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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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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大愚一代名臣:原來曾國藩
  作者:張研


  引子評說

  引子評說曾國藩(1)

  曾國藩彷彿一位神秘的歷史老人,讓人對其充滿了興趣與迷思。說不完,道不盡……
  曾國藩(1811年—1872年),字滌生,湖南湘鄉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著名學者。
  曾國藩出身農家,少年得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得舉人,十八年高中進士,年僅二十八歲。道光二十年(1843年),得授翰林院檢討。二十七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八年連升六品十二級。任京官期間,曾國藩廣識京師有道之人,治義理、考據、辭章之學。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事起,曾國藩屢向清廷冒死獻策。二年,曾國藩典試江西途中母親病故,回鄉服喪。不久,奉命在鄉舉辦團練,即「湘勇」。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曾國藩所辦湘軍初具規模,與太平軍轉戰長江中下游地區。湘軍力量不斷壯大,漸成對抗太平天國主力。「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曾國藩賞加太子少保銜,成為當時漢人權位最重者。因剿滅太平天國、捻軍有功,曾國藩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升任武英殿大學士,得封雲騎尉世職。同治九年(1870年),曾國藩因辦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兩江總督。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死於兩江總督任上,享年六十一歲。死後清廷追贈其太傅,謚號「文正」。
  曾國藩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餘年來,後人對他的評價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貶不一。譽之者贊其為「中興第一名臣」、「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毀之者稱之為「漢奸」、「劊子手」。
  曾國藩死後,清廷頒發上諭:「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國史館。」我們從民國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可見清廷官方對曾氏的總結與評價:
  「國藩為人威重,美鬚髯,目三角有稜。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惜秦蕙田《五禮通考》闕食貨,乃輯補鹽課、海運、錢法、河堤為六卷,又慨古禮殘缺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如戚敬元(按:即戚繼光)所紀者。論者謂國藩所訂營制、營規,其於軍禮庶幾近之。晚年頗以清淨化民,俸入悉以養士。老儒宿學,群歸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者,不可勝數。一見輒品目其才,悉當。時舉先世耕讀之訓,教誡其家。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故雖嚴憚之,而樂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踏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取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李鴻章長兄、湖廣總督李瀚章尤其對這位同僚意志之堅毅、為人之謹慎讚賞有加,認為:「其深識遠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接替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的何璟也對這位前任由衷敬佩,認為他的功勞大大超過了唐代名將郭子儀。
  曾國藩幕僚、早期啟蒙思想家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最成功之處在於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佚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絕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曾國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亦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勵,量才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慇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為籌畫。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為之用。」
  如上可見,曾國藩確為維護清朝統治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得到大多時人的讚譽。然至清末,特別是隨著反清革命的不斷深入,曾國藩自然而然地成為人們攻擊的對象。
  革命家陳天華在其膾炙人口的反滿宣傳手冊《猛回頭》和《警世鍾》裡分別對曾國藩作出評說:
  「列位呵!當道光、同治年間,我們漢人有絕好自立的機會,被那全無心肝的人,苦為滿洲出力,以致功敗垂成,豈不是那湘軍大都督曾國藩嗎?俺想曾國藩為人也很誠實,只是為那數千年的腐敗學說所誤,不曉得有本族、異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憐曾國藩辛苦十餘年,殺了數百萬同胞,僅得一個侯爵。八旗的人,絕不費力,不是親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權削了,終身未嘗立朝,僅做個兩江總督,處處受人的挾制,晦氣不晦氣!若是當日曉得我的世仇萬不可不滅的,順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漢人的,曾國藩的子孫如今尚是皇帝,湘軍的統領都是元勳,豈不好的多嗎?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恨的是曾國藩,只曉得替滿人殺同胞,不曉得替中國爭權利。當初曾國藩做翰林的時候,曾上過折子,說詩賦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後來出將入相的時候,倒一句都不敢說了。若說他不知道這些事體,緣何卻把他的兒子曾紀澤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卻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無非怕招滿政府的忌諱,所以閉口不說,保全自己的祿位,卻把那天下後世長治久安的政策,丟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然而,並非所有的革命家都認為曾國藩可恨。同盟會領袖黃興和宋教仁對曾國藩的崇敬之心溢於言表。黃興說:「曾某之志,雖與我不同,然治己之嚴,吾直宜奉以為法。」宋教仁稱:「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為宗。其是非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英雄。」
  護國運動主將、雲南都督蔡鍔將曾國藩、胡林翼的軍事理論輯成《曾胡治兵語錄》,高度評價曾國藩的軍事思想:
  「古人論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取義至精,責望至嚴。西人之論將,輒曰天才。析而言之,則曰天所特賦智與勇。而曾、胡兩公之所同唱者,則以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尤為扼要探本之論,亦即現身之說法。鹹同之際,粵寇蹂躪十餘省,東南半壁,淪陷殆盡。兩公均一介書生,出身詞林,一清宦,一僚吏,其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乃為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遂使其可能性發展於絕頂,武功燦然,澤被海內。按其事功言論,足與古今中外名將頡頏而毫無遜色,得非精誠所感、金石為開者歟?」
  又說:「曾、胡之論兵,極主主、客之說。攻者為客,主逸而客勞,主勝而客敗。尤戒攻堅圍城。其說與普法戰爭前法國兵學家所主張者殆同。其論出師前之準備,宜十分周到。謂一械不精,不可輕出;勢力不厚,不可成行,與近今之動員準備用意相合。其以全軍破敵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為意。所見尤為精到卓越,與東西各國兵學家所倡導者如出一轍。所論諸端,皆從實行後經驗中得來,與近世各國兵家所論若合符節。吾思先賢,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國近代史,曾國藩更是不能繞開的關鍵人物,因此他始終是史學界研究的重點。近代史學鼻祖梁啟超最早提出曾國藩之歷史地位:「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學家蕭一山首著《曾國藩傳》,於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評價曾國藩:
  「曾國藩之出治湘軍,挽回垂危之清室命運,保存傳統之中國文化,此其經世學之本質乎?曰:是殆不然。其壯年之志,懷民胞物與之量,修內聖外王之學,無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視軍事政治為轉移風氣之手段,而軍事政治並非其事業之目的也。所謂『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即欲獲致賢養民之功,以盡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國藩真正目的在此。
  「國藩始終認為,政治之改革,必須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會,亦必須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業,胥本此原則而行。最初頗用慷慨激烈之任俠精神,最後則用公誠道義之精神教育。」
  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考察了曾國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清朝自嘉慶以後,康、乾時全盤之光輝盡湮,其勢力已自造極之巔逐漸下降。而道光朝一經鴉片戰爭,清廷之朽弱無能畢露。洪、楊革命乃乘之而起。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國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軒茂之文章,取服一時,而成其事業,使清廷不致亡於太平天國,致同治之中興。雖苟延殘喘,然曾國藩之所以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偉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處也。
  「要之其與太平天國之爭,乃為文化而戰,為宗教而戰,亦為維人倫而戰,其目的、其偉大豈僅在封毅勇侯謚文正公耶!」
  建國初年,曾國藩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被史家評價為「劊子手」。其論諸如:
  「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嗎?曾國藩卻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群賊匪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馮友蘭近年從文化衝突的角度對曾國藩同太平天國的鬥爭賦予新的涵義,指出太平天國本質上是一場宗教革命。因此對曾國藩的評價問題提出不同於前述「劊子手」的看法。他認為:
  「中國維新時代的主題是向西方學習,進步的人們都向西方學習,但不能倒過來說,凡向西方學習的都是進步的人們。這要具體地分析,要看他要學習的是什麼。中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是西方的長處,並不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搬到中國來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點。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這個缺點的鬥爭中而生長出來的,中國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並不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這是我對於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評價。這個評價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貶低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把它的對立面曾國藩抬高了。曾國藩是不是把中國推向前進是可以討論的,但他確實阻止了中國的倒退,這就是一個大貢獻。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為教義,以神權政治為動力,以太平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三位一體,力量雄厚。曾國藩以宋明道學為理論,以清朝政權為靠山,以湘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與太平天國的三位一體勢均力敵。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鬥爭,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鬥爭,即有西方宗教鬥爭中所謂『聖戰』的意義。這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鬥爭的歷史意義。曾國藩認識到,在這個鬥爭中所要保護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綱常名教。從這一點說曾國藩是守舊的,他反對中國進步。籠統地說是這個樣子,但分析起來看,守舊和進步是相對而言的。綱常名教對於神權政治說還是進步的。」
  台灣、香港學者大多對曾國藩評價較高,認為其在歷史進程中起到了積極作用。
  蘇同炳在其《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中評價道:
  「曾國藩在他所生存的時代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曾國藩雖然是清代末年的偉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於他的勤學不懈與終生篤實踐履。他的朋輩與僚屬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進德修養及負責盡職自期,所以才能團結眾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難,轉移風氣。曾國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說是千古以來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豐以後,人心日偷,整個國家社會都有分崩離析之危險的時候,竟然能有曾國藩這樣一個節行文章俱屬卓犖不凡的人出來挽救國家危亡,轉移社會風氣,實在可說是國家與人民的福分……」
  王爾敏這樣評價曾國藩:
  「曾國藩固亦如常人者,而其深厚之學識修養,堅貞之志節毅力,則遠非常人所能及。曾國藩帶兵日久,歷經折磨,迭遭傾擠,無不逆來順受,忍辱含垢。經過長期奮鬥,終能建立大勳,功名蓋世。此種堅苦貞定之毅力,實為曾氏過人之長。用於當日官場,乃最有效之適應方式。」
  百餘年來,史家蔣廷黻對曾氏之評價可謂最為公允詳盡。他說:
  「曾國藩是中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滿清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像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道、鹹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興的氣象。第三,他怕滿清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中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干涉的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十九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繞環著,長期的內亂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滿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滿清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史的偉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
  「現在我們要指出他守舊事業的流弊。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復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很多。足證中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百年來,後人並未忘記曾國藩,對其作出形形色色的評價。近些年來,社會上更是興起一陣「曾國藩熱」。這股熱潮使曾國藩又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曾國藩彷彿一位神秘的歷史老人,讓人對其充滿了興趣與迷思。
  說不完,道不盡……


  第一章治家

  家情(1)

