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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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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1)

    本期濟仁義,今為眾所嗤;    
    滅名竟不試,世人安可支!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    
    一    
    王叔文正舉棋不定。    
    棋枰上燕起鶴落,黑白兩塊大棋交織在一起,呈盤根錯節狀,從邊隅一直漫布至中腹廣闊之地。列陣雙方短兵相接,終成水火之勢:在斷點處擴展開來的黑白子形成了一個奇妙的大劫,生死之搏,在此一舉。    
    叔文並非是對棋局感到茫然才遲遲不落子。其實他看得很清楚,這一劫他已是穩操勝算:縱觀棋局,他的白子氣長勢強,而黑棋卻明顯是憤而不顧,侵地無方,由於過分強硬不防謀斷而終於被白棋抓住了機會,一舉切斷。棋由斷處生,在彼厚此薄的情況下,黑棋的弊端已暴露無遺。    
    但此時此刻,叔文卻是身在局內,心在棋外。在他看來,紋枰上的方目直道與星星點點簡直就是一張覆罩一切的無形巨網,正在他的手中躍躍待出。然而,是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還是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叔文能讓棋局惟心任運,卻常常感到在如棋的人生搏鬥中還是勢單力薄。他可以打勝這個生死劫,但不能改變自己的劣勢。叔文此時真可謂是酸甜苦辣,一起湧上心頭,他拈起一粒白子,但這一子似有千鈞之重,如何落得下去!    
    叔文是當之無愧的大國手。他大半生浸淫此道,憑著弈棋擅國而升堂登殿,以棋待詔,入為太子侍讀。弈之一道教給他的東西太多了,圍奩象天,方局法地,黑白分陰陽,直道神明德,成敗臧否,行之在人;方寸之間的雲詭波譎,天道王政似可盡譬於斯。「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這是弈之旨,也是治國之道。叔文對此深信不疑。    
    叔文是南方越州人。早從肅宗時開始,南方就已是中央財政的半壁江山,時至今日,北方州縣貢賦不入的現實決定了朝廷只能加重對南方的搜括。竭澤而漁雖是出於無奈,但帶來的後果卻相當嚴重,南方與北方中央的離心力越來越大,一大批出自南方的新興人士懷著對民間疾苦的強烈關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來到長安,叔文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成為叔文堅定同志者之一的南方人劉禹錫曾寫了幾句詩,頗能反映這一情形:    
    「弱冠游鹹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時賢,馳聲溢四塞。」    
    獻策天子,考取進士,這是本朝有志之士實現抱負的必由之路。本朝每年皆要舉行選拔人才的考試,所謂「歲舉之常選」,而進士一科尤為人所重,進士及第即為日後再通過吏部取士科試而授官鋪平了道路。劉禹錫和另一位後來也成為王黨中堅分子的柳宗元就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進士。    
    不過,叔文卻沒有能力去博取功名,因為他似乎不算是個士子,無法進入進士試,如果不是憑著對黑白子的極高造詣,他至今恐怕還只是一介布衣。幸好,本朝特重天下奇才,凡天子所在之處,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藝術、書弈者流,設「翰林院」廩之,日晚而退,有待天子召見。進入翰林院可謂是他人生上的重大轉機,但叔文與當時權任日重而被人目為「內相」的翰林學士不同,他其實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待詔」。叔文「以棋待詔」,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但是,能和天子接近,注定了才智獨到、志向宏遠的叔文不會永遠默默無聞而終老於白瑤黑玉之間。終於,酷好道術的德宗看上了他的棋藝精湛、理道深妙,命他入值東宮。儘管叔文並未成為真正的太子侍讀,也沒有其他什麼實際官職,甚至連東宮官屬也算不上,然而,伴讀太子給了叔文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把他對天下的關心和王政的信念付諸實施。王叔文開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在眾多的侍讀中,叔文鶴立雞群,甚至成為太子不是導師的導師。其中原因,固然是由於他的誠摯理想和強烈鬥志感染了太子,但更多的是他的智謀使太子深為歎服。    
    太子就是明天的皇帝,叔文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太子身上,他經常向太子訴說民間疾苦,給太子教導王道的真諦,默默地傾注著全部感情。但世事並非都是注定的,本朝皇儲地位不穩頗有先例可鑒,叔文知道明天尚未到來,必須小心謹慎。有一件事終於使太子與他徹底地走到了一起。    
    那是有一次太子與侍讀們閒聊,談起了「宮市」之事,話匣子打開,叔文與眾人都對此憤憤不平。    
    由專門官吏主持、宮中購外間物以為用度,本是極普通的,稱之「宮市」卻是近年來的事。原來,大約是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左右,此事改由宦官為之,結果宦官憑著皇宮中人的身份,藉宮市之名掠奪百姓財物,手法近似於強盜所為,成為長安城中的一大害民虐政。有識之士群起反對,但德宗卻寧願相信宦官們的話。以為京師不少市民仰宮市取給,所以凡言宮市不善者,皆不聽從。對此,伴讀們在太子面前議論紛紛。    
    太子聽後頗為衝動:「爾等論之頗切,寡人正要為皇上極言此事之害!」    
    眾人歡呼,稱讚起太子之德。王叔文卻突然沉默,閉口不言,顯得十分突出。太子看在眼裡,待眾侍讀退下後,獨留叔文說話。    
    「方纔獨有先生不語,難道有深意以告寡人的嗎?」    
    叔文滿腔誠懇:    
    「叔文蒙太子殿下愛幸,有所識見敢不盡言!殿下請自忖,太子之位應以何為重?」    
    「哦?」太子不知他何出此問,「倒要請教。」    
    「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以侍奉皇帝陛下為主,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若疑太子收買人心,殿下何以自解?」    
    太子大驚,嚇出一身冷汗。他望著這位忠心耿耿的師傅,又不禁涕泗俱下:    
    「若不是先生,寡人何以知此!」    
    太子從此明白,這位王叔文是真正和他站在一起的同志,正忠誠地為自己走進明天的輝煌殿堂而殫精竭慮。太子不能不大為感動。    
    其實,叔文也許比太子更為急切,但他也深深地知道,政治亦同於弈棋:知其用而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太子尚不是天子,絕不可置非其處,否則一招不慎,滿盤皆輸。太子在叔文眼裡是一著無上的大棋,他要憑著這步棋改變自己微不足道的實力。但太子若不能成為天子,那就是前功盡棄,叔文絕不能讓這招大棋永遠錐處囊中。    
    斜陽入戶,在紋枰上投上一抹光輝。叔文有種預感,這一天就快要到了,無論眼前的困難有如何的嚴重,他也不能半途而廢。    
    叔文把那粒已經捏出汗水的棋子重重拍下。這一天是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正月二十日,德宗皇帝已病重了整整二十天。    
    坐在叔文對面的太子李誦已不能說話。    
    嚴重的中風使太子的身體徹底垮了。屈指算來,從前年九月至今,太子纏綿病榻將近一年有半。這場病生得兇猛,一下子就使他喪失了言語功能,同時,也使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可以說是風中殘燭,一點星亮正搖搖欲盡。    
    垂老的德宗萬分憂慮。要知道,儲位維繫著天下的安危和帝國的未來,絕不能允許有半點的差池。太子的孱弱不是一個好兆頭,倘若自己一旦不測,後果必將是十分嚴重的。    
    德宗有時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否喜歡這位長子,也很難說就沒有生過改嗣的念頭,至少在十數年前,因為郜國公主奸亂之事,皇上對太子就曾經很不滿,頗有廢立的意思。    
    郜國公主在輩分上是德宗的姑媽,婚姻很不幸,先是下嫁裴徽,裴徽早死;後又嫁蕭升,不料蕭升又短命亡故。可能是因為人生的波折而心灰意冷,公主變得十分放蕩,貞元三年(公元787年),蜀州別駕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以及太子詹事李升等好幾個低級官僚經常出入公主宅第,弄得穢聲流聞,德宗大為氣憤。    
    本朝立國關隴,受胡人風氣影響頗大,禮法之防倒也不甚嚴峻。不過,對如此敗壞風教、有傷皇室尊嚴之事,卻也不能姑息。皇上生氣是必然的,處理也很重:郜國公主被幽禁,李萬杖殺,蕭鼎、韋恪各杖四十,流放嶺外,李升貶嶺南。兩年後,公主因不滿於幽閉,竟用蠱術詛咒皇上,事發被廢。巧的是,公主的女兒蕭氏正是太子之妃,德宗多心,便連帶懷疑起太子,當著老臣李泌的面,嚴厲責問太子是否與此事有關,太子嚇得不知所對。    
    太子惶恐退下,皇上自言白語地說:「哎,還是舒王賢德啊!」    
    舒王李誼是代宗第三子李邈的兒子,朝廷百官都知道,德宗對這位愛弟之子十分喜歡。    
    李泌是何等人物,察顏觀色,立即就聽出了皇上的言外之意。皇儲乃國運所繫,每一個受過傳統教育的人都明白這是萬萬不可輕事廢立的,古往今來,天子改嗣之舉雖然不乏其例,但無一不以動亂的惡果結束。史臣們的筆下經常暗示說:依照前事,天子有此一心,大都出自後宮或者藩王;皇帝對某個女人和某位皇子的寵幸常常導致太子的廢立,忠直之士絕不能媚從。    
    作為一個元老,李泌更是義不容辭。這下他一反過去的那種雍容規勸的作法,把皇上的不良用意一語道破:    
    「陛下惟有一子而疑之,難道想立弟之子?」朝中都瞭解太子是皇上的嫡長子。    
    皇上沒想到心事一下就被看出,勃然大怒,「卿如何敢離間朕父子!誰說舒王不是朕的兒子?」德宗因憐愛幼弟昭靖太子,曾過繼舒王為己子,所以有此一說。    
    李泌心下倒有點好笑,心想皇上取昭靖之子為子,早已不是秘密,天子這話近乎強項了,但又不好明說,便道:    
    「陛下以前曾經對臣說過。」    
    「……」德宗哪裡還記得,一時語塞。    
    「陛下對嫡子都這樣懷疑,對弟之子就敢說信任嗎?!」    
    德宗這下更是惱火:「卿牾逆朕意,不怕滅族?」    
    「臣垂垂老矣,況位居宰相,以諫而誅,乃臣之本分,又何懼之有!今日臣不諫而使太子廢,它日陛下一旦後悔,怪臣之不諫,說不定也要殺臣之子。」說到此,李泌不禁流涕嗚咽起來,「昔日太宗曾說過,太子不道而藩王窺伺其位,可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豈非窺伺!即使太子有罪,也應立皇孫,千秋萬歲之後,天下猶為陛下子孫所有也。」    
    此話終於打動了德宗,改立之事就此過去了。不過太子卻是受驚不小,為此還殺掉了蕭妃,對外宣稱是因病消災,其實不外乎是怕皇上疑心。    
    李泌對太子派來致謝的人說:    
    「眼下太子盡可放心。不過,泌一旦身亡,事情就很難說了!」    
    太子聽後默然不語。    
    時光流逝,德宗皇帝沉溺於飲酒賦詩,倒也沒有再把皇儲之事放在心上。但太子身染重病,卻給了皇上一個重大的打擊。    
    二十天前的元旦德宗罹病不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一憂慮所致。當天早上,德宗在含元殿接受朝賀後退入偏殿,諸王及皇室宗親皆人問候,獨有太子以重病不能前來。皇上心情大惡,悲從中來,竟然不能控制,當著大家的面涕泣感歎不已。此後龍體即告不適,病情日甚一日。    
    二十天來,朝廷的一切運作近於癱瘓,朝野上下憂心忡忡。天子病重倒也罷了,關鍵是太子竟也不知存亡,那麼多天消息一直不通,人們皆不知兩宮安否,長安城中人心浮動。    
    太子儘管不能說話,但腦子卻還清楚。他看著師傅王叔文在榻前焦急的表情,聽著他在自己耳邊的一遍遍懇告,心中很明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也清楚,現在迫切需要他站起來趕到父親的床前去,讓皇上和宰臣們知道他有能力繼承大統,立即發佈太子監國的詔書,使天下臣民打消疑慮。但是,宮中卻沒有任何消息,似乎早已忘記了太子的存在。他雖然沒有力氣拍案而起,但太子堅信,他還是有能力去做他應該做的事情的。「可是……」,情急之下,他只有握著師傅的手,發出呢喃不清的唔唔聲。    
    叔文剛從宅第中趕來,在家裡他每天都與他的同盟者溝通信息、商量對策。關鍵時刻,叔文苦心孤詣建造的同盟軍開始發揮了重要作用。先是他的主要同志、亦曾以翰林待詔侍讀太子的王伾奉召人宮,成功地聯繫了同情太子的宦官李正言稱詔行事,同時廣泛地在皇帝內侍中為叔文張揚,使得眾多大權在握的近臣開始注意到朝中還有一位王叔文是輔弼之才。在這緊要回合,王伾入宮無疑是很大的成功,至少可以充分洞悉事態的發展。    
    不幸的是,壞消息終於來了,現在的情況是,德宗大漸,諸王親戚皆得入侍湯藥,獨不傳召太子,可見一種另謀立嗣的企圖又明顯抬頭。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由於太子病重而引起的,但這對於叔文來說,不啻於晴空霹靂。叔文心裡清楚,自己與太子以往預謀對付宦官的計劃有可能透露了風聲。他的機智告訴他,宮中正醞釀著陰謀,必須立即阻止,否則的話,幾年的心血必然付諸東流。    
    叔文習慣之下,默默地在太子的榻前擺上棋枰,他要平靜一下緊張的心情,更希望失音的太子能用手談告訴他心中的想法,正如他們以往那樣,在黑白之道中追求一種真正的交流。    
    「拙者無功,弱者先亡」,叔文望著他重重拍下的那一粒白棋,自言自語地說道。他知道太子與自己這一方不佔優勢,但並非就不能成功,他真希望太子能夠聽懂這句話的深切含義。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2)

    本期濟仁義,今為眾所嗤;    
    滅名竟不試,世人安可支!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    
    一    
    王叔文正舉棋不定。    
    棋枰上燕起鶴落,黑白兩塊大棋交織在一起,呈盤根錯節狀,從邊隅一直漫布至中腹廣闊之地。列陣雙方短兵相接,終成水火之勢:在斷點處擴展開來的黑白子形成了一個奇妙的大劫,生死之搏,在此一舉。    
    叔文並非是對棋局感到茫然才遲遲不落子。其實他看得很清楚,這一劫他已是穩操勝算:縱觀棋局,他的白子氣長勢強,而黑棋卻明顯是憤而不顧,侵地無方,由於過分強硬不防謀斷而終於被白棋抓住了機會,一舉切斷。棋由斷處生,在彼厚此薄的情況下,黑棋的弊端已暴露無遺。    
    但此時此刻,叔文卻是身在局內,心在棋外。在他看來,紋枰上的方目直道與星星點點簡直就是一張覆罩一切的無形巨網,正在他的手中躍躍待出。然而,是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還是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叔文能讓棋局惟心任運,卻常常感到在如棋的人生搏鬥中還是勢單力薄。他可以打勝這個生死劫,但不能改變自己的劣勢。叔文此時真可謂是酸甜苦辣,一起湧上心頭,他拈起一粒白子,但這一子似有千鈞之重,如何落得下去!    
    叔文是當之無愧的大國手。他大半生浸淫此道,憑著弈棋擅國而升堂登殿,以棋待詔,入為太子侍讀。弈之一道教給他的東西太多了,圍奩象天,方局法地,黑白分陰陽,直道神明德,成敗臧否,行之在人;方寸之間的雲詭波譎,天道王政似可盡譬於斯。「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這是弈之旨,也是治國之道。叔文對此深信不疑。    
    叔文是南方越州人。早從肅宗時開始,南方就已是中央財政的半壁江山,時至今日,北方州縣貢賦不入的現實決定了朝廷只能加重對南方的搜括。竭澤而漁雖是出於無奈,但帶來的後果卻相當嚴重,南方與北方中央的離心力越來越大,一大批出自南方的新興人士懷著對民間疾苦的強烈關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來到長安,叔文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成為叔文堅定同志者之一的南方人劉禹錫曾寫了幾句詩,頗能反映這一情形:    
    「弱冠游鹹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時賢,馳聲溢四塞。」    
    獻策天子,考取進士,這是本朝有志之士實現抱負的必由之路。本朝每年皆要舉行選拔人才的考試,所謂「歲舉之常選」,而進士一科尤為人所重,進士及第即為日後再通過吏部取士科試而授官鋪平了道路。劉禹錫和另一位後來也成為王黨中堅分子的柳宗元就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進士。    
    不過,叔文卻沒有能力去博取功名,因為他似乎不算是個士子,無法進入進士試,如果不是憑著對黑白子的極高造詣,他至今恐怕還只是一介布衣。幸好,本朝特重天下奇才,凡天子所在之處,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藝術、書弈者流,設「翰林院」廩之,日晚而退,有待天子召見。進入翰林院可謂是他人生上的重大轉機,但叔文與當時權任日重而被人目為「內相」的翰林學士不同,他其實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待詔」。叔文「以棋待詔」,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但是,能和天子接近,注定了才智獨到、志向宏遠的叔文不會永遠默默無聞而終老於白瑤黑玉之間。終於,酷好道術的德宗看上了他的棋藝精湛、理道深妙,命他入值東宮。儘管叔文並未成為真正的太子侍讀,也沒有其他什麼實際官職,甚至連東宮官屬也算不上,然而,伴讀太子給了叔文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把他對天下的關心和王政的信念付諸實施。王叔文開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在眾多的侍讀中,叔文鶴立雞群,甚至成為太子不是導師的導師。其中原因,固然是由於他的誠摯理想和強烈鬥志感染了太子,但更多的是他的智謀使太子深為歎服。    
    太子就是明天的皇帝,叔文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太子身上,他經常向太子訴說民間疾苦,給太子教導王道的真諦,默默地傾注著全部感情。但世事並非都是注定的,本朝皇儲地位不穩頗有先例可鑒,叔文知道明天尚未到來,必須小心謹慎。有一件事終於使太子與他徹底地走到了一起。    
    那是有一次太子與侍讀們閒聊,談起了「宮市」之事,話匣子打開,叔文與眾人都對此憤憤不平。    
    由專門官吏主持、宮中購外間物以為用度,本是極普通的,稱之「宮市」卻是近年來的事。原來,大約是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左右,此事改由宦官為之,結果宦官憑著皇宮中人的身份,藉宮市之名掠奪百姓財物,手法近似於強盜所為,成為長安城中的一大害民虐政。有識之士群起反對,但德宗卻寧願相信宦官們的話。以為京師不少市民仰宮市取給,所以凡言宮市不善者,皆不聽從。對此,伴讀們在太子面前議論紛紛。    
    太子聽後頗為衝動:「爾等論之頗切,寡人正要為皇上極言此事之害!」    
    眾人歡呼,稱讚起太子之德。王叔文卻突然沉默,閉口不言,顯得十分突出。太子看在眼裡,待眾侍讀退下後,獨留叔文說話。    
    「方纔獨有先生不語,難道有深意以告寡人的嗎?」    
    叔文滿腔誠懇:    
    「叔文蒙太子殿下愛幸,有所識見敢不盡言!殿下請自忖,太子之位應以何為重?」    
    「哦?」太子不知他何出此問,「倒要請教。」    
    「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以侍奉皇帝陛下為主,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若疑太子收買人心,殿下何以自解?」    
    太子大驚,嚇出一身冷汗。他望著這位忠心耿耿的師傅,又不禁涕泗俱下:    
    「若不是先生,寡人何以知此!」    
    太子從此明白,這位王叔文是真正和他站在一起的同志,正忠誠地為自己走進明天的輝煌殿堂而殫精竭慮。太子不能不大為感動。    
    其實,叔文也許比太子更為急切,但他也深深地知道,政治亦同於弈棋:知其用而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太子尚不是天子,絕不可置非其處,否則一招不慎,滿盤皆輸。太子在叔文眼裡是一著無上的大棋,他要憑著這步棋改變自己微不足道的實力。但太子若不能成為天子,那就是前功盡棄,叔文絕不能讓這招大棋永遠錐處囊中。    
    斜陽入戶,在紋枰上投上一抹光輝。叔文有種預感,這一天就快要到了,無論眼前的困難有如何的嚴重,他也不能半途而廢。    
    叔文把那粒已經捏出汗水的棋子重重拍下。這一天是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正月二十日,德宗皇帝已病重了整整二十天。    
    坐在叔文對面的太子李誦已不能說話。    
    嚴重的中風使太子的身體徹底垮了。屈指算來,從前年九月至今,太子纏綿病榻將近一年有半。這場病生得兇猛,一下子就使他喪失了言語功能,同時,也使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可以說是風中殘燭,一點星亮正搖搖欲盡。    
    垂老的德宗萬分憂慮。要知道,儲位維繫著天下的安危和帝國的未來,絕不能允許有半點的差池。太子的孱弱不是一個好兆頭,倘若自己一旦不測,後果必將是十分嚴重的。    
    德宗有時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否喜歡這位長子,也很難說就沒有生過改嗣的念頭,至少在十數年前,因為郜國公主奸亂之事,皇上對太子就曾經很不滿,頗有廢立的意思。    
    郜國公主在輩分上是德宗的姑媽,婚姻很不幸,先是下嫁裴徽,裴徽早死;後又嫁蕭升,不料蕭升又短命亡故。可能是因為人生的波折而心灰意冷,公主變得十分放蕩,貞元三年(公元787年),蜀州別駕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以及太子詹事李升等好幾個低級官僚經常出入公主宅第,弄得穢聲流聞,德宗大為氣憤。    
    本朝立國關隴,受胡人風氣影響頗大,禮法之防倒也不甚嚴峻。不過,對如此敗壞風教、有傷皇室尊嚴之事,卻也不能姑息。皇上生氣是必然的,處理也很重:郜國公主被幽禁,李萬杖殺,蕭鼎、韋恪各杖四十,流放嶺外,李升貶嶺南。兩年後,公主因不滿於幽閉,竟用蠱術詛咒皇上,事發被廢。巧的是,公主的女兒蕭氏正是太子之妃,德宗多心,便連帶懷疑起太子,當著老臣李泌的面,嚴厲責問太子是否與此事有關,太子嚇得不知所對。    
    太子惶恐退下,皇上自言白語地說:「哎,還是舒王賢德啊!」    
    舒王李誼是代宗第三子李邈的兒子,朝廷百官都知道,德宗對這位愛弟之子十分喜歡。    
    李泌是何等人物,察顏觀色,立即就聽出了皇上的言外之意。皇儲乃國運所繫,每一個受過傳統教育的人都明白這是萬萬不可輕事廢立的,古往今來,天子改嗣之舉雖然不乏其例,但無一不以動亂的惡果結束。史臣們的筆下經常暗示說:依照前事,天子有此一心,大都出自後宮或者藩王;皇帝對某個女人和某位皇子的寵幸常常導致太子的廢立,忠直之士絕不能媚從。    
    作為一個元老,李泌更是義不容辭。這下他一反過去的那種雍容規勸的作法,把皇上的不良用意一語道破:    
    「陛下惟有一子而疑之,難道想立弟之子?」朝中都瞭解太子是皇上的嫡長子。    
    皇上沒想到心事一下就被看出,勃然大怒,「卿如何敢離間朕父子!誰說舒王不是朕的兒子?」德宗因憐愛幼弟昭靖太子,曾過繼舒王為己子,所以有此一說。    
    李泌心下倒有點好笑,心想皇上取昭靖之子為子,早已不是秘密,天子這話近乎強項了,但又不好明說,便道:    
    「陛下以前曾經對臣說過。」    
    「……」德宗哪裡還記得,一時語塞。    
    「陛下對嫡子都這樣懷疑,對弟之子就敢說信任嗎?!」    
    德宗這下更是惱火:「卿牾逆朕意,不怕滅族?」    
    「臣垂垂老矣,況位居宰相,以諫而誅,乃臣之本分,又何懼之有!今日臣不諫而使太子廢,它日陛下一旦後悔,怪臣之不諫,說不定也要殺臣之子。」說到此,李泌不禁流涕嗚咽起來,「昔日太宗曾說過,太子不道而藩王窺伺其位,可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豈非窺伺!即使太子有罪,也應立皇孫,千秋萬歲之後,天下猶為陛下子孫所有也。」    
    此話終於打動了德宗,改立之事就此過去了。不過太子卻是受驚不小,為此還殺掉了蕭妃,對外宣稱是因病消災,其實不外乎是怕皇上疑心。    
    李泌對太子派來致謝的人說:    
    「眼下太子盡可放心。不過,泌一旦身亡,事情就很難說了!」    
    太子聽後默然不語。    
    時光流逝,德宗皇帝沉溺於飲酒賦詩,倒也沒有再把皇儲之事放在心上。但太子身染重病,卻給了皇上一個重大的打擊。    
    二十天前的元旦德宗罹病不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一憂慮所致。當天早上,德宗在含元殿接受朝賀後退入偏殿,諸王及皇室宗親皆人問候,獨有太子以重病不能前來。皇上心情大惡,悲從中來,竟然不能控制,當著大家的面涕泣感歎不已。此後龍體即告不適,病情日甚一日。    
    二十天來,朝廷的一切運作近於癱瘓,朝野上下憂心忡忡。天子病重倒也罷了,關鍵是太子竟也不知存亡,那麼多天消息一直不通,人們皆不知兩宮安否,長安城中人心浮動。    
    太子儘管不能說話,但腦子卻還清楚。他看著師傅王叔文在榻前焦急的表情,聽著他在自己耳邊的一遍遍懇告,心中很明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也清楚,現在迫切需要他站起來趕到父親的床前去,讓皇上和宰臣們知道他有能力繼承大統,立即發佈太子監國的詔書,使天下臣民打消疑慮。但是,宮中卻沒有任何消息,似乎早已忘記了太子的存在。他雖然沒有力氣拍案而起,但太子堅信,他還是有能力去做他應該做的事情的。「可是……」,情急之下,他只有握著師傅的手,發出呢喃不清的唔唔聲。    
    叔文剛從宅第中趕來,在家裡他每天都與他的同盟者溝通信息、商量對策。關鍵時刻,叔文苦心孤詣建造的同盟軍開始發揮了重要作用。先是他的主要同志、亦曾以翰林待詔侍讀太子的王伾奉召人宮,成功地聯繫了同情太子的宦官李正言稱詔行事,同時廣泛地在皇帝內侍中為叔文張揚,使得眾多大權在握的近臣開始注意到朝中還有一位王叔文是輔弼之才。在這緊要回合,王伾入宮無疑是很大的成功,至少可以充分洞悉事態的發展。    
    不幸的是,壞消息終於來了,現在的情況是,德宗大漸,諸王親戚皆得入侍湯藥,獨不傳召太子,可見一種另謀立嗣的企圖又明顯抬頭。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由於太子病重而引起的,但這對於叔文來說,不啻於晴空霹靂。叔文心裡清楚,自己與太子以往預謀對付宦官的計劃有可能透露了風聲。他的機智告訴他,宮中正醞釀著陰謀,必須立即阻止,否則的話,幾年的心血必然付諸東流。    
    叔文習慣之下,默默地在太子的榻前擺上棋枰,他要平靜一下緊張的心情,更希望失音的太子能用手談告訴他心中的想法,正如他們以往那樣,在黑白之道中追求一種真正的交流。    
    「拙者無功,弱者先亡」,叔文望著他重重拍下的那一粒白棋,自言自語地說道。他知道太子與自己這一方不佔優勢,但並非就不能成功,他真希望太子能夠聽懂這句話的深切含義。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3)

    三    
    王叔文重重地吁出了一口長氣。    
    來到太子身邊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滿腔熱忱、十八年的處心積慮、十八年的兼收並蓄,今天終於看到了結果,興奮之餘,叔文更多的是感慨萬端。    
    弈者以不露機為藏行。叔文內心亦常常把人生比作三尺棋局,他從未對人誇言過太子的信任。走到太子身邊僅僅也只是一個機會,但機會並不等於成功。成功需要的是「勢」,而叔文清楚地知道「勢」之積漸決非一人之力就能達到的,正如他清楚地知道棋枰上的每一子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一樣,同氣則相生,斷連則共亡。以自己的身世地位,空有抱負是無濟於事的,在劣勢面前絕不能用強,只有結托依恃,培植羽翼,一點一點作準備。儘管為了保住太子這步棋筋不得不暗發機杼,但在過去的漫漫歲月裡,叔文所能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造就這種實現他報國之志的「勢力」而默默地努力。    
    新帝登基了,但這只是叔文初步成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叔文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從而凝結成了一種力量。「吾道不孤」是一種無法比擬的幸福,每念及此,叔文心中就會油然而生出無比的欣慰。    
    到目前為止,朝廷百官們還不知道叔文的身邊早已集聚了一大批人,他們甚至對叔文本人也不甚清楚,只知道他不過是太子身邊許多侍臣之一而已。不過,有些敏感的朝臣已經隱隱約約地感到,御史台有兩位年輕人很不尋常。    
    這一年監察御史劉禹錫三十四歲,監察御史裡行柳宗元三十三歲。    
    御史台是帝國中央政府的監察機關,設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及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侍御史以下又稱「三院御史」,分主下屬機構台院、殿院和察院,監察御史為三院御史最下一級,主要職責是糾舉官吏過失,巡按監視州縣。雖然品位不高,職任卻很重,屬於可以分日朝參皇帝的「供奉官」。「裡行」是見習的意思,常由資歷不高或新進者擔任。當時朝官們中流行這樣一種稱呼:稱監察御史為「合口椒」、監察御史裡行為「開口椒」,取其出言甚「毒」之意,俏皮之中大有點無可奈何的味道。    
    年輕人氣盛,初露頭角而顯得意氣昂揚、鋒芒畢露是很自然的事,不過,劉、柳這兩位年輕朝官確實大不一般。    
    禹錫字夢得,行二十八;宗元字子厚,行八,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進士。兩人才華橫溢,都是橫空出世的人物,他們不僅意氣相投,在文學、哲學旨趣,甚至在性格上亦無不契合,後來的經歷證明了二人確實是畢生忠誠不二的朋友。    
    宗元早就知道了王叔文,那大約是在他人京赴試後的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宗元在州省親時,認識了與其父同在寧節度使張獻甫幕中任職的凌准。    
    二人一見如故,談了很多事。讓宗元感興趣的是,凌准多次提到了一位叫王叔文的人。    
    「凌兄,」柳宗元在席間頻頻給凌准催酒,「這位王叔文不過是東宮一侍臣而已,何值老兄如此垂意,倒要請道其詳。」    
    「柳八兄差矣,」凌准此時已有三四分酒意,脫帽寬衣畢,說話都顯得有點激動:「你我一見傾心,弟與王公亦非一日之交,今日說話就不必遮礙了。王公此人,大不尋常!」    
    「哦?」宗元已是欲罷不能。    
    「請柳八兄猜上一猜:王公郡望何處?」凌准賣了一個關子。    
    「適才已聽凌兄言及,貴友似是出身寒門。不過--」宗元略一沉吟,接著說道:「既是入值禁中,總要擬托高族。這就容易了,又何須猜呢!不外乎太原王氏或琅邪王氏之類。」    
    「擬托不假,」凌准已料到他必定如此回答,大是得意,一心要驚驚這位新交的朋友,便說道:「但卻不是什麼太原王氏或琅邪王氏,而是北海王猛!」    
    宗元果然十分驚訝,一剎那間不明白這個王叔文為何單單冒充為王猛這位苻秦英雄的後裔。要知道,王猛也是自己崇敬的古人,雖起於草莽之間,卻終成苻秦尚書,佐秦成霸業,可堪與孔明佐蜀同功。他的文治武功,英風烈氣,常常使宗元感懷不已。難道這位東宮侍臣真是平生夢想的同志嗎?!想到這裡,宗元不禁呆住了。    
    凌准見柳宗元不語,還以為他尚不理解,又啟發他說:「柳八兄請想想,王猛少貧賤,然苻氏一見若平生,語及興廢,可比於玄德之遇孔明,」說到這,凌准不禁背起史書來:「猛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撥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仕,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    
    其實哪用凌准啟發,宗元此時已經心中明白了。    
    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間,宗元赴京參加吏部考試,出於叔文的老友,同時也是宗元的中表親呂溫的介紹,結交了叔文。雖然那時二人尚未及深談,但叔文堅明直亮的性格和文武經略之才一下子就征服了宗元。兩年後,宗元再試吏部試被錄取,授為「集賢殿書院正字」一職,開始正式踏人仕途。此時,叔文的另一位老友李景儉也結交了這位才大志高的同輩,彼此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宗元任滿,調為京兆府藍田縣尉,禹錫也從淮南節度幕府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得以重回長安,由柳、呂、李的介紹秘密地結識了尚在東宮的王叔文。    
    禹錫對叔文更是歎賞。此時貞元朝政的種種弊端已大大顯露,幾人經常悄悄相聚,放言時事,座中,禹錫對叔文精闢的治理和辯才驚奇不已。    
    柳、劉二人此際雖任職京畿郊縣的簿尉,但有很多時間在長安度過,兩人初入官場,難免不諳世故,加之學識超人,熱情高昂,更顯得踔厲風發。柳、劉聲譽鵲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得到朝中一位同樣富有才名的年輕朝官、兩朝老臣太常卿杜黃裳的女婿、前翰林學士、時任吏部郎中韋執誼的一力拔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閏十月,柳、劉二人同時擢升御史台。    
    從這時起,他們開始有意識地結成同盟。在這一名單上,尚有禹錫的中表兄韓泰、當年淮南重臣故相韓湟之侄韓曄、劉晏的老部下陳諫、同是監察御史的程異,另外還有一位就是柳、凌、李、韓都曾執弟子禮的《春秋》學者陸質。數年間,他們的一切活動顯然帶上了鮮明的政治色彩。由於叔文的謹慎,這一切仍未被人們所覺察。    
    在叔文來說,這些朋友是同志,更是自己的希望。    
    順宗即位的當天,就單獨召見了王叔文,非正式地命他入直翰林學士院,這也是計劃中的事。同時王伾也稟承帝命入居柿林院,那是離皇帝寢殿十分靠近的地方,二人進入了實際上的中樞要地。下一步就是要開始安排人事了。    
    叔文對此早已成竹在胸。    
    首先是宰相人選。叔文本人當然是絕對不行的,他也從來沒有想過以自己這種侍臣身份去充任宰輔。叔文一直很清楚,他只能永遠處於幕後,這是他的不幸,但未嘗也不是他的一個有利之處,因為在政治上要取得成功,就不能把一切都暴露出去,真正的決策者也是絕對不可以在大庭廣眾下露面的。叔文的意思本來是想用劉禹錫,為此還作了不少準備,前年在東宮與太子商議時就初步定下了。可後來事情有了變化,叔文轉而把韋執誼推到了前台。    
    禹錫資歷太淺是主要原因,但韋執誼主動投靠卻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韋執誼倒是關隴人,不過其父做的官並不大,他的出身至多算是沒落舊族。執誼自幼聰俊有才,年紀輕輕就中了進士,吏部試也成績優秀,官拜翰林時僅僅二十出頭。德宗對這位才子很是寵愛,經常與他唱和詩歌,並時時召他和裴延齡等人入宮備問。執誼少年得意,多少是他俯仰聖意的結果。無論怎麼說,年輕人善於鑽營都不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從這一點上看,韋執誼絕對不是叔文一類的人。    
    執誼儘管年輕,也算是朝中閱歷頗深之臣,照理他不會去加入叔文那批資淺官輕的集團。但執誼卻和叔文和王等人挽起了手,這僅僅是因為太子的一句話。    
    有一次德宗生日,太子獻了一幅佛像,皇上遂命執誼作了一篇佛像贊,文成之後,又命太子以縑帛酬之。按照禮儀,執誼應去太子處言謝。於是他專程赴東宮謁見,不料禮畢之後,太子和執誼都覺得雙方無甚可說,場面一下子變得很尷尬。    
    也不知太子是有意還是無意,忽然對執誼說道:「學士知道王叔文否?此人是一個大大的偉才!」    
    執誼回到家中一連幾天都在回味太子這句沒頭沒腦的話的用意。思考的結果是:王叔文肯定是未來天子身邊的要人!太子殿下的話亦顯然是對自己有所期望的一種暗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執誼為自己的聰明再一次拍案稱絕。    
    執誼從此就經常往叔文那裡跑。不久,他因母喪去職了一段時間,更有了與王叔文往來談論的機會,漸漸地也接觸了其他的王黨成員。叔文對這位年輕的重臣也一日一日地有了好感,開始對他寄予厚望。    
    去年張正一被貶,人們因不知就裡而有很多猜測。而叔文卻知道這是執誼做的手腳,他雖然對這種過激行動很不以為然,但有時也覺得執誼確實和自己一方達成了很強烈的共識。叔文認為,韋執誼之所以這樣疑神疑鬼,至少是因為他已經自覺地把他本人和己方這個秘密的革新集團聯繫在一起了。叔文知道其他同志中很難找到一下子可以出任宰相的人,只有執誼是最合適的人選。叔文在這上面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惡果不久就看出來了。    
    天子已入居禁宮,叔文的身份已經不再是東宮侍讀,自然也就不能像早先一樣自由地謁見順宗。但王伾卻仍然有著這樣的便利,這多多少少讓叔文感到欣慰。在內廷方面,宦官李忠言是擁立太子繼位的堅定派,順宗的寵妃牛昭容也可以利用,叔文是很放心的。只要宰臣是自己人,事情就不難辦,叔文已經在考慮下一步的策略。    
    叔文當然不會如汲汲鑽營的小人那樣只關心新帝御極以後的封官賞爵,他還有著大事要辦。此時此刻叔文其實最關心的是另外兩方面,一是財政,二是軍事。這是他立志興國的著眼點所在,為了將來順利其事,在這兩方面的人事安排上就必須格外的周密謹慎。    
    財政方面起用杜佑,這是叔文與禹錫的共同想法,沒有異議。再輔之以這方面的幹才韓曄、陳諫,是最佳組合,叔文本人也極欲從此處入手,建立基礎。惟一無法措手的是軍隊方面,因為這是最關鍵也是最麻煩的。目前,中央禁軍的領導權全由宦官壟斷,地方藩鎮暫時也找不到恰當的支持者,在這個環節上只能見機行事。    
    在王叔文集團裡的人看來,柳、劉二人雖然暫時不能入居高位,但兩人所能起的作用是很可觀的。叔文的意思是他們不僅要密切地注意朝臣的動向,為今後的改革做實際的工作,而且還須在理論上繼續為全面鋪開的新政鳴鑼開道。    
    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有一點叔文和其他人還是沒有想到,他們中的不少人特別是柳宗元和劉禹錫鋒芒太勁了!正如財物上的暴發一樣,新進得勢必然會引起大多數人的怨望,在講究資歷與出身的時代,這一問題的後果無疑將是災難性的。    
    登基典禮結束的第二天晚上,叔文照例又在宅第中敘晤了王伾、凌准、劉、柳和其他骨幹,進行他們以往一年來經常舉行的磋商。事情都已按部就班,剩下的就是行動了。    
    夜已漸深。長安城天子所居,本朝厲行宵禁,眼下早已是坊門緊閉,顯然是回不去了。於是叔文乾脆喚侍婢端上酒來,幾人且飲且談。酒過數巡,柳宗元興猶未已,在席間大聲地朗誦起他五年前的詩歌作品《韋道安詩》來,當讀道「舉刀自引刃,顧義誰顧形」一句時,凌准、劉禹錫等不禁連聲道好。    
    王叔文儘管沒有多說話,但眉宇間流動的神采,掩飾不住他內心的豪情。他只是可惜呂溫正巧在前一段時間裡奉使吐蕃,而李景儉也因母喪去京,都不得相逢於此盛會。否則,他是一定還要和這兩位最老的朋友再把未來的邦國大計仔仔細細推敲一番的。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4)

    四    
    新帝即位的第三天,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午。    
    宰相鄭珣瑜、高郢在政事堂一見面,表情都有點沉重。剛才宮中傳來的消息說:皇上因父皇駕崩,哀毀過甚,百官的聽政之請未被允許。    
    鄭珣瑜,字元伯,早年被劉晏提拔入仕,崔祐甫為相時,入朝為左補闕。此後在地方、中央歷任縣令、州刺史、河南府尹、諫議大夫,去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高郢、杜佑共為宰輔。此公在河南時政績很著,時論有「重厚堅正」之評,確是個頗為耿介的人。此刻,這位剛直的宰相卻隱隱地有些擔心,不為別的,還是那個一段時間來朝廷上下都十分憂慮的問題:皇上的身體。    
    登基大典上誰也沒有看到新帝的面容,遠遠而見的只是天子在垂簾之後隱約的身形。眼下百官們私下猜測紛起,假如皇上再居喪過哀,事情就更不好辦。鄭珣瑜想得更深了一些,他腦中時不時跳出當年高宗皇帝多病失朝而引起麻煩的故事,心中不寒而慄。    
    「國不可一日無君。我等應即請陛下遵照舊例,除服聽政!」珣瑜對高郢道。    
    「那是,那是。」高郢前年以太常卿拜相,為人倒是恭慎廉潔,但過於老實持重,不大有主見。    
    珣瑜目的當然不只是單單請皇帝陛下除服節哀而已,他要的是皇上能夠處理政務,這事遲緩不得。便又道:「如此即刻去請司徒杜公具名聯奏,堂老以為如何?」本朝宰相之間互稱「堂老」,他人又稱之為「閣老」。稱呼之間,倒也可看出對宰相的尊敬。    
    高郢一想,有宿舊元勳、檢校司空杜佑出面最好,便立刻點頭同意。    
    杜佑在府中會見了鄭、高兩人。杜佑也道:「此際情形確非一般,流言四起,人心不安,奏請聖上除服聽政,尤為急務。此事就按兩位閣老的意思辦。至於聖上龍體……」杜佑沉默了一會,又說:「老夫自有主意,定給朝中諸位一個說法。」    
    二月初一,高郢、鄭珣瑜、杜佑具署奏章遞上。鄭珣瑜看著宮侍們接過奏疏,傳進簾帷後的順宗,不知怎麼,心裡越發不是滋味。不久,宮中傳旨說皇上仍不同意。第二天,三位宰臣再次上表力請。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內心隱隱的擔憂早已就是事實:順宗皇帝實際上是不能處理國家事務了,他的風疾越來越甚,已經讓他接近於崩潰。奏章傳到禁中最終是傳到宦官李忠言的手上。事情已無可迴避,李忠言立即召來王叔文和王伾。叔文匆匆覽畢,對二人道:「中外睽隔,終不是計。請李中侍宣旨,皇帝陛下明日在紫辰門朝見百僚!」    
    二月三日,有資格參加兩日一朝「正御朝參」的文武官員在紫辰殿門下按部就班,齊齊向階上的天子行禮。順宗戴著的「通天冠」壓得極低,足足遮蓋了大半個臉。    
    禮畢,只見杜佑出列,跪行數步,叩首而言:「聞陛下居哀過禮,群臣莫不擔憂。伏請陛下讓臣等一睹聖顏!」說罷,再拜而起。    
    鄭珣瑜一聽這話,心裡不禁讚道:「薑還是老的辣!」班列群臣也都暗暗抬起了頭。    
    李忠言朝皇上左右的小太監們使了個眼色,便有兩位把順宗的冠冕略略舉高了一些。皇上的面孔渾無血色,乾澀憔悴,只有茫然的雙眼微微透出一點光澤。眾人遠遠望見,心裡一酸,「陛下……」聲音未畢,又都拜伏下去。杜佑奏道:「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令臣等不勝惶灼!伏望陛下為宗廟社稷著想,割哀強食,則臣等幸甚、天下萬民幸甚!」    
    順宗似乎聽到了他的話,微微頷首。    
    「吾皇萬歲!」    
    風波已經過去,新帝也應該頒布新政了。此時,叔文已從容地開始一步步的工作,並由王傳意於李忠言,再由忠言傳諭翰林學士們草定制誥,發佈天下。這一過程沒有其他人知道,當然也不能讓他人知道。六天後的九日,叔文完成了第一步:詔令韋執誼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相。當執誼來到禁中履行形式上的謝恩時,叔文心裡清楚,他的政治集團從此走入了前台。    
    十一日,開始發佈新帝即位後的第一個政治措施: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    
    李實本是皇族出身,乃道王李元慶的玄孫,前年始任首都最高長官京兆尹。這個人早年就很刻薄,做山南節度使曹王李皋判官時,曾因剋扣糧餉差點被軍士殺掉,幸虧他逃得快才得以倖免。自任京兆尹後,為政猛暴,不顧法令,恃寵強愎,陷害賢臣,長安城中人人側目,無不切齒痛恨。其中尤其讓人憤怒的是兩件事。    
    一是去年春天,關中半歲不雨,嚴重歉收。李實正汲汲於聚斂進奉,以邀德宗恩顧,對百姓所訴全不為意。當德宗問及京兆一帶情況時,李實竟答曰:「今年雖旱,但莊稼甚好,並無荒歲之相。」這下好,弄得租稅全不免,關中百姓叫苦連天。敢於上諫的監察御史韓愈被貶,優人成輔端只因編了幾句歌謠,竟被李實誣以「誹謗國政」而被殺頭。    
    二是今年年初,曾有明令蠲免畿內欠租,李實竟違詔徵繳,連官吏都被他笞罰,一月不到竟在京兆府中殺了十幾個人。    
    李實實在是民憤極大,叔文早就想除掉這個禍民之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罷貶他。這天詔書一發佈,城中市裡歡呼,百姓們都懷著石塊在出京的路上等著他。李實知道後,再一次重演他當年的逃跑故伎:先跑到西內苑,從月營門一路往西狼狽而出。    
    這件事一完,緊接著在第二天,有詔授王叔文為起居舍人並翰林學士,叔文開始獨攬制誥大權。另外的幾位前東宮師傅包括王伾、馮伉、歸登亦皆陞遷不等。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見群臣,並發佈了大赦令,再一次引起轟動。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諸般雜稅;同時,尤其明文禁止「宮市」,罷除亂政擾民的「雕、鶻、鷂、鷹、狗」五坊。這無疑是叔文和當年的太子如今的順宗計劃已久的事,現在終於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極。詔令一出,長安城中是一片歡騰,人們一想到市坊中從此再也沒有強奪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鳥雀之名肆行暴橫的「五坊小兒」時,也真是打心眼裡高興。    
    政令是一項接著一項。第二天,有詔罷停鹽鐵諸使的每月進獻;三月初一,出後宮三百人。初三,又追詔前幾年遭貶的陸贄、鄭餘慶、韓皋、尹杭、陽城赴京。十幾年了,先帝德宗對忤旨譴逐者,從來都是不復赦免的。這下子輪到朝廷百官們也忍不住為之歡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陸贄和陽城都未及聞詔就死在了貶所。    
    初四,長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門外山呼萬歲:這一天又詔出後宮並教坊官妓六百人。他們的親戚們在宮門接著,許多人激動地大叫。    
    幾乎是一晝夜之間,朝廷袞袞諸公忽然覺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學士王叔文,這看起來多少有點蹊蹺,於是都在悄悄打聽他的來歷。沒過幾日就清楚了:這個王叔文來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詔,後來入值東宮,不知怎麼竟十分得太子的寵愛。儘管有人說他是苻秦時名臣王猛之後,但大多數人不相信這話,他們一致認為,王叔文仍不過是小人僥倖得進而已。    
    至少朝中許多有名望、有資歷的高官達臣們是這麼看,其中包括宰相鄭珣瑜、高郢。但這兩位宰相此時已差不多接近於徒有虛位,一是因為貞元以來,宰相之權早被翰林學士削弱,二是因為新相韋執誼往往能直接從翰林院受詔,單獨執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從三月開始,事態越來越明顯,人們覺得朝廷每出一項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決定可否,然後宣達中書,再由韋執誼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經常是車馬不斷,而且也總是那幾個人:韋執誼、凌准、劉禹錫、柳宗元、韓泰、陸質……。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級官吏,打破了不少論資排輩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每一個新的情形出現,反對的總是已經或曾經擁有過的人,而贊成者永遠是那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的人,這就是保守和激進的分水嶺。此時此刻也不例外,京城逐漸熱鬧起來,無數品級較低、苦無門路的朝官,當然也包括不少懷才不遇的士子,都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喜悅:機會來了!    
    這幾日,叔文一大早出勤或黃昏時從官署歸邸,在坊中的路邊便遇到了很多人拿著些詩文卷子投遞上來。以詩文干仕是本朝的風氣,對那些即將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來說更是必經之路,一旦得到哪位有名重臣或主試官的賞識,官運亨通就不在話下。叔文出身寒微,對下層士子總是寄予了同情和希望,他的為政方針之一便是不拘程式地起用新人。不過,叔文對這種過分鑽營的作法卻也很反感,他接過這些卷子,嘴上不說什麼,但心裡很不以為然。    
    「大人有所不知,」在宅中手下人對他說:「這十幾天來日日都有不少人候見大人,甚至宿在坊中不走,前曲中的餅肆、酒壚下幾乎每夜都有人。聽說一個人要一千文錢才能留在那裡過夜呢!」    
    叔文心想。這等無行之人斷不能用。    
    第二天,叔文碰到王伾,立即就說:「超取拔擢當擇善而行,轉托求進者豈能濫用?聽說吏部秉承君意,日除數十人,有這事嗎?」    
    王伾道:「皆是素日相與往來可用之士。」    
    叔文聽罷無語。他知道要想繼續有所作為,就必須培植力量,只要所用得人,可以不拘程式。想到此,便又強調說:「但異己者絕不能用,這個原則一定要堅持!」    
    叔文的這個想法不能算錯,因為他們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以才能而不是以身份地位才走到這一步的,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也是其賴以結盟力行新政的基礎,是絕不能破壞的。但是,此舉無疑會得罪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極大希望的人顯然徹底絕望,在他們看來,叔文和他周圍的人已經完全是一個專權跋扈的私黨了。這是個非常可怕的結果。    
    終於有一個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竇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遺,兄、弟皆登進士,獨有他仍為布衣。無奈之餘,只有另覓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這種風氣下,很多聰明人仕進中或有波折,便隱居修行以退為進,以才學處士之名博取賞識。因為大多數人經常選擇長安附近的終南山,故時人戲稱之為「終南捷徑」。竇群隱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間跟人學習《春秋》之學並著書、獻書,德宗貞元時終於被薦為左拾遺,不久又升為侍御史。有一次德宗欲讓他充任人蕃使張薦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竇群之志其實不在這個實惠有限的外任之職,便對德宗發了一番怪論:「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為拾遺,臣可謂難進者矣。今陛下用臣為和蕃判官,怎麼就如此輕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對他這幾句顯然是有點怨氣的話竟沒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經歷的竇群仍然不過是從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眼見著許多品階比他還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御史台的柳宗元、劉禹錫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愈發有氣。這天,他專門去謁見王叔文。    
    叔文聽是竇群來見,命人撤去坐榻。竇群進來對叔文作了一揖,開口便道:「事有不可知者!」    
    叔文頗異:「此話怎講?」    
    竇群道:「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那時王公您在哪裡?不過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處在與當時李實相同的形勢上了,王公怎麼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會有像當年您一樣的人?!」    
    叔文聽出他話中包含的那種既酸又怨的心態,十分不屑,沒理睬他。    
    竇群肺都要氣炸了。    
    很多朝廷重臣也開始怒形於色,當御史中丞武元衡聽竇群說,不少與柳宗元、劉禹錫有舊的人就憑兩人的一句話如何如何調升時,冷冷地說:    
    「二王、劉柳是什麼人?小人得志遂就以為天下無人了?可笑!」元衡作為御史台的長官,早就對劉、柳二人的冒進不滿。    
    然而到目前為止,叔文卻堅信自己的這盤棋十分的順當,感覺上每一步都恰到好處,整個陣形舒張有力,正以磅礡的氣勢向戰場開進。他的優勢感太重了。    
    過於用強必然會招致強敵,其實叔文只要再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他們只局限在小圈子內而沒有團結更多的人,從而在兩方面給自己樹立的強大的敵人。他們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弱者,絕對不能鋒芒太過。這可是生死攸關的錯誤,短短的一個月後,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這個自己釀就的苦果。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5)

    五    
    正月底順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團開始主持政務。頒布一系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這天,又有一道詔書公佈。這道詔誥無疑是叔文全面出擊的標誌。    
    這天的詔書其實只有兩個主要內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並鹽鐵使」,二是任命王叔文為副。杜佑是理財名臣,再度出任財政重職自無須置言,關鍵是後一項副使的任命。    
    叔文對此預謀已久。德宗以來的政治問題歸根結蒂只有兩大塊:財政和地方割據。先帝德宗雖然努力試圖解決這兩大癥結,但終究沒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觀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訴他,財賦的好壞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前提,是振興帝國政治的關鍵所在。    
    他對劉禹錫說:    
    「得判度支使之任,則國賦大權在手,可以上固君位,下安人心,進而致堯舜之治。故此舉不可從緩。」    
    禹錫的父親是當年劉晏的部下,他本人早年就曾跟隨杜佑在南方從事漕賦工作,對此更是深有體會,十分欽佩叔文的敏銳見解。不過,禹錫有些擔心:度支、鹽鐵、青苗、水陸轉運等權利一向都是委派專使負責,德宗以來赤只有劉晏、韓、杜佑三人可稱其選,自己一方誰有資歷出任這一重職?    
    這正是他們的悲哀之處。兩人面面相覷,都沉吟無語。    
    叔文心裡異常著急,一個月來一直在考慮這個艱難的問題。儘管他採取了很多措施加強帝國的政權,但如果不能把財政抓到手,一切都只是及表而不及裡的。三月初,叔文終於下了決心,再次約來禹錫商談。    
    「夢得,賦權一事我已斟酌良久,看來只有讓大司徒杜公充正使,而我以副使出面,庶幾兩全。君意下如何?」    
    「弟亦是此意,這是最佳方案。」    
    「好!明日便請柳八兄一同商議詔誥措辭,從速宣下!」意見一致,叔文很高興,又說:「君為杜公門下,今又任其崇陵使判官,杜公入度支使,必會引君判理文案。日後居中調停之事非輕,專望專望!」    
    禹錫自是責無旁貸,點頭同意。    
    與柳宗元、韋執誼和另外一位同盟者、已從監察御史升為虞部員外郎的程異秘密商量後,叔文擬就了詔誥。果然,杜佑受命後便任用了劉禹錫入府掌理文案,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此外,杜佑因兼攝塚宰並德宗山陵使,自不會真的出使,叔文又通過宰相韋執誼任用程異赴揚州出任「留後」,自己以內職兼副使,與劉、程相呼應。    
    從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鹽鐵副使,滿打滿算不過五十一天,叔文真是太性急了。那天詔書一發佈,舉朝嘩然。    
    本來天子的朝會就已經形同虛設,因為沒有人能親自與皇上奏對,天子總是在厚厚的簾帷後面端坐不動,由宦官遞進奏章,傳達旨意。人們所能看到的只是王叔文每日往來於翰林院、中書門下、御史台等官署,與他的那些私黨們在屏風後交頭接耳的情景。朝野內外猜測紛起,有人甚至說出皇上已經病重而不能理事之類的話。在這種情況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對不少人來說確實是十分嚴重。    
    鄭珣瑜不像高郢那麼膽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歲的老宰相賈耽那樣只是屢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態度。他已經是形憂於色,說話也已很不顧忌。    
    御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對劉禹錫、柳宗元公開表示不滿。    
    杜佑倒是很看重劉禹錫,也多少有點同情王叔文之輩,但卻不希望他們做出什麼過激的舉動,然而勢難兩全,只有沉默。    
    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再次表現出他們對倫理綱常的強烈信念,紛紛要求早早冊立太子。叔文在翰林院一聽到他們提起這事,就憤然拂袖離去。在他心裡,此舉是反對派的惟一法寶,並非是真正為國家社稷著想。叔文也同樣有一個執著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論》中提出的「立賢不立嫡」的大膽之論。今天的順宗就是一位賢君,只是因為疾病而不能獲志,所以,叔文要做這位賢君所不能完成的大業,容不得他人破壞。    
    但是,叔文的意氣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聖統觀念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來,原本多旱的京城連日陰雨,長安城中傳言說:這是群小用事之相。    
    宮中終於有人開始行動。這些人是先帝舊人俱文珍、薛文珍、劉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議未能成功後,他們已經身處局外了一段時間。作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們還是比較傾向於舒王李誼的,可目前的種種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顯然對他們很不利。這種不利至少表現在兩處,一是李忠言與牛昭容得以侍從新帝后,竟與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宮中內侍之間產生齟齬本就是俱文珍等不願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說是嚴重對立了。其他內官們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卻每次都與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機會接近皇上,一時倒也無計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採取的不少措施讓他們反感,俱氏是十幾天前才聽說宮中有些宦官們被減少薪俸的,開始他還未在意,當有人告訴說這是王叔文的主意時,俱文珍才一下反應過來。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帶「翰林院使」的身份來到翰林學士院,與鄭絪、衛次公等秘密地見了面。回宮後立即召來薛、劉及幾位神策軍首領再次商討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劉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來到皇上的養病的寢殿--位於東內大明宮之西的金鑾殿。牛昭容聽報,趕到殿口擋駕:「諸位何事?」    
    俱文珍來不及行禮便道:「李內侍在哪裡?請他出來說話。」    
    「李內侍今日不在殿內侍疾。諸位可去內侍省--」    
    俱文珍心想「正好」,不等她說完,逕直就往裡闖。牛氏見狀大驚:「俱文珍!皇上龍體不康,你難道想犯駕不成?!」    
    俱文珍不睬她,繼續朝殿內走。牛氏看情形不好,急對身邊的女官說:「快,速去請李內侍!」    
    還未等牛昭容跟進去,俱文珍就已經出來了,似乎只是進去走了一走。他一到殿口就大聲說道:「皇上有旨,速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進宮議事!」    
    鄭、衛等人早已候在緊靠金鑾殿的東翰林院,見到俱氏派來的小黃門出現,遂立即直趨入宮。在殿口正碰到匆匆趕來的李忠言,忠言一看到俱文珍和鄭絪、衛次公等人,心中就明白了七八分。    
    宮中的兩派在殿口爭執不下,但忠言這方此時只有他與牛昭容兩人,實在是勢單力薄,無力阻擋。    
    俱文珍說:「無須再論,即請皇上裁奪!」言罷,便帶頭入殿,緊接著薛盈珍和劉光琦對幾位翰林學士一使眼色,一起往殿裡走去。李忠言無計可施,只得跟在後面進入殿中,一起跪在順宗的榻前。皇上這時只是睜著茫然的眼睛望著他們。    
    鄭絪從袖中掏出一張早已準備好的紙條,遞到順宗的面前。    
    紙條上只有四個字:「立嫡以長。」順宗的記憶已在風疾的折磨下變得一片空白,哪裡還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他盯著這張紙條,忽然,點了點頭。    
    俱文珍等人盼望的就是這個,齊齊叩首,口呼「萬歲」!李忠言望著這一切,默默地閉上了眼睛。    
    叔文還不知道這件事,就連王伾也蒙在鼓裡。事情發生得很突然,忠言根本來不及向他們通報消息。這一行動從計劃到實施實在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鄭絪草制的冊太子詔就予以宣達,叔文和王伾都十分茫然,搞不懂是怎麼回事。    
    過了一天,王伾終於有了消息,但也十分模糊,因為侍疾皇上的已經不僅僅是李忠言和牛昭容,有時俱文珍等仗著是先朝舊人.也來指手畫腳,所以在聯絡上變得很不方便。    
    「此詔是宮中俱文珍的主意,經鄭、衛等學士草制。」王伾把這一含糊的情報告知了叔文,並自作主張地認為,這可能是一種形式而已。    
    「皇儲大事,宮裡怎麼不加斟酌?」皇妃牛昭容多次暗示,希望自己的兒子入承大統。叔文此語的意思就是李忠言和牛氏如何也不予反對。    
    「李內侍也許出於無奈。不過,詔中仍稱『令有司擇日冊命』,看來宮中已預有力焉。」王伾回答。    
    叔文氣得頓腳,連連說:「天命一出,如何再改?!誤大事矣!誤大事矣!」叔文作為跟隨皇上近二十年的老臣,太瞭解皇上的長子廣陵王了。這位皇子精力充沛,意志頑強,對自己的決定常常執著得近於偏激,將來絕不是一個能輕易相處的天子。    
    王伾不作聲,他也覺得如果宮裡情況發生變化,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二十八日,叔文已連續兩天沒見到韋執誼,從柳宗元、劉禹錫處傳來的消息說,目前朝中情形很不正常,不少人暗懷著一股氣,都有早冊太子之意。叔文聽了更是著急,立即動身去尋韋執誼,心想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趕緊拿出對策。    
    中午,叔文直奔中書門下的政事堂。他知道此時正是宰相會食的時間,韋執誼肯定在那裡。走到門口,一位省中的值事正在值勤。叔文命他速去通報,有要事與韋相商議。    
    值事很不解:「宰相會食,舊例向不許百僚人見,學士俟後再來。」    
    叔文本就很焦躁,聽罷大怒:「什麼舊例!我有急務在身,耽誤了你擔得起嗎?!」    
    值事被叔文的怒氣嚇怕了,他也曉得這位新任的翰林學士不好惹,只得人報韋執誼。    
    執誼與杜佑、鄭珣瑜、高郢已開始進餐了,聽說王叔文在門外等候,一定要破例見面,執誼的臉面很下不來。出去見吧,自己與王氏的關係就再也藏不住了,作為一個有資歷的朝官,執誼一向覺得不能過於暴露;但不出去,叔文肯定不答應,不管怎麼說,自己有今天是和叔文分不開的。執誼是個能分出輕重的人,想了一想,便起身出迎。叔文一見到他,就把執誼拉進側閣中。    
    三位宰相只好停箸以待。時間過了許久,還不見執誼出來,三人都覺得過分了。這時,有人來報:「王學士索飯,韋相已與之在閣中同食。」    
    杜、高兩人不語,操箸續食。鄭珣瑜想區區一個待詔出身的人如此猖狂,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一拍几案,大聲道:「我鄭珣瑜豈可再居此位,作此伴食副相!」說完站起身來大步而出,對家人叫到:「備馬回府!」    
    回到家中,更是越想越氣,乾脆稱病不起。鄭珣瑜歸臥不出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朝中,也傳到了俱文珍的耳裡。文珍與薛、劉等人一合計,都認為事不可緩,太子須盡早正式冊立,天子之側不正常的局面也應該立即結束。    
    未來的太子廣陵王本人也很著急,接連派小黃門吐突承璀來見俱文珍,意思很明確:無論如何也要趕快行動。    
    文珍道:「正式冊命可即日舉行,請轉告殿下不必多慮。只是此後之事……」俱文珍把半截話嚥了回去。    
    吐突承璀頭腦十分機靈,知道他下面要說什麼,遂道:「二王用事,人所憎惡,俱大人就不必猶豫了!下面之事,不外乎就是即請太子監國。」    
    文珍想,你說的倒容易!皇上雖沉痾不愈,但終究是一朝天子,輕易如何動得?再說如果單是朝中百官倡議,也不見得有效果。此事最好有外鎮節將配合。    
    文珍一說,座中諸宦官均點頭稱是。可眼下的地方力量大多都是暗蓄異志,有誰願意出頭呢?俱文珍和吐突承璀想來想去,想到了三個人:一是同他倆都有點交情的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一是曾為竇文場養子的河東節度使嚴綬,另外一位也是同他們往來甚密的裴均。俱文珍對此三人倒是很有把握。    
    文珍最後對眾人道:「傳意神策左右中尉,加緊戒備,注意京中動靜。宮中之事,由老夫出面調整。」    
    轉眼就到了四月,幾天來叔文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王伾從宮裡帶來的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壞,正式冊立太子看來是早晚的事情,叔文異常的沮喪。    
    四月初六這天又是常朝的日子,叔文早早地來到了宮門口,他已經預感到今天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果然,當天子熟悉的身影出現在簾帷後面時,叔文在百官班序的前列看到了廣陵王.只見這位未來的太子臉上充滿著一種興奮難捱的表情,叔文什麼都明白了。    
    冊太子書是鄭絪宣讀的,叔文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他已經近乎於麻木,只覺得滿腔的辛酸、悲哀在心中瀰漫、交織,像要把他整個吞噬。「萬歲!萬歲!」的朝賀之聲響徹在殿堂上空,把叔文從迷濛中驚醒,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兩行熱淚潸潸而下。    
    就在此時,久雨的天氣突然放晴了,一輪紅日照耀在五彩的天空。叔文隨著退朝的官員們踱出殿外,他沒有心思去理睬周圍的那些嘲諷的目光,一剎那間,他想起了「起自草莽」的王猛,想起了「七出祁山」的諸葛武侯。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叔文的眼淚又一次奪眶而出。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6)

