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國民黨兄弟教父——陳果夫與陳立

TXT 全文
第一部分傳奇家世(1)

    離人間天堂杭州以北不過一百公里的地方,有個山明水秀,風光宜人的地方,這就是浙江省吳興縣。    
    吳興地處浙北,歷史悠久。遠古時,這裡相傳為防風氏之國,戰國時期,楚春申君在此建菰城,起樓連延五公里,儼然已成為一個大型聚落。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越人遷徙於此,建烏程縣。三國寶鼎元年(公元266年),「吳歸命侯置吳興郡」,從此,這裡便升格為州級城市。「南北朝時,梁紹泰初改吳興郡為震州,蓋取震澤為名,陳初罷震州,復為吳興郡」。到了隋朝,「廢吳興郡,仁壽二年,於此置湖州」。一直迄於清末。民國後廢府,復為吳興縣。    
    吳興地理環境十分優越,境內河流縱橫,湖泊星羅棋布,水上帆檣出沒,兩岸田疇交錯。城北有弁山,「高出雲霄,非天高日晶,不見其頂」。城南有莫干山與天目山,瑰麗挺拔,幽雅多姿,城北則是浩瀚無際、一碧萬頃的太湖,其「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的氣勢,令人心曠神怡。吳興的山水真可謂是嫵媚旖旎,相映交輝。    
    除山水秀美之外,這裡的物產也很豐富,其中尤以絲和湖筆為最佳,自古以來,這裡有「絲綢之府」的美譽,而湖筆則馳名天下,成為文房四寶之一。    
    當然,吳興的出名不僅僅在於地靈,關鍵還在人傑。近現代史上的浙江,是中國十分有名的地區之一,當年江浙的愛國志士都把這裡稱為「中國文明之製造廠」或「文明中心點」,但同時也譴責這裡是「中國不適於天演之弊害之製造廠」。    
    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許多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等各式各樣的有名人物。吳興雖是浙江的一個小縣,歷代也是人才輩出,在近現代史上,它產生了國民黨一批重要的黨政官員,如張靜江、朱家驊、戴季陶、錢新之等,而國民黨內極有權勢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也出生在這裡。    
    1892年10月27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七日)下午4時,陳果夫出生在湖州府學前街「谷詒堂」(後稱「五昌裡」),在這「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的深秋季節,陳家喜得貴子,一片熱鬧,忙得不可開交。全家上下,都希望這孩子將來能成為家族的榮耀。孩子的哭聲不緊不慢,從容不迫,似乎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信心。滿月那天,父親給孩子取名祖燾,字果夫。    
    兩年後,陳家又添一丁,但正當全家高興之極時,這個男孩卻很快夭折,使陳家上下一下子跌入悲痛的谷底。後四年中,陳家雖又增兩口,卻都是女孩子,這就是陳果夫的大妹和二妹,大妹名祖孝,字順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這種情況,使得具有濃厚封建意識的陳氏家族,一方面更加疼愛陳果夫,另一方面則希望家中再降男丁。    
    果然,又過了兩年,距陳果夫出生八年後,即1900年8月21日,陳家又添一個男孩,這給陳家帶來了無比歡欣。喜慶之餘,給孩子取名祖燕,字立夫。陳家人希望立夫與果夫一樣發達,能給他們家族帶來名望,帶來輝煌。這個希望沒有落空,陳氏二兄弟後來成為國民黨內極有權勢的顯赫人物。    
    關於二陳兄弟的權勢,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這樣描寫道:「如今,一個腐敗的政治派別控制著國民黨。它既有坦慕尼大廳(紐約民主黨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惡劣的特點,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惡劣的特點。沉默寡言,神秘莫測的兄弟倆陳立夫和陳果夫……實際上通過恩賜,秘密警察,間諜活動和行政權力控制著全國的思想。」陳氏二兄弟控制了整個國民黨,一時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這種權傾華夏的勢力,又是與他們父輩的業績密切相關、緊緊連在一起的。    
    吳興陳氏,出自媯姓,相傳遠祖為虞舜,其得姓始祖為舜的第56代孫胡公滿,胡公滿被封於河南宛丘,因為這塊土地曾經為黃帝家族中的陳豐氏部落定居過,號為「陳洲之山」,於是胡公滿便在這裡建立起陳國,並且以國為姓,確立了自己的姓氏。    
    陳姓家族的發展史既艱辛又極具悲壯色彩,到後來家族越來越大,支系越來越多,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活動範圍一直在河南。據陳立夫自己說,他「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鄭州,後來向東南遷至安徽,到了17世紀,明朝中葉年間,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吳興定居下來」。開始,陳家祖先——胡公滿第78代孫陳縝(字幫德)率族人在湖州府歸安縣東林山一帶居住,此地距湖州府城東南45公里。傳到陳縝的第17代孫陳應恪(字敬山)時,才遷至湖州府學前街谷詒堂。世代經營絲業而起家,到了第23世陳豐時,家業才逐漸興盛起來,慢慢成為當地的望族,「以孝義受欽於鄉里」。受到當地鄉民的尊重。第24世陳絢,因熱心地方公益事業,地方政府曾題「聖門狷者之流」的匾額贈給他。到了第25世陳延佑時,正逢太平天國革命興起,作為當地富豪的陳家理所當然地受到農民革命軍的衝擊而家道中落了。    
    後來,太平天國革命失敗,陳延佑重振家業,苦心經營,使家道又復興如初。    
    陳延佑生有三個兒子,長子陳其業,字勤士;次子陳其美,字英士;季子陳其采,字藹士。    
    陳其業三兄弟的青年時期,正是民族災難深重,社會動盪不安,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興起和發展的年代,「滿腔都是血淚,無處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須面對現實。


第一部分傳奇家世(2)

    老大陳其業,生於1870年,早年熟讀詩書,有意仕進,食廩後,目睹清朝統治者的黑暗,對政治也淡漠起來,他曾赴日本考察工業,希望能對國家有所裨益,但回國後卻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於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經營絲業。陳其業對地方公益也頗熱心,「諸如蠶絲之改良,以維國權;典庫之低率,以通民財;河流之疏浚,以廣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綏靖閭裡,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數」。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其業到達重慶,被推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大代表,全國商聯常務理事、全國工聯會理事等。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隨蔣介石到台灣,晚年,思念家鄉之心與日俱增,1961年病逝於台灣,終年91歲。    
    老三陳其采,生於1879年,早年赴日本學習陸軍,1902年回國後,創辦湖南武備學堂,任總教習,其時,秘密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後任清軍南京第九鎮參謀,不久,榮升中樞軍諮府第三廳長,掌理全國新軍及調度事宜,並一度兼任保定軍校監督及主辦秋操。後來因參加同盟會為清廷發覺,處境危險,便南下到上海,繼續從事反清活動。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總統府參謀本部次長,後經營實業轉入金融機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曾任江蘇、浙江財政廳長,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1931年任國民政府主計長,後又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代理董事長等職。於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陳其美,生於1877年,按其父的意願,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讀書,他則學習商業,以維持家計。因此,他早年只在鄉間讀過幾年書,到了15歲那年,便離開父母,到吳興縣屬石門鎮的一家當鋪,隨杭州人吳小舫學習典當業。學徒之餘,他常看些書報,漸漸知道了一些國家大事。那時,正值甲午戰敗,清廷對日本割地賠款,他非常氣憤,曾寫信給他弟弟陳其采,勸其學習西學,以求實用,他自己也於1903年到上海學習商業,並在一家商店裡當上了會計。    
    上海當時是新學運動的中心,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陳其美到上海後,結識了革命黨人秋瑾、徐錫麟、譚人鳳、張靜江等,並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了革命活動。    
    這時,他才感到自己所從事的商業於國於民沒有什麼用處,他曾慨歎道:「商賈征逐末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於是,他放棄了商業救國的理想,於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先入警監學校,後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也就在這時,他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這一年,蔣介石也來到日本,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相識了。由於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氣相投,一個是自詡「以冒險為天職」的革命家,一個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徹夜長談,相見恨晚,很快便義結金蘭。不久,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加入了青幫和同盟會,成為蔣介石一輩子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陳其美由日本返國,在上海廣泛聯絡革命黨人和愛國人士,策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他親自到浙東各地聯絡會黨,組織各種秘密團體,為發動起義作了很多工作。他還與北方拳擊大師霍元甲一起組織精武學校,準備培養一批體力健壯,富於軍事知識的革命幹部,這一計劃後因霍元甲被毒死而無法實現。    
    後來,他與譚人鳳、宋教仁一起組織了中部同盟會總部,作為長江黨務的中樞,他深入浙江各縣,密結團體,廣聯志士,作了很多準備工作,促進了長江各省革命的迅速發展。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其美在上海發難響應,調集工人、防營和會黨發動起義攻克江南製造總局,佔領上海,直接推動了浙江、江蘇兩省的獨立,給武漢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孫中山所說:「武昌既稍能持久,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時響應之最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時,陳其美起兵討袁,自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因孤軍作戰而失敗。討袁失敗後,陳其美赴日本,協助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並成為該黨內僅次於孫中山的重要幹部,兩個月後,陳其美回國,繼續從事反袁鬥爭,連續發動三次起義,均告失敗。1916年5月 18日,陳其美被袁黨刺殺於上海薩坡賽路14號,結束了其短暫而光彩的一生。蔣介石得知消息後,不顧危險,將陳的遺體運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聲」,並幫助料理後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蔣介石在祭陳其美的祭文中,以極悲傷的語調說:「自今以往,也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可見他們情之深,意之濃。    
    客觀地說,在風雨飄搖的舊中國,陳其業兄弟三人多少都為資產階級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三人的人生道路並不完全相同,陳其業走的是實業救國道路,後來依附蔣政權;陳其采先是革命救國,再蛻化為蔣政權的高級經濟官員;只有陳其美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盡頭,他是陳氏家族中一顆耀眼的星星,不僅在同輩人中閃射出爍人的光芒,而且還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輩人走向顯赫的道路,陳其業的兩個兒子陳果夫和陳立夫便是通過這條道路邁向國民黨最高權位的。    
    


第一部分爛漫童年(1)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童年時期,中國正處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統治下,國家、社會是山河破碎,風雨飄搖;個人、家庭是飢寒交迫,身世浮沉。陳氏家族雖已破敗,但在湖州小鎮還算得上是殷實人家,在長輩的強力支撐下,幼小的二陳兄弟還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他們和所有的孩子一樣,都無憂無慮,對未來懷著美好的憧憬,並無任何特別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天將降大任於斯」的顯兆,生活充滿天真浪漫的情趣。    
    幼年的陳果夫與陳立夫相貌清秀,但身體都很瘦弱,陳果夫顯忠厚老成,陳立夫則機靈敏捷。由於陳果夫年長陳立夫8歲,總像大人一樣護著弟弟。因此,兄弟倆小時就相處很好,從不爭嘴吵鬧,互相尊重、互相愛護。後來陳立夫總結說:「這是受了父親叔叔們的影響,這種優良的家風一直延續下來,現在我們的孩子們也是一樣,年幼的總會接納兄長的建議,的確是兄友弟恭,而『悌』道長存於我們兄弟姊妹手足之間,也是很有意義的。」二陳兄弟身體雖然瘦弱,但在家裡被管得很嚴,不讓他們運動。原因是他們的祖母喜愛清靜,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嘻笑叫嚷,誰要是打擾了她,老人家一定會大聲訓斥,決不容情。二陳的母親雖然希望孩子們天真活潑,加強運動,以利身心健康,但為了不使祖母生氣,只好嚴厲管教二陳,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儘管如此,兄弟倆還是偷著樂,到戶外去玩,這一點,母親不但不管,還支持他們。幼年的陳果夫喜歡玩蟋蟀,約上三五個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頭地角,斷垣殘壁,是他們馳騁的戰場。為了抓上一隻蟋蟀,他們鑽叢林、爬牆角,什麼也不顧,弄得頭上、臉上、衣服上到處是灰泥。有時,與隔壁沈老虎的兒子在自家園中捉蟋蟀,他們翻亂石、抓亂磚,在荒草叢中滾爬,終於抓到幾隻蟋蟀,可手弄髒了,汗濕的頭髮貼在掛灰的臉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狽相。母親是十分愛乾淨、講整潔的人,見到果夫這模樣,從不責備,總是邊笑邊給他洗乾淨,換上乾淨的衣服。    
    有一次,陳果夫抓到一隻相當威猛的蟋蟀,經過幾次征戰,所向無敵,將小夥伴們的蟋蟀一一打敗,陳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幾天。但好景不長,一天下午,小朋友們相約又來看蟋蟀,陳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開蓋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裡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見了。陳果夫慌忙問他母親:「怎麼盆子裡的蟋蟀沒有了?」母親說:「只有你大叔來看過。」陳果夫十分傷心,喃喃地說:「我的好蟋蟀不見了!」母親說:「什麼好的壞的,蟋蟀都是給人看的,玩的,有什麼希奇?」陳果夫越想越難過,眼淚也流了出來,甚至哭泣不休。母親見他這樣子,發起火來:「為了一隻小蟲,哭得如此做什麼?你再哭,惹得我火起來,通通放掉它,一隻也不剩,好落得個乾淨。」陳果夫知道,母親發起火來,是不可擋的,只好不吭聲了,但內心仍然難過,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幾十年後,陳果夫還回憶說:「我始終紀念著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腦海裡還有這回事。」斗車前草,也是二陳兄弟愛玩的遊戲,即兩人各用一根車前草叉著用力拉,誰斷了誰就輸。一天,陳果夫與鄰居家小孩茂生斗車前草,由於陳果夫采的車前草多,且較老粗,所以一連勝了好幾次,而茂生則采的少,且嫩細,總是輸。後來,茂生急了,一把將陳果夫的車前草奪了就跑,果夫哪肯輕饒,在後面急追,一不小心,在階沿石邊絆了一下,鼻樑正磕在門檻上,鮮血流了滿面,哇哇哭叫起來,母親急奔出來,抓了一把香灰,捂在鼻樑上,終於止住了血。茂生的父親前來賠禮,並罰茂生跪地。陳果夫的母親則說:「小孩相貌好的,要破了相才可以養得大。」一場糾紛也很快平息。    
    陳氏家族的女人們基本上都信仰佛教,特別是二陳的繼祖母楊太夫人更是虔誠信佛,每次到廟裡燒香,總是要帶兄弟倆去,雖然他們的母親並不願意小孩到廟裡去,但拗不過楊太夫人,也只好順從。由於兄弟倆記憶力都好,看了一些佛經也能背誦一二,深得楊太夫人喜歡,以為他們真心信佛,因此每次帶他們到廟裡後,自己去燒香,任兄弟倆自由玩耍。這時候,果夫、立夫二人在廟裡廟外捉迷藏、斗車前草,真有「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感覺。他們願意跟楊太夫人進廟燒香,而且總是盼望這種美好日子的到來。    
    陳果夫小時候愛吃糖果,家裡來了親戚,都愛送他一些,他自己總愛找母親討,母親高興時,便給他買很多糖果,給他慢慢吃。但在不順心或生氣的時候,陳果夫如果去要,肯定會挨巴掌。每當這時,他就去找二姑母惠姑要。惠姑是個豪爽的女子,很愛喝酒,喝酒後愛笑。她十分喜愛陳果夫,喝酒時總愛把他拉在身邊。她知道陳果夫愛吃糖,總是買很多放在家裡,陳果夫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她要到糖果。有時她睡了,便用手巾包好糖果,再用竹竿送出去,以致陳果夫成年後還念念不忘,說:我看見了酒,就要聯想到惠姑,更要想到她酒醉後的笑;我看見糖果,就要想到我家西邊的窗,就要聯想到惠姑在那一所自起造以至變賣都為她親見的房子裡,用一根竹竿縛著手巾包裹,從窗口鐵楞裡送進糖果來的故事。


第一部分爛漫童年(2)

    幼年的陳果夫愛聽故事,特別愛聽童話故事,總是纏著母親講給他聽,而且總是沒有滿足的時候。母親的口中並不是童話的源泉,也有被逼到江郎才盡的時候,她希望陳果夫快點長大,大孩子便不會再對童話有興趣了。但陳果夫稍大上學後,幼小的陳立夫便取代了乃兄的位置。他也愛聽童話故事,而且要求母親講故事時更加動情,手段更加高明,以致母親在把過去講給陳果夫聽的故事重複一遍後,還得絞盡腦汁,去尋找記憶中殘存的新的故事。有時,陳果夫寒暑假在家裡,總會從外面買些童話故事書,如《大拇指》、《小人國》等,作為給陳立夫的禮物,並得頂替母親,給小立夫講童話故事。不幾天,故事講完,陳果夫便編造了許多來講。據他說:有一天,創造了一篇童話,說是天生了一隻大石榴。一天,石榴成熟裂了開來,裡面有500粒籽,每粒籽生出1個小孩,每個小孩有半寸長。繼續將每個小孩的故事,一天一天地講下去,一直講了59個小孩,因為天氣涼了,沒有再繼續下去。    
    後來想想,這種瞎造童話,實在可笑!但就是這種瞎造童話,深深地吸引著陳立夫,他有時緊張得睜大雙眼,屏住聲息,有時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二陳的幼年充滿了童話色彩,但童話的世界卻是沒有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未來,這未來的前景是絢麗多彩,還是黯淡無光,這得由各種因素決定,陳果夫與陳立夫的未來如何呢?除了促成他們成長的各種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努力和創造。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們必須面對社會,面對現實,他們要學習知識,學會生活,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三、嚴厲母親中國人有嚴父慈母的說法,陳果夫與陳立夫卻有個嚴厲的母親,這是他們引以為驕傲的,母親對他們的幼年教育,給兄弟倆的成長以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陳兄弟的母親何夫人,也是出自湖州的望族,她娘家有兄弟各一人,大哥早年外出求學,後在上海辦了一座繅絲廠,很有成就,陳立夫在上海讀中學時,常去參觀大舅的工廠,對那些飛轉的機器感到十分好奇,心中也立下志氣,將來學工業,走工業救國的道路。何夫人的弟弟雖讀書不多,也走上經商之路,在上海經營一個規模不小的鹽鋪。另外,何夫人還有一個妹妹,生活十分不幸,出嫁不久便死了男人,一直守寡在家。    
    何夫人於1887年嫁到陳家後,由於丈夫陳其業是老大,陳家的男人們長年在外奔走,因此,在家中的女人世界中,成為一家之主。她服侍老人,照料小孩,還掌管著家中的經濟大權,十分繁忙。但何夫人任勞任怨、從不叫苦,而且她胸襟開闊,對諸事都十分有見解,時間不長,便贏得了陳家上下對她的尊敬。就連像陳其美這樣性格要強的人,在家中一般人很少能說服他做任何事情,但卻只聽何夫人的話,有什麼事也只是與何夫人商議,聽取嫂嫂的意見。    
    何夫人為陳家生有四個子女,並精心撫養他們。何夫人對子女十分疼愛,但管束卻十分嚴厲,她常說:「小時候應該習勞苦,倘若舒服慣了,眼睛高了,長大以後決計做不好什麼事,父母愛兒女切不可溺愛。」何夫人自己不溺愛孩子,也不讓別人過分寵愛她的孩子。當陳果夫長到會哭會叫的時候,由於相貌長得還好,很逗人喜愛,有好多人常來抱著玩。何夫人卻首先約法三章:第一,不准買東西給他吃;第二,不准高舉起來逗鬧;第三,不准抱到外面去玩。如果誰違反了,她便毫不客氣,當面數落一陣,甚至開罵起來,常常是鬧得一些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有時甚至弄得一些親朋好友也十分尷尬。    
    何夫人自己罵人,可不准孩子們罵人,即使是學著人家罵一聲,也會遭到她嚴厲的訓斥,如果有誰不服氣,或者哭鬧,她就會使用武力,打得孩子不哭,並聲明以後不再罵了,才肯罷休。有一次,陳果夫罵了隔壁張媽媽一聲「那媽……」被母親知道了,除打了一頓不說,還將他關在柴房裡,禁閉了兩個多小時,後來承認錯誤,做下保證後才放了出來。這件事給陳果夫印象十分深刻,以至年紀大了時回憶起來,還歷歷如在眼前。    
    除了不准罵人外,何夫人還不讓陳果夫兄弟倆在外與別的孩子相打或者相罵。如果發生了此類事情,她總是認為責任全在兄弟倆,是他們的不對,她說,別人的孩子不好,有他的母親管,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管好。每當這種時候,她會氣得面色鐵青,將打架的孩子找來,狠狠地痛罵一頓或者痛打一頓,然後是愁悶得連飯也吃不下,兩眼發呆,悄悄地掉下淚水。待氣稍平一點,這才把嚇得大氣也不敢出的孩子們叫到跟前,苦苦進行教訓。反覆說明相打相罵的不當,互諒互讓的好處,往往一口氣講三四個鐘頭,孩子們的腿站麻木了,話也聽膩了,把母親的話也能背誦出來了,並保證以後再不做此不當之事了後,母親才善罷甘休。事情過後,母親似乎覺得自己過分嚴厲,為了表示她打罵孩子的歉意,她會恢復事前的慈祥態度,拿出東西要孩子們吃,或者帶他們出去玩,另外,還會講一些優美的故事,當孩子們沉浸於故事中的生動情節時,一場風波歸於平靜。


第一部分爛漫童年(3)

    小孩是最容易忘事的,假如以後孩子們忘記了媽媽的訓導,又發生相打相罵等類似的事情,母親便再也不講那些道理了,只是用嚴峻的眼光看著犯了錯誤的孩子,要他們講述自己的過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這種辦法比打罵還有作用。據陳果夫回憶:我們犯了過失,「經過第二次自己的回憶,或者看看母親的臉,就不再犯了,漸漸地,也能夠自治了」。    
    何夫人不許小孩到外面用錢買東西,她說,小孩子「長大了自會用錢的,小的時候,不可弄慣,要吃東西要用東西有大人管,不用小孩子自辦」。有一次,8歲的陳果夫拿了十個銅錢去買黃連頭,被母親發現了,母親二話沒說,將陳果夫按在床上,掀開屁股,便是一陣猛打,自那以後,陳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錢買東西了。在這種嚴厲家教下,陳氏兄弟到10歲時也不會買東西,不是不懂,而是沒有經驗,不敢去嘗試。    
    何夫人還有個特點,就是對自己的孩子從來不當面誇獎,也不在別人面前稱道他們的好處,只是每天不知疲倦地重複地嘮叨一些要他們學好的話,好像這些孩子永遠是那麼調皮,永遠也不能達到她的要求似的。    
    何夫人要求孩子們養成良好習慣,要謹慎細緻,注重小節。據陳立夫回憶,一次,有件東西掉在地上,他路過時並沒有馬上撿起來,母親急忙過來,把東西撿起,並責備陳立夫說:「你的眼睛在哪裡,怎麼見到不應該在地上的東西不把它拾起來,以後不能這樣。」還有一次,掃帚倒地,陳立夫沒有即時扶起來,母親十分生氣,責備他為什麼視而不見。從家有來客應讓座倒茶,到剪刀用完應放回原處的嘮叨;從坐有坐相、立有立相的規矩,到餐桌上不許有剩飯的絮語,天長日久,積少成多,對二陳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母親認為,人應該隨時留意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對任何事物不應任意放過。母親的教育,使得二陳兄弟後來養成了謹慎待物,處事細緻,注意小節的好作風。    
    對於孩子們的吃、穿,何夫人要求更加嚴格。按當時陳家的經濟條件,雖說家道不如以前,但在湖州城裡仍是望族,中國有句俗語:瘦死的駱駝比馬壯,陳家雖然在衰落,但比起一般人家來說,仍然殷實得多,小孩們吃好一點,穿好一點,完全能辦到。但何夫人卻不讓孩子們吃得太好,穿得太漂亮,她認為這樣對孩子們沒有好處,從小吃好穿好,不知稼穡之苦,將來長大了是不會有吃苦耐勞精神的。她要求孩子們穿得整整潔潔,乾乾淨淨,講禮貌,習勞苦。她最不喜歡孩子們身上弄得污穢,她每天都十分細緻地對孩子們的衣服一一進行檢查,如有髒的地方,是要挨巴掌的。在母親的嚴格要求下,陳果夫與陳立夫在小的時候,都有個良好的習慣,凡是惡濁的地方都不去,有時即使被小朋友拉了去玩,也只是站在旁邊看,而不參加進去。有時惹得小朋友們噘起小嘴生氣,他們也不敢上前,因為一想到母親那張嚴峻的臉,想到母親要打、要罵、要嚴厲責備,他們縱使內心想玩一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何夫人雖然是個不通文墨的女子,卻也頗懂得因材施教。陳果夫生性好靜,根據這個性格特點,在他長到六七歲時,母親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來發展他的智力,在母親耐心教授下,陳果夫小時竟學會了繡一手好花。有一次,他外公到家裡來,陳果夫將自己做的繡花油褡給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繡的花絢麗多彩、栩栩如生,十分驚奇,內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歲的孫子竟能女紅,而且手藝如此嫻熟,便要當面考他一下,陳果夫當著外公的面飛針走線,頃刻之間便繡出了一朵花,外公這才相信,一時十分歡喜,竟破例地當著他母親的面誇獎了他。    
    而陳立夫卻不同,他生性機靈,而且好動,因此,他母親便不像對果夫那樣,要求學習女紅,而准許他出去與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見識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實實在在,要他們堂堂正正做一個人,而從來不用所謂的「名」、「利」等來刺激他們,而且也並沒有奢望她的孩子將來成為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為一個很普通的但對社會有益的人。可以說,二陳兄弟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舊式中國婦女,中國母親的形象。    
    何夫人雖沒念過書,但卻很能識大體,也懂很多道理,講起來可以滔滔不絕,她講不出一套一套理論,但樸素的話語中卻能蘊藏一些深奧的哲理。她雖是個舊式婦女,但對外邊的政治、形勢很感興趣。陳果夫的二叔陳其美有時從外邊回來,也極喜歡和這位嫂嫂談論國家大事,談論反清、談論排滿、談論革命,而這位嫂嫂常在談論中發表一些獨到的見解,有時竟令陳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響。陳其美後來回憶說:「我回到家裡,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談革命,談排滿,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談。」何夫人太愛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們身上,她希望孩子們能正常生長,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東西來打擾他們、影響他們。按當時湖州風俗,孩子很小的時候便要對上親家,但何夫人認為這種習俗不好,會影響孩子的正常生長,因此,二陳兄弟在幾歲時,雖有很多人上門提親,何夫人均予拒絕。她說:「孩子們年紀太小,大家不知以後怎樣,長大了再說罷。」這在當時的湖州,確屬一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它使幼年的二陳能健康地成長,也對他們今後的生活道路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第一部分爛漫童年(4)

    儘管親戚朋友恭維陳家,說這兄弟倆相貌清秀,將來定成大業,就連常存革命之慨的陳其美也誇獎說:「果夫,吾家之龍也。」但何夫人卻從來沒有企望二陳將來會成為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兒女成為能夠自主的普通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為社會歡迎的正直的人,這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婦女的心願,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母親的心願。 陳果夫與陳立夫的幼年,正是在這位嚴厲的母親的嚴格教育下度過的。母親給他們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愛護,給他們以啟蒙的知識和生活的能力,當然,有些教育的不當也給他們留下了不良的後果,但總的來說,母親給予他們的教育本質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陳果夫與陳立夫彼此都感到:「我們的母親是非常慈愛的,始終懷著依戀和感激的情緒,而在這依戀感激的成分中間,我們更抱著一種敬畏的心理。」陳果夫曾追懷說:「我母親的膽量魄力見識都有過人之處,她的意志非常堅強,什麼人不能動搖她的,她教訓我們從來不像別人用名利來教,她只要我們做一個『人』。」1911年,二陳的母親懷孕在身,正月裡的一天,她走過黑街巷,正好一位親戚也路過這兒,因為光線很暗,看不清面孔,以為是二陳的祖母,便撲通下跪,給她拜年。何夫人嚇得驚叫一聲,掉頭疾跑回家,因身體虛弱,又受了驚嚇,回來後便一病不起。雖請名醫診治,也不見效,病情愈加嚴重。在病重之時,她特別想念自己的孩子,總是要順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著他們,並常念及遠在外地讀書的陳果夫,希望能與陳果夫見上一面。    
    此時,陳果夫正在杭州讀陸軍小學,據他回憶:「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當告假回湖一視,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對余之回家,各以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當有函催歸,而父以為必另有人催余速歸者。    
    事實上關於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嘗有人來函告余也。」可見陳果夫對母親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著兄妹四人,態度十分安詳。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會好了,惟一難捨的是兒女,他們還小,還需要母愛,這種愛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但她不願增加兒女的痛苦,又覺兒女們都很懂事,她能夠放心了。    
    面對全家親人,何夫人內心難割難捨,她凝望每一個人,十分平靜地說:「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擔心的就是我這兩個女兒,我死後就沒有人能照顧她們了,她倆須得自愛自立;對於果夫、立夫,倒沒什麼可掛念的,因為他們對人對事都將會應付和處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們不會出差錯的。」母親的話,敲打著二陳兄弟的心,他倆默默立下誓願,將來照顧好姐妹,應付和處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讓母親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轉危,再加難產,不到10分鐘便嚥氣逝世了。這一年,陳果夫20歲,陳立夫才12歲,對於母親的死,他們悲痛萬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母親把自己的整個身心都給了他們,而他們卻不能報答於萬一,他們只是在心中永遠地、深深地刻下母親的形象。陳立夫到了90歲以後還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在產後臨終前所說的那一番話。」陳果夫也在《我的母親》一文中說道:「她的一切縈繞在我的腦際,並不因為時間久遠,而稍有淡漠。」母親逝世後不久,父親陳其業又娶繼室黃氏,黃夫人又生了兩男一女,兩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夫。一女名祖思,字贊夫。其中,陳祖烈後來成為全國知名的籃球健將。這樣,陳果夫、陳立夫,加上順夫、敬夫、同父異母的民夫、夫、贊夫,共兄弟姊妹七個。


第一部分塾館殘夢(1)

    人生識字憂患始,雖然憂患不是好事,但人們還是要認字、要學文化。陳氏兄弟的父親陳其業是前清秀才,可以說是書香門第了,雖然此時,陳其業已厭惡走讀書仕進的道路,但他畢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一方面,他對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與不滿;但另一方面,對傳統的封建文化卻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他始終認為孔孟思想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雖然半部論語並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們做人處事的指南針。陳其業也沒企想自己的兒子將來能治國平天下,但他覺得齊家還是需要的,陳家一定要後繼有人,因此字還是要識,孔孟的書也還是要讀,他要陳果夫、陳立夫都好好唸書,在儒家學說中去尋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陳兄弟的啟蒙教育,首先是從家庭開始的。陳果夫說他最初識字是父親教的,他回憶道:「父親教識字的時候並不很凶,不過我不識得字的時候,見了父親,非常害怕,因為父親不用手打我,是用最響的聲音從我耳朵裡打動我的腦筋,所以每次遇到一個字不認識的當兒,經父親括辣辣的一聲,連其他已認識的字也會忘記了。」 父親的教育方法簡單,教字也沒有什麼計劃,每天規定認八個到十個字,這些字都是父親隨意寫的,要求會認會寫。小時候的陳果夫似乎並不聰明,有時一天不能將所學字全部認會,有時甚至一個字認一天也認不會。一次,父親教陳果夫認一個「沓」字,陳果夫認了好幾天,還是不會,他父親特別惱火,一氣之下,將他鞋子脫去,赤腳掛在方凳上,反鎖在房裡。陳果夫嚇得直哭,但不能獲得父親的諒解,到了傍晚,母親做完事,打開房門,才將哭得聲嘶淚盡的果夫領出來。    
    對父親的這種行為,母親十分生氣,她責怪道:「你這種教育不適當,你的聲音愈響,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認識了。」父親嘴上不說,內心也頗有些後悔,自那以後,父親再也沒有採取這種關禁閉的辦法進行懲罰了。陳果夫並不怨恨他父親,他認為責任全在自己,是因為自己太蠢了,幾天連一個字也認不會,才被罰的,所以罰之有理。    
    認字逐漸多了以後,陳果夫便開始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這一類書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歡陳果夫,也極願教他讀這一類書,「大姑母教這種有韻的書是很高興的,因為她有時候自己也要搖搖擺擺讀幾首唐詩,唱幾支小調來解氣悶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時間,便要拉著陳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讀「人之初、性本善……」之類的東西。對讀這些東西,陳果夫覺得比認字有趣,一句一頓,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韻味,慢慢就會背了。當然,陳果夫並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趙錢孫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曉得一點,至於「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則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認為,既然大人要讀、要背,一定會有用處的,於是陳果夫也就跟著大姑母搖頭晃腦地讀這些玩意,用盡心機地背這些玩意,並在這咿咿呀呀的讀書聲中度著爛漫的童年時光。    
    兒童到了一定的年齡,就要上學唸書,湖州兒童上學啟蒙,俗稱「開荒」,陳果夫是八歲才「開荒」的,「開荒」老師是個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開荒」的那一天,儀式辦的非常隆重。據陳果夫回憶:「外婆家辦好了三牲、糕點、水果、香燭之類,預備我拜文昌;又買了許多書籍文具,用紅紙包著送給我,同時,又有一套小小的禮服,命我穿著拜文昌,拜先生。我父親和先生也穿了禮服。我拜了先生之後,先生命我坐在旁邊,教我上第一課書。當時所用的課本是《書經》。我讀《書經》中的『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民於變時雍。……』那幾句,讀熟了,然後我父親恭恭敬敬地請先生吃酒席。接著親族中,有送書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親母親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親還領著我去謝先生。」「開荒」後,陳果夫即正式入塾讀書,第一個老師是西邊隔壁的叔祖陳錫百先生,陳果夫管他叫五公公,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個學生以度殘年,因此,對學生並不嚴加管教。開始,他教陳果夫唐詩,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並不講解詩意,便要學生去死記硬背,當老師的應付了事,做學生的也落得輕鬆。後來,陳老先生要學生讀《史鑒節要》、《天文歌訣》、《地理歌訣》等書,也不講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學生背會。當學生讀書的時候,先生在籐椅上昏昏欲睡,學生見有機可乘,便哄騙老師,剛開始背時,便高聲報告:「先生,我背書了。」先生睡眼不開,地答應一聲:「嗯」,學生便嗚裡哇啦胡亂地背上幾句,再高聲報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聲「嗯」,馬虎地點點頭,然後放學生回家。    
    如此稀里糊塗混了兩年,陳果夫毫無所得,他父親便將其轉入東邊族叔陳元章新辦的私塾繼續讀書。這位元章先生比五公公年輕得多,教學態度也比較認真,教學方法也比較得當,這樣,陳果夫在元章先生的教育下,讀完了《大學》、《中庸》、《論語》及《孟子》一部分。但好景不長,半年後,元章先生便不務正業了,他嗜好很多,隨著季節的變化而異,春天畫畫,夏天養鳥,秋天抓蟋蟀,冬天抹紙牌,最後,索性抽起鴉片來,甚至與人合夥開煙館,對教學生讀書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天教書不上半天,就開溜了,有時連夜學也不回來放,讓學生等到天黑自己回家。陳果夫後來回憶道:每逢天黑了,先生還沒有回來,我們這些沒有大姐、娘姨來陪的人,最是上當,只有天越黑,讀書聲越響。希望師母從裡面出來發慈悲。有一天,暮色蒼蒼,黑得連書上黑白都一點分辨不出來,我讀書的聲音也喊啞了,可是先生終不回來。    
    師母在裡面叉麻雀又忘記了發善心,一直等到大家在黑暗中哭,哭得非常悲哀,二公公從外面回來聽得了,才放了我們。    
    陳果夫的父母親認為這種私塾實在是誤人子弟,再讀下去沒有任何益處,便再次決定改送其他私塾。在陳果夫12歲時,進了他的「開荒」老師沈若臣先生的私塾。沈先生是一個正正規規的教書先生,在教學方面確實比前兩位先生要強得多。


第一部分塾館殘夢(2)

    陳果夫在沈先生的指導下,先複習前兩位先生所教的內容,溫習了三個多月,對以前所學的內容掌握了,沈先生才開始教他學《幼學瓊林》、《古文觀止》一類的書。沈先生與前兩位先生最大的不同是講解課文的內容,待學生完全理解文章意思後才要求背誦。學生對文章的意思理解了,背誦起來也比較容易,而且不容易忘記。學生一時背不會,他也不打手心,因此,學生很喜歡這位老師。在沈先生這兒,陳果夫除讀完《四書》外,還學完了《幼學瓊林》、《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    
    這位沈先生思想比較開化,他除了教學生讀儒家學說外,還介紹學生看報刊雜誌,要求學生圈點報紙。他從上海買來《申報》,推薦給學生看,這在當時私塾先生中確是少見的。正是在沈先生這裡,陳果夫從《申報》上瞭解到國內的政治形勢。他知道了《辛丑條約》、拒俄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等古文上所沒有的嶄新的內容,他才明白自己生活在一個屈辱的國度裡,他渴望知道更多的東西,對國家的關心、對社會的關心開始在幼小的心靈中佔有一定地位。在沈先生的指導下,陳果夫開始學著寫文章,並學著向報紙、刊物投稿。    
    沈先生要求學生寫作文,不是在塾館裡閉門造車,而是領著他們出去遊玩,這在當時小小的湖州城也算是創造性的舉動。沈先生有時帶他們到野外,欣賞大自然的景色;有時則帶他們去看廟會,領略鄉下人趕會的熱鬧。有一次,竟然帶陳果夫進了茶館。後來,陳果夫曾以十分留戀的心情回憶道:這是我初次上茶館,茶館裡的形形色色,確是有好看的地方。卻巧那天樓下正在講茶,講到後來,連茶碗也發起聲來了,幸而那天從看會回來講道理的人很多,竟把那個凶橫無理的判決了,先生問堂倌,堂倌說沒有什麼事,這種講茶常常有的,而在我這個城裡人卻是初次見識。    
    外界的事物令陳果夫大開眼界,他開始接觸這個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的下層社會。回來後,沈先生便要學生們作文,將先一天旅行的所見所聞寫進去。陳果夫覺得這種作文十分好寫,提起筆來,旅行中的情景便躍然眼前,下筆也如有神了。    
    在沈先生的塾館裡,陳果夫學到了很多知識,沈先生的為人、沈先生的教育方法、沈先生對學生的企望,都令陳果夫終身難忘。1940年,沈若臣先生病逝,陳果夫十分悲痛,親筆寫下一副情真意切的輓聯:做一世教書先生,嚴謹而有恆,醫若干貧病鄉民,濟眾難自救看兩載敵偽暴行,痛苦未便說,蒙多年慇勤作育,解厄愧無能這副輓聯表達了陳果夫對他這位啟蒙先生的敬仰、感激與悼念之情。    
    陳立夫最開始是跟母親學識字的,母親在家務之餘,便教他從最簡單的「人、口、手、天、工、王」等字認起,幾年下來,也認了好幾百個字。    
    陳立夫與他大哥陳果夫一樣,也是八歲「開荒」的,所不同的是他沒有遭遇兩個糊塗先生,而是一開始便從大哥的業師沈若臣讀書。此時,由於父親在外經商、果夫已外出求學,家中沒有人能管著他,而祖母又極疼愛這個聰穎機靈的孫子,因此,陳立夫較他的大哥來說自由得多。    
    沈先生現在所教的學生比以前增多了,全班有近40名學生,在那時的湖州,已經算是很有規模的了,為了使每個學生學得其所,沈先生依照各人的文化程度分別教學。先生要求嚴格,每天都要求學生將先一天所上的課文先講解一遍,然後再背誦,而且不准錯一個字。先生的脾氣也不如原來好了,原來不會背書,只是責備幾句,現在可不同了,如果背不出,就要打手心,錯一個字打手心五下,有時錯字多了,挨打次數增加,學生痛不可當,嗷嗷直叫,也不罷手。尤其是冬天,更是疼痛難禁。    
    每天上午,沈先生都要學生練書法,要求交大字一張,並在上面註明,今天是第幾名到館,「陳立夫每天都是七點左右第一個到館,所以他常常一口氣寫了三張分三天交上,他讀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個放學回家」。    
    塾中教室分內外兩間,沈先生的講台擺在外室,講課時,他是瞧不見內室的情形的,因此,只有認真聽講努力讀書的好學生,才有資格坐在內室,陳立夫是被安排在內室的學生之一。    
    陳立夫啟蒙的第一本書是《小學》,內容是有關禮儀和行為的規範,由於四字一句,並有押韻,讀起來很有意思,這使陳立夫一下子對學習產生了興趣。接下來便讀《幼學》、《四書》、《五經》等。陳立夫記憶力特別強,每次沈先生佈置的作業,他不需多時,便能朗朗上口,背誦得絲毫不差。因此,他不需將所有時間花在讀書上,學習之餘,總是和一些孩子嘻鬧玩耍,踢球、爬樹、投石子、鬥蟋蟀、捉迷藏等,而且常常是玩而不厭,樂而忘歸。儘管如此,在沈先生的心目中,陳立夫仍是一名用功的好學生,不時給予鼓勵和表揚。


第一部分塾館殘夢(3)

    塾館有兩項規定:一是最早到學堂的,可以最早放學;二是誰在學堂表現不好,功課又差,就必須到天黑才准回家。由於陳立夫每天最早到校,功課又好,所以總是最早回家。每天到了放學時候,沈先生總是一個個點名,每一個學生只有在聽到叫自己名字時,才到老師那兒去,拿回自己的作業和批改的習字,才能回家。當時,每個學生的作業及所學習的內容,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念《論語》,有人讀《孟子》,多數是學中國的古籍,有時也會念一些諸如商務印書館出的新教科書。陳立夫認為這種教學方法很好,以至好多年後,他還評價道:「這種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煩,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別教學,彼此都不會阻礙別人的發展,這實在是一種極為理想的教育方式。」陳立夫雖然用功學習,但畢竟是小孩,難免頑皮習氣。有一次,老師離開課堂外出,陳立夫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便放下手頭的書本,跑到外室,和其他同學猜拳玩遊戲。整個學堂一下子亂了套,喧鬧成一片。正玩得興起,沈先生回來了,同學們如鳥獸散,紛紛逃回自己座位,塾館頓時寂靜下來。沈先生大聲責問,有哪些人參加了遊戲,同學們都低著頭,噤不作聲。這時,陳立夫站了起來,坦白告訴老師,他是發起者,並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沈先生一臉怒氣,將其他學生每人打了五板手心,奇怪的是,卻放過了陳立夫,沒有處罰他,實際上是對陳立夫誠實、勇於承認錯誤的鼓勵。    
    少年時代是天真爛漫的,很少人在這種時候就具有成年人百折不回,堅忍不拔的精神,陳立夫就是這樣一個無憂無慮的頑童,他沉醉在一個調皮、玩耍的兒童王國中,根本沒有去考慮他的未來,他的理想,更沒有考慮到怎樣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然而,有一件普通的小事,卻深深地打動了他年幼的心。    
    每天清晨,陳立夫上學的路上,總會遇到一個長髮和尚,頭上繫個銅箍,背後背著韋佗菩薩像,走三步拜一下,這樣看了好幾年,和尚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天寒地凍,天天都是如此,從不間斷,從不停歇。有一天,陳立夫忍不住好奇地問他:「法師,您為什麼這樣跪拜,這是什麼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廟,所以天天在城裡化緣,已經有七年了。」「您這樣能蓋得成廟嗎?」陳立夫覺得真是天方夜譚。「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說完,又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陳立夫還呆在那裡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話,但和尚的精神卻使他深受感動,他覺得自己也應該立個志向才行。    
    沒想到好多年後,陳立夫24歲大學畢業那年,因為寫論文,和同班同學葉秀峰回到故鄉外弁山進行礦產、地質調查。有一天,他們在山中,突然遇上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濕,而且山中大霧瀰漫,他們又迷失了方向,一時進退兩難。    
    這時候,來了一位回廟去的和尚,見他們狼狽的樣子,就將他們領到自己廟中避雨。這是一座剛蓋起不久的廟宇,大雄寶殿的佛像尚沒鍍金,偏殿也才蓋一半。    
    他倆換上乾淨的和尚衣服後,陳立夫才發現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問他:「您是否就是發心建廟的拜韋佗的和尚?」和尚很驚訝地回答:「是啊,施主為何動問?」陳立夫便將幼年時代二人碰過面的事說了出來,和尚很動感情地告訴他,一個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沒有不成功的。這一席話,對陳立夫影響極大。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的塾館生活,雖然從他們後來的回憶看來,也不乏爛漫有趣,但總的來說,是呆板的,苦澀的,死氣沉沉的書院生活。當時,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教育制度,正處於從舊式塾館到新式學堂的蛻變階段,由於保守派的抱殘守缺,師資、設備等各方面條件都受到限制,使這一蛻變的進展十分緩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現了以新的教育方式傳授新的教學內容的新式學堂;而另一方面,在內地、在廣大農村,教育領域依然是塾館的一統天下,教書育人的事,千百年來一脈相承,操縱在職業教書匠手裡。那時,塾館的教師,不是科舉場上敗落下來的秀才,就是會做做八股、寫寫行楷、吟吟詩賦、百無聊賴的書生。那麼,正是在這些人毫無生氣、晦澀刻板的教育下,二陳兄弟就像一個剛剛學走路的孩子一樣,步履蹣跚,一下子就踩進了一個光怪陸離、充滿封建酸腐味的知識領域,這些封建文化,對以後二陳的生活道路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由於年齡相差較大,所以幼年時期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且無共同的語言與愛好。陳果夫上塾館時,陳立夫尚一二歲,而當陳立夫讀書時,陳果夫又遠走湖南,弟弟只知遙遠的湘江濱有個兄長,而哥哥也只是在家書中說些勉勵弟弟努力學習的套語。因此,兄弟倆的感情只是血緣性的,他們各自在四書五經的封建文化堆裡打滾,受著共同的舊式教育,對於二陳兄弟來說,塾館生活,實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殘夢。


第一部分他鄉求學(1)

    湖州雖是個州城,但畢竟是個小城鎮,當陳果夫兄弟長到一定年齡的時候,便開始感覺到家鄉的狹小、偏僻、閉塞與落後了,家鄉日益不能滿足他們求知的偌大慾望,也日益不能成為他們活動的人生大舞台了,他們必須到外面去闖世界。    
    陳果夫13歲那年,他二叔陳其美從上海回家,向他講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講到上海的新式學堂,在這種學堂裡,學生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全新的知識;講到革命運動,如收回利權運動、拒俄運動、抵制美貨運動等;講到外國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等。這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那麼有趣,他第一次聽到了「立憲」、「共和」、「救國」等全新的名詞。    
    在二陳兄弟的眼中,二叔陳其美是個了不起的英雄,那與眾不同的氣質,那傳奇色彩的經歷,那出口不凡的語言,常常深深地影響著他們。陳其美在上海時,常給他們寫信,要他們努力學習,不務虛名,總是強調知識的重要,告誡他們:「為一身為國家皆非學問不成。」並每每詢問他們的功課。    
    回到家裡,陳其美除勉勵他們努力學習外,還要他們立下學習為救國的志向,他對陳果夫說:「爾當教爾弟妹,好好求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將來為飯碗計而勤學。普通人教子弟當作如是想,吾輩當切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即不足與謀,謀國須比謀一身為重,對於自己一身,但當勉其成為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陳其美的話,深深打動了二陳幼小的心。他們把陳其美看成英雄,就像陳果夫所說的那樣:「我們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奮和臨難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處處可以做我們後生的模範。」特別是陳果夫,他年紀大些,總喜歡纏著二叔給他講外面的情況,他知道了很多新奇的東西,如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中國人反洋人的鬥爭,如拒俄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等,還有新式學堂,還有立憲、共和、救國等一些全新的名詞。這一切都把他引入一個新的天地,他對學習有了新的認識,而且有了強烈的求知慾望,他認為自己所學的知識太少且對社會,對國家沒有實用,他必須去學習更多的有用的東西,以救國救民、為國家、為社會服務,而湖州沒有這種新式的學堂,他必須離開家鄉,到外面去求學。    
    1904年年底,陳果夫的二叔陳其美、三叔陳其采都回家過舊歷年,閤家團聚、十分熱鬧。家人在一起,自然也要談到外面的新鮮事。陳其美高談上海的革命情況,陳其采則大講湖南的風土人情。因陳其采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正任職於湖南武備學堂,因此對湖南是津津樂道,其中特別談到了湖南的學校,說那裡的學校教學質量如何高,教學內容如何新。誰知說者無心,聽者有意,13歲的陳果夫心動了。三叔對湖南的讚譽激起了他對美麗的三湘四水的嚮往。他即向家裡提出了要到湖南讀書的要求。    
    父親陳其業也曾留學日本,他沒有理由反對兒子外出求學,母親深明大義,並不反對,但對年幼的陳果夫遠走湖南去讀書,總不太放心。最後得聽祖母的意見,祖母在這裡是絕對的權威。祖母年紀雖大了,但思想很開明,當年兒子海外留學,她不反對,現在孫子外出,她當然也支持。但她一生篤信佛教,說是問了菩薩後才能決定。    
    對於祖母的話,大家都不敢違抗。大年初一,陳其美、陳其采便帶著陳果夫去廟裡求籤。開始抽出一支來,簽上的話卻是壞的徵兆。陳果夫心一下子全涼了,心想肯定去不成了。可陳其美說:「不要相信這些,把它燒掉,再抽一支。」在二叔的鼓勵下,陳果夫再抽一支,卻是吉利,便帶回來給祖母看。祖母信以為真,說:「既然菩薩說好,那就跟三叔去吧!」這樣,陳果夫便實現了到湖南讀書的願望。    
    1905年初,陳果夫告別了家人,告別了故鄉,與三叔陳其采一起啟程。「為誰流下瀟湘去?」他們首先到了上海,陳果夫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這裡,既有高聳入雲的洋樓,也有破爛不堪的民房;既有五彩繽紛、筆直寬闊的大馬路,也有擁擠狹窄的小巷;有拉著小車、躬著腰艱難行走的中國人,也有昂首挺胸、氣宇軒昂的外國洋人。這強烈的對比,深深地刺激了陳果夫。    
    隨後,陳果夫隨三叔坐上長江輪船,逆流而上,入洞庭湖、進湘江,終於到了長沙,進入明德學堂小學乙班學習。    
    近代的湖南,雖然深處內陸堂奧,卻是個開風氣的地區,戊戌維新時,這裡是響應變法最熱烈的地區,正是這個地區,培養了唐才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大批革命人才,有如群星燦爛,閃耀在三湘星空。省城長沙是一個文化氣息很濃的城市,1904年,海關專員把這個城市的特徵描述為「一個正規的大學城市」。    
    1902至1905年之間,就有好幾十個學校建立起來,而且湧現了為數可觀的技術學校和師範學校,並舉辦了女子教育。這裡書院眾多,學堂林立,文化氣氛相當濃厚。陳果夫所在的明德學堂是最負盛名的,也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學堂。1903年由留學日本回國的湘潭貢生胡元和長沙紳士自由主義派的領袖龍璋開辦。它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完全是西方的一套,所請教師都是外國人或曾留學國外的新派人士,如黃興等一些激進的革命黨人都曾在明德學堂任過教席。


第一部分他鄉求學(2)

    陳果夫進校後,第一次接觸到自然科學知識和各種新的文化知識,他感到新奇、有趣。但由於以前沒有任何基礎,再加語言的障礙,最初一段時間,學起來十分吃力。但他想到父母的囑托、二叔對他的企望,便下苦功,把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學習上,連休息時間也不放過,每天如此,堅持不懈。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他生活上習慣了,學習也趕上去了,成為班上的佼佼者。他後來回憶:「初進去時,言語不通,好像做了二三個月的啞子,過此才漸漸的聽得懂,而且也能講幾句湖南話。暑假考試,得了第一名。有兩位教員主張把我和第二名一位姓羅的同學,一道升入甲班,向胡監督請示了兩次,終於答應了。我和姓羅的同學,在甲班只須讀半年,就可畢業,總算跳了一年。」但世界上的事情並非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陳果夫雖然跳了級,但問題也接踵而來。由於在半年之內除了跟隨班上同學一道上課外,還得將沒上過的一年課程補上來。陳果夫身體不好,連天上課,課餘時間也得十分緊張地補習,他雖然聰明,但超負荷的重壓使他狼狽不堪。到畢業時,陳果夫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只在全班17名同學中名列第11,而且精神和身體受到不小的打擊。對此,陳果夫深深感歎道:我因此認為,這種跳級的辦法,做學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學校方面,也不應隨便把學生破格提升,使他們的學業基礎,大受影響。    
    小學畢業後,陳果夫再接再厲,準備投考明德學堂的中學班。但明德學堂對英文要求很高,而陳果夫在家鄉時沒有學過,只是來湖南後才從字母學起,所以英文成績一直不好。為了升中學,陳果夫放棄了寒假休息,不僅沒回家鄉,連三叔那兒也沒去,一人呆在學校補習英文。由於天氣寒冷,他總倚在火爐邊看書,這樣竟將左眼傷了,以致左眼視力不如右眼,而且小了些。後來,陳果夫只好配上一副眼鏡。但艱苦的努力卻有了收穫,他的英文程度大大提高,在升學考試中,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樣,陳果夫在15歲時,進入明德學堂中學班學習。    
    進入中學後,陳果夫接觸了大量科學知識,開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別是民主主義思想對他的影響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說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長沙則是革命中心的活躍點,在這裡讀書,「學生們在教室內接觸到新的、經常是民族主義的觀念,在校外則接觸到日益活潑、直言不諱的報刊」。    
    1905年爆發了抵制美貨的運動,這是中國人民為抗議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迫害華僑、拒不廢除期滿的限制華工條約而發動的一次群眾運動,提出「不可仰鼻息於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號。一時全國人民同仇敵愾,運動蓬勃發展。    
    運動波及到長沙後,首先是學生群起響應,他們聯合湖南商務總會進行抵制,學生們走上街頭,進行演說,並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約會等團體。學生商人互相鼓勵,積極活動,長沙古城出現了商號不定、不賣美貨,人們不買、不用美貨,碼頭工人不裝卸美貨的聯合行動。    
    群眾的愛國熱潮深深地感染了陳果夫,他身上也奔湧著一股愛國主義的熱血,也積極參加到運動中來。但他平時不用什麼美貨,現在提倡國貨,也不好怎麼表現出來。他看到三叔陳其採買本國的三星牌香煙吸,說是為了抵制美貨,不買美國品海牌香煙。陳果夫也學著去買中國香煙吸,以表示自己的愛國主義。據他後來回憶,在群眾愛國熱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著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煙來了,自己覺得很得意地對人家說:『我吸香煙是提倡國貨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雖然後來為此上了癮,到戒的時候不習慣了好些天,但他仍舊認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除了學業、革命外,陳果夫在長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邊,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時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東昇的旭日。特別有興味的是騎了三叔的馬出去玩。他雄踞高頭大馬之上,擺出一副傲然的樣子,似乎自己也當了官,這時也想到了有朝一日,他也許會真的當上大官。    
    這種愜意的日子沒有過多久,陳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現了新的轉折。1906年秋天三叔陳其采調離湖南,到南京擔任第九鎮正參謀,陳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剛開始,他由於捨不得離開長沙、離開明德學堂,還想堅持讀下去。但後來確實感到在長沙舉目無親,「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不禁生出許多離愁來,越發想念家鄉。他父親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個在長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陳果夫便與這位表叔同行回家。當他乘一艘煤船離開長沙時,不禁對這座他生活了兩年多的古城充滿了無限眷念之情。    
    回家後,陳果夫按父親的意願,原準備插入湖州中學二年級,但在該校的考試中竟未能被錄取。這樣,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兒就學。這次比較順利,進入浙江旅寧公學讀預科。但他在這所學校並沒有呆多長的時間便離開了,原因是由於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學們的孤立。陳果夫剛上學不久,旅寧公學鬧了一次學潮,學生因校方伙食開得太差而舉行罷課,而陳果夫卻不贊成學生的舉動,他認為學生應該吃苦,不能因為伙食差便鬧學潮,他拒不參加罷課。他的舉動使學生們十分氣憤,有的學生指著他痛罵,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卻一直堅持沒有參加。據陳果夫回憶說:「風潮鬧了一個月之久,學生終於失敗了,我卻始終在房裡讀我的書。畢業考試我的學科成績比第一名同學少了幾厘。校長加了我的品行分數,改列第一,當眾宣佈,並當面稱道我不少過分的話,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讀下去。」校方的表揚使學生對他更加反感,原來與他相好的同學也疏遠了,陳果夫只能一個人「寂寞開無主」了。


第一部分他鄉求學(3)

    遭到學生們的孤立,使陳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這裡呆下去了。在二叔陳其美的慫恿下,便匆匆離開了金陵這虎踞龍盤之地,來到了人間天堂的杭州,於1907年考入浙江陸軍小學,開始學習軍事。陳果夫對軍事並沒有什麼興趣,他進入陸小實在是受陳其美的影響。因為當時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要推翻清王朝,紛紛在各地運動軍隊、會黨舉行起義,革命十分需要軍事人才,陳其美希望陳果夫能成為這樣的人才,以為革命服務。但陳果夫對這一類課程並不太用功,愛看一些他感興趣的書籍雜誌。他說:「我在這個學堂裡對學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類的課程,下課以後就丟在抽斗內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書,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學》、《衛生學》、《國際公法》、文學書、小說以及各種雜書,而尤其喜歡看各種雜誌,更喜歡看報,報中最好看的是兩報的辯論。因為我不喜和人家爭奪來看,所以我看報時間總是在飯後大家休息的時候。」由於看了大量雜書,一方面,他更多地瞭解國內外的大事,他為祖國的弱小擔憂,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橫行感到氣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大,思想日益趨向保守,既對現實不滿,又不願採取變革現實的激烈行動。同學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老太婆」,後來又叫他「道德經」。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導下,陳果夫與同學吳一峰發起,在學校辦了一張小報,取名《勵言》,其宗旨是勉勵同學一心學習,不受外界影響,學好知識,以救國家。「這張三日刊,也辦了三四個月,可以銷售到40多份,起初3個人辦,後來他們兩個都有別的事情忙,無暇兼顧,只好由我一個人獨立經營,仍舊保持原來的銷路。」當時學校中還辦有其他好幾張小報,因鼓吹反清、排滿、革命,因此無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們這張報紙,對學校當局也有不滿的話,因為我們的態度是忠告,是勸勵,所以他們不來禁止。」《勵言》這種溫良恭儉讓的態度正是陳果夫內心世界的反映。    
    在對待革命的問題上,陳果夫不僅言論上是溫和的,在行動上也是遲緩的。他不願與舊的思想觀念作決裂,對舊制度、舊思想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1908年,剪辮風潮波及陸軍小學,學生們受革命影響,紛紛剪辮,以示反清的決心。陳果夫見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會發生像旅寧公學那樣的遭遇,因此,他還是忍痛剪了辮子。但剪下的辮子又捨不得丟下,而是「結成一條辮,常常隨帶在箱子裡,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時候,還是帶著」。    
    陳果夫的思想儘管如此保守,但全國革命的形勢卻是在急劇變化,這些不能不對陳果夫發生影響。再加上他二叔陳其美對他總是不斷給以教育和鼓勵,這也使陳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變。後來,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參加了陸小的一次學生風潮。    
    陸軍小學本來是3年畢業,但1910年,皖系軍人為了安插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畢業生,竟無理要求陸小延長一年的修業期限,當時陸小的張總辦卻答應了這一要求,這就激起了學生的憤怒。陳果夫便將這位總辦平時吸食鴉片、腐敗不堪、欺壓學生的所作所為寫成文字,告訴在上海的陳其美。陳其美看到這篇文字後,認為是揭露清朝官僚統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辦的《中國日報》上刊登出來。這樣一來,陸小的學生猶如火上加油,決定集體罷課。事情越鬧越大,陳其美專程來校指導,上海學生也給予支持。結果,學校總辦被撤職,鬥爭取得勝利。從此,陳果夫成了學生領袖,他再也沒有理由瞻前顧後了。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他只得往前走。後來,他與一些同學合辦了一個革命性的秘密組織「襄義社」,吸收社員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陳果夫從浙江陸軍小學畢業,6月,考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這樣,他離開西子湖畔,再返石頭城。這時,他已是20歲的青年了。南京的學習十分短暫,以至他還沒有來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領略十里秦淮的美麗風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陳果夫便結束了學習生活。這短短的幾個月,陳果夫革命的熱情進一步勃發,並且填具誓約,正式加入了同盟會,成為孫中山革命黨中的一員。這對陳果夫來說,無疑是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陳果夫後來回憶說:這時候,個人的人生觀比以前有進步,革命情緒一天高漲一天。在中學所上的功課和以前差不多,覺得無聊,便聯絡同學做組織和宣傳工作,武漢起義後,更是積極進行。陰曆九月初離開了學校,參加武漢保衛與支持的工作。我的學校生活從此可以說告以結束。    
    陳果夫時而在湖南、時而在杭州奔走求學,陳立夫十分羨慕,他也想外出闖世界。但父親不讓兩個兒子都外出,另外,繼祖母又特別寵愛陳立夫,所以陳立夫在沈氏塾館一直念到了11歲。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對外面五彩繽紛的世界更加嚮往。此時,辛亥革命發生,上海光復,二叔陳其美正受任革命軍滬軍都督之職,便一再來信催促,希望陳立夫來上海讀書。正好,三叔陳其采在上海,陳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養病,為了闔家團聚,陳立夫一家,除父親陳其業因商務上事情還留在吳興外,其他人都來了上海。    
    在上海,陳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馬場附近的馬霍路。一個鄉下孩子,第一次來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樓,寬闊的馬路,飛馳的汽車,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時,在租界,經常可以看到英國人侮辱中國人的舉動,印度巡捕當街踢打中國同胞,這些都深深刺傷了陳立夫內心的人格尊嚴。他感到了國家的落後和民族的積弱,暗暗下定決心,學好知識,拯救自己的國家。


第一部分他鄉求學(4)

    陳立夫雖在湖州念完了小學,但要考進上海的中學,並非易事,因考試科目中有英文一項,而陳立夫從沒學過英文,必須進行補習。於是,陳立夫首先進了湖州旅滬公學,專門補習英文。這所學校是當時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設,專招湖州子弟學習,陳立夫進校後感到如在家鄉一樣,鄉音鄉俗,十分親切。教英文的老師叫沈階升,此人教學態度十分認真,不厭其煩,循循善誘。陳立夫在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學習進步很快,而且,他們建立了很好的師生關係,後來,陳立夫當了國民黨大員後,一度聘請沈階升先生擔任自己的私人秘書。    
    在旅滬公學補習幾個月後,陳立夫以優異成績考進了上海南洋路礦學校。這是一所西式學校,校長林兆禧長期生活在國外,英語相當好,治校嚴謹。由於陳立夫從沒接受過新制下的小學教育,而且又無文憑,只能先讀預備班,學習以前沒學過的數學、自然科學等課程。    
    南洋的教材幾乎都是英文原版,這對只讀過幾個月英文的陳立夫來說,真是苦不堪言,剛開始英文考試竟不及格。但陳立夫聰明,且能刻苦,一年下來,成績名列前茅,數學還考了第一。    
    1913年,陳立夫正式開始了在南洋路礦學校中學部的4年課程學習,這所西式學堂,無疑是一個嶄新的天地,陳立夫一下子竟愛上了自然科學,對採礦技術尤感興趣,心中立下志願,將來當一個採礦工程師。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知識,孜孜不倦地看各種書籍,再加本身的聰明,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陳其美前往東北大連籌設奉天革命黨機關,離開上海,但他在經濟上給予陳立夫全力資助,為他在上海安心讀書解除了後顧之憂。此時,陳果夫也因百無聊賴,便與三叔陳其采還有楊普竹等人,一起拜剛從國外回來的經濟學家薛仙舟為師,學習德文。每天早晨7點鐘,便在上海阿瑞裡王亮疇先生的家中聽薛仙舟講課,遇到星期天,陳立夫也來到這裡,跟著他們學習兩句德文。上完課後,陳果夫與陳立夫便拉著三叔陳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園去遊玩。這段時間,兄弟倆第一次有較多的時間呆在一起。他們學習、玩耍、交談,過從甚密,這使兄弟之間更加親密,一時間,他們經濟上有陳其美的支持,在上海這個大都市裡生活得無憂無慮,真可謂「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可是好景不長。就在陳立夫到上海上學後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二陳在上海失去了強大的經濟後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無奈,陳果夫只好回浙江。陳立夫也想輟學,他的學業正處於關鍵時刻,如果丟下,將前功盡棄。因此,三叔陳其采堅決不允許他回家,並答應今後的生活費用一概由他負責。因陳其采此時已進入上海金融機構,負擔一個人的生活與學費還是有能力的。這樣,陳立夫便留下來繼續完成他的學習任務。只是,經濟上不如原來寬裕,再加陳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許多孤獨,但卻可以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習中去。    
    南洋學校對學生有嚴格的獎懲制度,學生必須全學期的成績分數總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沒有一次缺課請假,方可拿走學校頒發的獎狀。陳立夫在校4年,8個學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數學成績好幾次滿分,但由於有一次為參加哥哥陳果夫的婚禮,請了兩小時假,只拿了7個學期的獎狀。    
    4年的中學學習很快過去,陳立夫家中經濟情況愈見艱苦,父親陳其業的生意陷於低迷,明確表示沒有能力供他繼續升學。三叔陳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陳其美遭袁世凱槍殺,還得負責二嬸家的生活,也希望陳立夫能立刻就業,分擔家計,他到處托人,在京滬鐵路局找到一個隨車檢票的工作。但陳立夫求學心切,根本不想就業,他考慮到家庭確實困難,便報考了天津北洋大學,因這裡每學期只收學費10塊大洋,並免費提供課本和實驗設備。但由於是名校,報考學生很多,當年在上海只錄45名,而報名學生達六七百人。陳立夫沒跟家裡講,便偷偷報了名,並偷偷參加了考試。    
    終於到了發榜的時候,陳立夫懷著緊張而焦急的心情來到榜前,只敢從榜尾看起,一個一個往上看,但總不見自己的名字,內心已經開始失望,直到最後幾個名字,終於看到了「陳立夫」三個字,他竟然考了第五名。此時,他才敢把消息告訴家裡人,父親來信嚴厲責備了陳立夫,說他不經許可,自作主張,並說無錢供他讀書。三叔默不作聲,因他知道陳立夫成績好,應該深造,但自己又無力資助。只有哥哥陳果夫最為高興,因自己沒有機會再學習,真誠希望弟弟能上大學,並給了10元錢,鼓勵他好好讀書,專心求學。    
    為了籌措學費和去天津的盤資,陳立夫返回湖州,他的二嬸母、四姨母及其他一些至親都分別或多或少給了一些錢,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正當陳立夫苦惱萬分的時候,父親叫了他去,拿出25塊大洋,交給陳立夫,十分懇切地說:「這些錢是我多年的積蓄,也是我盡可能給你的學費,從今以後,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接過父親的錢,聽了父親的話,陳立夫泫然淚下,一方面感激父親的愛子之情,另一方面也考慮今後要節省,克服困難,完成學業。    
    1917年8月底,陳立夫坐上了一艘上海駛往天津的海輪,站在三等艙的甲板上,望著海天一色的遠方,他心中雖有一絲天涯孤旅的愁悵,但更多的則是心想事成的愜意,以及對未來大學生活的美好憧憬。    
    


第一部分江漢從戎(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並迅速取得勝利。武昌起義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推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迅猛發展,革命的浪潮激盪全國,反動的清王朝面臨滅亡。    
    陳果夫為武昌起義的勝利而歡呼雀躍,但又不知如何響應。這時他二叔陳其美從上海來到南京,準備在南京發動起義,帶動東南各省,以響應武漢的革命。陳其美將自己的意圖告訴了陳果夫,陳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願隨陳其美一起行動。    
    於是,陳果夫首先將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的同盟會員聯絡起來,大約有三四十人左右,由陳其美統一指揮。他們「每晚在操場中開會,籌劃在南京起義之事」。為了便於領導,他們成立了陸軍第四中學同盟會分部,並積極進行起義前的各種準備工作。    
    但不久,他們的行動為滿清官吏所發現,清軍對四中加強了防範,並採取了一些行動,如將原儲藏在這裡的子彈運走,槍械也鎖了起來,將與革命黨人有聯繫的第九鎮軍隊也陸續調往城外。而此時,陳其美又回上海去了,陳果夫一時束手無策,只好和另外兩名同學趕往上海請示辦法。但不巧陳其美剛離開上海到杭州去了,陳果夫只好找到黃興、宋教仁等人,向他們匯報南京的情況。黃興等人認為,既然清軍已加強防範,南京革命可以暫時推遲。現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支援武漢革命,發動起義是支援的一個方面,還可以直接動員大批同盟會員到武漢去參軍參戰,保衛武漢。    
    一席話激起陳果夫滿腔熱情,他認為黃興說的有道理。當時,清政府正調動大軍圍攻武漢,首義之城危在旦夕,「我革命策源地有動搖的趨勢,如果我們能支持武漢這個據點,可以待各省響應,能多支持一天,形勢就會好轉一天。若是武漢根據地失了,各處就很難響應」。想到這些,他立即決定不回南京,轉赴武漢。    
    青年陳果夫「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一腔熱血,趕到武漢。此時武漢已是三鎮烽火,滿城硝煙。袁世凱派馮國璋出動全軍,向漢口進攻,革命軍奮力抵抗,傷亡甚多,退守大智門,漢口岌岌可危。    
    陳果夫在民軍軍務部找到了部長孫武。孫武向他們介紹了武漢的戰事,說漢口戰事不利,漢陽前一天也發生兵變,情況也很危急,他表示歡迎大家支援武漢的戰爭。陳果夫急於參戰,請求安排具體工作。孫武說:「現在漢口可能不保,而且一時難以恢復,而漢陽必須守住,你們願意去漢陽嗎?」陳果夫回答:「我們為赴難而來,任何危險的地方都可以去。」孫武十分讚賞陳果夫的勇氣,即給他發了護照,命他到漢陽去報到。    
    漢陽的情況十分不妙,原守在這裡的民軍聽說漢口即將失守,軍心騷動,幾乎都嘩變而散。陳果夫報到後,被分到炮兵排當了一名士兵。本來,按他陸軍中學的程度,可以當一名下級軍官,但陳果夫並不計較這些,他倒願意先從士兵當起。    
    炮兵排長姓邱,也是從南京來的,他對陳果夫很是信任,常常帶著他到長江邊巡邏,有時,到龜山上讓他試炮。陳果夫原來在學校就學過放炮,但一直沒有派上用場,這一次能夠直接為革命服務,他心裡覺得十分自豪。    
    當兵的生活是艱苦的,特別是晚上睡覺,幾乎就是受罪。沒有鋪蓋,大家都穿著衣服,擠在一起,隨地躺一下。有時遇到緊急情況,還得在戰地上睡覺。每當這時,陳果夫總是睡不著覺。他望著遙遠的夜空,聽著江邊傳來稀疏的槍聲,頭腦裡構制著一篇篇有趣小說,心想,將來反滿成功,一定做個小說家,但又認為這太浪漫,自己的學識太少,怎能寫出傳頌千古的小說呢?陳果夫的思想能夠適應這艱苦的環境,可他瘦弱的身體卻難以適應。本來,他的肺病剛剛有所好轉,吐血已癒。但來武漢後,白天緊張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覺,極少休息,漸漸身體支持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與部隊一起運子彈到黑山,回來時,搖鐵道上用的手搖車,十分吃力,但他還是堅持搖,忽然覺得天旋地轉,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長達10餘小時才醒過來。他醒來後,二話沒說,即投入工作,同伴們見他身體如此虛弱,都勸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與大家一起,堅持下來,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動。    
    10月28日,馮國璋率清軍向漢口發起總攻擊,民軍英勇拒敵,廣大市民也積極參戰,他們自動給民軍探消息、送糧食、送軍火,漢口商人也「出應簞壺,供給糧秣,所需款項,皆系解囊自助」。軍民同仇敵愾,奮力戰鬥,打破敵人數次進攻。但由於軍事指揮上的失利,漢口終於失守。    
    漢口失守後,漢陽便成了戰爭的前沿陣地,漢陽軍民曾經幾次組織反攻,均沒成功,自己反受損失。這時,清軍也摸清了漢陽軍事實力,即向漢陽發動強大攻勢。民軍英勇禦敵,戰鬥十分激烈。此時,陳果夫受命守衛設在漢陽兵工廠的民軍司令部,他與其他士兵日夜堅守崗位,不敢懈怠半分。


第一部分江漢從戎(2)

    一天,清軍所派的奸細在民軍司令部附近放火放槍,以策應清軍大部隊的進攻。    
    司令部人員以為敵軍已攻進漢陽城內,有的急到軍中親自指揮,有的去組織救火,還有個別的竟臨陣逃避。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幾位頭面人物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陳果夫與四五個衛兵守著空空的司令部大廳。有的士兵見此情況,也要離開,他們認為守著一個空房,不如直接投入戰鬥。但陳果夫堅持不離開。他認為司令部指揮官雖然走光了,如果衛兵在這兒,還可以唱唱空城計,如果衛兵都走了,那人們一定會以為司令部完蛋了,軍心將會大亂。於是,他讓幾個衛兵守在門口,自己選了一支最好的槍,帶足了子彈,堅守在大廳裡,演出了一場「空城計」。    
    不一會,民軍及當地市民將放火放槍的奸細抓獲,一個個送到司令部。他們以為陳果夫是司令部指揮人員,便交給他處理,陳果夫只好假戲真做。但司令部只有幾名衛兵,他一人又不好審問,審問了也不好擅作主張處置,因此,他便裝著嚴厲的樣子說,今天時間已晚,明天審理,便要衛兵將這些奸細分別關在大廳旁的房間裡。    
    幾小時後,清軍攻勢退下,火也被撲滅,司令部的人陸續回來。民軍負責人聽了陳果夫的報告後,對他在緊急情況下的機智與勇敢行為進行了表揚。後來陳果夫想起這件事來,還真有些後怕。他說:「幸而那些奸細沒有知道我們虛實,否則我們雖扣著門,而窗子是洞開的,又沒有將他們縛住,或者我們膽怯了些,就不會得到這樣順利的處置了。」陳果夫與革命軍堅守漢陽一個星期後,當戰局進入關鍵時刻,黃興來到了武漢,任戰時總司令,民軍士氣大振。黃興來漢後,遇到陳果夫,他見陳只當了一名士兵,覺得委屈了他,便把他轉到漢陽府中的軍政科辦事。軍政科的任務主要是招募、訓練新軍,為保衛漢陽輸送武裝力量。陳果夫到任後,經常到民眾中宣傳,強調保衛漢陽的重要性,動員群眾參軍參戰,於是一些市民和郊縣的農民都前來參軍,很快便組織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防城營和巡城營。陳果夫每天對這支部隊進行訓練。他將在陸小和陸中所學的軍事知識都教給戰士,訓練十分嚴格。短短的時間,這一千人的隊伍便掌握了初步軍事知識,能夠應付戰爭需要了。 陳果夫的出色工作,令科長刮目相看,也對他十分信任。科長常常有事到武昌,整個科的大小事情都托陳果夫代理。    
    11月23日,清軍向漢陽猛撲,民軍扼守的米糧山、鍋底山、扁擔山先後失守。清軍突破三眼橋防線,奪取湯家山,並與乙支隊會合,進攻十里鋪,漢陽形勢十分危急,軍政府各機關人員也紛紛上前線殺敵。陳果夫將在漢陽的原南京陸軍中學的學生集中起來,組成一支100多人的隊伍,也拉上前線,配合大軍戰鬥。陳果夫與陸中同學作戰勇敢,奮力殺敵,一些同學先後犧牲,鮮血灑在了江城。26日,十里鋪一線終被清軍攻破。27日,民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漢陽兵工廠也被清軍佔領,梅子山、龜山相繼丟失,民軍的精華已喪亡殆盡。在此情況下,只好退至武昌,漢陽終於為清軍所佔領。黃興悲痛地說:「漢陽失守,吾何顏見人,惟一死耳!」想以死殉職,後在同志的力勸下退至武昌。    
    黃興撤退至武昌後,連夜召開軍政緊急會議,認為武漢已連失漢口、漢陽兩鎮,武昌已成孤城,現在應順流而下進攻南京,建立東南革命基地,到時再收復武漢。黎元洪贊同黃興意見,但多數革命黨人都表示反對。共進會領導人張振武當即拔刀而起,厲聲說:「敢言放棄武昌者斬!」全體掌聲如雷,一致決議守武昌。黃興見大家不贊成他的意見,開完會後即乘輪離漢東下。    
    陳果夫認為黃興的主張不無道理,在武漢戰事緊張的情況下,光復南京是挽救武漢危局、支持武漢首義的正確決策,可以起到圍魏救趙的作用,因此在譚人鳳的支持下,也離漢東下。當他望著飽受戰火洗禮的武漢時,那焦土余煙、斷垣殘壁似乎格外使他留戀。武漢是他離開學校走上社會、參加革命的第一站,那歷歷晴川,還迴盪著他的吶喊,那萋萋芳草,也留下他奔走的足跡。短短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甚至沒有來得及領略一下武漢的風光,便要離開了,但他又不得不離開。他要到南京去,他希望能親自參加光復南京的起義,以南京的勝利解武漢之危。他是匆匆地來武漢的,現在又匆匆地離開了武漢。


第一部分滬上討袁(1)

    當陳果夫離開武昌,匆匆東下的時候,南京已在滬軍與江蘇、浙江等地民軍聯合進攻下光復,他為沒能趕上這一戰鬥而深為遺憾。這樣,他乾脆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陳其美,希望能參加一些實際的革命工作。    
    陳其美根據陳果夫的身體狀況,便分配他去做接待工作,因為當時漢口、漢陽被清軍佔領後,很多革命黨人紛紛東下,雲集上海,這些人來後,需要有人接待並安排適當工作。陳果夫接受任務後,便在上海望平街租了一間房子,作為招待所,專門接待東下的革命黨人。他態度和藹,誠懇熱情,每當有人來時,先安排住處,發給生活費用,然後弄清每個人的專長並徵求其對工作的要求,最後才將他們介紹到軍隊及革命機關中去工作。這種接待工作並不如戰場上的鬥爭轟轟烈烈,卻十分麻煩、艱苦。陳果夫的細緻工作,使從首義之區東下的革命黨人來上海後如坐春風,感到十分溫暖,都更加努力地去參加上海的革命,這對上海的光復起了很好的作用。11月3日,陳其美領導上海的同盟會發動工人、防營、會黨舉行起義,次日攻克江南製造局,佔領上海,起義取得勝利。在上海影響下,江蘇、浙江也宣佈獨立,這就穩定了全國的形勢。    
    1912年元月,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通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也就在這一年,陳果夫第一次見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對於孫中山,陳果夫早就十分景仰,還在當學生時,就總是聽他二叔陳其美講到孫中山是一個偉大人物,說「此刻中國有世界眼光,有建設計劃,有堅忍不拔精神的,除了孫中山先生以外,再沒有第二人」,但卻一直沒有見到孫中山,親睹偉人風采,更沒有聆聽孫中山的講話。民國成立後的一天,陳果夫與一位同志到滬軍都督府辦事,第一次見到了孫中山。據他回憶:「總理正和一位廖君談話,用廣東話,我聽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著的態度,使我肅然起敬。」但此時的陳果夫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瘦小青年,孫中山不認識,他也不可能與孫中山談話,只能是在一旁多看幾眼這位偉人。    
    不久,陳果夫再次見到孫中山,並且有幸聆聽了他的講演。他說:這次見到孫中山,「是在上海南京路國民黨本部。總理對世界各種社會主義分析批評,至為詳盡。他演講的姿態、聲調,非常動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遠沒有淡忘」。後來陳果夫又多次見到孫中山並聆聽訓示。如有一次,聽孫中山詳細地講解瑞士的地方自治制度;還有一年元旦,陳果夫和許多同志去給孫中山拜年,總理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恭喜發財」,然後又借題發揮,談「大家發財」的民生主義,這些都令陳果夫難以忘記。他從孫中山的演講中受到教育,也為孫中山的革命意志和人格所感動,因此,陳果夫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意志更堅定,思想也日趨成熟。    
    民國成立後,整個社會一度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革命黨人認為革命已經大功告成,可以刀槍入庫了,於是有的去從事實業,有的重新進入學校讀書,有的要出國留學,似乎一個建設新中國的時期已經到來了。    
    這時,陳果夫原來所在的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已恢復正常學習,好多同學都返回學校,繼續學業。陳果夫原也想復學,但經醫生檢查身體後,認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學軍事。他本來對軍事興趣不大,也就放棄了。不久,又有人建議他到法國去勤工儉學,他接受了這一建議。他嚮往那產生過盧梭、伏爾泰、拿破侖的地方,那雄偉的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那美麗的塞納河,那神秘的巴黎聖母院,對他有極大的吸引力,他決定到法國去。他收拾行裝,告別親友,欣然西行,但還沒走出中國,肺病加重,法國之行也只好取消。這時的陳果夫心情壞極了,國家百廢待舉,極需人才,而自己卻成了個廢物。他認為「這是生平最難過的事」。    
    在他最痛苦的時候,二叔陳其美給他很多鼓勵,並勸他到日本去養病,待病癒後到美國去留學。陳果夫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希望。為了到美國留學,他決定先養好身體。1913年3月,他東渡日本,即進入東京杏雲堂醫院診視,結果是心臟先天偏左,肺之左尖部分衰弱,便以注射法治療,然後到海濱休養一月。此間陳果夫的遊蹤遍及東京、箱根、大阪、神戶、長崎、名古屋等城市各處的名勝古跡,還考察了一些工廠,閱讀了日本一些工業管理書籍,精神上愉快了,身體逐漸好轉。    
    他準備過段時期再去醫院複查,如沒什麼大問題,便準備直接飛入美國留學。    
    但就在此時,陳果夫接到了陳其美的電函,告訴他,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刺殺,國內震驚,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認為「非去袁不可」,正在各地興師討袁。    
    上海方面正積極準備,希望陳果夫在身體許可的情況下回國參戰。陳果夫接電後,迅即離開日本回國。他放棄了留學美國的計劃,人生的歷程又一次被改變。


第一部分滬上討袁(2)

    放棄留學,對陳果夫來講,雖有過暫時的煩惱,但慢慢的,他對學習知識有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探求學問不一定非到國外去不可,他後來在《生活回憶》一文中說:「經過三次失敗,心裡不免煩惱,後來遇到許多留學回國的親友,感覺到他們到外國去了幾年,並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穫。因此我的心裡又起了一度的變化,就是:要求學問,並不一定要留學,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樣可以長進。」當然,「一個人做到老,學不了。能夠到國外去一趟,求一點學問回來,自然是好的,但留學是留學,總不能為留學而老死外國。我的留學機會雖然一一消失了,我的讀書興趣卻並沒有因此減低。我自己相信,只要這樣繼續不斷地學,活著一天,就學一天,比那遠涉重洋,耗費大量金錢,去外國大學求得一紙文憑,或加上一個外國博士頭銜,要實際得多」。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對於外國的事物自以為很有認識了,而對於本國的事物卻全不明瞭,或僅僅一知半解,這樣,又怎樣改良本國的社會,為國家盡最大的貢獻呢?我是中國人,如果有機會,希望到外國去,研究學問,但我對於中國的事物,知道的並不多,我還是先明瞭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丟開一切的胡思亂想,專心補習中國書,有時也涉獵許多新的學識,隨時訂購各種雜誌報章。如有一事不瞭解,則在有意無意之中詢問別人,總以求得瞭解為止」。再說,一個人「只要學問不斷的上進,人家不見得不承認他已經具有的高深學識,比對於普通大學生或留學生也不見得不敬重呢。自強不息與自暴自棄,其結果相差如此之遠,這在當時的我看清楚了這一點,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來,向『自求進步』的路上邁進」。    
    陳果夫回上海後,迅速投入反袁鬥爭。此時,袁世凱已凶相畢露,6月間,他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尉的職務,並派大軍南下,發動反革命內戰。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上海、江蘇等地先後宣佈獨立,響應李烈鈞,「二次革命」爆發。7月16日,陳其美被推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果夫積極參加了這辛亥革命的最後一戰。據他回憶:民國二年6月15日,我從日本回到上海,17日即和二叔英士先生商談討袁革命進行事宜。英士先生要我和任君合作招集軍校同學,其關於經濟事項,則和張靜江先生商量,軍事事項和蔣先生商量。從此每日從事於集合同學之接洽和招待。到6月底同學報到的達數十人……7月10日至12日,我和任君,住在蔣先生寓所,計劃奮勇軍的組織編制預算和人選……18日,我們出發到梅家弄,在某施醫局裡面成立奮勇軍,共計200名左右,隨即發給槍械。奮勇軍設司令長和副司令長,由任君和我分別擔任。    
    奮勇軍成立後,陳果夫指揮這支軍隊,積極配合討袁軍作戰,作出了很大努力。    
    「二次革命」上海方面的戰事首先在龍華爆發,陳果夫率領的奮勇軍與鈕永鍵所指揮的松軍別動隊協同作戰,向袁軍所固守的西炮台發動攻擊。戰鬥剛剛打響,一部分松軍因未經過軍事訓練,陡聞槍聲,便倉皇後退。在松軍之後的奮勇軍一看情況不佳,便臨時自動地負起了督戰的任務。在陳果夫的指揮下,奮勇軍皆持手槍,迫令後退的松軍一律歸隊,不服從命令的當即槍斃。這樣,逃散的松軍紛紛歸隊,前方軍心穩定下來。接著,陳果夫率奮勇軍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前進,終於一鼓作氣佔領西炮台。7月19日,討袁軍控制了南市龍華一帶。戰鬥中,陳果夫率領的奮勇軍勇於攻擊、不怕犧牲的精神令敵人膽寒,當時上海各報對此連日均有詳細的報道。    
    隨後,陳果夫指揮的奮勇軍與討袁各軍向敵軍盤踞的重點——江南製造局所在的高昌廟發動總攻擊。「圍攻五日,以北洋軍炮火猛烈,革命軍死傷重大,官兵疲憊不堪,乃奉命撤退至吳淞炮台,會同居正等守禦」。但此時,原來保持中立的海軍發生突變,向討袁軍開戰。吳淞口外,海軍艦隊大量集結,巨炮連發,壓制了吳淞炮台的炮火。奮勇軍奮力拼戰,一些同學英勇殉難,總計「死12人,傷30人,不知下落者9人」。在這種情況下,陳果夫只得率軍退到閘北。    
    此時,帝國主義完全站到了袁世凱一邊,「英租界當局忽然與袁氏溝通了,派了軍隊越界,趁我們子彈還沒有補充的時候,把我們的槍支都繳了去,這是當時最使人痛心的一件大事」。這樣,上海完全為袁軍所掌握。陳其美與蔣介石曾到寧波運動軍隊,似以寧波為根據地,也沒有成功。至8月13日,終以失敗而結束,這是一場叫人不能甘心的失敗。    
    這次討袁失敗,使上海革命黨人的士氣大為消退,一些原來十分堅定的革命者,這時也沮喪不已,有的悄然離去,有的從此緘口不談革命。「數千人中間,始終如一的不及百分之一」。而陳果夫卻並沒有被袁世凱的洶洶氣焰所嚇倒,他革命的意志愈加堅定,與陳其美一起,繼續從事反袁鬥爭,密謀待機而起。


第一部分「肇和」舉義(1)

    全國反袁失敗後,到處是一片白色恐怖。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被扣以「亂黨」名目,嚴令通緝,他們只好再一次逃亡日本,其他一些反袁重要人物也成為袁世凱緝拿的對象。    
    陳果夫由於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現,他的行動也受到袁世凱偵探的注意,因此須格外小心。有一次陳果夫外出執行任務,發現有一個熟人追隨自己不捨。這人原是陸中同學,後投靠袁世凱,充當偵探。當然,陳果夫此時並不知道此人已當偵探,只是覺得這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大意不得。他立即作出決定,擺脫此人的跟蹤。此時,剛好一輛電車過來,他忙跳了上去,待電車駛出一段距離後,又跳了下來,這樣,終於擺脫了偵探的跟蹤,脫離了危險。    
    陳其美隨孫中山赴日本後,繼續堅持鬥爭,「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癸丑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他協助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後,於1915年從日本回國,以便從運動海軍入手,掀起更大的反袁高潮。這樣一來,陳果夫與二叔再次見面。在陳其美主盟下,由周炎游介紹,陳果夫正式加入中華革命黨,此後,他奉命負責聯絡通訊工作。    
    策劃這次海軍起義的行動,從一開始就不順利,本來,已將停泊在黃浦江的「肇和」、「應瑞」二艦運動得相當成熟,萬事俱備,只等一聲令下。但袁世凱那邊好像聽到了什麼風聲,突然決定要將「肇和」、「應瑞」二艦調離上海。陳其美不能讓煮熟的鴨子飛掉,臨時決定提前起義,時間為12月5日。    
    據陳果夫回憶:我當時是專負聯絡通信,及內部抄寫等工作。「肇和」艦的佈告及陸上舉事的佈告,就是我擔任抄件的一部分。命令發出後,大家在漁陽裡候消息。忽然孫祥夫回來報告,士兵半數已上船,還有一半為巡捕干涉,不能上去,請示方針。二叔這時擔任總司令的職務,囑我和周炎游隨孫祥夫同去,召集所部,設法上船,務必達到任務。我們同到孫的寓所,才知孫部因為紀律不嚴,沒有上船的紛紛作鳥獸散,亦有在附近沐浴的。正在召集時,「肇和」艦的第一炮已放,孫一面焦急,一面羞憤,意欲自殺。我同周同志竭力勸阻,並歸報總司令。總司令正準備出發,臨行口號命令,要我和周同志協助,仍須達成任務。可是我們雖多方設法,一因江面戒嚴,行動不便,二因星期不易租得船舶,不能上「應瑞」艦。只好命孫集合全部人員在寓所候命,一面歸報總司令。此時,總司令和參謀長蔣先生親到南市督戰,因為我陸路攻擊部隊,未能佔領警署及其他目的地,乃由水路乘小船回法租界,約十一時左右到達漁陽裡五號寓所。    
    這時,陳其美、蔣介石、邵元沖、楊滄白、吳禮卿等人正在樓上開會,由於已進入嚴冬,外面北風呼嘯,天氣極冷,開會的同志冷得兩腳直跺,陳果夫便下樓來準備生火取暖。忽然有人打門,他開了門,只見門外站著五個凶狠的巡捕,均以手槍對著他的胸口,不准他亂動。陳果夫想到樓上開會的革命黨人,必須拖住巡捕,不能讓他們衝上樓去,他急中生智,作出種種響聲,如「撼窗作聲,排門作聲,以腳勾倒椅幾作聲,以引起樓上的注視」。    
    正在著急的時候,另一革命黨人俞劍光恰從前門進來,陳果夫即揮手示意,但為巡捕察覺,即有兩個巡捕向前門追去,樓上開會的人聽聲音有異,又見巡捕追著捉人,於是一個個都越屋而逃,等巡捕再上樓搜索,開會的人全部逃光,巡捕撲了一空,毫無所得。便將陳果夫關在屋後面的亭子間,陳果夫看清巡捕只扣了門而沒有扣窗,待巡捕出去後,便從窗門跳出,免遭衙獄之苦。    
    「肇和」艦上的官兵不知外面情況,仍按預定計劃行動,昂首的大炮褪去炮衣,向製造局方向吐出陣陣火蛇,隆隆的炮聲成了指揮令,催促著革命黨人去戰鬥。    
    陳其美等革命黨人以為佔領了「肇和」艦,便命令市區發動起義,以響應肇和艦,於是陸路紛紛舉義。    
    下午,起義仍在進行。為了便於指揮,陳果夫隨二叔陳其美及參謀吳忠信冒險從租界出來,回到華界,但此時,市區各路起義軍均告失敗,敵方到處布下軍警,準備緝拿革命黨人,陳其美等人只好退回寓所。而漁陽裡5號已被敵人破獲,陳果夫遠遠望見住地周圍有生人,知道情況有變,急與陳其美等從旁逃避。    
    由於指揮中樞遭到破壞,各方聯絡也中斷了,軍事進行益感困難。陳其美斷然決定,雇小船,登上「肇和」艦,然後憑借軍艦優勢,殺出血路,佔領他埠,作為根據地,以圖再起。考慮到船上既無糧草,也缺燃料,便派陳果夫負責採辦,並將得來物品運送上艦。陳果夫接受任務後,迅即派人往市內採購物品,自己則到江邊雇小船,以便運輸物品。他很快雇得一船,到指定地點等候。但採辦物品的人卻遲遲未到。等了兩三個小時,仍是杳無人影。陳果夫無法,只得返回。


