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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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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恩來被外國人稱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智囊。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20
世紀只有少數從比得上周總理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在過25 年裡我有幸會見過的
一百多位政府首腦中,沒有一個人在銳敏的才智、哲理的通達和閱歷帶來的智慧
方面超過他,這些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斯里蘭卡前總理班達拉奈剋夫
人說周恩來是「偉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談判者,」「他以他的智慧和領導才能,
幫助解決了中國的許多困難,並且成功地處理和解決了許多國際問題。」曾擔任
過聯合國秘書長的哈馬捨爾德則聲稱周恩來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見到的最
超凡的頭腦。」無疑,周恩來的智慧和才能給他同時代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受過中華文化熏陶的海內華外,喜歡把周恩來比作諸葛亮。馬來西亞檳榔嶼
華人大會堂主席莊漢良說周恩來「由學生的時代,就已獻身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擔任了26 年的國務總理,公而忘我,日理萬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比於
西蜀丞相諸葛武侯。」對於諸葛亮,有一副詩聯寫道:「文章天下兩司馬,經濟
南陽一臥龍」。對於周恩來,儒學大師馬一孚贈給他的詩聯是:「選賢與能進信
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周恩來不僅在國民經濟方面,而且在足智多謀方面,
都遠在諸葛亮之上。當代中國周恩來的名字同歷史上諸葛亮的名字一樣是中華民
族美德和智慧的化身。

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試圖通過周恩來在行政、經濟、軍事、統戰、文教、外
交、處世等方面的超人智慧來展現這位偉人的特殊魅力。我們生活在一個「爭於
智」的世界,一個「爭於智」的時代,學習和思索周恩來的智慧,可以從中獲得
許多有益的啟迪。

本書面世,我們要感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顧問李琦同志和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研究組組長劉武生同志。李琦同志不僅擔任本書顧問,指
導寫作,而且審閱了部分書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劉武生同志審閱了全部
書稿。

本書各篇撰稿人是:

行政篇吳志鴻

軍事篇江英

經濟篇曹應旺魏勇

統戰篇陳答才

文教篇李靜陳陽勇

外交篇王浚曉雨志江

處世篇鴻才魏松

周恩來是一個「通才」,周恩來的智慧是一個大海,我們遨遊其間,海中覓
珠,所獲僅僅是一小部分,遺珠之憾是不待言的。周恩來的智慧不僅博大,而且
精深,我們限於水平,對有些智慧故事的概托與內含的分析,不妥之處在所難免,
我們懇請熱心的讀者對本書廣度和深度上的不足給以批評指正。

曹應旺
1993 年夏


周恩來的智慧


行政篇

千案端祥慎重抉擇——建國前夕選定國旗圖案

1949 年3 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周恩來以「其性質是內閣總理」的
身份參與主持建國大計,並邀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建立新政府。從此,周恩
來即負起了籌建新中國的重任。在建國大計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須正確
決定,就是國旗、國徽和國歌問題。

為了選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和國歌,周恩來化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過問,因為它們一旦被確定後,就將成為新中國的一種象徵。對於此事,周
恩來動員了廣泛的力量,用民主徵集的方式,向海內外各界人士徵求方案。
在開國大典前的一個多月中,全國各族人民和海外華僑,滿懷熱情寄來了數
以千計的國旗、國徽圖案和推薦國歌,表達了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熱愛。對
於這麼多方案,周恩來除了組織專門的委員會審慎地研究和甄別外,還親自
和大家一起審查、挑選方案。最後,周恩來看到一幅五星紅旗的圖案端詳許
久,對這幅圖案中深含的寓意非常滿意,他激動而高興地評論說:「這紅旗
象徵著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大地;這一顆大的星星,象徵著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周圍四顆星星,象徵著中華各民族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我覺
得很好,寓意鮮明深刻。」就這樣,新中國的國旗被選定下來,迎風獵獵的
五星紅旗成為新中國的一個象證。


知人善任民主建國——薦舉黨外人士擔任政府要職

1949 年初春,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成定局,大批民主人士先後來到北平,
參加建設新中國的大計。這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開始考慮對民主人士和起義
將領的安置問題。

對於傅作義將軍,考慮到他對和平解放北平有重大貢獻,還考慮到他想
治理河套水利工程,周恩來提名他擔任水利部長,並支持他抓好工作。

對於黃炎培,周恩來提議他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周恩來還
提議李書城擔任農業部部長。黃炎培聞知此事,感慨地說:「以往我堅拒做
官不願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
啊!」

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袖或社會賢達、知名人士
差不多都安排進來了。在政務院4 名副總理中,黨外人士有2 人;15 名政務
委員中,黨外人士有9 人;在政務院所轄34 個部、會、院、署、行中,擔任
正職的黨外人士有14 人。

周恩來不但能知人善任,促進民主建國,而且在聘用人才方面也是不拘
一格,虛懷若谷。建國初期,為了充實中國科學院,中央有關部門要調著名
歷史學家顧頡剛到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當時誤傳顧先生要求每月薪金
500 萬元(指舊幣,折合新幣500 元),不然就不去北京。這件事被周恩來
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氣,反而說:「中國有幾個顧頡剛?他要500 萬就給500
萬嘛,但一定要請他到北京來。」顧頡剛先生聽說後深為感動,向有關領導
說明並無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馬上進京,他事後感慨地說:「我從周總理的
身上看到了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


公私分明儉樸廉潔——建國以後處理政府工作餐問題

周恩來擔任國家總理以後,一方面注意精打細算,厲行勤儉建國;另一
方面事事克己廉潔,狠剎大吃大喝、鋪張浪費之風。有名的「四菜一湯」制
度就是他為了解決公事用餐問題而親自規定的。建國以後,在中南海裡經常
召開國務院會議,出席者都是部長一級以上幹部,會議時間一般都比較長,
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大家吃飯往返所花去的時間,一般都規定會議到吃
飯時安排工作餐。這工作餐為合餐制,通常一桌中擺上四個菜,一個湯,大
家正好吃飽。

周總理常稱讚這「四菜一湯」既經濟,又實惠。於是,這就形成了一種
慣例。吃工作餐時,周恩來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樣的飯菜,一點也無特殊之感。
有時在他家裡開會,就餐時常常自己掏錢,自己的一份工資開銷完了就用鄧
穎超的錢,吃完以後,他就補一句:這次是鄧大姐請客。在周恩來家裡吃這
種合餐,還常常用一種「盆菜」,即一大盆菜裡放上多種原料,攪在一起味
道很濃,花樣也多,也很省事。他常常說這種盆菜營養很好,經濟實惠。

周恩來吃飯時也常注意不要浪費,他吃完飯後,夾起一片菜葉把碗底抹
一抹,把飯湯吃乾淨,最後才把菜葉吃掉。他親自規定,吃飯要付飯錢和糧
票,通常是四兩糧票二角錢,如果是哪位部長忘了帶錢和糧票,就下次補交。

周恩來反對各級領導幹部利用工作之便,攜帶家屬,到外地吃喝玩樂,
不交分文的作風。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時瞭解到此種情況後很生氣,回到
北京後立即嚴肅而不點名地批評了這件事情,強調這種事情不許再發生,無
論哪一級幹部領導私自到外地大攜帶家屬旅遊,必須交費,自己付款。此後,
這種事情漸漸很少了。

周恩來要求別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有一次,周恩來到天津出差,
看到各地大興樓台之風,而接他的車子又朝新地方開去,於是嚴肅地要求車
子開回老地方去住,這樣,使天津的同志深受教育。

1964 年春,周恩來出國訪問後回到成都,第一餐飯是四菜一湯,周恩來
一看,就說:菜多了,吃不完浪費,要注意節約,吩咐服務員端一個下去,
晚餐再熱上來吃。到了吃晚餐時,周恩來問服務員:中午那一樣菜呢?有一
天夜裡,工作人員看他工作到深夜還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銀耳羹端上來,總
理一面感謝,一面說:「這個價太高,我不吃,以後不要搞了。」服務員說
以後不搞了,這一點請總理吃了吧,結果周恩來還是未吃。

周恩來到外地視察,吃飯時常常補交飯菜錢。1966 年7 月28 日中午,
周恩來到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聽取群眾的意見後,和同學們一起到學生食堂吃
飯。他和同學們一樣,從廚房裡端出炒青椒、燒茄子和主食,站在飯廳裡一
邊吃一邊和同學們寒暄。這時,炊事員特意做了一碗湯送到他面前,他隨即
問:「同學們有沒有?」當他知道同學們沒有湯時,便也不喝這碗湯,而是
倒了一碗白開水喝。飯後,他讓工作人員向食堂交了糧票和菜金,並補交了
湯錢。學生食堂的午飯是貳角伍分,而他的飯費收據上則開著「貳角伍分伍
分」。

1973 年9 月16 日下午,周恩來來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樓外樓就餐,他請
姜師傅做一個醋魚,並對姜師傅說:「有醋魚就可以了,這是你們的名菜,
再搞兩個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們就這幾個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費。」
姜師傅隨即到廚房安排去了,此時,周恩來乘飯前間隙手握紅鉛筆審批起文


件來。

用餐時,總理向隨同人員講他過去來過樓外樓的情況,並稱讚樓外樓的
醋魚味道鮮美,做法很好。當乾菜肉、霉千層上桌時,總理高興地說:「這
是家鄉菜,你們大家多吃一點。」飯後,總理叫秘書結帳,而自己一邊服藥
片,一邊繼續批閱文件。浙江省一位負責同志勸總理休息一下,周恩來笑笑
說:「我現在是休息。」秘書結完帳後,周恩來問付了多少錢,當知道菜館
只收了10 元多一些時,就對姜師傅說:「那麼便宜,那不行。」他向秘書交
待,再去加錢,要按市價付足。這時姜師傅表示再收5 元,總理又說:「不
夠的,不要騙小孩那樣,你不收足錢,我就不走了。」姜師傅只得又收下了
10 元錢。可是過了一個多小時,杭州機場來了電話,說是總理上飛機前留下
10 元錢,補付今天午飯錢。原來周恩來上飛機前唯恐樓外樓菜館沒有收足
錢,又拿出10 元錢,托省接待處同志轉交。這樣,周恩來三次共交了30 多
元錢。於是,樓外樓菜館只好將周恩來總理午餐用的飯菜按市價一一計算,
用料除魚、蝦、雞價格較高外,其餘乾菜、豆芽、霉千層等都是極普通的,
算完細帳,總共才19 元多一些。菜館算完帳後,於17 日給周總理詳細地寫
了一個報告,並附上菜價清單,把多收的錢請有關部門的同志轉交給總理辦
公室。

周恩來作為一個治理八億人口的大國總理,在人民中間處處保持了一個
廉潔奉公的光輝形象。


保留團城牌樓易地——1954 年北京城建時保留古跡

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古城,解放以後,城市公路的擴建和市容修整都涉
及到古跡文化的保留問題,其中在建築史上頗具價值的團城與牌樓是否在城
建中拆除,成為市政擴建爭論中的兩個焦點。問題一直報到國務院,等待周
恩來拍板決策。

北京的團城與它北面的瓊島建於金代,元初在島上建成了「儀天殿」,
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並且改築為磚城,即現在的團城。它兩面臨水,
風景優雅,氣勢雄偉,與北海諸建築構成一組嚴整的古代建築群,且又在建
築群中自成一體,有根高的建築藝術價值。但是,由於團城與南面的中南海
之間馬路太窄,公路擴建到這一帶就無法進行。於是,對北海的團城是否保
留成為爭論的焦點,一種意見主張拆除團城,開闊道路交通;另一種意見主
張保留團城,保留藝術價值與古文化風格。

於是,1954 年炎夏的一個下午,周恩來來到團城一帶進行實地觀測。他
先繞團城一周,視察周邊環境,然後停在團城上眺望瓊島,研究觀賞價值。
接著,他又久久注視著北海大橋上來往的車輛行人。足足兩個小時,周恩來
在烈日之下竟不知覺,他依然心神專注地觀察、思索著交通的情況。在思考
之中,周恩來還不時地同陪同他來的同志交換意見,向文物工作者詢問情況。
最後,周恩來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安排:保留團城,同時又解決道路拓展
的問題。怎麼解決呢?他決定讓南面的中南海院牆後移,讓馬路向南擴展。
就這樣,既保留了這一有價值的古建築,又解決了交通問題,而中南海院牆
南移並沒有什麼不良後果。

團城的問題僅是一處,而牌樓的問題帶有普遍性。解放以後,北京一些
狹窄街道上的牌樓嚴重阻礙交通,常常造成事故。從發展北京城建交通的角
度看,必須全部拆除牌樓。而從保留古建築學價值的角度看,牌樓又不能拆
毀。尤其是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教授,他聲淚俱下地請求保留那些牌樓。

問題提到國務院會議上討論,在多次爭論之後,只得由主持會議的周恩
來拍板定案。他在仔細傾聽了各方面意見之後,引了兩句唐詩:「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意指牌樓雖好,但已臨城市擴建之時,必須為拆除讓步。
怎樣妥善處理呢?周恩來說,有藝術價值的牌樓要易地保存。無甚價值的應
該予以拆除了。這一決定作出後,一些被認為有價值、值得保存的牌樓在拆
除後被重新安且在一些公園內。這樣一來,牌樓易地使各方都很滿意,有些
牌樓,如北海橋,還作了特殊處理,進行了重新設計,降低了急坡,減少了
彎度,重裝了漢白玉。


雙線調動令情並施——為組建北京中醫學院召集人才

在中國的行政文化中,有時一道行政命令並不能立即解決問題,必須有
某種行政威望和人際情感的配合,方能達成行政目的。在這方面,周恩來總
理是一位高手。

50 年代中期,國務院擬籌建北京中醫學院,周恩來決定調集全國中醫界
精英來辦學。一天,名醫施今墨給周恩來看病,周恩來談到籌建中醫學院之
事,請施今墨推薦中醫與西醫兼通的人士負責教務工作。這時,施老舉薦了
他的得意門生祝湛予,周恩來很是贊成。

當時,祝氏夫妻已調至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的一所公路醫院行醫。像祝
諶予這樣學貫中醫的名醫,雲南省會不會放呢?國家衛生部兩次發函調動,
都無回音。雲南不放祝諶予離開。

過些日子,施老又給周恩來看病,周恩來再次問起此事,他獲悉尚未調
成,知道雲南不肯放,於是,就指示秘書,以周恩來的名義發電報給雲南省,
調令祝諶予進京。秘書剛走到門口,周恩來卻又將他叫住,告訴他,發電報
的同時給雲南省衛生廳掛一個電話,向他們說明調祝之事。這樣,電報加電
話,又以總理的名義說明緣由,雲南不得不割愛,忙派人下去通知況諶予進
京,這一問題圓滿解決。


胸中有數熟能生巧——數字的掌握與巧妙運用

周恩來對國家財政經濟的把握能力是眾所周知的,他是一位總管家,理
財能手。早在1948 年12 月1 日人民幣開始發行時,中央就要求各解放區(他
們分擔供應各野戰軍的軍費開支)作出1949 年的財政收入預訂,以計劃人民
幣的發行數量。但是由於各解放區開始沒有經驗,提出的款項和支援要求有
很大懸殊,其中西北地區只要求支援七千萬元。於是,周恩來同中央財政經
濟部秘書長薛暮橋等一起審核這個預算,計算出100 個農民只能支援三個脫
產人員(主要是解放軍),超過這個數字就要中央補助。根據這個計算,確
定對兩北地方的支援不是七千萬元,而是七億元。周恩來叮囑薛暮橋說:「管
理經濟必須掌握規律,沒有這些數據是無法進行管理的。」

建國以後,有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位記者提了一個涉及國家機密的問
題要周總理回答,他問:「請問總理閣下,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這
句話的實質是在譏笑中國的貧窮,而周恩來看了一眼這位記者,然後回答說:
「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 元8 角8 分。」

這一回答使全體在場記者為之愕然!場內鴉雀無聲了,只聽周恩來進一
步解釋道:「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面額值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的主輔10 種人民幣,合計為18 元8 角8 分」。
他又說:「中國人民銀行是由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金融機構,信譽卓著,幣
值穩定」。這段巧答,表現了周恩來的睿智。


婉轉示意化解心愁——處理吳文藻「右派」問題

1952 年初夏的一天,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之中用汽車把從日本回國的冰心
和吳文藻夫婦接進中南海,他從門內迎出來,緊緊握住冰心和吳文藻的手,
笑容滿面地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啊?」然後,總理讓他倆坐在自己旁
邊,詳盡地詢問他們在外面的經歷,瞭解他們以後的打算,還特別關切地問
了孩子們的情況,希望他們學好英語,為建設祖國服務。

然而,1958 年4 月,吳文藻教授被劃成右派,這場意外的災難使冰心和
吳文藻夫婦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當時吳文藻被定的罪名是「反黨反社會
主義」,對此,吳文藻痛苦地挖著自己的錯誤,他對冰心說:「我若是反黨
反社會主義,我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
反呢?」正在冰心夫婦深感委曲之時,周恩來派來一輛小車,把冰心接到了
中南海西花廳。

冰心見到周恩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把一腔怨憤都傾訴出來。
周恩來和鄧穎超聽完之後,周恩來說:「這時最能幫助吳教授的人,只能是
他最親近的人了,你要勸他思想別太窄。」這一番話語重心長,含意很深,
使冰心心中的怨氣消釋了許多。冰心告辭周恩來夫婦回家後,把這一情況告
訴了吳文藻。吳文藻聽出了周總理的弦外之音,他說:「心裡還是感到委屈
和苦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一年之後,1959 年12 月,吳文藻即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以後,周
恩來還常常關注老作家的創作,他對冰心說:「從作品中看出你是愛國愛人
民的,要常常寫。」


尊重戰友謙恭相讓——請陳毅為洛陽龍門伊河石拱大橋題字

1961 年10 月8 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陪同尼泊爾國
王馬享德拉來到洛陽。他們參觀完龍門石窟後,周恩來因有事回京,他利用
專列開車前的一點時間接見洛陽市的負責同志。在談話結束時,人們請周恩
來為正在興建中的龍門伊河石供大橋命名題字。周恩來微笑著說:「還是請
陳老總寫吧,他比我寫很好。」陳毅聽罷,連忙摘下墨鏡,爽朗地大笑:「我
怎敢『班門弄斧』?還是請總理寫吧!」兩位領導人謙虛地互相推讓。這時,
專列的開車時間快到了,周恩來歉意地商量說:「要不這樣吧,現在不寫了。
回京後,我們商量一下,寫好後給你們寄來,行嗎?」人們不便強求,只得
以此作罷。

然而,周恩來始終沒有忘記洛陽人民的囑托。到1962 年春天,題字寄來
了,是陳毅的手跡,宣紙上寫著斗大的「龍門」二字和「陳毅題」三個較小
的字。這一題字既為伊河橋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題字被鐫石四方,分別鑲
嵌在石拱橋東西兩端和兩側。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陳毅的題字也因「四舊」而被破壞。1973 年10
月14 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又陪外賓來到洛陽參觀,他路過伊河橋時,發現
伊河橋上沒有陳毅的題字,立即查詢。有關人員向周總理報告了這一情況,
周恩來滿面怒容地說:「陳毅是好同志,他的題字要盡快地與洛陽人民見面。」
不久,陳毅的題字重新被鄭重地鑲嵌在飛架東西的伊河橋上。這樣,周恩來
在陳毅逝世以後,維護了這一題字。


掛牌辦公聯繫群眾——60 年代處理信訪工作事務

周恩來非常重視人民來信的處理,他不僅經常親自批閱人民來信,隨時
瞭解和洞察群眾所關注的問題,而且指示信訪部門將群眾來信中所反映的問
題匯總以後,編成簡報,供各級有關部門及時瞭解情況,努力改進工作。

1964 年以後,各地人民來信和來訪者甚多,周恩來更加重視起來。面對
來信來訪者甚多的情況,周恩來覺得應該方便群眾,讓大家有一個反映情況
的地方,於是,他指示國務院蓋一個人民來訪接待室,地址就選在來京上訪
的群眾容易找到的地方。

後來,周恩來瞭解到人民信訪接待辦公室為了自己便利,不掛牌子辦公,
便明確指示各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掛出去,認真做好群眾來信來訪工作,切
實反映群眾中最迫切的問題。他說:「你們接待來訪不就是方便群眾嗎?為
人民服務,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來?」在周恩來的督促下,人民信訪
辦公室的牌子掛了出來,這項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視。

周恩來不僅要求人民信訪辦公室這樣做,他自己也身體力行,親自接待
來訪人員,處理人民來信。曾經有一次,一位蘭州大學的學生來到中南海北
門,執意要見總理。工作人員問明了情況以後,不讓他進中南海。於是,這
位大學生再三懇求,坐在地上哭著不走了。工作人員將此情況匯報到總理辦
公室以後,周總理對工作人員說:「學生也是人民中的一員,總理怎麼能夠
不和他見面呢?」說罷,他親自出去迎接這位來自蘭州的大學生,使這位大
學生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撫慰。

1966 年的一天,周恩來親自處理內蒙古的一件人民來訪事情。他首先很
快地把被接見人名單審視一遍,然後和這位上訪者打招呼,問話,熟悉名字;
接下來,他讓這位上訪者——一位來自邊疆的青年申訴情況及上訪原因。周
恩來一邊用親切的神情鼓勵這位青年申訴完情況,一邊用筆飛快地記錄著,
中間插進一些詢問。在聽完申訴後,周恩來一面繼續瞭解情況,一面對上訪
者做思想工作,他的談話和解答很細緻,有鼓勵,也有批評,直到把這件上
訪事情處理完畢為止。

這次處理上訪事情,周恩來一共用了5 個小時,記滿了幾張紙,中間沒
有休息,也沒有吃午飯和晚飯。他同時對陪同接見的工作人員,從政策理論
到工作態度和思想方法,都給以親切的指導和教育。

上訪事情處理完畢後,周恩來認為還未完全結束,他指示組成一個調查
小組,深入到上訪考的所在旗和大隊去進行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並寫出有
關材料,以提供政策依據和為最終處理參考。


事出有因不能盲斷——1963 年處理「躍進號」噸輪沉沒事件

1963 年5 月1 日,我國第一艘國產的萬噸遠洋貨輪在駛往日本海域途中
沉沒。此事發生以後,國內震動很大,外電評論紛紛,被救回來的船員也眾
說不一。對於沉船原因,有的認為是被某國魚雷擊沉,主張發抗議;有的說
只聽到一聲巨響,有的說有兩次響動,結論與意見不一。因此,周恩來決定
先查明情況,再作處理。於是,在上海專門召開了調查「躍進號」失事原因
的準備情況匯報會議,周恩來親自到會講了話。會議決定海軍派編隊到失事
地點進行調查。

當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向周恩來匯報出海調查編隊的組織成員時,周恩
來看完突然問:「怎麼都是艦隊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艦隊司令、政治委
員呢?」接著,他又嚴肅地說:「『躍進號』沉沒事件,已成了國際事件了。
對於這樣的大事,我當總理的要抓;你們這些當司令、當政治委員的,也要
親臨第一線,不能只是交給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對於重大問題,我們主要
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出馬,這要成為一條規矩。」他還強調說:「主要領
導幹部,不但要親臨第一線,還要善於抓住帶關鍵性的問題不放,一抓到底!」
在周恩來的督促下,東海艦隊派出了強有力的領導班子,親臨失事地點進行
細緻調查。

根據調查到的第一手資料,周恩來親自召開專家與船員會議,反覆研究
分析,他發現「躍進號」出航前,般長、政委、船員班子組建倉促,試航訓
練的時間很短,對航線、海域、暗流情況不熟悉,因此,他判斷該船很可能
是偏離航線觸礁所致。

於是,他要海軍派潛水人員潛入海底進行勘查,經14 晝夜的搜索探摸作
業,終於查明「躍進號」的沉沒確如周恩來所判斷的那樣,系觸礁沉沒。


大力協同聯合攻關——組織指揮「兩彈」研製

在我國重大的行政執行活動中,周恩來顯示了高超的組織才能和嚴密的
協調藝術。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組織研製過程,充分體現了周恩來的
行政組織韜略和智慧。

我黨中央對原子武器的研製情況注目已久,早在1944 年,周恩來和中央
軍委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就擬定了一份長達200 多人的名單,打算一旦時機成
熟,就將有關海外華裔科學家安排回國,發展原子能事業。1949 年春季,周
恩來在籌建新中國時就開始考慮核工業建設問題,他批撥一筆外匯,讓有關
的科學家們在國外採購一些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帶回國內,以便籌備和發展
中國的核工業。

1955 年1 月15 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聽取了地質學家李四光、核
物理學家錢三強和地質部負責人劉傑關於原子能問題的匯報後,決定開始發
展中國的核工業,並加強核科學技術研究。會後,周恩來即作了五項佈署:

1.加速培養專業人才;2.及時統籌調整各類留學人員,以濟急需:3.成立中
央三人領導小組,加強黨和政府對原子彈研製工作的領導;4.組建第三機械
工業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學委員會;5.建立我國第一個綜合性原子能核科學
技術基地。在中美日內瓦談判期間,周恩來巧妙地用美國戰俘人員換回錢學
森,並批准成立國防部第五院,開始正式研製原子彈。1956 年,周恩來親自
主持制訂了我國第一個科技發展12 年規劃,把發展原子彈放到重要的戰略位
置上。
1958 年,毛澤東主席預言中國可以用10 年左右時間搞成原子彈,周恩
來進一步確定了到1968 年以前完成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戰略決策。對於
這項尖端科技事業的攻關,周恩來指示試驗人員要「邊干邊學,建成學會」。
1960 年8 月,蘇聯在單方面撕毀了所有援助中國的核科研協定後又撤走了全
部專家,並斷言羅布泊只會生出「鵝卵石」,「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嚴峻時期,周恩來向有關部門下達指示:自己動手,從頭搞起,準備用8 年
時間搞出原子彈。

經過1961 年和1962 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國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取
得了很大進展,但許多重大技術難關還沒有突破。在這種情況下,二機部部
長劉傑於1962 年8 月代表二機部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爭取在1964 年遲
至1965 年進行第一次原子彈試驗的奮鬥目標。10 月30 日,總參謀長羅瑞卿
向中央呈送了發展我國尖端事業的報告,11 月2 日,鄧小平總書記批示:「擬
同意,送主席、劉、周、宋、彭核閱。」11 月3 日,毛澤東主席批示:「很
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隨後,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表示贊成這項規劃目標,提出「這件事要情總理(指周恩來)出面才行。」
政治局幾位同志都表示贊成。於是,為加強對核試驗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
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由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聶榮臻、陸
定一、羅瑞卿七位副總理和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
毅、高揚七位部長組成的15 人專門委員會,負責核武器研製工作。這15 人
中,除了專抓工業與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部長外,還有分管計劃、經濟、財政
的副總理和軍隊領導人。應該說,這是一個精幹的便於協調的具有高度權威
性的組織機構。

為了全面地組織核武器研製,加快各部門各單位的運作,周恩來親自主


持各種專門會議,研究與制訂核武器研製的各種具體方案,並大力統一組織
和協調26 個部、委(院)和20 個省、市、自治區的900 多個工廠、科研機
構和大專院校的研製工作,這麼多單位、部門和數十萬人分別按各自的分系
統扭成一股勁,共同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進行科技攻關、設備製造和材料
生產,解決了近千項重大課題,並於1963 年3 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顆原子彈的
理論設計方案。實驗科研人員進行了上千次的爆轟試驗,於1963 年12 月24
日在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進行的聚合爆轟出中子試驗,獲得了成功。1964 年
1 月14 日,蘭州鈾濃縮廠拿山了可以作為原子彈裝料的合格的高濃鈾產品。
對此,毛澤東批示:「很好」。周恩來批示秘書:「請轉告劉傑同志,慶賀
他們提前完成關鍵性生產和解決了關鍵性的技術試驗,仍望他們積極謹慎,
堅持不懈地繼續完成今後各項任務」。

為了加強具體領導,形成系統管理合力,在方案實施過程中,周恩來選
聶榮臻具體抓,副總參謀長張愛萍負責試驗基地,二機部(原子能工業部)
負責實施計劃。在分工上,委員會設立總設計部和總調度部兩套班子,技術
方面由總設計部負責,組織管理、協調生產與試驗保障服務方面由總調度部
負責,千軍萬馬擰成一般繩,委員會則負責總決策和督促執行。

周恩來作為總負責人,他親自進行調查研究,抓計劃制訂、論證和試驗
進度,並贊成順排計劃、倒排措施的辦法,抓試驗難點的攻克,抓數十萬人
的協作配合,甚至細小的生活問題也不放過。這些都極大地鼓舞了試驗人員
的士氣,激勵了指戰員們的鬥志。在整個試驗階段,周恩來對試驗的進展情
況和把握程度是瞭如指掌的。對於二機部提出的「兩年規劃」,周恩來的要
求是「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成躁」。「兩年規劃」實施半
年左右,周恩來已在考慮核裝置與武器生產的配套問題。1963 年底,他明確
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頭為主,空投彈為輔」。這一決策使
核裝置武器化的週期大大縮短,節約了許多經費,加快了配套研製的進度。

這次協同攻關的特點是計劃方案順排,措施落實倒排,因此,核燃料生
產和核武器研製每個環節的進展抓比預期的好。周恩來親自主持對氣象等有
關爆炸試驗時間的問題研究以後,1964 年1O 月14 日,下達了核武器裝置就
位的命令。10 月16 日,我國成功地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試驗。首次
核試驗的成功,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周恩來提出了短時間內完成氫彈研製工作的
要求,並決定下放權力給二機部,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妥分工負責。據此,
二機部經過反覆論證,向中央專委會呈報了《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
告》。1965 年2 月3 日和4 日,周恩來主持第10 次專委會議審議並批准了
這個報告,決定:「力爭於1968 年進行氫彈裝置的爆炸試驗。」在氫彈研製
過程中,周恩來還給試驗人員制定了「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
無一失」的工作指導方針。這16 個字,充分體現了周恩來一再強調的要「保
證產品的高質量」和「絕對保證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業建設和核
武器研製試驗的特點和規律。由於核試驗人員切實貫徹了上述方針,從而避
免了可能出現的奇災大禍和巨大浪費。1966 年10 月27 日,周恩來批准進行
導彈核武器的飛行爆炸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1966 年12 月28 日,我國成
功地進行了一次氫彈試驗。半年之後,即1967 年6 月17 日,我國成功地進
行了1 次300 萬噸級的空投氫彈試驗。其間,「兩彈」試驗成功相差兩年零
八個月,其發展速度、威力與技術水平均比美,蘇首次試驗的氫彈水平高。


對於「兩彈」試驗成功的組織協同經驗,周恩來加以高度肯定,認為這
種辦法可以抓好飛機的科技攻關。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國航空工業早就
會有新的發展。


籌集糧草「鯤鵬」吃飽——困難時期解除火箭部隊斷糧之危

酒泉。飢餓像猛獸一樣撲向部隊,威脅著火箭部隊的生存。在嚴重的饑
餓面前,火箭部隊將額吉納旗一條30 裡的沙棗防護林帶的樹葉抹得光光,然
後磨成粉團,摻進糧食中去充飢。但是,毀掉防護林帶嚴重違犯了紀律,額
吉納旗面對在漠風中顫抖的光禿禿的樹幹,告到國務院。此時,總參謀長羅
瑞卿也接到火箭部隊副司令員李福澤的報告,急如星火地趕到總理辦公室。

沒想到羅瑞卿一進門,周恩來就招呼他說:「總長,你來得正好,我剛
剛批了一個文件,要求調查,妥善處理。」

「什麼事?」

「額吉納旗告到國務院,部隊毀林三十里..你看吧。」羅瑞卿接過批
件一看,吃了一驚,但從總理的批示中,又感覺到了總理對火箭部隊的一片
愛心。他感激地對總理說:「總理,這事不用調查了,完全屬實,李福澤告
訴我了,我正想向你報告」。接著,他把李福澤在電話中提出緊急請求的事
情報告總理:再過一周,火箭基地就要斷糧..

總理說:「綠色是牧民的生命,他們縛住一條沙龍不容易啊!..」他
沉吟片刻,問道:「那個團吃沙棗葉多久了?」「據說,有五天了..」

周恩來沉默了許久,然後感歎說:「這是多麼好的部隊啊,為國分憂,
這是百年不遇的,不要責怪他們。把斷糧的情況告訴牧民,他們也會諒解的。
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沒有把糧食問題解決好啊。」

說罷,周恩來當即給糧食部打電話,但國庫所存已經到了不能再動用的
地步。周恩來歎了口氣,疲憊而又沉重地放下電話。羅瑞卿發現,他明顯消
瘦的臉龐上長出一些老年斑,這些天他吃的是窩窩頭,有時一頓就吃兩個,
三兩重。這對於日理萬機的大國總理來說,怎能吃得消呢?他勸總理休息,
但周恩來揮了揮手,表示他不累。儘管聶帥等老同志都勸過他注意身體。

周恩來走到窗前,好半天,才說話:「你們正在開軍委會議?」

「是的。各大軍區都來了。」

周恩來轉過臉:「各大軍區負責人知道我們的國寶快要斷糧了嗎?」

「現在還不知道。」

「走,辦法有了。」周恩來靈機一動,臉上愁雲為之一掃,他說,「軍
隊之間互相救助,這是我們的傳統了,長征時就是這樣做的。」

周恩來走進中央軍委會議的大廳,當大家鼓掌起立歡迎他時,他抬眼望
了望全場說:「各位將軍,我建議今天的會議改一下議題:專門為我們的火
箭部隊募集糧食。」

周恩來說:昔日沸騰的大戈壁現在一片啞然。他們地處大西北沙漠深處,
那裡是不毛之地,有的地方真是寸草不生,連挖野菜都沒條件..

周恩來心裡苦得說不下去了。火箭基地斷炊這個消息從總理嘴裡說出
來,份量顯得格外重,將軍們一時都難過得沉默了。舉國都揭不開鍋了,哪
裡不饑困,但,總理老著面子求援,與會者還能遲疑什麼?

羅瑞卿說:寧可勒緊我們這些人的腰帶,也要保證酒泉基地幾千個胃袋。
我們的火箭要上天,不能讓它餓死在搖籃裡。周恩來提出:半個月最好提前
一星期給酒泉運去一列車糧食。他說:導彈,這是共和國的鯤鵬,只有讓它
吃飽,才能飛得高..不少軍區當場表示:「請總理放心。我們保證按期節
省出一個車皮。」


周恩來的目光逐一在將軍們的臉上掃過:「時間盡可能提前,我們的導
彈要如期發射!鯤鵬要展翅!」
就是這個「時間」,使有的將軍躊躇不前,默默地抽煙:「支援火箭基

地,這沒問題,就是日子趕得太緊,一下子哪裡去籌集這麼多糧食?」
有人說:「我們盡量往前趕!」
周恩來焦慮地擰起眉,糾正道:「不是盡量,是要保證往前趕,要讓他

們吃著糧食打火箭,而不是吃著駱駝刺打火箭!蘇聯專家撤走的時候,酒泉
基地對巴托夫講,離開他們,中國的火箭不出二個月,最遲三個月就會飛起
來。關於這一點,西方記者已經把中蘇不和之風放到世界上去了。想想,這
是一種什麼情景吧,假如火箭部隊不能完成發射試驗..那我們國家的形
象,軍隊的形象可就有點『塌』了。」

周恩來這一說,群情激昂了,大家都把熱烈的目光落在總理身上。

周恩來瘦削的肩膀,如同一座山峰聳立著。正是這座山撼人心弦地呼喚
著將軍們——他們回到軍區後,很快調集糧食。不多日子,一列滿載糧食的
火車向大西北隆隆駛去..


沉著冷靜指揮若定——1970 年指揮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

1970 年4 月24 日,年輕的共和國將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衛星發射時
間定在1970 年4 月24 日晚9 時。

同指揮我國「兩彈」試驗一樣,周恩來坐鎮北京,雙臂抱在胸前,十指
連續不斷地拍著雙肩。當聽說發射前尚有一些部位需要搶修時,周恩來叫通
了現場指揮搶修的羅舜初將軍:「請你快點告訴我,搶修怎麼樣了?」

「好啦,總理,」羅舜初報告說。

重大試驗之前必須周到細緻,萬無一失,這是周恩來定下的規矩,負責
前線指揮的錢學森也向他報告:「沒什麼大問題了,連二級脫落插頭也檢查
過了。已下達一小時準備口令,預計九點可以發射。」

「好!」周恩來高興地叫道。

但是,到晚8 點10 分時,又突然發現了一些技術性問題,羅舜初立即向
周恩來請示。「那就推遲半小時嘛!」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說,「注意,必須
一絲不苟,開刀別把手術鉗丟在肚子裡。這可是我們共和國第一顆衛星。」

很快,晚8 點28 分,應答機問題解決了。但是,地面測試設備又有點毛
病。於是,情況又一次報告給周恩來。

剛開始坐著接電話的周恩來霍地站起來:「給40 分鐘調整,快修!」周
恩來還不放心,又補充道:「但不要慌張,不要性急,要沉著謹慎,延長10
分8 分的有何不可?正如第一次做母親,難產也是正常的嘛。」

一會兒,羅舜初大聲地向北京報告說:「全部修好!一切檢查完畢!」

周恩來愜意地朗聲笑了起來,一揮手:「好,9 點30 分為零時,不再變
動了。我在電話旁守著。」

零時終於到了:一片漆黑,無線電靜默,一聲轟響,載著衛星的火箭抖
動了一下身軀,尾部噴出一股強烈的火焰,猛然騰空了。它留下光的頓翼,
騰然向長空飛馳而去..接下來,一級火箭脫落..二級火箭脫落..第三
級點火..13 分鐘後,衛星與火箭分離,脫穎而出..

晚11 點30 分,中國發射人造衛星的新聞公報送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
抑制不住興奮,他字斟句酌地推敲著每一個詞:

「..最近點439km,最遠點238km,夾角98.5°,繞地球一周114 分
鐘,重173kg,頻率2500 千兆周..」

最後,周恩來鄭重地在新華社的發稿簽上落下了「周恩來」三個大字。

這顆重173 公斤的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標誌著我國航空航天技術
的又一新突破。


減少層次明確職責——檢查批評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

1973 年9 月9 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720 飛機,在首都機場騰空而
起,飛向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機上乘坐的是亞非各國的體育代表團,還有一
個由某國外長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共120名乘客。飛機升空後還不到5分鐘,
機場指揮塔就收到機組報告:「飛機第三發動機起火!」機組迫切要求返航
降落!為了避免飛機接觸地面瞬間因滿負荷落地起火爆炸,機組同時申請把
滿載油箱放空——即空中放油。情況非常緊急,此時處理不當即會釀成大禍!

這時,塔台指揮員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他不懂飛機性能,不敢擅自作
主,便向值班首長請示,而值班首長也不懂業務,無奈又向民航總局調度值
班室請示,調度值班室又再向值班副局長報告,副局長也不敢拍板,又要求
總局值班室請示空軍調度室..就這樣,一級級,一層層地上報。

33 分鐘過去了!請示了16 道關口,還沒有一個人點頭做主,飛機只能
在空中盤旋待命,機上包括機組成員138 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塔台上的人員
急得團團轉,塔台指揮員情急之中,要通了飛行員出身的北京民航管理局副
局長張瑞靄宿舍的電話。張瑞靄從睡夢中驚醒,抓起電話聽完情況,當即回
答:立即放油,同時做好緊急搶救準備。放下電話,張瑞靄抓起一件大衣披
在身上,火速趕到機場。他抬頭一看空中,大吃一驚,飛機仍在空中轉圈,
並沒有放油。

「為什麼還不放油?要讓飛機掉在跑道上嗎?」張瑞靄遠遠衝著塔台指
揮員扯開嗓門吼叫起來。

「我們不敢放!因為總局值班首長不同意,說上級還沒有指示..」

「立即通知飛機放油,出了事我一人承擔!」見塔台指揮員還在遲疑,
張瑞靄搶過話筒,不由分說地下達了命令:「720,放油降落!」

一聲指令,飛機開始放油,最後終於安全降落了。此時停機坪上一片混
亂,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乘客們爭相湧出機門,有的跪地祈禱,有的在胸
前不停地劃十字,有的掏出親人的照片一個勁兒的吻..一場災禍避免了。

但是,好事剛做完,追究擅自決定放油的風聲卻傳來了,總局不但沒有
表揚他,反而要追究這擅自決定放油的責任,大家心裡感到寒顫。

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以後,即第二天凌晨1 時,周恩來親自在人民大會
堂召開了緊急會議。民航、空軍、總參三方人員到齊後,周恩來快步走進了
會議廳。到會的人個個都很緊張,周恩來表情嚴肅,兩隻眼睛閃閃發亮,他
一進門就把到會的人掃了一遍,最後,把目光停在張瑞靄身上,此時,張瑞
靄心中一陣不安。哪知周總理邊向張瑞靄走來,邊大聲說:「感謝你呀,張
瑞靄同志!你辦了一件大好事!你的決定很正確,很果斷,很及時!」總理
的評價,使張瑞靄的眼淚奪眶而出。

隨後,周恩來嚴厲地批評了各級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他說:「作重要
指示,像打仗一樣,應該尊重前線指揮員,你們不但不這樣做,還要追究責
任,是誰決定的?」

周恩來的目光轉向民航總局值班首長:「你當時是怎麼想的?」

「我也是同意放油的。」

「那麼你為什麼不下達指示,還要一級一級向上請示呢?」民航總局值
班首長垂下眼簾,不敢再吭氣。

周恩來又很生氣地問民航參謀長:「你在幹什麼?在睡覺?」值班調度


員忙替參謀長解釋:「他不值班,也沒有向他報告,是後來才告訴他的。」
但參謀長此時當即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一一查證了在場的每一級領導,發現有13 個環節層層請示不得結
果,繼續說:「簡直是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這不僅是關係飛行
安全的重大問題,也是關係到國際影響的重大問題!不要說延誤33 分忡,有
時即使是延誤33 秒鐘,也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我們的事情之所
以難辦,就是層層太多,又不敢負責。機構不改革不行,權力一定要下放,
領導者要懂行,官僚主義要不得..」

這次會議從9 月10 日1 時到4 時30 分,在三個半小時會議中,大家都
極為愧疚地聽取周總理的批評,心中震動很大,受到了一次終生難忘的教育。
不久,國家民航總局改進了體制和管理辦法,提高了行政效率,進一步明確
了責任和要求。


十年運籌一朝歸來——爭取李宗仁先生回國

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時許,前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一行飛抵廣州
白雲機場,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這一行動大大震驚了全世界,深刻感染
了海峽兩岸為統一大業而奮鬥的人們。而為了這一重大舉措,周恩來整整籌
劃了十個年頭。

1919 年底國民黨勢力被趕出大陸後,與蔣介石政見衝突公化的李宗仁
(曾任代總統)未回到台灣,他拒絕了蔣介石的挽留,把心腹舊交程思遠留
在香港,自己於12 月5 日赴美國僑居。

1955 年初,美國當局公佈了與台灣當局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1 月
29 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授權艾森豪威爾總統協防台澎地區案》。對此,
李宗仁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製造「兩個中國」的陰
謀。1955 年4 月,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公開宣佈,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
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這點也給李宗仁一個很大的啟發。於
是,李宗仁於1955 年秋發表《對台灣問題的建議》,強調作為一個中國人,
不能默爾而息,必須有所主張。此舉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
龍荔枝角的程思遠接待了許多香港進步人士的登門拜訪。

1956 年1 月,香港《大公報》的一位程思遠同鄉陪同香港《文匯報》副
總編金堯如來看望程思遠,交給程一份刊載在《大公報》上的周恩來《關於
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報紙,試探程思遠對國內知識分子問題的態度。3
個月後,金堯如又來拜訪程思遠,一見面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接到北京
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談,來去自由,並且保密」。直到程
思遠排除顧慮到達北京後,方知是周恩來的決定。

1956 年5 月7 日下午,全國政協舉行小規模酒會,周恩來主動向程思遠
伸過手來,熱情地說:「思遠先生,久違了,我們1938 年曾在武漢見過面」。
5 月12 日中午,周恩來在中南海宴請程思遠,並約請李濟深、張治中、蔡廷
鍇、邵力子、黃紹竑、屈武等人參加,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在座。席間,
周恩來高度評價李宗仁對台灣問題的建議,但回顧往昔,點了李宗仁在簽訂
和談協議問題上一誤再誤,最後,提出了國共兩黨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
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主張。並且,他還宣佈了對台工作「和為
貴」的政策主張,請李宗仁先生回國看看,來去自由。這次接見、宴會和談
話整整用了三個鐘頭。程思遠回港後,即將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來信
表示不快,謂此行關係重大,事前何不相商?並申明他雖提出對台建議,但
其中間立場迄未有任何變化。

事隔三年,1959 年9 月24 日,周恩來在中南海二次召見程思遠,對程
思遠說:你轉來李德鄰先生信,他自願將他收藏的歷史名畫獻給國家,這是
他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政府考慮接受。他又說:德鄰另有信給李濟深先生
(此信系由費彝民轉來),表示將回國定居,我以為他回國的時機還不成熟,
將來我請你到歐洲去同他談談再說。

很顯然,周恩來處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細緻。對於李宗仁所獻歷史
名畫,周恩來也著人一一進行了鑒定,然後寄語程思遠:這些字畫,有些是
真的,有的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助他一筆赴歐的旅費,
以壯行色。可以看出,周恩來處理事務顯出非常恰當、爐火純青的功夫。1960
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潔到香港,收下了這筆外匯。


李宗仁看到歸回故國很有希望,就想為統一祖閏做點工作。此時,恰逢
肯尼迪入主白宮,美同人普遍對他寄以期望,認為這位40 歲的總統可能對杜
勒斯制訂的偶硬的對外政策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李宗仁也覺得肯尼迪對新
中國的態度比較綏和,於是在張歆海教授幫助下給肯尼迪寫了一封信,賀他
當選總統,並望他就職以後,調整對華政策,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肯尼迪
復了李宗仁一函,說此事關係重大,將予慎重研究。於是,李宗仁將來去函
件都寄給程思遠,囑送周總理核閱。

對於此事,周恩來一眼看透。他於1961 年6 月上旬專門召見程思遠,在
接見時對程說:李德鄰不要對美抱有過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輕氣盛,想幹出
一番事業,但擺在他眼前的問題太多,改變對華政策,一時還不會列到他的
議事日程上來。周恩來重申派程思遠到歐洲去同李先生談談的意見,並希望
李宗仁先生對美國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7 月,李宗仁對《歐洲週報》女記者瑪賽麗說:「我由於自己的
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肉正在誕生。」此後,李宗仁
與程思遠約定於12 月份在瑞士蘇黎世會昭。行前,程思遠於11 月份再次返
國向周恩來請示。一天晚上,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將程思遠引到了西花廳。

周恩來在這次按見中要程思遠向李宗仁轉達三件事:一是「四可」,即
「可以回國定居,他決心回來,我們表示歡迎;可以回國後再去美國;可以
在方便的時候再回來;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總之,我們欣賞
德鄰先生的嚮往祖國之心,但一切不強加於人,由他自己決定。」二是「四
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關係;不要介入美台關係;不要介入國共關
系;不要介入第三勢力。」三是要過「五關」即過「政治關、思想關、社會
關、家族關、親友關。」總理要程思遠把上述各項內容背熟,然後來送程思
遠上車,殷殷囑咐。在這次談話中,周恩來突出了黨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則,
顯示了他在處理問題時極強的政策觀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
日,程思遠飛抵蘇黎世,在一家飯店與李先生會昭,轉達了周恩來對李宗仁
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並且避開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跟蹤,一切都
處在秘密狀態中。

時機已經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歸祖國之心,在進行了一些秘密準備
後,向台灣當局打了去歐洲旅遊兩周的招呼,於1965 年6 月13 日離美飛往
瑞士,行前從紐約向程思遠拍了電報。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第五次約見程思
遠。

6 月18 日中午11 時,程思遠飛抵北京,此時周恩來在等了三天之後,
已於18 日上午率團出訪非洲各國。臨行前,他托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中央
統戰部長徐冰、全國政協秘書長平傑三、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等同志向程
思遠傳達三點意見:一、政府發給李先生一筆回國旅費,由你帶往瑞士面交;
二、同時發給你一筆旅費。請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來;三、你到蘇黎世時,
將有負責同志同你聯繫,有問題同他商量解決,他將給你以必要的幫助。

按照周恩來交待的使命,程思遠在我國駐外機構的秘密協助下,順利地
與李宗仁夫婦在瑞士見面。然後,再由我國有關組織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
婦終於安全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當李宗仁一行乘上回歸祖國的航班時,周
恩來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獲李先生座機進入我國境內的訊息,他才安然上
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時許,當李宗仁夫婦一行飛抵廣州白雲機
場時,受到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熱烈歡迎。


當李宗仁一行吃完粵式早餐繼續起飛,於11 時抵達上海時,萬萬想不到周恩
來、陳毅和上海市市長陳丕顯等人到機場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禮遇,感動
極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來在上海文化俱樂部與李先生會晤,滿懷信心地談
到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並對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
李宗仁夫婦飛抵北京,整個接待工作在周恩來直接指導下非常圓滿。9 月26
日,李宗仁在北京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宣佈了自己的心願。

對於李宗仁先生的歸國聲明,周恩來曾客觀地評價說:「德鄰(李宗仁
字)先生出走十六載,這次毅然歸來,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時曾發表一個聲
明,說他以『帶罪之身』由海外『歸來』,向人民交代兩大過錯:一是1949
年和平談判時,他沒有接受和平協議,『至今猶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國居
留期間搞『第三勢力』」「這樣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諒解。但是實際
上這兩件事情也難完全怪他。」「名為『代總統』,實則一無權,二無兵,
三無錢,真是孤坐石頭城上,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
一切都由下野後穩居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擺佈。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響,也
沒有接受和平協議的決心。至於搞『第三勢力』,想依靠外國來取得政權,
這說明他對美國有幻想,同時也是舊中國政壇顯要的通病。」「愛國一家,
愛國不分先後。李宗仁先生這次回國定居,我們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與促盡力保主產——「文化大革命」中貫徹「抓革命、促生產」
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周恩來無意於黨內鬥爭,傾其全力
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籌劃中。但是,當「文化大革命」運動降臨在神州大地時,
周恩來在「勢不可擋」的情況下,則巧妙地運用「抓革命,促生產」的武器
來緩和這場內亂對整個國家與社會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的衝擊,以盡量減少
全體人民的損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經過精心準備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一文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澤東在當
時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發表此文並示意全國轉載。對於這一重大事態,
中央書記處採取了慎重的態度,《人民日報》11 月30 日才轉載姚文元的文
章。在嚴重的事態面前,周恩來知道無法阻止運動的開展,便試圖在轉載中
將這場尖銳鬥爭導入學術爭鳴渠道,並保護吳□等同志。為此,周恩來親自
修改了《人民日報》按語,強調作為學術問題展開討論,「既允許批評的自
由,也允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
是,以理服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以後,「文
化大革命」開始全面展開與逐步升級。8 月,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
屆十一中全會,會上發表了毛澤東於5 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
字報》一文,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
定》(簡稱《十六條》),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在「十六條」中,周恩來
和陶鑄等人經過反覆磋商和力爭,突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以圖
「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革命」還僅僅限制在「文化」領域和黨政機關
內。但18 月中旬「紅衛兵運動」掀起以後,「革命」開始迅速推向社會,妨
礙了工農業生產,這些活動違背了周恩來等人希求穩定國家經濟社會生活秩
序的初衷。在這種情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了《關
於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試圖用保護生產來「限制革命」。9 月7
日,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提出「要
以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革命和生產兩不誤」。
周恩來還對紅衛兵反覆說: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
所以,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生產減少了於國於民都不利。

在周恩來的親自主持制定下,經毛澤東的批准,中共中央於9 月14 日發
出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兩個文件規定在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生產業務
指揮機構,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在黨委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
生產、抓業務等兩個班子;職工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迅速返回,積極
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在業餘時間去搞;未開展
文化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文化革命可以推遲進行;工礦企業與科研
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領導幹部的撤換由上級黨委主動調整,不採取群眾「罷
官」的作法;縣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
外地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佈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
串連,縣以下各級幹部和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縣以下各級領導應恢復和加


強領導力量,把各項工作全面抓起來。9 月15 日,林彪在毛澤東接見百萬師
生和紅衛兵大會上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而周恩來在講話中則重申「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要
求紅衛兵不要到工廠農村去串連,力圖穩定工農業生產局面,把運動限制在
有限的範圍內。

周恩來關於以抓生產來限制「革命」的謀略在執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
伙人看清,當11 月9 日《人民日報》中《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發
出以後,中央文革一夥炮製了一個新的文件稿,與周恩來唱對台戲。12 月4
日和6 日,林彪兩次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攻擊周恩來用「抓革命、促牛產」
口號來壓運動,形成對周恩來等同志的政治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要
保住從國務院到各省、市、自治區的骨幹力量不被打倒,要維護國民經濟的
正常運轉,其難度也就更大了。


眾帥出席穩定軍心——精心安排1967 年「八一」招待會出席人員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全面內戰」的浪潮逐步推向軍隊之
中。1967 年1 月2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
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實行軍隊介入地方「文
化大革命」的行動。1 月28 日,中央軍委頒布了八條命令以規範「支左」工
作。但月底即出現了「打倒朱德」的大字報。接著,2 月11 日發生的譚震林、
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大鬧懷仁堂」事件和7 月20
日武漢發生的「百萬雄師」事件,使「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矛頭層層指向中
國人民解放軍內部。7 月25 日,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肖力(李訥)說:「要
戰鬥!要突擊!要砸爛總政閻王殿!」總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長們和大
批幹部遭迫害和誣陷。同時,康生等人在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出了「揪軍內一
小撮」的口號,造反派開始衝擊軍事機關,揪「軍內一小撮」。而7 月26
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紀念「八一」建軍節的通知》中也提出「徹底批判反黨
分子彭德懷、羅瑞卿的反動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揭露他們同黨內最大的走資
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相勾結,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支持和策劃
下進行篡黨、篡軍的罪惡活動,把目前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權派大批判運動推向一個更深入的階段。」這樣,由「文化大革命」掀起
的內亂逐步導向軍內,引起了整個軍隊上層的不安,軍心頗有動搖之感。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穩定軍心,防止軍隊內部發生動盪。怎樣做到這一
步呢?周恩來煞費苦心。此時,正值「八一」建軍節來臨。按慣例,每年「八
一」建軍節前夕,國防部均舉行招待會,以招待各國駐華使節和武官,屆時,
軍內元老和國防部要員都要出席。但此時朱德和徐向前等德高望重的元帥們
都已受到了衝擊,能否按慣例出席「八一」招待會已成難事。因此,周恩來
下決心要將朱德、徐向前等人安排出席「八一」招待會。

對於朱德、徐向前等人,林彪與江青兩伙人均持反對態度,他們攻擊朱
德是「大軍閥」,對徐向前等人也嫉恨很深。因此,他們自然反對和阻止朱
德和徐向前等人出席招待會。這時,周恩來在非常複雜的情況下請示毛澤東
主席,這一安排爭取到了毛澤東的同意。此事直到7 月31 日下午才定下來。

為了防止意外,周恩來為元帥們參加招待會特別佈置了有關行車路線和
警衛措施,防止中央文革一夥人策動造反派堵車作亂,並派葉劍英通知徐向
前,要他注意和小心。這樣,在7 月31 日晚國防部舉行的紀念「八一」招待
會上,軍隊的幾位元帥基本上都出席了。他們出席並見報有力地打擊了中央
文革一夥揪斗元帥們的氣焰,遏制了林彪一夥排斥異己、在軍內搞一統天下
的陰謀,也象徵了人民解放軍內部的團結和穩定。此後不久,毛澤東也否定
了林彪等人提出的「揪帶槍的劉鄧路線」的口號和圖謀。


參加慶典穩定西藏——1966 年接阿沛·阿旺晉美進京

「文化大革命」給全國各地帶來的衝擊和禍害,使少數民族地區也未能
孝免。在林彪、江青極左路線的衝擊下,西藏地區黨的民族、宗教、統戰政
策遭到了嚴重破壞,西藏的民族關係越來越緊張,作為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
會主席的阿沛·阿旺晉美也難以工作了。在這種情況下,如不迅速緩解局勢,
則西藏地區很可能爆發更大的騷亂。此時,一直關注著兩藏局勢變化的周恩
來想出了一個妙法:他在1966 年9 月29 日,以參加國慶慶典為理由,派飛
機把阿沛·阿旺晉美接回北京。到北京後,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阿沛·阿旺
晉美於「十·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慶祝活動並受到毛澤東的接見,這
一舉措傳到西藏,對西藏日益緊張的局勢起到了很大的緩解作用。


以退為進能屈能伸——「文化大革命」中請陳毅帶頭「作檢討」

1966 年8 月以後,國務院各部工作相繼受阻,周恩來的副手們幾乎都被
打倒或無法工作。這時,周恩來想出以退為進的辦法。

有一天,周恩來把陳毅找來,要對他做工作,然後從外交部開始逐步把
各部工作再恢復起來,方式就是懇求陳毅「作檢討。」

對於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國內外的影響,江青一夥是非常清楚的,
他們對剛直不阿的陳毅充滿忌恨,自然要攪得外交部不寧。周恩來把陳毅找
來後,話語充滿憂慮和懇切之情,他對陳毅說:「這麼大國家,千頭萬緒,
我總不能沒有幾個幫手吧!部長們都被打倒了,他們的工作誰來做?我想安
排部長們向群眾檢查,爭取盡快過關,把各部工作抓起來」。見陳毅點頭贊
許,周恩來把話鋒一轉,對陳毅說:「陳總,我想讓你帶個頭,你看怎樣?」

「叫我帶頭?」陳毅明白了周恩來找他來的意圖,然後問總理:「叫我
向造反派檢討?我有什麼錯誤?」

「陳總」,周恩來注視著陳毅說:「就忍了這一次吧。」正巧,秘書通
知總理,接見外賓的時間到了。周恩來拉起陳毅:「陳總呀,你是外交部長,
外事工作一天不能中斷,你要總是被包圍,被批判,工作讓誰抓?我要管的
方面太多,我一個人頂不下整個天哪。」

陳毅不願再惹周恩來的煩惱:「好,想通了,我來找你。」

幾天以後,陳毅副總理推開了周恩來的門:「總理,我想通了。從今天
開始,不再放炮。我檢討,爭取早日得到群眾諒解,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來跨前一步,緊握陳毅的手,激動而又深沉地說:「好!你帶個頭,
以大事為重。」他並一再叮嚀:「檢討不要太長,寫好拿來我看看..」

陳毅準備檢討了,但陳毅畢竟是陳毅,他的檢討最終只能批評「文化人
革命」的極左行動,這自然招致中央文革一夥人的更大報復和圍攻。

1966 年11 月29 日,陳毅等四位老帥接見軍隊院校學生的講話捅了馬蜂
窩,直指中央文革。此事發生後,周恩來把陳毅請來。

周恩來先不說話,端過一杯飄著綠茶尖的清茶遞給陳毅。待陳毅面色平
靜之後,他不緊不慢地說:「陳老總,現在我要請你接受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陳毅放下杯子。

「從現在開始,你不要講話。」

「什麼,什麼?」陳毅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指著自己鼻子問道:「叫我
不要講話?!」

周恩來肯定地點了點頭。

調恩來讓陳毅檢討,是為了防止造反派奪權。這一次,周恩來讓陳毅緘
口,更是為了保護陳毅,因為周恩來明白,在運動的勢頭上,對抗是無濟於
事的,只能招致更大的麻煩。

1967 年2 月發生的所謂「二月逆流」,其陣容是可觀的,其言詞激烈而
有理,但在當時情況下,只能被壓制。大鬧懷仁堂的結果是老幹部進一步被
批鬥,解散了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碰頭會,中央文革抓過了大權,代替了中
央書記處。

「二月抗爭」以後,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和李先念、
李富春、譚震林三位副總理處境困難。但過了一段時間,周恩來向毛澤東匯
報工作時,有意要促使他們復出,讓他們在委屈中重新伸展出來。


毛澤東問周恩來:現在北面的情況怎麼樣?周恩來告訴毛澤東,最近的
情況不能掉以輕心,蘇軍在臨我邊境地帶,陳兵數十萬,虎視耽耽。他們的
意圖從各種情況來分析:一種可能是搞邊境摩擦,小打小鬧,第:二種可能
是炸毀我核設施;第三種可能是大動干戈,發動全面進攻。

毛澤東沉思良久,憂心忡忡地說:蘇聯是亡我之心不死啊!要把這種形
勢告訴全國人民,加緊備戰,特別是軍隊,一定要有準備,要防患於未然,
防止突然襲擊。幾位老帥怎樣?

周恩來聽出了毛澤東對老帥們的關心,趁此機會向毛澤東說:政治局和
中央文革聯席會議,已經開過幾次了,四位老帥、三位副總理都已作了深刻
的檢討。看到國家混亂,自己的戰友被打倒,他們對「文化大革命」開始時
不理解,想不通,現在已經認識了錯誤。毛澤東聽後,顯得非常高興。這樣,
在極左勢力甚囂塵上的九大上,朱德、劉伯承、葉劍英、李先念當選為政治
局委員,陳毅也當選為中央委員。1969 年4 月28 日,陳毅、徐向前、聶榮
臻、葉劍英又當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從而在軍內站穩了腳跟。


殫精竭慮以身相護——「文化大革命」中不准揪斗陳毅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浪中,周恩來為保護陳毅過關,一方面勸陳
毅「作檢討」,以退為進;另一方面同林彪、江青策動的揪斗陳毅、「打倒
陳毅」的陰謀進行了旗幟鮮明的鬥爭。

一次,林彪、江青一夥策動造反派批鬥陳毅,還想在批鬥會上把陳毅揪
走。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將警衛部隊部署在主席台下邊,把
陳毅保護起來。周恩來還親自參加大會,堅決反對呼喊「打倒陳毅」的口號
和張貼「打倒陳毅」的標語。當造反派喊出「打倒陳毅」的口號時,周恩來
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教育受蒙蔽的群眾,憤然退出會場,同時命令警衛人
員保護陳毅也離開會場。當一夥人居然把陳毅搶走後,周恩來立即指示衛戍
區派部隊把陳毅救護出來。

有一次,林彪、江青指使一夥人圍攻周恩來,揚言要攔截陳毅的汽車,
要衝到人民大會堂去揪斗陳毅,致使周恩來連續18 個小時不能吃飯,心臟病
犯了。周恩來氣憤地說:「誰要在路上攔截陳毅同志的車子,我馬上挺身而
出;你們要揪斗陳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
去!」由於周恩來堅持鬥爭,林彪、江青一夥揪斗陳毅的圖謀始終未能得逞!

又有一次,由陳毅主持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會。當時,林彪、江青一夥
正煽動一些人抓陳毅,揪斗陳毅。周恩來指示衛戍區:一定要保證陳老總的
安全!陳毅對傅崇碧開玩笑說:「呵!總理把我交給你們了!」去北京飯店
時,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到了飯店,傅崇碧發現有不少形跡可疑的人。傅崇
碧把陳毅的汽車停在正門,沒等招待會結束,就把車子開走了,那夥人被引
到車子開去的方向;招待會結束後,傅崇碧用另外準備的車子,從另外的門,
把陳毅接回中南海。陳毅笑著說:「謝謝你們了!」這時,周恩來又查問此
事,得知陳毅已完全返回,才放了心。


退避三舍迂迴反擊——1967 年解決「王、關、戚」問題

退避三舍,是古代兵家爭戰中一種有節制有計劃的後撤,以便後發制人
的謀略。周恩來在談到「退避三舍」時說:「這就是說,你來,我先退,給
你警告。再來,再退,再給警告,但事不過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
恩來曾數次運用這一謀略躲過了明槍暗箭。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以後,周恩來一度成為攻擊的對象,但毛澤
東又讓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67 年5 月中旬,江青等人見周恩來保護老
幹部、緩和運動的衝擊力,把《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送給林彪、康生和
周恩來,企圖誣陷周恩來。對此,康生雖為知情人卻不願作證。此後,周恩
來不露聲色,隱忍不發,靜觀變化。

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見此案整不倒周恩來後,倒周之心不死。王力等人
從武漢「凱旋而歸」後,開始組織了一場倒周的奪權運動,一張有組織的反
周大字報貼上牆,巨幅標語懸掛起來,「火燒周恩來的右傾機會主義」、「周
恩來代表的是什麼階級?」「活埋周恩來」等口號開始由紅衛兵提了出來。8
月7 日,王力又竄到北京外語學院發表反周奪權的講話,煽動奪外交部的權。
他說:「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在王力的
唆使下,造反派堅持要打倒陳毅,奪外交部的權。紅牆裡的造反派與外面的
「揪劉鄧陶」大軍串通一氣,矛頭直指周恩來,北京進一步陷入混亂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深知王力背後還有人,必須對動亂的策源地中央
文革採取措施,但要制住中央文革必須毛澤東親自下決心才行。於是,周恩
來決定迂迴反擊,他讓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帶上王力的「八·七講話」到上海
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看後斥之為「大、大、大毒草」!他最後對楊成武說:
「你回去告訴總理,『王關戚』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單獨當面向
總理匯報,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不過,還是先抓王力、關鋒,
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

楊成武回北京後馬上向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說,「事不
宜遲,馬上開會。」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宣佈了毛澤東
的命令,當場把王力、關鋒隔離審查。

這一斷然決策,維護了周恩來的地位,使他稍稍擺脫了一下當時的困境,
打亂了林彪、江青兩伙人的陣腳,使此後反周的這些人不敢輕舉妄動。


臨事應變晦莫如深——1971 年緊急處理「9.13」事件

周恩來在重大的決策活動中不僅能夠慎重穩妥地進行決斷,而且還善於
在極其複雜而又微妙的事態中臨事應變,駕馭事態的變化,顯示了豐富的決
策經驗和臨危不亂的決策膽略。1971 年「9.13」事件發生前後的緊急處理,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70 年8 月23 日至9 月8 日,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是林彪集團向毛澤東奪權的一次特殊較量。這次較量圍繞著是否設立國家主
席問題而展開,實質上是要使林彪在國家事務中握有更重要的權力。會議通
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等文件,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此
後不久,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先後代表中央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成
員,對「批陳整風匯報會」進行了總結,指出當時的軍方重要人物黃永勝(總
參謀長)、吳法憲(空軍司令)、葉群(軍委辦公廳主任)、李作鵬(海軍
政委)、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
了宗派主義錯誤」,「希望他們實踐自己的申明,認真改正錯誤。」

林彪集團在廬山會議上被挫之後,開始了新的對抗。1971 年3 月18 日,
林立果提出「根據目前局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隨後,林立果等人制
定了《「571 工程」紀要》,確定政變手段是「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黨
政要員,迫毛澤東就範。此後,「聯合艦隊」開始了緊張的武裝政變準備。

1971 年8 月16 日,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根據毛澤東的指
示,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周恩來在匯報結束時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
黨中央決定「十·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
項準備工作正在逐步就緒。林彪一夥對此安排惶恐不安,擔心九屆三中全會
將要提出他們的問題,也擔心林彪在四屆人大會議上當不成副總理和國防部
長。

與此同時,毛澤東從8 月中旬起至9 月12 日,巡視南方各地,在向九省
市負責人打招呼時矛頭指向林彪。於是,接到密報,林彪一夥進行了緊鑼密
鼓的秘密部署。

9 月7 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的命令,決定實
施兩項陰謀:(1)乘毛澤東外出巡視之機在途中謀害毛澤東,以武力謀害毛
澤東後林彪則以「接班人」的身份宣佈「接班」;(2)如上一計不成,則南
逃廣州,另立中央,發動內戰。8 日,林彪在北戴河正式下達了「盼照立果、
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武裝政變手令。這一切急劇的變化,將雙方的矛
盾衝突推向了白熱化的程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熱潮的掩蓋下,這一
切又在表面上顯得非常地平靜。

毛澤東在9 月3 日到達杭州後對林立果等人的若干行徑有所覺察,遂突
然改變行程,於11 日下午乘列車提前離開了上海,並安然通過了蘇州碩放鐵
橋,打亂了林立果一夥的部署。12 日晚,毛澤東安抵北京。這樣,林彪一夥
就只有南逃廣州或北叛了。

林立果執行第一方案的同時,一架256 號三叉戟—IE 型專機被調往海軍
山海關機場,供在北戴河的林彪隨時使用。就在這一緊要時刻,駐北戴河的
警衛部隊將林彪、葉群之女林立衡關於葉群、林立果要帶林彪坐飛機叛逃的
報告火速報告了北京,中央警衛局又立即報告了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
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周恩來接到這個報告後沉思片刻,憑著長期的鬥爭經驗預感到事態的極
端嚴重性。他立即中止了《政府工作報告》的討論,回到東大廳總理辦公室,
首先查問256 號飛機調往山海關機場的情況。在周恩來的嚴厲追問下,空軍
司令吳法憲和海軍政委李作鵬分別作了某些掩蓋真相的報告。周恩來獲悉後
立即下達了限制飛機起飛的措施,並通過李作鵬向海軍山海關機場下達指
示:256 號專機必須有總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
能飛行。但李作鵬在傳達命令時作了篡改。就這樣,葉群,林立果等人眼見
陰謀敗露,已經驚恐萬狀,決定施展手腕,借周恩來之手調動飛機。

12 日深夜23 時22 分,周恩來接到葉群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葉群用故
作親切的口氣說:「總理呀,有件事要向您報告:林彪同志想動一動。」

周恩來一聽葉群的試探,立即反問:「他準備到哪裡?是空中動還是地
面動?」葉群在周恩來的緊問下猝不及答,吱吱唔唔地回答說:「..空中
動,需要調幾架飛機」。見葉群漸露馬腳,周恩來步步緊追:「你們調了飛
機沒有」?

葉群原以為打這個電話能騙過周恩來,不想周恩來步步追問,她不得不
再次撒謊,她說:「還沒有調,林彪同志讓報告總理再調」。周恩來見葉群
再露馬腳,必定內藏陰謀,他想用緩兵之計定住林彪,用平穩的口氣答覆說:
「今天晚上飛夜航不安全。調飛機的事兒,我和吳法憲商量一下,看看天氣
再說。」

周恩來機智的問答,不僅擺脫了葉群的手腕,而且使葉群顯露了馬腳,
迫使林彪一夥亂了陣腳,改南逃為北叛。當13 日零時53 分林彪一夥強行突
破阻攔乘256 號三叉戟飛機逃跑後,周恩來馬上掌握了主動權,他立即向毛
澤東作了報告,然後向全國下達了禁空令,並將黃永勝扣在人民大會堂休息
室,令李德生前往空軍作戰室進行控制,派楊德中「寸步不離」盯住吳法憲。
當周恩來請示是否攔截林彪飛機時,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
沒有辦法的事,由他去吧。9 月13 日凌晨3 點多鐘,周宇馳等從北京沙河機
場乘直升飛機向蒙古方向逃跑,周恩來等下令派戰鬥機攔截迫降,如飛進城
區就堅決打掉。幾乎在同一時間,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人民大會堂
召開了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通報了夜間發生的一切情況,說明了應付萬一
的準備,第二天,邊防部隊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態。14 日下午,周恩來得到外
交部轉來我駐蒙大使館的報告:獲悉9 月13 日凌晨3 時中國民航256 號三叉
戟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 公里處墜毀,機上乘員8
男1 女全部死亡。此時,周恩來已經連續50 多個小時沒有休息,他在風雲突
變、鬥爭深入的複雜情況下,以其卓越的決策智慧臨機決斷,巧妙制敵,使
全國避免了一場更大的內亂。


計天下利爭國家名——「文化大革命」中為學者訃告登報排除阻力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運動的領導權歸中央文革,這是《十六條》
的規定。1970 年11 月6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
決定》,由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
雜誌社、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等部門的工
作,原中央宣傳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組織宣傳組織長康生,組員為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這樣,中央組織宣傳的大權為江青等人所掌握,
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也很難統馭。

1973 年9 月,全同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何魯教授病故,當時負責國
務院文教工作的周榮鑫和劉西堯提議,可在光明日報上刊登此消息,但似有
難言之處,怕被姚文元等駁回。於是,他們請示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批示:

一般政協委員、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哲學家、文學藝術家逝世的
消息可在光明日報刊登,如何魯先生病故即屬此類。妥否,請批。周恩來
20/9/197 這「妥否請批」問的是姚文元。從這裡不難看出周恩來當時的處境。
但姚文元迫於無奈,也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提議。就這樣,周恩來為當時不
能在黨報上發表正式訃告的知識分子在《光明日報》上爭得了一角之地。


設法緩衝練藏積精——「文化大革命」中處理尖銳矛盾與人事問題

設法緩衝,是周恩來處於矛盾中心而把握原則以求靈活解決問題的特殊
策略。這既不是什麼庸人的和解,更不是什麼「和稀泥」,而是在矛盾尖銳
對立的狀態下,為了暫時平抑事態,更好地保存力量,減緩衝擊力,達到練
藏積精,以圖將來發展的一種方法。這樣,才能夠駕馭住事態的發展與格局
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鬥爭不斷升級,這大大超出了周恩來的預想。
對於這場平地而起的狂飆,周恩來深感「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做夢也
沒有想到」。怎麼辦?周恩來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
會被衝垮」。他說:要做「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做旁觀人不行,做對立
的把你衝垮。1966 年12 月間,周恩來對並肩戰鬥了幾十年的老友李富春說:
「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還說:「我不入苦
海,誰入苦海。」

為了減緩「文化大革命」運動對劉少奇等人的衝擊,周恩來正面阻擋不
了,就拿出調和的方式來「降溫」。1966 年10 月1 日,林彪在國慶17 週年
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
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的論調,使「文化大革
命」性質進一步升級。10 月3 日,經毛澤東審閱的《紅旗》雜誌第13 期社
論又發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號召。對此,周恩來
感到鬥爭在升級,就試圖以調和的方式減緩運動對廣大老幹部的打擊。他專
門找了毛澤東談此事,表示不同意這一捉法。他說: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
都說是「左」傾右傾,井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這樣提合
適麼?當時毛澤東仍堅持了自己的看法,不採納周恩來的意見。而周恩來則
在以後多次接見群眾代表的講話中反覆強調「資反路線」的錯誤,是認識問
題,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周恩來的緩衝策略在人事安排上則體現出能進
能退、時柔時剛、剛柔相濟的特點。1971 年「9.13」事件發生後,全國上下
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盲從有了信仰上的危機和新的覺醒。這時候,人事
安排工作對實現周恩來的主張非常有利。於是,當毛澤東找周恩來商量由誰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時,周恩來力薦葉劍英元帥。1971 年10 月23 日,即粉碎
林彪反黨集團後的第十天,毛澤東把周恩來請到自己的辦公室,進行了徹夜
長談。議題之一,就是誰來接替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周恩來說:「劍英
同志合適。他本來就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統天下,
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進去,竭力地排斥劍英同志,使他無法進行工作。」就
這樣,一錘定音,使葉劍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軍委的日常工作,避免了以
後江青等人想插手軍隊的禍害。

1974 年6 月1 日周恩來住進醫院以後,覬覦總理之位已久的江青一夥急
忙開始了篡黨奪權的活動。10 月18 日,王洪文飛往長沙向毛澤東誣陷周恩
來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受到毛澤東的批評。20 日,毛澤東指示唐聞生、王海
容回北京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
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
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但11 月12 日和19 日,江青兩次寫信給毛澤東,提
出謝靜宜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
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以後,又提出


王洪文當人大委員長。對此,毛澤東尖銳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
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周恩來的「組
閣」就成為一樁難事。他既要安排好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志,又不能排除江
青及其爪牙。為此,他約王洪文於12 月23—27 日,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
工作,著重談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周恩來返京後,與幾位老同志反
復商量了組閣問題。對於「四人幫」一夥提出的教育部人選,周恩來感到關
系重大,以周榮鑫掌管為宜,而對其他部門人選,則作了策略上的讓步。於
是,他在醫院分批召集政治局成員開會,通過了人選方案。這樣,一方面在
政府中保證鄧小平、時劍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掌握了實權,另一方面又確保
了「組閣」的成功。

為了扶助鄧小平,在1975 年1 月四屆人大舉行以後,2 月2 日,周恩來
在病榻上擬就了一份《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呈毛澤
東。《請示報告》中提出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
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這樣,鄧小平
同志實際上居於代總理的地位,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相互依存相互轉換——處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是領導活動中的兩個關鍵要素,任何領導活動如果
缺少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就構不成領導活動。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曾明確指出:「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
關應該剷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裡
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而這個公僕「應該為組織在公社衛的
人民服務」。很顯然,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新型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有
一個「公僕」與服務對象的關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
展了馬克思的這一偉大思想,在全黨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
宗旨,形成了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周恩來一生始終以這條路線為宗
旨,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領導幹部樹立了「人民公僕」的光輝典範。並且,
他明確地在理論上提出了社會主義領導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首先,周恩來認為人民群眾是領導存在的力量,沒有這一種力量,領導
也就不存在了。1954 年12 月10 日,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指出:「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
任什麼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
這段話言簡意賅地闡明了社會主義領導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
眾的這種歷史地位決定了領導者只是滄海一粟,領導者一旦脫離了人民,必
將一事無成。

其次,周恩來認為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實現,需要有勤勤懇懇為之
服務的千百萬領導者,也就是說,領導者是人民群眾需要與利益的代表。人
民群眾之所以需要領導,是因為領導者能夠代表人民群眾利益並在其中進行
組織、指揮、控制、協調,這是人民群眾需要領導的原因,也是領導者最基
本的功能。因此,周恩來把領導的全部意義歸結在「為人民服務」之中。「為
人民服務」不僅是社會主義領導的本質,而且也是周恩來所揭示的領導與被
領導相互依存關係的核心,正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服務與領導能夠提供服
務,才會構成領導活動。

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過程中,領導的這種本質意義,不是每個
人都能理解和發揮得很好的,有的甚至悖離了人民的利益,用人民予以的權
力為個人謀取私利。周恩來指出,導致此種原因的「主要危險是資產階級個
人主義思想」。他說:「犯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嚴重錯誤的同志,只能聽好
的,不能聽壞的,成績既沖昏了頭腦,利慾就必定會熏心,蒙蔽了共產主義
的良知,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了」。周恩來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對廣大領導干
部進行反對個人主義的教育。早在建國初期,他就告誡全黨同志要堅決「反
對任何共產黨員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寶貴品質
墮落到資產階級卑鄙的個人主義」。

周恩來不僅在理論上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領導與被領導這種相互依存的
本質內涵,而且將其貫穿於他一生的全部實踐中。1973 年春天,周恩來因癌
症手術,顯得十分瘦弱。當時谷牧剛恢復工作,看到總理很憔悴,就問起他
的身體情況,周恩來隨意地說:「我已經得了癌症。」谷牧聽後心情突震,
驚愕萬分,可周恩來立即換了一個話題說:「你恢復工作了,擔子很重,還
得好好幹吶!現在不是時興『爬坡』、『拉車』那些話?我們這些人一輩子
就為國家,為人民拉車啊!一息猶存,就得奮鬥。」聽了總理的話,谷牧十


分難過和激動。周恩來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卻仍每時每刻想著國家和人
民,勉勵全體領導幹部要為同家和人民「拉車」,這是一種多麼崇高的精神
境界!

