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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作者:唐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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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一、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二、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
三、外交學步與歷史轉型
四、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五、中國郡縣起源考(附跋)——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
六、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七、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八、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九、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十、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十一、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袁同禮先生
【貳】太平天國
一、論晚清週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二、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三、預言書中的蔣毛與洪楊
四、「四不像」的洪楊割據
五、兩次「長征」,兩番「寸磔」
六、長征有始有終,喪權沒完沒了——兼論小刀會起義上海及英人竊據我海關始末
【三】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
一、「甲午戰爭」百年祭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三、為黃海血戰平反
四、一百年後回看戊戌變法
五、解剖康有為
六、「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
七、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附錄:漢代的太學
八、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肆】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二、列強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始末
四、不堪一擊的拳民與七國雜牌軍
五、「門戶開放」取代「列國瓜分」
【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
一、從蔣中正與毛澤東說到袁世凱
二、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三、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四、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五、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六、細說辛亥革命
七、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八、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裡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作為一個歷史科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作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由於學生背景複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咨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余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持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歎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於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恆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廬竟成堆棧。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屆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於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既嚴肅之股利。承師友厚愛之餘,筆者本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系至愚,能無一得?因每於霜晨月夕,與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至劉紹唐先生於《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餘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於六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藍公司訂閱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餘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嗣復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注民國史資料彙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也。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於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時隔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余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待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並不是「學報」型的雜誌。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如山師訓,吾何敢違。只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於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註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圃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年代時更著而為文於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淺薄荒謬之作有難言者,然所列註疏箋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歎息,歎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於中國之八股也,夫復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藍」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並無可驚之處。蓋深藍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云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
  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里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於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餘,真是成何體統?!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只是十年、二十年後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下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注》。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沉迷於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後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註腳相尚,氾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注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後在電腦籠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論矣。去年秋《紐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la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 1996. p.B9.)
  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傅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誌」之方式於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瞭然.毋須作者囉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歎之處則於正文中詳敘之,並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傅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於一般註腳,除具有關鍵性者註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致,然心嚮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盧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輿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記錄可征之國史,凡四千餘年(公元前二二~公元二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冶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根據馬克思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後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制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餘地也。縱觀近百餘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後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與白種民族〔包括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
  沒奴隸社會也沒資本主義
  我國古代中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冊.頁八五八】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一尤其是猿猴一類一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首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鬥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鬥,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並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於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凌弱、眾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後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製出於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台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後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閒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
  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徵,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係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公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後,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制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瞭的古代記述,實莫過於《漢書?地理志》裡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並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志》,第六冊,頁一五四二。)
  《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裡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敘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併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裡,『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三冊三十四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詰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只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餘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於方家也。
  回憶五○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余校訂全稿並箋注拙見。不才曾歎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峽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於漢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後(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制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它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自秦漢以後,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鍾。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於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後,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瞭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裡『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裡,便叫做『民族大鎔爐』(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於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據專家估計:下世紀,旅美華僑可能上一千萬,蒙藏合計可能不到此數。華僑移民配額,大陸、台灣、香港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配額裡皆有華裔,有人估計,下世紀中葉,華人可能近千萬雲),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捨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願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台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台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貽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註]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歷史上原先並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衝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捨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實有賴於劉紹唐、陳宏正兩先生不斷的指導,以及無數老友和讀者熱情的鼓勵有以致之,衷心銘感,匪言可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榮文兄以下諸多執事之大力協助,感激之情尤難盡述,並此致謝。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謹序於北美洲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一、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本篇原為筆者在五0年代末期所寫的英文講義,後經胡適之先生之鼓勵,用中文改寫,原擬送給台灣之《自由中國》發表。後因該刊迭遭困難,我們乃在海外另行籌辦一個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論壇》,在紐約編輯,香港發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論壇》於一九六0年出版的第一、二號連載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雖已四十年,滄桑幾變,然今日重讀之,個人思想仍前後如一,而文中所言,與四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亦無太大的□觸。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個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舊。文中所引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海外論壇》所載的原文中,未註明出處。今篇則增注之,以便嚴肅讀者之查對也。(作者補志於一九九八年春節)
  我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維新」、「變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運動,真是屈指難數。這些運動之發生大體說來多發乎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願望。為貫徹這些由願望而發生的運動,已不知有多少先賢先烈為之而拋頭顱灑熱血。然時至今日這些「運動」仍然方興未艾,吾人試一翻閱中國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覺這是一筆令人難解的爛帳。
  不過我們今日如回頭仔細分析過去百年的史跡,則又覺這筆爛帳之中似頗有線索可循。吾人如試把「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乃至□□的席捲大陸,與夫今日正在滋長中的「民主自由」運動等等連成一氣,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我們便發現這些重要史跡不是單獨發生的。相反的,它們是一個接著一個的發生,層次分明的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總運動。而上述諸運動只不過是這一「總運動」的各階段。一言以蔽之,這一個「總運動」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運動」。
  世界性的現代化運動
  須知此一「現代化運動」並非我國特有的現象,它是世界性的。簡言之,便是十九世紀初,西歐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文化隨其商業和武力向外發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內部一種改革性的反應。借用湯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歷史哲學上的名詞,那就是文化之間的「挑戰和反應」(challenge─and─response)的現象。
  但是西方文化這種「挑戰」,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應」卻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項,現在對中東、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但在我國則已經變成我們向西方文化反挑戰的最好課題。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質之不同,它對現代化運動的反應之內容與特性亦各異其趣。
  我國現代化的內容與特性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六大項目如後: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的財富分配製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採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舉此六點,我們不是說我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沒有這方面的學說。相反的,這六項概念都可在我國文化遺產中找到根據。但是那些根據只是少數學者的理想。它沒有成為我們的立國基礎。沒有形成被群眾接受,蔚成一時風氣,而為「舉國和之」的運動。
  我們更不是說所謂「西方文明」中已完成這六大項。我們是說在他們的文明中,這六項已成為主題,其整個文化的趨勢是向這一方向發展的。而我國自同治中興之後,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也是亦步亦趨向這一方向發展的。不過我們這一發展的原動力則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戰」所產生的罷了。
  階段性和「一次革命」論
  正因為我們的「現代化運動」是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發生的,我們「應戰」的過程便十分艱苦。因為要現代化,我們不特要「布新」,我們還要「除舊」。對這項除舊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實是孫中山先生。所以他說:「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莫易於建設。」反觀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和各種形形色色的運動,無一而非這項「除舊布新」工作之中,「破壞」和「建設」所引起的。由於這些運動性質之不同,它們也標誌出我國現代化運動中顯明的「階段性」。
  試讀我國當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導師們的言論。我們便知道他們多數是只看中了這一「現代化運動」整體之中某幾個階段,或某幾項課題,因而只注意某幾項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項。如早期搞「夷務」或「洋務」的人,他們只看中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後來亦有少數「先知先覺」,看準了今世現代化的潮流而主張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通盤的現代化。不過這些人,多為「一次革命」論者,他們主張把這「現代化」的百年大計「畢其功於一役」!
  孫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孫中山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後,他老人家便立了一個九年計畫的「革命方略」。他說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內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的國家。誰知對他這方略首先不贊同的不是別人,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歎曰: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為山九之時,對革命導師忽然不信任了呢?歷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適之說:「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計畫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費解的事。從一個角度來看,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眾?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則「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隨景從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實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領導這偉大的革命的國民黨人及其導師到臨死時還要說「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黨派成見的□□□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他們之所以如此者,便因為他們都是一次革命論者。把中國歷史看成汽車。他們要把這汽車按他們預定的路線,開往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換言之,他們都希望把一個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極短期中變成他們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國家形式。
  但是中國近百年史告訴我們,他們的願望都落空了。這個古老的文化是在變,並向現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趨的在變。但它卻沒有聽從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搖身一變」。相反的,它是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變。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變動,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長」強迫它跳躍前進。換言之,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浮沉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國六年,隨張辮帥到北京搞復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顏」。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各階段及其主題
  落伍之可悲,固無論矣。勇往直前的跳躍前進何以亦發生反效果呢?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干副題。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觸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
  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在各階段中,凡是從事解決「當務之急」的主題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同時凡是不知先後,側重副題,搞不急之務的,則未有不失敗的。這種搞不急之務的社會力量,在此階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國現代化運動進入次一階段,則主題與副題,俱同時變動。以前的副題可能變成主題。前一階段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如不能隨主題之變動而進步,則這一力量必然變成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力量。
  這種反覆變動與社會力量之興遞,在中國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請申其說。
  洋務和變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從「同治中興」到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我們如按各運動的性質來分,大體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及若干小階段。
  從同治元年(一八六一)總理衙門成立之日起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簽訂,可算我國現代化運動之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的主題是「洋務」。因為我國經過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失敗之教訓,國人才開始認識西方文化表現在堅船利炮上的實用科學。因此自恭親王而下,有識之士,競談「洋務」。這樣才有同光之際的新式南北洋海軍及各種路礦機器船政的建設。不管當時守舊派是如何的反對,這一時期的「洋務」建設是有相當成就的。其後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論,事實上便是這一時期「洋務」運動的「哲學基礎」。張氏言大眾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亦是風靡一時的新學說。也是當時守舊派所誓死反對到底的「以夷變夏」的「謬論」。
  但是中日戰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遂逐漸被揚棄。國人進一步而談「變法」。須知談變法的人並沒有否認西學之可以為「用」。國人至此已服服貼貼地接受了西方的實用科學,而進一步談西方式的「變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這一階段我國現代化運動的主題!
  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孫中山主張「建立民國」。他二人雖有緩進激進之不同,其變法改制的基本態度則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頇昏□,助成了激進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二階段。
  康孫兩氏除主張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會、文化、教育、經濟等之徹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書》;孫氏亦著有《三民主義》。但是這些方面的改革在當時均是「副題」,不是當務之急,因而引不起群眾的反應。如同盟會誓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中之最後四字,便為黨內人士駁難最多之處。國內同盟會支部,有的竟乾脆把這四個字刪除。這種刪除絕不是如□□□史家所說,為的是「保存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這一條不是「當務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時的「主題」所掩蔽,引不起所謂「革命群眾」的反應。
  戴季陶說:「至於從革命的思想和知識上說,許多前時代的黨員,也實在固陋得可怕。從前總理在時,每次定了一個前進的方針,大家總是把它拚命向後掇!」這就是因為「前進的方針」在「前一時代」是引不起群眾反應的。
  「莫難於破壞」的「五四運動」
  但是時代是前進的。「前進的方針」到後一時代,群眾的反應就不同了。民國成立了八九年,國人對西方文化挑戰的瞭解又進了一步。他們感覺到只是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個新型的國家。因而繼續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的總改革。這項要求遂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推入第三階段而爆發了「五四」前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當時最精闢的一句口號便是:「以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果然在「科學的批判的態度」之前,兩千年來獨家經理的「孔家店」內許多(我們沒有說「全部」)陳貨都變成無價值的廢料了。此外如釋迦牟尼、朱熹、王陽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穌等的「一切價值」都成了問題。
  舊有的束縛一旦掉去,中華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實如孫中山所說的「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的「破壞運動」。事實上,它除在文學改良上另有輝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穫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師們,掌握了「科學的批判的態度」這一項武器,把舊的東西,摧枯拉朽的毀掉了。但在這破壞的廢墟上,他們建設了些什麼呢?
  他們的確曾提出「科學」和「民主」兩個建設性的口號。但是什麼是科學,什麼又是民主呢?不但當時搖旗吶喊的孩子們莫知所云;當時的領袖們也沒有說出一套完整的學說以替代他們所毀掉的東西。因此「五四運動」之「立刻後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無政府狀態」!
  再者,「五四」所破壞的只是舊思想。而舊思想所產生的舊的社會體系,卻屹立未動。因此為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為重行畫出今後建設的藍圖,各項「主義」就紛紛而起了。
  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且看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在打走陳炯明、沈鴻英等軍閥之後,在廣州歡宴各有功革命將領時,發表一篇演說。中山說:
  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就是新舊潮流的衝突……舊思想是妨礙進步;總是束縛人群的。我們要求人群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究竟用什麼標準呢?大略的講便是拿一個主義做標準。
  那時相信孫中山的人當然就拿「三民主義」做標準了。不相信三民主義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義」來了。因此在「五四」之後短短數年之內各有一個主義的「□□□」、「國家主義派」、「社會黨」、「法西斯主義」集團、「無政府主義」集團,乃至於「實驗主義」者都各立門戶的應運而生。久已為黨內同志所忘懷的國民黨和它的三民主義,這時又活躍起來,實行改組。
  這些新興黨派,乃至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都是繼「五四運動」而產生的。其性質與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是絕對不同的。民國初年的黨是純英美式的政黨。「五四」以後的黨是著重社會運動和文化改革的黨。
  且看中國□□□的發起人,後來又為國民黨中最有影響的反□理論家戴季陶氏關於國民黨改組的看法。他說:「民國八年以後(亦即「五四」以後),國內青年……漸漸覺悟起來,由清談文化運動,進而為部分的社會運動,更進而為具體的國民革命運動。和民國六年以來黨內的改組氣運相銜接,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於是乎實現了。」
  本末倒置的□□
  反看□□呢!□□在國民黨容共初期,黨員人數實際不過數十人。它是在國民黨中寄生長大的。至北伐時代,它已變成嚴重的破壞「國民革命」的力量。那時它拋開了那一階段的兩個主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題」--土地革命,社會革命。把北伐軍的後方哄得烏煙瘴氣。有的兒子正在前方和軍閥浴血作戰,老子卻在後方被「農民協會」戴著紙帽子在遊街。當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區內尚歌舞昇平;北伐軍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階級鬥爭起來,□□□這一鬧,一方面抵銷了國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鬧垮了國民黨的黨權,為軍人獨裁鋪路。
  結果呢?□□□在國民黨內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還是繼續暴動,結果是流竄了二萬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軍閥侵華,中國□□□早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倖免於死之後,還得向它曾經宣佈過死刑的「新軍閥」、「人民公敵」高呼萬歲。其所以然者,便是他們錯把「副題」當成了「主題」,不知先後。它幾乎破壞了北伐,妨礙了抗戰。它是那一階段的惡勢力,不折不扣的該階段的反革命。
  抗戰後的新主題
  可是抗戰勝利之後,局勢便全部改觀了。以前國民革命的兩大主題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題」現在卻變成了「主題」。這新的「主題」便是「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這一階段也有一個「副題」,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運動。關於這主題,□□□是搞這套起家的,經驗豐富;關於這「副題」它也學了乖。並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統戰」搞得有聲有色。國民黨完全被孤立起來。
  至於國民黨呢?它本身是個革命黨,但是現在卻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對象。它完成了前期的兩大主題;而抗戰後的新主題它又無法掌握。它的高級領袖們既缺乏遠見,黨的本身亦積重難返,負不起應付新階段新主題的責任。因而一個有蓋世功勳的革命黨,這時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對象。讀史者有餘慨矣!
  大陸上在搞些啥子?
  □□統治大陸已經十整年,它在大陸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號,它已完全拋棄了。(其情形亦如國民黨之拋棄「工農政策」。)因為那原是「統戰」時代騙騙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呢?這兩點,它當真血淋淋地幹了起來。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對舊制度的徹底破壞。以前「五四」的英雄們把我國的「舊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壞了;現在「十一」的好漢們,卻把我國的「舊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毀了。因此我國以前的「多種重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在短短數年之內一變而為□□專制;由一個「新階級」(用南共Milovan Djilas的新名詞)來統治的單純的社會。換言之,我國舊有的「父兄」、「紳董」、「老師」、「大龍頭」等等所有的安定社會的力量,通統被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這一新的統治階級的秘密警察和手槍。
  我國舊有的社會體系,雖已不合「現代化」的要求,理該改變。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槍所控制的社會,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紀,現代化的文明呢?這點似已不必多贅!
  所以我們說中國□□□的歷史任務是社會性的破壞,竟「五四」的破壞未竟之功。破壞的任務終了,它本身也就完結!
  中國□□□嚷革命嚷了數十年,試問時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對象又在何處呢?
  試看□□「鳴放」期間,「右派」的反□怒潮,和現在海外和台灣的「民主自由」運動的方興未艾,歷史已明白地告訴我們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大階段。
  現階段,新主題
  現階段在大陸上爭取「民主自由」的「右派」,□□只說他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敢說他是「反革命」。因為這「右派」的確是自□□內部發生的,其中堅分子多半是對「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斬盡殺絕的「美蔣特務」。
  台灣呢?它現在亦為這一問題陷入極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以反□;一面又要壓制由這一口號所產生的群眾運動。
  凡此都足以說明中國現代化運動前一階段的「副題」,現已變為此一階段的「主題」。這一「主題」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必然大行於中國。中國近代史告訴我們,以前各階段的主題都是歷盡千辛萬苦以後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訴我們,文化的挑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國文化史亦告訴過我們,中國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而且可以發揚光大使其超過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國的佛教便是個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挑戰的一個主要的課題,我們的文化絕不會冥頑不靈的相應不理。相反的,在我們沒有能消化而發揚它之前,我們的文化由此一挑戰所引起的震動是不會停止的。
  □□的工業化和死結
  我國文化向這一方向反應在現階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國□□□。它甘願把中國文化拖進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進行的程序來看,□□已經是走向古物陳列館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無忌憚,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為它還抓住了一個現代化建設性的重要課題——中國的工業化。今日□□官報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這一點。海外僑胞對□□深惡痛絕之餘,有時亦難免引□□向洋人誇耀的也是這一點。它是□□今日的「續命湯」。
  中國工業化,本是任何政權都應該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實行工業化的。只是工業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罷了,不過其艱苦過程則誰也不能避免。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大企業家逼迫小企業家自殺。投資者亦鬧過「黑色禮拜五」一類的醜劇。但蘇聯工業化過程中亦何嘗不是餓死婦孺數百萬,硬把糧食出口換取外匯物資呢?
  □□今日的工業化便是採取俄國式計畫經濟的方式,在全國人力物資之中竭澤而漁。俗語說:「要鐵用,連飯鍋也打掉!」這豈不是□□今天的事實?因此□□政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澤而漁式的工業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說,□□在經濟建設上其工業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設施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亦愈厲。因之在□□工業化達到最高峰時,亦即其殘暴的統治達到絕頂之時。換言之,在□□□制度之下,人類團體生活中「政治」和「經濟」兩大問題,不但不能同時解決,並且是背道而馳的。其經濟問題能日趨解決,其政治問題便日趨嚴重。至其經濟問題可能作適當解決之時,便是其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面臨崩潰之時,亦即是「自由民主」呼聲最高之時。□□□徒都是經濟決定論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上層建築」的政治問題可以成為他們的致命傷。所以其將來的結果,必然就「龐涓死於此
  樹下」!
  □□今日所採取的便是這項自殺政策。為著高度的工業化,它把大的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奴工營。它要奴工們犧牲自由,束緊褲帶,這樣中國便可「十五年趕上英國」或「二十年後過好日子」。在中國長期積弱之後,這兩項號召是動聽的;是有高度說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戰時期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但是它這項騙局至多只可維持十五年至二十年。過此人民就不特要放鬆褲帶,而且要恢復全部自由。屆時統治者是否會自動的恢復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為那是違反□□政權發展的邏輯的。君不見「百家爭鳴」時統治者的面色乎?□□區內不會再有「百家爭鳴」出現。要有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號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談外界因素,只取「以經解經」的方式分析□□政權,天安門上的好漢至多還有十五年的安穩日子好過。
  今後十五年的台灣
  或謂俄國革命迄今已四十餘年,何以並未動搖。其實中俄兩國未可相提並論。俄國文明本為西方文明之邊緣,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內作畸形的發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實行反挑戰。所以白俄在出國之後,未幾即為住在國所同化。不若我輩「唐人」在海外住了幾代還不能變為老番,所以中國文化不能全部蘇維埃化,中國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國自那拉氏到毛澤東經過了四十年,俄國自尼古拉到列寧只有幾個月,所以俄國今日缺少我們所有的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中堅分子的民主自由的鬥士,此其二。我國尚保存一個台灣沒有赤化,可以作我們「民主政治的實驗區」。俄國的克侖斯基及其他反□俄人,均無所憑藉,此其三。
  有此三點,則中俄之局勢迥異。此三點中尤以第三點最為重要。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自成一個整體。要對□□□「取而代之」,則必須以一個更完美更前進的整體來代替它。這個整體不是一個空洞的什麼主義或宗教。這個整體必須是經過實驗的合乎中國國情的前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實驗主義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發現的,真理是不斷製造出來的。」所以台灣今後十五年的工作,應該是捨棄任何教條式的主義,以「科學的實驗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則下,實驗出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替代□□□這一套反動的體制。如果台灣能在十五年之內,製造出一個新的真理來,到那時□□□的反動已達最高峰,那樣才能水到渠成把□□□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裡去。
  中國文化的前途繫於台灣今後十五年的發展。而這一發展的開端,便看台灣是否能抓住中國現代化運動現階段的主題!
  最後階段和文化反挑戰
  不過,抓住現階段的主題實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國挑戰的過程之中,「民主自由」這一項遠在清末便是我國各種「改革」或「革命」運動中主要的口號之一。但是它卻始終沒有變成任何階段的「主題」。因為在以前任何階段,事實上我國尚沒有完成此項課題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所以這一項口號我們喊了數十年,至今日始成為現階段的主題。這也說明它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最難的一項課題。在其他各項課題逐一完成之後,始輪到它有變成「主題」的機會。事實上,其他各項課題之完成,原亦是使它變成主題的先決條件。
  再者,在現階段現有的主題之外,我們實在找不出什麼「副題」來。所以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的內容極為單純;陣線亦極為明朗。「五四」時代擁護「德先生」的人群複雜極了。大家同床異夢,但是卻打了相同的招牌,結果上了□□□「統戰」的圈套。這種現象現在是沒有了。正因為它目標單純,陣線明朗,所以它沒有足為下一階段主題的副題參雜其間。因此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實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最後階段。中國民族文化如能通過這一關,那便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之徹底完成。到那時我們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對西方文化作一個通盤的反挑戰。彼之所長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調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則我民族以六萬萬人口之眾,居富強安定之大國,以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滿之新制度出現於世界,其時我們縱不願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類進化之領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過目前這一關實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樞紐。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諸民族都在這一關之前了下去。我們能否平安過關,便看今後十幾年中,我民族在台灣實驗之結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嚮往之。
  原載於《海外論壇》一九六零年一月創刊號及二月號
  註釋略,抱歉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二、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
  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餘種之多。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有時竟隨教隨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這種既教之、復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云亦云,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以致樂此不疲者數十年。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干擾,務期統一教學,余亦每以補注方式,增抒己見。雖每犯眾怒,而終不盲從也。至於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於紙箱中竟意高與身齊也。
  前年自海外教學崗位自動申請退休之後,海內外華裔學界及新聞媒體中之老友,每每邀請參加學術會議,或為時論索稿,乃自從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舊講稿及積存史料中,編譯之以應寵召。初則偶一為之,不意為時既久,聽眾與讀者之間,頗不乏同調。各方口詢、函囑,鼓勵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頗思廢物利用,將數十年積稿,稍加分類回譯,列出系統,以就教於學術界之同行,及一般嚴肅的聽眾與讀者。
  筆者不敏,學無專長,加以流落異域數十年,打工啖飯,顛沛流離,一言難盡。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對數十年之所學,與殫精竭慮之思考,亦不敢過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後,尚思對舊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錄》、有《二十二史札記》等名作之遺規;筆者愚拙,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舊稿中,對中國國體「轉型論」,亦數十年未嘗忘懷的主題之一也。憶青少年期嘗隨顧頡剛師治商周史,對「中國封建之蛻變」即有專篇,獨抒己見而推研之;曾擴充至十餘萬言。除以部分為中央大學學士論文之外,余篇則擬為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之基礎也——其時筆者曾考入中大歷史所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計畫為戰火所毀。積稿除〈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遺失;研究所亦未讀成。——《郡縣考》一文嗣曾發表於「安徽學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學報《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復承宋晞教授之介紹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所發行之《史學彙刊》中重刊之。
  戰後筆者赴美留學,轉攻歐美史。中國封建史之探討遂中輟。然對青少年期之所習,興趣固未減也。因此其後對美洲印第安人歷史之研讀,總以我國三代史(夏商周)與之互比。以後竟至堅信,不讀印第安人在美洲之歷史,便無法真正瞭解我國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較史學之不可廢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歷史,曾對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義歷史學派理論之形成有其決定性之影響,而其影響之發生為時較晚,「教拳容易,改拳難」,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亦有其致命之衝擊。——蓋吾人如細讀美洲紅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紀仍有明顯跡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會發展史,則一覽可知,所謂「封建社會」實直接自「部落社會」轉型而來,與「奴隸社會」並無太多之直接關係也。
  蓋「人類」原為「群居動物」之一種,其初民群居之「社會行為」,與群居動物如猴、狼、馬、海狗,乃至鴻雁、黃蜂、螞蟻均有相通之處。群居動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動物之群中必有長——蜂有蜂王,蟻有蟻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馬、家馬(如蒙古、新疆之馬群),皆各有其主。領袖群倫,初不稍讓。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長」(chief)。我華裔老祖宗乃有堯、舜、禹、湯、三皇、五帝也。
  群居動物之社會行為無進步。千百年(注意:非億萬年)初無變化。而「人為萬物之靈」,其社會行為則有演變,有進化,有型態,乃至「轉型」也。——因此,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之所謂「封建」(feudalism)者,實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變而來,與「奴隸制」(slavery)無延續關係也。
  群居動物從不相互奴役,而人類歷史上之奴隸制,雖無族無之,然其規模大小,時間久暫,各族則有霄壤之別。蓋奴隸源於部落戰爭。以俘虜為奴隸終系暫時現象。把奴隸制度化,形成國際間之「奴隸販賣」(slave trade),而鑄造出以奴工為生產重心的「奴隸社會」,究系反常現象,不可視為社會進化中之通例也。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會,均可反證之。詳論另有鉅著專書,拙篇且「提綱」一下,限於篇幅未能細析之也。
  我國史中之封建制,實始於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於西周。至東周則開始變質,且引一段《漢書?地理志》,以窺其大略。〈地理志〉說: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夷陵至於戰國,天下分為七,合縱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並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
  《前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卒於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與耶穌同時的歷史家,這番話雖大而化之,卻很簡單扼要。他說,在西周時期大小分為三等的五級封建小國大致有一千八百多個。經過大魚吃小魚,到春秋(前七七——前四七六)還剩數十個;到戰國之末時(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個。到始皇統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乾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廢除,改中華政體為「郡縣制」,以至於今日。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這段史實。
  「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基本區別在哪裡呢?
  最直截了當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統治中國各地區的統治者(多時到一千八百個)都是世襲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級)。他們屬下的土地,大致都屬國有。但是在郡縣制之下,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們的則是一些省級和縣級,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學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時全國土地,也化公有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買賣,也就是搞農村市場經濟,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這麼一來,那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從封建制「轉」到郡縣制。
  您別瞧這「轉型」只牽涉到十二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政治社會的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各項相關事物和制度的轉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序要歷時數百年才能恢復安定。——事實上為著這十二個字的轉變,秦國實自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這一秦漢模式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便一成不變地延續下來,直到蔣中正、毛澤東當政,基本上還是照舊。所以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話,大致是正確無訛的。
  可是這一秦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一八四年開始,我們能在二四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筆者個人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的心得,對祖國歷史,和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要「小心的求證」起來,工程就浩大了。但筆者自青少年時代開始便對此一問題鑽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縱有若干自信,終難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將此一假設,先以「提綱」方式提出以就正於方家,庶可與同道攜手前進: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應好友寵召,自紐約開始,分訪華府、波士頓、三藩市及祖國各地,以同一專題作公開講演。承聽眾和媒體不棄,時有報導。美國華文《世界日報》及香港《動向》月刊的資深記者,均曾對筆者粗論,頗有綜合性之介紹。捧讀之下,欣知執筆作家所記者,實遠較筆者自述為精簡而扼要。內容一覽可知,不像筆者自著之囉唆失當也。謹先斬後奏,斗膽將此篇附印於後,作為補增,庶使讀者對拙見更易瞭解。亦是自己說不清而請友好代達之微意。尚懇大會專家不吝賜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三、外交學步與歷史轉型
  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目錄學有興趣的朋友們,大致都不會否認一個現象,那就是國人以漢文治國史最弱的一環,便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筆者本人甚至不知輕重大放厥辭的說過。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這雖是個人不學而又長個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亂語,例如數十年老友王爾敏教授這本新著《晚清商約外交》便是一本極為可讀之書,但在下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內外教書的經驗,有感而發。因為我們在外國大學裡教授中國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東亞國際關係史一類課目的參考書目(syllabus)中,有時為文化自尊心所驅使,實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門楣,但是有時除一些史料書之外,勉強列入的中文著作,實在有違心願。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強選入的書目,和同一類的西文書目並列,二者之間的功力與火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就談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爾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相比,不是個娃娃呢?
  再說摩爾斯的學生費正清吧,在費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數十本具體而微的類似著作,不談觀點,只從治學的功力與火候來比較,至今的「中文著作」裡,還找不到幾本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鉅著。這樣一比,我們要想劍橋學派,在晚清外交史這一行道上,不稱王,不稱霸,又豈可得乎?這兒還想大膽的插上一句,在這個劍橋學派裡,縱是亞裔學者所持的觀點,也是費正清的觀點。雖然費氏逝世之後,這一觀點已逐漸淡化了。
  若問,在這一行道上,中英兩文的著作,距離何以如此之大呢?筆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個人的老「主義」上去了。首先,這是個歷史轉型的問題。學術轉型原是社會轉型的一部分;而歷史學的轉型,又是學術轉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說,更是歷史學的一部分,我們要知道,外交史、國際關係史這一行道裡的學問,在我國的傳統史學,所謂六家二體裡,都未嘗成過專業,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應有若干修養的國際法這一門,它和我們整個傳統法家一樣,發育始終沒有成熟,在中國學術史上,就像一個花苞,花未盛開,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了。下節當略述之。
  再者,筆者在談比較史學,尤其是談比較文學和比較藝術時,總喜歡勸搞「比較學」的朋友們,比較要分「階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現代比現代,才見高下。不能囫圇吞棗說,中國音樂不如西洋音樂,中國詩歌不如西洋詩歌,或中國小說不如西方小說,……你只能說現代中國的音樂,遠不如現代西方的音樂。你可千萬不能說,中國唐代的音樂比不上中古時期歐洲的音樂。因此我們談國際關係史,乃至國際法這行學問,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我們在這個專業裡,就比西方落後了,落後到幾乎沒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時代的發展,卻也曾大有可說,甚至還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試讀我國古籍中的《左傳》、《國語》、《國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們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漢以後就不足觀矣。且舉幾則小例子:
  我國古代國際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五年),做了齊國的周恩來,以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幫齊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國今日所幹的,)為維持他那時的國際和平,管仲於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齊國的葵丘(今山東省臨淄縣),召集了一個國際會議,並簽訂了一件國際條約叫做(葵丘之盟)。(這項條約如簽訂於二十世紀,周恩來顯然就要選日內瓦或萬隆了。)在這件「葵丘條約」裡,當時各列強,在齊國(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縱之下,歃血為盟,宣佈一致遵守所簽訂的各條款,這些條款當然也就變成當年的國際公法了。原條文是假當時有名無實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之名),向國際公佈的。條約的內容是:
  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見《春秋谷梁傳》,僖公九年)
  這則我國古代的國際公約,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約」或「五禁公約」吧!今天讀起來雖覺可笑,現代女權主義者讀來,尤其要怒髮衝冠,但是這卻是那時最合實際需要的國際條約。(請看今日聯合國中由美國帶頭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學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諸條約,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紀的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小國甚多。一河流經數國。如果上游國家築壩蓄水,下游國家就要受旱災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築壩,或造蓄水池)。饑荒缺糧時期,各國尤不許囤積居奇,所謂「毋訖糴」也。「毋易樹子」這條也很重要。由於往古部落之間通婚的老傳統,我國封建時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國際背景的。直至今日我們還有「姻聯秦晉」的成語。乖乖,秦晉都是超級強權。他兩家的外甥少爺已經做了「樹子」(太子),你要把他換掉,代以小老婆之子,豈不要引起圖際糾紛?為著國際和平,則樹子不可易也。
  小老婆決不許做大夫人
  「毋以妾為妻」,也要寫入國際條約。朋友,你認為是笑話嗎?非也。不但那時是事關世界和平的大事,縱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試想美國柯林頓大總統,今日要和希拉蕊離婚,而把蒙妮卡?陸文斯基(Monica S. Lewinsky)扶正作美國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會變成個什麼樣子?首先華府和北京的「黟伴關係」,恐怕就很難繼續了。國會內極右政團,如乘機要罷免這位好色的總統,則老美現在在波斯灣,和在咱們的海峽兩岸,所發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變了。「以妾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紕漏,況兩千五百年前之柬亞大陸乎?所以他們要在國際條約上,明文規定,諸位元首可以搞三宮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
  【附註】據說彭德懷打完韓戰歸來,立刻就以國防部長身份,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團,他的理由是:「今天還能搞三官六院?」這就是彭張飛,不如周管仲了。須知,咱中國從君主轉民主,這個「轉型」還沒有轉乾淨嘛!我們的主席,至少還是半個皇帝,甚或是一個半皇帝呢!皇帝猶存,你彭老總怎能「躐等」去廢除帝制政體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謂三宮六院呢?……試問哪個有權力的大男人,包括柯林頓大總統,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可憐的是猛張飛不明此轉型之道。他這位可敬可愛的「彭大將軍」,後來竟至不能善終,讀史者悲之也。
  至於不許女人參政,在今日是很違反潮流了。可是縱在今日,也還難免要有個「但書」呢!像今日台灣的女強人呂秀蓮和陳文茜,她們特立獨行,寧願犧牲婚姻和生男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實在是令人脫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搶個強人丈夫,然後再挾丈夫令諸侯,狐假虎威,橫行天下,像江青和葉群(林彪的老婆)那樣,就不足為訓了。甚至在女權高漲的今日美國,大有野心的希拉蕊,不能隨心所欲的去搞政治,還不是國會中人討厭她妻假夫威,來亂參國政。柯夫人今日對個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國會內的大男人主義者忍痛犧牲呢!所以我國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會要策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立法禁止「婦人與國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晏大使不入狗門
  我國古代的齊魯地區,除出了些了不起的聖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後來晏子(名嬰字平仲,?~公元前五年)為齊相,也是個周恩來,以宰相兼外長,他甚至親自出馬做大使,報聘各國呢!這時齊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國,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裡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為他和鄧小平一樣,是個小矮子,楚國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頗足一述。先讓我們來讀讀他的「古漢語」原文,(青年讀者們,也不妨順便練習練習,讀讀所謂「諸子百家」的老古董,並不太難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賓者更導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間.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九章)
  再以白話重說一遍——晏子出使楚國,楚國人因為他是個小矮子,乃把大門邊上裝了個小門,要晏大使從小門進去。大使不入,說「我出使的國家,如果是一個狗的國家,那我就從狗門進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國來出使,楚國人並不是狗,我也不應該從狗門進去。」招待員不得已,乃改請大使從大斗進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揚,就說「難道齊國沒有人了嗎?為何要派你這樣的人來做大使呢?」晏子說:「敝國人可多呢!單是臨淄一城,就有三百個社區。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舉,便全城遮陰;大家如把頭上的汗抹下來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說沒有人呢?」楚王說:「齊國既然有這麼多的人,為什麼把你派出來?」晏大使說:「大王有所不知。敝國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規格的。最像樣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樣的一等大國。我晏嬰原是敝國最不成樣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國來,也是應該的嘛!」
  這時楚國力爭上游,志在爭霸,兩國冷戰正烈。作為駐楚特使,時時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國警總抓了個強盜,說是齊國人,楚王乃問晏大使說「齊人固善盜乎?」這就引起晏子所說出的中國文學裡,那段有名的成語,叫做「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晏子說:「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則盜,是你貴國風氣太壞啊!他原是齊國的良民,一到楚國就變成強盜了……」真是難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握手風波和季辛吉的中國飯碗
  上述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為在冷戰之中辦外交,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個外交家,在執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時在折衝樽俎之間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總理,便曾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伸出手來,並叫聲「Good morning」啊!誰知杜勒斯這個老帝國主義者,竟拒不伸手。在這情況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來應付這種場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樣,終能化險為夷,其後國際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罵杜勒斯是老混帳的。後來季卒吉於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訪華時,就為這個「握手問題」,傷透腦筋。他深怕「萬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見季辛吉回憶錄《白宮時代》,及尼克森回憶錄,一九七二年,頁五五九。)
  其實,季辛吉此人,還是外交訓練不夠。你在來華之前,就應該把「周恩來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說:「豈有鴆人羊叔子哉?」今世又「豈有不伸手之周恩來哉?」相反的,老周在見到季氏之前,連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都查了個一清二楚呢!如此,你這個小孫行者怎能跳過周老佛爺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季辛吉始終是周門之中,為他服務的美國博士呢!季博士,老實說,也樂此不疲。至今對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聞,蘇秦窮困時回家,「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的故事嗎?等到他佩了六國相印,再過家門時,「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東西)」。蘇秦笑問嫂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嫂掩面低聲回答說:「還不是因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錢有勢嘛!」(見中華版《史記?蘇秦列傳》頁二二六二)蘇子「頭懸樑,椎刺股」,苦學成名,所為何來?還不是為著今天嗎?
  我們的季辛吉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筆者在美國教書,就是從最慘的紐約市大,夜校成人班開始的,授課時間是晚間七至十一時。一天工作之後,疲憊不堪言狀。因此在這樣的課室中,老師固然很慘;工讀的窮學生,尤其可憐。季辛吉早年就是一個來自歐洲的小猶太難童,白天在小商店記帳,夜間在紐約市大成人班的會計專修科上學。
  那時的季辛吉,便和早年的蘇秦一樣,是個「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的窮光蛋。直至二次大戰後,他領了退伍軍人獎學金,才從「窮人的哈佛」(紐約市大的諢名)轉入富人之哈佛,去「頭懸樑,椎刺股」,讀其博士的。他其後風雲際會,差不多都是替周恩來工作的結果。離開了中國這一行,季辛吉就不是季辛吉了。飲水思源,能不肝腦塗地?朋友,蘇秦、張儀服務的對象,原是沒有國界的。出生於德國的猶裔季辛吉,他能替尼克森服務,他也可替周恩來服務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總歡喜說,近百年中國史上只出了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和李鴻章兩個之外,顧維鈞算是半個。而這兩個半外交家,也只有顧維鈞這半個,算是科班出身。李、週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顧維鈞雖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個洋科班,威靈頓(Wellington是顧的洋名)離家上學之後,未進過一天中國學校也。李、週二人,雖是純國產,然如上節所述,國營企業中無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說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識外交(common sense diplomacy)。搞常識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個無知而好權的主子,強不知以為知,橫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御列強,還要內說昏君。能維持個敗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難能可貴了。悲夫!
  中國古代外交建制的轉型
  以上所舉的一大堆,從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無非是想說明:一我國古代的外交學是很不平凡的。舉凡今日西方所發展的,各種涉及國際關係的概念和實踐,我國古籍中,無不行行具備。專司外交的行政機關,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為崇高。用句現代話來說,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長,便是外長做首相(美國的國務卿,便是這樣的)。那時搞外交的人,也是國際間的寵兒。蘇秦就是一人兼六個國家的外交部長,「佩六國相印」的,這在人類的外交史上,顯然也是一椿「金氏紀錄」也。
  不特此也,甚至而是世紀才出現的「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組織的構想,在我們的戰國時代亦已萌芽。他們那時觀念中所謂「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強表面上一致擁護,而事實上由幾個爭霸的大國所支配的國際組織,所謂「挾天子,令諸侯」是也。君不見二次大戰前的「國聯」之中,五十個國家被英國牽著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動不動就打聯合國的招陴,向世界各國頤指氣使?伊拉克的海珊,現在挖了幾千個洞,還是怕藏身無所;中國的江澤民,向那位好色的小總統不斷陪笑瞼,還不是怕他挾天子,令諸侯。今日的錢外長還不是以一侯之下萬侯之上的低姿態,對霸主的波斯灣政策,微笑,鞠躬,說不。
  可是二,我國文明在秦始皇統一了東亞大陸,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空前絕後的「宇宙大帝國」(Universal Empire),這也是蒙古種黃人所建立的東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轉型」。一轉百轉,往古列國並存、一強稱霸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不存在了,春秋戰國時代,所慢慢發展起來的外交制度,也就隨之迅速轉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註】在大秦帝國統一柬亞大陸之前,人類歷史上只有個亞歷山大所建立的馬其頓帝國差可與之相比,但是亞歷山大一世而斬。他也沒有創造出一個宇宙帝國的規模與制度。秦之後的羅馬帝國自然也是個宇宙帝國,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國之後,便永不再來。其後西方的帝國建造者,便再也沒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觀念了。後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大則大矣,然非宇宙國家也。
  只有理藩院,沒有外交部
  因此在我國的歷史傳統裡,秦漢以後的帝國時期,就只有內交而無外交之可言了。我們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內,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沒個「外交部」。為應付周邊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國,歷代也只設了個不同名稱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禮部之內的一個司局級的組織,一切事務都當作「內交」來處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漢初年,中央政府與都城設在番禺(今廣州)的南越王國的關係,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便說那是大漢帝國的「外交關係」(foreign relations,見該書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譯本)筆者處理這問題則認為那是個「內交關係」,是東北張學良和南京蔣介石的關係。今日西方學者和政客,也認為北京和西藏的關係是fo-reign relations,說是中國佔領了西藏,西藏應該恢復獨立,云云。
  耶魯、哈佛合縱連橫
  北京的外交當局,明知是洋人藉辭搗蛋,但諸大臣為著自衛,卻只能支支吾吾,搞他個口齒不清,講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來。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現代觀點」和「現代西方人」耍電子遊戲,你就得服膺他們的遊戲規則(Play theirgame according to their rules)。你既然不能放棄你自己傳統的麻將規則,卻又要打他們的沙蟹,那就枘鑿不投了。有時你縱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計畫生育,像毛主席說的「人多好辦事」,那你豈不是第三世界以毛農民為代表的愚昧無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無數可愛的嬰兒,那你豈不更是殘酷野蠻,沒有文化?總之在「光榮、偉大、正確」的美國國會中,你反正永遠是不對的就得了。
  朋友,您說美國政客嘴尖皮厚,無理取鬧的幼稚可笑。咱們光榮、偉大、正確的□□□,還不是一樣的,甚或有過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哪個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現代外交,是全國人民的事,包括擔柴賣漿,甚至阻街女郎.都有其共同語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發言人,也是他們老百姓的發言人(英國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個大行道、大專業,專靠周恩來、李鴻章一兩個人的天才,搞他個常識外交、天才外交,總歸不能抗戰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說的「持久戰」,那你就得有個永恆的、專業的Think Tank(智囊)。二十世紀的美國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魯和哈佛的幾個教室,甚至是那幾個沙發之上。從西部起家的,那位唱戲的雷根不信邪,他要找幾個「西部專才」,來反外交託拉斯,搞得灰頭土臉之後,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東西也。秦始皇以後,我們還不是反了兩千年。不幸今日我們又回到「戰國時代。(抗戰期間雷海宗等幾位教授就自稱「戰國派」,並且出了一本雜誌叫《戰國策》,曾被老□恨得牙癢癢的。)在舊劇重演的戰國時代,再來搞他個「合縱、連橫」,就要倚賴耶魯、哈佛的Think Tank的長期演練了。專靠毛主席英明偉大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難免就走投無路了。
  也談談西藏問題
  再回頭談談西藏問題。筆者不學,關於西藏問題,我個人倒覺得達賴喇嘛並沒有搞分裂,達賴認為他和北京的關係,仍是domestic relations(內交關係),不幸達賴所採取的,只是歷史主義的觀點,和實用主義的觀點;筆者則覺得,他還要加一個「後現代主義的觀點」(Post-Modernist Approach),就好了。此話怎說呢?原來在「後現代階段」(也就是下一世紀五年代以後吧),「兄弟民族」之間,為著互通有無,互利互保,是愈來愈團結的,而不是愈來愈分裂的。把原先團結在一起的兄弟民族,加以拆散,讓他們互爭互鬥,好讓鄰居來渾水摸魚(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像今日的波士尼亞,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那是帝國主義干的,也是違反世界潮流的。
  君不見目前留在歐洲的歐洲人,正在大搞其「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和「歐聯」(European Union)?歐聯各國的大教授們,彼此之間要恢復用拉丁文通信呢!他們不是正在大搞其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政(軍)同制,幣同值,教同經嗎?他們也不是正在設法恢愎「羅馬共和」(Roman RepubliC)嗎?「羅馬帝國」(RomanEmpire)還要老一輩。(羅馬帝國約同於我們的後漢;他們今天要恢復「前漢之興隆也」)美國人現在不是正在幫助他們擴大「北約」(NATO)嗎?這簡直是在實行諸葛孔明的理想呢!
  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歐洲人,所謂「歐裔美國公民」(European-Americans)和白得像一床被單似的「歐裔加拿大公民」)European Canadians,同時我們也得知道,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他們不是完全混合,成為一個嶄新的、稱雄世界的「英語民族」(English-Speaking People,注意不是Peoples)了嗎?現在北美的美、加、墨三國不也在搞三國經濟共同體了嗎?我們應該知道,「後現代」電腦化了的西歐和北美,他們的書同文之「文」,決不是「拉丁文」,而是「英文」呢!
  美國史上光彩輝煌的所謂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也只是對「歐裔美國公民」說的,不是對其他族裔說的呢!我們亞裔且慢在自己臉上貼金。對歐裔來說,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他們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於一爐了。但是「歐裔美國(和加拿大)公民」與非歐裔的通婚率,卻不到百分之一呢!因此在「後現代的世界」(World oftbe Post-Modern Era)便會出現的一個橫跨大西洋,講英語的「純白人民族主義」(Pure white Nationalism)或「亞利安民族主義」(Aryan Nationalism)。這個新興的亞利安民族不是二次大戰前那個印歐民族主義(Indo-European Nationalism)。那個老主義是有「反猶」(Anti-Semitic)屬性。那也是它最後失敗的致命傷。
  今後這個「亞利安民族主義」則是囊括猶太的。「歸化猶裔」(Assimilated Jews)將是它組合核心之中,極重要的成員。這個不聲不響的,新的民族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長之中。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會排山倒海而來的。因此,在後現代的世界,稱王稱霸的,可能還是他們,除非其他所謂「有色人種」(Coloured Races)能迅速的急起直追,團結自救,否則今日世界上的「低頭之犬」(under dogs),到那時還是無抬頭之日也。
  【附註】在公元四到六世紀之間,我國的五胡亂華時代,也曾有過類似的現象。五胡亂華四百年也是個柬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個古老的漢族增加了新血液,而發生了返老還童現象(renovated),乃出現了隋唐大帝國的鼎盛時代。目前這個從美、加開始的英語民族的新亞利安民族主義,正是一樣的不可小視也。
  所以我們亞裔學人,如無視於這一歷史上,不可避免的新發展,而跟著「歐洲中心主義者」(Eurocentrists),去胡吹什麼「中國威脅論」,或自命清高,去反對什麼民族主義,以及去亂搞點,什麼「中國也可以說不」一類小兒科的宣傳,都是「吠非其樹」(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也。
  朋友,他們應該反對的,不是我們那個可憐巴巴的中華民族主義,把十二億華裔受盡百年屈辱之後,所發生的一丁點兒望治之心,看成今後的「黃禍」(Yellow Peril),老爹,稍有心肝的華裔知識分子,何忍出口?在「後現代」的世界裡,朋友,我們的中華民族主義,恐怕還不夠資格當「黃禍」呢!替那個不聲不響的,卻排山倒海而來的「新亞利安世界秩序」(New Arynized World Order),做點未雨綢繆的制衡工作,才是我們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呢;而這項工作,筆者不學,恐怕也正是我華裔不可自棄的發展方向呢!