    六    
    四月的一天夜裡,將近宵禁時分,有一個人單騎緇衣,來到叔文府中。    
    來人姓劉名辟,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的支度副使。「支度」與「度支」不同,是負責地方財政的長官。劉辟進來一見叔文便道:「摒退左右!」    
    叔文不認識他,拿著名刺才曉得面前的這個人是韋皋的親信劉辟。叔文多少知道一些韋皋的情況,此人當年代替入朝的張延賞而鎮蜀,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因對吐蕃有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又加「檢校太尉」。叔文心想:韋氏在蜀二十多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弄得蜀土虛竭,時譽極壞。此番他派人來見我,其意安在?想著這些,叔文不動聲色,將劉辟引入內室。    
    「韋太尉使辟致意足下。」劉辟說得意味深長。    
    「多謝盛情。」叔文不卑不亢。一聽出他話裡有話,叔文很想要逼出他的真實來意,便又補充一句:「然太尉與僕素不相識,又遠在千里之外,托君赴京專謁,怕還有什麼深意吧!」    
    「足下快人快語,劉辟就實話實說了。辟此次入京,卻有他故。」    
    叔文不語,像是在專心聽他說。    
    「宮中諸內侍及諸中使、左右中尉遣人入蜀致意太尉,雲聖上欠康,群小用事,朝中均有請太子監國之意。太尉不明詳細,故使辟入京朝覲,以請聖意。」說完,拿眼偷偷瞧著叔文。    
    叔文儘管還是不動表情,但心裡已開始升騰怒氣,他已知道此人的來意了,不外乎一是威逼,二是利誘。叔文強壓怒火,冷冷地說:「太尉既與貴近之屬往來密切,又來找叔文作甚?!」    
    劉辟趕緊道:「足下此話差矣,太尉豈是附近攀寵之人!」說罷,語氣一轉:「皇上龍體康健,固是萬民之幸,設若一旦不預,則社稷堪憂矣。太尉身受國恩,自也不能坐視不問。故禁中所謂請太子監國之議,也是不無道理。不過……」    
    叔文心想,跑到我這來討價還價了,且聽他怎麼說。便道:    
    「韋太尉意欲叔文何為,足下就明說了吧。」    
    「太尉的意思是……,」劉辟放低了聲音:「太尉專使辟致誠足下,足下若能使太尉都領整個劍南三川,則必以死相報足下;足下有太尉之助,何憂其他?足下若不願意嘛--」劉辟一語雙關:「太尉當然也有相『酬』之處了。足下是明白人,不用多說了--」    
    叔文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大喝一聲:「住口!」劉辟整個被嚇了一跳,吃驚地望著他。    
    「韋皋自擅強藩,圖謀不軌,真是膽大妄為!他把我王叔文看成是什麼人了?叔文豈能以天下社稷安危與爾等做交易!」    
    劉辟緩過神來,道:「足下不怕犯眾怒嗎?!」    
    「你敢威脅我?」叔文一拍桌子,大聲叫道:「來人!」立時就有四五家丁破簾而入。劉辟嚇得一下子站了起來,結結巴巴地道:「王……叔文,你,你,你意欲何為?」    
    叔文壓住火氣,心想,在這裡動你顯得我王某人小樣,我要堂堂正正地收拾你!    
    「送客!」    
    劉辟出得門來,心中暗道:王叔文!你敬酒不吃,有你的好看!    
    第二天,叔文的一封手書直接送到了韋執誼處。大意是說:劍南西川節度韋皋度支副使劉辟,以韋皋之勢威逼叔文以求都領劍南三川。此等賄賂求值,公然脅迫之徒,應當繩之以法,公開處決。我已經吩咐有關人員打掃刑場,請宰相下令逮捕執行。    
    韋執誼心道:這如何使得?無憑無據就妄殺邊將,惹出麻煩怎麼收場!這王叔文也太過分了。他立即寫了個回條,告知叔文:此事千萬不可。叔文見到後立即來見執誼。    
    叔文問道:「如何殺不得?」    
    執誼回答:「無第三人在場,何來實據?再說公議日甚,吾等行事還要小心才好。」    
    叔文急了,說:「不殺此賊,難昭天理!你處處迫於公議,懦弱猶豫,要壞吾等大事的!你難道忘了我們當初的約定了嗎?」叔文點他一句。    
    執誼臉色微紅,道:「執誼自不敢忘。執誼目前行事謹慎小心,並無他意,不外乎是力圖曲成吾兄之事而已。」    
    叔文歎了口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已經有了一種預感,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宰相,可能將最終走到他的對立面。    
    劉辟事件是太子冊立後最危險的信號,它至少說明宮內外兩方面都在緊鼓密鑼,蠢蠢欲動。「太子」這著棋沒有走好,帶來了難以逃避的一系列災難,叔文幾乎感到快沒救了。    
    「事並非完全絕望,」凌准對叔文道:「眼下貴近者熾焰囂張,攜失職之人有心把持禁中,竟不以天子為意而擅下矯詔,不外乎自恃有神策禁軍在手。如即取其兵權,奪其所恃,勢猶可挽回。」    
    叔文當然很同意此話,但又非常困惑。「此事先前商量,亦是主張極早進行,只是苦無機會。」叔文面色沉重。    
    「現在看來,此際正是千載良機!」    
    「哦?」叔文眼睛一亮,「請宗一兄明言!」    
    「朝內外心懷憎疾之人固多,但藉故亦只有一個,即所謂皇上沉疾未痊,請冊皇儲以固國本云云。今太子已冊,口實遂去,勢必有所鬆弛,若於不動聲色之間,命一位德高望重之臣出長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先奪其外,再逼於內,則事可成矣!」    
    左右神策軍系統除駐紮京師的直系之外,尚還包括京西北不少城鎮中的「神策行營」。本朝自安史亂後擴建神策軍以來,凡有叛亂之事,朝廷時常徵調地方駐軍攻伐,並以節度使帶「神策行營」名領之。比如當今與邊防關係密切的風翔節度和夏綏節度分別稱為「右營神策行營節度使」和「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這些行營大都分佈在京城西北,所以凌准有「先奪其外」之說。    
    「此計甚佳,只怕無合適之人。」叔文已覺察到其中的妙處。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叔文在心裡感歎。    
    「有,」凌准與劉禹錫、柳宗元事先已有計議,遂道:「范希朝可用!」    
    叔文心中一動,他知道這個人。在先帝德宗後期,擁兵節將自願人京述職的就只有這位范希朝,更早的時候大約在十幾年前也曾任過神策軍使。但叔文仍有疑慮:「此人靠得住?」    
    「范氏是近世名將,此人極樸實忠厚,斷不會因附中人強鎮。」劉禹錫也發表了看法。    
    凌准接著道:「昔年朱叛亂,弟與他同在寧,故極知其為人,不論別的,就看他前年累請朝覲,不以節鉞自重就可知道。再之,希朝又是神策舊人,若以其領外鎮行營,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此語一出,劉、柳等更都覺得有道理。    
    叔文考慮了幾天,終於下定決心,通過王伾、韋執誼和宮中的李、牛二人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命。果然,五月初三這天詔書順利下達,任命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行營節度使」,出鎮奉天。朝中包括內廷的那些反對派對此雖然略有懷疑,但一想到范希朝以一代名將身份出使新職,不過是朝廷加賜功臣而已,也覺得沒有什麼。    
    但叔文不放心。這是最後的孤注一擲,存亡在此一舉,單靠范希朝的同情和支持似乎並不能解決問題。他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成就一番大事業,說白了,就是解決宦官和藩鎮,興利除弊,恢復帝國和天子的榮耀。是當今天子順宗給了他這樣一個機會,他的抱負和理想眼看著一步步走向成功,但是,皇上的病是日甚一日,已經不足以依恃。假如沒有兵權,那麼他們永遠就只是刀俎之上任人宰割的魚肉,所有的一切都將化作泡影。叔文回想起那天冊命太子朝會上眾人幸災樂禍的嘴臉,頓時不寒而慄。一不做,二不休,叔文在心裡說道:「決戰的時候到了!」    
    第二天叔文找到了王伾:「奪兵一事,尚有遺漏。」    
    王伾大驚:「王公,此事經眾人商量,莫非還有什麼不妥?再說詔旨已宣,范僕射刻日即將赴任--」    
    「人心難測,」叔文還那句老話,「我思之再三,此事非同小可,單以范氏為靠,絕非良策。」    
    「依王公之意……」    
    「可想法以韓安平為行軍司馬,隨之入鎮,並伺機代之!」「安平」是韓泰的字。    
    王伾一聽,覺得叔文很有道理。韓泰是很有幹才的一個人,他的謀略經常讓王伾感到其並不在叔文和劉、柳之下;另一方面,他的官資也較高,在此非常時期,也只有他才能當此奪軍重任。不過,王伾還是想到了一點,誰都知道韓泰是新進者中的一員,是己方的死黨,在這種情形下,是否會弄巧成拙?但王伾沒有把他的顧慮說出來。於是二人立即分頭進行,叔文該做的便是悄悄地會見了韓泰。兩天後的五月初六,便有詔書命度支郎中韓泰為范希朝行軍司馬,這天的情形就不同於三天前了,詔書一出,立即就有人竊竊私語。    
    叔文一著過分,把最後一個機會也丟失了!    
    然而叔文卻沒有功夫去仔細捉摸他的失誤究竟在哪裡,因為這兩天又有一件事讓他感到惶恐不安。五月十一日,王黨分子、飽學多識的《春秋》學者陸質被任命為太子侍讀,這是韋執誼的意思,本來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入宮窺伺新冊太子的動向,又能從某種方面爭取這位未來天子的同情和支持,叔文當然很贊同。不過,執誼也還有點私心,在他的感覺裡,叔文或許已經不能作為永久的依靠了,因為大多數人都開始表示明確的反對。在政治上,打擊敵人的一個有效武器就是攻擊對方朋黨比周,執誼也不能把自己劃進那種結黨營私的印象中去,那更是為時代的正統觀念所不容的事。執誼是個從「正道」上來的人,嚴格說來他甚至不反對早立太子,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他就沒有為叔文所動反對冊立,執誼早已經漸漸地認識到,自己與王叔文之輩也許根本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因此,他更需要太子的理解。    
    就這樣陸質來到東宮報到。陸質是叔文堅定的支持者,但卻不是一個精於世故的政治家,他不懂得如何巧妙地運用手段。所以當他剛剛開口說了兩句,就被太子義正辭嚴地頂回。    
    太子道:「陛下是令先生為寡人講解經義的,談其他事幹什麼?!請先生不要再說了。」    
    陸質被一悶棍打得噤默而退,回來告訴叔文。叔文同他一樣,聽後只能以沉默表示內心的悲哀。    
    更讓他不安和悲涼的還在後頭。五月十三日,王叔文同往常一樣來到翰林學士院,不料,等待他的卻是一封詔書。叔文一見,頓時大驚失色。    
    一旁的王伾接過一瞧,心裡也陡的一驚。原來是調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度支鹽鐵副使依舊,但削去翰林學士一職。    
    叔文感到一股涼意自上而下傾瀉在全身:宮中又生事了!眾人看他模樣,紛紛圍攏過來看這封詔制。情急之下,叔文已是慌不擇言,對另外幾位翰林學士道:「叔文每日來此辦公,若不帶此院職事,則無緣至此矣!」    
    王伾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此詔不是俱文珍的主意還有誰!他立即不聲不響地草擬了一份疏請,送進宮去。王伾心裡暗暗想,李忠言你在這上面可不能再讓步了。    
    然而僥倖心理只能成為最後的一點信心,使人不至於立即崩潰而已,但永遠也改變不了現實。王伾一疏再疏,甚至親自進宮,也最終未能挽回局面。李忠言沒有讓步,但卻也無力回天,俱氏的力量不在宮內而在宮外,這就是他之所以反而在宮中有發言權的道理。還好,宮中的力量對比並沒有一下失去完全的平衡,俱文珍多少退了一步:允許王叔文三五天到一次翰林。但事到這步二王心裡都已清楚,皇帝已不再是他們的皇帝,而成了俱文珍的皇帝了。政敵們並且還擁有太子,無論是今天還是明天,敵方已牢牢地佔據了主動。    
    叔文平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他在心裡暗暗地禱告:    
    「韓泰!韓泰!……」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7)

    七    
    韓泰已隨范希朝趕到了設在奉天的「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節度使府」。    
    韓泰很清楚自己身上擔負著一種什麼樣的使命,他也知道這是維持新政的決定性之戰和挽救失敗的最後一招,絕對容不得有半點的差池。韓泰信奉實幹,講究謀略,他的好友柳宗元對他的評價是「厲莊端毅,高朗振邁」,確實頗能反映出他的為人。韓泰也是個是非分明的人,年輕的熱情決定了他有著一種對摯友同志的強烈感情和建功立業的豪邁決心,他堅信自己不會辜負凝聚在他背後的殷切希望。    
    剛至奉天,韓泰立即就開始了行動,首先是四傳命令,召集諸鎮軍將聽宣聖旨,接受新使范希朝指揮。接下來韓泰所要進行的便是從架空范希朝入手,一步步地掌握兵權,最終徹底接管這一重要的軍事力量。    
    然而,他和他的同志們都沒有想到的是,使用他本人去完成這一任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而這個錯誤決定了他們的最後一擊必然以失敗告終。這個重大失誤就是:韓泰的身份!    
    雖然京西諸鎮在性質上講是地方駐防系統,但實際是都直接歸神策軍最高首領--左右中尉--的節度,他們與禁中宦官們的關係不待而言。本朝軍事力量的情況與以往自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似的:軍隊的掌握常常是以一種非正統的政治手段維繫,或以家族,或以師生,或以上下屬等等,這種傳統淵源關係一旦建立,其力量甚至強於天下公義和道統信念。這種現象在本朝有兩種反映,一是地方世襲強鎮,二是先帝德宗時釀下的苦果:宦官典掌中央神策禁軍系統。京西將領們與禁中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有數年之久,已經近乎於牢固不破。他們一見到范希朝的行軍司馬是韓泰,都不約而同地恍然大悟,這是王叔文的人!從這個事實推開去,結論就昭然若揭了:范希朝兩人來者不善。    
    這是重要的情況!一封封書信從京西各鎮飛馳京師。    
    俱文珍等人開始還蒙在鼓裡,當他們看到京西將領們的來信時,如夢方醒:「如讓其謀得成,吾輩必死無葬身之地矣!」    
    俱文珍對京西來使說道:「速速歸告諸將,切勿交出部隊!」    
    韓泰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等待著行營將領們前來報到,他樂觀地認為,一切應該都需要時間。對此,懷著異心的將領們也抱著同樣的心情,他們也在耐心等待著京中的指示。於是,奉天很平靜,一切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戰機就這樣一天天地失去。要是韓泰能夠料到後果是多麼嚴重的話,他是絕不會這樣守株待兔的。    
    可京中的王叔文已感到不能再等了,朝中的情形已經一天壞似一天,尤其讓他惱怒和辛酸的是,韋執誼,他們所依賴的宰相、新政的支柱和能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代表,已正式倒戈易幟。儘管他還沒有立即反戈一擊,但這已足使叔文震撼不已。    
    叔文早先的預感是正確的,韋執誼從根本上就不是同道者。叔文反思過去,越發清楚地覺得當初的選擇本就是一種無奈。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南方的寒族,如果不去尋求一種依托,將終究無所施計。成功需要妥協,但這一代價太大了。    
    王、韋交惡的深層原因是「勢」的變化,絕非是由一兩個偶然因素所引起,不過,「羊士諤事件」是使其最終表面化的導火索。    
    宣歙節度府巡官羊士諤是進士出身,嚴格說來,他與叔文的老友呂溫還是同門,關係一向不錯。不過此人性情浮躁,好出風頭,在這一點上也有點像他的另外一位同學竇群,喜歡見風使舵,博取時譽。他五月份出差來京,聽說王叔文等人正招致了大多數人,當然是和他同類的那些正統朝官的不滿,眼見有利可圖,再加上一時衝動,竟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批評王叔文,指出叔文的種種不是,轟動了京城。    
    叔文對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許這麼個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嚴何在?!叔文決心殺一儆百,遂請執誼出詔命將之斬首,但是執誼不同意;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殺,執誼還是不同意,叔文心中積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發,當著不少人的面,大罵韋執誼忘恩負義,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劉禹錫、柳宗元都是出自執誼的提拔,也不好對此妄加評說,一時間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鬱。六月二日,執誼將羊士諤貶為汀州寧化縣尉,算是作了一點妥協,但是人們都已清楚,兩個最主要的人物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了。這對反對派來說,是莫大的喜訊。    
    劉辟此時還在京城,遊說王叔文既不成,便轉而執行另外一項任務。六月二日羊士諤被貶,他怕王叔文拿他開刀,嚇得連忙逃出。不過,他走得很放心,因為一個月來,他已同宮中的某些人達成了共識,並已通過劍南節度的駐京機構「劍南進奏院」快遞給韋皋,這個共識就是:扳倒王叔文。劉辟只是可惜自己不能親眼看到這一切。    
    俱文珍當然不能讓劍南一道獨撐局面,那樣的話,聲勢就太小了,也有點弄虛作假的味道。讓他欣慰的是,太原嚴綬處的監軍李輔光已有消息表明,河東節度使嚴綬亦將出面。另外,荊南節度使裴均是自己的舊識,當年都在竇文場門下出入,自也不會不給面子。看來一切都已就緒,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六月十六日,韋皋的《請皇太子監國表》遞到了門下省,請皇上「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同時又有《上太子箋》,出語就更直接:    
    「聖上遠法高宗,諒蔭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    
    高宗因體弱多病,遂有武氏代唐之事,這是本朝歷史上極不光彩的一件事。韋皋把今上比作高宗,又曰「所付非人」,連帶把當今天子都責備了一下,若非出自授意,恐怕沒有這麼大的膽子。箋中還直接點名道姓,直呼「群小」,更顯得是有備而來。兩天不到,嚴綬、裴均的箋表繼至,內容相同。門下省按照本朝處理臣下上書的制度,覆奏畫可,加印轉發,這一下,朝中很多人振奮不已。有重兵大將作為後盾,所有的人都似乎有一種公理在身的感覺,大大地出了一口悶氣。政治有時就是這樣,能夠使人一剎那間感到身心舒泰,就是正義和符合公益的行動,沒有人也無需人去討論它是否真的正確。    
    叔文已經無計可施,他的權力已被削弱,一切只能靠王伾和李忠言維持這艱難的局面。他知道,這一局棋已到了危急的地步,如果不趕快扭轉這種局面,失敗將不可避免。然而,在六月十七日這天,也就是韋皋上表到達京城的第二天,韓泰從奉天馳歸,徹底打破了叔文的幻想。    
    韓泰已在奉天等了將近半個月,最終也無人前來報到。他這才反應過來情況有了變化,於是星夜快馬加鞭,趕回長安。    
    風塵僕僕的韓泰一見叔文,聲音哽咽:    
    「王公,韓泰有負重望!與范僕射至奉天時有半月之久,無一兵一卒至。可能大事不好!」    
    叔文自然能猜到是怎麼回事,但他不明白這一計劃是如何走漏風聲的。叔文已覺得整個人像是墜入了無底的深淵,眼前一片黑暗。    
    「奈何!奈何!」叔文已失去了方寸。    
    韓泰搓著手,急得在原地踱步,也想不出任何良策。    
    戶外,又是一輪夕陽搖搖欲墜,飄動的暮靄隨著業已悶熱的微風壓在初夏的長安城上,讓人喘不過氣來。叔文和韓泰默默地相對而坐,誰也不說話,誰也說不出話來,汗水從額上滑下,從後背透出,浸濕了衣衫,他們都渾然不覺。    
    一個聲音打破了寂靜,「大人!大人!」一位王府家人驚慌闖進來,驚慌地叫道:「大人!太夫人不好了!」叔文忽地站起,臉色頓時剎白。    
    叔文的母親病重已有時日,儘管老人家年歲已大,患病也不輕,但叔文沒料到會有什麼不測。這幾天的事情一天接著一天地發生,叔文甚至無暇到母親的病榻前問候。這個消息簡直就是晴天霹靂,母親亡故則必須服喪,這是倫常對人子的要求。母喪同父喪一樣,是五服的第一等,起碼要停職居哀三年。如不是非常情況,比如皇帝下詔「奪情」「起復」,是不允許有所變通的。這不啻於置叔文於死地,難怪他要如此驚慌不已了。    
    可是,叔文的悲劇命運似乎無法避免,內院中一片低沉的哀號聲說明了一切。未過多久,韓泰看見叔文緩步走出後閨,來到中院,抬起頭望著微暗的天空,熱淚滿面地喃喃自語:    
    「天其喪予!」    
    第二天一大早,叔文平靜地吩咐人準備五十幾擔酒食帶到翰林院,就緒後,以度支使的身份命人去請宮中諸內侍。諸宦官不知叔文有何用意,陸續來到翰林院就座。其間有俱文珍、薛盈珍、劉光琦、薛尚衍和解玉,李忠言帶了兩個小黃門也來到院內坐定。    
    叔文一言不發,先走過一圈,給每人塞了一塊黃金。然後命人給諸內侍斟滿酒,自己舉起酒盞,對座中諸人道:「叔文請諸位先飲過此杯。」言罷,一乾而盡。    
    俱文珍等人沒有動,只有李忠言默默地飲乾了杯中的酒。    
    叔文又加滿酒卮,對他們說:「羊士諤詆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弱不敢;劉辟以韋皋之勢威脅賄賂叔文,叔文欲集眾斬之,韋相又不同意。叔文是堂堂正正的人,每想到讓這兩個兇徒逍遙法外,心中不快。」    
    眾人不知他還有何下文,都不說話,惟聽俱文珍「哼」了一聲。    
    叔文不動聲色,繼續說道:「叔文自判度支鹽鐵副使以來,所作所為,皆為國家興利除害,又創獲無數錢財以資國用,可謂有目共睹。」    
    俱文珍料到此刻叔文不敢把自己怎麼樣,站起來打斷他的話:「王大人此言何來?!自大人出任度支,不見一日以簿書為意,但見與人竊語公署而已,今云『興利除害』,豈非笑談!」    
    叔文瞧著他,依舊是面不改容,對侍吏道:「為俱內侍滿酌一杯!」轉向俱文珍,「請俱內侍與叔文對飲這杯!」俱文珍見狀,舉起酒卮仰頭喝下。    
    叔文又說:「叔文母親病重,因為身任國事,不能親侍醫藥。看來這兩日不得不告假歸侍,叔文為國竭心盡力,不避危難,但為盡忠報君而已。一旦離職,百謗交至,屆時不知誰能見察此心,以一言相助否?」    
    俱文珍又忍不住:「大人既自稱為國盡心,又何慮他人譭謗?!」    
    叔文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不停地勸酒,在座的人也不說話。有人起身如廁,聽到廊下的兩個王叔文家人正在那裡竊竊私語,一人道:「母親已亡,還有心思在這兒喝酒!」另一人道:「說的正是。」這位宮裡的人連廁所也不去了,急忙回來悄悄地告知俱文珍。文珍一聽,心中昭然。    
    第二天,叔文又故伎重演,把眾宦官們又請到翰林院。但這一次,叔文卻不再像昨日那麼謙卑溫和了,臉上隱隱帶有一種殺氣。他在酒宴上只說了一句:    
    「叔文專來告知諸位,聖上龍體業已恢復,此刻正在皇苑中獵兔,上馬如飛,一如當年。敢有異議者腰斬!」    
    說完,拂袖而去,留給座中諸人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懾感。俱文珍與其他人都感到,王叔文已開始孤注一擲,「來得正好!看你還有什麼花招!」宦官們有恃無恐。    
    六月十九日,叔文終於宣佈,以母喪去職。真是天賜我便,不少人額手加慶。    
    叔文是出於無奈,而不是退縮。此後近二十多個日日夜夜裡,叔文和劉、柳、凌、韓等人苦思計策,希望能夠起復官職。韋執誼已在考慮退步,已經不能依靠,他們只能設計另外兩種方案,一是通過宮中的李忠言一派,借助於病重的順宗作為天子殘存的威懾力:一是求助於宰輔杜佑,爭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擔負了這一計劃的主要工作,連續多日每天來回於宮中和杜佑府,先是請起復叔文為宰相、總領北軍,結果當然是徒然;後來又降求為威遠軍使、領「平章事」,又未果。這種情況下,反對者如何還能讓你王叔文再任要職,並且還是擁兵大權?最後,膽小的王伾第一個垮了,他在這個考驗人的時刻暴露了他缺乏信仰的致命缺點,他的神經終於崩潰,他想要逃跑。這天,王伾屢次上疏沒有回應,在翰林院等到夜裡,忽然仰身倒下,口中叫道:「王伾中風了,王伾中風了!」第二天坐車回宅,從此閉門不出。    
    在杜佑和新任副使潘孟陽手下工作的會計專家陳諫是第一個受害者,因去請示離職的王叔文而被趕出朝廷,貶為河南少尹。    
    時間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來,時機已經成熟了。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確,目前已到了解決宮中不正常局面的時間。俱文珍等人一合計,現在是外有藩鎮聲援,內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軍在手,王黨又失勢無靠;太子英明睿智,足為依持,可以下決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宮中的人發覺,往常侍疾皇上的內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沒有露過面。有人說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後來,皇上的寵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蹤跡,人們再也沒有看到她,只是發現宮中的一個旁殿被禁閉起來,任何人都不得入內。但所有這些,並沒有引起什麼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人奉詔入宮。在太極殿側閣,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著他們,在座的還有一位東宮的內侍西門珍。俱文珍對翰林學士們宣佈:「皇上有旨,令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請諸位學士即刻草擬詔誥。」    
    七月二十八日,詔書發下。百官在東朝堂朝見太子,太子哭著宣佈:因聖上未康,寡人權監國是而已,就不答百宮的拜賀了。群臣無不感泣。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王叔文:乾坤一局棋(8)

    八    
    太子站在父親的榻前,四周闃無一人,他已下令不許一人進來。    
    望著已經不能動彈的皇帝,太子心裡思緒萬千。他這時才真正明白為什麼皇上遲遲拖延冊立法定的繼承人,照這種樣子,任何人都可以挾天子以令天下,更何況那些不滿於他這位嫡長子的小人呢!想到此,太子不禁咬牙切齒:「王叔文,你的末日到了!」    
    將近一年了,太子都在憂慮不安中度過,重病在身的父親能夠順利登基只是讓他稍稍鬆了一口氣,但緊接著,實在的危機卻比以前還有嚴重,竟然有人阻擋他合法地入居儲位,這差點令他昏厥過去。幸好,幾個月的努力改變了這一狀況,過去發生的看來只是一場可怕的夢魘而已。太子知道,要達到目的還有一些障礙,但在他心裡,對所有的一切都已經無所畏懼了。太子的決心已下。    
    七月二十九日,在麟德殿西亭,太子朝見來使,會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開始「權勾當軍國政事」的工作。但太子的重點顯然不盡在此,他整個一天的其他時間裡都與他的可靠支持者--先帝德宗的任使舊人、掌握中央神策禁軍的宦官們秘密會商,策劃著下一步,也是決定性一步的具體措施。讓太子感到欣慰的是,所有皇上身邊的內侍都一致認為:皇上的身體己不能支持,皇上本人也早已「厭倦萬機」;他們還說,朝中百官從國家社稷出發,也已經紛紛表示,假如皇上引退,似乎更有利於帝國結束目前不正常的現狀。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二,太子監國兩天後的這天夜裡,太子和他的親信東宮內侍西門珍、吐突承璀幾乎是一夜不寐。第二天,二位東宮內侍又與俱文珍在內侍省會晤了半日,當天中午,翰林學士們再一次被召入宮,在皇上的寢殿太極殿接受了俱文珍宣佈的皇帝詔命。八月初四,發下了皇上的禪位詔。    
    詔書說:朕獲纘丕業以來,嚴恭守位,不遑暇逸,然天祐匪降,疾恙無瘳,不能奉宗廟之靈,實實「有愧於心」。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請所司擇日行冊禮。    
    八月五日,已是太上皇的順宗正式告別了只坐了七個月的皇帝寶座.坐在步輦上,在宮侍們的簇擁下遷居興慶宮。興慶宮位於長安東郭,是本朝的玄宗皇帝所置,因在大明宮及皇城中的太極宮之南,又稱南內。順宗的身體雖然已徹底地崩潰,但他被抬進宮中的花萼相輝樓時,似乎明白了些什麼,他那尚未完全失效的神智告訴他,自己正在遭受嚴重的迫害。可憐的順宗突然瘋狂地蠕動著身體,喉嚨裡發出一種模糊的呢喃聲,但這已經太遲了。有幾位宮中的老侍衛望著這一切,痛苦地低下了頭。    
    這天,太上皇又有誥:命太子宜於本月九日即位,並改元「永貞」,大赦天下。    
    還未到九日,初六這天即有制命貶王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馳驛發遣。開州和渝州兩地分別距京城一千四百六十里和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八月九日,太子正式即皇帝位,歷史上稱之為「憲宗」。因為德宗靈殯未出,而太上皇又在興慶宮,太子下令不於前殿含元殿即位,以示對二位先皇帝的崇敬。    
    九月十三日,新帝詔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萬象更新帶來的是心曠神怡,沒有人去關心帝國的宮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事情發生得太快太蹊蹺了,還是有不少傳言流到了京內外。    
    九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人悄悄地從京城來到秦州普潤縣求見隴右經略使劉澭,自稱是山野俠士,名叫羅令則,有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相告。    
    這正是順宗禪位稱太上皇不久,劉澭很敏感,傳令士兵屏後埋伏。    
    「令則從京中而來,專請使君出兵勤王。」    
    劉澭一震,喝道:「山人請謹慎其言!此話怎講?」    
    「令則有太上密詔!」    
    「密詔安在?」    
    「事出無奈,太上只使令則傳口諭而已。」    
    「這如何叫本使相信?」    
    羅令則凜然而言:「宮中內禪,實乃太上事不獲已,現下人主幽閉旁宮,閹豎擁兵擅權,列祖大業,繫乎一旦!太上素知使君忠義孝勇,深曉逆順之理,故將宗廟興危盡付於使君,詔令使君赴京行廢立之事。」    
    劉澭心裡已是驚駭萬分,他控制著自己,盡量平靜地說:「然則廢立若何?」    
    「使君請遞掌過來。」令則不露聲色。    
    劉澭伸過已經略顯顫抖的右手,只見令則在他掌心劃了幾個字。    
    劉澭已感覺出來了,他的心猛地一縮,汗水淋淋而下,他還來不及考慮得失,一種簡直就是本能的反應促使他一拍几案:「大膽狂徒,竟敢妄構異說,左右!給我拿下!」立時就有幾名刀斧手衝進來把令則按倒。    
    令則大呼:「劉澭,你可要想清楚!宗廟傾覆,你就是千古罪人!」    
    就在這一剎那間,劉澭已權衡過了,其實也無須斟酌,兩派的力量對比本就一目昭然,劉澭不是個傻瓜。    
    「左右,給我用刑,叫他供出指使之人!」    
    令則知道事情沒有成功,一種悲劇感湧上心頭,他猛地掙脫了按住他的兵士,大聲說道:「不用動刑,我羅某不是怕死的人!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我等同志甚多,約與德宗遷葬時發動,這是太上之旨,你就是知道了也沒有用!」    
    劉澭大駭,急令嚴加看管,又著人星夜馳驛報聞長安。憲宗覽表,臉色都變了。    
    未過幾天,羅令則被押到京城,禁軍又大肆搜捕,共獲得十數個嫌疑分子,即刻全部杖殺。    
    十月初二,曾經有望承德宗皇帝入繼大統的舒王李誼在銷聲匿跡幾天後突然被宣佈去世。新帝廢朝三日。    
    十四日,提前葬「神武孝文皇帝」於崇陵,廟號「德宗」。    
    朝中仍處在一片歡騰之中,對其他事渾然不覺。往常那些閉門不出、緘默不語的朝廷重臣和求進不得的失意者們紛紛出面,慶賀勝利,儘管誰也說不清這種勝利是否屬於他們自己。一切的不滿、怨氣、仇恨都需要發洩,政治上的變化給了他們以機會,於是群言沸騰,萬夫所指,都加在卑賤而暴起的王黨成員身上,這種攻擊是如此的同心協力,以至於此時此刻所有的行動都顯得是那麼的合理,包括看起來似乎有些不大正常的一些怪事。    
    韋執誼只有沉默,袁滋和他的岳父杜黃裳已被委任為宰相,主持事務。新帝暫時還沒有把他這位朝廷的前第一大臣一棒打死,他依舊是每天出勤,或在政事堂辦公,或去延英殿廷對,他幻想著因為自己後來與王叔文的翻臉或許能幫他度過難關,但他內心也清楚這是不可能的,嚴重的懲罰也許只是時間問題。韋執誼每天都在極度的惴惴中熬過,他早先那種頤指氣使已變成了處處看人眼色,事事惟惟諾諾,甚至聞人行色,就惶悸失態,完全失去了國家大臣的應有氣度。看著他奄奄無氣的樣子,就連要為他開脫的人也感到面上無光。    
    這一天不可避免地來到:十一月初七,韋執誼從宰相貶為崖州司馬。    
    十三日,因為朝議認為對王黨成員處罰太輕,新帝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准為連州司馬,岳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到此,加上韋執誼,王黨的八位成員皆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司馬」在本朝是州府的屬官,二萬戶以上的州,司馬的官階也只有從六品上。    
    新帝憲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詔宣佈「太上皇舊疾衍和」。公佈太上皇病情,這是本朝歷史上罕見的事,頗讓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讓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駕崩了,年四十六歲。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賜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來說,本朝貶官在三五年之後可以「量移」,即予以調升或改善境遇。但這一年發佈了詔令:此後即使有國家大赦,王叔文之黨也不在量移之限。    
    時間能沖淡世上的一切,但無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間,他一直在憂鬱悲涼和不甘的煎熬中度過,寫有「微霜眾所踐,誰念歲寒心」的詩句,表明自己的高潔情操。在給親朋好友的信中,宗元反覆申剖事件的真相,為自己的無辜獲罪而辯白,希望得到他們的援引。感傷激憤,溢於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詔征「八司馬」中仍在貶謫的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入京,但不久又相繼被排擠出京,宗元於該年三月份外出為柳州刺史,四年後病歿。    
    劉禹錫行至江陵,再貶為朗州司馬,也在貶所度過了近十年的謫貶生活。禹錫在此十年中,寫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諷喻詩,抒發心中的憤懣。元和十年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齊奉召回京,旋又以詩歌譏諷執政而外放連州刺史。寶歷二年(公元826年),從和州奉詔回洛陽,方才結束了二十二年的貶謫生涯。此後的十五年中,他先後在洛陽、長安、蘇州、汝州、同州任職。開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閒職,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榮銜。劉禹錫幸得高壽,是王黨中最後一個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從未停歇,然而因困頓於現實終使其無所作為。禹錫晚年精華不衰,寫有「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豪邁詩句。直至臨終,禹錫絲毫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毅然寫下了《子劉子自傳》,為早年的行為辯護,為王叔文恢復名譽。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七年後,劉禹錫病故於洛陽,給九世紀初這場短暫而輝煌的革命劃上了一個句號。    
    「八司馬」其他六人的最後結局:    
    為順宗即位立下大功的凌准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於任所連州的一個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寫了首《哭連州凌員外司馬》詩哀悼他的亡故,並為他撰寫了墓誌銘。    
    貶得最遲但最遠的是韋執誼,為崖州司馬,這是他平生最恨最討厭的地方。因為他是王黨的首腦人物之一,沒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後死於任上。四十多年後,有一位宰相李德裕也被貶來此地,感慨遭遇相似之餘,作了一篇《祭韋相執誼文》,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評價。    
    陳諫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後被貶為台州司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劉等一同人京,又一同被逐,先後為封州、通州刺史,死於通州。    
    貶為饒州司馬的韓曄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為汀州刺史,又轉為永州刺史。因為韓氏一族累世卿相,韓曄又與曾受叔文排擠的韓皋為表兄弟,因而朝中為之斡旋的人頗多,後來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詳。    
    韓泰受謗較劉、柳為輕,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時,與王黨政見不合的韓愈還曾經舉韓泰自代袁州刺史。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從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後又任吳興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遷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為要好且有親戚關係的劉禹錫對他的境況頗有歎羨之意。卒年不詳,大約在禹錫之前。    
    程異是「八司馬」中惟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鹽鐵使李巽的推薦被錄用,擢升侍御史,後來一直從事財賦工作。程異以他對財政事務的精明才能得到憲宗皇帝的認可,於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為宰相,一年後去世。    
    王叔文最早認識的兩個人呂溫和李景儉因為這八個月期間不在長安,受牽連較少。呂溫出使吐蕃將近一年,於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還,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於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韓都是陸質的學生,傳其《春秋》之學,為人極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們都為他未能參與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遺憾,在他們看來,如果呂溫在場,結果就有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在他死後,劉禹錫在《哭呂衡州詩》中還為此悵然不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柳宗元更對他的早死悲痛欲絕,他在祭文中寫道:「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儉也因服母喪不克與事。他與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懷怨望的竇群是同門,後來受竇群提拔出任監察御史,結果又因竇群獲罪連累被貶。李景儉參加了後來討伐淮西的戰鬥:於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懷往事,心情憂鬱,終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第二章 元和:短暫的中興短暫的中興(1)

    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淚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    
    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    
    --劉禹錫(公元772-842年)    
    一    
    王叔文縱負奇才,也沒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僅僅八個月不到,他的壯志就在政敵的談笑中,灰飛煙滅了。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來,這是帝國的第十一位皇帝,後來的廟號為「憲宗」。    
    憲宗即位時年二十七歲,正是精力充沛,鬥志昂揚的年紀。他和他的父親一樣,都曾經歷過被廢黜的危險,這在他年少的心靈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儲位時那幾個月擔驚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時也很怨怒自己的父親:病重的太上皇。剛直而無所畏懼正是年輕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這些不快並沒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遷居興慶宮不久就順利地賓天了,賜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潛意識裡已得出一個經驗:加強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緊的。    
    這短短的幾個月已經顯露出新帝與他的父親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夠成功地走上皇位,輕而易舉地粉碎王叔文的美夢,就在於他已經知道把家奴家臣們牢牢地掌握在手裡的重要性。家奴們近躬傍聖,在政治上有一種近水樓台的作用,這是保證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宮大本營牢固不破,朝廷就能夠團結,臣子們才能盡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經對自己的哲學充滿了信心。他正年輕,上天賦予了他果斷而敏銳的天性,這更是孱弱的順宗所沒有的。年輕的皇帝不久就已經感覺到,他應該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個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樣,讓帝國重新恢復失去已久的聲威。建功立業的最好方式,無非是完成先帝們未竟的事業,每一代天子都當仁不讓,他有理由為此躊躇滿志。天祐我朝,幾乎從一開始起,世事的發展就注定了憲宗必然會獲得一種成功。    
    第一個契機是老臣杜黃裳對皇上說了一段話,這番話影響了天子的思維整整十幾年之久,也奠定了整個「元和」時代--九世紀第一個二十年的基本格調。真是一語千金!    
    事情的緣起是去年皇上剛剛即位時,率先上表請太子監國的韋皋天不假壽,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經遊說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劉辟竟然自為留後。其時天子才即位,正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變多年來這種邊將自立的陋習,便表示同意。但劉辟此人懷有異志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一見有機可乘,進而於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領整個劍南三川--這是他當初在王叔文那裡想要而沒有要到的東西。這對於一位頗具雄略的年輕天子來說,多少顯得有些過分了,當然不能允許。劉辟沒有能達到目的,便舉兵圍東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實。這場叛亂發生在新年的元月,離皇上即位剛剛三個月。    
    皇上對宰相們透露道,很想對這些不法方鎮再度開戰。皇上也同時保證說,一切不會像先帝德宗那樣冒進,這次定會謹慎從事。但就是這樣,朝廷上下還是紛紛表示反對。    
    他們的理由是:蜀地險要,易守難攻,恐怕難以奏效。大臣們私下難以啟齒的想法其實很明顯: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動亂,不如暫時妥協為好。這也不能說不是一種切合實際的想法,德宗時動盪局面給他們的記憶實在太慘痛了。    
    可杜黃裳獨排眾議,力主進攻。    
    「劉辟不過是一狂妄書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舉神策軍使高崇文領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軍權,勿置監軍,必擒劉辟。」以宦官監軍形成常制是從玄宗開始的,起初倒也是出於中央能夠有效控制出征軍隊的考慮,不過,儘管在這方面起了點作用,但監軍往往驕橫跋扈,既妨礙正常決策,又影響將士的情緒,已被代、德以來征伐不利的事實證明不是一個好辦法。黃裳膽大,語無遮攔,指出了一條正確的征討方針。    
    皇上極為贊成。他對黃裳推心置腹地說:「國家受方鎮之患,已非一日。應付之略,究當如何?」    
    「陛下,」黃裳歷經代、德、順三朝,見得多了,感觸自然更深:「德宗自變故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當方鎮首領物故,必先委派內廷中使前去偵伺動靜,而那些有點威望的副使副將們也大多賄賂這些近臣以求見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聽其讚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鎮帥守幾無朝廷委任之人。」他說出自己的想法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陛下應熟思貞元時期的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肅諸侯,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黃裳此語絕非是一番單純的對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復帝國中央的權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樣一味動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須要有一個總體方針的指導,這就是迅速恢復起維護國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並且一旦強硬就堅持到底。這個意見既符合實際,又頗為中肯,難怪天子聽罷,雄心陡生,大有一種成竹在胸的感覺。    
    後來的事實證明,憲宗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後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沒有忘記掉這一點。    
    第二個契機是高崇文在八個月的時間裡一舉剿滅了劉辟,收復了西川。這真是今上洪福齊天!想當初高氏受杜黃裳推舉出任統帥,曾經讓朝野大吃一驚,因為功勳宿將甚多,統帥之職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這位高某人。但正是這個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卻頗善於用兵,數月以來連戰皆捷,最終打進成都,捉住了劉辟。一舉克服叛鎮,至少是二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這件事情絕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勝利而已,它的意義同樣十分深遠。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劉辟被執送京師時,自以為還不足死罪,甚至見到神策兵士來捆他時,尚還十分驚訝道:「何至於是?!」當皇上在興安樓義正辭嚴地駁斥他的狡辯時,劉辟這才無話可說,低頭伏法。另外還有一個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綏留後楊惠琳拒絕承認朝廷任命的新節度使,皇上亦堅決地下令征討,未幾楊氏就被部下所殺。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業,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這個勝利的時刻肯定十分激動,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奮發後的那種無可言喻的歡暢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來子孫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鎮則有點不知所措。    
    時代已略有不同,藩鎮力量已弱,自無德宗時問鼎之勢;見到蜀、夏兩地被朝廷輕而易舉地剪滅,諸鎮大為惕息,紛紛上表求朝。所謂「求朝」,也就是節度使們自請赴京朝覲。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將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這個舉動實際的含義就是放棄兵權。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聲威下,鎮海節度使李錡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並署判官王澹為「留後」。憲宗下詔表示同意,拜他為左僕射,還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撫其將士。但李錡卻毫無動身之意,屢次拖延行期,上表說有疾在身,無法遽行。    
    鎮海地處浙西,是南方的重鎮,肩負著天下財賦的重責,朝廷對它是相當重視的。這個李錡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貞元時因門蔭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長期在富庶之地任職,李錡手中積聚了不少錢財,以此賄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賞識而出任潤州刺史並領鹽鐵使。後來王叔文罷免了他的鹽鐵使,但在潤州置鎮海軍時,還是以他為節度使。李錡此人恃恩驕恣,在地方上橫行不法,甚為天下所不齒。因為得到了鎮海節度的重職,所以他一直忍而未發。此番上表,實在是迫於無奈,其實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掛一個榮銜的。    
    消息傳到朝中,皇上徵求宰相們的意見,武元衡第一個覺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這個李錡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體統!若事事由李錡決定,陛下何以令四海?!」    
    這話說到皇上的心裡,皇上決定:下詔征他來京!    
    詔書一到,王澹和憲宗派來的中使勸諭他動身,李錡很不高興。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識相,頻頻勸駕,搞得他極為惱怒。於是暗地裡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殺死。中使聽說軍中鼓噪,急遣衛將趙琦出面慰諭,又被李錡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們投進大鍋中煮食。當那位中使趕到,士兵們還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極盡污辱之事,這時李錡才假惺惺地出來喝止。十月份,詐言軍變,正式起兵。但是李錡手下有不少將領不願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倒戈一擊,生擒了李錡。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對的穩定是值得慶賀的。不過,藩鎮多少年來養成的那種子孫永保、自為除授的本性不會一下子消失。特別是一些大鎮,比如有名的河北諸鎮成德、魏博、淄青等,還是時時刻刻在偵伺可能,未嘗少息。但總的來說,勢力既有長消,各鎮之間矛盾則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對江南財賦之控制在元和時日益加強,財力的保證是一切的關鍵,帝國正逢上了一個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一種機會。    
    謀事在人。朝中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人才,無論從數量還是從整體素質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動亂以來前所未有的。就以前兩年來說,宰相前後有鄭絪、鄭餘慶、杜黃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學士有裴□,李絳,都是一時佳選。此外,兵部侍郎權德輿、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蘊籍風流、精鑒默識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天子策試制舉之士,在「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校書郎白居易、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前進士蕭俛、沈傳師等人脫穎而出;同日,一代元勳杜佑因年邁力衰,舉兵部侍郎兼度支使、鹽鐵副使李巽自代,從此李巽成為帝國財政的主要策劃者。天降奇才,這標誌著帝國即將要走出低谷,恢復它失去已久的生機了。    
    杜黃裳在相時間不長,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調任外職,出為河中節度使,不久病故。據說這位三朝老臣為人有個很大的缺點:身為宰相,任用官吏卻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賄賂。此事在他死後被揭發出來,遭到御史台的追劾,憲宗念在勳舊,未予追究。儘管如此,黃裳堅持征討劉辟,為整個元和樹立了一個銳意進取的成功榜樣,功不可沒。在杜黃裳之後,一個更為強硬的人物走進了帝國的上層。    
    


第二章 元和:短暫的中興短暫的中興(2)

    二    
    事情要從「政事堂」說起。    
    本朝宰相的合議之處政事堂,開元後也稱「中書門下」,設在東內大明宮裡的中書省。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們從丹鳳門入宮,繞過含元殿,從朝堂廊下穿過觀象門,左轉進月華門,便可來到政事堂。    
    政事堂雖設在中書省,卻是獨立機構,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與皇帝溝通,宰相們在這裡以天子的名義議定天下大政,「政事堂會議」是帝國最高行政機關。堂後設列五房,分理眾事,供職者稱「堂後官」,負責行遣文書,雖是一般吏員,但地位極為重要。    
    大約是憲宗即位後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時任宰相的鄭餘慶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對一位跑到他們身邊指指畫畫的堂後官大聲叱道:    
    「你是什麼身份?!敢在這裡指手畫腳?給我滾出去!」    
    事出有因。這位堂後官名叫滑渙,在中書門下有不少年了,但儘管如此,他也只是個吏員,絕不敢如此放肆。他之所以有這個膽子,是仗著和宮中宦官、任知樞密一職的劉光琦關係匪淺。劉光琦是宮中的老人,對擁立憲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對國家事務,從來都是極為關切的,不時要按照己願干涉一番。於是他就指使這個滑渙,對宰相施加影響。杜佑、鄭絪都是老實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鄭餘慶實在是忍無可忍,怒火終於爆發。滑渙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鄭餘慶為此付出了代價,未過多久被罷相,改任太子賓客。    
    這時,有一位中書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給皇上奏上一本。表奏中沒有就事論事,只是向皇上密報說,政事堂吏員滑渙擅權專恣,任意妄為,接受了無數賄賂,請皇上下詔剪除。    
    憲宗覽表,十分憤怒。心想:這還了得!立即下令宰相採取行動。    
    這天,整個中書省四門被突然關閉,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軍士們直奔堂後搜查,果然獲得了滑渙受賄的證據。九月,滑渙被貶為雷州司戶,不久賜死。    
    皇上心裡對上表的這位官員大加讚賞,聯想起早先議討劉辟時,杜黃裳力主進攻,朝中也只有他堅決贊同,並建議另征江淮之師,取三峽之路,以分敵寇之力,計策十分精當。皇上採用了他的策略,更對這位剛毅而有謀略的大臣有了一種強烈的印象。    
    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排行三,趙郡人。他的父親李棲筠在代宗時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時。吉甫幼稟家學,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門蔭入仕,二十七歲時就做到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一職主掌朝廷五禮儀式,負責祭祀禮儀並擬議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謚號,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禮儀方面的權威不能勝任。吉甫以該洽多聞、精於故實而得到一致的稱讚,後來在德宗貞元八年(公元792年)轉為駕部員外郎。陸贄為相時,由於意見不合,被貶為明州員外長史,此後在忠州、郴州、饒州任職,滯留江淮將近十五年,備悉民間疾苦。憲宗即位,方才人京為考功郎中,轉任中書舍人,與裴□並充翰林學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黃裳也出鎮河東,實際上已不再行使相權。十九日這一天,翰林學士李吉甫和裴□受命草擬命相制書,兩人在學士院分頭垂簾揮翰,互不相知。吉甫起草的內容是命武元衡人相,書罷,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緒,連聲歎惋;而另一頭的裴□卻一語不發。其實吉甫並不知道,裴草擬的制書卻正是拜他入相。    
    裴□寫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賀,一無落拓之意。兩人執手間,吉甫卻幾欲淚下。    
    他對裴□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說到這,話音業已哽咽:「為人臣子報皇帝陛下恩德,惟有提拔賢才而已,君有精鑒之識,願為我盡言之,吉甫定當不遺餘力!」    
    裴□也很受感動,遂拿來紙筆,一氣寫了三十多個姓名。果然,吉甫沒有食言,數月之間,選用略盡,一時朝野為之振奮。    
    一個人的處事性格,從一兩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吉甫做事較衝動,為人也很固執,一旦有了主見便會堅持到底,所以經常和其他人發生牴觸。但吉甫對國家的忠誠是不可懷疑的,對是非善惡更是有一種近乎偏激的愛憎感,這無疑又是他的長處。吉甫為忠州刺史時,陸贄也被貶來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動修好,並仍以宰相禮事之,使得陸贄大為感動,這也反映了他剛正的人品。吉甫的政治立場異常的堅定,因而對藩鎮割據的現狀十分反感。    
    比較來說,當時朝中的其他幾位主要的大臣與他都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端默持重,李藩忠懇言直,權德輿文質彬彬,而李絳則以明察思深、講究謀略見長,因此,儘管他們在抑制藩鎮這一個大方針上意見是相同的,但吉甫卻是朝中主戰派的代表。    
    十月份李錡反叛,吉甫堅決支持武元衡的討伐方針,並且又向皇上提出了一條極富戰略性的計策。他主張詔令敵後的徐、汴二地的軍事力量共同行動,與中央軍形成犄角之勢,給中間的李錡加以強大的威懾,可使敵不戰自潰。憲宗接納了這個建議,戰局的發展正像吉甫所料,李部在壓力下果然內變。    
    在力主對藩鎮強硬這一點上,吉甫對皇上的影響是沒人能夠相比的。他鑒於方鎮貪恣專權,上表皇上建議令方鎮所領的各州郡刺史得自為政,並由朝廷派出「員外郎」一級的朝官出任刺史,以削弱節度使權力。憲宗深以為然,派出了十餘人赴外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吉甫的強硬路線還在於他直接向藩鎮的首領--節度使開刀。乘著平定蜀、夏、吳的東風,他以宰相的身份發佈任免,對將近三十多個藩鎮節度使進行調動、改易,並迫使其中有些人請求入朝,山南東道節度使於□以及早年上表威逼王叔文的荊南節度使裴均就是其中的典型。儘管此舉尚未能對河北實施,但魄力還是相當大的。據白居易在給皇上的一份表狀中說,這一段時間以來,諸道節度使在朝廷或追或替的政令下,到了「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暇」的地步。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不過,吉甫無疑也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對立面。    
    果然,到了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三、四月,發生了一系列事情,使得吉甫的地位發生了動搖。    
    這時裴均已由荊南入朝,他是竇文場的養子,通過宦官的關節,得到了「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使」的榮銜,正顯貴一時,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吉甫弄下去。    
    正好,在四月份的「賢良方正直言」策試中,三位應試的低級官吏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放言指陳時政之失,特別是皇甫湜,甚至把矛頭指向宦官,認為宦官操縱兵權,過於專橫,引起考策官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的注意。結果,韋貫之把他們署為上第,呈送皇上,皇上見了策文不大高興,被攻擊者就更感到不能忍受了。    
    平心而論,元和初年的政治確實也並非無懈可擊,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強中央集權,必然要損害民眾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見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間意氣用事的情況也不少。但主要的癥結是皇上對宦官的依賴和依靠並未減輕,權貴驕奢淫逸、宦官專橫霸道的事情更是屢見不鮮。時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就經常與皇帝爭論,並且寫作了大量的「諷喻詩」進聞於上。可見牛僧孺等人的言論倒也不是空穴來風。    
    此時,另一位宰相武元衡已奉詔接替高崇文出鎮西川,當事者就只有鄭絪和李吉甫。吉甫對外採取加強集權的強硬方針,對內必然也要有所動作,所以經常向朝士們表露對宦官們干預是非的不滿,想不到皇甫湜居然就在策文中捅出來了。對他的直言不諱,吉甫表面上不動聲色,內心卻是十分贊成。    
    裴均指使人向皇上報告:「這全是出於執政宰相的唆使。」意思就是吉甫。    
    憲宗得知很生氣,覺得李吉甫以此方式宣洩不滿,有失為臣之道。幸虧不少諫官秘密上疏為吉甫申辯,皇上才稍稍改變了想法。但宮中的宦官對策文中強烈的攻擊卻是不能接受的,否則以後日子就不好過了。    
    劉光琦和吐谷承璀對皇上哭訴道:「裴□、王涯負責策試的覆核,而擢為上等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不先說明,裴□又無所異同,選人惟親,簡直太不像話了!伏請陛下明察。」    
    皇上對身邊的近侍一向是信任的,他還要依靠他們做他想做的事,見兩人這麼說,事實似乎也能成立,於是只好罷免了裴、王二人的翰林學士。接著,又貶王涯、韋貫之、楊於陵出京,對牛僧孺三人也不予升調,迫使他們不得不遠赴藩府。本朝地方大鎮可以自辟中下級屬官,無須中央任命,所以士子在朝不得意者,往往入於幕府。後來有所謂「藩鎮得人」之說,也就是這麼來的。    
    皇上此舉招致了很多議論,白居易就是堅決反對者之一。但不知怎麼,吉甫仍然沒有表態,甚至在處理牛僧孺三人的過程中,也一點都未表示過不同意見,更沒採取他應該能夠採取的緩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釋。也許在他看來,這畢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在數十年後,有不少人把這件事的過錯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給他的兒子--日後的一位傑出的宰相--釀生了一場重大的災難。    
    憲宗雖然不能擺脫宦官的影響,但對宰相的態度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誤就在於事事躬親,沒有做到用人不疑。同時,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選用宰相都經過仔細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經常與他們討論交流。政治的秘訣就在於對權力進行互相制約,每一種權力都不能無限膨脹,皇權和相權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什麼時候兩者能夠平衡,什麼時候就能顯出政治上的清明。憲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元和」成為本朝歷史上第三個賢相輩出的時代,前二次分別是太宗的貞觀和玄宗的開元年間。    
    四月份,皇上儘管因中人之意罷免了翰林學士裴□,但不久卻命他入相,時間是九月十七日。這是天子即位後任命的第五位正式宰相,五人基本是同時的,德行操守也都有口皆碑,不過有些摩擦也在所難免,主要原因還是李吉甫的為人性格所致。皇上起用裴□,也是出於解決這個問題的考慮。    
    吉甫任翰林學士時與裴□就有意見上的不合,武元衡經常為他們調停。吉甫入相後,偏激的毛病不時或犯,和鄭絪也產生過牴牾,對他事多因循很有意見,但是吉甫和他們的私交並不壞,彼此也相互敬重,裴□得以入相,吉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甫得罪宦官在所難免,但吉甫不幸還得罪了另外一個人,就是時任御史中丞的竇群。這個竇群在王叔文當政時的表現證明了他確實是個小人,吉甫引起他的憤恨就注定是要倒霉的。    
    竇群與羊士諤、呂溫是同學,兩人當時都在御史台,竇群便想提拔他們。本來,吉甫對二人也是十分讚賞的,即使是超資錄用也原無不可,但吉甫對竇群不先對他這個當朝宰相打個招呼就擅自主張很生氣,把任命扣壓了幾天。竇群是何許人?哪能輕易招惹,他立即就要報復。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長官,負責糾舉官吏過失,有一定的權力。竇群探知有一位叫陳克明的方士經常出入吉甫在安邑坊的宅第,便秘密地將此人逮捕,並上奏皇上,憲宗親自訊問,卻沒有查出什麼奸狀,皇上大怒,知道竇群誣奏,要將他斬首。這時倒反而是吉甫沒有計仇,勸住了皇上。風波雖然過去,但憲宗心裡對吉甫某些易招怨恨的處事方法多少有點不高興,開始想讓裴□主持工作。    
    得知皇上這麼想,宮中不少人很高興,也紛紛說李吉甫確實不適宜久在相位。    
    這一年的九月,憲宗把吉甫也派出京外,出任淮南節度使。皇上自開始對藩鎮施加壓力以來,就經常把朝廷重臣派到重要的地方上出任節度,一是改變方鎮節帥自為除授的舊例,二是為了加強控制,早些時候的杜黃裳、武元衡掛銜出鎮都是先例。此次命李吉甫出鎮主要也還是這個意思。不過,本朝官吏都崇尚在京中任職,因此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出任外職,心裡都隱含著一些失意的成分。    
    吉甫此次為相實際不到一年半,但他深明時政,多有建樹。這兩年,在新財政長官李巽的努力下,國家的財政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吉甫撰寫了一部國情報告《元和國計簿》,匯總了全國方鎮、州府縣的數目以及戶口、賦稅、兵員狀況。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出,整個帝國有十五個道控制在不法藩鎮手中,不向中央申報戶口;而每年的財政收入,全部依賴於只佔全國面積六分之一的江淮一帶的八個道。這份報告的核心是重點指出了江淮一帶是國家的經濟命脈所在,吉甫的洞察力十分高明。    
    九月十九日,天子親自在通化門城樓為吉甫餞行。告別了皇上,吉甫乘船向揚州進發。秋風陣陣,灞水湯湯,離別君闕之際,吉甫也未能免俗,心中感到無比的惆悵。    
    然而這對於帝國來說,或許卻是件好事。淮南是帝國的第一方鎮,天下財賦,半出於斯,對維繫國家安危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形勢正向有利於中央政府的方向發展,如果吉甫能克盡其職,保持淮南的安定,長安的霸業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章 元和:短暫的中興短暫的中興(3)

