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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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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全文)  作者:岳南                          
海南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分   
  序章 千年夢尋(1)   
  1962年,在美國費城的一個會議上,美國作家協會主席賽珍珠(Pears.Buck,1892-1973),針對西方反對和封鎖處於經濟困難時期中國的行為,發表了一篇演講。她說道:「各位,我知道中國,我在中國住過很多年,有很多朋友,我在南京教過書。我還記得我那些非常優秀的學生們,他們是在如何地奮鬥、努力學習和掌握現代知識。……時常有人問,為什麼這麼高比例的中國人是卓越的人呢?是絕對卓越的人民呢?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很久,今年是黃帝紀元4660年。在4600多年中,中國一代一代地經歷過苦難、貧困、死亡,只有最強的人、最聰明的人才能留存下來,弱者都死光了。……我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很信的,現在留下的中國人都是非常優秀的、傑出的、偉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在演講的第三段,賽珍珠說:「中國人是人類歷史上傑出的一個民族,現在他們拚命地搞現代化建設,搞工業化建設。你們可以相信,他們會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他們的工業化建設。……我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錯誤的,幾年前,美國把通向中國的大門關閉了,應該盡早地開放,要和他們交流、對話,可以提建議,提批評,但不能這樣絕交。我相信,這件事必須在最近完成,否則是對一個偉大民族的污辱。」(頁下注《回憶賽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 
  賽珍珠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出生4個月,就被滿懷"拯救世界"宗教熱情的父母親帶到了中國。她一生中的前40年基本上是在中國度過的,曾一度做過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外文教授,並與師生及附近郊區的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8年,也就是賽珍珠回國定居的第三年,因出版的長篇小說《大地》"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其描述真切而取材豐富,以及她在傳記方面的傑作……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遙遠的種族距離,並對人類的理想典型做了偉大而高貴的藝術上的表現。"(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評語)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事隔幾十年,賽珍珠在費城的這段演講還讓許多人記住並為之感動。她所說的黃帝紀元,是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為了表示與滿清王朝劃清界線,根據東京歷史學家的推算,倡導改用由中華始祖黃帝開始的紀年(公元前2698年),這個紀年在孫中山當選大總統後,曾一度流行開來。在中國生活工作的賽珍珠記住了孫中山選定的這個紀元,並以這個年代為起始,論述了中國四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優秀精神。可以看出,歷史年代的勘定,對整個社會和世界人類的精神意志都產生潛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響。當賽珍珠這篇講話過去的第十個年頭,美國總統尼克松就跨過遼闊的海洋,走進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那間普通的書房。隨著兩位巨人的大手握在一起,冰凍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的大門由此開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當尼克松於1985年9月最後一次來中國訪問時,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情的話:「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參觀中國的過去,也有機會看到中國的現在,而且意識到未來中國的潛在力量。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地方,來一百次也不能對它進行全面瞭解。」 
  中國及整個東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個外國人無法全面瞭解,即是祖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也難一全面瞭解和詮釋。 
  當年孫中山倡導起用的黃帝紀元,由於政治界、知識界在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各路門派的有識之士與無知之輩在相互吵嚷攻擊了一陣子之後,最終把這個黃帝紀年搞成「沒有」,方才罷休。 
  事實上,中國古代紀年,在廟堂和坊間就爭論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國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的夏、商、週三代年代學的勘定,更是爭論不休,難有定論。當年孔子作《春秋》時,就曾戰戰兢兢地認為沒有把握,並產生了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後世子孫的心中已經很遙遠了,遙遠得如同朦朧的夜空中隱去的星際,只留下了一片迷惘與混沌。面對這一獨特的歷史場境,後世有不少極端的疑古派學者,在「不能全面瞭解」的同時,乾脆放言: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週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歷史,而只是一種傳說或神話,「有的只是一點口頭上傳下來的史影罷了。」   
  序章 千年夢尋(2)   
  疑古派們至所以悍然對中國古代歷史史實大膽懷疑和全盤否定,自有有歷史紀錄的缺憾所在。儘管在獨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歷幾千年滄桑巨變而未曾中斷的惟有中華文明,但在傳世文獻上,中國最早的確切紀年,只有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模糊一片,難辨分明。可以想像的是,偉大的史學之父司馬遷為編纂千秋《史記》,在考證自黃帝到夏、商、西週三代的具體歷史年代時,一定是竭盡心力,百般窮究,反覆推研,設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實。但由於條件所囿,最終未能將中國遠古文明的鏈條清晰而確鑿地連接起來。這讓後人在對太史公求真務實的精神產生敬仰的同時,也摻雜著難言的遺憾──這是司馬遷的不幸,也是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不幸。 
  這雙重的不幸,在歷史長河的流動中,逐漸鬱結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心中膨脹,它壓迫人們的血肉,牽動民族的神經。繼司馬遷之後的2000多年來,對於中國文明歷史的探索,成為歷代學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尋的科學理想和偉大志向。每逢盛世,廟堂民間,就有人站出來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貢獻,其中不少鴻學碩儒為此耗盡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無數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啟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張鈺哲等代代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記錄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絲馬跡,對東周之前的史實作了無數次論證與推斷,但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雜亂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也就是說,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五千年文明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西週三代的確切紀年,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96年5月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向流傳千年的學術難題發起衝擊,經過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不同學科門類的200餘名國內一流專家、學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終於解決了一批歷史紀年中長期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廓清了遺留千古的學術迷霧,填補了中國古代紀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這是建國以來中國古代文明史領域最為重大的研究成果,這項成果在彌補了中國古代文明史研究領域一個巨大缺撼的同時,也將2000多年來歷代鴻學碩儒對三代紀年探尋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種得以延續,為中國文化傳香火於天下。 
  ——關於夏商周斷代解密的故事由此開始。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1)   
  緣 起1995年9月29日上午,中南海小會議室,國務委員宋健正在主持召開一個小型座談會。參加者是歷史學家李學勤;考古學家嚴文明、俞偉超;天文學家席澤宗;14C測年專家仇士華等5位一流學者。會議就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大廈是否可以在探尋中構建的問題展開討論。由於這次會議屬於徵求意見的性質,沒有條條框框的禁錮,學者們遂暢所欲言,滿懷熱情地傾吐自己的見地。 
  經過一個上午的座談討論,大家對相關問題初步取得了共識:自19世紀末葉以來,歷史學、考古學界關於中華民族夏商週年代學的研究,在文獻、考古和天文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從總體上看,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還沒有對夏商週年代學做出多學科的綜合攻關,一般是個人就某一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其工作比較分散,不夠系統,所獲數據也不夠充分。而夏商週年代學本身猶如無涯之海,博大精深,從事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單憑個人力量孤軍奮戰,顯然難有令人滿意的成果,通過政府出面組織,進行多學科的交叉協作研究,則是目前世界上這一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考古學和測年技術等方面已取得的許多重大進展,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王國與古埃及王國的年代框架,已由考古學家、天文學家、14C測年專家等多學科聯合攻關,基本建立起來,從而使湮沒了幾千年的巴比倫文明與古埃及文明再次顯現於世,為當代人類所矚目。就中國的情形而言,天文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光榮,考古學也已走過了近70年的歷程,其他學科也相應地建立和發展,已經到了可以並且能夠組織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時候。若各學科集中起來聯合攻關,夏商週年代學框架也會像古巴比倫、古埃及那樣得以科學的建立。最後,由宋健提議,如果這項工作能夠得到實施,就取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 
  這次座談會,令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強了信心。之後,他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共同多次主持會議,更廣泛地徵求專家們的意見,並聯絡相關的部委,一起醞釀夏商周斷代工程,進一步明確研究目標:「工程」既是以解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週三代紀年問題為宗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大型年代學項目,也是自信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為尋找2800多年前歷史年代坐標而進行的一次多學科合作的科學實踐。 
  1995年12月21日,李鐵映、宋健主持會議,進一步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問題作了研究和部署。會議決定:一、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國家重大科研課題。研究工作應堅持以我為主,並採用政府支持,專家研究,權威學術機構公佈成果的方式。課題1996年開始啟動,要求於1999年10月1日(建國50週年)前完成並公佈階段性研究成果。 
  二、由李鐵映、宋健擔任「工程」的特別顧問。為了加強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統一領導和便於有關學科的協調配合,成立「工程」課題領導小組,負責管理課題經費、審批工作計劃、定期聽取匯報並部署工作等事宜。重大問題報國務院。國務院一年聽取一次課題領導小組的匯報。其領導小組成員為:組 長:鄧 楠 國家科委副主任副組長:陳佳洱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副主任(後晉陞為主任)成 員:韋 鈺 國家教委副主任路甬祥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後晉陞為院長)滕 籐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後改為繼任副院長江藍生)張德勤 國家文物局局長(後改為繼任局長張文彬)劉恕 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甘師俊 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後改為繼任司長劉燕華)三、聘任李學勤等4人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並由領導小組聘任相關學科專家成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負責組織科研工作。專家組組長由李學勤擔任,仇士華等3人任副組長。其成員和學科構成為: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2)   
  李學勤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仇士華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伯謙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院長、教授席澤宗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院士四、為保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國家文物局、中科院共同安排經費900萬元人民幣,另由財政部自1996年至1999年,每年撥款100萬元支持。 
  1996年4月24日,剛剛獲得國際亞洲研究最高獎——1996年度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AAS獎)的美國哈佛大學人類考古學系主任、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來到北京進行學術訪問。4月26日,受宋健的邀請,張光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李學勤、席澤宗、張長壽等學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閣與宋健會見,並著重就夏商周斷代工程如何具體實施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張光直認為中國政府決定即將把夏商周斷代工程納入「九五」計劃重中之重的科研項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並預言,只要中國的學術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適的方法去做,一定會在古史年代學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貢獻。 
  從張光直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前景,同史學界諸多先賢和後學一樣,同樣是充滿了信心與希望的。 
  「工程」研究計劃既已立項,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等4位首席科學家,即著手起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項目的可行性報告、經費使用計劃及推薦工程專家組成員名單。 
  在起草的可行性報告中,「工程」的最終目標,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週三代年表。但是,由於學者們對三代不同歷史階段所掌握的材料不同,所以,「工程」在制訂目標時,按照由近及遠的路線,提出了詳略不等的要求。其具體目標是: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2.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研究的途徑:由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等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研究,並遵循下列三個步驟:(1)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2)對有典型意義的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作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AMS(加速器質譜計)的14C年代測定。 
  (3)對各課題通過以上兩條以及其他途徑得出的結論進行綜合,使研究進一步深化,得出盡可能合理的年代學年表。 
  有了以上三條大的途徑,接下來就是對課題和專題的設置。由於這是一個既寬泛又具體的問題,所以在設置時讓4位首席科學家頗費了一番腦筋。 
  經過反覆斟酌思量,「工程」決定突破以往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角度,採用後一種風險較大,但明顯有利於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案,對課題、專題予以設置。 
  經過論證,夏商周斷代工程共設9個課題,下分36個專題,設置情況如下: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發現,又陸續增設了以下8個專題:(1)金文紀時詞語(「月相」)研究;(2)甲骨文賓組、歷組日月食卜辭分期斷代研究;(3)商州東龍山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4)邢台東先賢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5)禹伐三苗綜合研究;(6)新砦遺址的分期與研究;(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與研究;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3)   
  (8)洹北商城的遙感與物探。 
  從以上的劃分可以看出,三代年代學這個看起來龐大無邊、深不見底的題目,經過9個課題44個專題的分解、搭配,如同庖丁解牛,豁然開朗。這個呈樹形結構的課題與專題的設置,其功能明確,內在邏輯緊密,覆蓋了國內外研究夏商週年代學曾提出的所有途徑和方法。每一個專題的任務都源於總目標的一個分支,每一個專題的成果都會最終輸入「工程」目標的主體,從而使三代年代學的大廈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經多學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論證,得以構建起來。可以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開創性的學術研究命題。 
  根據「工程」領導小組的指示和「工程」的特點,由首席專家提出,國家科委聘任相關學科的21名專家組成「工程」專家組,專家組下設精幹的課題組,並再聘任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聯合攻關。此次直接參與工程的來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內共九大學科的優秀學者達200多人,其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陝西天文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煙台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等單位。 
  工程專家組主要人員,除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等4人外,分別是:馬承源 專家組成員、上海博物館館長、研究員馬福臣 專家組成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地球科學部副主任、研究員朱鳳瀚 專家組成員、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安金槐 專家組成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嚴文明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鄒 衡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辛德勇 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張長壽 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張培瑜 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陳久金 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副所長、研究員陳鐵梅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俞偉超 專家組成員、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原思訓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殷瑋璋 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之虞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彭 林 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教授裘錫圭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以上由21人組成的專家組,人文社會科學專家13人,其中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5人,考古學家8人;自然科學專家8人,其中測年技術專家4人、天文學家3人、地學家1人。這個由老中青三結合的專家隊伍,既具有科學的合理性,又具有學術界公認的權威性,並有能力起到「工程」領導小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學術領導,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工程」課題、專題組部分主要成員:楊升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羅 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廖名春 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鄭傑祥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振韜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江曉原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教授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4)   
  胡鐵珠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副研究員吳守賢 中科院陝西天文台研究員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員鄭 光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楊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杜金鵬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蔡蓮珍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雪蓮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宋國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員楊錫璋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廣德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唐際根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劉一曼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曹定雲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常玉芝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王占奎 陝西省考古所副所長、副研究員曹 瑋 陝西省考古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徐良高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張立東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劉 緒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天進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雷興山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吳小紅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劉克新 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魯向陽 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馬宏驥 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趙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世民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陳公柔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劉次沅 中科院陝西天文台研究員陳美東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彭裕商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志純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吳振武 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劉 雨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員羅 新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長、副研究員黃天樹 北京首都師大中文系教授蔣漢英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張 強 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吳宇虹 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劉 健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博士為協助專家組進行項目的總體設計和實施中的組織協調,經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批准,設立以歷史學家朱學文為主任,週年昌為專家組秘書長,王肅端、王正、徐俊為副主任、江林昌、徐鳳先為學術秘書的項目辦公室,負責日常事務及有關工作。 
  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專家組、項目辦公室以及有關單位及專家、學者近50人。李鐵映、宋健聽取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組長鄧楠、專家組組長李學勤等有關人員的匯報,並為參加工程的21位專家組成員頒發了聘書。會上,宋健作了題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長篇報告。在這篇氣勢恢弘的報告中,宋健說道「中國的歷史科學要想在世界上獲得其應有的地位,中國的歷史學家首先要站起來,要敢於做大題目,使歷史科學成為中華民族的支柱性科學,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種綱領性的工作。20世紀即將結束,我們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這樣傳給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潰直至進入21世紀的100多年來,經過數代人的努力,特別是建國後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極其豐富的成就,處於世紀之交的『九五』期間,應該做一個總結,對三代紀年這個關鍵問題歸納出一個輪廓」。 
  繼宋健之後,李鐵映滿懷激情和信心地講道:解釋歷史的疑團,撥亮歷史明燈,使中華民族的歷史更輝煌,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自信心,是這一項目的意義之一。從各種條件來看,現在我們有大量的考古發掘,有現代的科學技術,又有國外的研究可以借鑒,我們的條件不比德國人研究埃及史的條件更差,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這一課題。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前進的動力,創新本身也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夏商周斷代問題,2000多年來沒有得到解決,說明它有難度。所以,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舊。在「工程」開始之時,就要有一種大無畏的科學精神,開拓這一研究的新局面……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5)   
  5月16日的會議,標誌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全面啟動。古老的中華文明將以此為新的基點,在時代的呼喚與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漸顯現出它自身的輝煌與榮光。 
  交相輝映的世界文明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各路專家、學者按照「工程」的規劃和各自承擔的課題、專題紛紛行動起來。鑒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不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且這種研究仍在不斷發展之中。夏商周斷代工程專門設立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以期通過對這一方面的研究,讓所有參與工程的專家、學者深入瞭解世界古代年代學研究的情況並取得借鑒。由於這一專題的研究成果必須產生於其他諸如考古、天文、曆法等課題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工程首席科學家經過慎重考慮與討論,認為只有將這一複雜繁重的工作,交由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純教授領銜的眾位專家,才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預期的目的。 
  當得知夏商周斷代工程特設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並由東北師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擔研究後,林志純興奮,顧不得年老體邁,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領研究所12位教師和博士生,組成一支精幹的隊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並很快完成了關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12篇高質量研究報告。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斷代工程後,使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一步瞭解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的同時,也拓寬了眼界,增添了見識,受到了啟迪,從而促進了各自承擔的任務更加科學有效地完成。 
  就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而言,從林志純及其他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無一例外地採取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途徑,並融合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14C測年技術)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而這些方法總體上適應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但在具體的研究中,中外的條件又各有自己的特點。 
  一、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希臘最早是奧林匹克第一次賽會的舉辦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則以一年一任的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為界。羅馬的標準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據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為最早的紀年。而在埃及、兩河流域則處於混亂和模糊狀態,沒有確切的界標。中國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對比可知,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中國早於希臘、雅典、羅馬甚至埃及和兩河流域。以中外的確切紀年為標誌,在此之前的古史紀年,不只是中國多有歧異,國外也同樣是模糊不清,這一點中外是趨同的。就年代學的研究狀況看,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漢代劉歆的《世經》開始,一直到清朝,可謂歷朝歷代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問世。而西方經過小羅馬之後,年代學的研究就幾乎中斷了,近東和兩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開始,隨著後來歐洲和西方列強對東方的佔領和統治,才引爆了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歐美等國憑著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強勢,產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斷地進步和完善。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落後於西方。這便是中外在年代學研究中的歷程和差異。 
  二、文獻方面。相同之處在於中外各有文獻記錄,且這些記錄都是真偽摻雜,不甚確切。如國外年代學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書早已不是原來的版本,而是後人以各種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這個本子同中國學者一直使用的《竹書紀年》等文獻具有相同的性質,兩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6)   
  不同的方面在於,中國的傳世文獻多於埃及、兩河流域等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文獻的豐富是中國的強勢——儘管這些文獻並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兩河流域的年表,如《亞述王表》中,它記載了從亞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數,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間的相對年數和全部王朝的總年數。遺憾的是,這些王表大都殘缺不全,無法從一個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過,這些殘缺不全的版本,分散為一個個不同的版塊,有的版塊記有許多個連續的王年,有的版塊只記兩三個甚至是一個王年。但就整體而言,這些殘破的版塊是在一個大的框架裡 
  面,只要把公元前1千紀中的後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個王的年代版塊對接起來,這些年代就清楚和較為準確地顯示出來了。依這種方法對接,亞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紀,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 
  就中國的文獻而言,缺乏的則是如亞述王表這樣的版塊。正如著名世界諸文明年代學研究者劉家和所言,「司馬遷老先生太過於謹慎,他在讀《歷譜諜》的時候,由於『古文鹹不同,乖異』,他就棄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這些『乖異』的材料都留下來傳給後人,該是多麼大一筆財富呵,可他就是不留。於是司馬遷《史記》中的三代,只有世表,這樣,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研究起來就沒有人家方便了」。從這一點上看,又是中國文獻的弱勢。 
  三、材料的互證: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往往有緊密的聯繫,研究者可以憑借這個特點,互相對照補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較滿意的效果。而中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夏商週三代是以中原為中心,各個王朝疆土廣袤,與邊遠地區的聯繫,不像近東與西方古典時期那樣有序和密切。年代學家在採用「同時期參照法」時,其效果就比國外遜色得多。儘管如此,這個材料互證的方法仍然適用於中國。 
  四、考古方面:無論中外,歷史年代學之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發掘的證明。儘管在田野考古學方面,中國起步較晚,但在建國後的近50年裡,發展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時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在這些田野發掘資料中,文字記錄都是中外倍感興趣和重視的憑據。如國外的碑文、紙草或泥版文書,中國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記錄這些文字的材質有所不同。國外的文字多記錄於石碑和紙草、泥版上,而中國多記錄於青銅器、竹簡、甲骨上,真可謂大同之中又有小異。 