  世界網路裡國語的將來
  所以我們搞比較史學的,眼睜睜地看著白種民族之間,為著他們今後各兄弟民族的實際利益,正在由分而合,由數十種語言,而逐漸統一於英語。英語已成為今日美、加的「國語」,也將成為這個新民族(英語民族)的族語,而我們柬亞大陸,千年以上就一直是統一的蒙古種黃人,為何今日一定要搞分裂呢?達賴喇嘛這位極為聰明,會說英語,也頗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和尚,顯然也看出這一世界潮流,為藏胞切身的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也是為著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他只要做西藏的董建華,而不要做台灣的李登輝。這是他有歷史的視野(Historical Vision),為李登輝、許信良輩所不及也。美國政客對此則頗不甘心,硬是要強迫他搞「藏獨」;硬要他從中國分裂出來,這就是華府政客的混帳了。
  達賴原不要搞獨立,而北京偏偏要為淵驅魚,硬要把和尚推入老美懷抱,口口聲聲給他戴頂「藏獨」的帽子,這就是北京政客的糊塗了。
  平心而論,達賴這個頗有野心的政治和尚,想做個「西藏的董建華」,原未可厚非也。他在「前世」不已經做了十三次「董建華」了嗎?再做一次,有何不可呢?但是和尚爺有所不知,時代不同了嘛!您如有香港那個物質和精神的基礎,還可試試看。西藏今日還去古未遠,奴隸制的後遺症猶在,落後貧窮,基本上還和沙漠之南的非洲差不多。那兒只能生產非洲式的土皇帝,哪能搞香港式的「特區」呢?董建華雖不比你說英語的和尚,高明到哪兒去,但是他這個庸人之子,至少會做做生意嘛!何況他底下還有個現代化的,千錘百煉的「職業官僚體系」(Professional Modern Bureaucy),特首草包,他(她)們並不草包也。您達賴小和尚,底下有些啥子呢?誠然,您班底裡的老少和尚都會「念輕」;唸經不能管理「特區」也。
  這兒,我們也倒要問問,一天到晚都在策動和尚搞獨立的美國政客們,你們要小和尚回西藏去唸經呢?還是做「特首」呢?筆者個人無意替□□□吹噓。只覺得達賴喇嘛和他那一夥吃葷的和尚,吃不了董特首那碗飯罷了。
  【附註】據專家統計,一九九七年的世界生活水乎是:加拿大第一,美國第四,日本第七,英國第十五,香港第二十二,中國第一百零八……見The World Book,一九九八年年鑒,頁二三一。西藏如變成特區,排名可能在一百二十之後也。搞啥特區呢?
  再者,美國佬和英語民族,早已把英語變成了他們的「國語」和「族語」。在將來後現代的「世界網路」(World Wide Web,簡稱WWW)裡,英語很可能成為獨霸世界的國際語言,至少也是五大「實用」(functional)國際語言之首,另外四個,應為華語、西語、阿拉伯語和俄語。(事實上,今日聯合國中,即以此五種語言,加一法語,為通行世界的實用國際語言,可是在將來的WWW之中,法語必被英語擠掉也。)所以,由於潮流所趨,英語已經變成英、美、加、澳、紐五國的國語和正在形成中的「英語民族」的族語,而負有相同義務和責任的,我們的華語,為何不能成為國語和族語呢?
  【附註】當年毛澤東等把原有的「國語」改成「漢語」,便是個自以為是的錯誤政策。今日台獨要以閩南語代替「國語」,也是不知「後現代」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有思想的台灣同胞,千萬不能上當。你如上當,將來你的單語兒孫,會恨死你的。君不見講客家話的李光耀,也要以「華語」來統一星洲方言。那是為子孫著想呢!李光耀才是一個有思想、有歷史眼光的政治家,將來會遺澤無窮。不像他本家的總統先生,那樣短視。
  我們朝野雙方,因此都應該在這一論斷上,和今日的歐洲中心主義者,辯論辯論嘛!哪能噤若寒蟬,只聽他們吹其一面之辭呢!筆者拙論,只是從純學理和歷史潮流出發,決非看重哪一個政權。深盼各界讀者賢達,對拙論能有更深入的指教,而不涉及情緒,那就是拋磚引玉了。
  中國朝廷就是古代東方的聯合國
  話說回頭,我國的傳統的外交學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後便轉向一個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國際之間平等競爭為對象,而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宇宙國家的中央政府,對週遭無數小王國所發生的作用。我們讀歷史的可以肯定的說,從古代到中古、近古的亞洲,統一的「中國」之外,四周少數民族的小邦,是多不勝數的。他們各說各的方言,屬國之下,亦有屬國。彼此之間的部落戰爭(tribal wars),也是打不完的。因此一個強大而又有「仲裁特權」(arbitrational power)的漢、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卻是維持他們之間和平共存的力量。
  【附註】此一小國混戰的現象當時不獨柬亞地區為然。非、拉二洲固無論矣,中西歐亦不能免。試看中歐的日耳曼諸小邦,以及西歐的羲大利諸小邦,都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才歸於統一的,統一之前,他們也是紛爭無已時。早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和中古、近古的教廷,對他們的約束力,遠不如帝制時代的中國朝廷也。
  換言之,那時中國朝廷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之內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今日的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和「國際仲裁法庭」(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所發生的作用,因此那個中華帝國和它週遭無數小王國之間的國際關係,便類似今日聯合國與會員國的關係。也就是先秦時代,「周天子」與諸侯關係的延續。例如西藏的喇嘛政權,到承繼問題不能自己解決時,北京政府就頒發一「金瓶」,讓他們去抽籤。蒙古王公和喇嘛鬥得不得開交時,乃由北京朝廷分別加封,來他個政教分立,只有朝廷才能說了算;也只有朝廷才能維持各地區的區域和平。
  唐太宗征高麗,鄧小平懲越南
  當然,人類既是好戰好殺的下等動物,在任何種的制度之下,戰爭都是無法避免的。中國和四鄰少數民族小國,就時常打鬥,有時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麗(公元**五年),鄧小平懲越南(一九七九),也都發兵數十萬。我的越南學生就告訴我說,在越南的歷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華英雄」。我也告訴他們,歷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島族群內戰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於抗華英雄,但是只有「抗華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們的大名,你們都不知道罷了。諸生大笑稱是。
  我們要知道,在漢、唐、元、明、清的強勢朝代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著區域事務,或乾脆為著「聲威」(aggrandizement),都會發生征東、征西一類的戰爭的。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勢朝代裡,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一旦諸侯國相互兼併,變得太強大了,它就要入主中原,建立其北魏、遼、金、元、清等大帝國,但其所建立的,宇宙大帝國的外在形式和內部結構,自秦皇漢武建制以後,兩千年中卻一成不變,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法政」了。這本是一種東方的「世界秩序」,有它自己的運作程序。與西式世界秩序相比,二者之間只有制度之異同,而無政治是非之可言也。
  在這一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觀,和宇宙政府之下運作的外交體制,自然與西方的體制是絕對的南轅北轍。但是它也是個自成體系,有效運作的制度(a functional system),一行兩千年,未嘗癱瘓也。只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後,在西方制度的挑戰之下,無法繼續罷了。但是在行將到來的「後現代時期」(during thepost-Modern Era),它的理論與實踐,是否能重發餘溫?制衡西制,今日似乎還言之過早,然並非絕無可能也。君不見,今日美國在波斯灣,不正在大搞其「挾天子,令諸侯」的勾當?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不是華府一手扶植的嗎?老美今日偏不許他充分行使職擅。豈不怪哉呢?
  總之,二次大戰後的戰爭,如韓戰、越戳(包括鄧小平所打的)、波斯灣和波士尼亞之戰,其性質與結束方式,與一、二次大戰及戰前之大小戰爭,均已大異其趣。近年美國所搞的挾天子令諸侯那一套,已愈來愈像咱們東方老傳統,迨地球轉入「後現代」或「後西方」(Post-Western Era)時代,政客們縱橫之道如何?現在雖言之尚早,然其與現在之決然不同,固不待智者而後明也。
  現在再回顧一下,看我國外交體制,從近古轉近代,是怎樣轉過來的。
  有個外交部,沒個外交政策
  鴉片戰爭後,古老的東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轉型。一轉百轉,我們的外交建制和操作,也被捲入轉型大潮,慢慢轉移,從兩廣總督府,轉入中央特設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到一九一年,吃了八國聯軍的敗仗,才又被迫設立了兩千年歷史上第一個「外務部」。然後重作馮婦,再習外交。百餘年來,這項轉型學步的經驗,是十分艱難和痛苦的。
  首先是,近百餘年來的我國中央政府,雖也有個外交部(Foreign office),卻基本上沒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我們所搞的,幾乎全部是被動的應付外交,或挨打外交;在國際間的外交行為,始終就未嘗採取過主動。此一劣勢的形成,雖亦與國勢有關,所謂弱國無外交也。但是我國朝野,對此新輿行道之無知,也是個主要的因素啊!清末民初,那段血淚斑斑的挨打外交,不用談了,縱在二次大戰末期,我們已擠入「四強」之列,但是被欺被宰,還是血淚橫流啊!那是技術落後、愚昧無知的結果,與「弱國外交」就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麻將台上四大賭客
  在二次大戰末期,勝利已成定局之時,全球列強,只剩下中、美、英、蘇,一桌麻將。六十年後,細談牌經,歷史家不能不說,這場麻將中的最大贏家和最高牌手,實在是老毛子史達林也。他原是個最危險的德日夾攻、英美暗算的毀滅的對象。但在二次大戰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國替他「抗戰到底」,而化德日「夾攻」為納粹「單攻」。何等高明?二次大戰末期,他居然又透過雅爾達、波茨坦,不費吹灰之力,不特在歐洲囊括了所謂「蘇東波」半邊天下,在東亞也掌握了滿、蒙、北韓,最後還在滿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真是錦上舔花。蘇聯後來之解體,實在是天亡老蘇,非戰之罪了。
  四方城中,另一麻將客邱吉爾,也技術非凡。邱氏原意,是在歐洲緩開「第二戰場」(Second Front),務必等到德、蘇兩軍,皆拚搏至死亡邊緣之時,然後來個卞莊刺虎,以英、美主力,從東歐的黑海沿岸,搶灘登陸。如此,則約翰黃牛,不但可盡收戰敗納粹之所有,同時也可把「北極熊」,趕回北極,以除後患。這著何等厲害。
  可惜邱某受制於他的「上家」羅斯福,而不能盡展所長。羅某不但有其美國傳統的理想主義,他也以帶病之身,受制於滿腦軍功,而政治木訥的窩囊將領,馬歇爾和艾森豪。但是二十世紀畢竟是美國世界。在這場麻將中,也只此一家,能「不按理出牌」。賭本無限故也……朋友,人家輸得起嘛!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錢無限,你如也想贏點小錢,你就得「摸著石頭過河」,在霸主身邊,狐假虎威一番。是非雲乎哉?這就是羅、邱的關係了。
  這場偉大的國際牌局中,本錢既小,而牌技奇劣者,就是我們的蔣公介石了。他老人家個性倔強,頗有忠肝義瞻。一介死士也,烈士也。他搞內交,打內戰,有時也有些智慧與手腕,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然終非大器。搞國際外交,沒個智囊班底,他就是個一介武夫了。在二次大戰之後,美、蘇交惡,中國介於其間,舉足輕重。運用得當,他原可「坐收兩國之金」。(這是蔣公最愛閱讀的《戰國策》上的話。)戰後毛公雖有土□九十萬,聲勢確實不小,但是在美、蘇夾縫中討生活,仍是小籌碼也。其所以能席捲大陸者,蔣氏外交無能,終以一人而與兩國一黨為敵,麻將技術太魯,有以致之也。此處篇幅太短,容當另論之。
  毛比蔣還要土
  蔣去毛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吃一塹長一智,理當深識蔣之覆轍,在兩強之間,釜底抽薪,而獨享其漁翁之利。孰意毛之山洞外交,尤遜於蔣。他替史達林打了一場韓戰,死傷數十萬,且幾乎吃了原子彈,事後還要向赫禿賠償「戰債」,天下事之荒唐有甚於此者乎?某次愚答大陸學生問:此債應償否?余冒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之大險,自承是資本主義的「徽州朝奉」,曰:「此債誓不償還也。」數百師生聞言,竟為之鼓掌哄堂,亦可笑矣。
  其實「掃掃倉角子」(毛公名言)賠點小錢,小事也。何足掛齒?毛公之左右開弓,最後竟變成以兩強為敵,幾至美、蘇合作,聯合炸毀羅布泊之結果。毛氏之終能免此屈辱,無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無俊傑,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廈之原始計晝,是單獨毀減中國之核子設備(與他們今日之對付伊拉克,簡直是一模一樣),然以未獲蘇聯默許而未果行。迨布裡茲涅夫亦有意單獨行動時,又為企圖聯華制蘇之尼克森所峻拒,而末達所願。兩強計晝中,偶然之時差,竟免中國於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還自鳴得意,豈非天意哉?余於尼克森訪華之後,得機返大陸探母,從南到北之大小幹部,無不歌誦「偉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聞之實不勝悲楚。蓋余深知該次中美關係之迴旋,全出於狡猾之尼克森,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聯合國席次,全系尼大總統之恩賜,毛氏得之而不臉紅,還大吹其「不稱霸」,亦誠厚顏之甚矣。余嗣讀尼氏、季氏之回憶錄,見「小媳婦」周恩來,用盡心機,內說昏君,外御強寇,以風燭殘年的癌病之軀,折衝其間,「古大臣歟?」真為之拭淚也。(在九一三之前,周致尼克森每一密函,必說經毛主席及林副主席之批准,見其用心之苦也。見尼克森自傳,一九七二年各節。)
  飛彈不如老爸
  周、毛既逝,尼黨亦垮,小蔣短命,閩南幫篡位,中美兩岸之交,從頭來起。海峽南岸,新官上任,金權務實,忙不開交。而成敗仰乎趙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權基礎,固未稍變也。北岸受惠開放,科技與經濟齊飛,資本與社會一色,毛規鄧隨,對岸小朝廷不聽話,開炮如儀。但是毛的十萬大炮,未能打掉金門,江的幾顆飛彈,又何能嚇壞老爸?頭輕腳重,以千斤而撥四兩,宜其貽笑方家也。
  分裂外交與統一武力
  可是我國的聖賢遺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於近年來海峽兩岸對峙之局,真能一語道破。南岸的李老總的毛病,便是由「滿」而驕,睥睨當世,而其志只在一島,他非所知,良可慨也。其實蕞爾小島,海隅孤懸,要衝出困境,需有不世出之大思想家與大政治家,去領袖群倫,導夫先路,不幸寶島今日多的是急功近利的政客,共同目標,亦只限於分家獨立。這與美國內戰中,林肯對手方所搞的分裂外交(SecessionistDiplomacy)相似而規模不如也。林肯之所以不朽者,若輩與有功焉。
  筆者之對島興歎,並非說大陸上,今日已出現了什麼「大政治家」也。其實□□政客之困死於一黨,亦正如台灣政客之困死於一島,雙方皆無魄力能破繭而出也。只是雙方政治資本則有天淵之別罷了。毛澤東政權之最大成就,也可說是唯一的成就吧,厥為對中國大陸的「武力統一」,而「武力統一」卻為中國政治運作中之第一條件。民國以來,自袁世凱而後之當權者如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無不夢寐求之也,然只毛澤東一人能最後完成之,而還是功虧一簣。
  朋友,政治是最現實的東西。所以今日的北京政權,如能維持它的「武力統一」於不墜,便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此即鄧小平所謂「穩定第一」之真諦所在也。有此武力統一之基礎,它和世界任何超級強權,不論為敵為友,皆可平起平坐。無此基礎,則既不能為敵,更不能為友,充其量只是一變相附庸而已。為附庸則趙孟能貴之,趙孟亦能賤之也。斯即今日寶島台灣之實際的國際地位。直言之,知犯眾怒,然無人能否認此客觀事實也。
  搞不過他,就同他合夥
  大陸便不然了。就近五十年來的中美關係來說,尼克森之前,中、美兩國均以對方為天字第一號之世仇(archenemy),尼克森而後,漸次接近,今日兩國竟變成莫逆之交,甚至變成了所謂「戰略夥伴」(Strategical Partners)。真出人意料。如今蜜月之情,奚待多言?為時不過數月之前,當華府好色之小總統向北京propose(求親)之時,我輩台下觀眾,無不大驚失色。不意柯林頓能出此怪棋也。北京顯亦為此突來之愛情所驚,最初曾連連否認,說只是「合作夥伴」,而非「戰略夥伴」也。吾輩中美外交史課室中之老學究聞之,頗為北京之半推半就而驚奇也。美諺不雲乎:「搞不過他,就同他合夥。」(If you cannot lick him, join him)老江原搞不過小柯嘛,現在小柯要老江入黟,為何不幹?
  讀者賢達,您知道啥叫「戰略夥伴」嗎?那就是:老美今日世界之霸主(hegemonist)也。他老人家現在要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尤其是要對付伊拉克、伊朗、金正日,這窩小造反派,沒個中國作「二把手」為助,則阻力處處,事倍功半。他若能拉中國「入伙」,做個「助霸」(assistant hegemonist),則一匡天下,便易如反掌矣。而今日中國這位老太太,對霸主既無篡位之心,更無篡位之力。自己如能和平穩定,於願已足,台灣之外,又別無所求,霸主老爺,如能說服北京當「助霸」,對老美的世界霸權,實有百利無一害也。所以這位好色的小總統,就要苦苦向北京追求和親了。北京最初的反應雖然有點臉紅心眺,不知如何是好,所幸今日主持大陸外交的「江錢配」,原也是洋場出身,非老毛的山洞外交所可比。因此不出數日,他們對美國式的快速拍拖,也能快速適應,終於一拍即合了。
  朋友,同老美合夥,有啥好處呢?啊,那好處才說不完也。須知,美國老牧童(cowboy)這個腰纏萬貫的大老粗,莽小子,魯提轄,「He Man」,做了世界的霸主了。問良心,他倒真的沒有小心眼、黑良心,像英國保守黨,彭肥那樣,笑裡藏刀,詭計多端。牧童哥直來直去,也見義勇為,慣打不平。這是他的好處,但也是他的弱點。他對比他更有錢,也有更高度文明的人,像猶太人,就很有自卑感,因此他的猶太情結極重,美國也就變成世界猶裔唯一的天堂,華府也就變成以色列的殖民地。而以色列這個國家,原是老謀深算的英國宋江,二次大戰後被迫退出中東時,特意製造出來的(其手法和它被迫退出香港時,筒直一模一樣)。英國這一手法的後遺症,便是把中東弄得永無安寧之日。因此中東這個大火藥庫,就變成美國永遠甩不掉的大包袱。把老提轄變成個背了一輩子包袱的布袋和尚。可是這個包袱的輕重,就有賴於我們「江夥伴」的舉足之勞了。
  枕畔之言重於「否決」
  君不見,周前美駐聯合國大使李嘉森(Bill Richardson),為著要向伊拉克動武,曾以「夥伴」身份專訪北京乎?只要「江夥伴」一點頭,則伊拉克之毒氣工廠,就搖搖欲墜矣。「戰略夥伴」就有這麼「靈」也。錢其琛外長封「柯夥伴」之動機與目的,萬般同情與支持,只覺突然動武,更會引起區域不安,恐貽後患,因以慇勤軟語,勸「柯夥伴」再思之,或有和平方法,能達相同之目的也。(見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紐約時報》Erik Eckholm的北京專訪。)
  朋友,這是性愛伴侶的枕畔良言。其實際效果則遠超過安理會中之正式VET0也。阿錢此一低姿態,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西方媒體輿政論家也一致頌揚。伊拉克的海珊大總統,對錢外長之感激涕零,豈在話下?老美這個牧童,如今除了英國之外,已變為舉世所不直的「戰魔」(warmonger),而在聯合國犯有好戰前科,並經安理會正式通緝,迄末平反的「侵略者」(aggressor),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變成了和平女神。中、美兩國今後在競逐諾貝爾和平獎之間的距離,也就夠大了吧!這一來,以後李嘉森大使還會拿台灣問題,來向阿錢要脅嗎?亞、非、拉小邦更何能與北京為敵,要把「中國台北」拉入聯合國呢?片語而安天下,一言而有十利,又何必千斤撥四兩去搞啥飛彈呢?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勢。」牧童哥曰:「搞不過他,就同他合夥。」語有雅俗,而智慧無殊也。台灣今後要在國際關係中,「造勢」反擊,在牧童移情別戀之後,實甚艱難,無他,本錢不足故也。與北岸競爭,應另闢蹊徑才好。
  中國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
  其實,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不只以中美關係為然也。其收回與掌握香港之方式,已發其端。香港回收之匕鬯不驚,已屬不易;回歸後,對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現,尤屬難能。今日港、中之異議媒體,仍是讀者如雲,清望照舊,此種容忍雅量,余深恐民運諸子,如一旦當權,或且有所不能也。但這一治港政策,又何傷於大陸之和平穩定?何必那麼瞻小如鼠呢?
  西哲有言:「制度者,機運與智慧之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中國近代社會文化之轉型,已臻最後階段之機運,正迫人而來,兩岸當政者,若有適當智慧(appropriate wisdom)以配合之,我民族翻身,此其時矣。大陸今日已位躋「助霸」,一國之下,萬國之上,若能乘勢積德行仁,拿出更大氣魄,民胞物與,有教無類,台獨民運,一體通吃,主持正義於列國,作第一二世界之發言人,傳口碑於世界,這點是霸主老美所永遠無法取代者也。對內更應廣開政權,以最謙沖懷抱,容異議於兩岸。中國歷史發展至此,已是喬治?華盛頓呼之欲出之時,識時務者為俊傑。領導天下一家,促成華族一統,在將來「霸主」氣運不繼而交莊之時,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氣魄的大政治家,盍興乎來。
  朋友,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我國古史上,五霸、七雄的次第交班,世界近代史上,法、英、美三強之相繼崛起,不都是這樣的嗎?在科技發展一日千變的「現代後期」(Late Modern)與「後現代」(Post-Modern)的世界裡,三百年洋東轉洋西,後現代應是季候柬風倒吹之時。對此排山倒海而來之歷史任務,我民族文化,亦有當仁不讓之實也。筆者今日發此狂言繆論,吾知嗤之以鼻者,正所在多有也。回憶抗戰初期,筆者斯時一赤足少年也,曾親聞馮玉祥大炮之狂言,曰:「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其時雖小難童亦笑其狂也,誰知八年之後,竟成事實哉?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預測者。懸的以赴,有為者亦若是,有什麼不可能的呢?但願,阿彌陀佛,一帆風順,今後兩岸對立,其爭也君子,不再節外生枝,功虧一簣才好。
  王爾敏式的基本功
  拙篇是應老友王爾敏教授之囑,為他的大著《晚清商約外交》所寫的序文。然在拜讀王子大著之後,不禁百感潮湧。因為像他這樣的專著,在歐美的已發展國家裡,真觸手即是,無慮數百種也,而且多是現抄現實,無待於百年之後也。回看國、共易手之初,「誰丟掉中國?」(Who lose China?)會變成華府政客的口頭禪,杜魯門政府隨即拋出「白皮書」(White Paper),向國內外解釋:誰丟掉中國?中國自丟之也。何等快捷有力。當時也有策士,勸復職了的蔣總統,針鋒相對,也發表個黑皮書以自白。但是只習慣於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蔣大總統不干也。最後他老人家決定在台北來修煉「羅斯福路」,以揚羅貶杜,亦可歎之甚矣。【其實那時蔣如真要發表一個Black Paper,恐亦編不出來。第一,咱中國搞外交無此傳統;第二,中國學術現代化,當時還未化到這個化境。官僚體制(bureaucracy)與象牙之塔(academics)還是個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蔣公曾出了一本《中國之命運》。據已故史家蕭作梁教授生前告訴我,此書幾個關鍵章節,是抄自美國作家Robert C.Norths的Chinese Communism。余複查之果然。這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學的研究,與政府的外交運作無法配合,很可悲的實際事例了。】
  前節已言之,筆者本人,為著餬口,也曾在海內外學府,教過不少堂東亞和中國外交史一類的課程,每苦於無中文參考書,以為點綴。八年代之初,我又為紐約市大所指派,住中國大陸作交換教授,授美國史及國際關係史諸課程,並曾得機參觀大陸各地諸大學有關外交學科的教研情況和圖書收藏。斯時開放未幾,國內對與外交有關的出版與收藏,可說是一片沙漠,班上縱有極優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師生(我班上即有很多優秀的青年大學教師),而苦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回憶筆者於六年代之初,服務哥大期間,曾由聯合國文教機構及美國國務院之特頒執照,與北京有關機關,作大量圖書交換。經我個人手選,由聯合國負賣運輸之交換圖書,即包括美國國務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斷之全套《外交檔案彙編》(Foreign Relations)。竊思中、美兩國不論為敵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國青年,將來不論為學(做教師)或從政(當外交官),這部絕版書,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書,筆者當年所以費盡心血,搜得一套運往中國者,職業知識分子之職業癖,實有以致之,然亦未嘗不是為兩國百年之計,作「後人乘涼」之想,未嘗計及個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年代自己課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學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過北京細詢之,始知此部絕版書,在文革期間,竟以七分錢一斤之市價,化為廢紙,當年主持交換之負賣人,亦因神經分裂,自裁而逝雲。真為之驚心動魄。(關於當年中、美交換圖書,筆者曾另有拙文紀其事,見拙著:《知彼知己,認識美國:序王書君著《太平洋海空戰》)一文。王書於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書在大陸為暢銷書。後來亦有台灣版。)
  於此可知,官僚機構與象牙之塔,各幹各的;以致外交學與外交行政,同時落伍的狀況,國、□兩黨和蔣、毛二公,固無軒輊也,而句句發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過之。老蔣只是自作聰明,閉門造車,出門不合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蘇聯行賄壓毛,以免賠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誤國誤己。
  老毛則是昏庸自大,不學有術.為著一己權位,把中國搞回石器時代,則罪無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負重,目光深遠,而運籌有方,雖經十年浩劫,仍能死而愎蘇。今日大陸不特經濟成長,領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軌,二者皆鴉片戰爭以後所未嘗有,實皆周某之遺澤也。經濟非關本題,從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們也可以說,從香港順利回歸之日起,百餘年來的中國政府,實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順利執行之。近時江、錢之配,可圈可點,老朽不禁為之擊節也。
  其唯一可慮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鴻章、周恩來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識外交也。可圈可點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現代國家的外交,畢竟是一項專業。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歐美之培養外交專業人才,亦如今日大陸之培養體育明星與歌舞演員,往往都是從中、小學即已開始的。至於教研師資之培訓,研究成果之累積,與夫圖書設備之增置(如今日美國長春籐盟校中專設之院系科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國際外交問題發生,覓對策,訪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腳亂也。憶曾有大陸外交系教授告訴我,「我們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國內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訴教授,這怎麼可能?外交是專業,與搞黨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君不聞訟棍如毛的美國法律界,有所謂「出庭律師」(Court Lawyer)與「研究律師」(Research Lawyer)乎?對訴訟案件(litigation)沒有徹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師樓,大老闆,如尼克森,都不是出庭律師。縱是大出庭律師,其背後亦必有強大的研究集團為其後盾。毛主席說得好:「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外交亦戰場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亂下雌黃?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辦外交和研究外交學,必須從根本做起。王爾敏教授這本《晚清商約外交》是一本極其紮實的外交學的基本著作。可惜百餘年來,我國研外交學,做外交官的繡花枕頭太多了。很少人願意練這樣的基本功。沒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學,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繡腿了。走上真戰場,往往會誤國誤己的。拜讀王兄大著,我希望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兩、三百本類似的大著隨之而出,我們的外交學就可以全部現代化了。我國經過嚴格訓練的外交官,也就不會再出洋相了。
  中國現代文化大轉型,已進入最後階段。一轉百轉,我們的外交學轉型的完成也會隨之而來。希望王教授這本大著,便是這一完成的開始(beginning of the end)。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於美國新澤西州
  本文為作者讀王爾敏著《晚清商約外交》的心得和感想(代序)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四、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我個人是學歷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學到現在已搞了半個世紀,所以也可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史學職業工作者。但是半個世紀中,我個人返回祖國大陸參加史學會議,連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來的目的,第一當然是學習。第二則是作點學術報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問問自己:這大把年紀了,還要學習些什麼?學無專長,又能報告些什麼,我自己的回答則是,我不應該來此學習一兩個專題,我所要學習的,應該是詳細瞭解祖國大陸史學界整個的學風和情況。第二點,那我又能報告些什麼呢?萬里歸來不容易,向濟濟群賢獻醜,報告一點個人研究的牛角尖,滄海一粟,我想也有點辜負大會主持學長們邀請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講點大問題、大題目。大題目是不會有結論的。胡適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求證是無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點「大膽假設」,以就教於祖國史學同文。
  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紐約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的成立大會。主持大會的同學們要我去致歡迎辭,我為慎重其事。曾預備了一篇有四十六個註腳的學術講演,文題叫「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我個人認為,當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國史學,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從往古的左丘明、司馬遷到今日在台灣的錢穆教授,這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史學;第二則是在今日大陸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第三派則是由十九世紀的西方「漢學」,逐漸現代化和社會科學化而形成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第一派在今日大陸、台灣都還有師承;第二派則為今日大陸所專有;第三派的主力還在海外,台灣也有一部分。
  我個人認為上述三派,長短互見,大家本可截長補短,融會貫通。不幸的是這三派之間,顯然是隔閡甚大。簡直有種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之勢。我因而勉勵「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中出席大會的八十多名青年會員們,要爭取做個貫串三派的中國現代史學的「第四主流」——後來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個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國古代史
  因為第四個主流尚在成長期間可略而不論.我們但看上述三家對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麼分歧。分歧固無礙於學術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就顯得下正常了。——尤其是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學派和海外現代西方史學派的學術上的「三不通」,實在大有檢討的必要。
  治中國傳統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常都認為中國古代是存在著馬恩列史所說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說無人不承認這兩個社會在傳統中國的絕對存在。他們所研究的、所討論的焦點,只是兩段時期之中界如何劃分;以及奴隸制時期的上限,和封建社會的下限延長到什麼時代的問題。
  至於研究歷史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也側重「階級分析」、「階級鬥爭」這一點,其他方法多無關宏旨。
  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實質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斷語,我之所以要請史學界朋友們注意的,則是他們這一派的論點和方法,在其他兩派史學中,未引起嚴肅的反響。傳統史學派對之不聞不問,固無論矣;重點在海外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舉一淺顯的例子:現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比較知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如何炳棣、余英時、許倬雲諸教授,他們在各自著作中,對中國史學界曲不離口的「奴隸制度」,竟隻字不提。其他洋學者自十九世紀以下,以至二十世紀八年代《劍橋中國史》那一派,也只輕描淡寫而過之。嚴格說起來,也等於是隻字末提。
  在大陸上談中國古代史,不知「奴隸制度」那還了得;而在海外,竟對它隻字不提。何以各走極端到如此程度呢?這就值得我們「讀史者」歎息三思了。
  筆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專業的。但是我卻是個通史教師,古代史也是應該熟讀的。作為一位「讀史者」,我對海內外出版品的尖銳對照,不能不感到驚奇。更奇怪的則是我看到雙方各是其是,對對方的觀點與方法,完全漠視,甚或藐視。——這是由於文人相輕的傳統心態在作祟呢;還是學術宗派主義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擾學術有以致之呢?
  總之,海內外學術界目前仍然存在著這種互不溝通的情況。自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之後,海內外確已逐漸溝通開放,但是在史學界,尤其治「傳統歷史」(traditional history),在我們讀史者看來,海內外的觀點、方法、理論各方面,仍然是個「三不通」。學術思想如果存在著嚴重的「不通」,則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暫時性的。這個「文化結」不解除,政治結、經濟結,乃至軍事結是無法清除的。
  「尋找真理」與「證明真理」
  這個文化死結,何以結得如此牢固呢?我們讀者們冷眼旁觀,大致可提出數種假設來。第一是海外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牢不可破的成見。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人們立刻便想到「政治掛帥」。他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治下,一切學術都是替政治服務的。替政治服務的學術,本末倒置,就談不到客觀研究。失去客觀研究的獨立性的學術,還有什麼學術可言呢?所以他們就漠視了。由漠視到藐視,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點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本身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個「絕對」的是非。以人類古代史而諭,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個絕對的「是」;其他的說法則是個絕對的「非」。是非既然絕對化,則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就被拉回到古希臘詭辯時代,從「尋找真理」墮入「證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許證明,不許尋找,則亞里斯多德的「辯證法」便成為證明真理唯一的法寶了。中世紀的「上帝」既可由辯證法證明其存在,則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說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只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以神學法則,再回頭來探索歷史,社會科學家就不能接受了。在歷史研究逐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二十世紀後半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視、相互藐視。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這個老死不相往來的怪現象,海內外歷史家都有責任。海外史家的責任是因噎廢食——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武斷作風的不滿而加以通盤否定。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責任則是「反解放」——在一個有四百萬「解放軍」保護之下的偉大國家裡,事事物物(包括農工和婦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時代中,而三十年來歷史學界所追求的卻是個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對歷史學裡的「解放運動」,那就自我封閉;自我封閉,則海內外就不易溝通,乃至老死不相往來了。
  「奴隸社會」的實證和反證
  在中國古代史的領域裡,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兩個關鍵性的概念。
  「奴隸社會」在古代中國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對它的肯定是絕對的。持否定態度的社會主義史學家則被斥為「托派」;非社會主義史學家,則為「資產階級史學家」。把這個觀點肯定得牢牢的,當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二年代執筆始至七年代病歿止,他對這一古代史的論斷是篤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現代史學上對這個概念只能提出若幹不完備的「物證」——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的實物作證。可是這些物證並不完備。例如郭氏認為最大物證便是「人殉」。人殉絕不能證明「奴隸制」的存在。今日有待發掘的「秦始皇陵」,將來開發時可能真的會發現殉者萬人的遺骸,但是始皇並不是個「奴隸主」。至於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黃鳥之詩》所悼念的——也不能全是奴隸。
  至於郭氏所舉的文獻上的證據,如訓「民」為「奴」,「屨賤踴貴」以及「奴隸的身價」等等,都嫌支離破碎。總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斷難支持奴隸制的存在這樣嚴重的結論。郭氏死後,新起的年輕學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們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證明真理」這個原則上打轉,對郭氏舊說沒有作「尋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獻上找證據之外,他對「比較史學」上的證據,和「社會科學」上的證據,都隻字未提。
  「奴隸制」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何種客觀條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發揮生產力?這一點我們就要從「比較史學」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臘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隸制絕對存在和絕對不存在的特徵,都值得我們比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隸主通常由非洲販賣黑奴。其實他們也曾試驗過就地取材來役使「紅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販運「黃奴」(從中國偷販所謂「豬□」),都沒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製造「黃奴」不成,黃人反可自相大規模奴役而不發生暴動和叛逃現象,就不可理解了。——我國古史上無「奴隸暴動」和叛逃的記錄,而「農民暴動」則史不絕書,這一兩極現象,在比較史學上又如何解釋呢?
  奴隸是一種不自由的勞動者和生產者。他們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責呢?如果這種牽累、這種職責,由奴隸主代負之。則在何種生產條件下,奴隸主才有何種盈餘可賺呢?由奴隸生產便可只「盈」不「虧」,是為社會科學規律所不許;只「虧」不「盈」,則誰又甘作虧本交易呢?根據近代美洲的經驗,近代美洲只有「棉作物」這一項才能支持奴隸制,逾此則奴隸工均為最不經濟的勞力。然我國古代黃土高原上之農作物,均可發生當年美洲「棉花稱王」(Cotton is King)的棉作物之經濟作用耶?這些在比較史學上所存在的問題,郭氏都沒有加以解決。
  還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規模集體農場是一種「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的現代企業。大規模生產要有「科學的」或「相當科學的」管理。但是在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興起之前,還未見過科學管理大規模生產的記錄呢!總之,這些社會科學上的問題,郭沫若並沒有解決。有一項問題不解決,則奴隸社會在中國的存在則始終只是個假設。奴隸生產在古代中國確有之,至現在仍有殘餘。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為生產主力的「奴隸社會」就是兩碼子事了。
  「封建」的定義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另一有關鍵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麼是「封建」呢,我們在五四以後所興起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著重「中國」二字)裡末找到明確的定義。但是在馬克思本人當年引用這一名詞時,他所視為當然的應該是中古歐洲所發生的「封建制」。這種中古歐洲式的封建制,根據西方學者的傳統解釋,它只是一種管理的方式,本身並非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政治屬從的關係只是皇帝與諸侯、諸侯與附庸的關係,政府與人民之間無直接關係。農民只附屬於土地,而土地則是附庸、諸侯或(直屬於)皇帝的私產。
  這種大同小異的管轄制度原發生於中古歐洲。本無確切之制,亦無確切之名。十七八世紀之間的歐洲史家乃把它們取個籠統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讀歐洲歷史,忽發現中國古代亦有類似的制度。這制度並且有個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國也。雖然這一封君建國之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帝「廢」掉了,□是「封建」與「feudalism」音既相近,義亦相同。因而這個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為那只有二百餘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譯名了。所幸二者音義之間,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年代裡,當「中國馬克思史學派」迅速發展之時,「封建」一辭便逐漸變質了。最後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的風俗習慣的總代名詞。時至今日,在「中國馬克思史學派」的辭彙中,所謂「封建」顯然既非中古歐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國古代封君建國的「封建」了。它變成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微受蘇聯影響而特創的一個新名詞。
  為肯定這個非中非西,更無明確定義的新名詞,郭沬若曾用了極大的力量,深入考據,以證明其存在,並把它和奴隸時代的分界線劃於春秋戰國之間。「封建時代」的下限則被延長到滑末;「半封建社會」則延長到一九四九年。
  「中央集權文官制」的形成與特性
  中國自戰國而後直至「解放前夕」兩千數百年,是否都應歸並於「封建社會」之內呢?
  「中國傳統史學派」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根據傳統的「封君建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兩千年來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種「郡縣制」。郡縣制是一種文官制度。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於此亦有同感。他們以西方中古時期的歐洲封建來比較研究,也認為中國封建制只盛於西周,而衰於春秋。至戰國已開始崩潰,最後為秦始皇帝所全「廢」。在中國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與「封建制」之別在於,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務員,而封君則是「世襲罔替」的一種私有土地財產的所有者。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後,他們對上級主子要盡各種義務,如進貢、防邊,籌餉、力役……等等。但是主子們對他們則不能隨意任免或干涉他們內部的管理事務。
  秦亡漢興之後,漢初采一國兩制,「郡」、「國」並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七國亂後,海內王侯之國就徒擁虛名了。自茲而後,這種秦漢模式的中央集權文官制,竟沿用兩千年未變。直至今日國共兩黨在政府組織上,都還承襲著這一古制。
  毛澤東有一句詩說。「千載猶行秦法政。」這句詩的含意大體是正確的。只是民國以後的北洋政府和國共兩黨,對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卻遠不如大清帝國正統的「秦制度」那樣完善罷了。
  從單純的政府制度來看,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經過兩千多年不斷的改進,到滿清時代,可說是十分完善。民國以後的黨人罵盡滿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實公正的歷史家如平心靜氣的細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舉考試、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國共兩黨的政府都不如遠甚。主要的原因便是歷經兩千多年慢慢改進出來的制度,不是三言兩語的咒罵就可以全盤否定的。要造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也不是一紙大綱或主義就可以製造奇跡的。
  從比較史學上看,這種中央集權文官制亦非中國所獨有。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臥兒王朝)所行的也是這一制度。只是他們歷史太淺,始終沒有發展到中國制度那樣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這兒筆者要加重說明的,是「中央集權文官制」與「封建制」在歷史上是兩個階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權文官制」是在歷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級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種從「部落主義」(tribalism)演化出來的職責不分、組織鬆散、以封君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權文官制」則是具有嚴密組織、職責分明、效率卓越、法則燦然的高級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郭沫若先生把這兩個制度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郭氏因為對比較史學和社會科學沒有興趣,就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分別了。
  「重商主義」和「輕商主義」
  至於我們中國的傳統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未能——如馬克思所想像的——產生個「資本主義」;而卻產生了這樣一個「秦制度」來?並且一走兩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受無數種客觀和主觀的因素綜合支配的結果。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總是人。他從個體的食色開始,在團體生活中是具有馬克思所說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歐洲的白人社會生活中曾產生過一種「封建制」;往古東亞的黃人,也曾建立過一種類似的「封建制」。可是歐洲在封建制崩潰以後,卻逐漸滋長出一個「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從而滋生出一種「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由重商主義又導引出個「資本主義」來。
  可是古代的中國,在封建制崩潰之後,卻沒有產生出城市中產階級,更沒有重商主義,當然就更產生不出資本主義了。相反的,在中國卻產生了一個「輕商主義」。輕商主義嚇阻了滋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沒有城市中產階級,資本主義也就無從產生了。
  這樣一件比較史學上的強烈對照,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視了東方的一面。郭沫若則對東西之別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歷史經驗,鑿枘不投地安裝到中國歷史裡面去了。
  「國家強於社會」和「輕商主義」
  「輕商主義」這個辭彙不是筆者胡亂地造出來標新立異的。它是兩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歷史事實。公元前四世紀商鞅變法的口號便是「強本抑末」。本就是農業,末就是工商業。「抑末」便是「輕商主義」,和做生意的人過不去。
  商君遭車裂後百餘年,秦始皇受了「強本」的實惠而統一了中國。統一之後,他對輕商主義之推行更變本加厲,把天下富戶盡遷於咸陽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後,漢承秦制,輕商主義未稍改。至漢武當國,更把商賈打入「四民之末」,國家政策上也正式講明了要「重農輕商」。漢武死後,國中工商界在大將軍霍光翼護之下要求平反,要改變這個傳統歧視工商的政策,並搞出個反抗鹽鐵專賣的大辯論(內容見《鹽鐵論》)。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買賣的還是被鎮壓。這一壓,壓了兩千年不許翻身。
  我們讀歷史的翻書至此不免掩卷一問:這些「略輸文采」卻威震天下的秦皇漢武們,為什麼偏要對那些做小買賣的過不去呢?這個答案在比較史學上也可略尋一二。因為主張重農輕商的政治家,並不止於我們秦皇漢武和桑弘羊大夫呢!兩千年後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後來成為民主政治聖人的傑弗遜總統,也是堅持相同主張的。我們試翻《鹽鐵論》的英譯本,以之與傑弗遜和美國資本主義之父的漢密頓對工商政策辯論的原文相比,便發現二者之間所用的字句幾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場,也就是傑弗遜總統的立場。雖然桑大夫比較看重國防經濟這一面,而傑總統則稍偏於社會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從往古的中國到近代的美國,「重農輕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問題是出在為什麼古代中國這政策可一行兩千年,而現代的美國傑弗遜試行之,卻及身而敗——美國史家曾笑傑弗遜,在對漢密頓辯論中「贏了仗,卻輸了戰爭」。
  長話短說。古代中國之所能貫徹其重農輕商政策,而今日美國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後有一部,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豈但是「重農輕商」?它甚至可以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搞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甚至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等,亦無往而不能。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驅之東則東,趕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
  在這種權力集中的「秦制度」裡,不特中央政府有無限權力;一品大員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縣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幹部小吏,無不對人民享有各自職權內的絕對權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賴的這部國家機器,事實上是個權力金宇塔。大塔之內又有無數體積不等的小塔,上下相連,層層節制。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在這樣一個金鐘罩、鐵布衫的嚴密控制之下,幾個小鹽商小鐵販,只是少數釜底遊魂而已,「資產階級」雲乎哉!
  不特此也。為著貫撤政策、垂之久遠,政府還要在學術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論。庶幾權力與思想相結合,雙管齊下,把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嵌入人民靈魂深處,使其變成永恆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變——這一點「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傳統中國所特有的歷史發展,史學家試圖「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國家強於社會」(以別於西歐、北美傳統中之「社會強於國家」)。社會發展,一切聽命於國家。國家是個頤指氣使的老太婆;社會是個百依百順的小媳婦——借用一句馬列主義的術語,我們也可說社會型態是國家的「上層建築」吧!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桑弘羊大夫在鹽鐵專賣政策中的致勝之道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桑大夫這部無山不移的國家大機器,原是用來防制工商業發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來振興工商業,搞經濟起飛,就是另一問題了。
  「主觀意志」抵銷「客觀實在」
  回頭再看傑弗遜總統的重農輕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傑弗遜總統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國產的中央集權國家大機器。他只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聯邦政府。民主政府專不了政,則人民就可自由行動。人民有了自由就沒命的向錢看。如此則中產階段和重商主義就要抬頭,資本主義就要出現,偉大總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國制是「英美傳統」之餘緒。在早期英國,乃至整個西歐,這一社會現象之發展實更為嚴重。馬克思就呈看中這個西歐輕驗,認為重商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出現是個「必然」的趨勢;在唯物主義哲學上是個「客觀實在」。人類對資本主義這個惡魔既不能防之於前,就只有補救於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馬氏所看出的社會發展上這個「必然」是有個先決條件的。這個先決條件便是「國家」管不了社會。如果國家權力強大到上節所述秦皇漢武時代的中國,這個「必然」也就不成其為必然了。
  馬克思生前足跡未逾西歐,研究範圍更未及於中國。他決末想到他們唯物主義者在社會發展中所發現的「客觀實在」,可以被古代中國裡幾個唯心主義者的「主觀意志」所抵銷。董仲舒、公孫弘、桑弘羊等幾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劉徹皇帝的一紙橫蠻無理的詔書,就可把山雨欲來的中國資本主義消滅於無形。
  再者,馬克思死後,北美、西歐社會發展的現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沒有想到資本主義也可以修正。勞資可以兩利,不一定非鬥得你死我活不可。總之,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中發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紀一些直線條的社會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籠罩的。列寧篤信馬克思主義,他把階級鬥爭說發展到最高峰,創造了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師法馬列、祖述秦皇漢武,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大機器發展到超越秦皇漢武,遠邁列寧、史達林的最高境界。一機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無所不為了。
  「國家機器」是中產階級的剋星
  這部國家機器在某些方面的確是萬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萬能機器呢?在運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這死角便是迫使中國「落後」的基因。
  須知我們這部無敵大機器原是為搞「重農輕商」而設計發明的。它的不斷維修、不斷改進,也是向相同目標前進的。既然重農輕商,防制資本主義之出現,這部機器鎮壓和剷除的主要目標,便是「城市中產階級」。因此它的歷史任務便是:一預防「城市中產階級」於其出生之前;二誅鋤「中產階級」於其萌芽之期;三摧毀「中產階段」於其成長之後。
  這樣一防、一鋤、一摧,搞了兩千年。在這部大機器的運作之下,我們這個中華農業大帝國,就永遠不會產生「城市中產階級」了。
  對比較社會史學缺乏興趣的朋友們或許要問,中國傳統的「大地主」,豈非「中產階級」哉?曰:非也。傳統大地主者,職業官僚或候補官僚之養老院也。若輩聰明伶俐之兒孫則職業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訓青年也。在學青年均為職業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著重「職業」二字,若輩除做官之外別無謀生之術)之候補。而職業官僚則又為獨裁專制帝王之鷹犬也。
  中國傳統帝王一向優容,甚至鼓勵大地主。第一,大地主為職業官僚告老還鄉的「安全塞」(safety valve),亦為候補官僚儲才之所。第二,中國歷史上無地主造反的史例,這群面團團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國「獨子繼承製」(primogeni—ture)只行之於家天下者,而不行於天下有家者。父死財分,再加個多妻制,則土地集中的禍害只是革命家想當然耳了。靠證據講話的社會史家,對此末找出充分的證據來。中國傳統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飢餓邊緣的「小貧」;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無功名的自耕農和小地主無份也。官僚們「一代做官、三代打磚」,他們子孫形不成階級、搞不了政治,他們不是中西比較史學上所說的「城市中產階級」。我們的「城市中產階級」二千年來可以說被上述那部國家大機器碾斃殆盡。現代剛一萌芽,又被肅反肅掉了。
  工業化、現代化少不了「城市中產階級」
  我國歷史上缺少個「中產階級」,豈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兩千年來,我們這個農業大帝國光輝燦爛的文明是舉世無雙的,也是舉世欽羨的,但是時至今朝,我們要搞經濟起飛、工業化、現代化,就感到捉襟見肘、積重難返了。因為在現代世界經濟史上,搞工業化、現代化真能搞到「起飛」程度的,只有一個事例——他們都是由一個城市中產階級領頭搞起來的。西歐、北美帶動於先,日本踵隨於後。近時崛起的「四條小龍」(新加坡、香港、南朝鮮、台灣)也不能例外。
  我們祖國大陸,地大物博,人才濟濟,而蒙「落後」之惡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陸上搞現代化、工業化、富起來、翻幾翻……萬事俱備,就只欠「城市中產階級」這陣「東風」。除非國內領導人能打破比較史學上尚沒有的成例,搞出一個沒有中產階級的工業化、現代化來,則這陣東風似乎還是無可避免的。
  使少數人先富起來,在經濟特區中搞點加工、而無強大的、自發自勵的城市中產階級崛起之遠景,則這點點小市民企業,還是起來不了的。最後還不免是個「娘娘腔」,唱不了大軸戲。
  至於中國能否搞出一個「沒有中產階級」的工業化、現代化來?中國或許可以自創,但是人類歷史上至今還無此事例——蘇聯自新經濟政策以後已搞了六十年,國防工業之外,別無可頌之道。戈巴契夫檢討過去,如今連列寧的遺像也給搬掉了,而回頭來搞鄧氏的開放。中國以前傚法蘇聯搞了三十多年,也覺今是而昨非,回頭搞起了「個體戶」來。什麼是個體戶呢?個體戶就是「城市中產階級」的細胞。這種細胞在秦漢時代曾一度擴張、興風作浪,幾至不可收拾。呂不韋這個個體戶竟然打入秦皇的宮廷裡去,自己做了相國,兒子做了始皇帝。
  漢王室為自保江山,看出經濟企業上這種個體戶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們壓下去了。
  但是漢大夫壓個體戶是有限制的。他允許個體戶各個「先富起來」,但你絕不許形成個「階級」。縱使是許你「先富起來」,你富成了「揚州鹽商」,乾隆爺還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點「先富起來」的個體戶經濟,我們已一搞兩千年,始終是個娘娘腔,搞不出現代化的企業,搞不出「四條小龍」式的「經濟起飛」,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對美國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這些經濟上先進的國家和地區的繁榮,無一而非起自少數「先富起來」的「個體戶」;個體戶多了,便形成政治勢力,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擴大成為社會上的「多數」,吸收了農村余民,也就導致農村的中產階段化。等到一個國家上中下階級的區分變成「棗核」形,兩頭小、中間大,那就變成「中產階級專政」的局面了。
  美國今日年入十萬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萬二千元以下的也不過百分之十三。總而言之,則美國家庭收入在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萬五千元,美國就成個不折不扣的「萬元戶」的中產階級專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禮義興。社會不平,以法節之,這樣便使今日美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全國每年用於救濟鰥寡孤獨、貧窮失業的「救助金」,實超過其他各國,包括全部社會主義國家的總和而有餘!其貓狗食人食(肉類),亦超過中印兩國人食肉類的總和!
