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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下台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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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台灣政局世紀之變:國民黨下台內幕  作者:王建民等
新華出版社 出版             
  引子   
  江丙坤歷史性的大陸「破冰之旅」   
  3月29日上午,由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參訪團抵達廣州,開始了中國國民黨退台後56年來首次大陸之行,實現了跨躍60年來的歷史性握手。 
  上午10時許,江丙坤一行30餘人,抵達廣州烈士陵園。陵園的正門牌坊上刻有孫中山先生手書的「浩氣長存」四個大字,也許這正是中國國民黨首先拜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的真義所在:告訴中國國民黨人,走過百年輝煌歷史的中國國民黨雖然在台灣失去了執政權,目前處境艱難,但中國國民黨的孫中山精神不能丟,革命先烈追求中國統一的精神「浩氣長存」。 
  在群眾的簇擁下,參訪團一行走到烈士墓前,舉行致祭典禮,主持人宣讀祭文: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義95週年之期,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奉派率同代表團,代表主席連戰暨全體黨員,致祭於諸烈士之靈。「壯哉先烈,死以為國,身毀名榮,英風義烈,永為世率,黃花忠魂,以勵來茲。」 
  江丙坤拜謁後,以閩南俗語「食果子,拜樹頭」為喻,向先烈們表達崇敬之情,以示後人飲水思源,追念正是這些烈士的犧牲,才有民國的創建。 
  3月29日,江丙坤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參訪團,抵達南京。次日,參訪團成員從博愛坊開始,一步一步走過392個石階,到達紫金山孫中山陵前謁陵祭拜。 
  9 時整,謁陵儀式正式開始。江丙坤代表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及全體黨員,向孫中山先生雕像敬獻花籃。主持人宣讀《敬謁中山陵告總理文》: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奉派率同代表團,敬謁中山陵,紀念總理逝世80週年,謹代表主席連戰暨全體黨員,致祭於總理靈前曰:維我總理,大智大仁。思想維新,倡導革命。四方俊傑,慷慨蹈難,屢起屢躓,再接再厲。薄海雲天,清廷震懼,帝制告終,日月重光。民國建成,還政於民,共和鞏立,東亞首出。五大民族,一體無猜。三民主義,治世典要,五權憲法,建國宏規。新制初行,軍閥蕪政,再興義師,護法護國。掃除軍閥,力抗強權。協和南北,勞苦奔波,遽逝京都,盡瘁黨國。國觴棟樑,民喪考妣。國家建設,遺志未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懷我總理,萬世景從。伏祈靈鑒」。 
  謁文結束,全體參訪成員向孫中山先生行三鞠躬大禮,默哀一分鐘,然後進入墓室外憑弔。 
  謁陵結束,江丙坤向記者發表感言告白:「在春暖花開、風和日麗的日子裡,代表中國國民黨向孫中山先生致祭、致敬,心情無限激動,深切感念。中山先生以博愛精神,畢生追求統一、民主、富強,兩岸人民都應當以中山先生為師,共創兩岸雙贏局面。」這正是江丙坤率領中國國民黨大陸參訪團被賦予「緬懷之旅」的重大意義所在,即旨在凝聚中國國民黨的「中山精神」。 
  2005年是國民黨前身中國同盟會成立100週年,是廣州黃花崗起義94週年,是國民黨創建人孫中山先生逝世80週年。中國國民黨希望通過這次對革命先烈與孫中山先生的隆重紀念、緬懷活動,讓國民黨重新回味孫中山創建中國國民黨的豐功偉績,瞭解孫中山先生追求國家統一、民族振興的思想。對今日中國國民黨的團結和振作士氣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可確認中國國民黨對一個中國的認同,提醒國民黨人:國家尚未統一,同志尚須努力。 
  近兩年以來,台灣島內極端「台獨勢力」興風作浪,篡改歷史,要將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列入所謂的「中國史」(被認定為「外國史」),於是孫中山先生就成了外國人。這不僅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不敬與污辱,而且也直指中國國民黨是「外來黨」,以否定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正當性。這對尊孫中山先生為總理與精神旗幟的中國國民黨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因此,中國國民黨代表團通過祭奠黃花崗烈士墓與拜謁孫中山陵活動,高舉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旗幟,以孫中山先生追求國家統一的精神與遺志來凝聚正在分化、人心渙散的國民黨,並以此為契機振興國民黨。   
  順應主流民意的「經貿之旅」   
  中國國民黨作為島內最大的在野黨,要和大陸進行政治方面的實質性合作,一舉解決台灣問題,目前可能性不大。但國民黨內擁有許多優秀財經人才,有資本、有能力、有廣大的民意基礎,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則可取得在島內政治鬥爭中的主導權,為國民黨的重新振興創造條件。 
  對國民黨來說,在與民進黨的政治鬥爭中,兩岸經貿是其最具競爭力的政策主張與鬥爭優勢,是爭取島內主流民意最有效的手段。提出符合島內工商界與民眾要求的兩岸經貿主張,對民進黨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將會形成很大壓力。 
  2004年台灣島內大選活動中,在大陸的台商與島內工商界敢於公開站出來支持連戰,當然是看好連戰當選後對穩定兩岸關係、開放「三通」與推動兩岸經貿合作方面的政策主張與優勢。這讓連戰感到工商界的民氣可用,國民黨在野也可有所作為。這次江丙坤的大陸「經貿之旅」,自然成為國民黨主打「經貿牌」與「民意牌」的關鍵所在。 
  30日,江丙坤一行抵達北京。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舉行了歡迎晚宴。當晚,陳雲林率領商務部、農業部等有關部門負責人,與國民黨參訪團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黨對黨」的「工作性會談」,雙方就促進兩岸經貿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廣泛交換了看法,並取得了有關推進兩岸貨運包機直航、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與推動兩岸金融保險合作等12項初步成果。這些議題都是與台灣民眾利益密切相關的議題,有利於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的廣泛發展與民間往來,也有利於國民黨爭取島內民意。   
  連戰「和平之旅」意義重大   
  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會見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一行時表示,國民黨主席連戰已表達訪問大陸的意願,我們歡迎並邀請連戰主席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訪問大陸。經過協商,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參訪團將於4月26日至5月3日訪問大陸,進行第三次會談,揭開國共關係的新一頁。這次國共會談,雖與過去兩次合作的時空背景不同,但其意義一樣重大,將譜寫兩岸關係發展的新一頁,也是中國國民黨轉型的又一開始。 
  連戰是《台灣通史》作者連橫的孫子,是國民黨元老連震東的兒子,內心有一股強烈的中國情懷與台灣之愛。大陸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祖國,台灣是他的故鄉。訪問大陸,實現「和平之旅」,是連戰多年來最大的心願。在他退出政壇的前夕,他要完成一個尚未完成的志向,實現大陸的「和平之旅」,這一天終於到來。 
  連戰對發展兩岸關係一直持有善意、「雙贏」的觀點。在1993年出任台灣「行政院長」後不久,連戰在一次記者聯誼會上就發表了「排斥『零和』,走向『雙贏』」的專題演講,倡導兩岸關係應是攜手共創「雙贏」策略,避免你死我活的「零和」鬥爭,受到島內各界的關注,也成為連戰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主張。1994年初,連戰又提出「以經貿為主軸」的兩岸關係政策。 
  1995年,連戰進一步提出「以大陸為腹地,建立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並將其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跨世紀戰略。然而,這時的李登輝逐漸偏離「一個中國」政策,不僅接受日本人司馬遼太郎訪問,提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一系列「台獨」主張,還赴美國訪問,宣揚「兩個中國」,在施政上開始反對連戰提出的「以大陸為腹地」的台灣經濟發展戰略,於1996年公開提出「要檢討以大陸為腹地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進而拋出旨在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的「戒急用忍」政策,等於否定了連戰的兩岸經貿政策新思維與新政策,連戰主張的兩岸關係「雙贏」理想未能實現。 
  在2000年台灣島內大選中,李登輝因反對宋楚瑜與連戰合作,並「暗助」陳水扁,導致連戰敗選,讓中國國民黨失去了在台灣的執政權,引起國民黨黨內對李登輝的強烈不滿,迫使其辭去國民黨主席職位,連戰終於成為中國國民黨的新一代領袖,開始重新倡導他關於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主張。 
  在2004年台灣島內大選期間,連戰提出了「兩岸和平路線圖」的構想,表示要在選後實現大陸「和平之旅」。然而,「3·19槍擊案」的發生,不僅摧毀了連戰的「總統夢」,而且改變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軌跡。 
  面對中國國民黨東山再起的又一次挫折,面對國民黨目前的艱難處境,黨主席連戰開始了對國民黨權力交替與未來發展的新思考,終於決定先由江丙坤率團赴大陸進行「破冰之旅」、「緬懷之旅」與「經貿之旅」,進而實現他的大陸「和平之旅」。儘管這是遲來的「和平之旅」,是以在野的身份訪問大陸,但對於國民黨的未來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   
  開創國民黨的又一個春天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的大陸「破冰之旅」與黨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中國國民黨企圖以「孫中山精神」重新凝聚中國國民黨、振興中國國民黨的重要舉措,是中國國民黨對其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角色地位的戰略性調整,目的是延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生命力,再造中國國民黨東山再起的條件與機會。 
  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看到兩岸關係的新變局,不再懼怕民進黨扣帽子、打棍子,不再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左顧右盼,而是勇敢地站出來,公開承認「九二共識」,承認一個中國,要為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國民黨的發展做出自己最後的努力。 
  在江丙坤參訪大陸前夕,黨主席連戰就表示,現在兩岸關係非常嚴峻,台灣的政治環境非常反常,國民黨希望能為人民提供另一種「願景」,另一種選擇。其言下之意,「台獨之路」不通,人民可以選擇不獨之路,雖不能說是盡快實現統一,但至少是「不獨不武」的現狀選擇。連戰進一步指出,身為捍衛「中華民國」尊嚴與「憲政體制」的國民黨不能默默沒有行動,眼睜睜看著執政當局在兩岸關係上橫衝直撞,升高對立,即使「兵凶戰危,也在所不惜」。他還表示,除此之外,也可以運用智慧,加強努力,來幫助社會面對和解決台灣真正的基本問題,提出不同的選擇。這充分顯示了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的戰略性調整與堅強的決心:不怕任何流言與險阻,全力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希望為兩岸的和平做出貢獻。 
  在參加2004年台灣島內領導人選舉失敗之後,連戰對島內政局與兩岸關係的發展看得更加清楚,有了全新的思維,對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有著強烈的願望。在祖國大陸公佈《反分裂國家法》後,連戰發表了重要講話,認為民進黨推動的「制憲」與「正名」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騙局,「在目前國際局勢下,台灣絕對沒有獨立的可能」,主張「兩岸應立即進行對話協商談判磋商,簽訂和平協議」。這標誌著,中國國民黨在島內與民進黨的鬥爭中,開始高舉「兩岸和平」旗幟,不僅要推動兩岸關係的和解與和平發展,而且要通過兩岸的和平與兩岸協商開創中國國民黨發展的又一個春天。   
  緒論   
  1894年11月24日,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興中會在檀香山卑涉銀行華籍經理何理的家中誕生了,它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於1905年8月20日易名為中國中國國民黨的創建者孫中山同盟會;1912年8月,中國同盟會易名為中國國民黨;1914年7月8日,中國國民黨易名為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又易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黨名一直沿用至今。 
  「百年老店」國民黨曾經有過光輝的歷史。前30年,在孫中山領導下,為推翻清朝統治,國民黨先後組織了十數次武裝起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為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國民黨又組織了「二次革命」、護國和護法戰爭,並且成立了政權;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接受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共同進行「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為目標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至此,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大政黨。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實施中常會集體領導制,實際為蔣介石所控制。1926年6月,國共兩黨共同領導和指揮了北伐戰爭,10個月後基本打垮了北洋軍閥。在此基礎上,蔣介石發動政變,建立了南京政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國民黨同意結束10年內戰,再度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與此同時,1938年初,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領導體制,把「中常會領導制」改為「總裁製」,蔣介石出任總裁。第二次國共合作保證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成為國民黨最後的輝煌。 
  「百年老店」國民黨曾經有過不光彩的歷史。蔣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的同時,開始了以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為目標的10年內戰,多少革命者和共產黨員犧牲在國民黨的屠刀下。中華民族第一次反侵略戰爭勝利後,全國孫中山在思考中國的未來人民為趕走日本侵略者而感到歡欣鼓舞,蔣介石卻不顧民意,發動了以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為目標的全面內戰。結果眾所周知,中國國民黨遭到前所未有的失敗,南京政府被推翻,只有蔣介石集團逃到台灣偏安一隅。 
  國民黨在祖國大陸的大失敗,是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在蔣介石、蔣經國領導下,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前39年間,政治上繼續實施專制統治,經濟上加速轉型和發展,大陸政策上堅持兩岸是「法統之爭」,「外交」上反對「劃峽而治」和「台灣地位未定論」,同時嚴厲打擊「台獨勢力」。在蔣家父子統治時期,國民黨主持下的台灣,社會有了長足進步,經濟有了重大發展,民眾生活水準明顯提高。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三年後兼任「總統」。蔣經國晚年,在內外形勢所逼下,國民黨在島內民眾呼聲最高的三個關鍵問題上有所調整:一是結束「戒嚴體制」,二是開始「政治革新」,三是開放部分台胞赴大陸探親。蔣家父子在退出政治舞台前,中國國民黨或多或少向中國人民有了一個交代。 
  國民黨的歷史,從李登輝上台後一切都發生了重大改變。李登輝出任黨主席後,中國國民黨開始全面蛻變:在「本土化」的口號下,它已蛻變為執行李登輝「和平走向分裂」、「以拖待獨」路線的工具,把「兩國論」納入國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政治任務提示案》,屢屢挑戰一個中國原則,配合西方打「台灣牌」以干涉中國內政,多次帶來兩岸關係的緊張;在「民主化」的口號下,它已蛻變成李登輝排除異己、改組權力構成的工具,內鬥激烈,數次分裂,多次帶來黨內危機;在「政黨政治」口號下,黨主席李登輝有計劃、有步驟地削弱國民黨,造成黨內內耗嚴重,信念喪失,自毀長城,面臨在野黨的步步緊逼,執政基礎全面動搖,乃至在2000年3月18日舉行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喪失執政權。 
  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是在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而奮鬥;蔣介石領導下的大陸時期的國民黨,曾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出過力,終因與人民勢不兩立而被打敗;蔣介石、蔣經國領導下的逃台後的國民黨,推行專制獨裁統治而被台灣同胞所不齒,但因發展經濟有方和最後啟動「政治革新」而或多或少留下一點名聲。更因為國民黨能夠堅持反對「台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不失中國國民黨的傳統。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執政基礎已經全面動搖,大陸政策只能激化兩岸關係的緊張,「務實外交」陷入困境。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的蛻變。 
  2000年3月,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失去經營50餘年的執政權後,陷入了一場更為深刻的發展危機。     
  第一章 歷史的傷痕   
  腐敗統治在台重演(1)   
  抗戰勝利後,台灣同胞沉浸於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之中。「從50年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的人民,已經興高采烈而至得意忘形」,「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等待著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然而迎來的卻是一批貪官污吏和惡習敗紀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時的種種倒行逆施,給台灣同胞帶來蔣介石與宋美齡接受歡呼新的災難,以致台灣同胞對國民黨政府由希望轉為失望甚至絕望。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台灣同胞每時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國的懷抱。由於兩岸長期隔離,台灣同胞對祖國的情況很不瞭解,尤其對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本質沒有認識,因而對國民黨的接收人員給予了英雄式歡迎。10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80餘人飛抵台灣,受到台灣人民的熱烈歡迎。10月17日,國民黨部隊在基隆登陸,受到來自各地久候的民眾歡迎。登陸部隊進入台北後,30萬市民夾道歡迎,並高唱《歡迎國軍歌》:台灣今日慶昇平,仰見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10月25日,盟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於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舉行,台澎地區的受降代表由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擔任,陳儀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會場外的廣場上,被前來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群情興奮。為了歡慶回歸祖國,台北市社會各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遊行。全省上下,到處張燈結綵。這種熱鬧感人的場面,足以用「如醉如狂」來形容。然而,沒過多久,這種回歸祖國的「狂喜」卻被失望、仇恨所取代。原來國民黨根本就不是他們心目中的「孫中山的繼承人、抗日英雄」,而是一群極盡貪污腐敗之能事的官僚集團。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強對台灣同胞的統治,在台灣設置了「台灣總督府」。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對台灣同胞生殺予奪的大權。在台灣同胞眼中,總督府是反動、專制統治的象徵。然而,國民黨收復台灣之初,不設省政府反設一個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公署,這套制度等於是照搬了日本治台的「總督制」,使台灣同胞產生了「總督制度復活」的錯覺。而國民黨反動政權在接收台灣之初的種種腐敗行為,更令台灣同胞極度不滿。 
  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民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中國普通話為借口,把許多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在行政長官公署9個處的18個正副處長中,只有兩個是台灣人;在高級公務員當中,台籍人士所佔的比例也很小;在縣市長方面僅有3位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市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且都是曾到大陸求學或工作再返回台灣的「半山」。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各金融機構和大中型企業,也均由大陸人掌控。此外,許多接收大員還在機關之內大搞「牽親引戚」的用人作風,將台灣人從職位上撤下來,由一些毫無技能的「濫竽之輩」補缺。如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鍾把一位具有30年經驗的台籍技正弄走,然後由自己的姨太太來補缺;高雄市工業專修學校的一位劉姓校長,竟以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等等。不僅如此,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雖然做同樣的工作,大陸人的工資要比台籍人高出許多,並享有後者不能享有的其他補助。久而久之,當然會引起被排擠在工作之外的失業者及受歧視者的內心不平。 
  國民黨到台灣後由接收變「劫收」。從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國民黨共接收日本駐台的機關財產、企業財產、個人財產110億元舊台幣,各縣市30%的房屋和佔全省耕作面積20%以上的土地。這些企業、銀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從台灣同胞手中搶去的,本應酌情還一部分給原主,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卻照單全收,台灣人無緣置喙。此外,一些接收大員到台灣專門接收金條、洋房、汽車、小妾和高位,中飽私囊,時人譏之為「五子登科」。五子意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對於接收大員們的「劫收」醜態,記者唐賢龍在「2·28事件」後不久,於南京出版的《台灣事件內幕》中是這樣描寫的:「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台灣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的那一套戲碼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吳濁流在小說《波茨坦科長》中則是這樣描繪的:小說男主人公范漢智,向他的新婚台灣妻子說:「台灣真是好地方,從重慶只穿一套西裝過來,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這些紀實報告和小說活生生地表現了一些接收大員貪婪、醜惡的嘴臉。 
  國民黨派到台灣的幹部,不乏清廉有能力者,但以權謀私、貪污舞弊者眾。1946年,大大小小見報的貪污案件屢見不鮮,其中比較大的有:任省專賣局局長的任維鈞,被人在《民報》上公開舉出證據的貪污金額就高達500萬舊台幣之多,但依然逍遙法外。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紙業印刷公司經理時,把幾部價值數千萬舊台幣的大機器廉價標賣,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極低的價格買入。李卓芝改調台北市專賣局長後,接任者發現此事,便向上級告發,但李卓芝僅被陳儀罵了一頓了事。台灣貿易局局長於文溪,被國民黨中央清查團查出貪污事實後,雖移交法院審理,但「錢能通神」,清查團走後,於文溪不久即從獄中放出。雖然於文溪最後被撤職,但在移交工作時,卻不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單銷毀,而且把倉庫裡的存貨以一些莫須有的名目私吞,如謊稱食鹽被人民搶去1萬擔,紅土(好鴉片土)被白螞蟻吃掉70公斤,糖損失數十萬斤。不用細想就知道這些純屬謊言,1萬擔鹽需要多少人才能搶去?多少白螞蟻才能吃掉70公斤鴉片?且白螞蟻是否吞食鴉片?又如,台北縣長陸桂祥貪污5億元舊台幣的弊案被報紙揭發後,還沒等到長官公署派人去查,倒是台北縣政府突然發生一場大「怪火」,連續燒了兩天兩夜,先是把會計的賬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再把捐稅處乾脆燒光,縣政府所有的接收、稅據等原始證據全被「火神」收去了,在無據可查的情況下,5億舊台幣就此不翼而飛。貪污盛行,造成台灣同胞對陳儀政權的失望與怨恨。   
  腐敗統治在台重演(2)   
  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內戰,開始對台灣進行大肆搜刮,造成島內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糧食奇缺,失業嚴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國民黨到台後,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業、600多個單位,全部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27家公司來經營。另外,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度,國民黨當局不僅將樟腦、火柴、煙、酒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由官辦的專賣局經銷,還將鹽、糖、石炭等許多民生物資也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統一承辦,如鹽的專賣由「財政部」台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台南鹽業公司來承辦。甚至連毛筆、文具、教科書等都由省教育處主辦的台灣書店專賣,各機關團體若不從該店買文具書籍,會計處不予報銷。此外,與專賣局互為表裡的貿易局、運銷局、燃料調劑委員會等官方機構壟斷了全島工業產品的購銷與輸出,舉凡樟腦、米、糖、紙張、木材等重要物資,只有貿易局可以運銷島內外,進口貿易亦然,以致一些違法官商可以從中牟取暴利,受害、受剝削的乃是廣大的老百姓,從而極大地激化了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1947年7月,蔣介石開始發動全面內戰,為準備內戰物資所需、徵集軍糧,將台灣大米輸往大陸,加之奸商的囤積倒賣,國民黨來台不久,台灣就鬧起米荒。最先始於台北市,然後逐漸波及北部各地,之後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間全島各地都鬧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後,不但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趨嚴重。1937年以前,台灣的大米每斤為011元,抗戰期間為016元(配給價格),但國民黨接管台灣後,由於實行掠奪性的「田賦征實」政策及將大批大米運往大陸,致使糧價急劇上漲,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漲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漲至40元,國民黨接收台灣僅1年4個月,糧食價格上漲250倍,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對於台灣米荒的狀況,戰後初期被派遣來台的記者王思翔於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中這樣寫道:「台灣本來是穀倉,1946年的年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尚有餘,但因軍用米佔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反而比上海還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誅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被飢餓所迫的人們,年輕的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就使牢獄超滿額,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據統計,1946年,台灣兩季稻收成共640萬日石,台灣本省所需食米為500萬日石左右,剩餘的足可以應付任何意外或災患。出於內戰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把從台灣徵收的大米和用肥料從農民手中換來的大米,全部運往蘇北和華北充軍糧了,這才是造成台灣2月中旬米價再次暴漲與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於米價暴漲,大鬧米荒,台北出現了一個「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發生了台北市千餘人,聚集於華龍山寺口,整隊出發遊行請願,要求解決米荒問題。 
  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台灣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儀接管台灣後,雖然採取特殊政策,繼續使用原有舊台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台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戰前台灣銀行發行鈔票約8000萬元,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台灣銀行總發行額為143億元。陳儀來台兩個月後,發行額劇增至208億元,1946年5月增至294億余元,1946年底增至533億余元,也即台灣銀行的發行額,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隨著紙幣天文數字般的氾濫,物價當然也就猛漲起來。台北市50種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價錢由1945年8月的二毛錢漲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漲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漲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價格上漲63倍。其中最慘的是農民,肥料價格上漲高達270倍。另外,由於當時台幣與法幣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即1元台幣兌30元法幣,於是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會分子,便從各種渠道將法幣兌成台幣,在台套購物資,運回大陸高價售出,使台灣的物資更加匱乏。 
  百業蕭條伴隨的是失業人口增加。由於統制經濟,剝奪了民間企業的經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聵無能、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破產、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到1946年底,台灣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業。據1946年統計,台灣失業勞動者已達80萬人,佔全島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後,約有數十萬的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陸續返台,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失業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會的重大壓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被生活所逼而淪為盜賊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發前的二三周,僅台北市大同區一個星期之間發生的偷盜案就有數十件之多。 
  物資的缺乏,尤其是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與社會不安。此外,國民黨當局還漫天要價地向台灣同胞徵稅,更使人民群眾怨聲載道。1947年2月中旬,由於糧食缺乏,各地發生了「搶糧暴動」。同時,島上街頭巷尾還出現了嘲笑國民黨政權的漫畫及宣傳。民間開始對國民黨的官員或士兵到酒樓、飯館白吃白喝進行抵制,甚至出現在大街小巷毆打「阿山」(外省籍的貪官污吏)及在偏僻處搶奪軍人槍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蘇花公路上的一樁慘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蘇澳至花蓮的臨海公路上,一輛公共汽車在半途遇上一群軍人,這批軍人蠻不講理,要旅客下車,讓他們乘坐。司機和旅客不允,這些軍人便毒打司機,威脅乘客。司機見狀忽然改變態度苦勸旅客下車,司機駕駛滿載軍人的汽車急速衝向幾百丈深的懸崖絕壁,掉進太平洋。群眾集體反抗事件越來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發生在高雄市郊區灣仔區內的農民集體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頻頻發生勞工「反對解雇」的示威罷工,如台灣鋼鐵公司、高雄制鹼廠、高雄水泥廠、台北煙草公司、汽車司機等紛紛舉行罷工。甚至連公務員也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政府拖欠薪金而進行罷工或遊行、請願。學生們則進行罷課,學生的領導者甚至主張用實力來解決問題。   
  腐敗統治在台重演(3)   
  整個台灣,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已在各地頻頻發生的民眾反抗的事件或衝突,其累積的結果就是全島奮起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2·28事件」。   
  不幸的「2·28事件」(1)   
  台灣回歸祖國才一年多的時間,台灣同胞的心情已從光復之初歡天喜地的熱望變成呼天喚地的失望,甚至瀕臨絕望,台灣同胞所累積下來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憤怒正在尋找機會發洩。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查緝私煙的查緝員傅學通、葉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帶抄查私煙時,查獲一名40歲的寡婦林江邁正在出售私煙,便將林婦的香煙和現款悉數沒收。林婦便以生活困難跪地苦苦哀求發還被沒收的錢、物,但傅學通等人不但不答應,還以手槍槍柄敲擊林婦的頭部,以致林婦頭破血流,當場昏倒。圍觀的路人看到這種殘暴行為,憤慨地一擁而上,把查緝員團團圍住,喊打之聲四起。被群情激憤的群眾所包圍的查緝員一看情況不妙,拔腿就逃,群眾則緊追不捨。為逃離群眾的包圍圈,查緝員便開槍亂射,一個在樓下觀看的市民陳文溪被射中,當場死亡,傅學通等則乘群眾慌亂之機逃進警察分局。群眾看到無辜的市民被射殺,群情更加激憤,蜂擁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殺人兇手以正法,警察卻說已把犯人交給憲兵隊,民眾又趕到憲兵隊,憲兵隊卻說根本沒有這個犯人。憤怒的民眾又回到現場,將查緝員遺留下來的卡車,連同車上緝獲的香煙,全部放火燒掉。 
  由於案件未得到解決,2月28日清晨,憤怒的群眾便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懲罰殺人兇手」。沿途的民眾陸續加入,使整個遊行隊伍達到數萬人之多。他們高喊「打倒陳儀」、「打倒貿易局」、「實施台灣高度自治」等口號,並沿街敲鑼打鼓通告罷市。全市商行,立即響應,全部關門閉戶,學生則全部自動罷課。漸漸地,群眾的憤怒情緒已無法控制,遊行示威轉化為暴力行動。他們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憤的民眾便將其圍住痛打,並衝入派出所內,搗毀所有物品。之後,遊行隊伍又向專賣局台北分局挺進,衝進局內打死該局職員2名,傷4名,並將局內的香煙、酒、傢俱、現鈔,甚至汽車、自行車等都搬到街道上當眾焚燬,一時火光沖天,整整一天都沒有熄滅。下午,遊行隊伍又轉赴長官公署陳情請願。由於長官公署四周已經佈置了大批武裝部隊阻止民眾接近,激昂的民眾不顧哨警的制止就衝了進去。突然公署樓上有機關鎗向民眾掃射,瞬間6名民眾倒地,其中4人喪生,2人重傷,人群便迅速躲閃。但不到一個小時,分散的人群突然瘋狂起來,許多激憤的民眾對身穿中山裝的貪官污吏追打,焚燒他們的汽車,其中為數不少的外省人公務員被毆打,真正的暴動由此開始。 
  28日下午3時,激憤的民眾聚集在台北「新公園」,召開「民眾大會」,決議徹底抗爭。隨即民眾佔據公園內的廣播電台,播送台北緝煙血案的經過,號召全島人民一齊奮起反抗。這一消息又經鐵路站或郵電局的電話,一站一站,一局一局地傳下去。3月1日起,事件迅速擴及中南部,兩三天內,各地響應台北的行動紛紛出現,全島各大城市及部分鄉鎮皆發生騷動,各地憤怒不平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憤之氣。國民黨軍警人員開槍鎮壓,各地死傷的消息頻頻傳出。 
  「緝煙血案」發生後不久,消息便傳至基隆,憤怒的民眾紛紛起來響應台北市民的起義。2月28日晚,即有市民進攻警察局,憲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兵開槍鎮壓驅散。3月1日,基隆要塞司令部頒布戒嚴令,市民以罷市、罷工、罷課對抗,全市頓時成為「死市」,只能聽到軍警鳴槍警告。3月1日至3日,無論市內或郊外,民眾與軍警的衝突頻頻發生,造成多人死傷。 
  2月28日晚,台中市民收聽到台北市號召全島人民起義的廣播後,台中市參議會召集台中縣及彰化市的參議員舉行聯席會議,決議支持台北市民起義,並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即時改組長官公署,二是即時實施省、縣、市長民選。倘若長官公署不接受要求,便立即推動全島性的罷市、罷工、罷課。3月1日上午,民眾在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被推為大會主席。參加大會的民眾散會後在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旋即攻擊台中警察局,解除警員的武裝,扣押局內的槍支彈藥。下午,民眾又攻擊專賣局台中分局,焚燬局內財物後,再前往台中縣縣長劉存忠的官舍,但遭受槍擊,造成死傷數名,民眾因而更為氣憤,衝入官捨把劉等官員痛打一頓,將其監禁於警察局拘留所。晚上,起義的民眾攻陷「七五供應站第四支庫」及「第三飛機廠倉庫」,扣押了300多支槍支,俘虜了300多名官兵。3月3日,自發性組織起來的各武裝隊伍,奪取了台中市黨、政、軍機關,市長黃克立逃逸後被緝獲,全市外省籍公務員及眷屬300餘名則被集中看管。隨後,各武裝部隊經過整合,成立「二七部隊」,控制台中地區。 
  3月1日,事件的消息傳到嘉義市。下午3時,由台中南下的三輛卡車載來一批青年,在嘉義中心向聚集的群眾報告事件的經過,並呼籲嘉義市民響應抗爭行動。市民立即響應,各自編製隊伍,以木棍、竹劍等當武器,分頭襲擊市長官捨與政府機關,毆打官吏,燒燬財物。接著襲擊警察局並扣押局內槍械子彈。3月3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與嘉義市參議會聯合舉辦市民大會,成立「嘉義防衛部」,這是當時全島最大規模的民眾作戰部隊。下午,嘉義「民眾部隊」攻擊第19軍軍械庫,並控制嘉義廣播電台,晚上又攻陷了嘉義市政府。3月4日,「民眾部隊」約3000人大舉攻擊國民黨軍營及政府官員聚集的嘉義中學,經過一番激戰,軍營被攻陷。國民黨軍分兩路逃走,一隊逃向兵器庫,另一隊則進入嘉義水上飛機場內。民眾部隊追擊敗走的國民黨軍,圍攻兵器庫,經過一番激烈戰鬥,國民黨軍隊投降。但國民黨軍隊在投降前把兵器庫炸毀,因而「民眾部隊」未能獲得預期的大量武器。3月5日,嘉義的民兵與來援的台中隊、斗六隊、新營隊等聯合,合力向水上機場發動總攻擊,佔領水源地及發電廠,切斷通往機場的水電。國民黨軍隊覺得形勢愈趨不利乃提議停戰,並提出市民應將所攜武器全部集中於警察局,向飛機場提供食物等條件,「民眾部隊」未加細想便答應停戰。然而,這只不過是國民黨軍隊的緩兵之計,到了下午,突然出現來自台北的飛機數架,投下大量武器、彈藥、糧食等,國民黨軍隊獲得補給後,立刻發動反攻,遭遇突然襲擊的「民眾部隊」,死傷300餘人而敗退,國民黨軍乃乘勝攻入嘉義市內。於是,兩軍就在嘉義市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市街戰,雙方僵持了5天。由於從台中南下的援軍及時趕到,「民眾部隊」又把國民黨軍趕到飛機場。在「2·28事件」中,嘉義地區可以說是衝突最嚴重、戰況最激烈的地區。   
  不幸的「2·28事件」(2)   
  3月2日下午,台南市面上到處聚集遊民學生。至深夜,市區開始騷動,有民眾攻入派出所奪取槍支。3月3日下午,各派出所及第三監獄的槍支、海關倉庫物品、警察局保安隊武器彈藥全為青年學生所接管。3月3日晚,來自台北的青年呼籲高雄市民起義,高雄市民隨即響應,圍攻警察局、派出所,沒收大量槍支彈藥。3月4日,「高雄市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人團員全部起義,許多青年學生公開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武裝反抗。3月5日,青年、學生聚集於高雄中學,並編成部隊,分頭攻擊憲兵部、陸軍兵器庫等,獲得大量槍械、子彈,並俘虜了700餘名國民黨官兵。除了在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之外,全市的軍、政機關均為民眾軍所控制。全市外省籍公務員逃入「高雄要塞司令部」。青年、學生與憲兵駐軍雙方發生激烈的衝突,學生死傷很多,學生最後彈盡援絕,趁黑夜突圍逃出。 
  除此之外,新竹、屏東、宜蘭、花蓮、台東等地也發生了武裝暴動,市民攻擊警察局、駐軍、官舍,搶奪武器的事件。 
  以上各地起義、暴動,性質並不一致。有些地方確是武裝反抗,如嘉義的「民眾防衛部」、台中的「二七部隊」,高雄的青年學生兵,但有的地方卻只是民眾自行維持地方治安。在各地的行動中,參與的民眾也相當複雜,包括青年學生、失業者、地方領袖,但也有地方流氓混跡其中。 
  由於不瞭解祖國大陸的現況,很多台灣同胞不可能把陳儀政權中的貪官污吏和自大陸來台工作的中下層職員區分開來,廣大台灣同胞和國民黨政權的階級矛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度轉化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因此在「2·28事件」中,各地部分憤怒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毆打,使許多無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魚之殃,結果是原先作為反抗對象的高官絲毫無損,遭殃的反是小公務員、商人、婦孺。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台灣人,在動亂中保護大陸人,或救助受傷的大陸人,也有不少「外省人」同胞認識到這是一場「打錯了」的悲劇。 
  據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數是台灣本地的流氓和從海南被日軍徵召入伍而在戰後返台失業的台籍士兵。至於廣大善良的台灣同胞卻是保護「外省人」的。當時率新中國劇社在台北演出,住在台北市三義旅館的戲劇家歐陽予倩先生,正好目睹了毆打「外省人」的這一幕悲劇:「有50幾個人走進旅館,叫男社員全到外邊讓他們打,經過旅社主人和兩個台灣學生向群眾解釋,說他們只是劇社的演員,既非官吏,又非商人,群眾才退去。」當然,應當承認,滿街毆打外省人的情況,的確也激起了省籍矛盾。老記者王康年追憶當年他從館前街一家旅社樓上窗口,「看到滿街打外省人的景象,既氣憤又傷心,我想不到台灣同胞竟如此殘忍。冤有頭,債有主,長官公署開槍殺人,你們去打長官公署好了,為什麼找無辜的外省人出氣。」歐陽予倩指出「事件是積憤觸發的,排斥外省人,不過是一個小插曲。」 
  為了平息民眾的憤怒,解決各地民眾的暴動,3月1日,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及省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建議行政長官陳儀籌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由省內各參議員、「國大代表」以及商會、工會、學生、民眾、政治建設協會等五方選出的代表組成。3月3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會中商定軍隊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和學生青年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隨後,全省各地以縣市參議會為主體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地方分會相繼成立,競相開會,並提出事件處置的對策與政治改革的要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也逐漸由一個原本只是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後的臨時組織,發展成一個開展政治改革運動的團體。3月5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正式通過組織大綱,提出「改革台灣省政治」的宗旨;3月6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更指出,「2·28事件」的發生「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3月7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改革方案四十二條」(後精簡為32條),包括要求省自治、保障人民各項基本權利、撤銷貿易局和專賣制度、廢除苛捐雜稅,接收日產由省政府自行處理等多項內容。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對「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意見和改革綱領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則電請蔣介石派遣整編21師的一個加強團來台「鎮壓叛亂」。3月8日中午,憲兵隊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進行談話,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標,呼籲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刺激「中央」外,並以生命擔保「中央」決不調兵,「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當天就發表取消這32條的聲明。然而,蔣介石派往台灣的21師已經出發,而這32條也就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   
  血腥鎮壓悲劇(1)   
  「2·28事件」只是一種自發的民變,並不是什麼叛亂,其提出的口號也只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而已,但是國民黨當局卻採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南京政府接到陳儀有關「2·28事件」的報告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其他高層官員,都認為要以叛亂案處理,派出軍隊堅決鎮壓。在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下,「2·28事件」最終以失敗告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被當成非法組織解散,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員被列為「叛亂首犯」或遭逮捕或被處死。 
  3月8日下午,就在張慕陶向「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保證中央絕不調兵的一小時後,國民黨的增援部隊第21師抵達基隆,接著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兩個大隊也登陸基隆港。同時,21師的另外3000名士兵則在高雄登陸。這些援軍登陸後,便開始進行血腥鎮壓,狀況十分慘烈。根據基隆市一名職員供述,在他親自看到或聽到的範圍內,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揮下,拋入海中的市民達2000人;凡是被發現有日據時代的任何徽章、帽子、旗子及防空演習用的臂章,其家中的男人一概被抓。一位基隆市民事後講述:「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人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可能成為槍口的獵物。死傷者到處皆是。我的人生觀與中國觀一下子顛倒過來」。 
  3月8日當天,陳儀一聽到援軍登陸基隆後,立即下令解散「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頒布戒嚴令,開始由武裝的特務、憲兵、警察抓捕「叛亂分子」。在鐵路管理委員會執行任務的30多名青年學生則全體被捕,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一位法官是這樣講述的:陳儀於8日下午,先派了一個大隊包圍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將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共200名,亂殺一陣。9日至13日之間,足足四夜,到處都有軍隊在開槍。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是死屍。對於國民黨援軍的濫殺行為,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對華白皮書》中是這樣記述的:3月9日起,在美國領事館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來抗議,即被兩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一位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就從後面開槍。有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就掠奪過來,也搶奪行人的錢財。領事館附近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3月10日,國民黨即將鎮壓台中市的風聲不斷傳來,以致整個台中人心惶惶,秩序益加混亂。「二七部隊」為避免衝突傷及無辜的市民,乃決定撤守埔裡。3月13日,國民黨軍在林獻堂等人的歡迎下進入台中市。雖然不敢公然鎮壓,但特務人員卻暗中綁架、謀殺異議分子,並下令通緝謝雪紅、林西陸、楊克煌等人。3月14日至16日,「二七部隊」與大舉進攻而來的國民黨軍展開激烈戰鬥,但寡不敵眾,彈藥也幾乎消耗殆盡,乃於16日深夜解散,隊員各自找尋逃亡之路。 
  嘉義市是這次起義中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的地方。3月9日,被包圍在嘉義水上機場的國民黨軍隊,派市長和省參議員劉傅到民眾的「防衛司令部」講和,條件與5日所提的同樣:一是市民所攜武器全部集中於警察局,不得使用。二是市民提供白米20袋、蔬菜水果3000斤。另一方面也派嘉義中學校長唐玄飛往台北請援。3月10日,「防衛司令部」再次答應,便於11日推舉陳復志等12名代表,分乘兩輛滿載著食物、青菜和香煙的卡車運往機場。不料途中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埋伏襲擊,除了三人逃脫外,其他代表盡被捕殺。失去領導者的民眾軍隊,頓時陷於混亂狀態,且遭受國民黨軍隊的乘勢反攻。12日下午,大批國民黨軍隊空運到嘉義機場,立即在嘉義市內展開抓捕行動,有數百名市民慘遭殺害。 
  3月6日,高雄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了減少犧牲,彭清靠、塗光明、曾鳳鳴、林介等4名市參議員與市長黃仲圖前往壽山拜訪要塞司令彭孟緝,要求解除武裝。彭聽到這一要求後勃然大怒,加之塗光明等人在談判中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彭孟緝當場將塗光明、曾鳳鳴、林介三人槍斃,彭清靠則被捆綁一夜後於7日釋放。3月9日,增援部隊登陸後,就到處搜捕、鎮壓、短短幾日內,高雄市民2700餘人慘遭殺害,受傷者不計其數。 
  國民黨當局當時鎖定的鎮壓對像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批評政府者,二是「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及其助理人員,三是青年、學生、教員、律師等,以及所有與事件有關係者。陳儀當局自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台灣的知識界精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民意代表、教員、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已被處決。「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總會及全島17個縣市分會的領導成員及其參加者大多慘遭殺害。其中台北被殺害的知名人士有林連宗(省參議員)、宋斐如(人民導報社長)、施江南(四方醫院院長)、吳鴻棋(台灣高等法院推手)、林宗賢(板橋鎮長)、黃朝生(台北市參議員)、李仁貴、陳屋、徐春卿(同上),林桂端(律師)等。13日,陳復志、潘木枝、陳澄波、張昭田等共26名嘉義士紳被捕,最後在嘉義火車站前廣場遭槍決。高雄市有王石定、王永平、黃賜、許秋琮等34位士紳都被捕,在市政府內槍決。上述精英分子被害的個案舉不勝舉,而且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多少。   
  血腥鎮壓悲劇(2)   
  經過數天的軍事行動,至3月13日,台灣全島已完全納入當局的控制之中。隨著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抵台「宣慰」,鎮壓形勢稍有緩和,但是接下來的「清鄉」及持續的「綏靖」工作,又為台灣社會帶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 
  3月14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宣稱:「至3月13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起開始肅奸工作,凡我民眾,對於奸偽分子應隨時注意檢舉密報附近軍憲警,予以拘捕,絕對禁止任何人窩藏奸偽分子,如敢故違,定予同罪。」於是省警備司令部立即借「戶口調查」名義,進行全面搜查或突擊檢查,並巧妙運用「五人聯保」的連坐制度及「密告獎金制度」,逮捕了很多異議分子。當時被捕的著名人士就有:林宗賢(國民黨參政員)、郭國基(省參議員)、林日高、洪約白、馬有岳(同上)、潘渠源(台北市參議會副議長)、駱水源(台北市參議員)、黃定火(同上)、陳華宗(台南縣參議會副議長)、吳新榮(台南縣參議員)、蔡丁贊(台南市參議員)、林西陸(台中建國工業學校教務主任)、張文環(作家)、林連城(台中市參議員)、陳萬福(台中縣參議員)、李金聰(高雄市參議員)、郭萬枝等等。除了上述知名人士外,還有很多有名或無名的中堅分子被捕入獄。 
  3月20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發佈「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主要有兩大目的,一是交出武器,二是交出「惡人」。在「清鄉」期間,許多民眾為了怕家中保留的一些日軍遺留物會引禍上身,50年代的一些與軍器無直接關係的物品也都繳交出來,軍方則照樣全收。由於「惡人」的標準,純屬當局的主觀認定,因此人人自危,什麼時候會成為「惡人」,誰也不敢保證。「清鄉」的時間很長,幾乎延續到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逃台,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相銜接。 
  在「2·28事件」中,究竟死傷多少?至今仍難有確切的數字,但死難者逾萬人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台灣現代歷史上的一大悲劇,是國民黨專暴、殘酷統治在台灣的寫照,也是國民黨日後在台灣失去政權的歷史根源之一。   
  難以撫平的歷史傷痕   
  「2·28事件」是台灣民眾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腐敗統治的一種自發性的群眾反抗事件,屬於當時全國各省市反對國民黨殘暴統治、反對內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運動,其主要要求是打倒貪污腐敗,進行政治改革,實行地方自治。但是國民黨當局卻給這個事件戴上「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叛亂罪名,進行殘酷的鎮壓,它給台灣同胞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是深遠的。 
  「2·28事件」後,台灣地方勢力元氣大傷,已不可能再向國民黨挑戰,但國民黨的形象也在台灣民眾中破壞殆盡。台灣同胞的心底,自此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種子,這也成為威脅國民黨對台統治的最大內在因素。雖然為了安撫台灣同胞,國民黨派白崇禧、蔣經國等到台「宣慰」,「2·28事件」影響深遠白崇禧宣佈了處理此次事件的四項原則,如調整地方政治制度,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各縣、市長提前進行民選,盡量縮小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等等。但是,因「2·28事件」而造成的省籍對立,卻不是幾條安撫措施所能消弭的。國民黨退據台灣之後,用各種方法去撫平這道歷史的傷疤,雖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此後數十年,省籍矛盾的陰影仍然困擾著台灣當局。「台獨」分子更是不斷地重翻「2·28」的舊賬,以挑動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甚至整個大陸的不滿情緒。有人因仇恨國民黨的暴政,呈現出來的心理反應,連國民黨推行的「國語」運動都加以徹底抵制,許多人幾十年來一直堅持講台灣話而從不講一句普通話。有人在「立法院」用台灣話罵國民黨的官員們,台灣人會拍手稱快。這種情緒顯然帶有「盲目」和「狂熱」的成分。根植於「刻骨銘心」上面的「盲目」和「狂熱」的心態,正是反對黨所需要的「寶貴資源」。「台獨」分子則正利用台灣人的這種情緒,大搞「台獨」分裂活動。「台獨」分子不斷宣稱,「國民黨從大陸過來壓迫台灣人,中共也是大陸人,他們的『兄弟』,都不是『好東西』」,不斷利用島內的省籍矛盾來煽動台灣「獨立」! 
  在台灣生活幾十年的蔣經國對台灣同胞的這種「情緒」,始終很不理解。蔣認為他在台灣搞了那麼多改革,可台灣人還那麼反對他而感苦惱。他雖然說「我也是台灣人」,想借此來緩解「省籍」矛盾,但是台灣同胞仇恨國民黨政權的心態一點也沒有減少。「2·28事件」真相依然迷霧重重,台灣人民的悲憤仍未平息此後,「台灣進入一段很長的政治冬天」,台灣同胞與國民黨當局之間、本省籍與外省籍之間產生了嚴重矛盾與隔閡,給當代台灣政治生活留下了深深的陰影。所以「2·28事件」是台灣當代史上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它所造成的「二二八情結」,至今在台灣政治生活中仍然有一定影響。台灣學者王曉波說過:「我愈發覺得『2·28事件』這一死結非要解開不可,否則永遠成為台胞心靈深處的隱痛及陰謀者煽動的口實和利用的條件」。     
  第二章 人民的噩夢   
  「白色恐怖」席捲全島(1)   
  國民黨逃台之初,黨政系統瓦解,經濟惡化,人心騷動,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黨政權為強化對台灣人民的統治,確保孤島偏安,在台灣大搞恐怖、專制統治,並由此拉開了50年代「白色恐怖」之序幕。 
  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逃前夕,剛接任台灣省主席不久的陳誠秉承蔣介石之意,通過台灣「警備司令部」頒布「戒嚴令」,宣佈台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態」。台灣從此開始了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時期,開創了中外歷史上「戒嚴」時間最長的先例。 
  為了讓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合法化,早在1948年4月18日,國民黨當局就通過了由王世傑等700多名「國大代表」聯合提出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提案,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39條(經立法院通過或追認)或第43條(發佈緊急命令依照的程序)所規定程序之限制」。「臨時條款」通過才半個月,蔣介石便簽發了《全國動員戡亂案》。 
  5月19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宣佈,自5月20日零時起實行全省戒嚴,除基隆、高雄、馬公3個港口在警備司令監護下開放外,其餘各港一律封鎖,嚴禁出入。該戒嚴令還規定:(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兩市,每日上午1時起至5時止,為宵禁時間,其他各市除必要時,暫不宵禁。(二)基隆、高雄兩市各商店及公共娛樂場所,統限於下午12時前停止營業。(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動攤販,不得有抬高物價閉門停業、囤積日用必需品、擾亂市場之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均需登記手續,接受出入境檢查。(五)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遊行請願等行動。(六)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佈謠言。(七)嚴禁人民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八)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攜帶身份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該「戒嚴令」宣佈有下列行為者處死刑:造謠惑眾者,聚眾暴動者,擾亂金融者,搶掠財物者,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鼓動學潮、公然煽動他人犯罪者,破壞交通通訊器材者,妨害公眾之用水及電器煤氣事業者,放火決水發生公共危險者,未經允許持有槍彈及爆炸物者。按照「戒嚴法」的規定,1946年由「國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法」中保障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利十之八九被凍結,人民的人身自由,居住及遷徙的自由,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的自由,秘密通訊的自由、集會及結社的自由,以及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請願、訴願及訴訟權,非現役軍人不受軍法審判等等,都已無從提起。 
  在頒布「戒嚴令」之後,國民黨當局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條令,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的專制獨裁進一步強化。諸如「戡亂法」、「戡亂時檢肅匪諜聯保連坐辦法」、「戡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台灣省戒嚴期間報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台灣地區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罷工等規定實施辦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妨害國家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達100多種。這林林總總的「非常時期」法律,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權力大大擴充了,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蔣介石獲得了不少不受「憲法」限制的「緊急狀態處分權」、「連選連任權」以及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戡亂大政方針」、調整「中央政府」機構的組織與人事,並在維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職務終身不變的基礎上,繼續充實所謂「中央民意機構」等等。另一方面,台灣人民的各種基本政治權利和生活自由被剝奪得越來越少,台灣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冠以違反「XX管制辦法」,依據「XX懲戒法令」,或扣上一頂「私通共匪」的紅帽子而遭到懲處。 
  此外,國民黨當局還對所有宣傳工具實行嚴加管制,通過制定「出版法」,以限制新聞、出版的自由。自1951年起,規定不再進行新報紙的登記,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的30多年間,全島只有29家報紙。在「報禁」之下,島內再無不同聲音。 
  配合「戒嚴法」的實施,國民黨當局在島內實施特務統治,並且由蔣經國親自主持,用以對付逃台之初的亂局和民眾的不滿。 
  早在1949年7月,蔣介石在高雄召開秘密會議,主導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指定蔣經國、唐縱、鄭介民、毛人鳳、葉秀峰、張鎮、毛森、彭孟緝等人為委員,由唐縱任召集人。該機構的基本任務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蔣介石在台灣復職「總統」後,又指令成立「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簡稱「台情會」),彭孟緝任主任委員。該機構負責協調指揮國民黨黨、政、軍、憲、特、情機構。不久,「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為「總統府資料室」,由蔣經國一手操持,並接管「台情會」,蔣經國掌握了統治各門派情治機構的權力。至此,蔣介石原先在大陸的「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已失去作用。「中統」改為「法務部調查局」,「軍統」演化為「國防部情報局」和「軍事情報局」,統歸蔣經國手下。為了便於協調和指揮,蔣經國重新將各情治單位的工作範圍加以明確:「法務部調查局」以負責進行社會調查、防止經濟犯罪、貪污和漏稅為主;「國防部情報局」以負責對大陸的「情報搜集」和建立特務網為主;其他情治單位以防共、防島內「暴亂」的調查為主。與此同時,蔣氏父子還要求國民黨中央黨部及社會、海外青年等各部門協同情治單位工作。蔣經國遵照父旨,為「台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白色恐怖」席捲全島(2)   
  當時台灣特務之多已發展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原來只在台灣設立一個站的「中統」和「軍統」悉數搬到台灣。原來只負責搞軍事情報的各軍種、兵種的第二處即(情報處),此時也插手搞社會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憲兵隊、警察局等,甚至連「國防部」的技術總隊都抓人、辦人。在有限的台灣島,橫行著「調查局」、「保密局」、「軍情局」、「憲兵」、「總政戰部」、「國防部二廳」、台灣省警務處等多重特務體系。為了加強控制,特務機構在各階層、各部門、各團體遍佈眼線,並在政府部門和學校中普遍設立安全室。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隊系統到社會各界,特務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七大特工系統中,僅就警察系統而言,其規模、權限就到了驚人的程度。全島有10萬多名警察,分屬於台灣省警務處、20個縣市警察局、87個分局、187個分駐所、12698個派出所、5027個警勤區,警察網遍佈島內各個角落。加上另外六大系統的特工人員,台灣人民隨時隨地處於警察和特務的監控之中。50年代初,蔣經國手下的特工已達5萬人之多。警察、特務和各類情治人員占總人口比例之高、網點之密,恐怕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 
  特務組織不僅負責查辦包括共產黨地下組織、「親共分子」、「台獨分子」等「政治犯」,而且負責文化檢審,有權查禁書報。在經濟領域,特務擁有經濟管制的大權,凡有買賣金銀外匯或私下貸款者,一律以「擾亂金融罪」逮捕。特務組織的各大門派,為了邀功爭賞,無事生非,濫抓濫捕,屈打成招,造成大量冤假錯案。更惡劣的是,由於台灣當局對特務破案有重賞,有些特務便故意引人犯罪,即當教唆犯,又當執法者,做無本發財的買賣。台灣當局規定,凡破獲經濟案件,告密者可得贓款30%,破案單位可得35%。於是很多特務便裝成犯罪分子,如開設地下錢莊、設立賭場,或假裝有外匯要拋售等,引人上鉤,一旦有人落入圈套,該特務所在部門馬上出面逮捕。因為告密者和破案者同出一門,落網者的贓款立即有65%落入特務之手。台灣的特務機構權力無邊,無所不能,可隨時插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教等各個領域,可以說在台灣一手遮天。 
  據有關材料披露,到1958年春,台灣官方宣佈的顛覆案已達311320件。被捕、被傳訊和受到調查者超過130萬人,而當時台灣的全部人口還不到1000萬人。 
  國民黨當局逃台後,在「漢賊不兩立」的觀念下,更加仇視共產黨,並冠之以「匪」,在島內一再掀起「反共」高潮。 
  為把台灣的思想文化納入「反共」軌道,蔣介石發起「文化改造運動」,發表一系列「反共抗俄」文章,打著三民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旗號,攻擊馬列主義。在學校、軍隊中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倡導「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在高中高職以上學校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實施「反共抗俄」思想教育。狂熱的「反共」文化宣傳遍及全島,瀰漫社會一切領域。在文學領域,國民黨提倡「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為配合「反共」宣傳,國民黨當局還製造了一系列的「共諜案」,製造看得見摸得著的政治對立面。 
  為了使「保密防諜」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台「行政院」頒布了《反共保民總體戰綱要》。綱要規定動員全島的人力和物力,實施各種反共戰略。綱要還規定,台灣公民必須宣誓:「我自己絕不通匪,並不容他人通匪,如違反此誓言,願受民眾大會制裁。」4月14日,台灣「立法院」修訂了「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擴大懲處範圍,加重懲處標準,擴大軍、警、憲、特的權力。6月13日,蔣介石下令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該條例規定:發現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無論何人均應向當地政府或治安機關告密檢舉。人民居住處所有無匪諜潛伏,該管保甲長或里長應隨時嚴密清查。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或其他團體所有人員,應取具二人以上連保,如發現有圖謀潛伏,連保人與該管直屬主管人員應受嚴厲處分。治安機關對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應嚴密注意偵察,必要時予以逮捕。 
  為強化對人民群眾的控制,國民黨把在大陸時期所搞的「保甲連坐」制度照搬到台灣。1953年8月,台「行政院」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逼迫人民互相監視,彼此檢舉,如發現某人是匪諜,被聯保者即使毫不知情,也要受到牽累。1955年6月至8月,國民黨又在台灣搞所謂「在大陸被迫附匪分子總登記運動」,要求曾在大陸參加共產黨的黨、政、軍、經濟、文教、社會團體及各公私團體者,曾在共產黨的工商機構、宗教組織工作過的人,曾接受過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社團、文教、民運、鄉鎮工作等訓練的人,曾受共產黨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間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辦理登記。用當時台灣省主席嚴家淦的話說「凡是匪諜以及態度不暗不明、模稜兩可的人,都將視為危險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由於國民黨當局頒布的登記標準本身就是「灰暗不明、模稜兩可」,因此誰有「嫌疑」,完全由特務胡亂判定。當時有些情況荒唐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如《時事雜誌》的創辦者童軒孫本人以及所辦公司的經理、會計、職員一起被捕,詢及原因,竟然是因為特務從他家抄出一本《湯姆·索亞歷險記》,特務們居然把作者馬克·吐溫誤看成為馬克思。又如後來獲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先生的母親張明璋,僅因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期的同窗,便被扣上一頂「掩護匪諜」的帽子,被捕入獄。諸如此類例子,多如牛毛,舉不勝舉。1950年5月,蔣經國宣佈已破獲匪諜80餘個單位,其中僅「蘇藝林案」就逮捕100多人。曾擔任過台灣行政長官與浙江省主席的陳儀,總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第4站總監陳寶倉中將、陸軍聶曦上校等,也均因牽入不同的「通共」案件而被處決。   
  「白色恐怖」席捲全島(3)   
  江南著《蔣經國傳》中曾這樣記載50年代初的台灣:「翻開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某某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標題,一周出現好幾次。保密防諜的口號,透過各種傳播媒介,普及全島每一個角落,以匪諜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台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未經司法程序,丟進海裡餵魚的不計其數」。   
  「政治肅清」烏雲密佈(1)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對台灣的左派力量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在「白色恐怖」的狂潮下,一個個立志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台灣青年長嘯悲歌,在大時代的洶湧浪濤中無聲無息地淹沒了。依據「政治受難者團體」估計,在1950至1960年的10年間,約有三四千人在「白色恐怖」中殉難,六七千人受到監禁,而且政治迫害的災難一直持續下來,不僅左派勢力受到嚴重打擊,更有不少無辜民眾受到波及。 
  「2·28事件」被國民黨援軍鎮壓下去後,台灣的政治氣氛頓時為一片「白色恐怖」所籠罩。那些為特務利用、參加治安維持隊的天真、熱情的學生,首先遭到被殺害的厄運。但是,倖存下來的「台灣學生聯盟」的進步學生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據學運領袖之一的吳克清說,因為他們在「2·28事件」中看到中共地下黨員的獻身和犧牲,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因此在「白色恐怖」中紛紛有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有一部分地下黨員轉入山區堅持游擊戰爭。事實上,據國民黨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下黨員人數,經歷了一場「2·28事件」後,反而從70人急增為285人。然而,總的說來,戰後台灣的學運在「2·28事件」後,不得不暫時在校裡沉寂下來,學運的主要領導人如郭琇琮、吳克泰、陳炳基、葉紀東等人也潛入地下,參與及領導了一場更加艱巨而全新的鬥爭。1947年,在內地的台灣省公費生組成的「台灣同學會」,利用暑假,組織演講團,在台灣各地開展巡迴演講,介紹大陸學生運動的情況,傳播新的思想。通過這一新的啟迪與鼓舞,一度沉寂下來的校園學生運動,又從1948年春天開始逐步高漲起來,到了1949年春天,也因台大和師範學院發生的「四六事件」而達到戰後台灣學運的高潮。但是,沒過多久,這股嚮往「紅色中國」的左翼勢力就被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狂潮淹沒了。 
  「2·28事件」後,台灣社會秩序表面上恢復了平靜,實則人心仍然浮動。當時大陸局勢多變,國民黨政權連連敗退,各地學潮風起雲湧,台灣亦不例外,台大、師院兩校學生,先後聯手走上街頭示威,表達對當局的不滿。4月6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出動大批軍警,突然包圍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逮捕數十名從事民主宣傳活動的學生,通緝若干進步人士,此事史稱「四六事件」。經過「四六事件」的打擊,校園和社會中的反國民黨勢力又被瓦解。 
  抗戰時期的蔣介石(中)、蔣經國(左)與蔣緯國(右)1949年3月20日,台大和師院的學生共乘一輛自行車,經過中山路派出所被抓了,那時規定自行車不得載兩人,警察要罰款,學生不肯,警察就把學生扣留,並轉送第四分局處理。消息很快傳到師院和台大,聽說同學被警察抓去,要罰款又挨了打,兩三百名學生去包圍第四分局,要求釋放學生。這一波抗議無結果後,兩校學生自治會還臨時開會決定,翌日發動全校罷課遊行示威。 
  3月21日,台大學生在羅斯福路校本部集合,整隊出擊,師院學生也整隊出發,隊伍約千餘人。兩隊會合選出十多名主席團指揮遊行,並派人擔任糾察維持秩序,遊行隊伍沿途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高呼「反內戰要和平」、「反飢餓提高公費」、「警察無權打人」。遊行隊伍抵達警察總局的大門口,靜坐抗議,由主席團代表學生向局長提出五項要求,局長口頭應允,以免事情擴大。這次遊行請願和平落幕,學生各自解散回校。 
  3月29日青年節,台北市大、中學學生聯合會宣佈成立「學生聯盟」,決定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等訴求,於當夜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青年晚會」。國民黨當局十分震驚,動用黨政軍警特力量,對校園內的學運活躍分子嚴密監視。4月,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自南京抵台,下令清查學生運動主謀分子,準備抓人。4月5日,「警總」提供一份黑名單,要拘捕台大21名、師院7名領導學運的學生。 
  4月6日半夜,「警總」決定拘捕黑名單上的學生,同時發動憲警部隊,團團包圍師範學院,憲警派人向學生表示,只要交出名單上的人即可,與其他學生無關。但學生堅拒警方要求,關閉宿舍大門,一遍遍地高唱「團結、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是暴風雨中的海燕,勇敢地飛向天空」等歌曲,並向憲兵們喊話,要他們「趕快回去,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要做國民黨的幫兇,不要做別人的走狗」,但憲兵們毫無反應。天亮後,憲警決定攻堅,逐漸縮小包圍圈。師院的學生都跑到樓上,並以桌椅堵住樓梯口。黎明時分,憲警攻入宿舍二樓,學生抵擋不住,四處逃命,但被憲警逐一抓起來,大概有兩百多人統統押上大卡車送到第6部隊營區。事後許多學生遭到逮捕、被判入獄,甚至喪失生命。 
  「4·6事件」後,國民黨政府宣佈「戒嚴」,全省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校園自此也全面進入「白色恐怖」時代,軍訓教官進入校園,情治人員滲透學校,學校師生的言論更受到政府的鉗制,學生運動遭受重大挫折。 
  經歷了一場「2·28事件」後,絕大部分的台灣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事實上,大部分進步的台灣青年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了,他們後來便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台大醫院裡第三內科主任許強與王耀勳、蘇友鵬等部分醫生在郭琇琮等人領導下,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以極大的熱忱,研讀巴金、茅盾、老捨、魯迅等30年代的作品。   
  「政治肅清」烏雲密佈(2)   
  1949年9月,以基隆中學師生逮捕事件為序幕,針對所謂的「匪諜」或「潛存的反政府組織」,國民黨情治系統在全省各地同時展開了秘密逮捕行動。郭琇琮、王耀勳等左派領袖人物突然在家裡被秘密逮捕。1950年5月13日,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和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同時被捕。這就是有名的「台大醫院案」。4位醫師從台大醫院被押送到保密局以後,首先是填寫各自的基本資料,然後就把衣服、皮帶、鞋子脫下,交給衛兵檢查。結果,衛兵竟然從蘇友鵬西裝外套的口袋,搜出一本魯迅的《狂人日記》,這本《狂人日記》則成為「叛亂罪」的惟一物證! 