    三    
    新相裴□是河東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時的宰相。裴□二十歲就中了進士,應制舉中的「賢良方正極諫直言」試又是第一,授為美原縣尉。任期滿後藩鎮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後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職,元和初入為翰林學士,與李吉甫、李絳、崔群同掌機密。其時正值初平蜀、吳,事務繁多,裴□承擔了主要部分,勵精思理,小心謹慎,很得天子賞識。    
    憲宗對他十分瞭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點就是正直、講究法度。所以儘管罷免了他的翰林學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復他為宰相。    
    裴□入相之時才四十四歲,然而鬚髮盡白,和他的實際年齡很不相符,一看就是個器局峻整、秉公無私的人。果然,裴□一人相,便齊整法治,考課吏理,即使大官前輩有所托請,也絕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評。特別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薦、提拔了好幾位賢才進入了中樞階層。    
    一是薦李藩入相。李藩時任「給事中」,就是專門負責封駁制敕的門下省官,李藩敢於駁正,制敕有不可者,經常就在敕書背後批塗退回,有剛正之聲。憲宗在裴□的建議下用他代替了無所建樹的鄭絪。    
    二是啟用了裴度為起居舍人。裴度是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進士,應赴制舉數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監察御史。因為直諫得罪了杜佑而被貶出京,在河南府任屬官。裴□對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賞識。    
    三是擢用李夷簡出任御史中丞。李夷簡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為人謙虛忠正,未嘗苟辭悅人,正是御史的佳選。    
    此外尚有不少人。裴□量材賦職,從不挾以個人好惡,所以選任之精,前後莫及。其間還出過一個趣聞。    
    裴□也曾應過「博學宏詞」試--本朝科舉分常舉和制舉,制舉又分諸種,士人可以多相赴試,不受限制--但卻名落孫山,當時的主考官是崔樞。裴□為相,仍然提升他為禮部侍郎。    
    裴見到崔樞,笑說:「以此報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樞惶恐羞慚不已,他此時正站在堂前的台階上,心裡一慌,差點一個跟頭摔下去。    
    裴□趕緊拉了他一把:「此戲言耳,此戲言耳!」    
    一時長安城中傳為佳話。    
    但裴卻與一個人有矛盾,這就是皇上身邊的近臣、宦官吐谷承璀。    
    承璀其時為內常侍、知內侍省事,統領全部宦官,並還任左神策軍中尉,掌管禁軍,恩眷無媲。這不僅是因為他從憲宗為太子時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邊有一種力量保證皇位的安穩,這是新天子從正反兩方面得出的經驗之一。當然,皇上也知道這種力量不能大到反客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來尚還能掌握分寸,至少他對承璀的期望就是盡量利用他的忠誠維護天子而已,並不一味縱容。否則,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會答應的。    
    就是這樣,裴□對包括承璀在內的宦官們仍然十分不滿,尤其是對那些出使各鎮的監軍。此輩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經常使得原本忠於朝廷的一些方鎮產生牴觸情緒,造成不必要的麻煩,裴□抑制他們的態度很堅決。    
    承璀仗著天子的靠山,並且立過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裡。但是作為宦官,對宰相還是懷有畏懼的,承璀也只能通過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關照請求,皇上始終沒有鬆口,可一旦涉及到關鍵問題,憲宗能否堅持就是個未知數了。    
    其時的中心問題無外乎是:打擊藩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鎮之一的成德節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兒子--病死。不出預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為「留後」。河北三鎮早就開始自置所謂「副大使」,以嫡長子為之,父死則以子代領軍務,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裡。    
    經過三年多的準備,憲宗開始想對河北有所動作,王士真之死正是個契機。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辰便殿召重臣人閣議事,在場的還有吐谷承璀等一些宦官。    
    憲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節度使,若其不從,即興師討伐。卿等以為如何?」    
    裴□非常慎重。    
    「陛下,」裴□談出他的想法:「淄青鎮李納跋扈不恭,其子李師道自命留後,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對國尚算有功,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違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討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順。」李師道自為留後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當時朝廷正對劉辟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詔答應李師道承襲父職。    
    殿前議論不下。皇上於是又問翰林學士們有何意見。    
    翰林學士李絳也是贊成抑制藩鎮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聲教,普天之下,誰不憤歎!」此話一出,皇上很高興,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絳卻也反對立即動手:    
    「不過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絳的智謀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話處處顯示出深謀遠慮:「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來,父子相承近四十餘年,人情習慣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處上下都會不以為然;二是另外數鎮與其同體,唇亡齒寒,必然會私相勾結。再說興兵攻討,徵召鄰近數道是在所難免之事,可他們哪裡又會與朝廷真正協力!屆時按兵逡巡,坐觀勝負,而國家又要負擔他們的勞費之資,豈非得不償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災,財政情況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時。」    
    皇上沉吟不語。旁邊的吐谷承璀卻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曉得皇上炫耀聖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著有禁軍在手,覺得自己能從中大撈一票,還可以藉機把朝官的勢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請領兵討伐王承宗。    
    憲宗儘管有點心動,但沒有立即表態。    
    這個時候適宜不適宜進兵不是主要的,關鍵是目前絕對不能與河北開戰,因為河北諸鎮實際上已是一個互為聯繫的整體,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戰而捷,戰線就必然會越拉越長,後果也就會像德宗時那樣,天下疲弊,內外空虛,以致禍起蕭牆,夷狄乘間,造成無可挽回的災難。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吳的成功也證明,只有先對弱小者動手,各個擊破,才能對河北形成致命的打擊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絳、白居易深明這一點。    
    李絳堅持認為:河北與早先的劉辟、李錡不同,數鎮內則膠固,外則勢廣,本質上都是想永保世襲,因而在這一點上更能形成統一聯盟。朝中急躁之人勸圖河北,實在是因前日之成功沖昏了頭腦,絕非深謀遠慮之言。    
    天子心裡很窩囊:「照你這麼說,眼看幽州劉濟、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豈非也要像成德一樣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時可平?!」    
    「陛下,」李絳語重心長:「太平之業,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請陛下三思。」    
    憲宗還是心有未甘,遲遲沒有下達對王承宗的處理意見。    
    事有湊巧,就在這時,從淮西鎮傳來的消息說:淮西節度使吳少誠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絳一聽,計上心來。    
    淮西節度使治蔡州,即現在的河南汝州,轄申、光、蔡諸州,故又稱「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陽),北逼洛陽;東面,南跨淮水,北臨汴州(河南開封),可以截斷漢水、運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時的李希烈樹起反旗之後,一直成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詔》頒布後,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惟李希烈反稱皇帝,國號大楚,兩年後的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將陳仙奇毒殺李希烈,被命為淮西節度使。七月,淮西將領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從此獨霸淮西將近二十年。    
    淮西雖然地位重要,對朝廷有很大的威脅,但它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就是它地處中原的腹地,面積狹小,四周全是忠於朝廷的勢力,在一般情況下,常常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從當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謀反時,他與河北的叛亂同夥很難作出任何戰略上的協調,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鄰近地區軍事力量和中央軍隊的包圍,只是因為當時河北事重而讓他鑽了空子,佔據了從漢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領土,切斷了南方的供應路線,才得以苟延殘喘。    
    李絳正是看到了這點,所以在得知吳少誠病重的消息後,立即給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議放棄對王承宗用兵的計劃,轉向淮西。    
    這個計劃極富戰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採納的話,元和時代的成功或許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憲宗和心懷他意的吐谷承璀還是將整個有利的形勢打亂了。    
    王承宗久不見朝廷表態,有些惶恐,趕緊上了好幾份表狀解釋自命留後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恆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覆命,報告說:王承宗「受詔甚恭」。憲宗聽報,便堅持按己願辦事,在任命王承宗為節度使的同時,將德、棣二州從成德鎮劃出,成立保信軍,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為節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願意朝廷就此開分割河北諸鎮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裡從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節到達之前將薛昌朝囚禁了起來,想讓朝命空懸。    
    這顯然是對天子的挑釁,皇上命人曉諭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應命。十月份,憲宗不顧朝臣的強烈反對,以吐突承璀為統帥領神策軍討伐成德。同時詔命恆州四周各鎮進兵征討。    
    皇上開始任命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稱以宦官領兵萬萬不行,朝中諫官、御史也一致反對,可憲宗不聽。第二天,數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爭,皇上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銜,改處置等使為宣慰使,換湯不換藥,承璀還是實際上的統帥。    
    皇上想不通,老覺得繞不過這個彎來,他對李絳說:    
    「卿等極言宦官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他們哪裡敢呢!就是此輩膽敢如此,朕亦不聽。」言下之意,宦官絕對不敢放肆,不如盡量利用這一點。    
    李絳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戰事拉開。    
    幽州劉濟與王承宗不無矛盾,在人勸說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響應,親率七萬人出擊,而淄青的李師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個縣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鎮軍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會合,形成夾擊。這幾支部隊開始都還有些戰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軍威令不行,屢戰屢敗,軍中大將酈定進陣亡。    
    過了不久,劉濟攻樂壽城不下,河東范希朝、義武張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軍全無勝績,其本人又沒有號召力,於是朝廷各路兵馬在王承宗的頑強抵抗下失去了協調,三月份,戰況不可避免地進入膠著狀態。朝中的白居易堅請罷兵,未被接受。    
    此刻吳少誠果然病死,但既已對河北用兵,勢必已經不能再討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吳少陽為留後。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是當時首倡討伐承宗的方鎮首領,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討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進。一方面暗中與承宗通謀,另一方面派衛將王翊元入京上奏稱:其他諸道兵與敵勾結,此際不宜進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早就知道盧從史這個人十分陰險,此番更是懷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來,曉以大義,迫使他道出了真相。並又派他回部爭取了軍中大將烏重胤的支持,當王翊元再趕到京城時,裴□覺得時機業已成熟,於是進宮請皇上下令將盧從史秘密逮捕歸案。    
    憲宗聽罷愕然,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怎麼也想不到這位早先的主戰派竟是如此之輩。師出未捷,反謀又生,太讓人無法接受了。    
    裴□著急萬分:「盧從史狡滑貪狠,今日不除,後必為亂。」    
    皇上沉思良久,終於拿定了主意。    
    裴□遂即開始部署,派人懷帶密詔星夜趕赴承璀軍營,並附上了一紙行動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裡,承璀把盧從史騙來營中,在帳中擒下,立即用馬車囚赴京城。從史的衛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斬。烏重胤擋在盧從史的軍營門口,叱回騷亂的士兵。囚車快馬加鞭,在天明之前順利出境。不久,盧從史被貶,昭義節度使易人。裴□的這次行動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義這一大重鎮。    
    但戰事仍然不能進展,到了六月份還是久攻不下,各軍疲弊不堪,供應也發生了問題。白居易再次上表請求罷兵,憲宗無法推諉,只得連續幾日與翰林學士們往復商討,大家的意見一致,都覺得已無法再戰。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說自己反叛實乃盧從史離間所致,請求給予自新。天子借了這個台階,宣佈赦免承宗,加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此次用兵歷時半年,共調各道兵二十餘萬人,耗軍費七百餘萬緡,除了昭義鎮外,一無所獲。    
    輿論大嘩。    
    


第二章 元和:短暫的中興短暫的中興(4)

    四    
    朝中沒有一個人不感到窩囊透頂。師出無功、耗費財物倒也罷了,重要的是朝廷的威望大損。王承宗還是得到了節鉞,德棣二州依舊又歸到了他的名下,相對於四年前平定劉辟、楊惠琳以及李錡的輝煌來說,這簡直就是奇恥大辱。    
    可誰也不能把錯誤推到天子身上去,不管怎麼說,皇上的決斷雖然欠妥,但在道義上卻絕對不錯。於是,大家便把矛頭指向吐谷承璀。    
    更令人無可容忍的是九月份,承璀從行營回朝,皇上居然覆命他為左神策中尉,並加銜「左衛上將軍」,一時間京中百官彈劾表奏,雪片似地遞進。    
    裴□奏道:「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念其舊功不加殺戮,亦應貶黜以謝天下。」    
    李絳道:「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    
    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說得更直接:吐谷承璀理應斬首!    
    皇上心裡也有氣,但他氣的是那些力主罷兵,阻撓他揚威天下的朝官,而不是身邊這位忠心耿耿為己出力的吐谷承璀。可戰事畢竟失敗了,壓力之大也前所未有,身為天子是不能認錯的,那也只有找一個替罪羊了。兩天後,憲宗罷免了承璀的中尉職務,將他貶為軍器使。這是內侍省的一個小官,對宦官來說也算得上是個不輕的處分了。朝野上下總算出了口惡氣。    
    就在這天,克勤克勞的宰相裴□積勞成疾,患中風症一病不起。皇上甚感震驚,不斷派人問候病情。但是,裴□這場病太重了,沒有一點好轉的跡象,天子聞之,歎惜不已。數天後,以太常卿權德輿人相與李藩共同主持朝政。    
    對憲宗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歲月,在這半年中,他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不過,皇上並沒有死心,在宮苑中獨立寒秋,他時時把目光投向東方,那是他祖孫三代蒙受羞辱的地方,他無法把它徹底忘懷。    
    皇上變得十分好財。他對李絳解釋說:    
    「眼下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又淪於異族之下,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重蓄聚。不然,朕宮中用度本極儉薄,多藏又有何用呢!」    
    這年的冬天在一片憂鬱的氣氛中很快地過去了,轉眼又將是新的一年。人們都在等待著什麼,總覺得從新天子即位以來的那種轟轟烈烈的氣象不能就此煙消雲散。幸運的是,皇上也有同樣的想法,到今天為止,他絲毫也沒有認為他這位真命天子就無所作為了。有跡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慮著什麼。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朝中發佈了一道詔令:徵召遠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頗有點像當年的崔祐甫,在一個微妙而動盪的時機再任宰輔。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覆覆地進行著思考,覺得自己務求實效,力主強硬的政策並不錯,儘管不久前的這場戰事遭致失敗,但這只是戰術而並非整體戰略的錯誤。對付藩鎮的原則不可變,吉甫在淮南數年始終堅信這一點。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於空談,重要的是實幹和技術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興修水利,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數千頃,就是以實際的運作來為他的戰略作準備。吉甫那種切合時政的務實精神,單從他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見一斑,「富人」、「固本」,這不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則,也是當前的急務,但所有這些急務的目的只有一個:打倒藩鎮,恢復中央的集權。    
    然而他的幾位好友不這樣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這位剛直的大臣總覺得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絕不應再興兵戎。在這一點上,李藩顯得過於懦弱而眼光短淺,吉甫對他很有意見。    
    二月,李藩堅持委任吳少陽為節度使,終於引起吉甫的強烈反對。    
    本來淮西的吳少誠死後,朝廷委任其子吳少陽為留後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為其時正對王承宗用兵,無法兩線作戰,只能出此下策。而進一步妥協以至於委命節度,就顯得過分姑息了。對河北屬於無奈,若對淮西亦如此,朝廷顏面置於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這一做法。    
    憲宗經他提醒,也覺得此舉實屬不當。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罷卸相權。這次去職的表面理由是李藩為相成績不著,所謂「夙夜之勤雖著,弼諧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層的原因是皇上的鬥志不死,他要以這種做法來表示自己對藩鎮用兵的計劃並未消歇。    
    吉甫殫精竭慮,為帝國的宏圖大略一步步地做著準備。吉甫膽識超人、不懼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師一帶流傳著他的許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內外對他抱著很高的期望,正是基於他的這種敢作敢為的聲威而來。不過,人們還是沒想到吉甫的氣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個措施就讓長安平地起了一個驚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開始省官減俸。官多則務繁,員多則費廣,在帝國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與否的標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後,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勞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這是相當驚人的。無怪乎吉甫要大聲疾呼了。    
    此次行動歷時有數月之久,參加的人員有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以及李絳。共減省內外官員八百零八人,諸司以及流外吏員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國官吏總數的四分之一。    
    這是吉甫頭一年的最大善政,當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會引起利益被損害者的不滿,這不足奇怪。所以,長安城中說吉甫閒話的人不少,有的說他勾結宦官,希圖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說他與其他宰相不合,從而排斥異己;也有的人說他好結朋黨,以謀私利等等。吉甫對此一不在意,他似乎無暇去顧及這些捕風捉影之事,罷朝歸邸,吉甫總是在書房裡研究歷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資料,翻閱古書,默默地在胸中算計著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籌劃著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們的閒話只有一點說的不無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李絳的觀點與他也有分歧。裴□不幸病重不治,於這年的七月逝世,李絳在十一月出任宰相,開始與吉甫共理朝政。    
    李絳最討厭吐谷承璀的專橫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無不盡,他堅持要皇上摒斥承璀。憲宗對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多一種互相制約的力量對維護天子的地位當然是沒有壞處的。對李絳的直諫,皇上總是用一句話推托道:    
    「賢卿說得太過分了!」    
    可是吐谷承璀不省事,受賄為人求職,偏偏又被發覺。皇上覺得這下子可以讓朝官相信,天子還是能夠端平一碗水,並不因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於是對李絳說:    
    「朕把他貶出京外如何?」    
    李絳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這樣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揮灑自如的統治者,略施小術,就能縱橫捭闔。他心裡好笑,嘴上卻語重心長地說:    
    「此人不過是朕的一個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馬後跟隨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寵。若有違犯,朕除掉他還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樣!」    
    李繹不作聲。    
    就這樣,吐谷承璀被任命為淮南監軍。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給皇上的意見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對,這是一個絕好的形勢。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卻有著嚴重的分歧。分歧的重點還是在於是否可以對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鎮發生內亂,節度使田季安因患風病精神失常,殺戮無度,被其妻元氏廢去,立其年方十一歲的兒子田懷諫為副使。同當年的成德、淮西一樣,藩鎮內部發生內訌,總是給朝廷提供了一種機會。    
    皇上召集御前會議,商量對策,二李終於發生了嚴重的爭論。    
    吉甫主張興兵征討。吉甫並非是過於衝動才倡議用兵,其實他在整個戰略上也自有見地。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強弱來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卻仍然可能是一個大陷阱,但吉甫認為朝廷的力量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糧草供應也有保障,應該抓住每一個戰機,而不僅僅是坐以待兔。    
    李絳反對用兵。他主張施以壓力,按兵養威,促使其內部進一步分化,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說:「目前魏博禍起蕭牆,已臻其極,此時不擊,他日豈易輕取!」    
    李絳不以為然:「正是因其內禍頓生,諸將離間,才可不煩天兵。」他轉而對皇上說:「臣觀察跋扈藩鎮已非一日,其輩致命之處在於節度使分兵以隸諸將,希望不使任何人權任太重。但由此帶來的是諸將勢均力敵,不相制約,加上刑罰嚴峻,人人畏疑,無不謀變,只是不敢先動而已。倘主帥嚴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懷諫不過是個乳臭小兒,能成何事!臣敢斷言賊中禍亂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歸朝廷以圖自保。」    
    天子左右不是,只得改日再議。    
    第三天,延英殿裡李吉甫與李絳又一次展開爭論。    
    吉甫提出了一大堆理由,認為用兵利大於弊。他向皇上保證,糧草軍餉絕對沒有問題。    
    李絳堅持認為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成德,發各地兵二十萬,又發神策軍遠征,天下騷動,耗資無數,而卒無成功,為天下笑。今日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再驅兵征戰,恐怕非但無功,反生他變。況且對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請陛下勿疑!」    
    吉甫還要再爭,憲宗擺手止住他:「你二人各有道理。不過就眼下而論,似以暫不用兵為上,但不可不作準備。」皇上頓了頓:「這樣吧,敕令各鄰近諸道選練兵馬,嚴陣以待。」    
    事實的發展最後證明吉甫是錯誤的一方。不出李絳所料,魏博的內亂果然進一步惡化,部將田興廢掉了田懷諫,在朝廷的威懾中,魏博眾人都覺得投誠是最好的出路,於是舉六州之地上表求歸。朝廷立即又派幹練的大臣翰林學士裴度取代宦官前往宣慰。不僅任命歸順的田興為節度使,在李絳的堅持下,憲宗又撥出一百五十萬緡作為賞賜,結果田興感激涕零,士眾無不歡欣鼓舞。朝廷的恩威在這時重新恢復了一些光彩。    
    魏博鎮在不沾皇化五十年後重新回到帝國的大家庭中,這一事件的意義猶如當年克復蜀、夏、吳一樣,不僅給予其他不法藩鎮以強烈的衝擊,更使得天子和中央政府堅定了徹底解決藩鎮割據的信念。它預示著帝國在年輕天子的率領下,在眾多賢相的規劃輔弼中,有可能取得近幾十年來所重未有過的生機。    
    皇上再一次地感到一種無上的榮耀和對建功立業的渴求。    
    在李吉甫、李絳傑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權德輿就顯得有點無所成就,更讓皇上不滿意的是當二李為國是發生爭論的時候,身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嚴重喪失了應有的責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憲宗不客氣地停止了權德輿的宰相職權。三月十一日,徵召掛宰相銜赴鎮劍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這樣,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氣和才略的大臣同時為相,真是一個難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長。相權過於強大,宮中的勢力自然就有所消減,皇上既然還試圖樹立起宦官這一對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近臣們老是在皇上面前嘀咕,說宰相們私樹朋黨。憲宗召來三人質問。    
    吉甫謝稱「不敢」,李絳答道:    
    「自古人君深惡臣下樹結朋黨,故小人讒害君子,必藉以為口實。君子自與君子相合,豈可一定要與小人相合,才算非朋黨否?!請陛下明察。」    
    憲宗不語,但他內心卻不無算計。皇上又變得自作聰明起來,他覺得似乎還是應該保持一種平衡為好,於是他開始想調回吐谷承璀。皇上的早先的話說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並非像吹去一根鴻毛那樣簡單。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內外不少人的壓力下先後上表請求辭職,皇上挽留了吉甫,卻批准了李絳的辭呈。這是他在為重新啟用吐谷承璀做準備,因為誰都知道李絳與承璀兩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    
    吉甫在這一點上又顯出了原來的弱點,沒有表示反對。照理,他是應該堅決阻止皇上重用承璀這種以逢迎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規諫,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錯誤。    
    然而吉甫沒有停止他的實幹,在上一年,他已經把費盡心血所撰就、代表著他對於政治總體策略的三部書《元和郡縣圖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圖》進呈皇上。到了今年,他進而把目標轉向了淮西,因為吳少陽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吳元濟又擅請襲位並且不聽朝命,無論如何到了下手的時候了。    
    吉甫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準備進攻,甚至打算親自赴蔡州勸說吳元濟歸朝,如其不聽,則轉而說動其將領倒戈。吉甫的氣魄決定了他有不怕冒險、百折無回的決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還未等到著手他的大膽計劃,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歲。憲宗傷悼不已,厚撫之外,追贈司空之銜。    
    吉甫雖然沒有親眼看到自己計劃的實現,但他卻可以死而無憾,因為他最親密的朋友武元衡繼承了他的遺志,同樣地為削平淮西而不遺餘力。這年冬天,朝廷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討伐吳元濟,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對吳元濟宣戰。儘管戰事進行了幾個月後並不順利,也沒有取得什麼成效,成德、淄青二鎮為了切身利害又轉而勾結淮西,朝中還有人主張罷兵,但是朝廷仍然沒有喪失主動,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軍隊逐漸開始對敵方形成了壓力。    
    天下事相輔相成,此長彼消,現在輪到那些藩鎮犯錯誤了。    
    


第二章 元和:短暫的中興短暫的中興(5)

    五    
    這幾個月來戰局的實際情形很微妙。    
    淮西吳元濟深知自己是這場戰事的惟一目標,根本無法逃避。於是義無反顧,一門心思地頑強抵抗。二月,在磁丘擊敗由嚴綬統率的主力部隊,推進了五十餘里,佔據了唐州,同時又打敗了壽州團練使令孤通的一支軍隊。開始的一個時期裡叛軍聲勢頗著,而朝廷方面卻似無成效,只有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取得了幾次戰役的勝利。    
    到了五月份,勇而有謀的李光顏在一個叫「時曲」的小地方成功地擊潰了淮西軍,終於得以給叛軍形成了壓力。吳元濟眼見單靠自己一方孤鎮難以抵擋,便求救於成德和淄青。    
    王承宗和李師道與淮西在對抗朝廷這一利害上是相同的,他們知道假如淮西一旦失敗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後果。但他們卻暫時還不能公開與其站到一起以致引火燒身,只是數度上表請求赦免吳元濟。這種情形下,自然不可能得到皇上的回應,在日益嚴峻的態勢面前,二人暗地裡都是心懷鬼胎。    
    淄青的李師道頗似他的祖父李正己,為人極其狡詐。一直都有人傳言他好養死士,手下聚集著無數的亡命之徒。不過,大家都沒有充足的證據。    
    四月初,李師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隊伍開赴到淮西的正前方,聲言是幫助朝廷以討元濟,但根本不見這支部隊有所動作。    
    緊接著,朝廷得到報告,河陰轉運院這一重要的供應站在四月十日這一天被幾十個身份不明的盜賊偷襲,殺傷十餘人,燒燬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糧食三萬餘斛,損失慘重。有跡象表明,這顯然不像是普通的盜賊所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親兵將領尹少卿人京奏事。這一天,尹氏來到了中書門下求見武元衡,直言不諱地為吳元濟遊說,並代表王承宗請求武相奏請聖上罷兵,被武元衡轟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對武元衡極盡詆毀。    
    很明顯,戰局在明、暗兩條戰線上進行著,而暗的戰線無疑更為驚心動魄,到目前為止的一切還只能算是開始。    
    六月初三這一天,天還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樣,從自己位於靖安坊的宅第中出來,跨上座騎,趕往大明宮上朝。他身邊只帶了幾位侍從。    
    一行人剛剛走出靖安坊的東門,突然,從暗處跳出幾個蒙面大漢,攔在路上用箭向他們射擊,還未等元衡反應過來,隨從已被擊散,蒙面人把他從馬上拽下殺死,並割下了他的頭顱,呼哨而去。    
    同一時間,另一位主戰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襲擊,蒙面賊從裴度必經之路通化坊東門突然殺到,裴度中刀落馬,賊人正欲割其首級,裴度的家僕王義奮不顧身,撲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軀遮擋亂刀,蒙面人以刀揮擊王義,王義抱住一個賊人大喊,賊人驚慌,揮刀割斷了王義的一條胳膊。裴度乘機負痛全力滾進路旁的水溝中,天暗溝深,眾賊搜尋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倖免全賴他戴了一頂揚州氈帽,賊人揮刀中帽,厚厚的氈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難不死。    
    事件發生後,長安舉城震駭,皇上龍顏大驚,緊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須有金吾騎士護衛,全體護衛務必箭上弦、刀出鞘,嚴加防備。同時全城戒嚴,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衛府、長安地方當局京兆府以及所屬京畿二縣縣衙門同時接到飛刀留柬,上書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殺汝。」觀者無不失色,一時長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曉不敢出門,有時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還沒有到齊。大家都很清楚,這一陰謀不出於王承宗,即出於李師道。    
    看來這一恐怖行動似乎達到了目的。朝中兩位主要的強硬派一死一傷,朝野上下一片肅殺之氣。但是,事態的發展卻證明那些藩鎮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犯了一個自掘墳墓的錯誤。    
    在任何時候,恐怖行動總是會有正反兩種結果:一方面是能震懾人心,另一方面卻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敵愾。    
    白居易不顧自己已調任太子東宮、任職太子左贊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請搜捕刺殺武相之賊以雪國恥。這是需要一定勇氣的。因為他此時的身份是「宮官」,照理是不應在諫官之先議論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憤怒之下已顧不得許多了。    
    兵部侍郎許孟容更是對皇上大哭:「自古以來從沒有宰相橫屍路旁而讓兇手逍遙法外的,這簡直是朝廷的奇恥大辱!」許孟容同樣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他又到中書省中建議到:「請諸位立即奏請皇上以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察明奸由。」說話時,揮淚不已。    
    天子亦忍無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對眾臣道:「有人竟奏請朕罷裴度官以安二鎮之心,真是豈有此理!若罷裴度,豈非奸謀得成,朝廷綱紀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賊。」皇上下詔:在裴度養傷期間,以金吾精兵進駐其宅第保護,務必做到萬無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癒,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時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韋貫之和張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極其偶然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藩鎮的陰謀把他推向了相位,單從這個事實就可看出,恐怖活動的製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當然不能說就此一帆風順,相反,裴度迎來的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首先是刺殺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舉報成德駐京機構「成德進奏院」的兵士張晏等數人行跡可疑,神策軍立即將其收捕,數人竟然供認不諱。儘管負責審訊的監察御史陳中師覺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氣頭上,聯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謾罵武元衡,想當然地認為刺殺事件一定是那個可恨的王承宗所為,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將張晏等共十四人斬首。半年後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詔攻討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兩線作戰。    
    其次是前線作戰不利。在頭兩年裡,各路軍統帥先是曾經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此人就知道交結宦官,是個典型的無能之輩。後來是宣武節度使韓弘出任主帥,卻又暗懷私心,擁兵自重,不願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撈一把。在這兩人的指揮下,朝廷在將近十八個月的時間裡沒有取得任何重大進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堅持宦官監軍。天子的這種患得患失心態可以理解,但卻絕對是個最大的禍根。宦官與前線主將本就不是同一種人,矛盾是與生俱來而不可調和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又能打勝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將軍兼唐、隨、鄧州節度使高霞寓在鐵城被淮西兵打得全軍覆沒,僅隻身逃出。此次失利沒能被前線眾將遮蓋,傳到了長安。消息一到,舉朝震愕。韋貫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報此事時,勸說皇上罷兵。    
    憲宗在這個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勝負乃兵家常事,現在應該討論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將帥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豈可因一將失利,遽議罷兵!」皇上語氣堅定,不容置疑。    
    裴度慶幸皇上主意堅決之餘,卻也憂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對淮西的戰役已經進行了將近四年,朝廷前後參加會戰的兵馬共九萬人,然而卻久攻不下,倉稟耗空,民多無食,局面已相當艱難;另一方面,討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計十萬餘人,戰線迴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遙遠,供應線過長,已到了戰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罷河北行營。    
    帝國到了一個嚴峻的十字路口。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罷戰,並不是不能夠做到,但這樣一來,不僅前功盡棄,而且帝國又將恢復到幾十年前的老路上去,這個結果沒有人會同意;但如果繼續征戰,就必須速戰速決,一舉克復最弱小的淮西,然後藉以稍作喘息,再集中優勢解決成德和淄青。這已經是擺在帝國面前刻不容緩的任務,可如何完成這一重責呢?    
    皇上對宰相提出了這個嚴峻的問題。    
    李逢吉長歎:「師老財竭,勢難奏功。還是下決心罷兵休戰吧!」    
    裴度沉吟不語。在皇上的催問下,他用低緩而堅決地聲調所答非所問地說:「微臣請求去前線督戰。」    
    天子大喜,急切地問:「賢卿真有此意?」    
    裴度道:「臣與此賊不共戴天!臣反覆玩味吳元濟的上表,覺得賊兵已經十分窘迫,只是因為我前線諸將不齊心、不盡力才不得取勝。臣赴行營督戰,將領必擔心臣此舉是前來搶功,勢必奮勇爭先而破敵。」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初三,裴度在通化門拜別了天子,帶著天子和滿朝文武的殷切希望,懷著一腔忠誠和必勝的信心,走向了淮西戰場。帝國的歷史應該為這個不尋常的日子額手加慶。    
    裴度在出京前,採取了一個重要行動:奏請皇上罷免與李逢吉一樣不贊成繼續征討的翰林學士令狐楚。皇上在這時對裴度寄予厚望,當然予以同意,不僅將令狐楚削職,並同時還罷免了李逢吉的相權。裴度首先在朝局中取得了勝利,消除了後顧之憂;又在路上成功地躲過了吳元濟騎兵的襲擊。一到前方,立即奏停了各路兵馬中監軍的權力,使得各將重新掌握了軍權。形勢頓時有了改觀。    
    在裴度的籌劃下,最後由傑出的軍事將領李愬實現了劃時代的勝利。    
    李愬是當年一代元勳李晟的兒子,以父蔭起家,有籌略,善騎射,去年七月高霞寓戰敗後,朝廷任命袁滋為帥,亦無成效。在這個時候,李愬上表自薦,願於陣前立功,經宰相李逢吉推舉,出任隨、唐、鄧節度使,負責對淮西的正面進攻。開始,敵軍因為屢敗高、袁,並不把李愬放在眼裡,對他的防備甚為鬆懈,李愬看到了這一良機,表請增兵,朝廷從河中等鎮撥出了兩千騎兵歸其指揮,從而使得攻擊力大大加強。李愬繼承了其父卓越的領兵才能,推誠待士,以德服人,他的部隊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就成為會戰各部中戰鬥力最強的之一。    
    李愬的成功在於他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精確的判斷。通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上半年一系列戰役的具體實踐,根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李愬制定了一個以穿插、游擊為主要方式,以敵人薄弱環節為主要打擊目標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的核心內容就是:出其不意深入腹地,對吳元濟進行偷襲。    
    五月,李愬先後俘獲了淮西的兩位將領吳秀琳、李祐,厚待以禮,由此對敵占區裡的險易遠近虛實得到進一步的瞭解,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心。到了八月,敵情更為明朗,降將李祐此時立了一大功,他根據自己的分析,對李愬道:    
    「就目前情況來看,淮西精銳全在洄曲一地,再加上四面受力。邊境尤須布以重兵,因而蔡州守備定是老弱之輩,我軍可以乘虛直抵蔡州,必擒吳元濟!」    
    李愬聽罷當即決定,繞過敵軍主力,直取蔡州!十月初八,派掌書記鄭澥秘密前往郾城,向主帥裴度報告這一計劃。    
    裴度拍案稱絕:「兵非出奇不勝,此計絕妙!」當下就予以批准。    
    十月十五日一個漫天風雪之夜,李愬突然行動,以三千人為突前,三千人為中軍、三千人為殿後往東疾行,一切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進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少數幾位將領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所之。經過一夜一百三十里艱難的急行軍,於第二天凌晨三時左右抵達蔡州城下。    
    三十多年了!在三十多年漫長的歲月裡,從來就沒有外來的軍隊到過蔡州--這座淮西鎮的老巢。當李祐率先攀上城頭時,朝廷三十年的恥辱、三十年的無可奈何都在這一剎那間煙消雲散了,尚在睡夢中的吳元濟終於成為一個徹底的被征服者。這是李愬的勝利,也是裴度的勝利,更是天子和整個帝國的勝利。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七日,吳元濟投降。淮西克復。    
    


第二章 元和:短暫的中興短暫的中興(6)

    六    
    山陬海澨,同聲歡慶。    
    待罪荒州的劉禹錫、柳宗元也不例外。前後算來,他們已經度過了十二年的貶謫生涯,儘管他們在武元衡被刺後囿於個人恩怨,多少流露出一些幸災樂禍的情緒,但兩人對天子和國家的忠誠依然與當年一樣,絲毫未變。當本年的十一月份吳元濟在長安人頭落地時,劉禹錫寫了《平蔡州三首》、柳宗元寫了《平淮夷雅》來歌詠這個勝利,是的人公認的頌歌代表作。    
    裴度的行軍司馬是韓愈,他也是帝國文壇上響噹噹的人物,早在貞元年代,他就與劉、柳等人一起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文風而名噪一時。不過,韓愈與劉、柳政見不同,學問上分歧也很大,但這不影響他在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同樣顯示出他的大手筆,為天子紀功,為千秋萬世立法式。    
    韓愈花費了近一個月時間撰就了《平淮西碑》一文,進獻天子。憲宗讚賞之餘,即命刻石於蔡州紫極宮。勒石立碑,動流億年,固不可不慎重,韓愈並沒有忘記這一點。所以他歷時旬月,耗盡心血,才得以完成。然而就是這樣,由他這位可稱海內第一碑文大家所撰文的「平淮西碑」,卻僅僅在蔡州矗立了兩年不到,就又被天子下令磨去了。韓愈怎麼也沒想到的是,他是如此的小心謹慎,還是犯了一個大錯。    
    但誰都不可能預卜未來,至少韓愈和他的上司裴度在當時沒有認識到。所有人的還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和繁雜的後續事務中,無暇去理會其他。人們有這樣一種隱約的預感:河北的割據也將不會長久了,帝國正在「中興」之中,甚至可以恢復到天寶年間全盛的狀態。天子和朝野上下都為這個快要到來的事實而激動不已。    
    確實,朝廷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得到的絕不僅僅是淮西一隅的三個州而已,它獲得的是失去已久的威望和對天下的強大震懾力,收復王承宗和李師道應該是早晚的事,因此,這些勝利的意義歸根到底只有一個:天子依舊是無上的天子,朝廷依舊是權威的朝廷。僅此也就足夠了。    
    對淮西之役持消極態度的李逢吉已被罷相,被委以劍南東川節度使而出鎮京外。在裴度赴前線期間,朝中宰相實際上只有去年年底任命的王涯和一個月前剛剛任命的崔群二人,憲宗遂徵召淮南節度使李鄘入相。    
    這是出於吐谷承璀的推薦。前幾年承璀被李絳弄出京外,出任的是淮南監軍,其時李鄘正代李吉甫為節度使,二人得以共事。李鄘儘管為人剛峻,但性格內向,他不願與承璀直接衝突,而承璀也對他心有敬畏,所以在淮南的相處倒也融洽。承璀還京後,又得到皇上的貴寵,他在李逢吉、韋貫之罷相後,便向皇上推舉了李鄘。承璀以往吃宰相的虧不小,他此番力薦相選,內中的私意是很明顯的。    
    李鄘卻感到受宦官引進是莫大的恥辱,他更不願意就此入京而受人擺佈,以至於接到任命時竟對著手下人號啕大哭:    
    「本人一向安於外任,宰相不是我這個人能做的!」    
    但是天命難違,李鄘一百個不情願地離開揚州,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來到京城,這時裴度都已經從淮西班師回朝十幾天了。李鄘一到即上表皇上,稱自己重病在身,不能入覲,更不能到位視事;同時,閉門杜客,隱居在家,顯然是一心不要當宰相。三個月後,皇上只得罷免了他的相職。而啟用了當年裴□提拔的李夷簡。    
    這時,在朝宰相共有四人:裴度、王涯、崔群、李夷簡。主持朝政的仍舊是裴度。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成德、淄青、幽州等鎮都上表求朝,表示忠順。儘管李師道猶不甘心,於七月份再度反叛.但立刻就被朝廷下詔征討。到這時,朝廷才得知武元衡被刺是李師道下的毒手,眾怨沸騰,異口同聲地聲討。這一次朝廷已無後顧之憂,各道兵馬很快就對淄青形成了夾擊,戰場上的形勢是非常樂觀的。    
    長安城中的氣氛卻有點不對。這倒並不奇怪,勝利總要給國家帶來一大批功臣,他們力挽狂瀾,扶大廈於將傾,應該得到應有的榮譽,然而危機一旦消失,某些人功高蓋主,麻煩就不可避免。首當其衝的就是裴度。    
    七月,李夷簡出鎮淮南;八月,王涯亦被罷為兵部侍郎。九月,皇上任命了兩位財政官員替補宰相空缺,一位是鹽鐵轉運使程異,一位是戶部侍郎皇甫鎛。奇怪的是,這項任命引起了裴度的強烈反對。    
    本來,財政重臣出任首輔,受到一些議論是免不了的,當年的劉晏、楊炎都是先例。任命二人的制書頒布後,長安城中也確實有不少人嗤之以鼻,都說此二人手握財利,多半是賄賂以進。可大家也只是說說而已,只有裴度怒氣萬丈,覺得不堪忍受。    
    說起來其中自有原因。當裴度在淮西前線主持軍事時,負責供應的就有皇甫鎛。在當時的情形下,兵餉糧草是否充足是克敵制勝的關鍵,容不得私毫馬虎,而皇甫鎛、程異都難免事有疏漏,因此經常使得前線主帥裴度窘迫萬分。這個過節是在生死存亡關頭結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況皇甫鎛並非理財高手,他比起程異來在這方面還要遜色不少,所以裴度對他更是不滿。再加上有人火上澆油,傳言他結交吐谷承璀,使得裴度對他簡直就是極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著崔群,在延英殿當面向皇上表示:萬萬不可命此二人為相!憲宗沒有同意。    
    裴度回宅後一夜不寐。覺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無非是為國家社稷著想,怎麼就不為天子荃察?!想到將來要與皇甫鎛這個小人同列,一口悶氣實在嚥不下去,於是連夜給皇上上疏。    
    裴度仗著自己功高勳著,在表中話說的很重,稱兩人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僅會使「中外駭笑」,而且將使「億萬之眾離心,四方諸侯解體」。並且直指皇上:「今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卻自破除?」最後甚至以掛冠求去相要挾。    
    裴度這封情緒化十足的上疏讓憲宗很不高興,他對左右的人說:    
    「裴度黨見太深,如此激訐之言豈是君子所應發?!」    
    消息傳出,公議卻紛紛倒向裴度。程異是當年王叔文黨人,儘管這許多年來一直克勤克職,為國家財賦奔波操勞,但仍不為人們所理解。他灰心至極,自覺不能出當大任,任命發佈一個多月了還不敢行使相權,後來自請出任「巡邊使」遠赴西北,未決而卒。和人們的猜測相反,程異生前理財數年,死後卻家無餘錢。    
    程異以謙遜退讓來面對裴度的指責,可皇甫鎛卻沒有這麼好說話了。    
    皇甫鎛是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進士,與令孤楚、蕭俛是同榜,關係自不必說。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鎛初受天子賞識時,楚、俛兩人已為翰林學士,與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對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丟掉了翰林學士的職務。皇甫鎛與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尋常,這層關係更是裴度所沒有想到的。    
    皇甫鎛先在皇上那裡做工作,盡量取得信任。他採取的方法就是想盡辦法為皇上聚財。憲宗對錢物一向關心,早先是為天下用兵,而現在功成名就,驕奢就開始抬頭了。當然皇甫鎛不能以這個為借口,但無論什麼理由,哪怕是為敷國用而儲備庫藏,天子也是很高興的。皇甫鎛站穩了腳跟。    
    相反,除了河北軍事方面,皇上對裴度的信任程度開始降低。皇上覺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經常使他難堪,有時甚至都不敢在朝會上面對裴度的質詢。皇上現在頗容易生氣,對裴度不能與皇甫鎛和平相處更為不滿。    
    十二月份,對李師道的征討已經取得了不少勝利,但朝廷兩派的明爭暗鬥也逐漸明顯。宮內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訴說道:眼下朋黨熾盛。其實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當著裴度、皇甫鎛、程異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氣地說: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會樹立威望。怎麼反而好結朋黨?朕對此甚為痛恨!」    
    程異惟惟,皇甫鎛知道這是對裴度而發,也不說話,心裡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萬分,站出來據理力爭道:    
    「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與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謂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稱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    
    「其他人也都是這麼說,那麼誰是君子,誰是小人?」    
    「君子、小人,觀其所行之事,自有區別。」    
    皇上鼻子裡「哼」了一下,轉向皇甫鎛。    
    皇甫鎛顯得很大度:「願聖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各打五十板:    
    「凡是好事,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卿等既然這樣說,必須照所說的去做,不要只是說說而已。」    
    天子這話聽起來似乎更應該對自己說才對。    
    兩個月後,時間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師道被部下殺死,朝廷收復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來,子孫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廣、兵最多的一鎮。淄青被滅,表明元和時代的對藩鎮的戰爭順利結束了,帝國重新實現了統一。    
    這當然是天子聖明的結果,可是長安城中卻偏偏有這樣一種言論在流傳,說是裴度矜伐功勞,將大功歸於己身,已到了讓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還舉例說,韓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殺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跡,過高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績就是最好的證明。蔡州甚至傳來消息,說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滿意碑文對李愬的不公正態度,把那塊碑都推倒了。一時間眾說紛紜,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說是源出何處了。    
    但有很多事情卻是活生生的現實: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為河東節度使,出鎮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徵召回朝並拜相,與皇甫鎛同知政事。    
    同一時間,憲宗下詔磨去韓愈撰寫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這個月,崔群被貶為潭州刺史。    
    事情總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論怎麼說,人人都發自內心地感到這幾年來確實可稱作是一次「中興」,至少把德宗皇帝給人留下的那種痛苦的回憶抹得一乾二淨了。長於歷史的人還經常把當前的興旺與太宗的貞觀和玄宗的開元時期相比,可見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績「削平僭亂」其實是有很大水分的,在諸鎮中,只有勢力單薄的淮西是惟一真正被擊滅的,河北三鎮無不出于歸降。山東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廣的是淄青,距離最遠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動搖。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徹底摧毀,又何談「削平」?就算是叛亂暫時被蕩平了,但卻遠不能算是治世的實現,統一亦不意謂著太平,更不意謂著永久。若要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的話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因為自古以來,暫時的成功往往就是徹底失敗的最好溫床,正如其時一位大臣諫議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給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說的:    
    「大功之後,逸欲易生。」    
    不幸的確被他言中了。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1)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    
    一    
    皇上多內寵。    
    天子年輕,血氣方剛,好於此道本不足為怪。至少,皇上還算不上夜夜絃歌之輩,並沒有玩物喪志而弄得不可收拾,大臣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算了。不過,皇上的毛病在於精力顯得過分的旺盛。對色慾有著一種近乎強烈的愛好,從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六歲時生下長子鄧王李寧以來,二十七年內共生二十位皇子、十八位公主。    
    天子嗣育之廣並不能保證帝國的儲位不發生問題,這一教訓尤其深刻,皇上的父親、當年的順宗皇帝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憲宗皇帝即位後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當時還是翰林學士的李絳即認為,天子嗣膺大寶已近四載,而未冊儲闈,十分不妥,建議皇上為國家社稷想,早行冊立大典。    
    天子正是信心十足的時候,對此原本不以為意,但早歲的痛苦記憶讓他猛省,於是立即宣佈立長子鄧王李寧為太子,改名「宙」。    
    太子的母親卻並非正宮。憲宗在東宮時的正妃是郭氏,出身於名門,乃當年郭子儀的孫女。郭氏也生有一子,名李宥,時封為遂王。遂王之所以未被立儲,大概是郭氏雖是當年的正配,但天子即位後卻一直未立皇后,她也就是在元和初年被立為貴妃而已,其子既非長,也就沒輪上這一幸運。可這個猜測卻很難站得住腳,因為鄧王雖「長」,但卻非「嫡」,也只不過比遂王大兩歲而已,如何就被付以國儲之位?這一點很讓人費解。    
    鄧王有這個運氣卻沒有這種福氣,剛做了兩年太子就去世了。照理,遂王入繼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議立儲副,卻竟然發生了爭執。原因是吐谷承璀力排眾議,請立澧王李惲。澧王儘管是皇上的次子,不過既非嫡出,也不為皇上所愛,眾人堅持原則。要立大宗嫡子的遂王,憲宗是很贊成的。    
    不過,承璀表現出來的忠心耿耿一向讓皇上感到欣慰,他奉請立嗣澧王,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皇上雖然沒有答應,但覺得事情倒也難辦,想找一條折中辦法。    
    在舉行冊立遂王為太子大典的前夕,憲宗召來翰林學士崔群。    
    「卿代澧王撰一封讓表如何?」    
    崔群認為此舉不合情理,遂道:「凡事理合當之而不為,方有謙讓。今澧王不當立,如何能上讓表?!」    
    皇上心想:這話說得不錯。他在這件事上最終沒有聽從承璀的意見,還是冊立了遂王李宥。太子一入東宮就知道了其中的波折,把吐谷承璀恨在了心裡。    
    還好,這事在皇上當政期間未發生大亂。但是,在許多勝利面前,皇上的成就感太強,他有一種願望越來越熾烈,最終給他招致了大禍。    
    皇上好長生。    
    本朝為李氏宗廟,奉太上老君李聃為遠祖,受天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為國教。道者,或玄或氣,或丹鼎或符菉,皆以致學仙道、修達真性為旨歸,故而服餌煉氣以求長生,不免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為世俗拘礙,好神仙方術,亦是言人人殊之理,本無足置喙。但是,人主為萬民所望,若耽於神仙虛幻之事而貪長生,就不是為君之道了。    
    憲宗卻十分執著。早在元和五年,宦官張惟則出使新羅,路經海上,回來後編造了一個離奇的故事,稱自己在一座孤島上偶遇神仙,花木樓台間仙人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口道「唐皇帝乃吾友也,煩請傳語」云云,說得天花亂墜,皇上居然大喜:「吾前生豈非仙人?!」為之感慨良久。從此之後,更是不斷下詔羅求天下方士,惟求長生。上有所好,趨利之徒遂紛紛於道路。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有一位叫李道古的大臣因怕人追究他在鄂岳觀察使任期間的不良行為,正苦苦思索取媚皇上的方法,忽一日,計上心來。他找到宰相皇甫鎛,道:「屬下在鄂岳時,有一山人柳泌能制長生不老之藥,敢請閣老薦與聖上。」    
    皇甫鎛告之憲宗,皇上立即下詔命此人入京,住到興唐觀專門煉藥。    
    柳泌煉了一段時間,毫無所獲,於是對皇上說:「台州天台山乃神仙所居,山中靈草奇多,臣雖知之但無力致取。若陛下委任臣主掌該地,也許能為陛下求得。」    
    憲宗聽他如此說,即命他暫代台州刺史。諫官們大為不服,紛紛上奏:「從來也沒有授方士為地方長官的先例!」    
    「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卿等難道捨不得嗎!」皇上很不滿這些反對的諫官,認為他們有失為臣之道,一點都不為天子考慮。    
    可這位柳泌又豈能輕易找到不死之藥!在台州折騰了近一年,還是一無所得。這下他開始害怕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竟舉家逃入深山。浙東觀察使聞知,派兵把他抓回解送長安。朝廷本欲治罪,可在皇甫鎛、李道古二人百般說情下,皇上不僅沒有處理,又命他為翰林待詔,並且仍舊服食他所煉就的丹藥。    
    凡是服食方士所獻「長生之丹」,馬上就會有兩個反應,一是口渴難當,二是脾氣躁怒。據方士說,此乃脫胎換骨必經苦楚,耐得住即可成仙。憲宗服藥後的反應更是厲害,但一想到惟有歷盡艱難,才能長生不死,也只有忍住。可是,皇上身邊的人可就受苦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最後幾個月,皇上變得極為暴躁。在藥力的作用下,有時神智紊亂,狂怒得像頭籠中的猛虎。左右的宦官近侍,動不動就被他一腳踢開,喝令推出斬首。宮中人人自危,彷彿末日臨頭一般。    
    皇上身邊的宦官們覺得,皇上為求長生可以忍受,而他們再要忍下去連苟全性命也不可得了。    
    新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元旦,憲宗終於得病,這天的朝會被取消。此後天子連續數日不視朝政,京師人情憂懼。直到二十五日這天,殺李師道而反正、被朝廷委以義成節度使的劉悟來朝,皇上在麟德殿接見了他,劉悟出宮後說皇上龍體並無大礙,才使得人心稍安。    
    但是,宮中的實際情形如何,外人誰也不知道。只有左神策中尉吐谷承璀隱隱有些不祥的預感,他很清楚目前在宮中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承璀與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以說沒有他也就沒有皇上,可此際承璀卻並沒怎麼去想皇上的病體或者宮中的不正常現象,他心中計議的是另外一件事。    
    承璀在宮中多年,得出了一條重要的經驗:作為伴君的近侍,掌握天子是第一位的。而結納天子,卻必須從儲位開始,這樣的關係才牢不可破,正如他與憲宗一樣,十幾年的交情從太子時就成形了,沒有誰能予以破壞。在這個微妙的時刻,承璀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立儲舊事,想起了自己曾反對過當今太子,突然不寒而慄。    
    這是性命攸關的事情,承璀不敢怠慢,立即開始行動。這天夜裡,他秘密召見了手下的神策軍將領,又在宮中會晤了與自己關係匪淺的不少宦官。談話間,當承璀提到「澧王」兩個字時,大家都明白了。    
    事情做得再縝密,還是沒瞞過東宮。太子得到情報後大恐,趕緊派人去請教他的舅舅、司農卿郭劍。郭劍是個正統的人,他對來人說:「請告太子但守孝謹,勿想其他。」    
    這句大道理誰都會說,但關鍵是天子的寶座卻並非保持德行就能夠順利坐到的。太子不急,宦官中與承璀對立而倒向太子的人也不能坐待。這一方的主要人物是王守澄和梁守謙。守澄時為內常侍,是皇上身邊的人之一;守謙為右神策中尉,與承璀一樣,掌握著左右神策軍的一半軍權,兩人不滿於承璀的得寵是十分自然的。    
    還未等兩派有具體動作,大變已經突生。    
    內常侍陳弘志早已不能忍受皇上的暴怒,更害怕皇上稍有康復後再度發作,說不定下一個莫名其妙身首異處的就是他。弘志在恐懼的壓力下已不能自持,二十七日,在中和殿將熟睡中的憲宗縊殺。可憐一代天子,就這樣死在了家奴之手。    
    弘志做完,業已神志恍惚,他惟一還知道的是走出殿來,派小黃門去請王守澄。守澄起初不知何事,但當他與弘志一起走進殿內皇帝的寢室,一眼見到呼吸停止的皇上時,卻出奇的冷靜。他用手拍了拍不知所措的陳弘志,拉著他一起走出,對手下人道:    
    「速請中尉梁、馬、劉、韋諸大人來此議事--」守澄的話中不無悲慼:「聖上藥發,遽而升仙了!」    
    這時,吐谷承璀還蒙在鼓裡。    
    當天,王守澄與右神策中尉梁守謙及中尉副使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等共迎太子入宮,即時立為皇帝。同時,兩隊神策軍士緊急出動,直奔承璀與澧王李惲的府第。未過多久,二人解到,被就地處死。    
    新一代天子在閏正月初三於太極殿正式即位,後來的廟號為「穆宗」。即位之時,年二十六歲。    
    新帝對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清清楚楚,但他絲毫不以為意。對這位年輕的新君來說,做了皇帝就足夠了,他根本不想為其他事煩心。他現在已經成功地成為天子,是天命造就的萬人之主,誰又能說三道四?!    
    但王守澄當然不會這樣想。要知道已故的憲宗是一代英主,聲威正如日中天,假如真相洩露,他王守澄有幾個腦袋?他要做的事太多了。    
    還好,朝野上下都知道憲宗服藥已近沉迷,對皇上是因中毒而暴卒的說法並未表示懷疑。事實上,誰也沒有想到英武威德的天子竟會被一個小小的內侍謀殺,國家正在中興,人們想像力再豐富,也不可能產生哪怕是一絲一毫的猜測。王守澄封鎖消息做得相當成功,或許也只有少量的宮人曉得一些蛛絲馬跡,不過,一道高高的宮牆阻擋了這一切。    
    吐谷承璀和澧王被殺引起了一些議論,穆宗同時還把皇甫鎛貶到了崖州。但前者多少算是天子的家事,臣子無得間辭;後者更不用說了,皇甫鎛以掊克希上著稱,時譽本就不好,發配之時,市井歡聲不絕,誰還去問其他。    
    只是憲宗皇帝英年早逝,給大家震動不小。河北新平,後事尚多,惟一能夠鎮住大局的天子忽爾仙逝,怎麼也讓人憂慮不安。朝中派系的爭訐日趨明顯,四方夷狄又虎視眈眈,所有這些,都在「中興」的喜悅上投下了一縷陰影。新帝穆宗在即位的當天,想請自己以前的兩位師傅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出任宰相,薛、丁二人都感到在這種時候難以勝任,固辭不就。    
    五月二十六日,群臣上先皇帝謚號為「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二十九日,葬於景陵。    
    憲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運。幸運的是憲宗保住了自己的威名,因為他剛死二年不到河北又叛,從此帝國竟再也沒有統一過。不幸的是,憲宗這位中興之主竟死在被他稱之為家奴的宦官手中,算起來,這還是本朝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但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罪惡只要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2)

    二    
    元和時代的最後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實際上是穆宗皇帝的頭一年,因為憲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後,朝廷對河北採取了一系列後續措施,目的是進一步鞏固戰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鎮的首腦來了個大掉換:將魏博的田興(此時已賜名弘正)調往成德,李由昭義調往魏博,劉悟自義成徙駐昭義,而將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時承宗已病死)調防義成,同時又任命田弘正的兒子田布為河陽、懷、孟節度使。調換節將同分割藩鎮一樣,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敗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詔上路時,諸將號哭喧嘩,不讓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願再與朝廷對抗,去意甚堅,甚至殺掉了幾個帶頭挽留的將領。這一次,成德鎮破天荒的沒有率先鬧事。淄青鎮在劉悟殺李師道而歸順後就立即被一分為三,由朝廷委任馬總、薛平、王遂三人分領,劉悟被調領義成,雖然失望至極,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義,也就不好再說什麼。麻煩出在最北的幽州鎮。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長慶」。    
    這時幽州的節度使是劉總,他是原節度使劉濟的第二個兒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夥同親將毒死了其父,並又杖殺了親兄劉緄,得以總領軍務。此人極為陰險狡詐,從其弒父殺兄上即可見之。在河北戰場上,劉總表面上接受朝命對成德、淄青開戰,實際上卻按兵不動,空領朝廷供饋。吳元濟、王承宗、李師道先後死去後,三鎮相繼歸服,劉總失去黨援,明白朝廷不會放過他,憂懼萬分。    
    不知怎麼,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發現,夜夜做噩夢,看見父兄被殺時慘烈的情景。劉總悸惕不已,遂於官署後置道場,令數百和尚晝夜作法請父兄恕罪。這樣度過了不少個憂懼不安的日子後,劉總感到無法忍受了,萬念俱灰之下,選擇了遁入空門來徹底解脫。臨行前上表求歸,朝野聞之頗為感慨,穆宗賜法號「大覺」。或許「大覺」後必證涅槃,劉總離開幽州還未走出多遠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張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雖不是個無行之輩,但卻不會辦事,安撫工作尤其沒有做好,給不滿于歸順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謀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舊兵們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來,並殺掉了他的隨官。這件事情本來還鬧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個早有異心的人利用了這次事變,此人就是當年朱滔的曾孫--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嘩變軍士的擁戴下,宣稱「權知軍務」。    
    八天後.田弘正也被不滿於受他節制的成德軍士所殺,領頭者是成德鎮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這個胡人的後代暴悍凶險,共殺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將領、家屬三百餘人,自稱留後,逼著監軍宋惟澄奏求節度之職,成德鎮終於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報告到長安,震撼了朝野。    
    誰都沒有思想準備。    
    去年在任的宰相蕭俛當初就是反戰派之一,他一向認為不宜窮兵黷武,在河北初平後,更是屢勸穆宗就此息兵。為此,蕭俛給皇上獻了一條「消兵」的秘策,這條計策建議朝廷容許各軍鎮每年有百分之八的軍士逃亡,從而漸漸地削減天下兵員之數。致亂之由,實因地方兵多將廣,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這個建議確實是一個聰明的策略,但卻根本來不及實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亂只是時間問題。    
    繼幽州、成德之後,魏博的田布也沒能壓住陣腳,在士兵的壓力下無可奈何,不得已自殺身亡。朝廷沒法,只能以帶頭煽動的將領史憲誠為帥。魏博一亂,形勢就不妙了,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各地變故不絕。    
    新帝是個典型的享受派,好擊毬,喜狎俳優、觀雜戲,尤沉溺於畋游。享受天子的樂趣佔據了他的整個頭腦,他可沒有像他祖父、父親那樣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這許多。    
    幽州之亂,朝廷命劉悟出征,但被他推辭。李愬儘管壯心未已,準備出戰,但不幸得病謝世。於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為征討河朔的主帥,領李光顏、烏重胤等名將再度出擊。但是,十萬之眾,在近半年的戰事中卻一直沒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給王庭湊昭雪,並授為節度使。憲宗勘定藩鎮的所有成就從此化為泡影,短暫的「中興」也宣告結束。    
    理固其然。在幾十年的戰爭之後,朝廷與藩鎮最終落得了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誰也不能把對方一舉吃掉,尋求一種根本妥協已成為當務之急。於是,天平的兩頭一旦開始均衡,衝突就不再顯得那樣激烈,如同陰陽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為對立面了。不過,令人焦慮的是從長遠來看,朝廷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著,而藩鎮卻是一天天強盛起來,總有一天這種平衡會被徹底打破,那就將是毀滅性的。    
    但這不是現在的事,當前的問題是帝國的政治出現了一種新的局面,並足以讓這些自霸一方的藩鎮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實際上,從憲宗之死開始,就已標誌著這個時代的到來。在此後的數十年裡,宦官得以走上了國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紀的波瀾中,又多了一股洶湧的狂潮。    
    風雲再起。    
    宦,僕隸也。「宦官」,原就是指宮內侍奉之官,起初並不都是閹者,後漢時宦官開始全部用刑餘之人,不複雜間它士,後世遂以「宦官」稱宮中為皇帝僕役之閹人。士人蔑視之,亦或稱「宦寺」、「宦豎」、「閹宦」。    
    說起來,一切原委還肇始於有一位萬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為人主,天賦權威,則後天之習必與常人迥異,以天下為娛樂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為他們的本性了。後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聖先王,亦從無例外。    
    於是崇宮室,於是廣嬖倖,御柳宮牆之內,歌台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後宮三千猶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為我有。歷代相因,竟成定式,這倒也罷了,關鍵是後宮既廣,則需要有人為天子管理守衛,所以閹人應運而生。閹割稱為「宮刑」,殘暴酷烈,莫此為甚。但不如此,則不能保證天子的私有財產不被沾染。閹者刑餘之後,人道已失,守之後宮,斷無可憂,這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辦法!    
    無數不幸的人們就這樣成為天子的家奴,他們既為人主所驅役,又為世人所不齒,心中慘怛,發之於外,遂有慷慨偏激之舉。從後漢時期起,就有宦官們干預朝政、擅權自利的記載。在慘痛的教訓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許多防範的措施。然而,宦者既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規矩是擋不住被壓迫者的奮發的。    
    本朝雖也不能倖免,但在立國之初,情形倒還不錯。    
    起先宦官常員所設,主要就是一個「內侍省」,掌統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內坊六局,有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給事十人,此外還有內謁者、內寺伯、寺人等名目,皆為清一色宦官擔任。太宗皇帝為限制宦官之權,曾立制規定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內侍」不過為「從四品上」,防範不可謂不力。    
    太宗皇帝在這方面是很有心計的,有幾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結果反應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氣。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對此發表了一個觀點,可以說是代表了朝臣對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對太宗說:「閹豎地位雖微,但是狎近左右,時有言語,易為人主所信,若出譖言,為患更深。聖上明鑒,可以無慮,然為子孫萬世計,不可不杜絕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詔自此以後,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這可謂是最好的防範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樣,後來也沒能堅持,以致最終形成了宦官不僅有高官厚祿,而且不斷充當各種專使、通過使職擅政的惡劣局面。若要就事論事地追究起來,造成這一惡果的罪魁禍首是太宗以後的兩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實在是出於無奈。「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內輕的態勢下,為保證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監軍之制。時勢使然,不能求全責備。但德宗卻難逃其咎。    
    就以此事來說,以宦官監軍分領軍權,固可以使將兵叛變之事多些阻礙,但打不了勝仗卻是鐵板釘釘的事實。這對於久經戰亂的帝國來說,是不能不思變革的。況且宦官跋扈嬌縱,有時甚至還激起兵變,已經成為百弊而無一利的東西。肅、代兩帝以來,議者論之不絕,廢停此制已成共識,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裡對此也是清楚得很。    
    順宗時倒王(叔文)主將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時就曾出任義成軍監軍。此公仗恃聖眷,欲奪節度使姚南仲的軍權,南仲不從,兩人翻臉。盈珍便屢向德宗密報對方的種種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對南仲發生懷疑。不久盈珍尚不滿意,又派一員小吏程務盈從驛道趕往長安誣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將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幹,得知個消息後晝夜兼行,追上了程務盈。    
    驛館中,文洽假裝與他親熱,乘機將其灌醉後殺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丟在了茅廁中。自己又同時寫了一封上表給皇上,一封信給姚南仲,然後自殺。    
    這是其時監軍、節度使之間鬧得還算小的一件事。事發後,姚、薛二人都被召來長安。    
    德宗問姚南仲:「薛盈珍干擾你了嗎?」    
    南仲答得好:「盈珍沒干擾臣,但亂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勝數!臣等又如何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說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還是我行我素,繼續他的方針。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潛伏的危機,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實固執地堅持著一條原則,在他看來,宦官儘管有著多少不是,但卻不會反對自己,因為皇帝是他們賴以存在的基礎。比起那些朝官來,他們更可靠、更易於驅使。德宗在紛擾的現實面前,選擇了一條自以為聰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與自己二位一體的宦官。德宗沒有想到的是,他最終把災難留給了自己的子孫。    
    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監軍竇文場排擠了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獨掌軍權。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設立左右護軍中尉,並以宦官擔任。    
    鳥瞰帝國的首都長安城,全城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宮城居北,為皇宮所在,包括太極宮、東宮、掖庭宮;南五門,承天門居中:北三門,以玄武門分左右。皇城居城南,為各官衙所在,北面無牆,與宮城以橫街相對;其間南北七街、東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間;南面正門取法天象號曰「朱雀」,與「玄武」對稱。朱雀門出一大街直趨外郭城,寬一百二十步,縱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稱名副其實的「天街」。    
    外郭城位於皇城、宮城的東、南、西三面,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東西大街二十五條,街面寬廣,兩側均有整齊水溝,當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溝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條大街分全城為兩市、一百零八坊裡,以朱雀大街為界,東半五十四坊及東市屬萬年縣,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屬長安縣。白居易有詩道「百千家如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真是形象無比。    
    很清楚,宮城居北,因而守衛京城的衛戍軍主力必定是佈置在這裡,地點就在宮城北大門玄武門之外。其軍初由禁軍中之「羽林軍」、「龍武軍」組成,本朝人又稱之「北軍」,與由十二衛將軍掌握以護衛皇城百司的「南軍」對稱。北軍所處地勢極其重要,掌握著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宮的北大門,玄武門一旦生變,則宮闈必不保。當年太宗皇帝殺兄逼宮,就是因為有北軍之助,於玄武門一擊成功的。    
    後來情形略略有了變化。    
    一是高宗嫌太極宮潮濕,擴建了位於宮城東北的大明宮,並遷居該地,此後除玄宗外,諸帝都在此居住聽政,大明宮取代太極宮而成為了宮廷中心。    
    二是神策軍漸漸成為禁軍北軍的絕對主力。神策軍早先是隴右節度使所屬的一支勁旅,起初主要承擔的是西北的防務。直到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魚朝恩率此軍在吐蕃的入侵中為保護代宗立下大功,才成為禁軍編制。此軍經常出征,地位日重,由於德宗歸之於宦官,因而賞賜亦豐,於是駐防長安四周的部隊紛紛請示隸名於神策軍籍以廣其衣糧,以至掛名之旅遍於全國,數量迅速擴大,貞元時已至十五萬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師左右神策軍,實際上的統帥就是左右護軍中尉,與禁軍中的左右龍武、左右羽林軍分駐大明宮東北、西南兩側的九仙門、太和門外。在這一點上,一如太宗時玄武門外的情形。與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緊的是:它卻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當年順宗的嗣君地位發生危機的關鍵時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強扶病體力疾出九仙門安撫;而右中尉梁守謙與王守澄誅殺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後,立即就賜給左右神策軍士每人錢五十緡,其他六軍每人卻只有三十緡,都是出於這個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軍,長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橫平豎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種勢力正越來越大,總有一天將會徹底摧毀舊的態勢而建立一個新的戰場。這一天已經慢慢到來。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3)