  曾國藩的祖籍為湖南衡陽。曾家在清初最早遷到湖南湘鄉的祖先(通常稱為「始遷祖」)叫作曾孟學。曾孟學六世孫曾應貞(族中稱為元吉公)生了六個兒子,其中第二個兒子曾輔臣便是曾國藩的高祖。曾輔臣娶妻蔣氏(繼妻劉氏),二十一歲得獨子曾竟希(曾國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歲時故去。
  嘉慶十三年(1808年),曾竟希率全家十餘口遷至湘鄉縣南百餘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楊坪。白楊坪即成為曾國藩的老家。曾竟希二子。曾國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稱其號為星岡公)是他第二個兒子。
  曾玉屏生有三子。長子即曾國藩之父曾麟書(族中稱其號為竹亭公),次子早卒,三子曾驥雲未曾生育。
  曾麟書生有四女五子。曾國藩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實際兄弟姐妹八人。
  曾國藩在湖南衡陽的祖先數百年世代務農,沒有顯達之人。始遷湖南湘鄉的曾孟學一支第六世上出了一個地主,即曾國藩的太高祖曾元吉。曾元吉於清康熙乾隆年間勤勞致富,積聚了數千金產業,在衡陽青定塘、湘鄉大界等地置有土地、室廬,人丁也相對興旺。然同其他家庭一樣,六個兒子長大後,曾元吉將田宅家產全都平均分給了他們。只留衡陽四十畝田作為養老送終之用。按慣例,每一個兒子分得的家產與其父所留養老產業的數量大致相等或略多一點。從曾元吉所留養老產業的數量,可知其諸子分得的家產不會太多,其經濟狀況各自重新歸於中下等農民的水平。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他身後這四十畝田,由六房子孫「歲分其租以為常」,後改為祀產。嘉慶年間,在曾元吉之曾孫曾玉屏(曾輔臣之孫、曾竟希之子、曾國藩之祖)的積極主張和活動下,曾氏族長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議拿出一年應分的四十畝田租,於圳上置田十畝作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產。翌年,曾氏宗族又將曾元吉留下的靛塘灣四十畝田也「永為公祀田矣」。六房合置的十畝加上曾元吉身後的這四十畝,共五十畝公產,成為維繫曾氏宗族祭祀助學等活動的經濟基礎。
  如前述,曾元吉六子中的二子曾輔臣只有一個兒子曾竟希。曾竟希在父親去世三十二年後的嘉慶十三年(1808年)、自己六十六歲時,率全家十餘口人離開與其他五房聚居的老家,搬到了湘鄉縣南百餘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楊坪,成為曾氏家族白楊坪始遷祖。白楊坪亦成為綿延五世、曾國藩離家出仕後魂牽夢繞的老家。此後,他多次在詩文中追憶此地: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萬竿。
  最是故園難忘處,待鶯亭畔路三叉。
  莽莽寒山匝四圍,眼穿望不到庭闈。
  絮漂江浦無人管,草綠湖南有夢歸。
  中國人有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曾竟希在六十六歲時能下決心離開祖居搬到條件更為艱苦的偏遠山村白楊坪,可推知他在原居地的生活不會十分安逸富有。有兩種可能:一是他購買了白楊坪便宜的土地;一是他在原居地的生活發生了某種變故或日益艱難,方舉家前往山區開荒謀生。
  而從曾竟希次子、曾國藩祖父曾玉屏的回憶中可知:曾玉屏少年時的生活還算過得去。祖父曾輔臣過世時他已三歲,之後是一段「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的「少耽遊惰」的日子。之後,顯見其家生活每況愈下,以致鄉親父老譏責他浮薄浪蕩,將成為敗家之子。曾玉屏「立起自責」,賣馬步行,從此終身天不明即起。曾玉屏自述「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他三十五歲那年,正是其父曾竟希舉家遷徙白楊坪,「居枕高嵋山下」的嘉慶十三年(1808年)。也就是說,嘉慶十三年後,曾國藩祖父曾玉屏跟隨其父曾竟希在高嵋山下白楊坪開荒創業。高嵋山「壟峻如梯、田小如瓦」,生產生活條件均較艱苦。三十五歲的曾玉屏成為主力,「鑿石決壤」,將十幾塊小田土連接成一片大田地,「然後耕夫易於從事」。他一早一晚澆地灌田,聽蟲鳴鳥叫以知節氣,觀禾苗露水以為樂趣。還「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過著鄉居地主兼自耕農的生活,家庭經濟條件也逐漸改善,為他的子輩曾麟書等、孫輩曾國藩等耕讀生活奠定了基礎。
  曾國藩世代務農的祖先,包括始遷湘鄉、積聚數千金產業的曾國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內,均未發現有關他們社會地位的記載。直到曾國藩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方得一窺以曾玉屏為代表的曾家在地方上的地位。
  曾玉屏在地方上屬頭面人物。津梁道途,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他量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鄰里訟爭,他居間以解兩家之紛,評理講情,調解說合,擺酒喫茶,使之一笑散去。遇到「尤無狀者」,他「厲辭詰責,勢若霆摧」,「悍夫往往神沮」。所謂「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
  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這樣的社會地位,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曾玉屏以築宗祠置祀產之舉成了曾氏宗族組織的領袖。
  曾玉屏是將曾氏族人組成宗族組織的倡導者。曾氏宗族歷來沒有祠堂。曾玉屏「謀之宗族諸老」,為本支始祖、元明之際始遷湖南衡陽廟山的祖先曾孟學建立了祠堂,定於每年十月致祭;又「謀之宗族諸老」,為清初始遷湖南湘鄉的曾祖曾元吉別立祀典,「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置圳上之田十畝,又將曾元吉身後四十畝田並為公祀田。這就從精神上和經濟上將雖聚居卻散在的曾氏族人以共同祭祀祖先、共同管理和分享公共祀產的形式組織起來。
  第二,曾玉屏是當地有經濟實力又有威望的人物。
  曾玉屏在地方能夠隨時隨地修橋補路、恤孤濟貧;在宗族能夠首倡築宗祠置祀產,說明他與其父曾元吉遷至白楊坪後經過一段艱苦的開山創業、勤儉積累,具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贏得了當地人的尊重。
  難得的是,曾玉屏為富卻非不仁。他本人早年失學,未能讀書博取功名,年既長而經濟條件有所改善,遂「引為深恥」,令子孫出就名師讀書,且喜好「賓接文士」,與「通材宿儒」密切往來,對「老成端士」乃至一應讀書人均「敬禮不怠」。
  曾玉屏又重視搞好親緣、地緣關係,「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幫財幫物助力。
  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
  以此,曾玉屏憑曾氏宗族領袖、地方權威人士的身份成為湖南湘鄉白楊坪的地方精英。換言之,曾國藩家自其祖父時起,即在湖南湘鄉白楊坪擁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會地位。
  曾國藩的祖先保持和傳承著農民儉樸、忠厚的傳統。
  曾國藩曾祖曾竟希小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時,父親給他一百文錢做零用。五月歸來,他只用了一文,把九十九文原封不動交還給父親。
  曾國藩祖父曾玉屏在曾國藩初點翰林步入仕途時,對曾國藩之父曾麟書說:「吾家以農為業,雖富貴毋失其業。彼為翰林,事業方長。吾家中食用,無使關問,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譜》作者寫道:「自是以後,公居京城十餘年,未嘗知有家累也。」曾玉屏還一直堅持種菜、拾糞,不丟「勤儉」二字。曾國藩進京離家時,侍祖父於階前,請求教訓。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說了一句影響曾國藩一生的大白話:「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類警句式的大白話還有不少。如「曉得下河,須曉得上岸」,又如「怕臨老打掃腳棍」。說的是做人處事要留有餘地。這些話,後來都成為曾國藩為人處事的座右銘。
  曾國藩從潛移默化到主動自覺地傚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說:「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余常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

  父母(1)

  曾玉屏生有三子,長子即曾國藩之父曾麟書,次子早卒,三子驥雲未曾生育。傳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書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長媳再次懷孕後,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請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個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許願,只求生個男嬰。長媳不孚其望,果真產下男嬰。夫人卻開玩笑,佯告是「千金」。曾玉屏懊喪已極、如木雕泥塑之際,兒子曾麟書興沖沖來報是男嬰,曾玉屏喜出望外,立即大筵賓客。此時,曾國藩的曾祖曾竟希還在世,據說,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條巨蟒從天而降,先在宅堂左右盤旋良久,隨即又進入內庭環繞一番。曾竟希驚悸而醒,正在琢磨此夢的吉凶,忽聽家人報喜,說孫媳婦生了個男孩。他忙把兒孫召來,告之剛才所夢,並說:此乃祥兆,他日此子必定光大我曾氏門庭,你們要好生看顧!
  此種夢兆生貴子之事,史不絕書,真假難辨。而彼時彼刻,毋寧說是曾氏家族對這一男孩無限希冀的幻化。這一男孩正是曾國藩。
  曾國藩六歲那年,七十四歲的曾竟希沒有看到吉夢成真,離開了人世。而他留下的夢卻給曾國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說,曾家後宅有株古樹被一蒼籐所纏已經枯槁,曾國藩出生後,樹滋籐榮,又活了過來,垂蔭竟致一畝。特別是蒼籐形狀矯若屈蟠,鱗片層層,與曾竟希夢中所見十分相像。其後,曾國藩得志順遂時,此籐便枝繁葉茂;失意困厄時,此籐便枯槁凋零,這是由於曾國藩乃巨蟒投胎,與此靈籐相應。連曾國藩後半生所患的百醫不治的牛皮癬,也被看作是巨蟒「鱗體」的根據。
  曾氏「累世業農」,縱有讀書之人,也向與功名無緣。曾玉屏不算富裕,卻循依「以耕養讀」傳統,供給並鞭策長子曾麟書讀書,將讀書出仕、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曾麟書積極向學,無奈天性「鈍拙」,考了十七次童子試,方於四十三歲上考中秀才。在漫長無望的讀書科考途中,他開館授徒為業,兼之發憤督教自己的長子曾國藩讀書,將兩代人的希望加諸曾國藩一身。曾國藩五歲開始讀書,七歲受父課讀。自此,八年間未曾離開父親的身邊。道光四年(1824年),十四歲的曾國藩平生第一次隨父親赴省城長沙應童子試,父子雙雙落第。
  曾麟書不想讓兒子曾國藩遭受自己一樣的挫折,道光十年(1830年),他支持二十歲的曾國藩離開家鄉到衡陽雙桂書院讀書,師從汪覺庵。爾後,又拜在歐陽凝祉門下。汪覺庵、歐陽凝祉的學風為曾國藩日後成為名儒並注重經世致用打下了好的基礎。不久,曾國藩考中秀才,並娶歐陽凝祉之女為妻。好事成雙,同年,曾麟書第十七次應試,終被取中,成了秀才。父子倆改寫了曾氏家族入湘五六百年間沒有功名的歷史。
  曾國藩的母親江氏年長丈夫曾麟書五歲。因曾麟書排行老四,故人稱麟四嫂,後稱江夫人。
  江氏原籍江西,遷到湘鄉後,第十二世祖江嘉爵病故沒有請風水先生相「陰宅」,葬於湘鄉仙人山稱為「仙女袒膚」之地。後據風水先生云:此仙乃處女,葬於此地的人家要「洗女」九代,即九代頭胎女孩都不能活,否則於她出嫁的男家不利。江嘉爵六傳至曾國藩外祖江沛霖,其間繁衍了二十八個男孩,沒有一個女孩。曾國藩的母親出生後,江沛霖將她偷偷地丟到床下,企圖使她凍餓而死。可她命大,凍了大半夜仍然活著。江沛霖大驚道:「可憐可憐,罪過在我,你不該死!」遂將其抱回,起乳名為「憐妹子」。江家「洗女」六代,人說可能發男家,江氏嫁給曾麟書後,丈夫中了秀才,兒子官封一品,榮華已極。因此江氏家族認為,曾家的發跡靠的是江氏祖先葬的這塊「仙女袒膚」地。
  江家原比曾家富裕得多。江沛霖的父親江宏輝本是國學生,家業豐厚,頗有豪俠氣概。江沛霖兄弟各分得一份不小的家業。而江沛霖「棄場屋為族之領袖」,「輕財好義,家遂中落」。江沛霖「雖然貧困不遏,其志未少損」。將女兒許給曾家後,他對女婿曾麟書寄予厚望。曾對女婿說:吾人為學,如果能不以外物移其志,不以世不錄用而遷其業,持之以恆,自能成功。吾知你固能奮力而學,你的後嗣亦一定能光大吾道,努力吧!
  曾麟書十分敬佩岳丈,常攜妻兒造訪江家。曾國藩十歲時,還曾到外祖父門下讀書(江沛霖在家設館課徒,招收了幾百人)。江沛霖家旁有一口水井,據說有一次,曾國藩跟外祖母去提水,與表弟相擠,掉進了井,幸被江沛霖救了出來。江沛霖晚年信佛,認為這是江家與曾家的祖德相報,並從外孫掉進井裡險些「浸死」二字的諧音預言:外孫將來一定會成「進士」。後來曾國藩果真成了進士。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考中舉人,曾麟書又攜妻兒拜望已經八十五歲的岳丈。曾麟書讓兒子曾國藩將他中舉的試文拿給外公看,江沛霖細細閱讀,大加讚揚,對女婿說:吾過去就知汝後代力學有大成,足以為吾道之光,這無非是其發軔耳。
  中舉才僅僅是個開始。這既是肯定,又是鼓勵和更高的期望。江沛霖的話,給曾麟書、曾國藩父子留下了一生都無法忘懷的印象。後來曾麟書為岳丈刻寫墓碑時,還滿懷敬意地敘述上事,並說:「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
  家風的影響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曾國藩母家對曾氏家族的影響也不可忽略。
  曾國藩的母親江氏,擁有中國傳統女性的許多優秀品德。她容貌秀麗,勤勞淑德,紡花搓線,燒茶煮飯,樣樣能幹,並受家學影響粗識文字。當時,曾家經濟尚不寬裕,江氏與曾國藩的父親成婚後,謹守曾門家訓,操持家務克勤克儉,特別是侍奉公婆十分周到。曾玉屏晚年臥病三年,她與丈夫日夜輪流守護床邊,毫無怨言。江氏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曾國藩的父親常以「人眾家貧為慮」,而江氏總是「好作自強之言」相勸,或用「諧語以解劬苦」。她常對丈夫說:「吾家子女雖多,但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子勞於外,豈憂貧哉?」
  曾國藩繼承了母親的性格,敢與困難周旋,有倔強之氣。晚年時,曾國藩說:他們兄弟秉承母德居多,好處是天性「倔強」。「『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倔強』二字做出」。

  手足(1)

  曾麟書育有四女五子。曾國藩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實際兄弟姐妹八人。
  曾國藩在兄弟五人中居長;二弟曾國潢字澄侯,在族中大排行居四,稱老四;三弟曾國華字溫甫,過繼給曾麟書三弟曾驥雲,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稱老六;四弟曾國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稱老九;五弟曾國葆字季洪,後改名曾貞干,字事恆,稱季弟。分別小曾國藩九歲、十一歲、十三歲、十七歲。
  對幾個弟弟,曾國藩恪盡兄長之責,認為這是在盡孝道,能夠教導諸弟的德業進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夠教導諸弟的德業進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則為大不孝了。
  曾國藩將進修德業視為教弟的根本。一次,曾國藩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然之餘,教導弟弟們:「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為傳食之客,或為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做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做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
  幾個弟弟道理上明白,但實際行動起來,總是差強人意。如國潢懶散,國荃浮躁,國華受不得挫折,國葆缺乏自制。對此,曾國藩諄諄教導諸弟一要「立志有恆」,一要「專心致志」。他說:「苟能奮發自立,則家塾可以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奮發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靜之場、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說:「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日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庹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起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
  曾國藩關心弟弟們的學業,擇學擇師均一一參與意見,支持弟弟們赴省城讀書,並負擔他們的學費。曾國藩在信中對父親說:「四弟欲偕季弟從汪覺庵師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脩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啟其見識而堅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
  幾個弟弟都曾到京城曾國藩身邊讀書。曾國藩除身體力行,教弟讀書外,又為他們捐監,創造科考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希望諸弟通過讀書,明曉事理,修身齊家。他常與諸弟說:「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勤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要求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看不透這層道理,即便金榜題名高官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
  曾國藩對諸弟既嚴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愛弟之情時時溢於言表。他曾說:
  「我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儘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
  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為第一。……
  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
  曾國藩鼓勵並重視諸弟對自己的批評,多次說:「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做官,則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為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
  他接到曾國潢批評自己「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為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的信,回信說:「甚為切當」。「兄讀之不覺汗下」。又說:「信中言兄與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盡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闇然尚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還說,信中有「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
  曾國藩給予諸弟的便是上述「德」與「才」。他特別表示,「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為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幾個弟弟在曾國藩的教育和影響下,成長為符合儒家標準的人。曾國荃成為統帥湘軍的封疆大吏不說,未出仕的曾國潢在家鄉操持家務、族務、地方事務,成為有影響力的地方精英,曾國華、曾國葆先後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陣亡。
  咸豐六年(1856年),太平天國西征軍在江西連破八府五十餘州縣,曾國藩坐困南昌,數月音訊全無。曾國華赴武昌湖北巡撫胡林翼處求援。胡林翼發兵五千交曾國華統帥馳援。從未帶過兵的曾國華,連克數縣,為南昌解圍發揮了重要作用,擢同知,賞戴花翎,成為湘軍將領。時曾麟書去世,曾國藩、曾國華兄弟丁憂回籍。然曾國華已過繼叔父,只須守制一年,遂於翌年由已訂兒女親家的李續賓奏調復出,襄理李續賓部軍務。咸豐八年十月,太平軍三河大捷,李續賓部全軍覆沒。李續賓、曾國華等四百餘名文武官員喋血沙場。曾國華骸骨數月無尋,曾國藩憂急哀慟已極,泣血寫道:
  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群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後來曾國華的遺骸終於找到了,卻是一具無頭屍。季弟曾國葆因之再次投軍,「以報兄仇而雪前恥」,不料身染重疫,病死軍中。曾國藩為其寫書聯云:
  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河山,憐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
  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望來世再為哲弟,並為勳臣。
  曾國藩同樣將手足之情給予了一個姐姐、三個妹妹。除小妹染痘早殤外,曾國藩大姐二妹都嫁進了普通人家,家庭不和,經濟拮据,無一美滿。曾國藩除了開導姐妹,幫助調解家庭糾紛外,總不忘接濟她們的生活,哪怕自己還在經常舉債之中。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為識微之妄談,為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三妹國芝,是他乞假家居時親自為之擇定的婿門,為本邑朱家。國芝夫家較富有,生活無憂,但國芝婚後病弱不堪,三十歲時難產而死。曾國藩歎道:「吾姐妹四人,季者早殤,二長者並窮約不得怡。獨朱氏妹所處稍裕,而少遘痼疾,又離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