  1950年9月7日,軍法處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王耀勳等10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另外,謝桂林醫師等4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11月29日的《中央日報》刊載了「潛台匪諜14名昨晨被執行槍決」的新聞。 
  許強等人被執行槍決以後,蘇友鵬跟其他同案倖存者也被判決了。蘇友鵬因為「1949年10月參加叛亂組織」,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蘇友鵬後來回憶說:「優秀的人才是非常難得的!日本統治台灣50年,殖民地台灣才出現幾個像許強老師、郭琇琮和吳思漢等那麼優秀的人才。可是光復才5年,一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就輕易把他們撲殺了。真是可惜啊!」 
  上世紀90年代初,原來在「國防部保密局」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少將終於站出來現身說法,公佈了一本過去的絕密資料——《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彙編》。這份文件成為迄今有關50年代台灣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統的官方記錄,包括時間、案情、綜合檢討以及主要涉案人員名單和處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兩個案件是「匪台灣省工委蔡孝乾叛亂案」和「匪重建台灣省工委陳福星叛亂案」,其他百餘政治案件中許多是以上兩個案件的延伸。 
  關於陳福星事件,相關記錄如下:「1950年5月,以陳福星為中心之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匪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奉匪共中央1950年4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匪干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至1950年底,全省各地匪黨組織已再具規模,並檢討過去失敗教訓,具體指出以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重整後的省委組織,在特務機關的打擊下,主力被迫從桃園、新竹轉移至苗栗地區,但在一些叛徒的告密下,黨組織基地暴露。許多重要領導人被捕,被送到台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一些人被送到綠島,在孤島上一蹲就是十幾年,耗掉了寶貴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時,人事景物全非,頓有換了人間的恍然。 
  馬場町的槍決刑場成為最重要的歷史見證,地下黨員們就義前的情景終於被忠實地記錄下來。地下黨員們在馬場町被槍決後,依慣例遺體由家屬領回,但也有不少人屍骨不知去向。1952年8月,苗栗縣銅鑼鎮的徐慶蘭以「匪諜」罪名被槍決,屍骨無蹤。他的妹妹曾梅蘭也坐了10年的牢,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闆害怕惹麻煩,不敢收容她。曾梅蘭只好四處打零工為生,偶爾回到銅鑼,父母都對她再三叮嚀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墳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蘭就騎著腳踏車,到台北每個墓地去找,結果一無所獲。1993年5月,曾梅蘭認識的一位撿骨師偶然間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的一處草叢邊看見一塊碑石刻著「徐××」字樣,他知道梅蘭的哥哥姓徐,卻不記得名字,不過他還是跑去告訴梅蘭這件事。隔年,梅蘭拿著除草的鐮刀跟著撿骨師到現場,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跡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慶蘭」三個字。曾梅蘭事後說:「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麼多年了,終於給我發現了啊,我爹娘交代幾十年了,現在才給我發現」。曾梅蘭接著意外地發現四周還有類似的碑石,她一個個找下去,竟找到37個形狀一樣的碑石。很明顯,墓主都是當年音信杳無、曾讓家屬們牽腸掛肚的政治犯,他們無語問蒼天,在這野草下靜靜地躺了半個世紀。 
  另一案件為「林書揚事件」。林書揚家住嘉南平原麻豆鎮,1945年9月抗戰勝利,林書揚以滿腔熱情參加了一個名叫「還中會」的青年組織,宗旨是盡快讓台胞瞭解祖國大陸的政情,為回歸做好準備,並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要求「國共和談」。「2·28事件」發生後,林書揚被國民黨當局認定參與幕後指揮工作,列入「黑名單」。1950年初,麻豆鎮農會理事長改選,醫生謝瑞仁獲得連選連任,而親國民黨當局的人士卻慘遭落敗,此事引發當局的懷疑與不滿。同年5月,國民黨當局藉故以「匪諜」罪名拘捕了謝瑞仁及其支持者共36人,其中包括林書揚。同年9月,謝瑞仁等3人被判處死刑,林書揚等若干人則被判處無期徒刑,另有10餘人被判處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史稱「麻豆事件」。「麻豆事件」改變了林書揚一生,他從此開始了長達35年的鐵窗生涯。 
  回憶綠島監獄的生活,林書揚感慨地說,沒有這一段集中營生活的磨難,他今後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樣了。在集中營裡,獄方的迫害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獄方製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筆記本上改動幾個字,將原意歪曲,然後以此為名,將那人拉入「碉堡」刑訊逼供,以圖詐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代的案情。二是突擊檢查。即乘「政治犯」不備或外出勞動之機,全面檢查營內每個人的床位,一旦發現筆記中有「反動」或不滿言論、違禁書籍,輕則以「抗拒改造」為名施以酷刑,甚至處死。在政治迫害的同時,更是對「政治犯」施以難以承受的苦役。「政治犯」在集中營裡的大部分時間被強迫勞動,不是到山上去砍樹木,就是到海邊去搬運大量的石頭壘獄牆。收工後獄方要檢查每人任務完成的情況,達到標準的被認為是合作者,否則難免遭到毒打。然而這樣的「合作」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因為無人可以有足夠的體力來長期支撐這種「合作」,更何況一個不屈的心靈怎會指揮它的身體去長期屈從特務們的指令呢!   
  「政治肅清」烏雲密佈(3)   
  1984年底,林書揚成為最後兩個被假釋的「政治犯」之一。出獄後的林書揚,已由25歲的青年變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不久,他與一位「政治犯」的遺孀結了婚,兩顆飽受磨難的心彼此撫慰,但他們沒有自己的兒女。為了解決「政治犯」出獄後大多沒有正式職業的實際生活困難,出獄兩年後,林書揚發起組織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有近千名政治受難人參與其中,佔整個政治受難者總數的1/3,他被大家推選為首任會長。以「互助會」的成立為標誌,林書揚正式投入「反獨促統」的運動之中。1988年他參加台灣「中國統一聯盟」的籌備工作,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1990年參加台灣「勞動黨」的建黨工作。他一直為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而奮鬥,為維護勞工權益而奔走。 
  此外,包括原國民政府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原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原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動謀反」的罪名而遭殺害,其中又以「吳石案」最為典型。吳石原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大陸期間由中共地下黨策反,提供蔣軍佈防機密資料。1949年,吳石奉命跟隨國民黨來台,利用其軍事首腦的地位,收集機密軍事情報以作為解放軍進攻台灣的參考。1949年11月,中共華東局派朱諶之利用在台的親戚關係進入台灣,與吳石聯繫傳遞情報。朱諶之與吳石一共見面7次,同時又與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繫。1950年2月,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盤托出,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並將吳石隔離審訊,查出一批擔任其內線的高級軍官。 
  國民黨當局濫殺、捕殺中共地下黨員、左翼人士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台北街頭、火車站、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佈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殺」。 
  台灣學者王歡所著的《烈火青春》是這樣記載的:1950年5月14日,宜蘭羅東鎮上有一戶馮姓人家,門口斜倚著幾個年輕女孩,這是馮家20歲的女兒馮守娥和她同學在屋前納涼閒聊,天南地北,還不時傳來陣陣歌聲。突然,銀鈴般的笑語戛然而止,少女們抬頭望著突兀的來人,對這幾個不速之客,馮守娥直覺不妙,好像大禍要發生。來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開口,「馮守娥在這裡嗎,她人在哪裡」,一群人七問八問地就認出了馮守娥。他們說要找她去問話,她只好跟著他們走了。「才一小段路,我看見離我家不遠處停了一輛吉普車,車上有七八個人,我赫然發現我哥哥也在裡頭。車上有一個人,似乎被打得不輕,當時他指認了我,我就這樣被帶走了」。現年68歲的馮守娥回憶著當年被捕的情景。這一去,4個多月音訊全無。馮家親人不知道這兩兄妹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們下落何方。這一去,懷抱著讀書救國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獄中困鎖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馮錦輝在1950年10月遭槍決。 
  高雄女中英語教師陳永生因不滿「白色恐怖」,向友人說了孫中山先生主張「容共」,但是現在的政策卻和孫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檢舉於1952年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國民黨還以「涉共」罪名逮捕錢靜芝等35人。1951年,張伯哲等63人被控以秘密結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討論當局施政情況,並以激烈文字張貼標語,抨擊「政府」,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及12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1953年5月28日,出身嘉義市的青年張棟材,背著「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的罪蔣宋夫婦野餐即景名,在晚春的台北馬場町刑場凌晨被槍決。 
  由台灣學者藍博州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記錄了許多倖存者的回憶,其中就義者郭琇琮的妻子林至潔說:「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槍斃。這些人被抓出去時都很鎮定,他們不是呼口號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呼的口號就是『共產黨萬歲』或『毛澤東萬歲』、『中國民族萬歲』。只要窗戶關了一半,不讓我們看,我們就知道當天有人要被槍斃了。」 
  一位台灣著名作家在《啊!那個年代,那些人……》一文中這樣寫道:「對在台灣的事實與想像力中的中共地下黨恐怖掃蕩,集中、全面進行3年(1950-1953),估計被槍決的有3000到4000人,長期監禁和有期監禁者8000到10000人。但在實際上,以匪諜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羅織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問和處決、監禁,終30年戒嚴時代未嘗中斷」。這些冤假錯案埋下了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仇恨與長期不懈地反抗。   
  控制社會輿論(1)   
  在「白色恐怖」的統治下,國民黨當局還加強了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扼殺自由、進步思想,打擊異己知識分子,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總結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國民黨當局意識到必須控制文宣機器。退台之初,蔣介石就提出要強化對教育的控制,「要建立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教育」。對此,台灣教育當局制定了「民族主義的倫理教育、民權主義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義的科學教育」的三民主義教育方針。為了貫徹三民主義教育方針,對青年灌輸蔣介石所一貫宣揚的民族倫理道德,即「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倫理為出發點來啟發一般國民的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推之以鄰里鄉土之愛,和國家民族之愛」,規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4書作為大中學生必讀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灣青少年的思想。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向台灣人民灌輸「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信念,極力吹捧蔣氏父子,宣傳「反共」思想。 
  為防止大陸的消息傳到台灣,國民黨當局強迫有收音機的人進行登記。凡是想購收音機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審核發給的准購證。一台收音機每年交30元的執照費,還要貼足16元的印花稅,執照費和印花稅的費用達收音機價值的10%以上,逾期交納上述兩項費用的需加倍處罰。凡是出售無線電器材、收音機和收發報機的單位,一律要將器材名稱、數量及存放地點,詳細填表後交「保安總司令部」。與此同時,一些關於收音機知識方面的書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華南書局出版的《音響擴大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簡易交流式收音機》等書遭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傳授收音機知識,竊聽毛匪廣播。」 
  對於這種種愚民政策,島內許多人十分反感,並不斷提出質疑。部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暗中收聽祖國大陸的廣播,秘密傳閱毛澤東著作和各種進步書刊。有人甚至給蔣經國寫信提出種種疑問:既說共產主義「違反人性」,為何世界各國紛紛與中共建交?既稱中共「亂象叢生」,為何統治大陸近30年未見崩潰?民生主義在台灣實施多年,為何還貧富懸殊?台灣《大學》雜誌,於1973年8月發表文章《莫把反共當作遮羞布》,對蔣政權的反共宣傳進行猛烈抨擊。文章說:「很多見不得人的醜事,都借反共的名義來做,反共變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聯合報》發表文章認為,「反共宣傳幾乎成了最枯燥的讀物,大多數人從不寓目」。蔣介石「保密防諜」的結果是,「越保密越洩,越防諜越多」。 
  國民黨當局對於任何報紙、雜誌、書籍都要進行檢查,稍有逾越或出軌行為就要遭到清算。1960年9月,《自由中國》因冒昧給蔣介石提了幾點建議,結果被以「掩護匪諜」和發表「反共抗俄國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負責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自立晚報》因為刊載了對蔣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個月。以刊載幽默文章著稱的《人世間》月刊,曾因「幾次影射當局」而被停刊數次。專門談論時事的《時與潮》週刊,被指責為「煽動民間不滿情緒」,停刊1年,後又以「藐視法庭」罪名,受到警告。1975年8月創刊的《台灣政論》,剛出5期,就以「煽動叛亂」罪名而被查禁,有關人員被逮捕。 
  與此同時,國民黨利用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大辦黨營文化出版事業,企圖實現壟斷。50年代初,張其昀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時,一手操縱成立了「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等文化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中國一周》、《新思潮月刊》、《學術學刊》、《國事叢刊》等刊物,並出版《現代國民基礎知識叢書》等300多種。這一切使得「黨義書籍充斥書肆,反共八股滿天飛。」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氣沉沉。 
  對於個別知識分子偶爾迸出幾點思想火花,或發出幾聲吶喊,也會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驚慌失措,便大加打壓,使得文壇奇案接二連三發生。 
  「胡適被批案」。胡適是現代中國的大學者,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時去了美國。1958年蔣介石請胡適回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儘管蔣介石為表示對胡先生的歡迎,甚至願意用自己的稿費來替胡建造公館,可是這位大學者到台灣後,時刻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政治民主作為衡量國民黨政權民主程度的標準,屢屢發表譴責國民黨當局害怕民主、壓制民主、反對民主的談話。結果,他的文章和談話經常成為台當局觀察和輿論管制部門批判的主要目標。1961年冬,胡適在歡迎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代表團」時,稱如今台灣的民主還不如當年他所處的北洋時代,結果遭到國民黨當局規模最大、調門最凶、也是最後一次圍剿。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參加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會時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雷震組黨案」。雷震早在「護法北伐」期間就已加入了國民黨的前身之一「中華革命黨」,以後出任過「國民黨參政會秘書長」、「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去台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1949年11月20日,他與友人在台北創刊《自由中國》半月刊,經常對國民黨的專制和蔣介石的獨裁進行比較隱蔽、相對含蓄地批判。最讓台灣當局不能容忍《自由中國》和雷震的有三條:一是10年來始終不懈地對台當局的每一項專制措施和壓制民主的政策都要進行評論;二是對蔣介石違反「憲法」,在第二屆任期期滿後又變為「終身總統」等進行冷嘲熱諷和含沙射影式批判;三是準備衝破黨禁,公開組織「中國民主黨」。1960年9月4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對雷震等人採取行動,《自由中國》和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活動被鎮壓下去。   
  控制社會輿論(2)   
  「殷海光事件」。殷海光是著名哲學家金岳霖的弟子,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系、科研所哲學部,專門研究邏輯學,1946年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的主筆,後主編《青年週刊》。到台灣後,應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邀請,到該校哲學系任講師、教授,並對國民黨政權的認識產生質變,更多從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探討國民黨政治,開始批判國民黨專制與蔣介石的獨裁。關鍵性的一步就是參加《自由中國》編輯和撰稿隊伍,並成為其中寫稿最多、批判國民黨當局最有力的人之一,被稱為《自由中國》的台柱子。在60年代前期發生的震動台灣文化和知識界的「中西文化論戰」中,殷海光為李敖出謀劃策,潤色文章,被御用文痞們罵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惡奴」,搞「知識詐欺」。國民黨當局雖然沒有對他下毒手,可是台灣大學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辭退了這位教授,剝奪了他上講台的權利,查禁他寫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等書籍。 
  「柏楊案」。柏楊原名郭衣洞。50年代初期就開始發表小說,60年代又包下《自立晚報》的「倚夢閒話」專欄,撰寫雜文,到入獄時先後出版了9本小說和21本雜文集。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國》事件後,柏楊繼續運用文學和藝術方式對當局的專制、保守、僵化統治展開批評。針對蔣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他在1968年1月3日,《中華日報》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畫,內容描繪了水手卜派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兒子對卜派說:「爸爸我也選總統。」卜派怒斥:「老爸沒死,還輪不到你。」父親發表競選演說時,還以「全國軍民同胞……」開頭,翻譯人正是柏楊。這幅寓意深刻的漫畫,立即引起轟動。1968年3月4日,台灣「警備司令部」以「侮辱元首罪」逮捕柏楊,並交付給讓人生畏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審判結果震驚了島內外,尤其是國際社會,紛紛出面譴責,案犯本人也提出上訴,最後定為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75年,漫畫中對號入座的「老爸」蔣介石過世,柏楊刑期由12年減為8年,1976年刑滿。「上面」告訴他,找遍各個機關,沒有位置可安置,「你雖然不愛政府,可是政府卻是愛你的,總算替你找了個教官缺,就在綠島指揮部。」就這樣,他又在綠島「住」了一年多。在國際人士救援壓力下,1977年4月1日愚人節,柏楊終於恢復自由,被捕入獄共達9年又26天。 
  「《文星》案」。主要是圍繞作家李敖和《文星》雜誌而展開的。《文星》是一個側重學術文化的綜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婦於1957年11月創刊於台北,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探討」為刊物宗旨。創刊4年,成績平平,沒有什麼社會影響。只是到了1961年由於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現,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5年4月生於哈爾濱,1936年隨全家遷至北京,從小就養成讀書、買書、藏書的癖好,小學六年級時即為自己佈置了一個小圖書館。1949年4月,14歲的李敖帶著500多本藏書,隨全家遷居台灣,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讀初二。在台中,他讀書更加勤奮,在書庫裡泡了4年,逐漸對台灣教育制度感到不滿。讀高中時,因反感台灣中學制度,高三隻念了十幾天,便自願休學在家,繼續廣泛讀書自學。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學力考入台大法律系,讀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動休學,不久再考入台大歷史系。對於台大,李敖甚感失望,於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讀書」。台大歷史系畢業後,服完兵役,於1961年夏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工作。 
  1961年11月,李敖在《文星》雜誌發表了第一篇政論文章《老年人和棒子》,針對國民黨統治階層嚴重老化的問題,指出老年人不僅不願意交班而且還會倒打年輕人。此文一出,引起轟動,《文星》亦聲譽大增,一躍成為台灣知識界最有影響的雜誌,主編和肖孟能夫婦亦對李敖表示讚賞。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見之於《文星》。李敖以憤世嫉俗之筆抨擊傳統,嘲諷國民黨「好談道德和正統」,卻「掛羊頭,賣狗肉,而且狗肉也是當作羊肉販給別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殭屍思想在台灣社會借屍還魂,政府空喊選賢任能,卻無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於己」卻「囤積居奇的奸商比誰都多」。李敖從否定「傳統」,繼而發展到否定「道統」,並隱隱發出了「蔣介石應繳權」的呼聲。這對長期以來一直以中華民族傳統和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自詡為中國「道統」和「正統」的象徵的國民黨政權來說,不啻為當頭一炮,引起了國民黨政權的不安,開始全面封殺李敖。結果從1963到1966年李敖所寫的15本書全部被禁,《文星》雜誌被停刊。李敖失去了發表作品的陣地,只好以販賣舊電器為生。1967年,「台灣高等法院」下令偵辦李敖。1971年3月19日,警方以李敖參加「台獨分子彭明敏叛亂案」為由,予以逮捕並判刑10年,直到1976年出獄。 
  「毛語錄事件」。1970年台北市日本新力電器公司的台灣總代理,為了推銷公司新出品的一種小型錄音機,特委託一家廣告公司做設計宣傳。很快,廣告公司設計的廣告在《中國時報》上刊出。在報紙第一版上,除了印有錄音機的照片外,還有四句一號粗字套紅的宣傳廣告文字:   
  控制社會輿論(3)   
  直題上句是:「復興文化的新利器」;直題下句是:「錄音器材的大革命」;兩句橫題是:「毫毛細語,傳真實錄。」 
  萬萬沒料到,廣告設計人員獨具匠心的創作到了「警備司令部」檢查人員的眼裡,就成了大逆不道。因為,當時大陸正開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億萬人民正在熱火朝天地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語錄。而這四句廣告文字當中,正好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語錄」的字樣。這在本來神經過敏的特務眼裡,當然就構成了大罪。「警備司令部」在廣告刊出的當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時報》調查廣告來源,逮捕了廣告設計人員,並命令廣告公司撤回原準備第二天在《聯合報》刊登的同樣廣告。廣告公司、《中國時報》等有關單位和人員,也因為工作「失察」而受到相應的處分。 
  50、60年代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殘酷、蒼涼、荒漠的年代。在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統治下,許多人遭受不白之冤,許多人被抓、被判刑、被槍決。據不完全統計,1949-1952年,被當局以「匪諜」、共黨人員名義槍斃的達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處有期、無期徒刑者有8000到10000人,至於被秘密處決者則無從統計。1993年,在台北六張犁公墓附近,就發現163座當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殺害者的墳墓。台灣《中國時報》於1995年2月27日所刊登的《回顧50年代「白色恐怖」》一文指出,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的前10年的政治清查中,歷史學者估計約有5萬人被捕,被定罪的約在1萬人以上,被槍決的合計4000人左右。「白色恐怖」造成成千上萬的冤案,許多優秀青年和抗日一代的台灣人慘遭迫害。「白色恐怖」造成了這樣的可悲結局:「人性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和陽奉陰違的社會風氣,很快蔓延到台灣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奉承和追隨得勢的人則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也強化了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和台灣社會的矛盾,加深了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與仇恨。     
  第三章 過客心態的結局   
  「反攻大陸」迷夢破滅(1)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時刻思考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反攻大陸」的「復國夢」。因而在逃台之初,一直把「反共復國」、「軍事反攻」作為其基本政治路線。但歷史卻證明,蔣介石所謂的「反共復國」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政治神話」。 
  由於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在19世紀中葉,美國就對台灣有特別的「好感」,當時就有人建議「美國應佔領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事情報局「遠東戰略小組」台灣問題專家喬治·柯爾建議戰後由美國「托管」台灣,但1943年《開羅宣言》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台灣應歸還中國,這一「托管」陰謀破產。接著,「遠東戰略小組」又另謀方略,試圖從日本手中搶佔台灣,然後由美軍暫時統治,戰後再成立「台灣共和國」,美集權力與榮耀於一身的蔣宋夫婦國並為此特別培訓了一批准備接管台灣的行政人員,但因日本的提前無條件投降而破滅。之後,美國又醞釀了好幾次企圖佔領、「托管」台灣的陰謀,但在中國人民及國民黨政府的強烈反對下均未得逞。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的節節勝利及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美國開始對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失去信心。為了與新中國打交道,美國對台政策也稍作了一些策略性的改變。1949年10月初,美國國務院召開了遠東問題圓桌會議,確定了新的對台政策:美國政府確信蔣介石已經永遠被趕出了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不久將攻佔台灣;美國與蔣介石政權之間的關係也就從此結束。1949年12月23日,美國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台灣的政策宣傳指示》的第28號密令,強調了台灣從歷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是一種嚴格的中國責任;還重申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代表美國政府發表了《關於台灣的聲明》,聲明再次確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條款,宣告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也無掠奪的野心。1月13日,赴美求援的宋美齡在飽受冷落之後黯然返台。不久,美國開始將美僑自台灣撤走,暗示美國已認定台灣很快將被共產黨攻佔。 
  1950年4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海南島戰役,蔣軍一觸即潰。5月19日,人民解放軍解放舟山群島,計劃向台灣島挺進。這時,台灣的老百姓,人人盼望解放軍早日登台,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則在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緒下,準備迎接毀滅性的最後一擊。至於蔣介石本人,則已經對手下將領明言:「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據蔣經國後來回憶,當時蔣介石已下定「殺身成仁」的決心,並勉勵其他將領「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正當國民黨政權走投無路之時,遠東局勢卻發生了有助於台灣方面的變化。1950年2月,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結盟是蘇聯長期支援中國革命的必然結果,也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對壘的產物,但卻打破了美國鴿派認為北京政權將在蘇美間保持中立的幻想,也助長了美國右派議員和軍方鷹派要求援蔣的聲音。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而此時中國大陸正準備渡海解放台灣。杜魯門在右翼政客和軍方鷹派的鼓動下,錯誤地認為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渡海攻台都是執行蘇聯的戰略方案,將斬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線,因而決定作出強烈反應。 
  6月27日,杜魯門一反過去的態度,發表聲明公開聲稱「共產黨部隊佔領台蔣介石的故鄉——浙江奉化溪口鎮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而有必要任務的美國部隊,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在杜魯門的命令下,1950年6月29日,美國第七艦隊的2艘巡洋艦、6艘驅逐艦、1艘補給艦侵入台灣海峽,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杜魯門「6·27聲明」發表後,美國政府根據美國國會於1949年通過的「共同防禦援助法」,主動與台灣以換文形式簽訂了所謂「台美聯防防衛互助協定」,至此,美蔣關係重新修好。 
  1952年11月,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出任總統後,美國對台灣政策由「保台」轉向積極支持,竭力推進與國民黨當局的合作。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首次國情咨文中說明,因為中共「一貫地拒絕聯合國軍隊司令部的停戰建議,要美國海軍替中共負起防禦責任的情況就毫不合乎邏輯,毫無意義了」,「我正下令不要再使用第七艦隊來屏障共產黨中國,我們絕沒有義務來保護一個在朝鮮對我們作戰的國家」。這番講話被台灣當局視為美國將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的信號。2月5日,蔣介石發表聲明,稱艾森豪威爾「此一決定,無論在政治與軍事上以及在國際道義上,實為美國最合理而光明的舉措」。7月15日,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認為,為了保衛大陸島嶼的「安全」,台灣應該採取包括在大陸沿海進行海空巡視偵察在內的必要軍事行動。8月20日,台美軍事力量在台灣海峽舉行聯合演習。 
  1954年12月3日,台美正式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條約本身並未就「共同防禦問題」提出過多的設想和規劃,只是按照已經在執行的雙方協定繼續進行,但條約簽訂意味著雙方已結成事實上的同盟關係。這一條約的簽訂,使美國獲得了在台灣地區「合法」駐軍的權利,「條約的存在也視為美國阻止台灣與中國其他地區尋求統一所用的法律手段之一」,給中國的統一增加了更複雜的因素,是美國公開阻撓中國解放台灣、干涉中國內政的嚴重步驟。1955年1月28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決定「授權美國總統於其認為必要時,得使用美國武裝部隊專事確保台灣與澎湖列島以防武裝攻擊」。與此同時,在美國的保護下,美國軍艦、飛機進駐台灣,對台經濟、軍事援助逐漸展開。   
  「反攻大陸」迷夢破滅(2)   
  自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式軍械開始大規模地運到台灣。到1953年,美國提供的軍事援助達到67億美元,此外在經濟援助中的「軍援」還有8000萬美元。據當時外國通訊社報道,僅在1949年底到1951年5月,美國運台的武器裝備有1000餘輛坦克和裝甲車、150門大炮與陸軍5個師的裝備,此外還有海、空軍裝備和火箭炮、平射炮及重型牽引車等。 
  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及「台灣決議案」的出台,為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也為其「反攻大陸」計劃的實施提供了經濟和軍事上的保障。 
  早在1949年6月26日,蔣介石在台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上發表的《本黨革命的經過與失敗的因果關係》講話中,宣稱「一雪前恥、報復國仇,1年反攻,3年成功」。之後,他又將「反攻大陸」的程序設定為「1年整訓,2年反攻,掃蕩共匪,3年成功;就是說,從現在起,少則3年,多至5年,就能完成反共復國使命」。1950年5月16日,蔣介石在《為撤退海南、舟山國軍告全國同胞書》中又稱,「現在我再將政府反攻大陸的計劃,總括四句話對同胞們重說一遍,就是『1年準備,2年反攻,3年掃蕩,5年成功』」。蔣介石的「一二三五計劃」正式出台。此後,蔣介石在每年新年、「青年節」、「雙十節」、「台灣光復節」發表的4次例行文告都要重彈「今年是反攻大陸的決定年、關鍵年、今明年是反攻大陸的勝利年」等老調。蔣介石「反攻時間表」一個接一個,他的反攻戰略也是十分理想化。1954年7月16日,根據部分「國代」提議,蔣介石下令設立「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要任務研究如何「反攻大陸」、「反共復國」。這個隸屬於「總統府」的機構,集中了一大批反共分子,前後研究出1000多種反攻方案。 
  自逃台之日起,國民黨當局就組編大規模的「游擊武裝」,利用金門、馬祖和當時還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大陳島等地,騷擾大陸沿海地區。1950年2月中旬,蔣介石派遣的飛機13次轟炸上海,死傷居民千餘人;2月19日,轟炸了廣州、福州、南昌、青島、蚌埠等城市。從朝鮮戰爭爆發到1955年9月,國民黨當局共出動3500多批、6200多架次飛機,襲擊和騷擾大陸地區,其中較大規模的有41次,動用總兵力達13萬人次。台主要軍事偷襲行動有:1951年夏秋之交,蔣軍偷襲廣東、福建兩省沿海地區;9月4日,偷襲福建晉江地區;1952年1月30日,偷襲福建湄州灣的湄州島;3月28日,偷襲浙江臨海縣白沙山島;6月10日,偷襲浙江溫嶺縣黃焦島;8月24日,偷襲浙江玉環縣的3個小島;10月11日,偷襲浙江南日島;1953年2月11日,偷襲浙江飛雲江口;6月25日,偷襲玉環3個小島;7月15日,蔣軍出動1萬多人,在海軍配合下突襲東山島,最後被人民解放軍福建守軍和援軍擊潰。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之時,國民黨當局因害怕美國與中共接觸,因而蓄意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及會議之後,國民黨海、空軍在台灣海峽以北的浙江九洞門海域、象山海域、一江山海域,多次同解放軍激戰。此外,蔣軍還頻繁挑釁,攔截和攻擊駛往大陸港口的商船,劫持正常作業的大陸漁民,共劫持祖國大陸各類船隻470餘艘。上述軍事偷襲儘管採取「小股偷襲,以開展游擊戰」、「大股進攻,以佔領部分地區」、「以大吃小、速進速退」等戰術,但結果都是一樣,均以失敗告終。 
  新中國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後,加大了「解放台灣」的宣傳攻勢。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打電報給周恩來,指出朝鮮停戰後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人民日報》也於24日、25日分別發表題為《一定要解放台灣》、《人民解放軍的光榮任務》的社論,揭露美國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集團,不斷武裝挑釁大陸,破壞公海航行自由的罪惡活動,誓言「一定要解放台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8月1日,朱德總司令發表講話,號召人民解放軍準備為解放台灣而戰。8月22日,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青年團、婦聯等19個政黨和團體聯合發表《解放台灣聯合宣言》,提出「除蔣一人外,任何人都容許棄暗投明,回到大陸和親人團聚,任何人都可能受到立功贖罪、既往不咎的寬大待遇」。這份文件,可視為共產黨向國民黨發出的公開戰書。 
  9月3日,人民解放軍炮兵猛烈轟擊金門蔣軍陣地,一日內落彈5000餘發。9月6日,蔣軍海、空軍大規模出動,對廈門地區狂轟濫炸。在此前後,雙方在浙江沿海之大陳島、一江山島海域展開激烈的島嶼爭奪戰。以後數月,南起廣東汕頭,北至浙江三門灣,在數百公里的海域和金門、馬祖、大陳等重點島嶼附近,海戰、空戰、炮戰連綿不斷。11月1日,人民解放軍出動近30架飛機,輪番攻擊蔣軍在大陳島的港口設施和炮艇。14日,蔣軍大型軍艦「太平號」被擊沉。這兩次戰鬥顯示蔣軍一度佔有的海空優勢已經易手。 
  1954年12月2日,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周恩來總理於12月8日發表聲明指出,美蔣「共同防禦條約」是一個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的條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侵略性的戰爭條約,並重申「任何戰爭威脅都不能動搖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心,只能增強中國人民的憤慨」。為表示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嚴正立場,打擊依靠外國勢力與祖國為敵的蔣介石當局,人民解放軍於1955年1月起,開始掃蕩盤踞在浙江沿海島嶼上的蔣軍。1月10日,人民解放軍空軍以數百架次飛機的空前龐大編隊,轟炸大陳島港區,炸沉摧毀蔣軍艦艇多艘。同時,人民解放軍海軍在空軍掩護下,將國民黨海軍驅至福建北部海區。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海陸空三軍向一江山島發起猛烈進攻,擊斃國民黨駐軍519人,俘虜567人。攻佔一江山島後,大陳島蔣軍陣地已有一半在人民解放軍炮兵射程之內。面對人民解放軍的攻勢,國民黨當局向美國緊急求援。美國卻以戰事不在美軍協防範圍內加以拒絕,並稱「外島在軍事上不具價值」,要求國民黨當局從大陸沿海島嶼撤出,收縮兵力,固守台澎。在大陸軍事壓力日增及美國不願介入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最終決定採納美國的建議,於2月7日至9日,裹脅大陳島居民撤往台灣。2月25日,國民黨又放棄南麂列島。到2月26日,人民解放軍浙江前線部隊解放了浙江省沿海包括大陳島、漁山列島、披山島等島嶼在內的所有被台灣當局佔據的島嶼。這時,國共軍事對抗的焦點已從浙江沿海島嶼轉到福建沿海的金門、馬祖。   
  「反攻大陸」迷夢破滅(3)   
  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的解放,美國極為恐慌,為了加強對台灣的控制,便加緊實施「劃峽而治」與製造「兩個中國」陰謀。美國要求國民黨放棄金門、馬祖二島,散佈「金門、馬祖對防衛台澎無軍事價值」的觀點,企圖壓國民黨再從金門、馬祖撤退,以策劃和實施「台灣地位未定論」。但蔣介石從維持其「法統」地位和保持與大陸的政治聯繫出發,堅決反對從金門、馬祖撤軍,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蔣介石宣佈「無金門、馬祖則無台澎」,表示決不從金門、馬祖撤退,為了保衛金門、馬祖,「決心戰至最後一人」。 
  為了挫敗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審時度勢,調整了對台方針,將「武力攻台」改變為「和平解放台灣」。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表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以後中國政府多次重申這一主張,並且成立相應的機構和指派專人負責這一工作。這標誌著大陸對台政策進入「以武力方式為主,以和平爭取工作為輔」的新階段。但國民黨當局不但沒有響應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和平倡議,反而向金門、馬祖增調大量部隊,狂妄叫囂「反攻大陸」。從1957年起,台灣國民黨當局不僅不斷極力鼓吹要以軍事行動「消滅共產黨侵略集團」,而且加強金門、馬祖駐軍,加強對大陸的海空騷擾。 
  1958年8月23日,中國政府一方面為了打擊美國企圖製造台灣與大陸「劃峽而治」的陰謀,另一方面也為了打擊台灣國民黨當局對大陸的騷擾活動,人民解放軍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轟擊國民黨軍隊控制下的金門、馬祖及其附近島嶼的軍事目標和運輸艦船,這就是令全世界為之震動的「八二三炮戰」,它是解放軍炮兵部隊戰史上所發動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炮戰,摧毀了國民黨軍隊許多陣地。 
  為避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衝突,美國政府故伎重演,玩起了「兩個中國」的舊把戲。一方面無理要求人民解放軍「放棄對金門和馬祖使用武力與武力威脅」;另一方面,強迫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至此,美國「劃峽而治」、把台灣海峽兩岸割裂開來以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圖謀暴露無遺。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就連蔣介石也堅決反對,公開表示將固守金門、馬祖,「不容為了考慮盟邦態度如何,而瞻顧徘徊」,若至緊急關頭,台灣將獨立與大陸作戰。 
  鑒於國、共兩黨在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這點上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的陰謀、擴大反美統一戰線的長遠目標出發,決定改變先解放金門、馬祖,再解放台灣的作戰方針。1958年10月6日,大陸通過新聞媒體發表了由毛澤東主席親自起草的、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簽署的《告台灣同胞書》。文告重申「只有一個中國,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指出「美國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美帝國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宣佈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建議國共雙方「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文告的發表,標誌著大陸對台政策進入新的鬥爭階段,即以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為主,軍事鬥爭為輔的階段,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台政策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從而贏得了台灣同胞和國際輿論的廣泛支持。大陸對美軍護航的嚴正立場增加了蔣介石拒絕美國要求停火和撤軍的資本,在杜勒斯訪台要求國民黨減少駐外島兵力、並承諾不以武力打回大陸,再次玩弄「劃峽而治」的把戲時,蔣介石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既不同意承諾不以武力「光復大陸」,也不同意從金門、馬祖撤軍,迫使美國在10月23日與台發表的「聯合公報」上,聲言繼續合作,表示「雙方認為在當前情況下,金門、馬祖與台灣、澎湖在防衛上有密切關聯」。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為了進一步緩和海峽兩岸局勢,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於同年10月25日再次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對廣大台灣軍民曉以民族大義,提出「中國人的事只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反對美國人插手國共兩黨的歷史糾紛;揭露美國的陰謀第一步是孤立台灣,第二步是托管台灣,製造「兩個中國」;希望海峽兩岸中國人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絕對不容許美國的陰謀實現,並闡述了「化敵為友」、「一致對外」的具體措施,即單打雙停,保證供應,以利台「長期固守」。「金門炮戰」使美國妄圖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恫嚇、搞「兩個中國」的陰謀徹底破產。   
  「光復大陸」的挫敗   
  在「金門炮戰」中遭到沉重打擊的國民黨當局,繼續堅持「反共反人民」立場,拒絕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一再發出的和談信息,並利用60年代大陸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中蘇關係緊張、中印邊境戰爭、越南戰爭等時機加緊對大陸進行挑釁,掀起一股股「反共復國」的逆流。 
  「金門炮戰」遏制了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的囂張氣焰,國民黨當局被迫調整「反攻大陸」的不切實際的政策。進入60年代,台灣當局提出了「建設台灣、光復大陸」的指導方針,大陸政策也由過去以軍事騷擾破壞為主,轉變為加強政治滲透、特務潛伏、建立地下反共組織及「待機而動」的政策。 
  蔣介石(左)與蔣經國(右)在雪山前的靜思1958年11月23日,在台美聯合發表的「蔣杜聯合公報」中,國民黨當局宣佈原則上「放棄使用武力收復中國大陸」的立場,同意實現「重返大陸」的主要手段是實行「三民主義」而不是使用武力。12月初,蔣介石又提出「光復大陸以三民主義為主、以軍事為輔,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以主義為前鋒,以武力為後盾,以大陸為本戰場」的方針。1960年9月,國民黨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所謂《反共建國綱領》;1962年11月八屆五中全會又通過了所謂《光復大陸指導綱領》,主要內容均為綜合軍事、經濟、文化各種力量,推翻新中國政權。1963年,國民黨在召開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提出「反攻復國總體戰」,指出「反共鬥爭是一種長期的總體戰,不僅僅限於一時的軍事作戰,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國民黨中心任務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軍事』對大陸主要進行政治作戰」。國民黨第九屆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蔣介石在大陸政策上調整軍事反攻政策為政治反攻,但從來沒有放棄過軍事反攻的努力。 
  1962年前後,不滿於偏安台海一隅的蔣介石集團再次發出「反攻大陸」的叫囂,企圖趁中蘇關係分裂和大陸發生自然災害的時機進犯大陸。1961年12月25日,蔣介石對出席「國民代表大會」的「國大代表」宣佈,1962年將是「反攻成敗決定年」。1962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聲稱,「我們國軍對反攻作戰,已經有了充分準備,隨時可以開始行動」,並宣佈「國民革命反攻復國的總決戰即將來臨,台灣和大陸反共分子共同行動的時間都已經來到了」。 
  對此,中共中央本著「我們不想打,但也不怕打」的一貫原則,一方面部署軍隊,做好迎戰的準備;另一方面,提請美國注意台灣海峽的嚴重局勢,爭取美國出面制止蔣介石的妄動。事實上,未等中國提出,美國已主動採取措施,於1962年2月6日向台灣方面提出,未經雙方磋商,若由此引起緊張局勢,美國將不負擔任何責任。1962年5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宣佈,「若中華民國發動反攻大陸,涉及美國,美國已向台灣聲明,在他們發動此項行動之前,應先同美國進行磋商」。6月23日,肯尼迪再次重申,如蔣方不與美磋商便擅自行動,將危及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由於美國一再反對,更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嚴陣以待,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冒險企圖成為泡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台灣當局自然想加以利用,「反攻大陸」的呼聲再度高漲,繼續加強對大陸的各種偷渡、空降、派遣特務等活動。台灣當局向美國提出建議,以武力支持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行動或者是蔣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開闢「第二戰場」,但條件是作戰勝利後,美國必須支持蔣軍乘勝北上,打回大陸,但美國婉言拒絕。美國之所以一再阻撓台灣當局反攻,除了害怕由此會導致世界戰略格局的巨變及讓美國陷於中國人民戰爭的泥潭而無法自拔外,更重要的是它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特別看出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蘇聯的馴服工具,因此萌生了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並開始調整其對華政策。 
  在美國的反對下,尤其在大陸的沉重反擊下,絕大多數國民黨人均已明白「反攻」的支票永遠兌現不了,蔣介石也感到再唱這個調子等於是自我諷刺,於是漸漸地在內部講話、會議文件、公開文告以及報紙宣傳中收起「反攻」,代之以「光復」,將原來高唱入雲的「軍事第一,反攻第一」的調子降低為「政治為主、軍事為從」。在1969年3月間舉行的第十屆全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積極策進光復大陸案》,提出了「光復大陸的基本目標」,「光復大陸的策進方針」及「光復大陸的行動綱領」。其中基本精神為:一是鼓吹對大陸進行思想戰,妄圖和平演變大陸。蔣介石聲稱要「以文化戰、思想戰、政治戰來配合軍事戰」。而「反毛、反共的戰爭,以文化為前提,以思想為中心,以人心為制勝的樞紐」。二是聲稱要「鼓舞反共思潮,挑起群眾反對中國共產黨,要求在大陸的特務利用『文革』動亂,結合大陸群眾,作為敵後組織的外圍」。 
  此外,國民黨當局還以台灣的「安全」為名,防範所謂的「共諜滲透」,封鎖海峽,禁止兩岸間任何形式地往來。如兩岸間的探親和經濟、文化、科技、人員交流都處於禁止狀態,甚至通過香港、澳門和海外的兩岸間交流也被嚴格禁止。同時,蔣介石還在島內進行了大量的「反共」、「仇共」、「滅共」宣傳,醜化祖國大陸的一切。在台灣人民的心目中,祖國大陸成了恐怖的「匪區」,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誤解日深,大大加深了兩岸間的敵意。   
  「法統」危機釜底抽薪(1)   
  在「反共復國」無望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開始了在台灣的特殊治理。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法理」依據即在於「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按照地方服從中央的原則,台灣人民自然有接受「中央政府」領導的義務。因而維持「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正統」政府、以「中央政府」自居非常重要。如果「法統」中斷,則為那些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人準備了一件極具殺傷力的武器。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講,「中華民國」早已被中國人民革命推翻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但是它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而是以一種扭曲的狀態延續了下來。1949年退據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殘餘勢力在美國的扶持下,仍然冠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繼續維持著一整套的統治架構。在國際上,從1949年到1971年以前的20多年間,台灣當局和60多個國家建立有正式「外交關係」,佔全世界國家總數蔣介石在思考國民黨的在台統治與未來的近一半,並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佔據著聯合國的席位。 
  國民黨當局自認為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法統」,是繼承了辛亥革命後的南京臨時政府及其爾後的廣東和武漢政府,是根據所謂的「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憲法」及其附屬條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依法治理。一句話,是孫中山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延續。除此之外,國民黨當局據以作為「法統」象徵的,是三個由大陸搬去的「中央民意機構」——「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為了維護「法統」象徵於不墜,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數十年中,除堅持以包括「臨時條款」在內的「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實施其統治的最高法律依據外,還堅持不全面改選「中央民意機構」,以保持其政權的「正統代表性」。 
  所謂「臨時條款」,即1948年5月國民黨當局為發動反共內戰而授意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憲法補充條款」,其主要內容為:「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39條(經立法院通過或追認)或第43條(發佈緊急命令依照的程序)所規定程序之限制」。1949年5月,國民黨台灣省政府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借口「緊急狀態」、「動員戡亂」的需要,在台灣全省頒行「戒嚴令」,對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居住、遷徙、出入境等基本權利全面實行軍事管制。 
  國民黨逃台之後,為了「反攻大陸」特別是維持其「中華民國法統」,「臨時條款」不僅未能在短期內終止,反而授權「國民代表大會」先後四次修訂「臨時條款」(1960年2月,1966年2月,1966年3月,1972年2月),增加了以下主要內容:(1)賦予「總統」、「副總統」連選連任的權力,不受「憲法」規定只能連選連任一次的限制;(2)賦予「國民代表大會」制定辦法行使「創製、復決」兩權,但規定「總統」對於創製案或復決案認為有必要時,可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臨時討論;(3)授權「總統」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動員戡亂有關之大政方針,並處理戰地政務」;(4)授權「總統」適應需要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與人事機構及其組織,並「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總之,四次修訂實際是通過「國民代表大會」修憲的形式進一步強化國民黨當局在台的獨裁專制統治,確立蔣氏父子兩代「總統」終身制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修訂後的「臨時條款」,完全凌駕於「憲法」之上,成為具有最高統治效力的「太上憲法」。實際是賦予蔣介石個人不受約束的獨裁權力。 
  以「臨時條款」為根本法,以「國家總動員法」和「戒嚴法」等為基本架構,國民黨當局先後制定、修訂了多達數百個涉及「反共戡亂」的法律(令),建立起一整套敵視大陸、限制台灣人民合法權利的「非常時期」統治體系。「臨時條款」名曰「臨時」,然實際實施長達43年之久,世所罕見。 
  為了維持所謂「法統」,也就無法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按照其「憲法」,「立法委員」任期3年、「國大代表」和「監察委員」任期6年。至1951年,第一屆「立法委員」的任期已滿,依法應進行改選。但若真的進行改選,只能在台灣選出無法具備全國代表性的第二屆「立法委員」,國民黨的「法統」就立即宣告中斷,其所謂的「中央政府」也就無「中央」可言。最後決定採用「保守療法」,由「行政院」通過決議,請蔣介石以「總統」名義核准,再由蔣出面商請「立法院」,請第一屆委員繼續行使「立法權」一年。這種被譏笑為「自己同意自己再幹下去」的醜劇,在1952、1953年都依同樣的程序重演了一次。但到1954年,「國大代表」、「監察委員」以及由「國大代表」選舉產生的「總統」的任期都將到期,為了找出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國民黨當局絞盡腦汁,想出了在「憲法」中摳字眼的主意。「憲法」第28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每6年改選一次,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這「次屆」二字,就有文章可做。換言之,如果次屆召開不了,則本屆代表就永遠在任。這種斷章取義、自欺欺人的方案被蔣介石同意採用。1953年10月5日,「司法院長」王寵惠對記者發表講話,稱第一屆「國大代表」的任期必須至下屆「國大代表」產生後才能宣告結束,因第二屆「國大代表」無法產生,故第一屆「國大代表」自無所謂任期之延長。於是,第一屆「國大代表」就成為「終身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任期也如法炮製。從而使三個「中央民意機構代表」的任期得以無限期延長,形成世人所譏的「萬年國會」。   
  「法統」危機釜底抽薪(2)   
  解決了「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問題還不夠,還要解決「法定多數」的問題,才能真正保住「法統」。按「憲法」的實施程序,「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的法定名額分別為3045人、733人和233人。這些機構開會,出席者必須超過半數才能開議,「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總統」必須超過半數,即必須有1523人出席方為有效,「國民代表大會」要修改「憲法」則必須有2/3以上代表出席,有出席代表的3/4之決議才算有效。 
  1948年實際選出的「國大代表」為2961人、「立法委員」為760人、「監察委蔣介石在台投票員」為180人。但1949年隨國民黨到台的第一屆「國大代表」共1090名,僅佔「國民代表大會」法定名額3045人的358%,不足4成;到台的第一屆「立法委員」300名,占總額773名的407%;1952年到台「監察委員」共158人,佔全部223名的708%。這個數字對「監察院」影響不大,但是對「國民代表大會」和「立法院」的合法性卻頗具威脅。為了達到半數,國民黨便一方面從原來的候補委員中大量遞補,另一方面從港澳、歐美等地拉回一些湊數,以勉強開會。「國民代表大會」方面則是幾經遞補和拉攏,最後才勉強湊夠1624名代表,但實際出席者僅有1580人,勉強超過「《國民大會組織法》」規定的「總統」當選的最低票數1523人。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加緊了配套的修法工作,如「立法院」於1953年9月緊急制訂「《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陸續將各省原本落選者按得票多寡順位,依次予以遞補。同年12月,「立法院」又修訂「《國民大會組織法》」,將「國民代表大會」開會法定人數由半數以上改為1/3以上。 
  但是,儘管可以人為地保住「中央民意代表」們的任期,卻無法保住他們的生命。到1960年,「國大代表」因死亡減員95人,不僅要通過1523過半數這一關沒有可能,要達成「修憲」所需的3/4關更是做夢。於是國民黨調動各方謀士解決這個「法定多數」問題,經過一番爭論,最後由「大法官會議」於1960年2月12日作出的「釋憲案」宣佈,「憲法所稱國民代表大會總額,在當前情形下,應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集會之國大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中央民意代表」的「法定多數」問題,也解決國民黨政府的所謂「法統」問題。 
  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到了蔣經國晚年,「法統」因「中央民意代表」嚴重老化、島內政治民主化運動的衝擊以及國際局勢的發展而面臨深刻的危機。雖然國民黨當局於1969年和1972年相繼對三個「中央民意機構」實施增補選和增額選舉,並自1972年後將「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固定化。增補選和定期改選的結果,僅僅是給國民黨的「萬年國會」注入一絲生機而已,並不能挽救其老化的局面。據台灣《新新聞》雜誌1986年12月統計,包括「增額代表」在內的「國大代表」平均年齡達74歲,「立法委員」71歲,「監察委員」70歲;70歲以上代表分別占「國大代表」的764%、占「立法委員」的686%、占「監察委員」的615%。國民黨以「活人」延續「法統」的方式面臨嚴峻挑戰。 
  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殘餘勢力以「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正統政府」之名及其統治架構,行統治僅佔全中國領土面積1/267、人口1/56的台灣地區之實,從而在島內埋下直至引發了重大政治矛盾,成為島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同省籍族群之間的一個重要社會關係問題。至1990年「憲政改革」之前,台灣的「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從未改選過,仍是1948年選出的「第一屆」,如此長壽的「民意機構」,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由於長期不改選失去「民意」的監督,終生依靠國民黨高薪奉養,加之逐漸年老體邁等原因,這些「民意機構」根本談不上發揮議事制衡功能,基本上是充當當局的「表決機器」和「民主擺設」,引來台灣民眾的強烈不滿。同時,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台灣地方中產階級勢力崛起,開始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狀況不滿,要求分享政治權力,逐漸形成一股在野政治反對勢力,日益威脅著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地位,加速了國民黨當局的「法統」危機, 
  在國民黨的禁閉政策下,由於兩岸長期隔絕,造成台灣年青一代「只知有島,不知有國」、「台灣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的怪象。1971年台灣被驅逐出聯合國後,引發了人們思想的混亂,何以世界上多數國家不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承認被醜化為「匪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79年中美建交後,台灣的「法統」教育徹底失敗,經過「反共仇共」教育成長起來的一些人既害怕,也不可能認同「匪區」,又不再認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為中國」。國民黨「反共仇共」的教育居然培養了國民黨執政地位的掘墓人,這是蔣氏父子萬萬沒有想到的。   
  經濟政策偏差惹民怨(1)   
  國民黨當局在台灣進行經濟建設時,由於過於注重工業的發展而忽視、犧牲了農民的利益,使得以工商業、服務業為主的北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而以農業為主的南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後,從而引來南部民眾的強烈不滿,這也是中南部地區後來演變成民進黨的「票倉」,而國民黨在南部的支持度日漸降低的原因之一。 
  台灣在40年代末的戰後恢復時期,經濟衰落,百業凋敝,農業產量不及戰前最高產量的一半,而工業生產則不及1/3。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帶著數百萬人退逃台灣,造成物價飛漲,物資奇缺給經濟本來就極為困難的台灣增加了生產和生活的極大壓力。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首先需要農業生產的發展,但落後的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村土地高度集中,貧富兩極分化,租佃關係極為緊張。1950年,耕地不足或無地可耕的農戶占台灣總農戶的649%,地租高達年收穫量的50%,有的甚至高達70%。佃農由於高額地租的負擔及其他層層盤剝而缺乏生產積極性,加之耕地經營規模狹小,生產水平低下,從而不但嚴重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直接威脅到台灣社會的穩定和國民黨政權的鞏固。在這種情況下,為緩和矛盾,穩定政權,維持生存,國民黨吸取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定進行土地改革。 
  為了保證土地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國民黨當局重視和加強對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進程的組織與管理工作。於是由國民黨政府代表、知名土地問題專家和美國農業專家共同組成的「中美農業復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負責土地改革的推動工作。「農復會」以美國對台灣援助金額10%作為該會活動經費,在台灣土地改革中具體負責土地政策制定、土改運動組織、領導等工作。由於「農復會」分別由美國和台灣高水平的農經專家組成,對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遠見又細緻周密,並且由於「農復會」掌握著農業技術創新、土地改革推廣的試驗基金和部分美援的分配權,對台灣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土改後,「農復會」繼續作為台灣農村經濟政策制定和農業生產發展的指導機構而存在。1979年「農復會」改組為「行政院」的幕僚單位即「農業發展委員會」,1984年又改組為政府的正式機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並一直存在至今。 
  國民黨當局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運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腐敗現象發生,保證土地改革順利進行,把土地銀行作為土地改革運動的資金核算單位和政策執行機構。台灣當局明確規定,土地銀行在土改中負責發行實物土地債券,按徵收地主耕地地價的7成逐筆償付地主,並按10年20期辦理兌付;搭發公營水泥、紙業、農林、工礦4大公司股票,償付地主其餘3成地價;向領地或購地農民按10年20期徵收現金或實物地價;全面辦理農民在土改中的各項貸款等。 
  台灣當局在土改中採取和平、漸進的方法,分三步完成土改。1949年實施「三七五減租」,主要內容為,限定地主對農民的耕地租額最高不得超過該耕地全年作物收穫量的375%。耕地租用一律訂立書面租約,租期不得少於6年,期滿應續約。「三七五減租」從1949年4月始至7月完成,所有出租耕地全部訂立新約,訂約面積為254500甲(1甲約合097公頃),佔全省耕地面積314%,受益農戶29600戶,占台灣全省農戶數的4445%。1949年冬起,台灣土改進入第二階段,實行將公有耕地所有權移轉為農民所有,即「公地放領」。放領對像為承租耕地的現耕農、雇農、耕地不足的半自耕農、無土地耕作者或轉業為農者。放領標準為,每戶承領面積水田二甲,旱田一至二甲。放領地價為耕地主要作物年收穫量的兩倍半,由承租農民於10年內每年分二期平均攤還,每年連同田賦負擔,以不超過佃農三七五地租負擔為限。自1948年進行公地放領試驗開始,1950年全面開展至1953年基本結束,台灣當局先後放領五批公地共63000甲,承領耕地農戶121953戶。以後台灣繼續放領公地,至1976年止,總計放領公地139000公頃,累計承領農戶達286000戶。台灣自1953年始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做法是,規定地主每戶可保留中等水田3甲旱田6甲,超過部分由政府出面收購轉售給農民。政府徵收地主土地補償的地價,標準為該耕地正常條件下農作物年收穫量二倍半,以實物土地債券7成,公營事業股票3成撥付補償,各種債券均分10年兌付,並給年息4%的利息。公營事業的股票按轉移民營的台灣水泥公司、台灣紙業公司、台灣工礦公司及台灣農林公司4大公司搭配付售。台灣從1953年開始至年底,共徵收地主耕地面積139萬公頃,承領耕地的農民195萬戶,其中佃農占95%,平均每戶承領土地072公頃。此外,從1949年到1977年底,地主還陸續將所保留的部分「三七五減租地」73萬公頃直接售給143萬佃農。 
  土地改革實行農地所有權平均分配,以和平的方式改變了封建土地制度,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由於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農民對土地的投入,無論是勞力還是資本,都有了顯著的增加,農民的年平均工作天數由土改前110天提高到168天,土地的復種指數也由117%上升到170%,資本投入更是增加了184%。土改後,農民的增產意願提高,農業生產逐漸增加,充分供應島內需求而有餘,米價、一般物價及工資水準趨於穩定,緩和了通貨膨脹,為工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經濟政策偏差惹民怨(2)   
  50年代初期,儘管經濟恢復已基本完成,但台灣當局面臨的經濟形勢仍十分嚴峻,失業率高,資源缺乏,資本不足,技術落後。在這種形勢下,台灣當局決定通過「以農業培植工業」,重點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替代進口,節省外匯和增加就業。 