  正是有了以上這些異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也就注定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範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年代學研究條件和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華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條獨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和手段以及將要獲得的成果,在構築起華夏文明大廈的同時,也必將對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有所啟示,並對整個世界歷史年代學研究作出非凡而獨特的貢獻。 
  同國外在年代學研究中極其重視古代文獻一樣,為了提高研究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的第一個課題就是「有關夏商週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負責這一課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楊升南和副主任羅琨。 
  課題組受領任務後,首先要對從先秦至清代文獻中有關年代、天象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輯集,建立計算機資料庫,供研究者長期檢索研究。與此同時,在大量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文獻所載夏商周積年、諸王世系、在位年數及編年研究中的定點定位等問題進行異說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較接近史實的記載,為夏商西周編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學研究提供比較堅實的依據。經過羅琨、王貴民、張永山、曲英傑等學者的努力,先後從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中,對近400種古籍進行了普查,從中選錄出有關三代年代和天象記載的史料總計30餘萬字,錄入計算機,使資料庫得以建立並投入使用。負責夏、商、西周編年研究的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朱鳳瀚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在全面彙集有關典籍文獻的基礎上,對有關夏、商、西周諸王世系與在位年數、積年的諸種說法進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說法的分歧所在,說明各種說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時對文獻中反映出來的不同的紀年體系進行科學分析,解釋其編排依據並加以鑒別,然後將這些研究文獻編輯成書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組織和編輯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以朱鳳瀚主編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兩部專著,為整個夏商周斷代研究,特別是為《夏商週年表》的編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7)   
  從羅琨等學者選錄的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夏商週三代的歷史記載枝蔓繁雜,神話、傳說、史實和揣測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劃分上,更是眾說紛紜,形同一團亂麻。但若從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兩個系統仔細分析研究起來,還是可以看出整體的脈絡,特別是從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更能看出夏商週三代的概況。 
  關於夏代之前的歷史,不僅社會生活的一般狀況極其模糊,連時間、地點、人物及世系等諸要素也是雲遮霧罩,難窺真顏。司馬遷收羅各家異聞傳說,把那些遠古的人物事跡如黃帝、炎帝、蚩尤、顓頊、高辛(嚳)、堯、舜等等三皇五帝加以梳理編排,統統歸入《五帝本紀》,權當《史記》的卷首開篇,接下來就是對夏商週三代及其以後歷史的敘述。 
  按照《史記》的說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之前是舜和堯兩位帝,他們都是五位古帝的後代。據歷史留下的文獻資料看,堯號陶唐氏,都平陽,居地在西方;舜號有虞氏,生於諸馮,卒於鳴條,從地理位置看應屬於東方。禹的父親鯀,居地在崇,崇即嵩,應為河南嵩山一帶。禹原住在陽城,後都陽翟,這兩個地方後世學者大都認為應在河南偏西地區。如果從三皇五帝到堯、舜、禹等幾位重量級人物對後世留下的影響來看,禹的名聲最大。同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災——洪水一樣,據說在帝堯之時,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為了治理洪水,讓百姓安寧,帝堯讓鯀主持治理,結果9年而無功,洪水照樣氾濫成災。堯一看這種狀況,不得不另請一位叫舜的高人出面沒法。舜得到重用後,以天子的權力四處視察災情。結果發現鯀搞的那一套以堵為主的治水方法亂七八糟,壓根不能湊效。為樹立朝廷的威儀尊嚴和平息小老百姓們的哀怨之氣,年輕氣盛的舜一怒之下將鯀殺死於羽山之野。此舉令天下百姓為之叫好,都認為殺得好,殺得及時,大快人心。事過之後,可能舜感到自己對鯀的問題處理有些過火,心生慚愧,遂產生了同情彌補之心。或者禹本身在道德、才能等軟件和硬件上都具備了為官治水的條件,並有幸落入舜的法眼。未久,舜就舉薦鯀的兒子禹出來繼承其父的事業,治理仍滔滔不絕,氾濫成災的洪水。 
  禹上任之後,想到自己的老子治水不成被砍頭的事。為了保住肩膀上那個圓圓的且散發著溫熱的肉球。乃勞心焦思,吸取以前失敗的教訓,改堵的方法為疏導、疏通之術,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在外奔波13年,三過家門而不敢入,深怕一不小心被身首異處,落個死無葬身之地的悲慘下場。經過一翻艱苦卓絕的折騰,終於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於是天下太平,禹也自然成為後世備受人們崇拜和讚頌的一位神人。 
  當時與禹同時治水的還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傳說伯益最早發明了鑿井之術,有了井,人們便可以離開經常氾濫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產,人身安全和農業的發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這個時期,有一個叫奚仲的人發明了車,車的發明是古代社會生活中一項革命性成果,這個成果無疑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按一般的說法,黃帝以下諸帝,部落聯盟逐漸擴大,戰爭也變得頻繁起來。到堯舜禹時期,存在著以黃帝族為主,以炎帝族、夷族為輔的部落大聯盟,到了禹做大酋長時,對苗族的戰爭獲得了較大的勝利,使當時勢力最大、戰鬥力最強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長江流域,黃、炎族開始佔有了黃河中游兩岸的中原地區。從流傳下來的史料可以看到,神農時用石頭做兵器,黃帝「以玉為兵」,到了禹的時候則用銅做兵器。如此迅猛發展的生產力,奠定了偉大燦爛的華夏文明的基礎。 
  在流傳下來的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中,堯、舜、禹的帝位傳承是採取「禪讓」的制度。當堯在帝位的時候,咨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舉虞舜作繼承人。舜受到各種考驗後,攝位行政。堯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後的舜像先帝堯一樣,是位道德高尚的謙謙君子,依例咨詢眾人,聽取各方意見,最後推選禹為自己的繼承人。舜死,禹繼位。繼位後的禹仍照過去方針辦,依原有的制度,將皋陶(偃姓,夷族)作為自己的繼承人。想不到這位皋陶未來得及即位就一命嗚呼,撒手人寰。眾人與悲痛中又推舉皋陶的兒子、曾發明鑿井術的伯益為繼承人。想不到歷史總是和皋陶父子過不去,當禹死後,應該繼為帝的伯益正在梳洗打扮,穿衣戴帽,未來得及登常入室蹲坐大位,蓄謀已久的禹子啟,就率領一幫狐朋狗友和私人武裝,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政變,將伯益的衣服扒光,帽子打掉,於慌亂中踏著流淌的鮮血進得廳常,爬上大位,自稱為帝。從這次政變開始,原來的「禪讓」制度被廢棄,「公天下」從此變為「家天下」。這一重大歷史性轉折,影響了以後幾千年中國的政治制度,自此歷代帝王都以「家天下」為己任,世間的一切再也沒有小老百姓們什麼事了。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8)   
  自啟篡位之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不斷積累增多,啟之後的政治集團和所屬部落漸漸強盛於眾小邦之上,各種制度日趨完善和鞏固,原來的部落聯盟漸漸向國家過渡,因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形成了。 
  往事越千年 
  從歷史記載看,夏代從禹開始至最後一個帝桀終結,共為17世,總年數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為: 
  就在夏王朝建立並走向鼎盛的時候,在東方一個稱為商的小國也在崛起。據司馬遷《史記》載,商的始祖名叫契,母親簡狄是帝嚳的次妃,這位簡狄在沐浴時遇到一隻玄鳥下了一個蛋,簡狄拾起來吃了下去,從此懷孕,之後生下了契。 
  堯舜時,契因幫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為司徒之職,其封地在一個叫商的地方,因而稱為商族。 
  契死後,他的兒子昭明繼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繼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國王,曾發明了馬車等運載工具,其勢力曾一度達到「海外」。當商族邁入文明的門檻時,產生了一位著名的商王,名叫王亥。相傳,王亥在馬車的基礎上又發明了牛車,大大提高了車的功用,給人類的生產運輸以及交通都帶來了極大方便。據記載,王亥曾駕著牛車,用帛和牛當貨幣,在部落間做買賣,後來到了一個叫做有易的部落進行貿易,受到當地人的盛情款待。像大多數後世暴發戶一樣,腰包鼓起,志得意滿的王亥於得意中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處境,竟以帛和牛為誘餌,色膽包天地在有易部落做起了引誘、姦淫女人的勾當。有易部落的男人們見這個外來的小商人,自視手頭有幾匹帛和牛,就以為處己是世界霸主,喪心病狂地公開行淫亂之事,遂大怒。經請示部落首領同意,於月黑風高之夜,一大漢持刀欲室,將正在與有易女子行淫亂之事的王亥「卡嚓」一聲砍頭了事。 
  王亥的死訊很快傳到商族部落,其弟王恆認為自己的兄弟為了幾個女人命喪黃泉,很是窩囊,盛怒之下率領一干人馬殺奔有易族,除奪回了王亥帶去的牛車與帛,還佔領了有易部落的土地,搶奪了大批女子和財物,算是為其兄報仇雪恨。——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商在滅夏之前已是具備一定實力的小國。隨著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商業貿易的發展,國勢漸漸強盛,最終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趨勢。 
  自王亥之後又過了好幾代,商國又出了一位頗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湯。這位湯王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廣施仁政,國勢再度加強。湯把自己的都城從叫商的地方遷到一個叫亳的地方,然後開始作滅夏的準備。這期間,湯王得到了兩個極有才幹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輔助,許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國力更加強大,滅夏的條件漸已成熟。 
  夏的最後一個帝,名叫桀,其人是歷史上有名的暴君,所愛的世間之物除了美酒便是美女,號稱「二美」。當時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個叫斟鄩的地方。湯在滅夏之前,首先滅掉了夏在東方的韋、顧、昆吾等三個附屬國,然後傾全力發動了對夏桀的進攻。桀、湯之間經過11次激戰,桀終於力不能敵,全線潰敗。夏桀率領殘兵敗將逃到了一個叫南巢的地方,從此宣告了夏王朝的滅亡。 
  夏朝滅亡後,湯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稱武王,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商代夏的新時代開始了。 
  許多歷史記載都說商族經常遷都,湯打敗夏之前先後遷都8次,滅夏後又遷過5次,直到盤庚遷到殷(今河南安陽)才不再遷都。商後期又稱殷,或殷商並稱。從記載看,商王朝的領土大約與夏統治的區域相似,介於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之間,而權力所及的地區可能達到了今陝西、遼寧甚至朝鮮半島,這些地方是當時的夏朝權力伸展不到的。 
  自盤庚遷殷之後,又傳了8代12王,歷經200餘年而滅亡。在這200多年的時間裡,社會經濟和鑄冶工藝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到了最後一個叫紂的國王統治時期,商的國勢已是江河日下,大廈將傾。牧野一戰,終於使商王朝徹底覆滅。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9)   
  縱觀商的歷史,自契到湯凡14代,從湯滅夏到紂凡17代30王(湯子太丁早死,不計在內)。總積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說法。其世系為: 
  歷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戰,宣告了商王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建立,周武王自此成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後,繼位的分別是成王和康王,在這兩個王執政的四十多年間,人民休養生息,社會安寧,天下太平。史載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其國勢達到了整個周王朝的全盛時期。可惜好景不長,繼短暫的成康盛世之後,周王朝日漸衰落。又經過幾代,到周厲王時,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國家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當政的周厲王又偏偏是一位極度專制的君主,除暴虐、驕橫之外,還特別喜歡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內外烏煙瘴氣,天下民眾痛苦不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民眾只好集合起來舉行武裝暴動,周厲王一看這陣勢,知道頹局難挽,在性命堪憂的情形中,只好棄卻豪華的宮殿和成群的美女,於混亂中偷渡黃河逃走,自是撿得了一條性命。此次暴動堪稱是古代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國人以革命的武裝,對抗反革命武裝的偉大壯舉。由於厲王的出逃,使得周國無君,天下無主。當政治形勢稍趨緩和後,在諸侯的推舉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周厲王的職權,歷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共和」政治,而召、週二公行政的始年稱為「共和元年」。——正是從這一年起,中國的歷史有了確切紀年,若以公元紀年計算,這一年為公元前841年。 
  周厲王出逃後,一去不復返,這個以國人為基礎,由公卿執政的無君之邦,無王之天下,在經歷了14個春秋之後,隨著厲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靜(宣王)的繼位而宣告結束。 
  由於宣王自小就歷經艱苦磨難,即位之後,認真聽取召公和眾公卿的建議,努力治理政事,一時頗有中興氣象。令人扼腕的是,當周王朝的歷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實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強勁的戎部族侵擾,東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進逼,雖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最終把諸夷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國力也大大衰弱,一蹶不振了。 
  宣王之後,繼位的是中國歷史上頗為著名的幽王,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不是像他的祖輩如文王、武王那樣有治國平天下的才幹和業績,而是他的暴虐、淫亂和荒唐之舉,久傳不衰的「烽火戲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傑作」。本來當幽王即位之時,周王室已是千瘡百孔,危機四伏,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不斷襲來,周王室大廈即將傾塌。但這位幽王似乎並不把這凶兆險境放在心上,一味地走雞溜狗,尋歡作樂,尤其在得到了一個叫褒姒的女人之後,更是驕淫無恥,荒誕暴戾。當他一意孤行地廢去申後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兒子伯服為太子之時,激怒了申後的父親申侯,這位申侯憑借自己的人脈和實力,一氣之下約集了鄫國與犬戎等部落,聯合發兵攻周。氣數已盡的周王室力不能敵,鎬京城陷,幽王在敗逃中被殺死,西周宣告滅亡。 
  幽王死後,鑒於鎬京在戰火中化為瓦礫灰燼,無法再作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國土上立太子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21年後,周平王在晉文侯的幫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並以周公早年所建的東都洛邑為京畿之地號令天下,後人始稱東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魯隱公元年,相傳這一年孔子始作魯國史《春秋》,從此歷史進人了春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周王室雖然還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卻漸漸轉移到列國霸主的身上,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急劇動盪、頻繁變革、戰爭連綿的春秋戰國時代。西周的世系表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1)   
  疑古、信古、釋古 
  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前,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把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述下來的,只是到了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跡,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於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於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後稷等,顯然是神話,若以今天的科學眼光分析,實際上反映了原始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關係。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系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個時候只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贏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統後,圍繞一場關於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爭論,在丞相李斯的鼓動和蠱惑下,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關於焚書之事,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焚書,對先秦典籍無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遷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遠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復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 
  自20世紀20年代始,中國學術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風潮,在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個「古史辨派」也隨之滋生發展起來,這一派別打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對歷史進行一次總清算的大旗,一時間甚囂塵上,幾站佔了學術界的統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對古史的清算結果,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週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歷史,而只是一種傳說或神話。號稱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其歷史驟然被縮短了一半,流風所及,遍及海內外。極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響,使許多國內外華人喪失了對古籍和傳統古史的信心,對中國文明從興起到繁榮的夏商週三代產生了懷疑。此後的部分學者雖沒有完全否認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卻斷定「夏代是傳說時代」,並武斷地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罷了」。 
  歷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春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史實,到底全是傳說還是確實存在過的歷史,在學術界思想陷入迷茫與混亂的時刻,一批博學鴻儒處變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滿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以「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為學術思想指導,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亂的思想態勢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求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求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1925年9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在學術界著名的題為《古史新證》的演講:「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正是憑借這一學術指導思想,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獨闢蹊徑,通過對1899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在完成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同時,也轟然撞開了歷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門,從而為中國史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2)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種古文字,它們的作用就像遠古的先民們「結繩記事」一樣是一種「記錄文字」。當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未被認出之前,它只是被當作不值錢的藥材出現在藥店。而一旦這些古文字被確認之後,天下震驚,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紀元由此開始。 
  據說,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時任國子監祭酒(皇家大學校長)的王懿榮得了瘧疾病,用了許多藥仍不見好,京城裡有一位深諳醫理藥性的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裡面有一味中藥叫「龍骨」,王懿榮派家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藥店達仁堂按方購藥。藥買回來之後,王懿榮親自打開藥包驗看,忽然發現「龍骨」上刻有一種類似篆文的刻痕,憑著金石學家對古物鑒定的敏銳,他立刻意識到這頗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種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寫的時間要早於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銅器上的文字。這個意外發現使他興趣大增,於是又派人將達仁堂中帶有文字的「龍骨」購買回來,加以鑒別研究,同時注意在京城收購。不久,山東濰縣的古董商范維卿又攜帶這種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一見視若珍寶,將此物全部收購下來。此後,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趙執齋也攜甲骨數百片來京,被王懿榮認購。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裡,王懿榮久收購了有字甲骨約1500片。 
  甲骨文被確認之後,震驚了國內外學術界,王懿榮不僅是確認甲骨文的學術價值,並定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開了商代歷史研究、確認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發現的第二年,王懿榮搜求千餘片甲骨,準備著手深入研究之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為國子監祭酒兼京師團練大臣的王懿榮面對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自感無力回天,憤而投井自盡。 
  王懿榮與他剛剛開始的新事業訣別了,甲骨文研究的命運也面臨著是生還是滅的又一輪抉擇。所幸的是,這一事業被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繼承了下來。 
  隨著甲骨出土地點被確認,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對甲骨文所在時代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羅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認為甲骨是「夏殷之龜」的觀點,而確認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這一年,羅振玉應日本學者答林泰輔的約請,寫出了著名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此時的他已釋讀出一定數量的甲骨文單字,並「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在這部著作的「序」中,羅振玉進一步考證小屯村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羅振玉委託他的弟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求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望,在安陽小屯逗留了50天,不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萬多片,分兩次通過火車運往北京。1914年,羅振玉通過對大量甲骨的進一步研究,從《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中得到啟示,認為此地為「武乙之都」,並在新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又確定了小屯為「洹水故墟,舊稱宣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個考釋,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都被學術界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具有開創性的重大學術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從日本歸國的羅振玉由上海趕赴安陽作實地考察,除了考證其地為殷代晚期都城外,還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名作比較,發現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發表、1927年增訂的《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中,總共釋讀了561個甲骨文單字,指出商王名號22個,外加示壬、示癸兩個先公名號,並發現了王亥之名,這項成果成為他對甲骨學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貢獻之一。 
  如果說羅振玉通過對甲骨文的釋讀和研究使殷商的歷史之門顯出了一道縫隙,讓學界同仁得以窺視廟堂之間的些許影像,那麼,王國維則把這扇封閉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的歷史之門徹底撞開了。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3)   
  1917年2月,王國維撰成蓋世名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此之前,儘管羅振玉於1915年刊行的《殷墟書契考釋》中,已指出了卜辭中商王名號22個並發現了王亥之名,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對整個商王室世系從整體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資料加以論證從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確認下來。這個遺憾和空白最終由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中予以填補並發揚光大。王國維首先突破了羅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將卜辭對照的文獻範圍,由《史記》一書擴大到《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呂氏春秋》等古代文獻,並擴大到銅器銘文的範圍之中。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發現了《史記》中誤記或以通假字記載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號。在這兩篇論文中,王國維從卜辭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嚳、相土、季、王亥、王恆、上甲、報丁、報丙、報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後順序,證實了歷史記載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並在整體上建立了殷商歷史的體系。為此,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其所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被譽為自甲骨文發現19年來最具重大價值的學術論文,為甲骨學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確定,無疑為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學者從傳統古典經籍考訂的書齋裡走了出來,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密切注視著新出土的資料,以新的學術指導思想和方法,開始穿越歷史的迷霧,漸漸邁上了「信古」、「釋古」的道路。 
  遺憾的是,王國維,這位學術界罕見的曠世天才,甲骨學研究領域的一代宗師,於1927年6月2日,在他50週歲的鼎盛英年,竟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感慨和疑惑。 
  殷墟的發掘 
  1928年5月,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出任該所所長的傅斯年立即網羅人才,成立考古組,並以機智敏捷的頭腦決定派河南南陽人董作賓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進行實地調查。未久即根據調查報告,開始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共獲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 
  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聘請李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在董作賓的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3000餘片,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正當考古人員躊躇滿志,熱情高漲,渴望一舉揭開商王朝的隱秘之時,由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地方就發掘器物的去留問題發生衝突,導致發掘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 
  就在這段糾紛突起,中央和地方反覆交涉的不短的時間內,李濟見安陽殷墟無法正常工作,便移師山東濟南,開始展開對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 
  李濟此時揮師城子崖,其情感和動機是複雜的,除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慮尋找處女地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此前瑞典人安特生在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村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那麼黃河下游出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著什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道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懷著對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不服氣的心理,李濟才毅然作出了這個決定。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遺址於同年11月開始首次發掘。1931年,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梁啟超次子、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與此同時,殷墟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得到解決,開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規模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學事業在20世紀上半葉迎來了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 
  城子崖發掘的結果證明,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形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具特徵的「蛋殼陶」,通體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頂峰,並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黑陶文化,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響。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與殷墟文化有著某種關聯的卜骨和長450米、寬390米、基址10米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為學者們尋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強了信心。後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公之於世,並認定疊壓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隨後將這一文化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4)   
  龍山文化的最初命名,是泛指以黑陶為特徵的史前文化,但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這一命名已不適應考古學的發展要求,因而許多以黑陶為特徵的遺存,只要在陶器質地、形制、花紋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風格,其他方面也與龍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劃分出來,重新進行命名,如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等等。——這一命名雖是若干年以後的事情,卻是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緊密相聯的問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考古學家梁思永於1931年春天在殷墟後崗主持發掘時,首次在中國運用標準的考古學手段,依照後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色,對地層進行劃分,以超凡卓絕的天才,發現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很明顯,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那麼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帶著這個疑問,梁思永在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發掘時,將殷墟和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較,發現兩者基本相同。當他回到安陽殷墟後,在以後的幾次發掘中,於同樂寨又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了在後崗關於仰韶文化一龍山文化一商文化三疊層按先後存在的時間順序劃分的科學依據。後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框架,並使乾涸的歷史長河重新流動起來。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而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由於受當時條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一龍山一商文化的承接性歷史框架,在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這三個獨立的文化系統中間尚有大的缺環和空隙,而什麼樣的文化又能連接和填補這些缺環與空隙呢? 