  妻兒(1)

  曾國藩結髮之妻歐陽夫人,是其師歐陽凝祉之女,比曾國藩小五歲。婚後四年,她生了長子楨第(又名紀第),惜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染疫早殤。當年年底次子紀澤出世。翌年冬,歐陽夫人攜幼子赴京師。在京師連生四女—紀靜、紀耀、紀琛、紀純,後生三子紀鴻,最後生滿女紀芬。
  自咸豐二年(1852年)始,歐陽夫人帶領諸子女在鄉下老家生活十餘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隨居曾國藩官邸。
  其間,曾國藩「以廉率屬,以儉持家,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用」。歐陽夫人則居勤居儉、任勞任怨操持家務,下廚燒灶、紡紗織布,事事躬親。曾紀芬晚年回憶道:「先公在軍時,先母居鄉,手中竟無零錢可用。拮据情形,為他人所不諒,以為督撫大帥之家不應窘乏若此。其時鄉間有言,修善堂殺一豬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黃金堂殺一雞之油,亦須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辦理鄉團公事客多,常飯數桌。黃金堂則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節儉之情形矣。」
  勤儉持家、謙和處事,正是曾國藩提倡的持家之道。他在給子弟的信中反覆說: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
  「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
  曾國藩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曾國藩女兒多,「遂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因他認為,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
  曾紀芬回憶,同治三年全家赴金陵,初十入督署。當時她穿的是藍呢裌襖及已故長嫂賀夫人遺下綴青花邊的黃綢褲。曾國藩見了斥為奢侈,於是曾紀芬趕忙拿三姐的一條綠褲換了下來。而三姐這條綠褲也是賀夫人所遺之物。嫂遺姑,姑與姑又互相襲用。
  曾國藩並為曾紀芬等定功課單如下:
  早飯後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
  巳午刻紡花或績麻衣事
  中飯後做針線刺繡之類細工
  酉刻(過二更後)做男鞋或女鞋或縫衣粗工
  他說:「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於女眷則)總未做出一定規矩。自後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右驗功課單諭兒媳侄婦滿女知之,甥婦到日亦照此遵行。」
  曾紀澤新婚,曾國藩寫信給諸弟並紀澤,論以教誨新婦: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系富貴子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織,不宜因其為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
  曾國藩婚嫁兒女,只限二百金。大女兒出嫁,他寄銀二百五十兩,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為程儀。並囑「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二女兒出嫁,有一枚重七錢的金耳挖,值二十餘緡,為人所竊。歐陽夫人憂惜之,數夜未眠,慮女兒至其夫家無耀首之飾。四女兒出嫁,於舟上發轎,歐陽夫人親自送親。仍恪秉曾國藩規定的嫁妝成法。曾國荃聽說後詫異道: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打開箱奩查驗,果然只有二百金,這才相信。他再三嗟歎,以為實在寒酸、難以敷用,私下裡又送了四百金。
  曾國藩對兩個兒子更是望之切,責之深。在赴天津辦教案之前,他預留了一篇遺囑,中有這樣的話:
  「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詩》二首錄右。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餘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抄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尚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即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存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沅叔扶助之力。我身沒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為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浦、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為我彌縫缺憾耳。」
  附忮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
  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
  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
  勢位苟相敵,畏逼又相惡。
  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
  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
  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騖。
  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
  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
  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
  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
  幽明叢詬忌,乖氣相回互。
  重者災汝躬,輕亦減汝祚。
  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
  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
  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
  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
  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
  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
  芬馨比椒蘭,盤固方泰岱。
  求榮不知厭,志亢神愈伙。
  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
  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
  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
  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
  慼慼抱殷憂。精爽日凋瘵。
  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
  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
  而況處夷塗,奚事先嗟愾。
  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
  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右不求)
  或許曾國藩歷經了人世滄桑,對兒子與對諸弟的教育不盡相同。在一如既往強調勤儉、孝友,教導二子進德、修業的同時,曾國藩屢屢告誡他們不要熱衷入仕做官,不要熱衷科舉考試,要不忮不求,讀有用之書,習有用之學。
  兩個兒子不能脫離開當時的社會,仍然一次次參加科舉考試,又一次次鎩羽而歸,最終連舉人都未能考上(曾紀鴻被特賞舉人)。不過,在乃父曾國藩辦洋務的環境和氛圍中,兄弟倆在洋務之學方面,都得以登堂入室,成名成家。曾紀澤學習英文,鑽研近代科技,後出使各國,所謂「萬國身經奇世界,半生目擊小滄桑」,是中國最早的外交家之一。曾紀鴻尤精算學,並編著《炮攻要術》六冊、《電學舉隅》一冊,躋身中國最早的自然科學家之列。


  第二章修身

  立志(1)

  曾國藩以一介布衣寒士躋身於翰林院,實現了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書生變蛟龍」理想。進入京師後,曾國藩並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內心深處充滿著宏遠抱負。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曾國藩認為,志向的高遠對個人來講至關重要。「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之胸襟,有坦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曾國藩意識到,自身修養同內聖外王的心靈終極尚有很大距離,因此初涉京畿就將「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作為座右銘,時時以「君子當以不如堯、舜、周公為憂,當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考中進士是曾國藩政治生涯的起點,同時也是他新生活的開端。他甚至將自己的名號都改換門庭。曾國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後,先改號滌生,取蕩滌舊事,告別昨天之意。後得益於名師勸導,改名國藩,以示做國之藩籬,為朝廷棟樑。
  曾國藩立定君子之志,投身於京師求學交友的廣闊天地。他在致諸弟的書信中表露了開闢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過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認為,自己「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到京師後才發現「鄉間無朋友,實為第一恨事」。衡陽同學均為「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他勸說弟弟們不要和這些人密切接觸,他們「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他甚至認為,「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
  曾國藩當時只不過是三十左右的青年,卻以達到千百年來文人追尋的理想境界為目標,身心疲累程度可想而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曾國藩制定了嚴格的修身計劃,曰「日課十二條」。內容有:
  一、主靜:無事時整齊嚴肅,心如止水;應事時專一不雜,心無旁物。
  二、靜坐:每日須靜坐,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絕不戀床。
  四、讀書不二:書未看完,絕不翻看其他,每日須讀十頁。
  五、讀史:每日至少讀二十三史十頁,即使有事亦不間斷。
  六、謹言:出言謹慎,時時以「禍從口出」為念。
  七、養氣:氣藏丹田,修身養性。
  八、保身:節勞節欲節飲食,隨時將自己當作養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記下茶餘偶談一篇,分為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不可一味耽擱,否則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早飯後習字半小時,凡筆墨應酬,皆作為功課看待,絕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門:臨功疲神,切戒切戒!
  年輕的曾國藩樂觀地相信,所謂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虛妄之語,人的品行可以改變,就如同流水一般,導之向下則無孔而不入;人的情趣就像禾苗一樣,加之陽光雨露則能健康成長。然而說易行難,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為的舉動在躬身實踐中又是何等艱難!曾國藩亦不例外。
  兒時的曾國藩本性並非寬容達觀。九歲時,曾國藩寄居於桂花塘歐陽先生家中讀書。一次,他與歐陽先生的兒子發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紅皂白,便批評曾國藩。曾國藩將此事暗藏心底,離別時偷偷地把歐陽家的金魚缸打破,弄得水干魚死,才興高采烈地隨父親回家。十二歲時,曾國藩與夥伴在神王廟玩耍,不小心將神王像碰倒在地。父親得知後狠狠地將他訓斥一番,還給神王重塑了金身。父親怕曾國藩再闖下更大的禍,決定讓他到離家六里的古羅坪讀書。曾國藩為此和神王像結了仇。每逢路過神王廟,他就把繫繩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氣憤地說:「我去讀書,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馬。如果馬跑了,定不饒你!」
  成年後的曾國藩亦非老練沉穩之人。他曾一度為仕途扶搖直上而沾沾自喜。曾國藩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給祖父去信云:孫兒「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語氣乍聽頗為謙恭,但在給叔父和弟弟們的信中,他道出了真實想法,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寫道:「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致諸弟信中則云:「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其自負心緒表露無遺。
  後來的曾國藩品性堅卓、為人通達,乃是他修身養性的結果。
  我們來看看被後世奉為聖人的曾夫子最初是如何實踐這「日課十二條」的。
  第一條是「主靜」。計劃中規定「無事時整齊嚴肅,心如止水」,曾國藩實踐起來又是怎樣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風,這樣惡劣的天氣曾國藩仍不能呆在家中,其日記中記載,「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國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讀書。讀書是非常艱苦的事情,要真正深入研讀必須做到心無旁騖。曾國藩的讀書狀態又如何呢?他在日記中記錄了研讀《易經》時的情形:「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只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
  第二條是「靜坐」。曾國藩本打算用功讀書,韜光養晦,實際行動上卻總是慵懶怠忽,「因循過日」,日記往往無可記錄,四十多天「日日玩憩」。這種狀態使曾國藩時感空虛,晚上回到寓所將自己檢討一番,立誓明日洗心革面。孰知明日復明日,許多光陰空蹉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讀罷《易經》後便出門會友。上午與杜蘭溪談學論道,留在杜家吃中飯,下午為何子敬祝壽,晚上於何宅賞聽昆曲,直至初更時分才回到寓所。靜夜思過,曾國藩充滿愧疚,在日記中寫道:「明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底意思,又有姑且隨流底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輕人的常性,曾國藩亦不例外。他平時忙於交際應酬,酒酣耳熱之際更是忘乎所以,高談闊論,哪裡還記得「靜坐」功課?曾國藩對京城的一切都充滿好奇,甚至連菜市口斬決大臣的熱鬧也想去湊。「欣然樂從」途中,才意識到觀賞殺人乃「仁心喪盡」之舉,於是「徘徊良久,始歸」。
  第六條是「謹言」。爭強好勝之心,有野心的年輕人常常有之。這對飽讀詩書、春風得意的翰林公曾國藩來講,亦不例外。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每夜靜思,面對「謹言」課程時,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總是話過多」,「言多尖刻,惹人厭煩」的情形歷歷在目。曾國藩身居翰林,談學論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強言爭辯,「詞氣虛驕」。曾國藩的好朋友為此沒少吃苦頭。據《曾國藩日記》記載,一次,他與好友為學業爭論起來,反省云:「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此種情形在其日記中時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國藩至友人陳源袞處為其母拜壽,「席前後氣浮言多」,同湯鵬等人討論詩文時「多夸誕語」。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平日辯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曾國藩為戒妄語付出了艱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遠朋友,被大家戲謔為「淡而無味,冷而可厭」。師友吳廷棟勸導他說:「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謂命。」
  第七條是「養氣」。今人眼中的曾國藩是「理學名臣」之典範。過去史家在評論歷史人物時,往往為突出其政治屬性,將這些人物簡化為冷冰冰的面孔,對曾國藩的評價便是典型一例。曾國藩無疑是理學家,恪守「存天理,滅人欲」的信條。後世史家往往由此出發,忽略曾國藩和其他男人一樣,有七情六慾的另一面。曾國藩篤信理學,並未納妾,且妻子歐陽氏經常患病,因此格外羨慕姬妾成群的同僚。一次,曾國藩應邀赴宴,看到進士同年美妾如雲,心中頓生無限游思,「目屢邪視」,回家後又聞妻子病榻呻吟,心中無端煩躁。入夜靜思,他頓感理學功夫大減,反省云:「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摯友陳源袞新納美妾,人皆贊貌若桃花,曾國藩羨慕不已,藉故意欲一見。陳源袞拗不過曾國藩,只好從命。曾國藩見美妾後窘態百出,出言調戲,「狎褻大不敬」。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國藩在好友湯鵬家中又故伎重施,對湯鵬的兩個姬妾「諧謔為虐,絕無閒檢」。除調戲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國藩還經常出入聲色場所,「無事夜行,心貪嬉游」。
  第八條是「保身」。曾國藩平生有三戒,除「戒妄語」外還有「戒圍棋」和「戒水煙」。
  曾國藩自幼即酷愛下棋,任職京師後更如魚得水,「溺情於弈」。京城為棋界精英薈萃之所,曾國藩的師友中有不少人耽於此道,如劉谷仁、何子敬、朱廉甫等。曾國藩論學之餘,最大的愛好便是下棋,幾致沉溺癡迷的程度。一次,曾國藩上午剛同友人戰罷,午飯時看到有人下棋仍「嗜之若渴」,立在一旁指指點點,「幾欲自代」,其愛好程度可見一斑。然下棋非常勞神,一局下罷往往令人頭昏眼花,精神萎靡。曾國藩為專注精神於正務,決心戒棋。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又圍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為人!」為了戒棋,曾國藩令家人將圍棋束之高閣,藏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可是,一旦棋友來家做客,他便將誓言、決心棄之不顧,命家人取出棋具,下將起來。戒棋對曾國藩來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修身極限,終其一生亦未戒除。一次,郭嵩燾至曾國藩家中做客,談罷公事,二人「圍棋二局」。下完棋後,曾國藩感到身體非常疲乏,發誓「以後永戒不下棋」。沒想到,曾國藩的「永戒」之期竟然未能堅持一日。次日便又與郭嵩燾下棋,「復蹈昨日之轍」。第三天又同黃鶴汀下棋良久。雖然圍棋暫時戒不掉,但沉溺其中有損身體卻是不爭事實。選擇理性還是慾望,曾國藩始終進行著激烈的思想鬥爭。有一天,好友徐石泉來訪,二人圍棋數局,「石泉去而余頭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絕書香也」。即使下如此大的決心,曾國藩還是未能戒掉棋癮。無論金陵決戰的殊死時期,還是天津教案的千鈞一髮之際,曾國藩都未曾忘記圍棋。
  梁啟超將曾國藩視為唐宋以來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以個人意志力「堅苦卓絕」著稱於世。他對曾國藩能夠戒煙深表欽佩。曾國藩出生於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經世」學派影響,對當時流行的鴉片煙毒深惡痛絕。然而,他卻有抽水煙的嗜好。曾國藩意識到「吃煙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為「保身」計,決心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開始戒煙。曾國藩平素吸煙成癮,甫一戒煙,承受著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折磨。戒煙初期,曾國藩時感六神無主,精神恍惚,猶如嬰兒斷乳般難受。他一方面告誡自己斷不能復吸,另一方面拚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煙失敗。關於這一段痛苦經歷,他在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即宜守規敬事,乃閒談荒功,又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戒煙中期,曾國藩的煙癮時有反覆,「自戒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每到這種時候,曾國藩便「不能靜坐,只好出門」。一個月後,曾國藩終於成功戒煙。
  由上種種來看,曾國藩的修身實踐艱難異常,始終徘徊於同本心慾望鬥爭的困境。然而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夠「截斷根緣,誓與血戰」,成就後來的一番偉業。
  曾國藩正是在「君子之志」指引下,抵制隨波逐流,雖經困惑挫折,終於修煉為一代道德典範。其幕僚薛福成對曾氏道德操守的評價可謂中肯:「曾國藩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聽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亦在此!」