  1953-1956年間,隨著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為57%,1957-1960年間為43%。農業產業結構也發生變化,大量的農產品及加工品開始外銷,農業快速發展還為工業提供了勞動力、原料與消費市場。台灣利用農業經濟發展迅速的有利時機,採取「養雞下蛋」的辦法,在繼續增加農業投資的同時,主要採取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實行農產品低價政策和積極拓展農產品出口貿易等措施,將農業剩餘有效地向工業轉移,加速了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以農業培養工業發展」。1953年,台灣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決定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即重點發展消費品以替代進口,大大提高了工業的發展水平。但50年代後期,進口替代工業因島內市場的飽和而產量過剩,使得工業增長速度減緩。於是,當局開始採取鼓勵出口政策,台灣從此走向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新階段,並取得明顯的成果,台灣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60年代,台灣經歷了從以農為主到以工業生產為主的轉變。這個時期農業生產的任務是生產足夠糧食以保障整個台灣的糧食供給,為以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為將農業增產的好處轉向工業部門,以加速經濟發展,台灣長期實行低糧價政策。台灣為維持低糧價採取的措施包括,實行糧食出口管制,糧食出口由糧食局統籌辦理,禁止民間自由出口;實施公、餘糧徵購以充分掌握糧源;將台灣劃分為7個糧區,糧區間禁止糧食自由流通。軍、公、教人員實行食米配給制;機動向市場拋售食米,避免米價的過度波動而帶動物價上漲,將食米價格維持於較低水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種種措施,穩定米價,實際上起了壓抑物價的作用,有利於壓低工資水平,使出口產品更有競爭力。台灣政府控制米價的方法並非是行政命令,而是利用市場運作的機制,其關鍵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稻米。當米價上升時,政府便把大量稻米推出市場,使米價下降。政府手中的大量稻米,源自政府通過種種行政命令,例如「隨賦增購」等,強迫農民繳交和售賣稻米給政府,一方面保障了當時台灣60萬軍隊的糧餉,另一方面亦使平穩米價的政策得以執行。在這些措施下,台灣的糧價得以維持在穩定和較低水準,一直到1969年,台灣農民出售大米的價格都遠低於國際市場價格,最低時只有國際價格的61%。台灣實行低糧價政策,維持了低工資,使勞動密集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其出口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相對於60年代工業的蓬勃發展,農業部門在60年代經歷了由興至衰的發展歷程。1968年以後,過去以「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造成的積弊暴露出來,農業勞動力與資本大量外流,農業投資相對減少,農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1969年,台灣農業首次出現負增長。到80年代,農業生產發展仍十分緩慢。近數十年來雖然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所得逐年有所提高,但比起非農業就業人員的收入水平,農民的收入仍然偏低。1991年農戶人均所得是非農戶人均所得的724%,農戶人均每月收入1166萬元新台幣,不及非農戶人均1604萬元新台幣的3/4,而且農業淨收入占農戶所得的比例一直在減少。農民收入長期低於非農行業,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大大下降,難以安心務農。 
  縱觀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說是農民的利益被犧牲。由於台灣中南部地區主要為農業地區,國民黨的這種政策當然會引起南部民眾的不滿。特別是國民黨當局在「反共復國」的「過客心態」下,側重於對國民黨黨政高層聚集地的台灣北部進行建設,而使台灣南北的發展有較大差異。台灣南北兩個重鎮台北市和高雄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甚大,可以作為南北不平衡發展的典型。 
  國民黨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跡」——加工出口區由於國民黨當局將經濟財源與發展重點放在以台北市為中心的北部地區,台北市的財政分配高出高雄市數倍之多;台北市高等教育佔了整個台灣的60%以上,而南部高校甚少,尤其是第二大都市高雄市到目前也沒有幾家知名大學,醫療衛生機構也有類似的差距。特別是以台北市為主的北部都會區,擁有較多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也享有較好的生活品質;而以工業起家的高雄市,長期被水質、空氣品質不佳所困擾。這種政策的傾斜,引起南部民眾對台灣當局的不滿與南北矛盾的出現。國民黨執政後期也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實現南北均衡發展,但效果不明顯。這種政策與矛盾,在民進黨選舉策略與民粹主義的激化下不斷加深,南北民眾內心的對抗情緒上升。因此,高雄人常認為自己是「二等公民」,有永遠追不上台北的失落感。因此,南部地區長期以來有一種反國民黨的情緒,也因此成為反對黨——民進黨長期進行反對運動的大本營。南部地區選民的投票動向成為民進黨在2000年與200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戰勝泛藍陣營的關鍵因素之一。     
  第四章 反對運動的興起   
  蔣經國「新政」(1)   
  世界進入上世紀70年代,自二戰結束以來維持20餘年的世界冷戰格局,已經處於大變革的前夜。台灣當局也陷入危機之中。 
  論兩岸關係,兩岸隔絕20餘年的現實,民眾已不能容忍,迫切希望當局放棄封鎖海峽政策。論島內政局,「戒嚴令」下人民的權利所剩無幾,在政治專制化、政權一黨化、軍隊政黨化、社會警察化的狀況下,以「保釣運動」為標誌的群眾參政議政開始興起,尤其是黨外勢力已經開始聯合起來向執政當局發起新的衝擊。論經濟狀況,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台灣工業化迅速發展,新的經濟基礎的出現,必然會帶來對國民黨專制和蔣介石獨裁為蔣介石病中在含飴弄孫核心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政治多元化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論對外關係,隨著中美關係解凍和中國第二波建交高潮的到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已經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台灣當局的「國際空間」越來越小,壓力越來越大。 
  在兩岸關係、政局、經濟和「外交」等四大壓力之外,對蔣介石來說極不吉利的是,他自己的身體一再亮起紅燈。因而,他本人和台灣當局面臨著更為艱難的局面。 
  1972年3月,選舉第五屆「總統」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召開。當時以「副總統」身份兼任「行政院長」的嚴家淦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長」一職,並推薦蔣經國接任。5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正式通過「總裁交議案」,提名蔣經國為「行政院長」。至此,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的程序已全部完成。6月1日,新「院長」蔣經國正式上任。 
  事到如今,蔣介石的主要政治安排已經完成,他的生命火花正在熄滅。蔣介石晚年的身體狀況在75歲以前還是不錯的,主要疾病是慢性前列腺炎。1972年6、7月間,慢性前列腺炎復發,又患上感冒,期間又與一位在公路上橫衝直撞的將領座車相撞,連驚帶嚇加劇了病情,到8月22日轉為肺炎,一些老年性疾病紛至沓來。1974年8月間,國民黨當局開始透露蔣介石的病情。1975年3月26日,蔣介石自知來日不多,口授了「遺囑」。4月5日晚11時50分,蔣介石走完了人生之路,終年89歲。蔣介石的一生說明,任何一個執政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興,失人心者衰。蔣介石走完人生旅途,標誌著國民黨「蔣介石時期」的結束,國民黨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蔣介石的去世,為蔣經國直接出掌黨政軍經統治大權提供了條件。4月28日,蔣介石的喪期一過,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召開臨時全會,會議修改《國民黨黨章》,把黨的領導體制由「總裁製」改為「主席制」,「總裁」之稱永遠留給蔣介石,選舉蔣經國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為避免影響「憲法」程序,蔣介石留下的「總統」一職則由「副總統」嚴家淦「遞補」。1978年1月7日,國民黨中央召開中常會,出席會議的中常委一致同意嚴家淦的辭職請求,提名蔣經國為下一屆「總統候選人」。2月19日,「國民大會第一屆第六次會議」在台北召開。在21日進行的選舉中,蔣經國在1193名「國民大會代表」中獲票1184張而當選,得票率超過99%。5月20日,蔣經國宣誓就職。至此,蔣經國完成全面接班,成為蔣家王朝的第二代、也是末代傳人。蔣經國的接班成功,使得國民黨政權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面對社會議政熱潮,國民黨當局為了維持統治和改善形象,喊出「革新保台」的口號,開始啟動「政治革新」,蔣經國推出「新政」。蔣經國開始接班蔣經國刮起的「政治革新旋風」,最先體現在他這位新任「行政院長」所徵召的「閣僚」人選上。他挑選的人選很多出乎台灣政壇和輿論界的意料之外,可以說此屆「內閣」是台灣當局歷次「內閣」中人事變動最大的一次。蔣經國大刀闊斧地進行人事改革和調整,啟用大量新人和中青年,順利解決上層官員老化問題。這批被蔣經國起用的以「青年才俊」、「理想人選」的中壯年接班群體,大部分為技術官僚、專家,在主持經濟轉型和實施政治改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項內容是減少省籍矛盾的負面影響。台灣存在省籍矛盾,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一是島民心理,極易有被冷落的感覺;二是移民背景,容易有反抗的心理;三是歷史因素,在日本殖民統治下50年的不平等生活經歷;四是政治因素,國民黨嚴重侵犯台灣同胞的權利。蔣經國看到了省籍矛盾的嚴重性和帶來的危害,把重用台籍人士、開始國民黨政權「本土化」,作為「革新保台」的一個重要內容。蔣經國重用台籍人士,在統治和用人方式上的突破,標誌著國民黨政權開始由大陸籍官僚資產階級為主轉為與台灣大資產階級聯合專政。在國民黨發展史上和台灣地區的政治演變史上,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具有特殊的意義,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的統治開始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項內容是清除「官場歪風」。蔣經國認為台灣官場流行「口是心非的虛偽作風,假公濟私的自私作風,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風,瞞上欺下的小人作風,各自為政的本位作風,利用特權的違法作風,貪圖享受的敗壞作風」。提出「各級政府均應停止建築辦公房舍、各種公共工程不舉行任何典禮儀式、到海外考察必須是具有專業知識的官員、官員下去視察必須輕車簡從、禁止公款吃請、行政官員不得進出娛樂場所、提高辦公效率」等「十項革新要求」、「八點政治和社會革新計劃」、「行政機關推行四大公開實施綱領」等方案,設置「貪污及經濟犯罪防治中心」,查處「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正誼、「高雄市市長」楊金虎等重大貪污案。   
  蔣經國「新政」(2)   
  確切地說,蔣經國的「新政」並非壞事,但在陋習太深的台灣政壇,弊政難以根除,致使行政革新的動機與效果相差太大。 
  與蔣經國「新政」同時相伴的是社會議政運動的興起。島內社會議政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釣魚島事件」。1971年6月17日,美國私下把中國領土——共有8個小島組成、面積為63平方公里的釣魚島歸還日本。這種赤裸裸的強盜行徑,引起了海內外所有中國人的強烈反對。中國人民和政府強烈抗議這一無恥行徑。台灣當局也讓「外交部」出面,指出釣魚島屬於中國。 
  台灣各高校學生組織了「保衛釣魚島委員會」,組織學生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抗議活動,向美國「大使」遞交抗議書。在美國和海外的華人、留學生積極行動起來,組織「保釣委員會」,舉行各種抗議活動,保衛祖國領土。 
  發生在島內的這一場保釣運動,很快變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眾運動。《大學》雜誌在這過程中起到了號召和引路的作用,《大學》雜誌的呼籲在大學校園首先得到響應,大學生走在民主運動的前列,在社會上刮起一股政治衝擊波。1972年4月,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連續6台灣人民掀起保釣愛國運動天連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長文,全面封殺民主運動。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灣大學教師陳鼓應、王曉群情激憤的保釣愛國運動波及學生錢永祥、盧正邦等人,給他們定的罪名是在上年12月4日組織過「民族主義座談會」,為大陸宣傳統戰。 
  一批以新生代為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高壓下調整策略,重新投入民主改革運動,醞釀、發動第二次為社會政治改革造輿論的高潮。1975年8月,張俊宏任總編輯、黃信介為發行人、康寧祥為社長、姚嘉文為法律顧問的《台灣政論》創刊。他們頂住政治高壓,以此為陣地展開批判國民黨專制運動,很快在台北和全島得到響應。不久,台灣當局見《台灣政論》發表的直接點名批評蔣經國、要求解除「戒嚴」的呼籲,立即下手。當局的結論是《台灣政論》「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雜誌被查封。這種政治上的對立,對黨外運動起到刺激和推動的作用,特別是許多社會議政積極分子成為黨外運動的骨幹。 
  蔣經國「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標誌就是允許「黨外勢力」的存在。黨外勢力是在台灣特定政治條件下產生的政治勢力,在過去長達20餘年的過程中,一直是處於有活動無組織、有聲音無力量的狀態。 
  國民黨到台灣後的首次島內選舉,是1950年7月開始舉行的縣市議員選舉。以後又開放了縣市長選舉、省市議員選舉,此外還有鄉鎮長選舉、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村里長選舉。從1972年起即實行「增額立法委員」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與「保釣運動」開始的輿論部分開放一起,為「黨外人士」的崛起、議政,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和舞台。台灣的政治反對派,自70年代中期起被稱為「黨外勢力」。它的出現,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不斷產生重大衝擊。 
  由於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及地方性選舉的有限活動範圍,政治反對派在國民黨到台灣後的前20年間,一直沒有形成像樣的政治集團。在熱鬧一時的《自由中國》和「雷震事件」時期,台灣政壇形成的一股反對派勢力,成為黨外勢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適之外,還有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李源棧、郭國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為台灣第二代黨外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寧祥、黃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變相終身立法委員」費希平等。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參加新的全島性「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他們的主要貢獻,是完成了黨外運動的新老過渡,即以日本投降後由南京政府派到台灣接收的台籍人士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等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去台後的第一代政治反對派,向以民進黨活躍人物為代表的第三代黨外勢力之間的過渡。這種過渡,不僅表現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現在鬥爭形式、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後的第三代以新生代為主的黨外勢力開始出現在島內政治舞台。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許信良、江鵬堅、姚嘉文、施明德、陳水扁、謝長廷、張俊雄、張俊宏以及游錫坤、蘇貞昌、陳定南、盧修一等。 
  第二、三代黨外勢力的工作重心,是通過擴大參選範圍,把競選場合當成揭露、批判國民黨的主要戰場,把助選活動當成擴大黨外影響和發展黨外實力的機會,把獲選的席位作為打擊國民黨最有力的武器,並開始把競選提高到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鬥爭的高度。   
  「中壢事件」的爆發(1)   
  「中壢事件」發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國民黨故伎重演,在選舉中不擇手段擠垮黨外候選人。 
  當年的桃園縣縣長選舉的候選人有二人:一位是國民黨籍候選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官員歐憲瑜,一位是黨外活躍分子許信良。許信良的參選行動得到了黨外的喝彩,在當時頗有名氣的黨外人士張德銘、黃玉嬌、呂秀蓮等人利用各自的勢力為其助選,林正傑、許國泰、林清松、邱垂貞等活躍分子也為其活動。 
  歐憲瑜,桃園縣人,父親是本縣的警察,本人是縣政府社會科科長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桃園情報站站長,深受當地國民黨黨部和省黨部的信任。這位出身於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門的候選人,且不論人品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會失去大量選票。 
  雙方勢不兩立,劍拔弩張。選情對國民黨一方不利。道理很簡單,與國民黨當局對著干已成為當時台灣不少民眾的愛好,當局說好的民眾偏不說好,對國民黨的仇視當然轉移到國民黨籍候選人身上。國民黨籍候選人想贏,民眾偏要讓你輸。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項地方選舉(省議員、台北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需要選出1318個職位,不同層次、競選席位眾多的選舉一起舉辦,更增加了選舉的複雜性。 
  清晨,中壢國民小學校長兼投票所監察主任范姜新林,來到設在本小學的213號投票所,監督投票。上午10時30分,77歲的鍾順玉和71歲的夫人邱塗菊,因為視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選,此時不該進入選民圈票區的范姜新林來了。范姜新林拿過兩位老人的選票,看了看後說是廢票。此時,黨外派來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則跟隨而來,稱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選票上,以造成選票作廢。事後,桃園選舉監察小組的調查結果顯示,確是因為這兩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蓋在選票上而成為廢票。 
  此事引起群眾強烈不滿,長久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經發作,就難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時,憤怒的群眾、趕來支持的大學生和圍觀者已把警察局團團圍住。晚7時,情緒激昂的群眾衝進警察局院內,8輛警車、60輛摩托車被點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從消防車上取出汽油,澆向中壢警察分局樓下的派出所,放火燒房子。部分民眾衝上二樓的指揮中心,警察從後門撤退。10時,軍隊開進現場,群眾繼續對峙。到次日凌晨,在當局宣佈范姜新林已送交法辦、許信良已以超過歐憲瑜8萬票當選的消息後,人們才在一種滿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後,蔣經國數次發出指示,在以後提名候選人時,要注意考察學歷高,讓劣跡少、名聲好的黨員出場,同時注意修正競選方式,以增加取勝的根本條件和改善國民黨的參選形象。為完成這一轉變,蔣經國同意「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委員」李煥辭職,改組負責國民黨選舉事務的最高黨務部門——「中央組工會」。 
  「中壢事件」,引起黨外勢力對今後鬥爭方式的思考,出現兩種不同的方針。一是溫和派,認為應該以合法鬥爭為主要手段,應當慎用中壢式的「街頭鬥爭」手段。溫和派以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為代表。一是激進派,認為「中壢事件」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國民黨方面已不可能在當今的條件下大規模地鎮壓群眾運動,所以今後應把「街頭鬥爭」作為與國民黨鬥爭的主要手段。激進派以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張俊宏為代表。這是黨外運動第一次出現重大鬥爭路線分裂,康寧祥系以後逐漸成為黨外勢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項選舉中,黨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勝利,一舉奪得30%的選票。其中20個縣市長席位中奪得4席、77個「省議員」席位奪得21席,51個台北市議員席位奪得6席。以後黨外勢力在較長的時期內始終保持「30%的選票防線」。在以上選舉中,要數許信良當選為桃園縣縣長、張俊宏和林義雄當選為「省議員」,三人不同凡響,這是第三代黨外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開始進入選舉圈,並第一次取得數人同時當選的勝利。更主要的是,他們作為中青年知識分子當選和在任內的高層次問政議政,對於黨外運動的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激發了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參政議政熱情。1978年以後,台灣開始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參政熱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被視為「台灣政治氣候的轉變關鍵」的1977年地方選舉的勝利,以及「中壢抗議」的成功,極大鼓舞了黨外勢力。為迎接1978年底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方面挾上年公職人員選舉獲勝的餘威,乘「中壢事件」以後高漲的群眾情緒,以新的姿態全面投入新的選戰。 
  此次選舉,共有78個「增額國民大會代表」席位、97個「增額立法委員」席位、32個「增額監察委員」席位讓各界人士競爭。黨外勢力頗有信心,意在奪取更多的席位。他們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島性的「黨外人士助選團」,全面統籌安排參選、助選事項,以組成最能吸引選民的競選陣容,排出最能吸引選民的助選活動,對付不同選區的國民黨籍候選人。 
  1978年11月18日,還未正式成立的助選團公佈了黨外的《12項共同政見》,主要內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參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嚴令」;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等,可以說是集歷年來黨外勢力提出的政治主張之大成。   
  「中壢事件」的爆發(2)   
  11月24日,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正式成立。康寧祥出任主席,黃信介、余登發為總聯絡人,由施明德任執行秘書兼發言人。在「助選團」的總策劃下,黨外候選人發動了凌厲的文宣攻勢。 
  正當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鬧得熱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際,接連出現幾件與「助選團」有關的大事,給「助選團」的活動壓來片片烏雲。 
  「中山堂事件」。12月5日,「黨外人士助選團」在台北中山堂召開大型座談會,由黃信介、姚嘉文、黃玉嬌主持,由康寧祥、張俊宏做專題講演。會中唱「國歌」時,司儀別有用心地提議,將歌詞中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改為「三民主義,吾民所宗」,引起前來觀陣的國民黨人士勞政武帶頭起來抗議,爭吵後雙方大打出手,此事即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後,台灣黨外集會,便不再有唱「國歌」的儀式。這種明顯地把政見之爭賦予「台獨」色彩的舉動,既是有違台灣民意的,也是作為政治人物所應忌諱的。 
  「停止選舉事件」。12月16日,在中國改革總設計師、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赴美訪問敲定中國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一事,並且中美兩國同時向全世界宣佈了這一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為此,剛任「總統」半年的蔣經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發「三項緊急處分事項」:全面加強軍事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22日,「警備總司令」汪敬熙宣佈,中美建交已使台灣進入非正常時期,一切群眾性遊行、集會一律禁止。停止選舉,除上述原因外,還有就是如果此次選舉如期進行,國民黨的失敗將超過歷屆選舉,趁機先停止選舉再說。 
  「『國是聲明』事件」。對於停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一事,黨外表示強烈抗議。在蔣經國三項緊急處分令發佈的當天,各黨外重要人士在「助選團」總部經過緊急磋商,聯名簽署《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聲明指出中美關係解凍和恢復已有6年餘,現今卡特總統關於中美建交的聲明對台灣的生存並無立即而直接的影響,要求從速恢復本年度應該進行的選舉。12月25日,黨外勢力原定在國賓飯店舉行的「國是座談會」在遭到國民黨的阻撓後,又在「助選團」總部集會,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陳菊、林義雄等50餘人,共同簽署「國是聲明」,再次重複了12項共同政見。由上可見,「助選團」與政黨只是名稱上和形式上的差異,當然前者是合法的,後者卻是為「戒嚴令」所不允許的。所以說「助選團」的出現,證明黨外勢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經顯得成熟起來。 
  「余登發被捕事件」。余登發於1947年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1951年,在台灣第一次地方選舉中當選為高雄縣縣長。經過長期經營,余家已成為高雄縣黑、白兩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領。在余家中,還出了一位女強人、黨外重量級人士余陳月英(余登發兒媳)。迎接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助選團」成立時,余登發被選為主要負責人之一。黨外人士為抗議當局取消選舉,決定採取一系列行動。其中之一是決定在1979年1月29日,從台北出發作環島性的「拜年活動」,沿途散發「國是聲明」。2月1日,再到高雄余家舉行「黨外大會餐」,預計到時有近千名黨外人士參加。豈料在1月21日,余登發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處8年徒刑,同時被捕的兒子余瑞言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2年。1月30日,黃信介宣佈:「關心余登發父子被捕委員會」已更名「台灣人權委員會」,黃自己為主任委員,施明德為總幹事。 
  黨外刊物查禁事件。黨外勢力在準備原定的3項選舉中,除成立「助選團」這一鬆散政團以外,在宣傳上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利用《夏潮》、《這一代》等刊物,利用競選傳單和大字報、小冊子,大搞文宣攻勢。陳鼓應還在台灣大學門前的競選總部旁豎起一道「民主牆」,專貼黨外人士所寫的宣傳政治主張的大字報。另一位國民黨籍人士則在民主牆旁邊豎起一道「愛國牆」,進行大字報論戰。所以1978年的選舉期,被稱之為「台北之春」。選舉停止後,黨外人士又開始投入創辦、宣傳政治改革與言論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麗島》、《鼓聲》、《春風》等黨外著名雜誌先後創刊。蔣經國和國民黨統治集團裡的許多人都已看到了雜誌在黨外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為此在1979年1月27日,《夏潮》雜誌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灣當局宣佈恢復已停止一年的雜誌登記。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細則修正案」,規定凡出版品記載違反基本「國策」、破壞團結、動搖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處理外,還要送有關機關追究法律責任。並且對《潮流》、《富堡之聲》採取行動,予以查封。後者的社長洪志良,則以「涉嫌潛赴大陸會晤共干」罪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並被判刑5年。此時,風聲越來越緊,台灣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感覺到,隨著余登發的被捕和雜誌被查禁事件的不斷發生,國民黨的政治大整肅即將開始。   
  《美麗島》風暴(1)   
  《美麗島》雜誌創辦於1979年8月16日,發行人是黃信介,社長是許信良,副社長是黃天福、呂秀蓮,總編輯是張俊宏,總經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義雄、黃天福、呂秀蓮、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寧祥、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等61人為社務委員。主要編撰人員有張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許信良等70多人。台灣知名的黨外人士幾乎均名列其中,雜誌社成為黨外勢力的大本營。 
  《美麗島》一成立,黨外人士馬上利用這一塊陣地,進行了三大活動。 
  一是與國民黨內的開明派發展關係。是年9月3日,康寧祥、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等黨外重要人物,通過台灣地方勢力的元老吳三連,出面邀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新生代的代表人物關中和「立法委員」梁肅戎「餐敘」,作陪的還有費希平、沈君山、楊國樞、胡佛等人。雙方探討新形勢下的民主問題。關中在另一場合還說,國民黨「除了共產黨,沒有其他敵人,對於島內的非國民黨人士,政府願意加強聯繫,對於少數偏激不滿的人,政府也將以適當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後,黨外人士還兩次與國民黨中央組工會副主任朱堅章舉辦政治座談會。 
  二是聚集黨外活躍分子。《美麗島》的創辦,把黨外勢力相互之間的聯繫和協調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大批黨外人士成為刊物的編輯和管理人員,可以說當時在台灣政壇和政論界稍有名氣的黨外行動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內,這在黨外辦刊史上是第一次。雜誌社還通過設在台灣各地的20多個辦事處,及時互通信息,統一安排黨外活動,處理黨外日常事務,這在黨外歷史上也是第一次。難怪當時人們已稱其為「沒有黨名的黨」。 
  三是批判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行為。再看雜誌的內容,觀點鮮明,立場堅定,集黨外多年來所有政治觀點和主張之大成,矛頭直指國民黨統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發刊詞》稱:「國民黨政府應以最大的誠意與罪己悔過的心情,與1800萬同胞共同擔當起適應變局的責任,以挽救人民對其道德懷疑的信任危機,……可是,國民黨政府卻更加倚賴特務為統治工具。」當然,《美麗島》最後釀成重大政治事件,並非是因為該刊對當局的批評,而是其在行動上與當局的對抗。 
  《美麗島》成立時間不長,可它的動作已成為全台灣注視的焦點,驚動了蔣經國。《美麗島》很快就成為蔣經國打擊的頭號目標,台灣全島也籠罩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方志在必勝與一方志在抗爭到底的對立氣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發表30年紀念日」舉行「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及遊行」。深受國民黨牢獄之苦、富有好鬥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樣,再次被選為總指揮。另一黨外大老黃信介則被推為大會主持人。根據5人以上集會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規定,大會籌備組的陳菊和周平德,向管轄雜誌社高雄服務處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請時間在12月10日下午6時至11時之間、地點為大統百貨公司對面的扶輪公園、參加人數為3萬人的集會遊行。既有人權敏感問題,又是參加人數空前,警察局予以駁回。 
  在大會舉行的前一天,黨外和當局已經有過幾次小的衝突。雙方劍拔弩張,只等最後一搏。12月10日下午7時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揮下,與會者高舉火把,高喊「還我言論自由!」、「廢除戒嚴令!」、「反對特務統治!」、「打倒暴力集團!」、「人民萬歲!民主萬歲!人權萬歲!」、「人人經濟平等」等口號,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很快與警察、憲兵發生衝突,直到次日凌晨2點半,雜誌社門前的軍警和民眾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復了平靜。 
  在這次事件中,《美麗島》雜誌方面有40多人受傷,當局方面有183人受傷,其中傷勢較重者有憲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國民黨的軍警憲特全部出動,在全島範圍搜捕與「美麗島事件」有關的黨外人士。 
  自12月13日開始行動,到次年2月1日,「警備總司令部」發言人宣佈,共逮捕152人,其中55人交保釋放,40人交保候傳,在押61人。「涉嫌叛亂」的有53人,他們是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陳菊、王拓、林義雄、周平德、紀萬生、張富忠、蘇秋鎮、楊青矗、陳忠信、邱奕彬、邱垂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8人是許晴富、張溫鷹、吳文、林文珍等。以此罪名被捕的還有1980年4月24日被捕的「台灣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在平息高雄動亂後,《美麗島》雜誌被無限期查封,分支機構勒令關閉。12月15日,警方宣佈將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達「驅逐出境」。次日,《美麗島》宣傳組長邱垂貞、《夏潮》的骨幹蘇慶黎向當局自首。19日,台「行政院新聞局」宣佈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辦的《春風》無限期停刊。 
  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黨最高當局,在鎮壓「高雄動亂者」問題上取得了共識,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開明派,都是主張堅決鎮壓的,要說有分歧只是在具體方式和考慮後果方面,雙方的差距就在鎮壓之外,政治革新還要不要繼續下去?保守派借鎮壓動亂分子之機,趁機提出暫緩容易引起動亂的「革新」;開明派則主張動亂要鎮壓,政治革新不能停。   
  《美麗島》風暴(2)   
  蔣經國在對黨外的處理上,採取了開明派的主張,除對製造街頭動亂的肇事者本人嚴懲外,對一般參與者採取較為溫和的做法,給人以不想中斷「民主化」進程的形象。正如一些專門研究蔣經國的專著中指出的那樣,在「高雄事件」善後問題上,他在四個方面做了轉向工作:降低處理事件的調門,表示當局絕不會借「高雄事件」進行所謂「大整肅」;逐漸縮小打擊面,為已經開始膨脹起來的打擊黨外勢力的高壓政策減壓;三是設法平息高雄地區民憤,將已入獄一年的黨外大老余登發「交保就醫」;強調繼續進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會影響我們推動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決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蔣經國的四個方面的轉向工作,顯出他要比專制開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複雜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開明派要慎重得多,比黨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條,既可以應付保守派,又可以讓開明派滿意,還可以讓黨外人士放心,即使在愛管東方人閒事的西方人那裡也就沒話可說了。 
  蔣經國的任何主張和國民黨內的任何決策都將落實在具體的審判中。1980年2月20日,「警備總司令部的軍事檢察官」正式宣佈,涉嫌「高雄事件」叛亂案的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人,已經偵查結束,並已起訴。 
  8名被告聘請的律師有15人,他們是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的張政雄、江鵬堅、謝長廷、蘇貞昌、鄭勝助、張俊雄、張火源、陳水扁、呂傳勝、高瑞錚、鄭冠禮,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的郭吉仁、李勝雄,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的尤清、鄭慶隆,他們都是「充滿正義感的一時俊彥」。3月18日上午9時零3分,為全島和國際社會所關心的軍法大審終於開場。幾乎審判長和律師每場必爭,每爭必吵,每吵必僵。 
  公開審訊一共進行了9天。4月18日軍事法庭舉行公開宣判,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處施明德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施明德成為兩次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人;判處黃信介14年徒刑,褫奪公權10年;判處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陳菊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決主文與理由嚴重矛盾;原判決認定事實,無中生有;原判決引用供詞,斷章取義;數十項證據聲請,無一調查;被告自白均出不當方式、違法取供;所謂奪權計劃,人證兩缺,不足採信;原判決以被告演講辦雜誌,推斷叛亂」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軍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門複審。上訴「國防部高等復判庭」被駁回,維持原判。 
  5月21日至26日,台灣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周平德、楊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楊青矗、王拓被判處6年徒刑,還有26人也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他們不服,上訴後略有調整。「高雄事件」的審判至此基本結束。 
  與軍法大審同期,台灣又發生兩起與之有關、震驚台灣的事件,也對台灣政治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林義雄滅門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義雄家裡,發生慘案,59歲的老母、孿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殺,8歲的大女兒林奐均被砍成重傷,林義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監獄聯繫事務而逃過劫難。血案發生後,台灣當局同意林義雄出獄料理喪事,不久又收監服刑。警方當時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時破案,也有計劃,也有行動,也有文宣,可就是沒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後瀰漫全島的恐怖氣氛達到頂點。這一殘忍的、血淋淋的慘案,使得一些黨外被捕人士的家屬,開始與當局合作,接受當局的安排,聽任當局的擺佈,甚至失去鬥志。同樣,「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灣政治恐怖的氣氛;另一方面,則升高了人們對被軍法審判的「高雄事件」當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後,幫助他逃亡的許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歸案。4月24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會」高俊明也被逮捕。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在台灣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個分會和16萬名教徒,是當地歷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組織。高俊明是一個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興起的當代台灣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長老會」就發表了《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第一次在島內公開提出了「台獨」的主張,一再叫囂「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1700萬住民決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開宣揚「台獨」的分裂分子,台灣當局頂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壓力,判處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許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餘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當代台灣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跡,而與之同時的「林義雄滅門血案」、「高俊明案」又對「高雄事件」的審判和定刑產生過直接的影響,對島內的政治也產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發生,只是朝野雙方長期鬥爭的繼續,更是範圍更廣闊、性質更嚴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輪鬥爭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灣政治發展史和社會變化過程中,具有某種「界碑的作用」,正是在這個事件的衝擊下,台灣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發展階段。即無論是國民黨還是黨外勢力,都開始調整各自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在結束過去的論爭方式的同時,開始新一輪的競爭。   
  蔣經國啟動「憲政改革」(1)   
  進入20世紀80年代,黨外勢力能否發展以及它們採取什麼鬥爭方式,取決於島內政局的變化。台灣政局的任何變化,又將受到兩個方面的制約。 
  首先,「法統危機」更加嚴重。國民黨講「法統」就是講今天的台北當局是當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繼承者」,它不談國民黨政權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對大陸的管轄權,國民黨政權的「法統」已隨著它在大陸的大失敗而中斷。逃台後,「法統」的象徵就是「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機構」,這種「法統」一再受到人們的質疑:在民意機構中保留變相終身制的各種「民意代表」違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則和嚴重侵犯了人民的權利。此外,即使不讓他們下台,到1990年,「資深代表」將喪失議事能力。因此,要麼是重修「統治門面」,要麼是甘心讓「法統」消亡。對蔣經國來說,兩者都有難度。「法統危機」也成為國民黨統治諸多危機中的主要危機。 
  其二,「戒嚴」難以存在。台灣地區的「戒嚴」起自1949年5月20日,規定期間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罷課、罷市、罷業,擾亂治安者處死刑。至此已經30餘年,台灣成為世界上歷時最悠久的「戒嚴區」,國民黨的這一「戒嚴令」也成為世界上時間最長的戒嚴令。70年代以來,解除「戒嚴」和維護「戒嚴」是台灣各種政治鬥爭的焦點,「解除戒嚴」成為黨外人士的基本口號。黨外人士當選後,因有在議會講話不負法律責任的特權,更是利用「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的講台,在質詢、問政時,把對「戒嚴」的批判作為抨擊「執政黨」的基本內容。 
  台灣「國民大會」會場在對待「戒嚴」問題上,可以說蔣經國是國民黨集團上層最保守的人,當局的種種強化統治權的措施,無一不是出自蔣經國的決定。到蔣經國接班後,開始逐步開放,但是對於放棄「戒嚴」,一直處於搖擺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嚴線」上停止。 
  面對「法統危機和戒嚴存廢」的制約,要麼是進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麼是利用「高雄事件」繼續實施高壓統治。國民黨方面從1980年起的6年間是全面緊縮。在6年的緊縮風潮下,台灣出現一系列的政治緊縮事件。 
  1979年2月,蔣經國決定成立由「總政戰部主任」王升負責的「劉少康辦公室」這一「黨政軍聯合反統戰組織」。「劉辦」的成立,為當時深受蔣經國信任、反對向黨外勢力讓步的王升擴充權力和到處插手提供了機會。王升和「劉辦」、保守派刮起一陣陣的緊縮風,製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親的美籍華人教授陳文成在被「警備總司令部」約談後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總」出面圍剿國民黨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軍特系統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極右刊物《龍旗》發表社論,攻擊《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報霸,腳踏國民黨、黨外、台獨、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腳怪獸』」。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訪問。在美期間,他竟然與美方交換了「對接班人問題的看法」,這顯然是越權。4月26日,《中央日報》、《聯合報》大樓被炸,王升的「軍警系統」卻沒有及時預防和破案,黨內和社會上認為這是負責社會治安和政戰的王升失職。在王升訪美之際,蔣經國信任的黨內元老黃少谷和高級將領馬紀壯向蔣直言面諫,要求迅速切除王升這一毒瘤。5月1日,蔣經國下令撤銷「劉少康辦公室」。5月9日,蔣經國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職務,調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氣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權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幹也大都被調離各關鍵崗位。 
  王升垮台後,國民黨的權力結構出現重大變化。1984年2月14日,蔣經國主持召開了十二屆二中全會,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權力峰層重新洗牌,改選中常委和決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選,決定改組「行政院」。從國民黨歷史看,此次全會和「行政院」改組佔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勢力,改組軍警系統。其次,「二中全會」閉幕9天,一直被認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長」的孫運璇突患腦溢血退出政壇。其三,當時國民黨開明派的代表、曾因為「中壢事件」辭職的原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委李煥,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長」,意味著蔣經國已有在最後歲月中推動改革的打算。其四,會議同意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 
  王升調離「總政治作戰部」、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行政院」改組,人們以為島內政局應該朝著緩和的方向發展,事實卻不然。「警備總司令部」和「新聞檢查部門」並沒有放鬆對黨外運動和社會上要求民主的呼聲的壓制。從「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到1985年中期,黨外周清玉主辦的《關懷》;許榮淑主辦的《生根》、《深耕》;蘇秋鎮主辦的《代議士》;黃天福主辦的《鐘鼓樓》、《蓬萊島》;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以及《前進世界》、《自由時代》、《民主時代》、《台灣廣場》、《新潮流》、《先鋒時代》、《政治家》等黨外刊物,每月總有幾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當期,有的刊物僅辦幾期即被勒令停刊,這與陳文成的慘死聯繫起來,人們看到了當局的政治高壓,軍特系統成為人人談虎色變的黑煞星。   
  蔣經國啟動「憲政改革」(2)   
  這一時期對黨外政治反對派和國民黨內開明派來說,還有一個更大的陰影,那就是蔣經國的「傳子」意圖。當時,島內外有關蔣經國要把蔣孝武定為接班人的說法甚囂塵上。這一「傳子說」,對保守派來說無疑是一大政治強心劑。他們清楚,如果蔣經國真要傳子,則惟有依仗軍特系統的支持才能成功;蔣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繼續實行專制統治才能坐穩寶座,保守派對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這一島內政治高壓氣氛下,發生了一件震驚島內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劉宜良)先生在美國舊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車庫,被從角落中射出來的三顆子彈奪去了生命。美國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殺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聯幫」幫主陳啟禮和「竹聯幫」「總護法」吳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時查明,3人是按照台灣當局「特工」部門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蔣經國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此事,下令迅速查處。4月19日,「國防部高等審判庭」審判結束,以「假借職務上的機會,共同殺人」罪判處「情報局長」汪希苓無期徒刑,剝奪公權終身;「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處長」陳虎門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個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處陳啟禮等兇手無期徒刑。 
  「江南案」結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對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對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個最大的疑點,即蔣孝武有沒有涉案?要不要負責?這一真相一直沒有人談及,但是當年年底,蔣經國就公開宣佈: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屆「總統」。1986年3月,蔣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務代表團副團長,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蔣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壇,從中可以看出蔣經國對他的不滿,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黨外勢力的政治反對運動是在面臨空前的政治高壓下進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陰影籠罩著全島,黨外採用「擦邊」、「撞線」等「政治邊緣」戰術,以小犯規累積政治資本,以時間換取成功,不斷迫使國民黨作出讓步,不斷迫使國民黨堅守「戒嚴」的地盤越來越小。 
  「高雄事件」後,黨外製造一系列事端挑戰國民黨。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選舉中組織的「受難者家屬參選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獄內服無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燦、黃華等人的「絕食事件」;5月3日,《薪火》發行人耿榮水和「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分別向法院控告警方違法查抄刊物,並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責任;5月16日,14名「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1986年5月10日,黨外各派代表在台北來來大飯店,與國民黨代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梁肅戎、蕭天贊及黃光平面對面交鋒,並達成三點共識,這是國民黨第一次與黨外談判,所以在島內當時就有人稱這一溝通是「驚天動地的歷史性盛會」;5月19日,黨外為抗議「戒嚴」,在台北龍山寺與軍警當局對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誹謗罪」的陳水扁和林正傑入獄一事,黨外發起歡送「陳水扁、林正傑入獄運動」。黨外人士發動的上述一系列活動,對台灣當局形成一個又一個不小的衝擊波,促使蔣經國要麼是放鬆限制,要麼是進行鎮壓,沒有其他良策,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必須盡快作出選擇。 
  1985年春,台灣爆發「十信案」。經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發放的150億貸款中屬無法追回的不良貸款竟高達70億元,虧損達80億元,無論是對當局還是對民眾都造成很大的損失。案件主犯是該合作社理事長蔡辰洲,他在國民黨上層有著廣泛的關係網。案件的發生本身有著深刻的經濟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質。 
  「十信案」可以說嚴重挫傷了自進入70年代以來島內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氣,動搖了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和安定。經濟弊案醜聞和黨外持續不斷的衝擊,蔣經國終於感到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人要對政局不穩負責,認識到如果不對極右勢力下狠藥嚴加約束,並加速「民主化」進程,將使自己推動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毀於一旦。 
  蔣經國再次啟動政治改革,除了黨內的腐敗和黑暗已到不改則黨將不黨的程度外,還有更加現實的考慮。首先,大陸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取得的成績,使中國大陸的國際威望大增,而國民黨政權依然是專制的代名詞,這不利於與中共打政治仗和說服民心,因此有必要進行政治革新,搶過「民主」大旗。其二,美國對東方專制政權的支持態度有所改變,專制政權如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和南朝鮮全斗煥政府一一倒台,台灣如果再不改變,黨外就是美國所要找的國民黨政權的替代品。其三是黨外勢力已經成勢,「外」有美國的公開支持,「內」有中產階級為基礎,「戰」有國民黨的種種失誤作為目標,「量」有30%左右的選民穩定支持,事實上已到了無法用武力壓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話,又能維持國民黨統治多少年?蔣經國不得不選擇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這條路。 
  蔣經國在台執政,頗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通過接見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社長時的談話,第一次表達了自己對接班人的看法。他說「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後亦當如此……至於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士繼任一事,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蔣經國啟動「憲政改革」(3)   
  在1985年12月25日「行憲紀念大會、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第二十次全體會議、第一屆國民大會年度會議」聯合典禮上,蔣經國主持會議並致詞時突然離開預先準備好的講稿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只存在於專制和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那就是,由貴會代表先生們代表全國國民來選舉產生之。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 
  蔣經國的話一出,震動台灣政界,引起西方的關注。人們注意到,這是蔣氏首次在官方場合公開表態,斷言在自己身後結束蔣家王朝,放棄蔣家獨裁,排除軍人干政的可能性。並且對死抱不放的國民黨一黨專制,也提出修補計劃,表示要沿著「憲政道路」走下去。作為與之講話相配合的是,他於次年2月把蔣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蔣經國主持召開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要以今年為黨務革新的出發點」。此次會議成為國民黨實施全面革新、進行政治轉型的轉折點。台港輿論界一致認為「國民黨以今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契機,也下了求變的決心」,並稱之為「兩寅變法」。 
  為推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對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一是改選中常委,已病兩年的孫運璇正式退出中常會;新選進中常委的全是開明派,由李煥帶頭,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內政部長」吳伯雄、「法務部長」施啟揚、「國家科技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履安。這樣,在中常委內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況下,開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會內部對革新的阻力大減,通過各項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總統府資政」謝東閔、谷正綱、黃少谷,「副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俞國華、「立法院長」倪文亞、「司法院長」林洋港、「總統府國策顧問」袁守謙、「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內政部長」吳伯雄、「台灣省主席」邱創煥等12名中常委組成的「革新小組」,兩人一組,分別討論以下六個問題:「中央民意代表和機構」問題;地方自治問題,即是否開放「省市長」選舉問題;「國家安全」法令問題,即解除「戒嚴」問題;民間社會組織制度問題,即組黨問題;強化社會治安問題;加強黨務工作問題。 
  以上六大問題,可以說是集島內所有政治焦點之大成,是國民黨和黨外較量幾十年的主要交匯點。由於國民黨長期堅持一黨專制,所以維護一黨專制的「中央民意代表變相終身制、官派省市長、堅持戒嚴和維持黨禁」諸問題是不容討論的禁區,也就成為黨外勢力猛烈攻擊的固定目標,如今國民黨主動提出準備解決,表明國民黨政治上的讓步,也表明了蔣經國進行革新的決心。 
  為順利進行革新,蔣經國再次進行重大人事調整。6月18日,蔣經國發佈命令,免去宋長志的「國防部長」職務,改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原「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汪道淵接任「國防部長」;原「聯訓部主任」蔣緯國改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經國這樣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國防部長」成為「軍隊國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幾年中軍警保守勢力干擾改革計劃的事情再現,防止在自己身後軍人勢力的膨脹和出現軍人政權。其二是希望蔣緯國利用「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關鍵職位「掌軍監國」。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蔣經國主導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啟動。   
  最大對手民進黨誕生(1)   
  蔣經國為推動全面革新,遏制黨內元老派為代表的保守勢力,一反在80年代前幾年間在公開場合很少發言的做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他講話中的主題思想是全面推進改革,但他所設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還有相當距離,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它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而已。所以蔣經國在強調「革新」的同時,又強調國民黨的一黨專制不能變,偏安政權的「法統」不能變,反共基本「國策」不能變,「臨時條款」和「憲法」不能變,「復國建國」的目標不能變。並且警告黨外勢力說:「政治應求容忍,法制則不假寬容」。人們不難看出在「五不變」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內容將會大打折扣。 
  台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台灣輿論界也開始把革新當成主要議題,大做文章。報刊稱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為「丙寅變法」。然而,輿論界有的用捧場的方式,有的用批評的態度,有的用建議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奧妙,這是由於各報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黨外勢力則成為衝擊「戒嚴」和黨禁的急先鋒。早在1986年5月1日,遠在美國的許信良,在紐約組織了「台灣民主建黨委員會」。島內黨外各路精英也開始了組黨活動,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實的,有虛的,總之組黨成了台灣最時髦的東西。 
  黨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穩健出名的康寧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組黨5年計劃」;7月3日,謝長廷、尤清等秘密組成「組黨計劃規劃小組」,開始聯絡黨外各派人士共商組黨大計;8月9日,黨外實力最大的「康寧祥系」率先在台北舉行公開的「組黨促進說明會」,第一次將黨外組黨意向和行動公開化;8月15日,黨外又舉辦「行憲與組黨說明會」;8月25日,謝長廷在《時代》雜誌公開舉辦的組黨問題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進步黨」這一名字;8月30日,黨外新潮流系舉辦了組黨說明會;9月19日,黨外的重量級人物康寧祥、尤清、費希平、謝長廷、江鵬堅、張俊雄、游錫等共商組黨大計,當場確定由尤清、江鵬堅、謝長廷、邱義仁等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組黨具體活動。 
  9月27日,130餘位黨外人士在台北市圓山飯店集會。本來是討論黨名、黨綱、黨章等問題,可是到下午,剛參加黨外運動不久、善於把複雜問題簡單化、說話痛快的朱高正在發言時,提出乾脆就在今天宣佈新黨成立,把黨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作為新黨宣言的藍本,把黨外人士的《12條主張》作為新黨的政綱即可。這一建議立即在會上獲得通過。 
  會上還決定,選舉費希平、尤清、謝長廷等8人(為考慮派系平衡後增加到18人)組成組黨工作小組。組黨工作小組分為政策、組織、協調、文宣、行政、財政等6個小組開始工作。 
  民進黨突然戲劇性地成立,國民黨對此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只是由「法務部長」施啟揚於9月30日發表聲明,稱目前台灣不宜組織新黨,違者將依法處置,然後就沒有了下文。人們從新聞媒體上所見到的是,蔣經國和國民黨的一些要員不斷就開放政治、解除「戒嚴」發表的談話,這顯然是告訴人們,戒嚴將很快取消,黨禁將很快開放,民進黨不會被依法處置。10月7日,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時就民進黨一事表示,「我們現在積極研究這個問題,預料很快就有結果。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不過,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定的國家體制。新政黨必須是反共的,他們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台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 
  11月10日,作為台灣戒嚴期間第一個政治反對黨——民進黨在台北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黨綱、黨章,選舉產生了第一屆黨的領導機構。該黨的政治主張是:實行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政治體制,實施依法行政、司法獨立、政黨平等與自由;在台灣前途問題上,主張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沒有決定台灣政治歸屬的權利」,後來發展到主張「台灣獨立」;在對外關係上,主張採取「彈性做法,重新加入聯合國,以重返國際社會」,即到國際間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 
  在會上,還選出第一屆領導機構成員。江鵬堅以一票之差險勝費希平,出任台灣第一個政治反對黨主席。會上選出的11位中常委是費希平、蘇貞昌、康寧祥、游錫、江鵬堅、周滄淵、尤清、洪奇昌、謝長廷、潘立夫、吳乃仁。此外還選出了陳菊、邱義仁、吳鍾靈、郭吉仁、王義雄等5人為中央常務評議委員。 
  民進黨的成立,標誌著黨外政治反對派有了政治中心,黨外勢力正式以政黨的力量登上台灣政治舞台。然而,除了該黨內部難以克服的一些弱點之外,民進黨公開主張「台獨」,成為它政治上的致命傷,同時也成為阻撓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 
  民進黨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喜人,「立法院」內民進黨代表由上屆黨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國民代表大會」內民進黨的代表由上屆黨外的2人增加到11人,並且國民黨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至此,不管「解嚴」與否,民進黨已參加正式的政治活動,事實上已成為合法的政黨。   
  最大對手民進黨誕生(2)   
  至此,讓台灣各界人士談「令」色變的「戒嚴令」,已到了任人指責、明知故犯、公開對抗的程度。特別是民進黨「闖關」成立,違反黨禁,官方竟然不能採取行動!人們大規模地觸犯「戒嚴令」,國民黨當局不敢以「令」定罪,堅持「戒嚴令」又有何用?一個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思前想後,蔣經國開始認真地考慮起解除「戒嚴」的問題。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時表示,不久將取消「戒嚴令」,並制定「國家安全法」取代「戒嚴法」。8日,他在黨內最高層次會議中常會上表示,關於政治革新的方案要盡快實施,首要行動是要取消「戒嚴令」。10日,在例行的紀念「雙十節」大會上,蔣經國發表了著名的「向歷史交待」的講話,暗示將解除「戒嚴」。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了「12人革新小組」提出的兩項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馬地區」的「戒嚴令」,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在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過程中,國、民兩黨「立法委員」多次發生衝突。民進黨堅決反對任何限制人民權利的「國安法」,而國民黨則頑固堅持必須以限制多種人民權利的「國安法」取代「戒嚴令」。民進黨還在5月19日和6月12日,兩次組織民眾上街抗議。其中在後一次衝突中,示威民眾與警方對峙達17小時30分鐘。1987年6月16日,在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強力護航下,「國安法」終於獲得通過。7月1日,「國家安全法」正式公佈施行。 
  7月14日,由「總統」蔣經國正式簽署發表,宣佈將從7月15日零點起在台灣地區「解嚴」。可以稱之為世界戒嚴之最的、持續38年的「戒嚴令」的撤銷,成為國民黨政治改革的高潮。「解嚴」之後,「國安法」的施行,台灣同胞及民進黨等組織並沒有停止過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鬥爭,繼續戰鬥在要民主、要民權、取消特務統治的第一線。儘管這樣,台灣結束「戒嚴」,或多或少增加了各界社會人士參政、問政、議政的機會,可以不受黨禁、報禁、集會遊行的限制,爭取提高各自的政治地位。島內政局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第五章 「黨主席」的陰謀   
  李登輝掌權(1)   
  蔣經國統治國民黨13年,用過4位搭檔,分別是「副總統」謝東閔、李登輝,「行政院長」孫運璇、俞國華。4人中,用謝,是為貫徹任用台籍幹部政策;用俞,則是安撫對政治改革不滿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蔣經國有意培養接班的則是孫運璇、李登輝。 
  謝東閔為國民黨早期培養的台籍幹部。1945年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是惟一的台灣籍代表,也是第一個出任省主席的台籍人士。1978年蔣經國正式「登基」,擔任國民黨政權的「總統」,謝東閔「運」蓋眾家,一躍而為蔣經國的副手,當上「副總統」,因此他是第一個出任「副總統」的台灣籍人士。儘管這樣,謝東閔並不是作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來安排的,因為當時蔣經國的身體在日本留學時期的李登輝狀況正常,「副總統」的人選無關接班大局。謝東閔出任蔣經國的副手,主要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緩和自國民黨去台後就產生、50年代和60年代不斷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尖銳對立的省籍矛盾。由於謝東閔和蔣經國的關係過於親近,被「台獨」分子視為「台灣人的敗類」,列為「暗殺對像」。1976年10月,謝東閔在家中被「台獨」分子郵寄的「郵件炸彈」炸傷一隻手。遇此不幸,他分外傷心,以後雖然官升「副總統」,可為官的熱情大減,很少發表政治性言論,當然接班就更不可能了。 
  俞國華也不是作為「接班」來安排的,卻成為事實的「接班群」成員之一。此人和蔣家有著很深的淵源,長期以來被蔣氏父子視為財經助手。在1984年5月間「內閣」改組時,正值以國民黨元老派為主的保守派得勢,蔣經國為平衡黨內不同意見,提名俞氏出任「行政院長」。從1986年起,蔣經國在最後的3年間重新啟動政治改革之輪、以向歷史作出交代時,俞國華還是跟上了蔣經國改革的步伐,並協助蔣經國完成了「解嚴、開放探親」等重大決策。蔣經國很快病故,俞國華成為當然的「接班群」成員之一。可他馬上與李登輝發生權力接班衝突,雖說起因並非俞國華,可他卻是漩渦的中心。 
  蔣經國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孫運璇。作為一位專業電力技術人員,曾在日本投降後來到台灣接收電力系統。國民黨政權去台後,孫運璇在電力部門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蔣家父子的欣賞。1967年,他參加的援助非洲電力工業的合同期滿時,台灣當局任命他為「交通部長」,3年後轉任「經濟部長」。蔣經國當上「總統」後,孫運璇升任「行政院長」。孫運璇能獲得蔣經國的信任,因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專家。從國民黨逃台後的歷史看,「孫運璇內閣」,前可比「陳、俞、嚴、蔣四內閣」,後可比「俞國華、李煥、郝柏村、連戰四內閣」,是爭議較少、醜聞較少的一屆「內閣」,輿論界對他本人的評議,也是比較平和的。1984年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蔣經國正式把李登輝定為「副總統」。不管怎麼說,從當時的政局態勢和政治行情看,蔣經國選李不選孫無論如何是不公正的。這一決定導致幾十年來他對蔣經國的忠誠、蔣經國對他的信任頓時全消,71歲的孫運璇終於被擊倒了。會議開完不到10天,1984年2月24日,他突患腦溢血,從此退出政壇。台灣各界一片惋惜之聲,政壇更是一片議論紛紛,對蔣經國的決策想不通的人有之,反對的人有之,當然擁護的人也不少。不管是擁護還是反對的人,都普遍認為選李不選孫是蔣經國主政後在用人上最大的失誤。 