  在1932年春進行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個發現無疑較單純地發現甲骨更具科學考古的價值。因為有了宮殿就進一步證明殷墟作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從這次發掘開始,工作的重點由單純地尋求甲骨和器物漸漸轉變到揭示和研究這些宮殿基址上來。由於這些宮殿是在很長時期內陸續建造而成,舊的毀棄後新的又得以重建,前後交疊,已看不清原來佈局。隨著發掘探溝與探方的展開,殷墟的神秘面紗才被一層層揭開。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郭寶鈞等學者,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發掘,這時考古學家的目光轉向洹河北岸侯家莊的西北崗,終於在這一帶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王陵之所在從未見諸記載。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這時胸有成竹的考古學家們已經不再是局部的試探,而是擁有了大面積揭露的膽魄,每天用工最多達到了500多人。他們一連發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這些大墓規模宏偉,雖經盜掘,但豐富的出土文物仍舉世震驚。 
  1936年,繼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後,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著名的編號為127號的商代灰坑中,共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不僅因為發現帶字甲骨數量驚人,更重要的在於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組卜辭,這對於研究各組卜辭之間的區別與聯繫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聯繫,比起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在學術價值上顯然更高一籌。1937年春,考古學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發掘。到夏季,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發掘共獲得甲骨24794片,雖然數量仍然和殷墟發掘前期流散於社會的不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5)   
  能匹敵,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與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價值。安陽殷墟所經歷的近9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的。當時社會環境極不安定,土匪肆虐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裝士兵的保護。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殷墟發掘仍然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中國古史上偉大的商代文明由此顯耀於世,並為世人所廣泛矚目。 
  殷墟前15次發掘的資料於1949年大都運到了台灣,從此殷墟的資料和研究人員天各一方,難以團聚。後來在台灣的資料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主持整理,先後出版了《小屯》、《侯家莊》等多卷本考古報告集。 
  從1950年開始,殷墟重新恢復了系統的科學發掘,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發掘了王陵區內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隨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後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安陽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護區範圍內,田野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一直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每隔幾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現。 
  殷墟從發掘之初,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商代社會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誠如李濟所言:「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歷史學家對大量的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復了信心。在滿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前,恢復這種對歷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許,正是懷有這樣一種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鄭州商城的發現 
  同世界上許多偉大發現一樣,鄭州商城的最初發現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1950年,剛剛從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擺脫出來的鄭州人民,又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家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叫韓維周的教師,於教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工地邊轉悠,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的古物。當然,他尋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為了收藏和研究。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自幼對古器物頗感興趣,早年曾作為一名技工參加過安陽殷墟的發掘,並隨考古人員學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期間在村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縣政府任參議,後到鄭州南小街小學任教。他一度出任過河南省古跡研究會會員、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等,對文物有一定的鑒賞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和職責,才使他下課之後,總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也就在這段時間裡,他發現了許多以前未曾見過的陶片,尤其在鄭州煙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經初步分析研究,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點可能是一個商代的遺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遺存,那就非同一般,說不定會產生第二個安陽殷墟。想到這裡,韓維周便向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時在開封)作了書面匯報。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報告後,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等三位專職文物幹部赴鄭州調查。當三人來到韓維周的住室時,只見滿屋都擺著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韓維周的見識和對文物保護事業的責任感,一時讓三人大為感動。 
  調查結果表明,鄭州二里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們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前來複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後,先後派專家到鄭州作了實地考察,進一步證明二里崗一帶的遺跡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並認為這是河南甚至是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商代遺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遺址。由此,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很快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6)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全國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經過在北京大學進行考古知識學習之後,即到鄭州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實習。在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等人的帶領下,訓練班學員以二里崗為重點,拉開了對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為配合鄭州城市基本建設,做好文物保護、考古發掘工作,河南省文管會於1953年成立了鄭州市文物工作組,由安金槐任組長,具體負責管理、組織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事宜。通過1953年至1954年對鄭州二里崗一帶商代遺址的發掘,根據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徵,清楚地判斷出鄭二里崗的商代陶器稍早於河南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為了便於把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與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有所區別,考古人員即把鄭州商代遺址的時代以最早發現地與發掘地的二里崗命名為「鄭州商代二里崗期」,並依據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上下地層疊壓關係和上下層內包含主要陶器特徵的明顯變化,在時代上又區分為上、下兩大層,即「商代二里崗期下層」和「商代二里崗期上層」兩期,從而使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成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標尺,並為此後在全國各地商代考古學所應用。 
  1954年至1955年春,由安金槐任考古隊長的工作人員,在鄭州舊城內外相繼發現了大面積的商代二里崗期遺址,並有一部分相當於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階段的鄭州洛達廟類型遺址(相當於後來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和相當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的鄭州商代人民公園期遺址。通過發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層次相疊壓的地層關係,從而為證明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早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而又略晚於洛達廟文化遺址提供了地層學依據。 
  與此同時,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還相繼發現了商代二里崗期的鑄造青銅器、燒製陶器和製作骨器的各種作坊遺址。從遺址出土的陶製品種來看,這兩處鑄銅作坊之間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還出土了一片類似安陽殷墟甲骨文的所謂「習刻文字」。這些商代二里崗期遺跡與遺物的發現,對研究鄭州商代遺址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955年秋天,鄭州市城市建設局在鄭州商代遺址東北部的白家莊一帶挖掘壕溝、鋪設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發現了一片堅硬的夯土層和許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得知後,立即派安金槐前往進行考古調查。通過實地發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許多商代二里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遺物。由此可見,這裡發現的夯土時代不會晚於商代二里崗期。從夯土層內包含的陶片等遺物來看,沒有發現比商代二里崗期時代再晚的遺物。以此證明,這裡發現的夯土層應是屬於商代二里崗期。 
  考古人員開始根據商代夯土的邊沿繼續向夯土周圍進行地下考古鑽探。通過鑽探得知,這一商代夯土層,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邊沿,寬20多米;而夯土層的東、西兩側則一直延伸著,始終找不到邊緣。繼續鑽探至1955年冬,已鑽探出商代夯土東西長約100多米,其東、西兩端仍繼續在延伸著。這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才意識到這裡發現的延續如此之長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又經過近半年的追蹤鑽探,安金槐等考古人員驚奇地發現,在鄭州已發現的商代夯土層構成的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1700餘米、略呈南北縱長方形的夯土遺址,原來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從鑽探的整個情況看,鄭州商代夯土城垣遺址圍鄭州一圈,全長6960米,包含範圍比鄭州舊城還大三分之一。這個發現立即引起了國內考古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它是當時中國考古工作中發現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遺址。由於已被國內外考古界與歷史界所公認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的安陽殷墟一直沒有發現夯土城垣遺址,這次突然在比安陽殷墟還要早的鄭州商代前期的遺址中發現了一座規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遺址,讓人感到大為振奮。從1973年春季起,他們開始在商城內進行全面的考古鑽探調查與試掘,以尋找商代宮殿建築基址。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7)   
  通過兩年多的地下考古鑽探與試掘,在這一帶東西長800餘米、南北寬500餘米、面積約40萬平方米範圍內,較普遍地發現了範圍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築遺存。稍後,又發掘出許多座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型宮殿夯土基址。除此之外,在鄭州商城內外的發掘中,還發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場地和祭祀後的窖藏禮器坑,並在窖藏坑內出土了許多珍貴的青銅禮器。 
  鑒於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的規模宏大,各種遺跡與遺物的內涵豐富,多數學者認為,鄭州商城遺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遺址。至於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遺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為代表的考古學家認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遷於隞(或囂)」的隞都遺址,而以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為代表的考古學家則認為是商代第一個王「商湯建都於亳」的亳都遺址。但無論爭論雙方孰是孰非,就鄭州商城的發現而言,無疑是新中國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發現之一。由於這個發現第一次找到了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補了商代中期文化的歷史空白,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開拓了視野和思路,也為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誠如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所言:「它的發現的重要意義,是為我們提供了一把鑰匙,來打開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歷史文化的大門,開拓了我們的眼界。在這個意義上,它比安陽殷墟的發現是更上一層樓的。」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1)   
  曙光初露 
  當1928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開始之後,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和同層出土的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連同後來發現的商代宮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種文化遺跡推斷,殷墟在考古學上作為商文化已成定論。既然商文化如此豐富厚重,那麼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通過考古學找到呢?隨著學者們對古史信心的不斷增強,對於夏文化的探索也在學術界從幾個方面開始興起。就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了,一個在中國考古史上無法迴避的人物,為夏文化的實質性探索揭開了輝煌的一頁,這個人就是傑出的古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 
  徐旭生在仔細研究有關夏代先秦文獻的基礎上,認為尋找夏文化的重點應放在豫西和晉西南兩個地區。為了讓這個理論得到事實的驗證,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歲高齡的他不顧年老體衰,帶著助手親赴豫西對文獻記載中的「夏墟」展開調查。就在這次行動中,徐旭生分別對河南省登封縣的八方、石羊關,禹縣的閻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遺跡作了田野調查。有一日,當他途經偃師縣境內,準備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考古工作站落腳時,來到了洛河邊一個叫二里頭的村外。徐旭生發現此處有些異常,便停下來四處轉悠,以尋找心目中的東西。當他在村外轉了半圈後,有一個正在田地裡勞動的農民感到很奇怪,心想這個外地老頭一定是丟失了什麼,便主動向前詢問。這一問,徐旭生樂了,他幽默地說:「丟了一件大東西,是一座城,幾千年的一座城。」這位農民不解,徐旭生解釋說:「我是搞考古調查的,想在這一帶看看有沒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麼的。」這位農民聽罷,不以為然地說:「陶片,我們這裡多的是呢,還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設挖出來的。」徐旭生一聽大為驚喜,急忙對眼前的農民說:「好兄弟,你說的地方在哪裡,能帶我去看看嗎?」 
  「中」,農民爽快地答應著,領徐旭生到了村東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這裡發現了許多陶片,並且還撿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從遺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紋、質地等特點判斷,這是一處規模甚大的古文化遺址。 
  徐旭生在對二里頭遺址作了初步判斷後,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將調查的情況告知了工作站的趙芝荃等人。眾人一聽很是振奮,決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長趙芝荃帶領幾名考古人員,一道赴二里頭做進一步調查。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偃師縣城西南約9公里處,西近洛陽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臨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黃河,東有成皋之險,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處的河洛地帶自古被稱為中土、土中、地中。並有「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和「萬方輻輳」之譽。傳說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聖王皆在河洛地帶膺圖受瑞,並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由於武王曾在此處廷告於天:「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因而這裡也是本來意義的中國。後來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營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還在嵩山附近興建測景(影)台,從禮制上確定此地為天下「地中」,並賦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等等神秘意義。漢魏以後亦有不少王朝留意於此,在此建都,這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 
  當趙芝荃等人隨徐旭生來到二里頭村外時,當地農民仍在田野裡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他們一行人來到農民們正在挖掘的一個水塘邊,發現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進入水塘的台階,又看到塘壁上佈滿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輕輕一摸,這些碎陶片便嘩啦嘩啦地四散跌落下來。這個情景讓趙芝荃等人興奮異常,在以往的考古調查中,都沒遇到過這般激動人心的場面。如此豐富的文化堆積,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遺址,那又是什麼? 
  離開水塘之後,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頭村的四周作了詳細調查,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約長3—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從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以及發現的遺跡、遺物看,這裡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帝都。按照徐旭生在後來發表的調查報告,他認為這裡應是商湯時代的都城「西亳」。從文獻方面作了論證後,徐旭生又補充道:「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鄉人所說不虛,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2)   
  儘管當時徐旭生對這處遺址作出的判斷後來證明有誤,但卻由於他的首次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數十次發掘,使二里頭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它不僅成為學者們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成為探討中國國家和文明起源無法繞開的聖地。 
  鑒於二里頭遺址在考古學上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和學術價值,趙芝荃等人回到洛陽工作站之後,很快向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寫報告,請求率部移師對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此後不久,河南省文管會也得知了二里頭發現重大遺址的消息,並決定派隊前往發掘。於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以趙芝荃為首的十餘人與河南省文管會派出的一個專門由女性組成的「劉胡蘭小組」,幾乎同時進駐二里頭遺址展開發掘。 
  1960年,考古所的大批人員遵照當時的政策要求,下放山東省曲阜勞動鍛煉,趙芝荃也在其列。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暫時由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不久、年僅24歲的殷瑋璋負責。而這個時候河南省派出的「劉胡蘭小組」也由於其他的原因撤出了發掘工地。整個二里頭遺址在以後的若干年內,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屬的二里頭工作隊獨家進行發掘。 
  1961年,趙芝荃從山東勞動改造的運動中解脫出來,重赴二里頭主持發掘工作。此後,在為期40年的時間裡,在趙芝荃、方酉生、殷瑋璋、鄭振香、高天麟、鄭光、杜金鵬、張立東等幾十位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來。「所知範圍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文化堆積甚厚,內涵十分豐富」。遺址的文化延續時間經歷了相當長的歲月,粗略估計前後約400多年。就具體內容而言,文化遺跡中有大、中、小型各類建築遺址,其中有宮殿、陵寢、台壇、祭祀性設施、各階層的居室以及手工業如鑄銅、制骨等作坊,此外還有陶窯、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在遺址中部發現的被稱為第一、二號兩座宮殿基址,規模宏偉,氣勢壯觀,頗有王者氣象。第一號宮殿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其周圍有迴廊,而東、南、北三面則為復廊,南部有三個門道的廡式大門,院內北部是30.4米×11.4米的大殿台基。第二號宮殿的大殿略大於一號宮殿,殿後有一大墓,從性質上推斷這個宮殿當屬宗廟、陵寢之類。就整個一、二號宮殿的氣勢和規模而言,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其匹者,「其平面安排開創了我國宮殿建築的先河」。僅從台基的面積來看,甚至可以與北京故宮的太和殿匹敵。如此規模龐大的宮殿基址,考古學家前後花費了20多年的時間,才使其完整地重見天日。後經研究者推斷,這兩座宮殿都屬於二里頭文化三期,在這一時期中,二里頭文化進入了它最繁榮輝煌的鼎盛時代。也就在這個非凡時代的遺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銅器和陶器。其玉器多為圭、璋、戈等禮器,這些禮器在整個玉器和禮器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開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銅容器和武器形狀之獨特,皆為中國之首次發現。尤其是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種類繁多,其選料之精、製作技術之高超、紋飾之精美,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從未有其先例,堪稱國之重寶。 
  由於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關於它的時代、文化性質、遺址性質等等問題備受學術界關注。1962年,考古學大師夏鼐把此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類型文化」,之後又根據新的發掘進展,將這一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這一新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頭遺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從此二里頭遺址的影響更為提高和擴大,二里頭文化成為考古學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隨著二里頭遺址蜚聲中外,這個遺址的時代和具體是歷史上哪個帝王所在都城的問題,漸漸成為學術界一個無法迴避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1974年,二里頭考古隊在發表的一篇題為《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宮殿遺址發掘簡報》中,根據地層關係和器物形制的變化,明確將二里頭遺址分為四期,並對遺址中的宮殿和遺址的性質作了如下結論:「這座宮殿建築屬於二里頭遺址三期,並根據放射性碳素測定相當於商代早期。」又說:「二里頭遺址西距洛陽漢魏故城僅4公里,距隋唐東城不足20公里,這一帶披山帶水,形勢險要,為歷代建都之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下注『屍鄉,殷湯所都』。自此以後,近兩千年來,關於湯都西亳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通過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定了遺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宮殿建築,為湯都西亳說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從而二里頭的性質問題也就清楚了。」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3)   
