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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十五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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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萬三因富致禍

  傳說中的江南首富沈萬三,他富得讓朱元璋都垂涎,以至於招來殺身之禍,家破人亡。真是這樣的嗎?沈家為什麼會落得如此下場呢?真是因為太富有了嗎?

  素有「中國第一水鄉」之稱的周莊,「鎮為澤國,四面環水」,河流從鎮中穿過,「咫尺往來,皆須舟楫」,充滿著詩情畫意。水鄉小橋旁邊,一位中年婦女呵斥掉下飯粒的孩子:「家裡阿有個沈萬三?」這句話很有意思,即家裡可沒有沈萬三這樣的巨富,要懂得勤儉節約,不要大手大腳。在長江三角洲不少地方,談及沈萬三,普通老百姓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

  隨著周莊成為旅遊勝地,沈萬三故居——沈廳(據說是清朝乾隆年間整修過的)吸引了眾多參觀者,鎮上小店裡賣的「萬三蹄子」、「萬三餅」,也使遊客們在大飽眼福之餘增添了口福。沈萬三的故事更是不脛而走,流傳各地。

  傳說中的江南首富沈萬三,他富得讓朱元璋都垂涎,以至於招來殺身之禍,家破人亡。真是這樣的嗎?沈家為什麼會落得如此下場呢?真是因為太富有了嗎?   


富可敵國

  沈萬三確實值得我們去探究。從明代起,沈萬三幾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詞。嘉靖年間嚴嵩掌權,浙江嘉興縣一位丙辰進士花了兩萬三千兩銀子買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當時人稱之為「沈萬三官」。萬曆年間刊行的《金瓶梅詞話》裡,潘金蓮一再嚷嚷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萬三,北京的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此話的意思是說,任何事情都是客觀存在的,正像南京沈萬三有名氣,北京枯柳樹有影子,想要掩蓋也掩蓋不了。沈萬三真可說是名播大江南北,婦孺皆知。

  在周莊,沈萬三已成為代代敬仰的財神;南京的中華門也留有沈萬三的記憶,古老的城牆裡承載著沈萬三有一個聚寶盆的故事;甚至在遙遠的雲南,也留有沈萬三活動的足跡。有關這位江南首富的種種傳聞,撲朔迷離,讓人琢磨至今。

  沈萬三的確是一個「」的人物,究竟「富」到什麼程度?據《明史》記載,說沈萬三獎勵他的私塾教師:「每文成,酬白金以鎰計。」白金即白銀,一「鎰」即二十兩,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報酬,沈萬三的家底可見一斑。朱元璋實施築城計劃時,單造磚單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衛(駐軍衛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個縣,另有三個鎮。而沈萬三一人便負責從洪武門到水西門十餘公里長的城牆,工程量佔整個工程的三分之一。明代孔邇的《雲焦館紀談》說,沈氏「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釀酒引水,都需用田數十頃,如此家產令人咋舌。明人田藝蘅也在《留青日札》裡寫道:朱元璋準備犒賞三軍,沈萬三說要代其出犒銀。朱元璋有意刁難:朕有軍百萬,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萬三豪爽應答:願每軍犒金一兩!據此,今人或許能夠明白,沈萬三為何能號稱「江南首富」了。

  沈萬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個謎。最具傳奇色彩、也是流傳最廣泛的說法,當屬「聚寶盆」一說。說是沈萬三貧時,見一農夫攜蛙百餘,他便好心買來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見眾蛙聚在一個瓦盆內沒有散去,於是將瓦盆帶回家,用來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時不慎將一支銀釵掉在盆中,不料銀釵一變二、二變四,不一會兒已是滿滿一盆,沈萬三由是富甲天下,傳說南京中華門的古稱聚寶門的名稱也源出於此。也有稱沈萬三會「點金術」,能夠點物成金,因此黃金源源不斷。另外還有分財說,元代吳江一帶有一個名叫陸德源的富家,沈萬三為他管賬治財。後來陸看破紅塵,離家出遊,將萬貫家財拱手送給沈萬三,沈萬三由此一躍成為「江南富族」。此外,還有沈萬三由漁翁而得烏鴉石或馬蹄金等傳說,都非常神奇。   


禍從天降

  據說,沈萬三富起來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他曾支持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萬三因築城牆有功,他的兩個兒子被朱元璋封了官。但不久,沈萬三卻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了他的餘生。

  1979年修訂本《辭源》記載:「沈萬三,明吳興人,字仲榮。後移居蘇州。巨富,稱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谷,多取資其家。其後以罪發戍雲南(一說遼陽),子孫仍為富戶。萬三豪富事,民間傳說甚盛,但諸書記載互有出入,已難詳定。」

  民間普遍流傳的說法是,朱元璋開始並沒有找到沈萬三什麼罪證,沈萬三的致富似乎並沒有什麼違法行為。沈萬三大概也明白樹大招風的道理,所以想主動報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後,當他得知京師(今南京)要築城牆,就主動承擔三分之一的費用,修築洪武門至水西門一帶城牆,還向朱元璋進貢了龍角,並獻有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甲士十人,甲馬十匹,同時在南京建造了廊廡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此外,沈萬三甚至還表示願意捐資犒賞軍士。誰知朱元璋大發雷霆,要將沈萬三處死:一個平民百姓竟敢勞軍,這不是要造反嗎?幸虧馬皇后勸阻:我聽說法律只殺違法的,不殺不吉祥的。沈萬三一介平民卻富可敵國,是他自己不吉祥,這種人老天爺會降下災禍,何必由陛下去殺呢?朱元璋這才免他一死,發配雲南。沈家的財產自然全部被查抄,據說光田地就有數千頃。

  這次打擊不僅使沈家失去了沈萬三這個當家人,而且財富也減去了大半。現在看來,即使沈萬三不主動捐款勞軍,他也逃脫不了被處罰的命運。在朱元璋眼中,沈萬三富可敵國就是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總之要將他的財產全部歸「公」。沈萬三在明初因富致禍的事跡流傳非常廣,言之鑿鑿,似乎不容置疑。   


史家考證

  明史專家顧誠先生曾作專文《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詳細考證了沈萬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說法,認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關沈萬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跡」均是訛傳。

  沈富(沈萬三)的確切生卒年雖然難以考知,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確定的。《吳江縣志》說:「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張士誠的軍隊攻佔平江路(蘇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這就是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沈萬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經在元朝末年去世,當然不可能遭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打擊。

  《吳江縣志》的記載是否可靠,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就沈萬三子孫的生活年代來推算;二是從同沈氏家族有密切關係的人士的記敘中來論證;三是從可信文獻中看沈萬三本人的活動年代。據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榮甫墓誌銘》、《沈茂卿墓誌銘》來看,明洪武元年(1368)時,沈萬三(沈富)的兒子沈榮已經六十二歲,孫子沈森三十九歲,上距沈萬三的出生至少在八十年以上。在元明易代之際,沈萬三的兒子已進入暮年,他本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極小的。我們雖不能斷定沈萬三絕對活不到八十多歲,親眼看到大明帝國的建立,但是,明軍在大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率領下,進兵雲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的,至十五年(1382)平定該地,即便沈萬三還活著,而且在平定雲南之年立即把他充軍該地,沈萬三也當在百歲上下。他能夠如此長壽嗎?如此看來,明代野史筆記和《明史》關於沈萬三的記載,有的很可能是把民間傳說記錄下來,有的是不瞭解真相,誤把沈萬三子孫的事情附會成了沈萬三本人。

  沈萬三在元朝已很富有,至於聚寶盤、點金術等說法,在今天看來過於荒誕,不足為信。那麼他真正致富的原因是什麼呢?

  根據有關史料記載,沈萬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遷居長洲(今江蘇蘇州)東蔡村,到他父親沈祐時遷至湖州南潯鎮。元至正二年(1342)南潯一帶大水,貧民紛紛逃往他鄉,沈祐也在此時遷往周莊。

  沈萬三應當是由躬耕起家,再通過經商致富的。明中期蘇州人黃省曾《吳風錄》記:「自沈萬三秀好廣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於今,竟以求富為務。」沈萬三(富)的父親從湖州南潯鎮遷居到長洲縣東蔡村以後,辛勤耕作,充分開發了當地大片拋荒的肥沃田土。

  由於經營得法,占田日廣,沈家轉為招集佃戶、出租田地、僱傭長短工和發放高利貸的大地主,到沈萬三兄弟主持家業時就已經擁有地跨數縣的良田。傳至沈達卿一輩時,沈家「產益廣、貲益饒」,有史籍稱其田產多達數千頃。明人孔邇還記載沈萬三很注重興修水利,「萬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築成石岸以障田」。另外,秀南村的沈氏墓地,建於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墓主為沈莊,是沈萬三的孫兒,當地百姓都稱之為「安山墳」。其墓誌銘中記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沈萬三),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等等。這是沈萬三最先由「躬耕起家」的一大鐵證。

  沈萬三積累了一定資財後,從事貿易,才一躍而成為巨富的。元朝時海運發達,外貿暢通,來中國貿易的外國人不少。另一方面,江南經濟發達,在宋元之際未受到什麼破壞,到元朝後期已為全國之冠。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歷來是聞名全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為商品出售。而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內所需食糧,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一定也是「售糧大戶」。由此,沈萬三積累了大量資本。富起來的沈萬三轉而「通番」,將當地產的紡織品、瓷器等輸往亞非各國,而回船進口大量的珍寶、香料和藥材,一去一回從中賺取巨額差價。憑借這些有利條件,加上外貿能獲得豐厚的利潤,沈萬三迅速致富並不奇怪。孔邇在《雲焦館紀談》中寫道,沈萬三成為海商,來往於徽州、池州(今貴池)、太平府(今當塗)、常州之間,輾轉貿易,獲金數百萬,所以顯富。著名歷史學家吳□先生也說:「蘇州沈萬三之所以發財,是由於作海外貿易。」這也可以與《吳江縣志》相印證,「沈萬三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明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教授潘群認為,沈萬三的財富積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財富起於「農」,而繁於「商」,是一個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

  既然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他本人當然不可能遭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打擊。噩運降臨在沈萬三的後裔身上,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藍玉「謀反案」發生以後。此前,沈家也曾牽連了一些禍事,洪武十九年沈萬三子沈旺的兩個兒子沈至、沈莊曾經一度下獄,不久釋放。大約在同年,沈萬三的女婿,任蘇州府吳江縣糧長的陸仲和卻在劫難逃,被扣上「胡黨」的罪名滿門抄斬。從總體來看,「藍黨」案發以前作為江南首富的沈家還沒有受到皇權和官府的沉重打擊,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這可以從下列事實證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據朝廷命令,蘇州府薦舉人才到京師做官,沈貴的孫子沈玠授戶部員外郎,沈富的姻親莫禮亦任戶部員外郎,王公達任主事,張瑾、楊德彝任工部員外郎,徐衍任主事,龔達可任兵部員外郎,潘賢任主事,金伯中任禮部員外郎,李鼎任主事。這十人同一天辭受俸祿,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華蓋殿早朝時,沈玠等奏:「臣等田地家財都是皇上保全的,現在又蒙賜俸,實在難以消受,請求辭去。」聖旨道:如果要辭,就從你。繼而有旨:願受者聽。沈玠辭說:「臣玠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屢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居尊官,榮逮父祖,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由此可見,這時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饒如故。

  洪武青花纏枝紋玉壺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戶部左侍郎的莫禮請假回鄉省親,曾到周莊沈家拜訪。當時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銀,以刻絲作鋪筵,擺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用來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髒了刻絲。行酒用白瑪瑙盤,有斑紋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搶采,稱作五猿爭果,都是至寶。入贅的女婿顧學文擺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湯一套則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寶杯。連兩家僮僕都穿的是綾羅綢緞,其他珍異佳餚就不用說了。莫禮感歎:「嗚呼,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莫禮返鄉探親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黨」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於琥陷入黨禍,竟和王妃于氏嚇得自焚而死。閏四月,功比蕭何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下獄,不久同一批功臣被處死,全家籍沒。莫禮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環境下請假回鄉作短期逗留的。他寫下《歸吳江省親》詩說:「不才竊祿意拳拳,暫得承恩下日邊。報國慚無經濟策,思親正是別離年。千金難買身長健,五福無如壽最先。一笑歸來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團圓。」用詞謹慎,只是隱約地表達了不遭刑戮便是福的心情。很明顯,莫氏回鄉時內心裡充滿了忐忑不安,而沈家姻親大肆鋪張地款待在京師任高官的貴戚,肯定是不瞭解步步迫近的危機。然而,莫旦記載下的這年莫禮在沈家受到盛情款待的情形,卻正好同《沈伯熙墓誌銘》相印證,沈家雖然在洪武十九年吃了點苦頭,但還沒有遭到甚至沒有料到來自皇權的毀滅性打擊。明初翰林學士劉三吾洪武二十四年為沈漢傑作的墓誌銘內仍讚揚沈家富而好禮,得到老天爺的善報。這些都完全可以證明不僅洪武十五年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沒充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著。