  家訓(1)

  同治十年,曾國藩於金陵督署中總結自己的修身之道,歸納四條,記入日記。
  第一是「慎獨」。曾國藩以為,能夠做到「慎獨」——即使一人獨處、即使在內心深處,也保持和實行儒家的行為規範,才能使心靈達致「安靜」境界。他認為,修身之道最難在於養心。心雖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惡,卻不能實用其力為善去惡,這就叫做「自欺」。一個人內心深處方寸之地,自欺與否,別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學·誠意》一章兩次講到慎獨:如若果真能夠好善、嫉惡,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中所講的「自謙」,《中庸》中所講的「戒慎恐懼」,就都能切實做到。曾子所言「問心無愧」,孟子所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養心莫善於寡慾」,都不外乎此。能夠「慎獨」,則心懷坦蕩、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心泰然,始終感到愉悅滿足、寬平寧靜。因而「慎獨」乃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藥之方,也是修身的首要之務。
  第二是「主敬」。曾國藩以為,能夠「主敬」,則可致身體強健。他說,「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是「敬」的功夫。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氣象。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驗。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做到了「敬」,則無美不備。「敬」的切近之效,尤在於「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重恭敬,則精神飽滿;懶散隨便,則鬆弛洩怠,這都是自然的反映。即便是衰朽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也不覺神為之悚,氣為之振。這便足以證明,「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變得強健,又有何物可疑?
  第三條是求仁。曾國藩以為,能做到「仁」,便可獲得人們心悅誠服的擁戴。他說,每個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百姓及世間萬物從根本上講,同出一源。如果只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那就違背了大本一源之道。至於享受優厚俸祿、高居人上的大官,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每日讀書學古、粗知大義的文人,則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只知自我完善,而不知教養百姓,則大大辜負上天厚待眾人的本心。儒家教人,最緊要的莫過於教人「求仁」。自己若想成就事業,首先要幫助別人成就事業,自己若想顯達,首先要幫助別人顯達。已成就事業之人,不擔心自己能否成功,如同富人百物有餘,不需外求。已顯達之人,四通八達、路路暢通,如貴人登高一呼,群山四應。人們誰不願成就事業以致於顯達呢?若能推己及人,使別人也能成功顯達,則可與萬物同春那樣美滿了。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將天下蒼生視為同胞,宏援廣濟。惟如此,才算得上是「仁」,否則即有悖於「德」,有悖於做人的準則。如真做到這些,雖成事顯達,卻任勞任怨,天下人眾望所歸,有誰會不心悅誠服地擁戴他呢?
  第四條是習勞。曾國藩以為,能夠習慣於勞苦,則神仙也會欽敬。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安逸而憚於勞苦,自古至今無不相同。《無逸》這一篇章,推論到勤勞則長壽、安逸則夭亡,屢試而不爽。若為自己著想,則一定要操習技藝,磨煉筋骨,遇到困惑便努力學習和實踐,認真思考,居安思危,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為天下著想,則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饑挨餓,一人沒有收穫,就應看作是自己的罪過。軍興以來,經常見到人有一才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受到重用,顯赫於時。絕無才技、不慣勞責者,則受到唾棄,飢寒交迫而死。故勤勞則長壽,安逸則夭折。勤勞則有材,而為人所用;安逸則無能,而被人唾棄。勤勞則普濟眾生,神靈欽慕;安逸則無補於人,神鬼不佑。所以君子欲成為人神信賴之人,最關鍵莫過於勤勞。
  曾國藩「立人達人」,將自己多年修身的四條心得,推及於家人。他對兒子說:「余衰老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侄,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警惕,以補昔歲之愆,並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這四條心得成為曾國藩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訓之一。除此之外,曾國藩說,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
  「八本」是: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曾國藩在多種場合反覆發揮和解說了上述修身治家思想。
  曾國藩修身治家的思想,應該說基於其父祖。曾家是中國傳統社會耕讀家庭的典型。曾國藩繼承了祖父、父母倔強剛毅的性格,又將他們拙誠、仁孝、勤勞的品格發揚光大。曾家的家規家訓在曾的祖父曾玉屏時已粗具形態。曾玉屏要求家人必須遵守家規:「男子耕讀,女必紡織。」耕,是生存根本;讀,乃入仕階梯。耕讀之家須以「讀」求取功名,以「男耕女織」維持生計。曾玉屏要求家人須謹行八件事:讀書、種菜、飼魚、養豬、早起、灑掃、祭祖、敦親睦鄰;疏遠六種人:風水先生、算命之士、醫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曾國藩曾說:子弟之賢與不賢,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我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特別是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他將祖父曾玉屏的家規,編成八句話:書蔬魚豬,考早掃實;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
  並告誡家人: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
  後來,曾國藩將「八好」歸結為八個字: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後人戲稱為「八寶飯」;又將「六惱」歸結為三不信:不信者為「藥醫也,地仙也,僧巫也」。曾國藩說:「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纂墓誌,僅敘『孝』之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個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書:就是讀書。耕讀文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寫照。所謂「教子孫兩條正路,宜讀宜耕」。自唐宋以後,隨著地主經濟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佔據主要地位,科舉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於是耕讀成為實現個人發跡、家庭興旺的根本之路。耕,代表生存生活的物質基礎;讀,代表處世出仕的基本教育。除極少數外,但凡有一點條件的家庭,總要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子弟(甚至包括女兒)讀書,俗稱「三代不讀書,一屋都是豬」。曾國藩的詩作中,也多以「耕」、「薪」入句。
  蔬:就是蔬菜。曾玉屏說:親手種植、親手採摘的蔬菜,味道尤其甘美。在交通不便的山區農業社會,自給自足十分重要。一個耕讀之家,田有谷米,園有蔬菜,除鹽以外,便可以無所求於他人。
  魚:「魚躍於淵」,天機活潑,家中有魚,是興旺氣象。曾國藩說:「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相承以來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有一種旺氣。」可見養魚,不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增加生氣,使人感到生氣勃勃,家道有興。
  豬:俗話說,豬的一身都是寶。養豬可食肉、肥田,年臘宰牲祭祖,闔家相聚,享受勞動的果實,自有一番田園樂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體現了勤勞,所謂「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早起,強身健體,合乎養生之道。俗話說,天道酬勤。勤字之本即是早。起早貪黑,是勤勞的象徵。
  掃:就是掃除,包括灑洗。大多由婦女為之。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婦女早起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灑掃工作。庭階穢物,桌几灰塵,要灑掃乾淨,雖至貧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終時屋前屋後,還要大清掃一次,以示萬象更始。這實際是講究衛生,減少疾病。在幾乎沒有醫療條件的早年農村,十分重要。
  考:就是祭祀。祭祀祖先,尊祖敬宗,可增強家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發揚整肅仁孝家風,使子孫樹立出為忠臣入為孝子的信念。
  寶:就是善待親族鄰里。曾玉屏曾說:「人待人,無價之寶。」一個人不可能獨善其身,一個家庭也不可能獨善其家。人與人,息息相關,一個家庭若與親族鄰里不能和睦相處,便成怨府,遲早毀敗。曾玉屏將善待親戚鄰里作為居家的法寶,經常教育子孫:「濟人須濟急時無」,「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器」。他對周圍一些「孤嫠衰疾無告者」,總是盡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曾國藩曾說:「祖父平時積德累仁,救難救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於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
  除「八寶」外,曾玉屏告誡家人要「三不信」,即不信醫藥、僧巫、地仙。這裡的「醫藥」主要指沒有醫術的「游醫」,「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風水先生之類。曾玉屏不僅認為這些人以迷信幻術騙人不可信,而且認為這些人不勞而獲,不應受到禮遇與尊重。
  曾氏數代,克勤克儉,又將克勤克儉的治家經驗匯為箴言家訓,對後代影響很大。不但曾國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還常以此教育後輩。
  曾國藩之父曾麟書曾命曾國藩寫過一副對聯,可看出曾氏傳承之家風: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國藩的叔父曾驥雲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師,命曾國藩記其原委。曾國藩在銘文中道出了曾氏家風傳承、漸積漸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創業,源遠流長;服疇食德,寢熾而昌;蓰蘢鬱積,有耀其光;千秋宰樹,終焉允臧。


  第三章 治軍

  開軍閥之先例(1)