在周恩來的有關著作和講話中,對領導所下的定義是十分廣泛的。他認
為在領導機關工作的上、中、下各級幹部都是領導者,至少「都有做領導工
作可能」。他說「有些同志雖未直接做領導工作,但實際上仍是領導幹部」。
這一廣泛的領導定義,可以反映出周恩來所堅持的一個基本思想:即領導者
與被領導者之間沒有絕對界限,領導這個崗位只是提供了更多的為人民服務
的機會。領導是從群眾中產生的,「一般幹部都有做領導工作可能」,被領
導者今天是群眾,是一般幹部,因工作需要,德才素質的適應,明天就有可
能成為領導者;同樣,今天的領導者,明天也有可能成為一個普通群眾。領
導者如果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
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職。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這種相互轉換的基準是什麼呢?周恩來將它歸結為
「政治標準與工作能力」兩方面。政治標準,即能否堅持為人民服務。他說:
「為準服務是個政治標準」,凡是不能很好為人民服務,在工作中表現出的
馬虎主義,空談家、妄自尊大、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以及蛻化或
腐化思想等,都應該堅決反對。工作能力,即能否實現為人民服務。周恩來
認為,領導者除在立場上必須一切以人民的利益與意志為轉移外,在能力上
還必須具備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否則將不能很好地實現為人民服務的目標。
為此,他要求每個領導者都必須虛心向群眾學習,努力吸取群眾智慧,在向
群眾學習的過程中提高為群眾服務的本領。

周恩來所提出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這種相互轉換的思想,對明確我
們這個國家的「領導」涵義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由於受幾千年封建社會的
影響,在我們革命幹部隊伍中仍存在著種種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及終身制
等問題,「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
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這些問題若不能予以
徹底解決就會殆誤社會主義事業。周恩來從當時的情況出發,提出領導幹部
的標準,以防止一些人在領導崗位上的蛻化與變質,表明了周恩來對該問題
的高度關注。


內外上下和諧一致——協調上下新舊各目標之間的關係

協調,就是對領導系統的各種關係進行調整,使整個組織內外上下聯繫
緊密,和諧一致。綜合周恩來有關這方面的思想,其提出的協調內容主要包
括三個方面:

協調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上下級關係既是組織關係,又是工作關係,這
一關係,在領導活動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那麼如何才能協調好上下級之間
的關係?周恩來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即必須明確備自的職權與責任。
如果職責不清,上推下諉,必然造成互相掣肘,人為地製造內耗,降低工作
效率。在談到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時,周恩來就明確提出中央應該只管戰
略問題,而把戰役的組織和戰術的運用交給地方去機動處理,因為他們最了
解具體情況。上下級之間明確了這樣一種職責,不僅使行政系統的工作有了
一個整體的分工,使之上下協調,集中統一,而且將「一個積極性」變成「兩
個積極性」,下級可以在上級確定的戰略總目標下,積極地、創造性地結合
本部門的情況予以貫徹落實,從而使整個組織和諧、有序地發展。無論是中
央與地方的關係,還是一個部門的上下級關係,維繫其中正常關係的都首先
是相互的職權、職責關係,任何越權、越職的行為,都只會嚴重挫傷下級的
積極性,助長上級的官僚主義和瞎指揮,以致最終造成整個工作系統紊亂。

協調各國標之間的關係。由於領導工作的複雜性和決策對象的廣泛性與
多樣性,在領導活動中往往會同時存在多個目標,而且有時每個目標之間又
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對於這樣的一個複雜的領導問題,任何簡單急躁的辦
法都是不行的,必須用協調的方法予以妥善解決。周恩來在談到要保證國民
經濟比較均衡發展時,對面臨的重工業與輕工業、工農業生產和運輸及商品
流通、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提高、沿海發展與內地建
設、各民族之間的發展等多種目標就明確地告誡人們,這些目標不是在任何
條件下都是相容的,如果處理不好,目標之間缺乏有機的協調和統一,互相
之間就難以共存。他對處理這多層目標的基本思想是:突出重點,兼顧其他,
綜合平衡,穩步發展。多個目標同時實現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要受到一定的
人,財、物等資源的限制。盲目的放棄也是不足取的,因為這違背客觀事物
的複雜規定性。正確的方法就是:在多個目標中根據輕重緩急的情況,先實
現重、急的目標,同時兼顧其他目標,然後穩步地推動整體事業的發展。建
國初期,周恩來在領導制定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就是根據毛澤東以重工
業為中心的意見,首先確立發展重工業的重點目標,同時按照一定的比例兼
顧其他目標的有序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協調新舊之間的關係。任何一種社會變革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相
當一個時期內,新與舊、困難與發展、歷史與現實的種種矛盾總是相伴而存
在。面對著這複雜的局面,任何急躁、沮喪或迴避的態度都無助於問題的解
決,只有正視問題,積極協調,方可轉化矛盾,推進發展。建國之初,周恩
來就用這樣的策略來面對各種複雜的矛盾和困難。新中國的誕生從根本上消
滅了剝削制度,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但是當家作主的人民還必
須要「承受必要的負擔」。這是種什麼負擔呢?周恩來說:「我把這種負擔
叫做勝利負擔」。因為勝利,我們要把俘虜或改編的國民黨軍隊包下來,在
人民生活十分貧困的情況下,還要解決這些人的吃飯問題,怎麼辦呢?周恩
來說:「要告訴人民,這是勝利的負擔,是推不開的」。包下來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困難,都要向人民講清楚,使人民增加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共同
度過難關,這是周恩來協調新舊矛盾的基本思想,即將道理向人民講清楚和
人民共同來解決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人民增強了承受能力,就可以正確地
面對困難。這既是一種高超的協調藝術,又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協調過程中的
具體體現。


領導有方決策有序——掌握決策制定的四個基本環節

1943 年,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一文中從如何將政治總決
策分解和轉換為具體的分決策的角度,精闢地論述了決策制定中的幾個環節
問題,他指出,「必須正確地決定問題。首先,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並找
出此地此時的特點。次之,要依此與黨的總任務聯繫起來,確定一時期的任
務和方針。再次,要依此方針,規定當前適當的口號和策略。又次,然後據
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這一切,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並使
這些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繫起來。」

在這段論述中,周恩來把決策制定與轉換過程分解為四個基本環節,並
形成環環相聯的制定順序。應該說,他描述了從依據環境特點確定決策目標
到最後形成可供執行的分決策的基本過程。要全面理解周恩來的這一理論,
我們有必要更細緻地分析一下這四個基本環節。

周恩來提出,制定決策的第一步就是研究環境的變化,並找出此地此時
的特點。對於這一環節及整個過程,周恩來強調需要作最實際的調查研究,
並使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繫起來。這實際上是一種從實際出發決定問
題的思想方法,只是周恩來更細緻地突出三個基本要素:(1)環境;(2)
特點:(3)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相聯繫。因此,在確定目標的過程中,首要
的工作就是抓住這三點要素。

第二個環節就是依據環境及其特點,聯繫政治決策,確定一個時期的決
策。周恩來在這一環節中突出的是決策必須與黨的總任務相聯繫,即行政決
策的依據是政治決策。事實上,所有的政治性決策與行政性決策都必須依據
於黨的總任務,離開黨的總任務的行政性決策是無法制定的。因此,行政性
決策在一定意義上是政治決策的分解與轉換,在行政政治化增強的情況下,
這是中國行政決策的一個重要特徵。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周恩來突出了這
一點,也是強調製定決策離不開黨的總路線和總任務。

決策制定的第三個環節就是依據政治方針規定相應的行動策略。在這
裡,周恩來已經考慮到決策的具體執行問題,指出適當的策略是制定決策時
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也是一個基本環節。

最後,周恩來認為在上述條件滿足的情況下才可以制定出實際可行的具
體分決策。可見,一項決策的制定過程必須經過分析環境特點、確定決策框
架、規定執行策略、形成具體決策這四個環節,抓好了這四個基本環節,使
決策制定過程建立在調查研究與聯繫黨的原理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夠做出正
確的決定,形成正確的決策。

周恩來所提出的把握決定制定環節的理論,在當時特定的政治條件下,
其要旨是啟發一個領導者如何將黨的總任務適時適地轉化為一定時期內可供
執行的決策,並要求一個領導者必須掌握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基本環節。雖然
這一理論的提出首先是針對政治性決策的,但是這一理論對於深入分析我國
政治決策與行政決策的關係,更好地把握黨的總任務與行政政治性決策的聯
系及其政治決策向行政決策的轉換,進而抓住這些基本環節制定出有利於政
治性決策執行的行政決策,具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


軍事篇

弔民伐罪眾口鑠金——領導兩次東征戰役的政治工作

《孟子·膝文公下》曰:「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宋
書·索虜傳》寫道:「弔民伐罪,積後已之情。」《戰國策·魏策》曰:「張
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臣聞繁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其意
思為撫慰人民,討代有罪,可以爭取老百姓的支援:爭取輿論,眾口一詞,
所發生的威力足以使金子熔化。這些古代富有哲理性的論述,樸素而又鮮明
地說明一個道理:從事軍事活動,伸張其正義性,用以統一軍心、爭取民心,
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這既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謀略,也是一項重要的軍事
謀略。

大革命時期,中同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了革命統一
戰線。1924 年5 月,創立了黃埔軍校。周恩來除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外,
又於同年11 月,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 年2 月和10 月,廣東革命
政府為鞏固革命根據地,舉行了兩次東征。周恩來先後作為軍校政治部主任
和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政治部主任,隨軍出征。在激烈的軍事鬥爭
中,周恩來領導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對推動兩次東征勝利,起了重大作用。

東征作戰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按照戰前確定的「對本軍、對民眾、對
敵軍」這三個方面來進行的。

第一,對本軍。東征之初,面對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支持下的陳炯明
這一兇惡敵人,東征軍將士雖有昂揚的鬥志,但對取得勝利,並無絕對把握
和信心。蔣先雲曾說:「我校開辦後,外界很不相信我們能真正去殺賊,未
必能殺得賊死。非獨外界如此,即我們自己也不敢十分過於自信。」周恩來
領導政治工作機關對本軍官兵進行了大量政治工作,使官兵更加明確東征是
「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作戰,以達民族解放之目的。」第一次東征
前,周恩來在軍校作了戰前動員。第二次東征前,周恩來擔任黨代表的第一
軍第一師舉行了誓師大會。在周恩來的組織下,東征軍部隊響亮地提出了「為
拯救東江人民而戰」、「為保護東江人民而戰」的口號。作戰中,開展了多
種形式的宣傳鼓動工作。《殺賊歌》中唱道:「同志們前進!殺!殺!殺陳
炯明,不殺不甘心!」在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上,周恩來親讀祭文,使官兵深
受感動。經過宣傳鼓動,廣大官兵同仇敵愾:「卒皆忠忱雷動,不避艱難,
不顧生死」。第一次東征的棉湖會戰中,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面對號稱勁旅
的林虎部主力五六千人,捨生忘死,奮勇搏殺,與下了以少勝多的光輝篇章。
淡水戰鬥中,率領教導隊第一團的10 名幹部,有8 名是中共黨員。第二次東
征攻打「南中國第一天險」惠州時,報名參加奮勇隊者爭先恐後,均以捨身
成仁為光榮。

第二,對民眾。主要是宣傳東征的意義和革命軍隊與軍閥軍隊的區別。
第一次東征開始前,中共兩廣區委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檄告廣東工農群眾、
保衛革命、打倒陳炯明》的文告;黃埔軍校政治部印發了《告東江人民書》
等傳單。第二次東征時,總政治部發表了《革命軍東征告各界人民書》。行
軍所至,「傳單飄揚空際,儼如雪片之紛紛,村民牧童歡呼而拾」。僅第二
次東征宣傳總隊就散發傳單20 萬張,標語8 萬條,孫中山、廖仲愷像片10
萬張。周恩來在各地發表演講,呼籲民眾團結起來,協助東征軍,鞏固革命


成果。在東莞群眾大會上,周恩來發表演說,指出:「本軍系解除人民痛苦
而來,增加人民幸福而來,願大家戮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東征軍建立
了嚴格的群眾紀律,並作了廣泛的宣傳。《愛民歌》中唱道:「紮營不要懶,
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青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
借民間鍋和碗..。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政治部《告百
粵父老兄弟姊妹》書說:「有違犯我們所宣告的行為者,請不必客氣,具實
向我們的官長報告,定必依法懲辦。」以往東江人民橫遭陳炯明等摧殘,往
往視兵如匪,軍隊一來即四散逃亡。東征軍鮮明的主義和嚴明的軍紀,使氏
眾交口讚譽。《商報》報道說:「學生軍之受人歡迎,初不在戰功卓著,而
其紀律亦有足令人起敬者..行軍行所至,不擾民間一草一木,老嫗婦孺,
喜而擠觀。雞犬不驚,商市安堵。入夜無公家空房,則扎蓬營露宿,東江人
民父老,謂民國以來,僅此次所見,乃是真正革命軍,真正衛國保民之革命
軍。」這樣,廣大民眾,就積極起來支援東征軍作戰。彭湃在《革命政府應
如何對待東江問題》一書記述說,革命軍一來,農民群眾即「或為黨軍內應,
或作外援,如當衝鋒隊、充伕役、嚮導、偵探、及截擊逆軍等等。無不踴躍
去做。」而陳炯明軍隊一到,則不是逃之一空,便是井中投毒、粥中放桐油,
甚而揭竿執鋤,殲滅敵人。

第三,對敵軍。主要是聲張正義,揭露邪惡,宣傳俘虜政策。黃埔軍校
政治部和東征軍總政治部均印製了對敵宣傳品,廣為散發,還由航空隊進行
了空投。據東征軍《本部東征日記》記載:「由前線解來的俘虜數十名,優
待異常,故樂不思返。」《惠州戰役日記》載:「聞石龍商團頗具有反革命
氣質,經總政治部數日宣傳之力,一變而為本黨信徒。」

兩次東征的勝利,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也顯示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
力。《政治週報》1926 年3 月刊登的《東征紀略》中說:「革命軍與別的軍
隊的最大不同點,就是他軍隊內面的政治宣傳,這是革命軍打勝仗的根本原
因。這種政治宣傳工作在平時要緊,在戰時更發要緊。在戰時要使人民與軍
隊合作以協力對付敵人,全靠這種工作做得好。此次東征,組織了偉大的政
治宣傳隊,設立東征軍總政治部為之統率,以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為總
政治部主任。」

弔民伐罪,眾口鑠金,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是被普遍重視和運用的軍
事謀略。事實證明,在軍事鬥爭中,忽視精神力量、輿論力量,便難以取得
成功。周恩來在1925 年領導兩次東征戰役的政治工作,熟練地運用了弔民伐
罪、眾口鑠金的軍事謀略。

對於周恩來領導的黃埔軍校和東征軍政治工作,毛澤東曾給以高度的評
價:

「那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候不過兩
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往
後擴大成為一個軍,影響了更多的軍隊,於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時軍隊有一
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
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的,
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


勢險節短相機而發——掌握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時機

《孫子兵法·勢篇》:「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弩,節如發機。」
勢險節短的要領是,戰前精心準備,時機一旦成熟,即以迅猛的動作、凌厲
的動作發起進攻,一舉達成戰役、戰鬥企圖。周恩來在1927 年領導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裝起義中,成功地運用了這一謀略。

1927 年春,北伐戰爭迅猛發展。為配合北伐進軍,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反對北洋軍閥的武裝起義。第一、二次起義,在軍
閥孫傳芳的鎮壓下失敗了。1927 年3 月,中共決定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由
周恩來任特別軍委書記、武裝起義總指揮。

這時,北伐軍已控制了浙、贛兩省和安微大部分地區,前鋒從南、西兩
面直逼蘇南。直系軍閥孫傳芳因遭慘敗,將軍隊撤離上海,而奉系軍閥張作
霖又派魯軍畢庶澄部進住。畢部有3000 人左右,加上當地2000 警察,共5000
人左右,戰鬥力不強。上海總工會的會員有28 萬9 千多人,工人糾察隊有
3000 人,自衛團有100 人。這些都是進行武裝起義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
北伐軍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已經開始了明目張膽的反共活動,
對工人武裝起義不僅不會積極呼應,還會予以破壞;已經組織起來的工人武
裝人數不多,訓練不夠,武器裝備也十分缺乏。這些是起義的不利條件。

周恩來總結前次起義的經驗教訓,認為主要問題有兩條:一、沒有準備;
二、領導人在事變中缺乏果斷。在組織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對這兩點給以
了極度的關注。

關於準備工作,主要是組織隊伍,籌集武器和制定計劃。工人糾察隊擴
大到5000,自衛團擴大到500,同時組織特別隊。工人武裝按區組織成大隊、
中隊,每天夜裡進行訓練。周恩來經常到各糾察隊去指導訓練,並親自教工
人練習射擊。為了培養起義骨幹,指揮部舉辦了軍事訓練班,由具有軍事經
驗的中共黨員作教員,講授槍械使用方法,《暴動須知》和巷戰戰術,並進
行戰術運動射擊刺殺等軍事訓練。經過訓練1800 名糾察隊員學會了使用武
器。周恩來還積極組織籌集武器彈藥。他們在租界購買了250 支手槍,並用
染料製造炸彈。周恩來還化裝參加了彈藥的運送。當時,上海一些軍閥和資
本家為了保護自身安全而組織了保衛團,周恩來指示工人骨幹參加進去,以
掌握武器,分化敵人。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全市和各區都制定了書面作戰計
劃,對進攻目標、力量、方法、時間等作了詳盡的規定。

關於時機掌握,即要與北伐軍的軍事進展相配合,又要獨立行動,不能
失去時機。陳獨秀的主張是,兩個條件具備方可行動。一是上海沒有駐兵;
二是北伐軍到松江後仍繼續前進,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龍華。周恩來不同
意。其主張為:「假使松江下,必可動,因畢決不致再守上海。蘇州下,也
必可動,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時他的兵隊必有一部分潰散。」會議接受
了周恩來的主張,確定:「一、松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
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

3 月18 日,北伐軍到達松江,與軍閥部隊激戰。3 月19 日,上海區委主
席團召開緊急會議,周恩來估計說:「畢有敗退可能」。他提出:「我意今
天都準備好,如果十二點以前,有畢軍潰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罷工,一面今
晚動作。」當天,下達了預備動員令並頒布了行動大綱。第二天,北伐軍攻
克松江,前鋒推進到上海龍華。上海已有28 萬工人罷工。


3 月21 日,中共最後作出武裝起義的決定。12 時,全市各大工廠汽笛長
鳴,80 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下午1 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


制鴻去翼竭澤而漁——指揮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

上海,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不僅面積大、人口多,街道建築
複雜,而且有著被稱為「國中之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的租界。在這樣的城市
中舉行武裝暴動,必須有正確的軍事指導,以求減少傷亡,較快取得勝利。
周恩來在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運用了制鴻去翼、竭澤而漁的謀略
思想,實行分區進攻,先易後難的辦法,逐次攻克敵軍據點,最後集中兵力,
對固守之敵展開武力上和宣傳上的強大攻勢,使其土崩瓦解,歸於全面失敗。

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爆發後,起義軍分南市、閘北、虹口、浦東、滬西、
滬東、吳淞七個區開始行動。當時軍閥畢庶澄所部為了便於逃跑,將其主力
集中於火車站所在的閘北地區。工人糾察隊依總指揮部部署,首先實行分區
進攻。當天下午4 時,除閘北以外其他各區相繼告捷。起義中繳獲了大批武
器,徒手的工糾隊員武裝起來。隨後,周恩來命令各區工人糾察隊向閘北增
援。

閘北敵軍主要蝟集於東方圖書館、北火車站等據點。這些地方工事堅固,
敵兵力、火力都很強。在東方圖書館,敵憑借四層的鋼筋水泥建築和兩挺輕
機槍的火力扼守。在北火車站,敵設有重機槍陣地,其白俄僱傭軍擁有裝甲
火車,還配備了迫擊炮。此外,附近的外國租界當局,也設立了重機槍陣地。
工人糾察隊展開進攻則傷亡較大。

戰鬥進行中,吳淞區委送來報告:這天清晨,有500 餘名敵軍,攜帶機
槍,乘火車開往吳淞,準備從海上逃跑,因吳淞已被工人糾察隊佔領,又掉
轉車頭返回上海。現軍車正向北站駛來。周恩來分析了戰局,認為,決不能
讓這列火車進入上海,否則就會衝破工人糾察隊的防線,並增強敵人在北站
的力量。應將敵軍分割包圍,各個殲滅。他決定:對乘車返滬之敵,在市郊
天通庵火車站附近組織伏擊,務期就地全殲;對東方圖書館之敵「圍而不打」,
待其候援無望而停止抵抗;對北站之敵,步步為營,漸次壓縮,以一網打盡。

決定作出後,周恩來親自率領工人糾察隊來到天通庵,勘察地形,修築
工事,部署兵力,並將路軌道釘拔除。黃昏時分,敵列車進入伙擊圈。由於
道釘被拔,列車傾覆,埋伏於鐵路兩側的工人糾察隊員立即發起進攻。敵人
毫無準備,又車門關閉反鎖,只能在窗口抵抗。入夜,又有一部分學生糾察
隊投入戰鬥。敵人軍心渙散,於次日繳械投降。糾察隊又得到新的補充。

在東方圖書館,糾察隊緊圍敵軍,並對露頭敵軍實行火力壓制。天通庵
戰鬥結束後,起義指揮部用廣播喊話,通知對方天通庵戰況,勸告對方立即
投降,否則即實行炸藥爆破。敵軍揮舞白巾乞降,武裝工人並未馬上理解其
中含義,還繼續進攻,又有6 人犧牲。這時周恩來趕到,命令停止戰鬥,接
受對方投降。這樣,攻佔了東方圖書館,起義總指揮部也隨之遷入。

此時,敵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後一個據點——北火車站。按照周恩來的部
署,糾察隊在機槍掩護下,在敵人前沿修起了三道防禦工事,逐步接近敵人。
黃昏後,敵重機槍及白俄迫擊炮射擊,引起居民區著火。在現場的周恩來一
面組織工人救火,轉移居民;一面調整火力配備,以防止敵軍反撲。果然,
敵人借助火勢,向糾察隊發起進攻,糾察隊被迫後撤。這時,周恩來親自指
揮糾察隊實行反衝擊,將敵打回北站。

在最後的圍殲戰中,周恩來與工人們一起冒著炮火加固工事,並開展戰
場除奸活動,就地處決一些在前線造謠生事的工賊和敵探,鼓舞了士氣。當


時,北伐軍東路軍已抵達市郊新龍華。上海市總工會派員前往慰問,希望北
伐軍速進上海,與工人糾察隊一道解決戰鬥,會師北火車站。國民黨右派分
子則稱,北伐軍不支持上海工人糾察隊,讓畢庶澄消火了糾察隊再進上海。
慰問團向周恩來匯報後,周恩來說:「我們上海工人糾察隊是有骨氣的,我
們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周恩來在前線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集中兵力、火
力向北站進攻。

22 日下午5 時,傳來消息說,敵首畢庶澄見大勢已去,已化裝逃入租界;
敵軍及白俄僱傭軍已近土崩瓦解。周恩來向工人糾察隊員發表動員講話,指
出,全市各區敵人已基本被我們消滅,現在這裡剩下的最後兩千敵軍已經成
為網中之魚,逃不掉了!他們坐火車也不行,因為火車頭早開走了;若想從
吳淞口出去也不行,因為天通庵的敵人被我們解決了。他向全體糾察隊員下
達了總攻的命令。糾察隊員士氣高漲,立刻向北站發動總攻。6 時,北站大
廈上升起了革命的旗幟,工人們舉著形形色色的武器,興奮地歡呼勝利。

制鴻去翼,竭澤而漁,就是說,要達到目的,就要創造達到目的的條件。
《東周列國志》第七十二回稱「夫鴻鵠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
鵠,必先取其羽翼。」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開始時,工人糾察隊有5000 隊員,
150 桿破舊槍枝和3 枚炸彈。而面對的敵人,則是固守各軍事據點,裝備精
良的5000 反動軍警。依當時雙方軍事實力,如首先集中進攻敵重兵防守堅固
據點,必會造成久攻不克、損失慘重的局面。周恩來等審時度勢,指揮糾察
隊對敵實行分區進攻,先易後難,各個擊破,不斷奪取敵人武器武裝自己,
不斷用新的軍事進展對敵展開心理攻勢,使敵之首要四面楚歌,步步孤立,
猶如鴻之被去羽翼,魚之被竭池澤,最後喪失抵抗能力。僅經過30 余小時的
激戰,敵全軍覆滅。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是中國革命史上的輝煌篇章,
也是世界工人階級武裝起義史上有數的成功範例,其軍事指揮藝術十分值得
珍視。


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四·一二」政變後提出東征討蔣的建議

杜甫詩云:「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出
塞曲·前出塞》)。《三十六計》把「擒賊擒王」作為第十八計,其解語曰:
「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龍戰於野,其道窮也。」在軍事活動中,敵
對方面,有主要部分,有次要部分;而主要部分中,有首要分子,有協從勢
力。高明的軍事家,要在紛紜多變的情況下,正確判斷和打擊主要敵人,從
而游刃有餘地把握在戰略上的主動和優勢。周恩來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
反革命政變後,向中共中央和武漢革命政府提出的迅即出兵東征討蔣的建
議,充分體現了這一謀略。

1926 年開始的北伐戰爭,其軍事鋒芒首先指向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
等北洋軍閥。但當革命勝利推進到長江流域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
集團,在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的支持下,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
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東南各省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 月15 日,蔣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所謂「南京政府」這一反動
政權。

當時,周恩來正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四·一二」政變爆發時,他
作為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率領群眾同國民黨反動軍隊進行了英勇鬥爭。
時局的變化,使他敏銳地認識到,所有這一切,「純由蔣氏直接指揮」,蔣
介石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和買辦地主階級的忠實走狗,成為革命的兇惡敵人。

當時,在北方還存在著張作霖軍閥集團,他們已經出兵向武漢進攻。而
在東南,蔣介石集團又以武力與武漢政府相對立,並與四川、廣東軍閥相呼
應,從東、南、西三方面對武漢實行包圍。應繼續北伐,還是應首先東征?
這是擺在武漢政府面前亟待回答的問題。周恩來認為,蔣介石政變後,已經
成為反動營壘中的首要的人物,其軍事力量對革命已構成最重要的威脅,應
乘其在東南羽翼未豐,迅即出兵討平,再繼續北伐。

4 月15 日,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上,力主武漢方面武力討
蔣,並斷言:「五萬精兵一月即可削平」。對於武漢方面猶豫不決,周恩來
十分不滿。4 月16 日,在中共特別委員會議上,周恩來氣憤地說:軍事上,
武漢方面對於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策,而主張先北伐,並怕老蔣軍事力量太
大,完全自己站於弱點,是很不好的。照我們觀察,對於老蔣軍隊並不無法,
且應先解決老蔣然後可以北伐。現在我們應打一電報給武漢提出抗議,要求
趕快決定打東南的方策。

此後,周恩來又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電報,與趙世炎等聯名發出,要求迅
速出師討伐蔣介石。其中指出:「蔣氏之叛跡如此,苟再猶豫,圖謀和緩或
預備長期,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係將益深。」如此,即使
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
國主義在北方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在這種情況下,武漢政府
應下決心討蔣,迅速出師,直指南京。

周恩來還以其軍事家的戰略眼光,冷靜分析了雙方軍事態勢。認為,攻
占南京,有相當把握。「在安慶有三軍二師與蕪湖七軍隔江相持,二、六軍
之一部聞已退至安徽,可任側面攻擊。七軍不過萬人。陳調元僅四團,且在
前敵不易調回。蕪湖如下南京必震動,蔣能直接使用之軍隊僅五個師,但一
師、二十一師薛、嚴走後,戰鬥力已失泰半,現改駐鎮江、蘇州;二師久敗


之師,現駐昆山;在南京者僅為三師,十四師,如何能抗東下之兵?四十軍
已一半渡江,餘者未必盡為蔣助。十七軍為蔣犧牲於楊州,隤大。二十六軍、
十四軍都有反蔣願望。南京一失,蘇、滬可不戰自定。」

由此,周恩來得出結論說,「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上海於
暴動後,已曾鑄此大錯,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
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周恩
來強調,對「東南軍事工作,必須有計劃、有名義;有負責人、有密函,方
能使左派軍官相信中央政府」,以擊退反動派的進攻。

周恩來提出的這一建議,指出了當時武漢政府所應確立的主要進攻方向
和打擊目標,體現了擒賊擒王的軍事謀略,是挽救時局的重要主張。但是,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的領導者卻拒絕了這一建議。武漢政府決定繼續
北伐。後來又發生了汪精衛「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
於失敗。


操刀必割執斧必伐——發動「八·一」南昌起義

《六韜·文韜·守土第七》寫道:「太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
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
來。」時機是軍事活動的命脈。抓住時機,果斷決策,方能把握軍事鬥爭的
主動權;猶豫不決,當斷不斷,不僅會坐失良機,還會暴露意圖,以至受制
於人,功敗垂成,而懷終天之恨。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是鮮血凝成的古訓。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淵親率甲士三萬進攻長安。中途遇強兵阻
擊,時大雨如注,糧草匱乏,道路崎嶇,無法繼續前進。李淵一籌莫展,反
復猶豫後,準備退兵。李世民勸阻道:現正值秋收,遍地為糧;敵方外和內
爭,有隙可取。我師興義救民,應先入長安,號今天下。今遇小敵,尚未交
戰,匆匆撤兵,全軍失望,退守亦難自保,還盼三思。李淵不聽。李世民遂
在帳外嚎陶痛哭。李淵召問何故,李世民答曰:「今舉義兵,進則得民心必
勝,退則失民心必散;我散於前,敵攻於後,全軍覆沒,豈能不悲乎?」李
淵說:「然則依爾所言。」不久天晴,糧草又到,全軍奮勇克敵,大獲全勝,
渡黃河面入關中,佔領長安,奠定了唐朝的基礎。

周恩來在其軍事生涯中,十分注重運用操刀必割的謀略,在一些重大的
歷史關頭,審時度勢,斷然決策,表現了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雷厲風行的
軍事素養,因而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業績。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革命,決定發動武裝起義,
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臨時中央常委會於7 月中旬作出決定,在
江西南昌組織部分黨掌握和影響的北伐軍實行武裝起義。根據中央決定,組
成了由周恩來為書記,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參加的起義前敵委員會。
周恩來趕赴南昌,迅即開始了準備工作。參加起義的部隊有:賀龍率領的國
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師、朱德原領導
的第三軍官教育團等共計3 萬餘人。當時,駐守在南昌的敵人,共有6 個團
又2 個營,兵力1 萬餘人。這是難得的起義有利時機。前委決定,起義於7
月30 日晚發動。

就在這關鍵時刻,中央代表張國燾於7 月29 日發來密電稱:暴動宜慎重,
並要求無論如何要等他到方能決定。30 日晨,張國燾趕到南昌,前委舉行了
緊急會議。張國燾提出,起義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
應該徵得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準備工
作亦已基本就緒,張國燾這一主張立即遭到周恩來等前委成員的反對。李立
三說:「什麼都討論好了,哈哈!哪裡現在還討論。」其他委員也說:暴動
斷不能遷移,更不可停止,張發奎已受汪精衛的包圍,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
劃。更重要的是我黨應站在領導的地位,不能依賴張發奎。張國燾稱,這是
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必須尊重。周恩來十分生氣,把桌子一拍說:「國際
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
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會後,有人主張把張國燾綁起來。周恩
來制止說,張是黨中央的代表,怎麼能綁呢?

前委正在就起義問題爭論時,同民黨反共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汪
精衛、孫科、張發奎、朱培德等在江西廬山召開會議,議決:嚴令在南昌北
伐軍賀龍、葉挺部限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

31 日晨,前委繼續開會。張國燾又提出新的問題,他主張,如果發動起


義只能作為「兵變」,不要發表宣言和政治綱領,以免引起注意。起義後偃
旗息鼓,退回廣東。周恩來反駁說,這是我黨獨立領導的武裝鬥爭,怎麼是
「兵變」?起義後,我們要與國民黨左派共同組成革命委員會,不發宣言和
綱領怎麼行?張國燾說,修改宣言需要時間,起義只能再等一等。周恩來斬
釘截鐵地說:「宣言由我來改!」張國燾無奈,只得服從前委多數的決定。
起義確定在次日凌晨4 點。

當晚,各項準備就緒。忽然,有人報告,第20 軍一名營副向敵人告密。
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周恩來斷然決定,起義提前兩小時發動。8 月11 日凌晨
兩點,槍聲驟起,南昌起義終於爆發了!起義軍以精確的戰術動作,控制要
點,解決頑敵,經過4 個多小時激戰,殲敵3000 餘人,勝利佔領了南昌城。
前委以宋慶齡等名義發佈了由周恩來改定的《中央委員宣言》,指出:「武
漢——南京所謂黨部政府,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
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號召一切革命者團結一致,「繼
續為反帝國主義與實行解決土地問題而奮鬥」。

南昌起義是中國現代軍事史上的偉大事件。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
動派的第一槍,在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鮮明的武裝鬥爭的旗幟,開始了中國
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新時期。周恩來出色地領導了這次起義,其軍事
思想與業績,在中國軍事理論寶庫中閃耀著奪目的光輝。


以石投卵避實擊虛——指揮第四次反「圍剿」

《孫子兵法》云:「兵之所加,加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反之形,
避實而擊虛」。《晉書·溫嶠傳》曰:「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淮
南子·要略訓》稱:「避實就虛,若驅群羊。」虛實是中國古代兵法上一對
對立統一的範疇。以虛擊實,猶若以卵投石,必敗;以實擊虛,猶若以石投
卵,必勝。劣勢之軍,要戰勝優勢之敵,就要以客觀條件為基礎,充分發揮
主觀能動性,避實擊虛。若此,方能如皰丁解牛,游刃有餘,穩操勝券。

1933 年二三月間,蔣介石調集四五十萬兵力,分三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
四次「圍剿」。其左右兩路軍負責「清剿」和防堵,中路軍十餘萬人在總指
揮陳誠率領下直入中央蘇區,試圖尋紅軍主力決戰。

此時,中共黨內「左」傾錯誤的領導者,通過寧都會議,取消了毛澤東
對紅軍的領導。為了進一步貫徹其軍事冒險主義的錯誤方針,臨時中央和蘇
區中央局,要求紅一方面軍強攻敵人重兵防守的南豐城,以先發制人的作戰
行動,粉碎敵人的「圍剿」。

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等認為,進攻南豐是以己
之所短,攻敵之所長,因而一再電請更改作戰方針。1 月27 日,周恩來致電
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指出:「本來依現時敵情,即撫河流域敵之兩個較強的『進
剿』軍還未組織完全以前,我軍能在撫河東岸會合十一軍求得運動戰消滅敵
人主力,確比圍攻南豐暴露我軍企圖去打敵增援隊為好」。1 月30 日,周恩
來在致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電報進一步指出:「連續的殘酷的戰鬥轉眼就到。
我如立即轉到撫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調動敵人。攻城除前電所述,一暴露全
力,二易受夾擊之不利外,還有三損傷大,四不能籌款,五耗費時日的不利。
因此在敵人部署完畢前,如能在撫河東岸連續求得運動戰解決敵人,我都不
主張立即過河攻城。」他說:「我終覺消滅敵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
決條件,敵人被消滅,城雖堅,亦無從圍我,我可大踏步地宜入堅城之背後,
否則徒損主力,攻堅不下正中敵人目前要求。」

但中央局無視戰場實際情況,強令紅一方面軍執行其任務,並稱:「此
新計劃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並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不得已,
周恩來只能向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攻擊南豐的軍事部署,但聲明:「上
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敵情地形有變尚須活用。」如強襲不成,「便須轉移地
區,攻宜黃、樂安調功敵人,於山地運動戰中解決。」

2 月12 日,紅軍開始圍攻南豐城,徹夜激戰,未能得手。陳誠聞訊後,
立即命令南豐據城堅守,以中路軍三個縱隊提前向指定地區集結,企圖圍殲
紅軍主力於南豐城下。

在此險惡局勢之下,周恩來等當機立斷,迅速改變原有軍事部署。2 月
13 日,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決心先消滅增援隊。
現部正在南豐西部一帶集結,今明兩日弄清敵軍行進路線後,當求得預期遭
遇的運動戰中消滅敵之一翼,以各個消滅之。」他們以少量部隊繼續佯攻南
豐,並以一部兵力偽裝主力,向東面黎川方向轉移,而將主力四五萬人秘密
至南豐兩南的東韶等地,隱蔽集結,待機殲敵。

敵軍被紅軍佯動部隊吸引,以第2、3 兩縱隊跟蹤追擊,以第1 縱隊兩個
師堵截紅軍歸路,襲擊紅軍後方。鑒於敵第1 縱隊兩個師態勢孤立,側翼暴
露,周恩來等即令主力在其所必經,且又山高林密的黃陂一帶設伏。紅軍又


故丟「密信」,其中說:我軍主力正圍攻南豐,惟白軍若向黃陂前進,對我
有極大危險。故應由地方武裝竭力抵抗,滯敵行動。敵軍信以為真,冒雨推
進,終於落入主力紅軍伏擊圈中。27 日,紅軍發起攻擊,激戰兩日,全殲該
敵,取得重大勝利。隨後,又秘密撤離戰場,使敵在半個多月內失去進攻目
標。

陳誠在遭紅軍痛擊後,命主力掉頭西援,周恩來等又命紅軍一部向廣昌
開進,以調動敵人。陳誠為避免再被各個擊破,變「分進合擊」為「一路」
進剿,中間突破。他把第1、2 縱隊近10 萬人編為前後兩個梯隊,交替掩護,
向廣昌方向搜索前進。周恩來等命佯動紅軍在廣昌方向積極引誘敵前梯隊加
速前進,使之與後梯隊拉開距離;而以主力秘密向草台岡一帶地區集結。3
月20 日,敵前後梯隊已相距百里,周恩來等下達作戰命令,「採取迅雷手段,
乾脆消滅草台岡、徐莊附近之十一師,再突擊東陂、五里排之敵。」敵第11
師是陳誠賴以起家的基本部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是蔣介石嫡系部隊的
佼佼者。但紅軍主力幾倍於敵,且草台岡一帶為盆形谷地,山巒起伏,敵空
中難以支援,重武器威力難以發揮。21 日拂曉,紅軍突然發起猛攻,至午後
1 時,將敵第11 師基本殲滅。敵其餘各部聞風喪膽,競相後撤,第四次「圍
剿」終被粉碎。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中,周恩來等成功地運用了以石投卵,避實擊
虛的謀略,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寶貴經驗。他根據戰場實際,靈活變
換戰法,避敵鋒芒,尋敵弱點,以佯攻迷惑、調動敵人,造成敵人失誤;而
將大兵團秘密集結於有利地區,出其不意殲敵一部,使敵既無招架之功,更
無還手之力。毛澤東曾經評價說:「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
採取了退卻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左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
勝利。」蔣介石在寫給陳誠的「手諭」中哀歎「此次挫敗,淒慘異常,實為
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因失敗而被撤職留任的陳誠也痛苦地說「誠雖不敏,
獨生為羞。」國民黨的戰史在總結這次失敗的教訓時,曾直言不諱地說,紅
軍善用機動原則,避實擊虛,以大吃小等戰法增強其作戰能力,造成局部勝
利,使國軍此次圍剿,仍蹈第一、二、三次圍則之覆轍。


以靜制動甕中捉鱉——參加指揮直羅鎮戰役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1935 年11 月的直羅鎮戰役,他說:「直羅鎮一仗,
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寧邊區的
『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這次戰役,是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等直接指揮的,周恩來曾親上前線,
對取得戰役的全勝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10 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與紅十五軍團相會合。中央決定,
組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紅十
五軍編入紅一方面軍序列,全軍共1 萬餘人。

這時,國民黨軍正向陝甘寧邊區進行第三次「圍剿」。紅軍的會合,使
他們感到十分恐慌。敵「西北剿總」決定,以5 個師的兵力,構成沿葫蘆河
的東西封鎖線和沿洛水的南北封鎖線,然後實行南進北堵,以消滅紅軍。10
月底,西線國民黨東北軍第57 軍4 個帥經太白鎮沿葫蘆河東進,東面敵第
67 軍1 個師已到達鹿縣。而直羅鎮就在兩者之間的葫蘆河畔。

據此,紅一方面軍決心,首先集中兵力殲滅沿河東進的敵一兩個師,爾
後視情況轉移兵力,各個殲敵,打破敵人「圍剿」。紅軍以一部在直羅鎮以
東實施攻擊行動,以吸引敵軍東進,主力待機殲敵。

果然,敵57 軍3 個師自太白鎮東出,其軍部及第106、111 師到達張家
灣地區時,而先頭部隊第109 師,已由師長牛元峰率領,在6 架飛機掩護下,
已經進抵直羅鎮。

直羅鎮處於群山環抱之中,是一條狹長的谷地,人口不到百戶。紅一方
面軍以10 個團以上的兵力,於1 月20 日夜將敵109 師3 個團包圍,並於次
日拂曉發起攻擊。敵軍從睡夢中驚醒,倉卒應戰。不到兩小時,紅軍就佔領
了該鎮,牛元峰率1 個多營逃到鎮東頭的一個小寨裡頑抗。

這時,直羅鎮西面敵第57 軍2 個師,東面第67 軍1 個師已迫近直羅鎮。
而牛元峰固守的土寨地勢複雜,宜守難攻。周恩來到達前線,觀察了戰場情
況,然後說:敵人已經成了甕中之鱉,不好攻暫且圍著算了。寨子裡既沒有
糧,又沒有水,他們總是要逃跑的,爭取在運動中消滅他。

紅軍以一部圍困直羅鎮土寨之敵,一部阻擊東面援敵,而以主力迎擊西
面援敵。在紅軍的猛烈攻擊下,敵106、111 師支持不住,遂置109 師殘部於
不顧,掉頭西撤。紅軍跟蹤追擊,在張家灣地區殲敵1 個團。東面援敵見勢
不妙,也退回鹿縣。這時大雪紛飛,被圍3 天的牛元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完全絕望,於23 日午夜突圍逃跑。紅軍猛追20 餘裡,終於全殲該敵,牛元
峰被擊斃。

直羅鎮戰役,共殲敵1 個師又1 個團,俘敵3400 餘人,繳槍3500 余支,
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地區的第三次「圍剿」,使根據地出現了一個比
較穩定的局面。

《三十六計》稱,兵書論勢,其旨在「以簡馭繁,以不變應變,以不動
應動,以小動應大動,以樞應環也。」俗語曰:「關起門來打狗,堵住籠子
捉雞」,當將敵人圍困,而又能斷絕敵軍增援之望時,實行以逸待勞,靜觀
其變,有較大可能殲敵於運動之中,以少量的代價,獲得較大的勝利。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西安事變前後建立「三位一體」的聯合戰線

《左傳·僖公五年》記載:「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也。」輔者,古車兩邊之橫木也,無輔即不成其車,猶唇亡則齒寒是也。在
軍事鬥爭中,樹立整體觀念,正確處理本軍與友軍相互輔助、相互依托的關
系,是戰勝敵人的重要條件。

1936 年12 月12 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共中央科學分析了形勢,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為
代表到西安參加談判。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由於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滿,並
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影響,斷然採取的行動。同時,他們之所
以敢於這樣做,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他們所領導的東北軍、第十七
路軍已經與紅軍建立了「三位一體」的軍事聯合戰線。1936 年4 月周恩來在
膚施(延安)與張學良直接會晤,隨後,中共中央先後派劉鼎、葉劍英為正
式代表駐東北軍,負責紅軍與東北軍的聯絡。在與楊虎城部溝通聯繫後,紅
軍也在該部派駐了正式代表。1936 年5、6 月,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共同舉
辦王曲軍官訓練團,張、楊分任正副團長,紅軍代表幫助工作,鞏固了三方
的團結。10 月,毛澤東、周恩來等40 餘名紅軍將領致信國民黨在西北的將
領,提出,「紅軍誓與你們合作到底」。至此,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紅軍
「三位一體」的合作關係正式確立起來。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方面立即做出了強烈反應。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
派,操縱國民黨中常會、中央政治會議和南京政府,通過了褫奪張學良本兼
各職的決議,發佈了對西安的討伐令,並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實
行討伐。何應欽調動十幾個師的兵力,任命劉峙、顧祝同分別為東、西兩路
集團軍總司令,舉行所謂「白衣誓師」儀式,氣勢洶洶地向西安進逼。他們
還把全國空軍主力集中於洛陽,轟炸渭南、三原等地,並揚言要炸平兩安。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在西安一方面與張、楊一起與蔣介石及其他代表
談判,嚴正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一方面根據談判情況,向中共中央建議,
調動紅軍,採取必要的軍事步驟,援助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在與張學良會
談時,雙方商定,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
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成立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
委員會。12 月21 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希望紅軍主力十天內集中長武、
分縣一線,再十天集中咸陽、興平一線。並建議中央發政治訓令,宣佈東北
軍、第十七路軍及其指揮下的民團為抗日同盟軍,以友軍相待。為保證紅軍
南下,周恩來派員到涇陽縣雲陽鎮、耀縣建立辦事處,並建立由西安、三原、
耀縣、洛川、膚施通向陝北的運輸線。根據中央命令,紅軍主力在彭德懷、
任弼時率領下,經環縣取捷徑南下,鞏固了三位一體的聯合防禦體系,成為
西北三方與蔣介石進行政治談判的強有力的後盾。

經過針鋒相對的談判鬥爭,蔣介石被迫在口頭上接受了中共與張、楊提
出的六項條件,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

但是蔣介石被放後,又在南京扣留了張學良,並實行「軍法審判」。他
還將楊虎城等撤職留任,派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調集37 個師
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進,其中進入潼關、直逼西安的就達12 個師。戰雲再


度籠罩西安。

面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共和西安方面進行了回擊。東北軍、十七路軍聯
合舉行元旦大檢閱,楊虎城發表演說,反對南京政府的壓迫。經周恩來與楊
虎城等協商,由楊虎城領銜,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參加,於1 月5 日
發出通電,譴責中央軍挑動新的內戰。電文指出:「若不問土地主權喪失幾
何,西北軍之真意如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錢購得
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
戰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

經中共中央批准,周恩來電調一部分紅軍主力向關中開進。1 月初,紅1
軍團到達耀縣、三原,紅15 軍團到達咸陽,紅27 軍到達洛川。周恩來親往
洛川視察,說明西安事變和保持「三位一體」重要意義。紅軍開入關中,在
各方面都引起巨大的興奮和震動。這時,中共的基本方針,仍然是爭取和平
解決,逼迫蔣介石實行其諾言,鞏固西安事變的成果。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
周恩來指出:中央軍竟重複開進陝境,對張學良實行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
終日。「只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內戰。」若「不顧大
局,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面
又復歸於破碎。」在致張學良的信中,周恩來也說:「只要中央軍不向此間
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作戰。若進入演關之中央軍必欲逼此間軍隊,為自
衛而戰,則紅軍義難坐視。」

由於西安方面「三位一體」的堅固,加上國內外輿論普遍反對內戰,蔣
介石不敢輕意發動大規模內戰。於是派遣代表前往西安,商討和平解決的辦
法。蔣介石提出甲、乙兩案。甲案:東北軍移駐甘肅和陝西分州以西的西蘭
路上;十七路軍移駐涇、渭河以北地區;紅軍仍返陝北;中央軍進駐西安,
沿隴海路潼關至咸陽段駐十二個團;陝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軍方面的人
充任。乙案:東北軍移駐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軍移駐甘肅:紅軍仍返陝
北;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關中地區;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東北軍方面的人充任,
甘肅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軍方面的人充任。蔣介石之所以提出兩個方案,
其主要目的是要分化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三位一體」。如接受甲
案,則三方面仍可靠在一起,接受乙案,東北軍可移住較富庶的地區,「三
位一體」自然瓦解。蔣介石致信楊虎城,勸他接受甲案;而何應欽又致信東
北軍將領王以哲等勸他們接受乙案。

這時,在「三位一體」內部發生了明顯分歧。東北軍因張學良被扣南京,
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楊虎城因受張學良委託指揮東北軍,但因其實力不夠,
實際上難以發揮作用。在東北軍內部,形成了以王以哲等為代表的元老派和
以孫銘久等為代表的少壯派。十七路軍主張接受甲案;東北軍元老派軍官雖
公開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卻想接受乙案;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主張首先逼迫
蔣介石放張學良回來,其餘一概不問。為維護「三位一體」,周恩來建議楊
虎城基本接受甲案,要求中央軍全部退出甘肅,在兩安保留東北軍和十七路
軍各一部,東北軍進至咸陽。軍事上三單位靠攏,政治上利用國民黨即將召
開的三中全會來解決。這一建議在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獲得通
過。經與南京方面在潼關會商,決定採取甲案。

然而,東北軍少壯派軍官堅持主戰,在東北軍、十七路軍主戰派的影響
下,楊虎城主和決心一度動搖。他對蔣介石的報復深懷顧慮,要求中共也為
他「打算打算」。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表示:「我們一定對得起朋友,我


們絕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周恩來出席了紅軍司令部會議,會議認為:東
北軍和十七路軍是我們的朋友。只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面一致,紅軍可
以暫保留自己的意見而支持他們的主張,跟他們一起打。周恩來回西安後把
這一意見告訴了楊虎城和少壯派。葉劍英參謀長還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參
謀人員具體研究了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

後來,東北軍高級將領仍然主和。經東北軍、十七路軍和中共代表三方
最高級軍事會議商定,仍取和平解決辦法。這一方針得到了周恩來的稱讚。
這時,少壯派軍官發動了「二·二」事件,槍殺了主和的王以哲。這一行動,
嚴重破壞了東北軍內部團結及「三位一體」的鞏固,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
談判和營救張學良的實力和地位。東北軍人心渙散,決定接受乙案,全軍東
開;十七路軍也撤離西安,國民黨中央軍開入。

「三位一體」雖然最終解體了,但它存在期間,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
解決,推動了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此外,
東北軍、十七路軍所部,在這一過程中,也受到中共和紅軍的深刻影響。抗
日戰爭中許多部隊英勇作戰,呂正操等部還改編為八路軍。解放戰爭中,孔
從周等部起義,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疾矢突發出奇制勝——組織、指導平型關戰鬥

1937 年9 月24 日,毛澤東接到周恩來從山西抗日前線發來的密電:日
軍正向我進攻。八路軍主力在靈、廣以南待機,宋時輪支隊出東北遊擊,王
震旅開阜平,賀龍率第120 師師部及張宗遜旅開晉西北,馳援雁門關。

這是一份關於平型關作戰準備的重要電報。電報中所說靈、廣指山西北
部的靈丘和廣靈。靈、廣以南,即平型關所在方位。

抗戰初期,對於日軍的猖狂進犯,國民黨軍雖進行了一定抵抗,但由於
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防禦方針,連遭挫敗,出現了兵敗如山倒的嚴重局
面。日軍在佔領平綏線一些重要城鎮後,在山西驕橫推進,如入無人之境。
這時,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也來到山
西,與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洽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

在與閻錫山交涉過程中,周恩來反覆強調,在對敵正面抗擊的同時,要
運用側擊、伏擊的辦法來消滅敵人,同時,還要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為
了挽救晉北局勢,閻錫山準備在平型關與日軍會戰。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
與閻錫山一起研究了戰役計劃,並商定八路軍以運動戰與國民黨軍配合。會
談中,周恩來還向閻錫山及所部軍官講解了運動戰和游擊戰的要領,商討了
兩軍戰場配合問題。

9 月24 日,八路軍總部向115 師下達了側擊平型關日軍的命令。24 日,
周恩來向中共中央發出電報。當晚,115 師冒雨進入陣地,秘密設伏於靈丘
通往平型關道路兩側高地。

25 日拂晚,日軍精銳部隊板垣師團第27 旅團主力,大搖大擺向平型關
開進,前後達十餘里長。全部進入伏擊圈後,115 師突然以摧枯拉朽之勢,
向敵發起攻擊。經短兵相接的格鬥,殲滅日軍一千餘人,擊毀其全部輜重,
取得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大勝利。

奇與正,是軍事理論中常用的一對概念。《孫子兵法·勢篇》云:「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杜佑註:
「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又《百戰奇
法·奇戰》云:「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一個軍事指
揮者,既要善於用正兵,也要善於用奇兵。在軍事史上,出奇制勝這一謀略
被廣泛運用,精采戰例數不勝數。春秋時代,鄭國進攻衛國,燕國出兵救援,
雙方戰於北制。鄭國以三軍部署在燕軍正面,而以另一部偷襲燕軍側肯,燕
軍無備大敗。周恩來在組織指導平型關戰鬥中,戰功地運用了出奇制勝的謀
略,因此取得了勝利。


虎口排險金蟬脫殼——宣化店談判與中原突圍

1946 年初,中原地區上空翻捲著內戰的烏雲。依照國共《雙十協定》和
《整軍方案》,中原人民軍隊應撤至其他地區。而國民黨政府不讓轉移,他
們調集30 萬軍隊,把中原軍區6 萬多人包圍在以宣化店為中心,東兩不到
100 華里,南北僅為50 華里的狹小地區,伺機一舉消滅。4、5 月間,國民黨
在向東北四平街長春進攻的同時,試圖在中原發動突然襲擊,以挑起全國內
戰。

這時,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與國民黨、美國代表繼續舉行
和平談判。中原局勢,引起周恩來的嚴重關注。5 月3 日,他致電中共中央,
分析國民黨方面動向:「蔣本定卅日飛漢,今忽飛西安,更可證其避開武漢,
為發動殲滅五師之戰。現關內各地頑軍偽裝八路軍破路襲擊,其目的在借口
侵佔,發動進攻,我被迫自衛,彼必大嚷我破壞停戰實行進攻。對五師則誣
蔑土匪、挑釁,逼我自衛,好發動進攻。美馬熟視無睹,並不制止,執行小
組亦不前往調解,則很可能發展成為全國內戰。」

為制止中原內戰,周恩來與國、美代表嚴正交涉,力主進行中原實地調
處。他還向記者發表談話指出:爭取和平,應「首先協議停止中原內戰,以
免牽動全局,發展成為全國內戰。」在周恩來堅持下,國、美兩方被迫接受
建議,同意前往宣化店視察。中共中央致電中原軍區,告知周恩來將到宣化
店,指示,要「速準備充分材料,阻止國民黨陰謀,並提出方案,要求合法
轉移。」

5 月5 日,軍事三人會議成員周恩來、徐永呂以及美國特使馬歇爾的代
表白魯德到達漢口,連夜會商調處事項。同日,中共代表團在上海發表談話,
目前形勢極為嚴重,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如果中原內戰爆發,必將成為全國
內戰的起點,所以周恩來、徐永昌、白魯德此行,關係重大。中原軍區也發
表聲明,表示被圍軍民正以必死的決心保衛和平,國民黨當局應懸崖勒馬,
勿玩火自焚。同時,要求全國人民重視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5 月8 日,三人會議成員及其代表,會同軍調部小組成員抵達宣化店。
軍事調停會上,中原軍區負責人和幹部戰士憤怒揭發了蔣軍圍困、侵犯解放
區的暴行。周恩來根據前線報告和調查事實,嚴正指出:國民黨「打下中原
必然進攻東北。中原內戰是全國內戰的爆發點。」他再次呼籲,「現在全國
需要和平,內戰應無條件停止,千百萬人的生命所繫,如何能拖,又如何忍
拖!」國、美代表理屈辭窮,表示願意維護和平,隨行記者一一記錄、報道,
把中原戰事置於輿論的監督之下。在宣化店視察期間,周恩來參加了中原軍
區領導幹部會議,嚴肅地告誡大家,國民黨反動派從來都是不遵守協議的,
他們和談是假,內戰是真。絕對不要依靠網民黨發善心,必須依靠自已的力
量,用槍桿子設法突圍出去。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周恩來與軍區領導一
起研究制定了武裝突圍實行戰略轉移的方案。

5 月10 日,三方代表簽訂了關於停止中原內戰的《漢口協定》。這一協
定,打亂了蔣介石的內戰部署,使中原局勢有所緩和。根據協定規定,中原
軍區合法轉移了2000 餘名傷病員、非戰鬥人員及部分地方幹部,解決了部分
經費、糧食、醫藥、救濟等問題,為武裝圍創造了條件。為爭取時間,保護
中原部隊,周恩來還時時從全局考慮,杜絕國民黨內戰借口。5 月下旬,山
東解放軍某部圍攻棗莊。周恩來立即致電中央,認為這樣做「恐於大局不利,


並將影響五師處境」,建議「停止進攻,如已拿下,則應宣佈我退出棗莊。」
中央即電告山東。

為應付突然事變,中原軍區加緊了突圍準備。國民黨以為中原軍區會朝
東北方向突圍,向新四軍主力靠攏,因而將大部兵力集中在東線、北線。我
軍則按照與周恩來研究好的預定方案,以少數兵力向東北佯動,造成敵人的
錯覺,而大部隊則秘密向西集結。6 月19 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原軍區:「寧
周電稱:蔣決定大打,你處須隨時注意敵情,準備突圍。」22 日,中原鄭位
三、李先念致電中央並周恩來等,稱:依據情報,大戰難免。「我們為主動
計,建議六月三十日前主力突圍」。23 日中央指示:「同意立即突圍,愈快
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6 月26 日,國民黨撕毀協
議,向中原軍區大舉進攻,挑起了全面內戰。中原解放軍以主力向西,一舉
突出重圍。

在中原部隊轉移途中,周恩來密切注視時局動向,進行強有力的支援。
針對國民黨誣蔑中共首先移動,挑起戰爭的謊言,周恩來發表談話指出:「政
府的計劃,是要聚殲該地我軍,而政府卻在宣傳我軍向西移動」,「據我想,
該地我軍為自衛計,可能干政府軍力薄弱之處,設法避開慘遭消滅之命運。」
周恩來還說:「現在平漢路西政府有五個軍追擊,一個軍堵截,情況極嚴重」,
國民黨必須停止這一行動。根據中共要求,軍調部駐漢口、宣化店執行小組
三方代表到達南京,報告中原戰況,中共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使中原解放
區部隊能夠和平轉移。7 月底,軍調部達成《關於中原突圍部隊的過渡協定》,
規定國民黨停止追擊,突圍部隊停止移動。而國民黨稱李先念部被打散了,
拒不執行協定。周恩來堅定地指出:「李部絕對打不散,將來問題更大!」

中原突圍後,部分指戰員與所部失去聯繫,到南京來找中共代表團。在
周恩來領導下,代表團進行了接待轉移工作。凡經審查核對,弄清政治面貌
的,及時送往解放區;礙於環境一時不易瞭解的,動員利用社會關係或去解
放區或留國統區;面目沒有暴露的,動員留國統區進行地下工作。周恩來還
致函國民黨行政院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要求接濟、安置中原軍區離散人員,
並查尋被國民黨扣留的中共方面救濟人員,敦促釋放。

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全國各戰場的積極策應下,從6 月到8 月,中原
突圍部隊以無比堅強的毅力,衝破敵人重重包圍和堵截,勝利完成了戰略轉
移任務。主力在陝南、鄂西創建了新的游擊根據地,一部轉入陝甘寧邊區,
向東掩護主力突圍的部隊則進入了蘇皖解放區。中原突圍粉碎了蔣介石聚殲
我軍的毒計,大量牽制了敵軍,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各解放區。正如中央軍委
所指出的:「整個突圍戰役是勝利的,敵人毫無所得。你們這一行動已調動
程潛、劉峙和胡宗南三部力量,給反動派以極大震動與困難,故你們的行動
關係全局甚大」。

全面內戰爆發前夕,周恩來通觀全局,敏銳認定中原將是國民黨把內戰
由關外引向關內的導火索。他親往調處,虎口排險,延緩了內戰爆發時間;
而談判期間,又利用可以與中原部隊直接商談之機,秘密確定了武裝突圍的
金蟬脫殼之計,這是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巧妙結合的成功範例。


礎潤備傘未雨綢繆——南京談判中判斷蘇北內戰即將爆發

礎潤備傘,未雨綢繆,是指在事物即將發生變化而尚未發生變化之時,
要悉心觀其動向,察其端倪,以做好相應準備,防患於未然。《詩經》云「迨
天之未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綢繆者,修繕也。
欲雨而未雨之時,要修繕門窗,準備雨具,雖狂風暴雨之來,又何懼乎?軍
事活動更是如此。軍事活動的殘酷性、激烈性和其籌劃的隱秘性,決定了戰
爭形勢常如白雲蒼狗,瞬息萬變。高明的軍事家,妥善於認識和把握戰爭規
律,明察秋毫,見微知著,努力爭取主動權。這一點上,周恩來堪稱大師。

1946 年6 月,國民黨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全面內戰。除中
原而外,國民黨軍還有哪些進攻方向?這是中共中央極為關注的問題。

這時,周恩來正率中共代表團在南京與國民黨和美國代表進行談判。綜
合各方面情況,周恩來認定,蘇北等地必是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重要進攻方向。

首先,國民黨代表在談判中,堅持要中共部隊和地方民選政府退出蘇北
等地。蔣介石在同周恩來、董必武會談時一再說,「蘇北地方並不大,讓出
來不算什麼,你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現在大家都看到,你們在蘇北,
對南京、上海威脅很大」,「這個問題解決了,全國就和平了」。周恩來批
駁說,要中共部隊和地方民選政府撤出蘇北,而由國民黨軍進佔,是違反政
協協議和整軍方案的。「政府認為蘇北威脅南京,承德、張家口威脅北平,
鐵路沿線中共部隊威脅交通,應一律撤退,實在毫無道理。因為整編統編之
後,大家都是國家軍隊,不能說誰威脅誰。反過來,如果我們也說南京威脅
蘇北、北平威脅承德、張家口,鐵道線上駐軍威脅附近各縣村莊,那麼問題
便無法解決。這樣的提法,並不是從同家觀點出發的。」蔣介石又提出了所
謂「難民問題」。他說,中共在蘇北搞土改,有五百萬難民由共產黨地區進
入「政府地區」,他們要求還鄉。周恩來指出,這些「難民」不能代表解放
區廣大人民,如果國民黨軍隊回到那個地區,難民要比現在多得多。大量難
民也從政府地區進入共產黨地區,但是共產黨的辦法是幫助他們重建家園,
而不是為了宣傳目的和製造混亂而利用他們。但國民黨方面寸步不讓,始終
堅持他們的方案,並稱,這一條不能做到,對於其他問題的協議也一概不能
成立。

談判進行中,社會上也出現了反常現象。6 月底,集蘇南各地的所謂「蘇
北難民」,與國民黨特務勾結在一起,呼風喚雨,興風作浪,掀起「武裝還
鄉」的狂潮。「江淮旅滬同鄉會」、「蘇北難民請願團」等各種名目的「難
民團體」紛紛致電蔣介石,要求「收復甦北以蘇民困而解倒懸」。國民黨要
員谷正綱、王懋功等到各地散發「難民麵粉」,「常有成千難民隨谷王兩氏
之後,狂呼『請政府保護我們還鄉』!」南京的「難民」更為猖獗,甚至揚
言要到梅園新村向中共代表團請願。

這種情況報刊上也有大量反映。國民黨所控制的各種宣傳媒介,不僅連
篇累牘發出歪曲蘇北等地實況的報道、評論,「武裝還鄉」的論調也甚囂塵
上。6 月27 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稱,「蘇北難民還鄉請願團」發表告各界
同胞書,「要求共黨立即放下武器,撤去蘇北中共軍。」7 月2 日,《東南
日報》刊發鎮江專電:「自周恩來宣佈共軍無退出蘇北之意向後」,「蘇北
難民數萬人,將在此間舉行大遊行,街頭巷尾已貼有標語:『打回老家去!』」

綜合上述情況,並與通過各種渠道獲取的軍事情報相印證,周恩來對國


民黨進攻方向作出了明確判斷。全面內戰爆發前,周恩來致電中央:蔣決定
大打,除圍攻五師外,膠東蘇中兩區必定進攻。中央將此通報華中,要求華
中「須準備於蔣軍大舉進攻蘇中時堅決粉碎之。」全面內戰爆發後,周恩來
於6 月30 日致電中共中央:「蔣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邊打邊談。東北方面
因兵力不足,一時不致有大動作;關內則必在所謂自衛、恢復交通及難民還
鄉等口號掩護之下,向我中原、蘇北、山東、熱河等地進攻。」中央要求各
地,「加緊粉碎國民黨進攻。」

關於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本來曾設想一個南線作戰計劃,準備全面破裂
後,蘇北中共部隊實行外線出擊,既策應中原,又開闢新區。7 月12 日,周
恩來致電延安井北平,通報了嚴重敵情:「蘇北大戰即將開始,部隊(指國
民黨軍)由徐州向南、津浦路向東,江北向北,三面同時開始進攻,以武裝
難民作先鋒,先求解決蘇北後,再打通津浦、平漢等。」接到周恩來密報,7
月13 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在此情況下,待敵向我蘇中、蘇北展開進攻,
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
後我魯南、豫北主力加入戰鬥,最為有利」。

由外線出擊改為內線作戰,這是解放戰爭初期具有重要意義的軍事戰略
方針的轉變,它使中共部隊得以以解放區為依托,集中優勢兵力,大量殲滅
裝備優良之敵的有生力量,推進自衛戰爭的勝利進程。從7 月13 日起,蘇北
解放區軍民對進攻之敵實施抗擊,至8 月底,取得了七戰七捷的勝利。

南京談判期間,周恩來密切注視前線戰況,以談判鬥爭配合軍事鬥爭,
粉碎國民黨的種種陰謀。蘇北內戰爆發後,恰逢黃河、淮河、沂河、沐河等
河夏泛。因民黨不僅不開放沿江各壩,使河水入江,反出動飛機轟炸河壩,
掃射修壩民工。結果,堤岸潰漏,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蘇皖邊區致
電國民政府行政院,要求開放河壩,而國民黨僅在報端公佈,而遲遲不來取
行動。周恩來認識到,國民黨當局的意圖,是想以此造成蘇北重大水患,以
達到其軍事目的。他致函宋子文,要求國民黨立即開放歸江各壩,並制止轟
炸和阻撓運河修堤工程,並一針見血地揭露說:「勿再以此為政爭戰爭之武
器。」此外,周恩來還通過統戰途徑,獲取了國民黨軍向蘇北運送毒瓦斯炸
彈的情報,經過同美國、國民黨代表的交涉,制止了這一陰謀的實行。

礎潤備傘,未雨綢繆,是軍事鬥爭的重要原則,周恩來關於蘇北問題的
談判,是對這一原則的成功運用。


軍政兼施水火並克——1946 年領導黃河堵口歸故的談判鬥爭

1946 年7 月19 日下午2 時許,一架飛機飛臨河南黃河花園口,盤旋十
余分鐘後,徐徐降落,停在附近的機場上。艙門一開,中共南京談判代表團
團長周恩來從裡面走了出來。他來到黃河岸邊,詳細查看了水勢和堵口改道
工程。當晚又匆匆驅車前往開封。

抗戰初期,國民黨為阻止日軍進攻,在河南花園口決堤,使黃河改道經
運河、長江入海。抗戰勝利後,由聯合國救濟總署提供援助,協助中國疏導
黃河歸入故道。這時,黃河故道已與兩岸連成一片,上面建有大量村鎮和居
民點,屬冀魯豫解放區和渤海解放區,舊有2000 多里堤壩早己殘敗不堪。如
使黃河歸故,必須清浚河道,遷徙居民,修復堤壩。為此,國共雙方達成了
《荷澤協議》,確定先浚河復堤,冉堵口放水。

然而,蔣介石為達到其消滅解放區的目的,卻試圖使用以水代兵、水火
交攻的陰謀,一方面對解放區實行軍事進犯,即火攻;一方面在下游復堤以
前堵復黃河花園口,水淹解放區,即水攻。這一招極其險惡,看起來是為了
「復興建國」。且為聯合國救濟總署所援建,而實際上,則利用復堤先後這
一時間差,欺騙輿論,以尋求其軍事目的。如這一陰謀得逞,則冀魯豫解放
區和渤海解放區勢必成為一片汪洋澤國,劉伯承、鄧小平所部再難立足,或
退至黃河以北,或在黃河南岸背水一戰;同時,山東、豫東、蘇中、蘇北解
放區與華北解放區也將被分割開來,處於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境地。周恩來對
此有權為清醒的觀察,後來曾指出:「黃河是蔣介石的『外壕』,隴海路是
他的『鐵絲網』,長江是他的『內壕』。蔣介石總想趕我們過『外壕』」。
蔣介石堵復花園口,「自始至終都是想以黃河歸故來加害解放區人民和部
隊」。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與解放區軍民密切配合,
以軍事、政治兩種手段與國民黨的陰謀作鬥爭,打破了他們的火攻和水攻。

1946 年5 月初,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至南京,與國民黨和美國
代表繼續舉行和平談判。這時,黃河浚堤工程遠未完成,而國民黨當局加緊
堵口的消息卻不斷傳來。中央社5 月8 日發出專電稱:「堵口工程,尚稱順
利,截至現在止,已至西壩進修千餘公尺,僅留口門約四百公尺」,當局「指
飭將堵(口)工程於五月內打樁逐漸堵築。」鑒於事態已極為嚴重,中共中
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國民黨違約堵口,是借黃河為名,蓄意淹斃豫、魯、
冀三省解放區同胞,而這是與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分不開的。中共對
於千百萬人民的生死存亡,決不能坐視不顧。現各有關解放區政府和中共在
南京的談判代表已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如國民黨一意孤行,則解放區軍
民為了生存將被迫採取必要的措施,後果當由國民黨當局負其全責。中共中
央還致電劉伯承、鄧小平:國民黨借黃河歸故,陰謀氾濫我冀南豫北解放區。
我方除在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談話外及恩來在京活動外,你們應加緊修築大
壩,準備將黃河水逼回頭,並盡可能將合龍員工驅散以破壞其計劃,延緩放
水時間。

根據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周恩來在南京展開了緊張的談判活動。直接
領導冀魯豫治黃代表趙明甫、王笑一同國民黨水利委員會和聯合國救濟總署
官員談判,先後達成《南京協議》、周恩來同聯總駐華代表福蘭克芮、工程
師塔德的六點口頭協議和馬歇爾、薛篤弼、周恩來三人對執行協議的「保證」。
其中規定「下游浚河復堤工程完全竣工後,再行花園口合龍放水」。隨後,


周恩來又向馬歇爾提交備忘錄,指出:「堵口以前,應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通過談判和公佈協議,中共使國民黨當局在黃河問題上的行動,完全置於中
外輿論的監督之下。

6 月下旬,國民黨在發動全面內戰的前三天,不顧中共一再警告,悍然
在花園口拋石堵口合龍、白崇禧、陳誠親往現場督促。周恩來、董必武即致
電冀魯豫邊區黨委:「此項關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事,我們時放在心,不敢
絲毫懈怠。」周恩來一再向馬歇爾致送備忘錄,並趕赴上海參加有關方面的
會商和談判,要求合理解決堵口復堤和災民救濟問題。會上未能達成合理協
議,周恩來旋赴河南聽取冀魯豫行署的意見,並到花園口實地視察了堵口工
程。此時,因中共游擊隊對採石場破壞造成石料緊缺,加上黃河復泛,工程
主要部分被洪水沖毀,堵口失敗。

在開封期間,周恩來在各界人士座談會上,以大量事實揭露了國民黨當
局把黃河問題當作戰爭工具的陰謀。閘述了中共的主張,並與到會的工程技
術人員達成一致認識:堵口復堤都應該按照協議進行。在接見冀魯豫行署負
責人及解放區治黃代表時,周恩來指示他們,在與國民黨談判中要研究鬥爭
策略,以揭露敵人陰謀,爭取主動權,要抓緊趕修堤防工程,爭取時間。周
恩來還要他們轉告劉伯承、鄧小平,從整個形勢上來看,靠談判不能解決問
題。現在主要靠自衛戰爭,做好準備,迎擊敵人的進攻。

隨後,周恩來回到上海,與各方代表繼續談判。最後終於達成協議,堵
口推遲至9 月汛期過後進行。好修復故道,遷移居民,工款救濟等事項也作
了具體規定。

國民黨「水攻」一手受挫後,立刻加緊了「火攻」。7 月下旬,陳誠叫
囂要同中共軍隊「武力決賽」,白崇禧在新鄉會議上宣佈了由劉峙任指揮,
兵分三路向冀魯豫解放區發動進攻的軍事計劃。這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
代表團在黃河問題上的談判鬥爭,已為解放區自衛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劉、
鄧軍經過數月來的休整。練兵,鬥志正旺;廣大農民經過土改,踴躍參軍。
為粉碎敵人的進攻並減輕華東解放區的壓力,劉、鄧軍縱橫轉戰於黃河故道,
8 月中旬,在10 萬民兵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擊隴海鐵路;9 月
上旬,取得荷澤定陶戰役的勝利;10 月上旬,以遠距離奔襲作戰殲敵一個旅
於鄄城。正如《解放日報》所說:中原、蘇中、定陶「這三個勝利。對於整
個南方戰線,起了扭轉局面的重要作用。蔣軍必敗、我軍必勝的局面是定下
來了。」

此後,國民黨又在同年12 月在花園口拋石合龍,再遭失敗。劉、鄧軍乘
花園口將堵未堵之際忽又穿越故道,取得魯西南魚台大捷,與陳毅、粟裕所
部取得的魯西南臨沂大捷交相輝映,形成了對徐州的鉗形攻勢。直至1947
年3 月,第三次堵口成功。這時,劉鄧大軍已轉移至黃河北岸,堤壩基本修
復,未發生重大水患。國民黨向陝北、山東實行重點進攻,把黃河當作抵40
萬大軍的天然屏障。而劉、鄧軍則於1947 年6 月突破黃河天險,千里躍進大
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蔣介石水火交攻的黃河戰略徹底
破產。


攻心為上不戰屈兵——敦促鄭洞國率長春守軍投誠

1948 年9 月遼沈戰役中,國民黨軍鄭洞國部被人民解放軍鐵桶般圍困在
長春。10 月18 日,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接
到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來信,全文如下:
「洞國兄鑒:

欣聞曾澤生軍長已率部起義,兄亦在考慮中。目前,全國勝負之局已定,
遠者不論,近一個月,濟南、錦州相繼解放,20 萬大軍全部覆沒,王耀武、
范漢傑,先後被俘,吳化文、曾澤生相繼起義,即足證明人民解放軍必將取
得全國勝利己無疑義,兄今孤處危城,人心士氣久已背離,蔣介石縱數令兄
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
為人民立功自贖之門。屆此禍福榮辱決俄傾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
初衷,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佈反美反蔣、反對
國民黨反動統治,造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則我敢保證中
國人民及其解放軍,必將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咎既往,歡迎兄部
起義,並照曾軍長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時機急迫,顧念舊誼,特電促速下決
心。望與我前線蕭勁光、蕭華兩將軍進行接洽,不使吳化文、曾澤生兩將軍
專美於前也。」

鄭洞國原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當他率軍身處絕境,中國共產黨最高
統率部的重要領導者、當年軍校政治部主任親自向他寫信,要他重舉反帝反
封建大旗,率部反正,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這在鄧洞國心中,不能不引起
巨大震動。這封信言簡義賅,情真意切,而且發得適逢其時,生動體現了周
恩來高超的軍事謀略。

長春,是國民黨在東北的一個重要軍事戰略支點。經日軍和國民黨軍多
年經營,建造了大量碉堡、工事,形成了現代化的防禦體系。1948 年3 月,
人民解放軍攻佔四平街,切斷了長春守軍與瀋陽、錦州守軍的陸路聯繫,長
春成為遠丟在解放軍戰線側後的一座孤城。5 月,東北人民解放軍曾向長春
發起攻擊,團兵力和火力均未開成絕對優勢,未能成功。經中央軍委批准,
從6 月開始,人民解放軍對長春實行了久困長圍的作戰方針。

在解放軍的嚴密包圍和封鎖下,國民黨守軍給養斷絕,市內經濟生活發
生了嚴重危機。少量空投難以支撐10 萬軍隊的巨大消耗,全城出現嚴重的糧
荒。6 至10 月,糧價上漲700 倍,高粱米從每斤幾萬元上漲到一億幾千萬元。
國民黨駐軍之間,時常為爭搶空投物資而發生內訌,官兵士氣低落,大量逃
亡。新七軍軍長李鴻哀歎說:「現在是師長有師長的算盤,士兵有士兵的想
法,真是離心離德。現在圈在城裡,還能這樣守著,出去,就散了!」

9 月,東北人民解放軍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除以一部繼續圍困長春守敵
外,以主力南下北寧路,發起遼沈戰役。10 月15 日,攻克錦州,全殲守敵
10 萬餘人,俘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錦州,同樣是國民黨堅固設
防的大城市,戰役發起後幾天之內即被攻克,對長春守軍不能不發生強烈震
撼;且錦州一失,國民黨東北部隊向關內撤退的陸上通道已被完全切斷,不
僅長春,就連瀋陽守軍也陷入人民解放軍的天羅地網,成為甕中之鱉。

這時,蔣介石由南京飛抵瀋陽,向長春空投手令,命鄭洞國率部突圍。
其中說:「爾後即令守軍全成餓莩,亦無再有轉進之機會。如再遲延,坐失
機宜,致陷全般戰局於不利,該副總司令、軍長等,即以違抗命令論罪,應


受最嚴厲之軍法制裁。」這時,早己經中共作了大量工作的長春第60 軍軍長
曾澤生於17 日,毅然率部起義,人民解放軍兵不血刃,迅速控制了長春東城。
新七軍官兵也紛紛放下武器,長春守軍頓呈土崩瓦解之勢。

曾澤生起義時,致函鄭洞國;勸他一道行動。信稱:「長春被圍,環境
日趨艱苦,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目擊傷心。」「今
本軍官兵一致同意,以軍事行動,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
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淖。」「公乃長春軍政首長,身繫全城安
危。為使長春軍民不作無謂犧牲,長春地方不因戰火而糜爛,望即反躬自省,
斷然起義,同襄義舉,則國家幸甚,地方幸甚。」鄭洞國出於對蔣介石的「愚
忠」思想,不願起義,表示,曾軍長要怎麼做由他去,要我和他一路,我不
干。隨後,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政治部前方辦事處處長劉浩從曾澤生臨時指
揮所給鄭洞國打電話,勸他不要作無謂的犧牲。鄭洞國回答說:「既然失敗
了,除戰死以外,還有什麼可說,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長春前線的情況,中共中央軍委十分關注。在西柏坡,當60 軍起義的消
息傳來後,周恩來即向毛澤東等介紹了鄭洞國的情況。他說,鄭洞國是黃埔
軍校第一期的畢業生,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可能爭取其起義,則對整個
黃埔系軍隊的影響當會很大。」毛澤東同意這一分析。隨即由周恩來向鄭洞
國寫信,希望他率部起義,並為中央軍委起草致東北的電報,要求東北人民
解放軍對鄭洞國及其所部展開政治攻勢,迫其起義或投誠。

1 月18 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東北局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指出:
「關於逼迫和爭取鄭洞國起義的重要性,今晨已告你們望令肖(勁光)、肖
(華)、陳(伯鈞)及各部對長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暫時
不攻擊他。據恩來稱,鄭洞國系黃埔一期生,人還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可能
爭取其起義則對整個黃埔系軍隊的影響當會很大,你們除將恩來致鄭洞國電
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肖勁光亦可寫信給他,肖、肖、陳並應選派適當人員與
鄭進行談判。」中共東北局復電說:「曾澤生本人已到我處,其行動已暴露,
曾本晨已向鄭公開勸告;鄭派來代表二次,圖從長計議」。「根據上述情況,
估計鄭亦有可能被迫起義;我們意見,如鄭在接受我之起義條件下,當亦表
示贊成。」東北局還就與鄭洞國談判的條件和處理辦法向中央作了請示。

10 月18 日夜;長春守軍代表在未得到鄭洞國同意下,與人民解放軍全
權代表解方進行談判。解方表示:我們完全相信你們談判的誠意,事實上,
你們絕大多數的官兵已不願再打了,特別是錦州解放,60 軍起義之後,就更
加打不起來,突圍當然更是幻想。為了減少長春軍民的無謂犧牲,我們極歡
迎你們放下武器。如果我們要打的話,首先一進城就會把你們全部解決,我
們之所以一槍未放,正是從實際行動中對你們一個寬大的表示。雙方達成協
議,守軍放下武器,中共軍隊負責保障守軍自兵團司令官以下之官佐士兵的
生命安全。

10 月19 日,鄭洞國所部放下武器,解放軍和平解放長春。此時,鄭洞
國本人仍有顧慮,率兵團機關及一個團困守偽滿中央銀行大樓不出。在這種
情況下,解放軍繼續開展政治攻勢,派代表與其談判,鄭終於決心率部投誠。
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東北局稱:「鄭洞國及新七軍既然願意投降繳械,肖、陳
已作受降處理,就照這樣處理為好,免去許多麻煩。鄭洞國為黃埔高級軍官,
此次又率部投降,肖、陳應給以禮遇。」中共中央就氏春和平解放發出賀電,
指出,「錦州解放,殲敵十萬之後,長春即告解放,曾澤生將軍率部起義,


鄭洞國將軍率部投誠,名城光復,秩序井然。人慶更生,歡聲雷動。」

長春和平解放,深刻地影響了東北戰局和全國戰局。10 月19 日,中共
中央軍委在致東北的電報中說:「既然長春敵人願意投降,我五縱、六縱、
十二縱即可停止去長春,該三個縱隊似宜以兩個位於瀋陽、營口之間,以一
個在營口築工守備,並宜在你們打錦(西)葫(蘆島)以前到達該區,堵塞
沈敵向營口的退路。如沈敵向錦、葫增援,則該三縱從側後箝制沈敵,長春
附近之九個獨立師亦宜以大部開沈、營間,肖、肖則赴該區指揮。」此後,
東北人民解放軍集中兵力在瀋陽以西全殲了國民黨精銳部隊廖耀湘兵團十萬
餘人,並於11 月2 日解放瀋陽、營口,至此,東北全境獲得解放。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
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
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襄
陽記》中記述:諸葛亮向馬謖問「良規」,馬謖對曰:「夫用兵之道,攻心
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在戰爭中,解
決問題的基本方式,或以軍事手段,兵刃相接,打垮對手,或以政治手段,
攻心奪氣,瓦解敵軍。兩相權衡,軍事手段固然乾脆利落,但人、財、物則
不免有所消耗和損失,而政治手段,即解決了敵人,也保存了自己,同時擴
大了政治影響,無疑是較為合算的選擇。當然,攻心並不等於否認武力,沒
有強大武力做後盾,也很難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能綜合運用伐謀、
伐交、伐兵、攻城等多種方式,對可能放下武器之敵施之以威,示之以利,
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就有希望迫使敵人就範。遼沈戰役中,周恩來關於對
鄭洞國部展開政治攻勢,爭取和平解放長春的主張,是靈活運用這一謀略的
生動範例。


以靜待嘩張機設阱——部署石家莊反偷襲作戰準備

以靜待嘩,張機設阱,是中國歷代兵家所重視的軍事謀略。它表明,在
強敵進攻面前,要處變不驚,設阱以待,爭奪戰爭主動。《孫子兵法·軍爭
篇》首先提出了「以靜待嘩」的作戰方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靖
曰:「以近待遠,以俠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
義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飽待饑,以靜待躁..」明《兵經百篇·發字》曰:
「制人於危難,扼人於深絕,誘人於伏內,張機設阱,必度其不可脫而後發
羧」。這些都是打破強敵進攻的至理名言。公元383 年,前秦王苻堅以90
萬軍隊攻晉,時東晉總兵力不超過15 萬,局勢危急,朝野震動。宰相謝安實
行外鬆內緊之策,一而從容出遊,會見親友,並與謝玄悠然下棋,一面暗中
探秦軍內情,調兵遣將,實施制敵要害的軍事部署。結果,晉軍以少勝多,
秦軍大敗而歸。李白有詩贊曰:「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1948 年秋,人民解放軍發起了殲滅同民黨重兵集團的偉大的戰略決戰。
10 月下旬,遼沈戰役勝利在即,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亦將逐次展開。這時,
中國共產黨和中同人民解放軍的最高統帥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正駐在
河北石家莊附近的兩柏坡村。蔣介石為挽救其敗局,親飛北平,與國民黨華
北「剿總」傅作義商量,策劃集中第94 軍、新編第2 軍,配備汽車400 輛,
炸藥100 噸,組成快速部隊,以突然行動,偷襲石家莊,直抄中共中央所在
地。

10 月25 日,這一情報由華北局城工部報到中央軍委,軍委立即進行了
審慎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周恩來為軍委起草了致聶榮臻、薄一波、滕代遠、
楊得志、羅瑞卿、耿飆等的電報,指出:據北平確息,蔣、傅決定集中第94
軍3 個師及新2 軍2 個師經保定向我石門(即石家莊)突施空心襲擊,並企
圖炸毀石門。估計27、28 兩日敵94 軍可能集中保定,29 日可能會合新2 軍
大部向石門前進。為堅決保衛石門,破敵計劃,華北軍區第7 縱隊主力應即
移至保定以南堅決抗阻南進敵人,第3 縱隊於26 日起以5 天的行程,不惜疲
勞趕到望都地區,協同7 縱作戰並指揮之。楊得志、羅瑞卿、耿飆率主力相
機行動。同時,周恩來還為中央起草致楊成武、李井泉等的電報,指示:攻
打歸綏計劃暫緩實行。但為吸引傅作義一部分兵力注意歸綏,以利第2 兵團
主力隱蔽南下,第3兵團應令第1縱隊及第8縱隊第11旅作攻打歸綏的準備,
另以第8 縱隊一部及地方部隊仍在綏東方面積極行動,迷惑敵人。這樣,人
民解放軍就作出了內緊外松,張機設阱的巧妙部署,在全局上爭取了主動。

10 月27 日,周恩來不斷向毛澤東通報敵情和華野部隊行動情況。同時,
與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頻繁通話,要求7 縱當夜在指定位置佈防,3 縱在4
天內趕到滿城,主力未到以前,應把冀中、冀晉地方部隊和民兵部署在鐵路、
公路線兩側,作大縱深節抗擊的準備。此時,3 縱根據軍委要求,已於兩日
內行軍270 餘裡,翻過紫荊關。周恩來經聶榮臻告知該部:第7 縱隊等鄰將
在保定一帶阻敵兩天以上,第3 縱隊只要在30 日趕到望都地區,就有破敵把
握。

10 月28 日,國民黨第94 軍軍長鄭挺鋒率兩個師向南作試探性推進,第
35、16、92 軍的三個師奉傅作義之命南下增援。10 月29 日,周恩來為中央
軍委起草致聶榮臻、薄一波、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李井泉等的電報:
按傅作義部署,國民黨軍真能向保定以南進攻的不過兩個軍多一點,此為殲


敵良機。我應集中第3、4、7 縱隊及第2 縱隊1 個旅,各個殲滅該敵。電報
對華野各部的任務作了具體規定:第2 兵團主力趕至滿城地區,會合3、4
縱,擊破敵進攻石門計劃;第3 兵團主力攻打歸綏。電報還通報了東北戰局:
「我東北林、羅昨日在遼兩全殲敵五個軍十二個師,現正乘勝殲滅余敵,奪
取瀋陽。」30 日拂曉,第3 縱隊提前一天到達望都,次日,進入了第7 縱隊
防線。傅作義聞訊,急令第94 軍回撤。周恩來指示3 縱:抓緊休息,恢復體
力,作好戰鬥準備。如敵撤得慢,4 縱又能趕到,爭取在滿城打一仗,吃掉
它一部。

這時,國民黨軍已發現,人民解放軍正在不動聲色中張網以待,慌忙全
部回竄。10 月31 日,周恩來為中央軍委起草致楊得志、羅瑞卿的電報:傅
作義昨飛保定,其侵擾石家莊的計劃有可能已經取消。這時,新中社播發了
毛澤東寫的述評《評蔣匪軍夢想偷襲石家莊》。其中以辛辣的筆調指出,蔣
介石最近時期是在北平,在兩個星期內由他經手送掉了范漢傑、鄭洞國、廖
耀湘三支大軍。虧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襲石家莊這樣一條妙計。傅作義出
騎兵,蔣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隊,從北平南下了。真是異常勇敢,
一個星期到達了望都地區。這裡發生一個問題:究竟他們要不要北平?現在
北平是這樣的空虛,只有一個青年軍二○八帥在那裡。通州也空了,平綏東
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幾個兵了。總之,整個蔣介石的北方戰線,整個傅作義系
統,大概只有幾個月就要完蛋,他們卻還在那裡做石家莊的夢!

中共原來對國民黨的偷襲計劃瞭如指掌,這不能不使傅作義心驚膽戰。
11 月2 日,蔣、傅軍在損失3700 餘人、戰馬240 匹,汽車90 余輛以及大量
物資後退回保定。偷襲石家莊的冒險計劃終告失敗。


藏鋒斂鍔匕見圖窮——協助毛譯東指揮平津戰役

藏鋒斂鍔,匕見圖窮,就是在一定的時間裡,隱藏進攻方向和目標,以
假象造成敵方失誤,等待時間成熟,一招制敵。

1948 年11 月,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淮海戰役全面展開。國民黨華北「剿
總」傅作義集團60 余萬人,在上述兩大戰役的震撼和華北人民解放軍的打擊
下,驚恐萬狀。他們將兵力收縮在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唐山一線,
對固守平津,或海運江南,或西撤綏遠,仍猶豫不決,舉棋未定。蔣介石和
傅作義均認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經遼沈戰役後,需3 個月到半年時間休整,
方能入關作戰,故暫時採取了靜觀待變的方針。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軍
委,決心趁華北敵軍尚未逃竄之際,調東北野戰軍秘密入關,會同華北軍區
所部,將傅作義集團就地全殲,以加速國民黨統治的總崩潰。而要做到這一
點,就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隱蔽戰役企圖,抑留敵軍,等敵軍發現之時,已
陷於插翅難逃之境。

平津戰役是自11 月29 日發起的,而準備立作從10 底就已開始。根據毛
澤東指示,東北野戰軍組成先遣兵團,由第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等率領,先
行入關。11 月初,東北野戰軍主力在錦州、瀋陽、營口諸地休整;華北第1
兵團正圍攻太原;第2 兵團位於阜平地區準備參加太原作戰;第3 兵團已包
圍歸綏,準備奪取該城,第7 縱隊正圍攻保定。綜合分析華北形勢,周恩來
於11 月9 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華北、東北領導人的電報,指出:傅作
義正徘徊於平、張、津、保之間,對堅守平洋或兩退綏包似尚未下最後決心。
如我攻打歸綏,有促使傅及其嫡系三個軍及騎兵三、四個旅提早西退可能。
為抑留傅軍,待我主力入關協同華北力量徹底殲滅該敵,特改定華北第2、3
兵團部署:第2 兵團主力向太原地區移動,準備參加太原作戰;第3 兵團停
止攻打歸綏,主力移至歸綏、集寧之間休整;程子華部擔任監視北平之敵,
如該敵再向石家莊進攻,則以全力攻擊北平拖住該敵。這樣,華北戰場暫呈
平靜態勢,對傅作義集團起了麻痺作用。

這時,在淮海戰場,人民解放軍作戰取得了重大進展。11 月11 日,華
東野戰軍已將國民黨軍第7 兵團合圍於碾莊地區,並發起猛攻。華北放軍更
為動搖,而蔣介石則要更多地考慮收縮兵力,加強長江防線問題。

11 月12 日,周恩來為中央軍委起草致程子華、黃克誠並告林彪、羅榮
桓等電,再次強調:對付傅作義部,重在抑留它在平津張保地區,不使西退,
也不使其得以由海上南撤。11 月17 日,周恩來又為中央軍委起草了致林彪、
羅榮桓、劉亞樓並告東北局、華北局電,指出: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我已可
達殲敵18 個至19 個師的勝利。在我勝利威脅下,蔣必將考慮其長江防線問
題,而蔣嫡系24 個師從華北海運江南,是蔣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機動兵
力。不論他將這個兵力直接使用於防守江南,或先使用於協同黃維、李延年
向北接出邱、李、孫三兵團,然後集中約90 個師的兵力,佈防長江下游兩岸,
對於延緩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最後崩潰說來,都會起較大作用。電報指出:「從
全局看來,抑蔣系二十四個師及傅系步騎十六個師於華北來消滅,一則便利
東北野戰軍入關作戰,二則將加速蔣匪統治的崩潰,使其江南防線無法組成,
華東、中原兩野戰軍既可繼續在徐淮地區殲敵,也便東北野戰軍將來沿津浦
路南下,直搗長江下游。但欲抑留蔣、傅兩部於華北,依華北我軍現有兵力
是無法完成的。」據此,要求鄭重考慮下述兩種方案:其一,東北野戰軍提


前本月25 日左右向關內開動,預計現在錦義(指錦州、義縣——引者注)地
區的部隊,下月10 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區,如敵正在南撤,我可殲滅其
一部或大部;如敵尚未開動我可抑留該敵,繼續休整並修復北寧路,然後大
舉殲敵。其二,仍按原計劃休整到12 月半,然後南進,這樣,則準備到平津
後無仗可打時,好沿平漢路南下,先在長江中游作戰,逐步東進與劉陳會攻
京、滬。電報中還說:「太原甲克確有驚動蔣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險,現在
與徐(向前)、周(士弟)電商是否可以暫時停攻,就地休整,待你們攻平
津時再打太原。」

18 日,中央軍委致電東北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決定:著東北野戰軍
在一二天時間完成出發準備,於21 日或22 日全軍或至少8 個縱隊,「取捷
徑以最快速度行進,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
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電報要求東野首長先行出發,到冀東指揮。電報還
說:「我們已令楊、羅、耿在阜平停止,並準備出張家口附近,協同楊成武
阻止傅作義西退,徐、周已復電同意停攻太原。」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程子
華、黃克誠致電中央,請示派部隊佔領灤河鐵橋一事。19 日,周恩來為中共
中央軍委起草復電:「此舉將會有驚動榆關灤州之敵,使其過早退縮唐山津
沽,從海上撤退的危險,應暫緩執行。東北野戰軍正提早入關,派隊占橋問
題應在林羅整個計劃之內。」

11 月23 日,東北野戰軍主力10 個縱隊和特種兵全部,分別由錦州、沈
陽、營口地區秘密出發,夜行曉宿,向關內進軍。同時,新華社、廣播電台
大量播發東北野戰軍在東北地區祝捷、慶功、練兵、開會的消息,造成東北
野戰軍正在休整的假象。29 日,華北第3 兵團攻擊張家口,吸引傅作義部兩
援,平津戰役由此開始。

12 月初,傅作義發覺東北野戰軍開始入關,加強了北平的防禦。為不使
敵軍決策狂跑,人民解放軍對敵實行了「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的方針,
抓住西線,穩住東線,迅速將敵分割包圍於北平、天津、張家口、新保安和
塘沽5 個孤立的據點上。待傅作義反應過來的時候,其南撤、西退之路已被
完全切斷。接著,人民解放軍採取先打兩頭,再取中間的戰法,逐次殲滅新
保安、張家口和天津諸敵,北平國民黨守軍25 萬人,陷入解放軍百萬大軍的
重重包圍之中。最後,在人民解放軍的爭取下,傅作義率軍接受改編,北平
和平解放,平津戰役結束。

平津戰役是解放戰爭戰略決戰三大戰役中的最後一個戰役。這一戰役歷
時64 天,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1 個「剿匪」總司令部、1 個警備司令部、3
個兵團部、13 個軍部、50 個師,共52 萬餘人。至此,華北全境基本獲得解
放。這次戰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關鍵之一,在於人民解放軍通
過各種手段,成功地將傅作義集團抑留於平津地區,並首先完成了對這個集
團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從而能夠周密部署,各個殲敵。周恩來在這一戰
役指揮中所作的傑出貢獻,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久困長圍覆巢毀卵——參與指揮太原戰役

1948 年7 月晉中戰役後,國民黨閻錫山部主力龜縮太原孤城,一部困守
大同。中共中央軍委命華北軍區所部17 個旅共10 萬人於太原附近休整,准
備發起太原戰役,奪取太原。

太原是閻錫山的老巢。它位於晉中平原北部,南為平川,北為丘陵,西
瀕汾河,東依罕山,地勢複雜,易守難攻。該城工業發達,有鋼鐵廠、機械
廠、兵工廠等重要工廠80 余座。經多年經營,具有以5000 多個各式地堡為
骨幹、縱深30 餘裡的環形防禦體系。城周有鐵路,南北市郊有機場。敵守軍
總兵力約10 萬餘,火炮600 門。

鑒於敵城守備堅固,且敵我兵力相當,周恩來指示前線我軍全面作好攻
擊準備工作,在對太原守敵實行軍事進攻的同時,加強政治瓦解。7 月16 日,
周恩來為中央軍委起草給徐向前、周士第的電報,指出:為配合太原攻城行
動,應對閻錫山部開展政治攻勢,如與太原工人、工程師等有關係的,望派
人送信進去,保護機器勿遭破壞。徐向前、周士第等就對閻錫山勸降的內容
及條件向中央請示,中央復電指出:據薄一波同志電話談,閻錫山在我兵臨
城下控制機場情況下,逃走之望既絕,自殺又非其所願,故投降的可能是有
的。閻及其部下,最顧慮的是他們的家產,別的都不容易打動他們的心,最
擊中要害的是如能保全他們的私人財產,則閻的部下會紛紛勸閻投降,即使
閻不同意,也可能發生內變,或者在我軍攻入城後,願以保護公共財產自贖。
故我方在與其交涉時,可告以如閻及其部下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將功贖罪,
我們不但保證其本人及其家屬生命安全,即其私人財產,只要不是以特權掠
奪的官僚資本,我們亦將予以保護。

為加強對太原守敵的軍事攻勢,聶榮臻、薄一波、滕代遠致電中央,要
求抽調兵力,增援攻堅部隊。7 月26 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復電,
指出:目前尚是圍困階段,故可暫不增派。但支前後勤工作需要加緊準備,
而對已收復的十幾個城市及恢復鐵路的工作,更需人檢查、領導。9 月28 日,
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前委決定:「戰役的指導方針,系以圍困、瓦解、攻擊、
逐步削弱敵人,然後一舉攻下太原,全殲敵人。」

10 月初,閻錫山部以攻為守,出動7 個師的兵力,向城南進犯,企圖向
外擴張,確保其城南武宿機場,破壞解放軍進攻太原的戰役準備,並搶糧抓
丁。徐向前等決心利用敵軍脫離防禦陣地的有利時機,提前發起太原戰役。
10 月5 日,太原戰役正式展開。人民解放軍各部奮勇出擊,至15 日,殲敵

1.2 萬餘人,從南北兩翼突破守軍第一道防線,向其縱深推進約6 公里,完
全佔領了城南武宿機場,並以火力控制了城北新城機場。10 月15 日至11 月
13 日,解放軍又攻佔了東山4 大要點,控制了城東主要陣地,瞰制了市區。
這時,遼沈戰役已結束,華北國民黨軍成為驚弓之鳥。為穩住傅作義集
團,防其南逃或西撤,中共中央軍委於11 月16 日發出緩攻太原的電令。11
月19 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的電報,指示在太原
戰場上控制要點機場,準備過冬。並告知東北野戰軍即將入關,楊、羅、耿
兵團將開往察南,策應平綏作戰。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太原前線解放軍在攻
占太原城東、北、西三面部分據點,以火力封鎖城西、城北機場,斷絕敵空
運後,即停止進攻。圍城各部隊開展陣前練兵,提高攻堅能力,同時,對敵
進行廣泛的政治攻勢,瓦解敵軍。至次年3 月底,又瓦解敵守軍1.2 萬餘人。


1949 年初平洋故役結束。中央軍委增調兩個兵團,兩個炮兵師開赴太原
前線,並決定成立以徐向前為首的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和人民解放軍太原前
線司令部,開始總攻太原作戰。此時,太原前線人民解放軍已達32 萬餘人,
為閻錫山守軍的三倍,擁有火炮達1100 門。在全國戰場上,人民解放軍自取
得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後,又於4 月20 日,發起聲勢浩大的渡江戰役,這對
太原守敵產生了極大的心理震撼作用。經外圍作戰,解放軍於4 月24 日,對
城垣發起總攻。數小時後,全殲守敵,俘太原國民黨軍政要員孫楚、王靖國
及日本顧問多人,太原終獲解放。

歷時6 個多月的太原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1 個綏靖公署、1 個保安司
令部、2 個兵團部、6 個軍部、20 個師,總計共13.5 萬餘人。大同國民黨守
軍萬親人因陷於絕望境地,於4 月29 日接受和平改編,至此山西全境解放。

對太原實行久困長圍的作戰方針,是中共中央軍委的英明決策,而周恩
來也是重要的決策參與者之一。圍困期間,解放軍對敵實行了圍困、瓦解和
攻擊相結合的方針,在反覆爭奪外圍據點中逐批地消滅了部分敵軍,同時以
強有力的政治攻勢瓦解了敵軍士氣,從而在總攻前就極大地削弱了敵人的戰
鬥力。最後,以較小的代價順利圍殲了守敵。實踐證明,在戰略和戰役的主
動權均操於我手,而我之兵力一時又不佔優勢的情況下,對孤守城市之敵采
取長期圍困而後總攻的方針是正確的。


輪番作戰以盈待竭——抗美援朝戰爭中提出輪班戰法

1950 年6 月,爆發了朝鮮戰爭。隨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朝
鮮實行野蠻入侵,不僅給朝鮮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對中國和世界和平
造成了嚴重威脅。7 月,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軍委由副主席周恩來主
持,召開會議,討論加強東北邊防的軍事部署問題,作出了《關於保衛東北
邊防的決定》。根據這一決定,組建了東北邊防軍,調第13 兵團等部為邊防
軍所屬部隊,進行保衛邊防和必要時援助朝鮮人民的準備。

當時敵我雙方軍事力量各有不同特點。敵方裝備優良,但戰線過長,兵
源有限;我方裝備較差,但後方較近,兵力雄厚。為以已之長,克敵之短,
周恩來對我方兵力組織和補充問題,提出了富有創建性的輪番作戰、以盈待
竭的謀略。1950 年8 月26 日,在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說:今後
如何補充還要研究。一種是從各部隊抽調10 萬人來補充,一種是用建制補
充,另一種用換班的打法進行補充,即準備第二線部隊為後備,待第一線部
隊一個軍或一個師作戰後,需要補充時,可以開到第二線整補。用這樣辦法
整補為最好。此時,根據聶榮臻的建議,中央軍委已決定調華東第9 兵團和
西北第19 兵團為邊防軍的二線部隊。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參戰,抗美援朝的決策。東北邊防軍奉命組成
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11 月,第9
兵團入朝參戰。

1951 年2 月,鑒於朝鮮戰爭趨於長期化,中共中央軍委確定了「在朝鮮
採取輪番作戰的方針」,並具體規劃了輪番作戰的部隊。後來這種輪番作戰
的方針,又發展成為「輪番與換班相結合」。1951 年,志願軍第19、第3、
第20、第23 兵團相繼到達前線。

1952 年5 月,周恩來指示總參謀部與彭德懷具體協商國內部隊同志願軍
部隊的輪換計劃,經毛澤東批准後,又採取以軍為單位實施輪換。1952 年9
月,進行第一期輪換,12 月進行第二期輪換,至1953 年朝鮮戰爭停止,先
後以國內7 個軍輪換了在朝作戰的7 個軍。1953 年上半年,兵團以上高級指
揮員和領導機關工作人員也進行了輪換。

採取「輪番作戰」和「輪番與換班相結合」的方針,充分發揮了自己兵
力雄厚的優勢,始終保持了第一線部隊的堅強戰鬥力,對於取得抗關援朝戰
爭的勝利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普遍鍛煉了國內部隊,為後來的保衛國防作
戰提供了有益經驗。


控制疫情驅掃瘟神——抗美援朝戰爭中領導反細菌戰

1952 年1 月28 日,一批美國飛機飛臨朝鮮江原道平康郡一帶志願軍陣
地上空。經過一陣低空盤旋,又悄悄飛走了。隨後,白雪皚皚的陣地上出現
了許多當地很少見到的蒼繩、跳蚤、蜘蛛等昆蟲。不久,朝鮮一些重要城市
和交通要道也發現了美機撒播的蒼蠅、蚊子、老鼠、兔子等生物,還有食品、
樹葉棉化、傳單等雜物。2 月末3 月初,美國飛機又侵入中國東北領空,在
撫順、新民、安東、臨江等地撒播生物和雜物。

此後,疫情報告不斷由各地傳來。在當地歷史上已經絕跡的鼠疫、霍亂
等烈性傳染病開始發生,回歸熱、天花、斑疹、傷寒等其他疾病也開始流行。
3 月份,志願軍中患鼠疫的有16 人,患腦炎和腦膜炎的有44 人,患其他急
性病症的43 人,其中36 人死亡。

專家對美國飛機的拋散物進行收集和鑒定,觸目驚心的事實呈現在人們
眼前:美國為達到其戰爭目的,竟不顧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悍然使用大規模
殘害人類的細菌武器。早在1925 年國際《日內瓦議定書》中,細菌武器就被
明確規定禁止使用。