    三    
    裴度對再叛的河北諸鎮沒能取得戰果固然是大勢所趨,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頭一年貶斥了與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鎛,以令狐楚、蕭俛、段文昌為相,三人都是反戰的中堅,自不會對突變的形勢有所準備。第二年初,又貶去令狐楚,引崔植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堅決反對皇甫鎛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賞識,入相後,也頗能盡諫。此人學問倒是不錯,但卻不懂軍事,更缺乏政治遠略。在戰事拉開,蕭、段兩人先後去相後,他與原翰林學士杜元穎共同主知政事,同樣也是無所作為。    
    天子只有二十六歲,正是玩樂享受的最佳時光,他可不願意放過。正式即位的第一天,儀式剛剛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來倡優演雜戲給他看,這邊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宮,穆宗就已在丹鳳門樓上高興地手舞足蹈起來。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軍營看人摔跤。即位以來,如此之類的宴游畋獵,幾乎沒有斷過。諫官們上奏,告誡他要適可而止,皇上竟大為驚訝,對宰相道:「此輩何人?」連大臣都不認識了。    
    原因還不僅於此。    
    人為天地萬物之靈,「公平」是文明的基礎。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時代,倫理教育讓每一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士子或以才華德行取仕,或以報效邊庭立功,忠君報國,安身立命。可若是沒有了「公平」原則,一切都成空談。就是地方藩鎮的那些武將,拚死拚活也無非就是想以武功證明這一點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個宦官階層,他們也就不可能永遠甘心為奴。    
    本朝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對嚴格的考試制度,給武將的進身之階自然也就是戰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雜類什麼也沒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實際上鄙卑更甚,他們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為他們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對奴才的賞賜而已。這個大大的不公平永遠是激發矛盾的根源,歷朝歷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時此際,它開始有了一觸即發的態勢,憲宗之死就是個信號。    
    宦官掌握了神策軍,使他們具有了這種能力,而樞密使一職的出現與壯大,更使得他們擁有了機會。    
    「樞密使」正式設立是在憲宗元和初年,又稱內樞密使,左右各置一員,首任者是劉光琦和梁守謙。樞密使的職責是「承受表奏、出納王言」,說白了也就是承「上」啟「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這個職務的性質就決定了它能兼達兩頭,既可以亂帝聽以削撓相權,又可預宰相共參政事。「樞密使」使宦官在取得軍權的同時,進而獲得了政事權。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際已被穆宗命為樞密使、知樞密院事,負責內外傳達,但權勢絕不僅限於此,他的地位早已超過當年的吐谷承璀。更何況皇上喜淫逸,少不了與他同樂的人,宦官們比朝官更勝一籌的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兒童的穆宗是第一個完全的戰利品。    
    和宦官的氣勢相反,帝國的現實是驕主荒淫,輔相庸碌,政策、處置皆無是處,在這種情況下,誰又能在前線打勝仗!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頭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試中發生的。「常科」是國家每年舉行的常設考試,與皇帝召試以待非常之才的「制舉」不同,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以「進士」、「明經」最為重要。這次考試的主考是右補缺楊汝士和禮部侍郎錢徽。    
    本朝科考並不糊名,應考者的姓名對主司是公開的,因而考生的名氣與聲望乃至家世、與主司之關係等對考試結果有異乎尋常的作用。為國家選才是人臣的義務,可以惟才是舉,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都給錢徽寫了條子。    
    然而榜出後,段、李所屬者皆名落孫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還有考宮楊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認為太不公平。皇上徵詢意見,有不少人持同樣看法,結果這次考試成績取消,重新進行。此次事件牽涉到不同意見兩方面的很多人,段、李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錢、楊方面則有中書舍人李宗閔等人。事情雖然很快就過去了,但是,誰也沒有把它就此忘記掉,特別是在事件中得到貶職處分的李宗閔。    
    這年十月,刑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為西川節度使,皇甫去相後屢請還京。王播在財政上很有些辦法,手上頗有些錢,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點到了,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早在年初,蕭俛聽說他靠此道求職,極其憤怒,到皇上面前力爭:「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錢,沒有聽蕭俛的。蕭俛一氣之下,辭去了相職。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預同時人相。    
    四個月後的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戰,工部侍郎元稹被命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與白居易、蕭等人同時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氣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與裴度上疏指責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滿,同裴度一起被貶。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後被起復,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台」,到設在東都洛陽的御史台亦即所謂「東台」或「留台」任職。在任期間屢屢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調他回京。    
    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華州,見天色將晚,遂留宿於一個叫「敷水驛」的驛站。驛站中看到是監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廳。不意到了夜裡,事情來了。    
    帝國交通十分方便,驛道四通八達,尤其是長安到洛陽這一路。全是寬廣的大道,和全國各地一樣,道旁每隔一段就設有驛站,供往來的官員休息、換馬。大的驛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廳房,以接待不同品階的公務人員。這一天很巧,在夜裡,一隊宦官也來到敷水驛下榻,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內給事劉士元,劉士元一進來,當然要到上廳去住。    
    站吏報說,上廳已有人了。御史與中使都是經常在驛站中落腳的官員,朝廷對此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如御史到館驛,已於上廳住下,有中使後到,則就別廳: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後來,亦就別廳休息。站吏心想,雖然內給事官品要比監察御史高好幾級,但有這個舊例在,倒也好安排。    
    劉士元可不答應,一聽不過是個監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氣:「叫他換到別處去,上廳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違抗,只得前去請元稹移駕。元稹這時已更衣畢,正欲就寢,一聽這話也有氣,隔著房門對站吏道:「本官先到,斷無讓廳之理。」    
    站吏回報士元,士元大怒,對手下人道:「跟我進去,今天倒要看看什麼人敢如此托大!」眾人齊發一聲喊,隨著士元就往裡走。    
    士元手提馬鞭走到門口,一腳踢開戶門,指著元稹破口大罵,同時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頰。元稹嚇得連鞋子都來不及穿,拔腿就往後廳跑。士元哪裡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亂揮。    
    元稹的馬早已被士元的人牽走,元稹是進退不得,只好在驛站中四處避讓。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嚇得元稹魂飛魄散方才罷休。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4)

    元稹狼狽趕到長安,不少朝官們都感到是奇恥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連上了數表,為元稹無端受辱鳴不平。連跟宦官關係不錯、其時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擺出舊例認為這是劉士元做得不對。但憲宗在兩人之間,肯定是選擇偏袒宦官這一方,還是借他故將元稹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後來又先後調他到通州、虢州任職。    
    元稹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讓他大大轉變了。元稹家境貧寒,完全是靠奮發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這次教訓讓他「如夢初醒」,感覺到憑著他以往的那種年少輕狂對自己的仕途是極為不利的,於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憲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職,為了達到進入台閣,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開始結交曾給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個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監軍崔潭峻,第二個是人京後認識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簡。有一段時間,元稹經常輕車簡僕,出入於魏弘簡宅第,以事相請。結交宦官的效果出奇得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職的崔潭峻之薦,被提升為庫部郎中、兼「知制詰」。所謂知制誥,就是有資格參與詔書的草擬,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學士、禁外的中書舍人以外,一些官員也可以本官帶「知制誥」。不久元稹又被召人翰林,任中書舍人,離宰相只有一步之遙。    
    當時的幾位宰相中,蕭俛從來不喜歡超格任人,對元稹本來又無好感,因而很討厭他的冒進。只有段文昌對他不錯,還專門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轉托宦官的事,對元稹之輩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滿。中書舍人武儒衡就當面給過他們難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誥官員的會食上,眾人正在吃飯,正好有不少蒼蠅飛來,儒衡以扇揮之,口道「哪裡來的東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這裡?」眾人聽罷臉色都變了。    
    元稹此際也是主張罷兵的,他的不少詩歌反映了這個觀點,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簡的建議下,終於在河北戰事結束後用他為相。裴度照理是與元稹共過患難的人,但見元稹附和宮中主張而阻撓繼續採取軍事行動,十分氣憤,三次上表反對啟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簡都降了職,兩人由此產生了重大矛盾。    
    這是一個危險的開端,在對河北的戰事以失敗告終之後,朝中派系分野已經日趨複雜,離合變化層出不窮。朝官們好使意氣,囿於私見,不能開誠佈公,攻訐又日益嚴重,自然也就給另外一種勢力以可乘之機。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終於得以人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開始鬧大。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請昭雪王庭湊,並建議為徹底息兵,應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權。皇上同意,下詔命裴度為東都留守。制誥一出,遭到不少反對,穆宗便命裴度先來長安再說。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請皇上下令殺掉一個在昭義鎮恃恩嬌縱的監軍、宦官劉承偕。此舉雖然沒被皇上答應,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還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節度使。這一下朝中議論紛起,都說在此關頭,有將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為相,與元稹共同主事。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兩人倒是暫時得到了妥協,但政治分野絕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惡,可還有與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時,宦官勢力既然摻合了進來,也不會輕易善罷甘休。事情麻煩了。    
    前宰相李逢吉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他可沒有閒著。    
    逢吉頗和早年的楊炎類似,有一種對個人恩怨過分執著的心態。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擠出朝廷後,一直都耿耿於懷,幾年之間,心裡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機,但身在外任,無可奈何,一切都必須回到長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對他建議: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認識一個奇人,名喚鄭注,此人雖以醫術聞,然有經略之才。早年在李營中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為其所知,今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鄭注交結與彼,事無不成。」    
    逢吉納其言,請鄭注達意與王守澄,守澄正惡裴度不親己輩,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人京為兵部侍郎。逢吉一人京,真的就來了機會。    
    在被朝廷昭雪之後,王庭湊依然將朝廷任命的深、冀節度使牛元翼圍困在深州,時間已將近四個月之久,很使朝廷難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決問題。有一位將門之後於方欲立大功,設想了一條奇策,秘密求見宰相元稹。    
    於方道:「有兩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趙間行走,與賊黨很熟,可於敵營中行反間計而解牛元翼之圍。」    
    元稹大感興趣,趕緊問他如何安排,於方一笑,說道:    
    「本人願以自己家財資其出行,並可賄賂吏部官員,弄出二十通告身文書,供其見機使用。事出機密,故而不得不變通行事,還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對官員的委任狀。    
    此事本意雖佳,但不通過朝廷擅自主張,又賄賂朝廷命官,實屬於違亂法紀之舉。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譏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樹,心想此計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塗地答應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點風聲。    
    逢吉其實並不清楚事情實質,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將有機密之舉。但對他來說,這也就足夠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來了位叫李賞的人,說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詭,就請他在前廳明說。    
    「和王府中的屬官於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賞先問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於□之後。」    
    「正是這位於方,欲為某侍郎結刺客擊殺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掛「同平章事」銜行宰相之權的,李賞的話很明顯。裴度一聽,心想這從何說起?!元稹再與自己有隙,也斷不至於如此,這個李賞的用意太惡毒了。但裴度的氣度自非尋常,在未瞭解來龍去脈之前,他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所以忍而未發,只是淡淡一笑:「言盡於此,謝君厚意。送客!」    
    幾天過去。裴、元二人一如尋常。李賞便又一次出現,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軍營。此際的左軍中尉已是馬進潭,是當年與王守澄輔弼穆宗入繼大統的功臣之一,現在和梁守謙一左一右,並駕齊驅。在宦官中間,此人和元稹的關係最不怎麼樣。    
    神策左軍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賞稱,於方受元稹所使,結客約刺裴度。」宰輔之間,竟有謀殺之事,皇上平日再怎麼散漫,聞奏之後也是大吃一驚,立即命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會同御史台嚴審此案。    
    一鞫於方,「約客刺殺」之事自然是子虛烏有,但逢吉豈能輕放,窮追不捨之下,元稹擅作主張用反間計的事情就包不住了,於方如實供出。不管怎麼說,這也是宰相的不當之事,樞密使王守澄與李逢吉更堅持說裴度知而不報,也應當一併處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詔罷二人相職,並貶元稹為同州刺史。    
    諫官們有異議,認為裴度無罪,不當免相,而元稹身為宰相,與於方擅為私謀,卻責之太輕。皇上沒有完全聽從,只是緩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僕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帶的另外一項職銜。六月初五這一天同時還發佈了另一項詔命: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達到了。對宮中的宦官而言,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結果了。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5)

    四    
    李逢吉是隴西望族出身,登進士、入幕府,赴朝為清望官,出使南詔、塞外,仕途相當順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為太子諸王侍讀,得以被當時的太子穆宗所識,這對他來說,更是有關他後半生的一個關鍵。兩年後改任中書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順利的人往往心高氣傲,然而卻極易受到傷害。在突來的挫折打擊面前,這種心態就會轉化成一種偏激,他們變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詐,為了滿足自尊和達到某種心理平衡,他們甚至會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個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兩人只共事了七個月,裴度因不滿於他對淮西之役的種種沮阻,通過憲宗將他請出朝外,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恩怨就這樣結下了,而且不可調解。    
    逢吉有兩個優勢,一是於當今皇上有侍讀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極富謀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進士出身,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過他以及他的好友鄭注,才和宮中近臣達成了利益上的共識,不僅順利回京,而且排擠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結豪士,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宮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馬進潭、梁守謙,還有內侍內使魏弘簡、劉弘規等人都至少與逢吉在一點上是見解一致的,亦即對裴度的態度上。對於一個新興的階層--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從的老傢伙都不會受歡迎。裴度功高勳著,剛直不阿,對宦官極端不利是很明顯的,所以也不會例外。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後,朝中的人事有很大變動,宰相中除了掛銜者外,王播已於上個月赴淮南;杜元穎雖然留任,去職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貶出京為杭州刺史。幾位傑出的大臣中,韋處厚為中書舍人,李紳為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韓愈為兵部侍郎,李德裕為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郎。未來的鬥爭必然就降臨到他們身上。    
    本年下半年來,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繼為亂。從六月到九月,各地兵興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獵時受了驚嚇,居然得了風病臥床不起,長安城中謠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儲。朝官們都很緊張,一旦出事而國無儲君,勢必天下大亂,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後數天不聞起居,宰相們屢請入見,未被樞密院答覆。大家遂請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請立太子,並請皇上接見朝臣。    
    宮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確實病得很厲害,而外間的議論更是對著他們來的,有一種說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謙,說他們有廢立之謀,事態已變得很嚴重,神策兩軍奉命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終於在紫辰殿接見宰臣。這一天宮中的戒備特別森嚴,皇上身邊的護衛一律換成宮中內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對著臣下的請求,也只有微微頷首而已。幸運的是,十二月初七宣佈立景王李湛為太子之後,皇上的病也漸漸好轉了。新年的正月,為了嘉獎神策軍在這次風波中的綏靖貢獻,特別有詔賞賜兩軍中尉以下的官兵。這已經到了長慶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個年頭。    
    本朝宰相既實行政事堂集體領導制,自玄宗開元年間以後,人數已漸少,但除去榮銜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當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穎兩人,新年伊始,補充相選已是當務之急。其實早在去年,朝中已經有兩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兒子,早歲好學有志,不樂仕進,元和初還因父秉國釣,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張弘靖闢為幕僚,後以門蔭入仕,歷任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誥、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頗有雄才大略,很為穆宗賞識。    
    另一位是當年與李宗閔在考策中公開指責朝政而名重一時的牛僧孺。進士出身,入仕後因在那次對策中得罪了宮中,一直未得升調。穆宗即位,歷任庫部郎中兼知制誥、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僧孺為官清正,亦向有聲名,特別是他拒絕了宣武節度使韓弘的賄賂而被穆宗知道後,恩遇漸隆。    
    照理,李德裕資望較深,又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後代,這一無法更改的事實給他的後半生增添了無數波瀾。    
    李逢吉第一個就不能答應。他無法忘記元和年間因息兵之議而被罷相的舊事,所以他最恨裴度,連帶也惱恨主張強硬的李吉甫,更妒忌這些靠門蔭入仕的功臣之後。按照逢吉的觀點,正是這些自命不凡的人給國家造就了動盪的現實。李德裕在翰林院與李紳、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須將其摒除的動機。逢吉是個想到就做的人,他既絲毫不掩飾他的觀點,又銳意於行動,當他在去年九月將德裕排擠出朝任浙西觀察使時,朝中已經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來講,這裡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試中去,當時讚賞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韋貫之。就是與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後反對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對那次事件的態度與朝中不少人一樣,都認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對牛僧孺,逢吉的那種親近感幾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舉下入相,時間是長慶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這一天也許是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從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試--包括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貢舉風波--到現在,歷經十四年的工夫,本朝歷史上一個最大的誤會最終形成了,這個誤會所帶來的廣闊而深遠的後果,不久就將爆發。    
    皇上的病雖有了些好轉,但仍未痊癒。    
    天子有疾,歷來都是權幸者得志的最佳時機,在這種當口,誰最有權,誰就擁有發言權。樞密使王守澄當仁不讓。    
    人們在這段時間裡發現,有一個身材矮小,眼瞼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視的人日夜出入於守澄的官邸。據說,此人就是鄭注,是位懷揣密術的奇人,既為樞密使所親重,也甚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沒有辦不成的事,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車馬滿門的。    
    工部尚書鄭權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眾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單靠他那點俸祿自是養不起。鄭權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撈一些。為了養家,鄭權也顧不得什麼了,便請鄭注通融於王守澄。果然無多久,鄭權就被委以嶺南節度使。人們好笑之餘,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誤國來。    
    其實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穎、牛僧孺三個人的話加起來都沒有守澄一個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輪流秉筆執事的規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時只有逢吉一人當值,竟成了常務首席。二人相結,權勢膨脹,做了完全不合規矩的事,朝中重臣也無一人敢持異議。裴度終於未能在長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連「同平章事」的宰相銜都沒有掛。    
    只有翰林學士李紳不買他們的賬。李紳是個有才能的清明之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時,號稱「三俊」。翰林學士算是內官,常受天子承顧,若得信任,其職權也就類似於樞密,並不亞於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陸贄號稱「內相」,就是這個道理。穆宗此時就常常將逢吉的擬狀徵求李紳的意見,李紳的反對意見佔了多數。    
    逢吉氣在心裡。但李紳身在禁署任職,又為皇上所信,一時也不太好辦,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邊才好。這時,又是李仲言,給逢吉出了一計。    
    當時朝中有兩個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紳,還有一個是韓愈,也就是當年裴度征討吳元濟時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韓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認,尤敢於死諫,曾為憲宗貪長生而冒死上《諫迎佛骨表》,差點丟了腦袋。韓愈自穆宗即位以來先後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戶部侍郎,是個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間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對宰相。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與宰相面議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舉行,並不定期。    
    在這天的延英召對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紳清正,可任此職。」    
    李紳時任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於何意。    
    皇上照理是捨不得李紳卸去翰林學士的,但轉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確也是個重地,再說御史中丞官品等同於李紳現任的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後赴闕聽對的「次對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進而又奏請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為首都行政長官,其規格亦同於省官,上任之時按舊例是要到御史台謁見,謂之「台參」,但韓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長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後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亂後官不常設,御史中丞才得以成為實際上的憲台之長。此次韓愈既帶了「御史大夫」之銜,所以宰相在任命時特別加了一條:免去台參。這下事情來了。    
    李紳剛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韓愈,頗有點責怪他不知事體的意思。    
    韓愈這個人本就倔強,見狀不服,與李紳公文往來,言辭上就更為不遜。此事漸漸弄得沸沸揚揚,朝野皆知。    
    機會來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韓二人嚴重不協,有違朝紀,請予以罷職處理。    
    穆宗對李紳一直是心存愛意,心想李紳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貶韓愈為兵部侍郎的同時,以李紳為江西觀察使。皇上還特地派了個宦官去安慰他。    
    李紳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無處發洩,便對來人大哭,說自己實為李逢吉所排擠,「微臣戀闕效忠之心未已,懇請中使稟奏聖上!」    
    穆宗知道後有些省悟,他也曉得朝中大臣之間一直互有攻訐,心裡對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興。便改任李紳為戶部侍郎,仍留在朝中。這個結果不要說李逢吉,就連王守澄等宦官也覺得不能滿意。但皇上做主,暫時還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過多久長慶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舊疾復發,不幸駕崩,年僅三十歲。穆宗皇帝儘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過其父的江湖術士柳泌砍了頭,但卻不意味著他不相信長生藥。實質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貪念長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讓,對長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種而換服另一種罷了。還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變,但卻有宦官跑到太后那裡遊說,勸她以母后的身份稱制,結果被罵了出來。太子太年輕了,只有十六歲,難怪有些人要如此熱情地為國是奔走了。同月,韓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6)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稱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達到了一半,他當然不會就此罷休。眼下他更擔心的是新君會不會重新啟用李紳。至此,逢吉那種妒賢嫉能的奸險品性已完全暴露無遺,他不允許逆己者阻擋他滿足獨秉國釣的慾望,他既要排擠反對者,也不容許被排擠者報復,這是心胸狹窄、私慾過重之人的通病。逢吉絲毫也不認為他沒有這個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這也許就意味著天子以及整個帝國都在他們的手中了,還有什麼辦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沒有了叛變投靠和反戈一擊的人,陰謀也就不會存在了。李紳有個親戚叫李虞,算起來是他的族子,相當於遠房侄子,以文學知名,自稱無意於仕進,隱居在華陽縣。有次來長安看李紳,與其叔父李耆以及前進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紳的門下,相與過從,亦頗投機。未幾,李耆拜左拾遺,回到華陽的李虞有點耐不住了,寫信給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薦引薦一下自己。    
    不料帶信的人把此函誤投給了李紳。李紳一見好笑,心想我這個侄子不是不樂仕進的嗎?如何進退之心反覆無常若此?倒要勸勸他。順手就寫了封回書,言辭中真是把李虞譏誚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紳的信鬧了個大大的紅臉,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覺得李紳太不給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齒:「不報此辱,誓不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見李逢吉,把以前李紳與他私下的談論,特別是有關中傷逢吉的話,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再加上自己的添油加醋,一古腦全說了出來。逢吉聽罷,氣了個半死,更恨極了李紳,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也要把他徹底打倒,絕不能讓對方藉著新君御極的機會東山再起。    
    具體的計劃用不著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計議著如何抓到李紳的把柄。    
    五    
    李仲言為其叔羅致的死黨中,有兩個人最厲害。一個叫張又新,一個叫李續之。當逢吉問計於二人,有沒有一些更好的辦法時,兩人皆曰:    
    「朝中縉紳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誰肯為相公搏擊?此事須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為。我等知道有一個叫劉棲楚的人,即是個奇士。」    
    「哦?」逢吉問道:「怎麼個奇法?」    
    李續之接著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為吏,承宗有次將其綁了起來,他以首叩地固爭,承宗竟也無可奈何,其果敢堅銳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為諫官,令其偵伺李紳過失,待機暴揚於聖上之前,恩寵必替。即使不成,亦過在棲楚,犧牲掉他也沒什麼可惜的。」    
    此計甚毒,卻也正合逢吉之意。於是,李虞、程昔范、劉棲楚三人都被逢吉擢為拾遺。「拾遺」,乃是本朝諫官的一種名號,分左右而置,與諫議大夫、左右補闕一樣,專門以進諫為職,又稱言官。左右拾遺品秩雖然不高,只有「從八品上」,但諫諍之任不輕,所謂「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即是設置「拾遺」一職的本義。不過,三人此際的「拾遺」目標卻沒有這麼高遠,不外乎就是「拾」李紳一人之「遺」而已。    
    李仲言與張又新在輿論上為推倒李紳推波助瀾,他們對那些膽小而又頭腦簡單的人廣為散佈,說李紳看到有人在一起議論,便到皇上面前密報,說某某人結黨、某某人拉派。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們對李紳都有點畏忌。    
    不過,單憑如此這般尋找機會是要花點時間的。楚州刺史蘇遇也是個倒李紳派,他對逢吉門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為然,找到張又新等人說:    
    「新君一旦聽政,必舉行延英殿廷對。李紳乃次對官,這是他希蒙聖恩的惟一機會,要防就防他這一點!」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議逢吉道:「事情確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聖上正式聽政,李紳一旦入覲而為上所用,後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話有理。看來不下重手不行!」    
    這事最後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對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為儲貳,臣備知其中過節。」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好奇,問道:「賢卿此話怎講?」    
    「當初陛下之立,全賴李逢吉之力。而杜元穎、李紳輩,原本都是想立深王為儲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這種事情來,就是擊到問題的要害了,守澄在宮中多年,他當然知道孰輕孰重,在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門人強多了。    
    新帝年輕,對帝國儲副常生不測的事沒有切身體會,覺得杜、李等人都是幾朝老臣,做不出這種事,不大相信。    
    可隨後任度支員外郎的張又新也上了一表,說李、杜二人其實對皇上不利,他們曾暗蓄異志,欲立深王為太子,只因先帝不聽,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見群臣,表奏都由樞密院呈上,守澄急勸皇上覽這一封。敬宗見此表內容與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轍,早先的想法有些動搖起來。    
    未過幾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說的也是同樣的話。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詔貶李紳為端州司馬。按常理來說,國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這個道理,為鄭重起見,還特地率百官赴闕表賀聖上英明。可當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慣例轉赴中書門下的政事堂賀喜時,逢吉開始覺得有點不妥。    
    逢吉不想讓人覺得是他在裡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紳被貶,因為事情做的風聲太大,反於事無補。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張又新叫了進去。    
    朝廷百官都已來到閣門,值事者報:「相公正與人談話,請諸大人稍候。」    
    這一候就是好久,眾人正感納悶,忽見張又新揮汗而出,對著大家團團一揖,道:「『端州』之事,實為天子除憂,為朝廷造福之舉,分內之事,我張又新不敢謙讓,就此謝過諸位盛意。」說時,大汗淋淋而下。    
    原來是這個人的手筆!眾人更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心想:「這麼個小小的員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覷!」大家都不作聲,緩緩退出,片刻就走了個乾淨。    
    朝中的氣氛壓抑得讓人難受。初六,公開表示了一些不滿的右拾遺吳思被命為吐蕃告哀使,遠赴異域報告先帝穆宗的死訊;李紳所推薦的翰林學士龐嚴、蔣防同日被貶。在這種時候,沒有原則的人紛紛暴露出兩面派的醜惡嘴臉。在貶龐、蔣二人的詔制下來後,與龐嚴交情甚篤、具有封駁權的給事中於敖,竟把敕書封還。見者以為他為龐嚴鳴不平,都為他擔心。不料詔書再下,他的奏議竟是認為此兩人貶得太輕而請求重議的。落井下石,沒有比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還大大地獎許了他。    
    張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為己為逢吉考慮,也得一不做,二不休。連續幾天,每日上書皇上,堅持認為對李紳責罰太輕。皇上見他說的有理,便答應他可將李紳處於極刑,事態越發嚴重了。翰林學士兼皇上侍讀韋處厚覺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紳實為逢吉所誣諂,二是認為即使有罪,也應緩刑,更何況李紳根本就無罪。在逢吉與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時候,韋處厚是惟一敢說話的人。    
    一個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紳的命。這一日,新帝無事,閱覽禁中的有關文書,忽然發現了穆宗時期封存的一大篋檔案,打開來,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穎、李紳請立太子的奏疏。皇上這才覺得李紳冤枉,想到自己差點就將這位忠臣殺掉,也有點內愧。皇上歎了一會,吩咐左右:「將人所上譖紳之疏統統燒掉,此後再不准奏!」但皇上燒了幾封不痛不癢的奏疏,卻沒有把李紳召還。天子儘管年輕,也是懂得要點面子的,更何況這原本就是樞密與宰相的主意,並非是天子的獨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靜了,他還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實際上過慮了,新帝只到三月初五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對宰相。即位以來的幾個月裡,皇上都是在游宴、擊毬、奏樂中度過的,還常常賞賜宦官、樂人財物,耗費不可勝計,哪裡有時間來考慮國是朝綱!有宰相和禁中的樞密也就夠了,讓他們去煩心吧。新帝無論在心理上、年紀上都是個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什麼,李紳的事就是個例子。    
    皇上好歹聽政了,可每日上朝極晚,往往日頭高起尚不見天子坐殿升班。時維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辰門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幾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極天下是本朝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遠的不論,即比數年前憲宗的宵衣旰食來,差距亦不可以道裡記。臣子的失望是顯而易見的,不過,皇上尚未成年,誰又有什麼辦法?諫議大夫李渤就因為自己不能盡諫職,自請宰相降罪。    
    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極晚才臨朝。大臣們又一次在殿外被凍得夠嗆,可誰也沒想到的是,那個劉棲楚居然挺身而出。    
    棲楚也許是想報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盡一下自己未盡的「拾遺」之責,跨班而出,力諫皇上。「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治;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也……」劉棲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絕技,「請碎首玉階已謝諫職之曠!」言畢,果然以額叩墀,聲聞於外,血流不止。    
    敬宗沒見過這一套,一時手足無措。不過,棲楚做得也太過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見階上已是一片鮮紅。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7)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劉棲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靜候回復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經接受了臣下的奏議,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對所奏事情的處理了。可棲楚卻越發做作起來,叩頭如搗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覺得這真是近乎於譁眾取寵、矯情賣直了。不過,除了宰相,誰也不好說話,只能看著這場鬧劇,不管怎麼說,棲楚的話客觀上總是代表了大家心裡的想法的。    
    棲楚意猶未盡:「不用臣言,請繼以死!」    
    牛僧孺實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劉棲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靜俟回復!」皇上更是連連擺手叫棲楚出去,他看不得這種血淋淋的場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極,便無聖威以懾天下。眼下長安城中人們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裡,名聲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樞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門下的一幫人,諸如李仲言、張又新、李續之等。當然還有這位劉棲楚,經過這件事後,名氣更是響亮。此外還有一個就是宮中的紅人鄭注,他瞇著他那雙永遠睜不大的眼睛,夜夜往守澄的宅第中鑽,動不動就是一個通宵。朝中忠直之臣,走的走,貶的貶,除了韋處厚,誰也不敢說話。    
    一個月後,出了更大的一場鬧劇。    
    長安城中有一個算命先生叫蘇玄明,此人不知怎麼心血來潮,硬要說自己的一個朋友、染坊的工頭叫張韶的有帝王之分。張韶點墨不通,見蘇玄明說他什麼「日角龍顏」、「天闊地方」,十足的九五之相,竟也就信以為然。蘇玄明道:「今主上晝夜擊毬,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四月十七日,張韶便與他糾結了手下的染工和地痞無賴一百多人,把武器藏在草車中,準備混進宮內。不料在宮門口被盤問的士兵發覺,於是他們便殺掉了守衛,換上禁兵的服色,抽出兵刃,大呼小叫直趨禁宮。    
    皇上正好在清思殿打毬,宦官聞訊大驚,趕緊將殿門關上,跑去稟告皇上,敬宗嚇得不知所以,以為有什麼大亂,一連聲叫道:「快去右軍!快去右軍!」右軍中尉是梁守謙,是皇上最信得過的。手下人道:「右軍太遠,不若去左軍。」遂狼狽逃奔左銀台門。還好,一路上未遇上犯賊及時趕到了左軍,時任中尉的馬存亮和大將軍康藝全立即率隊進宮,將蘇、張等一網打盡。    
    皇上在左神策軍呆了一天。這一天把整個長安都震動了,外人不明情況,無不驚駭。十八日皇上還宮,宰相率官來賀,到者只有十幾個人。這雖然是一場虛驚,但把所有人都嚇了個不輕。帝國似乎是越來越不成體統了。    
    五月,在李逢吉的引薦下,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兼度支竇易直同拜相,算是決策機構上了一點正軌。可竇易直以財官入相,多少說明皇上的用度已到了相當的程度了。    
    所有的事情都無起色。六月,成德王庭湊殺掉牛元翼家屬的消息傳到了長安。本來牛元翼已經在一年前突圍了,可只帶出了十幾個人,而不得已把家小留在了深州。王庭湊是在本年年初將牛家一門老少殺掉的,消息來得慢,朝廷直到現在才知道。牛元翼本人得悉噩耗後,大怒而絕。    
    敬宗聞知,也有點感慨。皇上覺得,是宰輔非人,才使得強賊肆行無憚。他雖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卻也相當不容易了。韋處厚乘機上奏,勸皇上啟用裴度。敬宗這才發覺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連宰相銜都沒有掛,於是下詔恢復,有了一點讓他回朝的意思。    
    時光如梭,這一年很快過去了。在此新舊交替之時發生的一件大事又是關於宦官的。    
    新年前幾天的一個傍晚,地處京兆府的鄂縣縣令崔發正在衙門中署事,忽聽到外面喧鬧起來,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來報。未多久,縣吏回來道:「京城來的五坊小兒毆打百姓,以致喧嘩。」    
    崔發聽說原來是這麼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兒為天子放鷹犬,滋事擾民,屢禁不絕。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無度,竟又跑到這裡來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發大叫:「縣尉安在?」底下有人應聲答「到」,崔發道:「與我擒來細細拷問!」    
    待到縣尉與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來個人弄到衙門裡來時,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這些人長的什麼樣、穿的是什麼服色,崔發也不問,先把他們捆起來再說。過了一會,漸漸弄清楚了,原來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宮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宮中宦官!崔發意識到:這下可闖大禍了。    
    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裡哭訴,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將崔發收執,交付御史台議罪。元旦這天,天子的大赦令業已頒布,崔發和其他囚犯被衛尉帶到宮城門右的金雞殿下等候處理,突然來了幾十個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說對著崔發就是一陣亂打,直打得崔發面破齒折,昏死過去。這還未了,一幫人走了,又來一幫,照舊也是一頓痛揍,崔發僵臥於地,已近絕氣,幸賴台官們用蓆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倖免。照理,大赦令對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釋去他人,獨留崔發不放。    
    給事中李渤憤然上奏:「縣令不應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應毆打御犯,況且縣令崔發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後。宦官如此橫暴,若不繩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鎮聞之,頓失敬畏之心!」    
    諫議大夫張仲方也認為對崔發不予赦免說不過去,可皇上就是不聽。    
    只有李逢吉搬出一個理由,說崔發有八十多歲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應對此有所存念。」皇上這才釋懷,命中人放崔發還家。崔發老母無奈,當著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發四十杖,這場風波方才罷休。    
    這是敬宗即位後的第一個新年,天子改元「寶歷」,時為公元825年。    
    六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極。    
    僧孺為相近兩年,在李逢吉與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無作為。面對著天子荒淫、嬖倖用事而國是日非的現實,他心中失望,可又沒有膽量站出來,只能選擇獨善其身的道路。屢請辭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為武昌軍節度使,出京任職。人不戀名位而求去,不外兩種考慮:一是出於畏罪避禍,二是不願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兩端外,卻還有個說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舉的,然而多少不滿意他的做法,礙於情面,又無法言說,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擺脫這種內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韋處厚一派又在極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與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開始有點難辦了。其中,他最為擔心的還是遠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敵翻身的,他在這方面極為執著。這世上對任何事都可以執著,惟獨對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與「仇」的泥淖,便一定會喪失原則,甚至喪失理智。    
    逢吉有一個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時打倒李程的殺手鑭。    
    原來,京師有一個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頗為裴度賞識,保他做到刺史一職。可裴度被斥出朝後,這個武昭連帶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個閒人,於是自然對裴度的死敵李逢吉不滿。武昭在京有兩個好友,一是太學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匯,三人以氣俠相許,在京中也稍有名氣。李程的親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慣逢吉對李程的排擠,乘機對武昭挑撥說:「李侍郎欲授官職與公,但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聽,更是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幾杯,一時酒興,便對人說要去刺殺逢吉。聽者把這話告訴了拾遺張權輿,張權輿是逢吉的死黨之一,立即說與了逢吉。逢吉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匯找來,安撫了一番,另一方面卻又命人準備捅出此事。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議論要請回裴度的時間。    
    九月,逢吉正式發難,暗令一個十分不起眼的人上報朝廷,說有一個名武昭的人要刺殺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當然要立案調查,十六日,皇上詔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會審。這時,仲言按計劃找到茅匯,逼他在審訊時作偽,以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仲言話說得很露骨:「說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不然則死,你看著辦吧!」    
    可是茅匯卻沒有被嚇倒,抗言道:「茅某人為朋友甘心冤死,絕不誣人以求自兔!」茅匯的義氣使逢吉的陰謀完全落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果然,武昭與茅匯、李涉三人下獄後都如實招供,結果武昭被處死,李涉、茅匯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個參與謀劃的逢吉門下、拾遺李虞亦皆被處理。逢吉雖然沒被牽進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動搖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稱裴度為國家賢才,不宜久置於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數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勞問裴度;接著,裴度上表,請求回朝。    
    第二年,寶歷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長安。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第三章 反奴為主:神策軍與樞密使神策軍與樞密使(8)

    新年前後,長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個新的民謠,內容是這樣兩句話:「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初聽起來似乎莫名其妙,但細一捉摸,問題就來了。「緋衣」自然是個「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個「吳」字?這豈不是說當年裴度平淮蔡捉吳元濟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遺張權輿上了一表:「裴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    
    「名應圖讖」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預示未來就表現為圖符讖語,誰人應之,誰就合當大分;說裴度身為人臣而合圖讖,意思也就很清楚。後一句「宅占岡原」就有點深奧了。    
    原來。帝城長安從南至北正好有六條高坡橫亙東西,稱為「六岡」,暗合於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陰畫或陽畫,陰畫稱「六」,陽畫稱「九」,乾卦象天,天乃積陽氣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從下至上名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岡亦如六畫,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樂裡,恰居「九五貴位」的第五岡,這即是張權輿「宅占岡原」四字所指,也虧他想得仔細。    
    此時,臣下的表奏已不經門下省審議而改由樞密院直接遞呈了,張權輿此表多少是佔了與樞密使王守澄意見相同的便宜,否則這種強項之辭早就被門下省駁回了。    
    不過,天子儘管年少,卻也沒有輕信這種話,韋處厚說那句民謠的始作俑者說不定就是張權輿本人,敬宗覺得也有道理。再說,皇上也有點好笑,「什麼『不召而來』?!是朕暗中密詔他回京的,你張權輿又哪裡知道!」這樣一來,皇上對裴度的態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時升銜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徹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掛「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從此結束。    
    但裴度並不是勝利者,在鬥爭中真正得到了好處的是宮中王守澄一派。從這兩年的許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國已由王守澄說了算,他與右樞密楊守和、左中尉魏從簡、右中尉梁守謙四人已成了帝國的權威,裴度與韋處厚之輩只能等而下之。皇權與相權漸漸合二為一,而為宦官們所掌握,反奴為主便成為嚴峻的現實。    
    皇上卻越玩越大。    
    先是擊毬、游宴、打獵、沉溺女色,樂此不疲。皇上特別喜歡擊毬,每次都拉了宮中內侍陪他玩耍,動輒就是幾十人,直鬧到精疲力竭方才罷休。然後就是聽樂,用大型樂隊為他擊助興。為此賞賜宦官、樂人財物不可勝計,有一次一下子就賜給內教坊一萬緡錢,以備他行幸時開銷之用。敬宗擊常常不分晝夜。而且不在宮中,他喜歡到神策軍營中去玩,因為人多熱鬧。皇上的這一嗜好,長安城中沒人不知道。    
    皇上尚不及及冠之年,好動喜鬧倒還算是正常,然而他同樣也不能割捨酒色,於是視朝每晏,且月不過三,以後就更不正常,以至國事日廢,而使王守澄之流獨攬朝鈞。    
    不是沒有人進諫,李德裕儘管已遠赴浙西,但在寶歷元年(公元825年)年初就上了一篇諫書,洋洋灑灑有數千言,諷勸皇上正服、罷獻、宵衣、納誨、辨邪、防微,每句話都是語重心長。可是,李德裕的一番苦心,換來的也不過就是敬宗的一紙優詔而已。皇上並未因此而收斂。韋處厚、李程都上過奏,甚至劉棲楚、張權輿也都磕過頭,作用卻甚微。在這一點上,李逢吉首先是罪責難逃,裴度等人也有責任,因為天子童昏,翼戴大臣不能盡職,非其之咎而誰咎?!    
    即使如此,皇上居然還是感到不能盡暢,在這方面,皇上永遠有新鮮的花樣。他在後宮中發明了一種紙箭,其間密封了一種麝末香粉。每當妃嬪們群集時,敬宗便用竹皮弓向她們射這種箭,被擊中者剎那間濃香滿體,宮中稱之為「風流箭」。聽到宮人們都說「風流箭,人人願」,皇上更是興高采烈。    
    敬宗不僅毬擊得好,還好看人手搏,經常是令力士們全力表演,手搏者臂斷頭破是家常便飯。最後,皇上喜歡上了一種更有趣也更刺激的玩法:在夜間捕捉狐狸,而且是親自動手!他把這個遊戲稱之為「打夜狐」。天子到了這一境地,已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狂童了。    
    這個狂童不僅無比嬌縱,又十分偏急而蠻不講理,「人主」的身份和貧乏的閱歷更使他極端無知。他驅使手下的奴才近乎於狂暴無常,力士、內侍偶有小過,輕受捶撻,重遭流配、籍沒,情況一如其祖父憲宗最後時期的情形,宦官們又怨又懼,忍無可忍。    
    總體來看,宦官中也有兩派,一是高品階層如兩樞密、兩中尉,此外就是天子身邊的內侍們,這一派雖然無權無兵,但他們貼近皇上,正如當年的陳弘志,此輩若要有所反抗,自然就要從皇帝下手。敬宗只是個小兒,比之當年的憲宗更是無法相比,他的末日到了。    
    寶歷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經常陪伴皇上擊遊獵的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瑞,神策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周惟直等人秘密地結成了同盟,開始了行動。他們再也不會像早先的陳弘志那樣倉猝起事,他們進行了周密的部署,計劃已近於滴水不漏。這一次輪到王守澄、梁守謙懵然無覺了。    
    初八這一天,敬宗夜獵還宮,意猶未盡,命人大擺宴席,與劉克明等二十八位侍從喝酒。此時,宮中守備鬆懈,劉克明的同盟者又全體在場,整個殿內外就只有皇上和他們這些人。機會難得,克明與諸人以目示意,決定即刻發動。    
    皇上高興,酒已到了七八分了,絲毫也沒發覺早已有人離席,站到了大殿四周。又喝了一會,敬宗站起身來,搖搖晃晃地走往內室更衣。皇上剛剛走出,只見劉克明把酒盞突然一擲,四面人影搖動之間,霎時燈火全滅,整個大殿一片黑暗。冥冥中,一條身影「呼」地竄起,直奔內室,一聲慘叫之後,又恢復了死一般的沉寂。    
    一個時辰之後,劉克明率幾位內給事來到了不遠處的翰林學士院,此時當值者是路隋。克明道:「皇上不預!請即入內草擬遺制。」    
    第二天正是單日常朝,百官們照舊沒等到皇上,可等來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天子駕崩了!遺制宣佈:以絳王勾當國事,入繼大寶。絳王李悟,本名寮,是憲宗第六子。    
    直到宰相與百官在紫辰殿外廊廡中覲見絳王時,還沒有一個人能反應過來。大臣們那種似詫似思的表情,彷彿就像夢遊者一般。    
    王守澄也是剛剛才得知這一消息的,他的驚愕不亞於那些朝官,不過,他一下子就猜到發生了什麼事,也馬上就反應過來此刻他應該做些什麼。    
    劉克明同樣不敢怠慢,他已經開始採取第二個措施:立即撤換樞密使和神策中尉,奪取神策軍!蘇佐明等神策軍將手裡有一些人,但人數太少,起不了大用。對克明來說,這甚至比殺掉皇上更為急迫,得神策軍者得宮闈,他何嘗不清楚這點。但是,他還是樂觀了,這種奪兵之舉只能像他除掉天子一樣秘密進行,絕不能明火執仗。一旦到了以明對明的地步,在對方開始反擊之下,敵我之勢懸殊,這兵權又哪是輕易奪得過來的?!劉克明等人的整個計劃壞就壞在這裡。    
    左右樞密王守澄、楊承和,左右中尉魏從簡、梁守謙這「四貴」在當天上午就成功地會合。他們第一個要做的是號令禁軍待命,然後經過密商,派人緊急奉迎江王。年輕的江王莫名其妙中就被帶進了神策軍營。    
    四個人此時都覺得平息這場政變已不是問題,惟一要考慮的是下一步如何辦。畢竟事出倉猝,局勢是本朝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王守澄儘管經驗豐富,但也是第一次面對偽君已立、師出無名的尷尬場面,他有號令中外的能力,但也有些顧慮。這時,在場的朝官只有韋處厚,因為他的強烈責任感和正義感,使得處境艱難的帝國在道義上還挽回了一點面子。    
    處厚道:「正名討罪,有何避諱!應立即發佈官變消息,剿滅叛賊,請江王入宮主事!」    
    「江王當如何踐祚?」守澄又問。    
    韋處厚博通古今故實,他胸有成竹:「待到明晨,當以王教佈告中外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新君即位。」    
    於是眾人不復猶豫。中午開始,左右神策軍、龍武軍從東西兩側開進宮中,盡誅劉克明徒眾,絳王也在混亂中丟掉了性命。    
    兩天後,江王即位。這位合法的新帝是穆宗皇帝的第二子,敬宗皇帝的異母弟,時年十七歲。即位之時更名為「昂」,後來的廟號為「文宗」。    
    在靖難中最能看出是誰主沉浮。這幾天發生的一切再明白不過了,「家奴」已不是家奴,而是決定帝國命運的真正主宰。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1)

    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    
    憑高無限意,無復侍臣知。    
    --文宗皇帝(公元809-840年)    
    一    
    文宗皇帝不得不面對著這樣一個不幸的現實。    
    他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就在那個夜裡,神策軍士未經通報便闖門而進,「兩樞密、兩中尉有請江王大駕!」還未等他從驚駭中完全清醒過來,第二天,他就已經踏在了大明宮的紫辰殿上,成為帝國的新一代天子。    
    那個夜裡,他正在讀書。江王雖然年輕,但敏感聰睿,博學多思,身在藩邸,心懷天下,這一切都來自於讀書不輟。他喜歡的書很多,比如古代經典《禮記》、《春秋》、《周易》、《尚書》、《論語》和歷史名著《史記》都是手不釋卷。可惜的是,王邸中藏書太少,即使有,有的也非全帙,這給年輕而求知若渴的親王帶來不少煩惱。不過,有一部書是完整的,那就是本朝玄宗時的史官吳兢所撰的《貞觀政要》,這是一部歌頌太宗皇帝祖德以資訓誡的書,儘管枯燥乏味至極,但江王依然愛讀,更難得的是,他從這部書裡得到了很多。旌牙擁護中,奔馳在夜長安的大道上,江王的思緒還未從剛才的書本中走出來,他想到了太宗皇帝,他想知道這位英明蓋世的遠祖如果處在他現在的地位,是否也會驚慌失措。    
    文宗皇帝同樣也忘不了王守澄在燭光下那張陰沉的臉,當他與其他人伏地請命時,文宗仍不知道是為什麼。但,剎那之間,一種好像末日臨頭的感覺卻當頭罩下,從此,他就再也無法揮去這個慘痛的記憶。    
    又是黃昏,又是夕陽。江王走進大明宮時,他第一眼見到的就是那朦朧、微帶醉意的縷縷金光。變亂後的東內,紅牆飛簷,殘柳敗草,橫七豎八的屍體和灘灘的血水,在冬日的斜照下,瀰漫出一片淒冷肅殺之氣。新天子在宦官們的簇擁下站在金殿上,望著夕陽給他投下的一個斜長的身影,卻被許多雜亂的人影揉得支離破碎,忽然喃喃自語: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嗯?」左右未名所以,面面相覷。    
    這是當年太宗皇帝的話,文宗沒有點破其中的深意。階前,神策、龍武禁軍的兵士們肅立無語,兵刃上的血跡斑斑,尚未來得及拭去。文宗回頭望望表情冷峻的宦官們,恐懼,一種極度的恐懼感像一束籐蔓,悄然從後背攀援而上,冷冷地爬上背脊、爬上脖頸,鑽進他的心裡。    
    一夕之間,滄海桑田。江王已經成為了帝國的第十二位天子,史稱「文宗」。新天子目睹了自己如何從親王變成天子的全過程,他終於明白了一切。本朝立國垂二百年,從來就沒有家奴血刃皇宮、操縱廢立的事,想不到今天卻被親眼證實,新帝心潮難平,思如泉湧。他想起了憲宗、穆宗以及死於非命的異母兄敬宗,想起耆老故舊的傳說,想起古書上的記載,恍如大夢初醒。與其父兄不同,新一代天子絕不是一個平常之人,祖宗有靈,讓他人承皇統,這是天降大任,新帝突然覺得自己義不容辭。登上紫辰大殿的那一瞬間起,天子心裡就油然而起一種強烈的衝動:他要為父祖報仇,要為兄洗恥,要使家奴照舊為家奴,天子重新為天子。坐在御榻上,他甚至無心去享受貴為人主的那種無上感覺,皇上只想著一件事:「從哪裡開始?」    
    文宗即位後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舉行。除了韋處厚為相、翰林學士路隨承旨、侍講學士宋申錫為書詔學士三項人事任命外,這一天的詔命還有許多內容:出宮女三千人;減省教坊、翰林待詔、總監冗食者一千二百餘人;停諸司新添衣糧:御馬坊場所佔陂田悉歸有司;……。退朝後,裴度淚水瑩瑩:「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看著百官們的賀表,皇上心想:「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在朝野一片歡呼聲中,公元827年來到了。二月,新帝改元「大和」,是為「大和元年」。    
    三月初一,右軍中尉梁守謙因年老到了退休年紀,不得不請求致仕,王守澄順利地取而代之,成為右神策軍中尉。他聽說當今皇上去奢從簡,頗有勵精求治之心,倒也沒有在意,但守澄對皇上與宰相的某些舉措仍舊不以為然。新君踐祚,他是第一功臣,守澄覺得自己有這個資格充當輔弼之任。    
    此時宰相除韋處厚外,尚有新命的裴度和前朝的竇易直。自然,凡是裴度、韋處厚之議,守澄即認為不妥。    
    皇上往往不敢多說,只是有點情緒:「朕已允諾,恐怕不好再改。」    
    守澄心道:「豈有此理。宰臣們就知道自命清高,懂得什麼治國之道!」他對新帝說話從來無所顧忌:「陛下,事有不妥,當思更改,何顧慮之有?」    
    皇上不語。他知道現在不是把王守澄之流一腳踹開的時候。    
    可是這種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時,宰相們便覺得有些過分,認為皇上雖虛懷聽納卻不能堅決,實在是莫名其妙。韋處厚氣得要辭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不想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意!裴度元勳宿德,竇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難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從,宜先退位。」    
    從韋處厚的立場來看,他的話確有道理。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況已經決定了的事,怎麼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實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臉漲得通紅,心裡有苦說不出,只得一迭聲地安慰韋處厚:「賢卿何至於此,何至於此!」言不投機,韋處厚說走就走,皇上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門。皇上急起來,命人將他召回。    
    「好了,賢卿有什麼話儘管說吧!」    
    韋處厚謝恩,接著就是一大段議論,要皇上彰善懲惡,強調法制,重用裴度。天子聽得很認真,表示接受。宰臣們感戴聖德之餘,覺得這一次心情大暢。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開始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新天子不是尋常之輩。但儘管如此,守澄還是被暫時之得沖昏了頭腦,沒有把這個苗頭扼殺在搖籃中。他的得意忘形預示著他將來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動聲色,一直在等待時機。他奇怪的是,兩朝天子都無疑是被宦官所弒,怎麼朝中就沒有一點議論?他問過侍講學士宋申錫這個問題,申錫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天子心裡有氣,可暫時又無可奈何。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2)

    事情到了這一步,當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話又說回來,朝廷重臣們畢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慮到皇上的顏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話說得太絕。事實再一次證明,無官無職的士子總是會成為擔負天下興亡的先鋒,他們雖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卻往往能率先出頭。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親試「賢良方正」科制舉之人,昌平人劉蕡參加了這次對策。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擬就的問題也同往常一樣,都是泛泛之問,諸如「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於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等等,「策問」之題儘管以皇帝的名義發出,所謂「惟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云云,但實際上還是由主考官批閱審定,決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沒想到,劉蕡就這個普通的策問作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讀到劉蕡的這篇策文,甫覽數節,口中便叫出一個「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覺地出了一身冷汗,拿著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顫抖起來。    
    劉蕡說了些什麼竟讓馮宿如此激動?說起來原因極其簡單,就是他說出了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劉蕡認為,帝國已然之兆,是「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單這一句已就讓人觸目驚心。    
    宮闈之所以將變,乃因為「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劉蕡直接點出左右樞密、左右中尉這少數近臣操縱國柄,當此之下,「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因而社稷亦將危殆;劉蕡更是明確指出,正是這幫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終必傾覆。而政刑既不出於天子,則攻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    
    劉蕡是普通的士人,對朝政現實更有一種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對此劉下結論道:本朝眼下的情勢,已足以與東漢末宦官專權的局面相提並論。    
    劉蕡洋洋數千言,都是一個主題:宦官驕橫已臻極致,不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更出於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禍亂未已!眼下是什麼時候?禁中「四貴」不論,就連鄭注仗恃中人寵信,收受賄賂,鬻官賣爵,人們都不敢議論,更遑談其他了。劉言論如此,難怪馮宿看了要汗流浹背。    
    馮宿放下劉蕡的策文,抹了一下額頭的汗水,歎道:「佩服!佩服!!」    
    諸考官傳閱,一陣面紅心跳之後,都感到痛快至極。可是,歎賞歸歎賞,誰也不敢擅自做主把這篇策文列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傳遍了長安,轟動了整個朝野。士人讀其辭,無不感慨流涕。向來不滿宦豎的一些諫官、御史,更是扼腕歎憤。而大小宦官卻是怒火萬丈。    
    王守澄大罵:「何其狂妄乃爾!」時任右神策領軍將軍的仇士良,在朝會上衝著劉蕡中進士時的座師楊嗣復詰問,出語就更是不遜:「這麼個瘋漢,你當初怎麼把他取為進士?!」楊嗣復大恐,慌不擇語:「嗣復當年取劉蕡及第時,他還沒瘋呀!」仇士良氣猶難平,鐵青著臉,又望著階前的宰相。裴度、韋處厚兩人不說話,面無表情,考策官馮宿、龐嚴等見狀,更不敢多事,便把劉蕡策文壓下不報。反正所謂「皇帝親覽」只是場面上的話,素未真正執行過。    
    劉蕡自然是落選。閏三月初九,詔制頒下,「賢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獨未有劉蕡。榜出,物議囂然,皆為劉蕡稱屈。李郃對同第者大聲說道:「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議,於是聯名上疏。及第者大為劉蕡忠直受屈抱不平,更為執政者不敢上聞而憤恨,疏中稱:劉蕡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對策不及劉蕡遠甚」,請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職「以旌蕡直」。這簡直就是激烈的抗議之辭,門下省不駁,也通不過樞密院,這份聯奏上達於帝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長安城中固是一片嘩然,可也只能「嘩然」而已。    
    對朝官們來說,無論如何,這種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為事情鬧大,激怒了某些人,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宰臣中,裴、韋既不表態,另一位宰相竇易直資淺,更不好說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錢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這次從淮南入覲,大小銀碗就進奉了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當然,給王守澄的就更多。劉蕡所說宦官之下的「貪臣」,一半就是指他。對這次事件,王播當然要出點力。    
    王播不讓諫官和御史們上奏。「此徒招黃門之怨而已,於事何補?」「黃門」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後又說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國家開科取士,天子親策,所求者輔弼俊才,所訪者要道大務而已,豈勝矯直之輩狂犬吠日?!劉蕡不取也罷。」真正的嘴臉露出來了。    
    第一個造反者總是犧牲者。這場科場風波算起來是近二十年來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是久未升調:這一次劉蕡一輩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為藩鎮幕僚,鬱鬱而終。    
    天子始終不知實情,也未能讀到這篇文章,否則,他的計劃可能就要提前進行,可能也會更加周密、有效。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況他這個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為地道的傀儡就已經很不錯了。    
    然而皇上沒有忘記初衷,單日朝參從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與宰相論政議事。罷朝後,皇上經常是手持著《貞觀政要》發呆,要麼就是在寢殿裡來回踱步,他在盤算著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誰能當此大任呢?」文宗問了自己無數次。    
    年底,因橫海鎮留後李同捷叛命,宰臣屢屢入朝會商軍情,韋處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時竟暈僕於案前。文宗亟命宮侍扶歸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歿,以身殉職。竇易直亦於同時罷職,翰林學士路隨繼相。    
    二    
    近一年多時間過去,皇上還是沒有主意。    
    時間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這一年起初的幾個月裡,藩鎮紛擾不絕,河北一帶已經是屍骨橫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十無三四。朝中,氣氛沉寂,所有的政務只是忙於調兵遣將,應付地方的叛亂,各路王師瞻頭顧尾,亦全無效果。幸好,到了八月,雙方又不得不妥協,局面漸漸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機會再次暗中計議他的大事。這時,他心裡有點數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慮: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內,似難膺負心中的這件重任;韋處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窮則思變,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點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經意之間,突然薦舉二十幾年前的舊人、此時起復為禮部郎中兼集賢殿學士的劉禹錫,皇上心中就是一動。後來一想不妥,此舉多少有些樹大招風,未必能行。可當裴度轉而推薦李德裕時,文宗便覺得不妨一試。八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對此,皇上不無深意,至少是欲用他為相。可沒想到的是,就在同時,樞密院卻引舉了李宗閔入相。這麼一來,計劃就全被打亂了。    
    皇上開始還沒意識到。    
    李宗閔什麼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與皇甫湜、牛僧孺在制舉試中一同上書指責朝政的主角,為此與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長期不調。後來又在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試糾紛中,因涉請托,罷官出朝。前數年復出,任禮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轉機。宗閔是元和三年那次風波以後最記仇的一個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帳沒算到真正的主凶吐谷承璀身上,卻記上了當時的宰相李吉甫。父債子還,他對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閔這個人沒什麼政績,資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樞密使楊承和為何就是要拜他為相。其實,宗閔走的是憲宗駙馬沈■的路子,沈■又轉托內宮中的老人、女學士宋若憲代請楊承和,繞了一大圈,這才算托到了正門,真難為他的一片苦心。說起來難以理解,宗閔早年也是反對宦官貪橫的,但與元稹一樣,吃過中人的虧後,反過來又去依托中人,不說朝秦暮楚,起碼也可謂之生而多變。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後,他就十分討厭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沒有改變過,這又能稱得上是極端專一了。也許,處在政治漩渦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軟怕硬的通病?    
    李宗閔一入台閣,就轉命剛剛在幾天前到京的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    
    德裕見詔,長歎不已。行裝甫卸就又得上路,滿腔悒鬱,無可申訴,一時黯然難禁。劉禹錫得知,送來一首詩,末句有道「自古相門還出相,如今人望在巖廊」。德裕讀畢,雖明知這是老友安慰之語,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轉赴滑州。    
    此後的事情也都是皇上無法想到的。    
    宗閔上台,自然就引舉了親密戰友牛僧孺入相,時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這事順理成章,朝中沒人反對,樞密使們更是贊成,不需天子就可以拍板。此後的幾個月,李、牛二人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數年前回京的元稹首當其衝,被命為武昌節度使出京,填補牛僧孺入朝後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鄭覃罷翰林侍講學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體弱、大病剛愈的裴度又被外任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從出為淮南節度副大使。    
    ……,……    
    皇上開始明白了其中的奧妙了。這不是典型的囿於私怨而置國家於不顧嗎?!日日聽著宰相瑣屑的奏事,再看著王守澄指指畫畫專橫的樣子,天子真是惱喪萬分,宦者強橫,全是這些相互攻訐之臣不以天下為意的結果,否則,有一人為朕分憂,亦不難改變局面。文宗心道:「此輩朋黨比周,斷不可當朕大任!」到這時.皇上拿定了主意,決定就選擇不久前自己剛剛開始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講學士宋申錫。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來申錫講讀《貞觀政要》,其時,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談了一會,皇上突然控制不住,歎了口氣。    
    申錫肅然,垂手不語。    
    文宗第一次仔細打量了一下他,心中開始掂量起來。皇上知道這位出身孤寒,進士及第,以對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渾無愛怨,不屬於任何派別,是個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確是個恰當的人選,只是不瞭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賢卿日與朕講經論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嗎?」    
    申錫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憂,罪該萬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當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於人手,心裡何嘗不也是慼慼然,在皇上的追問中,申錫覺得自己無用,十分的慚愧。    
    文宗被他的情緒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強盛,逐日為甚。元和、寶歷比致宮禁之禍,至今弒逆之徒尚在左右,如今專橫跋扈,猶有甚於昔者,」皇上一拍龍案,「朕每受其逼,尤須外示優渥,長此以往,為禍不遠,朕何以告宗廟社稷?!」    
    申錫也是激動不已,聲音哽咽:「陛下且寬聖懷,微臣不才,願效死力!」    
    文宗甚喜,覺得自己判斷沒錯,宋申錫確是個可用之人。實際上,皇上此時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錫時為翰林侍講學士,居於內廷,是惟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3)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認為先除去王守澄的內逼威脅是第一要務。申錫領旨,皇上還有點不放心,一再叮叮申錫務必聯絡外廷朝臣,廣為準備,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設法詔卿入相。居宰輔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賢卿千萬小心,莫負朕之厚望!」    
    申錫叩首而退。    
    果然.幾天後,文宗下詔加申錫「尚書右丞」之銜,一個月後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這一切並未招致樞密和神策軍方面的懷疑,進行得十分順利。    
    朝中很多人對申錫主事抱有幻想,都以為他對目前「威令不出於人主」的局面會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變一下朝官之間不正常的現象。然而,申錫在政事堂的表現卻令他們大大的失望了。這很自然,申錫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負上旨而來,有另外的重要任務,平常的政務剖斷顯得因常循舊,實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從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後,皇上在與申錫的往復商量中制定了計劃,決定採取一種非常手段:即時誅殺宦官。文宗沒想到的是,此舉絕對是個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勢力頗勁,王守澄大權在握,若要從容剪滅,絕非易事。加之對方耳目眾多,一著不慎,全盤皆輸。其次,無奈之下選中的宋申錫,其實不是個恰當的人選。這個道理很明顯,申錫不是個陰謀家,又如何能行「陰謀」之事?!    
    在不握禁軍,又無外鎮後援的情況下,對王守澄採取行動,必須要有一個人參加,這就是帝國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長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稱府,這是漢代的遺制。作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輦轂之下,供給百物,調撥伕役,其務遠重於外府州縣。而護衛王畿,更是首要之責。以是之故,其長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亞於台省首腦,出任人選,包括所屬諸縣的「令」、「丞」、「簿」、「尉」,皆選精明強幹者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權貴、宦官以及禁軍將校之橫暴就會相對收斂;反之,朝貴與京畿府官結成勢力,帝國中樞就將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對京兆尹及其屬官的任命一向極為慎重。申錫欲圖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這點申錫是清楚的。    
    可申錫不知怎麼卻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著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聲很臭。有一次,與左僕射李絳在街上相遇,交車時竟不避讓。「僕射」是國家優待功臣元勳的榮譽之職,雖無實權,但銜高遇重,按朝廷禮制,一般官員是必須表示敬意的。李絳看不慣王璠的狂妄。給當時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責他尊卑不分。為此,儘管有李逢吉的庇護,王璠也被罷為工部侍郎。申錫不知是出於什麼考慮才做出這個決定,也許,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實在太草率了。    
    事情是在極其秘密中進行的,正月中旬,申錫面見王璠,示以天子密詔,並約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當時答應考慮。    
    但王璠權衡再三,這事做不得!在現時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顯了。王璠既無起碼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為自己考慮。於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鄭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親信,李、鄭二人又不是一般的關係,自然王璠與鄭注是能夠說得上話的。鄭注沒想到皇上竟然已經有了行動,不敢怠慢,立即稟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驚,「此事如何處之?」    
    鄭注多年以來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詡謀略過人,每與守澄籌劃,招數都在陰辣狠毒之間。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計的模樣。    
    「鄭生有何教我?」守澄已是非常著急。    
    「事不宜遲,當先下手為強,去宋申錫以清君側。」    
    「計將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當立,王公難道忘了?宋申錫與漳王時有過從,去之何患無辭!」    
    此計甚毒,漳王李湊乃是文宗的弟弟,頗有人望。再說,朝臣交通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聽罷,立時就明白了,馬上就吩咐鄭注準備。    
    鄭注找來一位神策軍官,名叫豆廬著的,如此這般地交待了一番。這個豆廬著時任神策右軍的都虞侯,是守澄的親信之一。神策軍偵伺朝廷大臣過失,也不是頭一回了,鄭注與王守澄等已經無所顧慮。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發難。    
    先是二十八日,豆廬著奏上一本:宋申錫謀立漳王!疏中同時舉報,參與此事的有負責為諸王採辦的宦官晏敬則、宋申錫侍從王師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將奏疏呈於皇上,奏稱:「臣得本軍都虞侯豆廬著奏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文宗一聽,曉得出事了。    
    儘管文宗對守澄此舉猝不及防,平時對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牽涉有宋申錫在裡面,心裡何嘗不明白。但礙於情勢,皇上還不得不故作憤怒狀:「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錫大逆不道,臣請全城戒嚴,搜捕逆黨,並屠其全家,請陛下敕准!」    
    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謂宰相謀反,事極荒誕,肯定是經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變成一件普通的案子,他要借「謀反」這個強烈的罪名一鼓作氣,把天子的種種企圖徹底摧毀掉。    
    皇上饒是沉著,見狀也是大大地恐慌起來,一時說不出話。    
    守澄走上一步:「請陛下當機立斷,臣願親領二百騎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應也不行。    
    面對守澄的咄咄攻勢,文宗都快要絕望了。    
    三    
    剎那間,紫辰內殿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一般。    
    宋申錫命不該絕。與王守澄同時進來的還有一位宦官,這就是當年在敬宗時平定蘇玄明、張韶叛亂立下大功的馬玄亮。馬氏雖然也做過神策中尉--平亂時即任左神策中尉--而且還有勤王救難之功,但此人與王守澄等人不同,他並不十分熱衷於權力,為人既頗忠厚,對傳統倫理道德的信仰也甚為堅定。此際,他的官職是飛龍使,這是一種很重要的使職,往往以宦官中頗承恩遇者擔任,專領原來由殿中省、太僕監主掌的天子輿輦牛馬之務。馬玄亮是受皇上的傳呼人殿白事的,正巧遇到王守澄奏報機密,宋申錫便有救了。    
    玄亮覺得,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尚無確證,就要屠戮宰相全家,這將置國家法令於何顧?他當然要表示反對。    
    「陛下,千萬不可草率!遽出禁軍,城中不亂而亂。」    
    玄亮只思忖了片刻,但這一會對皇上來說,簡直就像熬過了一年時間一樣。    
    文宗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暗自吁出一口長氣。    
    守澄瞪著玄亮:「如足下之言,難道讓逆賊逍遙法外不成?!」    
    玄亮不讓步:「即使申錫或有不軌,也應召宰相廷議其罪。」    
    文宗趕緊發話:「馬卿言之有理,明日召宰相延英廷對,共議此事。」    
    至此,王守澄只得罷休,他恨恨地看了馬玄亮一眼,朝天子匆匆施禮便掉頭而去。皇上望著他的背影,心裡百感交集,不知是什麼滋味。    
    第二天是旬休日。本朝官員在職期間可以休假,稱之為「休沐」,除節令假外,百官每十日一休假,名為「旬休」,時間是每旬的最後一天。這一日,正在休假的宰相們被宮中傳喚:天子在延英殿召見,有要事相商。幾位宰相得命後急忙趕赴大明宮,宋申錫不明就裡,也隨之來到。四人在中書省東門,遇到了前來迎候的一位宮使,這人一看到申錫便道:    
    「聖上所召,並無宋公之名。」    
    路隨、李宗閔、牛僧孺都是莫名其妙,申錫陡聽此話,心裡先是一驚,但馬上就反應過來:「事情洩露了!」他極力控制著情緒。轉過身來朝著延英殿的方向,鄭重地抱笏叩頭,行遙覲之禮。「臣不能克峻大事,罪該萬死!……,望陛下保重!」申錫心內是一陣辛酸,自己現在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申錫作罷,起身緩緩退下。旁邊的三位宰相看著,滿腹狐疑。    
    進入延英殿,文宗早已升座,班立者除王守澄外,尚有左右樞密使在列。殿內氣氛肅然。    
    文宗見宰相們到齊,出示豆廬著的奏疏道:「神策右軍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    
    路、李、牛三人相顧愕然,這怎麼可能?接過奏疏一看,簡直就像是傳奇故事一般,橫豎理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大家心裡隱隱約約地感到其中有故,但卻說不出一句話。    
    文宗的話渾無聲調,有氣無力:「朕已命中尉王守澄系捕豆廬著所告之晏敬則、王師文二人。」皇上頓了一頓,又加了一句:「申錫等有無反狀,不久自明,卿等不必驚駭。」這就是話中有話了,可這幾位不知前因後果,哪裡省得。    
    王師文是申錫的隨從,知道一些其中的內幕,見事情不妙,立即逃亡。可憐那位晏敬則根本就不知內情,糊里糊塗地就被抓到了宮中。三月初二,申錫先被罷為左庶子,等候處理。    
    事情正式宣佈後,朝官們都是莫名驚詫,沒有一人敢站出來說話,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覺得案子的進行有違制度,接連上疏請求將此案交付外廷司法部門審理。皇上順水推舟,詔准其奏,可還是晚了,晏敬則在禁中已經屈打成招。    
    文宗再次被逼到無奈的境地,只得孤注一擲。初四,皇上詔開延英,命三師以下及各台、省、府、寺諸大臣悉赴殿合議,指望朝官的力量使事情有所緩解。    
    誰知宰相們使皇上大為失望,李宗閔不出一語,牛僧孺、路隨的反應也很微弱,宰相退下後,案子幾乎已經定讞。中午時分,其他朝臣進入延英,皇上甚至都不抱希望了。    
    可諫官們的意見卻十分強烈,一致請求將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態,諫官畢竟言輕,王守澄豈能善罷!」到此,文宗極為擔心神策右軍會弄出大事,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這一節,不免猶豫不決。但十幾位諫官堅絕不退,馬玄亮更是叩頭不止,流著眼淚道:「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重,何況宰相!」文宗見狀,鼓起勇氣,命召回宰相再議。    
    這一次牛僧孺終於委婉地表示了對這件冤案的反對意見。    
    「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其所謀,所為何來?申錫當不至於謀反!」僧孺這話說得倒也懇切,皇上覺得有點份量,可以與守澄討價還價,至少能保住申錫的性命。於是,文宗命眾臣退下,聽俟詔制。    
    鄭注聽說了延英辯論的情形,覺得這樣下去反而不好,屆時定會重審,事情弄不好要敗露。當天下午便立即來到王宅,勸說王守澄止行貶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堅持處死宋申錫。初五,詔旨就下來了,貶漳王為公爵,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其餘案犯或處死或流貶不等。    
    馬玄亮當日就請求卸職退休。宋申錫雖免於橫死當時,可不久也在貶所鬱鬱而終。臨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著一個人的名字,他沒有忘記,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就是王璠,他要詛咒這個小人,讓其也不得善終。    
    這第一次行動尚未開始就徹底失敗了。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4)