  曾國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說是扶搖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從寒門進士一躍成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官居二品。這種情形至咸豐時期則迥然不同。
  咸豐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狀已隨處可見。為振興朝綱,咸豐帝曉喻群臣:「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針對當時官場的不良風氣,上奏云:
  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國藩又遞一折,直陳皇帝「三大缺失」:
  奏為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
  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皇上陳之。
  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則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
  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遊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則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
  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也,尤不可以不防。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濾,實類乎此。
  此三者辨之於早,只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不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曾國藩本想藉新帝氣象,效仿乾隆名臣孫嘉淦冒死直諫,實現其鬱積多年的政治抱負。曾國藩在遞上奏折後,曾經坦言:「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然咸豐帝終究不如祖父乾隆,他與孫輩的光緒帝並稱清代兩大「苦命天子」,除時代因緣外,個人實逃不脫關係。他收到曾國藩折子後做的首要之事卻是為自己辯解:
  曾國藩條陳一折,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在取。朕自即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即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求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查辦外,余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
  君臣之間的誠諫虛應奠定此後二人恩怨的主旋律,曾國藩每每以「血誠」之心換得咸豐帝的冷眼相對。曾氏經常提及的「艱難困頓」很大程度來自咸豐帝對他的猜忌與疑慮。究其主要原因,當是曾國藩創設湘軍。
  咸豐二年後期,全國反了一大片。洪秀全於前一年發動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勢連戰連捷,將戰火蔓延到曾國藩的家鄉湖南。咸豐二年八月,太平軍全力攻打省會長沙。長沙一時成為清廷佈防重心。當時長沙城的清軍兵力遠勝於太平軍,駐紮六萬餘名士兵,領兵將領計總督兩人、巡撫三人、提督三人、總兵十二人。太平軍猛攻長沙不下,天王洪秀全的妹夫、西王蕭朝貴中炮而亡。太平軍決定向北進軍,進入洞庭湖流域。清軍非但喪失剿滅太平軍於長沙的有利戰機,其衰弱腐朽亦在戰爭中暴露無遺。曾國藩形象地描述道:「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靡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而未聞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而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鈀與之交鋒者。」
  當時的綠營軍可謂「見賊如鼠,見民如虎」。將領忙於發國難財,剋扣軍餉;士兵則因餉薄無以自存,往往兼營小販。欽差大臣向榮負責防剿江浙太平軍,每日犒賞綠營,勸兵出戰,指望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開戰在即,向榮下令:「明日出五成人。」士兵們卻鼓噪說:「天熱誰肯打仗,若出二成人便去!」部將無奈,將實情稟報向榮。向榮道:「至少也要三成!」部將暗自忖量:「三成恐怕差不多,也許肯去。」出告於兵,兵則怒曰:「二成便去,否則不去!」部將勸之終不得。夜晚,向榮點派出戰人員,部下紛紛推脫,或稱肘有癤,或稱足生瘡,或稱已三日沒吃飯,皆不肯接取權杖。次日迎敵者不過一成人馬。出戰士兵袒胸裸腹,以布圍腰,辮線粗一握盤頂,東先西後,不成佇列。大家抵達城下後,即各自釋棄刀杖,席地而坐,或與敵方通火吸煙深談,或認親敘兩軍光景。至倦且餓時,則曰:「該吃早飯了!」於是大呼狂笑喊殺,鳥槍不納彈,猶向天放,又咳聲作勢曰:「開炮!」則聞「砰匍」聲,群呼曰:「殺賊不計其數……」此時大營奏捷已繕寫完畢,文曰:「殺賊不計其數。」碰巧向榮一個親兵有事要到大營,途中遇見數名清軍向太平軍營壘徒手逍遙而去,因問:「何往?」答曰:「那邊吃飯去。」親兵莫名驚詫,到大營後將此事報告主將。主將的答覆更令人啼笑皆非,云:「隨他吃去,這邊正缺餉……」此種軍隊如何能戰?
  針對正規軍不堪一戰的狀況,咸豐帝不得不作出調整,號召地方舉辦團練,助官兵防剿。內亂初起,咸豐帝對舉辦團練非常慎重,僅允許在廣西、湖南、江西等所謂「賊氛逼近」之處推行。陝西巡撫張祥河曾建議該地「擇要舉行團練」,卻遭咸豐帝質疑。
  相對來說,咸豐帝更看重保甲和堅壁清野之法。據《清實錄》載,咸豐元年、二年間,咸豐帝與各地督撫廷議保甲和堅壁清野之法,計有十八次之多。「堅壁清野」一時被內外朝臣視作「平亂良方」,屢次上陳。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國難當頭之際,曾國藩家中又遭變故。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母親江夫人辭世。事發當天,曾國藩接到諭旨,充任江西鄉試主考。曾國藩已十餘年未曾回鄉,此次赴任離家不遠的南昌,決定考試結束後請假兩月,回籍省親。行至安徽,曾國藩聞母親病歿,遂改道湘鄉回家奔喪。曾國藩抵湘後切膚感受到太平天國革命狂飆之猛烈。鄉居期間,他寫下《保守太平歌》,號召地方士紳振作人心,保家衛國。咸豐二年十一月,曾國藩接到聖旨,令其在鄉舉辦團練。這份諭旨改變了曾國藩一生的命運。
  內容如下:
  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現聞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諭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稽查土匪諸事,務必盡力不負委任。
  當時曾國藩母親還未發喪,靈柩停放在家,屍骨未寒。按照清制,官員服喪期間仍須辦公者稱為「奪情」。曾國藩是著名的孝子,當然不肯因「奪情」而遭人恥笑,乃向湖南巡撫張亮基懇請「終制」。書信尚未發出,張亮基的信件卻先到一步,告知湖北省會武昌已為太平軍所佔。恰在這一天,曾的好友郭嵩燾也以奔喪弔唁為名,充當張亮基的說客,規勸曾國藩出山。郭嵩燾對曾國藩說:「公素具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時而出,拘於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制也。」曾父亦支持曾國藩出山。曾國藩遂決意於湘鄉創辦團練,「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分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
  曾國藩之辦理團練,改變了有清一代二百餘年的統治格局,有歷史學家評價其為「傳統國家的崩潰」與「中國近代史的開始」。此舉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曾國藩舉辦團練的名言是:「重在團,不重在練。」他認為團練的「團」,實際就是保甲之法:「團練與保甲名雖不同,實則一事」。「團則齊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辦一方之匪徒」。「練」則是保甲軍事功能的進一步發揮:「製器械,造旗幟,請教師,揀丁壯……又或厚築碉堡,聚立山寨」。但如此「非多斂錢文不可」,「方今百姓窮困,無生可謀」,所以,各鄉只宜行保甲之法,團而不練。至多於城鄉「操練一二百人,以資剿辦土匪之用」。在現有團練基礎上,曾國藩提出其辦團的重要思想——「赤地立軍,別開生面」,即抽練一支不同於綠營軍的新軍——勇營。
  曾國藩受命幫辦團練之前,湘鄉生員羅澤南、王鑫等人即已倡辦團練。羅澤南等並不像曾國藩般將「操練技藝、出隊防剿者」視為團練;將「不操技藝,專清內奸者」視為保甲。他們甚至不提保甲,只提團練。王鑫說:「團練之法,是團練二字本不容分。今欲其名色不混,始拆為二。其有招募四方精銳日事訓練,有警調發守卡打仗者,名為練勇。其各鄉團家出壯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陣者,名為團勇。練勇視其地為多寡,或二百,或三四百,於城內設一總局,公擇紳士主其訓練之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團練」可分為「團勇」與「練勇」。團勇是各鄉團家出壯丁組成,守望相助、有警則守卡打仗助陣的非常設民眾武裝;練勇,是招募四方精銳而成,日事訓練、有警則調發守卡打仗的常設專業武裝。前者類似保甲,但怎樣看,也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低度軍事化」的保甲,而是保甲軍事功能擴大化、基層社會「高度軍事化」的反映。
  曾國藩則以欽差幫辦湖南團練的朝廷大員及本籍基層社會組織代表縉紳的雙重身份,調集家鄉練勇參與咸豐三年初剿平「桂東土匪」、馳援江西南昌等戰事,同部分綠營軍和新募之勇共同組合成一支新式武裝——即作為湘軍前身的湘勇。曾國藩本人否認這支新武裝是團練。他十分清醒、準確地界定自己所辦的是「官勇」:「臣自咸豐二年奉旨辦團,初次折內,即奏明自行練勇一千,是臣所辦者乃官勇非團丁也。」他的幕僚薛福成後亦評價:「曾文正公始不過奉命幫辦團防,後乃改為就地捐餉募勇自練。數戰之後,聲威既著,於是有本省之捐餉,有鄰省之協餉,餉源廣而募勇漸少。是文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但他沒有看到,曾國藩的新式武裝——湘軍,正是其以本籍大員受命「幫辦團練防剿」,在維護和堅持傳統以上層政權統治為主導的統治格局基礎上,將家鄉既有團練納入到調整之後的統治格局過程中創立的。因此,站在調整政權結構、重建統治秩序的立場,曾國藩的做法,對後來奉旨辦團的人員來說,卻成為理想化的樣板。
  清廷對新崛起的湘軍勢力及其領袖曾國藩的態度和做法同樣耐人尋味。丁母憂在籍的曾國藩於咸豐二年奉旨辦理團練,所練湘軍轉戰江南、苦鬥硬撐,成為清廷唯一可依靠的軍事力量。而整整八年,清廷沒有授曾軍政實職。其間,咸豐四年湘軍攻破太平軍重鎮武昌,咸豐帝「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大喜過望,下令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然首席軍機大臣祁雋藻進言:「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裡,一呼崛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曾國藩一方面曾高居二品侍郎之位,另一方面又是統帶私軍的地方精英。曾國藩謙辭奏疏還未到京,咸豐帝已改變主意,降旨其毋庸署理湖北巡撫,僅賞給一個兵部侍郎的虛銜。
  曾國藩「素位而行」,「武不能補千把外委之實,文不能轄府廳州縣之官」,「無土無財,無位無民,凡有籌餉之方,動多掣肘之慮」,身份地位十分尷尬。他致信諸弟,大吐苦水:「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吃醋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
  咸豐六年二月,曾國藩因丁父憂再次回籍,三個月假滿時,他以請求不返大營、在籍終制相要挾,公然要官,稱:「非位任巡撫、有察吏治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疑忌已深的咸豐帝卻順水推舟,詔准守制,將其晾了一年有餘。咸豐九年,曾國藩之弟曾國華命喪三河之役。翌年,清廷以道員例優恤。因曾國華過繼其叔父,賞其叔父從二品封典。對此,曾國藩不無失落——他過去為二品京官時,其叔父已受兩次一品封典。曾國藩只能自我解嘲道:「受侄之封與受子之封,覃恩普遍之封與逾旨特頒之封,究有不同,即日當具折謝恩,並聲明『誥軸則拜此次之新綸,以彰君恩之稠迭;頂戴則仍二年之舊典,以明寵貺之久增』」,「庶叔父先受侄封,後受子封,二者並行不悖」。
  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再度潰敗,咸豐帝無兵無餉、無計可施之時,仍不甘心將督撫實權交與曾國藩,先命荊州將軍都興阿督辦江北軍務,廣西提督張玉良署理欽差大臣,江寧副都統魁玉署理江寧將軍;後來在萬般無奈下,方下令授予前任侍郎曾國藩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典兵之權尚且不給。直到太平軍佔領餘杭,才最終實授曾國藩兩江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對清廷而言,依靠地方精英結團自保、練勇出隊、集隊成軍,以犧牲基層社會的低度軍事化聽任其在地方精英主宰下向高度軍事化演變為代價「防剿」太平軍,無異於飲鴆止渴。這是清廷不願意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現實。
  然不管清廷願不願意,十九世紀中期地方精英終以特殊形式進入了上層政權。且正是由於地方精英的進入,國家政權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
  清朝官制,同為省級封疆大吏的總督巡撫之間沒有統屬關係,均直接向皇帝負責。一般來講,總督管軍事,節制省內綠營提督、總兵各官,且自轄「督標」三至五營;巡撫管民事,總管省內政務監察,也自轄「撫標」二營,用兵時負責糧餉。督撫以文人銓任,不用武人。蓋以武人知兵,不能輕與事權,文人不習兵事,不妨假以重任。平時以文制武,戰時由朝廷另外特簡經略大臣等專事征伐。一省政務另有主管民政財政的布政使、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及其佐貳分守道、分巡道道員分任。總督巡撫與他們之間也無統屬關係,只行督率之責。布政使、按察使有辦事衙門,向上分別聽命於戶、刑等部,且各有專折奏事之權。
  曾國藩當時卻是亦文亦武、亦官亦紳的古怪角色。他受任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具有統轄江、皖、贛、浙四省軍務之大權,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均受其節制。且前有車後有轍,不少巡撫由湘軍將領出任或兼任節制本省各鎮綠營總兵的提督銜,並加兼理糧餉銜。這樣,巡撫變成了總督的下屬。與之同時,布政使、按察使則又成為督撫的屬員。按照清制,文職道府以下、武職副將以下均由總督奏請升調免黜,這樣大批湘軍將領開始受任地方實職,相繼進入政權機構。攻陷天京後,曾國藩主動裁撤大量湘軍,湘軍遂為淮軍所取代。
  一批因湘軍崛起的湖南地方精英,紛紛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國藩模式掌握地方大權。所謂「楚省風氣,近年極旺,自曾滌生領師後,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全國總督計有八人,同治二年湘軍將領任總督者三人;全國巡撫十五缺,湘軍將領九人任七缺。「至提鎮兩司,湖南北者,更不可勝數」。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清廷不承認湘淮軍為國家經制軍隊,湘淮軍作為地方基層社會的私軍勇營,軍餉自籌。又因戰事所需,清廷被迫允許其以釐金、票鹽等形式就地籌款,自行支配。無形中,從湘淮軍領袖到督撫大員的地方精英,手中掌握了財政大權,加之所轄蘇、皖、贛三省富甲全國,軍隊乃至「七八省政權,皆在掌握」,凡設官任職國課軍需,悉聽調度,成為五臟俱全、擁有獨立軍事、財政、後勤系統,甚至學校、兵工廠的可以分權割據的力量。
  湘淮軍領袖憑實力進入中央津要,左右政局,打破了清入關以來滿清貴族忌防漢人、獨攬大權的一統天下。儘管曾國藩及其繼任者並未割據分權,但他們手中掌控的政權、軍權、財權卻逐漸形成了「重地方、輕中央」的政治格局,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歷史發展,為其後形成的軍閥割據局面埋下了種子。

  「兵為將有」之制(1)

