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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的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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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戰爭的警號 作者:天狼 
  本書主要人物介紹 
  中西功 
  抗日戰爭期間日籍中共黨員,中共上海情報科戰略情報員。 1973 年去世。掩護身份: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負責人,「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 
  西裡龍夫 
  抗日戰爭期間日籍中共黨員,中共上海情報科南京情報站戰略情報員。1987年去世。 
  掩護身份: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採訪部主任)兼偽「中聯社」、偽「中央社」指導官,「大日本皇軍總司令部報道(情報)部」顧問。 
  程和生 
  中共上海情報科負責人吳紀光與中西功之間,與張明達(南京情報站聯絡員)之間的聯絡員。 1942 年犧牲。掩護身份: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特別調查班班長。 
  陳一峰 
  中共上海情報科南京情報站戰略情報員。「文革」後去世。掩護身份:偽「中聯社」、偽「中央社」首席記者(採訪部主任),汪偽國民政府特工總部顧問。 
  李得森 
  中共上海情報科南京情報站站長。掩護身份:有名望的中醫師。 
  張敏 
  中共黨員,李得森的妻子和秘書。 1979 年去世。掩護身份:家庭主婦。 
  汪敬遠 
  中共上海情報科南京情報站戰略情報員。掩護身份:汪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的隨從秘書。1992年去世。 
  張明達 
  中共南京情報站負責人與上海情報科負責人的聯絡員之間的聯絡員。1995年9月去世。掩護身份:偽「中聯社」、偽「中央社」向寧、滬沿線各支社之間的電訊稿和重要信件的傳遞—聯絡員。 
  序 
  《太平洋戰爭的警號》是一部根據歷史事實寫成的紀實作品。當時這一重要「警號」的發出,引起國共雙方的重視,對預先揭露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陰謀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為黨中央決策起了重要作用。 
  他們是一批以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和中共黨員程和生為代表的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無名英雄。他們不顧個人安危,不怕流血犧牲,以世界人民的利益為重,聽從黨的召喚,深入兒潭虎穴,進行了極其艱苦危難的鬥爭。他們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堪稱楷模。 
  時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0 週年,為紀念前人,啟迪後輩,不忘歷史,願為之序。 
  羅青長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引子 
  1983 年春3 月,一股西移的太平洋暖流,到達中國東海岸後盤桓不前了。 
  它給江、浙、寧、滬、杭一帶送來了好天氣。 
  上海滿街是人。大家出門享受春光。 
  上海人喜歡快節奏,說話嘴快,作事手快,連逛街也是腳步匆匆。於是滿街人流,形同春潮。 
  上海人似乎不太看重節氣變換,而是根據冷暖增減服裝。這幾天,有的姑娘已經穿裙子了。在四川路漢口路一處房建工地的六層樓腳手架上進行室外裝飾的幾個青年,竟然光起膀子幹活。 
  在這工地東北向的馬路邊,有四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緩步而行。他們邊行走邊交談,時而停步佇立、四向張望,互相示意地伸手指劃著什麼。他們還穿著呢子大衣,戴著帽子,個個莊重肅穆,淚水盈眶。他們的異常神態和街上行人的歡快情緒很不協調。 
  那位女士名叫中西方子,日本人。42 年前,她20 歲時,曾隨丈夫來上海居住過。和她同來的,還有她丈夫的妹妹中西惠子。她記得,他們住的那地方叫留青小築28 號。中西方子的丈夫叫中西功,當時在日本「南滿鐵道重工業株式會社」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任職。在那個調查室裡,中西功是首屈一指的權威,他還是東京派駐上海的「中國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的實際掌權者。中西功在上海辦事處調查室名下成立了個「特別調查班」,專門搜集中國重慶方面、延安方面以及上海租界內上層人物活動的情報。這個「特別調查班」花高價派員潛入非佔領區,進行實地調查。他們搜集到的各種材料和情報,都要上報給中西功。「滿鐵」上海調查室,專門負責對中國華中、華南及內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的綜合調查。他們把調查所得的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結論,用來制定日本在上述佔領區的各種政策。那個簡稱「滿鐵」的株式會社,表面上是個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財團法人。其實,除了經營滿洲鐵路和重工業而外,它還是個龐大的情報研究機構。它把研究所得的決策性意見,上報給日本最高當局。所以,凡是知它底細的人,都把它叫做「國策會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國最高統帥部的最大智囊庫,是參與侵華戰爭的間諜機關。普通人不知其底裡,被它的名稱蒙蔽著,還當它是個純企業機構呢。 