當美機在朝鮮灑播昆蟲和雜物的消息剛傳到北京,周恩來立即認識到問
題的嚴重性。2 月21 日,他為中央軍委起草致志願軍彭德懷、甘泗淇和東北
軍區高崗、賀晉年的電報,指出:「據許多徵候來看,敵人最近在朝鮮所撒
放的各種昆蟲,顯系進行細菌戰行動,應引起我各級領導同志的高度注意。」
「現在的重要問題是必須抓緊每一分每一秒鐘的時間進行細菌撒播區的消毒
和隔離,克服麻痺大意和僥倖心理。但在部隊中則亦應特別注意不要造成驚
慌和恐怖。為便於掌握敵人繼續撒放細菌和我們的防疫情況,請志司務應每
日作一簡報。」2 月25 日,周恩來又為中央軍委起草《防細菌戰指示》,指
出,「根據許多事實(許多部隊看到敵人用飛機撒下昆蟲;很多比蟲朝鮮人
民過去從未見過,且季節上亦過早;朝鮮專家的化驗報告;敵人所撒昆蟲和
投擲方法部與敵人以前準備細菌戰時所研究的一樣;敵軍內在一月中旬集訓
軍醫進行瓦斯、細菌、原子力等訓練等)都肯定地證明了敵人是在進行細菌
戰。」「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必須把防疫工作當做目前部隊和居民工作中
的首要任務。」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一場驅掃瘟神的鬥爭立即
全面展開。

首先,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反細菌戰的宣傳。1952 年2 月24 日,周恩來
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支持朝鮮政府反對細菌戰的正義立場,指出:
「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堅決地加以制止,那麼,今天落在朝鮮人民頭上的災難,
明天就會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頭上。」「中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為
制止美國政府這一瘋狂罪行而堅決鬥爭到底」!美同飛機侵入中國領空後,
周恩來再次代表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最強烈的抗議,指出:「美國政府竟公
然破壞國際公約,違反人道,繼在朝鮮進行大規模細菌戰之後,又在我國東
北大量撒布傳播細菌的昆蟲,企圖以大規模虐殺和平人民的歷來方法來達到
其侵略中國、威脅中國人民安全的目的。」「這種窮凶極惡的殘暴罪行,是
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的。它在中國人民的憤怒和反對之下,一定要遭受到
可恥的失敗。」在此同時,中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界知名人士和科
學組織紛紛發表聲明,抗議美國暴行,報刊上發表了大量反細菌戰的報道和
文章,瀋陽等地群眾還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


當侵朝美軍實施細菌戰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後,美國政府開始故作沉默,
直到3 月初才發表聲明,稱「聯合國軍過去沒有進行過現在也沒有進行任何
細菌戰。」周恩來提出,應當組織國內和邀請國際的專家、學者、知名人士
到朝鮮和我國東北等地區進行現地調查,取得人證、物證,用事實向國內外
揭露美帝發動細菌戰的罪行。3 月至4 月,根據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決定
組成的「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分別到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實地調
查。3 月至8 月,朝中兩國政府還先後接受了「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
查團」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到朝鮮和中國
東北進行調查。這些調查團通過現場調查,收集了美軍進行細菌成的大量證
據,並根據這些證據分別公佈了調查報告。「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
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
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
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
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他們號召「全世界人民都應加倍努力,使世界免
遭戰禍,並制止科學的發明被用來毀滅人類!」

為了進一步揭露美軍罪行,周恩來提出,應舉行「美帝國主義細菌戰展
覽」,邀請國內外人士參觀,擴大宣傳。4 月初,周恩來電告志願軍和東北
軍區。迅速將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的標本運來北京,組織專家進行審查整
理。5 月初,在中央防疫委員會的具體組織下,展覽在北京、瀋陽、朝鮮同
時舉行。毛澤東題了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1952 年到1953 年,中國新華社還陸續公佈了25 名
美國被俘飛行員關於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的供詞和公開
信,這就使美國政府更加陷於狼狽不堪的被動境地。

在進行反細菌戰宣傳的同時,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精心組織領導了除病
滅害的鬥爭。周恩來指出,這次反細菌戰工作,必須以戰區為主,以軍隊為
主,軍民兼顧,統一組織,全面部署,統一行動,以求得徹底消滅美帝國主
義的細菌戰爭。防疫工作的部署應根據三個原則進行:劃分不同的區域,采
取不同的措施;分清緩急,明確防疫對像;在發動群眾性防疫運動的基礎上,
結合專家指導,開展各項工作。

3 月13 日,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原有的中央防疫委員
會加以擴大和加強,由周恩來兼任主任委員,郭沫若、聶榮臻兼任副主任委
員,以便更有力地領導全國防疫工作。全國各大行政區、各省市自治區、政
務院有關部、委和志願軍、各大軍區各軍兵種都相繼成立了防疫委員會。周
恩來指出,各級防疫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收集敵人進行細菌戰的情況和動
態,研究反細菌戰的對策,擬制本級防疫工作計劃,貫徹上級防疫工作指示,
檢查下級防疫工作情況,總結交流防疫工作經驗,組織人力物力對敵投疫情
的偵察、敵投標本的採集和檢驗,進行防疫宣傳教育,組織疫情的撲滅等。

同時,中央決定,在同內,由總參、總政、總後、公安部、衛生部等方
面組成中央防疫辦公室;戰區由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組
織防疫指揮處;東北地區先由軍區組織防疫辦公室,以便分別掌握防疫的情
況,交換情報,研究和領導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後方的支援工作。到3 月底,
全國共組織了129 個防疫大隊,共計萬餘人,在國內交通線及國境海港設立
了66 個檢疫站。

志願軍和全國各地加強了疫情偵察和疫區劃分。志願軍規定,軍以下單


位要利用最快的通訊工具在每日18 時向上級報告新發現的疫情,內容為敵機
或敵炮投撒昆蟲的地點、時間、面積、形狀和疫病情況。綜合全面情況,周
恩來指出,防疫應主要由鼠疫為對象。同時也不放鬆對飲食傳染和呼吸道傳
染疾病的防止。防疫區域的劃分,以有無鼠疫和是否靠近發生鼠疫地為主要
標誌。

為了防止細菌和病疫的傳播,3 月12 日,周恩來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給
志願軍和東北軍區下達了《對目前防疫工作的幾項規定》。規定指出,朝鮮
和我國東北地區已成為緊急防疫區,除在朝鮮和東北境內進行消毒、注射、
化驗和必要的隔離外,急需對鐵路交通進行有效的管制。凡由朝鮮進入東北
和由東北進入關內的車輛,必須進行消毒。鴨綠江各口岸車站和山海關均分
設防疫檢驗站,專負來往車輛和人員的消毒和注射之責。凡由關內進入東北
和朝鮮的人員,均須強制注射。凡由東北和朝鮮進入關內和東北的人員中,
發現有症狀時,應進行隔離治療,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資應暫停運回。必須運
朝的物資應妥為包裝。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員和部隊,應暫停來往和減少調動。
凡疫情嚴重的車站和地段,車輛經過時,應禁止停車和辦理裝卸。

在周恩來的組織領導下,全國迅速開展了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在全
國防疫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會議上,周恩來強調,要通過這次運動,不僅將敵
人的細菌戰粉碎,而且要把衛生工作提高一步。中央防疫委員會給志願軍和
全國各大軍區防疫委員會下達了《撲滅昆蟲及媒介動物注意事項》的指示。
指示要求,凡敵機投下的昆蟲和媒介動物,一經發現,除留必要標本及物證
外,要立即撲滅,同時對撲滅的組織、方法、使用工具、藥品等都作了明確
規定。國內還加緊研製和發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殺蟲劑。4 月10 日前,對
東北地區485 萬人進行了鼠疫預防注射,還向朝鮮運送各種疫苗、消毒劑、
噴霧器和防疫衣物等。到1952 年6 月底為止,全國清除垃圾1000 多萬噸,
疏通多年不通的溝渠40 多萬條,長3 萬多公里,填平臭水坑5.7 萬多個,捕
鼠3000 多萬隻,捕火蚊、蠅、蚤等害蟲185 億多只,重167 萬多斤。

侵朝美軍發動的細菌戰,初期對朝中兩國軍民造成一定的危害。但由於
及時採取措施,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經過近一年的努力,中朝兩國軍
民徹底粉碎了美軍進行的細菌戰,美國不但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陷入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聲討之中。


抽薪止沸塞源斷流——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

西漢《淮南子·本經訓》云:「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
火而已。」《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九》中習鑿齒有道:「塞其本源而未流自
止」。這些都是揭示事物因果聯繫,除因制果的精彩論斷。它不能不成為軍
事謀略家的一條重要思路。

新中國成立後,為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維護自身安全,中國在進行抗美
援朝戰爭的同時,還以不出兵的方式進行了援越抗法的鬥爭。1953 年朝鮮戰
爭結束。根據朝鮮停戰的先例,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提出建議,表示願意同
法國討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1954 年1 月,蘇聯倡議召開日內瓦會議,討論
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英、法政府贊同。然而,這時美國政府卻另有打
算。他們不甘心朝鮮戰爭的失敗,不願從朝鮮及中國的台灣海峽撤軍,還試
圖出兵印度支那,擴大印支戰爭,從另一個方向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並保
持國際緊張局勢。美國侵略企圖,是亞洲局勢不安定的重要根源。

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同蘇聯,朝鮮、越南領導人進
行會商,達成一致看法,決定採取「聯法抗美」的策略,爭取和平解決印支
問題。

日內瓦會議於1954 年4 月至7 月召開。起初,法國政府中的主戰派和越
南保大偽政府中聲稱越南民主共和國是沒有固定領土的「幽靈」。為顯示力
量迫使法方讓步,越南人民軍在中國強有力支援下,於5 月7 日,一舉攻克
奠邊府,殲滅敵軍萬餘人。這次戰役造成了很大國際影響,法國國內反戰情
緒更高,主和派勢力佔據上風。

日內瓦會議上,中、越、蘇等國代表團結一致,與法、英、美等國代表
進行了激烈的談判鬥爭;同時,在談判中遇到難點時,中、越代表也互相協
商,研究對策,妥善解決。

首先,關於停火問題。法國政府不願宣佈停火,美國方面也極力縱容破
壞。會談開始了三個多星期,未獲得實質性進展。越南代表團團長、副總理
範文同表示:越方主張就地停火,稍加調整,等待普選。周恩來認為,越南
戰場的實際情況是,雙方佔領區犬牙交錯,而敵方又佔據中心區和交通線,
如就地停戰,則越南力量容易被分割,而難以長期生存。這種想法,在會前
中、蘇、越商討時,他已作了說明,並且提出了爭取以16 度線為界實行停戰
的方案。當時,越南方面曾表示同意,而開會時,又出現了顧慮。周恩來與
範文同會商時,向他分析說:如果就地停戰,則尚處於敵方控制中的紅河三
角洲及河內、海防等大城市均無調整的可能。各根據地過於分散,在南越的
容易被敵人擠掉,在北越、中越的也不能得到必要的加強。即使以後能夠實
現普選,也會居於不利地位。周恩來還以朝鮮戰爭為例說明美國干涉的嚴重
性,並結合中國的「皖南事變」和日本投降後及時撤出江南根據地以爭取東
北的經驗,說明進退的辯證關係。這些,都使範文同受到啟發。在與法國總
理會談時,周恩來嚴正表示,讓步應是雙方的,不能指望一方讓步。根據周
恩來的建議,中、越、蘇提出了停火和區域調整的建議,法國表示接受,會
談終於獲得進展。

其次,關於從老撾、柬埔寨撤軍問題。商討這一問題時,法國表示同意
從老、柬撤軍,同時要求越南也從這兩國撤軍。這時,越方雖有武裝人員在
這兩國,但並未公開承認,所以對這一要求不予答覆。美國利用這一機會,


與法國暗中達成協議,由美方向老、柬援助3 個師的兵力,向越方施加壓力。
談判遇阻,面臨破裂的危險,周恩來向越方建議,承認有越南「志願軍」在
老、柬作戰,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辦法辦理。越南反覆考慮後表示
同意。於是,周恩來會見法國代表,提出在老、柬撤出包括越南志願軍在內
的一切外國軍隊的建議。英、法代表團立即表示願意商討。最後會議達成了
有關方面軍事代表就老、柬問題進行直接談判的協議。美國雖然反對,但已
陷入孤立。

經過近三個月的鬥爭,日內瓦會議最後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法軍
撤出印度支那三國,越南軍隊從老撾、柬埔寨撤出:原老撾抗戰武裝以桑怒、
豐沙裡兩省為集結區;柬埔寨抗戰武裝就地復員。柬王國政府保證他們享有
同於全國公民的權利,印度支那成為和平區。

對於這樣的結果,美國大失所望,其代表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但是由於
英國、法國和老撾、柬埔寨兩個王國政府都贊同這種解決方式,美國政府被
迫聲明「美國將不使用武力來干擾這一決定」。1954 年8 月8 日和12 日,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兩次會議得出結論,日內瓦協議時美國是一場「災難」。

五十年代初,美國的侵略,對亞洲和世界和平構成嚴重的威脅。周恩來
率領中國代表團在內內瓦會議上所作的鬥爭,猶如抽薪止沸、塞源斷流,對
於制止當時印度支那戰爭升級,美國對印度支那直接的武力介入起了重要作
用,維護了國際和平。


經濟篇

貴食之本重政之正——管好用好中國的土地資源

很久以前,我國有一位思想家曾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
曰,貴土,土,食之本也」。又有一位作者寫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
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如此
重視土地,是因為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資料,是物質財富的源泉之一。馬克思
說:「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
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重視土地,一方面要設法理
順土地的所有與經營關係:另一方面要根據土地的經濟供給的稀缺,設法實
現土地的最佳利用。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
制關係和高度集中的經營管理方式,搞亂了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剛剛理順
的土地所有與經營關係,損傷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招致了土地生產力
的倒退和巨大破壞。另一方面,由於大辦鋼鐵、大辦土鐵路、大辦社有經濟、
大辦水利、大辦城市建設等主觀蠻幹,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和土
地資源的極大浪費。

1962 年,周恩來認真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1 月20 日,他建議劉少
奇對7000 人大會的書面報告,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
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補寫進去,並說對自留地、家庭副業也補寫幾句為好。
與此同時,周恩來多次強調要愛惜土地,要保證糧食耕種面積不致減少。

1 月8 日,周恩來說,過去我們有些盲目性,想一下子把工業發展起來,
結果造成了不平衡和人為的破壞現象。他對城市建設、辦工廠大面積佔地很
不安。並說,我們自開國以來佔了1300 多萬公頃好地,全國只有耕地11400
多萬公頃,一下子就佔去1/10,很痛心。雖開了點荒地很有限,要接受這個
教訓。我國地方雖大,但真正能耕種的地並不多,蘇聯和美國都比我們大約
多一倍。以後要往山地發展,我們將面臨些新的問題。

2 月7 日,周恩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為糾正錯誤、正本清
源,他以身作則承擔責任。在總結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的教訓時,周恩來特別
說了兩個問題。一是不愛惜土地,佔用耕地過多。我們國家幅員很大,但是
可耕地並不很多,人門密的地方,耕地恰恰比較少。12 年來,為了搞基本建
設、城市建設、水利建設,交通建設等等,佔用的好地超過2 億畝以上。而
12 年來,開荒不過1 億多畝,增減相抵,少了1 億多畝好耕地,這是一個很
大的損失。另一個問題是拆掉民房太多。在城市搞基本建設,拆掉了很多城
市的民房,搞水利、交通工程,拆掉了很多農村的民房。無論是城市還是農
村的拆遷戶,都要擠占耕地建房以安置他們。

工業建設和城市建設的過速發展,不僅在資金、原料、勞動力等方面限
制了農業的發展,而且還在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配置方面使工農業
比例失衡,從而加劇農業的萎縮和整個社會經濟的不穩定。4 月8 日至9 日,
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說,目前的農業生產條件,在某些方面,不如
第一個五年,糧食耕地面積減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1962
年的農業總產值比1957 年下降22%,比重由44%下降到32%,各種農產品
產量只相當1951—1952 年水平。而1962 年工業總產值是880 億元,比1957


年的704 億元增長25%,這是不相適應的,在這樣農業基礎上,工業生產水
平是不穩固的。

如何保證農業的發展以及耕地的絕對數和人均面積的不致下降?周恩來
主張按照「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的原則對國民經濟進行大的調整。同
時,強調進行土地資源的國情教育和倡導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長。1963 年
10 月,周恩來指出,「我國資源有兩個很大的弱點,第一,耕地少,不到16
億畝,在全國土地總面積中不到12%。將來要擴大到20 億畝,這需要經過
很大的努力。等到我們擴大到20 億畝時,我國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 億左右
了。第二,我國的森林覆蓋面積也很小,不到全國十地總面積的10%。所以
每年要有那麼多人在農村就業,也不是很容易的。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教育
青年,除了首先要使他們知道我們這個江山來之不易,還要教育他們上山下
鄉,愛護耕地,愛護山林,發展農業,發展畜牧業,並且努力造林,發展輔
助食品、木本油料以及其它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產」。

學習周恩來愛惜土地的幾次講話,他有兩個方法特別值得我們珍視。一
是掌握具體數字。周恩來對於每年耕地增減的數字,對於人均耕地的增減數
字,對於國土面積與耕地面積與森林覆蓋面積的比較,對於中國與其他大國
耕地絕對數與人均佔有數的比較,都瞭如指掌。周恩來解決其它經濟問題亦
有掌握具體數字的方法特點。二是思考百年大計。將來耕地的絕對數能不能
增加?增加的極限是多大?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均佔用耕地會不會下降?如
果放任食之口日增,耕之地日減,我們的子孫後代還有沒有方寸可耕之地?
正是基於這些思考,他號召愛護耕地,通過墾荒努力增加耕地,通過計劃生
育控制人口增長以保證人均耕地的一定數量。1963 年7 月22 日,周恩來說,
從1949 年到現在,每年生產1500 萬人,過去15 年,出生的嬰兒共22500
萬人,每年都要安排就業升學。他認為,若不實行計劃生育,我們留給後代
的人多地少的包袱將越背越重。與愛護耕地相聯繫,周恩來在水利、林業方
面亦表現了思考百年大計的特點。周恩來在土地方面掌握具體數字、思考百
年大計的方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每一個公民特別是村、鄉、縣、省
以及各個部門的領導同志,若都能掌握土地方面的具體數字,都能為子孫後
代著想,那就能夠增強愛惜土地的自覺性。

10 多年改革,我國農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隨著工業建設、
城市建設、鄉鎮企業和農村建房的發展,以及工業污染對一些耕地的破壞,
1919—1987 年中,全國共減少耕地5251 萬畝,其中僅1985—1986 年的兩年
中就減少2400 萬畝,全國人均耕地由1949 年的2.7 畝降到不足1.4 畝。李
先念1988 年4 月到河北欒城視察,當他得知那裡的人均耕地已由土改時的3
畝下降到1.6 畝時,語重心長地說:1 畝耕地可以養活兩三個人,占1 畝耕
地就等於剝奪兩三個人的飯碗,亂占耕地等於殺人。進行建設要少占土地。

黨中央指出,全國都必須繼續認真貫徹實行計劃生肓和保護耕地的基本
國策。讓我們重溫周恩來60 年代調整時期愛惜土地的幾次講話,響應黨中央
的號召,為堅決制止和糾正濫占耕地現象,為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
調發展而奮鬥。


細察糧情躬親糧政——製作「哈達表」和改革糧食工作制度

根據周恩來工作檯曆的記載,從1960 年6 月到1962 年9 月,兩年零四
個月裡,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 次,其中1960 年下半年19 次,
1961 年51 次,1962 年45 次。他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的安排,
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

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現仍保存的32 張報表中,周恩來的
筆跡計有994 處之多。例如在《1962 年至1963 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徵購的
估算》這張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 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 處,
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 處,批注數字70 處,批注文字7 處,整個表格密密麻
麻的留下了周恩來的手跡。這些報表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來
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也表現了周恩來解決當時最困難的糧食問題的傑出才
能和智慧。

當時,由中央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
央開支的專項用糧,頭緒繁多,原來的糧食報表已不適用。為了能夠一目了
然地反映出省間調撥和中央糧食收支情況,周恩來親自設計了一張《中央糧
食調撥計劃表》。這張表由於長,被稱為「哈達表」;由於清晰、明瞭,後
來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糧食收支調撥計劃,檢查執行情況。

周恩來抓糧食工作,還十分重視糧食工作制度的改革。1962 年以前,我
國糧食年度是7 月1 日到下年6 月底,從各地調糧支援缺糧地區,當年的夏
糧調不出來,因為夏收小麥在6 月,從收割到入庫正好跨了兩個糧食年度。
周恩來說,這個辦法不合理,應當改一下。當年生產的糧食當年就應該能用
上,這是個原則。經反覆研究,糧食年度改為從4 月1 日起到次年3 月底止。
這樣,北方最晚的莊稼已收割入庫,南方最早的糧食還沒下來,可以做到當
年生產的糧食當年使用。這雖是個具體問題,但牽涉面寬,各省過去的統計
概念和數字都要重新改過來。周恩來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並徵得同意後,
親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佈。

1961 年3 月,周恩來說:「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
「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周恩來既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細察糧情,躬親糧政則是一個具體表現。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摸清行情進口糧食以濟急需

「大躍進」之後,由於天災人禍,我國經濟形勢異常惡劣,不少地方發
生了饑荒,餓死了很多人。糧食成為當時最突出的問題。很多城市只有幾天
的庫存,糧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電話來催要糧食。

為了解決糧荒,周恩來想了很多的辦法。辦法之一是進口糧食。

1960 年底,在周恩來親自督促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般糧食到了天
津。

1961 年,我國要進口500 萬噸糧食。怎樣才能進口這樣多的糧食並將其
順利運回國內?周恩來決定派隨同他訪緬的雷任民從緬甸直接去香港,瞭解
國際市場上的糧食行情,搞清楚三個問題:其一,能否買到糧食;其二,能
否找到運糧的商船隊和能否運走(在當時美國對華封鎖禁運的背景下,擔心
海上有挾持);其三,中國銀行的外匯能否周轉,有沒有能力買這麼多糧食。

雷任民帶著這三個問題去了香港,經過調查摸底後,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第一,國際市場上糧食貨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有糧食急於要賣;第
二,這兩個國家經濟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響,購買這兩個國家的糧食沒有
什麼風險,還可以採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輪運輸的方法:第三,中國銀行支付
這麼一大筆外匯確有一些困難,但經過仔細的統籌安排還是可以周轉的。

周恩來掌握這些情況之後,立即決定向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買進了一些糧
食,緩和了國內糧食緊張的形勢。

此後,我國連續幾年每年進口500 萬噸糧食,這批糧食雖然佔我國糧食
總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國的糧食調節上卻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減少了
產糧區的調出;其二,保證了重災區的糧食供應;其三,避免了京、津、滬、
遼糧食脫銷的危險:其四,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借題發揮意在酒外——連乾三杯酒調糧三億斤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了幫助嚴重缺糧的省份渡過難關,周恩來親自
抓糧食調撥工作。有些難以實現的糧食調撥任務,卻在周恩來的動員說服中
得以實現。周恩來向江西調糧即是一例。

1961 年9 月,中央廬山工作會議之後,周恩來下廬山到南昌視察。

一天晚上,江西省的領導同志與周恩來共進便餐,同敘國事,氣氛十分
熱烈。周恩來借《江西是個好地方》這支歌子,風趣地說:「這個歌兒不錯,
江西確實是一個好地方,三面環山,還有鄱陽湖,既是魚米之鄉,又是革命
老根據地,這些年,你們工作抓得很不錯!糧食也比較多嘛!」

聽了這番話,在江西省委分管農業的劉俊秀高興地站起來向周總理舉
杯:「南昌是總理領導八一起義的英雄城,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總理離開
南昌34 年了,今天來到南昌視察工作,我們心裡格外高興,為總理的健康敬
一杯酒!」

周恩來也站了起來,雙手交叉抱在胸前,借「敬酒」這個話題進行了發
揮:

「江西對國家貢獻是大的,特別是這幾年暫時困難時期,又多支援了國
家糧食,應該受到人民的表揚。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條件!」

「有什麼條件?」劉俊秀說。

「乾一杯酒,要增加外調糧食1 億斤!我們干3 杯,增加3 億斤好不好?」

「總理啊,國務院今年給我們的外調糧任務12 億斤,我們保證一粒不
少,堅決完成,再增加3 億斤就是15 億斤了,怕有些困難啊!..」劉俊秀
有些不敢承擔了。

這時譚震林、羅瑞卿站起來鼓動劉俊秀說:「老劉啊!總理多年沒有來
南昌了,看到你們江西形勢比較好,心裡很高興,你既然敬總理的酒,敬三
杯!3 億斤就3 億斤嘛!」

周恩來接著說:「我有調查,江西老表口糧水平比較高,還有儲備糧,
比嚴重缺糧的晉、冀、魯、豫好多了。增加3 億斤雖有困難,還是可以完成
的!」

劉俊秀想,國家面臨這麼大的困難,周總理是全國人民的當家人,今天
親自向江西要糧食,再困難也要想辦法拿出3 億斤糧食來。於是,他答應接
受增加調糧的任務:「可以!就按總理的意見辦。總理的心情我們理解,國
家有困難我們應該大力支援,3 億斤就3 億斤!」

這時,周恩來興奮地拿起酒杯同江西省的領導連乾了三杯。

後來,經過江西省委研究,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決定增加3 億斤外調糧。
到1962 年6 月,江西省基本上完成了15 億斤外調糧的任務,緩解了其他省
的糧荒。


顧全大局整體協調——從黑龍江調糧30 億斤

1962 年1 月6 日至2 月6 日,周恩來先後12 次與有關中央局第一書記、
有關省第一書記談糧食問題。他列舉歷年的糧食細帳,指出,1962 年國家統
一支配的糧食差100 億斤左右。3 月至4 月,他又多次約談東北三省的糧食
問題。5 月底至6 月下旬,他到東北一省調查研究,目的是貫徹經濟調整的
方針,解決糧食調濟問題。

一次,周恩來在遼寧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同志開會,討論糧食調濟問題。
黑龍江省歐陽飲和主管財貿的楊易辰參加了會議。

黑龍江是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當時的經濟狀況雖比有些省稍微好一
些,但糧食也很緊張。人吃馬料,馬代人死,不少人患浮腫病。但從全國的
大局出發,為了解決更困難的省份的缺糧問題,1962 年初中央給黑龍江省下
達了調撥28 億斤糧食的任務。

這次會上,周恩來向楊易辰提出要黑龍江省再增撥2 億斤糧食支援外
地。

楊易辰認為黑龍江已經調出不少糧食,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再要多調
出2 億斤糧食,實在有些困難。他是個直性子,想不通的事也不曉得轉彎,
當場就同周恩來爭了起來,表示對再增調2 億斤糧食有意見,要求中央考慮
黑龍江的實際困難。

在楊易辰「頂牛」時,周恩來不是盛氣凌人,強迫其執行命令,而是耐
心地等待他把肚子裡的話全倒出來,然後推心置腹地同他交談。周恩來說:
黑龍江有困難,但其他省份更困難,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國家要拿出糧食來
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
關。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一定要顧全大局,以黨和人民的利
益為重,堅決支持和執行中央的統一部署。

周恩來的話溝通了與楊易辰感情與思想上的交流。他感到自己確實是考
慮黑龍江的利益多了,想全國的利益少了。於是,他在行動上堅決執行了中
央的調糧計劃,想方設法完成了調糧30 億斤的任務。

30 億斤糧食,對正常年景的全國糧食數字來說,這是個不起眼的小數。
但在60 年代初的困難時期,30 億斤糧食是個大數啊!

它能救活很多人命,能解決許多地方的燃眉之急。多少年過去了,周恩
來仍然記著在救命糧問題上,楊易辰對中央的支持。「文化大革命」開始後,
楊易辰受到造反派批鬥。周恩來在一次會上理直氣壯地對黑龍江省造反派頭
頭說,楊易辰是幹工作的,是顧全大局的,困難時期支持中央,應該讓他出
來抓生產。周恩來對楊易辰設法進行了保護。


以出養進一舉數得——出口大米進口小麥調劑品種增加外匯

經過5 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到1965 年,我國的糧食生產形勢已明顯好轉。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還需要不需要大量進口糧食。為此,周恩來把有關部門
的負責人找去,同他們一起研究,特別是同他們一道對國際市場上的大米價
格和小麥價格進行了對比計算。當時,一噸小麥價格是60 多美元,大米價格
是100 多美元,出口一噸大米至少可以換回一噸半小麥,雖然我閾進口小麥
量大於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糧油產品,一進一出,在金額上大抵
平衡。周恩來果斷地提出了出口大米、進口小麥的以出養進方略。

「兩利相權哪個重,兩害相權哪個輕,要比較。」這是周恩來解決複雜
問題,作出重大決策時運用的一個重要方法。對出口大米、進口小麥,他經
過比較、計算,認為一舉數得,對國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進口小麥,
可以多得糧食,增加外匯。第二,進口小麥供應京、津、滬、遼,有利於農
民休養生息;並且,小麥便於儲存,以備急需。第三,海運費便宜,相反,
靠陸路從我內地運糧到沿海大城市,運費高;通過海運進口小麥供應沿海大
城市,既可以節約運費,又可以緩解內地運輸緊張狀況。周恩來在1967 年
10 月接見全國糧食會議代表和1969 年8 月接見全國農機工作會議代表時都
談到:通過進出口,可以調劑糧食品種,增加儲備,出口好大米、好大豆,
差不多可以換回二倍小麥。

執行周恩來「以出養進」的指示,糧食部門和外貿部門通力合作,取得
了一舉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 年至1976 年小麥、大米等進出口相抵,國內
增加糧食187.33 億斤,還給國家增加外匯收入7.27 億美元。


蓄洩兼籌鯀禹結合——處理蓄水與洩水的關係

鯀和禹都是傳說中的中國古代治水英雄。「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
浩蕩蕩,漫山遍野,「下民其憂」。帝堯到處訪求能冶水的人,群臣推薦用
鯀治水。鯀採用水來上擋的辦法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死於
治水任上。禹繼審了父親鯀的治水事業,改而採取疏導的辦法,薄衣食,卑
宮室,陸行乘車,水行乘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披日月,「決九川
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終於獲得了成功。這一傳說表明中國治水自古就
有蓄洩之爭。

1950 年6 月至7 月,豫皖交界地區連降暴雨,百年未有。史、洪、淮、
淠數河洪水並漲,水頭高達丈餘,皖北一半以上的地區被洪水吞沒。由於水
勢兇猛,災民們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
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慘重。毛澤東為此落了
淚,提出了根治淮河的偉大號召,並由周恩來具體過問治淮之事。如何根治
淮河?在周恩來親自參加的8 月至9 月的治淮會議上、河南、安徽力主排水
洩洪,而江蘇則極力反對,蓄洩之爭,十分激烈。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輸送的徑流量也是不均衡的。這在
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國,由於受季風的影響,水資源在時間和空間分佈的不
均衡更加顯著。乾旱時滴水貴如油,水澇時良田成汪洋。蓄水對預防旱災,
對興灌溉與舟楫之利是十分重要的;洩水則對防洪排澇是十分重要的。單純
地蓄水或單純地洩水,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全面達到除害興利的要求。為解
決蓄洩之爭,周恩來反覆召集各單位負責幹部討論、協商,開大會解決問題
達六次之多,會下還與同志個別談話,徵求意見。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
上,周恩來運用唯物辯證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觀點,提出了蓄洩兼籌的治淮
原則。他說,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乾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
水的流動又慢,因此調節水量很重要。在蓄洩兼籌的原則下,還做出了淮河
上游以蓄洪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洩並重,下游則開闢入海水道的重
大決策。由於指導原則和決策的正確,到1951 年7 月底,根治淮河的第一期
工程勝利完成,結束了淮河「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的悲慘的歷史,達到了
「大雨減災,小雨免災」的初步目的,並為淮河流域水利資源的全面開發打
下了基礎。

20 年後,周恩來總結治理海河的經驗教訓,提出鯀禹結合,進一步豐富
了蓄洩兼籌的治水方針。

1963 年8 月上旬,華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脈的東側,不少地方旬內暴雨
日數有5、6 天,有的地方連降暴雨4、5 天,旬雨量普遍超過300 毫米,安
陽至保定一線在600 毫米以上,河北的贊皇達1187 毫米,邯鄲1034 毫米,
河北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洪災。1964 年,河北很多地方從4 月份開始下雨直
到10 月初,有的地方下10 多場雨,大部分地方下40 多場雨,滄縣和衡水兩
個專區平均降雨1000—1300 毫米,加上客水流入,造成部分縣大面積積水,
出現了嚴重的澇災。河水連繼兩年的洪災、澇災之後,開了大中八條入海口,
遇大洪水時可分路排水入海。但是,60 年代後期和70 年代初,河北又出現
了連年乾旱,連白洋澱都干了。1972 年春夏之交,因乾旱,天津出現了供水
告急。對此,周恩來說:水天天需要,須臾不可少,須臾不可多。他提出,
治水要鯀禹結合起來才好,光當鯀不對,光當禹也不行;走和留不能只強調


一面,只強調留不對,不留也不行。在周恩來過問下,抗旱防澇,推動了華
北農業的發展。

蓄洩之爭,不僅在建國初期的淮河治理上有反映,而且多反映到全國水
利建設的指導方針上。周恩來總是堅決地站出來糾正片面性,始終堅持蓄洩
兼籌的方針。

1958 年至1960 年的「大躍進」時期,淮河流域的一些領導,面對治淮
的初步勝利,頭腦發熱,否定了蓄洩兼籌的方針,片面強調群眾修水渠,節
節攔水,不講排水。他們把群眾遍地修渠,在溝裡一節節把木攔住,叫「葡
萄串」;在地面上一片片攔住水,叫「滿天星」。這種做法被概括為「蓄、
小、群」(蓄水為主、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的治水方針,由於得到毛
澤東的肯定,在報刊上廣為宣傳,在全國大力推行,並把持不同意見者戴上
「排、大、國」的帽子進行批判鬥爭,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推行「蓄、
小、群」為主的方針,結果,在黃淮海平原造成嚴重的澇鹼災害和排水糾紛。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蓄、小、群」意見很大。2 月9 日,
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召開了解決水利糾紛問題會議。會上,他責成有
關負責人親自到淮河流域現場查勘,聽取幹部和群眾的意見,並向他匯報。
後來,在有關的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他重申了蓄洩兼籌的方針,形象而
深刻地說:「我問過醫生,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
會中毒。土地也是這樣,怎能只蓄不排呢?」

「文化大革命」動亂中,「蓄、小、群」的「三主方針」被再次提出。
紅衛兵還以錢正英沒有執行毛主席支持的「蓄、小、群」的「三主方針」為
由,對錢正英進行批判。對此,周恩來說:「這不是錢正英的問題,」「我
們當時沒有經驗,都有責任。」同時,周恩來還從根本上指出:「排(到大
海)、大(型)、國(家辦)與蓄(水)、小(型)、群(眾辦),這兩句
話不能絕對講,不能只要這不要那」。周恩來的努力,不僅保證了錢正英站
出來能夠順利地開展工作,而且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再次澄清了對蓄洩關係
的認識。


百家爭鳴博采眾長——對待長江黃河治理的不同意見

海納百川,其容乃大。一個領導者只有善於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善於
博采眾家之所長,才能保證決策不出差錯或減少出差錯。

周恩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達26 年之久,在內政、外交特別是經濟
建設的決策中,他從不自以為是,而是樂於同大家商量,傾聽各種意見,讓
種種意見充分爭論,以便集各家之長。周恩來說:「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
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係,
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係,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周恩來在親自領
導和指揮新中國水利建設的過程中,典型地表現了他百家爭鳴、博采眾長的
決策方法。

一個大的水利工程,技術要求很高,影響它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
會效益的因素極其複雜。水利專家們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經驗、不同的理
論水平、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興趣出發,其看法和主張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治理長江、黃河的工程,規模巨大,舉世矚目,其複雜性更高,不同意見的
對立更是在所難免。但是,周恩來採取百家爭鳴,博采眾長的決策方法,調
動了各方面水利專家和不同地區幹部群眾水利建設的進取心和向心力,保證
了許多重大水利建設決策的正確性及其順利實施。

1954 年長江大水,推動了長江流域規劃主體三峽工程的研究。1956 年6
月,毛澤東三次暢遊長江之後,寫下了「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乎湖,神女
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的雄偉詩篇。一時三峽工程成了人們的熱門話題,並
產生了要求三峽工程上馬和反對上馬的激烈爭論。1958 年1 月,中央南寧會
議上,以林一山和李銳為爭論雙方代表,各自向中央力陳了自己的主張。毛
澤東指定周恩來具體過問三峽工程。2 月底到3 月初,周恩來溯江而上,視
察了荊江和三峽,廣泛聽取了各種不同意見。3 月5 日,周恩來在積極準備
興建三峽樞紐會上,充分肯定了爭論的意義和必要。他說,兩年來的爭論是
必要的,不爭論哪會有這樣多的材料回答各個方面提出的問題?在今後工作
中,還允許有反對的意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三峽是千年大計,
對問題只看見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為使三峽搞得更好,還是可以爭論的,
因為這樣才有利於工作,而不是妨礙工作,這是在促進事物的發展而不是阻
礙事業的前進。周恩來經過實地調查和綜合各方面意見,認為「高峽出平湖」
是偉大的理想。他說,主席有偉大的理想,我們要全面領會。理想總是要實
現的,但是要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不能急,不能隨便搞。周恩來十分讚賞毛
澤東「高峽出平湖」的雄偉氣魄和偉大理想,並努力為之奮鬥,直到他生命
的最後時刻。但周恩來反覆強調理想不能代替現實。他始終認為三峽是關係
到中華民族前途的大事,始終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慎恐懼
的態度對待三峽問題。他在條件不充分,情況沒摸透,各種意見尚難統一的
情況下,一直沒有做出三峽上馬的決策。這種決策態度,在頭腦發熱的「大
躍進」年代,在周恩來身受反冒進的壓力和責難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黃河三門峽工程l957 年開工後,泥沙淤積問題不斷引起上游的疑慮,幾
種意見爭論不下。一種意見針對淤積,認為沒有興修三門峽水庫的必要;另
一種意見是把壩再提高一些;還有一種意見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只攔洪,
不發電,不灌溉。1958 年4 月21 日至24 日,周恩來親自主持三門峽現場會
議。周恩來在總結發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見展開爭論的必要。他說,這


個會是有意以地要聽取不同意見,樹立對立面。如果說這次我們在水利問題
上,拿三門峽水庫作為一個中心問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百家爭鳴的話,
那麼現在只是一個開始,還可以繼續爭鳴下去。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周恩來
根據原規劃設計蓄水位海拔360 米,改為大壩按360 米設計,350 米施工,
初期畜水位降為335 米。1960 年9 月,三門峽大壩建成蓄水,泥沙淤積情況
比預計的要壞得多,且日益嚴重。圍繞三門峽工程的治黃大論戰更加激烈。
1964 年12 月,在周恩來主持下,又召開了一次治黃會議。周恩來說:「治
理黃河規劃和三門峽樞紐工程,做得是全對還是全不對,是對的多還是對的
少,這個問題有爭論,還得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觀察才能看清楚,不宜過
早下結論。」「不管持哪種意見的同志,都不要自滿,要謙虛一些,多想想,
多研究資料,多到現場去看看,不要急於下結論。」「不要自己看到一點就
要別人一定同意。個人的看法總有不完全的地方,別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
評補充。」這次,周恩來綜合各種意見,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變原
來的蓄水攔泥為滯洪排沙。改建後效果很好。

周恩來對治水的不同意見,就是這樣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而
是集中對的,去掉不對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說:「這樣才能不斷
前進。」

周恩來對國外治水專家的意見也體現了百家爭鳴、博采眾長的思想。1944 
年美國薩凡奇提出過「三峽開發初步計劃」。薩凡奇擬定的三峽壩址是在石
牌至南津關長約十公里河段上。但那裡江面狹窄,且存在「卡斯特」(溶洞)
問題。新中國的設計者擬定花崗岩地質的三斗坪做三峽壩址。1958 年3 月初,
周恩來視察三峽時問林一山,薩凡奇作的三峽設計,你們有嗎?並說,薩凡
奇雖然是個美國人,但他是一位科學家。如果要否定南津關壩區,也要有料,
三峽大壩是世界性問題,有了根據也可以說服薩凡奇。19588 月底,北戴河
長江會議上,周恩來再次指出,薩凡奇只搞了一個南津關壩區,可是他提出
了問題,是有功的。為了否定南津關壩區也要多花一些力量。對世界高壩應
作些研究,科學家要擺問題,以論證。1957 年初,周恩來出訪阿富汗。考慮
國內根治黃河水的措施,為弄清有關水壩淤塞問題,親自向正逗留在阿富汗
的德,美國和蘇聯的水利工程師詢問、瞭解水壩的含沙量等有關資料。對外
國專家的意見,既不盲從,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長,避其所短。這不僅僅
是周恩來在治水實踐中體現出來的一個重要決策方法,而且是周恩來對外關
系的一個重要思想。「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
也有缺點」。「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
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的政策,各種問題要複雜得
多。各項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中,只有通過百家爭鳴,博采眾長,才能比較
正確,少出差錯;出了差錯也能較快地發現和改正。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嚮往之。」我們不能苛求每個領導都要有周恩來那樣高超的領導藝術和
卓越的決策才能,然而,每一個領導者根據自己的具體崗位和實際情況,從
周恩來的領導藝術和決策方法中吸取教益,對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好處的。


南水北調打井抗旱——解決北方缺水與南糧北調問題

中國大陸受季風影響,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而且在時程上降水
高度集中,常導致洪災和旱災交替發生。因季風出現的頻率、強度及挾帶水
汽量等在各年間有所不同,降水的年際變化山很大,常有連續多年的豐水和
連續多年的少水情況的山現,加劇了洪災和旱災的嚴重性。在我國北方尤以
旱情為重。

歷史上由於北方缺水,嚴重影響了北方農業的發展。自宋開始,經濟中
心南移,長江流域成為漕糧的主要供應地。大運河在唐、宋、元、明、清各
個朝代都是連接北方政治權力所在地與南方經濟區之間的生命線,元、明、
清三代更加突出地成為南糧北調的運輸線。元、明、清時期許多官吏建議或
嘗試用發展海河流域農業生產所得到的糧食代替江南運來的漕糧,雖偶有小
成,但從未扭轉過南糧北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北方常常春早秋澇、旱澇交替,有時連年
乾旱,嚴重威脅著農業生產。根據1965 年統計,山西、河北、山東、河南、
陝西、內蒙、遼寧、北京八個省、市、自治區,人口佔全國的34%,耕地占
全國的40%,而糧食產量只佔全國的27.5%。當時,這個地區的糧食問題沒
有得到解決,國家每年都要南糧北調、甚至用進口糧食來解決這個地方的民
食問題。

如何解決北方缺水、南糧北調問題?周恩來任國家總理期間,對此進行
了精心的籌劃,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從長遠的目標和根本上解決北方乾旱問題著眼,周恩來贊成南水北調。

南水北調的設想是毛澤東提出來的。1952 年10 月底,毛澤東視察黃河
時曾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來是可以的。」1953 年
2 月,毛澤東視察長江,目的就是想探求向長江借水,南水北調,解決北方
缺水問題。1958 年3 月,中央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打開通天河、白
龍江與洮河,借長江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連起來」的
南水北調方案。

周恩來具體過問南水北調工程。他十分重視把務虛與務實、理想與現實、
目標與步驟、遠景與近期、戰略與戰術結合起來。

1958 年8 月,從北京到北戴河的飛機上,周恩來向林一山詢問了丹江口
工程和中線南水北調規劃。林一山說:「丹江口工程正常水位175 米最好,
保證有200 多億立方米水量從方城缺口直通華北平原,是引長江三峽之水北
去的組成部分。」周恩來指著中線南水北調的規劃圖問:「這裡有一個始皇
溝?」林一山說:「這是宋朝程能獻帶領30 萬民工開的,中途停止。現在南
水北調的渠道正好經過這裡。」

8 月29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水利工作的指示》,
強調:「除了各地區進行的規劃工作外,全國範圍的校長遠的水利規劃,首
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長江水系)北調為主要目的即將江、淮、河、漢、海河
各流域聯繫為統一的水利系統的規劃,和將松、遼各流域聯繫為統一的水利
系統的規劃,應即加速制定。」

8 月31 日,周恩來在北戴河長江會議上指出:「江水北調有四條引水線
路,長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設想,要搞一個全面的規劃。」

9 月下旬至10 月中旬,黃河水利委員會、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會同有關


部門,對引漢濟黃鄭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線進行查勘。確定引水樞紐選在
陳崗,經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庫經調節後沿線經魯山、寶豐、郟縣、禹縣、
新鄭、鄭州,在桃花峪或崗李入黃。不久』黃河水利委員會又組織查勘了鄭
州至北京段引水線路。

1959 年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討論南水北調問題的會議,討論了
好幾天,充分聽取到會者的意見。水電部有個叫肖秉鉤的工作人員有一套南
水北調的方案,他知道召開這次會議的情況後也跑了去。警衛人員不讓他進
會議室,他就寫了一張條子送到周恩來那裡。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為肖秉鈞的
方案離現實太遠,並稱之為「肖方案」,但周恩來非常重視不同意見,當即
請肖秉鈞進去講了一個多小時。

1958 年至1960 年,在「大躍進」的氛圍下,南水北調工作出現了脫離
現實條件急於求成的傾向,並提出了「開河十萬里,調水五千億」等不切實
際的口號。對此,周恩來做了耐心的說服工作,並對錯誤傾向進行了嚴肅的
批評。1959 年6 月9 日,他提出水利建設不能把設計能力當實際,把前途當
成現實,新工程上馬要非常謹慎。1961 年7 月4 日又提出,理想總是要實現
的,但是要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不能急,不能隨便搞。他說:「把珠江的水
調過長江,把長江的水調過黃河,設想得非常容易,落實起來有很多困難。」
「實際上這些問題要結合起來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多水年、平水年、
少水年的情況各如何?要改變現狀,對地下水的影響如何?蒸發多少?滲漏
多少?都是複雜的學問。」

我國在50 年代與60 年代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全面實施宏偉的南水北
調工程是不現實的。但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懷下,50 年代與60 年代,
水利工作者為南水北調做了大量的規劃、研究與有關線路的查勘工作,付出
了艱巨的勞動,積累了寶貴的資料,為南水北調工程的全面實施打下了良好
的基礎。

60 年代以來,我國個別地區已修建了一部分南水北調工程。江蘇省通過
江都抽水站抽引長江水入裡運河,灌溉裡運河以東的裡下河地區,並經沿途
各級抽水站送水入洪澤湖,再沿京杭運河經駱馬湖送水至徐州附近,補充徐
州、淮陰地區灌溉和航運用水。丹江口水庫於1973 年建成初期規模,為實施
引漢任務的陶岔渠首閘同期完成。

1972 年春夏之交,華北乾旱,天津供水告急,周恩來指示研究「有無更
好辦法解決天津缺水問題」。同年12 月13 日,周恩來說:「河北省最大的
問題是旱。」此後,在興修引灤入津工程以解天津缺水的燃眉之急的同時,
南水北調工作也有了新的發展。據統計,海河、淮河流域1980 年引黃河水量
91 億立方米,淮河流域引長江水量101 億立方米。80 年代中後期,引長江、
黃河水量約占海河、淮河兩流域總供水量的23%左右。

從當前的需要和應急措施上解決北方乾旱問題,周恩來提出了抗旱打井
的主張。

1965 年,華北地區出現嚴重乾旱,1966 年初仍在發展。1966 年1 月下
旬至2 月初,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北方八省市區抗旱會議。會上,周恩來系統
闡述了抗旱防澇、扭轉南糧北調的思想:

第一,北方地區通過抗旱防澇扭轉南糧北調,要像搞大小三線、國防工
業、基礎工業那樣重視。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協同北方地區各級黨政領導一
起來抓,建立北方農業小組加強領導,使北方地區實現糧食自給,隊有餘糧,


國有儲備,農民生活達到全國第二,抗旱防澇,緊急的任務是抗旱。抗旱防
澇、爭取豐收要與備戰、備荒結合,與農業的長期規劃結合;要全面安排、
長遠打算;要以自力更生為主,國家支援為輔;要安排好群眾生活,防止疾
病,特別要解決最小限度飲水問題;要保護牲畜,特別要嚴防獸疫;要保護、
修理農具;要多備種子,加緊積肥、漚肥;千方百計開闢水源,節約用水,
控制用水;打井(機井、磚井、土井)、開渠、截潛流、挖水窖、平整土地、
修四田(梯田、台田、園田、坑田)都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有陣地地前
進;抓好排灌機具的修配、使用、管理;安排好、使用好農業水利基建資金;
地方上機動的財力、物力要集中使用,用在刀刃上;要節約民力,不誤農時,
搶季節,分先後,抓重點;要高產田與基本田並重:各省分片管、分地形管,
抓兩頭帶中間。

周恩來親自擔任中央地方農業小組組長,並到邯鄲地區親臨抗旱打井第
一線,調查研究,指導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全面爆發後,北方打井
抗早的戰略部署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但是,1968 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
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又全面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
的工作。此後,每年以30 多萬眼機井的速度持續建設。到80 年代,華北大
地上已有近200 萬眼機電井,一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十
年九旱的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化肥工業的發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初
步改變了中國歷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面。

周恩來是華北抗旱打井建設的組織者與戰略決策者。

解決北方缺水、南糧北運問題,周恩來把跨流域引水、南水北調與挖掘
本地區水利資源、抗旱打井結合起來,把長遠的根本的目標與當前的應急的
需要結合起來,表現了他運籌國事縝密、全面、周到的特點。


綜合利用除害興利——提出治水要協調不同部門之間的關係

早在1950 年確定治淮原則時,周恩來就精闢地指出,治淮既要重視洩洪
入海,也要有利於灌溉農田,還要注意配合發電,配合航運。這實際上是指
出了治淮要協調農業、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之間的關係,要發揮治淮系統工程
的作用。對於治黃,周恩來既注意利用含泥沙的黃河水灌溉土地以解決於旱
和提高土地肥力,也注意預防泥沙淤積引起洪災問題。周恩來認為治黃也有
灌溉、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的問題,但防供應放在第一位,不能跟前三者
等量齊觀。對於長江、僅水的治理,周恩來多次指出要把遠景與近期的開發、
於流與支流的關係、大中小型工程聯繫起來考慮,力爭做到防洪、發電、灌
溉、航運、養殖五利俱全。他認為水利工程要注意魚道,要注意便利運輸。
他指出新安江工程木材不能過壩是個缺陷。

綜合利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個部門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容易陷入
片面性。1961 年7 月4 日,周恩來說,計算水利資源,專業部門只算他們需
要的那部分,不是綜合計算,發電的只算發電,把所有的水都算來發電;講
灌溉的,只算灌溉,按最好的情況算灌溉多少公頃地;防洪就算洪水多人;
搞運輸的想將河道搞得越深越寬、來往的船隻越多越好。還有計算水土保持
的,他就算種多少樹就可以綠化保持水土多少,實際上這些問題要結合起來
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豐水年、平水年、枯水年的情況各如何?要改變
現狀對地下水的影響如何?蒸發多少?滲漏多少?都是複雜的學問,要綜合
起來計算。周恩來這段精彩的論述,既指出了各個部門在用水上的矛盾,也
強調了從全局出發、綜合計算、綜合利用的重要性。

治水既要處理好一利與多刊的關係,綜合利用;也要處理好利與害的關
系,把除害和興利結合起來。1951 年1 月12 日,周恩來說,增加水利時,
同時要減少水害,只有這樣才能逐步達到用水目的。未知水之害者,不能盡
知水之利。水害可以轉化為水利,水利也可能轉化為水害。對一個地方一個
方面從害變刊,對另一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從利變害。周恩來認為陳害興利
需要全面比較、綜合研究,以便做到趨利避害,兩害相較取其輕,兩利相權
取其重,避免做出不能得益反受其害的蠢事。一個大的水庫工程的興建,首
先要侵佔土地,遷移居民,然後才能發揮它的效益。周恩來說,有時候壩未
修起來,灌溉等作用還未發揮,已淹沒了很多土地,群眾有意見。另一方面,
圍湖造田,蓄洪墾殖,雖然增加耕地,增加生產,但會影響水產和水利。周
恩來說,圍垸,別處會淹沒更多,不然這樣大的洪水又往何處去擠?洪水泛
濫為害,缺水乾旱亦為害。不能為治洪水之害而忽視興灌溉之利。周恩來指
出,除澇不忘抗旱,防澇亦防旱。

70 年代初,隨著人口的過度增長和工業的發展,水資源短缺與河流污染
問題漸漸暴露出來。這時,周恩來綜合利用,除害興利的治水思想中,強調
了治理三廢、保護水源水質問題。1970 年11 月21 日,周恩來說,上海煉油
廠的廢油、廢渣、廢水怎麼辦?統統回收,綜合利用才好。不然,倒進黃浦
江裡把魚都弄死了,這是一個新課題。他還針對工業「三廢」,意味深長地
說,搞工業不能給人民生活帶來不利。


分工合作同福同難——提出治水要協調不同地區之間的關係

周恩來以國民黨時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上游,鬧地
方主義為戒,反覆強調水利工作不能明哲保身,更不能以鄰為壑,要反對地
方主義。他在過問治淮、治江、治黃時,都論述了上中下游分工合作,有福
同亨,有難同當,顧全大局的思想。

1950 年治淮時,周恩來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他說,今後治
淮工作,以華東為主,中南為副,集三省之力一塊來搞,上中下游共同分工
合作。在工作進行時,水利部應經常駐人在當地具體領導、監督。周恩來特
別重視具體解決皖北和蘇北的水利糾紛。他說,站在蘇北的立場,當然要維
護蘇北的利益,想保存歸海壩以東的土地,當地人民也不願意大水在自己的
附近過去。但我們要從全局利益出發,不能只淹皖北不淹蘇北。又說,三河
活動壩如果擋不住洪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應該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有關全局的事情總是應該大家分擔才能解決,哪一方
面只想白保都不行。

1951 年初,周恩來在第67 次政務會議上討論1950 年水刊工作總結時
說,治水要各方面配合,比如治淮,就要上中下游配合,要豫、皖、蘇三省
配合。治理長江,更要14 省的配合。工作如果失去了步驟,失去了聯繫和配
合是不易做好的。1952 年興建荊江分洪工程,湖北是樂於接受的,但湖南則
存在著顧慮。為了消除湖南的顧慮,保證荊江防洪的大局,周恩來深入細緻
地做了許多協調工作。他說,荊江分洪工程不能完成,如遇洪水,進行無准
備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則在荊江人堤瀕干涉決
的威脅下,仍存在著不得已而被迫分洪的可能和危險。因此,荊江分洪工程
必須盡快完成。在周恩來具體指導下,從全局出發,兩湖緊密配合,保證了
荊江分洪工程的順利完成,使其在戰勝1954 年長江特大洪水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

黃河三門峽水庫因設計不合理,泥沙淤積嚴重,必須改建。可是下游有
關省的領導從局部利益出發反對改建。周恩來耐心地說:「反對改建的同志
為什麼只看到下游河道發生沖刷的好現象而看中游發生了的壞現象呢?如果
影響西安工業基地,損失就絕不是幾千萬元的事。對西安和庫區同志的擔心
又怎樣回答呢?」「希望多從全局想一想。」他還說:「如果三門峽水庫淤
滿了,來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還要下來;如果再遇上伊、洛、沁河洪水,
能不能保證下游不決口?即使不決口也會有很大風險。」在周恩來說服下,
終於通過了改建方案。

北方缺水,爭水糾紛時有發生。為此,周恩來親自找有關省市開會,努
力協調解決用水問題。

水利糾紛不僅存在於干流的省與省之間,有些支流,縣與縣、區與區、
社與社之間也有上下游放水爭水問題。甚至有的地方民兵為爭水竟相互打起
來。民兵本是對敵人的,現在反而來對付自己人了。對此,周恩來說,上中
下游應該統一規劃,照顧全局。如果淹一塊地方能使全局增產,就可考慮犧
牲局部遷移居民,當然要安排好移民的生產、生活。治水要照顧全局,要有
共產主義風格,有時要犧牲自己救別人。要從上游到下游進行教育,基層干
部都要有這個認識。幹部應該教育農民,否則上面同意,下面爭執就不好了。

周恩來在治水活動中的卓越的領導藝術及其所體現的分工合作、同福同


難的治水思想,不僅對調動上中下游、不同地區的治水積極性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保證了上中下游、不同地區之間許多複雜而尖銳的水利糾紛的妥善解
決。


巧與周旋保證安全——阻止林彪以備戰為名遷廠放水

1969 年是林彪最得意的一年。4 月召開的黨的九大上,林彪被規定為「毛
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1969 年也是林彪「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
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叫喊得最凶的一年。10 月下達的「林副主席第一
個號令」,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名,把劉少奇等領導人及其家
屬遣送到外地。

為廣把林彪集團的備戰狂熱減少到最低限度,以緩解對生產建設的破壞
和對人民生活的不利影響,周恩來巧與周旋,進行了機智而勇敢的鬥爭。阻
止林彪搬遷核燃料工廠、放掉密雲水庫的水就是兩個具體的例子。

1969 年,林彪以備戰為名決定搬遷核燃料工廠。反應堆和核燃料後處理
工廠具有強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遷,其他核工廠搬遷也必然中斷生產。在
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周恩來主持專委會討論了核工廠的搬遷問題。他針鋒
相對地指出:「一線工廠不能搬,要繼續生產,加緊生產,力爭多生產多儲
備。」專委會一致贊成周恩未的意見,否定了搬遷核燃料工廠的決定,避免
了搬遷可能帶來的一場災難。

1969 年國慶節前夕,林彪要放掉密雲水庫的水,說是為了防備敵人利用
節日進行轟炸,防止因轟炸造成水庫決堤。黃永勝(時任總參謀長)把林彪
的意見用電話告訴周恩來,周恩來立即表示反對,並召集水電部負責人開會,
否決了放水意見。林彪集團垮台後,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回憶了保護密雲水
庫的情況。他說:「那時,林彪搞陰謀詭計,他先跑到西郊機場,把飛機都
弄走,以後又要把坦克弄走。後來又要放密雲水庫的水,黃永勝、吳法憲找
我,說要把水庫的水放出。他們說,不放,敵人要炸。我不准放。我說,密
雲水庫十幾億立方的水還要用,不能自己淹自己」。當時,如果放掉密雲水
庫的水,不僅會造成人為的水災,而且會造成北京的水荒。


采育結合重點育林——提出林業發展方針

我國林業既要解決森林覆蓋率低與生態環境差的問題,又要解決木材資
源有限與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木材的問題。周恩來針對二者之間的矛盾,
提出了「伐木與育林,重點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
永續作業的林業發展方針。

周恩來認為國民經濟發展迫切需要木材,不採伐是不行的。不能說越多
不伐,一定要給任務,不給任務不行。沒有木材,鋼、煤、礦都上不去。但
是,採伐必須同育林相結合,不能多於育林。「用剃光頭的辦法采代森林,
采光了就走,修一條林區鐵路廢一條,這怎麼得了!營林是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不能吃光了就算,當敗家子」。「16 年來,全國砍多於造,是虧了。20
世紀還剩下三十幾年,再虧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計,要好好搞。」

怎樣才能使伐林少於育林呢?周恩來提出了一系列正確主張。

第一,林業工作要以育林、造林為重點。「林業部過去只注意林區採伐,
我看主要任務還是造林」。「重點放對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

第二,植樹造林,要依靠全黨全民,走群眾路線。「我國的森林資源是
不足的,除了必須加強國家的造林事業和森林工業,有計劃有節制地採伐木
材和使用木材以外,還必須在全國有效地開展廣泛的群眾性的護林造林運
動」。「林業工作要面向全國,依靠全黨個民,要兩條腿走路」。「造林也
要兩條腿走路,要依靠六億農民。四旁植樹也是個大工作。」

第三,發展林業要重視科學,重視林業人才。開國之初,周恩來說:「基
礎大小,林政不修,森林採伐不按科學的方法,這都需要大力整頓。如東北
森林地區,據調查,如果林業工作不加以改進,快則十年,慢則二十五年,
就會完全毀了。不科學的採伐,沒有護林和育林,森林地帶也會變成像西北
那樣的荒山禿嶺。我們需要林業專家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第四,植樹造林,要總結經驗,因地制宜,注重功效。「要調查公社的
造林辦法,總結推廣經驗」。「西北地區造林要集中在黃河泥沙主要來源地
區,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資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
「西北黃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勞大功小,要很好總結經驗。陝北防沙
林帶有人煙,地下水淺,就可以造林。靖邊、定邊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
林。要有選擇、有陣地地前進」。

第五,各級領導、各個部門要支援林業,植樹造林。「兩北局要搞一個
領導小組,管農墾、水土保持。農林互相支援有好處」。l964 年5 月7 日,
周恩來提出,從中央到地方,每個負責同志,除年老有病的,每年都要帶頭
種種樹。要養成一種風氣,並對此事作出相應的規定。

第六,對各級各類學生要進行愛護自然資源的教育,教育他們知道我國
耕地和森林資源不豐富,要愛護耕地,愛護山休,發展農業,發展畜牧,並
且努力造林。

周恩來的伐木與育林相結合,使伐林少於育林的思想主張是十分全面
的,對指導我們今天林業的發展,仍然有著現實意義。


防救結合預防為主——預防災害的近期中期長期方略

我國是個多災的國家,沒有哪一個省份無災害發生,也沒有哪一個年度
無災害發生。災害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巨大損失,破壞和延緩生產力的發
展,歷來是中同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之一。周恩來主持內政26 年,一直把防
災救災看成是冶國安邦、順利地進行經濟建設的一個關鍵問題。他經常不避
艱險,來臨救災抗災第一線,尋求防災救災的對策。

如何對付自然災害?周恩來既重視救災,更重視防災;主張防救結合,
預防為主;強調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

1951 年8 月17 日,在第98 次政務會議討論華北農業生產和抗災情況報
告時,周恩來說,救災必須聯繫到預防,每年都要準備與災害作鬥爭,像華
北這些人多地少、水量不多地區更是如此。一方面華北水量不夠,易成旱災:
另一方面,久學之後必有大澇。他要求農業部也要象衛生部對付疾病一樣,
以預防為主的方針去對付災害。20 天後,在第101 次政務會議上討論全國水
災情況時,周恩來再次強調對於災害應該以預防為主,每年都要預防水、旱、
蟲等災。他還具體指出,今年要防明年之災,現在要防今後之災;在救今年
之災時要結合預防明年之災,在救當前之災時要結合預防今後之災。

1951 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森林火災4270 次,森林受害面積約達3450 萬
畝,損失木材677 萬立方米,森林受害面積相當於同時期內造林面積的12
倍。發生火災的主要根源是防火工作抓得不緊。對此,周恩來致信毛澤東、
劉少奇、朱德、李富春,提出「非嚴加管制不可」。1952 年3 月4 日,發佈
了周恩來簽署的《政務院關於嚴防森林起火的指示》,要求「在每年容易發
生由火的季節,山區及山區附近的各級人民政府應把護林防火工作列為中心
工作之一,由首長負責,親自佈置,檢查和督促」。這對減少今後的森林火
災起了重要作用。

1966 年3 月,河北邢台地區兩次發生地震。周恩來組織各方面力量,緊
急部署抗震救災工作。同則,強調要做好地震預防工作。3 月9 日,他在致
中共中央、毛澤東的信中提出:「對於是否續有地震的問題,要提高警惕,
組織民兵值班放哨」,「要防止再次發生地震而受損失。」由於有防備,3
月22 日地震比3 月8 日地震損失小得多。4 月1 日,周恩來在慰問寧晉縣東
汪公社的災民時說:1963 年水災倒了很多房子;這幾年天旱,抗旱;最近又
來了地震,地震也是自然災害,我們有防備就好一些。1970 年2 月7 日,周
恩來接見全國地震工作會議代表時說,我們的地震工作一定要從預測到預
防,以預防為主。一定要加強預測預防工作,不要等地震後才去救,去救是
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預防。

由於水早災害比較普遍,且危害也大,周恩來幾乎年年都強調防旱防澇
問題。1973 年,周恩來的病情在發展,幾次去玉泉山作手術,接受治療,但
他仍然關心著全國抗早防澇工作。5 月14 日,他致信李先念、紀登奎等,諸
他們好好讀一下5 月14 日的《參考消息》關於世界氣象變化的兩篇報道。他
指出:「今年我們可能還遇到南澇北旱的局面,請告農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堅
持實行防澇抗旱的措施,不要絲毫鬆懈。」

周恩來還精闢地指出,對各種災害的預防要結合起來,不要顧了水災而
疏忽了旱災;在水災上不要顧了大江大河而疏忽了小川小河。周恩來在領導
海河流域的抗旱防澇鬥爭中,反覆告誡幹部:除澇不忘防旱;抗旱不忘防澇。


水災和震災的預防也要結合起來。1970 年2 月7 日,他對錢正英說:你的水
庫還要「更立西江石壁,」「高峽出平湖」。要到現場去總結經驗,研究在
什麼情況下工程震不垮,使我們知道以後怎樣更好地去做。

怎樣預防災害?周恩來的思想是:從近期的因素看要加強預報;從年度
之間看要豐不忘災,儲糧備荒;從長時期的因素看要治水造林,保持水土。

對於氣象災害,周恩來在立國之初就提出要加強氣象預報的作用。1951
年9 月7 日,周恩來指出,中央救災委員會商討今後積極的救災方針和辦法,
氣象局應參加會議。他誇獎氣象部門對1955 年東北水災作了預報。他說,雖
然地方氣象台預報得不十分精確,但知道了大體情形,對預防水災是有好處
的。

1954 年1 月28 日,周恩來主持第204 次政務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政務
院《關於加強災害性天氣的預報、警報和預防工作的指示》。3 月6 日,周
恩來簽署發佈了這一指示。《指示》指出:「我國地區遼闊,各地時常遭受
颱風、寒潮和隨之而來的暴風雨(雪)和霜凍等大範圍的災害性天氣的襲擊,
不僅在工業、農業、林業、水利、航運、鐵道、漁業、牧業、鹽業等方面,
造成了國家資財的重大損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們國家的建設和人民的
生活,而且給人民帶來了疾病和死亡。」「今後為了加強氣象工作對於國家
建設和各種生產任務的保證,更好地領導和組織人民與自然災害作鬥爭,中
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必須更進一步地重視對大範圍災害性天氣的預報、警
報,並抓緊做好各項預防工作。」《指示》對如何預報?各部門如何配合氣
象工作?預報消息如何傳遞、落實等做了規定。

在十年動亂中,為了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為了保證災害不使農業
大幅度減產,保證人民有飯吃,周恩來親自過間氣象預報工作。1969 年1 月
29 日,他指示,在我們的衛星沒有出來以前,要想辦法接收別人衛星傳遞的
氣象情報,而且應該搞我們自己的氣象衛星。幾天之後,他又對中央氣象局
的年輕同志說,氣象工作對國計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響,因此,你們要做
好氣象服務工作。1970 年4 月24 日,我國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2
年7 月30 日,周恩來詢問:「收聽國際氣象預報和預測,不知地面衛星站能
否通過空中衛星收聽更多情報,請打聽一下,如行,立即辦。」他要求同務
院業務組不要受體制的約束,將氣象局業務抓起來。「凡屬空白地區、海洋
都要分類補上,對北線西線寒流、東線南線暖流也要管。人不夠,要從『五
七』於校調回,或者將轉業或遣散走的調回。要打破軍民界限,共同協力,
軍民兩用。預防各種氣象變化,特別要防氣流、大風突變轉向。總結經驗,
並且要考慮到空氣中有無新的因素、元素增變」。周恩來對氣象預報的深深
關切溢於言表。

對於地震災害,周恩來也多次強調要加強預測、預報工作。1966 年邢台
地震後,有些科學家說,地震預報世界上沒有解決。李四光獨排眾議,認為
世界上未解決,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解決?周恩來贊成李四光的看法,並說,
我們派去大批人馬,到現場實踐,大力協同,就能得出結果。1969 年7 月18
日,發生山東地震。當日,周恩來一面緊急部署救災工作,一面組織以李四
光為組長、劉西堯為副組長,有地質部、科學院、科委、石油部、海洋局等
有關同志參加的地震工作小組前往山東、遼寧等地,加強那裡的觀察和預報
能力。1970 年2 月7 日,周恩來在全國地震工作會議上,論述了地震預測與
預防的關係。他說,地震是可以預測預見的,有實踐才能有預見,有預見才


能預防。自然現象總是有規律可循的,要研究地震發生的規律。他又說,對
今天發生的地震,要到地震現場去,到地震區去,通過實踐,不斷總結勞動
人民的經驗,做好預測,然後實現預防。如何預測地震?周恩來指出:第一,
物理、化學、生物等各種預測的辦法都要採用,進行綜合比較。第二,不僅
要有專業隊伍,還要有業餘群眾隊伍,團結在專業隊伍周圍,用土辦法觀測,
要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實現預測預防。

為了預防災害,我國歷史上曾有過常平倉、義倉等具體措施,有識之士
還論述過儲糧備荒的重要性,荀子主張「善藏其餘」、「必時藏余」;賈誼
主張「畜積足恃」、「夫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晁錯提出「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范蠡的平糶策、李悝的平糴之策則主
張國家在豐年要購糧積儲,以調劑荒年的糧食不足並調節糧食價格。

周恩來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歷史上儲糧備荒的思想。1956 年9 月16 日,
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
議的報告》,他指出:「我們過去對於物資儲備的重要性還認識不夠」。「應
該增加後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他說:「今後若干年內,我國農業
生產受自然災害的影響還會是很大的,為了應付歉收,就必須有糧食和主要
經濟作物的儲備;為了滿足我國建設和生產的規模日益擴大的需要,就必須
有器材和原料的儲備」。1957 年6 月26 日,他又指出:「像我們這樣人多
且窮的國家,由於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
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
國的農業,有時豐收,有時歉收,並且往往這裡豐收,那裡歉收,為了照顧
這種不平衡情況,必須在豐收的年份和地區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區,並且
還必須準備應付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

如何儲備?他提出在國家、集體、農民個人三方面進行。首先,「由國
家儲備必要的物資,特別是比較缺乏的重要物資」。其次,隊有餘糧,也要
有儲備。再次,要藏糧於民。他說:「糧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處,農民
是不會亂吃掉的,藏在欠民家裡比國家收購來還好。」

周恩來認為治水、造林、保持水上,是預防氣象災害最積極、最根本、
長期起作用的措施,只有經過大水利、大造林,才能逐步減少乃至避免氣象
災害。1950 年5 月22 日,周恩來說,中國農村要避免災荒,首先要避免洪
水氾濫,而要避免洪水氾濫,首先是修水利。他認為水旱災害給人民的生命
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大力治水,防災減災,除害興利,既是最直接的為人民
服務,也是發展經濟、建設國家最基礎的工作。治水工作需要植樹造林與水
土保持工作的配合。森林及植被的破壞,造成水土流失和河流淤塞,常引起
水旱災害。周恩來在強調治水的同時,也十分重視造林、護林與水土保持對
防災減災的作用。他指出:「林業對供應建設事業所需木材和防止水旱風沙
災害都有重大的意義」。「必須在全國有效地開展廣泛的群眾性的護林造林
運動」。他要求在抗旱防澇的同時應大力推廣水土保持工作。首先應在山區
丘陵和高原地帶有計劃地封山、造林、種草和禁開陡坡,以涵蓄水流和鞏固
表土。其次,應推行先進的耕種方法,如修梯田、挑旱渠、等高種植和牧草
輪作等辦法,以使降落的雨水盡量就地滲入,緩和下流,不致形成沖刷的流
勢和流量。再次,對已經沖刷的山溪溝壕,要修築攔沙壩和緩流壩,截留其
挾帶下洩的泥沙。


以工代賑生產自救——積極救災的主要辦法

如何救災?周恩來不贊成單純依靠救濟的消極救災觀點,而主張以工代
賑、生產自救、輔之以各方援助的積極的救災方略。

以工代賑是一項古老的救災方法。春秋戰國時齊國晏嬰就曾運用以工代
賑的辦法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北宋范仲淹、歐陽修也都曾運用過以工代賑
的辦法。歐陽修在穎州做官時,遇到饑荒,他一方面奏免黃河伕役,得全者
萬餘家;另一方面又給民工食,大修諸陂以溉民田,盡賴其利。

周恩來繼承和發展了以工代賑的救災傳統。早在1946 年黃河堵口歸故斗
爭中,他就提出採用以工代賑的辦法搶修浩大的復堤工程。新中國成立後,
周恩來簽署的《政務院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規定「在有水利交通等工程的
地方,應當注意組織災民工作,以工代賑」。《政務院關於1950 年水利春修
工程的指示》指出:「在災區的工程,要結合救災,切實做到以工代賑。春
修工程若能善於運用災區群眾的勞力,一方面可以完成春修的任務,同時對
於目前救濟災民渡過春災,也有極大的作用」。1950 年5 月13 日,周恩來
在回復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救濟工作的電報中指出:「對於兩三個月以上的
長期救濟,應用以工代賑(如修築公共工程等)為主要方向」。「發救濟糧
平均每人連家屬在內月需糧80 斤至100 斤,若以工代賑,每人每月有糧150
斤亦可夠了,在經濟上增加不至太多,而能使工人有工做,又可惜此修整一
些必要的工程,是一舉兩得的辦法」。1950 年淮河大水,1963 年海河大水,
周恩來都強調了以工代賑的辦法。1963 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針
對水災,號召要採取積極的方針,要有長遠的規劃,首先要用以工代賑的辦
法,復堤堵口。

如何正確解決工和賑兩個方面的關係?1950 年11 月3 日,在討論治淮
報告時,他又說,在災區實行以工代賑,而不是以賑代工,重點在治淮工作。
如果觀念上是以賑代工,那麼就不應該用那麼多錢來賑。工作要找強壯的人
來做,工人要合乎工作上的需要。他贊成作一方土二斤半小米,多作多得,
少作少得的具體規定。

周恩來的以工代賑思想包含著豐富的內容。第一,將救災工作與治水工
程結合起來,既解決大量災民的飢餓問題,也解決大規模治水所需要的民工
問題。第二,工賑結合,重點在於工,在於治水,並相應地體現出治水勞動
貢獻大能得到較多的救濟糧的原則,既克服單純救濟和依賴救濟的思想,又
獎勵先進,提高勞動效率。第三,將勞動義務與勞動報酬結合起來,治水是
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人民有義務為治水貢獻力量;同時,在國家財政困難
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商品經濟的原則招雇治水勞工。

建國初期的以工代賑,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但周恩來通過以工代賑所
表達的思想,對今天的防災、救災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把生產自救作為整個救災工作的中心。1949 年12 月,周恩來簽
署的《政務院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要求災區各級人民政府發動和組織人民
生產自救、戰勝災荒。1950 年4 月12 日,周恩來針對救濟工作指出,經過
長期戰爭的中國,創傷是需要醫治的,災荒就是創傷的一種,如何醫治呢?
自救。中國人民能從戰爭中戰勝,解放了自己,也必能在戰後醫好創傷,從
和平中建設起來。1951 年9 月26 日,周恩來在闡述發展生產鞏固財政經濟
問題時,總結了淮河流域對待水災生產自救的經驗,他認為皖北1951 年夏糧


豐收是救災跟生產結合在一起得到的好處。

1964 年,河北很多地方再次遭受洪澇災害。10 月24 日,周恩來仔細審
閱了災情報告,致信李先念:「在開會前,請你打個電話告訴河北,請他們
確定一個書記或一個副省長認真地將生產救災抓一抓,並一直抓到底,重點
放在生產自救。救災費應先撥一些,實事求是地發給那些確實買不起糧的災
戶。」

1965 年華北乾旱,1966 年初旱情仍在發展。1966 年3 月8 日、22 日,
河北邢台兩次地震。對當時的旱災、震災,周恩來都強調要生產自救。他到
震區的每一個群眾大會上,都要號召「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
建家園」。他說:「恢復了生產,恢復了力量,就對得起死去的人。」1966
年4 月5 日,周恩來在邯鄲磁縣,對抗旱打井、海河工程,提出了「幹勁要
大,步子要穩,講究實效,實事求是」的總要求。他說:「救災離不開生產,
生產自救要很好地結合起來」。「整個邯鄲幹勁是大的,精神是好的,但要
強調生產自救」。「生產自救,整個說來就是自力更生」。

為什麼救災工作要立足於生產自救?第一,避免單純救濟的做法,克服
依賴救濟的思想,使國家救濟能真正發揮作用。1966 年3 月15 日,他說,
關於地震救災款,我批了,現在我還有點不安心,這樣做究竟是辦了好事,
還是辦了壞事?拿3500 萬元倒不是難事,問題是就怕一宣佈,給群眾造成一
種依賴思想。我不吝嗇錢,也不吝嗇物,就是不要使群眾認為來得太容易了,
把自力更生精神丟掉了。第二,減少國家財政對救災的支出,以便集中財力
進行四個現代化的建設。1963 年9 月7 日,周恩來在8 省生產救災會議上說。
「我們要建立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國
家,必須下幾十年的功夫,爭取在本世紀內建成社會主義的強國」。因此,
「特別要強調節約,要搞生產自救」。否則都要靠國家救濟,就要影響國家
積累,影響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第三,單純救濟只能解決眼前的和一部分人
的困難,杯水車薪,救濟有限;組織災民恢復生產與發展生產,提高自救能
力,既可以盡快渡過眼前的困難,還可以為克服來年的困難打下基礎。1951
年9 月26 日,他說,救災一定要跟生產相結合,使農民得到了救濟以後,又
能夠為明年的生產打下基礎。這樣做會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同時,對於全
國發展生產、鞏固財政來說會有決定性的意義。1953 年5 月16 日,周恩來
簽署的《政務院關於加強增產糧食和救災工作的指示》指出:「只有幫助災
民搞好生產,才能安定災民情緒,縮短災荒困難時間,渡過災荒」。邢台地
震時,他對災民們說:「家裡丟的,地裡收回來,才會把我們家園重新建好。」

怎樣進行生產自救?周恩來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具體措施。首先,從季節
上,夏季損失要力爭秋季補上;冬季加緊積肥、漚肥、保護牲畜、修補農具、
備好種籽;春季多種早熟作物與果菜。周恩來說,要不誤農時,搶季節,分
先後,抓重點。乾旱面前,只要下一點雨就要及時搶種;洪澇面前,只要水
一退就要組織生產。其次,在農業受災後,要因地制宜,恢復與發展副業、
手工業、運輸業、漁業等等。開展運銷事業,變人養牲口為用牲口賺錢來養
人。在沿海沿河湖泊地區,組織災民捕魚、打撈水產。他說,儘管是災年,
糧食減產了,副業和多種經營可以多搞一些,糧食少了,其他收入多增加一
些也好。再次,有震抗震,有旱抗旱,有澇排澇,通過人事努力減少受災損
失,反對被災害嚇倒、聽天由命、悲觀失望的情緒。對於水旱之災,他強調
要組織災民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打井,開渠,截潛流,挖水窖,平整土


地,修梯田、台田、園田、坑日,長期打算,有陣地的前進。另外,開展節
約互助運動,號召災民省吃儉用。

一方有難,八方相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表現之一。周恩
來多次指出,在災區實行生產自救以後,實在困難的,國家還要幫助解決。
救災撥款,一是給災民解決吃、穿、住、燒和治病問題:二是恢復農業,堵
口復堤;三是工業交通受了影響的,校舍、行政機構房屋損壞了的,要加以
修復。1966 年初,面對華北旱災,周恩來提出要從各個方面積極支援抗旱斗
爭。他列舉了物資支援、地方自助、工業支援、三清(清設備、清材料、清
資金)支援、財糧準備、運輸調動,他支持余秋裡的建議:要減少一些自行
車的生產,增產一些膠輪車,支援抗旱,並指出,要抽調一些車輛支援抗旱。
地方掛鉤,他提議天津市與天津專區、承德專區掛鉤,北京市與張家口專區
掛鉤。

在各方面的援助中,周恩來還提到貸款的有償援助方式。


長期堅持多難興邦——防災抗災的恆心與信心

周恩來指導防災、抗災,同他指導整個經濟建設一樣,主張把理想和現
實、故略和戰術、當前和未來、目標和步驟,既重視長期堅持的恆心,也重
視多難興邦的信心。

1950 年8 月18 日,周恩來主持第46 次政務會議,討論全國民政會議綜
合報告。會上,他指出,對自然災荒來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不能
控制它,只能做到防止它和減少所給予我們的災害。同年11 月3 日,在討論
治淮報告時,他又指出,治淮的過程是由有災到少災,由少災到無災,一步
一步來。1953 年8 月20 日,在186 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針對「看見災就
想戰勝」的急躁行為,指出,中國地方這樣大,每年沒有災是不可能的。改
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農、林、水利3 個部的工作是長期的奮鬥,我們要
提高警惕,不可高枕無憂、盲目樂觀。1954 年9 月23 日,他在一屆人大一
次會議上指出:「對自然災害的鬥爭是我國人民的一個長期的艱苦的任務」。
1957 年4 月24 日,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改造自然是一個長期鬥爭。拿
水來說,要把黃河的災害、淮河的災害、長江的災害、珠江的災害、遼河的
災害、松花江的災害克服了,而已控制它了,那不曉得要多少世紀,決不是
20 世紀能夠完成的。

「大躍進」期間,經濟建設貪多貪快、急躁冒進的傾向,對防災抗災工
作也有影響。1959 年10 月,全國水利會議上曾設想提出在3 年內基本解決
水旱災害的口號。當文件草稿拿到周恩來那裡時,他哈哈大笑地說:「3 年
內要基本解決水旱災害?太積極了一點。」經他再三說服,水利部修改了這
個口號。同年11 月,周恩來聽取王化雲匯報黃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規劃初步
方案時指出:規劃口號要提得恰當,過去認為作了水上保持工程和措施,保
水保土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距離還很大,祖宗欠下的債我們一定要還,但水
土保持是長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提出,備荒是長期的事情,
總得一步步來;抗旱防澇,步子要穩,要有長遠打算,不能一錘子買賣,不
能太急太熱。

防災、抗災的長期性,歸根到底決定於人類認識、掌握自然規律的長期
性。周恩來說:「任何經濟建設總會有些未被認識的規律和未被認識的領域。
這就是恩格斯說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必須不斷地去認識,
認識了一個,解決一個,還有新的未被認識」。他以治理黃河為例,「我們
的認識還有限,經驗也不足,因此,不能說對黃河的規律已經部認識和掌握
了」。但是,在自然災害面前悲觀失望、聽天由命的消極無為觀點,周恩來
是堅決反對的。他認為循序漸進、長期堅持防災抗災工作,一定能最終實現
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我們總要逐步摸索規律,認識規律,掌握
規律,不斷解決矛盾,總有一天可以把黃河治理好」。

新中國成立之初,自然災害不斷發生,加上底子薄、美帝國主義封鎖,
人民政府面臨著極大的困難。對此,1949 年12 月23 日,周恩來說:「要迎
接困難,『多難興邦』」。

60 年代初,由於連續3 年大面積的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的人為災禍,
我國遇到了嚴重的困難。當時,周恩來反覆指出既要正視困難,又要有克服
困難的信心。「懵裡惜懂,怕說困難,一聽說困難就洩氣,這不是馬克思主
義者。革命就是要認識困難,擺出困難,提出辦法,克服困難。共產黨就是


在克服困難中取得勝利的。革命戰爭是這樣,社會主義改造是這樣,社會主
義建設也應該是這樣」。在危難關頭,周恩來一邊同老百姓一起過艱苦的日
子,一邊精心領導經濟調整工作,終於使國家贏得了考驗,渡過了難關,出
現了60 年代中期的繁榮。

1966年3月邢台兩次地震。周恩來兩次深入震區。他每到一處都要談1963
年水災,1964 年澇災,1965 年旱災,現在正在抗旱又來了地下的災——地震,
並由此指出:「要貫徹自力更生精神,多難興邦」。

中國自古是多災之國,特別是水、旱、震災如影隨形地威脅著中華民族。
然而,中華民族在與自然災害的抗爭中,一次又一次地顯示了她的凝聚力。
在洪水橫流面前,大禹率眾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勞累得大腿上沒了肉,
小腿上沒了毛,終於贏得了夏的振興。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黃河大堤,始
於東晉時代的荊江大堤,開創於東漢時期的江浙海塘,造就了著名天府之國
的四川都江堰,創造了塞外江南奇跡的黃河河套灌區..這些都是中華民族
多難興邦的標記。近代中國,外侮日深,內亂不已,水利失修,自然災害與
社會動亂形成惡性循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人
民政府高度重視防災抗災工作,全面整修和新建江河湖海的堤防共計20 萬公
裡,修建水庫8 萬多座,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大大提高了防洪、防旱能力。三
門峽、丹江口、葛洲壩..一座座水利樞紐在告訴人們:新中國的振興正從
這裡開始。


農業恢復百業之基——經濟恢復時期的以農業為基礎

1949 年7 月,在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取得基本勝利,但還沒有完全勝利,
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組織建設,但還沒有結束戰爭的形勢下,周恩來提出
了「恢復生產,建設新中國」的口號。同時,他又明確指出:「我們要恢復
生產,首先就得恢復農業生產。」10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後的
幾個月中,周恩來反覆指出,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復生產,凡是對恢復生產
有利的都要盡量發展。要想恢復生產就必須依靠農業生產,它是可靠的基礎。
他說:「現在不抓生產靠什麼來支援戰爭和鞏固勝利?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
基本任務。當前生產任務的重心是恢復而不是發展,當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
必要的發展」。「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
就都沒有辦法」。

三年經濟恢復時期,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周恩來的基本思路是:以抓
生產作為全國的基本任務;以恢復生產作為抓生產的重心,在恢復生產的基
礎上發展生產;以農業恢復作為恢復生產乃至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

周恩來是根據以上思路指導經濟恢復工作的。無論是恢復工業、鞏固財
政、搞活流通、發展外貿,他部強調了農業的恢復與發展的基礎作用。

第一,農業的恢復與發展是工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的基礎。1919 年12
月,周恩來在分析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的關係時指出:「我們必須在發
髒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
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無論什麼時候
都不能取消或忽視鄉村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如果沒有廣大農業的發展,
工業發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務首先要恢復農業生產,然後再進一步發展
農業生產」。「城市離不開鄉村而且要依靠鄉村,工業離不開農業而且要以
農業為基礎」。農業對工業的基礎作用,當時周恩來指出了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對工業品的需要和對工業原料的供應,
也就可以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其二,輕工業
的原料,絕大部分都要依靠農業,「今年全國棉花產量為八百多萬擔,明年
計劃增加到一千三百萬擔。如果沒有這一千三百萬擔棉花,一百萬紗錠就得
停轉。」其三,如果沒有農業提供糧食,工業人口和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
去。「京、津、滬三地一千萬人口的吃穿都要靠鄉村來供應」。其四,發展
重工業也要依靠農業來積累資金。

第二,農業的恢復與發展是鞏固國家財政的基礎。經濟恢復時期,我國
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來自農村的負擔;二是來自城市的負擔;
三是國家企業的收入;四是預支即借債。1949 年12 月,周恩來說:「現在
農村負擔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四,城市負擔佔百分之三十八點
九,而實際上許多稅收如鹽稅、貨物稅、屠宰稅等,很多還是要轉嫁到農民
身上的」。1950 年4 月,他又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
的比重約佔百分之九十左右,現代工業僅佔百分之十左右,在國家稅收中農
業稅也占一半以上,這些在量上是很大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
周恩來把土地改革、興修水利,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作為當時財政經濟狀況
根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第三,農業的恢復與發展是搞活流通的基礎。1951 年3 月9 日,政務院
第75 次政務會議,討論中國人民銀行1950 年工作簡要總結與1951 年工作計


劃及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1950 年工作報告與1951 年方針任務時,周恩來說,
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民就要求出售農產品和換回工業品。這種物中易其流的
任務就落在金融貿易方面來。貿易部門不僅要收購農產品及其副產品,還要
以加工訂貨、代銷等方式幫助工業生產,以適應農民的需要。城鄉交流起來
後,呆貨即少了,城鄉皆動起來。1952 年10 月25 日,周恩來進一步指出:
「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的購買力會有大幅度的提高。農業增產後,農產品
如糧食、油料、工業原料、土產、畜產等,不僅可以供應國內市場的需要,
還可以大量出口」。「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和對工業品需求的增加,勢必會刺
激市場的活躍」。

第四,農業的恢復與發展是發展中外經濟交流的基礎。1949 年12 月,
周恩來說:「我們明年增產一百億斤糧食,四百多萬擔棉花。糧食增產了,
可以增加出口,換取外匯;棉花增產了,可以減少進口,少花外匯」。1952
年4 月30 日,周恩來在闡述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時指出:「我們開國以來就根
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同外國做買賣」,「我國出口的主要是農產品,換回來的
是工業裝備」。「我們入口的東西是我們所需要的,出口的東西如雞蛋、豬
肉,是人家所需要的,這種互通有無是互利的」。

經濟恢復時期,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深
刻性。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只有恢復與發展農業,解決全國人民的吃
飯問題,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條件進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才能站立得住。「沒
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揭示了「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
基礎」的最深層的關係。第二,全面性。周恩來不僅分析了農業對工業的基
礎作用的個幾主要方面,而且分析了恢復與發展農業對鞏固財政、搞活流通、
發展外貿的基礎作用。特別是對後三者的基礎作用的認識許多是發前人所未
發,在當時也堪稱創見。第三,辯證性。他堅持辯證地看待農業的基礎作用;
既重視農業是工業的基礎,也重視工業對農業的領導作用;既重視農業是財
政的基礎,也強調財政在農業方面的投資對農業的促進作用:既指出恢復與
發展農業是搞活流通、發展中外經濟交流的基礎,又指出了搞活流通、發展
外貿對農業的促進作用。

在「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的思想指導下,三年經濟恢復
時期,我國農村成功地實現了土地改革和農業恢復的目標。1952 年,我同農
業恢復到戰前農業的最高水平,糧食超過了戰前最高產量的2800 億斤,達到
3278 億斤。


發民農業促進工業——「一五」計劃時期的以農業為基礎

從1953 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一五」計劃
的基本任務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
化的基礎;相應地培養技術人才,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
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正確地發揮個
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
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很容易出現對農業的輕視。為此,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來指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不是說把一切力量都擺在
重工業上,其他的都不搞了,農業不發展了,輕工業不發展了,那是不行的。
他說,我們的交通運輸業不發達,輕工業不足,同時我們也是一個農業不足
的國家。我國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這樣多的人口要滿足他們的需要,首先
而要的就是糧食。我們還要爭取一部分糧食出口,換回機器。中國拿什麼東
西向兄弟國家甚至向資本主義國家換回機器呢?主要是農產品。在出口的人
種東西中,就有五種是農產品(糧食、油籽、牲畜、土產、經濟作物)。糧
食的生產跟不上需要的增長,這種情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存在。因此,
要用極大的力量注意發展農業。他要求地方黨委,特別是省以下的黨委,除
去一些城市搞工業外,主要的力量都應放在農業方面。一年後,周恩來在一
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農業的發展對於工業的發
展有多方面的影響。許多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和食品工業的原料是由農業供給
的。工業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糧食、油類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農業。
工業所需要進口的機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農產品去交換。許多工業產品的主
要市場是農村」。為此,他主張國家要用很大的力量在經濟方面、水利方面
和技術方面幫助農業發展。

周恩來以上論述,從發展農業對發展工業、發展市場、發展對外貿易、
保證全國人口的糧食等作用出發,分析了農業的基礎地位。這同他在經濟恢
復時期提出的「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那時他是立足於經濟恢復來強調農業的基礎作用,這裡他是立
足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來強調農業的制約作用。這裡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強調
了發展農業、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對建立國家工業化的重大作用。40 年後的
今天,我國進出口的產品構成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依靠出口農產品以換回
工業機器與技術設備已成為過去。然而,50 年代和60 年代,在我國工業建
設的初始階段,不出口農產品就無法得到工業所急需的機器和技術設備。怎
樣才能保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的出口以滿足工業建設對機器、設備的需要?
除了全國人民的節衣縮食,最根本的途徑還是發展農業、增加農產品總量。

但是,「一五」計劃時期,由於急於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再加上受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突出強調了工業化,
農業的發展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對農業索取過多、投入過少。與經濟恢復
時期相比,「一五」建設,我國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多少有些淡化。這對
農業的增長也帶來不利影響。農業總產值指數如果以1952 年為100,1951
年是86.8,1950 年是79.3,1919 年是67.4;1953 年是103.1,1951 年是

106.6。可以說,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的恢復與發展速度是很高的;「一五」
計劃的頭兩年農業發展速度相對的是降低了。

1956 年2 月,蘇共第20 次代表大會,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
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4 月,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
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鑒於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
農業和輕工業,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教訓,毛澤東指出: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
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

此後,周恩來在各種會議上闡述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思想時,多次
提出:我們對農業的發展應有足夠的注意。1956 年9 月,黨的八大會議上周
恩來說:「經驗證明,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是不能夠也不應該孤立
地進行的,它必須有各個方面的配合,特別是農業的配合。農業是工業發展
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延緩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
輕工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將極大地影響重工業以至整個國民
經濟的發展,影響工農聯盟的鞏固。」1956 年11 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
周恩來說:「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個原則
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
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
嚴重不平衡」。1957 年3 月,周恩來根據我國人多地少,人口跟可耕地面積
比平均每人不過三畝的同情,根據我國主要依靠人力、手工搞飯吃的農業生
產水平指出:「這樣一個農業的基礎,來供養我們現有的人口,來建設工業,
就有困難。」1957 年10 月3 日,他提出,工農業並重很重要,如果農業減
產,糧食和原料供應不上,發展工業也困難。1957 年12 月20 日,他進一步
指出,中國這個大國一定要認以到工農業如一輛車的兩個車輪、人的兩條腿
兩隻手一樣缺一不可。我們必須工農業並舉,農業必須要有更好的配合,不
然工業漲不上去。

周恩來的上述思想對指導1957 年經濟的發展想了重要作用。

1957 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最後一年,也是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
作準備的一年。因此,1957 年國民經濟計劃是很難安排的一年。在黨的八大
前後所形成的對農輕重關係的止確認以的基礎上,周恩來主持制訂的1957
年國民經濟的計劃突出了對農業的安排。1957 年農業總產值達604 億無(按
1952 年不變價格計算),比1952 年增長24.8%;糧食產量3901 億斤,比
1952 年增長19%。1957 年是我國經濟建設進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也是農
業發展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似是,整個「一五」計劃時期,農業的增長落後
於工業的增長,糧棉緊張的局勢一直未能根本緩解。

怎樣估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周恩來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
是正確的,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從工農業生產指標完成的情況看,
「農業比工業差一點,值得我們重視」。「同工業相比,我們對農業的重視
和安排不夠。」1957 年9 月26 日,周恩來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
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時說:解放以來,我們著重地宣傳了工業
化的意義,這是對的;但是,對於發展農業的重大意義卻宣傳不夠。周恩來
對農業問題的估計與對農業工作的批評是符合「一五」時期的實際情況的。
儘管我國在「一五」建設中,沒有像蘇聯那樣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
輕工業,在工農業關係上「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似是,由於急於要把中
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於受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一五」建
設中也還存在著對農業的重視和安排不夠的缺點。


「一五」計劃時期,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
一,在開始進行「一五」計劃的建設,開始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時,提
出要預防輕視農業的傾向,要求省以下地方黨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業外)
要用主要的力量抓農業,第二,從國民經濟發展的角度闡述了農業的地位和
作用:1.農業的發展制約著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農業能否發展
影響工農聯盟的鞏固,關係到國家的政治穩定;3.農業能否發展直接關係到
人民當前的利益,關係到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第三,從人多地少、
依靠手工搞飯吃的條件出發,分析了我國發展農業這個基礎的困難與艱巨
性。第四,初步分析了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經濟發展
模式的弊端;初步總結了我國「一五」建設的經驗教訓,坦率地指出了「一
五」建設對農業的重視和安排不夠的缺點。周恩來的這些認識,對探索具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對確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國民
經濟發展方針,無疑有著重大的意義。


調整各業轉軌興農——經濟調整時期的以農業為基礎

1958 年到1960 年的三年「大躍進」,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社
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最嚴重的是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1959 年糧食產
量3400 億斤,比1957 年減少了501 億斤,跌落到1954 年水平。1960 年糧
食產量2870 億斤,比1957 年減少1071 億斤,跌落到1951 年水平;整個農
業生產水平也跌落到建國初期。

「大躍進」是在批判反冒進中發動起來的。周恩來是反冒進的主要代表,
並因反冒進在1958 年1 月至3 月的中央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受
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大辦工業、大辦鋼鐵、爭取
中國15 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樣,周恩來在黨的八大前後所提出的
對經濟速度和農輕重關係的正確認識也就受到了嚴重衝擊。

1958 年下半年,「青壯煉鐵去,割禾童與姑」,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
1959 年5 月1 日周恩來安排八個副總理下去調查研究,提出把勞力從鋼鐵、
水利方面盡量抽下來,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周恩來認為大煉鋼鐵、大搞工
業之後出現了國民經濟的不平衡、工業與農業的不平衡、生產與生活的不平
衡,需要進行調整。到廬山會議前,周恩來一直在宣傳上述思想主張。廬山
會議前夕,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在給中央的《當前工業生產中亟待解決的幾
個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
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是嚴重的,要求下半年首先是第三季度必須進
行整頓和鞏固工作,調整比例關係和整頓生產秩序。7 月3 日,周恩來致信
毛澤東建議將這個報告分送給到會同志參考。周恩來是贊成這個報告的主張
的。當時毛澤東也是支持這個報告和周恩來的思想主張的。毛澤東提出,過
去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重、輕、農,今後要倒過來,按農、輕、重安排,
就是要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首先要把農業搞好。似是,廬山會議後
期,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調整被擱置起來,掀起了新的「大躍進」
高潮。

1960 年農業生產繼續遭到破壞,經濟形勢繼續惡化,許多地區出現了餓
死人的嚴重後果。1960 年8 月,周恩來、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 年國民經濟
計劃控制數字時提出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1 年1 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這一方針。從1961 年到l965 年
是我國歷史上五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

國民經濟調整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而首要的是要適當地調整農業和工
業的相互關係,使工業的發展規模能與農業基礎相適應。周恩來說:「在當
前的同民經濟調整工作中,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是一個中心環節。我國國民
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農業生產下降的影響最大。沒有農業的恢復和發
展,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工業的發展不能不受農業的限制,
也就是說,工業的發展規模,絕不能超過農業提供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和其
他農副產品的可能性,也絕不能擠掉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

「大躍進」所造成的工業發展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哪
裡?