  曾國藩成就事功之基礎在於擁有私屬武裝——湘軍。早在創辦湘軍之前,他便明確提出國家經制軍隊八旗軍、綠營軍已不可用,必須另立新軍:「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為有用,誠為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面目而滌蕩其腸胃?恐岳王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鄙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為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補額兵。」
  曾國藩的湘軍以營為單位,營下設哨。湘軍一營編制計五百人,首領為營官。
  營官親兵分為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親兵十名、伙勇二名。六隊分別是:一隊劈山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炮,四隊刀矛,五隊小槍,六隊刀矛。親兵衛隊共計七十二名。除親兵隊外,營下分立前後左右四哨。哨的首領為哨官,有護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下設八隊,每隊設什長一名、伙房一名。八隊分別是:一隊抬槍,二隊刀矛,三隊小槍,四隊刀矛,五隊抬槍,六隊刀矛,七隊小槍,八隊刀矛。其中,抬槍隊設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共計十四名。刀矛隊、小槍隊設正勇十名,合什長、伙房共計十二名。這樣,每哨計一百零八人。一營含四哨,計有兵丁四百三十二人。
  除兵士外,湘軍還設有長夫之制。規定:營官及幫辦人等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親兵衛隊中每劈山炮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槍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共長夫十四名。拔營遠行時,營官另撥長夫,幫抬劈山炮。哨官擁有長夫四名,四哨共計十六名。每抬槍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槍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抬槍八隊,共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槍二十四隊,共長夫四十八名。這樣,一營中設有長夫一百八十名,計每百人用長夫三十六名。隨著湘軍日益壯大,許多貧苦農民見參軍有利可圖,紛紛願意加入。曾國藩惟恐長夫數量過於膨脹,而生腐敗弊端,又規定其人數只許減少,不許增多。凡帶百人者,用長夫不得超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得超過三百六十名。
  軍用物資方面,曾國藩親定「帳棚之制」。規定: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架,單帳棚二架。哨官、哨長、護勇,共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二架,前後左右四哨相同。親兵每隊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相同。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相同。每營合計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餉金軍費開支是八旗、綠營腐敗的主要來源。曾國藩規範了湘軍將士的薪金,具體如下:營官每月薪水銀五十兩;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親兵、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營官每月辦公經費銀一百五十兩,凡幫辦及管賬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補等費均包括在內,聽營官酌用。這樣,湘軍每營大月支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二錢;小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對於新募勇、夫,曾國藩區別對待,實行「小口糧制度」。規定:每名每日給小口糧錢一百文。練習成軍後帶至大營,上憲派員點名後再行起支大口糧。為保障湘軍將士戰鬥的積極性,曾國藩亦制定恤賞制度:凡陣亡者恤銀三十兩;受傷頭等者賞銀十五兩,二等賞銀十兩,三等賞銀五兩,致殘者另加。曾國藩深知軍餉開支於軍隊建設之重要意義,反覆強調「軍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太多」。自湘軍創立之初,曾國藩便「立定限制」,規定:嗣後「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千八百兩;凡統萬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萬八千兩」。
  曾國藩隨後又制定頒行《馬隊營制》,規定:
  一營十哨,每哨官給馬一匹。一哨馬勇二十四名,每名給馬一匹。營官親兵八名,每名給馬一匹;
  營官月給薪水銀四十兩,公費銀四十兩,馬四匹,馬伕二名,火夫一名,長夫八名;
  幫辦一員,月給銀十六兩,馬一匹,長夫一名;字識一名,月給銀五兩;哨官十員,每員月給銀九兩陸錢,雜費銀一兩二錢,馬伕一名,棚夫一名;先鋒官五員,每員給馬一匹,月給口糧銀五兩四錢、雜費銀六錢。五人共為一棚,馬伕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親兵八名,每名給馬一匹,日給銀一錢四分,雜費銀月給六錢。以四名為一棚,每棚馬伕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步隊親兵什長一名,日給銀一錢六分。步隊親兵十名,日給銀一錢五分。共為一棚,火夫一名。此專備營官差遣及出隊時留守營盤之用。毋許再向各哨派人當差;馬勇日給銀一錢四分,雜費銀月給六錢。每四名為一棚,馬伕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搬運軍械、草料,公長夫四十名。凡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火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營官領藍夾棚二架、白單棚一架,幫辦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一架。馬隊親兵領白單棚二架、馬圈棚子二個。步隊親兵領白單棚二架。每哨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六架、馬圈棚子七個;每營月給燭一百五十斤、油二百斤;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另於哨弁兵勇雜費銀內,每月扣出三錢,作為添補馬匹公項,名曰朋馬銀。營官總理其事,月派哨官一員,輪流經管。遇有馬匹額外倒斃,及病瘦不堪馳使者,即行抽撥此項,隨時採買添補;每馬月給麩料草豆銀二兩。每年三、四、五等月,青草正茂,可以放食,每馬減銀五錢,只給一兩五錢;馬醫、鐵匠、號褂、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項;修補鞍上坐褥、布屜、後、轡頭,哨官、兵勇自辦;籠頭、偏,哨官、兵勇自辦;馬藥錢,營官出自公費,哨弁、兵勇出自雜費;更換鞍橋、油皮韉、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蹬窄皮條、皮扎、鐵嚼全副、馬槍、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由軍械所辦給;凡紮營之處,先擇斜坡掘地二弓,以為馬圈,可拴四馬兵勇之棚,即與馬圈棚子相對。哨官之棚,亦與哨官馬圈相對。凡支馬圈之時,兵勇四名,與馬伕二名,親自鋤挖。如馬圈辦理不妥,將該哨官分別嚴懲。
  最令曾國藩擔心的,便是綠營兵將的遊惰積習。「國藩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故決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在挑選湘軍官兵時格外嚴格苛刻。他指出,湘軍士兵與國家軍隊不同,當兵並不是吃飯謀生的手段,而是為了保家衛國。湘軍士兵的理想條件是那些「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的農民,而對於「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則概不錄用。士兵應召入伍後,為防止士兵違紀逃亡,曾國藩將其一一登錄在案,造具府縣、裡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等項清冊。
  曾國藩吸取綠營軍「將不知兵、兵不聽命」的經驗教訓,把湘軍打造成一支「兵為將有」的私屬性軍隊。具體言之,曾國藩身為湘軍統帥,所有營官由其直接任命與撤換,營官只對他個人負責。營官自行委派指定哨官,後者僅對前者負責。哨官則自主招募兵勇。營、哨各級軍官可謂湘軍之靈魂。曾國藩深知湘軍成敗繫於軍官之手,因此對其選拔分外留意。他認為帶勇之人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要才勘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頒布的《勸誡營官四條》,可謂其創辦湘軍經驗的總結。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為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煙賭以儆惰。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敗。洋煙、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惰則皆暮氣也。洋煙癮發之人,涕淚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則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煙賭始。
  三曰勤訓練以禦寇。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遊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為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槍炮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儉以服眾。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即營官好多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銀,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伏矣。
  湘軍士兵均為樸實農民,從未經歷戰陣。曾國藩不得不白手起家,效仿前朝名將戚繼光,訂立日常軍事功課。這些職業軍人習以為常的訓練,對湘軍士兵來講卻極為艱難。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湘軍的日常訓練時間表。
  每日五更三點皆起,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醒炮,聞鑼聲則散。
  黎明演早操一次。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午刻點名一次。親兵由營官點,或幫辦代點,各哨由哨長點。
  日斜時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
  燈時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定更炮,聞鑼聲則散。
  二更前點名一次,與午刻點名同。
  計每日夜共站牆子二次,點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營官點全營之名,看全營之操無定期,約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隊站牆子、唱更。每更一人,輪流替換。如離賊甚近,則派二成隊。每更二人,輪流替換。若但傳令箭而不唱者,謂之暗令。仍派哨長、親兵等常常稽查。
  這些招募來的湘軍士兵大多數平生從未碰過武器軍械,這也是曾國藩必須捱過的一道難關,他在這方面的考慮可謂費盡苦心:
  一、槍炮要試過三十次方免炸裂。群子要包緊合膛;
  二、矛桿為木質而非竹質,要整樹直紋,不要橫紋;
  三、鋤要八寸長、三寸寬,鍬要八寸長、六寸寬,挑土用四方布袋,盛子藥用生漆皮桶;
  四、旗幟要一色,不宜混雜;
  五、刀矛要常磨,火藥要常曬,火球要親手自制。
  曾國藩亦對湘軍的開仗、守夜、紮營、行進等諸種軍事功課,無一不作出系統周密的訓練安排。
  《開仗條規》規定:
  一、出隊要分三大支,臨時再多分幾小支。凡有房屋之處,須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後,須分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
  二、隊伍要佔住山坡,排立不動。營官要四處往來,登高瞭望。
  三、打仗要打個「穩」字。賊吶喊我不吶喊,賊開槍我不開槍。賊來衝撲時,撲一次,我也站立不動;撲兩次,我也站立不動;穩到兩個時辰,自然是大勝仗。
  四、前隊用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用好手五百以備救敗,中間大隊略弱些也不妨。前隊若小挫,後隊好手出去救敗;前隊若得勝,後隊好手不動,專等收隊時在梢尾行走。
  五、刀矛對殺之時,要讓賊先動手,我後動手。頭一下已過,第二下未來之時,我撥他頭一下,正好殺他。
  《守夜條規》規定:
  一、紮營之處,凡有來路,派人於五里之外守卡。四五更時,另派親信人查卡。
  二、每棚派兩人守上半夜,派兩人守下半夜。不許打更,傳令者大聲,接令者低聲。每夜派哨官四人巡更。從二更起,每哨官巡一更。周圍巡查,查本哨兼查別哨之勇。
  三、起更即關營門。無論客來、文書來,均不許開營門。賊來不許出隊,不許點燈,不許吶喊,說話悄悄靜靜。預備槍炮、火毽,看準再打。
  《紮營條規》規定:
  一、紮營之地,忌低窪潮濕,水難洩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敵;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炮子易入。
  二、紮營之地,須擇頂上寬平,旁面陡峻者、四面陡峻者難得,或一面、二面陡峻亦好。
  三、擇背山面水者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難擇此好地。但或前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即易禦敵。擇砍柴挑水便利者,汲道最關緊要,如為賊所斷,則不可守。
  四、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牆壕,一時成功。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
  五、牆子須八尺高,一丈厚。築牆子不用門板、竹木。裡外皆用草坯、土塊砌成,中間用土築緊。每築尺餘,橫鋪長條小樹,庶免雨後崩裂之患。上有槍炮眼,內有子牆,為人站立之地。
  六、壕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須覆於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時土仍流入壕中也。花籬用木須粗大,約長五尺餘,埋土中約深二尺。堅築旁土,以攀搖不動為主。或用二三層,或用五六層。
  七、凡牆子、壕溝、花籬,三者缺一不可。牆子取其高而難登也;壕溝取其深而難越也;花籬取其難遽近前也。曰壘、曰壁、曰土城,名雖不同,皆牆子之類也。曰池、曰塹、曰陷馬坑,不甚寬長,其上虛鋪以土;曰梅花坑,亂挖深坑,約四五尺,大小無定,名雖不同,皆壕溝之類也。曰木城,立木圓排,周圍如城;曰柵,亦系立木,不必周圍皆有;亂釘者曰梅花樁,分層次者曰花籬笆;鹿角樹之有權丫者曰拗馬樁;曰檔木,中有橫木,用小木斜穿,以架於地;曰地刺,用竹削尖,釘於地,曰鐵蒺藜、曰鐵菱角,名雖不同,皆花籬之類也。牆子只可修築一道,壕溝則兩道、三道更好。花籬等,則五層、六層更好。
  八、一營開兩門,前門宜正大,後門宜隱僻。營宮中軍帳對前門,中留甬道,宜闊。親兵各棚扎甬道兩旁,前哨扎前門,後哨扎後門,左哨扎左,右哨扎右。兩帳相距略寬,以留水火之路。營外開廁數處,宜遠,營內開廁兩處,專備夜間之用。火藥,挖一地窖,上覆草棚,用泥塗之,仍安氣眼,免其潮濕。
  《行路條規》規定:
  一、凡拔營時,以七成隊預備打仗,以三成隊押夫。若賊在前,則七成隊走前,鍋帳擔子走中間,以三成隊在後押之。若賊在後,則以三成隊走前,押鍋帳擔子同行,留七成隊在後防賊。如有十營、八營同日拔行,則各營七成隊伍分班行走,不許此營之隊參入彼營隊中,尤不許鍋帳擔子參入七成隊中。至押夫之三成隊,專押本營之鍋帳擔子,不許此營與彼營混亂。
  二、凡拔營,須派好手先走。或營官,或統領,或哨官、哨長,皆可擇其善看地勢、善看賊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隊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細看明。一探樹林,二探村莊,恐有賊匪埋伏在內。身邊帶七、八個人,每遇一條岔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過橋過渡,尤須謹慎,恐大隊過水之後,遇賊接仗,進則容易,退則萬難。
  三、每營派一弁在後押尾,凡鍋帳擔子過完之後,查明恐有病者落後,又恐本營勇夫在後滋事,又恐游勇假名滋鬧。
  以上諸條,雖然淺顯,對於不識「幾籮筐字」的農夫士兵來說卻盡收實效,終使湘軍成為一支可戰之師。
  曾國藩以儒生為將,農夫當兵,目的在於將湘軍鍛造為「血誠之軍」,即成為一支忠於國家、愛護百姓的軍隊。鑒於此,曾國藩著有大量通俗曉暢的歌謠,從道德感化方面增強湘軍的凝聚力。
  首先,曾國藩強調將士要保衛家鄉,著有《莫逃走》:
  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
  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卻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
  只怕你們太膽小,二聞謠言便慌了。
  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難免受煎熬。
  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
  文契縱然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
  衣服縱然帶著走,豬牛難帶一根毛。
  走出門來無屋住,躲在山中北風號。
  夜無被鋪床板凳,日無鍋甑切菜刀。
  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並未來。
  只因謠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驚慌先徙走。
  其餘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
  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
  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保衛家鄉要靠訓練得法,作戰有素。曾國藩寫下了《操武藝》: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學些好武藝。
  武藝果然學得精,縱然有事不受驚。
  石頭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樣。
  木板只要五寸寬,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頭灰罐破得陣,叉鈀錨子一齊進。
  靶子也立一塊板,板上先鑿四個眼。
  眼內安個小木球,戳在錨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總安穩。
  火器雖然是個寶,鳥銃卻要鑄得好。
  火藥也要辦得真,不然炸裂反傷人。
  銃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種竹將軍,裝得火藥大半斤。
  三股麻繩緊緊纏,一炮響動半邊天。
  件件武藝皆無損,石頭錨子更要緊。
  石頭不花一文錢,錨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兩個習得久,打盡天下無敵手。
  讀書子弟莫驕奢,學習武藝也保家。
  耕田人家圖安靜,學習武藝也不差。
  匠人若能學武藝,出門也有防身計。
  商賈若能學武藝,店中大膽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藝全,又有聲名又賺錢。
  白日無閒不能學,夜裡學習也快樂。
  臨到場上看大操,個個顯出手段高。
  各有義膽與忠肝,家家戶戶保平安。
  曾國藩認為,道德層面的凝聚力對湘軍建設無疑更為關鍵。他著力推廣《要齊心》歌謠:
  我境本是安樂鄉,只要齊心不可當。
  一人不敵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強。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
  若是人人來幫助,扶起籬笆便是牆。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來我向東。
  富者但願自己好,貧者卻願大家窮。
  富者狠心不憐貧,不肯周濟半毫分。
  貧者居心更難說,但願世界遭搶劫。
  各懷私心說長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縱然親戚與本家,也是丟開不管他。
  這等風俗實不好,城隍土地都煩惱。
  萬一鄰境土匪來,不分好歹一筆掃。
  富者錢米被人搶,貧者飯碗也難保。
  我們如今定主意,大家齊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聞鑼聲,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來我救你,各種人情各還禮。
  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
  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
  大家吃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
  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一雙手。
  貧家饑寒實可憐,富家量力略周旋。
  鄰境土匪不怕他,惡龍難斗地頭蛇。
  個個齊心約夥伴,關帝廟前立誓願。
  若有一人心不誠,舉頭三尺有神明。
  軍紀嚴明對任何一支軍隊來說都極為關鍵,曾國藩何嘗不知。他始終把嚴明紀律作為建設湘軍的頭等大事,大力宣講: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
  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
  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
  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
  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
  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
  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躲路莫擠他。
  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
  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
  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
  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並各都。
  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
  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裡嚇死幾條魚。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
  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
  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
  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
  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
  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陪罪。
  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
  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
  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
  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
  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
  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
  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
  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
  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湘軍成軍後,在同太平天國作戰的過程中,曾國藩仍反覆告誡屬下切勿擾民: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解散歌。
  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都是擄進去。
  擄了良民當長毛,個個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殺脅從人,可憐冤枉無處伸。
  良民一朝被賊擄,吃盡千辛並萬苦。
  初擄進去就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
  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無鞋。
  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
  初上戰場眼哭腫,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後又怕長毛斬。
  一年兩載發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
  一封家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娘。
  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層層賊卡有盤查。
  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
  又怕團勇來訛錢,搶去衣服並盤纏。
  種種苦情說不完,說起閻王也心酸。
  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皆免死。
  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
  第二不殺老長髮,一尺二尺皆遣發。
  第三不殺面刺字,勸他用藥洗幾次。
  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
  第五不殺做偽官,被脅受職也可寬。
  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
  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
  第八不殺捆送人,也防鄉團捆難民。
  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
  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
  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
  往年在家犯過罪,從今再不算前帳。
  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
  一家骨肉再團圓,九重皇恩真浩蕩。
  一言普告州和縣,再告兵勇與團練。
  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