  1938 年,中西功從大連「滿鐵」總社調到上海辦事處不久,便被日本「中支派遣軍司令部」特務部借去,參與操縱漢奸政權和策劃汪精衛派投日的陰謀活動。因為他辦事能力特別強,「滿鐵」又把他要了回去,安在上海辦事處調查室裡,專管調查研究,獨擋一面。 
  事過42 年,他的妻子現在又回到上海來了。 
  和中西方子在一起的三位男士中,身材較矮的老人叫汪敬遠。42 年前,他是汪精衛漢奸政府的「特任官」;精通日語,汪精衛的老婆陳壁君特別寵信他。那位瘦弱的小老頭叫倪之驥,日語也很好;42 年前,是「特別調查班」裡的骨幹人物。最後那位瘦高的老人叫錢志行。42 年前,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關係密切的日本人尾崎莊太郎和白井行幸,為了安排他的活動,不知費了多少腦筋。 
  他們這幾個人,此時此刻聚在一起,來到這四川路漢口路上幹什麼呢?追本朔源,事情還得從42 年前的1941 年說起。 
  第一章神秘的東京來電 
  1941 年,是世界戰爭風雲急劇變幻的一年,也是人類歷史上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殊死搏鬥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年。德、意、日三個法西斯「軸心國」東西呼應,互相配合,氣焰囂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希特勒的納粹軍隊在遮夭蔽日的飛機群狂轟濫炸之後,接著是大炮,大炮之後是坦克,坦克之後緊跟著步兵,沒多少日子便橫掃了歐洲大陸。然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入侵蘇聯,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 
  消息傳到那個自稱是「日出之國」的首都東京時,軍國主義的頭目們欣喜若狂,他們認為時機已到,立即調兵遣將,加速實施南進國策,準備向美、英、荷蘭不宣而戰。 
  他們作夢也沒料到,在這年的10 月中旬,正當東京街頭的擴音器反覆播放《軍艦進行曲》等軍樂曲、狂熱的好戰分子發出歇斯底里的叫囂招搖過市的時候,突然爆出了一條震驚全球的所謂「共產國際諜報團案」的大新聞。這個事件的主角是蘇聯戰略情報員理查德·佐爾格。他的公開身份是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新聞專員、大使奧特的密友和親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實,他的公開身份是首相近衛文縻的秘書及其智囊團的主要成員。單憑他們的地位和身份,人們就不難想像他們可以收集到多麼不容置疑的絕密情報——納粹進攻蘇聯的準確日期,以及日本決定的國策不是北進而是南進的戰略方案等等。這就使受東西夾擊威脅的反法西斯主力蘇聯的統帥部得以從容地迎戰,並從東線抽調大批兵力增援西線,拒敵於莫斯科城下,為改變世界戰爭局勢的進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佐案」的爆發,使當時日本帝國統治集團內部驚恐萬狀,一片混亂。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軍閥集團藉機逼迫近衛內閣倒台,把近衛文縻強行送進了貴族醫院,由東條英機親自組成一個更加露骨的戰爭內閣。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雖然被東條下令絞死了,但他們的功勞卻永載史冊,被譽為反法西斯英雄當之無愧,西方也一致公認他們是「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最成功的間諜」。 
  不少記載二戰資料的史書在談到這位蘇聯英雄佐爾格的事跡時,都認為:「佐爾格是在他認為在日本已經沒有值得刺探的情報正準備回國的時候被捕的。」 
  這說法有其準確的一面,那是指佐爾格取得的情報已經完成了捍衛蘇維埃社會主義祖國的歷史使命而言的。 
  但是,從太平洋戰爭的實施方案而言,這說法也有其頗不準確的一面。當時,戰爭實施方案還在日本帝國最高決策層之間運籌之中。佐爾格被捕時,他還沒完全掌握日本南進戰略行動的確切情報,以及50 天後爆發的偷襲珍珠港的絕密陰謀,因為這個絕密陰謀僅只掌握在天皇和極少數幾個重臣手中。 
  這個絕密陰謀被好戰的軍國主義分子視為大東亞聖戰勝敗在此一舉的關鍵,視為日本帝國的天機。天機當然是「萬萬不能洩露」的。一旦洩露,帝國必遭滅頂之災。 
  日本人把間諜活動叫「謀略」。這倒有點實在,間諜和反間諜活動都要用「謀」。負責審訊佐爾格的高橋興助發現,佐爾格為首的「蘭瑞」小組有蘇聯人、日本人、美國人、波蘭人、朝鮮人、南斯拉夫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就是沒有中國人。「奇怪!」 
  對此,高橋百思不解。 
  對中國蔣介石的「藍衣社」,他是有所瞭解的,知道他們弄不出佐爾格式的「謀略」來。但是中共呢? 
  「他們會不會派出他們的佐爾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麼地方弄『謀略』」? 
