 
  喬治·沃克·布什總統 2002年6月1日 
  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非常感謝你們,倫諾克斯將軍,部長先生,帕塔基州長,美國國會議員們,貴院教職員們,尊貴的客人們,自豪的學員家屬們,以及畢業學員們,感謝你們的歡迎。勞拉和我能在貴院200週年之際來這座偉大學府訪問,感到特別榮幸。 
  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西點」二字都令人肅然起敬。哈德遜河拐彎處的這個地方不僅僅是一個優美的學習場所。美國軍事學院是美國價值觀的衛士,這些價值觀造就了美國的軍人,這些軍人又造就了世界的歷史。   
  第十六章 蘑菇雲(6)   
  你們當中有些人像完美的西點畢業生羅伯特·李一樣,在四年學習期間從來沒有一次記過。你們當中有些人則是像那位並不完美的西點畢業生尤利塞斯·格蘭特,他有過不少次記過,後來說他最快樂的一天就是「離開西點的那一天」。在我上大學期間,我猜你們會說我是格蘭特式的人,是吧? 
  你們遵循著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巴頓和佈雷德利這些拯救了偉大文明的統帥的傳統。你們也遵循著那些為了同樣的事業而戰鬥和犧牲在遙遠戰場上的少尉們的傳統。 
  這座學府的畢業生在各個領域都發揮了創造性和勇氣。西點培養出的人才包括巴拿馬運河的首席工程師,創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的參加者,以及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美國人。據說這裡還培養了棒球發明者,還有一批在多年期間使橄欖球運動臻於完善的年輕人。 
  你們知道這些,但是美國也有許多人並不知道——據說,畢業於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喬治·馬歇爾下達過這樣一道命令:「我需要派一名軍官去執行一項秘密的和危險的任務。我要一名西點橄欖球運動員。」 
  當你們今天離開這裡的時候,我知道這裡有一件事是你們永遠忘不了的,那就是當一年級新生的經歷。可是在西點,即便是一個一年級新生也要感到自己是世界上一個有地位的人。我聽說當有人問這裡的一年級新生,誰的級別是在他們之下時,他們該回答:「報告長官,這包括警長的狗,校長的貓,還有那該死的整個海軍的全體將領。」這話我可是不會跟海軍部長說的。 
  西點是按傳統辦事的,珍惜「部隊的可愛的孩子們」。所以我要遵從你們最珍視的傳統之一。作為最高統帥,本人茲宣佈對所有因輕微過錯而行動受限制的學員實行大赦。坐在最後幾排的人,你們也許是歡呼得有點太早了。瞧,究竟什麼過錯算是「輕微」,我還得讓倫諾克斯將軍下定義哩。 
  西點的每一個年級的畢業生都授銜成為少尉軍官而進入武裝部隊。西點有一些年級的畢業生還是一經授銜即進入歷史,響應了自己國家發出的新的偉大號召。在珍珠港事件之後6個月,馬歇爾將軍在這裡向1942年畢業生說:「我們決心要在這場艱巨鬥爭日落之前,讓我們的旗幟在全世界都被承認為自由的象徵,同時也是戰無不勝的力量的象徵。」 
  那年畢業的學員們為完成這一使命做出了貢獻,打敗了日本和德國,接著再把它們改造成為盟國。20世紀40年代的西點畢業生又迎接了一場新的嚴重挑戰,即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從朝鮮到柏林,到越南,到冷戰的全過程。在這場鬥爭日落時,西點出身的許多軍官都親眼見到世界發生了轉變。 
  歷史也向你們這一代人發出了號召。在你們的最後一個學年,美國受到了殘忍而又狡詐的敵人的襲擊。你們是在戰爭之時從這一學院畢業,而加入強大、光榮的美國軍隊。我們的反恐怖戰爭剛剛開始,它在阿富汗開始得很不錯。 
  我為那些執行我的命令而戰鬥的男女將士們感到驕傲。美國深深感激所有為自由事業服務的人以及所有為捍衛自由而獻出了生命的人。國家尊敬和信任我們的軍隊,我們相信你們總會贏得勝利。 
  這場戰爭會出現我們無法預言的許多轉折。然而我確信,不論我們在哪裡進行這場戰爭,美國的旗幟都會是既代表力量,也代表自由。我們國家的事業向來都是大於我們自己的國防。我們現在也像以往一樣,是為公正的和平而戰,為維護人類自由的和平而戰。我們要保衛和平,反對恐怖分子和暴君們的威脅。我們要維護和平,建立大國之間的良好關係。我們還要擴展和平,促進世界每一個大洲上的自由、開放的社會。 
  建立這樣的公正的和平,是美國的機會,是美國的責任。從今天起,這也是你們要迎接的挑戰,我們將一起迎接這一挑戰。你們穿的是一個偉大而又獨特的國家的軍裝。美國沒有要擴張的帝國,也沒有要建樹的烏托邦。我們希望於別人的,正是我們希望於自己的,這就是不受暴力威脅的安全,享有自由,對更美好的生活懷有希望。 