首先,周恩來通過運用工業總產值與農業總產值的變化來說明二者的不
相適應。1962 年3 月28 日,周恩來指出,過去見年中。一方面是重工業生
產發展速度過高,另一方面是農業嚴重減產,輕工業生產增長得少。1960 年


比1957 年,工業總產值增加1.3 倍,農業總產值下降23.6%;在工業中,
生產資料產值增加2.3 倍,消費資料產值只增加47%。這種狀況表明,工業
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比例關係是很不協調的。過去幾年的工
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不但同災年的農業生產水平很不相適應,就是
同目前條件下正常年景的農業生產水平也不相適應。幾天後,周恩來在中央
財經小組會議上指出,1962 年農業總產值計劃為420 億元,比1957 年的537
億元下降22%,只相當於1951—1952 年之間的水平。而1962 年工業總產值
計劃是880 億元,比1957 年的704 億元增長25%,這是不相適應的,在這
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生產水平是不穩固的。

其次,周恩來根據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什麼變化,仍然主要依靠人
力、畜力,依靠手工勞動,而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構成卻有了變化,農業
勞動力卻相對減少來說明當時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1960 年10
月29 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大躍進這三年,農村人口到
城市的多了,1957 年城市占總人口比例足15%,而現在是19.5%,如果我
們再不剎住這個車,那還要遞增上去。這對我們今天沒有過機械化關的農業
是不許可的。1961 年6 月19 日,周恩來再一次指出,大躍進使得農村的人
力減少,而城市人口卻大大膨脹起來。到1960 年底城市人口占20%,達到
一億三千萬人,而農村人口所佔比例降到80%,絕對數也降為五億四千萬
人。城鄉人口的這種比例同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水平不相稱,引起了糧
食和農副產品的緊張。

為調整「大躍進」所造成的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周恩來特
別突出的強調實行以下措施:

必須放慢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有些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標,必須大幅度
地下降。他說:「重工業部門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保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
增產更多的化肥和農藥,增產更多的中小型農具和適合需要的、質量更好的
農業機械。」「對於那些不是當前急需、原料材料供應不足的產品,應該降
低它們的生產指標,並且對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進行必要的裁併。」

必須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騰出一定數量的材料、設備和人力,用到最急
需的方面,特別是農業生產方面,並使那些最重要的項目能夠建成投產發揮
作用。「現在一般地不應該再增加新項目,而且,對還在施工的項目必須逐
個地進行審查,堅決地停建一切應該停建的項目,推遲一切應該推遲的項
目。」

必須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周恩來認為「這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
環節」。1961 年動員了一千萬城市人口下鄉,其中絕大多數是「大躍進」中
從農村來到城市的。1962 年3 月,周恩來說:「目前的城鎮人口仍然過多,
農業可能提供的商品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養現有的城鎮人口還有困難。工
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低以後,現有的職工人數也還顯得過多」。1962
年繼續減少了城市人口一千二百萬。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分析了
國民經濟調整的原因和任務,具體負責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組織實施,在
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深化和拓寬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

第一,進一步加深了對以農業為基礎的重要性的認識。大躍進中大辦工
業不僅脫離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脫離了農業基礎,而且削弱了農業基礎。
農業基礎不穩,工業也不會穩。農業興,百業興;農業衰,百業衰。在農業


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的情況下,「如果不把農業這個基礎恢復起來;現在這個
工業基礎也站不住」。大躍進之後的農業生產條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第一個五
年計劃時期,耕地面積減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中小農具
和運輸工具十分缺乏,肥料的增長和機械化的提高不可能很快,農業的恢復
和發展需要時間。「現在的農業基礎沒有辦法負擔這樣規模的工業」。「在
這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必須有一個大幅度的調整」。背離以農業為基礎的
規律就要受到懲罰,自覺調整不適應農業基礎的工業規模,是堅持按以農業
為基礎的規律辦事的積極辦法。

第二,進一步加深了對農業是基礎的內容的認識。農業是基礎既有其質
的規定性,也有其量的規定性。「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
是一切社會的基礎」。「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
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馬克思的這
兩句名言,第一句是從質的規定性上講的,第二句是從量的規定性上講的。
周恩來在經濟恢復時期提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
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對農業是基礎的質的規定性早有深刻的認
識。在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進一步闡述了農業是基礎的量的規定性。1961
年3 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目前的問題,最集中的表現,就是
農村到底能供應城市多少商品糧、勞動力、工業原料,解決多大的市場問題,
在這個基礎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業。此後,他又多次闡述了以農業為基礎,
工業發展受農業生產水平制約的五個方面的具體內容:(1)農業能供應多少
商品糧給城市,城市就能辦多大的工業:(2)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勞動力來辦
工業;(3)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少原料;(4)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
的市場;(5)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的運輸力。此外,關於農業對商業、
外貿、財政、國家資金積累,甚至對文教的作用,他也時常有所論列。

第三,明確地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1949 年12 月,周恩來就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工業是領導的思想。1960 年8
月1 日,周恩來會見波蘭駐華大使克諾泰時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農業是
基礎、工業是主導,如果二者結合得好就可能發展得快一點。但是,在這之
間的十年中,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並沒有明確地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
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
經濟的總方針是1962 年明確地提出來的。1962 年1 月「七千人大會」上劉
少奇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國民經濟,是我們的一個根本方針」。同
年3 月,周恩來在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多年
來的經驗完全證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工業為主導,而以農業為
基礎」。這對於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和對於以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
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

第四,明確地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計劃,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
首要地位。即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必須首先安排好農業的發展速
度和生產規模,安排好農業內部的糧食、棉花、油料的生產,安排好種植業
與林牧副漁各業的結構和比例關係;其次安排好輕工業的發展速度和生產規
模及其內部的結構和比例關係;然後根據農業、輕工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速
度和生產規模來決定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生產規模,安排重工業內部的結構
和比例關係。在黨的八大前後,毛澤東、周恩來都十分重視研究重工業和輕
工業、農業的關係,並多次強調要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但


怎樣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尚處於摸索之中。當時,他們還只是在優先
發展重工業的框架之內提出「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959
年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曾提出過去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重、輕、農,今
後要倒過來,按農、輕、重安排。但是,經過廬山會議後期「反右傾」鬥爭
的衝擊,這一思想很快淹沒在繼續「大躍進」的浪潮中。明確地提出以農輕
重為序的思想,並把它作為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原則是在1962 年。其中,周
恩來作出了重大貢獻。1962 年3 月7 日,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提出
了「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的思想。3 月28 日,他對這一思想作了系統
闡述,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我們必須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實按照農業、
輕工業、重工業這樣的次序,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
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並且
逐步地存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以農輕重為序,使正確處理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有了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同時,以農輕
重為序對貫徹實行以農業為基礎是一個具體可靠的保證。

第五,明確地提出把一切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不僅工
業要以農業為基礎,而且各行各業、國民經濟各部門都要以農業為基礎。1962
年3 月28 日,周恩來要求「各級計劃機關,把主要的注意力,從工業交通方
面轉移到農業和市場方面來」。「重工業必須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各種農
具、農業機械、化學肥料、木材、燃料等等,來不斷地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
率,使農業能夠為工業和城市提供越來越多的糧食、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
輕工業必須盡可能為農村提供越來越多的日用品,以利於發展城鄉交流」。
不僅工業要支援農業,而且交通運輸、財政貿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等
都要支援農業。同年12 月24 日,周恩來分析前幾年(「大躍進」期間)的
錯誤之一是對把一切工作、同民經濟各部門的工作都要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
的軌道上來這個方向問題沒有弄得很透。今後應該引以為戒,具體地、切實
地把各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使支援農業能夠有效、
持續和不斷發展。把一切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使以農業為
基礎的方針進一步具體化了。

周恩來以上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他自己在經濟恢復、「一五」計劃時期
中的農業是基礎的思想,不僅對1961—1965 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發揮了極
為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後來探索如何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產
主了深遠的影響。


穩定農業支撐全局——「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以農業為基礎

在「文化大革命」動亂的艱難歲月中,周恩來為保持國民經濟能夠繼續
運行、為保證全國人民能夠有飯吃,夙興夜寐,竭盡全力,忘我工作。他曾
對余秋裡、谷牧同志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
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設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
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
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這段語重心長的話道出了
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憂慮,同時也表達了以下思想:在經濟與政治的
關係上,經濟最終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在經濟工作的各個環節中生產是關鍵;
在各項生產活動中處於最基礎的地位的是農業。

1966 年上半年,在「文化大革命」動亂到來之前,周恩來正在集中精力
抓北方抗旱防澇工作。1 月下旬至2 月初,他主持召開了北方八省市區抗旱
會議,並於2 月1 日下午作了總結發言。2 月下旬至3 月初,他四次批改《中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抗旱防澇,抗災保畜,爭取豐收,為改變我國北方農業
的落後面貌而鬥爭的決定》。3 月2 日至7 日,他連續幾天聽取北方八省市
區抗旱情況匯報。在成立北方農業小組時,他擔任組長並兼任何北北京組組
長。3 月8 日、22 日,河北邢台地區兩次地震,他於3 月9 日、4 月1 日兩
次深入災區部署救災與恢復農業生產的工作。4 月2 日至5 日,他跑了魏縣、
大名、臨漳、磁縣、成安丘個縣的許多社隊瞭解、研究與安排抗旱打井工作。
6 月上旬,他再一次主持召開北方八省市區抗旱會議。當時,他對農業這個
基礎的重視及其為之操勞、奔波的精神,可由此見到一斑。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動亂開始後,周恩來苦口婆心他說,人
民要吃飯,農業生產絕對不能停止。由他主持討論修改的《再論抓革命促生
產》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裡搞文化革
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不能佔用生產的時
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1967 年初上海「一月風暴」掀起「奪權」妖風之
後,全國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為盡量減輕因「奪權」對農業生產的破壞,
周恩來於3 月14 日提出「迅速建立縣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
部」,「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
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1968 年以後,周恩來還
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糧棉生產等工作,親自抓化肥、農業機械等
支農工業的建設。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同前17 年對農業是基
礎的認識有著一貫性,同時也有著「文化大革命」條件下獨具的特點。

「文化大革命」同「大躍進」在指導思想上有許多相同之處。相反,「文
化大革命」對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則往往是相
悖逆的。周恩來不可能脫離「文化大革命」的氛圍,對「大躍進」採取否定
的態度。但是,面對具體問題,如經濟計劃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協調發展
等,他總是強調要吸取「大躍迸」的經驗教訓。對經濟調整時期明確提出並
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和
按農輕重次序安排經濟計劃的原則,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強調要在「文化大革
命」經濟工作中貫徹實行。1968 年5 月27 日,周恩來會見尼泊爾副首相比
斯塔時說,經濟發展的一般途徑是先從農業著手,再發展重工業。1969 年3


月24 日,他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指出,貫徹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
的戰略思想,就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人不能不吃糧,工業要支
援農業。

「九·一三」事件後,特別是1973 年,周恩來不再是複述國民經濟調整
時期明確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原則,
而是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歷史進行分析,對國情進行分析,進一步加深
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1973 年3 月26 日,周恩來指出,發展經濟首先還是
把農業擺在第一位,其次是輕工業,再其次是重工業,就是農輕重的次序。
因為人首先是要吃東西、穿衣服。如果糧食國內不能自給,有求於人,那是
很費事的。我國有8 億人口,進口糧食不僅要忖現款,而且光運輸也不得了。
所以,如果我們不把農業搞好,靠什麼都是靠不住的,誰也沒辦法來幫助我
們。1973 年5 月29 日,周恩來要求駐外大使回國後到農村去蹲蹲,好好研
究研究中國農村的問題,這是基本的東西。他說,中國的農業是一門大學問,
要好好學習學習。我們現在所以能夠經過「文化大革命」兩次路線鬥爭,反
復不大,經濟上能夠穩定,就因為是執行毛主席的農業政策,農村還是基本
穩住的。這段分析雖然不可能脫離「文化大革命」的氛圍,但暇不掩瑜,它
集中表達了農業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的思想。

十年「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農村還是基本穩定的,如果不是農業基
礎還能維持全國人民有飯吃,那麼全國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維持下去,黨和國
家也就不可能通過自身調節去渡過危機、迎來新的局面。

1976 年1 月8 日,周恩來累死了。然而,農業是基礎,中國的農業是一
門大學問,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是基本課題,這警世之句卻時刻警醒著當代中
國。


機械手工不能偏廢——發揮手工業對現代工業的助手作用

我國手工業者中和手工藝界流傳著周恩來和章水泉交往的故事。

建國初期,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赴國外訪問。在參觀中,周恩來
發現有一床箴絲蚊帳,其絲如紗,其質如金,可疊,可開,十分柔和。他用
手輕輕撫弄著,讚不絕口。陪同的外國政府首腦告訴周恩來,這是你們中國
人做的!周恩來喜出望外。回國後,周恩來電詢全國,尋找它的作者。終於
在湖北省廣濟縣找到了。它的作者是章水泉。

章水泉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窮蔑匠。他世居湖北武穴鎮。自幼以竹器技藝
為生。他製作的竹器結構嚴謹,式樣美觀,小巧玲瓏。如馳名遐邇的武穴竹
椅,椅靠上刻有落花蘭草或花鳥蟲魚,竹節對襯,堅實不松架,料質處理好,
蟲不蛀蝕,經久耐用。他精心製作的百餘種竹器工藝品,不僅繼承了我國民
間竹器工藝的優良傳統,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為國內外人士稱讚。

周恩來瞭解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稱章水
泉是「了不起的人物」,要特別愛護。李先念立即派人將章水泉接到省城,
關懷備至。在武漢,章水泉不遺餘力地傳藝帶徒,使其技藝後繼有人。黨和
人民政府對章水泉十分信任,選舉他為湖北省政協委員、武漢市工藝美術專
業聯社理事會副主任等職務。此後,他的竹器作品曾刊登在《人民日報》《人
民畫報》及蘇聯的《真理報》、香港的《大公報》等近20 種報刊上。他卓越
的藝術造詣受到很高的評價,新華社曾報道說:」據有關美術工藝研究專家
認為,被稱之為竹器之王的章水泉把我國明代傳統藝術用到竹工上來,給人
感受端莊、典雅、大方。牢固不顯粗笨,精巧不失單薄,具有實用和欣賞雙
重價值。」

每次周恩來到武漢,不是委託人看望章水泉,就是專門打電話慰問他。
章水泉總是激動地回答:「我很好!總理好麼?」直到1962 年章水泉去世,
周恩來一直與章水泉保持著純樸的友誼。

周恩來與一個普通的竹器藝人交往的故事,不僅反映了他人民公僕的本
色,而且反映了他對傳統手工業及其手工藝的重視。周恩來指出,我國手工
業很發達,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在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務方面起
著積極的作用,是現代工業的有力助手。他還認為,傳統手工業反映著我國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其工藝成就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這則是現代工
業所無法替代的。周恩來曾多次過問手工業的生產與手工藝品的出口。

50 年代,在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周恩來指出,手工業的社會
主義改造不能影響手工業的生產和手工藝的發展。他說,手工業在社會主義
改造以後,品種只許加多,不許減少!貨色只許更好,不許變壞;技術只許
提高,不許降低。他要求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必須根據手工業的特點,實
行正確的政策:第一,在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以後,要充分利用地方原料,
利用廢品廢料,增加產品品種,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生產更多更
好符合國家和人民需要的產品。第二,注意保持過去手工業者十分關心他們
自己的產品質量和市場銷路的優點。凡是不宜於集體生產的,就應該保持分
散生產的形式。其產品大部分應該由手工業合作社或者手工業者根據原有的
市場聯繫和新的市場需要,自己推銷。第三,注意某些手工業在手工藝方面
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和歷史傳統,在合作化以後,必須使它的工藝水平更加提
高,優良的歷史傳統能夠保存下來並且得到發揚。有些特殊好的手工業和手


工藝業,如果一時不易組織合作,就讓他們單干。上述思想,周恩來在1956
年1 月30 日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9 月黨的「八大」會議上,都作過詳
細的闡述。

上述思想,既體現了周恩來一貫的科學的求實精神,也反映了他對發展
中國手工業及手工藝的膽識與智慧。

「文化大革命」動亂中,周恩來多次呼籲要保護和發展傳統手工業和手
工藝,要保持自己的特點,機械、手工不能偏廢。1966 年夏秋,廣州交易會
展廳裡展出了許多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工藝品,如山水風景、花鳥蟲草、古
裝人物、古仕女圖等。當時雲集廣州的全國許多地區造反派聲言要到廣交會
展廳去「破四舊」。對此,周恩來指示,在廣交會門前張貼國務院佈告,保
證廣交會正常進行,不准衝擊廣交會。周恩來還派廖承志等來臨廣交會做造
反派的工作。經過多方努力才制止住造反派衝進廣交會。

1967 年春季廣交會遇到了同樣的麻煩,軍管會控制不了局面。4 月14
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指出:「考慮到目前各院校和機關造反派多
忙於內爭,因而影響了廣州交易會各公司、各館的內部領導,並與地方各造
反派形成派別(這種情況,現在北京大中學校和機關亦已出現,中央文革正
在討論此事),如不立即勸阻,對明(十五)日開幕,極為不利。」為保證
廣交會順利開幕,他飛赴廣州作說服工作。

1972 年4 月9 日,他在接見交易會代表時,針對「文化大革命」對傳統
手工藝產品出口的破壞,十分痛心他說:「過去能搞的,現在為什麼搞不出
來?我對此非常難過。」中國人民有傳統手工藝,時間長,要保持自己的特
點,木刻,象牙劃,這些好的傳統很難學,帶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養出來,
這個東西沒有人與我們競爭嘛!但是都被極左思潮打掉了。」他認為手工業
都組織起來,不僅可以發展城市裡弄家屬工業,農村也可發展,生產發展了,
收入也可增加。他說,手工藝反映著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傑出才能,不管多精
密的產品,最後一道工序還是要手工,電子計算機、半導體、核試驗、衛星
上天,越是精細的,最後都要現場進行不止一次的檢查。他要求盡快恢復與
發展傳統手工藝產品的生產與出口,「應該把土特產、手工藝搞上去」,「今
年開始,每年都要提倡」。周恩來上述思想主張,不僅在「文化大革命」特
殊條件下對保護和發展傳統手工業和手工藝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對
指導以後我國傳統手工業和手工藝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胸中有數決策有方——辦具體事要記具體數字

古代軍事家孫子說:「多算勝,少算不瞅,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
勝負見矣。」古代政治家苟子說:「量地而立國,計利而言民,度人力而授
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
余,謂之稱數」。軍事家只有多方計算、掌握具體數字、知已知彼,才能使
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管理國家、建設國家,也只有掌握具體數字,成竹在胸,
才能盡量避免決策失誤。

周恩來抓經濟建設十分重視掌握具體數字。他常說:「毛主席聽匯報看
文件只記幾個大數就夠了,我是辦具體事的,要記一些體數字。」

在資源方面,他用人多地少的數字說明建設國家的困難和珍惜資源的重
要。1957 年3 月,他說:「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幾個數目字,就說明不是輕
易可以建設得好的。六萬萬人口的國家,這樣多的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現在
可耕地只有十六萬萬畝。拿我去過的南亞的一些國家來比,只有東巴基斯坦
那個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較少,跟我們幾乎相等。除那個地方以外,沒有任
何一個國家比我們耕地少的,都比我們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幾
倍。我國人口跟可耕地面積比,平均每人不到三畝。城市人口不算,三畝多
一點。」他認為,我國這樣一個農業的基礎,來供養我們現有的人口,來建
設工業,就有困難,如果不艱苦奮鬥,那不是輕易可成的。1963 年,他指出,
我國資源有兩個很大的弱點:一是耕地少,不到16 億畝,在全同土地總面積
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蓋率低,不到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0%。他以此教育
大家珍惜資源、合理利用資源。

在人口方面,他用生產和消費的數字比較說明計劃生育勢在必行。他指
出,人多給安排勞動就業帶來若干困難和限制,如果充分就業則影響衙金有
機構成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多消費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
食,我國人口現在乎均每年增長2%左右,每年增加1000 多萬人,這是一個
可觀的數目,而我們的糧食平均每年增長3%左右,增長量並不大。」1963
年,周恩來指出,過去15 年,出生的嬰兒共有22500 萬人,每年都要安排就
業升學。1 歲到15 歲的是已經存在的,就夠我們為之奮鬥的了,再發展下去,
包袱越背越重。這就要大家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過度增長。

在氏族關係方面,他用相對數說明了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重要性。1956
年5 月,他指出,中國漢族占總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數
民族地區佔我國總面楓的60%,漢族居住的地區占40%。中國有兩句話:人
口眾多,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指漢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數民族居住
的地區。因此,漢族和少數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發展中國。

在中外經濟關係上,周恩來經常運用具體經濟指標的中外比較說明中國
經濟落後的現實,強調發展中外經濟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與重要性。1957
年11 月8 日,他同日本來賓談話時指出,日本9000 萬人口,卻生產1100
萬噸鋼,700 多萬噸化肥,我們6 億人口現在只有520 萬噸鋼,才產50 多萬
噸化肥,日本每町步地產糧6 噸多,我們才產2.2 噸,日本是我們的三倍。
「你們的工業和農業水平比我們高,我們應當向你們學習。」

由於周恩來重視數據、善於算帳,那些浮誇的數字,不切實際的「高指
標」,是瞞不過他的眼睛的。1958 年,他在某市郊區看了一塊掛牌畝產十萬
斤的高產稻田。田畝上空,像燈光球場一樣,電燈通明,加強光照,旁邊用


鼓風機通風,實際上是幾十畝的稻子移在一畝地裡。周恩來看了以後心情沉
重,雖然有外賓在場,沒有直接批評。這一年「大辦鋼鐵」,河南新鄉市一
天放出生產生鐵102 萬噸的高產「衛星」。周恩來算了算帳說,我們在鞍鋼,
煉一噸生鐵,貧礦石要三四噸,煉焦用煤要二三噸,加上石灰石、輔助材料
等要十多噸。河南新鄉一天生產102 萬噸生鐵,要一千多萬噸運輸量,這怎
麼可能呢?周恩來根本不相信那些蒙人的「高指標」。

對於1958 年大辦公共食堂,周恩來也算了一筆帳。1959 年5 月28 日,
周恩來在天津南開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去農民在家裡吃飯,人口小口、
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農忙農閒,要調頓著過日子,有時多吃,有時少
吃。現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飯不要錢,大家都一樣,來個平均。好,
你吃1 斤,我也吃1 斤;你吃2 斤,我也吃2 斤。大家算算,5 萬萬4 千萬
的農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 斤,吃了5 個月,150 天,這樣就變成吃掉多少
糧食呢——1650 億斤的細糧,粗糧就是2000 億斤。大家想想,這不是就緊
張了?多吃一點,多吃幾斤,用6 萬萬5 千萬一乘,數目就大了。周恩來用
具體數字證明了大辦公共食堂會加劇糧食緊張狀況的道理。

周恩來不僅自己記具體數字、指導建設工作,而且要求有關領導和工作
人員也要胸中有數。財政部老部長戎子和回憶道:「周總理的記憶力非常好,
對每年預算中各個大項目的開支,例如同防費、行政費、文教費、基本建設
費、對外援助費是多少,他都記得很清楚,有時候還有意識地考考我們。周
總理要求,搞財政工作的人,要訓練自己對數字的記憶能力,國家財政預算
的主要數字,一般都要能記住兩三年的。」那些胸中無數的領導幹部見到周
恩來,往往過不了數字關。1966 年4 月3 月,他到河北省大名縣楊橋公社前
桑圈大隊調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問在場的公社書記,打井多少?配套多
少?公社書記答不上來。周恩來批評說:「我在北京不曉得,你在楊橋也不
曉得?」這位書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時,專業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在匯報工作中或送報表時,往往搞錯
了百分比或槁錯了絕對數,周恩來則及時予以糾正。1952 年在莫斯科,周恩
來在審閱一份有關換聘延聘蘇聯專家的文稿時,發現工作人員統計的數字算
重了一個人頭,總共應該是52,而不是53。他問馬列和李越然,「你們說說,
49 加3 等於多少?」一下子把馬列、李越然問愣了。他批評道:「不能馬虎,
文件一旦送出,連算數都有誤,人家豈不笑話。」在為與蘇聯政府談判準備
的材料中,林業方面有幾個數字有差錯。周恩來發現後嚴肅地對有關人員說:
「像這樣的差錯和疏忽不能容許!」1959 年8 月,周恩來審查修改即將向人
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稿。附在報告稿中的那張計劃表上,每一行計劃數字的
備註欄裡,他都用紅藍兩色鉛筆計算了一個百分比數字,藍色的表示數字無
誤,紅色的表示算錯了,他對國家計委和統計局的有關同志說:「你們工作
這樣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錯了也不核對,就往上送,只是劃圈,不負責任,
這樣工作怎麼行呢!」多少年過去了,這些同志仍然記著周總理親自用筆算
核對計劃數字,糾正錯誤的情景。

「大躍進」期間,有些人強調算「政治帳」不重視算「經濟帳」,開經
濟工作會議不讓業務專家參加。但是,周恩來反對這樣做,強調管理經濟就
要算帳,熟悉各種統計數字,開經濟工作會議,要請業務專家參加,聽取他
們的意見。周恩來還要求身邊工作的同志熟記各種統計數字,要求他們開會
時要帶上國內外統計手冊,隨時準備被詢問。


掌握具體數字,不僅是形成正確決策的一個重要前提,也是檢查決策是
否正確的一個基本方法。學習周恩來重視掌握具體數字的決策方法和領導藝
術,對如何提高領導者的領導水平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數不能誤錯不能再——對中央貿易部一次浪費事件的處理

經濟工作中,不僅要重視掌握具體數字,以避免決策的失誤;而且要認
真對待每一個數字,不能粗枝大葉把數字搞錯,以避免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

周恩來重視數據、重視算帳,對工作人員搞錯數字,他總是進行嚴肅的
批評。

1951 年1 月,新疆發生牛羊口蹄疫,西北軍政委員會於24 日電請政務
院向蘇聯訂購防疫藥品古阿林三噸。中央貿易部同外貿易司蘇聯處出口科科
長陸紅在接到關於這件事情的電話通知後,就向有關部門查詢這份電報;但
因政務院已經把電報直接批給外交部,所以沒有查著,陸紅因為感到事關急
要,經請示國外貿易司蘇聯處副處長楊金濤後,就前往外交部摘抄電報。陸
紅在抄電文時,將「三噸」誤抄為「三百噸」,並即按此數向蘇聯商務代表
處提出定貨,到1951 年2 月至3 月,這項藥品三百噸全部運到新疆。這樣就
比原來需要量多買了297 噸。雖然這項藥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錯太大,積
壓資金合計人民幣40 多憶元(1955 年3 月1 日起,發行新的人民幣1 元等
於舊幣1 萬元),造成國家資財的嚴重浪費。

這一浪費事件發生後,中央貿易部部長葉季壯於1951 年10 月26 日向政
務院作了書面報告。11 月5 日,周恩來將此事批交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處
理,並批示:「應加重處分,同時,應規定財經各部門凡屬支付、訂購和預
算數字都須經過覆核方得批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根據周恩來的批示
決定給陸紅記大過一次,給貿易部領導幹部以批評處分:規定:今後財政經
濟各部門在書寫支付、定購、頂算及其他有關數字時,都要寫清楚,並且要
經過覆核、校對等手續才能批發。

因陸紅抄錯數字而造成國家經濟損失的事件,說明建國初期,我們的經
濟工作制度還不健全,經濟工作人員對數字還不夠細心、重視。在周恩來親
自過問下,對這一事件的嚴肅處理,不僅使當事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而且
對健全經濟工作制度,使經濟工作者以如履薄冰、戒慎恐懼的態度去對待具
體數字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增加供給抑制需求——緩解職工住房緊張的思路

1957 年9 月26 日,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
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並口頭作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說明。其
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探索職工住房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對職工住
宅基建投資44 億元,建設職工住宅共約8000 萬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單價
為53 元)。職工住宅的建設速度這樣快,仍感不足。到1956 年底,還有約
250 萬職工要求解決住房問題。造成職工住房緊張的原因何在?周恩來認為
大致有四個方面:

第一,由於職工某些福利待遇過高和規定的不合理,影響職工家屬,大
量湧入城市。我國當時農村戶口遷人城市不受限制。職工工資水平的安排,
沒有很好地從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出發,而只單
純從工業生產的增長和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出發,造成了部分職工工資水
平偏高,特別是職工福利待遇過高。以北京為例,1956 年38 個中央企業的
附加工資和各項福利費支出,平均為工資總額的24.8%,個別企業如石景山
發電廠竟達到40%。這就影響了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另外,某些福利待遇規
定不合理,如職工的公費醫療也給農民進城以很大的吸引力。

第二,在工業企業和城市建設中大量拆除原有房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
調查,僅1956 年北京、武漢、太原、蘭州等175 個城市就拆除舊房248 萬平
方米。

第三,一般房屋造價高了,影響建築面積的增加。60 年代初,周恩來在
主張抑制社會集團消費的同時,仍然堅持降低房屋造價,擴大建築面積。1961
年12 月28 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1953.1959、19b0 這三年995
億元的投資裡頭,樓、堂、廳、院、館的建築面積佔了整整3000 萬千方米。
如果把22 億元用在建造職工宿舍,標準就可以降低,就不是建築3000 萬平
方米,就可以建6000 多萬平方米,可供1200 萬人住。

第四,城市房租政策和住宅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管理不
善,制度不嚴。根據國務院統計局1956 年職工家庭收支調查,住公房的職工
平均每戶每月負擔房租2.1 元,占家庭收入的2.4%,占本人工資的3.2%。
國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達應收租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這就造成
了部分職工賣私房要公房,公房的供給總是滿足不了職工的需求。周恩來非
常氣憤他說:現在公房收租低,甚至不收,住民房還要補貼。現在發展到什
麼情況呢?有的職員把他的房子賣掉,還要公家給他房子。計委就有這樣一
個人。因為公家給房子嘛!

八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通過對職工住房緊張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
系列緩解職工住房緊張的具體辦法:

一是根據可能適當地增建職工住宅。二是提倡職工自建一些標準低的住
宅。為鼓勵職工自建住宅,可以由本企業事業單位給以一定的數目貸款,分
期扣還:三是整頓各種福利待遇和採取其他措施以加強控制城市人口的增
長。四是對住民房的職工房租補貼,採取措施,逐步取消。五是適當提高職
工住公房的收費標準。租金一般地應該包括折舊、維護、管理三項費用。一
般平均每平方米應收租金為0.25 無。按照每戶16—20 平方米的居住面積計
算,每月房租4—5 元,一般占職工工資收入6—10%,平均8%左右。提高
房租要分步驟進行。第一步,未收租的一律收租,收租太少的應該提高。第


二步,達到應收租金的水平,什麼時候開始實行,待第一步行之有效一年後
再議。

周恩來提出緩解職工住房緊張的五項辦法,是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雙
管齊下以解決住房供不應求的問題。一、二項是主張通過國家、企事業單位、
職工個人的共同努力以增加住房的供給。三、四、五項是在抑制需求特別是
通過抑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縮小住房的供求之間的缺口。在五項辦法中,
周恩來突出提高公房房租的辦法。在供給和要求兩個方面,用恩來更多地強
調了抑制需求的作用。不抑制對住房的需求,住房供給再多也無濟於事。所
以,他最後強調:必須制定嚴格的房屋分配製度和管理制度,而且運用群眾
路線的辦法,依靠群眾力量來監督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

50 年代周恩來對住房問題的探索中,已經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貫徹商品
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任何人住房子都要交付租金,房租要同房屋的折舊、
維護、管理費相等。儘管周恩來是從分配關係和消費關係上,指出住房問題
上的等價交換原則,並沒有提出生產商品性住房和公房的買賣問題,但他的
思路卻是遁向住房商品化的一個紐結點。可以想像,如果八屆三中全會以後
就實行公房房租同房屋的折舊、維護、管理費相等的房租原則,就不至造成
拖累至今、積重難返的住房問題。遺憾的是,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周恩來因
反冒進不斷受到指責和批評,並被迫在中央南寧會議、中央成都會議上多次
檢討,周恩來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及以前對住房問題的探索被中斷了。


繼承發展保護提高——北京城市建設與都江堰的兩次改建

周恩來向來反對搞民族虛無主義,但也反對走向另一極端的崇古復古主
義。他主張在建築藝術上古為今用,椎陳出新,正確對待繼承和發展的關係。

1953 年6 月10 日,周恩來說,我國建築事業雖有古代許多優良的建築
成就,但目前來看還是落後的,應逐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究竟怎樣才是
合乎理想的民族形式,還需要研究摸索,同時要反對兩種偏向:一種J 塹
孔非竺攔鄣鈉陶判問劍..硪恢質潛J氐母垂判問健0□旰螅..芏骼叢詰*199
次政務會議上針對文物保護問題進一步闡述了繼承和發展的辯證關係。他認
為在保存古物和民族遺產問題上首先要達成共識,如果在這一問題上思想認
識不一致,北京的都市規劃就會遇到問題。怎樣才能達成共識?歸結到一點
是不要孤立、靜止、片面地看問題,而要堅持辯證地看問題。周恩來說,保
存古物和民族遺產,有發揚光大的一面。我不是說,我們要前進,要發展文
化,就不保存古物,不要民族遺產。不是的,我是說要推陳出新。他還說,
保存文物一定要踉我們的發展結合起來,完全孤立地去看一個東西,不去看
發展前途,至少是一種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長遠的看法。如果把
文物當作古董,那就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要真正保存,要傳得
久遠,就要發揚光大。講繼承、保存離不開發展;講發展、創新也離不開繼
承。對於後者,周恩來在1957 年5 月31 日曾指出,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是
在舊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北京的城市建設不要平地起家。

在北京城市建設中,周恩來多次親臨現場具體解決如何保護古代建築、
如何發展民族建築藝術等問題。如北海大橋的建設,周恩來決定保留團城,
讓團城南面的中南海國務院的紅牆後移,將橋和馬路向南拓寬擴建。這樣既
保護了文物,又改建了大橋,解決了交通問題。

1956 年6 月3 日,周恩來在觀看北京規劃草圖時,針對有人主張把前門
拆掉,指出,前門怎麼拆?它又不擋路。有一條原則,凡是不忙的事,就不
要辦。他批評拆掉朝陽門、卑城門是主觀主義。他說:城樓兩邊有了車行道,
不影響交通,也不必一定要拆。

在人民大會堂的建築設計上,有的工程師主張按西洋的建築模式進行建
設;有的主張仿中國古代的建築,把大會堂搞成大屋頂的形式。對此,周恩
來明確指出:「在建築形式和藝術風格上,要古今中外,一切精華,皆為我
用,」不要為任何除舊的程式所束縛,努力創作新的具有社會主義時代特點
的建築形式。

李冰父子在氓江上游與中游分界處的灌縣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周恩
來經常提到它,誇獎它經過了兩千年歷史的檢驗,是成功的;多次向外賓介
紹都江堰,把它作為中國水利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1972 年11 月21 日,
周恩來最後一次主持葛洲壩水利衛程匯報時,意味深長他說,水利至少有三
千年的經驗,這是科學的事,都江堰總算個科學,有水平,有創造!兩千年
前有水平,兩千年後我們應更高。這是周恩來對研究提高、繼承發展都江堰
的建築成就與治水經驗的重要囑托。

「大躍進」期間,有關領導不經科學論證,貿然決定改建都江堰,修建
綜合利用的水電站,水電部派員檢查後,認為設計方案對推移質、漂木等許
多問題考慮不夠,如盲目改建,不但不能達到設計意圖,還會破壞原有工程
的效能。最後,情況反映到國務院,周恩來親自批准拆除那次改建的部分,


恢復都江堰工程的原貌。他多次指出要認真研究都江堰的經驗,保護好都江
堰工程,古為今用;多次批評那次改建的主觀隨意性。1961 年7 月4 日,周
恩來批評指出,四川灌縣都江堰是秦漢時代依照水勢修起來的,引岷江水灌
溉很多地方。現在有個工程師要把它改造,這種創造精神可嘉,但要很好研
究。1964 年6 月10 日,他又批評那次改建都江堰違反了自然規律,造成了
一些破壞。

以後,經過10 多年的勘測、實驗和研究工作,慎重提出都江堰的改建設
計,經審批後於1973 年開工,1974 年完成,這次改建是成功的,在原有工
程基礎上,加上現代化的閘壩,提高和擴大了都江堰的效益。」


以人為主物為人用——萬人大會堂水天一色的設計方案

在經濟建設上,周恩來向來反對見物不見人的錯誤思想和做法。1956
年,在國務院的一次常務會議上討論關於職工傷亡事故報告規程時,有關部
門匯報旅大有兩隻漁船沉沒。原因是漁業公司、領導對群眾的生命安全不負
責任,氣象部門發出大風預報,漁業公司壓了24 小時才發報通知漁船。而且
電文開頭不是讓他們轉移到安全地帶,而是問魚捕得怎麼樣。周恩來聽後十
分氣憤他說,封建時代馬廄饒了,孔子還間人不問馬,「蓋貴人賤畜」。我
們今天,共產黨的某些幹部卻問魚不問人。他責令有關部門起草關於安全生
產的指示,要以事例說明:關心工人,事故就少:不關心,事故就多;關心
人、貴人,是每個幹部的責任。

在城市建設上,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以人為主,物為人用」。

建設北京人民大會堂,其中的萬人大禮堂是整個工程的主體。可是,萬
人大禮堂,空間這麼大,如果處理手法不當,人坐在裡面就。會感到渺小和
壓抑。怎樣處理這個矛盾?專家們意見紛壇,莫衷一是。周恩來瞭解到這一
情況後,強調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建築必
須「以人為主,物為人用」,使享用它的廣大人民群眾感到心情舒暢,感到
自己就是建築物的主人。根據「以人為主,物為人用」的指導思想,周恩來
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設計思路。他啟發大家說:「人站在海邊,看海不顯
得遠,看天不顯得高,人並不顯得渺小,這是什麼原因呢?」說罷,他隨手
用鉛筆畫了一個不規則的扁圓形的頂棚圖,啟發大家在設計上利用這個視錯
覺。周恩來的話如同黑夜撥亮一盞燈,使搞過幾十年設計的老專家豁然開朗,
傾身折服。

按照同恩來的設計思路,設計師們把禮堂的內部設計成「水天一色」的
形狀,頂棚與冶面圓角相交,成穹窿形象,從頂棚到牆面。上下圓曲渾然一
體,使人感覺既不壓抑又不空曠。


技通中外橋架南北——採用西林管柱鑽孔法建長江大橋

長江自古稱為「天塹」。江寬水深,風起浪作。「白浪如山那可渡,狂
風愁殺峭帆人」。中國人民很早就希望在長江上架設橋樑。但是,使長江架
橋的理想成為實踐,並實現「天塹變通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周恩來具體過問了建設長江大橋的決策,他批准採用蘇聯專家康·謝·西林
的管柱鑽孔法,不僅對武漢長江大橋的順利建成起了關鍵作用,而且對後來
的南京長江大橋等大橋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53 年周恩來批准成立武漢大橋工程局,具體負責武漢長江大橋的建
設。1954 年1 月,政務院第203 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
議」。但是,武漢長江大橋的初步設計是決定採用當時世界習用的「壓氣沉
箱」法施工。在枯水季節也有三四十米深的長江江底用這種方法施工,最健
壯的人每天也只能下去工作15 分鐘,而且一年只能施工三四個月。

1954 年7 月,蘇聯專家康·謝·西林提出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不採用壓
氣沉箱法,建議用管柱鑽孔法。管柱鑽孔法有明顯的優點,能在距水面37
米以下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響工人身體健康。周恩來獲悉西
林的管柱鑽禮法後,又仔細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採用管柱基礎架設大橋
在我國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從穩妥、可靠起見,周恩來要求經
過實驗才能施工。有關部門對管柱鑽孔法的設計方案經過三個月的討論和半
年的試驗,證明確實可行,這樣,周恩來同意報經中央批准。由於採用西林
的管柱鑽孔法的新技術,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比原來的預計溉縮短了工期,
又節省了投資。

武漢長江大橋竣工後,為感謝西林創造性地提出並且具體地指導大家共
同實現了新的橋樑工程技術,使大橋質量良好地提前建成,周恩來署名授予
西林「感謝狀」。

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也採用了管柱鑽孔法。

1971 年6 月,周恩來陪同外賓參觀南京長江大橋。在橋上,他指出,南
京長江大橋的建設是發展了武漢大橋建設的經驗。他說,武漢大橋所用的管
柱鑽孔法,是蘇聯專家西林設計的,蘇聯沒有採用,我們在武漢採用了,南
京也用了,而且有發展。他認為,對我國的大橋建設西林是有功勞的,武漢
大橋給管柱鑽孔法立了一個碑,南京大橋可以掛西林的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圍下,周恩來公開肯定蘇聯專家西林對長江大
橋建設的功勞,肯定我國採用後並獲得成功的管柱鑽孔法是外國專家發明
的,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對關門建設、盲目排外的極左思潮的否定,是對
開門建設、技術引進的肯定。


車船互補相得益彰——發揮長江水運之長消除陸行障礙

長江素有「黃金水道」之稱,干流橫貫東西,支流輻輳南北,江闊水深,
終年不凍,四季通航,在世界同類河流中,航運條件最為優越。有人估算過,
一條長江可以頂40 條鐵路的運量。籌劃三峽工程、興修丹江口和葛洲壩水利
樞紐不僅為了防洪和發電,改善航運條件,發揮「黃金水道」的作用,亦是
其重要目的之一。在葛洲壩工程修建過程中,周恩來多次強調航垣問題,提
出不能顧此失彼,為了發電而影響航運。一次會議上,他十分嚴肅他說:「長
江水斷了還得了!」『航運中斷是大罪呀!」他還囑咐林一山:「我給你一
個任務,如果船閘不通航或減少航運效益,葛洲壩工程要停下來。一條長江
抵多少條鐵路啊,一條鐵路也不許中斷,何況長江!」

「文化大革命」期間,武鬥愈演愈烈,長江這條「黃金水道」也受到影
響,輪船難以順利通航,航運事故接連不斷。為扭轉鐵路癱瘓、長江停航的
危險局面,周恩來多次召集會議,採取措施;苦口婆心地向各派代表作說服
工作。1968 年5 月12 日,周恩來接見全國鐵路、交通會議全體代表時說,
交通的特點是近代化的組織,只要有一個站通不過,有一個港口壓了船,就
會因一點而影響全局。拿長江來說,從重慶那裡看,因而派鬥爭非常激烈,
把船打了,貨卸不下來,因而很多東西不能出川入川。他要求各派要顧全大
局,努力保證車船暢通。1971 年12 月31 日,周恩來看長江航運公司「東方
紅104 號」客輪觸礁事故的電話記錄後,立即批示:「先念、國鋒同志閱。
請蘇靜同志負責抓緊,徹查觸礁原因,井作出適當結論,吸取其中的經驗教
訓,以便教育交通戰線上的領導和廣大幹部、群眾。」

江河既給人類帶來了舟楫航運之利,也給人類帶來了陸路通行的障礙。
長江自古就有「天塹」之說。為發展陸上交通,需要在長江上架橋,對武漢
長江大橋,毛澤東曾描繪「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周恩來十分重視
發揮水運與陸運相得益彰的作用,努力避免二者之間出現此長彼消。1958 年
黃河大水,他多次視察鄭州黃河大橋和濟南黃河大橋,親自指揮被洪水沖壞
的鄭州黃河大橋的撻修,為的是保證京廣和京浦兩條鐵路大動脈的暢通。南
京長江大橋修建時,為了不影響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他親自審查橋墩
之間的距離和大橋淨空高度。1962 年7 月10 日,長江航運局201 號拖輪頂
推90 個鐵駁通過長江武漢大橋對,其中第103 號鐵駁撞了第5 號橋墩兩處。
初查原因是:船長羅新雨對長江水性不瞭解,是第一次通過大橋航行;長江
水漲,航標不準確。周恩來7 月12 日看了上述情況報告後立即批示:「即送
鄧(小平)、彭(真)、富春傳閱。諸送呂正操同志閱辦。最好會同交通部
派人前往查明情況,做出結論,迅速修整,嚴禁再犯。」


權衡利弊當機立斷──1958 年黃河大水提出不分洪戰勝洪水

1958 年7 月上旬山陝區間、渭河中下游和伊、洛、沁河流域降雨量均在
50 毫米以上。特別從7 月14 日開始,山陝區間、三門峽到花園口於流區間
和伊、洛、沁河連日普降暴雨,暴雨中心5 天累計雨量500 毫米。7 月17 日,
鄭州花園口出現22300 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顛狂、暴烈的特大洪峰,把京
漢黃河鐵橋衝垮兩孔,使南北鐵路交通陷於中斷,對黃河下游造成嚴重威脅。

抗洪搶險,千鈞一髮。當時正在上海開會的周恩來,接到黃河防汛總指
揮部和中央防汛總指揮部的報告後,立即停下會議,於1 日下午飛臨黃河。
周恩來在機艙裡全神貫注,俯瞰長堤和波浪翻滾的洪水,特別察看了被衝斷
的黃河鐵橋,然後在鄭州降落。吳芝圃到機場迎接周恩來。周恩來到省委後
立即聽取了王化雲等關於黃河防汛問題的匯報。

當時,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分洪好,還是不分洪好?若要分洪,就必須
使用北金堤滯洪區,這樣固然可以保證山東位山一帶窄狹的河道安全洩洪,
但卻要淹沒一百萬人口的地區,損失4 億多財產。若不分洪,又怕一旦下游
決堤,人民生命財產將蒙受更大的損失。1933 年洪水與這次洪水相似,當時
就決堤60 多處,被淹面積6592 平方公里,受災人口273 萬,其中12700 人
被洪水奪去了生命。在分洪與不分洪的兩難選擇中,使用滯洪區不擔什麼風
險,不分洪卻要擔很大風險。王化雲在匯報中「建議不使用北金堤滯洪區。」
周恩來邊聽匯報邊問王化云:「徵求兩省意見沒有?」周恩來對洪峰到達下
游的沿程水位和大堤險工在高水位下的情況作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他根
據這次洪水的來源、當時的氣象預報,以及上下游的各種情況、各種數據,
全面地權衡利弊之後,當機立斷作出了不分洪的決策。他說:「各方面的情
況你們都考慮了,兩省省委要全力加強防守,黨政軍民齊動員,戰勝洪水,
確保安全。」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河南、山東兩省組織200 萬防汛大軍上堤,
經過10 個晝夜的苦戰,特大洪峰在沒有分洪的情況下安然入海。

20 多年後,張含英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十分激動他說:「究竟開不開分洪
區,誰下這個決心啊!」「最後總理果斷他說:『不開分洪區』。這句話分
量很重,它使100 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免受水患。」


豎「銅牆」插「鐵壁」——採用混凝土防滲牆處理壩基滲漏問題

密雲水庫建設中遇到了一個基礎滲漏問題,這就是白河大壩壩底河床沉
積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礫卵石層,如何解決滲水問題。當時可以採取幾種方案
處理:一是挖掉;二是灌漿;三是做混凝土防滲牆。混凝土防滲牆的辦法,
專家們從有關材料上看到有的國家用過,但蘇聯和中國都未用過,經過優化
比較,最後確定採用混凝一土防滲牆辦法。周恩來聽取這一問題匯報後,支
持採用混凝上防滲牆辦法。他提出:對新技術在尚未安全掌握時,要首先摸
索、消化。還說:「對於密雲水庫這樣重大工程,應當特別慎重,必須一切
通過試驗,有把握再正式施工。」施工中,又遇到了防滲牆與主壩攔洪工程
力量分散的矛盾。按原定計劃,白河主壩的防滲牆應在1959 年汛前與主壩的
攔洪工程同時完成,但到1959 年春,防滲牆的進度拖後,主壩的進度也很慢,
兩者同時完成原定計劃已不可能。若齊頭並進,主壩不能在汛前達到原定的
攔洪標準,如果汛期發生較大洪水,將造成嚴重損失,經反覆研究,決定將
防滲牆的施工隊伍八即撤退,汛後重新進入,以便汛前集中力量搞主壩施工。
這一決策對保證戰勝1959 年密雲水庫汛期大洪水起了重要作用。汛後,繼續
採用混凝上防滲牆的辦法切斷滲流,面臨的困難是施工期短,必須集中大量
的設備和技術力量,以最大的密度來佈置施工。為此,1959 年9 月18 日,
水電部黨組寫了《關於密雲水庫白河壩基處理問題的報告》,提出壩基處理
所需器材設備和技術力量。除由水電部設法盡量解決外,要求各部支援的物
資需清各有關部門大力支持。9 月19 日,周恩來逐字逐句審閱了水電部黨組
的報告,並批示:「請一波同志閱後指定孫志遠同志邀集建委、水電部、北
京市趙凡、國務院齊燕銘、地質部、冶金部、建工部商辦。我原則同意水電
部黨組意見,並且應立即佈置設備、器材和人員的供應,否則十一月初不易
開工,將誤明年汛期」。他還委派齊燕銘從全國各地調來206 台鑽機。在周
恩來親自過問和督促下保證了混凝上防滲牆所需要的大量設備和技術力量,
保證了白河大壩基礎的工程進度。同時,為今後砂卵石壩基處理開闢了一條
新途徑,培養出了一支基礎處理的專業隊伍。後來,中國援建阿爾巴尼亞的
水利工程,也成功地運用了防滲牆技術。

現在水庫已正常使用了30 多年,最高蓄水位達到153 米高程,然而大壩
下游地上地下,找不出絲毫漏水痕跡,難怪有人稱譽密雲水庫是地上豎「銅
牆」,地下插「鐵壁」。


引水東江接濟香港——石馬河供水工程的修建

深圳和香港地區,自1962年9月起,經歷了9個月無雨期後。僅在1963
年6 月8 日下了一場小到中雨,接下去又是無雨期,旱情十分嚴重。深圳水
庫和鐵崗水庫的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連有限的死陣容水量也被抽上來使
用。深圳一帶的人民有每天晚上衝涼(洗澡)的習慣,但由於乾旱缺水,連
飲水鄰有困難,沖涼之水就更難滿足了。與此同時,香港供水告急,街頭水
龍頭前,人和水桶排著長隊,等候供水。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中雄等知名
人士聯名,致函廣東省長陳郁,請求協助解決香港水源閒難,克服旱災。廣
東省人民政府一方面採取應急措施,讓香港一艘艘萬噸巨輪駛向珠江口汲取
淡水;另一方面開始醞釀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馬河供水工程。

周恩來及時過問了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馬河洪水工程並給予了極大的
支持與關懷。

1963 年12 月8 日下午,周恩來在廣州陶鑄家中,聽取廣東省水電廳廳
長劉兆倫關於石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匯報。參加人員有中南局書記陶鑄,廣
東省省長陳郁、廣東省委第二書記趙紫陽、廣東省副省長曾生、廣東省水電
廳廳長劉兆倫、廣州市建設局副局長戴機等。

石馬河供水工程,取水於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東江(東莞縣境內的橋
頭),通過攔河築壩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機站,逐步提升水位,改東江上
流利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級提升後流入深圳水庫。深圳水庫由
此獲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後通過壩下多條輸水管道供水給香港地區。

周恩來聽充匯報,作了一系列具體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問題,與
政治談判要分開,不要連在一起。供水談判由廣東省負責,請港英當局派人
進來談。他贊成石馬河供水方案,「採取石馬河分級提水方案較好,時間較
快,工程費用較少,並且可以結合農田灌溉,群眾有積極性。」供水工程由
港英當局舉辦還是由我們國家舉辦?對此,周恩來說:「供水工程,由我們
國家舉辦,應當列入國家計劃,作為援外專項項目,因為香港可分之九十五
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還就工程的設計、施工及工程費用的落實作了安排,
「工程由廣東省負責設計和施工,工程費用由廣東省按基建程序上報國家計
委審查批准。」周恩來認為工程應該實行經濟核算,「工程建好後,採取收
水費的辦法,逐步收口工程建設投資費用」。在周恩來支持下,由廣東省委
和省政府負責組織,廣東省水利部門以極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石馬河供水工
程的設計。1964 年2 月20 日,石馬河供水工程全線開工,從東江之濱,石
馬河畔,直到大壩上下、邊界線上,千軍萬馬,擺開了戰場。陶鑄等領導人
親臨工地視察,極大地鼓舞了水利職工的鬥志。經過一年施工,完成了上石
方200 多萬立方米、混凝上及鋼筋混凝上10 萬立方米、安裝大型抽水機設備
33 台套、各種閘門和啟閉機設備100 多台套、架設高壓輸電線路140 公里,
並興建了2 座大型變電站。1965 年春,石馬河供水工程勝利竣工。該工程自
1965 年投入運用後,年年都按照協議完成了對港供水計劃,對深圳和工程沿
線的城市用水、農業灌溉所發揮的效益也十分顯著。

隨著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深圳特區經濟建設的需要,1973 年與1981 年,
對石馬河供水工程進行了兩次擴建。現在除對深圳特區供水之外,對港年供
水能力可達6.2 億立方米。石馬河供水工程是一條溫馨的紐帶,傳送著祖國,
其中也飽含著已故總理周恩來的智慧和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意。


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香港作為對外經濟交流的基地

1956 年4 月,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
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周恩來在不同場所、不同會議上多次闡釋這一基本
方針。他說,發展生產,建設國家,「需要我們動員一切力量、一切積極因
素,甚至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還說:
「為了完成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們除了調動國內的一切積極因素以
外,還必須團結國際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運用國際上的一切有利條件。」

香港在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成了英國的租借地、國際性的自由
港。1957 年4 月28 日,周恩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就香港問題發表
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
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1956 年底,我國內地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對
於香港,周恩來認為「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現
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上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
會主義化。「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
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
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的這些認識,是鄧小平80 年代提出
「一國兩制」構想的理論先河。

為什麼香港可以成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
原料來得容易,聯繫的範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
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其二,
建國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政策,香港與大陸相連,
95%以上的人口是華人,「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
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還可以通過它瞭解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
達國家的經濟技術狀況,擴大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

怎樣使香港成為我們對外經濟交流的基地?歸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
發揮香港企業家的作用。周恩來指出:「現在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
完成,私營企業已經全部公私合營,對其在香港的企業則不要去變動它。」
否則在原料、市場、銷路上反而吃虧。「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
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
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1952 年,黨和政府曾在國家機關、部隊和
國營企業等單位中開展過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
爭,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過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匣對盜騙國
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鬥爭。香港企業家對
「三反」、「五反」心有餘悸、耿耿於懷,擔心將來會再來個「三反」、「五
反」。對此,周恩來說:「至於將來怎麼辦?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的,不
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擔心前途」。周
恩來還指出:同香港企業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圖,不要使人家吃虧。我
們對他們的政策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變,要靈活,不能死板。香港企業家
中有些人「一時還不相信我們,對我們的政策有懷疑,可以讓他們再看一看,
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們不要歧視他們,責怪他們」。

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政策一直延續到1969 年7 月才稍有鬆動,長
達20 年之久。此間,由於我們對香港採取了正確而又靈活的政策,使香港在


擴大中外進出口貿易、發展中外經濟交流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 年代
以來,我國做出了在與香港們接的深圳舉辦經濟特區的決定,使香港自由港
的作用進一步延伸到內地,使香港在發展與擴大我國的對外開放中發揮了更
為積極的作用。


破封鎖禁運反閉關自守——推行內外交流的基本國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在《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中闡
述外交政策時指出:「在經濟上,有買賣就做,國際貿易要開展,這是於雙
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綱領》規定了內外交流的方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內政外交,大力貫徹內外交流的方針,爭取同
一切國家發展經濟貿易往來。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對我國採取封鎖禁運的政
策,給我國發展內外交流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為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周恩來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首先,努力尋
求蘇聯的幫助,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2 月,1952 年8 月至9 月,他兩次出
訪蘇聯,不僅商談和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且就中蘇經濟技
術交流交換了意見,達成了協議,為「一五」計劃期間蘇聯對我國援建156
項重點工程作了精心的籌劃。50 年代從蘇聯引進的156 項重點工程的先進技
術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其次,積極發展同民族獨立國家
的經濟貿易往來,在周恩來指導下,1952 年9 月間,我國同錫蘭(現斯裡蘭
卡)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使我國獲得了急需的物資。再次,
設法同西方國家建立經濟貿易關係。在周恩來具體過問下,1952 年6 月簽訂
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1953年9月第二次簽訂中日民間貿易協議,1955 
年5 月第三次簽訂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開闢了中日貿易通道。1954 年日內瓦
會議期間,在周恩來領導下,實現了中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訪問英國,給美國
的封鎖禁運政策一個沉重的打擊。另外,他十分重視發揮香港的作用,把香
港作為我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

60 年代初,周恩來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提出把對外貿易的重點和
引進技術的對象轉移到兩方國家。他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說,蘇聯撕毀合
同,撤退專家以後,我們在設備器材方面不能再從蘇聯和東歐的一些社會主
義國家進口了,而不得不轉到國際市場上,這就需要在外貿工作上展開一個
新的局面。儘管美國繼續敵視和封鎖我國,但在周恩來負責下,我國從1962—1966 年同兩方國家談判成交簽約的大小成套設備項目達20 余項,合同金
額約3 憶美元,引進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電予和精密機械等技
術和設備。

周恩來還通過各種場合進行說理鬥爭,1955 年10 月25 日,他對比利時
來賓說:「我們現在還受到人為的禁運限制,如果沒有這種限制,貿易前途
是很大的。」1956 年5 月21 日,他接見日本南鄉三郎等來賓,認為日本政
府允許在華展出禁運品是一個進步。他說:「日本現在雖然受到禁運的限制,
但是不能永遠這樣限制下去,總不能永遠限制中日的經濟交流」。1958 年7
月25 日,他對法國前總理孟戴斯·弗朗斯說:「在經濟上雙方總是有需要的。
但現在有禁運貨單的限制,使我們不能更多地做生意」。「知道中國不再需
要的東西就從禁運單上取消,中國需要的仍在禁運單上,這樣中國永遠就得
不到他所需要的東西。這是美國阻撓別國同中國貿易」。

美國政府從外面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如果我們自己也搞閉關自守,那
是很危險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中,周恩來同閉關自守的極左思潮進行了
堅決的鬥爭。

周恩來曾說:「一年兩次的廣交會是在我們被封鎖的情況下不得已搞的,
我們只好請人家進來看。」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造反派要衝擊廣交


會。1967 年4 月14 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提出要確保廣交會順利
開幕,並親自飛抵廣州向造反派作說服工作。

1970 年6 月21 日,周恩來接見參加中日民間漁業談判代表團有關省、
市及外交部有關負責人時,針對他們對國際經濟信息知之調甚少的情況,嚴
肅指出:「我們國家成立20 多年了,收集的資料太少了,成了閉關主義那還
得了呀!」

1971 年6 月18R,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的手工藝有最好的傳
統。過去有極左思潮,說這個東西是資產階級欣賞的東西,我們不出口。怪
事了,資產階級欣賞的東西,我們把錢拿來,為革命和建設服務,有什麼不
好?

1972 年4 月9 日,他在接見交易會代表時,激烈地抨擊了閉自守的思想,
分析了它的危害,表明了迅速改變我國對外經濟貿易落後狀態的迫切心情。
針對台灣對外貿易額達40 億美元的現實,他疾呼:「為什麼台灣能搞,我們
搞不了?」針對極左思潮,他氣憤地說:「六七年什麼都要砸,『左』得出
奇,極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後,問題清楚了,總根子挖出來了。」他
要求盡快搞好進出口工作。

1973 年初,外貿部某局在起草一個請示報告中,把「以我為主」的提法
寫了進去。報告送到周恩來那裡,他一筆勾掉「以我為主」四字,改為「按
照平等互利原則和我們的需要與可能,有來有往」,明確了對外貿易不能搞
「以我為主」的思想。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對占
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是行不通的,自我封閉同樣是愚蠢
的。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努力開拓下,70 年代終於迎來了中美關係堅冰的融
化,迎來了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迎來了中日建交..終於使中外
經濟技術交流有了正常的外部條件。

長期以來,周恩來十分重視以民促官,以外經、外貿促進外交的發展。
這對發展新中國的外交關係,改善新中國的國際環境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72 年以後,周恩來根據我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外交關係的發展,提出了在
正常的國際關係下外交工作要促進外經、外貿發展的重要思想。他說:「外
交發展了,外貿也要發展」。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取得毛澤東的同意,
排除「四人幫」的干擾,批准了43 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即從西方國家進口
13 套大化肥、4 套大乙烯和1 套1.7 米軋機等重大成套設備。此外,他還批
准從英國引進了斯貝飛機發動機製造技術,從美國引進了我國急需的兩個衛
星地面接收站、飛機慣性導航設備等等。這些引進,不僅對當時我國的經濟
發展和技術提高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爾後我國對外開放條件下的大規模引
進提供了經驗。

1973 年6 月29 日,身患絕症的周恩來會見戴維·洛克菲勒時,對台灣
嚴家淦利用外資、開辦特區表示讚賞。周恩來說,嚴家淦「知道一些國家市
場的需要,然後他在台灣搞加工廠,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
國、拉美、日本、歐洲市場上需要一些什麼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來後花
樣更新、色彩更好。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後
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台灣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
這樣台灣的貿易額就大了。」他的這番意味深長的話語,對爾後我國的對外
開放、引進外資、開辦特區,無疑有著重大的影響。


趨利避害保護國貨——內外交流要保護國內工業的發展

眾所周知,周恩來擔任共和國總理期間,無論是出國訪問、接見外賓。
參加會議都戴的是上海牌國產手錶。1957 年,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周恩
來把羅馬牌手錶列為高級消費品,並提出了抑制其消費的主張。周恩來在上
海表與羅馬表之間的所做所言,決不是一個單純的消費問題,它反映了周恩
來保護國貨的思想。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後,工作的重心從鄉村轉到了城市,經濟建設的任
務提了出來,要進行經濟建設必須解決好城鄉關係。怎樣才能解決好城鄉關
系呢?1949 年4 月22 日,周恩來講了一段很重要的話。他說:我們捉們鄉
村增產糧食、棉花和花生,那就必須在城市很好地組織它的出口和外銷,使
農民得到利益,轉過來增加他們的購買力,購買城市的工業品,在這樣的基
礎上,才能很好地把城市生產發展起來,也才能有銷路和再生產。那麼,城
市工業就要照顧到農村的需要,外來的奢侈品我們要限制,只有對於關稅貿
易加以陽制,才能制止外來奢侈品臨市;並區組織合作社,使農民的生產品
和工人的工業品都有銷路,這樣,工農的利益就結合起來了,城鄉關係就融
洽了。周恩來這段話的思想內容是十分豐富、十分深刻的。工農關係、城鄉
關係的經濟基礎是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等價交換,要組織好農產品的銷儒
包括出口,以實現農產品的價值,使農民得到貨幣。農民用貨幣去購買城市
工業品,實現工業品價值,就能保證工業品再生產的順利進行。生產離不開
市場,沒有市場、生產就要萎縮。為保證國內工業品的市場,必須實行進口
貿易管制政策,特別要制止外來奢侈品臨市,以保證農民手裡的錢、增加起
來的鄉村購買力能夠購買國內工業品。如果放任進口貿易,外來奢侈品充斥
市場,鄉村購買力就不能實現國內工業品的價值,國內工業品的再生產就不
能順利進行,其發展亦不可能,城鄉關係、工農關係的經濟基礎就會受到損
害。

舊中國海關大權掌握在資本主義列強手裡,市場上外貨充斥,連火柴、
元釘也冠之為「洋火」、「洋釘」,民族工業難以生存、發展。新中國要進
行經濟建設,在內外關係上必須實行對外貿易管制政策。1919 年5 月7 日,
周恩來在中華全國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對外貿易要管
制起來。進口的東西,我們要有檢查,我們需要的東兩就讓進口,不需要的
東西就限制它進口,有害的東西就禁止入口。出口的東西,如果能換取外匯,
有利於我們的生產,就讓它出口;如果出口損失我們的內部生產,就限制它
出口。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保護我們這個低級的工業的發展。1950 年,在
第四十四次政務會議討論全國迸出口貿易會議總結報告時,周恩來說,今天
處在獨佔資本上義時代,不是自由貿易時代。對外貿易要逐漸減少盲目性,
加強計劃性,不能盲目地出口,已不能盲目地進口。對外貿易歷來就有自由
政策與保護政策之爭。周恩來明確指出,我們是保護政策。

必須指出,周恩來既強調對外貿易的管制,也強調國際間的互通有無。
他多次指出,閒關鎖國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一個國家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
需要出口,也需要進口,需要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但是,周恩來的對外貿
易管制思想與國際間的互通有無思想是統一的。二者都是為保證經濟建設和
國內工業的發展服務的。互通有無,可以解決我國建設所必需但很稀缺的某
些資源,可以獲得別國先進的技術裝務,可以享受國際分工的好處。對外貿


易管制,可以限制緊缺物資的出口與奢侈品的進口,保證國內市場不受國際
市場的影響,保護國內工業的發展。二者只有結合起來,才能在對外經濟關
系中趨利避害。

周恩來保護國內工業發展的思想,不僅表現在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
流方面,也表現在同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交流方面。

建國前夕,捷提出以企業公司名義與我們進行貿易。1949 年7 月4 日,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給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的指示信。信中要
求向捷說明:「我們全國經濟機構方才開始成立,國家手中控制的出口貨品
甚少。故捷克與我們開始貿易時不能希望過大,數目亦不會很多,如五位代
表中,有拔佳鞋廠代表,中國現在並不需要皮鞋人口,有紡織工業代表,中
國現時的棉花尚不足國內市場需要,此兩位代表是否可以不來。」這封信表
明,中國不能出口國內緊缺的原料,也不能進口無關緊要的生活消費品。這
是為了保證國內工業的原料供給和產品的銷售市場,為了保護國內工業的發
展。

1951 年1 月7 日,周恩來就新疆汽車修理廠及醫學院請蘇聯專家設計
事,寫信給王震、賽福鼎並告各大行政區負責同志及中財委。信中指出:「凡
請蘇聯專家來設計的,須預先告知其設計範圍及我們的物質基礎、技術條件、
生產能力和財政狀況等,使其瞭解我們今天的可能條件。並規定凡我們自己
已經有了的或能從其他地區調撥的機器、材料就不要再進口,凡我們自己能
夠找到的專門技術人員就不要再從蘇聯請人來,凡能夠因陋就簡地裝備起來
的工廠、房舍就不要另起爐灶或照最高的標準來修建。」對於進口,周恩來
又補充說:「除非因邊疆路遠運輸困難,進口機器、材料較從內地運往者又
便又賤,則可以經過中財委核准後許其進口。」總之,在有國貨的情況下應
盡量使用國貨,在進口貨與國貨相比「又便又賤」的情況下,要經過國家的
審批核准後才能進口。但對於非生活必需又非緊缺的生活消費品特別是奢侈
性消費品則禁止進口。

50 年代和60 年代,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我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打破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禁運與經濟封鎖。70 年代,隨著中美建交和中日關係正
常化,我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流日益增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在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下,我國擴大了同世界各國的經濟交流,取得了一系列
可喜的成就。但是,在保護國貨,限制與禁止外來奢侈品方面也出現了一些
問題。不僅高級豪華轎車大批進口,而且進口香蕉、進口蘋果、進口香煙、
進口香水等外來生活奢侈品也湧上了國內市場。當前,重溫周恩來保護國貨
的思想,對指導對外經濟交流活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增加食油不佔耕地——引種油橄欖樹

民以食為天,「食」,不僅要食糧,而且要食油。中國農業沒有過關,
不僅全國人民的吃糧是一個大問題,吃油也是一個大問題。60 年代初期的經
濟困難中,解決全國人民的吃糧、吃油問題,是周恩來工作日程上的一項重
要內容。

1963 年12 月,周恩來訪問地中海沿岸國家。1964 年元旦,他是在阿爾
巴尼亞度過的。訪問中,」汽車幾小時幾小時地穿行在油橄欖林綠蔭掩蔽的
大道上,那四季常綠、青翠欲滴的橄欖枝給了周恩來深刻印象。他瞭解到,
由於盛產橄欖油,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食用做欖油
分別高達10 至20 公斤;當地的油橄欖出油率很高,對解決人民食用油很有
好處。他想,我國許多省份山地多,山區種植油橄欖樹,發展木本油料,既
可以不減少糧食耕種面積,又可以增加人民的食用油。於是,周恩來表示要
引種油橄欖材。阿爾巴尼亞方面當即贈送給我國一萬株油橄欖樹菌,並派專
家專程護送到我國,進行技術指導。

周恩來結束其他國家的訪問,回國到達昆明時,得知昆明海口林場正准
備栽種油嫩欖樹,第二天便不辭疲勞趕到海口林場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欖。他
指示大家一定要像撫養小孩一樣細心照管,使油橄欖在我國過好成活、生長、
開花結實、豐產豐收、傳種接代五道關。

周恩來要求有關部門,就油械欖樹在我國的生長情況,每過半年向他專
門匯報一次。1974 年底的棉油糖煙麻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強調,南方山區多,
木本油料不與糧食爭地,可以多發展,並詢問了油橄欖樹的試種和發展情況。
直到病危,他還向雲南省問起油橄欖樹。

如今我國已有油橄欖500 多萬株,油做欖鮮果年產量已達30 多萬斤。周
恩來種下的那第一株油橄欖,後來連年結果,至今枝繁葉茂。


臨淵羨魚進而結網——煉油廠比較與引進柑桔優良品種

1963 年12 月,周恩來在陳毅陪同下訪問了地處北非地中海和大兩洋沿
岸的美麗國家——摩洛哥王國。

一天,在王國首相陪同下,周恩來和陳毅參觀了一座由意大利幫助興建
的煉油廠。周恩來非常重視國內石油工業建設。1962 年6 月21 日、1963 年
6 月19 日,他曾兩次視察大慶油田。他希望這次參觀,能發現一些對我國石
油工業建設有益的東西,以便借鑒。因此,他人致很高,詢間得很詳細。他
給這個廠的題詞中寫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現代化的煉油廠,建設得很快,
管理得很好,並且鍛煉出不少技術人員,值得我們學習。」他很讚賞這座煉
油廠一的現代化設備和現代管理。

返回住所後,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蘇聯幫我們在蘭州建了一座與
此廠生產能力相等的煉油廠,職工多達6000 人,而這個廠包括技訓班在內,
總共才300 人。相比之下,我們的人力浪費何驚人!他叮囑道:記住,回國
後一定要石油部派技術專家來看看座煉油廠。

回國後,周恩來很快指示石油部派了一位總工程師來摩洛哥考察。據這
位總工程師說,這個廠不但人員節省,而且由於管道局合理,佔地面積也節
省很多。他在那裡取得了很重要的煉油廠建設的經驗。

1966 年5 月3 日,周恩來第三次視察大慶。他在大慶煉油廠詢問了每個
車間多少人,全廠多少人,設備儀表是哪裡製造的等等。在瞭解技術和管理
情況時,他再次提到摩洛哥的那家煉油廠。他說:「我們的煉油技術也有進
步,這個煉油廠的人員在國內比不算多,但比國外就多了,我在非洲看過的
煉油廠,他們的人很少,當然那也是別國搞的。」在看到本國煉油廠的技術
與管理進步的時,周恩來沒有忽視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實際上是再次強
調了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管理的必要性。

周恩來訪問摩洛哥財,還作出了引進摩洛哥柑桔優良品種的決定。

一次,周恩來同陪訪人員與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工作人員共進晚餐後吃
水果,大家盛讚摩洛哥蜜柑個人、皮薄、汁多、香甜口。周恩來則深有所思
他說:全世界柑桔的老祖宗在中國,可是近幾十年我們的柑桔退化了,原因
是缺少科學技術人員對改良品種進行專門研究,而兩方同家則有科技專家來
研究,不斷培育出優品種。這時,中國駐摩洛哥大使楊玖良對周恩來說:「據
摩洛哥朋友說,世界上有兩位最著名的柑桔專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
在序洛哥幀物研究所工作。此人對我同很友好,使館和他有交往,能否考慮
清他大中國講學。」鬧恩來說,我們先從國內派幾位專家來看看,有些人不
親眼看看是不會相信的,然後再邀請這位專家去中國講學。可能的話,你們
先搞些優良品種的樹苗運回國內。

周恩來回國後不久,就派了廣州和西雙版納兩個植物研究所的專家來摩
考察,並在法籍專家的協助下,挑選了已嫁接好的30 來種優良品種的樹苗
300 株,於1965 年初空運到廣州。後來,這位法籍柑桔專家也應邀訪問了中
國,作了幾次有價值的學術報告。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看到他國的長
處,光是羨慕人家是沒有用處的。應該去學習、拿過來,使其在中國的土地
上生根、開花、結果。周恩來對摩洛哥煉油廠、摩洛哥柑桔的做法,正是今
天對外開放中需要發揚光大的。


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以高於國際市場價進口錫蘭橡膠

中國古代輕重論認為:糧食作為商品依照市場法則流通,總是要從價格
低的地方流向價格高的地方。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在本國糧價低於他
國的情況下,如果任其肉然,本國糧食就會流入他同,就有火國的危險;如
果「天下高市高,天下下亦下」,使本國糧價不低於他國,則可以做到本國
糧食不外洩;只有「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使本國的糧價高於他國,
他國的糧食才會「如原水之就下」,波吸引到本國。必須指出,輕重論者所
說的「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不是針對一切商品,而是針對當時歷史條
件下的糧食這種「民之司命」的特殊商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朝鮮戰爭後,美國政府頑固地對中國實
行孤立、封鎖與禁運的政策,其制訂的對中國禁運的項目竟達500 余種之多。

當時,橡膠是我國急需的物資,也是國際市場的緊俏貨。

1952 年秋,周恩來指導貿易部同錫蘭(現斯里蘭卡)進行貿易談判,擬
用我國的大米換錫蘭的橡膠。周恩來指示貿易部:賣給錫蘭的大米以國際市
場價格售出;從錫蘭進口橡膠則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百分之五至十買入。這
樣做,打破了美國政府對我國實行的封鎖、禁運,使我國得到了急需的橡膠,
同時也幫助錫蘭政府以優惠價格得以解決國內急需的大米。中錫兩國以大米
換橡膠的貿易,不僅對建立中錫兩國良好的貿易關係,而且對發展中國與亞
非國家的經濟貿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時,貿易部有些同志對從錫蘭高價買橡膠的做法不太理解,後來從工
作實踐中才感到周恩來對橡膠的「天下下我高」的決策有著深遠的意義,它
不僅把我國急需的橡膠吸引了進來,也把美國阻攔下的外商吸引了進來。


自己動手填補缺門——發展我國自己的橡膠業

橡膠既是重要的戰略物資,又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資,國計民生部
少不了橡膠。為了打破封鎖、解決國內急需,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進口橡膠,
是明智之舉。但是,中國人口眾多,全國每人穿一雙膠鞋就需要很大數量的
橡膠。僅僅依靠8 斤大米換1 斤橡膠的辦法是不能完全滿足需要的,也不是
長遠可行的辦法。為此。毛澤東、周恩來決定發展我國自己的橡膠業。

海南島和西雙版納等祖國南方邊疆,具有生產橡膠的條件。50 年代,周
恩來就開始具體籌劃在這些地方發展我國自己的像膠業。

60 年代初,周恩來到海南島和西雙版納視察,親自到這些地方的橡膠園
調查研究我國橡膠生產情況並解決具體問題。

1960 年2 月9 日,周恩來到海南島西聯農場橡膠園視察。他向工人詳細
地詢問了橡膠品種、生產情況、產膠能力,以至一個工人一天能產多少膠等
等情況。他親切地對工人們說:「橡膠樹,我自己有了,我們要多產膠,產
好膠!我們國家很需要橡膠呀。」他還揮筆寫下了「西聯寶島,南國珍珠」
的題詞。在參觀橡膠加工廠時,周恩來得知包裝濃縮膠乳的鐵桶不夠用,影
響了生產。他當即與隨行的省、區負責人商量,設法予以解決。一個星期後,
大量的鐵桶就陸續運到了,解決了積壓幾十噸的濃縮膠乳的包裝問題。

1961 年4 月,周恩來在兩雙版納頰短的3 天時間裡,曾兩次到熱帶作物
研究所和景洪農場視察橡膠園。他走遍了五片膠林,詳細詢問和察看了橡膠
樹生長情況,看到一座螞蟻包或一根斷樹樁都要問一問對橡膠生長是否有影
響。他深情地對人家說:「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發展我國
年輕的橡膠事業。我國能種橡膠的地方不多,兩雙版納這個地方土質好,同
志們肩上的責任很重大。」「一定要管好、割好,為祖國生產橡膠」。當他
聽到與地群眾因為不習慣圈牛,牛群經常竄進膠林吃膠苗、啃橡膠樹片造成
損失時,指出,要幫助當地少數民族群眾種植橡膠,這樣既可使少數民族群
眾增加收益,同時讓他們在種械實踐中認識牛害問題。讓群眾從自己的切身
利益上關心橡膠業的發展、解決牛害問題,這體現了周恩來解決經濟問題的
一貫的思路。此後,按照周恩來的思路,不僅倆雙版納的同有橡膠業有了人
發展,而且村寨少數民族的橡膠種植業也發展了起來。


本固邦強根在經濟——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建國伊始,經濟工作就一直是記載在周恩來工作檯曆上的一個中心內
容。但在建國頭三年,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為了使今後的建設能有一個穩固
的基礎,在恢復生產與發展生產、經濟恢復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上,周恩來把
重心放在恢復生產,恢復經濟上。1952 年是經濟恢復的最後一年,也是為第
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作準備的一年。8 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關於三年
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8 月下旬,以周恩來
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
談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問題。9 月中旬,斯大林會見周恩來、
陳雲、李富春,就援助中國「一五」計劃問題談了幾點意見。9 月底,周恩
來回國。此後「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已經是他思考的中心問題。

1953 年初,他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提出了經濟建設是壓倒一切
的中心任務的思想。他說:1953 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動員工人階
級和全國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難,為完成和超額完成1953 年度的建設計
劃而奮鬥,是我們貫穿全年的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1954 年,他在全國人大
一屆一次會議上進一步指出: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執行,「經濟建
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

何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其外延來說,相對於文化建設、國防建設以及黨和
國家的各項工作,經濟建設要處於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來認為經濟建
設需要文化建設與之配合,「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
子,相輔而行。」「要進行經濟建設,文教衛作就必須加強,決不能削弱」。
但是,文化建設不能超越經濟建設,不能擠占經濟建設的人力、物力、財力;
文化建設必須為經濟建設服務。同樣,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
安定的國內環境,需要國防建設與之配合。我們搞經濟建設、搞社會主義,
需要國防力量的保護,這是肯定的。但是,國防建設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
國防建設不能擠占經濟建設的人力、物力,財力。他說:「把器材、資金統
統集中搞國防工業,別的生產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緊張,
而武器製造出來,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槍也不能吃,子彈生產多了還不利」。
應該通過加強經濟建設來加強國防力量。在生產上要注意軍民兩用,有些軍
工部門,和平時期要生產民用產品。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其內含來說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從生產、交換、
分配、消費的相互關係來看,生產是中心。只有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效率
的提高、生產水平的發展,才能推動其他方面各種問題的解決。局恩來說: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
瞭解,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
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
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生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
要以生產來推動。一切都要靠生產,生產是主要的環節。」從工業、農業、
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等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看,經濟建
設需要國民經濟各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其間,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處於主
導的地位,農業處於基礎的地位,交通運輸、水利、地質勘測處於先行的地
位,科技處於關鍵的地位。當時,突出強調重工業的建設,周恩來指出,「一


五」計劃的經濟建設,重點是蘇聯幫助我們的156 項,「以及環繞它的還有
幾百項建設,這是我們要努力的主要方面。當然,現有的生產也要配合,農
業也要跟它均衡地發展」。

為什麼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一五」時期,周恩來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論述。

首先,周恩來通過經濟與政治、軍事、文化之間關係的分析,認為「經
濟是基礎,其他都是上層建築」,如果經濟基礎不穩,「新中國的政治、軍
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來說:「我們的工作方面很
多,為什麼把經濟作為總路線、總任務呢?因為它是基礎。毛主席說:經濟
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軍事是政治鬥爭的最高級的最尖銳的形式。
所以,政治、軍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礎都是經濟,沒有這個,就談不到實
現社會主義的基礎」。

其次,周恩來從近百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壓迫和剝削的歷史,
說明社會制度腐敗和經濟落後是被動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舊中國腐敗的社會制度的滅亡。但是,中華民族要想
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揚眉吐氣,還需要經濟發達、
國家富強。1953 年9 月11 日,周恩來說:「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
但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已經獨立了
的國家甚至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國家面貌的改變要從經濟面貌
的改變做起。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永遠站立起來。這是一百多年來多少志
士仁人所追求並為之流血奮鬥的宏偉事業。不實現工業化和經濟改造,我們
的國家就不能完全獨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來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偉大
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人
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斷增長的需要,必須通過經濟建設去滿足。革命
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得到迅速發展,以便
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們不兢兢業業地把經濟建設搞
好,「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
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
達到目的」。1956 年1 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上指出:「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
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
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
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改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發展
社會生產力,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前途之
所在。周恩來在這方面的論述言簡意賅、意味深長。


固本穩基理順關係——怎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一五」時期,周恩來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確處理政治運動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政治不能衝擊業務,不
能影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從1949 年到1952 年,黨和人民政府領導開展了
一系列政治運動。1950 年起新解放區陸續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全國廣泛開
展了抗美援朝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此外,在工礦、碼頭等企業中開展了
民主改革運動;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業單位中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了反行賄、反偷
稅漏稅、反盜騙同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在知識分子中開展了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周恩來認為,這些運動對廢除封建
制度,對保衛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清除舊社會的思想影響、提高全國
人民的政治覺悟,對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在全國人
大一屆一次會議上指出,這些運動「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和逐步過渡到
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但是,政治與業務必須統一起來,不能
對立起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不能像頭三年那樣搞很多的政治運動。
他說:「建國三年來,政治運動很多,工作很緊張,大家忙於運動,而把業
務放鬆了。」現在進行經濟建設,「這就要求每個人都要鑽研業務」。鑽研
業務需要時間,他認為取消每天一個半小時的政治學習是「一大德政」,開
會大多也要設法調整。「我們應該看到,業務裡面也有政治。使業務有利於
人民,這就是政治」。1953 年全國財經會議之後,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財經會議開了兩個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麼文章,會不會搞「小五反」?對
此,周恩來的回答是:愉稅漏稅可以通過別的途徑去解決,「現在不需要搞
『小五反』」。1957 年4 月28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周恩來再
一次指出,「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的,不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
搞法」。顯然,周恩來不贊成通過政治運動去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問題,也不
贊成把政治運動放在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之上。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來在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今天要搞建設,光是政治覺悟就不夠了,
還必須要有較高的文化、技術水平,這樣才能使用機器來發展工業生產。這
就需要大批的建設人才——從技術工人、技術員、工程師一直到企業行政管
理人才」。他指出,培養經濟建設人才,是擺在組織工作面前的第一項任務,
「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就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
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這是多麼精闢的議論、多麼深刻的見解。

第二,要正確處理財政和經濟的關係,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搞經濟建
設,適當增加經濟建設的投資比例。1954 年9 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
周恩來指出,1954 年預算中經濟建設的支出等於1950 年的六倍半;經濟建
設費佔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從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預算的45.4%。同時,財政支出中的國家機構經費即國防費和行政管理費所佔的比重已
從1950 年的60.8%降低到1954 年的30.7%。他說:「這些情況充分他說明
了我們國」家的預算是和平的、建設性的預算」。1955 年2 月3 日,他強調:
「我們國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們總要集中
我們的人力和財力,用在主要的建設方面」。1956 年9 月,在黨的八大會議
上,周恩來立足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闡明了財政的「取」與「用」的關係。
「我們的財政收入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我們的財政支出也必須首


先保證經濟的發展。因此,應該首先考慮經濟、特別是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計
劃,然後根據它來制定財政計劃,用財政計劃保證經濟計劃的圓滿執行。不
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開闢財政來源,把財政收入計算得過少,或者單從節約
財政開支著想,保閏過多的後備力量,都將限制經濟建設的充分發展,這是
不對的。」

第三,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係,保證
經濟建設順利地健康地進行。在國民收入是個既定的量的情況下,積累和消
費存在著此多彼少的矛盾。積累增加一份,消費就減少一份。反之亦然。積
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經濟建設所需資金的保證;而消費基金所佔國民
收入比例的多少,則直接關係著人民的生活水平、關係著人民的當前利益。
周恩來反對把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他說:
「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為社會主義經
濟的唯一目的,就在於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充分滿足人民
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須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從任何一方面把這兩
件事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或者不顧目前生產水平,把工資和福利提得過高
過快,違反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一種經濟主義的表現;或者對於職
工福利甚至職工安全漠不關心,不注意或者不願意解決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
決的問題,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我們應當同時反對這兩種錯誤」。周
恩來認為生活的提高不能脫離生產水平和經濟建設的需要,」生產、技術的
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
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在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時,由於需要的資金
比較多,建設時間比較長,贏利比較慢,產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給人民的消
費,人民不能不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難和不便。但是,為了擺脫落後和
貧困,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為了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
多困難擔當起來」。另一方面,積累率必須適中,經濟建設規模必須與國力
相適應、必須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內,超過了,則會欲速不達,事
與願違。周恩來不贊成蘇聯在建設上忽視人民當前利益的做法。他說:「如
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
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的積極住就不
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