  「福利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二者對貧苦人民的照拂,卻前者超乎後者。所以國家富強、人民康樂,以全國生產毛額的多寡為第一要務。「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並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農業社會中全民都在飢餓線上的講法。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中的許多問題,都是孔夫子這句在二十世紀並不實用的話所引起來的。孔子反對法治,因為法可以使「民免而無恥」。其實他老人家所反對只是樸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禮教,認為一切社會行為要「以禮節之」;個人修身也「不如好禮」。禮事實上則是與樸素的「民法」相關之一環。孔子生在農業經濟時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禮」來「調節」,就足夠了。在一個複雜的工商業社會裡,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個中產階級主政的國家,與生產發展並駕齊驅的則是衣食足(經濟)、禮義興(教育文化),接著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產階級」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反動派製造出來和無產階級對抗的。相反的,它是由於經濟發展,把無產階級逐漸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過一般知識分子的美國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的勞動者,也是美國反共的主力軍。
  近三十年來「城市中產階級」在亞洲「四條小龍」中的崛起,也是筆者這一批海外學人所親眼見到的。不算什麼稀罕。
  結論:沒有求證的假設
  所以我們祖國大陸「落後」的主要問題無他,缺少一個自發自勵的中產階級故也。然則大陸上能否步台、港、南韓、新加坡後塵,扶植起一個「城市中產階級」呢?
  不願在中國扶植一個「中產階級」,我們這個「秦制度」有沒有他途可循呢?這兩點便是筆者拙文中,不願亂作結論的大膽假設了。
  關於前一點,國中領導階層本有意為之,但行起來至為不易。須知大陸這個自商鞅而下一脈相承的中央絕對集權的「秦制度」,至毛澤東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極。這一制度原為鋤滅中產階級,打擊工商發展而設計的。現在怎可搖身一變,於旦夕之間就成為振興工業,扶植中產階級的保母呢?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產階級的初期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是減少管制、大幅開放——美國當年所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國這個鐵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於床笫之私,它何時才能開放到容忍中產階級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開放與滅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後之香港為試點乎?否則那個燙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當軸似尚無絲毫意圖,來變更那個「以吏為師」的「秦制度」老傳統。在這個老框框裡,能否搞出個工業化、現代化來——脫胎換骨,吾為中華民族創造歷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脫稿於紐約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五、中國郡縣起源考(附跋)——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
  斯文曾由顧師頡剛函囑送交《文史雜誌》發表。嗣以離渝匆匆,遂辱所命。茲檢行篋,復得舊稿,烽煙無定恐復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爾。
  我國地方政治的郡縣實二級制。自秦代實行以來,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脫其範疇。至於郡縣制之創立也,後人鹹謂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或有推源到戰國以前,謂即已見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賢論之審矣。然於郡縣之何以形成則鮮有論及者。吾人敢斷言郡縣制度之成立也,斷非由於一二先知先覺的政治理論家事先立說創製於前,然後始有郡縣者。換言之,則郡縣之起源勢必由於人類社會生活逐漸演變之結果,今試就其演變之程序一申論之。
  農業社會初期的人與地
  竊以封建社會之形成與夫郡縣制度之確立,其必發生於土地私有觀念產生之後蓋可斷言,蓋人類既逐漸脫離遊牧生活而進化至農業社會則土地始漸被重視。然方其始也,黃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須稍加墾殖則所在皆為良田。任何部族酋長皆可擇其最肥沃最至闊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於劃成井田亦自無不可,且由於土地之邊際價值(marginal value)過低,人之對於土地亦不會生私有觀念。各部落劃地而耕彼此間無利害衝突。雖有強者亦毋須侵奪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強凌弱者,而被壓迫者亦可遷而去之不必與之抗爭。好在生存空間不發生問題;人民只要不過分懈惰則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復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以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史記?周本紀》)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長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還是有岐下可遷。不求聞達於當世,一樣可以自耕自食,無求於人。
  土地既不會生問題,則當時部落間競爭的主要對像不在「地」而在「民」。誰能擁有大量民眾,誰就能稱雄當世;誰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長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長則要努力抓得大批民眾為自己部屬。然當時既無國籍限制,人民又無若何笨重的不動產,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們可隨心所欲,任意遷徙,對於所隸部族亦無若何束縛,可去可留。如有酋長不得人民歡心,則其部屬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舉國復扶老攜幼,盡歸古公於岐下。」(見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來,諒非史遷臆說。因之當時部落酋長絕不敢開罪民眾,相反地他為著吸取民眾,反要取悅人民,因之乃有所謂「仁政」興焉。誰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誰就能口碑載道遠近來歸,誰就可富強起來。此遺風至戰國時猶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這是在利用「仁政」為爭取民眾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禮記?檀弓》)可見在春秋時期,「去」——遷徙——的問題還甚簡單,主要的還是以政治為轉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長,唯一自謀發展勢力之道便是爭取民眾,而「仁政」便是爭取民眾的手段。部落間的競爭,也只有競行仁政。誰行得最有成效,擁眾最多,誰就可以為天子。且看三代後人,皆能說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歷史來。至後來子孫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屬又相率亡去,其勢力遂日益式微,結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長,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紂,初會孟津時,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史記?周本紀》)眾叛親離部下逃得差不多了,於是武王一舉而滅商國,代為天子。
  故行仁政是農業社會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時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義的社會,人民有絕對自由的生活,絕對自由的意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為著他的快樂生活而操作;他們無求於人也無害於人。可想見當朝暾初上,荷鋤頭,唱山歌,是怎樣的一個自由快樂的世界,那確是真正值得我們懷念的原始社會。流傳所及,到後來儒家感世道陵夷生靈塗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於是一開口便是堯、舜、三代,崇先聖而薄後王,盡量地恭維前人,使他們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復興三代之盛。可見他們未能瞭解人類經濟生活發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時代,結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聊以盡心焉而巳。難道後王的本質上,就比先王壞?試看中國時宣傳仁政最力的大師孟軻亦何嘗不受諸侯的熱烈的歡迎;然他的仁政終究行不通。老實說,至戰國,「行仁政」的時代早成過去,其結果是「天下莫不與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鄰國侵滅,卻大有懷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與封建
  可是後來生殖日繁,耕種技術亦隨之進步,由粗淺的自然播種進而發明耒;由人耕進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漸漸地感覺不自由。人民各擇沃土以居,最後雖荒山大澤亦漸被利用,誰能捷足先登據有一塊沃壤,簡直是天之驕子。至後來雖求得一塊瘦瘠亦屬不易。因之人民乃據土地為不動產之一而安土重遷了。土地漸漸地感覺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實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沒人耕種,因之野心的酋長們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國小。彼此間爭奪對像轉移至土地上去。國家遂由以人民為主體一變而以土地為主體矣。國君——也就是部落酋長,為著擴張國土,不惜剝奪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開疆拓土的野心;暴虐無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樂。蓋已無需乎再取歡民眾,而人民雖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輕言遷徙了。自是以後遂不復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漸漸地變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國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觀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繼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奪他人土地以實一己私囊;或劃地以封功臣親戚,役其地人民為農奴。至周初時,己屆成熟時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說:「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計姬姓諸侯有五十五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異姓諸侯泰半屬於不得已,其有古聖先王之後者如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等。史說是「武王追慰先聖王」,實則不過是一種弭謗用的文過飾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馬功勞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異姓諸侯所封多在邊圍,甚或指定某一塊未經征服的土地,開一個空頭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經營,如封齊便說:「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詩經?齊風》)任其自己去發展。召公奭之封於燕亦是如此。至於後來的秦則更不用說了。周人為犬戎所逐,平王東遷時對秦襄公說:「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史記?秦本紀》)後來秦文公逐戎,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歧,岐以東獻之周。他們皆是獨力發展而蔚成大國的。
  其另外一種異姓諸侯,即是本有其國,實力亦相當強大,周人鞭長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賜楚侯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史記?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無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見,所有部族皆各自獨立,不過以商國較強大戴為共主。其餘仍各王其國,周武王伐紂猶稱商國,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皆迎於郊,固無所謂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是武王蕩平天下以後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數征服,然後重新分配始自己子孫及少數功臣親戚,不用說那會於孟津同舉大義的八百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蕩平了天下諸侯,才開始大規模的封建起來。蓋封建演變至是已達成熟時期,而周武王正是應運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實行大規模地封建,與秦始皇之統一天下大規模地實行郡縣制同樣地是一個劃時代舉動。他與秦始皇可說是前後媲美的兩位野心家,他們是同樣的自私與跋扈。可是他的子孫畢竟蒙惠不淺。世世不絕的對他們祖先歌頌不已。七廟之中文武二廟永世是神聖的。把他恭維成理想中的標準聖人,以故數百年後的儒家亦為其宣傳所蒙蔽,竟以文武與堯舜同列。其實以儒家的道德觀來衡量,則他與秦始皇是同樣的罪人。雖然在民族發展史上他們是據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封建的渣滓——縣
  周武王既削平諸侯,據天下土地為己有,當然他可任意的宰割,於是他除劃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為王畿外;餘下的率以封人,但為防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過大,又不願多封異姓。再者為防「不能與老兵同列」的爭執,資望不足者又不能濫封。結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資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許多地方既非王畿又無適當的人可封。則這些待封之地暫時是懸而未決。且看當時的河東丘陵地——唐,即是懸而末決者之一。蓋唐形勢險要逼近王畿。在當時既無適當人選可以封唐,倒不如懸之為愈,至成王即位始封與胞弟叔虞。然則在小弱弟未受封以前,則唐不能為無政府狀態。勢必有人暫時負責治理其地。這種既經征服之地,將封予誰,尚是懸而未決,故曰「懸之」。是當即「懸」之起源。這在周初不過是一時受封者無適當人選,暫時懸之,終必封人,是一時權宜之計耳;演變至後世,遂成為定制,而「懸」遂為政治上的抽像名詞了。
  ◎「縣」字釋義
  考我國用作地方政治的區劃的抽像名詞,其字形皆從邑。如「邦」「郡」「都」「鄉」「鄙」「郊」「郭」「鄰」……皆從邑為形聲字。古者謂城曰邑,甲骨卜辭記有「王作邑,帝若」(《契墟書契後篇?卷下十六》)。又曰「大邑商。」《詩?大雅》曰:「既伐於崇,作邑於酆。」是皆名城曰邑,後乃泛以名地,《左傳》凡稱人曰大國,自稱曰鄙邑;又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是皆無定稱。鄙邑者即泛指敝國或鄙地也。《說文》:「邑,國也」實則泛以名地方者也。故凡地方政治的區劃的抽像名詞皆從邑。
  唯「縣」則不然,《說文》:「縣,系也。從系持縣。」縣即古「懸」字。本為會意字。段玉裁《說文》注曰:「自專以縣為州縣,則別制從心之懸掛,別其音縣去懸平,古無二音也。」故與郡縣之縣義毫無所涉,其用作郡縣之縣則純為假借字,本非用作政治上抽像名詞用者。殷墟卜辭自盤庚至紂二百餘年間,末見有以縣字作政治上名詞用者。故可斷定「縣」始於西周,義為「懸之」,非定制也。古人亦有釋「縣」義本為「懸」者。段注《說文》引《釋名》曰:「縣,縣(懸)也;縣(懸)於郡也。」是為先儒臆說。縣縣於郡,是秦始皇以後事,而縣之制早見於春秋,斷不可以縣於郡而始名曰縣也。或有釋縣為鄙者;以古者國之都為首,都之外曰鄙或曰縣,縣於本土之上也。是說亦嫌牽強。如楚之「實縣申息」(《左傳?哀公十七年》)「因縣陳」(《左傳?宣公十一年》),如秦之「伐邽冀戎初縣之」「初縣杜鄭」(《史記?秦本紀》)等,是縣字皆作動字,若以之與鄙字同解則未免牽強矣。
  ◎春秋時的縣
  至春秋時諸侯強弱兼併,國土日廣。其滅人小國懲王周封建之失不願以之分封附庸。然疆土漸闊,則舊有統制機構漸感不靈便。因之亦師王室遺制,滅人小國則亦縣之。使人暫時治理其地,各其官曰「縣尹」或「縣令」或「縣公」或「縣大夫」。懸之終不決,縣長官迭相更換而縣如故,日久縣乃為定制矣。故春秋時之縣唯大國有之。多為毀人國家而縣之者,如魯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使斗緡尹之。」又宣公十一年「(楚莊王)遂入陳;因縣陳。」昭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使穿戌封為陳公。」昭公十一年「楚子滅蔡;使棄疾為蔡公。」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左傳》)是皆楚王滅人社稷而縣之;以家人或俘虜為其縣長官之事實。嬴秦亦復如是「(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史記?秦本紀》)亦均夷人之國而縣之,其縣則終不決矣。至於中原霸主的晉國,且有奪大夫之田為縣者,「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羊舌氏之田以為二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然晉雖縣之但仍可賞人;晉襄公即曾「命先茅之田賞胥臣。」(《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亦賞士伯以孤衍之縣。」(《左傳?宣公十五年》)後來椒舉奔晉,晉侯(平公)亦「將予之縣以比叔向故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的縣尚保有古代遺風。然後來六卿坐大,終分晉國,與此自有連帶關係。
  齊亦有縣,唯其區劃極小,故其封與人之縣動輒百十計。今可考者如「齊侯鍾」(叔夷鍾)銘文曰:「公曰,夷……女肇敏於戎功,余錫女厘都□麥,其縣三百」。又如齊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與谷,其縣十七,以為子孫封邑。」(《晏子春秋》)是則桓公時代齊已有縣。孔子亦說管仲「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又如「子仲姜寶鎛」(素命鎛)銘文曰:「陶革叔又成榮於齊邦。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所謂邑當均指縣而言也。觀齊之縣制已異於上三者矣。
  至吳國坐大,擬北上與中原諸侯爭霸時亦已有縣制。「王余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富於在齊。」(《史記?吳世家》)觀此則吳之縣亦可以封人也。
  綜觀春秋時之縣,唯晉、楚、秦、齊、吳等大國有之,類多侵滅四鄰小國而縣之者。至於小國雖亦有兼併鄰邦,然則未聞有縣之者。要之蓋諸侯國土漸龐大,侵滅滋多,既不願以之分封附庸,然土地日拓,舊有中央直接統制之機構漸感不便,因之不得不另設地方長官以治之。故有縣尹、縣令、縣公、縣大夫之置,使其成為獨立的地方政治單位而直屬於中央。故春秋縣之設立可目為中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的開始。至於小國地本狹促,兼併他邑稍事擴張,於統制上亦既無不便,固無煩乎效顰大國而晝蛇添足也。
  且觀縣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國之縣同名而異制,可知其非一國獨創而他國傚尤者,則縣制之立其來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斷其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變,湘桂分流而諸國各異其制矣。
  釋郡
  郡、縣在始皇統一中國以前是顯然的兩回事。各自成為一政治單位,絕無聯繫關係。「縣」之由懸演變而來前已論之甚詳。至於郡則不然。《說文》:「郡從邑君聲。」是形聲字。似專造此字以名政治區劃者,是或為適時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與國防軍事有關。「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史記?匈奴列傳》)「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同上)「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同上)「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同上)觀此則秦、魏、趙、燕等國之郡似均專於防胡而置者。
  至於無胡是防之國則其郡亦專為防強鄰侵襲而設者。「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秦,其事急,請以為郡。」」又「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拒秦。」(《史記?楚世家》)則楚之郡專為防秦而設。
  至於吳夫差救魯亦是「發九郡兵伐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與軍事有關。蓋郡之置多在邊圉,為防鄰國侵襲則須經常有邊防而令大將戍之。為軍事上便利計,則戍邊之將領須集邊地軍政財大權於一身,庶幾運用靈活,因時制宜。國君將沿邊疆土地劃出一帶交付戍邊軍官。使其有獨立機構,除聽中央號令外不受任何牽制。以近代術語明之或可說是「軍事特別區」。這種軍事特別區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邊的將領,土地雖然沒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卻可集大權於一身,儼然是邊區的一個土皇帝。在那尚沒有獨立機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時代,這確是值得人們重視的一個制度。如許我望文生義的話,則郡字大可視作一形聲兼會意字,補充許氏之說可曰:「郡,從邑從君,君亦聲。」
  郡與縣之關係
  郡縣既截然是兩件事,但卻是同樣獨立的政治單位。然郡總在邊圉,距中央既邊遠,又經常有寇患。而縣呢?則或減鄰國縣之,或奪大夫之田為之,兩兩相較不用說縣的確是比郡好,做官的誰不想謀個安睡飽食的「縣」?!那烽火無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趙鞅誓師辭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左傳?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區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為防邊而置,非武將不能任郡守;且征戰不時,則郡守更握有兵權。丟開做好官食厚祿不談,則郡長官自然較縣令尹為□赫亦較有實權。再者開疆拓土既縣敵國而別置縣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縣復在邊區,為軍事便利計則有時縣令尹亦得受郡長官節制,且揮塵書生即可領縣令尹,而郡守則非重臣夙將不能任。類多立有邊功,說不定新立縣即是彼汗馬功勞換來,則新放來之文官的縣令尹,於資望於實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兩兩相較自然是等而下之。
  時日推移至戰國之世,征戰益形頻繁,武將地位當然亦隨之增高,漸漸地郡之地位乃駕縣而上之矣。至始皇統一天下,乃明定縣縣於郡,遂為後來地方政治的二級制,是自然演變之結果也。
  結論
  約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滅密國,夷王一怒足醯齊哀侯。天子之勢亦云盛矣。迨平王東遷,千里王畿半淪於敵;倉卒東奔,賴晉鄭之輔翼,苟延殘喘於成周。然曾幾何時,竟至周鄭交質、楚莊問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紀頹矣。天王尊嚴轉賴大國維護,跋扈諸侯亦借挾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綱,而爭霸之局啟;強弱懸殊,而兼併之勢興矣。小國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於霸主;諸侯之勢盛者,滅人宗社遂亦習以為常矣。
  然諸侯反顧自身之坐大,懲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復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廣,遂師王周遺制從而縣之,縣而不決遂為定制矣。且以長期征戰而有立郡之制者茲已論之稔矣;故曰縣者由封建蛻變而來;而郡者歷年征戰之結果也。至漢上諸姬已盡,陳蔡既縣;而楚人北上;秦人南滅巴蜀,而東出□關,緩衝小國既盡,列強直接衝突之局乃啟。積數百年軍事第一時代演變之結果,郡之地位遂駕縣而上之。始皇既統一天下,徹底廢除封建,乃因郡縣之舊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級制,千年以還,遂成定制焉。
  跋
  右〈中國郡縣起源考〉一篇,原為筆者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讀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三年級,選修顧頡剛先生所授「商周史」時之期終作業也。顧師發還時,曾用硃筆作批,並附一長函,指點文中可議可取之處甚詳,獎勖有加,並囑讀後將原稿寄還,「當為編入文史雜誌也」云云。然其時筆者方忙於撰寫一有關我國古代社會史之長篇,擬以此文為卷首,故末急於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學已結業,乃將積稿寄友人處,匆匆束裝東返故里省親。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續學於母校之歷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幾,敵軍便入侵中原,大別山頓成敵後。返渝續學無望,中大同學郭秉佑君乃將寄存約十餘萬字之舊稿分卷寄住立煌,詎料郵件通過敵區時寄稿泰半遺失,而此篇得以倖存。嗣執教立煌安徽學院,該院院刊編輯索稿,乃以此文塞責,遂蒙編入該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復失之」之語。此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陸變色後,筆者在美絕糧.乃向哥倫比亞大學附設之「漢史研究計畫」申請編譯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舊作為參考,欲以證明申請者「能讀通中國古書也。不獲已乃稟呈慈母於合肥故里,乞於舊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請工作。初僅試投家書,未存奢望,不意慈親竟能於中共土改劫灰中,將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諭,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於戰時敵後游擊區,印刷校對均極粗劣,刊物更無流通之可言。筆者曾試查大陸出版之《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皖院編譯委員會所出之《世界月刊》雖亦列入(見頁二九九),然該刊第一期則各館均缺,始知手邊所存,竟成碩果。摩娑舊簡,追念三十年來家國遭際,不禁百感潮湧。因請吳章銓夫人再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軒兄重行槧印,原文中除剔除兩個欠通之英文字,及將當初手民誤植「叔夷鍾」及「素命鎛」之銘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舊,雖因事忙,無暇改作,亦見三十年來,流落異邦,學無寸進之可悲也。
  一九七年農曆除夕附志於紐約哥大
  *載自台北《史學彙刊》第三期
  原載於一九四四年安徽立煌之安徽學院院刊《世界月刊》創刊號
  OCR者註:
  今可考者如「齊侯鍾」(叔夷鍾)銘文曰:「公曰,夷……女肇敏於戎功,余錫女厘都□麥,其縣三百」。
  這裡□我怎麼也打不出來,而「麥」是一個字,左麥右。全句截圖見下:
  而「素命鎛」的「素命」也是一個字,左素右命。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六、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瞭解。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係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係;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係,卻是蠶之與蛾的關係——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係。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只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瞭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潔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歎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後,又想起了胡適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隨的。
  適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於自由」。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ty 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出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非振興實業無以富。曰:「代議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財」(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雲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只有耐性地等著瞧吧!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於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由於中西曆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後;程序不同乃又導致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於國家」也。「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築」(super structure)也。國家之結構隨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於社會」也。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築」,其結構之型態,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於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致之。
  西方中產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於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後,由於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台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台、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爭。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台灣與南韓);大家一致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台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個以動產與不動產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產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台灣與南韓)。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議會之內,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並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節所述「代議政府」云云,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興階級集體利益之比較適當的模式了。
  所以所謂全民「代議政府」者,實為西方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順水推舟,無啥深文大義的自然產品也。
  可是這麼一個膚淺庸俗的洋制度,我們要把它移植到東亞大陸,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難產呢?這就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國的「宗法傳統」和「家長制」
  我們那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是從我們最古老的「宗法社會」逐漸演變出來的。宗法制是個純國貨。它在其他民族的歷史裡,是找不到類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會」究竟又是個什麼東西呢?簡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以父系家長(paternity)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節已言之:我們的「封建社會」之崩潰早於西方一千七百餘年。可是我們在封建社會崩潰之後,卻沒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錢的程度。相反的,由於特有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驅使,我們卻搞出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超級大帝國來。
  為著這個「中央集權」的運作,我們又發展出一套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這個完整的制度,再經歷朝改進,到滿清初年,可說已臻至化境。它的運作之靈巧與科學化,允非國共兩黨後來的黨官制所可望其項背。這樣一個完備而合理的統治系統,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們東方哲學——儒、法、道三家的精義熔注其間,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個所謂「霸王道雜冶」的「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關於這文化整體的特性與通性,時賢與筆者於各種著作中所論已多,不應再疊床架屋。今且粗列數條,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衝突中所發生的作用。
  吾人應該提出的第一條便是我們傳統「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在傳統中國的家庭裡是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家庭成員悉聽命於一位既長且尊的家長。這種家長在家庭業務的管理上,有其絕大的權力與威望;同時在道德上,他也有絕大的義務與愛心。對一個家庭的興衰貧富,和子女兒孫的管教養衛,他都要負全部責任的。但是他不是個毫無約束的獨裁者。就以家庭財產而言吧!全家成員(除已婚女兒之外)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協議「分家」,則「家長」也只能取其應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則長幼尊卑之間是沒有什麼「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長管教之下,連最起碼的,現今所謂「基本人權」的「擇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國傳統儒家論政,多半都是「國、家」並提的,先要能「齊家」,然後才能談到「治國」。家就是個小國;國就是個大家。所以國王、皇帝便是個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長;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級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長。縣長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類推,則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國」這個現代化的名詞,在古代則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體,是最應受到子民們尊敬和服從的。所以孟老夫子罵人時也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而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結構便是從「父親」這個小權威開始,形成一個小小的「權力金字塔」。然後重重疊疊上瑤台,大小金字塔層層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縱的「國家機器」(state machine)便是個最大的權力金字塔。萬歲爺是集全國「管教養衛」之權責於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會是由教堂分擔的。做中國皇帝則是「作之君、作之師」,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權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擔一切責任;也行使一切權力。斯之謂「國家強於社會」,與現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強於國家」,恰是個反面。今試把這兩個不同的模式中「國家」和個體「公民」(citizen)之間的關係,圖解如下:
  「集權」並不是「極權」
  可是在傳統中國裡,政治結構雖然高度中央集權(見圖甲)——用時下術語來說,便叫做「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但是「集權」(centralization)並不是「極權」(total 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這個「層層節制」的統治系統裡,各級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頗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縱使最高層出了一位荒淫無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過層層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國人民,亦殊不易。因為暴君之出現,他第一步必須破壞他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則統治機器失靈,在那交通和資訊都相當原始的碩大帝國之內,搞其「東方暴君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亦勢所不能。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斬的「東方暴君」。因此生於這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亦頗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樂。但是「乞丐」們的「基本人權」、「自由平等」又向哪廂去找呢?這些現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玩藝嘛!在那並無「資產階級」存在的帝制中國,那些罔顧人權、剝奪自由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如君權、父權、夫權、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們「固有道德」所認可的嘛!生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誰又覺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詩人胡適說得好:「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覺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嘛!事實上,「無節制自由」之為害,實遠甚於「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廬山中的遊客,哪能識其全貌呢!
  因此從比較史學上看,我們這個宗法遺規的「家長制」,在中世紀的世界上,不特是個「可行的制度」,甚或是個「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所行的「父道主義」(paternalism),不也是一樣嗎?腓特烈大帝說:「我為人民謀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這與我們孔夫子的政治哲學,不正是不謀而合嗎?我們的家長制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不因歷次革命而有所改變。事實上台灣今日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一位大家長呢!可是李登輝總統今日的作風,似乎就有意重建這制度。
  正因為我們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長壽,比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於此生活方式已二千餘年,一旦要以夷變夏,本末倒置,其艱難萬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變夏從夷呢?那就是中世紀畢竟是中世紀;那個時代的「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適用,我們現在要另闢蹊徑,就不得不從洋西化、改弦更張了。
  「健康的個人主義」
  在現代的民主國家裡,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健康的個人主義」之上的(「健康」一辭是胡適之先生為中文讀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誤解)。個體公民與各級政府之間,與夫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都是雙邊契約的關係(見圖乙),政府不再是家長。它是聽命於人民的「服務機構」(service agency),官員是「公僕」(public servant)。這一來,它和我們的傳統的家長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對象。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類矣。上節所述戰前的德義日加上個史達林的俄國,戰後的毛□□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九年代的台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於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只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徵之一。但是這一特徵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事實上□□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捨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農輕商的後遺症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並不是甚麼壞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歷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於國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原是在社會強於國家的客觀條件之下,不受人類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長的。它的確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想像的)「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的產品。
  可是我們「重農主義」,卻是從頭到尾的一種「主觀設計」(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體地說,它是在國家強於社會的情況之下,由政府主動從事「土改」的結果,是主觀意志製造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廢井田、開阡陌」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為了解放農村個體戶的生產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給廢掉了。改農業為私營——這正是近年來鄧小平毀棄毛制土改的主要內容。
  秦以後,土地變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買賣。此一農村自由經濟制度,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沒有太大的質變。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政權成立之後,才被毛□□倒轉了。
  【附註】毛□土改,改私田為公田,也是主觀意志的產品。在制度上說,實在是恢復先秦的封建生產制,所以終於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產制,所謂「復井田」,把腦袋搞掉的。
  以主觀意志來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兩家原是一致的。漢承秦制之後,儒家的政權,把法家原有的「重農輕商」的政策,繼續推到最高峰。商人階級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我國這種與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輕商主義」,其後竟深入人心,歷兩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個強大的政府鎮壓了,那個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國歷史上也就不能出現了。缺少個城市中產階級,中國也就出不了「重商主義」和「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沒有產業革命和與之俱來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那我們就只好安貧樂道,維持個半饑半飽的農業大帝國,永不想發財致富了。全國人民都生存在大貧小貧的邊緣,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樣,那就真的一窮二白了——所幸我國人口過剩的現象,只發生在清朝乾隆以後。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晚清時代,從古老傳統中承繼下來的政經實況。這一實際情況,也是傳統的政經制度作天衣無縫的配合所製造出來的。但是從人類文明累積的總成績來看,這種體制原沒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們那獨步世界的中世紀文明,便是這項政經體制孕育出來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紀來華傳教,目擊我國康雍乾盛世的耶穌會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名聞天下的民主聖人傑弗遜;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紀中葉,作為羅斯福農業「新政」智囊的華萊士等等,他們比較中西,對我國傳統小農制的社會生活,無不推崇備至。晚近的科學史權威的李約瑟,對於我們中世紀科技與社會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們自己的往聖先哲,唱戲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論,那就更不用說了。縱遲至今日,李登輝總統還不是在為「回歸固有文明」而呼籲嗎?遑論當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傳統,為什麼在晚清時代——那時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現在還多一點嗎?——我們卻表現得那樣窩囊呢?結果招致「新青年」們,一致喊打,幾乎把「固有文明」全盤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們又為什麼表現的如此暴戾無知,還要麻煩「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東來,普渡眾生呢?
  對此,我們的綜合答覆,要點蓋有數端。其一便是前節所述的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中古」或許是我們的;「現代」卻絕對是人家的。請翻翻我們今日的中小學教科書;想想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幾是屬於我們「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貨嘛!
  一句話歸總,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論好壞),是不能適應現代西化的需要。適應不了,它就會變成我們求新的包袱,現代化的絆腳石了。好漢專說當年勇,那就十分窩囊了。且看我們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許有一個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羅孝全牧師杯葛了,以致身死國滅。
  傳統國家機器的週期性
  再者,縱使一個古老民族,它有勇氣卸下傳統的包袱來求新求變,它還要有個有效率的行政機器來推動此事。不幸的是我們在清末的那部國家大機器,也已到了銹爛不堪,應該報廢的程度了——它負荷不起這個天降大任。
  科學家告訴我們,任何群居動物的團體組合,生滅盛衰之間都有其週期性。這反應在傳統歷史上,史家則叫他做「治亂、分合」;陰陽家則叫它作「氣數」;西方漢學家則名之曰「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稱謂如何,我們那部「中央集權文官制」加「農業經濟」的國家大機器,亦有其不隨人類意志轉移的運作週期性。西漢以後歷朝的政治史實就警告我們,這部大機器的有效運作期不可能超過兩百年。(以世界標準來看,兩百年一個週期,不算最長,也算夠長的了。)過此時限,就是報廢換新的時候了。
  滿族的統治者於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國,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滿一週期。到此時它那部仿漢改良重建的統治大機器,也已到了銹爛報廢之時,不堪任重致遠了。
  吾人試閉目沉思,如「鴉片戰爭」等國恥國難,均發生於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時,其結果又將如何呢?這也是我們國運使然吧!這些國難國恥,卻發生在「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極盛時期(根據他們的週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國國運週期衰竭開始之時。在這盛衰對峙之間,則清廷造化如何,也就無待蓍龜了。
  所以我國近代史家每喜詬病清室涉外官吏為如何顢頇,如何庸愚,而在下讀史數十年,則不以為然也。
  設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沈(葆楨)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諸後來國、共、民、青、民盟、民進諸黨之高幹,優劣之間,豈待區區執簡人之饒舌哉?只是大清帝國氣數將終,統治機器報廢之週期已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國豈能厚責於機車駕駛人員和維修技工耶!
  「西化」、「現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歷史感觀」(sense of history)的動物。歷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爭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只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範疇了。據說毛□□就沒有刷牙的習慣。這大概由於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濃厚的「階段性」。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爭前傳統中國的歷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歷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歷史」,則近代中國之動盪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這項動盪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鴉片戰爭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炮所打敗。戰後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這就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確是有聲有色。九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於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他主張「建立民國」,乾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璽天德」。
  康梁失敗了。孫先生成功了,並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璽天德」。但是孫伯理璽天德並沒有解決問題,隨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適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適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炮)餘事也,政治經濟亦餘事也。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症,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要丟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從魏源到胡適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雖然是屬於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跡,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迴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於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雲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並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
  *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台北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五期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七、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在上篇談「帝國與民國之蛻變」的拙著裡,筆者曾不揣淺薄、斗膽地說過,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是千年未變;而鴉片戰後,則幾乎十年一變。何以在社會經濟方面,我們的傳統歷史是「靜如處女」,現代又「動如脫兔」呢?恕我要言不繁,這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實是西方東來的「帝國主義」推動的結果。
  「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一問題對我們這一輩二十世紀上半紀出生的華裔男女,還需要解釋嗎?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便是我們一輩子實際生活經驗的主要部分,別提也罷,提起來,我們會怒脈賁張、咬牙切齒的。
  以上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親身體驗出來的,有什麼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國一般史家和國共兩黨的官方,都會肯定「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馬列派的史學家,更會把它概念化一番說:帝國主義何以是萬惡之源呢?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萬惡之源的上面,還有一個總源的「資本主義」。
  可是這些說法,卻不為很多西方漢學權威所接受。他們之間有許多極有火候的歷史家,甚至是最有權威的泰山北斗,如創立當今劍橋學派的開山宗師費正清教授等,卻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於革命黨人(包括國共兩黨)不斷的宣傳,而嵌於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種幻覺,——雖然他們也並不否認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卻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日本人呢?在他們戰敗之初,倒頗有些懺悔心態。可是近年來,他們就逐漸地把他們在中國大陸赤裸裸的奸擄焚殺說成「進出中國」了。只是日本人這批「進出論者」引經據典的功力,無法與西方的「幻覺論者」相提並論罷了。
  朋友,時間是可伯的。以感情寫歷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見二十世紀後半紀(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們對「南京大屠殺」、對「佳木斯細菌試驗所」等等的情感反應,就不會像他們父執輩那樣椎胸泣血了。君不見,抗戰期間站在不同陣地的一些華裔同胞,他們對日本戰犯不也有頗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過些年,縱是華裔大學生恐怕也要靠歷史百科全書,才能粗知「帝國主義」的定義了。
  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保存某一段歷史的真相。傳之後世,警惕將來。歷史家應該實事求是、心平氣和。他不應為某一時代的喜怒哀樂所局限而筆端常帶感情。所以像「帝國主義」這樣的議論未定之辭(debatable subject),就應該辭簡義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論斷。
  「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
  若談「帝國主義」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上溯到歷史上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擴張主義是個洋名詞。我們文化中的同義字大致可說是「強凌弱、眾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絕對存在的一面;也是最醜惡的一面。它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類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甚至「動物社會行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經科學家證實的「客觀實在」。
  人類歷史上「擴張主義」之動機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經濟、政治、宗教、文化、虛榮、色慾、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慾。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類向外擴張的社會行為。若論其在歷史中有記錄的犖犖大者,則我們「漢人」,原來也是這一行的老祖宗。我們早期對「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之「擴張」行為,也是天人共憤的——可是我們的聖賢史家帝王將相,不也把這些最不光榮的對外侵略,開疆拓土、犁庭掃穴,說成王化遠播等等最光榮的民族史跡嗎?民族史家們(包括區區小我在內),又何嘗說過這些都是民族之恥呢?
  就以我們對付匈奴族為例吧!
  匈奴族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最早的,有明顯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個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們漢人給他們加上去的。早期的歐洲史家和漢學家,對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頗存疑慮,就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nu」字,可能就是我們中國「種族主義者」(racist)所玩的花樣。
  匈民族被我們的侵略大將衛青、霍去病、竇憲等人,給「擴張」出去了。他們拋棄祖宗廬墓、君父故土,逃難逃到中亞和東歐。在那兒,他們又把當地土著「擴張」得七零八落。終於在四、五世紀之間把整個歐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後弄出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來。沒有民族大遷移,哪有中古和現代的歐洲呢?所以歷史家如果說,只有現代的歐人東侵才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那就昧於古史了。
  四、五世紀時歐洲,為什麼鬧得那樣天翻地覆呢?曰:「中國擴張主義」西進之後果也。「中國擴張主義」為何物也?威爾斯(H. G. Wells)教授所謂「Chinese Imperialism」也。所以「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大致可以說是「同義字」。至於十三世紀的蒙古西侵,也可說是「Chinese Imperialism」,因斯時的東方政治哲學尚無國際平等之概念(equality of 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傳統之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彼以少數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質正如滿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現代西方的「帝國主義」,蓋亦起源於近代歐洲的「擴張主義」。這一點,任何國家、任何派別的歷史學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為中國擴張主義的「受害者」(victims)的歐洲民族,何以於近代,忽然大肆「擴張」起來呢?而近代歐洲擴張主義又是個什麼性質呢?為著一般中文讀者的方便起見,我們最好還是把中西史籍對比著看,將這樁史實,簡單地從頭敘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運動
  筆者於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潰,時間上雖相去一千七百餘年,在性質上與形式上則頗為相似。中國在封建末季的「戰國時代」,王綱解紐、五霸爭雄;結果導致百家爭鳴、諸子蜂起。終於孕育出一個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等等徹頭徹尾的「解放運動」——它也是我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段史實。可惜這個光輝燦爛的運動,最後竟以最慘痛的「焚書坑儒」的方式結束了。自此以後,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將相和儒教聖賢,牽著鼻子,一牽兩千年。所以湯恩比大師說,中國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原也是輝煌燦爛的。不幸他們於四、五世紀之間,為「民族大遷移」所腰擊,竟被諸蠻族入侵(亦如我國史上的「五胡亂華」),弄得四分五裂。可是這些西方蠻族,一面雖毀壞了羅馬文明,另一面卻又自身「羅馬化」——其情亦如我國的五胡漢化。值此擾攘期間,那原為羅馬時代旁門左道的「基督教會」乃乘虛而入。其情況亦如佛教大盛於我國南北朝之間也。經過數百年之混亂,整個歐洲終於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東方,佛教便沒有這項福氣了。)
  在這個基督世界裡,那些流竄蠻族(今日歐洲白人的祖先)逐漸定居。其羅馬化、基督化了的酋長們也就逐漸地落實他們部落的統治而變為(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的)封建諸侯了。他們各自霸佔土地、豢養農奴、組織莊園,不斷地增進生產以自肥。而與他們平行發展的「基督教會」除霸佔土地之外,還興辦教育、建築教堂、規範文化、包辦上帝以自尊。這樣使形成了他們「政」(state)、「教」(church)兩頭大的「中世紀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紀文明的本質而言,無封建諸侯與封建生產制,則蠻族社會便無法安定,原始農業便無法增產。無教會與上帝,則諸蠻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為宗教、不成其為文化。所以封建諸侯與教會司鐸在中世紀亦各有其文化任務與歷史功勳。雙方配合適度,亦可使庶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安居樂業、絃歌處處,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遺風焉。已故吾師中古史權威之艾文斯(Austin P. Evans)教授,總以中古社會生活為人類社會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虛獎。君不見馬丁路德乎。路氏對教會腐敗,雖恨不得與之偕亡,而對封建諸侯則頗能曲諒,亦自有其卓見也。
  但是歷史畢竟是隨時間移動的。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封建制、莊園制、基爾特製,雖俱有其歷史任務,然任務完成,時移勢異;時勢變而制度不變,它們就成為進化的絆腳石,歷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嚴家其先生於最近神遊羅馬參觀「異端法庭」(Inquisition Court或Holy Office)之後,便與其誓不兩立,亦職是之故也。
  中世紀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達於飽和狀態,一個「解放運動」(如中國古代之「百家爭鳴、諸子蜂起」)就應運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會之崩潰卻同源而殊途。我國的「諸子蜂起」,終以諸子同坑而結束。歐洲則因為出不了一個秦始皇,收束不了這個「處士橫議」的局面,因此現代歐洲為反抗「政」、「教」兩大桎梏的「解放運動」就像一窠蜂子,向四處爆炸了。其出現方式如「宗教改革」、「商業革命」、「方言文學」、違反教義的科技探討、規復原本為基督徒所不悅的「羅馬法」之研究與施行等等……總之一個廣義的「文藝復興運動」,乃如野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拾。歐洲的天地太小了,它們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燒遍五大洲。它們結束了歐洲的「大黑暗時代」,便把人類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現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現代世界通史」,就變成一部「歐洲的擴張主義」的歷史了。
  「擴張主義」的「兩面性」
  所以現代歐洲的向外擴張是有其善惡的兩面性。其「善」的一面,則籠罩由西歐開始的「現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傳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為「德先生」(民主和相關的觀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賽先生」(科學)了。
  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後地區奸擄焚殺,作其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
  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博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果」則不無可取。例如上文所舉有關我們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可是這一類「原本無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炮打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等罪惡行為。這「惡」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討論那些來自西方,本質上大同小異的什麼「擴張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我們就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們如只為感情所驅使,而把「帝國主義」看成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這多少也有乖史實。因為它在槍桿、鴉片之外也還有些好東西。君不見,我們今天搞得轟轟烈烈的什麼民主、人權、婦女解放……等等,不都與「帝國主義」同船光臨的嗎?否則我們還不是在搞那個倒楣的「三從...
  (原書缺第171頁)
  其縱深蛻變的程序的。此一時可作其大惡,彼一時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也。
  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通性為何呢?簡單地說來,則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擇手段,絕情寡義。這條通例可以說是自一四九三年西、葡兩國經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開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為止,通用於四百五十餘年之間所有的帝國主義而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紀之間,西葡兩國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就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的。當時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為掠奪土人,尋找金銀,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紀錄。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綁架土生黑人,販賣為奴。其行為又豈止「絕情寡義」而已哉?迨達伽馬(Vasco da Gamma)於一四九七年繞過好望角,直航印度兩年後歸來,獲暴利六十倍,真是羨煞西歐朝野。
  西、葡兩國是西歐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畢竟太大,兩邦實在太小。兩國向相反方向發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終於一五二一年由麥哲倫之繞地球航行而會師於東南亞時,已負荷太重。其後當地土著及東南亞華僑,雖受禍彌深——一六二年西班牙人曾於菲律賓之大侖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舉屠殺華僑兩萬四千餘人;一六三一年於加拉巴(Calamba)再殺我華裔兩萬有奇——然其對中國大陸本土則始終末敢過分覬覦。葡萄牙人雖於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潛入澳門建小貨棧,並於台澎外海瞻望寶島而驚其「福爾摩莎」(Formosa,葡語「秀美」也)。然限於國力,亦無法強佔。
  迨荷蘭人於一六二年(明萬曆三十年)組織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同「東印度群島」(今之印尼)發展時,曾一度乘機佔領台灣之一角,然終於一六六年(清順治十七年)為鄭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個海權小邦,雖曾於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把整個東南亞(亦多為中國之舊藩屬)弄得天翻地覆、海嘯山崩,但是他們卻始終未敢侵掠中國大陸,因此我大陸上明清兩朝自鄭和七航(一四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後,便龜縮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覺。對大門之外的西洋海盜,毫無所知,亦未加聞問。如西班牙所操縱,以華裔海員為基礎,獨佔亞美兩洲的太平洋直達航運二百五十年之「馬尼拉郵船」(Malila Galleon,1565~1815),我國官書竟無片紙記錄,酣睡之沉,亦可驚矣!