    文宗雖然沮喪萬分,但他的信念卻並未因這次的失敗而消歇,五年來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裡只有這件事情,它關係到天子的名譽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輕易割捨!文宗所不能忘懷的,是這幾個不能為天子主持正義的宰相。到了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滿越來越重。    
    三月的宋申錫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個事情的過程中,李宗閔、路隨竟是一言不發,牛僧孺也沒有表現出國家宰臣所應有的風範,結果是由家奴們說了算,皇上的願望徹底破滅。九月份,在與吐蕃的邊境上發生了「維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敵指揮官李德裕採取強硬對策,堅持走和平妥協的路子,結果卻是讓帝國丟盡了顏面。吐蕃就在邊境之上,當著使節的面,將我方交還的維州投誠將士全部處死,場面極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樞密使的原西川監軍、宦官王踐言向文宗報告了這一情況。作為參與其事者之一,他對朝廷的這一舉措十分不解:「縛送投降者以歸,絕後來投誠者之路,豈是良計?!」皇上聽了,也甚為後悔,對牛僧孺就更是不滿。    
    文宗對這幾位宰相已差不多徹底失望。他在延英殿當面就問他們:「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究竟有無佐理興化之心?」這話顯然說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鬱悶之極,才如此責備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僅河北諸鎮不得安寧,四夷騷擾不絕,更要緊的是天子身邊的現實簡直不成體統,爾等作為宰輔之臣,難道就沒有一點責任心嗎?!    
    李、路答不出來,僧孺居然還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治,亦可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滿足於現實,成就感十足,這是無能者固有的嘴臉。僧孺雖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黨派圈子裡難以自拔,有這個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為一位儒士,不能對宦官執政的局面有所批評,反而拿「小康」來搪塞,還委婉地指責天子「別求」,這就很不像話。比起宋申錫為天子分憂而不惜犧牲的勇氣,就差得太遠了。    
    天子有何「別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當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內訌,團結一致,合力對外。當朝宰臣既不能理解這一層,皇上自然便要換人。十二月,文宗罷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職期間政績頗著的李德裕。    
    但李德裕也很難有所作為。作為李吉甫的後代,一位有主見的大臣,他就一定會有很多政敵,儘管他的品行無可指責並又富於才幹,但同牛僧孺一樣,一旦捲入黨派政治的漩渦,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況,宦官對這種嚴格按正統觀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種牴觸情緒,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達成治理,絕對是個空想。    
    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為相。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這是一個難得的佳兆,連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說,李德裕該稱「李德雨」了。朝野對德裕此次入相,確實是期望甚高。    
    李宗閔卻沒有這樣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後最不滿李德裕的人,也是結黨最厲害的一個。他的周圍不少人,比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楊汝士、張元夫,戶部侍郎楊漢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親信,其中三楊還是從兄或親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舉就是清除「朋黨」,李宗閔又豈能坐視。    
    兩人展開鬥爭,互不相讓。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楊及蕭、張等人結黨營私,輿論最為不滿。文宗同意,「據朕所知,眾人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皇上如此說,宗閔只能尋找遁詞,便否認自己曾主張授他們以美官。德裕當廷就一條條予以駁斥,事實俱在,宗閔無話可說,大為窘迫。    
    此後德裕連貶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貶抑的鄭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閔再度反擊,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歡讀書,很欣賞鄭覃對經術有獨到的理解和議論,堅持任命鄭覃,甚至見因宗閔反對而宰相不能一致通過,乾脆不通過中書門下直接宣佈了這一任命。    
    宗閔氣得不行,對樞密使崔潭峻發牢騷道:「聖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    
    崔潭峻一語雙關:「八年的天子了,就讓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    
    話怎麼能這麼說?連宗閔聽了都不是滋味。    
    宗閔在第一回合失敗了,六月,罷相,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七月,右僕射王涯被命為宰相,並兼度支、鹽鐵轉運使,主掌財政。王涯博學多才藝,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進士,歷仕憲、穆、敬、文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擔任過要職,對財政也有一些辦法。王涯這次為能夠入相,花了不少錢物,托鄭注打通了王守澄的關節,才得以實現。他沒有想到的是,到頭來卻是自己給自己買了個大大的不幸,正是這次入相,造成了他最後的悲劇命運。    
    德裕在宗閔出京後繼續推行他的方針,包括改革進士科考試的內容;使宗室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過,這一年又很快到頭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閔之輩的過程中手法過重,沒有採取更為圓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樹立了對立面,從而也給自己堵死了退路。遠的不論,就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德裕能否安於其位,也就成了一個未知數。    
    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風,口不能言。為此,王守澄緊急召來鄭注,這位既有謀術,又通醫道的奇士,為皇上治病。結果,療效極佳,雖然還未能完全治癒,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後,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見群臣。    
    儘管中風是天子家族幾代以來的老毛病了,但這仍然算是個偶然的事件,不過,鄭注能藥到病除,卻是偶然中的必然。上天注定要給鄭注這麼一個機遇,因為這個機遇,先是他本人,然後是李仲言,走上了帝國政治舞台中心。他們二人在未來的一年裡進而得以主宰了朝政,甚至成為了文宗百挑千選之下的最後垂青者,為天子發動了第二次也是最主要和最後一次反擊,這一次反擊更為驚心動魄。    
    四    
    鄭注在醫術上確實有一套。    
    說起來話就長了。鄭注本姓魚,因為鄭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為鄭,早年就以醫藥之術游於長安權貴之間,後來他也正是憑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門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鄭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為節度衙推等職,隨之轉戰各地。鄭注醫術精湛,屢驗其效,李愬對他極為賞識,漸漸地,連軍政大事之可否,都經常與之商討參決。鄭注在這方面也表現出很高的才略,為之籌謀,皆得採納,因而得以在李愬軍中挾恩嬌縱,作威作福,惹得軍府將士甚為怨怒,都欲除之而後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術和醫道,每為袒護,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當時在李愬軍中任監軍,聽得將士們反映,也很討厭鄭注。後來,鄭注結怨太深,軍將們都忍無可忍,紛紛到守澄處訴苦,守澄便去請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況我都知道,鄭注是有這些毛病。不過,這個人確實是個奇才,將軍若是不信,不妨與其談談,要真是一無所取,去之未晚。」當時宦官出為監軍,多掛諸衛將軍之銜,故李尊稱守澄為「將軍」。    
    說罷,李愬吩咐傳話鄭注,「內衙將軍召見。」    
    守澄面有難色,心想:「我怎麼能見這麼個人!」但節度使如此說,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沒辦法,守澄很勉強地接見了鄭注。    
    有陰詭之機的人天生有一種常人很難具備的才能,這就是善揣人意。不惟如此,這種人更有一種以片言隻語打動人心的機辯,一般人是很難抗拒的。果然,守澄與鄭注略談了一會,就被他完全征服了。從外廳談到內室,兩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從此,鄭注成為了守澄的親信,並隨之入京,開始了他不平凡的活動。    
    長慶、寶歷之際,王守澄入知樞密,專領國政,鄭注如魚得水,往往是晝伏夜動,專門從事守澄不能公開進行的勾當,一時門庭若市,從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無不爭趣其門。長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辦事,先要去求鄭注,當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過侄子李仲言走的這條門路。京師好事者給他起了個外號,曰「魚鄭」,後來乾脆稱之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義,也有譏諷他圓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錫事件後,鄭注外放為邠寧行軍司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職入京師時,被御史重重地參了一本,差一點完蛋。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內,連續上了十幾道奏章,請將鄭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見風聲甚緊,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軍軍營裡。鄭注也知道,因為宋申錫冤案,自己犯了眾怒,眼下只能縮頭不出,避避風頭再說。有王守澄的保護,一兩個朝官的彈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還有一個值得細細說上兩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別,早年的李忠言與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別是宦官分領左右神策軍,兩中尉地位相當,為爭取權力,自然就有分歧和衝突。這也是由來已久了,左軍先是馬玄亮,與當時的右軍梁守謙就有不和。眼下右軍的王守澄獨掌大權,挾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滿,其中包括現時左軍中尉韋元素,左右樞密楊承和、王踐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聯合了起來,合力對付王守澄,而鄭注被朝臣彈劾,正是一個契機。有左軍與樞密參與了進來,鄭注就危險了。    
    左軍將官李弘楚建議中尉韋元素詐病召鄭注醫治,屆時在左軍中先殺後奏,「有御史的彈奏,又有楊、王兩樞密在聖上面前進言,大人絕不會因除奸而獲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為然,遂召鄭注。鄭注曉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過今日躲不過明日,遂走險招,果斷地來到左軍。一見到韋元素便跪行數步,接著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絕的自訴,一把鼻涕一把淚,端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軟,不覺同情他起來,聽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覺得有道理,趕緊下座將他攙扶起來。鄭注一見得計,話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說得元素是興趣盎然,早把殺他的意念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屢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視而不顧,最後還厚賜鄭注不少金銀布帛,放了他回去。    
    鄭注剛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決斷,來日必受其禍!」元素不語。弘楚望著門外鄭注的背影,跺腳長歎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鄭注在中間出了不少力,王涯為了報答鄭注對他的襄助,最後壓下了李款的奏狀。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說了話,鄭注終於逃過了這次難關,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軍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職。任命一下,朝野無不駭歎。極權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個人越無行,受到的抨擊越多,極權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無他,「極權」的實質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則,大家都贊成,又何能顯出惟我獨尊的快樂?    
    以鄭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東風入侍醫藥,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當鄭注略施小術,開出幾副藥,說出幾段話後,文宗便成為了他所征服者名單上新的一員。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5)

    單有鄭注,恐怕還很難有異日之變。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風病小瘳,發佈大赦後,又有一個「奇人」回到了長安。    
    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當年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劃者。    
    此人更不同尋常。比之鄭注,他雖然沒有小道之術,但卻是標準的名門之後、進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灑脫,長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識過人,機辯不讓鄭注,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身份地位比鄭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並不斤斤計較一時的得失,也不會為金錢權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碼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樣,出將入相,成就一番大業。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為此做準備,對他來說,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起先依賴李逢吉沒有成功,並不意味著他就此沉淪不復,仲言任俠豪放,有不少兩肋插刀的朋友,鄭注就是其中的一個。鄭注既為皇上所寵信,他的機會就來了。    
    仲言得罪流貶後,是因為母親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喪的。此次入京,他帶了價值百萬的金帛珍寶,目的有兩個,一是為李逢吉上下打點,一是為自己活動,希望能夠恢復一官半職,重新步人政壇。一來到長安,他當然第一個就找鄭注。    
    皇上好《易》學。《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種富於辯證,講究哲理的神奧之術,所謂一陰一陽之間,天地皆備,八八六十四卦,涵蓋萬物。想當年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聖人以後,雖未亡於秦火,然微言既絕,大義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窺堂奧。當今天子好學深思,才智不讓古賢,他對《易》學,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來,常常是捧以隨輦,朝廷無事時,便在偏殿讀之競日。這幾年來,皇上把一腔鬱悶全部轉化成了讀書的熱情,他迫切需要在書中找到解決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其實,現在的天子「甲夜視事」早已難有作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觀書」罷了。    
    皇上對《易》學的愛好如此強烈,當然不僅僅是出於對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這部書裡,獲得了一種《貞觀政要》以及其他書中所沒有的東西。奇正反合,陰陽交感,乾坤為列,否極泰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遠於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問題,皇上把聖人垂則與眼前之事聯繫起來,似乎就更能理解書中的深意。皇上披覽群書之時,或扼腕欷歔,或歡呼襝衽,但讀《易》時卻多是沉默不語,很明顯,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機。可惜的是,朝中卻無人通曉《易》道,身邊的三位侍講學士雖然時相顧問,但解絕不了什麼實際疑難。皇上苦無商析疑義、傾述衷懷的對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學,他浸淫此道十幾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對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鄭注,鄭注自然便將他引薦給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獨擅其術,便鄭重地推薦於文宗。同得到鄭注一樣,皇上大喜過望。    
    仲言尚在居喪期間,不好除授官職,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著戎服。對外稱「王山人」,與鄭注同時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興。從他這方面來說,宋申錫事件暴露出兩個苗頭,一是皇上對他的態度,一是左軍的不良企圖,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守澄薦舉鄭、李二人,特別是引舉標準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慮,他希望兩人能夠扼止住不利的趨勢,同時擴大己方的實力。從文宗這廂來講,對二人一見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準備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難以猜度的打算。至於鄭、李二人,更不是吃素的,皇上憂懷萬方、魂不守舍的心態,很難不被他們感受到。得以近君傍聖,自古而來都是為人臣子感戴不盡的幸事,更何況天子對他們是如此的親近,兩人的興奮與激動是可想而知的。感覺最強烈的是李仲言,因為王守澄為避人耳目,已經在此後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鄭注調為昭義鎮節度使。    
    於是,三方都是各懷心事。    
    一場變故將不可避免地到來。誰將是這場變故中最後的勝利者.現在還很難看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處於文宗和王守澄之間的另外一些宦官,無疑會在雙方的勢力消長中獲得好處。    
    仲言在與皇上的討論中盡顯才華,君臣解《易》之際,更多的是談到了經典以外的事情,如同當年的宋申錫一樣,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恥的激憤深深打動。他畢竟是一位儒士,當然知道為國為君是個人的至道,仲言無法拒絕這一強大的誘惑,開始了他有生以來第一件有為之事。    
    鄭注也不例外。與仲言為人稍有不同的是,鄭注平常更多的是考慮到成敗與得失,這是他做人的原則。參與天子的窮則思變之舉,這當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卻未必有大利,鄭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於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這一次卻不知何故,同樣也被激情沖昏了頭腦。王守澄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作繭自縛,推薦給皇上的兩個人,最後都將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還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殘酷的暴君,他仍然擁有一種惟一的、正義的、具有強大震懾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壓頂,又如三月春風,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於利用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倆是王守澄的親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惟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佔得主動。話雖這麼說,但其實,皇上這時也屬無奈,身在九重深處,既無內應又無外援,差不多已是慌不擇路;更何況,朝中大臣沒有一人能夠理解的心事,竟被對方陣營中的李仲言一點即破,皇上又怎麼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鄭二人既是反正的義士,又是富於謀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門,一起自草澤,陰陽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於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決心。    
    但皇上親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強烈反對。    
    「李仲言先前所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這話,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對這麼個人,陛下如何能置於近侍之位?!」    
    皇上難於正面回答,反問道:「難道不容許他改過?」    
    「此人壞在本心,斷不會改。」德裕這個結論下得斬釘截鐵,是一點面子都不給了,皇上不悅。    
    不過仲言的處境確實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處分的人,身無半職,加上剛剛母喪期滿,皇上也不大好說話。八月,文宗只授了他個「四門助教」的職位,這是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下設的「四門館」裡的一種教職,官階只有「從八品上」。就是這樣,門下省猶欲封還敕書,幸虧王涯做了手腳,任命才得以通過。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後,他不僅召回了鄭注,而且升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並且同意他倆的提議,徵召李宗閔還京復相。將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對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無情,也就不能怪我不義,自己正幹著一番百代偉業,爾等腐迂之輩又省得什麼!十一月,仲言上表請改名為「訓」。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麼,也許,他要借此表明他脫胎換骨的決心,而與舊我徹底決裂?無論怎麼說,李仲言--現在應稱李訓,似乎已經下定決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不管未來的命運要把自己拋向何方。    
    長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淒涼。可在宮苑深處,天子的寢殿卻時時是燈火通明,一種熾熱的氣氛瀰漫殿中,飄蕩飛揚、跌宕升騰,穿過重重簾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積雪徹底融化。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6)

    五    
    皇上從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鄭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見李訓,再到年底最後拍板,花了近一年時間。皇上這次汲取了宋申錫失敗的教訓,為了克成其事,真可謂殫精竭慮。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懷疑。這一點是文宗主要考慮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終選定兩位宦官所信任的李鄭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鄭在此方面確實有著先天的優勢,以至於當他們次第為皇上所任用時,王守澄還暗自高興。皇上為了穩住對手,甚至還不惜與朝廷大臣們翻臉,堅持任命他們強烈不滿的李訓、鄭注,從而給宦官一種聖恩正隆的假相;李、鄭也在竭力拉攏左軍和樞密院裡的倒王派,為行動作準備。    
    其次,任用李、鄭翦滅宦官,也不能讓朝士們得到蛛絲馬跡。宋申錫失敗就失敗在這裡,他不應把大事托付給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導致了全線的崩潰。皇上與李訓有一個共識:朝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可與謀大業。這也是天子九年來一貫的想法。    
    可無論怎麼小心,李、鄭兩人屢屢人宮與皇上朝夕計議,難免會有風聲傳出去。文宗聽到消息,先是有些擔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來鄭注,如此如此地吩咐了一番。    
    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鄭注為太僕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堅決反對,鄭注立即上表固辭,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賜之,鄭注居然也堅辭不受。    
    接著,鄭注在長安城中大肆招搖,公開收受賄賂,於是賓客盈門,財物山積。朝間正統之士,憤切鄭、李二人倚結宦官橫行不法,無不恨之入骨。    
    天子在一次朝會上更出奇招,把李訓所作的五條《易》疏公諸朝廷,宣稱:有能出其意者賞!這天,李訓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說:有誰能與我論《易》?!皇上的意圖很明顯,他要給外人這樣一個印象:李訓完全是因為《易》學精湛才如此聖眷優渥,並無其他原因。    
    眼光短淺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顧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計劃,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訓、鄭注,他們有他們的長處,但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為正統的朝士所不齒,因而不能團結大多數人去對付宦官這一強大的敵對勢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幾位投靠他們,一是王涯,時為宰相之一;一是賈餗,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輿,時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過他們恩惠的人,賈、鄭二人自稱不與二李(德裕、宗閔)同派。因而對李訓、鄭注言無不從,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暫時同盟而已。更難堪的是,為了保證機密,李、鄭乃至皇上並沒有對他們交底,這使得僅有的幾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諳原委。這樣,他們的實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李、鄭的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為艱苦。    
    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們鬥志倍增,光輝的前景讓他們心旌搖蕩;自負才略,又使他們得意忘形。同時,箭在弦上,弓如滿月,豈有不發之理。    
    冬去春來。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訓給文宗獻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復河湟(邊患),次清河北(藩鎮)」。李訓的話,使天子在鬱鬱憤悶中度過了九年窩囊生涯後,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先除宦官」這第一步怎麼走?皇上與李訓、鄭注煞費苦心。    
    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別的先不談,元和時弒殺憲宗的陳弘志,就因為他的庇護尚還悠哉游哉,在外間做著山南東道的監軍。「此弒逆之徒,當先除之!」天子跺腳拍案不止。    
    這個好辦,擒賊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區區一個陳弘志何在話下。李訓擔心的是,王守澄輕易動不得,「如之奈何?」他對鄭注說出心事。    
    鄭注呵呵一笑:「今上之立,右領軍將軍仇士良亦有功,守澄猜忌而抑之,因此兩人有隙。彼間矛盾,正可利用!」    
    如何著手?李訓尚不得要領。    
    「守澄既領右軍,不妨以仇士良為左軍中尉!」    
    這就是先分守澄之權再說。李訓覺得此計可行,馬上就稟奏了文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詔命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驚,一整天悶悶不樂。然而,他還是沒有懷疑到李、鄭二人。    
    事情在一步步進行。    
    六月,原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在天子的暗示下,進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滿,雙方鬧得不可開交。天子乘機下詔,出楊、韋、王三人為西川、淮南、河東監軍。不久,李訓、鄭注又指責他們與李宗閔、李德裕皆有勾結,接受賄賂,於是三人先是免職,最後被分別賜死;另一位牽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雖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屍。守澄大為高興,覺得報了左軍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這是皇上與李訓、鄭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貴」中的三個,下一個就要輪到他了。    
    也是這個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閔被鄭注彈劾,貶為明州刺史;同時,朝中凡與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訓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侍講學士一職不變。八月初四,鄭注升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講學士。兩人皆帶侍講學士之銜,保證了他們在外廷任職的同時,依舊能與皇上保持聯繫,這點至關緊要。    
    九月初,山南東道監軍陳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人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驛站時,早已等候在那裡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詔,當即將他決殺杖下。此事幾乎沒人知道,更不用說王守澄了。    
    二十六日,皇上發佈詔命,調升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到了這時,守澄仍還蒙在鼓裡,以為這是鄭、李二人的報恩之舉,他一點都沒有意識到,這一榮銜只是李訓、鄭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著絲毫善良的意圖。守澄的昏懵決定了他已經接近於滅亡。    
    最後的時刻即將到來。    
    徹底解決宦官務得有兵在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必須及早準備,方不至於被動。當年王叔文臨時抱佛腳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訓、鄭注又何嘗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鄭注即主動上表請求外任為鳳翔軍節度使。鳳翔是京西北的戰略重鎮,因為地位重要,此間節度往往帶「神策行營」之名,軍力亦頗強盛。京中的左右軍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圍的行營部隊就十分重要。在調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詔制頒下,同意鄭注的請求。宰相中惟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對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輿、李訓入相,皇上在拜李訓「同平章事」的制書中還特別命令:李訓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為天子講解《易》經。    
    十月初八,李、鄭悄然進宮,與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無準備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鴆殺。    
    到此,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李訓從一位受流貶的人一躍而至宰輔,為天子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無不可決,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無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樞密使,見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訓決定:十一月份動手!    
    這是因為,下個月有個絕好的機會。    
    王守澄死後,天子追贈「揚州大都督」之銜,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滻水入葬。鄭注雖在京外任職,但以故舊情深,請率親兵入護喪事,自也不會引起懷疑。到時,只要天子下令內臣齊集送葬,李訓關起城門,鄭注則可在城外令親兵盡誅宦官,使無遺類:同時,城中誘捕住兩中尉,事即可成。這是李訓、鄭注反覆計議的結果。    
    在鄭注即將赴任的前夜,李訓及其死黨大理卿郭行余、戶部尚書王璠、京兆少尹羅立言、太府卿韓約、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一起在鄭注位於善和裡的宅第中秘密集會,進行最後的決定。    
    李訓先到,對鄭注囑付道:「今鄭兄出鎮鳳翔,事尤緊要,務得蓄以兵力,屆時召之能來。」    
    鄭注理會得。他有些擔心的是,屆時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後即使馬上進城,也難保能一下子掃清後事,關鍵還是要看京中。到時,有無足夠的兵力應付局面?    
    「弟自有安排。」李訓很沉著。    
    不時,諸人來到。李訓對眾人宣佈道:「聖上旨意,下月中外同赴,誅殺宦官,還望諸位不遺餘力,襄助其事,同靖國難,報天子聖恩!」    
    眾人慷慨激昂之餘,都隱隱有點不安。畢竟,這是要見真血的事情,這些平常養尊處優、逍遙自在的人一想到馬上就要真刀真槍地上陣,也真有些膽怯。但李訓已不能讓他們在這個最後時刻退場,他道:    
    「誅滅宦豎,必須裡應外合。除鄭學士出鎮鳳翔外,邠寧、河東兩鎮,京中的幾個要害部門亦須掌握。明日僕即奏明聖上,將兩鎮節度及京兆尹、金吾衛弄到手。」李訓說畢,又轉向王璠、郭行余二人:「此北、東兩鎮拱衛京畿,兵員充沛,舉事之際尤得假借,這個就煩兩位辛苦一遭了。」    
    王、郭表情肅然,點了點頭。    
    十一月初五,文宗頒布詔制,命郭行余為邠寧節度使,王璠為河東節度使;調原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羅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韓約的「左金吾衛」是關鍵所在。    
    「左右金吾衛」是中央衛戍軍隊十六衛之一,原來擔負的是保衛皇城中樞機關的職責,本朝之初稱為「南衙諸衛」或「南軍」,與「北衙衛」或「北軍」對稱。北衙(宮城)的神策禁軍興起後,南衙諸衛基本上都成了閒司,既無權,亦無兵,只有左右金吾衛仍然擔任晝夜警巡之職,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軍之外惟一的軍事力量。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7)

    一切都按計劃進行著。十月底,鄭注就到了鳳翔節度府任所。一到鎮,立即精心挑選了數百個精悍的壯士為親兵,配備精銳武器,賞賜豐厚錢物,時刻準備進軍。不多日,消息傳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鄭注立即上表請求入京,同時傳書李訓,告知了上路時間。    
    但不知為何,京中的李訓卻決定提前行動。    
    事後很久的一段時間裡,以至於在千餘年後的今天,人們都對李訓為什麼突然改變計劃表示不解。確實,這情況鄭注還不知道,也來不及通知,如此臨時變更,就等於把鄭注的力量摒棄在外,對於本就捉襟見肘的李訓來說,實在不是一個好主意。更何況,李、鄭的這次行動仍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宮廷政變,它的成功全賴於周密的計劃和萬無一失的措施,如果這個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難說了。    
    有一種說法是李訓忌諱鄭注。因為照原計劃辦,成事之後,鄭注則專有其功,對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動,同時可把鄭注也一併解決。這種意見是當時不明內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馬光同意此說,並把它寫進了他的名著《資治通鑒》,因而廣泛流傳。    
    另一種說法是認為李訓、鄭注本有兩套方案,一前一後,而以李訓的那套出其不意的計劃為主。因此提前發動。並非是李訓的臨時決定。這是近代史學家呂思勉的見解,他甚至認為,李、鄭二人預謀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十月底。    
    事實上,這些論斷都沒有說到點子上。    
    六    
    李訓確實決定改變計劃提前動手,不過,這個決定的做出,完全是出於無奈。    
    正如李德裕後來指出的,其時天下大勢,全在北軍,左右神策主宰著整個帝國中央政府的存亡。如先在城外王守澄葬禮上動手,誅殺的僅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宦官,絲毫不能觸及問題的根本,宦官的首腦、現任左右中尉的仇士良和魚弘志仍需在城中解決,屆時一旦有所疏忽,驚動了他們,李訓等人就絕非是神策軍的對手。    
    那麼,對京中的神策軍能否動些腦筋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多年以來,神策軍士惟聽中尉號令,左右中尉不去。神策軍就是金湯一座,無法策反。    
    形勢既如此,換一種思路考慮,如果就在宮中發動一場奇襲,先下手解決首要人物左右中尉,特別是王守澄之後擁有大權的仇士良。問題豈不是迎刃而解?!    
    李訓在與鄭注約定之後,就意識到原計劃存在著破綻,開始考慮上述方案。但是,決定已經作出,難以更改,李訓即使察覺到在城外動手的危險,本也無可挽回了。可就在此時,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李訓不得不鋌而走險,果斷決定提前發動。    
    這是因為:消息有走漏的跡象!    
    從上月底鄭注赴鎮到現在,已將近二十餘天,這時,鄭注在鳳翔的有關動作,已隱隱的傳到了一些人耳中。朝野上下,對李、鄭不滿的大有人在,風言風語,也開始在京中流傳。雖然說這些話的人尚不知其中的真情,但這足以讓李訓吃驚不小。眼下,離王守澄下葬的日子,還有七八天之久,李訓感到,如此拖下去必將凶多吉少。    
    大約是十五、十六日前後,李訓得到密報,說鄭注率五百親兵已在赴京路上,京內外已經有人知道了這一情況,並且很可能傳到了宦官那裡。事情已極為緊迫,李訓趕忙召來王璠和郭行余。    
    「情況緊急,怕不能等鳳翔兵了!二位可借赴鎮之前徵召幕僚的名義,立即廣募豪俠義士,等待號令。切切!」    
    兩人雖感驚慌,但不敢怠慢,馬上分頭加緊行動,兩三日之內。又招集到了不少人,約為親信私僚,使他們以僕從的名義跟在身邊,人數大約有幾百人。    
    但這仍然是不夠的,李訓又密囑韓約、羅立言、李孝本各以其金吾衛兵、京兆府以及御史台卒吏集中待命。這一天已是十一月十九日,李訓又秘傳韓約會商,最終決定,提前在二十一日動手。    
    起初,二人為具體的行動計劃苦思冥想,反覆掂量,足足熬了一宿,也拿不出妥善的辦法。直到凌晨,李訓偶然把目光轉向窗外,寒霧朦朦中欲出未出的晨熹映在樹叢微霜的枯葉上,突然使他心頭一亮。李訓回過頭來,意味深長地對韓約說:「『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    
    這是《道德經》上的話。韓約莫名其妙:這個時候怎麼還有心思談經論道?    
    李訓道:「足下還記得本年八月,有甘露降於紫辰殿前櫻桃樹上,聖上親采而嘗之的事情嗎?」    
    「?」韓約茫然,還是不名所以。    
    「假如過兩天,有甘露降在足下的金吾衛仗庭院中,又當如何呢?」    
    韓約猛省。    
    甘露。甘美之雨露也,乃太平之瑞兆,輕易不可見。一旦得降,預示著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普天之下,皆應頌賀,算得上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有了事情,就好做文章了。    
    事不宜遲,李訓對韓約交待道:只須如此這般……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明宮紫辰殿。    
    鐘鳴五鼓,天子升殿,百官班定,早朝開始。左金吾大將軍兼金吾街使韓約,抱笏步出班列。    
    按常例,金吾街使此時出奏,當是報告今日京城六街的平安狀況。然而,韓約所奏卻出人意料:「左金吾聽事後院石榴樹上,昨夜忽降甘露,臣恭頌陛下聖明感格,得此上天垂祥!」奏訖,蹈舞再拜。    
    百官聽罷,雖略感意外,但也覺得年來瑞兆迭現,今日再降甘露,或亦可能。一時間,殿內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宰相李訓、舒元輿趕緊稱賀,百官隨之齊齊拜下,山呼萬歲。李訓、元輿都道:「陛下宜親往觀之,以承天庥。」文宗允諾,於是下令班放含元殿。百官退下,齊往南走。部分官員包括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各歸本司。    
    左右金吾仗院就位於大明宮正門丹鳳門的兩側,實為整個大明宮的門衛,含元殿是第一道大殿,自然離左金吾仗最近。不一會,天子乘軟輿出紫辰門,過宣政殿,再出宣政門,來到含元殿升座,命李訓率中書、門下兩省官先往視之,驗明後回報。    
    從含元殿到左金吾衛仗院充其量也只有五百餘步,加上驗明甘露的時間,一個時辰也就足夠來回了。可不知怎麼,李訓等人去了許久,才返回含元殿。李訓奏道:「臣與眾人驗之,不像是真的甘露,不可遽為宣佈,以免訛誤而使天下枉賀。」    
    天子果然一副驚異的模樣:「有這般事?」回過頭望著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文宗又道:「卿等可再率諸內臣往視之,務得驗明真假。」    
    兩中尉得旨,率人往外走。李訓不動聲色,看著他們的身影消失後,立即對殿下班列的百官大聲叫道:「王、郭行余安在?來受詔敕!」    
    殿下的兩人知道,行動開始了。王璠再一次露出了他的懦夫嘴臉,在此受命之際,竟嚇得兩腿發顫,一步也走不動,只有郭行余急步趨前拜下:「臣在!」    
    李訓又對殿下的廷衛官喝道:「聖上有旨,速令河東、邠寧兩鎮官健入宮聽命!」    
    「臣領旨!」此人說完,立即就往外跑。王、郭兩人所募的私兵早已懷揣兵器候在丹鳳門外,不一會,河東兵陸續來到,而邠寧兵竟在宮外觀望,一個也不動,其行徑正好與宮內他們的兩位首領相反。    
    殿下尚在的一些台省官見此情形,個個目瞪口呆,不知將要發生什麼事。    
    與此同時,仇士良、魚弘志帶了十幾個宦官來到左金吾衛仗,進得門來,就遇到了等在那裡的韓約。仇士良還未發話,突然瞅見韓約面色倉皇,額頭流汗,一副恐懼的模樣,很是驚訝:「將軍怎麼這個樣子?」    
    話音未絕,一陣勁風穿堂而過,廳廊之間的帷幕被風吹起,士良不經意之間眼睛一瞥,忽然看見幕後竟有不少全副武裝的士兵,陣風之中,還傳來兵器相擊之聲。士良心頭一震,心道:「不好!」電閃雷擊之間,他與魚弘志對望一眼,二人立即就明白了。「快退!」士良對眾人大呼,帶頭就往門外跑。    
    眾宦官緊緊跟上,門口的一位金吾衛兵欲將門關上,士良大喝一聲,躋身而上,門竟不能合。魚弘志領人一哄而出,隨著士良往含元殿急奔。韓約驚在當場,茫然無措,廳廊上的士兵不敢妄動,看著仇士良等人逃出左金吾衛仗。    
    李訓在殿上一見仇士良、魚弘志全身而退,往這裡奔來,曉得不好,趕緊對立在殿下的金吾衛兵們叫道:「快上殿護衛聖上乘輿!每人賞錢一百緡!」但事出突然,士兵們都不知所以,還沒有反應過來,仇士良已搶先入殿,對皇上說道:「宮中有變,請陛下速速還駕!」逃回來的宦官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不由分說,抬著軟輿送到天子面前,連拖帶扯,就把文宗架了上去。此時,殿前已有金吾衛兵上來,已無法從正門出去,宦官們抬著皇上便往後跑,含元殿後是一排藩籬,眾人七手八腳,硬是扯開一個洞,要從這裡逃出。    
    李訓奮不顧身,撲上去拽住乘輿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皇上也是掙扎不已,連聲大叫。仇士良聲嘶力竭:「李訓反了!李訓反了!」擁輿急奔,想把李訓甩開,李訓死不鬆手,一直被拖到宣政門前。    
    這時,金吾衛兵已擁上含元殿,羅立言率京兆巡卒三百餘人從東,李孝本率御史台從吏二百餘人自西趕到,與金吾衛兵縱殿擊殺尚未逃走的宦官,霎時,殿中宦官鬼哭狼嚎,一下子死傷了十幾人。    
    後面的哀號聲不斷傳來,這邊的李訓仍是緊緊地抓住乘輿不放,此時,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千萬不能讓仇士良逃掉,更不能讓他們挾持著天子,他心裡清楚得很,覆巢之下,安得完卵?若沒有了天子,一切都將雞飛蛋打。    
    宣政門就在眼前,擁著乘輿的宦官知道,只要逃進去就是他們的天下。有一位叫郗志榮的宦官挺身而出,對著李訓當胸就是一拳,李訓雙手正抓著輿槓,無法遮擋,被兜心一擊,當場倒地。仇士良導著乘輿馳人,宣政門沉重地漸漸合上,裡面傳來眾宦官「萬歲!萬歲!」的激動聲音,躺在地上的李訓聽著這一切,渾身上下一片悲涼:完了!    
    含元殿前,百宮早已一哄而散,羅立言、李孝本率人殺了一會,忽不見李訓與天子,再看看左右中尉也渾無蹤影,也知道事情不濟了。可這時兩人手上還有數百人,如果乘宦官立足未穩,一不做二不休,再殺入宣政門,也未必就不能挽回敗局,但在關鍵的時刻,他們想到的卻是趕緊脫離干係,立刻收拾起傢伙,急急出宮。一大批人霎時就走了個乾淨。    
    李訓倒不愧梟傑本色,從地上起來,十分的冷靜。他與身邊的從吏對換衣裳後,面不改色,走到宮外,然後騎上座騎,快馬加鞭就直接往城外疾馳。一路邊走邊說:「我有何罪,竟被貶斥!」路旁的人都以為李訓在今天的朝會上受了處分後發牢騷,也就沒有加以懷疑。    
    既已圖窮匕首見,那就絕對容不得後退。李訓之輩也許都根本沒想過一旦失敗的對策,因而在事不成後,竟毫無作為,不負責任地作鳥獸散。他們也不想一想,拱手把反擊的機會讓給別人,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他們如何可能全身而退!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8)

    宣政門內,仇士良已經紅了眼。    
    他對蜷縮在乘輿裡驚慌失措的天子惡狠狠地道:「陛下!你幹得好事!」這再清楚不過了,若沒有天子良好的配合,李訓又怎麼能做得如此天衣無縫!士良此時已十分衝動,若不是當著不少宦官的面,他真恨不得把這個用心毒辣的天子就此一刀劈死。想想也真是後怕,若不是自己反應得快,他們這些宦者將全都是人家刀下魚肉,「好啊你個皇上,竟串通李訓來這一招!」士良心道。多年以來忠心耿耿,想不到竟是這樣一個結果,難怪士良一腔怨氣按捺不住。    
    其實,左右的宦官都與他是一樣的心情,都是怒目而視,嘴上罵罵咧咧。    
    皇上面紅耳赤,無話可說。此時,他自身的安危已繫於人手。又能怎麼樣呢?要怪,他也只能怪李訓不爭氣,片刻之間,就輸了個一乾二淨,連天子都搭進去了。    
    「殺!」士良對各率五百禁兵趕到的神策左右副使劉泰倫、魏仲卿道。僅僅在事變後不到一個時辰,宦官們即從北東西三面,向位於大明宮南部的各衙門發動了反攻。    
    其他宰相中,只有舒元輿得知內情,悄悄改換官服,已單人匹馬逸出宮外。而王涯、賈餗尚懵然無覺,對前來詢問的一些省官們道:「不知何故,請諸公各自便。」這邊眾官剛剛退下,王涯等正準備進餐,忽就有人來報:「不好!有禁兵出宮內開出,逢人輒殺!」王涯、賈餗這才曉得事情嚴重,慌忙逃竄,這時宮內各門均已被人關閉,兩省官、金吾衛兵們足有千人,都從建福門往外擠,王涯等剛剛奮身脫出,宮門就被禁兵合上,有六百餘人沒有逃出,全被斬殺。橫屍流血,狼藉塗地,宮內諸衙印鑒、圖籍、帷幕、器皿在兵亂中一掃俱盡。下午,神策軍分遣千餘騎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死亡人數又將近有一千餘人。長安城中,已是一片塵囂。    
    以牙還牙,寧濫勿缺,這是報復者固有的心態。    
    朝士們休矣!    
    七    
    郭行余當場被執。王涯當時年已七十,徒步走到永昌裡,不得已在茶肆中歇腳,被禁軍擒獲。押到禁中,受不得嚴刑逼供,只得屈招與李訓謀行大逆,將尊立鄭注。王璠逃歸私第,本以親兵自守,閉門不出,但被神策軍將騙道:「魚中尉致意,欲以公為相主持大事。」王璠以為自己幸脫干係,遂出門隨之至左軍,也被拘禁。見到王涯,王璠不怪自己朝秦暮楚,以至上當,反而甚為氣惱:    
    「二十兄自認謀反,又何必牽累他人!」王涯行二十。    
    王涯想想此人實在不足與論,沒好氣地回道:「五弟昔為京兆尹時,與宋申錫謀,若不漏言與王守澄,豈有今日?」王璠行五。    
    這話答得好。王璠這個可以說壞了兩次大事的人,聽了也是作聲不得。    
    舒元輿逃得早,已出了安化城門,但也未能走脫,被出城追捕的禁軍抓獲。羅立言在太平裡被擒。賈餗易服避居民舍躲了一夜,第二天,想想沒什麼意思,主動來到興安門,被擒送左軍。李孝本以帽遮面,單騎直奔鳳翔欲投鄭注,但不幸走到咸陽城西,亦被追兵擒住。躲在崇義坊的韓約同樣不免,在數天後被禁軍查獲。    
    只有李訓逃到了終南山。    
    終南山有位叫宗密的和尚,是個有道高僧,以前曾與李訓頗為投機,見李訓來投,宗密有意剃其發而匿之,但為其徒眾所沮。無奈,李訓只有出山改奔鳳翔,在路上被一位地方軍將抓住,送歸長安。    
    走到長安城郊的昆明池時,李訓心想,事已至此,到了神策軍更受酷辱,便對拘送者道:「你們抓到我就可得富貴,但聽說禁軍在城中搜捕,等一會見到我說不定要來搶人,你們不妨取首以送,現在就把我殺了吧!」聽者從之,斬下了他的首級。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兩天,整個長安在無限惶恐中度過,天子被軟禁,政府部門的權力也被徹底停止,生殺除授之權,皆決於兩中尉,禁軍囂橫,無所拘礙,京中吏民死於無辜者不可勝計。城中閒人惡少,乘機殺人報仇,剽掠百貨,相互攻劫,塵埃蔽天,數日不絕。    
    二十二日這天,仇士良把王涯的供狀遞上時,殿上的天子悲不自勝,強忍著沒有流下眼淚。二十三日下午,在左右神策近六百人的警衛下,王涯、王璠、羅立言、賈餗、郭行余、舒元輿、李孝本在兩市中當眾處死。連同李訓,梟首於興安門外,其輩親屬,不論親疏,悉數處死。    
    牽連而冤死的朝官人數更是無算,在宦官的報復下,朝列幾乎為之一空。    
    右僕射鄭覃、戶部侍郎李石被拉出來代行相權,但天下事皆決於仇士良,他們兩人不過徒行文書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惟一能對士良有所辯駁的話就是:「此亂誠由訓、注而起,但不知訓、注由何人而進?」這話當然是指責宦官首開禍端,但在文宗聽來,他已是兩面都得不到一點支持,完完全全地失敗了。    
    到了二十四日,儘管坊市之中漸趨平靜,不過,戒嚴未除,大赦令也未頒布,神策軍依舊大肆搜捕,罪人親屬故舊尚在不斷牽連之中,長安城仍然是一片肅殺和悲涼,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    
    兩天來,一陣嚴寒又忽襲長安城,這是多少年來不曾有過的,人們都說,這或許是殺氣太重的緣故。可是,鄭注尚沒有抓到,京城人都紛紛傳言,鄭注將率兵為亂,仇士良還不能就此罷休。    
    事變的那天,鄭注已到了扶風縣,離長安只有幾十里之遙。不幸的是,李訓提前發動,又提前失敗,使得鄭注完全陷入了被動。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訓事敗的,眼見他的這支本以奇襲為目的的小分隊已失去了繼續前進的意義,沒奈何,只得收兵急還鳳翔。鄭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這裡逃奔的李孝本、李訓二人沒有機會與之會合,最終被追兵趕上,丟掉了性命。    
    不過,即使他們與鄭注會合,也逃脫不了最後滅亡的命運,因為政變的失敗已使得他們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只能任人宰割。這再一次證明,每一場宮廷政變都是不成功則成仁,沒有別的結果。    
    鄭注還犯了一個錯誤:回到鳳翔,他沒有立即公開號令出兵勤王,「以清君側」。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鄭注決意行動,憑著一鎮兵力之強勁,乘著朝廷混亂,人心怨憤,再加上各大藩鎮本就蠢蠢欲動,說不定能掀起一場規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鄭注只是一味觀望,這一猶豫,給了仇士良機會,一天後,他的秘密敕令就傳到了鳳翔監軍張仲清手裡。    
    張仲清經過一夜思考,果斷地下了決心,派人去請鄭注。    
    鄭注仗著自己手下人多,沒有防範,把親兵留在了門外,只帶了數人與仲清會面。結果被張仲清當場親刃,其親兵也在門外被一網打盡,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離李訓發動政變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傳到長安,引起了一片歡騰,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簡單:這一場風波也許總算過去了!二十七日,京師各禁軍還營。二十八日,最後一位要犯韓約被處死。    
    這就是「甘露之變」。    
    


第四章 甘露之變:失敗的反擊失敗的反擊(9)

    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敗,是一次沒有達到任何目的的無效的反擊,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甚至是一場不僅沒有取得絲毫效果,反而帶來無窮災難的動亂。更可悲的是,天子這次任用為左右兩派都深惡痛絕的李訓、鄭注行此大事,道義上都沒能站住腳,因而從當時到後來,連絲毫的同情都不可獲得。    
    長安的格局由此終於發生了質的變化。    
    前面說過,帝京長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宮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書門下兩省常設在宮城之南,尚書省及六部、九卿、三監等又位於皇城,所以,本朝人把這些政府部門稱為「南衙」,而將位於宮城西北的宦官機構內侍省稱為「北司」,這與「南軍」、「北軍」對稱,同是一個道理。    
    「北軍」興起後,「南軍」已名存實亡,到了此時,「南衙」竟也讓位於「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內廷的附庸,宦官終於將政事權也奪到了手中。這一場南、北之爭由來已久,若從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幾年了,在此時此刻,「北司」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今以後,儘管朝廷職能部門名義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實權已不復存在,一切都要視樞密、左右神策和各種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謂「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帝國首都的方正之相,從此成為歷史。    
    這當然不完全是李訓、鄭注的過錯,「甘露之變」只是給了宦官一個借口而已,實際上,如果沒有這個借口,「北司」的強大也是一個無可挽回的事實,總有一天,他們要完全成為一個統治階層,而「甘露之變」的失敗使他們開始實現這個美夢。    
    十二月十六日,有詔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鄭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賞的努力下,長安逐漸恢復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發佈大赦,改元「開成」,時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無限的悲哀和鬱憤中度過了最後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為遙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強大的內廷勢力面前,皇上已徹底無所作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舊升殿聽奏而已,但所有的權威都已化為泡影。天子終於在此時成了地道的傀儡,這是他自即位以來一直不願發生的事,也是他九年來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卻終究成為現實。文宗其實是被軟禁了,這最後的四年,皇上實際上是在醉酒聽歌、閒吟詩書中度過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當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傷,然而,舉杯澆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暫時忘記一切,但卻不能忘記永遠。天子畢竟年輕,他又如何能夠輕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愛好詩歌一樣愛好音樂,他善於吹奏一種叫「小管」的樂器,甚至還作過曲,但美妙的音樂也不能揮去他心中的憂傷,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從中來。即使是音伎盈庭、雜戲駢羅,一片熱鬧之象,皇上也是無動於衷,難解愁顏。    
    皇上的歎息聲像一個個沉重的夢魘。    
    那是一個溫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開,鶯歌燕舞,奼紫嫣紅,但在文宗的心裡,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團團迷茫的愁雲,壓在胸中,使人難以喘息。望著高底相間、搖曳生姿的叢叢牡丹,他想起的卻是舒元輿的《牡丹賦》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情到深處,物我皆一,這如畫的牡丹,又豈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哀歎!天子感慨之餘,無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覺中化為兩行熱淚,悄然而墜。    
    左右侍從默然,誰也說不出話。    
    宮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滿子》奏了起來,有位宮人步出行列,合樂起舞。《何滿子》,舞曲名,相傳本朝開元時滄州人何滿子,善歌,因事觸刑律,臨刑前進此曲以贖,音調低沉哀婉,憤懣蒼涼,所謂「一曲四詞歌八迭,從頭便是斷腸聲」。舞者按拍踏步,輕展燕體,把這首曲子演繹的淋漓盡致。    
    曲終舞罷,皇上被深深打動,喚這宮人來到御前,賞賜了一對金臂環,問道:「汝是何人,家在何處?」    
    宮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翹,本是吳元濟的伎女,元濟敗亡,因善聲歌而為陛下宮人。」言語之中,不勝淒楚。    
    吳元濟死了快有二十幾年了,那麼,這位宮人在寂寞深宮之中,也就度過了如此長久的漫漫歲月。相逢何必問,同是斷腸人,皇上不再說話,只是命她再舞一曲《涼州曲》,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韻清越,舞姿哀緩,樂聲停處,一時四面靜默,觀者無不淒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張祜聽說了此事,寫了一首詩: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宮怨君哀,一瀉噴薄,真是寫得好!這首詩又輾轉傳入宮中,為宮人歌唱不絕。    
    正是:今日山川對垂淚,傷心不獨為悲秋。    
    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風痺又一次發作,服食藥劑後,病情稍有緩解。十一月二十一日這天,因天子病體未痊,朝會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後,文宗扶著疲倦的身體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著遠方,拱默良久。一個時期以來,他的心裡常有一種虛幻縹緲的感覺,天子知道,自己也許不久於人世了。    
    忽然,文宗緩緩地對侍從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誰?」    
    旁邊的翰林院使答道:「中書舍人周墀。」周墀,時以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    
    「試命召來。」皇上依舊沉穩地說。    
    周墀奉旨進殿,文宗先命賜座,又以金卮賜酒三杯,周墀飲畢,謝恩。    
    文宗徐徐道:「依卿看來,朕是何樣君主?」    
    周墀一聽,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堯之聖、舜之明,商湯之仁,夏禹之儉!」    
    文宗淡然一笑:「賢卿這是出於愛君之心,不得不這樣說。朕其實哪裡敢追蹤堯舜禹湯之明,」皇上頓了一頓:「朕要問你的,是朕比諸周赧、漢獻二帝如何。」    
    這是什麼話?!周墀如五雷轟頂。周赧王、漢獻帝是兩個庸碌的亡國之君,怎麼能與我大唐聖明天子相提並論?皇上饒是為人鉗制,也是有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則人臣之過也,周墀激動地無法控制,倒身拜伏,聲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話來安慰皇上,只是一個勁地稱頌聖德,勸皇上不要為謙謙小節而掛懷。    
    皇上只好自己說了:「朕自以為比諸周赧、漢獻猶有不及。周赧、漢獻受制於諸侯,朕卻受制於家臣,所以朕比他們還差得遠了!」    
    文宗平靜地說出這段話後,終於無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淚如雨下。    
    周墀還能說什麼?!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並流。    
    從這天起,皇上再也沒有視朝。一個月後的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駕崩於太和殿,享年三十二歲。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1)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    
    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    
    一    
    失敗的反擊「甘露之變」使文宗落得個悲慘的結局。當這個自稱「受制於家臣」的皇帝在萬般無奈中撒手人寰時,其身後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時後宮無子。長子魯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為儲嗣,但五年後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蔣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於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兩子相繼亡故後,開始產生這樣一種想法:自己百年之後,將皇位大寶還之於兄之子!於是開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文宗宴駕時,陳王年既沖幼,又體弱多病,帝國的繼承權再一次成為嚴重的問題。    
    宦官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就以年輕的太子陳王入繼皇統,一派則欲立皇弟穎王。前一派以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為首,宰相楊嗣復、李玨副之;後一派的首腦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兩派的鬥爭釀成了一場不小的政變,最後的結果,自然是實力強勁的仇士良一方獲得了勝利。    
    事情的經過是: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彌留之際,急召劉弘逸、薛季稜並楊嗣復、李玨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監國。這是皇上最後的掙扎,想在安排後事上最後行使一次權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駁斥,請更議所立。李玨不服,說了一句:「太子已立,豈可中變?」仇士良就乾脆自行發佈詔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為借口,制命穎王(文宗弟)為皇太弟,復太子仍為陳王。    
    當天,仇、魚二人倣傚當年王守澄的做法,發左右神策、飛龍、羽林禁軍數千人,直接從諸王居處「十六宅」強行將穎王接到宮中的少陽院,並在思賢殿接見百官。不費吹灰之力,便使儲君易人,這就是擁有兵權的好處,劉、薛二人並宰相們無可奈何。    
    初四,文宗駕崩;初六,陳王、安王、文宗妃、楊賢妃被賜死。其中,陳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楊賢妃又是主張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義叫他們徹底完蛋,既順理成章,也不用花什麼腦筋。正月十四日,為穎王李■即位,後來的廟號為「武宗」,時年二十七歲,也是一位年輕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際,是非激烈之時。成者王侯敗者賊,這種鬥爭最是鮮血淋淋,沒有半點溫存可講。從五月到八月,反對武宗即位的宰相楊嗣復、李玨相繼罷貶;另一個關鍵職位京兆尹的人選也被撤換。第二年,劉弘逸、薛季稜被誅殺。    
    又是一場急風驟雨,但這不過是拉開了未來動盪歲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再也沒有人敢公開把宦官不放在眼裡了,人們已經清楚地知道,這是既成的事實,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滿沒有任何的作用。漸漸地,大家也開始接受了這一現狀。時間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讓人慢慢地忘記痛苦,適應現實,並且最終與現實融為一體。    
    不過,要是從此以為帝國政治中的「南北之爭」就此風平浪靜,那就大錯特錯了。樹欲靜而風不止,任何對立的雙方都不會同時或者永遠失去利害衝突,更何況,「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為這與帝國的立國綱紀和道德倫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現在的平靜只是暫時的,這是宦官太過強大的緣故,未來的很多年內,宦官們一直保持了這一態勢,雙方的鬥爭便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永貞」和「大和」時期的那種驚心動魄的情景。但是,今後的歲月裡,二者的鬥爭依然存在,只不過是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呈現出來罷了。    
    與前此的刀光劍影不同,這種變換了方式的鬥爭是由無數個悲歡離合的故事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來的十幾年內,在「南、北之爭」的大背景下,歷史的聚光燈將再次投射到他們身上,看著他們演出一段雲詭波譎的活劇。這裡說「再一次」,是因為事實上,這一出活劇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登上了帝國的舞台。人們對這三位風雲人物已經非常熟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帝國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圍繞著他們進行的。與過去不同的是,從今天開始,他們的這出大戲將逐漸達到高潮,並且徹底結束,如果沒有他們,九世紀將會是多麼的平淡無奇。    
    只要對過去十幾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話,一下就會想到這三人就是: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從一次「制舉」說起,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    
    簡單說來,本朝的考試制度有兩種,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稱「歲舉」,每年定期舉行,鄉貢州(府)選,最後集中到長安,統一由禮部主試,故也稱「禮部試」,主要有六科,以「進士」一科最為重要,所試科目為詩賦。但通過常科考試後只能取得「出身」,要想獲得官職,尚須經吏部衡量選拔,通過「身、言、書、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稱「制舉」,是由皇帝委任策試官命試,科目不定,大到國家大政方針,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問,由被試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親覽」、朝廷參考。制舉試天子往往親臨,故又稱「廷試」或「殿試」,對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為考科目多是現實問題的緣故,與「常科」相比,「制舉」與政治的聯繫就更為緊密。應試者往往通過對策表達對時政的看法。天子與主試官有時也引導舉人申述政見,以發現人才、體察輿情。特別是一個名為「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的制舉科目,最有「應詔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這些,就可看出問題來了:制舉試特別是「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既有如此的特點,那麼,欲在考試中取得佳績,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時宜,觀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轟動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無可厚非,況且,言切辭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觀上對國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種有理的行為。麻煩的是,考試與政治相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爭。這正反兩種效應往往相伴而來,在本朝的制舉試中屢見不鮮。元和三年的這次「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就是一個最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試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閔、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經過本來很簡單,三人在策文中攻擊主要以宦官為代表的權貴,結果因此而得罪。但是,這次科場案中卻牽涉到當時的一個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為後來的事情埋下了禍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後得罪被貶,罪魁禍首應該是當時的宦官首腦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卻把過錯推到了李吉甫頭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沒有否認,就這麼默認下來,從而為自己的兒子李德裕釀就了一輩子的苦果。說他在這裡犯了一個終身大錯,確實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們的理由,因為當時的所謂「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為宰臣,對這個案子充耳不聞,本身就值得批評;而且,吉甫在後來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應該。但是,就此猜測是吉甫對三人嘲諷時政有所不滿而主張將他們貶斥,那就是某些見識不高者的盲見了。    
    李宗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為了標榜自己,還特意對朝廷堅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當時最堅定的主戰派,從這個推理出發,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吉甫是處分自己的主倡者,從此與李吉甫結下怨仇。吉甫在幾年後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閔把這種怨恨轉移到與吉甫一樣堅持主戰的裴度、李紳等人身上,並且一味排擠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時期與牛僧孺共同打擊德裕,在開成時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謀排德裕等等行為,歸根結蒂都是這種報復心理在作怪。    
    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絕大的誤會!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擊宦官為主,而李、牛卻主要是指責當權者熾於武功。當然,吉甫是主戰派,堅決主張對藩鎮用兵,但卻絕對不至於因此就下毒手。再說,李、牛二人也並非是針對吉甫而來,因為當時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憲宗賞識的人,為此,他後來甚至不惜挑起朝廷與成德的爭端。策文只有指責此人,發人所不敢發,方能博取聲譽,事實上,兩人的本意也確乎在此。他們應該想到,自己既非針對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麼必要大動肝火?本來,這場誤會是可以避免的,誰料想,他們後來還是聽信了別人的謠傳,固執地以為是吉甫對己不利,基於這種認識,並最終走上了極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釋,不作調解,也是造成這一重大誤會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這件事的後果是多麼嚴重的話,一定會後悔莫及。    
    然而,這次制舉案仍然還是一個伏根而已,真正的導火索卻是因一次「常科」考試而點燃的。這就是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進士科考試。    
    這次試場案的過程已見前述。當時,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相繼入朝為官,開始在帝國政壇上發揮作用,這次事件的實質就是李宗閔與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發生了直接的衝突,並使朝中的不少人圍繞著他們三人而形成了鮮明的政治與個人分野。    
    李宗閔與牛僧孺是親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圍雖無明顯的黨人,但在德裕與李、牛發生衝突時,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見不同,或因個人私利,而與德裕共同指責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黨徒。所以說朝中從那時起正式分成兩大派系,這個結論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從穆宗皇帝時起,他們之間的互相傾軋開始變得十分明顯。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2)