  蔣經國相中的另一位繼位者是李登輝。有意思的是,蔣挑中的兩位接班人,孫為工業管理專家,李為農業理論專家。李登輝獲得的學位有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農經系學士和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蔣經國選擇李登輝為接班人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國獲獎以來一直忙於各種島內外學術活動的李登輝,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務委員」。1978年6月,蔣經國就職「總統」後,又昔日戰友今日政敵(左李登輝,右林洋港)把李登輝調任官場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長,1981年12月調任「台灣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總統」。從李登輝上台後的所作所為看,在祖國統一問題上,他令兩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國人痛心。此外,李登輝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上台之後就開始了削弱國民黨、乃至讓國民黨下台的陰謀,終於在2000年3月18日的選舉中變成事實,國民黨候選人連戰敗於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之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 
  蔣經國的身體在70歲以前可以說不錯,只是步入古稀之年後,原有的糖尿病出現惡化。1980年1月18日,經保健醫護小組檢查,蔣經國也患上了曾導致其父身體由好變壞的前列腺炎,住進榮民總醫院動手術割除。次年7月,在該院進行眼部手術。10月10日,因血壓過高當場暈倒在「國慶大典」上。1982年2月做左眼視網膜手術。1983年,糖尿病再度惡化,面對浮腫和疾病,經接受中醫治療終於穩住病情。1985年8月,進入榮民總醫院進行右眼白內障摘除手術,並裝置人工水晶球體,兩眼視力恢復到02。1986年4月,心臟出現問題,再進榮民總醫院裝置心臟起搏器。1987年9月25日,蔣經國正式以輪椅代步參加國民黨中常會例會。 
  1988年1月5日,蔣經國立下「遺囑」,作為「政治交代」。1月12日,最後一次來到「總統府辦公室」,說是來上班辦公,還不如說是因為「留戀」,來向最熟悉的地方告別。   
  李登輝掌權(2)   
  1月13日早晨7時30分,蔣經國起床後感到不舒服,經保健醫生檢查後未發現惡化症狀,經一般性保健治療後,病人恢復平靜。下午1時55分,病人突然大口吐血,很快轉入昏迷。3時50分,病人心臟停止跳動,瞳孔散大,群醫停止一切搶救措施,79歲的蔣經國與世長辭。 
  國民黨方面為蔣經國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葬禮,台灣各界人士也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死者的哀思。大殮結束後,蔣經國的靈柩被送至桃園大溪鎮頭寮賓館,賓館也改為「大溪陵寢」,在陵寢幾公里外就是其父蔣介石靈柩停靈處慈湖賓館。 
  蔣經國死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發了唁電,對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的親屬表示誠摯地慰問。民革中央名譽主席、蔣經國留蘇時的同學屈武先生也致電蔣家慰問。 
  統觀國民黨一百餘年的歷史,蔣經國佔有特殊的地位。是他,親手結束了名聲並不好的蔣家王朝;是他,準備放棄國民黨一黨專制;是他,開放部分台胞赴大陸探親;是他,比較重視發展台灣地區的經濟;是他,嚴格禁止任何「台獨」勢力和活動;是他,把兩岸關係限定於「中國代表權之爭」,共同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蔣經國是靠父親庇護、接收父親政治遺產上台的,一生的主要失誤是在「反共」。反共,並沒有給蔣經國和國民黨當局帶來任何政治效益,蔣經國可謂是錯在反共、失在反共、誤在反共,否則蔣經國不會落得有家回不得、流亡海島、偏安一隅的結果。 
  當天晚上8時零8分,「副總統」李登輝宣誓就任「第七屆總統」。 
  李登輝在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時聲稱:「這之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後的心情如實托出:對於「外來政權」支配台灣問題,「我早有所感,也決心要加以解決」。原來,身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對給他本人帶來多少政治權力和榮耀的中國國民黨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當人們看到他自1988年以來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時,國民黨為何在他領導下一衰再衰、一敗再敗,也就不難理解了。 
  堅持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李登輝,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國大陸福建永定地區,在清代中葉時移民前往台灣桃園縣龍潭鄉三河村,後定居在台北縣淡水三芝鄉埔坪村埔頭坑154號。令人遺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國,卻對一個中國原則有著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國的台灣地區分裂出去。國民黨讓他當上黨主席,他卻一直在進行破壞黨的活動。 
  他是一個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影響的人。李登輝出生於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學校學習,後是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基本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正如他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承認他「22歲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強烈的「皇民化意識」,表現為:一是接受了軍國主義者瘋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礎上經過時間的歷練變成對中國的敵視;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輝長期在台灣大學任教,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1972年6月突然被蔣經國提拔為「政務委員」,以後任過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1984年2月16日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並當選。可以說他的一切榮耀都是他後來背叛的國民黨給的。 
  1988年1月13日,李登輝取代蔣經國成為國民黨新的領導人。國民黨主席更換不是簡單的人事調整,而是一個「政治強人」和一個「時代」的消失,隨之而起的必然是權力結構的重新組合。李登輝接任「總統」時,「行政權」掌握在「行政院長」俞國華手中,「黨權」掌握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手中,「軍權」掌握在「參謀總長」郝柏村手中,「國安會」掌握在「國安會秘書長」蔣緯國手中。面對蔣經國留下的「接班四人幫」,李登輝從削弱國民黨實力考慮,必須加以摧毀。要實現這一目標,首要之舉是出任黨主席,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 
  為此,上台初期的李登輝審時度勢,表示國民黨將繼續執行蔣經國的既定方針,宣稱要對蔣經國的遺志「致謹稟遵,篤行實踐,竭忠盡智,克竟全功」。於是他一一登門造訪諸位黨內有影響的人士,換取黨內元老派的支持。 
  李登輝之所以被當時黨內、民眾和社會各界所接受,論「法統地位」有「憲法」第49條保駕,論黨內政治資本有蔣經國的厚愛,論個人形象有「學者、平民」身份,論籍貫有身為「本省人」的優勢,論民意有社會上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對立心理可以利用,再加上李登輝借用蔣經國的旗號、安撫元老派、穩定執政隊伍等舉措,李登輝終於一朝得志,榮登寶座導致朝野間、社會上出現空前的「擁李潮」。 
  李登輝本人也把目標定在出任黨的主席上。李登輝對時局感到最為擔心的是親蔣勢力。親蔣勢力為阻止黨內和社會上立即出現政治轉向風,有意限制李登輝的權力,阻止其出任黨主席,避免黨權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齡為首的官邸派和親蔣派,準備以歷史上黨政分開的慣例來實現不讓李登輝出任黨主席的目的,並且寄希望於由「行政院長」俞國華代理國民黨主席。   
  李登輝掌權(3)   
  李登輝及親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資歷淺薄、資本不足,沒有本錢搞黨政分開,如果不任黨主席,只是個被架空的「空頭總統」,在沒有建立自己團隊控制國民黨中央的情況下,無權無勢不說,被更換下台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在黨主席問題上決不退讓。雙方準備在決定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問題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齡給李煥送來一封親筆信。信中借元老級中評委陳立夫建議,應該考慮集體領導模式。26日晚,俞國華本人也接到蔣經國的三兒子蔣孝勇的電話,轉達宋美齡的意見,並建議推選黨主席推遲到預定於7月7日召開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進行。一封信一電話,表明蔣家和宋美齡的勢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國華立即與主管黨務的李煥進行會商。倆人經過與關鍵的中常委聯繫後,取得的共識是按原定計劃,推選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中常委內出現「擁李風」,並非是李登輝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輝的勢力有多大,人們當時只是覺得李登輝沒有過大的危害性,選李也無妨。而宋美齡的干涉,實質助長了「擁李風」。黨內外不滿幾十年的蔣家獨裁,對蔣家勢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頗有你說好我就說壞、你說壞我就說好的對抗心態,宋美齡的活動當然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中常會按計劃於1月27日召開。其中,嚴家淦、谷正綱因病請假,宋長志「駐節」巴拿馬,李登輝請假,共有27名中常委與會。上午8點,和往常的中常會一樣,會議正常召開,直到9點,會議因為進行其他議程,推舉代理黨主席案還沒有人提出。此時,有一個人跳了出來,為李登輝勸進,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蔣介石手下服務多年,本人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後不久出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以後官職直線上升,1979年出任「新聞局局長」,198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蔣經國去世前夕轉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是蔣經國挑選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獲蔣經國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見解和取捨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會上突然請求發言。他身為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中常會上只有列席權,如果不被點名則不能發言,對於宋楚瑜的唐突行為,與會者感到驚訝,作為會議主席的余紀忠出於禮貌同意宋講話。郝柏村是這樣記述宋楚瑜講話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發言,陳述推黨主席案如不提出,『對黨、對國傷害一天大過一天』、『多拖一天,多對不起經國先生一天』,然後憤然退席,留下在場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發言,影響極壞,等於把全體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的邊緣。結果擁護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成為一邊倒,會議一致同意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至於宋楚瑜的舉動,他意識到在李登輝時期已無多大揮灑空間,只有及早劃清與蔣經國的關係,漂洗身上的親蔣味,為迎接「李登輝時期」的到來、為投靠李登輝而創造條件。 
  「代理黨主席之爭」的實質是權力之爭,是失去蔣經國後的蔣家勢力還想捲土重來,控制國民黨。但是,蔣經國信任的親信紛紛背叛而去,無力再戰。師出無名、戰而無將,結果輕而易舉地被蔣經國所挑選的「接班者」李登輝所擊敗。李登輝也趁機打擊自己上台後的最大威脅——蔣家勢力,使得親蔣勢力失去了主要旗幟。「代理黨主席之爭」,揭開了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台後國民黨內政爭的序幕,也成為李登輝削弱國民黨的第一仗。   
  重組權力核心(1)   
  李登輝抓到「總統」和代理黨主席大權後,開始了鞏固權力與政治清算的鬥爭。一是鞏固擁李派的權力,盡快佔據權力峰層;二是削弱親蔣派的權力,消除威脅。在這一場實質是國民黨內蔣經國去世後的權力大轉移中,李登輝運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見招拆招,斗而有序,爭而不敗,將親蔣派為主體的非主流派徹底擊潰。 
  台灣最高權力中心——「總統府」國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國民黨退據台灣近40年來面臨重大政治轉折和空前挑戰的背景下召開的一次會議,國民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黨務革新、「結束戡亂」、「憲政改革」、大陸政策調整等問題,但是最為重要的是李登輝需要解決權力基礎問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國民黨進入「後蔣經國時代」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李登輝鞏固權力開始出招及取得相當成功的一次「代表大會」。 
  李登輝的重點是如何實現權力中心的大轉移。把權力中心由蔣家陣地轉移到李家陣地。為此,他一是嚴把黨代表關,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代表必須是切斷蔣家臍帶、能夠支持李登輝的人;二是嚴把中央委員關,李登輝通過對半數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提名及操控選舉,控制中央委員會的目的已經達到;三是嚴把中常委關,親蔣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換掉,中常會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改組。上述一切,都是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 
  在以上人事結構調整中,可以看出國民黨的政治和政權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首先,李登輝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他繼任「總統」是靠接收蔣經國的政治遺產,代理黨主席險遭封殺,但此次卻是以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形式選舉為黨主席並且主導會議,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肯定。其次,親蔣勢力出現分化。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變化最大的是蔣經國原設計的政治組合出現重大裂變。最有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組」中最為關鍵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倒向李登輝,蔣經國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當倒蔣與擁李的先鋒。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本土化」趨勢十分明顯,首次由本省籍人擔任黨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超過半數,首次中央委員中本省籍成員超過1/3、由上屆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開始於蔣經國上任之初,當時是為了緩和已經相當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輝的「本土化」,著眼點是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為了改造「外來政權」,必須以本土勢力來取代外省籍,鞏固權力基礎,同時為推行「兩岸分裂分治」、建立「台灣中華民國體制」做準備。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李登輝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他開始全方位、多層次打壓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勢力,國民黨內從此不得安寧,台灣政壇從此不得安寧。 
  李登輝需要衝破的第一層擴權障礙,是打破「接班四人幫」。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完,配合中央黨部換屆,於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組。李登輝決定改組「行政院」,以便把黨政系統納入新的軌道,「行政院長」由俞國華留任。李登輝留用俞國華的用意非常明確,利用不強勢的俞國華的「空頭院長」以減少對「總統」權力的牽制,把「內閣」成員盡可能換成親李派,一是實現對「內閣」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轉化,在新「內閣」中,有「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等9位本省籍「閣員」。並且以此為基礎,加快了黨務、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輝的目的是要逐漸清除「接班四人幫」。他在順利主導中央黨部換屆和「行政院」改組後,認為逐漸清除親蔣派的時機已經成熟。第一個削權對象,是「接班四人幫」中當時處境最不樂觀的俞國華。一年多來,親李派不斷出面製造「俞國華是國民黨的負債,而非資產」的假象,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俞國華不得不於1989年5月17日向李登輝提出辭職報告。5月26日,李登輝順水推舟,提名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繼任「行政院長」。5月31日,國民黨方面宣佈李煥「內閣」成立,6月1日,李煥轉任「行政院長」,登上仕途又一高峰。李登輝主導的第二次「內閣」改組,以同意俞國華辭職、提升同為「接班四人幫」成員的李煥的形式,不露聲色地「冷凍」俞國華,使得蔣經國安排的「接班四人幫」先失一將,這為李登輝從更深層次考慮權力基礎和人事組合創造了條件。 
  李登輝更深的考慮是,在打壓「接班四人幫」的同時,完成黨政軍系統的改造,擴大自己掌權的政治基礎。他之所以拿出「行政院長」職位,作為調整重大人事的「中轉站」,是因為「行政院長」是官場重臣、「顧命大臣」們求而難得的職位,可以以此為誘餌,進行調虎離山,實現鞏固權力計劃,調升李煥就是如此。如今,身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收回了李煥控制的黨務系統,接替李煥「中央黨部秘書長」職務的是宋楚瑜,宋楚瑜對黨務系統進行了徹底改革,全面清除親蔣勢力,推行「本土化」。 
  被蔣經國當做「鎮島大將軍」的郝柏村,已成為李登輝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於1981年12月調任「參謀總長」,1986年3月進入國民黨中常會,成為中常會中惟一的職業軍人。按照島內軍界的規定,「參謀總長」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連任4屆8年。李登輝擔心的就是郝任職「參謀總長」時間過長、積累人脈資源過多。更讓李登輝不放心的是,在蔣經國去世後,蔣家成員、特別是宋美齡女士對郝柏村分外信任,來往甚多,頗有把郝柏村當成減緩「非蔣化」進程保護神的涵義。郝柏村成為李登輝整治的「接班四人幫」中第三個被重新安置的對象。   
  重組權力核心(2)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參謀總長」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輝用國民黨中常會的名義決定郝柏村出任「國防部長」,遺缺由「空軍總司令」陳齡接任。正在東南亞訪問的郝柏村,接到此消息時,只有無可奈何。為保住郝柏村的兵權,宋美齡女士曾特意邀請李登輝到士林官邸會談,此後還給李登輝寫過兩封信。郝柏村和宋美齡,顯然高估了自己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力。李登輝決心未變,還是把郝柏村從具有調動、指揮軍隊權力的最高軍令長官「參謀總長」的職位上拉了下來。 
  削除郝柏村的兵權,李登輝用的是調虎離山、明升暗降法。明升暗降指的是,「參謀總長」只是最高軍令長官,而「國防部長」則「入閣」為政府系統最高軍事負責當局,似乎是官升一級。正如李煥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調升「行政院長」一樣,以提升職務來堵住你的嘴。調虎離山指的是,郝柏村在軍隊中起家,政治基礎在軍界,親信黨羽在軍內,只要離開軍令系統,已無調動一連一排、指揮一兵一卒的權力,對這位「一級上將」來說,等於削除兵權。「國防部長」只是主持當局政府的日常軍事事務,其重要性遠不及直接指揮軍事行動的「參謀總部」。李登輝再次得手,與掌握黨務系統、主導「行政院」改組相比,削除郝柏村兵權更有特殊意義,這就是「軍中強人」離去,軍中存在的、一直被人議論的「郝家班」失去台柱,這為李登輝在軍中推行「本土化」、在中高級將領中實施「大換血」、推行以徹底改造「軍隊蔣家化」為目標的「十年建軍計劃」提供了前提。 
  李登輝全方位、多層次的清理異己、鞏固權力行為,激化了黨內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擠的親蔣勢力起身反撲。1990年2月21日,又是國民黨臨時中央全會提名新一屆正、副「總統」的日子。「總統」換屆,成為親蔣勢力反撲的極好時機,當然會以「民主選舉」、「參選競爭」為名進行拚死一搏。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李登輝很有章法,步步為營,將親蔣勢力的進攻一一擊潰。李登輝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風要讓李煥出任「副總統」,在遭到痛恨李煥投靠李登輝的親蔣派的激烈反對後立即終止。再是阻止蔣緯國競選「副總統」。親蔣派利用此次機會準備把蔣緯國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輝的權力,在擁蔣一方為蔣緯國大造聲勢、廣泛活動的喧鬧聲中,李登輝宣佈將與「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搭檔參選正、副「總統」。 
  對此,親蔣派決定公開抗爭,這就是在國民黨演變史上影響深遠的權力鬥爭——「二月政爭」。在政爭熱潮中,親蔣派被稱為非主流派,李登輝的親信勢力被稱為「主流派」。在2月11日舉行的國民黨第十三屆臨時中央全會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記名投票方式」決定候選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慣例「起立、舉手方式」決定候選人,最後主流派的意見獲得通過,「雙李配」獲得黨內通過。這次會議是國民黨逃台40年來黨內爆發的一場最大的公開權力鬥爭。以這次會議為標誌,國民黨內部分裂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兩大政治派別。 
  非主流派並沒有罷休,決定改行他道,走連署之路。非主流派在郝柏村和李煥的策劃下,打出的「總統牌」是省籍政治勢力另一龍頭老大——林洋港,「副總統」人選先是陳履安,後是蔣緯國。林洋港,大學畢業後即從政,1967年當選為南投縣縣長,在國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與李登輝同時進入中央委員會,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與李登輝同時進入中常會。以後,林洋港在換任重要職務時,他的遺缺都是由李登輝接任,只是李登輝當上「副總統」則遠遠走在林的前面。林洋港與李登輝一起被稱為「台籍雙雄」。非主流派打出林氏牌,用以對付李登輝的本省籍優勢。「林蔣」出場,對「雙李」構成很大威脅。 
  主流派一是盡力拉票,二是分化非主流派,三是請出政壇「八大老」斡旋,四是動員各種力量譴責非主流派。在「八大老」的「協調」下,非主流派雖然一度提出「有條件撤退」,即更換「總統」身邊的「兩宋一蘇」(中央黨部秘書長宋楚瑜、「國安局長」宋心濂、「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後又要求李登輝明確表示在當選「總統」後放棄執政黨主席職位。李登輝看到非主流派已經開始退卻,所以對他們的要求全面予以拒絕。 
  此時,已經被攻擊為「台奸」的林洋港和非主流派已經只剩下「全面退卻」一條路。3月9日,林洋港在台北賓館發表聲明,謝絕任何連署他出任「總統」候選人的美意;次日,蔣緯國獨木難支,也宣佈退選。「雙李」成為惟一的正、副「總統」候選人。1990年3月21日,李登輝、李元簇在「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分別以高票當選。這是台灣在結束蔣氏父子「強人政治」後第一次「總統」選舉。李登輝在「國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投票中高票當選,標誌著大陸籍「法統」勢力主政時代的結束,以李登輝為首的「本省獨台」勢力主政時代的正式確立。 
  李登輝當選「總統」後,立即改組任期還不到一年的「李煥內閣」。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要李煥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為了防止本派地盤再度縮小,所以不能再讓出「行政院長」的職位。在整體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對付主流派。李煥及其支持他的人馬,採取一連串「院長保衛戰」。4月28日,「立法院長」梁肅戎出面邀約李煥、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敘,以迂迴手法向李登輝表態支持李煥。以中生代增額「立法委員」為主體的「新國民黨連線」,也頻頻展開造勢活動,發動100多名資深和增額「立法委員」連署,向李登輝展示李煥在政壇的影響和實力,聲援李煥連任。林洋港也三度公開表示支持李煥留任,向李登輝挑戰。   
  重組權力核心(3)   
  李登輝一年前調升李煥到「行政院」,並非是重用李煥,主要目標是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幫」中的俞國華,再把李煥調出黨務系統予以架空,為最終撤換李煥埋下伏筆。李登輝見非主流派反對情緒過強,只有利用非主流派來打擊非主流派這一用過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陳立夫提議,任命內心極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國民黨中常會例會上通過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的提名。郝柏村出馬,讓絕大部分媒體和關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鏡,民進黨和一些輿論都抨擊這是「軍人干政」、「恢復軍事統治」。但是人們馬上從李登輝的決策中覺察到了李登輝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釘李煥,封殺林洋港,可謂是一石三鳥之計,這正是李登輝政治手腕高明之處。他不顧民進黨和社會上的反對,在 5月20日宣誓就職時,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自此,李煥離開決策中心,如俞國華那樣,開始過起「政壇閒人」的日子。「接班四人幫」基本被打破。 
  郝柏村上台後,針對台社會治安持續惡化、民眾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懼的情況,以「強勢治安內閣」為口號,實施鐵腕統治。一時間,治安狀況有所改善,社會秩序漸入正常,「台獨」氣焰有所收斂。「李郝體制」在這一時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輝早先對「立法委員」所說的達到「肝膽相照」的境界,「總統府」與「行政院」度過1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對於「接班四人幫」中的最後一位成員郝柏村,李登輝並沒有就此住手,還是要徹底清除。 
  俗話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登輝為實現「一石三鳥」,把郝柏村扶上台,並違心地對郝大加讚揚,現在要郝下台,何患無辭。1991年8月以後,因為李登輝不讓郝柏村參加軍事簡報會議倆人開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總質詢時,「立法院」次級團體「新國民黨連線」明顯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會」若干「立法委員」則以猛烈炮火攻擊郝柏村。台灣政壇上特有的「代理人戰爭」打響了。在關於蔣仲苓的授銜「一級上將」和劉和謙出任「參謀總長」問題上,倆人發生直接衝突。1991年6月,就職剛滿一年的「郝內閣」,爆發「華隆案」,李登輝信任的「交通部長」張建邦因與翁大銘有財務上的糾葛被傳訊而辭職,新任「交通部長」簡又新上任不過半年又因「榮工處承包十八標工程案」所屬8人被法院提起公訴,主流派趁機大做文章。 
  李登輝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斷加深。1992年3月,倆人終於在關於「修憲」中的「總統選舉」問題上,是用民進黨主張的「直選方式」、還是用國民黨主張的「委任投票直選方式」問題發生嚴重對立。李登輝站在民進黨的意見一邊,郝柏村站在國民黨意見一邊,這讓李登輝十分不滿。「總統選舉方式之爭」,是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爭」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政爭,郝柏村的轉變深深激怒了李登輝。同年12月,李登輝又準備把「閣員」、「國防部長」陳履安調任「監察院長」,直到3個星期後才由「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通知「閣揆」郝柏村,此事則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雙方的誤解和對立已經很深,李、郝關係到了攤牌的地步。李登輝暗中部署,籌劃逼郝下台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輝和郝柏村10天見面3次,屢屢正面交鋒。李登輝面逼郝柏村下台,郝柏村當面抵制。 
  然而,李登輝運用手中的大權,結合民進黨勢力,還是擊敗了「軍事強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敗塗地的郝柏村只得發表辭職聲明。2月4日,郝柏村率「內閣」總辭,同時出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小組召集人」。2月10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連戰出任「行政院長」的決議,連戰在李登輝5年間主導的第四次「內閣」改組中成為新的「閣揆」。李登輝與郝柏村由「肝膽相照」到「肝膽相裂」,是一場活生生的權力鬥爭,其結果,以郝柏村被迫繳械而告終。 
  郝柏村的下台,是李登輝策劃、推行的「非蔣化運動」的結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國民黨決策圈,國民黨內失去了有效制約「國民黨台灣化」、「李登輝獨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國民黨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路上越滑越遠的剎車功能。自此以後,李登輝利用國民黨,放手推行「本土化」和「獨台」政策,也埋下了日後國民黨失去政權的重要根源。這才是國民黨的悲哀,這才是台灣人的悲哀。   
  完成「本土化」權力部署(1)   
  李登輝的目標,是要在組織層面落實「省籍交替」、推進「本土化」,全面肅清非主流派。要實現這一計劃,首先是在排除郝柏村後防止在黨內還有影響力、也是本省籍、並且得到非主流派大老支持的林洋港出任「行政院長」。2月9日,時任「司法院長」的林洋港被請到「總統府」,心不在焉的李登輝在告知已讓連戰出任「行政院長」的決定後,隨便說了句「反正你是要選(下一屆『總統』)的嘛!」就把林洋港排除出局。這是因為早在1990年3月12日「二月政爭」時,李登輝公開表示如果他當選將「放棄連任」下屆「總統」,林洋港當仁不讓,宣稱要在6年後參選。 
  趕走郝柏村、擺平林洋港,連戰出台的阻力基本清除。連戰出自政治世家,祖父連橫有大作《台灣通史》存史,父親連震東曾活躍台灣政壇40年。連家極其富有,連戰在「立法院」的財產登記中記有20億新台幣,有人估計連家實際財產高出幾倍。連戰是留美政治學博士,32歲出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34歲當選為「十大傑出青年」,39歲出任台駐薩瓦爾多「大使」,40歲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並出任中央黨部青年工作會主任,42歲出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青輔會主任」,以後任過「交通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作為蔣經國一手提拔的「青年才俊」,與沈君山、錢復、陳履安一起被稱為「政壇四公子」,黨政資歷完整。連戰一出台就格外引人注目。 
  連戰全家。(前排左一為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後排右二為連戰)1993年2月23日,連戰任「行政院長」的提案在「立法院」通過,3月1日新「內閣」正式就職。此次「內閣」調整,完全由李登輝操盤,「行政院長」連戰只不過是李登輝的「一個執行長」而已。此次「內閣」變動幅度超過李登輝主政以來的數次「內閣」變動,也是台灣當局40年來變動幅度最大的一次,「總統府」、黨務系統及「行政」、「監察」、「考試」、「立法」「四院」直至「省政府」均受波及。在此前後,原「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接替蔣緯國任「國安會秘書長」,「接班四人幫」中最後一人終被調離原職。因此,此次「內閣」改組實際上是主流派第一次搭班子。 
  李登輝經過5年摸索,結束了用人上的過渡期和因為非主流派對抗而產生的臨時觀念,親自考察,長期培養,多層推敲,終於拉出自己的隊伍,形成「李登輝時期」的基本權力架構,作為在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依靠和使用的基本力量;作為推行「獨台」路線、從事「務實外交」、振興台灣經濟、與大陸既發展關係又進行對抗的幹部基礎;作為完成國民黨「本土化」、清理非主流派的政治核心。 
  「連戰內閣」的成立,標誌著行政當局完成「本土化」。此波高層人事調整後,「五院」中惟有「監察院長」陳履安是大陸籍,「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四院院長」連戰、劉松藩、林洋港、邱創煥全部為台籍人士。連戰並成為國民黨逃台40餘年來第一位台籍「行政院長」,這樣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為同一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行政院長」已經全由台籍人士所出任。儘管在本屆「內閣」中,外省籍仍占20人,本省籍占17人,但從重要「部會」大都由本省籍掌握的情況看,標誌著大陸籍勢力與本土勢力的力量消長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和變化,台籍本土勢力全面執掌台灣政權的新時期來臨。 
  政府系統「本土化」的完成,導致非主流派退出了行政系統,但不等於雙方就此停止政治鬥爭。1993年8月,按照慣例,國民黨要召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兩派都不會放過此次進行較量的最佳時機。主流派的目標是通過會議,組織圍剿非主流派的大會戰,將非主流派勢力壓制到最小的程度;非主流派的目標是通過會議,集合反李勢力,制止主流派無限度的擴張。 
  會議籌備過程中發生兩大激烈爭論。一是關於「擴大當然黨代表案」,二是關於「國民黨黨章修改案」。並且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過程中激烈交鋒。 
  1993年8月16日到22日,國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在台北召開。此次會議是在結束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創的「後蔣經國時代」的背景下,在「憲政改革」實施3年、政黨政治不斷完善的情況下,在國民黨面臨分裂的危機中召開的。 
  大會聽取了「行政院長」連戰所做的《務實篤行,開創新局》的政務報告,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所做的《恢宏建黨百年精神,再創民主千秋大業》的黨務報告,「陸委會主「我心永平」是連戰一生的性格寫照委」黃昆輝所做的《重建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的兩岸關係報告,「外交部長」錢復所做的《推展全方位外交,五年來成果豐碩》的國際情勢報告。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黨章修改案》、《中國國民黨政綱》、《十四大宣言》、《現階段政治任務之提示》等五大議案。 
  會議對國民黨黨章進行了重大修改,把國民黨的屬性由「革命政黨」改為「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政黨」,規定黨代表任期4年,「全代會」每2年舉行一次,增設副主席,「當然黨代表」法制化,主席實行票選和任期制。會議選舉李登輝為主席;同意他提名的「副總統」李元簇、「總統府資政」郝柏村、「司法院長」林洋港、「行政院長」連戰為副主席;選舉吳伯雄、宋楚瑜、章孝嚴、施啟揚、許水德等210人(原定為180人)為中央委員,張朝權、曾蔡美佐等105人為候補中委;增聘謝東閔、許歷農等28人為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增聘196人為中央評議委員。8月22日,大會進行閉幕式。次日進行一中全會,通過由李登輝指定的「總統府資政」俞國華和李煥、「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考試院長」邱創煥、「立法院長」劉松藩、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台灣省主席」宋楚瑜、「內政部長」吳伯雄、「外交部長」錢復等15人為「當然中常委」;票選「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經建會主委」蕭萬長、「立法委員」關中、「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第十四次黨員代表大會,是黨內政治鬥爭十分激烈的一次王金平、「僑委會委員長」章孝嚴、「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婦工會主任兼救國團主任李鍾桂等16人為中央常務委員。   
  完成「本土化」權力部署(2)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得並不平穩,整個過程暗潮洶湧,變化莫測。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後蔣經國時期」全面結束,國民黨內成功地實現了權力決策階層的替換;標誌著非主流派已失去在黨內大規模抗爭的實力;標誌著國民黨「本土化」基本完成。在李登輝看來,從組織、人事上已經對「外來政權」國民黨進行了初步整頓。   
  與「台獨」聯手(1)   
  李登輝主政後,同時三面出擊。一是在黨內清理異己,壓制不同意見,把非主流派的勢力和影響壓縮到最小限度。二是在兩岸關係上,一邊發展兩岸各種交流,一邊強調「分裂、分治」,凸顯台灣的「政治實體」,走向國際爭取「實質獨立地位」,在背離一個中國原則道路上越走越遠。三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全力扭轉蔣家父子式的專制統治,倣傚西方政治體制重組台灣地區的政治結構。在這一場由「專制政治」向「多元政治」的演變中,島內的政治體制發生重大轉變。 
  隨著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重組,李登輝和主流派開始控制全局,台灣當局對「台獨」的態度和立場起了根本變化,由蔣家父子時期對「台獨」勢力的嚴厲管制和依法懲處,轉向放任自流和朋比為奸,「台獨」勢力登堂入室,空前囂張。 
  台灣出現「台獨」怪胎,有著特殊的原因。 
  首先,國民黨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台灣光復後不久發生的「2·28事件」,給台灣同胞造成嚴重的心靈創傷。國民黨當局在上世紀50—60年代間推行省籍歧視,台灣人民產生出難以擺脫的「二等公民的屈辱感」,「台獨」勢力將其作為宣傳「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省籍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的依據。國民黨實施「三不政策」,兩岸互不往來,得以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國民黨的這種「獨台」政策刺激了「台獨」的發展。特別是李登輝主政後,對「台獨」勢力姑息養奸,宣揚「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管轄範圍為台澎金馬」,造成了「獨台」和「台獨」的合流。 
  其次,由於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近代史上台灣被外國強佔所帶來的兩岸長期隔絕的事實,容易被「台獨分子」利用來作為鼓吹「生命共同體」、「台灣民族」的思想和觀點。近代以來,台灣人民先是遭受外國殖民者的壓迫,光復後又遭受國民黨的殘酷統治,因而產生了擺脫受異族蹂躪和受外省人排擠的區域性群體意識,有著強烈的「出頭天」的意願,希望當家做主,希望掌握自己李登輝(中)與彭明敏(左)、陳水扁(右)在一起的命運。這種「出頭天」在「台灣意識」的作用下,分裂情緒和意識隨之產生。 
  第三,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為制衡、削弱中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80年代又提出「台灣主權待定論」,90年代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更是提出「中國對台灣主權觀過時」的謬論。不僅如此,日本、美國成了「台獨」勢力的孳生地和集中地。更有甚者,美國以支持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的統治為籌碼,一再要求台當局放鬆對「台獨」的限制,為「台獨」勢力遷回台灣和在島內滋長、蔓延創造條件。所以說,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的支持、幫助,是「台獨」產生、發展、氾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台灣島內的「台獨」活動,基本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生存不易,活動更難,因而主要是在海外存在和發展,美國和日本等成為「台獨」的主要庇護地,出現過在日本活動、以廖文毅為核心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獨立聯盟」和「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等「台獨」組織,在美國活動的有「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三F)」、「台灣獨立聯盟(UFI)」、「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和「全球檯灣人爭取獨立聯盟(獨盟)」等「台獨」組織。海外的「台獨」活動,在90年代之前,由於台灣當局對「台獨」勢力依法嚴厲制裁,所以島內受海外「台獨」勢力的影響不大,成不了氣候。 
  在島內政壇上,最早提出「公民自決台灣前途」主張的,是1971年12月29日「基督教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在《台灣教會公報》上發表的「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一文,聲稱「台灣的主權是屬於台灣人民的」。此一口號,後來被黨外勢力和民進黨接過去,作為競選和問政主題之一。李登輝上台後,「台獨」的政治環境開始寬鬆,民進黨加快了「台獨」的步伐,在1988年4月召開的「二屆一次臨時全會」上,通過了「4·17決議」,公開宣稱「台灣國家主權獨立」。1990年6月,民進黨拋出「民主大憲章」,主張兩岸為「兩國兩府」;10月間,在民進黨「四屆二次大會」上,又通過「台灣主權決議案」,以「事實主權」來否定「法定國家主權」。1991年8月,民進黨召開「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明確提出「建立台灣共和國」,在10月召開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公然將此主張納入黨綱,聲稱「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暨制訂新憲法,應交給台灣人民以全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至此,正如當時新當選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所稱,「民進黨就是台獨黨」。儘管從1995年初起,民進黨內不斷有人出來主張淡化「台獨」主張和發展兩岸關係,但是「台獨」這一基本立場沒有改變。 
  島內外「台獨」合流,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台獨」勢力和民進黨的重要活動之一。李登輝和台灣當局對「台獨」的政策,由蔣家父子時期依法制裁轉向「寬讓和忍讓」後,海外「台獨」分子紛紛突破國民黨當局「出入境黑名單」的控制回台,組織「台獨」活動。 
  「台獨」勢力為實現向島內發展計劃,1986年11月14日,民進黨海外組織代表團公開闖關回台。1988年8月19日,「世台會」第15屆年會在台北縣召開,與民進黨聯手舉行「台灣人之夜」活動,這次會議是島內外「台獨」勢力「大合流」之始。次年「世台會」在高雄召開第16屆年會,「會長」李憲榮偷渡回台。1989年9月28日,許信良由福建外海偷渡入台,但被判刑6年8個月。1989年底「獨盟」副主席郭倍宏突破黑名單的限制,闖關潛入台灣,造成當時風靡一時的「郭倍宏旋風」;1991年10月間「獨盟台灣本部」成立,郭被推舉為「第一副主席」。   
  與「台獨」聯手(2)   
  1990年6月28日,李登輝建議的「國是會議」召開。他邀請「台獨」代表人物彭明敏、陳唐山、蔡同榮等參加會議,這無疑是宣佈已經放棄對「台獨」人物的制裁,等於宣佈「台獨」勢力可以返台活動參政議政。對李登輝的「恩賜」彭明敏並不領情,以「政治目標不一致」為由,拒絕參加會議。1991年10月,「獨盟台灣本部」成立,「獨盟主席」張燦被推為第一任主席。12月間他闖關回台,以「叛亂罪」被捕,時隔不久張被釋放,活躍在「台獨」陣營和台灣政壇。「獨盟」在台「現身」,公開成立組織和公開活動,可以說海內外「台獨」合流已經完成。 
  1990年11月起,島內的「台獨」團體召開多次溝通會議,決定聯合起來,在「分進合擊」的原則下,推動「主權獨立運動」。海外「台獨」組織在施明德出面召集下,於1990年11月進行了幾十年來海外「台獨」組織的首次大整合。與此同時,島內外的「台獨」勢力又於1991年3月和6月,分別在馬尼拉、日本千葉進行了兩次「海內外鄉親懇談會」,聯手推動「台獨」運動。在馬尼拉會議上,各種「台獨」勢力明確決定「幫助民進黨發展」,「力促民進黨成為台獨主力」。1992年「台獨聯盟」提出「獨盟應在民進黨之下推動台獨」,在此原則下,海外「台獨」組織的重要頭目大多加入民進黨。「獨盟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等人已為民進黨員,「獨盟」成為民進黨內主要派別之一。「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主席」許信良即兩次出任民進黨主席;「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核心成員蔡同榮、楊黃美幸、謝聰敏等人成了民進黨的骨幹分子。 
  李登輝不僅支持「台獨」勢力返台活動,而且還於1991年5月17日取消了打擊「台獨」的法律依據「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第100條」。「台獨」勢力向島內轉移,兩股「台獨」合流,與李登輝為代表的國民黨當局的縱容密切相連。正是李登輝的「獨台」主張,成為內外「台獨」勢力合流的大背景,成為「台獨」勢力和民進黨進行「台獨」活動的大前提。 
  「台獨」勢力在島內立足後,政治影響和實力有所擴張,「台獨」主張日益公開化。民進黨是由「黨外運動」發展而來,在「黨外運動」高漲時期,「台獨」是非法組織,以「基督教長老教會」為代表的「暗獨」組織提出「住民自決」,「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1700萬住民決定」。當時的一些「台獨」分子以「爭民主」為名同時兜售「台獨」理念,呼應「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主張。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後,在「黨綱」中宣稱接過「住民自決」的口號,聲稱「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又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在當時社會背景下,「住民自決」成為分裂分子鼓吹「台獨」的主要口號。 
  隨著李登輝推動「憲政改革」的進程,「台獨」組織合法化、「台獨活動」公開化的深入,民進黨很快把「住民自決」發展為「獨立建國」。在1988年4月17日民進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臨時會上,通過的「4·17決議文」聲稱兩岸間只要有不符合民進黨政治主張的情況出現,「台灣應該獨立」。1990年10月,民進黨在「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1007決議文」公開主張,「我國(即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在次年8月和10月,民進黨借「人民制憲會議」提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借第五屆代表大會通過「台獨黨綱」,聲稱「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自主自立的台灣共和國及制訂新憲法之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在李登輝的縱容下,「台獨」活動日益猖獗民,以公民投票選舉決定」。民進黨在這裡不僅提出了「獨立建國」的目標,還提出了完成的方法,即「公投民進黨成立後,發展迅速,成為國民黨執政的最大威脅台獨」。 
  「台獨黨綱」出籠後,引起台灣民眾的疑慮,深恐民進黨將兩岸帶向戰爭的邊緣,導致民進黨在多次重要選舉中受挫。在接連幾次敗選的打擊後,民進黨開始對「台獨黨綱」進行淡化處理。1995年上半年,民進黨內「務實台獨派」公開提出要修改「台獨黨綱」。同年9月13日,時任黨主席的施明德在美國公開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若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標誌著民進黨由主張「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轉變為鼓吹「維持現狀就是獨立」的「事實台獨」,企圖「借中華民國之殼,行台獨之實」,具有極大的欺騙性。1998年7月,針對克林頓總統在上海提出「新三不政策」,民進黨中常會發表「七點聲明」聲稱:「台灣為一已經獨立的國家,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都必須由全體台灣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認可。」民進黨在這裡不僅是對「事實台獨」的肯定,還提出如果要突破「事實台獨現狀(或者理解為如果在現在已經『台獨』的基礎上實現兩岸統一)」要通過「公民投票」,即「公投統一」。這一口號,成為民進黨的基本政治主張。1999年5月8、9日,民進黨第八屆二次代表大會在「七點聲明」基礎上,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草案。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要內容為:「第一、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第二、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第三、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第四、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借口。主權獨立更動現狀訴諸公投。第五、台灣應盡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第六、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第七、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瞭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與「台獨」聯手(3)   
  該「決議文」集「台獨」主張之大成,提出的「七條」招招皆「獨」。關於「住民自決」,只是把要實現「台獨」需要公投改為要實現統一需要公投;關於「獨立建國」,只是把「台灣應該獨立」改為「台灣已經獨立」;關於「事實主權」,只是把「維持現狀就是台獨」改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此外,該「決議文」更想表達的觀點有二: 
  一是「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其目的就是要製造出「屬於中國的台灣地區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神話,否認海峽兩岸事務是中國內部事務的客觀事實,宣揚台灣不再需要另外「獨立」,以確認「兩岸兩國」,為台灣這個「國家」掛上「中華民國」的招牌。二是拒絕統一。以前分裂勢力與民進黨把重點放在「需要、應該台獨」方面,討論更多的是如何實現分裂祖國、實現「台獨」的內容,現改為「台獨已經完成」,因此把重點放在拒絕統一方面,如否定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尋求國際承認、盡速制訂「公民投票法」等,以對抗統一,實現「台獨」。 
  民進黨此一「台獨」策略的調整,放棄「激進台獨」主張,走「溫和台獨」路線,對民眾有相當大的欺騙性。此後,民進黨在選舉中不斷有所收穫與進展。如1992年「立法委員」選舉、1993年縣市長選舉、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1997年縣市長選舉等都獲得勝利。 
  然而,民進黨的實力增長,實際上是在李登輝的配合下實現的。李登輝一方面打擊黨內異己,排除黨內「反獨」力量;另一方面,縱容「台獨」勢力的發展,與民進黨勾結,推動「獨台」政策,讓民進黨得以坐大。     
  第六章 黨內惡鬥弄分裂   
  新黨的誕生(1)   
  帶頭分家的是「新國民黨連線」。「新國民黨連線」成立於1989年8月25日,由國民黨內一批革新派人士組成,主要成員有趙少康、王建□、陳癸淼、王滔夫、洪秀柱、蔡壁煌、洪昭男、郁慕明、周荃等人。 
  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在1990年「二月政爭」之後,與主流派的矛盾越來越大,雙方的對立越來越嚴重。由黨內競爭惡化至立足黨外競爭,由志同道合變為志不同道不合,是在1992年12月19日舉行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以後。因為選舉結果不太理想,主流派全部怪罪於「新國民黨連線」身上。 
  國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成了兩派分手的時機。非主流派意識到主流派的險惡用心,感覺到黨內生存和發展空間正在逐漸消失。非主流派一直堅持在國民黨內抗爭的目的有二。一是保住在黨內的地位,現在反擊無效,與其被招安或被壓制,還不如放棄已經沒有含金量的權力,重新組織新的政黨與國民黨放手一搏。二是希望留在黨內,阻止李登輝把「中國國民黨」扭向「台灣國民黨」。如今國民黨已經滑向「獨台」,「是無可救藥了」,與其為李登輝「背書」,還不如重新開闢反對「台獨」和「獨台」的戰場。 
  對喝國民黨奶水長大、靠國民黨餘蔭成長的「新國民黨連線」來說,如果要脫離國民黨,剪斷與國民黨的臍帶,並非易事。「新國民黨連線」對此不是沒有考慮,他們認為在國民黨、民進黨競爭的背景下,兩黨雖然在維護台灣「安全」、全面「本土化」、謀求「國際生存空間」等「獨台」和「台獨」方面,有著許多共識,但在爭奪執政權問題上,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島內許多選民既不滿意國民黨的腐敗,對日益黑暗、混亂的政治舞台的對抗心理越來越大;也不放心民進黨的「台獨」訴求,擔心「台獨」帶來社會動亂和戰爭。這樣,必然會給「投國民黨一票不甘心,投民進黨一票不放心」的選民提供一個選擇的目標,有可能在各類選戰中異軍突起。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籌備過程中的爭論,成為新黨成立的催化劑,也成為新黨成立的輿論準備。正如趙少康所說,本來對國民黨中央還抱有希望,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發展眼見是一言堂的局面,國民黨已不可能接受任何改革意見;「新國民黨連線」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尋求發展空間,進行體制內改革已成幻想,我們是被逼上梁山,既然上了梁山泊,就需要有個寨子。國民黨部分元老得知此消息後,並未採取任何行動予以阻止。在他們看來,李登輝已經決心走「獨台」路線,對主流派來講,正要把非主流派趕出國民黨去,「新國民黨連線」的出走未嘗是壞事。 
  1993年7月28從國民黨中分裂出來的新黨日,「新國民黨連線」秘書長李勝峰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將不參加國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並擬於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前脫離國民黨另立新黨。8月10日,「新國民黨連線」核心人物、「立法委員」趙少康、郁慕明、李慶華、周荃、陳癸淼、李勝峰等,在「新國民黨連線」辦公室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組建「新黨」。「立法委員」王建□也在會上宣佈加入新黨,並以上述6人一起擔任發起人。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立法委員」張俊宏和一些新黨的支持者到會祝賀。 
  周荃在會上宣讀了新黨「組黨宣言」和「基本政治主張」。新黨在「組黨宣言」中說:今天,小老百姓要發言——大家不甘心於國民黨、民進黨之間只能兩壞取其輕。我們有權從「投一票給國民黨不甘心,投一票給民進黨不放心」的矛盾中,投出有用的一票來喚醒兩黨的金權夢、執政夢。新黨還提出了壯大「中華民國」、三黨合作避免台灣被「出賣」、直接民選「總統制」、保障人權、「國防」科技化、反貪污、反金權等「八大政治主張」。周荃表示,新黨的目標是「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兩黨」;新黨的方針是「以國會為中心,以民意為導向,以選舉為手段」;新黨的組織是「不設黨主席,只設召集人,不設基層」;新黨的入黨方式是「不必宣誓,不交黨費,認同理念」;新黨的反對目標是「反台獨,反腐敗,反特權」;新黨的理念是「認同三民主義,追求政治民主,發展兩岸關係」。 
  8月22日,國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閉幕的當天,新黨轟轟烈烈地舉行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58位發起人,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學者、文化界人士、中小企業負責人、勞工、殘疾人士及民眾代表。8月25日,台灣第74個政黨——新黨,正式在「內政部」登記。 
  新黨的成立,在台灣地區的政壇上引起較大的震動。被排擠出中常會、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李登輝漏提為中央評議會主席團主席而鬧得滿城風雨的許歷農,公開發表文章,認同新黨的理念,為新黨鼓勁叫好。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前夕成立的國民黨內次級團體「新同盟會」,集結了一批非主流派人物,其中有郝柏村、李煥、蔣緯國、許歷農、梁肅戎等人,也有各軍兵種的代表人物,許歷農出任名譽理事長,馮滬祥任秘書長,「新同盟會」則無疑成為新黨的「天然同盟者」。 
  新黨的出現,隨時都可能起到削弱國民黨的作用,同時也會導致許多對國民黨不滿又不滿民進黨的選民轉向支持新黨,島內政局和力量對比因此出現新的變數。當然,新黨的發展也面臨著許多挑戰,新黨是從國民黨非主流派脫胎而來,所以帶上了「外省人黨」的胎記;新黨現有的基礎是在台北等都會區,所以帶上了「都會黨」的印痕;新黨強烈反對金權勾結,所以開展政治活動所需的巨額活動經費和不斷攀升的選舉費用成為沉重的負擔;新黨的「關鍵性少數」是建立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對立的基礎上的,如果國、民兩黨合流則新黨的「關鍵性少數」成為「無用的少數」。   
  新黨的誕生(2)   
  新黨一成立就活躍在台灣政壇。一是在公職選舉中的競爭力穩步上升。在1993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新黨獲得554%的選票,跨過5%的政黨門檻。1995年底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得票1295%,1996年初第三屆「國大代表」選舉中得票1367%,由建黨時的6席「立法委員」,增為21席,「國大代表」有46席。在1998年底的選舉中,也有11席「立法委員」。二是隨著選舉的歷練,組織機構與黨員人數不斷發展壯大,高峰時曾建有10多個黨部,建立起100多個大小不等的義工團體,黨員人數達到7萬人左右。三是新黨的影響範圍逐漸擴大。新黨被冠有「外省黨」、「北部黨」、「都會黨」的帽子,經過新黨的努力,影響逐漸擴大,尤其是在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中,成功跨過有台灣政治南北分界線之稱的濁水溪,在桃源、台中、高雄搶灘成功,在中南部及外島地區均有發展。 
  新黨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黨的理念與主張,在李登輝主導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二是廣泛聯合對國民黨和民進黨不滿意的政治勢力,整合第三勢力,特別是聯合被李登輝排擠出國民黨的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等重量級人物,發展支持群體。三是靈活運用選舉策略。新黨核心成員如趙少康、王建□、郁慕明、陳癸淼、周荃等是國民黨多年培養出來的精英骨幹,專業知識、民意基礎、社會聲望均屬一流。他們善於謀斷、靈活運用策略,為新黨贏得選舉提供了保證。 
  新黨的成立和發展,因與國民黨「票出同源」,直接削弱了國民黨的力量,國民黨對以職業團體和軍眷人員為主的所謂「鐵票部隊」的支配力也逐年下降。在1993年縣市長選舉中,台北市的眷村票至少流失七成。此外,新黨「反急獨」、「捍衛中華民國」的信念衝擊著民進黨的「台獨」訴求,民進黨內激烈的政策路線之爭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新黨的影響。因此,新黨曾經成為左右台灣政局的重要力量,台灣政壇上組成了「一大一中一小的三黨格局」。 
  然而,新黨歷經1995—1996年的發展,便因政治訴求失焦、內訌不斷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危機。 
  一是訴求失焦。高舉「反台獨、反黑金、反李登輝」大旗的新黨,在成立之初吸引了大批「反李、反台獨、要求統一」的選民支持,並在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中一舉奪下21個席位,成為「立法院」中的關鍵少數。但是1997年後,為了拓展中間票源,新黨主要政策出現混亂,如為了凸顯關鍵少數的作用與民進黨在「立法院」進行「策略結盟」的舉動,使其反「台獨」的色彩有所減弱。新黨「10人小組」於1998年2月提出所謂的「一中兩國」概念,引起黨內有關兩岸政策的路線之爭,使新黨的支持者無所適從。 
  二是內訌不斷。在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面前,新黨一再出內訌,不僅創黨元老之間因權力分配不均而矛盾逐步公開化,創黨元老與新生代之間由於從政經歷以及黨內地位不同也不斷產生矛盾。互相叫罵式的內鬥使新黨團結、清廉、戰鬥力強的政黨形象大打折扣,一些原先對新黨抱有希望的支持者也開始由希望變為失望,逐漸回流國民黨。新黨的民意支持度也逐年降低,由1996年的10%逐步下滑到1999年的3%—4%。 
  三是票源流失。在2000年3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新黨在「反扁恐獨」的心理下,公開號召新黨的支持者全力支持獨立參選人宋楚瑜。以宋楚瑜為黨主席的親民黨成立後,不僅新黨的部分公職人員為了政治出路等原因,紛紛投靠親民黨,新黨苦心經營的選票與地盤也有全盤被親民黨接收的危險。親民黨為了自身的發展,不斷爭取新黨優秀人才,進一步加劇了新黨的泡沫化危機。 
  總之,新黨的出現,是李登輝製造國民黨內惡鬥的結果,是國民黨分裂、全面走下坡路的開始。   
  黨內大老出走(1)   
  國民黨第二波分裂潮出現在第一次直選「總統」時期。「總統」公民直選是李登輝的既定方針。他通過「三階段修憲」,定於1996年3月舉行台灣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 
  和早年做學問時認真嚴謹一樣,李登輝在政治改革上當然也是深謀遠慮。作為台灣地區的一位政治活動家,他不會輕易對某一政治體制進行無意義的修正。他之所以極力主張進行「公民直選總統」,是有多種政治考慮的。 
  對島內,完善政黨政治制度。李登輝上台後,看到各界反對最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蔣家父子獨裁和國民黨專制統治;看到最易在社會上獲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專制體制。李登輝為學者起家,本身沒有蔣經國推行專制獨裁的資本,還不如結束專制制度,實施「憲政改革」。政黨政治的基本要求,則是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所有行政長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選舉。因此,李登輝要搞「憲政改革」,必須在逐步調整政治機構的同時,實行「公民直選總統」。其次,即使繼續實行「國大代表」間接選舉「總統」方式,也和第一屆「資深國大代表」時期大不一樣。在改選後的「國大代表」中,國民黨籍「國大代表」不會像以前的「資深國大代表」為蔣經國背書那樣,為李登輝當選「總統」承擔義務;在野黨籍「國大代表」更不會選舉執政黨的候選人出任「總統」。也就是說既然「國大代表」選舉「總統」也要冒風險,還不如直接由選民選舉,因為國民黨在動員、組織、調動選民方面,畢竟要比在野黨更有成效。只要當選「民選總統」,行使權力時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擋住在野黨的進攻,讓在野黨失去攻擊的著力點。既有利於擴大自己的權力,也有利於為由「當然執政黨」向「選舉型政黨」轉化的國民黨爭取時間。在已經實施47年貌似民主實為專制方式選舉「總統」的台灣地區,誰決定「公民直選總統」無疑會得到別人無法相比和超越的政治資本,成為台灣輿論所說「台灣的華盛頓」。 
  對國際,謀取「國際實質獨立地位」。李登輝上台後,施政重點有三,分別是島內政治革新、重新定位兩岸關係、謀取台灣「實質獨立地位」。李登輝為爭取台灣「實質獨立地位」和「國際法人資格」,無所不用其極,實施「總統」民選則是其中一項。在李登輝看來,「民選總統」是西方衡量國家主權的標準。按照他的「務實主權論」,「人權包括國家主權以及政治的自主」,「從世界發生的各種問題看,尊重各地區人權的問題,包括主權的再解釋,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條件」,而「公民直選總統」顯然是「最高的人權」,只要實行「總統民選制度」,也就擁有「國家主權」,這顯然是把具體法律(人權)和立國之本(主權)混淆在一起。其次,「民選總統」是西方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標準。一個地區有沒有民主,能否實現「民選總統」是主要考察點之一,這顯然過分看重了行使民主的形式。因為世界上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習慣是多種多樣的,所以實施民主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沒有必要千篇一律地遵循某種形式而否定另外的形式。第三,「民選總統」容易受到西方的認同。第四,如果當上「民選總統」,可以從西方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可否認的是,西方親台勢力對李登輝上台後台灣地區出現的政治革新思潮,十分欣賞,如果實施公民直選「總統」,無疑是向西方親台勢力提供了最好的廣告宣傳。西方親台勢力一方面借此宣揚台灣已經實行「民選總統」,應該是「主權獨立國家」;另一方面借此大做文章,大肆宣揚台灣所謂的「民主成就」、「政治改革奇跡」。對於李登輝來說,也可以憑借「民選總統」頭銜,凸顯台灣「事實獨立」,有利於到國際間活動。 
  對大陸,宣示「分裂分治政治實體」。李登輝上台後處心積慮、妄圖解決的就是台灣與大陸劃清關係問題,並為此做出一系列動作,聲稱四百年前台灣是「無主的土地」,「中國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名詞」,「國民黨是一個外來政權」,「中國從未在台灣收過一毛錢的稅」。在李登輝看來,無論是理論上解釋,還是現實中落實,無論是反覆聲明,還是行動中抗拒,要想宣示台灣擁有「獨立主權地位」,要想宣示「中華民國在台灣」,只有割斷台灣與大陸的天然臍帶,取消國民黨當局逃台後帶去的以「統一的中國」為核心的政治象徵,將建立在「一個中國」基礎上的「中央民意機構」和政治體制加以篡改。其中,最為關鍵的無非就是變更最高領導人產生方式,直接在台灣地區由全民投票選舉「總統」,也就是說李登輝不想當從蔣家父子手裡繼承、以「中國」為主體和內涵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總統」,而是要從體制上確定海峽兩岸為「分裂分治的政治實體」,確定「一個分治的中國」。其次,借「民選總統」來彰顯所謂祖國大陸為「不民主地區」。台灣當局無數次地攻擊大陸政治不民主,對社會主義制度有著刻骨的仇恨。第三,借「民選總統」來掩蓋破壞兩岸關係的罪名。李登輝一直缺少發展兩岸關係的誠意,他之所以在大陸政策上放寬一些限制,並非是為了發展和推動兩岸關係,而是進一步退二步,為祖國統一的完成設置障礙。他當上「民選總統」後,就可以對種種干擾、破壞兩岸關係正常發展的行為,打出「民意」的招牌;拒絕「一國兩制」時,可以「民意」為借口。第四,借「民選總統」增加與大陸談判時的籌碼,以「民選」為依據,憑借「民意」要挾。李登輝只要不搞「兩個中國」,只要在「一個中國」內規範自己的行為,「民選」或是用其他台灣人民接受的方式,選舉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都是無可非議的,正是他的「民選」有著許多說不清道不白的潛台詞,所以大大降低了李登輝主持「憲政改革」的政治價值。這樣走下去,他不可能成為「台灣的華盛頓」,只能成為「台灣的摩西」。   
  黨內大老出走(2)   
  國民黨內關於「總統」選舉的風波不斷,核心是李登輝打壓非主流派和進行實質分裂活動,最後導致國民黨內不斷出現分裂。 
  就在李登輝一直為「公民直選總統」造勢、奔波之際,他本人卻在不斷聲明不再連任下屆「總統」。1990年3月3日至1995年1月8日,李登輝先後11次表示不再連任「總統」。他情真意切地表示:「6年後本人和李元簇先生就要退休了,為什麼呢?年歲已經大了,沒有那個腦力和能力來做這些事情」;「1990年我就任第8任總統時在記者會上說,本人任期滿了以後,如果按憲法規定再任6年,那就太長,我會變成一個打瞌睡的總統」;「我講一次不算數?還要我講幾次!」。 
  李登輝如此明確地表明不再連任,不願當「瞌睡總統」、「糊塗總統」,聲明「6年後和李元簇一起退休」、「對不連任沒必要再做說明」,實質上只是繼削弱非主流派權力之後上演的「權謀連續劇」而已。他宣稱放棄連任,主要是他的本性在起作用。此人自上台後,靠權術和謀略行使權力,借「本土化」搞「獨台化」,借「民意」壓制不同意見,借「民主」行使獨裁,借「修憲」圖謀分裂,借「拓展生存空間」圖謀「國際法人資格」。此次如此明白宣佈不連任,當然並非是不想連任,只是為了更好地連任。 
  然而,待「連戰內閣」出台、「新國民黨連線」出走、黨內非主流派的挑戰基本結束,黨政軍各領域和各權力中心都已落到主流派手中,李登輝的權力基礎已經穩固。在「憲政改革」推行、「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結束、「第三階段修憲」完成、省市長選舉完畢與公民直選「總統」已成定局後,李登輝馬上口氣一轉,立場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 
  1995年4月27日開始,李登輝接連表示要參加下屆「總統」選舉,並且攻擊誰要他放棄連任誰就是搞陰謀。他恬不知恥地說:「誠信,是一些不要李登輝出來選的人,才這樣講,李登輝不選,他們才最好,我都沒講過,還沒講要不要選,有些人已經不要我出來選。但要不要選總統我還沒說就鬧,要鬧得人心不安。如果這樣就能使得人心不安,可見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這也正是民主的代價之一。」這就是曾經為台灣各界所關注、為非主流派抓住不放的「誠信」問題的由來。 
  身為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的李登輝,如此健忘,無視誠信,確實讓人意外。 
  1994年12月3日第1次省市長直接選舉結束,島內各黨各派隨即進入「總統」選舉狂熱期。國民黨內也是一樣,各派政治力量開始較勁。公開放風參選的有之,如林洋港;公開暗示參選的有之,如李登輝;暗中準備參選的有之,如陳履安。還有高玉樹與林穆嚴、李志仁和曾仕強等有意參選。在野黨方面有民進黨的彭明敏和謝長廷出面參選。 
  1995年下半年對台灣來說,是多事之秋。6月李登輝到美國活動,引起兩岸關係高度緊張,兩岸的各類正常接觸、商談停止。因此,「兩岸關係」成為貫穿島內政治運作的主題。李登輝為首的分裂勢力,藉機指責黨內反李勢力是「勾結大陸」,是壓制「本土勢力」。 
  1995年8月22日至23日,國民黨召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國民黨「總統」、「副總統」提名辦法,並票選新一屆中常會成員。閉幕式後,李登輝宣佈與連戰搭檔,一起競選連任下屆「總統」。李登輝的動作,使得台灣朝野角逐首屆民選「總統」的態勢更為明朗化,亦使得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爭鬥更加激化。 
  李登輝正式宣佈連任後,黨內的高層人士紛紛表態擁戴。「行政院長」連戰、「台灣省長」宋楚瑜、「高雄市長」吳敦義稱李登輝參選是「順天應人」,「肯定會得到民眾的擁戴」。與此同時,李登輝的幾大「樁腳」也展開了輔選活動。「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以其客家人身份負責「凝聚客籍票源」;中委會秘書長許水德則肩負「整合黨內票源,充分利用黨務系統全力造勢輔選」的重任;宋楚瑜「勤耕全省護票」;吳敦義「鞏固南部江山」;黃大洲則「深入台北基層爭取票源」。這5人被稱為李登輝的「輔選5虎將」。 
  對李登輝的參選舉動,非主流派強烈反彈,執意參選的國民黨副主席、「總統府資政」林洋港在國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閉幕後,隨即召開記者會,發表《走出一條莊嚴的民主大道——我為何不參加黨內初選》的聲明,抨擊國民黨「又走錯了一大步」,質疑「在民主的路途上,國民黨為什麼這樣甘於落伍」,認為國民黨「是否分裂主要責任在李主席」。國民黨副主席郝柏村則指責李登輝參選無助於黨的團結,並嘲諷地說「李主席原本有機會成為國民黨的華盛頓,他如果退選,所能得到的正面效應絕對超過再當四年的總統」;目前的局面,「不僅國民黨將走向分裂,且兩岸關係也會更加嚴重」。 
  民進黨並不感到意外。黨主席施明德不無諷刺地說李登輝「僅以一分鐘宣佈參選」,方式實在草率,與其身份、地位及「總統」的莊嚴性十分不相符,有「落荒而逃」感覺。彭明敏陣營則指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的選舉模式是「黑箱作業」,而李登輝逼退林洋港,也將為國民黨留下紛擾不安的變數,意味著國民黨內新一波權勢之爭的開始。新黨趁機批李,認為李宣佈參選連任「違反誠信原則,立下極壞的民主示範」,呼籲「所有理念相同的人應該結合力量,共同奮鬥」。聲稱「新黨願意出面整合所有反對李登輝競選連任的勢力,爭取民眾的支持」。   
  黨內大老出走(3)   
  李登輝不顧各界要求「世代交替」的強烈呼聲、違背「只做一任總統」的承諾,全力封殺黨內其他人選,決意參選「總統」,其目的則是要在「民意」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強人統治,推動「台獨」政策,實現其充當「台灣的摩西」的圖謀。 