  我國明清兩代朝野,黃粱一夢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鴉片成患,西來毒販欺人,一覺醒來,已景物全非矣!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毒梟」
  若論歐西各國東向擴張之先後,英國實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國卻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不拘一格、花樣繁多而後來居上的帝國主義。事實上,一部晚清中國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國則英之尾閭也。
  英人作有計畫之東侵蓋始於一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ngland)之創立。該公司為一私營之商業組織。然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窩裡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該公司擁有政治權力與英國之國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擴張。其第一目標蓋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臥兒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時已弱點畢露,治下諸侯林立,內訌不已,乃予英國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機。其時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強。然兩雄相爭,法人終非敵手。筆者今猶憶及數十年前在大陸上初中時,老師教世界歷史課,曾大談「英國小將克乃武(Robert Clive)大敗法國老帥杜普雷(Dupleix)」之歷史故事;有聲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於一七五七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為英國所獨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戰後始恢復獨立。
  英人東侵之第二主要目標厥為中國。然其時正值我國乾隆盛世。中央權力方濃,沿海諸省亦無懈可擊。中英交往乃限於國際間之貿易。唯英國此時尚處於工業革命前期,鐘錶、呢絨等少數製造品之外,無太多商品足資供應,而我國之絲、茶、瓷器則可無限外銷。因此中英貿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憑金銀硬幣,以為挹注。
  不幸我國之「順差」貿易,不數稔便迅速逆轉。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專賣權(monopoly)之後,我國順差瞬即變為逆差,以至一瀉如注,不可收拾。
  鴉片原產於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為最佳最伙。明季列為藩屬「貢品」。蓋鴉片原為極有效之藥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見「竹管啖煙」之陋習,蓋亦傳自海外,鴉片遂成為毒品矣。
  順康之間(一**四~一七二二)滿族入主未久,朝氣蓬勃;而中土於大亂之後,人口大減,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北京;朝廷政令頗能一竿到底。煙毒初現,政府即申嚴禁之令,故亦不足為大患。不期嘉道之際(一七九六~一八五),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週期將屆,朝政不綱,地方官吏之貪污腐化尤不可遏,鴉片禁令乃漸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則為大英帝國挾其吞噬印度之餘威,官商一體,揖帆東來,載其印度之高級鴉片,在我沿海作武裝走私。其囤集走私鴉片之躉船,有時竟泊於廣州城郊之黃埔!「濫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為甚。年前筆者游黃埔,導遊者告訴我:「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官學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訴他「比軍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國人走私販毒,鴉片堆棧之故址也。」導遊愕然。
  近年來曾有中西曆史學家,堅持「鴉片戰爭非為鴉片而戰」之學說。他們認為「鴉片」只是一種商品,由英商運抵南中國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島。其銷行中國內地則全由中國本身極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運之,非英人之責任也。此一學說,真是歷史學界的奇談怪論。
  筆者定居紐約市四十餘年,對本市販毒掌故可說瞭如指掌。所知個體毒販,大至億萬富翁之毒梟,小至當街兜售「白面」之八、九歲兒童,可說「閱人多矣」。以美國今且緝毒機關之有效,科學方法之新穎——偶讀其官方緝毒報告,直如科幻小說,然終不能禁。駟至每下愈況,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為毒犯所征服。目前聯邦政府於國內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只有乞助於友邦,冀圖直搗「金三角」之老巢,亦來見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緝毒之難,豈踞坐皮椅,於象牙之塔內放言高論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萬一?!
  區區讀史之餘,每作遐想:設有超級帝國主義,以激光炮、原子彈諸武器為後盾,強運千噸今日最精純之「中國白粉」(China White),泊舟於紐約港內之「艾麗絲小島」(Ellis Island)以供應市內之大小毒販,則偉大之紐約市將成何世界?美國又成何國家?華府白宮對此超級毒梟之反應又何如哉?此不正是當年道光爺陛下的中國嗎?!
  明乎此,吾人當知十九世紀之英國便是人類歷史上,若是之空前絕後的最大毒梟也!明乎此,則鴉片商品論者,也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鴉片戰爭」與「茶葉戰爭」
  有的學者可能還要辯論說:鴉片之為害一事也。鴉片之淪為中英戰爭之導火線,則又另一事也。以遜清政府當年之顢頇愚昧(ignorance)、閉關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縱無鴉片,則其他任何一「片」——麥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為「麥片戰爭」……「溺片戰爭」之導火線,豈獨鴉片已也?中英之戰勢在必發,非鴉片之過也。
  此言實昧於歷史事實之又一胡說。
  有關「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中西史籍無慮數百種。今日史家對戰爭之經過,蓋均已耳熟能詳,不須爭辯。拙作限於篇幅,亦無法重敘史實(註釋上再略敘之)。然該次戰爭之基本性質,有待研討之處則正多也。
  須知「鴉片」為當年中英戰爭中,英方無可代替之「商品」也——其獲利之豐(讀者試看今日之毒販便知),天下無雙;其有助於當年英國國庫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於英倫之繁榮、「國民所得」之增長,與夫紳士淑女生活水準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試看倫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紀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樓大廈,有幾座與鴉片無關?(君知否?這類建築,紐約與波斯頓,間亦有之。英人壟斷了印度高等鴉片;波斯、土耳其產之次等貨,美商營之也。)
  總之,「鴉片貿易」(opium trade)為當年英倫朝野,國脈民命,生計攸關,不可或缺之國際貿易。女皇與國會,均不惜為之一戰。可是英國國會檔案不昭示乎,英國議員之反對戰爭者,豈非所在多有?此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小史之見也。英國與美國一樣,畢竟是個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國會之內還不是有人反對對日宣戰!
  所以我們敢斷言:「鴉片戰爭中英雙方皆為鴉片而戰也。」否則它就不叫「鴉片戰爭」了。一七七六年開始的「美國獨立戰爭」,是由中國的烏龍茶葉引起的。該戰爭非為茶葉而戰,因此它就不叫「茶葉戰爭」了。
  然則十九世紀中葉中英之戰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論「鴉片」、「溺片」都「非戰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日:若無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鐵腕政策,則「鴉片戰爭」便不會爆發!蓋清廷至此,禁煙已百餘年。然鴉片之禍,愈禁愈熾;鴉片貿易愈禁愈大。「鴉片戰爭」原為鴉片而戰嘛!如鴉片之禁令始終只是一紙具文,則英國又何必發動什麼鴉片戰爭呢?無奈鴉片之禍,至道光中葉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權的國家,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試一重讀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折的原文,則知正當進出口商人經營所獲,「較之鴉片之利,不敵數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說到罰輕癮重,吸毒者「刻不可緩……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見黃著《黃少司寇奏疏》)。這種敘述之真切,以今日紐約毒禍與之相印證,都是符契相合的。至於那禁煙名句說,煙如不禁,則將來「不唯無可籌之餉,亦且無可用之兵」。中國如衰敗到那步田地,則「鴉片戰爭」就沒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這一個境界卻正是英國這個大毒梟,在鴉片戰前所企盼的中國啊!出乎他們意料的則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個有為有守、而敢作敢為的林則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煙來,真的means business,則這場戰爭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戰四年,中國大敗虧輸,落得個「五口通商」、「割讓香港」的結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細述了。
  「鴉片戰爭」之戰與不戰之權,操之於大英帝國的首相與國會。林欽差被動應變而已。他如要認真地禁煙,不管貴欽差是林則徐、張則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從「印度第二」到經濟第一
  英國在清末和中國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兩次是和其他列強合夥來打的「半仗」(「第二次鴉片戰爭」,亦名「英法聯軍」,一八五八~一八六;和「八國聯軍」,一九~一九一,史家也稱之為「拳亂」、「義和拳」,扶清滅洋之亂也)。
  前段已言之,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能隨機應變、十項全能的帝國主義,所以它對我們所打的三次戰爭的性質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兩任英國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國無永恆敵人,亦無永恆朋友,卻有永恆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華之戰,雖方式不同、性質各異,其為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而戰則一也。
  概括地說來,中英鴉片之戰,英國的目標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歷史為模式的。遠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喬治三世遣馬爾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華時,彼即深知清軍火器之落後,在軍事上非英國之敵手。鴉片戰前,英人非但洞悉清軍之不足敵,而清政之窳劣,尤為英方所睥睨。因此縱鴉片一項之入侵,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把中國變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輩漢學家閱拙作或將誣為過甚其辭。其實英人之臣服印度又豈有若何通盤計畫哉?若輩只是乘勢入侵,得寸進尺,終於造成既成事實罷了。其侵華也亦然。鴉片戰後,則司馬昭之心亦為其血濃於水的自己白種夥伴所共識。
  〈中美望廈條約〉(一八四四)締結之後,第一任美國駐華公使義華業(Commisioner Alexander H. Everett)於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廣州履新,目擊英人在華之不擇手段,對中國主權恣意侵越,便認為英人有計畫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印度」而憂心忡忡。義氏並專書呈報美國國務卿及總統,籲請華府聯合歐洲其他列強尤其是法俄二國,加以制止。(義華業呈美國務院之報告原件現存美國「國家檔案局」。於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發於澳門。)其後歷任美使所見皆然。其唯一例外則為第五任美使伯駕(Peter Parker)。
  伯駕原為美國傳教士,鴉片戰前即與鴉片販有親密往還。戰後為急求深入內地自由傳教,而支持英國之積極侵華政策。迨伯駕以六任美使館代辦而升為第五任公使時,竟籲請華府「佔領台灣」,始為布肯南總統(James Buchanan)所撤職。
  但是英國畢竟是個有修養的帝國主義。鴉片戰後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獨吞中國之不易。蓋中國為一高度中央集權之統一大帝國,頗難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鴉片戰後俄法美諸強亦接踵而至。對弱大中國群起而蠶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為勢所必至,而一強鯨吞則為時已晚矣。因此在「太平軍」金田起義(一八五)之後,英國對華政策乃有極顯著之改變。
  在此期中,英人已不再作印度模式之企圖。而改採聯合法美兩國以武力脅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條約之下,作沿海與內陸之全面開放。斯時法美諸強雖亦尾隨英人插足東亞大陸,然其經濟力量與英商相比則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動列強共逼清廷作全面開放,則實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國一國而已。英國之此項邀請,美政府因疑其動機,不願加入,而法國則欣然入彀,此即為英法聯軍於一八六年攻陷北京之全盤經緯。
  北京既陷、圓明園被燒,而清帝咸豐亦死於承德,導致宮廷政變,寡婦垂簾。清室至此對西方帝國主義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對列強的予取予求,簡直是百依百順。因此清政府於天津、北京兩地與列強所簽諸條約,可說均是據英人所要求之條件為基礎的一邊倒的城下之盟。強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聽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謂促成中國加入「世界社團」、採行「條約體制」之實際經過也。
  在此「條約體制」下,清廷隨後簽了一連串的條約,不特把中國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開放,外人在內河航行、築路開磺、傳教辦學、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條約保護。英人監督我海關、代辦郵電亦均一概落實,而〈中英北京條約〉(一八六)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則為「販賣鴉片為合法貿易」。
  〈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中,鴉片走私被廝混過關,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廈條約〉(一八四四),則明訂鴉片為「違禁品」(contraband),貿易為走私,美商不得參與。一八五八年中美天津續約,美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原擬重續此條,然為英使額爾金(Lord Elgin)所駘,乃將此條刪除,遂使英人未賣一辭竟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矣。(見列衛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發自天津對美國國務院之二十三號報告。原件存美國「國家檔案局」。)
  既經合法化,「鴉片」這項「商品」在中國進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佔全中國外貿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當時中國進出口貿易之運輸,幾乎亦由英商總攬承包。英帝國主義之對華發展,至此亦可謂登峰造極矣。
  席豐履厚,圓顱方趾,大英帝國之臣民,當時真是傲視萬邦,睥睨全球。那億萬個貧窮骯髒、面黃肌瘦、愚昧無知的鴉片鬼「約翰?支那曼」(John Chinamen),仰視豪華幽雅的上海「外灘公園」,也就不能與狗同入了。
  朋友,這便是滿清末季,以英國為軸心的「西方帝國主義」侵華之大略及其嚴重後果之實況。雖然當前中西漢學界皆另有說辭,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來發掘歷史事實時,是非終必大白。林肯總就說得好:「你可騙所有人民於一時;騙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不能永遠欺騙全體人民。」這正是公正歷史家的信條。
  因此當〈中英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人對華之願望可說已全部達成。大英帝國雖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沒有淪中國為第二印度,但卻取的把中國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經濟權利。可是中國畢竟還未成為殖民地。諸強蜂擁而來,則大英帝國如何保持其在華的既得利益,怎樣維持「現狀」(status quo)更從而推進之,就變成其後一階段英國對華政策的重心了。
  英帝政策的蛻變與法帝的「非洲模式」
  長話短說。自一八六年的〈北京和約〉到一九一年,結束「八國聯軍」的〈辛丑條約〉之簽訂的四十年間,大英帝國對華政策的縱深發展,竟逐漸從一個面目猙獰、吸血吮髓的母夜叉,變成一個捍衛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強有力的保母了。雖然在此期間它還是強奪了緬甸(一八八五)、「租」佔了威海衛與九龍(一八九八),但是較之俄法日之貪婪橫暴,則真是「盜亦有道」了。九十年後又有誰知道,那原先囤集鴉片、包庇走私的小島香港,竟然變成百萬人民捍衛民主人權的聖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國主義之鷹犬,如今卻變成港人折檻攀轅、望碑墮淚的循吏賢宰呢?我們對英語民族的政治修養,和統治藝術,真要脫帽致敬。這也是他們帝國主義幻覺論者最強有力的理論根據吧?!
  英國對華政策之演變當然都是以「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為出發點。但是不論進退,它都能發而中節,正如丘吉爾所說:「殺人也要殺得客客氣氣的嘛!」不像其他帝國主義,尤其是俄國與日本那樣的惡劣作風。
  再說說法國。法帝國主義在清末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原是個百分之百的「殖民主義」。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後的非洲模式之延續。在十九世紀的非洲,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分別建立其殖民地。分據之後,彼此壁壘森嚴,互下相讓、勢同敵國。一旦歐洲本土有矛盾,則非洲亦矛盾隨之。此即法人強佔安南(一八八五)及廣州灣(一八九八)之後,向廣西、雲貴延伸之意圖也。其後德人之佔領膠州灣,據青島(一八九八),以山東為「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亦屬此類。
  至於俄國,其入侵中國之方式與性質,則又為另一型態。
  疆土帝國主義的俄羅斯
  前節已言之「歐洲擴張主義」原是人類歷史在「現代階段」(The Moden Era)的時代現象。歐洲擴張主義者之向東發展原有海陸二途。上面諸節所述原是以西葡兩國作急先鋒,以英美兩國壓陣的「海上帝國主義」;而取道陸路東侵的帝國主義,就只有俄羅斯一國了。
  以基輔(Kiev)為中心的中古時期的俄國,原是一個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的,極其落後的北歐小國。一三四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輔為蒙古遠征軍所破。其後淪為蒙古帝國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擺脫蒙古統治,恢復獨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統治期中,此一原為不東不西之小國,卻學到一些既東且西的統治技術。其尤要者則為蒙古治下之極權政府也。因此俄國恢復獨立後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為當時世界上凶殘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統治者。俄民斯時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統治,一旦恢復獨立,也就追隨其恐怖的統治者,作最恐怖的擴張主義之反彈。其西方因受阻於強有力而更開化的西歐諸強,俄帝就只有瘋狂地向東推進了。斯拉夫原為北歐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發,不數十年竟翻過亞歐交界之烏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為中亞與西伯利亞(Siberia)之第一號煞星了。Siberia者即鮮卑利亞之轉音,我國西北邊陲內外少數民族之故鄉也。這些「少數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隨季節遷移,每年南北轉徙千餘公里的遊牧民族。本身雖極驃悍,若無大單于為之統一,則亦各不相屬;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機,各個擊破。
  俄人東侵時,其武力雖不過數百人至數千人,然其擁有現代火器,以故「各個擊破」之實力極強。而俄人擴張之時其殘酷程度可能在西歐各海盜國家之上。其殺人滅族、奸擄焚掠,甚至燒烤人肉佐膳,亦時留記錄,有案可稽。筆者族叔唐盛鎬博士精通俄語,彼自俄國革命後所公開之沙俄檔案中,翻閱有關史料,讀之真駭人聽聞,不堪想像。所以沙俄東侵百餘年,鮮卑利亞真被它殺成一片血海。所幸於十七、八世紀時,中國清室崛起,而康雍干三朝(一六六二~一七九五)本身固亦為一強大之陸上帝國主義也。以故於十七世紀之末,俄軍東侵至外興安嶺之西麓時,乃為強大清軍所遏阻。一戰之下,陸軍挫敗,乃有中俄〈尼布楚條約〉(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之簽訂。該條約之主款厥為兩強以外興安嶺為界,劃疆而治。俄人之陸路東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雙方相安無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一八六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條約〉,進佔我東北,強據我海參崴,改名俄屬「鎮東港」(俄語Vladivostok,即鎮東二字之組合也),從此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國自沙俄迄蘇俄俱為生產落後之國家,在清朝與中國貿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無太多進口貨物,故其對華貿易興趣不大,而所重者領土也。所以俄帝於晚清末葉為一單純的土地帝國主義(territorial imperialism),較之英國之十項全能,遜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聯軍之役,彼竟能趁火打劫,不賣一彈而盡佔我東北,並及外興安嶺以東之整個西伯利亞;且乘勢穿越白令海峽而盡佔阿拉斯加(Alaska),與自加拿大東來之大英帝國主義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賄通美國參眾兩院,以七百二十萬美元之廉價(約五分錢一頃)售與內戰後之美國,然其以非法武力強佔我之東北全境卻寸土不還。
  余讀鹹同兩朝之《籌辦夷務始末》,見滿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書,縱在英法聯軍推向北京炮聲正濃之時,其篇章亦以來自盛京(今瀋陽)為最,足見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國對華疆土之兼併,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統治俄羅斯四十三年,一六八二~一七二五)至史達林(統治蘇俄三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初無稍變。東起海參崴、西迄伊犁,兩國疆界綿長五千哩,俄人總是虎視眈眈,伺隙而動。其志在兼併整個滿蒙與新疆,證據斑斑。我國近代史家每舉唐魯島梁海、江東六十四屯、與伊犁等小區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鄰家。北鄰之大志固在中國長城以北之整個滿蒙與新疆也。
  此種帝俄對中國之侵略遠景,受禍最大者固為大清帝國,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屬難能,對邊疆、對藩屬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俄帝窺邊、清室無能,乃鼓勵了東鄰日本之入寇。
  日本的「歐羅巴社會」
  日本在近代東方之崛起,是歷史上一個奇跡。其崛起後竟能踵隨歐美諸強,侵掠中國,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黃色帝國主義,而其凶殘則較諸白色帝國尤有過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為大陸上漢族文化向外擴展之邊緣,而此邊緣文化於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體,其母體文明又表現得若斯之顢頇不可救,則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為乎而然呢?在諸多解說中或以社會型態說較為可信,且為讀者試釋之。蓋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後,隋唐以後,僧侶學子群訪長安,日本社會制度才開始漢化。然漢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權文官制、考試制度、徵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適合島居小國。日久變質乃與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國之文官制、徵兵制,原均為代替世襲制而設計者,日本試行之,中央集權未成型,反而助長諸侯世襲,軍人職業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謂藩幕是也。說者以日本明治維新前之社會結構,實與西歐封建末期之社會結構,極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結構則為歐洲「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an)之溫床也。日本既有此溫床,蓄勢待發,因此一經與西歐接觸,符節相合,一個東方產業革命乃應運而生矣。此一「歐羅巴社會結構」說,頗能道其契機,故為讀者述之。至於我國傳統社會之結構則為單純的「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故與歐式經濟發展,殊嫌鑿枘不投。筆者於上篇曾詳釋之。幸讀者賢達審閱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會型態之偶合,盆之以明治時代之開國精神,心物兩健,不旋踵乃崛起為侵華最後起之帝國主義矣。甲午(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日之戰」後,割我台灣,奴役朝鮮,進窺南滿,中國之外患遂益形複雜,而英國在東亞大陸上之「維持現狀」政策,也就更難「維持」了。
  所謂「勢力範圍」的因因果果
  我們如把滿清末季英國對華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國這一「縱深發展」的政策,蓋有三個不同性質的階段(不像俄日兩國的侵華政策前後不變,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階段便是統治印度之後,乃把中國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階段之發展,以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及其後數年為巔峰。在此階段中,英國對美法俄諸強均嫉視殊甚,而其他列強亦以牙還牙,視為公敵。此亦歐洲糾紛在亞洲之餘緒也。
  第二階段則自一八五八年「亞羅船事件」(The Arrow Incident),掀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始,直到一八九八年「義和拳」之蠢動而告終。在此四十年中,英國在華與諸列強之關係則為政治妥協、經濟領先,甚或獨佔(如鴉片、如航運)。以故在此階段中「維持現狀」實為英國對華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一八九八年終成泡影。蓋此時大清帝國「氣數已盡」,舉國癱瘓、振作無力;而歐美諸強之擴張主義卻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觀火的美國,竟於此年無意中擊敗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賓,一夕之間竟也變成遠東的貪婪一霸。巧的是筆者那位歡喜搞「以夷制夷」的貴同鄉李鴻章,秘密與沙俄勾結以抗日本,亦於此年把旅順、大連二港租給了俄國。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滿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長城以北的中國領土宣佈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不容他國染指了。俄國此舉侵犯中國主權問題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國的經濟利益,弄得英國在中國長城以北,路不能修、礦不能采、鴉片也不能賣,損失不貲,那就玆事體大了。
  更巧的則是我們一向好勇鬥狠以「響馬」聞名全國的山東老鄉,也於這時打毀了一座德國教堂。好個借口,德國一下便衝入膠州灣,佔領了青島,宣佈山東省為德國「勢力範圍」。德法鄰居,法國豈肯後人,也一下霸佔了廣州灣,西南中國也就變成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面臨台灣,日本也就當仁不讓了。
  這樣一來,原以整個中國為其勢力範圍的英國,不免慌了手腳。它趕緊佔了九龍,以鞏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使拿下威海衛以對抗沙俄。但是威海衛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內,為聯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國,否認其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它自己也想宣佈長江流域為「英國勢力範圍」,但是長江流域早已華洋雜居,有范無圍。並且比起中國全境也範圍太小,損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一八九八年的英國真惶惶如喪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忽然靈機一動,找出個辦法,便是乾脆不承認「勢力範圍」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阿是好呢?幸好英國政客都有優良的「巴厘滿訓練」(Parlimentarian training),長於言辭,精於辯論。因此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紅耳不赤,一針見血的精擘之論曰:「勢力範圍,從未承認;利益範圍,從未否認。」(Sphere of influence, We have never admitted; sphere of interest, we had never dinied.)
  因此英國為維持自己的「利益範圍」,則必須打破其他列強的「勢力範圍」。這一原則既定,長於辭令的政客乃把它取個名字叫做「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兩國在中國所搞的「門戶開放」和鄧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門戶開放」,就大異其趣了。老鄧的門戶開放是因毛□□「閉門造車」搞得民窮財盡,才不得已來個開門請客,迎接外資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門戶開放」,則幾乎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想管,洋人也不理會。他們的門戶開放是不許侵華的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勢力範圍,搞非洲式的瓜分運動,所以中國在此均勢條件下,也不無小惠。至少可免於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國當時要提出「門戶開放」,多少有點心虛臉紅。心虛者,它對它自己在華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龍,它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如西藏,開放不開放呢?臉紅者,設英國主動送出〈門戶開放照會〉(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問,臉紅否耶?!
  所以「門戶開放」這個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發動者實為英國,而英國政客不願,也無此厚臉皮執行之,這樣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國外交家自開國以來便一直是志大堰誇、行動敏捷、滿腹理想而從不老謀深算。加以此時美國在華也沒有「勢力範圍」,更可不負責任。放言高論。因此一經倫敦策動,麥金萊總統(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與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便欣然同意,並一肩扛過。自此這項英國對華政策就變成美國的對華政策了。它為英國利益服務而英國還要裝模作樣,對這項「美國政策」,吞吞吐吐的作有條件之保留呢!筆者走筆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國的外交家,尤其是鄧小平以下大陸上那些老八路,真要多讀點英國史,才配上檯來打點國際麻將啊!
  以上所述英國這幾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對華政策的第三個階段了。
  海約翰搞「門戶開放」的鬧劇
  海約翰自承擔了「門戶開放」這宗天降大任,他便認真的草擬了一篇〈門戶開放照會〉,於一八九九年春正式有技巧的先後分送各列強。這照會強調三項要點:一、中國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二、主權獨立(state sovereignty);三、列強利益均沾(equal opportunity)。這項照會發出去之後,有關列強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條件的批准了,而使此一歷史事件,永垂後世。雖然它並沒有正面解決任何問題。原因是建議人卻也是違議人(如英國),執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國)。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強的口是心非就更無論矣。
  美國為什麼要執法犯法呢?蓋海約翰承擔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國本身在中國並無勢力範圍,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國佔領菲律賓之後,自己也變成骯髒自私的帝國主義之一了。他如以門戶開放三原則為借口,不許那後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鮮和滿南侵略,則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覺涔涔汗下。為著保護菲律賓,白宮主人把心一橫乃與日本再簽兩造密約,便把整個門戶開放運動出賣了。因此這位「門戶開放」先生,在歷史上雖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終只是一場鬧劇而已,未成氣候。再加上一個昏瞶無知的葉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緊要關頭,幽囚了兒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鬧劇什麼「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來,事態就更不堪設想了。四年之後,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竟集重兵數十萬,在我東北大打其「日俄戰爭」來。這一打則什麼「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利益均沾」,便啥也沒有了,門戶開放主義也就壽終正寢了。
  不過天下事總是有其兩面性。門戶開放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應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否則,如中國真的被列強瓜分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也就搞不起來了!
  *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脫稿於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一期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八、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人類是動物之一種。
  按「社會行為」來分類,則動物又可分為群居動物和非群居動物兩大類。
  像黃蜂、螞蟻、鴻雁、企鵝、鴿子、海狗,乃至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為群居。它們必須生活在一起。個體是不願離群獨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誘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於其他動物如獅虎、豹子、熊貓,乃至鷂鷹和龜鰲等等,則是非群居動物。它們多半是單干戶,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顧的。這是現代動物學上,研究「動物社會行為」所發現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現象。
  人類則是屬於前一類的群居動物。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個人是可以真正地離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則群居動物就分群而居。這在初民的社會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徵
  但是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他靈的地方是他會利用經驗來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個體,它也包括整個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間,他們也就有優劣強弱之分。
  再者人類也是群居動物中,在社會行為上比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種。他們殘酷自私、好殺好戰好貨,也無限制的好色。他們不但個體之間如此;團體之間也是如此。不但人獸之間如此,人人之間也是如此。不但異族之間如此;同族之間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勸民為善,也是勸人如此行為的。
  因此現代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都發現,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間不但沒有和平共存的習慣,也沒有和平共存的觀念。強凌弱、眾暴寡,是他們價值觀念的基礎,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戰爭既然打不完,則彼此之間就必有勝負之分。有勝負之分,也就有了統治與被統治之別。這樣發展下去就發生了不同型類的奴隸制度;再進一步,不同型類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現了。
  以上是初民社會中所發生的大同小異的現象。因為人總歸都是群居動物之一種。人的「社會行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們早期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其類似之處。
  但是人畢竟是「異於禽獸」。在他經驗累積愈多愈複雜的長期過程中,「性相近、習相遠」,由於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之不同,他們的社會發展起來也就漸漸的南轅北轍,不是一個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國家強於社會」的東方模式之形成
  試看我國古代社會的形式與發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為其他文明所未嘗有。
  我國在西周時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個蒙古族中,武力較強、人口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強加於其他落後部落的結果。文武周公強迫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從周室規定的封建等級,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勞役、貢獻財貨,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長,改奉「姬姓諸侯」為本部落的領導。——總之它是以半獨立部落主義,作為當時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的。但是這個結構歷時數百年,經千萬場部落戰爭,彼此兼併的結果,到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三~前二五六)就無法積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東亞大陸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這種以部落主義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就徹底崩潰了。
  為著適應新時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據他們原有的比較有效、更有進步意義的「秦制度」,從事一個全國性的改革開放和變法改制。這就是我們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後者是經濟開放,化公為私,根據供需規律,提高農業生產。
  這是我們中國——不是,是我們東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們東方民族,第一次社會生活的大「轉型」——從一個高等群居動物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上一個以自由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而以高度科學化的文官制度為骨幹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宇宙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這個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繼續不斷的統一了千百個還生活在部落主義方式下的「少數民族」。把他們通統納入一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混合民族「大熔爐」中,去稱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樂,也共其患難。各民族之間的畛域終於漸次消滅,而至於天衣無縫。
  這項諸民族不斷融合,文化不斷成長,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卻一成不變的觀念與實踐,竟歷兩千年而未稍衰。兩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改土歸流」,還不是「廢封建、立郡縣」的延續?兩周之前,台灣剛選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員」,不也是這項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國初年在「五色國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反對「五族共和」這個概念,就是因為這個概念不符史實。縱然時至今日,中國境內還有「少數民族」五十個以上,則秦漢時代的數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餘?「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國」不是像英法德義或愛爾蘭、烏克蘭那樣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漢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專指某一特定民族。「漢」原是個地理名詞,後來發展成一個朝代的名稱而已。正如「亞美利加」原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變成西半球兩個大陸的名字;最後竟變為擁有數百種民族的「美國人」(Americans)所專用的共名。當年東亞大陸上的「漢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陸上的「美國人」一樣,它並不代表某個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種民族大融合之後的一個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終於使用一種共同語文,形成了今日所謂「漢語民族」。正如二次大戰前後,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爾所強調的「英語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樣,是個「書同文」的文化現象。只是到目前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語人民」,還沒有真正地融合成一個「英語民族」罷了。
  我的老朋友張綏教授最近證明今日中國境內並沒有個「猶太民族」。但是張教授也不否認猶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國的歷史。只是時歷千年,猶太民族己與漢語民族融合得天衣無縫罷了。——這可能是三千年猶太移民史中極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況之下,猶太人是絕少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過秦陵兵馬俑不早就說明,遠在兩千年前,我們的國防軍已經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隊了嗎?
  因此在兩千年前,由漢語民族所推動的那一次社會「轉型」運勤,原是一種自發性的、起自社會內部,而具有世界規模的社會模式大轉型。推動這一轉型的主觀、客觀、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種基因,是說不盡的。它和發生在西歐、北非、中東、南亞,結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會的轉型程序一樣,不是起於某一單純的社會,或某種特殊的基因,而單線發展出來的一種所謂「歷史的必然」。
  更具體一點的說,這次東方民族社會的大轉型,是起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而完成於公元前二世紀末由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由這次轉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國家強於社會」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國」,其後竟變成一種「定型」。一延兩千餘年,沒有發生基本上的改變!——在這兩千餘年中,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產升降、商業脹縮……千變萬化,更是說不勝說。但是換人不換馬,運行於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分子的思維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則社會的上層建築縱有劇烈的變動,也萬變不離其宗。
  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
  再把範圍縮小來說。那約束人民社會行為的「三綱五常」,不但絲毫未動,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習俗、「守孝三年」的喪葬舊禮、「三考取士」的科舉考試、之乎也者的晦澀文言、五言七言的舊體詩歌、載歌載舞的表演藝術、水墨為主的傳統國畫、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於痛苦呻吟的裹腳纏足,哪一項不是千年不變呢?
  生活方式不變,並不是說社會沒有進步。其實兩千年來,就科技發展來說,至少有一千年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中國的「四大發明」不用說了,就是內外科醫術、制瓷、繅絲、造船等,直至現代前期,中國都是領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進步與生活方式之變化是互為表裡的。從常理推測,或根據白種民族的歷史經驗,則科技進化必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遞增;生產力的不斷上漲,勢必要引起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但是在那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中國裡,這種社會自然進化的力量,卻克服不了本社會中已經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會惰性。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進生產力方面的發展。相反的,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
  換言之,人工製造的社會惰性,為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設限;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有了極限,則生產力就不能促進社會本身作性質上的變化。如此一來,則社會發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轉,兩千年不變。資本主義也就永遠出不來了。
  但是話說回頭,「不變」又有什麼不好呢?因此我們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沒有覺得不變有什麼不好。相反的,大家對現狀不滿,卻認為是今不如古,變壞了的結果。把烏托邦、理想國,建立於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大家就裡應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東方文化的體系來。——這個文化體系與「西方文明」、「中東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別的。他們分別發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單純的社會模型或發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們這個就地打轉、千年不變的社會發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紀中葉,突遭衝擊。既經衝擊,我們這個「靜如處子」的古老社會,忽然就「動如脫兔」的變了起來——簡直是十年一變。一變則面目全非。女大十八變,一百五十年來,我們那個千年不變之習,一下就變了至少十五變。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談了,就看蔣毛二公逝世後的最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各自在政治社會上的性質變化,就何止三變?
  慢說「三變」,就是一變——如台灣的「言論自由」和大陸上的「一國兩制」,在傳統中國都是一千年也變不出來的花樣啊!讀者可能不以為意,因為你「身在此山中」。我們搞歷史的一翻歷史書,就大驚失色了。
  兩岸今天還在變啊!大陸上要變出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台灣要變出個「沒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窮則變、變則通。變「通」了,則可以維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兩千年不再變了。這就是所謂「定型」。變而未通,就只好繼續變了。歷史原是沒有底的嘛!時間反正多的是。——但是生為「華裔」,我們總希望這個「通」和「定型」早日到來。
  「突破」與「轉型」的規律
  反過來再問一句:中國歷史原是千年不變的嘛!為什麼一旦變起來,便十年一變,變得沒個底呢?簡單的說來,就是個「瓶頸」的問題了。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都會發生瓶頸淤塞的現象。瓶頸一旦淤塞,則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就要像上節所述,只能就地打轉,盤旋不進。永遠衝不出瓶頸,則只有老死、橫死或老而不死,帶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這項衝出瓶頸的程序,在哲學上叫做「突破」,在史學和社會學上則叫做「轉型」——由某種社會模式轉入另一種社會模式,以圖繼續向前發展。可是不論「突破」也好,「轉型」也好,二者都有「窮則變」的規律。換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個社會,當其面臨崩潰,滑坡至山窮水盡之時,人心思變,它就變。相反的則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或一個居高臨下、傲視四方、自滿自足的文明,它也不會庸人自擾,主動的去求變。把這一歷史現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說是衰世文化就要變;優勢文化則不變。
  變也有「量變」、「質變」之別。量變則是「改良」;質變則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別。文改則為「變法」;武改則為「革命」。革命亦有「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也有積小革命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論」,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試看今日美國。美國是以都市為靈魂的現代化國家。可是它今日的靈魂已變成匪窟、毒區、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這個墮胎國家的社會,已被個人主義的濫用而頻臨崩潰的邊緣。它如果不能實行一項徹底的「變法改制」,它這個「瓶頸」便永無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國佬如今忙於捍衛他們的「美國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之不暇。他們的嬉皮大總統正為著「中國的人權問題」、前南斯拉夫境內和中東北非等地的「部落問題」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怎會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國生活」也急需搞個「變法改制」呢?我們這些外國來的旁觀者清的教授老爺,偶在課室之內講講笑話,鼓吹變法改制,說得黑白學生起立鼓掌、歡騰一片,而我們的美國土生上司們,還以為你在危言聳聽、鼓動學潮,要加以杯葛呢!本來嘛!一個正處於巔峰狀況的優勢文明,怎會想到它的燈紅酒綠之間也已經暗藏殺機呢?美國今日之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頸,正和我國兩千年不變的道理如出一轍。
  「漢族中心主義」與婆媳循環
  兩千年來,我們的朝代嬗遞、農民暴動,中原板蕩、夷狄交侵,老百姓慘不忍言呢!但是我們這個「文化」卻始終沒有喪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滿自足、居高臨下、傲視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個文化學上的術語來幫肋解釋,這就叫做「漢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我們這個滾雪球式不斷擴大的「漢語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時甚至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我們皇帝對異族的統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務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們這個「漢族中心主義」卻始終沒有動搖過。君不見當十三世紀邊疆少數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時,他們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漢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見他們把一向「以天下為己任」的漢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謂「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幾何時,元朝大皇帝不也要開科取士。滿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還是「四民之首」?
  總之,我們傳統「中國」凌駕「四夷」的中心主義的觀念,蓋遠在商周時代即已萌芽,至秦漢大一統之後而變本加厲。自此以後漢家制度在東方人的觀念中就成為天下的通制。——什麼君臣父子、貧富貴賤、男尊女卑、士農工商等等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人視為當然。不用說明君賢相、公卿大夫不想去變動它,縱是被壓迫階級出身的私鹽販黃巢、小和尚朱元璋、貧下中農李自成、張獻忠也不要去改變它。——滿腹怨恨的媳婦,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婦。因此我們傳統社會的發展,便在婆媳之間作惡性循環,兜了兩千年的圈子!
  或問:婆媳之間為什麼不能搞點「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權」呢?
  答曰: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與群居動物社會行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傑弗遜說:「人人生而平等。」其實嬰兒呱呱墜地,智愚兩分、強弱互見,有什麼生而平等呢?
  「自由平等」是社會力量平衡的結果
  平等是一種首見於西方社會發展經驗中,兩種社會力量相爭而互不相下,結果和平共存、平等相處的結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它們都是先有此社會經驗而概念化始隨之而來的。(筆者曾另有專篇詳論之,此處不再多贅。)
  我國通俗笑話書上有一首打油詩嘲笑歡喜在牆上寫詩的詩人。詩曰:「滿牆都是屁,為何牆不倒?兩邊都有屁,所以撐住了!」
  所以所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麼神聖先知的告誡,或聖主明君的恩賜。它們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兩個屁撐住了」的結果。——而兩千年來,我們「漢族中心主義」所發展出來這個「國家強於社會」的模式,則始終是個「一邊倒」的模式。只是「一邊牆有屁」,則一座平等之牆就永遠不能出現,社會永遠不能「轉型」;宇宙觀也就永遠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模式裡,媳婦終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兒也未始不可點狀元……,社會也不無公平合理之處。胡適曰: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無意求變了。
  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生產的社會關係變動的結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馬氏的老師黑格爾則認為群眾的集體意志,也足以決定群眾的集體行為。把他們師徒二人的智慧交互為用,則歷史家對我們「漢族中心主義」兩千年不變的認識,雖不中,亦不遠矣。
  「十年一變」是「轉型」的階梯
  以上各節是說明我們東方「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何以數千年無法「突破」(breakthrough);「國家強於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何以兩千年沒有「轉型」(pattern change)?
  以下則要說明,我國「千年不變」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也就是「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忽然來它個「十年一變」?
  君不見鴉片戰後,不及十年(一八五),便出了個儒釋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後在政制上又冒出個兩千年未嘗有的外交部(總理衙門);其後接踵而來便是李鴻章的洋兵洋操、康有為的君主立憲、義和團的扶清滅洋(一九)、孫中山的建立民國(一九一一)和胡適的全盤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變。而每一變都是傳統中國千年也變不出的新花樣。
  再看我們「五四」(一九一九)以後出生的這個「老輩」——打我們記事時起,不是每十年一個不同的中國?且看二九(國民黨的統一和內戰)、三九(抗戰)、四九(人民中國建國)、五九(大躍進)、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會)、八九(□□)、九九(?)。——也不是十年一變,而且每一變都面目全非;每一變還不都是老中國千年也變不出的新花樣?
  古語云:「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筆者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於這段人不如狗的亂世。跟著時代翻了七八個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還不知伊于胡底?倖存海內,哪家沒有一本「難念的經」,偷生海外做「美國人」做「台灣人」,日子也不那麼好過。
  痛定思痛,生為現時代的中國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們是不幸地生在中華民族史上第二個「轉型期」中,而「十年一變」正是轉型的階梯啊!社會轉型是痛苦的,是長期的——尤其是這個第二次轉型。它不是自發的、漸進的。它是西方帝國主義欺逼之下,突發的劇烈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吾人親身捲入這場浩劫,竟能倖存。套句四川話,也應該自慶「命大」了。
  「定型」和帝國主義的關係
  但是我們社會這個「第二次轉型」,要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
  那樣我們就得搜搜那些壓迫我們轉型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老根。筆者不學,不想效顰先賢再寫一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只是數十年來在多民族的大學課室裡所說的話,而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漢語簡述之,以就教於海內賢達耳。
  原來也以部落生活為基礎的古代白人社會,最初在羅馬共和,尤其是與我們東漢同時的羅馬帝國的幅員之下,也有逐漸統一的趨勢。不幸羅馬帝國本身就始終沒有擺脫部落的傳統。西羅馬帝國便是內亡於藩鎮跋扈;外亡於蠻族入侵。西羅馬既亡,西歐為蠻族(今英法德義人之祖宗)所盤踞,而此諸多蠻族雖終為天主教廷所統一,在精神生活上漸漸趨向於「行同倫」,但在政治組織上卻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紀以後,這些原始部落始逐漸進入略同於我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時代他們也很快的進入一個相互兼併的戰國時代。由於國際間的激烈競爭、生產力之不斷增長,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現,他們在戰國末期也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現象,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藝復興」(一三~一六)了。
  凡此種種,中古的歐洲和先秦的中國,在社會發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維妙維肖的相似之處;只是西歐較東亞要晚了一千五百餘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後」(post-feudalism)的發展中,東西雙方就完全南轅北轍了。在東方,我們形成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大帝國。在這個模式裡我們迂迴了兩千餘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後的歐洲則出現了無數個「民族國家」——燕趙韓魏齊楚秦平等競爭的局面,而他們的民族王國之間,卻始終出不了一個秦始皇來削平群雄、統一歐洲。
  就在這諸多民族國家競爭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的航海技術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達伽馬於一四九八年繞過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開對東南亞的通路。哥倫佈於一四九二年也發現了美洲。不旋踵之間,原先那些不見經傳的歐洲海盜小國,一個個都變成向海外無限殖民、無限掠奪的大殖民帝國,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
  亞非拉的無限財寶,無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養肥了歐洲,刺激了生產,引起了工業革命,壯大了城市,也培養了迅速成長的城市中產階級。它對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會、奪取政權、解放思想、爭取自由。對中層的自己伙件,則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競爭、按理出牌。對下層工農,則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個「社會強於國家」的模式,便在西歐各國出現了。資本主義也就隨之而來。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宇宙觀,也就囊括了世界。凡與這一宇宙觀牴觸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蠻」(barbarian),就是「異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這個地球就是「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古老中國的大門被英國的鴉片毒販所衝開。那宗老弱無力而昏聵自大的「漢族中心主義」,就和來勢洶洶而新興的「歐洲中心主義」短兵相接了。
  向「歐洲中心主義」逐步讓位
  眾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經接觸,我們那經歷兩千年無勁敵的「漢族中心主義」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的不斷讓位史。——也就是由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向現代歐洲的社會模式讓位的「轉型史」。
  有許多現代史家,為顧全我民族的尊嚴(其實只是面子),乃把這段歷史美其名曰「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其實「五四」以前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與西化運動本是一個銅元的兩面。「西化」就是「現代化」啊!
  在這歷時八十年的「西化」過程中,我們首先向西方讓位的是以「船炮」開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說的「師夷之長技」之謂也。在這項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最起勁,工作最有成績,失敗也最慘的,要算是李鴻章(一八二二~一九一)和他的「北洋海軍」了。
  可是縱在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務、有學識、有眼光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看出科技現代化而沒有政治現代化相配合是徒勞無功的。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和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張之洞畢竟是個做事謹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雖早已看出「西藝(科技)非要、西政為要」,他卻不願挺身而出,大力謀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張小二十一歲的康有為遠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顧一切,直接向皇帝寫信,呼籲變法改制了。
  早年的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雖然也是個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變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經看出舊瓶不能裝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推翻滿清專制,徹頭徹尾,重新來過。
  在清末這三位政改專家是一個比一個激烈的;一個比一個徹底的。也可說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讓步,愈讓愈多。到孫中山名下,簡直就變成政治制度全盤西化,徹底轉型了。
  但是他們三位先哲卻拖著一條共同的尾巴——他們都不願和這個古老的「漢族中心主義」一刀兩斷;而偏要婆婆媽媽地來個藕斷絲連。
  張之洞搞的是「中學為體」,不必談了。康有為鼓吹的分明是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他卻偏要搬出傳統的「今文經學」作陪襯,以表示他所致力的「變法改制」,是「為往聖繼絕學」,不是以夷變夏。
  孫中山本是領導我們搞政治全盤西化的華盛頓,但是他老來也偏要自認是「承繼文武周公的道統」。什麼是文武周公的道統呢?三綱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貴賤有別?士農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這樣承繼下去,哪還有什麼「民國」呢?
  凡此並不是表示我們老一輩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徹底。天下並沒有什麼「徹底的思想家」;甚至沒個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們都是他們自己時代的發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輩的時代裡,我們的社會,我們「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對西方模式的讓步還沒有讓到最後階段。衰勢文化對優勢文化的讓步,原是步步為營的,能不讓就不讓。它不被逼到山窮水盡、渣滓全銷、無懈可擊之時,它這個「對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兒。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彈的。
  「對立」、「統一」和「階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爾和恩格斯辯證法上的術語,一個「正」(統一,thesis)向一個「反」(對立面,antithesis)加壓力,這個「反」只有到無懈可擊之時,它才能發出有效的反彈,與「正」重行組合以產生一個「新的統一」(合,synthesis)來。
  再舉個最具體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學最為激進的思想家康有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漢族中心主義」和孔孟道統之中,都是名正言順的。但是在一個優勢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挑戰之下,這位新人物就是個行同禽獸的異端和蠻族了。孫中山後來便在這項西俗挑戰之下讓步到底。也只有讓步到底,我們今日才能向愛滋橫行的西方社會,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彈,而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此是後話。
  所以過去一百五十年我國的社會轉型運動——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它都顯示出清晰的「階段性」,它從科技改革開始,進步到政治體制的改制;再從君主立憲的構想,通過「辛亥革命」落實到議會政府的實習。每一階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進步(也可說是對「歐洲中心主義」作更多更大的讓步)。當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覺到「民國不如大清」。
  不過這些十年一變的小階段都是過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沒有永恆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則每一階段的發展就必然以失敗結束。這也就說明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國出了無數個「失敗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和進步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窮則變、變則通,終於推入其「最後階段」,百川匯海,發展出一個百年,甚或千年不變的「定型」來。只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筆者作此妄語,是否是「國學大師」式的自豪自信,認為中國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們東方社會這次「轉型」己轉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經驗已替我們累積足夠的數據(data)。就根據既有的數據,把「過去」看清楚,一個社會科學家不需有太多的「數學矩陣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訓練,也可據以推算「未來」,用不著像陳摶(?~九八九)、邵雍(一一一~一七七)那樣去尋找超自然的象數了。
  從全盤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國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現代化)過程裡,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應該是個分水嶺。五四之前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的重點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被迫讓位的問題。迨「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我們這個「讓位」過程已在文化上一讓到底——是所謂「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謂「全盤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後,已經不是應否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西化和選擇那樣西化的問題了。「新文化運動」原是個「啟蒙運動」,則繼之而來的便是「啟蒙後」的問題了。
  「全盤西化」之初次提出是驚世駭俗、全國嘩然的,但是它也是勢如破竹,當者披靡。讀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閣下與我都不妨對鏡自窺,你我除掉黑眼球、黃皮膚之外,我們上自網球帽,分裝發;下及洋襪、皮鞋,我們身上還有哪一點沒有「西化」?西化原是個生活方式。試問我們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學,到晚上看電視、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飯之外,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還剩下幾兩?西化是個價值觀念,是一種文化心態和教育內涵。讀者試思,我們從九年國教到四年大學,我們學了一身本領,有幾項本領是來自傳統國故?有幾項不是來自西方?我們連中國語文的教學,都徹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的生活和思想,至今還有幾項沒有西化?嗚呼哀哉,我們都早已「全盤西化」了。只是其來者漸,我們都不知不覺罷了——這種全盤西化的過程,只是五四以後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這個分水嶺上,左手承先、右手啟後來推動這項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我們就不能不公推胡適為首了。
  胡適的兩大「突破」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這一階段中的貢獻,蓋可歸納之為兩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漢族中心主義」中所製造的瓶頸,而使「獨崇儒術」恢復到先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的地位。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後,二千年來「被扭轉的歷史再扭轉過來」。是一種文藝復古、文藝復原的文化運動。須知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原義就是文藝衝開中世紀教會所製造的枷鎖,而復希臘羅馬之古啊!不破不立。現代的歐洲文明之崛起,「文藝復興」實在是第一炮。胡適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在現代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適更進而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這項自我束縛的民族文化的瓶頸,而代之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宇宙觀。要中國民族文化的領導地位乾脆讓給洋人,以夷變夏。這是一樁放開小我,提高理智,極其大膽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發自十八世紀巴黎的歐洲啟蒙運動之延續。歐洲的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末期,科學知識大躍進的結果。在新興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和人類學)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權威,整個動搖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謂「西方文明」的總根;是白種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見了,則整個社會都要惶惶如喪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們在十八世紀這個所謂「理智時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類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來的「理智」(reason)作個適當時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無事,一個史無前例、光彩輝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歷史上出現了。
  胡適所領導的中國啟蒙運動,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學發展的影響,而是受西方優勢文明挑戰的結果。在佔絕對優勢的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那至高無上的孔老夫子的權威,也整個動搖了。
  孔二先生那個孔家老店,搞壟斷貿易,已搞了兩千多年,把我們消費者壓慘了,所以胡適要率領紅衛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縱使是國學大師,你說孔家店不該打倒?你縱是神學大師,在新興的「進化論」的科學論證之前,你還要堅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把孔家店打個稀巴爛,新的思想便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
  「胡老師,本位文化真的就一無是處?」他的不疑處有疑的學生不免要懷疑一下。
  「哪個民族,能丟得掉他們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紀的歐洲丟不掉「上帝」;二十世紀的中國能丟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顧一切徹底的破壞掉?孫中山不也說過「破壞難於建設」嗎?打倒孔家店,只是個反托拉斯的運動,並不是要毀滅孔子。
  果然,舊文化、舊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隨著新的文化傳播工具(語體文)排山倒海而來!