第四,要正確處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的關係,保證國民經濟各部門能
夠按比例地發展。「我們強調重點建設,並不是說可以孤立地發展重點,而
不要全面安排」。重點建設過分突出,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結果會同有關方
面脫節,而無法保證重點。「我們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說可以齊頭並進,
而不要保證重點建設」。如果「天女散花」、到處鋪開、百廢俱興,就會影
響國家的重點建設,就會造成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早在1950
年8 月,周恩來就提出國家建設工作要分清輕重緩急,有步驟地進行,「不
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的
思想已見端倪。在開始進行「一五」建設的1953 年,周恩來一方面強調「我
們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來發展重工業。不是說把一切力量都擺在重工業上,
其他的都不搞了,農業不發展了,輕工業也不發展了。那是不行的,因為重
工業還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廣大人民不僅需要重工業的生產資料,而且還
需要一些輕工業的生產資料。因此,國家對工業(又分重工業和輕工業)、
農業、交通運輸業的投資比例要恰當」。1956 年9 月,黨的八大會議上,周


恩來在總結「一五」建設的經驗教訓時,系統論述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
結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設的前三年,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
採取了加速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針來促進農業的增產,並且相應地發展了輕
工業的生產,這就使國民經濟的幾個主要部門在發展中避免了互相脫節的危
險,但也曾經部分地犯過到處鋪開、百廢俱興或者過分突出重點建設的錯誤,
造成了一定的浪費和損失,今後必須把重點和全面很好地結合起來。

如果處理不好政治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人的精力放在政治運動方面,或
者搞空頭政治不抓業務,那麼,經濟建設中心就沒有政治的保障而流於空談。
如果處理不好財政和經濟建設的關係,不能開源節流,財政支出不能首先保
證經濟建設的需要,那麼,經濟建設中心就沒有經濟保證。如果處理不好經
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超前消費、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飯,造子
孫孽;不顧國力、不顧人民生活搞高積累,那就會挫傷人民參加經濟建設的
積極性。在經濟建設內部,如果處理不好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的關係,那就
不能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發展,就不能保證提高宏觀經濟效益。在開始進
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五」時期,周恩來就探索了以上四個方面的關係,
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是難能可貴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一化三改」的速度上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

1953 年9 月8 日,周恩來說:「現在開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國際國內
形勢都是有利的;提出過渡時期的問題,也是適時的。但必須承認還有困難。
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
們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例如地質專家很少,自
己不能設計大的工廠,文盲相當多。這些落後狀況會使經濟建設發生困難。
我們還有五種經濟並存,要使其能夠均衡發展,並在新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
改造,關係非常複雜。不估計到這些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另一方
面,如不估計到有利條件,就會產生保守傾向。」

這段話,首先告訴我們,從「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一開始,周恩來所
講的速度就不是專指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而是既指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對
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也指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一
化三改」的目標是「一化」和「三改」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相互促進
的整體目標,「一化」與「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相
互促進的。

其次,周恩來通過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有利條件和經濟文化落後的不利條
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這個方針是要求避免「過」
與「不及」的兩個極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適中可行的速度。周恩來認為
中國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在建設方面一共耽誤了一百年,在經濟文化方
面落後於西方國家一百年。面對落後怎麼辦?我們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
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
不太長的時間裡趕上世養先進水平」。盡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我
們國家的各方面裝備起來。誰說周恩來不反對保守傾向,誰說周恩來不著急?
誰說周恩來不想快?但也正因為經濟文化落後,不可能一步登天,不能盲目
圖快。否則就會欲速不達,得不償失。所以也要反對冒進。

周恩來不僅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強調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對實現生產
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這樣。

1953 年6 月19 日,他針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問
題指出:「我們國家總是要到達社會主義社會的,而且是在走著,社會主義
經濟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著。所以,我們既反對保守思想,也反對急躁情緒。
在農村工作中我們主要的是反對急躁。農業機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實現的。
不看見這個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認我們的落後和不平衡的現象,就是
急躁。」這裡是說實現國家工業化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進;實現農業社會主
義改造也要既反對保守思想又反對急躁情緒。1953 年9 月8 日,周恩來針對
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指出,有兩種現象必須引起注意:一種是有
些工商業家對國家還保持著很大的距離,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一種是
有些工人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我們要對這兩方面的
人進行教育。他說:「一方面,我們反對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停
止不前。現在不動將來就要痛,現在向前將來就會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
進,想一步登天,也是錯誤的」。

「一五」計劃的後兩年,周恩來面對1955 年下半年以來掀起的農業、手
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仍然強調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
方面、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方面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進。1956 年2 月8 日,


在國務院第24 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
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草案)》時,周恩來指出:「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總
社、供銷合作總社等單位應重視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
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
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
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利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
則就很危險」。

「一五」計劃的後兩年,周恩來更多的、更突出的是在實現社會主義工
業化、在計劃與預算方面強調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1956 年2 月8
日,周恩來指出:「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當
然反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
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6 月,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召開之前,
周恩來針對3 月份通過的預算數字太大、基本建設投資147 億元很難完成,
提出「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
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9 月,黨的「八大」會議上,
周恩來說:「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
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他
指出,1955 年計劃保守了一點,把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比較小了一些,結果
出現了物資積壓;1956 年計劃冒進了一點,把基本建設規模定得大了一些,
結果出現了財政和物資相當緊張的局面,這兩方面的教訓都應該吸取。他認
為編製長期計劃時,應該按照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根本要求和國家物力、
財力、人力的可能條件,實事求是地規定各項指標,使其比較可靠;編製年
度計劃時則要充分考慮積極地發揮潛在力量。他說:「在有利的情況下,必
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進;相反地,在
不利的情況下,又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許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
足不前、」這是周恩來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編製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
從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角度上,對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所作的一次
精彩的表述。


初級階段理論先河——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冒進傾向

在一定時期內,保守傾向和冒進傾向總有一個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
冒進,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點反對主要的錯誤傾向。「一五」時期,
為「一化三改」的目標奮鬥時,雖然有裹足不前的保守傾向,但主要的錯誤
傾向是急躁冒進。由於冒進從表面上看與目標趨於相同的方向,同時又與群
眾的熱情、積極性相伴,並帶有革命的色彩,因此,反冒進比反保守要複雜
得多、困難得多,需要更冷靜的頭腦和更堅韌的毅力。實現國家工業化以及
計劃、預算問題,並不直接反映階級利益和階級鬥爭;而實現對農業、手工
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直接反
映著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和鬥爭。因此,反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
造方面的冒進傾向,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大的勇氣。「一五」時期,周恩
來在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鬥爭中,重點放在反對冒進傾向上。他對「一化」
和,「三改」兩個方面的冒進傾向都進行了堅韌不拔的說服工作。

1953 年9 月,周恩來闡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
改造」進行了具體解釋。他說,基本上實現,不是完全實現;基本上實現需
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相當長的時期究竟是多少年?他同意當時毛澤東的提
法:「要經過幾個五年計劃」。

1953 年,周恩來對反冒進主要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
闡述的。他認為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它是漸變過程,
而不是突變,「可以採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
布實行社會主義」。他說:「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
些話,如果不講清楚,很容易被誤會為馬上要實行社會主義。我們進行工作
時要穩步前進,不能急躁。」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 年9 月7 日,毛澤東說:「將
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
間」。當時,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不同會議上多次闡述和發揮毛澤東的這一
觀點。他說: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說,不少於三年但可以多過五年,
搞不成還可以推遲,不能急躁;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就是說不是
全部,而是把產品多、產值大的工廠納入,不是把戶數眾多的中小工廠也一
下子引進來。「總結起來說,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納入國家資本
主義軌道。這並不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要幾個五年計
劃,兩者不可混同」。

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毛澤東認為是比私營工商業
的社會主義改造更為繁重的工作。周恩來重視毛澤東的這一看法,並進一步
指出:「個體農業、手工業,是兩個大海,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因此,需要
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完過渡時期。」這個相當長的時間,具體他說,就是
當時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
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十分重視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要有步驟地進
行。他認為,所謂有步驟,「就是說互助合作運動要根據自願兩利的原則,
逐步地由低級到高級,不能性急」。實現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所以要有一
個相當長的時間,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要使個體農業、手工業
者自願走合作化道路,必須使他們看到個體的農業、手工業生產不如集體、


合作社的勞動生產率就是高於單干。然而「照現在的情形看,還沒有做得那
樣好」。這需要一個過程。

直到1955 年11 月16 日,周恩來還堅持說:「在大約十五年左人的時間,
用和平的方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資本上義的所有制變成為全民所有制,
把小生產者的個體所有制轉變成為集體所有制。」

1955 年下半年,由於激烈地批評「小腳女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農
業合作化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
連帶著加快了。1956 年出現了三大改造的高潮。此時,「相當長的時間」、
「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不可能再被提及。

在二大改造的高潮之下,對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提出了「提早完成」和加
快的要求,井出現了把計劃指標訂得過高、基建規模定得過大的傾向。這時,
周恩來更多的是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計劃與預算、從國民經濟發展速
度的角度上闡發了反冒進的思想。1956 年1 月20 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
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2 月8 日,他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
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6 月,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之前,
在討論《關於一九五五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的報告(草稿)》
時,周恩來指出,對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現在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
了,「一九五六年的國家預算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9 月,在黨的
「八大」會議上,他批評《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
案)》公佈以後,「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在七年或者十
二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內做完」。11 月,
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對1957 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了「保證重點,適當
收縮」的方針。1956 年,周恩來更多的是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對急躁
冒進的傾向做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

必須指出,1956 年周恩來雖然更多的是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計劃
與預算的角度上閘明反冒進的思想,但在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方面;也仍然強調要穩步前進,不能操之過急。1956 年1 月30 日,他指出,
手工業「在合作化以後,凡是不宜於集體生產的,就應該保持分散生產的形
式」。「有些特殊好的手工業和手工藝業,如果一時不易組織合作,就讓他
們單干」。對於數量極大、分佈極廣的小商店,在合營以後,應該繼續實行
代銷拿手續費的辦法。對於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販,不要急於改變他們的經營
方式,應該在長時期內將它保留下來,2 月8 日,他又指出,私營工商業和
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1956 年1 月25 日,
毛澤東說:「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以極
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大約再有三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
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對此,周恩來說:「這只是講大體上完
成,如少數民族地區,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都可能拖長一些。
所以不論從地區或從部門看,都會有不少尾巴」,「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
要緊」,「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聯繫到兩
個月以前,周恩來還堅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可以看出,
1956 年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情況下,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上,周
恩來與毛澤東的認識是有一定差別的。1956 年9 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
周恩來指出:「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的農家副業,應該鼓勵社員單


獨經營。」「有些手工業可以在手工業合作組織的領導下,繼續獨立生產,
也叮以讓他們完全自產自銷,不必勉強組織起來。」1956 年底,生產資料所
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此後,周恩來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搞清
一色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不能搞清一色的集中統一型的國營、公營,這不
利於生產力的發展。1957 年4 月,他指出:「一切東西部靠國家生產不行,
各方面都應該有百分之幾的自由活動,太死了不行。」他認為把私有制、私
營全部封死、堵絕,實際上是「因噎廢食」的愚蠢行為。他提出,大煤礦國
家開辦,小煤窯合作社、私人都可以開,小鹽場也應該開放。他說:「主流
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加入合作
社的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六,其餘的個體就讓他個體」。「每一行都可以來
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他甚至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
活一點有好處」。還必須指出,1955 年12 月以來,周恩來從實現社會主義
工業化的速度上閘明反冒進的思想,是同他隊社會主義改造的角度反冒進緊
密相聯的,並且進一步拓寬了對社會主義改造不能急於求成的認識。生產力
決定生產關係,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要求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
落後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超越生產力的生產關係,
同樣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黨提出的過渡
時期「一化三改」的整體目標,正是對這一根本原理的自覺運用。在這一整
體目標中,工業化是主體,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
改造是兩翼。主體沒有完成,兩翼不能超前發展。正如周恩來在1953 年9
月所強調的,「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
造的關鍵」。1955 年12 月以來,周恩來仍然堅持這一基本觀點。他認為國
家工業化還沒有實現,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
號。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難
以達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說:「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
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這是對當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
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急速發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五」時期,周恩來是從實現
「一化三改」整體目標上全面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的,如果只從實
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及其計劃、預算這一方面研究反冒進,是難以完整反映周
恩來當時經濟思想的全貌的。

「一五」時期,周恩來從「一化三改」兩個方面閘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
進的思想,深含著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科學理解,具有重大的理
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尤其是他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基點上對生產資料所
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急躁冒進傾向的批評,字裡行間閃耀著真理的光
輝。雖然,1955 年下半年以米,他的這一思想未能貫徹實行,但它卻是黨的
「十三大」提出並被黨的「十四大」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先河。
奔向四化振興中華——提出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戰略目標中同有兩句古語:
「有志者事競成」;「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有志」即有追求
的目標。有了追求的目標,奮力拚搏,年少者也能幹出一番大事業。沒有追
求的目標,蹉跎度日,即使活到百歲也是虛度一生。

國家的發展、民族的繁榮,也需要有一個全體人民為之奮鬥的具體目標。
「預則立,不預則廢」。制定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來的經濟智慧之一是提出了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戰略目標——實現


四個現代化。1964 年12 月,周恩來說:「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
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
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上義強同,趕上和超過世界
先進水平。」

周恩來關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思想有著豐富的內容。

首先,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全中國人民
的共同願望。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沿
著社會主義道路得到迅速的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
平,並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
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
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時代賦予中國人
民的歷史使命,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要求。「現在世界上
各方面的事業娜在飛躍發展,我們要迎頭趕上,就要著重研究現代的問題,」
「我們要發展,就要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要一代勝於一代,做出比前人更
大的貢獻。」

其次,四個現代化是全面的現代化,其中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工業、
農業、國防與科學技術四個方面,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到衛業現
代化以後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工業、農業、
國防現代化的實現,必須運用最新的科學技術,「盡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
的技術把我們國家的各方面裝備起來。」

再次,四個現代化是全國的全方位的現代化。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
地區現代化,讓少數民族地區長期落後下去。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
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肉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個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
發展起來,一定要各民族共同繁榮富強。另一方面,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
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不能單靠漢族,我們50 多個民族必須大家合
作,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共同發展。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
但是可開墾的土地已經不多,地下資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區豐富。兄弟民族
地區的資源開發是祖國現代化的有力後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還沒
有開發,勞動力少,技術不夠,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
獨發展。

復次,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與具體步驟結合起來,通過一個一個
的具體步驟去實現。第一步,以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用15 年時間,建立一
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再用15 年時間,即
在本世紀內,把我同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
會主義強國,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兩步走的步
驟還不夠具體;當時用30 年的時間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設想也過於樂觀了些,
對用這樣

短的時間趕上並超過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艱巨性、困難性估計得還不夠
充分。但無論怎樣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又
提出分兩步走的戰略步驟,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有著現實可能性,具備各方
面的有利條件。1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一切愛國人士,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的團結一致,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表現的積極性和熱情;2有辯
證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能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


3有廣大的人力和豐富的資源做基礎,我們的祖先有過許多發明,我們應該
超過自己的祖先;4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做保證,科學家有充分發揮自己
才能的廣大的自由天地;5有了一支比建國前大許多倍的知識分子隊伍和科
學技術力量;6有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一般設備和原材料絕大部分自己能
夠製造或生產。
周恩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周恩來主持起草的《共同
綱領》中制定的戰略目標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
為工業同」。實際上,建國頭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經濟恢復擺在第一
位,經濟建設尚屬其次;與此相聯繫,在實現工業化的遠大目標下,具體的
現實的目標是努力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
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實現工業化成了具體
的現實的目標。工業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年,基
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直到1957 年2 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
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還在探討怎樣使中國由農業國
變為工業同的問題。3 月,周恩來仍然說:「我們要爭取十五年的時間,就
是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國。」1951 年9 月23
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設強大的現
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並提出
了「沒有現代化的技術,就沒有現代化的工業」的思想。但是,不能說這是
我國建設以工業化為目標向現代化為目標的轉變。現代化的概念,周恩來在
1949 年12 月就提出過,他說:「必須把城市工業組織起來發揮領導作用,
才能使農業現代化、機械化」。1954 年,他所提的「四個現代比」,擺在首
位的是「現代化的工業」;他所提的戰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
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幾年後,周恩來曾把工業化、現代化並提,
說:「工業化、現代化了,經濟生活才能富裕。」60 年代初,在總結「大躍
進」的經驗教訓,針對農業沒過關的現實,改變了以工業化為目標的戰略,
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1963 年1 月,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
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延用至今的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
學技術現代化的概念,農業現代化被放在首位,並強調了科學技術現代化的
關鍵作用。1964 年底,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鄭重宣佈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分兩步走的設想。」文化大革命」動
亂打斷了原定的進程。但是,1975 年1 月,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
《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再次給中國人民鼓舞
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鬥志。


目標遠大步驟具體——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周恩來認為,在我國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第一步必須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立獨立
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就是要求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指
導下,建立起工業部門基本齊全,佈局比較合理,基本上能滿足擴大再生產
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國防現代化的需要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
要的工業體系。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是指不能只建成一個
工業體系,不能光提工業把農業丟了,而要建成一個包括農業、工業、交通
運輸業、郵電業、商業、科學技術在內的國民經濟體系,使其按比例、協調、
均衡地發展。

二年經濟恢復以後,周恩來領導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針對我國當時還
不能製造坦克、飛機、汽車、拖拉機的情況,開始醞釀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
的工業體系。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來指出:沒有動力工業、鋼鐵工業、
機器工業和化學工業等這些重工業,國家的經濟就不能完全獨立,就談不到
國家工業化。如果說我們的兄弟國家重工業有基礎,讓他們搞重工業,我們
搞輕工業,這樣的分工是不可能的,這就等於讓蘇聯背上一個比他更重的包
袱。我國的人口比蘇聯多兩倍,蘇聯怎麼能擔負得起呢?1956 年黨的八大會
議和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並閘明瞭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的思想:第一,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製造機器,不僅能夠製造一
般的機器,還要能夠製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製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
武器,像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
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第二,我國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
系是可能的、必要的,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我國人口眾多、
資源豐富、需要量大。大小的回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
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第三,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
工業體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不放棄爭取外援。同時需要同世界各國發展
經濟、技術、文化交流,關門建設是錯誤的。即使建成了也是基本上完整,
不可能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發展國際經濟交流。

60 年代,周恩來的上述思想有了重大發展:第一,針對60 年代世界科
學技術的巨大進步,指出我國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不應是30 年代,40 年代
的工業水平,而應是60 年代的工業水平,是原子、電子、噴氣機這樣的水平;
不應片面追求數量,而要求質量、求品種、求規格、求技術的發展。第二,
針對「大躍進」以鋼為綱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失衡和農業沒有過關的現
實,指出不能只建成一個工業體系,而要建成一個包括農業、工業、科學技
術等在內的國民經濟體系。1964 年12 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
《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提出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使我國建立起一個獨
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嚴重干擾
了這一部署。1975 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提出建成一個獨立的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第一步設想,並由此向四個現代化的
第二步設想前進。周恩來的上述思想,給我國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到1980
年底,我國基本上建成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統戰篇

聯合戰線率先垂范——開展第一次國共合作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三大法寶」之一。這個法寶的形成,同
周恩來的名字是分不開的。

胡耀邦曾說過: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第一
個模範。這不只指的是他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貢獻最大,而已也應該包含著
周恩來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最早。

周恩來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時間,可以追溯到黨成立後不久和大單命時
期的第一次國共合作。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不久,中國革命民主派的領袖孫中山就同共產國際的
代表有了聯繫。1921 年7 月,中國出現了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
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中共的成立大會。8 月,孫中山在
廣州寫了一封長信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熱情地表達了向列寧及其他
蘇俄友人的敬意,並般切地希望與之取得聯繫。12 月,馬林和參與中共創建
的張太雷到桂林同孫中山會談。馬林向孫中山建議:組織一個能聯合各階層
尤其是工農群眾的政黨;建立革命的武裝核心,應先創辦軍官學校以培養革
命骨幹。孫中山表示贊同。

中國共產黨在它誕生一週歲的時候,即1922 年7 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
代表大會。這次會議通過了一個《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確
定先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開會商討建立聯合戰線的各項具體
問題,「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命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
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

8 月,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又召開了一次特別會
議,決定:只要國民黨能夠根據民主主義原則進行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
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會後,陳獨秀、李大釗與馬林很快就拜訪了被廣
東軍閥陳炯明趕出廣東避居上海的孫中山,向他說明了中共的上述主張。孫
中山表示接受中共的建議。不久,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即以
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開始幫助孫中山籌備改組國民黨。

這時,周恩來在法國,是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人。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
的指示,在法國協助國民黨總部代表工京歧籌組國民黨旅歐支部。

1923 年3 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旅歐中同社會主義青年團也派代表到裡
昂和國民黨代表進一步商討,積極準備實現國共合作,建立國民黨旅歐支部。

6 月,周恩來與尹寬、林蔚等一起到里昂與王京歧商談,雙方達成協議,
決定青年團員80 餘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隨著國民黨旅歐支部籌建工作
的開展,是年秋,周恩來任國民黨旅歐支部特派員。

11 月25 日,周恩來出席在里昂召開的國民黨旅歐支部成立大會。在會
上,他發表演講,批評了原國民黨中的腐敗現象說:「掛名黨藉不負責任者,
此類人實居吾黨最大多數」,「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認為本黨內部伏
莽之患」。會上他當選為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後來,在執行
部部長王京歧回國期間,由他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工作。

這樣,在國內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還未正式建立的時候,周恩來領導的
國共合作聯合戰線的駐歐組織已率先垂范,首先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


在這期間,曾琦、李璜等國家主義派在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他們在反
共雜誌《先聲》上發表諸多文章,攻擊中共的聯合統一戰線政策。周恩來率
領旅歐黨團組織,以《赤光》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戰鬥性極強的文章,同
他們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捍衛了黨的聯合戰線政策。

1924 年秋初,周恩來奉黨中央的指示回國,途徑香港,到達了廣州。在
黨內,他先後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的職務。廣
東區委的工作範圍包括廣東、廣西、廈門、香港等地。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建
議與中國共產黨推動下,孫中山創辦了以培養革命軍隊骨幹為目的的黃埔軍
校,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到職後,他按照蘇聯創建紅軍的經驗,健全政治
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內增加了部員,分為指導、編纂、秘書
三股,選調共產黨員楊其綱、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職。政治部負貪制定士兵政
治訓練計劃;舉行學生政治討論,對學生進行政治教育;出刊物,辦牆報,
教歌曲。

1925 年,周恩來參加了平定陳炯明的兩次東征,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等
職。

這一時期,周恩來身處國共合作進行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對統一戰線問
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思想繼續深化。1924 年10 月,他指出革命政府必須
依靠堅決革命的工農群眾作為「革命的基本勢力」。接著,12 月他再次指出
「工農群眾為國民革命之中堅」,革命的工農階級「其速自起!其速聯合!
其速組織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持之革命力量!」次年7 月,他在省港罷工工人
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指出:「工人是國民革命的領袖」。

1926 年,在國民黨右派進攻,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
對國民黨右派步步退讓的情況下,他在《人民週刊》上連續發表《國民革命
及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現財政治鬥爭中之我們》、《現時廣東的政治
鬥爭》等文章。」這些都是為抵制黨內的投降主義和反擊反對國共合作的逆
流而寫的。他說,國共合作「不是說中國共產黨便失其獨立性質而不應再有
何種獨立主張」,明確提出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又強調:「只有無
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要靠他攜同農民,手工業工人督促小資產階
級、民族資產階級不妥協地與敵人爭鬥。」明確指出了聯合中無產階級的領
導作用。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周恩來的認識更加清楚,
他開始把統一戰線同武裝個爭聯繫起來思考,要求中共中央立即組織武裝力
量討代蔣介石。他說:「故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上海於暴動後,
已曾鑄此大錯。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盡歸
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但由於陳獨秀在
革命的危急時刻無理地拒絕了周恩來等的正確意見,終於導致了那場轟轟烈
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

第一次國共合作雖然失敗了,但共產黨積累了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
教訓。這一時期,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關於統一成線工作的一系列正確認
識,卻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統一戰線理論已經開始形成。


共禦強敵早開談判——首倡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中國東北三省恣
意踐踏,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嚴重。這時,周恩來連寫數篇有關「九·一八」
事變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銳地擺到中國人民面前。

1932 年伊始,日本帝國主義又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把妄圖
吞噬中華民族的血口張得更大。面對此嚴重形勢,肩負著解放中華民族這一
歷史任務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制定新的方針、政策。此時,周恩來參與了黨
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的制定。

1934 年初,蔣介石不顧民族敵人的逼近,調集軍隊進攻要求一致對外的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此時,周恩來起草了以毛澤東、朱德名
義發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緊急提議》的電報,提出六條挽救危局的
具體建議,體現了「反日反蔣聯合戰線的精伸」。7 月15 日,他又和毛澤東、
朱德聯名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重申願「同全國武裝隊伍
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隨著日本帝同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1935 年6 月,當中央紅軍還艱苦跋
涉在長征途中的草地上時,周恩來己清醒地意識到華北危急,便與毛澤東、
項英、張國燾、朱德、王稼祥聯名發佈《為反對日本吞併華北和蔣介石賣國
宣言》,號召全國工人、農民、海陸空軍及一切愛國志士、革命民眾起來,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反對蔣賊等賣國,堅決對日作戰,恢復一切
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8 月1 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繼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
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同告全體同胞書》,表明願與一切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
團體、軍隊和個人,共同組成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中央紅軍在艱苦
跋涉完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周恩來參與中共中央發出《為目前反日
討蔣的秘密指示信》,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要有下層統一戰線,而且
要有上層統一戰線。所有這些,既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的認識上日趨一致,也為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黨的政治路線提出來的瓦
窯堡會議作了直接的思想準備。12 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擴大會議
以決議的莊重形式,明確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會議規定中
同共產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
對當前主要的敵人一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分石」;決定將蘇維埃工
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確定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的方針,
主張成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決定紅軍東征山西,以便對日直接作戰。周
恩來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在會上幾次發言,和毛澤東、張聞大等一起,為
會議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瓦窯堡會議之後,為貫徹會議精神,周恩來以其主要精力,致力於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並首先選准了東北軍這個突破口,成立了以他為
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於是,使有1936 年4 月同張學良的膚施會談,且
取得了重要成果——雙方具體分析了逼迫蔣介石參加抗日的可能性,討論商
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以及幫助東北軍部隊進行
抗日教育等具體協定。這次會談,不僅對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具有決
定意義,而且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有極重要的收穫。

幾乎是在開展東北軍工作的同時,周恩來又受中共中央的委託,統一主


持對東北軍和西北十七路軍的工作,且與蔣介石秘密談判的渠道也逐漸打
開。

針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的鬥爭更加尖銳化這一情況,在8 月10
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最先建議,應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
毛澤東作結論時,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既然放棄反蔣,就意味著不排除聯蔣,
而聯蔣則是實現國共再度合作的關鍵。顯然,這比既主張國共合作同時又要
反蔣的方針和口號深刻、實際了一大步。

8 月31 日,周恩來覆信曾養甫:9 月1 日,他又致信陳果夫、陳立夫,
均表明中國共產黨「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至此,周
恩來就第一次代表中國共產黨把國共再度合作明確提出來了。這表明,周恩
來是共產黨內「逼蔣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兩黨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導者
之一。當然,其中也不排除國民黨蔣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順
應歷史潮流而對共產黨關係作了自動的鬆動。但畢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誠
意的。

也正是在9 月1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佈《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
指示》。這個指示寫道:「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
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
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
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杭
日。」「我們目前的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全
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代表
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方針的重大轉變:正式完成了以「抗
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過程。正因為有了這個轉變,所以在後來的西安
事變時才能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當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為黨的方針確定下來之後,周恩來又是最強有
力的推動者。在9 月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進一步剛明:聯蔣抗日
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他還強調說明,蔣要走到同我們合作,距離還很遠,但
我們不應放棄他,應逼蔣抗日。

9 月22 日,他再次致書陳果夫、陳立夫,希望他們「力促蔣先生停止內
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則兩黨之幸,國家之幸也。」
24 日,潘漢年攜帶周恩來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
草案》離開陝北,前往上海,去表達中國共產黨人的這種良好願望。


鐵肩擔義戰鬥古城——參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936 年12 月12 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發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
事變——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粑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拒絕聯共
一致對外的蔣介石扣起來了。

捉住了蔣介石,如果殺了他,國民黨內部的親日派就會抓住借口,擴大
內戰,公然投降日本帝國主義。這對中國人民是不利的。

怎麼辦?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一時拿不定主意,他們立即打電報請共
產黨派代表來協商解決這一關係到祖國前途命運的大事。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遠離西安的陝北黃土高原上得知這一消息,感到很
突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即召開會議,討論事變的性質初中共對張楊、南京
政府以及蔣介石的態度問題。

關於這次事變的性質,會議認為是革命的,抗日的,沒有帝國主義的背
景,應該給事變的發動者以支持,並決定派周恩來去完成這個艱巨而複雜的
任務。當天深夜,毛澤東、周恩來即復電張學良,告知「恩來擬來兄處,協
商大計」。

為了制定正確的解決這次突發事變的方針,中共中央政治局13 日繼續召
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周恩來作長篇發言,分析南京政府內部各派系和地
方軍閥以及國際上各種力量對事變可能採取的態度,提出共產黨應取的對
策:在軍事上應準備迎擊南京方面對西安方面的夾擊,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
京對立,應努力爭取蔣之大部,孤立何應欽,鞏固我們的力量。

中共代表團赴西安參與解決事變,面臨的政治局勢將是錯綜複雜,瞬息
萬變,許多事物由周恩來當即立斷,慎重處置。他勇敢而沉著地挑起了這副
重擔。

那時候,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還沒有飛機場,必須到延安
去乘飛機。那天,大雪紛飛,積雪蓋注了道路、山巒,北風呼嘯著、狂吼著。
在這風雪交加的日子,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關頭,周恩來
和紅軍參謀長葉劍英騎在馬上,在飛雪和寒風中奔馳,兩天走了100 多公里,
才趕到了延安。

周恩來一身風塵,於17 日傍晚抵達西安,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不,
準確他說,是投入了緊張的戰鬥。

用恩來一到金家巷張公館,席不暇暖,即與張學良進行通宵達旦的談話。

張學良介紹了扣蔣的經過,六大來局勢的變化以及各方面對事變的反
應。首先是西安告急。何應欽已下令討伐,由於西北軍師卜馮欽哉叛變,潼
關不攻自破,中央軍直下華陰、渭南,並大肆轟炸。各地反應不盡人意;各
實力派因不明真們或局勢不明朗,多不表態,只有遠在廣西的桂系表示支持。
其次是南京的勸向。南京政府內的鬥爭焦點是如何救蔣,而對兩安提出的抗
日問題並不關切。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決;何應欽
在日本支持下,主張武力解決,打著救蔣的旗號,企圖炸死蔣介石,取而代
之。另外,經端納的斡旋,蔣介石的態度由強硬變得和緩,有答應抗日的意
向。

在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上,事實很明顯:蔣介石是南京政府的當然領袖,
只有他能制止何應欽的討伐,也只有他能夠統率國民黨內的抗日派、中間派,
避免南京政府成為日本的傀儡。從全民族杭日圖存的最高利益看問題,共產


黨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次要的。在蔣介石同意聯共抗日的前提下釋放他,
對於推動抗日是有益的。因此,周恩來向張學良表明了共產黨的態度:要保
證將介石的安全。當然,在策略上可以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的安全
無望。這樣,利用蔣、何的矛盾逼蔣抗日,借助蔣的地位壓服南京實現和平。

在軍事方面,有了穩定局勢,周恩來與張學良當即商定:東北軍、西北
軍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替東北軍,必要時側
擊甘肅的胡宗南以及支援關中,紅軍加入抗日聯軍西北軍委。這樣,不僅在
政治上,而且在組織上形成了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位一體的局面,鞏固
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來連夜又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通報西安方面的情況,建議中央
在蔣介石處置的問題上採取「保蔣安全」的策略。第二大,中共中央發表致
國民黨中央電,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19 日,
中共中央發表通電,進一步將救國會議改為和平會議,將會址由西安改在南
京,承認南京在全國的領導地位,放棄了原來以西安為抗日中心的設想。21
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南京談判條件,批准了周恩來的方案。周恩來為中共中
央這一系列決策的制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18 日上午,周恩來拜訪楊虎城,向他說明國內形勢,反對法兩斯、抗日
已是大勢所趨,現在蔣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只要西北三方聯合,力量
強大,他想報復也報復不了。周恩來的一席話使對成蔣有所顧慮的楊虎城茅
塞頓開,心悅誠服。

周恩來與代表團還通過多渠道和各種方式做張、楊兩將軍中其他高級將
領、中下層軍官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他說服持不同意見的朋友
以民族利益為重,擁護和平解決事變的方計。有一天,楊虎城部隊中一些軍
官集合起來,強烈要求殺掉蔣介石,不然,他們就要鬧事。他們說:「不能
由共產黨處理這件事,不能說放就放。」周恩來隻身來到這伙軍官中,耐心
地勸導。

這群氣勢洶洶的軍官見到周恩來,彼此推搡著,吵嚷著。一個軍官人聲
叫喊:「不殺蔣介石後患無窮!」

周恩來平靜地說:「殺他還不容易,一句話就行了。」大家一聽,立刻
安靜下米。「可是殺了他,還怎麼辦呢?局勢會怎樣呢?各位想過嗎?」周
恩來又反問說。接著他啟發大家:這次捉住蔣介石既不同於十月革命逮住克
倫斯基,也不同於滑鐵盧擒拿了拿破侖。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拿
破侖軍事失敗的悲劇。現在雖然捉住了蔣介石,可並沒有消滅他的實力,在
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加上英美也主張和平解決事變,所以逼蔣抗日
是可能的。我們要愛國,就要從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不計較個人的私仇。

周思來的耐心解釋和說服,終於說服了那群軍官。剛才那位大叫大嚷的
暴躁唯官說:「要講仇恨,共產黨最恨蔣介石,十年內戰,他殺了多少共產
黨!真是血海深仇!但共產黨顧全大局,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大公無私,
以德報怨,真令兄弟敬佩!」說完,他雙腳跟「卡」地一碰,向周思來敬了
一個軍札。

有一大,周恩來在一所中學裡演講,聽眾越來越多,樹上、牆頭都站滿
了人。他那說理透徹、氣勢磅礡的演講,不斷被掌聲和歡呼聲打斷,在場一
些愛國的國民黨人感動得流下了熱淚。有一位過路人聽了周恩來的講演長舒
一口氣說:「呵,中國有救了,周恩來在西安!」


共產黨不計前嫌,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國家根本利益為亙,使張學良、
楊虎城為之折服,同時也推動群眾接受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而這一方針有
利於支持南京主和派的鬥爭,迫使何應欽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齡以同民政府
代表身份到西安談判。

放蔣的方針確定了,如何促使蔣答應聯共抗日呢?由於蔣被扣,扎祥熙
已代理行政院長。經張學良與宋美齡協商,決定邀請宋於文來西安。17 日晚,
周恩來和張學良商定同宋談判的五項條件。這五條和張、楊的八項主張基本
相同,不同的是明確提出:「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
派」。宋是著名的英美派,和蔣的關係亦非同一般,與張私交也甚深。他是
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西安提出由他組閣,成為促使蔣轉變的契機。20 日,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了西安,知道這一提議,更加積極。22 日,他同宋美齡
再到西安,開始和平談判。周恩來與宋美齡長談,對蔣轉變態度起了積極作
用。

23 日,周恩來以中共全權代表身份同張、楊一起,與南京方面的代表宋
子文、宋美齡進行談判。周恩來首先闡明中共關於和平解決事變的六項主張。
南京方面救人心切,雖不免討價還價,但基本上表示接受。24 日便達成了改
組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戰等六項協議。當晚,周恩來又會見蔣介石,
敦促他以民族利益為重,終於促使蔣擇善而從,同意談判達成的協議。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團結抗日,起到了巨大的
歷史推動作用,成為從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折點。

周恩來鐵肩擔道義,戰鬥在古城,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政治上的主
宰者,是事實上的主謀。」事變的千占功臣張學良將軍的這一評價,再客觀
不過他說明了周恩來於其中的歷史貢獻和作用。


機智勇敢沉著果斷——平息「二·二」事件

凡是會見過周恩來的人,都為他溫文爾雅的儀容、彬彬有禮的舉止、口
若懸河的談吐、親切謙遜的態度所傾倒。但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卻使他多少
回遇見急風險浪,多少次歷經艱難險阻,然而他都從容不迫地闖過來了。他
溫和中有威嚴,謙遜中不妥協,危准中更鎮定。這是他幾十年革命生涯中的
一貫作風,即便在處理統一戰線中複雜而驚險的事變時,也不乏典型事例,
平息「二·二」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這是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的一個轉折點,周恩來是
實現這一轉折的「事實上的主謀」。然而,張學良將軍在政治上未免有些天
真、幼稚,他為了表示自己對蔣介石沒有私人恩怨,沒有與周恩來商量就主
動送蔣回南京。周恩來聽到後,立即趕到西郊機場勸阻。可惜,當他趕到機
場的時候,飛機已經起飛了。實踐證明了蔣介石在人格上是不地道的。張學
良將軍一到南京,就被蔣介石扣留了。這樣一來,東北軍廣大官兵,尤其是
少壯派的一些官兵被一下激怒了——他們對蔣介石的一腔恨怨無處發洩,恨
不能全潑在周恩來身上,甚至要對他動「真格的」。當時,王炳內在西北軍
的楊虎城部做地下工作,聽到他們已經暗殺了幾名高級將領的驚人消息後,
便連忙去報告周恩來。不料,在王炳南來到之前,一些東北軍青年軍官已經
殺氣騰騰地先一步闖進了周恩來的臨時住所。

在這緊急關頭,周恩來鎮定自若,他猛地站起身來一拍桌子,既威嚴而
又先發制人:你們要幹什麼?你們這是想救張副司令嗎?你們的行動恰恰是
幫了蔣介石的忙!是蔣介石所歡迎的!你們以為這樣子就可以營救你們的張
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因為你們的行動破壞了團結,
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犯罪!

周恩來一番嚴詞煞了他們的成風。無理闖進來的幾個青年軍官流著眼
淚,立即跪下來向周恩來認錯請罪。

1937 年2 月2 日清晨,東北軍主戰的「少壯派」槍殺了主和的王以哲軍
長,恐怖籠罩著西安城,甚至有人還想嫁禍於中共代表團。

這天下午,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全體成員前往粉巷弔唁王以哲。

這時,王家忙著準備喪事。一個軍官看見周恩來來到,急忙跑回巷裡報
信。

「報..報告,中共代表團來了!」

「什麼?」有人以為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周先生來們」

「啊?..」

哭聲嘎然而止。靜了片刻,有人問:「他來幹什麼?」一言提醒了王以
哲的表弟,這位青年軍官輕信謠言,認定中共參與了刺殺的陰謀,從早晨起
就叫嚷著要找中共報仇雪恨,只是被人勸住了。現在「仇人」上門來,他豈
肯錯過這個機會?「嗖」地拔出手槍,大喊一聲,快步奔出屋門。

「給我站住!」在這千鉤一發的時候,後堂內傳出一聲嚴厲的呼喊。

那個軍官居然被鎮住了,眾人回頭看時,只見兩個姑娘扶著一位頭髮零
亂、淚痕滿面的人,她是王以哲的妻子。

「有禮不打上門客!..人家是頭一批來弔唁的人,我絕不允許在我家
裡發生無理的事情。」


她說著淚水又如雨點般地滾落下來。王以哲的表弟不眼氣地插好槍,退
到後面去了。也就在這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懷著沉重的心情緩
步走進靈堂,獻上祭品,向工以哲的遺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弔唁完畢,周恩來沉痛地對王以哲夫人說:「夫人,王將軍不乍被害,
我代表共產黨和紅軍,表示沉痛的哀悼!上將軍是東北軍的元老功臣,也是
我們忠實的朋友。他是最早溝通我們和張將軍的將領,參加了我黨和張將軍
的延安會談,在西安事變前後他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友情我們黨是永遠不
會忘記的;他的功勞,中國人民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他為維護和談成果而
被害,這不僅是東北軍的損失,也是全同老百姓的損失!那些不顧大局殺害
王將軍的人,不但應受到東北軍廣大將士的譴責,而且應該受到全國老百姓
的譴責!夫人,希望您保重身體,和東北軍兄弟,和我們一起為實現收復東
北而努力!」

周恩來的臉色,由於極度的悲傷而變得慘白了,他的一番肺腑之言,感
動了在場的每個人,一個個含著熱淚,泣不成聲。王夫人激動他說:「周先
生,你們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靈堂背後事先躲著的那個人,他把子彈都推上膛了,隨時準備射擊。聽
了周恩來的話,他哭著出來,跪在周恩來面前,聲聲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
來..

東北軍少壯派中的一些人原以為只要殺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
堵住和談的路,可以同中央軍打仗,可以救回張學良。結果卻事與願違。王
以哲在東北軍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級將領。他的披害激起了廣大官兵的憤慨。
消息傳到前線,駐防在渭南的東北軍立刻調轉槍口向西安開拔,前鋒到達臨
潼。他們提出:少壯派孫銘久等必須離開西安。3 日,楊虎城同周恩來商量
後,派人找孫銘久等問他們何以自處。孫銘久、應德田、苗劍秋等這時也慌
了手腳,三人經過徹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個方案:第一,他們三人引咎
自戕;第二,自首投案,聽憑處理;第三,將他們送到紅軍中去。周恩來在
這樣複雜而用難的局勢下,經過權衡,考慮到少撲派在發動西安事變時是有
功績的,他們錯誤地刺殺王以哲的動機還是想拯救張學良,不能輕意犧牲他
們,毅然地決定不避袒護少壯派的嫌疑,把他們送到雲陽紅軍駐地,再轉往
平津。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報仇的人便失去目標,從而避兔了一場東北
軍內部大規模的自相殘殺。

那些日子,可以說是周恩來在西安事變期間最困難的日子。在他周圍就
像堆滿了火藥桶。各種對立力量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而他們幾乎都是共產黨的朋友。情況的發展常常是風雲突起,瞬息萬變。稍
微處理不慎,就可能前功盡棄,使己取得的初步勝利全部付諸東流。

這,幾乎是常人難以承受的。當時在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的羅瑜卿、呂
正操、王炳南後來回憶說:「那些天,周恩來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
顧不得吃飯,顧不得休息,幾天幾夜睡不上幾個小時,夜以繼日地工作。眼
睛熬紅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當他出現在會場上,出現在客人面
前,仍然是那樣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周恩來同志乎易近人,對和戰兩派平
等相待,盡力說服大家團結合作。」他的態度是誠懇的,談話是有說服力的,
終於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使大局得到維持而不致崩潰,並且在東北軍和十七
路軍的廣大將上中贏得了信任,贏得了友誼。

「二·二」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周恩來、博古的安全,致電


要他們在緊急時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來很清楚:環境越危險,他就越不能
離開西安。如果離開,正在建立的紅軍聯絡處就難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紅軍
就難以在關中立足,國共正式談判也難以進行。因此,他將大部分工作人員
撤出了西安,要博古、葉劍英、李克農、劉鼎等轉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堅
持留在西安,在險象叢生中靠他的機智勇敢,沉著果斷地平息了「二·二」
事件。


東奔西走五次談判——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周恩來不僅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們導者,而且是其得以實現的強有力
的推動者。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蔣介石雖然承諾了聯共抗日的條件,但要使之變
成現實,仍需付出極大努力。正如周恩來曾說過的,「蔣要走到同我們合作,
距離還很遠」。因此,為促成兩黨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來作為共產黨代表
團首席代表,不畏艱險,不辭勞苦,從1937 年2 月開始,歷時七個月,東奔
西走,往返於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之間,唇槍舌劍,陳辭懇切,同國民
黨進行了五次談判。談判的對手,最初是顧祝同、張沖等,後來是蔣介石本
人;談判的內容更涉及紅軍改編,邊區政府改制、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和發
表兩黨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蔣介石從其階級利益考慮,總想把
共產黨、紅軍和邊區控制起來,進而予以吞併:周恩來則從民族利益著眼,
堅持「要他們承認我們的軍隊,承認我們的邊區,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
組織各黨派的聯盟,就是統一戰線。」

第一次,二月西安談判。西安事變過程中,是以東北軍、十七路軍和共
產黨聯合的「三位一體」共同和南京談判,由張學良主持。張送蔣離開西安
後,由楊虎城主持。為了謀求和平,楊兩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談判。蔣介
石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應欽插手其事,令在潼關的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
軍總司令顧祝同和西安方面談判。「二·二」事件前後,為了堅持和平,周
恩來通過東北軍軍長何柱國向顧況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參加潼關的談判。
顧請示蔣介石,蔣回電顧:紅軍駐地陝北,南京每月給20 萬至30 萬元經費。
周恩來派李克農到潼關後,又爭取到顧祝同同意紅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

「二·二」事件後,西安三位一體不復存在,2 月8 日,顧況同率兵進
入西安。第二天,周恩來就與顧祝同、張衝開始談判。不久,財劍英也趕到
西安參加談判。

2 月10 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
證。中旬,同民黨三中個會通過《根絕赤禍案》,決定「必須徹底取消其所
謂『紅軍』」;「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周恩來指出:「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
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
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這四條同我們的五項
要求、四項保證,實際上相當接近,國共合作的原則確定了。

政治上總的原則問題基本解決了,國共談判的焦點集中在軍改編後的編
制、人數,是否設立總指揮部;蘇區的地位、行政長官的人選;兩黨合作的
形式及綱領等問題上。

2 月26 日,參加了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張衝回到西安,就上述問題開始和
周恩來談判,而且談得比較順利。但是3 月上旬賀衷寒到西安後,情況卻大
幅逆轉。賀提出了許多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周恩來的拒絕。周恩來還
向中共中央建議,關於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問題,不是與顧、賀可以解
決得了的。中央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第二次,三月杭州談判。3 月下旬,周恩來在潘漢年陪同下到達杭州,
直接和蔣介石會談。周恩來嚴正聲明:中共為國家民族利益計,與蔣及國民
黨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騙之誣蔑。提出紅軍編為三個師,每師15000


人,共45000 人。三個師上設某路軍指揮部。陝甘寧邊區作為整個行政區,
不能分割。國民黨不能派政訓人員和輔佐。紅軍需要增加防地。

蔣介石在大敵當前、人民強烈要求抗日,共產黨堅持鬥爭的形勢下,不
得不承認國共分家十年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
責。他說,你們不必提和閩民黨合作,只是與我合作。蔣表示,邊區、紅軍
改編都是小事,只要擁護他為領袖,一切好辦。對合作的形式他也提不出具
體的方案。

·蔣介石對於沒有能消滅紅軍和共產黨一直耿耿於懷,現在要承認共產
黨與國民黨的平等地位,進行對等談判,他確是不甘心的。因而提出與他個
人合作,逼周恩來就範。
周恩來卻巧妙地處理了這件事,他馬上提出國共合作的形式可採用共同
綱領的辦法,實際上給了蔣介石一個軟釘子。

4 月初,周恩來回到延安,中央對杭州談判很滿意,同意周恩來的具體
方案,決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綱領和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基礎上起草民族統一戰
線綱領,並具體研究兩黨合作的形式。

第三次,一上廬山談判。為了推動蔣介石盡早抗戰,6 月4 日,周恩來
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及準備討
論的13 個問題(主要有:兩黨合作的形式,聯盟或改組國民黨,要求釋放政
治犯、允許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辦報、紅軍改編、承認邊區,中共不
同意與蔣個人合作等),風塵僕僕登上廬山,同正在避暑的蔣介石再次談判。

經過多次交涉談判,蔣介石最後表示:兩黨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國民革命
聯盟,兩黨各推相同人數的幹部組成,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對外行動
的宣傳由同盟會決定,然後執行。而且在關於綱領的形成與執行、紅軍改編
後最高指揮機關的設置及陝甘寧邊區主席的確定等一系列問題上,蔣介石都
頑固堅持旨在將共產黨溶化掉的立場。周恩來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聲明回
延安再行討論。

第四次,七月再上廬山繼續談判。6 月18 日,周恩來回到延安,中共中
央開會討論,為了推進統一版線的建立,打破談判佃局,又做了讓步。首先,
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是先確定共同綱領,這是兩黨
合作的政治基礎。組織上,同意蔣依據共同綱領有最後之決定權,但保持共
產黨的獨立組織和政治自由。對於具體問題,決定7 月份發表宣言,指定由
周恩來起草。7 月初中共中央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
作宣言》。7 月14 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廬山將宣言交給國民黨,
並準備與國民黨討論革命同盟會的綱領,同蔣介行切實商討國防計劃、召開
國防會議的時間等抗日事宜。

這時,「七·七」事變已經爆發,雖然蔣介石在17 日表示了堅決杭戰的
決心,但卻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廬山召開的全國教育、文化、社會賢達座
談會,也就是不准共產黨公開活動。蔣介石對中共送來的宣言也不感興趣,
雖動手改了兩句,卻扣住不發。將革命間盟會一事擱置不提,綱領的問題更
無從談起。

18 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蔣介石,邵力子、張沖會談。蔣介石堅
持,改編後的紅軍政治部上任只能轉達南京的人事指揮,而三個師的管理教
育,須直屬行營,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指派。蔣答應中日開戰,即發表中
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堅決反對國民黨派人到紅軍來。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力爭無效,
因抗戰槍聲已響,便採取如蔣不讓步,不再與之談判的方針,遂下山到上海
等待時局的變化:井建議中共中央自行改編紅軍。隨後,返回陝北出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會議。

第五次,南京會談。7 月底,北平、天津相繼失守,華北危急,震動全
國。抗戰伊始,中央軍就節節敗退。為挽救局勢,蔣介石急於要紅軍上前線。
他要張沖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問題。
同時蔣準備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中共為了推動抗日,爭取合法地位,決定
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

8 月9 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參加會議,井與蔣介石進行
第四次會談,也是西安事變後周恩來同國民黨進行的第五次談判。蔣介石在
談判中再次提出向紅軍派參謀長、政治部副上任,周恩來仍不能接受這一無
理要求。

8 月13 日,日本進攻上海,戰火已經燒到了蔣介石的大本營,這時他才
真正決心抗戰,不再提及向紅軍派人。19 日,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壓力下,
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擔任正副總指揮。22 日,
南京政府正式宣佈紅軍改編成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每師1500
人,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8 月中旬,為參加洛川會議,朱德、周恩來
回到陝北。隨後為貫徹洛川會議精神,遂率八路軍東渡黃河,到山西抗日前
線,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葉劍英仍留在南京繼續
和國民黨當局交涉具體事宜。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不斷深入我華北腹地,各城紛紛失守,蔣介石
需要中共和八路軍的支持。9 月22 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了周恩來起草
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 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中國共產黨
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講話:「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
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
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
革命之使命。」

《宣言》的發表,蔣介石的講話,標誌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標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到蔣介石廬
山講話為標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周恩來東奔西走同國民黨談判
五次,其中同蔣介石直接談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戰是逼成了,
談判也算逼成了,統一戰線也算逼成了」。


對像不同方法各異——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統戰對像極其廣泛。周恩來在統戰工作實踐中,對不同類型的工作對象,
總是採取靈活多樣的方法,把他們爭取到統一戰線中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為例:

對蔣介石的爭取,我黨承認他在全國軍隊和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擁護他
領導抗戰,並在抗戰困難時援助他;在其對中共蠻橫時拒絕他、揭露他,對
他及其特務機關之一切反共陰謀,據實揭發,適時抗議,必要時組織反擊。
例如,1939 年國民黨進一步確定軍事反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反動方針,
以博山事件為起點,製造了許多磨擦事件。當時,周恩來先後致電陳誠、蔣
介石,抗議蔣秘密頒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
的根源,必須予以取消。他號召全黨「對目前全國倒退的現象,必須給以嚴
正的批評,適當的抗議與必要的壓力,以促其進步」。正是在這些思想的指
導下,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有節制的反磨擦鬥爭,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
反共高潮。以皖南事變為標誌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發後,周恩來在《新華日
報》發表「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的悼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以極大的憤慨及時揭露了蔣介石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的
罪行,團結了一批中間力量。由於黨中央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措施,才使國共
合作的統一戰線又一次免遭破裂。當蔣介石拋出《中國之命運》,欲發動第
三次反共高潮時,周恩來在重慶約見蔣介石,當面予以揭露,對有效制止這
次反共高潮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周恩來對蔣
介石採取了既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法。

對其他黨派,周恩來總是積極扶植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分子。抗日戰爭
時期的民主黨派有中國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要由救
國會、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簡稱第三黨,後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華職教社、鄉村建設協會、國社黨、青年黨等三黨三派組織而成。抗戰期
間,在重慶基本形成的民主黨派還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建國會、九三
學社等。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並兼管統戰工作的周恩來,不僅從組織上
幫助促成這些民主黨派的建立、聯合,而且還從政治上對民主黨派堅持抗戰,
維護團結,爭取民主的正義鬥爭給予大力支持,從而進一步密切了民主黨派
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關係,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壯大了革命力
量。比如,1939 年10 月,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實施憲政
號召的影響下,統一建國同志會在重慶成立。這個組織提出了對外抗戰、對
內建設,以三民主義為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要求實施憲政,各黨派平等等
主張。然而,皖南事變的發生卻打破了他們的幻想,國民黨堅持內戰分裂政
策使他們感到失望,於是,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團結起來,爭取民主自由反
對內戰獨裁之必要。在這種情況下,第三黨的章伯鈞、青年黨的左舜生等擬
發起成立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及國民黨左派,進行民主與反內戰運
動。他們專門找周恩來會談,要求中共給予合作。周恩來對此極為贊同、支
持,並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幫助下,原統一建國會的三黨三派於1941 年2 月間
開始籌備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3 月19 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召開了中
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大會。

民主政團成立的消息披露後,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慌。他們千方百計封鎖
民盟成立的消息,還誣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謠欺騙,「絕無其事」。中共中


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於10 月28 日發表社論,祝賀民主政團的成立,稱讚
它是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希望「參加民主政團同盟的各黨派,在民主大
旗下,更進一步的努力,願其所負使命得迅速實現,以促進抗戰勝利之到來,
民主政治之真正實施。」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的支持、鼓勵、幫助,使民主
政團的各黨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來不僅從組織上支持和幫助了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對三民主義同
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組織的醞釀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這些
組織一經成立,周恩來又從政治上支持他們的正義鬥爭,從思想上關心他們
的進步。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扶植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分子的卓絕努力,
更是有口皆碑。這是廣泛團結的方法。

對地方實力派,周恩來採取了領導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進的辦法。
以他在重慶爭取西南地方實力派為例,周恩來根據黨的「發展進步勢力,爭
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這一策略總方針,不僅強調了爭取地方實力派
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個關鍵(就是要克服和糾正我們
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以及用那種固定不變的眼光看問題的形而
上學觀點)、兩條原則(第一,促進地方實力派向左轉,不跟蔣介石走,接
受我黨的杭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第二,促進地方實力派之間的聯合,共同
抵抗蔣介石的強大反動勢力,避免被各個擊破)。周恩來通過深入細緻的調
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實力派頭頭的情況,決定重點做劉文輝、潘文華、
鄧錫侯、龍雲等人的工作。1938 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劉文輝駐
防地去看望他,並和他談到如何團結地方力量,堅持抗日的問題。1942 年2
月,周恩來通過民盟朋友張志和聯繫,在重慶機房街吳晉航宅同劉文輝談了
一個多小時的話,就抗日問題向劉曉之以理,促其同共產黨密切聯繫,具體
配合。經過周恩來的教育幫助,劉文輝明確了政治方向,增強了抗戰勇氣,
此後,劉與共產黨的關係就由一般聯繫進入實際的配合階段。接著周恩來又
先後派華崗、張友漁、黃松林等到成都同劉文輝進行經常聯繫,在取得劉同
意的情況下,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劉聯繫,並設置一部秘
密電台與延安直接通話。王少春每天把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解放區的勝利消
息向劉文輝通報,又把川康方面的軍政動態向黨中央匯報,從而溝通了延安
與川康的聯繫。在重慶的八年抗戰期間,周恩來在爭取劉文輝的同時,又親
自對潘文華做了大量工作。通過潘手下一個師長彭光漢的關係,派田一平去
擔任了由彭出錢辦的《華西晚報》的社長,又派黎澍去做總編輯,該報名義
上是支持民盟的報紙,實際上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工具。周恩來還派鄧錫侯的
同鄉共產黨員楊伯凱去作鄧的工作,向他宣傳中共的路線、方針,分析國際
國內形勢。通過周恩來的努力,促進了地方實力派的頭頭向左轉,先後接受
了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孤立了蔣介石頑固派,為中國共產黨在西
南、在四川地區開展抗日民主運動提供了有利條件。

對民眾運動,周恩來努力爭取黨的一切活動機會,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建立,周恩來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戰前線擴
大統一戰線,到太原後,他用一切機會,會見記者,給群眾作報告,到大學
演講,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這是積極發動群眾的方法。

另外,無論對民族、宗教首領,還是對哥老會的龍頭大爺,周恩來在同
他們協商統一戰線事宜時,總是根據對方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最
終都取得了發展、鞏固統一戰線的最佳效果。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變的實質

1941 年1 月4 日,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九千餘人奉命北調。6 日,當
部隊行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隊七個師8 萬多人的包圍
襲擊。經過七晝夜血戰,終因彈盡糧絕,除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7 日,周恩來在重慶獲悉新四軍陷入重圍時,立刻向張沖提出嚴重抗議,
接著又向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分別提出抗議。他嚴正聲明:
如果不制止對新四軍的包圍、襲擊,「新四軍只有突圍四出,散於民間,戰
於敵後」。

11 日,《新華日報》舉行創刊三週年慶祝活動,周恩來到會講話。正當
他講話的時候,南方局機要員送來中共中央的急電。周恩來看完,緊皺眉頭,
立刻用沉痛的語調宣佈新四軍局勢嚴重。

這時,飯廳裡的電燈突然熄滅,四週一片漆黑,過了一會才亮起來。周
恩來意味深長地激勵大家:「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他接著說:
「有革命鬥爭經驗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奮鬥。不但遇著光明不驕傲,
主要是遇見黑暗不灰心喪氣。只要大家堅持信念,不顧艱難,向前奮鬥,並
且在黑暗中顯示英勇卓絕的戰鬥精神,勝利是要到來的,黑暗是必然被衝破
的。」

當晚,他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事變發生後的局勢和鬥爭方針。組
織力量,廣泛地向國民黨內主張團結抗戰的人士以及社會各方面揭露國民黨
頑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來還寫信給蔣介石,要他命令國民黨部隊立即撤退,
給北上的新四軍讓路。在這些極度緊張的日子裡,周恩來經常通宵達旦地工
作,曾經連續三晝夜沒有安枕。

這時,中共中央十分擔心周恩來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員的安全,來電要
求他們「短期間離渝」。周恩來斷然說:我要堅持到最後。

17 日晚,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佈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通令,反誣新四
軍「叛變」,悍然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被扣的葉挺軍長交付軍法
審判。至此,國民黨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頂點。

周恩來得知後,立刻義憤填膺地打電話給何應欽,痛斥他:「你們的行
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
民族的千古罪人。」隨即又驅車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處,當面提出質問和
抗議。

當晚,南方局在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召開會議,仔細分析國民黨命令公佈
後的局勢,研究如何向國統區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國民黨頑固派這一破壞團結
抗戰、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決定在《新華日報》上刊登周恩來為皖南事變
所寫的題詞。

那時,國民黨有著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報紙稿件都需事先經過審查,
有關皖南事變的記載全部被扣。就這,國民黨還不放心,那天晚上十點多鐘,
新聞檢查所派人來到《新華日報》社,坐等審查第二天報紙的大樣。為了對
付檢查,報社準備了兩種不同版面:一種是給檢查所來人看的,上面沒有周
恩來的題詞;另一種刊登有周恩來題詞手跡。周恩來在紅巖辦事處把題詞寫
好後,派副官立刻送往報社,並且指示:要報社加快編排和製版,組織好發
行力量,務必搶在第二天各大報發行以前,將報紙送到廣大讀者手中。題詞


共兩條。在第二版佔六欄地位的是:「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在第三版占
五欄地位的冷首詩:「千古奇冤,江南一時;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這滿含悲憤的25 個字,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
事變的實質,表達了對國民黨頑固派最強烈的抗議。

第二天黎明前,報社就把印好的報紙包在鋪蓋卷裡,裝在籮筐裡,從紅
巖後山偷運進城,送到讀者手中。當國民黨頑固派發現市面上出現印有周恩
來題詞手跡的報紙時,大批報紙早已衝破山城的濃霧傳遍了全城,轟動了整
個重慶,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2 月2 日,毛澤東從延安致電周恩來:
「收到來示,欣慰之至,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王。」

周恩來和南方局組織的反擊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這次是國民黨
把事情做到如此絕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責任完全在蔣介石方面,人們把同
情越來越多地轉到中國共產黨方面來。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董必武聯名
致電中共中央,提議實行政治上的全面進攻,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旅的反
共氣焰。中央採納了周恩來、董必武的建議。

為了實現政治上的全面進攻,廣泛爭取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周恩來、董
必武等南方局領導人頻繁與黃炎培、沈鈞儒、鄒韜奮等知名人士接觸、交談;
黃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討論時局與皖南事變問題。2 月6
日和21 日,周恩來兩次與馮玉祥見面,向他談到時局問題,表示很難過。馮
玉詳在日記中寫道:「我說為國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這個人識大體,明大
義,同時又很能忍耐。」馮還對左右說:新四軍抗戰有功,婦孺皆知,此次
被政府消滅,政府方面實際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對。侯外廬、翦伯贊去看
周恩來,問他:「國共會不會從此破裂?抗戰會不會因此就被夭折?」周恩
來微笑著說:「黨的方針,就是爭取時局的好轉,但同時還要準備更壞的局
面出現。至於抗戰能不能繼續下去,那決不是蔣介石一人所能決定的。」侯
外廬和翦伯贊都表示;「如果離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解放事業就沒有保
證;無論局勢如何困難,一定要跟著中國共產黨走到底。」黃炎培表示:不
論事情經過之是非,當局如此措置絕對錯誤,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連
雜牌軍和地方實力派中多數人也感到新四軍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勢力之先
聲,因而表現恐慌並對共產黨深表同情。對人心的這種變化,毛澤東在2 月
14 日致電周恩來時作了這樣的估計:「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
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

在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方面,周恩來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員和《新華日報》記者,同外國記者與外交官聯繫,
盡快地把江南慘案的消息告訴他們。外國記者根據中國共產黨方面提供的真
實情況,向各國發出報道。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首先於1 月21 日自香港向
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發出了關於皖南事變的新聞稿,不久,另一名美國
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美亞》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有關國共兩黨
危機的通訊。無論蔣介石如何封鎖消息,鉗制輿論,他們圍殲新四軍的真實
消息仍迅速在國內外傳播開來,使蔣介石集團遭到海內外人士的同聲譴責。
周恩來親自到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寓所,向卡爾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英
國政府收到駐華大使報告後,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2 月
中旬,周恩來又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代表居裡,揭露皖南事變真相。居裡向
蔣介石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
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何進展。周恩來還向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轉達中


共中央關於清蘇聯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接濟的意見,崔即以駐華武官的
身份先後拜會剿滅新四軍命令的簽署者、國民黨軍隊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與
白崇禧,當面譴責國民黨軍隊在大敵當前,正在進行反侵略戰爭的時候,竟
蓄意進攻抗日的新四軍,屠殺自己的士兵和軍官,真是咄咄怪事,表示要將
這一情況向蘇聯政府報告,以此向蔣介石暗示,「他對共產黨軍隊採取的敵
對行動,並非沒有引起蘇聯方面的注意」。由於蘇、美、英等國對蔣介石集
團施加了壓力,遂迫使其反共和分裂的行徑不得不有所收斂。

蔣介石集團原想以反共來停止日本的進攻或換取與日妥協。實現日蔣聯
合剿共。但是,在其發動皖南事變後,卻引來了日本對河南的人舉進攻。原
來,日本帝國主義急於同希特勒德國遙相呼應,擴大法西斯侵略戰爭,加快
實行「南進」,因而決定「不依賴國共糾紛,而是依賴自己力量解決中同事
件」。再說,日本人也不願意八路軍、新四軍進入華北,因為華北是其根據
地,蔣介石驅逐共產黨軍隊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於是日本調集五個師團
的兵力,在1 月26 日發動豫南戰役,將國民黨軍隊15 萬人包圍於平漢路以
東。這就給蔣介石集團潑了一瓢冷水,使之不得不撤回剿共大軍而抵禦日軍
進攻。蔣介石集團的剿共計劃被打破了,也只好被迫同共產黨謀求某種妥協。

為了爭取主動,打破僵局,周恩來在政治攻勢產生巨大影響的情況下,
又給蔣介石集團一個台階,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12 條臨時辦法,包括:立
即停止企圖向我軍進攻;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
法地位;承認陝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承認敵後之民主政權;釋放葉挺,回
任軍職;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經過一番鬥爭,蔣介石理虧詞窮,不得不
於3 月14 日約見周恩來,作出緩和國共兩黨氣氛的姿態。至此,國民黨發動
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這一次反共高潮,如果從它的醞釀算起,前後經歷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這是充滿著驚濤駭浪的日子,國共兩黨的關係發展到破裂的邊緣,問題的處
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極嚴重的後果。

周恩來在這些風雲險惡的日子裡,始終屹立在鬥爭的第一線,並參與著
中共中央的各項重大決策,多方面地展現了他的品格和才能。他處身於龍潭
虎穴之中,全然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大義凜然,光明磊落,從容沉著,機智
靈活地處理著各種複雜事態,以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巧妙而又恰到好處地
擊退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的進攻,贏得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群眾、包括中間
階層的同情和信任,極富韌性地維繫了國共合作的民族統一戰線免遭破裂。


針鋒相對爭取主動——住助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

1945 年8 月15 日,曾經窮凶極惡、不可一勢的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
件投降。這樣,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浴血奮戰,終於贏來抗日戰爭
的最後勝利,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

此時,飽嘗了八年戰爭苦難的全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團結。但是,
國民黨卻想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繼續維持一黨獨裁的法西斯統治。他們懾於
輿論的壓力,也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內戰,又不得不採取政治欺騙的手段、三
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國民黨當時估計毛澤東不會去重慶,因
而他們施放談判煙幕,企圖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強加於共產黨的頭上。

毛澤東洞察國民黨的陰謀,為了爭取和平,並在爭取和平的過程中,揭
露國民黨破壞和平、挑動內戰的真面目,以利於團結教育廣大人民,不顧個
人安危,毅然決定於8 月28 日,在周恩來陪同下,飛往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毛澤東的這一行動,震動了個中國。當時重慶山城的群眾奔走相告,心
花怒放,把毛澤東的來到,看作「民主中國的曙光」。

28 日下午3 時,接中共談判代表團的飛機返回九龍坡機場。據《大公報》
記者於岡當時報道:「第一個出現在飛機門口的是周恩來,他的在渝朋友們
鼓起掌來。他還是穿那一套淺藍的布制服。到毛澤東、赫爾利、張治中一齊
出現的時候,掌聲與歡笑聲齊作,延安來了九個人。」

正當前來歡迎的各黨各派代表彬彬有禮地向毛澤東走去時,那些年富力
強的中外記者一擁而上,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遞名片,有的報姓名,有
的提問題,有的搶著同毛澤東握手。而各黨各派代表被擋在人牆之外,無法
同毛澤東接近。周恩來一看這種情形,立刻把一個紙包高舉在空中,說:「新
聞界的朋友們,」我從延安為你們帶來了禮物,請到這兒來拿吧!」這句話
一下子把大群記者吸引過來。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經同各黨派代表握手交
談,才微笑著打開紙包,向記者——分發「禮物」,原來是從延安帶來的毛
澤東的書面談話。談話中說:「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
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現
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當晚8 時,蔣介石在林園官邸舉行歡迎宴會,重慶談判開始了。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住在紅巖辦事處。毛澤東除會客和處理
談判問題外,還繼續領導全黨和解放區的工作。具體談判,由周恩來、王若
飛同國民黨的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進行。

在整個重慶談判的43 天中,周恩來夜以繼日地辛勤操勞,根據毛澤東的
決策,充分發揮他的談判才能與藝術,積極推動談判取得進展。他既表現了
堅定的原則性,又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對一些具體問題採取了
靈活的策略。

在談判中,雙方爭論的焦點是軍隊問題和解放區政權問題。國民黨企圖
在「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和解放區政權。周恩來代表共產黨予以嚴正駁斥,拒絕了國民黨的無理要求,
但是為了使談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讓步。在軍隊問題上,共產黨同
意在未實現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並願將所領導的
軍隊,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縮編為24 個師或至少20 個師,在解放區
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國民黨必須承認解放區民選政府的原則下,同意


退出廣東、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個解放
區,將部隊撤到隴海路以北,以及蘇北和皖北解放區。但是,蔣介石仍頑固
拒絕,以致三個星期的談判,無法達成協議。9 月21 日會談後,周恩來、王
若飛不得不中斷同國民黨代表的談判。

為了促使談判有所協議,周恩來協助毛澤東,於談判工作以外,同各界
代表人物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他們會見了當時國民黨進步人士宋慶
齡、馮玉祥、柳亞子等。柳亞子見了毛澤東非常激動,即席賦詩,稱毛澤東
為「彌天大勇」,讚揚他的功勞好比「霖雨蒼生」。周恩來還向各黨派、國
民黨內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聞界、產業界、婦女界等廣泛解釋中國共產黨
的主張,說明導致談判陷入僵局的真相,宣傳了共產黨爭取和平與民主的真
誠願望,擴大了革命統一戰線,使談判期間的政治形勢向著有利於人民的方
向發展。

國民黨方面已經看到,一味施加高壓是無法使中國共產黨屈服的;而這
次談判已為舉世所矚目,如果談判破裂或無結果而散,他們向國內外都難以
作出交代。於是,在談判中斷剛三天,他們就坐不住了,主動找周恩來要求
重開談判。

重開談判後,進展比前一段就順利了。

在軍事問題上,共產黨重申了前面提到的縮編數目後,國民黨方面表示:
全國整編計劃正在進行,此次提出商談的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領
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為20 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至於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
提出方案,討論決定。雙方還商定組成三人小組具體解決軍隊整編問題。

在解放區問題上,中共所提要求遭到拒絕後,中共方面又提議:在解放
區重新進行縣級民選,選出縣長與縣參議會;凡一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縣
已實行民選者,由縣參議會產生省參議會,省參議會選舉省長與委員,呈請
中央加委。國民黨方面仍不肯同意。27 日周恩來又提出一個新方案:「暫維
現狀,即現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
解放區治理之。此一辦法如只等尚不能同意,則最後之途徑,只有交由政治
會議解決。」對此,雙方仍未達成協議。最後,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繼續商談。

在國民大會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協議,周恩來聲明:「中共不願見因
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裂團結」。雙方同意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會議解決。

對政治會議問題,雙方意見雖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雙方同意在結束
訓政,實施憲政以前設政治會議,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推
薦代表出席,協議和平建國方案與召開國民代表大會。

鑒於談判已取得進展,周恩來在10 月2 日會談即將結束時建議:把一個
月來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其中總的方針、軍事問題、政治會議問題等,或
已雙方同意,或彼此意見接近,擇其能發表者發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國
民黨代表表示同意。10 月5 日,周恩來將他起草的《會談紀要》提交討論。

這份《會談紀要》寫得很有特色:不僅把雙方已一致同意的內容在文字
上確定下來,並且對沒有取得一致的問題也分別說明雙方各自的看法,在解
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上還說明了中共方面先後提出的四種解決方案和雙方目前
的爭執所在,表明了繼續商談的願望,雙方就《會談紀要》又進行了兩次討
論,並作了修改。但對《會談紀要》在什麼時候發表,又發生爭議。這時,
進犯晉東南上黨解放區的閻錫山部國民黨軍被解放區軍民擊敗。毛澤東又提
出要返回延安。這樣,在10 月7 日以後,同民黨的態度又不得不緩和了下來。


10 月10 日下午,《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終於在曾家巖桂園客廳
內簽字。當場簽字的有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
中、邵力子。簽字後,請正在桂園二樓的毛澤東下樓,和在場者一一握手。
12 日,《會談紀要》由國共雙方加以公佈。

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經過艱難曲折的鬥爭,特別是經過周恩來的
不懈努力,終於產生了。

這個文獻的意義何在?毛澤東10 月1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
「這個東西,第一個好處是採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協定,這是歷史
上未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於人民的。」周恩來在第二年
也說過:「我們並不因為蔣破壞了這些協定,就以為沒有了收穫。因為全中
同人民都承認了這樣的事實。認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國民黨雖背叛
了協議,但他還不敢放棄黨派協商。」重慶談判所達成的協議,也有力地推
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


政治協商互諒互讓——1946 年1 月出席政治協商會議

重慶談判時,國共雙方曾商定於1945 年11 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然而,
蔣介石未及《雙十協定》的墨跡乾淨,就迫不急待地撕毀了它,在重慶談判
後繼續調遣大批軍隊向華北、東北進兵,進犯解放區,挑起內戰,致使政治
協商會議根本沒有條件召開。

及至1945 年底,由於解放區軍民堅決擊退了國民黨的軍事進犯,取得了
自衛戰爭的重大勝利;又由於國統區廣大人民反內戰、爭民主、反對美國干
涉中國內政的運動走向高潮,這就使蔣介石在軍事上處於不利,在政治上陷
於異常孤立。與此同時,國際上也出現反對中國內戰的強大輿論:12 月1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表示贊成中國「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
表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12 月27 日,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
會議發表公報,也指出「國民政府各級機構中民主黨派之廣泛參與以及內部
衝突之停止,均屬必要」。

中國共產黨適應形勢的發展,12 月16 日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出席政治
協商會議的代表團到達重慶,並提出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用政治協商辦法
解決國內一切問題的三項提議,受到國內外各方面的重視。

在這樣的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戰談判,於1946 年1 月10 日簽
訂停戰協定,頒布了停戰令,並於當天上午在重慶正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出席會議的代表國民黨8 人,共產黨7 人,民主同盟9 人,青年黨5 人,無
黨派社會賢達9 人,共計38 人。他們實際上代表了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左、
中、右三種力量。

蔣介石在開幕辭中宣佈了包括各政黨有合法地位在內的四項諾言。周恩
來在開幕式上致同。他說:這樣的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的政治歷史上還是
創舉。政治協商會議,就是要請各黨代表及社會賢達一起來訂出如何實現政
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之上,
實現各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於此,人民權利和黨
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決的問題。中共代表團願以極大的誠懇和容忍,與各
黨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事,努力合作。

怎樣才能開好這次會議呢?周恩來在12 日的會議上回顧國共會談經
過,總結了四條值得今後重視的經驗教訓:「第一點,要互相承認,不要互
相敵視」;「第二點,要互相商量,不要獨斷」;「第三點,互相讓步,不
要獨霸」;「第四點,要互相競賽,不要互相抵消」。周恩來語重心長、入
情入理地對這四條進行了具體的闡釋。接著他以加重的語氣說道:「以上四
點,是從九年來雙方商談中得來的痛苦經驗與教訓。雖似泛論,但很希望各
位先生和全國人民瞭解。這是一種由衷之言,我們誠懇希望在這次政治協商
會議上,能夠認識到這方面。」

從14 日起,大會依照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問題和
憲法草案問題進行討論。

討論改組政府和施政綱領時,董必武系統地闡明包括和平建國、結束訓
政、制定憲法等在內的十項主張。周恩來在發言中,談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
權利問題時說:「蔣主席在本會宣佈的四項主張,我們非常擁護,全國人民
迫切希望全部實現。有些事情當然要有步驟,但放人這件事立即可做。」他
特別提到要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指出九年前的西安事變「為尺族產生


了驚天動地的團結抗戰。若沒有他倆人的贊成,也不會有民族復興節那天的
歡欣。」「要是張、楊兩先生釋放了,西北與東北父老乃至全國人民,誰不
歡欣?何必不做?給人民自由,只有對國家有好處、望政府當即立斷。」經
過同國民黨多次交涉,並以中共釋放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為條件,1
月22 日廖承志獲釋,周恩來前往迎接。3 月4 日,失去自由長達五年的葉挺
也被釋放,他在第二天就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入黨,中共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
要求。

討論軍事問題時,周恩來提出了12 條建議。他說: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
家化要同時實行,不能認為先有軍隊國家化,然後才能政治民主化。「軍隊
是從人民來的,只有軍隊能真正保護人民利益,才能保護國家,才能保護民
族。」他表示: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執行整編全國軍隊的任務;同意全國
整編與大量裁兵的原則,凡是抗日有功的軍隊,應該一面承認,一面整編;
要改革軍隊的制度與教育;地方治安應由地方的保安隊或自衛隊負責維持。

討論國民大會問題時,鄧穎超報告了中共的基本主張:「(甲)改組後
的國民政府應負責協同政治協商會議商定中國民主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選舉
法、組織法,並立即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選舉。(乙)確定在本年內召開
有各黨派參加的自由的普選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井依據憲法成立正式的
民主聯合的國民政府。」周恩來在第二天的發言中指出了國大舊代表的不合
法性,我們當然不能承認,他又說「但如果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只剩下這
個問題未得解決,是否為了這一個問題我們就要與政府黨分裂呢?當然不
能。」「又不承認舊代表,又不要分裂,那麼這不是很困難麼?當然是困難
的。既是難題,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許多問題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
果在苦幹別的問題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未,對於這一件違背民主的事
情,人民或者還能諒解。」當時民盟的代表在這個問題上堅持不肯讓步,周
恩來又勸他們不要為著這個問題,而把當前為和平、民主和統一而召開的協
商會議弄破裂了。

討論憲法問題時,吳玉章代表中共說明了對憲法原則的看法,著重提出
了保障人民權利、中央與地方權限、地方制度和確定國策。

這五個問題,經過大會廣泛交換意見後,交付小組討論。儘管各方的意
見很不一致,曾引起激烈的爭論,但經過10 多天分組研討,終於先後在不同
程度上獲得了協議。1 月27 日,周恩來從重慶飛回延安。在當天參加的中共
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介紹說,這次到重慶有三件事:停戰、開政協會議、
解決東北問題。停戰已做到,政協會已開得差不多,只有東北問題還沒有談
起,書記處會議認為:我們從杭戰結束就是和平方針,但前一段的自衛鬥爭
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團取得的成績很大,方針都是正確的。28 日,他在中央
政治局會議上匯報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情況。中央同意代表團商定的政協會議
文件,委託代表團在文件上簽字。

為了趕回重慶出席31 日舉行的政協閉幕會議,周恩來於29 日啟程返渝。
由於途中氣候惡劣,飛機只得在西安降落,滯留了一夜。30 日上午,他們再
次登上飛機。同機的除工作人員外,還有葉挺的女兒楊眉。當飛機經過秦嶺
上空時,突然遇到一般強大的冷氣團,使機身蒙上一層厚厚的冰甲,飛機沉
甸甸地向下墜落。就是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出現了那段燴炙人口而感人肺
腑的周恩來讓傘給小楊眉的動人故事。

也非常慶幸,正是在這十萬危急的時刻,飛機衝出了冷氣團,沉重的冰


甲溶化了,人們脫險了!飛機折回西安。下午,再次起飛,飛抵山城,周恩
來按時參加了31 日的政協閉幕會。

這天晚間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第十次大會,根據各分組委員會的報告,
全體一致通過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國民大會案和憲法
草案五項決議。接著舉行大會閉幕式。

周恩來在閉幕式上致詞。他對這次政協會議的成功作了很高的評價:「政
治協商會議今天通過的各項協議,證明了這次會議得到很大的成功。」「這
些問題的解決,是為中國政治開闢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而這種解決
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他坦率他說:「雖然這些問題的協
議和中共歷來的主張還有一些距離,雖然各方面的見解和認識也有一些距
離,但是我們願意承認,這些協議是好的,是由於各方面在互讓互諒的精神
之下得到的一致結果。我們中國共產黨願意擁護這些協議,並保證為這些協
議的全部實現,不分地區、不分黨派地努力奮鬥。」

顯而易見,正是周恩來總結的四條經驗,實際指導了這次政治協商會議
的進程,推動了會議取得協議。


尊重知識愛惜人才——籌備和主持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
直接領導者、政府總理——周恩來對這兩句話的認識最為深刻。

新中國成立伊始,周恩來就強調指出,我們國家的方向和目標是要「建
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同變為工
業國」。似是,「人才缺乏,已成為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最出難的問題。」
「只要我們的工作開展了,中國的知以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從
1952 年7 月開始,周恩來以很大的精力參加研究和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一
搞五年計劃,他更加感到建設人才的缺乏。周恩來告誡全黨,「我們現在所
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愈來愈多地需要知識分子的參加」,「必須依靠知識
分子的積極帶動」。而在這一時期,廣大知識分子通過積極參與各項政治運
動的實際鍛煉和政治理論的學習,他們的政治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
化」。他們從新中國建設事業的迅猛發展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產
生了強烈的為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服務的內在
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最充分地發揮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就
成為一個十分重要而緊迫的問題。

然而,不幸的是這時中共黨內仍嚴重存在著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左」的
宗派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對知識分子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
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甚或有些人對知識分子還抱有一種盲目的排
斥和嫉妒心理,把他們當作異己分子,利用種種機會加以壓制和打擊。面對
這種情況,1955 年初,周恩來就設想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以便糾
正黨內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而調動和激發知識分子投身建設事業的積極
性。

11 月22 日,周恩來鄭重地向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匯報了有關知
識分子問題的情況,陳述了自己的設想與意見。次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
處全體成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會議,進行
商討。會議決定應不失時機地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到來的這一歷史
轉變關頭作出果斷的戰略抉擇——在1956 年1 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
決知識分子問題;同時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有彭真、陳毅、李維漢、
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參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
子問題10 人領導小組,下設強有力的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

籌備工作一開始,周恩來首先抓了全面調查知識分子情況的工作。他邀
請了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部分大學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單位的有關人員座
談,進行調查研究,並詳細研究了北京地區26 所大學中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
各方面情況。同時,他指導10 人領導小組對統戰部、北京市已經上送的調查
材料加以分類、整理和分析研究,並寫出解決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較差、社
會活動與兼職過多、待遇偏低與發展黨員問題等11 個專題報告。為了開好會
議,他還要求務地在12 月下半月先召開一次同類會議,以便廣泛收集材料,
研究問題。

在充分而周密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周恩來主持討論並初步通過的《中共
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下發徵求意見後,他在12 月17 日,
19 日又兩次約胡喬木商談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起草問題,就起草報告
的指導思想、結構、基本內容和重點提出了系統的意見。


1956 年1 月6 日,周恩來召集中央10 人領導小組會議討論修改報告稿。
在討論的基礎上,他一遍又一遍、一絲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對稿子
進行推敲和修改,並增寫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修改一直持續到知識
分子問題會議召開的這天凌晨。

1956 年1 月14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中
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各
省、市、自治區黨委和27 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以及這些省、市、自
治區黨委所屬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的負責人;全國重要高等院校、科研
機關、設計院、廠礦、醫院、文藝團體和軍事機關黨組織的負責人共1279
人。真是規模宏大,濟濟一堂。這天的會議主席劉少奇宣佈大會正式開幕後,
周恩來即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第一次
把知識分子問題、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全黨上下都要關注的一項基本工作
鄭重地提到了全黨面前,並因繞這兩個問題進行了闡釋和論證。

周恩來以雄辯的事實闡明了「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
了根本的變化」;明確而鄭重地宣佈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
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知
識分子的認識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周恩來強調要
堅決摒棄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主義傾向,消除讓他們學非所用和閒得
發慌的「浪費國家最寶貴的財產」的現象,並提出了「最充分動員和發揮知
識分子力量」的三項措施:第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
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他們有充分的瞭解,給他
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應該給他們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
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確定和修改升級制度,擬定關於學位、
學銜、發明創造和優秀著作獎勵等制度。在這些措施中,周恩來尤其重視對
知識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而「信任的中心問題,就是我們尊重這些知識分子。」
所謂尊重,「是要尊重他們那個知識」,「尤其是向他們學習」,使他們能
夠心情舒暢地運用其知識,哪怕是一技之長。

在報告快要結束的時候,周恩來滿懷信心他說: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堅
定地依靠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事業中所形成的這個聯盟,
「我們一定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
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一定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實現毛澤東同
志的偉大號召——『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他
這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且極富鼓動性的結束語,贏得了與會者經久不息的雷
鳴般的掌聲。

周恩來在《報告》中所闡述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科學技術政策,是對會議
的重要貢獻,與會代表經過熱烈地討論,一致同意他的報告,普遍認識到知
識分子將在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應努力按周
恩來《報告》中的要求來落實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在1 月20 日的閉幕會上,
毛澤東稱讚「這個會議開得很好」。

這次會議,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召開的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和發展科學
技術問題的一次歷史性會議載入了史冊。但在周恩來看來,會議的圓滿結束,
並不意味著這方面問題的真正或全部解決,只是表明問題的解決有了一個良
好開端。這次會議以後,他繼續以很大的精力,開始了貫徹執行會議精神的
韌性戰鬥。首先,他抓了有關具體貫徹執行會議精神的指示、決定等文件與


材料的修改定稿、下發實施和檢查落實工作。其次,他抓了制定科學技術發
展的遠景規劃。於是,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蔚然形成,「向現代
科學進軍」的高潮迅速掀起。

再次出現不幸的是,由於受舊意識慣性和當時國際風波的影響,周恩來
關於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判斷,在黨內未能獲得穩定而
持久的支持,黨的八大以後對知識分子的估計又發生逆轉,1957 年起對待知
識分子問題和學術問題的「左」的錯誤更隨之蔓延開來。此後,周恩來又不
得不下大力氣再次糾正對知識分子的「左」的錯誤,於是有了1962 年在廣州
召開的科技工作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從而在一定時間內和一
定程度上糾正了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左」傾錯誤。

由於周恩來一直理解,信任和支持知識分子,即使在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發生某些偏差後,他又能繼續採取某些實際措施來維護和堅持正確的知識分
子政策,加之我國知識分子通情達理、艱辛努力,從而才大大縮小了我國科
學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促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文化事業的
繁榮。


借重「酌處」開列名單——「文化大革命」中對愛國民主人士的保護

1966 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中國大地上洶湧翻滾,林彪、
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繫於同一戰車,出於同樣的罪惡目的,煽起了一股打、
砸、搶、揪、斗、抄、抓的妖風巨浪,不僅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陷於困境,
而且眾多黨外愛國民主人士也被捲進這場災難的漩渦。

8 月29 日夜,大約30 名北京大學的紅衛兵查抄了若名民主人上,原人
大常委、政協常委章士釗的住宅,開始了所謂的「革命行動」。

30 日清晨,章士釗在紅衛兵離去後,寫情給毛澤東,匯報了紅衛兵抄家
時的蠻橫行動,請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圓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當天,毛澤東收到了這封信,閱後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總理酌處,
應當予以保護。」

還是在同一天,章士例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手
中,周恩來看後,嚴厲地批評了有關人員,並當即部署了對章士鍘採取的三
條保護性措施:一、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給章士釗;二、派兩名警衛部隊
的解放軍到章土釗家,負責保衛工作,阻止紅衛兵再來抄家;三、要秘密地
將章士釗送到解放軍301 醫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佈置這些任務的同時,周恩來已經想到了大批與章士釗處境相同的黨
內外幹部和朋友,他們同樣需要刻不容緩地採取相應措施加以保護。

8 月30 日,周恩來親自動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保護
的人員包括:

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

邵力子蔣光鼐蔡廷諧沙千里張奚若

(1)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按:指人大副委員長;國副主席)
(2)部長、副部
(3)政副(按:指全同政協副主席)
(4)國副(按:指國務院副總理)
(5)各民主黨派負責
(6)兩高(按: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查院檢長)
(李宗仁)
從這份保護的名單上看,包括了13 位高級民生人士和大批高級領導干
部。

圍繞對這些人的保護工作,周恩來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和勇氣,懷
著對朋友和同志的深厚情誼,與林彪、江青一夥展開了一場特殊的搏鬥。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就密切關注著局勢的發展,井著下進
行對這批民主人士的保護工作。

當時,正是酷暑時節,張治中等幾位老先生正在北戴河避暑療養。周恩
來馬上派中央統戰部的一位負責人趕到那裡。向幾位老先生通報情況,對被
保護人實行多種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周恩來考慮,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
體弱多病,且性格倔強,不肯低頭受辱,若呆在家中目標太大,不好保護。
萬一照顧不到,就會發生意外,從而給黨帶來惡劣的影響,嚴重傷害這些黨
外朋友的感情。因此,周恩來委派可靠同志去做思想工作,說服、動員他們
服從總理的安排。

9 月1 日,周恩來特地給解放軍301 醫院下達命令,要他們準備接收一


批特殊「病人」。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到被保護人家中接人時,遵照周恩來指
示,不告訴家屬到什麼地方去,只允許一名秘書隨同前往照顧,還囑咐被保
護人要用假姓名,周恩來還再三叮嚀要秘密護送。到醫院後,由部隊負責警
衛工作,安排醫護人員特別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

張治中先生的親屬回憶了這段歷史:張治中先生從北戴河返回北京的當
天,紅衛兵就來到了家中,當時只是觀察了一下,沒有立即動手抄家。周恩
來知道後對當時的總參謀長說:「張治中將軍是我們黨難得的朋友,你要絕
對保證他的安全」。總長從北京衛戍區調了一個排駐守在張家周圍。紅衛兵
來了幾次,都被警衛戰士擋了回去。就這樣,林彪、江青一夥仍不肯放過,
形勢越來越吃緊。周恩來挺身而出,在紅衛兵集會上說:「張治中是我們黨
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親自接送毛主席,保證了毛主席的安全。」
隨後,指示周榮鑫將張治中護送到301 醫院加以保護,並常常在百忙中抽出
時間前去看望。張治中看到國家這個樣子,非常憂慮,幾次向總理吐露肺腑
之言,周恩來總是安慰他:「這種日子不會長久的。」

章土釗、程潛、傅作義、蔡廷鍇、李宗仁都是用這種辦法保護起來的。
對郭沫若是將他護送到外地,直至形勢有所好轉才將他接回北京。

對思想不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離家的人,周恩來則變換方式加以保護。
他派解放軍戰士和公安人員身穿便服,臂纏紅衛兵袖章,到被保護人家中隊
阻止前來抄家的紅衛兵,同時讓當地派出所和所在機關聯繫,請他們予以大
力配合。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等人都受到了這種措施的保護。

周恩來還特別關照了對宋慶齡的保護工作。建國以後,宋慶齡大部分時
間住在上海。只是每年回北京參加國慶活動。周恩來考慮到上海是林彪、江
青一夥進行動亂活動的據點,形勢更加混亂、因此,一再懇請宋慶齡來北京
居住,宋到北京後,為了確保她的安全,總理特別指示楊德中主管宋宅的各
項工作,在部隊執行警衛任務的同時,由公安部、市公安局、當地派出所三
方面協同警衛。周恩來還親自找紅衛兵談話,做說服教育工作。9 月1 日,
他對首都紅衛兵發表講話,強調要尊重擔任國家副主席要職的宋慶齡,並態
度堅決他說:「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
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就這樣,幾經周折,終於平息了上海、
北京兩地紅衛兵衝擊宋慶齡住宅的風波。

在周恩來盡心竭力地關懷和保護下,名單上的13 位高級民主人士都安全
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受到周恩來保護的不僅僅是名單上的人,許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樣感受
到了他的關懷。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錢昌照曾回憶說,在他家。所在的
居委會範圍內,還有蔡廷鍇、熊克武、李書誠(中共一大就在李家召開)三
家。1968 年底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對錢老講:「總理交代我們,這四家人
不允許紅衛兵闖進去。白天我們還好辦,每天晚上就特別擔心,只好扮成便
衣整夜巡邏。」這時,他們才明白為麼紅衛兵始終未衝進過他們這四家。

在那動亂的歲月中,發生的一樁樁、一件件怪事,使得這些飽經風霜的
老人們心驚膽戰,他們中的一些人終日不語,積鬱成疾終為不治,懷著不解
和痛苦的心情離別了人世。周恩來將這一切看在眼裡,掛在心上。因此,他
的工作不但沒有停留在安全保上,而且在多方面關懷他們,邀請他們參加各
種社會活動,在政上給予信任,對於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聽,加以營救。