  在參選「總統」問題上,最早表態的是林洋港。早在「二月政爭」中,解散「林蔣(緯國)聯盟」、禮讓李登輝出任「總統」後,在李登輝紅口白牙說出「不連任下屆總統」時,林洋港就明確表示要競選下屆「總統」。1994年7月林洋港在「司法院長」期滿後,專心於參選事項。1995年11月15日,與國民黨的另一位副主席郝柏村一起正式宣佈,以「公民連署方式」搭檔競選下屆「總統」、「副總統」。 
  林洋港作為台籍政界大老,出道遠早於李登輝。只是因為李登輝主政後,一心撲在鞏固自己權力基礎上,容不得同為「台籍雙雄」之一的林洋港,對包括林洋港在內的非主流派採取攔、卡、壓的手段,極力壓縮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引起非主流派的激烈抵抗。非主流派在接連敗北之際,「總統」選舉無疑成了戰勝李登輝、東山再起的機會。由於國民黨只能提名一組候選人參選,已非李登輝莫屬,林洋港不甘放棄機會,只有冒著被黨紀嚴厲處分的危險參選。 
  林洋港個人參選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出在選擇搭檔「副總統」人選上。在「監察院長」陳履安宣佈參選後,林洋港有意選他為副手,不料陳履安在1995年9月6日公開回絕林洋港的「林陳配」計劃,作為後輩的他還「教導」林洋港應留在國民黨內「好好改造國民黨」。以後又出現過與新黨原先推出的「總統候選人」王建□、新黨「立法委員」陳癸淼、「中華奧委會主席」張豐緒、學者胡佛和呂亞力搭檔參選的計劃,均胎死腹中。在林洋港山窮水盡之時,只得重新考慮早在8月間「總統府資政」謝東閔、孫運璇等有意推動的「林郝配」方案。在梁肅戎、許歷農、蔣緯國等國民黨非主流派大老及新黨的全力撮合下,在林洋港的一再勸說懇求下,郝柏村幾經「大我與小我的掙扎」,最後抱著「跳火坑」的心情接受林洋港的邀請,願意同林洋港一起上演「競選劇」。 
  「林郝配」對外宣佈後,李登輝譏諷說,這樣的結果「很有趣」。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表示,「林郝配」對國民黨固然有些傷害,但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強烈,大家應「平常心」看待。文工會主委簡漢生發表了低調且含蓄的聲明,批評「林郝配」有違政黨政治規範與精神,希望他們「為了黨的整體利益與前途」,「能再有所深思」。考紀會主委金開鑫表示,兩位副主席聯袂參選是「高層次的政治問題」,要到「總統參選人」正式登記後再做處理。 
  民進黨對「林郝配」有可能引起國民黨再次分裂喜出望外。台北市長陳水扁稱林洋港已「窮途末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周伯倫稱是「在野黨的一個契機」。黨主席施明德認為「林郝配」對李登輝的影響大於彭明敏。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表示,「林郝配」宣告國民黨分裂,「團結的民進黨對抗分裂的國民黨」已經成為事實。 
  新黨秘書長趙少康認為,「林郝配」是「反台獨」對抗李登輝的「獨台」和民進黨「台獨」的一場選戰。在「林郝配」出台後,退選的原新黨「總統參選人」王建□表示,郝是少數有資格可以被稱為「政治家」的人物,新黨樂觀其成。國民黨非主流派也表示讚許和支持。「總統府資政」梁肅戎表示,「林郝配」是近幾年來國民黨內情勢發展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傳統國民黨的新希望」,是「台獨」和「反台獨」的戰爭,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林郝配」的出現,形成國民黨事實上的又一次分裂。 
  1995年8月7日,「監察院長」陳履安也突然宣佈角逐首屆「民選總統」,並於次日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寄出黨證,宣佈退出國民黨,不久後辭去「監察院長」職務。他挑選的「副總統候選人」是「監察委員」王清峰。 
  陳履安是蔣經國提拔的中生代精英之一,早在1990年「二月政爭」中,陳履安因主張「內閣制」而一度曾被非主流派推出作為林洋港的副手對抗李登輝。後來,陳履安盡力避開黨內派系和各種政爭,潛心修佛,在複雜且混亂的政壇中建立了「清流形象」,因而被李登輝提名出任「監察院長」。在國民黨內規劃下屆「總統」人選時,陳履安以其形象、資歷和外省籍身份即被不少人士視為李登輝的「副總統」搭檔之一,但未成功,陳履安只有另辟戰場。在他宣佈參選前3周,台中市約有20萬宗教徒在道旁「長跪力請」陳履安出馬角逐「總統」;星雲等部分佛界領袖也積極鼓動陳出馬參選「總統」。8月15日,陳履安前往「總統府」與李登輝進行對談。由於雙方在各項問題上沒有交集點,以至於使這次會談出現「不講話的時間比講話的時間要多」的難堪局面,致使陳履安最後下決心以參選方式對抗。 
  在宣佈參選的記者會上,陳履安稱,「面對島內亂象叢生,要深切自我反省」,並基於「一個讀書人在關鍵時刻,一定要站出來」的責任感,向外界表達了其參選的目的:「不為自己歡娛,但願眾生脫離苦難,讓2100萬人度過現在的這個難局」。由於不可能得到國民黨提名參選,他表示將以「公民連署方式」參選。   
  黨內大老出走(4)   
  對於陳履安的突變,國民黨內高層人士認為,陳履安出家多年,在佛教界具有一定吸引力。靠其父陳誠「餘蔭」,可以掃除本省籍民眾對其外省籍身份的疑慮,能爭到一些選票。但這些人士卻表示不會對李登輝連任構成威脅。許水德稱,國民黨兩百多萬黨員,「每天都有人進進出出,是常有的事」。 
  民進黨認為,陳履安在國民黨內有極高的聲望,他的退黨將加速國民黨的分裂;且陳的票源和新黨有很高的重疊,會使非主流派的「總統」選票出現流失危機,這對民進黨的「總統」選情是一項利多。正陷入民進黨內「總統」初選鏖戰的彭明敏、許信良認為,國民黨內幾組人馬互別苗頭,參選「總統」,表明其競選規則有欠公平,但不會對李登輝連任造成威脅,民進黨的對手仍是李登輝。 
  林洋港、陳履安參選攪亂了國民黨「總統」選舉佈局,使得國民黨內呈現李林陳三強競爭態勢,使得國民黨內的「總統」選情更為複雜,也導致黨內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加速國民黨分裂。 
  面對林郝陳的行動,李登輝一再出面,猛批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是投降主義者,宣稱如果林郝當政,台灣將回到專制時代。李登輝的二女兒李安妮也出面攻擊林洋港的行政領導能力只及她父親的七分之一。此外,李登輝本人和國民黨還對祖國大陸發動的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及軍事演習進行誣蔑和造謠,並且反覆暗示林郝陳此舉是出賣台灣人的利益,是向大陸示好,進行挑撥離間。 
  林洋港和郝柏村被撤銷黨籍後,兩人發表公開信,全面系統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參選決心,批判李登輝「毀憲叛國」,「向來反對黨內民主……假民主形式,走背信忘義之路」,反擊李登輝的撤銷他們黨籍的行動。陳履安認為「李登輝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李登輝已成為台灣最大的亂源。他說,李登輝不宣讀文稿的時候,和宣讀文稿時所講出來的話不一樣,白天講的話和晚上講的話不一樣,「白天可以說『要統一』、『一個中國』,晚上卻不是這樣的」。 
  1996年3月23日,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活動結束。「李連配」獲得54%的選票,當選台灣第9任「總統、副總統」;「林郝配」獲得149%的選票,「陳王配」獲得998%的選票。民進黨的「彭謝配」獲2113%的選票,為民進黨在歷次重大選舉中得票最低的一次。 
  「李連配」贏得「總統」選舉,國民黨暫時穩住了執政地位,對加強該黨團結和內部改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政治資源的減少、黨內中生代權力爭奪戰的激化和「李登輝情結」的淡化,國民黨的整體實力全面下降。 
  值得關注的是,在短短兩年時間裡,國民黨出現三次較大的分裂,這在國民黨歷史上是空前的。國民黨的分裂,是非主流派與主流派幾年來鬥爭的繼續。非李登輝(左)與連戰(右)各有所思主流派與主流派除了在權力問題上爭奪外,主要是無法認同李登輝「台灣生命共同體」、「經營大台灣」幌子下的「獨台」政策。非主流派在黨內通過正常選舉渠道與李登輝一爭高低,一再成為李登輝的手下敗將後,在堅持反對「台獨」和分裂的政治立場上,與李登輝的分歧越來越大,寄希望換跑道,走黨外競爭之路,通過正常的選舉,獲得新的政治權力,對抗國民黨主流派。 
  國民黨主流派並不在乎非主流派的出走,並不在乎三次分裂後果。李登輝主政後,目的有二。一是鞏固自己的權力。鞏固權力對一個剛上台玩權的人來說可以理解,但他把在國民黨內原來佔主導地位的親蔣派當成阻力,非把非主流派除掉不可。二是推行「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政策。李登輝的意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建立台灣人的國家」,就是要搞「分裂分治」。他也深知,黨內非主流派是他公開搞分裂的黨內阻力,是推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黨內障礙。李登輝的政治目的,決定了他不會向非主流派妥協,他就是要清理黨內,就是不允許存在「不同聲音」。所以,李登輝與主流派會以「不喜歡這個黨的人可以離開」,鼓勵非主流派出走。原來國民黨的這位「新掌櫃」,不在乎出現分裂,分裂國民黨正是他的既定目標。   
  親民黨成立(1)   
  李登輝在把黨內大部分反對派清理出黨的隊伍後,下一個目標指向台灣省長、黨內另一個實力人物宋楚瑜。在李登輝上台之初,宋楚瑜是其得力助手,成為李登輝鞏固權力過程中的重要人物,兩人關係也被媒體譽為「肝膽相照」。但是宋楚瑜於1994年參選台灣省長成功後,開始經營政治和社會關係,為下一步政治上的發展創造條件。在李登輝看來,具有較高民意基礎的宋楚瑜將會打亂「整垮國民黨、扶持民進黨執政」的計劃。因此,從1996年12月的「國發會」起,李登輝以「精省」為名,架空宋楚瑜的台灣省長權力。宋楚瑜憑持多年積下的實力,決定離開李登輝逼走宋楚瑜獨立參選,直接導致國民黨敗選國民黨,以獨立參選人身份參加2000年3月選舉。由於宋楚瑜通過多年的經營有著廣泛的民意基礎,他的出走,事實上成為國民黨的又一次分裂,造成國民黨支持群體出現重組,而這正是李登輝所希望的結果。 
  2000年3月18日,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揭曉,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497萬票當選,獨立參選人宋楚瑜獲466萬票,以30萬票的些微差距落選。為了凝聚這股力量,宋楚瑜於3月31日正式宣佈成立以「人民第一」為宗旨的親民黨,由宋楚瑜本人出任黨主席,其在選舉中的搭檔張昭雄任副主席,鍾榮吉擔任秘書長,秦金生、馬傑明任副秘書長。在宋楚瑜的個人魅力及「立法院」黨團穩健的問政風格影響下,甫成立的親民黨取得了穩步發展,成為除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台灣第三大黨。在2001年12月1日舉行的第五屆「立法委員」中,親民黨一舉拿下46席。同時,在縣市長選舉中拿下台東和連江兩縣。 
  親民黨取得不一般的戰績是有原因的:親民黨的社會基礎較為雄厚。宋楚瑜以些微差距敗選後,群情激憤的宋楚瑜支持者高呼「組黨、組黨」,親民黨也在支持者的悲憤氣氛中誕生。這些支持者也逐漸轉化為親民黨的黨員、認同者或支持者。親民黨成立首日,各地要求加入親民黨的民眾非常踴躍,據親民黨自己號稱,該黨黨員現已突破30萬大關。從親民黨社會基礎的族群來看,外省籍、本省籍、原住民都有,其中又以本省籍居多。與國民黨、民進黨兩黨相比,外省籍、客家人及原住民認同親民黨的比例偏高,本省籍支持者與國、民兩黨相差不大。和民、國兩黨比較,親民黨的支持者比國民黨年輕,但不如民進黨。民進黨有64%認同者年齡在40歲以下,親民黨只有40%左右。從學歷來看,親民黨認同者的學歷以大專程度為主,占57%,比民進黨認同者37%、國民黨認同者32%的比率都高。 
  二是親民黨的主要成員來源廣泛。親民黨的主要力量為「總統」大選期間宋楚瑜陣營的抬轎者及國民黨內的「出走精英分子」,主要分為三大塊:國民黨、新黨及部分無黨籍擁宋「立法委員」;前省府團隊,包括前省政府秘書長蔡鍾雄、副秘書長馬傑明、前省政府發言人秦金生、前省政府英文秘書吳瑞國,前省政府台北辦公室主任楊雲黛等人;國民黨、新黨的重要幹部包括廖正豪、鍾榮吉等國民黨內出走的重量級人物及廖順得、程思誠、鄭三元、高文良、李淑華等地方知名人士及學者。 
  三是親民黨的地方組織逐步建立。親民黨成立之後,就開始展開各地黨員的招募活動,並積極建立地方黨部。2000年4月29日,親民黨在其「各地方黨部籌設要點」中規定:縣市黨部成立標準為各市之黨員數達該市人口的2%、各縣黨員數達該縣人口數的15%,鄉鎮市區黨部的成立標準為在5萬人以下者黨員人數應達人口數的3%。現階段先在各縣市設置聯絡處,負責整合地方社團,未來則由地方黨員直接選舉產生地方黨部主委。5月1日,親民黨在各縣市正式設置聯絡處,並派任聯絡處長。親民黨的地方黨部也逐步成立,2000年4月初,花蓮縣黨部成立,這是親民黨成立的第一個縣級地方黨部。5月6日,親民黨原住民「那魯灣黨部」正式成立,由原住民「立法委員」林春德出任主委,前省政府原住民委員會主委李文來、前「國大代表」李繼生分別出任副主委及執行長,這是親民黨成立的第一個專業黨部。5月15日,親民黨「甘泉黨部」成立,由前「陸軍總司令」黃幸強擔任主委,該黨部成員以「榮民榮眷」為主,成員八成以上來自國民黨的「黃復興黨部」成員,「甘泉黨部」成立後,勢將削弱國民黨地方黨部選舉時的固票能力。其他一些縣市也相應成立親民黨地方黨部,在2001年12月「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親民黨組建地方黨部的工作更加抓緊。 
  四是親民黨的政黨認同度穩步上升。在親民黨成立前夕,台灣《聯合報》所做的調查發現,親民黨已擁有12%的支持度,而初掌政權的民進黨則擁有23%的支持度,國民黨只有19%的支持度。在2001年12月第五屆「立法委員」和縣市長選舉前後,民進黨、親民黨、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分別是24%、23%、17%。親民黨的票倉集中在台灣北部,中、南部仍是民進黨天下。 
  任何一個政黨都必須具有自己的領導核心與靈魂人物。「有什麼樣的領導者,就有什麼樣的團體」。黨主席動見觀瞻,其個人魅力如何對政黨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親民黨就頗為典型。 
  宋楚瑜領導下的親民黨一是宋楚瑜成就了親民黨。2000年3月倉促成立的親民黨,主要肇因於宋楚瑜的個人魅力,這不僅是親民黨問政信譽的保證,也是親民黨政黨民意認同度不斷升高的基礎。宋楚瑜自1974年在美國讀完博士回台後,先後在國民黨黨政機關歷任要職;1994年,宋楚瑜以400多萬選票當選台灣省第一屆民選省長。宋楚瑜當選省長後,為累積其今後更上一層樓(入主「總統府」)的能量,走遍全省309個鄉鎮,每個角落都有宋楚瑜的足跡,不僅為其樹立了「勤政親民」的形象,也為其奠定了雄厚的民意基礎,贏得民眾的肯定和支持。雖然李登輝為了防止宋楚瑜勢力的坐大,採取了包括「凍省」等多種方式打擊宋,但是宋的民間支持度並未因遭到打擊而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99年7月16日,宋楚瑜正式宣佈自行參選「總統」後,一直保持30%—35%的高民意支持度,國民黨中擁宋的支持者紛紛挺身而出。一起控告宋楚瑜貪污的「興票案」事件後,宋楚瑜仍然擁有25%的死忠支持者,宋楚瑜仍然在選舉中獲得466萬張選票,表明宋楚瑜的「勤政愛民」形象確實魅力難擋。   
  親民黨成立(2)   
  二是宋楚瑜是親民黨的最大資產。宋楚瑜在2000年選舉中,不僅在15個縣市領先,且較國民黨候選人連戰高出150萬張選票以上。宋的這股雄厚實力不僅為親民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親民黨提供了與其他政黨競爭的資本。宋楚瑜在競選途中備受國、民兩黨合力打壓,但在選舉中卻贏得多項「單項冠軍」——包括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15個縣市中得票率第一。在2001年12月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宋楚瑜也成為親民黨候選人取勝的法寶。 
  三是宋楚瑜也為親民黨的發展帶來壓力。宋楚瑜的「個人魅力」成就了親民黨,但也為親民黨的日後發展帶來了諸多問題。宋楚瑜的外省籍背景易使親民黨被扣上「外省黨」的帽子。湖南出生的宋楚瑜,在從政道路上一直背負著「外省籍」這個包袱,儘管他在語言甚至在情感上都極力向本省人靠攏,但在外省人看來已經「很台灣人化」的宋楚瑜,在本省人眼裡仍難免是「外省人」。「省籍情結」是影響宋楚瑜選情的重要原因。宋楚瑜的個人魅力不利於親民黨理念的深化。雖然親民黨的支持者強調親民黨的成立是「理念的結合」,但所謂的「理念」,除了「支持宋楚瑜」,具體到底為何,恐怕鮮有人知。親民黨內不乏為了親民黨而奮鬥者,但也存有部分「心術不正的政客」,他們「簇擁」宋楚瑜,只是為了貪圖宋楚瑜的光環,藉以延續並發展個人政治生命而已,至於親民黨如何發展、如何定位、如何宣揚親民黨的理念,根本不是其關心的問題。因而外界戲謔親民黨為「宋楚瑜個人黨」,有如「幫會」、「宗教團體」,一旦「教主」光環褪色,「教眾」將隨之散去,另覓新的精神寄托。 
  宋楚瑜是親民黨內最閃亮的一塊招牌,也是親民黨的最重要的一份資產。然而,親民黨要發展壯大,光憑宋楚瑜個人的魅力是不夠的,親民黨必須樹立自己的理念,不斷宣揚自己的理念,把親民黨變成因理念而結合的政黨。同時,將宋楚瑜勤政愛民、施政不分黨派的政績與風格,轉換成政黨本身在公共議題上的立場與基礎。 
  親民黨成立之初就不斷宣揚「走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第三條路線」的理念,宋楚瑜更在親民黨成立一週年黨慶的致辭中表示,親民黨的誕生是因為台灣社會累積了太多對民進黨執政不放心、對國民黨沒信心的中間選民。但親民黨要在國、民兩黨之外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存在諸多困難。 
  親民黨本身存有一些結構性缺陷。在政治綱領方面,親民黨的主張,與國、民兩黨相比只是大同小異,欠缺自己的特色。在大陸政策方面,親民黨堅持「中華民國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反對「一國兩制」、「堅持台灣的未來應尊重全體台灣人的意志」等,與民進黨沒有太大的區別。親民黨堅持在「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的「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談判的主張,與國民黨、新黨現行的兩岸政策雷同。在組織發展方面,親民黨除了向新黨精英招手外,也積極拉攏國民黨有當選實力的人士,遊說他們加入親民黨,代表親民黨參選,引起國民黨、新黨的強烈不滿。 
  親民黨的前途在於泛藍陣營(指國民黨以及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黨、親民黨等泛國民黨)的合作。自連戰和宋楚瑜輸掉2000年3月的選舉、國民黨淪為在野黨和親民黨成立後,泛藍陣營的合作問題就成為政壇上最為關心的議題。泛藍陣營自身也在苦戰中摸索,在鬥爭中前進。難能可貴的是,從政黨輪替起,泛藍陣營內部在討論合作問題的同時,開始對付共同的對手。一是在「立法院」協同作戰,聯合監督執政黨;二是聯手鞏固泛藍陣營陣地,沒有出現重大「滑坡」。 
  對泛藍陣營來說,首要之舉是實現「二次政黨輪替」。失敗後的國民黨洗心革面,新成立的親民黨胸懷大志,無論是從穩定台灣社會、振興台灣經濟、維護民眾福祉出發,還是為了兩黨的發展,都需要從民進黨手中拿下執政權。其次是提高泛藍陣營的戰鬥力。兩黨各自為戰,實力一分為二,不足以與民進黨對抗不說,還因為沒有勝利的希望而士氣低落。因為實力不足,在民進黨的打壓下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因為士氣低落,時刻存在李登輝和「台獨」勢力對其進行分化拉攏的可能。因此團結自強,不僅可以實現「二次政黨輪替」,而且還是兩黨自保及加快自我發展的需要。第三是民意態勢所致。一個反對「台獨」、並且曾因執行一個中國政策而帶來台灣社會穩定的泛藍陣營,成為超過半數以上的台灣同胞的希望。達到六成左右的民眾希望泛藍陣營能夠進行合作,重新控制政壇。總之,「三條」之中第一條是綱,沒有第一條一切都是空的,實現「二次政黨輪替」成為泛藍陣營合作的基礎和動力。 
  2001年12月的「立法委員」和縣市長選舉結束以來,泛藍陣營內部開始思考如何安排下一步的合作問題。在當時連、宋提出的建立兩黨「政策協調機制」上,國、親兩黨高層圍繞年底台北市長和高雄市長選舉和2004年「總統」選舉多次密集交換意見。2002年5月初以來,國、親兩黨領導多次發表推動兩黨合作的談話,基本形成台北市支持馬英九、高雄市支持國、親兩黨認可合適人選的共識。6月10日下午,在連戰和宋楚瑜的親自勸說下,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宣佈參選高雄市長。不久,國民黨方面提出黃俊英代表泛藍陣營參選高雄市長,親民黨表示全力支持。共同支持高雄市長候選人,成為國、親兩黨合作的一個具體動作。   
  親民黨成立(3)   
  泛藍陣營走到今天這一步難能可貴,要繼續往前走難度不小。一是內部協調的任務很重。就政治現實來說,「議題合作」易,「選舉合作」難。議題合作是問政層次,是政策層面之爭,沒有實際、直接利益涉及,因此容易合作。「選舉合作」是權力層次,是掌控資源之爭,因此合作的難度很大。對2004年「總統」選舉來說,兩黨協商的擔子更重。事實上無論是兩黨合作還是兩黨合作參選,都涉及各自的個人利益、團體利益、黨的利益,以及各自掌握的各類資源的重新分配,總有一方必須做出讓步,這就是矛盾的根源。 
  二是抵制外部干擾的任務很重。對泛藍陣營的合作,執政黨利用執政優勢,極力壓縮在野黨的生存空間。陳水扁和民進黨可以高官厚祿酬傭,撥給財經經費,操縱地方勢力,動用情治部門,威脅利誘共舉,挑撥煽動齊出,阻撓泛藍陣營的合作。「台獨」勢力以集中打壓為主,李登輝和台聯黨提出泛藍陣營合作是「為增加聯合賣台的本錢」、「外省欺負本省」和「國民黨輸不起」三大口號,製造「外省和本省」、「賣台和愛台」、「民選政府和外來政權」的三大對立,採取「提出製造族群矛盾的法案」、「鼓動本省對大陸和外省人的仇恨」和「破口大罵國親兩黨合作」等三個手段,以發洩他們對泛藍陣營重新集結的仇恨。在泛藍陣營合作所遇到的內外矛盾中,解決好內部矛盾、協調好內部紛爭,對合作成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要內部一致,外部的干擾和反對的殺傷力則小得多。 
  國民黨的分裂,讓人痛心;泛藍陣營的合作,道路坎坷。可喜的是,泛藍陣營內部已經有合作的要求和願望,而且已經有了合作的具體舉動,應該是一場有希望的事業。多少希望能夠變成現實,則要看泛藍陣營自己如何操作。 
  當初,逼走宋楚瑜,完全是李登輝分化、瓦解國民黨的陰謀。事實上正是因為在2000年3月18日的選舉中,國民黨的支持群體一分為二,一部分支持連戰和蕭萬長,一部分支持宋楚瑜和張昭雄,才是造成國民黨下野、民進黨執政的直接原因。李登輝搞跨國民黨、成全民進黨的陰謀實現了。   
  親李派另組政黨(1)   
  國民黨競選失敗,李登輝(左)與連戰(右)分道揚鑣國民黨在2000年3月「總統」大選失敗後,國民黨群眾紛紛要求將李登輝從國民黨主席的大位上趕下來。 
  李登輝被趕下台後,並沒有放棄分裂國民黨的陰謀,一直在蟄伏觀察,待機而動。面對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當局的執政窘境和政局出現的變化,李登輝有揪心的痛:一是推行的「一條路線」(即以「和平走向分裂」為核心的分裂路線),一再為社會各界所批評,為扭轉這一局面只有再次跳到前台,以「統」和「獨」、省籍劃線,企圖穩定「台獨」隊伍,擴大「台獨」的社會基礎。二是建立的「一套制度」(即以「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兩岸兩國」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在民進黨當局操控下運轉不良,有必要出場救急。正如李登輝所說,為了維護台灣的「民主成就」,他「無法退休」。三是破壞「一個黨」(國民黨)的工作受阻。不僅國民黨在改造中企圖東山再起,而且被分裂為三個黨的泛國民黨勢力也重新開始集結,這是李登輝所不能甘心的,他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對泛藍陣營出擊,為民進黨執政清障排難。四是扶持「一個黨」(民進黨)的工作不順,為民進黨當局保駕護航已經成為他義不容辭的任務。在李登輝看來,上述四點中,第四點是「綱」,只要民進黨方面能夠鞏固執政基礎,順利施政,其他的問題則「迎刃而解」。具體策略就是以「本土化」為旗幟,挑起族群衝突,繼續分化、瓦解國民黨,壓制連宋陣營。 
  李登輝在2000年3月24日被迫離開國民黨主席職位後,繼續從事破壞國民黨的活動。他公開聲稱「中國國民黨」應該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他在請人捉刀的三本大同小異的自傳體回憶錄中,嘲弄國民黨的失敗,謾罵國民黨現有領導機構成員。在籌組「台聯黨」的過程中,他多次公開辱罵國民黨,聲稱「很多政策都不對」,對國民黨「感到極大的失望,甚至已經到了反感、憤慨的地步」,「我早已經把國民黨給開除了」。國民黨群眾要李登輝下台,為國民黨敗選負責李登輝重出江湖已經沒有現成的位置,只有公開亮出旗幟,拉出一支隊伍,以此作為對付泛國民黨陣營的基本力量,實現「親李政團」與民進黨合作,以「李扁體制」對付連宋聯盟。與此相適應的是,李系政團中不少人是李登輝埋在國民黨內的定時炸彈,不少是李登輝長期培植的基層力量,由於他們長期追隨李登輝路線,態度曖昧,立場動搖,面對民進黨方面的分化拉攏,面對李登輝的招降納叛,趁機脫黨而去。 
  2001年8月12日,台灣又一個「台獨」政黨「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黨)」成立,李登輝自己爭來個「精神領袖」的職稱,他還稱「我和台聯的關係應該讓大家知道,我雖尚未入黨,但精神上會支持台聯」。李登輝從國民黨內拉出的這支隊伍,造成國民黨的進一步分裂。台聯黨在2001年12月1日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中,拿到7%的選票和13席「立法委員」。 
  隨著李登輝分裂國民黨的活動越來越頻繁,國民黨內要求處分李登輝的聲音越來越大,甚至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中評會委員當場割腕要求處分李登輝的場面。2001年8月中旬,國民黨考紀會開除了正式代表台聯黨參選的11名黨員的黨籍,但是李登輝沒有接受教訓,9月1日南下為台聯黨公開站台造勢,9月18日在接到了國民黨中央的勸告信後,再次拒絕挽救,又為台聯黨候選人站台。至此,李登輝叛黨面目暴露無遺,深受其害的國民黨於21日,終於由考紀會出面做出撤銷李登輝黨籍的決議。 
  李登輝於是迅速組建台聯黨,既是為了毀掉國民黨,幫助民進黨,也是為了自己尋找能夠重回政治中心的途徑,尋找能夠滿足其「權欲」、行使政治權力的舞台,尋找能夠滿足其「獨欲」、宣揚「兩國論」的陣地。如今被國民黨掃地出門後,正如他對台聯黨主席黃主文所說:「沒有任何牽掛了。」 
  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台聯黨,可謂之黨不大野心大,人不多陰謀多,人才不足「獨氣」足。13個「立法委員」跟著政壇「甩貨」李登輝,利用「立法院」這一體制內渠道,「獨」不驚人死不休,以「多提獨案為本,多提獨案為榮」。 
  2001年12月20日,李登輝在給台聯黨「立法委員」當選人授課時提出要「制定台灣基本法」。2002年2月7日和26日,台聯黨「立法院黨團」聲稱非台澎金馬地區出生的人不能參選「總統」。3月9日,台聯黨「立法委員」程振隆聲稱應把台語定為「第二種官方語言」,該黨「立法委員」何敏豪提出「變更領土修憲案」。18日,台聯黨「黨團」副總召集人羅志明提出「中正紀念堂」「更名為『總統紀念館』很好」;24日,何敏豪稱要提案遷都「大台中」;30日,台聯黨「立法委員」陳建銘聲稱出生在台澎金馬地區者「才可擁有國籍」;4月7日,羅志明聲稱應把「台北故宮博物院」更名為「福爾摩莎博物院」;4月17日,陳建銘稱,要提防中資「滲透、侵蝕台灣媒體」;5月11日,台聯黨和一些「台獨」組織舉辦「台灣正名遊行」,李登輝充當「總指揮」。8月5日,面對因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引發台灣股市大跌200多點與股民憤怒抗議,李登輝馬上跳出來為陳水扁辯解稱,「一邊一國只是事實陳述」,「股票大跌只是由於全球產能過剩所造成的,問題並不在阿扁說了『一邊一國』」。8月11日,李登輝借台聯黨黨慶大會與陳水扁同台的機會公開對陳表達支持之意。李登輝當著陳水扁的面稱,他完全支持陳水扁所說的「一邊一國」。李登輝對國民黨下台露出笑容8月11日,尊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聯黨修正了該黨黨綱,正式將推動「公民投票立法」及為了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泛稱的中國名稱,將推動「台灣正名」,主張以「台灣」為名作為「國家定位」列入黨綱。台聯黨成為名副其實的「台獨」黨,要充當「台獨」的排頭方陣。   
  親李派另組政黨(2)   
  台聯黨成立是國民黨的又一次分裂。如果說在李登輝的打壓下,新黨、郝(柏村)林(洋港)陳(履安)、親民黨出走是國民黨的損失,那麼親李勢力離開國民黨組成台聯黨,對國民黨來說卻是好事。因為這次出走的是動搖分子,是深受李登輝影響的「政治蛀蟲」,對純潔國民黨、推動國民黨的黨務改造是有益的。然而,國民黨在李登輝出任黨主席後一次次地分裂,以致失去執政權,對國民黨的發展造成重大傷害,讓國民黨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     
  第七章 迷失的羔羊   
  設置「一條龍控制系統」(1)   
  海峽兩岸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緊張軍事對峙以後,隨著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祖國大陸提出了「和平統一」的主張,並為實施這一主張採取了許多緩和兩岸關係、促進兩岸交流的具體措施。祖國大陸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對台灣當局產生了很大壓力,台灣當局被迫調整大陸政策,海峽兩岸出現了對峙下和平交往的新局面。兩岸各種交流全面展開,島內民眾赴大陸探親、旅遊、參訪、學習的熱情持續升高,兩岸貿易迅速發展,台胞投資大陸遍地開花。兩岸同胞通過交流和來往,減少了敵意,增加了互信,增進了感情。 
  面對兩岸交流、經貿的迅速發展,李登輝當局採取一系列動作,設置人為障礙,為兩岸關係降溫。1990年10月7日,台灣當局以任務編組方式在「總統府」內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名為負責統一大政方針的研究與咨詢,李登輝任「國統會主任委員」。「國統會」設有「研究委員」若干人。緊隨「國統會」成立,10月17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於1991年1月正式組成,成為統籌台當局大陸和港澳工作的專責機構,對於大陸事務及兩岸各項業務交流事項「有指示、監督之責」。1990年11月21日,具有官方背景而以民間形式出現的機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應運而生,專門負責處理兩岸交流中出現的問題。上述三機構的成立,成為李登輝監控兩岸關係態勢的一條龍控制系統,後來的事實證明,「國統會」沒有做促進統一的事情,反而成為李登輝阻撓統一、宣揚「台獨」的舞台;「陸委會」專門負責為兩岸關係和交流「踩剎車」;「海基會」則成為負責具體落實「陸委會」和台最高當局干擾兩岸關係的目標。 
  在控制兩岸關係的機構成立後,李登輝當局又制訂了一系列推行「實質台獨」、甚至「兩國論」的路線、政策、法令和法規。1991年2月23日,台灣當局公佈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國統綱領」共分為前言、目標、原則、進程四部分,關鍵的「統一進程部分」又分為「近、中、遠程三個階段」。「綱領」強調,「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統一進程」分三個階段,在近程階段中,提出「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三個前提」實現後,方能進入中程階段,兩岸人民迫切希望的「三通」則屬於中程階段的範圍。綱領聲稱,在中共有善意回應之後,才可進入協商統一的遠程階段。「國統綱領」是台灣當局40多年來公開提出的第一個關於「國家統一」的方案,實質上是一個十分明顯的「獨台綱領」,不過是「一國兩府」或「一國兩區」的翻版。「國統綱領」還明確提出了近程階段的「三個前提」,實質上是對台灣拖延統一、搞「兩個中國」的主要借口加以系統化和標準化。所以,「國統綱領」提出的階段、前提、條件,無非是一個「拖」字,是要「拖以待變,拖中有獨」。 
  1991年4月30日,李登輝宣佈終止持續了43年之久的所謂「動員戡亂時期」,同時著手修訂或廢止與「戡亂體制」相關的150多種法律、法規。1992年7月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策劃4年之久、屢受爭議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這些律令的實質是,全面規範日益頻繁的兩岸民間交流活動,在想限制又沒法限制的情況下只有進行嚴加管制。 
  在上述機構和政策的指導下,兩岸開始進行事務性談判。在「海基會」成立以前,兩岸民間的事務性接觸已經開始。為解決兩岸交流中出現的問題,1989年12月16日,大陸海峽兩岸經貿協會與台灣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在香港舉行了首次會議,雙方就有關事宜簽訂了「協議書」。1990年7月4日,兩個協會在北京舉行了第2次會議,並設立了調解仲裁、商標專利、法律服務、工商咨詢4個專業委員會。同年9月,兩岸紅十字會首次在金門進行商談,達成海上遣返問題的「金門協議」。 
  具有官方背景和授權的民間中介機構「海基會」和「海協會」成立後,兩岸民間這種事務性、技術性和功能性的接觸商談便主要由兩會來進行。從1991年4月28日起,「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率領訪問團抵達北京起,與「海協會」進行商談,兩會先後進行了17次談判。其中,1992年3月,「兩岸文書驗證」及「建立兩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事宜」進行磋商,開始涉及「一個中國」的表述問題。10月28日,兩會又派出代表在香港舉行第2次磋商,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形成的共識,被台灣當局推翻。兩會於1992年11月16日和1993年3月分別在香港和北京舉行的商談中,大陸代表最後同意台灣當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由兩會各自採用口頭方式表述」的意見,促成就在事務性商談中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一事達成共識。雙方同意各自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為下一步兩會商談提供了政治基礎。   
  設置「一條龍控制系統」(2)   
  1992年1月8日,「海協會」致函邀請「海基會」董事長或秘書長到祖國大陸來訪問。同年8月4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也向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發出「汪辜會談」的邀請,希望「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晤諸問題,交流意見、洽商方案」。8月22日,辜振甫接受邀請。但此後因台灣當局反對將「一個中國」原則寫入「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和「兩岸掛號函件丟失查詢補償」兩協議,一再拖延「汪辜會談」的時間。 
  1993年初,祖國大陸為促成「汪辜會談」,同意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和會談在第三地進行的要求,台灣當局沒有拒絕的理由。此時,台灣當局也有意通過提高兩岸商談層次,顯示台灣與大陸「對等政治實體地位」。 
  1993年3月18日,台「行政院陸委會」正式公佈了《辜汪會談背景說明書》,稱這次會談是「兩岸政府正式授權之民間中介團體高層負責人首度會面」,其性質為事務性和功能性,不涉及政治問題。經過3次會談,到4月26日,關於「汪辜會談」的一些技術性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右)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左)交換簽署四項協議的文本細節達成協議。 
  4月27日至29日,「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正式舉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在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首次會談時,提出了關於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兩會會務的具體意見。在近3天的會談中,雙方分別就上述議題交換了意見,並於29日上午正式簽署了4項協議,即:《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和《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還商定了1993年內兩會事務性商談的一些議題,如關於「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之人員的遣返及相關問題」、「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等犯罪活動問題」、「兩岸海上漁事糾紛處理」、「知識產權保護」和「兩岸有關法院之間的聯繫與協助」等5項議題。 
  「汪辜會談」是兩岸隔絕40多年後的第一次高層正式會談,它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對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果不是台灣當局後來故意製造事端,破壞兩岸關係,「汪辜會談」會繼續進行,兩岸各種交流將會有更大的發展。 
  「汪辜會談」後,兩會就此次會談的後續事務性問題進行副秘書長級和副會長級會談。祖國大陸方面為再次推進兩岸事務協商,解決有關問題,於1993年底提出進行第2次「汪辜會談」的建議。1995年4月,台灣當局正式同意舉行第2次「汪辜會談」。同年5月26日,「海協會」唐樹備副會長一行赴台北,就第2次「汪辜會談」與「海基會」焦仁和副會長進行預備性磋商,雙方達成6點共識,並決定第2次「汪辜會談」於7月20日在北京舉行。但不久後,李登輝公開到美國大搞分裂祖國的活動,祖國大陸方面不得不做出暫停兩會商談的決定。 
  在兩岸成立兩會及建立正常接觸渠道的過程中,兩岸經貿關係得到了迅速發展,民間交流深入展開,文化藝術體育交流範圍也在不斷擴大。台灣當局也從開放探親起步、被動應付,逐步走向大陸政策系統化、法治化。在兩岸民間交流上,祖國大陸全面開放,一開到底,熱烈歡迎;台灣當局則是逐步放寬,規定各種附加條件予以限制,因而使得兩岸交流呈現出不均衡狀態。兩岸交流發展過程說明,沒有祖國大陸的推動,兩岸關係不可能取得如此快的進展和如此多的成果;如果沒有台灣當局的限制和干擾,兩岸交流將會取得更多的成果,發展得更快。   
  「一個中國」變調(1)   
  一個中國原則是國民黨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維持黨內政治生態平衡、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李登輝背叛一個中國原則,推銷「兩國論」,把國民黨說成是「外來政權」,並且利用手中的權力強加給國民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引起黨內思想混亂,信念動搖。黨內每次分裂固然有權力之爭的背景,但是關於「台獨」和「反台獨」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是重要原因。反對「台獨」的人既被剝奪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在黨內反對「台獨」的自由,只得無奈之下離黨而去。這是李登輝希望看到的結果。 
  李登輝的分裂主張,最集中地體現在大陸政策與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一個中國」成了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招牌,成為他想方設法極力擺脫的精神枷鎖。在「兩國論」提出之前,李登輝混淆、否定一個中國原則的動作一個接一個,而且不斷升級。 
  一是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由「一個中國」走向建立「兩個國家」。李登輝自1988年1月上台後,他把蔣家父子堅持40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放棄殆盡,一步一步走上「獨台」的分裂道路。在接收蔣經國政治遺產時,李登輝當時也繼承了「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因為,他如果只要蔣經國留下的權力而不要「一個中國」的政策,則無法確立自己在國民黨內和島內的統治地位。所以他在上台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李登輝當選「總統」後,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便開始推行帶有李氏印記的內外政策。李登輝公開發表談話稱:「願意同中共進行政府對政府的對話,對話必須在一個中國、政府對政府和雙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是現實」。所謂「一國兩府」,即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突出海峽兩岸各有一個必須相互承認、對等的、合法的「政府」。這與蔣氏父子時代堅持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顯然不同,是李登輝為脫離「一個中國」原則而邁出的第一步。 
  1991年2月發表的、由李登輝主導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提出「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同年5月10日,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結束,原來對中國共產黨的誣稱「叛亂團體」已不再適用,李登輝表示:「將視中共為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稱它為大陸當局或中共當局。」「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名就叫中華民國」,「中共必須承認台灣是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以「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為兩岸關係定位,比「一國兩府」的用意更為危險。此一主張的提出,表明李登輝在脫離「一個中國」原則上又邁出一步。 
  1992年8月1日,「國統會」按照李登輝的指示重新解釋的「一個中國涵義」,在正式報告中稱「『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另一方面聲稱:「中國處於暫時之分裂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中華民國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上述結論,在表面上仍維持了蔣氏父子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前提,實際上卻提出和闡釋了「分裂」、「分治」的新概念。對此,李登輝進一步說:「我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始終沒講過一個中國」;「一個中國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這是將來……中華民國目前統轄台澎金馬,擁有絕對而且完整的主權與治權,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原因」;「目前的中國屬於分裂,是一項不容否認的事實,中華民國在台灣,中共在大陸,應屬平等的政治實體」。李登輝解釋的要害是,「中華民國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已經虛化,「中華民國」已被「中華民國在台灣」所取代,從而也就取代了「一個中國」。1993年11月21日,台灣「經濟部長」江丙坤依李登輝的指示,在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會會議上代表台灣當局發表了「關於兩個中國政策的聲明」,公開提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台北是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階段性兩個中國」是李登輝公開打出「兩個中國」招牌的開始。 
  李登輝不斷衝擊「一個中國」原則,其用意越來越清楚。1994年3月底,李登輝以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的形式,表達了他關於兩岸關係和台灣定位問題的主張。他毫無隱諱地說,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他要充當《出埃及記》中的「摩西」,暗喻要帶領台灣人走出中國,建立「台灣人的國家」。不久,李登輝又以接受台灣《自由時報》專訪的形式,更直截了當地否認「一個中國」原則,稱「現階段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獨立主權國家」,「真正主權在民的國家」,台灣的「主權在所有的2100萬人民」。李登輝長期以來在兩岸關係、台灣定位問題上的變化,欲蓋彌彰式的表白,至此完全露出底線。這就是圖謀使一個中國,變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李登輝確實想充當「台灣的摩西」,踏上分裂祖國的不歸路。1994年7月台灣當局發表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和1997年2月發表的「一個分治的中國」說帖,以「分裂分治」為名公開背棄一個中國原則。因此,自1992年初至1993年11月間,分別提出「分裂分治」、「對等的政治實體」、「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李登輝支持陳水扁但治權及於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在台灣」、「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等口號,混淆一個中國定義,公開否定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變調(2)   
  自1994年始,李登輝開始利用各種機會鼓吹分裂理論。是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台灣《自立晚報》全文登載了李登輝與日本記者司馬遼太郎的談話。李登輝在這題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對談」和前後的一系列談話中,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台獨」主張。李登輝聲稱,「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中國共產黨把台灣省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這是奇怪的夢呢」。他別有用心地說:「『這之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罷了。」在「對談」中,他首尾都以《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率猶太人穿越紅海、返回故土重建家園的摩西自比,以此隱喻李登輝自己也想率領台灣人「獨立建國」。人們正是從這篇「對談」中開始認識李登輝的分裂思想的。 
  1994年7月,台灣當局召開的「大陸工作會」正式公佈了「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說明書」把海峽兩岸所謂「分裂分治的根源」強加給中國共產黨,把今天海峽兩岸分離局面說成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叛亂」所造成的;稱兩岸的分裂分治是「兩種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今天中國之所以不能統一,是因為大陸的政治制度」,煽動台灣人民對大陸的不信任感。該「說明書」攻擊「一國兩制」是「假中國統一之名,行兼併台澎金馬之實」,說什麼「『兩制』乃是任由中共宰割的一種權宜措施,『一國兩制』的目的,是要『中華民國向中共全面歸降』」。該「說明書」就是企圖以「制度不同」為借口拒絕接受祖國大陸「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主張,為兩岸統一設置障礙。 
  此外,李登輝一直把「主權在民」作為維持其統治的理論基礎。他聲稱400年前台灣是「無主的土地」,甲午戰爭後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即由「外來政權統治」。「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19世紀以來,主權問題就不斷地被討論著,主權兩字是危險的單字。」「現階段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我們應該盡量忘記一個中國、兩個中國這種字眼。」「主權在民論」是要確立起台灣與大陸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肯定「分裂、分治」的現實,實現「中華民國在台灣」、「參與聯合國」乃至走得更遠的目的。 
  李登輝的另外一個口號是「務實主權論」。1991年8月8日,李登輝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聲稱,「人權包括國家主權以及政治的自主」,「從世界發生的各種問題來看,尊重各地區人權的問題,包括主權的再解釋,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條件」。8月21日至23日,在《中國時報》舉辦的所謂「中華民國與國際新秩序研討會」上,李登輝又宣稱「人權」高於「國家主權」,應以此「為基點討論國家主權問題」。1996年3月17日,李登輝競選第九屆「總統」的最後關頭,宣稱「在新的國際架構下,所謂『主權』、『干涉內政』應有不同認定角度……以尊重人權為建構國際新秩序的基點。」「人權高於國家主權」論調的實質,只是在為干涉別國內政製造法律依據。李登輝的「務實主權觀」,要害是借「人權」之說,來為西方親台勢力提供干涉台灣問題的依據。 
  在李登輝的分裂理論體系中,他的「新台灣人主義」是一個新的分支。「新台灣人主義」的實質是,在台灣同胞中培育「新台灣人主義」,將分裂的因素擴大到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基礎層面,用「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華民族精神,以便從台灣同胞的心底拔掉統一之「根」,植下「台獨」之「本」。李登輝帶頭鼓吹的「新台灣人主義」,是由「台灣命運共同體」、「主權在民論」發展而來,突出「以台灣為主體」,公開標榜「台灣民族」,妄圖將台灣的中國人變成「在地化的民族」——「台灣人」,以逐漸用「台灣民族主義」對抗、取代「中華民族主義」。一句話就是要通過「心靈改革」來「改變人心」、「重塑台灣人靈魂」,以便從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深層次上分裂中國。   
  惡化兩岸關係(1)   
  李登輝無視台灣同胞要求發展兩岸關係的願望,無視兩岸交流給台灣經濟和社會帶來的巨大效益,一再干擾和破壞兩岸關係。李登輝破壞兩岸關係和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的舉動,違反了廣大國民黨員的基本要求,因此加劇了黨內的政治理念對立,加速了黨內分裂。 
  1994年4月1日清晨8時5分,載有24名台胞遊客、兩名導遊、6名船員的「海瑞號」游輪,在浙江千島湖被燒燬,人員全部死亡,這就是震驚海峽兩岸的「千島湖事件」。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對此事十分重視,國務院台辦、公安部、交通部等部門也立即派人員趕赴現場。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根據浙江方面的報告,及時主動地向台灣「海基會」通報了有關情況。4月6日,遇難台胞的骨灰由家屬送回台灣。4月17日,這一特大謀財害命案破案。6月12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佈一審判決,判處兇犯吳黎寵、胡志瀚、余愛軍死刑。「千島湖事件」純屬一起重大刑事案。然而事件發生後,在台灣當局的錯誤導向下,島內媒體大炒特炒。一些高級官員和政治人物,借題發揮。李登輝更是以「中共是一堆惡勢力,是土匪」進行謾罵和攻擊;「台獨」勢力趁機煽風點火,煽動「台灣獨立」。台有關部門還做出停止兩岸旅遊、文教、經貿交流等活動的決定。李登輝和台灣當局對「千島湖事件」加以「政治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自開放兩岸交流以來一直正常發展的兩岸關係。自此以後,李登輝開始全面、公開推行分裂路線。 
  1995年李登輝(中)訪美後,兩岸關係嚴重惡化 李登輝從一個中國原則立場上的倒退,堅持「中華民國在台灣」,對外的具體表現就是極力推行「務實外交」。李登輝出任第八屆「總統」後,在6年任期內,前3年的施政重點放在內政「修憲」,完成所謂「寧靜的革命」;後3年的重點則開始放在「務實外交」、「拓展台灣國際生存空間」方面。對於台正常地同其他國家發展經貿文化等非官方關係,祖國大陸向來不持異議。但李登輝不是這樣,而是以「爭取國際生存空間」為名,行分裂祖國、謀取「台灣實質獨立」之實,因而其做法已經危及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危及台灣社會的穩定。 
  李登輝偏離一個中國原則越遠,搞「務實外交」愈猖獗,在分裂祖國的道路上就走得越遠。1993年起,台灣當局一直把實現「李登輝訪美」作為「務實外交」階段性目標。由於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出於多方利益權衡,遲遲沒有同意。1995年5月3日,美國政府還發表聲明,認為李登輝訪美的時機不成熟,予以拒絕。5月22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突然宣佈,同意李登輝以「私人身份」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參加校慶活動。6月7日至12日,李登輝偕夫人、帶著「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新聞局長」胡志強、「外交部常務次長」陳錫蕃等人公然跑到美國,為宣揚「中華民國在台灣」進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動,實現了台灣有關方面所稱的「世紀之旅」。 
  李登輝之所以能夠到美國活動,是美國國內反華勢力長期活動的結果。在國會兩院中,親台勢力活動猖獗,一些親台反華干將佔據了參眾兩院和委員會要職,使得國會大刮「親颱風」。台灣當局也長期竭力為此活動,花重金聘用卡西迪公司等美國幾十家公關公司,向美國國會議員展開遊說攻勢。同時,也以美元開道,對美國民意、媒體展開公關活動。在重金之下,不少美國的媒體也成為親台勢力的宣傳陣地,支持李登輝訪美和支持台「參與聯合國」的文章充斥美國主要報紙的版面。僅在美國政府宣佈同意李赴美的前4個月,美國各地主要報刊,就發表數十篇支持李登輝訪美的文章。 
  台灣當局推行的「務實外交」,經過長期「量」的演變,最終發生「質」的變化。李登輝公開進入美國去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由蔣介石、蔣經國在任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期間為在國際上維護「一個中國」形象而堅持不到台灣以外的地區去活動,演變為李登輝等人頻繁走出去甘心充當反華勢力手中的牌,由去一般性國家發展到去世界頭號大國,由「度假」、「典禮」上升到完全有著特定目標的政治性訪問,由非公開活動過渡到公開發表以宣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煽動性演講,與對兩岸形成分離狀態負有主要責任的美國搞在一起,企圖將兩岸分離固定化、永久化。這一演變說明李登輝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在國際間謀取「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已是急不可待,異常囂張。 
  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和人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維護國家主權,制止「台獨」分裂勢力的進一步發展,警告李登輝不要走得太遠,於1995年6月展開了「反分裂反台獨鬥爭」。深刻揭露李登輝的「台獨」真面目,批判李登輝挾洋自重、分裂祖國的行徑。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先後舉行了導彈發射演習訓練、導彈火炮實彈演習、陸海空三軍登陸作戰等大規模軍事演習,表明中國政府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惜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分裂祖國行為的決心和能力。同時,鑒於李登輝訪美嚴重毒化了兩岸關係的和緩氣氛,導致兩岸關係出現緊張局勢的現實,大陸「海協會」宣佈暫停原定於7月進行的「汪辜會談」,「兩會」其他層次的事務性商談也一律停止。這樣,自1979年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不斷趨於緩和的兩岸關係開始發生了逆轉,不但江澤民主席於1995年1月30日發表的重要講話所帶來的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契機被台灣當局斷送,而且兩岸在國際上和軍事上的對立明顯升級,兩岸人民經過十幾年努力培植起來的互信基礎也因台灣當局的分裂活動而幾乎喪失殆盡。   
  惡化兩岸關係(2)   
  在兩岸關係低迷氣氛下,兩岸各種交流依然進行,台灣當局卻一直在極力降溫。李登輝在1996年3月23日舉行的台灣地區領導人換屆選舉中勝選後,大陸政策出現了令人不安的變化。他極力迴避一個中國原則,絕口不提「一個中國」,有的只是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同時,台灣當局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也一如既往。在兩岸關係和「三通」問題上,一再提出祖國大陸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價來設置障礙。 
  1996年8月14日,李登輝在「國民代表大會」上聲稱,應檢討「以大陸為腹地,建設亞太營運中心」這一「扭曲的論調」,並要求財經部門重定台商對大陸投資規模的限制台灣當局「以武拒統」指標。之後,有關職能部門紛紛制定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的措施。9月14日,李登輝出席台「經營者大會」時又提出台商投資大陸應「戒急、用忍」。台灣當局有關部門也隨聲附和,聲稱要對兩岸貿易設定「安全區」,計劃在2000年以前,兩岸貿易增長率以整體貿易增長率的加減5%作為「安全」指標。 
  為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領域與規模,制定了台商投資大陸的新規範,增加台商申請赴大陸投資的審批程序。為阻止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台灣當局一直在對大企業集團進行勸導,勸阻無效後,又採取行政強制手段,甚至恫嚇、威脅他們。李登輝發表緊縮大陸經貿政策的講話後,「經濟部長」王志剛立刻要求有關部門延緩審查在技術層面符合現行投資大陸規定的台塑漳州電廠案,並由「次長」張昌邦出面力促台塑集團總裁王永慶「自行撤回」申請案。還威脅說,台塑如另案提出,將「再從頭審查」。台灣當局還圍攻赴祖國大陸訪問的「工總理事長」高清願,誣蔑他赴大陸是「獻媚」、「朝謁」。 
  1997年3月18日,「經濟部投審會」邀集「財政部」、「法務部」、「陸委會」等單位,就台商「違法」赴大陸投資事宜進行討論。對違規赴大陸投資者給予適當的行政處罰,不排除限其停止對大陸的投資,以達到勸阻的效果。在台灣當局全力控制企業赴大陸投資的同時,還將防止台商經第三地公司對大陸的投資行為。4月18日,「立法院」通過所謂台商「自新條款」,要讓「違規」的台商,「自新認罪」。 
  李登輝緊縮大陸經貿政策是經過長期策劃的,企圖以緊縮大陸經貿政策,管控台商赴大陸投資的流量作為兩岸「對等」協商的籌碼。對台商投資大陸潑冷水,目的是要遏制兩岸經貿聯繫,其實質顯然是企圖以經濟為籌碼進行「政治勒索」,對抗大陸,進而掌握兩岸談判的主導權,達到「兩岸分裂分治」、雙方為「對等政治實體」的目的。但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是以台灣當局的意志為轉移的,加強兩岸經貿文化人員交流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發展兩岸經貿關係早已是島內民眾和工商界的基本共識,並非是一兩個人所能阻止的,「戒急用忍」只能是徒勞的。 
  與對大陸投資實施「戒急用忍」、進而限制兩岸關係政策相配合,1997年2月22日,台灣當局以「行政院新聞局」名義公佈了精心設計的「透視『一個中國』問題」說帖。這一說帖的發表,主要是為了應付大陸反分裂反台獨鬥爭的強大政治壓力,為「兩個中國」進行辯解。說帖稱目前兩岸狀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並且誣蔑祖國大陸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隱含了一個語意陷阱」。因此,說帖的核心是提出了「一個分治的中國」的概念。說帖聲稱,中國自1949年以後即處於分治狀態,台北和北京兩個政權均未統治過對方,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統轄的一部分,因而「與其說『一個中國』,不如說『一個分治的中國』」。 
  「一個分治的中國」的提出,無疑是為了再次宣示「分裂分治」的主張,再次拒絕「一個中國」原則,說明李登輝和台灣當局根本沒有緩和、改善、發展兩岸關係的誠意,說明李登輝多次反覆談及有意舉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定談判」、「兩岸領導人見面」等建議的虛偽性。同樣也證明,李登輝正在急於推動台灣「實質獨立」,加快實施各種「脫中國化」圖謀,從形式到內容上擺脫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擺脫「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的格局」的「憲政架構」。 
  李登輝上台以來,在島內推行本土文化,向台灣青少年一代灌輸以台灣為主體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家認同」意識。在他的授意下,教育部門編撰了一套《認識台灣》教科書,從1997年9月開始在台灣中學試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這套教科書歪曲歷史,割裂、否定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聯繫,不講台灣人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強調「台灣人意識」;割裂台灣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聯繫,否定中華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主體地位;貶低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宣揚「台灣文化觀」,向青少年灌輸「台灣生命共同體」和「台灣人的台灣」觀念,淡化他們對中華文化和祖國的認同。 
  以「戒急用忍」為主的緊縮兩岸交流及破壞兩岸關係的行為,以「透視『一個中國』說帖」為代表的對違反「一個中國」立場的政策宣示,以《認識台灣》教科書為代表的加速意識形態「脫中國化」的舉動,嚴重影響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   
  惡化兩岸關係(3)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被英國殖民者侵佔百餘年的香港從此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統一,完成了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中國的統一完成第二步。解決台灣問題、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已經歷史性地擺在中國人面前。在這一態勢下,李登輝又開始進行新的挑釁與分裂升級活動。   
  鼓吹「兩國論」(1)   
  1999年5月19日,李登輝發表了《台灣的主張》一書。書中除了把他個人的政治主張強加在台灣人民頭上、將其定位為「台灣的主張」這一明顯的錯誤外,還公然附和日本右翼學者提出的主張,把中國分成7塊,分解中國之心昭然若揭。7月9日,距離退出政壇只有10個月的李登輝,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公然宣稱台灣當局「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就是李登輝拋出的旨在分裂中國的「兩國論」。 
  李登輝接見日本客人時繼續宣揚「兩國論」「兩國論」是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灣當局,推行的以「和平走向分裂」為核心的分裂理念、路線的集中體現。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主要是實現以下「三個定位」:一是為兩岸關係進行政治定位。從以前的「模糊」、「否定」一個中國原則質變為突破一個中國原則。二是在國際上將台灣定位為「主權國家」。配合西方打「台灣牌」,為西方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的活動提供「理論、政治武器」,以便擴大被國際潮流所壓縮了的「兩個中國」的空間。三是為政治現實完成定位。在他即將下台之際,完成從「憲法」或相當於「憲法」的層次確定「兩個中國」,擴大分裂的社會基礎,為「兩個中國」製造社會氛圍,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樹起一面黑色的分裂旗幟。 
  「兩國論」拋出後,帶來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兩國論」有違島內民意。一種政治行為符不符合民意,不能簡單地從帶有特定導向的民意調查和當局的短期行為來看,而要看這一政治行為是否傷害了民眾的根本利益。在台灣前途問題上,李登輝以「兩國論」為賭注,擺開豪賭的架勢,由「暗獨」走向「明獨」,公開分裂祖國,已經嚴重破壞了維持兩岸關係現狀的三項基本條件,當然損害了島內民眾的根本利益,進而違背了島內的主流民意。 
  首先「兩國論」挑起兩岸關係的緊張。「兩國論」的要害很清楚,就是要在兩岸關係剛現轉機之際,以直接抽掉兩岸關係政治基礎的方式來關閉兩岸協商、談判的大門,截斷兩岸交流的渠道,使兩岸關係雪上加霜,瀕臨破裂。只要對兩岸關係有所瞭解的人,無不認識到李登輝已經成為破壞兩岸關係的元兇,「兩國論」造成兩岸關係全面倒退。「兩國論」導致海峽兩岸之間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分裂和反分裂鬥爭。這一場鬥爭既是李登輝長期挑戰一個中國原則、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然結果,也是祖國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能力的集中體現。 
  其次「兩國論」造成台灣在國際上更加被動。「兩國論」提出後,儘管台灣當局一再聲稱要以此為基調在國際上大力宣傳,事實上它已成為國際上一次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再次確認,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和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紛紛聲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認為李登輝是「麻煩製造者」。「兩國論」不僅沒有得逞,而且遭到嚴厲批評,克林頓總統更是把「贊成一個中國的政策、贊成兩岸對話、台灣和大陸的分歧應和平解決」列為對台政策的三個支柱,不久以後又將這三個支柱明確定為「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組織,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兩國論」在國際間被認為是「刺刀邊緣政策」,同樣也給亞太地區和平帶來了威脅。不過,李登輝戴著「兩國論」牌的「麻煩製造者」帽子,不僅未有所收斂,反而上躥下跳,還咬牙切齒地叫囂「愈鬧愈好」,分明是對島內民眾順應世界潮流、建立良好的國際環境民意的最大嘲弄。 
  面對「兩國論」引起的巨大政治風波,國民黨內並不平靜。在李登輝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只要想留在黨內的人當然不敢公開反對,看著李登輝為所欲為。在1999年8月28日召開的國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竟然把「兩國論」納入《政治任務提示案》,聲稱要把「兩國論」作為國民黨今後的工作綱領之一。 
  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在台灣前途上是為了突破一個中國原則,在兩岸關係上是為了阻撓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在對外關係上是為了圖謀「國際法人資格」,在個人理想上是為了表明他的分裂心跡。他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最後擊垮國民黨的理論基礎,以觸發和推動國民黨的最大最關鍵的一次分裂。這從李登輝下台後發表的幾本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來。 
  在2000年3月舉行的台灣地區領導人換屆選舉的關鍵時刻,面對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咄咄逼人的攻勢,國民黨內的反「台獨」力量希望能夠在李登輝退休的同時,由國民黨繼續掌握政權。他們認為當時的實際政治態勢是,只要國民黨各派力量團結起來,尤其是已經游離於黨外的宋楚瑜和代表國民黨參選的「副總統」連戰攜手合作,絕對能夠戰勝陳水扁。 
  李登輝的小算盤很清楚,他看到了這種威脅。他的既定方針是要讓國民黨下野,讓位於既是「本省」出生、又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讓位於雖說善變善騙但在主張「台獨」沒有改變的陳水扁。要達到這一目標,要讓國民黨徹底爛下去,削弱國民黨的實力,保證陳水扁當選。 
  如何削弱國民黨?李登輝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使用組織手段。面對黨內出現的組成「連宋配」的強烈要求於不顧,堅持連戰和「行政院長」蕭萬長組合參選,徹底逼走宋楚瑜。二是提出赤裸裸的「兩國論」,引發黨內政治理念上的大混亂,把一大批本來對李登輝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行不滿、但留在黨內準備借「總統」選舉趁機支持連戰的黨員和支持群體,逼向反對「兩國論」的宋楚瑜陣營,以減少連戰的可能得到的選票,減少對陳水扁的威脅。在李登輝的一手策劃下,國民黨在選舉中出現分裂,並最終失去執政權。   
  鼓吹「兩國論」(2)   
  國民黨下野後,李登輝也被迫離開國民黨,但他沒有停止宣揚「兩國論」、打壓反「台獨」力量的活動,「台獨」成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成為他的生存基本要素。他本人和「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在島內興風作浪,胡作非為,推出一個又一個「台獨」提案,極力配合「頑固台獨」的分裂活動。 
  李登輝頑固堅持「兩國論」,反對一個中國原則,否認「九二共識」;全力推動「台灣正名運動」,圖謀「廢除中華民國國號」,使用「台灣共和國國號」,這是繼續推動「台獨」的新著力點。在陳水扁公開拋出「一邊一國論」時,李登輝站在為之辯護的前列。 
  民進黨和陳水扁為了擴大支持陣營,拉攏和分化泛藍陣營,對「台獨」進行偽裝,推進「漸進式台獨」。李登輝惟恐「台獨」被人遺忘,高舉「急獨」旗幟和充當「急獨」打手。這樣既可以讓「急獨」不斷發聲,又能因其「急獨」言行而減輕對「漸進式台獨」的壓力,創造出「漸進式台獨」的「獨味」似乎已經減少的環境,掩護「淡化、偽裝台獨」向前推展。 
  李登輝繼續反對兩岸「三通」,反對鬆綁「戒急用忍」。他聲稱開放「三通」會危害到「對國家主權的認同」,威脅到台灣的「政治安全」和「經濟發展」。他危言聳聽地稱,台商投資大陸是「掏空了台灣經濟」,造成台灣的「經濟黑洞」,投資大陸的台商到時「哭哭啼啼回台灣」的時候就來不及了。李登輝還策動台聯黨上街示威,反對開放高端半導體產業項目投資大陸。可以說,李登輝和台聯黨已經成為「三通」的直接阻力。 
  李登輝還與台聯黨不斷挑起族群矛盾和統獨衝突。為擴大台聯黨的社會和政治基礎,李登輝故伎重演,利用島內存在的統獨和族群矛盾,製造大陸「欺負」台灣、「外來政權」勾結大陸「聯共賣台」、「外省人」欺負「本省人」的假象,煽動對大陸的敵意,煽動本省人聯合起來反對外省人。 
  李登輝下台後的「台獨」言行與作為,實質也是在向國民黨內的李氏追隨者招手,從理論和思想層面繼續分化國民黨。這是國民黨在台幾十年經營從中興走向分裂、衰落甚至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     
  第八章 政商關係氾濫   
  商人進入民意機構(1)   
  台灣民意機構多,從鄉鎮市的民代會到縣市議會、省議會(已廢除)再到「立法院」與「國民代表大會」(已虛化),形成一個龐大的民意機構體系,各級民意代表達數千人之多,形成一個權貴階層。尤其是縣市議會以上民意代表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與地位,更有重大的經濟利益,於是成為各種勢力爭奪的目標,而擁有雄厚財力與廣泛政商關係的商界老闆、財團「金主」紛紛進入民意機構。這種金權結合的民意機構,被媒體稱為「金山堆成國會的權力巔峰」。 
  20世紀90年代初,「國民代表大會」、「立法院」與「監察院」三個「中央」級民意機構中的多位負責人,均為具財團背景的人士。如前「立法院院長」劉松藩擁有多個家族企業,更是昔日「立法院」「十三兄弟會」政商團體重要成員;「副院長」沈世雄擔任多家企業的董事長與顧問;前「監察院副院長」林榮三更是聯邦建設集團的大老闆與「三重幫」勢力的代表人物;前「國民代表大會」秘書長陳金讓家族財力也十分雄厚。 
  「立法院」是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民意機構,是擁有法案、預算審查、同意權的「國會」。然而許多財團老闆或財團代理人進入「立法院」,不僅為「立法」的正當性埋下了隱患,更成為「立法委員」角逐利益的場所。在1989年開始全面直選的第一屆「立法院」內,不少商界人士或財團所支持的人當選「立法委員」。其中,投資新開放銀行業與證券業的「立法委員」,形成所謂的「立法院」「銀行幫」與「證券幫」。如「立法委員」王世雄與王志雄兄弟(高雄華榮集團王玉雲家族第二代)主導投資中興銀行,王令麟(力霸集團王又曾家族台灣民意機構第二代)投資中華銀行,蔡勝邦(「三重幫」聯邦建設集團主要代表)投資聯邦銀行,張平沼(台中倉儲)與沈世雄(燁興鋼鐵)投資華信銀行等。參與證券業投資的「立法委員」則包括吳德美(寶來證券)、沈世雄(富都證券)、張世良(大順證券)、黃正一(九華證券)、王志雄(元富證券)、林宏宗(宏華證券)、林錫山(六二證券)、張平沼(金鼎證券)與梁許春菊(台鳳證券)等。 
  在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中,許多工商界人士通過選舉進入「立法院」,成為商界人士進入「立法院」人數最多的一次。在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中,社會上出現了反金權的聲音,不少財團「立法委員」因聲望不良而退出選舉(如華隆集團掌門人翁大銘、吉悌電信公司董事長劉國昭、安鋒集團吳德美、「三重幫」蔡勝邦等退出選舉,進入幕後支持自己的代言人),但仍有許多具財團背景的人參選,並有不少人當選。在300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與監事中,有20位參與角逐「立法委員」,其中有15位當選。在1998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中,有財團背景或財團支持或經濟實力雄厚的參選者戰績依舊輝煌,當選者眾多。據台灣《商業週刊》調查,在新當選的「立法委員」中,有92位具有商界背景(按行業重複計算),佔全體「立法委員」的408%;若不按行業重複計算,有經營事業背景的「立法委員」66位,約占總數的1/3。在這些有財經背景的「立法院」中,涉及各個黨派,其中國民黨占663%,民進黨占196%,無黨籍占33%,其他黨派占108%。 
  最引人爭議的則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掌握財經政策方面的法案審議大權,特別是對貨幣金融政策走向與重大財經政策的制定均有重大影響,因此為各財團與地方勢力的代言人或商界「立法委員」所看重。第四屆「立法院」第二會期計劃對信用合作社合併、銀行法、信託業法、保險法、土地稅法、公益彩券條例等重要法案進行審查,這些「遊戲規則」攸關財富商人劉泰英(左一)與李登輝(左二)、陳水扁(右一)往來密切的重新分配,於是負責這類法案審查的「財政委員會」成為各勢力角逐的目標,計有62位「立法委員」登記角逐21個席位,競爭十分激烈,最後只好通過抽籤決定人選。但抽籤卻發生意外,導致爭議持續一個多月不能決定人選。在現實考慮下,朝野「立法委員」經過協商,達成一項共識決定,國民黨9席,民進黨7席,新黨4席,無黨籍1席。 
  然而,即使抽籤決定,也不能避免金權交換,未抽中者可以花錢買簽,而抽中者可以高價出售。其中,原未抽中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何智輝、羅明才與王令麟三人與抽取的三人交換,終於得以入主「財政委員會」。據說1席「財政委員會委員」的價碼達到500萬元。在21位財政委員中,許多人有顯赫的企業或財團背景。如林宏宗是宏總建設集團的董事長;楊文欣是長億集團的重要代表;何智輝是欣欣大眾公司副董事長,妻子王素筠是嘉畜公司董事長(均是華隆集團的代表);王令麟是力霸集團的代表(任遠東倉儲公司董事長,力霸公司董事,也是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主委,負責督導財經政策);謝章捷是員林信用合作社的前任監事主席與多家企業負責人(妻舅黃上揚是前任員林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醫生出身的林耀興,岳父廖泉裕是台灣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委,妻舅廖信傑是一家環保工程公司總經理。儘管「財政委員會」也有民進黨與新黨成員,但在有1/3委員出席就可開會達成決議的情況下,以國民黨為主的「立法院」是島內政治鬥爭與金權交易的重要場所「財政委員會」就有權掌握審查大權,可為特定利益集團護航。   