  去歲余訪瀋陽「帥府」,見壁上斗大金字,歌頌張少帥是「千古功臣」。這就是《漢書》上所說的「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的標準例子了。焦頭爛額的張學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適之呢?
  若論□□主義在中國之興起,「千古功臣」應該是毛□□的老師胡適之啊!
  水清無大魚
  可是胡適對他自己在文化發展上所作出的成績,和歷史發展中所負的責任,卻一輩子也未弄清楚。他一會兒西化,一會兒現代化,一會兒又是世界化。說了數十年,說得不知所云。
  記得四十年前,余嘗把大陸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攜往胡氏公寓,燈下與老師共讀之,其樂融融。那些批胡之作雖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見的傑作。那時我尚年輕,遇有可誦者,我即以老師不牽鼻子之矛,以攻老師被牽鼻子之盾,和他認真辯難。適之先生為筆者所親炙的最有容忍風度的前輩。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慾的老先生;我們師徒所見亦每有不同,而我學習的態度又十分認真——不被說服,即不願苟同。所以有時老師也有幾分惱火。他不喜歡一個學生,為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批胡者助陣嘛——這也是胡師很可愛而不矯情的地方。
  本來嘛!一位開創宗派和山門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釋迦、蘇格拉底、耶穌、穆罕默德、馬克思、杜威等等,他們成佛作祖,往往都是無意間得之;甚或出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們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輩子在搞些什麼」?這句話就是適之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夫子自道」。老實說,這也是我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發現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穌這個小猶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後合搞出個那麼偉大的宗教來;兩千年後他的生日派對,還那樣風光?穆罕默德根本是個文盲,造反有理,當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後來竟成為穆斯林文化的總根呢?
  以上所說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馬克思。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認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今日世界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年老了,動不動就說他要去見馬克思。真要見了馬克思,可要當心老馬的枴杖呢!
  總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聖之時者也。他們是站在各自時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賢者。按照時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來推動或逆轉他存身的社會發展。但是他們思想和信仰的成長的程序都是複雜的;他們思想的效驗與影響亦有賴於歷史前進中的長期實證,因此水清無大魚,人類歷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朧難辨的。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為八,墨別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有百種,馬有千家了。
  胡適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當他在逐漸向歷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體系、學術貢獻、影響大小、功過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後,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繼胡者,各覓師承,也尋之不盡了。
  「一國兩制」和「半盤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觀的;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對他自己思想的歷史背景很難有客觀的認識;他對他自己加於將來社會的影響,也絕對不能逆料。——胡適也是如此!
  舉個切實的例子來說吧:胡適言必稱杜威,稱了一輩子,為什麼結果在中國反搞出個列寧來了呢?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地方。但卻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啟蒙後」(Post-Enlightenment)的問題了。
  須知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從中世紀的東方農業社會的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工商業的社會型態),實始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條約〉簽訂後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歐洲又出了個〈□□黨宣言〉(The Comunist Manifesto)?
  〈□□黨宣言〉意味著什麼呢?〈□□黨宣言〉的發表是「歐洲中心主義」分裂的開始。遠在文藝復興的初年(一三以後)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歐洲的文化與思想,區域性已十分顯著。在十九世紀中期歐洲中心主義開始分裂時,多少也是按老區域劃線的。
  不幸的是當歐洲文明日趨分裂之時,也正是我們中國西化運動逐漸加深之日。結果呢,就在我們決定搞全盤西化之時(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也正是他們徹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試問我們搞「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們(胡適和陳獨秀都是),現在「西化」一分為二,你們也只能搞「半盤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適選擇了杜威。
  陳獨秀選擇了列寧。
  兩位老友分道揚鑣,《新青年》也就變質了,「啟蒙後」中國也就一分為二,「一國兩制」了。——一國兩制是從一洲兩制開始的。
  所以「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發明的呢!它是胡、陳二公根據「一洲兩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陳的模式是個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鄧公的模式則是個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罷了。
  朋友,不是瞎說吧!七十年來的中國悲喜劇,便是列寧的「半盤西化」和杜威的「半盤西化」在中國鬥爭的結果。一九四九年列寧把杜威打敗了。這項勝利的代價,據中國之友的史諾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計是人頭六千萬顆啊!其後三十年發生在大陸上各項政治運動,還不是解放前「一國兩制」鬥爭的延續?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之後,鄧公才把這樁「扭轉了的歷史,再扭轉回來」。
  胡適之和陳獨秀搞一國兩制,一分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鄧氏指導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為一,再辦其啟蒙後的《新青年》了。
  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近十五年來,海峽兩岸社會轉型的速度是驚人的啊!按我們在海外所能讀到的數據,十五年前從零開始,大陸上的私營企業中,個體戶今已增至一千四百萬單位;集體戶亦有六百萬之多。其他如外貿的發展和總生產的累積,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無前例的。
  筆者在資本主義國家教授資本主義歷史,前後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陳舊的教科書,對比一下手頭嶄新的數據,我還沒有發現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有過像今日大陸上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呢!我應該告訴我的學生們,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呢?按社會科學的定義,它應該是後者。按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遠景來看,則二者都無不可。
  但是如此發展下去,中國就不姓「社」了嗎?非也。君不見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季的「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權政治之後,一進入本世紀,它的資本主義就開始修正了?二次大戰後,美國已吸收了社會主義國家許多主要的優良制度,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國家。美國將來的問題是在社會道德之崩潰,和法律制度之瓶頸。它自動調節的經濟制度,無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大陸經濟如不節外生枝,則問題不大,而且順利發展,必能合二為一,融社資於一制;拉平沿海與寶島的差距,而引導兩岸的政治合流。
  台灣今日「金權政治」的發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國「鍍金」的模式。等到黃金不能左右選票時,它就會煙消雲散。
  因此今日海峽兩岸的前途多半仍決定在大陸。大陸如經濟與政治平衡發展,則一百五十年來的「轉型運動」,很快就會合二為一,進入「最後階段」。制度出現「定型」,則百年盛世,東風壓倒西風,也是預料中事,不算是什麼奇跡了。
  不過,將來社會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線上雖已頗見端倪,但是歷史發展畢竟因素繁多,中途轉向,再兜幾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當前兩岸掌舵者能多一分遠見,少一分私心,則最後十里應該不難渡過。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車多在家門前,究不應掉以輕心罷了。
  「啟蒙後」的顯學
  本篇之作的原始動機,是為吾友歐陽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適思想研究》,寫篇序文。如今下筆萬言,未提歐陽一宇,豈非離題千里哉?筆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這篇論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願草率下筆,敷衍了事。
  我個人覺得,胡適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峽兩岸既已逐漸解禁,按照壓力愈大、彈力愈大的力學通則,它今後必成顯學無疑!杜甫大師說得好:「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胡適是中國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豈是暗探特務所能禁絕得了的。
  但是「胡適研究」這門顯學,在下世紀的發展,又有個什麼樣的趨勢呢?
  記得往年胡公與在下共讀海峽兩岸之反胡文學時(那時在大陸上叫做「反動學術」;台灣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寫過隻字反駁,但是也未放過一字不看。他看後篇篇都有意見。只是當時沒有袖珍錄音機,我沒有把話錄下就是了。大體說來,他對那比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適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專家。他的專家的火候往往為各專業的專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專家如只從本行專業的角度來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窺豹、見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為通人所笑,認為不值一駁了。
  最糟的還是胡適死後,他的遺囑執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亂挑學術大梁、妄下雌黃,不特使佛面蒙塵,也把個活生生的博士班導師,糟蹋成「春香鬧學」裡的學究,實太可惜。
  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後不會再發生了。可是新興的胡學又將何擇何從?
  有一次在他公寓裡,我記得胡氏興致甚好,向我大談民國政治。他表示對「民初國會」之失敗深為惋惜。因為那些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對國民黨沒聽他話去「一分為二」,表示遺憾。否則中國當時不就有兩黨制了嗎?
  聽後,我嬉皮笑臉的反駁他說:「胡老師呀!您提倡的抽像學理,無一不對;您所作的具體建議,則無一不錯。」
  胡公聞言頗為光火,大罵我「胡說、胡說」。但他還是留我晚餐,餐後還和我這位學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當時所說的雖是冒犯座師的一句戲言,但是四十年後反芻之,則覺學生之言,未始沒有三分哲理。蓋「抽像學理」每多出於智慧,可於參禪打坐中求之;而「具體建議」若無長期「實驗」安知療效。這原是「實驗主義」之精義嘛!
  至若「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之實驗主義的抽像學理,豈非「黑貓白貓」哉?微黑貓白貓,焉有今日一千四百萬之個體戶?
  余訪大陸城鄉,聞工農傳語,今日之「萬元戶」只算「貧農」;小康者以十萬元起碼也。今歲春節,舉國爆竹喧天、鑼鼓動地,恭禧發財,萬眾歡騰,真是黑貓白貓不出,如蒼生何?但是黑貓宗,實胡學之正宗也。鄧子之徒或有異言曰:吾黨「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也,與胡適河有?曰:無傷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不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兩者究有什麼區別?申韓法家豈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國共又何分軒輊。分久必合,此其時矣。
  以上所說的實是石破天驚的胡學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質無名。可是有實有名的胡適研究亦已在大陸每一地區嶄露頭角,而這一新陣容竟以青少年為主。蓋大陸上老一輩的胡學家已所餘無幾,而五四以後出生的中生代知識分子,則成長於一個「大陸不知胡適,台灣不知魯迅」的沙漠時代。他們雖經惡補,亦難知三昧。蓋胡週二人在此時期都被曲解。去其臉譜,重識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於胡適死後(一九六二)的這個新生代的中國知青,就不同了。他們有自由意志、安定環境和求知的慾望和訓練。他們如今陣容之大,排山倒海而來的聲勢之猛,真使老輩瞠目結舌。一個新的中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正山雨欲來。一種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東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筆者譁眾取寵;實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幾十轉的實際心得!試看大陸上的社會科學院一處即有研究人員六千人。生活雖苦,個個都在孜孜不倦,埋頭鑽研。統治者如停止文字獄,對學術自由不加干擾(現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讓他們各自成家,那還得了!我輩偷生海隅,老大徒傷悲的陳腐高知,面對此一陣容,真有滴水被捲入錢塘巨浪之感。——這也是我對我的小友歐陽哲生博士特別看重的道理之一。
  吾友歐陽哲生博士
  歐陽還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這本優秀的博士讀文已使他超遷而升任至少三十七歲始能擔任的副教授。前年在兩岸胡學論文競賽中,竟然在胡學老巢的台北也壓倒群雄,高掛榜首。我們算是有緣,在海外一次胡適思想研討會上不期而遇。讀其文、執其手、觀其人、聽其言;一表青年儼然又是一位小胡適。
  哲生要我替他行將出版的博士論文寫篇序。我雖是個無事忙,也自覺不能不從命。哲生是他們這一代(胡適逝世後才出生的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適,我所認識的第一人。他這本書也是他們這一代扎扎實實的第一本書。作者今後至少還有六十年的著作時間。十本八本更有份量的專著會接踵而來。在他背後,我也知道更會有幾百幾千和他類似的青年學者,相率出現。在他們推動之下,胡適學將有一番光輝燦爛的新天地。對他這本處女作作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評,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這第一本書,在這個啟蒙後胡適學中所佔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寫一篇無關痛癢的序文。我想趁此機緣來談談我們這一輩對胡適的看法——胡適的出現是有個什麼樣的時代和文化的背景;在這一時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麼作用,把中國文明又推向另一個新時代。
  胡適是個很全面的人。各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他,他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這一代的朋友們能對拙見有所匡正,那就是拋磚引玉了。
  *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脫稿於北美洲
  此文原為歐陽哲生著《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之「代序」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九、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胡適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適,首先就是檢討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長河裡的位置;然後才能討論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李鴻章的驚歎,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為什麼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後,二千餘年的歷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的釐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態,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衝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至於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斗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後就「僵化」了,停滯不前了,沒進步了。為什麼停滯不前?湯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至於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中國歷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於東周之末,而終於秦皇漢武之世。一「轉」數百年,才又產生出另一「定型」來。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歎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觴。「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於這一類。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內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化土地公有為私有。此一演變早見於東周之初。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落實。商君之後,一沿兩千年,至二十世紀五年代,始為毛君土改所逆轉。王莽當年亦嘗試行類似的逆轉土改。土改未成卻把自己的腦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優孰劣?大家去見仁見智吧!
  三曰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秦始皇所獨崇的是法家;漢武帝所獨崇的即是儒家。哲學不同,獨祟則一也。至於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和罷黜百家、獨崇一術之間的是非優劣,吾不願主觀地評論之。此地只說明這個「轉型」的事實罷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就為這三椿小事而「轉型」。一轉敷百年,死人千萬,才轉出個大一統帝國制度,這個中國特有的「定型」來。此一固定的型態一延兩千年未變。到清末才再度轉型,面對此二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就為之張目結舌了。
  第二次「轉型」要轉出些什麼來?
  我國古代的第一次「轉型期」,大致延長了三百年,才轉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來。根據這個定型,我們再作第二次「轉型」,又能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將來的「定型」大致也不會超出三項主要原則。這三項應該是:
  第一,化君權為民權也。這一轉變,李鴻章不及見,而我們今日則看得很清楚。因為這一政治權力的蛻變是層次分明的。從滿清大皇帝、老太后,傅子傳妻的絕對權力,通過袁蔣毛三公掌權的不同形式,直到鄧小平今日的「垂簾聽政」,到李登輝的三權互制。如今己轉了八十年。可憐的「轉型期」中的中國老百姓,雖然被他們「轉」得死去活來,但是君權遞減的現象,還是很明顯的。何時才能「轉」出個民權的定型來,今日雖尚未可期,但是趨勢倒是很值得樂觀的。
  第二,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後的生產方式,當以工商業為主流。社會經濟一變,則百事隨之而變。自李鴻章開路礦造洋船之後,我國經濟向工業化變動,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成績不著。時至今日,此一社會「轉型」在台灣已立竿見影;而大陸還在摸索之中。中國大陸上的經濟今天基本上還未脫離以農為主,則其黨政制度便無法擺脫中古的老套。何時始能定型,吾不知也。歷史家只是看戲的,不是演戲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軸戲落幕,才能寫戲評。
  【附註】本篇落筆於一九九一年,預料大陸經濟也會「起飛」,初不知其起飛若是之速也。
  (作者補注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也。文化的發展原是與社會經濟制度同步轉變的。社會經濟發展至某種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變動。吾人翻閱世界史,未見有文化領先而經濟落後者;亦未見有經濟落後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經濟起飛,則思想必然開放;思想開放,則經濟亦會隨之起飛。雞之與蛋、蛋之與雞,無法辨其先後也。這便是我們當前文化轉型之內涵與遠景。
  在我國二千年歷史之中的「第二個轉型期」內,我們就為這三椿小事,「轉」了一百多年,死人億萬,至今還未轉出個「定型」來——雖然這定型的出現可能就在目前。
  處士橫議中的「胡適學」
  讀者們批閱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間:足下寫了這一大篇,究竟輿「胡適」何關呢?
  答曰:這本是胡適這位思想家的「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他就在這樣的背景裡,看出了問題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據這同一背景,看出了問題、想出了答案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並不只胡適一人。遠一點的有魏源、王韜、容閎、洪秀全、洪仁玕、張之洞、李鴻章等等。近一點的有康有為、粱啟超、孫文、陳獨秀、李大釗……乃至自誇為「沒有我民族就要減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認為「偉大導師」的毛□□和黑貓白貓的實驗主義哲學家鄧小平……小一輩方露頭角的還有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劉賓雁等等。他們都是聰明人或自作聰明人;他們對「第二次轉型期」內,中國發展之前途與方向,以至將來定型下來的永恆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與主張。嚴家其就肯定的說,那個未來的定型是個「聯邦制」。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適之先生事實上只是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卻是本篇所討論的唯一的對象。
  「胡適學」如今已再度成為顯學。以後更要發揚光大。將來「註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於胡適本人的著作。筆者不學,早已不想追隨時賢,重入註疏之林。只是個人曾一度追隨胡師整理其「自傳」。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輝的一生,分為前後兩大段。三十年來拙見未改,既承盛會之中老友不棄,謹再就原論補充之,以就教於通人。
  幾句瘋話,暴得大名
  胡適活了七十二歲。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個「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啟蒙大師。他沒有槍桿、沒有政權,但是年未而立便把當今世界上一個影響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稱快。
  青年胡適究竟「啟」了些什麼「蒙」呢?讓我們三言兩語帶過: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盤西化」也;曰「廢除文言、使語文一致」也;甚至「廢除漢字,用羅馬拼音」也……
  這些話出諸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之口,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之中,任何一個時代裡都是罪足砍頭、甚至誅九族的瘋話!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季,胡適竟靠這些瘋話而「暴得大名」,享譽國際;出了一輩子鋒頭,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適是在替他青年期那個時代說話!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發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適的青年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讓我們為這一時代精神的發展,再來搜搜根。
  李鴻章的「四個現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國三千年歷史上,只發生過兩個社會轉型期,而這兩個轉型期的形成,卻有性質上的不同。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期」是「自發的」、「主動的」——它是我國自己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輿外族無關。
  但是發生在我們現代的「第二個轉型期」則是「他發的」、「被動的」。我們原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社會型態、生活方式十分滿意。我們原不要「轉型」,而我們終於轉型。實在是外族強迫的結果。
  外族怎樣強迫我們呢?說來極簡單。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我們不停的打敗仗、割地賠款。要對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這樣我們就出了第一個夷務專家魏源。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換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學習科技。用目前的語言來說,就是「四個現代化」。
  魏源之後,把魏源思想進一步發展的便是張之洞一黟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用句目前的語言,那就是「四個現代化」(用),加「一個堅持」——「堅持孔孟之道」(體)。
  把這項體用之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還是我的老鄉李鴻章。在甲午之前,李鴻章所搞出的一些「罈罈罐罐」(借用鄧小平語),像強大的「北洋海軍」,真是煞有介事。誰知李氏這寫罈罈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幾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為、孫中山
  甲午戰後,搞「四化」的人洩氣了。他們知道光是發展「科技」,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光是發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還得靠「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因此一時之間,全國的進步分子,都變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義者又分為文武二派。文派主張緩進,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他們的領袖便是康有為。武派主張激進,搞美國革命式的「建立民國」。他們的領袖便是孫中山。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兩派合流,就真把個民國建立起來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在民國初年還是徹底的失敗了——失敗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楮爺」……軍閥橫行。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四化」(科技現代化),救不了國。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現代化」,還是救不了國,並且愈來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國的上下階層均不得其解,忿激之餘,便激出個胡適和胡適的時代了。七十年過去了,同樣的失敗,在大陸上又激出個「河殤派」來。
  「西化」的最後階段:「全盤西化」
  胡適(乃至今日的「河殤派」)認為只有兩位西方老頭「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國(這兩位老頭的中國名字是陳獨秀取的)。但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自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們民族文化裡有其內在的死桔。我們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臨死亡了。「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胡適語)。與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國文化」這個病老頭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氣管抽掉,讓他早日死去。老頭死了,孔家店打爛了,然後子孫們脫胎換骨——「全盤西化」!
  這就是胡適青年期,那個「五四」前後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它也是中國近代「轉型期」中,一階段按一階段,循序而來的「西化運勤」的最後階段。說「瘋話」時青年胡適,便是這一階段的發言人。他在他本階段所起的「啟蒙」作用,和魏源、張之洞、康有為及(早期的)孫中山在其各自的階段中所發生的作用並無兩樣。
  科技現代化只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花樣繁多
  「西化」這個東西,在魏源時代叫做「通夷務」;李鴻章時代叫做「辦洋務」。張之洞叫「習西學」;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戰後改名「現代化」。在現在大陸上叫做「向先進國家學習」或「向國際水平看齊」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貨色,只是時間有先後,學習份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務」(正如鄧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單純科技。張之洞所倡導的只是「半個西化」。上述魏、康、孫三公所堅持的則是「政治西化」。至於二年代進入中國的□□主義,和三年代進入中國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權」、搞「民權」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否定「人權」這個概念說,沒有「天賦人權」,只有「人賦人權」,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現名「現代化」)也是分門別類、花樣繁多的。當然我們如專搞「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那麼「四化」或「現代化」就只有一個。但是我們進化到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部門來,那麼花色就談不完了。蓋「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並不是個整體。筆者即嘗為「西方」學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別其異同。如希伯來之異於亞利安也,盎格魯?薩克遜之異於日耳曼也;拉丁之異於條頓也……如此,再回看我國近百年來的「西化運動」又何擇何從哉?
  孫中山權「變」,胡適不「變」
  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孫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國模式。二次革命之後乃漸次主張獨裁,最後乾脆「以俄為師」。粗淺的看來,中山先生是因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為求速效乃捨棄溫和的美國方式,改採激烈的俄國辦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則是中山所採取的辦法,實在是從盎格魯?薩克遜的民族文化傳統,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傳統裡去。
  須知文藝復輿以後四百年來的歐洲和南北美的歷史,原是一部白種民族的春秋戰國史,時歷數百年,民族數十種,大小百餘戰(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強凌弱、眾暴寡,五霸七雄兼併的結果,最後最大的勝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較溫和有禮的盎格魯?薩克遜。邱吉爾擴大之為「英語民族」。
  英語民族為什麼能建立一個「日不沒」的帝國主義大帝國,和一個「超發展」的民主合眾國呢?卑之無甚高論,實在是因為他們善於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他們搞「等富貴,均貧賤」,用不著「階級鬥爭」。他們搞「攘外安內」也不需要「西安事變」。他們要把討厭的最高領袖趕出唐寧街或白宮也用不著「三大決戰」和「苦撻打」。愛國青年也毋需打什麼「紅旗」或穿什麼「褐衫」或「藍衣」。他們的政治領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還能向外擴張,克敵致勝,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國。——他們這套本事,不但我們自高自大的黃帝子孫學不到,連和他們同文同種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諸大民族也望塵莫及。
  英語民族的國度裡的富強康樂,和燦爛的文化,當初不但降服了胡適,也降服了孫中山。所以五四時代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後又修正為「充分西化」),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全盤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學家約翰?杜戚的「實驗主義」原是「英美傳統」經驗的概念化。所以胡適之就做了杜學東傳的一世祖而終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孫中山原來也是服膺全盤英美化的。可是孫先生是個搞行動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凱爭政權、搶總統。為追求政治上立竿見影的效果,「孫文主義」就發生修正從權之變了。——他從一個比較高級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傳統,轉變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義俄的偏激傳統裡去。——孫中山栽培了□□□。
  可是在過去四百年的「春秋戰國」裡,英美傳統卻是最後的戰勝者。二次大戰後,德義日三個戰敗國,均以政從「英美化」而復興。君不見在九年代的世界裡,東歐各國乃至□□主義的「祖國」蘇聯,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撲撲
  胡適思想最大的特點便是它永遠不變。適之老師言必稱美國,也一輩子未改過口。
  他四十歲以前是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青年「啟蒙大師」,他啟蒙的實效便是介紹美國——介紹美國的哲學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終身治學是「圍繞著方法二字打轉」。他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國大學研究院裡寫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方法」。
  四十以後的胡適是咱們中華民族的「自由男神」。他這個男神和站在美國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雖然性別不同、膚色有異,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卻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來的中國卻是搖擺不定,甚至十年一變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因而「美國」這個百年不變的抽像名詞,在中國也就時香時臭;因而代表「美國」這個抽像名詞的另一個抽像名詞「胡適」也就香臭隨之。
  五四時代的胡適是芬芳撲鼻,三年代的胡適則「臭名昭彰」(這是他最得意的□□門生,現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駒先生對老師的評語)。的確,這時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獨立了。文學界、思想界為「左聯」所篡奪;政治界為蔣廷黻、蔣中正、張學良所遺棄。胡適變成了孤家寡人,「陽春教授」。四年代他又時香時臭。五年代也就是筆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時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邊罵他思想有「毒素」;左邊罵他是「買辦學者」。——永遠笑嘻嘻的白面書生胡適之,卻永不認錯,死而後已。
  國民黨容忍「異黨」,□□□「一分為二」
  胡適死後,「胡適的幽靈」(胡老師生前的自挽辭)時隱時現,其遭遇和生前還是一樣的——一個思想家,昇華到「胡適」的階層,也就無所謂「生死」了。——國民黨為著「異黨」問題,竟然把胡老師的第一號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誰知現時現報,目前卻被個不講理的異黨逼得走投無路,連老夫人攜點細軟出國,也要被異黨奚落得尷尬無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最可笑可歎的卻是□□□。「我的學生毛□□」背叛了老師之後,把老師和老少同學們「脫褲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誰知毛死之後,屍骨末寒,胡適的幽靈便把他的貴黨一分為二。胡老師當年要把可教的國民黨一分為二,我曾當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誰知他剖國未成,如今卻把個不可教的□□□一劈為二,劈得如此乾淨利落!
  胡適的幽靈,不但把□□一分為二,它竟然把鄧小平也砍他個「三七分」——鄧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適,三分列寧」。「三分列寧」為的是政權也,面子也,飯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適」者,時勢也,真理也,現代化也,前途也。
  鄧公如此,該黨亦然。
  吾人但見許家屯、千家駒、嚴家其、蘇曉康……流落海外,走投無路。但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這七分冰山,我知其駱駝鑽針眼也。——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諸民族,在政治上鬥不過盎格魯?薩克遜的關鍵所在了——他們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內部的問題。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毛公早言之。而□□黨內乃至中國國內,以胡適、列寧為界,一分為二,分得如此乾淨利落,實出我輩台下看戲人意料之外也。
  至於他們雙方如何繼續糾纏下去,那就騎驢子看話本,走著瞧吧。好戲多著呢!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寧之餘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適的幽靈,竟有如此力量,則非始料所及也。
  其實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原為現時代的時代精神而已,何可歸功於一人。只是胡適之是這項外來思想,最有力的啟蒙大師。五四以後,大師小師之間也只有他一人,不計毀譽、不論成敗而堅持到底。時至今日「胡適」與「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開了。「胡適」這個具體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這個「抽像」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與列寧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將來。
  胡先生告訴我,中國傳統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師。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響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運用西方邏輯推理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說的。胡先生說,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爾大學時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園內的鐵索橋上,俯視綺色佳大峽谷,見到山巖被水沖刷成溪的跡象,而對老子以「至柔克至剛」的哲理頓有所悟。
  事實上胡適的思想也就是山峽中的流水。它迂迴、它漩繞、它停滯、它鑽隙……不論經過何種阻擾,它是永遠地流下去。溪流沖石,千年萬年,岩石總會消蝕成一個大峽谷來。——這便是胡適的大方向;一個潮流的方向;中國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讀的一首宋詩,大體是:千巖不許一泉奔,攔得溪聲處處喧,等到後頭山腳盡,悠然流水出前村。這實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況,也是胡適思想終能風靡全國的道理。
  瘡痍滿目的小框框
  當然天下原無十全的聖人。我們尾隨適之老師順流而下,但並不是說適之先生所有的教條都是金科玉律。胡適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他躋身聖賢的條件,是他的宗師形象和學術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師如談起具體的小問題來,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學者一樣是瘡痍滿目的。
  胡適以二十來歲的青年,一日自海外歸國,便大講其五千年文明的優劣而要以一廂情願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讀文言、毀滅方塊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為。至於他的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餘慧,為社會科學前期的輔助技術而已,談不到是什麼真正的「治學方法」。不過這些都是若干無關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筆者對這些小框框所論已多,不想重複。烘雲托月,還希望後來的註疏家去繼續發揮吧!尚感讀者賢達,不吝教之。
  * 為紀念適之先生百齡冥誕而作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脫稿於台北中研院招待所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十、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裡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裡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像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後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裡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裡,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裡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像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裡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裡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裡,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裡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囌,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裡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裡,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菁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私塾裡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鑒》。」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裡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鑒》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後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餘悸。
  十多年後,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裡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後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裡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裡的學生了。
  定遠軍艦四炮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記,大家只是跟隨他那口湖北調,前仰後合,歡聲雷動。
  在這群天馬行空的教授陣容裡,郭廷以老師倒別具一格。我記得他上堂時,總是抱著大宗講義和參考書,另加枴杖一枝。他面目森嚴地講起課來更是一章一節,有板有眼,一絲不苟的講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腳也不蹈;聲音亦無陰陽頓挫。他有條有理的口述下去,我們記筆記的,也就頭也不抬,眉也不皺,奮筆疾書,他講啥、我記啥。只要你記得快,筆記並不難記,因其章節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師咳個嗽,我們也可照樣記下,不爽絲毫。一學期下來,厚厚的一本筆記,便是一本很詳盡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我特別記得他講甲午戰爭,黃海之役那一段。老師說:「……劉步蟾忽然下令開炮,定遠艦上四炮齊發,把天橋震斷,丁汝昌被摔下橋去,受了重傷……」他講得像背書一樣,聲調既無節奏,內容似乎也平淡無奇,但這樁故事,我們記筆記的人聽來,可說是驚心動魄。尤其是上一課堂才聽的「漢唐明」一鍋煮;下一堂課,則是「四炮齊發」——二者之間的「史學」距離,未免太大了。
  聽中國傳統史學聽慣了,對漢唐明一鍋煮,不覺稀奇;但是在「四炮齊發」之後的結果如何?就有「且聽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慾了。
  郭老師講這節課時,不但念出他講義上的正文,並在黑板上寫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參考書。我們急於要聽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閱參考書了。——中文參考書閱覽之不足,為著求知慾,也是為著時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書了——老師不是說過,開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書?
  洋書中竟有新天地
  我個人那時便是郭師班中幾個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當過淮軍,到過台灣,到過高麗。對他們當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詳,但永遠是一知半解。這一下好了,在郭老師班上愈陷愈深,興趣愈濃,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頂的圖書館中,想借閱那些洋書了。誰知這些洋書自南京裝箱運至重慶後,迄未開箱。當那個圖書館員拿到我的「借書條」,口中喃喃自語說「尚未開箱、尚未開箱」時,圖書館范(?)館長適自他身邊走過。他便把我的借書條順手遞給范館長。館長見條,未加考慮便說「開箱、開箱」!——這倒使我這個並不認真的借書者感到過意不去。我並不那麼認真要讀此書。勞師動眾,私衷何敢?
  後來我才知道這原是出於羅家倫校長的條論。他說在空襲無常的時代,珍貴圖書,能不開箱,便不開箱。但若有師生要借閱,則務必開箱。——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羅校長的學術眼光與氣魄。為我這位大二的小蘿蔔頭,無意中的要求,大學圖書館竟為我劈鎖開箱,把兩本大洋書讓我借出。——書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縱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錯錯已成,追悔莫及。
  這是我治中國史徵引西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書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師講義上那許多故事,卻都被我找到了。並且還找到一些郭師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別有天地,眼界大開。因而我把我課堂上所記的筆記,也大事補充了一番,並註明出處,真是得意非凡。
  這時我有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劉次辰先生,他剛從國立第八中學升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作講師。該院新成立,圖書設備全缺。劉老師苦無教科書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壩,乃專程訪我取經。他看到我那本中國近代史筆記,竟如獲至寶。他借去之後乃將練習簿拆散,叫他班上學生每人各抄敷頁,拼起來,便成為一本厚厚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了。此後他隔周必至。我那兩學期的筆記,也就變成他現炒現賣的教科書了。
  劉老師抄得得意之餘,曾力勸我將此冊筆記出版,他保證有銷路。但是這是郭廷以老師的講義,我何能據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過劉老師對我的鼓勵,倒啟發出我另外一種靈感——我自己為何不能另起爐灶,自著其書呢?!既有這樣的靈感,我也想找個好題目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勤手動腳找材料」,自著其書了。——這一個構想與籌畫,也就是我個人「學做research」的開始,而這個起步,則是自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班上得到啟發的。
  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裡,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間他們。——十餘年後,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裡,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瞭解到我們舊傳統裡「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係,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下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後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L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下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著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台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於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鬆。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鎔(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借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檯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俊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裡也可盡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硃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東,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份,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後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後麈。
  紐約接機以後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畢業後,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台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並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餘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ewild Airport,後改名甘迺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鐵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餘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輿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著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年代的台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輿美東諸名大學掛鉤。——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氧,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伕、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後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並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於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復本書」(duplicates)。我也簽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並為他承擔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捲入哥大的校圍政治,在數個政客互鬥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師生遇合有綠,謹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載於台北《中外雜誌》五十九卷第一期
  【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十一、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袁同禮先生
  袁同禮(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戰後僑居美國的諸多華裔學人中,對筆者有深遠影響的前輩之一。他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屬羊。這年齡正在我父母之間——先父屬猴(一八九六),先母屬馬(一八九四)。袁公屬羊,正是馬猴之間,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執輩。中國的傳統習俗,也使我對他老人家「執禮甚恭」。
  袁氏是位謙謙君子。雖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長輩,但他向不以長輩自居;對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同行),他一視同仁,以朋友相處,所以也可說是「忘年之交」。但是從我的立場看他,則永遠是「亦師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許多目錄學著作,都是我長置案頭、隨手翻查的重要參考書,至今未廢。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對胡適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後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據我的口述報告。
  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歷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這則短篇裡,我不願多提他傳記上的細節——因為袁氏已有幾篇頗為詳盡的小傳,如:吳光清的《袁守和先生傳略》,李書華的《追憶袁守和先生》,和秦賢次為劉紹唐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所寫的更詳細的〈袁同禮(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傳記。在英文著作裡,則哥倫比亞大學所出版的《民國名人傳》第四冊(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顧中西,更為翔實了。——所以在拙篇裡我只想談談守和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史」中,所發生的作用、他的貢獻,和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地位。
  先談談「轉型」
  在不同的拙著裡,個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國近代史」(當然包括畫蛇添足的什麼「現代史」和「當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現代化運動」這一名詞,毋需解釋,也解釋不盡。——「轉型」則是任何一個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萬社會文化的特殊「型態」,如西方的基督數國家,中東的回教國家,和南亞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態的。
  可是近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只有其「現代化」的程序,而沒有「轉型」的問題,尤其沒有「轉型」的痛苦。因為現代化運動在西方是一種發自內部的自然進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們中國和其他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則是發軔於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戰和壓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只有其範圍大小,和時間緩急的問題,而沒有社會文化「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
  我們和其他亞非拉國家就不然了。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發軔於「被迫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師夷之長技」。既然向「西方學習」,因此我們的「現代化運動」就多了個「西化運動」()的階段。「西化」就是由東方式轉成西方式(簡稱「西式」或「洋式」)——從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學堂」;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等等的轉變,這就是所謂「轉型」了。——須知「土私塾」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這一婚姻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種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們固有文化型態的一部分,這種千年不變的「型」態,一下要「轉」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學堂」和「(西式的)自由戀愛」,是十分困難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轉型」來說吧!我們「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呢?——這個例子,這種哭聲,縱在今日,仍是觸手可指,海峽兩岸皆然。這只是「社會文化」轉型的困難和痛苦的千萬個例子之一罷了。
  各行各業,各有啟蒙之人
  以上所舉只是兩個特殊例子。其實近百餘年來,一轉百轉——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一不是從千年不變,到大變特變——棄舊從新,捨柬就西的。胡適等人當年提倡「全盤西化」,被人罵慘了。其實我們今日回頭看看,從我們本身開始,從頭到腳(上有西式分裝頭,下有大英洋皮鞋),從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鬚,晚上如廁熄燈上床),豈不是早已「全盤西化」了,有什麼稀奇呢!——大陸農村太落後,等到他們也像我們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盤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後了。
  以上所說的,只是我們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實國家大政、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無一不然也。——只是這種典章制度、學術文化中,各行各業都有其先知先覺的帶頭人,這就是我們所謂「開風氣」的大師了。
  且舉幾個領導我們轉型的巨人來看看:
  ?領導我們作政治轉型的是康有為、孫文(中山);
  ?領導我們作軍事轉型的是李鴻章、袁世凱、蔣百里、蔣介石(中正)、毛□□;
  ?領導我們搞外交轉型的是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
  ?領導我們作哲學思想轉型的是胡適、陳獨秀;
  ?領導我們作語言文學轉型的是胡適、周樹人(魯迅);
  ?領導我們作教育道德轉型的是蔡元培、張伯苓、胡適;
  ?領導我們作建築學轉型的是梁思成、貝聿銘;
  ?領導我們作圖書管理學和目錄學轉型的是袁同禮、蔣復璁;
  ?領導我們作……(其他轉型的至少還可舉出百人)
  換言之,近百餘年來,我國各行各業,皆有其各自的「轉型運動」——通過「西化」的階段,到達「現代化」的結果。「現代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其後自有其自然前進發展的規律。在這各行各業的轉型運動中也各有其「啟蒙大師」。我個人試擬上列諸人為例,就是說明,袁同禮在近代中國,是位領導我們搞現代圖書管理學和現代目錄學的帶頭人和啟蒙大師——這便是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傳統目錄學現代化的領導者
  「目錄學」原是我們中國的國寶。在傳統中國能「博極群書」,能「由博返約」才是大學者。只通一經的一通百下通,在漢以後,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錄學實是眾學之源。
  搞圖書分類學和圖書管理學,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漢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經史子集)分類法,都是獨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庫全書》(輿美國革命同時),我們四庫一部,足敵全球其他各國所有圖書之總和。真是欹歟盛哉。不幸近兩百年來,西方突飛猛進,我們就落伍了。
  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一搞雨千年不變,也實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這個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庫」的四分之一(經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適出現,搞反托拉斯法,把「經、子」拉平之後,因而我國傳統的藏書樓,便天下大亂了——兩千年傳統,毀於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貨商店通統都得改裝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圖書館之出現,和新的圖書館學會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文人如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對他們說來,「老式的」、「傳統的」圖書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類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們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舉人和蔡進士這種小腳放大的舊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裡,他們不能不頂個頭街,至於實際工作,老進士、老舉人就一團漆黑了。這樣,那新自美國留學歸來,享有圖書管理學位,和實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經驗的青年學者袁同禮就脫穎而出了。
  從北京到台北
  關於袁氏詳細學歷經歷,讀者可參閱上引三博。這兒只想一提那與時代有關鍵性的若干要點。袁氏一九一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傳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一九二年留學入紐約哥大。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哥大本科,再入紐約州大前身之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一九二三年畢業,併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再赴歐洲考察實習一年。一九二四年歸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長,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學目錄學教授兼圖書館長。同時近代中國新式(西式)的圖書館學會開蛤出現;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北京圖書館」正式成立。——中國敬老尊賢的舊傳統,規定了必須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掛名作「首長」,而這些新式建設的籌備、建立和實際管理,即由一個「內行」的青年袁同禮,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對他是言聽計從的。因此近代中國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圖書館之出現。——以上還是軍閥時代。迨國民黨完成北伐,袁氏乃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由副館長升任館長。——這就是今日聞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圖書館之一的「北京圓書館」的前身,而袁同禮則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實際負賣人。該館其後時歷三朝,名稱敷易,然其「現代化」管理之確立實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國的。
  有人或許要問:袁氏之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不是還有個最有名的館長,毛□□的上司李大釗嗎?答曰:李大釗是搞新聞出身的。他是個革命家、思想家、學者敦授。他對《隋書?經籍志》、《四庫總目》、《四庫提要〉等傳統目錄學,可能如數家珍(這也不容易啊!),可是對西式目錄學,和現代圖書管理學,他就是一竅不通的老學究了!
  現代「圖書管理學」(library science)和現代「商業管理學」(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樣,是一樁學理結合實際,極其深奧的現時代的管理科學。在這一行道裡,所謂「服務工業」(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進入「超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 Age)。吃這行皈的,縱在袁同禮時代,外行已經不能領導內行了。
  在袁同禮時代的中國,有高度現代化訓練的「職業圖書管理人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單純「技術人員」(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機緣能進入本行最高行政階層而一展所長的,袁氏之外,實難找第二人了。——在上選諸人中,我特提出蔣復璁先生。余游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訪「國立中央圖書館L,亦見前賢苦心孤詣之遺規。台灣今日如少此一館,則今日台灣又成什麼個島呢?——緬懷先賢瑜亮,實有餘慨。
  引進「服務觀念」和服務科技
  但是話說回頭,袁公對我國的目錄學、圖書管理學,乃至資訊學的具體貢獻,又在何處呢?
  答曰:胡適之先生以前不是強調,他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方法和目的,是引進西方學理,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嗎?適之先生是位啟蒙大師和思想家,他只能講一些抽像理論。至於怎樣化「抽像理論」為「具體事實」,那就千頭萬緒,要靠各行各業的實行家,來採取實際行動了。上述袁蔣二公就是他們那一行裡的始作俑者的實行家、帶頭人。長話短說,我們也下妨試加歸納如後:
  第一是「觀念轉型」。因為吾國吾民在三千年的專制傅統的浸淫之下,早把國營事業都辦成大小下同的「衙門」。高級領導全是「官」,低級工作人員全是「吏」。連工友雜役,都是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皂隸」.——此風至今不衰。君不見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國營百貨商店中的男女售貨員,他們哪裡是對顧客服務呢?他們只是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的傳統衙門中的小衙役、小「皂隸」而已。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怪下得他們。一位北京老教授歎息地告訴我說:「要把我們的bureaucracy(衙門),轉變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務機構),大致還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計,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說,我國近代史上轉型期的「歷史三峽」,可能要延長兩百年(一八四二-二四二),我們大致才能安全出峽。袁同禮、蔣復璁的時代,當然仍在峽中,但是他們卻是致力於轉型的帶頭人。所以國立圖書館實是我國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國人自己主持的「國營服務企業」。
  【附註】其他如郵局、海關、鐵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屬奠基的。美國的國營服務企業如國家公園和公立圖書館等等,其服務之周到是舉世無雙的。相形之下,我們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進西方學理和制度」。袁氏終身事業始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完備的圓書館),也終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而把先進的「國會圖書館編目學」(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進中國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進並突破西方先進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圖書和檔案管理這門學問中,首先引進照相技術,和根據西方學理,實行中文索引和編目的,恐怕也是從袁氏主持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開始的。——北伐期間,時任總司令部機要科科長的陳立夫先生,為掌握堆積如山的機要文電,他也「發明」了一套「分類」和「索引」系抗,頗為總司令蔣公所激賞,而大有功於革命。其實陳氏以礦治工程師,大材小用,而去發明「分類」、「索引」、「引得」(index的漢語音譯)一類的彫蟲小技者,實是革命期中,軍事與學街完全脫鉤的關係。他那時如引用一兩位有現代訓練的,搞「圖書檔案管理」的專業技術人員,又何需自己去「發明」呢?
  當年設在北平的「燕京大學」,對「引得學」也頗為突出。但是「燕京」畢竟不是中國人自辦的學堂。
  「國立北平圖書館」當年所引進的科技,如縮微膠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遠不如後來的「縮微膠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電子計算機」(俗稱「電腦」)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計的。——但是現代化總得有個帶頭人。袁同禮先生便是推動這一行道現代化的啟蒙領袖。
  歷史三峽中的龍舟競賽
  近代中國的「轉型運動」,是個長逾兩百年的艱苦歷程——它要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軍備西化」,通過「經濟西化」、「政治西化」、「學術西化」、「社會風俗西化」(如自由戀愛、體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盤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謂「有中國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獨立現代化」,到「領導全球現代化」(如今日美國)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亞聖之言,曰:從「變於夷者也」,回頭到「以夏變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謂「華化」、「漢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連串「三百年洋東轉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轉型。——在這穜銀河倒流、宇宙變色的文化大運轉中,我民族菁英,參預其間,正不知有幾百幾千的風雲人物,和幾萬、幾十萬和幾百萬的「無名英雄」,捲入運作呢!——孫中山、胡適之輩,只是這一波濤洶湧的大潮流中,少數知名而幸運的弄潮兒罷了。——「時勢造英雄」就絕不是「英雄造時勢」所可比於萬一的。「時勢」是客觀形成的「歷史三峽」中的驚濤駭浪,「英雄」則只是一些隨波逐流的,主觀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們順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還有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蜂擁爭先。浪捲船翻,驚險莫名。——說句老實話,在通過這個歷史三峽的龍舟競賽中,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胡適之、蔣介石、毛□□、鄧小平等等,部是些搖旗吶喊,出盡鋒頭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諳水性,在這場接力競賽中,有驚無險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顧潮流,不諳水性,而翻了船,滅了頂,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謂三七開)。或許乾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與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擁而下的,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他們才是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流」。他們言忠信、行篤敬地默默耕耘,把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現代化。——群眾才是英雄。那些出畫鋒頭,搖旗吶喊的風雲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的狗熊。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好過多了。
  袁同禮先生雖然在他的本行之內,並非沒沒無聞之輩,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中,他實質上,也是那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國史回頭看,毛□□在我國現代化運動中所造成的災害,便是把我國族中,時歷數十年始慢慢培養出來的、有科學訓練的專業領袖(象袁同禮這樣的人),誅鋤殆盡。——袁同禮是幸運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簫海外,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袁同禮」們,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殺掉了。——一個暴君,強不知以為知。在孤獨的老年變態心理之下,亂殺賢良,是多麼可怕!?
  西文漢學書目的重要性
  袁氏離開大陸之後,俗語說:「家有良田萬頃,下如一技隨身。」他又以他的專業訓練,回到他當年從事「實習」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當一名最起碼的中文編目員。他所以屈就這個小職位的道理,據他向我說,第一是養家活口,第二是為了將來的養老金,以保晚年。誰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歲退休之後,未期年他自己就過去了。——雖然養老金所領無多,但是美國退休制是十分優越的。他的遺屬還是會繼續領取一部分的。
  袁同禮是位突出的目錄學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國服公期間卻無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時期,公餘之暇,反而編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時還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餘穜的晚年著述中,有數項至今還為學人日常之參考。晚近之作還無法代替的,或永遠不能代替的,例如:
  《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一九五七年出版)
  《研究中國的西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8.)
  《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間中國留美學生博士題名錄及博士論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1961.)
  《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國留英與留北愛爾蘭博士題目錄及博士論文索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16~1961. N.P. 1963.)
  《一九七至一九六二年間歐洲大陸中國留學生博士題名錄及博士論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Washington, 1964.)
  【附註】(一)上選五書,除第一本之外,其餘四本均無中文書名。本篇中的漢文書目,為筆者代譯。(二)《留美博士論文錄》有李志鍾博士的「續編」(一九六七)。最近的論文還應有再續篇。在本書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對調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門」,薛分入「歷史門」。其實我二人應各自歸還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筆者更附帶說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國,自元代的馬可波羅,到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到晚近的「漢學家」和「中國學家」,如李約瑟,乃至今日還在大放厥辭的杭廷頓教授。他們對中國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國學人,以及中國朝野所不應忽視的。尤其是今日當權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論家,如不知這些研究中國的洋專家的著作,那就等於瞎了一隻眼,不可能說出行道話來。——搞政洽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組織個情報室、資料室,找些專才來幫著搞。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寫LC)所以由國會主持,就因為那主持美國聯邦大政的千把個官僚政客,需要一個聯合資料室的緣故。它是為服務官僚開始的而漸及於學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時心血來潮,要找個「西藏問題」來揚揚名、搗搗蛋。他本來連西藏在中國的東北或西南都下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電腦一揪,則LC萬部資料立現眼前。只要摘要而聽之,一夕之間,他便是個不大下小的西藏專家了。若再通過那無孔不入的電子資訊網(Internet),一個百人專家團,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隔洋叫囂,北京的江大人就頭大如斗了。——搞搞「西藏問題」的資訊,則「北京圖書館」和台北「中央圖書館」,來個國共合作.恐怕還搞不過一所LC呢!