  沈家的一敗塗地是從洪武二十六年「藍黨」事件開始的。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標病死,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成了合法的帝位繼承人,朱元璋唯恐孫子太年輕,威望和經驗都不足以駕馭天下,萬一有「英雄」突起,他創建的大明帝國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於是橫下一條心,重開殺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潛在勢力通通剷除。正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以大將軍涼國公藍玉為首的「謀反」案應運而生。藍玉謀反案是否確有其事下面的章節會有討論,不過,藍玉案發後兩個多月朱元璋親自作序由翰林館臣編輯的《逆臣錄》卻是破綻百出。且不說屈打成招的因素,即以供出的言詞而論,絕大多數也是捕風捉影,難以令人置信。朱元璋既已撒開彌天大網,「胡黨」之後仍有相當實力的武功集團和江浙富戶就插翅難逃。將沈氏家族首先羅入「藍黨」有個最好的借口,就是抓住王行同藍家與沈家都有密切關係大做文章。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楮園。幼年家境貧寒,父親王懋在蘇州閶門徐氏所開藥店中賣藥。王行聰明異常,十歲時就成為父親的得力幫手。主人發現他天賦異常,遂讓他盡情閱讀家中收藏的「經史百子」諸書。王行十七八歲就開始同當地文人雅士交往,並在蘇州城北齊門設立私塾。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啟和後來為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出謀劃策的釋道衍(姚廣孝)等人都是他的好友。張士誠據守平江(今蘇州)一帶時,分守浙右的參政饒介曾向元朝廷上疏推薦王行,王行因天下多事不出仕。明朝建立以後,蘇州知府魏觀、王觀都曾以人才向朱元璋推薦,但他除了在蘇州府學一度擔任過訓導以外,一直沒有當過官。王行一生基本上都是以執教為業,他曾兩次在沈家任門館先生,又曾兩次在藍玉家任家庭教師。他第一次在沈萬三之子沈達卿家任教是在元末。洪武十二年(1379)他在南京應都督藍玉之聘,在藍家坐館,頗得藍玉的欣賞,曾經陪同藍玉去左丞相胡惟庸家拜訪。

  次年因胡惟庸黨案發生,他惟恐牽連,辭去館職返回蘇州故里。這以後他又到沈達卿家坐館,教授達卿的孫子沈巽、 沈程、沈衡等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家不知什麼原因被編為「織挽匠戶」,起赴應天府上元縣十八坊住坐。友人鑒於朱元璋「法度厲害」,竭力勸他不要去南京。王行當時已年近六十,本來可以讓兒子去服役,他卻堅持自己前往,答稱:「老虎穴中好遊戲。」逕自深入虎穴——南京。這時藍玉已是涼國公(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由永昌侯進封),藍玉的長子藍碧瑛聽說王行到京,立即請來府中教他的兒子藍慶孫等。這些材料說明,王行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同藍家也有十幾年的交情,而且這種交情非同一般,都是坐館任西賓夫子。在朱元璋決心剷除以藍玉為首的武功集團以前,藍玉貴為公爵,幾次出任大將軍,名震朝野。沈家誤把冰山作靠山,就像洪武初年進獻大批財物給朱元璋一樣,又想借王行作中介,同藍大將軍攀上關係。在他們看來藍玉不僅手握軍權,炙手可熱,而且他姐姐(常遇春妻)的女兒是懿文太子的正妃,同皇儲拉上關係不失為「明智」之舉。有王行從中說項,關係自然一說便通,命運的作弄也隨之而來。

  實際上,洪武年間掀起的胡黨、藍黨兩案,朱元璋正是看準了左丞相胡惟庸、大將軍藍玉因職務所在,工作上聯繫的人多,趨炎附勢者亦復不少,借此濫入人罪,誅殺潛在的異己勢力。在這種預謀下,一是稍涉牽連即予逮捕,二是鼓勵告訐,落網之後,嚴刑逼供。不僅被捕者屈打成招,而且輾轉牽連,動輒萬人。《逆臣錄》中許多人就是在黨案興起時,惟恐被捕者招供涉及自己的名字,暗中托人向承審人員行賄「抹去名字」,不料事與願違,反而成了參與謀反的「鐵證」。

  王行在藍玉家任教書先生,藍玉曾數次向朱元璋推薦,王行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召見。藍黨案發後,不要說王行脫不了身,經由他而搭上藍家的人都被一網打盡。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初一日頒布《逆臣錄》,當時掛名「藍黨」者人數已近千,而這還只是開始,莫禮等人尚不在其中。到同年九月初十日,朱元璋發佈《赦藍黨胡黨詔》,稱:「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為亂,謀洩擒拿,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未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亦不分藍黨、胡黨,一概赦宥之。」從四月到九月,捲入藍黨「族誅」者就由一千人急劇增加到一萬五千人,牽連之廣,可見一斑。我們無從知道在這項赦免詔書頒布之後,朱元璋是否真正停止了搜捕,因為詔書中明說藍黨一案族誅者已達一萬五千,接著又聲稱「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他一概寬宥,但是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仍在處決「胡藍黨」。洪武三十一年(1398),「學朱元璋像文坐胡藍黨禍,連萬三曾孫德全六人,並顧氏一門同日凌遲」,這次沈萬三女婿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近八十餘人全都被殺,沒收田地,可謂是滿門抄斬了。沈萬三苦心經營的巨大家業,急劇地衰落了。號稱江南第一豪富的周莊沈氏,由興盛走向了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就是在這年閏五月去世的,在二月間他病體纏身時仍作出「凌遲」在押成丁「胡藍黨人」和斷沒田口家財的決定,可謂至死方休。從洪武二十六年春到三十一年春,整整經過了五年,其間刑追逼供隱匿田產丁口的工作必定做得非常徹底,最後實在沒有油水了,沈萬三的曾孫沈德全等人也就被處以凌遲極刑。即便在朱元璋死後,洪武朝為數極多的冤案還是長期處於禁忌之列,曾經名馳四方的江南首富沈氏家族的真實故事逐漸被淡忘。除了個別史籍記載了建文帝即位以後赦免黨人,到成化、弘治年間沈萬三的六世孫沈洪以書法著稱當時以外,廣泛流傳的只是一些神話色彩頗濃的沈萬三傳奇。   


傳說與事實

  沈萬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遷居長洲(今江蘇蘇州)東蔡村,到他父親沈祐時遷至湖州南潯鎮。沈祐至少應該有四個兒子,但見於記載的只有他的老三沈富和老四沈貴,分別被稱為萬三秀(秀是當時對男子的美稱)和萬四秀。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巨富的別號。清人高士奇說:「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巨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才。」根據有關史料記載,沈富因此被後人稱為沈萬三,真名反而鮮為人知了,連《明史》提到他時也稱為「沈秀」。

  沈萬三雖然是元朝人,卻未見元人關於他的記載。至於入明以後,有關沈萬三的傳說越來越多,卻沒有一條是出自同沈萬三本人有直接接觸的人之手,現存洪武年間官方或半官方的文獻也從未提及沈富本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盧熊纂刊的《蘇州府志》多達五十卷(首圖一卷),其中竟然也沒有涉及沈萬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其實並不難理解,元明之際,元人著述散佚毀棄的相當多,生活於元代的沈富不過是個「多田翁」,既未出仕無政績可言,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躋身「儒林」,默默無聞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後,沈家子孫不僅積累的財富越來越多,而且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一方面在朱元璋推行的糧長制度和命地方官推薦各類人材的措施下出頭露面,甚至擔任朝廷官職;另一方面同當地的文人有較廣泛的交往,沈家的名氣也就越來越大。因此儘管沈萬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間已分成四家,但是人們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時還是習慣於用沈萬三來概括。

  明中期以後的人士,除了大學士朱國禎撰寫的《皇明史概》下筆慎重,以劉三吾所撰沈漢傑墓誌銘為基本依據,對「俗傳」沈萬三事持懷疑態度;其他著書立說者多不免捕風捉影、人云亦云。就連嘉靖至萬曆初享有盛名的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在沈萬三事跡上記載也有失誤。王世貞把沈文度寫成了沈萬三的兒子,而且把洪武末年已一敗塗地的沈家描寫得在永樂時期仍然富裕非常。這件事情與他極力追求寫一部「國朝」信史的願望未免相距太遠了。由於王世貞的名氣大,欽定《明史》的編纂者未察其訛,又把這段情節采入《佞臣·紀綱傳》。光緒《周莊鎮志》也沿襲其說,還在開頭加上「沈旺,字文度,萬三之子」,真是越搞越亂。

  沈萬三一生的活動應集中於元朝,沈萬三與朱元璋之間的種種傳說並非真實,有關沈萬三在明初的眾多「事跡」均是訛傳。

  可是時至今日,在周莊還流傳著沈萬三因富致禍的傳說。為什麼會有這種傳說?並且這種傳說會如此逼真,以至於流傳至今?

  眾多關於沈萬三的傳說文本都涉及到以下幾個主題,因出資建城或犒軍而遭流放、家產被籍沒、連帶江南被課以重賦等等,這些都與明太祖朱元璋有著不解之緣。既然沈萬三為元末人,自然無法承擔修築南京城的任務,更不可能與明太祖對半而築。但在明都城修城時,確實有許多江浙富民參與其中。

  早在朱元璋稱吳王時,就曾徙蘇州的富民充實濠州。明朝初建時,定鼎南京,為充實都城,又下令遷徙江浙一帶富民四萬多戶充實京師(南京)。他們的到來,無疑對南京城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富民們不管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都承擔了大部分修建任務,這其中也就有無數個類似「沈萬三」的富民。

  沈萬三的傳說中包含著人們對於明太祖查抄、打擊江南富民的記憶和對於江南重賦的不滿情緒。洪武十六年,明軍平定雲南後,朱元璋詔令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率領數萬民眾,鎮守滇中。後來因建衛所屯田,又多次調內地軍隊入滇屯戍,此後不斷移民實邊,雲南地區也成為明初流放囚犯的重要地點,眾多的江浙居民到了雲南。至今雲南的昆明、大理、麗江等許多地方都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元宵節,朱元璋和馬皇后在南京賞燈,看見柳樹灣有人做了一盞燈,是一個大腳女人騎在馬上,很是威風。後來有人說這是在諷刺馬皇后大腳,出身低賤。於是朱元璋一生氣將柳樹灣的人全都發配雲南邊陲。時至今日,麗江等地還有許多沈姓人氏堅持認為自己的先祖是從應天府柳樹灣充軍來到雲南的。明初大量江南移民背井離鄉,遷徙到雲南,這種對遷徙的共同記憶既包含了對家鄉故土的懷念,被迫流亡的無奈,也是作為凝聚客民的重要文化資源。為什麼人們相信沈萬三被充軍到雲南?也許沈家的後人可能真的遭受此種命運,但更可能只是一種附會,是對明初大量人口,尤其是許多江南富民因罪謫戍雲南邊境的折射。

  在有關沈萬三傳說的多種文本中,都有沈萬三被抄家或課以重稅的情節,沈萬三的命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朱元璋對江南富室大族的打擊。江南富室寧願擁護張士誠而不願站在朱元璋這一邊,引起朱元璋的異常反感。一直到明初,江南士紳對明政權和太祖朱元璋還深懷芥蒂,而太祖在佔據江南後,因怒張士誠久據江南,對當地士紳也採取了嚴厲的打擊。並且出於消除隱患、鞏固政權等多方面的考慮,朱元璋對江南富民採取了嚴苛的政策。除多次強制遷徙,課以重賦之外,還利用「胡黨」、「藍黨」、「空印案」、「郭桓案」,藉「通黨」為名,大力打擊江南地主勢力(包括相當多的江南官吏)。太祖對打擊有礙自己統治的富豪勢力不遺餘力,這種殘酷與專斷恐怕堪稱空前絕後。沈家的遭遇正是元末明初江南地主豪富的縮影,當時有一些家資富饒的大族即招來殺身滅族之禍,這些人當中固然有結黨營私或者為種種不法事而罪有應得者,但也有許多人是無辜的。傳說中沈萬三因富致禍的情節,流露出人們對太祖朱元璋殘害無辜的不滿以及對受害者的無限同情。

  沈萬三或沈秀不是沈富特有的稱謂,沈氏家族的其他子弟也極有可能繼承「萬戶三秀」的名號。人們將沈萬三後人的某些事跡也附會到他的身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逐步將明初移民、太祖打擊江南地主大族、江南多官田重賦以及胡藍之獄等都附著到沈萬三身上,沈萬三也就成了江南富民在明初受打擊的一個縮影。   


胡惟庸黨案

  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牆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麼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

  雲奇告變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他家的舊宅井裡湧出了醴泉,邀請明太祖前來觀賞。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一個名叫雲奇的太監突然衝到皇帝的車馬前,緊拉住韁繩,急得說不出話來。衛士們立即將他拿下,亂棍齊上,差點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宮城,發現胡惟庸家牆道裡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於是立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當天即處死。

  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牆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麼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麼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可見,雲奇告變純屬子虛烏有。

  胡惟庸案前後株連竟達十餘年之久,誅殺了三萬餘人,成為明初一大案。事後朱元璋還親自頒布《昭示奸黨錄》,告誡臣下,切以胡惟庸為鑒。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嚴峻,多諱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時,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1380),鳳陽府定遠縣(今屬安徽)人,為李善長的同鄉。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頗受寵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李善長是朱元璋攻下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指揮作戰,組織供應,事事皆能妥善處理。還在朱元璋稱吳王時,李善長便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達常年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掌握在李善長手中。之後,他的兒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為駙馬,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