  這份簡報發表後,得到了大多數考古學家的贊同,當時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頭文化一、二期與三、四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不像是一種連續過渡發展的文化,應當攔腰切斷。又因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與鄭州二里崗文化特別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鑒於二里頭遺址的一號、二號宮殿和大墓多處於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應是商朝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一個被歷史文獻中稱為「亳」的都城所在。而鄭州商城應是商朝中期一個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稱作「隞」的都城。於是,以二里頭遺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間樹立起一個夏、商分界的標尺。 
  這個界標樹立後,有些考古學家卻不以為然,有人感到二里頭文化一期和龍山文化相近,而與二、三、四期差別卻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間。即河南龍山文化加二里頭一期文化等於夏文化。二里頭二、三、四期則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學家與上述觀點幾乎完全相背,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相連,倒是第四期頗為不同,於是定前三期為夏文化,第四期為商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間。 
  有的考古學家感到二里頭遺址上限不夠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之後又加劃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以上觀點無論誰是誰非,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由於二里頭遺址的出現,導致學術界對夏文化探索出現了空前的熱烈局面,各種觀點、各種主張令人眼花繚亂。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經二里頭一、二、三、四期,到鄭州商城文化之前,每兩者之間都有人試圖切上一刀,以作為夏、商的分界。一時間群刀亂飛,爭吵聲不絕,令人感到刺激又感到眼暈,從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張和觀點來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當各路學者揮舞著利刃在豫西這塊土地上大顯身手,奮力搏擊之時,突然從路邊樹叢中走出一人,此人對眾操刀者說:二里頭文化是一個整體文化,其性質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沒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個文化,也就用不著切來切去了,諸位,收刀吧。 
  眾操刀者循聲望去,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 
  兩座都城的世紀大碰撞 
  由於安陽殷墟已被學術界證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無可爭辯地確認了什麼是晚商文化。同樣地,由於鄭州二里崗遺址的發現,學術界認為這座都城的文化早於殷墟文化,而大多數學者認為屬於商代中期(商湯之後第10位王)中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類推,早於鄭州二里崗文化的二里頭遺址就應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開國之君——湯,打敗夏朝最後一個叫桀的王之後,所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確認二里頭遺址就是商湯的亳都,那麼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點。以這個起點為坐標,早於亳都的就自然是夏文化。但令學者們頭痛也放心不下的問題是,鄭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頭遺址真的是亳都嗎?鄒衡對鄭州商文化作了深入研究並給予重新分期後,第一個對上述隞都和亳都之說給予了否定。 
  按照鄒衡的分析推斷,鄭州商文化延續時期很長,而鄭州商城所包含的年代也具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中丁的王所居隞都不過20來年,無法與都城延續時間相合。而據當時的14C測定,鄭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達到公元前17世紀,照歷史學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甚至達到夏朝的記載時期。又據古文獻記載,鄭州所處的位置與隞都所在的地望不合。因此,鄒衡認為鄭州商城決不可能是中丁所居的「隞」都。 
  既然隞都予以否定,那麼號稱二里頭遺址為「亳」都的觀點也跟著發生了動搖。鄒衡認為,如果二里頭遺址是湯都西亳,則與古文獻記載完全矛盾。據《呂氏春秋·慎大覽》所載,商湯伐桀,「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也就是說,商湯的軍隊從所佔據的中國東部向西攻打夏朝的最後一個王——桀的武裝力量。又據《書·序》云:「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這句話的意思是商湯的軍隊滅了夏之後,又回到了亳都。這些記載說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住的夏都之東。這個「東」在哪裡,從文獻記載看,應該在豫西之東,不會是在二里頭所處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同樣得到了否定。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4)   
  兩座都城的性質相繼否定,到底商湯所居的「亳」在何處?鄒衡根據多方考證,特別是對鄭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認和考釋,大膽地提出鄭州商城就是商朝的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亳」。 
  既然鄭州商城是「亳」,那就意味著這裡應是商文化的起點,而二里頭文化又早於鄭州商城文化,且兩種文化又不相同,因此鄒衡認為二里頭文化屬於夏文化。因為二里頭文化是屬於一脈相承的同一類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斷裂和突然侵入、興起的外來因素,所以就用不著操刀在這個文化整體上切來切去,大呼小叫地一番亂掄了。也就是說,原來由學術界認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是一個整體文化,而這個整體全部屬於夏文化。 
  鄒衡的「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與「二里頭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說」的提出,如同一塊巨石砸進平靜的水面,立刻在學術界掀起了巨浪,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有關夏文化的探索也相繼進入了一個高潮迭起、色彩紛呈的新時代。 
  正當鄒衡引爆的關於夏商文化的爭論越演越烈,各種觀點、各種理由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繁,甚至越來越亂騰之時,許多有識之士感到這一問題的討論已形同一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處於難分難解的膠著狀態。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癥結就是各種說法都有證據和理由,又有明顯不足的一面。於是,學術界希冀有一天通過地下最新的發現,使這個懸而未決的疑案雲消霧散,水落石出。可能這個心願感動了上蒼或者土地廟中的神靈,來了個天、地、人聯合大行動,使這個機會很快到來了。 
  1983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段鵬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陽山火力發電廠基建選址過程中,在偃師縣城(今偃師市區)西部,距二里頭遺址6公里的地方發現了一段夯土城牆,隨即進行了大規模鑽探和局部解剖發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初步確認了西、北、東三面城牆的位置、走向、長度、夯築結構及保存狀況,並由此判定城的形狀為長方形,其中南北最長達1700米、東西寬約1215米,總面積近200萬平方米。城牆寬度一般為17—21米,最寬處竟達28米,但未發現南城牆,據段鵬琦等考古專家推測,此段城牆已被洛河水沖毀。 
  除此之外,考古人員在北城牆中部發現「城門」一座及由此「城門」向南的大道,並在城內發現數處大型建築夯土基址群。在編號為第1的建築群中有一圈圍牆,通過考察認為是一座近似方形的小城,應是宮殿區所在。考古人員經過對城牆及其附近試掘,發現了大量具有商代鄭州二里崗時期文化特徵的遺物,由此初步推斷該城的年代與鄭州二里崗商代早期相當。 
  而最令發掘者為之激動和振奮的是,有一條低窪地貫穿城址,顯然是早年一條乾涸的河道。這條看似不起眼的干河溝,當地土著世代相傳喚作「屍鄉溝」,而《漢書·地理志》在河南郡偃師縣條下明確記載:「屍鄉,殷湯所都。」據此,發掘者首次向世人提出了如下三種學術觀點: 
  一、偃師商城具有都城性質,宮殿區分佈在城南部。 
  二、偃師城早於鄭州商城,其城址和二里頭遺址關係密切,兩者同處古洛河的北岸,相距如此之近,若將兩者聯繫起來進行系統研究,「定會有助於二里頭文化時代及其性質的問題早日解決,加速夏商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 
  三、古文獻所言的「屍鄉」、「亳阪」等就在偃師商城所在的地域,而偃師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湯率眾攻滅夏朝之後所營建的都城——「西亳」。 
  從發掘者的觀點看,既然偃師商城為西亳,那麼以前爭論不休的二里頭和鄭州商城遺址都不存在誰是亳都的問題了。 
  偃師商城的發現,猶如一聲震耳的春雷在學術界炸響,與此相關的各色人等都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這一重大考古新成果。此時,持各種不同觀點的學者,不得不暫時停止爭吵和辯論而面對這一現實,並以此重新檢索、思考自己的觀點。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5)   
  已被偃師商城的發現震懵了的學術界,經過短暫的沉寂之後,最早作出反應的是長期擔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趙芝荃。在二里頭遺址發掘的早期,他和大多數考古工作人員一樣,認為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商湯的亳都。但隨著發掘的不斷深入和拓展,觀點也慢慢有所改變,認為二里頭遺址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而考古學文化進展到第四期時,最為顯赫的中心區一、二號宮殿已經倒塌廢棄,這個時候若再把第四期作為湯都已不可能。如果二里頭不是湯都西亳,哪裡又是西亳呢?正在困惑之時,偃師商城發現了,不久又在二里頭遺址中發現了二期宮殿基址的夯土。趙芝荃在實地勘察後,神情大振,認為困惑已久的問題豁然開朗——偃師商城就是歷史上真正的商湯所居的西亳。依次推斷,當二里頭中心區一、二號宮殿倒塌廢棄之時,便是偃師商城崛起之日。這樣,偃師商城的第一期正好銜接在二里頭四期的尾末,中間無半點缺環,可謂一脈承襲而來。為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發現和新的理論推斷,興奮異常的趙芝荃跑到偃師縣城,在一家上等酒店,擺了一桌宴席,邀請偃師商城的發掘人員段鵬琦等人,開懷暢飲了一番,以示慶賀。 
  隨著趙芝荃觀點的轉變,考古界許多學者也開始傾向於「偃師商城即湯都西亳說」的觀點。一時間,偃師商城即湯都西亳說成為學術界的主流,並有壓倒一切有別於此說的氣勢。當這種潮流和氣勢形成之後,學術界又難免將目光集中在「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的主將鄒衡身上。正如十幾年後趙芝荃在回憶中所言:「偃師商城的發現,使整個考古學界為之震動,我根據這裡的發掘情況,找到了歷史記載中商湯所居的西亳,並且我們認為二里頭中心區宮殿廢棄之日就是偃師商城崛起之時。但鄒衡先生依然堅持他的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這樣就好比一個馬產生了兩個頭,而兩個頭是不可能的,頭只有一個,否則就是怪物。你鄒衡先生既然堅持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那麼偃師商城是什麼?因為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鄒衡先生就必須做出回答……」 
  仍然是十幾年後,據鄒衡回憶:「偃師商城發現之後,國內外許多報紙刊發了消息,其中《參考消息》報道說中國的克里特島發現了,日本《讀賣新聞》頭版頭條特字號刊出成湯西亳的新聞。偃師商城的發現與消息的報道,對我來說,好像是很大的衝擊。我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老師都為我擔心。北大歷史系有些老教授紛紛對我表示,乾脆公開承認錯誤算了。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托人告訴我,說我對了一半(指二里頭夏文化說),也錯了一半(指鄭亳說)。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如果錯了,我只能全錯,不可能只錯一半。我當時的最大感受是,由於偃師商城和二里頭遺址的二期夯土突然發現,使偃師二里頭遺址的性質是否為湯都西亳,及其相關的二里頭文化是否仍以二、三期間劃界分為夏、商兩種文化等主流觀點,都必須重新考慮。於是,原來觀點的堅持者很快開始分化。」 
  按照鄒衡的說法,不管從那方面條件來看,把偃師商城作為西亳總比二里頭更具備優勢。因為商城的位置正是西漢以來大量文獻所記載的西亳(或屍鄉)所在。相反,沒有一條文獻記載西亳是在二里頭,而且商城及其內部的宮殿基址都具有相當的規模,顯非一般城址可比,其為王城和王宮遺址無疑。 鄒衡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分析之後,開始回答趙芝荃所說的「一個馬何以產生兩個頭」的問題。鄒衡說:「至於偃師商城是否為商湯首都亳城,我覺得有必要重新研究。因為兩漢文獻從未直稱『屍鄉』為亳,稱亳始自皇甫謐,所指地望在今南蔡莊一帶,東去偃師商城已有5公里,且皇甫謐並未言亳地有城。據我考證,最早稱偃師商城附近為亳者是《晉太康地記》,該書最早記載亳地附近有城,即太甲所放處。所以我認為偃師商城就是桐、桐邑或桐宮,是自成湯以來的早商別邑、離宮,而不是湯之首都亳城。退一步說,由於偃師商城的發現,至少曾風雲一時的二里頭西亳說該徹底破產了。而由二里頭西亳說導引出的二里頭文化一二期、二三期、三四期為夏商分界的諸種學說也都因此而圓滿地畫上了一個否定的句號。就是說,夏文化的討論至此已告一個段落,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不管你承認與否。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開始考慮如何進一步搜集材料,回答偃師商城的性質問題。1984年4月,我帶領幾個研究生到偃師商城去參觀、考察,不久,有人傳言說:鄒衡參觀偃師商城後都哭了。他們哪裡知道,我的論文提要《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這時已經校對完畢。」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6)   
  據《史記·殷本紀》載:太甲,成湯之長孫,是成湯之後商朝的第三代王。當年幼的太甲即位三年之時,由於不遵守商湯之法,暴虐、亂德,被成湯的重臣伊尹流放於桐宮,國家的行政事務暫由伊尹代行處理。太甲居桐宮三年之後,由於悔過自責,並有了好的表現,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 
  1984年夏,鄒衡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偃師商城即太甲桐宮說(摘要)》一文,1990年出版的《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卅週年論文集》中,又發表了題為《西亳與桐宮考辨》的長篇論文。從文獻和考古資料兩個方面論證並提出了偃師商城並非湯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宮,即早商離宮的學說。同時將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作了比較。文中稱:「首先,從時間先後而論……由於兩城址的繁榮期基本相同,始建期稍有先後,說明鄭州商城決不可能是從偃師商城遷去,因而決不可能是中丁所遷隞都;偃師商城應該是當鄭州商城開始興起後才建立起來的,因而也決不會是成湯的亳都。其次,從規模大小而論,偃師商城城牆周長比鄭州商城短1060米,前者的面積比後者小l/3,據此,偃師商城不可能是當時的國都亳城,而只能是早商的別邑(或別都離宮)。再次,從地理方位而論,鄭州商城作為湯之亳都,不僅合於伐桀前『湯始居亳』的條件和伐桀時『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的方位,也與伐桀後『復歸於亳』的記載相符。而偃師商城卻與文獻上的這些記載格格不入。據此說明,偃師商城遺址實為太甲所流放處桐宮,乃早商時期商王之離宮所在。成湯在滅夏之後作宮邑於此,顯然是為了監視夏遺民,而未都此,乃東還於亳。……」從文章觀點中可以看出,鄒衡肯定了這座商城(宮邑)是成湯時所建,同時提出這座商城(宮邑)是早商時期的離宮,也就是太甲所流放處的桐、桐邑或桐宮。 
  鄒衡的偃師商城桐宮說一經提出,又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震動,有人支持,有人懷疑,有人反對。幾乎與此同時,在偃師商城西亳說和桐宮說之外,又繁衍出了許多學說。如有人認為偃師商城可能是商湯滅夏之後,商人建於夏墟的一座軍事重鎮,其作用和目的在於征服和監視夏朝遺民。有人認為是商湯滅夏後所建的都城,同鄭州商城一樣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兩京制」。有人仍堅持二里頭遺址為湯都「西亳說」。時為二里頭遺址發掘隊隊長的考古學家鄭光就是「西亳說」的擁護者和堅持者。按鄭光的觀點,整個二里頭遺址不是分為四期,而應分為五期,夏商分界在一、二期之間,也就是說,二里頭文化只有一小部分屬於夏,絕大部分屬於商,其遺址就是商湯所居的「西亳」。有人認為偃師商城是商代早期商王朝第10任帝太戊的都城。有人乾脆認定是商代中晚期商王盤庚所遷之都城,也就是說當年的盤庚不是遷到了今安陽的小屯一帶,而是遷於今偃師屍鄉溝一帶去了。 
  偃師商城的發現,不僅未能像學術界期待的那樣,為夏文化的爭論畫上句號,反而又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爭論,學者們都按自己的學識和思想理論去推導這座橫空出世的商城,其結果是論戰各方僵持了十餘年,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結論,夏文化仍然處於撲朔迷離的霧氣之中。就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舉世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了。 
  第一個懸案的了結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課題設置來看,在「夏代年代學的研究」這一課題中,分設了4個小的專題,即: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尚書》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如果要將這4個專題落到實處,其研究主要遵循下列三條途徑:一是文獻中對於夏代積年的記載;二是對夏文化探討的主要對像即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的14C測年;三是參照文獻中有關天象記錄的推算。只要將這三項研究成果匯總起來,然後再對比、交叉、考證,夏代紀年的框架就相應地建立起來了。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7)   
  那麼,第一條研究途徑,也就是文獻所見的夏代積年是多少呢?專門負責文獻資料與天文數據準備的羅琨等專家,通過對近400種古籍進行普查和檢索,發現夏代積年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是471年說。據《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竹書紀年》載:「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又據《路史·後紀》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塚紀年》載:「並窮寒四百七十二年。」由於《太平御覽》成書年代比《路史》為早,「工程」專家組經反覆討論、斟酌,認為應以年代較早的471年為準。 
  二是431年說。據《易緯稽覽圖》載:「禹四百三十一年。」這裡的「禹」是指整個夏代而不是禹本身執政的年數。而《世經》載:「伯禹,……天下號日夏後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這個年數比前一種記載多了一年。另一種文獻《帝王世紀》繼承了《世經》的說法,並明確指出夏代的432年是自禹至桀並包括羿、浞在內的十九位王。 
  從以上兩種說法來看,431年與432年之間僅一年之差,專家組學者們認為這一年之差可能是傳抄導致的筆誤,因為《易緯稽覽圖》成書年代早於《世經》,故專家組認為應當取431年為是。 
  縱觀471年和431年兩種說法,中間相差整整40年。對於這個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國歷史上無數學者進行過研究與考證,大體上分兩種解釋: 
  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而431年不包括「無王」階段。 
  二是471年自禹代他的前輩舜事開始起算,431年則起自禹執政的第一年,也就是禹元年開始起算,故有40年之差。 
  據文獻記載,當夏王朝的歷史進展到禹的孫子太康稱王的時候,發生了著名的太康失國事件。太康相當荒淫,經常帶著家眷和一幫狐朋狗友到洛水北岸打獵,有時一連幾個月不回朝聽政。有一位叫后羿的夷族酋長利用夏民對太康的怨恨,出兵奪取了太康的帝位,號稱有窮氏。后羿是當時最著名的射手,專喜歡打獵。後來他的親信寒浞與羿的妻子暗中私通,可能被羿察覺,或沒有察覺而這位寒浞想與羿妻成就百年之好,於是寒浞淫火攻心,反意萌生,暗中收買了羿的家奴將羿殺死,寒浞趁機霸佔了羿的全部妻妾和家業,如願以償。再後來,太康的後輩少康糾集人馬,捲土重來,一舉攻滅寒浞建立的臨時政權,又奪回了太康失去的帝位,史稱「少康中興」。 
  關於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寒浞篡位、有窮覆亡、少康中興的故事,在《楚辭》中亦有記述,在殘存的《竹書紀年》中也可找到「羿居斟鄩」之類的印證。可見后羿、少康故事真實地反映了夏王朝發展過程中部族間爭鬥的情形,遠非後代人所偽造。有鑒於此,在關於夏代紀年的最終取捨中,專家組學者們經過反覆論證,決定採取471年說,即整個夏代積年自禹起,終於桀,其間包括羿、浞代夏,建立臨時政權的「無王」階段。 
  文獻記載夏代總積年的問題已被選定,接下來就要在實際中驗證,也就是用國學大師王國維早年提出的文獻與發掘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加以考證。這樣得出的結果才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於是,學者們面臨的第二個重大任務就是對幾十年來爭論不休的二里頭文化問題做一個徹底了結。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初,專門設立了「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這一專題,其目的在於充分吸收以往學者們研究成果的同時,進一步確定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分期,以此建立比較詳細的考古編年序列。在此基礎上,詳細比較二里頭文化與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文化,初步制定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最後,根據14C測年數據,大體確定夏王朝的終止年代。這一專題由正在主持二里頭髮掘工作的考古學家鄭光負責。 
  由於種種原因,在二里頭工作隊已有的發掘資料中,對研究夏文化上限至關重要的二里頭文化一期的材料比較缺乏,不僅不能提供足夠的14C測年樣品,而且難以滿足分期工作的需要。因此,當鄭光接手「工程」分配的研究專題後,同青年考古學家張立東等二里頭髮掘人員一起,在全面清理了該遺址諸次發掘資料的基礎上,有計劃、有目的的選擇與「工程」專題有關的樣品。隨後,根據已收集到的樣品情況,在作了綜合研究和分期、分類,並於1997年3月至5月間,同14C測年專家仇士華等一道,在二里頭遺址內選擇幾個主要地點進行補充發掘和系統採集樣品。通過這次發掘,找到了清楚的地層疊壓關係和新品類陶器,特別是找到了二里頭文化一期的系列含碳樣品,這些收穫在加深了對二里頭文化的認識的同時,也為14C測年斷代打下了基礎。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8)   
  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學研討會」在河南召開,有50餘名國內關於夏商研究的不同學科和單位的一流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專家、學者們來到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遺址及兩遺址的出土文物陳列室,進行現場觀察和討論。經過反覆比較和鑒別,取得了比較一致的意見,與會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此前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劃分是正確的,二里頭文化與偃師商城的文化大不相同,偃師商城的文化基本上等同於鄭州商城的文化,即商文化。而二里頭文化決不是商文化,只能是另外一種文化,早於商文化而又與商文化中間無隔隙的文化只能是夏文化。因而,在這次會議上,儘管尚有少數學者有不同意見,但還是普遍達成了共識,即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自此,一個在學術界爭論了20多年懸而未決的疑案總算得到解決。這個結果無疑成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有關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大收穫之一。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之一李伯謙在最後總結性的發言中指出:就早期夏文化的探索研究問題,不能否認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淵源關係,但除二里頭文化之外,應集中精力到王灣三期龍山文化晚期中去追尋。此前工程專家組佈置的豫西地區對河南禹縣瓦店、登封王城崗、二里頭等文化遺址有針對性複查和發掘的田野工作基本結束,後一階段的工作將轉入室內,重點是對出土材料的整理,尤其重要的是把各典型遺址、不同期別的測樣標本選好,準備進行14C測年。只有進行14C測年,許多疑難和爭論不休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換句話說,如果沒有14C測年技術的加盟與支持,要想在夏商周斷代中得出可靠的結論幾乎是不可能的。 
  李伯謙所言不虛,如果沒有14C測年技術的支持,要想進行遠古文明的準確斷代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啟動之初,就將14C測年技術列於工程的課題之中,並且將這門技術看成是工程成敗的最為關鍵的項目之一。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1)   
  放射性碳素的革命 
  14C測年技術是放射性碳素斷代技術的簡稱。自1949年這項技術發明以來,已成為現代考古學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測定年代的方法。這種技術應用於考古學之後,使全世界的史前年代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為此,學術界將14C測年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稱之為「放射性碳素的革命」。 
  1949年3月,當《科學》雜誌公佈了第一次利用放射性碳素測定的年代數值時,立即引起了整個考古學界與地質學界的矚目,人們在稱讚這項新的重大科學發明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向它的創始人利比教授投去了敬佩、感激的目光。為此,14C的發明者利比榮獲了1960年諾貝爾化學獎。 