    李宗閔與牛僧孺的輕信和固執己見,固是造成這種黨派鬥爭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這上面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事情發生在長慶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薦引牛僧孺入相之後。    
    當時德裕亦有入相之望,無奈因與裴度、元稹及李紳關係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擠,被外放浙西觀察使。而在此之後,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傳說:這是李逢吉借此來阻擋德裕入居台閣。這件事終於給了德裕以很大的打擊。    
    本來,在此事之前,他們並未在重大政見上發生激烈的矛盾,自長慶元年的試場案後一直保持著相對的平和。但是,在長慶年間,李宗閔、牛僧孺二人卻和李逢吉的見解非常接近,進而依托逢吉的勢力,境況很是得意。對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過仍然沒有表示出來。到了這時,他才第一次開始從心裡對牛僧孺產生了個人感情上的憎惡感,為他後來的某些作為隱下了伏筆。作為一位器具過人、擁有將相之才的名門之後來說,也不免陷入個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實在是令人唏噓不已。    
    在此之後,德裕也曾強烈地反對李宗閔私樹朋黨,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意見的正義之舉,倒不可歸之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個不當是幾年後的事。    
    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節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規定,諸鎮節度相代,新任長官一般要清點前任的賬目,核對錢帛、器械、觔斗的數目,奏報朝廷,作為當時接收和今後貢賦的依據。可長期以來,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為了留有餘地,防止上任之後突發天災人禍而使經費緊張,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賬冊數目攔腰殺半。也就是說,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賬冊上註明尚有錢帛合計一百萬貫匹的話,則繼任者上報朝廷時,便奏報實領只有五十萬,其餘數目以庫藏不符、交接時差中的支用等為由表示並未收到。這是地方官常有的瞞天過海之道,一般很難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慣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鎮淮南的,當僧孺得知這項任命後,不願意與他正面接觸,遂將軍府事務交付副使張鷺,自己即時卸職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種舊日的陋習,奏報朝廷說:賬冊上揚州府藏八十萬貫匹,但只領到四十萬,其餘已為原副使張鷺用訖。在這裡,德裕儘管有「舊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貫做法來看,此舉多少顯得有些不對勁。況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勳的地方,照理他是不應該在這種事上給人留以話柄的。德裕之所以這樣做,確是出於潛意識中對僧孺的不滿情緒。改任東都留守的牛僧孺卻不放過這件事,上疏辯白。僧孺這一邊也有不少人彈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詔德裕重新核檢,結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狽,因為檢點下來的數目正好是八十萬,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檢討,請求處分。    
    事情雖然不大,但要緊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維州事件」一樣,加深了他們二人之間的溝壑和敵意。與「維州事件」所不同的,這一次是德裕難逃其咎。    
    文宗時期,三人先後交替在朝,又先後為李訓、鄭注排擠,幾乎是與王守澄和李、鄭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時進退。對文宗來說,這兩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對方身上,缺乏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動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們沒有牽涉的宋申錫,甚至最終還慌不擇路,選用李訓、鄭注這兩個非正統人士來實施對宦官的反擊,從而釀成了一場帝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劇。    
    對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閔強烈排擠李德裕之時,曾說了一句無限感慨的話:    
    「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    
    當時,河北強鎮割據依舊,不聽朝廷號令。文宗正受制於人,話不好明說,只能用「河北之賊」來與朝官中的「朋黨」現象相比。其實,若用「家奴」來代替「河北賊」,倒是更為恰當,因為對宦官的反擊雖然艱難困苦、屢遭失敗,但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勝機,而政治派系一旦產生,那就絕非是靠武力或者強權所能解決的,用一句詩來形容就是:「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這是一位叫李商隱的人在後來寫的,此人在文宗說那話三年以後及進士第,從此也被捲進了這場是非相爭的滾滾洪流中。    
    不管怎麼說,天子這話確是一語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況是在嚴酷的政治鬥爭中!令人困惑的是,這三個人如何竟造成了這一場本朝--也許不止本朝一代而已--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政治派系之爭?    
    說起來也真是一言難盡。    
    二    
    關鍵在於李宗閔。    
    宗閔字損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時期曾做過宰相的李夷簡就是他的伯父。但從他的祖父時起,這一家已無祖蔭可恃,所以宗閔也免不了走科舉的道路,在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進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閔本與牛僧孺又在制舉「賢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辭過於激烈,結果不得升調達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監察御史。    
    宗閔在仕途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吳元濟時,徵用他為彰義軍府的觀察判官。這段不平凡的經歷使得他此後步入了朝廷的中樞階層。淮西平復後,宗閔人為駕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誥」。穆宗即位,升為中書舍人。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試舉案中,宗閔也是被處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蘇巢在其好友、主試官錢徽主持下進士及第。這次考試中出現的不公平現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還是主試官的親戚。為此,翰林學士李紳、元稹及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結果導致了兩位主考官和牽涉請托的某些朝中大員被處分。同時,在對已中進士者的重新「複試」中,蘇巢等人因實才不符而落選,宗閔因為這個緣故,自也難逃嫌疑,被貶為劍州刺史。    
    平心而論,宗閔在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錢徽與他交情篤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閔當然有請托的嫌疑,但這場糾紛的發動者段文昌、李紳卻也很難說是清白。    
    段文昌愛好書畫,任相時有一位楊憑曾以家藏珍貴書畫獻於文昌,托他引薦即將應進士試的兒子楊深之。恰恰在考試前夕文昌罷相出為西川節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寫信,請錢徽照顧。可榜出而不見楊氏子,反而儘是主考官親舊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紳也是這種情況,他屬意於一位舉子周漢賓,亦曾專門托請錢徽留意,不料結果竟是名落孫山。他與段文昌一氣之下,便向皇上彈劾主試官錢徽。可見,在這場科試案中,他兩人確實是有私心在裡面,算不上於事為公的。    
    事發後,據說有人勸錢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於眾,錢徽卻不同意。    
    「苟無愧心,怎可以私人書信相證!」錢徽對來人道。    
    這話說得漂亮,也表明錢徽甚為明智,否則,當時洗刷了自己,今後卻難逃種種更大的是非漩渦。    
    與此事無關而站在段、李一邊,強烈指責錢徽、李宗閔等人的是翰林學士元稹。他本與宗閔一樣,都是急於求進之流,在爭奪宦官支持方面,不免與宗閔產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惡。此時元稹便利用這個機會攻擊宗閔,為此還專門擬了一道詔制,把這件事上綱上線,狠狠地批駁了一番。在這一態勢面前,宗閔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沒怎麼落井下石,但他與李紳、元稹在當時號稱翰林學士院的「三俊」,相互問情同手足,憑這一點,德裕也就無法脫身事外。    
    這次科場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來最大的,處分也很重。朝中與錢徽、楊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閔有關係的人,都有些憤憤不平,李宗閔本人就更不用說了。    
    李宗閔這個人極端的衝動固執。    
    這樣說他,絕非是信口開河。仕途上的兩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傷害,使他變得十分記仇。貶劍州後將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薦引下拜相,宗閔才得以起復為中書舍人,並在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權知兵部侍郎。最後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駙馬沈■和樞密使楊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執政之後,立即便將德裕及與之相關的人員請出中樞機構之外。特別是對德裕,宗閔更是有一種政治上無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將他剝奪權力而後快。其實,宗閔似乎並無什麼一貫的政治見解,此一行為完全是出於一種心理上的需要。    
    不僅如此,宗閔還有一種強烈的派性心理。    
    本來,同志相互支持,關懷提攜,固是艱難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閔把它看得過重了,這樣,「義」代替了「忠」與「直」,私心壓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黨,好事即不免成了壞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閔剛剛入相不到四個月,馬上就薦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兩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學輩人統統提拔到顯要的位置上,而這些人又轉相依托,以至於引起朝野的共憤,連文宗也認為大臣之間私結朋黨的現象頗重。當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堅決主張去掉朝間議論最多的「三楊」等黨人時,宗閔還千方百計予以袒護,在他看來,自己的所謂「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誰要是反對,誰就是與他本人過不去。長安城中流行著這樣一句話:「門生故吏,不牛則李」,「李」就是指宗閔,「牛」便是指牛僧孺,這句話是說,他二人取人,大多數都是自己的門生故吏。    
    別看宗閔事事錙銖必較,但表面上卻很豪放任俠,對後輩以及同僚頗存寬厚,因此身邊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後進士及第的新貴,還有不少是他的同門或親戚故舊,因而相互間的情分是很重的。    
    這又要談起「進士科」考試了。    
    本朝「常科」與「制舉」並重,合稱「科、舉」,是士人進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較起來,還是「常科」中的「進士」一科最為顯要,一旦得中進士,那簡直就是一件光耀無比的事情,此後釋褐入仕、出將入相,都指日可待。後人有所謂「簪紱望之繼世,草澤望之起家」之語,就是指的進士科。士子一生榮辱,寄乎其中。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3)

    本朝「進士試」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閱卷者(主試官)可以知道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試詩賦,亦即考試內容以寫詩作賦為主。由此,整個過程便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開推薦;其次是考試重才藝不重實學,舉子們平日的聲譽重於臨場的發揮。    
    主試者稱為「知貢舉」,就是「特命主掌貢舉考試」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擔任。與知貢舉者關係密切的人,可以公開為他推薦才人,這也是朝廷出於不拘一格廣泛選拔人才的考慮。而舉子們為了證明自己的才華,往往提早很多時間,向公卿大夫投獻詩文,以博得他們的賞識和引薦,同時營造聲譽,期望來年中進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數千舉子雲集長安,奔走於名公貴仕之間,希望他們向主司推薦。有時,甚至在考試之前直接向主考獻詩,陳訴衷情。    
    這是應試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則,起於泥塗、升騰雲空的一腔抱負,就有可能成為泡影。    
    當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後,找他請教。柳子厚贈他四個字:「先聲後實。」這話怎麼講?實際上很簡單,就是一定要先給主司一個印象,然後才能在考試中用上真才實學。    
    知貢舉者擁有生殺大權,而每年卻只有極少數人能登進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對知貢舉者感恩終身。時人把主試稱為「座主」,把當年進士稱為「門生」,「座主」之於「門生」,不啻於恩重父母、義同再造,這種關係可非同小可!    
    元和時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書舍人任上曾做過一年知貢舉,後來罷職,退隱林下。其妻有一天勸他:為子孫考慮,是否應該置點莊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莊良田遍佈天下,夫人何憂!」    
    其妻茫然:「從來沒聽說夫君有這些產業。」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貢舉放榜三十人,他們不都是我的良田嗎?!」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處要大於一切,而所謂「有人」,又有什麼能比得過「門生遍天下」呢!    
    近幾十年來最著名的知貢舉是德宗時的宰相權德輿,他在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連典三年貢舉,前後擢進士七十人,登輔相之位者,即有十餘人之多。比如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這一榜,李宗閔、牛僧孺、楊嗣復就赫然其中。權氏自己正是憑了這一點,安穩輕鬆地做了幾年的宰相。    
    於是,進士一科的種種弊端遂由是而生。試詩賦,重聲名,使浮文艷詞大行其道,舉子們輕德重藝,蔓衍成俗,越來越脫離現實。而「座主」、「門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開請托脅迫之路,扇奔競冒進之風,也使得公平原則大受破壞。同時,如此情狀,更使得諸如長慶元年的那種科場案屢屢發生。    
    宗閔與僧孺等無數人都是這樣過來的,幸運地成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個名額中的一員。他們在特定的仕進過程中有著相同的經歷,「同年」、「同門」、「師生」這些紐帶把他們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終決定了已經延續了一二十年的派系鬥爭愈演愈烈。    
    宗閔周圍算得上是關係親密且身居要職的有好幾位。    
    文宗去世這一年的宰相楊嗣復,是宗閔的同榜,同年情義,十分相得;與其同相的李玨,更是宗閔一手提拔,由嗣復推薦才得以入相,他們的關係自也匪淺。此外人數頗多,「三楊」兄弟是其典型。    
    楊虞卿是宗閔最為得力的幹將,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閔甚至把他當作骨肉兄弟一樣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進士,比宗閔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監察御史,長慶四年(公元824年)為吏部員外郎,仕途也是相當順利的。在吏部員外郎任上,因檢下無術,曾被一度停職。大和時期李宗閔、牛僧孺同相時,被起復為左司郎中,一路高昇,做到給事中的職位。    
    此人天性圓滑柔佞,攀附權貴很有一套,不僅得到李、牛的賞識,而且與宮中宦官的交情也甚為密切。有了這些關係,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廣、辦法多著稱,一些舉子為了得中科第、獲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辦不到的。因此,虞卿門下黨徒眾多,朋比唱和,喧囂朝野。    
    虞卿弟漢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閔左右,也是個很得力的人。堂兄楊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進士。他是長慶元年與錢徽同知貢舉的主試之一,在那場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魯士及第,被貶為開江縣令。從此汝士便與宗閔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後期一直做到中書舍人。    
    「三楊」兄弟卜宅於京師靖恭坊,號稱「靖恭楊家」,他們與楊嗣復還是同宗,一門數人位至公卿,是其時顯赫一時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幫結派者的中心。位於靖恭坊的楊宅從早到晚都是車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見無數賓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麼,反正看上去來往其門的不是有事請托之人,便是三楊的至親好友。人們戲稱楊宅是「行中書省」,因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書省還要熱鬧,還要具有權威。    
    來往於「靖恭楊宅」的主要人物是張元夫和蕭澣,官職分別是中書舍人、給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時人把他們與虞卿合稱「黨魁」,這個稱呼甚至連天子都有所耳聞。    
    「三楊」兄弟感恩圖報,在大和時期為宗閔上跳下竄、大肆活動,朝野為之側目,實在也鬧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擊的就是楊虞卿及其黨人,將他們全部貶出朝廷。但是,一年後宗閔再相,楊虞卿等人又官復原職。隨著李訓、鄭注逐漸掌握大權,與樞密使一派宦官關係緊密的宗閔等人利益便有所損傷,因此他們和大多數朝官一樣,對這兩人也不能接受。楊虞卿時任京兆尹,既對李、鄭表示不滿,則對方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這個眼中釘。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貶虞卿出明州,連帶將李宗閔、李漢、蕭澣、白居易等人一併驅逐出朝。可憐的是,宗閔的其他黨人安然無恙,都熬過了這次貶謫,只有虞卿病死在貶所,沒有看到他們一派在後來取得的完全勝利。    
    所有的這些人,都以宗閔為中心。沒有李宗閔,幾十年的派系波瀾就決不會如此轟轟烈烈。    
    三    
    在宗閔的同黨中,最主要的當然是他的同學兼同年牛僧孺。宗閔與僧孺兩人雖然一起成名,但由於長慶元年試場案的關係,僧孺卻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資望在後來超過了宗閔。在帝國政治上的影響,僧孺也不亞於宗閔。但儘管如此,僧孺在前後幾十年的派系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卻不能與宗閔相比。    
    僧孺與宗閔有些不同。最大的一點是性格沉穩而不外露,做事講究技巧;而且很能夠辨明利害,不強為出頭之鳥,該避讓時一定退讓,一旦抓住機會也絕不鬆懈。    
    僧孺家境貧寒,年輕時為了出人頭地,很是用了些功。為此,中了進士後頗為自矜。僧孺絕對沒有德裕的那種正統的觀念,這也許是他出身貧寒,又得中進士的緣故。進士科靠的是才學,古往今來,有才者如不能鍛煉其志,就不免浮華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於求進。僧孺也有這個特點,儘管比起他人來,尚不算是太過分。比如他好奇石、好聲伎,在文宗開成時閒任洛陽期間,曾與好友白居易時相過從,他對朋友誇言道,自己曾先後服用過三千餘兩鐘乳石,因此在「那個」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聽了,也為此佩服不已。    
    當然此乃小節,無足厚非。僧孺這人最大的缺點是氣魄狹小,懦弱而不思進取。辛勤數載,中進士、得高位,在他看來就是人生之極限了。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讓自保來犧牲原則,所以當年李逢吉勾結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動上表辭位出京;宋申錫事件中,更不能堅持正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朝廷用兵--無論是對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強烈地表示反對。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堅持原則,但在這一點上卻十分的頑固。    
    戰爭總是人情所厭惡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對戰爭者都能討巧,給自己留下一個愛護民生的美譽。但是在實際情況下,為了達到和平,有時卻不得不訴諸武力,這種情況下的用兵,和窮兵黷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當年的李絳不同,李絳是從帝國戰略上考慮,主張輕重緩急應有區分,而僧孺一味反對興兵,往往是出於既不擔風險,又不失清名,何樂而不為的考慮,這是典型的不負責任的表現。    
    為這事他與德裕發生了激烈的鬥爭,「維州事件」是前數年中最厲害的一次,在後來的武宗時期,面對著回鶻入侵以及昭義鎮的反叛,他仍然主張妥協退讓,和德裕主戰的方針格格不入。這是後來兩派爭訐的焦點所在。    
    僧孺飽覽詩書,有文學之才,在這個方面他與李宗閔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對政敵採取的手段,相應也就溫和些,這一點倒也不可不論。    
    除了在「用兵」這一點以外,僧孺和宗閔在政見上其實與德裕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分歧。所以說,有時政治派系的產生,並非是一些正經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於一些看起來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進士科考試,便是宗閔與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將由這些因素而產生的非政治性群體稱為「朋黨」,也就是這個道理。    
    人情貴難賤易。中進士既然很難,則社會愈重進士,因而進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對於他人來說就比較順利。進士出身者人數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終身未授官職,但是,這個階層卻是帝國政治的核心,而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幾十年而論,朝中文職大員,幾乎清一色是進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4)

    李德裕就不是進士出身,他是靠祖蔭起家入仕,進入政壇的。而且,他對進士考試的種種弊端尤為不滿。    
    早先,牛僧孺剛及第時,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尷尬的事件尚未發生,他與德裕的關係還很不錯。那時僧孺二十九歲.是風華正茂的新進士,德裕二十一歲,隨父入京,補授秘書省官校書郎,是意氣風發的年輕朝官。大家都是年輕人,平時時常相聚,說話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兩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時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於是對德裕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著德裕道:「綺紈之子,怎麼也坐在這裡!」其時,預席者大約以新進士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卻無動於衷。確實,他沒有必要為這句話生氣,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為:他之所以沒有功名,是因為他沒參加過任何考試,而其中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為他從來都不看重科舉。這在他後來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覽無遺。他曾對武宗皇帝說:    
    「臣無名第,自不當指責進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寶末期因仕進無路,勉強應試,竟還一舉中第。所以厭惡其技浮華不實,自後家不置《文選》。臣以為,朝廷顯官,還是應以公卿子弟為之。」    
    當時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無論出身貴賤,取人但憑真才實學。宰相怎麼如此說?    
    德裕並非是頑固的守舊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所謂「舉業」,當是指「制舉」之業,亦即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關的策問之類,和單以詩賦為業的「進士科」大有區別,--「因而熟悉朝廷事務,諸如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之類,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麼拿「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來衡量人才高下?!話乍聽起來有些泥古不化,其實不然。這是因為進士浮蕩,不以禮俗為事,已成積習,所謂「驅馳於才氣,不務以德行」,屢為有識之士所批評。所以,德裕要積極提倡天子重用講究儒家禮法經義的公卿子弟,這才是他的本意。    
    基於這種認識,所以德裕早年不應舉,而其後也主張對進士科考試進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對進士科進行了幾項改革,一是停試詩賦,亦即進士科考試中不以詩賦為題;二是罷宰相閱榜,這尤是德裕的獨創性改革。    
    早先,進士試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即主考官須將錄取名單,在正式發榜前呈送宰相過目,稱為「閱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職權,上下其手,調換增刪及第人員。德裕堅決主張廢除這一陋習,並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過。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訓、鄭注借李宗閔的力量擠出執政地位,宗閔一上台,德裕的主張自得不到貫徹,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復了試詩賦。德裕對武宗的關於任用公卿子弟的進言是後來的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時,在一次廷議上提出來的,此後,他又是雷厲風行地對進士試進行了幾項改革,這次更觸到了問題的關鍵。    
    第一是及第進士不得呼主司為「座主」,及第後只能一次性謁見主試,此後不得聚集參謁,更不能於主司宅第置宴。這是從「座主」、「門生」過於親密一點上來開刀,確實擊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會」。    
    進士科之考試、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考試結束後,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過,舉子可到禮部南院東牆下看榜。擊鼓唱名,便見分曉。以後,新進士則先赴主司處拜謝座主,然後群謁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會了。各種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熱鬧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會」。    
    曲江位於京城長安的東南角,佔地近十二頃,碧波蕩漾,煙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時著名的游賞之地。而新進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內容,到了那一時,進士們泛舟聽樂,縱酒顛呼,熱鬧非凡。公卿大家傾城縱觀,甚至專門來挑選東床快婿。有時,天子還親臨曲江之畔的紫雲樓,垂簾觀賞。時人有詩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隨風處處逐歌聲」、「傾國妖姬雲鬢重,薄徒公子雪衫輕」,真是得意者的無上歡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風大長,而進士輩交結朋比的習氣也得以盛而不衰。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過,德裕的想法在當時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測他因為沒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擊進士及第者。這種誤會鬧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給他造成了不利。同時,積習難改,更何況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兩項禁令是無濟於事的,一年後,德裕的這兩項措施都未能堅持下去。也難怪,眾人獨醉而一人獨醒,在醉者看來,這個醒的人不是神經不正常,就是別有用心。    
    無論誰醉誰醒,有一點已是確鑿無疑的: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之間,其家世背景、個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為人處事,相差實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後的那些種種是非衝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冥冥之中,也許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們身上展開。    
    大約在文宗的最後幾年,也就是開成時期,京城中流行著幾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說它「有意思」,是因為這些文字並非是傳統上的宏文大著,其內容似乎都是些離奇的故事,有的竟還有點荒誕不經的味道。這些東西時人或稱為「傳奇」,與古代街談巷議的「小說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頗為流行。特別是那些應進士試的舉子,都很喜歡寫這類東西,因為這種體裁很適合表現才氣,投獻給名公貴卿,更能夠加深他們對自己才華的印象。    
    但這次流行的幾篇「傳奇」,其內容卻引起了許多議論。    
    一篇的題目為「霍小玉傳」,說得是一位輕薄無行的士人與一個歌伎始亂終棄的故事。本來這倒也平常,關鍵是文中的主角卻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喚作「李益」,這就令人興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歷四年(公元769年)的進士,早先一直在各地軍府任職,德宗時入朝,官至右散騎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並在當年去世。這個李君虞詩名早著,人雖已故,可他的詩篇仍為時人吟唱不絕,比如《夜上受降城聞笛》一首:「回樂蜂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甚至被譜入絃管,為天下人傳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聲譽卻不大好,他從小就有個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對自己的妻妾,那簡直是達到了苛刻的程度,當時有一種傳聞,說他為防閒妻妾而「散灰扃戶」,成為時人笑柄,甚至還鬧到了朝廷公議的地步。不過,這篇傳奇上說他「重色」、「負心」,大家似乎還聞所未聞。    
    有人說這篇《霍小玉傳》出自蔣防之手,說是他在長慶初年專門寫給他的恩公李紳、元稹的,也有人說此文本就是蔣防在長慶四年(公元824)遭貶後的刻意詈毀之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個事實卻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是當年極端反對李吉甫、又是與李逢吉親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紳又與令狐楚關係惡劣,假如此文確乃蔣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難知道了。    
    當然這些念頭在讀這篇傳奇的人的腦海裡一閃就過去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李益的無行,像有一個重大發現一樣興趣盎然。因為當事人早已去世,作者無所顧忌,讀者就更無必要為死者諱了。    
    另外一篇更絕。    
    這篇東西題為《周秦行記》,是一個人自敘其傳奇般經歷的遊記。說的是其人在貞元中進士落第,歸途中,走到伊闕南道鳴皋山下,誤入漢朝薄太后廟,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漢文帝之母薄太后,並與漢高祖戚夫人、南齊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楊氏相遇,最後由漢王嬙--也就是那位遠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寢、春風一度的故事。整篇內容荒誕不經,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處描寫卻駭人聽聞。    
    文中寫道:在薄太后給作者引薦楊太真妃子後,太后問及當今天子是誰,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道:「沈婆兒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論其他,單就這種語氣就讓人驚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稱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兒」?這種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舉,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誰都知道當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亂中曾兩次陷入胡賊之手,最後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後來曾數度尋訪,均無下落。而文中卻以曾作胡人婦的王嬙「侍寢」,作者這種用意極其惡毒的影射,亦讓人心驚不已。這篇文字是誰的手筆,竟有這麼大的膽子?!    
    卷端赫然題著撰者姓名:牛僧孺!    
    人們先是驚訝,然後是懷疑,最終一致認為,這東西絕不會是僧孺所作。原因太簡單了,儘管人們都知道牛僧孺好寫傳奇故事,也曾作過一部《玄怪錄》,但他絕不會如此愚蠢無知,弄出這麼個東西,把自己置於死地。這肯定是有人假托,藉以詆毀誣陷牛僧孺。這篇《周秦行記》還傳到了文宗手裡,連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裡至於會稱德宗為『沈婆兒』呢!」    
    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何人的傑作。    
    其實不光是現在這個時期有這些怪誕的傳奇故事在流傳,早些時候,這種文字也層出不窮,內容大體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虛烏有之人把一些不經的行為寫出來示眾,可像這篇《周秦行記》公開詈毀之作,大家卻是第一次看到。    
    人們茶餘飯後,讀事猜旨,雖也不無樂趣,但是仔細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訐的現實,心裡面還是有一種隱隱的憂慮的。    
    風起於青萍之末。若是沒有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的對立,也就不會在朝廷政治中產生派系之分,兩種派別既然相互鬥爭,文學便就是一種最有力的工具。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5)

    四    
    過了好多年,還有不少人爭論著一個問題: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到底誰是誰非?換句話說,到底哪一方是朋黨,還是兩者皆為朋黨?    
    古有定論:為私利而勾結意趣相投者,稱為「朋黨」。    
    從來人們就討厭朋黨。道理何在?一是結黨就必然營私;二是黨派之間的是非爭鬥,自然也就影響到國家的安穩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實行的三省分權和宰相政事堂合議制度,無不是從政治技術的角度出發,力圖解決這個問題。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變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們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有所動搖,什麼可怕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古人有云:「亡史甚於亡國」。「史」是什麼?「史」就代表一種理念,一種是非標準,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國亡仍可復,史亡則不可尋。    
    也許,本朝自九世紀以來的種種現實,就既是亡國,又是亡「史」的過程。所謂「朋黨之禍」就是證明。    
    憲宗皇帝就對朝問「朋黨太甚」的現象十分憂慮,曾兩次提出這個問題,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的時候,由李絳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後期李逢吉與裴度、李絳彼此衝突的當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穆宗也遇到過這個難題。其時是韋處厚明確指出,李逢吉之流實為「朋黨」。而文宗更為此苦惱萬分,這一次是李德裕先後對朋黨的現實進行了分析。在這些論述中,他們異口同聲地指出了一點,即:君子為同德,小人是朋黨。也就是說,只要是君子,就斷不會結黨營私,「朋黨」一詞,是小人的專用品。    
    問題的實質是:到底怎麼樣才算是朋黨?    
    李絳說朋黨其實無跡可尋,乃是小人譖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強為之論,則君子固與君子合,小人固與小人合,這也就是所謂「朋黨」。裴度認為,正邪自有區分,全靠人君鑒別。韋處厚則直指李逢吉樹黨結派。而李德裕更為文宗指出,朝廷當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黨。    
    被攻擊者當然不願退讓,從李逢吉到李宗閔不僅都斷然予以否認,而且反過來指責對方挾怨報復,造謠中傷。這個問題在當時就爭論了幾十年,始終不能得出一個清楚的結論,而在往往復復的爭辯中,派系已經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回到現實中來,我們還要弄清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會造成如此的結果?    
    平心而論,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問題。但李宗閔則偏執主觀,好挾私嫌,而且兩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齊、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宗閔、僧孺這一邊自不必多說,而經常與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過重,比如元稹、賈餗,甚至李紳,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問題看得簡單一些,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朝廷如此嚴重的派系鬥爭,完全是由個人恩怨而來的派性心理的結果。    
    但是,事情畢竟沒有那麼簡單。    
    無論是說宗閔、僧孺私結朋黨、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斷定李德裕也難逃個人恩怨嫌疑也罷,假如僅僅是這兩派黨同伐異、彼此排擠,造成的波瀾絕不會如此深遠廣闊。其實,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囿於私見而打擊異己,在政治上都是屢見不鮮的,但從來也沒有哪次像他們這樣牽涉到這麼多人,延續了那麼長的時間,起起復復那麼多次。一句話,如果沒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種對立就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會相互轉化、相互妥協,而斷不會永遠處在矛與盾的永恆是非中。    
    在宗閔、僧孺與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內心對這種事很頭疼,但有時在客觀上也能得到好處。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憲宗。至高無上的天子有權選擇什麼是應該做的事,一旦決定以後,他就必須把重心全歸結到這上面來。不管朝中有幾派存在,誰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舉個例子來說,比如元和後期,對淮蔡能否取得勝利,是帝國對藩鎮強硬政策成敗的關鍵,而這時裴度、李逢吉兩人的爭訐也達到了高潮。憲宗贊成平定藩鎮、掃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於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線的同時,順從裴度的請求罷免了反戰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鎮也相繼歸順後,憲宗起用皇甫鎛卻遭到了裴度的堅決反對,這時憲宗的心思已經從平藩轉到了收集錢財方面了,顯然,裴度的固執堅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礙,所以天子便斥責裴度「黨見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還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於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滿的一些人。憲宗此際所做的這一切,其實就是一種絕妙的牽制,儘管不是有意識的,但只要身處天子之位,也就決定了這是一種必然。    
    年輕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寶歷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為相時,敬宗不滿於他的無所作為。遂有心思召裴度為相。但皇上並沒有馬上就顛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訴遠在山南東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時間,你可憑此行事。」    
    這個暗示再明確不過了,裴度自然心領神會,立即主動上表請求入朝。結果使李逢吉大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編出了那段「緋衣小兒坦其腹」的東西來誹謗裴度,自己導致了失敗。在這裡,敬宗是勝利者,他的這種近乎於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來之筆!    
    文宗在這上面花費的心思更多。    
    文宗當政期間最大的問題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他先是放棄相互之間有成見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錫,宋申錫失敗後,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閔和牛僧孺,但結果仍讓他極為失望。所以便轉而啟用李德裕,並且贊成他大刀闊斧地清除李宗閔與牛僧孺的黨徒。文宗在反覆多次後雖然放棄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觀上還是嚴重加深了朝問的派系分野,使他們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擴大。    
    所以,沒有了天子,也許就沒有了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還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還有宦官。    
    在這幾十年裡,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視,從文宗開始,他們的權威和勢力甚至超過了天子。如果說天子對派系鬥爭只是下意識地起了一種牽制作用的話,那麼,宦官則完全是在有意識地操縱兩派的進退,以達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現實。似乎已經不必解釋,人們只要回憶一下文宗皇帝那一個無奈時期的種種現象,便立即會恍然大悟,只是心裡不敢說出來而已。即使李宗閔、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們心裡又何嘗沒有一本賬!    
    現在的問題完全是出於好奇:兩派與宦官這個第四者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李宗閔和某些宦官中關係密切。    
    這些宦官就是文宗時的左右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左軍中尉韋元素,以及王踐言的前任崔潭峻。這四個人是王守澄的死對頭。    
    宗閔是通過楊承和才和他們搭上關係的。當初他為了走楊承和這條路子,還頗花費了一些腦筋。皇天不負苦心人,宗閔托了駙馬沈■、女官宋若憲,終於聯繫上了楊承和,為他入相鋪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當時的樞密使,也是很有影響的人物,此公儘管與元稹關係最好,但對宗閔也不薄。    
    當然,宗閔與鄭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淺,不過沒有與楊承和那樣親密,所以當鄭注不需要他的時候,便借口他與李德裕鬧黨爭而將他一腳踢開。    
    牛僧孺雖與宦官在若即若離之間,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種程度上依恃李宗閔,也就注定了他無法對宦官表露出不滿。在這一點上,他與李宗閔沒有質的不同。然而總的來說,僧孺與宦官的關係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樞密使的王踐言十分討厭僧孺。原因無他,這位王踐言做過西川監軍,與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維州事件」的當事人,贊同德裕的主張。他於該年的十一月份回宮任職時,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過對宰相牛僧孺的不滿。    
    僧孺自己也意識到這些問題,所以他曾經兩次告退,自動要求解職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禍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罷相出朝,任淮南節度使後一直不願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東都洛陽過了好幾年,直到李宗閔入相後把他召回朝中為止。    
    李德裕與宦官是什麼關係,說起來很複雜。作為堅持傳統禮法的世家子弟,他當然對宦官有一種天生的反感,但是,他與其父李吉甫一樣,和宦官卻很少發生過正面的衝突。他幾次出外任節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員中,就屬他與由宦官擔任的監軍關係處理的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時,監軍是王踐言,前兩年在淮南時,監軍是楊欽義,這兩人後來都還宮入知樞密。德裕回朝後,與之也沒有發生矛盾,所以政事處理上便很少得到來自樞密院的阻礙。    
    原因是德裕這個人絕無勢利之心,做事講究個「禮」、「信」二字,假如別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從來也都是以誠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時,監軍楊欽義接到詔令回宮,看樣子必是入知樞密。可德裕聽說後,除了按禮節略示祝賀外,沒有表示出什麼特別之處。    
    到了臨別之日,楊欽義突然接到德裕的請柬,邀致府第一飲。    
    欽義如期前往,來到府中,見德裕在中堂設宴,席無餘賓,就他與自己兩人,席旁有好幾個床榻,上面堆滿了珠寶古玩圖書畫冊等物,都是很珍貴的東西。    
    德裕視若罔聞,只是頻頻催酒,與欽義依依話別,直到席終,德裕方才指著那些床榻道:    
    「與將軍同僚一場,情甚相得。無以贈別,權以這些東西充數,不成敬意!」    
    欽義大喜之餘,更覺得德裕全無趨炎附貴之態,是個可交之人。    
    不料楊欽義走到汴州,又接到詔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監軍。欽義空歡喜一場,只得再回揚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應該白拿德裕的禮物,便把德裕所贈,原樣送還。    
    德裕一見,笑道:「將軍把德裕看成什麼人了!這些東西值不了什麼,平常禮物而已,將軍又何必相拒?」    
    欽義很受感動。    
    但德裕與王守澄、鄭注乃至李訓卻是勢同水火。他再怎麼樣,也不至於像宗閔、僧孺一樣容忍他們的擅權專政。矛盾爆發過好幾次,最厲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後的那兩年,因而鄭注、李訓便通過王守澄調回李宗閔,借宗閔之力將他弄出京外。在那個時候,王守澄無疑是宦官中最得勢的一方,操縱權全在他的手裡。誰進誰退,全在他唾手之間,所以李訓、鄭注才有可能乘機借刀殺人。    
    說起來,宗岡、僧孺與德裕鬧得最厲害的也就是這一次,最後兩邊一起被貶出朝外更是絕無僅有的。這完全與宮中宦官派系的勢力消長互相對應。不過,他們卻因禍得福,在「甘露之變」時正好都不在長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6)

    開成時期,天子已完全成為傀儡,仇士良是惟一說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後任宰相的是德裕一邊的李石、鄭覃、陳夷行、李固言,四人與仇士良進行了對抗,在他們的努力下,長安在巨變後總算恢復了正常。    
    開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盜賊的襲擊,幸虧他跑得快,強盜只是砍斷了馬尾。沒有傷到他的要害。出事後京城大恐,捕盜數日而不獲。最後傳出消息,這是仇士良派人幹的事,整個朝廷霎時緘默。    
    李石曉得仇士良不會放過自己,沒奈何,只得請求辭職。十九日,李石帶銜出任荊南節度使,宗閔的同黨楊嗣復、李玨入相。楊、李正月執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幾位宦官,請他們在宮裡幫一些忙。於是皇上在初七這一天的紫辰殿召對宰相時,鄭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對宰相們道:「李宗閔在外面也有好幾年了,可否考慮量移?」宗閔此時被貶為衡州司馬。    
    鄭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憐其身處荒遠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斷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閔,臣請先退!」    
    陳夷行也道:「宗閔結黨圖私,死罪尚輕。朋黨奸險能傾覆朝廷,不是沒有先例,比如當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麼『八關十六子』就是證明。」    
    李玨反駁:「那是李逢吉之罪,與宗閔何干?」    
    陳夷行轉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數十個小人?!」    
    楊嗣復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閔、德裕皆得罪,兩年之間德裕量移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總要端平一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這樣吧,給他個州刺史」。    
    鄭覃不讓:「刺史太優,頂多授個洪州司馬。」    
    陳夷行加重語氣,又提出一個理由道:「李宗閔養成鄭注,為患幾覆朝廷,這個巨禍還不輕?!」    
    楊嗣復不愧是老奸巨滑:「早先,陛下想授鄭注官職,宗閔曾反對過,陛下想是記得這事的。」他想借皇上來反擊陳夷行的話。    
    鄭覃立即道:「陛下,嗣復這是黨庇宗閔!臣看宗閔這個人,其奸邪甚於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時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變」的空前浩劫,是公認的奸人。鄭覃拿他來和宗閔相提並論,話說得是很不客氣的。」    
    「鄭覃這話說得太過分了!」楊嗣復不能容許鄭覃說他和宗閔同黨,馬上找理由反駁:「陛下懲惡揚善,進退之理在於一個『均』字,非臣所能黨護得了的。昨日殷侑與韓益二人奏事,臣因為韓益前年曾犯過貪贓之事,所以未允,他鄭覃還對臣說什麼『過去之事何必再提』之類,如此看來,是誰在黨庇?!」    
    雙方各執一辭,爭得不可開交。但最終宗閔還是得到了量移,起為杭州刺史。這無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後起了作用。過了一年,鄭覃、陳夷行也被罷相,楊、李得以主持朝務,宗閔、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東山再起的勢頭。可就在這時,楊嗣復、李玨卻犯了錯誤。    
    他們站錯了立場。文宗去世後,兩人竟與樞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陳王,而仇士良卻要立武宗,最後是仇士良獲得了勝利。武宗成為天子,怎麼還有他們的好果子吃?    
    不用多說,這下子東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不過,他這一次命運的轉機仍然不是他自己決定的。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五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駕崩,武宗即位。    
    五月,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八月,葬故皇帝於章陵,廟號「文宗」,同時,宰相李玨罷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貶為郴州司馬。    
    楊嗣復、李玨相繼罷去後,新帝徵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來到了京師,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謝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幾點建議。這一進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慮的結果,也奠定了他今後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變」後雖然身處朝廷中樞之外,但他與居於洛陽優遊林下,「無復進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幾年並沒有白過。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時,也不忘對文宗大和、開成以來的種種現實進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數十年的派系分歧、朋黨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輔,便能立即向皇帝進言。    
    在德裕看來,這「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須「辨群臣之邪正」,這顯然是針對大和時期李宗閔之流結朋黨紛爭於朝而發的。德裕把自己獨出於「朋黨」之外,不論有無自我標榜的嫌疑,可話還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別,之所以紛爭不歇,人主不能正確區分而搖擺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堅持要辨明群臣之邪與正,並非完全是從洗刷自己的角度出發,而是充分考慮到使國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進一步的是,他在這一點上還強調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獨立而無所倚靠」,而小人則如籐蔓「必附它木」,從而給出了區分的標準。    
    這一標尺頗耐人尋味。君子獨立沒有疑義,而所謂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麼?明眼人是無庸解釋的,只要想想李宗閔,特別是李訓、鄭注之流緣何而進高位,就一目瞭然。德裕在此沒有明指宦官,但含義卻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應歸中書」,就是說政治權威應該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門,而不是「政出它門」。德裕於此同樣沒有把「南衙」、「北司」的現實狀況點透,可這一點承上面而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帝國政治的要害,份量是夠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屬於具體的運作範疇,他認為宰相在位時間絕不應過長,過長則必導致專權而生禍端。這一全無私利的政治方針,也是德裕純從王政的考慮出發的真實寫照。    
    新帝無不嘉納。    
    從這時開始,德裕的政治生涯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會昌」,是為會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勢卻很不好。在邊境方面,河、湟數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而北面的回鶻,又出了變故。    
    原來,在回鶻的西北,有一個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為回鶻所敗,此後與中國不通。後來該部落勢力逐漸強大,與回鶻交兵近二十年,回鶻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終於被黠戛斯擊潰,各部紛紛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鎮(這是本朝全盛時所設的邊鎮),還有一支由回鶻可汗之弟嗢沒斯率領,逕往天德軍所在地天德城而來,請求「內附」。外敵衰弱,正給了邊將邀功的機會,有消息說,天德軍節度使田牟等有攻擊回鶻散兵的意圖,正在積極準備,不日奏報也肯定會到。這種情況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臨著抉擇。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問題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來十分氣憤朝野竟有不少人對他入繼大統頗有微辭,即位的當天就把一位公開表示不滿的朝官諫議大夫裴夷直貶出了朝廷。接著,又將不支持自己登位的兩位宰相楊嗣復、李玨,兩位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請出京城。在仇士良在鼓動下,三月十九日,出詔賜劉、薛二人死,並派中使立赴潭、桂兩州,要誅殺分任湖南、桂管觀察使的楊嗣復和李玨。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這樣做,楊、李二人畢竟做過宰相,事情弄到要殺他們的地步,這就過分了。    
    戶部尚書杜悰聽到消息非常著急。這位杜悰是當年杜佑的後代,也是憲宗的駙馬,因為李玨的一力保薦做到現在的職位。此際,他沒有忘記報答李玨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馬去見德裕,請他出面勸說年少衝動的新帝。    
    德裕雖對楊、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輕殺,這是原則問題,與私人恩怨是牽不上的,德裕立即會同同相的陳夷行、崔珙以及崔鄲上疏。陳夷行在這個問題上也和德裕一樣,始終不以私嫌為意,一心一意地為援救楊、李出力,照理他與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德裕諸人連上數章後,又怕耽誤事情,於是把樞密使請到中書門下,請他向皇上美言,無論如何,至少也要讓皇上在延英殿召見宰相。    
    到了傍晚,武宗終於同意召見宰相。德裕等人入內,涕泣而言    
    「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後悔!」    
    皇上道:「朕絕不後悔。」言罷,賜諸人坐。    
    德裕答:「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死,不奉聖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連命再三,叫他們坐下談話,德裕等人就是不坐。如此良久,皇上見他們意思堅決,只得說道:「罷了,朕就看在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陳夷行、二崔聽得此話,連忙下階拜伏謝恩。皇上道:「這下諸卿可以坐下了吧?!」數人這才聽命。武宗歎了口氣:    
    「朕嗣位時,宰相何嘗心服?李玨、薛季稜志在陳王,楊嗣復、劉弘逸志在安王。陳王尚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賢妃覬覦神器。且嗣復與楊妃同宗,還與楊妃云:『姑何不效則天皇后臨朝』,卿等想想,這是什麼話?!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    
    天子這一番表白髮自內心,誠懇率直,似乎顯得有理。其實,皇上不意之間,漏出了天機。照他的話,陳王既是先帝遺志,如何你陛下卻取而代之?若是以陳王沖幼不克大任,安王與你皇太弟之間也並無必然的是與非。不過,數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況已屢見不鮮,德裕等人身為人臣,既無法說清楚,也不敢說出來。在這種情形下,只能委婉規勸而已。還好,皇上改變了主意,只是再貶楊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玨為昭州刺史,裴夷直為州司戶。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德裕與陳夷行、崔珙、崔鄲不失君子風範,是值得大大稱許的。    
    接下來,德裕又很好地處理了邊境上的回鶻散兵內附問題。    
    在這個事情上,不僅天德軍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進攻,陳夷行甚至也是這個主意。德裕力排眾議,堅請武宗不能輕動武力,對潰敗的回鶻應以安撫為上,即使進攻,也應待部署安排妥當後再說;目前仍當以約束邊將,嚴兵保境為佳,既不失道義,也不至於釀成禍患。    
    皇上問了德裕一句話很有意思:「嗢沒斯請降,卿敢擔保他是誠心的嗎?」    
    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況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體分析眼下雙方形勢,才如此斷定彼輩尚不至於為亂。」    
    這是政治家應有的風範,既不為怕擔風險而一味討巧,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輕率行事,德裕在對這件事的態度上,第一次真正體現了他過人的戰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確實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絕不亞於乃父。此後情形的發展證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確:兩年後,嗢沒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歸義軍軍使;又一年後,回鶻烏介可汗倒是率軍侵擾天德、振武兩軍,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勝利。    
    在武宗的頭一、二年裡,德裕和整個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對外處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鶻的滋擾,也包括河北幾個鎮的一些不安分舉動,德裕對這些事的處理都表現出了很強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為觀軍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個機會要給德裕難堪。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7)

    那是群臣要給天子上尊號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鳳樓接受尊號並大赦天下。這天,有人不懷好意地告訴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擬詔制,準備削減禁軍的衣糧馬草數量。士良一聽,正中下懷,便當著不少朝臣的面揚言:「果真如此,明日禁軍軍士必會於樓前喧嘩!」    
    德裕聞知,立即奏報皇上,請在延英召開宰相會議,當面澄清此事。皇上聽德裕說知此事後大怒,馬上派人到禁軍宣示:「大赦令中本無此語。況詔書出自朕意,非由宰相,爾等安出此言!」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擊,只得惶恐稱罪。    
    這也是德裕反擊的及時,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敗。德裕的這次成功,也說明他對付宦官有一套辦法,既讓他們無懈可擊,同時又嚴陣以待,不給他們有出擊的機會。有了這種戰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間,宦官的勢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還有兩個:    
    一是德裕與樞密使楊欽義有交情,觀點也很接近,都主張抑制地方藩鎮,強化中央集權。當然,以楊欽義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們的考慮,因為中央強大,他們的地位自然隨著天子威望上升而穩固,假如天子為方鎮所脅,宦官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響便隨之降低。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時,竟然沒有事先告知樞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決定後就直接頒布。這也就是說,皇上把樞密使參與政事決定的「老規矩」破除了,宮中的老人都罵楊欽義懦弱,不敢出面力爭。其實,楊欽義在這種新形勢之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擁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與德裕兩方面的壓制下,最後在這一年也不得不請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黨徒們送他時,仇士良對這些宦官們語重心長地說:    
    「不能讓天子閒而無事,要常常引他縱情享樂。而且娛樂要日新月異,如此,天子自無暇顧及他事,吾輩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語氣道:    
    「尤其要緊的是千萬不能讓天子讀書,親近儒生。他見到前代興亡之事,心生憂懼,便會疏遠吾輩。」    
    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實際上也是幾十年來宦官行事的原則。士良此時要給後來者諄諄傳授這條秘訣,既出於臨別傷感,也屬於一種訓誡,他是不希望眼下的這種情形長此以往的。    
    當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裡,但宦官的根基卻沒有就此動搖,「北衙」與神策軍也還牢牢地掌握在他們手中。不過,他們的勢力畢竟還是削弱了,儘管程度很小,但也確實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這以後使帝國取得了政治、軍事上的一系列成功,關鍵原因就在這裡。    
    會昌年間朝廷最大的收穫是收復了昭義鎮。    
    昭義鎮在德宗時號昭義軍,元和時在討伐河北三鎮的戰事變得強大起來,轄澤、潞等數州,地處河中、河東和魏博、成德四鎮之間,也是個有影響的大鎮。「甘露之變」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是惟一上表斥責仇士良罪惡的藩鎮首領,仇士良擁立武宗,劉從諫更為惱怒,反意遂生。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劉從諫病危,遺命其侄劉稹自為留後。從諫死後,劉稹果然不聽朝廷號令,欲圖繼位。在德裕的強烈堅持下,武宗決意討伐。    
    德裕對這場戰事的基本方針是穩住劉稹的後方,依托成德、魏博兩鎮,並曉諭利害,使之夾攻昭義。為此,他親自草擬了給二鎮的詔書,明確表示朝廷對河北政策不變,允許它們子孫世襲,並重賞有功將士。    
    結果,戰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籌劃進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從劉稹的後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組織各鎮兵力從正面壓迫澤、潞兩州。昭義一鎮哪裡頂得住如此強大的壓力,只堅持了一年,便告失敗,昭義鎮從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這是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幹了一件大事,他在熱衷於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對長期盛行而嚴重影響國家經濟的佛教發動了一場革命。此事後來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們稱之為「會昌法難」。這次「廢佛」共毀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多人,收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規模可謂是空前絕後。    
    到了這個時候,德裕進官銜「太尉」,封「衛國公」,威望達到了頂峰。    
    六    
    在會昌時期執政的五年中,德裕沒有讓宗閔、僧孺等人得到一點機會。    
    楊嗣復、李玨當政後,開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閔已陞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擔任了一種閒職;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為左僕射,因為仇士良等宦官的關係,他內心仍不情願捲入是非之中,於是托疾不出,到了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為襄州刺史並兼山南東道節度使。就在此後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獲得執政的地位。    
    德裕無法和他們言歸於好。到了這個時候,他心裡十分清楚:李宗閔與牛僧孺形成頑固的朋黨派系已成為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一切都是針對自己而來的,如果允許他們回到朝廷中樞,就等於放棄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當然不想這樣做。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親密好友李紳回到了長安,出任宰相。    
    李紳是當年因強烈反對李逢吉與王守澄而被貶斥的,由於韋處厚、李德裕的先後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後代替德裕出鎮淮南。    
    李紳與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時期,他與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李紳這個人剛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當初要用僧孺入相來排擠德裕,自然為李紳所反對,所以逢吉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屢經謀劃後,終於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個機會,把他貶出了京外。此次李紳被徵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讓的立場。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夠順利貫徹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讓宗閔、僧孺有隙可鑽的,否則一切努力都將在瞬間化為烏有。兩派相爭到了這種程度,確實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軟。    
    國事方殷。回鶻、黠戛斯、吐蕃的邊患,方鎮的蠢蠢欲動,無不預示著帝國需要強有力的措施來加強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這一點,同樣也就有決心把「朋黨」問題徹底掃除,儘管他可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是如何的艱難複雜。    
    這年的七月,陳夷行罷為左僕射。為鄭覃所知重,而為李玨、楊嗣復所惡的諫議大夫李讓夷拜相,這同樣也是德裕經過審慎選擇後的結果。到目前為止,德裕都是選用自己信得過的人出任要職,這為他在會昌後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這方面,德裕並沒有顧忌別人的議論,行事也很謹慎,但就是這樣,他還是犯了一個錯誤。這起因於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啟用時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為相,但德裕卻不贊成。    
    白居易這人的道德文章是沒話說的,元和時在帝國詩壇上與元稹齊名,時人稱為「元白」,又和劉禹錫相伯仲,稱「劉白」,是其時文壇上執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貧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歲始中進士,又登制舉中的「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開始邁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後任翰林學士、左拾遺,以敢於直諫而聞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權貴被貶,直到穆宗即位,才漸得起復。    
    白居易是李宗閔的親戚,與牛僧孺的關係也很好,但他與另外一個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別是和元稹的友誼極深,同時,在政治見解上,他也有著自己一貫的主張。因此,在穆、敬、文三朝兩種派系鬥爭日趨明顯的情況下,居易便十分為難。    
    平生抱負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獨善其身。於是他不願繼續留在京城,上表乞病,還居東都洛陽,於香山之麓疏沼鑿灘,構樓種樹,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與弟行簡、祖弟敏中遊覽登勝,流連詩酒,和牛僧孺亦時相唱和,倒也頗得天倫之樂。在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過,德裕和他卻幾乎沒有來往,對其才名似乎也有點不以為然。德裕反對武宗起用居易為相,是否考慮了他與宗閔、僧孺有的這層關係,一時也難以斷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謁」理由是很充分的,因為其時居易不僅得了風疾一直未癒,而且年紀也實在太大了。    
    


第五章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8)

    德裕為了妥善起見,鄭重建議皇上啟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為此還對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評價,說他「辭學不讓居易」,可以勝任要職。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學士,進入帝國的高層。    
    德裕內心對這一切似乎沒覺得有什麼問題,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喪失公正的立場。但是,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政治鬥爭不僅嚴酷,同時也非常微妙,有時,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反對派強烈的敵意。比如這次,德裕認為白居易年老,說不定居易自己也這樣認為,但德裕的反對者卻斷不會抱同樣的想法。白敏中不僅沒有對德裕的推薦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權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裡,在他看來,德裕啟用自己,完全是出於不讓白居易擔當大任的考慮。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這個失誤給自己後來的徹底失敗埋下了伏筆。    
    但是誰也無法保證自己不犯錯誤。德裕在對李宗閔、牛僧孺的態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許他們有機會回到朝廷中樞來干擾既定方針,那麼無論怎麼處置得當,都必然會像白居易事件一樣引起爭端。時勢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讓,便注定無法取得預料的效果。對宗閔、僧孺來說,無論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彌彼此之間的過節和積怨。看來,事情到了這一步,也無所謂什麼錯誤不錯誤了。    
    昭義戰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執政期間影響兩派鬥爭的最大事件。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劉從諫於上月初七死後,其侄劉稹自稱留後,秘不發喪。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詔劉稹護從諫靈柩歸東都,劉稹不從,五月初二,德裕在朝會上堅持討伐劉稹,為天子首肯,戰事已一觸即發。    
    昭義一鎮的核心是澤、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隊的主要攻擊目標。東都洛陽處於敵陣的正面,是朝廷各軍的攻守堡壘,在這場戰事中的戰略地位顯然十分重要。在如此情形下,以前與昭義劉從諫關係不錯的東都留守李宗閔,便似乎有點讓人不放心了。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東都洛陽。武宗對宗閔在文宗時期時的所作所為一向抱有成見,他有這個想法不足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進一步商議。    
    皇上以為宰相考慮的是具體安排,忙補充道:「方鎮不行。調他到遠一點的州去!」    
    德裕倒有點難辦了,宗閔與劉從諫的交往畢竟是十年前的舊事,單憑這點理由就貶斥他,確實說不過去。就是調他走,起碼也要給個州刺史的職位,德裕不願在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後,宗閔被調到了江南的湖州,這是一個不錯的地方,也算得上是個美缺。不過,宗閔當然還是不可能領德裕的情,滿心委屈地離開了洛陽。    
    在這幾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與前面兩事相同,在反對派來看,似乎處處都體現了德裕「以憎惡用人」的黨派習性。但實際上的情況是否如此,卻很難用簡單的標準去判斷。德裕在這一時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證明他的政策是相對正確的,如果為了保證正確的政治方針能夠得到貫徹,採取一些強硬手段並不能算錯。    
    但對於有所犧牲的人來說,德裕的成功並不能證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不管怎麼說,任人惟親、排斥異己都是不符合傳統倫理的。有意思的是,李宗閔等人先前當政時絕對不會有這種想法,當德裕主掌大權後,他們才感到這一點是多麼重要。    
    這一年崔珙罷相,李讓夷薦崔鉉入相,此也就是武宗不通過宰相和樞密使自行任命的那個人。崔鉉與崔珙在許多事上不協,結果崔珙遭到貶斥。會昌四年(公元844年),戶部尚書杜入相,他與李玨關係非淺,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就在同時,李紳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鎮守淮南。    
    當昭義平定,德裕的權力達到頂峰後,更大的事情來了。    
    會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間,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將、澤潞西南面招討使石雄率先擊破昭義軍,又在澤潞初平後受旨領七千人進入昭義鎮治所潞州受降,盡擒劉稹黨羽。九月,朝廷任命的新節度使盧鈞進駐潞州,昭義正式收復。十月,石雄向朝廷奏報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    
    石雄奏稱:攻佔潞州後,手下兵士在賊處搜獲了一批檔案,檢點時發現其中竟有李宗閔、牛僧孺給劉從諫的親筆信件。    
    在接到石雄奏報的同時,河南府尹呂述也給德裕寫來了一封私人信函。呂述在信中說,平定澤潞的捷報傳到洛陽時,正在東都述職的太子太保牛僧孺竟「出聲歎恨」。    
    德裕接到這些報告後非常生氣,早先毫無證據的「交通敵賊」、「同情叛黨」嫌疑,原來竟是事實!德裕帶著一些隱約的快意立即把這兩件事呈報給了皇上,根本沒有仔細考慮考慮:此事由石雄、呂述兩人報來,其中有無虛擬的成分。    
    天子勃然大怒,立即詔貶僧孺為太子少保,宗閔為漳州刺史;幾天後,又貶牛僧孺為汀州刺史,宗閔為漳州長史。一個月後,天子似還不解氣,再貶僧孺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長史」與司馬一樣,都是州刺史的佐官;所謂「長流」封州,也就是流放到封州。這是牛李二人有生以來遭受到的最嚴重的處分了。制命一下,不要說他們本人,整個朝野也大為震動。    
    本來德裕就在執政期間繼續實行抑退淺薄浮華之士的策略,而大力獎拔孤寒,打擊朋黨,早就引起為數不少人的不滿。此次惟一能與德裕相抗衡的宗閔、僧孺又遭毀滅性重創,使得這些人的怒氣和怨憤達到了高潮。這時,在淮南任節度使的李紳又做了一件火上澆油的事。    
    他到任不久,發現手下的江都縣令吳湘盜用公糧錢,並且還強娶民女。李紳最容不得這種事,怒火萬丈,給這個人定了個死罪。這件事情本來不大,李紳的處理也在地方官的權限之內,但其中卻有個複雜的情況存在。    
    原來這位吳湘的哥哥叫吳武陵,與李德裕很有點過節,德裕對這個人也公開表示過不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這一下,李紳的處理便在朝野引起軒然大波,判吳湘死罪,顯然是稟承德裕之旨而與吳武陵過不去,這不是挾怨報復又是什麼?!他們不敢把矛頭直接指向德裕,便紛紛指責李紳處理不公。德裕在此堅決維持老友的原判,並把持不同意見的兩位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公貶了職,壓住了波瀾。如此,德裕樹立的對立面便越來越多,對立的程度也越發尖銳,只是沒有最終激化,因為德裕的聲威正如日中天,在他的身後還有天子,宦官勢力又採取默認的態度,這些人再有怨氣,在眼下卻無可奈何,只能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裡而已。    
    此後,無所建樹的杜悰、崔鉉先後去職,李回入相。李回是德裕用兵昭義時,起用他奉使前往河北三鎮執行說服工作的人,無疑是一位有功之臣。德裕用他為相,也不能算是囿於派性。在德裕主政期間,最後同相的是崔元式,他與德裕在很多方面有分歧,未多久便也去任。    
    德裕在相已經五年了。儘管他曾經在幾年前數度上表辭職,但都未被武宗接受。眼下的情形正應了他剛剛回朝時的話:宰相在位不可過長,過長則必導致專權。德裕主觀上有無這個問題姑且不論,但客觀上這種事實的存在確實也是不可否認的。    
    到此,以李宗閔、牛僧孺為代表的一派與德裕為代表的一批人的種種過節,似乎以德裕的勝利而煙消雲散了,確實,照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德裕笑到最後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世事實在是太難預料了,德裕最終也未能善始善終。決定性的原因只有一個:德裕強有力的支持者武宗皇帝,居然也英年早逝。    
    壞就壞在皇上同前幾代天子一樣貪戀長生之術,迷食丹藥,弄得不可收拾。    
    武宗即位之初,就十分賞識一位名叫趙歸真的道士,命他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自己親受法菉。一名諫官上疏切諫,還被貶為河南府士曹。幾年過去後,皇上對趙歸真的寵幸有增無減,連德裕的勸諫也不以為意。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皇上因服用了趙歸真等人煉製的金丹,性情開始變得暴躁焦急,喜怒無常,這個症狀與當年的憲宗一模一樣,已經不是個好兆頭。    
    入冬以後,皇上自己也覺得身體不適,像是患了大病。趙歸真上言:「這就是在換骨了,請陛下堅持。」皇上仍不以為非,囑咐左右:「不可讓外間知道!」於是宮外莫知詳情,德裕也被蒙在了鼓裡。    
    如此一來,一場悲劇又不可避免: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堅持了近四個月後終告不測,年僅三十三歲。天子彌留之際,因皇子沖幼,宮中宦官決定:以皇太叔光王「權勾當軍國事」。二十六日,光王即位,史稱「宣宗」。    
    德裕固然沒能想到武宗竟這樣地撒手而去,但更沒想到即位的新帝將是一位致他於死地的天子。他簡直無法相信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訓,竟會在他的身上變成一個最好的範例。    
    新帝即位的當日,德裕正奉冊在側。典禮結束後,新帝帶著一副無法猜測的表情,含義無窮地對左右道:    
    「剛才在朕身邊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便使朕毛髮俱豎!」    
    四月初三,德裕被命為荊南節度使出朝。    
    初四,工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薛元賞被貶為忠州刺史,其弟元龜貶為崖州司戶。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    
    八月,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玨這五位前宰相各得量移不等。    
    第二年,新帝改元「大中」,是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新年中,事猶未已。    
    正月,恢復進士及第者「曲江游宴」。    
    二月,德裕貶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閏三月,詔命凡會昌五年所廢佛寺,聽其修復,地方不得禁止:增復會昌時所減州縣官。    
    六月,牛僧孺進位太子少師;令狐楚之子令狐綯被擢為考功郎中兼知制誥。    
    八月,德裕同僚李回罷相,出朝任西川節度使。    
    九月,御史台發李紳任淮南時的「吳湘舊案」,再貶德裕潮州司馬。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德裕三貶為崖州司戶,李回再貶為賀州刺史。    
    …… ……    
    到此可以暫時打住了。事情一目瞭然,凡是舊帝所支持的,全為新帝所否定。這一次首當其衝的是德裕與他的同志們,被徹底地清除出朝外,並且一貶再貶,直到永遠消失。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德裕抵達貶所崖州,這時他已經六十三歲了。李宗閔最早去世,死在受量移後不久,牛僧孺也於去年十月病死在洛陽。德裕雖然活到了最後,但他心裡清楚:最終失敗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因為一切光輝燦爛的功績都已在新帝的手中被徹底摧毀。    
    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鬱鬱中去世。消息傳到長安,有人寫詩道:「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看望崖州!」    
    這一場延續了幾十年的故事就這樣以三位主角的去世而漸漸開始消歇了。是非自有公論,但無論是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還是各自的派系,他們都不是勝利者,真正的勝利者說到底也許只有一個,這就是我們的新一代天子,帝國第十九位統治者:宣宗皇帝。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1)