  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威脅到皇權。朱元璋對他頗存顧忌,於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時年五十八歲。其實,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換李善長,還曾經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勳舊臣,能調和諸將,不宜驟換。」朱元璋道:「善長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麼?朕將令卿為右相。」劉基連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太祖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區小犢,一經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默然無言。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於逢迎的胡惟庸。劉基歎道:「惟庸得志,必為民害。」胡惟庸得知後,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於洪武六年,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後,他的精明幹練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關係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於他逢迎有術,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

  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獨攬丞相大權,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於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胡惟庸一時間權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臉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對於異己者,胡惟庸必定會打擊報復。之前,因入相問題,胡惟庸就與劉基有過節。恰恰甌閩間有一片空地名叫談洋,一向為鹽梟佔據,劉基奏請設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反而糾眾作亂。劉基兒子劉璉將實情上奏,沒有事先向中書省報告。掌管中書省的胡惟庸認為劉基蔑視他,越加憤怒,於是唆使刑部尚書吳雲彈劾劉基,誣稱談洋有王氣,劉基想據為己有,用來修墓,應嚴加懲處。朱元璋便對劉基奪俸,劉基憂憤成疾,沒過多長時間就去世了。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誰知竟被胡惟庸聞知,忌恨在心,企圖誘使徐達家的守門人福壽謀害徐達。但因福壽揭發,未能得逞。可見胡惟庸氣量狹窄、心計毒辣。

  對於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更是感到不滿。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貢使一事發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就在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廣洋被賜死時,有個從死的妾陳氏,竟是獲罪後妻女並皆入官的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得知後,更為震怒,說道:「沒官婦女只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令法司要徹底追查此事,因此從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屬各官都難辭其咎、負有罪責。此時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顯失寵的情況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首先告胡惟庸謀反。與此同時,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發了胡惟庸的許多隱私。

  朱元璋接到告變後,立即命廷臣進行審訊,隨即就把胡惟庸處死了。告變人塗節,也因朝臣參劾說他本來準備參加謀反,因事不成才告變,連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與汪廣洋一同參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同時被殺。   


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後,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對於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搜集查證。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夥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並且為禍不輕,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並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於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閒住。可能是因為李善長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著,並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於明,據說他經常往來於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於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於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為了娛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湊巧,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為李善長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於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經審訊得知,丁斌偏巧曾經供事胡惟庸家,於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餘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後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的衝突,唯恐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鑒於此,幾次設法試圖調整,以加強皇權。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於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為左丞。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鑒於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帝權,於是在撤換李善長後,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後,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後,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於前。

  汪廣洋被貶後,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於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於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後,整日喝酒,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後,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佈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佈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並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塗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並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凶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謂庸案只是一個借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胡案剛剛結束,藍案又興起。   


藍玉黨案

  藍玉本是開國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後期最有名的將領之一,為大將軍、涼國公、太子太傅。藍玉勇敢殺敵,所向披靡,堪稱常勝將軍,曾南征雲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亂,為明初的穩固與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就在藍玉平叛勝利,於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師回朝時,等待他的卻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

  胡惟庸案剛剛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發生了一個案子,叫做藍玉案。

  藍玉本是開國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後期最有名的將領之一,為大將軍、涼國公、太子太傅。藍玉勇敢殺敵,所向披靡,堪稱常勝將軍,曾南征雲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亂,為明初的穩固與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就在藍玉平叛勝利,於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師回朝時,等待他的卻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轉年正月初十左右,藍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將結束時,突然有人控告藍玉謀反,說他與景川侯曹震等企圖趁朱元璋出宮舉行「藉田」儀式時,發動兵變。藍玉被當場逮捕。一天後,朱元璋就下令將他處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殺。當時受株連被殺的,列入《逆臣錄》的就有一公,十三侯,兩伯,兩萬五千人。為什麼藍玉在剛剛取得平叛勝利時,卻因謀反獲罪,在入獄第二天就被處死,並且株連如此多的人?這些都成為疑點,而且都與前不久剛剛發生的胡惟庸案極為相似,以至於後人常常把他們並稱為胡藍之獄。   


《逆臣錄》

  《明太祖實錄》、《明史》均記載,藍玉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略、吏都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以及藍玉的部將等密謀,準備趁皇上舉行出耕藉田儀式時,乘機劫駕,以圖謀反。二十六年二月,為錦衣衛指揮蔣發現,告藍玉謀逆。審訊群臣,案情屬實,於是藍玉等伏誅,列侯以下坐藍玉黨滅的不可勝數,詳情都列在《逆臣錄》中。

  《明實錄》、《明史》都是以《逆臣錄》為依據的,所以《逆臣錄》就成為研究藍玉黨案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件。《逆臣錄》是在藍玉案發兩個多月後,由朱元璋親自作序,翰林館臣編輯的,詳細記載了藍黨謀反的主要事實,包括試圖謀反的具體時間、參與人物、活動地點,言之鑿鑿,似乎是鐵板釘釘,不容置疑。以至於人們雖對朱元璋借端株連,興起大獄,頗有非議,但卻認為藍玉及其黨徒謀反確有其事。談遷的《國榷》、查繼佐的《罪惟錄》、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均遵照了《明太祖實錄》、《明史》的說法。

  朱元璋定胡惟庸案時,曾將案犯的獄詞編為《昭示奸黨錄》,公佈於世,不過它失傳了。而《逆臣錄》卻保存下來,其傳抄本藏在北京圖書館。《逆臣錄》共五卷,選錄出近千人的口供,並記載近千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前往藍玉的公爵府飲酒赴宴、密謀造反的事情。於是,這位曾經為大明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將軍,霎時間變成了一個陰謀造反者。藍玉謀反了嗎?事實究竟是怎麼樣的呢?《逆臣錄》果真是證實藍黨罪狀的依據,還是恰恰說明它正是一樁冤案呢?呂景琳《藍玉黨案考》一文,對目前保存下來的《逆臣錄》加以考證,認為《逆臣錄》破綻百出,疑竇叢生。

  首先,藍玉並未招供。在這部供詞彙編中並沒有藍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兩名主犯根本沒招供。另據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藍玉被告謀反時,朱元璋曾召集群臣廷議,藍玉極力辯護,不肯牽連他人。詹徽恐嚇藍玉,逼藍玉招供,藍玉於是大聲喊道,詹徽就是我的同黨,嚇得詹徽只好作罷。供詞彙編竟然沒有主犯的口供,這個獄詞的真實性就頗值得懷疑。

  其次,藍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東地區南下川西,平定月魯帖木兒叛亂。八月二十二日,藍玉的親家靖寧侯葉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處死。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軍都督僉事謝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藍玉回京。據謝熊供詞,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涼國公宅第,藍玉問:「謝都督,你怎麼來的?」謝熊說:「我來取大人回京。」藍玉說:「我知道,必是我親家靖寧侯胡黨事內有我名字,差你來提取。實不瞞你,我如今回家看動靜,若是果有這話說,好歹下手做一場。你回去休要洩機,若事成時,大家得安享富貴。」接著,便在四川到處活動,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慶,一路上明目張膽地聯絡謀反事宜,令人咋舌,但隨後的活動,更令人瞠目。

  藍玉大約在次年正月初十前後抵達南京,至二月八日被捕,前後不足一個月的時間。據《逆臣錄》所載口供,在這一個月當中,上自侯爺、督爺、指揮,下至千百戶、總旗小旗,乃至奴僕家丁、販夫走卒、流氓無賴,都穿梭來往於涼國公府,暢言謀反。粗略統計,有幾千人出入藍府,可謂車水馬龍、門庭若市,藍玉謀反的事京城內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藍玉既然是鋌而走險,密謀反叛,他怎麼可能在雄猜好殺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張揚?

  陳四益在《羅織的證據》一文中對此嘲諷道:由於審訊者心思不夠細密,留下了許多破綻。比如,一個名叫蔣富的招供,說是藍玉出征回來,請他吃酒。在酒席間,藍玉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眾頭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後打聽著,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日後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蔣」是誰呢?只是藍玉家一個打漁的。另有一名叫張仁孫的供道,說是因為出征回家,前去拜見,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各置軍器,聽候接應,如日後事成時都與大官人做。這個張仁孫是誰呢?最初只是鄉里一個染匠。藍玉如果真想謀逆,自然應當十分謹慎,這樣殺頭滅族的事情,哪裡有見人就說的道理?何況還是些無足輕重的漁戶和染匠。僅此一點,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懷疑。

  再次,謀反的具體日期露出了馬腳。這一場幾乎牽連到所有京城駐軍和部分外地駐軍中高級軍官的宮廷政變,決不可能沒有周密的策劃,詳盡的行動方案。而《逆臣錄》所收口供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卻是相當貧乏。景川侯曹震的兒子曹炳交待說: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晚上(即藍玉被逮的前一天晚上),才聽他父親說:「等今年四五月間,我們預備下,伺候作事業,務要成就。」時間說得還很遙遠,又沒有具體情節。供得最多的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往南郊舉行親耕藉田典禮這一天舉事,這個政變的日期只是府軍前衛的一些千戶提供的,而公、侯、都督這些上層核心人物無一提到政變的策劃及具體行動日期。況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選擇二月十五勸農日皇帝去南郊這一天動手,是根本不可能的。皇帝出宮去南郊祭祀先農(神農氏)並親自把犁耕田這個儀式,對天氣的要求非常嚴格,雖定在仲春二月,但至於哪一天,要臨時「擇日」而行,需要欽天監預測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才行。為了確保準確,一般是短期預測,不可能過早決定這個日子。並且即使欽天監奏定了祭祀的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一定親自前往。朱元璋平時警戒嚴密,諸事慎之又慎,行蹤詭秘,所以離宮外出的確切日期,根本不可能提前宣佈,因而一般人絕無可能較早知道祭祀的日期,更不可能預測朱元璋到底去不去躬耕藉田。照一般情理,這時太子新亡,朱元璋身體虛弱,他不親自去南郊躬耕倒是可能性更大。這樣,藍玉怎麼會在一個月以前就知道二月十五這一天皇帝要親去南郊?不過,藍玉被殺後,二月十五日這一天朱元璋確實去南郊舉行了親耕藉田的典禮。因此很明顯「二月十五日勸農日下手」,是在皇帝親耕藉田後編造的。這個日期被收錄在《逆臣錄》中,為《明史》等史籍所引據,孰不知這件最確鑿的事實卻恰恰成了藍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證。

  況且藍玉伏誅後,這麼多的高級將領全部束手就擒,沒有一點兒反抗的餘地。如果他們事先有密謀,串聯好的,或者早想造反,怎麼可能就這麼束手就擒呢?造反是假,要除掉這些悍將是真。可見,《逆臣錄》不過是朱元璋羅織的一個幌子。

  藍玉本是朝廷倚重的對象,為什麼要把他殺了?為什麼朱元璋到了晚年,還要殺掉如此多的公、侯?   


一根棘杖

  明朝的江山穩固後,朱元璋就視那些功臣為眼中刺,唯恐其威脅到皇權,於是大肆殺戮功臣。胡惟庸案後,皇權與相權的矛盾終於得到解決,然而皇權與將權的矛盾又突顯出來。

  據說朱元璋在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諫言道:「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和氣。」朱元璋聽了,沒有作聲。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到跟前,將一根長滿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面露難色。朱元璋說道:「我讓你拿棘杖,可是棘杖上有刺,你怕傷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你難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嗎?我現在誅戮功臣,是在替你消除隱患。」誰知太子聽了父親的這番理論,大不以為然,反而應對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也就是說,如果父皇是一位賢明的君主,那麼臣子自然就會順服,言外之意就是朱元璋過於殘暴。朱元璋大怒,當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打太子,幸虧太子在驚慌中拋出負子圖,使朱元璋憶起了與馬皇后背負太子,同陳友諒作戰的艱難歲月,太子才免遭殺戮。然而,朱元璋絲毫沒有放鬆「剔刺」。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三十九歲的皇太子朱標突然病死。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慮皇位繼承人,他認為燕王朱棣和自己很像,為人陰鷙沉穩,想立他為太子,但遭到大臣的極力反對,認為與古禮不合,對其他皇子也無法交待。為避免繼承問題上的矛盾,朱元璋不得已於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仍按嫡長子繼承製,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允炆為太子朱標第二子,才十六歲,性格很像他的父親,待人寬厚。因為他的哥哥早逝,得以繼嗣為嫡長孫。但年幼的他從未實習過政務,不像太子已有豐富的治國經驗,與文武臣僚的感情也不如太子深厚。朱元璋唯恐孫子太年輕,威望和經驗都不足以駕馭天下,萬一有變故,他辛苦創建的大明王朝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於是,他橫下一條心,重開殺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潛在勢力通通剷除,軍功顯赫的藍玉被殺也就勢不可免了。

  藍玉與朱元璋同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早年曾在常遇春的帳下,臨敵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很是欣賞,數次在朱元璋面前稱讚,於是朱元璋就把藍玉由管軍鎮撫升至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四月,常遇春女冊封為皇太子妃,藍玉也就成為太子朱標的舅父。這樁政治婚姻表明,朱元璋有意通過聯姻,拉攏功臣,使功臣集團繼續成為皇權的重要支柱。