第一部分「肇和」舉義(2)

    此時,「肇和」艦已處於孤軍作戰的境地。由於袁世凱派淞滬護軍使楊善以大量金錢收買了「應瑞」艦上的官兵,「應瑞」艦背叛革命黨人,協同「通濟」艦,向「肇和」艦施行夾擊。在「肇和」艦上指揮的革命黨楊虎等人以為「應瑞」艦是自己人,毫無戒備之意,當「應瑞」向「肇和」連發數炮後,楊虎等人才如夢初醒,倉促應戰。結果官兵死傷無數,艦上的氣爐也被炮彈擊中,氣爐炸裂,又造成同志死傷多人。楊虎等見大勢已去,便易裝泅水而逃。敵軍很快佔領「肇和」艦,不及脫逃的悉行就義。至此,這場轟轟烈烈的討袁戰爭,即以失敗宣告結束。    
    肇和起義雖然失敗了,但烈士們的英魂卻並沒泯滅,其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始終激勵後人,永遠奮進。    
    肇和舉義雖然失敗,但它的意義卻是十分重大的。正如國民黨重要領導人邵元沖後來所總結的那樣:這次起義「不僅影響到全國,而且影響到世界。在國內可以打破袁世凱武力萬能的迷夢,促進一般人的覺悟。在國際上可以揭破袁世凱種種欺騙的宣傳,糾正袁世凱兵力能夠鎮壓全國的錯誤。同時在本黨中間也因此重複鼓勵起各同志積極的勇氣,在各處做種種發難的準備。所以不久雲南起義以後,各省都能很快地響應,到底推倒了袁世凱的帝制,這後來很大的成功,實不能不說因肇和戰役傳播了最初偉大的發難種子所得效果」。而陳果夫在肇和舉義中所作的各種工作也是不可埋沒的。他親眼看到了革命黨人屢仆屢起、永不言敗的頑強鬥志,他不能忘記,二叔陳其美在肇和起義失敗的當天,鼓勵同志們的話:「革命事業,失敗不足怕,我們應該檢討得失,及時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黨人不可頹唐,意志消沉,則永遠不會有成。所以我們以後仍要積極進行,革命的成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想到這些,陳果夫似乎明白了更多的社會、人生意義。    
    陳其美幾次討袁,屢敗屢起,其不屈不撓的意志令袁世凱既害怕又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袁賊通過他的黨羽在上海以巨金買通了國民黨的一名叛徒李海秋。李海秋探知陳其美經濟十分拮据,想募款起事,又苦於沒有辦法。於是,李海秋便派人出面組織了一個鴻豐煤礦公司。他找到陳其美,說是鴻豐公司有塊礦地,預備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他能從中介紹簽約,將來借款成功,可以40%幫助他作革命軍費。陳其美聽了大喜,當即答應與鴻豐公司經理見面。    
    5月18日,李海秋等5人來到薩坡塞路14號陳其美的寓所,陳十分高興,在客廳裡招待他們。一會兒,李海秋說忘記把合同底稿帶來,起身出門去取,陳其美在客廳繼續與其他4人交談。這時,「外面忽然闖進兩個兇徒,拔出手槍向他射擊,頭部連中數槍,頓時氣絕」。等到陳果夫等聞訊趕來時,陳其美已死約一小時。締造民國的一代豪傑與世長辭。    
    陳果夫失去了親人、導師,不僅在革命路上徘徊猶豫,無人指點,甚至連生計也發生了困難。他在上海呆不住了,也不想在險惡之地繼續呆下去。他覺得前路灰暗,禍福難測。殘酷的現實如一盆涼水澆滅了他的理想之火,他不禁發出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的慨歎。他要找個避風港,遠離革命和政治的漩渦,於是便打點行裝,步履蹣跚地回到了家鄉湖州。    
    陳果夫的軍事生涯結束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也結束了。對於這段不尋常的軍旅生活,他還是頗為留戀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在一次對青年的講話中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回憶道:「我很慚愧,因為身體不好,落了伍。我很希望我的身體完全恢復,再恢復我的軍人生活,和現在一般青年一樣,熱烈地參加這一次偉大的抗戰。」他把自己的落伍歸結為身體不好,實際上,他思想的猶豫徘徊、意志的不堅定則是主要的因素。    
    


第一部分洋場縱橫(1)

    陳果夫回到故鄉後,似乎也要過一種像陶淵明那「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的逍遙生活。閒暇時候,便找來當地各種志書研讀,他對地方的風俗習尚、出產十分感興趣。湖州人信鬼,因此對做夢、鬼怪、狐仙、神靈、異象等十分醉心,往往說得繪聲繪色,神乎其神。針對這種情況,陳果夫寫了《電感論》等一些文章,對宣傳科學、破除迷信起了一些作用。同時,他還對教育、醫學等方面多有研究。這些,對地方的移風易俗多有促進。有一段時期,他還對小說發生興趣,並負責辦起了一個兒童文藝雜誌。因家鄉有個美麗的碧浪湖,陳其美死後便葬在這風景秀麗的湖邊,為了紀念他二叔,為了宣傳家鄉,他將這份雜誌取名為《碧浪》。陳果夫後來回憶說:「編這種刊物的時候,最困難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記得那時候我不知寫過多少信給許多朋友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幾月,他們寄來的稿子還是很少。後來我因為右臂傷了,於是用左手又寫了許多封反字的信,並限定時期請他們交卷,這樣給他們一個特別的刺激,他們才如期交了許多稿子來。    
    」除了向朋友們約稿外,陳果夫自己也寫了一些文章在《碧浪》發表,這些文章後來收在由王凡夫編的《果夫小說集》裡。    
    陳果夫對家鄉這種「南窗寄傲」、「清流賦詩」的隱居生活倒十分愜意,但他的岳父朱五樓先生卻認為,閒居在家,終非長久之策,便從上海寫信給他,希望他進入商界或金融界工作。對此,陳果夫心動了,他極願在金融界工作。他認為:「金融界是商業中樞,我的岳父又是老金融界的領袖,與人接觸的機會也許比較多。在我結婚的時候,金融界的老前輩,大半都已見過面」,進入金融界,關係比較好相處。因此他即回信表示同意。    
    第二年春天,岳父又來信,說金融界有兩處地方,由他選擇:一處是銀行,一處是錢莊,都是新開設的,而且與他有關。陳果夫認真考慮後,選擇了錢莊。他認為,「對於銀行制度,自己可以看書研究,錢莊是老式的,究竟內容如何,無書可看,不容易知道,頗希望借此機會,進去探究」。可見陳果夫進入金融界並不完全是為發財,多半還為了學些知識。為此,他還專門寫信給蔣介石,徵求意見。蔣介石也贊成他進入錢莊,希望他多學點舊式的東西,並在必要時可以作為革命工作的掩護。這更堅定了他進入錢莊的決心。    
    1918年5月5日,陳果夫離鄉赴滬。搭乘輪船,售票時,付款8角。待船開後,才知自己一人一室,並無其他乘客。他認為付款太少,便找售票員,要求補票4角。但售票員並不接受,說何必如此計較。陳果夫說:「吾與汝本無須計較,但此非關個人,乃予與公事與其他人之計較,惟我與汝相識,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交易。」售票員還是不肯接受,說:「凡公正交易,須使眾咸知,今惟我與汝兩人,何必爾?」陳果夫十分認真地說:「不然,惟其吾儕二人外無他人在,尤當如是,蓋人之壞每壞於無人處。予不願此日為予始壞之日,此事為予始壞之事,爾同取去,毋稍客氣。」售票員見陳果夫如此堅決,才接受了補票款。這一夜陳果夫睡得特別舒服。    
    陳果夫到上海後,即進入晉安錢莊,擔任助理信房。信房的工作便是處理各地與錢莊有業務關係的信件。每天都有一大堆信要看,要處理,因此十分繁忙。但陳果夫卻幹得十分高興,因為裡面好多程序和知識,他原先並不知道,現在接觸感到很新鮮,很有趣。    
    由於陳果夫只是信房的助理,工作再忙也不顯得累。但不久信房先生病死,陳果夫奉命代理信房,原來的信房先生是經理的同鄉,月薪32元、陳果夫由於是剛開始進入錢莊,月薪只有8元,現在助理信房不再配備,這樣,兩人的工作只由一人承擔,而後業務信件一天多過一天,且月薪仍只有8元,陳果夫才感到工作既忙且累,竟然病了一場。後來朱五樓看不過去,出面找經理說話,才加了4元薪水。    
    雖然如此忙碌,陳果夫還經常抽出時間來,去幫助別人工作。因為他想學習錢莊各部門的知識,只有在幫別人工作時,才可以接觸這些部門,才可以學得知識。    
    到了晚上,他常常是一個人關在房間裡翻閱銀行或經濟學知識的書籍,遨遊於知識的海洋。有人約他逛街上酒店或者去妓院,他都予以拒絕。他說:「我有我的興趣所在!我願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願和莊上的同事同流。」第二年春天,陳果夫約了幾個好朋友共同向蔣介石借了一筆錢,做洋鈿生意,結果,不到20天功夫,竟賺了600多兩銀子。旗開得勝,令陳果夫好不得意,因當時陳果夫除了自己生活外,還要接濟弟弟陳立夫的學費,一個月的工資實在不夠花銷,他必須自己做生意,才可賺更多的錢。他心想,還要把這種生意做下去。    
    正當陳果夫在晉安錢莊碌碌奔忙的時候,蔣介石找到了他,交給他另一項任務。    
    原來,孫中山護法失敗後,為了籌借經費,以救濟革命先烈遺孤,並資助革命秘密工作,便鼓動江浙財閥虞洽卿出面主持,命一些國民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便屬其中之一。他接受任務後,首先將此事告訴了陳果夫,希望陳果夫參加。陳果夫也正感在上海經濟困難,難以施展,因此欣然同意,便參與籌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動。    
    對於證券物品的交易,陳果夫從來沒有做過,而且這方面的書也沒看過,得從頭學起。首先,陳果夫跑到日本人在上海辦的取引所去參觀了兩次,瞭解了證券物品交易的一般知識,然後去請教上海金融界的巨頭,如錢業董事及銀行、錢莊經理之類。這些人向他面授機宜,說是要闖金融界,必須會嫖、會賭、會吃、會穿,陳果夫覺得這些話並不對,老子說的「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才是對的,他決定不按此道去辦。


第一部分洋場縱橫(2)

    為了取得上海經濟界的支持,陳果夫與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先組織了一個「協進社」,拉攏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虞洽卿、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溫宗堯、聞蘭亭、李雲書等為社員,然後由他們出面,向農商部提出申請開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要求給予批准。經多方面活動,由農商部核准。    
    1920年2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理事長為虞洽卿,常務理事6人,理事17人,監察人為蔣介石的老師周駿彥。在理事長虞洽卿的號令下,一聲鑼響,經紀商們魚貫擁入交易大廳。證券物品交易所的開張,標誌著陳果夫開始了他的新經濟事業,用陳果夫的話說,亦即「我的商業經驗又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交易廳中,陳果夫的席位排序54,號名茂新,專做證券、棉花兩種生意。開始,整個交易所資本共35000元,1000元為一股,共35股,股東17人。其中張靜江5股,張靜江兄、侄共8股,蔣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陳果夫1股,這樣,張靜江一家和蔣介石、戴季陶、陳果夫共20股,佔全部股份的4/7。而陳果夫茂新的資本只有3000元的現金,由陳果夫向晉安錢莊借了1000元,朱守梅、張靜江等人出2000元,僅以這微量本金,便開始做起了證券物品買賣的大生意。    
    開張的第一天,由於上場的代理人沒有經驗,場賬不清,不能把握價格的變化,結果虧本1700多元,茂新的資本去了大半,真可謂出師不利。陳果夫傷心透了,但他並不氣餒,認為商業場上的沉浮起落是正常的,只要吸取教訓,是可以轉敗為勝的。他開除了那位誤事的經辦人,作出謹慎行事、兢兢業業、穩紮穩打的決策。並且,他也從晉安錢莊辭職,一心一意做起他的交易所生意來。    
    半年後,茂新穩住了陣腳,陳果夫也學會了很多證券交易的知識,膽子也逐漸大了起來。為了把茂新辦好,陳果夫給職工規定的做生意的四條原則:一、不作弊;二、不隨便拉客人;三、不勸客人做多;四、認真。為了防止職員利用茂新的牌子自己做生意,陳果夫做出規定,禁止職員自己做生意。為了拉攏職員,他向股東會提出,將紅利的分派額酌情予以增加,以使職工為他們賣命,不再斤斤計較於自己的利益。為了便於他掌握每天的行情,陳果夫規定當天的賬一定要清算。所以每天晚上,別的經紀人號都熄了燈,惟有茂新的職員還在工作。    
    陳果夫制定的這些規章,確實給茂新帶來了新的面貌,在上海商業場上獲得了信譽。當然,有些規章冠冕堂皇,說得好聽,但實際上不一定都能做到,為了賺錢,他們是可以打破這些原則的。在陳果夫看來,不管有多少原則,賺錢就是最高原則,整個上海商業場,就是一個互相欺騙、互相吞併、互相廝殺的戰場,充滿了冒險與殘酷,不昧良心絕對不能發財。陳果夫這樣想,也是這樣幹的。有一天,交易所場務科本來拍錯了板,但陳果夫憑著他對交易行情的熟悉,將錯就錯,經過一天的爭辯,竟使對方膽虛退讓,結果,「賺了1800餘元,不但翻回第一次的本,連利息亦有著了」。茂新就是這樣由小到大,不斷盈利的。據當年交易所理事之一的魏柏楨回憶:「開始時,股票價在30元左右。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終每股漲到120元,這時每股所欠繳的股款3/4,即37元5角已全數繳清,交易所已收股500萬元。」陳果夫等大獲其利。    
    茂新的股本不斷增加,於是陳果夫想擴大生意範圍。他與蔣介石等商量後,便又開了一家經紀號,取名鼎新,由朱守梅任經理,他自己做協理,專門經營棉紗與金銀生意。這樣,陳果夫的交易所不再是單一經營,可同時做棉花、棉紗、金銀、證券四大生意了。因此,本大業大,營業更加興旺。這一期間,陳果夫的交易所大約做了好幾億元的交易,佣金總收入在20萬元以上。    
    陳果夫大發其財,不僅能支持他個人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費用,也能較多地支持正在北洋大學攻讀的弟弟陳立夫的生活、學習費用,「甚至當粵軍於這年8月(按指1920年——引者)回師討伐桂系時,餉糈奇絀,亦賴以經營所得助之,始得開拔」,多少資助了孫中山的護法革命運動,這當然是一舉數得的大好事。    
    陳果夫發達了,仍然過著儉樸的生活,圈裡人視其為異類,背過臉叫他「古板先生」。陳果夫生意照做,鈔票照賺,吃喝嫖賭一樣不來。後來,他從《商業場中》一文裡專門談了為什麼與眾不同的原因,他說:「我自信如不與他人同流,我的工作未必就不能勝人。所以在交易所時,以至於上溯到錢業時期,始終保持這種態度,沒有把我的信念動搖。這在事業的初期,當然要吃虧,第一天的虧本即其實證。不過結果我還是不失敗,並且可以說是成功,因為我們生意不在十名之下。張靜江先生等當時對我們的作風也加以稱譽,漸漸地他也做了我們的股東」。可見,「事在人為,而且只要自己立得穩,人家相信你可靠,更不怕自己沒有地位了」。    
    孫中山建議創辦證券物品交易所,主要是為了籌措經費,同時也有救濟烈士遺屬的考慮。陳果夫在交易所經營中,也是以此為宗旨,他惟恐勤勉不足,有愧同志和革命,努力工作中,也生出許多額外負擔,他說:「同志、親友們看見交易所賺錢容易,往往要托我們代為做些,那些窮苦的同志來托付時,尤其不能拒絕。    
    他們不能虧本,只有賺錢之一法。所以那時候,我們送同志、親友的錢,只好我自己做輸贏,輸是算自己,贏則寫上某某記,寫一張報告單,聯同支票一併送去。在兩年之中,我們用這種方式,也送上了萬元之數。這些地方,我們對於同志、親友,可算無愧。」陳果夫以誠信待人,以嚴謹為業的風格,終於博得了同行們的默認和讚許,他們再與「古板先生」交往,也習慣遵守陳氏規則,樂於與他做生意,陳果夫在生意場上站穩了腳跟。當然,從總的來說,陳果夫可能比那些靠欺騙、哄詐發財的大亨要正派一些,但在舊中國激烈競爭的上海商業舞台上,是沒有什麼真正的清正廉潔可言的,「在這個投機市場中活動的各種人物,發財的心理雖同,手腳卻各有巧妙,好比群魚爭食,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這是普遍的現象」。


第一部分蔣陳世交(1)

    陳果夫在上海十里洋場翻雲覆雨、縱橫自如,使證券物品交易所大獲成功,除有經濟上的收穫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穫。這一時期,他與同在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等人開始了密切交往,這幾個浙江人以地域關係作為紐帶,緊緊地抱成一團,後來成為江浙財團及上海幫會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特別是與蔣介石的交往,更為他今後政治上的發達和權勢的不斷膨脹奠定了基礎。    
    蔣陳的手足情緣,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夏末,那時,陳其美正在日本留學。一天早晨,他乘著習習涼風,沿湖邊散步,看見一相貌英俊的中國青年正臨風舞劍,功夫雖欠火候,一招一式卻也有稜有角。他上前打聽,知道青年叫蔣介石,浙江奉化人,是清廷官派的留學生,正在士官學校讀預科。陳其美見蔣介石一身軍人氣質,談吐不俗,又是浙江同鄉,便開始與其交往。一段時期後,陳其美發現蔣介石做事積極投入,很合自己的脾性,不禁勃發江湖豪氣,提出與蔣拜把結盟,蔣即表示同意。於是,陳其美、蔣介石,還有黃郛,三人互換蘭譜,立誓具約,結拜為兄弟,陳其美老大,黃郛老二,蔣介石老三。事後,蔣介石鄭重其事將誓約刻在寶劍柄上,送給大哥、二哥,誓約云:「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蔣陳結盟後,陳其美即介紹蔣介石加入了同盟會,更深厚了這種同志加兄弟的關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其美正在上海準備革命以響應武昌,當時急需人才,因此,電召蔣介石回國。當時,蔣介石軍校還沒畢業,正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團第十五聯隊服役實習,接到義兄電文,蔣介石即去找部隊長請假,但沒獲准。在此情況下,蔣介石顧不得軍校畢業拿文憑了,儘管那是他夢寐以求的,現在一概置之度外,他脫去軍裝,將衣物和軍刀送還部隊,毅然踏上了歸國的行程。這番以個人仕途換取忠誠情義的壯舉,曾讓陳其美感動不已。    
    蔣介石回國後,受陳其美指派,先至杭州,組織敢死隊,攻打浙江巡撫衙門,贏得光復杭州的勝利;隨後,蔣返回上海,在新任滬軍都督陳其美手下,任滬軍第五團團長,為鞏固上海新政權而鬥爭。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任命浙江都督湯壽潛為交通總長,這樣,便空出了一把「都督」交椅,誰來補上這空缺的位置呢?湯壽潛提出了章太炎、陶成章、陳其美三個人選。章太炎天性狷介、公開表示,不願做都督,便剩下陶成章和陳其美兩人。陳其美認為杭州光復,自己運籌有功,他也想做一下家鄉的父母官,於是派蔣介石到浙江遊說,結果收效不大,浙江的革命黨積極推薦陶成章繼任。    
    陳其美眼見陶成章要坐享其成,心裡不是滋味,再加以前與陶心存芥蒂,竟萌生了殺陶的念頭。便此事關係重大,自己又不便親自出面,於是便與蔣介石訴說了內心的苦衷,當即激發了蔣介石為義兄兩肋插刀的一番義氣,於是蔣收買了一名叫王竹卿的殺手,讓他伺機而動。1912年1月12日,王竹卿潛入上海廣慈醫院的陶成章病房,槍殺了陶成章,為陳其美掃除了政敵。    
    對蔣介石的這種「俠肝義膽」,陳其美大為感動,以後,陳其美多次引薦,讓蔣介石接近孫中山,並在孫中山面前誇獎蔣介石,以取得孫中山的信任和賞識。蔣介石對陳其美也更加感激,惟陳其美馬首是瞻。蔣介石曾描述他們之間的感情說:「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書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訐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陳其美以蔣介石為其「第二化身」,足可見二人關係之深,情感之濃。陳其美死後,蔣介石如喪考妣,哀痛欲絕,他寫了多篇悼念陳其美的文章,推許他為當今英傑,說:「吾黨之能言行一致,俯仰無愧如陳公者,其有幾人。」由於陳其美的死,蔣介石愛屋及烏,將感情移到陳家下一輩,即陳果夫和陳立夫身上,以後蔣介石掌握民國黨政軍大權,二陳兄弟也水漲船高,權傾一時。    
    陳果夫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是1911年的冬季。那時武昌起義剛剛爆發,陳果夫準備西上武漢,前去參軍參戰。臨走時,因陳其美正患病臥床,便到家中看望。在陳其美的床榻前,陳果夫見到一個身材削瘦、表情嚴肅的青年正與二叔談話。二叔即向陳果夫介紹說,這是蔣中正先生,浙江奉化人,現正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隊的工作。陳果夫原來也聽他二叔談起過蔣中正,但一直沒有見過面。這次見面,果覺他與眾不同,便在一旁聽這位蔣先生和二叔商談策動革命、訓練軍隊和起義日期、地點等問題。他們談得十分投機,陳果夫也聽得入迷。對於這位年輕的蔣先生,他有了很多好感。他說:「蔣先生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陳其美死後,陳果夫也常去蔣介石處拜訪,交往較前密切。他覺得與蔣介石相處,受益很多。據他回憶:二叔殉國之後,我常常到他生前許多同志好友處拜訪,屢屢見他們生活不整飭的情形,甚至有吸鴉片賭錢等腐化行為,會客的時間也無限制。其時革命環境至為惡劣,而黨內一部分同志生活毫不振作,為之太息。但每次去晉謁蔣先生時,情緒就不同了。先生生活嚴肅……他不在家時,我就在他的書架上抽閱很多有益身心的書籍。蔣先生生活有規律。來客到了黃昏10時,他就請你回去,明日再談。    
    因此,我對他的敬仰之心便與日俱進。


第一部分蔣陳世交(2)

    當然,陳果夫在這裡所說雜有阿諛之辭。實際上,陳果夫在蔣面前,是一個後輩的身份,蔣介石在他面前,當然是裝模作樣,故作嚴肅,「所談不外乎對革命的指示和大局的分析」。這時,陳蔣二人並沒有什麼太深的感情。    
    陳果夫與蔣介石的深交是在上海從事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的時候,可以說,兩人的感情是在商業場上投機取巧的風險活動中建立起來的。    
    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蔣介石心灰意冷地來到上海。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正處於低潮,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也已臨近終結,蔣介石對革命正在失去信心。他撫今追昔,無限感歎:爾來感慨身世,恍若有亡。傾東海之水,豈能滌我愁腸。    
    他原來投身革命,本想有番作為,現在革命屢次失敗,自己一事無成真是追悔莫及。來到上海,十里洋場燈紅酒綠,自己一無所有,觸景生情,怎一個「愁」字了得。    
    當蔣介石潦倒失落的時候,陳果夫正在商業場上逐漸走紅,晉安錢莊經理已視他為莊上股肱,在這種情況下,他並沒有對蔣介石冷眼相看。蔣介石向他談了辦交易所的計劃後,他立即響應。在他看來,跟蔣介石合作是有希望的。這與晉安錢莊不同,晉安錢莊只是給予他經濟上的收穫,而與蔣合作會導致政治上的收穫,這種合作奇貨可居。因此他很快便與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等搞到了一起。此時蔣分文無有,交易所股本資金主要由陳果夫與張靜江拿出,因此,交易所成立時,張靜江做了監事,「陳果夫做了交易所的經紀人。蔣介石、戴季陶那時是依靠國民黨津貼度日的,只附名在陳果夫戶名下做投機買賣,將上海的日本取引所的大賭博場面轉到英美系買辦資產階級這邊來」。    
    交易所開張後,居然大獲其利,除少數應付其他外,其餘全為陳果夫、張靜江等人所有。雖然蔣介石並沒投資分文,陳果夫與張靜江依然主張按原來所算股份分給蔣介石,這使蔣介石大受感動。在交易所不斷獲利的情況下,蔣介石以為他們有實力,要陳果夫大做本所股買賣。陳果夫本來認為股票價格已過飽和點,不能再有所發展了。但他還是聽了蔣的話,因而使股票一漲再漲,似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    
    交易所原來訂有120多條營業細則,規定賣主或買主繳各種證據金,以防止賣主到期不交貨和買主到期不繳款,陳果夫一直嚴格執行。但後來,蔣介石等認為交易所有實力,所以不繳證據金,陳果夫也聽從照辦了。他們「不僅不繳證據金,反而強迫常務理事郭外峰、聞蘭亭等收受空頭支票,充作現金。同時現貨與期貨(本月期貨與下月期貨)的差價越來越大,差金打出越多,致會計上的現金大量支出」。而陳果夫與蔣介石仍然不思回頭,他們像賭博一樣,企望在山重水復中出現柳暗花明的奇跡。    
    正是在飽嘗了交易所經營的甜酸苦辣後,陳果夫與蔣介石結成了知己,二人之間的感情得到了昇華。1921年6月14日,蔣介石母親王夫人逝世。陳果夫如同自己母親死了一樣傷心。他專程趕赴奉化,代表孫中山致祭並讀祭文。當他讀到「文與郎君介石游10餘年,共歷艱險,出入生死,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時,似乎說的就是他與蔣介石的情誼,不禁真情顯露,潸然淚下。他在幫助蔣介石料理喪事後,還在溪口陪蔣介石守靈數日,才返回上海。    
    後來,蔣介石的大公子蔣經國在上海求學時,蔣便將兒子托付給陳果夫,而陳果夫也在生活、學習上給予多方照顧。蔣介石在給蔣經國的家書中,曾諄諄囑咐:每月可於果夫哥哥處,挪零用銀3元。如想買各種書籍,並與果夫兄商定為要。    
    再囑你請果夫哥哥寄陳舜耕銀20元,給其做學費為要。    
    你有空暇的時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揀選幾本小說來看看。但是小說不能作正項功課,只可算是解心郁、發性靈的讀物咧。    
    從這裡可以看出,陳果夫與蔣介石的關係已超出國民黨中的一般同志了。蔣介石要遠離家鄉、父母的兒子以陳果夫為倚靠,學習、生活等方面均要與其商量,這種親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陳立夫見到蔣介石要晚一些,是在二叔陳其美家裡,那時陳立夫還是個中學生,蔣介石曾開玩笑地問他:「將來想幹什麼?」陳立夫相當認真地回答:「我要學採礦。」蔣笑著追問:「為什麼要學採礦?」陳立夫振振有詞地說:「我最喜歡數理化,適宜於學工程。我相信機器所用的鋼鐵和鍋爐裡燒的煤,都是從地下採出來的。」一番話說得蔣介石頻頻點頭,連誇小立夫有志氣。後來,二陳與蔣介石接觸多了,兄弟倆都親熱地稱蔣為「蔣三叔」。陳果夫將蔣介石視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陳立夫則將蔣與二叔陳其美相提並論,他說:「對於蔣介石,不但能有機會耳聞其言,更能目睹其行有二十五年之久」,從他身上,「似乎又看到了二叔的精神與風範」。    
    「日中則仄,月滿則虧」,交易所的好景並不長久。「……到第三年,交易所風潮一起,所有盈餘全都倒了,幾乎連本錢也賠蝕進去,好比一場春夢」。1922年2月交易所宣告破產,大量股票變為廢紙,陳果夫、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等從買空賣空的巔峰跌落下來,一時的富翁變為窮光蛋。蔣介石見勢不對,便裹挾了4萬元,與他的老師周駿彥到廣東去了。其他人也樹倒猢猻散,紛紛離開交易所,只留下陳果夫,一邊收拾殘局,一邊維持生計,繼續做些小生意,並企圖東山再起,重溫舊夢。


第一部分蔣陳世交(3)

    這一時期,陳果夫在交易所做經紀人的同時,還替戴季陶主辦的《星期評論》做發行工作,業餘時間還喜歡讀報、剪報,並有時向《星期評論》、《商報》投稿。據羅時實回憶:陳佈雷先生在滬《商報》主筆政,小義論周匝,文字雅俊蜚聲報界。先生時相過從。國民黨有重要動作,先生則與佈雷先生晤談,無不撰刊評論,為黨作側面的宣傳。國民黨之一切主張,乃成為一時之公論。    
    交易所破產後。陳果夫竟大發雅興,居然做起小說,編起戲劇來,一時寫出了《大家庭中之故事》、《為什麼這樣快》等小說及《提燈會》、《瞎說》、《做大總統》等短劇,並曾發起組織少年演講會,以訓練兒童的演說口才。    
    每當閒暇的時候,陳果夫總愛回想他與蔣介石在交易所建立起來的感情,思緒便飛向了南方的廣州。他希望蔣介石在南方的政治活動中能夠發跡,就像交易所開始後的那樣,創出一個新的天地。蔣介石政治上成功了,他也將會水漲船高,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那時候,他陳果夫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窩囊了。他這樣想著,也這樣盼著。    
    


第一部分五四洗禮(1)

    當陳果夫在上海十里洋場中盈虧增損,升降浮沉,歷盡種種喜悅與辛酸時,陳立夫正在天津北洋大學孜孜苦讀。    
    按當時的教育制度,學生入校後,必須先讀兩年預科,然後才能正式進入本系就讀,陳立夫也是經過兩年預科後,才正式進入礦冶系學習的。北洋大學是全國著名的大學,這裡培養出了很多優秀人才,如王寵惠、王寵佑、王正廷、徐謨、吳南如、孫越琦、諶小岑等,學校對學生的訓練十分嚴格,大部分教師都是美國人,全用英語講課,只有極少數預科課程才用中文,中國教授也一般用全英語講課。為了鼓勵學生用功學習,學校規定,學習成績總平均在85分以上者,可以減免學費。同時又規定,只要有一門功課不及格,就要退學。    
    陳立夫進校後,感覺最困難者為語言關,陳立夫雖在中學也學過英語,但基礎並不怎麼好,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就感到吃力,對功課有相當影響。為此,陳立夫好長一段時間用很大精力攻英語,他看英文書,每天早晨起來讀英語,與同學用英語對話,多與美國教師交流,慢慢地,英語提高很快,完全習慣課堂上聽老師用英語講課了。這一關過後,其他各科成績也提高很快,成為班上優秀學生,有好幾個學期獲得了減免學費的獎勵。    
    其次,便是經濟困難。半年過後,父親給的25塊大洋用完了,生活開始感到窘迫,僅靠每月大哥陳果夫所寄6元應付各種開支,4元作為伙食費,2元作零用。當時,學校伙食分開處理,有以米食為主的南方伙食,也有以麵食為主的北方伙食。    
    陳立夫為了節省,作為南方人卻加入了北方伙食團,並被推為該伙食團的學生管理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督導膳食衛生以及記賬。    
    雖然這項工作很費時間,陳立夫還是欣然接受,並盡職盡責做好此項工作。學生飯菜的衛生工作主要是蒼蠅問題,按規定,只要發現菜中有蒼蠅,就得重新換一盤,而找廚師換菜,也得由陳立夫具體交涉,雖然麻煩,陳立夫還是樂此不疲。    
    他向校方提出建議,將飯廳做好紗門紗窗,同時,在菜上面加上罩子,並責成廚師和工友勤打蒼蠅,很快,飯菜衛生方面有了改觀。但有些調皮的同學故意搗蛋,在菜快吃完時,故意放只死蒼蠅,大喊大叫,要求換菜。在此情況下,陳立夫不顧同學情面,當場揭穿他們的惡作劇,並責備同學不應愚弄和欺騙廚師。由於陳立夫認真且熱心做這種公益工作,既贏得了同學的好感,廚師也感謝處事公正,與他合作良好。陳立夫這個業餘的學生管理委員會主任竟做了兩年多,成為任期最長的主任。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於是,以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示威為標誌,爆發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與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是最早響應愛國學生運動的城市,5月7日夜,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24人聚會,決定成立天津學生臨時聯合會,並決定速開天津國民大會,去電支援北京學生,同時發動天津商會和學生採取一致的愛國行動,五四運動的浪潮急劇拍打著天津這座近代化的商業都市。    
    陳立夫所在的北洋大學是天津學生運動的主體學校之一,學生們迅速行動起來,聯合南開大學等其他各校學生,開展遊行、示威、罷課等愛國行動。    
    此時,陳立夫在學校正負責北洋大學日刊的出版與發行工作,整天忙於編報業務,很少有時間參加學生的直接行動。雖然如此,陳立夫當時的思想、感情、立場都是站在愛國學生一邊的,正如他後來回憶所說:當時,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國主義,而五四運動的發生,也就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會有全國人民共同的憤憤不平。中國既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盟國,何以還要受到割讓山東半島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憤,愛國情緒高漲之中,國民都期盼著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能有所表現,據理而力爭;但列強諸國,卻棄正義真理於不顧,彼此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紛紛幫助日本說話。這時,我才瞭解到蘇俄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五四運動無疑是促進中國爭取獨立平等的導火線。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在同學們愛國熱情影響下,陳立夫儘管事務性工作很多,還是投入到運動中,參加了好幾次遊行示威和請願活動。    
    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推舉高等工業學校學生諶至篤為會長,南開中學學生馬駿為副會長。隨後,舉行盛大集會、遊行,陳立夫參加了這次活動。    
    會上,青年學生滿懷愛國激情,登台演講,南開的周恩來,女子師專的劉清揚、北洋大學的諶小岑等,給陳立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覺得他們十分優秀,非常能幹。遊行中,陳立夫也和大家手揮小旗,高呼口號,表達了自己的心聲,體現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    
    這一時期,陳立夫在新思潮、新思想的影響下,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蘇俄產生了廣泛興趣。對於當時時髦的《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是每期必看,有些文章還反覆吟讀。特別是對陳獨秀的作品非常欣賞,陳獨秀文章中勃發的革命激情和充滿煽動性的文字、深刻的哲理、精闢的分析,都給陳立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此外,陳立夫還看了很多有關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書籍,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當時很多熱血青年一樣,陳立夫也產生過激烈的想法,覺得中國也應該像蘇俄一樣,用革命方法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家的新生。


第一部分五四洗禮(2)

    對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陳立夫則多一份保守與理智,由於他出身的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使得他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於當時思想界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掃除舊道德」等口號,他並不贊成,認為傳統文化並不怎麼不好,把舊傳統說得一無是處,提倡一起打倒,是過分情緒化。他說:「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傳統文化的價值,一味模仿西洋和俄國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們國家強盛,所以我一直認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傳口號,旨在喚起民族的覺醒,則尚無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盤否定傳統的文化,則是矯枉過正,流於偏失了。」事實上,五四時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應該說是一句宣傳口號,旨在喚起民族的覺醒,因為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治,不把人們從傳統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來,就不能動員廣大人民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陳立夫的看法從學理上說,有一定道理,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多地表現了他思想的保守性。    
    正因為如此,陳立夫雖然也參加了一些愛國的實際運動,也看了一些共產主義和蘇俄的書籍,但並沒有像周恩來、鄧中夏、惲代英等五四青年一樣走上共產主義道路,而是在關鍵時刻,「雪擁藍關馬不前」了。陳立夫自己說:「在這個時期,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思想,並沒有很深的認識,倒是有感於當時的國情和列強的侵害,我倒很嚮往共產主義所說的一套,共產主義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學之間,經常在傳閱著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些同學還贊成了共產主義,也有一些同學是信奉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自己卻覺年紀尚輕,同時對政治興趣不高,所以就沒有參加任何政黨組織。」年紀尚輕,對政治興趣不高,只是一般的理由,陳立夫不願意參加政黨組織,不願意信仰共產主義,主要原因還是思想的保守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偏見。雖然如此,陳立夫畢竟經過了五四風雨的洗禮,這場偉大的革命風暴在他心中所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那愛國主義的吶喊不時在他心中迴響,直到他的晚年。    
    陳立夫的政治興趣不斷減弱,他一門心思放在了學業上,快畢業時,他又萌生了出國留學的想法。為了出國,他參加了練習英語的社團,以努力補足最弱的英語課程。在陳立夫臨近畢業時,有了一次赴美的機會,當時清華大學選派一批學生赴美留學,同時也提供了校外學生兩個名額,給予全額獎學金,南方北方各取一名,陳立夫參加了北方考試,但北洋大學還有一位叫李書田的同學參考,這位李書田,是學校最用功的學生,平時功課都在95分以上,他的參考使陳立夫失去了公費留學的機會。但陳立夫並不灰心,仍各方打探訊息,尋找各種能夠出國的機遇。    
    這種機遇很快就來了。陳立夫繼祖母楊氏家中有位獨子,小名叫寶寶,一向甚得父母寵愛,家庭富有,但教育無方,寶寶在國內書沒念好,便想換個環境,到國外去學習,卻苦於無人陪往。聽說陳立夫想出國留學,便提出由陳立夫陪寶寶一同赴美,其路費由寶寶家資助。陳立夫聽說到美國留學,可以半工半讀,便一口答應,這樣既照顧了寶寶,又圓了自己的出國夢。想到這些,陳立夫滿心高興,他的思緒也飛到了大洋彼岸,對未來的留學生活,充滿了無限的遐想。    
    


第二部分留學匹茲堡(1)

    1923年的夏天,陳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學完成了他的大學學業。六年的大學生活,對陳立夫的性格有很大改變,他似乎變得比以前成熟,臉上完全脫去了稚氣,他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活潑、好動的頑童了,他變得與他哥哥陳果夫一樣,嚴肅、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頭很大,只是一雙眼睛還是和以前一樣機靈、有神,顯示出很有智慧的樣子。    
    此時的陳立夫,科學救國的幻夢做得正酣,他以為憑著自己的一點知識,就可以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並很快昌盛富強起來。只有多讀書,多掌握知識,才能對國家有所貢獻。因此,他選擇了繼續讀書的道路,決定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礦冶工程。    
    對於弟弟的選擇,哥哥陳果夫全力贊成與支持,一則出國留學曾是他的美好願望,但由於身體患病,又由於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出國的計劃幾次擱淺。雖然他並不後悔,卻總以為是一種遺憾。現在弟弟能出國留學,正好彌補了自己心中的憾事。二則,中國的社會現狀十分險惡,自己走了從政、從軍、從商的道路,希望對這個社會有所改變,但春秋荏苒,社會依然,他感到自己走的路太艱難、太費力了,或者像弟弟這樣沉醉於科學之中,躲進象牙之塔,比自己要輕鬆、高雅,這條路或者是對的。因此,他極力促成陳立夫前往美國,繼續深造。    
    雖然寶寶家提供了陳立夫赴美的路費,但那時,到美國留學,還需要一筆昂貴的費用,這讓陳立夫為難了。因為當時,父親陳其業的生意一直不好,他上大學的經費主要是由哥哥陳果夫支持,現在陳果夫交易所剛剛破產,自己都難以生活,怎能再拿出這一大筆費用呢。他考慮再三,心想,萬一湊不齊費用,就放棄留學算了。    
    陳果夫知道情況後,對弟弟百般鼓勵和安慰,勸他千萬不要放棄,說考上美國著名大學是不容易的,再困難也要想辦法克服,並答應籌備費用的事包在他身上。    
    陳果夫利用自己原來在商界中的各種關係,廣泛聯繫,多方奔走,一處借一點,一處貸一點。「陳果夫為籌措費用,準備一切,甚費苦心」。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湊齊了所需費用。    
    1923年,「江南正清秋」的時候,陳立夫離開中國赴美留學。他先從上海坐船到日本,再由日本乘機飛往匹茲堡。一個秋雨淅瀝的天氣,陳果夫親自送陳立夫到船上,濛濛的雨霧,更增添淒涼之意。兄弟二人,相顧無言,雙方內心都湧起一種依依惜別的特殊情感。本來,兄弟倆由於年齡的懸殊,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    
    陳果夫遠走湖南、南京讀書時,陳立夫在家鄉湖州;陳立夫到天津讀書時,陳果夫又在上海,二人天南地北,也並沒有什麼太多的掛念,也沒有太多的分別苦痛。現在,陳立夫一旦離開中國,要到西半球另一個陌生的國度裡去單獨生活的時候,兄弟倆才感到這才是真正的離別了,都感到了一種「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的孤獨。然而,他們都還年輕,都要走自己的路,縱然有太多的惆悵,還是要分別的。輪船啟動了,兄弟倆揮手告別,各自在自己選擇的不同道路上繼續前行。    
    陳立夫帶著寶寶到美國後,一邊在匹茲堡大學讀書,一邊利用週末到附近一家中國餐館洗碗打工,賺些小錢以供零用。而寶寶家寄來大量資金供其揮霍,寶寶有如此優越條件,卻仍不肯唸書,一年後,陳立夫設法托人將其帶回國內老家。    
    匹茲堡大學教學嚴謹,而且十分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陳立夫的指導教師勃萊克教授是採礦工程學系主任,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幾乎每週都要帶陳立夫等幾名學生到附近煤礦場參觀勘察,並與他所施教的課程結合起來。如教到礦內排水系統這一章時,勃萊克教授便帶陳立夫一行到一家排水工程最好的礦場去實地勘測,回來後要求立刻做成報告。這種教學方法,使陳立夫不僅看到了美國先進工業的現實,而且學到了不少書本上沒有的知識。    
    生活的艱辛和優越的學習環境,使陳立夫尤感學習機會來之不易,需要萬分珍視。因此,他學習十分用功,抓緊一切時間看書,上實驗室、請教老師、撰寫實習報告。僅僅一年時間,便完成了學業,寫出了《中國煤礦業的機械化與電器化》的碩士論文,並順利通過了答辯,獲得了碩士學位。    
    從匹大畢業後,陳立夫參加了美國礦業局的培訓,又學習了一些礦坑爆炸的應變措施,經過考試,得到了一個由礦業局發給的證書,這才具備了煤礦工作的資格。    
    學業的完成,資格證的取得,令陳立夫十分高興。來美國一年多時間,一直醉心於學習,還沒有領略這個國家的山川地理、社會歷史、風土人情,現在有了閒暇時間,陳立夫想到各地遊覽一下。正好,同在匹大學習的徐恩曾剛買了一部新的福特篷頂汽車,還約了在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學習的陸子冬,一齊駕車從匹茲堡出發去旅行。    
    徐恩曾剛學會駕車,技術並不熟練,在開往費城途中,由於路標稀少,經驗缺乏,再加車速過快,一個陡坡下去急度轉彎,車子失去平衡,翻倒在路邊,而離此2米的地方是萬丈懸崖,如果車子再翻一個九十度,後果不堪設想。3人倒懸在座位中,不能動彈,好在並沒受傷,只是陳立夫手指擦破皮而已。而篷車頂部被壓扁,擋風玻璃全部破碎,一個車輪折損,方向盤也斷了。3人不能出來,只是拚命按喇叭,希望有人來救。    
    大約過了20多分鐘,終於來了一輛載有10來個工人的大卡車,他們合力把車抬起,才將陳立夫等3人救出。這些美國人還熱心地幫他們聯絡福特的維修服務站,很快,服務站派人來將摔壞的車拖去修理。陳立夫等人十分感動,拿出10美金作酬謝,但美國人堅辭不要。


第二部分留學匹茲堡(2)

    這一夜,陳立夫等在附近找了個小旅館住下。到了第二天下午,便得到福特維修服務站的通知,摔壞的車已完全修好,這種高效率的服務精神,給陳立夫留下良好印象。3人驚魂未定,對於是否繼續旅行發生分歧,結果,陸子冬決定放棄旅行,陳立夫與徐恩曾立場堅定,繼續結伴前行。    
    由於吸取了教訓,徐恩曾駕車十分謹慎,因此一路十分順利。在費城,他們參加了中國同學會的年會,結識了好多朋友。隨後他們前往芝加哥,參觀了一個規模極大的屠宰場,只見活生生的豬、牛從這邊進去,不一會,就已經宰割洗淨,從另一邊出來,一部分是準備冷藏的肉,另一部分是裝好了的罐頭食品,令陳立夫等歎為觀止。他們又到波士頓,然後至大西洋城,觀賞了那裡正在進行的選美比賽,那爭奇鬥艷的花車遊行,那花樣百出的泳裝表演,令陳立夫等目不暇接。在玩了紐約、華盛頓後,他們還去觀賞了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壯觀景象,並到了加拿大的邊界。接著他們南行到了底特律,參觀了著名的福特汽車廠,該廠分工之細,生產之快,效率之高,令陳立夫等大開眼界。    
    一路上,陳立夫與徐恩曾遊覽風光、深入社會、參觀工廠、瞭解民情,對美國有了一個粗略的瞭解。    
    這次美國大旅行,對陳立夫觸動很大,回到匹茲堡後,他總是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如此落後,什麼時候中國也能有美國這樣的繁榮和發達。於是,他常和同學討論中國政治,並開始接觸孫中山的思想,特別是關於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的論述。對於孫中山,陳立夫還在上海讀中學時,曾隨陳果夫聽過他的演講,但並無太深的印象,現在讀他的書,才引起共鳴,正如陳立夫後來所說:「將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詳為研讀,深佩其見解獨到精闢,諸如公路、鐵路之修築,三大港口之興建,其他各類工業之發展,這些都是建國之根本。……我始終認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實在是建國的首要步驟,國內的軍閥一天不打倒,國家的統一與建設就一天無法開始。」於是,不過問政治,不參加政黨的陳立夫轉變了觀念,在匹茲堡的留學生中,他第一個提出申請,於1924年在舊金山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為了更好地瞭解現代化的煤礦工作,好將來回國服務,陳立夫開始在美國找工作,最初在一家磚廠任職,從混土、切割,到加熱等工作都一一做過。一個多月後,陳立夫終於找到他理想的工作,正式進入匹茲堡煤礦公司,開始了礦坑的本行工作。    
    為了掌握不同煤礦的不同情況與需要,陳立夫在短短六個月中,換了三種不同類型的煤礦工作,學到了很多知識,積累了可貴的工作經驗。後來,他轉到史克蘭敦白煤礦區的麥文礦業公司工作,該公司有工人4000多人,規模相當大,機械化程度也高,陳立夫在這裡工作了8個多月。    
    陳立夫雖是碩士生,由於是中國人,還是受到少數自認高貴的美國人歧視。有一次,一個叫約翰的電氣修理師,指使陳立夫替他找錘子,陳立夫只找到一把破舊的錘子,約翰輕蔑地說:「這錘子像你們中國人。」陳立夫一聽,怒火中燒,便和約翰打了起來,事情鬧到公司,陳立夫據理力爭:「他侮辱我的國家,我不能原諒他。」公司只好認定「陳是對的」。還有一次,礦內的抽水機壞了,一個美國修理工弄了半天沒修理好,領班便讓陳立夫去修,陳立夫明白,全場的人都看著他,所以一定得把機器修好。由於他平時有實際經驗,一會兒,機器修復了,使得在場的美國人都對這個中國青年刮目相看。由此,陳立夫汲取了一個經驗:「中國人應該有自信。」有一天,陳立夫應邀到教堂參加美國人舉行的一個晚會,其中有個節目是讓大家輪流從一個箱內抽取紙條,回答上面所提的問題。陳立夫抽到的紙條上寫著:「1924年發生的最大事件是什麼?」陳立夫即慷慨陳辭:「1924年發生的事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立法禁止中國工人入境,這種排華舉動完全違反了基督徒博愛平等的精神,也與美國的民主立國精神背道而馳。」陳立夫的話字字鏗鏘,落地有聲,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這件事使陳立夫認識到,國家的尊嚴是最重要的,同時,廣大美國人民對中國是友好的。    
    採礦業是高風險工作,陳立夫也常遇到這種危險。一次收工的時候,他最後一個離開坑道,還沒走到坑口,覺得有什麼東西忘記了拿,便轉身往回走,剛走幾步,聽到砰地一聲,頂架倒塌了,整個坑道一片漆黑,由於陳立夫平常對坑道十分熟悉,竟然在漆黑的坑道中,摸索到了一個小洞鑽了出來,逃過了一劫。    
    還有一次,陳立夫和一名修理工正在礦下修理坑門,他突然敏感地聽到一種異常的聲音,便急忙拉著同事向後跨了一步,剎那間,一輛吊車滑下,將坑門砸得粉碎,陳立夫又躲過一難。    
    雖然如此,陳立夫仍然熱愛煤礦工作,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在所有來美學礦業的同學中,他是在坑道內工作最久的一人。他對坑道裡的撐木、通風、排水、裝運、鑽探、采煤、裝電線、修鐵路,甚至駕駛地下電車等,都親自學過和做過,這些,使他學到了很多知識,積累了很多經驗。除此外,他還虛心學習美國的管理經驗,美國在企業管理中,鼓勵工人提合理化建議,以及分層負責的制度,對陳立夫印象尤深。陳立夫在美國勤懇工作,努力學習,他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工程師,將來回國後促進中國工業的發展。    
    本來,陳立夫在美國,「眼見異邦的發展與建設,益感返國獻身革命和參與國家建設的重要」,後來,繼祖母楊太夫人的逝世,使他心中湧起了思鄉和懷親之念。再加上他大哥陳果夫這時函電交催,說他在美國已完成學業,又工作多時,現在也該回國服務,獻身革命和建設工作了。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決定回國。    
    帶著一絲羈旅天涯的愁腸,懷著滿腔赤子報國的熱情,青年陳立夫於1925年9月,在溫哥華登上一艘油輪,踏上了返國的航程。    
    


第二部分嶄露頭角(1)

    陳立夫在美國留學期間,留在上海的陳果夫在失意與挫折中迎來了新的一年。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決定改組國民黨,大會通過了新黨綱、新黨章及改組國民黨的具體辦法。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用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就使國民黨獲得了新生。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官學校,發展革命的武裝力量,並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在黃埔軍校籌備期間,蔣介石為發展個人勢力,曾電邀陳果夫到廣州協助工作,但此時陳果夫因病沒愈,想到廣州醫療條件不如上海,便沒有應召前往。後來蔣介石又親自寫來一信,要陳果夫在上海代為辦理軍校學生的制服及一切軍用品和印刷品、機器等,因為當時廣州的風氣不好,價格又昂貴,所以要到上海制辦。    
    這樣,陳果夫便在上海為籌備各種物資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在上海採辦物資雖然較廣州為便宜,但要將這些物資運送出去,卻又是極其困難的。據陳果夫回憶:第一批東西,系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襯衣等等,正式報關由運輸公司起運。哪知服裝店經理巴結生意,在每件制服裡面,釘上一塊白布,海關上一檢驗,覺得特別觸目,認定是軍裝,就全部扣留,我得了這信息,焦急萬分,一面打電報報告校長,一面托人各處想辦法,向海關許監督交涉,又轉托葉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從中幫助,經十餘天之努力,終算將被扣留的軍服等收回。不過其中有束腰皮帶槍帶和刀鞘三樣東西,海關方面認為軍用品必須充公。許監督對我說:「這一點東西,不過是作為酬謝關員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這件事,只好承認晦氣,損失數百元。可是軍服等雖已收了回來,仍然不准出口,這又使我感覺困難,幾次同海關監督公署商量,沒有辦法。據該署中人說:有一路可通,不過要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官家是絕對不能通融的。於是托人打聽,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專門偷稅,包運貨物,並且運費較正式報關起運為便宜。我找到之後,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數東西,試了一試,過幾天廣州來電,居然如期到達,並沒有出什麼岔子,這才放心,將這一批服裝等等,完全交由該公司代運,不久全部到達廣州,送到指定地點,而且計算起來,比正式辦法便宜數百元。後來黃埔軍校所用的軍裝皮件,以及教導團第一、二團全部的棉衣軍毯等等,均在上海制辦,都是交付那個公司負責裝運,幾件大衣或幾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正式報關起運要便宜一元幾角,而且穩妥簡捷。    
    陳果夫通過這次經驗之後,再給廣州方面採辦物資就方便、簡單多了。當然,在採辦過程中,由於上海各種勢力錯綜複雜,再加物資種類多,而且數量、價格都不等,所以仍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冒極大的風險。這段時期,陳果夫幾乎將整個心力都投入到採辦物資中去,想盡各種辦法,才很好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採辦任務。    
    到了年底,孫中山任命陳果夫為招兵委員,同時被任命為招兵委員的還有趙澄志、劉祖漢二人,並且指定由陳果夫負責主持其事。他們的任務主要是為黃埔軍校一、二兩個教導團招募士兵,而且要求他們一般只在江蘇、浙江、安徽三個省進行。此後,蔣介石恐他們力量薄弱、人手不夠,又陸續從廣州派來陸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陳樂亭、周少游等人來上海幫助陳果夫進行工作。    
    採辦物資是困難重重,而招募士兵則困難更大。第一,當時正值江浙戰爭爆發,軍閥齊燮元、盧永祥為了打仗,拚命補充兵源,正在江蘇、浙江、安徽等地招募新兵,這就使陳果夫的招兵工作遇到了競爭對象,而齊、盧軍閥有錢、有糧、有勢,陳果夫根本競爭不過。有時,通過各種辦法,辛辛苦苦招來的新兵,還不及到達上海,就在半路被齊、盧軍閥或者扣留,或者高價收買,或者誘騙過去。第二,各地方軍閥為擴大勢力,也在廣招兵源,當陳果夫招來的新兵從上海到廣州時,多在中途被他們截留,如地方軍閥張毅、張貞、洪兆麟、范石生等,都曾在廈門、汕頭、香港等處誘騙,截留過新兵。第三,上海各種反動勢力對招兵工作多方破壞,如當時上海碼頭上的一幫流氓,對招來的新兵乘機敲詐,規定每名新兵上船,須繳款一角至三角。再如,張宗昌的憲兵隨意到招兵機關捕人,開始,陳果夫在中國地界小東門租了一處房子,掛了一張揭普道路募工駐滬辦事處的招牌,對外稱招募工人,同時還常常到法院與縣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還進行得比較順利,後來張宗昌的憲兵隊打聽到是招兵機關,於是派了大批憲兵來捕人,陳果夫急忙躲避,結果,招兵機關被搗毀,一切東西搶個精光。在這種情況下,陳果夫只好將招兵機關轉移到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內,表面做生意,暗中進行招兵事宜,但還是有各種不明身份的人來此搗亂。沒辦法,陳果夫將招兵機關搬到了季陶辦事處,當時,戴季陶正在此埋頭撰寫《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等書,他十分歡迎這位交易所時期的把兄弟來此居住和工作,但陳果夫的招兵機關並不能避免無端的滋擾,為了招兵工作的正常進行,也為了不影響戴季陶的正常寫作,陳果夫只好將招兵機關搬到杭州,這裡遠離上海的塵囂,反動勢力也較上海薄弱,招兵工作才能比較順利地進行。


第二部分嶄露頭角(2)

    雖然有如此多的困難,陳果夫還是想盡一切辦法,盡最大努力,完成了招兵任務,總計招募新兵4000多人,這些人後來成為黃埔軍校的基本力量,並為後來的北伐戰爭作了軍事上的準備。而更重要的是,為蔣介石擴展個人勢力,建立自己的黨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陳果夫是替蔣介石招兵買馬的功臣。    
    在招兵的同時,陳果夫還擔負著為黃埔軍校招生的任務。最開始,黃埔軍校在上海招生時,陳果夫主要負責轉匯經費和收發電文等事宜,工作相對簡單些。到第三期招生時,陳果夫被任命為招生委員,事物有所增加,需檢驗證件、考核文化程度。但由於當時廣東方面軍事任務緊,急需培養大量軍事人才,因此一般查看一下證件,對文化程度大體認可就行了,隨後發給新生12元旅費,讓他們自行到廣州報到。    
    第四期招生時,對文化程度要求較高,要舉行考試。因此,蔣介石又派王仲廉,賈韞山等四人來上海協助陳果夫。陳果夫等找了一所學校設立報名處,主要面向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招生,先接受報名,再進行文化考試。因當時環境惡劣,陳果夫主張一切從「快」,接受報名後,立即舉行考試。果然,最後一天考試結束時,被警察發現,將考生驅散。由於一切工作已經結束,沒造成什麼影響,這一期竟招了1400多軍校學生,收穫甚豐。    
    除了招兵外,陳果夫還奉命羅致技術人才,據陳果夫回憶:「那時廣東方面需要很多的軍官和軍醫、無線電及其他技術人員,校長電命設法羅致此項人才,關於無線電人才,當時北京政府之下,頗有些與我相識的,不過很不易找,有個姓朱的,我跑去找了他六次,還是因為嫌路太遠,不肯去。還有幾個姓邱的、姓華的、姓李的,都經跑了若干次,沒有允許,因此無線電技術人才,一個也沒有找到,一直到十五年的秋天,在廣州開辦訓練班時,才找到三四位。當時技術人才的希貴缺乏,可想而知。軍醫經多方設法,才找到四個介紹去。另外又找到一個自言在瀋陽兵工廠會造迫擊炮的人,我報告了校長之後,就約了他到廣東去。」當時,國共合作雖已建立,但國民黨內一些右派仍然反對共產黨,在上海的戴季陶正為排斥共產黨而積極撰寫文章。陳果夫於此時還沒有參與反共的活動,一方面因他此時與共產黨接觸較少,另一方面因他忙於招兵工作,無暇參與反共,他後來回憶道:上海招兵,「當時報名處,設在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所在地——著者),考試地點在上海大學,那時上海大學辦事人與共產黨關係很密切,和環龍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雙方暗鬥頗烈,幸我未嘗參加他們的爭執,所以倒還沒有什麼衝突發生……」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陳果夫當選為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為了掩護他在上海的秘密招兵工作,即以他的字「陳果夫」公佈,後來,很多人竟不知他的原名「祖燾」了。這時,蔣介石以東征英雄的面貌出現,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軍事方面仍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一軍軍長、廣州衛戍司令、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國民黨二全大會1月12日決議將各軍所辦的軍校合併黃埔軍校後改稱)校長,成為軍界領袖與國民黨內重要領袖人物。但蔣介石還覺羽毛未豐,還需進一步擴展勢力,補充幹部,因此,他急需將自己的心腹嘍聚集起來,以實現他奪取國民黨最高權力的陰謀。於是,他多次去信去電上海,要陳果夫到廣州來協助工作。陳果夫見蔣介石如此倚重自己,又見廣州確實有利可圖,於是他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    
    1926年4月底,陳果夫離開上海,前往廣州赴命,開始了他生命中另一個獨特的歷史時期。    
    


第二部分學非所用

    陳立夫回來了,西裝革履、氣度不凡地出現在上海灘上,以致前來迎接他的哥哥陳果夫在其映襯下感到自己的土氣與衰老。兄弟見面後,自然是少不了一番親熱。親熱過後,談話的主題便涉及到歸國後的工作問題,陳果夫希望弟弟參加國民革命,從事政治活動,但陳立夫卻不屑一顧。他說他當年考上大學,後來出國,就已經走上了與哥哥不同的道路,即要以科學救國,以振興實業救國,現在回來了,初衷仍然沒有改變,他要做一名礦冶工程師,投身到振興實業中去。當時,他已經接受了山東中興煤礦公司錢新之先生之邀請,準備到那裡擔任工程師。    
    陳果夫見不能說服弟弟,便拿出蔣介石的兩封電報,電報說希望陳立夫到廣州去協助他工作。陳果夫又不失時機地勸說:「你去美國時,蔣先生也曾幫助過你一部分學費,而且他已來了兩次電報,囑你去幫忙。你如果一定要做工程師,可當面報告蔣先生,他曾經同意你學礦,或許會替你決定的。」一席話說得陳立夫猶豫了,他決定去廣州面見蔣介石。    
    果然,陳立夫的到來,使蔣介石喜出望外,因為蔣介石正在日益加緊篡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活動,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把一切忠實於他的奴才走卒都網羅在周圍,逐漸形成以他為中心的右派力量。他見陳立夫依然如當年機靈敏捷,而且又添了一些穩重,更是喜愛。他問了一些海外留學的情況後,便直接了當地要陳立夫留在廣州參加革命工作。陳立夫說自己還是想當採礦工程師,只見蔣介石擺了擺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現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時候,還開什麼礦,要開礦,可開採革命之礦。」根本不願聽陳立夫陳述採礦工作的興趣和志願。    
    蔣介石說得斬釘截鐵,陳立夫知道爭也無用。再加上他也深深知道,當時的中國,國家不統一,軍閥不打倒,實業救國是不會有什麼成效的,於是便答應了蔣介石。他說:「我沒有學過軍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想做點文職工作。」並提出了兩個條件:「第一,如有機會,我仍希望回到我本行去工作;第二,我為你效力,一定竭盡智能,接受指導,同時也希望你尊重我的人格,不受怒罵。」蔣介石想了想,表示同意。後來的事實證明,第一件,蔣允諾了,但並沒真心去做,陳立夫一直沒有回到他的本行;第二件,蔣允諾,也基本上做到了,陳立夫追隨蔣介石25年,一般來說,蔣沒有對他發過脾氣,甚至連大聲喊的情況也很少發生,這一點,陳立夫說:「我是非常感激他的。」蔣介石根據陳立夫的要求,當即安排他為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機要秘書,跟在他身邊,參與機密事宜。陳立夫終於放棄了所學多年的礦冶工程技術,去從事另外一種對他來說還是完全陌生的工作——政治。中國工程技術界,少了一名優秀的青年工程師,而國民黨的政治星空中,一顆新星在悄然升起。    
    陳立夫雖是黃埔軍校的秘書,實際上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住在廣州東山區蔣介石的官邸,與蔣同用三餐,共同生活。當時機要秘書有兩人,除陳立夫外,還有邵力子,主要幫蔣介石處理重要機密文件,以密電翻譯為最多,還有書信、電文等的擬定、謄繕,每日工作量相當大。後來,邵力子被派往北方,到馮玉祥部接洽要事,整個工作重任,由陳立夫一人挑起,他每天披星光起床,伴月光忙碌,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由於他年輕力壯,硬是撐了下來。    
    陳立夫每天處理的文件包羅萬象,十分複雜,有政治的,有黨務的,有軍事的,有經濟的,還有私人的,五花八門,目不暇接,整天疲於奔命,十分辛苦。陳立夫是學工程的,他常想,在工程中,技術進步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公文工作能否破除以往常規,搞一點技術革新呢?他反覆思考,仔細推敲,到了入迷程度。經過一段時間的琢磨,陳立夫自創了一套「五筆檢字法」,將此運用於文件歸檔、電報分類,使工作效率大為提高。    
    五筆檢字法即將文字分為五個筆畫系統:點、劃、直、斜、曲,這是第一個系統,然後在第一個系統下,又可產生25個部類,例如,在點之下,依次序排列為:點點、點劃、點直、點斜、點曲等。    
    陳立夫將此分類法運用於公文工作中,十分方便,如果一個電報,是何應欽發來的,那麼將它歸/|(斜直)類的檔案抽屜內,將來要查找,便在/(斜)類的第四個抽屜內去找即得,十分方便。一次,蔣介石要查找一份文件,陳立夫到機要室,僅半分多鐘就拿出呈上。蔣介石十分驚奇,問陳立夫怎麼一下子就能尋到,陳立夫即道出秘密,並就此宣傳了「五筆檢字法」的好處,蔣介石聽了非常高興,當即誇獎陳立夫:「你這是把科技知識運用於你的文書工作了。」並鼓勵他將這種方法推廣,後來,陳立夫將其整理成書,名曰《五筆檢字法之原理與運用》,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陳立夫除了忠實做蔣的秘書外,由於常在一起生活,有時對蔣的個人性格方面也提一些善意諫言,由於他提得比較策略,有些方面也能為蔣接受。如蔣介石有時脾氣很壞,特別是對軍人,脾氣來了大聲吼叫,甚至謾罵。陳立夫認為這種性格不好,影響人際關係,破壞個人形象。一天,飯後他陪蔣介石散步,便開始諫言。陳立夫先講了德國興登堡將軍的故事,然後說:「興登堡將軍說過一句名言:『發脾氣是自己懲罰自己』,興登堡這個人是從不發脾氣的,他是一個天才軍事家,他有一段時間處境也很困難,但他不發脾氣,威廉二世下台後,人民便選舉興登堡為第一任總統。」由於陳立夫的勸說很講究方法,對蔣介石產生了一些作用,後來,蔣的脾氣有所改變,特別是對陳立夫,20多年很少發過脾氣。    
    陳立夫確實是「竭盡智能」、「忠心耿耿」為蔣介石效勞。剛開始,他的想法還是良善的,以為這是為國家、為社會服務,但他並不瞭解社會發展的規律,所以,當他把自己綁在了蔣介石的戰車上後,當整個國民黨違背歷史規律的時候,他越是盡心、盡力、盡責地進行工作,獻身於他的「理想」,那麼,便離他最初的美好願望相去越遠。    
    


第二部分二陳婚事(1)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每個中國人成年後所面臨的一個不可抗拒的法則。二陳兄弟當然也不能例外。    
    二陳的婚事與所有普通人一樣,也極為平常,既沒有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也沒有曲折感人的悲歡離合。但對他們自己來說,卻是人生史上最美好、最值得珍視的一頁。就像秋天的雲彩一樣,雖然平淡,卻雋永、深長。    
    陳果夫的婚姻是舊式的,即完全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    
    還在陳果夫十二三歲就讀沈若臣先生的塾館時,因其相貌還好看,且聰明老成,另外家世也好,所以沈先生特別喜愛他,有意將自己的女兒許配他,將其擇為東床。但這只是一廂情願,在當地頗算一富的陳家可能嫌沈先生只是個普通的鄉村塾師,家庭也窮酸得很,覺得門不當戶不對,便婉言拒絕了。自此以後,鎮上一些窮家小戶再也不敢高攀陳家了。後來,一家姓趙的富戶來說親,說媒的人極力誇獎其女如何貌美、如何賢惠,希望能玉成此事,但陳果夫的母親卻認為趙家風氣不好,怕兩家結親後有辱門風,因此,也沒答應。    
    不久,在湖南的三叔陳其採來信,說湖南有一賀家求親,其女為大家閨秀,與果夫十分般配,而且賀家乃當地大富,與陳家門當戶對。這樣條件的家庭當然可以,但果夫的母親又認為湖南與浙江分隔兩省,山高水遠,路程迢迢,有諸多不便,於是又加以拒絕。    
    這以後,又有幾家親戚來提親,怎奈陳家不喜歡老親加新親,也不允許。這樣一來,都以為陳家門第觀念太重、且條件太苛刻,一般是高攀不起的,便再也沒人登門說親了,陳家一度門庭冷落車馬稀。這樣一直拖到了陳果夫18歲的時候,還是沒有解決婚姻問題。在當時的湖州,男子到了18歲,還沒有說親,就要被鄉里議論,成為人們飯後茶餘的話題。所以到了這種時候,父母親才開始著急起來,父親一封封家書寫給正在杭州讀書的陳果夫,要他考慮自己的婚姻問題,說不可再遲了,一次比一次催的急迫,這使陳果夫不得不開始考慮婚姻問題,並把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自己遠離父母,在杭州人地生疏,怎能解決這一問題呢,還是只得靠家裡成事了。    
    不久,父親又來一信,說現有朱家女朱明小姐,由沈、楊二老做媒說親,該女祖母已見過,母親也十分滿意,而且馮家太伯母證明其家教很嚴。現特來信徵求陳果夫的意見,看是否同意。    
    陳果夫雖受新思潮熏陶,對舊式婚姻也頗為不滿,但因自己年歲已大,還沒說上親事,給父母諸多擔心,如此次再不答應,一定會惹父母生氣的,便應允下來,他即給家中寫信,云:「……其家庭情形,既經各位有信用之長者深信不疑,則可以不必再事調查,惟以後應遵照兩個條件: (一)入校讀書, (二)放足。」由於所提兩個條件很簡單,也好辦到,陳果夫的父母即向朱家提出,朱家均答應了,於是,「就照舊時的儀式定婚。父親寄給我一份對親茶,和幾隻大定升糕。我因為不願給知己的人曉得,只分了一隻給不相莫逆的同學吃,獨自一個人,放在櫥裡,秘密吃了一星期。」這樣算是正式訂親了,既了了陳果夫一樁懸著的心事,也遂了父母親多年的心願。    
    朱明小姐,於1893年出生於吳興縣荻港鎮。父親五樓公在上海創設福康錢莊,是上海錢業界有名的富商,朱明為其長女,系五樓公元配潘夫人所生,為五樓公掌上明珠,因其長期在外經商,因此對朱明的文化學習並不重視,另外,深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影響,所以,朱明長到17歲,只是簡單認識幾個字,念得一部女兒經而已,大好時光均在工習女紅中度過。    
    這次陳果夫提出讓朱明上學的要求,五樓公當然贊成,而朱明更是求之不得,於是,在家人的允許下,朱明即進入啟明女校讀書,她如魚得水,在學校努力學習,雖然年齡大了些,但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這樣一直讀了5年,於22歲時才停學,確實收穫不小。    
    雖然定親了,但陳果夫並沒有與朱明小姐見面,也沒看到照片,對於自己未來的妻子,他只是一種「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的模糊感覺,於是,心中常常發生一種疑問,就是「伊的相貌怎樣?」於是,在頭腦中總虛構著一位女子的模樣,是大家閨秀,是小家碧玉?是艷若桃李,還是柔如柳楊?有時,他覺得虛構的這些女子形象全像是自己的那個朱明小姐,有時,他又覺得完全不是,他很想見見這位朱小姐,但又不可能,只能讓這種相思苦苦地煎熬自己,直到結婚的那一天,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 1914年,陳果夫與朱明小姐正式結婚。此時,中華民國已經成立,結婚禮節刪繁就簡,財用去奢從樸,大有進步。江浙一帶「舊式未改,參用新禮,往往有借旅館及青年社行結婚禮者,此亦嫁娶從儉之好現象也」。陳果夫作為革命黨人,也採用了民國新定的禮制,即:奏樂,入席,證婚人宣讀證書,新郎新娘交換飾物,相對行鞠躬禮,謝證婚人、介紹人,行見族親禮,行受賀禮,來賓演說等。不同的是,朱明因家境富裕,所以嫁時妝奩甚豐,盛極一時。總之,陳果夫的婚禮有新有舊,是新舊轉換時期的產物。    
    陳果夫與朱明不是戀愛結婚,沒有花前月下的卿卿細語,也沒有互訴心跡的海誓山盟。在婚前,陳果夫與朱明甚至一面也未曾見過,但婚後他們相處很好,感情甚篤。


第二部分二陳婚事(2)

    陳家雖是富家,但陳其美奔走革命,陳其采服官外省,僅陳其業留守桑梓,收入微薄,三世同堂,一大家人口,只得事事節儉,朱明在家時養尊處優,現在到陳家,多有不適。但她毫無怨言,尊敬長輩,愛護弟妹,使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融融一堂,實在難得。二次革命後,革命黨人為袁世凱通緝,生活多有困難。朱明曾典賣首飾物品,以資革命。護法期間,陳果夫在上海開展工作,朱明「嘗津津樂道曾親與秘密傳訊等任務,意氣甚豪,不讓鬚眉」,特別是對陳果夫的照顧更是細緻入微。陳果夫體弱多病,長年偃病床褥,朱明服侍湯藥,更換衣被,「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假手於人」。陳果夫每每提起夫人,總是充滿恩愛與感激之情。    
    如果說陳果夫的婚姻基本上是傳統的模式,那麼陳立夫的婚姻則在舊式傳統中點綴了些新時代的色彩。    
    陳立夫的父親陳其業,十分熱心地方公益事業。當時在湖州有聲望有地位的只有兩家,一是陳家陳其業,一是孫家孫蓉江,孫蓉江從事典當業,家中十分殷富,與陳其業一樣,也熱心公眾事務。因此,鄉里間有婚喪嫁娶等事,總是請他們兩位作執事先生,家庭、鄰里出現糾紛,人們也總是聽他們一句話,便煙消火熄。    
    陳、孫二人在為地方辦事過程中,相互信任,同心協力,處理了一個又一個難題,辦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二人關係越來越好,成為莫逆之交。孫蓉江有一女兒叫孫祿卿,與陳立夫年齡相當,生得文文靜靜,知書達禮,陳其業很喜歡這個侄女,便提出與孫蓉江結為兒女親家。孫蓉江常在陳家走動,也很喜歡長得機靈清秀的陳立夫,於是滿口答應。這樣,陳立夫與孫祿卿的婚事便在陳立夫13歲時由父母之命定了下來。    
    孫祿卿為孫蓉江次女,生於1900年,與陳立夫同庚。孫祿卿從小喜歡畫畫,而且在繪畫方面頗具天資,幾歲時畫的作品,就能抓住所畫對象的特徵,反映事物的內在美,一時為鄉里稱奇。孫蓉江對女兒的愛好不但不壓制,而且為其創造條件,讓女兒發展自己的特長。他曾帶女兒去拜名畫家王一亭先生為師,在王先生指導下,孫祿卿專攻山水畫,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陳立夫雖然知道孫祿卿其人,但也僅僅是在鄉間親友舉行的婚宴上遠遠望見孫蓉江帶著他的女兒出席宴會而已。他感覺女孩生得文靜,頗有大家閨秀的氣質,現在雙方父母撮合,陳立夫也表示願意,但雙方一直沒有晤面交談。    
    直到1923年夏天,陳立夫要到美國深造,才有機會與孫祿卿見面,此時,孫祿卿已考入上海美專學習。為陳立夫出國餞行,親友們舉行送別宴會,孫祿卿也趕來為陳送行。在一處名叫沈氏義莊的私家花園裡,陳立夫與孫祿卿第一次見面。當時,兩人都已20多歲,且已讀了大學,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然而,傳統禮教的約束仍像一堵無形的牆,將兩顆跳動的青春之心隔開,兩人僅說了些禮節性的客氣話而已。雖然如此,這次見面使兩人都平添了對對方的深深愛意,「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陳立夫在美國留學兩年,二人便是錦書相連,魚雁不斷。有時,孫祿卿給陳立夫信中,如覺意猶未盡,總要拿起墨筆,在素箋上勾上幾筆,或是疏影橫斜,或是曉鶯殘月,流露出淡淡的離愁。而陳立夫給孫祿卿的信,則是一手漂亮的書法,裹夾著一份真情。    
    1925年,當陳立夫從美國回來,風度翩翩地出現在上海灘時,孫祿卿已從上海美專畢業,成為小有名氣的青年女畫家。一個是剛剛學成歸國的青年學子,一個是多年苦練丹青的畫壇新秀,真可謂工、藝交輝,智、慧雙修。本來,當年便可喜結良緣,但陳立夫又到廣州去投奔蔣介石,參與北伐戰爭,把婚期耽誤下來。    
    好事多磨,直到 1926年冬,當北伐軍佔領江西全省、取得殲滅孫傳芳主力的重大勝利後,陳立夫才脫下戎裝,化裝成商人模樣,來到上海,與孫祿卿正式結婚。    
    對於弟弟的婚事,陳果夫一直十分關心,主持婚禮當然責無旁貸。正在廣州的陳果夫丟下公務,秘密來到上海,幫助陳立夫籌辦婚事。婚禮那天,陳果夫更是忙得不亦樂乎。為了安全的緣故,婚禮在上海英租界盆湯弄平安旅館舉行,而且只請了少數至親好友參加。    
    有情人終成眷屬,陳立夫與孫祿卿內心充滿了無限幸福。婚禮上,孫祿卿一時動情,拿起筆來,潑墨作畫。很快,一幅「桃柳蜜蜂圖」出現在眾人眼前。畫上桃花盛開,柳葉吐翠,幾隻蜜蜂穿繞花間,在香馨的陶醉中辛勤採蜜。這無字的詩、有聲的畫,贏得大家一陣喝彩。此情此景,使主持婚禮的陳果夫也十分激動。    
    他走上前來,望著畫沉思一下,便欣然命筆,為孫祿卿畫題詞:「桃紅柳綠含春意,從此相親蜜蜜甜」。以此來祝賀弟弟與弟媳新婚幸福,白頭偕老。詩情畫意,躍然紙上,贏得眾人又一陣喝彩。弟媳作畫,兄長題詞,成為一時的佳話。    
    陳立夫與孫祿卿婚後相敬相愛,一個聰穎嫻靜,一個多才多藝,確是天生一對。    
    但兩人的性格、志趣、愛好也不盡相同,他們卻能愛其所同,敬其所異,攜手共度人生。    
    陳立夫政務繁忙,早出晚歸,無暇顧及家庭,孫祿卿則犧牲一些自己作畫的時間,盡力執掌好家務,管教好子女,讓陳立夫一心致力於公務。    
    孫祿卿是學美術的,家中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標準,家中佈置,如客廳沙發、臥室傢俱、窗簾色彩等,她都要親自動手、擺放得很協調。廚房裡,鍋碗瓢盆井然有序,箱櫃中,衣飾器物都有定位,一切以美觀第一。陳立夫是學工程的,一切講求實用,主張實用第一。但陳立夫尊重夫人的理念,家中一切陳列擺設從不過問,任其妻發揮愛好和所學。


第二部分二陳婚事(3)

    性格方面,陳立夫較平和,孫祿卿較急躁。在家庭中,如果出現意見相左時,陳立夫從不當場反對,直到晚上就寢時,才作心平氣和的陳述,盡量使雙方意見達成一致。有時管教子女,兩人方法不盡相同,但都不當場反對對方,如此一來,也能使子女看到父母修養的榜樣。    
    經濟上,錢物全由孫祿卿執掌,兩人共用一個銀行戶頭,都可隨意取款,而都不懷疑對方之用途。陳立夫喜歡用錢,只要有錢帶在身邊,常會花光;而孫祿卿用錢謹慎,沒有隨便花錢的習慣,但她從不指責陳立夫隨便花錢。    
    正因為如此,陳立夫與孫祿卿才真正做到了相敬如賓,兩心如一,共同度過六十年的歲月。    
    陳果夫與陳立夫兄弟倆的婚姻情調雖各不同,但都是幸福的。他們在婚後,各自組織了自己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間能相親相愛,並始終如一,白頭偕老。二陳在私生活方面都十分嚴謹,既不尋花問柳,也不移情他戀,這在國民黨高層官僚中是不多見的。而朱明與孫祿卿都能很好地操持家務,照顧丈夫,教養子女,並從不干預丈夫的政務。他們的丈夫都是國民黨的高官顯貴,而她們卻都默默無聞,這在國民黨高層官僚家庭中也是不多見的。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1)

    陳立夫到達廣州的時候,正值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介石以東征英雄的面目出現,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委,成為國民黨的重要領袖人物,為各方所注目。但也就在蔣介石權力不斷上升的時候,他開始日益處於各種矛盾的包圍之中。首先,蔣介石壓制工農運動,排斥共產黨人,與共產黨的矛盾日益尖銳;其次,蔣介石獨斷專行,與蘇聯顧問的矛盾也日益顯露;另外,蔣介石爭權奪利,與汪精衛的矛盾不斷加深,與其他各軍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調合。這些,都使蔣介石感到進退維谷,惶惶不可終日,他處心積慮,尋找擺脫困境的辦法。    
    對於蔣介石的焦急心情,陳立夫深深理解,作為機要秘書,他也在想辦法,希望為他的主子分憂解難。但一時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說些勸解的話,以寬慰蔣介石的心。    
    1926年初,在軍費分配和出師北伐等重大問題上,蔣介石與蘇聯顧問季山嘉發生分歧,各不相讓,而汪精衛則在旁幸災樂禍,流露出明顯偏袒季山嘉的傾向,使得蔣介石心中十分不高興,暗恨汪精衛。    
    不久,汪精衛、季山嘉以主持第七軍作為誘餌,拉攏蔣介石第一軍中第二師師長王懋功,使蔣介石生疑。於是,蔣介石一紙命令,將王懋功職務解除,並限時要他離開廣州。汪精衛則針鋒相對,以販賣私鹽的罪證,將蔣介石的把兄、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撤除職務。蔣汪一時劍拔弩張,雙方之間氣氛頗為緊張。    
    當時,廣州地區也傳出一些謠言,說中共已與季山嘉、汪精衛商量好,要從蔣介石第一軍中撤出共產黨員,另與汪精衛合組國共軍隊,以孤立蔣介石;還有說蔣介石要到蘇聯去休養等。那時,國民黨內一般政治人物要下台,常以出國考察、休養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蔣介石認為自己已經處於危險的境地,必須採取辦法,脫離險境。    
    面對各種矛盾,蔣介石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但他又不願就此甘休,他要戰勝各種對手,以竊取國民革命的最高權力。經過一番考慮,蔣介石決定重施以前那種以退為進的伎倆,想以辭職、出國相威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2月1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監」,蔣則於8日表示不就職,9日,更呈請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兩職,要求赴俄休養,企圖以此要挾汪精衛,使汪不好下台。汪精衛十分清楚蔣介石的用心,對他的辭職,不予明確答覆,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勸他「不宜辭職」,並不堅持挽留,這樣一來,倒使蔣介石去之不可,留也無益,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回來後,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頃聆季新(指汪精衛)言,有諷余離粵語,其受讒已深,無法自解,可奈何!」至此,蔣介石確信,汪精衛在共產黨和蘇聯顧問支持下,要除掉自己。經過再三考慮,他決定還是離開廣州。    
    蔣介石即命陳立夫購買了日輪廬山丸的船票,並攜帶現款3萬元,坐汽車到天字碼頭,準備乘船離開廣州,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去海參崴。    
    3月19日,蔣介石收拾行裝,帶著陳立夫,滿心不快地乘車前往廣州長堤碼頭。一路上,蔣介石沉悶著臉,默不作聲,陳立夫也不好說什麼,當時的心情,按陳立夫後來的回憶說,剛開始,他想到放棄工程師的職業,到廣州幫蔣介石,實踐總理計劃,是間接達到自己的志願,但幾個月的政治實踐,「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來是這樣污穢」,後來又想,既然搞了政治,再污穢也不能放棄,要堅持干。    
    因此,當車快要到碼頭時,陳立夫忍不住問蔣介石:「校長,為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麼我們不幹一下?」蔣介石聽後,似有所悟,即命司機掉轉車頭,開回寓所。但當車往回開了一會的時候,蔣介石又變了卦,吩咐司機再轉頭,重新開往碼頭。陳立夫沒有蔣介石考慮的那麼複雜,他只覺得干政治,就不能輕易放棄,於是又鼓足勇氣,勸蔣介石道:「我們如果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介石聽了沉吟不語,想了又想,最後下了決心,壓低聲音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公館。」對這件事,陳立夫本人後來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次演說時也承認,當時,「在車上他勸蔣先生干,有兵為什麼不幹?汽車到了碼頭,蔣先生幡然下決心,重新回到家中發動三月二十日之變」。對於陳立夫這個說法,雖然蔣介石後來否認,說陳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這個事實是存在的。當時廣州城內由國民黨右派傳出的一些謠言,也有所謂要將蔣介石和陳立夫劫往海參崴的內容,而且說已經為他們二人準備了前往蘇聯的護照,陳立夫早就將自己綁在了蔣介石的戰車上,他開始仇視共產黨,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話便具有強烈的煽動性,因此,在蔣介石去留廣州的關鍵時刻,陳立夫顯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2)

    蔣介石與陳立夫回到黃埔後,即由陳立夫出面通知王伯齡、陳肇英、歐陽格、吳鐵城等人來黃埔開會,進行秘密策劃。這一期間,蔣介石多次召開秘密會議,陳立夫作為機要秘書是每會必與。通過反覆密商後,他們一致決定採取反共的行動,並估計了駐廣東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四、五軍部分官兵對事變可能採取的態度。3月17日,陳立夫又隨蔣介石由黃埔乘汽艇到廣州市東堤八旗會館——廣州衛戍司令部,放出共產黨有陰謀的空氣,並將其在廣州東山的寓所遷到有堅固工事的廣州造幣廠。    
    3月18日,歐陽格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傳達一道命令給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當時為共產黨員),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李之龍即派中山、寶璧二艦前往。19日到達黃埔後,蔣介石聲稱無此命令,陳立夫、陳肇英等人即大造謠言,說李之龍「事前並備就蔣校長和陳立夫同志的出國赴俄護照。是日下午,該艦又開赴省城,並即升火,擬於翌晨強迫蔣、陳兩同志上艦出海。」並倒打一耙,說中山艦「無故移動」,是「不法行動」,「顯系共產黨陰謀暴動」。    
    還在3月19日上午,蔣介石拜訪汪精衛,摸清了汪的政治態度,回來後即召開緊急會議,「夕與幹部密議至4時」,陳立夫參加了這個秘密會議,並在會上鼓動蔣介石採取行動,對共產黨進行突然襲擊,這就使蔣介石下定了反共決心。蔣認為「……今日若無決心,豈能挽救本黨……」,有人提出怕輿論譴責,陳立夫當即駁斥,認為不必顧忌,蔣便說:「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於是,蔣介石便誣指「共產黨陰謀暴動,要推翻政府」,並以此為借口,宣佈戒嚴。    
    3月20日凌晨,李之龍在廣州文德樓家中被綁架,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被扣留,蔣介石還派兵包圍了蘇聯顧問團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霎時間,廣州城裡,一片恐怖氣氛,這就是蔣介石一手製造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通過這一事件,左右開弓,一石兩鳥,一方面打擊了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的政敵汪精衛的威信。陳立夫在這一事件的整個陰謀中,一直參與其事,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周恩來所說:「張靜江、陳立夫都於1926年一二月回到廣州,同蔣介石進行勾結,挑撥國共關係。這就是3月20日中山艦事變的遠因,也是 3月20日事變以前的政治形勢。」陳立夫在中山艦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對蔣介石的忠心,頑固的反共態度,極端仇視共產黨的心理及在複雜事變中的詭計多端,都深深獲得了蔣介石的讚賞,蔣介石事後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處境之苦,若非親歷其境者決非想像所能及其萬一也。」可見,蔣介石是以孤臣孽子來稱許陳立夫的。    
    北伐開始後,陳立夫被提拔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秘書兼機要科長,當時秘書長為邵力子,處長為馬文車。陳立夫對工作十分認真,凡是蔣介石簽發的文件如佈告、委任狀、訓令、指令、代電等,他總是逐字逐句地從頭到尾閱讀一遍,然後交監印員蓋上大印。他對下屬科員要求嚴格,管束嚴厲,監印員姜輔成因受不了軍事約束,便以女兒要出嫁為由,向陳立夫提出辭職,陳立夫不予同意,並慷慨陳詞,要姜輔成獻身革命大事,捨其家庭小事,還許願說:「我們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時你請假回去,不耽誤你女兒的喜期。」以後,姜輔成再也不敢提辭職的事了。每到一地,陳立夫總要召集部下訓話,要求機要科人員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戰亂中受到損失。    
    陳立夫的工作態度和作風,令蔣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蔣介石讓他主管整個秘書處的工作,這樣一來,陳立夫便成為蔣介石高度信任的心腹而不離其左右了。這也為他今後的飛黃騰達鋪平了道路。    
    陳立夫從實業救國、技術救國的迷夢中醒來,卻又開始了另一場違背道德與良心的政治夢,他原來立下的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理想已發生異化,從此,他便長期跟隨蔣介石,參與重大事情的策劃謀略,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主要干將。後來,陳立夫寫了《一個學非所用的採礦工程師之自述》的文章,文中,他對自己放棄工程技術而從事政治有所遺憾,但更多的卻是溢於字裡行間的得意之情。    
    1926年5月初,陳果夫因上海事務已告一段落,與三叔陳其采及曾養甫3人一行奉蔣介石之命到達廣州,陳立夫與哥哥見面了。這次見面有十分特別的意義。兄弟倆多年來為自己的事業各奔東西,一個遠走海外求學,一個從事職業政治,可謂兄弟殊途。現在陳立夫繞了一圈後,依舊與其兄走到了一起,同在一個地方,同在一個國民黨內,同時都從事政治,可謂是異路同歸。從此,兄弟倆攜手從政,一起辦黨,成為國民黨內紅得發紫的人物。於是,國民黨便從蔣家天下丁家黨的年代跨入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時期。    
    


第二部分整理黨務(1)