    從來系日乏長繩,水去雲天恨不勝。    
    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李商隱(公元812 ?-858年)    
    一    
    在帝京長安的最西北角,南臨興寧坊、西靠長樂坊,東北兩面緊毗外城城牆的地方,有一大片華麗的宅宇,殿樓逶迤,飛簷相接,獨自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坊區。這就是本朝諸親王居住的地方--十六宅。    
    除了冊為太子的皇子入居東宮,其他的皇子幾乎都住在這裡,若非危難時期受命出鎮或領銜外任,自本朝玄宗皇帝先天年間起,皇子例不出閣。他們的屋第雖不在一處,但卻十分集中,大家可以不出坊裡就相互往來。久而久之,「十六宅」便成為本朝諸王的代名詞。    
    「十六宅」起於何時,倒也很難詳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一年年也有所變化,最終成為長安城中一塊極有份量的地方。其原因也是一目瞭然:近幾十年來,「十六宅」出了好幾位天子。    
    照理,東宮的太子本是合法的繼承人,原本是輪不到十六宅裡的諸王的。可是本朝的儲位問題在最近一個時期裡變得越發嚴重,幾代天子竟都不享天年,不是沒留下嫡脈,便是皇子沖幼。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國家社稷的考慮,由宮裡做主,皇位便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繼承。所以,「十六宅」便有戲了!    
    第一個是文宗皇帝,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被神策軍從十六宅中迎到了大明宮,首開「十六宅」諸王入居大寶的先例。接下來是他的弟弟武宗皇帝,在太子已立的情形下,猶被仇士良率數千禁軍迎為天子。武宗同樣也是英年早逝,去世之時,長子杞王只不過幾歲,於是,「十六宅」再出一位皇帝又將是不可避免。    
    近三朝以來,十六宅中有一位光王李怡,和別的親王大不一樣。    
    德宗以後,順、憲、穆、敬、文、武六帝先後御極,其中敬、文、武三帝是兄弟,分別是穆宗皇帝的長子、次子、第五子;憲宗子息頗多,共有二十子,長子穆宗,第十三子就是李怡。不過,這第十三子李怡卻不是嫡出。    
    其母鄭氏原是宮女,據傳還是當年憲宗平定李時的戰利品。因為生有美色,遂獲憲宗愛幸納入後宮,生下李怡。李怡長慶三年(公元823年)時被其兄穆宗封為光王,所以按輩分算起來,應是敬、文、武三帝的叔叔。這位三朝皇叔在十六宅中,是個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說起來有點讓人吃驚,光王有些名氣既不是因為他是三朝天子的叔叔,也不是因為他有怎麼樣的功績,更不是因為他有如何的德聲--說得難聽一點--而讓人感到他有覬覦大寶之心。光王之所以讓大家記得他,卻是因為他似乎是個癡呆,至少是個智力不健全者。    
    宮中都這麼說。這位光王生於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三日,小的時候尚不覺得,長到幾歲後就發現,他的心智有嚴重缺陷,與同齡的幼兒簡直不能相比。隨著年歲增長,也沒有多大的改觀,無論哪一方面,都較常人遜色。這已經漸成大家的共識。    
    文宗大和時期,光王已經成年,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加了一條:變得更加沉默寡言起來。任你天大的事,他也是不發一言。平時游畋宴集,總是一副毫無表情的模樣,讓人無法捉摸。    
    有些人猜測,也許是光王有一次到掖庭宮謁見當朝國母--也就是其兄穆宗的生母、文宗的祖母--憲宗懿安太后的時候,竟然遇到宮人行刺,受了嚴重驚嚇的緣故才如此雪上加霜。可是,那次事件不過是有驚無險,按理也不至於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的。    
    不管怎麼說,光王已成為十六宅中惟一讓大家感到放心的人,諸王們有時雖也拿他開開玩笑,但與他相處得卻還不錯。確實,一個人只要讓人覺得毫無威脅,與自己沒有利害衝突,他就能博得信任、同情,甚至是誠心誠意的幫助。    
    文宗是由十六宅出去的,即位後,便經常來到諸王居處,與大家敘敘舊。但他對光王的態度卻不怎麼樣,有時故意作弄他,近乎於惡作劇。    
    一日,天子在十六宅大擺宴席,款待諸王。席間大家歡笑戲謔,無復君臣之別,可光王卻依舊是不說一句話。文宗笑道:「誰能讓光叔開口,朕有大賞賜!」    
    眾王哄然叫好,立即就有幾個年輕的親王上去逗他。結果當然是徒勞,任你百般捉弄,光王始終是不露聲色,緘默其口。文宗看著皇弟們無可奈何的樣子,大笑不已。    
    時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過去。外間的風起雲湧,照例不能影響到十六宅的平靜,諸王們在流連詩酒、游畋宴集中打發著聲色犬馬的日子。只有這位「光叔」似乎稍有不同,他照樣也參加各種聚會,但曲終人散之後,他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誰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但是,一個人如此韜晦,總會引起一些多心人的猜疑,武宗就是一個。    
    這裡面有件事情說不出口。當初敬宗皇帝宴駕後,文宗以皇太弟的身份即位本就有點名不正言不順,而文宗之後,皇弟武宗踵繼大寶,也是出於一種極不正常的程序。宮內外有人看不慣,因此十六宅裡的光王,便自然為人所矚目。只是人們都知道他很有些毛病,除了為他可惜之外,也想不起其它什麼。    
    可武宗不這樣看。即位之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也比較長,由於自己性情豪爽任氣,經常拿光王開心,因此比其他人要多瞭解這位「光叔」的情況,同時也就比他人更加疑惑,更加莫名所以。    
    武宗雖然粗率而不拘小節,但他有一種預感:光王的沉默不言、與世無爭是裝出來的。儘管找不到充分的證據,但他覺得這種感覺絕對不會錯。這種第六感一樣的東西時時會湧現在他的心頭,特別是當他與光王同行同處的時候,望著光王無動於衷的表情,總覺得在那張臉背後其實深不可測。武宗所不明白而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為什麼要這樣?    
    武宗即位以後,這種感覺越發強烈。    
    同其兄文宗一樣,武宗也經常到十六宅與皇叔弟們歡笑戲謔,不過,他很討厭光王,時常給他難堪,光王越是不經意,武宗就越是無禮。    
    於是,武宗在位期間,光王李怡便時常出現一些意外。不是與皇上擊毬時偶然落馬,便就是在入宮時莫名其妙地失足,凡此種種,都在不經意之間突然降臨,讓人猝不及防。但是,光王仍頑強地活著,並且永遠不出一句怨言。有時甚至弄到瘡痍遍體、滿身腥穢,連前來偵視的宦官也為之驚訝的程度,他卻還是那樣地不以為意,就彷彿是一位不知世事的頑童,只要沒有受到斥責,就已經感到無比幸福了。    
    然而更大的危險還是一天天臨近。    
    那是有一年的冬天,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長安的大道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時間早已到了宵禁時候,坊門四閉,積雪盈道,四周闃無人跡,只有一大隊車駕的轍印依稀尚在。一名金吾衛的巡警正緩緩地挪著腳步,忽然,他發現雪地裡似乎有個人影。    
    巡警大驚,急步走上去,只見一位華服微髯之人,正在雪地裡呻吟,掙扎著要爬起來。巡警問道:「你是何人?」    
    「我光王也。不意至此,……我又困又渴,你能不能找些水來?」    
    巡警半信半疑,但看此人,儘管泥漿滿身,卻也不掩英武之相。不敢怠慢,便到近處有水的地方給他裝了一罐,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光王李怡坐起身來,將手中的水一飲而盡。他抬起頭,望著黝黑蒼茫的天空,像是在思考他為什麼會倒臥在雪地上。他想起來,晚上是同諸王兄侄隨駕出遊的,酒後策馬而回,突然一個閃失.後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此刻他卻很清楚自己為什麼會馬失前蹄,而差點就凍死在這無人的街道上。也許真是蒼天有眼,保佑自己命不該絕,這才能從昏迷中及時甦醒過來,不至於橫屍雪地。想到此,光王只覺得那一罐冰冷的水在腹中翻滾升騰,如同一團烈火在熊熊燃燒,直使他週身滾燙,散發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像是要把他托上九天雲霄。他在心裡道:這樣的「失足」一定是最後一次了!    
    光王李怡慢慢地站起來,略略辨了辨方向,便毫不猶豫地踏雪而進,向十六宅的府第走去。黑暗中,朦朧的雪光映照著他的一身紫服,發出一片黯淡的光芒,遠遠看去,就像是一個幽靈在徘徊。    
    武宗還沒來得及得出他的答案,或者說他甚至還沒有完全決定他是不是還需要這個答案時,就突然撒手而去了。皇上走得如此匆忙,是著實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的。可萬幸的是,危急存亡時刻,總是會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站出來扶持大局的。宮中的宦官們又一次義無反顧,從文宗開始,他們就有了這個資格,也有了這個能力。    
    宦官比朝士們更懂得這樣一個道理,所謂種豆得豆,種瓜得瓜,有所耕耘,才有所收穫。如果天子是在我手上產生的,而這位天子又是平庸懦弱之輩,這份好處還用說嗎?!當然天子必須由太子繼承,這是百代不易的制度,不過,太子如果年幼無知,那就可以另當別論了。    
    武宗皇帝病重後,有兩個多月不視朝政,宰相請見,亦被樞密駁下,朝野內外憂懼萬分。    
    拖下去於事無補!內侍仇公武首先提出:皇叔光王可當大任。    
    左軍中尉馬元贄一聽,肚子裡轉了幾轉,立即就隨聲附和。他知道這裡頭的奧妙。    
    樞密使和右軍中尉沒有他們兩人反應得快,可一會兒也恍然大悟。這個主意真是精妙!文、武兩帝的幹練衝動,他們雖無切身體會,卻也深知一二,前輩仇士良的諄諄告誡言猶在耳,所以在這件事上不得不小心謹慎,斟酌再三。可在此刻,他們的意見卻一下子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統一:以後的日子有了這位憨癡而無所決斷的光王,至少是不用擔驚受怕了。    
    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日,遺詔發佈:「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二十一日,皇太叔在宮中少陽院接見朝廷百官。    
    當文武百官步人宮殿時,誰也沒有對這位即將入替大寶的新帝抱有任何幻想,因為誰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國運就將要繫在這麼一位天子身上,大家無可奈何之餘,仍還有些微微的不甘心。可是,太子確實年幼,宮中遺詔已出,又有什麼辦法?!首席大臣李德裕在這期間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可在這種建置天子之事上,他也無能為力,更何況他人!    
    百官班定,內侍齊集,樞密中尉們也已就列。皇太叔出現了。    
    他的腳步沉穩有力,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滿含著一種真切的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從他那堅毅同時又蘊含深邃的表情看,他的聰明睿智絕對要超過常人!    
    所有的人都被皇太叔的不凡氣象籠懾住了,他們驚在當場,彷彿夢中。    
    皇太叔開始處理積留數月的政務,一件件一條條地剖決裁斷,無不明白合理。他對國家政務和制度禮儀的熟悉就好像是一位垂拱已久的天子,他的敏銳果斷和不凡見識又像是一位英明的長君。在這短短一個上午的時間,皇太叔舉手投足、言談話語之間,就讓所有的人明白了這樣的事實:他們以往的認識是大錯特錯了!    
    在場的每一個人先是驚詫,繼是欣慰,最後,他們突然覺得一陣寒意襲上心頭,絲絲入懷,無法自已。當一陣料峭的春風吹過時,他們才發現,自己背後的衣衫已被淋淋的汗水濕透。    
    但沒人能想到的是,這樣的冷汗,竟要流上十幾年!    
    二十三日,武宗駕崩,皇太叔光王即皇帝位。這就是「宣宗」,時年三十六歲。    
    這是忍耐的勝利,這是毅力的勝利,更是處心積慮、堅忍不拔的最好報償。一個人只有保存好自己,才有可能戰勝強敵,實現自我的輝煌。先知先聖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宣宗皇帝以他的超凡精神驗證了這一箴言。相比起來,無論是李德裕如何地建功立業,李宗閔如何地快意恩仇,牛僧孺如何地自保其身,白敏中如何地最終得計,在宣宗皇帝的勝利面前,統統都不值一提。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2)

    二    
    備受艱難的人,是無法忘卻自己那種疾痛慘怛的經歷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徹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他再也無法使自己像過去那樣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開始了行動,他的一腔怒火,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對李德裕的處理。    
    德裕是會昌時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賴的輔弼大臣,遞代之際,禁中頒布的遺詔,都無可置疑地將他列為塚宰。但對新帝來說,他既代表著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對象。    
    新帝剛剛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罷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這麼一下子從執政的地位被拉下來,連他的政敵都沒有想到。兩天後,德裕最有力的幫手和同志、工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薛元賞也被貶職出京,其弟薛元龜也被牽連罷官。    
    宣宗深明此際需要何種必須的手段,一開始就顯得胸有成竹。從薛元賞之貶中可略見一斑。    
    薛元賞是什麼人?此人於甘露之變後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鄭覃等人的直接領導下,為平靖巨變,恢復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馬功勞。甘露事變後,長安陷入極度的混亂,政府部門整體癱瘓,城中惡少縱橫剽掠,盜賊侵奪坊閭,尋隙報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軍士橫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雖稍事收斂,但仍無濟於事。當時任京兆尹的是張仲方,面對這個局面,束手無策。    
    鄭覃入相後,立即起用了薛元賞替代張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賞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舉,任職後果然不負重望,不僅以強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無政府狀態,甚至還狠狠地教訓了一下神策軍。他的鐵腕手法,連其時的主宰者仇士良都無可奈何。以至後來好長一段時間裡,京中惡人包括禁軍兵士一提到元賞,無不心有餘悸。    
    元賞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職,「維州事件」時曾上疏贊同德裕的處理。政見與德裕很合拍,會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賞的精明果斷和不畏強暴成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這種實幹家才是德裕周圍最有威脅的人,這種人必然忠於舊主、忠於同志,而且擁有強大的力量,無論如何都必須清除。    
    這一切都來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個關鍵。    
    白敏中的成名其實全賴於白居易的影響。他自小便父母雙亡,由諸兄撫養訓厲成人,長慶初年登進士第後,先在藩鎮幕府任職,此後升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與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陽相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若不是武宗想啟用白居易的話,以敏中的資歷聲望,斷不會這麼早就能進入朝廷擔任要職。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從而給了他機會,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後脫穎而出。    
    此際,敏中的入相說起來也是大勢所趨。別看他資望不怎麼樣,可才名卻不小,另外在當時的朝中大員中,也只有他是獨立於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與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尋常的關係,由他來填補德裕出朝後留下的執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會昌時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罷其實是個表面契機而已,皇上其實倒並沒有把德裕徹底消滅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連帶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將李德裕及其勢力一舉剪滅。妙的是,敏中不僅對新帝的用意心領神會,而且把天子的心意與自己的打算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在兩者之間,找到了一條對雙方都有利的路子。    
    於是,李德裕帶著無限悲慼離開了京城,三年三貶,直至在崖州--這個帝國疆域的盡頭--鬱鬱而終;同相的李讓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閔、牛僧孺、崔珙、楊嗣復、李玨等一再北遷,直到最後平反。只可惜宗閔、僧孺都先後謝世,沒有看到這一場是非恩怨的最終勝利,否則他們一定會對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這一切當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為德裕畢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無大過,是不可輕作處分的。當初宣宗遽罷德裕,也還只是採取一種明調暗降的手法,讓他帶銜出為荊南節度使。儘管這是天子罷免宰相的慣用做法,但德裕至少還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謂領「平章事」出鎮,名義上的規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當然不願意就此罷休,他的策略是窮寇務追,一鼓作氣滅此朝食。    
    他想盡了一切辦法,先是找人進言皇上,暴露德裕當政時的種種不是。德裕既從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種積怨便紛紛泛起,要找出這麼些人還不算太困難。於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銜,改任東都留守,這已是一種地道的閒職。接下來,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終於在一件舊案子(即「吳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將德裕徹底摧毀。    
    敏中的聰明處在於他善於利用上下兩方面對李德裕的不滿,因而他的計劃一直進行得很順利。不過,他雖然是獲得了成功,可他忘記了政治鬥爭的一條基本原則,過於強硬而不作調和者,最終是沒有好下場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著眼點尚不僅限於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連續頒行了一系列有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復佛教。一是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長安左右兩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繼續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閏三月,詔復會昌所毀天下佛寺。    
    宣宗對佛教的態度與武宗大相逕庭,這也許與他悲苦的遭遇有關。十幾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廳後徘徊踟躕,有時亦向佛師們討教些禪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曉這種新起的玄義,無法與他交流。此時,這位儒雅灑脫之士便常常會笑笑走開,轉去與那些借寓佛寺的舉子敘敘各地的見聞,聽著他們對朝政的放肆評論。    
    這當然就是十六宅時的宣宗。他對由西方世界傳來的佛理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不過也只是興趣而已,並未深入地涉獵過。可儘管如此,佛還是給予了他其他教門所未能賦予他的東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難、死之艱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塵世、忍受現實的終極意義。這對年輕而思深的宣宗來說,是有極大啟發作用的。    
    於是武宗與德裕廢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這既代表著他的政治方針,也顯示出他對佛教的基本態度。他對翰林學士說:    
    「佛者雖異方之教,然可深助國家治理。可存而不論,不必過毀而傷令德。」    
    道理是不錯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復佛教的行為,卻明顯還是一種情緒在作怪,這一點大家肚子裡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點,就是佛寺發達,僧尼眾多,武宗時一炬毀廢這一基礎,遂使佛教元氣大傷而不得不轉尋輕便易行之道。此際再行恢復,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財力上就不勝負擔。宣宗詔命之初,就有一位進士孫樵上疏反對,中書門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見。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們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終於使皇上開始修正這一策略。    
    其他舉措,也無不帶有這種情緒化的特點。    
    另外一項是恢復進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別重視進士及第之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皇上有其個人好惡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復這種以浮華為事的「曲江大會」,就絕非儉德之君應有的態度。再比如剛即位的當年,宣佈增復會昌時所減省的州縣官員數目一事,更能顯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汰斥冗員總是一項善舉,不能因為其出發點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為否定。宣宗的這項詔令雖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實質卻仍不是基於改善吏治的一種修訂,而完全屬於鮮明的個人愛憎。    
    做完了這些,皇上到太廟祭奠列祖列宗。過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無動於衷,惟獨在其父憲宗的靈室裡突然放聲大哭,淚飛如雨,哀顫而不自勝。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他的感慟是發自內心的。    
    皇上對武宗是仇恨,對文宗是厭惡,對敬、穆二帝也沒有好感。惟一能讓他懷念的就是他的父親憲宗皇帝。自從他誕生到這個世界以後,也許只有元和時期的七八年是他最無憂無慮的日子,此後隨著年歲的增加,生存的環境卻越來越險惡,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脅,若非自己明白果斷、毅力頑強,哪裡會有今天?!如果父皇憲宗不被賊子弒殺,就不會那麼早離他而去,自己也就不會有這二十幾年慘痛的遭遇。想到這,皇上如何不悲從中來!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終於有了報償,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後貴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當然要將一腔衷情盡情地揮灑。    
    宣宗的悲哭聲震屋瓦,也使已移居興慶宮的懿安皇太后顫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憲宗皇帝實際上的正宮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勳郭子儀,母親是代宗皇帝的長女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葉。憲宗在藩邸時,即納其為妃,並於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為憲宗後宮多寵,一直未能立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願以償地成為國母。    
    憲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這情況後來人都或多或少有點知道。可對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聞不問,穆宗也諱莫如深。其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外間的人不敢想,當然也就無法道出。不過,在深宮高牆之內,卻是有無數種說法在悄悄流傳著,一直到了穆宗宴駕後,才由文宗皇帝將數名直接元兇繩之以法。不過,文宗也沒有這個膽子去徹底揭開這個蓋子。    
    宣宗可不理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鄭氏,宣宗即位之後,立即奉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數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並且還放出風聲說,一定要追究憲宗死因的真相,無論什麼人,都要一查到底。這話就把懿安太后嚇了個半死。    
    太后當然沒有直接參與弒君的陰謀,不過她顯然是知道內情的,事情的結果是穆宗即位,這是她夢寐以求的事,既有利於自身,又何必去惹這個麻煩。再說,太后對於自己的夫皇憲宗,也並無太深的感情,她無法把憲宗遲遲不立自己為皇后的事情一筆勾銷。所以,憲穆之際,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蟬一片,王守澄能隻手遮天,太后當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別看宣宗當時只有七八歲,但童年的印象是難以忘懷的,再加上數十年的明察暗訪,潛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過節,對於聰明睿智的宣宗來說,絕不是難事。太后的所作所為,包括那次掖庭宮中突如其來的暗殺事件,他早就一目瞭然。眼下說的這些話,意思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3)

    懿安太后已是惴惴不安,數日來茶飯不思。    
    她沒想到即位的光王竟原來是這麼一位欺世之人,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該手軟,在那次刺殺失敗後應再接再厲,致他死命。眼看皇上的生母鄭氏已居太后之尊,攻勢仍是咄咄逼人,而自己孤零無靠,如何能夠抵擋?太后感到無法忍受的是,身為四朝太后,三朝祖母,功臣之後,皇葉之身,竟被人強逼如此,心裡一口氣如何嚥得下去!太后心道:「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嗎?那好,我就死給你看!千秋萬世,讓你這個無德之君留下個逼死國母的惡名!」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太皇太后在兩名侍女的陪伴下登上興慶宮裡的勤政樓。其時風和日麗,草木蔥蘢,太皇太后倚欄而望,卻不禁悲從中來,想想如此下去,終究難逃一死,不如就此了斷了罷。主意一定,便巍巍顫顫地跨欄而上,要往下跳。    
    兩侍兒嚇得面色飛白,撲上去拼著全身力氣拽住她。太后大叫:「休得阻攔!我這是要遂皇上之志,快快放手!」兩人哪裡肯依,死活不鬆手。太后年高體衰,僵持一會,便已是氣喘吁吁,不能堅持,只得聽由二人將她扶下,送還寢殿。此事立即就有人報告了皇上。    
    宣宗拍案而起:「讓她去死!讓她去死!」皇上的怒火按捺不住,面色通紅,胸腔一起一伏,整個身子也微微顫抖起來,當著眾多內侍的面,破口大罵:「身為國母,聽任光陵商臣之酷而不懷慚懼,猶藏異心,言死尚輕--」說到此,皇上突然停住了話頭,慢慢地坐下,臉上露出了一絲難以察覺的冷笑,「好吧,朕就成全了你!」    
    左右肅然。    
    這天夜裡,興慶宮就傳來消息:太皇太后忽染急症,不治身亡。第二天,朝廷正式訃聞。這事情太明顯了,酒坊茶肆,立時就是議論紛紛。    
    幾天後,太皇太后入殮。有關部門得到皇上的暗示,上奏說:太后宜葬景陵外園。意思就是不配祔憲宗。    
    禮部檢討王皋是一位負責朝廷禮儀之事的太常寺官員,這個人有點愚忠,聽得此訊,心想:這怎麼可以!立即上疏道:郭後宜與憲宗合葬,在太廟的神位也應配祔憲宗。這份奏章送到宮裡,宣宗一見,差點沒有氣死。他看著宰相白敏中,竟是連話也說不上來了。    
    敏中退朝後馬上傳王皋入見,問他是怎麼回事。    
    王皋道:「太皇太后乃汾陽王郭子儀之孫,憲宗東宮時即為正妃,又曾以兒婦事順宗。憲宗厭化之夕,事出曖昧;而太皇太后天下之母、身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    
    敏中有氣,心想這個人真是蠢得厲害。「誅除兇惡,無使漏網。此乃聖上旨意。況今上已奉孝明皇太后--」    
    王皋打斷他:「相公這是什麼話?!太皇太后國母之尊,事無證據,豈能與弒逆之徒相提並論!」竟是一點不讓。    
    敏中氣得不行,板起臉來教訓他不要信口開河,可王皋橫豎不買賬。    
    到了中午時間,同相的周墀立在門口等白敏中一起會食,可這裡敏中正與王皋相持不下,只得出來對周墀道:「正為一書生所苦,公請先行。」    
    周墀好奇,便走進來在一旁坐下,聽著二人的辯論,心中大生感慨:朝中到底還是有孤直之臣!    
    可第二天,孤直的王皋就被貶為句容縣令。這當然是敏中的安排,他與皇上是無時不保持一致的。    
    太皇太后既已除去,皇上接下來的手段就更是乾脆。從宮中開始,一直到朝間京外,無論宦官、外戚甚至是東宮官員,只要與其事有牽連者,重則格殺,輕者貶斥,一概不留情面。這事持續了將近六年,直至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的正月,該殺該罰的人都已處理得差不多的時候,考慮到人情安穩,方才下詔宣佈:自今以後,餘者不問。算是給這件案子劃上了句號。    
    皇上的這些行為雖然手法頗重,卻不能說明當今天子就是一位冷酷之君。宣宗其實是一個大有情人,只是過去的歲月養成了他不把情感顯露於色的性格而已。他的內心世界其實異常的豐富,不能想像,一個人若是沒有強烈愛恨信念的支撐,如何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忍受孤獨痛苦的煎熬!文、武時期的遭遇,喚起了皇上對童年的懷念,也就引發了他對憲宗的無限追思。恨得深,也就愛得切,元和時代的一切甚至成了他全部的寄托,這種感情延續了宣宗的一生。    
    大中二年六月,那時他剛剛即位一年多。有一天他問宰相白敏中:    
    「朕昔年從憲宗之喪時,道遇大風雨,百官六宮皆四散避去,惟有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靈駕不去,這人是誰?朕記得此人年紀頗長,面有重髯。」    
    「令狐楚。」敏中很熟悉先朝故事。    
    「他有子否?」    
    「長子名令狐緒,今為隨州刺史。」    
    「能否擔當宰相之任?」皇上心情急切。    
    「緒少病風痺,……」敏中遲疑了一下,又道:「不過令狐楚次子令狐綯,前為湖州刺史,大有才器。」    
    皇上立即便制命提升此人。令狐綯入謝聖恩時,宣宗又親切地和他談起元和的往事,想不到他比白敏中更為明悉,君臣話語投機,興而忘倦,而皇上更是欣慰不已。    
    宣宗從此開始奠定了自己用人的基調。此後的十一月份,杜黃裳的兒子杜勝、裴度的兒子裴諗,也先後被起用。令狐綯最後在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入相。整個大中時代,宣宗無疑是惟一的主角,而白敏中、令狐綯是當然的配角,沒有了他們,也就無法襯托出宣宗皇帝精彩絕倫的演出。    
    當武宗的一切被徹底否定後,宣宗的時代便正式開始了。    
    三    
    此時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動無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當今天子的閱歷是前幾代皇帝所無法比擬的,他所承受過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沒人能望其項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確是帶著深深的思緒登上九五之位的。    
    對此,令狐綯是第一個深有感觸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時他剛剛由司勳郎中入居禁署,擔任翰林學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傳諭,說是皇上召見。    
    令狐綯趕忙入宮,走到皇上寢殿門口,便見有小黃門在那裡秉燭而候。顯然,皇上正急切地等著他的到來。    
    令狐綯走進殿來,皇上正在榻上讀書,「賢卿入座。」令狐綯行禮已畢,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書,凝神望了他一會,道:    
    「賢卿從江表來,不知對彼處民情吏政有無考察否?」皇上略略頓了一下話頭,接著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也難能自理,故尤需賢臣良弼的輔佐。」    
    說到這,皇上正眼瞧著令狐綯,意味深長地道:「然朕近來留意朝廷,卻未見有忠赤之士。」    
    令狐綯心裡一慌,急忙離座降階而伏,口道:    
    「聖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見效果達到,話鋒立時一轉:「卿甫為翰林學士,方纔之言,本不相及!賢卿不必如此,上來就座。」    
    令狐綯口裡惟惟,心中卻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宮人以玉杯斟酒賜與令狐綯,令狐綯山呼萬歲,一飲而盡。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書,有意岔開話題:「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他拿起兩冊,又接著說:「這一冊是先朝所述的《金鏡》,此冊為《尚書大禹謨》。」皇上隨意翻開其中的一卷:「賢卿讀過《金鏡》否?」《金鏡》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國經驗之談,與後人記述的《貞觀政要》一樣,都是歷來君臣取法貞觀之治的必讀經典。《尚書》則是先王先聖的言行紀錄,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寶鑒,《大禹謨》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綯暗自慶幸:還好自己對這部書下過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書,講的是治國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令狐綯話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廟號「太宗」,謚曰「文」,所以有這樣的稱呼。    
    天子十分高興,「卿試舉其要。」    
    令狐綯朗聲而讀,果真是爛熟於心。當他讀到「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一段時,皇上擺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嘗不三復然後已。《尚書》上也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欲致昇平,當以此言為首!」    
    令狐綯當然稱頌不已。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4)

    宣宗的好讀書又非是當年的文宗所能比擬的。文宗血氣方剛,追求的是一種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覽史籍,卻完全是尋求一種技巧上的借鑒,兩者性質不同,效果也就大相逕庭。    
    誰都知道要「任賢去邪」,可怎麼個「任」、怎麼個「去」?再說,即使有了賢明的輔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國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個例子,最後還不是功高蓋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後!宣宗相信書中所總結的這個原則,但是他卻自有他的方法。他對令狐綯說: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這就是了,宣宗確實不笨,他在十六宅度過的日子沒有白費,他早就深思熟慮過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則了。任何事情都必須做到心中有數,也只有這樣,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綯很為難:「六品以下的官員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冊登記:五品以上,方由中樞制授。這部分倒有一種名冊,稱作『具員』。」    
    皇上心裡有數。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員御覽》一冊呈上,放在案頭,時時翻檢。    
    可見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極高心智已經開始逐漸顯露,這件看起來很小的事情就是一個信號。    
    第一步是確立一種原則。宣宗選擇的是「法」。    
    自古而來的傳統皆反對法治,因為治以法,則必傷乎道德,而帝國的基礎正建立在一系列的倫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絕民刁頑,也無助於人君教化。所謂「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宣宗卻不以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鐵腕治國,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為此減膳食、出宮女,禱告上天,仍不見好轉,於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時任大理卿的馬植卻上疏稱:有些重犯,罪有應得,似不可一概寬囿。    
    天子得奏,也覺得有理,又命兩省五品以上官員合議。討論的結果,贊同馬植意見的佔了大多數,皇上就採用了這一措施,詔命一切皆按法規辦理。這是宣宗傾向於法治的開端。    
    不能不說馬植的話給了皇上重大的影響,他在奏章中所說的「誅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決滯,方副聖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之道」之類的話,和皇上內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處,而馬植的這一理論,更符合他所構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馬植為此在後來也成為宰相,為宣宗所重用。    
    宣宗當然還有所發展。他自己就公開說過:「犯朕之法,雖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著重強調了「法」的鐵板原則,操作起來,便就得心應手。    
    有一段時間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績不怎麼樣,但做起事來卻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員沒有避讓他的馬頭,崔罕心裡大為生氣,再一問,此人不過是一位小小的內園巡官,竟馬上重責其人五十四杖,至於將人打死。皇上得訊震怒不已,立即宣諭,把崔罕貶去遠州。    
    宰相們倒覺得處罰太過,齊詣皇上援救。宣宗心裡有著細細的一本賬,他對宰相們道:    
    「崔罕為京兆,抑強撫弱,是其職責。道不避馬,杖之也不算為過,但問明為內園巡官再下手,就是明顯的欺弱怕硬,一過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這是誰家之法?真是駭人聽聞!」    
    宰相們聽著這番話,方才曉得皇上執法無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懼!    
    當然,宣宗選擇的原則是為自己服務的,刻於用法是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聰明就聰明在他從不幻想著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遠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寧願選擇威嚴之後的寬仁,也不願去做仁德之後猙獰盡露的蠢事。天下人確實也都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無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卻不免交怨沸騰。天子懂得了這個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過這第一步還只是小樣。若要就此以為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過是如此而已,這種見識那就是比文、武二帝這兩位乳臭小兒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歲月,又豈是白白虛度的?    
    儘管皇上多才多藝不讓先人,無論是射箭擊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盡其妙,但皇上卻不甚為意。甚至對於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後,只做兩件事,一是讀書。為此天子下令,專門辟置了一間偏殿作為讀書之處。有時皇上一進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內侍們看見的常常是燭灰遍地、書卷狼籍的情景。二是讀書之餘,便是召見翰林學士,與他們長談不倦。    
    令宮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見學士時,全都摒退左右,不讓任何人入侍。皇上還親自整理讀過的奏章,經常親手焚燬其中的一些,然後再吩咐人拿去處理,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過的事。寢殿的楹柱上,御筆大書「鄉貢進士」四字,此外還有許多人名,有時樞密使們偶爾看上一眼,發現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則不名所以。    
    皇上的記憶力驚人。不談別的,整個大明宮中,廁役、灑掃之僕少說也有百十來人,可皇上只要見過面,都能記住他們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從來都不是吩咐一聲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說:「叫某某人來」,無一差誤。宦官宮婢都暗自心道:簡直就是神了!    
    宮侍們最感到心驚肉跳的時刻,是天子升殿聽朝之前的那一會。    
    皇上這時會突然沉下臉孔,變得面無表情,默默地朝著某個方向肅容片刻,然後更衣、盥手,調勻氣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時此刻,天子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響,但這靜得讓人無法呼吸的氣氛,卻猶如泰山壓頂一般。    
    在走向金鑾寶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後凝聚著不少疑懼的目光,但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裡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馬上要面對的朝廷百官的眼神裡,也要看到這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般的恐懼。    
    宣宗有辦法做到。    
    臨朝之際,皇上的臉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對群臣,往往猶如賓客。朝臣們當然很平靜,因此,開始之時,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勸諫,也敢於上言。皇上在這個時候,總是非常專注地傾聽著,有時還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會忘記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議,事情處理得差不多的時候,皇上忽然笑道:「現在可以說些閒話了!」說著,自己先帶頭大談宮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說些坊裡閒話。過了一會,宰相及翰林學士、樞密使們剛剛感到情緒輕鬆下來時,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輩好自為之。朕常恐卿等負朕,以使日後不復得見,再無今日之樂。」    
    這話說得讓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顫。    
    皇上的態度變化率皆如此,讓人無法揣度。沒有暴怒,沒有焦躁,甚至沒有一絲一毫的嚴酷處罰,但朝中的中樞要員,卻無時無刻不感到戰戰兢兢。特別是當朝宰相,這種感受尤其強烈。他們有時甚至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天子雖有些刻於用法,但也不失寬仁愛人之風,勤於政事、從善如流,怎麼說也能算上英明儉德之君,己輩的憂懼又所從何來呢?    
    在大中時代初期前後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後罷去,接著便是周墀和馬植。其中敏中擔任的時間較長,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馬二人,在位分別只是一年與兩年。    
    敏中的秘訣就是無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從,至多也是略作修飾而已。他在相時最大的舉動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輩,幫助皇上不遺餘力地否定會昌政治,其他的實在無可足道。不過這種人,宣宗卻很讚賞。    
    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這種事不關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親,有敏中作擺設,那是再好不過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麼多年的宰輔,而其後來的罷相出鎮,也就是因為他在開始的時候,對德裕之黨處理過重,擅權獨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緣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經相與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時頗受重用,先後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武宗時出外任職,宣宗即位後,大中二年入朝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來周墀應該是能像白敏中一樣多做幾年宰相的,這是因為在入相之時,有一位極富韜略的人給了他一個忠告。    
    此人名韋澳,是元和時宰相韋貫之的兒子,是周墀的老部下。當周墀向他請教為相之道時,韋澳說了這樣一句話:「但願相公不要有權!」    
    這話當時讓周墀著實吃了一驚,不過在韋澳的解釋下立即就明白了,並還深為歎服。    
    韋澳的解釋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實質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無功無過而已。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裡去了,韋澳有這樣的見識,真是一個有心計之人,無怪乎在後來成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儘管接受了這一勸告,也循規蹈矩地堅持了一年,可在最後還是忍不住犯了衝動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無奈被罷。    
    此後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綯和魏謨。這兩人在相時間都很長,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們與後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綯是大中時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輔政幾達十年。在聖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綯能如此長久地安居其位,其中當然自有奧妙。    
    四    
    令狐綯能從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並在不久之後就入值禁署成為翰林學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懷往事,特別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對令狐楚之子令狐綯眷顧深厚,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令狐綯得以穩坐相位,卻不僅僅是這個緣故。    
    他與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頗談得來,這也是他十幾年來潛心墳史、苦讀經典的報償。學問的力量是無窮的,它能讓一個人徹底地改變自己,在心裡產生一種真正的自信。學問來自於讀書,善讀書者,更能在字裡行間找到處世的妙方,這一點,令狐綯與宣宗不謀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綯則學會了怎樣曲線生存、怎樣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其實這裡也沒有什麼天機,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即:永遠不要對人說「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綯這個人本身性格就極為庸懦,他甚至沒有刻意為之,就做得游刃有餘。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間,經常在夜裡召見翰林學士秉燭長談,其中就以令狐綯次數最多。皇上對他是十分滿意的,原因就在於不費心思,便就能使他為自己任意驅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個一年中,除了黨項、吐蕃依舊在邊境為患外,帝國上下出奇的平靜。十月二十六日這天的夜半時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宮的含春亭召見當值的翰林學士令狐綯。君臣在清風微露的秋夜裡暢談不已,直到燭炬燃盡,方才罷休。宣宗親自送令狐綯下亭,並命內侍以「金蓮炬」送之歸院。金蓮燭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東西,頒賜臣下,是至高至極的恩澤。    
    一行人走到翰林學士院,院吏遠遠望見光焰閃爍的金蓮蠟燭,相與而叫:「天子駕到了!」慌不迭地準備迎接。可一會兒卻見是令狐綯在燭火簇擁中來到,都驚得面面相覷。    
    第二天,令狐綯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駕崩以後。    
    為相的這十年中,令狐綯很少犯錯誤,他的小心謹慎、不置臧否的處事作風使他的聖眷始終沒有消減。不過,百密難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綯經意之間,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權力,做了一回主。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5)

    皇上在即位不久後就規定:凡是諸州刺史,秩滿後不得即赴他州,須得歸闕朝對後,才可以赴任。這是宣宗獨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駕御的情況出現。有一位刺史從隨州調任鄰郡房州,令狐綯認為兩地毗鄰,實在沒必要再勞繁縟,便命他可以從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謝表。    
    皇上覽表奇怪,他不記得有這麼個人入朝覲見過。便問令狐綯:「此人為何從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綯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慮到近來州刺史們為官因循,不念治民,這才命他們到京,也好親問其為政施設、理道優劣,為國家今後升黜立式。」天子說到這裡,帶著一種冷意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命既行,豈又逾越?宰相太有權了吧!」    
    令狐綯省悟過來了,嚇出了一身冷汗。時雖嚴冬,卻竟然重裘皆透。    
    後來,令狐綯對人說了一句心裡話: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流沾衣!」    
    其實,每一個朝中大員又何嘗不是如此。誰沒有這樣的心態,也就注定他不會在中樞之位呆得過長。比如魏謨,他在令狐綯稍後入相,也許是乃祖魏征--這位本朝第一名相--賦性遺傳的緣故,頗能讜言切直,對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見。宣宗為平衡人心,也需要這位聲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點補充,但畢竟不能容許以臣子的孤直來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終還是要將他請出朝外。當魏謨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鎮時,有人以為這是令狐綯的排擠,實際上卻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大中期間的宰相還有好多位,如崔鉉、崔龜從、鄭朗、崔慎由、蕭鄴、夏侯孜、蔣伸等人,各人情形雖有差別,但不是些平庸之輩,便是投機取巧之人。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絕不是因為天子也同他們一樣無能。宣宗最後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說明這個問題。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蔣伸其時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閣奏事時,不小心對皇上說了一句大實話:「近來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僥倖之心。」    
    宣宗大驚,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極有把握,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如此不是要亂了嗎?」皇上頓時擔心起來。    
    蔣伸回答得妙:「亂到尚未至於亂。不過僥倖之人多了,即使真亂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話說得皇上歎服不已,他在心裡道:「有如此高見,朝中能有幾人?」宣宗朝著蔣伸意味深長地說:「今後怕不能單獨和卿見面了!」    
    蔣伸當時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滿頭霧水。直到幾天後拜相的制命下來,他才恍然大悟。原來,蔣伸的職位兵部侍郎品級上屬於「次對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閣奏對時單獨被召見;而本朝制度規定:宰相必須是在延英議事時集體面見天子,不可獨自覲見。皇上那話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蔣伸又怎麼能想到。    
    蔣伸無疑也是一位「僥倖之人」,不過,皇上是不怕「僥倖之人」多的。這是大智若愚,還是聰明過頭?答案也許不辨自明。    
    看得出來,宣宗有意要撇開宰相。他與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別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與德宗不同的是,他經過多年的處心積慮,業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水平。    
    確實,沒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沒有他無法解決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遊,這是他自十六宅時就養成的習慣,只不過那時只是為了排解憂慮而已,與此際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單驢,厚帽遮顏,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裡默記,有時甚至與販夫走卒、乞兒窮漢搭上兩句閒話,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歸宮。即使是大隊人馬出城畋獵,皇上也不忘順帶作點巡訪。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數人,宣宗命留下他們,有話要問。    
    「爾等家在何處?」皇上對跪在面前的樵夫們問道。    
    「小人們乃涇陽縣百姓。」涇陽是長安附近的一個縣。    
    「邑宰是誰?」這是正題。皇上可不像史書上記載的那些君主,裝模作樣地問些年成豐歉之類的東西。    
    「李行言。」    
    「為政如何?」    
    樵夫們也無顧忌:「為人有點呆板。上次抓到五六個劫賊,不容他們以錢贖罪,全部杖死。」    
    宣宗還宮,立即就把這位李行言的名字寫到了寢殿楹柱上。過了兩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為海州刺史。行言入宮謝恩時,皇上問他:    
    「你是不是曾做過涇陽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涇陽呆過二年。」    
    皇上聽道,便命賜賞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著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徵著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極較高的一種。行言再謝。    
    「卿是否知道朕賜你著紫之由?」皇上又問。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貼有他名字的紙條拿給他看。行言怎麼也沒想到,天子的寢宮裡,居然大書著自己這麼一位低級官員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動,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涼氣。    
    還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獵時,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個醴泉縣的百姓,在村頭佛祠中設齋,禱求本縣官秩已滿的縣令李君奭留任。皇上回到殿中,馬上就命內侍將此人姓名重重寫上。後來,中書門下兩次擬換醴泉縣令,都被皇上駁回。過了一年,宰相奏懷州刺史一職空缺,請命人填補。天子遂親筆寫了一張條子:「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授。」傳到政事堂會議上,宰相們顧視茫然,連他們都不知道還有這麼個人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卻不能滿足京畿周圍這一小塊地方,他還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們是不是恪盡其守。皇上對此雖已無法親自前往,可他照有辦法。    
    這時,極有謀略的韋澳已被皇上用為翰林學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寫一份諸州風物利害情況的報告。韋澳領旨,歸宅閉門,雖子弟亦不許入內,日以繼夜地趕了出來,題為《處分語》,獨自呈上。    
    過了幾天,正好有一位鄧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職。出宮後,禁不住內心的驚歎,逢人便道:「聖上處分本州事務,驚人的準確!」    
    韋澳問他怎麼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來,韋澳一聽,果真全是《處分語》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極致,事無鉅細,全部包攬,十幾年中可以說是始終如一。像他這樣殫精竭慮的天子不能說沒有,但能做到如此這般算盡機關的,那真是鳳毛麟角。當今天子的御下之術已有相當的火候,此乃歷朝歷代人君夢寐以求的東西,而宣宗庶幾得之,這就更為難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時任司勳員外郎的李遠,很有文才,詩名亦頗著稱。令狐綯想把他升為杭州刺史,延英召對時便向皇上提了出來。    
    宣宗當然知道這個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綯的建議。    
    皇上道:「朕以前曾讀過此人的一句詩,說甚麼『長日惟消一局棋』,這種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長官!」    
    令狐綯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這是詩人寫詩時才說的話,不一定實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緒。過了良久,才緩過神來,明白自己這是存念過深了,方才不語。    
    宮中的內侍們在後來還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紙條寫上好幾個人的姓名,用碗蓋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輔時,天子便淨手焚香,虔誠默祝,最後在碗下拈著誰人,就命誰人入相。宮人們都天真地以為天子必有神助,其實皇上根本就是無奈。他再怎麼資稟過人,像這樣地苦心孤詣,總有一天要江郎才盡,到了這個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確實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還要考慮到另外一些人,他在這上面更沒有少費心思。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6)

    宣宗知道,沒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這個御極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沒有忘記前幾代天子的苦難悲劇,作為人君,是不能受制於家奴的,否則即使貴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對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對重要人物委以虛恩,對位輕之輩則嚴施約束;大的方面裝糊塗,小的事情上絕不留情。    
    看起來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實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這種不可能大動干戈的情形下,還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間主要的宦官先後有馬元贄、王公長、馬公儒、王忠實、王茂玄幾位。特別是左軍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熱的人物。皇上對他的安撫做得很好,元贄表面上榮耀無比,但除了手中的禁軍之外,卻沒能形成什麼實際力量。    
    皇上表面上裝著毫無疑心,其實暗地裡對他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就想法解決。宣宗有一點很明確,絕對不容許宦官交結朝臣,這是有前事可鑒的,當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範例。在這種事上,皇上肚子裡很有一本賬,他也知道該怎樣對付。    
    馬植入相後,有點想交結馬元贄,竟跑去和元贄敘同宗之誼。元贄恩冠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興,便把皇上賞賜的一條金寶帶轉手送給了馬植。天子賜物,這是莫大的優渥,即使做不到壓之箱底、世代傳家,起碼也不能送人。元贄此舉做得是有點過分。    
    皇上還就發現了元贄身上的御賜之物不見了,怪而問之。元贄自覺理虧,不敢隱瞞,便道出實情。宣宗當時忍而未發,他曉得,對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萬不能草率處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殺雞儆猴。他沒有動馬元贄一絲一毫,卻轉而立即罷免了馬植的宰相,又下令嚴查此事。最後馬植的從官交待了馬植與元贄來往的事,皇上這才發現宰相當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況,龍顏大怒,又再貶馬植為常州刺史,並公開宣佈:他的罪名就是與宦官有所來往。天子的這一招把馬元贄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懼,便再也不敢有越軌之舉。    
    對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說了,皇上在內宮中設有專門的棍杖,有時就在延英殿,當著宰相的面杖罰他們。宰相們倒覺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還常常勸解。可皇上說得理直氣壯:    
    「此輩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僕有過,亦不可不罰。」    
    此舉一半是向朝官顯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給其他的大宦官們看的。皇上的其他舉動,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無不含有深意。    
    前幾代天子為了防止左右神策軍橫生事端,定下了這麼個規矩:凡是左中尉卸職,須由右軍而出;右中尉卸職,則務須從左軍出宮。宣宗心想: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軌有意作亂,這種小聰明又如何能阻止他們?於是下令改革,命中尉離任,皆從本軍徑直出營。    
    這下,朝廷及宮中宦官有時都不知道中尉已經易人,即使卸職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對方情況。兩軍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輕舉妄動!皇上的謀略,真不知要高於那些自以為得計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過,宣宗還是沒來得及消除掉這個禍患。他不是沒有考慮過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為此皇上曾反反覆覆地找翰林學士們商量對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氣改變現狀的,只是因為文宗時期因輕躁而釀致慘敗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顧慮,才一直沒有動手。    
    韋澳認為有甘露之變的前車之鑒,絕不能再用外間朝士,不如就在宮中選擇忠直有識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這是最下之策!」宣宗對宦官太瞭解了,「那些人若是身處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為三品的禁軍將軍,就變得沆瀣一氣。」皇上沒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險之事。為保證一擊成功,他寧願慢慢來。    
    是令狐綯的懦弱斷送了皇上的大計,他自己沒有勇氣挺身而出,反而以種種借口打消皇上的這個念頭。令狐綯對皇上說:「只有陛下堅持以往的方針,有罪勿捨,有缺不補,彼輩則自會漸耗而至於瓦解。」    
    皇上聽了不語。這是他一貫的策略,但不是永遠的方針。可他也知道,最後的一步將是無比的艱險,弄不好就是全盤皆輸,連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沒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這個決心的。    
    朝中「僥倖之人」太多,終於在這件事上暴露出了惡果。皇上與朝官既丟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爭取過來的先機,則必然使宦官們得以苟延殘喘,有機會開始積蓄反擊的力量,並終於在宣宗死後再次發揮出他們強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國的政治。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話又說回來,神策軍、樞密使造就的反奴為主的現實,單靠宣宗的智術是無法改變的。皇上能做到十幾年的時間裡沒讓宦官興風作浪,就已經是很不錯了。    
    五    
    現在可以把目光從天子身上移開,投向帝國的現實了。    
    宣宗皇帝從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個月。    
    在這十三年裡,朝廷再沒有出現過前幾朝「朋黨」傾軋的現象,宦官的勢力也有所消減,幾乎沒有發生過干預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撫為主的方針下,除些短暫的風波外,眾多強鎮也都沒有大的動亂。邊境上的吐蕃、黨項雖然一直騷擾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縮,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維州、撫州即相繼收復,西北的秦、原、安樂三州及境內七關也成功地擺脫了吐蕃的統治,歸順故國;兩年後,沙州人張義潮乘吐蕃內亂,發兵收復河湟一帶瓜、伊、西、甘等十州,連同沙州,共舉十一州之地歸復朝廷。從此,帝國重新把邊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亂以後放棄西北的恥辱。    
    不知不覺,讓人大吃一驚。    
    宣宗的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靜。算起來,地方上斷斷續續的藩鎮叛亂,朝內外紛紛不止的派系鬥爭已經持續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動亂。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釀成了九鼎播遷的災難,差一點就斷送了帝國的命運。而其後的幾代天子,外亂未除,內患又生,順宗、文宗受制於家奴,憲、穆、敬、武四帝憂於「朋黨」,即使如憲宗皇帝英明睿武、鬥志昂揚,也只不過是以沉重的代價換來一個「中興」的名聲而已。誰又能像宣宗臨御的這十三年,四方數鎮雖失統馭,可是終無異心;朝野上下數有波動,卻也不日安寧。即使比不上本朝開元時期的全盛,但卻也是一個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書生們喜歡誇耀的事,對天下百姓來說,只要平平安安,就是無上的幸福。    
    看起來,皇上的艱苦努力並沒有像德宗那樣付之東流。    
    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十幾年來憂勤之道,始終如一,甚至每日每時都未敢稍寧心思。臣子、家奴、方鎮、州郡,無不常系心頭,哪怕是在偏殿讀書,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為日間的疑難找到一條妙之又妙的計策。    
    宣宗不是一個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稟賦超群的人,嚴格算來,他只是個不懈於鍛煉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載的沉思,彌補了所有的不足。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與眾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獨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的好學不倦不是為了追求道義,更不是為建立德聲,他只是注目當前,就事論事,寧願以實際上的效果代替理論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現實往往就垂青這樣一種人,這是讓所有的「仁者」都憤憤不平而又無可奈何的事。    
    這樣的統治者往往還要有所犧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經進奉過一部女樂,也就是由女子組成的歌舞樂隊,其中有位絕色美人。皇上一見傾心,十分寵愛,數月之間,賜物盈積。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剛剛起來,忽然面有憂色,悶悶不樂。    
    「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能忘?」皇上在心裡說。    
    他召來美人:「應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淚下,長跪不起。    
    左右內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還。」    
    「放還朕必思之。」皇上望著窗外的遠方,悵然而又堅毅地說:「不要多說了,就賜酒一杯吧!」    
    可憐絕代佳人,只落得了個全屍。但皇上要忍受如此這般的痛苦,也並不比她接受死亡來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絕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對著眼前的這些文武百官,心裡又何嘗輕鬆。他不能容許自己有絲毫的疏忽,更不願被人所欺騙,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應戰。皇上的自信其實是自己極端孤獨的表現,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謀,否則就會徹底崩潰。這也就是他為什麼在半夜三更還要找來翰林學士長談的原因。雖然天子在某種程度上選擇了法治,但這種「法」的實質卻是「天子之法」,說到底還是一種「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於,它只能滿足一時,而不能滿足永遠;只能抓住機會,卻無法創造機會。    
    為人臣者是都變得循規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偽」,在宣宗的聰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綯、蔣伸之流就學會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後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這些變得聰明起來的臣子們,還會這樣俯首帖耳嗎?宦官也不得不收斂了許多,這是因為他們選錯了天子,竟讓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們也確實鬥不過宣宗,但卻能再與朝官們決一高低。為了生存,他們仍還要重新祭起百戰百勝的法寶:再造就一位皇帝,難道還怕你皇上真得長命百歲不成?    
    宣宗恐怕最終還只能算是一個平凡的君王,因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記了為子孫後代負起一點責任。不過,放眼龍宸,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做到這一點的,又有幾人?!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後的輝煌最後的輝煌(7)

    回首往事,就可發現宣宗還真是幸運。    
    藩鎮已經無力再大動兵戈。雖然元和以後不少強鎮特別是河北諸鎮依舊脫離了中央,自成了一個個獨立王國,但長期的戰爭消耗已使其元氣大傷,他們無法、也無力再與中央作直接的對抗。朝廷也是如此,為了追求名義上的滿足而消滅割據,早已被天子和大臣們所拋棄。於是雙方只有妥協,中央政府以安撫政策使他們不妄生事,而藩鎮也以承認天子而得到子孫相代的實利。所以,武宗時期敢於跳出來興風作浪的昭義鎮得不到一點的同情,因為它破壞了這樣一種對雙方都有好處的平衡,以至不到二年,就宣佈垮台。這種愚蠢之舉,又有誰去效仿?    
    大中時期,有幾個藩鎮也鬧出了點事情,但都只不過是內部紛亂,或兵逐主帥,或強者自立而已。朝廷換個節度使或者乾脆一紙詔書默認事實,事情也就自行消歇。只有在大中末年,南方的幾個軍鎮嘩亂較大,如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的湖南軍亂、六月的江西軍亂,才使中央調動了鄰道的兵力進行討伐。這幾鎮兵力極弱,根本不能成事,很快就告平息。    
    財政情況在平和的局面下出現了良性循環。繼劉晏、楊炎、李巽、程異之後,又有一位幹練的大臣裴休成為帝國最後一位傑出的理財能手。他自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擔任鹽鐵轉運使以後,也是從整頓漕運入手,全面疏理了國家財賦的運轉。他借鑒當年劉晏的經驗,又立新法十餘條,徹底清除了元和以後的種種弊端,三年後,運到長安渭河碼頭的漕米便達到了一百二十萬斛,最多的一年是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達到了一百四十三萬斛,接近於天寶盛世時數量的一半,這也很不簡單了。    
    所有這些,顯然都不是皇上的高深智術所能辦到的。說得直接一點,宣宗應該感謝武宗,沒有會昌時期打下的良好基礎,情況也就絕不會有這些好轉。但這話也是說說而已,因為這種機會的出現,恐怕也很難說是武宗時期的功勞。    
    是時勢造就了宣宗的成功。若是沒有這種機會,無論宣宗再怎麼聰明過人,恐怕也難逃德宗那樣的厄運。陰陽互動,否極泰來,帝國已經動盪了近一百年,各式各樣衝突雙方都勢衰力竭,不免相互轉化、相互依托,以醞釀下一次更加激烈的衝突。宣宗的十三年就正是這樣,它宛如大浪跌下後濺起的波峰,濺得越高,也就將落得越深。它的平靜是不會一直持續下去的,後來的事情馬上就可以看到。    
    可這一刻是平靜的,幸運的宣宗出現在這個平穩的時刻,有了機會展現自己的聰明才智,於是憑借東風,浩蕩入雲。    
    宣宗的最後一年,有一位叫李商隱的人死在了離東都洛陽不遠的鄭州。此人比宣宗小一歲,但與宣宗同年去世。他的前半生與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之間的恩恩怨怨牽扯在一起,而後半生則與大中時代相始終。李商隱一直都沉淪下僚,鬱鬱潦倒,可正因為如此,反而造就了他輝煌的文學成就。    
    可在當時,李商隱卻是個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寂寞地死在京外異地,並不是什麼大事,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可是上天垂讖,往往就出現在一些不為人所注意的事情上。商隱死了,宣宗皇帝和他們的時代也接近了他的末日。這一切,在兩年前李商隱的一首詩中,早就消息畢露了。可惜天機不可洩漏,就是作者本人,登高臨風,悲世傷身,儘管思緒交綜、愁悵萬千,卻也沒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二十字中竟成詩讖。    
    那是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李商隱罷梓州幕入京,在朝中擔任了一個小官。商隱最後的幾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先遭喪妻之痛,復又輾轉漂泊。隨著年歲之長,懷抱身世之慨,遂多見於詩什。這年夏秋之交的一個傍晚,商隱忽又幽緒襲來,悵惘莫名。躊躇片刻,決意獨自出遊,以排遣這無端感傷。遂命駕驅車,前往樂游原而去。    
    這「樂游原」本是一處廟苑,創建於漢宣帝時,後因破敗廢毀,成為一片勢高地敞的坡原。它位於帝京長安的東南方,登高回首,全城盡覽。本朝流傳的一首著名的曲詞「……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就是此地風情的寫照。    
    又是一個夕陽冉冉的時刻,李商隱的輕車馳上了樂游原。「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他凝神西望,但見滿目青靄的京城,鑲嵌在一輪橙紅的斜陽裡,像是要融化在無邊無際的輝煌燦爛中。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商隱吟出這下面兩句時,已是滿腹愴然。    
    黃昏是美麗的,但卻是最後的輝煌。    
    宣宗猶豫再三,還是未能抵禦「長生」的誘惑,從大中後期起開始服用醫官李玄伯、道士盧紫芝、山人王樂等人所煉的「長生藥」。不過,皇上是瞞著所有人偷偷進行的,這也許是他自己都有些不甚堅信的緣故,所以便不想因為這事召來過多的麻煩。可酷好「仙道」而服餌食丹,已被歷朝歷代天子們的經歷證明不僅是麻煩,而且將是帶來致命禍害的事,皇上如此聰明,怎麼還照入彀中!    
    皇上吃的這種藥乃是以伏火丹砂合諸金石而成,藥性特別猛烈,起初是覺得身上燥熱,冬天連棉衣也穿不上去,宣宗還以為這是好事,根本未曾在意。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六月開始產生惡果,背上生了一個很大的疽。到了八月,病情開始惡化,宣宗終於知道自己為時不久了。    
    但同前幾朝的情形相同,在此關頭,年紀頗長的宣宗竟然也是未立太子。其實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也就是李商隱寫下那首「夕陽無限好」名篇的同時,裴休就曾勸說皇上早立太子,可不料皇上卻連太子也不願信任。「若立太子,朕不就成了閒人了?!」一句話中,就暴露了他極強的權力意志和膽怯的本性,他人又怎能再說什麼!到了事情迫在眉睫的程度,再臨時舉措,便注定大亂不免。    
    宣宗有十多個兒子,年紀稍長的兩位才識都很一般,皇上很不喜歡。從選擇儲嗣的角度講,他屬意的是三子夔王,但以次越長,不合繼嗣之順,又是很討嫌的事,這也是皇上遲遲未立儲宮的原因之一。但此時已容不得考慮,皇上在病榻之上,秘密召來了一向寵幸有加的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    
    皇上指著侍疾的夔王對他們道:「朕百年之後,夔王可繼大統。輔弼之任,就托付眾卿了!」說完,就已是氣喘不已,再也無力發話。    
    三人跪倒榻邊,泣而受命。當他們再次抬起頭來時,一代梟主宣宗已經停止了呼吸。這一天是大中十三年的八月七日。    
    他們來不及悲哀,立即退到一旁商議這件大事。不用說,奉立夔王的最大障礙,就是神策中尉,特別是左軍中尉王宗實。他們知道,王宗實和右中尉王茂玄素有不合,與己輩就更是有隙。弄得不好,王宗實要出亂子。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三人想到此,都是憂心忡忡。    
    到了深夜,三人終於有了主意。    
    第二天,宮中有詔制傳出,命王宗實為淮南監軍。儘管淮南是國家第一重鎮,但從中尉的任上出京,多少有些明升暗調的意味,宗實雖不大高興,可在天子的制命之下,也不敢公然違抗。上午,宗實在宣化門外領旨後,回到營中收拾已畢,便準備從左銀台門出宮。這時,手下副使丌元實忽然道:    
    「大人請慢!這事有蹊蹺。」    
    宗實大驚:「此話怎講?」    
    「聖上染疾逾月,即左右中尉亦只隔門問候,今日除改之命,難辨真假!大人何不親眼見過聖上後再走?」    
    宗實猛省:「快與我來!」兩人翻轉身急奔內宮。    
    一路走過崇明門、紫辰門時,兩人就發現門口已比平常增加了守衛人數,心裡更明白了幾分。丌元實帶著宗實直奔天子寢殿,幾乎是破門而入。    
    真相大白。天子業已駕崩了,宮人內侍環繞左右,都在默默地流淚。王宗實大叫:「好啊你個王歸長!竟敢矯詔謀逆!」    
    歸長三人見到王宗實闖進時,就已經是魂飛魄散。事情一敗露,他們哪裡能鬥過神策中尉,更何況右中尉王茂玄又不在當場。三人嚇得「撲通」跪倒,爬過來抱住宗實的雙腿,連呼「中尉饒命」。宗實一腳一個,踢翻三人,胸中猶是怒火萬丈。    
    宣徽北院使齊元簡立刻就被宗實秘密地派到十六宅,去幹什麼事,卻沒人知道。九日,禁署突然宣佈:宣宗長子「鄆王」立為皇太子,改名「漼」,權勾當軍國事;處斬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三人。當日,發佈遺詔,以令狐綯為塚宰。十日,鄆王即位,是為「懿宗」。王宗實同日昇銜「驃騎上將軍」。這幾天的變化太突然了,尤其是所謂的「鄆王」,更讓人迷惑不已。朝官都知道先帝是有不少皇子,但大多數都住在宮裡,由師傅教習讀書,似乎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十六宅有這麼一位居然還是嫡長的「鄆王」存在。疑惑之下,有不少人竟然忘了在擁戴表上簽署上自己的姓名,其中就包括幾位當朝宰相。    
    毋庸多說,過去的一切又都重新開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聖人既死,大盜亦不止。    
    這一輪紅日,已經搖搖欲墜,無可挽回了。    
    


第七章 崩潰崩潰(1)