  「儒生治軍」之法(1)

  同李鴻章統率的淮軍相比,曾國藩創辦的湘軍可謂在更大程度上吸收借鑒了中國傳統軍事思想的豐富資源。從這一層面上,後人對曾氏軍事思想亦發生極大的興趣。民國時期雲南督軍蔡鍔首倡反對袁世凱之護國運動,便以曾國藩為師資,自謂取法曾國藩、胡林翼之事功,乃發揚曾氏軍事思想遺產的具體表現。蔡鍔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可謂曾氏軍事思想之集大成。
  曾國藩首先提出何謂「將材」。將材應是忠義血性之人,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他認為將材應具備四項基本條件。第一要「才堪治民」。此一要求不外乎「公」、「明」、「勤」三字。將領只有公正、嚴明,士兵才會心悅誠服,為其所用。勤,則指的是對營務鉅細都要親自過問,心中有數。第二要「不怕死」。將領不怕死,臨陣當先,士兵才能上行下效,死力效命。第三要「不急名利」。將領好大喜功,追名逐利,其表現為「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以致兵怨沸騰,無法治軍。第四要「能耐受辛苦」。身體羸弱,過勞則病;精神短乏,久用則散,這樣的人不宜為將。曾國藩認為,為將者此四項缺一不可。「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
  將材有所謂「體」、「用」之分。將材之體在於「得士卒之心」。曾國藩指出,古代名將得軍心之手段,往往靠錢財之外的精神魅力。近代則不然:「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為牢籠兵心之具」,「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好的統領營官應備兩端:一為真心實腸,服從上司;二為精打細算: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強弱。湘軍初期名將王鑫雖精明能幹,然始終不依從主帥曾國藩,過於自負,曾氏謂之「宜於剿土匪而不宜於當大敵」。古人稱將材之用有「五德」,即「智、信、仁、勇、嚴」;西方人論將則曰「天才」,強調「天所特賦之智與勇」。曾氏則從個人經歷出發,認為「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曾國藩本一介書生,於帶兵統將之事毫不相干;最終能夠削平大難、建立事功,靠的便是「良心血性」。
  其次,曾國藩提出識人用才之道。曾氏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培養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別。人才並非天生得來,而「以陶冶而成」,且隨時有轉移可能,故識人不可眼光太高,動輒謂無人可用。訪求人才之道,乃「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以曾氏用人經驗,人才大致可分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重的人才,「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之弊」。其不足在於缺乏生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不足在於「一事未成,物議先騰」。曾氏培養人才,在「勞苦忍辱」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氣而用鄉氣之人。用才之道在於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顯其所長。
  第三,曾國藩以儒生治軍,終成大業,靠的便是「尚志」、「誠實」和「勇毅」。曾氏認為,辨別人才之高下,首先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他認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舉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之人。這樣的人卻最易埋沒,「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貪婪退縮的庸俗之輩,卻往往「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那麼如何培養高尚獨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國藩講,「胸懷廣大,須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志」切忌「喜譽惡毀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總之,「尚志」之目的在於「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亦為「好師好友好榜樣」。
  曾國藩治軍亦推重「誠實」。他強調做人要光明磊落。「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誠實」於治軍頗為關鍵。「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以誠為之本,以勤字慎字為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湘軍中盡用儒生,亦不乏武將,曾國藩對二者的團結尤其注意,教之以一個「誠」字:「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曾國藩專用誠實質樸之人,認為「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因此,「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應切戒之」。「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質,有其質而輔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他主張任用誠實之人,「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認為治軍尤要做到「勇毅」,不可輕易奪其志。「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閒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毅之氣」。選拔人才亦如此,「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國藩回顧當年艱難困頓於湖南江西之際,「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在此期間,曾國藩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堅定意志,「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為喜懼耳」。治軍尤其如此。「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騷擾;二曰稟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曾國藩將治軍比作行船,云:「如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致站腳不牢。」
  第四,曾國藩強調治軍須張弛有道,既做到嚴明、公明,又要仁愛、勤勞。「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治軍必須嚴明。曾國藩認為近世以來,治軍者往往「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為將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嫗也」。立法不難,貴在執行。曾國藩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的道理,「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將相距遙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做事威克厥愛,雖少必濟;反是,乃敗道耳」。
  公明,指的是公正光明。曾國藩認為歷史上舉凡大亂之世,往往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最後災害來臨。他把將帥比作店舖夥計,「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帥,猶東家之銀錢貨物,授之店中眾伙。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曾說:「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下功以為己功乎?」曾氏將其改為:「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乎?」他指出「明」有兩層含義,一是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二是精明,「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理想境界乃是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然要真正做到頗為艱難。「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苟,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曾國藩提倡治軍要有「公心」。他闡述道:「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用之。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君子亦謬,鄉願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他進而認為,「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營哨官之權過輕,則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者則無其事也。此中消息應默察之,而默挽之。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
  曾國藩乃理學名臣,自然提出以「仁」治軍思想,但「仁」要以「禮」為約束。「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漫,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
  曾國藩一生勤奮,治軍亦然。早在其做京官時便養成「多勤少食」的習慣,「每日應辦之事,積擱過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幾積壓較少」。他強調,「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弛則百處懶矣」。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者」;「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爐煉丹,未可須臾稍離」。
  第五,曾國藩指出軍隊要內部團結,具有凝聚力。他總結道:「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內訌分裂,危害尤甚。「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敗國、亡家、喪身,皆猜忌之所致。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齷齪,則營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同打仗,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唇舌自省矣。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鉅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
  第六,曾國藩的「兵機」、「戰守」思想。曾氏「兵機」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練兵須「簡練慎出」,軍隊「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有一次,曾國藩因戰事吃緊,需從湖北招兵東下,他便提出:「必須選百煉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為百戰艱難之行」。然湖北新募之軍倉促起行,「人盡烏何,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這樣的軍隊縱能速達,又何堪一戰,無異於送死。因此曾國藩令其繼續編練,直至打造成「戰艦二百號,又補以民船載七八百,大小炮千餘位,水軍四千,陸軍六千」的可戰之師,次年再行前來,否則「名為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哂」。其次是哀兵必勝,「兵事宜慘戚,不宜歡欣」。「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素敬之心,如承大祭,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第三是要保全士氣。曾國藩認為,戰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勇氣的較量,「大約用兵無他妙巧,長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歷史上不乏氣盈則勝,氣虛則敗的戰例。「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陽,氣竭而復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下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斃,此善於用氣者也」。曾國藩的自身體驗亦證明如此:「余治兵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悚懼者,其後常得大勝;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弱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大計,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繼否言之。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敗」。總之,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全士氣為主。諸如「孤單無助,糧餉不繼,奔走疲憊」等,都是瓦解士氣的因素,也是用兵大忌。
  曾國藩的「戰守」之法則是其軍事經驗的總結。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杜。故善用兵者,每喜為主,不喜做客。休祁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實,地勢不審,敵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應研究此兩層,或我尋敵,先發制人;或敵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動,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出隊」。
  「師行所至之處,必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跡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敵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敵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合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日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敵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兵,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
  「用兵以渡水為最難。不特渡長江大河為難,即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渡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隘路打勝仗,全在頭敵。若頭敵占腳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擠退」。


  第四章為官

  「清正廉潔」為律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清季官場的真實寫照。曾國藩身逢殘敗末世,位居一品,卻能在腐敗醜惡的官場中始終保持清正廉潔,殊為不易,可謂實現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志。
  曾國藩的起居生活非常儉樸。穿衣方面,曾國藩平素穿著家人為其織的土布衣服,不著綢帛。一件天青緞馬褂是曾國藩最好的衣服。這件衣服只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裡,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國藩道:「古語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升任總督後,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每晚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長幼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這在當時的督撫大員中可說是絕無僅有。吃飯上,曾國藩亦不講究,簡單至極。通常他每頓飯只有一個菜,「決不多設,雖身為將相,而自奉之嗇,無殊寒素」。時人以曾國藩吃飯簡單,每食僅菜一品,諧稱之為「一品宰相」。為提倡節儉,教育家人,曾國藩於大堂上親書一聯:「惜食惜衣,不惟惜時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從居住方面看,曾國藩反對大興土木,在家鄉修建巨宅。曾氏湘鄉舊宅已有百餘年歷史,曾門兄弟發達後人丁日漸興旺,亦經常有客人登門拜訪,舊屋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1865年,曾國荃出資七千串銅錢將舊宅改造一新。曾國藩得知後非常生氣,認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則易,搬出卻難,此種作法沒有為子孫後代做出好的表率,貽害無窮。「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又不可以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一怒之下,他發誓絕不踏進新宅半步。曾國藩每次回鄉都住舊宅,平生從未進過新屋。曾國藩還反對家中購置私田。他在日記中寫道:「餘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官惡習,誓不為之。」咸豐五年,歐陽夫人在衡陽娘家私自買田置地,曾國藩知曉後立即將土地轉讓出去,並在家信中表達了反對置田的態度。
  曾國藩生活簡樸,源於他出自亦耕亦讀的農民家庭,深受良好家風的熏陶。曾國藩父親曾麟書有意傚法林則徐之父,將林父家訓中「粗衣淡飯好些茶,這個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等事由兒任之」的名聯略作改動,變為曾氏家訓:「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耕半讀,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曾國藩成名後,繼承父親的治家經驗,亦將林則徐作為榜樣。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個兒子,分家時各人僅得錢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撫要職二十餘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風勁節,實不可及。我輩兄弟實在應向林公學習。」
  曾國藩為官的過人之處一方面來自個人品高清廉,另一方面來自勤於任事。曾國藩中進士後任職京官七年,從未回過家鄉。他在「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於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可見,曾國藩不回鄉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國藩歸結不能歸省有「三難」:「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扯,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尚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閒住一年,三難也。」
  從中不難看出,曾國藩所謂「三難」,均與其經濟拮据有關。前兩難犯愁的是盤纏無從籌措,後者則是若賦閒京師則失去經濟來源。當時曾國藩已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個月後又升授禮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連回家省親的盤纏都難以籌措,清廉程度可見一斑。清代官員俸祿非常微薄,品級最高的正一品大學士年薪不過銀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如此低廉的俸祿顯然不能維持官員的基本開銷,貪污之風自然蔓延。雍正、乾隆兩帝致力懲貪,推出地方官「養廉銀」和京官「恩俸」、「雙俸」制度。「養廉銀」制即「耗羨歸公」,此項數目巨大,可謂開高薪養廉之濫觴,一般來講,督撫一級的地方最高長官養廉銀超出正俸近一百倍,最低一級的知縣亦超出正俸幾十倍。相比之下,京官則要低許多。「恩俸」只發給「六部堂官」,即各部尚書和侍郎。「雙俸」發給大學士、「六部堂官」雙俸雙米,其餘京官雙俸單米。「正俸」、「雙俸」之外,京官的合法收入還有差事和科考、捐納的「印結費」。然京官若想過富足生活,便得索收地方官的禮物銀錢,如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等。可見,清代官員想要保持清廉的操守著實不易。曾國藩為扭轉官場積重難返的貪污納賄之風,曾在三十歲時立誓,終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曾國藩臨終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遺囑:「余若長逝,靈樞自以由運河搬運回江南歸湘為便。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勤政自律」為法(1)