    初夏的廣州,滿城青翠,滿城驕陽,革命的熱潮也同季節一樣,日益高漲,日趨火熱。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十分仇視革命力量,也在暗中加緊策劃,隨時準備反撲,國共兩黨的合作面臨嚴峻的考驗。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召開,剛到廣州的陳果夫也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蔣介石提出的旨在限制、打擊共產黨的所謂「整理黨務案」,文件無恥地宣稱「吾人深信整理黨務案必能得一切革命黨員之承受」。根據此案,選舉了蔣介石的盟兄張靜江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取代譚平山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並兼任新設的軍人部長,邵元沖為青年部長,顧孟余取代毛澤東任宣傳部長,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農民部長,葉楚傖取代劉伯垂任中央秘書處書記。這樣,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完全排擠了共產黨人,蔣介石等新右派篡奪了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權。    
    這時,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為了應付複雜局面,蔣介石極需一個得力的反共人才,為此,譚延闓向蔣介石推薦了陳果夫。他說:「果夫有辦法,」這正說出了蔣介石的心裡話,他對陳果夫是瞭解的,過去同在上海辦交易所時升降沉浮的經歷,創建黃埔軍校時陳果夫在上海為其網羅人才的功勞,都使蔣介石不能忘記,他深深信任陳果夫,很快,便任命其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實際上將組織部全權交授與他,由其接收組織部,具體實施「整理黨務案」。    
    對於蔣介石反共的「整理黨務案」,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卻推行右傾的投降主義,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致使國民黨右派分子紛紛進入國民黨中央領導機關,陳果夫也十分順利地接收了組織部。    
    陳果夫能夠十分順利地進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偽裝還沒有撕破,右派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據陳果夫自己說:「我能順利接收,要追溯到過去兩年的情形。當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已呈分裂現象,那時我對黨務,未加聞問。後來奉蔣先生之命,在滬擔任招募及黃埔後方勤務工作,因為職務需要與各方面接觸,純粹本黨同志與跨黨分子,雙方均來問我對於黨務的意見。我除了答覆『黨內不能有黨』的主張外,其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同時雙方面都要我登記,我都沒有參加,因此,對雙方面均無惡感而能完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務。等到發表組織部秘書以後,多數共產黨以為我沒有直接辦過黨務,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認為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共組織,是比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黨部接收組織部秘書職務,毫無阻礙。就是我以中央監察委員之資格任組織部重要職務,也無人批評。」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從國共第一次合作以來,一直由共產黨員譚平山擔任部長,楊匏安擔任秘書,在他們的辛勤工作下,國民黨的組織建設充滿一片生機,組織工作曾有過相當大的發展。陳果夫進入組織部後,秉承蔣介石的意旨,首要任務就是從組織部機關中把共產黨人排擠出去。他對部機關的29人,從工作態度、思想作風、舉止言談等方面進行了縝密的觀察調查,結果,認為只有3位是真正的國民黨人,其他的都是共產黨人或受共產黨影響的左派分子。於是,陳果夫在國民黨右派人物蕭錚、鄭異等人協助下,開始絞盡腦汁,想法將這些人清除掉,他主要採用了三種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其一為強硬調出。這是陳果夫清除共產黨的重要手段,他到組織部後不久,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不與任何人商議,在部機關會議上宣佈,將共產黨員楊某、駱某強行調出,且不由分辯,當即生效。同時,將國民黨員段錫朋、王樂平、曾養甫、賴璉等人拉入組織部,頂替楊某與駱某的工作。這一明目張膽的反共行為,當即遭到國民黨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對,何香凝直接找到陳果夫,嚴詞質問,陳果夫無言以對,但他仍一意孤行,堅持其反共的做法。    
    其二是軟拉硬擠。陳果夫對有些共產黨員開始採取拉攏的辦法,希望這些人放棄共產黨的立場,跟著他走,但這一著並不奏效,共產黨人光明磊落,決不願跟著他干損害人民和革命的事。於是,陳果夫變換了另一手法,尋找各種借口對這些共產黨人進行批評和懲罰,同時對一些毫無成績的國民黨員則無休止地進行表揚和獎勵,企圖以此形成強烈反差,擠走共產黨人。陳果夫這種惡劣的行為,當即受到共產黨人楊匏安的強烈反對,楊義正詞嚴地質問陳果夫:「你怎麼隨便破壞部裡制訂的章則,罰功賞罪呢?」陳果夫拒不接受,依然如此,果然,在事務組工作的兩名共產黨員被氣走。楊匏安採取措施進行反擊,將陳果夫經常表揚的一位姓莫的國民黨員調出組織部,一時雙方鬥爭十分激烈。但陳果夫有蔣介石做他的後台,繼續採取軟拉硬擠的辦法,將共產黨人排擠出組織部。    
    其三是迫其辭職。陳果夫對一些有能力又頗有影響的共產黨員,採取了更毒辣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們的工作,不讓他們開會,使他們無所事事,最後自動辭職。如當時有位姓譚的共產黨員,專司民眾組織工作,他工作十分負責,成績突出,在組織部內很有影響,陳果夫幾次開會都不通知他,而將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給別人,結果,這位共產黨人只好辭職,陳果夫求之不得,馬上安排其親信曾養甫繼任。


第二部分整理黨務(2)

    陳果夫在清除共產黨人的同時,將右派國民黨員大量安插到組織部來,如曾養甫、鄭異、蕭錚等,都給以重用,甚至連反孫中山的陳炯明的親信吳倚滄,也被陳果夫拉到組織部擔任秘書職務,負責秘密工作,並稱讚他是個人才。這樣,一批國民黨右派人物集結在一起,陳果夫完全控制了組織部。他曾十分得意地說:「經過這樣的幾次事件,章則已有改動,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遷到南昌之時,部中僅留有共黨三個,其餘都是純正的本黨同志了。」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機關中清黨,是國民黨新右派向中國共產黨發動的一次重要進攻,也是陳果夫反共的第一步,這一步進行得十分順利,由於陳獨秀的再次退讓,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受到嚴重打擊,周恩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右派的蔣介石佔了極大的優勢。他把張靜江捧出來做中央執委會的主席,實際上這人是陳果夫的傀儡。蔣介石親自做了組織部長,新設軍人部長也是由他兼任。組織部實際上由陳果夫代理。原來我們好幾個部長(宣傳部長、農民部長等)的位置都讓出來了。……陳果夫、陳立夫便利用他們的地位,在各省發展右派。    
    」陳果夫的頑固反共態度和徹底清共辦法,使蔣介石對他刮目相看,想不到這位商業場上的老手,在政治上也如此幹練,因此,對他更加重用。1926年7月13日,由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作出決議,委任陳果夫為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這次任命確實使陳果夫受到鼓舞,主管組織部,是國民黨內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蔣介石將如此大的權力授予他,因此,他更加賣力地為蔣介石工作。    
    陳果夫出任組織部長後,開始具體地實施「整理黨務案」,他反共的第二步是辦理黨員重新登記,整頓國民黨各級黨部,對各級黨部負責人進行更換,逐步將所有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人統統清除出去。在對各級黨部進行整頓時,陳果夫採取了重點整頓與一般指導的辦法,在國民黨內全面展開。    
    重點整頓,是對廣東省黨部進行改組,因為廣東是國民黨中央所在地,陳果夫表面上搞所謂民主選舉,實際上在暗中操縱,將三倍於執監委員的候選名單「推薦」給大會,並私下收買選票。結果,新選出來的廣東省黨部僅只保留了劉爾崧、彭湃、楊匏安三名共產黨員,其餘均為清一色的國民黨右派分子。    
    對其他地方,陳果夫則採取視察與指導的辦法。他將一些極端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人物陸續派到各地擔任指導工作,整理黨務。如將段錫朋、鄭異派往江西,蕭錚、王宇春、葛武派往浙江,陳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省,當時沒有派人去,但陳果夫都分別電令這些地方的黨部派人到廣州來聽候指示,然後回去照此行事。還有些省市,陳果夫認為共產黨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導無濟於事,便乾脆將這些地方的黨部強行改組,換上忠於蔣陳的國民黨員。    
    如貴州省黨部改組後,即派張道藩前去主持;北京執行部改組後,即派吳鑄人、童冠賢等人前往主持;綏遠省黨部改組後,即派紀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黨部改組後,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當這些人員出發上任時,陳果夫都親自接見,進行訓話,要他們抵達任所後,盡快將共產黨人從各級黨部驅除,切實負起「救黨」責任。這些人到地方後,與當地反動軍官、民團,地主勾結起來,壓迫民眾,解散農民自衛軍和工人糾察隊,對各級黨部人員進行考核,排擠共產黨人,逐步改變地方國民黨的領導成分。    
    在整頓各級黨部的同時,陳果夫指令各地對國民黨員辦理重新登記,根據他的旨意,各地均按以下規定辦理:(一)全部黨員應在中央命令組織之黨部重新登記。    
    (二)登記機關指定省黨部,特別市黨部、縣黨部、市黨部。    
    (三)登記時間為三個月,但海外登記時間由海外黨部另行規定之。    
    (四)登記表格除原有之各項外,須特別聲明願遵守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    
    (五)曾經加入本黨所否認之政治團體,登記時須特別聲明與該政治團體脫離關係。    
    這些規定中,陳果夫特別強調最重要的是第四,第五兩條,這兩條中特別是第四條,從字面看來,堂而皇之,無可指責,但實際上,陳果夫是要求所有國民黨員必須擁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遵守他們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維護蔣介石的獨裁、控制黨員的所謂紀律。第五條更是赤裸裸地要求國民黨員反對共產黨、排斥共產黨、宣佈與共產黨脫離關係。1926年9月,在陳果夫的建議下,國民黨中央還公佈了《國民政府黨員違背誓言罪條例》,規定「黨員圖謀反革命內亂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處死刑」,「在職黨員違背黨義而犯罪者,永遠除名黨籍」,「知黨員犯罪而不舉發者,常人依違警法處罰,黨員以從犯論」。    
    陳果夫所採取的這些措施,不但使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擊了共產黨,使共產黨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對陳果夫的反共行為,多數共產黨員堅決反對,一些國民黨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陳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員也有人表示不滿,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參加了共產黨,派到西北的郭春濤也隨馮玉祥一去不返。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還自下而上地發出了「打倒新軍閥、提高黨權」的號召,在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黨權,反對獨裁的運動。


第二部分整理黨務(3)

    但由於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執行右傾投降主義,又一次妥協,完全接受了這些限制,屈從國民黨新右派的意志,使陳果夫的反共計劃一步步得逞,並成為以後大規模清黨運動的先導。    
    在陳果夫將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主要職務的共產黨員驅走之後,國民黨本身腐敗、無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充分暴露出來,組織發展停滯了,在群眾中的威望頓落千丈,官僚作風、軍閥作風,貪污現象、腐化行為充斥於各級黨部,原來那種生機勃勃的革命氣象沉寂下去,這個問題十分嚴峻地提到了國民黨當權者面前。    
    這時,蔣介石新右派還羽毛未豐,他們還不能完全控制國民黨,而且,北洋軍閥還沒有搞掉,他們必須有自己的人才。陳果夫對這一問題考慮得比較深刻,他認為清除共產黨後,必須充實國民黨的力量,而要充實國民黨的力量,必須花力氣培養新的人才。基於這一想法,他提出了開辦「黨政訓練所」,以培養國民黨各級黨政幹部的建議,他不辭勞苦,晝思夜想,親自擬定了《黨政訓練所設置辦法》,提請國民黨中央核准。陳果夫的建議得到蔣介石的嘉許,蔣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並任命他為黨政訓練所所長。    
    有了蔣介石的支持,陳果夫更是賣力地進行張羅,他對校址的選擇、師資的配備、學生的招考等方面都親自過問,十分仔細。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黨政訓練所」終於開學了。第一期招收學員100多人,大都是經過陳果夫精心挑選而來的。為了提高教學質量,陳果夫規定了極為嚴格的紀律,學生學習、生活全部實行軍事化行動,所學課程也是陳果夫親自選定,內容多為蔣介石等人的講話、國民黨的黨義和章程等。陳果夫還嫌不夠,時常親臨訓練所給學生講課,他躊躇滿志,一心要把這100多人培養成國民黨中的骨幹。    
    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由於工農革命運動的影響,由於共產黨人的細緻工作,不到一個月,黨政訓練所學生內部就發生了分化,大部分學生開始趨向進步、趨向革命。一些學生白天聽陳果夫的課,晚上就秘密傳閱進步刊物,學習共產黨人寫的文章,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暗中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反對陳果夫的專制教育,甚至還有少數人秘密參加了共產黨。    
    陳果夫發現這種情況後,氣急敗壞,他派出一些心腹暗中進行調查,結果,查出12名特別突出的學生,便認準他們是共產黨分子,學生中的分化肯定是他們從中作祟。於是,陳果夫毫不猶豫地「以思想行為不檢的理由公佈開除」,他以為這樣一來,學生害怕了,就會循規蹈矩,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事與願違,陳果夫越是壓制,學生對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越是濃厚,他們照樣看馬克思主義的書,照樣接近共產黨,後來竟發展為學生風潮。事情鬧大後,陳果夫乾脆撕破臉皮,請廣州公安局長李章達派軍警前來鎮壓。李章達為陳果夫舊時的同學,辛亥革命時曾共過患難,開始礙於面子,尚能協助解決。後來,李章達在共產黨人楊匏安的影響下,也對陳果夫的專制教育不滿,轉而同情學生。當第二次學生風潮再起時,無論陳果夫怎麼求助,李章達根本不理睬了。    
    陳果夫無奈,只好無限制地開除學生,「經過兩次風潮以後,開除的學生竟達半數」。越是開除學生,越是激起學生的不滿,他們再也不願花精力去讀蔣介石的講話、國民黨章程之類的東西,陳果夫沒有任何辦法,只好大大縮短了學習時間,草草結束了這期訓練班,然後將這幾十號人派往甘肅、福建、北京、南京等地工作。    
    這些學生到各地後,依然有很多人同情共產黨,積極參加大革命運動,為國民革命作出了貢獻。當然,也有一些人在陳果夫反共教育的熏陶下,成為頑固的反共分子,後來,在蔣介石背叛革命、反共清黨的逆流中,成為國民黨右派骨幹。    
    這期學生畢業後,陳果夫的黨政訓練所也就無法繼續開辦下去了,只好在長吁短歎中黯然收場。    
    


第二部分遷都之爭(1)

    1925至1926年上半年,國民革命的力量得到迅速發展,廣大工農群眾和愛國人民,迫切要求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結束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陳果夫、陳立夫也主張北伐,而且革命言詞激烈,實際上他們抱有通過北伐,進一步擴大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權勢的野心。1926年7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性質和意義,宣佈「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因此,北伐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及賣國軍閥。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誓師大會,北伐戰爭正式開始。    
    北伐戰爭開始後,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不到半年,國民革命軍就消滅了數倍於己的吳佩孚、孫傳芳的北洋軍隊,革命勢力席捲大半個中國,震撼了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使全國形勢由原來的北洋軍閥一統天下、革命勢力偏居一隅的局面,轉為國民黨領導的南方勢力與奉系軍閥北方統治南北對峙的態勢,軍閥勢力已是江河日下。    
    在大好的革命形勢下,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他們開始在革命勢力內部尋找代理人,這就使革命統一戰線發生分化,其內部的鬥爭也日趨激烈。矛盾首先在遷都問題上爆發出來。    
    當北伐軍攻克武昌、南昌,佔領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從廣州遷往武漢就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此時,蔣介石也力主遷都武漢。基於這種情況,1926年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召開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但後來,蔣介石看到兩湖地區工農運動日益高漲,革命出現生機勃勃的局面,便考慮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共同掌握武漢革命政權的情況下,他的各種反革命陰謀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蔣介石便一反前言,提出遷都南昌,反對遷都武漢的主張。    
    這時,陳果夫剛從上海秘密來到南昌,與其弟陳立夫一起,不離蔣介石的左右,他們與張群、張靜江等右派抱成一團,積極為蔣介石反共出謀劃策。他們極力贊成蔣介石遷都南昌的主張,並為其大造輿論。    
    為了幫助蔣介石擴充勢力,二陳以各種辦法,將一些擁護蔣介石的人拉進國民黨內。如1927年2月,陳果夫介紹陳佈雷加入國民黨,陳佈雷即為蔣介石起草了《告黃埔同學書》,為蔣的派系鬥爭服務。隨後,陳果夫又介紹潘公展加入國民黨,並將潘與陳佈雷派往上海,為遷都南昌、反對共產黨製造輿論。當時,共產黨員蔣先雲也在陳立夫手下的秘書處工作,蔣先雲是黃埔一期學生,是一個十分優秀的人才,由於是共產黨員,陳立夫總是千方百計排擠他。蔣先雲也不肯讓步,每天晚上,二人同睡一室,總是就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誰優誰劣進行爭論。後來,陳立夫竟直接向蔣介石匯報,誣蔣先雲偷竊文件,引起蔣介石注意。不久,蔣介石免掉蔣先雲機要秘書的職務。    
    二陳兄弟還分析了全國的革命形勢及南昌在全國政治經濟中的地位,並為蔣介石描繪了一幅發動反革命政變、一統天下的「美好」前景。他們認為,南昌雖然地理位置較為中心,但經濟並不發達,政治上也難以號召國人,將來發動政變應在經濟發達的上海,而南昌只能是目前反對遷都武漢的一個籌碼,遷都南昌也只是權宜之計。二陳描繪的藍圖果然吸引了蔣介石,他要二陳將注意力放在上海,為將來在上海發動政變作準備。有了蔣介石的旨意,二陳便加緊在上海進行政變的準備。他們代蔣密電上海,要陳佈雷、潘公展、虞洽卿一起秘密到南昌見蔣,會商北伐軍佔領上海後的有關黨政軍和涉外事宜的部署,計議策劃反共清黨。    
    有了這些秘密的準備,蔣介石在遷都問題上的態度更加強硬,在陳果夫、陳立夫的幫助下,蔣介石違背中央決議,以陰謀手段截留了途經南昌準備去武漢的第二批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其中包括代理國民政府主席譚延、代理國民黨中常會主席張靜江等,並於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開所謂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蔣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憑借軍事力量,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造成在南昌發號施令,壓制武漢的局面,進而發動政變,奪取革命的最高權力。    
    蔣介石的無理決定,受到了武漢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堅決抵制,他們一致要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照既定策略來鄂」。同時,為了緩和南昌與武漢的矛盾,武漢方面於1月26日決定派何香凝、顧孟余、鄧演達三人去南昌,敦促在贛的中央委員來漢。何香凝等到南昌後,分別找各位中央委員做工作,要求他們為了北伐的最後勝利,能顧全大局,迅速去漢。在形勢的壓力下,滯留在南昌的委員們也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遷都武漢,並表示剋日赴漢。 代理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首先表示願意盡快赴漢,他還主動做陳果夫的工作,他知道陳果夫與蔣介石的特殊關係,如果陳果夫的思想通了,對蔣介石的態度會發生重大影響。譚延認為,在武漢,共產黨人和鮑羅廷並不能起很大的作用,是「蔣先生看得太嚴重了」,武漢還是國民黨的天下,他希望陳果夫與他一起去武漢。


第二部分遷都之爭(2)

    此時,陳果夫為專門對付共產黨,為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做準備,已於2月10日辭去國民黨中央代理組織部長一職,改任國民黨中央政治設計局籌備委員、政治會議上海分會委員。為完成反共大業,他時刻注視著武漢方面的情況,也很想到武漢去走走,觀望一下武漢的形勢,但他不敢自作主張,即向蔣介石請示,並提出了去武漢的理由。他認為要與武漢方面作對,一定要摸清對方的虛實,掌握對方的情況,而在南昌隔岸觀火,是弄不清楚的,應該到武漢去看一看。蔣介石十分贊成陳果夫的看法,同意了他去武漢的請求,派他隨譚延等一起赴漢。    
    臨行前,蔣介石特地宴請譚延、陳果夫一行。席間,蔣氣恨恨地說:「鮑羅廷簡直是我們的統監,而非顧問了。今天武漢成了共產黨的天下,真是令人痛心!」他要陳果夫轉告武漢方面,他不能出席定於3月1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要求會議延期到3月12日召開,他霸道地說:「武漢方面能夠延期,便說明武漢方面有誠意。」陳果夫明明知道蔣介石是無理取鬧,卻也跟著蔣介石攻擊武漢方面排擠革命功勳,並表示一定把蔣的話轉告武漢方面,壓迫武漢方面將會議延期。    
    陳果夫一行從南昌先到九江,然後由九江坐輪船溯江而上。3月6日,譚延、陳果夫等抵達武漢,受到了中共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及武漢人民的熱烈歡迎。隨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行預備會議,討論召開二屆三中全會的有關事宜。會上,陳果夫將蔣介石不能如期來漢參加會議的意見轉告大會,併力主三中全會延期,等蔣到漢後再開會。他說,如蔣總司令不參加二屆三中全會,則會議的重要性會大大減弱。陳果夫的話還沒說完,便在會上引起了激烈地爭論,李烈鈞、譚延等附和陳果夫的意見,認為應該延期到蔣介石來漢開會為止。吳玉章、惲代英、彭澤民等則表示堅決反對,不同意會議延期,他們認為,召開二屆三中全會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下的,不能因個別人不參加會議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錯誤的。他們義正詞嚴地質問陳果夫:「現在口號打倒獨裁、打倒個人專政,因蔣,朱之不能來,而再展期開會,豈不犯了個人獨裁之嫌嗎?」陳果夫理屈辭窮,不能作答,十分尷尬。李烈鈞、譚延還要堅持己見,因看到多數人反對,只能作罷。    
    會議經過表決,一致通過決議,二屆三中全會如期在武漢舉行,並希望蔣介石能按時到漢參加會議。    
    陳果夫的無理要求沒有達到,他又氣又恨,卻又無回天之力扭轉局勢。會議後,也沒有多少人來理睬他,他獨自一人在旅館裡發呆,一種孤立感籠罩在他的心頭。3月10日下午2時,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開幕,陳果夫稱身體有病,拒絕參加。3月12日,是總理紀念會,他不好拒會,迫不得已,裝出一副病態十足的樣子參加了會議,會議中默不作聲,然後,又向會議主席請了病假。3月15日,他聽說全會決定取消由他主持的廣州、廣東、江西三處黨部的選舉,他原先所圈定的名單也被推翻,便氣不打一處來,再也顧不得有「病」在身,一反常態,精神抖擻地參加了會議。在會上,他多次發言,申辯原辦法不應推翻的種種理由,他說他的選舉方案是經過常會決定的,全會不應否定。陳果夫的發言當即受到與會者的駁斥,一些國民黨人士也不滿陳果夫的專橫,如彭澤民當即批評陳果夫圈定名單是獨裁行為,會議主席顧孟余也認為,常會決議案,全會完全可以否決。陳果夫還想申辯,但已經沒有人來理會他了,他只好氣急敗壞地退出了會場。    
    陳果夫並不甘心就此罷休,他回旅館後,即向譚延闓寫了一信,羅列一些子虛烏有的「事實」,告彭澤民貪污違法。第二天,譚延將陳果夫的信在大會上宣讀,即在會場上引起了一片混亂。這樣,一方面打擊了彭澤民,另一方面也分散了會議的注意力。但由於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努力,二屆三中全會還是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發揚了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產生了有中國共產黨人參加的武漢國民政府,取得了反對右派鬥爭的一次勝利。 陳果夫在二屆三中全會上的表演,撕去了他原來所謂「中派」的假面具,將其真右派的面目暴露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面前,也引起了武漢人民對他的不滿。三中全會召開後,武漢街頭出現了「打倒蔣介石、驅逐陳果夫」的標語。3月18日,武漢人民舉行盛大集會遊行。高呼「驅逐陳果夫」的口號,一時群情激憤,口號聲響徹大街小巷。此時的陳果夫,確實成了過街之鼠,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正在人叢中,可是沒有人認識我。但從此行止便格外秘密了。幾乎每天要換一個旅館,避免人家注意。」不久,蔣介石派人秘密到漢口通知陳果夫,要他趕緊離漢返滬,以謀更大的反革命叛變。於是,陳果夫急忙收拾行裝,於午夜2時,秘密登上一艘輪船,此時「鍾打五更夜正濃」,陳果夫在茫茫的夜色中,匆匆逃離武漢,前往上海。    
    


第二部分助紂為虐(1)

    1927年3月19日,陳立夫隨蔣介石到達安徽省安慶市,同行的還有楊虎,楊虎是安徽人。蔣介石的艦艇一到安慶,便有一些反共分子上船要求蔣對安徽的共產黨下手,蔣介石先不說話,楊虎猶豫不決,陳立夫則極力主張打擊安徽的共產黨。他說:「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如有任何差錯,一切由我協商負責。於是蔣介石派楊虎直接負責。    
    3月23日,蔣介石在出席安徽省黨部的歡迎會並作完演講離開後,楊虎便指揮國民黨軍隊搗毀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省農會籌備處,打死打傷10多人,造成安慶慘案。隨後蔣介石等到南京、上海,並電陳果夫也來上海。    
    陳果夫到達上海的時候,蔣介石正緊鑼密鼓地策劃發動反革命政變。為了使反革命政變披上合法的外衣,蔣介石指使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古應芬、李石曾於 1927年3月28日在上海開會,會上,吳稚暉誣蔑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謀叛國民黨,「為危害本黨及中國」,提出「應行糾察」。會議決定由吳稚暉擬其草案交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    
    陳果夫到上海後,與已隨蔣介石到達上海的陳立夫一起,積極參加各種秘密活動,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為反革命政變進行最後的準備。    
    陳立夫到上海後不久,周恩來便來拜訪。周恩來講,現在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應該保護工人的利益,上海的工人已經行動起來了,有組織的工人達60多萬,工人也應該配合國民革命軍。陳立夫滿口答應,表示「應該」。於是,周恩來提出,國民革命軍應該把宵禁的口令告訴工人組織,以免工人行動時,與國民革命軍發生誤會,引起衝突。但陳立夫堅決拒絕,因他知道,蔣介石已在暗中準備鎮壓工人運動,拿共產黨開刀。所以,任周恩來反覆要求,陳立夫就是不肯告訴。周恩來氣憤地說:「你們口裡說保護工人利益,實際上拿工人當異己,你真夠厲害。」雙方不歡而散。    
    4月2日下午,陳果夫、陳立夫隨蔣介石神情詭譎地來到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參加由蔣介石主持召開的秘密會議,他們到達的時候,何應欽、吳稚暉、李石曾、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等人早已等候在那兒,見面後,互致簡單的問候,蔣介石即宣佈會議開始。    
    首先是蔣介石發言,他板著臉,煞有介事地說明清黨反共,建都南京的原因。他說:北伐軍到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某些機關和某些人受到共產黨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清除出去,否則,國民黨就要被共產黨所篡奪。這裡,蔣介石把他蓄謀已久的反共叛變活動說成是為共產黨逼迫所致,是不得已而為之,完全是一副賊喊捉賊的流氓嘴臉。蔣介石的發言剛完,何應欽、吳稚暉等便鼓噪起來,他們從反共的立場出發,羅列一些歪曲事實的所謂「親身見聞」,加以渲染誇大,誣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革命運動,以此渲染「反共清黨」的氣氛。    
    陳果夫身穿長衫,長衫上又罩著一件小坎肩,活像一個錢莊的夥計,與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等身著戎裝的軍人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在會上發言很少,對其他人的講話總是饒有興趣地傾聽,邊聽邊在內心深深思考,怎樣協助蔣介石發動的這場旨在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政變,不但使共產黨在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毫無準備,而且在輿論上也必須先發制人,到時使共產黨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想到這裡,陳果夫嘴角邊露出一絲別人不能輕易發覺的冷笑。    
    至於陳立夫,雖然得到蔣介石的信任,主管秘書處的工作,但在吳稚暉等人的眼裡,不過是個乳臭未乾的青年娃娃,他還沒有資格在會上高談闊論。    
    會議在一片鼓噪聲中,一致同意了蔣介石的意見,這樣,「反共清黨」的「大政方針」最後決定下來。    
    這次會議只是確立了進行反革命政變的大政方針,陳果夫還嫌不夠,他建議蔣介石再召開一次會議,以商討政變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使其「合法化」。於是,蔣介石於4月5日上午在舊上海道尹公署樓上召開了秘密談話會,陳果夫顧不得連日「辛勞」,再次參加會議,另外還有柏文蔚、宋子文、李濟深、李宗仁、黃紹、白崇禧、古應芬、吳稚暉、張靜江等人。會議開始,依舊是蔣介石講話,他提出:為了使「反共清黨」合法化,必須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一個檢舉共產黨謀叛的呈文,咨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及地方軍事當局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這樣,軍事當局才可以對共產黨實行武力解決。陳果夫即向蔣介石報告了3月28日監察委員會開會的情況,說明正由吳稚暉在擬定呈文草案,蔣介石認為現在是非常時刻,擬定草案的速度要加快,而吳稚暉年老體衰,不能盡快完成,必須另派人協助,陳果夫當即表示自己願意參加進來,於是會議決定,由陳果夫協助吳稚暉,盡快拿出檢舉共產黨謀叛的呈文。    
    會後,陳果夫便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務,與吳稚暉一起躲進密室,炮製反共呈文。


第二部分助紂為虐(2)

    根據蔣介石的授意,陳果夫與吳稚暉冥思苦想,絞盡腦汁,終於製造出一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呈中央監察委員會文」。該文盜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偽造了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會記錄」,將4月2日的秘密會議冒稱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公推「根本沒有出席的蔡元培為會議主席,把到會的中監委人數僅佔全體中監委的1/4說成是2/3。    
    該呈文誣稱:「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鮑羅廷煽動而盤踞」,「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因此,「舉凡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尚聽其行使職權,恣為顛倒」。呈文後還附有包括鮑羅廷、陳獨秀、林祖涵、譚平山等在內的197人的名單,要求:「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致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蔣介石接到咨文後,喜不自勝,即發出佈告,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產黨連同國民黨內跨黨之共產黨員等有謀叛證據,……本總司令職司討伐,以維護地方秩序為要,如有借端擾動,有礙治安者,定當執法。」此時的蔣介石已是磨刀霍霍,凶相畢露,只等時機一到,便向人民開刀。    
    陳果夫生怕蔣介石在反共決策時延誤時間,他又與鄧澤如、吳稚暉、張靜江等人集結一起,進行密謀,決定通電全國,以敦促蔣介石把握時機,盡快反共。4月9日,陳果夫等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出所謂《護黨救國》通電,該電文顛倒黑白地舉出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的所謂十一大罪狀,認為這些「皆為武漢會議中所加於本黨之根本之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張大之本黨,有遍體創痍之觀」,並聳人聽聞地提出:「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眾,亦將何所寄托。」因此,要求國民黨「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懍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群起而一致反對共產黨。陳果夫等的這個是非混淆的通電煽動性極強,在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關鍵時刻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這個通電發出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公開叛變革命的政治準備就完成了最後一道手續,他們武力鎮壓共產黨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要將共產黨斬盡殺絕,首先就要知道誰是共產黨,因共產黨從來沒有將其黨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要分清誰是純粹的共產黨,誰是純粹的國民黨,是很困難的,蔣介石對此十分關心,要二陳想辦法。    
    陳立夫腦袋一轉,便想出一條詭計,他說:「惟一的辦法便是打鬥,因為一打起來,國民黨的人和共產黨的人自然就會分出鴻溝來,這個方法我們在安慶試過。    
    」陳立夫還沒說完,蔣介石便拍手叫好。於是,蔣介石命令浙江、江蘇、安徽等省的親信,組織打手,主動襲擊各地工會、農會、國民黨黨部,以此發現共產黨,然後一舉清除,於是,這些地方相繼出現反共逆流,白色恐怖從這些地方向全國蔓延。    
    為了試探武漢政府對其政變的反應,陳果夫建議,先向武漢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派駐上海的機構開刀。4月6日,蔣介石以總政治部人員「淆惑軍心,背叛主義」等莫須有的罪名,手令白崇禧查封了總政治部上海辦事處。而武漢方面漠然視之,這就使蔣介石更加肆無忌憚。這時,上海局勢十分混亂,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便組成了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蔣介石到上海後,即於3月29日下令解散了這個革命政權,臨時政府解散後,上海便成無政府狀態。為了控制上海的局勢,陳果夫再次向蔣介石獻計,他認為,要將上海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須盡快成立一個市政府,以取代被解散了的上海市臨時政府,這不僅可以消除共產黨對上海的影響,而且有利於「反共清黨」的進行。蔣介石聽從了陳果夫的建議,於4月8日指派陳果夫、吳稚暉、白崇禧等人成立了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陳果夫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獲此要職後,陳果夫即春風得意地走馬上任,在軍方的支持下,臨時政治委員會成為上海市最高權力機構,「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並指導當地黨務」。這就一舉篡奪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果實。蔣介石也就開始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了。4月12日,由蔣介石、陳果夫等發動的反革命政變開始,隨後向各地蔓延,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勢力遭到嚴重摧殘,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    
    陳果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助紂為虐,為蔣介石效盡犬馬之力,他的所作所為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一致反對。4月14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提出將蔣介石、張靜江、陳果夫開除黨籍。5月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第二屆常委會第十次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懲辦反動分子案》,決定開除陳果夫等7人的國民黨黨籍。但由於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影響,再加之後來汪精衛的七一五分共,這些決議未能實現。而陳氏兄弟卻在蔣家王朝中受到重用,一步一步爬上高位。


第二部分幕後台前(1)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不久,汪精衛也發動了七一五分共。在蔣、汪聯合鎮壓共產黨後,寧漢兩政府的合併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為了爭奪中央領導權,國民黨各派展開了激烈鬥爭,蔣介石一時成為眾矢之的。處於各種矛盾漩渦中的蔣介石不得不於8月13日離寧赴滬,14日,在上海發表辭職宣言,在一番「進退生死,一以黨之利益為依歸」的冠冕堂皇言辭下黯然下野。    
    對蔣介石的下野,二陳雖感十分惋惜,卻也無可奈何。8月14日,蔣介石要離滬到老家奉化溪口,陳果夫與張群親自護送返浙。在溪口,陳果夫陪蔣介石登武嶺,游剡溪,徜徉於高聳的危崖和瀠洄的流水之間,賞隔溪之綠竹,觀嶺上之蒼松,似乎其樂無窮。實際上,他們的心思,不在山水之間,他們在積極籌劃,準備蔣介石的重新上台。    
    蔣介石下野後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北洋軍閥孫傳芳領殘部偷襲京滬路龍潭一帶,南京局勢日漸緊張,陳果夫與陳立夫這時對南京方面採取不合作主義。當陳果夫陪蔣介石到奉化時,陳立夫退居上海。不久,陳果夫也來到上海。而南京方面因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吳倚滄病逝,電催陳果夫即到南京代理組織部部長職務。    
    對此,陳果夫大耍滑頭。他想,接受任命,對不起蔣介石,不接受任命,南京方面會任命其他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但卻一直呆在上海,遲遲不赴南京上任,致使組織部長雖有名而無其實,部內工作處於混亂之中。    
    此時的陳果夫與陳立夫正在上海緊鑼密鼓地開展擁蔣活動。他們上下串連,各方聯繫,逐漸聚集起一股強大的擁蔣勢力。    
    還在北伐戰爭時期,陳果夫與陳立夫為了反對國共合作,建立自己的嫡系勢力便與曾養甫、陳肇英等一些浙江籍國民黨員於1926年11月在廣東成立了一個組織——浙江革命同志會,這個組織以地域為紐帶,以擁蔣反共為目的,很快得到發展。後來,陳果夫隨蔣介石到南昌後,便與江西的反布爾什維克組織頭目段錫朋搞到一起,並使這兩個組織聯合起來,成為國民黨內右派勢力的核心組織。為了使這股右派勢力迅速控制整個國民黨,陳果夫經與蔣介石密謀後,便以中央組織部長的名義,將這個秘密組織成員委派為一些尚沒克復的省市黨部負責人,使這些地區一克復,便由他們的勢力控制起來。但北伐軍佔領南京、上海後,由於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北伐一度停止下來,於是,這些拿著空頭任命的人一時好夢難成,只好從廣州、武漢來到上海,尋找他們的主子,此時蔣介石與二陳都自身難保,豈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只能惺惺惜惺惺而已。但他們在同病相憐之中,也認識到了一個道理,即要想求得一官半職,必須蔣介石再起。而陳果夫與陳立夫也從這些散兵游勇中看到了東山再起的希望,於是極力鼓動他們聯合起來擁蔣。這樣,以二陳為中心,這股擁蔣的勢力抱成了一團。    
    9月28日,蔣介石為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偕張群一道赴日本訪問。還在下台之時,蔣介石在軍事上抓住黃埔系,把黃埔學生交給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朱紹良負責,以保持自己對軍事實力的控制權;在黨務上,則抓住陳果夫,讓他控制各地黨務幹部。在訪日前夕,蔣介石在上海召見了陳果夫與陳立夫,蔣介石希望陳立夫一起去日本,但陳立夫以身體健康欠佳,極需休息,且不懂日語為由沒有應允,蔣介石也不強求,只是向他們面授機宜,要求他們帶動擁蔣勢力大造聲勢,使南京陷於困境,並看準機會,實行反擊。對此,二陳心領神會。在蔣介石出訪日本後,他們更加緊了國內的擁蔣運動。    
    桂系白崇禧曾專門找到陳立夫,希望聘請陳擔任他的顧問,陳立夫因蔣介石下台,對政治沒什麼興趣,因此沒答應白崇禧聘任,他想放棄一切政務,重去當礦業工程師。雖然如此,他還是希望蔣介石有朝一日能上台,因此,在機要科交接時,蔣介石的機密文件、密碼及其他一些高度機密的文件沒有交出。然後離開南京,回到上海。    
    蔣介石的下野,促進了寧、漢、滬的合流。9月11日,寧、漢、滬三方中央黨部代表終於坐在了一起,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樞的寓所舉行談話會,經過三天討論,決定在國民黨三大前先成立特別委員會,「漢寧滬三方中央黨部將其職權委託於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委員32人,候補委員9人」。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後,正式在南京成立,決定接收寧漢滬的中央黨部及中央政治會議,改組國民政府,宣告「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監委之職權,改組國民政府」,「以前峙立三黨部均不復行使職權」。由於國民黨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均辭職,聲稱「各為故里游,一了百了」,使得黨務大權由西山會議派所掌握,謝持、居正、林森、張繼、鄒魯等人均進入32人的特委會,謝持居然成為特委會3名常委之一。軍政大權則操於桂系之手。    
    時刻窺測南京動向的陳果夫與陳立夫見時機來到,便率滯留在上海的那幫擁蔣勢力揭起了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旗幟,儘管陳果夫已被特別委員會推為農民部委員,但他表示決不就職,而將主要精力放在擁蔣上台方面。為了使他們反對南京方面的行動形成一股有綱領的政治力量,二陳經過多次策劃後,於11月初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取名為「中央俱樂部」。因其英文縮寫是CC(英文為Central Club),故該組織也簡稱為CC。中央俱樂部以反對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為名,實際上是以擁蔣、反共、清黨為主要職責。


第二部分幕後台前(2)

    二陳兄弟表面上搞得似乎很熱鬧,而實際上是一個架子。中央俱樂部開始成立時,就只有滯留上海的一些人,加上鄰近上海的一些省區黨部骨幹,計不到40人,「以浙江、江蘇、山東、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黨部執行委員張強、洪陸東、許紹棣、潘公展、苗培成、馬元放、鄭異(後以字行,名鄭亦同)、蕭錚、程天放等為主幹……並擁護戴季陶、丁惟汾、陳果夫等為領導人,負指揮責任」。戴季陶和丁惟汾雖然被推為中央俱樂部領導人,但卻很少參與其活動,其主要負責的實際上是陳果夫與陳立夫。在二陳的領導下,其成員主要通過在一些刊物上寫文章,反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為蔣介石上台大造輿論,如陳果夫當時與戴季陶等人創辦的《新生命雜誌》,就是作為其宣傳的陣地。    
    正當二陳兄弟為擁蔣上台多方奔走,大力鼓噪的時候,蔣介石也完成了在國外的活動,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於11月10日回到上海。蔣介石對二陳的舉動給予了讚揚,並要求他們把活動開展到南京去。於是,陳果夫專程來到南京。這時,南京方面已發生桂系與汪派爭奪中央權力的鬥爭,導致桂系出兵討唐,並擊敗唐生智。11月22日,陳果夫運動一些國民黨人舉行「慶祝討唐勝利大會」,實際上,矛頭直指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通過促開四中全會,擁護蔣總司令復職,打倒中央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等議案。會後還舉行了遊行,結果遭到西山會議派分子葛健所指使的軍隊槍擊,擊斃4人,傷20多人,這次事件使中央特別委員會和西山會議派聲名狼藉。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帶領陳立夫等人,得意洋洋地回到南京「主持大計」。1月6日,在蔣介石的指揮下,譚延闓、陳果夫、丁惟汾接收了中央特別委員會。7日,中央黨部正式辦公,特委會宣告取消。9日,蔣介石向全國通電,宣告復職,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中央組織部長等職。    
    對二陳兄弟在擁蔣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耿耿忠心,蔣介石當然不會忘懷,他認為二陳是經過患難的忠臣,因而,對他們更加信任。此後,陳立夫繼續留在身邊參與機密事宜,陳果夫仍然回到組織部任副部長,並代行部長職權。    
    至於為擁蔣上台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中央俱樂部成員,也都一一被蔣介石委以重任,將他們分派到一些地方省市擔任黨部負責人,去取代汪派或西山會議派在各地的勢力。於是這些人也就皆大歡喜地分赴各地上任。這樣一來,中央俱樂部似乎煙消雲散了。其實不然,二陳由於掌握了中央組織部的大權,更加緊了對這些人的控制,而這些人也體會到,只有服從二陳,他們的烏紗帽才能保住,而且還可以陞官晉爵。因此,這股擁蔣反共勢力更加緊密地抱成一團,他們除了繼續擁護蔣介石,排斥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外,更主要的是開展反共活動。他們主持各地的清黨委員會,大肆迫害和摧殘共產黨人與各級組織,在政治上起了更加反動的作用。在二陳兄弟炙手可熱的權勢下,人們開始把CC解釋為二陳(陳字英文譯音的第一個字母是C)的簡稱,CC系也就成為以二陳為首領的國民黨內一大派系,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嫡系。    
    


第二部分「清黨」運動(1)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即開始在上海、廣東、廣西、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等省市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清黨」運動,在「清黨」運動中,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慘遭殺害。    
    蔣介石崛起於軍界,在黨方可以說毫無基礎,這也就造成二陳兄弟在國民黨中地位迅速上升。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成立兩個權力很大的委員會,一個叫中央宣傳委員會、一個叫中央組織委員會,陳果夫分別成為這兩個委員會的委員,並且具體負責主持「清黨」活動,領導各級清黨委員會,專門對付共產黨人。    
    4月底,蔣介石在第一期「清黨」的基礎上又開始第二期「清黨」,他認為,第一期「清黨」雖「以極敏捷嚴厲之手腕,撲滅共產黨徒之逆謀,摒除共產黨徒於黨外」,但並沒有將共產黨斬盡殺絕,「各地仍有該黨餘孽暗中活動,或仍匿居舊時共產黨機關,藉口已經改組,巧自粉飾,或插入新興團體,從中搗亂」,因此,還必須繼續清黨。    
    對於「清黨」運動,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極力贊成,他們認為,光從中央機關清除共產黨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國民黨各基層組織中,清除隱藏的共產黨,這樣才能徹底消滅共產黨。陳果夫此時已不在組織部任職,其代理組織部長一職由他推薦右派人物吳倚滄擔任,組織部的大權仍然由他所控制。7月,蔣介石指令成立全國「清黨委員會」,陳果夫、陳立夫都沒有在委員會中擔任職務,但他仍極力把自己的親信安插進「清黨委員會」,在7名「清黨」委員中,就有曾養甫、段錫朋、吳倚滄、鄭異、肖佛成等5人是他們所信用的人,對他們是惟馬首是瞻,所以,二陳兄弟實際上是「清黨」運動的主持者。    
    「清黨委員會」成立後,在二陳指揮下進行工作,陳果夫事事過問,事事插手,整個「清黨」的程序,由他一手安排,以至蔣介石下野後,陳果夫依然能暗中操縱各地的「清黨」運動。    
    1928年初,蔣介石重新上台,他接受陳果夫的建議,其首要任務仍然是繼續「清黨」,「乃欲移其勢力之重心於黨部」,基於此目的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就是要使「清黨」的理論、組織、方法、程序更加完備,更加系統,更加嚴密。    
    在二屆四中全會上,陳果夫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他多次發言,陳述自己對「清黨」的主張,他強調,要使「清黨」運動收到實效,必須與整理黨務結合起來,把整理黨務作為「清黨」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以前雖然也整理過黨務,但收效不大,這次應該徹底整理,為此,他與蔣介石、丁惟汾一起擬定了一個整理黨務的提案交會議討論。他還強調,要為「清黨」制定法律條文,基於此,他還與蔡元培等提出了《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等,陳果夫參加擬定的提案幾乎佔了會議所有提案的一半,這些提案,對「清黨」的理論、方法、程序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為什麼要繼續「清黨」呢?陳果夫等認為:「清黨時間倏逾半年,共產黨之逆跡固以大暴國中,本黨之精神亦日就淹沒」,現在國民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所持理論均沿用過去國共合作時的一套,「是昔者以共產黨操縱國民黨,今則以國民黨繼承共產黨」,因此,「非將容共期中之理論與方法,一舉清之不可」。繼續「清黨」就是要清除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    
    如何「清黨」,整理黨務呢?陳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體的佈置。    
    第一,關於基本理論。陳果夫等攻擊共產黨的理論「為破壞,為階級鬥爭,為反科學,為虛偽不擇手段,為以民眾為工具,為分裂三民主義為三個一民主義,為造成全民恐怖,為使中國產業由落後而至於絕滅,為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取得平等優裕之機會,為打破國民革命軍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要徹底清除,「一反其義」。他們提出國民黨要樹立自己的理論,即樹立被他們篡改了革命內容的「三民主義」,為此,要「制定管理黨報及黨的一切刊物條例」,以利於宣傳「三民主義」。    
    第二,關於組織。陳果夫等主張:「廢除容共期內一切民眾運動方式」;「嚴厲取締農工間武裝集團及潛伏暴動性之秘密結合」;「各地畸形農工集團一概取消」;「取消省黨部以下一切畸形、殘破的黨部」;「省黨部未正式成立時,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記委員,專辦全省黨員登記,限期完成整理黨籍工作」,「廢止中央及各級之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設組織、宣傳、訓練三部,於必要時得設特種委員會輔助之」;「厲行監察委員會職權,監察委員會得指導中央及地方特種刑事法庭」。    
    第三,關於整理黨務的方法。陳果夫等提出:整理黨務要經過四個階段,即總登記、總考查、徹底訓練、徹底改組各級黨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員會,考查各地曾任省級及與省同級黨部的委員;再由中央選派指導員組織各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然後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選派指導員組織各縣市的黨務指導委員會,分級考查各地的國民黨員。凡經登記合格者為預備黨員;凡經考查合格者為正式黨員;凡經長期考查與訓練合格者為基本黨員,在此基礎上成立各地的國民黨黨部。


第二部分「清黨」運動(2)

    這些「清黨」的方案提出後,陳果夫不遺餘力,在會議的各種場合反覆解釋、說明,使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他們的提案。會議決定首先改組國民黨中央機構,開除撤銷共產黨員和所謂「附逆」共產黨的譚平山等人的國民黨籍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職務,選舉蔣介石等36人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國民黨中央取消農民、工人等五個部,只設組織、宣傳、訓練三個部,並決定對各地的國民黨黨部進行整理,對黨員重新登記。陳果夫由於在全會上的出色表現,他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在會議閉幕後,他又被任命為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常委,主持該委員會的工作。    
    二屆四中全會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即著手對國民黨各級組織進行整理,他們發誓要「將共黨遺留作風一掃而空」。整理的第一步便是向各地派出黨務指導員。他們找來張道藩、余井塘等人進行密謀,決定從反共人物中選拔黨務指導員。    
    為此,他們對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內一些極右派人物逐一進行考查,凡是積極反共的人都被挑選出來,作為黨務指導員的人選。然後,讓這些人參加中央組織部的各項工作和各種會議,使他們熟悉環境,並從中觀察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工作能力。按二陳的要求,「必須具有忠於國家民族,忠於本黨主義,認識共黨陰謀,忠於領袖的真誠才行」,簡言之,只要具備反對共產黨,忠於蔣介石這兩條就行了。    
    經過兩個月的悉心考查後,二陳便從這批人選中挑出一些思想反共而又忠於他們的國民黨人,委派為黨務指導員,將他們派往各地去執行「清黨」任務。二陳對此十分重視,在這些黨務指導員出發之前,都親自召見,反覆交待。他們要求黨務指導員到各地後,再進行認真考核,選擇一批堅定的反共分子到各縣市擔任黨務指導員,所有各地的黨務整理和「清黨」運動,統統由黨務指導員負責進行。    
    這些黨務指導員到各地後,秉承二陳的旨意,迅速開展工作,對各地的黨部進行解散、改組、重建,將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逐出黨部,換上二陳所指定的人,到1933年,各地主掌黨權的基本上是二陳的親信。如天津市,陳果夫派傅作義、苗培成、劉不同作為黨務指導員到達後,即將天津市黨部全部改組,二陳的親信邵華,馬亮、邵漢元、時子周等,都被塞進市黨部,市黨部下的各基層組織也換上了他們的人。還有,如「江蘇為馬元放;浙江為張強、許紹棣、羅霞天、方青儒、鄭異、葉溯中、胡健中;安徽為佘凌雲、張德流、魏壽永;湖北為艾毓英、楊錦昱等;江西為王冠英、劉家樹、李中襄;河北為陳訪先、詹朝陽、胡夢華;山東為趙偉民等;河南為陳泮嶺、王星舟、李敬齋與張廷休;陝西為宋志先等;甘肅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龍江為王憲章、王秉鈞等;察哈爾為馬亮、劉誠宣、郭育愷等;綏遠為趙允義、陳國英等;寧夏為沈德仁;青海為燕化棠、方少雲、李天民;南京為方治;上海為潘公展、童行白、陶百川、陸京士、吳開先;北平市為陳石泉、龐鏡塘;青島為李漢鳴等;漢口為李冀中、吳企雲、單成儀等」。這樣,全國各省市的國民黨組織已被二陳兄弟所掌握。    
    整理黨務的第二步,便是對國民黨員重新進行登記,這一次比1926年陳果夫接收組織部時所進行的登記更加廣泛、更加嚴格。根據二陳的命令:「各地各級黨部,一律暫停活動,聽候中央派員整理,所有黨員一律重新登記。」並要求所有國民黨員「必須絕對遵守紀律」,「不得違反黨綱、黨章及一切決議案之主張」,「必須絕對服從黨部之決議及命令」,聽候審查。    
    在各地黨務指導員的部署下,所有國民黨員一律填交審查表。審查表中,有關於政治信仰的欄目,根據二陳的指令,在此欄目中,要求回答對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並加以區別,以此來測驗填表者的政治傾向,這是決定其登記與否的一項重要標準。然後對這些黨員開展調查,進行評審,凡有共產黨嫌疑或親共言行的,皆由軍警和行政機關配合,進行審查、緝拿或清除。這是對共產黨和其他非蔣勢力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    
    陳果夫、陳立夫對於派員到各地主持「清黨」工作,總是不那麼放心,生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因此,兄弟倆常常不辭勞苦,親臨各地去巡視,指導當地的「清黨」運動。特別是對華北、東北地區,陳果夫最不放心,他考慮到這些地方原是張作霖的領地,國民黨勢力不強,現在剛剛平定,恐怕共產黨乘機插入其中進行活動,因此,他把北方地區作為開展黨務的重點。1929年夏天,陳果夫親自到了北平。    
    一些新聞記者知道陳果夫是國民黨內的新權貴,蔣介石的親信人物,這次來北平一定有重大任務,便紛紛來到陳果夫下榻的旅館,想進行採訪。陳果夫知道,他所主持的「清黨」運動是不得人心的,他此行的任務是秘密的,他本身的工作更是特務性質的,因此,儘管記者多次提出採訪要求,他都一概回絕,拒不接見。    
    一天,陳果夫出席張學良舉行的宴會,他興致沖沖,十分瀟灑地步入餐廳,剛進大門,便被早就守候在那裡的一群新聞記者包圍起來,陳果夫再也逃脫不了,他看看表,離入席的時間還有十幾分鐘,心裡十分著急,突然,他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於是,陳果夫滿臉堆笑,先入為主地詢問那些記者在什麼報館工作,報紙發行的情況,編輯工作的情況,甚至問到了廣告業務等等,好不容易,拖到了宴會入席的時間,陳果夫即站起來,收斂笑容,冷冰冰地說道:「對不起,我要入席了。」說完,便把一群記者丟下,逕自走了。事後,陳果夫得意了好幾天,他說:「他們對我一無所得,而我反做了新聞記者的新聞記者了。」實際上,這正說明陳果夫做賊心虛,他的所謂「清黨」運動,整理黨務,說穿了,就是殘害共產黨,殘害人民的代名詞。    
    正是二陳所主持的這種反革命「清黨」運動和整理黨務中,又有無數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例如,在廣州『四一五』和以後,殺害了蕭楚女、熊雄、孫炳文、安體誠等。過了幾年,還把韓麟符在天津捕殺。又長期關押黃埔軍校第五、六期的學生多人……在其他各省市,持續一二年之久,還在多方進行迫害,必至置諸監獄而後已,就全國範圍而論,被害的人數,竟至數以萬計」。許多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革命群眾團體被野蠻地破壞。同時,通過所謂的整理黨務,完全改變了孫中山親手創建的國民黨的性質,國民黨日益被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陳果夫、陳立夫逐步控制了國民黨,他們的勢力也日益膨脹起來。    
    


第二部分網羅「人才」(1)

    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南京國民政府,在這個國家政權中,實施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他必須控制國民黨,因此,他對國民黨的理論、組織等方面的建設十分關心,表示:「繼今以往,本黨必益當努力於黨權之集中,組織之精密,紀律之森嚴,信仰之統一,凡別有結合別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當在所必除。」陳果夫、陳立夫對蔣介石的意圖心領神會,他們根據「清黨」運動和整理黨務中出現的問題,積極為蔣介石出謀劃策。陳果夫認為,要實行國民黨的專制政治,一方面要以武力剪除國內一切異黨,特別是共產黨及其進步力量;另一方面要進行反共宣傳,以開化全國民心。而這兩方面的進行,都需培養大批反共「人才」。陳果夫看到,共產黨中有很多人才,因此在國共合作時,成為國民黨各級組織中的骨幹,「清黨」後,共產黨人被除掉,各級組織也癱瘓了,另外,國民黨中一些人因深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而立場游移,態度曖昧,不能勝任反共的責任,這樣,國民黨中人才匱乏的問題便十分突出地顯露出來。因此,陳果夫認為,要完成「清黨」反共的任務,要推行一黨專制的政治,必須培養一批新的國民黨骨幹分子。為此,陳果夫專門請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共同磋商培養黨國「人才」大計,戴、丁二人對陳果夫的想法深表同意,但一時拿不出培養人才的具體方案。陳果夫便提出,將以前黨政訓練所恢復,並擴大其規模,以此為基礎,創辦一所中央黨務學校,以培養高級黨務人才為主要宗旨,使之和培養軍事人才的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國民黨一文一武兩個專門學校。    
    陳果夫的提議一出,即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的一致贊同,於是,他們便對黨務學校的辦學宗旨、辦法及招生,師資、校址等問題進行了商討,形成意見後,擬成詳細的書面建議,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看了書面建議後十分高興,他當面誇獎陳果夫具有遠見卓識的頭腦,並即指令有關當局盡快付諸實踐。1927年5月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決議,正式在南京設立中央黨務學校,直屬國民黨中央黨部管理。蔣介石為了表示他對黨務學校的重視,親自擔任校長,並任命戴季陶為教務主任,丁惟汾為訓育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由於蔣介石是國民黨的總裁,事務諸多,戴季陶和丁惟汾也各有自己的具體工作,都只是掛名而已,實際上,中央黨務學校的一切大權由陳果夫一人總攬。    
    陳果夫比當年辦黨政訓練所時的興致更高,他拿著蔣介石的上方寶劍,到國民黨各部門要錢要人,十分順利,他親自選定校址,大興土木,蓋起了十分講究的房舍。他各方羅致,聘請了一些頑固反共的國民黨分子充任學校師資。他親自參加招生錄取工作,從當時2000多名報考者中,經過嚴格口試筆試,錄取了340名學生。經過幾個月緊張的籌備後,中央黨務學校正式開張了。    
    針對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國民黨內派系林立,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威信掃地的情況,陳果夫主持的中央黨務學校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凝聚力和對蔣介石的忠順精神,他親自為學校制定了「親愛精誠」的校訓,意思是要求學生親愛團結,精誠一致,擁護蔣介石,形成國民黨內以蔣陳為代表的新右派勢力。    
    為了將學生培養成他們所希望的黨國人才,陳果夫為中央黨務學校確立了以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為主的教學內容。所謂政治訓練,即加強對學生的思想和言論的控制,主要是以蔣介石的言論和戴季陶主義教育學生,通過這些反共教育,培養學生仇視共產黨、仇視革命的情緒與精神。同時,還訓練學生主持會議、控制會場、指定發言、公眾演講等多種智能,以利將來從事各種反共工作。所謂軍事訓練即將學生的學習、生活均納入軍事管理中,並進行軍校學生所必須的訓練。陳果夫將全校的學生編為三個區隊,每區隊再編為三個分隊,分別選派中央軍校畢業的學生擔任區隊長和區分隊長,負責軍事訓練和管理。平時,除訓練學生集合、隊列、出操、瞄準、投彈、械鬥等基本功外,特別注重培養「軍人魂」,即蔣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經過陳果夫近一年的苦心培育,到1928年6月,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學生340人中,除60多人因反共立場不堅定,對蔣介石忠誠不夠,或身體、家庭狀況不佳等原因不能畢業外,274名學生被認為成績「合格」,准予畢業、被分配到中央及各省市從事「清黨」反共工作。陳果夫對這一期畢業生十分重視,學生畢業時,他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並發表長篇演說,殷殷期望這批學生到各地後努力工作,為反共大業盡忠效力。對一些重點學生,他又是拍照留影,又是親自召見,可謂用心之良苦。他還挖空心思,為畢業學生紀念冊寫了長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感慨萬端,合盤道出了他辦中央黨務學校的初衷:「當斯時也,北伐之功未竟,黨務之糾紛以起,在湘、鄂、贛則有共產黨之擾亂,為本黨心腹之大患;有長江下游諸省,則因黨務幹部人才之缺乏,使黨務不能隨軍事勢力進展,而空虛散漫之象以生。本黨至此,非毅然清共,不能挽回革命之危機;非鞏固黨基,亦無以達革命成功之目的,於是中央有設立本校之決議,蓋深信黨務較軍事尤為重要——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無黃埔;欲推進黨務之發展,更不可無一般曾經充分訓練之黨員,充實各級黨部,鞏固本黨之組織。」在陳果夫看來,在蔣介石已完全控制軍事力量後,黨務比軍事更為重要,而辦好黨務,就要有一大批國民黨黨務人才,這批黨務人才既要信仰「三民主義」、忠於蔣介石,又要有組織能力和其他方面廣博的知識,由他們充任國民黨各級黨部負責人,就可以振興國民黨。


第二部分網羅「人才」(2)

    這一期學生果然也不負陳果夫所望,他們到各地後,為充實國民黨各級組織,為各地的「清黨」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蔣介石也更加信任陳果夫,更加重視中央黨務學校,從各方面給予中央黨務學校更多的支持。    
    1929年6月,蔣介石以為天下大定,為適應他國家政治進入訓政時期的需要,他要求陳果夫的黨務學校培養更多的訓政人才。蔣介石旨意一下,陳果夫立即行動起來,他再三考慮後,提議中央黨務學校為名正言順,應該更名,這一提議得到蔣介石的批准。於是,將中央黨務學校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學制四年,主要任務為培養黨務人才和訓政人才。為了表示對政治學校的重視,蔣介石繼續擔任學校校長,並任命丁惟汾為教育長。學校還增設了校務委員會,陳果夫為校務委員之一,後來乾脆取代丁惟汾擔任了教育長,實際上,中央政治學校仍然是陳果夫統治的獨立王國。    
    中央政治學校成立後不久,陳果夫為了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勢力,便將其弟陳立夫也拉入校內,擔任了校務委員,二陳聯手辦校,權傾一時,中央政治學校實際上成了陳氏學校。正如當年在此校工作過的人所指出的那樣:「到『中央政治學校』時,一切實權都抓到了陳果夫、陳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稱這個學校是屬於CC派的。」陳果夫、陳立夫雖然對中央政治學校大權在握,在國民黨其他要人面前可以趾高氣揚,可在蔣介石面前卻不敢功高震主,他們處處表現出謙恭謹慎、溫馴賢良,而且時時都在揣摩蔣介石的心態,以便確定自己的行動來討蔣介石的歡心。他們深知蔣介石辦中央政治學校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蔣氏勢力和反共人才,因此,他們一切惟蔣介石命令是從,而且經常把蔣介石請到學校來,對學生發表演講,給予指示。蔣介石則從不推辭,每逢學校重大集會如校慶、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等時刻,他都必來學校,或者對學生訓話,或者對教職工指示,每次總是大同小異,老生常談。蔣介石強調:「政治的現狀不好,力量不夠,乃因政治人才缺乏,政校即為造成黨的政治人才而設。」他要求中央政治學校「一定要有嚴格的訓練,像黃埔一樣的學校,訓練出一批幹部人才……」一般人聽了味同嚼蠟,而二陳卻奉為聖旨,並嚴格加以執行。    
    二陳除了請蔣介石來校作指示外,他們還經常去晉見蔣介石,向蔣介石報告中央政校的工作,請求指示,蔣介石也多次向二陳面諭,或者寫信給二陳,指示政校工作。1932年,蔣介石給陳果夫、陳立夫等人寫信,規定「中央軍校與中央政校,為本黨教育幹部之基本工作,課程雖有不同,而精神則無二致」,因此,他要求「……二校切實聯絡,打成一片,而二校間之學生精神與情感,更須團結無間,是二校教職員之責任,尤為重大」。    
    不管是蔣介石的訓示也好,還是面諭也好,或者是函示也好,二陳兄弟都惟命是從,堅決照辦。他們遵照蔣介石的旨意,為了使中央政治學校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培養國民黨幹部的基地,勞心費神,想了很多辦法,出了很多主意,大從學校的培養目標、招生原則,小到科系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都作了硬性規定。表面看起來,中央政治學校科系分明,章程儼然,實際上卻是一個包羅萬象,五花八門,不倫不類的大雜燴,與其說是個學校,不如說是個臃腫的機關。    
    在二陳的直接干預下,中央政治學校設置了許多大學所沒有或少有的機構,如公務員訓練部、專修科、附屬學院、學校及研究部等,科系中還設置行政系、外交系等。學校對師生的管理十分嚴格,採取層層控制的辦法。在教育長以下,分教育處、訓導處、總務處、公務員訓練部、研究部、畢業生指導部、軍訓總隊部等等,各處都設有主任和副主任,處以下再設科,科有科長和副科長。各執其事,各負其責,完全是一個行政衙門的官僚組織,將一切權力都集中於教育長一人之手,即集中於陳果夫一人之手。    
    正是在這層層控制之下,學生像奴隸似地集中在學校,實行軍事管理,一切言論行動都聽從學校指揮,稍有越軌,即行處置,如有某種進步言行,則堅決開除。    
    有一次,學校內有三名學生在閒談時,對國民黨「圍剿」紅軍、壓迫民眾的政策略有微辭,很快被學生中的奸細告之學校,校方二話沒說,即以「共產黨」罪名宣佈予以開除。有位具有正義感的教師覺得處理太重,便找到陳果夫,向他說情,希望校方能寬恕這三名學生,但陳果夫滿臉冰霜,對此毫不通情,他眉頭緊鎖,一字一頓地說:「學生好比一筐廣柑,這三個學生好比是三個爛廣柑。爛廣柑一定得拿掉,否則就會影響別的。」這位教師再三懇求也無效,只好怏怏而退。    
    另外,對一些違反紀律的學生,校方也不問青紅皂白,予以重罰。陳果夫常對學生講:「學生在中央政校既是學生,也是士兵,誰要不守紀律,即按軍法處置。


第二部分網羅「人才」(3)

    一些學生往往稍有不慎,就會糊里糊塗地受到學校「軍訓總隊部」的懲罰。有一年夏天,天氣十分炎熱,校方要求中午睡午覺,一名學生在宿舍裡難得入睡,便出來走走,他信步進入大禮堂,覺得裡面十分涼爽,便在禮堂的長凳上睡著了,結果被校方發現,將這個學生叫到軍訓總隊部,予以嚴厲斥責,說他在禮堂睡覺是違反紀律,有傷風化。這個學生不服氣,認為僅在禮堂躺了一下,無傷大雅,便與該部負責人發生爭論,結果,陳果夫知道後,大發雷霆,指示校方,以「目無長官」的罪名將這名學生開除。    
    陳果夫、陳立夫還深恐學生不能成為他們所希望的「人才」,除了加強對學生的控制外,還經常向學生發表演講、訓話,並將學生找到家中或辦公室裡,進行個別訓示、引導,以籠絡學生。當中央政治學校第一期開學時,陳果夫正發胃病,但他還是忍著疼痛向學生發表講話,在講話中,他特別強調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對學校十分重視,說什麼:「中央對於這個學校,期望甚殷,希望諸位受到三民主義的高等教育,將來負擔實踐主義的責任。」這裡,陳果夫所說的三民主義,實質上是蔣介石的新專制主義,負擔實踐主義的責任,即是說明中央政治學校要將學生培養成實施蔣介石新專制主義的骨幹「人才」。    
    在陳果夫、陳立夫的慘淡經營下,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一屆屆畢業,走向了國民黨各級黨部和各級行政部門,成為蔣介石統治各地的基本力量。同時,二陳也通過這些學生將自己的勢力滲透到國民黨各級黨部和政府機關。開始,他們以控制各級黨部為重點,後來,在把持黨務的同時,也向政府滲透。1932年,二陳曾向他們的親信訓示:「我們要設法轉到各級省政府民政部門,因為民政廳管轄各縣,既可以保薦縣長,又可以直接指揮各縣,使民政部門黨化,把黨融化於民政部門內。民政部門黨化後,黨部就可在背後發號施令,勿需正面出現。」於是,他們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廳,然後將120多名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派往那裡,以佐治員的身份參加各縣縣政工作,實際上控制了浙江所有縣的黨政大權。在其他一些省,他們也採取了類似辦法,達到了控制這些省黨政大權的目的。中央政治學校的歷屆畢業生,便成為二陳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當時社會上就普遍的說,「中央政治學校出來的學生,腦門上都刻著CC兩個字」。如果說,當年蔣介石通過辦黃埔軍校控制了國民黨軍隊,那麼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則通過辦中央政治學校而控制了國民黨,他們在國民黨內的勢力越來越大。


第二部分三全大會(1)

    根據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將於1929年初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對這一次大會特別重視。因為蔣介石雖然通過二中全會復出,取得了黨政軍大權,但並沒有在國民黨統治上確立其政治領袖的地位。蔣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打擊反蔣派系,形成自己的一統天下。因此整個會議的籌備活動都在蔣的直接指導下進行,而具體擔任籌備工作的則是陳果夫。蔣要求陳果夫結合各地整理黨務、實行「清黨」的情況,籌備好三全大會。    
    二陳兄弟對三全大會都抱有很大希望,但陳立夫認為自己太年輕,要在國民黨中央獲取權力還為時尚早,心情要坦然些。而陳果夫則不同,還在二全大會時,就靠蔣介石的全力提攜,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現在考慮的是,在三全大會上怎樣鞏固已有地位,並得到進一步躍升。因此,陳果夫對蔣交給自己的籌備三全大會的任務,既感到榮幸,又感到艱巨,他必須抓住這一契機,通過三全大會的召開,既確立蔣介石的黨統地位,又確立自己在國民黨中央的特殊優勢。    
    但要真正按蔣、陳的意願開好三全大會,並非易事。陳果夫首先分析了國民黨內各派勢力此消彼長的大勢,認為胡漢民、汪精衛、西山會議派、蔣介石這四大柱頭中,西山會議派經二屆四中全會的打擊,已是銳氣盡傷,已無與蔣爭鋒的能力;胡漢民雖在黨內有很高的政治聲望,深厚的革命資歷,很強的理論水平,但自廖案後,長期遠離政治中樞,勢力已大不如前,尚不能對蔣構成威脅;只有汪精衛,自孫中山逝世後,一直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居,而其資歷、才幹、聲譽也非蔣所能比,特別是手下聚集著一批中央高層幹部,如顧孟余、陳公博、王法勤、王樂平、郭春濤、白雲梯等,形成人多勢眾、陣容強大的局面,不可小覷,這是三全大會上能夠對蔣構成威脅的最大一支力量。    
    根據以上分析,陳果夫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聯合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孫科太子派等,組成一個聯合的但以蔣為主體的政治中樞的方案,目的就是為了排斥汪精衛派。在將汪派人物擠出中央後,再對聯合體中的各派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以逐步形成蔣陳對國民黨的完全控制。對陳果夫的這個方案,蔣介石正在醞釀時,便遭到了黨內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對,丁惟汾繫在國民黨中央並沒多大力量,但在基層黨部卻有相當實力,他們本來就想借三全大會大舉進軍中央,佔據中央高位,而陳果夫的方案斷了他們的路,丁派當然要群起反對了。    
    丁派的反對反而引起了陳果夫的警惕,因為按國民黨黨章的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由各地基層黨部選舉產生,而各基層黨部雖經「清黨」,大部分還為丁派掌握,如果基層黨部操縱選舉,那麼大量丁派人物會成為代表擁進三全大會,更不堪設想的是丁派與汪派聯手,蔣陳將面臨更大的威脅。    
    如何防止此種情況的發生呢?陳果夫不愧是政治老手,他認為,揚湯止沸,沸乃不止,乾脆來個釜底抽薪。於是,陳果夫提出了一個黨代表不依黨章選舉,由中央常務委員會指定的辦法。    
    陳果夫的辦法雖很荒謬,但卻合蔣介石的口味,專斷的蔣介石認為,不這麼做,其在三全大會上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蔣欣然同意,並由他以中央組織部長的名義,於1928年10月25日向國民黨中常會第179次會議提出報告。由於報告提出很突然,中常會委員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竟獲得了通過,並作出決議,通令各省、市黨部遵照執行。    
    陳果夫的辦法,即出席三全大會的代表,採取圈定與指派相結合。所謂圈定,即國民黨地方黨部按規定代表人數的一倍上報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作為代表;所謂指派,即由國民黨中央直接指定某人為該地區的代表。這完全是獨裁與專斷,一方面違反和踐踏了孫中山親自主持制定的國民黨章程,粗暴剝奪和侵犯了黨員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使一些本來可以通過選舉成為代表的黨員頓時失去了希望。因此,當中常會179次會議的決議公佈後,即受到國民黨各基層黨部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汪派與丁派,反對最強烈。因為他們中一些人物,在革命資歷、政治聲望、活動能力等方面,在國民黨內都是一流的,但在二屆四中全會時,受到蔣派的排擠,正希望通過三全大會東山再起,而按新的代表選舉辦法,他們恐怕連當個代表都很難,何談在黨內再度崛起呢?以陳公博、唐生智為代表,策動汪派、丁派及其他一些反蔣派,率先掀起了反對三全大會代表指派與圈定辦法的運動。1928年11月1日,在陳公博插手下,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召集下面黨部和分黨部舉行聯席會議,一致反對新的選舉法,並作出了反對第179次中常會產生三全大會代表辦法的決議。當天,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派丘河清等9名委員,攜帶聯席會議決議到中常會陳述。結果,為陳果夫阻擋於大門之外。第二天,丘河清等9人宣佈集體辭職,以示抗議。    
    11月8日,南京市各區黨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黨部遞交抗議書,並推谷正綱、吳健列席中常會,結果,陳果夫請出胡漢民,將谷、吳痛罵一頓,才平息此次抗議。


第二部分三全大會(2)

    與此同時,浙江、安徽、上海等國民黨黨部也紛紛發出通電,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一些國民黨左派人士如何香凝等,也發表聲明和談話,表示反對三全大會代表的指派圈定辦法。有些地方還指名要求將胡漢民、戴季陶、陳果夫3人驅逐出中央。    
    就是蔣介石的一些親信,也對此種辦法不滿,認為其有利於陳果夫培植黨羽親信,如賀衷寒、鄧文儀等人策劃發表文章,指責陳果夫。一時,陳果夫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    
    陳果夫並不慌張,對蔣介石親信的責難,他請出蔣介石,將賀衷寒、鄧文儀劈頭蓋腦地罵了一通,這些人再也不敢隨意動彈了。對反蔣派,陳果夫則採取以柔克剛的辦法,一方面,通過蔣介石等將三全大會延期三天召開;另一方面,對選舉辦法稍作修改,即結束登記,建立黨部的可以由自己選舉。而當時符合這一條件的僅一個省(即廣東省)三個市(即南京、廣州、上海)有資格選舉代表,而指派與圈定的代表仍占80%以上。但如此一來,確實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對情緒。    
    汪派人物仍不服輸,1929年3月11日,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等14名汪派的中央執監委聯合發表《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反對圈定指派法,反對按此種辦法選舉代表召開的三全大會。該宣言一發表,各地汪派群起響應。    
    3月12日,國民黨中常會批准南京市黨部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汪派與丁派人物準備在會上掀起反對包辦三全大會的運動。二陳預先得到情報,便調動特務軍警,準備鎮壓。3月14日,大會開始,大會主席谷正綱在開幕詞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獨裁、反圈定代表」的口號。陳果夫、陳立夫事先佈置在會場的親信方覺慧等人當即群起鬧事,陳立夫佈置在會場外的打手乘機衝入會場大打出手,將谷正綱等人打傷,隨後,二陳調集的軍警包圍會場,將谷正綱等汪派人物逮捕。這樣,汪派反對三會大會的最後一次出擊被鎮壓,為三全大會的召開舖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陳果夫精心籌備,蔣胡合作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會議始終控制在蔣陳手中,並按陳果夫所設計的打擊一批,拉攏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則建立新的三屆中央領導機構。所謂打擊一批,即打擊汪派與丁派人物;所謂拉攏一批,即拉攏西山會議派;所謂提拔一批,即提拔陳果夫的親信人物。    
    在三全大會上,陳果夫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他的弟弟陳立夫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兄弟倆雙雙問鼎中央。這一年,陳立夫才29歲。    
    隨後,在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上,陳果夫進入中央核心層,成為9名常委之一,並在蔣介石任部長的組織部擔任副部長,代理部長主持部務工作,而弟弟陳立夫則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而且,二陳手下的一些骨幹人物,如曾養甫、余井塘、張厲生、張道藩、程天放等也都進入中央,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二陳已牢牢控制了國民黨,勢力也越來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國民黨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陳立夫操縱選舉,他所得的選票竟比蔣介石多4票,陳立夫一時慌了神,他知道這樣不好下台,便親自抹去5票。蔣介石知道了,氣得臉色發青,為此要扣留陳立夫。消息傳到南京常府街18號陳氏兄弟居所時,陳立夫嚇得彷徨失措,而陳果夫則冷靜沉著。陳果夫深知蔣的為人,既猜疑心重,權勢欲強,同時也很戀舊,對於親信故舊,只要你剖明心跡,甘心臣服,蔣是能諒解的。為此,陳果夫設計了三步脫身之計,一是讓陳立夫以「養病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蔣不能有所舉動;第二步,由陳果夫調動各方關係為陳立夫說情;第三步,使出殺手鑭,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陳其美遺孀,果夫、立夫的二嬸姚文英接來南京向蔣求情,這一招果然十分厲害。陳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蔣介石,向他哭訴:「我的兒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兒子,他有多大的膽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叫英士絕後嗎?」蔣介石礙於面子,沒有扣留陳立夫。這一場狗打架的風波,說明了陳家的勢力。因此,「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也就不脛而走。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對二陳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讚賞,給予支持;另一方面,則時時予以防範。


第二部分文宣大將(1)

    陳果夫與陳立夫在組織上整理黨務,加緊「清黨」的同時,在思想理論方面,也開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以對共產黨實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    
    二陳認為,光以武力從肉體上消滅共產黨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只是「僅治皮膚」,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陳果夫等人就攻擊共產黨「所採理論之原則為破壞、為階級鬥爭、為反科學、為虛偽不擇手段、為以民眾為工具、為分裂三民主義為三個一民主義,為造成民眾恐怖、為使中國產業由落後而致於絕滅、為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取得平等優裕之機會、為打破國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並宣稱:「共產主義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敵人」,「不容許共產主義存在於今日」。陳立夫也跟著鼓噪,認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對馬列主義、肅清馬列思想,為此,他專程晉見蔣介石,向蔣反覆說明宣傳教育的重要,並頗為自信地向蔣介石誇口:「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在二陳的建議下,國民黨蔣介石加強了對全國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一個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二陳對此極力支持,並四處鼓吹,帶頭施行,陳果夫還被蔣介石聘請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的指導員。他們寫文章、做演講,對新生活運動進行廣泛的宣傳,其目的在於用封建的倫理道德來整治人們的思想,禁錮人們的言論行動,使之擺脫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控制全國輿論,國民黨先後建立了一系列的新聞出版事業,這些事業在建立過程中,二陳都插手其間,使之置於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國民黨在上海創辦《中央日報》,為了加強控制,在二陳建議下,國民黨頒布《設置黨報辦法》,規定首都設《中央日報》,並將上海《中央日報》遷南京發行,第一任社長由國民黨中宣部長葉楚傖兼任。同時還在各地發行廬山版、重慶版、長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報》、《貴州中央日報》、《廣西中央日報》、《成都中央日報》、《瀋陽中央日報》、《長春中央日報》等,這就使《中央日報》成為國民黨獨營的新聞單位之一,為國民黨建立黨報系統奠定了基礎。在「圍剿」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地時,蔣介石還指令在南昌創刊《掃蕩報》。到1936年,國民黨黨政軍所辦報刊約占國統區報刊的2/3。而這些報刊的大部分都為二陳所控制。    
    二陳認為,光辦報紙還不行,必須控制新聞的發佈權,於是,蔣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即創辦了中央通訊社,後逐步發展。1932年,與二陳關係密切的肖同茲擔任社長後,除在全國主要城市開設分社外,還在其他省會及重要城市派駐了30多個通訊員,形成一個全國性通訊網絡。    
    二陳不光通過各種方式控制新聞出版事業,而且還親自參與。1927年11月,陳果夫與戴季陶、陳佈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創辦《新生命月刊》,鼓吹擁護蔣介石,大造反共輿論。後來,二陳還創辦了《中國文藝》、《政治評論》週刊、《科學的中國》月刊等。陳果夫還擔任了《國民日報》董事長,積極為《國民日報》籌措資金,並在杭州建成了一座辦公大樓,大廈落成之日,他親自參加典禮,十分得意,並向大會發表講話,強調:「報紙負宣傳社會之責任,亦為公共文化機關,尤其應為民眾之耳目喉舌,我們須吸收西洋文化之優點,補充發揚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因此,他認為國民黨要掌握民眾,必須抓住新聞宣傳工具。    
    二陳正是看到了宣傳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價、煞費心機。1933年春,陳果夫看了一則新聞,是關於意大利怎樣用電影作宣傳的報導,便立即找來陳立夫,兩人商量後,派其部下黃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電影作反共宣傳。黃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個星期便辦好了電影宣傳車,把電影放映機裝在大卡車上,開到江西去作「剿匪」宣傳,這輛大卡車穿行在贛南各地,流動放映一些反共影片,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    
    除了辦報紙刊物、通訊社外,二陳還辦起了廣播電台。早在1924年時,有個美國商人在上海設立了一座小型廣播電台,以作純商業宣傳。陳果夫知道後,就聯想到可以用無線電廣播作政治宣傳,這樣,傳播的速度快,覆蓋面也廣,比報紙更加先進,於是便向蔣介石寫信,要求國民黨籌辦電台,以作政治宣傳之用。這個建議很快得到蔣介石同意,於是,陳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帶活動,邀請無線電人才到廣州去籌辦電台,但沒有人肯去廣州,這樣,籌辦電台的事便一度擱下。    
    1926年,陳果夫再次提起籌建電台的事,並得到了張靜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戰起,經費也缺乏而再度告吹。南京政府成立後,陳果夫認為,要徹底消除共產黨的影響,要控制全國的輿論,電台是不可缺少的宣傳工具,於是又一次向國民黨中央提出,盡快建立中央電台。這個建議很快得到國民黨中央批准,並落實了資金,經過緊張的籌建,於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廣播電台,電力為500瓦,呼號為XKM。1929年,陳果夫鑒於中央電台電力微弱,影響不大,覆蓋面不廣的狀況,認為不能勝任國民黨政治宣傳的任務,便邀請戴季陶、葉楚傖等人一起商量,擬定了擴建廣播電台的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後,經陳果夫的多方活動,得到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國民黨中央還指定陳果夫具體負責籌備。於是,陳果夫便丟開手頭一切事務,投入電台擴建工程中,他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到各地延攬人才,到國外進口設備,經過三年的努力,整個工程完成,電力擴大為75千瓦,呼號為XGOA,一舉而成為遠東最大的廣播電台。1932年11月12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在南京江東門舉行開播典禮。


第二部分文宣大將(2)

    這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國民黨要人吳稚暉、戴季陶、居正、何應欽等都親臨參加,一些外國人也被請來觀禮,會場人數逾千,十分熱鬧。陳果夫今天十分高興,他身穿長袍馬褂,滿面春風,在一片掌聲中走上主席台,向會議致詞,他十分得意地說:「此後,中央廣播消息,不特遍及邊陲,抑且遠被全球,即便發施政令,又利宣揚主義。」也就是說,今後可以利用廣播電台傳播快、覆蓋面廣的優勢,以發佈國民黨的各種政令,為宣傳反共而大造輿論了。    
    中央台建成後,二陳又大力發展地方廣播電台,相繼建成了江西、漢口等省市的電台,特別是江西南昌設立的電台,成為國民黨「圍剿」紅軍的宣傳工具。1936年,國民黨根據二陳的建議,成立了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規劃了全國廣播電台系統設置、全國廣播電台播送節目辦法。規定所有各省市公營、民營廣播電台,一律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的簡明新聞、時事評述、名人講演、學術演講、話劇、音樂節目。對不予轉播的電台,立即禁止播出。    
    對當時如此先進的傳播工具,對他們以行政力量在全國布下的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陳果夫與陳立夫還覺不盡滿意,他們乾脆親自出馬,撰寫文章,宣揚國民黨的主張,以和共產主義對抗。1933年,陳立夫寫成《唯生論》一書,在自序說:「唯物乎,物在何處!唯心乎,心已將死!」正文分8講,主要為:「物質+精神=生」、「唯生是『根本義』」、「唯心與唯物是『第二義』」,「救國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書中主要內容是將人生的意義局限於狹義的謀生活、求生存,主張協調、合作,重點在於反對馬列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階級鬥爭,書中雖然也反對唯心主義,但這只是反對唯物主義的一種「陪襯」而已。其故弄玄虛的語言,貌似高深的理論,掩蓋著內容的空虛與貧乏。但陳立夫卻以此自命為國民黨的理論家。    
    與此同時,二陳還插手文化出版業,他們認為,出版業對黨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須以一個理想支配報紙、雜誌和出版事業。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陳立夫出面,聯合吳大鈞,一起組織了正中書局,由蔣介石發出四千元作為資本。1931年,乾脆改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直接經營管理,以壟斷全國出版業。書局下設上海、武昌、長沙三個分銷中心,並在上海建立印刷廠。    
    書局主要出版由二陳直接主持編寫並審定的中小學教科書,同時出版蔣介石及國民黨要員的著作,如蔣介石的日記,西安半月記,宋美齡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錄等,成為宣傳蔣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後來,正中書局與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聯合經營,由於有政權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國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國民黨發動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陳果夫與陳立夫更是一馬當先,衝鋒在前。他們指揮「CC」派分子緊密配合,對革命文化大加摧殘。1930年,由陳立夫出面,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參加該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國民黨上海市警備司令部的要員外,就是「CC」骨幹分子,如潘公展、黃震遐、王平陵、傅彥長等人,他們創辦了《前鋒週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宣揚封建法西斯主義文化。    
    1935年,陳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聖、何炳松、黃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對抗共產主義思想的問題,經過多次密謀,他們組織了一個所謂「中國文化建設學會」,陳立夫親自擔任總會的理事長,在他的主持下,該會提出把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外來思想結合起來,混合成「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實際上,他們是要把中國的封建思想同外來的法西斯思想結合起來,反對共產主義。    
    為了更好地實施文化「圍剿」,陳立夫向蔣介石建議,並獲蔣的批准,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下面,設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其親信潘公展擔任主任委員。1934年6月,該會正式辦公,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原稿呈送該會審查;其內容如有認為不妥之處,得發還原申請人,令依照審查意見刪改;如有嚴重情形的,將原件扣呈中宣會核辦。    
    圖書審查委員會集中了一些國民黨黨員,CC派分子,他們一切均按陳立夫、潘公展的旨意辦事,對於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締,或者將原稿刪割得面目全非。在這裡,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國民黨的官樣文章,才能予以發表,對稍有進步傾向的作品,則以「反動」罪名予以扼殺,更不用說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作品了。    
    據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報道:在1934年,僅華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壓各種出版物的事件。壓制報刊出版物導致的惡果是焚書,1934年遭焚的書約有149種之多。    
    更為嚴重的是,二陳在嚴禁和查扣革命書刊的同時,還指揮CC分子對進步文化人士進行摧殘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殺害著名戲劇家宗暉;1931年在上海殺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馮鏗;1932年在北平拘捕許德珩、侯外廬;1934年,陳立夫的親信馬紹武率特務綁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槍殺楊杏佛、史量才,騙監杜重遠等,不一而足。魯迅曾在一封信中極其憤怒地指出,國民黨特務的殘暴程度,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紀錄。    
    陳果夫與陳立夫雖然如此賣力地參與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但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魯迅為主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軍,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奮戰,揭露了反動派的醜惡嘴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動謬論,創作了豐富多彩的作品,傳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眾的覺悟。面對蓬勃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化運動,作為國民黨文宣大將的陳果夫與陳立夫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陳立夫哀歎道:「兩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經提出民族文藝來驅逐普羅文藝,先是思想的鬥爭,接著引起行動的鬥爭」,「結果竟是失敗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是「節節敗退,幾乎整個地盤,完全給人家佔領了」。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1)