  明朝建立後,蒙古人雖然失去了對中原的統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區仍然有很大的勢力,全國許多地區如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仍在元朝統治者手中,時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脅。洪武四年藍玉從傅友德伐蜀,克綿州。五年從徐達北征,先出雁門,敗元兵於亂山,再敗於土剌河。七年帥兵拔興和,獲其國公帖裡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斬獲千計。明年,師還,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沐英修建的昆明忠愛坊洪武十四年秋季,朱元璋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軍,率步騎三十萬,往征雲南,諸蠻部一律降服,雲南悉平。沐英偕藍玉與傅友德等會集滇地,聯名報捷,並籌辦善後事宜。明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雲南。藍玉也從此受到明太祖賞識。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召征南師還,沐英留鎮雲南。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納哈楚,擁眾金山,屢侵遼東,朱元璋命馮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率師二十萬北征。明軍在「金山之役」中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元將納哈楚。但是,北元衰微後,原元朝統治區出現了多個蒙古割據政權,納哈楚只是其中的一個。納哈楚降明,只能說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實力的蒙古割據政權,解除了其對明朝的威脅,但不代表蒙古諸部都已降明。這種情況下,明太祖委任藍玉為大將,征討下一個主要的目標脫古思帖木爾,他認為「肅清沙漠,在此一舉」,因此要求藍玉勿失時機,必須成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藍玉率師十五萬北進,四月來到捕魚兒海(今貝加爾湖附近)。這一次戰役,抓獲脫古思帖木爾的次子地保奴、嬪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裡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甲仗蓄積無數。捕魚兒海戰役是北元貴族遭到的最大的失敗,自脫古思帖木兒死,蒙古內部就開始陷入了連綿不斷的內訌之中,其間雖然有過幾次統一,但對明朝始終未能構成傾覆性威脅。勝利消息傳到京師,明太祖大悅,遣使勞軍,諭中比藍玉為衛青、李靖,晉封藍玉為涼國公。

  藍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東地區南下川西建昌平定月魯帖木兒叛亂。就在帝國所有軍事行動基本結束不久,將帝國軍事將領幾乎一網打盡的「藍玉奸黨案」即告爆發。

  藍玉為太子朱標的妻舅,極力維護太子的儲君地位,與早已覬覦皇位的燕王朱棣交惡。燕王朱棣系太祖第四子,既非嫡子,又非長子,按太祖立嫡立長制,是不會得到特殊重視的。但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似朱元璋。早在初封燕王時,即已表現出非凡的才略。時李文忠主持燕王府工事,朱棣與諸王住在鳳陽,他在給李文忠的信中說:「所有宮殿,相度可存者存,若無用者拆去,須要停當。」燕王府是利用元朝舊宮建起的,朱棣這樣表示既可在明初工程浩繁之際表現自己撙節,應合太祖心思,又可保留元宮形勢,得到皇宮之制,燕王府因此異於諸王府。後來朱棣果然成為諸王中的佼佼者,但他並非如太祖所望成為藩屏皇室的得力助手,而是伺機謀取皇權。洪武二十三年,他首次率師北征時,即以武力加懷柔的辦法迫使蒙元乃兒不花部投降,大獲全勝。太祖聞報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朱棣以其卓越的軍事才幹得到太祖賞識。太子朱標健在時,每遇重大事情,必找藍玉商量,視藍玉為心腹。藍玉便力勸太子,燕王有野心,應多加提防。燕王為竊取儲君的位置,偽裝忠厚老實,贏得父皇的賞識,並伺機除掉異己。藍玉北征還軍後,對太子說:「我看如今的燕王,舉動行止,與皇帝無異。又聽善觀望氣的人說,燕王有天子氣,願殿下早作預防,一定要審慎呀!」太子道:「燕王對我甚恭敬,決無此事。」藍玉道:「我因蒙殿下的優待,所以才敢密陳利害,希望我的話不驗,不願我的話不幸言中。」太子默然。隨後有人將此事報告了燕王,燕王懷恨在心。

  然因太子健在,太祖末年大政大議悉付太子暨太孫參決,朱棣不敢貿然加害藍玉,以免給太子以口實。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逝,如此良機,燕王自然不會輕易放過。燕王朱棣見太子已死,無人替藍玉說話,就在入朝奏事的時候對朱元璋說:「在朝諸公,有人縱恣不法,如不處置,將來恐成尾大不掉之勢,應妥善處理。」朱棣雖未明指藍玉,但大家心裡都清楚,藍玉曾在太子面前說過朱棣,朱棣現在要施行報復了,再加上「縱恣不法」四字,更是確指藍玉。在燕王的挑唆和自己的猜疑心驅使下,朱元璋更加堅定了翦除藍玉的決心。

  從史料上看,這位藍玉雖然百戰功高,他的死卻不那麼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貪橫恣肆與朱元璋大約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史稱藍玉,「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暴橫。霸佔東昌民田,御史按問,逐御史」。並且在征戰時,還私自佔有元朝皇帝的妃子,這也是一種大逆的行為。北征還,藍玉回到關裡,天晚了,城門已閉。沒有諭令,侍衛不能開門。藍玉便把關門給拆了,擅自進去了。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衛的叛帥,自以為功勞更大了,威焰愈盛,本以為回朝後定會大有封賞,滿以為會讓自己做太子太師,卻沒想到自己還是太子太傅,反倒讓馮勝、傅友德兩人做了太子太師。太傅比太師低一等,藍玉十分憤怒,扯著袖子大喊道:「難道我還做不了太子太師嗎?」他的不滿和牢騷,更引起朱元璋的不悅。為何「雄猜好殺」的朱元璋此時不殺藍玉呢?除當時諸王尚需經驗豐富的將領輔佐共同藩邊外,藍玉與太子關係頗為密切,且從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駕御藍玉。藍玉雖恃功驕縱,仍要受藩王節制,不能自專。退而言之,即或藍玉欲造反,太子憑藉諸王之勢亦足以制衡藍玉。因此明太祖對藍玉等功臣則主要以《鐵榜》和敕諭的方式加以警告,如先後頒賜了《武臣大誥》、《武臣敕諭》、《武士訓戒錄》等,期望他們能洗心革面,將來更好地效命於皇太子。不料太子卻英年早逝,太祖企圖通過太子控制藍玉的願望化為泡影。倘若太子不早逝,藍玉也不至於被殺戮,然太子一死,太祖惟恐太孫日後難以駕御文武臣僚,為皇權計,在燕王的挑唆之下,決定剷除一些驕橫的功臣宿將,藍玉於是首當其衝。

  藍玉忘乎所以,驕橫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威脅,翦除的羅網正在悄悄張開。在這種情況下,藍玉竟還桀驁如故,一點也不檢點自己,明太祖越加疑忌。自此以後,藍玉上朝奏事,沒有一件能夠獲准,但藍玉不僅不知收斂,還更肆無忌憚,即使陪皇上吃飯,也出言不遜。一次,他見朱元璋乘輿遠遠經過,便指著說:「那個乘輿的人已經懷疑我了!」此語一出口,大禍即來,便有錦衣衛蔣,密告藍玉謀逆,說藍玉試圖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垣、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都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準備在皇上舉行出耕藉田儀式時,乘機劫駕,以圖謀反。朱元璋聽了,立即命令錦衣衛發兵逮捕,將疑犯一齊捉拿到朝廷。稍作審問,便由刑部鍛煉成獄,以假作真,全部殺死。並且罪犯的家人親屬也全牽連進案,甚至捕風捉影,凡與藍玉偶通訊問的朝臣,也不使漏網,四面構陷,八方株連,因此列侯通籍,坐黨夷滅,共一萬五千人,朝廷中的勳舊,幾乎一掃而空。   


兔死狗烹

  明太祖至此還不罷休。大將軍、穎國公、太子太師傅友德作戰勇猛,愛兵如子,深有謀略,功高蓋世,為朱元璋冊封的九個公爵之一。然而就在藍玉黨案過後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賜死。

  宋國公馮勝,在自家府第外築稻場,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設板,加以碌碡,取有□鞳聲,走馬為樂。有仇人狀告馮勝,家居不軌,私藏兵器,意圖謀變。朱元璋召他入朝,賜以酒食,說是決不輕信別人的謠言。馮勝喜不自禁,誰知剛剛回到家裡,即毒發而死。

  定遠侯王弼,居家時歎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無常,我輩恐怕很難活下去了!」此話一出,就被特務告密,立即賜死。

  至此,開國功臣已所剩無幾,即便有幾個,也早已遠離朝廷,不涉政事了。徐達、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沐英六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鄧四人都死在胡、藍黨獄之前。沐英因鎮守雲南,得以偏安無事。湯和則因早早解甲歸田,絕口不談政事,才得以壽終正寢。

  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確立其至高無上的地位,精心策劃了一場又一場大屠殺,把開國元勳一網打盡,並且為了顯示殺戮的正確,把被殺的人一律扣上「胡黨」、「藍黨」的帽子。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把開國功臣殺得如此徹底的,確實應數有明一代。歷史的血腥至今猶能聞到,權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時光滑可手過呢?

  正可謂「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靖難之役

  建文帝的下落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奪取帝位。宮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蹤,有說自焚宮中,有說化裝成僧人出逃。一場大火湮滅了一段歷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謎。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奪取帝位。宮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蹤,有說自焚宮中,有說化裝成僧人出逃。一場大火湮滅了一段歷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謎。

  建文帝朱允炆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長孫,建文為他的年號。藍玉黨案時我們已經提到過,本來這個皇位理應由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繼承,朱標作為皇長子,很早就被立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長子繼承的原則,便把長孫朱允炆立為皇儲。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此時的他已二十一歲,正是英姿勃發的時候。

  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嚮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奪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時,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從一品,而六部尚書卻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還明文規定,文官不許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謀士劉基僅僅得封「誠意伯」,而武將得封公侯者甚多,稱王者也不少。在這種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後,一改尚武的風氣,大力加強文官在國家政事中的作用,將六部尚書升為正一品。同時,大開科舉考試,並屢次下詔要求薦舉優通文學之士,授以官職。建文帝身邊幾個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飽讀詩書的才子,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正是因為建文帝所依賴的大臣多為這樣的文人,所以人稱新朝廷為「秀才朝廷」。

  太祖朱元璋以剛猛治國,亂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況嚴重。建文帝對於祖父重典治國所造成的恐怖氣氛,深有體會,登基後就著手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力圖創造出祥和的氛圍。即位僅一個多月,他就下詔寬刑省獄,糾正了一大批洪武時期的冤假錯案,受到牽連的無辜官吏得以恢復職位,被流放異鄉的人也得以返鄉。據記載,建文朝監獄裡關押的犯人比洪武朝減少了近三分之二。

  當然建文帝的溫文爾雅,也使得他顯得書生氣過重,缺少祖父與叔父們雄才大略的草莽習氣。朱元璋在世時,就曾對這位過於柔弱的孫子擔憂過,生怕那些開國元勳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屢興大獄,大殺功臣,為其拔除棘刺。同時為了進一步鞏固朱家天下,還把他的二十三個兒子都封王建藩,作為維護皇權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來確保朱家江山,卻從未料到,在他去世後,起兵的恰恰就是這些藩王。

  這種做法,同樣出身卑微的漢高祖劉邦也採用過,建立漢朝後,曾分封同姓諸侯王,作為劉家天下的屏障。結果適得其反,那些同姓諸侯王野心勃勃,與中央分庭抗禮。漢景帝接受晁錯的建議,進行「削藩」,結果卻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了吳楚七國之亂。

  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建文帝即位後,那些藩王們個個擁有重兵,位高權重,根本不把這個年輕的侄皇帝放在眼裡。建文帝時時感受到藩王的威脅,不得不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計議削藩。但在具體削藩策略上,大臣們卻各有主張。黃子澄認為燕王實力強大,應該先削弱小的周、齊、代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時機成熟再削燕王。齊泰則主張擒賊先擒王,只要先剷除燕王,其他諸王自然無力反抗了。建文帝聽取了書生黃子澄的意見,削藩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備邊的名義兵臨開封,趁周王毫無準備之際突然將其抓捕,送至京師,將其謫遣到「煙瘴之地」的雲南蒙化,後又把他召回京師禁錮起來。隨後,建文帝又先後廢湘王、齊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標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並未意識到他的行動實際上已經打草驚蛇。

  燕王朱棣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率先發難,並援引「祖訓」,如遇奸臣擅權,藩王可以移文中央聲討,索取奸臣,並發兵「清君側」。於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發動「」,借口「清君側」——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矛頭卻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軍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與曹國公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敗,無疑與他削藩策略的失誤有著直接關係。他雖然一直視燕王朱棣為心腹大患,但卻並沒有果斷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給了朱棣充分的準備時間。

  朱棣入京後,立即懸賞捉拿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鐵鉉等建文帝臣子數十人,並清宮三日,誅殺無數。追隨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屬共一萬多人被虐殺,其殘酷的程度不下於其父朱元璋。

  當時,南京城破,宮中失火,建文帝的結局到底怎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成為明史第一謎案。因為建文帝在太祖嚴苛統治之後,力行寬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無數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   


一場大火

  焚燒了一切,也使得事情變得愈加撲朔迷離,留給了人們無窮的想像空間。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朱棣欽定的官方說法,即《明太宗實錄》中記載的是:建文四年六月,「靖難」的軍隊打到南京金川門,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燕王立即派遣太監前往救援,無奈來不及,太監把建文君的屍體從火中找出,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果然如此癡呆?我來是為了扶翼你為善,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八天之後,朱棣以天子禮葬了那具屍體。