他直病危躺在床上時,還在詢問:「朱學范哪兒去了?」當他得知朱在京秦
城監獄關押7 年,又被強制送到武漢郊區農村勞動的情況後非常憤怒,指示
身邊的同志:「趕緊把朱學范請回來!」這樣,朱學才回到了北京。對於那
些患病的老先生他安排組織力量治療和搶救;這些人去世後,又妥善安排後
事,對親屬關懷備至。黨的溫暖總是通過周恩來送到這些人家中。

諸如此類的事例真是舉不勝舉。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人妖顛倒、黑白混淆的歲月裡,正是周恩來竭盡
全力保護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才使這些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理解和諒解了
我們黨所出現的過失,同共產黨和衷共濟,初衷不變。


抓住根本把握關鍵——爭取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是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中一個帶根
本性的問題。作為長期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周恩來,在這方面有著系統而深
刻的思想理論貢獻。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內認識無產階級領導權重要性較早的領導人之一。
他的領導權思想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逐步深化和成熟。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醞釀與建立時期,周恩來就強調必須堅
持無產階級的原則立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就
主張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線。1922 年8 月,黨的西湖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
指示,作出了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當時,領導旅歐黨團
組織的周恩來立即行動起來,協助國民黨代表籌組國民黨旅歐支部。黨的三
大後,關於實行國共合作,共產國際的決議正確指出,合作是必要的,但不
應與國民黨合併,也不應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這實質是指導中國共產黨要
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堅持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周恩來領導旅歐
黨團在建立統一戰線的過程中,堅持不渝地貫徹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強
調共產主義者參加國民黨,既要遵循共同綱領,又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原則立
場,不能「拋棄共產主義」,不能忘了「國民革命後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
級的『階級革命』的事實存在」。說明從統一戰線形成的最初階段,周恩來
就自覺地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雖然當時還沒有提出這個概念。而獨立自
主的思想同領導權思想是緊密相關的,其中已經孕育著領導權思想的重要因
素。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來明確提出了領導權的思想。1924 年1
月,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民革命開始高漲。2 月,
周恩來在《革命救國論》一文,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認為工人階級
「終將為國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

1924 年7 月,周恩來奉黨的指示離開歐洲回國,9 月初返抵廣州,投身
到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次年,他在省港大罷工的鬥爭實踐
中,明確提出了「工人是國民革命的領袖」這一光輝思想,號召無產階級「要
領導農人兵士而為工農兵的大聯合,共同來打倒帝國主義。」1926 年10 月,
他進一步強調:「只有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要靠他攜同農民、
手工業工人督促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妥協地與敵人爭鬥,才能達到
國民革命的真正目的一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實現。」顯而易見,周恩來的
這些論述較之黨的四大決議案關於無產階級「有力參加」、「並取得領導地
位」是更加深刻了,置工人階級於「領袖」地位,使得領導權思想更加明確。
這充分表明周恩來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貢
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經共產黨的多方努力,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中國歷史
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入虎穴,進龍潭,激
流勇進於各種複雜的矛盾漩渦之中,始終戰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沿陣
地,積累了豐富的統一戰線領導工作經驗,他的領導權思想也進一步昇華。
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他在黨的七大上就統一戰線問題的專題發言,全面總
結了自第一次國共合作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突出強調了無產階級
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他指出:「領導權的問題是統一戰線中最集中


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呢?周恩來分析了無產階級的性質和
特殊的優點指出,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覺悟高,本事大」;「無產階級比
別的階級先進,是應當領導別的階級的」;「無產階級在這個隊伍裡是帶隊
的」。但是,「無產階級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從農民一直到大資產階
級都公推你、公認你為司令官」。這樣,就遇到了怎樣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
的問題。周恩來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領導權要用力量來爭」。這個論
斷的實踐依據是有入和無產階級爭領導權,「不但大資產階級爭,自由資產
階級爭,小資產階級也爭」。他特別強調,「和我們爭領導權最主要的力量,
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個統治集團。」那麼,採取什麼方法
爭奪領導權呢?周恩來指出,我們同國民黨的方法不同,「國民黨是採取壓
迫的方法,不但壓迫工農,也壓迫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我們的方法
是同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合作。」當然,對和我們爭奪領導權的階級、集團
還有鬥爭的一面,即又團結又鬥爭。

爭得了領導權,能不能充分發揮實際領導作用呢?周恩來認為,無產階
級不但應該爭得領導權,而且能夠很好地發揮領導作用。他分析說,我們同
農民的關係槁得很好,和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也很好。至於對自由資產階級,
領導的方法有所不同,就像和友軍的關係一樣。問題在於自由資產階級並不
那樣聽話,常常鬧獨立性。所以,對他們的領導,只能是主要問題上的領導,
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領導。同時,他還分析了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時的或
者一個問題上的領導也是可能的,一般他說,當他們力量小的時候是可以受
我們的領導的。

為了進一步闡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重要性,周恩來還對黨
內「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這個問題上的教訓進行了總結。他指出,黨在
歷史上幾個時期的成功,都是因為執行了毛澤東同志關於領導權問題的思想
和路線。而「左」右傾機會主義在領導權問題上翻的跟頭最厲害。周恩來形
象地比喻說:「右的是放棄領導權,『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來,成了『無
兵司令』、『空軍司令』。可以說右傾是把整個隊伍送出去,『左』傾是把
整個隊伍推出去。」這就告誡全黨,在統一戰線中不但要堅持和爭得無產階
級的領導權,而且還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經常提防和排除來自自身「左」右
傾錯誤的干擾而喪失領導權。

從正反兩方面總結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標誌著周恩來關於統
一戰線的領導權思想隨著統一成線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到抗日戰爭時期
達到成熟。

周恩來的領導權思想內容十分豐富,他不僅闡明了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
的極端重要性,而且對實現領導權的原則、條件及其方法,都有充分的論述
和闡發,從而構成了他的領導權思想的嚴密體系。


先後有序高低有別——處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

1924 年即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旅歐學生中的國家主義派機關刊物《先
聲報》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期,先後登載了胡瑞圖、吳樵甫、威重三
人攻擊我黨統一戰線政策,反對中國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的文章。對此,
周恩來作為中共旅歐總支部書記和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旅歐組織的實際領導
者,為了回擊國家主義派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誣蔑,撰寫了《再論中國共
產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問題》,發表在1924 年6 月1 日出版的《赤光》第九
期上。

周恩來在文中對誣蔑、挑釁者進行了觀點鮮明,筆鋒犀利的批駁。針對
胡瑞圖、吳樵甫、威重三人共同反對的所謂:「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奮鬥,
而他們同時又保持著他那不明隙半共產主義者的醜態,便未免過於滑稽」。
周恩來嚴正指出:「共產主義者為做他共產主義所能解釋,亦正三民主義所
解釋的國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國民黨,滑稽何謂?共產主義者是兼信合於共產
運動在中國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義,有何不明隙,有何『半』字可加?
瑞圖君真是『甘心盲目』、『發昏』、『罵人』!你還是主張『全民革命』
的人,試問『全民革命』能離開無產階級麼?因為覺悟成的無產階級革命分
子,必然要信仰共產主義,便拒絕他們加入『全民革命』隊中,則你只有專
找那必然要信資本主義而口中諱言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為伍了。」

針對威重所攻擊:「共產主義的主張明明是『階級革命』,明明是『打
破私有制』,明明是『無產階級專政』,怎麼周君是共產主義者,也主張『國
民革命』呢」?周恩來予以嚴正的駁斥指出:「不錯,我們共產主義者是主
張,『階級革命』的,是認定國民革命後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階級
革命』的事實存在。但我們現在做的國民革命卻是三民主義革命,是無產階
級和有產階級合作,以推翻當權的封建階級的『階級革命』,這何以而說到
『國民革命』是『階級妥協』?且非如此,共產主義革命不能發生,『打破
私有制度』『無產階級專政』自也不能發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
步。雖說走到第一步,無產階級尚未能得到真正生路。」

這樣,周恩來就闡明了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共產主義這個遠大目
標,這個堅定的信念是不應當也不會動搖的。

1926 年底,面對國民黨右派加緊反革命活動並掀起了一股反對國共合作
的逆流,在中共內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被這股反動潮流所嚇
倒,對國民黨右派一再遷就退讓,周恩來又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共分子必須
加入國民黨共同奮鬥,「但這不是說中國共產黨便失其獨立性而不應再有何
種獨立主張。」他還引用馬克思的活「共產黨最鄙薄隱蔽自己的主義和政見」,
強調「我們除宣傳主義外,還時時有將政見宣佈的必要。」

為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完全實現,就同國民黨的談判方針問題,周恩
來曾致電洛甫、毛澤東,提出「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
無談判餘地。」表示了他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原則性立場和堅定態度。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周恩來雖然二再申明共產黨承認「三民主義為
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但是,他同時強調並不
能把三民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

為此,1939 年8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周恩來專
門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為題,闡明了在統上戰線中應如何認識和處理


二者的關係。

周恩來指出:「共產主義是我們的信仰,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綱
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僅在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及哲學方法論
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會政策上也有許多差異。」報告在嚴
格區分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汪精衛、戴季陶的三民主義之不同後,指出:
「我們應該贊助真正瞭解和實行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人去發展三民主
義,同時也指出要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分別清楚。就是說,共產黨
員既要在當前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要想到將來的共產主義。在此,表
明瞭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中最根本的原則立場與堅定不移的信念;我們組織
和參加統一戰線並非降低自己的要求,而是為實現共產主義所走出的第一
步,反之,如果喪失了這個原則立場,動搖了這個根本信念,則統一戰線就
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總之,我們應該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不能動搖,同時應
腳踏實際地遵循三民主義發展統一戰線。」


策略靈活方法具體——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

在長期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中,周恩來為統一戰線工作者制定了一
整套科學的工作方法。

當抗日戰爭進行了一年半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加緊誘降。於
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於1938
年底公開投敵,代表英美利益的蔣介石集團對抗日亦發生動搖,1939 年1 月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又把其政策的重點由對外轉向對內,由積極抗日變為
消極抗日。與此錯誤方針相適應,反共的軍事摩擦此起彼伏,接二連三。

面對這嚴重形勢,周恩來對摩擦事件總是給以及時的揭露,尤其是他從
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出發,從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著眼,於同
年8 月為黨制定了《關於統一戰線的策略、方法和守則(提綱)》。這個《提
綱》簡明扼要,但內容豐富。

策略共十條,集中講了兩層意思,就是黨在當時要實現的目標。首先是
要鞏固統一戰線。策略十條的第一條指出:「開展反對汪逆漢好及其黨羽的
鬥爭,使國內階級得到適當的分劃,以鞏固統一戰線。」第二至第五條提出
了為實現鞏固統一戰線要具體做的四點工作。諸如,幫助友黨、友軍進步;
堅持我軍在敵後游擊戰爭的勝利與發展;堅持民主政治;堅持全民動員,等
等。其次,是要擴大統一戰線。策略十條第六條指出:「積極扶持同情分子,
努力爭取中間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及公正紳商參加抗戰,以擴大統一戰
線。」第七至第十條提出要做的具體工作。諸如:堅決進行反頑固分子的斗
爭;對目前全國倒退的現象,必須給以嚴正的批評、適當的抗議與必要的壓
力,以促其進步;在國際上要聯合各國朝野的同情人土,擴大國際影響,以
集中火力反對國際法西斯及民主國家中的妥協派;正確地解釋三民主義與共
產主義的實質與關係,宣傳科學思想、民族解放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民
族美德與優良傳統,以叵對復古的向後倒退的思想,等等。總之,策略十條
其中心是圍繞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而展開。固然,策略十條是針對國民黨的
反共摩擦提出來的,但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這個中心在統一戰線的各個歷史
時期或階段都是必須堅持的。

周恩來制定的統一戰線的方法四條:在鬥爭上,要不失立場,但不爭名
位與形式;要堅持原則,但方法要機動靈活,以求達到成功;要爭取時機,
但不要操之過切,咄咄逼人。在組織上,要不暴露,不威脅,不刺激,以求
實際的發展,但不要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在工作上,要使競爭互助
讓步相互為用,但競爭不應損人,克己互助不要捨己耘人,讓步不能損害主
力。在方式上,要講手續,重實際,勤報告,重信義,守時間,以擴大影響,
便利工作。上述方法不僅對粉碎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摩擦,維繫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免遭破裂起到了直接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包括後來的人民民主統一戰
線都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可以看出,周恩來概括的十條策略和方法,是非常全面的,既體現了他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懈努力的高度黨性,也反映了他無私無畏、鄙屑政
治權術的高尚情操。在1939 年3 月7 日的報告中,他曾說:所謂不失掉立場,
不是要時時刻刻掛在嘴上,擺在臉上,身上掛紅袖章,頭頂上嵌共產黨三個
字。這反會使人討厭,接近不了群眾,影響不了友黨。堅持原則要講究方法。
有人說共產黨不擇手段,我們反對這句話。只要不違背我們的原則,不違背


我們的目的,只要採用的方法能得到社會的同情,那麼這種方法就可採取,
這就不是不擇手段。這裡,周恩來講的雖然是統一戰線的方法,但卻具有一
般的方法論意義。他以通俗的語言把原則立場與策略方法的基本關係講透徹
了。

周恩來規定的統一戰線守則六條是:堅定的立場;謙誠的態度;學習的
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覺性。這既是他作為統一戰線工
作的直接領導者對所有參加這一工作的人員的規範要求,也是他終生身體力
行的準則和座右銘,更是他獻身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自我修養的信條。
這些言簡意賅的格言,凝聚了他的宏圖大志。他在1939 年3 月7 日的報告中
說,我們的統一戰線是長期的,不但現在打仗要它,將來建國還要它。我們
不但要做黨的領導者,還要做一個治國的人才。如果參加中國的治國,不懂
科學,不懂中國的社會歷史,那怎樣治國呢?只是過去蘇維埃的一套就不夠
了,我們要看到友黨和廣大群眾,還要看到我們自己的許多弱點,這就要虛
心學習。到處學習,既要向書本學習,還要在大眾裡學習。正是從「治國」
的戰略眼光出發,周恩來非常強調統一戰線守則。《守則》不僅為統一戰線
工作人員,也為全黨幹部提供了加強黨紀、增強黨性的準繩。許多從事統一
戰線工作的同志,正是按這個要求,使自己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堅持了原則
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團結了朋友,鍛煉了自己,孤立了頑固派,鞏固和擴大
了統一戰線。


和平統一合作建設——倡導第三次國共合作

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
點,是以武力解放台灣來實現統一祖國的大業,這個決策基點在當時無疑是
正確的,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在朝鮮戰爭前後始終堅持侵略台灣的政策,把協
助國民黨防衛台灣作為基本國策。

到了50 年代中期,由於「吳國幀事件」、「孫立人事件」的發生,以及
在美、日支持下,「獨立運動」的發展,使美、合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並
日趨尖銳。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府總理、
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對實現包括爭取和平統一祖國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權,付諸了很大的努力。

1956 年1 月30 日,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
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而奮鬥」的號召。他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宣佈:「凡是願意回到大陸省
親會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陸上來,凡是願意回到大陸來參觀和學習的,也都
可以到大陸上來。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
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
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凡
是通過和平途徑投向祖國的,中國人民都將在工作上給以適當的安置」。

5 月12 日,周恩來會見原國民黨中央委員程恩遠先生,在談到國家對國
民黨人的希望時指出:「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團結對外,以誠相見。過去,
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曾經兩度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希望將來
有第三次國共合作。」

6 月28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
的報告》中,周恩來在精闢地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了解放
台灣的方式、具體步驟和對去台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若干具體政策。他指出:
「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故爭的
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
台灣。毫無疑問,如果台灣能夠和平解放,那麼,對於我們國家,對於我們
全體中國人民,對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將是最為有利的。」同時,他還
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
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
同我們開始這種談判」。「為了團結一切愛國力量早日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我願意在這裡再一次宣佈,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
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采
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乎解放台灣建立功勳」。周恩來還表示,
祖國的大門對於所有愛國分子都永遠是敞開著的,任何一個中國人對於祖國
統一的神聖事業部有權利和義務作出自己的貢獻。

7 月16 日,周恩來在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時再次表達了
對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願望。他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
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
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
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
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來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通過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決台灣問
題這一方針的同時,於1956 年春和毛澤東共同制定,並通過有關渠道向台灣
當局轉達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辦法: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台灣回歸祖
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於蔣介石管
理,對於陳誠、蔣經國等人亦悉聽蔣意重用;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
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經,必須條件成熟
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和台灣各界代表協商決定後進行;國共雙方要保證不
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周恩來的這些講話、談話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對周恩來的這
一系列表示,蔣介石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於1957 年初決定派原國民黨候補
委員、時任台灣立法委員的宋宜山作為私人代表到北京實際瞭解有關情況。
宋宜山於1957 年4 月從香港經廣州到北京,先與周恩來會晤後,再與中共中
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商談具體問題。李維漢等人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代表中
國共產黨方面向宋提出: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台灣為中
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地區的政府仍歸蔣介石領導,
共產黨不派人前往干預,而國民黨可以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
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和台灣海峽,不容許外同干涉中國內政。5 月,宋宜
山將他與周恩來、李維漢商談的詳細情況及其在大陸上的見聞與成一份1.5
萬字的報告呈送蔣介石。但是,又因蔣介石毫無誠意,終於使這個良好接觸
的開端未能繼續下去。

在周恩來、李維漢等人與宋宜山進行試探性接觸的同時,中共中央已經
確定李維漢、屈武等人作為和談代表,準備赴香港與國民黨台灣當局進行和
平談判。似是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決心對抗到底,在
1957 年10 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強調「反攻大陸,
光復國土,消滅匪寇,完成革命大計」,完全拒絕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共
兩黨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致使海峽兩岸繼續處於對峙中。

可以看出,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早在50 年代中期雖然還沒有、也不可能明
確提出「一國兩制」這個概念,但這一構想的思想含義已經相當明確了,這
就為黨的十一屆二中全會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
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政策,發揚這方面的優良傳統,發展包括近2000 萬台灣
同胞,500 多萬香港同胞和3000 多萬海外僑胞在內的更加廣泛的愛同統一戰
線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一國兩制」的構想奠定了思想基礎。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堅持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

統一戰線究竟是個戰略問題還是策略問題,長期以來多被人們誤解為策
略問題,而且一切敵對勢力總是以此來攻擊黨的統一戰線方針,企圖分化和
破壞黨的絞一戰線工作。其實,研究和學習周恩來的統戰思想,就不難認識
到統一戰線是個戰略問題。

還在建國前夕,周恩來在論述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時就說,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是一個包含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切愛國民
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既然是這樣一個組織,就不應該開一次會就結束,
而應該長期存在。1957 年,他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文中論述了「我
們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
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

1962 年,他在《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中又強調「同民族資產階級的
聯盟是無產階級同非勞動者的聯盟。堅持這種聯盟是我們的戰略方針和長期
的歷史任務,在我國的統一戰線中將長期起作用。」1963 年元月,他在《春
節祝詞》中再次說明:「我們和各民主黨派已經結下了不懈之緣,不僅現階
段需要長期共存,而且一直要共存到共產主義。」

周恩來不只是從理論上闡明統一戰線存在的長期性,而且特別強調並要
求全黨要做統一戰線工作。

50 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的茶話會上,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毛
澤東同志常說:做統戰工作是少數派。這是幽默的說法,實際不是少數派,
應該是多數派,應該全黨來進行統戰工作。」為此,他還要求:「組織部要
訓練黨員,宣傳部要教育黨員,統戰部要組織黨員去做這個工作。青年團也
要領導團員,婦女會也要領導婦女去做這個工作。各方面都要共同配合做好
這個工作。」他尤其把「統戰工作做得好」提到「是有黨性」的高度來認識。
同時,周恩來也批評那些認為做統戰工作太麻煩的人,不願同黨外人士打交
道的人,「是不對的」。他希望,「我們應該養成同黨外人士經常接觸的習
慣」。因為這對於研究中國社會,吸取黨外人士的好意見,改進工作,都是
有益的。

周恩來的這些論述充分說明,我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及其出發點並非為
爭一黨之利而施行的權宜之計或策略,而是實實在在的戰略問題,這就是統
一戰線的地位之所在。至於統一戰線在其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的策略方針,
那只是為長期共存到共產主義這個總戰略、這個終極目標服務的,而不是相
你的。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


依靠人民聯繫群眾——實現統一戰線的根本途徑

統一戰線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是什麼?周恩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
總結自己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對這個極端
重要的問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歷史的主人。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我們黨的一切活動都是為著人
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一切活動又必須緊緊地依靠人民。人民
的支持和擁護,是革命勝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證。然而,當周恩來還是一
位愛國青年的時候,已經產生了朦朧而樸素的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即「人民
國家之主人也」,「共和國之統治權在國民全體」等論點。隨著他世界觀完
全轉到馬克思主義,並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這方面的思想日臻成熟。抗日
戰爭時期,周恩來總結了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一切成功的根本經驗是「全黨
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解放戰爭時期,他進一步指出:「因為中共為人
民服務,二十六年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所以,他一
貫要求全黨同志「必須堅決站在保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要向人民說真
話」。「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
實實為人民服務。」1943 年,國民黨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欲挑起第三次反
共高潮,並在輿論上大肆造謠,說什麼中國共產黨失掉了靠山,叫囂要取消
共產黨。為了制止這次反共高潮,周恩來予以嚴詞駁斥,指出:「中國共產
黨是失掉靠山了麼?不錯,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是得到了共產國際
不少的指導和幫助的,但是共產黨的靠山卻不是共產國際,而是中國人民。
中國共產黨是從中國勞動人民中生長起來的,它是存在在中國人民中間。」
周恩來歷來強調人心向背。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他在山西臨汾一次群眾大會
上發表演講指出,「不怕戰爭失利,最怕戰爭失了人心!失掉民眾,這是萬
劫不復的。」就是說,得人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儘管在戰爭中一時
失利,但最後仍然會取勝;失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就要成為孤
立主義者,空架子,即使戰爭中一時打勝仗,但最後仍逃脫不了失敗的結局。
無論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還是後來的人民解放戰爭,都應驗了周恩來的結
論。

實踐一再證明群眾是我們事業成敗的關鍵。因此,周恩來也總是要求做
統隴工作必須面向群眾,聯繫群眾,向群眾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戰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員,實際上普遍都在做統
一戰線工作,首先是爭取群眾的工作。周恩來要求他們做到「凡有群眾的地
方一定要進去工作。這種工作是以社會的。方式進行的。首先要解決的便是
進入國民黨、三青團、工人團體、學校中的合法組織、農村中的合作社以及
一切重要行政機關中去工作,去實現黨的抗戰、民主、進步的方針。」他要
求所有黨員都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繫並善於影響和推動群
眾的幹部。這些幹部應當廣泛地結交朋友,面向群眾,汲取群眾的經驗,不
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他具體地要求在國統區工作的同志:一、
與群眾接近和聯繫;二、傾聽群眾意見;三、向群眾學習;四、教育群眾,
不做群眾的尾巴。周恩來特別要求「『領導群眾和結交朋友,領導者自己要
起模範作用。」

可以看出,貫穿周恩來上述論述中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一切為了人民;
為著人民的根本刊益,還必須面向群眾,聯繫群眾,學習群眾;爭取人民心


向黨,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這既是他歷史唯物論世界觀的標誌,也是他
關於統一戰線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之所在,換言之,堅持群眾路線則是實現統
一戰線的根本途徑。


互相尊重和睦相處——要與宗教界朋友長期合作

中國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以
及各少數民族宗教,都擁有自己的信仰者。1956 年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曾
說:「中國宗教徒有幾千萬,如果加上在家裡信教而不到寺廟去的就更多,
差不多有一億了。」這說明宗教問題不是無足輕重的小事,能否正確對待宗
教,是能否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它關係到團結千百萬信教群眾共同從事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事。

建國初期,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宗
教的方針政策,包括:確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思想意識問題,實
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實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權利,堅決摒棄用行政命令
或其他強制手段消滅宗教的錯誤想法和作法;清除宗教內帝國主義和其他反
動政治勢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反帝愛國行動,支
持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廢除封建剝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動;等等。周恩來
熱情地贊同和支持宗教界的愛國民主的運動。

1950 年5 月,吳耀宗等基督教人士會同北京、天津基督教人士謁見周恩
來,反映當時基督教面臨的矛盾和困難。周恩來在百忙中約吳耀宗等人談過
三個整夜。在談話中,基督教人士認為,中國基督教長期受帝國主義勢力影
響,這是它與新中國難以協調的癥結所在。他們根據中國愛國教徒多年來提
倡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主張,決定發起「三自」革新運動。當即得到周恩
來的支持。他說:「要把民族反帝的決心堅持下去,割斷同帝國主義的聯繫,
讓宗教還它個宗教的本來面目。今天宗教界自己發起了一個民族自治運動,
把近百年同帝同主義的關係清算一下。」他還讚揚說:「宗教團體本身要獨
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樣,基督教會就變
成中國的基督教會了。」

周恩來在談話中對我國宗教界寄以殷切的希望。他指出:「宗教界(包
括基何教青年會在內)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各宗教之間和各教派之間就
應該加強團結,聯合起來,研究怎樣服務於中國人民;就應該在民主與愛國
的立場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動有益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一個宗教團體,
對新中國有無益處,要以愛國與民主兩個條件來鑒別。如果這個宗教團體在
政治上是擁護《共同綱領》的,是愛國與民主的,那麼這個宗教團體便是對
新中國有益的。」這些談話對我國宗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周恩來的關懷和支持下,經過宗教界愛國人士的努力革新,我國宗教
伴隨著深刻的社會改造,發生了巨大變化。比如,廢除了宗教壓迫和宗教剝
削,建立了宗教愛國組織,宗教已經同國家政權、法律和教育相分離,宗教
界人士和各種宗教職業人員的絕大多數是愛國守法和擁護社會主義的,等
等。

周恩來還論述過宗教現象的長期件。1951 年他談到有人以為天主教徒
「一分到土地就不信教了,天主教的基礎就沒有了。」他說:「這句話好像
很有道理似的,其實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別說分了地的農民,就是進入了社
會主義社會,也還會有信教的。」1957 年,當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
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他又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僅現在社會主義的國
家裡有,就是將來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是不是就完全沒有了?現在還不能說
得那麼死。」他列舉共產黨內有的農民黨員怕鬼的例子說:「宗教是會長期


存在的,至於將來發展如何,要看將來的情況。但是,只要人們還有一些不
能從思想上解釋和解決的問題,就難以避乓會有宗教信仰現象。有的信仰具
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沒有宗教形式。」周恩來還指出:」按照唯物論的觀
點,當社會還沒有發展到使宗教賴以存在的條件完全消失的時候,宗教是會
存在的。」顯然,對宗教長期性的估計,是把它作為一種範圍廣泛和根源深
厚的社會現象來考慮的。

既然宗教的存在具有長期性,那麼制定正確的宗教政策,就顯得非常重
要。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主張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根據信
教肉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
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予保護。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在社會主義時
期,繼續堅持「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
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
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中國共產黨的這些主張,建國後在《共同綱領》
和憲法上相繼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
自由」。周恩來在社會主義時期反反覆覆地闡明:「中國的宗教信仰政策是
在實實在在地執行著的。」

周恩來認為:「我們同宗教界朋友的長期合作是有基礎的,這一點我們
毫不懷疑。」他希望宗教界朋友要有這個信心。「這便是所謂『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當然,我們也不隱諱我們之間的不同點。但是,我們可以在《共
同綱領》的基礎上實行合作,這是我們一致同意的。《共同綱領》是四個階
級合作的基礎。從各界來說,宗教界也是合作者之一。」因此,周恩來一再
號召:「我們要造成這樣一種習慣: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
教的,和睦相處,團結一致。」「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因為「這
對我們民族大家庭的團結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周恩來根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互相尊重,和
睦相處」的原則,還引申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不管是無神論者,還是有
神論者,不管是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大家一樣地能夠擁護社會主義制
度。」『唯物論者同唯心論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應該相互尊
重。」

無疑,制定和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廣大信教群眾
和宗教界人士,並促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共同建設社會主
義。


乎等友愛共同發民——坦誠熱情地與少數民族交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現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
結,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維護祖國團結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馬
克思主義民族觀。

周恩來不僅是我國民族問題的主要決策者、民族政策的精心制定者、闡
釋者,而且是推動這些政策付諸實施的組織者。他坦誠、熱情地與各民族人
民廣泛交往,在交往中加深感情,瞭解民情,啟發、教育、感化各民族的各
階層人士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

周恩來在民族交往中,靈活運用各種溝通方式,排除交往中的社會障礙
和心理障礙。他在這方面的藝術堪稱一絕。

首先他以平等求溝通。周恩來自青少年時代就是一個沒有民族偏見,熱
愛中華各民族,立誓振興中華而不懈奮鬥的革命青年。他的親密戰友馬駿、
郭隆貞、向警予就是少數民族的優秀代表,回族女革命者劉清揚則是他的入
黨介紹人之一。

周恩來認為,「所有的民族都是優秀的、勤勞的、智慧的,只要給他們
發展的機會;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給他們鍛煉的機會」,
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因為中國「人口眾多」
是漢族,「地大物博」則在兄弟民族區,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應互相依
存,互相團結才有利」。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上,由於歷史上漢族長期
處於優勢地位,漢族統治階級要麼把少數民族同化,要麼就把少數民族擠到
邊疆和生產條件差的地區,處於劣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得不到發展因而落後
了。周恩來認為要承認歷史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
要代為受過,向他們賠不是。要多作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
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在如何處理民族關係上,周恩來強調漢族要主
動替少數民族著想,相互間要以對方為重,「凡事都『求其在我』,不要只
說人家的錯處」,以自我批評的精神反對兩種民族主義,求得各民族在共同
發展、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愛的大家庭。

周恩來的民族平等思想還體現在他非常重視各民族的心理感情,他特別
要求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應注意瞭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學習研究兄弟民
族的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他說:「風俗習慣常是一個民族一個,因此,
風俗習慣也同樣應該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因此,
要研究、瞭解少數民族,「就要同他們建立強烈的感情」,「要下去,到實
際工作中去瞭解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現狀」。顯而易見,這種平等合作,互助
互愛,互相依存,共同繁榮的民族平等團結的思想是周恩來重視民族工作,
關懷各民族同胞,以一種親情態度與廣大少數民族人民交往求得相互溝通的
思想根基和行動準則。

其次,注重語言溝通。語言文字是人類相互溝通的主要特徵。口頭諾言
交流則是最經常最直接的溝通方式,其優點在於迅速表達思想、感情並獲得
反饋。因此,如何使語言達到最佳溝通效果是一門藝術。特別是少數民族,
因其語言、文字障礙在社會交往中受到一定限制。周恩來對此十分重視和關
心。他不僅堅決貫徹少數民族有使用自己語言文字自由的政策,組織調查研
究我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情況,關懷民族廣播事業發展和書報發行工
作,而且大力提倡各族人民,特別是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幹部要互相學習民族


語言、文字,同時他還要求自己學習民族語言,並在與少數民族的交往中視
情況盡量使用,促進相互間的情感交流。1959 年10 月,他親赴包鋼為一號
高爐建成出鐵剪綵。剪完彩,他指著高爐問當地同志「高爐」用蒙語怎麼說?
翻譯告訴他叫「烏恩德爾召合」後,他立即高聲對在場的同志們說:「現在
內蒙古大草原有了這麼大的『烏恩德爾召合』是開天闢地第一回,很了不起
啊!」

1962 年6 月,周恩來視察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與群眾見面的時候,用
朝語向群眾熱情問候:「東木得爾,安寧哈西木尼呷!」(同志們,你們好)
這個同語比較複雜,漢族人不易講清,但周恩來卻講清楚了。望著歡騰雀躍
的人群,周恩來感動他說,這是毛主席的威望,黨的威望。臨別,他又用朝
語向群眾揮手高呼「塔希瑪納希達!」(再見)

1965 年,周恩來視察新疆時,每到一地見了漢族幹部就問學會維語沒
有,見了民族幹部就間會不會漢語。他總說:「不能通話,怎麼能交心,談
問題呢?短短幾天他學會了好幾句維語。見了維族同志就用維語問候:「亞
克西木?」(你好)一次,他接見西藏軍區文工團藏族學員時,多次稱讚他
們漢語說得好,並表示:「我以後也要學藏語」。簡短的語言,凝聚著周恩
來對少數民族人民赤忱的愛,深厚的情。

再次,善於非語言溝通。除了言語溝通,人類在社會交往中還有非言語
溝通的許多方式,其中以手勢、表情、運動體態等方式來加強溝通效果。周
恩來在民族交往中也經常使用非言語溝通的方式來克服語言不通,民族刁俗
不同所造成的交往障礙,表達對少數民族的友愛與尊重。最典型的事例要算
1961 年3 月,他在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與傣族、布依族、拉
枯族等少數人民群眾共度傣族新年——潑水節的生動情景。

潑水節期間,周恩來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裝與群眾一起歡度節日。到景洪
的第二天,他先找當地幹部瞭解傣族的風俗習慣,然後換上對襟布扣的白衣
衫和大腰身的咖啡色褲子,頭上扎一條水紅色頭巾,穿起一身地地道道的傣
族服裝在瀾滄江岸邊和群眾觀看賽龍般和放高昇。望著傣家裝束的人民總
理,各族群眾熱淚盈眶,連呼毛主席萬歲,周總理好。潑水節早晨,周恩來
又身著傣裝先到曼廳寨視察。當看到傣族農民在荔枝樹下跳象腳鼓舞時,他
接過一隻象腳鼓掛在身上與群眾一起跳起來。開始潑水時,周恩來到達景洪
街頭。開始群眾都用柏枝蘸著銀碗裡的清水禮節性地灑在總理身上,周恩來
也照此向群眾潑灑。當總理看見有些群眾用大盆潑水時,也拿起一個大盆潑
起來,各族群眾一下消除了拘束,紛紛用大盆向自己的總理潑來。依照傣族
習俗,潑水節時,水潑得越多越熱烈就表示彼此越親近、越尊重。警衛人員
要用傘給周恩來遮擋,他讓把傘收起來,說:「不要緊的,要到群眾中去和
大家一樣」。他對當地幹部說:「傣族群眾的每滴水都是熱呼呼的,我一點
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風俗習慣才能和各族人民心連心啊!」水
花飛濺,映出道道彩虹,把身著傣裝的國家總理與普通少數民族群眾親密無
間歡度民族節日的感人場面映在歷史畫卷之中。各族人民每回憶起這一天都
激動萬分,他們說:「周總理潑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們
身上,甜在我們心裡!」

穿一身民族服裝,跳一段民族舞蹈,潑出一盆盆向徵友誼的銀水,映出
一張張笑臉,這些熱烈感人的畫面,這些動態的溝通效果,是再多的語言也
難以表達的心靈感應和情感交流。適時而自然地運用非言語的動姿溝通方


式,是縮短交往主客體之間距離,排除因歷史的因素造成的溝通障礙的有效
途徑。作為一位全國各民族的總理,能這樣由衷地去作,是非常可貴的,它
一下子拉近了總理人民之間的距離,這種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無法估量
的。

總之,周恩來善於運用語言和非語言方式與少數民族群眾相互溝通思想
感情的嫻熟藝術,達到了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團結各族人民維護國家團結統
一,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社會功能和交往目的。


以誠相待感動盟友——加強統一戰線的凝聚力

周恩來一生全方位、多層次地結交了無數「畏友」、「淨友」,成為他
們最尊重和信任的共產黨人。這是因為周恩來一貫尊重盟友,對他們以誠相
待,真正做到了與他們肝膽柏照。

周恩來統一戰線思想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具有真誠性,而真誠性就是指
對盟友態度誠懇,不留水分不摻假。

他為統一戰線工作制定的工作《守則》第二條就是「:謙誠的態度」。
他歷來強調對盟友「宜採取嚴格的態度,批評宜真誠」;應當照顧中間派,
「不要劍拔彎張,而要仁至義盡」。他在《論統一戰線》這篇發言中還說:
「有人說我們只爭取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這是不對的。我們還要爭取自由資
產階級。」他著重說明了爭取他們的方法我們同國民黨不同,「國民黨是采
取壓迫的方法」,「我們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合作」。「壓迫」
與「合作」形成鮮明的對比。「合作」顯然是與同盟者平等相處,進而達到
感化和率領他們一道前進的目的。用周恩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使他們不
感覺我們是在領導。」1946 年初,他總結國共會談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四
要四不要」的原則,每條都反映出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誠懇。建國後,他多次
強調各黨派朋友間要相互商量,「彼此要推心置腹,要有基本的信任。」仍
然講的是對盟友要真誠,他還曾對夏衍說過:「對過去不認識、不瞭解的人,
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
把你當作朋友」。周恩來不僅要求所有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同志這樣去做,
而且他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對民主黨派的批評建議,周恩來總是虛心傾聽,
從善如流。盟友的話「只要有一點是對的」,他都非常重視。黃鼎臣曾回憶
他1949 年作為致公黨選派的代表,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情況:「我
們在中南海勤政殿開會,由周恩來主持會議並主持起草『共同綱領』。在整
個會議過程中,他非常重視民主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的意見。」

周恩來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他總結自己長期的工作經
驗,提出了「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方針。在交友上他更強調要
交諍友、畏友。所謂·『畏友」與「淨友」,就是說,「他敢於提出不同意
見,敢於批評對方的短處,習慣了就不是畏友而是淨友了」。他還要求「黨
內外應該相互多交朋友,特別是共產黨員應該主動多交黨外朋友。每個共產
黨員都得有幾個黨外朋友來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
能夠反映一些意見,敢於提出意見的。」而周恩來本人在這方面的典範事例
更是不勝枚舉,堅持一生,樂此不倦。交友的目的在於廣泛地團結盟友。在
這方面周恩來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赤膽忠心,與朋友真正做到了肝膽相照。他
不僅認真聽取各種朋友的批評建議,還要求黨外人士做到「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使他們在各種會議上敢於說話,還要求對盟友的意見「哪怕只有一
分是對的都應接受,然後再對不正確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評。這就是以鬥爭求
團結的方法。」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朋友,在共同戰鬥的
幾十年中能夠做到甘昔共嘗,並肩前進。

周恩來對盟友以誠相待,還特別表現在他對盟友政治上關心,生活上關
懷,抗戰勝利後,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因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
主,於1946 年7 月中旬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周恩來聞訊後,立即
向園民黨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懲辦兇手,安莽死者,通令全國追


悼,撫恤死難者家屬。接著又在上海記者招待會上,含憤發表聲明,譴責國
民黨殺害李、聞的罪行,指出這,赤課裸地暴露了國民黨特務殘暴的法西斯
本質」。稍後,他又發起在上海、重慶等地為李、聞舉行追悼會,並親自為
二位烈土寫了悼詞。7 月25 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躲避國民黨迫害而受刺
激太深,勞累過渡,也突然去世。周恩來得知後,痛心疾首當晚就向黨中央
發出了《對進步朋友應多加關照》的電報,提出「今後對進步朋友的安全、
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保護」。他還面示潘漢年、伍雲甫,對進步朋友「要多給
以經濟和物資的幫助,政治方面亦需時時照顧」。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
因抨擊官僚資本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周思來積極奔走,多方營救。馬寅初獲
釋後因經濟拮据,生活困難,周恩來又指示《新華日報》全文刊登其《中國
工業化與民主》一文,並付以最高稿酬。1941 年在重慶,著名戲劇家洪因政
治黑暗,生活困難,對前途悲觀,舉家服毒自殺,被人發現,經搶救脫險。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人前往探訪慰問,並資助其生活和醫療費用。諸如此
類關心盟友疾苦,急盟友之所急,幫盟友之所需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正因為周恩來對盟友以誠相待,關懷備至,體貼入微,才使中國共產黨
在統一戰線中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潛移默
化中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周恩來曾要求「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
感覺到我們是在領導。」這也是他在領導統一戰線中高超領導藝術的經驗之
談。許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都發過這樣的感慨:「文化大革
命」中我們雖然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摧殘,但同共產黨合作共事的初衷不
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周恩來的份上。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對國民黨這個階段性的同盟者,周恩來仍主張同他
們以合作的真誠態度相處。華北事變後,民族危亡加深,共產黨首先發出了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但經過十年內戰的國共兩黨畢竟有過血海深
仇,要建立包括蔣介石在內的統一戰線,其困難之大是可以想像的。周恩來
卻能在這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毅然向蔣介石通函寄語,向他曉之以理,動之以
情:「共產黨與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
作共同抗日之域」。「天下洶洶,為先生一人。先生如決心變更自己的政策,
則蘇維埃與紅軍準備隨時派遣負責代表與先生協定抗日大計。」這封信是在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之前數月寫的,當時根本未料將要發生事變。嗣後,西
安事變爆發,把周恩來參與和平解決事變的實踐同這封政治書信對照起來
看,充分說明共產黨、周恩來態度誠懇,說話算數,信義昭昭,可表天日。
儘管如此,由於蔣介石國民黨其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的此強彼弱是隨著國際
國內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轉化,其一黨獨裁專制的統治政策始終不肯改變,致
使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反共摩擦此起彼伏,接二連三,造成統一戰線的發
展更加曲折,抗日戰爭的進行更加艱辛。然而,終究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政策的堅定性、一貫性、靈活性和真誠性的合力作用下,經過這次
統一戰線,最終贏得了民族解放的真正實現。

特別重要的是,由於周恩來對盟友以誠相待,感動盟友,能把各方面的
進步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實現最大限度的孤立頑固派。這一點,
不僅為中國人民稱頌樂道,而且在國際上也受到了很高的讚譽。美國前總統
尼克松曾從內心發出感慨,「周恩來是我深感敬慕的人物」。日本友人稱譽
他「具有毫無私心、誠實而又有容人雅量的罕見的品格」。


以理服人打動盟友——使統戰對像在不知不覺中為之折服

在統一戰線中處理內部事務及多黨派相互關係的重要方式只能是政治協
商,而在政治協商中必須以理服人,不能強加於人。

在1946 年1 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第三次會議上周恩來作報告,總結了
阿共兩黨在抗戰開始之前和抗戰勝利之後兩個時期舉行會談的經驗教訓,其
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獨斷,這就體現著以理服人的思想。周
恩來說,既然是政治解決,就是要互相協議,而不是一方面決定了,通知別
方面去做,這樣是無法求得解決的。「此次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對於這一點
若能處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樹立起一個協商的楷模。過去許多糾紛,常因不
能互相協商,徒然引起隔閡,樹立更多障礙,朋友間處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
何況兩黨的事,關係國家人民的事!」他強調:「我們希望,在政治協商會
議中,對於國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協商的空氣中求得解決。」

周恩來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
令」,同時靠「領導者起模範作用」。領導群眾應該這樣,那麼,領導統一
戰線同樣應該這樣。周恩來自己正是這樣做的,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許
多愛國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覺之中,跟著周恩來走,接受了共產黨的領
事。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憶與周恩來的交往時說:他「給人以教
益,卻又不自居人師。他思想極為敏捷,但毫不烽芒畢露。..從沒有聽到
他對朋友指手劃腳,說『你應該幹什麼』,他的講話樸實無華,總是給人以
啟迪,使人不願離席。即使對方一時想不通,他也不強加於人,而是耐心地
不斷地做團結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覺之中為之折服」。

周恩來這種以理服人的高超藝術,也深為國際友人所佩服。在重慶的美
國駐華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曾回憶道:周恩來「試圖使我們贊同他(和他的
黨)對中國和世界的看法,——他對這些看法是深信無疑的。但是,他這樣
做靠的是冷靜的說理,清晰的措詞,溫和的談話,廣博的歷史和世界知識,
以及對事實和細節的深入的瞭解,人們會被說服(或受到教育),但不會被
壓服,也不會因為持不同意見而受到責怪。」

依靠這種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來常常使許多黨外人士不顧
個人安危;克服各種困難,為革命事業做出重要貢獻。黨外著名愛國民主人
士、救國會領袖「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抗戰初期在大後方開辦了數十家
「生活書店」,宣傳抗日民主思想。國民黨中央多次用威脅利誘辦法,要生
活書店與國民黨官辦書店「合營」,都遭到鄒韜奮的斷然拒絕。而周恩來要
鄒韜奮派生活書店人員去解放區創辦「華北書店」和「大眾書店」,鄒韜奮
卻認真實行。1941 年,鄒韜奮還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將生活書店的資金和人
員轉移到香港,開闢新的文化陣地,進行抗日民主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周恩來為了擴大我黨在學術界的影響,經常參加
有許滌新,胡繩、杜國庠、翦伯贊、侯外廬等組織的進步學術工作者組織—
—讀書會的活動。當時,讀書會把宣傳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馮友蘭、賀麟視為
對立面。一次,大家正熱烈地談論昔這個話題時,周恩來來了。他聽了一會
兒發言後便平靜他說:「民族大敵當前,在千千萬萬種矛盾中間,學術理論
界也面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們和馮友蘭、賀麟在階級立場上矛盾固然是
尖銳的,但畢竟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學術理論上最危險的敵人,是國民黨右
派的妥協投降理論,我們鬥爭的鋒芒應該對準陳立夫的《唯生論》。」一席


活,大處著眼,小處入手,把大家說服了。他還強調,學術上的是非真偽,
要通過深入研究,充分討論,詳盡說理來解決,切不要強加於人。強加於人
不僅達不到目的,相反還會失去群眾。

建國後,周恩來特別強調,由於我們黨處於執政地位,黨員幹部在許多
統一戰線組織中擔任領導,所以,更應注意這個問題。

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周恩來主張「有關改革問題,要根據群
眾的意願,經過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協商,取得上層人同意後再去進行。在
協商過程中,必須用道理說服人,不要強加於人」。這段話雖然是針對少數
民族地區改革問題講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適用於對其它重大問題的政治
協商。似理服人的好處就在於理愈辯愈明,真理總要在幾種不同意見的比較
中得到補充和完善,在不斷的鬥爭中得到發展,那麼,無論是解決東南亞諸
國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還是處理國內事務,周恩來總是深入淺出地講清道
理,以理服人。


積極引導幫助盟友——在統一戰線內部集中各黨派的進步性

在統一戰線這個隊伍裡,各方面成員的立場、覺悟和水平差異較大,在
協商人政方針時也難免出現不一致的意見,可能產生一些矛盾。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周恩來特別注意維護團結,引導進步。他曾教導做
統一戰線上作的同志:「對統一戰線內部暗藏的敵人和敵對階級的思想影響,
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統一戰線內部則要
把各黨派的進步性集中起來,要發展他的聯合性,使之成為統一的力量,團
結起來,共同對敵。」一旦統一戰線的盟友出了差錯,周恩來總是積極引導,
耐心幫助,恰如其分地開展批評,立足於推動他們前進,避免粗暴地傷害他
們。

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前夕,蘇聯與日本在4 月13 日簽訂了《中立條
約》,國民黨CC 派頭子通過一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個聲明,攻擊蘇聯和斯大
林。幾位救同會的領導人不明真相,也在聲明上簽了字並公開發表在報紙上,
造成了很不好的國際影響。周恩來和董必武第二天就約請黃炎培、左舜生、
章伯鉤到黃炎培的寓所,再三向他們說明蘇、日簽約是蘇聯的一貫政策,不
影響對華關係;中國抗戰主要靠自己,蘇日條約並不影響我們抗戰;要諒解
蘇聯的難處,不能因此損人中蘇關係。周恩來的一席話使這幾位民主人士認
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盡可能挽回了影響。在此後的合作中,他們很注意大局,
特別尊重共產黨的意見。

周恩來歷來主張「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黨內嚴格,對黨外寬厚;
對黨外朋友既要推動他們進步,又要從實際出發,不能勉強。他曾說過:「我
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後才最可靠。」1945 年,中共南方局
準備領導大後方文化人整風,這將是比較尖銳的思想鬥爭。當時周恩來在延
安,便同董必武聯名致電在重慶主持工作的王若飛,認為大後方整風只能限
於黨內,不能擴大到黨外文化人,電報指出,積極引導黨外文化界人士參加
和推動人後方的民主運動,就是很好的整風: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來作為衡
量大後方文化人工作的標準。這是周恩來和董必武從當時當地的條件出發,
對大後方黨外文化界人士的幫助與愛護。

周恩來經常強調對中間黨派和團體的統戰工作要堅持經常性、長期性和
計劃性;交朋友要認真和真誠,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難,爭取長
期合作;對於進步力量,要幫助他們發展,把他們的發展看做是統一戰線力
量的發展;既要照顧他們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對他們的妥協行為予以批評幫
助。例如,皖南事變之後,蔣介石為了壓迫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採取拉攏
其他黨派的辦法,企圖孤立中國共產黨。2 月20 日,蔣介石宴請各黨派參政
員,表示同意成立各黨派委員會,並提出增加委員的人數,企圖拉攏中間黨
派。於是一些中間黨派產生了幻想。黃炎培等會見周恩來和董必武,希望中
共再做一次讓步,出席本屆參政會。周恩來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了中共的立場,
並提醒他們要認清蔣介石的政策,不要上當受騙。

在各個黨派中,有的黨派是右翼的,有的黨派上層不好,有一些黨派提
出了一些錯誤主張,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針對不同的情況予以批評幫助。右
翼黨派只要有某一點和中共主張相同,就支持某一點;有些派別上層不好,
就批評上層,影響下層;有些派別主張的辦法是進步的,但其政治方針是錯
誤的,就讚許其進步措施,批評其錯誤方針。總之,批評的目的,是為了使


這些派別或團體能得到進步和發展。周恩來對統一戰線的盟友敢於批評、積
極引導,的確達到了這個目的。

著名愛國老人沈鉤儒被譽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幟」。他的兒子沈叔
羊在《愛國老人沈鈞儒》一書中有《父親與周恩來》一篇。書中寫道:「父
親在長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堅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
著時代的步伐前進,這是與中國共產黨對他的關懷和幫助分不開的。其中尤
以周恩來同志對他的影響最為重要最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鬍子昂說:
「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觸就敬服他..他與工商界接觸,開一次會,談一次
話,都令人感動,令人流淚。」『聽周恩來一席話,有勝讀十年書之感。」
另一位工商界領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觸他說:「像我這樣一個可以說是壟斷企
業的資本家,能夠逐步地靠攏中國共產黨,進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
上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這同周總理對我的教導是
分不開的。」這充分說明,正是由於周恩來的積極引導,熱情幫助,才使一
大批民主人士走上了革命或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道路。


求同存異廣結盟友——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

統一戰線是不同階級、階層、黨派、集團、以至個人,從各自利益出發,
在一定條件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礎上自願結成的政治聯
盟。在階級社會中,古今中外各階級、各黨派,都在力圖建立統一戰線,以
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統一戰線中爭奪領導權,不管是否公開這樣說,
或者用別的什麼說法。就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統一戰線是實現和擴大革命的
同盟軍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統一戰線的本質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敵人。」
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就必須有它領導的廣泛的統一戰線。

「共同的利益」、「自願」結成聯盟,規定了「同」,因為聯盟的利益
足共同的,所以是謂「大同」;「各自的利益」,規定了「異」,各自的利
益對共同利益來說是從屬的,所以是「小異」。這是統一戰線的要求和特點。
不然,它就建立不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也會破裂。

「同」和「異」是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的,又隨著時間、地點,條件的
變化而變化。「大」和「小」,是相對的,不是指事物本身的性質而說的。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的一貫思想;「求同存異」
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周恩來的一大貢獻。

關於這一重要思想的紅線早在大革命前後就勾畫出來了。1923 年7 月,
周恩來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團體敬告國人書》中號召:凡是,「不甘為列強
奴隸軍閥鷹大的人,不論其屬於何種派別,具有何種信仰,都應立即聯合起
來」,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卵翼下的北京政府。這條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只
求反北京軍閥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別、信仰之「異」。之後,孫中山
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
國家主義派卻攻擊這是「階級妥協」。周恩來批駁他們,現在,「無產階級
和有產階級合作」,是為進行「國民革命」,走完這第一步,將來共產黨還
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指明了國
共合作的「同」和「異」。

1926 年底,他在《現時政治鬥爭中之我們》一文中指出:「國民革命原
是中國各被壓迫階級共同的出路」;而「各階級卻有他們各自的出發點」,
「更有各自所欲獲得的利益。」在這裡,周恩來用階級的觀點分析了結成統
一戰線的各階級的「同」和「異」。

1938 年底,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對周恩來說,「中共既實行
三民主義,最好合成一個組織」,「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周恩
來明確地回答,「中共實行三民主義,不僅因為這是抗戰的出路,而且因為
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加入國民黨,退出共產黨」,「不僅失
節失信仰,而且於國家有害無益。」這樣,不僅堅持了國共合作中政治上的
「求同存異」,而且強調了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根本區別,從而把蔣介石的
「溶共」圖謀打了回去。如果說前面這些論述只是有了「求同存異」的思想,
那麼把這一思想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表述出來,是在40 年代初。在粉碎蔣介
石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複雜而艱巨的鬥爭中,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
人,周恩來強調指出:「於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
可以『求同存異』。」這是「求同存異」的第一次表述。

建國初期周恩來又指出:「我們同黨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
接受他們的好意見,豐富我們的主張,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


存在差別是允許的。」這是對「求同存異」的具體闡釋。他還進一步閘明:
「人心不同,各為其面。人們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間有時
是有矛盾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於團結的人,
就是善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統一矛盾並不妨礙個性的發展。」
這就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告訴我們,在事物的統一體內,「同」和「異」不
僅是對立的,而且也是互補的,「同」是基本的,「異」又不妨礙同,而且
在「同」能夠更好發展的情況下,二者都是必須的。那麼,處理二者之間的
矛盾,必須是而且只能是採取求大同存小異的方針。周恩來把這個方針貫徹
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始終,不僅求大同存小異,甚或為了大同也存
大異。只要統一戰線的各方,在基本點上同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取得某種程度
的一致,儘管還存在很大分歧,周恩來都盡力聯合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以對付共同的敵人。

周恩來「求同存異」的思想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其基本點至少應包括:
無產階級為了孤立、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就應該盡可能多的尋找同盟者,
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了求得「大同」,在必要時,還須作出不損害人
民根本利益的讓步;按照「求同存異」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統一戰
線中,必須尊重、照顧同盟者的利益;統一戰線中有各種不同的同盟者,在
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同」和「異」是有區別的。因此,在統一戰線
中有不同程度的同盟軍,即既有戰略同盟軍,又有策略同盟軍,既有直接同
盟軍,又有間接同盟軍。如果放棄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領導權
而犧牲自己原則之「異」、同化於人家,或者脫離實際地要求人家自己都一
樣,這都是取消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同」和「異」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而
轉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掌握變化、轉化的「度」,對於統一戰線中的
朋友,哪怕是不太可靠的朋友,在政治上出現損害、破壞統一戰線團結的問
題時,只要還不是已根本轉到敵對方面,仍然要採取又聯合又鬥爭,有理有
利有節的鬥爭,盡可能維繫團結與合作。至於已變為放,則堅決決裂;隨著
形勢和革命任務的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統一戰線的任務、要求也在不斷發展。

周恩來不僅運用「求同存異」發展,壯大了國內統一戰線,贏得了中國
革命的勝利,而且建國後,在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和1955 年的亞非會議上,
又成功地運用「求同存異」的政治協商藝術,提出了現在已經舉世聞名、影
響深遠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發展雙邊關係開闢了現實
途徑,擴大了國際統一戰線,從而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國的國際地位
大大提高。

1954 年8 月,周恩來在闡明同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關係時就提
出,「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是存異」。1955 年第一次既明確而又準確地表
述了「求同存異」這一方針在「生氣勃勃的反帝國際統一戰線」中的含義。
所謂「求同存異」就是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不同和相互間的個別爭端「放
在一邊」,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找共同點」,以求得國家之間
的和平共處。周恩來認為國家關係應該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並說:「世
界各國治制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們
應該撇開不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國家制度和過去、現在由於加過這一面或
那一面而承擔的國際義務」,「爭取和平合作」。反在對外交往中,就是我
們既不放棄原則接受別人的觀點,也不要我們的觀點強加於人、而是在相互
可能接受的範圍內,按和平共五項原則解決雙邊或多邊的關係問題。在以後


大量的雙邊或多關係發展中,進一步證明了這一方針是唯一正確的。正是這
種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處理國家之間相互關係的方針,促進我國同各
種國家建立和發展了良好關係,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朋友。

日內瓦會議後,朝鮮代表說:中國同志使外交變成藝術。美國著名黑人
學者杜波依斯夫婦也說過:「非洲大陸人民的解放事業受到了國際廣泛注意,
正是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的精闢講話所引起的。」美國杜魯門時代的國務卿
艾奇遜也讚揚周恩來「是當今世界上最能幹的外交家」。一位日本記者也曾
說過:「『求大同存小異』這一引人的警句,也許是如實地概括了周恩來外
交的獨特風格」。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善於在求同存異中根據不同情況和對
象,盡量爭取異中求同,揚同抑異,存異待同,通過各種方法,發展和壯大
國際統一戰線,廣泛結交朋友。


文教篇

善比中西情韻可通——日內瓦電影招待會為《梁祝哀史》更名

在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其
目的是讓世界瞭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特別交待有關同志要選好放映
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週末,把請束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
一種不寫名字,就放在「新聞之家」,準備讓台灣、南越,南朝鮮以及不便
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中文解說詞,用英文通過擴音器作簡單說
明。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代表團的同志放映了《1952 年國慶節》,能容納350
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還有人站著看。放映過程中,不時響起掌聲,放完後,
觀眾紛紛向中國代表團握手道賀。但是,也有一個美國記者說,這部影片說
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周總理說,即使是個別人這樣說,也值得注意。再
給他們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據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編拍的彩色戲曲片,當時
剛剛拍出,代表團中許多人還沒有看過,於是,在旅館中進行了試映,但放
映不久,觀看的一些瑞士職工就走掉了,顯然是看不懂。於是,代表團的同
志打算搞一個15 頁左右英文說明書,將片名譯為《梁與祝的悲劇》,發給外
國記者。

周恩來聽到匯報後,立即指出:十幾頁的說明書,誰看?我要是記者,
我就不看。然後,他出了一個主意:在請束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
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放映前用英語作個三分鐘的說明,
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詞要帶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
電影,不再作其他解釋。你就這樣試試,我保證不會失敗。不信,可以打賭,
如果失敗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錢。」

周恩來的這個主意是為了消除民族文化的差異和語言的隔閡,從人類共
同的情感出發來溝通情韻,從而獲得效果。此舉果然奏效,放映之前10 分鐘,
席位全部坐滿。放映過程中,全場肅靜,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觀看,演到「哭
墳」、「化蝶」時,場中傳出啜泣聲。放映結束,觀眾還如醉如癡,掌聲熱
烈,不肯離去,紛紛發表觀感,普遍認為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
朱麗葉》更感人,說這是「東方式的細膩的演出」。一位美國教授不請自來,
看後要求購買拷貝,他說,應當把這部電影拿到美國去,讓好萊塢那些只會
拍大腿片的人看看。周總理還讓有關人員把影片拿到卓別林家裡放映,這位
電影大師也稱讚不已。


文化交流尊重對方——請蒙哥馬利看口技和《搶椅子》

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1958 年退出現役。1960 年,他曾訪問中國5 天,
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會見了他。

1961 年9 月,他再次來中國,並要求訪問幾個不對西方開放的城市。周
恩來原則同意了他的要求。9 月9 日至9 月20 日,經過周恩來安排,在國防
體育協會主任李達上將、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等陪同下,蒙哥馬利先
後訪問了包頭、太原、西安、延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

9 月20 日傍晚回到北京,9 月21 日凌晨,周恩來找熊向暉到西花廳詢問
訪問情況,熊向暉匯報了兩個多小時後,正準備起身告辭。但是,周恩來不
讓走,又間熊向暉:蒙哥馬利在各地看了些什麼文藝節目。

熊向暉從包頭談起,談到在洛陽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當地為蒙哥馬利準備了專場文藝演出,他不看,晚飯後到街上散步,走
過一個小劇場,他闖了進去,演的是豫劇《穆桂英掛帥》,翻譯向他簡介了
劇情。

中間休息時,他走了,回到賓館他說:「這齣戲不好,怎麼讓女人當元
帥。」

熊向暉說:「這是中國的民間傳奇,群眾很愛看。」

蒙哥馬利說:「愛看女人當元帥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愛看女人當元
帥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暉說:「中國紅軍就有女戰士,現在解放軍有位女少將」。

蒙哥馬利說:「我對紅軍、解放軍一向很敬佩,不知道還有女少將,這
有損解放軍的聲譽」。

熊向暉說:「英國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們的體制,女王是英國國家
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這一來,蒙哥馬利不吭聲了。

聽完這件事的介紹,周恩來嚴肅地對熊向暉說:「你講得太過分。你說
這是民間傳奇就夠了。他有看法,何必駁他。」「你搞了這些年外交工作,
還不曉得求同存異?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魯迅講過,『辱罵
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引申一下,諷刺和挖苦決不是我們的外交」。

周恩來批評很尖銳,但熊向暉心悅誠服,還想聽他多批評幾句,但周恩
來卻改了語氣和話題。問熊向暉:「蒙哥馬利最喜歡什麼文藝節目?」熊向
暉答:「雜技,特別是口技。」周恩來問:「他看了雜技《搶椅子》沒有?」
熊向暉說:「沒有」。周恩來從櫃裡取出為蒙哥馬利安排的文藝晚會的節目
單,其中沒有雜技和口技,卻有一出折子戲《木蘭從軍》。周恩來說:「又
是一個女元帥,幸虧問了你,不然他會以為我們故意刺他」。周恩來馬上打
電話給俞沛文,要他從節目中撤掉《木蘭從軍》,加上口技、《搶椅子》和
中國戲法,並指定了演員。

1962 年,英國出版了蒙哥馬利所著的《三大洲》,書中詳述了他訪華的
見聞和觀感,強調指出:「從長遠看來,世界和平的關鍵在中國,中國作為
一大強國的興起是必然的,這符合人類總的利益,有助於締造一切國家的普
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這本書中,他還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
和《槍椅子》的演出情況。


天下大亂保護文物——關閉故宮與制止炸毀少林寺

1966 年8 月1 日至12 日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以後,「文化大革
命」掀起了新的浪潮,形勢急劇地向全國大亂、全面內戰的方向發展。8 月
13 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凶狠地提出了「三條罷官原則」,開始組織全
面奪權。8 月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
紅衛兵、學生和教師。林彪在慶祝大會上宣稱「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我們
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我們要掃除
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而周恩來則在群眾大會上強調「一切革命
者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論是北京市的革命師生,還是各地的革
命師生,主要的任務都是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同在一個講台上,
兩篇講話同經毛澤東審閱,立場和方針截然不同。

山雨欲來風滿樓。周恩來料知林彪的煽動性講話必然會引起很大的破壞
性後果,他情急之中,立即主持召開一個會議,並迅速作出關閉故宮的決定,
要求馬上執行,與林彪的講話對著於,做出防範措施。深夜,緊急的電話鈴
聲驚醒了故宮博物院的值班人員,電話裡傳達了關閉故宮的指示。隨之,紫
禁城東南西北四面的幾重宮門隆隆的關上了。故宮內的國寶安然無恙。

不出周恩來所料,第二天一早,神武門下便衝出來幾大群紅衛兵,他們
個個怒氣沖沖,大叫「開門」,「開門」,但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奉中央指
示,故宮已經關閉,任何人不得入內,「革命小將」們雖然要「橫掃一切牛
鬼蛇神」,但無奈故宮的宮牆和沉重的官門不可逾越,只得亂呼一些口號離
去。事過幾日,周恩來恐故宮有失,又派來軍隊,守護在紫禁城的四周。這
樣,在「破四舊」的巨濤之中,故宮這座「頭號封建堡壘」卻安然無恙,未
曾傷損一草一木。

在北京一片「破四舊」的打砸搶之中,河南省少林寺也未曾倖免。少林
寺自1928 年被軍閥石友三放火焚燒後,只剩下《五百羅漢朝毗盧》、《十三
棍僧救唐王》,《錘譜》這三件珍貴文物。但紅衛兵造反派們不僅要毀掉這
些珍貴文物,而且要炸毀塔林。他們叫嚷:「和尚死了,竟敢建塔,明目張
膽地為自己樹碑立傳,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將少林寺中的建築能破壞
的全部破壞了,最後運來一車炸藥,埋滿塔林,就要炸毀這些歷代留下的遺
跡。

面對紅衛兵第一次大砸少林寺的舉動,人們連夜報告封登縣委,封登縣
委見有中央「破四舊」精神,不敢正面制止,只得上報給河南省委。省委又
不敢決斷,只得直接報告周恩來總理。此時周恩來正在開會,聽說後立即指
示制止炸毀少林寺的行動,通知河南省委立即執行。

於是,河南省公安局負責人立即帶領一批武裝警察趕赴少林寺,制止了
這樁破壞文物的罪行。事後,少林寺高僧們眾口齊道:「總理功德無量,功
德無量!」


古老文化有其負面——吸取古代文化發展毀壞森林的教訓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悠久的歷史、浩翰的古籍、燦爛的文化,
使每一個中華兒女引為自豪。周恩來充分肯定古老文化留下的豐富遺產對社
會主義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積極作用。1957 年11 月4 日,周恩來接見埃及
文化代表團時指出,古老民族一旦興盛進步就極快,因為有底子。但是,周
恩來也一再提醒:古老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其缺點的一面。美國沒有古東
西,工業發展起來就快。古老文化太多了,會把我們拖住,妨礙學習新的東
西。古老文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明顯的拖累之一是破壞了森林資源。周恩
來說,古老文化損傷了大自然,中國有林的山只有1%,好多都是荒山,古
代人只知建設不知保護森林,後代子孫深受其害。「黃土高原是我們祖宗的
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是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

周恩來認為不僅中國獨然,其它文明古國也有森林資源受到破壞的問
題。1959 年9 月5 日,周恩來接見阿富汗首相納伊姆時說,我在貴國住過幾
天,看到你們山多,你們和我們一樣,因為文化古老,歷史悠久,樹砍得多
了一些,你們也極需水利,這點給我以很深的印象。1963 年11 月,阿富汗
王國內務大臣阿布杜·卡尤姆來訪,周恩來舊話重提:我們共同的問題是,
兩國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區,也是森林砍伐較多的地區。
1964 年6 月21 日,周恩來對外賓說,文化越古,不知保護,樹本越少,我
去過的地方,如從尼羅河經過中東,中亞細亞到中國這片都如此。1957 年12
月8 日,周恩來在報告我國建設遠景時曾冷靜地指出:我國的木材資源不夠
豐富。我發現越是文化古老的國家,樹砍得越多。

周恩來認為,文化發展較晚是森林資源豐富的原因之一,而森林資源豐
富是經濟建設的一個有利條件。1958 年4 月2 日,周恩來接見羅馬尼亞政府
代表團時說,你們的森林多。我們只10%的土地上有森林。你們在飛機上可
以看到西北大都是荒山。我們的文化古老,但是樹都被砍掉了,北方最古,
砍得也最多。1960 年5 月,周恩來出訪越南,同範文同會談時說,你們森林
的覆蓋面積佔全部土地1/3,而中國只有1/10。周恩來認為森林多是經濟建
設的一個好條件。1964 年6 月21 日,周恩來說,西北歐文化開始晚些,但
保住了較多的森林,有好處。美國發展最晚,森林最多。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代都有反對濫伐林木、呼籲保護森林資源的有識之
士。僅先秦古籍上就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載。《管子》說:「山林雖廣,草木
雖美,禁發必有時」。《孟子》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村木不可勝用也」。
《荀子》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斬伐養長不失其
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他們都主張在不影響森林資源永續存在
的基礎上去採伐利用。但是,幾千年來林木一直是人們住、行、用的主要資
源,伐林多於育林,森林覆蓋面積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不斷呈下降趨勢。過
去的學者都未能揭出古老文化與森林資源減少的關係,周恩來則用簡潔明瞭
的語言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


知酒懂酒保護名酒——茅台衛冕與保護水源

人們都知道周恩來飲酒有量,其實周恩來對中國的酒文化也頗有研究。

貴州茅台是國宴用酒,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國宴上用茅台酒是周恩來親自
決定的。茅台酒雖然早在1915 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就已獲得了巴拿馬萬國
博覽會金獎,名揚四海,但在國內卻反響乎平,甚至沒有多少人知道茅台酒
還曾獲此殊榮。50 年代,每瓶茅台酒不過2 元多,與汾酒、竹葉青等屬同一
等級。

1950 年國慶前夕,舉國上下都在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的
到來忙碌著。開國總理周恩來更是毫不例外。在國慶節盛大的宴會上用什麼
樣的酒來招待中外來賓呢?當時意見不一。周恩來毫不猶豫地確定用貴州茅
台酒。

可是偌大個北京卻連一瓶茅台酒也沒有。由此可見當時茅台的知名度極
其有限。但是,周恩來卻深知茅台是中國第一佳釀。他親自電告貴州省委書
記迅速調運一批茅台酒進京。這一年國慶節的盛大宴會上,茅台酒堂而皇之
地擺上了宴會桌。

此後,茅台酒名聲大振,身價百倍。全國第一次評酒時,茅台酒登上了
「酒皇」的寶座。

然而在1963 年全國第二次評酒時,五糧液躍居第一,茅台從冠軍寶座上
栽了下來——茅台未能衛冕。

這時,周恩來剛出訪歸來。他從《人民日報》上看到全國第二次評酒名
次的消息後,便調來樣品,親自品嚐。周恩來斷定樣品是新酒,絕非老窖,
不能代表茅台參加評比。他說,只有老窖經過勾兌檢驗合格的茅台酒才稱得
上是標準的茅台酒。

周恩來喜歡茅台酒,有時宴會上有冰淇淋,周恩來就在冰淇淋上滴幾滴
茅台酒再吃。有人見了也學著周恩來的樣子在冰淇淋上滴幾滴茅台酒再吃,
果然味道不錯。

周恩來還相信茅台酒能治傷風感冒。寒冷的冬季稍不留意,就會有點傷
鳳感冒,鼻子不通。每到這時,周恩來就常常叫衛士拿點茅台酒來,喝上一
小杯,過不了多久,鼻子就通了,傷風也好多了。

1954 年5 月的一天,以周恩來為首的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在
湖濱旅館大廳放映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劇彩色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
招待各國記者。招待會上還備有茅台酒,供大家品嚐。記者們被劇情和優美
的音樂深深地吸引了。時近午夜,記者們還邊品嚐茅台酒邊議論著影片,對
影片和茅台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周恩來回國後見到袁雪芬時高興他說:「雪
芬啊,向你恭喜!我們『兩台』(指《梁山伯與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裡
很受稱讚呀!」周恩來對茅台酒的鍾愛可見一斑。

在一次招待日本乒壇朋友的宴會上,周恩來把兩瓶茅台酒送給了日本乒
壇名將松崎君代,親切他說:「聽說你父親釀過幾十年的酒。請你把這兩瓶
酒帶給他,讓他嘗嘗我們中國的茅台酒。這酒度數雖然高一些,但不傷人,
味道很不錯。」松崎非常感動,一再表示感謝。

另一位日本乒壇名將獲村見狀忙說:「周總理,您上次送我的那瓶茅台,
我一直珍藏著捨不得喝。一次朋友們來我家聚會,聽說這是中國總理送的酒,
都爭著要嘗一嘗,不小心把酒瓶打碎了。為此我難過了好幾天。巧的是當時


半瓶酒灑在了我的乒乓球拍上。以後每當我比賽處於劣勢時,只要聞一聞球
拍上的酒香,就會信心倍增,常常反敗為勝。」

周恩來聽了荻村的一番話,忍不住笑著說:「我可沒有那麼大的神通。
不然,我就會把茅台酒灑在中國小將們的球拍上了。荻村先生,看來你不但
球打得好,而且還是位了不起的外交家呢。我給你和長谷川先生(日本乒乓
球領隊)每人也準備了一瓶茅台酒。」在座的人都被周恩來的話逗笑了。

為了確保茅台酒的質量,周恩來對茅台酒的水質十分關心,他常說,茅
台之美,不僅在於它的工藝獨特,氣候、水質更是不可替代的條件。他多次
指示要保護好茅台酒廠一帶的自然環境,以確保水質的自然成分不受污染。
1972 年,周恩來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工業會議上強調指出,為確保茅台酒的
質量,維護國家民族的榮譽,茅台酒廠水源上游數十里不准建化工廠,不准
污染水源。今天的茅台酒能夠繼續保持其良好的質量是與周恩來的關懷分不
開的。


人分老中少少者佔其一——尊重一個中學生對芭蕾舞的意見

周恩來對別人提的意見向來很尊重,即便是一個中學生的意見也不例
外。

1964 年國慶15 週年前夕的北京文藝舞台十分繁忙,為了選出一批優秀
節目向國慶節獻禮,許多節目要在這時進行綵排。

中央芭蕾舞團演出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綵排那天,周恩來來到了
劇場。按照周恩來的吩咐,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帶著妻子和正上中學的
女兒也來到劇場和總理一起觀看《紅色娘子軍》的綵排。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描寫了十年內戰時期,海南島一支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紅色娘子軍連,在黨代表洪常青的帶領下,遵照毛
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偉大教導,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
建立鞏固的紅色根據地的過程。舞劇通過對洪常青、貧農女兒吳清華形象的
塑造,表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如火如茶的偉大鬥爭。

演出結束後,周恩來請劇組編導、主要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人一起開座
談會,徵求大家對舞劇能否公演的意見。

雷英夫見在座的都是專家,便起身準備攜夫人、女兒離開。周恩來叫住
了他。周恩來笑著說:「雷英夫,你別走呀,你也可以談談你的意見嘛。」

雷英夫覺得此劇已經過周恩來多次指導修改了,在座的又大多是文藝界
的行家,自己是門外漢,能提什麼意見呢。於是就隨口說:「舞劇很好,舞
蹈也不錯,我看可以上演了。」

這時,雷英大的女兒突然說:「周爺爺,我想提個意見,可以嗎?」

周恩來把視線移向這位十幾歲的小姑娘,鼓勵地說:「當然可以。」

受到周恩來的鼓勵,小姑娘的膽子大了起來,說:「有的地方,演員老
在舞台上轉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吳清華從惡霸地主南霸天陰森的地牢裡
逃出來後,一大群南霸天的狗腿子在後面如狼似虎地追她,她不趕快跑,卻
在原地轉圈圈,這是為什麼?」

雷英夫一聽女兒的話,很生氣,心想,當著總理和這麼多行家,一個小
孩子提什麼意見。他嗅怪地訓斥女兒:「你小孩子家懂什麼,竟敢在總理、
專家們面前胡說八道。」小姑娘委屈地呶呶嘴。

周恩來見此情形,就對雷英夫說:「哎,雷英夫,你這是幹什麼。你怎
麼能隨便阻止孩子說話呢?」

雷英夫解釋道:「今天是聽您的指示和專家們的意見,小孩子不懂規矩,
胡亂插話,太不禮貌了。小孩子懂什麼芭蕾舞。」

周恩來認真地說:「孩子說她看不懂,自有她的道理。她有她的代表性,
人類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難道我們的芭蕾舞出去後,不跟他們見面,不讓他
們看?」

是呀,人分老中少,少者佔其一。周恩來能夠這樣尊重一個中學生提的
意見,使雷英夫深受教育。


大力發展穩步前進——處理教育數量與質量的關係

周恩來在主張大力發展教育的同時,屢屢強調教育發展要重視質量,反
對不顧質量而片面追求數量。他認為,衡量教育發展不應單純地看數量標準,
更重要的是要看質量。

與經濟建設一樣,建國後我國的教育發展在處理速度與效益、數量與質
量、紅與專的關係上常常失衡,導致教育質量頻頻出現問題。

1953 年,根據我國教育的實際狀況和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國高等院校進
行了一次院系調整。調整中,出現了一些不顧客觀實際盲目冒進的現象。有
些院校不顧實際師資和力量,一味擴大建校規模和招生規模,一度出現了全
面鋪開、齊頭並進的現象。這樣,雖然在學校以及學生數量上較以前都有提
高,但在質量上實際是有所下降。1953 年5 月29 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180
次會議上批評了院系調整中這種「好大喜功,不求質量」的做法,他強調「要
有重點地穩步前進,不是不進或冒進,也不是齊頭並進。」12 月21 日,他
署名發佈的《關於改進和發展高等師範教育的指示》又指出:「為了適應國
家建設的需要,今後高等師範教育必須大力發展,同時,也必須注意鞏固,
提高質量。」他還說:「不顧國家建設的需要,不積極發揮潛力,不努力創
造條件克服困難以力求發展的保守思想是不對的;單從主觀願望出發,不考
慮可能條件,單純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盲目冒進的做法也是不對的。」

1955 年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經濟建設速度一再加
快,出現了盲目冒進的急躁情緒。教育部門也受到影響。1956 年9 月16 日,
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要做好人才的培養工作,必須正確處理數量和
質量的關係。過去幾年,我們有片面強調數量、忽視質量的偏向,這是必須
糾正的。從教育部門說,應該積極地發揮力量,在保證一定質量的條件下盡
可能地增加學生的數量。從用人部門說,應該考慮到真正需要和實際可能,
不要提出過多過高的要求,以免由於盲目地增加數量而降低學生質量。」1958
年後,我國教育質量的下降顯得更為突出。這其中有兩個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大躍進」的影響。1958 年2 月2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
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面大躍
進」的口號,「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這樣,各種學校一哄而起,在
建校規模和招生數量上也搞「大躍進」。這樣一種不顧實際的片面追求數量
造成了教學質量的下降,有些學校缺乏師資和起碼的教學設備,有名無實。
第二個原因是1958 年,我國提出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這一
方針本是針對過去教育脫離實際、脫離生產實踐的弊端而提出的,強調學校
教育要密切聯繫社會實際。但是,由於在理解和執行這一方針的過程中,出
現了「左」的偏差,片面強調學生參加生產勞動而忽視教學,把教育與生產
勞動相結合簡單地理解為學生參加一般的工農生產。這樣,老師和學生過多
地參加生產勞動影響了學校的教學質量。

針對上述兩種現象,周恩來在許多場合都提出過批評。1959 年5 月28
日,他在天津大學給師生們作報告時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是
主導方面,因為學生來學校就是為了學習。我們一定要認清主導方面,認不
清主導就沒有方向。他還針對天津大學在招生數量上的「大躍進」指出,天
津大學是全國知名的大學,現在將近有1 萬學生。萬人大學在世界上能有幾
個?我勸你們要控制,不要老在數量上高速發展,學生人數再增加就不好辦


了。當然,我們的大學生還要增加,但那主要是增加學校的問題。一個學校
的人數有它一定的限度,你們達到一萬就不少了。你們要保證教育質量,提
高教育質量,如果你們再不斷地增加數量,那就會得到相反的結果,會降低
質量,那就不是正確的教育方針。

1961 年4 月3 日,周恩來在一次人大會議上又指出,這幾年的教育發展
是相當快的。問題是要提高,要從數量的大躍進轉向質量的大躍進。

在處理紅與專的關係上,受極左政治的影響,片面強調政治上的,「紅」,
不要學習上的專,強調教學質量被誣為「白專道路」,遭受批判。對教育界
的這樣一種極左思潮,周恩來進行了尖銳的批判。1965 年3 月,他在一次談
話中就指出:「現在有一種『紅而不專』的傾向,這是不對的。紅,一定要
體現在完成黨交給我們的學習任務上。外語是一種工具,我們出國留學的,
酋先要學好它,掌握了它,才能學好專業,才能為祖國建設作出貢獻。不然,
就加毛主席說的『空喊口號』,什麼搞革命,搞建設,都是一句空話。」1970
年11 月20 日,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大學、北京外語學院等校師生代表時,對
那種硬性規定每天練習外語只能一個小時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說:「學外
語要天天練。夭天練的時間不要僅限於一個小時。如果硬性規定一小時,其
他時間就不許練,這種辦法一定要脫離群眾的。」「外語教師也好,外事工
作人員也好,總是要練,要允許人家抽空練。人家擠點時間練,不要去干涉!」
他鼓勵在場的老師,一定要提高教學質量,要抱著對學生負責的態度,否則,
會誤人子弟的。


辦好共大科技興農——支持和關心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建國後,一向重視農業的周恩來非常關注農業科學技術教育的發展。他
自始至終支持和關心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就是一例。

「共大」創辦於1958 年8 月,校址在江西,是一所半工半讀的高等農林
職業院校。學校沒有農學、林學、園林、畜牧、獸醫等專業,側重學習中等
農業技術,為農村培養科技人才。

「共大」創辦初始,就得到周恩來的關懷、鼓勵和支持。1959 年夏天,
黨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期間,周恩來專門抽空把江西省的省
長邵式平找去,詳細地詢問了共大創辦的情況及今後的打算。周恩來說:「我
國科學文化落後,農村更加落後,文盲還很多。我們的青年農民應該掌握一
定的科學文化知識,這樣,不僅現在可以增加生產,而且將來還能夠運用更
新的技術,解決我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問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為農村
培養科技人才,很好也很重要,一定要辦好啊!」談話結束時,周恩來親筆
題寫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校名。

還是在八屆八中全會期間。一天傍晚,周恩來吃過晚飯,出來散步,遇
見江西省委負責人劉俊秀。周恩來立即迎上前去,說:「俊秀同志,邵大哥
(指邵式平)說你兼任共大總校校長,這很好嘛!我給共大題了校名,共產
主義勞動大學,把共產主義和勞動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
來,為農業培養一支科學技術隊伍,這件事很重要啊!」

劉俊秀匯報說:「我省將近20 萬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按兩個農業科技
人員計算,就得有40 萬人的一支大隊伍啊,這麼多的科技人員,光靠農學院
培養跟不上需要,還是靠共大來得快。」

「對!農學院和共大總校培養農業科技的骨幹隊伍,共大分校培養一般
的農業技術人員,這樣人數多,也來得快。」

劉俊秀又說:「總理,共大剛創辦不久,經驗還不夠。而且,還有人反
對,說共大是私生子!」

「就是私生子,法律還保護嘛!」周恩來笑了笑,又接著說:「搞教育,
辦事業還會沒有人反對?反對也不是壞事,可以從反面促進我們把共大辦
好。」

1961 年9 月,周恩來到廬山參加中央工作會議。9 月17 日,會議剛結束,
周恩來就親自來共大廬山分校視察。他站在山坡上,眺望著師生開發的一塊
塊平整的梯田和一片片綠油油的茶園,高興地說:「生產基地好,共產主義
勞動大學就是既要學習好農業科學技術,又要搞好勞動生產和科學實驗。」
周恩來還和師生們一起座談,聽取大家關於學習和勞動情況的匯報。最後,
他鼓勵大家說:「學校辦得不錯,還要繼續辦好。同學們要努力學習。」

9 月18 日上午,從廬山下來到南昌的周恩來又在南昌賓館接見了「共大」
總校的師生代表。他用宏亮的聲音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非常
關心共大,非常支持共大,這次在廬山還給你們寫了一封信。」話音一落,
大廳裡頓時一片歡騰,掌聲經久不息。師生們滿懷信心,表示一定不辜負毛
主席和周總理的期望,把「共大」辦好。

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各種原因,社會上一度對「共大」產生了種種非議。
「共大」的日子很不好過。1963 年秋,江西省委派「共大」總校的三位同志
赴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在百忙之中接見了他們,聽取了匯報,並詳細


地詢問了「共大」總校各系的課程設置、學習和勞動情況。針對存在的問題,
周恩來都一一作了具體指示,為進一步辦好「共大」指明了方向。

1965 年,「共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作了一些系科調整,增設了農業
機械等系科。

1966 年夏天,全國農業機械化現場會議在武漢召開,周恩來由於工作繁
忙,不能親赴參加會議。8 月上旬,現場會進入討論階段,周恩來把全體會
議代表召到北京繼續開會。他對代表們說:「只有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才
能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會議期間,他還找到劉俊秀囑咐
說:「實現農業機械化,就要培養科學技術人才,共大是培養農業科學技術
人才的學校,有農機系很好,一定要辦好啊!」

在周恩來的支持和關懷下,「共大」為農業戰線培養了一批科學技術人
才。1977 年,「共大」總校被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改為全日制,1980
年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


關注現代國防籌建軍事院校——四商建立解放軍最高學府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的任務除繼續完成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
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外,主要擔負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
使命。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國周邊國際環境一直處於十
分緊張的狀態。對新中國持敵視態度的美帝國主義極力插手我周邊國家事
務,企圖四面包圍封鎖我國。1950 年6 月,美國出兵入侵朝鮮,把戰火燒到
了鴨綠江邊,同時公然以武力阻撓我軍解放台灣。我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環境下,迅速發展軍事教育,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
的國防軍,就成為我國防建設的首要任務。

對我軍幹部軍事素質有深入瞭解的周恩來更是感覺到發展軍事教育的緊
迫性和重要性。他深知,我軍大部分軍事指揮幹部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低,
雖然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但對軍事理論,特別是對
像諸兵種大規模協同作戰等現代軍事戰爭知識還缺乏瞭解。1950 年6 月,周
恩來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研究創辦全軍軍事
院校的有關事宜,以解決教育和訓練全軍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學會諸兵
種協同作戰的問題。朱德總司令、聶榮臻代總參謀長等出席了這次會議。會
議商定:在戰爭年代原有學校的基礎上,改造和新建適應現代化戰爭條件的
各類正規院校,各軍兵種都要著手建立自己的專業院校;全軍首先創辦一所
教育和訓練中高級幹部的最高學府——陸軍大學。

遠在四川重慶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得知創
辦陸軍大學的決定後,心情非常激動。他立即致信黨中央,請求辭去現職,
去參與籌建陸軍大學的工作。黨中央考慮到他早年曾是蘇聯最高軍事學府的
優等生,一向注重並長於軍事理論研究,便批准了他的請求,派這位身經百
戰、威震中外的軍事家去辦陸軍大學。

11 月初的一天上午,周恩來邀請剛剛奉命到京的劉伯承和原華東軍區參
謀長兼第八兵團司令陳土矩等陸軍大學籌委會的成員,到中南海西花廳商談
學校的籌建問題。

會議開始後,劉伯承說:」總理,我來是來了,就是怕搞不好。」

周恩來用笑聲鼓勵說:「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兒個特長:一有學問,
二又非常嚴格。嚴師出高徒嘛!」

隨後,周恩來、劉伯承和其他成員一起研究討論了陸軍大學臨時黨委的
組成方案和學校的組織機構及有關領導幹部」的人選問題。

幾天後,周恩來又約劉伯承等人談話。首先,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關於
辦好陸軍大學的指示,並告訴說,為辦好陸軍大學,已決定從蘇聯聘請一批
顧問來學校幫助工作。

在請蘇聯人當顧問的問題上,我黨有過教訓。中央蘇區革命時,共產國
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不瞭解我國具體國情,卻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搞
瞎指揮,結果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鑒於這樣的教訓,劉怕承坦誠地
提出:「總理,我考慮了很長時間,叫顧問不如叫專家好。顧問顧問,就是
要顧我們的問。可是,叫專家就超脫了。他當他的專家,我們幹我們的工作。
我請你,你就講;我不請你,你就不要顧我的問嘛!」

周恩來略加思索,當即贊同劉伯承的意見:「對,對,叫專家好。」此
後,國務院專門發出通知,規定除過去按顧問名義聘請來中國的蘇聯專家仍


稱顧問外,以後新聘者和過去未按顧問名義所聘的蘇聯方面的人員,一律稱
專家。

接著,周恩來就陸軍大學的正式校名、校址、幹部人選等問題,與大家
一起磋商。劉伯承建議:今後空軍、海軍還要發展,叫陸軍學院太局限,可
考慮叫軍事學院。周恩來綜合劉伯承等人的意見,最後確定:(一)為了便
於學校今後增設海軍系和空軍系,將原擬陸軍大學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事學院。(二)校址暫設南京華東軍政大學所在地,待條件成熟後再遷
北京。(三)以華北、華東軍政大學一部分幹部作基礎,依靠華東軍區組織
軍事學院各級機構。

兩三天後,周恩來第三次邀請劉伯承等人繼續商談軍事學院的建校問
題。

在談到教學方針時,周恩來說:「就是要在人民軍隊現有的軍事素質的
基礎上,熟悉並能指揮各技術兵種和陸軍步兵的協同動作,同時熟悉參謀、
勤務和通信聯絡,以適應現代化戰爭的要求。」在談到軍隊文化課教學問題
時,周恩來又指出:「由於歷史的原因,軍隊學員的文化水準低,但只有具
備了相當的文化、科學知識,才能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因此,一定要搞
好文化和科學知識的教學。」

鑒於在軍隊中選調合適的教員有困難,劉伯承建議:有一些起義、解放
過來的國民黨軍官可以利用。他們當中有黃埔軍校畢業生,還有國民黨陸軍
大學的教官,既有相當的文化水平,也懂一些軍事。周恩來當即拍板肯定了
這一建議。他說:「行啊,可以讓這些人當教員,團結、教育他們為新中國
的國防建設事業服務。以後,再陸續從學校每期的畢業生中選留一些任教。」
他還說:「搞現代化的軍事建設,搞現代化的軍事學院,我們都沒有經驗。
要認真研究現代戰爭的特點,把人民軍隊豐富的作戰經驗加以總結提高。同
時需要不斷地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外國現代軍事科學。」

會議結束時,周恩來提議由劉伯承召集籌委會成員根據這二次會議商談
的精神,盡快地搞出一個辦校的書面綜合意見,然後再開一次會討論定案,
報中央軍委批准。

1950 年11 月13 日晚,周恩來在西花廳召開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軍訓
部和軍事學院籌委會負責人會議,討論劉伯承、陳士矩擬出的《關於創辦軍
事學院的意見》,對《意見》的部分條款進行了補充和修改。

三天後,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朱德,匯報座談修改《關於創辦軍事學
院的意見》的情況,建議予以批准。當天,毛澤東、朱德批准了這個《意見》。

1951 年1 月1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劉伯承
任院長兼政治委員。此後,軍事學院為我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和革命化建設,
培養了大批的軍事指揮人才。


經濟文化一車兩輪——處理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關係

1952 年10 月,周恩來在政務院第156 次政務會議上說:「經濟建設和
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這是對正確處理經濟建
設和文化建設關係的科學表述。文化建設離不開經濟建設,經濟建設也離不
開文化建設,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係。

周恩來認為革命和建設歸結到一點都是為了人民能過上好日子,建設更
是直接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水
平包括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質的需要和精神的
需要。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必須同步地協調發展。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文化
建設,如果脫離對方片面、孤立地發展,都會帶來不利後果,不僅不能滿足
人民的全面需要,並使自身的發展受到局限。

在國家建設中,周恩來指出經濟建設要處於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
建設不能擠占經濟建設的人力、財力、物力,不能超越經濟建設的發展而發
展。人們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教育、科學、文學藝術等精神
勞動。對於那種脫離實際、急躁冒進的「大辦教育」、「大辦文化」,他曾
多次提出批評。

但是,周恩來也一貫重視文化建設對經濟建設的促進作用,文化建設搞
不好,必然會拖經濟建設的後腿。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
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文化建設中,除了教育,還包括文化藝術、科
學、衛生、新聞、出版等。這些都與經濟建設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要
進行經濟建設,文教工作就必須加強,決不能削弱」,也「不應該把文化建
設看作是將來的事,不能等待,現在就應著手。」

文化建設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對人才的培養。新中國建立之初,面臨
著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和建設革命政權,改善人民生活,準備進行有計劃
的經濟建設等十分艱巨的任務。周恩來及時指出,要完成這些任務,需要許
多條件,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條件是人才、幹部。他說:「我國要建設,干
部、人才就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其他條件都具備,缺乏幹部、人才,也
是不行的」。「培養技術人才是國家經濟建設的必要條件」。周恩來從戰略
的高度,一再提醒全黨要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認為:今天我
們國家「最大的不足是知識分子不足」,國家「需要人『急』,需要才『專』。」
1951 年,周恩來在政務院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反覆強調要大力培養
建設人才。因為「人才缺乏已成為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不
論在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還是在鞏固政權方頁,我們都需要人才。這兩年
我們常說,只要我們的工作開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了。任何了一個部門工作一開展,馬上就會提出專門人才、技術人才不夠的
問題。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術人才不夠」。