  隨著時間的發展,14C測年技術在考古學界和地質學界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它使全世界幾萬年來的歷史事件和地質事件有了統一的時間尺度,對歐洲史前年代序列的建立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也因有了確切年代斷限和年代序列而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當然,14C測年技術也不是盡善盡美和絕對的,它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個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所測定的年代並不能精密到可以確定哪一年,甚至所測定的誤差有100年甚至幾百年之大。這誤差的出現,一方面標本的年代遠近有關,年代越遠,誤差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也和標本的純粹程度、實驗時間的長短有關。由於各種原因,過去大氣中的14C放射性水平不是恆定的,所以,利用統一的現代C標準計算出來的14C年代並不是日曆年代,只能稱為14C年代。如何解決14C年代與日曆年代間的關係問題並把14C年代轉換成日曆年代,這就要通過14C年代一樹輪年代校正曲線來進行校正。 
  1986年,在第12屆國際14C會議上,測年專家發表了幾條高精度樹輪年代校正曲線,14C年代誤差縮小到只有正負十多年。幾條曲線稍有差異,但總的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這就更有利於把14C年代校正到日曆年代。因為大氣中的14C交換循環相當迅速,因此樹輪校正曲線原則上可以是全球通用的。如日本奈良古墳時期的一土墩墓中的一根木頭,外皮保存完好,將其樹輪連續取樣測定14C年代,同高精度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擬合,確定出木頭的砍伐年代是公元320±5年。這同古墳時期是相合的。如果木頭砍伐的年代同該墓的建造年代一致,則該墓的年代就十分確定了。 
  正是鑒於14C測年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所發揮的獨特而巨大作用,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對14C測年技術寄予了厚望並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按照「工程」專家組制定的計劃,14C測年技術專門成立了一個課題組,組長由「工程」首席科學家之一仇士華擔任。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14C實驗室之外,北京大學考古系14C實驗室和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加速器質譜(AMS)實驗室也相繼開展工作,以保證測年工作的順利完成。 
  按照「工程」的要求,14C測年技術的目標,是在原有夏商周考古成就的基礎上,把田野考古的層位和文化分期的相對年代關係轉換為精度較高的絕對日曆年代,同時確定與夏商周有關的某些關鍵事件的時間標誌點,從而建立起夏商週三代的年代框架。其整個操作程序是: 
  1.採集與考古層位和文化相關的含碳樣品。 
  2.測出精確可靠、誤差符合實際的14C年代數據。 
  3.充分應用考古信息,將有先後時序的系列14C樣品數據,通過高精度校正曲線轉換,定出考古的日曆年代。 
  4.由14C測年專家和考古學專家共同討論,建立夏商周考古的14C年代框架。 
  5.同歷史文獻、天文研究的結果和金文歷譜的研究等作綜合交叉研究,共同建立夏商週三代年表。 
  就中國的14C實驗室而言,儘管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1965年建成之後,又有數家科研單位陸續建成了40多個實驗室,但能開展工作的只有20多個,其整體水平同國際上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這個差距主要來自設備儀器的相對落後。所謂科技考古,主要取決於科技的先進程度,沒有先進優良的裝備,要取得世界一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有鑒於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之初,就極有遠見地注意到非改進測年技術裝備不可。於是,「工程」領導小組決定,將整個「工程」課題的一半經費用於購置14C測年實驗室的各種先進裝備,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擬投入工作的三個實驗室設備儀器老化、落後的問題,使高精度測年成為可能,並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當先進的儀器在14C測年實驗室得以配置後,測年專家進行了一系列實用程序編製、樣品瓶試制與生產、淬火效應校正等工作,最後測試精度達到了千年之中誤差為20年左右的國際水平。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2)   
  從1998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生物物理所合作)、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兩個14C實驗室分別進入穩定測試軌道,這標誌著建構夏商周斷代工程三代年代整體框架的關鍵性工作由此正式開始。 
  根據「工程」領導小組的分工,「工程」首席科學家仇士華在主管整個14C測年課題外,兼管考古所14C實驗室的具體事宜。而北京大學考古系14C實驗室則由陳鐵梅、原思訓負責。 
  按照14C測年的操作程序,首先要解決如何正確採集系列樣品的問題, 14C測年專家經過和工程專家組研究,在工程所涉及的大量考古遺址中,選擇了鄭州商城、偃師商城、二里頭、小雙橋等10多個關鍵性遺址作為測年重點,要求每個遺址按照不同的考古地層關係,提供30—60個採集樣品以供檢測。當然,如果各方面條件允許,每個遺址的採集樣品是多多益善。為了盡可能地做到準確無誤,除採用原考古發掘時所出標本外,仇士華、陳鐵梅、原思訓等14C測年專家親赴二里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豐鎬等遺址,和考古學家一起進行小規模試掘,從中提取對測年研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樣品。當樣品採集工作完成後,14C測年專家根據有關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和樣品清單,進行選擇、排隊,然後按計劃分別測定,再經樹輪曲線校正得出結果。 
  以上提及的兩個實驗室的測年專家仇士華、蔡蓮珍、陳鐵梅、原思訓、吳小紅、張雪蓮等,對二里頭遺址採集的系列含碳樣品進行14C年代測定、擬合,並與考古分期成果相互整合後,所推定的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年代範圍見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直爭論不休的二里頭遺址的年代範圍是公元前1880——1521年,其時間跨度為359年。顯然,這個時間長度和文獻記載的已被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採用的夏代積年的471年說尚有110多年的差距,這樣一個不算太小的差距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麼?有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只是「后羿代夏」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去尋找。如果找到了夏代早期文化,那麼整個夏代積年便有可能和文獻記載相合。工程專家組對二里頭遺址的測年結果似早有預料,所以「工程」一開始,就列有「早期夏文化研究」這一專題,並決定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和14C檢測。 
  河南龍山文化又稱南王灣三期文化,是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於20世紀50年代末發掘南王灣遺址後作出的一個文化分期。南王灣三期文化在年代上晚於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又明顯早於二里頭文化,其分佈主要在豫西地區。在以前的考古發掘中,除南王灣之外,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禹州瓦店等遺址都是規模較大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在這些遺址中,考古人員曾發現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所有這些發現為探尋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線索,也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打下了基礎。 
  根據文獻記載,河南嵩山南北地區是夏人立國前後的主要活動區域,傳說中的禹之居陽城,啟之都陽翟,太康之都斟鄩就在嵩山南北的登封、禹州、鞏義境內。因此,嵩山南北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是探索夏文化上限的主要對象。早在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就專門組織了一個夏代文化遺存調查組,根據文獻記載和前賢考證,以及有關歷史傳說中提供的夏代都城和夏人活動地點在河南豫西地區的地望為線索,進行了一次探索夏文化遺存的考古調查。根據調查的線索,從1975年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原文物工作隊)即把登封王城崗一帶作為探索夏文化遺存的發掘重點。 
  1977年春,河南考古隊的安金槐與考古人員在一位當地老者的帶領下,來到一個被稱為「王城崗」的地方開始考古鑽探。在一個距地表深約1.2米處的探孔中,發現了土質堅硬類似夯土的跡象,接著又發現了龍山文化黑陶片。未久,在告城鎮西北約0.5公里和東周陽城僅一條五渡河之隔的穎河與五渡河交匯處,也就是當地人傳說的「王城崗」上,接連發掘出兩座東西並列的龍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城垣遺址。從鑽探的情況看,兩座城址尚存面積1萬多平方米,其中西城內發掘出龍山文化中晚期殘存房屋的夯土基址,在夯土基址下面發現有奴隸奠基坑和成排的灰坑、窖穴等遺跡,並出土了大量製作精緻、品種多樣的灰黑陶器、黑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遺物,甚至還有一件形似銅斝的殘片。根據出土的遺物和地層關係,安金槐等考古研究人員將王城崗遺址分為早晚五個文化期,並根據地理位置和有關文獻資料記載,結合前賢所考證的夏代早期「禹都陽城」或「禹居陽城」的地望、名稱,以及在附近發現的東周時代的陽城等等認為,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就是夏代大禹王所居的「陽城」。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3)   
  王城崗發現夏代陽城的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被譽為20世紀以來探索夏文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但有許多學者對這一發現和認定表示不敢苟同,認為王城崗遺址的年代要早於學術界一般認定的夏代積年,更主要的是王城崗遺址的規模太小,與二里頭遺址相比真可謂「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具備王者之氣,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城邦」,所以不能認定是夏禹王所居的「陽城」。 
  儘管王城崗是否為夏禹所居的陽城這一問題,學術界未取得共識,但它作為河南龍山文化的一處重要遺址卻是不爭的事實,要研究早期夏文化,這個遺址是不可或缺的。正因為如此,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方燕明等河南省考古學者,自1996年下半年開始,在對登封王城崗原有的文化分期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有計劃地收集了已有含碳樣品和試掘採集樣品,對新採集的標本和原有發掘品中精選出的200多份含碳樣品進行初步整理後,選出45份有代表性的樣品供14C實驗室進行測年。當這項工作結束後,專題組人員在方燕明指揮下,於1997年4月又開始了對禹州瓦店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 
  瓦店遺址於1979年發現,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曾進行過多次發掘,認為這是一處河南龍山文化遺址。但由於範圍較大,文化堆積層深厚,對遺址的性質一時還無法搞清。 
  為瞭解瓦店遺址的範圍和面積,方燕明等考古人員對該遺址的東北角和東南角進行了大規模的鑽探,鑽探結果表明,這是一個總面積為20萬平方米的遺址。通過有針對性的對重要地點的發掘,發現灰坑近百個,房址9座,另外有墓葬、陶窯等,整個出土遺跡和遺物文化內涵豐富,地層清楚,從發掘品中收集的木炭、骨等含碳樣品,為14C測年提供了重要而珍貴的依據。 
  繼禹州瓦店之後,工程專題組人員又對河南龍山文化的另一個典型遺址——煤山遺址,重新進行了鑽探和發掘,採集和收集了大量含碳標本。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王城崗還是瓦店、煤山遺址,原有發掘品和這次試掘採集到的含碳樣品,由於質量較小,大都無法利用仇士華、陳鐵梅領導的常規14C實驗室測定年代,而只能使用需用樣品較少的加速器質譜法來進行測年。鑒於此,工程領導小組和專家組決定,來自河南龍山文化以王城崗為代表的含碳樣品,由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利用加速器質譜儀來完成這一艱巨的測定任務。 
  AMS測年技術的應用 
  加速器質譜學(簡稱AMS)是20世紀70年代末在國際上興起的一項現代核分析技術,主要用於測量長壽命放射性核素的同位素丰度比,從而推斷樣品的年齡或進行示蹤研究。 
  加速器質譜14C測定法與常規14C測定法相比,其主要優勢在於所需樣品量少和測量工作效率高,而測量的靈敏度與精度可達到3□—5□。AMS法需要的標本量不到常規法使用樣品量的千分之一,幾毫克的碳樣標本利用加速器質譜測量,一般僅需數十分鐘即可測定,而常規14C測年法,則要48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時間緊、樣品多的情況下,加速器質譜法就自然發揮出它獨特的優勢和作用。 
  用加速器質譜法進行14C測年可以達到相當高的測量靈敏度,若用行內的理論來講,常規法14C測年的上限約為5萬年,相應的14C/12C測量靈敏度為2.3×10-15。目前國際上先進AMS實驗室14C測年的上限可超過6萬年,相應的14c/12C測量靈敏度好於6.7×10-16。這個數據,如果用小米做個通俗的比喻,就是要在多於l,500,000,000,000,000粒相同的小米中,用AMS找出一粒稍重一點的小米來。這一千五百萬億粒小米放在一起有多大一堆呢?大約有五百萬立方米。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面積是72萬平方米,把這些小米鋪滿故宮博物院的話,還要堆到7米高!夏商周斷代工程樣品的年齡不超過4千年,其14C/12C的值大約是上述靈敏度的1000倍,但該值的測量精度要好於5□。就是說,要在一千五百萬億粒小米中,把這一千粒稍重一點的小米的粒數撿出來並數清楚,漏掉和數錯的粒數不能超過5粒。而且正由於加速器質譜計使用樣品量小,對於珍貴的國寶級文物如甲骨以及遺址中出土的炭屑、骨片、殘存的少量有機物,甚至於陶器、銅器上的煙炱等等,都可以採樣用來測定年代,而常規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則顯得無能為力。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4)   
  隨著加速器質譜法的發明和不斷發展、完善,這門學科在地球科學、考古學、古人類學、物理學以及天體物理學、環境科學、生物醫學等領域廣泛應用,加速器質譜學已被越來越多的科學界人士所認知和熟悉,它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宗教界和科學界利用AMS測年法對都靈裹屍布這一千年懸案成功的破譯,使它的名氣幾乎在一夜之間響遍了整個世界。(頁下註:1998年4月21日,不列顛博物館的考古權威和大主教一起來到都靈大教堂,把傳說中耶穌當年受難時的裹屍布剪下長7厘米、寬1厘米的布條,分成三小塊,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分別寄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和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AMS測年實驗室檢測。實驗表明,三家實驗室達到了極佳的一致性,各個結果的差異在120年以內。裹屍布在公元1260年到1380年之間製成的可能性為95%,而有100%的肯定性表明決不會早於公元1200年。1988年10月13日,都靈大主教、紅衣主教巴萊斯特雷羅在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正式宣佈,:這件幾個世紀以來被基督徒奉為聖品的耶穌基督屍布,並非耶穌受難時所用,而是中古時期織出的一件贗品。至此,所謂的耶穌裹屍布真相大白。)正是深諳加速器質譜儀的重大威力和高效的作用,「工程」在前期立項中就特設了AMS測年這一專題,其主要研究目標和預期成果是:將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儀的14C測量精度提高到0.3%—0.5%(相當於±40年)的水平;提高AMS測量的功效和系統的可靠性,完善AMS14C測年的方法;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測量樣品250個。 
  工程領導小組任命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多年從事AMS工作的郭之虞教授擔任該專題組組長,並全權負責AMS14C測年事宜。 
  從1996年初開始,夏商周斷代工程AMS測年專題組進行了大量的文獻調研,並召開了多次方案討論會。1996年5月下旬,專題組成員、青年核物理學家魯向陽副教授在參加第七次AMS國際會議期間,曾與世界上各AMS實驗室的專家就設備技術升級改造問題進行探討,並向他們瞭解對當時兩種流行的商品化離子源的評價。1996年11月,專題組組長郭之虞與專題組成員、年輕的學者汪建軍兩人赴美國進行考察,訪問了幾家處於世界先進地位的AMS實驗室,與美國專家深入討論了有關技術問題,並訪問了美國國家靜電公司(NEC),考察了其商品化的AMS專用離子源。當時正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工作的專題組成員、青年學者劉克新副教授,也及時將他在該處調試與使用NEC離子源的情況與經驗反饋回國。在此基礎上,專題組經過與國外兩家商業公司直接談判,並綜合考慮到價格等因素,最後確定了購置設備、儀器的整體方案。 
  從1997年4月開始,AMS專題組開始購置和安裝新的設備,到1998年3月,設備安裝基本結束,開始全系統聯調,對不夠理想的部位進一步改造和完善。 
  1998年12月初,夏商周斷代工程向AMS專題組提供4種樣品進行盲檢(檢測者事先不知道樣品的出土地點和年代),測定結果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兩個常規14C實驗室所得到的年代值在允許誤差範圍內基本一致。稍後,專題組還選出7個樣品,送往世界同行中頗負盛名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加速器質譜學實驗室測量,以和北大AMS的結果作比對參考。再後來,AMS專題組對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提供的標準樣品進行了比對測量,前後兩期比對的結果均顯示了良好的一致性。與此同時,AMS專題組有計劃地對一些樣品安排了復測,以檢驗測量結果的可靠性,並對一些考古學家有疑問的數據也安排了復測。通過一系列盲檢、復測和比對,結果表明,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儀的測量結果有較高的可信度,所給出的年代數據與真值的偏差,一般不會超過2a的範圍(95%置信區間)。鑒於以上取得的可行性效果,北京大學AMS專題組開始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的批量樣品進行測定,並在測量過程中繼續深入地進行14C測年方法的研究,以使測量質量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5)   
  自AMS專題組正式為「工程」提供的樣品進行檢測後,得到了北京大學校領導和重離子物理研究所的高度重視與支持,先後有26名學者分別承擔了物理、機械、真空、電子、計算機等不同專業的工作。需要特別提及的是,AMS測年設備,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樣是幾台電腦和幾根試管構成的,其設備的總重量達幾千噸,需要3000多平方米的空間(約半個足球場)才能合理擺放,否則無法進行正常工作。在設備改造期間,專題組人員四處採購部件,運回後自己動手安裝,當安裝最大部件時,正處於夏天的酷暑時期,青年學者魯向陽等顧不得斯文,光著汗淋淋的膀子,和其他學者們一道喊著號子來回搬運。1998年初,加速器質譜計的設備改造接近尾聲,調試工作和方法學研究即將開始。這是一項繁重而艱巨的任務,誰來擔此重任?郭之虞首先想到了劉克新副教授。他是著名核物理學家陳佳洱指導培養的博士研究生,曾在建造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儀的第一期工程中立下汗馬功勞,在AMS調試上有豐富的經驗。但此時他正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做訪問學者,且因工作出色外國老闆希望他能延期回國。這樣的機會不易多得,但郭之虞還是狠下心發出了要求他按期回國的信息。劉克新得知國內情況後,立即放棄了國外的優越條件,毅然奉召回國,並隨即投入到夏商周斷代工程中。 
  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計在成功地改進之後,14C測量精度已由原來的1%一2%提高到0.4%一0.5%,測年誤差在32—40年之間。就批量樣品的測量而言,所測樣品超過工程指定的250個,並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在其他方面也完全達到或超過了工程預期的效果。 
  AMS法專題組,對考古人員提供的木炭或骨制樣品,陸序進行測定。當14C年代值測出後,由對系列樣品樹輪校正法和貝葉斯統計學作過深入研究的青年學者馬宏驥,進行樹輪曲線校正和計算,最後通過擬合換算出一個誤差較小的日曆年代。 
  關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分為三段: 
  第一段 以王城崗一期、煤山一期為代表; 
  第二段 以王城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為代表; 
  第三段 以王城崗四、五期,瓦店三期為代表。 
  經過對王城崗遺址的系列含碳樣品進行AMS14C年代測定並擬合,得出下列數據: 
  從上表可以看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時間排序為公元前2190—前1965年。 
  由於此前用14C常規法所測二里頭遺址的最早年代為公元前1880年,這就不難發現,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最晚段公元前1965年,與二里頭遺址最早段公元前1880年之間有85年左右的缺環,從文化傳承關係和考古發現的層位關係來看,二里頭一期遺存常常疊壓在河南龍山文化遺存之上,兩者在時間上緊密相接,其間不可能再有什麼缺環。但比較它們的文化面貌,卻又有著明顯的區別,這個區別表明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出現過文化中斷現象,產生過突變。也就是說二里頭文化不是河南龍山文化的自然延續,河南龍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頭文化的全部來源,只是有點「商鑒不遠,在夏之後」的味道。於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部分學者認為,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遺址以某些單位為代表的遺存,早於二里頭文化一期,晚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根據這條線索,「工程」於1999年開始安排考古人員對新砦遺址再次進行了發掘,發掘結果證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龍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連二里頭文化一期,正好填補其間的空白。由此,整個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14C測年的年代跨度,其上、下限為公元前2190—前1521年,總積年為669年。 
  當然,這個積年只能說是一個大的時間框架,並不能代表整個夏代的年數,有關夏代積年還要參照其他學科的研究情況進行整體推算。於是,便有了天文學的介入。 
  科學無情與有情 
  中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早在史前時代,先民們對寒來暑往,月圓月缺,植物的生長、成熟和動物的活動規律,就積累了一定的知識。最遲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先民就開始對日、月等天象進行觀測。古代人類除對日、月運轉分外關注外,對紅色亮星「大火」相當重視。「大火」,現代天文學稱為「天蠍座α星」。傳說在中國古帝顓頊時代,就設置「火正」之官,觀察大火運行,用以指導農業生產。因而天文學在各門自然科學中被稱為是最早產生的一門學科。誠如恩格斯所說:「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順序的發展,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天文學。」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6)   
  中國早期天文學在「定季節」的同時,還伴有鮮明的占星術特點和強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系辭·上》也說:「天垂象,見吉凶。」這裡說的天文就是天象。歷史上的占星家關注的天象主要有兩類,一類屬於奇異天象,另一類則是五星運動。而中國古代天象記錄,其數量之多,門類之全,系列之長是世界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正是古人留下的這筆珍貴而豐富的文化遺產,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研究途徑。 
  不難理解的是,由於天象自身所具有的週期性,根據其運行規律,利用現代先進的科學手段,完全可以對文獻記載中早已逝去的天象進行回推,這種推算方法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已達到了相當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這些天象發生的準確時間,從而可以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年代學,特別是夏商週三代年代學的某些難題。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初,席澤宗、李學勤等專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將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參考國外的天象研究方法,專門列出了「仲康日食」、「武王伐紂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課題或專題,並由工程首席科學家、科學史界的翹楚、以《古新星新表》蜚聲國際天文學、科學史兩界的著名天文學家與天文史專家席澤宗院士具體負責。 
  在「工程」的早期,席澤宗受有關方面的委託,邀請全國各地的部分天文學家如吳守賢、張培瑜、陳美東、陳久金、薄樹人、劉次沅、江曉原、孫小淳、胡鐵珠等,在京召開了一個專業性的座談會,就如何利用天文學方法研究夏商週年代問題進行了討論,就相關問題達成了共識,並按各自受領的任務分頭行動起來。 
  從文獻記載看,夏代有五星聚合、仲康日食兩條天象記錄,這兩條記錄可以通過科學方法推加以推算。 
  據《太平御覽》卷七引《孝經鉤命訣》載:「禹時五星纍纍如貫珠,炳炳若連璧。」另據《古微書》載:「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會聚在很近的距離內,或如連珠,或如拱璧,異常壯觀。這種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別的關注與詮釋。古人多認為五星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動態與政治、災祥有密切關係。「五星循度,為得其行,則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亂行則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由於五星聚合關係到天下興亡,因此受到歷代帝王的重視,並對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政治、文化背景下,許多五星聚合的現象被記錄下來,並得以留傳後世。 
  關於「禹時五星聚」的天文記錄推算,由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韜和南京大學天文系蔣窈窕兩位天文學家負責。 
  夏朝建國的年代,按學者們推算的結果,約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兩位學者應用美國ARC軟件公司開發的先進軟件,在圍繞這個年代前後相差一二百年的範圍內搜尋,結果發現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這次特殊的天象就發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電子計算機顯示,從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東方地平線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壯觀,完全可能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天象奇景一直延續到3月初。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夜,五大行星幾乎團聚在一起,相互之間的角距小於4度,更增加了「五星連珠」的神秘色彩。據此,兩位天文學家斷言:「這個天象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發生的最難得的『緯合宿』即五大行星團聚現象。它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嘉瑞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則上列兩條記錄反映出夏朝建立時發生的天象,其絕對年代應該是公元前1953年。」 