    二陳在積極參與文化「圍剿」的同時,還將他們CC勢力滲透到各級教育機構與學校中。因為他們知道,要擴大自己的勢力,必須從教育入手,以教育培養人才,才能使CC的基礎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因此,他們在學校建立各種特務組織,偵察師生的行動,監視教育界的各項活動,積極貫徹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政策。    
    開始,二陳在教育界還沒有任何勢力,陳果夫便極力要求恢復以前所辦的黨政訓練所,使之成為正規學校,在教育界佔一席之地。還在南京政府剛成立時,陳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國民黨黨政兩方面人才都缺乏為由,要求恢復以前的黨政訓練所,並擴大規模,辦成中央黨務學校,以培養高級黨政人才為宗旨,使之和培養軍事人才的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國民黨一文一武兩個專門學校。    
    陳果夫的提議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蔣介石也認為此舉有遠見卓識,立即指令當局執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正式決議,設立中央黨務學校於南京,直屬中央黨部,蔣介石親自擔任校長,戴季陶任教務主任,丁惟汾為訓育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由於蔣、戴、丁都只是名譽性的,所以實權由陳果夫獨攬。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中央黨務學校錄取340名新生,正式開學了。    
    陳果夫對學生的教育十分重視,他為學校制定了「親愛精誠」的校訓,並確定了小組討論、軍事訓練、課外活動、民眾組訓工作見習四種教育形式。小組討論,即學習時以討論的方式進行,訓練學生主持會議,控制會場等政治術;軍事訓練,即將學生軍事化組織起來,實行嚴格軍事紀律和軍人訓練;課外活動即在校內組織各種活動團體,從事組織與領導的訓練;民眾組訓工作見習即讓學生分赴南京附近各鄉鎮,實地從事組織民眾的工作見習。    
    經過近一年的訓練,在陳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274名學員畢業了。這批學生由陳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機關及各省市從事「清黨」反共的黨務工作。對這批學生,陳果夫是十分滿意的。他在為這期畢業生紀念冊所寫的序言中說:「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無黃埔;欲推進黨務之發展,更不可無一般曾經充分訓練之黨員,充實各級黨部,鞏固本黨組織。」他認為,他的中央黨務學校已經可以和黃埔並駕齊驅了。    
    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訓政綱領》,宣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這就確定了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實行「以黨治國」的施政綱領。在這種情況下,黨務人才的缺乏更加嚴峻地擺在國民黨面前。為了更好地培養訓政人才,1929年6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將中央黨務學校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學制4年,蔣介石繼續擔任校長,丁惟汾為教育長。學校增設校務委員,二陳兄弟都擔任了校務委員,陳果夫後來成為教育長,實際上仍是陳果夫總攬大權。「到中央政治學校時,一切實權都抓到了陳果夫、陳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稱這個學校是屬於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學部錄取新生67人。在開學典禮上,陳果夫講了很多。他說,在中國「舊思想最難祛除。現在普通人民,其思想與在專制時代,並無二致」。因此他要求學生學成後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說:「如果有一個人不明白三民主義,那就是我們的責任。」這也就是說,要用國民黨的思想去鉗制人民的思想。    
    二陳兄弟為了使中央政治學校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培養國民黨幹部的基地,他們做了很多工作,在學校的培養、教學內容、招生原則、科系設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規定,使這個學校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大雜燴。同時,每年,二陳還從畢業生中派3—5名學生到國外留學,以資深造。在二陳的苦心經營下,中央政治學校的一屆屆畢業學生,成為國民黨各級黨部的骨幹,成為蔣介石統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陳也通過這些學生控制了國民黨各級黨部,他們的勢力也急劇地膨脹起來。    
    辦中央政治學校只是奠定了二陳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們的勢力還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們在辦中央政治學校的同時,極力向教育界滲透。陳立夫更是迫切,他說:教育部門,我們必須拿到手,這是管理思想的部門,我們天天喊叫黨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門在人家手裡,這還行嗎?首先,他們將其親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南京政府成立後,廢止大學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蔣夢麟為部長。陳果夫即向蔣介石推薦CC派人物段錫朋擔任了教育部次長,羅家倫為中央大學校長,劉季洪為河南大學校長,丁默村為上海江南學校副校長等。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其次,二陳經常提出關於教育方面的議案、方法、建議,以擴大他們在教育方面的影響。1932年,在教育部沒有任何職務的陳果夫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議專科、大學及派遣留學生應重農、工、醫等實科教育,中學注重數理化,小學注重國文及算術。這一方案經國民黨中央同意交教育部執行,矯正了當時文法科的濫設,促進了以後實科教育的發展。1933年,陳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學設立修身科,「且施行嚴格管理,務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學校求學時代,即造成服從紀律之習慣與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還必須接受軍事訓練。還應加強對各校校長的控制,「教育部應每年召集各大學校長,咨詢一切」,「省教育廳應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標準學校校長,教育局應每年召集小學教育之標準學校校長,訓練半月」。同時,還要嚴格控制教職員,規定:「其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為謀進身或為個人權益,不惜造成學校風潮之校長、教職員,如在本校發現而撤職者,他校不得任用」。這一方案由於規定太嚴,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對而沒獲實行。陳果夫並不死心,他不斷發表文章,闡述他這些主張,並於1944年寫成《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一書,但還是不能引起多數人的共鳴。不過,二陳畢竟通過這些活動,擴大了他們在教育界的影響。    
    再次,二陳指揮CC特務在學校積極推行黨務教育。陳立夫認為,學校是傳播思想的園地,一是肅清共產主義思想,一是宣傳三民主義思想。在他們的建議下,學校建立了訓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學校設訓育主任、生活指導員、黨義教育和公民教員,這些職務基本上由二陳委派CC特務充當,他們的任務是「時時與學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論行動」,「隨時調查學生平時所閱刊物及其所發表之言論」等。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的《修正中等學校訓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綱》中,更露骨地規定他們在「總理紀念周、各種紀念日及各種集會應因時制宜講演總理遺教、革命史實、共匪罪惡、國難經過,並依照中央施政方針作時事報告」。二陳還生怕這些訓育員不稱職,他們自己乾脆親自出馬到各校去發表演講。陳立夫先後到全國一些著名大學宣講他的《唯生論》,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演說後還向學生們發誓,說他一年之內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大城市,要對10萬學生講話,以防止青年跟共產黨走。    
    除了到學校去演講外,陳立夫還將一些學生找來,辦專題講座。他自己講《唯生論》,還請來戴季陶講《青年修德》,繆鳳林講《中國歷代人物評論》等。    
    為了鎮壓學校中的革命運動,防止共產黨在學校的活動,陳立夫還建議在學校中「整頓學風」。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議,於1930年公佈《整頓學風令》,聲稱:「近年以來,我國學生受共產黨人及一切反動派之誘惑」,「妄分派系,馴至放僻邪侈,罔所不為」,提出「如再有受反動派之利用,仍若囂張,恣行越軌者」,「惟有執法嚴繩,以治反動派者治之,決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陳便指揮CC特務,對學校師生進行監督盯梢、跟蹤、綁架、逮捕、暗殺等暴行,使許多進步師生被捕被殺,上海大學、大陸大學、曉莊師範等學校被查封或勒令停辦。    
    為了加強對學生的控制,陳立夫還指使徐恩曾、張道藩、葉秀峰、駱美奐、洪蘭友等人組成所謂「學運領導小組」。這個小組指使各校的特務組織,專門收買落後學生,干破壞學運的勾當。當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傳到南京後,中央大學等7個學院的學生準備響應北平學生運動。陳立夫知道後,十分著急,他急令「學運領導小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學運領導小組的名義,找來南京落後學生團體「三民主義大同盟」的負責人商議,並向他們發佈命令,絕對不許學生衝入國民黨政府和行政院,不許到日本使館鬧事,全市學生集會當天結束。    
    第二天,中央大學學生到禮堂開會時,早有準備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會場,使會議不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下午4時,南京大、中學生1萬多人到行政院請願,並要蔣介石接見學生,而蔣介石卻拒不接見,只派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出來應付,激起學生的憤怒,要衝進行政院找蔣。這時,「同盟」分子卻鼓噪起來,要求舉行遊行示威,這就使沖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響應。遊行開始後,學生提出到日本使館去示威,「同盟」分子也進行阻攔。這一次大規模的統一行動就這樣被特務們破壞了。    
    陳立夫對這次破壞學運的成功十分高興,他特地請示了蔣介石,對特務們進行嘉獎。但他又認為,現在他們有國家機器,有憲兵、警察,而共產黨卻能發動學潮,他們要費很大氣力才能平息,這是他們的失敗。因此,他要求更加嚴密地監視學生,更加嚴厲地鎮壓一切學潮,提出在學生中大量發展國民黨員,發展特務組織。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在陳立夫號令下,CC特務們在各地大中學校建立了大量特務組織,誘騙低年級學生加入特務組織,編輯各種反動報刊,如《華報》、《大學生言論》等,進行各種反動宣傳,以造成強大的聲勢,清除共產黨的影響。陳立夫認為,在這種強制高壓下,就可以造成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天下,造成蔣陳勢力的一統局面。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後來,全國民眾抗日反蔣運動的蓬勃興起,就是對二陳的一記響亮耳光。    
    二陳雖然以其CC勢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盤,但他們還不滿意。陳立夫一心想當教育部長,想控制整個教育界。1935年,他向蔣介石提出了大專院校進行肅整的建議,要求對一些受共產黨影響的正直校長進行撤換,這些都得到了蔣介石的讚許。1936年1月,蔣介石召開了全國大專院校校長、院長和學生代表會議。陳立夫在教育界沒任何職務,本來不夠資格參加會議,卻也擠進大會。會議期間,他鼓動CC系校長、院長向蔣介石獻策,提出種種壓制學生運動的辦法,並要求換上所謂「自己的有效能的忠於領袖的教育部長」。弦外之音,蔣介石已經聽出了,這是要陳立夫當教育部長,但他沒有當時答應。蔣介石對陳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種種舉動是滿意的,也有意讓陳立夫當教育部長,但他有自己的考慮,還要等待一定的時機。    
    陳立夫對蔣介石的沉默很不滿,但也沒有其他辦法。陳果夫勸告弟弟沉住氣,慢慢等待。二陳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時刻都窺伺著教育部長的寶座。只等時機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第三部分調查科主任(1)

    1927年底為擁蔣上台而成立的中央俱樂部早已雲散煙消,不復存在,但以參加這個組織的成員為基礎所組成的CC派,卻日漸發展,成為國民黨內一大派系,在政治上為其他派系所望塵莫及,陳果夫、陳立夫則是這一派系的首領和靈魂。    
    關於CC派的政治立場,台灣學者袁宗蔚將其概括為以下6條:一、以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的理論指導,認為只有國民黨才是惟一有資格領導國民革命的組織;二、他們視蔣介石為革命、黨與政府的最高領袖,蔣的意志是絕對的,不容絲毫懷疑;三、他們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以及三民主義之外的其他主張,除國民黨外,他們排斥任何其他政黨存在的意義;四、他們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支持國家獨立;五、他們主張中央集權;六、他們主張恢復傳統道德教條。    
    這位學者的立論基本公允,但並不準確,CC派所信奉的三民主義是被他們篡改了革命內容的假三民主義,所謂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只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反對共產國際,並不是反對英、美、日、德等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陳兄弟對「CC」的稱謂十分惱火,陳果夫曾氣急敗壞地否認:「我的性格,不會用外國字來組織自己團體的」,並反誣「此為共產黨之解釋」,是「奸人造謠挑撥之用意」。但不管怎樣否認,怎樣反誣,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政治勢力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於國民黨中,成為控制國民黨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到後來國民黨敗走台灣,這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事實。    
    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陳果夫被推選為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常委,同時依舊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而且將主要精力放在組織部。蔣介石只是掛著部長職務的名義,具體事務都由陳果夫辦理,實質上,部務大權仍然是由陳果夫一人獨攬。    
    陳果夫在主持全國「清黨」運動、整理黨務的同時,為了加強對國民黨的控制和對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防範,首先對組織部進行整頓和改組。他認為組織部原來機構龐大,人浮於事,且辦事效率低,眾多職員中混雜有共產黨及進步分子,於是,便對組織部機構進行了大量精減,廢去原有一些科室,部下只設普通組織科、海外組織科、軍人組織科、編審科、調查科、總務科等,其中尤以調查科最為重要。陳果夫借精減之由,將原組織部一些屬於其他派系的人員全部調出,另將CC派人員調進來,負責各科的工作。為了加強陳家勢力,陳果夫特地將其弟陳立夫也拉進組織部來,充任調查科主任。這樣,二陳兄弟倆便將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組織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調查科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它的任務,只是收集整理黨內的各種資料如黨員成分、經歷、動態等,以及做一般性的社會調查。    
    而陳果夫的調查科則是奉蔣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設立的。此時,蔣介石已經取得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但他知道,要建立獨裁專制的統治,必須嚴厲打擊和鎮壓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必須打擊國民黨內如改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還必須打擊國內其他各黨派力量,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建立特務工作,以對付共產黨、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蔣勢力。但在國民黨剛剛取得全國政權的情況下,蔣介石不便單獨或公開搞特務組織,為了掩人耳目,便將特務活動的任務轉到了黨務調查科下,該科名義上進行黨務調查,實際上進行特務活動。蔣介石對調查科十分重視,認為「成敗利頓,關係黨國存亡」,儘管他的景況還相當困難,但還是從各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對陳果夫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所以當陳果夫提出調查科主任由陳立夫擔任時,蔣介石欣然應允,即將此時正擔任他的機要科長的陳立夫放派到中央組織部,主持他交給的特務工作。    
    28歲的陳立夫年少得志,滿面春風地出任調查科的首屆主任,他感激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也明白兄長要他來組織部的用心,決心與其兄好好合作,發展CC派勢力,為蔣家王朝盡忠效力。他主持調查科後,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改變原調查科的性質,將其辦成一個純粹的特務組織。在第一次舉行的全科會議上,陳立夫明確提出,調查科的主要任務是:第一,調查黨員的思想及派系隸屬,收集國民黨內異己派系的情報;第二,收集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情報;第三,配合國民黨軍警機關,破壞共產黨組織,逮捕共產黨人。    
    在調查科的機構建置上,陳立夫比較謹慎,剛開始,科下只設採訪、整理兩個股,每股各設總幹事一人,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總計工作人員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陳立夫物色的親信。還在陳立夫為蔣介石當秘書、機要科長時,便利用其特殊身份招攬了一些思想頑固的國民黨右翼人物、共產黨的叛徒,將其安插在機要科,從事各種特務活動,陳立夫到組織部後,把這些人也一併帶了過來,成為調查科的骨幹分子。    
    採訪股幹事為楊劍虹。楊劍虹原是上海青幫成員,並一度替日本洋行當買辦,五卅運動時,曾參與組織黃色海員工會,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他積極參與屠殺共產黨和工人群眾,他指揮的黃色工會為蔣介石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本人則在反共中被陳立夫所賞識。此後,陳立夫與楊劍虹來往密切,他每次到上海,總是由楊陪著吃喝玩樂,陳立夫交給他的任務,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很得陳立夫的歡心,陳便將他收羅到門下。整理股總幹事由吳大鈞擔任。吳大鈞是浙江人,與二陳為同鄉,曾留學美國,學習統計,與陳立夫很早就認識,而且私交甚篤。因此,陳立夫也將其拉入調查科,委以重任。


第三部分調查科主任(2)

    在機構設立、各負責人確定後,陳立夫雄心勃勃,準備開展工作。他要從各方面掌握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活動情況,並對其實施破壞,他要在全國建立地方組織,把特務網撒向各地。但他手下只有十幾個人,總覺捉襟見肘,力量單薄。為此,他與其兄陳果夫商量,要求擴大人員編制,陳果夫當即同意,並報蔣介石批准,決定從陳果夫主持的中央黨務學校畢業生中選派10人到調查科。於是,二陳兄弟親自到中央黨務學校進行挑選,他們對畢業生一一細緻地調查、瞭解,以堅決反共為標準,以忠於蔣介石、忠於二陳為條件,經過精心選拔,反覆比較,最後,從第一期274名畢業生中選出10人,充實到調查科。這10人是:張國棟、鄭伯豪、張旆、李鳳瀾、駱美中、王保身、任洪濟、謝澄宇、郭良牧、陳玉科。    
    這10名畢業生到調查科後,陳立夫立即對他們實行特殊訓練。他沒有將他們安排到哪一股工作,他知道,這些畢業生儘管思想上是堅決反共的,也是忠於蔣介石的,但他們並不明白調查科的特務性質,也沒有干特務工作的思想準備,必須有一個適應環境、適應工作的過程。因此,陳立夫要求他們首先「實習」。「實習」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瞭解情況,熟悉環境。陳立夫將他們召集起來,進行訓話,並向他們介紹調查科的性質、機構設置、工作範圍等情況。隨後,召開全科大會,介紹他們與原來的人員相識,讓其互相談話,增加瞭解。在此基礎上,再讓他們參加科內工作,逐步熟悉科內工作環境。第二階段,參與調查,熟悉工作。大約10天以後,陳立夫便將這10名畢業生派往上海作調查工作。臨行時,陳立夫明確規定,他們調查的範圍是:共產黨的活動情況,國民黨內派系活動情況,工人運動的情況。這些人到上海後,採取各種手段打入工廠和一些民眾團體,還進入國民黨軍隊和一些基層黨部,搞所謂的調查實際上為特務工作。調查完畢回南京後,他們便根據自己調查的情況寫出工作報告。陳立夫將這些報告收來加以審查考核,初步定出優劣。第三階段,再次參與調查,審查考核、分配工作。    
    一個月後,陳立夫安排他們到江浙兩省進行第二次調查,這次調查,除了以前的內容外,還增加農民運動情況一項,返回後再次寫出工作報告,陳立夫收回工作報告後進一步審查考核,最後確定優劣。然後,根據考核的結果,將這10名畢業生分配到科內具體工作部門。陳立夫十分欣賞自己這套用人辦法,認為不但對這些人的工作能力進行了考查,而且還培養了他們對自己的忠心。    
    這10名畢業生充實調查科後,陳立夫還嫌人員太少,為了進一步擴大特務勢力,也為了提高調查科的特務專業水平,經與陳果夫商量,獲蔣介石批准,1930年又從經過政治警察訓練的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中挑選了20人參加調查科工作。這批人來後,陳立夫怕引人注目,乾脆使之處於秘密狀態,既不將他們算在正式編制內,也不讓他們在中央黨部內辦公。陳立夫親自在南京中山東路的中央飯店旁選擇了一棟半中半西的兩層樓房,將這20名經過特工訓練的特殊人員安排在此辦公。平時,陳立夫不讓其他的人到這裡來,只有他自己時而光顧,偶爾也有一些國民黨的高級人物到此視察。這座樓房的大門總是關著的,黑色的窗簾也不太開啟,門外赫然掛著的卻是一塊「正元實業社」的招牌,這更增添了這座樓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人員增加後,陳立夫又將調查科內的機構增多,在原來採訪、整理兩個股的基礎上,又增設了特務組、言文組,文書組等,還向一些重要地區派遣了特派員,如上海特派員為楊登瀛、武漢特派員為蔡孟堅、開封特派員為黃凱。其中,特務組最為重要,是調查科的核心組織,其成員都是經過二陳兄弟精心挑選的極善玩弄陰謀、極端冷酷無情、極端反共的頑固分子。特務組的成立,標誌著整個調查科完成特務化過程,而陳立夫則是這一轉化過程的直接導演。    
    為了加強對特務們的思想控制,讓其死心塌地為他們服務,陳立夫經常召集特務訓話,大講特務工作的所謂重要性,說什麼調查科是國民黨最核心的組織,是黨的耳目,宣揚特務活動是保衛黨的安全、國家的安全、領袖的安全並與黨國命運息息相關的事業,只有優秀的黨員才能從事這一光榮的工作等。正是在二陳的悉心培育下,調查科的特務被豢養成一幫陰險、狡猾、殘忍、冷酷的極端恐怖分子。    
    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共。1928年12月11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剿共」會議,電召陳立夫參加。陳立夫即匆匆趕往廬山,在會上,陳立夫積極為蔣出謀劃策,最後制定了湘鄂贛三省「剿匪」方略,決定對這一地區實施軍事「圍剿」。同時,陳立夫自告奮勇,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區率領他的特務配合軍事行動,加緊進行反共活動。蔣介石當即表示讚許,並命令他抓緊進行。    
    陳立夫接受使命回南京後,即開始了一場旨在對中共地下組織進行大破壞的反共活動。    
    陳果夫與陳立夫分頭指揮調查科的特務,對共產黨展開了大規模的偵查、檢舉、密報、跟蹤、綁架、逮捕、屠殺,這一時期,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摧殘。調查科在從事這些罪惡活動時,常常是直接指揮警憲機關協助進行。當時,南京首都警察廳督察長陳獨真曾任過陳果夫的保鏢,他能獨當一面,負責首都警察廳的工作,也是由於陳果夫的提攜,因此,對二陳兄弟是百依百順。這樣,調查科便與警察廳緊密結合在一起。調查科發現情況後,總是利用警察廳的名義,藉故檢查戶口,深夜闖入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的進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發現進步書刊,便予沒收,甚至當場施行逮捕。


第三部分調查科主任(3)

    調查科除了與警察廳配合工作外,還常與憲兵司令部一起行動。蔣介石多次指示調查科要和憲兵司令部密切協作,而陳立夫與憲兵司令谷正倫的關係更是超出一般。陳立夫被稱為特務魁首,谷正倫被譽為憲兵之父,陳立夫主張特務工作要依靠憲兵,谷正倫則強調「憲兵常務、特務一元化」,所以谷、陳氣味相投,關係十分密切。有一次,陳立夫應邀到南京憲兵學校對特務教育班第二期學員講《唯生論》,他在台上高談闊論,而谷正倫則在台下「洗耳恭聽」,陳立夫一講就是兩個小時,谷正倫也立正「恭聽」了兩小時。這種恭順態度使陳立夫深受感動,二人的關係進一步加深。後來,陳立夫還派其親信徐恩曾為谷正倫擔任憲兵司令部的顧問,這樣一來,調查科與憲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憲兵、特務實際上是一家人了。所以,調查科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抓人,抓來的人大都送往憲兵司令部監獄關押,而憲兵司令部對這些隨意抓來的人往往不加審理,則以「反革命」論處,這種濫殺無辜的特務行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陳立夫主持調查科的時間不長,便被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兼國民復興委員會秘書長。但他對調查科這塊肥缺是不肯輕易放下的,必欲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在他離任時,便與其兄陳果夫商量,提拔他的親信張道藩擔任調查科長。    
    張道藩,貴州盤縣人,早在天津讀南開中學時,便與就讀於北洋大學的陳立夫相識。1919年赴歐,考入英國克來佛穆學院,後又考入倫敦大學斯來德藝術學院學美術,並於1923年加入國民黨,畢業後又赴法入巴黎藝術學院深造。1926年6月回國後出任廣東省政府農工廳秘書,此時,與陳果夫、陳立夫搞到一起。由於他機警善辯,頑固反共,深得二陳信任,成為CC派中的核心骨幹,所以陳立夫卸職後便由他主持調查科。    
    張道藩擔任調查科長的時間也不長,很快便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兼蔣介石侍從室秘書,於是,二陳又安排其親信吳大鈞繼任其職。吳大鈞主持調查科一段時間後,二陳覺得不夠滿意,1929年8月,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後,便將吳大鈞調出,擔任秘書處所屬的中央統計處處長,然後再調另一親信葉秀峰擔任調查科長。    
    葉秀峰是江蘇揚州人,與陳立夫是北洋大學同班同學,後來又一同赴美國留學,二人稱兄道弟,私交極深。陳立夫讓他主持調查科,是想讓他當傀儡,但不久,陳立夫便發覺葉秀峰並不能俯首帖耳聽他的話,不幾個月便將他撤下,乾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代其職務,出任調查科第五任科長。    
    徐恩曾與二陳既是同鄉,又是親戚,他早年畢業於南洋公學,後入交通大學電機系,並與陳立夫一同赴美留學,在美國加入國民黨,1927年回國後即參加CC特務集團,所以深得二陳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對於二陳來說,是一個惟命是從的奴才。所以,陳立夫將調查科長像走馬燈似地換了一個又一個,最後選定徐恩曾,放心地將科長大權交他掌管。實際上,張道藩也好、吳大鈞也好、葉秀峰也好、徐恩曾也好,二陳只是要他們當走狗,執行他們的命令,按他們的旨意辦事,整個CC特務集團的大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陳果夫與陳立夫的手中。    
    由於二陳為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所表現的忠心耿耿及卓有成效,所以深得蔣介石的歡心與讚賞。1931年12月,蔣介石提拔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35年,再次提升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其兄陳果夫則於1933年11月被蔣介石派往中國最重要的省——江蘇省,出任省政府主席。從上海四一二政變一直到1949年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崩潰,在這2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國民黨各級組織、人事大權及黨務、經費的管理權與支配權,多半操在陳果夫、陳立夫手中,二人輪番執掌,其他人極少問津。    
    


第三部分特工總部(1)

    陳果夫、陳立夫所主持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在配合國民黨蔣介石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活動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蔣介石的高度重視,認為它是破壞革命、保衛其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有力工具。這時,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所謂「安內」,就是消滅中國共產黨,蔣介石認為調查科這個特務組織將在「安內」的過程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蔣介石召見了陳果夫與陳立夫,當面表揚了二陳,並表示對調查科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調查科有一個大的發展。他告訴二陳,他準備對江西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調查科一定要緊密配合,要盡快擴大組織。他表示將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大力支持。隨後,蔣介石即指示軍需署撥給二陳特務費10萬元,以供其擴大組織的需要。    
    蔣介石的表揚和支持使二陳深受鼓舞,兄弟倆受諭回來後,便誠惶誠恐地開始進行擴大組織的各種準備工作。經過多次密商後,他們決定,以原來從中央軍校挑選來的那20名特工人員為基礎,再擴大人員編制,成立特務工作總部(簡稱特工總部),由他們的親信徐恩曾為主任,具體負責。    
    特工總部是以二陳為首的CC派特務集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自始自終是一個完全秘密的組織,它不屬於國民黨的任何黨政部門,在國民黨的各種組織條例中也沒有這個名稱。它對外活動從不用「總部」的名義,而是用的化名或代號,如一度以「華統」,「魯黎」作為其代號。    
    特工總部的大本營不是設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而是另立門戶,由二陳精心選擇,設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園路)132號瞻園內。瞻園在南京市區南部,坐落在「煙籠寒水月籠紗」的秦淮河畔,堂宇深邃,園林秀麗,原是明朝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府內的花園,清朝時期為江寧布政使衙署,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巡視時,親筆題「瞻園」二字。太平天國時,該園曾為楊秀清的東王府,辛亥革命後,又為江蘇省長公署所在地,現在,則為國民黨特務所盤踞。    
    由於特工總部是秘密的,所以,偌大的花園門口,從不掛機關招牌,朱漆大門總是緊閉。裡面有七八個彪形大漢隱蔽於大門旁的兩間側屋內,外人不經通報許可,是不能自由進入的,經通報許可後,也只能從側門進入。大門一般不開,只是在遇有重要人物,如二陳兄弟或國民黨高級領導乘小車進出時,警衛才將大門啟開,待車過後,又將大門緊閉。平時,不僅無人光臨此園,就是園周圍也很少有人滯留,園內園外靜得出奇,整座花園猶如一座陰森可怖的閻羅地府。    
    特工總部建立後,在陳果夫、陳立夫的直接干預下,設置了一整套嚴密的機構,各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均為二陳的親信。這樣,特工總部內各機構以二陳為中心,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總部下所設專職機構主要有:1.書記室。為特工總部的核心部門,主要工作為插手各地方的組織人事安排;偵查、破壞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組織;指導逮捕、關押以及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對被捕人員進行「審理說服」即勸降誘叛工作。該室地位高於其他各科室,處於二陳的直接控制之下。二陳安排CC派骨幹濮孟九任書記,王思誠任副書記。    
    書記室下設4個組,即指導組,組長田昆生;行動組,組長馬嘯天;審理組,組長吳若萍(又名李樹華);組織組。以上4組分管各專門事務。    
    2.總督察。是二陳為了嚴密控制下屬而設置,是特工總部中的一個特殊部門,其職責為監督考核特工人員對二陳是否「忠實」,對特務工作是否「賣力」,有無「非法活動」,如發覺其成員有「不忠」的言行,可以隨時進行各種處罰,輕則被訓斥、關禁閉,重則被關押,直至處死。督察人員分佈在特工總部內各機構,每一機構中有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總督察直接對二陳和徐恩曾負責,一般人員甚至高級人員對於總督察的活動也無法瞭解。二陳賦予這一部門掌握有對特務的生殺大權,當時被稱為「特務中的特務」。先後擔任總督察的有二陳親信劉不同、王傑夫等人。    
    3.設計委員會。是徐恩曾直接領導的一個咨詢單位,主要職責是對特工總部中重大問題進行咨詢,參與設計,向總部或直接向二陳提出意見或建議。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陳果夫安插其浙江同鄉張沖擔任。張沖,字淮南,20世紀20年代初入北京交通大學攻讀俄文,後轉入哈爾濱法政大學肄業,並在這一時期參加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此時正處於國共合作期間,張沖與共產黨人有所接觸,並受其影響。東北易幟後回南京,由於他才華出眾,又能說一口流暢的俄語,還是浙江人,因而受到陳果夫的重用,調入組織部調查科,與陳果夫相處甚密。特工總部成立後,陳果夫便讓他擔任設計委員會主任。但由於張沖不滿徐恩曾的工作作風,矛盾逐漸加深,張沖便不予合作,對設計委員會中事務,概不過問,僅只掛名而已。


第三部分特工總部(2)

    4.情報科。主要職責為刺探、搜集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情報。二陳對情報科十分重視,他們要求該科將所得的情報逐日編成《每日情報》,分送他們過目,如認為特別重要的,必須用規定的格式紙張抄出,由他們審閱後,再報蔣介石核閱。    
    情報科科長由陳果夫指定其心腹劉桂擔任,副科長由中央黨務學校畢業生張國棟擔任。情報科內分設指導、編審、譯電三個股,分別由CC派死硬分子王廣來、杜品山、薛敦平擔任。另外,科下還轄有三個情報站,分別設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長是後大椿、天津站站長是張慶恩、上海站站長是鄧達謐,各情報站都配有電台,與南京總台直接聯繫。    
    5.訓練科。其職責為對特工總部及所屬特務室人員施行訓練,以強化其反動思想,提高特務伎倆。另外,還負責編輯《動力》、《群力》兩種小型內部刊物及其他書刊。訓練科成立後,遵照二陳的指令,舉辦過多次訓練班。陳立夫特別注重對特務的訓練培養,他在談到培訓特務時說:「重質不重量,寧可少,不可濫。    
    我們不許用那種北洋軍閥招兵的方式,舉起旗子叫人跟著走就算自己的兵。我們要孫猴子,找了一個孫猴子,可以放棄100個豬八戒。」因此,每次訓練班期間,不是陳果夫,就是陳立夫,他們再忙,也要親臨向學員訓話。訓話時,總是反覆強調特務們對蔣介石要忠心耿耿,他們提出,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絕對的程度。他們還散佈,一切問題全憑領袖的腦殼去決定,領袖的腦殼要怎樣就怎樣,我們一切不必問,也不該問。只要隨領袖的腦殼去做,你可以萬無一失。特別是陳立夫,他十分善於捕捉特務們的心理,平時,他對特務們總是溫文爾雅,十分客氣,訓話時也總是像談家常,娓娓道來,不是對他們表示關心,就是為他們撐腰打氣,他說:「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在別的地方遇到困難,吃了苦頭,得不到半點支持和溫暖,在我們這裡就不會,絕對不會,只要你不出賣組織,天大的事情我陳立夫包下來!」這些話對一些沒有經驗的新特務能夠產生一定的向心力。二陳就是這樣通過訓練、訓話等方式,提高特務的思想素質,培養特務對他們的忠順精神。訓練科科長為CC派骨幹王雲亭,副科長為薛秋泉。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    
    6.總務科。其職責為主管會計、事務、文書,保管武器彈藥等。科長初由周伯良擔任,周於1936年病死後,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學章祖模繼任,副科長由仝道雲擔任,計有工作人員10多人。    
    7.電訊總台。其職責是與所屬機構及臨時派出活動的小組聯繫通報。其聯絡工具為電訊總台,總台下轄五六個分台,分別與各地聯繫通報,電台所發出去的電碼不同於一般電報局所使用的電碼。總台長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時的同學範本中擔任,分台長由袁更、陳玉堂,吳世昌、王正鴻等擔任。    
    除此外,特工總部還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屬機構,上海、南京等特別市稱為「區」,省、市及鐵路幹線則稱為「特務室」。省特務室設室主任1人、秘書1人,下設總務、情報、組織、行動等4個科,較小的室只設3個科,各設科長1人,其編製人員無定額。    
    特工總部建立後,在二陳指揮下,與國民黨憲兵、警察結成一夥,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廣大革命人民進行調查、監視、跟蹤,必要時實施逮捕和殺害,而尤以上海地區為最甚。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到上海,因此,特工總部的活動中心也放在上海。平時,在上海只設特務室,1931年,陳果夫和陳立夫在召見共產黨叛徒顧順章的時候,顧順章建議,要徹底動搖共產黨在上海的根本,就應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二陳接受了顧順章的建議,即在上海籌備建立行動區,並派其親信史濟美到上海行動區主持特務工作。    
    特務對共產黨的活動一是偵查,二是破壞。偵查即採取盯梢、守候、刺探等辦法,瞭解共產黨的線索,並將其線索迅速提供給行動組,行動組得到線索後,即根據線索開展破壞,破壞就是搗毀組織,逮捕人員。有時,特務們配合軍、警、憲等機關公開捕人,有時則採取綁架、誘捕等辦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團中央王雲程等人就是採取綁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漢就是採取誘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務組織還採用極其毒辣的「細胞」政策,所謂細胞,即指特務的耳目,他們打入中共組織內進行破壞活動,其任務除收集情報、提供線索和密切注意周圍的異常情況可疑人員的活動外,還要有意識地偽裝進步、積極,以求長期活動。按徐恩曾的說法,是特務機關「暗地培養一批偽裝思想左傾而常有不滿現實言論的幹練人員,作為誘餌……等候匪黨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黨組織,充作匪黨黨員,瞭解匪黨內部情況」。陳立夫對這種辦法十分欣賞,他鼓勵特務們多打進共產黨去,從思想上、組織上破壞,瓦解共產黨。在陳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務以各種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區委,起了極為嚴重的破壞作用,「甚至有兩個區委的領導權」也被特務所控制。


第三部分特工總部(3)

    由於二陳指揮的特工總部的猖狂活動,也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這一時期中共黨組織遭到很大破壞,一些機關被搗毀、封閉,黨員很多被捕或被殺,進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損失極為慘重。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在他所寫的《暗鬥》一書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戰果」,當時中共組織被國民黨特務破壞或部分破壞的次數為:中央在上海的領導機關14次,江蘇省委4次,山東省委3次,陝西省委2次,共青團中央3次,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捕去的中共黨員和幹部計24800人,其中;歷屆中共中央總書記3人(向忠發、陳獨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員40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計8199人,一般幹部和黨員計15765人。以上這些數字雖有誇大,但可以說明,二陳指揮的特工總部對中共的破壞是十分嚴重的,當時,共產黨在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機關不得不被迫遷往蘇區。    
    特工總部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而陳果夫、陳立夫也因實施特務政治成為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地位如日中天,達到鼎盛。    
    


第三部分設立「反省院」(1)

    二陳指揮的特務組織逐步發展,遍及全國,其主要職責是直接參與偵查,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動。陳立夫十分強調不擇手段破壞共產黨組織,殺害共產黨人,從根本上消滅共產黨。但後來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又不斷地改變策略,變換手法來對付共產黨,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後,國民黨採用最殘酷的屠殺辦法來消滅共產黨,但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活動反而更加頻繁,同情、擁護共產黨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認為,單憑鎮壓和殺戮的辦法來根除共產黨,並不是最好的辦法,還必須用「軟」的辦法,即採取政治欺騙的手段,引誘一些意志不堅定的共產黨員叛變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產黨內部的機密,再以武力一舉而殲滅之。於是他積極向蔣介石建議,在反共過程中,應採取暴力鎮壓與政治軟化兩手相結合,這項建議為蔣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國民黨公佈了《共產黨人自首法》,其中規定:共產黨員如主動向國民黨自首者,視不同情況,可予免刑或減刑。這樣,為了爭取一些共產黨人向他們自首,陳立夫指揮特務在以武力迫害共產黨的同時,加強了政治軟化和勸降審訊工作。正如周恩來所總結的那樣:「內戰時期,蔣介石對我們是硬打、硬捉、硬殺。但『九一八』前後,他也採取了一些軟的輔助辦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內線政策等。」這一辦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時間內,國民黨特務通過勸降審訊,政治軟化等手段,確實收買了極少數意志薄弱、貪生怕死的中共黨員,這些人在高官厚祿、金錢美女的引誘下自首投敵,成為可恥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盧福坦被特務捕獲後,陳立夫立即指示將其關押在條件優越的上海東方旅館內,並派特務輪番到旅館對盧進行勸降。結果,在特務的利誘下,盧福坦表示願意自首,叛變共產黨。這使陳立夫十分得意,他認為,像盧福坦這樣的高級幹部尚且容易勸降,一般的共產黨幹部和普通黨員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範圍內採用了勸降和自首的辦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盛忠亮被捕,特務們開始嚴刑拷打,盛忠亮態度十分堅定,毫不屈服,後來陳立夫指示用「軟」的辦法。特工總部瞭解到盛忠亮與已經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將秦曼英勸降,然後對盛忠亮以「禮」相待,不再用刑,並改善生活條件。幾天後,便派特務來作勸降工作,特務勸說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動心,這時特務攤牌了,說,「秦曼英已經自首了,你又何必堅持呢?只要你自首,我們成全你們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轉變了態度,說要見秦曼英一面,特務連夜將秦押解到上海與盛忠亮見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確已自首後,他自己的防線也徹底崩潰,很快投入敵特懷抱。    
    有些共產黨員思想也較堅定,並非一下子就可以勸降的,對這些人,陳立夫則採取逐步升級的辦法,即待遇逐步優厚,派去勸降的特務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後,經很長時間的勸降審訊,都無效果,李竹聲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其他什麼也不肯講,更不願自首變節。陳立夫即採取升級辦法,將李竹聲從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並派有一定理論修養和勸降水平的特務進行說服,結果,李竹聲經不住考驗,叛變自首。    
    除此外,還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徐錫根等,也在國民黨特務的勸降審訊下自首變節,成為可恥的叛徒。    
    當然,更多的共產黨員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而堅貞不屈,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1935年,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福建為國民黨宋希濂部所捕。這一消息傳到南京,陳立夫十分興奮,他想,瞿秋白是共產黨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識分子,如果勸降成功,對國內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至少也可以得到共產黨內若干機密情報。於是,他挑選了一名專門從事勸降工作的高級特務——特工總部訓練科科長王傑夫前往福建,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福建黨務視察員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勸降工作。陳立夫十分自信,他以為,憑以往的經驗,憑王傑夫的勸降手段,這一次一定會成功,瞿秋白一定會叛變自首的。王傑夫到福建後,會同所屬福建省特務室主任錢永建一道對瞿秋白進行勸降。他們多次商討對策,採取種種辦法,與瞿秋白進行多次談話,企圖讓瞿就範。但瞿秋白一身正氣,威武不屈,絲毫不為所動,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後英勇犧牲。在真正的共產黨員面前,陳立夫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    
    為了更好地對被捕的共產黨人進行政治欺騙,誘其叛變,根據二陳的建議,國民黨專門建立了從事此項工作的機構——反省院,同時還公佈了《反省院條例》,將反省院納入政府機構。特務們常常將抓來的共產黨人關進反省院進行所謂反省,「反省合格」後予以釋放,並從中挑選出一些出賣靈魂的人專門從事破壞中共組織的活動。


第三部分設立「反省院」(2)

    1930年,國民黨首先在長沙設立了湖南反省院,但並不為二陳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鍵直接控制。後來,各省相繼建立反省院,這些反省院按組織系統隸屬於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員對共產黨人的勸降、誘騙辦法遠不如CC特務陰險毒辣,而且收效不大。為了使反省院成為更有力地破壞革命的工具,也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陳果夫與陳立夫極力想控制這一機關,並為此進行了很多活動。    
    二陳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對反省院加強管理和實施誘叛的辦法,然後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出面與司法院長居正、司法部長謝冠生等商議,要求整飭反省院組織,訂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實現欺騙誘叛、瓦解革命陣營的目的。他們還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來的「反省人」外,還要接受調查科送來的「反省人」,並要求司法部門接受中央組織部推薦的CC特務擔任各地反省院院長。居正與謝冠生礙於二陳的權勢,只好答應。    
    1932年以後,二陳陸續從CC特務中挑選出一些得力干將到各地反省院去擔任院長。如首都反省院院長廖家楠,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安徽反省院院長仲建輝、湖北反省院院長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長方青儒、山東反省院院長趙偉民等均為二陳的親信。這樣一來,反省院雖然在形式上仍然隸屬於高等法院,實際上已改隸特工總部了。這些CC特務上任後,對於反省院原有人員,除少數被吸收進入中統外,大部分都被排擠或者開除,其空額由特工總部另派人補充。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陳所控制,其一切業務均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後為調查處)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過問了。    
    反省院的組織機構比較簡單,在院長之下分設訓育、管理、總務三個科。其中以訓育科為主,直接對「反省人」進行欺騙誘叛,該科所配備人員也最多,除科長、科員之外,還設有訓育員、高級訓育員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員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為背叛革命不徹底的分子,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為共產黨的人,三為托派分子和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傾者。也有少數原屬中統,後被認為對組織不忠,對二陳不忠,違反特務紀律的人在此關押。    
    反省院對送進來的「反省人」進行政治訓練。根據二陳的指令,訓練的內容有三條:一為以全民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二為以階級調合反對階級鬥爭;三為以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訓練的形式以學習、上課、訓話等為主。學習,即發給「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內容的文章和小冊子,如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胡漢民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陳立夫的《唯生論》等,讓「反省人」自己學習,並寫出讀書筆記、思想匯報。上課,即由擔任訓育員的CC特務講課,內容不外是國民黨好、共產黨壞之類。訓話,即聘請國民黨要人,社會名流學者等進行精神講話,陳立夫常親自到一些反省院進行訓話,老生常談那些只有叛變革命才有出路之類的陳詞濫調,企圖對「反省人」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凡參加聽課聽講的人,須寫聽講筆記、反省筆記等,逐日送交訓育員審閱,此外,訓育員還經常找一些人進行個別談話。    
    反省院規定對「反省人」的反省以6個月為一期,結束時要舉行考試,其試題多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對蘇聯的認識如何」、「中蘇關係怎樣」之類,考試不及格者便要留級,繼續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試再不及格,就要嚴厲懲罰,反省院的訓育員常常威脅說:「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槍斃!」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好迫使他們投降自首。即使從反省院被釋放出來後,在相當長時間裡,還受監督和控制,還須定期向反省院匯報個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勸降審訊、懷柔軟化的同時,也並不放棄嚴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內專門設有關押革命志士的特別監獄,裡面配備有各種殘酷的刑具。儘管這些手段殘忍毒辣,但大多數共產黨員都英勇不屈,頑強堅持鬥爭,他們寧肯留級,不出反省院,也不寫悔過書,不填寫反共申明,並且進行各種形式的特殊戰鬥。當時各個反省院都有共產黨的秘密支部在戰鬥,絕食鬥爭時有發生,弄得反省院中動盪不安。也有少數共產黨員在反省院軟硬兼施的折磨下,經不住考驗,自首反省,變節投降。據不完全統計,1931年到1935年,自首變節的共產黨員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幹部23人,省一級的幹部31人,縣一級的52人,區一級的75人。


第三部分設立「反省院」(3)

    這些斷了脊樑的癩皮狗出賣靈魂,出賣共產黨的機密,出反省院後,帶領國民黨特務、軍警搜捕、殘害共產黨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的秘書何家興叛變,即將羅亦農的住址出賣給國民黨特務,結果,羅亦農被捕。1929年7月,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投敵,企圖在中央軍委開會時,將中央軍委和江蘇省軍委負責人一網打盡。8月24日,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沒有參加會議,當會議正在進行時,大批特務包圍會場,在場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張際春被營救出獄外,其他共產黨人均壯烈犧牲。1932年,中共中央特務科長顧順章叛變,親自到監獄認人,出賣了關在蘇州監獄裡的惲代英,第二天,惲代英即被國民黨殺害。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時,就出賣了中共駐漢交通機關,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及紅軍二軍團的駐漢辦事處,結果,這些機關均被國民黨特務破獲,有10多人被捕,全被殺害。在南京,顧順章繼續出賣共產黨機密,供出了周恩來、李維漢等人的5個住址,並派他的親戚家人在上海進行偵查,在此危急情況下,中共中央採取斷然措施,使其陰謀沒有得逞。    
    陳果夫、陳立夫利用勸降審訊,反省院訓練的辦法,收買了一些叛徒,再利用這些叛徒對共產黨進行破壞,在一個時期確實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產黨遭到很大的損失,二陳對此十分得意,認為這是他們在無形戰線上的成功之戰。但不管國民黨特務怎樣窮凶極惡,共產黨內少數叛徒怎樣為虎作倀,都始終不能消滅共產黨,共產黨在人民中不斷地發展壯大,這是二陳所料想不到的。    
    


第三部分編織羅網(1)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整個東北地區陷於侵略者的蹂躪和踐踏之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但國民黨政府在日寇大舉進攻面前卻一再退讓,命令中國軍隊「力免除擴大事件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國民黨的妥協投降政策激起了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怒,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運動。    
    由於民族危機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國民黨軍隊內部也發生了動搖、分化和分裂,軍隊將領中出現了馬占山等風雲一時的抗日英雄人物。更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000多人在寧都舉行起義,集體參加紅軍。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的矛盾和紛爭更加激化,反蔣各派趁機向蔣介石集團發起攻勢,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實行武力對峙,他們利用全國的民氣,極力逼蔣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則發起九省「聯防」計劃。張學良聯合閻、馮舊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聯合」的口號。各派勢力的這種矛盾與紛爭,使國民黨統治陷於一片混亂。    
    蔣介石為此傷透腦筋,經再三考慮後,於1933年元旦通知陳果夫、陳立夫等人迅速前來,有要事相商。二陳誠惶誠恐地來到蔣介石的官邸,見蔣介石鐵青著臉,也不向他們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發上,在場的還有張厲生、張道藩、余井塘、葉秀峰、徐恩曾以及黃埔系方面的曾擴情、康澤、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嚴肅,正襟危坐,不敢有所聲息。一看這個場面,兄弟倆便知道今天的召見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覺地找了個地方坐下。    
    蔣介石見人數到齊後,便宣佈開會。他先是談當時國內的形勢,越談感情越是激動,便大聲對眾人訓斥,到後來,竟氣急敗壞地罵了起來,罵他們特務組織太無能,太不中用,不僅沒任何辦法對付共產黨,甚至連國民黨內的派系紛爭也無法解除,是一群廢物,是一堆飯桶。眾人被罵得抬不起頭來,一個個面色發白,冷汗直冒,屋子裡空氣十分緊張。蔣介石足足罵了一個小時,自己也累了,才感到這些話說得有些過分,語氣便逐漸緩和過來。他裝出十分懇切的樣子,要求大家消除誤會。團結一致,互相配合,認真對待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以及國民黨中各派系,以渡過目前的危機。並讓大家想辦法。    
    眾人被蔣介石一頓臭罵搞得暈頭轉向,哪裡能猜測到蔣介石找他們來的真正意圖,更不知道去想什麼辦法,蔣介石說完後,一個個都呆若木雞,半晌沒人吭氣。    
    蔣介石見眾人不說話,知道他們還沒有回過神來,便暗示他們,為了加強團結,統一指揮,可以分別成立兩個秘密的法西斯小組織,以這兩個小組織為基礎,形成國民黨的中堅力量。他向眾人表示,小組織成立後,他將在各方面予以支持。    
    經蔣介石這一提示,大家才像從夢中醒來,完全明白了蔣介石今天召集他們開會的意圖,訓斥、罵人,繞了半天的圈子,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於是,眾人諾諾稱是,表示竭盡全力,盡快成立小組織。不久,黃埔系方面的人便發起組織了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    
    陳果夫、陳立夫從蔣介石那兒回來後,馬上召集其親信張厲生、張道藩、余井塘、葉秀峰、徐恩曾等日夜開會,進行密謀,商討如何執行蔣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組織。討論中,陳立夫提出了好幾種方案,供大家參考,並直接派人到德國,意大利進行考察。經過一段時間的策劃,最後決定,倣傚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的模式,建立組織,以便將國民黨改造成德國、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式的政黨,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領袖,使之成為中國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實行「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專制統治。    
    這樣,在陳果夫與陳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幹為基礎,成立了兩個小團體,一個為「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為「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簡稱「同志會」)。這兩個組織的章程大同小異,政治綱領的主要內容為:擁護蔣介石為國民黨惟一領袖;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等等。兩個組織,實際上是一套人馬,所以,開張不到半年之久,「青白團」就乾脆取消,只剩下「同志會」一個組織了。    
    這兩個組織都擁蔣介石為最高領袖,在領袖之下設幹事會,幹事長為陳果夫,副幹事長為陳立夫,常務幹事則有張厲生、張道藩、余井塘、葉秀峰、徐恩曾等人。由於二陳平日高唱反對在國民黨中建立派系,而且總是以反對派系為借口攻伐別人,因此,他們對自己建立的這兩個組織總是諱莫如深,不僅對外多次申明無此組織,就是對沒有加入這兩個組織的一般CC派分子也是絕對保密的。他們發展成員,都有極其嚴格的手續,而且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


第三部分編織羅網(2)

    「青白團」和「同志會」實質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員主要以CC派的骨幹分子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們的國民黨各級黨部的委員、幹部和黨員中對蔣介石極為忠誠的分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也十分嚴密,參加他們的組織,除手續特別外,儀式也充滿封建神秘的色彩。據曾經參加過「青白團」的CC派骨幹分子劉不同回憶:「入團手續多在南京陳氏兄弟螺絲轉彎故居辦理。在這個居所裡,梁間蛛網縱橫,台上燭光慘淡,桌前壁上掛著一幅身佩匕首、腳穿馬靴、目光兇惡直視的蔣介石像。陳立夫、張厲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陰暗氣氛中叫入團者面向孫中山遺像和蔣介石像舉起右手宣誓:永久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實行三民主義,遵守紀律,嚴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二陳對「青白團」和「同志會」管束很緊,他們十分強調該組織的紀律性,加入組織的成員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份,成員之間禁止發生橫的聯繫,只有單線的縱的關係。成員不能問組織內其他的事,問了就是違反紀律,這些戒律,每個成員必須牢牢記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將受到嚴厲處罰。每當有新成員加入時,陳立夫必然要召集他們訓話,他不厭其煩地強調:「違反紀律要遭到嚴酷的處分,甚或處死;領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為紀律所不容。」除了遵守紀律以外,二陳還規定,所有加入組織的成員都有維護組織、發展新成員的義務;有破壞共產黨組織、監視共產黨活動的職責;還有監視其他黨派甚至國民黨員的言行並向上密報的責任;必要時還得接受組織分派的特殊任務。    
    青白團和同志會成立後,二陳為了將其組織發展到全國,先後派出一些骨幹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組織,如派張道藩到浙江,派吳醒亞到上海,派張厲生到華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吳醒亞到湖北,派葉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蘇,派陳肇英到福建等。這些人到各地後,也按中央的一套嚴密系統,憑借當地國民黨省、市黨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會和外圍組織,其中主要有:北平、天津的誠社。張厲生到華北後,秘密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聯絡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國民黨骨幹分子,於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誠社」。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達100多人,其綱領強調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在「誠」字上下功夫,擁護蔣介石為領袖,「服從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實行統制政治、經濟、文化,提倡中國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誠社總書記為張厲生,副總書記為胡夢華,總幹事為李白虹,副總幹事為張光濤、趙在田、史國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該組織十分重視,為此撥出專項費用,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誠社辦有《存誠月刊》、《誠報》旬刊,進行輿論宣傳。    
    上海的干社。吳醒亞到上海後,糾集一些「CC」重要成員,於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綱領、章程與「青白團」和「同志會」所差無幾,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說,它的組織形式、領導建制、政治綱領完全是以德國法西斯黨為藍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他們公開提出「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堅決奉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最高信條」、「誓死保衛、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撲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匪徒」等反動口號。干社的社長為吳醒亞、副社長為潘公展,幹事長為丁默村。二陳對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視,專派他們的堂弟陳寶驊任該社事務組主任。干社還創辦了《社會主義月刊》,並以此為陣地,大肆宣揚法西斯主義。干社成立後,積極參與逮捕、綁架共產黨人的活動,同時,在搶佔上海藝華電影製片廠、襲擊搗毀經營銷售左聯出版的書刊雜誌和魯迅著作的書局書店,搶佔上海青年中學和民光中學等罪惡活動中,干社都充當了主要角色,因而,這一組織成為國民黨CC特務的中堅。    
    除此外,在上海,還有潘公展、吳開先領導的「上海協會」、吳醒亞組織的「寅社」,在東北有齊士英組織的「東北青年學社」,在浙江有羅霞天組織的「五友社」,在山東有王潛組織的「學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蕭錚、洪陸東組織的「青年社」和「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在河南有陳泮嶺組織的「武德社」和陳泮嶺、劉不同領導的「三民主義忠實同志會」等。這些組織建立後,積極擁蔣反共,破壞抗日民主運動,插手文教科學機關,進行法西斯特務活動,干了大量的壞事。    
    「青天白日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的建立是二陳CC派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此之前,CC派沒有下層組織,他們進行活動主要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陳的親信骨幹分子聯繫、指導工作,自「青白團」和「同志會」建立後,他們便從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嚴密的、系統的組織,他們以此控制國民黨各級黨部,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監視人民的行動,剝奪人民的自由,在全國形成一個從上到下、滲透各部門各階層的一個龐大的法西斯特務網絡。


第三部分中央秘書長(1)

    1929年4月8日,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上,29歲的陳立夫被選為中央黨部三屆執委首任秘書長。最開始的提名,是由蔣介石與胡漢民兩人共同推薦的。當時陳立夫在國民黨中是區區小輩,與胡漢民僅見過幾次面,沒有任何接觸,為什麼胡漢民會推薦陳立夫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會上蔣胡合作,打擊了汪派勢力,胡漢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為回報,胡漢民必須有一些親蔣表示,陳立夫是蔣的親信,蔣介石不好一人推薦,胡漢民與蔣聯合推薦陳是蔣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蔣避免結黨營私的嫌疑。其次,陳在為蔣做機要秘書時,所表現出的認真、負責、謹慎、吃苦的精神,胡漢民也略知一二,雖然與陳沒有接觸,但對陳沒有壞感。    
    正在上海的陳立夫得知中央秘書長的任命後,內心雖然高興,但也多出一番考慮,他知道自己年輕,擔此重任,一定會引來多方注目,於己不利。考慮再三,便以身體不好為由,向中央遞上一紙辭職書。蔣介石等知道這是陳立夫故作姿態,因此,在4月11日召開第一次中常會,決議「電陳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職,在陳同志未就職以前,由葉楚傖同志兼代」。其時,葉楚傖已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根本無暇做秘書長工作。陳立夫接電後,知道秘書長非他莫屬,於是再度復電請辭其職。4月15日,國民黨召開第二次中常會,決議再電促陳立夫提早就職,並讓其兄陳果夫去函促請。中央越是電召,陳立夫越是覺得有作姿態的必要,於是又上一辭呈云:「余絕非自謙,乃自量無能勝此重任,請另選賢能,免誤公事。」4月29日,國民黨中常會召開第六次會議,對陳立夫三次辭呈,有些不滿,有人提議另選他人,但蔣介石當時不在南京,未參加會議,胡漢民不敢自作主張,便提出待蔣先生返南京後再商議辦法。    
    這一下,陳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認為三次辭呈,已轉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當秘書長是情非得已。於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稱病情已有好轉。後來,蔣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會上,陳立夫接受了任命,擔任中央秘書長之職。    
    秘書處是國民黨中央的一個重要機構,在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安排全會和常會的議程,注重重要議案的議程安排,妥善處理所有的決議案,並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處理與政府間有關係的文書及事務,處理黨內聯繫和黨外關係,間接監督黨內其他組織單位等,權力既大而廣,事務既多又複雜。    
    陳立夫上任時只帶了一個人,其他人事,全部照舊,以穩定人心,讓大家團結一起,努力幹事。    
    陳立夫上任後,對文書室下的功夫最多。文書室負責複印、印刷、檔案分類的工作。由於陳立夫過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國待過多年,他引進一種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幾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現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時,他要求用五筆檢字法進行檔案分類,使得原來雜亂無章的各種檔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減輕了,地方黨部的人來看了感到驚奇,蔣介石等人看了滿意,秘書處的人也很高興。


第三部分中央秘書長(2)

    陳立夫十分強調工作紀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書處其他職員早到辦公室,晚上過了7點才離開,全秘書處四五十人,見陳立夫如此,無人敢遲到早退。這樣,嚴格的辦公紀律建立起來。    
    為了協調中央黨部各部門的工作,增進各部門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陳立夫對秘書處工作作了改進。其中重要一項是:當秘書處收到有關組織部公文,便將副本送組織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關部門,如青年部、婦女部等,便將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婦女部並附上字條,說明組織部門會將直接與他們聯繫。這一辦法有很大好處,它使各有關係的不同部門都會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強各部門的聯繫,也能提高各部門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門的歡迎。    
    秘書處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來中央的各地方黨部人員,陳立夫從不拒絕任何人來訪,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來訪客人。接待中,陳立夫總是認真聽取地方黨部人員反映情況,提出意見,並將這些情況按類別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關部門,有些直接送蔣介石和其他常委。通過這些接觸,陳立夫認識了各地方黨部的大量官員,與他們加深了感情,並將一些信任者納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陳立夫在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後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員會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中央政治會議是研究政策的單位,凡與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由中央政治會議來處理,它是國民黨聯繫政府的一個單位,主席由蔣介石擔任。政治會議下設有內政、教育、財政、經濟、外交等小組委員會,秘書處為具體辦事機構。    
    政治會議秘書處工作比較簡單,主要工作是會議的籌備,例行性公事並不多。在準備會議時,就提交會議的議案翻閱檔案找尋先例,然後進行系統整理、分類排印,使得開會的每位委員都有一份特別案例的資料及所有先例的報告書。有些重要議案,必須在議案提出前,將議程送給蔣介石看,如蔣有指示,還須將指示告訴各位委員,使之照指示通過。    
    由於中央政治會議地位的特殊,開會通過的決定不對外公佈,而是呈中央常委會通過後再交國民政府公佈,因此保密性很強,弄不好有洩密的危險,造成重大損失。因此,陳立夫擔任政治會議秘書長期間,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辦特務機構的辦法來領導秘書處,使得這個黨務機構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陳立夫在擔任中央秘書長和政治會議秘書長期間,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工作,實現他創新國民黨的理想,即使國民黨成為一個在蔣介石領導下,以陳氏集團為主流派的統一的政黨。為了傳遞他們的心聲,陳立夫與其兄陳果夫一起創辦了一個刊物《政治評論》,由中央秘書處出資,蔣介石作後台老闆,由鄭亦同具體經營。    
    《政治評論》發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謂「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大造輿論,樹立蔣介石在國民黨的絕對權威。因為他們知道,蔣介石的權威一旦形成,二陳的重心在國民黨內也就自然形成了。


第三部分助蔣陷胡(1)

    國民黨三全大會確立蔣胡合作體系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胡漢民的話,蔣介石還是願意聽的,蔣胡關係一度比較融洽。在征討各方勢力的鬥爭中,胡漢民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有人概括胡漢民的作用說:「在於征桂,則功超言論之外;對待閻馮,則功居後防之先」。蔣介石在胡漢民的幫助下,地位得到鞏固後,逐漸變得獨裁起來,而權勢欲也很強的胡漢民又不肯與讓寸分,於是,雙方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    
    胡漢民與蔣介石的衝突,最開始緣於與二陳的矛盾。胡漢民本來是國民黨中二號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卻常常事無鉅細去管黨務,胡自己就說:「關於黨務的,我不但願意多談,而且談的非常認真,雖一個字也不輕易放過。」陳立夫說他「每一個會議,哪怕是比較不重要的小組會議,也場場必到」,引起二陳不滿。    
    當時,經過清黨整頓後,確定中央組織部由陳果夫掌管,組織部的一切事務,自然是陳果夫說了算,特別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黨部的黨務指導員,往往是陳果夫親自挑選,親自談話,再派往各地。但胡漢民卻總是進行干預,後來乾脆成立了一個黨務審查委員會,對陳果夫挑選的人進行審查,挑出種種理由不予通過,建議換人。陳果夫不肯讓步,矛盾越來越大,陳果夫搞不過胡漢民,便跑到蔣介石那兒誇大其辭地告狀。    
    蔣介石聽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總想找個機會勸說一下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蔣介石見到胡漢民,盡量壓低心中的火氣,平和地說:「胡先生常常嚴責黨務工作人員,弄得這些人都惶恐不安,這對於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的胡漢民並不把蔣介石看在眼裡,毫不客氣地回應道:「我嚴責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們。任情所為,擅離職守,國家體統何在,這些人還不該受我教導嗎?」幾句話煽得蔣介石火冒三丈,但他還是忍了忍,略為提高聲音說:「胡先生一定要責備他們,還不如先責備我吧!」蔣介石以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來,應該足可讓胡漢民息事寧人,哪知胡漢民並不買賬,鼻子哼了一聲,輕蔑地說:「他們且不能責備,何況你?我亦又未嘗不責備你,但可惜你不能受聽,轉而發生其他感想罷了」。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令蔣介石無地自容,這樣,蔣胡之間的衝突達到白熱化。    
    蔣介石雖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對胡漢民這種資歷、聲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來,必須先使軟刀子,讓他吃點虧,挫挫他的威風。蔣介石即將陳果夫、陳立夫叫來,一一進行交待,讓他們去與胡糾纏。    
    當時,因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在前線指揮戰爭,由胡漢民在南京主持中央黨部會議或中央政治會議。每到討論至關鍵問題時,陳立夫總是不緊不慢提醒大家,應該聽聽蔣介石的意見。實際上,每到開會前夕,陳立夫都把議案內容電告蔣介石,蔣若同意,會議通過的程序自然生效,蔣若不同意,則以請示為由使議案不能通過。這樣好幾次,胡漢民希望通過的議案都讓陳立夫這麼一攪和而打了水漂。胡漢民處處碰軟釘子,心中對蔣介石,陳氏兄弟充滿了恨意。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認為地方勢力已經平定,軍政時期已經結束,做起了建立專制政權、一統天下的美夢。於是,致電國民黨中央執委,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設立總統。對此,胡漢民堅決反對,因為設立總統,肯定是蔣介石,到時,五院均為總統府下,真成了蔣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胡漢民借致開幕詞的機會,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且批評蔣介石的個人專權與軍事獨裁。他說:「我們每個同志都應該盡其所能,把所有的聰明才力貢獻給黨,但斷不可以某人為萬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擔。可是目前卻深犯這個毛病,以致兼職之風大盛,實有重新糾正的必要。」蔣介石並不理睬胡漢民,仍慫恿手下遞交了「制定約法」的議案,倔強的胡漢民也不讓步,雙方言辭激烈,在四中全會上吵得不可開交。會議開了7天,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制定約法」一案終於擱淺。    
    四中全會給蔣介石極大的教訓,他覺得,軟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漢民這種人,必須來硬的。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以開會為名,誘捕胡漢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監察委員和執行委員,都被邀請到蔣介石的軍校官邸開會和晚宴。胡漢民一到,蔣介石說要與胡漢民私談,胡漢民剛入內室,便被拘捕。會議開始時,沒有胡漢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漢民就被監禁在蔣的家中,但誰也不敢說話,會議氣氛十分緊張。    
    陳立夫害怕會引起其他人反蔣,會後他提醒蔣介石,如此監禁胡漢民是否妥當,蔣介石十分強硬地說:「已經做了,我沒有辦法再掩飾了。」這麼一說,陳立夫已知道蔣是下決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覺得腰桿硬了。胡漢民被捕後,囚禁於南京郊外的湯山。    
    胡漢民被囚禁的消息傳出,全國嘩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粵系軍人趁機聚集起來,擁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唐生智等為領袖,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豎起了反蔣的旗幟。為了拉更多的國民黨人參加,粵方表示,凡南京中央黨部離職歸順粵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職酌情提拔使用。


第三部分助蔣陷胡(2)

    陳果夫、陳立夫瞭解到粵方這一態度後,覺得可以利用。於是,他們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員,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紛紛離寧赴粵,表示「反蔣擁汪」,取得粵方信任。這些人到廣州後大搞情報工作,將粵方的一舉一動向南京匯報,使得粵方反蔣活動一直處於南京監視之下。蔣介石得到情報後,分別採取不同對策,對粵方各派勢力分化瓦解,使得粵方反蔣活動表面上十分熱鬧,卻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全同「團結禦侮、共赴國難」的輿論下,反蔣幾個月卻毫無成就的粵方不得不坐下來與蔣談和,經幾番討價還價後,寧粵再度合流。胡漢民被關押幾個月後,已是銳氣盡減,蔣介石也表示「寬大為懷」,將其放出。而那些粵方的下層工作人員,則受到嚴厲處罰。陳果夫一聲令下,對這些人開除黨籍,不再錄用,斬除了反蔣派的根基。    
    胡漢民被放出後,雖官復原職,但受此打擊後,情緒低落,鬱鬱不展,心中窩了一肚子氣,無處發洩。1936年5月9日,胡漢民突發腦溢血,經再三搶救也無力回天,這位高傲的國民黨元老終於撒手西去,除卻了蔣介石心頭之病。    
    在蔣胡爭鬥中,二陳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他們明裡所起的阻撓,牽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監視,搗亂作用,大大減緩了胡漢民派對蔣介石的衝擊力度。    
    


第三部分搗「政學系」(1)

    二陳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在國民黨內爭奪黨權的鬥爭中,挫敗汪精衛派、丁惟汾派、胡漢民派等元老派,不斷取得勝利,其陳家黨的地位不斷鞏固。但他們並不甘心只領有黨權,他們還要涉足國民黨所控制的政、軍、財、經等其他領域。在向這些領域進軍中,他們遇到了兩大勁敵,即控制軍隊的黃埔系和控制政權的政學系。    
    黃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蔣介石的門生弟子,再加上蔣介石對軍隊控制很嚴,歷來是不肯讓別人染指的。對此,二陳內心十分清楚,當然不敢與其爭鋒。    
    而政學系就不同了,它崛起於蔣介石取得國民黨領導權之後,而且,如陳立夫所說:「事實上政學系是沒有正式的組織,但他們的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聯繫,他們不做低層工作,他們將力量集中在高層,盡力研究蔣先生、研究汪精衛,想盡辦法來逢迎領袖及他身邊重要的人,這一做法目的是贏取信任和好感,然後再運用這些權勢去實現他們的計劃和他們的目標——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發財。」雖然政學系發展迅速,成為蔣介石維護自己統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鐵三角」之一,但在蔣的心目中,政學系不僅不能與黃埔系比肩,也不能與CC系並論,充其量是蔣介石僱傭的門衛、管家之類,所以當時就有人私下稱政學系頭面人物張群為「張總管」、楊永泰為「楊管家」。正因為如此,二陳為了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勢力,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政學系。    
    當時的二陳如日中天,紅得發紫,再加在與各派系鬥爭中,攻必克、戰必取,這就使得二陳過高估計自己力量,過低估計政學系力量。首先,二陳過去的勝利是在蔣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現在,二陳勢力不斷膨脹,對於「天下姓蔣黨姓陳」的狀況,蔣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儘管政學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蔣必須利用政學系,使黃埔系、CC系和政學系互相制約,自己的權力才能成為一股凌駕於三種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這一點,二陳沒有看到。    
    其次,政學系雖沒有組織,也無基層力量,但其頭面人物都是政壇強人,其在政治鬥爭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段,決不在二陳之下。如楊永泰,早年接受嚴格的舊學訓練,後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國後參加國民黨,開始在舊官場中鑽營謀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種應變辦法和官場門道,在老「政學會」中,楊永泰就是重要一員。民國以後一段時期,楊永泰與張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後來,桂系失敗,楊永泰逃回上海,蟄居滬上,時刻窺測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時,楊永泰看到蔣介石勢力強大,便與張群一起投奔蔣,僅取得總參議一職。但楊很會鑽營,討蔣喜歡,正如陳立夫所說:「楊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見蔣先生時,常對重要問題,攜帶了正面和反面兩種方案,他先試探蔣先生的意思。如果蔣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則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蔣先生之意旨。」正因為如此,楊永泰才得以步步高陞。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萬言書》獲蔣介石稱讚,連升數級,被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南昌行營秘書長兼第二廳廳長,一時,「天下誰人不說楊」。在此期間,楊永泰、張群、李根源、熊式輝等人也抱成一團,形成新政學系。對於新政學系頭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陳也估計不足。    
    二陳通過種種手段,派出大批CC系統人員,打入政府部門,滲透於政府各個部門,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這一職,這使二陳十分傷腦筋。同時,在楊永泰擔任南昌行營秘書長後,陳果夫、陳立夫如要到南昌見蔣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蔣,還得楊永泰安排或轉呈,這使二陳心裡實在不是滋味。    
    不久,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在軍事剿共期間,一切服從「剿匪」大計,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線,一切由當地軍政大員統帥。於是,蔣介石下令將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黨部主任委員全部換上軍政人員擔任。這樣一來,湖北省的黨部主任便由張群擔任,江西省黨部主任便由熊式輝擔任,安徽黨部主任委員由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兼任,河南黨部主任則由省政府主席劉峙兼任,而吳忠信畏懼政學系,劉峙則與政學系骨幹熊式輝關係深厚,實際上,這四省的黨部成了政學系的天下。二陳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黨務大權,心中更是充滿了對政學系的深仇大恨,二陳便開始了對政學系的反擊。    
    本來,政學系是沒有組織,也沒有「政學系」這一名稱的。二陳在分析調查楊永泰一夥人時,發現他們大多出身舊政學會,陳果夫便將楊永泰一夥人取名為「新政學系」。恰好這時,蔣介石突然下令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陳果夫、陳立夫即向蔣告發楊永泰一夥人搞小組織,成立「新政學系」,破壞黨的團結。這一著果然靈驗,因政學系過去名聲就不好,現二陳一揭發,揭了楊永泰等人的老底,給其重重一棒,當然也引起了蔣介石對楊永泰等人的警惕。    
    二陳的揭發引起了一些國民黨元老人物對楊永泰等的一致憤怒,他們紛紛出場,寫文章,發表講話,大罵楊永泰等人。在此情況下,二陳不失時機地展開了一場「護黨運動」。


第三部分搗「政學系」(2)

    「護黨運動」中,二陳廣泛開展各種活動。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傳國民黨元老人物如鄒魯、張繼、謝持等人的講話,宣傳當年政學系反對孫中山的罪行,要求將政學系人物從國民黨中趕走,從蔣介石身邊趕走;其二,指示國民黨各地方黨部向中央常務委員會告狀,揭發政學系在各地破壞黨的紀律,摧毀基層組織的活動;其三,奔走於國民黨元老之間,請他們出面,向蔣求情,將國民黨湖北、江西等四黨部交回中央黨部即二陳手中。通過這一系列活動,果然有些成效,蔣對楊永泰有些疏遠,而且答應交出一省黨部給二陳。    
    這一仗取得一定勝利後,二陳即把矛頭指向政學系中另一巨頭人物張群。    
    張群,四川華陽人,曾是蔣介石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和日本振武學校的同學。張群的絕招就是在蔣介石面前唯唯諾諾,一切順從,而且不露阿諛的痕跡,這使他能與蔣保持親密關係達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張群被任命為上海市長,而上海是二陳勢力集中的地方,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CC派與政學系在上海時有衝突,二陳很早就想進行反擊,但苦於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很多對日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由張群負責,而張參與蔣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激怒了廣大市民與學生,都大罵張群的這種親日誤國政策。陳果夫抓住這一機會,指示CC派人物,策動一些學校學生、工廠工人、市民等舉行一些遊行、示威,使張群疲於應付,同時也讓張群親日面目為民眾知曉。然後,二陳抓住學生痛恨張群的過激情緒,又下了一著狠棋,二陳秘密指定由顧順章實施。    
    一天夜裡,8名愛國學生失蹤,於是群情激憤,大批學生湧向市政府,要求張群放人。張群即找來警察局長陳希,陳希卻滿是冤屈,說自己沒有抓學生。隨後,張群又給特工總部駐上海特派員黃凱打電話,請求幫忙,黃凱冷冰冰地說幫不了忙,張群只好直接向蔣打電話求救。此時,憤怒的學生擁進辦公室,將張群團團包圍,聲稱不放學生,決不撤出。    
    蔣介石接電話後,知道是二陳在搗鬼,即把陳立夫、徐恩曾找來,限令他們放人。陳立夫即通知黃凱,讓他放了學生,救出張群。黃凱哭喪著臉說:「我沒抓學生,如何能放?」陳立夫冷冷地說:「放學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黃凱接令後,不敢怠慢,即從租界捕房中學借來300學生,由特務率領、邊喊口號邊急行至市政府,說是來接替先期同學,硬是擠進市政府辦公室,把張群救了出來,塞進預先準備的小車,往外開去。等學生明白過來時,小車已無影無蹤。這時,顧順章派人來告訴學生,所捕8名學生已放出,學生見已經放人,也就不再鬧事,撤出市政府。    
    張群雖然被救出,但受此驚嚇,膽子變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麼麻煩來,便於1932年1月,辭去了上海市市長職務,在與CC派爭鬥中敗下陣來。    
    二陳在南面取得勝利後,在北面對政學系重要人物黃郛,也照此辦理,踢了一腳。黃郛到華北後,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    
    二陳明知道黃郛是代蔣行事,但認為這是搗毀政學系的絕好機會,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圍組織鼓動學生遊行示威,給黃郛造成壓力,同時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黨內攻擊黃郛。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也不好明保黃郛,結果,黃郛內外交困,被迫辭去華北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職務。    
    在與政學系鬥爭中,CC派雖然接連取得勝利,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扳倒政學系,因為蔣介石要堅守平衡原則,不會讓政學系太吃虧,也不會讓CC派太佔便宜,總的來說,「雙方勢均力敵,難分勝負」。    
    


第三部分斗黃埔系(1)

    黃埔系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與其爭鋒,但在國民黨的權力系統中,兩個組織實力相當,為了爭權奪利,必然會發生矛盾,出現爭鬥。    
    黃埔系發源於黃埔軍校時期的孫文主義學會,是一個在蔣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義的右派組織。黃埔系以軍人為主,以控制軍隊為主要目標。本來,黃埔系為蔣介石辦軍,CC系為蔣介石為黨,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隨著蔣介石政權的確立與穩固,雙方為在政權中多得一分利益而發生爭鬥,早期主要是CC系與復興社的攻伐。    
    1932年,蔣介石從一本介紹墨索里尼的小冊子中受到啟發,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必須有自己的核心小組織。於是他將陳立夫等黨務親信和賀衷寒等軍務親信召集起來開會,要大家想辦法,改變被動局面,並暗示成立小組織。結果,二陳心有靈犀一點通,回去後,很快成立了「青白團」、「同志會」等小組織;而賀衷寒等則行動遲緩,被蔣介石再一次找去痛罵了一頓,說:「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挨了罵回來,賀衷寒等終於開竅,決定成立小組織,於是,商議成立「復興社」,以黃埔學生為基本力量,賀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澤起草了紀律條例,推蔣介石為社長,賀衷寒、酆悌、滕傑、周復、康澤、桂永清、鄭介民、邱開基等為中央幹事,田載龍、蕭育贊等為中央監事。復興社是一個半公開的組織,其內部結構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外圍即復興社;第二層為革命青年同志會;第三層是核心層,是力行社。進入核心層必須經蔣介石批准。總之,復興社是黃埔系的核心組織,是為鞏固蔣介石政權效力的。    
    復興社成立後,即與CC系發生矛盾,這兩個派系,「CC舉著黨部的招牌,復興社利用軍政力量,互相爭權奪利,鬥爭日趨激烈」。    
    首先,黃埔系抓住機會,向黨務部門滲透。當政學系與CC派相爭時,楊永泰曾向蔣建議為適應剿共,將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黨務,由該地軍政負責人掌握。黃埔系趁此機會,讓大量軍人進入四省黨部,並將CC派人員驅逐出去,同時將一些意志不堅定的CC派成員拉入復興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縣黨部書記長加入或靠攏了復興社,使得CC派元氣大傷。    
    其次,明爭暗搶,向文化系統滲透。本來,按蔣介石的規定,黨務、文化、教育、經濟等領域為CC派的活動範圍,軍人系統的黃埔組織不得插手。在蔣介石的支持下,CC派準備成立「中國文化協會」,以操縱和控制文化界,這就引起黃埔系的不滿,黃埔系自認為搞文化宣傳不會在CC派之下,他們中的賀衷寒、劉健群、鄧文儀,還是有一定文化理論素養的。於是,復興社壯著膽子與CC派爭奪文化陣地,將「中國文化協會」這塊牌子搶過來。由復興社主要成員黃少谷、劉炳黎在武漢創辦的《掃蕩報》受黃埔系之命,突然在該報第一版上用通欄特號大字標題,搶先報道了由黃埔系主持的「中國文化協會」成立的消息和協會負責人的名單,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讓CC派控制文化領域的計劃轉瞬間破滅,而黃埔系卻兵不血刃,獨佔先機。    
    面對黃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勢,二陳也不甘屈服,鋌而反擊。二陳是文人,愛動腦筋、想計謀,謀劃一番後,先找蔣介石告狀,再找陳佈雷幫忙。蔣介石居中調停,還支持二陳繼續在文化界活動。陳佈雷與二陳關係深厚,其加入國民黨,就是蔣介石和陳果夫一起作的介紹人,因此也答應幫忙,當然只限於輿論和文字上。    
    二陳心中有了底,回來,由陳立夫召集張道藩、程天放、吳醒亞等「CC」骨幹開會,決定文化協會還得辦,但名稱已被復興社盜用,怎麼辦呢?這時,吳醒亞提出,加上「建設」兩個字,就叫「中國文化建設協會」。這一說,大家拍案叫好,於是按計劃分頭行動。    
    陳佈雷對二陳鼎力幫助,他起草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宣言》、《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綱領》兩份重要文件。由於陳佈雷的文采,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和誘惑力。三天後,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上海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大廈的大禮堂正式成立,陳立夫、張道藩等CC派骨幹親臨大會。第二天,向全國發佈了消息。這一戰,只是為二陳挽回了一些面子,並沒有止住復興社進軍文化領域的勢頭。隨後,「中國文化協會」與「中國文化建設協會」都向各地發展,雙方爭鬥更加頻繁。    
    黨方和軍方在文化界的爭鬥一般說來,吃虧的是黨方,軍方有蔣介石的堅強後盾,可以說是有恃無恐;再加上有武力作為前導,在這種攻勢面前,黨方是無能為力的,可以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二陳為此憂心忡忡,卻又無可奈何,只好等待時機,以求一逞。    
    機會果然來了,1934年6月,南昌機場發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長徐培根貪污汽油巨款,故意縱火以燒燬罪證所致。而黃埔系骨幹鄧文儀追查不力,受到蔣介石的訓斥。陳立夫抓住這一機會,添油加醋向蔣告狀,說鄧文儀不務正業,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陳佈雷也在旁助威,說:「各方負責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軍言軍,在黨言黨。」蔣介石一聽,覺得有理,當即下令,讓復興社馬上解散中國文化協會。    
    CC派與黃埔系的鬥爭,終於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勝利。


第三部分斗黃埔系(2)

    經過這一次失敗後,黃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蔣介石干預,便從明轉到暗,從上層轉到下層。在各地方發展基層組織時,黃埔系與CC派互相挖牆腳,互相打擊對方人員。如河南大學教授張金鑒,本是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屬CC派,復興社找上門來,逼其改換門庭,加入復興社,張金鑒不願意,結果被復興社綁架。再如在中央政治學校,復興社威脅三名學生,讓其加入復興社,三學生不答應,結果,復興社南京負責人任覺五帶領一批軍人將三學生綁架並殺害。    
    事件發生後,陳果夫把官司打到蔣介石那兒,蔣介石見死了人,便將任覺五予以處分,但暗中卻仍舊支持黃埔系。由於蔣的制衡手段,使得黃埔系與CC派的鬥爭愈演愈烈。到後來,兩派之間還玩起了特務手段,不擇手段安插內線,破壞對方。黃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獲CC派秘密的製毒機構;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黃埔系,對其骨幹人物進行策反。    
    黃埔系更為大膽,將一個叫向心影的女特務派到二陳身邊。這個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頭,後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邊做情報工作,因殷汝耕準備成立偽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幹掉殷汝耕,結果為殷汝耕發覺,抓起來投進大牢。後來戴笠花錢買通看守人員,將其救回,然後派往二陳身邊。    
    二陳對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務認識向心影,悄悄向二陳告密,二陳才大吃一驚,即將向心影趕出CC派。    
    不僅向對方派人員刺探情報,就是上層人物,互相也做鼠竊狗偷之事。一次,賀衷寒去中央黨部拜訪陳立夫,陳不在,賀便偷看桌上文件,發現桌上一封已拆閱的信是復興社號稱「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啟寫來的,內容涉及復興社高層的機密。賀衷寒見四下無人,便將信偷回,呈報蔣介石,要蔣按復興社紀律處理葛武啟。蔣介石聽了報告,反而劈頭蓋臉將賀罵了一通,說賀衷寒到中央黨部偷文件,是無恥之極。因蔣認為,葛武啟賣主求榮不對,賀衷寒干樑上君子勾當也不對,此風一長,那便黨將不黨,軍將不軍了。    
    總之,黃埔系與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蔣介石需要他們同在一個政權中存在,因此,雙方雖有爭鬥,卻誰也不能除掉誰。由此看來,CC派和黃埔系的鬥爭,與CC派和政學系的鬥爭不同,一個是爭衡,一個是爭鋒。CC派和黃埔系的鬥爭,誰勝誰負,誰消誰長,不是看誰的實力強大,而是看蔣介石的態度,看蔣介石製衡的需要。


第四部分疏導淮水(1)

    1932年7月,陳果夫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為什麼蔣介石要將長期從事黨務的陳果夫調去負責水利工程呢?這並非蔣用人不當,亂點鴛鴦譜,實際上,陳果夫對水利問題一直十分注意,並多有研究。    
    還在幼年的時候,陳果夫家鄉常遭水災,每當這種時候,陳果夫總愛到湖州驛西橋和管驛河頭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親眼看到一隻逃難的小船剛出橋頭,便被大水捲走了,頃刻之間在附近沉沒,船上4人死於非命。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陳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學校,每次見面,陳果夫總是不厭其煩地詢問沈在學校所學的有關水利工程方面的問題,從工程設計,施工到工程預算等大小問題,都問得十分仔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沈百先畢業後,先後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華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廣東韓江等水利工程處工作。這期間,陳果夫對水利的興趣更加濃厚,常常與沈百先一起討論有關水利工程的問題,學習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識,並由於沈百先的關係,先後認識了許多水利專家,與他們結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職於導淮委員會後,陳果夫對治理淮河關注起來,他閱讀了許多有關淮河歷史與現狀、地理與水文方面的書籍,並時常向沈百先請教有關治淮工程的問題。有時,沈百先遇有重大問題要報告蔣介石,便請陳果夫代為轉呈。陳果夫在轉呈報告時,常要和蔣介石談及有關導淮的工程情況,談話中,既表現出他對導淮工程的熱心,同時,也顯露出他對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陳果夫在代沈百先轉呈報告後,還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些有關導淮方面的政策建議。蔣介石聽了,一時沒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說:「你去幫我辦這件事,好不好?」陳果夫吃了一驚,平時雖說對導淮工程十分關注,但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揮這一重大工程,他實在沒有思想準備,便說:「我是外行。」想以此作為推詞,他說的也是實話,他畢竟是搞政治的,過去在學校也從沒學過工程技術。但蔣介石堅持說:「你知道注意這件事,而且所建議的並不是外行話,所以這件事,就是你去辦吧!」陳果夫深知蔣介石的脾氣,他堅持的主張是很難改變的,也就不好再拒絕了。他靜下來一想,覺得自己從小就對水利發生興趣,多年來這個興趣一直沒有減弱,幼年時見到的那一幕大水捲走小船的悲劇還常閃現在他腦際,現在具體指揮治淮這一大型導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負,造福於淮水兩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這一任命。    
    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向東流經安徽、江蘇兩省,原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但從1128年後,黃河多次決口,奪淮入海,其所挾帶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變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個水系被打亂,每遇汛期,不能暢通洩水,以致破堤決口,氾濫成災。千里淮河兩岸,「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成為洪、澇、旱災俱全的重災區,「數千百萬之全淮民眾,無日不淪於饑饉,無刻不泣對洪波,此淮之導,所以不容稍緩也」。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治理淮河,在建設委員會下設立了整理導淮圖案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後,主要任務是搜羅關於導淮計劃、圖表及各方面的建議,並進行整理,分類,並印成《導淮圖案報告》一書,為導淮工程作準備。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導淮圖案委員會順利完成了各項任務。1929年1月,國民黨中央正式成立導淮委員會,蔣介石為了表示他對導淮工程的重視,親自擔任委員長,具體工作由副委員長負責,特派委員20人,並聘請德國漢諾威工程大學方修斯教授為顧問工程師,同時廣泛徵集專門人才,進行導淮的前期準備工作。從1929到1931年,導淮委員會集中了全國一些優秀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對淮河入江入海各路河線進行了實地勘查、測量,廣泛調查、搜集各方面資料,進行反覆論證、研究,並根據研究成果,擬定了整個導淮工程的總體計劃,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後再予實施。    
    導淮工程計劃確定了江海分疏原則,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於航運、防洪、發電等,據概算,整個工程需經費2億元。由於蔣介石正和各軍閥混戰,軍費開支都十分困難,哪來如此巨款去搞導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間,導淮工程始終是紙上談兵,不能付諸實際。    
    1932年7月,陳果夫正式就任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主持導淮具體工作。10月,國民政府公佈《修正導淮委員會組織法》,賦予導淮委員會在淮河流域內對公私土地清丈、登記、徵用、整理等處理全權。陳果夫鑒於工程浩大,費用過巨,籌款不易,便決定先借用庚款,到時還本付息及自籌資金等辦法,並採取分期施工的形式。為此,陳果夫與水利專家一起制定了兩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動壩、邵伯船閘,淮陰船閘等一系列船閘,進行三河壩上下切灘,對淮陰閘上下、張福河上下進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後再進行導淮入海的工程,計劃工程費用1380萬元。    
    工程計劃經國民政府通過後,陳果夫便急忙籌錢,他親自到中英庚款會要錢,並派專人進行催促,使庚款會不得不立即開會研究。該會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會會長馬歇爾,他見陳果夫急著要錢,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為什麼這樣急,不能拖些時日嗎?」陳果夫說:  「導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現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馬歇爾說:「你們錢都沒有準備好,就做起來,太冒險了。」陳果夫正色說:「錢在你們庚款會很多,我不怕沒錢,只希望你們趕快通過我們的提案。


第四部分疏導淮水(2)

    不然我們的工程停頓,那將是你們的責任。」馬歇爾不敢再拖延,於是,庚款會很快開會研究,通過了提案,並如數撥了款子。    
    陳果夫得到錢後,便將這筆款項用於張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經過一個夏季的奮戰,終於很好地完成了這項工程。工程完工後,陳果夫有意邀請馬歇爾及庚款會董事們前來參觀,他們參觀後,都對工程質量表示滿意。陳果夫即抓住機會,趁熱打鐵,向董事們提出第二項工程費用,董事們當場拍板撥款。於是,這筆錢很快投入邵伯、淮陰、劉老閘三大船閘的建造。    
    待這三大船閘工程完成一半的時候,陳果夫如法炮製,像上次一樣,邀請馬歇爾等庚款會董事們前往參觀,待他們參觀後,興致很高的時候,又和他們訂立了另一工程費用的合約。這筆費用下達後,陳果夫即開始了楊莊、周門、劉老閘三大活動壩及高郵湖通運河間的小船閘等的修建。    
    正當導淮入江的工程熱火朝天進行的時候,陳果夫於1933年10月被任命為江蘇省政府主席,這對他的導淮工程無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慮到對導淮有好處,才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命。陳果夫主持蘇政後,即利用他的行政權力,讓江蘇省主動承擔了導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興建裡下河通海各港水閘,將淮陰、邵伯間所有的護岸改為塊石修建等。特別是承擔了導淮入海的工程,本來這一工程是要等導淮入江工程完成後,再根據資金籌備情況選擇適當時候進行,陳果夫認為這樣太慢了,不能讓導淮工程盡快完成而發揮它的作用。    
    根據江蘇省的經濟狀況,完全可以承擔這一工程,另外,他還提出了發行公債以籌集資金的辦法。國民黨中央批准了陳果夫的請求,決定發行公債2000萬元,用於導淮入海工程,這一工程由江蘇省具體承擔。    
    1934年11月1日,導淮入海工程舉行開工典禮,陳果夫興致勃勃地參加了典禮,他親自拿起鐵鍬,破土奠基。這一工程是開挖一條長176公里、底寬35米、兩堤相距250米的一條運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將從這條河疏導入海。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徵調民工參加建設,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農閒時間,大批農民被徵調來做工,征工最多時達24萬人,整個工地人山人海,雄偉壯觀。    
    沿線專員、縣長、區鄉、保甲長都捲入這無休無止的徵調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農民具體情況,只要是勞動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勞動強度大、勞動保險全無、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車、獨輪車、挑畚,人力戽水車等,再加生活艱苦,無醫少藥,因此,工地上死傷事件時常發生。就連陳果夫自己也說:「其辛苦勞瘁,非身經其事者聽可得知。」但陳果夫不顧人民死活,強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勞動效率,不管安全保險,這就鬧得廣大人民怨聲載道。整個導淮工地上,灑滿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淚。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個導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對此,陳果夫充滿成功的喜悅。5月初,他不顧身體衰弱,在導淮委員會總工程師李儀祉和江蘇省建設廳廳長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視察。他們興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時,中山河已經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遠方,兩岸是雄偉的長堤,一望無際。看到這一切,陳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個小時仍不感覺累。看完中山河後,他又饒有興致地登上直升飛機,察看了整個導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從飛機上看到這一帶與前幾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疇平整、河網如帶、樹木蔥鬱、房舍儼然。這一切都令陳果夫高興萬分,他覺得自己幹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蔣介石交差,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將會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將會對他側目而視。想到這裡,他差點笑出聲來。    
    視察完畢後,淮陰等6縣聯合舉行歡迎會。陳果夫在會上發表即興演說,強調導淮之完工,證明人力之偉大,更證明有志竟成、事在人為之至理,並希望各地更進一步群策群力,繼續建設,完成導准工程所有建設任務,徹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災、澇災、旱災再出現於江淮大地。當晚,陳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便起床來,寫下了一道導淮入海歌: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為我用;我無能力,我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為我操縱。    
    導淮入海,要將西水導入東海中。    
    大水不為我害,大水不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第四部分疏導淮水(3)

    大家齊用力,為了大家安樂與年豐!大家多用力,為了永久安樂與年豐。    
    治淮的初步成功,對陳果夫的確是很大的鼓舞,他決心再接再勵,繼續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達到徹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後開工的工程有:興建周門活動壩、興建劉澗淺水壩、興建中運河涵洞、開挖裡運河淺段、疏浚皖淮淺段等,但後來均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相繼停工,所有運到工地的鋼料,水泥,涵管、石塊等,均損失殆盡。    
    1938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國民黨軍事上的敗退,整個淮河流域全部淪陷,導淮業務,陷於停頓。在此情況下,導淮委員會便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為了避免在導淮委員會服務的專業水利人才逃離星散,陳果夫向蔣介石建議,仍然保存導淮委員會的機構設置,為了保證這些人有事做,將四川省內的一些水利工程交與導淮委員會承辦,如綦江工程、烏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這樣,導淮委員會在實施這些工程中,保存、培養了一大批水利建設人才。    
    陳果夫在主持導淮委員會工作期間,積累了很多治水的經驗,他在一些文章中進行了總結,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治水必須達到綜合利用的目的。陳果夫認為,治水是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工程,不能為治水而治水,必須使水利能綜合利用,即治水後,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澇,而且要達到航運、發電、灌溉、水土保持等綜合利用的目的。他說:「為國家長治久安計,每一河道應有詳密計劃,務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盡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庫及發電廠,利用水之衝擊力,使水力電源,能協助工礦業之開發。如何興建灌溉渠道及水閘等,利用水之滲透力,促進農田之生產。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載力,使航運暢通,以協助交通之發達。……自夏禹以來,中國治水,均以排洪水為能事,今則洪水氾濫,不應看得太重,而著重利用水之三種能力,以建國家,若三者同時建設,則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強調:「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種力量,第一是滲透力,第二是衝擊力,第三是浮載力,這三種力量都能盡量利用,使它發揮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第二,治水必須上、下游兼治。陳果夫反對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見,他說:「我在最初擔任導淮工作時,就反對那種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見,後來我經過湘西、黔東及四川各地,又做過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後,更覺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對於治水的一個主張。水與旱相反而實相成,上游患旱,就因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積蓄起來,則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會成災,雙方都有利益。」第三,水利兵工化。陳果夫認為水利是規模巨大的工程,常需眾多人力物力,因此,除臨時徵調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隊伍,他建議可以實行水利兵工化,將現有的軍隊拿出10萬人改編成水利工兵,「每師增置技監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團增置技士1人,每營增置技佐1人。均各敘以師長、旅長、團長、營長相等之軍職,協同指揮」。認為照此辦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設,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較快地完成一些艱巨的水利任務。    
    陳果夫上述有關水利的主張,應該說是有一定見地的。    
    


第四部分革新吏治(1)