  商人進入民意機構(2)   
  在財團商人參政問政問題上,由於國民黨是執政黨,這些具有財團企業背景的「立法委員」大多為國民黨成員,部分無黨籍成員也是國民黨的盟友,從而主導「立法院」的運作與法案審議,因此民眾對商人參政的批判與不滿自然全部投射在國民黨執政當局者身上,給社會留下國民黨黑金政治與腐敗的形象。相反,本來就沒有什麼黨產的在野民進黨,抓住國民黨腐敗的弱點,大加批判與揭露,將自己標榜為清廉的政黨,贏得民眾的好感,強化了民眾對國民黨的失望與不滿。   
  官商勾結牟利高招(1)   
  財團法人是一種非營利組織與機構,主要是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因而享有不繳所得稅等優惠待遇。過去也確實發揮「濟弱扶貧」的社會功能,造福社會,但在利益至上、官商勾結的台灣,各種財團法人組織卻已完全變質,成為政客與財團的節稅管道與地方派系的集聚點,淪為政治獻金的「白手套」,變成政商結合的大本營,官商利益輸送的天堂,也成為在野黨反擊國民黨的有力武器。 
  台灣財團法人機構特別多,成為台灣社會結構一個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據台灣「財政部」調查統計,到1997年,登記在案的財團法人超過4000個,涉及教育、文化、科技、醫療、環保、宗教、休閒娛樂、經濟等各個領域,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其中,基金會則是最普遍的財團法人機構。據統計,到1998年初,台灣約有2000個左右的基金會。在各種基金會中,以文教基金會最多,多半是辦理獎學金、贊助或舉辦文化性與公益活動。基金會的經費來源不一,有來自大財團的,有來自個人捐款的,也有來自政府或公營企業的。據1994年的一項調查,台灣基金會的經濟來源,由非官方、非特定企業支持者占628%;由特定企業支持者占24%;企業與官方共同支持者占10%;由官方支持者占32%。 
  由於財團法人機構依法可免本身所得稅與附屬機構所得稅,還可通過各種手段節稅、逃稅,甚至進行利益輸送,因此大財團、大企業與高官紛紛設立財團法人組織。一些財團法人與營利機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只因登記為財團法人而得到免稅待遇,而對實際營利所得卻不能有效監督。像圓山大飯店、中興工程顧問社、「中華顧問工程公司」、國泰醫院、長庚醫院、新光醫院等,其營業額龐大,卻因為屬於財團法人,不以贏利為目標,而免繳所得稅。 
  其實,財團法人與各種公益事業免稅範圍甚廣。如財團法人捐贈可以扣除繳稅;捐贈財團法人土地可免征土地增值稅;捐贈或遺贈財團法人的財產皆不列入遺贈財產總額,可以少繳遺贈稅;財團法人辦理慈善標售或義賣貨物或舉辦義演,可免繳營業稅;財團法人辦理收費的娛樂活動可免繳娛樂稅等等,所以財團法人常常成為企業與大財團逃稅或掩護不正當支出的工具。 
  財團法人利益輸送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所謂的「五鬼搬運」。一些公益事業或政府機關先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基金會,再由財團法人基金會轉投資設立新公司,將財團法人的所得利益再轉送給公司,公司還有可能轉化為股票上市公司。另一種方式則相反,即由特權部門出資成立公司,經營特殊壟斷行業,通過公司再設立財團法人,以達到節稅與免稅的目的。 
  財團法人為了爭取更多的政府補助,政治人物常常出任基金會或其他財團法人機構的董事長或理事長。據資料顯示,約有1/3以上的「立法委員」參與民間組織,在第四屆「立法院」中有30位「立法委員」擔任基金會董事長一職,掛名理事長的人則更多。有了政治人物的保護傘,基金會就容易向政府部門申請補助經費。不完全統計,在1997年度「中央」政府各單位的財政決算中,補助給「立法委員」所屬團體的經費超過25億元。如「立法委員」游淮銀任副執行長、「考試院」院長許水德任執行長的「台灣棒球協會」,從「內政部」與「環保署」申請到的補助經費達550萬元。「立法委員」潘維剛任董事長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從「內政部」與「教育部」申請到補助400多萬元;「立法委員」余玲雅任董事長的「高苑工商專校」,從五個部委申請到350多萬元經費。相反,民間人士擔任負責人的基金會則不易獲得政府的補助,資金嚴重不足,運作困難。 
  財團法人還成為政客官員的「酬庸樂園」。這些財團法人或基金會安插特殊人士或家族親信擔任財團法人董事、監事,或出任財團法人所屬的營利事業的重要職位,既領取高薪,又充當「利益輸送」中間人。就是一些官方主導的財團法人也不例外,有大批官員在其職權所管範圍內在財團法人機構兼職。許多財團法人董事長多由退休的政府官員擔任,每月平均薪資超過20萬元,比政務官還高,可以說這些財團法人機構變為一種「酬庸」性的行賄受賄組織。 
  台灣「公務員服務法」明確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業務,但財團法人屬不屬於公職,沒有專門法律規定,基本上由「銓敘部」解釋,這就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也為官員以公謀私留下了隱患。既然是「人為」解釋,就可以變來變去。「銓敘部」曾認定財團法人為公職業務,後來又認定為非公職業務,不能不說是台灣政治的倒退,是李登輝執政以來政壇腐敗的深化。 
  「銓敘部」對官員兼任財團法人董事或顧問,甚至義務兼任人民團體職務,曾認定均不合法。其在1982年的解釋為:財團法人經費來源,不論是否出於政府機關捐助,如無其他明顯法令依據,應受「公務員服務法」之限制。另外,台灣「人事行政局」早在20多年前即特別作出解釋:公務員不得兼任有監督關係之財團法人董事或其他職務。但長期以來,台灣各級政府官員經常兼職財團法人的董事(長)或監事,是明顯的違法行為,卻未受到任何處罰。   
  官商勾結牟利高招(2)   
  台灣高級官員在財團法人機構兼職情況相當嚴重,從「行政院長」到各部委部長及局處級幹部皆有,完全違背了公職人員的利益迴避問題。據台灣《財訊》雜誌報道,90年代末,台灣「經濟部」總計有20名高官違法兼職所管屬的50個財團法人職務。其中,「經濟部」捐助成立的24個財團法人(1998年增至29個),大多有「經濟部」官員非法兼職。「經濟部工業局」前局長尹啟銘更是兼任10個財團法人職務。時任「經濟部長」的江丙坤兼任工業研究院與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董事,而「經濟部」有權決定對這兩個機構的財政預算,工業研究院每年約從「經濟部」得到數億元的補助委辦經費,如果沒有多位「經濟部」官員在此兼職,能否獲得如此多的委託辦理經費令人懷疑。經濟部及相關機構對所屬財團法人的補助委辦經費成倍增加,1992年、1993年、1994年分別達138億元、155億元、183億元,這有無圖利問題與公器私用,一直是外界關心與懷疑的問題。 
  尤其是許多基金會由政府捐款,而這些款項卻有被少數人利用的嫌疑。台灣當局捐助大筆經費成立財團法人由來已久,據報道至少有40多個財團法人靠當局捐助生存。由於政府部門設立名目繁多的基金會,政府補助也越來越大,《中國時報》報道每年有300億元流入這些黑洞。由政府各單位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再由相關單位每年編列預算補助,或是列為委辦事項經費,已經變成「行政院」的經常性支出。這些財團法人執行的業務也五花八門,無所不包。這類預算能在「立法院」通過,背後顯然存在著利益交換。不少「立法委員」與這種財團法人有關,有人將這些預算看做部分「立法委員」的廣義「公關費」。 
  這種不當兼職情況不斷招來社會的批評與反對。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台灣「監察院」對行政官員違法兼職現象於1995年提出糾正,要求行政院提出改進計劃。可是主管公務員任用資格、考核的「銓敘部」卻在1996年2月表示:政府所成立的財團法人之設立系經「行政院」或主管機關核准,且其由政府機關捐助之資財,系經依法定程序撥付者,為確保財團法人之運作與設立之政策目的不致偏離,其董監事由政府指派公務員兼任,而不兼薪及兼領公費者,與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之法旨尚不相違(台中法四字第1098855號函釋)。 
  此一解釋不僅與以前的解釋不一致,而且有明顯的為公職人員非法兼職財團法人董監事進行辯「十信金融弊案」是台灣政商勾結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大案護、並使之合法化的嫌疑。於是台灣「行政院」用此函回復「監察院」,轉眼間,那些非法兼職者成為合法,什麼事也沒有。不論怎樣來解釋,官員兼任主管範圍內的財團法人董監事,是違背「行政中立」原則的,造成嚴重的官商勾結與腐敗問題。因此,財團法人的不正當利益交換與存在的不法問題,成為在野黨打擊國民黨的又一目標。 
  1996年12月,民進黨籍省議員張溫鷹等人指稱,「蔣經國基金會」存在不正當操作,有提供「政治獻金」的嫌疑。民進黨人士更將目標對準國民黨副主席連戰,指稱連戰家族設立的「連震東先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則為身兼多項要職的前「行政院長」連戰,實為不當。並指出該基金宗旨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教育文化水準」,卻以巨款購買桃園大溪鴻禧別墅,作為連戰的私人別墅,顯然與宗旨不符。這一事件曝光後,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也有媒體報道指出,連戰是財團法人「青年發展基金會」的董事長,卻在1997年傳出「行政院青輔會」向該基金會捐助1億元,引起社會各界強烈質疑。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陳定南表示,「青輔會」的做法是十足的違法利益輸送,連戰應將錢退回,而且因連戰曾擔任「青輔會」主任,已涉及貪污治罪條例中的直接或間接賄賂。新黨「立法院」黨團召集人林郁芳指「青輔會」一年預算才6億元,竟然捐出1億元給連戰設立的基金會,這種做法難以令人接受。他同時指出,「青輔會」主任黃德福一手要預算,一手捐錢,不僅是進行利益輸送,也是欺騙「立法院」,「膽大妄為」,新黨還要求「監察院」彈劾黃德福。也有人要求黃德福辭職,向人民謝罪。民間公益團體更是感歎不平,他們為公益事業籌款並不容易,而政府卻如此大方捐助,讓他們無法理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柴松林教授表示,台灣的基金會實在是太雜了,指責有人借基金會這類非營利組織的名義,為個人或企業牟利。這一連串事件,對國民黨與連戰的形象傷害甚大,進一步增強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   
  高官兼職賺錢有方(1)   
  國民黨政權腐敗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政府官員、議會議員不僅在政府設立的財團法人機構任職,而且在企業兼職,甚至其家屬親友也被安插在關係良好的企業或財團法人機構,造成政商不分、官商一體的高度政商結盟。 
  在現代民主社會,為了避免官員利用職權牟取私利,均定有迴避制度,即政府官員不得在企業單位兼職,可台灣各級行政官員在企業兼職卻十分流行,幾乎沒有官員不兼職的。 
  台灣的法律為官員兼職留有漏洞。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規定,「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但法律卻沒有明定公營事業董事、監事可由公務員兼任。不過行政部門卻依「公司法」第27條「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被推薦為執行業務股東或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需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對於官員兼職一事,台灣「監察院」也早就提出糾正方案。據報載,1951年與1956年,台灣「監察院」兩度對行政官員濫行兼職進行調查,查出當時在公營事業兼職的官員達80多人,但卻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進行清理。結果40年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官員兼職情況更加普遍,特別是行政官員兼任下屬主管公營事業董事、監事十分普遍。如「經濟部」前工業局長尹啟銘、「國貿局長」林義夫兼任「中船公司」董事;礦業司長曾四安、「能源會」執行秘書易洪庭兼任「中油公司」董事,商檢局局長許鵬翔兼任台糖公司監察人;主管「國營事業」的「國營事業委員會」執行長鄭溫清,是下屬企業台糖公司的董事;「中央銀行」前總裁許遠東兼任「中央存款保管公司」的監察人、業務局長林維義兼任台灣銀行常務董事及台電公司的董事;「財政部」政務次長王政一兼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常務次長戴立寧兼任「中央再保險公司」常務董事;直接主管金融業務的金融局前局長陳大在兼任台灣銀行監察人、副局長張秀蓮兼任「中國輸出入銀行」常駐監事、主任秘書張國縉兼任交通銀行董事等。前任省主席趙守博是「財政部」指定的交通銀行董事,「勞委會」主任詹火生與「行政院」政務委員楊世緘均是中華電信公司的董事。 
  一些卸職的高官或民意代表也繼續擔任政府投資事業的董事與監事,造成嚴重的官商勾結。1999年底,爆發公營事業台肥公司炒股案,炒出了不少政治人物出任政府投資企業董事監事的種種問題。國民黨掌控的公營事業與黨營事業往往成為政府上層官員退職後的最佳去處,作為安排其後路的「政治酬庸」,而非專業需要。於是這些不在位的昔日高官可繼續領高薪、用專車、配司機,卻不顧公營企業人浮於事、經營績效持續下滑的困境。儘管公營企業民營化推動多年,但官股比例仍高,對公司董事監事人選仍有相當大的決定權,於是不少政治人物特別是各種選舉中敗選的國民黨籍民意代表或在政治風暴中失意或出了問題的高官,大多到公營企業任職。如前「立法委員」許福曜卸任後代表「經濟部」擔任台肥公司監察人,劉政鴻在「立法委員」選舉失敗後代表「經濟部」任台肥公司董事及擔任東台化學公司(台肥公司投資企業)董事長;前「立法院」副院長沈世雄以黨營事業景德投資公司代表的身份成為農民銀行的監察人;前「國有財產局局長」劉金標退休後代表「財政部」擔任台開公司董事長。甚至前「國防部長」蔣仲苓以財團法人代表名義,成為農民銀行的董事。近90歲高齡的「總統府」資政趙自齊以雍興實業公司代表人的身份出任「中國商業銀行」的常駐監察人。特別是一些涉嫌犯罪或犯案的國民黨高官也多進入公營企業。 
  政府官員或親屬在私營大企業兼職成為建立政商關係的另一管道。台灣當官者為何均很富有?除少數家人經商或是大家族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以顧問或正式名義在私營企業兼職,從商人那裡獲得相當大的職業外收入。 
  企業通過聘用官員或其親屬,可建立政商關係,為企業的經營活動開綠燈,提供諸多方便。而官員或其親屬則通過這種任職或兼職,不僅可獲得較高的職位,還能獲得豐厚的薪資,可謂官商兩利,何樂而不為。大企業建立政商關係的手法多種多樣,重要手法之一是建立自己的招待所與聯誼組織。前國泰集團(即現今霖園集團與富邦集團的前身)的蔡辰洲在家族企業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17樓建立了一個俱樂部,結合了一大批政商界名流。華隆集團的前掌門人翁大銘也建立了太平洋聯誼社與陽明山聯誼社。就是自稱不介入政治活動的王永慶也在台塑大樓13樓建立了自己的招待所,不少政界人物與重大事情的協商也在此舉行。重要手法之二就是邀在職、退職官員或親屬到集團企業任職。 
  台灣各級民意代表尤其是「立法委員」在企業任職最為普遍。議會或民意機構完全失去了監督功能,而成為為商人辯護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退休軍政界官員頗受私營企業歡迎。大批退休的黨政軍高級幹部進入私營大企業與財團,不是當顧問就是被委以重任,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什麼經營才幹,財團所看重的是這些人的政商關係。這些退休的黨政軍中上層幹部均在長期的工作中建立各種關係,可為企業爭取利益提供方便。華隆集團,長榮集團等均是吸收退休高級官員的典型。由聯勤總司令部財務署中將身份退役、曾任「中央銀行」發行局長與農民銀行董事長的林運祥,退休後進入華隆集團,擔任嘉畜公司國華人壽保險公司的監察人、華隆微電子公司董事長、農林公司董事等職。憑他在軍界與金融界的關係,為公司經營帶來某些方便不在話下。前「中央銀行」外匯局副局長曹耀墀退休後,任華隆集團農林公司董事長,「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何柏楠退休後任華隆公司常務監察人、義新公司常務董事與國華人壽公司董事。而三年後,「中央銀行」將持有的華隆公司特別股票出售給翁大銘控制的國華人壽公司,其間是否有三位退休官員的「功勞」尚不得知,但卻值得懷疑。不過,「中央銀行」還是公開澄清外界的質疑,認為「中央銀行」出售股票與三位退休官員沒有關係,而退休人員去何處發展是個人的自由。翁大銘卻因這些股票而取得華隆公司的經營權。   
  高官兼職賺錢有方(2)   
  台灣最大的航運企業長榮集團從事航運業,聘用了大批曾在交通部門主管航運業務的官員。長榮航空公司副經理樓維華是前民航局副局長,長榮海運公司董事長林省三早年也是航政局的官員,前「航警局」局長裴震及前「高速公路局」秘書室主任唐耘秀均是長榮集團的顧問。正是因為有這麼多曾主管交通部門的官員在經營航運業的集團任要職,長榮集團才能獲得許多特批項目與工程,事業發展十分順利,業績蒸蒸日上。 
  華隆與長榮只是大企業吸收退休軍政界官員的典型。這種流行的建立政商關係的做法在其他大集團或企業均存在。有了這種關係,商人從中獲得巨大利益,退休官員也獲得小利,通過這種政商結合達到了「共同富裕」。 
  台灣權貴子弟大多均有良好的出路,不是繼承父業進入政界,就是通過政商關係在商界發展,從而達到延續政商關係的目的。複雜龐大的政商關係在台灣也就日益發達。 
  這種官員兼職及種種官商利益結合的事情,造成嚴重的腐敗問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與不滿,也成為日後民眾拋棄國民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九章 權力腐敗   
  陽光下的金權交易場(1)   
  台灣社會金權交易盛行,可以說無處不在,無處不有,但作為台灣最高民意機構的「立法院」,掌握著預算審查與各項法案的否決大權,卻變成金權交易場,就格外受外界關注。 
  台灣「立法院」缺乏一套規範政商往來的遊戲規則,「立法委員」在利益的驅使下,便各顯神通,大肆進行金權交易,牟取私利。於是,這些活躍於「國會」舞台的「立委」(「立法委員」也簡稱「立委」)被稱為「利委」。 
  「立法院」金權交易的方式多種多樣。台灣知名記者王銘義曾依據「立法委員」建立政商關係的活動特性、互動方式、交易手法等,將「立法院」金權交易分為「承包工程型」、「掮客買辦型」、「利益護航型」、「共存共榮型」、「人頭租用型」、「五鬼搬運型」、「聲東擊西型」及「暗度陳倉型」等八大類。其實,金權交易方式遠不至此,這裡僅介紹十大交易方式,以窺其貌。 
  「承包工程型」。這是「立法院」內最傳統、也是最典型的政商利益輸送模式。小至「立法院」的辦公用具,大至軍事或民用重大工程,可以說都是「立法委員」爭取承包的對象,其承包金額從數十萬、數百萬,到數億元不等。不過,「立法委員」承包這些公共工程業務,大都不以自己的名義承包,而是以親朋好友的公司,甚至空頭公司承包,間接從中獲利。或者承包之後,再轉包給其他小承包商,自己抽取15%—20%左右的佣金收益。可以說許多「立法委員」或多或少都曾涉及承包官方工程業務,只是其承包方式、性質或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掮客買辦型」。這類政商勾結模式,是指運用「立法委員」名義,或明或暗地充當商人的代理人,或居間媒介政府採購案件,以便從中牟利。其中以代理軍方軍火或大宗物資採購案的利益最大,動輒數億、數十億,利潤相當高。熟悉台灣情況的外國軍火商或貿易商多尋求「立法委員」擔任在台聯絡人或顧問。這些「立法委員」在利益的驅使下,經常穿梭於財經部門與軍事單位,扮演說客或掮客。媒介這類採購案件,不僅是為自己開闢財源的重要渠道,也是建築與公共工程是台灣官商牟利最為嚴重的領域回饋「幕後金主」(「立法委員」選舉時的幕後金錢支持者)的重要手段。 
  「利益護航型」。「立法院」內利益護航型金權交易極為嚴重,幾乎每一項代表不同群體利益的法案,背後都會有利益團體在暗中向「立法委員」遊說,爭取對自己有利的法案條款。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泰集團的蔡辰洲進入「立法院」後,以家族掌控的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邀請劉松藩、王金平與饒穎奇等人到海外旅遊,為「立法院」審查「合作社法」與「銀行法」鋪路,曾引起轟動。同時,以蔡辰洲為首的「立法院」「十三兄弟會」,曾以2000萬元收買「立法委員」,為信託公司利益「護盤」(爭取信託公司可經營銀行的不定期存款業務)。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利益護航」情況更為惡化。由於來自工商界的「立法委員」不斷增加,甚至各大家族企業或大財團紛紛推出自己的代理人進入「立法院」,這些具有工商背景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肆無忌憚地以特權手段介入利益分配,或獨攬各項特許經營的業務。如與汽車行業關係密切的「立法委員」,會直接介入汽車進口稅的調整,以維持保護稅率標準,保障該行業的資方利益;經營鋼鐵廠的「立法委員」,會聯合相關利益的「立法委員」,聯手控制公營「中鋼公司」的營運計劃,間接參與「中鋼公司」下游投資企業的「共同經營」;經營證券業的「立法委員」經常反對與阻撓徵收證券交易稅,或盡可能降低稅率,明目張膽聯手對證券交易稅稅率政策提出自己的一套主張與辦法;經營銀行的「立法委員」則在新設銀行的開放標準、設立程序及相關管理措施等方面搶先取得商機。 
  「共存共榮型」。這類金權關係是指「立法委員」運用法律賦予的監督政府決策的權力,強迫改變現有經濟利益的分配規則,或調整官方的財經政策及相關措施,而達到某些特定行業或企業聯合壟斷經濟利益的金權互動模式,即通過預算審查權與行政官員進行利益交換,實現「共存共榮」。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相關財經法案,或「立法委員」與財經官員不定期召開的溝通會議上,「立法委員」遊說施壓,迫使行政官員接受利益交換條件。政府部門官員為換取「立法院」對法案、預算案或新政策的支持,常常向這些「立法委員」的不正當利益要求妥協,甚至有意施以小惠。關鍵在於,行政部門在預算受制於「立法委員」審查的情況下,只得被迫接受「共存共榮」的「政治勒索」,以保證自己的官位。 
  「人頭租用型」。台灣許多不正當經營的企業,經常會聘請「立法委員」擔任其名譽負責人或掛名董事長,以掩蓋其非法或不正當經營,這些被當做人頭的「立法委員」從中得到巨大利益。通常辦法是「立法委員」擔任地下投資公司、非法企業或民營企業的名譽董事長、董事或監事,負責向政府部門打通關節,或騙取投資人的信任,以獲得「立法委員」薪水之外的另一份高額報酬。 
  「五鬼搬運型」。這是一種比較安全、可靠、投資報酬率極高的金權交易術。「立法委員」通過利用親屬、朋友名義下的公司,直接與各公營事業投資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合作經營。然後,「立法委員」以其職權及廣泛的政商關係,向軍方或公營機構低價購入大片土地,再通過合理的法定程序變更地目,其公司資產瞬間暴漲,獲得巨額利益。「立法委員」有時通過虛設行號或利用他人名下的機構,向政府有關部門承攬「委辦事項」或「委託性質的研究計劃」等業務,再轉包給真正有能力與條件的機構執行。在層層轉手之間,「立法委員」也可大賺一筆。   
  陽光下的金權交易場(2)   
  「聲東擊西型」。一些「立法委員」通過聲東擊西的暗示辦法,讓行政部門為其讓利,從中得到好處。如部分「立法委員」經常借由審查各行政機關預算之便,刻意嚴格要求審查某一單位或事項的預算,以提醒或暗示相關部門單位進行私下協商。各相關單位心知肚明,予以配合,給這些「立法委員」提供適當利益,以求預算審查順利過關。 
  「暗度陳倉型」。在社會各界壓力下,台灣當局對政商關係的發展逐漸重視,並企圖建立法規加以規範。於是,「立法委員」就通過新的政商利益輸送管道逃避法律制裁,即許多「立法委員」成立各種類型的「基金會」,將其作為匯聚政治資金的「聚寶盆」,暗度陳倉,再轉化為「立法委員」個人經費支出的管道。依現有法令,只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立法委員」的政治資金捐獻來源及相關開銷管道有明文規定。但這個法規不過是形同虛設,對候選人沒有任何約束力。「立法委員」除在選舉期間拚命籌募競選經費外,平時即以成立的「基金會」作為經常性的籌集政治資金的管道。由於基金會可享有各種優惠或免稅待遇,政治人物得以借基金會的名義,廣泛吸收工商界的政治資金,從而建立起新的政商關係。 
  「特權貸款與投資型」。即不少有實力、有背景的「立法委員」利用權力與影響力向金融機構施壓,以獲得貸款。儘管公營金融機構相繼民營化,但「立法委員」介入手法也不斷翻新,對金融機構的幕後操控未曾鬆手,成為台灣金融機構壞賬問題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2000年初,台灣「立法院」再度爆發「立法委員」向金融部門施壓圖利的事件。台灣媒體報道,包括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羅明才、何智輝、林明義與無黨籍「立法委員」謝章捷等「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立法委員」利用職權,向多家金融機構施壓,要求這些金融機構投資這些「立法委員」或其家人友人所設的創投公司,引起社會極大關注。 
  「利益關說型」。這是「立法院」一種較為流行的金錢交易術。不少「立法委員」在利益的驅使下充當說客,大肆進行關說,關說的範圍甚廣,如人事推薦、司法關說、海關交涉、稅捐減免等等。曾經有一位「立法委員」為某學校的土地糾紛案進行關說,其要價高達1億元,結果因利益未能擺平,被人告發。前「立法委員」蕭瑞征曾在「立法院」組織「互助會」,以輪流做東方式,定期宴請各部會首長,對其進行利益關說,建立政商關係。 
  其實上述「立法委員」以權謀私方式只是冰山一角。1989年2月號台灣《時代雜誌》以「國會議員的金錢遊戲」為題,揭露台灣「立法委員」的50種「撈錢術」。台灣《工商時報》發表社論指出,「國會議員濫用職權,胡作非為,每年從國庫攫取的利益,數以千億台幣計算。這種令人髮指的惡行如果不設法加以遏止,不僅台灣經濟發展的根基受損,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制度恐將難以持久」。 
  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立法院」長期未進行改選,絕大多數「立法委員」是國民黨籍,即使開放改選後,仍以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佔多數,進行金權交易的「立法委員」也自然以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為主,因此這一金權交易的政治腐敗賬自然由執政的國民黨來承擔,政治腐敗賬也因此成為人民特別是後來反對黨攻擊國民黨政治腐敗的主要目標。   
  民意代表變「強盜」   
  不僅「立法院」內進行各種各樣的金權交易,地方民意機構也是如此。其中,台灣縣市議會民意代表瓜分、蠶食地方各種預算最為普遍與典型,成為一種變相的公開集體貪污。在台灣各縣市地方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則,即縣市政府每年分配給議員每人不等的所謂「小型工程建設經費」(也稱基層建設經費),美其名說用於地方建設,其實是這些民意代表攫取公共利益的一種變相手法。有媒體稱地方政府的「基層建設經費」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台灣「解嚴」以來「地方勢力黑金化的新發明」。 
  在許多縣市小型工程建設經費問題上,普遍存在黑道、派系、民意代表的不法勾結事情。20世紀90年代末,台灣警政署在一份《台灣黑道幫派介入工程圍標研究報告》中揭示,許多縣市政府每年固定分配給該縣市議員一定的地方建設經費,但有些縣市的這筆建設經費則由地方派系所掌握與壟斷,其中具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不但蠶食地方預算,同時也從掌握的地方建設分配款中抽取回扣。 
  民意代表從工程建設經費中牟取回扣手法花樣繁多。一般是民意代表在獲得分配款項後,找來有意承包工程的承包商,再由其提出工程項目,進行編列預算,再呈報縣市政府批准與發包。在議價發包後,承包商便必須拿出一定回扣給民意代表。由於各縣市的經濟實力的差別,各縣市建設經費分配款的額度與民意代表回扣情況也有所不同。這裡就幾個較為典型的縣市地方建設配合分贓款情況予以揭示。 
  台北縣議員有56位議員,每位議員每年度約有1000萬元地方建設配合款。其中600萬元源自縣政府年度預算及追加預算,另外400萬元來自縣政府統籌分配款。如果每位議員拿20%的回扣,1000萬元的地方建設配合款就可有200萬元的回扣收入。基隆市政府編列的2000年度市議員基層建設配合款為每位議員900萬元。一般由議員針對選區的基層建設向市府提出工程建設案,然後再自行找承包商向市政府相關單位進行工程議價。其中,議員可以拿到兩成左右的回扣。宜蘭縣2000年度編列給議員的基層建設費為每位議員300萬元,但濫用情況嚴重,一些議員不僅在分配款中拿回扣,甚至將此款用以購買服裝或用於其他個人消費。花蓮縣2000年度編列小型建設工程款為每人450萬元,議員可以從中拿到三成回扣。桃園縣政府近年編列的每近300名地方官員濫購百萬名車位議員地方建設經費平均保持在800萬元左右,不僅有少數議員從中拿回扣,而且黑道介入嚴重。平鎮市20位市民意代表,每人獲得地方建設配合款100萬元,具有黑道背景的該代表會主席將每年2000萬元的工程款除400萬元分配給民意代表外,其餘以造假工程方式全部私自侵吞。嘉義縣的公共工程分配款,主要由地方派系掌控,分別在縣政府系統與省級以上民意代表系統內分贓。 
  由行政部門向地方議會提供的這筆地方建設經費,本是希望用於議員所在社區地方建設,結果因缺乏有效監督,變為地方政治腐敗的禍源,成了不法議員及其關係人的黑色收入。這種變相的集體貪污行為成為地方議會的一種慣例,無人問津,台灣政風江河日下。   
  權勢階層以權謀私(1)   
  掌握或審議法案大權的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相配合,制定有如提高民意代表薪水、各種補助經費與延長任期等圖利民意代表的法案條款。這些由人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已不再是為民服務與主持社會公義,而變成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 
  1987年7月31日深夜,台北市議會以突然「奇襲」方式二讀通過「台北市議員退職酬勞金給與辦法」。依此辦法,議員任職期滿後,每人每月可至少領取26萬至7萬元不等的月退休金,且金額隨議員研究費調整而逐年升高,即「活得越久,領得越多」,直至終身。如果選擇一次性領取退職金,每人至少可領51萬元至457萬元。這個旨在為市議員開闢生財之道的法案,被外界譏稱為「自肥條款」。 
  這項「自肥條款」二讀通過後,立即在島內引起一片嘩然。有媒體評論到,享有預算審查權的議會本是為了看緊人民的荷包,現在「看荷包的卻變成了小偷」。這一事件讓民眾無比憤怒與不平,不少民間團體到市議會抗議,指責市議員為「豬仔議員」,「要錢不要臉」,痛批市政府是「共犯」。 
  民眾之所以認為市政府是共犯,是因為這項議案是由市政府提出、送到議會審議的。民進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何以敢於不顧民眾的利益而提出這項圖利市議員的議案?這不過是利益輸送的一種計謀,是權權交換與利益交換的表現。市議會以總預算審查權為要挾,暗示、授意市政府提案,再由市議會表決通過。市議員在得到好處後,市政府預算在議會自然易於通過,也不會在質詢中給市政府官員難看。這顯然是行政部門與議會之間的一種不正當利益交換。 
  台北市議會「自肥條款」一出,也讓其他縣市議員眼紅,不顧高漲的民眾反對聲浪有意跟進,試圖制定類似的退休酬勞金,於是「自肥條款」在島內愈演愈烈。台灣當局在民眾的壓力下開始表態反對這一做法。台北市議會與市政府之間也開始互推責任。市長陳水扁此時卻採取逃避辦法,跑到海外「訪問」,由市政府新聞處長羅文嘉出面處理,不到30歲的羅文嘉便成了市議會炮轟的對象。羅文嘉代表市政府發表聲明,指責市議員「自肥條款」是議會對市政府的「政治勒索」,是由國民黨籍的市議會議長陳建治等人主導,而絕非市政府主動提案,市政府通過此案是「將計就計」。這一指責,引起市議會的更大不滿,認為此案是由陳水扁主動提出。於是台北市府會之間的利益交換黑幕攤在陽光下,讓被蒙騙的民眾認清了台灣官場的醜行。 
  在排山倒海的民怨聲中,在市政府與市議會激烈鬥爭中,台北市議會感受到了巨大壓力,內部開始分化,民進黨議員被迫舉行記者會向公眾道歉,國民黨議員也表示要對「自肥條款」進行翻案。8月2日,台北市議會召開臨時會議,僅用短短五分鐘時間便完成對「自肥案」的復議翻案,將通過才三天的「自肥案」退回市政府,議長陳建治代表市議會向全體市民道歉,隱居幕後的陳水扁這時也公開表示市政府的過失。這場旨在實現府會利益交換與為議員牟取私利的法案自此收場,卻也讓人民看透了台灣議員的真面目,竟敢在民主化發展的今天公然制定有損民眾利益、圖謀私利的法案。儘管這一政治醜聞涉及的不僅僅是國民黨,而且還有民進黨,特別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是現任市長,但民眾還是將這筆政治腐敗賬算在了執政的國民黨身上,不瞭解真相的民眾並未過多指責陳水扁,而是更多表達了對台灣政治尤其是國民黨統治腐敗的不滿。 
  其實在此之前,台灣也曾發生過民意代表「自肥案」。1995年,「立法委員」試圖制定「退職酬勞金」,即三年任期的「立法委員」不再連任,至少可領到69萬元的退職酬勞金,而且任職越久,領得越多,最高可達814萬元。但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這一「自肥案」未能完成立法。 
  然而,台灣民意代表的「自肥案」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仍在繼續。台灣「國民代表大會」的「自肥案」更是震動朝野,影響更為惡劣與嚴重。1999年9月4日,「國民代表大會」在議長蘇南城的主導下,不顧全社會的抗議聲浪、不顧新黨的反對,三讀通過「憲法」增訂條文,將本屆「國大代表」任期延長2年4個月,並將「立法委員」任期延長為4年。這一「擴權自肥案」的通過,引起台灣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 
  為何這一不斷遭到批評、爭議頗高的議案能夠通過?顯然「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是其受益者,不用選舉就可連任兩年多,不僅可節省大筆競選經費,還可繼續享受各種待遇,當然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在自肥「國大代表」本身的同時,也給予了「立法委員」的利益,即「立法委員」也可順延一年任期。其實這不過是結成更大的利益聯盟,以防止「立法委員」反對聲音。 
  有評論指出,「此一修憲延任案,根本就和改革、理想無關,說穿了是一群貪婪腐敗的國代們,配合李登輝『制憲』三部曲的劇本,演出集荒誕、狂想於一爐的超大型政治鬧劇,而李登輝給他們的片酬是延長任期2年4個月的500萬元薪資」。 
  在民眾強烈的一致反對聲中,國民黨中央不得不表示對延任案「痛心」與反對,並「棄車保帥」,開除了「議長」蘇南成的黨職。蘇南成的不分區「國大代表」、「議長」與國民黨中常委一個個光環頓時喪失。民進黨在此一延任案中也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以反黑金、追求民主進步的民進黨是這次擴權自肥案的幫兇,從初期反對到後來極力支持,並以「制憲」、「修法」來合理化其自肥行為。   
  權勢階層以權謀私(2)   
  這一「擴權自肥案」再次顯示了台灣民主政治美麗詞彙下的醜行及其國民黨、民進黨與議員之間的共犯結構。2000年新年開始,台灣又演出一場民意代表「自肥案」的醜劇。在島內「總統」大選舉前,國民黨與民進黨合作在「立法院」審議《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草案》。 
  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這時候審議這一旨在提高民意代表薪水的草案,顯然有拉票、買票的用意。在當日的審議過程中,新黨議員認為這是為「總統」選舉量身定做的「綁樁條款」(即穩定選舉的地方基層力量),全力反對。然而,在會場,新黨議員卻不斷遭到國民黨「立法委員」與來自四面八方地方民意代表的責罵或威脅。國民黨「立法院」工作會主委曾永權更公開表示,讓民眾睜大眼,看誰反對法案,以示威脅。地方民意代表對新黨更是不滿,秩序一度混亂,警方不得不出面制止。由於部分民進黨「立法委員」突然在最後時刻離席,因法定人數不過半,未能二讀通過。 
  然而,幾天之後,儘管有新黨的強烈反對,但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共同勾結下,這一法案還是在1月11日三讀通過。各縣市議員、鄉鎮市民意代表年薪與村里長補助費普遍提高。縣市議會議員的年薪(包括研究費、特別費等其他補助費)將從現行的平均151萬元調為182萬元;縣市議長年薪由233萬元調高為244萬元;鄉鎮市民意代表年薪平均由49萬元大幅提升至71萬元;鄉鎮市代表會主席年薪由85萬元調高為156萬元;村里長年薪由41萬元調高為54萬元。未來每年地方民意代表薪水與村里長補助費等總支出將從現在的44億元增為70億元,增加財政支出26億元。儘管台北市與高雄市兩市議員薪水相對下降,但在民眾看來其待遇仍極為偏高。 
  這些獲得直接利益的地方民意代表與村里長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合理。然而,民眾卻有不同看法。一位家庭主婦表示,「這根本就是選舉綁樁,這些民意代表、村里長出來選舉時口口聲聲都說是為民服務,當選後卻是另一副嘴臉。」一位中小企業主則講,「肥了民意代表、村里長,卻糟蹋了納稅人的血汗錢。」「總統」獨立參選人許信良表示,國民黨、民進黨在沒有配套改革的情況下,合作三讀通過這一條例明顯是為了選舉綁樁固票,將使地方派系益加鞏固,黑金政治更為嚴重。   
  高官高薪厚祿(1)   
  台灣權勢階層中的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收入之高,擁有財富之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相比的。其中有多少是合法合理的,有多少是非法得來的,無法得知。但許多民意代表與官員財富來源不明,經常受到外界的質疑卻是事實。 
  台灣行政官員的薪水收入偏高,不斷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與廣泛爭議。早在1993年,台灣《商業週刊》就揭露了台灣各級行政首長薪資偏高的不合理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但這並沒有影響官員薪資的不斷增加。1997年,台灣「總統」的月薪(不計特支費)為822萬元,「副總統」617萬元,「五院院長」與「總統府」秘書長為273萬元,副院長為177萬元,部長為158萬元,政務次長為14萬元,常務次長123萬元。與發達國家國民所負擔的政府首長薪資比較,台灣民眾的負擔遠高於美國與日本。有人計算,台灣「總統」李登輝的直接薪水是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兩倍;若按國民所得比較計算,台灣人民的負擔則是美國人的48倍。以1996年為例,台灣「總統」的年薪為1076萬元新台幣,遠高於美國總統550萬元新台幣、日本內閣總理660萬元新台幣、法國總統276萬元新台幣與英國首相230萬元新台幣的水準。 
  台灣這些行政首長除正常的薪水外,還有其他補貼與費用。尤其是「特別費」或「特支費」成為台灣官場一種特權。不僅各級民意代表與行政官員有特別費,就是學校校長與公立醫院院長等也有特別費。目前一年政府的特別預算高達五六億元,一次領取,全部免稅,其中有一半不必有報銷單據,可以說「隨便使用」。民意代表與官員的各種兼職灰色收入與不正當收入,不亞於合法取得的收入,因此台灣的權勢階層大多富有,擁有巨額財富或豪宅的官員十分普遍。 
  1995年初,台灣《時報週刊》記者對台灣21個縣市42位議長、副議長的財力進行了一番深入調查,結果令人吃驚。據資料顯示,在42位議長、副議長中,有36位議長、副議長擁有土地666筆,而且有一半以上的人擁有數十處土地,其中南投縣議長鄭文銅以擁有68筆土地居冠,堪稱「大地主」。以土地面積來看,雲林縣副縣長陳國益擁有近8萬平方米的土地,獨佔鰲頭。在寸土寸金的台灣,這些土地都是一筆巨額財富,且還會不斷增值。這42位正、副議長的存款總額(按其公佈的財產計算,不包括其家屬名義下的財產)總計達17億多元新台幣,其中台北縣議長許再恩與高雄縣議長吳鶴松的個人存款均在2000萬元新台幣以上。另有27位正、副議長名下有企業,其中大多與投資、建築或營建有關。 
  這些民意代表本身的薪水待遇已相當高,如台北市與高雄市議員在調薪前,1年薪資收入超過600萬元新台幣,議長年收入超過850萬元新台幣。這些民意代表除薪資外,各種補助費五花八門,名目繁多。據統計,「立法委員」除了相當於各部長級近200萬元新台幣的年薪外,還包括年終獎金24萬元、出國考察費20萬元,法令研究費10萬元、電話費12萬元等,總計約達120多萬元。即使如此,這些民意代表還不滿足,不時提出加薪主張的「自肥條款」。 
  這些民意代表還有其他變相的收入。按規定,「立法委員」可有四位公費助理,每位助理薪俸年資為24萬元及數目不小的獎金,而這些錢也大多流入「立法委員」自己的口袋裡。原來,這些助理大多是「立法委員」的家屬與親戚,如太太、兒子、女兒、兒媳、女婿等。而那些不分區「立法委員」(不參加直選,按政黨比例分配的名額)一般不問政,也不必聘助理,而助理費照拿。因此,有人估計,一個「立法委員」的年收入可能接近2000萬元。 
  「立法委員」的其他灰色利益與收入就更大,是無法估算的。當然也不是人人有份,那些政商關係良好、地方勢力龐大者,最易獲得這種利益。 
  高官厚祿的特殊待遇也可從針對李登輝「總統」卸任後的待遇看得出來。執政十餘年的李登輝退出政治舞台時,有關部門已為他卸任後的待遇進行新的預算規劃。據台灣「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審議的預算書,有關「卸任總統禮遇經費」的預算主要包括:1、終身薪俸2024萬元(1年);2、「總統」官邸修繕費1300萬元;3、房屋租金900萬元(1年半);4、寓所事務與侍衛人員辦公室租金850萬元(1年半);5、資訊設備費353萬元;6、卸任後「總統」辦公室設備費1348萬元;7、卸任「總統」寓所設備費2833萬元;8、車輛費500萬元;9、保健醫療費335萬元(1年半)。這些預算合計總額41393萬元。這是在台灣財政赤字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做出的預算,卸任「總統」享有如此豐厚的待遇,可以說是台灣政治腐敗到了極點的集中表現。 
  李登輝當政12年,已從早期一個寒酸的公務員變成一個億萬富翁,擁有巨額財產。李登輝有多處數千萬元至上億的別墅,有多張值數百萬的高爾夫球證,分別持有數千萬元的股票與存款,而尚未公開的更不知有多少。2000年1月30日,新黨「總統」參選人李敖舉行記者會,公開指稱,他手裡握有一份密件,李登輝在瑞士銀行有一個秘密賬戶,存款高達6000萬元新台幣。   
  高官高薪厚祿(2)   
  由此不難發現,台灣權勢階層個個高官厚祿,以合法與不正當手段為自己牟取利益。特別是身為台灣領導人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從昔日一個窮書生變為億萬富翁,而且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在海外有秘密賬戶與下台後的優厚待遇,讓人民看清了執政的國民黨權勢階層腐敗到了極點,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終於在2000年用選票拋棄了國民黨。     
  第十章 地方權力派系化   
  派系政治的窠臼(1)   
  國民黨的成長與發展,始終無法逃脫派系政治的痕跡。派系政治的結果是,國民黨內無法高度團結,任人唯親,近親繁殖,人事傾軋,權力腐敗,嚴重影響國民黨的發展。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大權後,為鞏固自己在黨中央的勢力,發展出以黃埔系統為嫡系的權力人脈關係,同時黨內不同實權派也形成各自的政治勢力,掌握相應的權力部門。這種派系政治在抗戰時期達到高峰,當時國民黨中央的派系主要包括了CC派(陳果夫與陳立夫兄弟領導的國民黨中央組織系統即「中統」)、軍統系(主要是以戴笠為領導核心的特務系統即「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孔宋集團(以孔祥熙與宋子文為代表的財經部門)、政學系(在行政系統上輔助蔣介石統治的一批原「政學會」的勢力)及團派(主要是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為核心形成的一批政治勢力)等五大集團。這五大派系均是國民黨內部依附蔣介石的不同政治勢力,另外還有與蔣介石抗衡的孫科太子派、汪兆銘派、胡漢民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這種派系的存在,影響了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與發展。 
  國民黨接收台灣時起,派系政治開始延伸到台灣權力體系之中。當時,曾在大陸發展有成的台籍人士成為國民黨接受的要員,紛紛返台擔任政府部門要職,形成一股政治勢力,被稱為「半山派」(即半個大陸人,半個台灣人),而且以陳儀為首的接受要員在發展自己政治勢力的同時,也與台灣島內原有的政治勢力「阿海派」(以蔣渭川與許丙為代表)與「台中派」(以林獻堂與楊肇嘉為代表)展開結盟,形成戰後初期台灣政治派系結構。不同政治派系或政治勢力之間,為權力或經濟利益展開了較量與爭奪,特別是台灣本土性的政治勢力或派系,為壯大實力,迅速向地方滲透,逐漸形成以地域為主的地方派系。 
  蔣介石政權敗退台灣後,對其在大陸的失敗及台灣「2·28事件」進行了深刻反思,除加強黨的改造外,對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進行整頓與重新定位,運用各種方式削弱或清除既有的派系勢力。蔣介石通過一系列的分化、牽制與流放等辦法基本上將原黨中央的五大派系解組,重新確立了蔣介石的威權統治與部署了蔣經國的接班之路。同時,為了鞏固政權,蔣介石也對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全島性派系或政治勢力進行整頓,但卻容許地方派系的存在與發展,以利用其作為地方選舉的動員力量。 
  國民黨當局採取的重要策略是,通過各種制度性的設計或政策性的安排,壓縮地方派系的勢力範圍,讓其局限於縣市以下的層次發展,避免地方派系出現跨縣市範圍的全島性大派系,同時避免其與國民黨中央或政府權力內部政治勢力結盟。為此,國民黨當局在政策上採取長期不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不舉辦省長及直轄市長以上的行政首長選舉,禁止在議會發展次級團體,杜絕跨縣市或全島性串連。為便於操控,在每一個縣市扶持至少兩個以上的派系存在,以達到派系之間的制衡與控制。同時,國民黨中央通過給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經濟利益以換取其在政治上的支持與政治結盟。 
  地方派系就是以一定地域為範圍的區域性經濟政治聯盟,它依靠龐大的社會關係網,控制了地方重要權力機構與經濟社會資源,在選舉中進行政治動員,在經濟上進行利益交換與分配,甚至與黑社會勢力勾結,形成地方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一個縣市一般有兩個以上的地方派系,每個派系有一個或多個派系領袖。派系領袖基本上當選過縣市長或縣市議會正、副議長。每個派系都有自己的一批政治人物或地方實力派人士,如「立法委員」、縣市議員及議長、縣市長、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縣市及鄉鎮市農會理事長或總幹事、水利會會長等。目前。除了台北市外,其他省屬縣市及「行政院」直屬高雄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地方派系存在。 
  1以鄉市鎮為主的台北縣地方派系。台北縣人口眾多,社會發展程度高,無法形成全縣範圍內的地方派系,多是以地區與市鎮為中心形成的鄉鎮市地方派系。縣議會仍主要由地方派系領袖或代表所掌控。主要地方派系包括:板橋市的劉派、郭派與邱派;中和市的林江派與呂游派;新莊市的國治派與聯合派;淡水鎮的麥派與陳派;瑞芳鎮的李派與戴派;五股鄉的林派與陳派。 
  2為數眾多的桃園縣地方派系。桃園縣既是一個人口大縣,也是一個客家人居住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這種社會結構也影響到地方派系的形成特色。其派系主要是政界人物結合宗親勢力而成,並形成典型的北區與南區兩大地域派系。北區有老派與新派(也有人分為老派、中立派、親客家派與新派);南區有吳派、葉派、張派、林派、邱派、劉派,其中又以吳派與劉派力量最大。其中,以吳伯雄家族為代表的吳派勢力主要集中在龍潭鄉農會、桃園汽車客運公司、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省營銀行、新國民綜合醫院、中壢醫院與新生醫院等。 
  3地域性甚強的新竹縣、市地方派系。新竹縣市客家人居住較為集中,宗親力量龐大,與派系勢力不相上下。早期派系較多,包括老年派、西許派、東許派、朱派、鄒派、竹東蘇派與竹東宋派。在1982年新竹市從新竹縣升格為省轄市前,新竹縣的兩大派系即為許金德領導的西許派與許振乾領導的東許派,均以新竹市為經營中心。新竹市獨立出來後,派系勢力主要在新竹縣發展,而新竹市派繫在都市化發展中逐漸弱化。目前該縣派系主要為西許派與東許派,前者以新竹貨運公司為中心,後者以新竹客運公司為中心。西許派勢力主要集中在新竹縣農會、新竹市第二(三、十)信用合作社、新竹汽車客運公司與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等;東許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大湖鄉農會、新竹市第一(二、五、十)信用合作社、東區合作社、竹北鄉合作社、新竹青果合作社與新竹汽車客運公司等。另外,以前頭溪為界,在溪南與溪北有不同的以鄉鎮為範圍的小派系。   
  派系政治的窠臼(2)   
  4基隆市謝、蘇、陳、張四大地方派系。基隆市主要地方派系包括謝派、蘇派、陳派與張派,其中以謝派與蘇派力量較大。謝派主要代表人物先後有謝貫一、謝清雲、蔡火炮及現任掌門人謝修平,主要勢力集中在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市運輸勞動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與合作金庫等。蘇派(也稱文協派),主要代表先後有蘇德良、張堅華、劉文雄等,主要勢力集中在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省住宅公用合作社、省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與華南銀行等。 
  5宜蘭縣盧、林—羅許、陳三大地方派系。宜蘭縣主要地方派系有盧派、林—羅許派、陳派等。盧派主要是由當地大地主盧氏家族勢力發展而來,大本營為盧氏家鄉頭城鎮,目前以盧氏後代盧逸峰為代表。林—羅許派主要是由早期溪北林派領袖林才添結合溪南新興勢力羅文堂、許文政兄弟(分別隨父姓與母姓)發展而成,主要勢力集中在頭城鎮農會、博愛醫院等。陳派勢力崛起於溪南,主要勢力集中在冬山鄉農會、羅東鎮農會、宜蘭縣農會與水利會及第一銀行等。 
  6重新組合的苗栗縣地方派系。苗栗縣早期地方派系主要為劉派與黃派,後來兩大派系又分化為大劉派、小劉派、老黃派與新黃派四大派系,各派系人物分化與重新組合較為複雜。大劉派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劉派創始人劉闊才(曾任「立法院院長」)、劉國昭、謝金汀、劉碧良、謝才等。其勢力主要集中於苗栗縣農會、縣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省農田水利會、新竹汽車客運公司與竹南信用合作社(新竹縣與宜蘭縣曾為一縣)等。小劉派從劉派分化而來,主要代表有劉定國、邱慶彰、林火順、陳超明、巫永青與劉政鴻等,其勢力與大劉派基本重合,只是擁有的企業有一定差別。黃派由前省議員黃運金創立,後在選舉中因利益之爭而分裂為老黃派與新黃派。老黃派主要勢力集中在苗栗縣後龍鎮農會、苗栗市農會、苗栗縣農會、苗栗區農田水利會與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等。新黃派勢力主要集中在苗栗縣南莊鄉農會與頭份鎮農會、竹南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與土地銀行等。 
  7勢力強大的台中縣地方派系。台中縣主要地方派系為紅派與黑派,後又崛起第三勢力即楊天生家族。紅派也稱林派,由日據時代霧峰林家之後林鶴年所創立,主要領袖先後有蔡鴻文(曾為省議會議長,被稱為上世紀90年代台灣政壇八大老之一)、劉松藩(前任「立法院院長」)、劉松齡、劉德成、劉銓忠等,其中劉氏家族勢力龐大。其主要勢力集中在沙鹿鎮農會、清水鎮農會、後裡鄉農會、大甲鎮農會、神岡鄉農會、大裡鄉農會、東勢鎮農會、合作金庫、華南銀行與台中區中小企業銀行等。黑派陣容也十分強大,代表人物包括陳川、陳庚金、陳傑儒、林克謨、付雲鵬與郭振榮等,主要勢力集中在潭子鄉農會、梧棲鎮農會、神岡鄉農會與合作社、後裡鄉合作社、豐原市信用合作社、台中區中小企業銀行與台中縣巨業汽車客運公司等。黑派、紅派均與本地黑道勢力十分密切。第三勢力楊氏家族主要依靠其擁有的興農與長億兩大財團發展出來的地方家族政治力量。 
  8不斷分化的台中市地方派系。台中市早期主要地方派系為林派與邱派,後來,張派取代林派,賴派取代邱派,張派進而分離出廖派,從而形成目前張派、賴派與廖派三大地長億集團楊天生是台中縣「第三勢力」的領袖人物,也是政商關係的典型代表方派系。張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市第三(七、九)信用合作社、市合作社聯合社、省合作社聯合社與市公共汽車客運公司等,尤以張派創始人張啟仲家族勢力龐大。國民黨地方老大張啟仲擔任台灣省消費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長達幾十年,形成一股地方勢力。賴派在台中市北區有較強的基層力量,土地資源雄厚,主要勢力集中在第九信用合作社、市農會、市友仁汽車客運公司、市第二(三、四)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與省營金融機構等。廖派是從張派分離出來的新興地方政治勢力。 
  9彰化縣紅、白、陳、林四大地方派系。彰化縣地方派系主要為紅派、白派、陳派與林派四大派系,其中以紅派與白派勢力較大。紅派勢力主要集中在福興鄉農會、彰化市農會、彰化市第一(六、十)信用合作社、員林信用合作社、彰化汽車客運公司與縣農田水利會等。白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彰化市第一(二、四、五、十)信用合作社、員林信用合作社、台中市第四信用合作社與雲林縣虎尾鎮農會等。另外,黑道出身的前縣議長粘仲仁曾發展為彰化縣一股新興地方勢力。 
  10力量有限的南投縣地方派系。南投縣主要地方派系先後有李派、洪派、陳派與新派(即黨外勢力,後來成為民進黨內一支重要力量)等。洪派力量最大,主要勢力集中在南投縣農會、南投市信用合作社、草屯農田水利會、省合作社聯合社與合作金庫。陳派力量較小,主要勢力集中在鹿谷鄉農會、竹山鎮林業生產合作社等,在縣議會有一定實力。 
  11雲林縣林、許、廖、福四大地方派系。雲林縣主要地方派系有林派、許派、廖派與福派等四大派系,多為以個人或家族勢力發展起來的地方派系。林派主要代表先後有林金生、黃鎮岳、陳錫章、張榮味、蘇文雄等,其中一度退出國民黨的張榮味在1999年縣長補選中擊敗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候選人當選為縣長。林派主要勢力集中在大埤鄉農會、虎尾鎮農會、斗六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嘉南農田水利會等。許派以許文志家族為代表,主要勢力集中在宜蘭汽車客運公司與地方性企業。廖派是從許派分離出來的前縣長廖泉裕代表的一股地方政治勢力。福派也稱福系,是由連任數屆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廖福本建立起來的一股地方政治力量。   
  派系政治的窠臼(3)   
  12台南縣海派、山派與高派三大地方派系。台南縣主要地方派系為海派、山派與高派。海派也稱北門派,主要是由靠近海邊的北門地區一股政治力量結合發展而成。主要勢力集中在永康鄉農會、西港鄉農會、麻豆鄉農會、學甲鎮農會、省合作社聯合社、省蔗農消費合作社、彰化銀行及「台南幫」屬下的財團。山派也稱三新派,主要由新營、新化與新市三個地區的地方勢力結合而成,主要勢力集中在七股鄉農會、左鎮鄉農會與合作社、玉井鄉農會與合作社、麻豆鄉農會、善化鎮農會與合作社、南化鄉農會、台南縣農會及台南市第七信用合作社等。高派是從山派中分離出來的一股政治力量,以在政商界頗具影響的高育仁為代表,其勢力主要在省營金融機構及投資的高科技產業。 
  13眾多的台南市小型地方派系。由於都市化的發展,台南市地方派系也不斷分化、組合,一直沒有形成影響較大的派系,先後出現多個小派系,主要有安南派、辛派、黃派、文協派、林派、葉派、王派與蘇派等。其中辛派有一定實力,其領袖辛炳文在地方具有相當影響力,在1996年「總統」大選中還出任李登輝在台南市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其主要勢力在台南市第二、六、七、十信用合作社等。 
  14嘉義縣市的「許家班」、「蕭家班」與地方派系。由於嘉義市曾為嘉義縣的一部分及歷史上與雲林縣為一體,從而造成地方派系的跨縣市發展與重組。嘉義縣過去的主要地方派系與地方政治勢力為劉派、黃派、林派與「許家班」,而在嘉義市於1982年提升為省轄市後,嘉義縣地方派系又形成劉、黃、林三派與新興勢力「蕭家班」,而「許家班」成為嘉義市一支獨秀的地方政治勢力。劉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嘉義縣農會、嘉義市第二及第三信用合作社、雲林縣口湖鄉農會與斗六市農會及省合作社聯合社等;黃派勢力主要為嘉義縣義竹鄉農會、中埔鄉農會、溪口鄉農會、嘉義區漁會、嘉義市第一及第二信用合作社等。林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嘉義縣鹿草鄉農會、溪口鄉農會、六腳鄉農會、民雄鄉農會、義竹鄉農會、省蔗農消費合作社等。「許家班」即由許世賢與張進通夫婦為代表的一股政治勢力發展而來,在縣市合一時期就是嘉義縣一股政治力量,嘉義市設立為省轄市後,許氏母女長期控制嘉義市長一職,成為嘉義市最具影響力的地方家族勢力。 
  「蕭家班」則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興起的一股地方新興政治勢力,橫跨嘉義縣市,主要由蕭登旺、蕭登標與蕭登獅三兄弟為代表,也是一個橫跨黑白兩道的政治勢力。蕭登獅曾為嘉義市農會理事長,並在他的運籌帷幄下,哥哥蕭登旺當上嘉義市議會議長,弟弟蕭登標成為嘉義縣議會議長。然而在1996年台灣當局展開的掃黑行動中,蕭登獅因涉嫌賭博案而被收押求刑;蕭登標成為「治平專案」的掃黑對象。此後,「蕭家班」勢力有所下降。 
  15屏東縣張、林兩大地方派系。屏東縣地方派系主要有張派與林派兩大地方派系。張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張山鍾、張豐緒、郭廷才與曾永權等,其勢力主要集中在屏東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屏東縣枋寮區漁會、華南銀行與第一銀行等。林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屏東縣農會、屏東市農會、屏東市第一信用合作社、青果合作社、屏東瓦斯公司等。 
  16高雄縣紅、白、黑三大地方派系。高雄縣地方派系主要為紅、白、黑三大派系。白派勢力雄厚,其重要代表王金平是現任「立法院院長」。其勢力主要集中在旗山鎮農會、鳳山市農會、岡山市農會、烏松鄉農會、路竹鄉農會、高雄縣農會、鳳山市合作社、高雄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等。紅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岡山鎮農會、林員鄉農會、高雄縣農會、旗山與岡山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等。黑派主要是由黨外知名人物余登發所創立,現為民進黨的地方派系勢力。以余氏家族為核心代表的黑派,在地方政壇頗具影響力,余氏家族成員有多位在政界發展,並長期控制了高雄縣政權。 
  17由家族與同鄉勢力組成的高雄市地方派系。高雄市地方派系主要由家族勢力與同鄉勢力兩大類派系所構成。主要派系包括在地舊派、在地新派、王派、朱派、台南派、澎湖派與嘉義派等。在地舊派主要勢力為市農會、左營農會、市第三與第十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等;在地新派主要為陳啟清—陳田錨家族勢力所組成,也可稱為陳派,其勢力主要集中在高雄區漁會、市第二與第三信用合作社、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及其家族企業等。王派主要是由王玉雲家族所組成,勢力主要為高雄區漁會與家族企業。朱派即為朱安雄家族,勢力也以家族企業為主,後逐漸淡出政壇、專注企業的發展。台南派、澎湖派與嘉義派均是由移民高雄市的不同地域同鄉組成的不同政治勢力。 
  18力量分散的台東縣地方派系。位於東部的台東縣地方派系較多,但力量不大,主要派系可分為吳派、黃派、台中派、雲林派、台南派、鄭派、徐派、饒派等。黃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台東縣長濱鄉農會、台東市信用合作社、省蔗農消費合作社與省住宅合作社等。吳派勢力主要集中在長濱鄉農會、田寮鄉農會、台東市信用合作社與第一銀行、華南銀行等。其他派系主要是由其他縣移民台東縣的政治勢力結合而成或由重要政治人物發展而成。   
  派系政治的窠臼(4)   
  19不甚明顯的花蓮縣地方派系。花蓮縣人口少,經濟落後,地方派系不十分明顯。地方派系主要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兩股地方勢力構成,並展開權力與利益之爭。 
  20走向衰落的澎湖縣地方派系。澎湖縣地方派系先後主要有北派、西派、南派與許素葉派等。不過因人口少,外移人口增加,地方派系規模較小,力量分散,影響相對有限,並有進一步衰落的趨勢。   
  選舉動員的機器(1)   
  地方派系有明確的勢力範圍,其經濟利益與活動、權力爭奪與社會動員主要在這個範圍內進行,很少超越這個範圍。縣市級地方派系以本縣市為範圍,鄉鎮市地方派系以鄉鎮市為活動範圍,但具影響力的是縣市級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力量主要集中在相關政治機構、經濟領域與社會團體三大領域,涉及的主要組織包括縣市政府與縣市議會、鄉鎮市政府與鄉鎮市民代機構、村裡民代機構,農會、漁會、區域中小企業銀行,地方客運與貨運公司及有關民間社團等。具體而言,其勢力主要集中在六大社會系統。 
  行政系統:地方派繫在行政系統的勢力範圍,是以縣市長掌握的縣市政府為核心,向下滲透到鄉鎮市公所,再到村裡最基層行政組織,形成一個垂直的派系網絡。行政系統握有行政決策權,是地方權力結構的核心,為派係爭取的最重要目標。其中縣長一職是地方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掌握地方政治經濟資源,是派系競爭最激烈的目標,過去各縣市長當選者絕大多數是派系代表人物。民進黨勢力壯大後,情況才有所改觀。 
  民意機構系統:地方派繫在民意機構系統的勢力範圍,是以縣市議會為核心,向下發展到鄉鎮市民代會、再到村裡民代會,向上發展到省議會、「立法院」與「國民代表大會」,形成一個垂直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網。參選各級民意機構的民意代表是派系最易進入權力結構的通道。其中,縣市議會基本上由地方派系人物所佔領,非派系人物較少,影響力不大。基層鄉鎮市民代基本上是地方派繫在基層的重要依靠力量。在「凍省」之前,省議會、「立法院」、「國民代表大會」等均是各縣市地方派系極力爭取的重要目標,不僅可以打通各種政治關係,為本派係爭取更多的利益,還可以壯大本派系的力量,擴大影響力。「凍省」後,省議會不復存在,原省議會的地方派系代表紛紛轉移陣地,部分回到本縣市進入縣市議會權力機構,部分通過選舉進入「立法院」。 
  農漁會與水利會系統:台灣的權力結構除行政與民意機構外,還有其他非權力部門的重要社會組織,如農會、漁會與水利會等。農會被稱為台灣基層三大權力中心之一。台灣共有數百個農會,在台灣地方具有重要影響力。從縣市級農會到鄉鎮市農會,大部分為地方派系所掌握,也是地方派系最重要的勢力範圍。有些農會由一個派系主導,也有由幾個派系共同參與掌控,進行權力與利益合作、分配。許多地方派系領袖就是來自各級農會系統。漁會也有類似功能,但因漁會數量不多,人員少,影響力相對有限。 
  水利會是另一種農民組織,原有水利會100多個,經過幾十年的調整,目前只有石門、南投、苗栗、屏東、雲林、嘉南、宜蘭、台中、高雄、台東、花蓮、彰化、台北、桃園等17個區水利會。水利會有著重要經濟利益,一直是地方派係爭取的勢力範圍。水利會早期經濟資源相當大,如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嘉南水利會的年預算為5億元,而當時一個縣政府的年預算還不足1億元。水利會也掌握了大量的社會動員資源,是選舉的重要力量。水利會組織嚴密,內有會員代表,下有管理處,管理處下有工作站,工作站下有班長、小組長與掌水工等,甚至比農會系統還嚴密。水利會會長常常在台灣重大公職人員選舉中被選為競選總部總幹事,水利會自然成為地方派系介入的主要目標。不少地方派系代表就來自水利會,如桃園縣南區劉派重要代表、前縣長劉邦友從父親那裡繼承桃園縣農田水利會代表,造就了劉家父子在桃園縣的勢力。宜蘭縣林派—羅許派的最初領導人林才添也是水利會系統出身的典型。雲林縣林派掌控嘉南農田水利會、南投縣洪派擁有草屯農田水利會、彰化縣紅派擁有彰化農田水利會、苗栗縣老黃派擁有苗栗縣農田水利會等。 
  為了改變水利會會長由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產生引起的派系介入及競爭激烈情況,台灣當局曾多次改變選舉辦法,於1975年至1982年間改為官派,後來因地方勢力不滿與反對又改為由會員代表選舉產生。這種選舉產生弊病後,台灣當局又被迫於1994年改為通過遴派辦法,卻也無法改變因利益之爭而引起的派系較量。 
  地方金融體系:除農會系統的信用部外,其他地方金融部門也成為地方派系的主要勢力範圍。地方派系積極介入的地方金融體系有各縣市的信用合作社、區域中小企業銀行與省屬金融分支機構等。區域中小企業銀行是跨縣市的地方金融機構,因而成為跨縣市地方派系共同介入的目標。這些金融機構與農會的信用部共同成為地方派系的資金提供者。歷史悠久、資源豐厚的省屬金融機構,也是各縣市地方派係爭取的重要目標,成為有龐大實力的地方派系共享的重要資源。 
  地方客運、貨運公司: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各縣市的客貨運輸多為特許性的私營,因而成為地方派系的重要勢力範圍。在台北縣,淡水陳派擁有中興大業巴士公司,瑞芳李派參與經營桃園汽車客運公司與竹南汽車客運公司,中和呂游派經營雙和汽車客運公司、台北市大有巴士公司、台北縣福種汽車客運公司;桃園縣南區吳派壟斷了桃園汽車客運公司,劉派擁有新明興汽車貨運公司;新竹縣西許派就是以新竹貨運公司為基地發展起來的地方派系,而東許派則是以新竹客運汽車公司為核心形成的地方派系;台南市林派擁有台南汽車客運公司;台中市邱派與賴派共同擁有市汽車客運公司,張派擁有市公共汽車公司;花蓮縣客家派參與經營宜蘭縣汽車客運公司,閩南派擁有花蓮縣汽車客運公司與台北縣新店汽車客運公司;高雄市台南派擁有高雄汽車客運公司;台中縣黑派擁有縣汽車客運公司,苗栗縣大劉派與小劉派參與經營新竹汽車客運公司等。   
  選舉動員的機器(2)   
  其他經濟實體與地方社團:地方派系的其他地方勢力範圍主要包括除信用合作社之外的各類合作社(如台灣省樟腦運銷合作社、青果合作社、省住宅公用合作社、省蔗農消費合作社、縣市及鄉鎮合作社、省合作社聯合社)、工程建築公司、醫院、家族企業與名目繁多的各類地方性社團等。其中,不少地方派系因擁有醫院而發達,如嘉義市的「許家班」,就是許世賢與張進通夫婦在嘉義市設立順天堂醫院行醫,建立廣泛的社會關係而成為一方勢力;宜蘭縣的羅許派因羅文堂與許文政開設博愛醫院(前身為羅許阿隆博愛醫院)、進而躋身於醫師公會而結識地方政經人士發展起來的一個地方派系;桃園縣吳派也擁有多家醫院等。 
  台灣地方派繫起源於選舉,目標是掌握權力,核心是爭取利益,因此地方派系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選舉動員。在實行地方自治情況下,要取得權力只能通過選舉、奪取權力來實現。有了權力,就可為本派係爭取利益與保護利益。要在選舉中取得勝利,不僅需要金錢,更需要發展自己的勢力,壯大派系力量,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發展「樁腳」(即派系領袖培養起來的一批分佈在基層權力機構中的掌權者或忠誠支持者),依靠他們建立廣泛的社會關係網。派系為掌握選舉資源,在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發展關係網,掌握地方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組織,形成一個龐大的「樁腳網絡」。在選舉活動中,地方派系動用這些「樁腳」,進行購票、買票、固票等,以便在選舉中取得勝利。因此,可以說地方派系依靠「樁腳」進行社會與政治動員,發展派系勢力。 
  「樁腳」原是在地方上可以為派系動員各種力量與爭取選票的人物,包括在任或離職的村長、鄉鎮長、農會總幹事、宗親會理事長、退伍軍人協會會長、廟會管理委員會總幹事、校友會總幹事等在地方有一定影響與實力的人物。「樁腳」也有「大樁腳」與「小樁腳」之分,有「明樁」與「暗樁」之分。「大樁腳」即是社會動員能力較大或影響力較大的個人或組織,如農會、水利會或農會總幹事、宗親會理事長等。「小樁腳」即動員能力相對較小的基層組織或社會政治地位較低的個人,如村長、里長、代書或退伍軍人協會負責人等。縣市級派系的「樁腳」是派系中鄉鎮市級及相關社會團體與組織的負責人或主要幹部。縣市級派系人物則可能是國民黨在省市級與「中央」級行政首長與民意機構選舉中的「樁腳」。全省300多個鄉鎮市的「基層幹部」,基本上是國民黨進行選舉的「基層樁腳」。 
  在台灣地方選舉中,候選人僅憑個人能力與口號是不夠的,必須是派系代表或派系支持的人物。候選人為能夠當選,便給選民實際好處,行賄、給錢買票是主要方式。買票行動僅靠候選人進行是不夠的,也是不可能的,它必須通過所在派系建立的「樁腳」買票。買票已經成為台灣地方選舉中的一種普遍性的文化,不再認為是非法的行為。買票的方式多種多樣,一般都會通過自己的「樁腳」去執行。買票的價格各地不一,都市高於鄉村,經濟發達地區高於經濟落後地區。 
  在社會反賄選聲音不斷高漲下,司法單位積極查處賄選,於是候選人改以後援會、宗親會、同鄉會、大樓管理委員會、工商業協會等民間社團名義所舉行的流水席、餐會、聯誼會、座談會等贈禮品的變相方式爭取選民。總之,派系要通過各種辦法給予「樁腳」好處,以便讓其努力拉選票。據台灣《工商時報》對1997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樁腳」買票情況報道:雖然候選人直接以金錢、實物賄賂選民的手段漸趨式微,但以民間社團名義設宴或贈禮品等模式的賄選卻大行其道。因縣市長選舉選區大,候選人在「綁樁」時已採取「精兵制」,並以大、中型「樁腳」為主,至於過去以村裡鄰長等基層行政人員為「樁腳」的做法,在此選舉中已漸沒落。 
  在各種選舉後,獲勝者均會做一些回報給「樁腳」,這就是台灣的「酬庸文化」。酬庸回報方式多種多樣,能給陞官的給陞官,給錢的給錢,給工程的給工程,其實就是一種權力與利益的交換。   
  侵蝕經濟利益   
  地方派系對政治權力的爭奪,看重的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的表徵,更重要的是握有權力之後所能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 
  地方派系掠奪經濟利益的範圍相當廣泛,主要包括公共工程承包、土地重劃、地目變更、水利會資源分配、農會信用貸款等。有學者認為,地方派系通過所佔據的民意代表職位汲取資源方式分為三類:一是省營金融機構的特權貸款。凡是有機會當選議員的縣級派系,都不會放過此一機會。二是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門採購利益與佣金,尤其是對公共工程的承包,在建設經費比較充裕的縣市利益更是為數可觀。三是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這又分為兩類。一類是表面上合法的假公濟私,例如利用都市計劃或公共建設規劃來進行土地投機炒作;另一類是以公權力來掩護非法經營活動,例如經營地下娛樂場所與賭場。 
  其中,各級政府推動的公共工程是一項龐大的經濟利益。這些公共工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層層編列預算,「中央」補助省市政府,省市政府補助各縣市政府,各縣市政府補助各鄉鎮市,縣市與鄉鎮這兩層的工程預算經過地方領袖與派系人物自己或親友承接,從中獲得巨大利益。這就是地方派系為何爭奪地方權力的本質所在。 
  預算的編制和補助款項成為上級政治人物掌握地方的最有效武器。這種圖利特定派系、人士的補助經費寬裕,漸漸讓地方勢力、派系坐大。再加上「解嚴」以後,政治勢力與政治結構的急速變化,有些地方派系成為地方政治生態的操控勢力。 
  有人將派系與樁腳結合蠶食的公共工程稱為「樁腳工程」。有學者認為,「樁腳工程」是國民黨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為了鞏固地方基層勢力所採取的一套以經濟掌控政治的策略。由於每年從上向下編列、補助的工程款巨大,大多為地方基層派系人物與地方勢力所獲得,從而形成省政府有省政府的「樁腳工程」,縣市政府有縣市政府的「樁腳工程」,鄉鎮有鄉鎮的「樁腳工程」,從而建立起一個經濟政治利益的結盟體。 
  依據台灣省「警政署」發表的台灣黑道幫派介入公共工程圍標的研究報告,台灣許多縣市政府地方建設經費,每年固定分配給該縣市的議員,由各議員就其選區內應建設的工程提出規劃後,給予一定額度的經費。這項措施,美其名曰讓各議員能夠向各該選區民眾的選舉承諾有所交待,其實主要還是擔心預算的審查不過關而圖利議員。 
  在縣市、鄉鎮各項公共工程招標與發包過程中,由掌握決策大權的派系人物協商後分配給特定的人士,這些特定的人有的是民意代表、有的是地方實力人士、有的是工程承包商、有的是地方政府首長或官員的親朋好友、有的是地方首長或官員拉攏的對象或想結盟的派系或地方勢力。其中,又以地方各級民意代表介入「樁腳工程」的情形最為普遍,地方派系人士介入的情況居次。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即民意代表與地方派系人物是交織在一起的,地方各級民意代表均屬於不同的派系而已。據知,有些縣市首長和縣議員私下都有約定的默契,每位議員每年可以分配到2000萬到5000萬元不等的「工程配額」。縣議會正、副議長的工程配額一般是議員的2—3倍。縣市議員與鄉鎮代表因權限等級不同,所能獲得的工程配額也有所不同。這種酬庸性的工程配額,由民意代表指定給自己或本派系親近人士的廠商,自己從中取得回扣與佣金。 
  1998年4月初,台灣「調查局」在偵辦台東縣議會正、副議長賄選案時,意外查出台東縣議會機要秘書林義力夫婦,以經營的「國鑫行」來協助台東縣政府和縣議員共同分配台東縣政府機關、學校工程及採購項目。其方式是,林義力向某機關、學校先徵求機關、學校計劃擴充的設備或校舍工程,以及大概預算,然後就由林義力通過縣政府各個有關部門進行編列,待預算提出後,林義力就找議員們「溝通」,指明某件工程可以拿多少回扣,然後就可以拿到縣議員審議過關。有時,林義力事先會向機關、學校說明工程應拿的回扣數,如果遭到拒絕與不合作,機關或學校就拿不到工程,即便拿到也會在議會中被否決。在這起案件中,與「國鑫行」有勾結的成員包括縣政府官員、縣議會議員、台東市民代會代表、市公所人員等80多人。從這一案件可以發現,利益巨大的地方各類工程成為以地方派系為首的各勢力爭取的最重要目標,也是台灣地方黑金政治中最為普遍的一頁。   
  爭奪政治權力(1)   
  地方派系的產生最重要的起源就是實施地方自治後的民選縣市長職位之爭。因此,在台灣地方自治發展史上,縣市長是地方派系的領袖或最重要代表。在反對黨出現以前,除個別的縣市長外,絕大多數縣市長均是國民黨籍的派系領袖或派系代表。派系產生後,橫向在縣市議會發展,縱向向下向鄉鎮市與村裡等基層延伸,向上向省議會、「立法院」與「國民代表大會」等民意機構發展,但地方派系不能跨越縣市範圍,從而形成一個以縣市為中心、人脈上下一體龐大複雜的結盟關係網絡。 
  台灣權力結構是由「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市、村裡五個層級組成的統治體系。台灣地方自治是指省(市)、縣(市)與鄉(鎮市)三級地方自治。「行政院」直轄市與省轄市下的區及村(裡)、鄰為非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人資格,即公法人。 
  長期以來,台灣地方自治是不完全的民主自治,是集權「中央」統治下的部分自治與准自治。基本上,縣市以下權力結構是民主政治的完全自治體系;省與直轄市有不同程度的部分自治,即議會通過直接選舉產生,而行政首長為集權下的官派。台灣地方自治也缺乏法律依據,而是以國民黨的行政命令與臨時法令執行。在「中央」與省管轄權高度重疊性的情況下,縣市地方自治在台灣就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民選行政首長與民意機構代表具有民意基礎,被賦予了較大的權力發揮空間。 
  縣市長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地方最高行政首長,掌握了縣市政治經濟資源,具有很大的權力,是各種政治勢力與地方派系角逐的對象。自第一屆縣市長選舉起,各縣市實力派人物紛紛出馬,展開了激烈角逐,在選舉過程中各候選人代表及支持者形成一股勢力,地方派系由此產生。每次縣市長的選舉,也是地方派系權力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每次縣市長的更替就是派系力量的輪轉。縣市長若是派系代表就會對本派繫帶來相當大的利益;若不是派系代表,也會在任內培養自己的人馬,形成一種新的勢力,多稱為「縣長派」,可能就是一個新派系的誕生,不少縣市的地方派系也正是這樣形成的。自1950年以來,到2000年民進黨上台前,台灣共舉行十三屆縣市長選舉,當選者90%以上是地方派系代表。 
  縣市議會則是地方立法機構,更是地方派系權力分配的重鎮。台灣光復初期,台灣縣市政府屬半自治機構。縣參議會依《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規定,採取間接選舉,由各縣的鄉、鎮、市民代表會及職業團體分別選舉各縣的參議員組成。各市參議會則依《市參議會組織條例》規定,由區民代表會及職業團體分別選舉市參議員組成。1950年,台灣當局公佈《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各縣市依規定成立縣、市議會,縣市議會由間接選舉進入直接選舉時期。縣市議員任期前兩屆為2年,第三屆起改為3年,第六屆起改為4年,連選得連任。到2000年,台灣先後共舉行十四屆縣、市議會選舉。議員名額按各縣市人口數並參照財政等情況確定,設有最高限額(縣市議會議員最多不得超過65人,直轄市議會議員最多為52人),另有婦女與原住民保障名額。 
  縣市議會當選者歷來都是有實力的地方派系與家族勢力的代表人物,當選連任者的比例甚高,有些家族更是連續二代、三代或一個家族多人同時當選縣市議員。縣市議會基本上由地方派系把持。據統計,在歷屆縣議會選舉中,地方派系推舉或支持的候選人當選比率達50%—60%。 
  長期以來,縣市議會與縣市政府在利益交換或合作上能夠進行良好配合,較少發生衝突。但在民進黨執政縣市增加後,掌握行政權力的縣市政府與掌握「民意」機構的縣市議會的國民黨勢力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府會衝突不時發生,但基本上仍能維持合作關係,關鍵在於雙方利益的分配能夠達到共享。 
  進入20世紀90年代,台灣政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民意」機構全面改選,台北市、高雄市、台灣省與「總統」、「副總統」進行全面直接選舉。同時政黨政治的形成,各主要黨派投入各種重大選舉,對台灣各級權力結構與選民結構都有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地方派系的發展。 