  很明顯,徐、蔣二人的這個推算,是建立在文獻記錄絕對可靠、日曆換算也絕對準確的基礎之上的。現代研究證明,古代關於天文現象的記錄,絕大多數是出自實際觀測,應該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應是準確和可靠的,不存在後人偽造的情況。但不能排除的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記錄者出於對時局、災祥的附會,或許會將天文現象發生的年月做些改動。再加上記錄中出現的缺失和傳抄過程中存在的錯誤,其絕對值也是難以保證的。因此,「禹時五星聚」天象記錄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個參考基點,而不能作為定點。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7)   
  中國在遙遠的古代,就將天象觀測作為一個國家極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設置位高的專官,專門從事這種觀測工作。而朝廷對於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極為嚴格,若不認真觀測,很容易鬧出亂子,天官本人也將遭到被誅戮的命運。如在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書經》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講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職守遭到殺頭的悲劇故事。由於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義,給後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夏代經過禹、啟到太康時代,國勢就有些不妙,而這位稱做太康的帝王掌管朝政之後,放情縱慾,不理朝政,既不關心曆法,也不過問天官的工作,使國家政務和農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局面。這種局面終於遭到了以后羿為代表的武裝集團的反對,並起兵奪取了國家政權。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軍隊的凌厲攻勢之下,不得不放棄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後,其弟中康繼位。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訓,中康對朝廷內外進行了整頓,不僅新設立了司天的職官羲和,還任命胤侯執掌兵權,很有些中興的勢頭。正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個朔日,突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只見原本高懸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陽正一點一點地消失,頓時天色由灰變暗,由暗變黑,幾步之內難辨人影。在野外遊蕩的雞狗鵝鴨甚至微小的螞蟻,都因急於尋找歸宿以致在黑暗中團團亂轉,路上的行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天象變化,個個驚恐萬狀,爭相奪路而逃。按照當時的認識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現,預示著國家將有災難發生,這個災難可能會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國王親率眾臣到殿前設壇焚香捨錢才能將太陽重新召回,災難也可以避免。這個過程稱為「救日」。 
  此時,宮中樂官眼看太陽一點點沉沒,無盡的黑夜就要籠罩大地,焦急與驚恐之中迅速敲響了救日的鐘聲,洪亮急促的鐘聲穿過一層層富麗豪華的大殿,驚動了夏帝中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錢幣的財官嗇夫慌忙趕往財庫取錢禮天,中康帝也滿面肅穆,慌慌張張地跑出後宮上朝率百官舉行救日之禮。就在朝廷上下一片驚恐混亂,雞飛狗跳之時,獨不見負責司天的關鍵人物羲和前來說個究竟。中康帝心中正為羲和沒有提前報告日食之事大為惱火,又不見其人前來行救日之禮,自是憤恨不已,情急中急忙派人去找尋。意想不到的是,這羲和剛與幾個哥們從灑肆裡喝酒回捨,醉臥鋪榻,發著酣聲做著金錢美女之夢,外面發生的一切似乎與他毫無關係。幾個找尋者見狀,忙將其抬起來向宮中大殿奔跑,想不到這羲和突然酒醒,並藉著灑勁把幾個當差的一頓飛拳亂腳,差役們一氣之下,索性不再顧及,逕自趕回宮內報告。中康聞訊,頓時臉色鐵青,暴跳如雷。根據夏朝政典規定,凡不及時上報日食的天官「殺無赦」。於是中康咬牙切齒地高聲喊道:「快把這個擅離職守、違背朝綱的昏官王八蛋給我砍了!」只這一句,正哼哼唧唧,沉湎於美夢中的羲和,脖子上那個橢圓形的肉球,隨著一道寒光閃過,「噗」地一聲滾落到污泥濁水之中。肉球上的眼皮伴著有些發白的睫毛,於血污的滾動中迷茫而吃力地眨巴了幾下,便不再動作。 
  這個故事明確表述了夏朝中康時代的一次日食記錄,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在流行的《古文尚書·胤征》中,曾留下了較為詳細的記載。而與《古文尚書》記載的這次事件相呼應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的記載:「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梁代天文學家虞鄺認為文獻上記載的這次日食就發生於仲康元年,號稱仲康日食。此後歷代天文學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湯若望、李天經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進行過推算,至20世紀80年代已有13種不同的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同樣注意到了這次日食記錄,並委託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台、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南京大學天文系等單位的吳守賢、周洪楠、李勇、劉次沅等學者進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第四章 夏代紀年的推算(8)   
  吳守賢等專家用現代方法,並使用最新的太陽和月亮歷表對歷代天文學家的13種說法進行核算,發現每一種說法都存在問題。最後專題組將文獻記載的「季秋」這個天文學概念,設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間,對洛陽地區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間的可見日食進行普查性計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發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為夏初年代的參考。 
  至此,關於夏代年代學研究的三條主要途徑即:文獻記載中的夏代積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頭文化的分期與14C測年文獻中有關天象記錄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那麼夏代到底起始於何年,又終止於何年?由於夏代總積年已被工程專家組根據文獻記載選定為471年,只要找出夏朝滅亡的那一年,再由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根據「工程」關於商代年代學專家們的研究結果,選定夏朝滅亡、商朝建立之年為公元前1600年。那麼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應為公元前2071年,這個年代從考古學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範圍之內。因此,工程專家組為取整數,定公元前2070年為夏的始年。 
  至於這個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是如何推算出來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1)   
  夏商界標的論爭 
  夏代紀年已有結論,接著要敘述的是商代紀年的推定。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課題設置,整個商代以著名的殷墟文化為界,分為商前期和商後期兩部分,每一部分各設幾個小的專題。 
  從考古學的角度看,屬於商前期的重要遺址有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鄭州小雙橋遺址、安陽洹北花園莊遺址、邢台曹演莊遺址和東先賢遺址等。如果以上述遺址的發掘和分期研究為基礎,就可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學文化序列。當然,在這幾處遺址中,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又是主要研究探尋的對象,因為只有解決了這兩座都城的年代和性質問題,才能確立夏商文化的分界。 
  前文已述,關於二里頭遺址文化一、二期之間,二、三期之間,三、四期之間,四期與鄭州二里崗下層之間等等,到底哪裡是夏商文化分界的爭論,在1997年11月於河南召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學研討會」上,專家們通過對實物的觀察,普遍趨同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也有個別人表示到死的那一天也不與其他學者共識)。也就是說,二里頭文化已不存在商文化的問題了。那麼最早的商文化在哪裡?鄭州商城或偃師商城哪一個是夏商劃分的標誌?隨著問題的提出,學者們在將目光集中到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這兩座文化遺址的同時,也圍繞上述問題再度展開了激烈爭論。 
  「工程」開展不久,為便於14C測年研究,「工程」首席科學家專門安排考古人員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某些區域進行了發掘,提取了具有典型性的含碳標本。就在這次發掘中,偃師商城的考古人員在原來大城的基礎上,又發現了一座南北長約1710米、東西寬約740米的小城。小城內外有壕溝、道路、墓葬、水溝、灰坑等遺跡。從發掘的遺跡、遺物看,小城明顯早於大城,大城正是在小城的基礎上興建起來的。尤其在小城內宮殿區北部發掘出的一條大灰土溝,時間跨度幾乎涵蓋偃師商城所有時期,這一發現對其早期遺存面貌的認識和對城址性質的正確判定起到了關健性作用。據此,「工程」專題組成員、偃師商城的發掘者杜金鵬、王學榮等考古專家認為:小城的規模不是很大(面積約80多萬平方米),並不構成否定其為早商王都的理由。小城的狹小和在建造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倉促與簡陋,以及在城牆設計方面所具有的濃厚的軍事色彩,應與商湯滅夏之初,為了鎮撫夏遺民、鞏固統治權而在夏王朝的腹地傍臨夏舊都新建商王朝的統治中心時所面臨的政局不穩,人力、財力匱乏等情況正相符合。相反,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若商湯能在河洛地區迅速建築起一座規模龐大的城池,倒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小城城垣、宮室以及墓葬朝向等特點,與鄭州商城、黃陂盤龍城、安陽殷墟的商代建築是一致的。根據學術界的共識,二里頭文化的大部分屬於夏文化,偃師商城的建造是夏商文化的一個界標。那麼偃師商城小城屬於商文化遺存,顯然是沒有疑問的了。……綜上所述,偃師商城小城應為早商時期的王都遺址。聯繫到小城的地理位置正與史傳湯都西亳的地望相符合,小城在二里頭遺址之近旁突然拔地而起,以及小城與二里頭遺址(從大的歷史發展進程上看)間一興一廢的更替,使得我們有較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考古學事實正是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說商湯滅夏「作宮邑於下洛之陽」的最好註腳。這是劃分夏、商文化的一個重要界標。 
  針對偃師商城這一新的發現,「工程」專門組織專家進行了討論。有的專家認為,新發現之小城可能是同期打破關係,並不意味著小城時間更早,仍堅持鄭州商城早於偃師商城,夏商分界的界標自然以鄭州商城為準。 
  堅持鄭亳說的北大考古系教授鄒衡認為,偃師商城小城剛剛發掘,所出遺物很少,許多問題還沒有弄清楚,而且關於偃師商城的認識與發掘材料出入較大。小城的斷代沒有確鑿依據,大灰溝最早一期的地層單位與城牆沒有關係。從已發掘的材料看,偃師商城也不會早於鄭州商城,故不能以偃師商城為界標。如果14C對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偃師商城所提供的含碳標本測得正確,有可能會產生矛盾,這個矛盾會在以上三個遺址的測年比較中得到解決。如果14C測年證實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年代相差不大,那麼以這兩個城共同作為夏商分界的標誌也是可以的,但偃師商城不能作為惟一的界標。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2)   
  針對鄒衡的觀點,杜金鵬就偃師商城的情況作了三點說明:第一,偃師商城的發掘並不像鄒衡所說的那樣糟糕,其地層是清楚的,大灰溝出土的遺物也是清楚可辨的,灰溝第一段出土的遺物以二里頭文化因素居多,第二段遺物單純,主要屬於商文化因素。第二,偃師商城的分期是在很多專家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出的,現在的分期根據新的地層關係早晚搞得更加細緻可靠。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還請了專家前來考察、把關,應該說,我們的工作是被學術界認可的。第三,關於偃師商城的年代問題,最早的那個小城,我們在1996年就發現了線索,1997年開始發掘,所出的材料確實不算多,已盡可能地將材料發了簡報。但在小城中發現有墓葬、牆、水溝之間的關聯關係,大灰溝在宮殿區,周圍有牆,可能也是建築遺跡。它在第一、二段使用,四段時被填平,此時在其北面出現了石砌的水池。另外,發掘的宮殿遺跡有五個在第二段使用,第三段時擴建,此時又出現了大城,這也可作為旁證。 
  針對杜金鵬的說明,曾參加過偃師商城發掘的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王巍補充道:「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還沒有得到直接證據,但現在至少證明小城比大城早。儘管目前尚不能證明城牆本身早到第一段,不過可以結合城內的遺跡關係相互證明得出結論。小城範圍內的最早的遺跡是大灰溝一段的,其遺跡與四號宮殿共用一牆,兩者可能有必然的關係,而不是像鄒衡先生所說的那樣沒有關係。」 
  關於夏商文化的界標問題,王巍對杜金鵬等人的觀點表示認同,並指出在鄭州商城要區分先商、早商文化是困難的,而偃師商城出現於夏都二里頭附近,它的出現應晚於夏的年代,進入了商王朝時期,所以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應近於夏商文化的分界。這個觀點,同樣得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玉彬的支持。楊玉彬認為,夏商文化如果要定界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偃師商城,因為偃師商城比鄭州商城的工作更紮實,前者作為夏商的界標更明瞭,也易被學術界接受。 
  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到底誰早誰晚、誰有資格充當夏商界標問題的爭論,「工程」專家組成員、考古學家殷瑋璋頗不以為然。他說:「在過去的十幾年裡,考古學界幹了些什麼事呢?就是為鄭州商城早還是偃師商城早而進行爭吵,而這個爭吵是沒有結果的。你說這個早,他說那個早,有什麼憑據?是不是偃師商城就比鄭州商城一定要早,那鄭州商城以後再發現早的遺址怎麼辦?這種爭論把我們的精力挪到了不應討論的問題之中,恰恰忽視了或者說沒有把我們應該研究的東西抓起來。1995年在偃師召開商文化討論會,這個會議由我主持,有許多專家參加,會上大家依然是爭論不休。當時仇士華先生對我說,關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到底誰早的問題,14C測年可以解決,如果14C測年出來,我想這就有了依據。事實上,大家都坐在家裡討論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就考古學的角度而言,必須對一座都城挖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這個遺址的情況瞭解清楚。否則,討論來討論去總是沒有抓住根本,沒什麼意義。」 
  至於能否用都城作為夏商界標的問題,殷瑋璋也有不同於其他學者的看法,他說:「我不同意用都城來解決夏商分界問題,考古學上的斷代必須用考古本身的方法來解決,用考定某個都城的方法是解決不了考古學上的問題的。文獻上記載著亳,你就說這個都城是亳,有什麼證據?你找的那些證據許多是建立在假設之上的。當然,這個假設是允許的,但必須在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再作第二個推論。可有些學者不等這個假設予以證實,接著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一連串的假設都出來了,看起來頭頭是道,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可惜考證後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實際上這是超前意識,憑空想像,而科學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由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之爭,牽涉到二里頭文化的分期問題,殷瑋璋講道:「我認為二、三期之間有非常突出的變化,從出土的陶器來看,明顯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但鄒衡先生就是不同意我的看法,認為二、三期之間有變化,但太少,是量變,不是質變。試想一個朝代的變遷,在文化上不可能是突變。新中國成立後十年,才搞了北京十大建築,現在看到的高樓大廈,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事。許多生活用品也是慢慢地淘汰、更換,沒聽說在毛主席率大軍一進城,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那個人把自家的鍋碗瓢盆全砸了。如果有這樣的人,也是個神經病患者。即使你砸了,想換新的,工廠也一時造不出來。」又說:「再如秦始皇滅六國,實行天下統一,從考古學的角度看,你在六國之內很難找到秦的歷史影子。這就證明朝代的變更跟文化的變更是不同步的。新中國成立後,梁思成等人提出要建一個新都,結果毛主席把梁思成批了一頓。按理說毛主席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開闢了歷史新紀元,是一個歷史偉人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為什麼不去建個新都?這就說明一段歷史或一個朝代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就要建都。歷史上也是這樣,當一個王朝誕生後,要有一個休養生息的階段,要輕徭薄賦,減租減稅,不可能立即勞民傷財地去建新都。可以說,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座都城是由於改朝換代而建的,都是由於一些更複雜的因素決定的。如商代盤庚遷殷這個事件,在遷都之前,盤庚將官吏、百姓召來好一通訓話,他說他是為了大家的好處而決定搬家,如果你們不同意搬,我就怎樣怎樣,又是利誘,又是威脅等等,這就證明要遷一座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再例如,周滅商之後,商王還在哪裡管理他的臣民,周王派兩個弟弟在一旁監視著他。周朝本身也沒有因為把殷滅掉了就又建一座都城。所以新建都城不能作為朝代更替的分界線。換句話說,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無論誰早誰晚,都不能作為夏商分界的標誌。」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3)   
  對殷瑋璋的論點,偃師商城的發掘者、夏商周斷代工程「偃師商城的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負責人杜金鵬表示不敢苟同。他認為偃師商城大城與小城的發掘,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提供了分期的坐標,且是惟一的坐標。杜金鵬說:「按照以鄒衡為代表的鄭亳說的觀點,鄭州商城作為商的老據點,如果建城,在夏朝滅亡前就已建立,那麼這個城就應屬於和夏代平行的先商時期。當滅夏的戰爭爆發後,商人是從河北一帶到鄭州,然後再到偃師。而滅夏之後,商人又回到了鄭州,回去後的商人造沒造城,什麼時候築造很難準確地下結論。但偃師則不同,由於和二里頭相隔十餘華里,不滅夏就不可能造城,可以說偃師商城肯定是商人滅夏之後建造的。到底是什麼時候建造的,通過發掘和對城牆的解剖,我們發現偃師城牆中都包含著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片,且這些陶片是二里頭二期或三期之中的,絕對沒見到二里頭四期的陶片。這個現象就有一個反證,證明偃師商城不可能早於二里頭三期,只能晚於三期,應是建於二里頭四期之時。」如果證明二里頭四期後半段確是商文化,再將王朝滅亡這個時間差考慮進去,則二里頭三、四期的中間就有可能是真正的商滅夏這個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分界。 
  「但問題是」,杜金鵬又說道:「發掘實物就在這裡放著,偏偏有人說早,有人說晚,沒辦法了,我說實物就在這裡擺著,你還不統一認識嗎?肯定方法上出了問題,如果大家都是一種方法,一種邏輯,是可以有個統一認識的。有的學者反對用都城作夏商的界標,認為應該用考古學文化分期來劃分夏商是最準確的,但這個方法就更麻煩,更說不清、劃不明。如殷瑋璋先生一直堅持不放二里頭二、三期劃分法,鄭光先生堅持一、二期劃分法。按殷先生的觀點,認為二、三期東西不一樣了,不一樣就是夏商分開了嘛!照這個說法,鄭光先生的觀點就更對了,他說一、二期的差別比三、四期的差別更大呢!夏商就更應該在一、二期之間劃分。我們以前也是這種邏輯,也是這種方法,但後來放棄了。為什麼放棄呢?因為殷先生說的那個方法是軟性的,夏商本來是鄰邦,你居西南邊,我住東北邊,且有一段時間商臣屬於夏,是夏的附屬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文化交流是很密切的。既然如此,在二里頭文化中出現商的東西完全可能,也是屬於很正常的事情。不過這個現象也存在一個標準問題,比如說二里頭文化中出現多少件商的東西算文化交流,出現多少件是王朝更替?是50件還是100件?這就是軟性的,難以說清楚。而以城邑作標準,就是硬性的。我們從軟的標準退守硬的標準,是因為軟的標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些個公公婆婆們爭論了十幾年仍沒有結果。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們這些當媳婦的不得不退到這個硬的標準上來。如果按殷先生堅持的那個方法,再爭論50年恐怕還是沒有結果,因為大家都認為自己說的對,別人說的不對,賣瓜的不說瓜苦,只說瓜甜。你說二里頭出了商的東西,他說是文化交流,別人又說是王朝更替,這樣勢必墜入一個模糊不清的迷宮。這樣的爭論包括二里頭宮殿的廢棄也基本相同。有人說,你看這宮殿都廢棄了,夏王肯定是被趕下台了,宮殿都沒有了,他還能在這裡繼續稱王稱霸嗎?但也有人反過來說,這本來就是個土檯子,沒滅亡也到了應該倒塌的時候了。有的人又說,北京故宮400年沒修過,也可能哪一年地震它就趴下了,但這能說王朝滅亡了嗎?這樣的標準自然又屬於軟性的了。趙芝荃先生原來也將二里頭宮殿廢棄作為夏朝滅亡的一個條件,但這只是輔助性的旁證,惟一的標準還在偃師商城。夏朝不滅亡,商人不可能在其旁邊築城,而商城崛起了,標誌著夏朝已經完蛋,此時正是二里頭宮殿廢棄之時。兩個條件相互對應,才說明事情的真相。如果沒有偃師商城的崛起,單靠一座宮殿的倒塌就企圖證明夏朝的滅亡是難以令人置信的。當然,以偃師商城作為夏商分界的標誌,不是單純的王朝更替這個事件的標誌,只是文化分界的標誌。商滅夏之後,不可能馬上就興建一座城池,這裡有人力、物力和時間等條件的限制,其間必有一個時間差問題。這個時間差是3年、5年,還是10年、8年,考古學本身無法解決。但除了考古學以外,其他任何一種方法也無法解決,包括精密的天文運算也無能為力。除非發現像殷墟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記載,但這個發現希望是很渺茫的,因此這個難題也只有靠偃師商城來解決。換句話說,偃師商城就是夏商分界的界標。」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4)   
  對於杜金鵬提出的軟性與硬性的劃分觀點,殷瑋璋依然頗不服氣,他說道:「什麼是硬性的標準?通過發掘所發現的材料才是硬性的,劃分夏、商的標準要用材料說話,而不是籠統地用一座城衡量,只有將發現的材料哪個屬於夏,哪個屬於商,準確地劃分出來,才能說其他的問題,否則是無從談起的……」 
  儘管學者們對夏商分界各自有不同的劃分方法,並圍繞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到底誰早誰晚,誰更有資格充當界標的問題爭論不休。但是,就以上兩座商城而言,它們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遺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這一個大的框架,學者們並無爭論。鑒於此,只有依靠14C測年來了結這段爭論了十幾年的公案。 
  無聲的結局 
  根據「工程」專題人員楊育彬等考古學家的劃分,鄭州商城的商前期文化分為四期,在四期之前,是被直接壓在商城城牆下的屬於二里頭文化的洛達廟類型遺存。各期的14C測年數據見下表: 
  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學研討會」在河南省鄭州和偃師召開。會議期間,「工程」研究人員仇士華、殷瑋璋,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員詢問有沒有現成的可供14C測年的木炭標本。河南方面的考古人員回答說,在倉庫裡保存著一根完好的井框圓木可以測試。這根後來編號為T1J3的圓木,屬於鄭州商城二里崗上層一期的遺物,當仇士華、殷瑋璋見到時,只見這根圓木不但保存完好,更可喜的是木頭的外皮還保留如初。於是,仇士華就從這根圓木的最外輪開始,每隔幾輪向裡取一個樣品,直至成為一個系列,帶回北京進行14C測年。結果得出圓木最外輪的年代為公元前1408—前1392年,這個數據應是該井的建造年代。若以這個數據和所測的二里崗上層一期其他的樣品對比,發現其年代基本相合,從另一個測面證明了鄭州商城14C測年範圍的正確性。 
  從14C測年數據可以看出,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基本相同,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有了這樣一個科學的數據,關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到底誰早誰晚的爭論,在持續了十幾年之後,總算宣佈暫告一個段落了。只是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到底誰有資格充當夏商分界界標的問題依然沒有達成共識。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進展,「工程」專家組根據兩座都城的性質和14C測年數據,在《1996—1999年「工程」階段性成果報告簡稿》(徵求意見稿)中,作了「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基本同時並存,其始建年代都是夏商分界的界標」的結論。對這個結論,在1999年9月24日至26日,由中國史學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科技史學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聯合召開的「工程」階段性成果學術報告會的討論中,部分與會學者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曾長期主持二里頭文化遺址發掘,後又主持偃師商城發掘的考古學家趙芝荃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簡稿》把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都作為夏商的分界是不妥當的,不能因為在鄭亳說和西亳說兩者之間難以做出取捨,就把這兩座商城都作為夏商分界的界標。從二里頭、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出土器物來看,偃師商城應該早於鄭州商城,因此,偃師商城才是夏商分界的界標。」這個意見得到了部分與會學者的贊同。 
  由趙芝荃等人的意見又引發出與會者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兩座城同時作為界標不大可能,因為這兩座城顯然不會是同一年興建的,總會有先有後,在哪個城先建、哪個城後建的問題上,還是盡量說清楚,確定一座城作界標為好。到底選哪一座,這要看它們各自具備的條件而定。另一種觀點認為「界標」這個詞的概念應該界定一下,如界標的標準和條件是什麼?什麼樣的遺跡或遺存才可以作為界標?這些問題都應該首先說明。因為界標給人的印象就是——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標尺,定了一個上下限,這個城哪一年建成就應該是商滅夏的年代了。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商滅夏以後並不是馬上去建這座城,而且很快就建成了,它有個相當的過程。界標充其量只是說跟商湯滅夏的時間比較近而已。儘管接近,但畢竟還要差幾十年。所以簡單地用「界標」兩個字,容易混淆概念。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5)   
  除以上兩種觀點外,山東考古學家張學海認為,諸如鄭州二里崗下層這樣的概念,應該看成是考古學文化的界標,而相關歷史事件的界標最好是以某一墓葬或其他某一具體的遺跡為界標比較合適。 
  對於「界標」這一概念的解釋,「工程」首席科學家仇士華認為,《簡稿》中之所以這樣稱,是表示一個時間段。他認為這個時間段是可行的,只是「界標」這個詞需要重新斟酌,如果不合適,那就不要再用,以免引起概念上的混淆。會議之後,「工程」專家組根據學者們提出的意見,將「界標」之說棄之不用,並將前面提到的一句話改成「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規模的遺址,其始建年代應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經過了這一番車輪大戰式的折騰,關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界標」之爭,最後以抹掉「界標」二字劃上了句號。嗚呼! 