  《太宗實錄》的可靠性為人們所質疑,由於永樂朝的政治高壓、文網嚴密,對建文帝出亡之事沒有留下更多的記載。天順、正德朝之後,嚴峻的政治環境有所寬鬆,關於建文帝出亡說的史料開始多起來。《明神宗實錄》載萬曆二年十月,十二歲的神宗曾向張居正問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張居正回答:「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者相傳,言建文皇帝當靖難師入城,即削髮披緇,從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可見首輔張居正也傾向於建文帝出亡之說,並且此時談論建文帝出亡已經不再是禁忌話題,越來越多的人對建文自焚的事表示懷疑。

  首先,《太宗實錄》中對朱允炆不稱建文帝,而徑直改稱「建文君」,以表示他並不是帝位的合法繼承人,因為無臉見人,才畏罪自殺——「闔宮自焚」。這很顯然是出自朱棣的篡改。

  《太宗實錄》對建文帝死於火焚的記載,也非常含糊。明成祖朱棣禮葬的是建文帝嗎?有人認為當時下葬的並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馬皇后,「棣遣中使出後屍於火,詭雲帝屍,越八日壬申,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當時並無建文帝的屍體,找到的只是馬皇后的屍體,並且史料沒有發現安葬馬皇后的記載。朱棣曾指天為誓,說他此來是要倣傚「周公輔成王」,幫侄子建文帝治理天下。可是破城第二天,他就匆忙「即皇帝位」。這樣給人的印象是朱棣為了鞏固帝位,使建文舊臣放棄反抗,似乎有意弄假成真,將馬皇后之屍冒充建文之屍盡快埋葬。儘管明成祖「用天子禮」安葬了建文帝,但是南京卻沒有建文帝的陵墓。明末人談遷在《國榷》中記道:「金陵故老,無能指建文帝葬處。」本朝人已指不出建文帝的陵墓,足見當時陵墓肯定不大,或者明知安葬的就不是建文帝。

  另外一個疑點就是城破時沒有發現建文帝的長子。當時建文帝有兩個皇子:長子朱文奎七歲,次子朱文圭才兩歲。朱文圭,史稱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廣安宮,直到英宗天順年間才被放出來,當時已經五十七歲了。由於一直被關在宮內,出來時連牛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為建文帝長子的朱文奎卻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說「燕師入,七歲矣,莫知所終」。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脫,沒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謂的「靖難之役」長達四年,並非朝夕之間,建文帝有充分的時間準備。朱棣進入南京時,江南、西北、西南、東南等大部分地區還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組織有效的反攻。

  宮中大火之後,連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實錄》記載,有一次明成祖對身邊的大臣說:「朕於宮中遍尋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並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寶璽被焚怎麼可能沒有一點殘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帶著寶璽逃跑了,藉著寶璽他就有可能東山再起,這種疑慮與擔憂始終縈繞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濴傳》記載,永樂五年朱棣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濴,以頒布御制諸書、尋訪仙人張邋遢為名,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前後長達十六年之久。所有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宮了。   


逃向何方

  關於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學者谷應泰編撰的《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最具有代表性。它成書早於《明史》,為私人著述,權威性是被當時人們所認可的。他認為建文帝並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護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據谷應泰記載,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門失守,長吁短歎,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建議,不如出走流亡。太監王鉞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個寶匣,交代說,如有大難,可以打開。眾人一起趕到奉先殿左側,看到一個紅色寶匣,四周用鐵封著,鎖也用鐵灌注。建文帝一見祖父的遺物,不免悲慟,下令焚燒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砸開寶匣後,但見裡面有三張度牒,分別寫著「應文」、「應能」、「應賢」,裡面還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銀元寶十錠。寫著:「應文從鬼門出,其餘人等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時分在神樂觀的西房會合。」建文帝歎道,這豈非天數!程濟立即為皇上剃去頭髮,換上袈裟、僧帽、僧鞋。楊應能表示願意剃度,隨帝流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說,臣名賢,無疑就是「應賢」,也剃度改裝隨從。當時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隨從流亡。建文帝說,這麼多人一起行動,勢必引起懷疑。於是決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門,在神樂觀乘船至太平門。民間盛傳當建文帝出鬼門時,門外正好有一艘小船,船中有一道士,呼建文帝乘舟,並叩首稱萬歲。道士說:「昨夜夢見高皇帝,命臣來此守候。」

  這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文字,其真實性讓人懷疑,可谷應泰講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難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還是由密道逃離南京了?

  在此後的一些典籍中,也出現了關於建文帝逃出宮所走密道的描述。《明史考證》有這樣一段記載:「宮中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闊八尺,足行一人一馬,備臨禍潛出,可謂深思熟慮矣。」但是傳說中的密道是否存在呢?對這段歷史很有研究的季士家老先生多年前發現,1978年太平門裡一家叫南京鋼銼的工廠要建棟新樓,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從挖出情況看,高度大概在兩米五左右,寬度在兩米左'右。當年發現地道的地方就在原來明皇宮的旁邊。可這一個地道是否能直通皇宮?2005年6月的一天,季老先生接到一個電話,說在清涼山旁邊的國防園發現一個明代涵洞。涵洞位於原明故宮的宮城外,在明代主要是為排水用的,但不下雨時,是沒水的旱洞,完全可以容納一個人通過。根據季先生的推斷,這個涵洞很可能就是地道的出口。為了求生,建文帝使了一個火燒皇宮的金蟬脫殼計,從這個涵洞鑽進地道逃走了。

  那麼,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遜國出亡,他又去了哪裡呢?綜合各種資料,有如下幾種說法:

  遜國為僧,雲遊四方

  正如《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建文帝從南京逃出後,帶著楊應能、葉希賢、程濟兩比丘一道,隱名易服,雲遊天下。當時建文帝被攆下台後,可以說是四面楚歌,無處藏身。因為當年建文帝大刀闊斧地「削藩」時,引起了藩王的恐慌和憎恨,這個時候根本不可能有哪個藩王站出來幫助建文帝,因此他只有去西南的貴州一帶(當年貴州尚未建省,於永樂十一年,即1413年才正式建省)。為逃脫追捕,「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庵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荊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建文帝曾流亡於雲南、貴州、四川、青海一帶,很多地方都留有建文帝的遺址和傳說。

  雲南省楚雄州武定縣獅山,現存很多有關建文帝的歷史遺跡和傳說。在獅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擴建的正續禪寺,並沒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寶殿中央端坐的卻是建文帝身披袈裟、頭頂摩戒的塑像。寺內大雄寶殿的柱子上,則有這樣一副楹聯:「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然皇覺舊;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聯內所說的皇覺寺,指明太祖朱元璋早年為僧之所;「叔負侄」指朱棣篡奪了侄兒朱允炆的帝位。顯然作此聯的古人堅信朱允炆曾在此為僧,並寄以同情。

  聯中「衣缽相傳」語,概括了祖父朱元璋由僧為帝,孫子朱允炆由帝為僧的滄桑巨變。在《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有建文帝所作詩詞數首,都是反映他在雲南一帶流浪生活的,如《宿永慶寺》、《羅永庵題壁七律兩首》、《七言述懷》等。其中《七言述懷》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乾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據說這首詩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後,「決意東行」,擬回京參見新皇帝時所作。今日獅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徐霞客在《徐霞客遊記》中記載有建文帝在貴州白雲山修行時遺留的遺跡:「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為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為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為『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金鯉出沒雲。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為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龕,可傍為榻。其右有小穴,為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左有峽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雲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托也。洞前憑臨諸峰,翠浪千層,環擁回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跡』,像昔在佛閣,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運所建,前瞰遙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即山之絕頂。」看來建文帝在遜國後,在貴州停留過是有可能的。

  還有學者認為,建文帝曾遁匿於貴州安順平壩縣境內的高峰寺。安順是中原聯繫西南的重要通道,明代先後有幾十萬大軍來此軍屯,他們祖籍大多為南京郊區以及江浦、六合等地。同時此地還有諸多隱匿的有利條件:依山傍水,地形隱蔽,易守難攻,不易發現;語言便於溝通;生活便於適應。據《平壩縣志》載:高峰寺懸壁處,有「西來面壁」石刻,相傳出自建文帝手筆。「西」可能是「璽」的諧音。玉璽是皇權的象徵,建文帝逃到哪裡,玉璽也會帶到哪裡。高峰寺內齋堂地下有一處藏身洞,洞底有一石碑,上刻銘文:「秀峰肇建文跡塵知空般若門。」另一石碑為萬歷時所刻,碑文說高峰寺建於洪武七年,開山僧為秀峰大師,他於永樂四年七月收留過建文帝。

  安順當地崖壁上有塊高大的「紅崖天書」,長十米,高六米,是用奇特的鐵紅色顏料寫成的文字,似篆非篆,無人能識。據報載最近終於有人破譯了「天書」:其成書約在1406年(明永樂四年),是遜國的建文皇帝頒發的討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詔檄》。全文直譯為:「燕反之心,迫朕遜國。叛逆殘忍,金川門破。殺戮屍橫,罄竹難書。大明日月無光,成囚殺之地。須降伏燕魔,作階下囚。丙戌(1406年)。甲天下之鳳凰(御制)。」這與《明史紀事本末》中所載朱允炆的一首詩相印證:「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如果譯文準確無誤,就能證實建文皇帝朱允炆確已逃出,併圖謀恢復。

  四川也留下了建文帝的足跡,青川華嚴庵曾為建文帝的避難所。華嚴庵位於青川縣青溪鎮以南七公里的蓮花山上,佔地面積超過一百畝,東西兩面是草木叢生的山溝,西側山溝內有巨石壘砌的雙層中空明代石牆,留下了石碑、石佛、九五方圓塔、清皇歷書等遺址、遺物。在「廣佛碑」和「華嚴庵重建碑」兩碑文上,兩者所記載的「建文帝於宣德六年到此」,與《明史紀事本末》中「宣德六年文帝由延安到西安入蜀」的記載相吻合。

  還有人認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羅寺躲藏過,並病逝於此,葬於寺後山坡上。建文帝之所以選擇佛羅寺,是喜歡這裡偏僻難尋,不容易被發現。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後人就把佛羅寺改稱望京寺。

  另外,有學者認為,「靖難之役」後建文帝逃亡到了青海瞿曇寺。《創修渭源縣志》卷九《藝文志》中《五竹寺記》載:「建文於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時,由癸門出,比時願扈駕二十二人,節(郭節)其一也。君臣奔竄崎嶇,晝伏夜行。歷滇南、巴蜀,建文至樂都瞿曇寺。」據史料記載,瞿曇寺建立初期就與明皇室建立了密切關係。永樂以來,明朝歷代帝王給瞿曇寺賜匾、修佛堂、封國師、賜印、派大臣等史不絕書,這種割捨不斷的關係本身就耐人尋味。「靖難之役」爆發後,燕王率軍南下,北方道路被封,建文帝只有向南方逃竄,輾轉雲貴、巴蜀,最後選擇西北邊荒的河湟地區作為落腳點,是極有可能的。這一逃亡路線正好也印證了民間傳說中的「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的說法。   


北京西山,老死無名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和鄭曉《吾學篇》中,記載建文帝在外遊歷,到正統七年,因年紀已老,就到廣西思恩州官府,自稱是建文帝。當地官員急忙上報朝廷,將其送至京師。朝廷派老宦官吳亮前去辨認。建文帝一見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吳亮否認。建文帝又說當年他進膳時,扔一片鵝肉到地上,吳亮像狗一樣趴下去吃掉。吳亮聽後伏地大哭,回去後就上吊死了。建文帝被迎入西內,宮中人都叫他「老佛」,老死於宮中後,葬於西山,不封土不種樹,意即「不封不樹」,是古代對庶人的葬禮。

  這種說法雖是傳說,但也有一定的根據。《英宗實錄》載正統五年十一月,有個僧人從雲南到廣西,自稱是建文帝,年九十餘。當地官員將其遣送到京師,大臣們懷疑他是假冒的。經過審問,他承認本名叫楊行祥,河南人,洪武十七年為僧,受到別人的蠱惑才假冒建文帝的。於是英宗將其押入大牢,過了四個月就死在獄中了,同謀的十二名僧人被發配到遼東守邊。

  福建泉州,藉機出海

  近有學者考證建文帝避難泉州開元寺,並在開元寺揚帆出海。據說建文帝從密道逃出後,從南京順著長江來到武昌羅漢寺,羅漢寺的住持達玄和尚接待了他們,並立刻聯繫他的弟子,在泉州開元寺任住持的念海,讓他接應建文帝等人。在泉州逗留片刻之後,建文皇帝擔心行蹤敗露,就離開泉州坐船到海外去了!建文皇帝逃到海外的消息不脛而走,成祖朱棣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鄭和數下西洋,尋找流亡到海外的建文帝。

  但是這種說法缺少史實依據。明永樂年間,東南沿海倭寇猖獗,明政府派了大量禁軍到泉州,開元寺就成了駐紮明軍的軍營,建文帝如果逃到泉州顯然是自投羅網。並且《開元寺志》中沒有關於念海的任何記載,《泉州府志》、《晉江縣志》、《閩書》等所載高僧中,也沒有「念海」的名號。或許出於對當時高壓政治的恐懼,寺院不敢對建文帝有所記載,但對於本寺住持卻不可能沒有記載,既然「念海」住持不存在,那麼建文帝也就不可能到過泉州市開元寺當和尚。而且在嚴厲實行海禁的明朝,建文帝是很難逃亡出海的。建文帝逃亡海外,沒有更多的證據,僅僅是猜測而已。   