  在保衛和平的時候,我們遇到一種史無前例的威脅。過去的敵人需要擁有龐大的軍隊和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才能對美國和美國人民構成威脅。可是對我們發動「9·11」襲擊的人卻只需要動用幾十萬美元以及幾十個邪惡的和受蒙蔽的人,就給我們造成了混亂和傷亡。他們所花的錢還遠遠不及一輛坦克的造價。這種危險尚未過去。我們政府和人民正保持警惕,做好準備,因為我們知道恐怖分子還有更多的錢、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計劃。 
  自由所面臨的最嚴重危險,在於激進主義與技術的危險交叉路口。當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加上彈道導彈的技術出現擴散時,即便是弱國和小集團也能得到對大國實施災難性襲擊的能力。我們的一些敵人已宣佈了這種意圖,已被發現正在尋求這些可怕的武器。他們想要用這種能力來訛詐我們,或傷害我們,或傷害我們的朋友。我們要用我們的全部力量來反對他們。   
  第十六章 蘑菇雲(7)   
  在上個世紀很長一段時期,美國的防務曾依靠冷戰的威懾理論和遏制理論。在某些方面,這些策略仍在運用之中。可是新的威脅也要求我們有新的思維。威懾是宣佈假若某些國家對我們發動襲擊,就要對它們實施大規模報復,可是這對於隱藏在暗處的恐怖組織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沒有需要保衛的國家或公民。對於那些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理性的獨裁者,也無法加以遏制,因為他們能用導彈發射這些武器,或是將這些武器提供給他們的恐怖主義盟友。 
  我們不能靠美好的希望來保護美國和我們的友邦。我們不能相信暴君們的言語,他們可以莊嚴地簽署不擴散條約,而又系統地違背這些條約。如果我們坐待威脅安全變成現實,那就太晚了。 
  國土防禦和對導彈防禦是加強安全行動的一部分,它們是美國的當務之急。然而靠防禦贏不了反恐怖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把戰鬥打向敵人,打亂敵人的計劃,在最嚴重的威脅尚未出現之前就加以處置。在我們所進入的這一世界中,惟一的安全之路是行動之路。我們國家會採取行動。 
  我們的安全將要求有最好的情報,能揭露那隱藏於山洞之中和滋長於實驗室之中的威脅。我們的安全將要求聯邦調查局等國內機構實行現代化,從而能迅速針對危險採取行動。我們的安全將要求你們所要指揮的軍隊實現轉變,隨時做好準備,能一接到通知就在世界任何陰暗角落實施突擊。我們的安全還將要求所有的美國人採取向前看和堅決的態度,準備好為捍衛我們的自由和捍衛我們的生命而採取必要的先發制人的行動。 
  要做的工作是艱難的。我們面臨的選擇是複雜的。我們必須動用種種財力、情報和執法力量,在60多個國家中找出那些隱蔽的恐怖組織。我們必須與我們的朋友和盟國一起,反對擴散,並根據每一具體情況對那些支持恐怖活動的政權採取相應措施。有些國家需要訓練軍隊以打擊恐怖分子,我們將提供這種訓練。另有一些國家反對恐怖主義,但卻容忍那種導致恐怖活動的仇恨心態——這必須改變。哪裡需要我們的外交官,我們就把外交官派到哪裡。哪裡需要你們——我們的軍人,我們就把你們派到哪裡。 
  所有要侵略別國和實行恐怖活動的國家都得付出代價。我們絕不會讓美國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聽任一些瘋狂的恐怖分子和暴君的擺佈。我們要讓我國和世界擺脫這種黑暗的威脅。 
  反恐怖戰爭需要有決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堅定的道義目的。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鬥爭類似於冷戰。我們現今的敵人跟過去的敵人一樣,只崇尚權力而不顧人的尊嚴。他們都企圖迫使人們默默俯首聽命,控制每個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 
  美國曾在許多不同的方面——在外交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對抗向外擴張的共產主義。但明確的道義目的是我們的冷戰勝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像約翰·肯尼迪和羅納德·裡根這樣的一些領導人拒絕掩飾暴政的殘忍而加以譴責,就讓身陷囹圄的人、持異議的人和流亡的人有了希望,而且將自由的國家團結在一項偉大事業的周圍。 