  今日如起袁公於地下,他固不知電腦為何物,但是今日中國如也要來侗Internet,那就還得從袁氏那個出發點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筆者至今仍長置案頭,不可一日廢也。
  過五關斬六將的「博士論文」
  至於袁氏那幾本博士題名錄,也不妨稍作說明。學士題名是我們中國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進士,有所謂「雁塔題名」。明、清雨朝六百年考出了兩萬多名「進士」。他們在「金榜題名」之後,還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進士題名錄」。——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參透這萬名進士出身的社會背景,而揚名國際的。
  但是我國古老的「進士題名錄」(注意,這在世界歷史中,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啊!)所著重的只是進士爺的「出身」。至於這些「天子門生」的「進士論文」,就無啥足取了。可是在我們這一科舉考試制度,經耶穌會士傳入西方之後,它就花樣翻新的「現代化」起來了。其後再由歐入美,它就變成誤盡蒼生的今日美園的洋科舉了。
  一九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我們中國的土科舉被迫停止。消息一出,當時數十萬秀才、敷百萬童生真如喪考妣——沒個出身,沒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無絕人之路,洋科舉竟應運而生,得了個洋科名,其風光且遠甚於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冊的名儒碩彥如顧維鈞、胡適、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伎者。沒個洋進士頭街,顧維鈞就見不到袁世凱,胡適搞不了新文化,馬寅初也當下了北大校長。——但是在學街上說,這些洋進士題名的重點,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論文了。
  讀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萬個博士爺,少說點,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當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內),都是一書博士。一輩於只寫一本差強人意的書,以後就靠它老人家賞飯吃——吃它一輩子。這本書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論文」。何以如此呢,諸位,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懶。《三字經》上說:「教不嚴,師之惰。」唱戲的梅蘭芳、馬連良。也都知道「嚴師出高徒」。屁股下打爛,是唱不出好戲的。憑天才,哼兩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戲,照理是出錢請人去聽的。——博士爺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沒人打屁股,就變成票友了。此「一書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書,吃一輩子。悲夫!
  但是話說回頭,讀者可千萬別瞧不起博士爺的「一書」,尤其是舉世馳名的名大學的博士爺的一書。因為那一書,往往是他嘔心瀝血、皮開肉綻的心血結晶。也往往是他鑽營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讀的專著。——大題目如胡適的《先秦名學史》(增補為《中國古代哲學史》),足開一代文運。小題目如顧維鈞的《外僑在華的法律地位》,也是該專題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之影響》。今日學人不談五四則罷;若談五四,則必自周郎開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為實際了。每篇博士論文,都是解決一個科學上的現實問題。如錢學森的《壓縮流體運動與噴射推進諸問題》,便是今日搞流體力學和太空工程起步的專論。其外如蔣彥士(一九四二?明尼蘇達)和李登輝(一九六八?康乃爾)在農業研究上的專論,都是啟台灣農業現代化之先河,光輝燦爛,功不可沒的(這兒所談是純學術性的,與二公的政治行為無涉也)。
  筆者個人治學的經驗和習慣便是凡涉及某項專題,我第一要找的參考書,便是與各該項有關的名大學的博士論文。因為這些論文,都是一些博士級專才,嘔心瀝血,過五關斬六將的力作,非同凡響,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專家可信得過也。——憶七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陸探母,見祖國農業改革之徹底失敗,而想一探台灣土改與農改之奧秘,曾得機訪問蔣彥士君一談(余知其為明尼蘇達四二級之農學博士也)。承蔣公不棄,贈我整箱「農復會」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後偶爾謬論農村問題,手邊參考資料,信其可用也。
  農業如此,其他各科,無不皆然。——個人甘苦推廣及於學生,因凡有碩士、博士研究生問道及餘者(尤其是亞裔學生)。我總要該生先看看與他(她)專題有關的「博士論文」。——人家如已做過,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於藍了。不能勝於藍,為避免有抄襲之嫌,那就要換個題目了。這第一步的審查工作,得其竅者,半小時之功力耳。案頭有袁同禮、李志鍾之參考書,一索可得也。進讀全文,則北美主要圖書館,和台北「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窮數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結晶,始發現此專題早有人做過。他不能後來居上,就被誤為抄襲了。——這些都是「教不嚴、師之惰」的結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陸上的科學實驗,頗足矜誇。殊不料所得結果,美國早在戰後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筆者舉這些小例子,無非想說明,袁某在中國帶頭搞資訊現代化的重要性及其歷史意義罷了。
  孫中山、毛□□的「登月計畫」
  其實更值得吾人注意的,還是這種看來初無深文大義(也是毛□□絕對瞧不起)的東西,往往影響千萬國民的生命財產。
  六年代美國為在太空工程上超趕蘇聯,要搞個嫦娥奔月的計畫。為解決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難題,「太空總署」(NASA)與各大學和工商業研究機構,先後訂了八千多個「副合同」(subcontract)。每個小合同解決一項難題。八千難題有一個不解決,太空人就上下了月球;而每一個難題之解決,事實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論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論文全都通過,八千項難題通統解決,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就不然哉?!
  事實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毛□□的「民主專政論」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計畫」。
  孫中山的「登月計畫」叫做「漲價歸公」。
  毛□□的「登月計畫」叫做「吃大鍋飯」。
  孫中山先生當年周遊世界,眼看倫敦、紐約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進萬金,吃喝嫖賭。他老人家火了,因而「發明」了一套「民生主義」。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個「漲價歸公」,封殺所有奸商。孫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蔣家父子誓死實行「國父遺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個「漲價歸公」來。最近李登輝總統再接再厲,又宣佈他堅決信仰「三民主義」——但是就是不搞「漲價歸公」。
  朋友,豈蔣家父子、李氏伉儷,對主義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來國父的「漲價歸公」,也是一椿「登月計畫」也。它需寫八千本博士論文;解決八千項難題,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論文也未發表,只來個「想當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主席更糟。他要全國老百姓,都來吃大鍋飯。大鍋飯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頭望月」。但是其難也,則如「漲價歸公」。不寫八千本博士論文,解決八千項難題,而硬要為人民服務,強迫人民食之,就要餓死兩千五百萬人了。
  讀過英雄豪傑的傳記,回頭再看看像袁同禮那樣的無名英雄們是多麼可愛啊!他們死得多麼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北美洲)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脫稿於此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六期
  第一冊,完
  【貳】太平天國
  一、論晚清週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從中國傳統史學(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鑒》)的觀點來看,滿清二百六十八年實在是中國史上最值得稱頌的一個朝代。
  論武功,它開疆拓土、四向擴張,幅員之廣闊在中華民族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乾隆時代東南亞「香料群島」一帶(今印度尼西亞東端)有些小國如蘇祿(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海盜嚇慘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內附」作藩屬;乾隆爺還下詔以「險遠不許」呢!這與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作風,如何能比?
  論文治,則清初康雍干三朝一百三十餘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國泰民安,制度上軌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無斯盛」!--滿清也是我國歷史上(包括國共兩黨的政府在內),唯一沒有全國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個朝代(見《皇清通考》)。若論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清朝實在是最少的啊!
  論經濟,康雍干三朝,人丁劇增、民豐物阜也不在同時歐洲之下;縱遲至「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們的一個資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廣州十三行主東之一),他個人的財富,據美商估計也比與他同時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壟斷貿易的美國財閥約翰.亞斯特(John Jacob Astor, 1763~1848),可能還要富上好幾倍。
  〔附註〕亞斯特財團也是紐約市最早、最大、最豪華的「華爾道夫大飯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擁有者。李鴻章於一八九六年訪問紐約時,即下榻該飯店。亞斯特本人也是靠對華皮貨貿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說說學術文化吧!中國那時更是獨步全球。乾隆皇帝於美國革命時期在北京開館修《四庫全書》。這一部被他陛下一「毀」再「毀」的叢書,所剩下的卷帙,其份量還大於當時全世界其它各國現存書籍之總和!舉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說了。
  所以我國帝制時代最後一朝的滿清,實在是不可小視的。可是近百年來它卻為中外史學家躍蹋得不成個樣子,實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時至晚清,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國之將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癱瘓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內憂外患,一時俱來。大風吹倒前朝樹,我們歷史上的最後一朝也就逐漸沉入歷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屍了。
  第一冊曾略敘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談談晚清帶有濃厚週期性的內憂。
  玉石俱焚的週期性內亂
  在我國冗長的歷史裡,「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蓋我國傳統的外患多半來自邊疆少數民族。邊疆少數民族之能否問鼎中原,則決定於兩種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無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國有否給它問鼎的機會。二者的湊合是難得的,也是偶然的。這一難得與偶然事實上也適用於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入侵。
  至於內亂呢?那它就往往有其週而復始的必然性了;而這個必然性,也往往是有遠見的政治家、歷史家,甚至陰陽家、術數家,都可以預測的、逆料的。
  〔附註〕陰陽學、術數學不是中國和印度所專有的「迷信」。它在猶太、古希臘和伊斯蘭等文明裡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在當今世界上的信徒顯然包括絕大多數台港的資本家和大陸上的高低共干。我國近代史上所有的軍閥、政客,幾可說無人不信。甚至蔣中正、毛□□二公也都是它虔誠的信徒。美國前總統裡根和他的夫人南希篤信之誠,尤其是世界聞名的。今日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裡,居然也可以「通靈」。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像。
  「術數學」在西方文明裡叫做numerology。這項學術在中國則始自《易經》;在西方則為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7 B.C.)所倡導,是一種「非科學的科學」。其實「科學」(science),從亞里斯多德到楊振寧、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類智能中發掘出來的知識之一環。它如今已變成一種「超發展」(overdeveloped)的學問,在「現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簡直是罷黜百家、獨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將來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現代階段」(The Post─Modern Era)裡,那些「低發展的知識」(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學的科學」(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過搞學問不應太自我設限就是了。
  其實我們對清末國是的解釋,還是以陰陽家的「氣數已盡」四字,最為切當。「氣」者,朝氣也、暮氣也、死氣也……中醫所謂「精、氣、神」是也。滿清末年,可說三者皆死。
  「數」者,數據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學」的甲子、乙丑不談,其它的「科學數據」如人口過剩、民窮財盡、民不畏死等等各項統計,都注定滿清王朝,非滅亡不可。
  甚至就以當朝統治者找「接班人」的獨家數據來說吧!康熙皇帝統治了六十一年,死後還有十八名皇子--十八個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豐成四帝),卻連一個兒子也生不出來了。咸豐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個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個兒子,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們或許要問:皇帝生不生兒子,還要麻煩「現代」史學家們叨叨不休嗎?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兒子太重要了嘛!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列強之間訂立國際條約都要把「毋易樹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兒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兒子來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兒子做接班人),「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等等家庭小事,寫入國際公法,以維持世界和平。
  因為在那個「一家統治一國」,「國家強於社會」的時代中,一個有關鍵性的家族裡,大小老婆打架,是會影響國際和平,引起世界大戰的。其實當代中國還不是如此?!
  筆者走筆至此,不免想起我國近代大思想家梁啟超先生來。梁氏在他的《新民叢報》上詆毀我們舉世無雙的《二十四史》說,我國諸史非史也,「帝王家譜」也。梁氏著書於「西學」初來之時。日譯西書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點西學皮毛便搶新學,罵起祖宗來了。殊不知在那個時代,「帝王家譜」的重要性遠大於「歷史」啊!所謂「正史」者,其內容原是以「帝王家譜」一門最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聖先賢不是早有明訓?!
  做皇帝、做大獨裁者,要日理萬機,明察秋毫。那項繁重工作,豈是一個精氣神皆孱,連個兒子也生不出的像溥儀先生那樣的人,所能勝任的呢?
  總而言之,時至晚清,我國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大清氣數已盡,不是出幾個像李鴻章、鄧□□一類的人物,搞兩下什麼「中興」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我國歷史上這個週期一到,就要出現黃巢、張獻忠一類的煞星。結果赤地萬里,屍骨堆山,血流成河,中華文化遺產,玉石俱焚……最後才能海晏河清,再產生一個新的朝代來。
  這一種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痛苦,已經是夠大的了。到二十世紀,我們要把中古的中國改變成西式的現代國家,那這個週期性的變亂,就要拖得更長更慘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說來,滿清沒落的週期,蓋始於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在我國古代這一個週期開始時的徵候便是地方不靖,盜匪橫行--用個現代化的名詞,那便叫做「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之初,類多為零星土匪,在鄉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時,他們就漸漸的彼此併吞裹脅,變為股匪了。發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劉邦、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張作霖、毛□□……都是農民暴動領袖中的佼佼者。他們利用農民的方式雖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則基本相同。--這也是我們中華農業大帝國傳統之內,政治上新陳代謝過程的特有現象,其它文明中是沒有的。
  筆者這一輩在農村中生長的中國人,有許多便有目擊,甚或參與這種傳統農民暴動的親身經驗。這種經驗在今後的中國是不會再有了,因為那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大帝國」的特有現象。農業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不會再出現了;這一農民暴動的現象也就不會再有了。
  毛□□、鄧□□諸公就不瞭解這一點。毛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餘萬,人相食,而農民沒有出個陳勝、吳廣,來「揭竿而起」。毛氏覺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說是「中國農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當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為十二金人」,這些「金人」老爺是不能拿刀殺人的。農民沒有「兵器」,在那個時代,他們「削竹為槍」,還是照樣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盡天下兵器,鑄為千萬機槍、坦克;農民「揭竿而起」就辦不到了。帝國時代的中國農民就那樣不好?動不動就造反?人民中國時代,農民就那樣「好」?餓死也不造反?他們承毛主席高看了!
  劉邦,這個農民領袖,「入關」時「約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殺人者,死。」毛□□在「大躍進」中,一下便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謀殺案,或過失殺人案,農民要判他兩千五百萬個死刑啊!潤之兄,你還想在歷史的地獄裡超生!
  鄧□□先生是有大恩於中國農民了--他把農民從毛□□的「農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來。這樣他就以為中國八千萬農民是他鄧家政權的老本了。「有八千萬農民支持我,怕什麼?」鄧公有所不知,時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改朝換代」的樞紐已不在農村。它的重點是在「巴士底獄」圍牆之外啊!拿破侖將軍哪是什麼農民的領袖呢?
  題外之言,扯得太長了,就此打住。
  白蓮教和嚴新的「帶功講座」
  晚清農村發生嚴重性造反現象,蓋始於干嘉之際的「白蓮教」之亂。這種清史上所謂「教匪」便是失意知識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動貧苦絕望的農民聯合造反,很標準的「農民大起義」。
  「白蓮教」是我國宋、元、明、清四朝潛伏於民間,最有號召力的秘密「會道教門」(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會」和搞「刀槍不入」的「義和拳」,民國時代的什麼「同善社」、「一貫道」、「紅槍會」、「大刀會」,乃至今日風靡台海兩岸的「氣功」傳習和「特異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婦最近在紐約花了一百美金,去參加大陸訪美的氣功大師嚴新所主講的「氣功帶功講座」。我被主持人延坐於講台之上、嚴新之側,面對聽眾數百人。當嚴醫師帶功講演時,聽眾之中頓起騷動--哭者、笑者、顫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滾、少女沿牆倒立……不一而足。我鄰座一位妙齡少女也隨眾離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於她的「磁場」之內,她向我「發功」(她事後告訴我的),我也在無意中扭了若干次,為坐在遠處的老伴所目擊。雜座於聽眾中的李又寧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態也頗為可觀。
  那位在講台上一講數小時,講話既無陰陽頓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嚴醫師,卻頻頻招呼攝影記者「把這些美妙姿態照下來」。我雖未帶照像機卻高坐於講台之上,整個會場一覽無餘。眼見那些滿嘴鬍鬚,粗壯無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搖頭晃腦,手舞足蹈,與鄰座指手畫腳的東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場大魔術表演,不見不信。
  據嚴新說,他在大陸上最大的一次「帶功講座」,聽眾有十九萬人之多,盛況可知。我這位「無師自通」的氣功學徒,也告訴他說,我要拜他做老師。--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領!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個晚清時代的失地農民,嚴新如果是個白蓮教的「老頭子」,那我一定會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葉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滅洋」,那我也會追隨到底的。
  舜猶人也!讀者與作者亦「人」也。做個「人」,則我們的社會行為都有其相通之處。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看過嚴新,就不免使我聯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兒子」、「耶穌的弟弟」、「天王洪秀全」來了。
  廣東洪秀全何以在廣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個時代便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產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上面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已徹底銹爛,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會也百病叢生--黑死病、愛滋病都一時俱來。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人死病斷根,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的體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中之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難得一飽的貧下中農。當他們在這種「上下交征」的殘酷環境裡,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時,他們就要鋌而走險,集體暴動了。在農民暴動蓄勢待發之時,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兒子下凡「除妖」,這位小上帝:「天兄耶穌之弟」的「洪先生」,和這些農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帶功講座」的本領,可能比嚴先生還要大上幾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帶功講座」這一類的方式開始,領導數萬農民造起反來的。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實遠優於廣東。
  廣西在今日大陸政治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在我國少數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彝黎等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中的大西南更為複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後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台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於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捷徑。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於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於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帶功講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聖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八年之後。在結束鴉片戰爭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寧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游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錶(且看北京故宮的「鐘錶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於東北產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產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於內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番禺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於長江中游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於「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於「內務府」,是皇帝的私產。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註〕滿清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最高級的「官僚」。他不是個「寡頭獨裁者」。清末女主當權,葉赫氏破壞了這個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娘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後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號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餘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跡,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內子投宿於「白天鵝賓館」之最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仁、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毛□□、趙□陽……均逝於足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於上一世紀四0年代之破產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蓋(一八四二)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於破產。
  十三行破產不打緊。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夫。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則妻兒嘵嘵,如何是好?
  廣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嶺深山的客家同胞,和東西江的船民,由於廣州衰落而失業的嚴重情況,我國近代經濟史家,和專攻「太平天國」的專業史家,至今還沒有統計出精確數據(data)。但是也沒有史家可以否認其時失業問題之嚴重;蓋失業問題可於相關都市貿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試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潰,「泡沫」瞬息消失,則本市靠計程之車,左舉之手(餐廳服務員)為生者,將如何得了。類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廣州當年那宗「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就是這樣衰敗下去了。一旦衰敗下去,則眾口嘵嘵,怨氣沖天,就替我們「洪先生」製造造反的基本隊伍了。事實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義時的六位開國元勳,洪氏之外,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雖出身各有不同,其為失業農民領袖則一。
  他們都是一批「苟富貴、毋相忘」的陳勝、吳廣。有的(如洪如楊)或許更是具有「特異功能」,能與「上帝」通話的土宗教組織家如張角、嚴新者流。一旦信徒蟻附,法號嚴明,面對著一個癱瘓無能的政府,惡貫滿盈的社會,他們就密謀造反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具體背景。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於他們的「蓄髮易服」號稱「長毛」,也不過是一種傳統形式而已。蓋滿清入關之初,頒剃髮易服之令,曾遭到漢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發不留頭」的嚴令之下鎮反肅反搞了兩百年,我們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頭不留發也;「女不降」者,管你滿虜大腳,我仍愛其「三寸金蓮」也。
  可是中國畢竟太大。儘管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嚇不倒我們那躲在南嶺深山裡的「客家」同胞。他們反其道而行,偏要搞個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婦女與滿洲姐妹認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髮道袍。蒙上帝恩召時,亦蒙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漢族弟兄去「翹辮子」也。
  這便是我們「太平天國」君臣,「長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宮廷「滿朝朱紫」的服式的來源。
  曾國藩兄弟打垮了「長毛」,他們也毀棄了「上國衣冠」。馬君武詩人說:「百看不厭古時裝」。太平之後,這種「古時裝」,就只有讓一些京戲伶人和票友仕女,穿著到舞台上去過癮了。
  「太平天國」興亡年表
  「太平天國」是個大題目,裁剪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復生今日,洪傳亦應以「本紀」出之。拙作只擬略述之。在評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個簡單的年表,以志其興亡歲月如後:
  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於廣東花縣。生肖屬雞。家境貧寒。
  一八二九(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歲,赴廣州應試落第。
  一八三二:秀全十九歲,廣州再落第。在街頭收到宣傳基督教小冊子梁亞發著《勸世良言》,未讀,藏之。
  一八四三:秀全三十歲。洪老童生在廣州三度落第。返家沮喪。臥病、「升天」、見「上帝」和「耶穌」。始讀《良言》。
  一八四四:秀全三十一歲。與馮雲山往廣西貴縣傳基督教。
  一八四七:秀全三十四歲,赴廣州投美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受教義,為同門教徒排擠,未受洗而歸。再往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傳教。組織「拜上帝會」,有信徒三千人。開始與清軍衝突。
  一八五一:秀全三十七歲。一月十一日糾合夥伴起義於桂平縣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剪「太平天國」,秀全自稱天王。十二月封:楊秀清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東王總其成。
  一八五二(清咸豐二年):太平軍克全州。南王戰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長沙不利,西王戰死。克岳陽練水師。
  一八五三:一月克武昌。二月棄武昌,順流克安慶、蕪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鳳祥、李開芳北伐不利。清軍建「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與太平軍對峙。
  一八五四:曾國藩始練「湘軍」有成。頒〈討粵匪檄〉。全軍出擊,與太平軍現成拉鋸戰。
  一八五六:秋,太平諸王腐化、內訌。北王殺東王;天王誅北王,株連甚眾。
  一八五七:翼王避禍出走,死於蜀。太平開國元勳一時俱盡,朝政淪入洪氏家族四人幫之手,危亡立見,距建國不過四年耳。
  一八五八~一八**: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千餘人。由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領與清室湘軍、新建淮軍及英美僱傭軍(常勝軍)作殊死戰,終不敵。
  一八**:六月一日,秀成自殺,年始五十。七月十九日天京為清軍攻破。「太平天國」亡,前後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詳論之。
  *一九九零年八月二十四日脫稿於台北中央新村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三期
  【三】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
  一、「甲午戰爭」百年祭
  爆發於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陽曆七月的「甲午戰爭」,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這個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實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一百年。其間我們這個自稱為「人類」的「群居動物」,竟然以他的所謂「聰明才智」所發明出來的殺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此以前,人類的戰爭全是區域戰爭,沒有把全體人類都捲入戰火也。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後,慘痛中的最慘痛者,可能就是我們這苦命的中華民族了。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苦難之外,還要加上三次武裝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產黨席捲大陸的農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數不盡的內戰外戰。根據國共兩黨的史家,和許多官私文件的統計,為內戰和外戰,百年之中我們總共打了數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千百次戰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歎的莫過於本文所要闡述的「甲午戰爭」和我們老前輩華裔都親眼目睹的,二次大戰後的國共決戰了。這兩次大戰役皆最具關鍵性。它們的勝敗都改寫了歷史。在這兩大戰役之中,也都是該敗者戰勝,而該勝者戰敗。勝敗本兵家常事。但是該勝者戰敗之時,竟敗得那樣慘,敗得一敗塗地,敗得全軍盡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還是這兩次戰爭,雖然一個是外戰,一個是內戰,但是它們勝敗的方式,卻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說來,敗的一方難免都大而無當,顢頇鬆散,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幸災樂禍。結果天倒大家滅,悔之已晚。
  而勝的一方則短小精悍,紀律嚴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處心積慮,不眠不休,非把對方吃掉,決不罷手。終於戰勝強敵,一步登天。可是以後也就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一發難收,最後飲鴆止渴,也沒落個好下場!
  就說我們親眼自見的國共之戰吧!二次大戰後的南京國府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最富裕的一個中央政府。庫存黃金白銀美鈔的價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飛機千架,艦艇如雲。原是聯合國中,不折不扣的四強之一。為什麼時不過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鳥槍、鐵錘、土炮……」(抗戰歌詞),打得落花流水?!等到華北失守時,長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無缺。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說,國民黨還剩下幾把「掃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長江堵住,不讓共軍渡過。為什麼後來湯恩伯將軍的四十萬大軍,連幾把掃帚柄也不如,豈不怪哉呢?!
  撇開我們親眼看到的「怪哉」不談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個「甲午戰爭」,那也是個怪哉的怪哉呢!
  世界第八位海軍
  在甲午戰前,我們的大清帝國也有一支相當可觀的海軍呢!它擁有裝甲十四寸,配備有十二寸巨炮的七千噸主力艦二艘,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數十條。每次操演起來,擺出船陣,也是檣櫓如雲,旌旗蔽空,氣勢非凡呢!如把這些船艦,擺在今日的台灣海峽,也還是一支可觀的鋼鐵長城呢!何況當年。
  這支艦隊甲午戰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麗、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帶巡弋示威。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連歐美海軍大國的觀察家亦均拭目而視呢!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大清帝國這支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排名僅次於英美俄德法意七大列強。此時的日本亦僱有大批歐美專才,訂購船艦,銳意發展海軍。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炮位及海戰潛力,實遠落我後,在世界排名僅為第十六位。按資料分析,清日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附註:其實所謂世界列強海軍排位問題,只是當年海軍年鑒等一類書刊編輯,根據各國噸位與武器裝備,所作的比較之辭,並無絕對標準。甲午戰前,我海軍實力通常被估計,約在第六與第八位之間。日海軍則在第十一與第十六位之間。
  誰知海戰於七月二十五日爆發後,不出數周,我艦艇竟一敗塗地,全軍盡墨。堂堂主力艦,最後為敵方所虜,竟被拖回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亦辱華之甚矣。回憶一九四八年夏,筆者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隨團參觀日本之戰史館。曾見有大幅油畫,渲染其黃海一役,殲滅我方艦隊之戰績。睹之觸目驚心。返船之後,同學百餘人相約聯名上書南京國民政府,請責令日本拆除此畫——那時我們是戰勝國嘛!——今日思之,心有餘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軍。至於陸軍之一敗塗地,更不忍多說。斯時清朝的陸軍,尤其是湘淮兩軍,剛剛打完慘烈無比的對內戰爭:剿平「粵逆」,消滅「捻匪」,鎮壓西北「回亂」……,在國內真是威無復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內的百萬貔貅,都是久戰之師,氣勢奪人。
  這時日本陸軍新建,可用之兵不過十餘萬人——明治維新時,天皇原無一兵一卒。誰知牙山一聲炮響,我軍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敵軍則追奔逐北,斬將奪旗。不數月不但佔盡邊塞,勢且逼近京師。清方朝野震動,不獲已而靦腆求和。真丟人之極!
  在下愧為人師。授課時每至牙山敗北,東海喪師;或錦州之失,徐蚌之潰……時,在作業裡,在試卷上總要問問學生: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如上述者,其勝敗之結局若此,原因何在呢?!這一標準問題,在課堂上問了數十年,迄無明確答案。慚愧的是,不只學生不知,作老師的自己,翻爛中西史籍,講義十易其稿,至今仍在雲霧中也。愚者千慮,不能說一無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終嫌簡陋,不敢張揚耳。
  此次因事訪台,滯留逾月,適值「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劉紹唐兄因囑撰文紀念。復承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師大近月所舉行的「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研討會之論文全集見贈。逆旅閒居,因將此七百零四頁約六十萬言之巨著,逐字拜覽一過。此集為甲午文獻之最新資料,有緣即時捧讀,獲益良多。因思隨群賢之末,就筆者歷年教學心得,對「甲午戰爭」,從不同角度狗尾續貂,作一綜合分析,以就教於群賢。
  也曾試撰《中國海軍史》
  回憶童稚之年,因出生於淮軍遺族之家庭,學未啟蒙,而耳濡目染,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及長受業於郭量宇(廷以)師,並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啟迪,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犢,不自揣淺薄,曾試撰《近代中國海軍史》,並擬分章發表之於當時後方的《海軍整建月刊》,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饑之著名戲劇家田漢先生發生牴觸。
  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研究海軍史,參考資料甚少,不若我有「國立中央大學」之圖書館為後盾也(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後方最好的圖書館)。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使我這一後輩心中不懌者久之。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對他更萬般同情。作為後輩,我絕無心頂撞之也。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
  爺有新詩不救貧,
  貴陽珠米桂為薪;
  殺人無力求人懶,
  千古傷心文化人。
  田漢是詩人才子,散文和戲曲作家,也相當有學問。其時蝸居貴陽,生計艱難,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污吏,征逐酒肉,對田漢之潦倒,敬重與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無心頂撞了這位前輩,心中懌懌,實出自至誠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國海軍史》,雖然已積稿甚豐,手抄史料更是滿箱滿篋。甚至戰後還鄉,猶試圖去丁府(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然小書卒未殺青,殘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當時沒有急於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適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著海軍史。然斯時我正忙於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託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有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炮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於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條大洋輪終於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他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財不用說了。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Robert Hart)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系「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義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將(admiral)也。琅氏出身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終於鬧出所謂「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關係,為之擱淺。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誰知五十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而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遺患至今未了。
  這些歷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歷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得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歷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像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這在社會科學領域裡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筆者自五十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還,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實在是想「自圓其說」。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爭」過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發掘殆盡。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爭,作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裡所致力的了。
  「甲午戰爭」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這大概也是「五四」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霉的中國,三千年沒進步。」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三千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霉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腳是混帳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載,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拜訪。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向詢。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課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受業者恆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多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之別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爭後,維持不下去了。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甲午戰爭」便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這便是「甲午戰爭」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於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掛齒也。
  原始四化,先炮後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作「師夷之長技」;叫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於「望洋興歎族」(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詞語)。他們只搞「炮」,不搞「船」。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國歷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過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鹹兩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爭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1080噸的大洋船「劍橋」號(Cambridge),並裝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欽差並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於珠江口內,作為障礙物,兼作炮台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件(一八五四),要與小刀會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所以他向洋商買了一條四百三十噸,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輪來「助剿」。並雇了些洋水手來駕馭「孔子」。後來那個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覆覆的美國癟三華爾(Ward),便是「孔子」的一個水手。後來吳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向榮對「孔子」也沒興趣,因為「孔子」太胖大了,不夠靈活。在長江裡動不動就擱淺。而那些劃小舢板的長毛,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孔子」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向榮也不要「孔子」。
  總之早期的清廷的「滿大人」(mandarin)們,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炮有興趣,而對洋船沒興趣。要搞國防現代化,他們就拚命買大炮,築炮台。因此上至旅順口、大沽口,中在吳淞口,下及虎門柵,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炮;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著「夷人」登陸。朋友們相信嗎?後來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間,我們在吳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炮,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李文忠裝上去的呢!
  炮是購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極大的炮彈、魚雷、水雷和步槍,總應該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國快被打平前後,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左宗棠當了閩浙總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馬尾)、南京三地,分別招洋匠,購洋機,自製洋軍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彈,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們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輪」了。這便是後來的「江南機器製造廠」(今日已能製造十萬噸以上的遠洋大輪,說不定已在設計製造航空母艦了)、「馬尾造船廠」和「金陵兵工廠」的起源了。等到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這項軍火工業便擴展到漢陽、天津和大連了。各地封疆大員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輪了。
  既然自己能製造小火輪和小炮艇,則自己的維修技工、駕駛舵手,甚至設計監造的工程師,也就勢在必得了。因此那位有遠見、有魄力而廉潔奉公的左宗棠,便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馬尾辦起了第一所船政學堂來。其中分輪機與駕駛兩科——這便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海軍的搖籃;雖然它的結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單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錯誤釀成的啊!
  海軍始於抗日
  上述這項西化初期的縮頭挨打,守株待兔的旱烏龜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卻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蓋此年日本借口台灣牡丹社番民殺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動。尤其是新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對日本之蠢蠢欲動,起了嚴密的戒心。
  李氏於同治九年(一八七O)繼曾國藩出任北洋大臣,駐節天津。下車伊始便碰到日本派專員來華,要求與歐美各國相等的「條約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條約權利)。鴻章為之愕然。蓋自往古以來,中國便把區區日本,視同藩屬。初不意這蕞爾小邦,今日竟以帝國主義自居,要在中國發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讀李鴻章與當時日本使領人員的談話筆錄,李之口氣仍以上國大臣自居,然讀史者固知其色厲內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償的大部分之後,條約墨跡未乾,日軍又在台灣琅橋登陸(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陽曆)。在舉國驚呼之下,鴻章乃急調時駐徐州的淮軍精銳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輪趕往台灣對抗。
  定奎為淮軍宿將。當其親率子弟兵之精華跨海南渡時,心中亦惴惴不安,蓋商輪無護航,渠深恐日軍半渡腰擊也。——唐定奎此時的擔心,二十年後證明並非過慮。蓋「高昇」號被日輪擊沉時,殉者近千人,儘是江淮子弟也。筆者幼年即常聽祖父的客人,高聲談論此兩役的驚險場面,而自慶未死。
  李鴻章經此刺激,及決心自建海軍禦侮。他自始至終的假想敵便是日本,知道清日遲早必有一戰。蓋牡丹社事件之後,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鮮製造「江華島事件」,迫令朝鮮斷絕與大清的宗藩關係,並與日本訂立條約。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絕清而加以併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鮮製造所謂「壬午事變」、「甲申事變」。其志在併吞朝鮮,已昭然若揭——這樣一來,李鴻章認為,歐美列強還遠在萬里外,而新興的日本則禍在肘腋。建軍抗日,刻不容緩,乃奏請朝廷解散所有舊制水師,而迅辦新式海軍。
  所幸國內的內戰已暫告結束,外戰減緩。朝政,尤其是省級政權,由開明派掌握,國力迅速恢復。朝中兩位年輕寡婦垂簾,也頗能招賢納諫。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和大學士文祥主持,久歷坫壇,亦熟諳外情。而外國公使長駐北京,酬酢頻繁。中外相處,也頗能互信互諒。尤其是美國由慘烈內戰,轉為國內建設,對華無領土經濟野心,遇事且可開誠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說動,向華盛頓辭去本職,接受清廷委派,為中國出使歐美欽差大臣,頗多建樹。其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亦應聘為總理衙門之顧問(洋員),並將國際公法譯為漢文,使國人耳目一新。丁氏頗通中國古籍,兼擅國語粵語,甚為中國士大夫所重。曾紀澤贈詩恭維他說:「羨君兼擅中西術,雙取驪龍頜下珠。」洵非虛譽。
  總之,在此所謂「同治中興」的顛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時頗有復振氣象。此時中國海關在赫德的科學管理下,貪污斂跡,收入甚豐。總理衙門因策動廷議,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型的「國防預算」。
  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
  清末中國新式海軍籌建之初,議者紛紜,然以淮軍智囊、曾任駐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薛氏主張中國海軍應分為北洋、南洋、閩粵三大艦隊、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艦隊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負責監督與建設,以拱衛京師門戶。南洋艦隊則由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統率,以防衛東南沿海及長江內外。閩粵艦隊則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後李鴻章及總理衙門復參照洋員建議,將新建海軍按英制訓練,德制統率。英國海軍制度系由海軍上將三人,分工合作聯合指揮。德制則聽命與海軍總司令一人也。
  中國海軍指揮既取德制,而海軍亦如陸軍,聽命於省級封疆大吏,則中國之「海軍上將」(admiralty)亦取省級「提督」制。迨新式海軍成立,舊制水師撤銷,李鴻章乃調身經百戰、守身廉潔篤實之前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南洋與閩粵管帶最高官階僅至總兵,無提督銜也。說者或譏鴻章以陸軍統海軍,為戰敗原因。殊不知擊敗中國之日本聯合艦隊指揮官伊東佑亨亦是由陸轉海,與丁汝昌無異也。民國時代國共兩黨建設海軍,何一而非由陸轉海哉?持此論者,狃於皮相之說也。
  此海軍規劃期中,四百萬元之預算,原議為南北各分其半。雙線延伸,平行發展。斯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為沈葆楨。沈氏原為「福州船政局」監督,本系行家。他認為新式戰艦,不論自建或外買,所費均屬不貲。四百萬元之預算,為一隊購艦造艦,未見其多;兩隊分攤,則嫌太少。既然北洋艦隊職在拱衛京師,責任最大,他主動建議,全預算劃歸北洋。迨北洋艦隊速建成軍之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對沈之建議,當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興時之滿清,仍只是滿清。南洋謙辭,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鴻章建軍期中,北洋艦隊所實受,每年不過一百二十萬兩而已。預算巨款何在?則公款挪用,私囊竊取,都早為官場慣例。李鴻章雖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會因公款之失,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煩也。然縱是一百二十萬兩,在當時已是巨款。在同一時期,英德二國所承造的高等戰艦,索價亦不過四五十萬兩而已。——在同治末年日軍侵台以後,鴻章即以此每年百萬預算,購艦造船,一支像模像樣的世界第八位的海軍大艦隊,居然也就呱呱墜地了。
  〔附註〕關於上述諸節,中文史料山積,見王仲孚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台灣師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陸十年前亦有類似著作。其中有關北洋艦隊的資料,應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艦隊》(一九八一年濟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為簡明,足資雅俗共賞。簡明的英文史料可參閱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作者出身教會家庭。其父於一九三七年滬戰期間,我機誤炸「大世界」時遭難。本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附有簡明西文參考書目。作者與筆者為數十年老友。筆者亦編有較詳盡之英文書目以補其不足也。
  北洋艦隊的虛實
  規章既已釐訂,經費亦有著落,李鴻章乃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獲撥款四十五萬兩,委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專程返英,向英國最先進的「阿摩士莊」(Armstrong)船廠,訂購艦艇四艘。這便是後來北洋艦隊裡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一式四船的標準炮艇了。後來李鴻章以其船炮新穎犀利,造價低廉(每艘十五萬兩),因此又加購兩條——「鎮中」、「鎮邊」。這六條英制炮艇,所謂「六鎮」,也就構成北洋艦隊的雛形了。
  六艦原是分別建造的。他們的噸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絕對相同。中西史料記載,亦確有差異,史家亦難復考。但大致說來,它們是屬於同一級的,則無可非議也。六艦排水量大致均為440噸級;艦長127英尺,鋼殼而無裝甲。時速十海里。每艦有二十二磅退管炮二至五門。這種阿摩士莊的「艾樸塞隆」(Epsilon)型新艦的最大特點是雙向航行,如橫渡長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頭。在重洋之上作戰,忽前忽後,神出鬼沒,就制敵機先了。這種靈巧炮艇,在當時英國海軍裡也是先進的。
  為避免中國新建海軍,只受某一國家影響,並由於鴻章對德制軍火的喜愛,尤其是克虜伯(Krupp)出產的大炮。——且插句閒話:李鴻章這時所買的炮,後來被賽金花的德國「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歎為觀止呢!因為德軍裡也沒有幾門。老蔣總統也喜歡德制大炮。連筆者這個小小的「將門之後」,童年時也曾擁有一支德制「三號駁殼」(盒子炮),和一百發四O三號子彈。其青光閃閃,精巧絕倫,至今夢寐思之:兒時的玩具嘛!——因此當鴻章再獲巨款時,他就轉向德國訂貨了。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鴻章再投百萬巨資,透過中國駐柏林使館,向德商伏爾鏗廠(Vulcan),訂購七千四百噸,具十四寸裝甲,配備有十二寸巨炮四尊的「主力艦」(battleship)二艘。這便是中國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ironclad)了。
  「定遠」(後為清朝海軍旗艦)、「鎮遠」二主力艦,是當時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戰艦。此二艦成為我海軍主力之後,再加上若干輔助艦艇,中國海軍的戰鬥力,就超過當時世界最強的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了。——換言之,「鴉片戰爭」或「英法聯軍」如再來一次,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只是「定遠」、「鎮遠」裝甲過重,船長308尺,用的也是複式螺旋推進機(twin sctew),可以雙向航行。它們的時速就只有14.5海里,有時可能只有10海里,就稍嫌其慢。作戰時可以堅守,也可以圍殲敵船,但是要動如脫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長了。——總之,「裝甲」是其時海上戰略思想的重點。李鴻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價,務必求其兵利甲堅、盡善盡美也。——二艦的造價是六百二十萬馬克一艘(關兩總在兩百萬兩以上吧)。
  李鴻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雞」的地方國民性有個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種賭徒性格。所謂「家無甑食之儲而一擲百萬」。李鴻章就是這種人。所以他搞起海軍來,是不顧一切的。時不旋踵他就躋身於八強之林。花起錢來當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須知一百年前世界海軍的發展,亦如今日之空軍,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海軍的戰略思想也是變動不停的,它從著重主力艦的「厚重」,很快又轉移到巡洋艦的「輕快」。世界列強也就圍繞著這種戰略觀念,相互較勁。是所謂「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實在是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領導著中國參加這項世界級的武裝奧林匹克。可是參加奧林匹克是需要全國動員的。可憐的是李鴻章搞來搞去,始終只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梁啟超對他的評語),就難以持久了。
  繼「定遠」、「鎮遠」二艦之後,李鴻章又繼續向英德二國訂購二、三千噸級的輕快巡洋艦五艘——「濟遠」、「經遠」、「來遠」(德制)和「致遠」、「靖遠」(英制),再加上稍前購買的「超勇」和「揚威」,以及福州船廠自造的「平遠」、「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鎮海」、「海靖」等木質戰船,和若干魚雷快艇,這就是北洋艦隊的全部實力所在了。
  表面上看來,李鴻章這支大艦隊,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親自參加這項軍備競賽的章本人是知己知彼的。他知道他的艦隊速度不夠快。他要加買快速巡洋艦。在甲午前夕英國的阿摩士莊廠知道它老主顧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時速二十三海里的四千噸巡洋艦,奉獻給這位中國「宰相」。英人知道鴻章是內行,非買不可;鴻章也自知非買不可。——但是四化沒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咯!舉朝上下只有一個行家,餘子碌碌,眾口鑠金,他就買不成了。結果這條船被日本買去,就變成後來日本的「吉野」號。——其後把我北洋艦隊沖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執筆至此,豈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後話。
  以一校一級而戰一國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艦隊的船炮等物質條件(hardware)船炮總得要有人使用嘛!為著掌握這項即將到來的中國史所未有的龐大海軍,李鴻章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師學堂,以訓練海軍專才。但千船易買,一將難求。遠水不救近火也。誰知他因禍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專家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戰爭爆發,法帝海軍偷襲我馬尾艦隊,七艦皆毀。沈葆楨生前苦心孤詣所建設的南洋艦隊,至此半遭摧毀。李鴻章奉命調劉銘傳率淮軍舊部,再援台灣;同時收拾中法戰爭這個爛攤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艦隊裡的精華幹部,係數調入北洋艦隊服務。寶劍贈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這才解決了他的人才問題。
  為著瞭解甲午之戰時北洋艦隊裡那些失敗英雄們,我們還得從他們出身的馬尾水師學堂說起。
  且說甲午黃海之戰時,中日雙方參戰者,各有大小艦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艦共有艦長(管帶)十四人(「鎮遠」、「致遠」均一死一繼)。這十四管帶經筆者約略調查,似乎全是馬尾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最不可想像者是,他們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學。在他們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這十四管帶之中,有四人在黃海之上陣亡殉國。有三人因戰敗隨丁提督憤恨自殺。另一人顯然含冤而死。——真是慘烈之至!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以一人而敵一國」。同樣的,那空前絕活的鴨綠江口黃海大戰,也是馬尾船校以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呢!
  馬尾!馬尾!我為爾歡呼。您在五千年中華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馬尾水師學堂(俗稱)或福州船政學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閩浙總督時,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馬尾創辦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為總教習,任期五年,從事船炮輪機的製造,和駕駛人才的訓練。
  是年左宗棠奉調遠去新疆,對付正在挑釁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門」,也幹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薦科甲正途出身、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繼承其事了。——抗戰後那位受辱於美軍皮爾遜,而引起全國學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楨的曾孫女,林文忠公(則徐)的外玄孫(見當時北大校長胡適的電報)。
  沈葆楨是個有見識有度量的幹才,他把這船政學堂取了文縐縐的名字叫「求是堂藝局」,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從這「藝局」二字,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對這所新式的「海軍官校」的認識了。藝局所培養出來的當然只是些學徒技工啊!技工藝人在清朝以前的宗法制度裡,往往都只是些與娼優同列的「無籍」或「樂籍」「賤民」呢!為縉紳之家的子弟所不屑焉。所以沈氏當時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為貪圖食宿公費和每月一兩的餉銀而來。然既來之後,則不許利用藝局的免費教育,私自準備參加科舉。
  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座海軍官校,第一期有學生約六十人,於同治五年清歷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陽曆二月)正式開學。學生分為輪機與駕駛兩班。課程則由基本數理化,及英法文與古典漢文開始。輪機術語用法文;駕駛用語則英語也。蓋斯時英國掌海上霸權,英語歐美通用也。縱遲至今日,國際機場指揮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語言仍為英語也。
  由淺及深,學制五年,學科術科與艦上實習並重。學生結業後,再隨輪實習三年,便粗具一輪之長(駕駛或維護)的資格了。然後再由政府選送至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t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並進入英國艦隊見習,或至德法各高級船廠,見習造船。——一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現代海軍將才的培訓,其嚴格有如此者。反觀數十年後,我們「黃埔一期」搞三五個月的稍息立正,就可畢業,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當李鴻章在歐洲大買其艦艇時,他需要大批專才來當「監工」;來「接艦」時,這批南洋培訓的海軍學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場;他在天津自辦其水師學堂,也就不愁沒有師資了。
  嚴復、劉步蟾和黎元洪
  且舉幾位「馬尾一期」的佼佼者,讓大家結識結識:
  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結業者,名為嚴宗光。他後來改名嚴復,則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翁同龢、譚嗣同、載湉,乃至陳獨秀、胡適之等早期就丟掉「四化」,專搞「五化」的魏京生們,就受其影響了。
  嚴復和他的同班同學劉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窩「格林威治」。——在插句閒話。在下沒鈔票也沒時間。若有機會去倫敦也住他個把月,我保證可把這批小格林威治們的成績單,翻它個簍底朝天。沒這個機會,就只能和野史館長擺擺龍門了。設有差錯,旅途匆忙執筆,尚乞讀者教正之也。
  嚴宗光後來被李鴻章羅致了,去當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在這學堂裡,老嚴教了個湖北學生叫黎元洪。小黎在甲午前二年畢業,被送往德國留學。逾年歸來,被分發到劉步蟾當管帶的「定遠」主力艦上當個「炮弁」。——他如被分撥到騎兵部隊裡去,那就變成「馬弁」了。所以炮弁者,馬弁之弟兄也。
  後來這位黎炮弁又被轉職至「廣甲」艦。「廣甲」被日艦擊沉時,老黎泅水逃生,又幹起陸軍來。想不到他撿回的小命「貴不可言」。武昌城一聲炮響,這位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竟被革命軍強迫做了革命元勳。其後又做了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他是分兩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讀者欲知起詳,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頂呱呱的「黎大總統墓誌銘」,價值數千塊袁大頭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師嚴復就沒那個好命了。嚴復學貫中西。他壓根兒瞧不起他那個臭官僚土上司李鴻章。提調不幹了,乃「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福州鄉試,想來個「一舉成名天下知」,揚眉吐氣一下。誰知三考不售。只好賣賣洋文,當當翻譯,了其懷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劉步蟾:劉氏則代表他們同學中,另一個極端。步蟾顯然沒有嚴復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學術科的成就可能遠遠超過嚴宗光。他於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個現代名詞),五年畢業,三年實習期滿,一八七四年(日軍侵台之年)即由總教習日意格,發具船長證明書,證明他可以獨立作一艦之長。這時正是李鴻章要購艦造船買炮,成立新式海軍之時,苦無人才。此時步蟾大致二十歲左右(嚴復剛二十歲),英姿煥發,一下便被李鴻章看中了。步蟾其後留學格林威治,並在英國艦隊見習。歸國後立刻成為北洋大臣身邊的紅人——也是理所當然嘛!此後他奉命率隊赴歐「接艦」,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國訂購「定遠」、「鎮遠」兩大主力艦時,步蟾又奉命率十餘員工赴德監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艦」返國。未幾,北洋艦隊完成編製,步蟾奉命出任旗艦「定遠」的管帶,官階十總兵,地位僅次於提督丁汝昌,為中國海軍中的第二號將領。此時劉步蟾年齡不過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可想而知。
  在千艦易買,一將難求的情況下,李鴻章對劉步蟾亦萬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隱然是將來的提督人選。但鴻章對他也稍有保留,則是因為他們南方子弟,略嫌輕浮。其實這是滿清老官僚的成見。須知清末的海軍正如民國初年的空軍,是一種最時髦、最洋化的兵種。當時的威海衛和旅順口的海軍俱樂部內,酒吧間、彈子房、跳舞廳……,應有盡有,斯時國內聞所未聞也。過這種時髦生活的青年軍官,在滿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輕浮了。
  劉步蟾事實上只是他們「馬尾一期」同學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與他同時出任「鎮遠」管帶的林泰曾;出任「致遠」管帶的鄧世昌;「來遠」管帶的邱寶仁;「濟遠」管帶的方伯謙;「威遠」管帶的林穎啟等,都是大同小異的青年軍官。總之,他們都是當時中國,受過十年以上,最嚴格的最現代化訓練的海軍專才。駕駛這種龐大而複雜的大洋輪,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而這種內行在當時的大清帝國之內找不出三十人。這三十人卻又是一個師父(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辦新式海軍則罷。要辦,則所有主要艦長職位就由他們包辦了——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們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誼,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個幫。對幫之外的外行領導丁汝昌,不用說陽奉陰違;對老李重金禮聘來的外國專家,也就不放在眼裡了。在這一種心理狀態下,一八九O年就發生了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來丁汝昌於是年率艦訪香港。一時因公離艦,旗艦管帶劉步蟾乃是降下提督旗,改升總兵旗(他自己是總兵),以示他才是一艦之主呢!這時還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認是大清海軍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應升提督旗。步蟾沒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鴻章那兒去了。李鴻章來他個是劉非琅。琅威理大怒拂袖而去。英國那時想掌握中國海軍,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再一怒,就不許中國學生進入皇家海校就讀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在前篇拙文裡,筆者提到,在近百餘年的中國裡,李鴻章實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當國者,曾經領導我國參加過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
  我們應當瞭解,自哥倫布發現美洲(1492年),到二次大戰結束(1945年),在白色帝國主義的五霸七雄(後來又加上個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我們這個地球,實在是個「土匪世界」。那兒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強權從何而來呢?曰:武裝也;軍備也。在李鴻章那個時代,人類還沒有發明飛機和原子彈。列強要橫行世界,就只能靠強大的海軍了。
  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海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國要維持「日不落」的權勢,在海軍實力上還要確保它的「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呢!換言之,大英帝國的海軍實力,要超出其它任何兩個列強合併起來的戰鬥力量。
  同治九年(1870年)以後,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深諳此道。他一再講,洋人的神氣,神氣在有「鐵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無鐵甲,你得閉起烏鴉嘴。
  李鴻章是近百餘年來,我國僅有的兩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來。筆者曾替顧維鈞先生寫了幾百萬字的回憶錄。但是翻爛顧氏的公私文件,我總認為威靈頓顧只是個「技術官僚」、「博士幫首」和「黃面皮的洋員」。他一直只是在替老闆幹活而已;自己沒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和周恩來就不同了。
  李鴻章也是近代中國搞以夷制夷的祖師爺——搞以夷制夷,連周恩來都未搞好。李鴻章當然也成績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鐵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無「鐵甲」為後盾,那就變成買空賣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專搞買空賣空,哪裡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鴻章立志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
  老實說,在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時期(1870-1895年)的大清帝國,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是綽有餘裕的。大清帝國畢竟是個大帝國嘛!它和今日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共和國一樣,雖然也是一窮二白,但潛力是無限的。甲午之前慢說像上述的日本「吉野」號那樣的巡洋艦,就是再買它三五條「定遠」、「鎮遠」那一級的主力艦,也是輕而易舉的。
  君不見一項《馬關條約》(1895年)我們就賠了兩萬萬六千萬兩。六年之後的《辛丑條約》(1901年),我們不又賠了四萬萬兩?合計,七年之內一下便賠掉六萬萬六千萬兩!——我們有這麼多錢去付「賠款」,沒錢買船?!