  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之後,按照考古學文化序列排比,便是小雙橋和花園莊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遺址。 
  據鄭州考古工作站發表的簡報說,小雙橋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西北約20公里的石佛鄉小雙橋村和於莊村之間,坐落在一片比周圍略高的平坦台地之上,海拔高度105米左右。北依索須河,遺址北部地勢較高,向東、南漸趨低平,為平緩的沖積平原,遺址南部有20世紀70年代修建的引黃入鄭渠從西向東穿過。土壤以褐色黏土、潮土為主,附近有索須河等水系。從考古人員掌握的資料看,該遺址東西長500米,南北寬34)0米,面積15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度在0.50—2.0米之間。鄭州考古工作站的宋國定等考古人員,於1990年元月開始對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之後又對重點地區進行了多次鑽探和發掘,發現該遺址總面積達144萬多平方米,有多處大型夯土建築基礎、祭祀坑和青銅冶鑄遺存。 
  從整體上看,小雙橋遺址延續時間較短,在年代上相當於鄭州二里崗上層二期。關於小雙橋的性質,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是商代中丁所遷的隞都;另一種認為是鄭州商城使用期後期商王室的祭祀場所。關於該遺址的文化分期與14C測年見後表。 
  洹北商城的重大發現 
  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距安陽市老城北約3.55公里處的洹北花園莊及其相鄰的三家莊、董王渡村一帶,屢有商代文物出土。歷年的發現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視。1996年,為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陽隊開始著手在洹北花園莊村一帶進行鑽探,並發現了遺址線索。1997年,徵得國家文物局同意,安陽工作隊正式對遺址開方發掘,揭露面積136平方米,獲得了首批較為豐富且地層關係明確的科研資料。1998年,圍繞1997年的發掘地點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密集布孔鑽探。鑽探表明,遺址規模不少於150萬平方米。其分佈範圍包括今三家莊、花園莊、董王渡、韓王渡、屈王渡等5個自然村。通過鑽探得知,上述幾次考古發現,實際是同一遺址不同地點的遺存。鑽探還查實,遺址的核心部位分佈有大面積夯土建築,遺址內絕大多數地點的文化層堆積較厚,而且包含的文化遺物十分豐富。這一鑽探成果公佈後,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1999年10月至12月,安陽工作隊考古隊劉忠伏等學者再次在洹河北岸鑽探,終於發現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商代城址。城址位於著名的殷墟遺址的東北外緣,與1961年國務院劃定的殷墟保護範圍相毗鄰且略有重疊。整座城址深埋於現今地表2.5米以下,平面近方形,方向北偏東13度。從試掘情況看,城牆系夯築而成,基槽的橫截面呈鍋底狀,寬約10米。經鑽探,城址四面城牆的長度都在2000米以上,城的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遠遠大於鄭州商城。通過對城址進行局部解剖和從出土器物分析,其遺址的主體堆積顯然屬於中商時期,晚段遺存屬於學術界原來所劃分的殷墟文化一期偏早,約當盤庚、小辛、小乙時代,早段遺存則略晚於鄭州小雙橋遺址。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6)   
  據文獻記載,整個商代自成湯以後的都城遷徙,《竹書紀年》記了5處:囂、相、庇、奄、殷。《尚書序》記了4處:囂、相、耿、殷。《世本》記了4處:隞、相、邢、亳。《史記·殷本紀》與《世本》相同。由於商代最後一個都城可以確認至少是武丁以後,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又同為早商都邑(亳或隞),故洹北花園莊商城遺址的發掘者認為,若文獻不誤,中商時期應與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耿或庇)、南庚遷奄或盤庚遷殷相涉。 
  對此,遺址發掘者楊錫璋、徐廣德、劉忠伏、唐際根等考古學家推斷,關於商王祖乙居邢,文獻記載與安陽無關。從考古資料尤其是近年的新資料看,祖乙之「邢」應當在今天的邢台西南曹演莊、東先賢一帶。南庚遷奄的有關文獻也與安陽無干。且南庚徙都可能時間極短,未必能夠從考古遺存中辨析出來。因而若論洹北花園莊遺址的性質,要麼是「相」,要麼是盤庚所遷之「殷」,要麼它只是一處大型中商邑聚。 
  據《尚書》、《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商代後期商王盤庚曾遷都至「殷」。隨著安陽小屯甲骨文被學術界發現並成功釋讀,特別是王國維發表了兩篇著名論文以後,多數學者認為殷墟已經找到。科學發掘小屯遺址的發掘報告公佈以後,學術界皆篤信以安陽小屯為中心的面積約24平方公里(後改30平方公里)範圍曾是盤庚所遷之「殷」。 
  然而,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員注意到,數十年來小屯「殷墟」發現的主體遺存均屬商王武丁至帝乙、帝辛時期。武丁以前盤庚、小辛、小乙等數王時期的遺存甚少且規模很小,遠不能與王都遺存相提並論,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懷疑小屯殷墟是武丁所遷之都而非盤庚所遷之「殷」。 
  由於殷墟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非凡地位,關於殷墟遺址性質的討論,並不單純是商史研究的問題,也是整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所矚目的大事。洹北花園莊遺址的勘探與發掘,為澄清小屯殷墟究竟是盤庚遷殷還是武丁遷殷的歷史之謎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遺址的發掘者唐際根等根據出土資料,大膽提出了一個假說:「洹北花園莊遺址是盤庚所遷的『殷』;小屯『殷墟』雖確為商代後期都城,但實非盤庚、小辛、小乙三王所居,而是武丁以後各王都邑所在。」這一假說解釋了為什麼小屯殷墟迄今一直未能發現早於武丁的宮殿基址、王陵,以及不出武丁以前甲骨卜辭的疑團。由於洹北花園莊遺址的地理位置也在洹河附近,這一解釋同樣也可符合《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 
  唐際根等人弄出的這個假說,如同羊群裡突然竄出一隻黑驢,令學界大嘩。有的學者擁護,有的表示反對,有的如墜九霄雲霧,不知其所然與所以然。但無論如何,有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那就是洹北花園莊商城的發現,是中國近百年來商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從區域研究的角度看,洹北商城的發現,有助於理解殷墟作為商代最後一處都邑出現於洹河岸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洹河流域古代聚落的發展演變規律。同時還為完善商代考古學文化的編年框架提供了關鍵性資料。在過去的考古工作中,雖然有學者意識到以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陽殷墟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間可能還存在時間缺環,但一直沒有找到確切的資料予以證明。洹北商城的發現,不僅以確鑿證據證實了該缺環的存在,而且提供了能夠對該缺環階段進行考古分期的實物資料和地層依據。這個發現對於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商年框架無疑產生重大影響。 
  除洹北商城外,另一個被「工程」列入14C測年的東先賢遺址,位於邢台市西南郊約3公里的東先賢村附近。據考古調查,遺址被東先賢村分為南、北兩部分,其中村北部分已知面積近10萬平方米。整個遺址商文化可分為五期,以考古學劃分的H15和H34為代表的東先賢一期的年代晚於小雙橋遺址,而與安陽洹北花園莊早段的年代大體相當。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7)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小雙橋、花園莊和東先賢遺址出土的系列樣品進行AMS測年後,其擬合結果如下: 
  據《竹書紀年》、《尚書·序》、《史記·殷本紀》等文獻記載,盤庚遷殷前的商代前期,有成湯居亳、中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以及南庚遷奄等都城變遷。由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基本同時或略有先後,是商代最早的兩處具有都邑規模的遺址,故「工程」專家認為鄭州與偃師兩座商城分別為湯所居之亳和湯滅夏後在下洛之陽所建之「宮邑」,亦即「兩亳」的意見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其他如小雙橋、洹北花園莊和邢台曹演莊、東先賢等大規模商前期遺址的發現,無疑也為推定中丁遷隞等都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工程」通過對上述遺址的分期和14C測年研究,基本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學文化序列。其排序為: 
  第一期 以鄭州商城C1H9、偃師商城宮城北部灰溝最底層(如96YSJlT288、9、十)為代表; 
  第二期 以鄭州商城ClHl7、偃師商城8611D5H25為代表; 
  第三期 以鄭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師商城85YS5T1H3為代表; 
  第四期 以鄭州白家莊第二層、小雙橋遺址的主體遺存為代表; 
  第五期 以安陽洹北花園莊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東先賢遺址一期98H15、H34為代表。 
  以上五期文化序列的建立,為推定商前期的年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按照「工程」課題的設置,建立商前期年代學框架三個主要依據的研究已基本完成,那麼從商朝建立到盤庚遷殷這段歷史的年代跨度是多少?它始於何年又止於何年呢?要推算出結果,首先要對文獻記載的商代積年加以比較研究。根據此前羅琨等學者對文獻資料搜集與整理的成果,先秦及漢代文獻關於商代積年的記載主要有: 
  《左傳》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 
  《孟子·盡心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鬻子·湯政天下至紂》:「湯之治天下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史記·殷本紀》集解引《汲塚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易緯稽覽圖》:「殷四百九十六年。」 
  《漢書·律歷志》引《世經》:「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年。」 
  「工程」專家組認為,《世經》記載的629年,不見於先秦文獻,是漢代劉歆據三統歷推算出來的,不足憑信。 
  古本《竹書紀年》等書記載的496年說,因《竹書紀年》明確記載是29位王的積年,不足《史記·殷本紀》商代30王的數目(如計入未立而卒之太丁為31王)。中國現代著名史家、考古學家陳夢家通過對古文獻研究後認為:「湯滅夏以至於受」可能是引述《紀年》者所加的說明,《紀年》原文可能如《通鑒外紀》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湯數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沒有帝乙、帝辛。據「工程」專題人員常玉芝等學者對晚商祀譜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總積年當為496+56=552年(含1046),若將伐桀之年計入,則為553年。也有學者認為「湯滅夏以至於受」可能是指從湯至帝辛即位,29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和帝辛。如是,則商積年為496+30(帝辛在位年數)=526年。《鬻子》記載的576年與553年接近,《左傳》所說的「載祀六百」可理解為約數。 
  專家們認為,可以用於「工程」的商代積年有三說較可信,一為《鬻子》的576年說,二為古本《竹書紀年》記載、陳夢家解釋的552年說,三為另一種解釋的526年說。由於「工程」已從「武王克商研究」這一課題的成果中,選定周武王滅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那麼以這個數字為定點,分別上推三說的商代積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和公元前1572年三個數字。根據此前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測年研究,已得結果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間,這個時間段與以上三說基本吻合。有鑒於此,工程首席科學家研究決定,商的始年就在這個框架中取捨,並首選公元前1598年。為取整數,定為公元前1600年。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8)   
  公元前1600年作為夏商分界之年,在回答了前面已經敘述為什麼夏代始年定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積年471年,取整數為2070年)。同時,也有一個關鍵的數字需要交待,這就是建立商代始年基點的歷史上著名的武王克商之年——公元前1046年。可以說在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如果武王克商,也就是說商朝滅亡、周朝建立的這個至關重要的定點得不到建立和確定,夏商的年代學體系就不可能較準確地建立起來。當然,在武王克商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之前,有關商代後期的歷史脈絡和各王年代還是要先行說明的。這就面臨著要解開又一個歷史年代學之謎,即歷史上著名的盤庚遷殷事件到底發生於何年?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1)   
  帝國的榮光 
  按照學術界通常的劃分方法,商代後期是自盤庚遷殷開始至商朝滅亡這一歷史階段,而作為分界的遺址性標誌就是著名的安陽殷墟。 
  縱觀殷商的興亡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其都邑頻繁遷徙,漢代張衡曾概括道:「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這裡說的「前八」是指成湯建國前之八遷,「後五」則為成湯建國後之五次遷徙。關於成湯之前八遷的具體去處,已無明確的文獻記載,現代史學巨擘王國維曾對此作過考證,指出了「八遷」的具體方位,但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共識和考古學上的證實,自然難成定論。成湯之後的「五遷」,雖有文獻記載,但又不盡相同,如可信度較高的三種文獻《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其記載就有差異,參見下表: 
  由於文獻說法不同,漢代之後的研究者也就眾說紛紜,難有一致的結論。不過這個爭論主要針對各王遷徙的具體方位而言,對總體上的「後五」並無非議。 
  盤庚遷殷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後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捨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關於《盤庚》三篇頗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章,司馬遷沒有轉載,卻在《尚書》中保存了下來,由此成為研究殷人特別是盤庚遷都的惟一的重要依據。 
  無論盤庚遷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舉動本身卻成為整個殷商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人屢遷」的動盪生活的終結,同時也使長期處於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現了「殷道復興」的局面。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局面的出現,才有了後來包括盤庚在內的8世12王270餘年商代歷史的延續。 
  其8世12王的世系如下: 
  隨著商周更替,世道輪迴,至遲在秦代,盤庚所遷的殷都已成廢墟,具體地望和位置漸漸不被人所知,直到甲骨文被重新發現和釋讀,這種狀況才得以改變。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籌備時,首先恢復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於西北崗王陵區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屬祭祀坑。1958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了安陽考古工作隊,1959年又設立了工作站,開始對殷墟進行長期的連續性發掘和研究。 
  從1958年至1966年,安陽考古隊在保護區內的工作一直沒有中斷,發掘了部分鑄銅遺址、鑄銅作坊、制骨作坊、圓形祭祀坑、車馬坑等遺址。1966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殷墟的發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復工作。在之後的30年中,考古人員對殷墟又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許多重要遺跡及遺物,儘管「文革」風潮特別是後期批林批孔等政治風浪,對殷墟發掘造成巨大衝擊,但工作還是艱難地維持了下來。「文革」結束後,殷墟發掘總算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隨著婦好墓的發現,使殷墟再度震驚寰宇。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率領考古人員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約100米處,發現了婦好墓。墓壙為長方形豎穴,南北長5.6米,東西寬4米,深7.5米。墓葬未設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築基址的痕跡,據發掘人員推測,可能是一座用於祭祀的墓上建築。由於此墓埋壓在殷代文化層之下,受到自然條件的保護,因而雖歷經幾千年滄桑而未遭盜掘。墓中除發現16個殉人和6只殉狗外,還出土了銅器、玉器、骨器等極其珍貴的文物1928件,其中銅器的總重量達到了1625公斤。在21O件青銅禮器中,不少器類都是前所未見的重器。而大多數禮器上都鑄有銘文,為考證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隨葬品的組合,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2)   
  婦好墓是惟一能與甲骨文相印證並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專家認為婦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廟號「辛」,即乙、辛周祭祀譜中所稱的「妣辛」。 
  自1928年殷墟首次發掘,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歷史時期,有數十座宮殿遺址、10餘座陵墓和10多萬片甲骨以及數以千萬計的銅、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範圍內發掘出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齊全,是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匹敵的。殷墟的發掘不僅對中國新史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而且對中國歷史的斷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專門圍繞殷墟文化設置了「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的課題,並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殷瑋璋具體負責。同時根據「工程」提出的「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的目標,特設了「殷墟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參與、主持殷墟發掘多年的楊錫璋負責。 
  楊錫璋和徐廣德等考古學家積殷墟幾代學者70年發掘、研究之經驗,在前賢的基礎上加以研究,將殷墟文化分期進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對應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約當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約當武丁晚期,估計與祖庚、祖甲時代相當。 
  殷墟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四期:約當帝乙、帝辛時代。 
  分期劃定之後,楊錫璋、徐廣德、唐際根、劉忠伏等專題組人員,著手從歷年發掘所積累的資料中選出部分樣品,並於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墳南地和東南地作了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達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餘個含碳樣品。但是,當這些樣品送往北京後,仍然不能滿足14C測年的需求,特別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樣品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於是,「工程」首席科學家經過研究,決定繼續提取樣品,並派出課題組負責人殷瑋璋和14C測年專家仇士華赴安陽,和專題組的楊錫璋等考古學家共同討論出一個可行的取樣方式,並抵達洹北三家莊等地考察選點。 
  專題組人員在安陽考古工作隊隊長唐際根的安排下,於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莊東地、花園莊西地、董王度西南地及其他幾個地點作了不同規模的發掘,獲得了一批含碳樣品。經過3年的努力,專題組從殷墟12個地點共採集含碳樣品111個,基本滿足了14C測年的需要。鑒於發現材料的增多,專題組將原來所劃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稱「三家莊階段」,並從第一期中劃分出來。原第一期晚段改稱第一期,並據此推定為武丁前期遺存。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就在專題組人員為尋找樣品在洹水北岸幾個地點勘查與發掘過程中,偶然發現了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商代城垣。這是整個20世紀發現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規模最大的一座。這一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震動。殷墟發掘70餘年來,無數學者曾苦心積慮、疲精勞神、孜孜探尋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實施而在洹水北岸發現,這一重大成果,無疑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動多學科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 
  對殷墟各期採集的樣品作常規14C測年後,經樹輪曲線校正,得到24個系列樣品的日曆年代。 
  從14C測年數據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為公元前1370年,最晚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與四期文化之間的總跨度為334年。儘管上述每期的年代範圍是否就是它們的實際年代,此時還不能下最後的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證實,上述年代序列與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沒有出現祖孫顛倒的現象。至於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銜接和匹配,並不發生矛盾,當然還要由如下幾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來驗證。 
  殷墟甲骨的測年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3)   
  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在長達一個世紀裡,甲骨文出土約15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34844片。而自殷墟科學發掘之後,對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範圍內科學而深入地展開,一時名家輩出,大師雲集,遂使甲骨學繼羅振玉、王國維之後,漸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1929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要對殷墟出土的龜甲作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當第三次殷墟發掘的第二階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連坑」內出土了「大版四龜」。董作賓對這十分難得的材料進行了長時間的細心研究,並於1931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論文《大版四龜考釋》,從而奠定了甲骨文斷代體系的基礎。 
  1933年,董作賓又將其甲骨文斷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公之於世。這篇洋洋十萬言的宏文,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重要著作,它標誌著甲骨文的研究自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董作賓在《大版四龜考釋》的基礎上,經過深入、嚴謹的研究。創立了科學而縝密的甲骨文斷代體系,這就是通行半個多世紀的著名的「十項標準」和「五期」說。所謂十項標準,即: 
  1.世系,2.稱謂,3.貞人,4.坑位,5.方國,6.人物,7.事類,8.文法,9.字形,10.書體。 
  根據這「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墟200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個時期,即: 
  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在時流亡日本東京的郭沫若,看到董作賓的斷代體系後給予了高度評價:「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所充滿。」郭沫若對其貞人說尤為推崇:「多數貞人之年代既明,則多數卜辭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貢獻誠非淺鮮。」 
  新中國成立後,殷墟甲骨仍在不斷出土。 1973年,考古人員在小屯南地發掘中又發現刻辭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辭卜骨近百版。這批甲骨出土時多有明確的地層關係,並與陶器共存,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991年秋,考古人員在花園莊東100多米處發現了一個甲骨坑,編號為花東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刻辭甲骨579片。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其中完整的刻辭卜甲達300多版。刻辭內容較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獵、天氣、疾病等方面。劉一曼、曹定雲等甲骨學者根據甲骨出土的地層關係、共存陶器及卜辭內容判斷,此坑甲骨屬武丁前期。 
  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把中國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但甲骨文絕大多數屬於卜辭,也就是說是王或王室貴族占卜向鬼神詢問吉凶的文字記錄,要單純依靠甲骨文恢復商代社會的原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建國後,陳夢家等甲骨學者在董作賓提出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的基礎上,將甲骨文進一步分組,凡屬於同一位貞人所佔之卜辭,都歸為一組,如賓組、歷組、黃組等,並建立了區分其年代先後的學說。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並不完全按照王世劃分,有時可以跨越兩王,如以前被認為是武丁甲骨的賓組卜辭,實際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這些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對準確判定甲骨月食的順序,進而回推其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於殷墟甲骨文已經有了比較成熟和準確的分期斷代標準,選擇分期明確、有斷代價值的卜骨,利用高精度加速器質譜計進行系列14C年代測定,就成為一種可能。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4)   
  當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時,專家們就已考慮到利用加速器質譜儀對殷墟甲骨進行測定的方案。經過反覆論證,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案終於得以實施。 
  「工程」對殷墟甲骨測年所設置的目標是:用改裝後的加速器質譜儀,對各期、各組有字卜骨進行測年,對照高精度樹輪校正曲線研究,將測得的數據轉換成日曆年代,進而排出商代後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同時,工程對樣品的選取條件制定了五條嚴格的標準: 
  一、卜辭中有稱謂,時代明確者。 
  二、有天象記錄(如日、月食)者。 
  三、有年祀者。 
  四、有重要貞人或重要事件者。 
  五、地層關係明確者。 
  在以上諸多條件中,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選。 
  殷墟出土甲骨多達15萬片,要從中選出符合以上條件者,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不過,這次選擇不是直接到甲骨的收藏處一件件查找驗看,而主要是依靠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纂的《甲骨文合集》這部著作進行查尋。《合集》共收集甲骨41596片,編排體例依照學術界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將甲骨文資料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武丁時期;第二,祖庚、祖甲時期;第三,廩辛、康丁時期;第四,武乙、文丁時期;第五,帝乙、帝辛時期。 
  由於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專門負責「文獻資料庫」專題的羅琨,以前在歷史研究所參加過《甲骨文合集》的編輯工作,對有關情況比較熟悉,「工程」首席科學家決定甲骨文樣品的收藏處所由羅琨提供,而具體的選取任務,由社科院考古所劉一曼、曹定雲等甲骨學家負責完成。 
  對照書中的甲骨拓片,劉一曼、曹定雲等學者經過一個多月認真的核對,縝密的篩選,嚴格的鑒別,終於選出了300多片符合條件的甲骨。但在這300多片甲骨中,許多條件優良者並不在國內,它們被分別收藏於英國、日本、美國等地。如甲骨文所記錄的天象,比較明確的可用以定年的是五次月食卜辭。其中,乙酉夕和己未夕■庚申兩次月食記有月名,是「工程」研究的重點。乙酉月食兩版都是龜腹甲,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月食的時間範圍,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測年對「工程」就顯得格外重要。但遺憾的是,兩片月食記錄的甲骨均藏英國的博物館。顯然,要讓這些國家和地區收藏的甲骨拿出來測量是不現實的。無奈之下,只好放棄國外和台灣等地收藏的甲骨。經初選、復選,最後確定利用保存於國內的150片甲骨用以測年。為慎重起見,「工程」利用社科院考古所的甲骨藏品作了取樣實驗後,對各地甲骨的取樣作了嚴格的規定:1、不傷及刻辭卜骨上的文字;2、不傷及卜骨背面的鑽鑿痕跡;3、盡量從卜骨不重要的位置如骨臼或骨板下部取樣;4、取樣部位要修補上色。根據這4項規定,劉一曼、曹定雲等甲骨學者先於考古所以無字甲骨試驗並取得成功。所用甲骨修復上色後效果很好,不知情者幾乎看不出來。這樣做的優點是:既不影響原件的研究價值,也不影響陳列與收藏;甚至還因年代的測定,使它的收藏價值更高。工程領導小組專門派甲骨學專家劉一曼、曹定雲、黃天樹等人,同考古所技術室的文物修復人員一道南下北上,赴各地大學、研究所、博物館、圖書館等收藏單位提取甲骨樣品。按照加速器質譜計的要求,每片甲骨只要取1~1.5克,即相當於指甲蓋大小便可滿足測量需要。經過和若干個單位多次協商,最後,「工程」派出人員終於採集到107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卜骨樣品。 