    1933年5月,陳果夫辭去監察院副院長職務。10月,蔣介石任命他為江蘇省政府主席。當了多年的京官,現在一下子去當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職之嫌,但陳果夫此時還很高興。其一,他認為「省主席是獨當一面的職務,中國一省,其幅員每等於歐洲一國乃至數國,故省主席的職務相當繁重」。其二,江蘇省是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擔任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率領10多萬水利大軍進行導淮工程,而導淮工地主要在江蘇,擔任江蘇省主席,將會給他的導淮工程帶來諸多方便。所以,陳果夫倒是十分東意到江蘇省任職。    
    但江蘇人並不歡迎陳果夫主掌蘇政,因為都知道他是國民黨黨魁、CC派首領,由他當省主席,將會給江蘇帶來災難。因此,社會各界便聯絡起來,發了一個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電,用意十分明顯,不歡迎陳果夫。這對興致勃勃前來赴任的陳果夫無疑是當頭一盆冷水。    
    10月12日,陳果夫率省府各委員在鎮江正式就任。就職典禮上,他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提出4點意見。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詞實行;第二,對前任卓有成效的規程,一定蕭規曹隨,決不輕易變更;第三,做事必須科學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須切實。對於「切實」兩個字,陳果夫特別重複了幾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視。很顯然,陳果夫是要給那些不歡迎他的人一個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種誇誇其談、不務實際的人。    
    不久,江蘇省黨政官員舉行聯合紀念周,司儀唱了靜默3分鐘後,不過1分鐘便唱靜默完畢。陳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當年軍人的威嚴,命司儀立正,重唱靜默3分鐘,他看著表,到確確實實立了3分鐘才終止。靜默後,陳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題發揮,向全體官員訓話,將上次他在就職典禮上所說的「切實」兩個字再次加以說明:「如說3分鐘,必須恰是3分鐘,才算是切實,不可為2分59秒,亦不可為3分零1秒。準時到,準時退,都是切實,從事建設不切實即不易成功。馬馬虎虎的習慣,必須革除。」陳果夫的這一下馬威確實很見成效,眾人都低下頭,屏住聲息,聽他訓話,自此以後,省府黨政官員在陳果夫面前都不敢馬虎從事了。    
    陳果夫主政江蘇後,第一個重大舉動便是革新吏治。他認為大凡擔負某方面責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須注意的是怎樣能夠得到切實合作的幫手。治理一個地方,負主要責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幫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個省當省主席,主要的幫手便是主管各廳的廳長、省府委員、省府秘書長及各縣的縣長。其次便是各廳的局、處長及縣以下的佐治人員。而現實中國的官場雖經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禮,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貪污腐化、欺上瞞下、不求政績、不思進取等現象相當嚴重。陳果夫在國民黨內幹了多年,對此有深刻的瞭解,他覺得,不對吏治進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幹出什麼成績,甚至會站不住腳跟,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蘇期間,對政治來一番刷新。    
    首先是選擇各級官吏,陳果夫十分嚴格和謹慎。對各廳廳長,他要求的條件是:干自己主管之事有專門研究和實際經驗;有責任心、有創造力;對於省主席有相當信仰,能夠接受他的指揮。特別是最後一條,陳果夫十分強調。對各縣縣長,陳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務的能力,有把一個縣辦好的志願和抱負;對省方的命令和計劃要切實執行。不管是廳長也好,還是縣長也好,陳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們對自己信仰,聽他的話,做他的忠實臣僕,這樣,他在江蘇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蘇便可以成為他獨來獨往的自由王國。    
    為了選擇好各級官吏,陳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個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由省府委員充任。凡屬任命官員,都得經過甄審委員會嚴格審查,不但看他的學歷、文憑、談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詳細調查他過去的經歷及其政績,過去做事有無功過,何以會有此功過等。考查後,如果各委員都贊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見不統一,最後由省主席決定,官吏任職後,必須定期報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經常對其工作進行檢查,每隔一段時期,便召開會議,對有政績的官員進行表揚與獎勵,對沒有政績甚至有過錯的官員進行訓斥和處罰。獎優罰劣,功過分明,這一辦法收到一定效果。    
    在用人時,陳果夫不限制籍貫與私人關係。他初到江蘇時,常聽到人將江蘇分為江南與江北,他頗不高興,加以申斥,他說:「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蘇做事,從不想他是江蘇,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於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來,而我就被同鄉觀念所限,用不著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認為限於用同鄉、同學、或親族之類,都是自己把自己的範圍縮小的一種表現。」當時,江蘇省的縣長中有22省的籍貫,東北人用的較多。當然,在一些關鍵部門中,陳果夫仍然用他的同鄉、同學、親族,特別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並非像他所說的那樣超脫和清廉。    
    為了使各級官員能克己奉公,廉潔自持,陳果夫開展了懲治貪污的行動。為了表示他對貪污行為依法辦理、毫不容情的決心,一下子處理了三名貪污有據的縣長,其中二名現任縣長職期間,大肆貪污錢財,中飽私囊。查出後,陳果夫即令撤職法辦,並勒令退還貪污款項,有一名現任縣長與陳果夫有親戚關係,事發後,找到陳果夫三叔陳其采,希望從中通融,陳其采為此專門寫信說情,陳果夫考慮再三後,還是將這名貪污縣長依法嚴辦了。還有一名是10年前當過縣長的,在任期間貪污款項10萬多元,一直沒有過問,他自以為年代久遠,時過境遷,不會有什麼事了,便特來應縣長甄審,想再度出任縣長,結果被審出10年前的貪污事實,陳果夫即將此人扣留,並嚴加懲處。    
    在懲治貪污官吏的同時,陳果夫還採取了其他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他認為,光靠懲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


第四部分革新吏治(2)

    首先,陳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級官員的俸祿,並在每個月發放獎金,使他們的經濟收入高於一般人員,即使一般的縣佐治人員也能養活8口之家。他認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俸祿提高後,貪污現象將會減少。    
    其次,規定各級官員的婚喪喜慶應有限度,送禮的規格也應有限度。陳果夫認為,婚喪喜慶請客送禮,本來是中國社會一種重情誼、互助合作的好習尚,但越出範圍,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級對上級的送禮,足以造成貪污行為。1934年春,陳果夫主持制定了《婚喪喜慶送禮辦法》,規定每一份禮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為限,對其他如宴會筵席的送禮規格,也加以限定,並不准借做陰壽為名,收受禮品。為了讓大家都記住這些規定,陳果夫指令省府印製了「送禮辦法」的宣傳品,規定凡送禮時必附一紙,以為宣傳。為了帶動各級官員廉潔奉公,陳果夫也帶頭不接受別人的禮品。有時地方的縣長、專員到省裡報告工作或辦事,帶些土特產來,陳果夫不但不收,還加以訓斥,他說,到省裡來最好的禮物是工作成績報告。    
    再次,嚴格規定不准太太干政。陳果夫說,「女子主持家務,對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絕對不可干涉,除非她們自己有能力去參政。然而即使參政了,與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職守,也須分別清楚,不能混為一談。……女子要參政須靠自己的能力,決不能依賴丈夫,妄事干涉。」他規定從省到縣的各級官員,不能讓自己的太太干預政務,如有干預者,即撤除職務。他自己的夫人朱明也從不干預他的政務,他當省府主席,朱明卻默默無聞。    
    陳果夫不但要求各級官吏守法奉公,還要求他們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作死硬的規定。有人認為,提高行政效率,必須是「案無留牘」,公文不能積壓,當天的公文當天辦結。陳果夫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當天的公文當天辦結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公文的內容有簡單和複雜之分,有些可以立刻辦結,有些則需要廣泛查詢、查卷,有些還須與各方面會商,聽取意見,不能一下子辦結,也不必急於辦結,即使為了滿足形式上的效率而很快辦了,反而會貽誤大事,倒回頭還得重新再辦,這樣效率更差。他以為,行政人員知識豐富、判斷力強、文字熟練、思路清晰,再加安排適當,配合默契,自然會有很高的行政效率。所以,陳果夫更注意各級官員的業務能力。他要求各級官吏要多看書,多學知識,他還把一些縣長送到中央政校學習,以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提高全省各級官員的行政效率。    
    通過幾年的努力,革新吏治有了一些成效,任人唯親、貪污腐化、不求進取的現象少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官場的風氣也較前有所好轉。但陳果夫卻乘機加強了CC派對江蘇省黨政各部門的控制,他自己也成為江蘇的太上皇。    
    


第四部分整治民風

    陳果夫主政江蘇後,在整肅吏治的同時,所採取的第二大舉動便是整治民風。他認為社會風氣反映一個省的精神面貌,而精神面貌又是一個省經濟是否發達的表現。因此他十分重視民風民俗的轉變。    
    首先,大力提倡科學、講究衛生。陳果夫說他到江蘇的第二個理想是要建成一個健康的江蘇。陳果夫對自己家鄉湖州落後、愚昧、迷信的社會風氣深有體會,他認為要轉變這種風氣,就要提倡科學。他在江蘇主政期間寫了很多文章,向人們宣傳科學,對人們所敬畏、恐懼、迷信的字紙、夢魘、狐仙、語、仙方、符咒、相術、風水等一一進行科學的闡述,要人們不要相信迷信,並通過各級政府廣為宣傳。同時,陳果夫為開化風氣,增加人們的科學文化知識,提倡各地大辦學校,鼓勵人們進校學習,要求地方除辦正常的小學、中學外,還辦社會教育訓練班、女子生活學校、男子生活學校等。人們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不會去相信那些荒誕迷信的東西。    
    陳果夫認為落後民風中對人們危害最大的是不講究衛生。他到任的第二年便成立了江蘇醫政學院,他說他辦醫政學院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轉變人們不講衛生的習慣。他親自擔任醫政學院的院長,親自辦理學院的一些事務。該院設有醫科、衛生行政科、衛生教育科等科系,除招收高中畢業生進行正規培養外,還經常臨時性招收初中、高小畢業的青年進行為期6個月的短期訓練,使他們成為普及醫學知識的宣傳員和各鄉村、小城鎮的簡易醫生。為了形成醫療網絡,陳果夫還指示各縣建立了縣立醫院,鄉鎮建立醫療診所,為地方病人服務。他還親自編寫了《飲水衛生》一類的影片,以配合各地所進行的通俗化衛生宣傳。在宣傳中,提倡講究個人和公共衛生、勤洗衣被、勤換衣裳、剪指甲、理發、不准隨地吐痰等,基本上是蔣介石在江西實行的新生活運動的內容。    
    其次是開展禁煙禁毒的活動。煙毒危害中國近百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也曾沽名釣譽地搞過所謂禁煙活動,而實際上是屢禁不絕,越禁越盛。特別是江蘇,因緊鄰上海,其吸煙吸毒者比其他省更為嚴重,雖在皇城腳下,南京政府也無可奈何。    
    陳果夫到江蘇後,決心在禁煙方面打開新的局面,以表明他在施政方面超過他的前任。他說:「我在江蘇禁煙,自始即下了一個決心,即是不戒則已,戒必不顧一切,務期貫徹到底。禁煙如同打仗,有了決心,自然可以打勝仗,至於打得吸煙的人呼痛叫慘,喘息不安,這是不應有所顧忌的。」剛開始,他並不是像其他省一樣,立即公佈禁煙方針,而是先派員到各地調查禁煙與吸毒的基本狀況,然後根據所瞭解的情況,與省府委員進行認真的研究,在此基礎上,陳果夫提出3條禁煙的原則,即禁煙不以籌款為目的;禁煙以控制煙民為根本;禁煙必須有其他各部門的配合。然後,將此事交給民政廳,命令省民政廳制定切實有效的禁煙法規與辦法。    
    省民政廳接到陳果夫命令後,即組織專門人員商討研究,他們根據陳果夫所提的3條禁煙原則,根據歷年禁煙屢禁不止的情況,根據江蘇本省的實際,在很短時間內制定了《禁煙大綱》,認為禁煙既是長期的任務,也要有短期的禁期,規定4年為絕禁期,4年以後也還須進行宣傳、教育,隨時出現吸毒現象,隨時打擊。    
    1934年4月,陳果夫主持的省府會議通過了民政廳所制定的《禁煙大綱》,正式向全省公佈執行。同時,為了加強對禁煙的領導,陳果夫指示成立了省禁煙委員會,各縣也相應成立了縣禁煙委員會,具體負責各地的禁煙行動,並在省城和各縣城建立收容煙民的戒煙所,作為常設的禁煙機構。    
    禁煙開始後,各地禁煙委員會根據陳果夫的命令,以雷厲風行的速度,將一些煙館和變相的煙館封閉,找到吸煙的煙民,不使一個漏網,然後將他們送進戒煙所,由戒煙所對他們進行教育,醫治他們的胃病,教他們練習太極拳,使他們盡快戒煙。戒煙後,貸以小本資金,讓他們從事生產和經營,以自食其力。禁煙期間,在社會上造成禁煙聲勢,小學生唱禁煙歌,中學生搞禁煙講演比賽等。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禁煙還是收到一定效果,據陳果夫自己說,戒絕煙民已達總數的3/4,儘管這有些誇大,但應該承認,確實有一些煙民戒了煙,走上了正道。    
    與此同時,陳果夫還開展了禁賭禁娼的活動。對禁賭,陳果夫搞了一陣子,但成效不大,以後也就不了了之。對禁娼,陳果夫更顯得無能為力,他甚至認為,對娼妓,無法使之不存在,與其禁止,不如放開。因此,他實行了所謂有管制性地放開的辦法,實際上使這一醜惡現象置於合法的地位。    
    其三,引導、改善舊風俗向好的方面發展,提倡新風新俗。對地方上舊有的風俗,陳果夫善於加以引導,如江蘇有比賽水龍的習俗,陳果夫便規定每年5月20日、10月20日進行水龍比賽,以此宣傳防火、救火知識,訓練救火人員。再如對廟會,以前政府是禁止的,陳果夫認為:「廟會為民間風俗之一,且隱然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戲雜陳,負販雲集,則又為民間娛樂及臨時貿易之集會,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舉而兩得。」因此,他大力提倡,使江蘇各地廟會興盛起來。    
    為了提倡新的風俗,陳果夫指示有關人士,編成了改良風俗的日曆,根據時序的需要,加以新的內容,如1、2月與8、9月,為鼓勵青年入學與立志月;3月為植樹造林月;4月進行改良蠶絲研究月;5月為發揚民族意識月;6月為拒毒運動月;7月為合作運動月;5、6、7三個月為注重體育、衛生月;8月為藝術運動月;11月為造路運動月;12月為公共建設運動月等。陳果夫命人將這些日曆發到全省各地,廣為宣傳。他說:「如各地人民月月行之,年年習之,三年而後,因風俗習慣之轉移,其有助於心理及物質建設,必有可觀者矣。」陳果夫在主掌蘇政期間,對改革舊的民風民俗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但總的來說,聲勢很大,收效甚微,特別是對一些醜惡現象,不能徹底根除,只能是沽名釣譽地做做樣子而已。而且,他的整個整治民風的活動只不過是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四部分省府卸職(1)

    陳果夫主政江蘇後,除了革新吏治,整治民風之外,還大力推動該省經濟建設的發展。他說:「我第三個理想是要造成一個富足的江蘇。」為了發展江蘇經濟,陳果夫首先抓金融工作,他認為,要進行經濟建設,沒有資金是不可能的。江蘇省原有兩個銀行,即江蘇省銀行和江蘇農民銀行,這兩個銀行沒有明確業務分工,常為爭奪蓄戶而發生矛盾。陳果夫便以省主席的身份出面調解,使兩行業務範圍分開,江蘇省銀行專作發展工商業之用,江蘇農民銀行則致力於農村金融的推進,並由每行合作,組成全省金融網絡。這樣,兩行的業務發展很快,特別是江蘇農民銀行,原是由陳果夫等人創辦,現有陳果夫行政權力的支持,發展更快,成為與江蘇省銀行匹敵的銀行,到1937年,江蘇農民銀行與江蘇省銀行兩行資金共達6000多萬元。這也為江蘇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    
    其次,興修水利工程。陳果夫在此期間集中力量進行了大規模的導淮工程,並在各縣建成了眾多小型水利工程,同時大力發展植樹造林、出海捕魚、養蠶、植棉等經濟事業,使農村經濟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再次,發展工商業。江蘇最大的缺點是地下資源比較貧乏,這就制約了江蘇工業的發展。陳果夫到江蘇後,即組織人員對江蘇的資源進行廣泛調查。通過調查,發現肖縣有較豐富的煤礦資源,陳果夫得知消息後十分高興,即指令省政府投資,進行開採。很快,肖縣煤礦建成,並投入生產,到1937年,已達到每天出煤100多噸的規模。對江蘇能源的缺乏起了很好的補充作用。    
    通過調查,還發現宿遷縣有玻璃資源,而且質地非常好,陳果夫便先在宿遷設立了玻璃職業學校,以培養玻璃生產技術人才。然後準備投資建設一個新式的玻璃廠,因抗戰發生而中止。他還讓省府投資,擴建了宜興陶瓷廠,建起大窯,使之成為能生產浴盆等新式衛生陶瓷用具的大型陶瓷廠。除此外,陳果夫還準備在揚州設立醬菜廠、在蘇州辦糖果廠等,也因戰爭影響而未能實現。    
    為了培養經濟人才,陳果夫在江蘇各地辦了一些職業學校,如宜興陶瓷學校、揚州醬菜學校、蘇州糖果學校、松江五金學校等,都是配合生產而設立的,這些,對江蘇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除此外,陳果夫在主掌蘇政期間,還在教育、文化、合作、體育、交通、保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並小有成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抗戰爆發,8月上海抗戰再起,戰事沿京滬鐵路逐漸向西擴展,各地秩序,日漸混亂,到處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蘇省召開政府全體委員會議,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數主張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陳果夫則主張撤往蘇北,他說:「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蘇省主席,不能不顧蘇北,且是導淮副委員長,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職亦無悔。個人已不計,惟求如何可以幫助軍隊從事長期抵抗耳。」大家見陳果夫如此慷慨陳言,也就不好反對了,一致同意先遷往揚州。但實際上,陳果夫並不是真心實意想留在蘇北,支持軍隊抗戰,他在一面提出省府遷往蘇北的同時,一面向蔣介石寫了辭職報告,表示自己體弱多病,不能勝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蔣介石見他態度堅決,只好準其辭職。11月26日,江蘇省政府遷往揚州。27日,國民政府改組江蘇省政府的命令下達,陳果夫卸任省主席。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車離開了危城揚州,離開了戰火硝煙的江蘇省,前往安徽安慶,然後到江西九江,與他先期離開江蘇的夫人朱明、父親陳其業、弟弟陳立夫等家人匯合,再乘輪船到達戰時首都武漢。不久,武漢危急,他又遷往長沙,最後到達重慶,遠離戰爭前線,「隔江猶唱後庭花」去了。    
    陳果夫主政江蘇四年一個月零十八天,在整肅吏治、革新民風、倡導科學、鼓勵建設等方面,確實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離任後,曾十分得意地說:「我們這些黨人,不像老官僚一樣,而是真正替江蘇做了事的」,他還說;「自問在此四年中,各項事業雖不無些許成就,仍說不上有多大成績。但地方政治風氣,卻因此不無轉變,樹立了『廉潔』、『切實』、『服務』的政治風氣。」這裡陳果夫所說的實在帶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蘇期間,既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轉變社會風氣、改變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黑暗,各級官僚貪污腐化現象依然在,賭博、娼妓等不但沒有杜絕,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這些醜惡現象的存在本身是社會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麼運動或者一紙什麼法令所能根除的。


第四部分省府卸職(2)

    陳果夫離職後,並沒有擔任中央要職,暫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因為蔣介石對陳果夫已經有所防範,怕他在中央久了,會形成威脅其統治的盤根錯節的勢力,原來讓他到江蘇當省主席就有這方面的考慮,但那時陳果夫還沒意識到,他在江蘇四年後,開始有些醒悟,認為在地方久了,有礙CC派勢力的發展。    
    這次辭職後,希望重返中央,擔任要職,但蔣介石只讓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長,心中老大不高興,又無可奈何,整天鬱鬱不展。    
    蔣介石有自己的考慮,他不任命陳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職務,還是想把他放到省裡去。1938年8月,蔣介石內定陳果夫為甘肅省主席,想讓他到大西北去。對此安排,陳果夫滿腹牢騷,考慮再三後,他即回電蔣介石,婉言予以拒絕。他說,現在抗戰軍興,「以不主張此時更動甘肅省主席,軍政仍應統一,及考慮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為主旨」。蔣介石接電後,認為也有道理,便放棄此議,但將陳果夫擠出中央的念頭一直沒斷,此後,蔣介石又有幾次想讓陳果夫去當省主席,陳均以身體不好為由加以拒絕。    
    直到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仍想讓陳果夫到省裡任職。1946年,蔣介石召見陳果夫,告訴他,浙江省主席黃季寬要辭職,想讓他去接替黃,到家鄉去當省主席,為家鄉人謀些利益。陳果夫當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體不好為由推辭,他說:「現在可當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體尚未痊癒,此時去任此職,一若前年之任組織部長,身體即無好的希望。」蔣介石見陳果夫受命中央職務時,總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當省主席,則總是以身體有病為由而加以拒絕,不由一時火起,衝著陳果夫直截了當地說:「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陳果夫見蔣翻了臉,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氣一併發出,板著臉,反問蔣介石:「現在中央誰做得好?」蔣介石被問的無話可答,雙方不歡而散。這是幾十年來,陳果夫第一次頂撞蔣介石。    
    陳果夫不是不願做省主席,而是不願被蔣介石擠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領而陷於衰落,雖然有陳立夫,但畢竟孤掌難鳴。他知道蔣介石為了扶植太子蔣經國,時刻在防範他,在限制他的勢力,他不願就此干休,他要賴在中央,決不到省裡去。另外,他從在江蘇省四年地方官經歷中,深深體會到省主席不好當,蔣介石大搞獨裁專制,一切權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蔣介石手中,什麼事都得請示蔣介石,省主席只不過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當這種傀儡。    
    陳果夫自主政江蘇後,再也沒有當過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蘇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僅有一次,因而也特別值得他深深地留戀。後來,他寫了一系列文章,如《蘇政回憶》、《蘇政四年之回憶》、《我在江蘇的業餘興趣生活》等,來回味這一段難以忘懷的人生歷程。


第四部分獨闢幽徑(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到華北事變前後,中華民族已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日間的矛盾迅速激化。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蔣介石難以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方針,便開始逐步調整其對內對外政策。這一時期,蔣介石雖然繼續將大量軍隊用來對付共產黨和紅軍,另一方面也開始對日整軍備戰,並在國際上與蘇聯親近。    
    南京國民政府為什麼要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呢?因為蔣介石十分清楚,在國際上,能與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還有與中國北鄰的蘇聯,這是一種強大的力量。為了聯合蘇聯遏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擴張,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與蘇聯談判,並極力表示與蘇聯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蔣介石採納了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人的建議,派顏惠慶到日內瓦與蘇聯外交部長李特維若夫進行談判,並簽署了《聯合公報》,宣佈恢復中蘇邦交。    
    1934年,蔣介石派他的幕僚,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蔣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歐洲活動。臨行前,蔣介石當面向他交代,要他「盡可能地把時間用在蘇聯」,希望他能夠「測探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並囑其「注意研究蘇聯的情況」。蔣廷黻到達蘇聯後,曾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莫尼雅科夫會晤,雙方談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願望。會談後,蔣廷黻即向蔣介石「提出詳細報告,並且建議仔細開創將來的局面」,蔣介石接報告後十分高興,「復電甚表嘉許」。以後,蔣介石便通過各種渠道加強與蘇聯的聯繫,以達到改善中蘇關係的目的。    
    1935年初,蔣介石委派駐蘇大使顏惠慶率中國文化藝術團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間,顏惠慶與蘇聯領導人及各方人士進行了接觸,加深了瞭解。4月,蔣介石派復興社骨幹鄧文儀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並給他交代了爭取蘇聯軍事合作的任務。鄧文儀赴蘇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他兩次與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布留赫爾(即加倫將軍)會晤,在友好的氣氛中交換了有關「中俄合作,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的意見。    
    中蘇關係的逐步進展,使蔣介石深受鼓舞,與此同時,在國內,蔣介石一方面對共產黨大軍「圍剿」的同時,也開始尋找同中共接觸的途徑,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國共兩黨的關係。    
    陳立夫作為蔣介石的親信,此時已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他對蔣介石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調整國共兩黨關係、中蘇兩國關係的政策是贊成的。他以前就認為,對共產黨不能完全靠武力的辦法去消滅,應以招安的辦法和軟化的辦法使之就範。現在大敵當前,用大軍「圍剿」而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辦法顯然不是上策。在國際上,他認為中國與蘇聯接壤,應該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建立共同戰線,就可以抵禦日本的進攻。因此,陳立夫也主張和共產黨接觸,同蘇聯接觸,在相互接觸中改善關係。    
    1934年年底,陳果夫與陳立夫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要他們主持同蘇聯駐華大使的外交談判,並尋找同中共接觸的契機。當時,陳果夫還在擔任江蘇省主席,省務繁忙,脫身不得,這項工作實際上是陳立夫一人擔當。    
    陳立夫接受使命後,即參與了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早期會談。這種討論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會談內容一直沒有對外公佈。1977年,陳立夫在與一位美國學者交談時,籠統地透露了一些當年會談的內容。當時,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雖然開始了接觸,實際上還互不信任,各存戒備之心,這種態度也影響了陳立夫和鮑洛莫洛夫的會談。陳立夫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關鍵時刻,莫斯科之所以願意與南京親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國妥協,與日本攜手合作。這樣,可能會導致蔣介石答應日軍通過內蒙古直達蘇聯邊境,而當時德國也正從西線窺測蘇聯,那麼,蘇聯將會面臨德日兩線入侵的威脅。因此,陳立夫在會談中,既表示願意與蘇聯友好,又顯露出有恃無恐的態度。而鮑格莫洛夫既擔心中國的妥協會導致日軍對蘇聯的進攻,又認為中國國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聯合進攻蘇聯時,對蘇聯不會提供多少軍事幫助。中蘇改善關係,結成友好聯盟,至多只是有助於防禦日德的聯合進攻而已,其作用並不是決定性的。因此在會談中,鮑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願意中蘇友了,但另一方面卻又表現出不太迫切與不太積極的態度。    
    由於中蘇雙方各打各的算盤,這就使得陳立夫與鮑格莫洛夫的秘密會談雖進行了很多次,卻總是沒有什麼重大突破,雙方都小心謹慎,如履薄冰。陳立夫曾經向鮑格莫洛夫提出了一個軍事協定,但鮑格莫洛夫卻認為這個協定只是對中國有利,蘇聯所能得到的好處並不多,而且萬一協定公開,將會使蘇聯陷於很危險的境地,因此不肯與中國訂立協定,這種討論持續了半年多時間,還是沒有多大進展。    
    陳立夫不時將會談情況詳細報告蔣介石,蘇聯的消極態度使蔣介石大為不滿,他也不想在中蘇會談中表現得太主動,便指示陳立夫繼續與鮑格莫洛夫進行這馬拉松式的會談。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河北事件、張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繼發生,中日矛盾進一步激化,形勢一天天緊張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來陳立夫商量對策,陳立夫提出應該加快對蘇交涉的步伐,在短時期內建立中蘇合作關係,以便在必要時打出蘇聯這張牌。蔣介石點頭表示讚許,並決定自己親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陳立夫陪同,蔣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見了蘇聯大使,對有關問題闡述了中國的態度。在談話中,蔣介石暗示,希望中蘇兩國盡快改善關係,希望盡快同蘇聯締結秘密軍事協定。他還向鮑格莫洛夫保證,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日本簽訂反蘇的軍事協定。蔣介石的保證使鮑格莫洛夫心中的疑慮一掃而空,同時,中國方面的積極態度也感染了這位蘇聯大使。因此,鮑格莫洛夫向蔣介石提出一個建議:最好由南京國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級官員訪問莫斯科,直接與斯大林會談。蔣介石點頭同意,接受了鮑大使的建議,心中也開始考慮出訪莫斯科的人選。


第四部分獨闢幽徑(2)

    在蔣介石接見鮑格莫洛夫後,南京國民政府於10月下旬在國內成立了中蘇文化協會,這是蔣介石為爭取中蘇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態。    
    為了使鮑陳密談向前大進一步,為了盡快締結中蘇秘密軍事協定,也為了找到與中共接觸的契機,12月,蔣介石決定派高級官員出訪莫斯科。那麼派誰到莫斯科去呢?蔣介石選定了陳立夫,將出訪莫斯科同斯大林會談,力爭締結軍事協定,並尋找機會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進行接觸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給了他。此時的陳立夫可謂官運亨通,在12月2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已高昇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步入國民黨高級中樞領導人之列,成為蔣介石左右不能離的至關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蔣介石如此重托。    
    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蔣介石將這樣重大的使命交給他,說明他在國民黨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來真有點受寵若驚;憂的是此去責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歸來,想來又有點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還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聽天由命了。陳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準備,再次晉見蔣介石,在聆聽了蔣的訓示後,便打點行裝,啟程赴蘇。    
    1935年12月24日,陳立夫化名李輔臣,從南京乘車到上海,在上海秘密登上了一艘名為樸次丹號的德國郵船,他準備先到德國柏林,再從柏林轉赴莫斯科。與他隨行的是特工總部的設計委員會主任張沖,他化名江融清;另外還有新任駐德國大使程天放及隨員。郵船離開上海碼頭後,很快便駛入遼闊的大海,海面上一碧萬頃,不時有海鷗掠浪而過,陳立夫此時無心欣賞海上壯觀的景色,他望著水天交接的遠方,深深思考著很多問題。他想,到莫斯科後,將與斯大林談判,斯大林的性格、品質會是怎樣的呢?自己將如何進行這場談判呢?如果談判成功,簽訂了軍事協定,將會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倘若談判失敗,後果會如何呢?想到這裡,陳立夫頓時感到肩上任務的沉重,他的內心,也如這大海一樣,蘊藏著不可估測的種種神秘。    
    由於同船還有電雷學校20多名學生準備赴德進修,他們不久前都聽過陳立夫的演講,因此,陳立夫不得不盡量做到保密。船每到一個檢查站,旅客必須到甲板上接受檢查,這時,陳立夫便戴上大墨鏡,以免被人識出。平時,便蟄居艙房,托詞有病不出門,飲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船到法國馬賽時,上岸很麻煩,在檢查護照時,全都集合在一個大廳中。於是陳立夫便要張沖先去,到最後一名時他才去,這時檢查人員也很疲睏,得以安全過關。然後,他們托船上茶房代為找了一家旅社,稍事休息後,到了晚上,便乘火車去了柏林。    
    陳立夫到了柏林後,與張沖住進市中心一家出租房間,這兒離中國大使館較近,程天放則去大使館就職,陳與蔣介石來往電報由程天放負責。當時,希特勒當政,正處於權力頂峰,大街小巷特工密佈,氣氛十分緊張。蔣介石要求陳立夫在柏林靜等行止,何時進入俄羅斯,要根據形勢演變決定。由於陳立夫此行是秘密的,他與張沖不能公開活動,一般情況下都閉門不出。他只是希望盡快得到蔣介石的指令,好盡快東行,但天天盼望,都無消息,只能在惶惶等待中消磨時光。    
    後來,終於得到蔣介石的指示,說是到俄國「為時尚早,可先到法國、瑞士、意大利一行」。於是,陳立夫與張沖便遵囑前往這些地方旅行,為了避人耳目,每到一地,都住最貴的旅社,因為這類旅社,一般中國人是不去的。他們白天蟄伏,晚上出來逛夜總會、看電影,打發時光。    
    陳立夫在出國時,為恐走漏消息,曾寫了十幾封親筆信,囑夫人孫祿卿隔幾天便從杭州發往南京,告訴親友與相關人士,說他在杭州有病休養,所以報端沒登載陳立夫出席國內一些會議的消息,雖有種種猜測,但很快釋疑。    
    日本方面不知怎麼探知蛛絲馬跡,不久便放出試探的謠言,說蔣介石派陳立夫赴蘇俄,將與蘇俄聯合對日等。蘇聯聽此消息後十分害怕,恐軸心國因此而聯手制俄,因此對陳立夫赴俄不再熱心。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對中蘇關係作了錯誤的分析,他認為:「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基於這種錯誤的分析,蔣介石認為直接與蘇聯進行高級會談的時機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時機密洩露,將使中國陷於難堪境地,因此,急令陳立夫取消赴蘇計劃,迅速返國,不得有誤。    
    當時,陳立夫正在匈牙利旅行,中國駐土耳其大使賀耀祖專程到匈牙利,傳達蔣介石指令說:「現在情勢不佳,風聞日本已推測蔣委員長派陳立夫到蘇俄去,蘇俄獲此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軸心國家對蘇俄發動戰爭,故蔣委員長已令我轉告不必去蘇俄了。」陳立夫接電後,感到十分意外,他還不知個中底細,當然更不知道蔣介石的用心何在,他只知道服從命令,這是他跟隨蔣介石多年所形成的習慣。因此,他接到密令後,二話沒說,即收拾行李,與張沖一道,踏上了返國的旅程。


第四部分獨闢幽徑(3)

    關於陳立夫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國學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陳立夫到過莫斯科,並與蘇聯黨政領導人進行過會談。如美國學者約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由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這樣寫道:「陳在柏林待了兩個月後,取道莫斯科回國,雖然陳在莫斯科逗留了幾個星期,但斯大林既不願見他,亦不願向其他中國外交官表達他對中蘇關係的意見,蘇聯領導人的確對中國使蘇日陷入麻煩的計劃有疑慮。斯大林與蔣均希望利用中蘇關係改善本國與日本的關係。……陳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蘇外長李特維若夫會談。    
    雙方曾達成一個互不侵犯的協議草案,1937年8月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雖然陳李會談的檔案迄今沒有公開,但他們可能就中蘇關係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我們認為這位美國學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陳立夫沒有到過莫斯科,當然也不會與蘇聯外長李特維若夫會談。    
    第一,在國民黨的官方材料中,沒有提到過陳立夫到過莫斯科,也沒有陳李會談的紀要。台灣官方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是這樣記載的:「12月24日,陳立夫偕張沖秘密離上海赴歐洲(蘇俄史達林請蔣委員長派人密商,陳奉命前往,與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陳在歐洲留四個月,未獲與俄方代表會晤,無結果)。    
    這條材料說明陳立夫在歐洲停留,沒有到莫斯科,當然,莫斯科也屬歐洲範圍,但如果陳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誌」應該會清楚註明的。    
    第二,陳立夫在美國時,曾與人談到過他這次中途而返的赴蘇之行,沒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寫的《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這篇文章也回憶到他與張沖秘密前往蘇聯,「企圖就對日軍事同盟的設想與蘇聯政府商談」,說是中途返國,沒有說到過莫斯科。他晚年寫的回憶錄《成敗之鑒》,明確說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蔣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國內一些人寫的回憶文章及港台學者撰寫的著作,在談到陳立夫赴蘇談判時,都一致認為是中途回國,沒有成功。    
    第四,當時在莫斯科擔任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的鄧文儀後來寫的《冒險犯難記》一文也沒有談到陳立夫的莫斯科之行。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也負有與蘇聯政府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的使命,如果陳立夫去了莫斯科,那麼一切情況他是最清楚的,《冒險犯難記》正是記述他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中共代表團會談的情形,不會對陳立夫的活動毫無涉及的。    
    根據以上幾點理由,我們可以說,陳立夫沒有到過蘇聯,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陳立夫回國了,他的心情是複雜的,也難於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開新局面的遺憾,同時又為免去了一次與共產黨領導人交手的麻煩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第四部分秘密談判(1)

    陳立夫從柏林回國後,繼續參與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這時,中日關係更加緊張,日本帝國主義陳兵華北,覬覦整個中國。在此情況下,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中國共產黨為了集結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動抗日戰爭,及時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果斷地停止了反蔣宣傳,放棄了打倒國民黨、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主張,並為建立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衝擊下,在中國共產黨合作誠意的感召下,同時從國民黨本身的利益出發,蔣介石感到「圍剿」共產黨、「圍剿」紅軍的政策難以繼續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慮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籲。    
    此時,陳立夫與鮑格莫洛夫關於中蘇締結軍事協定的談判正在緊張進行。在談判中,蘇聯方面提出了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並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鮑格莫洛夫一再向陳立夫表示:「蘇聯政府特別注意蔣介石同中國紅軍的關係。他說,如果蔣介石的主要力量用於『剿共』,蔣介石的軍隊同紅軍間不實現統一戰線,那麼,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嚴重的鬥爭,是不可能的。」對於鮑氏的意見,陳立夫認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變後,陳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變化,他認為日本侵略中國,造成了民族危機,現在是外敵當前,如果仍然將國民黨大部分軍隊調往蘇區,去「圍剿」紅軍,以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種辦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反對。因此,他主張和共產黨接觸,用招安的辦法接納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發生時,還可以利用共產黨的武裝去抵禦日本的進攻。正是基於這種想法,陳立夫即向蔣介石報告了與鮑氏談話的內容,特別報告了鮑氏提出的改善國共關係的建議,並陳述了自己對國共兩黨重新接觸的想法。    
    對於改善同共產黨的關係,蔣介石也早有考慮,他認為:「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1934年底,蔣介石在交給二陳主持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外交談判的任務時,就另外給他們一項秘密任務,即尋求與中共接觸的途徑,但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他一直再沒有過問。現在,蔣介石聽了陳立夫的報告後,重新又勾起了他與中共接觸的興趣,而且較以前還要濃厚。蔣介石心裡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蘇聯的幫助,同時也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出發,就不能不考慮在國共兩黨關係上作出新的姿態。    
    1935年夏天,蔣介石在陳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見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見時,他向鮑大使表示遺憾,說:「中蘇之間發生了一連串誤會,特別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他說他正著手改善同中共的關係,準備同中共討論抗日問題,但他又強調,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鮑大使表示理解。    
    在蔣介石接見鮑格莫洛夫後,陳立夫繼續與鮑氏的談判,在談判中,陳立夫代表蔣介石多次向鮑大使提出要求,希望蘇聯出面向中共作工作,說服中共「解除武裝……以政治方法來解決」。以實現中國的統一。陳立夫還表示:「如果蘇聯政府就中國紅軍承認中央政府權威一事向紅軍施加壓力,那麼蘇聯政府就可以表示對南京的真誠態度並贏得南京政府這個真誠的同盟者。」但當時的蘇聯並不想在中國的國共兩黨關係中充當調解人,因此,鮑格莫洛夫向陳立夫反覆申明,蘇聯在國共兩黨關係的改善中將不起任何中間的作用,蔣介石在沒有中間人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談判。這樣,蔣介石希望通過蘇聯的關係達到與中共接觸的途徑便斷絕了,他只好自己去尋找同中共接觸的機會。    
    早在1935年秋天的時候,陳立夫在動身去莫斯科之前,就曾與蔣介石商定,準備通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與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取得聯繫。當時,正好駐蘇大使館首席武官鄧文儀回國述職,已到了新疆,陳立夫便建議讓鄧文儀具體承辦此事。於是,蔣介石即令鄧文儀迅速回莫斯科去,說有要事讓他去辦,這要事即是到莫斯科去,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行接觸。鄧文儀接到命令後,不敢怠慢,南京也沒回,馬上從新疆啟程赴蘇。    
    第二年春天,鄧文儀返抵莫斯科。在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鄧文儀會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雙方進行了懇切的會談。據鄧文儀回憶:「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後,除積極籌劃開展武官處的工作外,對於莫斯科與中國有關的俄國高級將領,過去曾在中國擔任顧問的人,及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當聯繫及懇談。」在談話中,鄧文儀按蔣介石與陳立夫的旨意,向王明提出了三項條件:(一)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其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二)改編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軍作戰必須有統一的指揮;(三)國共兩黨恢復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鄧文儀還提出,改編後的紅軍可以開到內蒙古前線抗日,或劃給西北部分區域作為紅軍的基地。王明向鄧文儀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鄧文儀表示理解,並告訴王明,蔣介石看到他在共產國際七大上關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發言和有關文章後,就決定同中共接觸談判。同時,鄧文儀還提出,國民黨可以派高級領導人到莫斯科來和王明會談。鄧文儀與王明進行了多次討論,最後,王明認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中央都在國內,雙方領導人也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不久,中共代表團指定潘漢年為聯繫人,與鄧文儀會見,並派潘漢年回國,與國民黨代表繼續談判。    
    當鄧文儀在莫斯科與王明頻繁接觸、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陳立夫在國內也在另闢蹊徑,試圖打通共產黨的關係,他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其親信曾養甫,由曾養甫具體經辦。


第四部分秘密談判(2)

    曾養甫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鐵道部政務次長。他接到任務後,深感其艱巨性。因為當時國共兩黨還處於敵對狀態,在蘇區,蔣介石調動大軍進行多次「圍剿」,致使紅軍不得不舉行長征,紅軍到達陝北後,蔣介石又親臨西北,派兵重重包圍,欲除之而後快,在這種狀態下,是不能到西北去與共產黨接觸的。在國統區,由於國民黨的大肆屠殺,共產黨已完全處於地下狀態,平時特務們想抓到一個普通的共產黨都難上加難,現在到哪裡去找到共產黨負責人,與他們接觸呢?他感到找共產黨之難,難於上青天。    
    曾養甫經過幾天認真考慮後,終於有了辦法,他找來了在他主持的杭州浙贛鐵路理事會擔任秘書的諶小岑,將與共產黨接觸的任務交給了他,並告訴他此事是由陳立夫在主持,陳對此事十分關注,要他盡快完成。曾養甫為什麼會選擇諶小岑呢?因為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期曾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且與周恩來有私人關係,曾養甫便認為諶一定還與周恩來保持聯繫,也一定知道中共的行蹤,是能夠找到共產黨的。    
    其實,諶小岑與周恩來及中共已經完全沒有聯繫了,他接受任務後也毫無辦法,想來想去,他想到了時任北平中國大學教授、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的呂振羽,因為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是一個進步組織,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影響很大,諶小岑認為這個組織一定是共產黨所領導的,呂振羽也一定是共產黨員,很可能還是共產黨的什麼官。因此,諶小岑便根據曾養甫和陳立夫的旨意,於1935年11月給呂振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近年以來,東鄰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龔府』聯姻,方期可以同心協力,共謀對策,以保家財。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駕南來……」呂振羽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與中共北平市委有聯繫,他接信後,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作了匯報,周小舟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派呂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發動和主持」。待呂振羽出發後,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於1936年1月專程赴寧與呂振羽商談談判事宜。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持,2月,中共北方局負責人之一的王世英離開天津,經西安來到山西前線,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了與南京方面接觸的情況,毛、周均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並對王世英作了關於與國民黨談判的指示。根據這一情況的變化,毛澤東指示中共方面應作出姿態。5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東征回師通電,要求南京政府「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以推動國民黨加快合作的步伐。    
    同年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再次赴南京,直接和曾養甫談判。這次,周小舟帶來了一封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三人具名蓋章寫給曾養甫和諶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關於建立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的主張,對於國民黨方面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舉動表示歡迎。    
    在曾、周談判中,曾養甫因為有陳立夫作後盾,表現出迫切的心情,他希望兩黨能盡快合作,說:「現在正是馬克思主義發揮作用的時候了,日本人打到我們家門裡面來了,應該大家攜手努力奮鬥。」他還說,紅軍既要抗日,就加入國民革命軍好了。周小舟見曾的興致很高,便抓住時機,提出就一些有關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進行討論,但曾養甫沒有得到陳立夫的具體指示,不敢貿然行事,這次會談雖然氣氛融洽,但沒有明顯結果。    
    後來,中共方面又一再提出,要就具體問題進行談判。諶小岑也再三建議,應該給中共一個關於雙方聯合抗日的具體條件的回信,曾養甫便向陳立夫報告了與共產黨人周小舟幾次談判的情況,並提出,下一步應該就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進行談判。陳立夫對國共兩黨間的初步接觸是滿意的,但關於具體條件,他也不敢自作主張,他需要向蔣介石請示。    
    為了使國共之間的秘密接觸更進一步,陳立夫晉見了蔣介石,向他報告了國共初步接觸的情況,並提出自己的建議,蔣介石表示:只要紅軍承認中央政府的權威,保存現有編製,參加抗日,他可以同中共談判。陳立夫便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擬定了一個大概的條款,在送蔣介石審閱,得到蔣的同意後,準備對中共方面給予答覆。    
    1936年5月中的一個上午,陳立夫來到曾養甫家,說有重要事情交代,並要諶小岑也參加,曾養甫即用電話找來了諶小岑。陳立夫神情嚴肅,要曾養甫找來筆和紙,他自己坐在沙發上一字一頓地口述,讓諶小岑代筆,給中共方面寫回信。陳立夫指示諶小岑,用「K」字代表國民黨,用「C」字代表共產黨,他提出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四項辦法:(一)K方歡迎C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二)C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選擇;(四)C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這四項條件由諶小岑抄寫成多份,從幾個渠道轉交給中國共產黨。


第四部分秘密談判(3)

    6月1日,兩廣事變發生,面對國內外錯綜複雜的形勢,蔣介石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為了急於擺脫困境,他指示陳立夫加快「打通共產黨關係」的步伐。這時,中國共產黨方面通過呂振羽提出了兩個具體問題,即劃定防區讓南方紅軍游擊隊集中與釋放政治犯,要求國民黨方面給予答覆。陳立夫由於得了蔣介石的指令,他的積極性比以前明顯提高。對中共提出的兩個問題,他略加考慮後即表示:釋放政治犯可以辦到,只要中共開出名單來,就可照辦;劃定防區則暫時可以不必,但南方紅軍可以分散北上。為了進一步加深雙方瞭解,陳立夫準備派曾養甫到延安去,直接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他還發出邀請,要周恩來到南京,當面解決一些具體問題。    
    7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蔣介石在會上對抗日的「最後關頭」有了比較明確的解釋,他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表明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有了比較明顯的轉變,對此,中國共產黨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蔣委員長這種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干進步,我們誠懇地歡迎這種進步」。並提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要求,表示:「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蔣介石態度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誠意,都給陳立夫以很大的鼓舞,他希望盡快解決兩黨合作的問題,一則於國家於抗日有好處,二則國共兩黨合作後,肯定會有一番新的局面,他將因此而進一步提高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於是,陳立夫通知曾養甫盡快作好一切準備,隨時聽命赴延安談判。    
    7月底,陳濟棠反蔣失敗,宣佈下野,離粵赴歐,蔣介石派員主持廣東,粵事解決,使兩廣事變形勢發生有利於蔣介石的變化,蔣介石趁機壓迫李宗仁、白崇禧,使他們難於支持。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又得意起來,而對國共接觸的步伐又放慢下來,再加具體經辦的曾養甫被任命為廣州市長,陳立夫只好另選他人,並推遲了去延安的日程。去延安的人選雖然換了,但陳立夫並沒有停止曾養甫打通共產黨關係的工作,為了防止關係中斷,他甚至允許呂振羽隨曾養甫去廣州,以便隨時聯繫。同時,陳立夫還再次發出邀請,希望中共方面派高層次的代表到南京來談判。    
    對此,中共方面仍然積極響應,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給曾養甫的信中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並提出具體方法為:「尚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策劃。」周恩來的回信使陳立夫十分高興,雖然不能預料這次談判會在什麼時候舉行,但他與中共的關係畢竟打通了,國共兩黨之間有了接觸,也有了對話,這是兩黨關係的重大突破。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一面醞釀派人到延安去談判,一方面也作好準備,迎接中共高級代表的到來。    
    


第四部分一波三折(1)

    就在二陳兄弟翹首以盼周恩來或者中共其他高級領導人到南京來就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問題進行談判的時候,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於1936年六七月間從莫斯科回國,抵達香港。潘漢年到香港後,考慮到在香港與國民黨代表會面不會引起其他方面注意,即寫信給陳果夫,請他派人到香港接談。陳果夫經與陳立夫商量,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前往香港,會見了潘漢年。經過交談後,雙方在一些問題上取得共識,然後,他們決定去見二陳兄弟,這樣,潘漢年由張沖陪同,抵達南京。    
    陳立夫早就看到過鄧文儀從莫斯科寫回的書面報告,他知道潘漢年是王明派回來主持國共談判的,而且知道潘才華橫溢,年輕有為,他極想見見這位共產黨的才子,所以潘漢年到南京後,陳立夫便十分高興地會見了他,並就國共雙方合作抗日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在交談中,陳立夫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四項條件,他說這是國民黨關於合作的基本意見,希望共產黨能拿出自己的具體辦法,以便雙方進行討論。同時,陳立夫希望周恩來能到南京來,舉行國共兩黨的高級談判,盡快達成協議。    
    潘漢年由於剛剛回國,對於以前國共之間的秘密接觸還不甚瞭解,對於國共合作的具體辦法他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潘漢年在與陳立夫會面後,即離開南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    
    中共中央在聽取潘漢年的匯報後,即派潘作為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於1936年9月從陝北來到上海,他攜帶了毛澤東致國民黨一些中樞領導人,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擬定的《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    
    毛澤東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稱陳果夫為「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並要蔡元培代以致訊,「率爾進言」。周恩來給陳果夫與陳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兩先生: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作停戰要求。今二、四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果夫先生如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穎神馳,佇待回教。專此,並頌時祉!周恩來九月一號中共領導人的來信洋溢著愛國熱情,字裡行間充滿了殷殷希望,這些對陳果夫與陳立夫來說,是有所感觸的。二陳看信後,也不能不為中國共產黨深明大義,坦誠合作的磊落胸懷所感動。陳立夫專門指示曾養甫研究周恩來信函,並提出邀請周恩來到廣州或者香港會談,因南京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同時,陳立夫還希望陝北與武漢電台通過密碼直接聯繫。照理,在這種基礎上,國共兩黨的合作應該是很快可以形成了。    
    但在這關鍵時候,國內外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深深地影響到蔣介石對國共合作的態度。    
    9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等發表通電,表示服從「中央」,並於9月17日與蔣介石在廣州會晤,各派融融一堂,握手言和,至此,兩廣事變宣告平息。同時,在國際上,英美等國對日態度也較以前有所強硬,英國還答應給國民黨貸以巨款。    
    另外,日本方面也似有緩和之意。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企圖乘此時機,一舉實現國民黨的一統天下。他估計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合後最多不過3萬人,只要調集30萬大軍和100架飛機,即可在二三個月內,將紅軍大部殲滅在陝北,他揚言:「共匪與軍閥之勢力,已不足為中國之患,且也閩變數平,兩廣就範,中國統一之局已達於垂成之域矣。」既然如此,那早先開始的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接觸,蔣介石當然認為是多此一舉了,他即令二陳提高談判條件或是盡快結束這種談判。此後,二陳雖然與共產黨還保持聯絡,但只是為了在政治上留有迴旋的餘地而已。


第四部分一波三折(2)

    針對國民黨方面這種敷衍態度,9月22日,周恩來直接致書蔣介石,嚴正指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違於抗日親日兩個矛盾政策之間,則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同時警告說:「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捲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但蔣介石自恃形勢對他有利,仍執迷不悟,對國共兩黨的合作採取消極態度。    
    11月10日,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見了中共代表潘漢年,融洽的氣氛沒有了,本來就很少笑容的陳立夫又擺出了那副陰冷的面孔,完全是以政府官員的姿態君臨的。談話一開始,潘漢年說明了中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該協定指出:(一)雙方派遣全權代表舉行談判,訂立此抗日救國協定。    
    (二)雙方共同努力,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復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實現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    
    (三)必要步驟1.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動;2.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屯駐地區,供給軍費、糧食和一切軍用品,不得變更共產黨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3.改革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不再破壞共產黨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的人員,共產黨停止以武力推翻現政府;4.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5.建立全國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紅軍派人參加,中國共產黨承認國民黨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地位;6.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    
    (四)兩黨各派出同數的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的機關。    
    (五)雙方均保持其政治、組織上的獨立性。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這個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陳立夫本人也覺得無可挑剔,但他早已接到蔣介石的密令,不可能以中共提出 的這個協定草案作為基礎進行談判,而是按蔣介石的旨意,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他裝出一副十分坦誠的模樣說:「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編3000人到5000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果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陳立夫的意圖十分明顯,他把共產黨「聯蔣抗日」的舉動看作是軟弱可欺的表現,試圖以合作為借口,解除中共的政權與軍隊,然後迫使共產黨就範,達到「招安」的目的。    
    陳立夫凌人的盛氣與苛刻的條件,顯然是中國共產黨所不能接受的,潘漢年當即嚴正指出:「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    
    當初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你這些條件當然是奉了蔣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蔣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了,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潘漢年的話一針見血,揭開了問題的實質,陳立夫一時十分尷尬,他見不能壓服潘漢年,急忙轉了話題,口氣也緩和下來,說:「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周恩來面談。」潘漢年一口回絕,他說:「在你們這種苛刻條件下,周恩來是不會出來和你們談的。」陳立夫狡猾地一笑,說:「請潘先生暫不要報告我剛才說的那些條件,我想周恩來應該會來的。」潘漢年十分肯定地回答:「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暫時停戰的條件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這樣,陳立夫與潘漢年的談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結束。    
    在正氣凜然的中共代表面前,陳立夫陷入無可奈何的境地,他既希望國共兩黨能盡快合作抗日,又不願違抗蔣介石的旨令,放棄收編條件,正是在這種複雜心情的驅使下,他再次找到潘漢年,向他表示,希望談判不要因此而破裂。    
    中共中央在得知國民黨方面變化的情況後,即於11月12日電告潘漢年。該電一方面嚴正指出:國民黨的「條件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也無益」。同時,為了爭取國共兩黨合作抗日,顧全民族鬥爭的大局,又作了重要讓步,表示:「為一致抗日,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照曾談原則協定。」所謂「曾談原則」,即原來陳立夫通過曾養甫向中共提出的談判條件:黨公開活動;政府繼續存在;參加國會;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制與待遇,但不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與領導。    
    這些條件本來是陳立夫遵照蔣介石的旨意提出的,現在共產黨方面提出以此為基礎進行談判,確實叫陳立夫不好下台,答應下來,怕蔣介石怪罪,不答應,則堂堂黨國要人出爾反爾,豈不遭天下人笑話。陳立夫考慮再三後,決定晉見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正在洛陽指揮國民黨大軍圍攻紅軍。陳立夫攜帶中共中央復電專程飛赴洛陽,向蔣介石請示。但此時,國際上又掀起反蘇反共浪潮,日德於11月15日簽訂了反共協定,正極力拉蔣介石參加國際反共集團,這就使蔣介石對改善國共兩黨關係的態度更加游移不定。結果,陳立夫的洛陽之行沒有任何效果,蔣介石否定了自己原來所提出的條件,拒絕了中共的建議。


第四部分一波三折(3)

    陳立夫也錯誤地認為形勢對他們有利,他對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熱情一下子冷了下來,這時,他也不怕被天下人恥笑了。但不管怎樣,總得要對共產黨方面有個交待,於是,陳立夫只好硬著頭皮再次邀請潘漢年前來談判。    
    11月16日,陳立夫與潘漢年在南京見面,談話開始後,陳便告訴潘漢年,蔣介石仍堅持原提各條件,並表示絕無讓步可能,要求潘漢年將此意見盡快電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方面能夠委屈求全。陳立夫甚至以威脅的口吻說:「日德方面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戰線,中蘇關係可能會惡化,那時,紅軍豈不更糟糕。」潘漢年聽完此話,覺得再沒有可談的了,便站起身來,拱手告辭:「蔣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蘇戰線,就不會抗日,那我們今天的談判也不需要了。」陳立夫見此,急忙拉住潘漢年,讓他坐下,略帶誠懇地說:「我們不希望中國加入反蘇戰線,因此更希望紅軍方面能為民族捐棄成見。」潘漢年說,共產黨深明民族大義,相反,是國民黨不能為民族捐棄成見。    
    見氣氛稍微有點緩和,潘漢年便談起曾養甫所提的國共合作四個條件,他直截了當地問陳立夫:「聽說這四個條件也是先生的意思。」陳立夫一聽,連連搖頭,矢口否認。潘漢年知道,現在的陳立夫是完全看蔣介石的眼色行事,不會把提出四個條件的事扯到自己身上來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作了巨大讓步,而國民黨方面連以「曾談原則」為基礎進行談判都不肯,雙方再也不能往下談了。這樣,陳立夫與潘漢年的會談再一次不歡而散。    
    11月21日,潘漢年將會談情況詳告中共中央後,毛澤東,張聞天即於第二天復電告潘漢年:「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中共中央也指示潘漢年:離開實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沒有任何商談的餘地。12月28日,周恩來寫信給潘漢年,指出:「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談判顯無速成之望。……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這樣,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談判因國民黨無誠意而陷入僵局。    
    此後,陳立夫又約潘漢年進行過一次交談。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陳立夫將原來所提條件略有改動,如將保留紅軍的數目由3000改為3萬,但其收編的立場仍然沒有變,這就理所當然地被中共方面所拒絕。至此,國共秘密談判再也無法繼續下去了。本來預定的周恩來與陳立夫之間的會晤也不能如期進行,這不能不說是件遺憾的事。    
    對這沒有結果的談判,陳立夫一半是惱火,一半是惋惜。他惱火的是共產黨竟不按他們的指揮棒行事,不屈從他們的高壓,使他以「招安」的辦法解決共產黨的企圖不能得以實現,幾年的心血廢於一旦。惋惜的是兩黨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不能成為現實,他也不能因此而在國民黨中大出風頭了。當然,陳立夫是一個很有耐力的人,他還不肯放棄最後的希望,為了表示他的心情,他派張沖專程到上海轉告潘漢年,希望國共兩黨的談判不要中止。潘漢年當即請張沖轉告陳立夫,共產黨持同樣態度,但希望國民黨放棄消滅共產黨的企圖,如此則談判還是有可能重新開始的。    
    中國共產黨的懇切態度使陳立夫多少有些內疚,為了不中斷與中共的聯繫,12月初,陳立夫按預先的安排,派張沖由南京經西安、延安到達瓦窯堡,與中共領導人見面。陳立夫交給張沖的任務是,取得共產黨領導人的諒解,並觀察紅軍的動向。張衝到延安後,毛澤東、周恩來都接見了他,並作了友好的交談。    
    不久,陳立夫還指派諶小岑交給呂振羽一份密電碼,告訴呂說:「南京談判到此終止,今後由武漢電台和延安電台直接聯繫。」陳立夫派張沖的上海陳言和延安之行,以及武漢、延安的電台聯繫,是他為使國共談判重新開始所作的努力,這一切,都給國共兩黨再奏談判新曲留下了一縷娓娓的餘音。    
    陳立夫主持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的秘密接觸和談判,雖然沒有任何結果,但它卻增進了兩黨之間的瞭解,加強了兩黨之間的聯繫,為日後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礎。它在國共兩黨兵戎相見,戰場廝殺的昏天暗地中投下了一絲光輝,在此光輝下,堅冰開始融化。此後,國共兩黨繼續朝著接觸、談判的方向發展,終於導致了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第四部分西安事變(1)

    國共兩黨的秘密和談停止了,二陳積極協助蔣介石,準備對陝北邊區大舉進兵,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陳立夫加強了在陝西的「CC」實力,完全控制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並在省黨部設置了專用電台,經常直接向蔣介石發送情報,還建立一支行動隊,可隨時直接捕人徑解南京。    
    但是軍事壓力與特務政治擋不住抗日的潮流,不但廣大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是國民黨內的愛國將領也一致要求槍口對外。在國家危難的關鍵時刻,被蔣介石派往西北「圍剿」紅軍的張學良、楊虎城以民族大義為重,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向全國提出了停止內戰、改組政府、釋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等8項主張,成為時局轉換的重要樞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爆發,在南京國民黨內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亂。事變發生的當天下午3時,曾養甫得到西安「CC」特務發來的急電:「張、楊叛變,領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嚇呆了,急奔陳果夫公館,正好陳立夫也在那兒,兄弟倆為這突如其來的事變所震驚。本來,陳立夫準備12月11日乘飛機赴西安,向蔣介石報告國共談判情況,因突然發高燒,所以沒去成。他們急忙打電話給戴季陶,查消息是否準確,待知事實後,便再打電話給何應欽等軍方要人,要他們迅速作出決策,以救當前。剛放下電話,何應欽已派人傳來口信,要求各中央執行委員到何公館一聚,共商對策。於是,陳果夫與陳立夫匆匆趕到何公館,只見公館門前,警衛荷槍實彈,一些黨政界要員正陸續來到,都神情嚴肅,見了面只點點頭,便快步進入公館。整個公館籠罩著一片憂慮而緊張的氣氛。    
    談話一開始,便在如何處理和解決張、楊扣留蔣介石的問題上,分成了尖銳對立的兩派。一派以馮玉祥、李烈鈞、孫科等為首,主張以蔣介石的生命安全為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另一派則以戴季陶、何應欽、吳稚暉、居正、葉楚傖等人為首,堅決主張以武力討伐西安「叛逆」;只有少數人模稜兩可。陳果夫與陳立夫在會場上一會兒沮喪無語,一會兒義憤填膺,他們兄弟倆都站在戴季陶、何應欽一派的立場上,要求出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解救蔣介石。陳立夫慷慨陳詞:領袖一身繫天下安危,今竟為叛逆所扣押,生命難保,前途堪慮,惟有大張撻伐,聚殲丑類。    
    當時,有人提出,是否滿足張、楊部分條件,使蔣介石能盡快獲釋,如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和一些政治犯等。陳果夫與陳立夫即站起來,聲色俱厲地說:「絕對不行,這是向綁匪贖票的辦法。」並提出立即處死「七君子」,以回答「張、楊叛逆」。同時,陳果夫還向會議建議,南京城內應立即戒嚴。他認為「集會結社,足以肇亂」,應絕對禁止,要以強硬手段處理西安事變。    
    談話會經過激烈的爭論後,主戰派佔了上風,會議決定對西安方面進行討伐。後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決定,推何應欽為「討伐軍」總司令,下令將張學良「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表示要「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凶氛,而維國本」。為了推動武力討伐,陳立夫指令《中央日報》撰文發動聲討。陳果夫於會後以江蘇省主席名義,擬定了致各省主席的電稿,對張、楊大張鞭撻。在致雲南省主席龍雲電中,陳果夫稱:……乃西安方面,忽有脅制統帥,破壞統一之舉動,不惜自亂陣線,自墮紀綱,並舉國一致之人心被其搖動,救亡圖存之大計益感艱難。聞聽之餘,痛心會既。    
    今幸中央已決定鞏固中樞,保障統一之辦法……當此安危一發之際,是非不可不明,趨向不可不定。素欽明達,當(表)同情,更望一致主張,促其悔禍之覺悟……13日是星期日。早晨,中央政治學校照例舉行總理紀念周,陳果夫匆匆趕到學校,因為先一天的事變,政校學生已知曉,都議論紛紛,陳果夫要張道藩向大家通報情況,以穩定人心。張道藩便在紀念周上向學生講了西安事變的大概情況,並在會上大罵:「張學良是什麼東西,他竟敢劫持我們的領袖。」陳果夫接著發表演講,他說:「中央已經決定大計,對叛國作亂的張學良進行鎮壓。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不過兩個月,即可平定叛亂,大家安心讀書。」與陳果夫一樣,對西安事變的發生,陳立夫也處於十分焦急之中,據他自己回憶:參加12月12日會議之後,回到家裡,當晚無論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斷問自己:我能做什麼?經過反覆考慮,陳立夫認為,在進行武力討伐的同時,還可利用自己正和共產黨談判的有利條件,敦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出面協調,以保證蔣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陳立夫回憶說:第二天早晨,我請潘漢年到我家來,要求他致電共產國際,分析西安形勢。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他應該電陳意見,幫助決定政策。我建議他指出,如果蔣先生出了什麼事,其結果將是災難的。中國將失去抗日的領導人。日本由於企圖征服我們,必然發動侵華戰爭,其後,目標將轉向蘇聯。其結果不僅關係中國的存亡,也將關係蘇聯。我還建議他報告,人們一致反對張學良,支持蔣先生。他同意並且起草了電報,我們將它譯成密碼發出去了。此前,為了和共產國際通訊,他將密碼轉交給了我們。    
    陳立夫對西安事變後的形勢分析應該大體還是正確的,但他的動機則是為了共產黨出面調解,以保證蔣介石的安全,然後調動大軍進行討伐,迫使張學良、楊虎城就範,武力解決西安事變。所以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漢年再次致電共產國際,希望共產國際指令中共領導人,設法保證蔣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釋放蔣介石。


第四部分西安事變(2)

    陳立夫的活動收到了效果,據他說:第二天,接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一份電報,中稱:收到潘的兩份電報,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共產國際贊同他的觀點,並已按建議致電周恩來。    
    陳立夫在與潘漢年會談後,對蔣介石在西安的安全問題,心中似乎踏實了許多。    
    有了這些許寬慰,他認為下一步將是迅速出兵討伐西安了,因此,陳立夫與陳果夫積極活動,促使何應欽盡快向西安方面進剿。在一片討伐的氣氛中,何應欽即調派大軍開赴潼關,做好進攻西安的部署,並派飛機轟炸西安附的的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大規模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    
    正當主戰派武力討伐西安的主張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宋美齡於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張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宋美齡的主張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堅決支持,於是該派很快壓倒主戰派,佔居上風。何應欽雖然說宋美齡是婦道人家,不許她管國家的事,但在蔣氏裙帶派強大勢力下,他也無可奈何。這樣,南京當局遂採用「正面處置嚴正,營救則多方運用」的原則。宋子文、蔣鼎文及與蔣介石、張學良均有密切關係的英籍澳大利亞人端納等,往返於南京、西安之間,以使事變和平解決。宋美齡則親赴西安,參與處理事變。    
    宋美齡等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影響了國民黨中兩派激烈對峙的態勢,二陳兄弟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態度。原來,他們之所以極力主張武力解決西安事變,是出於以下動機:第一,他們認為以前蔣介石與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的解決,大多是軍事行動起決定性作用,現在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扣押蔣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更應該訴諸武力。只有這樣,才能迫使張、楊放回蔣介石,否則,即使蔣被放回,也難以再統帥三軍。第二,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受共產黨所影響,他們的特務機關就報告,張、楊會見過周恩來。陳果夫認為:「張之腦中已有共黨入之矣。」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當陳立夫找來中共代表潘漢年,希望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居中調解時,陳果夫竟逼潘漢年承認共產黨插手西安事變,由「曾養甫與陳立夫兩人,與他面談,潘不承認」。從反共的立場出發,他們便主張武力討伐。現在看到宋美齡等蔣宋裙帶派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佔了上風。再加,中國共產黨已通過潘漢年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向他們兄弟做了許多工作,因此,陳果夫與陳立夫不得不考慮轉變態度。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總理紀念周,陳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學校學生講西安事變。他說:校長雖然沒有出險,但肯定張學良不敢加害他。我們擔心的是,事變開始後,關於校長的下落沒有消息,因為這樣,張學良、楊虎城可借口說已被亂兵殺害。現在既有了下落,諒他們不敢公開危害。    
    這與前一星期大罵逆賊,要平叛、鎮壓相比,明顯已經變了口氣。後來,他再次致電龍雲,也委婉談到:至委座安全問題,俟前往之美顧問端納回京詢明真像後,再熟商營救辦法。    
    雖然陳果夫與陳立夫對解決西安事變的態度有所變化,但總的來說,還是希望以武力討伐張、楊的。為了配合這一行動,這期間,二陳對CC特務組織的活動作了進一步安排:(1)急電西北區和河南特務室迅速派員潛入西安進行偵查。    
    (2)指示南京郵件和電報檢查所所長張志鵬和葉定嚴密檢查郵件(特別是電報),即時具報。    
    (3)責成所屬南京區區長錢永健、周光亞加強偵查戒備,並與憲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壞人乘機造謠擾亂治安。    
    (4)指使所屬密電研究室主任馬懋文、陳文彬對於各派系(指桂、閻錫山、龍雲、劉湘等系)加強偵查,可瞭解他們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行動。    
    (5)與軍事機關密切配合。    
    雖然二陳作了很多加強特務政治和恐怖活動的準備,以配合國民黨大軍武力討伐西安,但事態並沒有按二陳所想像的方面發展。由於各方面的努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西安事變正確引導,終於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達到了逼蔣抗日的目的。    
    12月26日,蔣介石由張學良陪同,回到南京。陳果夫、陳立夫及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都到場迎接蔣的歸來。陳立夫作為蔣的親信,被允許跟隨到達蔣介石的住所。蔣介石由於背傷還沒痊癒,一進屋便躺在了床上,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陳立夫即向蔣問起西安事變的情況,他最關心的是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因為此刻,他與共產黨之間的談判正緊張地進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問:「周恩來態度如何?」蔣介石半閉著眼,緩緩地說:「不壞!不壞!」陳立夫聽後,眉頭開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絲寬慰。


第四部分西安事變(1)

    但陳立夫對共產黨的基本態度並沒有變,即把武力解決放在第一位。他當即向蔣介石建議:中央軍各部繼續全線西進,一舉消滅共產黨。此時,陳立夫正主持與共產黨談判的事宜,為什麼會如此堅決地主張向共產黨武力進攻呢?因為他自以為形勢對國民黨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觸過程中,探得了蘇聯對華政策及基本態度,他認為,此時,國民黨如果進攻中共,蘇聯將不會反對。另一方面,當時中央軍已借武力討伐張、楊之名大量集結,且已進入潼關,這在西安事變以前是決不可能的。因此,是消滅共產黨的絕對機會。他進一步向蔣介石建議說:「共產黨是虛弱的,不真誠的,您必須走在前面,命令何應欽全線西進,向延安進軍,碾碎共產黨人。」聽了陳立夫的建議,蔣介石半晌沒有說話,他閉上眼睛,不說同意也不說反對,實際上他是否定了陳立夫的建議。對此,陳立夫後來頗為遺憾,他認為蔣介石太慈善了,由於被周恩來所感動,就以共產黨是真心實意地抗日,所以就不採納他的意見。實際上,陳立夫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歷史的發展並不決定於個別人良心或願望,蔣介石之所以不再支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繼續圍攻共產黨,主要決定於當時國內外的形勢。    
    陳立夫的建議沒有為蔣介石採納,而且,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又是對他們討伐方案的否定,這使二陳十分難堪。為了討蔣介石的歡喜,也為了給自己討回一點面子,他們廣造輿論,說什麼西安事變的解決是「領袖誠意感召,迫使張、楊回心轉意的結果」,是所謂「人心一致之勝利,中央政府處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維持治安之勝利」。剛開始,蔣介石倒沒說什麼,但過了不長時間,蔣介石便與宋美齡、陳佈雷合作《西安事變回憶錄》一文,並以宋美齡的名義發表,文中把戴季陶、何應欽等包括陳果夫、陳立夫在內的主戰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頓: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瞭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頗覺得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余更不能意斷其為健全之行政。軍事上或有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亦或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余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論。    
    二陳被不輕不重地批評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幾十年後,陳立夫依然耿耿於懷,說「宋美齡畢竟是個女人……她的丈夫處在危險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沒有個人考慮。蔣夫人沒有參加會議,但是每個人都同情她。誰不知道政府的強硬危及蔣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誰希望拿蔣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擲呢?沒有。    
    」但陳立夫當時是不敢這樣說的,他必須慎重對待一切,盡量去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去協助蔣解決面臨的難題,以減少蔣介石對他們兄弟的不滿。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即於1937年2月15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內戰和國共關係問題。中國共產黨致電大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要求國民黨「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的偉大前程」。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和態度,多少對陳果夫與陳立夫是有觸動的,再加上他們想到西安事變的教訓,所以在三中全會上,二陳的頑固反共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們站在國民黨民主派一邊,與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陳立夫主持大會黨務組的討論中,沒有再出現反共的言論,在其通過的《推進各省邊區黨務方法》中,也沒有出現「共匪」、「反共」、「清共」、「剿共」等字樣。    
    在多數國民黨人的努力下,全會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議,提出對外決不簽訂任何損害主權的協定,如果主權蒙受損失超過忍耐限度,則決然出兵抗戰;對內用商榷的途徑而不用武力解決國內政治分歧等等。這就為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打開了大門。面對三中全會出現的這種合作抗日的氣氛,陳果夫與陳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們對恢復已經停止了的國共兩黨之間的談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第四部分國共攜手(1)

    五屆三中全會後,國共兩黨的關係出現了柳暗花明的局面。國民黨「使一切形式的國內戰爭基本上是停止了;對民主方面表示相當的擴大,決定修改選舉法,承認在某種條件下開放言論和釋放政治犯」,並且主張和共產黨進行談判。為了使以前國共間的秘密接觸得到進一步發展,仍然由陳立夫主持兩黨的談判。陳立夫雖然思想較以前有所進步,希望國共合作盡快形成,但蔣介石卻不肯根本放棄中共必須解除武裝、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方針,陳立夫也不敢在此問題上有太大的鬆動。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國共兩黨在西安舉行談判。這次談判是蔣介石在西安時就約定的,原訂地點是南京,由於蔣介石在南京扣押張學良,中共中央為安全考慮,沒有讓周恩來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進行談判。    
    蔣介石在西安談判中沒有讓陳立夫出面,而是派出軍方人物顧祝同作為國民黨方面代表,後來又增加了軍統方面人物賀衷寒。由於顧、賀執行蔣介石的指令,堅持對共產黨實行收編,致使談判不能解決實質性的問題,周恩來表示:「這些爭執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問題,不是顧、賀可以解決得了的。」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建議讓張沖參加,因為共產黨對張沖印象較好,毛澤東曾在給潘漢年的電報中就表示歡迎「張君(張沖)到西安與恩來會商」,如派張沖參加,至少可以改善談判氣氛。蔣介石同意了陳立夫的建議,增派張沖為談判代表,但在張沖離南京赴西安時,蔣介石向他交待了幾條不可鬆動的原則:第一,共產黨要等憲法公佈後才能公開;第二,特區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紅軍可以改編成三個師九個團。張衝到西安後,在與周恩來的談判中,嚴守蔣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有所讓步外,整個談判也無多大進展。於是,周恩來向顧祝同表示,希望與蔣介石直接談判。顧祝同等只好贊同,這樣西安談判結束。    
    由於蔣介石在實質性問題上寸步不讓,後來,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杭州的談判也沒有取得大的成果。    
    對於這種蝸牛似的談判,陳立夫心中有些著急,但他也不好過多說話。自從西安事變以後,蔣陳之間的關係總像滲入了點什麼,不如原來那麼自然了,蔣介石雖說也還重用二陳,將主持國共談判的重任依舊委託於他們兄弟倆,但已不是像以前全權相托了。蔣介石以照顧各方為借口,一方面將軍統方面的人拉進來,插手談判,對陳立夫給予制約;另一方面,自己乾脆直接過問,把陳立夫撇在一邊。    
    這種態勢,使陳立夫開始明白,蔣介石已不像原來那樣信任他了,他如日中天的地位開始面臨西斜的趨勢,想到這裡,他不免自怨自艾。但事已至此,他還得強打精神,盡力為蔣介石效勞,或許會有新的轉機。    
    1937年5月,蔣介石為了加強與共產黨談判的力量,同時牽制陳立夫,又找來軍統四大巨頭之一的康澤,命他參加國共兩黨的談判。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見康澤時明確吩咐:「你以後就參加國共談判,現在周恩來他們已經到南京來了,你和立夫先生,張淮南(張沖)一道去和他們談。」從蔣介石的談話中,康澤已經明白蔣要他參加國共談判的用意了,但他卻不敢公開對陳立夫表示輕慢,因為在蔣介石指定參加談判的3人中,張沖也是陳立夫的人,而陳立夫與蔣介石的關係並沒有惡化,依然是國民黨內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所以康澤廬山聽命後,即與張沖商議如何行動,張沖也有意誇大陳立夫在與共產黨談判中的作用,他對康澤說:「這個談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參加很久了。」他還介紹了陳立夫主持國共秘密接觸的大概經過,並建議:「這件事,只有立夫先生才知道得更清楚,我們一道去南京和立夫先生談談如何?」顯然,張沖還是希望參加國共談判的幾位國民黨代表能統一在陳立夫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康澤無奈,便將漢口禁煙緝私處(當時康澤任該處主任)的事務作了交待後,即與張沖啟程到南京,與陳立夫見面。陳立夫見蔣介石又安排了軍統方面的人參加國共談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來,便在康澤面前擺出一副領導者的姿態,他先要康澤談了自己對國共談判的一些構思,然後,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見。他冷著臉,鄭重而嚴肅地向康澤與張沖交待:「第一,關於邊區轄境問題,委員長說過,多劃一兩縣,少劃一兩縣沒有多大關係;第二,關於邊區隸屬問題,不給它隸屬於行政院,要它隸屬於陝西省政府,不然,他們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煩;第三,關於邊區主任的人選問題,他們要求於右任、張繼、宋子文三人中擇一任命;第四,釋放政治犯的問題,就是要他們開名單來,等他們開來後,我們借口向全國調查,可以任意拖時間;第五,關於辦報問題,這不能准他們。」陳立夫對康澤的這段指示中,基本原則沒超過蔣介石所限定範圍,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態度,如關於邊區主任人選問題,他沒有明確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見,實際上是對共產黨所提方案的一種默許。關於邊區隸屬問題,他只是怕找麻煩,才提出隸屬陝西省。關於釋放政治犯的問題,他沒有完全拒絕。關於辦報的問題。陳立夫堅持不准,但後來他得知國民黨宣傳部長邵力子已經允許共產黨辦《新華日報》後,便不再說什麼了。應該說,陳立夫表現了比蔣介石稍微靈活一些的態度。    
    對於陳立夫的意見,康澤顯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並不是蔣介石的本意,於是他很快找到蔣介石,匯報了陳立夫對談判的意見,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四部分國共攜手(2)

    康澤認為,從於右任、張繼、宋子文三人中選擇一人去任邊區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說:「張繼先生對黨雖然忠誠,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擔當此任。於右任經不得一拍,共產黨對他好了,他就會跟著共產黨走的。至於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這三個人跟共產黨打交道,都只會受共產黨影響。」這一說,蔣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連連說:「他們三個人都不相宜。」但派誰去相宜呢?蔣介石一時還難以定奪,康澤便趁機向蔣推薦了丁惟汾,蔣介石因找不到更適當的人選,便同意派丁惟汾到邊區去擔任主任。    
    康懌推薦丁惟汾明顯是針對陳立夫的,其一,對陳立夫在此問題上曖昧的態度是一種無聲的批評。其二,丁惟汾是陳立夫的對頭,早先時候,國民黨內由丁惟汾主掌黨務,丁大權獨握,蔣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時有蔣家天下丁家黨之說,後來卻被二陳所取代,丁家黨變成了陳家黨,所以丁惟汾一直對二陳心懷不滿。現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讓陳立夫不好下台。開始,陳立夫聽說由丁惟汾出任邊區主任,心中十分惱火,但知道蔣介石已同意後,便裝聾作啞,不再說話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澤,認為這是軍統方面故意給自己作難。後來,國共兩黨在談判時,國民黨所推薦的丁淮汾被中國共產黨所拒絕,陳立夫心中暗自高興,便順水推舟,指示張沖等人不要再堅持派丁惟汾。這樣,邊區主任人選之事便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正式爆發。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二陳都主張抗戰,陳立夫認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喪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難,保持其民族之獨立自由。」陳果夫在盧溝橋事變後,提醒當局,注意上海的防衛,說:「海陸爭攻,不可不防也」,並親赴江蘇各縣,「促速組織民眾,為國防準備」。要抗戰,必須動員全國人力物力,必須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因此,二陳都希望國共兩黨能盡快實現合作,以利中國的抗日戰爭。    
    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以極大的誠意加速完成與國民黨的談判。9月,中共代表博古從延安來到南京,與原在南京的葉劍英一起,和國民黨進行談判。談判期間,陳立夫一直沒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澤、張沖直接參加。但陳立夫要求每次談判前,一定要見他,由他指示談判意見,談判後,也要向他報告情況。    
    實際上,整個談判,國民黨方面一直由陳立夫所主持。在有些方面,陳立夫表現了他的頑固性,始終堅持是接納共產黨,而不是對等的合作,要求共產黨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下活動。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現了其靈活性,作了某些讓步。雙方經過激烈的爭論和緊張的談判後,陳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澤、張沖等國民黨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並在宣言稿上簽字,蔣介石也同意發表這個「宣言」。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這就標誌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談判取得基本成功後,仍然還遺留著一些有關兩黨合作的重要問題,如合作形式、共同綱領及改革政治問題等,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對鞏固兩黨合作,推動全民抗戰,均具有很重大的意義。繼續通過談判,解決這些問題,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後,日軍侵略氣焰更加囂張,中國軍隊連連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國民政府移到武漢,這時,中共以周恩來、博古為代表,繼續與國民黨談判,以解決遺留問題,國民黨方面,陳立夫仍是談判的主持者,他繼續為改善兩黨關係而努力。    
    在談判中,周恩來等提出,為使已經形成的兩黨合作關係更加鞏固,應該成立兩黨關係委員會,作為合作的領導機構。還提出應決定共同綱領,擴大國防參政會為民意機關等建議。    
    對這些建議,陳立夫都表現了比較積極的態度,他將中共的建議向蔣介石詳細報告,並說明自己的意見,以取得蔣的同意。在蔣陳意見趨向一致後,陳立夫便建議蔣直接與周恩來等中共代表面談。在陳立夫的幫助下,中共代表周恩來、王明直接會見了蔣介石,當王明向蔣介石說明中共關於建立合作的領導機構等主張時,蔣介石當即答覆:「所談極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見好轉」,並說他想的也不過如此,對中共建議表示同意。談到日本侵略時,他認為「外敵不足慮,他愈前進困難愈多,軍事雖失利,並不足慮,只要內部團結,勝利定有把握」,同時告訴周恩來、王明等,今後兩黨關係已告陳立夫等並可與之商量一切。在蔣介石的首肯下,作為國共合作的領導機構,兩黨關係委員會很快成立了,陳立夫由於對兩黨關係所作的開拓性的工作,也作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參加委員會。


第四部分國共攜手(3)

    關於共同綱領,周恩來、王明親自會見陳立夫,希望盡快討論擬定,陳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並在有些方面進行了討論,雙方「談話尚接近」,陳立夫也「承認兩黨關係須調整,規定共同綱領,努力實現」。經幾次交談後,陳立夫準備將雙方所達共識的東西整理成文,報蔣介石批准,作為共同綱領草案,再逐步完善。但後來,蔣介石卻堅持要共產黨合併於國民黨,這種無理要求即遭共產黨拒絕,這就使兩黨關於合作形式及共同綱領的談判不了了之。而已經建立起來的兩黨關係委員會,也因為沒有什麼實際活動,漸漸不取自消。二陳對國共合作也逐漸冷淡下來,陳果夫甚至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共黨之策略,極為惡毒,擬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滅本黨」。並不再關心兩黨合作的發展與鞏固。    
    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也就最終形成了一種「沒有成文綱領,只是遇事協商」,道義承諾比重頗大的「東方式」的合作。但不管怎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達成了,這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在國家和民族處於被外敵侵略的危急關頭,能順應歷史的潮流,努力使國共兩黨在十年內戰後重新攜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們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更是他們人生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    
    


第五部分力主抗戰(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盧溝橋畔,響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炮聲。中國守軍奮起抵抗,中華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正式爆發。    
    面對日軍的瘋狂挑釁,在全國抗日高潮的影響下,蔣介石在軍事上作了緊急部署,並表示: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    
    民族的危機,全國抗戰的興起,蔣介石對日態度的變化,對二陳是有影響的。抗戰爆發後,他們堅決主張抗戰,反對汪精衛集團的投降主義論調,他們的民族熱情進一步勃發。當汪精衛等人被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囂張氣焰所嚇倒,散佈「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濫調時,陳立夫堅決反對這種投降主張。    
    他說:「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喪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難,保持其民族獨立自由。」主張堅決抵抗。    
    七七事變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記者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採訪陳立夫。一美國記者以十分輕視的態度問陳立夫:「中日強弱十分懸殊,你們如何能抗日?」陳立夫正氣凜然,從美國歷史聯繫中國現實,侃侃而談:「你們美國人,應諳美國歷史,如果依照你們看法,則美國今日猶為英國的殖民地。華盛頓在起義時,僅憑幾十支亂槍,與英國駐軍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別,華盛頓所憑藉者為民意,民意是看不見的偉大力量,遠勝於槍桿子,其所以最後勝利者,民意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國,全國民意主張抵抗,蔣委員長順從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問題不是『能戰不能戰』而是『應戰不應戰』,應戰雖打到一兵一卒仍須頑抗,美國獨立戰爭,最後得到法國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國之抗戰,亦將獲得他國之援助而戰勝敵人乎?所謂『得道者多助』是也。諸君之估計僅從物質一方面作比較,是錯誤的,須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實較物質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戰爭,以少勝多,此乃一可證之近例也。」一席話,說得美國記者直點頭,話畢,十多位中外記者鼓掌以示贊同。    
    正在江蘇主政的陳果夫,在盧溝橋事變後,積極建議在上海設防,阻止日本軍隊從上海進攻。他說:「海陸爭攻,不可不防也。」同時,他召集各縣縣長進行訓示,要求各縣「促速組織民眾,為國防準備」。還在省府鎮江召集各界領袖人物談話,對敵我情形及如何準備防衛等,分別提出說明,以提高眾人之警覺。他對山東韓復矩不作抗戰準備十分不滿,說:「想做英雄者自己不準備,且不許他們準備,致有事時毫無對外力量。」戰爭開始後,陳立夫積極參與國民黨中央決策工作。陳果夫也被推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起先對列強各國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國「主持以道」,認為:「現在局勢只有各關係國尤其美、英二國之合作,挽危機。」但並沒引起列強各國的積極響應。這時,陳立夫建議把目光轉向蘇聯。因為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星期,蘇聯外長季維諾夫便接見中國大使蔣廷黻,表示:「蘇聯願助中國。」根據中蘇雙方商定,蘇聯將援助中國一批物資,關於運輸路線,當時決定從新疆運進。為了落實這一問題,9月28日,蔣介石派陳立夫秘密赴新疆,與盛世才商洽,因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買賬。而陳立夫與盛世才有過一些交情,北伐時,陳立夫是秘書處科長、盛世才是參謀處參謀,在行軍時互相認識。由於都是年輕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時陳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駐地,便開始忙碌文電的處理,盛世才對陳立夫工作認真的態度十分敬佩,而陳立夫則欣賞盛世才的才氣。後來,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領袖金樹仁,取代了金,與南京政府關係並不好,陳立夫時常在盛世才與南京政府的爭執中作些調解,盛對陳立夫也能另眼相看。陳立夫到新疆後,對盛世才曉以民族大義,盛終於同意蘇聯援華物資從新疆通過。陳立夫還對沿途各站飛機、大炮等重武器運輸所需的汽油等細節問題都作了細緻安排。當時一頭駱駝可載8桶油,這可以說是用最古老的運輸方式運最新式的運輸油料。新疆方面按陳立夫的安排,把油料運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蘇俄贈送給中國的飛機、大炮等軍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後經甘肅到西安,再飛抵漢口。    
    後來,在保衛武漢的空戰中給日本飛機以重大打擊的中國飛機,就是從這條運輸線運到抗日前沿的。因為這一成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授予陳立夫空軍獎章。    
    在關於對日政策方面,陳立夫也有很多考慮。他曾向國民黨中央建議:一、作一詳細報告,說明「九一八」以來日軍侵略我國之經過及違反九國公約之點(由軍政部負責起草)。二、明顯表示我方對於東亞問題之根本主張及解決中國問題之意見(由外交部起草)。三、對英、德及各國分別進行經濟方面之接洽。四、關於停戰之先決條件:(一)有恢復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前之保證;(二)有九國公約國及有關係各國之實力監視;(三)須有根本問題解決方案在後。    
    這些建議中,雖然在關於停戰條件中有恢復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前之保證的條款,這與蔣介石抗日不堅決徹底的態度有關,其他方面應該說還是強硬的。


第五部分力主抗戰(2)

    抗戰開始後,陳立夫還應軍事方面的要求,組織軍事工程團,該團任務是在瀏河與嘉定之間,修築一條碉堡線,以阻止日軍的西進。因當時日軍正進攻上海,佔領上海後下一目標將是南京,蔣介石為了延緩日本侵略者的進攻速度,以進行南京保衛戰的準備工作,便要求陳立夫以極短時間建一道堅固的碉堡防線。陳立夫接受任務後,以他在工程界的影響,迅速集合上海、南京兩地的工程師,組成軍事工程團,由陳立夫任團長,隨即開展工作。他們很快作出設計,畫出圖紙,僱傭民力,開始建設。陳立夫統籌全局,還抽出時間,到工地督察,以確保按時、保質完成任務。由於處此民族危機之時,國民政府出資,陳立夫有熱情,民眾有幹勁,所以,很快這道艱固的碉堡線奇跡般出現了。只是可惜日本軍隊佔領上海後再向南京西進時,蔣介石並不想守南京,而是快速撤退,因此軍方並沒有很好利用這道由民眾辛苦搶修起來的碉堡線。後來,這條碉堡線為日軍佔領,成為日軍對付新四軍的防線,真是莫大的諷刺。    
    抗戰開始後,為了爭取蘇聯的幫助,陳立夫受蔣介石指派,加緊了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中國希望和蘇聯訂立軍事同盟,以對日本造成威脅,但蘇聯從自身利益出發,害怕得罪日本,致使日本與德國聯手進攻蘇聯,造成其兩面受敵,所以對中蘇建立軍事同盟採取消極態度。    
    當時蘇聯人打的如意算盤是,這場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東方讓中國和日本打,西方讓法國和德國打,俄國不捲入戰爭。陳立夫抓住蘇聯人的心理,提出,既然要中國和日本打,蘇聯必須支援中國各種武器,包括飛機、坦克、高射炮、大炮等。蘇聯人急於讓中國擋住日本北上的步伐,因此一一答應,陳立夫很快與鮑大使簽訂了蘇聯支援中國武器的條約,並商定了武器的數量、運送的時間及方式。    
    隨後,陳立夫進一步與鮑大使談中蘇軍事同盟問題,而鮑大使堅決迴避,談判未能達到預期目標。陳立夫在請示蔣介石後,退讓一步,與鮑大使商談訂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經過種種努力,這一談判終於成功,1937年8月21日,由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國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規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雖然不是軍事同盟條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蘇聯的行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中蘇兩國的友好,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有利的。