  這一時期,地方派系雖然在各種選舉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已無法控制選局。政黨力量明顯在選舉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就是說台灣基本上結束了縣級以上權力在派系之間的分配,而是由政黨競爭所取代。但地方派繫在不同區域與種類的選舉中仍發揮著重要功能。一是在縣級以上的單一行政首長選舉中,地方派系已發揮不了決定性作用,政黨成為權力競爭的核心力量。二是地方派繫在各級民意代表選舉中仍具一定影響力。三是地方派繫在縣市議會選舉中具相當影響力。四是地方派繫在基層選舉中影響力尚大。 
  就20世紀90年代地方派系的總體發展來說,地方派系從一度興盛走向衰落。其中,1997年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是最重要的標誌,預示著地方政治生態重組,地方派系逐漸讓位於政黨政治。「選人不選黨」或重形象輕派系的時代逐漸到來。這樣的選民在各政黨勢力相差不大的都會型縣市顯示了強大的作用,傳統性的派系、宗親與社團力量在減弱。國民黨取得的執政縣市均是經濟落後的縣,都會型的縣市全為民進黨獲勝。地方派系對台灣政治選舉活動的影響在減少,但地方派系是利益結合的產物,因此只要有選舉,有利益,地方派系就會存在。特別是在鄉鎮市長及地方民意代表等基層權力結構中,地方派系力量仍大於政黨力量。   
  爭奪政治權力(2)   
  總體講,地方派系對國民黨執政的不利影響不僅在於地方派系的貪污腐敗與黑金化,嚴重影響國民黨的執政形象,而且還在於國民黨地方政權派系化,地方派系勢力坐大後,凌駕於地方黨部甚至黨中央,在選舉中常常不聽從黨的部署與安排,甚至黨中央被迫遷就地方派系的要挾,嚴重削弱了國民黨在地方的發展,不斷失去地方執政權,並最終失去在台灣的執政權。     
  第十一章 與黑道結盟   
  黨與黑道勾結   
  國民黨依靠黑社會勢力打天下,利用黑社會勢力維護政權與統治,不是退居台灣後才出現,在歷史上就一直存在。在大陸時期,蔣介石不僅曾加入了幫會組織青幫,而且為了篡奪革命政權,與上海黑社會勢力勾結,於1927年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奪取革命政權。此後,蔣介石統治集團一直無法割斷與黑社會的關係,也不斷依靠黑社會勢力與地方軍閥維持統治。 
  國民黨在大陸戰敗退居台灣後,儘管仍有極少數黑幫上層人物隨國民黨去台,但失去了原有大陸黑社會勢力存在的環境,又與島內黑社會勢力無歷史淵源,與黑社會關係一度有所減弱。不過,國民黨當局未從根本上悔過,對黨的建設沒有進行深刻的改革,又重犯了用黑社會清除異己、控制政權的錯誤。1984年,轟動一時的「江南命案」,就是台灣國民黨高層與情報局利用黑社會組織「竹聯幫」暗殺異己的最典型案例。這一事件,不僅揭示了國民黨與黑社會勢力的相互利用關係,而且對國民黨在台統治影響深遠,打亂了國民黨政權的接班部署。 
  李登輝執政後,在民進黨的挑戰與選舉壓力下,不是進行制度更新,不是對黨的運作進行改革,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利用一切力量,特別是利用黑社會勢力參選,以鞏固政權,於是黑道紛紛步入政壇,成為政權體系的一部分,黑金政治一發不可收拾。有學者評論指出,「到了李登輝時代,他結合本地土豪劣紳,引進黑道勢力,掃除了蔣家權貴勢力,使中國國民黨變成了本土化的『台灣國民黨』,那些土豪劣紳、黑道大哥紛紛搖身變成正當的統治者之一。」 
  李登輝利用黑道來維持政權,與台灣的政治生態變化也有直接關係。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台灣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在野的民進黨成為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並通過選舉相繼奪取一些縣市的執政權,在各級議會的力量也逐漸上升,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不斷受到威脅。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為了維持統治地位,採取了「勝選至上」策略,提名地方派系人士、特定財團代表,或具有「實力」的黑道人物參與選舉各級政府首長或民意代表,為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打開了一條通往政壇的通道,於是出現了「黑道治縣」、「黑道治鄉」、「黑道治國」的怪現象。 
  1996年5月13日,《中國時報》發表的一篇社論指出:「黑道、金錢介入台灣地方政治由來已久,於今尤烈。剖析其壯大過程,不能不說主政的國民黨當局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當初島內政治轉型之時,當局為了展現基層民意支持力量,對抗黨內保守勢力,未加篩選地吸引、結納地方勢力與黑道人物,一時間『狡狼型』的地方政客一躍而成為黨之棟樑;有前科背景的議長、副議長也成為重要的輔選支柱,於是乎黑白結盟,利益勾結,沆瀣一氣,遇有衝突則暴力相向,地方政局因此更加不堪聞問。」 
  可以說在蔣氏父子執政時期,儘管國民黨與黑社會勢力仍保持密切關係,但黑道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控制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不能公開合作,也決不會讓其介入政治活動,更不會讓其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部分。但到李登輝時代,黑道勢力公然漂白坐大,紛紛進入權力機構,國民黨政權與黑道結盟的黑金政治逐漸形成。   
  黑道漂白大觀(1)   
  台灣黑道入主政壇形成一套黑道漂白模式,即「先當兄弟,再當議員」。這些道上兄弟通常採取的辦法就是:運用地方勢力幫助國民黨進行選舉,以維持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國民黨則提名協助選舉有「功」的黑道兄弟競選民意代表,於是一大批有黑道背景的人紛紛進入政壇。 
  黑道漂白的過程或步驟一般是,不少黑道先以參選村里長為基礎,進而參選鄉鎮市民代表,並角逐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下一步便是爭取參選縣市議員;目標更大者便是爭取當選省議員與中央級民意代表。通過層層漂白,政壇黑道勢力越來越大,終於形成「黑道治國」的局面。 
  在地方基層選舉中,黑道漂白當選者比例甚高。在1994年基層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黑道人物當選的比例相當高。據台灣《自由時報》(1994年7月18日)記者保守估計,這次地方選舉,有黑道背景的當選者至少超過150人,其中以台中縣與台南市黑道當選率最高,幾乎為百分之百,就是說只要黑道出面參選,一定當選。黑道當選人數以彰化縣最多,上屆更高達70多人,本屆仍有50人。據台灣《新新聞週刊》報道,20世紀90年代末高雄市現任地方民意代表中,有黑道背景的包括張姓(屬七賢幫)、蔡姓(屬西北幫)、洪姓(屬聯宏幫)、許姓(屬新興市場幫)及曾姓、吳姓、陳姓和林姓等多人。 
  一些通過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在台灣政壇呼風喚雨,典型者如前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前高雄縣議會議長吳鶴松、台中縣前議會議長顏清標、高雄市現議會副議長蔡松雄與「立法委員」羅福助、陳明文等。其中,鄭太吉的漂白過程及與國民黨的相互支持、利用最為典型。 
  鄭太吉曾出面幫助走向衰落中的國民黨進行政治選舉,並因成績顯著,受到國民黨上層的重視與栽培。在1992年嘉義縣縣長選舉中,民進黨派出前嘉義縣縣長蘇貞昌競選連任,國民黨則提名頗有爭議甚至涉嫌貪污的伍澤元參選。國民黨與民進黨兩方人馬競爭十分激烈,實力不相上下,甚至在政見會上發生多次暴力衝突與毆打。國民黨已連丟數縣市的執政權,希望這次能從民進黨手中奪回失去的嘉義縣執政權,為此不惜一切代價,採取各種方法來打這次縣長選舉戰。在嘉南地方有實力的黑道勢力就成為國民黨拉攏的對象,身兼黑白兩道的鄭太吉在國民黨的「號召」下,成為伍澤元選舉的戰將,大力輔選,伍澤元終於打敗蘇貞昌,當上嘉義縣縣長。鄭太吉因輔選有功,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名競選嘉義縣議會議長,在國民黨籍議員的支持下順利當選,成為一個有實力的政治人物。隨後,鄭太吉正式加入國民黨。1994年,他順利連任縣議員,並再次當選縣議會議長。可是這位黑道漂白的兄弟本性不改,到處動槍,終於因公開殺人案而入獄。這一事件,對國民黨造成極大的傷害。 
  為何黑道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選舉進入政壇?一位前省議員表示,台灣地方上的政治環境特殊,黑道漂白並不難,在大選區通常只要四五千張選票就可以當上縣市議員,小選區2000多張選票就可當選。而正、副議長選舉在只有數十人的議員中選舉,更易當選。只要有錢,進行買票賄選,更容易當選。這正是黑道最大的本錢。在台灣買票、賄選盛行的選舉文化下,黑道人物就可以用金錢打開通往政壇的道路。加上李登輝為鞏固自己政權的需要,對黑道的縱容與利用,進一步加快了黑道步入政壇的步伐。 
  黑道漂白進入政壇,並不意味著「金盆洗手」,是要為民服務,保護人民的權益。恰恰相反,大部分黑道人士進入政壇,是希望通過民意代表這一特殊的身份,取得「護身符」,尤其是縣級以上議員有刑事免責權,可為自己謀求更大、更多的利益。縣市議會議員與正、副議長,更是黑道積極爭奪的目標。縣市議會議長在地方權力不小,在地方上舉足輕重,還可鉗制行政首長。許多地方利益通過議會少數掌權者的運作或與地方行政首長的共同合作,可獲得種種經濟利益。 
  許多政治人物為了在激烈的選舉中取勝,利用黑道勢力,打擊對手,造成選舉活動中黑道勢力猖獗與氾濫。這與國民黨在選舉中提名黑道人物直接參與選舉有所不同,主要是利用黑道勢力在選舉過程中保駕護航、買票、監票或以武力威脅對手等。有學者指出,黑道在選舉中的角色「不外是候選人隨身保鏢,或坐鎮競選總部,或擔任因選舉引發糾紛的魯仲連角色,或從事布樁買票的樁腳。」 
  「松聯幫」兄弟參加「四海幫」老大葬禮黑道勢力稱霸一方,掌握一定的選舉票源,為不少候選人所看重,便利用黑道勢力為自己輔選。除了聘請黑道大哥當保鏢外,就是讓黑道兄弟負責拉票與監票。一般黑道大哥手下有不少兄弟,通過這些兄弟可以拉到不少選票。同時為了保證花錢買的票能夠投給自己,而不發生「跑票」,就需要黑道兄弟扮演「監票」的角色。 
  有些候選人利用黑道大哥以種種手段進行威脅恐嚇,給競選對手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如在1996年「總統」選舉時,退出國民黨的郝柏村和林洋港合作參選,便受到來自黑道勢力的威脅。1995年12月,郝柏村與國民黨非主流重要人物接獲一份黑道機密資料,有人以每人25萬美元的高價收買日本黑道,準備赴台暗殺國民黨非主流元老。這顯然是競爭對手李登輝支持者運作的結果,絕非黑道兄弟的自覺行為。   
  黑道漂白大觀(2)   
  由於黑道人物的介入,每到各種選舉前後,與選舉有關的各種暴力事件就不斷發生。如在1982年底鄉(鎮)市長及縣市議員選舉中,全省發生重大流血暴力事件有雲林、彰化、桃園等6個縣市。在1990年「立法委員」與縣市長選舉中,暴力流血事件蔓延了台中市、雲林縣等15個縣市,占台灣23個縣市的65%。在選舉期間,發生候選人或助選人員被殺害、縱火、毆打、綁架、恐嚇、勒索等暴力事件十分普遍。以1982年的台灣鄉鎮市長(第九屆)及1986年鄉鎮市民代表(第十二屆)為例,全省鄉鎮市長、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及代表,遭殺害、殺傷、毆傷、恐嚇、勒索、挾持等案件高達51起。上述鄉鎮市長及代表會代表等任內,涉及打傷助選員、賄選、槍械使用、勒索、傷害、開設賭場、妨礙公務等案件,以致被收押或判處徒刑的案件,高達147起。在1989年「立法委員」選舉期間,發生選舉暴力事件45件,遍佈14個縣市。在這些暴力事件中,共有4位候選人或助選人被殺害;2位候選人遭綁架;11位候選人遭電話或刀槍恐嚇;有5位候選人被毆打、住房被破壞;有6件相關的縱火案與勒索案。可以說每到選舉,島內便是血腥風雲,槍聲不斷,暴力事件頻傳。 
  黑道介入選舉,一般而言,視其黑道幫派性質而略有差異。台灣黑道有社會型黑道、經濟型黑道與政治型黑道之分。社會型黑道是以勒索、恐嚇、威脅等索取金錢為主要目的,常以流竄型黑道分子或本地黑道與外地黑道結合進行,是選舉血腥暴力的主要來源,給候選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經濟型黑道多從事非法與合法的事業,介入助選則是以威脅、強迫等方式進行買票、盯票與護票,對選舉結果影響甚大,與黑道及派系無關的中產階級精英很難在這類選舉中獲勝,而有實力的黑道分子或黑道支持的人物則常常當選。政治型黑道是台灣黑道發展的高級形態,是由社會型、經濟型黑道發展而來,這些黑道兄弟不是具有刑事前科或犯罪記錄,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的黑道分子。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社會出身,他們介入政治的途徑就是通過參與選舉進入地方政壇。 
  政治人物為獲得黑道勢力的支持,需要經常與黑道大哥往來,以建立關係。在台灣,只要有黑道大哥被殺或去世,其葬禮之隆重,前來祭奠的高官之多,不亞於任何一個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禮。如前幾年彰化縣一位黑道大哥因黑吃黑被人開槍打死,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竟是國民黨的前「立法委員」,副主任委員是院長級的高層人士,參加葬禮的更是高官商賈雲集。在1996年初又一位黑道大哥的葬禮上,台灣三大黨均有要員參加。 
  政治人物何以不怕社會輿論譴責而敢於公開參加黑道人物的隆重葬禮?道理很簡單,黑道大哥是地方一股政治社會勢力,對選票有重要影響,許多政治人物就是靠這些大哥的支持當選的,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若不在葬禮中有所表現,這些政治人物在下次選舉中就別想得到他們的支持。參加黑道大哥的葬禮,不過是政治人物經營、建立基層勢力的一種必要手段而已。其實不僅在黑道大哥的葬禮中,而且在與黑道人物相關的紅白喜事中,均會有政治人物的光臨或送禮。在許多不同場合的宴會上,或在私下的聚會活動中,黑道與商賈、政客相互稱兄道弟,往來密切。 
  每到選舉,台灣當局也會進行掃黑,但這只是給民眾做樣子,抓一些黑社會的小兄弟,而不會真正觸動有勢力的黑道大哥,甚至還要用這些黑道大哥為自己服務。一位黑道兄弟說:「以前選舉也會掃黑,政府說是清跑道,但我們真正有影響力的兄弟根本不必理會或跑路,因為候選人需要我們,會設法維護我們安全。有的兄弟自己跳出來參選時,警方還要派員保護他們。」即使因掃黑而逃到海外的黑道分子,也不忘關心島內的選舉活動,在選舉期間便打電話回台灣,向親朋好友拉票,支持他們的候選人。有些黑道人物交代在島內的小兄弟前往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處捐款或暗中客串保鏢。 
  國民黨與黑道的關係之密切,甚至超過黑道兄弟之間的關係。在一次「立法委員」選舉中,「四海幫」老大「大寶」陳永和,不支持自己的兄弟蔡冠倫,反而支持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候選人,足見國民黨對黑道人物的依賴程度。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上層通過警界高官請該幫「大寶」陳永和召開幫派首腦會議,動員江湖好漢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大寶」鼎力相助,動員兄弟支持。但後來李登輝改變策略,採行「棄黃保陳」(放棄黃大洲,改為支持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共同對付可能當選的新黨候選人趙少康),結果讓陳水扁當選,這讓「大寶」非常生氣,大罵找他幫忙的國民黨黨工和警官不是東西。 
  黑道人物出錢出力支持國民黨候選人或其他政治人物,當然是希望有所回報,不僅希望能得到各種經濟利益如工程承包、經營企業,而且一旦兄弟犯案出事,以便有這些達官貴人能為自己說情護航,保護自己,或者重刑輕判,輕刑不判。這才是黑道與政治人物相互利用關係的本質所在,也是黑金政治共生結構存在的條件。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1)   
  議會是民主政治的象徵,是最重要的立法與監督機構。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議會卻成為黑道人物積極爭取的目標,黑道大哥紛紛進入各級議會這個民主的殿堂。 
  台灣民意機構設置稱得上健全,從基層的鄉鎮市民代表會,到縣市議會與省市議會,再到中央級的「立法院」與「國民代表大會」,形成一個龐大的民意機構體系。然而,這些為民說話、代民行使職權的民意機構,卻成為黑道勢力的天下。 
  台灣各級議會內有多少黑色背景的民意代表?可能無人能說清楚。但議會處處有黑道是不爭的事實,這連台灣官方都不得不承認。台灣「警政署」調查指出,台灣黑道老大參選民意代表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益普遍,不論中央與地方均大有人在,地方基層尤甚。據20世紀80年代後期一份調查報告,自桃園縣以南到屏東縣的西部海岸共有11個縣市,占台灣縣市總數的57%,黑道分子通過選舉紛紛進入鄉鎮市代表大會、縣市議會,甚至當上鄉鎮市長、縣市議會議長,特別是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彰化縣、高雄縣、高雄市與台南縣,出身黑道的議員平均占總議員人數的25%,雲林縣更高達40%。 
  台灣前「法務部長」廖正豪在1996年「立法院」一次質詢中首度公開表示,有黑道背景的縣市及鄉鎮市民意代表約占1/3,省市級黑道民意代表超過民意代表總額的1/4,「中央級」黑道民意代表則佔其總數的1/10到1/20。他進一步表示,包括「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約500位中央民意代表中,約有50位具有黑道背景;175位省市民意代表中,有近40位具有黑道背景;850多位縣市及鄉鎮市民意代表中有286人有黑底。按此計算,台灣各級民意機構中的黑道人物近380人。台灣省「刑事警察局」則調查顯示,台灣省(不包括台北市與高雄市)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計150人。 
  民間對民意機構內黑道人士的調查與估計結果差別甚大。1999年9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表示,目前五成民意代表與黑道有關。同年9月21日《聯合報》公佈的一項各縣市級以上具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人數統計顯示,854名縣市議員中有88名有黑底,「立法委員」中有5人有黑底,「國大代表」中有7人有黑底。12月21日,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東昇發表論文指出,從各種調查分析,台灣省各縣市黑道幫派中,有667%的成員或親屬擔任民意代表。 
  這些調查哪一個更正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台灣民意機構已嚴重黑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台灣「黑道治國」也不是聳人聽聞,恰恰正揭示了台灣黑金政治已達到人們無法容忍的程度。 
  鄉鎮市是台灣權力結構的基礎。在鄉鎮市民代表會中,黑道勢力最為龐大。只是這個層級民意機構,黑道勢力影響範圍相對較小,不大會引起社會的關注而已。這個基層民意機構,正是黑道進入更高層民意機構的橋樑與基礎。由於鄉鎮市民意代表選舉,所需經費與票數相對較少,這就為黑道依靠財力、通過買票進入這個權力結構提供了方便。於是台灣的黑道漂白,常常是先從此開始,一步步向上發展。 
  從島內基層民意代表發生的案件可以判斷,基層民意機構黑化的程度。據1994年7月18日台灣《自由時報》報道,在1994年基層村里長及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據保守估計,有黑道背景的當選者至少有150人,而各縣市情況有所不同。台中縣各鄉鎮市民及村里長的選舉中,有20多位黑道人士參選並當選,當選率達百分之百;彰化縣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有50人當選;嘉義縣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黑道兄弟多以高票當選;高雄縣鄉鎮市與村里長選舉,與黑道關係密切的當選者有40多位。台灣不少鄉鎮市民代表會,實際成為黑道勢力的地盤,「黑道治鄉」的美名由此而來。 
  有黑道背景的基層民意代表在基層建立了廣泛的社會關係之後,就開始向縣市議會發展,因此縣市級議會中的黑色民意代表不斷增加,從上述的報道數字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關鍵在於縣市議員擁有的權力遠不是鄉鎮市民代表所能相比的,不僅當選後實際經濟利益豐厚,而且在議會開會期間享有刑事免責權。尤其是中南部地區,縣市議會的黑色民意代表最為普遍。在1993年選出的第十三屆縣市議員中,有黑道背景者特別多,被認為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僅見的「政治黑道世代」。「法務部長」廖正豪承認,本屆全省各縣市的議員裡35%有黑道背景。前「立法委員」朱高正指出,「21個縣市的議長與副議長,有80%是黑道,而且都是國民黨黨員。」就是說儘管仍有多數議員不是黑道,但這屆縣市議會幾乎完全掌握在黑道議長或副議長手裡。最典型的莫過於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後因殺人案被判死刑)、屏東縣議會議長蕭登標(曾因多起罪案被通緝)、彰化縣議會副議長粘仲仁(因多起罪案被起訴)及高雄縣議長吳鶴松(因黑道恩怨被暗殺)等。就是1998年選舉的第十四屆縣市議會中,因「凍省」不少有黑道背景的省議員紛紛通過選舉縣市議員,進入縣市議會,縣市議會黑道勢力進一步增大,僅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就有好幾位出身黑道。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2)   
  在1989年「立法院」全面直選及1998年「凍省」之前,省議會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民意機構,省議員均是來自各縣市的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雖然有許多省議員不是黑道出身,但與黑道勢力關係密切,不少人就是依靠黑道的支持當選的。 
  台灣不僅地方民意機構日益黑化,而且「中央級」民意機構——「立法院」與「國民代表大會」這種最權威與最神聖的地方也成為黑道角逐的目標。「立法院」黑道老大雖不如地方民意機構那樣多,但也有數位黑道老大,並且因其地位高,權力大,影響大,頗受社會各界關注。據媒體報道,全面直選後的各屆「立法院」,一般均有十位左右的黑道「立法委員」,其中更有幾位黑道「立法委員」連選連任,充分顯示了其強大的財力與勢力。儘管有不少「立法委員」本身不是黑道出身,但與黑道關係十分密切。這可以從黑道老大的紅白喜事中看得出來。在黑道老大家人舉行的紅白喜事或黑道老大隆重的葬禮上,經常會發現有許多「立法委員」公開參加,而私下送紅包與送禮的「立法委員」就更多。台灣《聯合報》未點名地指出,第四屆「立法院」內有五位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員」。 
  「國民代表大會」這個具有立憲與修憲大權的「國會」也有黑道的影子。1999年12月,台灣《聯合報》公佈的統計顯示,「國民代表大會」中,黑道出身的「國大代表」有7位,分別來自台北縣、台中縣、彰化縣、雲林縣與高雄市。其中,與黑道關係密切的「國大代表」就更多了。 
  人們會問黑道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勢力,在激烈的選舉中,擊敗政黨候選人甚至知名政治人物而當選?關鍵在於,台灣的黑道勢力不再是早期的包賭包娼或打打殺殺,而是通過漂白的合法身份出現,特別是通過經營企業獲取豐厚的利潤(當然常走法律邊緣甚至從事非法經營),再以雄厚的財力投入選舉。在台灣看似民主的選舉,實際上主要靠錢買票,只要在自己的選區內買到一定數量的選票就可當選,這就為黑道勢力投入選舉,進行政治漂白提供了條件,讓許多黑道人物進入議會,成為權力體系的一部分。 
  黑道介入政治,不斷引來社會各界的批評與譴責。但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等國民黨官員竟然理直氣壯地為黑道辯護。李登輝竟稱,「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獨台灣才有,社會自由化了,各種力量都可出來。」似乎在李登輝看來,黑道的存在是合理的。李登輝昔日的一位親信、國民黨高官也曾公開說:「當政者應容忍某種程度的金權黑權存在」,「金權黑權是巨大的社會力,對政權的取得與維持有幫助」。他還進一步表示,「站在民主政治立場,黑社會分子為中華民國國民,享有憲法所賦予之一切基本人權,包括選舉與被選舉權,及參加政黨從事政治活動之權利。既是如此,黑社會分子只要沒有被法律制裁剝奪公權,而同時又擁有足夠的民眾基礎,則其被提名或被選為各級民意代表,乃是民主政治之當然現象。」還有一些國民黨高層人物講:「黑道也是選民,為什麼不能有民意代表?」「黑道都是愛國的,沒有黑道就沒有中華民國。」正因為如此,黑道才如此橫行,才堂而皇之地進入政壇。無怪乎台灣黑道如此明目張膽,原來有「總統」大人護駕與支持,誰還能制服黑道?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台灣受人尊敬的台灣「司法部長」馬英九因掃黑過度而被李登輝革了職,前「法務部長」廖正豪黯然離開政壇。這更讓民眾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信心,國民黨已是不會改變也無力改變黑金政治現狀的,似乎只有拋棄令民眾失望的國民黨政權了。   
  黑道參政的惡果(1)   
  由於黑道漂白參政,許多號稱「民意代表」的政治人物卻是罪案纍纍的黑道人物或罪犯,造成國民黨執政品質下降,政風敗壞。 
  據台灣刑事警察局統計,1994年各縣市新當選議員中,有幫派、管訓記錄及刑事前科者共300多人,超過總數的1/3。在台灣21個縣市議會中,這次當選的大部分議會正、副議長有種種不同的犯罪記錄與前科,有些甚至是犯有殺人罪的前罪犯。但他們卻在漂白後,成為議會領袖,而且人數之多,比率之高,為全球所少見。台灣《時報週刊》記者於1995年初,對台灣省21個縣市新當選的42名正、副議長進行了一番調查,結果有19縣市的27個議長或副議長有犯罪記錄。這僅此是被公開起訴的部分,還有許多尚未揭發或被起訴的案件,若認真追究起來,台灣各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可能沒有一個是清清白白的。 
  1999年10月29日,台灣「司法院」公佈涉案民意代表名單,「國大代表」有「四海幫」老大陳永和葬禮,場面宏大,令人瞠目15位,「立法委員」有34位,鄉鎮市民代表有47位,院轄市與省轄市及縣議會部分則有109位。其中「國大代表」蔡永常、「立法委員」廖學廣與周伯倫、縣市議員蕭登旺、蔡松雄與顏清標等在列。這些均是在一審與二審中涉案民意代表,而不包括已結案的部分。其涉案罪名包括貪污、欺詐、偽造文書、妨礙公務等。 
  台灣鄉鎮市基層,黑道與政治勢力結合情況更為嚴重,形成地方一股惡勢力,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因此有人稱台灣為「黑道治鄉」。彰化縣曾被稱為「黑道故鄉」。長期以來,該縣地方民意代表與黑道勾結,橫行鄉里。在1996年9月開始的掃黑行動中,該縣民意代表涉案人數居各縣市之冠。其中,彰化縣鹿港鎮民代會副主席許志育,因涉嫌經營賭場、暴力討債及為爭奪砂石利益開槍挾持對方等罪嫌被捕。彰化縣芳苑鄉代會副主席謝騰三以暴力包攬工程、槍擊鄉長、恐嚇勒索以及洗錢案被列入掃黑對像被捕。類似的案件在台灣十分普遍。 
  除了基層民意代表外,事實上也有不少地方行政官員有多項犯罪前科。嘉義縣朴子市市長吳國楨就是一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市長。 
  吳國楨,嘉義縣人,高職畢業。1990年投入政壇,同年3月起任朴子市民代會主席,1994年3月起任朴子市長,成為嘉義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鄉鎮市長。然而,他卻曾是黑道幫派林水樹幫的成員,有賭博前科。1995年9月,嘉義縣警察局以檢肅流氓罪將其移送法院審理,並裁定:吳國楨於1990年曾犯賭博罪,1994年犯恐嚇罪,均曾被判罰金在案。吳國楨還連續率眾以暴力脅迫手段或通過幕後操縱方式,藉故滋事,開槍逞威,恐嚇傷害,侮辱公務員,欺壓善良,教唆傷人,暴力介入選舉。據報道,吳國楨被提報流氓的罪名計有15項,資料卷宗高達半尺。 
  由此可見,台灣基層黑色民意代表、實權人物與黑道勢力結合一起,為非作歹,無法無天,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黑道介入政壇,逐漸成為許多政治人物的夢魘。1996年更是政壇人士的不詳之年。政治人物接二連三地遭到黑社會分子的威脅、刀砍、槍殺。新年剛剛開始兩小時,屏東縣議員林明順就遭槍擊,揭開了1996年台灣政壇黑道恩怨槍殺案的序幕。1月,先後發生國民黨籍前「立法委員」蕭瑞征(「十信案」的風雲人物之一)在自家大樓前遭人開槍打死、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陳湧源在競選連任時被人開槍打成重傷、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張金塗遭槍擊成重傷等事件。短短一個多月,有多位政治人物受到黑道分子的槍殺與傷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但當局卻束手無策,黑道對政治人物的迫害更加變本加厲。 
  2月底,民進黨中常會發表譴責黑道介入政治的聲明時,民進黨秘書長兼發言人邱義仁點名批評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無黨籍「立法委員」羅福助是黑道勢力,是民進黨推動「二月改革」失敗的阻力。不久,邱義仁在馬路上遭4名不明身份者的襲擊,毆打成傷,立即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次日,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指出:「無黨籍立法委員羅福助曾利用黑道背景協助國民黨阻撓民進黨的二月政改,這次邱義仁被打事件與他批評羅福助有關。民進黨將發起反黑大遊行,反對的目標將是羅福助及無黨籍立的法委員辦公室。」 
  兩個月後,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彭紹瑾又在家門口被人砍成重傷。島內輿論普遍認為這起事件顯然是因彭積極介入反黑金政治而遭報復。人們普遍猜測,彭就是在諸多抗爭中捲入了地方派系紛爭,危及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受到有人指使的黑道兄弟報復。 
  邱義仁與彭紹瑾被黑道毆打、砍傷事件尚未平息,一個月之後又發生震驚全島的「立法委員」廖學廣綁架案。8月10日夜,廖學廣在台北縣汐止鎮中正路的住處被人綁架,戴上手銬,塞進一個鐵製狗籠,寫上「替天行道」,拋到郊外,次日被人發現後解救。民眾「反黑金」是國民黨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旨在警告性的綁架案再度震動台灣最高當局,警方迅速展開調查。 
  這一綁架案尚未了結,島內又爆發一場更為震驚的殺人滅門血案,即桃園縣長劉邦友官邸大血案。11月21日,兩名歹徒持槍闖入桃園縣長劉邦友官邸,製造了一起包括縣長劉邦友在內的9死一傷血案。   
  黑道參政的惡果(2)   
  血案發生後,引起社會的極大震驚。台灣當局成立專案小組,全力偵辦,並懸賞300萬元,鼓勵民眾提供線索,但此案至今未破。然而此案的發生,引起人們太多的思考,這是黑金政治與利益衝突的必然。劉邦友是桃園縣後起的地方龍頭老大,結交甚廣,三教九流,無所不交,包括黑道兄弟在內。27歲時,劉邦友從父親手中接過桃園縣水利會代表與會長開始步入政壇,以後他便在政壇一帆風順,連任兩屆縣議員與省議員,後又當選桃園縣長。在尋求連任縣長選舉中,就有人揭發他偽造學歷、炒地皮及圖利他人等不軌行為,導致選情告急。於是,他動員黑白兩道的兄弟為他選舉助威,不少黑道大哥與地方角頭(地方型幫派)老大出面,為其助選。從劉邦友的權力核心可以看出黑白一體的結合特徵,劉邦友、鄧文昌與莊順興三人被稱為桃園政壇鐵三角。劉邦友與鄧文昌是兩代世交,劉與鄧文昌的父親鄧天來是結拜兄弟,與鄧的岳父林章銓情同手足,而鄧天來正是台灣黑社會縱貫線上知名的黑道兄弟,在黑白兩道頗有勢力,也是地方選舉的重要依靠力量。鄧天來去世後,鄧文昌接收了他父親的全部地方資源,並在劉邦友的支持下,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當選為人民代表——縣議員。莊順興則是鄧文昌岳父的義子,與劉邦友、鄧文昌關係頗深。以劉邦友為核心的這股地方勢力成為國民黨選票的重要保障。據傳,劉邦友利用手中的行政資源,結合傳統的水利會、農會、議會、司法界與警界等建立了雄厚的政商黑白關係,影響力巨大,在桃園縣呼風喚雨,無所不能。黑白勾結的背後,自然是利益的獲取與利益的衝突。據報道,劉邦友主政7年,承包的工程一個接一個,每件都在數億元之上,總額高達數百億元之巨,而他牽涉的官司更達300餘件。利益衝突也就在所難免,劉邦友的被殺,據傳就是一筆土地利益分配擺不平所引起。 
  就在劉邦友官邸血案發生不到10天,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又在高雄市出租車上被殘酷殺害,再次引起社會的震撼。儘管案件照樣未破,儘管未必是黑道所殺,但台灣的黑道猖獗是不爭的事實,黑色恐怖成為台灣政治人物心中抹不去的陰影。 
  黑道參政與黑色恐怖,極大地損害了國民黨執政形象,人民失去了對國民黨的信任與信心,認為國民黨已不可救藥,不可能改變黑道參政與黑金政治局面,企盼有新的政黨來改變現狀,還人民一個清白的政治與一個沒有黑色恐怖的安詳社會。     
  第十二章 「黨產怪獸」   
  「超級大財團」(1)   
  在全世界很難找到像台灣這樣一個奇特的資本結構。在資本主義社會,私營企業是經濟的主體,政府控制著一定的國營企業;在社會主義國家,國營企業或公有企業是經濟的主體,私營企業只是一種補充。而在台灣,除了私人資本與「國營」、「省營」及縣市營的公有企業之外,還有執政黨龐大的黨產與黨營企業。台灣長期在「黨國一家」即「黨即國家、黨即政府」的體制下,掌握政權的國民黨依靠特權建立起一大批「黨有企業」,於是黨營資本成為台灣社會一個特別資本體,國民黨也因此從一個政黨變為一個大財團。 
  國民黨黨營事業實際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黨中央投資與控股的企業,一部分是國民黨所擁有的土地與房地產。 
  國民黨黨營事業財產有多少,一直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負責黨營事業的前「投管會」(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劉泰英在1994年初曾對外界表示,國民黨的黨產有三種計算方法。一是國民黨有94家黨營事業,若再加上7家100%的控股公司,這101家的企業資產為442億元,負債224億元,淨值為218億元。二是到1993年2月底,黨營事業所投資的企業總資產約為9639億元,負債7167億元,淨值為2472億元。第三種算法是,依國民黨在94家黨營事業裡的持股比例計算,賬面淨值為405億元。國民黨於1994年3月申請登記為社團法人時,所正式申報的黨產淨值為385億元。但外界對這種算法不以為然,多持保留態度。因為這些統計並沒有包括土地與其他不動產等資產。若加上國民黨數十年來所累積的各種黨產,其資產更加龐大。例如,國民黨擁有的各鄉鎮市的黨部辦公室不動產,估計不少於1000億元。前「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就表示國民黨有八九千億元的黨產。到了1996年底,國民黨七大控股公司擁有894億上市、上櫃股票與基金,另有478億元的未上市股票,僅此計算資產已超過1300億元。 
  依據國民黨「投管會」公佈的財務報表,1998年底七大控股公司資產總額為1470億元,負債總額為787億元,淨值為683億元。2000年1月出版的《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一書揭露,到1998年底,國民黨七大控股公司總共主控66家企業,投資企業超過300家,其中有資料的43家主控公司總資產超過6000億元,淨值超過2000億元,稱得上台灣的一個大財團,也是全球「首富政黨」。然而,國民黨可掌控的資產6000億元,並不包括國民黨的海外資產、基金會組織與國民黨中央財政委員會名下的土地。國民黨在海外有大量黨產,由黨營事業悅升昌投資公司負責海外置產與管理。海外資產遍及美國、日本、南非、澳大利亞、利比利亞與香港等世界各地,而實際有多少海外資產,外界很難得知。登記在國民黨名下的土地共有1058筆,房屋625筆,這些不動產的價值更是一筆巨額財富。另外,國民黨黨營事業還設有多個基金會,如世界基金會、愛心園基金會、台灣科技文教基金會、民生建設基金會與關懷長青基金會等。這些基金會成為國民黨的「小金庫」。 
  國民黨黨營事業每年約有至少上百億元的贏利收入。據國民黨黨營事業內部資料,1993年成立「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以來,到1999年,黨營事業不論是資產淨值還是獲利情況均大幅增加,7年累計獲利達675億元,可以說為國民黨賺進不少財富。 
  「中華開發銀行」是台灣政商勾結的象徵國民黨黨營事業主要由近乎持股100%的七大控股公司與其轉投資的「黨資」企業構成,財力十分雄厚。七大控股公司分別為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啟聖實業投資公司、悅升昌投資公司、景德投資公司、建華投資公司與華夏投資公司。這七大控股公司投資的企業非常多,到失去執政權前的1999年底有200多家,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元。在分工上,中央投資公司投資重點在金融、電子、石化、綜合、海外事業;光華投資公司以能源與科技事業為主;建華投資公司以專業事業投資為主;華夏投資公司主管文化媒體事業;啟聖實業投資公司以建築與營建業為主;景德投資公司主要承做保險業務;悅升昌投資公司主要負責相關海外投資事業。黨營事業還控制了台灣重要的文化媒體產業,主要包括中廣、中視、中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正書局、「中央文物供應社」、博新多媒體(已出賣)等事業。其中中廣與中視兩家企業是華夏投資公司的兩大金母雞,營利豐厚。這些文化事業還擁有龐大的土地資產,被認為是國民黨最大的獲利來源之一。 
  黨營事業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石化、水泥、電子、電機、鋼鐵、建築、天然氣、製藥、橡膠、紡織、紙業、環保、金融、證券、票券、租賃、貿易、投資、文化、傳播等眾多行業,可以說是無所不包。一位在野黨「立法委員」這樣形容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大概除了葬儀社的生意之外,其他事業都被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所涵蓋,又或許國民黨搞不好也有經營葬儀社,只是不知道而已。國民黨七大控股公司、200家投資企業,其所建立起來的企業關係網,與政權相結合,其影響力可超過台灣任何一家大財團。」   
  「超級大財團」(2)   
  國民黨黨營事業長期以來由黨中央最神秘的財務委員會掌管。財委會主委職位在黨內就十分吃香與重要,非一般黨務人員所能分享,長期以來均由國民黨主席親自指點的人員來擔任,這在兩蔣時代已經形成慣例。但在「黨國一體」的威權時代,「黨庫」與「國庫」不分,加上無輿論監督,黨營事業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貪污嚴重,私人侵吞黨產事件經常發生。 
  李登輝接任國民黨主席後,由於政黨政治的發展,黨營事業的弊案成為在野黨攻擊國民黨的重要目標。但黨營事業是國民黨的金庫,也是維持統治的重要財源,李登輝不得不對其進行改革,並尋找一個自己信任、且有能力的人來掌管這一龐大的事業。 
  為了安插自己的親信,掌管黨營事業這座金庫,並排除原財委會的國民黨非主流勢力,李登輝將財委會一分為二,成立了一個「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1996年更名為「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投管會」),將財委會的財權架空。「投管會」下設稽核、投資審查、績效、行政及資訊5個組(資訊組已裁撤)。「投管會」由李登輝的好友劉泰英出任主任委員,從此劉泰英就成為國民黨的「賬房先生」與「大掌櫃」。同時,劉泰英出任黨營事業中財力最雄厚的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董事長。 
  劉泰英於1936年出生於苗栗縣卓蘭鎮,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系,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與李登輝是校友。其實劉泰英在台灣大學經濟系統計研究室擔任研究助理時,就結識了在台大開課的李登輝。劉泰英後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前身為研究所)院長與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劉泰英在被李登輝提拔為國民黨「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委後,成為李登輝身邊最紅與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劉泰英任職期間,不僅為國民黨黨營事業打出一片江山,事業發展迅速,他自己也進入億萬富翁之列,年薪近達2000萬元,由此引來爭議。「新同盟會」秘書長馮滬祥於1995年公佈中華開發公司1993年年度財務報表密件,指稱身兼中華開發公司董事長及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委的劉泰英年薪高達1700萬元,比「國家元首」薪資還要高,並指出國民黨高幹通過黨營事業建立利益共同體,內部黑幕重重,要求黨主席、秘書長與黨營事業重要負責人公佈個人財務,建立黨內的「陽光法案」。黨營事業內部的不法與貪污問題再度受到社會關注。   
  「以產養黨」   
  龐大的黨營事業是國民黨這架機器運作的重要資金來源,是安置黨內與政府機構官僚的依托,也是維持國民黨統治的一個重要經濟基礎。這正是國民黨始終不願放棄黨營事業的重要原因。 
  國民黨的經常開銷有多少來自黨營事業,說法不一。一說是國民黨一年的經常性支出達60億元,必須依靠黨營事業的盈餘來支持。二說是國民黨一年總支出,不包括大選等例外開銷,一年大概需要50億元,其中70%是由黨營事業支付的。三是據國民黨自己的說法,黨營事業每年為黨賺進100億元以上,而這些錢用於何處,卻未有說明。但黨營事業是國民黨活動經費的重要來源是不爭的事實。據1999年1月11日《聯合報》報道,1998年國民黨歲出為70億元,國民黨黨營事業繳黨庫為60億元,占國民黨整體歲入八成以上,為國民黨最重要的財務來源。而作為第二大黨的民進黨則經常是手頭拮据,連中央黨部辦公大樓都是租來的,經常缺錢花,在2000年初公佈的黨產只有2億多元。新黨就更不用說了,幾無任何黨產可言。因此,國民黨的黨產問題就成為在野黨尤其是民進黨攻擊的重要目標,對國民黨造成很大的壓力。 
  黨營事業更是國民黨在各種選舉中最大的資金來源。在民主政治發展的今天,台灣各種選舉非常頻繁,而選舉不過是一場金錢競爭的遊戲,需要巨額的選舉經費,黨營事業就成為國民黨選舉的重要經費來源之一。據報道,在1994年省市長選舉時,國民黨的黨營事業籌資選舉經費達45億元;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時,籌資增至65億元。在1996年「總統」大選中,黨營事業支出的經費更為龐大。據同年3月2日《中國時報》報道,黨營事業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資金調度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由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統一調度支應。「投管會」主委劉泰英表示黨營事業「投管會」統一支應李登輝競選總部的經費為3億元,而在上年度盈餘中有一定比例用於大選,估計為5億元。第二個層次是由七大控股公司,對下屬公司的道德勸說。據悉凡是國民黨有實際控股權的公司如台裕、中華開發、中興票券等都要在合法的範圍內捐款給國民黨,每家的金額為300萬至500萬元不等,估計能籌到3億元。第三個層次則是黨營企業全方位的向與其來往的民間企業募款。據國民黨內人士保守估計,黨營事業投入「總統」大選的經費至少在10億元以上。而外界估計,黨營事業實際投入這次「總統」大選的經費相當大,至少達百億元。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黨營事業有關負責人表示只向國民黨候選人連戰、蕭萬長捐贈5億元,但民進黨指控其計劃投入的選舉經費超過100億元。 
  也許誰也說不清黨營事業在每次重大選舉中出了多少錢,但不可否認的是,黨營事業始終是國民黨選舉經費的重要來源,對國民黨的黨務運作與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國民黨在面對壓力下也不願放棄黨營事業的根本原因所在。   
  金權結合的典型(1)   
  國民黨黨營事業是政商一體的典型,是金權政治的最佳寫照。 
  「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黨營事業經營公開化,讓民間企業人士加入,以監督黨營事業的經營活動。但這個目的不但沒有達到,反而成為國民黨建立政商關係的最佳途徑,「投管會」變成一個政商結合體。有不少財團老闆被聘為該委員會的委員,如耐斯集團的陳哲芳、威京集團的沈慶京、美發吾公司的李成家、高雄陳田錨家族的陳建平,宏國集團的林謝罕見、長億集團的楊天生、豐群集團的張國安、金鼎證券公司的張平沼、永豐余集團的何壽川、潤泰集團的尹衍梁、裕隆集團的林信義等。這些企業界的大老闆不僅是劉泰英的好友,也是黨營事業投資的重要合作夥伴。 
  黨營事業在經營上逐漸與大財團結合,形成一種新型政商關係,其結合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國民黨控股公司投資大財團旗下企業,形成政商結合。國民黨七大控股公司投資的企業最多時達300家左右,其中多是大財團屬下企業或知名大企業,由此建立了更為廣泛的政商關係。以華信銀行為例,它可以說是國民黨與財團結合的一種典型。國民黨通過悅升昌昔日國民黨黨產負責人劉泰英投資公司取得華信銀行5席董事與2席監察人席位,潤泰集團通過復華建設公司投資取得該銀行6席董事及1席監察人。這樣,華信銀行基本上由黨營事業與潤泰集團所控制,國民黨與潤泰集團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密切友好關係。國民黨黨營事業與財團的這種政商聯合十分普遍。 
  黨營事業與大財團合作,進行利益輸送,形成一個政商利益群體。這種政商關係的建立還可以從「尹書田紀念醫院10億元捐贈案」中看出。這個案子簡單來說,就是劉泰英主導將黨營事業的10億元捐給與他有非同一般關係的潤泰集團負責人尹衍梁的家族醫院。尹衍梁是劉泰英在淡江大學任教時的學生,後來成為生意上的夥伴。劉泰英曾投資尹衍梁創辦的光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並擔任潤泰集團下屬復華建築經理公司董事長。劉泰英在接掌黨營事業中華開發公司董事長後,與潤泰集團的直接與間接業務往來更加頻繁,事業上相互支持。據悉,劉泰英能登上中華開發公司董事長的寶座,曾面臨不少阻力,而主要股東之一的尹衍梁為劉的當選立下汗馬功勞。劉泰英在成立台灣綜合研究院以及在為國民黨選舉募款時,尹衍梁也是主要「金主」之一。 
  這個案子曝光後,自然會受到外界的質疑,認為劉泰英有圖利財團之嫌。劉泰英為何不選擇其他醫院,而選擇一個與自己關係十分密切的財團醫院?不能不令人懷疑。劉泰英的辯解,卻正揭示了國民黨與財團的相互支持關係。劉泰英表示,尹書田生前對國民黨貢獻很多,尹衍梁長期配合黨做事情不求回報,雙方關係良好,所以就同意了這個案子。這不過是金權交易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其實在這一層政商關係的背後還有一個誘因,那就是國民黨與尹書田紀念醫院均為財團法人,捐款可以「節稅」,再一次證明國民黨與財團的不公與不法作為。 
  黨營事業通過「策略聯盟」方式展開與財團的結盟行動。在許多政府重大投資計劃中,黨營事業與其關係密切的財團結盟,奪取商機。如在台北國際金融大樓的競標中、在高速鐵路的兩大財團爭奪中、在電信大哥大申請設立的奪標中,與黨營事業關係密切或以黨營事業掛帥的「結盟」,均能無往而不勝。可以說今天台灣每一個大財團幾乎都與黨營事業有某種關係。就是一向與外界合作較少及標榜遠離政治的台塑集團也難免,台塑集團早就投資黨營事業的永嘉化學、中美和等公司,成為事業上的合作夥伴。 
  黨營事業還通過所謂的「丟金撿土」的辦法圖利財團,以鞏固國民黨的政商關係。「丟金撿土」就是黨營事業低價出售經營良好企業給財團,而高價購買面臨問題的企業。如黨營事業曾大手筆出售中華開發、華信銀行等賺錢的企業股票,而購買呆賬一大堆的泛亞銀行、高雄中小企業銀行等企業;拋掉台積電與聯電這種高科技盈利企業的股票,換來國揚、安鋒等問題企業的「地雷股」(存在財務危機企業的股票);賣掉值錢的中廣大樓,而買進與價值極不相符的東帝士東星大樓與冠德大樓等。黨營事業這種不可思議的做法被外界稱為「丟金撿土」。在這種看似不合邏輯的背後,其實隱藏了政商結合與利益輸送。黨營事業出售賺錢企業,並不是出售給一般企業,而是出售給與國民黨關係極深的特定財團,像耐斯集團、潤泰集團、長億集團等。所謂的「撿土」,也不過是幫助這些出現問題與面臨困難的企業解決困難而已。 
  在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蔓延到台灣時,台灣有25家大財團發生財務危機,其中有14家找上國民黨黨營事業求援。但國民黨黨營事業只選擇9家企業進行救援。原來這9家發生財務危機的企業均是與國民黨有良好政商關係的企業,而非劉泰英所稱的這些企業「本業基礎良好」。黨營事業救援的第一步,是以投資入股的方式直接給予資金援助,並掌握企業的經營權,穩住銀行的貸款支持。第二步則是由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結合其他金融機構聯合貸款「紓困」。此外,劉泰英也向各銀行施壓,要其不要對這些企業抽緊銀根,以分散風險。有人指出,國民黨一手遮天,運用黨營事業做政治利益的鞏固與交換,將原本體質不佳的企業風險由廣大的納稅義務人來承擔,是極不公平的。   
  金權結合的典型(2)   
  黨營事業還依靠特權,大肆向銀行借貸。到1999年7月,黨營事業向銀行借貸負債餘額高達1028億元,加上公司債發行餘額329億元,合計1357億元,不僅造成黨營事業財務狀況惡化,而且金融機構壞賬也不斷增加。   
  黨營事業之痛(1)   
  國民黨龐大的黨產,不只是正當經營賺來的,還涉及許多頗受爭議的黨產來源與貪污問題,以及在市場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有學者指出,國民黨黨營事業能夠發展到今天如此龐大的規模,屬於全民的「國庫」扮演了重要角色,即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國民黨通過五大手法侵佔「國庫」財產。一是廉價購買及無償佔有「國土」。國民黨慣用手法是「據地為王」,「先佔先贏」;然後「廉價租用」,最後是「低價買進」。台北博愛特區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土地就是典型的例子,國民黨在租用多年後,於1990年向「國有財產局」以37億元買進,較當時市價低了40億元。二是「政府預算補貼黨營事業」。就是「國庫」直接撥款給國民黨黨營事業,如中央社、中央日報、中正書局與中廣公司等黨營文化事業,過去長期接受政府預算補助。三是委託業務。即政府成為黨營事業大客戶,如中興電工、中央產險等黨營企業長期與政府所屬的機構或公營企業有生意業務往來。四是雙向委託投資,包括政府委託國民黨做「人頭股東」,如中華票券公司與「中國商業銀行」等,以此規避「國會」監督。五是「黨政合資」,政府與國民黨攜手合作創業,是黨營事業得以壯大的關鍵因素,因為這類事業多半具有特許、獨佔、壟斷性質,從而獲得巨額利益。 
  國民黨還依靠執政權與龐大的黨營事業,大玩金錢遊戲,操縱股市,投機外匯,大賺特賺。黨營事業在市場呼風喚雨,玩股票,影響股價是其一貫做法。黨營事業老闆劉泰英被稱為股市「愛國大戶」與「多頭總司令」自不在話下。在1996年兩岸關係危機引起島內股市大跌期間,黨營事業不僅成為國民黨護盤基金的重要出資者,也是市場上重要的支撐者。如在1996年5月20日李登輝宣誓就職當天,劉泰英下令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和華夏投資公司投入30億元進場護盤,支撐股價,為李登輝「增添光彩」。黨營事業隨著時代的變化,已不再只願從事長線操作,而加強短期投資,操作股票,於是股市已成為國民黨牟利的最重要途徑,國民黨成為股市超級大戶。1996年,國民黨除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外,還有478億元的未上市股票,總計上市、未上市股票達1372億元。這年後期,股價持續走高,七大公司持有的股票也不斷增值,加上劉泰英在市場不斷喊話,表示股市持續看好,僅8個月其股票與共同基金賬面上投資就賺了585億元,從原894億元增為1479億元。加上新上市、上櫃與未上市部分,其持股價值合計超過2000億,顯然成為市場上的股市大戶。執政黨身兼股市大戶,國民黨這種做法可說是舉世無雙。 
  就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擴大蔓延之時,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在黨營事業研討會上大放厥詞,在表示新台幣匯率會貶到35元之後,市場便傳出黨營事業利用無本金遠期外匯交易(NDF)賺進豐厚差價。同時李登輝警告,大陸可能出現如同東南亞的金融問題,加深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被外界認定為國民黨黨營事業大玩遠期外匯交易,投機炒作外匯。台灣《聯合報》一篇文章這樣指出:「就在亞洲金融危機蔓延、人心惶惶之時,令人扼腕的是,執政黨的黨營事業卻在此時加入投機炒匯行列,不僅難脫『發國難財』之嫌,更是加重新台幣貶值的元兇。國民黨大掌櫃一方面在市場放話新台幣貶值,黨營事業卻一方面大玩不用本錢的遠期外匯交易。一唱一和之間,又有多少炒匯錢輕鬆落袋,而尋常百姓的資產卻縮了一成。」 
  國民黨黨營事業的金權勾結與過渡的金錢投機,引來外界更大的不滿。台灣《聯合報》於1999年12月6日的一篇社論中指出,國民黨黨營事業「無論是買票敗壞選風,或玩弄特權與金錢遊戲,或在股市中翻江倒海,套殺散戶,問題的關鍵皆在於國民黨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又擁有如此龐大的黨產,財大氣粗,所以能上下其手」。有媒體批評道:「政黨系以獲得政權、服務民眾為目標,絕對不是為了投資股票、追求金錢。當國民黨一手掌權,一手賺錢時,政黨如何公平競爭?在當局高唱『凍省』可提高競爭力的同時,是否也該凍結國民黨黨產、廢除黨營事業,否則如何能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有媒體批評指出,由於黨產缺乏監督機制,黨產操作已淪為一兩個人的黑箱作業。「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不但反映了黨內失去民主機制,而且污染了政風,戕害了社會經濟正義,更已嚴重背離了政黨國民黨黨產一直是外界質疑的重點,也是國民黨頭痛的問題應負的社會責任,而到了涉及違法或違憲的地步。歸結而論,國民黨黨產問題可以說是現今民主政治及社會正義上的一大毒瘤,不能不加以剷除」。 
  對外界的指責與批評,國民黨也曾承諾對黨營事業進行改革與規範。在1996年召開所謂的「國發會」上,就「黨營事業投資與經營範圍」約束問題展開討論,民進黨與國民黨在利益交換下達成有關黨營事業經營活動的四大共識:黨營事業「不得介入公共工程,不得經營壟斷事業,不得介入政府採購,不得赴大陸投資」,並由行政部門做進一步的法律約束。這被民進黨認為是一項與國民黨鬥爭的勝利,其實只是虛晃一槍,這「四不」對黨營事業經營與發展不僅一點未受影響,而且黨營事業日益發展壯大。對此共識,台灣行政部門經過一年多的討論,認為對黨營事業投資與經營另立政黨法規並不恰當,最後決定由「內政部」在修正「人民團體法」時,將黨營事業投資與經營約束問題進行原則性與宣示性規定。其實,寄希望於執政的國民黨行政部門制定規範本黨投資事業與經營的法規,無異於緣木求魚。   
  黨營事業之痛(2)   
  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便成為在野的民進黨攻擊與批判國民黨的有力武器。尤其是每到重大選舉期間,民進黨就會大批特批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揭露其種種黑幕,給國民黨造成很大的壓力,在選舉中顯得相當被動,無法獲得選民的支持。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民進黨「立法委員」於1999年12月20日舉行「黨營事業染指重大工程模式」記者會,揭露國民黨黨營事業近年來以配合「政府政策」為名,結合財團「黨友」進軍重大工程牟利,包括楊天生的長億集團、沈慶京的威京集團、尹衍梁的潤泰集團、林謝罕見的宏國集團、高雄陳家企業集團,都以國民黨黨營事業投管會委員的身份與黨營事業合作,尤其是黨營事業更與這些財團、派系結合,以政治「酬庸」換取選舉時的選票支持。同時指稱,國民黨黨營事業為了染指重大工程,自行建立起包括上游顧問設計、中游營建管理與下游營造廠商等一整套完整營建事業,完全背離了「國發會」達成的黨營事業不得參與公共工程的共識。黨營事業介入各項重大工程的方式包括土地變更、特權開發、與財團勾結、炒作土地及鑽BOT(興建、營運與轉移)工程漏洞等。 
  國民黨在選舉經費與龐大人事費用支出的需要下,無法放棄黨營事業,只能進行蒼白無力的辯解。國民黨「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在其發表的「黨營事業面面觀」說帖中稱:「中國國民黨是合法登記的政治團體,黨員和黨之間不是公司和股東的關係,故無分配黨產問題。依法,中國國民黨黨產和其他社團法人的財產一樣,不能做分產的請求。就算財團法人要解散,其財產也必須清算,若有剩餘,依法須歸中央政府。」但這種說詞,選民是不會輕易接受的。 
  然而,沒想到因為2000年一場政權選舉保衛戰,惹出國民黨黨營事業的種種黑幕,黨營事業再次成為眾矢之的,受到全社會的攻擊與譴責。 
  在2000年「總統」選舉之前的造勢活動中,以李登輝主導的國民黨,為打敗民意支持率甚高的脫黨參選的宋楚瑜,國民黨不分區「立法委員」楊吉雄揭發出宋楚瑜兒子宋鎮遠,購買黨營事業中興票券公司票券的巨額資金來源不明案即所謂的「興票案」,由此引發宋楚瑜在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與兼任黨營事業公司董事長期間的資金往來內幕,於是黨營事業的金錢交易與不法活動逐漸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對國民黨的候選人連戰與獨立參選的宋楚瑜造成極大的殺傷力。 
  研究國民黨黨產多年的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清溪表示,國民黨龐大的黨產,已造成弊案連連、黑金政治氾濫,甚至成為民主政治的障礙。另一學者陳明通則指出,國民黨黨營事業已轉變為金融資本形態,未來國民黨若以金融機構操控地方派系,將形成類似日敗選後的連戰代理「國民黨主席」,在孫中山像前沉思本的財閥政治,黑金問題將更難根治。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並為了「總統」選舉的需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不得不提出將國民黨黨產交付信託的方案,計劃由專業管理人或機構代管黨產。然而,外界對這種辦法能否改變黨營事業這只黑金政治的怪獸,國民黨能否與黨營事業脫離關係,普遍持懷疑態度。有人認為國民黨將侵佔的公共資產信託是「黑錢漂白」。更有人指出,國民黨擔心政權不保,一直在大量出售黨營事業的土地與股票,以換取現金。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將黨營事業交付信託,到時候黨營事業公司的資產可能個個被掏空,最後可能只剩下一個空殼。 
  由於國民黨背負黨營事業這一為外界長期詬病的黑金政治包袱,加上與黨營事業相關的「興票案」衝擊,原本民意調查聲望與支持率一直領先的宋楚瑜選情生變,代表國民黨選舉的連戰形象也大受影響,結果宋楚瑜與連戰雙雙在選舉中失利,讓民進黨的陳水扁從中得利,國民黨失去了在台灣50年的執政權。     
  尾聲 能否東山再起   
  黨內鬥爭持續上演   
  國民黨失去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應是國民黨的內鬥與分裂。20世紀90年代初,新黨的出走使國民黨失去了一批優秀的中青年人才與政治精英。在2000年台灣領導人選舉前,因黨主席李登輝阻撓連戰與宋楚瑜合作,迫使宋楚瑜脫黨獨立參選,國民黨的這次選舉分裂直接讓民進黨從中漁利,國民黨失去了在台灣長達50年的執政權。 
  國民黨的黨內鬥爭並沒有因為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迫辭去黨主席與退出國民黨而有所好轉。相反,李登輝的陰影及其極端本土勢力在黨內仍具影響力,直接影響著國民黨的改造與團結,也是國民黨分裂與內鬥的主因與未來東山再起的一大障礙。 
  國民黨改造剛開始時,李登輝的人馬不滿台北市長馬英九處理群眾要求李登輝下台的遊行抗議做法,將矛頭對準了黨內精英與社會形象良好的馬英九。馬英九不僅未能成為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成員,而且不斷受到黨內這批人士的指責。李登輝及其在國民黨內的舊勢力,千方百計地破壞國民黨的團結,要繼續剷除黨內的優秀人才。這同昔日李登輝搞垮國民黨、將權力轉移給民進黨的思考邏輯與做法是一致的,即要通過國民黨內的鬥爭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由於選舉失敗造成的李連心結,在黨內出現「擁李派」與「擁連派」兩大勢力,也是國民黨改造的重大隱患。對國民黨在上次台灣領導人大選中的慘敗,「擁連派」將失敗的主因歸於李登輝,認為黨主席李登輝應負最大的責任。特別是對李登輝在選舉的最後關鍵時刻,未能按選舉智囊的計劃,公開發表遏制「棄連保陳」效應的演講稿,引起「擁連派」事後的強烈不滿與批評,也直接導致李登輝的提前辭去黨主席。「擁李派」則對此表示不滿,發表對連戰的不利言論。這兩種力量在黨內的鬥爭一直在持續,而且在黨內變為本土派與非本土派的鬥爭。 
  大選失敗後,黨內鬥爭在「立法院」的次級團體中的表現更為明顯。當時,「立法院」內國民黨的次級團體頗多,包括「台聯會」、「新台灣問政聯盟」、「親政會」、「親民會」、「協和會」、「改革會」、「原住民問政會」、「E世代問政聯盟」、「國大聯誼會」、「新台灣政策研究基金會」等。其中,這次台灣領導人選舉後成立的「改革會」與「E世代問政聯盟」,分別是擁連與擁李的主要團體。「改革會」成員包括了丁守中、朱立倫、陳學聖、郭素春、盧秀燕、趙永清、黃明和、章仁香與許舒博等人,多為連戰的競選智囊人物。「E世代問政聯盟」則具有強烈的本土色彩,走的是以台灣意識為主流的李登輝路線,其成員包括陳鴻基(會長)、徐中雄、林炳坤、林建榮、林志嘉、陳根德、鄭永金、陳傑儒、翁重鈞、黃敏惠、王昱婷、劉憲同、林國龍等人。據報道,「E世代問政聯盟」部分成員在台灣領導人大選時,便採取「非連即扁」的態度,極力主張不能讓宋楚瑜當選。選後,黨內有人多次主張連宋合作,該團體有人揚言,如果讓宋楚瑜回國民黨,他們只好選擇民進黨。後來,有些成員加入了台聯黨,有些加入了民進黨,陳傑儒加入了無黨籍聯盟,即使留在黨內的,仍是一股與黨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本土勢力。可見國民黨內的極端本土勢力或擁李勢力,成為制約國民黨改革與重新奪回政權的重大障礙。 
  黨內兩種勢力的鬥爭最終導致李登輝被清除出國民黨,國民黨再次分裂。以李登輝為首的一批走「台獨路線」的國民黨成員出走,成立了以前國民黨成員為主的台灣團結聯盟黨,並成為民進黨的戰略合作夥伴,也是反國民黨的一股「台獨」勢力。 
  在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後島內又一次重大選舉即2001年底「立法委員」選舉中,由於李登輝的被清除、部分國民黨本土派加入台聯黨參與選舉及提名策略的失誤,國民黨再次遭遇重挫,從「立法院」第一大黨淪為第二大黨,失去了「立法院」的主導權。在新一屆「立法院」運作中,國民黨內仍不能高度團結,不斷有「立法委員」站在黨的對立面,與民進黨為伍,迫使黨中央不得不採取果斷措施,開除已無黨性的「立法委員」,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席次再度減少,國民黨力量繼續下降。同時,民進黨通過權力與金錢的利誘,一些國民黨老黨員、重要幹部投奔敵營。時至今日,國民黨內親李登輝的極端本土勢力並沒有完全終結,仍制約著國民黨的純潔度與發展。   
  領袖人物難覓   
  國民黨執政時曾號稱有250萬黨員,但自失去政權後,黨員更是加速流失。為重振士氣,國民黨曾在2000年底進行黨員重新登記,雖稱有105萬人登記,但對黨的認同度並不高。國民黨在2002年一次私下調查發現,真正交納黨費的黨員只有30多萬人,就是說在不到兩年內流失了70多萬黨員,與民進黨黨員從不足20萬在兩年多時間增至40多萬形成鮮明對照。 
  國民黨黨員的流失,一部分是投靠從國民黨中分離出來的泛藍兄弟親民黨;一部分黨員則在民進黨的拉攏下投靠民進黨,像有30年黨齡的前「交通部長」林陵三與高雄縣國民黨前黨部主委劉憲同等投入民進黨的懷抱;部分國民黨員則因對國民黨的失望而退出政黨。 
  國民黨領導層成員嚴重老化,缺乏青年人的參與。不論在黨的組織領導層,還是「國會」的「立法委員」,年齡普遍偏大,中青年嚴重不足,缺乏創新與活力。老化的國民黨很難吸引年輕人的參與,在選舉中處於劣勢。相反,民進黨領導層年輕,許多30多歲的人在黨內擔任要職,「立法委員」的平均年齡較國民黨低出許多。特別是陳水扁多次選舉幕僚都是30多歲的年輕人,從而吸引許多年輕人的投靠與支持。儘管國民黨在黨的改造中,將「年輕化」作為重要目標,要積極爭取招募年輕人,提供青年幹部表現的機會,並制定了「青年專案」,在種公職人員選舉中,希望能保障青年名額不低於提名總額的1/4,以扭轉國民黨在青年人中的老化印象,爭取青年人的認同與支持。但這一目標並沒有達到,黨內領導層青年參與率甚低,決策層更無青年人。國民黨要浴火重生,必須走出老人政治的窠臼,給青年人創造更多的機會,發揮他們的優勢,國民黨才能煥發青春,輕裝上陣。 
  更嚴重的是國民黨領導層,缺乏政治領袖人物。民主政治是一場選舉遊戲之爭,政府領導權是候選人通過選票獲得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民眾的支持來獲得。能否獲得民眾支持,需要許多條件,如候選人所屬政黨的形象與基本實力(非政黨候選人除外)、社會矛盾是否對自己有利、現政權的執政能力與經濟發展好壞、候選人個人群眾魅力與形象、外部環境等。在台灣這種特殊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背景下,在台灣領導人與縣市長等重大單一選舉中,候選人的個人形象與群眾魅力十分重要。國民黨在2000年島內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失敗,儘管有許多重要原因,但連戰個人形象不佳與群眾魅力不足,不可忽視。民進黨的陳水扁是具有群眾魅力的政治明星,宋楚瑜則是實力派與群眾魅力皆具備的政治人物,因此兩人均得到廣泛的群眾支持。由於民進黨的宣傳與妖魔化,連戰的形象與群眾魅力從一開始就受到廣泛質疑,民意調查支持率一直偏低,這成為連戰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200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連戰與宋楚瑜的合作,雖然實現了泛藍整合與團結,但兩人年齡偏大,加上被民進黨貼上舊勢力的標籤,特別是「3·19槍擊案」的發生,連戰仍然不敵年輕的陳水扁,再次敗北。 
  觀察目前的國民黨,似乎難以找到一個年輕有為、具有群眾魅力的領袖人物或者說未來頗具實力的台灣領導人候選人。黨主席連戰經過兩次失敗,不可能再代表國民黨參加下次台灣領導人選舉,而且會很快退出政治舞台。副主席吳伯雄、蕭萬長等兩位副主席均已成為過時的政治人物,而且蕭萬長正式於2005年初辭去副主席一職。「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頗具實力,但他的親李色彩與圓滑的性格,在黨內有很大的爭議性,難以獲得普遍肯定。中生代形象最好的馬英九則因外省人身份與軟弱的性格,似不足以擔當大任。特別是200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後引發的一系列泛藍群眾的抗議活動,及在與民進黨的鬥爭中,馬英九表現不盡如人意,引起黨內及泛藍兄弟親民黨的極大不滿。 
  胡志強、朱立倫等具有一定實力的中生代不僅缺乏選戰經驗,而且非黨內領袖級人物。相對的在民進黨內,中生代領袖人物頗多,可以說人才濟濟,且多是身經百戰的選戰驕將。實力派與領袖級人才難覓,是國民黨未來發展的一大弱點,也被認為是國民黨中興的最大難關。   
  中興再造困難重重   
  要在民意投票決定的選舉中奪回政權,關鍵在於能否找回失去的民意與群眾。民眾選擇民進黨而拋棄國民黨,當然是國民黨的執政讓人民失望,特別是國民黨的腐敗與黑金政治形象,是其最大弱點與對手攻擊的致命傷。 
  國民黨如何扭轉這一劣勢,找回失去的民心,就成為國民黨能否東山再起的又一關鍵問題。國民黨在選舉失敗後,進行了認真檢討與反省,已經認識到要推動黨務革新,建立民主機制,貼近民意,重視青年,重建黨的形象等。國民黨在失去政權後,也確實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對黨綱進行了重大修訂,黨主席與中常委等均依直接民主選舉方式產生;精簡機構與人事;未來各項民選公職提名辦法,將以「黨員初選」與「民意調查」相結合的方式為原則;制定「排黑條款」,即對過去有相關犯罪記錄並一審判決有罪者,一律取消黨內參選提名資格;改造黨營事業,合併七大控股公司,將黨產信託;成立K書中心與投資籃球隊等以吸引年輕人。 
  然而,國民黨百年沉痾,積弊深重,要在短期內進行徹底改革並不容易,任何重大改革都會觸及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等結構性問題並非在短時間內所能改變的。這些改革尚未觸及國民黨內的核心問題,即未涉及路線爭議,也沒有深化改造內涵,只是進行的一些技術性問題。即便是一些技術性問題也未有深入的反省,如在第15次黨代會黨綱修改過程中,國民黨仍不按黨綱辦事,在黨員有意見的情況下仍以「鼓掌方式」表示無異議通過,引起極大爭議,顯示國民黨距離落實黨內民主的改造理想還有較長的道路要走。 
  重要公職選舉的黨內提名制度不夠完善。雖提出以「黨員初選」與「民意調查」相結合為原則,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不能有效貫徹與執行,引起爭議。加上國民黨與親民黨在單一選舉中進行戰略合作,使提名更加繁雜,爭議甚大。在2002年高雄市長選舉提名中,黨中央在「勝選第一」的原則下不承認自己進行的黨內民意調查結果,最後又極力爭取支持無黨籍的人士,不僅造成黨內的不滿與紛爭,而且影響到黨內團結與國親合作。國民黨若不能從制度上進行徹底的改革,為一時的選舉利益而犧牲制度,沒有規劃,會對黨的團結造成更大的傷害,不利於黨的發展。 
  國民黨的改造在近期內還無法獲得民眾的認同。從島內多次民意調查看,國民黨的形象居三大黨之尾。2001年6月12日,台灣《聯合報》發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民進黨的滿意度及喜好度均居第一位,滿意度為51%,喜好度為53%,而國民黨分別只有29%與41%;社會形象如黨的活力、重視民意、社會正義與改革程度等表現,也以民進黨為最高,親民黨居第二,國民黨居第三;民眾對政黨的認同,民進黨為29%,親民黨為21%,國民黨只有15%。可見,要改變國民黨的形象、獲得民眾的普遍認同與支持,國民黨還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則,這樣的形象與民眾認同度,國民黨是難以發展壯大的,也是不可能奪回政權的。   
  尋找失去的方向(1)   
  2000年台灣領導人選後剛一個月,李登輝表示國民黨可考慮改名,即要將「中國國民黨」改為「台灣國民黨」,在黨內再度引起激烈爭論。儘管在連戰以「誤傳」為由結束了這場可能再度傷及國民黨的內爭風波,但問題並沒有解決。這個表面上看似只是個名稱問題,但實際上確實反映了國民黨內的路線之爭與國民黨面臨的困境和難題。 
  這個問題的背後就是國民黨的本土化、「去中國化」與維護國民黨的「中國性質」問題。國民黨原是在大陸誕生的中國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為基本理想,以全中國的振興與統一為目標。然而在歷史的錯位下,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失去政權後,卻得以在台灣生存與發展。在蔣氏父子時代,始終以中國國民黨復興中國或統一中國為目標,但未能實現。在島內政黨政治發展後,國民黨面臨本土化與維護中國化的困難。由於民進黨是以本土勢力為核心,追求台灣的完全自治與獨立,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斷提出挑戰,迫使國民黨走向本土化。在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的過度本土化變為「去中國化」或「獨台」,引起具有中國統一意識與反「台獨」的部分國民黨精英對中國國民黨前途與台灣前途的憂患而出走,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分裂。問題在於,若不進行某種程度的本土化,國民黨很難與民進黨抗爭,很難爭取以本省人為主體的本土群眾的支持;若過度的本土化,便是「去中國化」,逐漸變為分裂或獨立;若明顯的推動中國化或兩岸統一,就會引起民進黨的強烈攻擊與本土勢力的反彈,從而使國民黨在這一敏感問題上找不到著力點,左右為難。 
  這一問題已成為國民黨面臨的兩難選擇。在現實面前,國民黨的進一步本土化不可避免,「扎根本土」成為國民黨進行改造東山再起的五大方向之一。但又要與本土意識強烈的民進黨區別開來,以爭取客家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廣泛支持、避免民進黨的本省人政黨格局,就必須維護「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正確處理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問題。「中國國民黨」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國情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它與祖國(中國)的不尋常關係。這也是「中國國民黨」不能改為「台灣國民黨」的最重要原因所在。 
  然而,在民進黨與李登輝激發的島內民粹主義盛行情況下,國民黨要在本土化與「去中國化」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並非易事。但國民黨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在此一問題上找到可行的路線與策略。國民黨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連戰在國民黨第十五屆臨時代表大會上表示,「所謂的本土化,更不是去中國化,而是重視台灣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優先思考我們2300萬人同舟一命的共同利益」,即提出「台灣優先,基層為本」的主張。於是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在爭取走一條「中間路線」。不過,民進黨還是最終揚棄了所謂的「新中間路線」,繼續推動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極右路線。國民黨似乎已找到屬於自己的「中間路線」,即將本土化與認同中國(「九二共識」)融為一體的中間路線。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在2002年8月19日一篇「兩條路線的選擇」中闡述了國民黨的路線,「國民黨的本土化,包括:台灣民眾的利益為優先,以及民主的價值至上;凡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是熱愛這塊土地的子民,誰也沒有資格因統獨立場而懷疑他人的認同;本土化不是惟我獨尊,而是要汲取全球化的養分來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特色,利用全球化的力量來擴張我們的經濟實力。在這樣本土化路線之下,國民黨主張兩岸之間在『九二共識』的平台之上,彼此仍攜手合作,共同創造兩岸之間的和平與繁榮。」但在民粹主義盛行下的台灣,如何落實或推動這一路線,仍是國民黨面臨的重要挑戰。 
  受各界質疑的「3·19槍擊案」改變了2004年台灣大選結果國民黨的這種定位,雖獲得部分中產階級或知識分子的肯定,但未能獲得更多民眾的認同與支持,還是在200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失敗,國民黨不得不繼續檢討自己的定位與政治路線。 
  這次大選之後,國民黨成立了由副主席蕭萬長負責的「論述小組」,並經過半年多時間的研究,於2004年8月提出國民黨的政策新論述,並經中常委會議討論,形成「民主、和平、新台灣——我們現階段的基本論述」,提出國民黨有關「國家認同」、兩岸關係、憲政體制、民主自由、經濟發展、人民福祉、族群問題的七大主張。在最為關鍵的「國家認同」問題上提出:「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也許在有效管轄區迭有變更,在國際政治上屢遭挫折,但是仍不減損其為獨立國家的事實。在目前國際政治環境下,中華民國是台灣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我們絕不接受喪失自主性的一國兩制,也堅決反對執政黨恣意變更國號,讓人民陷於戰爭邊緣。今天的中華民國已經和台灣合為一體,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民主、和平的最大保證。」 
  然而,這一新論述曾在黨內有很大爭議,也是黨內不同勢力相互妥協的產物。黨內不僅一直存在將「中國國民黨」改為「台灣國民黨」的聲音與主張,而且在對「台灣」、「中華民國」的定位與認同上也有很大差異。該論述小組曾提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這一與民進黨基本相同的敏感主張,在黨內引起極大爭議,最後黨主席連戰將其改為「中華民國是台灣民主、和平的最大保證」,才得以定案。   
  尋找失去的方向(2)   
  在敏感的族群問題上,新論述指出,國民黨執政時期,本土化早已是既定政策,本省政治精英已成為台灣永續發展的紮實基礎。但國民黨反對本土化成為族群動員的借口、變成識別敵我的標誌;主張建立「多元融和的新台灣」,所有的台灣人形成「在地命運共同體」。在兩岸關係方面,主張維持現狀,兩岸「暫時擱置主權的無解政治爭議50年」,結束無止境的軍備競賽;兩岸從「三通」開始,發展經貿合作,並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讓大陸變成台灣的機會而不是威脅。 
  然而,國民黨的新論述能否得到黨內的普遍認同,能否獲得台灣民眾的認同,還不能確定,尚需觀察。   
  何以才能東山再起(1)   
  國民黨未來發展或能否東山再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親合併或泛藍整合問題。200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泛藍陣營儘管實現了整合,建立了「國親合作聯盟」,連戰與宋楚瑜合作參選,但仍在複雜的選戰中惜敗。選後,國民黨或泛藍陣營何去何從,成為新的考驗。為了延續國民黨,壯大泛藍陣營,國民黨主席連戰主導提出國親合併案,又引發一場激烈的國親內部爭論與權力佈局鬥爭。對國親兩黨來說,合併難,不合並也難;合併會分裂,不合並也會分裂。結局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泛藍陣營處於最艱難的時期,正在經歷一次歷史性的陣痛,未來發展前景並不樂觀。 
  (一)國親如何合併 
  國親合併或泛藍重新整合,在理論上是合理的可行方案,可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能夠有效制衡民進黨。但知易行難,泛藍內部問題複雜,矛盾重重,自然引起極大爭議。在連戰的佈局考慮中,不僅僅是國親兩黨的合併,還希望整合包括國親兩黨在內的整個在野的反民進黨勢力,組成一個更為強大的在野黨,與民進黨鬥爭。核心問題是國親合併於中國國民黨,還是打破現有泛藍舊格局,重組一個新政黨? 