  曾國藩為官要訣,在乎一「勤」字。曾國藩早年戎馬,書生治軍,全靠一「勤」字訣。「公之在營也,未明即起,出巡營壘,閱操練,日中清理文卷,接見賓僚,以其餘時披覽書史,不使身心有頃刻之暇。嘗稱時局艱難,惟勞動心力者可以補救。前後數十年,治軍治官,雖當困苦危險之際,以至功成名遂之時,不改其度焉」。曾國藩認為,為官者應有五勤,「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矣」。
  「一曰身勤: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曰手勤:易棄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僚,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跡通。」
  縱觀曾氏一生,「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是對其最好的評價。曾國藩辦事認真,心思縝密,後期更是位高權重,日理萬機。他僅活了六十一歲,這與其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有很大關係。曾國藩晚年右目失明,仍不願假手他人,堅持親手批閱公文,遞折奏事。他還有寫日記的習慣,一直記到臨死前一天才罷筆,而此前的一周他已深受病痛折磨,舌頭僵硬,口不能語。
  曾國藩以「勤」為生命之快樂體驗,指出「習勞則神欽」。「古之聖君賢相,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幹;為天下計,則必己饑己溺,一夫不獲,引為餘辜。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勞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為把「勤」字訣傳之後人,曾國藩將居住之所命名為「八本堂」,教育後人要戒驕戒惰。這八句話是:
  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曾國藩教導子弟「總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他多次提到:「吾家子侄輩,總以謙勤二字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可忘竹山凹施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什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
  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後,聲譽鵲起,成為其時第一名臣,連同治帝都不得不承認:「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此種形勢下,曾國藩益求自律,遵從一「謹」字。平定金陵後,湘軍軍紀大壞。加之曾國藩功高震主,遭清廷猜忌。咸豐曾下旨,取金陵者封王位,但等曾氏兄弟攻取金陵後,只得到侯爵封賞。曾國藩審時度勢,果斷下令裁撤湘軍。湘軍裁撤後,許多士兵加入秘密會社哥老會。湘鄉乃湘軍首倡之處,哥老會成員也眾多。曾國藩兄弟發達後,他十分憂慮家人驕橫,屢次寫信回家,告誡族人萬不可依仗權勢,橫行鄉里。但他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當時在家中主事的是他的四弟曾國潢。曾國潢藉大哥、九弟威望,對鎮壓哥老會「會匪」一事頗為熱心。保護地方本無可厚非,然曾國潢往往借剿匪之名打擊異己,將平素「憎惡」之人以「匪徒」名義交官治罪。湘鄉縣令熊某哪敢得罪,曾國潢交代的事他一一照辦。有一次曾國潢送來五十餘人,要求全部殺頭,熊某只好依從。熊某篤信佛學,不忍心殺人,故每次見到曾國潢時都垂淚不已。有人問他何故,他答曰:「曾四爺又要藉我的手殺人了!」有一次,湘鄉縣城新建碼頭竣工,按慣例須以「三牲」祭祀,但這次祭祀卻未殺豬宰羊,而是在曾國潢的主持下斬殺十六人祭之。此事傳出,鄉人皆以曾氏族人為恨。咸豐七年,曾國藩因父親亡故回到湘鄉。回家後他很快得知曾國潢殺人逞兇、遭民怨恨之事。曾國藩怒不可遏,本想狠狠教訓四弟一番。然而他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諸事均由四弟照料,且父親屍骨未寒,甫一回家便責罵四弟,未免不妥。這天中午,他向夫人要了一錐子,等曾國潢睡午覺時,曾國藩用錐猛刺四弟大腿,頓時鮮血直流,染紅被褥。曾國潢從睡夢中驚醒,痛呼:「殘暴!殘暴!」曾國藩厲聲說:「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國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國藩道:「我只用錐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殺的那些哥老會眾,他們就不痛嗎?」曾國潢這才明白哥哥此舉原來是在教訓他。經歷此事,曾國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驕橫暴虐的毛病,在當地做了大量的義舉善行。至今湘鄉的老年人提起曾國潢,仍對其做的善事津津樂道。
  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時,表弟江慶從家鄉趕來,希望能在城裡謀份差事,以免鄉間勞作之苦。江慶是曾國藩五舅獨子,五舅對他可說是恩重如山。當年曾國藩進京趕考缺少路費,五舅將自家耕牛變賣,為其湊足盤纏,才有了他後來的飛黃騰達。況且曾國藩乃愛才之人,於情於理都應留下江慶。曾國藩將表弟安排在身邊,交辦一些上傳下達的閒散事務。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曾國藩發現表弟儘管能力平庸,但辦事認真,尚屬可造之材。但不久曾國藩改變了主意,他發覺江慶在熟悉情況後開始飄飄然,其偏狹怠懶的弱點漸漸開始暴露。江慶經常打著總督表弟的旗號,在其他幕僚面前指手畫腳,搬弄是非,造成很壞的影響。曾國藩與江慶同桌吃飯時,總是咬去米飯中未脫盡的穀殼,將裡面的米嚼碎嚥下,江慶則不然,直接挑出谷粒扔掉。曾國藩覺得表弟本為農家子弟,卻盡沾染些遊惰之氣,不宜繼續留在幕府。曾國藩親自手書一聯,告誡表弟「世事多因忙裡錯,好人半從苦中來」,又拿出一百兩銀子送他作為置業本錢,將他打發回家了。

  「整頓吏治」為方(1)

  曾國藩身逢亂世,對當時吏治腐敗有著深刻感受。他雖以平定內亂起家,卻始終認為太平天國起因很大程度上源於吏治不清。「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洩洩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內亂結束後,兩江總督曾國藩明確提出,要「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蘇」,「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內亂遲早會再次發生。曾國藩的吏治思想,主要體現為他在兩江總督任上制定的《勸誡淺語》。這成為後世為政者取法借鑒曾國藩政治資源的經典文本。
  勸誡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為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義安。為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為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好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紆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尚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誡委員四條
  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於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忱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並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遍地餓莩,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並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征。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僨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勸誡紳士四條
  本省鄉紳,外省客遊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
  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為均勻分派,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為上等。能保愚懦,雖偽職亦尚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經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為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為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眾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己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務實。
  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與諸君子約為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袒,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上任前他便聽說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甫一上任,他就採取一系列剛猛措施,「嚴立法禁,違者重罰」,著手整頓吏治,清理訟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國藩先後參劾知府、知縣十一名,直隸政壇為之震動。五個月後,曾國藩又參革劣員八名。這些官員,皆為「性情卑鄙,操守不潔」、「貌似有才,心實貪酷」、「擅作威福,物議沸騰」、「品行卑污,工於逢迎」、「專事夤緣,貪而多詐」之輩,劣跡斑斑。裁汰劣員的同時,曾國藩極力保薦賢官廉吏十九人。不足半年,直隸吏治狀況大為改觀。
  曾國藩直督任上整頓吏治的另一件事為清理訟案。他上任十個月,直隸審結登出舊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積案基本得以澄清。曾國藩親定《直隸清訟事宜十條》,規定:
  一、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三、州縣官親自過問,「不得盡信幕友門丁」;
  四、禁止濫傳濫押;
  五、禁止書差索費;
  六、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
  七、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八、久懸未結之案「核明登出」;
  九、分別皂白,嚴辦誣告、訟棍;
  十、獎勵人才,變易風俗。

  「用人之道」為要(1)

  曾國藩的成功之道關鍵在於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鑒,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曾國藩能夠成就事功,賢才雲集是一決定性因素。他的對手石達開對此深為折服,認為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左宗棠自視甚高,以當世諸葛亮自居,自號「老亮」,尤不服氣曾國藩,然論及識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輔。」有人評價說:「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為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鮑超以『無俱』為勇,以『戒懼』為怯,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言雖詼諧,卻切中曾國藩成功之要害。
  曾國藩認為,全才應德才兼備。「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樑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若德才難以兼備,曾國藩更強調「德」,寧用有德無才,而不用有才無德之人。
  曾國藩有知人之明。平素其為人威重,目光敏銳,見客時不喜多說,善於觀察他人一言一行。客人走後,曾國藩用心記其優劣,隨時備為採選之才。他第一次見江忠源後評價道:「此人氣度不凡,忠義血性,必以節烈死。」果然,江忠源任安徽巡撫時在廬州被陳玉成的太平軍擊斃。曾國藩好友郭嵩燾云:曾氏「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高下與其人之賢否。公識量恢宏,望而知其偉人生平,取捨是非,求信諸心,一言一事研核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
  曾國藩以八字總結用人之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他新到一地,首先遍貼告示,訪求人才。如第一次出師湖南,他發佈的檄文主要涉及招攬本地英才,「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北上督師剿捻時,他又發佈「尋訪英賢」帖,寫道:「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
  曾國藩認為,得到人才首先須禮賢下士。「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湘軍名將塔齊布本為一不起眼的下級軍官,但他練兵認真,黎明即起,後得到曾氏大力提拔。其次要因材而用,不拘一格。「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在上者提倡之則有,漠視之則無」。第三是唯賢是舉。曾國藩有識人本領,但並非僅憑面相,如早期湘軍第二號人物羅澤南「貌素不揚,目又短視」,卻被他稱為奇才。
  曾國藩並未將延攬之才放任自留,而是時刻勤加督導。李鴻章便是一例。李鴻章辦團兵敗後投到曾國藩門下擔任幕僚。曾國藩有黎明議事、同吃早飯的習慣。李鴻章是江淮人,不習慣湘菜口味,且不願早起,堅持一段時間後就不想去了。有一天,他以頭痛為由,向曾國藩請假。曾國藩不准,命差人去請,李鴻章睡意闌珊,不願起床。一會兒,差人又來,對李鴻章說:「曾帥還在等你,一直等到大家聚齊才開飯!」李鴻章無奈,「披衣踉蹌而往」。曾國藩見到他,一言不發,陰沉著臉低頭吃飯。食畢,曾國藩正色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從此,李鴻章改掉了睡懶覺的毛病。
  曾國藩勤於身教使幕僚們受益匪淺。吳汝綸回顧自己在曾國藩幕府和李鴻章幕府的日子,慨然曰:「吾壯時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後佐李文忠幕,遭際亦幸矣。然佐曾公時,日有進益,而佐李公幕十餘年,則故我依然。何者?蓋曾公每辦一事,無適莫心,無人己見,但詳告事由,命諸同人各擬一稿以進,擇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勝己者,則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勝吾,吾用之矣,即將己稿棄去。於是人爭自琢磨。事理愈細,文思亦愈精。李公則不然。每辦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擯之,無討論,無切磋,於是人爭揣摩其意、無越範圍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於此可見,而其能作人與否,亦於是焉殊矣。」
  曾國藩對人才要求嚴格,決不姑息。李元度是曾國藩很賞識的人才。靖港戰敗,曾國藩投水自盡便靠了李元度在旁解救,算得上救命恩人。有一次,曾國藩派李元度駐防徽州,臨行前特地交代切不可輕易出兵。然李元度到徽州後卻輕易進兵,結果全軍覆滅。曾國藩不顧師生情面,將李元度嚴參革職。
  曾國藩對勤勉有識之員則極力舉薦,恩恤有加。名將李續宜死歿,曾國藩心痛萬分,手書輓聯:
  我悲難弟,公哭難兄,舊事說三河,真誠萬古傷情地;
  身病在家,心憂在國,彌留當十月,正是兩淮平寇時。
  李鴻章、左宗棠二人發跡均出於曾國藩的保薦:「蘇浙兩省,群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為相宜。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
  曾國藩其時可謂時代翹楚,群英領袖。「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千人。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械等專家,無不畢集」。
  薛福成將曾氏培養之才分為四類。第一類為「治軍事、涉危難,遇事贊畫者」;第二類為「邂逅入幕,或驟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第三類為「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第四類為「凡刑名、錢谷、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
  容閎是第一批自費赴美留學的中國人。學業完成後,他決心回國實現抱負。1860年,容閎來到天京,拜會了在太平天國主政的干王洪仁玕。他向洪仁玕提出施政七策,內容包括改練新軍、實行新政、設立銀行、改制學校等。洪仁玕曾在香港多年,對西方的風俗制度有一定瞭解,故對容閎之策頗感興趣。不久,洪仁玕差人告知,他的建議太平天國無法採納。容閎乘興而來,掃興而歸。離開天京後他決心投身商務,以商興國。這時他接到曾國藩的邀請,希望能到安慶軍營面談。曾國藩與容閎一見如故,對其提出的採買外國設備以興辦機器製造廠等建議欣然接受,且當即委容閎以重任,由他負責操辦。曾國藩又在容閎的建議下,促成了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赴美留學。容閎對曾國藩評價極高,認為「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此事不難看出,曾勝洪敗之歷史結局絕非偶然。

  垂暮

  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傳出,舉朝震驚。清廷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賞銀三千兩治喪。恩賜謚號「文正」,入祀昭忠、賢良二祠,並於湖南湘鄉、江寧金陵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國史館。
  曾國藩小時候患有癬疾,類似於今天的牛皮癬,很難治癒。他在三十五歲時癬疾一度發作,奇癢難當,徹夜不得成寐。曾國藩一生勤勉,積勞成疾,五十九歲時又染上肝病,致使右目失明。1871年11月25日,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時已屆花甲之年。他是因處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江督,心情十分不快。在給弟弟的家信中,他吐露心聲:「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余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發等語。以是余心緒不免悒悒。」
  1872年元旦,兩江總督府整修一新,迎接就任不久的曾國藩。曾國藩則無心過年,心情抑鬱,身體、精神狀況急轉直下。幾天後,他與友人閒談時忽然右腳麻木,頹然坐地。三天後,他和老友重逢,一時激動,口不能語。他似乎也對自己的死有所預感。在去世前五天的日記中,他寫道:「近年或欲作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責,苟活人間,慚悚何極!二更五點睡。」
  1872年3月12日,南京城天氣陰霾,下著密密的小雨。曾國藩在兒子曾紀澤陪同下,於總督府西花園散步。曾國藩突然感到兩腳發麻,舌頭僵硬,忙令曾紀澤扶他回去休息。曾紀澤將父親扶至書房,端坐桌前。三刻鐘後,曾國藩氣絕身亡。
  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傳出,舉朝震驚。清廷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賞銀三千兩治喪。恩賜謚號「文正」,入祀昭忠、賢良二祠,並於湖南湘鄉、江寧金陵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國史館。一等候爵即著子曾紀澤承襲。
  曾國藩的師友亦紛紛表示哀悼,輓聯、祭文一時堆積如山。由於人數眾多,祭奠活動足足持續百天才告結束。可見曾門弟子之盛。其中,左宗棠、李鴻章和郭嵩燾題寫的輓聯尤為中肯,大可概括曾國藩的一生。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左宗棠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震九萬里,安內攘外,曠代難逢天下才。
  ——李鴻章
  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為我最;考初出以奪情為疑,實贊其行,考戰績以水師為最,實主其議,艱難未預負公多。
  ——郭嵩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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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曾國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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