江蘇吳縣,幽禁終身

  《文匯報》記者徐作生親自到江蘇吳縣去考察,發現了建文帝出亡時遺留下的一些遺跡、遺物,並結合文獻資料,認為建文帝當年逃到了離南京並不遠的蘇州,溥洽和尚收留了他,藏於吳縣普濟寺內,不多久姚廣孝歸隱禪寺,在姚廣孝的監護下,建文帝隱藏於穹窿山皇駕庵。明成祖朱棣的密探找到建文之後,成祖不願意背負『殺侄』的惡名,沒有殺害建文,而是暗中將他繼續幽禁了起來,直到1423年病歿於此,葬於庵後山坡上。這也只是另一種推測。

  近幾年有人自稱建文帝后人,拿出《讓氏家譜》,稱建文帝通過地道逃離南京,假扮僧道,雲遊各地,後隱居於武昌,死後就葬在武昌洪山。這一說法還有待於進一步的驗證。

  明成祖朱棣為了粉飾奪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銷毀建文時期的歷史檔案,並明令嚴禁討論此事。因此,對於《明太宗實錄》的記載,難以核實其正確性。後世關於建文帝的記載許多已是傳聞,所以清代學者萬斯同就說:「明代野史之失實,無有如建文遜國一事。」即使到乾隆時,官方正式出版的《明史》,在寫了建文帝焚死之後,又加上可能「由地道出亡」的推測,對於建文帝的下落也是模稜兩可,留給後人的依然是一團迷霧。

  與此同時,燕王朱棣為了擺脫篡位的嫌疑,必須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朱棣即位以後,就宣佈革除建文年號,建文朝只稱作「革除年間」。把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接下來為永樂元年(1403),表示他不是繼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繼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在官方實錄的編纂上也如此,《明太祖實錄》接下來就是《明太宗實錄》,中間少了建文帝的實錄,建文一朝的歷史在明代官方歷史記載中隱去不談。並且在明永樂朝官方文獻中,建文帝這位寬厚仁慈的帝王,被描述成一個數典忘祖、荒淫昏聵的人,不但曾親手焚燬朱元璋及馬皇后的遺像,拆毀後宮,大興土木,還經常服食春藥,藥發後身邊數名婦人都不足用,形像極為不堪。成祖朱棣如此歪曲事實,無非是為自己「靖難」奪位尋找合法理由而已。

  朱棣之後,繼位的皇帝中沒有人正式承認建文的四年帝位;此後的正德、萬曆、崇禎年間,雖屢有大臣奏請追諡朱允炆廟號,但一直也沒有實現。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才給了他一個謚號——恭閔惠皇帝,史稱惠帝。——滅十族的方孝孺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為了紀念柔石,曾將他與同鄉台州的寧海方孝孺相提並論,說他有點台州式的硬氣,還有點迂。時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們感歎的話題。一個曾經輔佐帝王,被世人稱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的一代才士,卻慘遭滅十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朱棣如此震怒以至於非要滅他十族呢?   


滅十族的方孝孺

  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為了紀念柔石,曾將他與同鄉台州的寧海方孝孺相提並論,說他有點台州式的硬氣,還有點迂。時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們感歎的話題。一個曾經輔佐帝王,被世人稱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的一代才士,卻慘遭滅十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朱棣如此震怒以至於非要滅他十族呢?

  滅十族

  建文帝在位時,方孝孺已經是名聞天下的第一大儒,學識品德為四海稱頌。他為文縱橫豪放,能與東坡(蘇軾)、龍川(陳亮)相比。據說每撰一文,海內爭相傳誦。

  朱棣起兵時,他的謀士姚廣孝曾對朱棣說:「臣有所托。」

  朱棣問:「何為?」

  姚廣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頷首答應。

  朱棣佔領南京後,方孝孺果然不肯歸附。因姚廣孝事先囑托過,朱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投入獄中。

  對於方孝孺的文名,朱棣也很敬重。幾天後,朱棣準備即位時,便想請方孝孺為他擬登基詔書,同時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氣為天下士人樹立一個歸順的榜樣,所以朱棣屢次派人到獄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學生廖鏞、廖銘二人前去勸說,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頓痛斥。

  無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強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著一身斬衰(古代喪服按生者和死者關係,分為五等,斬衰最重),一進來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錦衣衛強行撕去方孝孺的喪服,換上朝服。

  朱棣強壓怒火,親自勸解方孝孺,破例為他設座,並起身勸慰道:「先生不要難過了!朕本來是要傚法周公輔佐成王的。」

  方孝孺立即反問道:「成王在哪裡?」

  朱棣說:「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再問道:「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當皇帝?」

  朱棣說:「國家要依賴年長的君主來治理。」

  方孝孺進一步逼問道:「那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無法回答,只好搪塞道:「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過多操勞。」遂暗示左右,強行將筆塞給方孝孺,命道:「詔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過筆,奮筆疾書「燕賊篡位」四個字,投筆於地,放聲大哭,且哭且說:「死即死,詔不可草。」

  方孝孺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罵叱聲越來越大。

  朱棣大怒,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開,從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滿臉是血,仍然痛罵不絕。

  朱棣厲聲道:「豈能讓你如此痛快地死,當滅你十族!」

  於是,朱棣一面命人繼續將方孝孺關押獄中,一面搜捕其親戚家屬等人,以及他的學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當著方孝孺的面,一個一個殺戮。每殺一個追問一聲,是否回心轉意。方孝孺強忍悲痛,始終不屈服於朱棣的淫威。當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時,方孝孺看著因受自己牽累而行將就戮的弟弟,不覺淚如雨下。方孝友從容吟詩一首,寬慰方孝孺:阿哥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方孝孺也作絕命詞一首: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寶門外磔死,遇難時年僅四十八歲。明代歷史地理學家王士性曾評價道:「自古節義之盛無過此一時者。」清代學者齊周華也認為:「靖難受禍慘烈者,亦莫若孝孺。無論知與不知,無不義而悲之。」老南京相傳明宮午朝門內丹墀上的血跡石,即為方孝孺頸血所濺而成,雨後看血跡石,血色鮮紅欲滴,嗅之似猶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上吊自殺,兩個女兒年未及笄,一齊投秦淮河自盡,受他牽連被殺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獄和充軍流放者達數千,當時的恐怖氣氛可見一斑。

  歷來株連也不過是滅三族,誅九族已經很恐怖,燕王還要滅十族,其野蠻、殘暴由此可見。以至於清初史家谷應泰這樣歎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讀書種子

  故事自然得從頭說起。方孝孺(1357-1402),生於浙江台州寧海,父親方克勤任寧海縣學訓導(即縣學校的老師)。方孝孺自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善作詩作文,人奇其才,被稱為「小韓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東濟寧知府,於是方孝孺隨父北上濟寧。

  方孝孺拜著名學者宋濂為師,宋濂為明代開國元勳,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為理想,主張恢復古代的禮樂,以德治國,反對嗜殺。當時宋濂門下,學子如雲,如胡翰、蘇伯衡等,皆為學界名流,但與方孝孺相比,則相形見絀,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鳥中之孤鳳」。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雖一向清廉守法,蜚聲政績,也牽連被誅。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牽連而不能倖免。父親、老師均慘遭變故,對方孝孺產生極大影響,使他逐漸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對暴政為核心的政治主張。

  洪武十五年(1382),經東閣大學士吳沉等人推薦,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來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明太祖見他舉止端莊、學問深厚,稱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於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與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政治主張相差甚遠,太祖並未啟用他,只是對皇太子說,「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於是厚禮相待,遣返歸鄉。

  對於方孝孺而言,身懷匡世之才而無用武之地,實在是件憾事。此後十年,他只得隱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書立說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雖然生活清苦,貧病交加,甚至連日斷炊,仍然奮筆不輟。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經人再次推薦,朱元黃子澄像璋才讓他擔任陝西漢中府學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懷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終於在年輕皇帝朱允炆那裡尋找到了實現理想的機遇。

  前面我們說過,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說,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確定新年號為「建文」,與祖父「洪武」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當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飽讀詩書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國措施與方孝孺的仁政主張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睞,先任翰林侍講,後遷文學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據《明通鑒》記載,建文帝讀書每有疑問,便立即召方孝孺為他講解;臨朝奏事時,遇到需商議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來批答;宮中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等史書,也由方孝孺擔任總裁。當時朝廷的詔書、往來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對方孝孺,可謂言聽計從,非常倚重,君臣關係十分契合。方孝孺對這種「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著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對暴政。

  在方孝孺的輔佐下,建文帝大力著手改革,史稱「建文新政」。他們崇尚禮教,銳意文治;廢除嚴刑峻法,大赦疑獄。同時又採取重農桑,興學校,賑濟災民,蠲荒田租等與民休養生息的措施,使國家呈現一派祥和的景象。時人讚歎,建文時,法網疏闊,道不拾遺,士風樸茂,尚義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長,接受的是儒家學說的熏陶,缺少對現實的瞭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讀書人,因此改革中難免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議,在詔行寬政的同時,銳意復古,甚至要恢復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他還使用一些《周禮》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職。復古這些制度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建文集團過重的文人氣息,成為他最後失國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種對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無論從情感還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視為千古一遇的聖主,並將自己的命運與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就此一點而言,在後來的靖難之役中,他是決不可能降於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併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朱棣奪取帝位後,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詔,受新仇舊恨夾擊的朱棣終於沒能壓住怒火,方孝孺遂慘遭滅「十族」。朱棣如此殘酷的報復,也說明兩人積怨之深。

  況且方孝孺所代表的決非他一個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數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裡,「削藩」與「靖難」之爭,決不僅僅是朱姓內部的皇位之爭,而是仁政與暴政之爭。「仁政」理想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群體意識,江南又是當時最大的文人淵藪,名儒輩出。在洪武政治下,他們所遭受的打擊,比之其他地區的士人更為酷烈。當時的著名詩人高啟、張羽、楊基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連開國功臣劉基也最終鬱鬱而死,正如解縉在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說:「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這是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政治氣氛異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時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轉乾坤的守道抗勢壯志。

  只有當洪武時代結束而朱允炆登基後,士人們似乎才迎來了轉機。從改元「建文」的新年號裡,他們不難發現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變洪武時的恐怖主義政治的決心。這種情況下,文人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擔心像洪武朝那樣動輒以一言獲罪,因此他們膽量也大了,對朝政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建文帝忠心耿耿。這是江南地區士人支持建文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幼飽受儒學熏陶的年輕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著一個仁治時代的到來。

  然而,朱棣的起兵並取得最後勝利,無情地粉碎了這種理想,方孝孺不顧「滅十族」的慘況,毅然選擇赴難,他的殉難,是對建文帝「知遇之恩」的報答,體現著「士為知己者死」的高尚氣節,更是對破滅的理想的殉節。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齊泰、黃觀、陳迪等,也與方孝孺一同赴難,誓死不屈,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見,方氏與一時死難之江南士大夫,都並非「慷慨於一時」,他們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後繼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權的影響極大,代表了當時江南民氣,如果方孝孺肯歸順朱棣,那麼其他官員自然也就會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終忠於前帝,那麼他的門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滅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學生都牽連進來,實際上是要徹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響的人。恰如學者方東嶺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為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一個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視為一種個人行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曇花一現後破滅的標誌。

  與此同時,其他的建文餘黨也遭到了血腥鎮壓。事實上,朱棣入南京後立即揭榜(懸賞捉拿)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鐵鉉等建文帝臣子數十人。出逃在外的齊泰、黃子澄均被捕獲,全家被誅。齊泰本已脫險,他因擔心引人注目,將所騎的白馬染成黑馬,馬奔跑出汗,黑墨漸漸脫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書鐵鉉,死守濟南被俘。他曾經在濟南城下用詐降之計,差點殺死朱棣。朱棣親自審問,鐵鉉寧死不肯面對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讓他回頭看一眼,終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鐵鉉的耳朵、鼻子,鐵鉉仍然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他凌遲碎剮,將其屍投入油鍋,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謀刺朱棣未遂,被剝皮填草,掛在城門示眾。有一天晚上,朱棣夢見景清披頭散髮,拿著劍追殺他。第二天,朱棣又讓人用鐵刷子將景清屍身上的肉一塊塊刷掉,肉刷光後,還將骨頭打碎。朱棣猶不解恨,將景清滅族籍鄉,就連景清的街坊鄰居都受到株連,這種打擊面比「殺十族」還要寬,只要跟景清有這樣那樣的關係,都可能被株連。例如,青州教諭劉固曾因母親年邁提出辭職,景清寫信給劉固,讓他到京城來任職。就因為這樣簡單的引薦關係,劉固全家被殺,連他的老母都沒有放過。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後穿著喪服入見,朱棣大怒,除了誅其族外,還將高翔祖先的墳墓挖開,摻雜上一些牛馬的骨頭,一起焚成灰揚掉。又將高翔的田產分給附近的百姓,徵收特別重的稅,目的是為了讓鄉親世世代代罵高御史。這種連種高翔田地的普通百姓都受到株連的做法,簡直是聞所未聞,幾近變態。