  有的人擔心,使用這種善惡分明的語言有點缺乏外交風度和不禮貌。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不同的情況要求運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能有不同的道德標準。在每一文化、每一時期和每一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樣的。正義與殘暴之間,清白與罪惡之間,是不可能有中間立場的。我們是處於善惡衝突之中,惡就是惡,美國要對它義正詞嚴。我們對抗邪惡和不講法律的政權,並不是製造問題,而只是揭露出問題。我們要帶領世界反對它們。 
  我們捍衛和平,同時我們也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來維護和平。自從17世紀出現民族國家以來,我們現在有一個最好的機會來建立這樣一個世界,即各個大國是在和平中競爭,而不是準備戰爭。過去,尤其是上個世紀的歷史,卻並非如此,而是充滿了一系列的破壞性的大國彼此為敵,在全球各地留下了一處處戰場和墓地。德國打法國,軸心國打同盟國,然後是在核浩劫的背景之下東方對西方的代理人戰爭和緊張對峙。 
  大國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們的世界上,武裝衝突卻不是不可避免。各個文明國家越來越多地發現我們自己是站在同一邊——恐怖主義暴力和混亂的共同危險使我們聯合在一起。美國擁有而且要繼續保持不容挑戰的軍事實力,這就使得以往時代的那種破壞穩定的軍備競賽變得毫無意義,而且把競爭局限於貿易以及其他和平活動之中。 
  今天,各大國也日益由共同的價值觀聯合在一起,而不是讓彼此衝突的意識形態分裂開來。美國、日本和我們的太平洋友邦,現在還有整個歐洲,大家都深深致力於人的自由,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一些強大的聯盟就體現了這一點。自由的浪潮在別的許多國家也日益高漲。西點的好幾代軍官都曾經計劃和演習對蘇俄的戰鬥。我剛剛訪問過新的俄羅斯,那個國家正在向民主前進,而且是我們在反恐怖戰爭中的夥伴。甚至在中國,那裡的領導人正發現經濟自由是國家財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們終究也會發現社會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國家強大的惟一真正源泉。   
  第十六章 蘑菇雲(8)   
  當各大國都有共同的價值觀時,我們就能夠在一起更好地應付嚴重的地區性衝突,更好地合作以防止暴力或經濟混亂的蔓延。過去,彼此敵對的各大國在困難的地區性問題上也成為對立面,使分歧變得更深和更加複雜。現在,從中東到南亞,我們正在建立廣泛的國際同盟,以增大和平的壓力。我們必須在形勢好的時候建立強有力的大國關係,在形勢不好的時候幫助處理危機。美國需要有夥伴來共同維護和平,我們願與贊成這一崇高目標的所有國家合作。 
  最後,美國的目標還不止是沒有戰爭。我們現在有機會來擴展公正的和平,在世界各地用美好生活的希望來取代貧窮、壓迫和怨恨。在歷史上,貧窮往往是持續存在的,無法避免,而且幾乎是普遍的。最近幾十年來,我們已經看到從智利到韓國的一些國家建起了現代經濟和比較自由的社會,使成百成千萬的人擺脫了絕望和匱乏。這一成就絲毫沒有秘密之處。 
  20世紀結束時,已只有一個人類進步的模式,其基礎在於不容討價還價地要求保持人的尊嚴,遵從法治,限制國家權力,尊重婦女和私人財產,以及言論自由,司法平等和宗教信仰上的寬容。美國不能將這一模式強加於人,然而我們可以支持和獎勵那些為自己的人民做出了正確選擇的政府。在我們的開發援助中,在我們的外交活動中,在我們的國際廣播中,以及在我們的教育援助中,美國將鼓勵溫和、寬容和人權。同時我們將捍衛使得進步得以實現的和平。 
  在保證男人和婦女的共同權利和需要這一點上,並不存在文明的衝突。自由的需要完全適用於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整個伊斯蘭世界。伊斯蘭國家的人民需要和應當享有跟所有國家的人民一樣的自由權利和機會。它們的政府應該傾聽它們的人民的希望。 
  一個真正強有力的國家會允許人們有表達異議的合法途徑,讓所有的群體都能不用暴力而追求自己的願望。一個前進中的國家會推行經濟改革,讓自己的人民能發揮其巨大的創業活力。一個繁榮的國家會尊重婦女的權利,因為任何一個社會若不讓自己一半公民享有機會就不可能繁榮起來。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以及在全世界,母親、父親和兒童都有同樣的憂慮和同樣的願望。在貧窮中,他們要奮鬥。在暴政中,他們會受苦難。而正如我們在阿富汗所看到的,得到了解放,他們會歡慶。 