第五部分高校內遷(1)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及指揮上的失誤,致使其從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平津京滬一帶相繼失守,大片國土淪陷,廣大人民流離失所。    
    特別是「我國易受敵人攻擊之區,多為學校文化中心」,因此,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國民黨軍隊的敗退,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遭受重大損失,國民黨政府自己也承認:「當時平津京滬各地之機關學校均以事變倉卒不及準備,其圖書儀器設備能擇要轉運內地者僅屬少數,其餘大部隨校舍毀於炮火,損失之重,實難估計。」據不完全統計:29萬所小學損失12萬多所;3000多所中學損失1900多所;108所大學,被轟炸破壞的達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暫時停頓,繼續維持的僅83所。至於學校多年積累的珍貴資料的損失,更是無法用金錢數字來計算的。在日寇的炮火下,學校損失、學生流失、教職員走失,情況一天天嚴重,整個教育陷於一片混亂,面對如此情況,教育部長朱家驊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教育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未來,如果沒有了教育,這個國家就沒有了希望。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的非常時期,如何保護教育,如何經辦教育,學校的出路在哪兒,這是國民黨政府必須認真考慮的。    
    非常時期必須有非常措施,容不得半點猶豫,也容不得不動腦筋,一籌莫展,很顯然,朱家驊不適應擔任非常時期的教育部長。為了穩定人心,控制學校混亂的局面,國民黨政府決定走馬換將,此時,正好軍事委員會第六部解散,蔣介石便將擔任第六部部長的陳立夫調來,接替朱家驊,主掌教育部。    
    陳立夫儘管很早就想得到這個位置,但他知道處於戰亂非常時期,教育部長是難當的,因此他想推脫。但蔣介石不同意,結果,陳立夫只得辭去調統工作而任教育部長,開始了他長達7年的教育行政生涯。    
    陳立夫上任後,面臨的複雜而嚴峻的形勢,頗有點「受任於亂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意味,據他自己說:「當我初接部務時,就面臨急須解決的兩大問題:第一是戰區逐漸擴大,學校員生不能在原地進行教學,紛紛內遷而流亡在途,除緊急救濟外,這些學校是繼續辦理呢?還是緊縮歸並?此為『量』的問題;第二是抗戰前夕,即有人高唱『實施國難教育』,完全改變了平時教育的性質,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為前提,因此極須在正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抉擇,這是『質』的問題。」這裡,陳立夫實際上面臨的是三個急須解決的問題:第一,高校內遷問題;第二,學校是緊縮還是發展的問題;第三,非常時期教育質量的問題。對這三個問題,陳立夫不能迴避,必須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並認真加以處理和解決。而最重要的,首當其衝的問題則是高校內遷。    
    當時,中日戰爭一天天吃緊,沿海沿江一帶地區相繼陷入敵手,而這些地區都是高校集中之地,如不迅速內遷,將會對我國高等教育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但當時國民黨內有人提出「焦土抗戰」的主張,認為高校不必內遷,應與國土共存亡,內遷是後退,是失敗主義。陳立夫堅決主張內遷,並強調各高校應在政府的統一部署下內遷。在陳立夫及其他國民黨人的堅持下,為了保護中國的高等教育不被摧毀,國民黨政府下令沿海沿江各高等學校一律內遷。    
    陳立夫即將高校內遷作為教育部當時的主要工作,並親自主持了這一教育史上空前壯觀的大遷徙。他往返於南京、杭州、上海、武漢、廣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與這些地區的高校負責人一起商量,擬定遷移的具體計劃,如內遷地點的選擇、房舍的建築、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的運輸、師生的生活安排等,都得一一考慮周到。為此,陳立夫在教育部設立了專門負責高校內遷的機構,負責為高校內遷籌措經費,補充圖書設備,修建房舍等,「其工作之巨,實非筆墨所能描述」。


第五部分高校內遷(2)

    特別是內遷地點的選擇十分不易,因戰爭情況千變萬化,今天是後方,說不定明天就是前線,有些高校歷盡千辛萬苦剛剛遷到一個地方,師生還來不及喘口氣,新遷校舍又置於戰爭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遷移,有些高校反覆遷移達五次之多。如北大、清華、南開等平津地區大學最先遭到日寇破壞,他們也最先行動,開始南下遷往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後來,日寇鐵蹄逼近湖南,他們只好於1938年2月再度遷往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北洋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則向西遷移,到陝西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後改名西北聯合大學。    
    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東北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等31所高校遷到四川,散佈各地,如武漢大學在樂山、齊魯大學在成都、中央大學則在重慶。浙江大學開始遷到浙西天目山一帶,後又到江西,再到廣西,最後輾轉遷到貴州才安定下來。中山大學遷往雲南南部,上海交大等就近遷入英美租界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學再次內遷。遷校次數最多的是廣東文理學院,由廣州遷至廣西梧州,再遷籐縣,三遷融縣,四遷廣東乳源,五遷連縣,六遷曲江,七遷回至連縣;遷校最迅速最完整的是國立中央大學,全部師生員工及圖書儀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慶沙坪壩建校。農學院的牛羊牲畜,舟運不便,則由陸路徒步西行,也安全抵達重慶。直到日寇投降前夕,一些高校仍處在動盪不安的遷徙中。最後,內遷高校大多集中於重慶、成都、昆明等地。    
    據不完全統計,戰前的108所高校,內遷的有94所。    
    這次高校大遷移,涉及全國幾十所高校,在「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的戰爭年代,在交通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數萬名師生員工和家屬及若干噸的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的大搬遷,是極其困難的。沿途,日寇的飛機狂轟濫炸,師生們跋山涉水、風餐露宿,辛苦之極,財產的損失、經濟的浪費、人員的傷亡,難以數計。    
    在整個內遷過程中,身為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在連天的炮火中南來北往、東奔西走,察看校舍,詢問校情,慰問師生,解決困難,歷盡種種艱辛。有一次,從武漢撤出,當時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走水路到洞庭湖;經長沙到貴陽,再到重慶,一是乘飛機直飛重慶。當時陳佈雷約他坐船走,而且送來船票,而陳立夫晚上做了一夢,夢見天上一隻老虎跳下咬他,象徵虎(禍)從天降。陳立夫從來不信迷信,但他第一想法是不走水路,於是坐了飛機到重慶,不料不久就接到電報消息說,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敵機發現,以機槍進行掃射,陳佈雷萬幸脫險,而陳立夫的那個床位正好遭子彈掃射,如果坐了船,則已一命嗚呼。在陳立夫的不懈努力、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協助、廣大學生的積極配合下,這次高校內遷的艱巨任務終於得以勝利完成。    
    這次高校內遷,保存了中國教育的精華,並改變了原來高校佈局不合理的狀況,促進了西南、西北落後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    
    


第五部分穩定人心(1)

    非常時期的教育部長是難當的,一是戰亂遍地,家國破碎,人心惶惶;二是突然換了教育部長,而且是從事黨務和特務工作的人,今後教育界難免黨化和特務化,人心也惶惶。    
    陳立夫深知處此非常時期,不能按常規辦事。因此,上任第一天,首先得穩定教育部大小官員、工作人員的人心。在發表就職演說時,陳立夫特別強調:「凡是願意幹的,我都留用。留任的概不更動,已去職的位置物色適當人才補充。」他還說:「我過去受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只帶了一個秘書,我自己從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也可為我所用。」一席話撫慰了部屬的惶恐之心,免去了大家的疑慮之情,起了很大作用,保證了事務、行政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當然,陳立夫並非完全像他所說的那樣,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在關鍵職位上,他還是任用自己的親信,他認為有些主要職位,都與將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係重大,為從全局出發,必須用自己信得過的人。    
    老教育部長朱家驊離任時,帶走了兩位次長和兩位司長及主要秘書,這一空缺怎樣補上呢?陳立夫認為這是重要職位,便任命曾擔任過浙江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和內務部次長的張道藩為常務次長,任命曾擔任過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張廷休為簡任秘書。對此,陳立夫並不掩飾他的派系色彩,他公開說:「這兩位都是與我共事較久的同志,他們都曾擔任過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把部內日常事務交給他們,我完全放心。」只是,陳立夫拉來教育部任職的黨方人士並不多,所以,並沒引起教育界的微辭。    
    另外三個職位,因並不特別重要,陳立夫則從教育界選擇。經慎重考慮後,陳立夫任命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秀教授為政務次長,復旦大學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為總務司長、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吳俊升教授為高等教育司長。這樣一來,教育界人士有所釋疑,當時蔣夢麟就說:「自從教育部的新人事發表以後,我們知道陳部長系純粹從教育的立場來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對於司以下的官員,陳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門保薦,由陳最後核定。    
    這樣,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託,也可發揮下面主管部門的積極性。    
    由於以上措施,穩定了部內人心,使得陳立夫在以後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進展順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穩定全國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統一思想,消除混亂。當時,處在抗日戰爭非常時期,問題很多,但重要的如陳立夫自己所說,「面臨極需解決的有兩大問題:第一是戰區逐漸擴大,學校員生不能原地進行教學,紛紛內遷,流亡在途,除需緊急救濟外,此等學校,是繼續按原來規模辦學,還是緊縮歸並?此為『量』的問題;第二是抗戰前夕,即有人高唱『實施國難教育』,完全改變平時教育的性質,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為前提,因此極須在平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選擇,這是質的問題」。    
    關於量的方面,即學校是縮減還是發展的問題。國民黨一些官員認為,現在正處於戰爭非常時期,一些學校已被破壞,一些學校遷徙流亡,乾脆停辦。而且國民政府資金有限,應把有限的資金全部投入戰爭,爭取戰爭的勝利,縮減一些學校可以節省資金,支援戰爭。另外,抗戰需要大量兵源,學校縮減停辦,青年學生可以參軍參戰。因此,他們主張:「高中以上學校除個別與戰事有關者外,為配合抗戰,均應予以改組和停辦,俾員生應征服役,捍衛祖國。即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陳立夫不贊成這種主張,他認為即使在戰爭年代也有建國的任務,抗日後更要恢復生產、建設國家,要建國就需要人才,要培養人才學校就不能停辦,他說:「建國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斷,並且即在戰時,亦需要各種專技人才的訓練和供應」,根據這種情況,「遂決定學校數量不僅不應減縮,並且依據需要,還須相當擴展」。他重申要堅決執行1937年8月27日國民政府頒布的《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即:「戰爭發生時,全國各地各級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務力持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原則」,「各級學校之訓練,應力求合國防需要,但課程變更,仍須照部定範圍」,「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經費在戰時仍照常發給」等。    
    根據這些原則,陳立夫主掌教育部期間,在穩定舊有學校的同時,還發展了一定數量和規模的新校。    
    對高等學校,陳立夫根據需要,使之有一定程度的適當發展。當時,國內師範、工科、農科、醫科等方面的高等學校比較少,特別是師範大學,戰前全國只有一所,而國家又急需這方面人才。於是,陳立夫便根據國家的需要、根據各類學校的佈局,設置了一些新的高校和新的學科。    
    他先在幾所國立大學設立師範學院,不久,便在一些地區創建獨立的師範學院,到抗戰結束時,全國已有11所高等師範學院。與此同時,一些有特色的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也建立起來。在一些條件較好的老校,還設置了新的科系,如西南聯大開設了航空工程系,中央政校開設了蒙、藏、印等語言專修科,復旦大學開設了職業教育系、法律系、數理系等,中央、西北兩所大學還開設了邊政學系等。


第五部分穩定人心(2)

    陳立夫還根據戰前高校佈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區高等教育幾乎是空白的狀況,提出抓住高校內遷的機會,發展內地高等教育的主張,使得戰後高校遷回原地後,西南、西北省區都有自己的大學。因此,陳立夫將新設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區。如貴州省文化比較落後,原來沒有一所高校,陳立夫瞭解到這種情況後,便決定在貴州建立一所綜合性大學,他親自到貴陽察看地形、選定校址,並對校舍的建築、圖書的購置、儀器的配備、教師的選定、學生的招生等問題一一過問並督促落實,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終於建成了集文理工醫為一體的貴州大學,為貴州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陳立夫的努力下,抗戰期間,高等學校在鞏固的基礎上有了一定的發展,戰前的1936年,全國有高等學校108所,到1944年,發展到145所,而且門類較齊全,佈局也較合理。    
    對中等教育,陳立夫要求有更大的發展。抗戰期間,一些從日寇佔領地區跑出來的中等學校師生失去了執教和受教的場所,到處流浪。陳立夫針對這一情況,決定由教育部出面,在大後方建立一批國立中學,以安置這些流離失所的師生。    
    1938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國立中學規程》,提出:「教育部為謀戰區省市立中學教職員及公私立中等學校學生繼續施教與受教起見,特暫設國立中學若干所,以繼續發揮教育效能,充實民族力量。」於是,教育部拿出一批資金,在後方地區創辦了國立中學31所、國立華僑中學3所、國立中山中學2所、國立女子中學2所,並改辦中學4所,此外,還創辦了四川造紙印刷職業學校、國立商業職業學校等共13所,創辦國立師範學校13所、華僑師範學校2所。這些學校安置了大批流亡師生,也發展了後方的教育事業。    
    同時,教育部還鼓勵與督促後方各省區辦了一些地方中等學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個比較大的發展,抗戰前,全國共有中等學校3264所,1944年發展到3745所,其中中學戰前1956所,1944年發展到2759所。中等學校的在校學生戰前為627246人,1944年發展到1163113人。    
    對初等教育,陳立夫上任後,即取消了戰前普及4年小學的義務教育制,改為實施「國民教育制度」。1940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將小學教育與補習教育合併進行,並規定鄉鎮設中心國民學校,保設國民學校,分別由鄉鎮長和保長擔任校長。後來,由於「保長之資格,大都不合於修正小學規章第六十二條規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為「中心國民學校、國民學校校長以專任為原則」。在這些國民學校裡,都設有小學與民教兩部,分別對兒童實施義務教育和對成人實施補習教育。    
    通過不斷對初等教育實行改進,小學數目逐年增加,學童入學率逐年上升,陳立夫自己說:「就學齡兒童入學率言,三十三年度後方19省共有學齡兒童3411萬餘名,入學者有1722萬餘名,連同已受義務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計約共2500餘萬名。    
    入學兒童約占學齡兒童總數70%強,較前占53%大有增加。」陳立夫的統計當然有誇張之處,但客觀地說,在當時戰爭的烽火年月裡,基礎教育達到如此成績還是不容易的。    
    總之,在陳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學校在穩定的基礎上有適當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關於質的方面,即關於非常時期教育質量的問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官員認為,在戰爭的非常時期,正常的教育程式應該廢棄,應該實行與抗戰有關的短期訓練班和訓練所,其課程也應該是研究抗戰學術。他們提出:「在戰時,大學是抗戰人才供應所,是救亡幹部訓練所,同時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陳立夫不同意這種主張,他認為要為建國儲備人才,正常教育仍應維持。1938年3月,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身份發表《告全國學生書》,向全國學生闡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確指出:「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為國家衰亡之危機」,因此,「各極學校之課程不為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即為所由造就之專門技能,均有充實國力之意義。    
    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公告書的發表,至少在當時眾說紛紜的主張中,有了一個主導性的政策,對穩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為了在戰爭非常時期堅持正常教育,陳立夫擬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確定了他的戰時教育方針,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實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針和十七要點,強調「三育並進」,「文武合一」,「對現行學制大體仍維現狀」,「對於管理應采嚴格主義」等。這一方案深獲蔣介石的讚許,在1939年3月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上,蔣介石發表「訓詞」,就肯定了陳立夫的主張,他說:「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用非常精神,來擴大教育效果」。蔣介石明確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著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    
    平時,我們決不能關起門來,不管外邊環境,甚至是外敵壓境,安常蹈故地緊張不起來。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地都從課堂、實驗室、研究室裡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裡,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工作……」蔣介石一錘定音,對陳立夫給予最有力的支持。大政方針定下之後,整個教育界人心穩定,陳立夫便好專一致志,戮力同心地去做好他的教育行政工作。對此,陳立夫深深感謝蔣介石,幾十年後,他在回憶錄中,還提及當年蔣的一番講話,感謝蔣對教育的指示和對他的信任。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1)

    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後不久,一天,無意中翻看國聯調查團為調查中日衝突到中國進行調查後寫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他特別看了其中關於教育的內容。報告書說,調查團考察了中國的一些高校,發現中國高校「受外國教育的影響巨大」,學科研究大多以外國語為媒介,引用的資料和例證,也多取自外國。大學的歷史、政治、經濟課程,似乎是為研究西洋的學生所設。自然科學教育方面,偏重外國的情形更為嚴重。    
    報告書對陳立夫的觸動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結促使他作出一個重要決策:要收回「文化租界」,辦中國的大學。後來,陳立夫寫了《從根救起》一書,對他當時的心情作了詳細的論述,他說:「文化侵略對於所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毀滅其歷史文化,我起先對於這些陰謀,還不大瞭解,民國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後,才恍然大悟。那時沿江、沿海都被日軍佔據了,所有大學都往後撤,我一一為之安頓下來。我發現這些大學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采德國學制,那個完全采法國學制,其他不是采美國制,即是英國制。但是采中國學制的又在哪裡?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有關中國歷史的部門為最缺乏。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談中國政治或經濟制度史,學農的不談中國農業史,國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門功課了。」正是基於這一現狀,陳立夫下定決心,「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課,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像一座中國的大學。」為了建設中國的大學,陳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課程設置和教材方面。陳立夫親自主持制定了「部頒」大學課程表及課程標準,要求各校統一執行。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在必修課中,增加了中國歷史方面的課程,這是陳立夫特別強調的。他說,一些大學生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缺乏瞭解,這種狀況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自己,因為侵略者要毀滅其國家,必先毀滅其國之歷史與文化。如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治史等;語言科中,將中國文列為與外國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國文要求能閱讀古文書籍和寫作通順文章,外國文要求能閱讀所學習的學科外文參考書,不達標者不能畢業。同時,陳立夫還根據當時戰爭的需要,提議在一些學校增設了抗戰國防課程,如「堡壘工程」、「軍用結構」、「兵器學」等。在部頒課程中,凡是沒有教材的,鼓勵教師編寫教材。    
    在確定課程時,由教育部先定了一個整理課程的三原則:第一,規定統一標準,這個標準,不僅在提高程度,而且與國家文化及建設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訓練,先從事學術廣博基礎的培養,由博反約,不因專門的研究而至偏頗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設科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於一種學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養而有融會貫通的精神。根據這一原則,一些無用的課程刪掉,一些重要而沒有的補上。如根據我國是一個農業國的情況,設立水利、肥料、茶葉、絲綢等科系,並設置相關課程等。    
    除了改革課程設置外,陳立夫還領導教育部進一步擬定各科目教材內容,以備各校試用。1940年,在徵集各校課程科目的基礎上,開始編製教材綱要,當時集中了數百名教授,歷兩年努力,編寫了各科教材綱要草案42種,頒發各校參考試行。與此同時,教育部開始編輯大學用書,在陳立夫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後,採取特約撰稿、公開徵稿、採用成書三種辦法,確定了163部書作為大學教材。幾年後,各學校終於能按部頒課程標準,教材標準統一起來,一舉改變了中國大學課程無中國特色,課程無中國教材的局面,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決定性作用。    
    其二,統一大學教師評聘標準。陳立夫認為要辦好學校,教師是十分重要的。他通過對一些學校的調查,發現大學教師的資格評聘,過去毫無標準,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評聘只有一條原則,即必須是留學返國者,他認為這種評聘既不利於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也不科學,是崇洋的表現。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待遇暫行規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佈。該章程規定:教員資格分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4個等級;對資格審及定升等年資均有適當規定,擔任助教、講師有一定年資、有特殊成績並有著作者,均應按照規定升格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學返國」的限制。同時,對教師實行獎勵的辦法,凡「合格教員,可准休假進修,並發給研究費講助金,其資深望重者,經過同科目教授之選舉,可以擔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實行,一定程度上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使學校的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現了一些高質量的學術成果。文科方面,如聞一多的多種文學史著作、王力的語法理論、錢穆的《國史大綱》、賀麟、湯用彤的哲學、邏輯課;理科方面,如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王竹溪的《熱學問題之研究》等,都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進考試辦法。陳立夫認為考試是促進學生學習的重要手段,也是檢查學生學習成績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試有不少弊病,應該加以改進。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2)

    大學入學考試以前是各校單獨命題,陳立夫認為這種考試辦法增加了應考學生的困難,因為戰爭時期,交通困難,學生為參加各大學的考試,到處奔波,十分不易。而且,這種考試使各校錄取新生的成績相差懸殊。為了整齊學生的入學水準,解除學生應考奔波的困難,陳立夫決定,從1938年度起實行在後方19省市分區實行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辦法,教育部成立統一的招生委員會具體執行。在各考區分設招生委員會,辦理報名、考試及閱卷、錄取等工作。    
    大學畢業考試以前只考最後一年所學課程,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後,決定在畢業考試時,實行4年內學生所學3種主要課目的總考,他認為:「此種辦法可使學生對以往4年所有主要學科有一總複習,而不致支離破碎,比歐美各國的辦法均勝一籌。」對平時考試,陳立夫提出在學生中舉行「學業競賽」考試,由學生自由參加,成績最優者及次優者均得獎勵,並在學校公佈。    
    通過改進考試辦法,較好地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學校不僅為抗戰和戰後建設輸送了大量人才,而且還培養出了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優秀人才。    
    第四,實行貸金製度。當時處於戰爭,一些青年流離失所,要讀書十分困難,陳立夫認為這些學生不但要教,還要養,便設立貸金製度。即由學生向國家貸款維持生活,進行學習,將來出校後還款。但後來法幣貶值,按初借數目償還,等於不還,因此陳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財政部申請,索性將貸金製改為公費制。據當時的統計,戰時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全部靠貸金或公費完成學業的,大約有128萬人。陳立夫認為,這筆費用雖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後,當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獎後,都寫信告訴陳立夫,他們是靠貸金讀完大學的,陳立夫聽後深感欣慰。    
    陳立夫對中國教育的改革可謂用心良苦,頗費艱辛,這種改革也不是沒有問題,當時就有一些學者有異議,「以為妨害講學與研究的自由」。但從總體上來說,還是應該肯定的,它對於建立中國的現代大學教育的基本框架,促進中國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五部分艱難進展(1)

    在陳立夫的領導下,通過教育界廣大人士的艱苦努力,在抗日戰爭紛飛的炮火中,中國的教育不但沒有萎縮,反而在艱難困苦中蹣跚前進。    
    大學教育方面。原有大學內遷後很快復學,頑強地存在和發展。同時,為了適應戰時對醫、工等技藝人才的需要,設立了一些專科學校。增設這些學校,需要各種器材設備和建立很多專門實驗室,需要大量經費,陳立夫通過各方活動,往往能夠籌得巨款,用於新校的創設。陳立夫還認識到發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師資,因此首先要發展師範教育,他除在幾所綜合大學設立師範學院外,還創立了男女師範學院各一所,又增設了貴陽師範學院、南寧師範學院、湖北師範學院等,將西北聯大的師範學院獨立出來,改稱西北師範學院。為了訓練社會教育人才和音樂人才,還設立了社會教育學院和國立音樂學院。為了改變高校內遷後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設立國立中正大學、在浙江省設立國立英士大學等。    
    這些舉措,使大學教育能穩步發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決定政策方針,監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具體辦理,但在戰時情況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於戰爭,當時很多中等學校教師、學生都舉家流亡,到內地後,教師失業、學生失學。陳立夫認為,必須妥善安置,同時又不能讓後方省份增加經費。    
    於是,由國家投資,在內地創辦了國立中學31所、國立華僑中學3所、國立師範學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師和學生。    
    第二,規定各類中等學校劃分學區。1938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各類中等學校劃分學區辦法》,頒令各省執行。這一辦法要求各省根據其人口、交通、經濟、文化發達情形,分別劃定三類中等學校(即中學、師範、職業學校)校區,分區設置各類學校,以免重複。其中學區則注意小學升學兒童之比例;職業學校區則注意配合地方經濟之發展;師範學校區則注意區內小學師資之需要。這一辦法的實行,保證了戰時中等教育在區域和比例方面達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統一課程與教科書。教育部對中等學校的課程實行統一,1940年公佈了《高初級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表》,1941年又公佈了各科目的課程標準,要求各地執行。其所用教科書也由教育部統編,交由各書局印製,發放各學校使用。    
    以上措施,當時雖有人批評陳立夫「統制思想」,「與民爭利」,但在戰時特殊情況下,還是值得肯定的,對中等教育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國民教育方面。國民教育過去為地方政府所主辦,抗戰時期,陳立夫領導的教育部也積極推進。新縣制實行後,要求每鄉設立中心學校,每保設立國民學校,而學校教育要求有兒童、婦女、成人三部分。為適應這一變化,教育部設立了國民教育司,主管義務教育和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教育部還專門擬定了《國民教育法》,為立法院通過後,於1944年公佈執行。為了很好推行國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計劃分期實行,最後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90%以上,入學民眾達到失學民眾60%以上。後僅實施了兩期,到1944年,實施國民教育的後方19個省市已設立國民學校25萬多所,平均每三保有兩所學校,離每保一校之規定,已不太遠,入學兒童已佔學齡兒童總數70%以上。應該說,在戰爭年代,這一成績是很可觀的。    
    社會教育方面。陳立夫認為,社會教育雖是無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緊急關頭,社會教育對人心士氣的振奮,同仇敵愾心理的激發,是有相當大作用的。陳立夫對與社會教育有關的文物十分重視,在高校內遷的同時,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內遷。文物到內地後,陳立夫親自勘定館址,指揮安放,要求盡快復館,對外開放,以資育人。除恢復、發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館、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等外,還在重慶創設了中央民族教育館、國立禮樂館、中央美術館等;在蘭州籌設西北圖書館、甘肅科學教育館、國立敦煌研究所等。這些機構逐步發展,後來都頗具規模,發揮了社會教育的功能。    
    為鼓舞人心,宣傳抗戰,1938年,教育部還組織4個巡迴戲劇教育隊,到各地巡迴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教育作用。陳立夫認為電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會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後,在社會教育司增設一科,專門管電化教育,1942年創設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並成立電化教育巡迴工作隊,分赴19個省市巡迴示範,深受各地歡迎。    
    邊疆教育方面。1939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陳立夫主持制定的《推進邊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邊地青年教育實施綱領》由行政院頒布,確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者」,為實施邊疆教育的範圍。規定邊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過去由中央政治學校,蒙藏委員會,中央組織部辦的邊疆學校,一律劃歸教育部主管。


第五部分艱難進展(2)

    陳立夫深感責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來促進邊疆教育的發展。第一,派員考察邊疆各地。除零星派員到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甘肅,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還組織了一個大型的西南邊疆考察團,從1939至1940年在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地考察,瞭解情況,提出建議,最後由教育部形成措施,進行施行。第二,開展邊疆學術研究。在中央大學、西北大學設立邊政學系,在其他一些有條件的大學設立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1944年還設立了邊政學院,對邊疆歷史、文化、社會等進行研究。第三,譯印教材。由於邊疆地區經濟落後,沒有條件自印教材,陳立夫指示教育部置辦文印機件,用蒙、藏、回文譯印小學國語、常識課本,分發邊疆各地應用,後來逐步將其他教材譯印,同時編印蒙藏辭典及其他補充讀物。這樣,邊疆教育得到了一定發展。    
    在發展教育的同時,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極力加強國民黨對學校的控制,想盡辦法將CC力量滲透於學校中,以實現其黨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大專學校組織要點》,共12條,確立了國民黨領導的「以黨治校」體制,規定學校領導人必須加入國民黨,並在各校設立國民黨區黨部和三青團分團部,1939年起還在各校增設了訓導處。「要點」規定國民黨區黨部「協助學校行政」,黨部書記「得列席校務會議」;三青團分團部「協助學校訓育」,訓導處執行黨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委託事項。這就使學校置於國民黨的直接領導與嚴密控制之下。    
    為了強化對學生的思想控制,陳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青年訓練大綱》、《訓育大綱》等,規定學生要「耳聽心唯,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等。1939年,由陳立夫主持的全國教育會議確定以「禮、義、廉、恥」四個字為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校訓,並將訓練國民黨員的《黨員十二守則》來要求學生,即要學生做到忠勇、孝順、仁愛、信義、和平、禮節、服從、勤儉、整潔、助人、學問、有恆等。總之,國民黨的黨義加上中國封建社會的舊道德,就是所謂訓育的主要內容。    
    陳立夫還指使CC特務在學校大肆活動,對有進步思想或抗日論的師生,進行嚴密監督,甚至實行綁架、逮捕、殺害等。    
    陳立夫在主掌教育部時,雖然有所成績,但他在教育界勢力的膨脹也引起蔣介石的不安和國民黨其他派系的不滿,特別是在學校實行的思想強化政策和特務政治,激起廣大師生的反對。於是,在抗戰即將勝利的1944年底,蔣介石重調朱家驊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只好將教育大權歸還於朱,黯然離開了教育界,此後,再也沒有涉足。    
    對於在抗日戰爭非常時期擔任教育部長的這段經歷,陳立夫是十分留戀的,他認為自己在主掌教育部時,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也頗有一番政績。1984年,已經84歲高齡的陳立夫寫了一篇《回憶抗戰期間的教育》,追思往事,他不無得意地總結道:「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戰期間,我整整地擔任了六年十一個月的教育部長(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主持戰時教育行政。在這幾年中,撫輯流亡學生,重振後方絃歌,擴展各級教育,改進並創建教育制度、釐定課程標準,收回『文化租界』,創設訓育規範、發揚民族文化,發起建教合作制度,徵調及訓練10萬學生為青年軍直接參加抗戰工作,確實做了不少的事」。    
    


第五部分進侍從室(1)

    陳果夫與陳立夫雖然控制了國民黨的黨務,但並非在國民黨內具有可以處置一切的大權,每有大事,須呈報蔣介石批准,而在蔣介石與二陳之間,還隔著一個十分特殊的機構——侍從室。所有一切面呈蔣介石的報告、公文須先送侍從室,再由侍從室分門別類、分輕重緩急先後轉呈蔣,並對有些文件,還可自行處理,機構雖小,地位極高。二陳對這個凌駕於國民黨各部門之上的侍從室位置一直十分覬覦。另外,二陳當時只是控制了國民黨黨務,而對政務和軍務,特別是對其人事權無法過問。蔣介石對人事權一直控制很嚴,凡屬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單位的高級軍、政主管人員的任免、升降,他都親自核定,再交主管部門發佈命令。對人事主管權限,有個大概的分工,一般行政人員的考核、選拔由考試院主管,而高級行政人員的儲備、考核、挑選、任用,蔣介石則責成侍從室二處第五組主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而又權力很大的部門。這自然會引起二陳的無限興趣。    
    正是基於以上兩方面的原因,二陳一直處心積慮,尋找時機,想盡各種辦法以進入侍從室。    
    二陳通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後,終於有了辦法。1939年下半年,陳果夫專程晉見蔣介石,在談到隨著中日戰爭的發展,國民黨黨政軍各方面需要很多新幹部這個問題時,陳果夫不失時機地向蔣介石提出了「由黨(國民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並提出建議,成立一個獨立單位,專門辦理高級行政人員的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正好,蔣介石也考慮到高級行政人員的選用、考核需要進行廣泛調查研究,工作量大,且業務範圍涉及面廣,情況也比較複雜,單靠侍從室二處第五組主管,已經是難於應付了,而這種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一個獨立單位,擴大人員編制,使之嚴格規範化,勢在必行。所以,蔣介石聽了陳果夫的建議後,沒加什麼考慮,便同意了,而且很快批准了他的「由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當然,蔣介石並不希望這個獨立單位獨立性太大,為了便於他直接掌握和控制,也為了業務的保密起見,於是,蔣介石將這個獨立單位列為侍從室系統之下,編為第三處,其任務為主管全國高級行政人員的人事調查、登記、考核、分配與通訊指導等。第三處的主任理所當然地由陳果夫擔任,同時,蔣介石還任命蕭贊育為副主任。這樣,陳果夫順利地進入侍從室,成為蔣介石的最高人事幕僚。    
    第三處的成立,陳果夫插手人事權,引起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人的不滿,戴季陶時任考試院長,而人事的儲備、考核、任用本是屬於考試院的,現在第三處成立,說的是主管高級行政人員的人事權,實際上所有行政人員的人事權,陳果夫都有權插手。這樣一來,考試院將無事可幹、無權可行。於是,戴季陶等人便開始以十分強硬的態度攻擊陳果夫,說考試權的獨立行使、銓敘部主管全國人事行政是孫中山有關行政制度的一個特點,也是孫中山政治思想的一個特點,而陳果夫單獨搞第三處,是違背國父遺教的。戴季陶與蔣介石稱兄道弟、又是黨國元老,陳果夫自然不敢公開與之爭鋒,只好採取妥協態度。他聲稱第三處並非專管人事,也不是獨立單位,只是侍從室下一個人事參謀單位,所做的工作也是幕僚性質的,而且不對外行文。如此云云,才將戴季陶等人敷衍過去。    
    陳果夫到第三處走馬上任後,按侍從室一、二處各組的順序,在第三處下成立了第七、八、九三個組,並將自己的親信都收羅到該處工作。同時,還到有關黨、政、軍各機關中遴選人員,使文職、武職人員各佔半數。他要求文職人員沒有書生氣,而武職人員則是文質彬彬、恂恂儒雅,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立場,即絕對忠於蔣陳。    
    通過不長時間的籌備,侍三處便在陳果夫的指揮下開始工作。首先,他們派出人員,向國民政府有關機關收集人事資料。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提供了全國軍事機關科長以上人員簡歷冊,考試院銓敘部提供了全國薦任以上主管人員名冊及全國各機關的概況、隸屬和相互關係。資料收回後,陳果夫指示他們將這些資料和各種統計圖表進行分門別類的整理、登記,以此作為侍三處今後開展工作的基礎。通過陳果夫細緻的工作,侍三處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和方法,他們將人事資料經過分析、研究,製成各種卡片,同各種原始資料構成人事登記卷,再按指定姓名和指定範圍製成各類索引片,依照運用程序很快可以找到需要的資料。    
    其次,陳果夫便根據這些資料在全國開展調查,雖然陳果夫在向調查人員交待時說:「做人事調查工作首先要『無我』,正心誠意為之」,而實際上,則是通過調查,對國民黨各級黨政軍首先進行監督、控制,發現思想、政治態度、立場有問題的,即行處置。    
    然後,在此基礎上,採取一切方式控制人事的考核、選用。陳果夫雖然聲稱他的第三處只是參謀單位,是幕僚性質等,但那是哄戴季陶的。他入主持三處後,極力抓組織人事權,他以國民黨CC派為核心,採用種種手段,將國民黨黨、政、軍從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權逐步控制到自己手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成立所謂「實業計劃學會」。為了在知識界形成他們的勢力,陳果夫與陳立夫商量後,由陳立夫出面,拉攏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學教授、工程師及科研工作者,成立了一個「實業計劃學會」。由於陳立夫是學工程的,他在北洋大學讀書時,在美留學時,都有一些關係,因此,他便以所謂同鄉、同學、同專業、同留美等作為紐帶,籠絡了一些人,並將這些人的簡歷造成表冊,通過侍從室第三處向蔣介石推薦。蔣介石在戰爭年代,自然十分需要知識人才,對這些人另眼相看,給予重用。而這些人被任用後,自然十分感激二陳,成為他們的力量。


第五部分進侍從室(2)

    (二)成立「黨政訓練班」受訓結業學員通訊處。為了對黨政訓練班結業的學員進行控制,陳果夫指示成立了結業學員通訊處,並指派CC系骨幹吳鑄人為主任,梁子青為副主任。他們規定,凡在中央黨政訓練班及後來的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的學員,在回到工作單位後,必須按時和「通訊處」聯繫,匯報自己讀書、工作和活動的情況,還要匯報周圍人的思想狀況,侍三處根據其匯報進行考核、登記,擇優予以陞遷。通過這一辦法,二陳便能隨時瞭解全國各地黨政人員的基本情況,以加強對這些人的監督與控制。    
    (三)成立中央訓練團高級班。高級班學員主要為國民黨政府廳、司、局長及專員級的幹部,受訓期為半年,結業後,由侍三處登記,直接掌握,作為中央培養使用對象。所有參加高訓班的人選都由侍三處提名,報蔣介石批准。陳果夫便以此作為籠絡人心的籌碼,到高訓班受訓的人都知道自己能參加受訓,成為中央培養的對象,是陳果夫的提攜,因此從內心感激他。陳果夫還命侍三處人員每月與高訓班學員聚餐一次,以增進瞭解、融洽感情,使一期一期的高訓班學員成為二陳的勢力範圍。二陳也通過這一形式加強了對國民黨高級幹部的控制。    
    陳果夫並非像他對戴季陶所說的那樣,不干預考試院的工作,他早就想把這一工作攬於自己手中。他在侍三處工作有一定進展後,便開始染指考試院。    
    陳果夫利用侍三處的特殊權力,將大批CC派的骨幹塞進各地考銓處當處長、科長,考銓處本是考試院銓敘部派在各地的分支機構,CC派的人當了處、科長後,便掌握了考銓處大權,表面上,考銓處還是考試院的下屬機關,實際上,已經成為侍三處在各地的辦事處。陳果夫就是利用這種偷梁換柱的辦法,逐步地控制了地方人事權。    
    陳果夫主持的侍三處,除了進行各種人事的調查、考核、選用外,還常以到各地調查的其他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向蔣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以獲得蔣介石更大程度的信任。如1939年,國民黨軍隊從日寇手中收復了廣西南寧、賓陽、九塘等地區,侍三處在人事調查時碰到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漢奸問題、偽軍問題、老百姓的耕牛問題、房屋問題等,陳果夫看了調查人員寫的報告後,認為雖不屬侍三處的工作範圍,但又十分重要。他便親自與第十一組(即通訊組)進行研究,又與內政部、中央政治學校等單位聯合召開會議,邀請有關人員進行討論,在其基礎上,陳果夫擬定了「戰後偽軍處理辦法」、「戰後漢奸處理辦法」、「戰後社會問題辦法」等20多個方案。交蔣介石審閱,蔣介石看後十分讚許,並指令有關部門執行。再如,陳果夫曾邀請中央政治學校財經教授及有關學者,一起討論、研究,擬定了《三民主義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陳果夫還邀請社會學專家進行認真磋商,草擬了《工作競賽辦法》等。這些方案都呈交蔣介石參考,為蔣介石的統治出謀劃策。陳果夫忠心耿耿,受到蔣介石的讚揚。    
    這樣,陳果夫的侍三處完全超越了人事幕僚單位的職權範圍,而成為蔣介石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參謀機構。    
    由於侍三處擅權越職,專橫跋扈,引起了國民黨、政、軍各方人士的不滿,所以,抗戰勝利後,侍從室第三處便被撤銷,陳果夫也從主任寶座上翻落在地。由於他的肺病日益嚴重,他也不太管事了,雖然還是國民黨高層領導人,但已是今非昔比了。    
    總之,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紅得發紫的輝煌時期結束了,雖然他們並不服輸,還在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已有地位,但確確實實,他們開始步履蹣跚地邁入人生的下坡路。


第五部分組建中統(1)

    還在1937年初的時候,國民黨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壓力下,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處理與共產黨關係的「最低限度之辦法」,其中有國家軍隊編制統一、政權統一等主張,要統一政權就必須對各種特務組織統一領導。正是基於此種目的,根據蔣介石的提議,國民黨在三中全會後不久,即1937年4月便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這個總的特務機關。將原復興社與CC派兩大特務組織集合在一起,進行統一管理。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設局長一人,副局長一人,下設三個處,「局長是陳立夫,副局長是陳焯(首都警察廳廳長);第一處處長是徐恩曾;第二處處長是戴笠;第三處成立在後,沒有搞多久,處長先是少將秘書丁默村兼,後來換的是金斌」。    
    對於蔣介石的這一安排,二陳自然是喜不自禁。本來,CC派與復興社這兩大特務系統從成立以來就是互相水火,明爭暗鬥,摩擦事件時常發生。二陳一直想插手復興社事務,達到吞併復興社的目的,但總不能遂意。現在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將兩大特務系統集中起來,統一由陳立夫指揮,對陳立夫來說,實在是「天助我也」,他可以憑其職權,染指復興社,逐步將其吃掉。    
    但蔣介石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成立統一的特務機關,只是為了讓他便於指揮,壓根沒想將整個特務組織全交給二陳,因此,局長雖然讓陳立夫當了,而下面三個處卻是各成系統。一處統原來的CC派,二處統原來的復興社,三處開始兩方面人都有,後來也撥歸復興社,CC派再也不能問津。三個處不但各自成一體,而且辦公也不在一個地方,第一處設在南京道署街,第二處設在雞鵝巷,第三處設在山西路,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來。    
    戴笠由於有蔣介石的寵信,對陳立夫的領導並不十分恭順,他自成一體,二處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其編製、人事、活動形式與範圍都由他一人主掌,CC派休想過問,對此,陳立夫雖然忌恨,卻又奈何不得。    
    陳立夫也十分看不起戴笠,每當戴笠例行公事去見他時,他眼也不抬一下,鼻子也不哼一下,只是用手揮去揮來,極為藐視,這使戴笠懷恨在心,久久不忘,常在軍統特務中講陳立夫的壞話。    
    陳立夫在任局長期間,為了排擠戴笠特務系統,總是極力提高一處的地位,壓低二處,許多政治上的便宜盡量讓一處多佔,當時局本部的工作人員也以CC派居多,在委派外任時,一處也總是壓著二處。如南京郵件檢查所和南京電報檢查所,是由特務機關直接控制的兩個單位,其作用十分重要,郵檢所的中校所長張志鵬是由第一處派任的,少校副所長童襄則由第二處委派;電檢所所長葉定也是由第一處任命,副所長由第二處任命。這樣一來,凡是由兩所檢獲的材料,第一處總是首先看到,而第二處只能從經辦人員那裡偷看一點,不得全貌。為此,第二處一直耿耿於懷。兩個特務組織雖然統一在一個局內,表面上也似乎風平浪靜,暗地裡卻已是劍拔弩張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軍隊連連敗退,蔣介石放棄南京,國民黨中央中機關大部分撤退到武漢,二陳所指揮的兩大特務系統一片混亂,特務們如鳥獸散,原有的組織幾乎全部停止活動。陳立夫儘管作了很大努力,也不能將其恢復起來。    
    1937年9月,蔣介石為適應戰爭需要,成立了「大本營第六部」,任命陳立夫為部長,主管「民眾動員」事宜。陳立夫仍舊不忘他的特務組織,他擔任部長後,利用其職務的方便,將原來特工總部的一大批星散的特務招集起來,全部安排在「大本營第六部」工作,編為第四組,以徐恩曾擔任該組中將組長,CC派重要骨幹王思誠、王傑夫、劉桂等都掛少將、上校、中校等軍銜,在該組任職。實際上,這個所謂的第四組,就是原特工總部的翻版,這批特務打著「動員民眾」的幌子,繼續進行迫害共產黨、迫害進步人士、破壞民眾運動的特務活動,而這些特務活動正是蔣介石、國民黨所需要的。    
    國民黨蔣介石在外敵侵略的情況下,在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壓力下,雖然實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但蔣介石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放棄反共政策。1938年3月9日至4月1日,由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大會繼續對共產黨進行攻擊,說:「共產黨挾其不適合國情之主張,使國家人民在精神上與物質上遭受不可勝計之損害。」於是,在所謂「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名義下,強調「消滅政治鬥爭之意識」,為此,大會決定國民黨實行領袖制,選舉蔣介石為總裁,為全黨最高領袖。    
    正是在這種要求獨裁、反對民主的氣氛下,大會藉口防止敵諜漢奸活動、提高工作效率、增強抗敵力量,決定將國民黨兩個御用的特務組織加以擴大,各自組建獨立的組織。以原中央組織部調查處(即特工總部)為基礎,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其活動範圍以黨政機關、文化團體和大中學校為重點。以原復興社特務處為基礎,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其活動範圍以各級部隊、各軍事學校、各軍事機關為重點。這兩個特務組織的任務均是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革命群眾以及國民黨內不滿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人進行調查、監督,炮製黑名單,配合軍警進行逮捕、關押、審訊、殺害等。中統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朱家驊任局長,徐恩曾為副局長;軍統局則讓蔣介石侍從室主任賀耀祖任局長,戴笠為副局長。


第五部分組建中統(2)

    蔣介石所走的這著棋實際上是對陳立夫的分權,使他能對兩個特務組織統而羈之、分而控之。同時,為了不讓陳立夫因領導特務組織時間太長而基礎盤根錯節,甚至連新成立的中統局局長也沒讓他擔任。對此,陳立夫心中頗為不滿,卻又不敢有所流露,當有人和他談起新成立的兩個特務組織時,他還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說:「每個人有兩隻眼,兩隻耳。作為領袖的耳目,也應有兩個,兼聽則明嘛。」話雖如此說,在其內心深處,對蔣介石的分權行動,卻藏著一股深深的哀怨之情。    
    當然,陳立夫也有高興的一方面,他們兄弟倆多年苦心經營的特務組織如今也成了堂堂正正的國民黨的正式機關了,這與當年的「私生子」特工總部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雖然局長的寶座由朱家驊登上,但副局長是他的親信徐恩曾,整個班底基本上還是他們的人,中統還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想到這些,心中又不禁多了幾絲安慰。    
    朱家驊雖然當了中統局長,但他又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秘書處的事務繁多,再加中統局這邊沒有他的班底,所以,局內諸多事務都交由徐恩曾辦理,而徐恩曾又惟二陳之命是從,這樣,中統局內的人事安排完全在陳立夫的一手幹預下進行。    
    在陳立夫的指揮下,中統局內的組織機構逐步建立起來,局下主要設有三組、三處、五室、四會。    
    三個組按番號排列,相當於其他機關的處。    
    第一組,主管情報、資料、檔案、文牘及總務,特別是對共產黨情報、資料的收集和研究。下設情報科、秘書科、資料室、檔案室以及總務科。    
    第二組,主管黨派(主要以反共為重點,其他進步黨派、團體組織也為工作對像),另外,對反對幫會、宗教團體及盜匪扒竊集團,日偽漢奸的工作,也屬其範圍。下設四個科室分管。    
    第三組,主管特務組織的訓練和對外工作。初設四個科,後縮減為三科。    
    三個處為:經調處,即經濟調查處,其任務主要是調查解放區經濟和日偽經濟。    
    交通處,主管全國「中統」的電台、電訊器材、通訊以及淪陷區的交通,特別是通往解放區的特務秘密交通。    
    統計處,主管中央黨部各部處和中統局的各項統計。    
    五個室為秘書室、人事室、機要室、會計室、專員室。    
    四個會即訓練委員會、紀律審查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黨網建立與運用委員會。    
    除此外,按國民黨中央的規定,在各省、特別市及鐵路黨部內設立調查室,作為該省、市、路黨部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陳立夫指使中統局將原來各地的特務室改為調查室。這樣,就把各地調查室也置於中統局的領導與指揮下。另外,還有直轄於中統局的重慶實驗區,直接指揮重慶地區的特務活動。    
    朱家驊原本也屬CC派的人,但他與二陳不是隸屬關係。他因與戴季陶的私人情誼而得寵於蔣介石,同時他也屬於江浙地域圈圈裡的官僚。他在任中統局長後,開始還不太管事,不久,便雄心勃勃地幹起自己一套來。他以局長的權勢,先後在局本部及各處室安插了一些他自己的人,以便逐步排斥二陳的CC派。如局本部秘書劉次簫、特經處長陳介生、統計處長鄭堯柈、專員胡祥麟等。不久,中統局內職位較高的人員中,朱家驊派的人佔了一半以上。1942年,朱家驊在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以後,曾對各省市黨部的CC分子加以清洗。    
    朱家驊自立門戶的野心使二陳十分不安。二陳原先對朱還是比較信任的,陳立夫擔任「大本營第六部」部長時,每逢召開重要會議,都邀請朱參加,並請他講話,關係十分密切。現在,二陳看到朱家驊來者不善,也就不顧情面了。陳果夫曾對此大發脾氣:「朱騮先太不像話,怎麼單對我們的人開刀。而我們人中也有些失節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變。」二陳發動CC派對朱家驊進行全面攻擊,並不予合作,同時,二陳還向蔣介石推薦CC重要骨幹郭紫峻、顧建中擔任中統局副局長,以架空朱家驊,後來,朱被迫離開中統局。二陳在朱離任後,即對中統局進行全面清理,將朱派人物全面調走,於是,中統局又成了CC派的純種。    
    中統局在二陳的經營下,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組織龐大,人數眾多的特務系統。    
    據當年中統的人事科長孫翼謀說:「我們局裡,大概有13000多正式的調查工作人員。」陳果夫與陳立夫多年經營的特務組織逐步發展,在中統時期可以說達到了鼎盛,成為與軍統勢均力敵的國民黨內兩大特務系統。    
    


第五部分爭奪三青團(1)

    在改設中統局和軍統局的同時,蔣介石借「團結抗戰」的名義,企圖將全國各黨各派統一於自己的領導之下,特別是對青年人,他更感興趣,千方百計想將全國青年籠絡於國民黨的旗幟下。從這一目的出發,蔣介石決定由國民黨出面,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最初,他把籌備、組織的任務交給了陳立夫、劉健群和康澤。    
    1937年9月中旬,陳立夫突然接到蔣介石召見的秘密通知,他不知又有什麼緊急任務,也不知是禍還是福,心裡忐忑不安地來到了南京中山陵蔣介石的別墅。走進客廳,蔣介石早已等候在裡面,客廳裡還有劉健群和康澤兩人,蔣介石見陳立夫來後,便招呼他坐下,態度雖然和藹,但神情依然嚴肅,大家互相客套幾句後,蔣介石便開始訓示,他說:「現在抗戰已經開始了,過去秘密的小組織形式不合需要,要來一個大組織,把黨部的(指CC),同學的(指復興社)和改組派(指汪精衛派)都團結起來,並以此為中心,再求各黨各派的團結和全國的團結。」蔣介石說完,便要大家出主意,陳立夫等人不知蔣介石的本意是什麼,都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個個都不吭聲,蔣介石見此,也不逼著大家發言,只是說:「你們去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這是蔣介石的特性,他要幹什麼,常常不直接說出來,讓大家去揣摸。陳立夫等人對此十分清楚,便不再詢問,諾諾退出。    
    陳立夫回來後,對蔣介石的訓示進行了認真考慮,他想,蔣介石說要搞大組織,以什麼形式才能把以前的小組織統一起來,以什麼名義才能號召大家呢?對此,他始終不能酌定。第二天晚上,陳立夫便約集了CC派、同學派、改組派三方骨幹人物張道藩、余井塘、蕭錚、徐恩曾、周佛海、賀衷寒、酆悌、康澤、蕭贊育等人聚餐。待大家到齊後,陳立夫便提出蔣介石的訓示,要求對此進行議論。於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開始了討論,一個個宏談闊論,言語激昂,都表示對蔣的訓示擁護、照辦,但到底搞一個什麼樣的大組織呢,談了幾個小時,也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方案來。    
    不久,陳立夫等三人又被蔣介石召去。蔣開口便問他們關於成立大組織的方案想出來沒有。本來,三個人都還沒有定見,但蔣介石冷峻的眼光一掃,三人不寒而慄,竟嚇出了一身冷汗,主意也隨之而來。康澤和劉健群主張大組織的名稱用「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則有不同看法。他說:「黨裡面有幾個人的意見要加上『中國國民黨』幾個字。如果用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自有他的如意算盤,因為「國民黨」是他陳家的,如果加上「黨」這頂帽子,那麼「團」這個大組織也就自然歸於他二陳的領導下了。但蔣介石比他更精明,蔣要成立大組織的目的就是要把各派的實力都集中於他的旗幟下,聽他指揮,豈容陳立夫借此機會擴大勢力呢,他幾乎不等陳立夫說完,就插言道:「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用我的名義來號召的好。」康澤與劉健群立即附合,陳立夫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敢說什麼。    
    陳立夫用國民黨的名義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張雖然沒有被蔣介石所採納,但他並不灰心,對籌組三青團依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有他自己的考慮,他認為,蔣介石將籌組任務只交給了他們三人,三人中又是以他領銜,這說明蔣對他還是信任的,而且,這三人中,無論是在國民黨內,還是在蔣介石心目中,他陳立夫的地位是最高的。將來,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蔣介石最多只是名義上的領導,實際領導權肯定會落入他手中,那時,不管是用「國民黨」的名義也好,還是「三民主義」的名義也好,三青團這個大組織會慢慢演變成陳家團,他們兄弟倆的勢力會更大。    
    因此,陳立夫丟下了其他一切工作,一心投入籌備活動中。為了加快籌組步伐,他開始進行緊張的幕後聯絡,他先後與青年黨領導人曾琦、民社黨領導人張君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陳銘樞及其他一些黨派的負責人進行了會談。會談中,陳立夫以「團結抗戰」為借口,要求各黨派自行解散,然後合於一起,組建一個大黨。實際上,這是蔣介石的陰謀,企圖吞併各黨派,實際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陳立夫的活動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抵抗,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不能解散,處此抗戰緊急關頭,各黨派只能團結一致,最好建立一個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使全國人民和各黨派更加團結起來,以利抗戰,而不能互相火並。大多數民主黨派都贊成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不同意解散組織。只有少數黨派跟著陳立夫的後面,表示支持陳的提議,曾琦、張君勱於1938年2月下旬先後發出通電,說他們青年黨、民社黨的主義與三民主義並無二致。陳銘樞也發表宣言,同意解散派的主張,並宣佈解散社會民主黨。儘管他們發通電、發宣言,好像很熱鬧,但應者寥寥。由於大多數黨派不同意解散自己的組織,合併到國民黨中來,所以蔣介石解散各黨派,合併成一個大組織的初衷沒有實現,但他還是指示陳立夫盡快把三民主義青年團建立起來。    
    1938年3月,蔣介石經過反覆考慮後,擬定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成員的名單,由於陳立夫的賣力工作,他被蔣介石定為籌備委員之一,但卻列名於陳誠之後。這種安排使敏感的陳立夫想到,陳誠有可能捷足先登,取得「三青團」領導大權。因此他不能示弱,他與陳果夫商量後,覺得應該加緊活動,以與陳誠爭奪「三青團」大權。


第五部分爭奪三青團(2)

    3月底,在武昌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根據蔣介石的意旨,作出決定:「為健全黨的組織,鞏固黨的基礎,將預備黨員制取消,設立青年團,在統一的組織之下,訓練全國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義。」緊接著,在4月6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上,經過國民黨中央委員們認真討論,通過了由陳誠、陳佈雷、康澤三人起草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要旨案》。這個文件規定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政治綱領、組織形式等,該文件稱:「為全國青年意志之統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實國民革命之力量起見,依照本章第五條之規定,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並規定:「青年團設團長一人,以本黨總裁兼任之」;「青年團之幹部由團長指派之」。這樣,蔣介石成了三青團的太上皇,他可以指揮三青團的一切活動。蔣介石成立三青團的本意,是為了解除國民黨內各種小組織和派別,將各種勢力統一在自己的指揮下,現在國民黨通過了成立三青團的決議,實際上也就賦予了蔣介石大刀闊斧剪除各種派系的權力。五屆四中全會後,蔣介石便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名正言順地下令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以盡快實現國民黨內的統一。    
    蔣介石命令下達後,陳立夫確實感到為難,對於他與其兄陳果夫苦心經營的小組織,他實在難得割愛,但為了在三青團正式成立時,能撈取重要職務,特別是要壓倒陳誠,他又不能不服從命令,解散組織,以獲得蔣介石的信任。因此,他在與陳果夫經過密商後,決定盡快作出響應蔣介石命令的姿態,將過去的秘密小組織解散。    
    經過一系列緊張的善後安排後,二陳在漢口召集原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及青天白日團成員大約500人開會,由陳立夫主持會議,陳果夫作報告,陳果夫在對過去兩組織的工作簡單地回顧後,便以低沉的語調宣佈:當初組織同志會及青白團有兩個目的,一是「擁戴蔣總裁為國民黨唯一領袖」,現在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使命已經完成;二是「反共」、「安內」,現在形勢發生變化,抗日軍興,國共又開始合作,這項任務也算告一段落。現在中央決定成立三青團,蔣總裁也下令解散國民黨內一切小組織,遵照中央決議和總裁命令,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即日予以解散,青白團因早就取消,所以勿須解散。同志會有關報刊停止出版,經費停止發出,現在出席會議的是同志會的骨幹,望傳達給所屬成員。    
    陳果夫的話在會場上引起了極大的波瀾,他的話還沒講完,當場就有一些CC派死硬分子起哄叫嚷,有的叫:「共產黨不停止組織活動,我們卻自己解散,這豈不是束手待斃!」有的喊:「復興社新國民黨不解散,我們卻早早解散,太傻了。」有的乾脆站到椅子上大叫:「我們不解散,我們就是不解散,我們解散了,找誰要飯吃。」吵吵嚷嚷,煞是熱鬧,一時不可開交。    
    其實,這些吵鬧者怎知他們主子此刻的心情以及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呢?二陳解散同志會並非出於本心,他們只是做個樣子給陳誠看、給蔣介石看的,其目的是想抓三青團更大的權。同志會的解散只是解散了表面的形式,而實際上,以二陳為首的CC派已成為一個政治思想的牢固結合體,這個結合體是二陳賴以與蔣介石討價還價,賴以和國民黨其他實力派相爭奪的生存基礎,豈能真正解體,二陳豈能真正放棄呢?整個抗日戰爭期間,CC派的特務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其勢力還在無限制地膨脹。    
    蔣介石對二陳這種裝模作樣的表演心中也是有數的,他也不去認真,因為他還不能沒有二陳,也不能沒有CC派。同時,二陳在國民黨內權勢日益增長的事實,蔣介石心中也是有數的,他必須對二陳有所限制,不能使他們權力太大而震主,這是蔣介石用人的一貫原則。因此蔣介石把三青團的大權交給了陳誠,而不是陳立夫。6月下旬,蔣介石擬定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的幹事及常務幹事名單,陳立夫雖然也列為24名幹事之一,並成為常務幹事,但在9名常務幹事中排在陳誠之後列第二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三青團是陳誠的而不是陳家兄弟的。果然,陳誠被蔣介石指定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為三青團負各方全權責任。    
    陳立夫的心一下子涼透了,想不到他為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東奔西跑,上躥下跳,還忍痛割愛解散了自己的小組,誰知這些都不能取得蔣介石的歡心,大半年的辛苦竟為他人作了嫁衣裳,真是傷心之至。但陳立夫是不敢去得罪蔣介石的,更不敢與之作對,心中儘管有無限的怨恨,表面上卻裝得無事一樣,兄弟倆私下談起,也只好自認晦氣。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在武昌湖北省議會正式成立。這天,當上了書記長的陳誠好不得意,率領中央臨時幹事會的全體成員、各處的正副處長、工作人員及第一批入團者,十分莊重地來到會場,由團長蔣介石親自監視,進行了宣誓儀式。陳立夫心中酸溜溜的,但臉上卻是強裝笑容,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主意,在與蔣介石一起宣誓時,他的心中卻另外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盤:他雖然沒有當上三青團的書記長,但自己所掌握的CC派力量是雄厚的,可以指揮CC分子千方百計向三青團滲透,與陳誠比高低、爭輸贏,一旦將陳誠架空,三青團還愁不是他陳立夫的。    
    以後,二陳的CC派與陳誠的三青團爭奪十分厲害,三青團企圖取代CC派,CC派則從各方面攻擊三青團,與之爭地盤、爭地位,並且有大批CC分子向三青團滲透,這一切當然使陳誠傷透了腦筋。不久,隨著保衛武漢戰事的緊張,陳誠沒有太多精力放在三青團上面,便由朱家驊代理執掌團務。1940年9月,陳誠正式辭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一職,一切重大事務概由朱家驊處理,這使陳立夫著實高興了一陣,以為三青團大權正逐漸向他傾斜。但蔣介石並沒有遂二陳的心意,以後,書記長又換成張治中,最後,竟傳給了兒子蔣經國。這樣,二陳只好望洋興歎,從此,對三青團這一誘人的權柄,二陳再也沒有力量去角逐,再也沒有膽量去問鼎了。    
    


第五部分特務政治(1)

    陳立夫插手三青團的企圖落空後,便一心一意經營中統局,他雖然不是中統局長,但局內的整個班底都是他過去特工總部的一套人馬,陳立夫便暗中進行操縱,指揮這幫CC派特務幹下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勾當,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促成下形成的。合作後,蔣介石並沒有真正放棄反共政策,隨著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戰力量的不斷發展壯大,再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採取了誘降政策,所以蔣介石的反共傾向也日益顯露出來。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就提出:「對中共是要鬥爭的,不好怕它」。還說:「我們對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樣,而應採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在對他們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它。」這實際上就是號召國民黨反對共產黨,與共產黨鬥爭。    
    陳立夫對蔣介石的話心領神會,他覺得光在中央全會上講反共,下面各級黨部及一些國民黨員不能領會精神,也不知怎樣反共,必須制定一個反共的文件,擬定具體方法,發到國民黨各基層組織,這樣才能動員整個國民黨一起反共。因此,陳立夫向蔣介石獻計,搞一個「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發到國民黨基層黨部,這個建議頗得蔣介石的讚許,他們通過商定後,將草擬文件的任務交給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辦理。    
    徐恩曾接受任務後,閉門謝客,一人在家日夜思考、寫作,不幾天,便擬訂了初稿,然後交陳立夫審閱,陳立夫看後,即帶著徐恩曾一起送交蔣介石,蔣介石看後提出了修改意見,直接由陳立夫帶回修改。陳立夫便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對初稿一字一句進行斟酌、修改,完成後再呈蔣最後審定。這一次,蔣介石看後十分滿意,當即指示發出,這樣,反共文件《防制異黨活動辦法》便出籠了。國民黨中央秘書處以絕密文件發至國民黨各基層黨部、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也轉發,一直發到縣級。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以反共為主要內容,該文件稱:「查共產黨在本黨權利所及之區尤能猖獗活動長足發展,考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本黨組織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機實為主要因素」。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文件規定,各地民眾和人民團體均應接受國民黨的領導,特別是對共產黨活動的地區要嚴格防制,實行聯保連坐法,「使人民不敢與異黨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還要求:「各地黨部及軍政機關對於異黨之非法活動應採取嚴格防制政策,不可放棄職守,縱因此而發生磨擦,設非出於本黨之過分與不是,亦應無所避忌」。如果有以共產黨或八路軍與新四軍等名義組織武裝隊伍者,「當地駐軍得隨時派兵解散,不得有誤」,「如發現有宣傳階級鬥爭、鼓動抗租抗稅、罷課罷工、破壞保甲、擾亂治安者,無論其假任何名義,應一律依法從嚴制裁」等等。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制定與下發,實際上是國民黨對黨政軍各級組織發出了號召,要他們從各個方面,採取各種手段,加緊防共、反共活動。    
    為了更好地發揮CC特務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陳經過商定,報蔣介石批准,開始在全國建立「黨員調查網」,使之成為「中統」的外圍組織。於是,中統特務在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學校、工商界、軍隊中收羅了大批國民黨員作為「調查網」成員,要他們在中統局的統一指揮下進行所謂調查,而且向他們交代,調查的首要對象是共產黨。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廣泛調查後,結果令二陳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調查材料中,告發國民黨中貪污瀆職的材料幾乎占80%,揭露國民黨中投降叛敵、漢奸嫌疑的占12%,而誣人為共產黨或共產黨嫌疑的不到10%。實指望通過調查搞到共產黨的材料,為反共提供證據,誰知竟搞到了國民黨自己的頭上,這使二陳十分難堪,不好下台,他們一方面將涉及國民黨的材料處理掉,另一方面則大罵特務們不中用,要他們重新再搞。但調查去調查來,總是不能使他們滿意,以後,二陳對「調查網」再也不感興趣,經過商量後,決定放棄「調查網」,於是向蔣介石建議,將最初準備對共產黨使用的這張「網」移交給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冷衙門。這樣,一場調查共產黨的鬧劇剛剛開場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為了以後不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二陳專門把徐恩曾找去授機宜,明確告訴他,中統的主要任務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國民黨內的貪污、投敵等問題。徐恩曾回來後也鸚鵡學舌地向特務們訓示:「抗日是暫時的,次要的;反共是長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滅共產黨,是我們的歷史任務」等。    
    特務們經過訓示後,似乎開了竅,便想盡各種辦法去反共,雖然在一個時期內,表面上他們不像抗戰前那樣公開逮捕、殺害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了,但暗地裡的反共活動卻是始終存在。如共產黨人車耀先,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組織了「星芒社」,辦起了《大聲週刊》、《國難三日刊》等,鼓動群眾參軍參戰。中統特務為了破壞該組織,偽裝進步,打入「星芒社」,然後進行分化活動,並錄製了參加這個組織的大批積極分子的黑名單,1939年以後,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務逮捕殺害。


第五部分特務政治(2)

    1942年,中統特務還對中共中央南方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破壞,南方局領導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數工作幹部及電台工作人員均被逮捕,人數達300多,使共產黨遭受很大損失。廖承志被關進集中營,受盡了折磨,到1945年才轉解重慶。蔣介石對這一起破壞十分高興,除表揚陳立夫外,還給直接指揮這一行動的徐恩曾一大筆獎金。    
    二陳對特務們的破壞行動十分欣賞,但對其破壞手法還不滿意。陳果夫在中央政治學校所在地南溫泉私宅養病時,就時常把中統特務萬大叫去,進行訓示。這樣,由陳果夫口授、萬大執筆,歷時兩個月,寫出了《黨員調查工作須知》,作為對特務進行訓練的教材,裡面所傳授的,就是如何在調查的幌子下進行反共的各種辦法。特務們按此受訓後,都受「益」不淺。    
    陳立夫則認為,在進行反共的特務活動時,不能光靠硬性蠻幹,還必須用軟的辦法,重要的是從思想宣傳方面入手,通過輿論宣傳,在潛移默化中破壞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認為這比抓幾個共產黨人、破壞幾個共產黨組織的效果更大,陳立夫經常對特務們說:「戴雨農(即戴笠)喜歡蠻幹,情報工作人員擺出吃相難看的樣子,還要情報工作技術有啥用場?」他要求特務們瞭解共產黨的理論、研究共產黨的理論,使用共產黨的方法,達到以偽亂真的程度,然後以售其奸。    
    在陳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統特務採取捏造假事實的辦法,寫出了大量小冊子,污蔑共產黨,醜化解放區,以欺騙一些思想單純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當時發行最多的什麼《延安歸來》、《陝北見聞》等,就屬這一類造謠污蔑的宣傳物。    
    為了加強這種宣傳,陳果夫還命一些中統特務在重慶南溫泉開設了一個書店,用「文化服務社南溫泉門市部」的招牌做生意,專門兜售這類反共小冊子,並對青年學生進行監督、迫害等特務活動。    
    為了進一步指導中統特務進行反共宣傳活動,陳立夫還關在家裡冥思苦想,寫了一篇《宣傳工作芻議》的文章,指定為特務們的必讀材料,該文以和特務們談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傳工作的八條原則: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罵人,如果這樣,有時候恰好是幫對方做宣傳;第二,拿出事實來,揭開對方的一角幕布給民眾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詞;第三,多研究心理學;第四,不要使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法,否則會弄巧成拙;第五,宣傳者的語言和行動要符合本身情況;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時多做準備;第七,不要使花瓶空著,沒有鮮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傳品不可濫發。    
    陳立夫說的冠冕堂皇,用心卻極為險惡,但可惜的是特務們並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國民黨本身實行的是獨裁專制,他們要把一切黨派壓下去,實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嗎?再如拿事實出來,揭開對方的一角幕布給民眾看,特務們所進行的就是鼠竊狗偷的活動,國民黨蔣介石在反共的時候,根據不管什麼正義、良心和道德,這叫特務們到哪裡去找什麼「事實」來攻擊光明磊落的中國共產黨呢?他們只能採取捏造事實、造謠惑眾的辦法而得逞於一時,在人民揭開謊言後,一切大白於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務們自己醜惡的真面目。還有如宣傳者的語言和行動要符合本身情況,這些特務們更是辦不到,他們要造謠,只能是造謠的語言,他們要破壞,只能有破壞的行動,怎能去符合宣傳者本身的情況呢?陳立夫也太難為特務們了。    
    中統特務搞宣傳不行,盯梢、綁架、捕人,倒是他們的真本事,這種恐怖的特務政治,使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深受其害。    
    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一直在這裡領導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工作。陳立夫為了監視周恩來的行動,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巖50號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化龍橋附近分別設立了特務監督哨。陳立夫交給特務的任務是:記錄這兩處出入人員的姓名、來去時間、所乘汽車及單車牌號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進行盯梢、跟蹤,瞭解其姓名、住址、身份,必要時實行逮捕。陳果夫對這兩處監督哨十分重視,他要求擔任監視的特務一定勤手勤腳勤腦,隨時記錄,隨時整理,逐日匯報到中統局,由局再送他本人過目,他如認為有重要價值的情報,再呈報蔣介石。這兩處特務監督哨數年如一日,一直進行特務活動,到周恩來離開重慶,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撤銷為止,從未間斷過監視。不光對中國共產黨,對其他一些親近中共的民主進步人士,二陳也採取過監視行動,如1943年,曾對沈雁冰、薩空了、陳此生等人實行過類似的監督。    
    在其他地方,中統特務常常是便衣便裝,夾雜在人群中,對廣大人民的言論、行動進行監督,發現有傾向共產黨、不滿當局、進行抗日的人,即行綁架、逮捕,直至暗殺,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蹤。「萬千邏卒列街衢,偶語寧辭殺不辜」,這就是當時恐怖的特務政治的真實寫照。    
    


第六部分問鼎農行(1)

    1940年,對於陳果夫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國民黨黨務的同時,開始插手金融界。    
    2月,蔣介石致函四聯總處(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聯合辦事處)秘書長徐堪、副秘書長徐柏園,命令銀行發放農貸必須與地方政府及各級黨部合作,提出「此可盡量利用縣的黨政機關之人員使之有事可做,而使黨政機關有積極精神從事工作,不致如過去之消極也。關於黨方聯繫,可約陳果夫、朱騮先、谷正綱、康澤諸同志參加之,並可以陳果夫同志為四行機構內設計指導負責人之一也。5月24日,蔣介石再次下令,農貸必須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    
    辦理農貸人員應盡量利用國民黨黨員及三青團團員。各級合作金融及貸放機關主辦人員應切實負責。蔣介石突然將與金融毫不相干的陳果夫提出來,這對陳果夫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消息,說明蔣介石將給陳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陳果夫雖然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經營錢莊,由於開辦證券交易所失敗,飽嘗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決心不再與金錢打交道,但思想深處卻總是「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特別是在辦黨務中,更加體會到金錢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慾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卻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錢、人人發財說成是孫中山的思想,他曾說:「我曾經記得總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對同志與民眾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語:『恭喜發財』。為什麼總理也要說這一句話呢?因為總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夠發財。」同時,陳果夫還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有強大的資金做後盾,這樣,金融事業的發展就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先導,他說:「金融制度為國家之心臟,心臟衰弱,則身體難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國家基礎亦難以鞏固。」因此,無論個人的發財也好,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好,都與金融息息相關。陳果夫更加對金融感興趣,總想以各種辦法進入金融界,以重溫當年在上海辦金融的舊夢。    
    1927年,陳果夫曾與他原來在上海學德語的老師薛仙舟、葉楚維等三人創辦了江蘇省農民銀行,其宗旨為推行農村合作,調劑農業經濟,但在業務上常與江蘇省銀行發生衝突和矛盾。1932年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後,以行政上的職權對江蘇省銀行限定了業務範圍,規定該銀行只能以工商業為對象,並更換了該行的總經理。從此,這家所謂的省銀行再也不敢與江蘇省農民銀行爭鋒,除工商以外的一切業務均為省農民銀行佔有。江蘇省農民銀行在陳果夫的行政保護下,以徵收農村兩角畝捐為資本,後來又在江北發行流通券,在全省發行倉庫券,而逐漸發展起來,基層分支機構達78處,遍佈全省61個縣,成為江蘇省第一大銀行。    
    陳果夫從辦江蘇省農民銀行中嘗到了甜頭,他還想求得更大的發展。因為江蘇省農民銀行畢竟只是一個省級銀行,為求更大的發展,就必須向國家銀行滲透。但在當時,中國、中央、交通三大銀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絲毫,於是,陳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國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的前身是國民黨「剿總」內部設立的一個農村金融救濟處。1932年,蔣介石在對中央紅軍第三次「圍剿」遭到失敗後,為了準備第四次「圍剿」,從經濟上支持地主還鄉,穩定其在農村的統治,便於11月在其「剿總」內部成立了農村金融救濟處。1933年,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又遭失敗,為了發動第五次「圍剿」,便於3月在農村金融救濟處的基礎上特許設立了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蔣介石對四省農民銀行極為關注,親自任命郭外峰為總經理,並命令從鴉片稅項下撥款250萬元作為股金,以利開展活動。1934年10月,隨著工農紅軍戰略性的大轉移,蔣介石「覺得僅有四省農民銀行不足以濟事,於是乃將四省農民銀行改為中國農民銀行」。1935年4月1日,中國農民銀行正式成立,董事長孔祥熙,常務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蒼柏,總經理由33歲的原中央銀行漢口分行經理徐繼莊擔任。中國農民銀行成立後,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其機構的擴展之快異乎尋常,到1937年,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達87處,它依仗其享有軍事護照和軍用交通權,為所欲為,資金得到飛速的發展,其業務範圍主要有:墊支軍費、調運軍餉、救濟地主、開設典當、支付特務費用、濫發鈔票等。    
    陳果夫開始是想另起爐灶,與農民銀行平分秋色,最後達到擠垮農民銀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戰期間,陳果夫指使其親信肖錚等人進行籌備,企圖搞一個所謂「土地銀行」,1940年9月,肖錚等12人向國民黨中央提議:「擬請設立中國土地銀行,以促進土地改革,實現平均地權,活潑農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來者不善,這是和中國農民銀行唱對台戲,正擔任農民銀行董事長的孔祥熙首先反對,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對,蔣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眾人反對的借口不予批准。於是,組建「土地銀行」的方案便告擱淺。蔣介石為了安慰陳果夫,便下令在中國農民銀行內設立土地金融處,由陳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這樣,陳果夫總算在農民銀行內撈到了一塊地盤,心中的氣才稍稍平了些。


第六部分問鼎農行(2)

    沒想到設立土地金融處倒給陳果夫以新的啟示,他想,另起爐灶目標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現在只有採取逐步駕空農行,以達到最後獨佔農行的辦法。以後,陳果夫便多次發表有關農村金融的談話,並向蔣介石表示願從事農行事業的心跡,此時,蔣介石也認為孔祥熙財力太大,需要給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讓陳果夫滲透進來,以分散孔祥熙在農行的權力。1940年10月,蔣介石決定中國農民銀行董事會進行改組擴充,按蔣介石的原意,準備讓陳果夫擔任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後來又考慮到不能讓他一下子權力太大,到臨時發表時,突然改變主意,只讓陳果夫當了董事,而常務董務則讓其三叔陳其采擔任,陳果夫雖然心中有些不快,但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因為他畢竟成了農行董事會七個董事之一,躋身於農行高層決策者,而常務董事陳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後慢慢推進,不愁農行不是他陳家的天下。    
    在董事會舉行就職儀式那天,陳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春風得意的農行董事長孔祥熙有意要給他一點難堪,他在向大家介紹時說:「陳果夫先生是辦黨特別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顯,一個國民黨的黨務專家卻要來從事金融事業,豈不是笑話,陳果夫也不客氣,當即把孔祥熙給頂了回去,他說:「我曾經在金融界,不過落伍了約二十年之久。」弦外之音是:別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後當心點。幾句話說得孔祥熙倒尷尬起來,只有嘿嘿乾笑幾聲,會場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陳果夫的來頭,心頭不禁都緊了起來。    
    陳果夫果然來者不善,他任農行董事後,便放下手頭其他工作,專心投入到農行工作中。不久,蔣介石又任命他為四聯總處金融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便以自己獨特的身份在農行中獨往獨來地苦心經營起來。    
    首先,陳果夫提出統一農貸業務。以前,由於農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無一定方針,所以農村金融機構重複繁亂,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和農本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合作事業管理局都可辦理農貸業務。陳果夫認為:要使農民銀行發展壯大,一定要把全國農貸業務變成農行一家獨營、一家壟斷,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統一農貸辦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農本局將原辦農貸業務移交中國農民銀行接辦,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農本局便被趕出了農業金融領域。    
    1942年,在陳果夫的建議下,蔣介石下達手令,規定從7月1日起:「中、交兩行現有之農貸業務,應逐漸收縮,移交農民銀行接收辦理。」8月31日,中國、交通兩銀行及中央信託局所有農貸業務,全部移交中國農民銀行接管,總計農民銀行接收:「(1)貸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農貸區域共299縣市;(3)農貸機構112所;(4)農貸人員共772人。」這是陳果夫的一大勝利。「自此中國農民銀行在法律及事實上已演成兼管長、中、短期農貸之惟一中央農業銀行。其業務以全國為範圍,以全國農民為對象,所負使命之重大,百倍於往昔也。」陳果夫在農民銀行有一定實力後,便開始了第二步計劃,即將孔祥熙趕走,由他登上董事長的寶座。當時,在農民銀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結,貪污舞弊,中飽私囊,鬧得烏煙瘴氣,為了搗孔,陳果夫通過他的特務系統,調查了大量材料,然後抓住這些把柄,於1944年提出了彈劾農民銀行信託部貪污舞弊案,由國民政府監察院出面處理。陳果夫的目的是想通過此案,搞掉傾向孔祥熙的總經理顧翊群,讓CC派人物當總經理,以駕空孔祥熙,待顧下台,最後趕走孔。可是顧翊群下台後,總經理一職並沒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蔣介石指定葉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來接替,陳果夫不禁大失所望。於是,將矛頭直接指向孔祥熙。原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政府獲得美國5億美元的貸款,蔣介石拿出1億美元作為基金,讓孔祥熙發行所謂「同盟勝利美元公債」,1億元折合法幣20億元,許諾到期兌付美金。但剛開始人們都不願購買,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持下強行攤派,結果公債價格由20元跌至17元。不久,法幣價格低落,美元匯率提高,黑市匯率高達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見有利可圖,即停止美元債券銷售,將尚未售出的5000萬美元債券全數由中央銀行業務局購進,將799萬債券以官價賣給所屬職員,而孔祥熙一人就獨吞350萬元美金債券。而此時美元債券已漲至法幣250~270元。    
    即使這樣,孔祥熙等人還不滿足,還企圖將剩餘部分再次私分。但沒有不透風的牆,孔祥熙等人私分剩餘美金公債的消息不脛而走,公眾輿論大嘩。    
    陳果夫見時機來到,即借此大加發揮,風助火勢,大造輿論,欲將孔祥熙致於死地。但孔後面有蔣介石這棵大樹,他是不會倒的,最後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項和辭職了事。陳果夫一看勢頭不對,再加後來看到政學系俞鴻鈞在此案中獲利最大,不僅作了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而且農民銀行董事長也可能將由他來代理。於是,陳果夫見風使舵,由原來倒孔反轉頭來拉孔,到處為孔說好話,打圓場,孔祥熙不但不怨恨陳果夫,反倒感激涕零,決計將農民銀行讓與陳果夫。    
    1945年9月22日,陳果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10月,陳果夫被任命為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兼董事長。11月1日,陳果夫宣佈就職,在就職儀式上,農行總經理李叔明向大家宣佈:「孔董事長因身體曾經割治,尚未復元,故辭去董事長職務,以便休養……現在本行董事長一職,由黨國元老陳果夫先生繼任。」這時的陳果夫好不得意,他夢寐以求的獨掌中國農民銀行的願望終於達到了,回味著李叔明的「孔董事長因身體曾經割治,尚未復元」幾句話,看著出席會議的保養得極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紅樓夢中的詞「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自己也會下台嗎?不會的!他心中暗暗地說,不會的!自己一定不會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穩董事長這把交椅。    
    


第六部分巧取豪奪(1)

    陳果夫主掌中國農民銀行後,親自為農行制定了「清慎勤敏」的行訓,並解釋說:「一個不取為之清,深籌遠慮為之慎,刻苦耐勞謂之勤,注重時效謂之敏。」這四個字,陳果夫真的做到了嗎?深籌遠慮、刻苦耐勞、注重時效應該說還可以過得去,但真的是一個不取嗎?那是自欺欺人的,一個不取,他的農民銀行的財富能增長得如此快嗎?儘管陳果夫上台後,主動將自己的薪水由每月1200元減至1000元,儘管他親自製定了《中國農民銀行經營方針》18條,強調為中國農民謀福利、為農民服務等,但這都不能說明問題,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實際工作中對農民是助還是奪,是取還是與。    
    首先,陳果夫十分清楚,中國農民銀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組織,它當初成立,就是為了反共防共,陳果夫現在也不能違背這一初衷,他在農行股東大會上就強調:「本行在民國二十二年創立時,為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至二十四年才擴大改組為農民銀行。當時的主要使命,為恢復共匪蹂躪區域的農村經濟。其股份雖有官股、商股之別,實際上根本無純粹的商股。其性質和發展過程與其他國家銀行不同。」蔣介石也一直把農民銀行作為反共的工具,他要求農行職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三青團,陳果夫擔任董事後,蔣在給陳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強調農行的政治作用,要求農民銀行「以經濟力量配合鄉鎮保甲制度組訓農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對共產黨。要反共,就必須在經濟上支持地主、剝奪農民。    
    其次,陳果夫千方百計想趕走孔祥熙,主掌農民銀行,為的就是發展官僚資本,既要發展官僚資本,怎能一個不取,為農民謀福利呢?1.發放「農業貸款」,支持地主盤剝農民。    
    農民銀行作為專門的農業銀行,中心任務應是農業貸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銀行業務,其中農業貸款是農民銀行一大特權,這是一筆巨額財政專項撥款,一般分為普通貸款和特別貸款,普通貸款用於農業生產、加工、種子、運輸、副業等;特別貸款用於茶葉、蠶絲等,一般春荒時貸出,秋收後收回。陳果夫為了牢牢掌握這筆撥款,親自擬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優先貸款的原則,對農村的地主、富農、工商業者優先,對官僚資本企業優先,實際上大量資金均進入這些領域。對一般佃農,陳果夫也規定給以貸款,但「佃農自己備有資金1/3以上,欲為自耕農者,應由下級金融機關,依照上級專業金融機關之計劃與指示、貸與款項、購買土地。」但當時農村的情況是:佃農生活極端貧困,一無土地、二無生產資料、三無資金,只靠出賣自己的勞力過活,哪有1/3以上的資金呢?農貸實際上是把他們排除在外的。另外,按《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辦法》規定:發放農貸必須「邀請當地民意機關及有關團體與地方公正士紳、協同辦理,以迅事切,並示公開。」這樣,農貸發放實際上掌握在當地地主豪紳手中,他們怎會把這種好處讓給農民呢?當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鄉長、村長、地主豪紳在信用社向他們放款時,他們也填上農民的名字,而實際上他們自己將貸款扣押。到秋收後收款時,農民莫名其妙地要還款,「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既不願償還沒有見過面的借款,扣掉的錢已經追不回來了,可是銀行的錢仍必須還,最後晦氣的當然還是農民」。所以,陳果夫所標榜的這種為農民謀福利的農貸業務,實際上是坑害農民,就連當年國民黨金融管理局長李立俠也說,農民銀行「所謂支援農業,實際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紳、還鄉團」。    
    陳果夫還以主持蘇政時期的經驗為由,將中國農民銀行變成農產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農行的經濟優勢,要各地分支機構大建糧食倉庫,然後由農行出面收購糧食,他們並不是用現金,而是用所謂糧食庫來收購,農民將糧食交給農行後,便得到一張糧食庫券,然後憑糧食庫券按市價去兌換糧食。這樣,陳果夫僅一張廢紙便囤積了大量糧食,僅以發放和兌換之間的差價,農行便大發其財了,更不用說糧食價格暴漲時,農行的收益更是難以估計。當然,更重要的是,陳果夫以此辦法,將全國糧食掌握於自己手中。    
    當時,解放戰爭正激烈進行,為了應付戰爭,蔣介石需要大量軍糧,原由國民黨政府糧食部收購,但糧食部一是收不起來,二是大量貪污糧款,蔣介石便將收購軍糧的任務也交給陳果夫,由農民銀行獨家辦理。蔣介石將糧款交給農民銀行,農行在收購中賺手續費,手續費為收購金額的3%。陳果夫從1946年開始一直辦理此項業務,從中大獲其利,並多次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的表揚。陳果夫更是賣力,他曾設想將收購糧食完全納入農民銀行的業務範圍,使農民銀行成為全國最大的糧食托拉斯,後因全國解放,這一設想成為泡影。    
    2.舉辦信託業務,從事商業投機。    
    對於農貸與糧食收購中的大量獲利,陳果夫並不滿足,他在主掌農民銀行後,其業務活動的重點便轉向信託活動。以前,農民銀行靠濫發鈔票大肆賺錢,1942年發行集中了,農民銀行被取消了作為「法幣」發行銀行的資格,靠發行賺錢的這塊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點轉向倒賣物資,轉向信託的商業投機。當時,因為通貨膨脹的原因,使產業利潤落後於銀行利潤,銀行利潤又落後於商業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民銀行把資金拋到商業投機的活動中可瞬息萬利,陳果夫正是看準了這一發財的契機。    
    中國農民銀行信託部總部設在上海,同時在南京、漢口、杭州、廣州、福建、重慶、汕頭、蚌埠、西安、南昌設有分部。中國農民銀行的純益大部分來自信託部,而農民銀行信託部的純益,主要來自中國農業供銷公司。農業供銷公司由農民銀行直接投資建立,是農行投資的公司行號中投資最多的一個,公司高級職員均由農行派任,以100億元作為本金,該公司主要收購農產品,然後從中漁利。


第六部分巧取豪奪(2)

        
    在農產品中,一是棉花。農行一方面以低價強迫向棉農收買,另一方面以高價賣給廠商,這是一本萬利的買賣,而且收購的資金還不必由農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撥給,即由中央銀行這一「發鈔供應所」無代價地供給,農民銀行轉手之間,便獲得大量利潤。由於政府的支持,陳果夫的投機生意做得又大,又無風險可擔。1947年至1948年,農業供銷公司經營的棉花因為隴海鐵路不通,陝西的棉花運不出,他們就利用飛機運到上海,取得巨額利潤。二是雜糧及其他經濟作物,這些都是工業品原料。陳果夫對此也十分重視,大搞賤買貴賣的投機活動,如1947年,他們在萬縣、常德購進500噸桐油,周轉期只三個月,按當時上海市價,除去繳損耗利息外,總共盈利25億元。同年,農行在漢口、蚌埠兩地收購蠶豆4000噸、大豆300噸,四個月周轉期,盈利45億多元。他們還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購杉木、杉桐及木板等,運到南京、上海銷售,本廉售昂,致獲暴利。    
    除農業供銷公司外,陳果夫還指示農行獨資開設了中和鹽業公司。中和鹽業公司於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業務範圍為購運海鹽和精鹽,行銷湘、鄂、豫、桂、皖、贛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並在上海、天津、漢口、長沙、衡陽等地設立門市部,其獨佔勢力,遍及蔣管區各地大、中、小城鎮。該公司資本額在登記時為法幣2000萬元。1947年增為1億元,後又增至10億元,「該公司1947年決算利潤為33億元、資本總額按年終賬面數額10億元,利潤為資本總額的3倍多,其資本增殖率已屬不低。但是賬面上的數額還僅僅是它的巨額利潤的一部分,因為他們還有許多『副牌』。『副牌』是利用同一資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馬和設備來經營各種鹽業投機買賣的」。陳果夫主持的農民銀行為牟取暴利,不擇手段地進行投機活動,曾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1945年,參政員黃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國農民銀行運鹽、售油、囤糖、違反法令,有營私舞弊嫌疑,擬請政府徹查案」。認為「已觸犯刑章,應即移交法院辦理」。    
    3.勾結地主豪紳開設典當,進行高利貸剝削。    
    陳果夫當上農民銀行董事長後,在1946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說:「……合作事業交給合作金庫後,農行對農民做什麼工作呢?我想要做典當。」於是,陳果夫積極籌備開展典當業務,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開了典當座談會,陳果夫在會上大肆宣傳典當的好處,說:「典當之設立,原為打擊高利貸之猖獗。以前經營典當者,多為公正士紳,故經營典當,多認為正當事業。」當有人提出典當有高利剝削之嫌時,陳果夫為其辯解說:「目前典當發生剝削現象,因為其資金來源不濟其營業。」參加會議的一些代表見陳果夫執意要搞典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便都附和他,大談典當為民解難的作用,在陳果夫的控制下,這次典當座談會最後作出決議:「農民銀行自行選擇示範典當,已設農倉或簡易農倉之地,可由倉方兼辦典當業務,各地典當可申請農行約為『特約典當』,農行貸給款項,並派員督導。」「資金:公典基金應請地方政府籌4成,中央政府撥6成。私典營運資金:由中央、中農兩行洽數,於中、農行透支辦理。各地典當資金存在農民銀行。」隨後,中國農民銀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舉辦典當,在農村,一般叫農民抵押貸款所,實際上是舊典當,典當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實際盤剝程度甚於舊式典當,是一種更加殘酷的高利貸。陳果夫通過此舉,每年可以安穩地獲取高額利潤。    
    4.操縱進出口業務。    
    農民銀行手中有了糧食、棉花、茶葉等大量農產品,就可以操縱出口業務,換取大量外匯。以前,農民銀行並未開辦外匯業務,當時僅有外匯資產而無負債。陳果夫主掌農民銀行後,由於實力增強,特別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農產品,便被指定為經營外匯業務銀行之一,於是,農民銀行更加肆無忌憚地出口大量農產品,例如蠶絲、煙葉、豬鬃、食鹽等傳統的出口物資一概經營。獲取外匯,為了業務發展,農行除在上海外,「並在國內出口貿易重要據點各行處(包括香港在內),開辦外匯業務」。先後有廣東、香港、汕頭、廈門、福建、天津、青島、武漢等地開辦此項業務。    
    除抓出口換匯外,對進口物資陳果夫也毫不放鬆,陳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發財的。抗戰勝利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每年要撥給中國一些物資,這批物資一直為宋子文專管。陳果夫看到這裡邊大有甜頭,也想插上一手,想設法搞到一部分物資分配權,但宋子文到手的財富豈肯讓陳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讓。    
    陳果夫通過CC特務搞到宋子文假公濟私的一些材料,對宋子文進行威脅,宋子文還不讓步,陳果夫便逐步拋材料,造輿論,大有全部抖出之勢,宋子文無奈,只得讓出一部分物資分配權給農民銀行,將1947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向中國提供的一批化肥交農民銀行分配,化肥總數為88771噸,這一大筆物資的分配,使農行從中獲利不少。    
    在陳果夫的苦心經營下,中國農民銀行迅速崛起,財產迅速膨脹,大有與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爭鼎之勢。對此局面,蔣介石是喜憂參半,一方面是他以陳果夫制約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達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陳果夫真的與宋孔過不去,因為宋、孔畢竟是自己的親戚,他不想讓陳果夫的權、財太大,因此,他對農民銀行抓得一直很緊,在農民銀行董事長之上還設了一個所謂的理事長,這一職位由蔣介石親自擔任。農民銀行的人事權一直操縱在蔣介石手中,農行前後五位總經理,除了顧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薦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蔣介石親自指派,農行的董事、監事及關鍵部門的負責人都由蔣介石親自圈定,所以陳果夫不無悲傷地說:「一切重要問題又都直接請示本行創辦人蔣主席的意志辦理」。當然,陳果夫是不甘寂寞的,他一方面看蔣介石的眼色行事,另一方面又採取一切辦法,盡量把農民銀行辦成具有陳家特色的專業銀行。    
    