  當然四萬萬兩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債主們退款,還要讓我的老師胡適之,我的朋友楊振寧……去放洋留學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老太后當年賠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們到現在還沒用完呢!——甲午戰前我們沒錢買船?!我們再買五條、十條,也游刃有餘呢!
  有錢為什麼不買船,要等到打了敗仗,再去「賠款」呢?!
  朋友,這便是上篇拙文所說的:專搞「四化」,不搞「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此地著重「往往」二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搞社會科學的人,不應該把話說得太「絕」。
  須知,四化者,科技現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現代化也。「政治現代化」不一定要搞什麼「民主牆」嘛!但你至少也該搞個乾淨而有效率的現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當時德國和日本那樣。像我們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攤爛狗屎,總歸是不夠資格參加世界軍備競賽的——帝國主義雖然都是「土匪」、「強盜」,但是盜亦有道也。
  現在且看看我們李中堂,如何在這場世界軍備競賽中先敗下陣來,後來才打敗仗,才賠款。
  海軍衙門是個大「肥缺」
  在北洋艦隊成軍之初,李鴻章便極力主張三洋一統、分建合操。中央政府應有個研討戰略、統一指揮,以及籌畫預算、部署後勤的總機關。這本是順理成章之事,任何現代國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稱不同罷了,例如英國的海軍部(Admiralty),德國和日本的「大本營」和「參謀本部」;今日美國的「五角大廈」(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軍委會」,「國防部」一類的機構……在清末,就叫做「海軍事務衙門」或「海軍衙門」了。
  李鴻章本是個好權而又有責任心的幹才。在海軍衙門的醞釀期間,他本來就當仁不讓的。可是這次卻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國海軍成立之初,那些自視為統治階級的滿族親貴,早已虎視眈眈。本來湘淮軍之崛起,他們已感到切身威脅。海軍再起,他們就不能再讓漢人掌握了。不幸的是,兩百多年的榮華富貴和游手好閒的生活,早把這個高踞統治階層的少數民族,腐爛得無可救藥了。上文所述,海軍是多麼技術化的現代兵種。這種腐爛的滿族親貴,如何能插手其間呢?
  但是「海軍衙門」可就不同了。它是個高高在上,設於皇城之內,外表上似乎只是個專門管人事、管錢包的大「衙門」!而這衙門所管的海防經費,動輒百萬,在他們的眼光裡,這衙門是比大清朝廷之內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撫司道,任何一個衙門都更要有銀子的新衙門。總之,在大清官場中,海軍衙門是一個最「肥」的大「肥缺」。親貴們是絕不能放過的!
  大清王朝發展至此,也可說是「氣數己盡」吧!就在這緊要關頭,那個比較賢良而識大體的慈安太后,忽於光緒七年(1881年)離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為敬畏的正宮娘娘。慈安一死,這個姨太太出身,個性又潑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權獨攬,漸漸的便原形畢露了。
  三年之後(1884年),她就把恭親王奕欣趕出總理衙門。奕欣是總理衙門(中國第一個外交部)的創辦人。20多年與洋人折衝樽俎,使他頗諳外情,是當時中國少有的開明政治家,同治中興的名臣之首——沒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僅次於慈安)的第二號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無忌憚了。
  在這種政潮中,居心叵測而推波助瀾的,還有個舉足輕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國官僚體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個公開的間諜。他掌握了中國的關稅。中國政府向外國購買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簽名。他不是袁世凱的古德納;更不是蔣中正的端納。他在中國官僚體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權威的。加以他在中國官場廝混數十年,早變成中國政治的老油條。吹牛拍馬,縱橫捭闔,無一不會,以一個白色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諳中國官僚的那一套,這位洋大人也真是「雙取驪龍頷下珠」,為中外少有的梟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國海軍成立之初,他就設法排斥其它列強(美德法)在中國的影響力,而要把中國海軍變成大英海軍的附庸。他這項陰謀,慈禧和她的近支「懿親」像醇親王奕□(慈禧的妹婿,光緒的生父)等人,哪裡知道呢!可是李鴻章和恭親王奕欣,就洞若觀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劉少奇」,遲早是要滾蛋的。他自身難保,也就顧不得什麼海軍了,而李鴻章卻是慈禧的「周恩來」,是個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權。他對赫德的陰謀就要加意防範了。朋友,我們如設想使周恩來和李鴻章,易地而處,他們二人的棋路是不會兩樣的。
  李、赫交惡突出醇親王
  為防制赫德搞鬼,鴻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領,密遣原任馬尾造船廠總教習的法裔洋員日意格(Prosper Giquel)和原任天津海關監督的德裔洋員德璀琳(Gustav Detring)暗中加以監視,要他們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於職守。因此,來自柏林和巴黎的小報告,把赫德的詭計,一一揭了底。
  不特此也。那時奉華府之命,前來中國協助開放朝鮮的美國海軍司令舒斐特(Commodore Robert W.Shufeldt),日久也變成李鴻章的情報員。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鮮辦交涉的,但朝鮮王口口聲聲自稱他「本朝為大清之屬國」,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鴻章。李鴻章對付洋人(和周恩來一樣)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國人當時對中國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變成鴻章防制赫德的顧問。
  但是赫德又豈是省油燈?你搞以夷制夷,他也會搞以華制華,尤其是以滿制漢。他知道太后要以滿人掌海軍: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親王爭權的「七老爺」醇親王奕□,早就對「海軍衙門」這個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話對那無知、擅權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發動使醇親王出掌海軍,那麼他的政敵李鴻章,也要舉雙手贊成。因此,他就公開建議以醇親王出任「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此議一出,連啞子吃黃連的李鴻章,也得搶先保舉。1884年(光緒十一年)醇親王奕□就正式受命為「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了。外行而顢頇的醇王當了海軍大臣,李鴻章就要靠邊站;那手握錢包的赫德也就擠向前排了。
  醇親王是個什麼東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豐皇帝和恭親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緒皇帝的生父;宣統皇帝的祖父;後來當上攝政王載灃的爸爸。
  但是這些血統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還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為這一條不平凡的裙帶關係,他才當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爺;而最糟糕的,卻是他憑這條關係擠走了奕欣,當上了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作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後黨的天下了。
  醇親王這個大清帝國中的首席大貴族,頭號紈挎子,懂得啥海軍呢?因此,海軍衙門抓在他手裡,就不成其什麼「參謀本部」、「神經中樞」和「五角大廈」了……可是反過來說,這個「大肥缺」對他的服務,那可就說不盡了。
  奕□當時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華、最糜爛的親王。真是所謂把銀子當水一樣的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給的有限的賞賜之外,他哪有那麼多的銀子,去經常地維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貪污了。因此,所謂「醇邸」是其時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個貪官污吏。但是當貪官污吏,也總得有個地盤。所以海軍衙門一旦落人這一個大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像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這樣一個大「肥缺」,滿族親貴中的餓鬼,也跟著一哄而來。更不只此也。那時開支浩繁的皇族帳房內務府也在鬧窮,那生活日趨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卻捨不得花私房錢。醇王等為著奉承太后,把她許多大小的費用也都開銷在海軍項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軍衙門這個大肥缺,親貴無不歡喜——老太后也覺心滿意足。
  李鴻章原也是「後黨」中的一個「周恩來」,對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征利,軍備競爭管他娘,中國海軍的發展就不可復問矣!
  清皇室房地產巡禮
  讀者如不憚煩,我們不妨再把這個腐爛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們究竟擁有多少房地產,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財產,再及其它。
  暫且把「故宮老檔」放在一邊,權以遊客的身份來看他們留下的皇家房地產。且從故宮開始:
  在紫禁城內,他們擁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雕樑畫棟的宮闕。這些都是木結構的建築。三年不維修,就難免坍塌。余游故宮,遇一洋老太婆驚奇地告訴我:「They are running down !」(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說:一萬間只少一間嘛!要全部維修,你們的布什總統也花不起這筆錢呢!
  禁城宮殿之外,還有數不盡樓台亭閣的「三海」。今日除那由李連傑當「保鏢」的「中南海」之外,其它也都running down了。這兒讓我們查一查檔案:在海軍衙門成立之後,李鴻章為著購買快速巡洋艦,向海軍大臣醇親王奕□簽請撥款。醇親王不但未撥款,反而批復說:「三海」快running down了,老太后無處乘涼,還要請李中堂自海軍購艦項下,稍助微款,以表對聖母皇太后之忠盡。李鴻章果然是忠臣,就撥了三十萬兩,「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還有個人間天上的頤和園。關於頤和園的故事就說不完了。留待後敘。
  頤和園之外,北京東西郊區,還各有縱深百里的東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後,慈禧正在「東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這便是後來孫殿英盜墓的地方。孫氏不但把它炸毀,還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爛的屍體。並有迷信而兼性變態的士兵,要對她的遺體進行「屍奸」。真是不堪想像。
  余與何炳棣兄一次同訪普陀塔,見其「享堂」斑駁不堪,詢之故老,才知這享堂樑柱和天篷,原由黃金數千兩塗飾而成。其後塗金為軍閥士兵「刮」去,故顯其殘破也。
  再搭「游12」號火車(車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覽「避暑山莊」和它的「外八廟」。山莊之內的塞外江南,固無論矣。單是外八廟中某一屋頂的金飾,便用掉黃金一萬五千兩!——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檔」,隔靴搔癢也。至於「奉天」之陵寢,江南之行宮,毋須多贅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產(恕我大不敬用個市場經濟的名詞來形容皇帝),都屬於皇帝一人。請注意一人二字,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皇帝只許有一個。誰當上皇帝,這財產就屬於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無份——雍正爺當了皇帝,他的親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這大宗房地產中,他們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夠的皇產,但他們都無錢而有「勢,就都變成吸血吮髓的無所不為的親貴餓鬼了,至於和「皇帝」一齊來的榮耀、權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談了。所以四海之內的華裔同胞誰不想「做皇帝」?為著做皇帝,英雄好漢們不借弒父殺兄,不惜一切手段而達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則是別人也想做皇帝。誰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遲處死」。
  □主席他老人家對做皇帝也最有興趣。他指指那一大片黃色的房地產,告訴尼克森說:「我就是「他們」(皇帝)的繼承人。」那是他老人家向無知的毛子們吹牛呢!試問這大片房地產,有哪一片黃瓦是屬於他姓毛的?他老人家也確是有榮耀、有權威。但是想親近親近美女,那也只能搞搞偷雞摸狗,妃嬪成群的「春宮」是享受不到了——當上萬歲爺還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喜愛美女,也只能偷雞摸狗,那還是什麼皇帝呢?!吹啥牛,做「他們的繼承人」呢?!
  讀者賢達,這就是在下不厭其煩,所說的「轉型」的問題了。皇帝是我國歷史上,兩千年未變的一個「定型」。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搞不下去了,它就開始「轉型」。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辛亥之後,又已「轉」了半個世紀,繼起者如有歷史眼光,像蔣經國那樣,順水推舟,另一個百世可知、千年不變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了。筆者這項樂觀的推測,自以政治制度為限。至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現?機運如何?自當別論。得機再細研之。
  四萬兩銀子一天的宮廷生活
  現在言歸正傳,把時間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戰爭」前後的晚清宮廷的生活實況。
  俗語說:「一雙象牙筷配窮人家。」因為你既然有一項奢侈品,你得拿另項奢侈品去「配」呀!這樣連環「配」下去,就沒個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間華麗的宮殿,你還得有對等的金玉珠寶、綾羅綢緞、山珍海味、宮娥采女和千萬個大小太監去「配」呀!這也就沒個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說過,他宮廷一年的用度,還抵不上明朝皇宮一日之費也。他老人家所說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從棺材裡爬出來,看看他那五世孫媳葉赫那拉氏的排場,他就不能誇口了,據李蓮英的接班人,滿清王朝最後一任總管大監小德張的回憶:慈禧皇太后當年一天的生活費,大致是紋銀四萬兩!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試把它折成實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宮廷半月之費,就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
  再反過來說,為維持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們每半個月要賣掉一條巡洋艦;一年要賣掉一支海軍,才可馬虎應付!
  或問:這個老太婆哪能用掉這許多錢呢?曰:她老人家場面大嘛!不信且從那九千間大宮殿再算一下。四萬兩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辦事的官員還要貪污中飽呢!——溥儀不是說過,他五歲的時候,一個月要吃掉810斤豬肉,和240隻雞鴨嗎(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雞鴨可比我們吃的昂貴得多呢!
  據康有為的調查,清宮中一切的用費都是三七開。那就是報銷十成之中,三成是實際用費;七成是層層經手人的分潤,這是例規。至於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費,還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頤和園賞王公大臣看戲。怕露天有陰雨,要搭個「涼棚」。這涼棚搭掉三十萬兩,三七開,則涼棚實際用費是九萬兩。一個涼棚要九萬兩銀子?那就天曉得了。
  總之,那時宮廷中的貪污是沒命的;也不是常理可以推測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兩宮召見。太監們要左氏出陛見關節費3000兩。左宗棠這個「彭德懷」不出。可是李鴻章這位「周總理」為顧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後來左宗棠將軍奏對稱旨,慈安太后大為感動,乃賜以先帝(咸豐)墨晶眼鏡一副,以獎有功。誰知太監公公捧旨頒賜時,按例又要索禮金數千兩。可是這位「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一氣之下,「先帝眼鏡」也就不要了。又是我們和稀泥的「周總理」,為顧全大局,替大將軍出了半價買下了事。(見《李鴻章年(日)譜》)
  朋友,人總歸是人。人類的武器已從石斧、弓箭進化到原子彈。但是人類的「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則變化不多也。余讀《史記》、《漢書》,余亦讀近代、現代、當代中國史也。標點符號打起來,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勝數也。豈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
  周恩來做了二十多年的終身「宰相」。李鴻章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終身「國務總理」。同為歷史家、政論家譏為無行的不倒翁。但是沒個周總理,哪有今日的小平中興和唐樹備訪台?沒個李宰相,八國聯軍期間,大清帝國沒哪個好下場啊!不佞曾慨乎言之,並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過獎也(見上引《論文集》頁二九、三三)。周恩來說,他當了二十年總理,無時無刻,不是臨深履薄!俾斯麥曾暗喻李鴻章只會打內戰。鴻章向老鐵血悵然歎日:「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見同上。只詞句稍有不同,然余亦聞之於更可靠的淮軍舊之口述歷史也。)歷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
  以上所述雖只是一窩小故事,但一葉知秋,從小看大,我們也就知道這個太后主政的王朝是個什麼東西!它縱在帝王時代的傳統中國裡,也是個「亡國現象」。這種中世紀的爛王朝配不配在「現代」世界上與列強爭雄?!
  至此我們不妨再看看我們的敵人是什麼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時原無一兵一卒。日本那時是個農業小國,落後不堪,沒幾兩銀子好籌也。然維新之後,面向大陸,全國處心積慮,舉朝臥薪嘗膽,立志要奪我大清的錦繡江山,購買「吉野」的銀子不夠,明治皇娘把僅有的首飾都捐了出來——她這個小阿巴桑,哪能跟老太后比,她可是沒有幾件首飾呀!
  其後我們一賠就是兩萬萬兩。這小日本婆子,一本萬萬利,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至於天皇陛下那幾位大敗我軍的海軍將領,伊東佑亨和東鄉平八郎都是自視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們蔣老總統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東鄉也是個小格林威治。在英國海校與海軍中搞了7年之久,與嚴復、劉步贍等同學。下段有空擋,再補敘之。
  總之,敵我相比,清日戰爭的前途如何,那時如有電腦,一揪電鈕,明明白白?孫子說:善戰者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敗者,未待交鋒,也早就一敗塗地了。何待槍響?!
  抑有進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過是冰山的尖子罷了。太后之下,還有近支親貴,遠支宗室,乃至整個滿族構成的吃糧不當兵的統治階層,和漢人也有份的龐大無能、昏饋顢頇的整個官僚體系!
  先看所謂旗人。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滿軍八旗加漢軍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謂軍眷)蓋有30餘萬人。且用個□□的名詞,他們的軍需給養是實行一種「供給制」——□□的解放軍,在進城前也是如此的。
  那時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糧」。後來再經居心不良的漢奸代為策劃,旗人縱不當兵也照樣吃糧。因而有幸生為旗人,呱呱墜地時便開始領退休金、養老金,一領領了兩百多年,終於把一個勸勞尚武的邊疆少數民族,大半變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閒,吃喝玩樂的「懶滿」(不是懶漢)。但是這些懶滿的生活費是哪裡來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軍的後勤總司令部的「內務府」了。
  所以滿清時代的內務府所管的錢包,一般都比「戶部」(國家財政部)所管的要紮實得多。對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帳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樂。對下面的那些滿族(和旗人)的無業遊民來說,那它便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且看我們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個靠內務府過活的無業旗人。
  但是戶部自有來自各項稅捐的「國庫收入」;內務府的錢又是哪裡來的呢?這原是清史裡還未完全解答的問題。可是簡言之,在清軍於1644年入關之前,它原是八旗的軍需署嘛!入關以後場面大起來,清承明制,在財政上,內務府幾乎與戶部平分天下。丁銀(人頭稅)、地銀(錢糧)統歸戶部,但內務府有時也有一份!特殊稅收如粵海關,滸墅關,部分鹽茶絲瓷等稅收有的就直接劃歸內務府了。此外滿人入關後直接承繼了明朝的皇莊土地,還無限的圈地(圈無主與有主的土地)為皇帝的私產。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國之內的第一號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養活不了一個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項最大的收入,便是「陞官發財」了。皇帝是一國最大的「官」,他也就發最大的「財」。
  公開的賣官鬻爵
  在清朝做官(縱使是清官),也有「陋規」可使你發財。贓官就不得了也。他們看「缺」,缺愈「肥」則錢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規。縱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規(如地方官之進貢)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贓」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賣官鬻爵。官論「缺」,「缺」愈「肥」則價愈高也。俗語說:「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是一任「贓知府」,那可能就能賺幾十萬乃至百萬了。皇帝或太后要把這個百萬肥缺的官,賣給有志作「贓知府」的人,那索價該在數萬兩吧!
  清末賣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據市場經濟原則,公開貿易,自由競爭。嚴復在水師學堂幹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鄉試,考舉人。「捐」也者,「捐款救國」也;「捐助軍費」也,嚴復大致「捐」幾千兩銀子或幾百簍茶葉(叫「茶捐」)吧!咱們敝國中央政府,幹這項買賣,是從漢朝就開始的;打那個混帳的匈奴嘛!筆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國。獻機祝壽」,「捐」過5塊袁大頭,買飛機去打那混帳的倭奴。雖然我並不是為著一張小學文憑(監生)而捐的,其捐則一也。捐可捐給國家;捐也可捐入私囊。
  以上是明盤。另外還有暗盤。
  「劉六麻子(銘傳)打台灣」,建了大功。死後官頒謚法。禮部主持部門乃暗間死者家屬,如肯多花萬把銀子,便可讓死去的功臣,「戴一頂『草帽子』」劉家認為這頂帽子太貴不肯出,因此劉銘傳就變成「劉壯肅公」;肯花錢,他就會變成「劉莊肅公」。「壯肅」。「莊肅」之別在哪裡,年輕讀者如不知其妙處,去問問國文老師(台灣)或古漢語老師(大陸),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專制時代,所謂「謚法」,便是對死去功臣補發的一種「勳章」。連個死人的勳章,都要按等級賣錢,則孟子所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也就發展到最高限度了。
  親貴「執政黨」是腐化的核心
  總之,大清王朝發展至此,是真正的「氣數已盡」。它的國家機器己完全銹爛成一堆廢鐵,而在這廢鐵堆中還在操縱把持的,便是愛新覺羅皇室,和那窠滿族親貴了。
  須知滿人入關之時,為羈糜漢人,曾有不成文規定,全國高官厚祿,滿漢各分其半。但是漢滿人口的比率,則至少是2千萬比30萬啊!中國之大,高官厚祿職位之多,只有30萬人口的滿人竟佔其半,則滿人中之有知識有能力者,也就無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這個享有特權的滿族,整個一「族」,看成個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則每一個「滿人」,和附屬於他們漢人「包衣下賤」和若干蒙人所謂「旗下人」,不論賢愚,都是享有特權的「黨員」。只是他們「黨員」,「入黨做官」的資格是天賦的,毋須搞「表現」,更不要走後門罷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國這個執政黨,專政了200多年,現在是徹底的腐爛了——在國家急需現代化,尤其「國防現代化」的緊要關頭,他們就變成最大的反動勢力了。這個反動勢力最主要的根據地,便是這「最大的肥缺」,為醇親王所盤據的「海軍衙門」了。
  不過話說回頭,搞同治中興。搞自強運動,那些科甲正統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張(之洞)、文(祥)、陳(寶琛)、劉(坤一)等人,都不失為棟樑大才。老實說,後來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黨之內的高幹黨官,有幾個能和這大群翰林進士之中的「文」字輩人物相比。——文字輩是指他們謚法中嵌入個「文」字的高幹,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張「文」襄、李「文」忠等等。
  須知這批文字輩人物,都是我們華夏文明的範疇之內,優良的文官制度,那一個「定型」中所培訓出來拔尖子的精華。他們的不幸和失敗是上帝安排的;是時代變遷的結果——他們那個「定型」是個有待「報廢」的形態。加以「君為臣綱」,王綱解紐,他們縱有天大的本領,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勢比人強,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至於我們國、共兩黨的高幹呢(包括老毛老蔣自己)?!他們多半都是「歷史三峽」裡某一、二階段中過渡性的官僚,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定型」;也沒個「定型」好屬。他們之中有的還是滿口孔孟的。但是他們的孔孟也缺少個「定型」。既不屬於上述文字輩那類型態;也不屬於杜維明式的「後西方」(Post-Western)那一類,而是屬於未定的「過渡型態」(transitional pattern)。他們之中也有滿口民主的,可能包括當今海外全部□□人士。其實他們只是嚮往民主。嚮往於英美傳統(Anglo-American tradition)的民主。屬於自己的民主型態還未出現呢!此外,還有仍在高喊社會主義的高官。他們的祖師爺列寧、毛澤東堅持了數十年,最後還不是給徒子徒孫「開放」了。現在哪能輪到他們再反水,來做孤臣孽子呢?這些當然都只是些略有瓜葛的題外之言,將來歷史自有客觀定論,無待饒舌。
  在「昆明湖」裡辦「海軍學堂」
  現在還是談談老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據說同治初年兩宮垂簾之時,20來歲的青年寡婦,可能由於禁城之內深宮太悶,她們曾往劫後的圓明園廢墟憑弔一番。西後睹物傷情,曾對之垂淚,並有意加以修復。事為恭王所阻。蓋內戰方殷,外患未已,哪有閒錢來重建花園呢!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王見黜(1884),50歲的西太后大權獨攬,在新任海軍大臣醇親王奕儇以次的王公大臣,一片阿諛聲中,她就坤綱獨斷,決定重修名園為郊外遊玩之所了。
  西後原意是重建圓明園。但是圓明園為洋兵燒成荒坍一片。從頭建起,蓋需款3萬萬兩,才可恢復原貌,既然一切需從頭建起,那又何必拘迷於圓明園故址呢?西後經臣工聚議,轉而注意於,雖為洋兵燒燬,然尚有若干孑遺的「清漪園」了。反正都是從頭來起,清漪園的條件且較圓明園為佳。西後乃決定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就加工擴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預算是白銀1萬萬兩!
  這個預算令人感歎的則是,它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艦隊」而有餘。但是「北洋」對一位無知而潑辣的老寡婦,未免太遙遠了。建個園子解解孀居禁宮之悶,那才是當務之急呢!
  頤和園工程是1884年正式開始的。這時光緒帝已13歲。西後的打算顯然是,5年之後園工可完成,而光緒18歲親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1873年同治親政之時)結束垂簾。把日常朝政交兒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長期住園,對軍國大事遙控之外,平時就頤養安和了。換言之,建這個園子的目的,是為她「離休」(再用個大陸上的名詞)後的生活打算的。西後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華的圓明園內一位得寵的姨太太。現在做了太后,身為大清女主,與大英帝國的女王維多利亞東西遙相呼應,生活自不能較當年的懿貴妃為差,所以她要傾全國之力,來為她造頤和之園!
  慈禧本是個精明強幹的王熙鳳。在19世紀的60年代垂簾之初,她就賣官鬻爵,累積私房錢,俗語說:「富不了光棍,窮不了寡婦。」這寡婦當然只是指「富孀」而言。葉赫那拉氏當時是全中國的第一富孀。經過20多年(1861~1884),或明或暗地沒命的搞錢,據說在光緒初年她已積有私房錢兩萬萬兩——這是當時在華的高層洋人的估計。須知此時洋人(如赫德、如李提摩太、如丁韙良等等「中國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中國人更為靈通。因為洋人的交際圈可直達恭王、文祥那一階層。一班中國文士,尚攀不到那麼高也。加以白話文尚未出爐,中國社會中尚無大眾媒體這個東西,而洋人在華已早有之。
  讀者或許要問:西後垂簾20來年,哪能貪到那麼多錢?可是我們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雙的菲律賓寡婦伊美黛,大致就不會驚奇了。伊婆的私房錢大概十倍於慈禧吧!而菲律賓怎能與大清帝國相比呢?況伊婆並未當政。
  按理西後本可自建其園,但是愈有錢的寡婦,愈不肯花自己的錢。何況醇親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圖報效呢!從醇邸來說,趁報效的機會,也正可自撈一筆嘛!就這樣,醇王就開始挪用海軍經費為太后造園了,這時為國宣勞、日理萬機的老太后,也一天天的老起來。1884甲申是太后半百萬壽;再過10年1894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60)萬壽了,花甲是那時富貴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慶典。如何慶祝花甲,康熙爺、乾隆爺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辦。拍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錦上添花了。
  為著「萬壽」為著「造園」,奕□挪用了多少海軍經費,言人人殊;准也不知其詳。大致至少是1000萬,多至3000萬也不算意外。至於利用「海軍」這個「衙門」和「海軍」這個名義,去另外搞錢,那就沒法估計了。
  一般說來,百官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是當時醇府對下面的倡導。至於用海軍的名義,來「建軍祝壽」(和我們的「獻機祝壽」一樣),挖「昆明湖」來「辦海軍學堂」,捐了多少錢,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筆者幼年成長於老淮軍和新(皖系)軍閥的「眷村」之中,當年對「昆明湖海軍學堂」這項掌故是耳熟能詳的。我一直把它當成真實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壩課堂中,聽了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才知道這是一大騙局!憤恨無已。
  我家當年想必都捐過很大的款子去「建軍救國」的。老祖宗們可能也都不知底蘊。因為當醇王發動這項騙局,連李鴻章也不敢拆穿。至於醇王為著這個昆明湖中的海軍,強募惡化,究竟搞了多少錢,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據出來的,單是李鴻章和曾國荃往來的零星書信中可查出的便有:來自江蘇、江寧、兩淮的捐獻70萬兩;江西10萬兩;直隸、四川各四萬兩;兩廣(時兩廣總督為鴻章之兄李瀚章)100萬兩;招商局10萬兩等,即在200萬兩以上。……至於直接獻給海軍衙門,和其它管道的全國性捐款究有多少?從1000萬兩到3000萬兩,總歸都不算太離譜吧?!
  五分鐘打一炮,一分鐘打五炮
  就在這造園、祝壽,並大辦其「昆明湖海軍學堂」之時,中日關係,密鑼緊鼓,以侵華為第一目標的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擴軍備戰。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已擁有新式艦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後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艦,裝配有10英吋左右速射炮數十尊。世界最快的巡洋艦(時速23海里)吉野號便是一個有決定性的生力軍。當時世界軍備競爭激烈,日本海軍之迅速發展,足令歐美震驚!它從世界的末位海軍迅速竄升至第11位;黃海炮響時,它的戰鬥力已早越我軍之上矣。
  在這一國際軍備發展之下,我當時的反應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當然是身當其衝的海軍將領了。丁汝昌不是如後來人想像的顢頇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許國的戰將和「死士」,他雖是舊式水師出身(如日本的伊東佑亨一樣),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斷的磨練,使他對國際形勢和新的海軍戰略,也瞭如指掌(丁汝昌曾數度去歐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訪問考察)。何況他手下的各艦管帶和大副等人,都是經過嚴格訓練,而精通外語的第一流世界級的海軍將領。外加數不清的「洋員」,隨艦服務。
  他們眼看假想敵的日本海軍,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過自己;諸將生非木石,首當其衝,怎能不憂心如焚?他們都是職業軍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戰,以時速15海里的慢船,對抗時速23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兒。打敗了,無法逃避。縱使打勝了,也無法追擊!克敵制勝,貴在知己知彼,李鴻章在其奏招上,也一再轉述之。
  他們更知道,在海上炮戰中,五分鐘打一炮和一分鐘打五炮的區別。敵人以快艇快炮,飄忽而來。一瞬之間,敵彈如疾風暴雨,臨空而下。再一轉瞬,敵艦又已逃得無影無蹤。你以15海里的時速;五分鐘一炮的慢勁,真是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烏龜對鯊魚,如何克敵制勝?!
  不幸的是他們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專業,在那個顢頇無知、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裡,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爛肝腸;居上者卻無動於衷。
  丁汝昌和他的將領們,無專招奏事之權。他們只有向李鴻章呼籲、陳情,請求「轉奏」。但是李鴻章這位慈禧太后的「周恩來」,和□主席的周恩來,並無兩樣。李鴻章對國際局勢的認識,難道還不如丁汝昌、劉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個無知而專橫跋扈的老潑女和周恩來上面那個無知而專橫跋扈的老潑男,也並無兩樣。面對這種昏後暴君,他們知道「忤旨」、「強諫」不但無濟幹事,後果有時且不堪設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時間換空間,事情有時或可有轉變的機會。所以他們就和稀泥了!
  李週二宰相,都是久歷宦途的太極拳師。他二人一前一後,豈好和稀泥哉?形勢比人強,亦有所不得已也。何況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個「四人幫」。加以派系傾軋,幸災樂禍,所以李鴻章對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時連轉奏也不敢轉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國的海軍在創辦之時,雖然曾火熱一陣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巔峰,躋身八強之列;由於「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發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中國海軍竟然「未購一艦」!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雙方都已箭在弦上,戶部卻取得海軍衙門的同意,於1892年正式宣佈以西太后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艇2年!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艦買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該多買幾尊嗎?朝鮮局勢吃緊,李鴻章循部下之請,要海軍衙門撥款60萬,購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炮,而戶海兩處,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20萬兩,聊購次等快炮12尊,以平艦上官兵之積憤。
  這種腐爛的政治,拖垮了新興的海軍,在前線劍拔弩張的將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內心又作何反應呢?
  朋友,我們讀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設身處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當時海軍將士的一員,我們作何感想呢?據中西記載,丁提督那時憂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準備,死而後己。
  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諸將領又何如呢?——他們三位後來都是自殺殉國的。據當時隨艦的「洋員」事後的回憶,甲午戰前,各艦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氣極高,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廝殺;可是艦上的高級將領則個個面有憂色。這一現象因而使那些旁觀的洋員認為,中國下級士兵水手戰士,可愛可敬;而他們的上級將領,則個個畏葸無能,膽小該殺。
  根據這些洋員目擊者唯一的記錄(中文記載極少,幾乎沒有),我國後來的歷史家和新聞作家,幾乎眾口一辭把丁汝昌、劉步蟾以下的殉國將領,鄙夷得一無是處。豈真如是哉?!這兒倒想以歷史事實,與本文讀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老蔣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艦隊裡的下級軍官和戰士水兵炮手們,士氣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軍那時是我國唯一的一支現代化武裝。親身參預此一新式武裝的青年戰士,無不感到光榮和自豪。其情況正和我國抗戰前,以及抗戰初期的空軍一樣,有志青年真趨之若騖。筆者自己在青年期,對空軍即非常嚮往。曾有三試三北的悲壯經驗。當時眼見青年夥伴,通過體檢,獻身空軍。我對他們的嚮慕之情,至今難忘——這些夥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們那無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獻給了祖國!
  我國空軍當年士氣之高,作戰之勇,犧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無待多贅——大清帝國當年海軍,正是如此。
  下級戰士,披堅執銳,豪情萬丈,他們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級將領便不然了。他們是知彼知己。眼看敵人的軍備,早已超越我們;而我們朝廷之中的貪官污吏,捨黃海不要,還要在頤和國內雕其「石舫」,辦其「海軍」。眼看日人咄咄進逼,大戰迫在眉睫,而我軍炮慢船緩,既乏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內同摧?!
  朋友,你我如處此逆境,如何奮發?而況當年無知的言官御史,他們既不敢批評太后,亦不敢詈罵醇王。終日只抱著個他們並不瞭解的海軍將領丁汝昌、劉步蟾,作辱罵和譏笑的對象,揆諸情理,豈可謂平?
  再者,那時剛練習「親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對官牆之外的世界,原不太瞭解,但是在翁太傅一批近臣的影響之下,也成為主戰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當時大清帝國的基本問題,都扎根於宮牆之內。宮牆之內的問題不解決,則宮牆之外的任何維新變法,都是膚淺的、治標的。萬歲爺尚在童稚之年,見不及此。他插身其間,便慢慢地形成一個以翁太傅為中心的「帝黨」。而帝黨的主要政敵,便是那以李鴻章為首的「後黨」。帝后之間傾軋起來,倒霉的便是國家和人民了。當時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較高雅的「順口溜」(和今天一樣),說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就指的是這個帝后與翁李之爭。李鴻章自知其陸海軍的無能,不敢輕言對日作戰。朝鮮問題發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國主義的俄英兩國出面調解。後黨的李鴻章愈是畏葸主和;帝黨的便愈是堅強主戰,在這一情況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軍既是世界八強之一,打不過紅毛番,至少打得過東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沒有李宰相那樣懦怯。東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闆要打,男夥計怎能抗命?
  在帝黨方面,那個小學還未結業的小皇帝,其主戰卻不在師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師。他對老官僚李鴻章的畏首畏尾,則大不以為然,老師的話就益發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爭,還多一層個人恩怨。
  原來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淮軍奉命增援蘇杭。這批只想「頂子紅」不怕「頸子紅」的陳勝、吳廣,一旦打入「天堂」,豬八戒游上海,亂來一泡,是可以想像的。那時受禍最深的當然便是蘇常一帶的地主豪紳了。
  但是這批地主豪紳,原都是在長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長毛又豈是省油燈——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特性吧!對統治者自會拍馬溜須。因此這些地主豪紳,對長毛也是歌功頌德的。這種「德政碑」縱遲至今日,仍有聳立街頭者。碑上題名自然都是各地的頭面人物,工農不與焉。可是一旦長毛革命政權崩潰,這些碑上留名的頭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諜」之嫌了。由於「通匪」或「匪諜」案子被警總抄了家,你又能到哪裡去「按鈴控告」呢?倒了長毛,發了淮勇(湘勇),倒霉當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閥閱之家和他們的宗親至戚了。但是啞子吃黃蓮,有苦難訴。這樣反應到朝廷裡去,就變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結了——翁師傅對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所以近百年來,日寇之謀我,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在我們抗日陣營裡,便不那麼單純了。對最上層的領袖們來說,「抗日」往往變成個政治皮球,讓他們踢來踢去。
  今日青壯年讀者們哪知其詳?然吾輩老頭過來人,回首當年,固知除我輩當時青少年的學生和軍人,喊口號出諸肺腑之外,有幾個官僚政客黨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後來坐了50年大牢的張少帥)喊抗日口號,不是為著「倒蔣」(或搗蔣)、出難題讓老蔣過不去呢?「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陳佈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蔣,讓大家都出口氣再說。
  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來背其黑鍋了——打敗仗,反正是老李一個人的責任!
  何以造成了這種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轉型期的末世社會,沒個規矩繩墨可言。再說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蔣也不是好東西。他們縱橫捭闔、抓權攬位;享榮華、受富貴;扶植死黨、包辦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蔣二人的人緣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淚。冰心女士譽周為「二十世紀第一完人」,固嫌過分;我的一些朋友們,罵周有「妾婦之行」,也是太偏了點。周公逝世時,筆者亦曾有詩悼之曰:「豈憂邦國成孤憤?究為黔慮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婦之行,為的是保護千百位無辜人士的身家性命,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哺的億萬生靈,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域?以血肉之軀,捨身而飼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則史家臧否時賢,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評」。我們對那「自有是非」的社會「公論」,也應在考慮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脫稿於台北南港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肆】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轉變過程中,「戊戌變法」是個重要階段。變法失敗固然是件慘事,而真正可悲可歎,乃至慘不忍言的,卻是它的後遺症,那樁幾乎引起中國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之禍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亂。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是戊戌政變的立刻後果。但是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拳亂」,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拳亂差不多過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來,中外史學家,尤其近十來年在數次有關鍵性的國際研討會之後,可說已把這樁慘史的事實,弄得相當清楚。就歷史事實發生的經過來說,史家已大致沒太多爭辯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對這樁史實的解釋,則仍是南轅北轍,各異其趣;有的甚至指著鼻子,相互辱罵。
  不用說在事變當時的一兩年中(一九00~一九0一),大清帝國的宮門之內,就為是非問題而弄得人頭滾滾;一百年來的中外、新舊、左右、前後各派史家,以及國共兩黨的宣傳家、理論家,中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乃至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宗教家、政治家等等,對這樁歷史的解釋,也是兩極分化,各不相讓的。
  我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華裔史學工作者,對這件驚天動地而是非難分的歷史事件,要想筆端不帶感情,而據實直書,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都應該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鏡、作曲筆之言,都是不對的;其記錄也是不能傳之後世的。
  歷史家如能壓低他從任何背景所承繼來的知識、經驗和感情,心平氣和地來尋覓這件史實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筆之前,筆者就希望先把這件歷史事實,簡單扼要地弄清楚之後;在各派史家對此史實都會覺得沒太多爭辯之時,我們再進一步的來加以詮釋: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為定論。
  先看「曹州教案」
  比較具體的說,義和團之亂,應該是從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陰曆十月)所發生的「曹州教案」開始的。當然教案不始於曹州,義和拳也並非曹州土產。但故事從曹州教案說起,我相信是個比較實際的選擇。
  曹州教案是什麼回事呢?原來清末山東曹州府屬下的鉅野縣有個德國天主教堂和屬於該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這批教民和當地人民發生衝突,教堂袒護教民,因而引起群眾暴動。在暴動中有非教民三十餘人衝入教堂,一下不但把教堂砸了,連教堂內的兩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s)和理加略(RichardHeule)也被無辜的打死了。這一來鬧出人命,尤其是那時享有「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國人命,就變成列強「強索租借地」(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的導火線了。
  曹州府位於山東省西南部,下接江蘇省的徐州府,是個出「響馬」的地方,民風強悍。《水滸傳》裡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也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而起的「捻軍」,也起於這一帶。不用說清末亂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當地老百姓之間的械鬥也是隨時都有的。出了幾個武松,打死幾個西門慶,本是司空見慣,不算稀奇。只是這次械鬥的一方是教民,教民之後有洋人撐腰,問題就複雜了。
  外國教會是中國第二政府
  須知那時在中國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們都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的保護;犯了中國的法,只有他們自己的「領事」,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們。
  縱使是外國教會傳教士設在中國的教堂,也形同中國境內的第二個政府。外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官員也是按照對等職分,平起平坐的。據當時滿清朝廷的規定:教會中的「主教」是與中國一品大員的地方官「總督」、「巡撫」平行的;「副主教」與「司、道」(省區二級官員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師」與「知府、知縣」平行。
  在那官權高於一切的專制時代,老百姓對親民之官的縣太爺,都要叩頭跪拜,尊稱「老爺」的。老爺的妻子才許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華僑,動輒介紹自己的老伴為「我的太太」。今日大陸更不得了,開口閉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義和團時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稱也。
  相對之下,則洋教會中主教的老婆,就等於中國的「一品夫人」;牧師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見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時在中國傳教久了的西方傳教士,一旦回到他們自己國內做平民,對他們根生土長的社區,都很難適應。因為他們在中國時,都有高官的身份,和供使喚的婢僕。高官就難免有「僚氣」。有僚氣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區之內,就很難適應了。
  西方教會既然在中國境內形成了「第二個政府」(有時甚至是「第一個政府」),則在這另一個政府庇護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註〕西方教會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會有兒子。兒子在父親死後自然就會爭遺產。而主教當時都掌握有教會產業;而教會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則嫡子嗣子的遺產之爭,就鬧不完了。這樣教廷乃乾脆禁止主教們娶妻生子。
  教民是什麼回事?
  教民又是什麼回事呢?教民現在叫基督徒。那時中國境內極少中國牧師主持的華人教堂,所以中國基督徒都是在外國教會在中國建立的教堂中做禮拜。信徒全是由外國牧師領洗的。中國人雖久有一盤散沙之喻,而洋教會則善於組織。因此當時分佈在山東省各教會中心的中國基督徒(人數約在兩萬至四萬之間),實在是一個在外國牧師領導之下,很有組織、極有力量的一個社團。這個社團的「領導」(恕我借用一個目前通用的名詞),每個人都享有「治外法權」。在「領事裁判權」保護之下,他們既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他們對接受他們傳教的中國教民,也就只按他們的教義來加以保護了。所以這時在山東的教民不是弱者。他們的團體在當時多重中心的中國社會裡,其力量不但足與任何黑、白社會的民間團體(如大刀會、紅槍會、八卦教、義和拳、青洪幫、農會、工會、宗親會、同鄉會等等)相抗衡,它甚至把當地權力無邊的各級衙門也不放在眼裡。--滿清政府對當地人民雖享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他們對在洋教會保護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讓三分,不願自找麻煩了。
  因此,那平時極少制衡的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這時總算碰到一個剋星--那個足以與它分庭抗禮,甚或權勢猶有過之的外國教會。所以從「抗拒那極權政府的魚肉人民,和防制社會上惡勢力欺凌以及引領教民走上比較現代化生活」這個角度來看,洋教會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裡,有時也發生著很多的正面作用。
  慢說清末那個顢頇腐化的政府了,就以目前這個張牙舞爪的北京人民政府來說吧!我們那個橡皮圖章的「人民大會」,對中國人民所應享有的人權、民權的保護,究有多少實效呢?朋友,你嫌老美干涉我們的內政;他們的國會動不動就為我們的「人權」投票。但是我們的國會既然保護不了我們自己的人權,人家不願只「自掃門前雪」,偏要「替天行道」,到我們門前來吵吵鬧鬧,發生點國際制衡作用,又有何不好?我們都是有共同「球籍」的居民嘛!我們如果由於受不了芳鄰善意的騷擾,便要拉攏一向不懷好意的惡鄰日本,組織「大東亞共榮圈」,來和老美「冷戰」,甘心讓鼠首兩端的日本反動政客來打「中國牌」,那就偷雞不著蝕把米,後患無窮了。這雖然是題外之言,然一念及之,仍情難自已也。
  耶穌會士與文化交流
  可是那時的中國教民既享有如許的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勢,而信教的人,還是寥若晨星(約合山東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裡呢?