  這些忠於建文帝的人,其妻女都被發往教坊司,充為官妓。方孝孺女兒流發教坊。鐵鉉妻楊氏被送往教坊司,隨後即亡故了,後教坊司按聖旨吩咐,將其屍體抬出門餵狗。鐵鉉的兩個女兒被發往教坊司為娼妓,數日不受辱,鐵鉉的學生高賢寧與朱棣的親信錦衣衛紀綱有交情,托他說情。朱棣總算動了惻隱之心,放過了鐵鉉的兩個女兒,兩女後來都嫁給高賢寧為妻。

  朱棣對建文帝的親信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展開的一場又一場大屠殺,被人稱為「」。其殘酷的程度不下於乃父朱元璋懲處胡惟庸、藍玉黨案。

  成祖朱棣對建文舊臣的殺戮前後長達十餘年,在晚年時法禁猶嚴,直到仁宗朱高熾即位後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成祖實行這種近於瘋狂的嚴法酷刑,一方面與其個性有關,但更為本質的原因則是內心的虛弱。他發動靖難之役,說到底是奪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繼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這一點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夠用屠刀堵住人們的非議之口,並想盡辦法證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

  方孝孺的死無疑是轟轟烈烈的,《明史》稱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然而遺憾的是,他面對的並不是一個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而是皇室內部的自相殘殺,這使得他以身殉道的壯舉減少了許多悲壯的色彩,因而被人稱為過於「迂直」。明代人王廷相就認為他的死不能與文天祥相提並論,認為他實為「忠之過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殺身之禍,這種「輕重失宜」的舉措,「聖人豈為之」!至清人吳敬梓作《儒林外史》時,還說方孝孺「迂而無當」。方孝孺雖大義凜然,但又顯得過於「迂直」,從而帶有某種歷史的尷尬。   


鄭和七下西洋

  這蔚為壯觀的七下西洋卻留給人們無窮的思索,明成祖朱棣為什麼要派遣?如此大規模的船隊,是如何進行遠航的呢?為什麼規模如此龐大的航海活動、航海貿易隨著鄭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經擁有如此龐大的艦隊,為什麼晚明和清朝時的海軍面對入侵者卻不堪一擊?

  明永樂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公歷7月11日),在「天下第一港」江蘇太倉劉家港碼頭,人頭攢動。世界上第一支由兩百餘艘艦船和兩萬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組成的龐大船隊正待出發,桅桿如林、風帆如雲、氣勢磅礡。在明成祖朱棣的旨意下,身為「欽差總兵正使」的太監鄭和本著宣揚國威,「懷柔四夷」、「和順萬邦」的宗旨,將率領著這支龐大船隊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遠洋航行。這支船隊將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長樂候風,等到冬天東北季風吹起,雲帆交掛時,才正式向「西洋」進發。

  ,開闢了亞非的洲際航線,到達了三十多個國家、地區,船隊規模之大,航程之遠,持續時間之久,在人類歷史上都前所未有,可以說是開拓萬古之旅。鄭和的首次遠航,比哥倫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達·伽馬開闢東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從美洲航行到菲律賓早一百一十六年。美國《百科全書》「鄭和」條如此寫道:「15世紀初期的中國將領鄭和,幾乎於葡萄牙人乘船繞過非洲抵達印度一百年前,就率領海軍對印度洋做過七次遠征。」 的壯舉,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屬於奇跡。六百週年後,由於這一天的特殊意義,7月11日被定為中國的「航海日」。

  1433年,鄭和逝世了。在一個盛夏炎熱的傍晚,遠洋船隊靜靜地駛入太倉劉家港,明宣宗詔令:停止「下西洋諸番國寶船」、停止「各處修造下番海船」 ……寶船從此就停泊在那個曾經熱鬧異常的港灣裡,大明帝國輝煌一時的遠航就此突然停止了!

  然而,這蔚為壯觀的七下西洋卻留給人們無窮的思索,明成祖朱棣為什麼要派遣?如此大規模的船隊,如何進行遠航的呢?為什麼如此龐大規模的航海活動、航海貿易隨著鄭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經擁有如此龐大的艦隊,為什麼晚明和清朝時的海軍面對入侵者卻不堪一擊?

  七下西洋

  鄭和,本姓馬,小字三保,雲南昆陽人,洪武四年(1371)生於一個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現代學者根據《鄭和家譜首序》、《賽典赤家譜》考證,鄭和為元朝政治家、中亞布哈拉貴族賽典赤的六世孫,可以說先祖是異常顯貴的。賽典赤在元朝聲名顯赫,是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後裔,由阿拉伯遷徙到中亞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遷徙到中國,昆陽馬氏即為賽典赤後裔中的一支。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將傅友德、藍玉等率三十萬大軍征討雲南。在戰亂中,年僅十一歲的鄭和被明軍擄獲閹割,在軍中做「秀童」。雲南平定之後,鄭和隨軍調往北方,先後轉戰於蒙古和遼東等地。鄭和因「豐軀偉貌,博辨機敏,有智略,習兵法」,被選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愛。在「靖難之役」中,鄭和跟隨燕王朱棣南征北戰,建立了不少戰功。朱棣登上皇位後對鄭和更加信任。永樂二年(1404),朱棣為表彰鄭和的功績,親筆寫了一個「鄭」字,賜他為姓,從此更名鄭和,史稱「 三寶太監」。永樂三年,明成祖派遣鄭和出使西洋,揭開了的序幕。

  從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憑借強大的國力,率領著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船隊七下西洋,訪問了印度洋、阿拉伯、東非各國,航程十萬餘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麥加,最西到非洲東海岸。航行中「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場面十分壯觀。

  第一次:永樂三年至永樂五年(1405—1407)。鄭和為主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隨行還有採辦、工匠、醫生、翻譯等兩萬七千八百多人。有「寶船」六十二艘,加輔助船,共兩百餘艘。寶船最大者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僅舵就重四千公斤,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從江蘇劉家港出發,到福建長樂太平港作好遠航準備,揚帆南下,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羅(今泰國)、爪哇、蘇門答臘(今屬印尼)、滿剌加(今馬六甲)、錫蘭(今斯里蘭卡)、古裡(今印度科澤科德),再行至印度洋西海岸返回。蘇門答臘、古裡、滿剌加、小葛蘭(今印度奎隆)、阿魯(今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等國國王遣使隨船隊來中國「朝貢方物」。

  第二次:永樂五年至永樂七年(1407—1409)。在鄭和剛回國十幾天後,就第二次下西洋了。路線與上次相同,至印度西海岸柯欽及當時中東貿易中心卡利庫特。鄭和還專程到錫蘭,對錫蘭山佛寺進行佈施,並立碑為文,以做永久紀念。

  第三次:永樂七年至永樂九年(1409—1411)。此次仍由劉家港啟航,至福建開洋。這次航行以東印度洋為中心,經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再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到達孟加拉灣。這次途中曾遇險,《明史·鄭和傳》載: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發兵妄圖劫持鄭和船隻。鄭和臨危不懼,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家屬、頭目。回國後,獻俘於朝,群臣主張殺掉他們,明成祖則寬大為懷,把他們遣放回國,海外聞之,無不感服。

  第四次:永樂十一年至永樂十三年(1413—1415)。1413年底東北季風一到,船隊啟航,航線與以前大體相同,但卻遠至波斯灣,抵達霍爾木茲海峽。大宗船隊沿舊航線到古裡後,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灣口忽魯謨斯。分宗船隊已自蘇門答臘出航,扇形向西渡印度洋,訪問溜山國(馬爾代夫群島)和東非海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卜剌哇、麻林;向北過阿拉伯海,抵達阿丹、剌撒、祖法兒,自阿丹再分宗進入紅海,訪問天方國、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隊航行歷時兩年,更多的貢使來華。

  第五次:永樂十五年至永樂十七年(1417—1419)。這次主力艦隊與上次相同, 從東南亞經過印度各港,進入波斯灣。而分艦隊則經阿拉伯南岸駛往東非沿海,到達了摩加迪沙、布臘瓦(均屬索馬裡)、阿丹(今也門亞丁)、剌撒(今紅海東岸)、忽魯謨斯、麻林等地。這次出訪,滿剌加、古裡等十九國都遣使朝貢。

  第六次:永樂十九年至永樂二十年(1421—1422)。鄭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務是送忽魯謨斯等十六國使臣返國。這次所到之處有占城、暹羅、滿剌加、榜葛蘭(孟加拉)、錫蘭、古裡、阿丹、祖法兒、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於所到國家很多,多是分批、分隊而行。主力艦隊仍到波斯灣各港,分艦隊則周遊了東非各港。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永樂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去世,朱高熾繼位,是為仁宗。仁宗認為下西洋過於浪費,成效不大,屬勞民傷財之舉,決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但是未過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繼位,憶起祖父當年「萬方玉帛風雲會,一統山河日月明」的盛況,才又派鄭和出使西洋。兩萬七千餘人分乘六十一艘船隻,從南京起航出發,航行遠達紅海。鄭和在返航途中病逝,終年六十二歲。由於當時天氣酷熱,負責航海事務的太監王景弘只得按照鄭和的遺願,根據伊斯蘭教的儀式,將鄭和的遺體裹上白布,投入茫茫大海中。僅有一撮頭髮以及一雙靴子帶回了國內,葬於南京中華門外牛首山下,以供後人憑弔(一說鄭和於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回到南京,第二年病逝,終年六十四歲,埋葬在南京南面的牛首山)。   


大航海的背後

  為什麼明成祖朱棣會派遣鄭和下西洋?流傳最廣的解釋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明史·鄭和傳》透露了有關信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惠帝即建文帝朱允炆,繼承了祖父朱元璋的皇位,成為明朝第二代皇帝。但是朱允炆僅做了四年皇帝,便被他的叔叔朱棣取而代之。「靖難之變」時,宮中一場大火,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個謎,有人說他自焚了,也有人說他逃匿當和尚,還有人說他跑到海外,總之是「不知所終」。對於建文帝的失蹤,明成祖一直耿耿於懷,聽說建文帝有可能流落海外,明成祖就動了到海外尋找的心思,於是便有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然而,當明成祖得知建文帝在雲南一帶活動後,這個疑問實際已經消除了。因此明成祖幾次三番去海外探尋其下落的說法不足為信。

  如果說尋找惠帝為虛,那麼向海外「示中國富強」、溝通彼此往來則是無可置疑的。當時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在大明朝的東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開化未開化的島嶼。西北原是帖木耳大帝的領土,帖木耳曾一度希望遠征中國,但未能如願。帖木耳去世後,其繼任者勢力遠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貢。西方的歐洲此時戰亂不斷,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種勢力可與大明帝國爭鋒。明成祖統治下的明帝國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都佔有絕對的優勢。此時農業發展,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礦冶、紡織、陶瓷興盛;造船業,包括羅盤針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養等,都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位頗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揚威海外、誇示富強、樹立聲望,已是勢在必行。

  為了宣揚國威,明成祖還專門昭示:「今遣鄭和賚敕普諭朕意,爾等只順天道,恪守朕言,順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虜誠來朝,鹹錫皆賞。」明成祖之所以能選中鄭和,除了認為他勇敢、機靈、有膽略之外,還因為鄭和本身是伊斯蘭教徒,有利於同西洋各地的教徒進行交往,以實現敦睦外交的願望。當然也不排除這樣一個意圖,鄭和身為宮廷內官,也可以兼為明皇室從海外採購奇珍異寶。

  明成祖的理念通過鄭和的遠航得到了傳播。同行的馬歡在《紀行詩》中說:「皇華使者承天敕,宣佈綸音往夷域。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極。」鄭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僅有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無奈情況下進行的防衛性還擊。鄭和船隊所到之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讀賞賜」——宣讀大明皇帝的敕諭,是為「宣教化」,包括「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所謂「正朔」即中國曆法,還包括中國人民對季節、氣候的認識和倫理道德、禮儀習俗等。客觀上,大航海對外傳播了中華文明,輸出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鄭和遠航,「寶船」帶往各國的,都是華夏文明瑰寶,無論絲綢、瓷器、藥材、工藝品、金屬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稱極品。鄭和的船隊把它們帶到了三十多個國家,對促進各國的文明以及當地經濟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現在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鄭和的遺跡,以表達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鄭和的遠航帶來朝貢的繁榮,當時各國來明使臣絡繹不絕,以求得到明朝的庇護,同時還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據統計,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幾個國家的朝貢使團同時來華,出現了「諸番臣充斥於廷」的盛況。勃泥(今文萊)、滿剌加、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今屬菲律賓)等國的國王甚至親自率團前來,可謂盛況空前。明朝的接待極為隆重,賞賜豐厚。據史書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三月,滿剌加國王率團來華回國時,明成祖在玄武門設宴餞行,賜予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三萬多錠、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裡、紗羅各二十二匹、綾四十六匹、錦五百多匹、綿布三百多匹、織金羅衣一襲、素羅衣十三襲;賜王妃素羅衣十二襲、絹女衣十七襲,賜其隨從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豐厚的賞賜,使得異域各國對明帝國都心悅誠服,有的使臣甚至願意長留於此。勃泥(今文萊)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訪問期間因病客死中國,臨終上表,願「體魄托葬中華」,足見其對中華禮儀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禮將他葬於南京城南石子崗。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在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東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員三百四十多人來訪。返程時,途經山東德州,東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擇地厚葬之,並親書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後,繼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給鄭和的「往諭諸番國」的詔書上也說:「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繼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貫徹成祖的旨意「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並且就在這年,鄭和船隊從福建長樂泛海南下時,特地在長樂南山寺立了一塊碑,在碑文中寫道「宣德化而柔遠人」,表明了遠航的意義所在。