第六部分黨營事業(1)

    陳果夫主掌中國農民銀行後,便以其金融上的優勢,開始角逐工商界,他採取接收、投資、入股等各種手段,把一個個工商企業奪過來,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黨營事業」。所謂「黨營事業」,是借口國民黨的一切活動經費過去可以列入預算,由國庫開支,「行憲」後,這項開支將取消,為了保證將來有一個「黨有」的經濟基礎,國民黨便開始經營工商企業,這些由國民黨直接經營管理的工商企業便叫「黨營企業」。「黨營企業」標榜的是為了解決國民黨的經費問題,因此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大批敵偽財產需要清理接收,而當時正處於新舊交替之時,社會秩序混亂不堪,「系統紊亂,權責不明,有利相爭,遇事相諉,形成無組織狀態」,既乏章制,也無規則,因此,「接收」無異等於「劫收」,一些貪財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發接收財,國民黨的官僚、黨棍、軍官、警察等黨政軍警各部門的大小官員都紛紛投入這場大洗劫中,老百姓譏諷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二陳兄弟正是把握了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以國民黨高級要員的身份,也參加了這場搶掠財富的戰爭。    
    在大接收中,由於陳果夫的積極活動,蔣介石特別允許在接收敵偽產業中劃出一部分作為「黨營事業」。1946年3月,國民黨舉行六屆二中全會,二陳提出了「黨營事業的建立和管理計劃方案」,由於蔣介石先前已經同意,雖然黨內各派意見分歧,結果方案還是獲得通過,決定在接收敵偽工商企業資本時,撥出5000億元為「黨營事業基金」,並且由二陳組織該基金的專門管理機構,這樣,二陳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參加大接收了。    
    陳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敵偽台灣銀行,不僅得到了該銀行的一般資產和房屋,還得到了存在該銀行的敵偽從中國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銀財富。    
    隨後,二陳開始接收日偽工商企業。陳果夫看中了山東青島的幾家大工廠,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組織了一個所謂的「齊魯企業公司」,接著便向敵偽產業管理局提出要購買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及青島啤酒廠等一批大型工廠,敵偽產業管理局哪敢說個不字,既不評估資產,也不經過核算,隨便開出了200億的低價。陳果夫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麼多家大工廠,竟只要如此低的價格,便急忙向四聯總處借來360億元,交出200億買工廠,還多餘160億元。青島橡膠廠等工廠原來都有大量成品堆在倉庫,來不及處理,陳果夫待這批工廠到手後,即將堆在倉庫的成品出售,僅此一項,就還清了四聯總處的全部借款。這樣,二陳兄弟一文沒出,不僅得到了這些家大工廠,反倒落了160億元的現款,這可以說是千古沒有的奇事。    
    陳果夫對這一經濟壯舉十分得意,他急於要看看這些不花錢而得來的工廠。1947年8月23日,他不顧多病的身體,從南京飛抵青島,一連用了好幾天視察齊魯公司管轄的橡膠廠、啤酒廠、麵粉廠、烤煙廠等大型企業,並對生產各個環節仔細詢問,瞭解這些企業的經營環境和現狀,鼓勵他們大力發展。    
    除齊魯公司外,陳果夫還在天津組織了恆大企業公司,接收了原日偽經營的東亞麵粉廠、東亞煙廠、中華火柴廠、協和印刷廠等多家大型企業。另外,在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地,陳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偽企業,然後變成他們的「黨營企業」。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到1947年,二陳兄弟接收的日偽大中型企業達80多家,這樣,一大筆日偽財產落入二陳之手,奠定了「黨營事業」的基礎。    
    除了接收日偽財產外,陳果夫開展「黨營事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優勢,投資工商業,通過投資,逐漸控制這些企業,最後全部拉過來,成為陳記企業。據不完全統計,截止於1947年底,陳果夫的農民銀行共投資77個單位,投資額達170多億元,投資單位涉及農產品加工運銷、農業機械、制茶、棉織、麻織、毛紡、造紙、釀搾、製藥等,還有對文化、公用事業的投資。在這些行業中,投資金額較大的有太一實業公司、廬山電力纜車公司、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通濟貿易公司、中國造紙廠、中國汽車製造公司、重慶電力公司、川康興業公司、中國麻業公司、甘肅礦業公司、江西興業公司、上海中興製藥廠、中原煤礦公司、貴州煤礦公司、昆明電力制鋼廠、中國植物油料廠等,這些公司後來都逐漸變成二陳所控制的「黨營企業」。    
    與此同時,陳果夫還將原來由國民黨黨務系統所控制的新聞、文化、出版、廣播、電影等事業統統改為企業性質,從原來由國庫支付開支變為自負盈虧的經營單位,由此而建立了「黨營」文化事業的系統。其中比較重要的如中央廣播公司、農業教育電影公司、中國新聞事業公司、中國文化服務社、正中書局、大東書局、金融日報、商報、民力報、大剛報、東南日報、中央日報、東方日報等。後來,陳果夫還通過銀行投資,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業,如自由論壇報公司、中國文物公司、中美日報等。1947年,陳果夫還在無錫發起組織了中國塑像公司,自己親自擔任董事長,他設想將中國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裝,並附上名人傳記,一定會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將又可以大賺一筆錢,後來,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這一發財夢也就歸於破滅。


第六部分黨營事業(2)

    二陳的這些所謂黨營事業,由於有行政權力的支持和強大的金融優勢,他們壟斷原材料,壟斷商品市場,欺行霸市,投機倒把,大發橫財。    
    他們利用金融優勢,大搞壟斷,不僅壟斷原材料,而且壟斷原材料的收購,並囤積居奇,獲取暴利。如所謂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利用農行投資和借款,囤積生鐵及糧食等,從中漁利。」再如中國農業供銷公司,他們專門收購以棉花為主的農產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購,在產棉地區,都有一些較大的私人棉花收購公司,但陳果夫的農業供銷公司成立後,「轉以大量國家資本加入競爭,殊使棉業人員為之心灰意短」。當時就有人指出:「其後果將引起百千萬棉業從業人員之失業,及其原有資金不獲正當出路,勢將趨於投機囤積之一途。」從這裡可以看到,在陳果夫的農業供銷公司大發其財的後面,是千百萬私人企業和棉商虧本破產的辛酸的血淚。    
    二陳擠垮私人企業,實行壟斷的另一優勢便是行政權力。由於他們是以「黨」辦企業,打出的招牌是「黨」、是「國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業莫敢與之爭鋒。如陳果夫的中和鹽業公司,經當時國民政府鹽務總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屬鹽號經營,幾乎獨佔了食鹽的運銷業務,於是陳果夫在天津、漢口、長沙、南昌、廣州等地大量增設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鄉鎮設立鹽號,其勢力遍及蔣管區各地大中小城鎮,由於有政府的撐腰,中和鹽業公司不僅將大部分私人鹽號擠垮,而且「在官僚資本鹽業企業中首屈一指」。    
    再如中國蠶業公司,原是敵偽時期華中、華東一帶的多家蠶絲企業,二陳兄弟接收後,即組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產、供、銷一體化的黨營集團企業。公司成立後,打著「國家」的招牌,進行壟斷,使一些民營蠶業企業大受摧殘。他們由於手中掌握有農貸發放權,迫使蠶農不得不將春蠶出售給他們,於是中蠶公司乘機大殺蠶價,按正常價格,每擔至少要賣15萬元以上,而中蠶公司規定只10萬元,而實際付款,一般在7萬元左右。對此,嘉興蠶農憤怒指出:中蠶公司「挾其雄厚資金……壟斷貸款、操縱蠶價,剝削農民獲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國脈民命」。蠶農遭劫,難以生存,而私人蠶業企業也陷於隨時破產的威脅中。對此,浙江蠶業聯合會曾致函國民政府,對中蠶公司提出控訴,認為該公司「殺低蠶價、魚肉鄉民、粗製劣種、貽害蠶農、巧立名目、化名壟斷、舞弊瀆職、跡近翻戲、濫用私人、保團貪污……」但國民政府本身是二陳的保護傘,對來自各地的大量舉告、控訴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蠶業聯合會的控訴信函發出後,也只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陳氏兄弟照樣我行我素,繼續利用金錢和權勢,大做發財的買賣。    
    除壟斷外,二陳的黨營企業還大搞營私舞弊、投機倒把。如他們經營的大同鹽號在銷售鹽斤時,均在鹽內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們直接管理的宏豐公司以官價向煉油廠購買汽油15000加侖,到手後,以黑市價格出售,僅此一項獲利1000萬元。    
    二陳兄弟依靠政治、軍事和經濟優勢,利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手段,使他們所經營的「黨營事業」得到了飛速發展,但這種發展是違背經濟規律的,他們的「黨營事業」越發展,國民經濟越是停滯落後,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後,隨著人民革命的勝利,這些靠剝奪人民起家、發展的所謂「黨營事業」最終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六部分合作金庫(1)

    早在1918年,陳果夫在晉安錢莊供職時,便常與他的德語老師薛仙舟討論合作問題。薛仙舟,廣東人,曾留學德國,研究財政經濟,因德國合作事業比較發達,薛深受影響,積極主張合作運動。陳果夫隨薛仙舟學習德語時,經常一起討論,但只限於說說而已,並沒付諸行動。1920年,陳果夫在上海組織了《上海合作同志社》,專門從事合作研究與宣傳活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陳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與他討論合作問題,他要薛仙舟寫出一個全國合作化的方案來,並特別強調:「合作必合於民生主義,始可針治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之妄。」後來,薛仙舟寫成了「全國合作方案」初稿,刊載在《中央半月刊》上,陳果夫為之作跋,指出這種合作就是反對階級鬥爭的主旨的運動。此後,陳果夫極力宣傳合作運動,高唱什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互助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農業振興,工業改進,不可恃資本者之相競,就從平民自身來造成。貨物不必靠商人,消費者自己經營。」陳果夫企圖通過這種宣傳,撈取個人政治資本,控制合作運動,進行反共活動。後來,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陳果夫提出《本黨應特別提倡合作運動案》,被蔣介石所採納,國民政府依照這一方案,將合作運動正式列入地方自治運動之一。    
    1928年12月22日,陳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國合作學社」,並親自出任理事長,隨後,國內一些地方開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國1932個縣中,有164個縣成立了合作社,占1/10弱,以後逐步增加,大多數縣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陳果夫主持蘇政後,江蘇省的合作運動有了很大發展,到1937年初,江蘇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處,入社人員達79000多人,社員股金達814000多元。為了對社員股金進行集中管理,1936年,國民黨實業部公佈了《合作金庫規程》,規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庫組織,專門管理社員股金。    
    鑒於全國合作的發展,社員股金的日益增多,陳果夫便想將散處在各地的合作金庫統一進行管理,使之集中起來,形成一筆巨大的財富。因此,當陳果夫於1940年擔任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後,便與其弟陳立夫商量,擬將各地合作金庫統一由農民銀行進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上,陳果夫、陳立夫聯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趙棣華等人提出了《擬請切實改善合作金融發展合作事業以奠定抗戰建國之社會經濟基礎案》,該案指出:「我國推進合作運動已22年,組織單位已相當普遍,現並實施縣合作社組織大綱,行將見每鄉鎮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組,以與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業以合作金融為命脈。如合作金融不能適應合作事業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針,則合作組織對於抗戰建國之機能,勢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發揮。」因此,陳果夫等建議,盡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庫,「將現有各行局所辦之合作貸款業務,加以調整與補充,此時需要更為迫切,理應切實付諸實施」,並要求:「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後,應即於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庫,於各縣成立縣合作金庫,運用金融力量,促進合作事業之發展」。該案還對中央合作金庫的資本、職能、體制等都作了規定。    
    由於當時陳果夫剛剛插手金融,在金融界還沒有形成大的實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勢力反對下,此方案沒獲通過。    
    1945年10月陳果夫當選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後,多次向蔣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庫的建議,於是,國民政府採納了陳果夫等擱置了五年多的提案,決定設立中央合作金庫。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庫正式在南京開業,陳果夫被任命為合作金庫理事長,其親信壽勉成為總經理。在開業典禮上,陳果夫向大會致詞,他再次強調:「合作制度,是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端中間的一條中庸大道,它調合著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營和私營,而且具有計劃統制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是實行三民主義社會經濟的康莊大道。」在大談了合作制度的所謂優越性後,陳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庫剛剛成立,要與孔祥熙、宋子文的國家銀行一比高低,談何容易,因此,他告誡大家:「機構成立伊始,組織既沒完備,運用自難裕如,在短期以內,恐怕難以滿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庫的全體員工,參加股金的合作社員,「必須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來擔負這一歷史的任務。」陳果夫為什麼對合作金庫如此感興趣,願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經營它呢?按道理,他既當上了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手中有了這個全國性的金融機構,應該說是滿足了,現在再成立一個合作金庫,豈不是多此一舉嗎?實際上,陳果夫與陳立夫辦中央合作金庫,自有他們自己一番周到的考慮。    
    首先,二陳想在金融上壓倒孔、宋。當時全國中央級的金融機關有6個,二陳已控制了中國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的總經理已由陳果夫的親信趙棣華擔任,中央信託局的局長也換上了CC派人物,現在再成立一個中央合作金庫,那麼四行二局一庫這7個中央級金融機關中,二陳便佔了4個,其發展趨勢足可以超過孔、宋,儼然成了蔣介石控制金融的紅人。


第六部分合作金庫(2)

    其次,二陳需要更加自由地進行經濟活動。他們雖然控制了中國農民銀行,有了金融優勢,但農民銀行有一個「農」字,儘管二陳不受此限制,已經將其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但總覺得不那麼自由,不那麼方便。特別是反對他們的政敵,總愛抓住農行進行越軌業務的把柄,而對他們實行攻擊,這使二陳總得時常提防,心裡總不太舒服。現在建立中央合作金庫後,就大不相同了,合作是沒有什麼限定的,農業可以合作,工業可以合作,金融、商貿、保險、加工、交通運輸等,都可以合作,只要能夠賺錢,合作金庫就可以毫無限制地參與,比農民銀行顯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時,正處於解放戰爭時期,社會秩序比較混亂,陳果夫不敢明目張膽地用農民銀行來做違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庫大肆套購物資,搞投機倒把活動。如在東北,陳果夫利用合作金庫的資金大量搶購大豆,在長江流域,則搶購布匹、糧食等物資,並在各地建立很多倉庫,囤積居奇,以獲取高額利潤。1948年底,陳果夫在中央合作金庫內成立了「輔盛鹽號」,剛開始,想專門做鹽生意,以和「中和鹽號」互相補充,後來,陳果夫看到黃金買賣更可以驟致暴利,「因此輔盛鹽號後來乾脆就放棄原定計劃而成了買賣黃金美鈔的一個機構。它所用的資金就是以鹽名義向上海分庫借來,再於運用之後如期歸還金庫。這基本上是一種偷天換日借公濟私的辦法」。能夠毫無顧忌地進行倒買倒賣、投機倒把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暴利,這是陳果夫辦中央合作金庫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後,陳果夫為了迅速形成一個遍及全國各地的金融網絡,他開始了緊張籌備分庫的活動。首先,他在上海成立了分庫和信託部,然後在南京、漢口等一些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庫,形成最低限度的金融網,再向其他中小城鎮發展。    
    中央合作金庫的業務,名義上是以國家專款開展貸款業務,以支持農村合作事業,在剛成立時,蔣介石特別同意由國庫撥款100萬元作為其開展貸款業務的專款。    
    但陳果夫錢到手後,便開始轉變業務方向,他認為,單靠專款是不夠用的,必須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規定,各地的分庫及分支機構,均可辦理匯兌、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庫的資金來源。    
    後來,合作金庫還與農民銀行共同分擔了為國民黨代購軍糧的任務,這就把合作貸款變成向農民購糧的條件,受剝奪的仍然是廣大農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兩週年的時候,曾經召開過一次由總庫、分庫、分支庫高級幹部參加的業務會議,會議檢查兩年來的工作,一致認為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後,只辦了兩件事,一是大量吸收農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庫來,二是為國民黨政府收購軍糧,以維持前方的戰爭。至於原來所標榜的向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的合作事業,基本沒怎麼做,「事實上業務部門兩年間所辦的貸款裡面,合作貸款只佔很小的比例,可以說完全是空談」。    
    正是由於一方面截留國庫所撥專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農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庫成立不久,就顯示出它的經濟實力和有利可圖。這就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對此眼紅,蔣經國極力想擠進合作金庫,便向陳果夫推薦他的親信黃密擔任上海分庫的經理,陳果夫一看來者不善,不但堅決拒絕了蔣經國的推薦,而且親自任命CC骨幹張道藩的親戚徐義衡擔任經理。為了在蔣介石面前有個交代,便將黃密改派成上海信託部的經理,時刻置於CC派的嚴密監督和控制之下。    
    陳果夫常年多病,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對合作金庫事無鉅細,他都想過問,不容他人染指,但又無能為力。因此,他向蔣介石建議並得到同意,於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他先提出要將主任委員一職讓給他弟弟陳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顯,因為陳立夫是國民黨的組織部長,以陳立夫為主任委員,可以使合作金庫及整個合作事業置於黨務系統的領導之下,使之進一步黨化,而且陳立夫年輕、身體好,讓他負責,可以更好地運用合作金庫的資金優勢,達到獲取暴利的目的。但蔣介石一眼看穿了陳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陳立夫的任職,堅持讓陳果夫當主任委員,而且還將谷正綱塞進了指導委員會,以造成分權之勢。這樣一來,陳果夫反倒作繭自縛,有什麼事得通過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不像以前那樣獨斷專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庫成立不到三年,便隨著他們內戰的失敗而徹底完蛋,在其存在的兩年多時間裡,並不是像陳果夫所標榜的那樣:改造社會經濟,使能達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滿生活,謀社會經濟問題整個解決。而實際上只是二陳兄弟發財致富,與孔、宋等金融財團爭權奪利的工具。    
    


第六部分勝利伊始(1)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經過八年禦侮、浴血奮戰,終於1945年8月迎來了偉大的勝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同時,日皇命令日本軍隊立即停止戰鬥。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軍簽訂無條件投降書,9月9日,日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何應欽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9月10日,各報均發表號外: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頓時,全國沸騰,一片喜慶。陳果夫、陳立夫也為這振奮的消息而歡欣鼓舞,臥病經年的陳果夫聽到消息後,精神為之一振,一掃病容倦態,竟能起床讀書會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很少會客,即使與客人交談,也限制時間。現在,整天與來訪的客人長談,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長居正70壽辰,陳果夫在給居正的壽詞中情不自禁地寫道:「在茲勝利雙慶月,舉觥宜稱萬眾心。」表現了他與全國人民歡慶勝利的高興心情。    
    這一年年底,重慶城裡,寒氣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聲聲、鑼鼓陣陣,城裡市民舉行慶祝勝利、慶祝新年的雙慶活動,到處瀰漫著喜慶的暖流。陳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時興起,磨墨鋪紙,一口氣寫下了好幾副春聯,都是慶祝抗戰勝利的,其中如「勝利還鄉,勿忘八年苦戰;和平建國,正是千載良機」、「研究科學,必須趕上原子彈;從事建設,不可習染舊官風」等,都表現了他希望和平建國,在經濟、科學方面趕上世界強國的心情,當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總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敗了,全國應該成為國民黨的一統天下,CC系統將大有可為,應該好好地協助蔣介石,在加強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從事和平建設及科學研究。    
    陳立夫與陳果夫一樣,為抗戰的勝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樣認為,抗戰勝利後,是CC派發展的大好時機,因此他積極收羅舊部、安插親信,向新接收地區大量派出CC派骨幹,佔領地盤,發展勢力,他為自己勾畫了一幅陳家黨大發展的美好前景。    
    在為抗戰勝利歡呼、高興過後,二陳兄弟開始冷靜下來,他們比較多地考慮到國民黨的種種弊端及其命運,也考慮到自己與蔣介石的關係及其前途。其一,關於國民黨的問題。由於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及他們兄弟倆的長期控制,已存在種種弊端,國民黨的腐敗、貪污、專制早就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特務政治,這對主持黨務的二陳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們明顯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但是,對國民黨本身弊病,二陳並不迴避,他們認為國民黨組織鬆懈,缺乏紀律,沒有民主訓練和宣傳;許多黨員不關心黨的原則,只求陞官發財,導致了普遍的貪污腐化、欺上瞞下。總之,這個黨已經是老態龍鍾,再也看不到原來那種向上的朝氣了。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日益發展壯大,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愛戴。這種情況,不得不令二陳憂慮。當然,他們永遠也不會承認,國民黨的腐敗與蔣介石有關,與他們兄弟倆有關,與CC系有關。其二,關於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雖是國民黨的高層領導,但二陳知道,自從西安事變以後,他們與蔣介石的關係總好像滲入了點什麼東西,再不如原來那樣親密無間了。相反,蔣經國太子派扶搖直上,黃埔系力量有增無減,政學系仍然受到重用。戰後對二陳刺激最大的,便是蔣介石命令兩位政學系成員熊式輝和陳儀,分別負責東北和台灣的接收工作,而東北和台灣又是最有油水的兩個地區,二陳早就想佔據這兩個肥缺,現在卻讓人捷足先登,而且蔣介石這一姿態好像是故意做給二陳看的,二陳開始擔心,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他們是否會被蔣介石拋棄。    
    對於這兩個令人擔心的問題,陳果夫和陳立夫通過密商後,採取了兩個辦法:一是堅決反共,在反共中既可發展鞏固特務勢力,強化特務政治,又可以獲得蔣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對孔、宋裙帶派和政學系發動攻勢,攻垮他們,才有CC系的地位,同時也可以對國民黨內的腐敗現象來一番刷新。    
    抗日戰爭中後期,二陳由願意與共產黨合作越來越趨向反共,陳立夫曾插手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在分析皖南事變原因時就指出:「CC系陳立夫等經過反共、準備投降的陰謀活動」,並主張驅逐陳立夫。到後來,二陳反共態度更加頑固,在抗戰勝利前夕一次國民黨高級官員茶話會上,有人提出,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是否還應實行合作,陳立夫唰地站起來,板著臉,氣勢洶洶地說。    
    對黨內只有一手執《可蘭經》,一手執劍;對黨外只有一手執棒,一手執肉。現在敵人是共產黨,對共黨只有殺,我已殺了他們高級(黨員)二千幾百幾十幾,普通黨員二萬幾千幾百幾十幾了,怎麼還有人說國共合作。    
    抗戰勝利後,陳立夫又多次向蔣介石建議,盡快佔領東北地區,消滅共產黨。陳果夫還反覆強調要統一軍令,不能讓共產黨節外生枝,並提醒蔣介石,不要與共產黨再合作。


第六部分勝利伊始(2)

    對於國民黨的腐敗現狀,二陳表現出不滿態度,並不時給予批評,主張有所革新。還在抗戰期間時,有一次,陳立夫便向他的親信徐恩曾、張道藩、余井塘等人對國民黨內的腐敗現象大發一番宏論,他說:「我們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們黨政軍各級機關的人事關係,看起來,好像是複雜的,其實並不複雜。而是很簡單,關係不外是三種。」哪三種關係呢,陳立夫說:一是政治關係,二是經濟關係,三是親友關係。政治關係是上等關係,政治關係就是組織關係。志同道合的人結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樣的事業,而且實行了干同樣的事業,以組織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生長一切應有之物,這是從事政治工作的常規作法。有政治組織才有力量,用這個力量才可以產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結果。北洋軍閥不懂這個道理,他們不及我們,所以他們完蛋了。共產黨把這個關係當作惟一的關係,所以他們打不散,弄不倒,問題就在這裡。我們許多人不重視這個首要關係,另作打算,找到另外兩種關係,侵犯了這個最要緊的政治關係,是我們的致命傷。第二種關係,美其名曰經濟關係,實際上是上下串通、營私舞弊、共同貪污的發財關係……第三種關係美其名曰親友關係,其實是裙帶關係。    
    老婆娘家的人,不止於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親戚,凡是性關係扯得上的人,都應列入這類關係。我們各機關裡如果進行一次這種關係的調查,我敢說恐怕要佔半數以上……凡是一個政府要倒霉的時候,必然是這種關係猖獗的時候……可是今日挾著後兩種關係的貴人們扶搖直上,幾乎把第一種關係排擠到難以存在的地步,這多可怕,這多危險!平心而論,陳立夫的話,倒還抓住了國民黨腐敗的癥結,但由於他本人的扶搖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幹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經濟關係」、「美其名曰親友關係」這一關,所以他只能對那些在「親情關係」方面比他們更勝一籌的蔣經國、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帶派人物表示些不滿,發發牢騷而已,而不能找到醫治這種癥結的辦法。    
    抗戰勝利後,以二陳為首的CC系便對孔、宋裙帶派和政學系發動攻勢,一些CC系的中層幹部成為進攻的主將,二陳表面上保持沉默,實際上暗中指揮。他們認為國民黨腐敗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灝、王世傑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們還認為,國民黨已經十分積弱,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滿,這種不滿「正是為革新和新生命的誕生創造了良機」。    
    二陳雖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時也放上一槍一炮。抗戰剛勝利時,陳果夫經過深思熟慮,向國民黨提出了八點建議:(一)官僚作風與軍閥作風不可再留。(二)政治應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軌。(三)制度不立,無以為政。(四)為求安定,有時反種將來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讓人摸著,知注重某點,而竊取其他之點。(六)黨無基礎,共黨如來合作,則我危險。(七)多聽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見。(八)同志應培植,否則,將來無可用之同志,呼應不靈,難應付意外之事變。    
    這些建議,一方面反映了陳果夫對國民黨現狀的不滿,他對國民黨的官僚作風與軍閥作風、政治昏庸、制度不立、黨無基礎、人才匱乏等腐敗現象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認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頑固反共的立場及對共產黨的偏見。陳立夫也在一些刊物上發表文章,陰陽怪氣地對國民黨進行批評。    
    二陳與CC系分子的議論及對國民黨的批評,曾引起了蔣介石一定的重視。蔣介石曾邀請他們商量有關政治革新的計劃,並給予他們一些鼓勵。他們的活動也導致孔祥熙丟官棄職、遠走美國,宋子文從行政院長寶座上翻落下來。在國民黨六全大會和六屆二中全會上,他們也取得成就,使大會作出決議,要求對國民黨員進行總清查。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中,甚至反映了他們提出的沒收貪官污吏財產的要求。看樣子,蔣介石似乎容納了他們的建議,似乎要對國民黨動一番手術了。    
    實際上,二陳對國民黨提出的批評總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蔣介石獨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只要要求打擊一下孔宋裙帶派,趕走政學系,由他們取而代之。他們對國民黨的批評也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決不是想否定國民黨、否定蔣介石的統治。所以,他們反對任何激烈的批評。當有CC分子請陳果夫向蔣介石轉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時,陳果夫拒絕了,他說裡面對蔣介石的批評太露骨,是不適宜的。陳立夫也不贊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數時候仍然是為國民黨評功擺好。    
    另外,蔣介石雖然表面上也鼓勵了這些革新派,但內心卻是討厭的,他認為這是對他權威的挑戰,到後來表面上也不支持他們了。正因為這些原因,到1947年以後,要求對國民黨進行所謂革新的波紋逐漸消失。二陳與國民黨一起,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反動。他們拒絕和平、鼓動戰爭,拒絕國共合作、鼓吹消滅共產黨,最後只能走向失敗。    
    


第六部分論戰毛澤東(1)

    陳果夫、陳立夫對國民黨現狀的批評以及不與共產黨合作的主張,從本質上講,蔣介石是贊成的,但蔣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對國民黨的批評,蔣介石認為二陳太過,國民黨還不致於那樣壞,不致於無可救藥,他完全可以領導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統治全國。不與共產黨合作,蔣介石又認為二陳太直,如果公開拒絕和共產黨合作,拒絕和平,發動戰爭去消滅共產黨,那將受到國內外輿論的譴責,那對國民黨是不利的,他既不願和共產黨合作,又不願承擔合作破裂的責任。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決心消滅共產黨,又要將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這是他自認為比二陳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陳還不能窺測到的他內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於此種目的,蔣介石接受了政學系頭目吳鼎昌的獻計,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蔣介石的意圖是:如果毛澤東不來重慶,就可以借此宣傳共產黨沒有和平的誠意,把發動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毛澤東來重慶,他們可以利用談判之機,抓緊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錯誤地估計到毛澤東不會來重慶。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等陪同下,乘飛機從延安到了重慶,這一消息震動了山城重慶,也震動了全國,更打亂了國民黨的反共計劃。蔣介石無奈,只好坐下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    
    對於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二陳是不贊成的,在一系列會議上,陳立夫都公開表示反對。當吳鼎昌向蔣介石提出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陳立夫當場就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斷不可行。後來,他又幾次向蔣介石提出,不可與共產黨談判,應該以武力消滅。陳立夫的親信胡健中就公開說:「立夫先生不贊成這種搞法,他認為與共產黨談判只會助長共產黨的聲勢。他說對共產黨的問題只有動大手術才行。」蔣介石內心深處倒是十分欣賞陳立夫這種堅持反共的頑固態度的,但又笑他像小孩一樣,在政治鬥爭中沒有頭腦,沒有策略,只是一味莽撞蠻幹,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已和抗戰前完全不同了,以武力消滅和大軍圍剿的辦法顯然不是上策,顯然要等待時機。但蔣介石內心的想法又不好完全向陳立夫倒出,也不能向他細作解釋,只好不理睬他,並不再讓他主持國共的談判,甚至連和談代表也沒讓他當,只委派了王世傑、張群、劭力子、張治中等作為國民黨代表與中共進行談判。二陳對這次國共和談始終採取消極態度。    
    9月1日,剛下過一場雨,重慶顯得乾淨涼爽,中蘇文化協會舉行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雞尾酒會,主持人孫科、張治中、邵力子向國共兩黨負責人以及其他黨派負責人、文化藝術界人士、社會知名人士發出了邀請。陳立夫也得到了邀請,但他預先並不知道共產黨代表會去,晚上7時,便興致沖沖地來到中蘇文協大樓,一到這兒,便覺氣氛不對頭,今天人特別多,整個二樓都擠滿了,國民黨要人孫科、馮玉祥、覃震、宋慶齡、張治中、邵力子、翁文灝、王世傑、陳誠、朱家驊、吳鐵城、賀耀組等人早已來到會場,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羅申武官也到了,正和人熱情握手,各黨派負責人及社會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馬寅初、譚平山、王芸生、左舜生、傅斯年、王崑崙、張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廬等人也陸續來到,只見人們十分興奮,到處是歡聲笑語,似乎還有什麼重要人物參加。    
    陳立夫正在納悶,忽然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只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及周恩來、王若飛等人滿面笑容地出現在大廳門口,毛澤東和孫科等人握手後,一眼看見了陳立夫,便大步向他走來,沒等陳立夫回過神,一雙有力的大手已經握住了他,陳立夫一時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重複著「歡迎」兩個字,顯得十分尷尬,還沒等他想起應說幾句什麼話時,毛澤東已和其他人握手交談去了。一會兒,宴會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在各室巡歷一周,頻頻和大家乾杯,來到陳立夫面前,毛、週二人友好地向他微笑,陳立夫舉起酒杯,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衷心祝福,並將酒喝乾。    
    一次握手,一次乾杯,這一瞬間的接觸,在陳立夫的心海中攪起了陣陣波瀾,毛澤東、周恩來博大的胸懷,待人的坦誠,令他感動不已,使他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但他從宴會上人們對毛、周的敬仰之情看來,感到共產黨已經深得人心,這對國民黨來說,是一種不祥的預兆,他想,一定要勸說蔣介石,採取決斷辦法,與共產黨分裂。    
    後來,陳立夫還參加了一系列與毛澤東禮節性的會見。9月2日,蔣介石在自己官邸宴請毛澤東,陳立夫出席作陪。9月5日晚8時,蔣介石在中央干校舉行茶話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其館員,並邀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作陪,陳立夫也參加了茶會,蔣介石首先上台致歡迎詞,毛澤東致謝詞,陳立夫對毛澤東的湖南口音不能全懂,但其中有一句「和為貴」他聽得十分清楚,對他的感觸也很深。這晚還由著名的厲家班演出京戲《穆桂英掛帥》,陳立夫並無多少心思看戲,他還在考慮「和為貴」這三個字,陷入深深的沉思。9月6日,於右任宴請毛澤東,陳立夫也出席作陪。這幾次,陳立夫見了毛澤東,只是禮節性握握手,說上兩句客套話,然後便不苟言笑,正襟危坐,一副十分肅穆的樣子,在他內心卻在深深考慮,如何說服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    
    表面上,陳立夫對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十分客氣,背地裡卻進行破壞活動,他不敢讓CC派特務直接加害毛澤東和中共其他代表,因為這是蔣介石請來的「客人」,而且有美國人插手。但他認為可以乘機偵察共產黨和進步團體,他暗中指揮特務密切注意各方面情況,只要有人和共產黨代表接觸,當時不便逮捕,也要進行登記,以後對這些人再行迫害。


第六部分論戰毛澤東(2)

    陳立夫還指使國民黨各報紙對重慶談判盡量少報道,以降低中共的影響。他還臨時派一個叫卜銳新的中統特務到《中央日報》任記者,專門刺探中共方面的情報,這個卜銳新以新聞記者的身份為掩護,經常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糾纏,探得情報後直接交陳訓或陶希聖,再由他們轉交陳立夫。    
    儘管陳立夫對共產黨深懷敵意,毛澤東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訪陳果夫與陳立夫。對此,中共代表團一些人員感到十分意外,認為像陳立夫這樣的反共專家和頑固分子,平時都看作冤家對頭,相顧眥裂,有什麼好見的呢?毛澤東向大家解釋說:「不錯,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了跟反共頭子蔣介石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贊同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接觸。」9月7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一起前往陳公館,去拜訪陳立夫,不巧,陳立夫正好外出未歸,毛澤東等人只好掃興而歸。    
    9月18日,毛澤東前往拜訪陳果夫,陳果夫萬沒想到毛澤東會親自登門,拜訪他這位反共人物,他委實沒有思想準備,深怕慌亂中出了岔子,再加一副病容,實在難以會客,便以久病床褥,體敗身衰為由,閉門謝客,毛澤東再次掃興而歸。    
    9月20日,毛澤東與王炳南一起,再顧陳公館,第二次拜訪陳立夫,陳立夫已經知道毛澤東前次來過,所以心中已有了思想準備,他也想和毛澤東談談,勸說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雙方寒暄坐定後,毛澤東充滿情誼地回憶起大革命期間國共合作,兩黨攜手奮戰的動人情景,想以此勾起陳立夫對往日的懷念,打消其對共產黨的敵對情緒。但陳立夫並不想回憶過去,他一開口,就提出要中國共產黨放棄外國的思想觀念,即放棄馬列主義,他說,中國人應該信仰三民主義,只有三民主義才能解救中國。毛澤東一聽,笑了起來,他邊笑邊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你們的三民主義卻是反共剿共、壓制工農的錯誤政策。說到這裡,毛澤東收住笑容,嚴肅地說:「十年內戰,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了。而國民黨剿共的結果,卻同時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險些招致亡國的禍害,這一教訓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幾句話,說得陳立夫滿面通紅,毛澤東看到陳立夫很難堪,便又笑了起來,詼諧地說:「你們的三民主義還是不行啊!」陳立夫見說不過毛澤東,便從另一個方面提出問題,說:「一國之中,不能有多種政權,現在抗戰勝利了,你們應該放棄黨的武力政權。」毛澤東對此即予反駁,他說,所謂的武力政權是你們逼出來的,「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就這樣,毛澤東在談笑自若中,對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巧妙地加以批評。同時,毛澤東還向陳立夫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內時局的主張,希望國民黨人認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轍,誤國害民。    
    面對毛澤東坦蕩的胸懷,機鋒的議論,誠懇的態度,陳立夫一時窘迫無詞,竟手忙腳亂起來,他不得不承認毛澤東講的是事實,說的有道理,並表示對這次國共合談「盡心效力」,使合談成功。    
    毛澤東的來訪,給陳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產黨人的胸懷、度量、才華都令他深為佩服,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他也認為不無道理,但他卻不能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也不能轉變反共的立場,他自恃國民黨是大黨,有槍、有政權、有錢、有美國人的支持,而共產黨槍少、人少,偏於窮山溝一隅,雖然民心所向,卻是怎麼也不能與國民黨抗衡的。他是那樣的自信,那樣的頑固,頑固得有點不近人情。當有人當著他的面提出,在國共兩黨談判中,國民黨所提條件不要太苛刻了,這樣容易喪失民心時,他立刻沉下臉來,橫蠻地說:「我們有多少人?共產黨有多少人?我們佔好寬的地盤,共產黨占好多地盤?政治鬥爭靠實力,不要只看共產黨吹得凶。」陳立夫無視人民,無視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歷史,也不能遵循歷史的規律,所以他在臨近失敗的時候,卻以為失敗的是對方,這就是他的悲劇所在。    
    正是這種思想的指導,使他在民族大義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戰勝利後,人民要求嚴懲漢奸的呼聲很高,汪精衛已經死了,周佛海與陳公博便成為最大的漢奸,當時這兩人已被國民黨有關部門關押起來,全國人民都一致要求盡快將陳、周兩大漢奸處決。    
    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為了使周免於一死,專程找到陳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幫助,陳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為周出具一張證明,要楊淑慧拿著這張證明去找蔣介石,證明上寫著:「周勝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戰區之預定計劃……在京滬一帶暗中佈置軍事頗周密,勝利後,使江浙兩省不致陷於共黨之手,國府得以勝利還都,運兵至華北各地,不無微功。如蒙鈞座開恩,免其一死……」後來,楊淑慧將此證明托陳佈雷轉呈蔣介石,蔣介石果然以國府主席名義,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可見,陳立夫的證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第六部分破壞政協(1)

    根據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簽訂的《會談紀要》規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這次會議是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中,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堅決鬥爭下,以及國民黨發動全國內戰尚未準備就緒的情況下,蔣介石被迫同意召開的。    
    對於召開政協會議,二陳是堅決反對的。陳立夫多次提醒蔣介石,不可上了共產黨的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對國民黨沒有好處,後來為形勢所迫,他才沒再說話。當時國民黨根據協商規定的名額,派出了8名代表參加會議,蔣介石為了加強國民黨代表團的陣容,委派陳立夫為政協代表,於是,陳立夫躊躇滿志地參加了會議,他以為憑著他手中的權力,憑著國民黨各方的優勢,就可以在會上壓服共產黨,服從他們的意志,達到他們利用政協會議,削弱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力量的目的。    
    陳果夫沒有陳立夫那樣樂觀,他對召開政協會議憂心忡忡,會議開幕那天,他不顧長期臥病的身體,竟然起了床,經過認真考慮後,便拿起筆來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武斷地聲稱:「政治協商會議必無好結果。且無論如何,共黨已得到好處,本黨已受害」,他還以法國為例,告誡蔣介石,不能聽從共產黨提出的廢除一黨專政的主張,說:「中國如行多黨政治,照現在黨、政、軍均未健全之際,頗有蹈覆轍之可能。請臨崖勒馬,另行途徑。並勸美國勿誤中國並以自誤為幸。」蔣介石看信後,陷入深深的沉思,他認為陳果夫信中所說的確是忠臣之言,但又笑他長期患病在家,不瞭解外面的形勢,竟如此迂闊。陳果夫確實不瞭解蔣介石的真正用心,蔣介石同意召開政協會議,除了為形勢所迫外,其主要目的是企圖通過政協會議,達到剝奪與消滅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目的。因此,還在政協會議開幕之前,蔣介石就為會議定下了基調:「至於針對共方,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權,不如准其參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軍受編與恢復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決盡量容納之。」他準備在會議上採取一切手段與方式,達到這一目的。當然,蔣介石也考慮到,萬一會議不按他的意志去辦,通過了不利於國民黨的決議和路線,他認為也沒什麼了不起,國民黨大權在握,是絕對不會受其制約的。    
    中國共產黨儘管知道蔣介石並無合作的誠心,也無和平的誠意,但還是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利用政協會議這個合法的形式進行合法的鬥爭,力爭取得最大的勝利。    
    會議開始後,國共雙方即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仍然是重慶談判中所沒有解決的兩個主要問題,即所謂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問題。    
    關於軍隊問題,陳立夫與張群等人仍然堅持「首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這一主張即受到中共的反對,周恩來認為,現在的政府還是一黨專政的政府,把人民的軍隊交給政府,實質上是交給國民黨,人民的軍隊就會變成國民黨的軍隊。周恩來堅持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條件的原則立場,提出了軍事改革12條建議,為了爭取和團結中間派的絕大多數,中共作出重大讓步,提出「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進行,沒有先後。通過激烈的爭論,最後達成了折衷的協議,確定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及「以政治軍」,「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的辦法。陳立夫等要求中共將軍隊交給國民黨的企圖沒有實現。    
    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圍繞十年前國民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是否有效問題,一黨專政還是多黨制問題,關於憲章問題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上,陳立夫十分活躍,他多次發言,頑固地堅持舊代表仍然有效,堅持在中國應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等。中國共產黨和民盟的代表都認為1936年選出的代表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是在國民黨控制下選舉的,對此,陳立夫迫不及待地起來發言,為其專制行為進行辯解,他說:「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為不民主,其實中國要進至民主,還要相當時間。」中共代表鄧穎超當即起而駁斥陳立夫,她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固然要一定時間,但即使在現在的中國,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第六部分破壞政協(2)

    陳立夫仍然進行狡辯,說什麼「中國的國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願競選,須三顧茅廬去請,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陳立夫的頑固態度引起與會代表強烈不滿,中共代表陸定一據理反駁,他說:「陳先生認為,中國人民有不願參加競選的習慣,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實,但數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說,當時青年黨是放棄競選的,中共更是被迫無法參加競選。如果中共有好環境,會不參加競選嗎?要說國情,國情主要的是在這裡。許多政黨都願競選,滿足這一要求很重要。」陸定一說的句句在理,句句是實,陳立夫再也無話可說。    
    關於實施什麼政治制度的問題,陳立夫仍然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還美其名曰是學習蘇聯的辦法,他振振有詞地說:「國民黨以黨治國是傚法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大家要認識一黨制的實際情況。」同時,他還攻擊中國共產黨解放區的三三制政權,說他們國民黨代表在國大代表中所佔的比例比中共所說的「三三制」還要少。對此,中共代表陸定一反駁道:「國民大會舊代表的名單已經發表,據說國民黨員佔過半數,加上當然代表與指定代表合計起來,如說國民黨代表在國民大會中的數目比『三三制』下中共黨員在民意機關中所佔人數要少,這是難以相信的。」陸定一還說:「我們認為蘇聯制度的特點是使無權的工農知識分子有權。國民黨學習這一制度,如能使工農知識分子有權,那要不勝感謝,而事實確是大家所共見的。」陸定一強調:「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由黨包辦,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是辦不通的,中國只應實行多黨政治。」陸定一還回顧了過去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戰中,國民黨有其功績,但所以有其功績,乃因兩黨或多黨合作」。陸定一的發言得到多數代表的贊成,陳立夫一時無辭辯解,十分狼狽,好半天不再說話。    
    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分子的努力下,政協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以及關於軍事問題、關於憲法草案問題、關於政府組織問題、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協議。協議的種種規定,雖然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它有利於衝破蔣介石獨裁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有利於和平建國,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有利於人民,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受到人民的歡迎,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歡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協議成了廣大人民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誰能堅持政協路線,誰就得人心;誰要破壞政協路線,誰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於同廣大人民群眾對立的地位。    
    對於政協會議的成功,二陳十分沮喪,卻又奈何不得。陳果夫在病床上得知政協會上的情況及閉幕的消息後,深感大勢已去,他撫今思昔,長長歎息道:「因黨的組織不如人,致受共黨甚至其他無人之黨之欺凌侮辱,實在無以對前輩、無以對死者。」這位國民黨的黨務專家似乎已經感覺到了國民黨內存在的諸多問題,開始面對現實,但他又不能回答國民黨為什麼存在這多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找到如何醫治這些癥結的辦法,他希望蔣介石今後「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不宜專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陳果夫的意思十分清楚,他希望蔣介石能採用一手執刀,一手執禮的辦法,而不宜完全用武力鎮壓人民。他已經開始認識到,武力鎮壓,對共產黨和人民來說並不是萬能的。    
    與陳果夫不同,陳立夫根本不願承認國民黨自身的問題,他還是有恃無恐,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裡,決心和人民作對到底。政協會議後,他去見蔣介石,領取指示。蔣介石表示,「我對憲草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過,將來再說」,命令陳立夫等對政協協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他們經過密謀後,決心撕毀政協決議,以武力和恐怖對待共產黨和廣大人民。    
    還在政協會議召開時,陳立夫就密令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和CC派特務密切注視共產黨及各黨派的活動,在他的指令下,特務們無法無天,到處製造事端。當陪都各界協會在滄白堂連續舉辦講演會時,國民黨特務就在會場起哄以至動手打人,使會議無法進行下去,造成滄白堂事件,受到社會各方面人士的憤怒譴責。    
    政協會議閉幕後,為了鞏固會議成果,促使政協會議所通過的決議迅速貫徹實施,重慶各界二十餘團體準備於2月10日在較場口廣場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都準備參加大會,人們情緒之高,會議規模之大,社會名人出席之多,是當時罕見的。


第六部分破壞政協(3)

    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消息發佈後,陳立夫如坐針氈,他急忙找陳果夫商量,這時,陳果夫也顧不得什麼「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了,兄弟倆通過密謀策劃後,準備實施徹底性的破壞。後來發生的較場口事件,完全「為CC方面所為」,是「中統局所主使」。    
    經過密謀商定後,陳果夫也不顧體弱多病了,他與陳立夫一起乘小車急赴林園,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坐在沙發上,半閉著眼睛,聽完兄弟倆關於如何破壞會議的整個方案後,半晌也沒有說話,陳立夫急了,再次追問方案是否可行,蔣介石睜開眼睛,看了他們一下,又閉上眼養神去了。二陳知道,再問也是無益,只好告辭退出。陳果夫心裡十分清楚,蔣介石對這類事情,如果不置可否,便是默許,他要陳立夫抓緊時間,趕快去佈置,盡量做到天衣無縫。    
    陳立夫回來後,便親自出馬,召集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中統局副局長葉秀峰等人面授機宜。2月6日,陳立夫正式向特務們發出捕令,要以「民眾對民眾」的方法來破壞各界人士舉行的慶祝大會。方治、葉秀峰接到命令後,即開始緊急佈置。2月8日,方治召開重慶市黨部第20次臨時執委會,傳達了陳立夫破壞大會的指令,並對此專門進行研究。通過密謀後,作出四項決定:(一)轉變會議內容,設法推出劉野樵為大會總主席,派擅長辯論的國民黨員參加講演。(二)把握會場情緒,發動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及社會服務隊隊員共600人參加大會,黨員200名由市黨部組織科負責發動,團員200名由陳介生幹事長負責發動,社會服務隊隊員200名由徐鳴亞委員負責發動。(三)請警察局派警察到場維持秩序,逮捕人犯。(四)遴選幹練的人擔任大會司儀,控制擴音器,參加大會的黨、團、隊員應於10日上午8時前到達會場,環立主席團前,保護「主席團」之安全。隨後,國民黨重慶市黨部還東拼西湊,搞了個所謂9人的主席團,並恢復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報》,作為進行破壞的宣傳工具。    
    與此同時,葉秀峰也遵照陳立夫的旨意,調動大批中統特務,進行了佈置,作好了一切行動準備。    
    2月10日這天,大會定於9時半在較場口廣場舉行。但8時剛過,國民黨御用組織市農會常務理事劉野樵、市教育會理事吳人初、市商會代表周德侯、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李森普、市婦女會常務理事傅伯群、市會計師會理事古鋒、市總工會理事長譚澤森、市律師會會長張晃、市黨部科長龐儀山等,糾合特務打手共800多人,提前進入會場。以20多人為一組,分30多個組,分佈在主席台下四周,還拉來一個未經大會聘請的軍樂隊坐在主席台上。劉野樵等人氣勢洶洶地跑上主席台,霸佔了講台。    
    當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大會籌備委員章乃器、施復亮、馬寅初、郭沫若等來到主席台時,劉野樵等人便對李、章等人破口大罵,事先佈置好的台下特務一擁而上,對李公樸、章乃器拳打腳踢,頓時台上台下秩序大亂。儘管到會群眾竭力維持秩序,由於特務們事先準備了鐵條、磚頭等凶器,蓄意製造事端,到會群眾當場負傷和失蹤達60多人。李公樸頭部被鐵尺打傷,馬寅初的馬褂被剝去,文稿被搶走,年近七旬的沈鈞儒被暴徒追逐,一些記者也遭毒打。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到達會場時,特務們已經大打出手,會場已是一片混亂。目睹慘狀,周恩來不勝悲憤,連聲痛斥:「這是什麼國家!」群眾離開會場後,特務們繼續在場上吵吵鬧鬧,冒充大會的名義,通過所謂「宣言」,大肆攻擊《政協決議》,攻擊中國共產黨。然後,將會場上的布標、旗幟、桌凳搶掠一空。這就是蔣介石、陳立夫一手製造的較場口血案。    
    較場口血案後,陳立夫完全撕破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指揮中統特務在全國各地進行破壞活動。    
    2月22日,國民黨CC派特務衝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在中共辦公室進行搗亂。    
    2月23日,由陳立夫所指揮的100多名CC派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重慶新華日報社,「將營業部四層樓各室徹底搗毀,門窗桌椅,蕩然無存,杯碗爐灶,片物不留,書籍報紙,逐一撕毀……而本報營業部主任楊黎源,圖書科主任徐君曼及職員管佑民等橫遭凶毆,身負重傷」。    
    6月中旬,上海各界人士鑒於蔣介石已決心發動內戰,聯合發起組織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由馬敘倫、胡厥文、鬍子纓、雷潔瓊等為代表,於6月23日赴南京請願。    
    當代表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陳立夫早已佈置好的中統南京實驗區的特務蜂擁而上,對代表圍攻毆打,致使馬敘倫、雷潔瓊等多人受傷,釀成下關慘案。中共代表團當夜知道消息後,即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查辦兇手,保障人權。第二天,京滬各報紛紛報道,全國嘩然。事情鬧大了,蔣介石將陳立夫找去訓斥了一頓。陳立夫回來後,也埋怨葉秀峰計劃不周,不應該傷人,使事態擴大。並要葉秀峰處理善後事宜,葉秀峰只得找了兩個替罪羊,扣押了兩個月,等風頭一過,即放了出來。    
    二陳的特務政治鬧得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後來,就連國民黨內一些稍有正義感的人士都對陳立夫不滿,甚至美國人馬歇爾也指責陳立夫為「反動分子」。陳立夫卻毫不在乎,他鑽牛角尖是鑽到底了。    
    


第六部分偷梁換柱(1)

    蔣介石雖然指示二陳破壞政協決議,迫害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但對他在政協會議上曾經信誓旦旦許下的諾言卻不敢公開耍賴。當時,蔣介石迫於國際國內的形勢,在政協會議上許下了四項諾言,其中第一項便是取消特務政治,保證「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政協會議後,隨著特務在各地的肆意橫行,更加激起人民極度的不滿,全國上下都一致要求蔣介石盡快實行他的諾言,特別是諾言的第一項,取消特務政治,還人民以民主自由。    
    蔣介石對於他賴以進行獨裁統治的有力工具——特務機構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陳果夫與陳立夫更是難得割捨。隨著時局的發展,他們反共反人民的態度越來越頑固,陳立夫公開叫嚷:「國民黨不能允許共產黨並存」,既然如此,他們必須牢牢掌握特務這一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聲,包括來自國際方面的壓力,要求取消特務政治;一方面是蔣介石本人,包括陳果夫、陳立夫,企圖保留特務勢力。蔣介石十分為難,他必須想出個兩全之策才能應付過去。1945年底,蔣介石下達手令,指定張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組成一個7人小組,由陳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對策,以決定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系統的去留。    
    這幫中統、軍統的頭面人物經過反覆密謀後決定:將兩大特務機構改頭換面地完整保存下來。軍統改為保密局,隸屬於國防部下;中統則改為類似美國聯邦調查局那樣的機構,隸屬於司法部。    
    這一方案提出後,蔣介石表示同意,因為它既可以蒙哄廣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務力量,實在是偷梁換柱的好辦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在施行過程中,軍統方面比較順利,而中統方面,卻頗費了一番周折。當時國民黨元老、司法院長居正堅決反對中統隸屬司法部。陳果夫與陳立夫一時沒有辦法,只好找內政部長張厲生協商,擬將中統局改為調查局,隸屬於內政部下,張厲生原屬二陳的老部下,不敢得罪二陳,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後,受到許多立法委員的反對,這個方案只好擱淺。二陳到處碰壁,滿腹怨氣,卻又無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種方案,將中統局仍舊放在黨務部門,改稱「中央黨員通訊局」,表面任務只是負責國民黨中央和普通黨員間的聯繫。由於二陳在國民黨內還有勢力,這個方案沒有碰到什麼阻力,便得到通過。    
    1947年秋天,國民黨中央下令撤銷中統局,同時成立「中央黨員通訊局」,直接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秘書處。    
    此時,陳立夫已卸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擔任了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他便一心經營中央黨員通訊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陳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統的班底為基礎,只是略加調整:局長葉秀峰、副局長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書王述先,秘書萬大、潘澤筠;總務處處長韓克溫;指導處處長杜衡,副處長黃九成;研究處處長徐兆麟,副處長王惟理;黨政處處長王秀春;特種經濟調查處處長鄭堯;登記處處長張國棟;交通處處長王勁;人事室主任劉光煜;會記室主任郭功豐;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訓練委員會主任蔣靜一;紀律審查委員會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馬紹伯;專員室人員無定額,由局長直接領導。在秘書處下設有三個室:機要室,主任原汾;譯電室,主任陳真;密電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陳文彬。原中統局所屬各省黨部的調查統計室,也相應改稱省黨員通訊室,其組織與人事均無變動。這樣,中統局從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在二陳的精心安排下,以改頭換面的辦法完整地保留下來。    
    對於蔣介石、對於二陳來說,這個辦法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了,只是有一個實際問題,卻是難以解決,即經費問題。中統改為中央黨員通訊局後,龐大的經費仍由黨部開支,而當時國民黨內機構林立,組織臃腫,開支浩繁,蔣介石既然要實施所謂的憲政,也得裝一下樣子,即國民黨的經費不能從國庫開支的太多了,這樣一來,國民黨也就養不起二陳的這一大幫特務了。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陳立夫經過考慮再三後,想出了一個本著「溶黨於政」的精神、設立外延單位的辦法,即將中央黨員通訊局局本部無法容納的部門和特工人員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機關,以「集體轉業」的辦法,在行政機關裡增設機構,由中統高級特務直接控制、中央黨員通訊局幕後指揮,成為黨員通訊局與行政部門「一子雙祧」的特殊機構,這種機構被稱為局本部的外延單位,當時主要有三個:(一)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第六、第七科。主計處本來是為CC派所控制的部門,其主計長陳其采是陳立夫的叔父,統計局局長吳大鈞又是陳立夫的留美同學、CC派的骨幹,所以陳立夫一提出在主計處增設單位的主張,馬上為陳其采所採納,吳大鈞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設。於是,在統計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設了第六、第七兩科,這兩科從科長到辦事員,均由陳立夫委派中統特務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長,張義城任第七科科長,另派原中統局第三處處長王秀春任統計局幫辦,統率新成立的兩個科。第六科的公開業務為行政效率統計;第七科的公開業務為施政成績統計。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製,增設相應的單位,以同樣的辦法安插特務。所有安插在主計部門的人員表面上做著行政統計的一般業務,實際上,均從事「黨政情報」的特務工作。


第六部分偷梁換柱(2)

    (二)內政部人口局第四處,當時CC派骨幹張厲生任內政部長,陳立夫提出在內政部建立外延單位,即得到張的支持,於是,張厲生將該部新設立的人口局劃出第四處給陳立夫。陳立夫便派原中統局秘書張國棟率30人前往任職,張國棟任人口局局幫辦兼第四處處長,下轄三個科,分別由周汝唐、李道生、劉國剛任科長,其公開業務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問題資料的搜集,秘密任務則是黨派人事登記,特別是對共產黨、民主黨派、進步人士進行檔案登記編卡,供蔣介石反共之用,這個處在各省市無下屬單位。    
    (三)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1947年,國民黨公佈「行憲法規」後,選任了國民政府委員和五院院長,青年黨負責人李璜謀得了政務委員和經濟部部長職位。陳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經濟部設立外延單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結陳立夫,另一方面又不願CC派勢力滲透到經濟部,開始不同意,經討價還價,達成協議,在經濟部增設一個特種經濟調查處。陳立夫派中統特務鄭堯為處長,趙毓麟為秘書。    
    青年黨派姚仲良為副處長。該處下轄四科一室,其中三個科長由陳立夫安排,容納中統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員由青年黨安排。該處公開的業務是調查非法經濟活動,取締黑市、走私和囤積居奇等。秘密任務則是收集中共情報,對解放區實行封鎖禁運、攔截運往解放區的物資。這個處在全國一些重要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如武漢、廣州、太原、開封、重慶等城市都設有辦事處、調查站,人員均由陳立夫從中統特務中選派。    
    這些外延單位形式上隸屬於行政部門,實際上直接由陳立夫領導,而且在中央黨員通訊局內都有自己機構的名稱,如主計處第六、七科為「黨政調查處」,內政部人口局第四處為「人事登記處」,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與在中央黨員通訊局的名稱完全相同。這些單位雖有表面的行政業務,而主要卻是執行中央黨員通訊局的秘密任務,即在行政機關掩護下從事特務活動。    
    由於國民黨標榜行憲,在「中央黨員通訊局」時期,中統局的機構和人員雖然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了,但特務們畢竟不能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地進行破壞了。「黨通局」的活動主要是通過各級「特種會報」聯合執行,陳立夫本人更是居於幕後進行策動。其具體措施是滲入、控制各級「會報」機構,提供情報,擬具對策,提供黑名單,參加聯合逮捕,或者在捕後移送「會報」處理執行。    
    所謂「特種會報」是國民黨黨、政、軍三方面統一步調,聯合反共的一個組織、指揮和決策機構,它始於抗日戰爭時期的1941年,原為「黨政軍聯席會報」,抗戰勝利後改名為「黨政軍幹部聯席會報」。「特種會報」分甲乙丙三種(即三級),召集人和參加人各不相同,各級會報定期舉行或臨時召集,會後的日常事務由「聯合秘書處」或秘書處理。「黨通局」的重大破壞活動都是通過「會報」組織來進行的。    
    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更加惡化,蔣介石為了作最後掙扎,下達了「戡亂動員令」。9月27日,蔣介石將陳立夫等人找去,召開了秘密會議,命令特務們在「戡亂動員令」下達後,要配合軍警憲對共產黨人、愛國民主人士進行鎮壓和迫害。陳立夫領旨回來後,即通過「中央黨員通訊局」向全國的CC特務下達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務盡快行動,將當地活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列入黑名單,與軍警憲聯合行動,將其逐一實行逮捕。    
    於是,特務們紛紛行動,採取各種方式進行調查、偵探、登記,致使全國大約有6萬多人列入黑名單。僅10月1個月,在上海等8個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殺害,如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就於10月29日被殺害於獄中。因浙江大學是京滬杭地區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之一,陳立夫對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電令CC派骨幹,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員羅霞天將浙大作為重點破壞目標。羅霞天認為於子三是個重要人物,將他搞掉,可以給共產黨以重大打擊,於是,派出特務將於子三逮捕,並在浙江省保安處秘密殺害。1948年,中統天津區長郭乾輝向「特種會報」提供黑名單,並參與行動,在南開大學逮捕進步學生10多人。中統四川負責人先大啟向「會報」提供黑名單,一舉逮捕進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統特務先大啟再次向「會報」提供黑名單,並派行動員陳國榮等參加行動,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學教師劉駿達等多人。    
    這些恐怖的特務活動,都是由陳立夫幕後所指揮。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說中統已經解散,中國不存在特務政治了,實際上,特務政治一直伴隨蔣家王朝走向窮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敗之際,越是作困獸之鬥。「中央黨員通訊局」這塊招牌無論怎樣冠冕堂皇,也掩蓋不住中統犯下的罪惡。


第六部分苟延殘喘(1)

    1948年,中國形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更大規模的攻勢,國民黨軍隊被迫由「全面防禦」轉為「重點防禦」,分別龜縮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華東五個戰場上而一籌莫展。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在經濟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機之中。在此情況下,蔣介石為了穩定人心,裝出要「行憲」的樣子,匆匆召開了所謂「行憲國大」,經過一番劇烈的明爭暗鬥,蔣介石當選為總統,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陳立夫也居然當選為立法院的副院長,這年年底,他還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長,官運雖然亨通,只可惜蔣介石的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中,他的高官也當不了幾天了。    
    蔣介石當了總統,不得不玩弄一些「還政於民」的把戲,實施所謂「憲政」。但實施憲政後,國民黨的黨務經費就不能再在國庫開支了,龐大的中央黨員通訊局這個包袱太大,儘管陳立夫搞了些外延單位,最終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此,黨員通訊局不得不再次改組。    
    這時的陳立夫由於當上了立法院副院長,對黨員通訊局的改組他積極贊成,並很快付諸行動。但對於中統這攤人馬,他是絕對不會放棄的,他仍然採取上次的辦法:換湯不換藥,將中統想辦法塞到行政部門去,以解決經費問題。陳立夫通過與中統骨幹幾次密商後,決定在內政部下設調查局,將中統組織全部塞進局內,而「中央黨員通訊局」的名稱仍然保留,只是成為一個單純黨務機構,而中統全班人馬則從黨通局移到內調局。    
    這一計劃提出後,即得到內政部長張厲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討論時,陳立夫吸取上次擱淺的教訓,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長的身份,動員了一些CC派及與CC派親近的立法委員施加影響,才勉強通過。    
    1949年5月,內政部調查局在廣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屬各級分支機構的官員和工作人員,均由陳立夫一手安排。    
    內政部調查局按規定設局長一人,陳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統特務季源溥擔任;副局長一人,陳立夫原準備讓黨通局副局長王保身擔任,但後來內政部長張厲生下台,李漢魂當了部長,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薦桂系的張益民任副局長,陳立夫為應付新的形勢,只好答應。局本部設四處二室:第一處為指導處,處長張慶恩,副處長朱凌雲,第二處為研究處,處長徐政,副處長黃九成;第三處為交通處,處長蘇恕誠,副處長袁更;第四處為總務處,處長陳慶齋,副處長朱韻濤;人事室主任李裕德;會計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後,分別在各省市設立調查處,規定各調查處設處長一人,副處長一人,秘書一人,調查處下一般設三個科,分管與局對口的各種事務。另外,還在貴陽、重慶、海口、華北、台灣五個地方設立了辦事處。內政部調查局就這樣開張了。    
    內調局可以說生不逢時,它成立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過長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軍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勝利大進軍,迅速消滅殘餘敵人,解放廣大國土,在這種情況下,廣州城裡一片混亂,國民黨大小官員都在打點行裝,紛紛準備飛台灣、跑香港、逃海外。陳立夫在這亂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殘局了,因此,內調局成立後,其主要工作,便是著眼於大陸解放後的潛伏和破壞活動。    
    陳立夫在與內調局長季源溥反覆商量策劃後,主要辦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處副處長朱凌雲到香港去,籌辦潛伏特務訓練班,他們計劃以香港為據點,陸續派特務到這裡受訓,訓練後再派遣回大陸實施破壞。第二,派中統骨幹黃雨青到華北去,與當地中統特務取得聯繫,準備在綏遠或者北平建立華北潛伏據點,然後就地派遣特務,在華北地區進行潛伏破壞活動。第三,將情報活動的重點從大陸轉移到大陸周圍的東南亞一帶地區,陳立夫認為,隨著大陸的解放,大陸共產黨的情報對於他們是十分重要的,在東南亞一帶建立情報據點,可以對大陸造成一個情報包圍圈。陳立夫與季源溥特擬定了一個計劃呈報蔣介石,蔣看後甚為讚賞,特撥出10萬銀元作為經費,要他們盡快將情報點建立起來。後來,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陳立夫的這些設想,有的成為泡影,有的雖然進行了籌辦,也因種種原因而沒有辦成。    
    此時,人民解放軍已解放上海、橫掃江浙、進軍閩南、逼向廣州,國民黨政府只好西遷重慶,陳立夫知道大勢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灣去建立內調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長張益民急飛重慶,盡快籌建內調局大西南指揮中心。張益民到重慶後,經過很大努力,工作卻不見成效,因張益民屬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聽他的話,所以內調局大西南指揮中心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後來,張益民搞了個「西南遊擊區」的計劃,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務到各縣去發動當地惡霸勢力和中統外圍組織,建立反共游擊軍和游擊根據地,但他們的計劃還沒付諸實施,人民解放軍已經兵臨重慶,重慶陷於一片混亂。    
    為了穩定人心,陳立夫於1949年10月與國民黨社會部部長谷正綱一同坐飛機來到重慶。因局勢緊張,社會秩序混亂,陳立夫到重慶後深居簡出,不肯隨便露面。


第六部分苟延殘喘(2)

    內調局重慶調查處處長王難三來見他,表示要舉行一個盛大歡迎會,讓他和調查處工作人員見見面,講講話,陳立夫即沉下臉來,冷冷地說:「時局如此艱難,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要搞歡迎會,只須找個較為清靜的地方,同大家見見面,談談心。」並再三囑咐王難三,會議規模不要大。他有他的考慮,局勢一天天緊張,如大張旗鼓地開什麼會,影響也大,於他自己的安全不利。    
    遵照陳立夫的囑咐,王難三將宴會地點選在江蘇同鄉會舉行,由重慶皇后餐廳承辦六菜一湯的湖北菜,而且嚴格控制宴會規模,參加人員除了內調局科級以上人員與重慶調查處骨幹分子外,還有重慶市黨部委員和重慶市參議員中的CC派分子以及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中的CC派分子,總計人數不超過100人。    
    這天,陳立夫準時來到江蘇同鄉會,他知道自己是為穩定人心而來重慶的,應該有一種「驟然臨之而不驚」的氣概,因此,他不時和一些人談家常,談地方風土人情,盡量裝出輕鬆自如、若然無事的神態。宴會開始時,他站起來,向大家發表演說,他說話很慢,聲音也不大,再也沒有了以前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他從國內的局勢談到國際形勢,他說美國原來的政策是「先歐後亞」,現在由於中國形勢發生變化,「先亞後歐」的論調抬頭了,這樣看來,美國是決不會放棄中國的,一定會以各種方式支持國民黨的。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短時期內一定要爆發,世界大戰一爆發,美國就會介入中國戰爭,國民黨就會轉敗為勝。因此他要求在座的人都留在大陸,作好準備,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作復興黨國的中堅。陳立夫的話只是在少數特務中引起了波動,他們真以為美國會支持他們,也真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蔣介石會打回來,便決定死心塌地為蔣家王朝賣命。但多數特務都耷拉著腦袋,心猿意馬,各打各的算盤,不怎麼理會這位黨國要人的精神訓話,陳立夫看到這場面,也覺無趣,便話鋒一轉,草草結束了他的講話。    
    在重慶的幾天,陳立夫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他行動詭秘、行蹤不定,有時出入一些特務據點,有時找來特務面授機宜。他知道內調局在大陸已經是壽終正寢了,要緊的是在重慶留下幾個通訊點,將來能與台灣聯絡通報。為此,他找來渝調處處長王難三,交給他300美金,指示他選定可靠人員在重慶佈置一部潛伏電台,以便在大陸解放後發揮作用。他再三強調要選擇可靠人員,王難三按照陳立夫的交代,選定曾任中統重慶區電台台長的彭衡負責辦理。並向陳立夫保證,這個彭衡絕對可靠。但就是這個可靠的彭衡,在重慶解放後,即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這部潛伏電台。不久,內調局四川調查處、重慶調查處、川康滇邊區調查處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軍開始攻打重慶,內調局副局長張益民倉皇逃往香港,其他大小特務在中統西南區區長徐政帶領下,狼狽逃竄成都。到成都後,誰也沒有心思搞什麼反共計劃了,都各找門路,準備逃跑。    
    為了收拾殘局,陳立夫壯著膽子飛往成都,他一下飛機,便召集特務進行訓話,給他們打氣,說什麼「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黨國即可復興」。但他的話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因為此時,人民解放軍已解放重慶,正以迅猛的速度向成都推進,特務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性命,都紛紛要求陳立夫安排他們逃跑,面臨這一大堆特務的後事,陳立夫確實為難了,他知道,運送逃台的飛機極少,國民黨一些重要人物都難以安排,何況這幫小嘍囉呢?他只得把事情推給蔣介石侍從室主任谷正綱,說成都飛台灣的飛機全部由谷控制,沒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飛機,並要求大家鼓起勇氣,堅持到底。    
    特務們似乎都清醒過來,他們知道此時此刻,陳立夫是不會管他們的了,於是,陳立夫講完話後,特務們便四處奔走,想盡辦法爭取登上飛台的機艙。由於機少人多,結果,少數逃到了台灣,多數則被拋棄在大陸,這些中統特務,平時作惡多端,以為準沒命了。但後來,共產黨並沒有殺他們,而給他們以多方面教育,使之獲得了新生。    
    國民黨內政部調查局在中國大陸只存在了7個月,便隨著蔣介石政權的崩潰而結束了,這個機構的結束,標誌著從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開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國革命、危害中國人民的中統特務系統在中國大陸徹底瓦解、徹底完蛋了。    
    陳果夫與陳立夫在政治上賴以生存的資本也基本輸光了。    
    


第六部分敗走孤島(1)

    陳果夫與陳立夫自恃國民黨槍多人多地盤大,又有美國人的支持,因此,他們竭力反對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政協會議後,他仍支持蔣介石撕毀協議,悍然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他們以為很快便可以消滅共產黨,實現其獨裁專制的一統天下。    
    但戰爭爆發後,並沒有按他們的願望發展,恰恰相反,結果是國民黨軍事大潰敗、政治大腐敗、經濟大危機,國民黨內也四分五裂,陷入一片混亂中。以蔣經國為首的三青團派逐漸崛起,企圖以團代黨,這對掌黨的CC派來說,無疑是個嚴峻的挑戰,二陳為此十分不安。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二陳找來一些CC派高級骨幹進行密謀。大家認為,蔣經國的勢力已不容忽視,由於有蔣介石的關係,他們不可能與之爭鋒。最後,大家想出個妥協辦法,即「黨」「團」實行合併,以此消彌三青團與CC派的矛盾,團結一致,共渡難關。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由龐鏡塘等人提出了「黨與團應統一領導」的提案,這一提案得到蔣介石的贊成,他也認為這是處理黨團矛盾的最好辦法,因為在黨團爭鬥中,他既不願兒子吃虧,也不能沒有CC派,只有黨團合併,雙方妥協,利益均存,才可以消除矛盾。他說:黨團如再不合並統一,「黨與團惟有同歸於盡」。於是國民黨中常會作出決議,「撤銷三民主義青年團,歸並本黨」。蔣介石為了表示他不偏向三青團,他將黨團統一事務交由陳立夫與吳鐵城、陳誠具體辦理。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會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統一中央黨部黨團組織案》,實現了黨團合併。陳果夫與陳立夫雖然都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但以蔣經國為首的大批原三青團骨幹,卻一躍變成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很明顯,黨團合併加強了蔣經國太子派的勢力,二陳勢力已成了強弩之末,「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時代宣告結束。    
    時局一天天緊張,呆在上海養病的陳果夫似乎也感到了蔣家王朝末日的到來。1948年的歲末充滿了陰冷、肅殺的氣氛,上海表面上華燈初照,霓虹閃爍,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實際上,國民黨達官貴人都在此清理財產,準備逃往台灣,到處是亂糟糟的。    
    國民黨政權江河日下,陳果夫的病情也一天天加重,一些親友都來勸陳果夫到台灣去養病,他卻故作鎮靜地說:「余實不能打算私事也。人之生命實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業可隨便放棄,生命即失卻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業維繫之故,今如放棄事業,即無命可逃。況此時何能庸人自擾耶?」話雖這麼說,內心並不能安定下來。11月13日,蔣介石高級幕僚陳佈雷自殺,這在陳果夫心中也投下了一道陰影,心情越是沉重。再加,每天傳來的消息都是國民黨軍隊丟城棄地,人民解放軍進展神速之類,陳果夫似乎聽到了由北而南的隱隱炮聲,他開始膽怯了,他開始考慮自己的生命了。11月15日,陳果夫終於拿起筆,向蔣介石寫了一封信,提出要離開上海到台灣養病的要求,蔣介石很快給予批准。    
    12月6日晚10時,陳果夫登上中興輪,離開上海前往台灣。他看著上海灘上那高低明滅的霓虹燈、那參差巍峨的樓宇,想到這一去不知能否再返這十里洋場,再返這生他養他的大陸,腦中不禁湧出了「一任朱簾閒不卷,終日誰來」的詩句,輪船徐徐開動,陳果夫長長歎了口氣,一股無名的惆悵在襲擊著他的心。    
    12月7日下午,陳果夫抵達台灣基隆港口,上岸後,再坐上火車,8日到達台中市,住進雙十路8號一間公寓,他在這裡度過了一年多的歲月。    
    蔣介石與二陳都希望通過黨團合併來彌合CC派與太子派的矛盾,但這種形式上的合併卻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國內形勢繼續朝著不利於國民黨的方向發展。到1949年1月,國民黨陷入軍事總潰敗、經濟總崩潰、政治總危機之中,在此困境下,美國支持桂系加強了倒蔣活動。蔣介石多次請求美國給予援助,均遭美國拒絕,後又派宋美齡赴美活動,也一無所獲。與此同時,國內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不失時機地發動了逼蔣下台的攻勢。    
    面對重重危機,蔣介石在接連碰壁、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1月16日召開國民黨要人及民社黨、青年黨代表開會,商討對策,一些人主張「政府迅速向中共求和」,邵力子「公然主張無條件投降」。陳立夫也參加了會議,他雖然堅決反對投降,要求大家團結一致,堅持到底,但卻是色厲內荏,他對目前的形勢也沒有把握,認為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已無能為力,他的下野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了。    
    1月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舉行政務會議,決定「願與共方先行無條件停戰,並各指定代表進行和平談判」。與此相呼應,社會輿論一致提出「非蔣介石下野,則和談不能進行」,時局至此,蔣介石深感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便於1月21日發表「引退」聲明,提出「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隨後回奉化溪口老家。    
    蔣介石的下野,使二陳似乎已看到了國民黨的最後失敗,也感到自己失去靠山,行將走向末路,因此他們深感痛心。    
    正在台灣養病的陳果夫得蔣介石下野的消息後,十分感慨,他在日記中寫道:「蔣先生第三次下野。前二次均有外敵侵入,一般人因而覺悟。這次共軍必更深入無疑,而各報對蔣先生之退並無惋惜之口氣,人心如此,有何公理。」他對逼蔣下野的李宗仁等桂系人物十分憤慨,認為他們為了自己私利而不顧黨國的前途。


第六部分敗走孤島(2)

    陳果夫錯誤地認為,造成今天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插手,「欲過問中國事,竟使中國淪入共黨之手,此時雖覺悟,亦已遲矣。」陳果夫始終也不明白,他們之所以失敗,是違背了人民的意願,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因而,不管是美國的支持也好,還是蔣介石重新上台也好,都不能挽救其失敗的命運。    
    二陳雖然對蔣介石的下野痛心疾首,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蔣介石並不感激他們,相反,他認為是二陳壞了他的事。是二陳操縱黨務,培植CC派系統,使黨內派系重重,矛盾迭出;是二陳搞特務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導致了他的失敗。蔣介石根本不願承認所有這些都是他縱容二陳搞的,他把一切罪責全推到了二陳身上。21日,當蔣介石發表引退聲明後,準備乘飛機離開南京時,陳立夫等人為了表示自己對蔣的忠心,前往送行。只見蔣介石鐵青著臉,見了陳立夫,氣不打一處來,厲聲說:「共產黨沒有打敗我,打敗我的是自家的國民黨。」陳立夫見此,便低下頭,不敢再說話。蔣介石還覺不解氣,用手指著陳立夫的臉,氣沖沖地說:「就是你們一班人」,並憤憤地發誓,再不入中央黨部的大門。這是陳立夫跟隨蔣介石20多年來,蔣介石第一次在他面前發脾氣。陳立夫在眾人面前被罵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呆在那兒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回來後,陳立夫想起被蔣介石痛罵的情景,又是委屈,又是惱恨,心想自己的一切行動都秉承蔣介石的意旨,要說錯,首先應錯在他老蔣,想不到他下台後,一股怨氣都發在自己身上,真是晦氣。他飯也不吃,蒙頭便睡,好些天都無精打采,見了人也懶得說話,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風。    
    後來,陳立夫又原諒了蔣介石,因為他離不開蔣介石這座靠山,他專程去了一趟溪口。也許蔣介石覺得上次說話太過火,這次見了陳立夫顯得格外親熱,於是陳立夫心中的惱恨也煙消雲散。蔣介石要他不與李宗仁合作,要他把CC派、孫科及其他不滿李宗仁的黨政要人運動起來,拆李的台,造成混亂,他好乘機東山再起。    
    陳立夫接受密旨回南京後,便開始暗中活動,他勸說孫科將行政院搬到廣州,使李宗仁的總統府只剩一塊空招牌,對此,李宗仁回憶說:「在蔣氏幕後指揮下,孫科派和CC系就聯合一致,共同來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堂堂一個總統府設在南京,而行政院卻遷廣州,這成何體統,李宗仁又氣又惱,他一面打電話給蔣介石,指責他不顧大局、暗中拆台的惡劣行為,一面給孫科打電話,要求行政院立即遷回南京。    
    蔣介石知道孫科耳朵軟,聽了幾句好話就變卦,怕他頂不住,即令陳立夫急飛廣州,穩住孫科,不理睬李宗仁。李宗仁見廣州方面按兵不動,知道行政院遷回南京已無望,便使出最後一招,決定在南京召開立法會議,準備搞掉孫科,宣佈行政院遷廣州是非法的。陳立夫得知消息後冷笑幾聲,他心中自有主張。他是立法院副院長,對立法院在什麼地方開會完全有權決定,李宗仁要在南京開會,他便提出在廣州開會,並暗中將很多立法委員接到廣州,李宗仁在南京開會的計劃落空。在無法可想的情況下,李宗仁只好派張群到廣州做說服工作,孫科由於有陳立夫的撐腰,乾脆不見張群。李宗仁還是不甘心,只好於2月22日親赴廣州,陳立夫與孫科都到機場見李,李宗仁避開陳立夫,單獨找到孫科,向他攤牌:現在華盛頓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孫科考慮再三,權衡利害,終於答應將行政院再遷回南京。陳立夫知道後,氣急敗壞地直奔孫科官邸,說:「你真糊塗!你知道背後誰在撐腰,他李宗仁能和總裁比嗎?」但孫科自認美國支持李宗仁,還是決定遷回南京。陳立夫無可奈何,眼睜睜看著孫科的行政院重回南京,他只能讓自己控制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不回南京仍留廣州。    
    孫科的行政院回南京不久,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23日,解放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南遷廣州。這時,陳立夫知道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不會久遠了,他開始佈置撤離大陸後的特務行動計劃。


第六部分敗走孤島(3)

    正如前面所述,首先,陳立夫派CC派特務骨幹朱凌雲到香港籌辦潛伏特務訓練班,計劃以香港為據點待大陸解放後,潛回內地進行破壞。其次,派特務到華北去,準備在綏遠和北平建立華北潛伏據點,以備將來進行破壞活動。再次,把情報活動的重點從大陸轉移到東南亞一帶地區,以對大陸造成情報包圍圈。對陳立夫的整個特務行動計劃,蔣介石十分讚賞,他專撥10萬銀元作為經費,給予資助。    
    但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這些計劃好多都沒有成功。    
    10月14日,廣州解放,國民政府匆匆逃往重慶。為了穩定人心,陳立夫也飛抵重慶。因局勢緊張,他為安全起見而深居簡出。不肯隨便露面。    
    在重慶,陳立夫加緊了佈置潛伏特務的工作,他興致勃勃地準備籌建「大西南指揮中心」,還派一些特務到四川各縣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同共產黨周旋。但這些計劃有些剛剛實施,有些還在擬定,人民解放軍就已逼近重慶。11月14日,蔣介石飛抵重慶,企圖作最後頑抗,但也無任何辦法,陳立夫後來回憶說:「繼而重慶吃緊,共黨已侵入外圍,錢幣一天天貶值,那時共黨特務工作比我們做得好,政府的一切行止,他們都清清楚楚,『兵敗如山倒』,蔣公到重慶沒多久,政府再從重慶遷到成都去,我也去了,那時亂得可怕,我的汽車也被搶去了。蔣公離開重慶時,座車幾乎開不出去,好不容易才開到機場。」12月23日,重慶解放。    
    29日,國民政府西逃成都,以作最後的掙扎。    
    為了收拾殘局,陳立夫也隨蔣介石來到成都。他將特務召集起來進行訓話,說什麼「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黨國即可復興」。但這些話也不能維繫人心了,大小特務紛紛要求陳立夫安排他們逃往台灣。陳立夫仍然要求他們鼓起勇氣,堅持到底。蔣介石到成都後,提出一個新的戰略計劃,當時有三種構想,一是退守雲南,二是固守川西,三是撤到西康。但當時川軍將領都不理睬蔣介石。一天,蔣對陳立夫說:「真奇怪,我召集軍事會議,一些人都不來了。」陳立夫一聽,就預感到要出事了,他認為三種構想已不能實行。當時蔣介石說:「下一步,你和閻院長先飛台灣,我準備去西康。」陳立夫即反對:「不能去那裡,劉文輝在那裡搞了幾十年,他如在機場請總統訓話,再來一次西安事變的翻版怎麼辦呢?」蔣介石沉凝一下說:「那我去雲南好了。」陳立夫又表示反對:「盧漢也靠不住,雲南絕對去不得。」蔣介石終於打消念頭,改派張群去,結果被盧漢扣留,幾天後,雲南正式宣佈脫離蔣政權轉向共產黨。後來陳立夫十分得意地說他在最後時刻做了對得起蔣介石的三件事:第一是有效地阻止了李宗仁對黨政權力的進一步謀取;第二,促成了蔣的復職;第三,救了蔣的性命。    
    此時,川軍將領紛紛起義,人民解放軍連克成都以南的簡陽、仁壽、樂山等地,切斷了國民黨的退路。陳立夫見勢不妙,雖要別人堅持到底,自己卻一分鐘也不能堅持,慌忙登上飛機匆匆逃離成都。不料飛機赴台途中,遭遇寒流、駕駛員臨時決定返回成都,當飛機緩緩降落時,陳立夫發現城市燈火輝煌,疑為是到了漢口,當時從皮包內取出手槍,準備自殺。旁人覺得奇怪,問明情由,告知是成都,一場虛驚才化為烏有。陳立夫忙問返航原因,才知是同機的閻錫山攜帶了數十箱金條,負載超重所致。後來,閻錫山減少了衛士,第二天飛機重新起飛,真正要離開大陸了。當飛機穿越群山之間,徘徊於雲海之上時,陳立夫的心情格外難受,作為敗軍之將,他有一種被自己國家拋棄了的感覺,將來的歸宿在哪裡,將來的命運如何,他自己也不能定,一種「天涯芳草迷歸路」的心情油然而起。    
    


第七部分曲終人散(1)

    當中國大陸歡慶解放,鼓樂高奏,禮炮聲聲,萬眾歡顏之際,陳果夫與陳立夫及他們的父親、家人在台灣孤島的台中市,在唉聲歎氣中迎來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灣,處於一種極度混亂之中。    
    經濟上,台灣全島面積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山脈佔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萬。在一般情況下,人民生活尚能過得去,現在一下子湧來200多萬軍民,人口壓力大增,這就使經濟狀況本來不太好的台灣陷於生產失調,通貨膨脹中。    
    政治上,國民黨大陸政權完蛋,敗走孤島後,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爭鬥,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遠走美國,蔣介石復出未久,各行政部門殘缺不全,一盤散沙,物換星移,人事全非。    
    軍事上,國民黨軍隊雖還剩下60萬,但都是敗兵殘卒,烏合之眾,虛張聲勢有餘,正式臨戰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門,而且驚魂未定,充滿恐懼心理。總之,整個台灣島處於惶惶不可終日之中。    
    陳立夫到台灣後,還想整理一下舊部,再張昔日雄威,但CC派有的留在大陸,有的逃亡海外,來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於找房子安排家屬,有的不想重操舊業,還有的剛從大陸逃來,余驚尤存,因此一下子很難再成勢力。陳立夫面對這倒塌了的CC派亂攤子,不禁發出無可奈何的慨歎,整天在百無聊賴中度日。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正式復職,他將大陸失敗的責任一概推給李宗仁,開始著手收拾殘局,苦心經營台灣孤島。蔣介石認為,台灣目前局勢不穩,以前大陸的一套人事顯然不適用了,要穩定人心,必須調整人事,因此,他大幅度更換了各級行政人選。其中包括:提拔陳誠擔任行政院長,以取代閻錫山;派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提拔年輕的周至柔任國軍總參謀長兼空軍總司令,非黃埔出身的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仍由桂永清擔任,蔣經國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    
    對於特務工作,蔣介石依然十分重視。還在1949年7月,蔣介石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召集人為唐縱,主委周至柔,成員有蔣經國、鄭介民、毛人鳳等。其基本任務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到了1950年,「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並規定「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均歸其管轄指揮」。實際上,這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取代了原中統,軍統的一切業務。    
    在蔣介石關於人事變動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沒有二陳兄弟的份,此時,陳果夫正在重病中,不可勝任工作,但陳立夫卻還年輕,僅只50歲,且身體正好,很可干一陣子,而蔣介石不給予他在調整後的政權中佔一席之地,這說明陳立夫在蔣介石心目中已無任何地位了。過去的CC派分子,一部分見陳立夫倒霉,便紛紛改換門庭,投奔蔣經國的門下,一部分無門可投的便似無娘的孩子,沒有著落。而此時,陳誠、蔣經國已統一了原軍人勢力和團派勢力形成絕對優勢,CC派鋒芒盡揠,銳氣盡消,從此一蹶不振。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海南島和舟山群島,台灣島內一片驚慌,蔣介石宣佈台灣進入戰時狀態。6月初,「戰時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宣稱要「向奢侈者挑戰,向腐化者開刀」。台灣島上再次籠罩恐怖氣氛。後來,朝鮮戰爭爆發,這種氣氛才逐漸沖淡。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開始考慮如何整飭政治,以匡系人心,早在1949年的歲末,蔣介石就反省了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及其教訓,他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國民黨本身的腐敗,「黨內不能團結一致,同志之間,派系分歧,利害摩擦,違反黨紀,敗壞黨德,以至整個的黨形成一片散沙,最後共黨乘機一擊,遂致全盤瓦解,徹底崩潰」。因此,需要徹底改造國民黨。基於這一目的,1950年1月,蔣介石便一手操縱成立了「國民黨改造研究小組」,加快了國民黨改造的步伐。    
    蔣經國、陳誠的勢力逐步強大後,便開始向一蹶不振的CC系發動總攻擊,他們提出必須對大陸失敗的責任進行清算。陳誠首先向陳立夫發難,他指使在立法院的青年團委員提出一個議案,要求擴大行政院職權,削減立法院的權限,結果,陳立夫組織反擊,在立法院會議上否決了這一提案。陳誠知道後大發脾氣,憤怒地說:「他們一定是CC派,現在這個行政院長,除了陳立夫之外,沒人能幹得了,我不幹了!」陳誠知道自己光有軍方力量還不行,必須聯合蔣經國才能趕走陳立夫,不然,自己沒有出頭之日。為此,蔣經國、陳誠大造輿論,認為大陸的失敗是黨的失敗,黨的失敗是CC派的失敗,作為CC派的首領,二陳兄弟應對失敗負責。    
    在此攻勢下,清算二陳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1950年7月12日,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240人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實施本黨改造,清算CC派。在此情況下,陳立夫知道自己大勢已去,也表示贊成改造黨,他向蔣介石說:「從本黨歷史看來,每次挫敗後,急應把黨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並主動承擔責任,說:「黨沒辦好及一塊缺失,最好把責任推給我們兩兄弟,將來改造後,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參加,庶幾總裁可以重振旗鼓。」陳立夫一番先入為主的陳言,倒使蔣介石有些為難,下不了拋棄二陳的決心。


第七部分曲終人散(2)