怎樣培養國家建設所需的人才?周恩來強調,培養國家建設所需要的人
才,不能單靠某個方面或領域的工作,必須通過全社會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他主張,必須從全局出發,統籌規劃各部門的人才培養。除正規的小學、中
學、大學以外,「要重視工農速成學校和各種業餘補習學校,把工農速成學
校和業餘補習學校放在與其他學校同樣重要的地位」,企業部門也可舉辦短
期的訓練班。對訓練內容周恩來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1952 年7 月25
日第146 次政務會議討論勞動就業問題時說:「過去我們舉辦的訓練班一般


都是進行政治訓練,講『猴子變人』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常識。今後的任何訓
練班,都應該有業務訓練,像革大一類的政治學校,今年下半年也應加強業
務與技術訓練」。這一切的最終目的,也就是培養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各方面
人才。

周恩來關於經濟文化一車兩輪的思想,關於發展教育培養人才以適應國
家建設發展需要的思想,在當時的國家建設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產生了
重大的積極影響,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外交篇

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處理朝鮮停戰談判問題

1950 年10 月3 日我出兵朝鮮之前,周恩來同印度大使談話時指出:如
果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並
重申,「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使朝鮮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國軍政領
導人無視我國的嚴重警告,悍然令其軍隊越過三八線。我志願軍才不得不出
動。可以說,我參戰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和平解決朝鮮
問題,也就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所以,在12 月7 日,即在第二次戰役後,
周恩來就手擬了停止栩鮮衝突的條件。這說明他的深謀遠慮。

1951 年l 月11 日,美國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戰談判的建議,要求在鑰鮮
立即安排停火。周恩來敏銳地分析了當時的戰爭形勢:志願軍已經連續進行
了三次戰役反攻,將美軍趕到了「三七線」,解放了漢城。美國的戰略重點
在歐洲,不願也無力向朝鮮投入更多的兵力,並且擔心再打下去,不僅可能
失敗,而且可能被攆出朝鮮半島。為避免徹底覆滅,美國急於停火談判。他
認為,儘管這時談判對我方有利,但還不到火候。周恩來一是考慮到美軍和
談並非有誠意,是一種緩兵之計,二是想爭取更大的戰果。他向毛澤東作了
匯報並徵得同意後,調去了大批部隊,又組織了大的反擊,經與敵人在「三
八線」上反覆爭奪,最後把戰線穩定在了「三八線」附近。

1951 年6 月30 日,第五次戰役剛剛打完不久,「聯合國軍」總司令李
奇微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命向我方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同我方舉行停戰
談判。

周恩來認為時機成熟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軍速勝是不可能的,因此
當客觀上出現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可能性時,我們應抓住這個時機,一方
面準備持久作戰,一方面與敵人舉行停戰談判,爭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作為帝國主義的頭號大國,美國是很傲慢的。談判一開始,它就橫生枝
節,不斷挑釁。面對這樣的對手,周恩來要求我方堅定地理直氣壯地堅持原
則,力爭停戰條件公平合理,符合國際公法,有利於朝鮮問題最終的和平解
決;同時又從全局出發,在不損害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在具體問題上作一定
的妥協,以避免談判破裂,推動達成協議,實現停戰。

當時,停戰談判主要圍繞四個問題。一、確定軍事分界線。在這個問題
上,我們主張維持反映雙方軍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狀態,挫敗了美方蠻橫索取
朝鮮北部大片領土的野心。二、停戰的安排與監督。在這個問題上,我方堅
決拒絕了美方藉機干涉我內政的圖謀。三、關於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等
問題。我堅持停戰協定中應規定召開高一級政治會議加以討論,美方最後勉
強接受了。在上述三個問題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協。四,戰俘遣返問題。
這是談判中鬥爭最複雜最激烈的問題。

停戰後雙方交換全部戰俘乃國際慣例。1949 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
公約》也有明確規定(即實際戰事停止後,戰俘應即予釋放並遣返,不得遲
延)。因此,交換戰俘本應是個簡單的次要的問題。但美方與李承晚集團公
然踐踏國際公法,強扣戰俘,並假手這個問題阻撓停戰協定的簽訂達一年半
之久。其實質是美方是否下決心停戰的問題。

美方從四個方面向我施加壓力:一、在會場上炮製「一對一」交換。「平


民頂戰俘」等謬論,拒絕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員。為迫使我方接受其極端無
理的要求,動輒單方面休會,十分無禮。二、操縱聯合國通過相應的決議,
以壯聲勢,欺騙輿論。三、在戰俘營中製造多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並對我
戰俘人員進行「甄別」,強迫刺字、按手印、寫「血書」、轉移營地、誰要
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殺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嚇其他戰俘。四、在上
甘嶺地區發動攻勢,繼續進行細菌戰,加緊轟炸中國邊境城市,揚言要擴大
戰爭。

我方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上甘嶺戰役,我一個半月殲敵2.5 萬,
美方大驚。我方宣佈準備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時為止。對美方進行
細菌戰、轟炸我領土的強盜行徑,周恩來提出強烈抗議。對美方叫嚷要蔣介
石集團出兵在朝鮮後方兩棲登陸,我作了準備。對美方強扣和虐殺我被俘人
員的暴行,周恩來和我代表團發表聲明詳加揭露,並以我廣大被俘人員可歌
可泣的反抗和鬥爭證明美方所謂的「強迫遣返」是站不住腳的,是徹頭徹尾
的謊言。聯合國大會在1952 年12 月3 日通過關於朝鮮問題的決議,企圖迫
我接受。周恩來致電聯大主席,指出這是在戰俘問題上以強迫扣留的「原則」
為基礎的決議,支持了美國的錯誤立場,是在中朝沒有參加的情況下通過的,
因此是非法無效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

周恩來和我方代表團的堅定立場使美方騎虎難下。「聯合國軍」總司令
克拉克的談判顧問、美駐日大使穆菲驚呼,戰俘問題是美國的「弗蘭肯斯坦
因」(在一部有名的英國小說中,一位生理學家製造了一個怪物,名叫做「弗
蘭肯斯坦因」,最後自己被這個怪物所毀滅)。這正像當時周恩來分析的,
艾森豪威爾本欲做出強硬姿態嚇人,殊不知人未嚇倒反嚇倒了自己。因此,
艾森豪威爾新政府上台後不久,從總的戰略出發,不得不改變那種破壞和拖
延談判的政策,開始實行轉彎。1953 年3 月28 日美方提出先交換傷病戰俘
就是一個信號。

具有非凡政治頭腦和外交眼光的周恩來敏銳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動向,同
意交換傷病戰俘,並建議恢復談判。以此為契機,為推動停戰的實現,周恩
來指示我方採取了自談判以來最關鍵的步驟,也是最大的讓步。

1953 年3 月30 日,周恩來提出了「分兩步走」的建議,即停戰後立即
遣返一切堅持回歸的戰俘,而將其餘的轉交中立國,並經過有關方面的解釋,
以保證他們的遣返權利能得到尊重。他指出,這一建議並非放棄《日內瓦公
約》的遣返原則,也非承認有美國所說的「拒絕遣返」的戰俘,而是為終止
我方被俘人員繼續流血而採取的新步驟,以便使在對方恐嚇和壓迫下心有疑
懼、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員的遣返問題能得到公正的解決。周恩來的這一
建議在國際上受到廣泛歡迎。

對周恩來提出的把暫時不遣返的戰俘交給中立國的建議,美方以存在實
際困難為由加以反對。周恩來又指示我方作出讓步,遂同意將他們交由設在
朝鮮非軍事區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一定時期,以便他們在不受威脅的情
況下行使被遣返的權利。6 月8 日,雙方終於達成最後協議。這一協議雖采
納了原先印度向聯大提出的有關提案中的某些步驟,但與該提案也有很大的
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後剩下的戰俘交聯合國處理,而聯合國當時是交戰的
一方,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況且,當時美方氣焰尚高,還不想真正作戰,
只是要逼我就範。周恩來認為,如果我們那時讓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於
在壓力下示弱,正中美國下懷,這是不可取的。


停戰後,戰俘問題仍是鬥爭最尖銳的問題。美方出於反共和給中國與朝
鮮抹黑的方針,夥同李承晚,蔣介石公然違背停戰協定的有關規定,把我被
俘人員交給李、蔣集團編入軍隊。對這種強盜行徑,周恩來提出了最強硬的
抗議,表示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提出,鑒於美國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國際緊
張局勢,召開政治解決朝鮮問題的五大國會議更加必要。後來,這一會議於
1954 年4 月在日內瓦舉行,新中國首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由周恩來總理兼外
長親任代表團團長。

總之,在戰俘問題上,我方同美方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堅持了應予全部
遣返的原則,但從實現停戰的全局利益出發,在遣返的步驟,時間和方法上
作出了必要的讓步。可以說,在整個停戰談判中,周恩來做到了該爭的據理
力爭,可讓的或不能不讓的,看準時機讓。對如何掌握讓步的程度和時機,
周恩來明確指出:美國蠻橫無理時不能讓步,虛張聲勢時不能讓步,不起作
用時不能讓步,讓步必須能扭轉局勢。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宣傳自己結交朋友——1954 年日內瓦會議上接待各方記者

1954 年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蘇、美、英、法
都派代表團參加,引起廣泛注意。周恩來規定,除新聞發佈會外,外國記者
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

周恩來對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作了五條原則指示:(1)來者不拒,區
別對待;(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3)記者提
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佈的,經過授權的事,
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後再回答;(4)
對於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
地瞭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首次舉行新聞發佈會時,台灣國民黨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松要求參
加,被我有關人員拒絕了,並準備同「新聞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記者
證。理由是中央社是台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日內瓦製造「兩個中國」
的假象。周恩來事後得知此事,他說,不能抽像他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
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製造緊張,給工作造成
損失。蔣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堅持一個中國,但他所堅持的是只有一個「中
華民國」。美國頑固支持蔣介石,一直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現在怎
麼樣:瑞士早就同我們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們一起開會,這裡哪有「兩
個中國」的影子?來了一個中央社記者,怎麼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
呢?對於蔣介石來說,他對這次會議很不安,美國當然會向他通氣,但他信
不過。他派個記者來,顯然是為了便於進行現場觀察,觀察我們,也觀察美
國。讓他瞭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實情況,這對我們很有好處。把人拒之門外,
這於情理不合。

事後,周恩來還關照我有關人員,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於同王家松
接觸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釋,告訴他,今後如願參加我們的新聞發佈會,我
們歡迎,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觸,一定要掌
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
碗。

當時的新聞辦公室設在寶瑞華旅館,來訪的外國記者很多,有時應接不
暇。他們著重詢問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周恩來對此早有預見,事先就讓有關
部門編寫了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此外,還帶去了國內出版的外文書刊。有
了這些材料做依據,對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來指定
人進行了檢查,認為沒有差錯。同時認為我方接待外國記者的方式還太呆板,
還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還不很大。他提出可以為友好的記者舉行小
型宴會,為一般的記者舉行大型冷餐招待會,請他們吸中國煙,喝中國酒,
吃中國菜,邊吃邊談,讓人感到無拘無束,輕鬆活潑。這不是吃吃喝喝,是
為了便於你們宣傳「自己」,瞭解對方,結交朋友。這三者結合起來,才能
更好地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詢問中國的外貿情況,我們準備的材料不能滿
足他們的要求。周恩來說,讓雷任民(外貿部副部長)當代表團的顧問,就
是為了這一點。周恩來要新聞辦公室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中國外貿問題的座
談會,由雷任民主講並答問。這些方式是其他國家的代表團所來採取的。外
國記者反映很好。有的說,中國人熟悉西方記者的心理,事先準備周密,易


於使人瞭解中國。有的說,雷任民的介紹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並不拒絕外
資,任何國家都沒有同中國貿易的優先權。有的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
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
國風度。有的說,嚴肅和熱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來和他的
助手們身上,這兩種性格融洽地結合在一起,這真是奇跡。


合情合理以誠釋疑——1955 年萬隆會議上即席發言

1955 年4 月18 日至24日在印尼避暑勝地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國家首
腦會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國際會議。周恩來在會議進行的關鍵時刻,以其
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傑出的智慧,為新中國贏得了受人崇敬的國際地位。

由於美國勢力的幕後操縱,會議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的一些代表團團
長的發言毫無根據地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種「新式殖民主義」,認為亞非人
民當前的任務不是去向殖民主義鬥爭以取得獨立,而是要同美國那樣的帝國
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反對共產主義。下午,敘利亞的阿澤姆,泰國的旺親王、
土耳其的佐魯三人的發言仍表現出對五項共處原則中最後一項「和平共處」
所懷有的「懷疑和憂慮」。旺親王甚至認為中國的傣族自治區使「泰國不得
不面對滲入和顛覆活動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到周恩來急速地在
寫著什麼,周恩來很快判斷出形勢給中國代表團的壓力,他在極短的時間裡
作出了更換發言內容的決定。

當大會主席宣佈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發言時,周恩來健步地登上了
講台,他字字千鈞地說道:「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這
一句話,使會議的氣氛陡變,人們原以為中國這樣的大國會厲言反駁,想不
到中國代表竟如此爭取和平。

周恩來完全瞭解各國對中國共產黨政府所抱的陌生心理和疑慮心情,他
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
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
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周恩來在坦率地說出會議的性質之後,鮮明地提出了會議的目標,他指
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為了尋找目標的基礎,周恩
來提示道:「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
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
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
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顧慮和恐懼、
互相排斥和對立。」

當會場上越來越多的人凝神注視著周恩來的發言時,周恩來進一步深入
地說下去:「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
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
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
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瞭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

這就是周恩來對實現大會宗旨所提出的求同方式,所確認的存異限度。
這是一流外交家的傑出智慧,這是一個關注亞非國家命運的政府行政首腦的
主張。

接著,周恩來簡明扼要地闡述了思想意識與社會制度、宗教信仰自由與
顛覆活動,對這三個國際社會中爭論最多的敏感問題,周恩來坦然公正地闡
述了中國政府的主張,他以坦蕩的胸懷,向世界人民敞開新中國的姿態,他
以一個和平的使者,歡迎所有對中國感到陌生的國家參觀新中國。

他的話,簡短、明快而有份量,像地球中的引力一樣吸引著會場上的每
一個聽眾。他的發言使世界各國一下子縮短了與新中國在認識上的距離,使
世界直接從周恩來身上看到了中國。


為了節約時間,也為了迅速改變會場的氣氛,周恩來的發言,除第一段
外都由翻譯浦壽昌用英文宣讀。

周恩來成功了,中國代表團不負使命,他用18 分鐘的發言就驅散了兩天
來的烏雲,使會議繞過了前進中的暗礁,它使全世界都認識到新中國的真誠、
善意和聰明、力量。

隨著周恩來走下講台,無數記者衝出會場,用最快的方法發佈這一重大
新聞,「求同存異」已經成為公認的術語,大會的主題詞。

事後,印度總理尼赫魯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演說。」緬甸的吳努說:
這個發言「對抨擊中國的人一個很好的答覆。」就連當日上午在發言中與中
國大唱反調的馬尼拉羅慕洛也說:「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
主精神。」

正是周恩來傑出的智慧扭轉了大會的方向,促進了會議的成功,因此,
亞非國家公認中國總理說的話是有權威的。這種權威代表了絕大多數代表團
和所有亞非國家的意志與願望。


互諒互讓公正合理——解決中緬邊界問題

周恩來1954 年訪問印度和緬甸,與兩國共同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接
著又在萬隆會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在亞非地區的影響顯著擴大。但由
於中緬邊界問題遲遲未能解決,東南亞某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仍然存在,加
上帝國主義的挑撥宣傳,使這些國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有些惶惑不安。這
些國家同中國之間有的也存在邊界問題,有的有其他歷史遺留問題,它們都
希望中國能根據和平共處的原則,盡快解決這些問題。1957 年,周恩來審時
度勢,確定首先盡快解決為多方所關注的中緬邊界問題,使有關鄰國消除疑
慮,安定下來;同時,通過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造成的中緬邊界問題的合理
解決,打擊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的周邊
環境。

緬甸是我們的友好鄰邦。然而歷史遺留下來的中緬邊界問題,卻極為復
雜,主要問題是:1941 年線的處理,片馬、古浪、崗房地區主權的收回,對
猛卯三角地永租局面的處置以及北段未定界的劃法。當時,我方輿論普遍強
烈要求改變帝國主義侵略政策造成的惡果,而緬方有些人卻強調繼承英國統
治時期留下的既成事實。為避免在關鍵問題上陷入僵局,周恩來決定分兩步
走。

第一步先提出一個和緩氣氛的方案,即我方從有爭議的1941 年線以西地
區撤回所駐軍隊,但緬方軍隊不得進入;緬方則從英國也承認主權屬於中國
的片馬一帶撤出駐軍,而中方軍隊也不進入。由於緬方接受了這一對等的建
議,遂導致了邊境上和解局面的出現。

第二步是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就邊界問題提出一個雙方有取有予公正
合理的連鎖方案。其內容要點為:

(一)北段未定界的片馬、古浪、崗房地區一向屬於中國,後被英國強
占,曾激起雲南人民的愛國示威運動。1911 年4 月10 日,英國政府照會當
時的中國政府,明確承認上述三地是中國的屬地,但企圖出錢收買,遭中方
拒絕。而今中緬劃界,這三個地方理應歸還,以平息中國人民多年的積怨。
其餘北段未定界,可按傳統習慣線劃界,直到底富山口。(二)南段未定界
的1914 年線,是英國利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迫切需要開通滇緬公路而迫使中
國政府接受的。事關我佤族所屬班洪、班老部落轄區被割去一塊,我佤族頭
人和群眾強烈要求收回。中方擬用猛卯三角地與緬方交換。(三)猛卯三角
地向屬中國,在英國吞併緬甸後,為修建緬北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強要當時
的中國政府將其讓出作為「永租」地,這是恃強欺弱的歷史陳跡。而今緬中
兩國均已取得獨立,雙方又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議者,如再保持「永租」
關係,是與時代不相稱的。但中方考慮到,如斷然收回猛卯三角地,勢將使
緬甸北部交通面臨嚴重困難,故願把它留給緬方,用以交換前述1941 年線以
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轄區。

緬方經過反覆斟酌:認為這是切合實際、公平合理的方案,表示同意接
受。這就為解決中緬邊界問題解開了主要癥結。

周恩來曾指出,緬甸同中國一樣也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我們
社會主義國家對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應給予同情和支持,多理解其處境和要
求。在同緬方領導人會談發生分歧時,周恩來始終堅持擺事實講道理,進行
疏導,耐心協調雙方的思路,促使對方進一步考慮,從不流露火氣,以免傷


害對方的民族自尊心。最後每每做到統一見解,使緊張氣氛趨於緩和,從而
贏得了對方的尊敬。正如奈溫總統所說:周恩來總理雖然是一個大國的領導
人,但與小國領導人交往時,總是平等對待。在與小國處理包括複雜問題在
內的各種問題時,他總是本著最大的同情和諒解作出讓步。

對邊境居民的民族感情,周恩來也是十分尊重的。中緬邊界是若干少數
民族聚居的地區,兩邊的部落關係、家庭關係、親戚關係,盤根錯節。所以
他一再強調:有的民族被邊界多年分割,這是歷史所造成的,想加以改變,
是極為困難的,但在實際情況允許的條件下,盡量照顧其合理的願望,設法
做一定的調整,也是必要的,如佤族班洪、班老轄區的收回,即其一例。此
外,在1941 年線上還有不少騎線寨,一個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於住宅的位
置不同,竟被劃屬兩個國家,不僅日常生活不便,也給雙方的行政管理造成
了不少困難,這是帝國主義埋下的糾紛禍根。1960 年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開
會前,周恩來在上海向有關領導人當面指示:對騎線寨必須進行合理的調整,
保持每個村寨的完整,分別劃給中方或緬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
搞友誼。對大量邊民過界耕地的處理,他於1960 年8 月7 日在北戴河提出,
可採取交換或補貼的辦法,注意切不可傷害少數民族的利益和關係。

周恩來還提出,要重視促進雙方邊境人民間的和睦相處。於是,隨著勘
界工作的推進,展開了各種友好活動。兩國政府分別向對方邊民贈送禮物。
雙方邊民組織不同形式的聯歡。兩國還各自在雲南的芒市和緬甸的八莫舉行
了有雙方邊民代表參加的活動,慶祝邊界問題的解決,兩國總理和有關領導
人也出席了。這些活動為爭取邊民的配合,為增進雙方民族間的友好情誼做
出了貢獻。

周恩來還強調,我勘界人員要同緬方勘界人員友好協作,互相傳授技術,
共同總結經驗,切不可有大國沙文主義情緒。要通過聯合勘察搞聯歡,搞友
好。由於貫徹了這一指導思想,雙方勘界人員始終在和諧的氣氛中互相幫助、
合作、勘界、劃界、樹樁等任務都完成得很圓滿。

在解決中緬邊界問題中,周恩來不但高屋建瓴,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
建議,他還常常及時就具體環節向有關同志咨詢並給予實際指導,許多難題
往往因此迎刃而解。例如關於北段未定界,周恩來曾經詢問:從尖高山到伊
素拉希山口一段,除片馬、古浪、崗房地區外,按怒江和恩梅開江之間的分
水嶺為界,從伊素拉希山口到西端終點底富山口一段按傳統習慣線為界,緬
方是否完全贊同?我方代表回答說,緬方對該段的上述劃法沒有提出異議。
緬方曾表示,底富山口在緬甸的傳統說法即是中國山口的意思,就緬方而言,
以它為終點是合適的;不過,此點涉及到同印度的邊界關係,所以雙方可認
定這是臨時終點,以等待中方同印度談判邊界時再確定最後的終點位置。周
恩來認為緬方的意見是合理的,以底富山口作為臨時終點是切合實際的。他
提出,該點可定為北段47 號界樁點,一定要派雙方勘察人員去勘察,行動限
制在中緬境內,切勿授人以柄。後來緬方受到外來壓力,處境有困難,吳努
來信訴說了始末,要求在議定書中不出現底富山口的名稱。周恩來當即表示
可只提「47 號界樁點」,並在其後加上「兩端終點最後確定前的臨時終點」
字樣。這一解決辦法深為緬方所讚許。

對南段甲、乙、丙三段已定界,周恩來也作了具體指示,樹立新界樁以
代替過去的壘石和以小溪、小路、田埂為界的舊章,以解決邊界線不易辨認
的問題。


周恩來的一系列指示,對中緬邊界問題的順利解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最後,他還適時地就中緬邊界條約的寫法,提出了畫龍點晴、具有深遠意義
的構想。他指出:用新條約代替1894 年和1897 年的舊條約,具有劃時代的
意義,序言要寫得鮮明,中心思想是譴責帝國主義在歷史上對中緬邊界所制
造的糾紛。而今中緬雙方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已將帝國主義長期遺留下來
的問題一掃而光,對原來某些不合理的界線找到了合理的解決辦法。雙方貫
徹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周恩來所以強調這一主題,是為了努力推廣國
際關係新準則,使之發揚光大。奈溫將軍也認為中方的寫法符合歷史的事實
和發展,應當受到尊重。

1960 年10 月1 日,周恩來總理和吳努總理在北京簽署了新的中緬邊界
條約。中緬關係從此更加親密,胞波情誼深入人心。

中緬邊界問題的順利解決對周圍其他鄰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來說無疑是
一個晴雨表。大家一致認為中國的睦鄰政策取得了傑出成就;認為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顯示了生命力,不可低估。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鄰國的情緒趨向安
定,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隨之上升,出現了令人鼓舞的趨勢。周恩來
抓住時機,因勢利導,運用解決中緬邊界的成功經驗又接連順利地解決了同
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的邊界問題。


耐心等候坦誠相待——敦促巴基斯坦退出軍事條約集團

早在1953 年12 月,中國政府便向巴政府提交備忘錄,對巴美談判軍事
協定和巴將參加中東軍事集團一事表示異常關切,因為兩者都涉及亞洲穩定
的問題。尤其是直接關聯著中國的安全。1954 年2 月13 日,巴駐華使館照
會答覆我國政府,說明巴美簽訂《共同防禦援助協定》是因為巴基斯坦需要
得到各國包括美國的援助,以維護自己的獨立和主權,巴絕對沒有敵視中國
的意圖。同日,巴駐華大使羅查將軍奉命就此事當面向周恩來作了類似的澄
清。周恩來坦誠指出:巴美軍事協定嚴重損害巴基斯坦本國人民的基本權利,
並對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安全構成新的威脅,加深了國際緊張局勢。

兩國總理第一次接觸是在1955 年4 月萬隆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在同阿
裡總理的晤談中開門見山地提出幾個問題。其一是巴參加美國拼湊的矛頭指
向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周恩來說,中國對此是不滿意的。但是為了友好,
我們沒有公開指責巴基斯坦。其二是巴跟著又參加了受英美支配的巴格達條
約組織。巴參加這兩個條約組織使自己在亞洲處於難堪的地位。巴是亞洲大
國,被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這樣左右牽制,對巴人民是很不利的。其三是巴還
同美國簽訂軍事協定。這不僅對巴不利,也使我們感到不安。美國不僅要利
用巴領土來挑撥巴同印度的關係。也會以巴為基地來包圍甚至進攻中國,對
中國的安全構成很大的威脅。阿里總理表示,巴人民曾長期受西方殖民主義
的侵害,是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巴懷有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他鄭
重聲明,巴參加兩個條約組織和它同美國簽訂的軍事協定完全是為了防禦鄰
國的侵略,並不是針對中國的。他還莊嚴保證,如果發生美國的侵略戰爭,
巴決不參加,例如對朝鮮戰爭,巴就沒有參加。周恩來隨後在萬隆會議一次
全體會議上宣佈了阿里總理的上述保證,阿里當場欣然予以確認。

周恩來事後曾對巴新聞工作者訪華代表團說,在萬隆會議上同阿里總理
的接觸是很有益的。雙方都坦率地說出了不同意見,並找到了共同點。共同
點就是彼此沒有傷害或侵略的意圖。友好的基礎就是和平共處。他還向巴駐
華大使阿哈默德說:我們是根據巴領導人所表示的這種良好的願望來談共同
認識的,我們這個共同點是在萬隆精神的基礎上找到的。阿哈默德大使聲明,
巴不屬於西方集團,一旦時機成熟,巴希望能擺脫這兩個條約組織。周恩來
強調說,目前要擺脫它們是困難的,但是必須擺脫。巴應把自己看作是亞洲
的成員,不要做導致東南亞國家和阿拉伯世界分裂的事。

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間由於種種原因而長期不和。雙方都竭力尋求國際支
持,中國自然也是它們爭取的對象。當時,中印關係非常友好,但周恩來和
中國政府對巴印分歧始終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併力勸雙方通過友好協商來
改善關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像我們這些東方國家,過去都受殖民主義
壓迫,現在獨立了,我們之間的問題,只要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應該是容
易解決的。即使有分歧,也不要讓它成為發展友好關係的障礙。阿哈默德大
使代表巴政府對中國報紙和中國領導人嚴守中立未偏袒任何一方表示感謝,
對周恩來真誠希望巴印友好的態度表示讚賞。

1956 年10 月,蘇拉瓦底總理應邀訪華。這是巴基斯坦政府首腦首次來
訪。周恩來同他進行了四次長談。蘇表示,巴對中國沒有恐懼,兩國間沒有
利害衝突。巴沒有侵略野心,希望同中國友好,願意同中國建立更多的聯繫,
不怕英美因此生氣。周恩來再次提出巴參加兩個軍事條約組織的問題。他說,


中國對巴沒有恐懼,只是擔心巴參加這兩個條約組織會被美國利用來製造緊
張局勢,甚至在巴建立軍事基地來威脅中國。周恩來說:民放主義國家想同
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同時保持友好關係,要求獨立的經濟發展而不
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對此我們是贊成的。但是,美國並不這樣。杜勒斯公開
說中立是不道德的。巴參加兩個條約組織,我們還是對巴友好,因為相信你
們的善意。你們願意同雙方都做朋友,也許你們在這方面能做更多的工作,
可以勸說雙方和緩局勢、和平共處。我們希望巴基斯坦能起這樣的作用,使
巴參加的條約的侵略性質逐步消失。我們在思想意識上有所不同,但在政策
上可以找到共同點,共同為和平和正義而努力。談到巴印關係時,周恩來向
蘇拉瓦底總理轉告了毛主席的意見:我們願意勸說印巴和好,互相協商,互
相妥協,我們也希望巴勸勸美國,不要同中國為敵,那樣對美國不利。蘇拉
瓦底顯然受了感動。他說他非常高興發現能與周恩來總理像真正的朋友一樣
交談,以友好諒解的精神交換意見。周恩來說,只要巴同意沒有侵略的意圖,
決不參加侵略戰爭,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就取得了一致意見。蘇拉瓦底主動承
擔義務說,一定要勸說美國同你們交換意見,和緩緊張局勢。

1962 年1 月,我政府又要求巴方就其參加這兩個軍事組織同中國的關係
問題有個書面諒解,並澄清以前的保證。3 月19 日,巴使館送來了其政府前
後一致的書面澄清。1963 年3 月,布托外長專程來北京簽訂中巴邊界協定。
他在同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的會談中說,由於巴採取不介入反華的立場,
東南亞條約組織已經失靈了,而且這種狀況還將繼續下去。他還說,巴格達
條約組織也在起著類似的變化。1964 年2 月,周恩來第二次訪問巴基所坦。
他由阿尤布總統陪同在達卡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佈:阿尤布總統多次
向他說明,巴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巴不
參加侵略戰爭,阿尤布總統執政以來所參加的許多國際活動和他所執行的對
華友好的政策證明了他的解釋是真誠的、可信的。同年4 月,周恩來和布托
外長同時訪問印尼,同蘇加諾總統會商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布托對周
恩來說,由於巴的反對,東南亞條約組織基本上已失去作用。美國對此十分
惱火,推遲了阿尤布總統對華盛頓的訪問。1966 年6 月,周恩來出訪路過巴
基斯坦。他在同阿尤布總統的會談中指出,由於巴不參加美國對越南的戰爭,
不積極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的活動,巴基斯坦贏得了世界人
民的尊敬。周恩來重申,中國政府不反對巴同美國和蘇聯發展友好關係。他
還以客人的身份到機場為東道主阿尤布總統出訪蘇聯送行。這種不拘泥於禮
賓規格的行動和坦蕩無私的胸懷,使阿尤布總統深為感動。

1968 年4 月,巴政府決定,不再延續美在巴設立通訊基地的協議,以示
對美國當時重印輕巴政策的不滿。美國設在白沙瓦的這個基地遂於1970 年初
關閉。1972 年12 月,巴又宣佈退出東南亞條約組織。1979 年3 月,巴基斯
坦和土耳其同時退出巴格達條約組織的後身中央條約組織,該組織旋於9 月
間宣佈解散。巴先後退出這兩個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有國際局勢變化的
原因,有它自身的需要,還有美國政策上的失誤。但是,中國的原則立場,
尤其是周恩來堅持不懈的富有說服力的工作和中巴友好關係的長足發展,無
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意外事件後的特殊訪問

1960 年4 月至6 月,周恩來出訪亞洲六國。1963 年12 月至1964 年2
月,周恩來出訪亞非歐十四國。這兩次出訪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其中,
1960 年5 月訪問柬埔寨,1964 年1 月訪問加納,周恩來處處尊重東道國的安
排,事事為東道國著想,圓滿完成了意外事件後的特殊訪問。

1960 年4 月,周恩來出訪柬埔寨之前,忽然得到柬埔寨老國王、西哈努
克的父親蘇拉瑪裡特陛下病逝的消息。柬埔寨在國喪期間要降半旗、舉國哀
悼,此時接受訪問,主人擔心歡迎禮儀不能盡善。當時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
來和陳毅商量後,指示外交部通知柬方,他們將率代表團專程前往弔唁老國
王,同西哈努克親王會談,並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從簡。周恩來還指示外交
部要為代表團訪柬趕製素服,以示莊嚴隆重。柬方得知以上決定後,深為感
動。

5 月5 日,周恩來、陳毅率代表團全體人員穿上素白禮服,登上專機。
上午9 時專機徐徐降落在金邊波成東機場。周恩來和陳毅走出艙門,雙手合
十,高高舉起,向熱情的主人行柬埔寨禮。西哈努克在專機前帶頭鼓掌歡迎。
他十分感激周恩來、陳毅在他和他的國家沉浸悲哀時,給予了最真誠、最難
忘、勝似兄弟的友情。當天下午,周恩來和陳毅就穿著弔唁的服裝到蘇拉瑪
裡特先王靈前獻了花圈,舉行了弔唁禮儀。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這使西哈努克在以後幾十年執政生涯裡,無論
太平盛世還是流離失所,始終對中國一往情深,把周恩來看成最可信賴的朋
友。

1964 年新年剛過,周恩來正準備從阿爾巴尼亞出發前往非洲加納訪問。
1 月2 日,加納發生了謀刺恩克魯瑪總統的意外事件。面臨這突如其來的情
況,周恩來是否還去加納訪問呢?中共中央鑒於當時刺殺事件發生不久,情
況尚未完全摸清,十分關心周恩來的安全,不時來電報詢問情況。恩克魯瑪
則估計,在加納這麼動亂的情況下,周恩來是不會來的。

然而,周恩來從政治大局著眼,置個人安危於度外,仍舊決定去加納訪
問。他派黃鎮坐飛機先到加納首都阿克拉向恩克魯瑪轉告自己的建議:這次
訪問免去一切禮節,總統不要到機場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舉行會議和宴
會。黃鎮還向恩克魯瑪轉達了周恩來的問候。住在克裡斯興城堡裡的恩克魯
瑪臉上貼著紗布,纏著繃帶,他聽了周恩來的問候和建議,內心充滿了感激
之情。他沒想到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如此尊重一個小國,如此照顧別人的困
難處境。

周恩來到加納來了。他是冒著風險來的,在困難的時候支持了恩克魯瑪。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周恩來這次對加納的特殊訪問是世界政治史上所罕
見的。這次訪問效果非常好,影響非常大,大大提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非
洲的形象。


反擊衛邊疆綠旗示友好——1962 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與戰後交回繳
獲物資


中國和印度是相鄰的兩個亞洲大國和古國。兩國人民在長期的交往中建
立了深厚的友誼,在近代,兩國人民都曾深受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因而
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獲得了獨立,中國得到瞭解
放。印度是最早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中國一直把建立和發展中印兩同
長期友好合作關係作為奉行睦鄰政策的重點。但不幸的是,由於邊界問題,
中印關係從50 年代末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印兩國之間存在著傳統的習
慣邊界線,但是兩國的邊界從未正式劃定。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1911
年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國代表在會外,背著舊中國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
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換文的方式畫出的。這是英帝國主義利用當時中印兩國
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強加給中國的,是非法的,歷屆中國政府從不承認。印度
獨立以後,特別是在中國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後,印度把它在東段的實際控
制範圍從傳統習慣線逐步地向北推進到所謂「麥克馬洪線」附近;在中段和
西段,直到1959 年以前,除個別地點外,中印雙方的實際控制範圍基本上是
符合傳統習慣線的。l960 年4 月,周恩來訪問印度,在機場發表講話說:「目
前,我們中印兩國都在進行著大規模的長期的經濟建設。我們都需要和平。
我們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們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共同倡導了關
於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我們之間的一切問題沒有理由不可以根據這些原
則,通過友好協商,取得合理的解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兩國總理會談,謀
求合理解決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的途徑。這一次我是抱著解決問題的真誠願
望來的,我衷心希望我們的會晤在我們共同努力之下,能夠產生積極的和有
益的效果。」在印度,周恩來與尼赫魯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舉行了七次會談。
周恩來提出,為避免衝突,保持邊境安寧,雙方邊境部隊可以自雙方實際控
制線各自後撤一定的距離,在邊界上建立一個非武裝區。印度方面沒有接受。
周恩來又提出,雙方的邊境部隊在全線停止巡邏。印度方面表示,在東段可
以不巡邏,但是在西段不提停止巡邏,而提盡力避免接觸。周恩來代表中國
政府數次建議成立中印邊界問題聯合委員會,但被印度方面拒絕。

周恩來訪問印度後,中國政府本著睦鄰友好和中央關於處理與鄰國邊界
問題的方針,與印度政府外交方面的交涉與鬥爭一直在進行著。同時,為了
避免邊境糾紛的擴大,中國政府單方面執行在實際控制線本側30 公里地區
內,不打槍、不巡邏、不狩獵,不越出邊界活動警戒線的規定。

印度政府視中國政府的一切做法於不顧。從1961 年起,印度軍隊頻繁地
發動武裝進攻,不斷向中國境內入侵,在東段已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
在西段也陸續設立了43 個侵略據點。這些據點有的接近到中國哨所只有幾米
的地方,有的甚至設立到中國哨所的後面,切斷了中國哨所的後路。中國的
邊防哨所與印度的侵略據點形成犬牙交錯的局面,邊界已不是一條線了。印
度的氣焰非常囂張,想通過這種方式入侵西藏,迫使中國承認印度所謂的中
印邊界線和「麥克馬洪線」。

對印度政府在中印邊境挑起的武裝衝突,中國政府一忍再忍,命令我邊
防戰士不開槍,不與印度發生軍事衝突,印度軍隊向我們進逼時,我們退讓,
以期望印度政府能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來解決兩國


的邊界問題。但是印度政府置若罔聞。1962 年9 月20 日,盤踞在非法的「麥
克馬洪線」以北中國扯冬地區的印度侵略軍,不斷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武裝
攻擊,打死、打傷幾十名中國邊防人員。為此,中國政府先後向印度政府提
出了7 次嚴重的抗議,並要求其軍隊立即停止進攻。印度政府把中國政府的
克制忍讓視為軟弱可欺,無視中國的多次抗議和警告,恣意擴大侵略。10 月
12 日,尼赫魯宣佈,他已下令要把中國軍隊從他所謂的入侵地區「清除掉」。
17 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開始猛烈炮擊,中國邊防部隊遭到嚴
重傷亡。這就觸發了中印邊境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10
月20 日,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了自衛反擊。

周恩來於10 月24 日致函尼赫魯總理,向他提出中國政府關於停止邊境
衝突、重開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中國的這三項建議被
印度政府拒絕,並採取了一系列嚴重挑釁步驟。11 月14 日,印度軍隊再次
發動大規模進攻。中國邊防部隊堅決自衛反擊。自衛反擊戰在黨中央、毛澤
東、周恩來的領導下,很快就取得了勝利,中國邊防部隊粉碎了印度軍隊的
入侵,清除其設立的侵略據點,並追擊到傳統習慣線附近。

為了再一次用實際行動表示中國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通過武力來解
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並出於保持中印友好關係的願望,中國政府於11
月21 日發表聲明宣佈:從次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從
1962 年12 月1 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 年11 月7 日存在於中印雙方
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後撤20 公里:在東段,中國邊防部隊雖然至今是在傳統習
慣線以北的中國領土上進行自衛反擊,但仍準備從目前的駐地撤回到實際控
制線,即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北,並且從這條線再後撤20 公里;在中段
和西段,中國邊防部隊從實際控制線後撤20 公里;為了保證中印邊境地區人
民的正常往來,防止壞分子的活動和維持邊境的秩序,中國將在實際控制線
本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檢查站。

聲明發表後,周恩來即命令前線部隊將繳獲的印軍武器、彈藥和其他軍
事物資一一造冊登記,並講明,讓印軍打著綠旗前來領回。

為什麼戰敗者不打白旗,而是打綠旗呢?周恩來自有他的考慮。打白旗
意味著投降,打綠旗則意味著和平。這場戰爭是印軍入侵我國領土挑起的,
最終以我方自衛反擊成功而告結束,讓對方打著綠旗領回被繳物資,既是給
對方一個台階,也是表明我們追求和平,願與印度友好相處的誠意。由此可
見,中國始終以兩國友好睦鄰的長遠利益為重。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63 年2 月28 日,中國邊防部隊完成了主動後撤
的計劃。這樣,中印邊境事實上不但實現了停火,而且實現了雙方武裝部隊
的脫離接觸。周恩來還指示,對死亡的印度軍隊官兵均按印度的禮儀進行火
化;對戰爭中負傷印軍官兵給予醫治;對被俘人員給予人道主義的優待,發
給路費、日用品、衣服;組織被俘的印軍高級軍官到內地參觀、遊覽,讓他
們親眼目睹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願望。1963 年4 月,中國方面宣
布釋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軍事人員,並歸還在衝突中所繳獲的武器、彈
藥和其他軍用物資。

這樣做,最初有些同志想不通,思想上結了疙瘩。是呀,為什麼打了勝
仗,部隊要回撤,為什麼把已收復的被佔領土又退回去,為什麼繳獲的武器
又還給印方?為什麼..

見此情形,周恩來就耐心地啟發大家,要大家從全局、長遠的戰略上考


慮問題,要大家認真貫徹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方針和政策,要大家以兩國
友好睦鄰的長遠利益為重。他還多次在各種會議上講解停戰、撤軍、交還武
器彈藥的道理,並責成前線作戰部隊做好下層官兵的宣傳教育工作。在周恩
來的循循善誘下,思想上有疙瘩的同志解開了疙瘩,提高了認識。

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勝利,保衛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邊境安全。以周
恩來為首的中國政府為爭取和平所作的種種努力,也得到了全世界愛好和平
的各國人民的同情和稱讚。反擊衛邊疆,綠旗示友好,體現了周恩來高瞻遠
矚、一切從大局出發的戰略眼光。


判清形勢胸有成竹——1962 年處理盧緒章訪英受阻問題

進入60 年代以後,中英兩國關係漸漸開始修好。1962 年,發生了中英
兩國政府處理中國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訪英一事的外交糾葛。周恩來在這件
事情的處理過程中統籌全局,胸有成竹,顯示了非常練達的外交謀略。

1962 年9 月,英國貿易大臣埃儒爾通知中國駐英代辦熊向暉:英國政府
邀請中同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於當年12 月訪英。熊代辦馬上請示國內,然後
告知埃儒爾:中國政府感謝英國政府對盧的邀請,盧將如期訪英。埃儒爾聽
後非常高興,他說:「這是英中關係中的一件大事,英國政府將於3 天內發
布消息,希望中國政府也同時發表消息。熊向暉表示,中國將按本國慣例行
事,英國如何處理此事由英方決定。很快,英國政府於第二天即宣佈了此事。

不料,事過一月不到,即同年10 月,《蘇格蘭人報》稱英國政府對中國
外貿部副部長訪英事將另作考慮。熊向暉獲知後馬上往見埃儒爾,要他澄清
此事。埃儒爾說:這完全不是事實。英國政府對盧副部長的邀請以及訪英的
日期不會改變。但過了幾天,埃儒爾緊急約見熊向暉:英國政府決定無限期
推遲盧的訪問,半小時後就正式宣佈。他個人認為,這不是由於政治原因。
這時,熊向暉壓住憤怒,向埃儒爾指出:英國政府出爾反爾,使我驚訝。盧
的訪問日期是英國政府提出,中國同意的。現在英國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商量,
單方面決定無限期推遲,而且馬上就要宣佈,對這種不正常的作法,我個人
表示遺憾。我將報告本國政府,並保留進一步評論的權利。

熊向暉回到代辦處以後,召集主要外交官開會,然後急電外交部和外貿
部說明情況,並提出三點建議:(1)向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2)主動
宣佈取消盧緒章的訪問;(3)削減從英國的進口。很快,外交部復電如下:
同意熊的表態,並再以中國政府名義向英方重申,但不提保留進一步評論的
權利;三點建議不妥,不予採納,要熊聯繫我國總的外交政策和對英工作方
針進行研究考慮並復。當時,熊向暉感到不能接受,在給外交部的復電中表
示服從部裡決定,今後將在實際工作中加深對我同外交政策和對英方針的理
解。但是,熊向暉尚不清楚,外交部的這個復電是根據周恩來的意思擬的,
而「聯繫我國總的外交政策和對英工作方針」這句話含義根深,除了包括爭
取歐洲的策略外,還隱含著一個重要事件:即同月中印邊境武裝衝突加劇,
中國開始反擊,而印度又是英聯邦中的一個重要成員。

1963 年春,盧緒章應邀訪英取得成功,這年秋,熊向暉回國休假,周恩
來找他談話,提到此事。周恩來說,去年你提出三點建議,當時外交部和外
貿部基本同意,到我這裡擋住了,我讓外交部給你潑了冷水,希望你考慮考
慮。從你的電報看,你思想不通;我沒有再跟你打「電報官司」,現在我問
你,當時提出這三點建議,出於什麼考慮?

當熊向暉對總理匯報了當時的想法時,周恩來回答說:針鋒相對要看全
局,美國對我們封鎖禁運,英國卻邀請我們外貿部副部長訪英,這就有區別,
有矛盾,先要抓住這一點。印度是英聯邦的重要成員。中印發生武裝衝突,
英國要是按原計劃邀盧緒章訪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們的態度有反覆,
說明內部有爭論,他們決定無限期推遲,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印衝突會持續
多久。它只是推遲,留有餘地,你為什麼要取消,把文章做絕呢?當然,英
國的做法不大對頭,你向埃儒爾指出來,表示遺憾,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
義口頭重申一下就夠了,何必小題大作提抗議?我們的建設以自力更生為


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貿易。這在開國的時候就宣佈了。
進口的東西都是我們需要的。突然削減進口,首先對我們不利。英國同我們
做生意的都是私營企業,對我們的態度比較友好,削減訂貨,受損失的是他
們,還會落下一個不遵守合同的壞名聲,你想到這些沒有?這件事情已經過
去了,我還是提一提,你有什麼意見?..

熊向暉一聽,豁然開朗,說明是原來的想法和建議錯了。最後,周恩來
又語重心長地說:我記得你是1919 年出生的,已經不是少年,有時還那麼「氣
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氣用事,要有全局觀點,從多方面考慮。我這樣講講,
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於提出建議。

一席話說得有情有理,其中包蘊著豐富的策略思想,這件事情處理得非
常圓滿。


民間先行以民促官——推動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

1951 年9 月,在舊金山召開的和會公然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片
面的對日和約。當時的日本政府違背人民意願,採用錯誤的對華政策,同台
灣當局建立與保持「邦交」,致使中日關係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

在此背景和形勢之下,要打開兩國關係的僵局,只能先從民間做起,運
用人民友好的偉大力量,逐步積累和創造條件,進而推動官方關係前進,即
採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對於這一方針,周恩來作了精闢的論
述:從展開中日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開始,從增加人民交往開始,從增進民
間團體協商開始來打開中日關係。只要人民互相來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
人民的大多數就會認識到中日之間恢復邦交首先對日本人民有益,對中國人
民也有益,從而推動日本政府改變政策。他還指出:儘管中日兩國還沒有恢
復正常關係,而且按照國際法還存在著戰爭狀態,但是這些並沒有妨礙兩國
人民的友好活動和簽訂民間協議。這樣先從民間的頻繁來往並且達成協議開
始,把兩國關係大大地發展,最後就剩下在外交上宣佈結束戰爭狀態、恢復
正常關係了。稍後,他又滿懷信心地預言:「照國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
團體來得更多,我們的團體也多去,把兩國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後就只剩
下兩國總理外長簽字喝香檳酒了。」針對人民友好運動中的一些認識問題,
他反覆強調「兩個區分」的思想,即「要把帝國主義的政府和這些國家的人
民區別開來,要把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員區別開來」,以此增強我
國幹部和廣大群眾從事人民外交的自覺性,消除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慮。這
就使雙方的民間友好往來有了比較牢固的思想基礎而逐步開展起來。

1952 年5 月,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國會議員帆足計、高良富
和宮腰喜助繞道歐洲來華訪問,簽署了第一個民間貿易協定。此後,在兩國
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二、三、四次民間貿易協定又相繼產生(第四次民間協
定後來遭到日本政府阻撓,未能執行)。從1953 年起,中國方面本著人道主
義精神分7 批護送近4 萬名日僑回國。1955 年,中日之間簽訂了民間漁業協
定,使大批日本漁民和中小漁業企業能來我國東海、黃海捕魚,得以維持生
計。1956、1957 年,中方又先後寬大處理並釋放了1062 名日本戰犯。在此
期間,雙方民間代表團來往頻繁,人數日增,交流面涉及經貿、文化、體育
及工、青、婦等眾多領域。所有這一切大大促進了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感
情聯繫,尤其在日本湧現了一批致力於重建日中關係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
支包括各階層人士的極其廣泛的對華友好力量。這些民間活動、民間力量總
是同官方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因而也對官方關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周
恩來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人民外交大大推進了兩國關係的發展。
我們這樣的做法在國際關係上創造了新的範例。我們是抱著這樣愉快的有希
望的心情來進行國民外交的。」

在大力開展國民外交的同時,周恩來也十分重視與日本官方的聯繫及對
他們的爭取工作,並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50 年代初,他就明確宣告:
「我們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係。」在我
們民間代表團訪日或雙方談判、簽署民間貿易協定時,周恩來都曾指示,要
貫徹「民間來往,官方掛鉤」的方針。他說:「因為談判民間貿易已經觸及
互設貿易代表處乃至政府貿易協定等問題,沒有政府的支持、保證是不可能
的。歸根到底,解決兩國關係問題還是要由政府來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


我赴日談判第三次民間貿易協定的代表團成員都在名片上寫明官方和民間雙
重身份,而且把官方頭銜擺在前面。代表團在日期間會見了鳩山內閣的大臣
和執政黨的負責人,主動邀請政府人士參加我招待會,從而開創了官方接觸
的先例。

在主動爭取官方的過程中,周恩來反覆強調,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對中
日都是有利的,應請雙方來做,而不應該只看作一方面的事情,以此敦促日
方採取行動。1954 年12 月,他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鄭重宣佈:「中國政
府一貫主張在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
家建立正常關係。我國是願意同日本建立正常關係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
有同樣的願望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中國政府準備採取步驟來使中國同日本的
關係正常化。」1956 年1 月,他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報告中進一步建議兩國
政府就中日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報告提到,我國政府曾兩次通過外交
途徑向日方表示,「中日兩國政府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的時
機已經成熟」,「如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樣的願望,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途
徑是可以找到的」,「中國政府歡日本派遣的代表團在北京就促進中日兩國
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遺憾的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對中國方面的一再
呼籲並未作出響應。

在爭取官方的過程中,周恩來堅持對日本政府錯誤的對華政策及行為進
行針鋒相對而又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認為這是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的
必要手段。1958 年,我一赴日展覽會展廳的國旗破日本暴徒撕毀,我國尊嚴
遭到損害。此即後來所稱的「長崎國旗事件」。日本官方處理此事時輕描淡
寫,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為此,陳毅外長受周恩來之命迅即代表中
國政府發表聲明,譴責岸信介內閻的錯誤態度,並宣佈採取一系列必要的反
擊措施。其中包括廢除中日之間關於鋼鐵貿易等長期協定,不再延長到期的
漁業協定,中斷和取消多批訪日代表團的安排,停止接待民間或與官方關係
不大的代表團之外的任何日本訪華團,等等。中國方面的堅定立場和有力措
施在日本朝野引起極大震動。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和貿易界人士挺身而出,
為扭轉兩國關係的險惡狀況而奔走呼號。在此情況下,我方因勢利導,提出
了打開僵局的「政治三原則」,要求日方: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製造
「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礙兩國關係正常化。其後,周恩來在會見貿易界
人士鈴木一雄等日本朋友時又提出「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
個別照顧)和政經不可分的思想,強調貿易三原則必須與政治三原則相聯繫。
與此同時,他還親自邀請自民黨的有識之士石橋湛三、松村謙三等元老訪華,
經過坦誠而深入的討論,雙方同意按上述原則和精神,以漸進積累的方式努
力改善兩國關係。周恩來著重指出,「兩國關係應建立在政治三原則基礎上。
政治關係、經濟關係既要能結合起來發展,也要能平行發展,而且這兩方面
要能夠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而不是相反。」正是周恩來這種有理、有利、
有節的鬥爭,加上日方友好人士的配合,兩國關係得以克服障礙、向前發展。
岸內閣之後的池田內閣時期,兩國簽署了備忘錄貿易協議、雙方互設了貿易
辦事處,有了半官半民的聯繫渠道。中日關係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進入70 年代,隨著整個國際局勢的演變,日本各界和廣大人民要求恢復
中日邦交的運動愈加高漲,規模更加浩大,匯成了不可阻擋的潮流。周恩來
抓住時機,積極推動願為日中復交而努力的田中首相訪華。1972 年9 月29
日,兩位領導人經過談判簽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至此,周恩來在50


年代所設計的由人民外交做起推動官方關係不斷改善,最後由總理和外長簽
字,喝香檳酒的藍圖終於成為現實。

邦交正常化後,有人一度認為「民間外交業已完成歷史任務」。周恩來
針對這一傾向又及時提出了「官民並舉」和「不忘老朋友、廣交新朋友」的
方針。他指出,民間外交與官方外交是相輔相成的,「民間外交繼續發展可
以使官方外交基礎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開展了,又可以為民間外交提
供更為有利的方便條件。」他指示有關部門有計劃地邀請那些長期以來為日
中友好而盡力的日本老朋友來北京,由他親自做工作。他真誠表示,「飲水
不忘掘並人」,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者朋友,永遠感激老朋友,鼓勵他們
為鞏固和發展兩國友好關係而繼續努力。

源遠流長的人民傳統友誼是推動中日關係前進的巨大內在動力,而周恩
來率先倡導並身體力行的人民外交以及多渠道、多層次的民間交流,則在其
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性重要作用。


見機而行鼎立推動——1969 年9 月在北京機場會晤柯西金

當我們的人民共和國跨入建國20 週年的時候,由於各種複雜的因素,中
國與原蘇聯兩國之間的關係已處於極為緊張的狀態,1969 年3 月發生了嚴重
的邊界武裝衝突。烏蘇里江的槍炮聲告訴人們: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關係惡
化到了戰爭的邊緣,進入了歷史最低谷。

邊界上的流血事件是很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然而對負責的政治家來
說,這時需要的不是感情衝動,而是冷靜的思考。經過權衡利弊,中蘇兩國
政府終於在3 月29 日和5 月24 日先後發表聲明,表示希望通過談判解決沖
突。

1969 年9 月11 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赴越弔唁胡志明主席之
後「途經」北京,同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在機場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會晤。
在這次歷時3 個半小時的會晤中,兩位政府首腦集中就雙邊關係中一些帶有
緊迫性的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

中蘇邊界武裝衝突後兩國關係更趨緊張。就在這次會晤前的一個月裡,
蘇聯方面已經在向美國進行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
反應的試探了。國家安全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中國不能不認真對待。周恩
來在會晤中開門見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
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佈,這是戰爭,這是侵略,
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

談到戰爭,中國歷來願意同所有國家,首先是鄰國其中包括蘇聯睦鄰友
好、和平共處,更何況中蘇發生邊界衝突時正值中同內部動亂。國內的不安
定迫切要求有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決好內部問題。所
以,周恩來直言相告:「我們現在自己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麼要打仗
呢?」他懇切地再一次闡明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即中蘇之間的爭論不應該
妨礙兩國國家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中蘇兩國不應該為
邊界問題而打仗。邊界問題應該通過和談求得公正合理的解決。

至於邊界問題,鑒於已經發生了流血事件,周恩來指出:當務之急是在
談判解決問題以前首先採取臨時措施,使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
觸,避免武裝衝突,維持邊界現狀。他建議雙方首先就此簽訂一個協議,並
進而恢復解決邊界問題的談判。

顯然,中國的「冷處理」建議是有助於緩和邊界局勢的。對這一合理合
情的建議,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明確表示同意,並同中國總理達成了諒
解。在這種氣氛下,兩位領導人還就恢復互派大使(從1966 年起兩國在雙方
首都只保留代辦)、擴大貿易、改善兩國間的通車通航及界河航運等緩和國
家關係的措施交換了意見並取得了一致。最後周恩來提議,以兩國總理互致
信件的形式作為雙方政府間的換文,對這次會晤中達成的諒解予以確認,即
把會晤的成果肯定下來。對此,柯西金主席當場表示同意。這樣,在會晤結
束時,雙方對取得的結果都感到滿意。

1969 年9 月18 日,按照事先商定的辦法,周恩來致信柯西金,歸納和
概括了中國政府的有關立場及9 月11 日會晤時雙方一致達成的諒解。不久,
柯西金覆信通告中國方面:蘇聯政府已採取措施,向邊防部隊下達了4 點指
示,以緩和邊界局勢。

由於雙方部採取了措施,邊界上不冉打槍,緊張局勢相對緩和下來。接


著,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恢復。這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國既要在南邊抗美
援越,又不得不對北方加強防備的雙重壓力。

在國家關係方面,根據兩國總理達成的協議,1970 年10 月至11 月間蘇
中兩國新任大使分別到任,從而結束了一段時間內中蘇關係事實上降格為代
辦級的局面。

在雙邊貿易方面,中蘇於1970 年11 月恢復了已經中斷兩年的簽訂年度
貿易協定的做法,從而使1971 年的貿易額以比前一年增長兩倍半的幅度開始
回升。與此同時,兩國間的空中與界河航運,經過談判也開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見,當1969 年中蘇緊張關係大大加劇的嚴重時刻,是周恩來同柯
西金的會晤及其達成的諒解,把兩國關係從戰爭的邊緣拉了回來。儘管那以
後兩國關係在緊張方面仍表現出相當大的慣性,然而畢竟開始了一個雖然緩
慢,但卻是朝著走出谷底方向發展的過程。除了雙邊關係外,這次會晤的影
響所及,對推動蘇美中大三角關係的確立也產生了明顯的作用。

1969 年9 月12 日,中國新華社播發的中蘇政府首腦在北京會晤的消息,
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動。大洋彼岸的中國對手——美國的某些人乍獲得這一信
息即感到非同小可,緊接著10 月中蘇邊界談判的恢復更使他們感到了問題的
緊迫性。原來,為了早日從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脫身,為了在全球爭奪中處於
有利地位,美國總統尼克松上任後不久即在調整對華關係方面開始有所考
慮,9 月9 日,這位不常接見本國駐外大使的總統難得會見了駐波蘭大使小
沃爾特·斯托塞爾,並把建立接觸和恢復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作為一項重要
任務提出來。正當此時,中蘇政府首腦在北京會晤及中蘇邊界談判恢復的消
息傳來,頓使尼克松總統感到良機坐失的危險,隨即下令基辛格給已在任上
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接連發去三封電報,促其加快行動。1969 年12 月3 日,
中美兩國外交官一起出現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表演會上。當美
國大使見中國代辦雷陽同翻譯離席時,便馬上跟了出來。由於代辦已坐進轎
車,這位大使一把拉住中國翻譯,急切地用波蘭語作了自我介紹後說,他最
近剛從華盛頓回來,得到了同中國大使館建立接觸的指示。中國翻譯有禮貌
地答應代為轉達後便匆勿離去了。兩天後,斯托塞爾大使接到中國大使館的
正式邀請。1969 年12 月11 日,他來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成為自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位進入我駐外大使館的美國使節。不久,中美大使級會
談恢復了。從中國方面來說,尼克松總統入主白宮前後向中國發出的一系列
信息已經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的注意。一個新的戰略構想正在醞釀中。可以
說,從此以後,中國對蘇關係的每一個動作,都同時具有對美關係的意義。
邊界衝突後同意舉行中蘇政府首腦會晤是這樣;當察覺到蘇方從政府首腦會
晤的立場後退時,周恩來在1969 年10 月6 日致柯西金的信中仍然同意恢復
邊界談判也是這樣。當時在外界看來,這意味著中國「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務
實派控制著外交政策」。在周恩來看來,這樣做的結果是,既可減輕中蘇緊
張關係對中國的壓力,又可為打破中美關係的僵局創造條件。這一戰略構想
充分顯示了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藝術,而既是決策人又是執行者的周恩來在其
間縱觀風雲、運籌帷幄的重大功績是不言而喻的。由於當時明確這一外交戰
略的尚限於最高決策層,一般的外交人員還沒有必要的思想準備,所以華沙
那戲劇性的一幕雖曾使那位美國大使急出了一身汗,可他何曾想到他的舉
動,用後來周恩來對基辛格講的風趣話說,差一點使中國代辦得了心臟病。

1969 年3 月,中蘇矛盾的激化成為觸發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4 月,美國便以委婉的外交辭令向蘇聯作了暗示。7 月,又宣佈了自朝鮮
戰爭以來的第一次放寬對華貿易限制。美國的舉措促使蘇聯在對中國發出核
襲擊威脅的同時,提出了同中同領導人接觸的建議。如所預料,中蘇政府首
腦的會晤及邊界談判的恢復又加快了美國走向中國的腳步,導致了中美接觸
的恢復和美國宣佈進一步放寬對華貿易限制。

應當指出,當年的蘇美都由接近中國,三國之間關係的相互影響已表現
得十分充分。無怪乎連基辛格也感到:「到了1961 年底,美國同共產黨世界
的關係就慢慢地演變成三角關係了。」

從70 年代初起,隨著中美關係大門的打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
法席位的恢復,新中國進一步增強了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並迎來了對外關係
全面發展的時期。大三角關係的形成則在世界局勢中增加了新的穩定因素。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總理周恩來被看作是「開創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關
鍵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參加者」。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處理中日兩國間的歷史問題

無論邦交正常化之前還是之後,如何對待兩國間的歷史問題,即如何評
價與處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及其後果的問題,一直是中日關係中
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不斷前進,反之就會出現波
折。周恩來以其深邃的歷史感,運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句富於哲理
的中國古訓,為雙方正確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並在實
踐中反覆閘述、貫徹始終,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周恩來1972 年在歡迎田中首相的宴會上特別指出,「自1894 年以來的
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
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
記住。」

根據周恩來的論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中心思想是中日人民都
應從過去那場戰爭中吸取慘痛的經驗教訓,共同努力來防止歷史重演,以保
證兩國今後世世代代友好相處。為此,首先要如實承認那是一場由日本軍國
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它給兩國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損失。正如周恩
來對日本朋友所說,「過去的事實還是事實,歷史是存在的」,決不能掩蓋
和否認。其次要明確,那場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責任,不是日本人民的
責任」,廣大日本人民是願意和平、熱愛和平的。把日本人民與軍國主義區
分開來。再次應看到,雖然兩國間有過長達半個世紀的不幸時期,但與2000
多年的友好交往歷史相比還是短暫的,因而堅信中日雙方是「能夠友好的」。
最後,為了重建中日友好,關鍵是要牢牢記住歷史的經驗教訓,採取向前看
的態度,舉一反三,恰當地處理相互之間的各種問題。

寬大處理已有悔改表現的日本戰犯和戰俘,主動邀請日方舊軍人訪華,
就是周恩來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精神處理兩國間歷史問題並取得成
功的突出事例。

50 年代初,我國關押著1100 多名日本戰犯和戰俘,其中大部分是新中
國成立後蘇聯政府移交我方的,其餘則是抗戰勝利後殘留在閻錫山軍隊中被
我方俘獲的日本官兵。如何處理這批人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這些人在戰
爭中大多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中國人民對他們深惡痛絕,切望政府嚴懲,
這是完全正當的。周恩來深深理解中國人民的情緒,同時根據「責任不在人
民」和「兩個區分」的精神,從中日關係的長遠利益考慮,多次指示並親自
組織有關部門反覆研究,最後確定了區別對待、分兩步走的方案。即對其中
職位較低、已有悔改表現的人免予起訴,予以遣返;對少數職位高、罪行大
而又堅持反動立場的人則進行公審並依然判刑以後又根據他們的悔改表現及
身體情況,分批提前釋放。這種做法既確認了日本軍國主義和當事者的侵略
罪行,又體現了中國人民寬大為懷、不念舊惡的氣度,高贍遠矚、通情達理,
贏得了日本各界的普遍好感、對增進中日人民的友情起了積極作用。在此前
後,有一批曾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舊軍人希望訪問中國。周恩來獲悉後,即
於1955 年底指示廖承志向正隨前首相片山訪華的前陸軍中將遠籐三郎發出
邀請。1956 年8 月,遠籐衝破重重阻撓率14 名前日本高中級軍官來訪,並
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這些人來華前雖有某種悔罪之情,但對我仍有
較大的疑慮和偏見。由於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做工作,加上訪問中親眼目睹
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親身感受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寬宏氣度,他們深為感


動,紛紛表示要為促進日中友好而努力。其中不少人後來一直活躍在日中友
好運動的第一線,有的還成了堅定的骨幹。昔日的侵略軍人變成了友好使者,
這一事實顯示了周恩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巨大精神力量。

如果說周恩來在處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時總是從大局出發,向前看的
話,那麼,他對日本方面任何企圖抹殺或減輕侵華歷史及其罪責的言行也是
毫不姑息的。因為只有不忘前事,才能以之為師,正確處理後事。他對田中
首相一段話的批評就是這種態度的典型表現。當時,田中正為談判兩國關係
正常化而訪華。他在周恩來的歡迎宴會上致辭時就日本侵華的歷史說道:「遺
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
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來在同田中會
談時針對這段話坦誠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對過去的不幸的過程感到遺憾,
並表示要深深的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煩』這一
句活,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麻煩』,
『麻煩』在漢語裡意思很輕。」田中解釋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達不
一樣。從日本來說,『添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著保
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他表示,「如這樣的表達不合適,可以
按中方的習慣改。」最後,中日聯合聲明對這個問題作了如下表述:「日本
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責任,表示深刻的
反省。」這就較好地體現了願以前事為師的精神。現在,由於雙方共同努力,
中日間歷史問題的處理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尚未完全解決。日方不能正確對
待過去軍國主義侵華那段不幸歷史的情況仍時有發生,常常影響著兩國關係
的健康發展。因此,如何繼續本著周恩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精神處
理好這些問題仍然是對日工作的重要任務。

如今,中日友好的高樓已經矗起,兩國之間的關係正在繼續發展。我們
緬懷周恩來為此所作的歷史性貢獻,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學習、繼承、發揚他
的外交思想、風格和藝術,努力工作,使中日關係沿著正確的航道不斷前進,
以利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以利亞洲與世界的和平。


戰略偵察摸清底細——赫魯曉夫下台後訪問蘇聯

周恩來同赫魯曉夫有過多次接觸。一次,毛澤東向赫魯曉夫介紹說:「周
恩來很有才幹,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他比我強,很善於處理各方面的關係,
靈活地解決問題。」赫魯曉夫聽後很欽佩地說:「周恩來是世界聞名的大外
交家。」

50 年代後期,周恩來同赫魯曉夫有過多次面對面的爭論。1957 年1 月,
周恩來在莫斯科就蘇聯兵臨華沙,對當時的波蘭施加軍事壓力,向赫魯曉夫
提出了批評,指出,「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準則。」
赫魯曉夫聽不進批評,反而說周恩來是「教訓」他們。1959 年9 月底,赫魯
曉夫訪美後來北京。在談及當時中印邊境衝突時,赫魯曉大指責中國「是為
了一塊不毛之地把尼赫魯推向西方。」周恩來據理進行了反駁。

1960 年,赫魯曉夫下令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使許多蘇聯援建的工程
被迫中斷,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困難。此後,中蘇兩黨、兩國關係進一步冷
淡下去。

1964 年10 月,赫魯曉夫下台,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共中央決
定借慶祝十月革命47 週年的機會派團去蘇聯看看。事先和幾個社會主義國家
的領導打了招呼,他們也都同意派人去。11 月5 日至13 日,應蘇共中央和
蘇聯政府的邀請,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作了一次不同尋常的莫斯科
之行。周恩來把此行的任務叫做「戰略偵察」,一個是看看赫魯曉夫是怎麼
下台的,但更重要的是看看蘇共新領導今後會推行什麼路線,中蘇兩黨兩國
關係能不能得到改善。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會晤了勃列日涅夫和蘇共其他領導人,同他們交
換了意見。蘇共新領導表示他們和赫魯曉夫的分歧是在內政方面,不是在外
交方面。周恩來很快得出了結論:蘇共是換湯不換藥,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
沒有改變。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人斯基元
帥,在一次酒會上對賀龍元帥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的毛澤東
呢?蘇中關係不好就是他們兩個人搞的!」賀龍通過翻譯立即把他頂了回去,
並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就此事向蘇方表示了不滿,指出這是蘇方在挑釁,
同時馬上報告了毛澤東。

此次莫斯科之行,就改善中蘇關係來說,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就「戰略
偵察」來說,則做到了不虛此行。


以小見大由彼及此——運用「乒乓外交」推動中美往來

周恩來是一位重視全民體育運動的國家總理,1969 年10 月的一個晚上,
周恩來在宴請剛果總理的宴會上,用充滿信心和關切的聲音向體育工作者敬
酒:「請同志們加緊訓練,恢復技術水平!」接著,1971 年春,中國乒乓球
隊參加了在日本名古屋的第31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臨行前,周恩來意味深
長地對代表團說:「這次如果我們派乒乓球隊出去,是代表國家的,也是代
表人民的,在比賽中就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其中也包括美國隊,我們
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這段話,離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剛過三個月。

巧得很,1971 年4 月2 日,在日本三重半島的海灣上,中美兩國代表團
在遊艇上相遇了。這時,熱情開朗的美國選手毫無拘束地開口了:「嗨!你
們中國隊的球打得真漂亮,找個機會,也和我們打幾盤吧!」「好,好。」
中國青年含笑答應。「聽說你們已經邀請我們的朋友(指加拿大和英國隊)
去你們國家訪問了,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去呀?」「會去的,總有一天你們會
去的。」

美國青年聽了答覆非常高興,連聲說:「Good!Good!」中國青年也應
之以「好!好!」

這次接觸立即被報知北京。兩天後,又發生了一件更新鮮的事:美國隊
員格倫·科恩跳上了滿載中國隊員的大轎車,這時,莊則棟送給科恩一幅杭
州織綿——黃山風景畫。此舉使中國領隊深感不安,哪知他向國內請示後,
得到的答覆是:周總理不僅批准了這種友好交往,而且要中國領隊邀請美國
乒乓球隊訪華。

小小乒乓球「乒」的一聲,震動了地球對面的美國,也震驚了全世界。
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天晚上就召開了特別會議。然後,16 名美國運動員組成的
代表隊通過香港的羅湖橋,擔負起「先遣隊」的特殊使命。

4 月14 日,即美國代表隊來訪4 日之後,周恩來高興地接見了美國運動
員們,他說:「你們為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揭開了新的篇章,我相信,我們
友誼的這個新開端必將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他停了一下,然後問
道:「難道你們不同意我的話嗎?」美國客人立即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其間,
周恩來還回答了一位美國青年所提出的「嬉皮士」問題。

就在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同時,美國白宮也在密切注視著這一重
要活動。周恩來講話後不到幾個小時,白宮就宣佈了旨在縮小兩國間鴻溝的
一系列開禁措施:放鬆美國對中國實行了21 年的禁運,對願意訪問美國的中
國人可以加快發給簽證,放寬貨幣管制,..尼克松還高興地宣佈:「美國
的對華政策已經打開了堅冰,現在就要測水有多深了!我希望,其實我是期
待著,有一天我將以某種身份訪問大陸中國。」

小球推動大球獲得成功。3 個月後的7 月9 日清晨,尼克松總統的特使
——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抵達北京,同周恩來進行了高級會
談。


抓住時機實現對話——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盡人皆知的歷史原因,中美兩國的關係和
人民交往隔斷了20 多年。在此期間,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封鎖、孤立、遏制
和敵視的政策。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和美國上述政策的日益破產,70 年代初
出現了打開兩國關係的歷史性機會。當時身為我國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和執
行者的周恩來,敏銳地抓住時機,協助毛澤東主席作出了打開對美關係的戰
略決策,並親自付諸實踐,使兩國進入了一個逐步加強接觸和實現關係正常
化的新時期。

早在1969 年初,周恩來就看到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苗頭,提示有關部
門加強研究美國的政策動向,摸清美國的戰略意圖,探討同美同接觸的可能
性。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周恩來的預見。

尼克松入主白宮後多次表示要與中國接觸,示意把改善美中關係作為美
國政府的外交目標之一。1969 年2 月1 日,他要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
究對華政策,「試探直接同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中蘇珍寶島事件後,尼
克松於1969 年7 月批准了放寬對美國公民來中國旅行的限制,允許六類公民
(議員、記者、教員、學者、科學家和醫生、紅十字會代表)到中國旅行,
還允許在國外工作的美國人可以購買一百美元的中國貨物。法國首任駐華大
使艾蒂安·馬納克到任會見周恩來時,奉戴高樂總統的指示將尼克松總統的
口信轉綸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他說,3 月底戴高樂到華盛頓參加前總統艾
森豪威爾的葬禮時,尼克松正式請法國總統把美國有意改善同中國關係的口
信捎給中國領導人。不久,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訪亞洲、歐洲一些國家的
機會,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向中國領導人傳
話:美國不同意蘇聯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不參加孤立中國的安排,
希望同中國對話。為了表明美國同中國打開關係是有誠意的,美國通知中國,
美國政府打算採取一個象徵性的步驟——撤走自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
在台灣海峽奉命巡邏以表明美國對蔣介石承擔義務的兩艘驅逐艦,以示美國
願意同中國緩和,通過談判解決兩國關係問題。為了答覆美國撤走軍艦的表
示,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渠道轉告美國領導人,中國決定釋放7 月16 日進入
廣東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兩個美國人鮑德溫和唐德納女士(後查明這兩人是
誤入我境內)。12 月3 日,在波蘭華沙文化宮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
美國駐波蘭大使向中國使館人員表示願意同中國駐波蘭代辦會晤。

每當美同政府放出這些試探氣球,中國方面都不失時機地作出了反應。
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始終處於第一線。在當時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容易的,
中美兩國國內以及國際上存在著種種反對中美接觸的勢力。由於多年的隔絕
狀態,雙方互不瞭解。每天出現在兩國報紙上的言論和政界人士的談話仍然
是互相敵對的,但周恩來卻憑著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從美國政府的大量反共
老調中看出了某些細微的變化,井以一個偉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澤東主席
一起,緊緊抓住這個歷史性的機遇,衝破障礙,推動歷史的前進。作為恢復
接觸的第一步,中國政府同意美國大使會見中國駐波蘭代辦,中斷了兩年多
的中美華沙大使級談判千1970 年1 月20 日宣告恢復。美方在當日會談中表
示美國政府準備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國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直接討論一些
問題,中方表示:中國願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出
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從根本上


改善兩國關係:這些會談可以在大使一級進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級或通過雙
方同意的其他渠道進行。此後不久,周恩來又利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之
機親自表達了上述意見。

正當中美雙方通過傳遞信息逐步走向高級接觸時,發生了1970 年3 月美
國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方基於一貫反對侵略擴張政策的立場,中止了同美
國的聯繫。直到美軍撤出柬埔寨並再次發出願意打破美中關係僵局的信號
時,雙方的聯繫才又恢復。同年10 月下旬,尼克松分別向正在訪美的葉海亞
總統和齊奧塞斯庫總統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國絕不會與蘇聯共謀反
對中國,願意派一個高級使節秘密訪華。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國也作出了
一個引人注目的姿態:是年國慶節,周恩來請美國記者斯諾夫婦上天安門城
樓,站在毛澤東主席身邊,檢閱國慶遊行隊伍。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周恩來不僅親自過問,而且對版面作了精心安
排。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慶祝國慶典禮上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
頭版的顯著位置上。照片經過了特別處理,只有毛澤東、斯諾夫婦與站在身
後的翻譯四個人,他們身後或是身旁別的人物的身影已經按照周恩來的意見
作過技術處理了。這張毛澤東跟美國人斯諾在天安門上的照片,是周恩來向
美國發出的含蓄而饒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精幹分析的基辛格
忽略了。

事後,基辛格在回憶錄裡寫道:周恩來「不幸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
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
的西方人完全不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
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主席旁邊檢閱一年一
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
過那麼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麼?斯諾自己後來談論
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
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澤東、周恩來是想以此作為象徵,表示現在他倆親自
掌握對美關係;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

1971 年4 月,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決策,指示我有關部門主動邀
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並親自會見美國運動員和隨行記者。同年4 月21 日,
周恩來給美國政府一個口信,表示願意接待美國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土或美國
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交談。尼克松於5 月中旬答覆說,他準備在
北京同我領導人進行直接交談,並建議由基辛格同周恩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
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議。中國同意這一建議的信件於6 月2 日
傳到白宮,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興奮地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兩人當即決定把基辛格的中國之行稱
為「波羅行動」,以幾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華「探險」的壯舉
作比擬。1971 年7 月周恩來同基辛格在北京舉行會談;1972 年2 月尼克松訪
華,毛澤東會見了尼克松,周恩來同尼克松就中美關係正常化等問題進行了
廣泛、認真和但率的討論,實現了中美最高領導人的直接對話。


約法三章維護主權——1972 年處理美國租用中國衛星地面站

周恩來在外事工作中,能夠見微知著,處處維護主權,體現著傑出的外
交智慧。

1972 年: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一行(包括白宮發言人
齊格勒)18 人繼基辛格首次來華後再次來華,為尼克松總統以私人名義訪華
作技術安排,其中之一是有關電視轉播問題。白宮發言人齊格勒向中方提出:
在尼克松總統訪華期間,隨行的大批記者將通過通訊衛星播發電視、圖片、
電訊等,請中國政府給予方便。美國人民渴望通過電視看到尼克松總統訪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況,尼克松本人對此極為重視。

接到請求,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熊向暉約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討論
此事。會上,「四人幫」的爪牙於會泳搶先發言,他擺出極「左」的腔調說,
我們絕對不能在中國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為尼克松進行電視宣傳,這也是
「首長」的意見。這個「首長」指的是江青一夥,當時,江青一夥把持著中
共中央組織宣傳工作的大權,與會的其他同志聽後,只好一言不發。

此事中斷後,熊向暉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了情況。周恩來說:豈有此理!
過去美同政府一直敵視中國,現在美國總統要來中國訪問,這是歷史性的轉
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億萬人民通過電視看到尼克松訪華的情況,就會引起
思考,增加對中國人民的瞭解和友誼。這是為尼克松做宣傳,還是為新中國
做宣傳?一席話,句句有理,無可辯駁。

周恩來決定原則同意美方要求,並要美國方面幫助租用一個通訊衛星,
在轉播技術方面也請美方協助。

熊向暉向齊格勒轉達了周恩來的決定。齊格勒聽了,認為租用通訊衛星
的經費可能有100 萬美元,中國政府不必花錢租用,因為美國政府已經準備
了供美國記者使用的通訊衛星,因此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
面站即可,費用由美國承擔。熊向暉聽後,立即表示修建地面站的費用由中
國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術協助,至於是否租用通訊衛星一事,再作考慮。
熊向暉之所以表示,是想為中方節省100 萬美元租金。

不想周恩來聽了匯報後,馬上批評熊向暉一聽100 萬美元租金就想縮頭
的做法,他說: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這是涉及我們主權的問題,在主權
問題上絕不能有絲毫含糊。為了維護主權,同時又圓滿地解決衛星租用的問
題,周總理讓熊向暉向美方轉告三點:第一,請他負責為中國政府租用一顆
通訊衛星,租用期是北京時間1972 年2 月21 日上午1 時至2 月28 日24 時;
第二,在租用期間,這顆衛星的所有權屬於中國政府,美國方面事先向中國
政府申請使用權,中國政府將予同意,中國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第三,
租用費和使用費都要合理,要齊格勒提出具體數目。我們通過其他途徑瞭解
國際上的一般價格,不做「冤大頭」。

三點「約法」環環相扣,既維護了主權,又精明合理。齊格勒聽了很驚
訝,想了一會兒說,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談判對手。我完全接受中國政府提
出的前兩點辦法。請放心,租用費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費和使用費是
互相關聯的。我現在提不出具體數目,但我可以設想,這兩項費用之間將會
劃個「等號」。我很佩服你們的精明,我更佩服你們處處注意維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尊嚴。我將把這一深刻印象報告尼克松總統,並告訴我的同事和親
友。我還要坦率地說,現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來總理是世


界上罕見的、令人衷心敬佩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據理力爭如實行文——與美方論台灣問題以及發表《上海公報》

1972 年2 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期間,大部分時間是與周恩來討論國
際重大問題和中美兩國關係,由於雙方立場各異,在很多問題上有過激烈交
鋒,但周恩來總是以高度的談判藝術,寓論辯於說理之中,使對方感到儘管
意見不同,中方的立場是有道理的,中國領導人的話是可以信賴的,進而雙
方最後達成共識。

關於台灣問題的討論,一開始就使中美雙方會談陷入了僵局。這是一個
對雙方來說都屬於極端敏感的問題。雙方都作了充分準備,周恩來首先擺明
立場:「台灣問題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老問題了。華沙會談十五年也一直僵持
在台灣問題上。我必須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自唯一的政府:解放台灣
是中國的內政;美國軍隊必須撤出台灣。這三條立場,是不變的。」

基辛格在會談中則說:「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不能在開始我們之
間的新關係時背棄我們的老朋友。我們絕不能放棄對台灣的義務,我們決不
會與台灣斷交。」

對此,周恩來嚴正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這是你們歷屆政府都承認的。而現在,是哪國軍隊佔領著台灣?是你們美利
堅合眾國。中國人有句俗話,『解鈴還需繫鈴人』。如果說有什麼複雜原因,
那也是你們美國政府一手造成的。你們不但對這一現實沒有任何改變,而且
還繼續從各方面封鎖、孤立我們。」

這時,基辛格有點著急:「總理先生,我希望你們能瞭解我國的國情,
因為這將牽扯到我們兩院以及兩黨的問題。我們將失去盟友。我們的總統希
望在他第二任時徹底決定這個問題。」

周恩來語氣緩和下來:「我理解尼克松總統為此作出努力。但請問,你
們怕失去的是一些什麼樣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將垮台的『老朋友』。
美國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紹、施裡瑪達等老朋友總是要被人民趕下去
的。如果當年杜魯門不用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不以武力援助蔣介石,22
年來的中美關係可能不同得多。問題是爭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於前進方面,
還是寄希望於這些『老朋友』。把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希望放在這些人身上
是不可能的。這一點,你們總統不是在堪薩斯城的演說中已經提到了嗎?世
界正在發生變化,但是這種變化總不能讓中國人民再受損害了吧?」

周恩來還進一步以時代精神向美方曉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進入一
個新時代,必然要改變一些關係。中國有句俗話說,會掌舵的人引導航船迎
著浪頭上,不然將會被浪潮淹沒。有遠見的人會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
的老關係一無更改,一切照舊,那怎麼能迎接新時代呢?總之,時代在前進,
懂得時代精神的人,會促使世界情況的改進,否則就要被時代的潮流所淹沒。
基辛格聽後表示,相信我們經過目前的謹慎時期後,一切關係都必然會發生
變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總理所說的,舵手一定要順應潮流。世界變了,
美中關係也必須改變。

關於總的國際形勢,尼克松認為,如果美國退出,某些地區就會出現「真
空」,就會為蘇聯提供鑽空子的機會。這是戰後美國推行擴張政策的一個重
要借口。周恩來批駁說,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國有人曾說杜魯門
的政策丟了中國的六億人口,歷史證明,中國並沒有成為「真空」,美國勢
力、蘇聯勢力和蔣介石都走了,中國人民自己填補了這個「真空」。這同200


年前美國人民在英國退走後自己填補了「真空」是一樣的。這一席話說得對
方只有連連點頭。

就這樣,經過雙方反覆討論,決定發表一個聯合公報。美方本來想發表
一個只強調共同點、不提雙方分歧的公報,以顯示其中國之行的成果。周恩
來不同意這樣做,並提出了一個建議草案,既列出雙方的共同點,也擺明雙
方的分歧所在,這使美方大感意外,認為這種公報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
也是美國國內無法接受的。對此,周恩來作了大量的耐心說明工作。他指出,
中美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國際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20 多年的隔閡
不可能消失於一旦,如果在此情況下雙方簽署那種不講真話、也不打算遵守
的陳詞濫調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蓋分歧的做法會給兩國人民和全世
界一些幻想,也將會使他們失望,反而不利於兩國關係。周恩來建議,公報
允許雙方闡明各自的原則立場。這種實事求是的真誠態度使美方難以拒絕。
尼克松承認,一個星期之內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16000 英里和22 年隔閡的橋
梁。

中美雙方1972 年2 月28 日達成的《上海公報》,形式獨特,別具風格。
公報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場和態度,包括對國際問題的各項原則主張。在台
灣問題上,中方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
權干涉,全部美軍必須從台灣撤走,堅決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台」、「兩
個中國」的活動。美方則聲明,它認識到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對於基辛格
巧思所得的上述表達方式,周恩來是很欣賞的。雙方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
接下去談到美確認從台灣逐步減少甚至全部撤走美軍的一段,用詞頗費周
折,最後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軍全部撤走的最後目標,駁倒了台灣地
位「未定論」,承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這為我在台灣問題上的鬥爭造
成了有利的條件,為下一步實現關係正常化打下了原則基礎。但為了照顧美
方國內的政治困難,我也作了一定妥協,沒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諾廢除美蔣共
同防禦條約,沒有要求美軍立即全部撤出台灣,而是先確定全部撤軍的目標,
允許美軍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撤離。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一個長期
艱巨的任務,不可能一次會談就解決一切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周恩來正是
根據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報的內容,我方的預想基本上實現了。

公報列舉了雙方的共同點,包括: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太地區謀求霸
權;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國際爭端不應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雙方準備在相互關係中實行上述原則
等。把上述共同點寫入公報,既照顧到美方的需要,也對美方具有約束力。
雙方在公報中還聲明: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利益的,即不是
針對第三國的;任何一方不擬代表第三方進行談判等等。這些表明了我光明
磊落的立場,對消除有關國家的疑慮是有益的。

公報也寫入了擴大雙方在經貿、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聯繫等內容,
這對發展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動作用。

周恩來在會談中所表現的堅定的原則性和充分說理的談話方式,使尼克
松和基辛格十分欽佩。他們在回憶錄中稱道,周恩來有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
但講話彬彬有禮,入情入理,對形勢和談判對象了若指掌,對問題反應敏捷。
中國人說話算數,這是周恩來給他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說,
「中國外交家證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協議的」。基辛格還說,周恩


來「對哲學的論證,歷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運用自如」,
「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瞭解,十分驚人」。尼克松也說,周
恩來留給他的鮮明印象,是無與倫比的品格和獻身精神。


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倡導和推行和平外交

新中國成立時,周恩來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遠見卓識,明確提出,外
交是國家和國家的關係,外交的對象是國家,外交工作就是通過國家關係的
這個形式來進行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有民族主義國
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
來」,但這不應該影響我國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正常的外交關係。為了我
國同世界各國能夠友好合作,平等相處,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安全,保障地區
和世界和平,「應該撇開不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國家制度」去「找共同點」,
求同存異。正是周恩來找到了這樣的共同點,他提出了處理國家和國家之間
關係的基本準則,這就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且巧妙地運用到我國和平外交政策的
實踐中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周恩來從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出發,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不可
分割的有機聯繫的整體。他指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在國際關係中都應
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它們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應該受到
侵犯。」「只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對於任何一個
國家主權和領土的侵犯和內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
各國保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就可以在各國的關係中創造和平共處
的條件」,「各國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選擇他們自己的政治制
度和生活方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映著當代國際社會不可抗拒的歷史潮
流,這同世界上那種「弱肉強食」的行徑和侵略擴張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是中國同世界各國相互關係的共同基礎,也是中國人
民和世界人民間強權政治、霸權主義進行鬥爭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1953 年12 月中印兩國開始就印度同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舉行談判
時,為了建立中印這兩個亞洲最大的鄰國的友好關係,周恩來在同印度政府
代表團的談話中首先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則,並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
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1954 年6 月下旬,
周恩來應邀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在中印和中緬會談聯合聲明中,兩國總理正
式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中國、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關係的
基礎,並且認為這應該成為整個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

在1955 年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進一步闡明在國際關係中實行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會議的補充發言中著重闡述的「求同存異」
思想,就是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放在一邊,在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
上找共同點。這種共同點最主要地表現在亞非國家絕大多數都經歷過殖民主
義的災難和痛苦;在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獨立與和平、發展民族經濟
和文化等方面,有著共同的願望和要求,在這些共同點的基礎上就存在著互
相瞭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的可能性。他指出:「在亞非國家
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存異和團
結。五項原則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係的基礎。」
「我們準備在堅守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各國,乃至世界各國首先是我們
的鄰邦,建立正常關係。」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為實現國與國之間
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闢了切實可行的途徑。亞非會議所取得的圓滿成果,
會議通過的對五項原則加以引申和發展的十項原則,都凝聚著周恩來的大量


心血。

在解決中國同鄰國歷史遺留下來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周恩來著眼於中
國同鄰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提出這些問題應
該通過和平協商的途徑,互諒互讓,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這種通過談判解
決國際爭端的做法,已為當前國際社會所公認,並日益廣泛地為世界各國所
採用。

為了使外國瞭解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真誠願望,周恩來以其坦
蕩的胸懷,多次闡明我國對別國不進行顛覆活動,不搞革命輸出的嚴正立場。
如果中國將來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世界人民就應當起
來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正是在上述周恩來的和平共處外交思想的指導下,在亞非會議後,中國
同一系列周邊國家建立了十分友好的睦鄰關係,先後同緬甸等大多數鄰國解
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複雜的邊界問題,同印尼達成了關於解決雙重國籍問題
的協議,並為進一步開展中國和亞非各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創造了條件。對
於侵略過中國的日本,周恩來同樣表示願意在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
基礎上促進兩國邦交的正常化。

自1956 年底到1964 年初,周恩來不辭辛勞,對亞非國家進行了三次規
模較大的友好訪問,他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與亞非國家關係的具體實
際相結合,為加強中國間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周恩來不但主張同亞非國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友好合作
關係,而且也願意在同一基礎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建立關係。即使對於當時敵
視中國的美國,他在1954 年也表示中國「願意同美國和平共處」,但美國必
須「具有同樣的願望和誠意」。在參加亞非會議時,他發表聲明,宣佈中國
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
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就導致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開始。在中美關
系的對抗時期,周恩來就是運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美國武裝侵佔台及製造
「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圖謀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周恩來開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主要是著眼於處理不同社會制度
國家之間的關係。1956 年波匈事件的發生,暴露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也有
忽視平等原則、干預別國內政的大國主義現象。中國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都是
獨立的主權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就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
則的基礎上。在這期間,周恩來在他訪問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發表的公報或
聲明中都明確強調中國的這一立場。這就表明,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不僅適用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相互關係,而且也適用於社會制度相同
國家的相互關係。這是對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思想的一個重大
發展。

抗美援朝鬥爭的勝利,日內瓦會議解決印支問題協議的達成,「萬隆精
神」的誕生,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注入的和平共處思想的活力,以及周恩
來對亞非國家的三次出訪等重大外交成就,標誌著我國不畏強暴,堅持和平,
廣交朋友,尋求友誼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勝利,標誌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
在國際社會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為我國進一步推進和平外交開拓
了廣闊的良好前景。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自己雖置身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但他以
驚人的毅力,忍辱負重,挺身而出,同林彪、「四人幫」破壞和平外交政策


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言行進行堅決鬥爭,並對他們所造成的損失做了大量
的彌補工作。他嚴肅批評外交部到處提抗議,幾乎破壞了原來所有的外交關
系:他還耐心地向有關國家做解釋工作,甚至一再向他們表示道歉。經過艱
苦的努力,最終才把我國的外交拉回到正常的軌道。在此期間,周恩來本著
反對霸權主義、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立場,為中蘇、中美關係從對抗走
向對話,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突出貢獻。

實踐反覆證明:周恩來倡導和實踐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對當代國際關
系的重大貢獻,如果各國都能格守這些原則,它就能淨化國際政治氣候,化
疑慮為信任,化恐懼為安全,化對抗為對話,化於戈為玉帛。


談吐幽默回答巧妙——在外交場合處理疑難和詰難

周恩來是一位能言善辯的語言大師。他常常以其精闢、準確、幽默而又
富有思辨性和戰鬥力的語言,使複雜的問題得到解決,使緊張的氣氛得到和
緩;他常常在談笑間使對方的詰難尷尬難堪。

50 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賓的國宴上,服務員端上了一道大菜,這道菜
由冬筍、蘑菇,紅菜組成,形成一種圖案。

這道菜上席後,有人用筷子夾翻了一轉,大家一看:竟是一個「卍」形
圖案!友人們一看,嚇了一跳,不知此時出現此種「卍」形圖案是什麼道理。
原來二戰期間,「卍」形圖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徵;這時,周恩來手疾眼快,
神態自若,他一邊勸酒一邊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誌,這是我們中國
傳統的萬字圖案,象徵『萬事如意』,是對遠方客人最良好的祝願。」話音
剛落,整個宴會的氣氛又活躍起來。接著,周恩來又幽默地說:「就算是法
西斯,也沒有關係,來,讓我們一起動手把它消滅就是了。」逗得客人哈哈
大笑。於是,所有的筷子一齊指向這道菜,來了個「全面進攻」,很快,這
幅「法西斯圖案」就被全部消滅了。

1963 年12 月,周恩來和陳毅訪問非洲摩洛哥王國。哈桑國王在接待周
恩來時,破例地舉辦了極為豐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
等傳統名菜國宴。國王陪主賓圍著一張矮腳長方桌席地盤膝而坐。直徑長達
八九十厘米的瓷盤中盛著一隻烤好的整羊。席間,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選一
塊最好的肉放在周恩來的食盤裡。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對客人的尊重。
周恩來也照樣回敬。宴罷,哈桑邀周恩來。陳毅到會客室飲茶。賓主邊飲邊
談,無拘無束,十分融洽。驀然,哈桑國王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問題。他
笑著說:「當今世界上像我們這樣的國王、皇帝已為數不多了,不知以後會
怎麼樣?」周恩來和陳毅聽後都笑了起來。周恩來風趣地說:「你們可以組
織一個委員會,開個會商量商量嘛!」陳毅接著說:「亞洲有個西哈努克親
王,我們是好朋友,可邀請他參加。」周恩來又說:「陛下可以擔任這個委
員會的委員長嘛!」說畢,三人皆哈哈大笑。哈桑的問題提得十分巧妙,而
周恩來和陳毅回答得也十分巧妙。

1960 年4 月下旬,周恩來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訪問印度。在一次談判中,
印方提出這樣一個挑釁性問題:西藏什麼時候成為中國的領土的?周恩來當
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講,至少在元代,它已經是中國
領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賴說: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說:中國的元代離現在已有700 來年的歷史了,如果700 來年都
被認為是時間短的活,那麼,美國建國到現在只有100 多年的歷史,是不是
美國不成為一個國家呢?這顯然是荒謬的。周恩來通過700 年與100 年的數
字比較,駁得印方啞口無言,尷尬之極。這時,坐在會談席上的印度副總統
情不白禁地欽佩說:中國總理是雄辯的!