  簡單的說來,那就是個文化融合的問題了。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個社會裡同時流行,就要發生社會矛盾;在家庭活上也要發生嚴重的代溝。要使這兩種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這兩個泥菩薩,再揉成兩個泥菩薩,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當時中國老百姓之所以拒絕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裡,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關係,而是水和油的關係。二者是融合不起來的。
  須知任何宗教都是從一個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來的;然後再以此民族文化為基礎,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滲透傳播。基督教原是發源於猶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猶太教」(Judaism)中的一個有革命傾向的開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釘上十字架時,他也不知道他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個開明改革派的「猶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後,那些尊師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國儒家則叫做「仲尼之徒」),保羅、彼得之輩受不了猶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歐非兩洲的異族之中鑽隙發展;歷盡異端迫害,終於篡奪了東西羅馬的政權,成為獨霸歐洲的宗教。在北非,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黑色基督大國的亞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在歐非兩洲分別傳播的基督教雖截然有別。--在歐洲的教義內,「上帝」是沒有形像的;但是在早期非洲基督教會內,「上帝」則有個人形塑像,他和佛道兩教寺觀之內的雕像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洪秀全在夢中所見到的紅臉金須的「天父皇上帝」,原是《舊約聖經》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國當年的新教傳教士羅孝全,不承認洪秀全的上帝,實在是他神學史未搞通而少見多怪。但是不論歐非兩派是怎樣的不同,他們同出於最早期基督使徒之傳播則一也。
  可是基督教卻與中國文明風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東羅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曾一度循「絲路」東來。但是它除留下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外,歷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響就更談不到了。迨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實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世。這時的中國把那些傳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這批「耶穌會士」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在當時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們覺得當時的歐洲在政治管理、社會道德、經濟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因此在所有傳教士書簡中,真是眾口交贊--甚至是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所以他們東來所走的路,不是「單線街道」(one─way street)。中國文明之西傳,他們也是功不可沒的。這些耶穌會士當年所搞的是一種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他們要修正他們自己的教義,來配合中國的儒家道統,截長補短、采精取華的融合共存。不幸在十七、八世紀之間,他們的教廷卻愈走愈教條化;而中國宮廷之內的政爭也把他們無端捲入。因此這場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結合,就無疾而終了。
  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耶穌會士絕代後百餘年,十九世紀中期歐美傳教士又接踵而來。時隔百餘年,雙方環境都完全變了樣。這時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無能,社會貧窮髒亂,公私道德也全部破產,真是人不像人,國不像國。而這時的歐美國家卻正如日出東山,朝氣勃勃。縱是在他們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的各國租界,都遠比中國境內要高明得多。
  在這個尖銳的對比之下,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就沒有當年耶穌會士那種虛懷若谷的雅量了。這時的傳教士也不是像當年的耶穌會士那樣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他們很多都是《聖經》之外別無所知的神職人員;有許多更是由鄉曲小教堂籌款,把他們送到海外的落後地區傳教的。因此他們一開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認為他們傳教的對象是一種遍身罪惡、滿身傳染病而無文化的異端。這種異端蠻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盤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從西方東來的基督徒傳教士的作風,簡直是南轅北轍。前者所做的是兩個對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後者則是一邊倒--中國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而全盤基督化,也就是「全盤西化」。他們實在都是「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當然那時中國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纏足、納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現得十分落後甚至野蠻的。但是中國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處。不可因噎廢食、玉石不分。除舊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會都應該做的事。斯之謂「現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對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國文明「現代化」之起步,晚於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醫藥一項作比。中古時期中國之醫藥,實遠邁歐西;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時,則「中醫」較「西醫」之落後就不可以道里計矣。然「中醫」(如草藥、如氣功、如針灸)又為何不可「現代化」、「科學化」,以至於「中西醫結合」,截長補短,互惠合作呢?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廢除中醫,全用西醫呢?
  所以我們談「中西文化之比較」、「中西文化之融合」、「東西宗教之對比」等等比較史學和比較文化上之專題,實千萬不能忽略其間的「階段性」。中西互比,我們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別論其短長。不可不分層次,不辨古今,囫圇吞棗,而泛論一切!
  吾人如自覺近兩百年來,在「現代化」過程中落後的衰勢中國文明,遠不如「現代化」較早,而至今仍處於盛勢的西方現代文明,就要盡棄傳統。「全盤西化」,這原是啟蒙時代的幼稚病;啟蒙諸子的矯枉過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漢專提當年勇,不分階段、囫圇吞棗,硬說精神勝於物質,東風可以壓倒西風,當然更是不通時務之論。要知東西文化,原無優劣;而時間今古,則長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雙方均各走極端。西方神職人員之來華者,認為落後貧窮的中國異端,除信他們的上帝之外,無二話好說。伯駕牧師說得好:「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bend or break)。」因此那時縱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腸的傳教士,對他們母國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胡作非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認為「帝國主義」並不存在。此一「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心態,其後且蔓延至西方漢學界。連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漢學泰斗的費正清先生亦終身服膺之。到他寫完自傳的死前數年,才稍有轉變。
  這是那時西方人在中國的基本態度。這一態度如不改變,則西方教士傳教中國,就永無安寧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農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國之覆滅,就是中國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結果;如今義和團之興起,則工農兵和基層社會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為表現也。拳亂之時,除少數滿洲貴族乘機附和,企圖扶清之外,漢族士大夫幾乎完全靠邊站;甚至有奮起「剿滅拳匪」者。非漢族士大夫有愛於耶教也,只是他們頭腦較為清楚,吃一塹長一智,認為洋人惹不得罷了。
  士大夫和工農兵抗拒耶和華
  若問中國士大夫和工農兵為什麼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為此難題,近年來台灣基督教會在一些傑出領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聯華、林治平諸先生策畫之下,籌有鉅款,設立專門計畫來加以研究。
  據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國人未嘗反對耶教也。只是耶教教義與中國倫理傳統互異,二者交流乃發生嚴重的文化衝突。這種文化衝突不解決,則中國人就難於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神學與神學史均有深入的研究。舉例以明之,李君就認為曾在《聖經.舊約》中出現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華(Yahveh)就不是「中國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對耶和華的討論:
  耶和華是一位很特別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腳,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說話,有聲音,他能夠種樹,也能夠縫衣,他是男性,是父親,有兒子,他能教訓,也能咒詛,他能記憶,也能忘記,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樂、愛、惡、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時常奔走,「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從這帳幕到那帳幕。」(上,第十七章第六節)第二,他是一個恐怖(Terriable)的神。原文「Terriable」一字,中文聖經譯作「應受敬畏」。「耶和華因為不能把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第十四章第十六節)「我是耶和華,不輕易發怒。我有浩大的愛;我赦免罪惡和過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懲罰他們的子孫,甚至到第三、第四代。」(第十四章第十九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與米陶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與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沒有出嫁的(原文作沒有與男子性交過的),你們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姦淫〕)。」(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節)「耶和華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第三十四章第十四節)「嫉忌就是我(耶和華)的聖名。」(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節)。在舊聖經我們可以處處看到,耶和華是一位戰神,是一位猶太人的神。
  湜源認為耶和華是一位猶太人的神,是一位戰神。吾人授中東文化史,固知所有發源於中東的宗教,都是戰鬥的宗教;在中東寄居或過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戰神」。因為中東地區,自古便是四戰之區,人民不好戰便不能生存;為戰爭而激發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戰神了。
  戰沒什麼不好。不過他與宣傳反戰的儒佛兩教,也是教義不投的。所以中國人很難接受上述的耶和華。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紀中國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為教會能夠赦罪」。但是教義裡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惡」的罪(crime),而是「過錯」的罪(sin)。那時中國教民受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洋教士的庇護。「中國人犯了罪就參加教會,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參加教會要付相當的價錢。」當年教會辦的刊物,就記載過一則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傳教士在渡船裡聽到兩位中國人磋商購買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某個中國城市,中國傳道人要定下普通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見《教務雜誌》一九一0年三月,頁二0九。)
  李教授也對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義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說:
  東方是異教的大本營。我們要使基督教會在東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礎,必須掀動異教的文化結構和哲學系統,向他們積極挑戰……。
  湜源又說:
  章先生勸告中國人,大徹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驕氣與多欲、色態與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義批判》,頁四)〔見李湜源著,載《文藝復興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頁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還是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一位篤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辭之一邊倒,和他反華衛教態度之絕決尚且如此;我們可猜想庚子年間,那些享有「知府」、「知縣」地位的西方傳教士,其衛教反華的態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們也可瞭解當年所謂「民教衝突」的因素是多麼複雜。
  其罪可赦而養兒不能防老
  須知當年的中國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與「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別。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門,則終日懺悔有罪,時時在上帝之前思圖自贖。
  老來篤信基督的張學良將軍夫婦,便是一對標準的良心教徒。前年張將軍在其九十壽誕致辭時,劈頭一句便說:「我是個罪人!」當時曾使全場大驚。或謂少帥當年在李烈鈞庭長之前都沒有認罪。這一下被關了五十年,反而認罪懺悔起來,亦見軍事委員會「管教」之有方也。其實張氏所講的只是基督教義裡的一個術語,他所「認」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變時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國民黨的傳統之中,黨魁之外,教民寥寥。聽眾之中,通基督教義者,小貓三隻四隻而已。所以大家就錯把馮京作馬涼,以為少帥對西安事變這項「罪惡」,懺悔了,認罪了。因此全場大鼓其掌,亦民國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帥之sin當crime來曲解,小事也。最多讓後世史家上錯一筆帳,也使把少帥看成「千古功臣」的□□黨人稍感惶惑罷了。可是對基督其它教義(如「赦罪」)的誤解,那關係就大了。根據教義「罪」既可「赦」,則又有何罪不可「犯」呢?--這就對「吃教教徒」為非作歹,大開方便之門了。
  抑有進者,縱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誠的良心教徒,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有時也可製造出極嚴重的社會矛盾。舉例以明之:當時所有的基督教會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號召的。他們認為人只能向上帝盡孝,不應向父母盡孝。筆者便有一位在中國出生,說得一口京片子國語的傳教士好友。她當年在北京對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義的滿族「孝子」,印象太壞了。所以她一輩子堅持她的格言:「孝順」就是「笑話」。
  清末在中國傳教最有成績也最有見識的美國傳教士,後來又做到中國「同文館」乃至「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也堅持相同的意見。他認為人對上帝的孝順,不應被人對父母的孝順所阻隔。
  基督教這種上帝獨大的「反孝」立場,因此與當時「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倫理,便針鋒相對了。我們如把十九世紀末年來華的傳教士與十六、七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相對比,則後來者就顯得武斷專橫多矣。
  筆者不學,亦嘗讀布道諸子之書,對他們處理如「孝道」這類的社會問題之輕率自信,就時感駭然。姑不論其道德價值如何,「孝」的本身卻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a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個缺乏「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會保險,沒有退休金、養老金的中國傳統(今日仍然如此)的社會裡,「養兒防老」,豈只「道德」而已哉?社會經濟之必需也!
  設有男子,受了上帝影響,或經濟和老婆的壓力而置父母饑寒於不顧,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虧,為親友鄉黨所不齒,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個「刑事犯」,要被捉將官裡去的。
  假若這個刑事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甚或只是個「吃教」的騙子。但是這個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訴到教堂裡去,那些篤信教條、誠實而又偏心的外國牧師們,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壓索人。那時畏洋人如虎的滿清官吏,為自保祿位,息事寧人,多半也就遵命開釋。
  那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並曾在說京粵語的華人之間充當方言翻譯的丁韙良,在他的自傳裡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開脫過罪名。這些中國倫理範疇內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護之下,是逃脫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但他卻逃不掉社會輿論的指摘。一旦他那年邁無依的二老,把家事鬧上街頭,則「梁山」下來的英雄,「大刀會」裡的好漢,內外兼修、精通「義和拳」的氣功師,就要仗義、行俠、鋤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為鋤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師,問題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義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這命案變成了國際事件,則本地縣太爺、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總理衙門,就無處躲藏了。中西讀者們,且設身處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時處理這件公事的中國縣太爺,你應該怎麼辦?
  以上所舉只是當年千百個「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從何說起呢?不幸的是當年的教會中人都是跟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闖入中國內地的,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經濟結構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對他們自己教義的堅持,則半寸不讓。因此對中國官府民間動輒頤指氣使。中國政府對教會過分忍讓,則失信於民;民間組織自行抗拒,在洋人壓力之下,官又指民為匪,妄肆誅戮。如此惡性循環,治絲益棼。最後官方威德兩用,剿撫兼施,難免又良莠難分,養癱成患,為無知昏聵者所利用,則義和團之形成也就無可避免了。
  一根油條大小的國際交涉
  再如咸豐年間影響中美關係極鉅的小教案,則起源於美國牧師以發放銅錢,鼓勵市民於禮拜天入教堂做禮拜惹起的。一個銅板對富有的美國牧師,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對流落街頭的廣州貧民,則至少是一根油條的價值。為控制這根油條的佈施,禮拜天的教堂門前就要發生(如今日在美國亞裔社區內所習見的)「幫派鬥爭」(gang fight)了。青龍白虎兩幫為搶地盤,大打出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美國教堂也被砸了。
  這樁砸教堂打教民的街頭武劇,被洋牧師鬧入衙門,就變成國際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師,後來變成美國駐華使館的翻譯,遞升代辦,終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那時畏伯駕如狼,而討好美國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欽差大臣,非敢不賠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惡例一開便不得了也。他們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時的美國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駕豈是等閒之輩?他堅持清方非賠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竟成為咸豐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後還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賠款了事。
  這個由於傳教失策引起街頭幫派打架,再由幫派打架殃及教堂,遞升為國際外交癥結的小故事,筆者笨拙,不惜囚頭垢面,自美國檔卷中窮索之,終於水落石出。但是這一類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見而又不願深入的史家的筆下,都變成華人排外反教的實例。
  其實,朋友!他們為上帝的一根油條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較阿Q
  在這百十件「教案」中,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為排外而排外,為反教而反教的實例,因為「排外族」、「反異教」都屬於基本「人性」(human nature)。各民族之間只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沒有有無的例外。試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羅馬人之屠殺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殺異端;近古之宗教戰爭;回教之崛起與傳播;回教兩派之內戰……,血流成河、屍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異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間,還算是儒佛兩教較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讀教士書,知彼輩來華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與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設於佛寺、道觀之內。其神父、牧師講道往往便置十字架於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時,往往便揮杖直指神壇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為糊塗偶像,有罪而無靈……。基督教原為排他性極強之宗教,對異教之「敵我矛盾」,界限分明。詆辱異端之言辭,均極嚴峻;而傳教士篤信本教真理,亦從不諱言之。有時在其辱罵異端至激烈之際,四周圍聽之僧侶與群眾不但不以為忤,每每且為之歡笑助興……。余讀書至此,輒掩卷竊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國文明寬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聖賢之道也。
  試思此一情況如主客易位。設有東方黃人,於坐滿愛爾蘭碼頭工人(Irishlongshoremen)的紐約天主堂內,揮杖直指懷抱嬰兒之聖母瑪利亞(VirginMary)為無知村婦、瑪利亞之子為頑劣牧童,豈不頭破血流,天下大亂哉?
  華民非不反異教也。然華族固為一無宗教之民族。群眾百姓一般均安於土宗教(folk religion),隨地拜拜,神佛處處,再加幾個耶穌、上帝,不以為多也。有教無類,故對入侵異教,頗能阿Q之。斯為獨崇一教之中東及西方諸民族所難能者。所以若論反異教,則我民族較之西人,較之回猶諸族,寬容十倍矣。
  作者落筆至此,電視內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族耶教徒與波士尼亞境內之回教徒相互殘殺,血肉模糊之鏡面。為虛無的超自然而相殺,我民族史中,除洪楊一役之外,未嘗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殺生人而事鬼神,科學耶?民主耶?終須等到中西文明現代化扯平之時,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強佔膠州灣
  可是在那義和團時代,最可歎的還不是這些宗教上和哲學上的是非問題,而是德國凱撒以此為借口而強佔了中國「膠州灣」的政治問題。德人既占膠州灣,其它帝國主義之列強乃發生連鎖反應。中國沿海港口上自旅順、大連、威海衛,下至九龍、廣州灣,一時均為列強所霸佔--九十九年之強租與霸佔何異?由港口之霸佔,乃有列強對中國內地「勢力範圍」之劃分。若非由於諸帝國主義之勢力相持不下,則大清帝國早就變成波蘭了。
  此一瓜分局勢之形成,實德意志帝國以「曹州教案」為借口而始作俑者。義和團就是國人對這次國難愚蠢的反應。
  德國原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擴張主義之後進。所謂德意志聯盟本來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間一個鬆散的城邦組織。一八七0年(清同治九年)普魯士一舉擊敗法國之後,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麥策畫之下,一躍而為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統一。其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一八九0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麥罷相時,德國後來居上,儼然已發展成為當時一主要的中歐強國,搞合縱連橫,不可一世,而威廉對向外擴張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時亞非拉諸落後地區,已為諸先進列強所瓜分,空隙極小。至一八九五年中國為日本所敗,割地賠款。這對歐洲後進的帝國主義德義兩國卻是個極大的鼓勵(義大利之統一、復興及擴張,幾與德意志同一時間,同一模式)。兩個遲來晚到的小強梁,當義大利在浙東三門灣一帶伺隙而進之時,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膠州海面打主意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陰曆十一月十日)德國駐華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乃正式向總理衙門提出租借膠州灣五十年之要求。
  總理衙門在它的創辦人恭親王奕訴主持之下(奕訴是同治和光緒兩個皇帝的胞叔),愛護膠州事小,怕列強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經年,沒有結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駐北京的海靖公使,這時氣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實力可觀的遠東艦隊游弋於膠州灣內外,虎視眈眈。這是當時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所享有的特權,而中國北洋海軍則於甲午戰敗後,今已一艦無存,無絲毫抵抗能力。
  就在這德國已準備動武而沒個借口之時,正好發生了「曹州教案」。這時中國的山東巡撫是李秉衡。李氏本於教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發生前一月已調升四川總督,遺職由張汝梅接替。不幸他官運欠佳,正辦交代而尚未離任時,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將曹州殺人犯全部緝獲,向德使請罪。但是這時德人已決定藉機強佔膠州灣,並囊括山東為勢力範圍,請罪有啥用場呢?
  德皇於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電訊,經三數日外交試探之後,德國遠東艦隊乃奉命於十一月十四日轟擊中國炮台,陸戰隊隨之登陸,佔領了膠州灣,並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國駐軍總兵章高元,再向鄰近即墨等屬縣進襲,一時難民如潮,血流遍地,時局就不可收拾了。
  於此同時,德國公使向北京總署,亦提出六項要求:
  一、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總督也就被革了)。
  二、賠三座教堂建築費各六萬六千兩,教堂失物費三千兩。(這筆款子在那時是大得驚人的。)
  三、鉅野等七縣建教士住屋,建費兩萬四千兩。
  四、中國道歉,並保證永不再犯。
  五、中德合資建全省鐵路,開發礦藏。
  六、賠償德軍侵膠澳軍費約數百萬兩。
  (引自摩爾斯著《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頁一零七。)
  此六條墨瀋未乾時,德使又補提若干條,在落實上述路礦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島及膠州灣九十九年之詳細條款。
  這時清廷在毫無抵抗能力的情況之下,焦頭爛額,在君臣對泣一番之後,也就全部承認了。經四月之磋商,這項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陰曆二月十四日),正式簽字了。今日我們仍然很欣賞的「青島啤酒」,也就是那時德國商人在青島開始釀造的。
  「不可戰而戰」與「可戰而不戰」
  那時的所謂「教案」是什麼回事?而列強利用教案為借口,以侵蝕中國領土主權,又是什麼回事?筆者已不厭其詳,縷述如上。這些都是歷史上扳搖不動的事實。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認的。若說「教案」完全起於中國老百姓的排外行為,這分明與事實不符。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存在,那就更是強詞奪理的胡說。上述膠澳租借史,你說不是歐洲帝國主義的侵華行為的標準記錄?
  當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歐美帝國主義為什麼不侵日本呢?胡適老師說得好,帝國主義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國呢?帝國主義之侵我,也是我們自己窩囊的結果嘛!哪能專怪人家呢?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如此窩囊呢?如今□□人士怪□□□;□□□怪國民黨;國民黨怪洪憲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轉怪洋人。
  其實什麼都不是。我國近百餘年的動亂,是一種歷史上社會「轉型」的現象。文化不論中西,都是要從落後的「中古型態」,轉入「現代型態」。西洋文明從「文藝復興」(一三零零)開始,已「轉」了六百年。我們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們還應該有一段苦日子好過呢!分階段「轉型」是慢慢來的,急不得也。筆者於「轉型」之說,謬論已多,這兒就不再嚕囌了。
  總之在戊戌和庚子那個階段,自曾左李張(之洞)而下的漢族士大夫和器重他們的皇帝爺--義和團同志們尊之為「一龍二虎」者,他們吃一塹、長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們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難辦」,不可輕率從事。
  記得「九一八」時代,筆者當小學生時,曾讀過陳佈雷先生的大著,曰:「……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其實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國士大夫的心境。可是這種士大夫情懷就不是當時工農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濟公法師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這批英雄好漢、江湖豪傑眼光裡,他們所見到的只是洋人的橫蠻,教民的仗勢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軍佔領膠澳,向內陸進襲之時,官軍狗走雞飛,總兵(今師長)被俘,在如潮的難民,兒啼女叫聲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護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無逃難的必要。道左傍觀,可能且有倖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相形之下,不但強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這樣一來,不但民教雙方陣線分明,地方各種教門、拳會、會黨,也會認為政府過分孱弱││「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則江湖豪傑,乃至當地武生仕紳,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鄉衛國、仇洋滅教為己任了。
  山東本是民風強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敵愾若此,則一向對人民只知誅戮鎮壓而畏洋讓教的滿清地方官,對他們的傳統政策,也就有重行考慮之必要了。
  「農民起義」的另一面
  我們要知道,在滿清末年的中國政府裡和社會上的動亂,基本上是與秦漢隋唐宋元明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異的。這時的國家機器徹底銹爛。政府紀綱、社會秩序,同時解體。人禍天災(天災往往是人禍的延續),一時俱來。衣食不足,安知禮義。公私道德,也徹底崩潰。人心惶惶,莫知所適;邪教邪門、惡僧妖道,也就乘虛而入。饑民索食,難免打家劫舍,為盜為匪。強梁狡黠者以及劣紳土豪,就更要結團結練(練亦為捻,便是捻軍的起源),鬥爭稱霸。強凌弱、大吃小,逐漸形成大小軍閥,來糜爛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論從善從惡,但求自保,亦勢必捲入洪流,不能倖免。這種盜賊橫行,饑民遍野的社會情況,在我們安徽淮軍發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語便叫做「遍地黃花開」。這種遍地黃花中,如能突出個中心力量來加以統率,頭目分等、旗號劃一,他們就變成所謂「農民起義」了,「捻軍」就是這樣起來的。
  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為張角、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他們就要橫行天下、赤地千里,作歷史上有名的「流寇」。這種中心力量如為朱元璋、洪秀全、毛澤東所領導,他們就可以重建國家機器來改朝換代了。
  但是對這種農民起義,一個衰世朝廷,如剿撫有術,他們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國有大故,他們往往也可受撫立功;外御強寇,內除反側。這一事例在漢末唐初兩宋乃至民國時代都屢見不鮮。當年東北的「鬍子」、抗戰初期淮河流域的「馬虎」(紅槍會)都是入侵敵軍所敬畏的愛國游擊隊。後者且為筆者所親見親聞。但是他們只能做做「敵停我擾」的輔助力量。招撫不得其當,他們就抗敵不足而擾民有餘了。抗戰期間的「八路軍」就最善於利用他們來擴充自己。庚子年間那些糊塗的滿族統治者,竟然想利用他們作「扶清滅洋」的主力,終於失去控制,闖下了滔天大禍,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義也。
  當年的「義和拳」,今日的「氣功師」
  在庚子(一九00)之前在直隸(今河北)山東一帶,農□□動的中心力量顯然是「義和拳」。義和拳本是有數百年以上歷史的「拳術」。我國拳術本有內外兩派,所謂「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義和拳亦名義合拳,可能是內外兼修的。內外兼修的拳術往往能練出一些科學上不能解釋的「特異功能」來。
  朋友,這種特異功能是實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學家錢學森篤信不疑,連不才也不得不信,因為我曾親自參加過中國氣功大師嚴新的「帶功講座」。親眼所見,哪能是假呢?最近僑美鄰人之妻,一位五十開外的華裔老太太,就因為練氣功的「自發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飛」出了兩丈多遠而摔斷了膀子呢!至於「鐵桿壓喉」、「卡車輾腹」、「頭斷石碑」等等現在也都不是新聞了,也都是筆者所親見。庚子年間的洋人亦屢有類似的報導。義和拳早期的大師兄本明和尚,據說就是「渾身氣功、能避槍炮」。
  不過他們那時表演氣功要設壇燒香、畫符唸咒,然後才有「鬼神附身」。嚴新的氣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樣有效,所以錢學森教授就認為是一種新科學了。
  義和拳那一套事實也就是一種「氣功」。中國古代自春秋戰國以降,對氣功的記載是史不絕書的。《史記》所記「大陰人」,以陰格桐輪;台北今日還不是有一家以「陰吊百斤」為號召而生意興隆?據吾友劉紹唐先生他們說,這都是千真萬確之事呢!
  所以氣功之為術,在我國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半世紀來余讀「義和拳源流論」,不下數十篇,大半都是浪費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嚴新說他在大陸某次帶功講座,一場便有聽眾十九萬人。最近他在洛杉磯某大學講道,美西七座大學校園「同時帶功」!華夷學生捨學相從者,多如過江之鯽。
  最近在聯合國一次表演會上,余亦獲晤另一氣功大師「鶴翔樁創始人」的趙金香先生。他說:「嚴新有『聽眾』數十萬人,我有一千四百萬學生呢!」
  乖乖,有學生一千四百萬人,則「扶清滅洋」、「興無滅資」……何事不可為?
  據大陸學人告訴我,這批氣功大師原都是中南海內的御醫紅人。他們為諸當國者保健防老、壯陽補腎,都受盡青睞。不幸他們在民間的信徒亦動輒百萬千萬。萬一這些千萬信徒也搞起黃巾軍、白蓮教和天安門來,那還了得?有老佛爺當年的惡例在,所以當政者對諸大師也就由疏遠而到防範了。因此有很多大師小師,一旦出國便流連海外,樂不思蜀矣。
  「毓」字帥旗下的「義和團」
  朋友,今日的氣功師便是當年的義和拳啊!今日的統治者被□□嚇慘了,因此對保健補腎的氣功運動也要加以防範。當年的滿洲貴族被洋人欺夠了,乃想組織他們來驅洋除教。這樣便出了個巡撫毓賢。他要把他們的「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認可為保家衛鄉的正式「民團」。然後又把全省良莠不齊的牛鬼蛇神--什麼大刀會、紅燈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較多群眾的「干卦」、「離卦」兩派)、紅槍會等凡數十種,義而和之成為一單一團體,由他來統一指揮,聯合「滅洋」。官方既有此輔助和認可的政策,則風行草偃,「義和團運動」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了。
  毓賢原是一個漢裔旗人(漢軍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東,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賢本是個很幹練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殺掉一千五百人。殺得那強盜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紐約市吧),「民懷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賢也頗有能吏之名而為上級所嘉許,以致官運亨通。當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發生時,他已官拜山東按察使,為全省最高執法官吏,俗稱臬台。所以在巡撫李秉衡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嚴令徹查此案時,毓賢在數天之內便把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時,德國政府還不知教案發生呢!亦可見毓賢的幹練了。
  但是毓賢雖然殺人如麻、草菅民命,他畢竟是個洞察民情的親民之官。他知道這些教案的詳細內容。所以當德軍借口入侵,山東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為洋人所迫,嚴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時,毓賢和他的頂頭上司李秉衡與李的繼任人張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們明知在「民教衝突」的兩造之間,「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勢,並非皆是善類;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盜匪。如誣以盜匪之名妄加誅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變,不可收拾--因為那時縱曹州一地即有「大刀會」眾十餘萬人。冠縣一縣的「義和拳」拳會群眾即有「十八團」;荏平縣治下有八百六十餘莊,習拳者即有八百餘處。對如此廣大的群眾,誣民為匪,妄加誅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縱是屠夫鷹犬的毓賢,面對此一實際情況,亦有「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之歎。(此「即系」二字是否為「原系」二字之抄誤,尚有待另考。)
  根據他們對實際情況的瞭解,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三人都主張分清善惡,剿撫兼施。當毓賢於一八九九年繼任山東巡撫時,他就公開宣告他的「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三大原則,正式把「義和拳」、「大刀會」一類的民間結社頒予「毓」字大旗,改組成為政府正式認可的「義和團」了。其實「大刀會」當時的聲勢亦不在「義和拳」之下。毓賢之所以捨大刀而取義和者,「義和團」較「大刀團」雅順多矣。毓賢雖喜歡大刀,但是他畢竟是個秀才嘛!
  這一來「義和團」在中國歷史上也就褒貶難分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
  一、從蔣中正與毛□□說到袁世凱
  《紐約時報》現任駐華特派員泰勒(Patrick E. Tyler),最近於二月六日該報發表一篇有關浙江奉化溪口鎮,蔣介石故居的「專訪」。他說近年來蔣在大陸上已不再是個「暴徒惡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為海內外遊客的朝山聖地(mecca)。每年平均有訪客百餘萬,且在逐年增漲之中。這些訪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陸人,然台灣往訪者每年亦不下十餘萬。
  作者並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期中,蔣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嚴重破壞。老人的骸骨與墓石,被紅衛兵亂拋於山林之間。可想像是慘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復,煥然一新;連那座寺廟「文昌閣」亦經重建,而當今的管理員六十四歲的王某卻正是三十年前的紅衛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屬於當時反對毀墓的「保守派」--其實也是天曉得也。
  記得七、八零年代之間,我個人亦曾數度返鄉。舊中國的骨肉之情,還使我幻想去「訪舊宅、掃祖墓」。數度試探沒結果之後,返美曾作了一些還鄉詩,有句說:「指點鄉農識墓門,煙雲遙拜淚沾襟。先塋哪有孤墳跡?祖宅真無片瓦存……」--我因回去得早,國家還沒有開放重建。有些誠實的「鄉農」故舊,尚告訴我實情。那些在開放後才回去的至親好友,還鄉之後,居然還能「哀毀骨立」、「泣血哭墓」,回來告訴我說:「媽媽的墳還在!媽媽的墳還在!」吾知其為「保守派」紅衛兵之傑作也。
  前些年與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見老總統蔣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級浮屠「慈恩塔」,祭祀的是蔣母遺像。--這位基督大總統,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慚愧的做了個「歷史學家」,吾知其心境也。
  據泰勒的報導說,蔣公近日在大陸(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帶),其聲望至少是與毛某平起平坐的。連□□治下的公務人員,都承認「蔣介石不是個壞領袖」。他和毛□□的分別,只是在意識型態上「各為其主(義)」而已。--毛所致力實行的是□□主義;蔣所致力實行的則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當今世界上,「□□主義」連「□□主義者」對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則蔣在大陸人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正在直線上升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這家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威,也是辦得最好的一份報紙,它對中國新聞報導的態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見的;尤其是對中國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國中央執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凱而下,諸位總統、主席,到「假皇帝鄧□□」(這也是該報封給鄧的榮銜),直至江□□、李□,在該報的評述之中簡直就沒一個好東西。
  該報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麼「凡天下可刊載的新聞,無不刊載」(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可是去秋江□□訪美,美國工商界在華爾道夫大旅館,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會,這則「可刊載」的天大新聞,《紐約時報》硬是來它個「隻字不提」,把老江封殺得乾乾淨淨。
  《紐約時報》這種偏見,因而使早年的國民黨和近年的□□黨對它都恨得牙癢癢的。巴不得它關門大吉才好。可是《紐約時報》對我們國共兩黨,如稍示青睞,則被讚譽者又無不喜形於色,爭相轉播,視若殊榮--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四星級的模範監獄
  《紐約時報》何以如此偏激呢?說穿了也沒啥深文大義。須知美國這個國家,一開始便是個中產階級的國家。--它在「殖民時代」(Colonial Period)於維吉尼亞(孫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帶,搞「計口授田」(五個黑口可抵三個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畝(合三百華畝)。瞧瞧,一個農夫向政府領取耕地,一領便是一口三百畝。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畝。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鴻章那樣),一家能擁有如許的土地?--這還是殖民時代呢!工業化以後的美國,那還要談嗎?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築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華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個,今日紐約郊區的「七湖公園」。
  可憐我們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淺。他把中國的「地主、富農」列為五毒之首,加以「鬥爭」。鬥他個死去活來,人頭滾滾--□□土改時向國際公開的數字是殺地主八十萬人!據洋專家說,這數字是實有數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們的地主、富農之所有,往往不過三五畝土地啊!有什麼可「斗」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樣不刷牙、不洗澡的「農民領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卻要領導咱貧下中農,去鬥爭美帝,搞世界革命羅!其結果(讓我們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龜」啊!
  可是把話反過來說。那些飛去飛來宰相家,平時錦衣玉食,滿口民主人權的《紐約時報》諸老編,和他們「自由主義者」的政論家和政客們,又哪裡知道咱貧下中農的社會是怎麼回事呢?由他們信口開河來縱論中國問題,其不流於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況。前不久,在我們紐約華人社區強力反對之下,美國政府罔顧我社區利益,在我「華埠」隔街建了個「模範監獄」。--乖乖,這哪叫「監獄」呢?它是一座四星級大賓館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長安大街之上,它比那髒兮兮的「北京飯店」闊氣多了呢!那些所謂「三星級」、「二星級」等等,簡直就不能望其項背!--它們二者之間的區別便是顧客的人身自由了:一個是顧客可自由出入;另一個顧客就只能進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慣了模範監獄的美國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氣昂然,開口閉口什麼「金錢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你真叫他們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躍進期間餓死的兩千五百萬的「貧下中農」看看,那他們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筆者本人就有一位親堂弟夫婦二人,和兩個幼兒,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躍進中,活活餓死。他們死狀之慘是不忍卒述的。但他們也只是當時被餓死的千百萬冤魂之一而已。與毛主席的惡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所著的書名)治下的中國,也還不算太壞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蔣公敵和毛公敵在今日大陸,也就平起平坐了。
  《紐約時報》是一份美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報紙。它的言論、立場,以及它一切對中國的評述,都是從美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價值觀念出發的。它的千百萬讀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為今日西方最有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正因為它被西方讀者寵壞了,東方讀者不知其所以然,震於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腦,也跟著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無產階級的同志們亂罵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喉舌,實在也是「不怪自家無見識」了。
  筆者不敏,謬讀時報四十餘年,中了毒、上了癮。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麵包,簡直到了非看它不歡的程度。雖然對它論中國事,強不知以為知的橫蠻態度,有時也恨得牙癢癢的。--不過,「新聞歸新聞,評論歸評論」,它對世界各地新聞報導的深入與詳盡,在當今全球各大報中倒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關□□黨治下,人民對蔣介石印象之轉變的好奇心,倒引發我想起國民黨當政數十年中,對袁世凱的評論了。--事實上,直至今日,國、共兩黨的革命史家,對袁世凱這個「皇帝」,就說(罵)得一無是處。與毛、蔣二公相比,袁世凱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爛到底,像國、共兩黨史家所說的,一無是處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總統
  在本篇拙作裡,筆者絕無心去替袁世凱平反,說他想做皇帝,沒啥不對。我只是覺得這是個「邏輯的問題」。天下事--尤其是政論家論政,歷史家論史││哪有什麼全是全非的事體呢?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則不特有違於我儒才德、陰陽之道,它也大謬於唯物主義者統一、對立之說。--如此,那就既難服人之口,更難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灣「民選總統」緊鑼密鼓之際,各路英雄,赤膊上陣,其結果必然是四隻老公雞,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景況堪憐。而活者,在冠歪毛脫,血跡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鳴,天下皆白哉?我輩「歷史學家」,不疑處有疑也。
  根據「中華民國」搞「共和政體」(republicanism)的「法統」(legitimacy)來說--不!根據世界各國搞共和政體的法統來說--任何法學家、歷史家都不能否認袁世凱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總統。--他比他的繼任「總統」--從黎元洪到李登輝--都更為「正式」,更為「合法」。
  黎元洪繼任時還有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約法》之爭;而蔣經國和李登輝的「中華民國」還要加個「在台灣」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凱就不然了。他是中華民國全國大一統,包括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和西藏在內(台灣那時在國際法上和香港一樣,是被割讓成外國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黨各派(包括「國民黨」),一致公選的、合法的、正式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從純法理(注意這個「純」字)上說,袁世凱大總統的正統地位(legitimate status),和美國第一任大總統,不!世界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的「正統地位」是完全一樣的。--諸位知道,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大總統,並不是「全民直選」的呢!他是在美國「正式獨立」(英美,經英國國會於一七八三年正式通過,承認美國獨立)之後五年,才由美國國會公選(並非全民直選)出來,翌年(一七八九)在紐約宣誓當總統的呢!
  袁世凱則是在「辛亥武昌起義」一週年時,經由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合法選出來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其合法性,和當選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和華盛頓所經過的法律程序,幾乎(不,不是「幾乎」,是事實上)完全一樣的。可是他的繼任國家元首,從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蔣中正……毛□□……到李登輝、江□□……,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上說,就沒那麼光鮮了。
  袁後李前的國家元首
  袁之後且選幾個重要的後任總統看看:
  黎元洪像美國的克利夫蘭一樣,一共幹了不連續的兩任總統。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糾紛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軍閥」先貴之、後賤之的結果。
  在黎的兩任之間幹得最長的是徐世昌大總統(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軍閥」所導演的「安福國會」所選出的。這個國會就是當時孫中山、陸榮廷等南方政客和軍閥所領導的「護法運動」中,所要打倒的對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這些總統幹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總統,布販子出身的曹錕。他花五千銀元一張票,在合法的國會之內,收買了一些「豬仔」議員去投票選舉他。終於當了個「賄選大總統」(一九二三~一九二四)。--這些「豬仔」和他們的買主,在法律上都應該是刑事犯,雖然豬仔們都是合法選出的。
  其後繼曹而來的國家元首有所謂段執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張大元帥(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連個「總統」名稱都不敢當,那就更無法律之可言了。
  軍閥終於被打倒了。繼起的是國共兩黨「以黨治國」的政權。
  〔附註〕□□黨的領袖們,尤其是毛□□,硬說「以黨治國」是國民黨專有的「反動統治」的形式。他們的政權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權」,不是「以黨治國」--這一點筆者不敢苟同。我認為「人民政權」的統治形式,也是「以黨治國」。--劉少奇、周恩來兩位革命領袖在臨終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歷史是人民寫的」。在人民所寫的歷史書中,□□今天的政權也是個「以黨治國」的政權。這一結論我想一般讀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黨專政」,「以黨治國」;以黨的「領袖」來代替國家的「元首」。那麼從「純法理」上說,則這種元首、總統、主席、大元帥……只是一種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為「黨」與「國」,究竟是兩回事嘛!
  就以「老總統」蔣中正先生來說吧!他老人家做了數任「國府主席」,但那都是國民黨「以黨治(代)國」期中中常會指派的。後來「行憲」了,當了國家元首的「第一任總統」。搞歷史的人不能說蔣總統不合法。他們只能說:「國家者,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之組合也。」在那「戡亂」未了時期,「三元素」一樣不全,那行憲總統也就不是三全總統了。
  毛□□不通西學,袁世凱土法煉鋼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佔了「美廬」,那就更是無法無天一團糟了。□□建國以後,根據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先是「共同綱領」,後是「憲法」,老毛干了兩任國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選」出來的。可是毛公公開聲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選出來的。文革期間,毛對歐洲來訪的貴賓們就坦白地說:
  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載一九六九年中國出版只供「內部參考」之《毛□□思想萬歲》,頁六七三)
  既然沒有「真正的選舉」,所以他一再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見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載同上書,頁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緊,但是我們讀史者就要替投票選毛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不平了。遙想當年出賣靈魂的老國會議員,他們選舉曹大總統的選票,還值五千銀子一張。如今選舉毛主席的選票,竟至「一文不值」?!豈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稱他「焚書阮儒」十倍百倍於秦始皇。事實上,他所直接、間接殺害的人數可能也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暴君殺人的總和!--他哪裡來這麼大的權力呢?關於他所掌握的生殺之權,毛氏也有一番怪論。他說: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
  有心的讀者士女,您讀到毛主席這一席話,您會感覺到毛骨悚然吧!毛公這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元首,居然認為「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那用什麼「體」呢?君主專政?個人獨裁?
  讀罷毛公此言,那我們又怎能多怪對「共和政體」沒信心,而要回頭去做皇帝的袁世凱呢?--孫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為師」。張學良、蔣介石和許多「黃埔生」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為師,去組織褐衫黨、藍衣社。毛□□、鄧□□等人則去學列寧、史達林。袁世凱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他生也早(比毛□□大四十四歲),當他發現「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時,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這些洋老師都還未出現,他就只有回頭去搞「土法大煉鋼」,找雍正皇帝做老師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寫傳記的人,月旦時賢,多學點比較傳記學,他對他的英雄(或狗熊),就會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了。
  民國獨裁領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謂「民主共和國」(republic)原是個徹頭徹尾的洋東西。對西學沒有較深的瞭解,卻偏好強不知以為知,而又頗能舉一反三的老學者(包括很多遺老型的國學大師),和五四新青年(像毛□□),往往對若干基本觀念也搞不清楚。若據此一知半解的標語政治學,一朝得志,便號令天下,怎能不誤盡蒼生?有心讀者如稍稍瀏覽毛公這一小段錄音講辭,便知講話者和他身邊的「英文老師」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綏博士等,都該打爛屁股。教不嚴、師之惰也。在這篇講稿裡毛公把英文的right(權利)和power(權力)都弄不清楚,而謬釋典籍,怎能不誤國誤己呢?
  「天演論」裡的「天賦人權」者,天生吾民,與生俱來,不可剝奪之「人的權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說「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這個「權」則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幹部所掌握的生殺與奪之「權力」(power)也--分不清這個現代文明的基本觀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從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轉型,那就緣木求魚了。
  但在這些基本教義的認知上,袁世凱有時反而較毛□□更為虛心。對許多現代觀念的詮釋,袁還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學鴻儒,什麼東西洋「兩顧問」,什麼「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為吹噓,加以解釋。「宰相要用讀書人」嘛!當續論之。
  毛就不然了。他決定要做秦始皇,則宸綱獨斷,將相聖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殺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獨坐,民國史一卷在手,褒貶之間,欲把袁、毛二公比較一番,則上述對待臭老九的態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區別了。
  更有趣的是,筆者近月讀《袁世凱全傳》侯宜傑著,一九九四年北京當代出版社出版)。全書凡四十四萬餘言,厚五百六十餘頁之鉅著。全書每見大陸上新發現之史料,徵引詳博,足見功力。然一字不遺細讀之,則知作者筆法仍不脫「竊國」(陳伯達)、「盜國」(黃毅)之舊調。在比較傳記學上著力甚微。青燈獨坐,筆者戲以鉛筆,把百十條作者評袁之辭上「袁世凱」三字劃掉,改以「蔣介石」或「毛□□」三字補入之,再重讀全文,竟發現也切貼入微,天衣無縫。啞然失笑之餘,也恍然有悟--原來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我們的搞獨裁的民族領袖們,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這在現代社會學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讀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黃粱一夢,做起了主席、總統或大元帥來,恐怕也要依樣畫葫蘆--這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也是一種「客觀實在」(且用個「辯證法」的名詞)。形勢比人強,任何人鑽入那個形勢,都逃不掉那種臉譜!歷史家如厚責於袁、蔣、毛三公,那就在「歷史學轉型」中開倒車,把現代歷史科學,又領回司馬溫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
  讀者如不憚煩,讓我隨手(真的是「隨手」一翻)抄一段侯宜傑教授評袁之辭。我把袁世凱三字用×××代之。讀者可用袁、蔣、毛三公大名補入而重讀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統治之下,人身自由毫無保障。在北京,有權逮捕人的機關有十餘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和北京警備司令部。偵探密佈,軍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殺頭的慘禍。在「二次革命」期間,×××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對反對者恣意殺戮,整個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無天日。議員伍漢持、徐秀鈞,工黨領袖徐企文皆被處以極刑。一般人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見上引袁世凱全傳□,頁三三六~三三七)
  這一段極其精彩動人的有關獨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對袁似稍嫌過分--非袁較蔣、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務東廠、錦衣衛、血滴子那一套,不夠現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轉型」的過程)。
  這一段對蔣,尤其是對毛,則頗嫌不足。蓋蔣所搞的還是以德、義、俄、日為師那種老式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則是兼東西之長,已臻化境的「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這一老套路,我國自文武周公時代即已有之,所謂「使民戰慄」也。至始皇帝搞焚書、阮儒,偶語棄市,而登峰造極。其後漢唐酷吏亦間有發明。--毛公所搞的則是冶希特勒、史達林和秦始皇於一爐的,時人(包括侯宜傑教授)所說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用這套後文革名詞,袁世凱還不大夠資格!
  我們中國人學習西方「共和政體」何以走上這條絕路呢?小可曲不離口,講了三十多年的「轉型論(病)」,和黑格爾、馬克思師徒的「辯證法」,均可從不同角度加以解釋。司馬光的「臣光曰的歷史哲學」也可解釋一部分--從行為科學的觀點,回看司馬光的「才德論」,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也;畢竟是中國人說中國事嘛!至於辯證邏輯那一套,原是從純白種文明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套上東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權論,也跳不開這個框框--有暇當以歷史史實印證之,以就教於高明。歷史哲學若不以歷史事實加以說明,就是「空談」了。
  要做偽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體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運動中,轉來轉去沒個出路。到頭來大家都要搞「寡頭政治」,搞個人獨裁。此非袁、蔣、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們就可想像出問題之嚴重,不是司馬光的單純「才德論」所可規範了。
  寡頭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實上,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項追求之中,反以袁為最「低調」(Iow profile)。他口口聲聲只想做個「君主立憲」制下的洪憲皇帝,那就於願已足了。洪憲者,洪(宏)揚憲法也。
  可是毛□□的干法,豈是洪憲而已哉?他造憲毀憲。把個依憲法產生的國家元首(劉少奇)殺掉不算;再把個依「黨憲」產生的接班黨魁(林彪)也趕盡殺絕。最後還要把個潑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這算啥名堂呢?老蔣總統當年為爭取革命,趕走汪精衛,關起胡漢民。把個監察委員派作執行委員會主席。其後為培養經國二世,把康澤變成共俘,又驅除CC(陳立夫),氣死黃埔頭頭(陳誠)。最後還搞個「於右任」(余又任諧音)、「吳三連」(吾三連諧音)……,君主而不立憲--不也是個皇帝?!
  縱使是我們的孫老國父,他也不是要黨員「按指模」,「盲從」黨魁。國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個孫列寧才怪呢?!--做了列寧,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實說,中山先生是有主義、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勢比人強。在那時代的形勢之下(所謂「時勢」),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於時勢,蔣、毛又何獨不然?蔣、毛如為時勢所造之英雄,袁世凱又何獨不然呢?只是我們中國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蔣、毛二公雖都有做皇帝之實,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轍,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
  可是一個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制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卻偏偏偽裝成「主席」、「總統」去向人民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從「社會倫理學」(social ethics)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們中國的政治圈內,做「偽君子」無傷也!您千萬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為在政治圈內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偽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爾虞我詐。兵來將擋,水至火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偽君子有啥稀罕?為啥要大驚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
  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國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原也是個第一等大政客,偽君子。不幸受了兒子愚弄,群小包圍,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變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歎矣。讀者如有興趣,筆者如有時間,當續論之。
  今值中華民國現任大總統正在「打拚」時間,我們第一任大總統的故事,對現任的政策與行為,有無直接意義呢?
  曰:其契機仍在「偽君子」與「真小人」之間也。憶數載之前,愚有「黃石公園」之遊,曾親聞黃信介君的讜論曰:
  「反攻大陸」,說得做不得。
  「台灣獨立」,做得說不得。
  說而不做者,偽君子也。做而不說者,真小人也。前車可鑒!為國為民;為歷史,為真理;為愛護歷史人物;為兩千一百萬台胞的福祉,吾深願當屆大總統(不是最後一任大總統),盡量做偽君子。千萬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晚清七十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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