    但陳立夫手下的人卻不懂其中的玄機,企圖給蔣以壓力,阻止改造黨。在一次中央委員談話會議中,李宗黃等表示:「我們的意思是認為本黨之改造,至為必須的,最好是由幹部作建議,請總裁決定執行,免得總裁為難,而且亦合乎民主。    
    」蔣介石一聽勃然大怒,深恐改造大事一經討論便節外生枝,憤然斥責道:「你們如果不要我來改造黨,你們跟陳立夫去好了。」蔣認為陳立夫嘴上說得好聽,暗地指使人反對他改造黨。對此,蔣介石也不得不作認真考慮,他與二陳的關係雖然淵源深遠,但在目前情況,他深知,要渡過難關,必須倚恃忠心的軍隊和美國的援助,他不能得罪軍方實力派陳誠,也不能為了二陳而失卻美國的援助,因為美國人對二陳,特別是對陳立夫十分反感。同時,他要將大權傳給兒子蔣經國,而不趕走CC派勢力,就不能剷除蔣經國當權的阻力,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權衡,蔣介石決定拋棄二陳。    
    7月22日,蔣介石在台北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通過《本黨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會議決定授權蔣介石遴選15~20人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均停止行使職權。7月26日,蔣介石發表演說,聲稱國民黨在大陸造成失敗,必須自我檢討,說如不徹底改造,將有亡黨危機。他提出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負責重組國民黨,過去龐大的組織由大改小,撤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改以中央評議會代替。他宣佈了醞釀已久的國民黨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評議會委員名單。    
    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員會由陳誠、蔣經國、谷正綱、張其昀、張道藩、胡健中、陳雪屏等16人擔任委員,中央評議會聘任吳敬恆、居正、於右任等25人為委員。    
    在16人的改造委員會中,二陳兄弟均未上榜,CC派中僅張道藩列名其中;25人的中央評議會委員中,也僅只病入膏肓的陳果夫一人列名其中,從以上安排中,已經可以聞到人事傾軋的濃濃的火藥味了。    
    國民黨這次改造的結果,首當其衝地解除了陳果夫與陳立夫為代表的CC系的「黨治」大權。二陳執掌國民黨黨權長達20多年,權力膨脹造成了絕對的腐化,特別是抗戰勝利後又主持國民黨中央財委,擔任農民銀行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董事長,大肆斂財,使國民黨集貪污腐化於一身,就連與他們關係一直很好的陳佈雷生前對他們也有意見,說:「我過去還相信陳氏兄弟在金錢上總比較清白,不會貪污。今天一看,他們和孔、宋一樣,在搶肉骨頭。他們也接收,他們也爭,他們也辦起什麼銀行和經濟事業來了。他們過去罵孔、宋,今天唯恐學不到孔宋。    
    」陳佈雷當然看不到,CC派的腐敗實質上是國民黨的腐敗。現在,國民黨在大陸失敗了,CC派便成為被攻擊的主要目標,代替整個國民黨、代替蔣介石負起了大陸失敗的整個責任,他們被排斥在權力之外。從此,二陳在國民黨中的政治生命結束了,他們所領導的CC派開始成為一個歷史上的名詞。    
    陳果夫與陳立夫以反共開始,為鞏固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沒想到蔣介石為開脫自己,竟將在大陸失敗的責任全推到他們身上,為了傳位給兒子,又將他們一腳踢開,心中不免又氣又惱,又怨又恨,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又不好發洩,只得尋找機會,借題發揮。    
    病中的陳果夫受此打擊,病情越益加重,遵醫生囑咐,不可說話,陳果夫痛苦難言,以此為題,作了一首啞巴歌,歌詞曰:「啞巴哥,說不出話真痛苦,……聽得人家說話,肚裡更加不開心,若聞笑罵聲,面孔脹得紅又青,摩拳擦掌,膽小不敢爭。有時候像煞吃過黃連嘴裡苦,有時候像煞受了冤屈沒處伸。啞巴哥,不能說話苦得很。」這哪裡是寫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陳誠、蔣經國的攻擊,得不到蔣介石信任時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種曲折反映,也是對蔣介石的一種無力的抗爭。    
    當然,陳果夫在表面上也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他給自己寫了一副對聯:「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輕權、輕利、輕名,修得長生」,以為警戒,似乎他把名利看的十分淡薄,但內心總是覺得不舒服,有時又不免大發牢騷。8月20日,張道藩來訪,陳果夫見了老部下,頓覺十分親切,張道藩雖然名列改造委員會委員,但CC派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種擺設,大權實為陳誠、蔣經國在握,二人見面,都有一種惺惺惜惺惺之感。二人談起台灣政局,又不免議論起陳誠與蔣經國來,陳果夫又是一陣冒火,張道藩即勸他此種情況下以不多說話為佳,陳果夫仍然不能平靜下來,他說:「有關國家前途之事,此時不言,實在有點忍不住。」但不管陳果夫發牢騷也好,藉機諷喻也好,他們政治上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陳立夫與陳果夫不同,他對蔣家政權,既有不滿的言語,更有不滿的行動。他還年輕,身體也還可以,他似乎要對自己過去的一切,不管是輝煌的也好、是骯髒的也好,進行冷靜的思考和反省,他要躲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他也似乎看穿了自己曾經從事過的,現在又拋棄了自己的「政治」,他覺得台灣這小小的島嶼沒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多有「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之慨,他要離開台灣,離開「政治」,遠走重洋。他向蔣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打算,他誠懇而堅決地說:「我受總統熏陶25年,但我很慚愧,沒什麼表現,很感罪戾。我出國了,今後一切政治問題,請勿再找我,我一向對此不感興趣,……」言語之間,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憤懣。


第七部分曲終人散(3)

    陳果夫知道弟弟要離開自己、出走異國的消息後,心情十分感傷,這一去可不像當年留學美國,幾年後還會回來,他知道陳立夫的性格,這一去再不會回來了的。儘管如此,他還是支持陳立夫遠走高飛,台灣的現實他比誰都清楚,人事傾軋,殘酷無情,陳誠、蔣經國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因而離開台灣是最好的選擇。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將不久於人世了,這次離別將是兄弟間永久的訣別。8月3日,陳果夫顧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來,支撐著身體,給陳立夫寫了一封信,信中雖也冠冕堂皇地要陳立夫離台到國外後,多「考察研究經濟恢復與建設事業」,但更多的卻是在平淡的語言中所透露出的他與陳立夫之間的手足深情。    
    陳立夫在一切都準備好後,最後一次在台灣公眾場合露面是出席「中國工程師協會」的年會,這個協會是陳立夫所能堅守的最後一塊陣地。在和會員們見面時,一些CC派分子都勸他不要離開台灣,表示願意繼續跟隨他奮鬥。這種情誼令陳立夫十分感動,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確。但也就在此時,蔣介石派人送給他5萬美元,說是作為資助費用,這架勢,實際上是趕他快點離台。蔣介石這一舉動促使陳立夫下定最後決心,盡早離開台灣。    
    臨行前,為了顧及各方面影響,陳立夫還是專程去向蔣介石辭行。蔣介石正好外出沒回,宋美齡在家。宋美齡知道陳立夫要走了,裝出十分親熱的樣子,送給他一本《聖經》,關切地說:「你在政治上負過這麼大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感到很難適應,這裡有本《聖經》,你帶到美國去念吧,你會在心靈上得到不少慰藉。」沒想到幾句關心的話,倒激起了陳立夫心中無限的怨氣,他指著牆上掛的蔣介石肖像,言語低沉,字字含恨地說:「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蔣介石)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耶穌的信任嗎?」說得宋美齡一時無話可答,十分尷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時,陳立夫偕夫人孫祿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坐飛機啟程。他將先到菲律賓,再由菲律賓飛往法國,轉瑞士,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世界道德重整運動會議,開完會後,他將寄居美國,在那裡度過他晚年的歲月。這天早晨,到機場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為陳立夫的門生故舊,即CC派同人,也有親戚朋友,台灣黨政要人,這些人中,有的是懷著真心實意的情感來送行,有的是礙於情面,作禮節上的應付,有的則是幸災樂禍。總之,300多人的送行場面,既壯觀,也熱鬧。但對於陳立夫來說,此時此刻,心中多少滋味,卻是難與君說,飛機徐徐升起,他望著那逐漸模糊的人群,逐漸模糊的海島,突然想到了杜甫的兩句詩,「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一種孤獨感湧上了心頭,他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台灣,更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到他的家鄉——吳興。    
    


第七部分死而有憾(1)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陳立夫離開台灣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接替原中央黨部職權,掛牌辦公。這樣,自1926年以來,第一次沒有陳氏兄弟參與的國民黨中央機構開始運轉。此時,留在台灣的陳果夫所有的要職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個榮譽性的職務:中央評議委員、交通銀行董事、中央銀行理事。當然,這些對陳果夫來說,已是無所謂了,因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關鍵的是經濟上陷入困境,陳果夫所患的是肺結核與肋膜炎,以及晚年並發的喉結核等,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藥費,有些藥要到國外去買。過去權高位重,這些問題自然好解決,現在時過境遷,陳果夫開始體驗到捉襟見肘的尷尬。剛開始,陳果夫自視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後來,日子一天天艱難,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給交通銀行總經理趙棣華寫了一封信,敘述了自己的處境後,提出發給自己兼職董事車馬費的要求。趙棣華多年為陳果夫部下,素知他的為人,現在見其親筆信,知道他實在是困苦不堪,於是親自將車馬費送至府上。同時請台灣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將陳果夫的窘境轉告蔣介石。    
    蔣介石得知陳果夫狀況後,似乎有點過意不去,想到當年陳其美對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陳兄弟對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時也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開的老部下的人心,蔣介石當即給陳果夫批了5000銀元作為醫療費,另外還批給一筆特別費用,以作緊急之用。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陳果夫59歲生日,蔣介石帶著太子蔣經國親自前往陳家祝壽,並親切詢問病情及治療情況。聽陳果夫說主要以中醫治療後,蔣介石還勸說「還是西醫可靠」,表現出一片關切之情。儘管如此,陳果夫「鬱鬱苦不展」的心情還是難以撫平。    
    由於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纏身,他內心極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難熬的一年。為了消磨時光,他想寫一本回憶錄,將他40多年來的經歷與主張,如水利、合作、廣播、電影、金融、禮俗、醫藥、衛生、建築、計劃、經濟、教育、人事、個人道德、組織、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來源、黨務、豪門等分門別類寫出來。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與遭謗之由來」。實際上,他是要向蔣介石表白,他是忠於蔣介石,忠心耿耿為蔣介石辦事的,希望以此讓蔣介石能發惻隱之心,對他陳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時期內完成這部大型回憶錄,但他的病情卻是一天天加重。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斷斷續續拖了一個多月。後經台中陸軍醫院副院長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佶、內科主任張協時等到寓所聯合會診,方才止住,但體質已比前大為虛弱。    
    9月份,張靜江在美國紐約病故,消息傳來,陳果夫又是一陣感傷,不禁想起當年在上海辦交易所時二人親密相處、大革命時期二人過從甚密的情誼,便勉強支撐起床』,寫了一篇《紀念靜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報》發表。不久,他的故友趙棣華、張簡齊、俞松筠等相繼謝世,更添幾分惆悵,不覺有一種「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的感覺,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陳果夫雖然躺在病床上,他還是比較注意大陸及海外各方面的情況。12月,他得知大陸方面召開中醫藥會議,很是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共黨各方對此似比吾人在京時更為重視。」這在當時海峽兩岸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陳果夫的態度應該說是客觀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1950年年底,陳果夫完成了回憶錄之一《蘇政回憶》,他似乎鬆了口氣,自覺精神狀態還好,準備到了第二年,再寫其他方面的回憶錄。12月31日,陳果夫坐在床上靜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湧上心頭。每年的最後一天,他總有回顧一年工作的習慣,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回首往事,他給自己做了一個大概的總結,認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脫俗,主要有以下幾點:(一)住繁華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二)管錢始終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三)讀書未尚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倖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七)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客觀地說,陳果夫為自己所作的這個總結,有些還是公允的,如第一條、第三條、第八條,陳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條,卻是自欺欺人的,不愛錢嗎?不植黨嗎?不作威、不作福嗎?不作固位之想,沒有倖進之圖嗎?陳果夫的一生為此作了最好的註解。    
    1951年1月22日,陳果夫由台中市遷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樓。到台北後,延醫購藥比以前方便多了,這對醫病確實有利。但來訪客人卻比以前增多,這又不利於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個台島的政治中心,陳果夫處於政治失意中,覺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樣說話隨便。一天,有位來客開玩笑說:「台中天高」,陳果夫馬上接道:「皇帝遠!」這一幽默的對答曲折地反映了陳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謹慎處世態度。    
    6月至7月間,台北天氣酷熱無比,處於病中的陳果夫覺得十分難受,每天只能起床一個小時,時間稍長一點便不能支持,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躺在病床上,體溫總在攝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膿愈多,心臟亦漸弱,自12日起,由吳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舊創口射入,每針藥水原為10CC。但初次僅打2CC,約3刻鐘後,咳嗽味苦,可見其已入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餘分鐘,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時幾乎轉不過氣。」8月18日,經醫生用X光拍照,證實結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並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腦後,其生命已經處於垂危時期。陳果夫知道自己的時日已經不多了,一種「日覺死生忙」的感覺悄然升起。但他還關心著台灣的政局,還關心著國民黨的前途,他將自己經過長期考慮的對國民黨、對政府、對社會、對人生的各種意見集中起來,掙扎著起床,由人攙扶著,寫於紙上,名曰「諍諫之文」,派人呈送蔣介石,以表明他對國民黨、對蔣介石的一片忠心。


第七部分死而有憾(2)

    8月25日上午,陳果夫病勢急轉,體溫驟然增高,口中發出囈語,到下午2時後,便進入昏迷狀態,體溫高達攝氏40.5度,醫生匆匆趕到,進行緊急會診後,便覺再無回天之力,延至4時52分,陳果夫溘然長逝,終年60歲。    
    陳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強作歡顏的複雜情感中離開人世的。在他60年的歲月中,在他從家鄉吳興出發直到台灣海島的漫長人生軌跡中,他對於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無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積極參加反清鬥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抗戰時期,他主張抗日,主張國共合作,為時人所稱道;在主持蘇政時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風吏治,多少對人民是有益的。但陳果夫把自己綁在了蔣介石的戰車上,頑固地反共反人民,為維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盡心盡力,到頭來,不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為蔣介石所拋棄,成為一個悲劇式的人物,這是陳果夫所不能預料到的。    
    國民黨蔣介石雖然對陳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經死了,也得裝模作樣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撫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國民黨的元老。在陳果夫逝世的當天,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便成立了治喪委員會,推定委員37人,重要人物有陳誠、蔣經國、何應欽、王世傑、吳國禎、周至柔、張道藩等,由CC派骨幹洪蘭友任總幹事。    
    8月26日,陳果夫的父親,81歲高齡的陳其業專程從台中趕至台北護喪。26日、27日蔣介石兩次到存放遺體的極樂殯儀館弔唁,他望著陳果夫的遺體,臉上現出哀痛的神情,幾度鞠躬,似乎要陳果夫的在天之靈對他予以原諒。同時,蔣介石還送來了親筆寫有「痛失元良」的挽額,可謂仁至義盡了。其他一些國民黨上層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陳果夫敵手的人,也跟著蔣介石來稱讚陳果夫,說他是「標準黨人,是北伐到遷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黨內確有其組織的天才和領導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總之,一夕之間,陳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蔣介石回來後,還覺不盡滿意,9月15日,他親自頒布了所謂「褒揚令」,稱陳果夫「資性弘毅,志行純篤,纘承革命家風,效忠三民主義,越四十年如一日。」對他民前加入同盟會、參與武昌起義、討袁、北伐,抗戰等一一歷數,對他辦黃埔軍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維禮俗,研考衛生、改革地政、倡導合作等一一稱道,認為「卓著勖勤」、「均彰懋績」,特別是刻意表彰他「對於共匪倡亂,尤能燭識機先,悉力防杜,冒險犯難,弗渝初志」。以期借陳果夫之死,在台灣島內掀起反共聲浪。但蔣介石越是這樣三番五次地哀悼、弔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裝模作樣和虛偽做作,是一套籠絡人心的做法。    
    此時,遠在美國的陳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後,悲從中來,但他沒得到蔣介石的許可,不敢貿然返台參加葬禮,只能獨處異鄉、灑淚遙祭。    
    陳果夫的墓地選在台北市郊觀音山西雲寺右側一塊山地上,這裡環境幽靜,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陳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並不會中意的,他倒是喜歡他的家鄉浙江吳興,莫干山的嫻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無際,這是他始終縈懷於心的。他曾經寫過一首名為「故鄉」的詩:「我希望我的故鄉,山河無恙;我希望我的故鄉,人文發揚;我希望我的故鄉,腥膻洗盡,從此無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鄉,愛我如慈母,不讓我飄泊他鄉,我愛我的故鄉,我永遠不願離開我的故鄉。」詩行中,跳躍著他愛故鄉的鄉心,詩韻裡,寄托著他愛故鄉的鄉情,可現在,他卻離開了他的故鄉。秀麗的觀音山和浩瀚的太湖雖然都是中國的錦繡山河,但茫茫的海峽卻將它們隔成兩個天地。儘管吳興已是山河無恙,人文發揚,腥膻洗盡,無人敢侵略,而陳果夫只能拋骨異鄉。    
    1951年11月4日,陳果夫靈柩在觀音山墓地舉行了安厝典禮,鼓樂聲中,一代特務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長眠在這裡。    
    


第七部分客居異國(1)

    陳立夫曾於1948年參加過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會,那次是由美國參眾兩院45位議員聯名邀請,何等榮耀之至。而今才過兩年,陳立夫已是被人拋棄的敗軍之將,由於當時瑞士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不歡迎陳立夫,使之連入境都成困難,後由世界道德重整會議擔保才予簽證。兩次開會,待遇有如雲泥之隔,陳立夫不由感慨萬端。因此,會議開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國郵輪,前往美國,並決計長住那裡。    
    陳立夫到了美國,說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遠離政治又談何容易,長期以來形成的立場、觀念,要改變卻並非易事,「剪不斷,理還亂,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    
    到美國後,從事什麼工作以打發餘生呢?陳立夫正在籌劃之時,聽到一個消息,說是當地華人中有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報紙《華美日報》要轉讓,而且風聞中國共產黨急欲將此報買到手。陳立夫一聽,心中的反共情結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讓報紙被中共買去,成為其宣傳工具,一定要搶購過來,以此為陣地,宣傳反共復國,使之成為反共的精神堡壘。    
    於是,陳立夫匆匆找來了在美國的一些故舊和CC派人物,由曾擔任過糧食部長和財政部長的徐堪拿出一萬美金,陳立夫、潘公展、項定榮、薛光前、賴璉、董霖、陳慶雲等七人湊足一萬美金,共2萬美金買下了《華美日報》,由徐堪任董事長、陳立夫任副董事長、潘公展任社長、賴璉任主筆,開始了辦報的行當。    
    陳立夫廣泛利用過去的關係,羅致一些輿論高手,撰寫各類文章。由於潘公展曾擔任過《申報》總編輯,賴璉擔任過《中央日報》總編輯,有辦報的經驗,因此,《華美日報》一度辦得較有起色。而辦報也成為陳立夫到美國後所做的第一項工作。    
    但報紙的發行量畢竟有限,經濟收入也不大,不是養家餬口的長久之計,必須再找另外的工作。最初,有很多人介紹他去大學教書,陳立夫頗是有些心動,因為他是學礦冶的,可以教礦冶學,另外,他對哲學和中國文化也有研究,可以教哲學或中國文化,他也很願意去做教師工作。但就在此時,他女兒陳澤蓉中學畢業,要到紐澤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學院學美術,為了照顧女兒生活,陳立夫想到湖林城去。    
    湖林城冬天十分暖和,是美國著名的避寒勝地,這裡有很多頗具規模的大旅社,冬季生意興隆。同時,湖林城又是美國有名的養雞中心,大大小小遍佈眾多的養雞場。這時,有個叫胡定安的人,過去曾任江蘇醫學院院長,也在美國謀生,他與陳立夫過去私交很好,便找到陳立夫,提出到紐澤西去辦養雞場,陳立夫沒多考慮便一口答應。    
    陳立夫為什麼願意到紐澤西去養雞呢,據他所說,有三條理由:第一,可以照顧女兒生活;第二,美國蛋價較高,養雞頗能賺錢;第三,此前投身政治,伺候蔣介石和黨內黨外不少人,而竟不被諒解,此後不想再伺候人,現在去照料雞,去找一種與伺候人完全不同的感覺。恐怕第三種理由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之所以要去辦養雞場的內心真實寫照。    
    陳立夫約好胡定安,先去紐澤西考察了數十家養雞場,最後選擇一家比較便宜的小型養雞場並買了下來。成交時要47000元美金,可先付2萬元,其餘分期10年內給付。儘管首期只付2萬元,但對陳立夫來說,是一筆大數額,他當時只有4000元家當,而胡定安也只能拿出4000元,陳立夫只好向一些朋友去借,孔祥熙十分慷慨,一下子拿出8000元,另外4000元則由其他朋友湊足。這樣,養雞場終於買了過來,陳立夫也開始從事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職業。    
    美國養雞,一般都是機械化,飼料都是用機器定時傳送和控制,雞蛋的挑選、分類、裝箱也一般用機器。而陳立夫的雞場則是簡陋的小雞場,十間雞捨,每間養500隻雞,總共養了5000隻雞。什麼都是人工,好在當時陳立夫50多歲,健康狀況還好,一百磅的飼料,他一彎腰就能扛起來,成天在雞場幹得樂呵呵的,甚至過去有的脊背疼宿疾,也經雞場的勞動而不再復發了。    
    陳立夫是學工程的,什麼都講按科學辦事,實現從黨務專家向養雞專家的轉變並非難事。他喜歡鑽研,喜歡看書,他很快掌握了一些養雞的專業技術,如他自己所說:「幹哪一行,必須瞭解一行」。通過學習,他懂得了「買小雞也是一項大學問,最重要的是能辨別雌雄問題,因為買了雌雞才會下蛋,如買來公雞就蝕老本了」;小雞買回來,「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設備,待慢慢大起來,並須請專家打針,然後放到室外,且應嚴防黃鼠狼侵害,因此門窗要緊,日夜加以照料」;雞下蛋後,對蛋的銷售,「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機器挑選、分類,使蛋能保持一定重量,不使過小者摻雜其中,並加以洗濯,以維護生產品質與信譽,為保持新鮮度,須當天裝箱,以供收買者取貨」等。為了節省運費,陳立夫買了一輛破舊汽車,雞蛋裝箱後,他自己親自駕車,將雞蛋運到附近銷售。


第七部分客居異國(2)

    在陳立夫的辛苦努力下,雞場順利辦下來了,半年下來,竟賺了5000元,為了減輕勞動力,加快雞場發展,陳立夫用所賺之錢買了三部輸送飼料的機器,並開掘了一口深水井,逐步改善了養雞的條件。再加運氣好,沒有出現雞瘟等麻煩事,雞場的利潤也提高很快,一片興旺景象。陳立夫十分開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開始從「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苦悶情緒中解脫出來。    
    但好景不常,幾年後,美國東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車,使紐澤西養雞中心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脅。因西部地區養雞是放飼於田野間,雞蛋質量好而且成本低,高速公路的開通,使之能夠非常便捷地運到紐約市場銷售,紐澤西失去了近水樓台的優越性,市場份額逐步被搶走。陳立夫隔壁是一個猶太人辦的雞場,他很有眼光,告訴陳立夫說:「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雞蛋源源運來,競爭困難,我們不能養雞了。」於是,猶太人斷然把雞場賣掉了。與陳立夫合夥的胡定安見勢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陳立夫夫婦留下來慘淡經營。    
    陳立夫的雞場每況愈下,每月最少減收3000元,生活也越來越困難,儘管一再節省開支,還是周轉不靈,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貸維持,待辛苦賺得一點微薄利潤時,又忙著去還貸,處於負債經營,捉襟見肘的境地。遠在台灣的蔣介石知道陳立夫的窘境後,出於舊情,每年總有一兩次寄來二三千元,數目雖不多,對陳立夫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這也使得陳立夫在歲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蔣情緒時,又淡淡生出一絲感激之情。    
    雖然雞場經營困難,生活艱難窘迫,但陳立夫十分樂觀,白天,他像年輕人一樣奔忙於雞群之中,手不停腳不停地做著重活、苦活;晚上,閒了的時候,陳立夫找來一本《易經》,看得津津有味。這部完成於殷周之際的書,一下子對陳立夫產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澀的語句闡述的萬物交感、發展變化的觀念,似乎與心有靈犀的陳立夫有相通之處,特別是書中所強調的「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這種物極必反的原則,似乎早就為陳立夫指明了他在國民黨中由泰到否的這種必然歸宿,他越看越有興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農活便拿起這部奇書,不倦地看、反覆地讀,並融匯自己的體會,寫出讀書心得。同時,陳立夫將儒學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四書全部集納,重加次序,歸納詮釋,使之成為一個系統整體。後來彙集成冊,取名《四書道貫》,本來,陳立夫從抗戰時就已開始做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於處於戰爭年代,沒能做成。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周恩來見了陳立夫,都關切詢問《四書道貫》的撰寫和進展,稱讚他在進行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但由於政治事務纏身,也無暇完成這一工作,現在異鄉他國,終於能坐下來,完成這一心願了。    
    《四書道貫》寫成後,陳立夫將初稿送給一些朋友閱讀,如劉百閔、潘公展、陶百川、錢穆等,請他們提意見,這些人看後一致稱讚,認為有學術價值,錢穆還為書寫了序言。世界書局的吳開先曾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是陳立夫的老部下,出於對過去上司的尊敬,答應承印《四書道貫》一書。結果,出版後,竟十分暢銷,一版再版,總銷量達萬餘冊,學術上的收穫使陳立夫陶醉,他覺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陳立夫「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隱居生活沒有過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蹤。於是,不時有記者、作家及當年故舊前來訪問,陳立夫的平靜生活又被打亂。他熱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紹他的農場、他的經營、他的生活、他的讀書體會,對這些,他津津樂道,興趣盎然。一旦客人談及台灣政治及以往在大陸時期的經歷,他就緘口不言,保持沉默。有些記者並不灰心,窮追不捨,再三提問,陳立夫實在被問急了,便簡單地回答:「過去國民黨是我一手搞的,過去的黨打敗了,打敗了就打敗了,敗軍之將不可言勇,有什麼好談的呢?」有人問他是否還準備再回到台灣,重返政壇,他的回答十分堅決:不想回台灣,更不會再返政壇。表示要在美國度過他的人生的最後歲月。    
    但世間的事情往往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1961年2月中旬,陳立夫接到蔣介石從台灣拍來的電報,告訴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國」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他想到10年前,為了政治原因而義無反顧地丟下80高齡的老父遠走異國他鄉,已屬狠心;後來其兄陳果夫病逝,他強忍悲痛,沒回台灣,也屬不近人情;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灣,必為千夫所指。作為提倡中國文化、提倡傳統道德,把忠孝二字掛在嘴邊的陳立夫來說,沒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親。於是他將農場的幾千隻來亨雞賣了,辭退了工人,然後返回台灣。


第七部分客居異國(3)

    2月24日下午3時20分,陳立夫偕夫人孫祿卿在濛濛細雨中飛抵台北機場,1000多人守候在機場迎接,台灣黨政要人陳誠、蔣經國及故舊朱家驊、李石曾、陳啟天、莫德惠等人親臨機場,歡迎這去國十年的天涯遊子。對此,陳立夫深受感動,他在機場發表書面聲明,說明自己回台灣純粹是探望病中的父親陳其業,沒有任何政治意義,不久,他將返回美國。說陳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滅,也不符事實,幾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給他的印記是深刻的,他當年遠走美國也只是想避避風頭,後來看到陳誠、蔣經國的根基越來越穩,他東山再起的念頭才逐漸打消。這次有機會重返台灣,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還想順便觀望一下台島的政壇,試探一下蔣介石對他的態度。如台灣能夠容他,他想盡快結束寓居海外、自謀生計的這種孤獨生活。    
    第二天上午9時,陳立夫前往總統官邸晉謁蔣介石。顯然,陳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並沒有完全熄滅,他想試探一下蔣介石對他的態度,是否會因歲月的流逝洗刷一些過去的恩怨,對他有所回心轉意。但陳立夫想錯了,此時的蔣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蔣經國扶上總統寶座,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讓陳立夫捲土再來,擾亂他這個獨來獨往的王國呢?所以,蔣介石見到陳立夫後,表現出一副不冷不熱的樣子,只是詢問了他在美國的一些情況,並告訴他陳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灣大學臥病的情況,以及陳果夫當年逝世的後事處理情形,說完這些後,便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除蔣介石不冷不熱的態度外,台灣各報對陳立夫的返台也很少報道,「新聞界除對陳氏行蹤及其尊翁病況略有報道,此外甚少評論,以陳氏過去之□赫,受其扶掖提攜者頗不乏人,似不應相喻於無言中,顯出如此落寞。尤其與陳氏關係極深的某黨報(指中央日報——著者),竟無一詞一字歡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涼之感」。當然,這怨不得新聞界,報紙宣傳的基調是蔣介石對陳立夫態度的反映。蔣介石不歡迎陳立夫,報紙豈敢去大張旗鼓地宣傳呢?台灣的一切令陳立夫十分灰心,他決心處理父親的事後即離開台灣。    
    陳立夫返台後,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親。他一下飛機,「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但陳其業年事已高,雖經名醫診治,終於壽終正寢。陳立夫辦完喪事後,即悄悄返回美國。他這次總共在台灣呆了42天。臨行前,他考慮到將來不可能再回台灣,特別去遊覽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領略了台灣寶島的壯美風光。    
    


第七部分涸轍猶歡(1)

    回到美國,陳立夫整理家園,再續舊業,一切又和以前一樣,喂雞、賣蛋、讀書、寫字,又成為陳立夫的主要樂趣,由於時間充裕,他還應邀擔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隔幾天,到大學去講講課。日子過得倒也逍遙,真有一種「或植杖而耘籽,樂琴書以消憂」的快樂心情。    
    然而,養雞場困難越來越大,銷售額直線下降,陳立夫再也不能為此冒險犯難死撐下去了,於是,萬般無奈之下,他決定關閉養雞場。從1953年開始到1961年,八年的養雞生涯終於結束了。    
    雞不養了,無事可做,陳立夫反倒有一種失落感,似乎自己遠離了社會,遠離了生活。正在此時,一個中國人辦的基金會向他發來了邀請。這個基金會想將普林斯頓大學蓋斯特圖書館數千本中國醫藥書籍加以整理,考慮到陳立夫對中國醫藥事業的研究興趣和厚實的中國文化根底,便請他主持其事。陳立夫正閒著無事,想到如能將這些中醫典籍整理出來,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因此一口答應下來。    
    普大圖書館的這批中國醫藥典籍,是由一位猶太人蓋斯特先生所收集。這位蓋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嚴重眼疾, 給他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事業有成後,遍訪世界各地名醫,但始終不能如願治癒。後來,他到了中國,瞭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藥自古以來就十分出名,於是他買來定州眼藥,使用後不久,蓋斯特的眼疾奇跡般地痊癒了。因此,蓋斯特深感中國醫藥的神奇與偉大,以後,他每年撥出一筆資金,交付大使館裡友人代為收購中國醫藥書籍。若干年下來,為數已相當可觀,他便把這些書運往加拿大,暫時放置在一政府機構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風條件不好,不利於古籍的保存。後來,他想將書放到友人愛因斯坦那兒去,因那兒有個研究中心,愛因斯坦說:「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沒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剛剛落成,寬敞明亮,條件不錯,可以存放在那兒。」於是,這批中國醫藥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圖書館。普大圖書館曾邀請胡適做目錄,胡適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這一任務,可見這批典籍數量之多。    
    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很快擬定了一個古籍整理計劃,大要是將中醫對各種疾病如傷寒、中風、糖尿病等的診斷、醫治及治病的各種藥方編成一套中醫藥大全的書,並作中、西醫的對照。計劃送到基金會,該會主席弗格森提出一個建議,說是既然搞中西醫對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西醫教授一起參加,將會有利於整理工作。於是陳立夫找到了一個叫莫爾的普大醫學教授,莫爾的夫人是中國人,他本人也會說中文,陳立夫問他是否有興趣共襄義舉,莫爾欣然接受了邀請。    
    隨後,基金會請著名中藥研究專家陳克恢先生審閱了陳立夫上報的計劃,陳克恢看後十分滿意,在審閱意見中表示:「請陳立夫先生主持此計劃很好,因他對中醫藥也深有研究。」於是,基金會通過了陳立夫的整理計劃,表示第一年給予2萬美金的費用,此後每年也將陸續撥給經費。    
    如果此計劃能完成,真可說是件名利雙收的事情。但天有不測風雲,那位協助的美國人莫爾卻起了黑心,他想排開陳立夫,由他自己獨做,以獨享這巨大的名利。莫爾單獨向基金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結果,基金會主席弗格森斷然拒絕了莫爾的意見,弗格森說:「此事不可以這樣做,因為該計劃最初是由我們邀請陳先生並由陳先生擬定整理計劃的,你是幫他,加個名字而已,你只可幫他,怎可喧賓奪主呢?」莫爾見其狡計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為威脅。陳立夫親自登門協商,莫爾卻不接見。後來,陳立夫又托普大圖書館中國圖書管理人童世綱轉圜,表示:「閣下要辦也可以,我幫你也行,但應規規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錢不幹事。」莫爾是想根本排掉陳立夫,自己獨干,而且是想拿了錢應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絕了陳立夫。    
    這樣,整理中醫藥典籍一事因莫爾的搗亂而功敗垂成了。陳立夫深深感歎,美國社會,人心也實在險惡。    
    整理中醫藥典籍沒弄成,陳立夫經濟已是十分困窘。此時,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長商量,聘陳立夫為該校高級研究員。由於該校現代史研究所韋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項中國近代歷史筆錄計劃,包括訪問孔祥熙、李宗仁、顧維鈞、陳光甫、曾琦、張發奎、胡適之等中國近現代社會名人,記錄整理後出版回憶錄。因此讓陳立夫協助做這一工作,並要陳先整理自己的回憶錄,以第一章作為範本,向福特基金會申請批准贊助經費。    
    陳立夫接受了邀請,於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派一位叫夏蓮英的華人小姐,每週到陳立夫家作錄音訪問一天,這樣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後來,哥大現代史研究所認為陳立夫還年輕,應先去訪問年齡較大者,因此便將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訪問陳光甫、曾琦、張發奎等人,而將訪問陳立夫的事擱置下來,陳立夫也就無事可幹了。    
    萬般無奈之下,陳立夫便和過去幾位養雞的朋友商量,合夥做皮蛋生意。他們說做就做,弄來一張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陳立夫閒置的雞捨做廠房,很快,皮蛋做出來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場上去賣,很受華人歡迎,稱之謂「陳立夫皮蛋」。    
    生意一炮打響,使陳立夫很受鼓舞,於是他們擴大業務,將皮蛋廠組成食品公司,擴大規模,增加品種,如做月餅的蛋黃、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醬等。這些產品雖說手藝不是最佳,但在異國他鄉,很能勾起華僑的鄉情,受到華僑的喜愛,都深受歡迎。特別是辣椒醬,味道好、價格便宜,遠銷到西部舊金山一帶,華人親切稱之謂「陳立夫辣椒醬」。


第七部分涸轍猶歡(2)

    正當陳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時候,一場森林大火突然發生,陳立夫的三排雞捨廠房、外加他一部新買的座車在大火中化為灰燼,望著敗壁殘垣,焦土余煙,陳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樣,傷心到了極點,燃不起半點希望。    
    本來,陳立夫的養雞場過去一直是投保1.6萬元,後來不養雞了,雞捨閒置。保險公司的人因和陳立夫有8年的交往關係,便好心地勸他說:「雞不養了,何必再保那麼多的險呢?可以少保一點。」這樣,陳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剛好退掉不久,便發生了這場大火,因此保險公司只理賠4000元,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這時,好心的人勸陳立夫賣掉地皮以安度餘生,也有的勸他回台灣去,免得為生計發愁,兒女們都打來電話,寫來充滿親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們一起,安享天年。    
    兒女們的建議一度打動過陳立夫的心,此時,陳立夫的長子陳澤安在威斯康辛大學已獲博士學位,次子陳澤寧也已完成博士學業,服務於美國一家大電子公司,女兒陳澤蓉已結婚,家庭經濟條件十分優越,老四陳澤寵在普渡大學研究所攻讀航空工程,可以自立。陳立夫與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現在是困難時期,確實想與家人團聚,得到親人的溫暖,也享受一下天倫之樂,這是每一個老人都有的心情。但不久,陳立夫就改變了主意,他希望過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戀「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的農夫生活。    
    陳立夫於火災後又開始了艱苦的創業。他以保險公司賠償的4000元作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買來少量的來亨雞餵養,並少量的製作皮蛋、鹹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鎮上去賣,活脫一個鄉下老農的模樣,他已完全洗盡了過去CC派領袖的政治鉛華。    
    當陳立夫手工製作這些食品時,夫人孫祿卿給他當副手,切豆腐,理粽葉,伴調料,幹得十分起勁,正是「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有時閒下來,陳立夫看書,孫祿卿則重操舊藝,畫上幾幅國畫,拿到鎮上去賣,也可聊解無米之炊。每日勞動,雖十分辛苦,但夫唱婦隨,相濡以沫,日子過得十分愜意。


第七部分重返台灣(1)

    在得知陳立夫的雞場毀於大火的消息後,蔣介石曾表示關心,他讓蔣經國給陳立夫寫信,希望陳立夫能回台灣工作,並先後開出了一些工作崗位,如駐聯合國代表、駐日本大使、考試院長,駐西班牙大使,駐希臘大使、巡迴大使等,但都為陳立夫一一拒絕,雖然他很想回台灣,但不願在自己困難時去接受別人的施捨,這是他的性格。    
    後來陳立夫夫婦重振家園,渡過了難關。正當他們在「不覺辛苦亦覺甜」的村野生活中過得十分順心的時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蔣經國的來信,信中說:「今年適逢家父80壽辰,準備好好慶祝一番,親朋故舊能濟濟一堂,也算圖個圓滿。」邀請陳立夫回台灣參加慶祝活動,並盼能返台定居。儘管陳立夫與蔣介石有過那麼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於蔣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銳氣消盡,過去的恩怨已被歲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難時,蔣介石給他寄過錢,有過工作安排,這些幫助令陳立夫心存感激。因此,他不想掃蔣介石的興,便答應了蔣的邀請。    
    去參加蔣介石的生日慶典,以什麼作為壽禮呢?陳立夫頗費了一番心思。他還清楚地記得,1944年,蔣介石過生日的時候,朱家驊為了討好蔣,請人鑄了9個直徑2尺的銅鼎獻給蔣介石。結果,美國人對此大肆渲染,說蔣介石讓人給他獻九鼎,寓意是想當皇帝。國內輿論也緊跟其後,指責批評蔣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蔣介石不好下台,氣得蔣介石大罵朱家驊「混蛋」,而朱家驊畫虎不成反類犬,此後,仕途受累,一蹶不振。過去的歷史已成教訓,陳立夫知道自己雖早已遠離政壇,但也是個敏感人物,壽禮送的不適,會平白招惹是非,馬虎不得。基於這些考慮,陳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鑽研所著的《四書道貫》作為壽禮。一則,表明他不過問政治的意願,以文化品物作為壽禮,志趣高遠,符合氣氛;二則,蔣介石國學根底深厚,但多年來,人們只知他是軍事人物,壽慶上來個附庸風雅,蔣介石會高興。    
    1966年10月26日,陳立夫悄悄回到台北,雖然如此,還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蹤,一些記者擁向機場。陳立夫一下飛機,就對守候在機場的新聞記者表示:「此次返台,專為總統祝壽,別無他意。」希望媒體不要過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在「總統」府,陳立夫見到了蔣介石,他發現,這次返台,蔣介石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和過分的親熱,緊緊握住陳立夫的手不肯鬆開。陳立夫深受感動,即捧出壽禮,獻給蔣,蔣介石接過來,見是一本書,果然十分高興,他饒有興趣地翻開扉頁,口裡喃喃念道:「四書道貫」。    
    陳立夫誠懇地說:「這是我在美國學習《易經》、整理四書的一些心得,還請總統多多指教。」實際上,蔣介石也瞭解陳立夫寫《四書道貫》的情況,並知道此書在海外有影響,已重印了好幾次,而且知道陳立夫將此書作為壽禮的用意,當即表示:一定認真閱讀。    
    蔣介石在生日慶典後,專門邀請陳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在慈湖,青山秀水下,兩位白髮蒼髯的老人促膝談心,互訴肺腑之語,完全像一對知心的朋友。    
    思古懷舊是老人的通病,陳立夫感慨地說:「立夫身在異地,思鄉思親,如煎如熬,心中沒有一日平靜……」說到這裡,一時語塞,老淚都幾乎滾落下來。    
    蔣介石急忙安慰說:「人老了,總想過去的事,水是家鄉的甜,人是故舊的親。    
    」「是啊,總想過去的事,可是過去的事沒辦好,累及總統……真是慚愧啊!」陳立夫的話,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緒。    
    蔣介石聽出陳立夫話中的怨艾,便略帶歉意地歎道:「往事如煙,不堪回首,瞻望未來才是重要的。」頓了頓,蔣介石正式向陳立夫提出邀請,希望他回台灣居住。蔣介石誠懇地說:「你還是回來吧,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總不至於在外漂泊一輩子吧。趁我還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過得安穩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須為你負責,否則,百年之後,我何顏面重見英士先賢。」聽蔣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陳立夫感到與蔣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蔣陳情結」又清晰起來。對蔣介石的邀情,他默默無語,不再拒絕。蔣介石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變化,是由於陳誠逝世了。蔣經國通往「總統」寶座的道路已經鋪平,陳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對「太子」造成任何威脅了。對此中微妙,陳立夫十分清楚。但多年客居異國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獨,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國,台灣雖然不是他的故鄉,但總是中國的土地,他一踏上這塊土塊,便感到格外親切,他的內心是願意居住在自己國土上的,年紀越大,這種思想越強烈。


第七部分重返台灣(2)

    慈湖的談話,天南海北,無所不及,這是陳立夫與蔣介石相處多年來一次最自由的談話。他們談美國,談台灣,談過去,談現在,又談到了陳立夫寫的《四書道貫》,蔣介石說:「我先看過你這本書的前言及結論,覺得你寫得很好,只是書名太深了一點。」陳立夫即請蔣介石提一個更好的書名,他說:「假若總統有更好的書名,待下次再版的時候可以更改。」蔣介石說:「讓我再想想看。」並提議讓陳立夫到台灣各軍校去作演講,陳立夫欣然答應。    
    過了兩天,蔣介石讓蔣經國帶來他的親筆題字和口信,說:「《四書道貫》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題字插入該書第一頁就好了,使『道貫』二字更易使人明瞭。」蔣介石的題字是:「陳立夫著『四書一貫之道』」,落款「蔣中正」。蔣介石的題字和口信使陳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強烈起來。    
    根據對蔣介石到軍校演講的允諾,陳立夫開始到各軍校演講。台灣軍校有十幾所,講完後,其他非軍事學校也來邀請,這樣一講就不可收拾,在講到第七十五所學校時,就感覺體力不支,終於在台北國際獅子會作演講時病倒了。很快,陳立夫被送到榮民總醫院診治,確定為急性肝炎。    
    蔣介石知道後,親自到醫院看望,並關切地向醫生詢問病況,醫生說明病情後,蔣露出焦慮的神色,囑咐醫生盡力醫治。隨後,蔣又專門從香港請來著名的腸胃科專家張光璧先生進行會診,張先生說:「榮民的醫治很好,陳先生的病雖很嚴重,但無危險,要多休息!」一場虛驚很快過去,陳立夫的病情逐趨穩定,再而漸漸痊癒。病中蔣介石的關照又一次感動了陳立夫,也使他最後下了決心,離開美國,返台居住。不久,他回美國,將各種事務處理完畢,於1969年4月正式回台灣居住,結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幾番風雨,幾許滄桑,回首過去,陳立夫當有無盡的感慨。    
    20年的歲月給陳立夫留下斑白雙鬢,也沖刷了他的冷酷與傲慢,走下飛機的陳立夫如一謙謙君子。他向記者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靜靜地安度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政壇生涯早已結束,不想再捲入政治漩渦。當有人問他是否出任要職時,他一口回絕,說對政治已完全失去興趣,寧願做些知識性的研究。陳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隨蔣介石,對蔣深有瞭解,當年台灣危機重重時,蔣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壇,現在台灣已趨於穩定,怎麼還會重用他呢?「之推辟賞從,漁父濯滄浪」,他十分欣賞古人的風範。當年在大陸時,權傾一時的他不能有所作為,在彈丸之地的台灣,他還能施展什麼抱負呢?他深深明白,年高體弱的他是不可能東山再起了。正如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我在這時,也感覺到自己為國民革命大業所奉獻的一生的精力與時間,也都如春水東流,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果然,蔣介石只把他作為一位歷史人物看待,給了他「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的榮譽職務,對此,陳立夫很樂意接受。他既已回到台灣,就要維持蔣、陳兩家形式上的親密關係,就要給自己創造一個頤養天年的好環境。過去的那種桀驁不馴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脫脫是位和藹的老人。    
    


第七部分復興文化(1)

    陳立夫說他對政治完全失卻興趣,只是給蔣介石聽的,以消除蔣介石對他的戒心。實際上,他的心靈深處時時燃著政治的慾火。他回台灣後,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為了表示他不問政治,開始一度閉門謝客,拒絕和來訪者見面。但不久,便覺於情理不可,於是,每星期定出兩天時間,這兩天中劃出兩小時,在家裡約見親友和訪客。在與客人交談時,開始只談家庭、生活、玩樂等,後來,漸漸擴大內容範圍,談海島、談大陸、談政治、談時局,無所不議,無所不談了。    
    不久,蔣介石找到陳立夫,給他一項具體工作,擔任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副會長(會長為蔣介石),陳立夫還想推辭,蔣介石說:「這個職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辭了。」陳立夫只好接受下來。    
    陳立夫擔任文化復興會副會長後,不辭辛苦,踏踏實實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振興中醫藥事業。    
    由於台灣曾被日本侵略者佔領達半世紀之久,中醫被歧視、中藥不能開,民間治病由日式西醫取代。日佔據前,島內曾有中醫1988人之多;光復時,有營業執照的僅剩8人,祖國醫藥事業慘遭摧殘。對此現狀,陳立夫心急如焚,決定首先振興中醫藥事業。    
    怎樣振興中醫藥事業呢?陳立夫覺得應從輿論入手,改變人們對中醫藥的偏見。為此,他親自寫文章、作演講,宣傳中醫藥的好處。他在《我對於中西醫藥的看法》的演講中,公開提出,要為中醫打抱不平,他說:「我支持中醫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會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勢力來欺侮中國人,西醫壓迫中醫,我是要『打不平』的。」陳立夫認為中醫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來,把中醫當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對,使中醫的理論基礎動搖;二是教育制度,西醫由於外國教會介入而建立學校,而中醫卻始終沿習師徒傳授,使之後繼無人;三是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多由西醫霸佔,使中醫受排擠、歧視。他認為大陸方面做得好,所有衛生機構都是中西醫並重,中醫藥列入勞保範圍,中醫院校遍及各省,中醫、中藥學研究成績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把中醫「革」去。    
    陳立夫進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沒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別,只要對人類有益、是科學的,都應該採納並用。中醫發汗採用桑葉、薄荷,西醫發汗採用阿斯匹林,兩者都適用,允許並存,而不應用阿斯匹林打倒桑葉、薄荷,使鄉間病人非走十多里路進城買西藥不可。這叫「道並行不相悖」。西醫有西醫的長處,中醫也有西醫無可取代的優勢,應該愛其所同,敬其所異。    
    陳立夫的演講由於持理公允,說理有據,又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眾歡迎,一時間引起轟動,為中醫正名奠定了基礎。不久,台灣中國醫藥學院內部發生糾紛,一時無人主持。當時,「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進行改組,而15名董事中,9人為西醫,由西醫主持中醫藥大學,引起學校一片反對之聲。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便找到陳立夫,與之商量說:「中國醫藥學院依照教部之處理辦法,必將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醫歡迎你,西醫不便反對你,因為你一向為中醫說話,但你是學科學的。」陳立夫想到要振興中醫藥事業,必須振興中醫藥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擔任了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    
    陳立夫到任後,解散了原來的董事會選了5個中醫、5個西醫、5個對學院關心而非醫生者,共15人組成董事會。院長一職,由於一時無法找到兼中西醫二者之長者擔任,不得已,只好聘請著名教育家鄭通和先生擔任。    
    在陳立夫指導、鄭通和具體領導下,中國醫藥學院發展很快,他們從香港請來教授,自己編寫教材,克服很多困難。開始,學院沒有自己的教學醫院。陳立夫親自找到蔣經國,請予支持,蔣經國即專門撥出款項,建起了教學醫院,有病床800多張,成為台灣惟一的一所中西醫合作的醫院。學院也逐步具備了培養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資格,每年畢業700多學生,深受社會歡迎,為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準備了人才。    
    後來,陳立夫繼續努力,在台灣確立了中醫的法律地位,在台灣一些公、私立醫院陸續設立中醫部,公勞保中醫也能享用,台灣衛生署對中醫的態度也逐漸改變。看到已取得的成就,陳立夫覺得十分欣慰。    
    (二)翻譯《中國科學技術史》。    
    《中國科學技術史》是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冊,總計850萬字,此書涵蓋了中國古代的自然科技,並兼及中國古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李博士以大量的史實證明,當西方還在黑暗中摸索時,中國的祖先已在數學、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以及醫學方面做出了相當大的成績。他認為沒有中國先進的科技對西方的輻射和影響,也就沒有16世紀近代科學在歐洲的發展。    
    李約瑟博士抗戰時期曾在陪都重慶英國駐華使館中英科學聯絡處工作,與陳立夫常有交往。李約瑟熱愛中國文化,尤其是對中國古代科技有濃厚的興趣,想寫中國科技史,多次就著書計劃求陳立夫予以幫助。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鼓勵他寫作,並贈送他一部《漢書》,介紹有關人士和機構,為他調查、寫作提供幫助。


第七部分復興文化(2)

    同時,教育部還推薦了10名中國學者參加工作,特別是金陵女子大學的化學家魯桂珍博士,長期參與合作,後來與李約瑟結為百年之好。    
    由於中外科學家的鼎力合作,中英聯絡處的研究工作進展十分順利,李約瑟的足跡遍及大後方各主要研究機構,學術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資料,並與中國工匠進行接觸,探討一些器物的製造方法。這些,都為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是由於陳立夫與李約瑟長期形成的這種非同尋常的友誼,所以當陳立夫提出翻譯《中國科學技術史》巨著時,李約瑟即表示贊成,並至函說明:「翻譯我這本書時,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開依照其份量分成幾本。」陳立夫要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消息傳出後,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經濟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雲(董建華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張敏鈺等企業的財力資助,董先拿出4萬美元、張則拿出1萬美元。陳立夫向蔣介石匯報後,蔣也給予鼓勵,說:「這計劃很好,如經費不足,我會支持你。」出版上得到台灣商務印書館王雲五的承諾。於是,陳立夫很快成立了編譯委員會,由孫科任召集人,王雲五為顧問,委員會下成立由陳立夫為主譯,劉拓為輔助的理事機構,遴選各方專家學者共策進行,這樣,譯事工作全面啟動。    
    翻譯《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為大觀,參與人數之多、涉獵範圍之廣,均為台灣過去所沒有。到1986年,已譯成並出版計14冊。與此同時,陳立夫又利用各種資料之便,編成了一套《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計25冊,涵蓋我國所有科技如農業、水力、鹽業、蠶業、工藝等,以補充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之不足。    
    (三)闡揚儒學。    
    陳立夫認為,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於身則身修,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像這樣精緻推展的系統理論乃我國獨有之寶貝」。他說:「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集合12億人民為一家,持續五千年光榮歷史而不墜,並具有大剛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為我們祖先發明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繼不絕,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誠、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統。」這就是儒學。陳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學,再造國魂,發皇內聖之學,新開外王事功」,因為儒學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儒學應該流芳千古。    
    為了更好地闡揚儒學、陳立夫擔任了台灣孔孟學會理事長的職務(蔣介石為榮譽理事長),他到任後,為孔孟學會制定了兩條工作方針: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發展。為了向下扎根,學會辦了兩個刊物,一是每月發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兩次的《孔孟學報》。除此外,每月舉辦一次講演會;在大中學中舉行有關儒學的論文競賽;在小學舉行書寫四書文句的比賽;暑假中舉辦國學研究會,分教師班和學生班,每班各100多人,進行學習研究;在台灣各地促成建立孔廟並建立地方分會。為了向外發展,召開了孔孟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美國加州聖荷西市,協助當地建立文化公園,公園中建有孔子銅像、中山紀念堂、中國式牌樓、梅花亭等,在德國、日本,協助當地建立孔廟;凡與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國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贈送孔子像;促成美國,加拿大一些城市舉辦祭孔大典等。    
    除進行以上工作外,陳立夫本人還親自到台灣師範大學為博士生講《人理學》課程,宣傳儒家經典。他本人撰寫了大量文章和專著,研究、闡釋儒學的大義,如《人理學》、《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從根救起》、《中國文化概論》、《四書中的常理及故事》、《陳立夫儒家研究言論集》、《孔子何以被尊稱為萬世師表》、《孔子思想對世界之影響》,《易學應用之研究》等。    
    由於陳立夫在闡揚中國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績,在他80歲生辰時,蔣經國親自為他頒發了中山文化獎,以表彰他弘揚文化之功。1982年,台灣當局又為他頒發了「國家文化獎」。1999年4月,《財訊》雜誌採訪陳立夫,談到他對文化的貢獻時,陳立夫說,他已經寫了30本書,編了70本書,翻譯了15本書,並自豪地說:「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他還表示:「以後看我活多久,也許還要寫。」    
    


第七部分壯心不已(1)

    陳立夫在潛心研究學問的時候,並非完全鑽進故紙堆,忘記了政治、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陳立夫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反省自己的過去,更著眼於未來。晚年的陳立夫十分關心中華民族的發展,他對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表現出極大的關心與興趣,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前進,他希望祖國統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對實現統一的思想基礎、形式、進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並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和主張,為此而大力呼籲、多方聯絡、積極行動,為促進台灣當局改善與大陸的關係,做了很多工作。    
    1973年,陳立夫滿懷熱情,寫了一篇呼籲祖國統一的文章,限於當時海峽兩岸的客觀形勢,在香港《中華月刊》發表時,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隱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陳立夫指出:「中國統一的真正實現,使世界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國成為文化大國,為全人類所崇仰,帝國主義者無從破壞」。陳立夫已經認識到,要使中國強大起來,經濟發展,文化發達,兩岸必須統一。同時,陳立夫還認為,中國的統一必須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他說:「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願中國統一,要統一隻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覺悟。在雙方分裂對峙中,靠帝國主義在後撐腰,這些撐腰是為中國嗎?不,是為他們自己,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結尾,陳立夫對祖國的統一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他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這裡,陳立夫希望祖國強大、為世界所景仰、盼望海峽兩岸統一的愛國之情洋溢於文章的字裡行間,殷殷可鑒。    
    1975年,陳立夫開始生出一種想法,他認為國共兩黨有過北伐時期和抗戰時期合作的先例,特別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從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出發,能夠捐棄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觸、談判的基礎上重新握手,進行合作;那麼,在海峽兩岸隔絕了幾十年後,為了國家的統一,國共兩黨也一定能夠通過談判而渡盡劫波,再度合作的。基於這一想法,陳立夫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但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陳立夫的這一信息沒有引起任何反饋。    
    雖然如此,陳立夫希望國共兩黨進行和談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沒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況下,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殷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呼籲希望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怎樣統一中國,以什麼思想來統一中國呢?這是陳立夫經常思考的問題。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誠主編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書的文稿,一時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為此書寫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寫道:中國近百年來思想之演變,由傳統進入現代化之改革運動,始自洋務運動,中經戊戌變法、維新,而成於辛亥革命。每一運動雖各有其時代背景而成敗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國傳統之仁政為原動力,以救國救民為目標。故前此數十年,雖以內憂外患,相繼不絕,政局未能穩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國精神,尚未盡喪……余確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其必然性,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無可置疑,惟視國人努力何如耳。    
    這裡,陳立夫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精神對於維繫祖國統一的強大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將這種思想發展最後歸結到三民主義,這又是錯誤的。以三民主義思想不能統一中國、發展中國,這是早就為歷史所證明了的。陳立夫看不到這一點,他在正確與錯誤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條統一祖國的正確道路。    
    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變化,陳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斷變化,逐漸放棄錯誤想法,接近正確的軌道。1988年7月14日,陳立夫在「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聯合32名「中央評議委員」提出了「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共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在此提案中,陳立夫等人明確指出:「中國之統一為海峽兩岸及海外全體同胞之共同願望,故僅為時間問題」,同時還強調,中國的統一「必須由中國人以自力達成之,非第三者所願或所能助成者」。怎樣實現祖國統一呢?陳立夫等人認為:「謀求統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會團結統一」,在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因為「中華文化為建立共信的最佳條件」,所以陳立夫等人明確提出以中國文化作為實現祖國統一的思想基礎。關於實現祖國統一的進程,陳立夫等人認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後以台灣的科技潛力,與大陸的人力、物力資源,合為互助的基礎,「共同成立國家實業計劃推進委員會」,以開展兩岸經濟的合用,進而在合作的過程中消除雙方的敵對行為,在此基礎上,通過「政治整合之協商」,實現兩岸經濟、政治等的全面合作。為了建立互信,陳立夫等人主張「惟若統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觸,為不可避免」。


第七部分壯心不已(2)

    陳立夫等人的提案儘管在某些方面還有些不適宜的提法,但是主張祖國和平統一,提倡兩岸對話協商,互信合作,並有一些具體的設想,這是順應兩岸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統一、振興中華的歷史潮流的。同時,我們從提案中可以看出,陳立夫已經放棄了原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思想,首次肯定國共兩黨可以通過中華文化的認同,達到經濟合作互惠,消除敵對情緒,建立互信,然後在此基礎上實現統一大業,這是頗有見地的。因為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凡是中國歷史上對繼承和發揚中國民族文化優良傳統有所貢獻者,無不執著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國共兩黨如都以繼承和發揚中國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振興中華為鵠的,實現祖國統一就有了共同基礎。    
    陳立夫等人的提案公佈後,立即在海峽兩岸和海外僑胞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國共產黨對這一提案表示讚賞,《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陳立夫等人的提案「順應兩岸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統一、振興中華的歷史潮流」,「這種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該文還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峽兩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個重要基礎。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幾千年來維繫著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使中華民族歷經劫難而不滅,是所有中國人的根。」這就肯定了陳立夫等人關於統一祖國的思想基礎的提法,認為該提案如能付諸實施,「必將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產生積極影響」。    
    世界各地的華人和僑胞也對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們紛紛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這些,使陳立夫深受鼓舞。此後,他在各種場合多次發表談話,表明自己對祖國統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陳立夫向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的統一。8月20日,陳立夫會見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代表時說:「現在海峽兩岸若透過合作而達到中國統一,中國必將在世界上壯大起來,發揮無比的影響力。」在另一次接受台灣《聯合導報》雜誌社記者訪問時,陳立夫表示:假如中國大陸的鄧小平請他去談一談「如何以中國文化來統一中國」的話,他一定去,但又說,台灣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陳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談話,對國民黨長期堅持的「三不」政策是一個有力的衝擊,國民黨當局既對他不滿,但又無可奈何,最後武斷地否決了他們的提案。    
    這對陳立夫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灣當局為什麼如此頑固,他在回憶錄中深為惋惜地說:「我與趙耀東同志、連同中央評議委員32人,提案以中國文化建立兩岸之共信,並以一百億元與中共共同開始建設國父實業計劃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進而達致兩岸之和平統一,此案通過中央評議會議,此一構想有勝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號召,中共方面有趙紫陽之反應贊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誠意,未有進行」,儘管「海內外各方面反應」極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為可惜」。    
    中國文化統一論的提出,以及陳立夫諸多有關統一的言論,奠定了他在海峽兩岸關係上的特殊地位,台灣媒體尊之為「促進兩岸交流與和平」的「基磐」,他還當選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名譽會長。1994年,陳立夫向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贈送一幅墨寶,書云:「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至誠」,表達了他渴求祖國統一的心情。    
    李登輝上台後,鼓吹「台獨」,對要求統一的台灣愛國人士進行打壓,不僅不尊重陳立夫等人有關統一的設想和建議,連陳立夫的「總統府資政」的頭銜也給拿掉,對此,陳立夫既感到憤懣,又感到憂慮。1999年4月,《財訊》雜誌採訪陳立夫時提起此事。陳立夫說:「曾經有人幫我問過李總統,為什麼不讓陳立夫做資政了?他說,因為我常常在美國。其實我沒有,我去美國不超過3個月,每次都請假,回來也會銷假。」原因是什麼呢?陳立夫說:「他有時候要搞台獨。」對李登輝上台後的言行,陳立夫十分不滿,他說,蔣經國逝世後,推李登輝代之,「及國大召開,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見,擬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舉,不料事後老國代被迫退休,二屆國代,另行產生,並主修憲,台獨囂張……」當記者問如何看兩岸統一問題時,他信心十足地說:「現在是中國發展的最好時刻,美、蘇兩強都有困難,只要兩岸把真話講出來,統一蠻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國會世界第一」。


第七部分壯心不已(3)

    對於台獨,陳立夫堅決反對,他接受大陸學者陳秀惠訪問時說:「在自己漫長一生中,從小時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要說有什麼問題,也就是誰代表中國的正統之爭。如果台灣有人宣佈世界上有兩個中國,我想事情一定會變得相當嚴重,不但我們的文化生命會立刻緊張起來,整個民族生命也會立刻緊張起來,一定會國無寧日。」他還說:「台灣的根在大陸,『大台灣』再大也是彈丸之地,島內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太長,尤其在日據時期祖國文化幾被摧殘殆盡,數十年來雖然吾輩上下辛勤耕耘稍有進步,然當今主事者甚至連對國族認同都發生問題,我還能指望這些人熱心於文化認同?故以為中國文化之偉大復興全賴大陸。」因此,他認為:「國民黨必須挺身而出突破危局,與大陸當局商談兩岸一切問題,兩岸和平統一了,國家強大了,中國文化的再發展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陳立夫十分關心大陸的發展,他說:「我是中國人,我關心台灣,也關心大陸」,對大陸改革開放後取得的成就,他予以充分肯定,說:「大陸從文革結束到現在20多年,人們可以繼續說三道四,可誰也無法否認其國力的日益強盛。」大陸對陳立夫也十分關心,充分肯定他為兩岸統一所做的工作,鄧小平曾托程思遠找到陳立夫,邀請他回大陸看看,但最終沒能成行。對此,陳立夫無奈地對媒體說:「是『三不政策』讓我出不去。」正是台灣當局的頑固態度,使陳立夫沒能擔當起統一使者的大任,也使他最終沒能看看他可愛的故鄉。    
    2000年6月16日,在台灣國民黨第十五屆中央評議委員第四次會議上,陳立夫與梁肅戎聯署提交《國共第三次合作,共議和平統一案》,提出三點具體建議:第一,由連戰率團訪問大陸,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進行高峰會議,發表聲明,共同反對台獨,朝向統一的道路前進;第二,加強國共兩黨間的合作,組成國家統一委員會,在兩岸互設辦事處,進行政治、經貿、文化、體育等各項交流活動;第三,在最短期間內積極推動三通,增進兩岸人民感情,減少敵意,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基礎。    
    當然,陳立夫等的提案不可能為台灣當局採納,但陳立夫並沒有喪失對祖國統一的信心。但當他在夜空中眺望海峽對岸的大陸的時候,當他從各種渠道瞭解到大陸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的發展的時候,當他從散發著幽香的史書古籍中找到微言大義的時候,他又生出了無限的希望,這就是:祖國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第七部分人間晚晴(1)

    陳立夫和平統一祖國的提案雖然被台灣當局所否決,但他並不灰心,這位性格倔強的老人繼續致力於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大業。他密切注視大陸的建設與發展,廣泛加強與大陸各方面的聯繫。    
    曹操詩曰: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陳立夫對自己的家鄉懷有縷縷深情,那岡巒起伏、竹木蔭翳的山林美景,那帆檣出沒、田疇交錯的水鄉畫圖,常常進入他的夢境,使他更加懷念大陸,思戀故土。陳立夫離開家鄉幾十年了,在美國也住了20年,但卻鄉情依舊,鄉音無改,說話依舊是濃重的湖州口音。一些與陳立夫一起來台灣的湖州老友都已先後謝世,陳立夫在台灣很難聽到熟悉的鄉音,使他對自己的家鄉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思鄉的情緒愈到老來愈是強烈,對家鄉也更加關心。1990年5月,陳立夫夫婦的家鄉湖州市鐵佛寺舉辦《海峽兩岸書畫展》,陳立夫得此消息後,分外高興。為了表示他們對家鄉的熱愛,夫婦倆揮毫潑墨,給湖州有關方面寄來了他們的繪畫和書法,為時人所稱頌。陳立夫寫的是:大勇生於大智,求智原為求仁;不惑不憂不懼,全憑無間精誠。    
    孫祿卿畫的是一幅山水畫,筆法洗練,畫意深長,上有陳立夫的題詞:高山藏古寺,飛瀑發雷聲。    
    這些詩畫、書法,表達了他倆對故鄉的思念之情。    
    1988年8月,由陳立夫擔任主席的台灣中西醫結合研究推行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提出:「大陸對中西醫藥的研究和發展異常重視,為瞭解情況,擬組團前往考察,以資借鑒。」1989年3月,台北中醫師公會第一個組成考察團,行前陳立夫親自擬定考察提綱,提綱中對大陸的中醫藥事業作了高度評價,認為「中國醫藥之弘揚全賴大陸」。這個58人的台灣中醫考察團赴大陸,拉開了兩岸文化交流實際運作的序幕。    
    同年秋天,由陳立夫任會長的台灣孔孟學會派出代表團,應邀參加北京舉行的「孔子誕辰2540週年紀念與國際學術討論會」,陳立夫還向大會提交了《儒家思想與台灣經濟發展之關係》的論文。    
    1991年1月5日,中國第三屆唯象中醫研究會在深圳召開年會,研究挖掘和開發自然療法等問題。陳立夫原決定參加會議,後因種種原因不能親自與會,但他給大會發來熱情洋溢的賀電,云:中醫學源於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於天地之間,像與形在變,人亦受其影響而變,變而失去中和則病,使之回復中和曰醫。故中醫之病名,都與天象氣像有關,如風濕、溫症、傷寒等,西醫則不然。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體系,與西醫之唯形方面之體系,相互輝映,合之則醫學之全全大用明矣。    
    賀電表達了陳立夫希望祖國中醫藥事業不斷發展的心情及對祖國大陸的嚮往之心。    
    1991年4月16日,中華中醫學會主辦的張仲景學術國際研討會在河南南陽開幕,陳立夫向大會寄去了自己多年研究而撰寫的論文,並在來信中稱「大陸中西醫攜手並進,若干年後,世界新醫學必然產生,集傳統與現代之所長,共為人類造福,功德無量」。    
    陳立夫還向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收藏館」寄來了自己的手稿,向南京中醫學院贈字等,並與大陸許多文人、學者和詩酬詞、鴻雁頻繁。所有這些,都增進了兩岸人民的相互瞭解,推動了兩岸的文化交流。    
    1991年,大陸舉行紀念辛亥革命80週年的大型活動。在這個偉大的日子,陳立夫也感慨萬端,他向大陸寄來了親手書寫的條幅,條幅上恭錄了孫中山一段話:「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適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在陳立夫看來,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而取得的。當前,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也是適乎中國人民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的,這個趨勢,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    
    為了祖國的統一,陳立夫利用一切機會,加強與大陸的聯繫,他不僅與大陸的名人來往,也與普通人相交,不僅與年歲相當的當年故舊書信頻繁,也與十幾歲的少年結成了忘年之交。他與福州英華英語學校14歲的陳立同學的交往,在海峽兩岸傳為佳話。1988年9月,大陸中學生陳立從《人民日報》上知道陳立夫的名字,因為「陳立夫」比「陳立」多了一字,所以印象十分深刻。1991年春節前夕,台灣學者陳大絡到大陸看望陳立的父親,陳立突發奇想,拿出自己的書畫,請陳大絡帶到台灣,送給陳立夫爺爺。她挑出一副貓頭鷹圖,題了「獨具慧眼」四個字,還畫了一副「水仙花」,請陳立夫爺爺題字。    
    陳立夫收到書畫後,十分高興,立即在「水仙花」上題款:「水有仙,火有神,人非水火不生活,神仙扶持可放心!」並給陳立同學覆信:「你的名字比我少了一個字,而年齡相差七十九歲。」「你僅十三歲已能畫出這樣美麗的畫,真是可愛。」還特意告訴陳立:「你送來的『獨具慧眼』,裝裱後就掛在我的書屋內。」從此,陳立夫殷殷關心在大陸的小陳立,通信不斷,到現在,陳立夫已給陳立同學寫了25封信,寄了28件字畫。陳立同學的每一點進步,都使陳立夫感到高興。    
    在他知道陳立在福州市第九屆中學素描寫生大賽和全國華夏作文首屆大賽獲獎的喜訊後,立刻致信恭喜,希望「再接再厲,多多獲得殊榮」。有一次,陳立用《海峽情》徵文中獲得的獎金,買了一個精緻的小相框,托人捎給陳立夫。陳立夫十分興奮,他致函說:「你花了稿費去買這樣一件可愛的小禮品送我,意義深遠。」他特地委託侄兒赴大陸時給陳立送去一盒精美的意大利巧克力糖,作為嘉獎,還把平生僅畫過的兩幅畫的複印本送給陳立,一幅是雞冠花,一幅是牽牛花。


第七部分人間晚晴(2)

    對這個大陸的中學生,陳立夫寄予了很多希望,他像一個循循善誘的老師,教育陳立同學,把忠心獻給國家,把孝心呈給父母,把愛心獻給家人和大家。    
    一次,陳立夫收到陳立的來信,信中,陳立同學告訴他,心中有個小小願望,盼望有一天能在陳立夫爺爺的書房中作畫。陳立夫的心被深深撼動了,想到盈盈一水,將兩岸隔開,自己不能回到故鄉看一眼養育自己的山水,也不能與在大陸的新老朋友見面,這是多麼的不幸。想到這裡,他於裡暗暗下定決心,將自己的餘生獻給祖國的統一事業,讓小陳立的願望、讓海峽兩岸人民的願望能盡快實現。    
    1993年陳立夫94歲生日到來時,湖北青年書畫家、收藏家王建新畫了一幅國畫《祝壽圖》,向他祝壽。陳立夫立即親筆回信,表示:「大作《祝壽圖》敬收致謝」,並書寫對聯一副,贈王建新收藏,其內容是民國時期總統徐世昌的聯語:古今往事千帆去    風月秋懷一笛知不久,王建新創作了《紅梅清香滿乾坤》,請陳立夫指正。陳立夫即在其作品上親筆題寫「香溢乾坤以迎春」,寓意十分深刻。    
    此後,王建新先後創作了《蘭石圖》、墨竹《風雨知高節》等作品,寄往台灣,請陳立夫指教。陳立夫對這位大陸青年在書面創作方面的不斷進步感到十分欣喜,為了獎掖後學,他親筆題寫了「學無止境」,「修己愛群」,「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條幅及「隔岸秋江橫白露,一船明月漾清風」,「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道無私故常在,德不孤必有鄰」,「無慾理自直,有志事竟成」等對聯多副,對王建新予以鼓勵。    
    1996年2月,當陳立夫得知王建新即將舉辦個人畫展的消息後,十分高興,以97歲高齡親筆寫下了「王建新百梅畫展」的展標,表現了他對青年人的愛護與期望之情。    
    陳立夫是個不甘寂寞的人,為了祖國的統一大業,他廣交朋友,多方聯絡。不僅與大陸方面的新朋舊友鴻雁不斷,而且想盡一切辦法與大陸來台人士廣泛接觸,增進友誼和瞭解,做了很多工作。    
    1990年8月,中國著名的中醫學教授、腎病專家、天津醫學院副院長張大寧先生訪問台灣。陳立夫知道後,立即向張大寧發出邀請,盼到他家作客。8月27日,張大寧先生驅車來到坐落在台北著名風景區陽明山的陳立夫先生寓所,成為第一位受到陳立夫接見的大陸訪台客人。陳立夫對張大寧執以大禮,給予熱情接待,他對張大寧在中醫方面的博深造詣十分敬重,二人談得十分投機,樂也陶陶。以前,由於蔣介石不信服中醫,以致台灣的中醫一直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自陳立夫從美國返台後,經多方奔走,慘淡經營,終於辦起了台灣惟一的一所相當規模的「中國醫藥學院」。現在張大寧訪問台灣,機會難得,陳立夫便請張先生到該院講課,他告訴秘書:「讓研究生全部去聽課。」表現了他求知若渴的精神。    
    1990年底,大陸已故文學家郁達夫的前妻王映霞女土應台灣傳記文學社邀請,由其女鍾嘉利陪同,訪問台灣。陳立夫知道消息後,即托人告訴王映霞,說他要親自到王的住所看望,王映霞連說擔當不起,表示自己前往陳立夫的寓所拜訪。    
    1991年2月20日下午3時,王映霞由其女鍾嘉利陪同,驅車來到陳府,穿過走廊,進入客廳,陳立夫早已等候在那裡。他與王映霞談起五十年前的舊事,十分興奮。他說,他過去曾見過毛澤東,並和周恩來談判商定了國共共同抗日的條件及宣言,但是沒見過鄧小平先生,言談中表現出遺憾的心情。這天,陳立夫格外高興,他與王映霞談了很多,當他知道鍾嘉利是學數學的時候,感慨地說:「我少時非常喜歡數學,代數、幾何、三角、微積分都是考滿分的。」他又沉浸於昔日工程師的舊夢中。    
    臨別時,陳立夫將他自己所著《我的創造、倡健與服務——九十憶往》、《中國文化與世界前途》、《真理不滅,孔孟之道永存》三本書送給王映霞女士,並在扉頁上分別題有「映霞姐指正」、「映霞姐惠存」等字,王映霞也將所著《自傳》回送陳立夫。    
    送走王映霞女士後,陳立夫的心情仍不能平靜,他即興寫了兩幅立軸,派人送給王映霞與其女鍾嘉利,給王映霞題的是:春花開得早,夏蟬枝頭鬧,黃葉飄飄秋來了,白雪紛紛冬又到。    
    歎人生容易老,總不如蓋一座安樂窩,上掛著漁讀耕樵。    
    閒來湖上釣,悶時把琴搞,喝一杯茶樂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    
    為鍾嘉利題的是:「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斯三者不易詰究,詰究之者惟科學能之,而其基礎乃在數學。」不久,陳立夫收到了鍾嘉利從大陸寄來的刊有他照片的《團結報》、《上海文史》等報刊,這使陳立夫更是興奮,他在給鍾嘉利的回信中十分自豪地說:「承將訪台相片刊登,謝謝,大家對此感興趣,因為我曾想盡辦法促進和平統一之故。    
    」1992年9月5日,為了打開海峽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大門,首批大陸記者訪問台灣,陳立夫對此十分重視,認為是改善兩岸關係的一個重大突破,因此,他十分高興地接受大陸記者的採訪。


第七部分人間晚晴(3)

    9月9日下午3時,大陸記者乘車來到台北郊外風光旖旎的陽明山下,一幢白色2層小樓便出現在眼前,這就是陳立夫的寓所。記者們下車後進入客廳,客廳不很大,但充溢著儒雅之氣:孔老夫子的畫像,三鳳開屏的壁雕,幾尊古董器皿,一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對聯,置於高幾之上的蘭花發出淡淡的幽香。    
    3時30分鐘,陳立夫很準時地步入客廳,他這天穿一身灰黑色西裝,配著碎花領帶,白皙而清瘦的面龐上浮現出真誠的笑容。他像見到自己親人一樣,與大陸記者興致勃勃地談了起來,他說:我和毛澤東先生、周恩來先生的交往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次國共合作,我們共同目標是北伐,要打倒軍閥。第二次國共合作,我們的共同目標是抗日,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國共兩黨當時目的一致,平等合作。現在,我認為我們的目標是要用中國文化迎接21世紀。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目標更為偉大。我們應該抓住機會,爭取在文化、經濟方面為世界作出貢獻。    
    陳立夫認為兩岸負責人應該有遠見,他說:「蘇聯強國已經解體,美國經濟也日漸走下坡,正是中國站起來的契機。等中國站起來,不僅可以在文化上幫助全世界,也可在經濟上幫助全世界。」他主張國共兩黨「先坐下來談」,海峽兩岸「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在文化、經濟方面互相幫助」。陳立夫認為國共兩黨應該實行第三次合作,使祖國盡快統一起來,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強國希望中國統一,因此我們自己要胸襟大,不要在小問題上弄得情緒不好。    
    記者們問他是否要回大陸,陳立夫說:很可惜我和鄧小平先生沒有見過面。若為了國家統一,只要兩岸人民需要我時,我就會去大陸。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國家強盛,人民安樂。    
    陳立夫還向記者滔滔不絕地談起了孔孟之道,他的秘書宋潤身擔心他說話太多而傷神,特意寫了張紙條,提醒他注意時間,陳立夫卻連連擺手,繼續說下去。他說孔孟之道是中國文化的精髓,談及養生之道,他概括為八個字:養生在動,養心在靜。    
    在宋秘書和海基會工作人員的催促下,陳立夫打住話語,他主動走到院內,在青翠繁茂的榕樹前,與大陸記者留下了挽肩拉手的合影。    
    1993年10月,大陸中南財經大學博士導師楊時展教授、郭道揚教授等一行9人,應邀赴台灣參加海峽兩岸會計學術討論會。赴台前,楊時展在答覆邀請方詢問時表示,希望在台灣見到他的老師陳立夫先生。1932年,楊時展求學於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會計專業,陳立夫當時在校主講《唯生論》,其深入淺出的講解與淵博的學識給楊時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陳立夫聽說他的學生楊時展等一行大陸學者到了台灣,十分高興地說:「很希望多見到一些大陸來的學者,我明天就見他。」10月16日上午,在台灣管理學會負責人李宏健教授陪同下,楊時展等人在孔孟學會拜訪了陳立夫。師生見面,十分親熱。楊教授從陳立夫先生的長壽揭開話題,接著便向陳立夫介紹了十多年來大陸改革開放的形勢,希望他能回大陸的家鄉看看。陳立夫馬上說:「如果回去對祖國統一工作有幫助,我一定會回去。前不久,我到香港,有記者問我兩個問題:一是什麼時候回大陸;一是對和平統一中國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只能有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現在正是中國發展的一個極好機會,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統一起來能幹更大的事,發揮更大的作用。」當楊教授提到目前「台獨」勢力猖獗時,一直輕言細語的陳立夫立刻變得異常憤慨,以極端鄙視的口吻斥責「台獨」分子「數典忘祖」,幹的是出賣祖宗的無恥勾當。    
    隨後,楊時展再一次希望自己的老師回家鄉看看,並說:「大陸和浙江人民始終沒有忘記英士先生,在杭州湖濱,至今還保留著英士路。只是英士先生的銅像不在了。」陳立夫立刻說:「不,銅像還在,不在湖濱,陳列在博物館裡了。」他還說:「『文化大革命』時,農民把我們的祖墳挖了,但現在又重新修復,而且修復得比原先更好了。家鄉人不斷請我回去看看,並告訴我湖州辦起了英士中學,還有人提出恢復英士大學呢。」師生之間60年的離情別緒,說不完道不盡。末了,大陸學者希望陳立夫簽字留念,陳立夫十分高興地說:「好,我一定寫幾個字分送各位,改天,我請各位吃飯。」10月21日中午,楊時展一行在李宏健先生陪同下在來來飯店同陳立夫共進午餐。    
    席間,陳立夫如約送了楊時展等每人一幅條幅,並照了像。送給楊時展的條幅上書寫的是「修己愛群」四字。    
    陳立夫致力於祖國的統一、中華的振興,利用一切機會為之鼓與呼,為之東奔西走,忙忙碌碌,就像當年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奔走一樣。人們發現陳立夫變了很多,變得通情達理、豁達大度了,變得熱情洋溢、與人為善了,他為祖國統一所做的工作為兩岸人民所讚許。古人云:人間重晚晴。晚年的陳立夫真正面對了歷史,面對了人民。


第七部分人間晚晴(4)

    晚年陳立夫渴望祖國統一,思念自己的家鄉,每次大陸親友的來訪,都勾起他濃厚的鄉情,但由於人為的原因,使得故鄉猶如關山重重阻隔、相見亦難。陳立夫很少寫詩,他在夫人孫祿卿的一幅畫中曾有一首題款,云:「小村人好靜,瀑聲恰如雷;久聽不復聞,是謂心不在。」詩中,裹夾著他日暮鄉關的愁緒和夢入故里的鄉情。每年清明,陳立夫總要去為父親和兄長祭掃墳塋,當他默默肅立在台北市郊觀音山西雲寺墓地時,看白雲環繞,聽松柏細語,就會想到自己家鄉湖州城北門外的弁山,也是如此景色秀麗,滿目蒼翠,他心中暗暗祈禱:「但願兩岸的溝壑早日填平,或許還能攜父兄的屍骨還鄉。」1992年9月29日,他夫人孫祿卿逝世,老人十分悲傷,他表示:「內子葬觀音山是暫時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復,即擬運回湖州與祖墳安葬在一起。」此時此刻,鄉情、親情,在他心中化作一種強烈的呼喚:祖國啊,盼望你早日統一。    
    1993年夏天,陳立夫的長子陳澤安應邀來大陸講學,他非常希望父親與他同行,陳立夫再一次拒絕了。但他對兒子去大陸十分關心,臨行前反覆叮囑,要回老家看看,多拍些照片回來。兒子走後,陳立夫心事重重,寡言少語,時常在避靜處一人沉思,他的心已隨兒子去了大陸,去了他夢魂牽繞的故鄉。為什麼他不回大陸看看呢,後來,他對記者談了兩個原因:一個是他的近親沒有一個在大陸了,二是不願添麻煩。他告訴記者,他的朋友如趙耀東、李國鼎,在台灣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只是因為去大陸開了個國際經濟會議,回台灣後,李登輝就不理他們了。是啊,太重的歷史負擔,太多的政治壓力,讓陳立夫「雪擁藍關馬不前」了。    
    


第七部分回歸大地(1)

    陳立夫雖然年事逐年增高,但身體硬朗,猶如年輕人一樣。他長壽的重要原因是心態好,心理承受能力強,寵辱不驚,隨遇而安。過去,他在國民黨中如日中天,紅得發紫,後來客居美國,成為養雞的老農,如此的落差,他泰然處之,雖有不平,雖有憂慮,但很快能消除,積極入世,樂觀依舊。他強調,遇到困難,要有信心去克服;遇到挫折和委屈,盡量保持不生氣。以平常心去待人、處事、接物。    
    其次,陳立夫平時很注意養生之道,生活極其規律。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生活經驗,總結出一套養生法,云:養生在動,養心在靜。    
    飲食有節,起居有時。    
    物熟始食,水沸始飲。    
    多食果菜,少食肉類。    
    頭部宜冷,足部亦熱。    
    知足常樂,無求常安。    
    陳立夫晚上9時30分入睡,早晨5時30分起床,保證8個小時睡眠。起床後運動約35分鐘,沐浴,大約在6時30分早餐。早餐後,在空氣新鮮、花木蔥鬱的庭院中散步約500步,然後開始看書、寫文章,或做其他工作。中餐12時開始,飯後在客廳、陽台來回踱步,然後午休約一個小時,起來後再開始工作。晚餐約在6時30分開始,邊吃邊看電視新聞,飯後散步又約500步。如沒特殊情況,常年如此,形成規律。    
    陳立夫飲食清淡,喜歡吃青菜豆腐,油膩肉類很少,膽固醇高的食物也很少,他在回憶錄中說:「我有時買一個豬心吃,通常一個月吃一次,再加以隔一二個月吃個豬腦,自應無問題。」他認為,膽固醇太高的食物,實不宜多吃,要能做到恰到好處,即能供其所需份量,便沒有什麼危害了。    
    正因為如此,陳立夫便能跨越3個世紀,橫垣兩個千年,活到百歲以上。    
    陳立夫回台灣後,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但蔣介石對他的社會活動、學術活動予以大力支持,使得陳立夫在文化研究方面如魚得水,心情十分愉快。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使他開始有人生苦短之歎,但更多的還是樂觀面對未來。當時,蔣經國拉著他的手,在蔣介石靈柩旁跪而泣曰:「我已失去父親矣,你是我惟一的哥哥,以後務請你多扶助!」陳立夫慰言以告:「這是我應該的,請節哀保重,以當大事。」蔣經國十分尊重陳立夫,平時對陳總是執晚輩之禮,時時登門拜訪,有人饋贈食品,必分敬於陳,凡政府有重要人事決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然先徵求陳立夫的意見。對陳立夫的各種活動,也是全力支持。小蔣的年代裡,陳立夫也是在愜意中度過。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早去世,陳立夫扼腕歎息之際,開始對時局憂慮。果然,李登輝上台後,實行分裂國家的政策,而且在政治上打壓陳立夫等愛國人士,陳立夫的活動空間被大大縮小。一向樂觀的陳立夫在晚年卻開始蒙上憂慮的陰影。    
    1992年9月29日,陳立夫的夫人孫祿卿去世,對陳立夫是個重大打擊。孫祿卿與陳立夫相伴大半個世紀,相濡以沫,共同遮擋人生的風雨,「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陳立夫懷念夫人,徒自生出許多傷悲。    
    但陳立夫畢竟是陳立夫,政治壓力,喪失親友的悲痛,都不能壓垮這位剛強的老人,他依舊豁達大度,依然精神飽滿,依然樂觀微笑著干他自己的工作,進行自己的生活。    
    1999年9月6日,是陳立夫的百歲壽辰,台灣各界在台北園山大飯店為陳立夫舉辦壽慶,連戰、宋楚瑜等黨政要人都前往祝賀,陳立夫西裝革履,端坐輪椅上與賓客見面,他滿面笑客,拱手向來賓表示謝意,他的答禮是剛剛出版的著作《我怎麼會活到100歲》。整個慶祝期間,島內舉行了各種活動,如台灣書畫名家的《百家書畫聯展》、《陳立夫百年華誕墨寶展》、台灣政治大學校友會慶祝陳立夫百歲壽宴、「立夫綜合醫療大樓」落成剪綵,「立夫先生會客室網頁」的開通等,可謂盛極一時,也反映出民眾對他的尊敬與熱愛。    
    陳立夫身體狀況一直不錯,但畢竟年事已高,稍微有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他的健康。2000年秋風蕭瑟的10月,陳立夫偶感風寒,引起肺炎,住進醫院後又並發心肌梗塞,院方於11月為其做了心導管手術,病情稍有好轉,陳立夫以為無礙大事,一定會像過去多少次與死神打交道一樣,逢凶化吉,化險為夷。但過了不幾天,又因肺部積水而使病情急轉直下,醫院已向家屬發出病危通知。為了搶救病人,院方於12月再次為陳立夫進行右心心導管手術,但這次手術後發出傷口有黴菌感染,而且逐步擴散。醫院再次發出病危通知,家人也簽立了放棄急救書面同意書,坐以待斃了。


第七部分回歸大地(2)

    陳立夫以百歲高齡進行兩次心導管手術已屬奇跡,現在傷口又遭黴菌感染,生命面臨巨大威脅,但他生存的意志十分頑強,他仍面帶微笑,安慰家人和親友,說他沒問題,還會重新看書、寫文章、參加社會活動。    
    病魔帶著陳立夫的生命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但他的生命之火卻如此倔強地向上燃燒,終於,又堅持了兩個多月,度過了最後一個春節,最後一次體驗了世上融融親情,享受了人間無盡的歡樂。    
    2001年2月8日即蛇年元宵節後的第二天下午8時50分,陳立夫因年事過高,多器官衰絕,在台中逝世,走完了他漫長而傳奇的一生,享年102歲,積閏105歲。    
    2月15日,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陳立夫先生的公祭儀式。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主祭,「總統」陳水扁,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前「行政院長」李煥、郝柏村、肖萬長,「立法院長」王金平,「考試院長」許水德,「監察院長」錢復,「行政院長」張俊雄,新黨大老王建□,以及中央日報董事長兼社長等參加致祭哀悼,場面氣氛肅穆,備極哀榮。公祭後,陳立夫被安葬於台北郊外觀音山陳家墓地,這裡安葬著他的父親陳其業、長兄陳果夫、夫人孫祿卿等親人。陳立夫回歸自然,與親人長眠地下,傾聽樹嘯鳥語,迎送雲來霧往,似乎滿足了他的願望。但陳立夫更喜愛他的家鄉,他生前就希望祖國統一後,將親人的屍骨運往家鄉安葬,而他自己也想永遠倚偎在秀麗的莫干山邊,浩瀚的太湖水旁,而這個願望沒能實現,只能靜靜地躺在觀音山,任淺淺的一灣海峽將他隔在天之一隅,水之一方。    
    陳立夫的一生複雜、坎坷,充滿傳奇色彩。早年,他滿懷科學救國的理想,刻苦攻讀、留學美國,回國後卻跟隨蔣介石,反對共產黨,做了很多壞事,但在抗戰期間力主抗戰,並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別是晚年,熱愛祖國,闡揚中國文化,擁護祖國統一,將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於統一大業,為海峽兩岸人民所尊敬。    
    陳立夫生前對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十分推崇,認為周恩來的人格人品值得尊敬。    
    同樣,周恩來也讚許陳立夫說:「陳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敵人。」是的,中國共產黨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歷史人物,只要是對國家、對人民做過有益貢獻,推動過歷史前進的人,我們都會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祖國和人民不會忘記他。    
    


第七部分後記

    陳果夫與陳立夫是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是國民黨的元老重臣,是蔣介石的親信與高級幕僚,他們同國共兩黨的合作與鬥爭相關聯,與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相始終。因此,對他們的研究,應該是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國共兩黨關係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我經過多年收集資料,先寫成《二陳與CC》一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後與李永銘先生合作,深入研究,辛勤寫作,又完成《陳果夫與陳立夫》一書,由武漢出版社1993年出版。不久,我從二陳與國民黨關係角度,再寫成《蔣家天下陳家黨》一書,由台灣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三書出版後,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好評。    
    此次應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約,在前三書的基礎上,收集資料,再行研究,反覆推敲觀點,悉心修飾文字,終於寫成《國民黨兄弟教父——陳果夫與陳立夫》一書,力求內容比過去豐富,資料比過去翔實,文字比過去生動。另外,此次增加了大量照片,也是希望圖文並茂,增強可讀性。    
    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吳劍傑教授熱心向我提供資料,並給予關心和鼓勵;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李永銘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一如既往地給我以資料和寫作上的幫助;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所所長張篤勤研究員、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徐凱希研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雨辰教授以及白雉山、張艷國、蘇少之等諸位先生,都在我寫作中給予各種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此外,本書引用了很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李海生、張敏著:《民國兩兄弟    陳果夫與陳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楊者聖著:《國民黨教父陳果夫》(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陳立夫、陳秀惠著:《陳立夫訪談錄》(新華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等,在此向作者表示衷心謝意。    
    在此,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我妻子肖海燕,我妹妹范寶琴,我女兒范依依,她們全力操持家務,使我能集中精力,完成寫作。    
    雖然我作了最大努力,想將一本好書獻給讀者,但畢竟學識綿薄,能力有限,書中肯定會有種種謬誤和不當之處,祈望學術界同仁和讀者批評指正。    
    范小方2004年8月22日於武漢市洪山竹苑小區寓所

<<國民黨兄弟教父——陳果夫與陳立>>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