1959 年3 月,西藏反動農奴主勾結帝國主義發動武裝叛亂,殘害西藏人
民。西藏一小撮反動派和妄圖侵略我國西藏的帝國主義分子說什麼這是因為
他們同情西藏人民,要幫助西藏人民獲得幸福。周恩來嚴正地批駁了這種虛
偽反動的濫調:「西藏,包括昌部、前藏、後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
萬,參加叛亂的人只有2 萬左右,其中多數是被欺騙裹脅參加的。..在西


藏要求改革的勞動人民和贊成改革的上層進步分子以及可以說服的中間分
子,就有110 多萬人。現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聲聲說他們同情西藏人,
他們卻沒有區別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 多萬要求和贊
成改革的勞動人民、進步分子以及可以說服的中間分子呢,還是同情極少數
的反動分子呢?我們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這裡我們所說的好心的朋友,是
指那些願意堅持同我國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人
們),對於這種明顯的絕大多數和極少數的劃分,應當首先弄清楚。」周恩
來通過120 萬比2 萬的數字,說明同情和支持西藏廣大要求和贊成改革的人
才是正義的。

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一位西方記者問周恩來:「請問總理先生,中國
現在有沒有妓女?」

對於這一不懷好意的問活,周恩來坦然自若,兩眼盯著這位記者正色答
道:「有!」這一問一答,頓使氣氛緊張,引起全場的騷動。周恩來接著說:
「在中國的台灣省」。話音剛落,全場響起了一片聲。

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評價周恩來時說:「沒有什麼比對外談判
更能真正考驗他的本領。」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在猝不及防的詰難下,在
別有用心的挑釁前,面臨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時,總是以其博深的知識、豐
富的經驗、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應、準確的言詞,自如地應付各種意外情
況。


處世篇

處變不驚沉著冷靜——1928 年在大連遇險脫險

周恩來一生多次深入龍潭虎穴,多次遇險脫險。他既膽略過人,敢於挑
大梁,又機智過人,善於處變不驚。

1928 年,中國共產黨準備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當時中國的環
境不可能在國內召開,所以決定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周恩來當選為代表,鄧
穎超列席會議,兩人於5 月初乘日本輪船離開上海。船過青島時,周恩來與
鄧穎超上岸進市區吃了午飯,並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由於買許
多報紙,引起了日方偵探的注意,輪般停靠大連碼頭,兩人正準備上岸時,
面前出現了日本水上警察廳的幾個人,擋住去路,對周恩來、鄧穎超進行盤
問。「你的,什麼的幹活?」一個警官用生硬的中國話首先問周恩來。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來毫不遲疑地回答。儘管他攜帶的箱子裡一件
古玩也沒有,但自幼受家庭熏陶,懂得不少古玩,完全可以和對方周旋下去。
「你們做古玩生意,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另一個警察用流利的中國話搶
問。

「我們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們到哪裡去?」

「去吉林。」

「到東北幹什麼?」

「去看舅舅。」

盤問了這些以後,這幾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又要周恩來跟他們去水上
警察廳。

這時鄧穎超不放心周恩來一個人去,對周恩來說:「我跟你一起去。」
周恩來大怒說:「你不要去,你去幹什麼!」這怒聲、這神態順乎自然地向
日本人表明了符合當時中國習俗的夫妻關係——妻子必須服從丈人。同時,
也給鄧穎超一種暗示,暫時分開更有利於應付敵人。

周恩來對鄧穎超發完火之後,轉過臉來對那個警官說:「我可以跟你們
去。不過,你們先幫我找個旅館,把我夫人送到旅館住下,回來我也好找她。」
周恩來的話語、動作、神態,自然、沉著、利索、鎮定,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雖然還沒有完全消除敵人的懷疑,但卻使他們鬆了一些勁、洩了一些氣。

等鄧穎超找到旅館住下後,周恩來跟幾個警察去了水上警察廳。他們又
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周恩來坦然而答,對方找不到
一絲一毫的破綻。

「你舅舅姓什麼?」一個警察冷不防問道。

「姓周。」

「叫什麼?」

「叫曼青。」

「他是幹什麼的?」

「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

「你大概忘記了你姓什麼?」「姓王,開始我說過。」

這個警官陡然口氣凶了起來:「你舅舅姓周,你怎麼姓王?」周恩來苦
笑著說:「先生,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


國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對方又逼問周恩來:「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
你是當兵的。」
周恩來迅速伸出兩隻手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幾個警察仔細端詳
周恩來雙手,那是雙寫字的手。
那個警官拉開抽屜看卡片,然後眼睛盯著周恩來說:「周恩來!你就是

周恩來。」
周恩來皺起眉頭反問道:「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周恩來?」
敵人講不出所以然,他們從周恩來的對答如流中進一步松下勁來,態凌

緩和地說:「對不起,誤會了,王先生,你可以走了。」可是,周恩來卻沒
有急著走。他在日本人勢力下活動,走出警察廳容易,再被請回來也容易。
為了不再被請回來,必須使敵人徹底松下勁來。於是,周恩來面有難色地請
求道,「先生,我還得麻煩你們一下,幫我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
說完把錢遞上去,對方點頭答應了。

兩小時過後,周恩來平安回到鄧穎超的住處。進來之後,他沒有說什麼
話,仍然是安然無事的樣子。只是在喝水時低聲交待一句:「把接頭證件立
即銷毀。」鄧穎超不慌不忙地去上衛生間,接頭證件撕碎後投入馬桶沖掉了。

過了一會,兩人若無其事、有說有笑地到餐廳用餐。下午,周恩來和鄧
穎超拿了日本水上警察廳代買的火車票,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連。


無言之言為救而「咎」──把廖承志從張國燾監禁下解救出來

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使紅四方面軍的不少同志無
辜犧牲,使革命遭到重大損失。廖承志、羅世文、朱光等也被張國燾監禁起
來。

紅四方面軍同紅二方面軍進入甘肅、寧夏,到了黃河邊,周恩來一路上
打聽廖承志等人的消息。最後,在往預旺堡的路上,周恩來碰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想起了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

1924 年初秋的一天晚上,16 歲的廖承志看見一個雙眸炯炯、濃眉剛毅身
穿白帆布西服的人走進他的家,同父親廖仲愷低聲交談了很久。廖承志好奇
地問父親:「這人是誰?」廖仲愷說:「你還不認識他?」廖承志說:「不
認識。」廖仲愷帶著敬意告訴兒子:「他就是共產黨的大將周恩來!」

廖承志忘不了1925 年8 月20 日父親遭同民黨反動派暗殺,當天周恩來
就趕到醫院探望。為了徹底追查幕後策劃者,周恩來參加了「廖案檢察委員
會」,和楊匏安一起積極認真地追查廖案兇手。周恩來還親自審訊兇手,並
寫了一篇《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斷定暗殺是一個「很大的黑幕陰謀」。

這次見到周恩來,廖承志心情非常激動。自廣州一別,他們倆人10 年沒
有見過面。10 年前廖承志見到周恩來時還是個中學生,10 年後廖承志已經是
個共產黨員了,但此時卻是個被張國燾「開除」了黨籍的人!此時此刻、此
情此景,使廖承志見到周恩來不知道怎麼辦好。廖承志心裡想:是躲開還是
不躲開呢?如果躲開,旁邊還有人押著他,這不可能。如果直接和周恩來打
招呼、說話,廖承志怕會給周恩來帶來麻煩,他知道張國燾是個心狠手毒的
傢伙。廖承志正在躊躇的時候,周恩來走過來了。他看見廖承志被押送著,
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廖承志緊緊地握了手。這
無言之言勝過了任何言語,這無聲之聲勝過了任何聲音,這無表情的表情深
含著生死之情,這無其事之事深藏著至要玄機。兩雙手緊緊相握的一剎那,
心靈已經溝通,萬語已經交流。當天晚上,周恩來派通訊員找廖承志到司令
部去。廖承志一進屋,就看見張國燾也在那裡,屋子裡坐滿了人。

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認識廖承志,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
嗎?」

周恩來沒有直接回答張國燾,卻轉而厲聲地問廖承志:「你認識錯誤了
沒有?」

「認識深刻不深刻?」

「改不改?」

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後,周恩來留廖承志一同吃飯。吃飯時,周恩
來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廖承志。吃過飯就叫廖承志回去。廖承志敬
了一個禮就走了。

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同陰險毒辣、軍權在握的野心家張國燾處事、周
旋,須先給他一定的滿足,使其麻痺。這就是周恩來為什麼要解救廖承志,
卻又要厲聲「追咎」廖承志的「錯誤」!如果周恩來不這樣做,當天晚上廖
承志的腦袋就可能搬家。

自從周恩來把廖承志叫去「追咎」了一番以後,廖承志的待遇明顯改善。
不久,廖承志就被釋放了。


橫眉冷對英勇無畏——處理張國燾叛逃事件

1938 年初,張國燾幾次跑到毛澤東那裡,要求去祭黃帝陵。他的要求受
到了毛澤東的拒絕和嚴肅的批評。可是,張國燾竟對抗毛澤東,於4 月2 日
擅自離開延安,跑到宗蒲,和早已等候在那裡的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
勾結,一同到了西安,在國民黨西京招待所住了一晚上,便改乘火車:在國
民黨反動派的武裝保護下,直奔武漢。

張國燾此行,特務員(警衛員)張海是一直跟著的。起初,張海不知張
國燾要搞什麼名堂,到了西安後,發現張國燾不住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而住
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住的西京招待所,才產生了懷疑。第二天,張國燾上火車
前,張海曾報告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告訴他張國燾搞不好要走的。要他到車站來一下,林怕渠到車站後,對張國
燾反覆進行了勸說,要張國燾不要走,但張國燾執意不肯,一定要到武漢去。
武漢當時是蔣介石的住地,張國燾要到那裡去幹什麼?

車子到了武漢,周恩來、李克農、錢之光正在車站迎侯。原來周恩來接
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電話,知道了張國燾的行蹤。張國燾下車後,周恩來
使迎上去,責令張國燾立即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去住。可是,張國燾就是
不肯,非要到資本家開的大華飯店去住不可。周恩來看在車站說服不了,就
隨張國燾到了大華飯店,在那裡同張國燾進行了嚴肅的鬥爭。周恩來指出,
張國燾對抗毛澤東,擅自離開延安是十分錯誤的,給張國燾提了三條要求,
一,立即回延安;二、到蘇聯學習;三、休息,不許亂跑。張國燾支支吾吾,
說他要回江西老家去,並誣蔑中央在延安會議上對他的結論和批判是錯誤
的。對此,周恩來一一進行了駁斥,指出:中央對你的批評是對的,當時你
已表示服從,怎麼能出爾反爾?即使你對中央有意見,也應對中央提出,不
能背離中央,自由行動。這場鬥爭,一直進行到午夜2 點左右。第二天,張
國燾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來決定親自陪他去,並悄俏地讓李克農轉告張海,
要張海把張國燾的行李搬到八路軍辦事處去。張國燾回來後,看到沒了行李,
只好到辦事處住了一夜。翌日,張國燾又提出要去看看蔣介石。在蔣介石那
裡,張國燾無恥地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對於張國燾這種搖尾乞憐。
奴顏婢膝的醜態,周恩來表示極大的蔑視,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
糊塗。」次日早晨天剛亮,張國燾要張海上樓去看一下周恩來起床了沒有,
張海上樓後,把情況向周恩來報告了,周恩來立刻著急地說:「你快下去看
一下,他可能會跑的。」張海下樓一看,張國燾果然不見了!

這一天,辦事處的同志幾乎全部出動了,跑了許多地方,都沒有找到張
國燾,大家非常焦急。晚上10 點左右,地下黨的同志來了電話,說在一條偏
僻的小巷裡找到了張國燾。周恩來立即派他的副官到那裡去看張國燾。可是
第二天張國燾又耍了一個手腕,跑下樓去,坐上停在門口的國民黨反動派派
來的小汽車,無恥地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去了。後來,張國燾從國民黨那邊傳
信,要他的行李,並叫張海也跟他去。對此,周恩來曾徵詢過張海的意見,
張海表示堅決不去。

張國燾叛逃後,周恩來立即報告了毛澤東。4 月18 日,黨中央作出了關
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黨員會議上,周恩來宣佈
了黨中央的這個決定,並用這件事來教育大家。他說:「張國燾事件不是偶
然的,他是一貫的右傾,一直跟中央鬧分裂,長征中,中央北上,他南下,


到陝北後,中央還是挽救他,並給他安排了重要工作。他當面說得好聽,表
示承認錯誤,實際上準備最後叛黨。現在,終於單槍獨馬跑到敵人那裡去。」
會上,周恩來讓張海給大家講了一下事情的經過,並且表揚了張海,說:「張
國燾叛逃,連一個特務員也沒有帶走。」


巧借敬酒論道說理——在西安出席胡宗南舉辦的酒會

1943 年6 月下旬,周恩來、鄧穎超、林彪等一百餘人乘汽車由重慶返延
安。在西安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獲悉周恩來等即將到達西安,指定
其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會,招待周恩來。從西安黃埔六期以上
將級軍官中30 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對周恩來以師禮相待,製造友好氣氛;
並企圖通過多敬酒把周恩來灌醉。

7 月9 日,周恩來到達西安。7 月10 日下午招待周恩來的酒會在小雁塔
胡宗南官邸舉行。胡宗南在會場外等候,向周恩來敬禮,陪周恩來進會場。
落座後,王超凡致歡迎詞。

王在臨結尾時說:「在座的黃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歡迎周先生光
臨西安。請周先生和我們一起,祝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身體健康,請干
第一杯。」

周恩來舉起酒杯微笑著說:「王主任提到全國抗戰,我很欣賞。全國抗
戰的基礎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常委員長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了表示國共合作
共同抗日的誠意,我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願意為蔣委員長的健康乾杯。各
位都是國民黨黨員,也請各位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乾杯!」聽了這番應答,
胡宗南、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都楞了。還是周恩來環顧四周,笑著同與會者
一起下了「台階」:「看來各位有為難之處,我不強人所難,這杯敬酒免了
罷」。

王超凡敗下陣來之後,第二個回合是十幾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舉杯
走向周恩來。其中一位說:「我們雖然沒進過黃埔軍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黃
埔軍校倡導黃埔精神。為了發揚黃埔精神。我們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思來風趣地說:「各位夫人很漂亮,這位夫人的講後更漂亮。我想問:
我倡導的黃埔精神是什麼?誰答得對,我就同誰幹杯。」夫人們頓時張口結
舌。胡宗南忙說:「今天只敘舊誼,不談政治。」周恩來轉向夫人們說:「我
們就談點別的。」周恩來同她們分別寒暄幾句,把她們送回原座。夫人們敗
下陣來,但卻笑逐顏開。

接著是第三個回合,十幾位將軍排成一行,舉杯向周恩來走來。領頭的
說:「剛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們,今天只敘舊誼。當年我們在黃埔軍校學習,
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們有師生之誼。作為周先生的弟子,我們每人向
老師敬一杯。」

對於這一「敬酒」理由,周恩來又很快找出了破綻:「胡副長官講,今
天不談政治。這位將軍提到我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
淡政治,請問胡副長官,這杯酒該喝不該喝?」胡宗南說:「他們都是軍人,
沒有政治頭腦,酒讓他們喝,算是罰酒。」十幾位將軍遵命乾杯。周恩來同
他們一一握手,問姓名、職務。將軍們雖然也敗下陣來,但轉身回座時卻個
個面露喜色。

第四個回合是又一批夫人走來,有一位看著稿子說:「我們久仰周夫人,
原以為今天能看到她的風采,想不到她因身體不適沒有光臨。我們各敬周夫
人一杯酒,表示對她的敬意,祝她康復,回延安一路順風。我們請求周先生
代周夫人分別和我們乾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婦女,一定會尊重我們的請
求。」

話音剛落,周恩來嚴肅地說:「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順便說幾句,


前幾年,延安人民這小米都吃不上。經過自力更生,發展生產,日子比過去
好,仍然很艱難。如果讓鄧穎超同志喝這樣好的酒,她會感到於心不安。我
尊重婦女,也尊重鄧穎超同志的心情。請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們彼此
都尊重。」周恩來舉杯碰她們的酒杯,她們喝了酒,周恩來喝了茶。

四個回合過去了,主角;配角、將軍、夫人紛紛落馬。他們的交往能力
和辯才根本難不倒博聞廣識、通權達變、能言善辯的周恩來。他們無法灌醉
周恩來,反倒是自己灌醉了自己。

酒還是要喝的。周恩來知酒懂酒又有酒量,何況這還是專門迎接周恩來
的酒會,滴酒不飲,「來而不往非禮也」,周恩來最重禮數,決不會「非禮」。
但是,酒要喝得明白、痛快,決不能允許人家借酒會搞陰謀詭計,要喝團結
抗日酒。

告辭時,周恩來舉杯說:「感謝胡副長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
到朱德總司令7 月4 日給胡副長官的電報。裡頭說,胡副長官已將河防大軍
向西調動,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今天我問胡副長官,這是怎麼回事?
胡副長官告訴我,那都是謠傳。胡副長官說,他沒有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意圖,
他指揮的部隊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我聽了很高興,我相信,大家聽了都會
很高興。我借這個機會,向胡副長官,向各位將軍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
我們一起努力,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打敗日本侵略者,收復南
京、上海,收復北乎、天津,收復東三省,收復所有被日寇侵佔的中國的山
河大地,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獨立、自由、
幸福的強大國家!同意的,請乾杯。不同意的,不勉強。」說完,周恩來一
飲而盡。胡宗南也一飲而盡。所有作陪的人都跟著乾了杯。

隨著周恩來光明磊落、正義凜然的敬酒詞,酒會上出現了第一次也是最
後一次的同干共飲,這也是胡宗南所始料未及的。


開誠相見顧全大局——西安事變前後與張學良的交往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周恩來肩負著歷史的重托,前往西安解決「雙
十二」事變。17 日下午,當周恩來趕赴金家巷張公館時,張學良已在門口迎
候多時。

當兩人的右手緊緊握在一起時,張學良沒有問候旅途的勞累,第一句話
就問:「美髯公,你的鬍子呢?」周恩來用手比劃一下說:「剛剛剪掉了。」
張學良不無惋惜,連說:「太可惜了,長那麼長了。」周恩來笑著說:「做
統戰工作了,要講點禮貌。」(周恩來自1931 年底進入中央蘇區後開始蓄須,
人們習慣以「大鬍子」、「胡公」相稱)

參與恭迎周恩來的人很驚訝,有人說:「原來周先生與副司令認識呀!」
周恩來微笑著說:「我們是老朋友了。」

說是老朋友,也不過是8 個月前才相識。然而,就是那個初次相會,同
樣是一見如故。

1935 年10 月2 日,張學良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
任務是打紅軍。當中央紅軍歷經艱難險阻,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張學良的
部隊同紅軍較量了一番,企圖消滅紅軍,結果被紅軍打敗。從此,他和他所
統率的東北軍再不願打紅軍而是要求抗日。張學良說:「我不想與共產黨軍
隊作戰」。「為什麼中國人之間要流血呢?」因此,1936 年1 月和3 月張學
良兩次同中共中央聯絡局長李克農會談,達成了東北軍與紅軍局部停戰的協
定。為了達成紅軍與東北軍的全面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到延安與張學良
會談。

4 月9 日晚上11 點左右,周恩來和李克農來到延安城內天主教堂的小樓
上。昨天還是交成雙方的將帥,今夜卻要促膝長談。當時的安排是李克農和
東北軍67 軍軍長王以哲在外間,周恩來和張學良在裡間分別交談。

為了活躍會談的氣氛,周恩來首先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

「我知道,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講過。」張學良緊接話茬說。

周恩來從未聽說張學良在南開讀過書,很奇怪,便問:「何以說張伯苓
是你的老師?」

張學良坦率地回答:「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後來聽了張伯苓的規勸,
完全戒了,因此拜張伯苓為師。」他又說:「我和你是同師。」

張學良這麼敢於作自我批評,周恩來欣賞他的痛快、直率;張學良也敬
佩周恩來的勇氣,心想:周恩來真算大膽,敢隻身與我會面,如果我把他扣
下怎麼辦?因此,他們都開誠相見,真是一見如故。

倆人長談5 個小時,氣氛非常融洽。

張學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他說:「紅軍
是真抗日,抗日與剿共不能並存。」他希望進一步與周恩來商討解決聯共抗
日的幾個大問題和最棘手的問題。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張學良主張聯蔣抗日,認為抗日力量越大
越好,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如果抗日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
政府名義反對,就不好辦了。以前他與李克農會談則曾提出過這個問題,但
是因為中共瓦窯堡會議上決定的政策是反蔣抗日,所以當時李克農就迴避
了。這時,張學良又向周恩來提出了這個問題。

周恩來說,中共過去主張反蔣抗日,是因為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


級的頭子,視人民為死敵,其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現在願聽張先
生的意見。張說:「蔣介石有民族情緒,據我回國後兩年的觀察,他可能抗
日。」接著,張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對日本的態度。最後說:「蔣
是在歧路上,他錯在『安內攘外』。把這個錯誤扭過來就可以一致抗日。你
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

周恩來聽後說:「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回去報告中央。」張學良見周恩
來沒有批駁他,亦沒有迴避這個問題,而且回答懇切,感到他的意見可能被
接受,心情愉快極了。聯蔣抗日是張學良企求解決的最大問題,他企望抗日
不反共,聯共不反蔣。

這天晚上,他們對雙方各派代表聯蘇、停戰、通商、合作等問題部達成
了協議。在談到互派代表時,張學良說:「你們派多少人來我都歡迎,但我
一個部不派。」周恩來說:「我們一是窮,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
不識字。所以我們才不得不隨時隨地注意培養幹部,這樣,才稍稍解決目前
幹部缺乏的問題。」張學良又誠懇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幹部到東北軍工作。

10 日凌晨會談結束後,張學良拿出一本為紀念申報60 年而印製的大地
圖送給周恩來,並說:「讓我們共同保衛中國」。同時,張學良還贈送給紅
軍3 萬銀元。

事後,周恩來對李克農等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快
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志氣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這次會談使張學良堅定地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並影響了他的一生。
張學良所提聯蔣抗日的建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不久就變成了它的工作
方針。

從此,周恩來和張學良成為知己朋友。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有邀,周恩來前往;兩人再次徹夜長
談,交換看法,商量對策,終使事變和平解決。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
步形成。就其二人的地位與作用:周譽張是「千古功臣」,張贊周為「事實
上的主謀」。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逼成了,但蔣介石卻食言了,把張學良囚禁了,而
且長達幾十年。

然而,不管風雲怎樣變化,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一貫的,他曾「挽
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為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對張學良的
安危周恩來更是索懷不已,一有機會,就向社會呼籲,要求蔣介石釋放他。

1956 年11 月26 日,西安事變20 週年紀念會在政協禮堂舉行。周恩來
在會上首先說明,為了爭取台灣和平解放,這次紀念會只是小規模地座談,
接著說:「漢卿多年來表現很好,始終如一,是值得人們懷念和尊敬的。將
來能援救出漢卿最好,但無論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名垂千古的了。」
他在會上還交待;凡涉及張學良的宣傳、報道及記述首先要顧及他的安全;
凡東北軍和張學良舊部有困難均要照顧。

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親屬更是關懷備至。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1933 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周恩來一直關心他的成長和使用。新中國成立後,調張學思到
海軍任副參謀長,1956 年又被選送到蘇聯列寧格勒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學習
深造,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夫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二妹、四妹及患病
的八弟均受到照顧,就連服侍張夫人於風至的王奶奶和她的寡女也由全國政
協發生活費,款額與文史專員工資等同。


周恩來不僅關心著張學良在大陸的親屬,而且也無時無刻不在惦念著在
台灣的張學良本人,並想方設法托人給張學良捎去口信。

一天,住在香港的原西安綏靖公署高參郭增愷的夫人專程到台北,借在
教堂做禮拜的機會見到了張學良夫婦,郭夫人信手將一支口紅給了趙媞。口
紅裡面夾著一張小紙條,是周恩來寫給張學良的。紙條上共16 個字,後8
個字是:「善自珍重,後會有期」。

十年動亂,為了這個國家,為了自己的黨,周恩來殫精竭慮,心力交瘁。
1975 年秋,他的最後歲月已是病體沉痾,臥床不起。當他得知張學良患眼疾
幾乎失明後,十分焦慮,並向有關部門詢問張學良的病情。在他臨終前的18
天,還在病床上召見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部長,向他交侍一定要設法關照
好張學良。談完這件事,周恩來吃力地說:「我太累了,休息一會兒再談。」
說著,就昏睡過去了。周恩來,十億人的總理,在他生命的垂危時刻,不僅
牽掛著祖國統一,而且念念不忘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

周恩來曾遙祝張學良「善自珍重」,可「後會有期」還未實現,為了這
個民族他已累得先去了。這不能不是天大的遺憾!

然而,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情誼卻天地長久,精神永在!


自信互信團結禦侮——第二次國共合作中與張沖的交往

張沖,字淮南,最初是國民黨「陳氏兄弟」——陳果夫、陳立夫的部屬,
是他們辦理對蘇外交及對中共談判的副手,最後直接受蔣介石指揮,成為國
共兩黨間的「橋樑」。張沖與周恩來接觸最頻繁、來往最密切的是1936 年到
1941 年五年多的時間裡,雖然他們各自代表所屬黨的立場和觀點,以公事公
辦為原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共合作的發展,他們的情誼卻日漸加深,
彼此推誠相見,即使兩黨關係一時惡化,也沒有影響這種友誼。正如1941
年11 月9 日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撰寫的《悼張淮南先生》所言:「自相識
之日始,直至臨終前四日,我與淮南先生往來何止二三百次,有時一日兩三
見,有時且於一地共起居,而所談所為輒屬於團結禦侮。堅持國策,至死不
移,淮南先生誠五年如一日。」是的,周恩來與張沖的接觸交往,都是圍繞
團結抗日這個中心來進行的,並為之而互相信任。每當遇到問題發生爭執時,
雙方都能以「敵人所欲者我不為,敵人所不欲者我為之」的話來互相勉勵。

1937 年2 月9 日,國共在西安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中共代表是周恩來、
葉劍英,國民黨代表為顧祝同、張沖、賀衷寒。會談歷時一月,張沖帶著蔣
介石的意見,與周恩來朝夕相處,頻繁接觸。這時,國民黨有人放出口風:
「淮南過於冒險,這樣的事幹好了千好萬好,如果做得不好就會成為千古罪
人。」張沖聞之後坦然處之,並說:「調查科的任務就是對付共產黨,但事
至今日,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年年圍剿,節節失利;強鄰
虎視,外債高築;民不聊生,國將不同。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將盡我
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由於西安會
談因為頑固派的阻梗,致談判收穫不大。接著周恩來到杭州、上廬山、終至
南京,歷時7 個月,同國民黨舉行了五次滅式談判,終於掃除重重障礙,促
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作為自始至終全過程參加這場歷史性談判的國共兩
黨代表周恩來和張沖,前者充分展現了政治家的傑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幾天
賦:而後者總是積極參與,熱心投入,富有誠心。對此,周恩來感受頗深:
「先生與我,並非無黨見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
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張沖為人豁達,性情隨和,加之他見多識廣,所以思想較為開朗,容易
接受新事物。在民族鬥爭的革命浪潮中,在國共合作的交往中,他受到周恩
來思想、作風、品格、才幹多方面的影響,耳濡目染,思想認識提高快,進
步大,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日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周恩來之所以能
在1939 年春到浙江、安徽等地視察,同年夏天義順利返回延安議事,都與張
沖的大力協助分不開。是夏,周恩來回延安。事先,國民黨當局已同意他北
返延安。但當周思來到重慶珊瑚壩機場時,檢查人員卻故意刁難,要他出示
離境證件,否則不准離開重慶。正當雙方爭執之時,適逢張衝到機場為周恩
來送行。張沖見情況有異,立即驅車趕到蔣介石侍從室,找到侍從室主任賀
耀祖,一起去見蔣介石,取到蔣介石手今後,親自送到機場,直至周恩來上
了飛機、起飛。事後,他憤慨地說:「這是頑固分子在搗亂,蓄意製造國共
分裂!」

而周恩來給張沖的幫助教育則更多,除了對他的一些錯誤觀點及時給以
指正外,還特別注意用具體事實來糾正其偏見。如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
出售屢遭特務的破壞干擾,周恩來開始向張沖提出這個問題時,張沖還認為


是誇大了事實。周恩來就陪他去現場,在親眼目睹了特務毆打報童、撕毀報
紙的情景後,張沖也感到氣憤,隨即採取了制止措施。1941 年1 月,震驚中
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張沖看了國民黨《中央日報》關於事變的報道,對其
歪曲事實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滿,當眾將報紙摔於地上,兩手交於背後,在辦
公室踱來踱去,許久一言不發。《新華日報》發表了周恩來的千古絕句「千
古奇冤,江南一時;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關揭露事件真相的社論報道。
國民黨頑固派對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不僅指使特務無理沒收報紙,毆打
報童,而且去《新華日報》社門市部搗亂。2 月中旬的一天,張沖親自陪同
周恩來趕赴現場,於寒冷的黑夜裡,在曾家巖十二小學門前盤桓交涉達兩小
時之久。當夜,中共工作人員陳家康送張衝上車回家時,張沖問陳家康對近
日之事作何想法,陳家康說:「成功;是國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堅持到死
不變。」張沖聽後喟然長歎:「我死必在君先!」

張衝出此悲言,是有些道理的。正如周恩來所說,國共合作「五年來國
內外風波頻起,淮南先生尤首當其衝,而風波之險,謠諑之多,甚且侵及先
生,但淮南先生輒處之泰然,絕未以一時『行情』,動其心志,變其神態。」
特別是皖南事變後,也就是張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兩黨裂痕加深,局勢
日致惡化。「今歲一月事起,二月報童隨之,三月為參政會期,四五月有中
條山戰役,此中風浪之險,環境之惡,為五年來所創見,先生勞神焦恩,力
維大局,備極憔悴。」(周恩來語)就在這時,在國民黨內的一次會議上,
當張沖談出國共應繼續合作的觀點時,與會的一個頑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
罵,還猛地將茶杯向他擲去,幸而未中。張沖遭此侮辱,頗為灰心,甚至准
備必要時以自殺來證明自己的心態。他對時局極為憂慮,並預感到頑固分子
可能向自己下毒手,心情非常沉重,終日鬱鬱寡歡。他對周恩來說:「一朝
中總有岳飛、秦檜,我們是忠,他們是好。我們是顧全大局的,他們是不顧
大局的。」

一天,張沖又叫來至信部屬囑咐說:「頑固派對我在國共兩黨的折衝,
很有意見,近來我的行動已受到監視,說不定哪一天會被暗殺的。」說畢,
取過信箋,給家屬立下遺囑,並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惻,你必須把保險
櫃裡我與周恩來先生來往信件,全部燒燬。」可見,張沖先生是隨時準備為
國共合作以身殉職的。

然而,張沖還沒有遭到頑固派的毒手,卻不幸於1941 年6 月感染惡性瘧
疾。他起初不以為意,仍力疾從公,為國共團結奔走操勞。

就在張沖患病期間,周恩來數次前往探視慰問,張沖於病榻還不忘國共
合作,詢問兩黨關係近況。

最後一次見面,張沖還囑周恩來與自己的後繼者(後任國防部二廳廳長
的鄭介民)保持聯繫。當時,日寇飛機日夜不停地對重慶進行「疲勞轟炸」,
加之氣候炎熱,醫護難免不周。8 月11 日,張沖在重慶郊外雲龍旅館山洞裡
病逝。

張沖為之奮鬥的兩黨團結抗戰,距勝利還有較長一段路,他夙願未了卻
先去了,國共兩黨都為之痛借不已。當然,那些反共頑固分子則當別論。

11 月9 日,張沖追悼會在重慶夫子池新運服務社大禮堂舉行。會場內外,
挽幛高懸,哀樂低回。蔣介石親臨祭奠,並撰送哀辭:「赴義至勇,秉節有
方;斯人不永,干將沉光。」在眾多的輓聯中,中共領導人的幾幅特別引人
注目。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聯名致


送的輓聯是:「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
比斯人獨憔悴,始病寒,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朱德、
彭德懷送的輓聯為:「國士無雙,斯人不再;九原可作,萬里相招。」葉劍
英、李克農送的輓聯寫道:「豺虎尚縱橫,大局豈堪重破壞;巴渝多霧瘴,
忠魂何忍早游離。」

與張沖從對手到密友的周恩來,在時局艱難險惡的情形下,對張沖的過
早去逝大感哀痛:「先生既逝,聯絡乃似中斷。嗣每遇風波,輒增先生不在
之思,而每念先生,更興安危誰共之感。」他寫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
舟!」的輓聯,短聯當哭,既表哀思,更憂思局。周恩來還與董必武、鄧穎
超、錢之光、潘梓年等共產黨人一起參加了追悼會,並在會上發表了歷時20
分鐘的演講辭。他講到最後,感情激動,語不成聲。與此同時,周恩來又指
導當日的《新華日報》刊出悼念張沖專頁,並親筆撰寫《悼念淮南先生》,
肯定張沖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日「勞神焦思」,「奔走壇坫」;稱頌他「獨
持正義」,「力維大局」。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表達了對這位同共產黨
真誠合作的國民黨的愛國志土的高度評價。


患難相濟真誠合作——與張治中相處相知

周恩來與張治中相處始於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
周恩來出任政治部主任,張治中擔當軍事研究委員。後倆人都調到入伍生總
隊,周恩來任黨代表,張治中當總隊副。這樣他們接觸就更多了,而且配合
默契。

張治中起初對工人、農民革命運動所知不多,對政治鬥爭興趣淡漠,只
醉心於軍事教育。自從與周恩來相識後,好像換了個人似的,他聽周恩來講
馬克思主義、講工農運動和中國前途。從此,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思想逐漸進步,把周恩來奉為良師益友。

張治中出身寒微,青年時代吃過許多苦,因而他從感情上嚮往共產黨。
在這種環境下,他萌發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念頭,並首先向周恩來提出。當
時周恩來非常高興,表示請示組織後即給予答覆。過了一些時候,周恩來對
張治中說:「中共當然歡迎你入黨,不過你的目標較大,兩黨曾有約,中共
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幹部入黨,此時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適當時機為宜。但中
共保證今後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解放後,周恩來曾與張治
中回憶過這段往事,張頗有感慨地說:「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轉折,如
果當時成為中共黨員,我的歷史就得重寫了。」

1925 年7 月,蔣介石在組建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時,任命張治中為
副官處處長,主管人事和事務工作。當時張治中建議,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一職應由周恩來擔任。但蔣居心叵測,始終不允。張治中深為遺憾。

1926 年10 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張治中擔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
長兼學兵團團長,留駐武漢,而周恩來則隨軍由前線轉到上海,倆人的接觸
至此中斷。

「四·一二」大屠殺前夕,蔣介石的反革命嘴臉逐漸暴露。一天,黃埔
一期生、共產黨員,原張治中軍官團連長陳賡突然找到張治中,說要到上海
去,需要旅費。張治中非常關心周恩來的安全,問陳賡:「恩來先生現在何
處?」陳賡答道:「已到上海」。張治中將旅費交到陳賡手上時,一再叮囑:
「情況不對,你到上海後告訴他,行動務必小心!」顯然,張治中已嗅到火
藥味。

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張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
周恩來任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駐在武漢,有時到長沙,與中共駐湘
代表徐特立研究工作。這樣張治中與周恩來中斷十年的交往得以恢復。

1938 年,武漢被日寇佔領不久,湖南長沙發生了大火事件。火燒長沙是
蔣介石下令並指定張治中負責執行的,張對部下也有明確指示;但執行人員
誤信謠言,倉皇間未經請示批准,沒有放空襲警報就擅自到處點火,張治中
從睡夢中驚醒時,大火已蔓延開來,電話線路不通,局勢無法控制,釀成了
一場慘案。張治中明知闖下大禍,惶惶不安。事後,周恩來由郊外回城,看
到張治中焦急、憔悴之狀,詳細詢問了情況,在指出他責任的同時,也給以
親切的勸慰。並通過《新華日報》對國民黨軍事抗戰不依靠群眾而實行所謂
「焦土抗戰」的政策提出批評,又對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這無疑給面
對各方責難、一片要求懲辦的呼聲中之張治中,是莫大的安慰。張治中後來
終生難忘周恩來這次對他的親切關懷,充分體現了患難之中的真摯情誼。

1945 年秋的重慶談判,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張洽中作為邀請毛


澤東到重慶談判的建議人之一,又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同坐專機赴延安
親迎。

周恩來在這些過程中,再三叮囑張治中要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他找到張
治中問:「文白兄,你把毛主席接來了,讓他住哪啊!」張答:「委員長不
是安排了一處房子嗎?」周恩來幽默地說:「那麼闊氣的房子,我們主席住
不習慣呀!」張治中這才恍然大悟:周先生是擔心毛澤東的安全,並慨然應
允:「如果毛澤東先生不嫌棄的話,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在其他問題上,
如警衛問題、接待問題、會議程序問題等等,張治中始終與周恩來密切配合,
遇事主動同周恩來協商解決,處處體現出真誠合作的精神。

10 月10 比經過40 天的談判,國共兩黨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第
二天一早,張治中又把毛澤東送回延安。在去機場途中,毛澤東對張治中說:
「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和張治中又談起這段往事說:
「你答應送毛主席後,我才放下心來,不然,真吃不下,睡不著。」在毛澤
東走的當晚,周恩來在桂園宴請張家的親屬和全體眼務人員,和大家一一握
手、敬酒,並贈送了延安生產的羊毛筒子、毛線等禮品。

10 月12 日,張治中返回重慶。次日就踏上了赴新疆與三區人民革命代
表談判的路程。到新疆後,他沒有辜負周恩來的重托,經多方努力,把盛世
才關押到監獄的131 名共產黨員和家屬,派專人專車並配有醫務人員,行程
月餘,送抵延安。這批幹部在以後的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 年元旦,蔣介石迫於內外壓力,第三次宣佈下野;李宗仁上台代行
總統,迫於戰場形勢,又有了這年4 月那次北平談判。這次又是張治中與周
恩來分別為各自黨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經過他們的共同努力,雙方達成了
《國內和平協定》,但南京政府決心與人民為敵到底,拒絕了在協定上簽字,
致使談判再次破裂。

其時,南京急電,召張治中等速回上海,預定23 日飛機來接。

這天,周恩來來到張治中住所,向他分析一番形勢後深情地說:「西安
事變時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
了!」情真意切,態度溫和而又堅定,張治中深受感動,終於聽從了周恩來
的安排。

23 日,南京接代表團的飛機到達北平上空,請求降落。周恩來果斷地指
示機場指揮台回答:「飛機跑道正在修理,無法降落,兩天後再來。」飛機
只好在北平上空盤旋幾圈後返回南京。這實際上是周恩來為挽留張治中等人
設下的緩兵計。同時,早在談判破裂時。周恩來已暗中指示南京和上海兩地
的地下黨組織,將張治中的親屬集中在上海,由專人負責,設法坐下一班接
代表團的飛機安全抵達北平。地下黨組織接到指示後,全力以赴,勝利完成
了任務。

這一天,周恩來興沖沖地找到張治中,對他說:「文白兄,我們一起去
接一個客人吧!」張治中一直沒有反應過來。「什麼客人,我認識嗎?」「是
你最熟悉的,到時你就知道了。」說著他們一起乘車到西郊機場。不一會兒,
一架飛機徐徐降落,從上面走下來幾個人,張治中一看不禁又驚又喜,簡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是他的夫人、孩子及其他家屬。親人團聚,大家
都興奮得抱在一起,張治中揉著發紅的眼睛,深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先
生,你真會留客啊!」

所有這一切,事前張治中及家人都不知道,周恩來替朋友辦事就是這麼


穩妥、細緻、周到,促使張治中決意留下來,免遭國民黨特務的毒手,而獲
得了新生。

起初,張治中對留下來還有顧慮,擔心別人說他是國民黨員,現站在共
產黨一邊是投機,經周恩來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他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
入到革命事業中來了。建國初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響,參加了和平解
放新疆的工作。1954 年國慶五週年,毛澤東舉行授勳典禮,親自授予張治中
一級解放勳章。他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三屆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解放以後的20 年,無論各項工作或歷次政治運動中,張治中都受到周恩
來的幫助和教育,使他能注意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
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狂潮中,面對紅衛兵的打、砸、搶、抄、抓,張治
中受到了周恩來的全力保護。

周恩來與張治中在近半個世紀的長期交往中,尤其是在國共合作、推動
中國革命發展的時期,兩人相互支持、患難相濟、親密合作。道義相砥礪,
生死亦可托。他們的友誼是非常真誠的,真可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肝膽相照尊重信賴——把宋慶齡珍愛的禾穗畫上國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宋慶齡避居重慶。她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
視,僅有一樓的自由,但通過廖夢醒和王安娜仍然與周恩來保持經常的信函
聯繫。

1942 年冬,宋慶齡邀請周恩來出席為歡送董必武回延安舉行的茶餐會。
為了熱情款待大家,宋慶齡請名廚做了十幾道菜。周恩來望著豐盛的筵席,
笑著說:「我到孫夫人府上打擾已非一次了,不過容我率直一點說,似乎從
沒像今天的菜蔬這樣有風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飽了口福。」一席話
說得大家開懷大笑。

在爐火的照耀下,壁爐架上掛著兩株稻穗金燦燦、黃澄澄,十分可愛。
這是入秋後,宋慶齡到農民家裡訪問時帶回來的。這時,一起參加茶餐會的
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大聲讚歎:「你們瞧,多好看哪!這兩株禾穗簡直像金子
鑄成的一樣!」

「這比金子還要寶貴呢!」坐在她身邊的宋慶齡站起身來,從壁爐架上
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繼續講道:「我們的國家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農民
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年年五穀豐登,人民才有好日子過。在幾億農民的
心目中,這飽滿的禾穗不是比金子還要寶貴嗎!」她說得大家點頭稱是。

周恩來也激動地站起來,走過去接過禾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
撫摸著,頗有感慨地說:「孫夫人說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飯吃,
這一天不會很遠;年年五穀豐登,人民有好日子過,會有這一天的。孫先生
在《建國大綱》中提出的設想,會實現,一定會實現的!將來打下了江山,
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這兩株禾穗畫在新中國的國徽上!」

宋慶齡含笑頷首,連說「謝謝,謝謝!」她彷彿看到了新中國的曙光,
看到了金光閃閃的國徽。..

1949 年春,全國解放在即,毛澤東與周恩來系念宋慶齡在上海的安全,
於1 月19 日聯名致電宋慶齡,祈請她「命駕北來」,參與指導新中國的成立
與建設。周恩來特別叮囑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同志,派出宋慶齡最信任和最
可靠的同志,將電報送往上海,並且當面向她致意。要求在港同志:「第一,
必須秘密而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
險,寧可不動。」字裡行間充滿著周恩來對宋慶齡的尊重和關切之情。宋慶
齡從金仲華、廖夢醒手中接讀電報後,十分感動,當即用英文寫了覆信,深
切感謝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盛情邀請,再次表示:「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
們的事業。」其時,只是因為宋慶齡身體欠佳,暫不能啟程北上。

6 月21 日,上海己告解放,毛澤東與周恩來又分別親筆寫信,並委派鄧
穎超持信赴滬,敬請宋慶齡來京。周恩來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做好宋慶齡北
上護送工作,調派頭等臥車,絕對保證安全。8 月28 日,在鄧穎超的陪同下,
宋慶齡乘2252 次專列到達北京。毛澤東、周恩來親臨車站迎迓。在9 月召開
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宋慶齡熱情洋溢地說:「我們
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會上,她被選為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周恩來沒有忘記7 年前在宋慶齡住所所見、所
論的兩株金黃的稻穗。在周恩來建議下,這兩株禾穗畫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國徽。


熱情關懷悉心培養——與班禪大師的交往

周恩來是班禪大師最早接觸的中共黨內高級領導人。而班禪是1943 年被
班禪堪布會議廳認定為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迎往青海塔爾寺供養,其時才
5 歲。到1951 年這位十世班禪也不過是13 歲的少年。因此,周恩來一直非
常關心班禪大師的成長,在工作中非常尊重他,充分發揮他的積極性和在少
數民族事務方面的特殊作用。

班禪與周恩來第一次會見是在1951 年4 月27 日。13 歲的大師率領堪布
會議廳(班禪屬下的辦事機構)的僧俗官員40 餘人到達北京,在中央人民政
府領導下,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共同協商和平解放西藏有關事宜。
當晚,周恩來總理設宴為班禪接風洗塵。

13 歲,畢竟還是個少年。他一臉稚氣,在一批飽經風霜鍛煉的共和國領
導人面前,更顯得年幼,自然有些拘謹和緊張。但是,他又不同於一般的孩
子。活佛這一特殊身份,確定了他的特殊地位:從小備受優崇,接受過教育,
懂得禮儀。他向周恩來獻了一條質地優良的潔白哈達,以示崇敬。兩人雖然
在年齡和資歷方面相差很大,但周恩來對他十分尊重。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
交談:從中國革命的勝利到西藏的前途,從即將開始的談判到班禪在京活動,
從藏、漢兩個民族的團結到藏民內部的團結..內容十分廣泛。13 歲的大師
雖不能全部理解談話的豐富內涵和深遠意義,但他已經意識到,坐在自己身
邊的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國的卓越領導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賴的導師和
長輩。

談話結束,周恩來陪班禪步入宴會廳。在入口處,總理停步,右手微微
彎曲,伸出左手,請班禪先行;少年大師則雙手合十,稍稍彎腰低頭,十分
恭敬地請總理先行。席間,總理不斷地給大師夾菜,介紹各種菜的味道和特
點,偶爾還講一點烹調技術。整個宴會上,班禪很少說話,他不時轉動著那
雙聰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這裡的一切。周恩來淵博的知識,誠懇
的態度,謙和的作風,端莊的舉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閃爍著智慧之
光的眼睛,都給少年大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對別人說:為了能直接聽
懂周總理的講話,我要好好學習漢語。

在整個談判期間,周恩來指示有關領導,關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要十
分尊重和充分聽取班禪和堪布會議廳主要成員的意見。在周恩來和中央人民
政府的直接關懷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達賴集團與班禪集團之間的一些問
題,得到妥善解決,班禪固有的地位和職權也得到應有的恢復。

周恩來和班禪第二次相見是在1954 年9 月。班禪同達賴一起來京參加第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兩位佛爺到達北京時,朱德副主席和
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到前門車站迎接。在整個會議期間,周恩
來多次到他們的住地看望,對他們的參觀訪問、飲食起居都親自過問。

為了進一步建設西藏,1955 年3 月9 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舉行第
七次全體會議,專門討論西藏工作。經過會前充分的醞釀協商,會議通過了
《國務院對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之間關於歷史懸案問題的
談判達成的協議的批復》。這一協議的通過,使噶廈和堪廳之間的歷史遺留
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達賴和班禪之間的關係也密切起來了。

3 月10 日,周恩來舉行宴會,為達賴、班禪送行。席間,周恩來、達賴、
班禪都發表了充滿情誼的講話。班禪在講話中表示回藏後,一定為加強民族


團結,建設繁榮幸福的新西藏,鞏固西南國防而努力奮鬥。

1956 年11 月,印度政府邀請達賴和班禪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
週年紀念大會。他們到印度後,在印度的藏族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公然成立
所謂「西藏政府」,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企圖阻止達賴和班禪返回祖國。
其時,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分別會見兩位大師,同他們進行長時間的交
談,使他們在錯綜複雜的環境裡,進一步明確了方向。班禪向周恩來表示:
請中央放心,我一定會照中央的安排辦,絕不會接受外界的影響。他嚴厲譴
責極少數分裂分子背叛祖國的陰謀活動,旗幟鮮明地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
的統一領導,擁護祖國統一。在結束紀念活動之後,班禪擺脫了分裂分子的
糾纏和干擾,於1957 年1 月29 日毅然乘飛機先期返回拉薩。

在1959 年4 月的二屆全國人大上,21 歲的班禪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在這之前,周恩來已發佈命令,任命他為西藏肉治區籌備委員會
代理主任委員。這樣。班禪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從此,他來來往往,到北京
的機會多了,同周恩來的接觸也多了,聆聽總理教誨、向總理學習的機會也
更多了。

班禪精力充沛,責任心強,經常是晝夜不停地緊張工作,為平息叛亂、
推動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兩藏發生什麼重要事情,工作中有什
麼重大問題,班禪都直接向總理請示匯報,總理也總是給予他熱情的支持和
具體指導。班禪大師曾多次講過,周恩來和他不僅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而
且是導師和弟子、長輩和晚輩的關係。

然而,正當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發展的時候,由於「左」的錯誤日益嚴
重,班禪也遭到厄運,1961 年後,在西藏對他公開批判,並撤銷了全國人大
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的職務,只保留全國政協常委一
職。

1964 年底,周恩來擔心班禪這位26 歲的大師在西藏會發生意想不到的
事情,便調他離開拉薩,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依然享受
很好的照顧。

1966 年夏,「文化大革命」風暴席捲神州大地。北京不僅是風源,而且
是漩渦與中心。西藏民族學院的紅衛兵到北京串連,同中央民院和首都高校
的紅衛兵聯合,要揪斗班禪。

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境地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班禪多方保護。他
一再勸阻紅衛兵說,對烏蘭夫、班禪這樣的少數民族領袖人物要加以保護,
他們有問題,可以寫揭發材料交給中央;也可以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鬥。

8 月下旬的一個黑夜,少數紅衛兵違背周恩來的指示,擅自翻牆闖進班
禪住處,搶走班禪,用卡車拉到中央民族學院關押。他們私設公堂,任意審
訊,隨意打罵。班禪據理抗爭,就說他「不老實」,還用尼龍繩把他捆綁起
來。稍後,又把班禪拉出去示眾,說他是「叛國頭子」、「最大的反動奴隸
主」..後來周恩來知道了,立即派解放軍加以制止,明確表示要文鬥,絕
不容許採取侮辱性的鬥爭方式!他還指示統戰部徐冰部長和劉述周副部長,
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就是你們自己受揪鬥,也要把班
禪保護好。徐、劉隨即與總理聯絡員及衛戍區的解放軍一起趕到中央民院把
班禪轉移走了。而劉述周副部長卻被紅衛兵揪住,說他是「牛鬼蛇神的保護
傘」,在校園批鬥..

隨著「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不斷升級,需要周恩來保護的人太多了:周


恩來有時也實在無能為力了。1968 年夏,班禪再次蒙難,以「監護」的名義
又把他監禁起來,一關就是九年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依然惦記著、
關心著班禪,想方設法保護他的安全、恢復他的自由。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後,一大批幹部相繼獲解放,周恩來就曾考慮給班禪
安排工作,但因各種阻力,未能實現。1974 年3 月10 日,周恩來會見科威
特客人,由阿沛副委員長陪同。已經身患癌症的周恩來特意請阿沛副委員長
提前到人民大會堂,商議班禪的問題。周恩來提出:應該讓班禪出來工作。
阿沛當即表示贊同總理意見。可是,隨著「批林批孔」的發展,周恩來的這
一提議再次受阻。

1976 年元月,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班禪在獄中聽到這一噩
耗,感到十分悲痛。他為國家失去這樣一位好領導而痛心,更為民族的前途
和命運而擔憂,也為自己的前途擔心。因為瞭解自己、關心自己的至尊師長
去逝了,今後誰來關心自己,自己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公正的解決呢?!

度過了整整九年又八個月監禁的班禪大師,直到粉碎「四人幫」一年後
的1977 年10 月,才重獲自由。

1988 年4 月4 日,班禪大師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舉行的記者
招待會上回顧這段辛酸歷史,滿懷感激之情地說:「我在監獄裡沒有死掉,
主要是周恩來總理的恩情。」

可以說,班禪以一個少年靈童成長為國家領導人——人大副委員長,無
不浸透著周恩來熱情關懷、悉心培養的心血。


特赦功德林常客西花廳——幫助溥儀實現從皇帝到公民的轉變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愛新覺羅。溥儀。
包括漢奸政權偽滿洲國在內,他一生當過三次皇帝。新中國成立後,他實現
了「從皇帝到公民」的轉變,周恩來則是直接推動者。

1950 年7 月21 日,溥儀結束了在蘇聯的五年「收容」生活,被遣返回
國。在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車站,兩名解放軍軍官單獨接見了他,第一句話就
是:「我們是奉周恩來總理的命令,前來接你回國!」溥儀清晰地記住了「周
恩來」這個名字。

1959 年12 月14 日,是溥儀獲赦抵京後的第五天,一輛臥車疾馳而至,
從什剎海西岸的前井胡同接走了翹首以望的溥儀,周恩來要在中南海接見
他。

走進西花廳,與溥儀同一天從北京功德林特赦的原國民黨將領杜聿明、
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盧濬泉、鄭庭芨、楊伯濤、陳長捷等10 人已先一
步到達了。當周恩來以及陳毅、習仲勳、張治中、傅作義、邵力子、章士釗
等一起走進會客廳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周恩來揮手示意請大家就座,
開始一個一個地交談起來。

溥儀是被接見者中唯一與周恩來昔日沒有師生或部屬關係的人,然而他
絲毫沒有受到冷落。周恩來不但一一向他介紹陪同接見的各位領導人士,還
親切地與他拉家常。他們談滿族旗人的禮節,服飾以及不同於漢人的相貌特
征等等。不過,昔日皇帝第一次面對人人敬仰的周恩來,仍顯得很拘謹,談
話中間常常引以自咎,說自己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又給日本帝國主義當傀
儡,一再檢討。周恩來笑了笑溫和地說:「你過去已經檢討很多,不要再做
檢討了。有時間可以寫一些回憶錄嘛,為祖國多做一些工作。」於是,溥儀
緊張的心情頓時鬆弛下來,遂向周恩來匯報了他在撫順撰寫《我的前半生》
回憶資料的情況,引起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在第一次接見過後1 月零12 天的
那個下午,周恩來在政協禮堂再次接見溥儀並宴請他和他的七叔載濤、四弟
溥任及6 個妹妹。這次接見中,周恩來同溥儀交談了如何鞏固思想改造的成
果問題,還面商了工作安排問題。周恩來對他說:」你後幾年進步了,但不
能說鞏固。改造,第一是客觀環境,第二是主觀努力。」剛剛跨進新生活的
溥儀,及時得到了周恩來的教育和引導。

周恩來還當面瞭解溥儀的知識基礎、身體狀況、興趣和愛好等,力圖給
他安排一個最合適的工作。周恩來徵詢溥儀:「你想搞哪種工作?」「想搞
輕工業或在公社中都可以。」溥儀答。周恩來說:「我看找找各部的研究所,
一半學習,一半做工,既照顧你的身體,也學一點自然科學。」後在周恩來
的過問下,溥儀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研究熱帶植物。

自古,清官難斷家務事。溥儀的二弟溥傑特赦後,非常想接妻子嵯峨浩
回中國團聚。但是溥儀認為嵯峨可能是日本特務,再加上一些歷史原因,他
特別反對弟媳回國。結果在這個問題上,溥儀與溥傑哥倆之間結下了別人無
法解開的疙瘩。最終還是周恩來出面促進他們家族和睦,並喜搭鵲橋,使溥
傑夫婦得以團圓。溥儀分配到植物園時,完全不道知這僅僅是一種過渡性的
安排。而他也並不想再要求什麼照顧。他曾經得到過大清帝國,卻還不曾認
真感覺幾回,就過眼煙雲似地去了;他也曾得到「滿洲帝國」的虛假寶座,
卻在自己的人生層面上留下了一片恥辱;現在他又得到了一座綠色王國,這


裡有純潔而清新的空氣,有廣闊而自由的天地。他滿足了,甚至陶醉了。

但,周恩來仍在操心著,為這些公民的前程安排和設計更理想的方案。

1960 年12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國務院的小轎車把溥儀和溥傑又一次接
到中南海用恩來家中。

「歡迎你們皇家二兄弟光臨!怎麼樣,身體還好嗎?」周恩來熱情的問
候。

「謝謝總理關心,問總理和鄧大姐好!」溥儀似乎對這裡一切都熟悉了,
也回答得自如。

周恩來在詳細聽取了溥傑關於工作安排的心願之後,又問溥儀在植物園
半年多有什麼體會?溥儀十分滿意地表示,他喜歡那裡的生活,熟悉了勞動
者,學到了知識,每天都覺得有意義。周恩來聽了很高興,表揚他進步了。
這時,周恩來關於特赦人員工作安排的總體方案已經形成,消息也逐步透露
出來了:勞動以一年為期,然後就轉入文史資料的撰寫、整理、研究和編輯
等業務工作中去。

1961 年春節期間,中共中央統戰部設宴招待留京的兩批特赦人員。李維
漢部長、徐冰和薛子正副部長以及國務院童小鵬副秘書長都參加了宴會。就
在這次宴會上,徐冰副部長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當場宣佈,第一批特赦的7
人在全園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名單裡,第一位就是溥儀。這
些人的待遇也由勞動期間每月發生活費60 元提高為每月工資100 元。溥儀聽
了宣佈,無比激動,即席發言說:黨和政府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還給予我
們令人滿意的安排和高於國家17 級幹部的優厚待遇,這是完全出乎所料的,
我發自內心地感謝。

周恩來對溥儀的再婚也很關心。溥儀的「福貴人」已於1957 年與他正式
離婚。周恩來在接見溥儀及其家屬那天,曾風趣地向溥儀建議:「你還得結
婚啊!這事你七叔得給張羅張羅吧!」載濤爽朗地笑了起來,他對著周恩來
也對著大家十分高興地說:「這一回就讓他婚姻自由吧!」

後來,周恩來曾再三敦促溥儀的再婚事,還不無幽默地說:「你是皇上,
不能沒有皇娘喲!」不久,由文史資料專員周振強和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
的熱心撮合,溥儀認識了北京市朝陽區關廂醫院的女護士李淑賢。經過4 個
月甜蜜的熱戀之後,1962 年4 月30 日,他們在南河沿政協文化俱樂部禮堂
舉行了世人矚目的婚禮,又是七叔載濤任主婚人,200 多位賓客出席。如果
不是為了「五一」節活動的特別繁忙,周恩來一定會在這個場合露面的。他
雖然沒有來,卻派了一位代表——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
在次日下午親往溥儀家中祝賀。

周恩來對溥儀撰寫的《我的前半生》很重視。他雖顧不上仔細閱讀全部
書稿,但當他翻閱一半的時候,就認定了它的價值。在周恩來直接關心和悉
心指導下,溥儀對《我的前半生》進行了浩大而艱難的修改,終於在1964
年3 月公開出版了。

《我的前半生》一經問世,立即引起海內外一片讚譽聲。一位外國人說:
「如果溥儀不是處在北京政權下,他的著作也許永不會出現,因為一個中國
皇帝來寫他自己的歷史是沒有先例的。」另一位外國學者說:「本書是難能
可貴的文獻,它是第一部中國君主的自傳;這位君主的一生,始自愛新覺羅
的封建王朝,迄於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國王和皇帝中,無人
有過像他這樣變化多端的經歷」。


最後幾年,中國的末代皇帝患了腎癌。為了治好他的病,周恩來做了許
多工作。儘管沒能阻擋死神的降臨,畢竟讓溥儀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長。

1967 年10 月17 日,溥儀停止了呼吸,因為那時正是翻天覆地的所謂「文
化大革命」,不可能給他一個全面而公允的結論,卻是4 年之後,周恩來在
會見日本客人時給予他以公正的評價:「說句公道話,最後他改造得不錯!」
「你們讀過他寫的這本《我的前半生》吧?從他來說認識是提高了。不到60
歲就死了。如果不是腎癌的話,一定會活得更長。使一個末代皇帝能有這樣
的覺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巨擘相爭緩頰而安——建國後兩次保護梁漱溟

1953 年,在一次政協會議上,梁漱溟頂撞了毛澤東,兩人發生了爭執。
這一爭執對於新政府中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合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重要
事件。

梁漱溟與毛澤東相識已久,當毛澤東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名職員
時,梁漱溟已經顯露出大學者的傲氣。到了1946 年,蔣介石策劃召開偽國大,
民盟中的梁漱溟、羅隆基等人竟違反有重要主張和行動要事先共同商討的協
議,提出了一個有利於國民黨而不利於人民的「折衷方案」,送給孫科和馬
歇爾。此事遭到住在南京梅園新村的周恩來的痛斥,他當面斥責粱漱溟是想
在共產黨背後捅一刀子!建國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出於民主建國的大計,
摒棄前嫌,邀請他們加入了政協和政府。這次梁漱溟頂撞了毛澤東,毛澤東
可不留情了,他在1953 年9 月16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
批判梁漱溟是「反動透頂」、「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
的「殺人犯」。

問題已經上綱上線了,這使張瀾、李濟深、何香凝、陳銘樞等民主黨派
領導人著急了,他們想大事化小,保梁漱溟過關,並且找毛澤東和周恩來談
了梁漱溟的問題。對於梁漱溟的問題,周恩來是最清楚不過了,他從統一戰
線的大局出發,決定緩頰保梁。但是梁漱溟卻固執已見,堅持不改變自己的
觀點,毫不認輸。一連三天,會議空氣如同要爆炸一般異常緊張,無人敢為
緩頰。怎麼辦呢?周恩來見事急迫,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先給上海打電話,
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趕赴杭州邀馬一浮先生到北京,一同規勸梁漱溟勉
為自我檢討,以搭個梯子,緩解僵局,使梁漱溟能過關。周恩來這個辦法一
用,果然扭轉了僵局,梁漱溟認錯以後,毛洋東也就不再追究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梁漱溟一直「閉門思過」,故未惹出大麻煩。
但到了1970 年,在政協直屬組「憲法草案」討論會上,梁漱溟又不甘沉默,
開始講話了。他針對林彪、江青飛揚跋扈時制訂的「憲法草案」說:「我有
兩點意見,供當局參考,其一,現代憲法產生於歐洲,目的是限制封建國王
個人權利太大,有了憲法後,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
任何一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可今天我們的憲法不僅寫上了個人的名字,而且
連林彪為接班人也寫在『序言』裡,我不贊成。其二,一個國家,不能沒有
元首,不知為什麼在憲法草案中偏偏沒有國家主席這一條?」

這兩點意見如同兩道電光,個個在場的委員們被嚇得瞠目結舌,立即就
有人喊:「這是惡毒攻擊!」「必須批判!」討論會上,火約味越來越濃。
眼見粱漱溟直言相告要大禍臨頭,主持人當場宣佈,將此情況向上級反映,
聽候處理。

可是不久,上級的處理意見下達,與人們預想的不同,上級意見大意是:
因為是徵求「憲法草案」意見的討論會,所以提意見都是可以的,即便個別
人藉機放毒也不要糾纏。這樣,粱漱溟又一次逃過了一場滅頂之災。

梁漱溟雖然逃過了此災,似仍心有餘悸。他當時猜不透那個大膽保護自
己屢屢犯上言行的上級究竟是誰?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得知,是周恩
來通過辦公室下達了這個指示,有意放梁漱溟過關。周恩來繼1953 年之後,
在重大紛爭中再次保護了梁漱溟。


舉賢任能打破常規——1957 年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

在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給導彈專家錢學森破格授銜,成為50 年代核武器
研製過程中的一段佳話。

新中國剛成立,一位世界聞名的科學家即在想方設法回歸祖國,他就是
錢學森。為了尋找回國的借口,錢學森大步踏進美國海軍次長丹尼爾·金波
爾的辦公室,激動地對他說:「次長先生,我準備動身回國!」金波爾猛地
一怔,驚異地睜大眼睛問道:「這是為什麼?」錢學森回答說:「我的上司,
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麥卡錫的無理迫害,他們甚至吊銷了我接觸機密的證書,
聯邦調查局正在羅織我所謂『間諜』的罪名,有鑒於此,我決定回祖國去。」
沒等金波爾回答,他已經憤然離開了辦公室。

金波爾氣得雙手打顫,他拿起電話,向移民局通報了這個重要情況,最
後,他惡狠狠地說:「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那些
對我們來說至為寶貴的情況,他知道得太多了。無論走到哪裡,他都抵得上
五個師。」於是,1950 年8 月的一個子夜,著名的「卡門一錢學森公式」的
創造者之一錢學森,連同他的妻小和800 公斤書籍準備從洛杉礬乘加拿大航
班飛機離開美國時,聯邦調查局以間諜罪將他逮捕,關押在特米那島上的拘
留所中..

到了1954 年4 月,周恩來總理在參加日內瓦印支國際會議前,囑咐代表
團秘書長王炳南務必向美方代表提出錢學森回國問題,但是接觸了10 多次
後,仍被美國代表約翰遜以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發佈的文件為借口,一點不
鬆口。就在周恩來非常著急的時候,錢學森通過陳叔通於1955 年6 月轉來一
封信,請求祖國政府幫助他回國,並說那個文件美國在1955 年4 月已經取消,
但有關當局仍然扣著不放他走。

周恩來獲悉後,高興地說:「這真是太好了,據此完全可以駁倒美方代
表的謊言。」他立即叫外交部信使把錢學森的信轉交給王炳南,不久,下令
在七月提前釋放阿諾德等十一名美國飛行員..

1955 年9 月17 日,錢學森和他的妻子蔣英終於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
號」輪船,漂泊情思,踏上了祖國的海岸..為此,他的導師馮·卡門曾痛
哭了一場,是他和錢學森、馬林納等門生一起使加州理工學院成為美國第一
所正式研究火箭技術的大學,創建了世界第一流的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在
二次大戰期間對美國的火箭研究作出了非凡的業績,情感之深,可以想見。
對於錢學森回國,周恩來在評價中美大使級會談時說:「我們要回了錢學森,
單就這件事也值得慶賀。」

1956 年2 月,錢學森博士向國務院提出《建立我國國防工業意見書》,
為中國火箭和導彈技術描繪了一個實施藍圖。對此,周恩來主持了一次軍委
會議,專門聽取他的報告和建議。周恩來還當即決定籌建我國第一個導彈研
究院——國防部五院,由錢任院長。1956 年6 月,周恩來經過深思熟慮後向
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提議:發展核科學和導彈事業。之後,1958 年6 月21
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原子彈就是那麼大的東西,沒有那個東
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於是,在這次
會議之後,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正式行文做出了研製兩彈(原子彈、導彈)
的決策。

1957 年7 月,聶榮臻按周恩來的指示,向蘇聯駐華經濟技術總顧問阿爾


希波夫,提出了希望蘇聯在尖端武器的研製方面給予技術援助的想法。阿爾
希波夫表現熱情,愉快地表示:「我本人同意,待請示我國政府以後再予答
復。」7 月20 日,阿爾希波夫受權向我方宣佈,蘇聯政府對中國的要求表示
支持,並同意中國派代表團去蘇聯談判。聶榮臻將這一情況報告周恩來後,
周恩來於8 月1 日致函布爾加寧,正式提出我擬派談判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
商談有關尖端武器的發展和生產問題,並隨即著手與蘇談判的一切準備工
作。

但是,先遣人員帶過對方的口信:他們的火箭,他們的原子彈設備,必
須是相當級別的官員或有相當高軍銜的人才能參觀。面對這一口信,不難明
白其中的針對性,然而誰都覺得這個決定無懈可擊。

時間很緊迫,周恩來和聶榮臻睡不著覺了。因為錢學森等一些科學家沒
有軍銜。怎麼辦?要麼按蘇方的要求去做,但科學家去不成,計劃必然落空;
要麼破格給科學家授銜!

授銜!周恩來的意見是授予他中將軍銜。理由是顯而易見的,正在為火
箭所呼喚的祖國呼喚專家將軍,突破暗設的障礙完成談判與考察任務也需要
專家將軍。在美國人看來,他抵得上5 個師,在中國人看來,科學家是國寶。

事實上,錢學森回國後,國家便一直按將軍等級給予待遇的。當時,錢
學森看文件與少將同等,保衛工作按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工資是特一級,當
時國務院進口了少數蘇聯吉姆車,周恩來撥給錢學森一輛。錢學森歸國後,
周恩來交待聶榮臻:要好好待他,科學家是我國的精英,他是科學家的一個
代表。

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周恩來非常幽默地決定了這件事情。當年,美國
政府派他跟著馮·卡門老師去德國柏林、不倫瑞克考察德國的V—2 火箭時,
只授予他上校軍銜。而那時他已為美國空軍的火箭科研事業作出了重大貢
獻。這次,周恩來說:列寧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麼一個忠
誠愛國的大科學家為什麼不能當一個將軍呢?周恩來念了龔自珍寫的一篇文
章,詼諧地說:美國人還是滿有度量,40 年代就給一個中國科學家上校當當。
按照清朝的晉陞制,他也該是當中將的時候了。

1957 年,中國許多有名望有貢獻的大教授、大專家被打成了「右派」,
陷入了千古之冤的囹圄。而在當時知識分子地位一落千丈的情況下,錢學森
卻被一隻有力的大手擎著,成為天之驕子。

聶榮臻告訴錢學森:這是總理的也是中央的決定。這說明我們黨和政府
內始終有頭腦清醒的巨人,這正是中國始終有希望的所在。


登門拜訪委以重任——請李四光出任地質部部長

李四光是我國傑出的地質學家,是個不喜歡多說話的人。抗日戰爭時期,
李四光在重慶兩次見到周恩來。當時,周恩來把毛澤東、中共中央的政治主
張傳達給李四光,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勝利的曙光。李四光見了周恩來以後,
情不自禁地對親人說:「我從周恩來先生身上產生一個最大的感覺:中國有
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

從1948 年出席倫敦第18 屆國際地質學會大會以後,到新中國成立之初,
李四光一直旅居國外。在此期間,黨中央和周恩來始終盼望李四光回來參加
新中國的建設。1949 年9 月,身在國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10 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聽到黨和新中國的召喚,當時還擔任著國
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的李四光,毅然拒絕隨蔣遷台的命
令,冒著被國民黨扣留、暗殺的危險,決定返回祖國。

為保護李四光安全回國,1949 年11 月15 日,周恩來專門給吳文煮和王
稼祥大使寫了一封親筆信。囑咐他們:「李四光先生受反動政府壓迫,已秘
密離英赴東歐,準備返國,請你們設法與之接觸。並先向捷克當局交涉,給
李以入境便利,並予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人民政府就醞釀召開一次全國地質會議,周
恩來指示等李四光回國後再開。因李四光旅途困頓,一直等了好幾個月。李
四光聽說周總理早就等他回來開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深感黨的信任,剛一到
北京,就開始考慮全國地質工作問題,請幾位與他回來的同志找材料,查情
況,找有關人員商議全國地質工作會議的準備工作。一天下午5 點左右,他
們正在埋頭工作,忽然進來兩位同志對李四光說:「李四光先生,有位中央
負責同志來看你。」李四光剛剛站起身,周恩來已經跨進了房門,一把摸住
了李四光的手高興他說:你終於回來了!歡迎你,歡迎你,祖國需要你呀!
李四光完全沒有想到,周總理工作那麼多,會親自來看望他。他緊緊拉著周
總理的手,仔細端詳著周總理,熱切地說:「總理,你比前幾年胖了。」

周恩來兩手在胸前一抱,開朗地笑著說:「我聽說,你回國來心臟病又
犯了。這可要抓緊時間,請醫生看看。還有,許大姐,你的高血壓怎麼樣?
也要好好地檢查檢查。這和在重慶那會兒不同了,我們有了人民自己的醫院
囉。」

周恩來又指了指桌上的地圖、資料說:「你們在一起,真是一談話就離
不開本行啊!」大家都笑了起來。

李四光向周恩來匯報,請示地質工作的問題。周恩來認真聽李四光講究
後說:「我們的事業正在開始,不論是工業還是國防,都和地質工作分不開。
地質工作要當先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我們就打算召開第一次全國
地質工作會議,那時候我想,沒有個掛帥的,一定要等你回來。有人說,李
四光不會回來,到台灣去了,那是一種傳言,我們是不信的。我說我瞭解他,
我相信他不會去台灣。回來晚了一定是路上有什麼困難耽擱了。你看我說得
不錯吧?」周恩來說完又笑了。

李四光聽了周恩來這一番話,感動極了:周總理是這樣信任自己啊!他
本來想向周總理辭去科學院副院長的職務,現在再沒有勇氣說出口了。

李四光詳細地向周恩來講了回國的經過和在國外的見聞,最後又講到地
質工作上來。他說:可惜過去搞地質的人太少了。舊中國頂多有二百多個,


有的還因生活無法維持改了行。

周恩來說:「是啊,蔣介石摧殘科學家,壓迫知識分子,有些有本事的
人,也被他們糟蹋了。我們要先把這些專業人員集中起來,把隊伍整頓一下,
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個委員會,你來當一段時間的主任,等到條件成熟了,
再成立地質部?總之,我們要盡快地開展工作,進行礦產資源的勘探和開
發..」

周恩來又問了他關於中國地質構造的特點、地質力學的理論,幾年來國
外科學的發展和英、法、美一些著名科學家的情況等等。他稱讚李四光不盲
從外國權威,創建了自己的地質力學,把樸素的辯證法帶進了地質學;又委
婉地建議他,今後還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觀提高到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他說:地質力學對傳統地質學是一場
革命,要發展地質力學,必須以革命的世界觀、方法論來指導啊!

時鐘敲過了8 點,長安街上已是萬家燈火。周恩來的汽車已經遠去了,
李四光的內心還激動不已。

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李四光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等負
責工作。為了報答黨的關懷和周恩來的一片深情,李四光把自己的晚年毫無
保留地貢獻給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事業。


病榻問候用人不疑——對李四光的關心與信任

李四光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周恩來關心李四光的身體健康,關心李四
光入黨,十分信任李四光的科學研究能力,極為重視李四光的意見。

1955 年1 月14 日下午,周恩來約李四光、錢三強談話,薄一波、劉傑
在座。周恩來仔細詢問了我國原子能科學的研究狀況、人員、設備以及鈾礦
地質等情況:並告訴李四光、錢三強,中央要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到時請帶
上鈾礦探測儀器進行探礦模擬表演。

晚上,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約15 日下午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同李四光、
錢三強一談,並觀看表演。信中,周恩來說:「下午3 時前,李四光午睡。
晚間,李四光身體支持不了。請主席明日起床後通知我,我可先1 小時來匯
報一下今日所談,以便節省一些時間。」

1957 年初,李四光患腎臟病,組織上送他到杭州療養。3 月的一天,陽
光溫暖,春風宜人。吃充早飯,李四光和夫人許淑彬到院子裡散步。突然,
一輛汽車開來,停在山坡下面的竹林旁邊。一個熟悉的身影走下車來,順著
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們的住地走來。啊,是周總理!李四光喜出望外,
快步迎了上去。

「總理這麼忙,還來看我!」李四光緊握著周恩來的手,激動得不知說
什麼好。周恩來是趁著陪外賓到杭州參觀的機會抽空來看望李四光的。他看
到李四光精神很好,兩人就親熱地談了起來。

周恩來先談了當時國際上為人們所普遍關注的一些事件。接著告訴李四
光,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黨內很快就要整風了。他要李四光考慮一下,有什
麼意見盡可以提出來,幫助黨搞好整風。他還問李四光自己對參加中國共產
黨有些什麼想法?他誠懇地對李四光說,很需要知識分子為黨工作,入黨後,
可以更直接接受黨的教育和領導,可以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又說,入
黨是自願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可以和他所在單位地質
部以及科學院黨組織的領導同志再談談自己的想法。

這次談話不久,李四光就因病住進了醫院。李四光的病被診斷為惡性腫
瘤以後,周恩來曾幾次到醫院去看望他。第三次看望他的時候,周恩來在病
榻邊又一次談到了他的入黨問題。李四光激動地對周恩來說:「我的入黨申
請書已經寫好了,請黨考驗我吧。」

臨走時,周恩來請李四光考慮是否請董老做他的入黨介紹人,因為董老
對他瞭解得是很清楚的。周恩來這樣關心李四光的政治生命,使李四光感動
極了。從李四光當時的神情看,再沒有什麼能比這件事使他在病中更加感到
安慰的了。

1958 年12 月22 日,李四光終於光榮入黨。他說:「我入黨了,這是我
一生中最愉快不過的事情!我活了70 歲,到現在,才找到了歸宿。」入黨以
後的李四光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1959 年,他完成了科學名
著《地質力學概論》一書。接著,又和其他地質工作者一起,在找礦,以及
開發地熱、地下水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成果。

1966 年3 月8 日,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後,周恩來召集有關人
員開會,討論震情和震後所應採取的措施。會上,周恩來問大家:我們能不
能預報地震?如果可以預先知道地震的時間,那麼就可以減少損失。周恩來
問話之後,會場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陸續有人發言。有人作難地說,這個問題


不大好辦。有人直截了當地說,地震預報國外搞了許多年都沒有解決,我們
更解決不了。

最後,周恩來轉過頭來,問坐在身邊的李四光:「李四光同志,你的意
見呢?」

李四光答道:「地震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它的發生是有個過程的,是可
以預報的,不過還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

周恩來聽了他簡短、明確的發言,非常高興地說:「李四光同志獨排眾
議,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這很好。我們就是要有這個決心,有這樣的志氣!
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我們的前人只給我們留下了地震的記載,我們
就要給我們的後人留下預報的記錄。」此後,李四光投入了探索地震預測的
工作。

60 年代後期有段時間,北京周圍地區小震活動很頻繁,有人向國務院打
了一個報告,預報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北京將會有7 級地震發生,要求國務
院通知全市居民都搬出去住,並建議毛主席也搬到帳篷裡去睡。氣氛頓時緊
張起來。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主持開會,緊急通知李四光參加。周恩來在
聽了各種意見之後,又問李四光情況是否這樣緊急?

李四光根據幾個地應力台站的數據判斷,無異常現象,就對周恩來說,
問題不大,北京不像有大地震馬上要發生的樣子,最好不要發警報,天氣那
麼冷,老人和小孩都出來過夜要凍病的。他還輕輕地對周恩來說:「最好毛
主席也不要出來,萬一受凍感冒了,怎麼辦?」

周恩來信任李四光,採納了他的意見,決定不發臨震預報。會議結束後,
為了照顧李四光的身體,周恩來讓他早點回家休息,自己卻和大家一起,堅
守工作崗位,直到第二天早晨七點後,才放下心來。由於周恩來採納了李四
光的意見,使人民群眾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保證了生產和生活的正常
進行。

正當我國地震地質工作陸續取得一些進展,可望有所突破的時候,1971
年4 月29 日李四光與世長辭。周恩米對李四光的逝世感到非常沉痛。他指示
把李四光遺留的科研成果資料整理出來。

5 月2 日,周恩來參加了李四光的追悼會,並致了悼詞,指出:「李四
光同志是一面旗幟」,「對社會主義作出了很大貢獻」,「是卓越的科學家」。
周恩來號召全國科技工作者要「繼承李四光同志的遺志」,「向李四光同志
學習!」


微言大義乘機解圍——對錢正英的嚴格要求和精心保護

1950 年春天,蘇北人民剛解放不久,就著手治理沂河。蘇北地處淮、沐、
沂、泗諸河下游,淮陰曆來是洪澇嚴重的災區,人們叫它「洪水走廊」。為
了分洩洪水,在這裡首先開挖了新沂河。可是,第一期工程開工後,就遇到
困難,對這條新河,認識不一致,糧款又沒有著落,工程沒法進行下去。後
來華東軍政委員會派錢正英到北京找水利部請求支持。錢正英在招待所住下
沒幾天,李葆華通知說:「總理要直接聽你匯報。」錢正英喜出望外,沒有
想到能夠見總理。李葆華帶錢正英進中南海,因為第一次見總理,錢正英很
緊張。到了總理的辦公室,原來是一間普通的平房。周恩來親切地和李葆華、
錢正英握手。他是那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錢正英的緊張心情很快就消失
了。周恩來耐心地傾聽下情,詢問了新沂河工程的情況。他對蘇北解放不久
就能辦這個工程,十分高興,並表示支持把工程搞好。錢正英匯報得非常清
晰和十分有條理,給周恩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周恩來關懷下,開挖新沂
河工作得到推進,到秋天,順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不久,發了一場大洪水,
新沂河分洩了洪水,減輕了淮陰地區的災害。

1950 年淮河大水後,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治淮會議,集各有關機關負責
幹部與水利專家,用了19 天的時間擬定了蓄洩兼籌的方案,汪胡楨、錢正英、
肖開瀛、王祖烈等按照蓄洩兼籌的方案,制定治淮總體規劃,定名為《治淮
方略》。周恩來在中南海辦公室內親自審閱《治淮方略》的圖文,認真聽取
了汪胡楨、錢正英的匯報,並肯定這個《方略》原則可行。中國大地上首次
建成的鋼筋混凝土連拱壩工程——佛子嶺水庫就是在《治淮方略》中第一次
提出來的。

錢正英30 年代末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土木工程系,40 年代初參加革命,
並在解放區做水利工作。1952 年,錢正英擔任水利部副部長,時年29 歲,
是年輕的人民共和國中最年輕的女副部長之一。1968 年6 月19 日,周恩來
向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介紹錢正英時說:「她原是大學生,學工程,抗日戰
爭時期參加革命,到了解放區後逐步參加水利工作,很快當了副部長,女同
志當副部長不容易。不能驕傲。」

在水利業務上,周恩來非常重視錢正英的意見。60 年代初,有關部隊出
於備戰考慮,建議在蘇北開一運河,得到了軍隊首長的支持。錢正英否定在
蘇北違反水利開運河而受到指責時,周恩來當即支持了錢正英的意見,並向
軍隊首長作了認真的解釋。1965 年北方乾旱,河北、北京、天津缺水。1966
年1 月28 日,周恩來聽取天津王占瀛關於抗旱與生產安排的匯報。王說:「如
果按5 億4 分水的話,加上各方面的措施,最多只能種30 萬畝水稻。我們的
意見要保50 萬畝水稻,不算去年已用的水,今年到6 月底給6 億水,還得加
上各方面的措施」。對此,周恩來問錢正英:「密雲水庫還有多少水?」錢
正英說:「還有15 億」。周恩來說:「拿出12 億,北京、天津各6 億」。
錢正英說:「密雲水庫的水最好不要再重新分了。要從最壞處作準備。因此,
我的意見維持原來的分水方案,6 月以後再說」。周恩來贊成道:「好啊!
要留有餘地嘛!城市和農村都要節約用水」。

錢正英既是水利部的領導又是黨內的水利專家,周恩來對錢正英的要求
向來是嚴格的,嚴肅的批評中,總是包含著希望。

1958 年,全國出現了大辦水利的高潮。由於急於求成和瞎指揮,有些水


利工程建設沒有嚴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水電部也不敢向中央如實反映情
況。一次,一個大的水電工地發生了事故,周恩來把錢正英找去,嚴肅地說:
「你是個共產黨員,應當做到又紅又專,遇到這種情況,別人不敢講話,你
應當講話」。1959 年10 月,全國水利會議上,水電部曾設想提出在3 年內
基本解決水旱災害的口號。當錢正英等拿著文件草稿向周恩來匯報時,周恩
來哈哈大笑說:「3 年內要基本解決水旱災害?太積極了一點」。在周恩來
的批評與說服下,水電部修改了這個口號。建國10 週年時,水電部在密雲水
庫附近大興土木,修建了一座水利展覽館。有位領導到水庫參觀,發現了這
件事並反映給周恩來。周恩來把錢正英叫去,詢問有沒有這回事。錢正英回
答確有其事,並準備接受總理一頓狠狠的批評,沒想到周恩來只是搖搖頭,
僅僅說了一句話:「沒想到你會做這件事。」這句微帶失望和痛心的話震撼
著錢正英的心,不但激勵著錢正英去改正錯誤,而且激勵著錢正英保持艱苦
樸素的作風。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錢正英一度受到衝擊。周恩來多次跟水電部軍
代表陳德三、張文碧談「解放」錢正英的問題。

1968 年初,周恩來親自向水電部的紅衛兵頭頭解釋:錢正英有錯誤也只
是執行問題。並說:水利,「如果說最大的錯誤,那就是我們沒有將幾千年
群眾治水經驗,正確的接受,壞的批判,同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責任應該
由我總理來負,應該受批判」。周恩來的苦口婆心,對說服紅衛兵解放錢正
英起了促進作用。

當時混亂中施工的劉家峽水電站出了事故。1968 年2 月日,周恩來囑值
班人員詢問水電部軍管會:如談劉家峽水庫問題「除軍代表外,部長級是否
有人抓業務,能否參加國務院業務小會?」其含意是希望懂業務的錢正英出
來工作。2 月8 日下午,恩來在討論劉家峽水庫問題會議上,藉著劉家峽事
故,正式提出錢正英出來工作。後來,別的部也以周恩來解放錢正英的講話
工作,解放了一批幹部。

紅衛兵批判錢正英沒有執行毛主席支持的「蓄(水)、小(型)群(眾
辦)」的治水方針。對此,周恩來說:「這不是錢正英的問題」,「我們當
時沒有經驗,都有責任」。同時,周恩來還從根本上指出「排(到大海)、
大(型)、國(家辦)」與「蓄(水)、小(型)、群(眾辦)」,「這兩
句話不能絕對講,不能只要這不要那」。周恩來的講話,不澄清了對治水的
認識,而且保證了錢正英站出來能夠順利地開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升降沉浮的變化,往往是一夜之間。領人幾個月
不出面,很有可能是被打倒了。1973 年,周恩來的病情發展,幾次去玉泉山
作手術,接受治療。此間,錢正英因腿被摔斷住進積水潭醫院,好幾個月沒
有出來。周恩來很敏感地對有關員說:「請查問一下錢正英的情況,怎麼好
幾個月沒有她的消息?」

幾年以後,李先念、余秋裡同錢正英一起回憶在「文化大革命」

動亂中周總理對錢正英的精心保護,李先念半開玩笑地說:「錢英啊錢
正英,你要在總理像前天天燒燒香」。餞正英不相信九泉知,然而,思念卻
是永遠的、不盡的。


守如處子動如脫兔——相機提高陳毅追悼會的規格

1972 年1 月6 日深夜,「殊勳蓋世間,直聲滿天下」的陳毅元帥停止了
呼吸。

對陳毅怎樣「蓋棺論定」?這是壓在周恩來心上的一大難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江青兩個陰謀集團,一直視剛直不阿的
陳毅為眼中釘、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們狼狽為奸,把陳毅打成「二
月逆流的黑干將」,誣陷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林彪集團垮台後,江青
陰謀集團仍揪著陳毅不放。

如果客觀地評價陳毅,實事求是地論定陳毅的一生,必將影響「文化大
革命」,否定林彪、江與兩個陰謀集團,肯定1967 年「二月抗爭」及一大批
老幹部的作用。這是江青集團絕對不能容忍的。正因為如此,江青集團竭力
降低對陳毅的評價,竭力降低陳毅追悼會的規格。

1 月8 日,毛澤東簽發了陳毅的悼詞,刪去了「有功有過」四個字,這
多少減輕了一些周恩來心上的壓力。但悼詞連頭帶尾六百字,簡歷佔去一半
篇幅。這對功勳卓著的陳毅是不公平的。

對於陳毅追悼會按照政治局通過的文件所定的規格:陳毅已不算黨和國
家領導人,陳毅追悼會由中央軍委出面組織,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
會,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政治局委員不一定出席,參加追悼會人數為
500 人。周恩來心裡很難過,這樣低規格的追悼會對威震華夏、譽滿中外的
元帥外交家陳毅來說是夠冷落的。

然而,陳毅一生功德在民,誰也埋沒不了。連日來,周恩來的秘書不斷
接到人大、政協、國防委員會掛來的電話,許多民主人士要求參加陳毅的追
悼會。宋慶齡向中央寫信,向周恩來打電話,堅持出席陳毅的追悼會,她說:
「我深深地景仰他,因為他是一個膽識過人,具有真誠性格的人。」西哈努
克親王親自打印了唁函,並向周恩來提出要參加陳毅追悼會的請求。周恩來
希望滿足所有人對陳毅真摯情感的最後寄托;希望提高陳毅追悼會的規格,
使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西哈努克親王這樣的外國元首也能參加追悼會。但
是,周恩來望著桌上政治局委員一一圈閱的文件,他沉重地歎息著,因為他
無權改動政治局定下的規格。

10 日下午3 時,陳毅的追悼會將在八寶山烈士公墓舉行。中午已到吃飯
的時間了,但周恩來怎麼也吃不下,他在西花廳長時間地踱著沉重的步子,
他在思索:陳毅不能就這樣「蓋棺論定」啊!這不僅對陳毅不公道,而且影
響到一大批老幹部的解放,影響到全國的政治局勢。

下午1 時,「游泳池」來電話:毛澤東要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而且已
經起床了,正調車去八寶山。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又驚又喜,迅速而果斷地作出了提高陳毅追悼會
規格的決定。他首先撥通中央辦公廳的電話。大聲地說:「我是周恩來,請
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務必出席陳毅同志追悼會;通知宋慶
齡副主席的秘書,通知人大,政協、國防委員會,凡是提出參加陳毅同志追
悼會要求的,都能去參加。」接著,他又親自用電話通知康矛召:「康矛召
同志嗎?我是周恩來,請轉告西哈努克親王,如果他願意請他出席陳毅外長
追悼會,我們將有中國領導人出席。」然後,周恩來又火速趕到八寶山進行
安排。在追悼會上,周恩來親自致悼詞。


在悼念過程中,毛澤東動感情地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陳
毅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毛澤東還公開為「二
月逆流」平反:「林彪是要打倒你們老帥的,我們的老帥他一個也不要。你
們不要再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陳老總他們
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

毛澤東出席追悼會、周恩來致悼詞以及毛澤東的上述談話,這是對陳毅
最好的「蓋棺論定」。

周恩來依據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的舉動,迅速而果斷地作出提高陳毅
追悼會的決定,這是一個機敏過人的決斷。這一決斷不僅是周恩來對陳毅真
實情感的流露,而且順乎黨心、順乎民心,給江青陰謀集團的倒行逆施以當
頭一棒。這一決斷不僅對推翻林彪、江青一夥強加給陳毅的誣蔑不實之詞,
客觀地對陳毅「蓋棺論定」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進一步清算林彪集團的罪
惡、打亂江青集團的陣腳、糾正極左思潮、解放老幹部等等起到了重要的推
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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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智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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