    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宴,只照逃亡屋。    
    --聶夷中(公元837-884?年)    
    一    
    帝國的第二十位天子懿宗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急變中就被推上了帝位,這一次新舊交替有一點與前幾朝大不相同,那就是在新帝已經登基後,還始終有一團陰雲籠罩在人們心頭。    
    先帝宣宗未立皇后,所以實際上諸子並無嫡庶之分,只有長幼之別。夔王是宣宗的第三子,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實,而且包括夔王在內有五位王子一直住在內宮,也是先帝在位時有過明示的,不過,其長幼就已經不太清楚。「鄆王」既是先帝的長子,為何單在宗族諸王雜居的「十六宅」居住?先帝又為什麼從未提起?冊命鄆王為皇太子的那天,禁中宦官特地出示了一篇由翰林學士蕭置撰寫的銘辭,根據這篇據說是由先帝囑撰的銘文,鄆王乃已故昭容晁氏所生,與先帝寵愛的萬壽公主同為一母。但是,這種銘辭照例是不詳載出生年月的,因此並不能解決問題。    
    從相貌上看,這位鄆王的年紀是要大一點。可是,十六宅年長的諸王多得很,憑此就能入繼大寶嗎?大家不敢再往下想了。    
    帝國的現實發展到了這個地步,確實是沒話可說。這個天大的秘密也許只有王宗實和新帝自己肚子裡清楚。但不管事實的真相如何,新帝是從十六宅而不是由東宮產生的,想當年,沒有仇士良就沒有了文宗,今天也一樣,宣宗死時若沒有了王宗實,懿宗也就不可能登上帝位。這就意味著,又有人反奴為主,成為天子的主宰者。    
    宣宗死後的第二年,公元860年,新帝改元「鹹通」,是為鹹通元年。從去年十二月份開始,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百多年來相對安穩的南方浙東一帶,竟然爆發了一起賊人的造反,而且聲勢甚為浩大。因為這個緣故,朝廷不得不將全部精力都轉向平亂,所以新帝登基伊始的十幾個月裡,朝政倒顯得十分的平靜。可是叛亂一旦被平息後,事情就不可避免。    
    這時,令狐綯已經退出了政治中樞的舞台。他為相的時間太長了,或多或少地要得罪些人,宣宗在位時大家還不敢說,新君一即位,便有不少人競攻其短。先帝駕崩幾個月後,令狐綯就被罷相出鎮河中。本來,白敏中是有望重新執政的,在同一時期從荊南節度使任上被召回入相。但有一件意外的事打消了他的念頭。    
    那是鹹通元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敏中在上朝時不小心跌了一跤,從台階上重重摔下,腰受了重傷,四五個月都臥床不起。無奈只得上表辭職,新帝起初不許,但經不住因首席宰相空缺而造成的尷尬,下詔同意。於是畢誠、杜悰二人先後入相,連同去年任命的杜審權及留任的蔣伸,共同主持政務。    
    鹹通二年(公元861年)2月的一天,兩位新任樞密使突然來到政事堂所在地「中書門下省」。    
    四相與其敘禮已畢,分列而坐。因不知來者何意,一時也不好說話。    
    還是左樞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擬議,將同宰相會商。」    
    四相相顧茫然。    
    果然,過了一會兒,門吏便報:宣徽院使楊公卿到。    
    宣徽院是宮中內諸司使的總管部門,分為南、北二院,下設二十四內司,負責行使天子的各種具體差遣。由於掌握授受大權,其地位有時也與樞密院不相上下。不過,此時的楊公卿與左右樞密使一前一後來到,顯然是商量好的。    
    諸人起身迎接,不料楊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卻單單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請杜公受宣。」這話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迴避了。    
    兩樞密似乎早有準備,從容退下。杜審權、蔣伸、畢誠卻是一片惶恐,手忙腳亂地避入西面的一個小廂房中。三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心裡不住地打鼓。    
    楊公卿見眾人已走,便從懷裡掏出一函密封的文書,打開來遞給杜悰。杜悰一看,原來是先帝宣宗大漸時,朝官請求鄆王--現在的皇上--監國的奏疏。楊公卿道:「當時沒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當以謀反之罪論處!」謀反,是帝國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殺頭的。    
    原來如此!杜悰這才明白為什麼單獨與自己商議的原因,那時他猶非宰相,正巧身處事外。不過,饒是杜悰事不關己,但聽了宣徽使這話,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作為朝官,易代之時立場猶豫,這確實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後懲處異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錯。可事情畢竟過去一年多了,單因未署名擁立就要以「反罪」處理國家宰輔,這確實太嚴重了。    
    杜悰看著這封當時的奏疏,說不出話來。也是,雖然他並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卻要借他的刀去殺人,杜悰再不怎麼樣,這種事又哪裡肯做?!    
    楊公卿的眼神始終逼視著他。杜悰沒有抬頭都能感受到這股威嚴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個無法講道理的時候了?    
    杜悰就是那個楊嗣復一手提拔,並在會昌時期臨危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見過大世面,將手中的東西反覆讀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終於開口說話:    
    「聖主登基,萬方欣戴。--」這開宗明義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楊公卿堵回去,「值此歡欣新朝伊始之時,如此文書,就不是我等臣子所應看的了。」說著,杜悰鄭重其事地把文書又重新封好,遞還給楊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當在延英殿面示聖旨,明行誅譴。」這話的意思是:你宣徽、樞密兩院與我本人似乎都沒有權力決定此事。杜悰輕描淡寫地就把自己的干係推卸得一乾二淨。    
    默許就意味著贊成。楊公卿本也就沒指望杜悰能主動參與,遂不再說話,收回文書就告辭而去。    
    既把自身脫離事外,杜悰就顯得從容多了,馬上找來候在偏房的兩樞密使,顯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    
    「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本不分彼此。」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話說得很漂亮,兩樞密一聽,也不禁連連點頭。杜悰一見得計,立即趁熱打鐵祭起攻心之術:「今聖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可立即就殺宰相?若聖上養成濫刑之性,則中尉、樞密等權重禁闈,能無自憂?」    
    兩個樞密使默然相顧,心道:此話不無道理!右樞密想了一想,慢騰騰地說:「僕等將把相公之言轉稟……聖上。……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沒想到這一點。」這後半句還真是一句大實話。說完,兩人起身致禮,告退而去。    
    西廂的三宰相見人離去,趕緊出來問杜悰是怎麼回事。杜悰正吁出一口長氣,哪裡說得出話。這下把三人嚇得不輕,蔣伸眼看著眼淚都要下來了。杜悰趕緊道:「諸堂老不用擔心,料無大事。」果然正如杜悰所說,接下來的幾天很平靜,什麼動靜也沒有。皇上在延英殿召見宰相時,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過。    
    杜悰談笑之間就為朝官們消弭了一場大難,或許並非是一件好事。他把這個蓋子捂得了一時,卻捂不了永遠。這個矛盾總是要再次爆發的,不談其他宿怨,就以宣宗時期而言,這兩方面就已經是乾柴烈火,只待一絲引信了。    
    宣宗太猶豫,以至於醞釀過久,使得消息有所洩露。當時的「南司」、「北司」之間,就有點劍拔弩張的味道,只是有聖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們一時找不到借口而已。懿宗即位後,雙方依舊繼續著這種對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勢力已在一天天增強,看來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這次事件就是一個嚴重的信號。    
    宣宗以超絕的智謀掩蓋了一切,但這只是現實的成功,而非歷史的勝利。他對後事草率的處理甚至成為一個契機,使得壓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機會解決自身的分裂,重新獲得了高度的統一,恢復了以往強大的力量。矛與盾再一次開始鬥爭,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過去所有的衝突所不能比擬的,這一次將徹底致命。    
    所有的崩潰,都是從內部開始的。    
    懿宗一下子就撈著了一個無以倫比的東西,這恐怕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王宗實選擇這麼個人,當然有他的理由,至少,王宗實不會希望龍殿之上,再坐上一位讓他們時時都要出冷汗的天子。新一代天子確實沒有讓他失望。    
    皇上好音樂、好宴游,殿前時時供奉的樂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舉行宴會。也許是皇上年輕而精力旺盛的緣故,聽樂、觀戲,飲酒作樂,從無厭倦之態。出駕巡遊,隨意所之,幾乎是踏遍了長安的四郊。讓人歎為觀止的是,每次巡幸,隨駕的內外諸司扈從,竟達十餘萬人!耗費的財物,實在無法計算。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當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這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的堅固勢力是個強有力的威懾力量,而天子的荒淫又助紂為虐,若非膽略過人,絕無可能做到信仰堅定,更毋庸說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了。時勢造人,那是一點都不錯的,激昂的時代造就英雄和梟傑,而一個醉生夢死的末世所產生的,則必然是庸懦、膽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無論是身出於名門或是拔起於寒微之士,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進士的聲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種自由而不拘執礙的風氣,成了他們追逐聲色犬馬的最好理由。就是時下流行的樂曲詩歌,也大多都是些淒婉輕艷的內容,再也無復那種慷慨悲涼、清麗俊逸的風格了。    
    更為可怕的是,朝官與宦官的對立越來越成為一種純粹的權力鬥爭,以個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早年宮廷內外爭鬥雖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數傳統的官僚仍是把國家利益和道德倫理放在第一位,從維護皇權和政事權這個角度來攻擊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種種弊端。所以從陸贄、王叔文到裴度、李紳、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論事,而從未把自身與宦官完全劃分成兩種水火不容的集團。他們也許早就有這樣一個清醒的認識:宦官作為天子的家奴,是一種既成的事實,似乎不應該把家奴的存在與反奴為主的現實完全等同起來。因此,早先朝士與宦官的鬥爭一直都是圍繞著天子進行的,只要天子能夠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權力,一切都將迎刃而解。    
    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的情況。宦官既是一個存在的階層,他們就沒有理由不為自己爭取「公平」的權利。他們出身寒微,沒有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更沒有理念的束縛,因此除了攫取權勢之外,不可能去做其他事。天子左右操縱和維持平衡的做法給了他們機會,同時也就使正統朝官採取的道德手段無法取得效果。    
    


第七章 崩潰崩潰(2)

    在這種情況下,是文宗把這事情擴大化了,他開始想要連鍋端起。不過,文宗還是從皇權和社稷的角度去做這件事的,並不是單憑自己的愛憎。但他所用的兩個人李訓與鄭注則並非如此,他們的手段就已經開始顯露出很大的私心成份。所以,從甘露事變起,朝士與宦官逐漸形成互相對立的集團,天子和士大夫們本身也有很大的責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緩和了一下,卻未能抵消後來宣宗所採取高壓政策而引起的尖銳情緒。到了懿宗朝,朝官們已經完全忘記了這場鬥爭的初衷,他們開始有了這樣一種信念:宦官是他們天生的敵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權勢以及個人利益的最大障礙。於是,道德上的懲惡揚善變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這種局面出現得相當早,而且是由朝士們首先挑起的。    
    大約就在鹹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剛剛紓解了一場嚴重衝突的預謀之後不久,有人就把這個情況透露了出去,結果便引起了幾乎是全體士大夫的強烈不滿。從此,一種一致對外的凝聚力和復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這個月,建州有一位來京會試的舉子葉京一舉登第。中了進士,自然都很興高采烈,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葉京也未能免俗。一個月裡,日日與同年們游宴集聚,日子過得很快活。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軍節度使宴會上認識的宦官。葉京一看是認識之人,又是曾做過宣武軍監軍的高品宦官,按禮數當是應該致意的,於是想也未想,便在馬上恭敬地作揖施禮。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傳遍了朝野。    
    朝士大嘩。葉京從受人尊敬的新進士一下子便成為了千夫所指的無行之徒,百口難辯,狼狽不堪,最終都沒得到一點的同情,以至於終生沉淪。    
    真是人心叵測。如果是為了天子和帝國的利益,這些士大夫們似乎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齊心協力過,可一旦從個人得失出發,卻不知為何,突然就變得如此堅定不移。可見自詡為恪守信仰的精英分子,其行為處事往往並不像他們自己說得那樣好聽。    
    這些人由憤懣而生仇恨也是情理所致,到了懿宗中後期時,宦官的勢力業已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南北司之間,南司只有無奈不平的份,而北司卻斷沒有需要抱怨的事。宦官們只是在等待著機會,一舉而成為至高的主宰,只是眼下變亂太多,實在是難以質變而已。另外,朝官們即使心念如一,但也不是鐵石一塊,至少幾位宰相就很會在夾縫中生存,為自己撈好處。百官之首的宰相既然都有這樣的心理,其他人的壓抑情緒就更無處宣洩了。    
    杜悰實際上還不失忠厚,最有代表性的其實是後來的楊收、路巖、韋保衡三人。    
    楊收的入相是左軍中尉楊玄價左右的結果,因為兩人是較為親近的同宗。在王宗實之後,最有權威的便是楊玄價,他把楊收這位原本就受到不少當朝宰輔所器重的人擢升要職,並非是什麼難事。楊收有這種淵源關係,也就決定了他只有在夾縫中走他自己的路。但他的兩面三刀做得很不高明,只顧自己靡華享樂,既引起一些前輩朝臣的不滿,又因無法完全站到宦官一邊,最終被楊玄價拉下了馬。    
    路巖是懿宗朝最年輕的宰相,在位的時間也最長,一共有六年。路巖於鹹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時年方三十六歲,年少得志,又藉著天子昏憒,不免得意忘形。同楊收一樣,他也是一個好權好財之輩,在某些方面甚至還不如楊收,根本談不上有所作為。最後因與韋保衡爭權奪利,而被排擠出朝。    
    路巖很擅長拉幫結派、樹植黨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鹹通十二年(公元870年)正月罷相出任西川時,剛在朝會上領受詔制,便就在殿前尋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路巖知道自己積怨不少,生怕出城時人人喊打,薛能這人是他以前提拔過的,路巖想請他幫幫忙。    
    薛能聽罷來意,抱著象笏朝著路巖一揖,慢條斯理地說:「抱歉。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沒有派人保護的先例。」    
    路巖想不到碰了這麼個釘子,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怏怏而退。果然在長安大道上,路巖被四面而來的瓦礫砸了個不亦樂乎。這時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來,花開蝶滿枝,樹倒猢猻散,自己早先沒能想到這個結果,又怨誰呢!    
    韋保衡是當朝駙馬,鹹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愛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時,場面極為豪華,皇上傾宮中寶物以為資送,不僅賜了一座金碧輝煌的宅第,還特賞錢五百萬緡。不到一年,韋保衡就做到了宰相。皇親國戚如此快地就成為國家宰輔,也是近幾十年來所沒有的。    
    這種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楊收、路巖就很鄙薄這位駙馬的為人,在中書門下共事時,都對他沒有好臉色。但韋保衡更不能容忍他們。保衡自恃恩顧,對素不相悅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連自己的業師和同門都不放過,對楊、路二人,韋保衡當然也要報復。結果兩人先後罷職出朝,楊收後來還在他的窮追不捨中丟掉了性命。    
    鹹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氣之下殺掉了二十多位御醫,並還逮捕了三百多位御醫們的家屬,欲連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劉瞻實在看不下去,連忙召集諫官,請他們上奏諫勸。可是,眾諫官無一敢去,劉瞻一咬牙,親自上疏,請求懿宗寬恕家屬,天子覽表不悅。可劉瞻不省事,又聯同京兆尹溫璋再次在朝會上力諫,結果天子勃然大怒,當場叫人把他們轟出殿去。    
    第二天,劉瞻被罷相出朝,溫璋被貶為振州司馬。詔旨下後,溫璋長歎:    
    「生不逢時,死何足惜!」當夜服毒自盡。    
    這一句話,或許就是崩潰時代的最好註腳了。    
    二    
    懿宗在位的時間不算短,單以朝間而言,大的衝突倒也沒有發生。這也許是因為外患過多的緣故,而使得內部的矛盾無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裡,糊里糊塗地行事,糊里糊塗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無道,竟然還就比他名義上的父親、智深謀廣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鹹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這一次輪到的是左右中尉劉行深、韓文約。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兩人當然也就做得更絕,神不知鬼不覺中,懿宗的四個年紀稍長的皇子就丟掉了腦袋。他們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後來廟號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時,年僅十二歲!在本朝歷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歲的皇上懂得什麼?他只知道與自己曾同臥同起的奴僕田令孜是個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裡,已故的父皇似乎並不像自己的父親,哪有這位和藹的長者來得親切!皇上甚至已經早把他當作是自己的父親,即位之後,也直稱「阿父」。宦官小馬坊使田令孜從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一躍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劉行深、韓文約這兩個出頭之鳥結果弄得個灰頭土臉,在田令孜的擠壓下,被先後勒令退休,很不情願地把中尉之職讓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門匡范順理成章地成為左右中尉。從這時開始,人們便直呼左右神策為「東軍」、「西軍」,因為決定性的禁軍力量就只有這兩支,再稱呼本名不僅麻煩,而且實在也是多餘。    
    頑童天子僖宗喜歡鬥雞、跑馬,也許只有在這一點還能體現出其祖輩尚武豪邁的秉性,其他實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為其「父」,又何須把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裡,從公元874年--這一年新帝改元後的年號為「乾符」--開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積患已久的事情終於不免。在鹹通時期的無數紛亂後,兩位鹽販王仙芝、黃巢在關東道領導了一次武裝變亂,官軍數剿不絕,數年之間,竟成燎原之勢。公元880年--這年僖宗又改元「廣明」--十二月,自稱「沖天大將軍」、「天補大將軍」的黃巢率幾十萬大軍打進了長安,僖宗在田令孜的護衛下倉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劍南的成都。這是本朝歷史上第三次皇駕播遷了,也是最長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顛沛流離了數年之久,才回到長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舊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時任「都指揮處置使」,大權在握,並未因艱難的動亂而減輕恣意妄為的程度。本來,天子有難,就應該推恩及人,廣施恩澤,以喚起各方勤王靖難的忠心而挽回敗局,可田令孜沒有這樣的抱負,他只知道維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論。    
    當時的物質已極度匱乏,但四方所貢來的有限的金帛,卻全部被令孜用來頒賜隨駕軍隊,四川的地方部隊除了開始每人賞賜三緡以外,再無所得。一位地方軍將郭琪出於憤怒,起兵嘩變。倉猝之中,皇上只與宦官們閉門自保,根本就不考慮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們幸脫淪陷,含辛茹苦地來到了這裡,眼見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實在是難以按捺。    
    郭琪事變平息後,諫官左拾遺孟昭圖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緒:    
    「多難之時,中外之臣尤須一體對待。去歲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盡遭殺戮,獨獨北司無損。此次變亂,陛下只與令孜等內臣閉城登樓,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見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圖最後難以控制,又在疏中寫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難道天子與宰相已無關係?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圖儘管完全是出於委屈,不過他的話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他的祖輩們要是聽到他的這番言語,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筆說不清道不白的糊塗帳。不過,儘管世事如麻,總還是能找到一絲入手的線頭的。    
    


第七章 崩潰崩潰(3)

    經濟總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政治的腐敗必然導致經濟的衰落,經濟一旦被摧毀,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願成為「百姓」的理由,於是草澤之雄揭竿而起,就不僅是符合道義的,也是無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華夏自古而來就是一個大家,最高的家長便是皇帝,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政治上說,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則是天子子孫,皇帝也就等於國家:因而從經濟上說,「國計」便永遠位於「民生」之前,亦即所謂「富國」才能「安民」,「富國」總是第一位的,經濟的好壞,全看朝廷的財政收入如何。當然,斂之必須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本來這實在是難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達到過這個理想。不過這是過去的事了,與紛亂的政治現實相始終,帝國的經濟衰敗也將近有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歷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僅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為天子的存在竭澤而漁而已。天下無甚貴甚賤的局面早就已經成為甜蜜的追憶。    
    實際上,九世紀中以劉晏為代表的理財能手之所以能獲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亂後,帝國的北方一再受到嚴重的摧殘,而南方經過逐漸的開發,迅速顯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經濟水平,加之戰亂較少,便得以長期維持。從德宗時開始,南方的財賦通過漕運,源源不斷地供給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國的大家庭不至於毀滅。可假如南方經濟也不能倖免於難的話,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擋不了徹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時期。    
    從天子到宰相,無不惟貨是崇,假刑殺以立威,而索財貨於諸道,諸道又索之州縣,於是州縣只有大索天下之窮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敗,最終導致橫徵暴斂,這就是「斂之無道」了。沒有人能夠被無休無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寶藏。一句話,天下雖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國家的基礎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孫當作子孫,那麼子孫們也就沒有必要再奉養這個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鹹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東「賊匪」造反,明顯就是一個不祥的徵兆,但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懿宗時還有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對南詔進行了數年的戰爭,這場耗資無算的戰事把宣宗剛剛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環喪失殆盡,特別是給了南方以沉重的壓力,造成了嚴重的惡果。懿宗鹹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嶺南的徐州守卒不滿超期服役,擁立糧料判官龐勳為都將,擅自北還。這些人回到徐州後,為免朝廷追究,乾脆又推戴龐勳為節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認既成事實。    
    南方戍軍的暴動已經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幾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狽,因為帝國在這一帶一直不設重兵,一旦發生騷亂就必須從北方徵調部隊。這事是很微妙的,想當初,北方的割據似乎也就是因為類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幾朝以來,從天子到朝廷,對南方總是持著一種小心謹慎的態度。就這次龐勳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態鬧大,準備先行安撫,再徐行鎮壓。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軟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原是這批叛卒的主帥,這個人為人嚴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這種事,首先主動發兵出擊,於這年的十月與龐勳接戰,於是又釀成了一場持續近一年的戰事。    
    這次兵變最後發展成為不單單是由戍卒參與的大規模的動亂,因為有不少被逼得毫無活路的農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紳也加入了這支隊伍。帝國歷史上,從來都是由割據一方的驕兵悍將發動戰亂,從來也沒有像這樣的事情發生過。這再次說明百姓的生計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以至於出現為歷來傳統儒士所深惡痛絕的「盜賊」蜂起的現象。這是典型的亂世象徵。    
    戰事延及十佘州,覆蓋了江、淮之間的大部分地區。儘管一年以後戰亂結束,但各地繼起的小規模紛亂依然不免,這一切又反過來再一次摧毀了帝國本就已經相當脆弱的社會經濟。從關東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區,民眾的生計也開始接近了崩潰的邊緣。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學士盧攜在一封奏疏中特別指出了關東地區的嚴重情形。根據這份報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廣大範圍內遭受了一次旱災,給本就連年不稔的情況雪上加霜;可是州縣催逼徭稅,卻未曾少息,百姓雖拆屋伐木,賣妻鬻子,亦難能供奉府庫。盧攜最後在疏中委婉地對天子說:    
    「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就實無生計了。」    
    這話實在是用不著他來說,說了也沒用。這年的十二月,大戰之後的徐州又傳來消息:「群盜寇掠,州縣不能禁。」這自然也是百姓無以為生,入山為盜的結果。在黃河尤其是長江以南的地方,因為沒有強大的割據勢力,所以沒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對抗來表示不滿,眾多的百姓便往往採用這種方式發動革命。他們之中開始還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嘯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們不久後就發現,這也許就是一種解決生存問題的最好方式,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這條道路,團伙規模也就越來越大。當這種事情在整個帝國普遍開花時,這些人就不單單是「流寇」而已了。    
    禍不單行。關東在大旱之後,又逢水患,隨之又帶來了嚴重的蝗災,黃河下游的農民首先被推到了絕境。就在此時,兩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黃巢先後在長垣、冤句兩地聚眾揭竿而起,奏響了帝國崩潰的序曲。    
    最後是黃巢成為這一場空前暴動的領袖。這個人出身於鹽商之家,居然也曾經到長安去考過進士,但卻是屢舉不第。作為商人的後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為,黃巢的失意決定了他今後的道路。黃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帶是私鹽販賣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輕的時候,就曾與王仙芝以販私鹽為事。由兩位鹽販出身的人發動了這次不平則鳴的反抗,說起來倒也並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樣,一向也採取一種「重農輕商」的策略,這是因為產業不發達,自然就不會產生政治以外的勢力,只要糧食問題得到了解決,統一和穩定也就不會受到破壞。可這種人為的壓制代替不了物質發展的必然,無論歷代政府堅持怎樣的信條,都不可能抗拒對有利可圖產業的日益依賴。只要存在著國家對產業的干預,對貿易和城市稅的徵收,也就使帝國的政治和經濟與商業開始發生緊密的聯繫。所以,農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階層而對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王仙芝和黃巢或許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黃巢在朝廷和各種勢力的夾擊下採取了一條飄忽不定的運動戰略,如行雲流水一般,席捲了整個帝國的半壁江山。黃巢本人其實並不是因為意識到東南地區對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進攻的,像大多數農民革命一樣,他們一開始的目標仍是打進長安,殺向龍庭,這是其輩鬥爭熱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們北進的頑強抵抗結果造成了黃巢向南方發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過長江進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嶺跨入福建,最後橫掃嶺南,打下了廣州。黃巢成功地佔據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與帝國中央形成了南北對抗的態勢,轉戰四方又使這支農民革命的武裝空前壯大,儘管朝廷在長江一帶設立了最後防線,但已經無法抗拒這一業已燎原的全國性動亂。終於,僖宗廣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黃巢打進了長安。    
    黃巢農民軍無意識地在經濟和政治上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三    
    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黃巢佔領了東都附近的汝州,號稱「天補大將軍」,同時傳檄諸路官軍:不日進攻洛陽,並將殺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傳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對著宰相們淚如雨下。    
    田令孜奏:「請發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潼關是護衛京城的最後一道屏障。    
    皇上感歎:「侍衛將士不習征戰,哪裡有用!」    
    難怪天子悲哀。當年安祿山五萬之兵進犯長安,大將哥舒翰領兵十五萬都未能守得住潼關,此番黃巢號稱有六十萬之眾,區區一個潼關之險,又如何能當得起事!無論僖宗再怎麼頑劣不化,這點道理還是懂的。    
    在軍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裝並沒有犯什麼重大錯誤,他們的封堵戰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鎮海節度使高駢首先把黃巢的鋒芒逼住,迫使其轉向浙江並南下福建、嶺南。當黃巢從桂州沿湘江北上時,在荊門又為襄陽節度使劉巨容和江西招討使曹全重創,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計劃,改道東進。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幾個重要的財賦重鎮,一直採取各種方法不讓黃巢進佔揚州和廣州。可是,中央政權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終是第一位的,在兩難的情況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觀念上的政權再說,所以要堅守江淮防線,就只能讓黃巢橫掃南方,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其實,任何一種政權都不得不如此作為,儘管這是再愚蠢不過的短期行為了。朝廷在軍事策略上既沒有嚴重的失誤,那麼,局面弄到這一步,完全是原則上的問題。    
    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黃巢終於在採石渡過長江,進圍揚州。沿江防線的最主要干將淮南節度使高駢在這個節骨眼上放棄了抵抗,堅城不出。九月,黃巢乘勝渡淮,直指東都,帝國的軍事行動徹底失敗。高駢出身禁軍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帶任職,曾大破南詔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調到江南後,最初在征討的王仙芝部眾時成績顯著,他也是後來執行朝廷圍堵方針,迫使黃巢南竄嶺南的最主要功臣。這樣一個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關鍵時刻竟然不敢應戰,說起來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來好像是高駢心有怨氣。原來,在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盧攜的保舉,高駢出任諸道行營都統,負責堵截黃巢。上任之後,高駢傳檄四方,募得淮南與諸道兵馬近七萬人,聲威大振,一時屢挫農民軍。就在此時,黃巢使了一個緩兵之計,上表請降。高駢以為黃巢堅持不了多久,此時此刻豈能讓外人分功,於是便遣散了各地軍馬。這一來,讓黃巢得計,五月,大破高駢之眾,陣前斬殺高駢大將張璘,乘勝渡江攻佔天長、六合等縣。高駢上表告急,朝廷下詔,嚴責其遣散諸道兵之不當,惹得高駢一氣之下,稱病不戰。但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經濟的崩潰和吏治的敗壞,使得帝國中央的實力再也不像從前了。由於官軍的寡弱,所以平亂剿賊不僅必須徵募兵士,尚需大力依賴地方自衛武裝。而天子和帝國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種勤王扶政的正統觀念在人們心中越來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師雲集的局面儘管存在,可性質已發生了變化。崛起的藩鎮大多出身於盜寇和地方軍將,其地方割據的本性是與身俱來的,因而在國家危難時期對王室的忠實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駢這些官宦出身之輩,在這種分崩離析的關頭,也免不了心懷異志,更遑論那些地方軍將和割據藩鎮了。要靠此輩完成匡復國家的重任,那實在是要打上一個問號。    
    


第七章 崩潰崩潰(4)

    高駢手下的一位謀士說得好:    
    「相公勳業已高,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閒言。賊若蕩平,相公威望蓋主,則又如何處之?為相公良計,莫如臨岸觀火,自求多福。」    
    這根本就是為不忠不孝開脫的一句漂亮話。高駢何嘗不知道作為擁據一方的藩鎮首領,即使「功高蓋主」,天子又何以處置?!更何況現在的情形,又絕非是「兔死狗烹」的時代,他又哪裡來的這個擔心!所以高駢放棄抵抗,實實在在是出於私心。一年後兩京淪陷,高駢尚欲兼併兩浙,以成當年孫策三分天下之計,就是最好的證明。    
    高駢放棄抵抗,使引頸南望的天子和滿朝文武一片哀歎。中央政權本身已經多少年沒有起過扭轉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無所措手。別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關,其實他早就準備西逃蜀中。作為實握大權的宦官,他從來也不會選擇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權益,這一點,連皇上本人都不無感覺。所以,皇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下令在潼關作最後一戰,不然,天子的顏面又置於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組成的神策禁軍,潼關哪裡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黃巢攻克潼關,初五,進佔長安。十萬大軍入城之時,長安居民夾道觀看。人心的離失,是為政者最大的失敗,當僖宗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護衛下從金光門狼狽出逃時,恐怕是很難想到這一點的。    
    官吏的無能就是政治的無能。    
    僖宗自鹹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現在,前後有劉瞻、崔彥昭、鄭畋、盧攜、王鐸、豆盧瑑、崔沆、鄭從讜等人入相。其中,劉瞻早死,崔彥昭不日離任,在朝中主掌政務、並還能做點事情的主要就是鄭畋、盧攜、王鐸和豆盧瑑四人。然而這四位宰相,在對待黃巢的態度上,分歧相當嚴重。    
    鄭畋主撫,盧攜主剿。王鐸雖也是主戰派,並已於前一年兼任荊南節度使及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負責長江中游防禦,但盧攜與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駢取而代之。豆盧瑑在後來則主張避讓,是附合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鄭、盧二人曾發生過激烈的爭執,時間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黃巢佔據安南都護府後。    
    鄭畋對僖宗說:「巢賊之亂,本因歲饑。而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又都閉門自守,不能抵禦。」鄭畋既是大族出身,又進士及第,也是經過磨難才入居高位的。從這句話上可以看出他還不失傳統的理念,尚能夠保持正確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議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其輩本因饑年利合,一遇歲豐,自然分崩離析。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鄭畋真是個明白人。    
    盧攜不同意。他這時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屢敗黃巢,並成功地將其趕往嶺南的高駢,他當然要立一個奇功。盧攜道:「高駢將略無雙,淮土兵甲甚銳,」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揚自己本身。「蕞爾纖寇,不足為慮。豈可對敵示怯而使四方諸軍解體!」盧攜話說得如此大,皇上當然聽了舒服。    
    鄭畋對地方大鎮向不抱幻想,尤其對高駢這個處處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當然不能同意盧攜的方針。鄭畋在政事堂宰相會商草擬詔制時,忍不住諷刺盧攜道:「高千里這個人遷延玩寇,其實無意滅賊。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輩當死無歸宿了!」高駢字千里。    
    盧攜聽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光當」,衣袖碰到硯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礙著面子無法發作,見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硯台摔在地上。    
    事情給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氣,「國家重臣相互詬罵,何以表儀天下!」下令罷二人宰相。兩人以喪失儀範而罷相,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但是時局的發展不久便證明誰是誰非了。高駢果然不當大用,黃巢終於打進長安,使帝國處於存亡的邊緣。盧攜罷相後不久又被召用,黃巢打進潼關後,田令孜把失敗的責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盧攜在一片指責聲中飲藥自盡;王鐸後來又取代了高駢出任諸道行營都統,在大勢面前也是渾無作為。只有鄭畋不失英雄本色,廣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鳳翔節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留守京畿抵抗黃巢。三月初三,鄭畋即在鳳翔大破黃巢大將林言、尚讓、王璠所部。官軍這一仗的勝利完全是因黃巢軍的輕敵所致,黃巢手下的三將欺負鄭畋是文人出身,以為他不會用兵,在進軍過程中竟毫無戒備,既無行伍,復又鼓行而進,犯了兵家大忌,結果被鄭畋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傷亡萬計。可儘管如此,鄭畋在危急關頭能獨立不屈,並有如此作為,實在也是很不簡單。所以說,儒者之勇,往往不啻於百萬雄師。    
    本來,直接覆滅這個奄奄一息帝國的機會,完全是屬於黃巢的。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黃巢隊伍,像歷史上所有的樸素革命者一樣,在取得暫時的勝利後,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點。與帝國失敗的命運相同,黃巢根本的錯誤也是原則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黃巢大將、也是主要軍師的尚讓在入城時曾對百姓說:「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輩。」然而進佔長安後的所作所為,卻沒讓這句話得到充分的兌現。從黃巢到普通士卒,各忙於稱帝、封官、殺人、搶劫,被物質利誘沖昏了頭腦。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現在還仍然是「盜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轉乾坤,讓帝國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為被譴責的對象,而一旦舊的統治者被拋棄,新的政權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所謂不破不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即使退一萬步說,也應該立即乘勝西進,在肉體上徹底消滅苟延殘喘的舊政權,不給他們有絲毫振作的機會。這樣,一切便都從容多了,至少可以爭取時間來意識到上面所說的那個原則問題。說實話,每一位革命者也並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們只是能在實踐中慢慢認識到而已。可黃巢和他的同志們都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們不是徹底的理想主義者,沒有一種可以戰勝慾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敗之始。    
    黃巢在具體的行動策略上也犯了許多錯誤,比如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棄,這在革命初期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是可取的,大規模的游擊戰略可以避敵鋒芒,在各個擊破中壯大自身力量。然而當勢力強盛後再不考慮建立根據地,卻是重大的失策。當年的安祿山和朱泚也都佔領了長安,可他們都擁有自己的後方,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顯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順,也堅持了很多時間。黃巢轉戰半個中國,結果連這一點都未做到,最後以幾十萬大軍困守長安,內無糧草之給,外無兵馬之援,時間一長,眾心分離,士氣衰落,遂不免一敗塗地。    
    在進佔長安三年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黃巢兵敗東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黃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時,追兵已在身後。眼見不濟,黃巢萬念俱灰,囑其甥林言動手,林言不忍,黃巢遂拔劍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後正好十年。    
    這一場農民戰爭是帝國深沉危機爆發的結果。黃巢雖然兵敗自刎,其餘部力量也隨之分崩離析,但事物的內部矛盾是無法由此而得緩解的,顯然,這一次已到了非徹底解決而不可的地步。一個政權的滅亡不外乎肇於三端:一是內憂,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敗。政治的敗壞導致內憂,內憂則引發外患,而外患又通過二者激化矛盾,最終一同爆發,一起滅亡。此三端互為關聯,缺一不可。不幸的是,這一切條件已經全部具備。黃巢的革命雖沒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卻證明了無情的事實:帝國最後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了。    
    四    
    廣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黃巢退出長安,一年後敗死,又一年後僖宗再改元「光啟」,這年正月,皇駕方從蜀中還京。這時,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的數十州而已。十幾個大鎮包括一個黃巢起事時借入援之機佔據了河東的少數民族沙陀的武裝,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可以說,「王道」已蕩然無存。    
    這時有兩個人物必須提及,一位叫朱溫,一位叫李克用。    
    朱溫,宋州碭山人,幼時曾隨其母在人家當傭工,是地道的勞苦出身。黃巢率軍渡淮後,朱溫參加了起事隊伍,當時年僅二十多歲。這個人天資聰明,也頗為英勇善戰,不久便成為黃巢軍中的一位干將。往往越是出身於下層社會的人,其物質慾望和權力慾望就越為強烈,朱溫的身上集中了流氓無產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強暴、敢於抗爭的優點,也有陰險凶虐、首鼠兩端的劣性,這種人參與革命沒有一絲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達到的情況下,他就必然會改弦易轍,成為一個變節者。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長安的農民軍已經陷入了十分尷尬的處境時,黃巢任命朱溫為同州刺史,卻又叫他自取其地。還好,同州守將不戰而走,朱溫佔據了同州。在黃巢軍已開始軍心渙散時,朱溫多少算是盡了一點責。但從這時開始,朱溫已經發覺黃巢並不是能使自己達到目標的人。    
    這年的二月以後,朱溫受到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的節節壓迫,力不能支,屢向黃巢求援。黃巢此際已經是顧首難顧尾,根本無暇理會。這一來,就把朱溫推給了對方。九月,朱溫理所當然地以同州「歸國」,投降了王重榮,並以舅禮視之。僖宗任命其為金吾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賜名「全忠」。從此,朱全忠便成為九世紀最後二十年的風雲人物之一,誰也沒能想到的是,正是在這位朱全忠手上,帝國結束了綿延三百多年的歷史。    
    當然,這一切尚沒有發生,朱全忠目前還算是一個小人物。可他卻是由叛臣賊子而來的地方軍鎮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於朝廷的事實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說起他來,倒要多費一些功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別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於現在的天山一帶。隋朝文帝時期,中國強大,突厥分裂為東、西二部,勢力變弱。可到了隋煬帝后,中原紛亂,突厥則乘機而起,成為最嚴重的外患。本朝太宗皇帝憑借漸趨強盛的國力,與其展開抗爭,一舉滅掉了東突厥。後來的高宗皇帝又消滅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個小部落,並慢慢地成為帝國的內附國。沙陀也是其中的一個。    
    古代的先知先聖們都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責任,有義務也有力量成為天下大家的庇護者,就如同一位嚴厲而慈祥的家長對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樣,不求報答地施予愛護,予以教導,賞善罰惡,讓神聖的澤惠遍及四海。多少年來,發達而強大的中國都是這樣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原則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懷和氣度需要非凡的正義感、責任心、堅韌不拔的忍耐力和強大的力量,更要具備無怨無悔的犧牲精神,本朝和前代的漢朝一樣,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主要的就是耗費過度而疲弊百姓。而那些內附諸國,一時不能為先進的文化所感化,囿於自身的利益,往往橫生事端。比如沙陀,在八世紀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佔了帝國的西北重鎮--北庭都護府。後來吐蕃攻擾帝國邊境,常常就是以沙陀軍為前鋒。    
    


第七章 崩潰崩潰(5)

    對這種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本朝立國之初的貞觀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蔥嶺以西的一個小國「康國」遣使長安請求內附,太宗即不肯接受。太宗皇帝對臣下道:    
    「接受康國內附,一旦彼有急難,中國即有不得不救之責任。師行萬里,豈不疲勞!」    
    太宗在對外政策上,既有保持原則的一面,也有極為實際的一面。他的兩位繼承者高宗和玄宗就沒有這種眼光,一味博取國家名義上的榮譽而忘掉了為民眾謀取實利,結果使帝國的負擔變得極為沉重。先有突厥後有吐蕃,相繼在邊境上為患,並乘著帝國的內亂和實力的衰弱,漸漸強大起來。就連九世紀上半葉被吐蕃壓迫而不得不內附到鹽州的沙陀殘部,也慢慢地恢復了力量。到了憲宗和武宗時期,朝廷對幾大藩鎮開戰時,沙陀軍都出了大力。懿宗時,沙陀首領朱邪赤心率騎兵助剿龐勳有功,被賜名李國昌,又因防禦回鶻而做到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的兒子就是李克用,父子二人自鹹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起開始不受朝命,屢在河東生事。朝廷派軍與戰,甚至借來吐谷渾、薩葛兩部落兵合圍,在遭受一系列敗仗後,於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擊敗了李國昌。沙陀部眾離潰,國昌父子二人率殘部逃奔韃靼部。也就在這一年,黃巢攻佔了長安,這個契機改變了李克用的一生。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在代北監軍陳景思的建議下,朝廷下詔赦免李國昌父子,結果克用乘機率兵萬人再犯河東太原,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奮力抵抗,才使得克用南下的目標沒能得逞。當朱溫降唐,被授為右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朱全忠時,李克用已佔據了忻、代二州,並屢屢侵擾相鄰的並、汾數州。儘管克用一直累表請降,但並無歸附的誠心,他在尋找著與朝廷討價還價的砝碼。負責防禦沙陀的河東節度使鄭從讜是當年的名相鄭餘慶之後,其時以宰相銜出鎮河東。領命之後,從讜知人善任,明於治軍,一時軍威大振,太原一府被朝中稱為「小朝廷」,享有極高的聲望。從讜與強勁的克用所部在代州一線形成拉鋸局面,相持不下。    
    克用別號「鴉兒」,當時年紀也只有二十多歲,衝鋒陷陣,驍勇無比,沙陀軍中稱之為「飛虎子」。克用一目微眇,時人又謂之「獨眼龍」,這只龍確實有著過人之處。他有著胡人尚武的天性,善於領兵征戰,他手下的沙陀兵善於騎射,戰鬥力極強。    
    十二月,身為首席宰相的王鐸以高駢無心平叛,詣闕發憤請行。流亡的僖宗命其代高駢出任諸道行營都統,統率諸道兵馬合攻黃巢。在朝廷諸軍中,最主要的兩支力量是河中留後王重榮率領的河中軍和忠武監軍並兼行營都監楊復光率領的陳、蔡軍,這兩人是使李克用最終成為亂世梟雄的始作俑者。    
    直接的原因是黃巢雖然被迫困守長安,但軍勢尚強,處在一線的王、楊二人都感到力不能支。這時,楊復光出了一個主意。    
    復光對愁眉苦臉的王重榮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無比,又擁有強兵,可為朝廷所用!」    
    這個提議很大膽,因為此時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給帝國的北方以很大的壓力,屢招不降,並且牽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個大患。    
    復光知道王重榮的疑慮,他補充道:「其實李克用也早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聽朝命,是因為與河東鄭從讜有過節而已。若誠以朝旨曉諭鄭公召之,克用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    
    復光也是一個資格頗老的宦官,為人慷慨任氣,頗善籌略,在黃巢起兵之初,就出為外鎮監軍,領兵作戰中立有功勞。他和那些只知頤指氣使的宦官監軍不同,既善指揮,又善撫士卒,因此很有點名望。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議卻多少有點出於私心,因為他的養父內常侍楊玄價早先曾經當過鹽州監軍,在招撫沙陀的過程中與李國昌有很大的交情,復光本人對此也並不諱言。既然對公對私都有利可圖,復光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榮稱善,報與朝廷宣慰使王徽。王徽亦以為然。兩人再報王鐸,王鐸同意了這個提議,遂以天子名義頒諭鄭從讜召李克用領兵入援。王鐸時為掛帥出征的首相、諸軍都統,有這種便宜從事的權利。一個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萬七千沙陀、韃靼兵入戰。取道河東時,克用尚不敢從太原過境,只與數百騎在晉陽城下與鄭從讜告別。從讜儘管無奈,但也顧全了大局,很客氣地送走了這個老對手,還贈了他不少馬匹器具。    
    李克用的參戰大大改變了力量對比,對戰局起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十二月,克用兵渡過黃河,進據同州。第二年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敗黃巢弟黃揆部於沙苑;二月,與河中、易定、忠武三軍會合,在成店至梁田陂苦戰一日,大敗尚讓十五萬部眾,俘斬數萬,伏屍三十里,進圍華州,逼近長安;三月,又與王重榮在零口再破黃巢軍,拔華州;四月初四,再與諸軍合趨長安,於渭橋擊敗反擊的黃巢軍;初八,李克用率先從光泰門打入長安。在圍攻諸軍中,克用功勞最大,五月,朝廷加賜「同平章事」之銜。    
    帝國滅亡的格局形成了:李克用是外族武裝,朱全忠是歸附叛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義武節度使王處存、邠寧節度使朱玫等則是擁有重兵的大鎮,徐州的時溥、許州的周岌等人又是平亂過程中羽翼漸趨豐滿的地方軍將,再加上東走的黃巢,在蔡州、洛陽一帶鬧事的秦宗權、諸葛爽皆非良善之輩,孱弱的朝廷何以處之!    
    更為麻煩的是,天下勢既不再有九九歸一回到中央政權領導下的必要,那麼人人都可以取而奪之。由此而來,這些勢力之間便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在此時,朱全忠與李克用二人首先結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全忠此際雖被升為宣武節度使,但在擊退黃巢收復長安的過程中並沒有太大的功勞,因而自身的勢力也很一般。這對於一個野心十足的人來說,無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當然不可能甘於現狀。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黃巢退出長安後,仍然不失強勁,東部戰場上的朱全忠、時溥、周岌等本非強旅,對抗中都感到有點窘迫,不得不再求援於李克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萬人進援。五月,到達全忠部所在的汴州。李克用是當時實力最強的一支,對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後最強勁的對手,全忠要實現自己的宏圖大業,於情於理,都必須痛下毒手。所謂今日不除,必為大患。但克用擁有強兵五萬,全忠根本不是對手,要除掉這個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這天,李克用到達汴州後,大軍在城外紮下營寨,本人並不進城。全忠遣人固請,克用礙不過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驛中置酒布樂,盛陳美食,款待克用。席間,全忠慇勤勸酒,禮貌極恭,打消了克用的疑慮。克用在當時諸鎮首領中年紀最少,只有二十八歲,少年氣盛,倒也並不把全忠放在眼裡,他與親將們見全忠不足為意,便縱酒豪飲起來,克用乘酒使氣,說話間對全忠不無譏諷侮辱之語。全忠氣在心裡,表面卻不動聲色。    
    這頓酒一直吃到日暮時分,克用來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全忠派將領楊彥洪先用捆綁在一起的舊戰車作為路障堵住去路,然後發兵包圍了上源驛。先將哨兵斬殺,接著亮出兵刃,高聲吶喊,衝向驛中。    
    克用的十幾個親兵首先被呼聲驚起,奮身而上,與衝到門口的偷襲者格鬥。房中,克用尚在夢中,對發生的事渾然不知。其侍從郭景銖發覺有變,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涼水澆到他的臉上,克用這才睜開眼睛,甦醒過來。克用不愧為久經沙場的勇士,馬上就反應過來,來不及抹淨臉上的水,站起來就張弓拔箭,與親兵薛志勤對門外射擊,一下就射死數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該絕。恰在此時,突然天色有變,雷電大作,大雨傾盆而下,澆滅了來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薛志勤扶著克用帶著身邊的幾個親兵翻牆而出,乘著電光突圍。數人且戰且退,殺開一條血路,最後登上汴州南門,縋城而下,奔回營中。在這次事變中,只有克用等數人倖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殺。    
    克用逃回營中,本擬起兵報復,被其妻劉氏勸止,只是移書責難全忠。克用雖然暫未報復,但從此與全忠結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國的最後二十年裡,相與爭鬥不息,共同書寫了一段兵戈紛紜、天下大亂的歷史。    
    


第七章 崩潰崩潰(6)

    五    
    亂臣賊子最後成其霸業,大致有四個步驟。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壯大實力;第二步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第三步則是剷除異己;第四步是最終僭取帝位。    
    王重榮據蒲、陝,李昌符據鳳翔,諸葛爽據河陽、洛陽,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高駢據淮南八州,其餘如邢、洺、鄆、齊、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東諸州,無不由方鎮擅據。各地均不聽朝令,更無論貢賦,而兩河及江淮的賦稅早已斷絕,國家已處在生死的邊緣。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現在仍不知是哪一個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為南北司實際上的首領,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長安時,中央政府已經幾乎是手無寸鐵,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萬禁軍,還在支撐著名存實亡的天子。可是這些人也要吃飯領餉,單是京畿的賦稅,養活朝廷南北司官屬尚且不充,又怎麼能再有餘額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復朝廷和天子權威,重新建立強大的禁軍,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尋良策,想到了安邑、解縣兩個鹽池的鹽利,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夠伸手的經濟來源。可兩地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的專有,令孜要想收回兩池,就得拿王重榮開刀。光啟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佈受命兼任兩池鹽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贍禁軍。王重榮上章論訴,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調重榮為泰寧節度使,重榮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罵令孜。令孜於是交結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之對抗。其時,許、蔡的秦宗權已公開反叛,僭稱皇帝,田令孜在此關頭又開事端,麻煩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正氣憤朝廷不肯將朱全忠治罪,見有機會發洩怨氣,求之不得,立即招兵買馬,聚結諸胡,準備參戰。但克用的目標仍是朱全忠,他對王重榮說:「待我先滅全忠,再回掃鼠輩。」重榮慌忙回書道:「待公得勝班師,我早成俘虜。不如先清君側之惡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決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為他知道這兩人與朱全忠關係匪淺,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掃除外圍,也很有利。    
    這一場爭鬥是李克用取得勝利。十二月,克用與重榮兩軍逼近長安,田令孜只得挾天子落荒而逃,奔往鳳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裡兩次出逃,在帝國的歷史上是頭一回。事變後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無心再戰,自率兵回鎮。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則上表皇帝,以誅田令孜作為回駕長安的條件。在強大壓力下,田令孜終於失勢,讓位給另一位宦官楊復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長安改立皇帝,給自己招來反對力量,結果丟掉了性命。朱玫的失敗證明,不按一定的步驟就想成事,確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兩年。在此期間,朱玫被其部將王行瑜所殺,王重榮亦被部將常行儒所殺,常行儒又被重榮之弟王重盈殺掉。神策軍將李茂貞在光啟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滅了李昌符,三位殺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別成為新的藩鎮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幾個藩鎮由於和權力離得太近,處在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中,誰也無法獨領風騷。而朱全忠卻憑據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積聚著力量。看來還是他眼光遠大,是真正懂得「霸業」訣竅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還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舊病發作,不治身亡。帝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皇帝在享盡了富貴也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後,年僅二十七歲,就告別了人世。僖宗在位的這十四年,是帝國災難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開始崩潰的時代。天不假壽,也許是件幸事,因為地下的僖宗應該知道,祖宗基業沒有在他手上結束,還算是他的造化。接下來的繼任者,就不會再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當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長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劉行深、韓文約弒殺,所以現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壽王李傑。按照禮制,自應是年長者繼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請吉王監國,但當權的宦官,十軍觀察使楊復恭卻另有打算:他要立壽王李傑。    
    無論再怎麼說不過去,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眼下只有楊復恭說了算。宦官們對地方藩鎮也許並無計策,但對天子廢立是有絕對的權威的,前幾朝的事實對此早就下了結論了,用不著誰來表示不同意見。於是壽王李傑被立為皇太弟監軍國事。僖宗亡故後,壽王即位,改名「曄」,時年二十二歲。這就是歷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楊復恭卻歪打正著,給垂死的帝國立了一位英明賢達的天子。新帝雖然也只有二十二歲,但據說他體貌明粹,好文學、重儒術,尊禮大臣,追想前賢,尤其具有恢復祖輩舊業的豪邁志氣。即位之後,果然讓大家感覺到此言不虛,一時朝廷內外,稱頌不已。    
    這是懿、僖兩帝給人的感覺太壞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個對比,人們便很容易為內中的情緒所感動。他們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現狀下,即使堯、舜再世,又當如何?!    
    昭宗勝於兩位先帝之處在於他還知道要盡一些天子的責任。事到如今,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很明顯: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滅割據。昭宗是明白這一點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敗也在於此。    
    為什麼?在特定的危急時勢下,假如一個人簡簡單單地隨意做來,哪怕是渾渾噩噩地無所措施,相反倒能夠平和局面,因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趨勢而發展,則必然會耗盡內力,分化消弭,歸於結束。若是自認聰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倒是會激化衝突並帶來新的問題。就像一個彌留之人,儘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視之,未必就不能讓其生命力自行煥發而恢復生機。強作解人,以為陣痛之後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讓陣痛危及生命。先聖老子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正是這麼個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觸即發之態,昭宗不思進取還好,一思動作,便將葬送帝國。    
    可是,昭宗是個有志向的天子,和歷史上那些建功立業的帝王一樣,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順--這是昭宗的第二個年號--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鎮朱全忠(時為宣武節度使)、赫連鐸(時為雲州防禦使)、李匡范(時為盧龍節度使)的倡議下和宰相張濬、孔緯的附和中下詔討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該討伐,因為他勢力最強也最不安分,不斷侵犯鄰鎮,擴張領地。正好時下也有個機會:幾個月前他剛剛損失了一支強有力的部隊。但關鍵在於,討伐克用會不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換句話說,會不會給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個疑慮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強的藩鎮,以現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頭,必然是得不償失;而後一種擔心就更容易產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從討伐克用的行動中大撈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後的隱患。難道皇上就看不出嗎?    
    昭宗確實有點困惑。在朝議上天子就說:「克用有復興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將怎麼說我?」    
    大多數朝官更是以為不可,楊復恭也表示反對。雖然他的動機倒也並非在此,而是出於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話卻頗能代表大家的觀點,就是:「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當朝宰相張濬、孔緯卻堅決贊成。張濬說:「機會千載難逢!今日失之,後悔莫及!」孔緯說:「討平克用,萬世之利!」張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權,克用旬月可平!」孔緯便跟著說大話:「饋運、犒賞之費,支持兩年絕無問題!」當今的天子是個信賴朝臣的人,在這番話下,不下詔討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張濬何人?此公當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談、不務實,克用一貫就看不起他。光啟三年(公元887年)張濬入相,克用對人道:「他日交亂天下,必是此人。」話傳到張濬耳裡,他便將克用恨之入骨。此番藉機生事,目的就是公報私仇。張濬的另外一個動機是要排擠楊復恭,因為他最初是依靠復恭爬上高位的,可當復恭被田令孜擠壓失勢後,他又轉投令孜。復恭再度得勢,張濬就難以自處了。想要得寵就務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戰。這後一層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楊復恭,是自己恢復天子權威的最大障礙。    
    這個事端的後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張濬領導的兵馬被克用打得大敗,而楊復恭不願坐以待斃,又在後方叛亂,結果導致畿輔三鎮的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乘機脅迫朝廷,帝國的威信再次掃地殆盡。    
    


第七章 崩潰崩潰(7)

    三鎮是鳳翔、邠寧和華州。三大強藩地處畿輔,臨近長安,弄得不好,就會造成當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鸞駕播遷的後果。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個年號--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貞以求官不遂,進逼長安,迫使昭宗殺掉了力主對他開戰的宰相杜讓能,又逼皇上殺掉了身邊的三個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寧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貞糾結王行瑜、韓建再入京城,又殺宰相李谿、韋昭度,進而謀廢天子,猖狂到了極點。可憐英明過於其兄僖宗的昭宗皇帝,還是不免狼狽出逃。    
    這時朱全忠仍在忙於河南、淮南的作戰,無暇北圖。又是李克用出頭,遣兵三千急赴皇駕所在地石門關,同時發兵擊敗了王行瑜,又給鳳翔李茂貞以強大壓力,逼使他暫表歸順,終於又為王室立了一大功。但好景不長,乾寧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貞、韓建又叛,再入長安。這一次更為厲害,茂貞燒宮室、毀市肆,韓建則解散禁軍、遍殺諸王,甚至還派兵包圍了昭宗在華州的行宮,脅迫昭宗達兩年之久。此時就連李克用也無可奈何了,因為朱全忠已經不甘寂寞,參與到這場大紛亂裡。乾寧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帶數次攻擊李克用,聲勢日見其盛;一年後又舉兵東進,最後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滑、鄭、濮等州五鎮之地盡歸全忠。只是他的老對手,時為宣歙觀察使的楊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沒被全忠收歸。儘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併了中原的廣大地區,此時的全忠再也不比當年,他手上有強兵數萬、土地千里,業已有了堅實的基礎,可以和強大的李克用相頡頏。接下來就該輪到他也開始走第二步:挾天子以令諸侯了。乾寧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及關東諸侯表請遷都洛陽,給關中的悖逆之輩以極大的震懾。    
    在此情形下,李茂貞、韓建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擔心起來,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視眈眈,他們不願兩面樹敵,於是便尋求妥協。這年十月,茂貞上表請罪,請獻錢十五萬緡,助修宮室,而韓建亦致書克用願意修好,乾寧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韓二人在洛陽朱全忠一連串的壓力下,不得不急修宮殿,奉昭宗還駕長安。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這時,朱全忠會同魏博鎮羅紹威,與太原李克用、幽州劉仁恭聯盟展開了一場空前對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先敗仁恭,乘勢進攻河中、河東;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九月,再敗仁恭,又取鎮、景、莫、祁、定等州,成德、義武兩鎮均向全忠請和,至此,河北諸鎮全部歸到他的手中。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全忠發六路兵攻李克用,連下數州,直逼晉陽。克用大為窘迫,親自登城指揮,數十天裡,衣不解帶,未遑飲食。五月,全忠因糧食補給發生問題,又以久雨不止,士卒多病,這才解圍而還。朱、李力量之比終於顛倒,形勢又變。    
    滅唐祚者朱全忠,可以說是確切無疑的了。    
    看來昭宗的一切作為,實質上就是讓真正的顛覆者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而已,此外一無是處。儘管他看起來要比他的前任高明許多,但也無法避免充當一個悲劇角色的命運。昭宗把帝國的國祚延續了幾年,最終拖進了十世紀,可實際上當他在華州陷入韓建手中時,就已經宣告了帝國的滅亡。    
    六    
    昭宗最後的錯誤是十世紀初釀成的。    
    悲哀至極的天子開始走向極端。從華州回京後,昭宗開始酗酒,變得性情暴躁,喜怒無常。他此際已是既無權威,又無倚靠的空頭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氣化為對家奴的凶殘暴戾,他要對宦官開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與宰相崔胤謀議,於六月份先將兩位專權的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清除出京並不日賜死,揭開了序幕。    
    這又是昭宗太過於「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敵人,但昭宗在如此紛亂的時代尚能堅持時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沒,是他們努力在維繫著皇帝的存在。與朝士不同,沒有了天子也就沒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拋棄理念,可以棄暗投明,但宦官則不行,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別無選擇,只有和天子--或者說是和他們的天子--站在一起。歷次兵變而使皇駕播遷,都是宦官們臨危不懼,護駕出逃。天子其時並不是不想帶走文官,一是事起倉促,二是文官大都是書生,在那種場合下,實在也沒什麼用。而宦官典掌禁軍多年,畢竟還是有隨機應變能力的,至少他們很會保護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虛,在這一點上甚至比恪守傳統的士大夫們還要堅決。所以他們即使擅權專政,驕橫跋扈,但在實質上與天子是同一個聯盟。在其他任何時候,恢復王權都必須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權已行將就木的時刻,卻萬萬不可走這一條路。    
    此時此刻,宦官、朝士、藩鎮三者對於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無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絕不能讓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對宦官動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無兵,所以朝官還得倚仗地方強藩;藩鎮之間本有矛盾,又會各為其援。三者中各有兩方合縱連橫,勢必兵戈再興,後果豈堪設想!    
    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獵,夜半回宮,不知何事突然暴怒,親手殺死了數名近侍宦官和宮女,一下子使宮內震動,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時,四大宦官首領是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左、右樞密使王彥范、薛齊偓,四人此次已勢無可忍,立即發難。第二天,率禁軍千人破宮門而入。    
    他們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為如是,豈可治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舉。」    
    崔胤雖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離長安太遠,救不了急。而宦官一方的韓建卻是隨時可以來京。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宮表狀上簽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於門外,自己與進奏官程巖等十幾人入對。才登思政殿,宮外禁軍便大呼著往宮裡衝來,逢著昭宗寵幸的宮女、方士、僧道之輩,見人即殺,昭宗嚇得滾到床下,被劉、王二人拎起,與後嬪、侍從一行人統統被關到了少陽院。劉季述在少陽院中對著昭宗歷數罪狀,直說得天子垂首無語。此後,劉季述親手將少陽院鎖閉,囑咐手下熔鐵澆鑄,把門固死,只在牆上開了個小洞以送飲食。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紙筆亦不得,其時天氣甚寒,妃嬪們無衣無衾,號哭之聲不絕。    
    初七,劉、王矯詔令太子嗣位。事情鬧大了。    
    朱全忠開始還沒意識到這是個絕妙的機會,直到天平節度副使李振對他說了一句:「王室有難,霸者之資」,全忠這才恍然大悟。    
    兩個月後,崔胤在全忠的聲援下,在長安反正,殺掉了劉季述、王仲先、王齊范、薛齊偓等,救出了昭宗,迎之復位。崔胤一得志,就要報仇雪恨,他準備徹底摧毀宦官,並要在肉體上斬盡殺絕。這時,輪到宦官們悲哀了,驚懼之下,他們開始自救。新任左右軍中尉的韓全誨、張彥弘一方面暗中交結李茂貞,一方面計劃除掉崔胤。崔胤當然不能讓其陰謀得逞,立即修書全忠稱:天子有密詔,令你率兵迎駕。崔胤此舉正中全忠的下懷,原來他就想趕在李茂貞的前面把天子搶到手,這下子機會來了。七月,全忠急急從太原前線返回大梁,準備發兵。同時,韓全誨亦羅致了一些尚未出京任職的將領,也準備動手。    
    昭宗這時有點數了,八月初五,急招翰林學士韓偓。皇上道:「有人建議朕招崔胤、全誨入內殿,置酒和解二人恩怨,卿以為如何?」    
    韓偓與崔胤自有不同,他開始就不贊成這種意氣之舉,曾對昭宗說過「宦官亦不可全無」的話。韓偓還算是一個非常明智的人,只是像他這樣的在眼下已是鳳毛麟角。    
    他對昭宗道:「全誨之輩跋扈,確是非解決不可。如此示弱,則更增其凶悖。不如盡快調走首惡之徒,餘者許其自新,庶幾能避免麻煩。」    
    韓偓的話原則上是不錯的,但實行不起來。昭宗發佈的調令,沒有一個遵守。已到了你死我活的關頭,誰又敢主動撤退。    
    九月初五,皇上聽到了全忠即將發兵的消息,一下省悟了。他終於知道,自己謀除宦官的努力,結果是前門拒狼,後門引虎,而且還是兩隻虎:一是東面的朱全忠,一是西面的李茂貞,兩虎相鬥於君側,豈是鬧著玩的!昭宗無奈,又問計於韓偓,韓偓這時也是無可奈何:「臣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皇上看著他,無語而泣。    
    十月,全忠從大梁發兵。韓全誨得訊,先動一步,領神策軍將昭宗挾至鳳翔,依附李茂貞。全忠到長安後,隨即西征,圍住鳳翔。茂貞又向李克用求援,但克用軍雖牽制了部分宣武軍力量,可作戰屢屢不利,甚至還被全忠追到晉陽。若非天公作美,克用還要吃更大的敗仗。茂貞一人獨撐,也是屢戰屢敗,終於在天復二年(公元902年)冬天向全忠妥協。天復三年(公元902年)正月,茂貞殺掉了韓全誨、張彥弘等七十二人,送昭宗還長安。全忠則解鳳翔之圍,擁天子回京。    
    回京之前,全忠就將已在京師退休、未隨昭宗西赴鳳翔的九十二位老宦官秘密處死。天子還宮後,崔胤力請全誅宦官,於是全忠盡殺宦官數百人,外任監軍者分令各地藩鎮誅殺。至此,本朝的「宦官時代」宣告結束。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第七章 崩潰崩潰(8)

    二月,天子進全忠爵為「梁王」,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全忠留步騎兵萬人宿衛長安,令其心腹分任要職,自己班師汴州。    
    朱全忠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後,緊接著開始遠交近攻,消滅異己。七月,大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天復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又密令部下在長安盡誅崔胤之黨,迫使昭宗遷都洛陽;八月十一日,弒殺昭宗,立昭宗十三歲的太子李祚為帝。第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全忠又在洛陽宮苑的九曲池縊殺昭宗諸子共九人,投屍池中。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初七--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一天,有一顆彗星出現在天空,由「軒轅」、「大角」二星宿一直拖弋到天市垣。天有星變,是災非祥,占者有曰:「此君臣俱焚之相,宜誅殺以應之。」於是乎全忠大肆流放朝臣,貶逐無虛日。六月,將裴樞等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招到滑州白馬縣的白馬驛中,一夜盡殺之。全忠部下的天平節度副使李振--就是當年在宦官幽閉昭宗時勸全忠抓住機會的那個人--早年屢舉進士而不第,心裡恨透了這些讀書之人。三十餘位縉紳人士被殺後,他還不解意,對全忠道:    
    「此輩不是自稱『清流』嗎,那就把他們投入黃河,叫他們變成『濁流』!」    
    全忠大笑:「就這樣吧!」    
    當朝士們的屍體在渾濁的黃河水中隨波浮沉的時候,帝國的一切道德準則、禮法規範也隨之而被埋葬,帝國本身便再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    
    儘管李克用等勢力還在頑強抵抗著朱全忠吞併天下的行動,但對帝國政權來說卻已經是毫無意義。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在全忠手中的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宣佈「禪讓」,全忠更名為「晃」,即皇帝位,建號「梁」,歷史上稱之為「後梁」。唐朝正式滅亡,中國隨之進入了第二個大分裂時期。    
    世事東流水,乾坤一局棋。    
    古代中國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紀初到八世紀末一百五十餘年間的唐朝,它的輝煌曾經如日中天,照亮了整個世界。可惜,這一輪燦爛的太陽並沒有閃耀出持久的光輝,在九世紀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滅了。宛如一柱激昂的噴泉引回到死水般的池塘,再也不興波瀾。只剩下點綴其間的一片靜謐的蓮花,稍稍掩蓋了一些沉沉暮氣。    
    何時輪到它再度升起?    
    


後記後記

    歷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過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歷史也就等於今天,等於現在。我們本來永遠都不能、也無法從歷史的巨網中掙脫的,可不知怎麼,我們似乎還是漸漸地忘記了歷史的存在。今天的人們成了超越自己皮膚的人,看起來揮揮灑灑、輕鬆自如,其實總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許罪魁禍首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把歷史看作是「歷史學家」獨有的東西了,在他們精闢的考證和縝密的教科書中,忘記了歷史本應該就是所有人的事。悲哀的是,我們有時竟把這個事實當作是必然的,心悅誠服地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拱手讓給了別人。於是,歷史終於被扼殺了,真不知道這樣的事情何時是個盡頭。    
    懷古多從幽寂來。如果沒有奔波紅塵的肉體煎熬,沒有獨坐長夜的心靈跋涉,本人斷沒有這個膽量和意識去喚回我心中的歷史,更毋庸說寫作本書了。這或許完全是一個偶然,因為有一個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歷史老人既永遠是我們身邊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個人便都有資格去和他舉杯對飲。    
    歷史老人從不吝嗇,也從不做「誰有錢給誰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絕頂聰明之人,卻也無法從他那裡得到箴言與訓誡。聊以自慰的是,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幻想。微蚤如益,才智不過中人,所能做的一切,當然也只不過是向他略抒胸臆罷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領神會的。如是而已。    
    本書吸收了眾多前輩大師和海內外當代學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呂思勉、陳寅恪、範文瀾、王仲犖、韓國磐、瞿兌園、唐長孺、黃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楊志玖、胡如雷、烏廷玉、張國剛、王夢鷗、章群、傅錫壬以及業師卞孝萱、周勳初兩先生,限於體例,不能在文中一一註明,在此謹特為標出並表示深深的敬意。學長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實、資料取材、篇章結構等方面教誨良多,使我受益匪淺,亦當衷心銘感。另外,還要特別感謝摯友錢進兄,數年以來,時相過從,講史論道,坐而忘機。他的精闢分析和獨到見解,還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沒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紀的落日」也許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個模糊思緒而已。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識於國立南京大學之北園    
    再版後記    
    此書撰成於十年前。其時正用功於兩《唐書》及《通鑒》,又逢周(勳初)師主編《唐人軼事彙編》,有幸先睹其稿。出入子史,參證比照,如起唐人於地下而唔言於一室之內,頗得「事之或無、理之必有」之境,方悟溫公不廢稗官,良有以也。書成後毀譽參半,無所關心,惟限於學力而致錯訛極夥,常以為憾。今有幸再版,遂訂正一過,聊付好事者一粲。    
                                                                 公元二四年七月作者謹識

<<唐:日落九世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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