  就AMS測年法而言,無論是測木頭還是骨質樣品,都要經過事先化學處理這一環節,而對有字甲骨的測定,這個環節就尤其顯得重要。為此,工程特設了「骨質樣品的制備和研究」專題,由北京大學14C測年制樣實驗室的原思訓教授主持,其主要工作程序為: 
  1.對骨質樣品14C測年中的分離與純化作了深入研究,經前處理分離,純化得到的測年能夠滿足高精度測年要求。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5)   
  2.建成了用元素分析儀作燃燒、分析與制備裝置的AMS測年用C02制備系統。 
  3.建立了4套合成石墨裝置。 
  4.研製成功樣品氣體回收系統。 
  5.至1999年底共製備石墨樣品514個,其中斷代工程測年石墨樣品274個。 
  當上述一系列程序完成之後,再交加速器質譜儀進行測定,所得數據見下表。 
  從甲骨樣品測定並擬合後的情況看,所得日曆年代與「工程」確立的商後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利用AMS法進行有字甲骨測年,在標誌著這門技術為商後期年代學研究做出獨特貢獻的同時,也對世界AMS測年學科的應用和發展開闢了更加寬廣的道路。 
  甲骨卜辭透露的隱密 
  由於甲骨、銅器多為考古發掘而得,其中甲骨文、銅器銘文記載的天象、歷日是當時的記錄,這些記錄不像文獻記載,成書較晚,真偽摻雜,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發現的銅器銘文中,除月相外,未發現其他天象的記錄。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記錄就更加珍貴,其中的日月食記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結果的重要依據。 
  在已發現15萬片甲骨文中,被學術界認為可以用來推算的日月食記錄有: 
  1.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食記錄。 
  2.賓組卜辭中一條被釋讀為「三焰食日」,並認為是日全食見日珥的記錄。 
  3.歷組卜辭中五條帶有干支,並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記錄,其中一條記「日月有食」,三條記「日又哉」,一條記「月又哉」。 
  在以上三種天象記錄中,有關賓組卜辭五次月食記錄的可信性,學術界沒有爭議,並且經學者們研究,這組卜辭屬商王武丁到祖庚時期。在3000多年前,於這一不太長的時間範圍內,竟有五次月食記錄,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個奇跡。 
  在歷組卜辭中,關於卜辭的時代和所記是否為日月食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有較大的爭議,儘管斷代工程開始後,學者們又進行了重新研究,但由於仍存異議,工程專家組決定,歷組卜辭的記錄暫不作為依據用於討論商後期年代。用於工程討論的只有第1、第2兩種天象記錄。 
  對於「三焰食日」這條天象記錄,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是著名甲骨學家董作賓。作為安陽殷墟最早的發掘者之一,董作賓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歷,他在研究「大版四龜」之時,就從第四版卜旬之辭中發現了殷歷有大月和小月之分。1934—1943年間,董作賓積時十載,潛心鑽研,終於寫出了鴻篇巨著《殷歷譜》,從而開創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這部著作中,董作賓曾舉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為商代日食的例證。這片卜甲的拓本後來發表於《殷墟文字乙編》。其卜辭為: 
  甲寅卜觳貞,翼乙卯易日。一。 
  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王占曰:「止勿薦,雨。」乙卯允明■,乞■,食日大星。 
  這裡,董作賓把卜甲上面卜辭的驗辭後半段「乞■,食日大星」解釋為「三焰食日,大星」。之後許多學者沿襲其說,並認為是一次日全食時出現巨大日珥的記錄。著名天文學家劉朝陽在《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勢和今後出路》一文中,也認為這段卜辭為「三舀食日,大星」。 
  董、劉等人對卜辭的這個解釋,在很長時間沒有人表示懷疑,直到很多年之後才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由於董作賓在甲骨學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該版卜辭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謂「三焰食日」的卜辭位於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夾刻於鑽鑿之間,且該處甲質疏鬆,在拓本上顯示為一片麻點,使字的筆畫難以辨認等等原因,董作賓之說一直被大多數學者引用和予以推算。直到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隨著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此說才被「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之一李學勤正式否定。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6)   
  根據台灣甲骨學家嚴一萍對所謂「三焰食日」卜甲所做的摹本,李學勤在反覆考證後認為:董作賓所說「三焰」的「三」,其實是一個「乞」字,而下一個字「焰」應是「■」字。「食日」不是日食發生的天象,而是一天中的時段名。至於「大星」的「星」字,應釋讀為「晴」,不是平時看到的某顆星象。 
  按李學勤的考證釋讀,這版卜甲的卜辭內容大致是: 
  在甲寅這一天,由殼貞問次日乙卯是否天晴,這是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據占卜的結果,判斷說:不要陳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時果然陰天,停止陳放祭品,上午吃飯的時候天氣大晴。 
  甲寅日又貞問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靈降禍。正面貞辭附記「王占曰」,卻沒有內容,大概是武丁身體不適,活動中斷。反面貞辭改由王臣判斷,認為應該停止「金■」一事,這無疑是為了照顧武丁的健康狀況。 
  有了這版卜辭的正確釋讀,李學勤認為:這條頗為著名的幾乎被國際甲骨學界和天文史界沿襲了半個多世紀的甲骨文「日食」材料——「三焰食日」,與日食沒有任何關係。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將此條卜辭排除在殷商年代學研究的應用、參考之外。 
  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條被認為是日月食的記錄已連續排除了兩條,那麼只有第一條,也就是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食記錄可以應用了。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種月食記錄可以看到,這五次月食最獨到之處是都記有日名和干支,分別為: 
  1.癸未夕月食。 
  2.甲午夕月食。 
  3.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 
  4.壬申夕月食。 
  5.乙酉夕月食。 
  由於上述五條記有月食的記錄皆出於驗辭,故學術界並不懷疑它們的可信性,但因月食易見,任何一個地點平均每年都能見到一次月食,而同一干支的月食有時五年後重新出現,所以對上述五次月食的不同排列組合,可以得到各不相同的結果。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前,據學者們推算,這五次月食的年代有22家提出的40種不同的結果。由於「乙酉夕」和「己未夕■(向)庚申」兩次月食記有月名,因而成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研究的重點。天文學家張培瑜,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裘錫圭、黃天樹、彭裕商和甲骨學家常玉芝、劉一曼、曹定雲等都對五次月食進行了深人研究。儘管學者們對五次月食發生的年代和日期存有異議,但爭議最大的則是「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這條卜辭的記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商代月食的絕大多數學者都沿襲董作賓的說法,認為這次月食是庚申那一天發生的月食。只是後來有德效騫、周法高兩位學者提出異議,並認為是己未那一天夜裡向庚申那一天凌晨過渡時發生的月食。很明顯,這前後兩說對月食認識不同的關鍵點是取決於對卜辭中「己未」和「庚申」兩個相接的干支日之間「■」字的解釋。別看這個不起眼的「■」字,卻對月食的推算起著重大而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是差之毫釐便謬之數十年甚至數百年。董作賓認為這個「■」字是祭名,或指天象,而德效騫和周法高則認為此字意味著「中夜」或「連續到」之意。德效騫還基於商代紀日法是以夜半為始的觀點,推算出這次月食發生於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到28日,即安陽當地日期己未日下午九時五十三分,復圓在庚申日凌晨零時四十分。 
  除董作賓、德效騫、周法高等學者外,關於卜辭中的「■」字,學者們還有多種解釋,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常玉芝在其所著《殷商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釋有十數種。但這些解釋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無法在學術界達成共識。真正對「■」字給予正確釋讀和考證出其含義並在學術界取得共識的,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裘錫圭。 
  1993年,裘錫圭在其發表的論文《釋殷墟卜辭中的「■」「■」等字》中,通過細緻嚴密的考證,認為「■」字應釋為「皿」,它「插在前後相接的兩個日名之間而構成詞組(前一日名之後有時加『夕』字,這種日名並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應該是表示介於前後兩天之間的一段時間的」。同時指出,這種用法的「皿」應讀為「鄉(■)」即「向」,與《詩經》「夜鄉晨」的「鄉」同義。如「甲子鄉乙丑」,可言「甲子夕鄉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將結束,乙丑日即將開始之時。按同類詞組的意義類推,則「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食發生在己未夜向庚申這一天過渡的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即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間快要結束時發生的月食,該次月食發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甲骨學家曹定雲又將這個「■」字釋為「敦」字,按他的解釋,「敦」字是過渡之意,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由此,流傳日久的董作賓的「庚申月食」說就此宣告終結。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7)   
  有了對卜辭的正確釋讀,就可對「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發生的具體年份進行天文推算。不過,對這個年份的推算,又涉及另外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商代的「日界」是從半夜開始,還是從天明開始?這是甲骨學界和天文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以裘錫圭、張培瑜為代表的專家,認為商代的「日界」從半夜開始,而以常玉芝、劉一曼、曹定雲為代表的專家,則認為應從天明開始。一個「半夜」,一個「天明」,儘管看起來時間相差不多,但要以此推算幾千年的月食,其結果就有了很大不同。「工程」開始後,關於甲骨文天象記錄中五次月食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張培瑜具體負責。 
  此前,張培瑜積幾十年刻苦研究之經驗,相繼完成、推出了《中國先秦史歷表》和《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兩部著作,填補了古代天文曆法和年代學研究的空白。這兩部著作由此成為歷史年代學家、考古年代學家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參考書。張培瑜也因為這兩部力作的問世,奠定了他在這門學科中的重要學術地位。正因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學家聘為「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這個極其重要和關鍵的課題的負責人,並主持「甲骨文天象記錄和商代曆法」這一專題的具體研究任務。 
  當張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後,除組織安排「武王伐紂」這個大課題的相關事宜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甲骨天象記錄和商代曆法」的研究之中。由於刻有「乙酉夕月食」記錄的兩版都是龜腹甲,而「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食時時間範圍,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測年,對「工程」尤其重要。但記此食的兩版甲骨均藏於英國博物館,按張培瑜的設想,如果通過協商或採取合作的方式,爭取到英國取一點「庚申月食」的卜骨進行14C測年,無疑會對這次月食年代的確定,起到重大的互證作用。但遺憾的是,他的這個設想最終未能實現。關於甲骨月食年代的確定,只有靠中國人根據現有的條件自己解決。為了排除日常瑣事的干擾,他打破正常的作息規律,吃住都在紫金山天文台,在山上一呆就是幾個月,對專題中所涉及的內容,反覆研究,仔細求證,在一層又一層的迷霧中,逐步廓清歷史的真相…… 
  根據對卜辭的分期分類,工程專題人員彭裕商、黃天樹對五次月食的先後順序作了排列,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果,認為「癸未夕」月食最早,「乙酉夕」月食最晚。從字體分析,五次月食發生於商代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內。由於文獻記載,從盤庚遷殷到商代滅亡,其間不足300年,張培瑜在天文計算中,將這段時間前後延長200年。於是,以「日界」從半夜開始,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間,可排出在中國全境包括安陽在內的44個城市可見的日食情況和月食表。月食表詳細列出了安陽的見食情況。結果標明,在安陽可見的月食中,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300年中,只有一組年代既符合卜辭干支,又符合月食順序,且這個結果正好在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內。具體數據如下: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關於「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的精確時間,張培瑜的計算結果是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22點51分。但是,甲骨學家常玉芝卻另有別論,她認為「日界」應從天明開始,並以此推算出「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發生在公元前1166年8月14日早晨5點之後。這個結果同張培瑜的推算相差26年。 
  盤庚遷殷與列王的年代鑒於甲骨五次月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夏商周斷代工程曾幾次召集相關的學者進行討論。在討論中,學者們對「日界」的問題以及「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格外關注。「工程」首席科學家之一席澤宗,曾向學者們介紹了天文史學家江濤所著的《論我國史籍中記錄下半夜觀測時所用的日期》一文。按此文的觀點,在中國的史籍中,記載下半夜觀測,85%用的是上一天日期,15%用的是下一天的日期,如果用的日期是下一天,則絕大多數天象出現在本地時間3時之後。席澤宗認為此文頗有道理,並傾向於「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一次帶食而沒的月食,這樣,常玉芝推算的1166年最可取。另有學者范毓周也有相同的看法,並認為「日界」問題應重視民間傳統,以雞鳴為日始,春夏秋冬有差別。同時,劉一曼、曹定雲、葛英會等學者也主張商代的「日界」應定在天未亮到日出之時較為合理。也就是說,常玉芝的推算結果是可取的,而張培瑜的結果不可取。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8)   
  參加「工程」的古文字學家黃天樹根據對甲骨文的研究,認為「旦」之前的「夙」應該是新的一天的開始。裘錫圭也認為,一天的開始至少不會晚於夙。也就是說,「日界」不會是在天亮之時。 
  按張培瑜的解釋,月食的時間計算,涉及地球自轉改正值的取值,他所推算的食甚在夜裡22點51分的結果,採用的是過去通用的地球自轉改正值。如果採用現在新的地球自轉改正值,月食時間應該推後2個小時左右,這樣就更符合月食發生在兩天的分界之時。以此推算,常玉芝所主張的早晨5時之後,已成為晨7時或者8時左右,已經是天大亮且太陽升起的時候,很難說是上一天和下一天的過渡階段。 
  古文字學家裘錫圭認為,從字體上看,五次月食的距離不應該拉得太遠,應在30年以內較為合理。常玉芝的五次月食推算,有將同一貞人拉得過長的問題。 
  就以上兩種不同的結果,經古文字學家和天文學家反覆論證後認為,商代的「日界」應從半夜開始,「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發生在己未夜並向庚申的前夜過渡的一次月食,天文推算結果應以張培瑜的推算為是,即商代武丁晚期到祖庚二王之間所發生的五次月食在公元前1201一前1181年共20年這個時間框架之內。 
  至於武丁在位年代到底屬於哪一個時間段的問題,根據《尚書·無逸》、古本與今本《竹書紀年》、《太平御覽》、《皇極經世》等文獻可以看到下面的記錄: 
  從以上四種記載中可以看出,武丁在位59年應是可信的。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在武丁末年,那麼,武丁在位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239—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麼,武丁在位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會超過公元前1400—前1160年的範圍,而在此範圍內,「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1166年兩種選擇,「甲午夕」月食最早為公元前1229年,所以,張培瑜等研究者認為,即使不採用根據新的甲骨分期分類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順序,武丁在位的年代範圍也不會有大的變化,確定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應該是較為合理的。這個意見最終被「工程」專家組採納。 
  武丁的年代範圍已經確定,利用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還可推算出殷商最後兩個王——帝乙、帝辛的年代,所依據的方法則是——周祭祀譜。 
  從可考的材料看,遠古時期,人們採用多種方法紀日,如結繩、刻木等等。當歷史發展到殷商時期,已經採用干支紀日法了。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總稱。天干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個天干配一個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後,排盡所有組合,共六十對,以甲子開始,癸亥結尾,可以不重複地記錄六十年,六十年以後再從頭循環。 
  干支紀日的方法與干支紀年一樣,每天用一種干支表示,六十天一個週期,循環往復,可以無窮。這種干支紀日法是中國古代的一大發明,它的優點就是用干支紀日不會發生錯誤,也不會造成重疊。此種紀日法從悠遠的古代一直延續到今天仍未間斷,可見它的生命力是多麼強大。 
  在安陽殷墟出土的十數萬片甲骨刻辭中,記有干支日的甲骨為數眾多,從特點上看,殷人紀日雖然絕大多數是天干地支均書,但也有不少只記天干而不記地支,這種紀日法在歷組卜辭中最為多見。 
  到了商代晚期,商王及王室貴族每當遇有重要事情需要進行占卜或鑄銘紀念時,往往都要在刻辭和銘文的最後部分附記上當日的周祭祭祀,以此作為一種紀日的方式。由於以周祭的五種祀典對先王先妣輪番祭祀一周需要的時間是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與一個太陽年的日數相當,所以一般在沒有閏月等情況下,一種祀典對一位祖先的祭祀在一年中只會出現一次。因此,學者們稱為周祭。用周祭祭祀紀日與用干支紀日同樣方便,但商人往往是將此兩種紀日法結合起來,在卜辭和銘文中前記干支日,後記當日的周祭祭祀。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9)   
  從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看,帝辛的周祭材料較為可靠,依之排出祀譜,可確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譜,與帝辛祀譜連接,從而確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統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譜有6件青銅器,這6件青銅器關係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譜最有根據的一段。殷商曆法研究專家常玉芝對此排出了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譜,這個祀譜在曆法上符合陰陽合歷的原則,在周祭上祭祀與季節基本對應,所以應屬可信。經相關學者研究,這段祀譜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應是丙辰或丁巳。按照這一特徵,再考慮當時歲首和月首的可能情況,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年等多個年代。因武王克商之年確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記有廿五祀的青銅器應入帝辛祀譜,沒有發現更多的祀數,所以帝辛元年以選在公元前1075年較為合理。 
  按過去學者們的研究,從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這段時間的周祭祀譜和月份。常玉芝將帝乙祀譜與帝辛祀譜連接,得到帝乙應為21年或26年。如採用帝乙在位21年,則帝乙時月份和周祭與季節均不對應。如採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與季節雖不對應,但周祭與季節基本對應,故以帝乙在位26年較為合理。「工程」決定採用帝乙在位26年這一方案,並由此推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 
  既然武丁、帝乙、帝辛等三王的在位年已推算出,那麼著名的盤庚遷殷之年又是多少呢? 
  盤庚遷殷到商亡的總年數,見於《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竹書紀年》雲,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這個「七百七十三年」的記載,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群碧樓藏明嘉靖王廷□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書局翻王廷□刻本以及日本瀧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書局本作「二百五十三」。由此看來,七百七十三年的記載顯然有誤,大多數學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這樣改動如香港中文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饒宗頤所論,「亦乏依據,蓋其確數靡得為詳」。也就是說單從文獻上難以判定275、273、253三說之正誤。 
  因為已定周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如採用275年說,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採用273年說,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採用253年說,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被確定為公元前1250年,考慮到盤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總年數的合理性,「工程」專家組認為以253年說較妥,由武王克商的1046年上推253年,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298年,為取整數定為公元前1300年。 
  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00年。據賓組月食記錄,武丁元年定為公元前1250年,則武丁以前有50年,這50年內應包括小辛、小乙兩個王。據《無逸》記載,武丁在位59年。又據古本《竹書紀年》載,武乙和文丁分別在位35年和11年。故取武乙35年,取文丁11年。據商末周祭祀譜,帝乙為26年,帝辛為30年,由此可得商後期王年的大致情況如下: 
  盤庚遷殷:公元前1300年。 
  盤庚(遷殷後)、小辛、小乙:共50年。公元前1300—前1251年。 
  武丁:59年。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廩辛、康丁:共44年。公元前1191—前1148年。 
  武乙: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11年。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26年。公元前1101—前1076年。 
  帝辛: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 
  從以上得到的商後期王年的大致情況來看,被推斷為武丁時期至祖庚、祖甲時期的殷墟第一、二期的年代,同賓組五次月食推定的武丁年代(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基本一致或相當接近,整個商後期的積年和王世排序,與商前期以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序列自然銜接,沒有明顯的矛盾。這就說明,「工程」對商代晚期年代的研究所建立的年代框架是合理可信的。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10)   
  既然整個商代前期和後期的年代已有結果,接下來要敘述的,就是在「工程」中處於大廈基石地位的、至關重要的武王克商之年,即1046這個年數是如何推算出來的。     
  第三部分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歷史轉折(1)   
  牧野鷹揚唱大風 
  據相關的史料和傳說,作為商朝最後一個帝王的紂,執掌權柄後,恣意妄為,腐化墮落,惡貫滿盈。他大造離宮別館,在殷墟都城外的朝歌又勞民傷財建造了一個專門貯藏金銀珠寶的高大的「鹿台」,在矩橋興建了一個專門貯存糧食的倉庫。為了滿足自己尋歡作樂的慾望,他派人搜尋天下美女,貯存於自己的床前帳下,可謂妻妾成群,歌妓盈門,同時命樂師製作靡靡之音,日夜歌舞不休。更為甚者,他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命宮女歌妓們赤身裸體追逐其間,供自己和寵妾妲己開心取樂。他甚至荒誕到剖開孕婦的肚子,看胎兒在腹中如何養育的境地。……荒淫無恥的生活,鬧得百姓怨聲載道,諸侯眾叛親離。對此,商紂王非但不醒悟,反而變本加厲,制定了許多殘酷的刑法,如「肉脯」,即把人殺了切成肉片曬成肉乾;「肉醢」,即把人殺了剁成肉醬。還有「蛇坑」等酷刑,專門對付那些敢於指責他的臣僚。最為殘酷的是,他獨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炮烙」之刑,即把一個空心銅柱子燒得通紅,然後將受刑人綁到銅柱之上,致使受刑人被烙焦而死,其狀慘不忍睹。 
  殷紂王濫施酷刑,誅殺無辜,堵塞言路,弄得廟堂之上人人自危,君臣之間離心離德。面對大廈將傾的危局,紂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窮兵黷武,不斷用兵向外擴張。商王朝已是日暮途窮,面臨著滅頂之災。 
  與此同時,在沃野千里的黃土高原上卻吹拂著和煦的春風——一個歷史幾乎與殷商民族同樣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從先王棄開始的周族歷經坎坷磨難,慘淡經營。在「重農慎獄,敬天保民」的旗幟和號令下,周族全體上下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同時,扶弱濟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贏得了眾多方國的尊敬。周族的見賢思齊,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趨之若鶩,紛紛來附。 
  與殷紂王同一時代,且被紂王沒計弄到商都囚禁過10年的周文王大難不死,僥倖脫離虎口後,回到自己的國家,勵精圖治,開始了滅商的大計。他請來了具有大智大勇之才的原朝歌著名販牛專家兼屠夫呂尚(又稱姜尚,姜子牙)做他的助手,並尊稱呂尚為太公望。在呂尚的扶持下,周族僅用了五年的時間,就蕩平了周邊的數個小國。第六年,周族出兵大舉伐崇,把戰火推進到殷的腹心地帶。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崇國被滅,最終使周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戰略格局,並漸漸完成了對殷都離宮朝歌的包圍。在這種情形下,周文王審時度勢,毅然決定把都城由岐(寶雞岐山一帶)遷至豐(長安縣南灃河一帶),為滅商做了最後的準備。遺憾的是,就在大功垂成之際,周文王不幸與世長辭。繼位的武王姬發繼承父親的遺願,決心完成文王的未竟之業。 
  此時商紂王的荒淫殘暴日甚一日,域內域外烽煙四起,諸侯紛紛叛離,東南兩處,刻無寧宇,殷商王朝的大廈已是風雨飄搖,幾欲沉墜。 
  眼看伐紂的條件業已成熟,但武王還是沒有輕舉妄動,商王朝畢竟經營了數百年,可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武王和群臣對面臨的形勢作了冷靜、客觀的分析後制定出正確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豐遷到離朝歌更近的鎬,積極作滅商的準備,然後率大隊人馬,東觀兵於孟津,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和檢閱。此時有800多個諸侯小國前來參加盟會,周武王贏得如此眾多的盟國,深知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殷商的滅亡已為期不遠了。 
  又過了兩年,武王得知殷紂王更加昏庸暴虐,殺比干,囚禁箕子、太師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後連少師疆也抱著樂器連夜出逃。賢臣良將一個個離去,紂王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認為時機已到,於是親自率兵車三百輛,勇士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大舉伐紂。周師從鎬京出發,一路浩浩蕩蕩向東推進,在殷商離宮朝歌郊外的牧野與前來援助的幾百個方國聯軍會合,召開了誓師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武王以激昂凌厲的語氣作了戰前動員,說道:古人曾有這樣的話,『母雞沒有在早晨啼叫的,如果一隻母雞在清晨撲撲楞楞的亂叫一氣,就會家破人亡。』現在商紂王這個王八蛋,只聽女人的話,置祖宗基業於不顧,把個國家搞得亂七八糟,雞飛狗跳,天下民眾痛苦不堪,因此該死。我現在代表上蒼來要革他的小命,努力吧,將士們!如果不努力殺敵,你們自己就會招致殺身之禍。(見《牧誓》) 7{ q m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歷史轉折(2)   
  SB0~I

<<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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