  美國不只是要控制住威脅和抑制住怨恨,而且還有更宏大的目標。我們要努力建設一個不再需要進行反恐怖戰爭的公正的、和平的世界。 
  西點的跨世紀年級現在遇上了這一帶戲劇性的形勢。你們將與美國全體軍人一起,站立在你們同胞和嚴重危險之間。你們將協助建立和平,從而讓世界各地千百萬人能生活於自由之中,在繁榮中成長。你們會面臨平靜時期,也會面臨危機時期。每一次考驗都會發現你們已做好了準備,因為你們是西點的兒女。你們離開這裡時,是帶著這座學府的性格,懷有我們國家最崇高的理想。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他晚年回憶過他站在西點平原上的第一天的感受。他說:「我頓時感覺到,從今以後,『美利堅合眾國』對於我具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意義。從這裡開始,我要為之服務的就是這一國家,而不是我自己。」 
  今天,你們在西點的這最後一天,你們開始在與別人不同的生涯中過著為國服役的生活。你們已經響應號召去迎接困難和目標,迎接風險和榮譽。每過完一天,你們都會知道你們已忠誠地履行了你們的義務。願你們履行這一義務時,永遠都達到這座偉大美國學府的高標準。願你們永遠無愧於已有200年歷史的西點校服上的長灰條標誌。 
  現在,我代表國家祝賀你們當中的每一位得到了你們應有的授銜,祝賀你們為美利堅合眾國帶來的榮譽。願上帝保佑你們所有的人。   
  著者後記   
  首先,我要深深感謝已故的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教授給我的指教。諾伊施塔特曾任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首任院長,給幾屆總統當過顧問。他也是《總統權力》一書的作者,是世界上研究這一專題的權威之一。在他去世前9個月,他精闢地向我談了怎樣寫一本書描述總統們的勇氣。他充滿激情地談到一些總統怎樣頂住驚人的壓力而做出了在當時備受爭議的決策。我第一次見到他是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我和他的兒子一起上小學。至今我還清楚記得頭一次到曼哈頓上西區他家裡拜訪他的情景,當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他對本書主題的熱情促使我努力來實現他的這一願望。諾伊施塔特教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深深懷念他,永遠要尊稱他為教授。 
  一本書,也像一次新聞訪談節目一樣,有許多人在幕後辛勤勞動。本書就有一組人承擔了大部分的艱苦工作。正是他們的辛勞使本書得以面世,我對他們確實是感激不盡。他們是:布魯斯·貝內特、傑勒米·布拉奇曼、托姆·福爾瑟姆、恩科莫·莫裡斯、賈斯廷·舒梅克、彼得·沃爾弗岡、以及卡羅琳·揚。我十分讚賞他們的幹勁、學識以及對於執行我的指示的耐心,尤其是他們決心要使本書涉及的故事都準確無誤的敬業精神。 
  最後,我還要感謝為本書做出極其重要貢獻的兩個人。其中一位是比爾·艾德勒,正是他向我建議寫一本書。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大咧咧對待此事,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而正是比爾幫助我把這些想法提煉成一個令人興奮的理念。這就是他的一種特殊的煉金術吧。 
  比爾還給我幫了一個大忙:幫我聯繫上了 魯吉蘭出版公司及其傑出的編輯韋伯斯特·斯通。若非親身體驗,我們是想像不到一位第一流的編輯會對作者有多大幫助的:他或她會提出許多重要的建議,讓作者將類似於本書這樣的龐雜的內容安排得更加井然有序;讓作者將這些浩翰的史實敘述得更加引人入勝和長人見識;讓作者更好地處理一本書中必要的增刪和潤色加工。現在我知道了——這都是多虧了韋伯斯特。謝謝你。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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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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