  帶著「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示中國富強」的目的,鄭和率領著大明朝的船隊,揚帆南下,出現在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世界南方海域從未出現過如此壯麗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開,上千面帆張起,旌旗招展,異常絢爛。只有一個富強的帝國,才能支持這樣盛大的遠航!只有憑借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充足的食物補給,這樣的遠航才能成為可能。

  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國科技成就達到了一個頂峰。著名鄭和研究專家鄭一鈞指出,鄭和船隊的造船術和航海術,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宋、元兩代的造船技術和造船能力,已經為明初造船業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北宋初年,已設有專門的造船機構,名曰「造船務」,當時就可造「樓船百艘」。除了樓船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戰船,車船也得到廣泛使用。當時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載五六百人,小的叫「鑽風」,有「八櫓」或「六櫓」,可載百餘人。從南海出發的遠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蔚為壯觀。宋代的遠洋海船向西已溝通了直達紅海和東非的亞非航線,向東對日、朝的航線也有進一步發展。元代的造船業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技術日趨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濟州河運糧,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強,可見一斑。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說,在黃河入海口見到「有屬於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他估計長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萬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送公主遠嫁波斯,「命備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張十二帆」。 

  明初,造船務屬中央政府的工部都水司,在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各衛都設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廠,其中規模最大的為南京的龍江船廠和直隸的清江船廠,也是鄭和下西洋大型遠洋船的主要製造地。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造海船數達二千多艘,僅永樂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性能最為優良的是「福船」,《明史·兵志》這樣形容它:「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上張,其屋高聳,設樓三重於上……其桅二道。」明朝出使的「封舟」亦為福船,規模可觀,做工精良。其中如陳侃督造的五桅封舟,大桅長七丈,粗六丈;徐葆光監造的封舟,舵葉高兩丈五,寬七尺九寸。正是在這巨大的造船能力的支持下,才出現了九桅十二帆、「最大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的鄭和寶船。此外,船隊中還包括相當規模的「馬船」、「糧船」、「座船」、「戰船」、「水船」等。

  鄭和船隊先進的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據鄭一鈞介紹,鄭和船隊的天文航海術與漢代以來單純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對星象的占驗發展為一整套「過洋牽星」的航海術。鄭和船隊在過洋牽星時,常南北或東西兩星同時並用,互相核對。最常用的是通過觀測北辰星的海平高度,來確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對船位。《鄭和航海圖》中所注的過洋牽星數據及所附的「過洋牽星圖」,即反映了鄭和航海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從而為後世留下了我國最早、最具體、最完備的關於牽星術的記載。鄭和船隊在航海實踐中還形成了一整套有獨創性的地文航海技術。一旦陰雲蔽天或海霧迷漫時,舟師看不見日月星辰,為了使船舶在行駛中不致迷航,就必須依靠地文航海技術。羅盤的應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範圍,發展為主要用於測定針路,依靠羅盤指向確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線,並選擇確定最佳的航線。鄭和船隊還把航海天文學與導航儀器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確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們,一直到十五世紀末還是靠觀察南半球可見的南極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簡單儀器來定航行方位的。

  鄭和每次出使,人數不盡相同,但都不少於兩萬人。整個船隊人員的組成、編製相當完善、嚴密。船隊除使節及其隨行人員外,還擁有各種航海技術人員、軍事保衛人員及其他雜務人員,配備十分齊全。據專家研究,有負責航海的水手,如舵工、班碇手;有觀測天象、預報氣象的陰陽生、陰陽官;有負責修理的工匠;有負責保衛的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勇士、力士、軍力、余丁等各色將士;有負責財貿的戶部郎中、買辦、書算手;有負責外交禮儀、進行貿易、聯絡翻譯的通事等。為了在長時間的遠洋航行中,保障全體人員的健康,船隊還配有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平均每一百五十人就有一名醫務人員。這種完備的醫療保健措施,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是沒有先例的。   


鄭和寶船復原圖

  兩萬七千餘人的船隊如何補給呢?明初時人們已經學會醃製肉類和蔬菜,明代人還將水果曝曬或以蜜、糖漬,或用火焙製成果脯。因此攜帶上船的食物,除了鹽、醬、茶、酒及飲用水之外,應當還包括不易變質的米麥等穀物、豆類,以及加工處理過的果菜、肉類、水產以及醋、蜜、糖等調料。按照14世紀上半葉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的遊記中的描寫,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隻常在木盆中栽種蔬菜、生薑,提供日常食用。據說鄭和航海時,每條船上都貯存著黃豆和綠豆,讓官兵發豆芽做菜,有了新鮮蔬菜,避免了壞血病的發生,而西方的航海家則是在發現檸檬的作用後,才擺脫了壞血病的困擾。船隊沿海岸線航行,除了庫存食物,還可以捕釣海魚養在船艙中。因此鄭和船隊也完全有可能在船上種菜養魚,以供船員食用。

  有了這些先進的技術和充分的物質保障,才締造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奇跡。

  但在表面的氣派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陰影。

  規模龐大的船隊確實壯觀,但支持這項航海事業的成本極高。不僅是造船的成本,還有船上人員不計其數的生活費用,都讓這偉大的遠洋航行存在著經濟的隱患。況且,鄭和船隊所到之處與當地人進行交易,獲利極其有限,加上豐厚的賞賜,耗費巨大。鄭和每次下西洋,朝廷都要備大量的繼賜品,這些物品多為陶器、緞匹、紗絹、絲棉、鐵貨等民生日用之類。而船隊帶回的卻大多是香料珍寶之類供皇宮與上流社會玩好的奢侈品,與國計民生無關。「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樟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帶蓋執壺美,皆充舶而歸」。「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時人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籌備遠航已成為當時一大苛政,官軍匠戶紛紛畏避逃亡。據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鄭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間,南京地區的手工業匠戶銳減四分之三以上。

  七下西洋,在經濟上揮霍民生財富,在政治上揮霍天朝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古代的天下國家理想,建立在「王者無外」,「天子以四海為家」的原則上,實現於具體的禮教體系中。禮制天下,反對強權壓制,主張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不僅「禮尚往來」, 而且「厚往薄來」。然而帝國慷慨給賜,宴樂勞之,萬邦來朝的帝國式浪漫政治,畢竟代價太大了。「殊方殊域之邦、鳥言侏禽之民,聞風向化,浮海來朝, 宗主華夏」的盛況,永遠只是帝王的一個政治理想。

  在明初,即使在海道清寧、四方來朝的太平盛世,明太祖朱元璋心裡也不踏實:「凡諸番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視諸國不薄,未知諸國心若何。」以後的事態越來越表明,夷邦僻島的貢使,修貢是虛,市利為實。

  明太祖立國不久就發佈了禁海令,禁止民間出海,其初衷是禁止沿海居民與倭寇勾結,以保障沿海安全,卻導致富於生機的民間航海與自由貿易,也被海禁政策窒息了。鄭和七下西洋期間,「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厲行;民間造船、出海、市番貨、用番貨,一律繩之重法。與此同時,明政府改變了宋元的市舶制度,實行官方壟斷貿易,此舉也導致明廷遭受了巨額的關稅損失,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明朝一邊厲行海禁,一邊又組織耗資巨大的官方遠航活動。明帝國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並沒有帶來民間航海貿易的繁榮,反而揮霍了大量的資財,當明朝的國庫再也無力支撐這種揮霍式的遠航活動時,官方航海與奢侈貿易就不得不停止。

  下西洋在海禁背景下發生,輝煌也悲涼,省略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鄭和遠航發生的歷史困境,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明帝國的遠航突然停止就永遠停止了。   


逝去的帆影

  鄭和下西洋,之所以被稱為「奇跡」,是因為遠航沒有繼續。

  1433年的夏季,下西洋的船隊靜靜回航,駛入太倉劉家港。明宣宗詔令「下西洋諸番海船悉令停止」。從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沒有張開過。據《明史》記載:「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這種盛事,隨著鄭和的故去而消逝。

  然而僅過了三四十年,到成化年間,明憲宗突然動了下西洋的念頭,卻發現一向保存在兵部的《鄭和出使水程》(記載鄭和七次出海的全部檔案)突然不見了。明人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仁宗即位時,依照前任戶部尚書夏原吉的奏請,下詔停止寶船下西洋。宣德中雖開禁令,復又禁止。成化間,有人為迎合明憲宗,舉永樂年間下西洋的盛況。明憲宗即下詔索要《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急命吏入庫查找。郎中劉大夏便將書卷事先藏匿起來,吏遍尋不著。項忠鞭笞吏,令其再查,最終也未能找到。項忠怒斥吏:「庫中的案卷怎麼可能丟失?」劉大夏在一旁應對:「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傷以萬計,即使得其寶而歸,對國家有何益?這是一大弊政,以往大臣屢屢上諫過。舊案雖有,也應當毀掉,以消除禍根,怎麼還追究有無呢?」項忠聽後,竦然,歎道:「君陰德不細,這個位不久非君莫屬呀!」劉大夏後來果然升任兵部尚書。

  被劉大夏藏匿的《鄭和出使水程》究竟下落何方,至此已經成為一個謎。記載著鄭和及其部屬近三十年遠航的用生命和鮮血創造的帶兵編隊航海的經驗教訓、以及前人積累的航海經驗和有關國防機密的珍貴資料就這樣不見了。這些檔案據學者猜測應該包括以下幾個部分的內容:一、檔案中一定記載了各類船隻的長度、寬度、結構方法及各類船隻的武裝配備。明成祖曾命令鄭和前往江蘇、福建等地的造船廠打造「寶船」和其他戰船。二、鄭和艦隊的編隊組成、指揮方法、通訊聯絡、號令傳達等。三、鄭和所乘坐的指揮寶船(旗艦)的全部航海日記,以及其他各船的航海日記。四、鄭和所率領的水師官兵的訓練方法以及鄭和本人對航海諳熟的情形。五、鄭和艦隊的後勤補給系統及實施方法,隨船官兵的健康、疾病、醫療狀況。這些資料的被銷毀,直接影響了明清兩代海軍的建設。

  鄭和艦隊是當時明朝惟一的海軍艦隊,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李約瑟博士曾這樣形容道:「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然而在鄭和去世後,這支艦隊很可能也沒有保存下來。

  隨著下西洋壯舉的停止,中國的造船業也逐漸萎縮,進而導致海上防禦力量銳減。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即位時,即頒布詔令,不僅禁止建造遠洋海船,而且減少製造戰船和武器,裁減海軍。放棄海洋,使中國造船業失去了發展的動力。據有關統計,永樂時建造的四百艘可以遠涉風濤的艦船,到成化十年(1474)只剩一百四十艘,水師的戰艦也大多破損,而且制式越來越小,不能遠行海上。明世宗甚至下令:「不許製造雙桅以上大船,並將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沿海各省地方政府也紛紛下禁令:「私造雙桅大船下海者,務必要捕獲治之。」宋代時遠洋海船已使用雙桅,至明初鄭和的寶船甚至出現九桅船,而明中後期竟然連雙桅船都禁止製造。海防思想日趨保守、內向,中國的造船業嚴重地停滯和倒退。宋、元以來馳騁海洋的輝煌歷史就此結束。

  海軍的衰敗,導致沿海的倭寇之患逐年加劇。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猖獗達到頂點,中國浙江、福建、廣東等省都遭到嚴重騷擾。倭寇甚至攻佔了許多州縣,大肆燒殺搶掠。而明朝的海軍幾乎等於零,「十存一二,遇警以漁船充數。兵非素練,船非專業,畏敵如虎,望風逃竄」。明朝不重視海防,以及海軍的衰弱,也直接影響到了清朝的海防政策。

  在長達四百年的閉關政策下,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強大的遠洋艦隊都瓦解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國以向乾隆祝壽為名,派遣馬戛爾尼勳爵攜幾百箱禮品來華,一來是要求自由通商,二來是打探中國海防虛實。通商的要求被斷然拒絕,而探聽軍事情報卻有了巨大的收穫。勳爵心中已經得出結論:大清帝國的艦隊和海防設施不堪一擊。「(我國)只需要幾艘三桅戰艦就能夠摧毀中國的海岸艦隊,並制止他們從海南島至北直隸灣的航運」;「像中國虎門那樣的兩個海防要塞,只需要六門舷側炮就可以將它們摧毀」。幾十年後的鴉片戰爭,完全證實了馬戛爾尼的預言。

  在那個炎熱的夏季,大明帝國船隊千帆如雲的奇觀慢慢消失在南方海域的海面上。華夏文明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天下大同」的理想,並沒有借助這一系列盛大的遠航創造出世界新秩序。之後,葡萄牙的海外擴張開始了,他們在寬闊自由的世界南方海域,開創了新的「炮艦秩序」。憑藉著這種「炮艦秩序」,血腥的征服,葡萄牙海上帝國、西班牙帝國、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崛起了,美利堅帝國也得以締造。這邊在迅速茁壯發展的同時,地球另一邊的龐大帝國卻在慢慢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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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十五疑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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