  若是合併於中國國民黨,國民黨內共識大,但卻無法獲得親民黨多數的認同,親民黨不願被形象並不如自己的中國國民黨「吞併」,反對聲音極大,難以實現。合併於國民黨的另一個問題是,要不要維持中國國民黨的舊有名號?各方意見不一,分歧甚大。傳統的國民黨幹部與支持群眾,對中國國民黨有很深的感情,自然不希望放棄「中國國民黨」的名字,希望親民黨重回中國國民黨。但國民黨內本土勢力則希望去掉「中國」兩字。也有許多人認為就叫「國民黨」,可以說無共識。若是組建新的政黨,即中國國民黨與親民黨均放棄現有黨名,重組一個新政黨,親民黨有共識,國民黨內部卻分歧大,反對者較多,贊成者少。 
  就目前形勢觀察與權衡利弊得失,國親另組新政黨,雖有分歧,但共識較多,成功機會較大。合併後,若叫「新國民黨」則是一個很好的妥協辦法,即可代表新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等泛藍政黨的整合,又預示著國民黨的新生,避開了「台灣國民黨」的過度本土化色彩,也迴避了「中國國民黨」已不符合台灣社會發展現狀的情況,也能基本滿足傳統國民黨支持者的要求。這樣做,儘管會流失國民黨與親民黨的部分支持群眾,但為了長遠發展,為了適應台灣社會的現實,必須果敢改革與調整,否則患得患失,左顧右盼,永遠走不出一條新的道路。 
  (二)新黨要不要加入國親合併後的新政黨? 
  新黨是一個政治立場鮮明、反對「台獨」與支持統一的政黨,2004年也正式改為名「中華新黨」,以更突顯其認同中國人與中國、認同中華民族與一個中國的含義。新黨與國親兩黨的政治主張有所差別,但在反對「台獨」與對抗民進黨方面,是站在同一條戰線,因此同屬泛藍陣營。選後,新黨主席郁慕明率先提出國親新三黨合併的主張。目前泛藍整合主要是國親合併問題。 
  然而,國親希望新黨加入新政黨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新黨的加入,將使合併後的新政黨(如新國民黨)背上沉重的包袱,很容易被民進黨貼標籤,將其歸為中共的同路人,因此並不利於新政黨的發展。新黨最好不加入,以突顯其強烈反「台獨」與主張統一的極左派政黨形象,減輕國親合併後新政黨的親中色彩,保持其中間偏藍路線。這一點,國民黨、親民黨應學民進黨。建國黨以極右的「台獨黨」面目出現,協助民進黨執政;極右的台聯黨又協助民進黨連任,國親領導人應學習民進黨,不要為了壯大聲勢,將新黨拉入,使自己又陷於被動。 
  在台灣這種特殊社會結構與族群矛盾下,國親兩黨的合併新政黨,可以爭取新黨支持,但絕不能公開要求其加入。 
  (三)合併後的政黨走何種路線? 
  不論是國民黨、親民黨還是新組的政黨,必須明確政黨定位與政治路線,否則只能是一群烏合之眾,成不了氣候。台灣著名政治評論家王健壯就表示,「找不到政治坐標,合併也是枉然」,可謂一針見血。 
  國親目前的困境在於,既要高舉「中華民國」大旗,又要走台灣「本土化」路線;既要反對「急獨」,又將「獨立」作為未來的一個選項;既認同一個中國,又不敢正面主張兩岸「統一」。 
  國親合併或組建新政黨,要走何種政治路線,則決定著其未來發展前景。這是國親面臨的最棘手問題,也是引起國親內部矛盾與爭議的重要問題之一。走本土化路線,很難與民進黨相爭,因為民進黨已是代表本土化的象徵,無法區隔與民進黨的差別。要走民主路線,目前倡導「台灣新民主運動」,但這一口號也難敵民進黨長期高舉的「民主」大旗,也爭不過民進黨。 
  在島內藍綠兩大政治陣營鬥爭與權力爭奪中,泛藍陣營惟一佔據優勢的一點是高舉「中華民國」的大旗,強調兩岸具有相同的文化,主張族群融合,反對「急獨」,反對「公投制憲」,這也是泛藍陣營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然而,2004年初台灣大選之後,泛藍高舉的「中華民國」大旗與倡導的族群融合,又有被民進黨接收的危險。陳水扁在「520演講」中,經過一番包裝正式承認與接受「中華民國」,不再推動「公投制憲」而是進行「憲政改造」,將統獨作為未來選項(所謂的「和平發展,自由選擇」),強調族群融合,從而使民進黨在與泛藍陣營在未來權力爭奪與鬥爭中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可能吸收更多的泛藍支持群眾加入民進黨,削弱泛藍支持力量,讓泛藍很難找到恰當的路線定位,可能加速泛藍的衰落,從而為民進黨的長期執政創造條件。這就是泛藍政黨未來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找不到一條與民進黨有所區別、切實可行、振奮人心、有明確方向的政治路線。   
  何以才能東山再起(2)   
  (四)誰來做龍頭老大? 
  國親合併,必須找到一個有魄力、有能力、又能被大家認可的領袖,才能率領這個黨向前發展。目前觀察,似乎找不到一個理想的人選。而且目前國親合併的鬥爭焦點變成未來龍頭老大的爭奪戰。 
  馬英九是國民黨內與泛藍勢力最期待的未來領袖人選。在國民黨內的民意調查中,馬英九任黨主席的支持率最高。民意調查也顯示,七成泛藍選民希望馬英九成為國親合併後的新政黨主席。然而,在大選中,馬英九輔選不力,連宋在台北市得票數大幅滑落;選後馬英九明哲保身,處理泛藍群眾遊行不當,在諸多問題上與連宋意見常常相左。特別是親民黨對馬英九的不滿逐漸公開化,矛盾加劇。馬英九自身也缺乏政治領袖的魄力與果敢性格,沒有危機處理能力,更不主張走群眾抗爭路線,因此不足以擔當大任,沒有能力率領處於困境的國民黨或國親合併後的政黨走出困境。不過,若國親合併,通過民主機制選舉,其他人還是無法與馬英九競爭,馬英九仍是新政黨的主席,這不是最好的選擇,卻是不得已的選擇,也是民主機制的結果。 
  宋楚瑜有能力,與連戰合作不錯,但太過權謀,仍有東山再起之意。宋楚瑜離開國民黨、創建親民黨,不大可能再回國民黨任主席或出任組建新政黨主席。目前,國民黨新生代與本土派「立法委員」就公開表達反對宋楚瑜出任新政黨主席的意見。這是否會影響宋楚瑜領導的親民黨與國民黨合併,值得觀察。宋楚瑜對國親合併的表態帶有很大玄機。尤其是對馬英九的公開批評,被認為是「宋馬權力之爭」。關鍵在於宋楚瑜兩次大選均應贏未贏,心有不甘,還有試圖東山再起的意願,而馬英九是他在泛藍內部的最大對手。這是「宋馬心結」的根源所在。 
  就理論上而言,連戰的能力與形象,較為適合擔任新政黨的主席。但連續兩次敗選的挫折,「五六七聯盟」新生代強烈要求連戰下台與進行世代交替及包括胡志強等在內的重量級人士要求「王馬共治」的呼聲不斷高漲,使連戰缺乏足夠的正當性出任未來新政黨的主席。然而,處境艱難的泛藍陣營特別是國民黨,若連戰就在此時「退休」,交出權力,國民黨內部權力爭奪將更激烈,國親合會迅速夭折,泛藍陣營的整合也成為問題。 
  王金平更是無法獲得國親兩黨廣泛信任,難當共主。在目前國親處境艱難、權力爭奪暗潮洶湧的情況下,也許只有連戰才是合適的人選,才能穩住陣腳。待新組政黨逐步走上正軌後,連戰交出權力,再由黨內的民主機制產生新的領袖人物,才是正途。 
  (五)合併引發的內部矛盾與鬥爭 
  國親合併不僅涉及路線之爭,而且要觸動權力佈局、個人利益等,從而引發一場激烈的內部矛盾與鬥爭。國親合併是一個難度很大的工程,不僅國親兩大黨之間要獲得共識,國親兩黨內部也先要整合,達成一致。自連戰啟動國親合併行動後,國親各自內部與國親之間就展開激烈的鬥爭,問題逐一浮現。 
  一是國民黨內的矛盾與鬥爭。國民黨上層對國親合併雖持正面看法,認為應該合併,但在合併方式、合併時機、合併後黨的名稱及合併與黨內權力交替誰優先等方面卻存在很大的差別,黨內的矛盾難以調和。 
  國民黨中常會會議,雖然對國親合併沒有異議,均認為應該合併,但如何合併卻有兩種觀點,形成兩個陣營。馬英九、徐中雄、陳學聖等堅持合併必須符合「程序正義」與黨內民主機制,要求聽取基層黨員的意見,主張「由下而上」的合併路線,甚至有人主張通過「公投」決定。以連戰為代表的黨內多數主流意見則認為由黨中央主導推動,達成一致,再到基層宣傳做工作,爭取認同,即走「由上而下」的合併路線。「由下而上」雖符合民主程序與原則,但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的溝通與整合,爭議可能更大。「由上而下」雖在程序上有缺點,但效率高,有助推動合併。同時,國民黨內部還在先合併還是先改革,是合併優先還是世代交替優先等諸多問題上存在爭議。「五六七聯盟」就公開要求連宋交出權力,實現世代交替。 
  二是親民黨內的矛盾。黨內意見不一,有主張合併者,有主張合作者,有主張國親重組新黨者。但較之於國民黨,內部分歧不是太大,而且宋楚瑜可以主導政策方向。 
  三是國親之間的矛盾。這是國親合併的主要矛盾。國民黨內主流意見是希望合併於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重組新政黨。國民黨副主席王金平就支持國民黨作為合併後的「續存機構」。親民黨雖認同合併,但不是合併於國民黨,而是應打破現有格局,重組一個新政黨。宋楚瑜對國民黨提出多個國親合併的條件如清除「李骨派」、消除黑金、妥善處理黨產等。合併後,由誰來出任新政黨主席,國親兩黨不僅主張不同,而且明爭暗鬥。特別是國民黨內反對宋楚瑜任黨主席的聲音很高。國親兩黨「立法委員」雜音多,常常出現不當言論,影響合作氣氛。吳敦義、陳建治、曾蔡美佐與陳宏昌等國民黨本土「立法委員」質疑國親合併。陳宏昌不僅表示國親合併是「把毒藥當補藥」,而且強調若國親非合併不可,前提是宋楚瑜宣佈不出任黨主席,而且合併後必須以國民黨為主體性,堅持走國民黨的路線,從而引起泛藍支持者的強烈不滿。親民黨「立法委員」對國民黨本土「立法委員」不滿,要求國民黨清除「李骨派」,要求「政治人物揚棄權謀算計」,李慶安更強調國親兩黨應將有能力的人組成「菁英團隊」,「去蕪存菁」。   
  何以才能東山再起(3)   
  四是泛藍群眾對國親合併及國民黨的改革等諸多問題的看法也有相當大的分歧。國民黨政策會內部民調顯示,支持合併的群眾有47%,不過仍有近1/3(占三成二)不主張合併。對於國民黨的發展,四成一認為最迫切的任務是黨的改革,而不是世代交替;而對國民黨應是否更名為「台灣國民黨」、「國民黨」或維持「中國國民黨」,各均只有兩成多,可見分歧之大。這也暗示,國民黨無論如何改革,國親兩黨是否合併,終會失去部分支持者。泛藍群眾甚至公開圍攻國民黨本土派「立法委員」,甚至將矛頭指向王金平,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另外還有國親領袖個人之間的矛盾。連馬矛盾、馬宋矛盾等不斷浮上檯面,多次出現公開的指責與批評,傷害彼此之間的感情,影響合併氣氛。可見,國親合併雖是方向,也是泛藍群眾的主流民意,但過程將充滿著艱辛與痛苦,後果也不易確定。 
  (六)泛藍陣營前景不樂觀 
  在台灣政黨政治發展逐漸趨向兩黨政治的趨勢下,泛藍陣營特別是國親兩黨合併是一種趨勢,總體上有利其發展。但合併工程相當龐大複雜,黨名、路線、方向、定位、目標、組織體制、主席人選、下屆領導人候選人佈局等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知易行難,合併前景並不樂觀。 
  2004年底「立法委員」選舉後,雖然泛藍陣營取得議會多數席位,但親民黨當選「立法委員」的席次減少,使得選後並未出現國親合併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黨的創建者,畢生致力於國家統一,民族振興。今日在野的中國國民黨能否東山再起,備受各界關注。(作者王建民在孫中山畫像前留影)的整合行動,反而因選舉恩怨,親民黨在宋楚瑜主導下,調整發展路線,實現「扁宋會」,企圖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發揮「關鍵少數作用」,國親合併出現新的變數。 
  就島內政黨力量對比觀察,民進黨執政,掌有龐大資源,仍處於迅速上升時期。國民黨淪為在野,泛藍整合不易,資源又正在消耗殆盡,沒有出現時代發展所需要的雄才大略式的領袖人物,泛藍勢力衰落仍會持續下去。 
  國民黨或國親合併後的新政黨能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能不能在2008年取得執政權,不僅取決於該黨的改革與發展,而且還取決於民進黨執政會不會犯下大錯。若民進黨還是搞冒險的「台獨」活動,台灣經濟出現大的波動,讓人民吃到苦頭,國民黨或新政黨可能就有機會執政。然而,這種理性的分析,並不能保證泛藍按照人們設想的方向發展,就像島內政局的變化一樣,沒有規律可循,經常出現意外。 
  國親合併或泛藍整合是大勢所趨,但合併之路維艱,整合過程難免出現分裂。即使合併成功後,也不能保證未來不再出現分裂。從第三世界民主國家或地區經驗看,政黨重組頻繁,是一種常態,台灣政黨尤其是泛藍陣營也難逃此一命運。 
  在這種背景下,國親合併或泛藍整合,都會影響到國民黨的未來發展,既不能排除國民黨東山再起與重新在台執政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歷史中因政黨的重組或持續衰敗而消失。     
  附錄   
  孫中山簡歷(1866—1925)   
  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號日新,改號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後以中山名世。1879年(光緒五年)去美國檀香山讀書。1884年後回香港、廣州學習。1887年入香港西醫書院,1892年畢業後行醫澳門、廣州。1894年上書李鴻章主張革新,遭拒絕,遂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次年,於香港設興中會總部,準備廣州起義,事洩逃亡國外。1900年組織惠州起義。1905年8月,在日本創建中國同盟會,被推舉為總理;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產階級革命政綱;創辦《民報》,提出三民主義學說,與改良派全面論戰。此後積極發展組織,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多次發動武裝起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2月29日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職,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成臨時參議院,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後因革命黨人和袁世凱妥協,2月13日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8月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被選為理事長。9月任全國鐵路督辦。1913年因宋教仁被害,發動二次革命,旋敗。1914年7月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被推為總理。1915年至1916年,兩次發表討袁宣言。1917年因段祺瑞拒絕恢復國會,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成立護法軍政府,任大元帥,誓師北伐。次年遭西南軍閥排擠赴上海。1919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回廣東,次年任非常大總統。1922年因陳炯明叛變,退居上海。在絕境中得到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1923年驅陳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大本營。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宣言,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改組中國國民黨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11月應邀帶病北上討論國是,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同帝國主義、北洋軍閥作鬥爭。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著作有《中山全書》、《總理全集》、《孫中山選集》等。   
  蔣介石簡歷(1887—1975)   
  浙江省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留學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後,入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 
  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曾參加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23年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1924年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926年先後製造「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打擊共產黨和革命勢力。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率師北伐途中,於1927年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在各地清黨,第一次國共合作公開破裂。1928年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不斷進行新軍閥混戰。1931年「9·18」事變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圍攻紅軍革命根據地。1936年「西安事變」後,被迫接受抗日主張,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1938年任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 
  抗日戰爭期間,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參加美、英、中三國開羅會議。抗日戰爭勝利後,與中共代表團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1946年撕毀「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命令進攻解放區,單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通過憲法。1948年擅自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當選「總統」。1949年1月21日,被迫發表《引退謀和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1949年敗退台灣後,歷任「總統」與國民黨總裁。1975年4月5日於台北去世。   
  蔣經國簡歷(1910—1988)   
  浙江省奉化人。蔣介石長子。早年在家鄉、上海、北京接受中小學教育。1925年去蘇聯,先後進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格勒紅軍中央軍事政治研究院學習。在蘇期間,曾任農村蘇維埃副主席,工廠技師、廠長。1935年與蘇聯人芬娜(後名蔣方良)結婚。 
  1937年返國後,任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新兵督練處處長,江西第四行政區督察員兼贛縣縣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主任,在贛南推行新政。1943年赴重慶,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三青團第二處處長,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1948年任上海經濟區督導辦事處助理督導,同年底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到台灣後,歷任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委員,「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部長,兼「國家安全會議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1972年任「行政院」院長。1975年任國民黨中央主席。1978年任台灣「總統」,兼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1987年7月宣佈解除「戒嚴令」。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1987年11月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李登輝簡歷(1923—) 
  台灣省台北縣三芝鄉人。祖籍福建省永定縣。淡水中學、台北高等學校畢業。1946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肄業。1948年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兩度留學美國,1952年獲艾奧瓦大學經濟碩士學位,196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 
  曾任台灣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1952年任台灣省「農林廳」經濟分析股股長,合作金庫研究員。1957年後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技佐、技正、農業經濟組組長。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被延攬入閣,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政務委員」。1976年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78年任台北市市長。1979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81年出任「台灣省主席」。1984年當選「副總統」。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總統」、國民黨中央代主席。1988年7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安全會議」主席。1990年3月,當選「總統」。在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中,高票當選。1999年,公然提出分裂國家的「兩國論」。在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中,反對連戰與宋楚瑜合作,並對本黨候選人連戰支持不力,導致敗選,國民黨失去在台執政權。在國民黨黨員的強烈抗議下,李登輝被迫於同年3月24日辭去黨主席,不久被國民黨開除黨籍。2001年8月,成為主張「台獨」的台聯黨「精神領袖」,也是島內「台獨」分裂勢力的總代表。   
  連戰簡歷(1936—)   
  台灣省台南市人。生於陝西省西安市。西安竹秀小學,重慶南山小學肄業。1957年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系畢業。1959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獲國際公法與外交學碩士、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威斯康星及康涅狄格大學。 
  1968年返台,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長,代理法學院院長。1969年9月為台灣出席聯合國「代表團」顧問。1975年任台灣駐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1976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1978年兼任「世界青年反共聯盟台灣分會」首任主席,同年7月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8月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81年任「交通部」部長。1987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同年7月兼任香港小組召集人。1988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1990年6月任台灣「省政府」主席。1993年任「行政院院長」。 
  國民黨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至第十六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第十四屆起任副主席,第十五屆任第一副主席,現為國民黨主席。 
  1996年,當選台灣首次民選「副總統」。在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中,候選人連戰因國民黨分裂而敗選。同年3月,代理國民黨主席;6月第十五次黨員代表大會臨時會議上當選黨主席。在2004年台灣「總統」選舉中,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合作參選「正、副總統」,因發生「3·19槍擊案」意外事件,再次敗選。 
  系《台灣通史》作者連橫之孫,已故台灣政要連震東之子。 
  1970年被選為台灣「十大傑出青年」。長於政治學研究,著有《民主政治基石》、《西洋政治思想》、《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台灣——1983年至1984年》等。   
  民主進步黨簡介(1)   
  1986年9月28日,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追求民主自由、主張「台灣住民自決」的各股「黨外」勢力組建成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制」的局面。民進黨成立後,逐步變為一個公開主張與追求台灣獨立的政黨。在2000年3月「總統」選舉中,因國民黨陣營的分裂,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成為執政黨。 
  一、基本情況 
  民進黨自成立後,到執政前,基本支持者一直保持在35%左右。2000年3月上台後,民進黨不斷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資源積極發展基層實力。 
  (一)選票實力穩步上升。自1989年首次參選後,民進黨的得票率一直穩步增長。在「立法委員」選舉方面,1989年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2829%,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3609%,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3317%,1998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2956%,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3338%;2004年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3972%。目前民進黨在「立法院」所佔的席次為87席,為「立法院」第一大黨。在縣市長選舉方面,1989年第11屆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為3834%,1993年第12屆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為4103%,1997年第13屆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為4312%,2001年第14屆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為4527%,獲得9個席次,連同高雄市,目前執政的縣市共有10個。在「總統」選舉方面,1996年「總統」選舉得票率為2113%,2000年「總統」選舉得票率為393%,2004年「總統」選舉得票率為5011%。 
  (二)黨員人數穩步增加。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黨員人數僅有1萬餘人,1995年發展為8萬餘人,1999年發展到20餘萬人。2000年3月上台後,社會上湧起了一股入黨潮,民進黨黨員數成倍增長,目前已突破40萬人。 
  (三)政黨認同度穩步上揚。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民意認同度僅有7%,1996年升為15%,在上台前一直維持在20%左右。上台後,其民意支持度一直維持在23%—29%之間,居於國、親兩黨之上,成為島內第一大黨。 
  二、組織架構 
  民進黨的黨務機構主要分為中央、縣市及鄉鎮市區黨部三級。各級區域組織以黨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為執行機關,評議委員為評議機關。 
  (一)「黨員代表大會」。為該黨最高權力機關,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一次,代表任期2年。主要職權為修訂黨章,議定黨綱,聽取並檢討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選舉、罷免中央執行委員及評議委員等。 
  (二)主席。黨主席的產生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2年,連選可連任一次。歷任黨主席為江鵬堅(第一屆)、姚嘉文(第二屆)、黃信介(第三、四屆)、許信良(第五、七屆)、施明德(第六屆)、林義雄(第八屆)、謝長廷(第九屆)、陳水扁(第十、十一屆)、蘇貞昌(第十一屆補選)。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由中央常務委員會行使職權。中執會共設委員35人,其中由「黨員代表大會」直接選出30名委員,並互選10人為中常委,任期均為2年,可連選連任。除黨主席為當然中執委以及中常委外,並增列4席當然中執委以及中常委,當黨主席為「總統」時,為「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以及「總統」指定的3人;當黨主席非「總統」時,為「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幹事長與書記長及縣市長之間互推1人。 
  黨主席可就中常委中提名副主席1—3人,經中執會同意後任命。中央黨部設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1—3人,由主席任免。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組織、外交、大陸事務、僑務、社運、文宣等部門。 
  由於中執會與中常會均采合議制,也即重大決策必須經由多數委員的同意。中執會尤其是中常會經常成為黨內各大派系進行權力爭奪與利益分配的場所。目前黨內的派系主要有「正義連線」(第一大派系)、「新潮流」、「福利國」、「新世紀」、「新動力」、「台獨聯盟」等。 
  (四)中央評議委員會。設委員11人,候選委員3人,由「黨員代表大會」直接選出,並由評議委員互選1人為主任委員,任期均為2年,可連選連任。 
  (五)地方組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民進黨的基層組織逐步完善,目前已在各縣市設立了縣市及鄉鎮市區黨部。 
  三、政策主張 
  追求「台灣主權獨立」是民進黨的基本政治目標。其政策主張具體有: 
  (一)政治主張。民進黨自成立之日始就帶有嚴重的分離傾向,聲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並於1991年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列入黨綱,叫囂「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依據國際法原則重返國際社會」,「兩岸依據國際法在國與國的關係下發展關係」等等,蛻變為地地道道的「台獨黨」。然而,這一激進「台獨」主張卻阻礙了民進黨的發展,民進黨後來不得不對「台獨黨綱」進行了一些淡化處理,並於1999年5月8日通過了所謂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逐步由過去叫囂「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與「台灣共和國」轉變為鼓吹「維持現狀就是獨立」的「事實台獨」,聲稱「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附屬島嶼;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2000年3月上台後,陳水扁鑒於民進黨實力有所增長,於2002年8月3日拋出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謬論,徹底暴露了「台獨」真面目。   
  民主進步黨簡介(2)new   
  (二)兩岸關係主張。民進黨並將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列入該黨「外交」之中,即視為「國與國的關係」宣稱海峽兩岸「應以平等地位進行和平競爭」,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瞭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三)對外關係政策主張。宣稱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目標。對外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並以各種不同名稱,廣泛參與各類官方及非官方國際組織。 
  (四)政治制度主張。主張實行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政治體制,「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與專制」,建立「以多數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決定為基礎的法政秩序」,「保障基本人權、國民主權、權力分立與制衡、責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獨立、政黨平等與自由」等等。 
  (五)文化政策主張。提倡發展「新國民意識」,推動中小學教育教材本土化,重塑台灣民眾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知。   
  親民黨簡介new   
  2000年3月31日,宋楚瑜結合一批政治人士正式宣佈成立以「人民第一」為宗旨的親民黨,並逐步發展成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台灣第三大黨。 
  一、基本情況 
  親民黨成立後,依靠黨主席宋楚瑜的個人魅力及「立法院」黨團的優秀問政品質,取得一定發展。 
  (一)具有一定選票實力。在2001年底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中,第一次參選的親民黨在「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得46個席次,得票率為1857%,在縣市長選舉中獲得台東與連江兩個席次,得票率為236%;在2002年初舉行的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選舉中,親民黨獲得4席鄉鎮市長,49席縣市議員;在2002年6月舉行的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中,親民黨共獲得58席鄉鎮市民代表,20席村里長;在2002年底台北市、高雄市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親民黨共獲得8席的台北市議員,7席高雄市議員。不過,在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中,親民黨僅獲得34席,得票率降為139%。 
  (二)政黨認同度有所上升。親民黨正式成立前夕,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親民黨已擁有12%的支持度,之後一直穩步向上發展,一般維持在17%左右,居於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支持度之間。 
  (三)黨員人數穩步上升。親民黨成立後,在選舉中堅定支持宋楚瑜的民眾逐步轉化為親民黨的黨員、認同者或支持者。親民黨成立首日,各地要求加入親民黨的民眾非常踴躍,該黨正式黨員現已突破6萬人。從親民黨黨員的省籍來看,外省籍、本省籍(包括閩南人和客家人)、原住民等各個族群都有,打破了外界對親民黨將淪為「外省黨」的疑慮。 
  二、組織架構 
  親民黨的組織架構主要分為中央與地方二級制,各級組織以各級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為執行機關。 
  (一)「全國委員會」。為該黨最高權力機關,會議每年由黨主席召集一次。「全國委員會」主要由曾任或現任各級公職、「民意代表」、各級黨務幹部以及各界具有代表性的黨員組成,名額約400人左右。主要職權有:修訂黨章,議定黨綱,聽取並檢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選舉、罷免中央執行委員,議決本黨重大政策議案。 
  (二)主席。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2年,連選可連任。副主席若干人,由主席提名,報請「全國委員會」備查。2002年5月15日,在親民黨首次舉行的黨主席選舉中,同額競選的現任黨主席宋楚瑜以9946%的超高得票率順利連任。目前副主席為宋楚瑜在2000年「總統」選舉時的副手張昭雄。中央黨部設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若干人,由主席任免。中央黨部並設中央咨詢委員會,設咨詢委員若干,由主席聘任。中央黨部下設政策研究中心、組織部、文宣部、行政部、財務部五個單位。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設委員21人,除主席、副主席為當然委員外,其餘19名皆由「全國委員會」直接選舉產生,任期2年,連選可連任。其中比例分配為現任「立法委員」9人,現任行政首長、政務官、黨務主管5人,「地方民意代表」5人。並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每星期定期召開一次會議,由黨主席召集並主持。由於目前親民黨仍屬於草創期間,為避免內訌,黨內並未選舉中執委。 
  (四)地方組織。親民黨成立之後,就開始積極建立地方黨部,招募黨員。 
  三、政策主張 
  親民黨成立之後,陸續就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張。 
  (一)兩岸政策主張。依循「國統綱領」相關原則,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基礎上,進行兩岸協商,惟未來台灣現況的任何改變,皆須經台灣全體人民的同意。依「三階段整合論」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擱置統、獨爭議;第一階段進行經濟性及功能性「交流」,開展兩岸經貿互惠合作;第二階段推動兩岸「社會互動」;第三階段則邁向「政治整合」。中共應明確承諾放棄武力犯台,展開兩岸互惠平等對談,確保「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發展兩岸經貿,以「全球佈局」與「策略性開放」的原則,盡速開放「三通」,發展兩岸經貿,善用台灣優勢條件,以大陸市場及資源發展台灣經濟。 
  (二)政治主張。主張維護「中華民國憲法」,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回歸「雙首長制」的憲政規範;盡速制定「政黨法」、「遊說法」及「政治獻金法」,健全政黨政治。 
  (三)經濟政策主張。主張解決失業問題,改善投資環境,加速財政金融改革,重振經濟發展。釐清政商關係,杜絕一切黑金白金政治,創造廉潔有效率的投資環境。積極創造就業機會,加強勞工職業訓練,建立勞資協商網絡,兼顧勞工權益與企業發展。提高企業競爭力,積極發展新興關鍵性產業,輔導傳統產業。 
  (四)「防務外交」政策主張。建立全民「國防」,強化科技戰力,以「前進防禦」為戰略目標。發展「多元外交」與「全方位外交」,采務實態度參與國際社會。積極爭取加入國際組織,加入區域安全與功能性組織。革新僑務工作,爭取海外僑心。   
  新黨簡介new   
  1993年8月10日,趙少康、王建□等7名國民黨中生代「立法委員」因不滿李登輝日益偏離一個中國原則,推行「台獨」分裂路線而成立的政黨。 
  一、基本情況 
  新黨成立之初,一度活躍於台灣政壇,成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並在「立法院」扮演關鍵性少數的角色。但1997年後,新黨因政治主張出現爭議內訌不斷等原因逐步陷入發展危機,在2001年底「立法委員」選戰中,更因同質性極高的親民黨的擠壓而走向泡沫化。 
  (一)選票實力薄弱。在1993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新黨獲得554%的選票,一舉跨過5%的政黨門檻;1994年底省市長選舉得票率為770%;1995年底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為1295%,獲得21個席次,成為「立法院」關鍵少數;1996年初第三屆「國大代表」選舉得票率為1367%。此後,新黨的實力不斷削弱,如在1997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新黨僅獲得142%的選票,在1998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新黨得票率下滑至706%,僅獲得11個席次;在2001年縣市長及「立法委員」選舉中,新黨僅在「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得1個席位,得票率降至261%,因未跨過5%的政黨門檻而走向泡沫化。在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新黨當選1席。 
  (二)黨員人數少。由於新黨在成立之初自我標榜為「柔性政黨」,因而黨章規定,黨員享有充分的自主權,隨時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納黨費,導致新黨缺少實質意義上的黨員,大多為認同新黨的「義工」和「精神黨員」。在新黨實力鼎盛的時候,新黨自己號稱「精神黨員」達到6萬人,目前黨員總數僅有千餘人。 
  (三)政黨認同度低。新黨在成立之初的政黨認同度高達10%,最高峰為15%,但之後認同度逐年下降,目前僅維持在2%—3%之間。 
  二、組織架構 
  新黨在成立之初因經費缺乏,為了在組織形式與國民黨、民進黨進行區隔,並未設立中央黨部和地方黨部等黨務機構,其組織原則是「以議會為中心,民意為依歸,選舉為手段」,中央設立「立法院黨團」、「國民大會黨團」和「競選及發展委員會」,地方設置縣市「競選及發展委員會」,主要通過「全體公職人員大會」以執行黨章、政綱的修訂工作。 
  「競選及發展委員會」主要負責黨的決策與具體運作事務,主要由「立法院」黨團成員、直轄市議會黨團成員,各地「競選及發展委員會」召集人、縣市以上行政首長及議會正副議長等人組成。「競選及發展委員會」設召集人1名,由委員互選產生,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召集人對內總理黨務,對外代表該黨。「競選及發展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處理該黨經常事宜。 
  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走向泡沫化後,新黨開始進行改造,決定向剛性化發展,2002年9月新修訂的黨章中規定:黨組織分為中央及地方二級制,「中央」設置「全國委員會」,地方依黨員人數及功能設地方黨部或特種黨部,海外另設海外黨部。各級黨部依實際需要設立幕僚單位與工作會,處理各級組織授權的事項。 
  (一)「全國黨代表大會」。為該黨最高權力機構,主要職權為選舉「全國委員會」委員,決議「全國委員會」所提黨章修正案,罷免黨主席,議決其他事項。 
  (二)「全國委員會」。為該黨最高黨務常務機構,「全國委員會」人數最多不得超過31人,主要職權為選舉黨主席,監督協調黨務推動,對重大人事的任命案行使同意權等。 
  (三)主席。由「全國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任期1年,連選可連任一次,黨主席對內總理黨務,對外代表本黨。全委會置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1—3人,由黨主席提名,並經全委會同意後聘任之。新黨現任主席為郁慕明。 
  三、政策主張 
  新黨在「建黨宣言」中明確標榜將發揮「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兩黨」的作用,認同孫中山先生的理念,追求民族統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標,堅守公義、平等、安全、務實、乾淨的原則。 
  在兩岸關係方面,新黨主張中華民族應固守原有之疆域,守死不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異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國土。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割裂民族臍帶。在發展兩岸經貿方面,主張開放兩岸直航,促進全面交流;保障台商權益,爭取大陸市場;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華經濟圈」。在政治方面,反對專制政治,反對獨裁,主張實行「內閣制」,反對黑金賄選。   
  建國黨簡介new   
  1996年10月6日,島內「激進台獨」分子因不滿民進黨淡化「台獨」色彩進行政黨轉型,而組建所謂的「建國黨」。 
  一、基本情況 
  建國黨成立後,由於其「激進台獨」主張受到島內絕大多數民眾的強烈反對,該黨成立後並沒有取得預期的發展,不僅在接下來的1997年縣市長、1998年鄉鎮市長選舉中以慘敗告終,而且在1998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僅取得1個席次,獲得144%的選票,快速走向泡沫化。2000年3月陳水扁上台後,該黨某些成員開始回流民進黨;2001年8月台聯黨成立後,該黨在島內的「激進台獨」地位進一步為台聯黨所取代,完全泡沫化,其政黨認同度一直只有02%左右。 
  建國黨在成立前就將自己定位為「革命型政黨」,採取「以黨領政」的決策模式。其黨章規定,決策委員會為黨務最高決策單位;主席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3年,可連選連任,並擔任決策委員會主席;副主席1—3人,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1—3人,由主席自決策委員中提名,經決策委員會同意後任命。建國黨總部組織共有八組五會,分為行政組、組織訓練組、活動組、新聞資訊組、教育文化組、國際關係組、原住民族組、財務組、決策委員會、紀律委員會、推展委員會等。 
  建國黨現任黨主席為何文杞,副主席為黃玉炎。決策委員會共12人,分別為蔡金龍、陳建佳、韓明榮、李政憲、周朝陳、藍天山、柯文杞、蘇順榮、高金郎、吳由豐、劉明松、林安亨。行政部主任為塗泰傑,組織部主任為呂月娥,政策部主任為蔡汀美,文宣部主任為曾如美,法規部主任為高金郎,財務部主任為黃玉炎,訓練部主任為洪敬道。 
  二、政策主張 
  實現所謂「台灣獨立建國」是建國黨的核心理念,該黨成立以來,便大肆宣揚「台獨」思想、鼓吹「台獨」謬論。主要內容為: 
  (一)鼓吹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該黨妄稱「中華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時就已經消亡,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統治是非法統治」,必須「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並以「台灣共和國的名稱,取代中華民國國號」。「中華民國憲法」也是「非法」,因而主張從根本上廢除「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制定「新憲法」。在兩岸關係定位上,建國黨明確將其定位為「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叫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治權從未及於台灣,台灣主權及治權亦不及於中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而非中國的一省」。「台灣與中國應建立和平國際關係」,「政治、文化、經濟等一切交流,必須在國對國的對等關係上進行」。 
  (二)鼓吹建造新的台灣文化。該黨聲稱要重新「建造新的台灣文化」,要「透過文化的力量,從根本尋回以台灣為主的歷史、文學、藝術等台灣意識!透過文化的力量,將數百年來不斷被外來政權壓縮、扭曲而變形的台灣,重新扶正!」該黨並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主張。一是在學校的文化教育上,要以「台灣主體論」大幅修改中小學課程,要「建立起以台灣為主體的觀念,讓台灣人成為台灣歷史的主角,至於中國歷史則應退居配角,回到它本來的外國史地位」。並稱在實現「獨立建國」前,堅決反對承認中國大陸學歷。二是重新定義並推舉「台灣英雄」,將鄭南榕、陳智雄等「台獨」分子列為「英雄」,將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飛、文天祥等剔除在外。三是極力鼓吹「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宣稱「台灣文化永遠只是台灣文化,它與中國文化有某些關聯,卻絕不屬於中國文化的支流。在文化層次裡,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在地理與人民與政治層面,也是如此,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該黨還鼓吹要透過認識本土歷史與地理相結合,讓民眾在內心深處接受「台獨」觀念,實現「腦內台獨革命」,促進台灣文化的「新生」,以堅定台灣民眾「保衛台灣」的決心。 
  (三)推動台灣以「台灣共和國」名義加入聯合國。該黨聲稱,「台灣外交的困難在於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因此台灣應以「台灣共和國」名義申請重新加入聯合國,爭取「國際地位」,並稱這是為了「表明我國的申請加入和舊中國的國共糾葛無關,也不是向中國的挑戰,只是要國際社會接受四十幾年來事實獨立的台灣而已」。該黨還常常宣稱只有台灣宣佈「獨立」才能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以欺騙島內民眾。   
  台灣團結聯盟簡介new   
  2001年8月12日,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以延續「兩國論」分裂路線為宗旨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黨」)正式成立。在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台聯黨獲得13個席次,成為「立法院」第四大政黨。為搶攻島內「急獨」票源、主導台灣政局走向、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台聯黨一再拋出各種「激進台獨」主張,逐漸成為島內「激進台獨」勢力的總代表。 
  一、基本情況 
  台聯黨基層力量不足,缺乏政治精英,整體實力比較薄弱。 
  (一)政黨認同度低。根據島內各種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台聯黨自成立後,政黨認同度一直維持在2%—3%之間,有關政黨形象的各項指標認同度也一直徘徊在2%—3%之間。民意調查同時還顯示,「急獨」選民是台聯黨的主要選票市場,「緩獨」選民是次要選票市場,且大多為50歲以上的閩南籍選民;4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以及主張急統、緩統及維持現狀的選民多不支持台聯黨。 
  (二)基層實力薄弱。台聯黨雖然在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得776%的選票,但在接下來的基層選舉中卻成績欠佳。在2002年初的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選舉中只取得7個縣議員席次;在2002年底的台北市長、高雄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只在高雄市獲得2個席次。在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台聯黨只獲得12席,較上屆少1席,遠未達到原先預期的30席目標。 
  (三)黨員人數少。台聯黨在成立之初因經費緊張,並沒有積極招募黨員,在2003年之前總共只有102位黨員。2003年起,該黨為壯大基層實力,已開始積極招募黨員,據報道已招募到上千名黨員。 
  二、組織架構 
  台聯黨成立時間較短,主要以「立法院黨團」為工作重心,以「李登輝之友會」及圍繞在李登輝身邊的一些「台獨」組織為基層動員力量。 
  該黨黨章規定黨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具有修訂黨章、議定黨綱、選舉及罷免黨主席、議決重大人事案等職權。但事實上,台聯黨的一切大小事主要由「精神領袖」李登輝幕後直接操控。現任黨主席為蘇進強(前任為黃主文),秘書長為陳建銘,「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為羅志明,幹事長為賴幸嬡。 
  在台北市與高雄市市長選舉失利後,為在台灣政壇站穩腳跟、避免走向泡沫化,台聯黨決定自2003年起積極發展基層組織,在各主要縣市成立地方黨部、招募黨員。2003年3月28日,台聯黨第一個地方黨部高雄市南部黨部成立,據稱共招募了500多名黨員,並計劃在各地陸續成立地方黨部。 
  基層組織薄弱的台聯黨主要依靠李登輝的民間支持力量及學術界、政商界的支持者進行選舉與社會動員。一是「李登輝之友會」,目前全島各地已成立了26個「李登輝之友會」。二是台聯黨全權接收了「台灣綜合研究院」、「國家政策研究院」以及李登輝在學術界的其他成員,為台聯黨規劃選舉議題、選戰對策以及各種法案發揮了重要的「後援部隊」角色。三是「北社」、「南社」、「中社」、「東社」、「台灣教授協會」、「醫界聯盟」等「台獨」組織成為台聯黨的主要社會動員力量。此外,與李登輝關係密切或長期支持「台獨」的部分企業是台聯黨的重要「金主」。 
  三、政策主張 
  以維護李登輝分裂路線為使命的台聯黨成立後,不遺餘力地推行「激進台獨」路線,獲得島內外「激進台獨」勢力的支持,認為其才是真正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政黨,台聯黨也由此取代日漸式微的「台灣教授協會」、建國黨等「激進台獨」組織,成為「激進台獨」勢力的總代表。 
  (一)大肆鼓吹「改國號、制定新憲」。台聯黨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於世界;台灣現狀的任何變更,都必須經由台灣2300萬人民通過公民投票決定;應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制定『台灣基本法;台灣的未來就是『一邊一國』,兩岸關係應該是『兩國關係』」。台聯黨不僅在「立法院」積極推動「公投立法」,還集合島內「台獨」組織,發動「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要求將一切冠有「中國/China」的社團、公司等全部改名為「台灣」,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等等。 
  (二)阻撓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為防堵兩岸經貿、人員交流的快速發展,遏阻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向心力,台聯黨極力反對鬆綁「戒急用忍」政策、反對開放兩岸直接「三通」,叫囂「鼓吹加速三通,等同鼓吹加速統一」,兩岸若要就「三通」進行談判,必須在「國與國」的基礎上進行。 
  (三)在意識形態領域加速灌輸「台獨認同」。台聯黨與李登輝不遺餘力地鼓吹台灣應加速培育台灣民眾的「建國意識」。聲稱,當前台灣最大的危機在於「國家認同」出現混淆,「要擺脫一個中國的糾纏,台灣內部必須有認同台灣的國家意識」。鼓吹要徹底在思想、文化上與中國劃清界限,鼓動「教育部」全面揚棄過去中小學史地教材的「大中國」觀點,並要求在中小學推廣鄉土語言教學,將閩南話列為「第二官方語言」。   
  後記new   
  大陸研究中國國民黨的學者頗多,成果顯著。研究當代台灣政局或政治者也不在少數。但研究退台後國民黨自身發展的學者卻不多,成果有限。國民黨在2000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失去執政權後,才引起大陸學者對國民黨發展與存亡問題的關注。一些學者開始思考一個有100多年歷史、號稱有250萬黨員的政黨,為何輸給一個成立才15年、僅有20萬黨員的民進黨?國民黨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跡」,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人民為何拋棄了國民黨?我們就此一問題試圖進行解讀與回答。 
  國民黨失去在台執政權,表面上看是偶然的,是由於黨內分裂所致,但其中也有許多必然因素,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百年老店」國民黨為何會突然失去政權?這個題目相當大,問題相當複雜,我們只是進行初步的探討。 
  國民黨在台統治期間,儘管在經濟發展上取得很大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然而國民黨的腐敗與「黑金」問題卻越來越嚴重,讓台灣民眾甚為失望與不滿,希望有一個清廉的政黨取而代之。以反「黑金」與反腐敗為旗幟的民進黨,成為民眾最直接的選擇與期待。國民黨在台灣光復後不久處理「2·28事件」的暴力方式以及統治初期的「白色恐怖」,都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留下了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與仇恨。這成為島內一直存在反國民黨勢力的重要原因,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所謂的「黨外政治運動」。後來在社會變遷的歷史大背景下,民進黨宣告誕生,勢力不斷壯大,對國民黨統治形成挑戰,並最終奪取政權。當然,李登輝在擔任國民黨主席後的種種倒行逆施,導致國民黨多次分裂,並在多次重要選舉中暗中支持民進黨,也是國民黨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我們撰寫了《國民黨下台內幕》這本書。主要從戰後台灣歷史的演變、政黨政治的發展、國民黨權力結構的變化、政治路線方向的迷失、國民黨黨內鬥爭與分裂、國民黨「黑金政治」與權力腐敗等方面進行了初步探討,並就國民黨目前的處境與未來發展進行了分析與判斷。 
  本書不是純學術性的研究,未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與探討,而是以學術研究與通俗相結合的紀實手法,用事實說話,通過對歷史與事件的描述、分析,讓讀者瞭解國民黨下台的歷史背景與原因,也對島內政治與社會有一個較為全面客觀地瞭解。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2005年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也是寶島台灣回歸祖國60週年。敬請讀者在開卷中靜思國民黨在台灣失去政權的歷史背景與現實原因,體味島內政局與社會的複雜性,共同期待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 
  本書作者分工如下: 
  第一章至第三章由曾潤梅撰寫,第四章至第七章由劉紅撰寫,第八章至結尾由王建民撰寫。全書由王建民策劃、擬定提綱與統稿。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新華出版社和本書責任編輯白雲覃同志的大力支持。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參考或引用了不少學者的研究成果,未能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謝。 
  由於種種原因,本書有不盡如人意與不足之處,望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 
  2005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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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下台內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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