  高橋心中沒有底,想著想著便害怕起來。他後悔以前對中共太輕視,對他們知之太少「按常理說,作為警視廳特高課司法警察官,他應該具備這方面的常識。但是無論開戰前和開戰後,警視廳都沒有對中共的這方面下過功夫,只對日本共產黨施行過幾次嚴厲鎮壓;並且,長期以來便有一種空氣籠罩在警視廳各課室,好像淮若涉問中共,不被嘲為幼稚,便被斥為「恐共病」。真荒唐。 
  高橋為此向佐爾格提問,為使提問合乎邏輯,還補充說:「你不是在上海住過幾年嗎?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爾格說:「你不能把所有與我接觸過的人,包括你們已經逮捕的一些人,都說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頭,你以為我的情報是別人提供的嗎?不,我的情報來自德國駐日本大使館,都是在外交活動中你們無意間透露出來的。」 
  高橋不願再聽下去了。他很明白,佐爾格是在承攬他人的罪責。這種手段,在被他審訊過的共產黨員中,差不多都使用過。他決定隱蔽地不驚動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國佔領區。 
  高橋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個尾崎秀實,他和佐爾格都於30 年代初到過上海,而且一住好幾年,又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在上海他們有許多朋友,他們的朋友們都是些什麼人?暗中有沒有「謀略」活動? 
  就在當天夜裡,有一份電報從日本東京發到了中國上海。收報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築28 號的中西功。 
  中西功並不每天都到「滿鐵」他那個「辦事處調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靜的環境,留青小築28 號就很安靜。有什麼重要情報,「特別調查班」班長程和生會隨時來報告。他到辦公室去,多是為了翻閱東京最高統帥部寄來的各種密件和「滿鐵」的內部通訊以及各種重要報刊,以備研究工作參考。 
  在「滿鐵」的諸多要員中,他的這種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簡單,他被「滿鐵」和「中支派遣軍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無緣無故的,略看一下「滿鐵」總社有關他的歷史檔案就知道了: 
  1929 年,18 歲,就讀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1933 年,在東京《日本勞動年鑒》任助理編輯,在《國際評論》、《東亞》雜誌發表論文; 
  1934 年,到大連「滿鐵」總社調查部任職; 
  1937 年,在《中國問題研究所所報》發表《冀東農村實況調查資料概況》一文,引起帝國軍方的重視; 
  1938 年,擔任《滿鐵調查月報》和《華北總覽》兩刊物的編輯,發表《華北農業特徵》、《河北省農業經濟實況》等文章多篇; 
  同年5 月,調往「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軍特務部」調去從事重要的謀略活動,按照軍方委託的需要,寫出《孫文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作為帝國提交汪精衛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指南。並把它當作課本,由他在「維新學院」親自向學生講授。 
  中西功的中國話很流利,在「維新學院」講課時,學生們聽不出他是日本人。 
  結論:中西功是個忠於大日本帝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國通。 
  日本警視廳逮捕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事,由於「事涉赤色」,有失警視廳的威嚴,一段時間內只在有關的少數人間嚴守秘密,不見諸文字、報刊。中西功不知其事,近衛內閣倒台的消息從電台廣播出來,他才吃了一驚,急於想瞭解其中內幕。國內出了這樣大的變故,尾崎無論如何也該告訴一聲才是;是否因為近衛倒台要移交國事,手續繁忙,沒有時間?抑或近衛「患急性重病」住進醫院,他也跟到醫院裡去了?幾天來,他到「滿鐵」去上班的第一要事便是急著翻閱新到的各種「密件」和「絕密件」、「機要件」等等參考資料。回到家,便在書房裡守著收音機聽日本電台的廣播。總想看到或聽到點對於他可用的重要內部消息,或者可以說與他有關的消息,或者也可以說與尾崎秀實有關的消息。他們是好朋友啊,但是十幾天來,一無所獲。 
  他很著急,為尾崎擔心,總彷彿看見有一團凶險的烏雲緊緊壓在尾崎頭頂的上空,尾崎走到哪裡,烏雲便跟隨到哪裡。 
  他認識尾崎秀實,是在1933 年春天。當時,他正在「東亞經濟調查局」特別閱覽室裡埋頭研究「中國滿洲問題」。一天,「東亞同文書院」的同學水野成引來個儀表不凡的男子,介紹他們見了面,說這就是他幕名的尾崎秀實。 
  尾崎舉止溫文爾雅,談吐不俗,有一種吸引人的內在感染力。他們很快成了朋友,中西功來到上海後,每次到東京出差,都要去見他。尾崎每次出差到上海,也必定約見中西功。每次相見,兩人都要作對時局分析的長談。談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形勢,談中日戰爭的現狀及未來,談近衛在內閣的處境,談東條和近衛的矛盾,談陸海兩軍對「南進」「北進」的爭執,談蘇德戰爭,談希特勒對日本施加壓力,談松岡外相訪歐歸途中與斯大林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在日本政界引起的迷惑,談日美外交談判的困難..總之,他們有談不完的話。因為戰爭形勢變化快,政治內幕更複雜。 
  東條登台,發表了廣播演說,中心重點是「新內閣將繼續堅持關於處理中國事變和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既定國策」。 
  這說明,日本「南進」將加速。那麼對美、英、荷蘭的戰爭很難避免了,這是很明顯的事。中西功自認沒有必要對此再多費腦筋了。 
  他關心的是尾崎秀實。 
  正當他心煩意亂地在書房裡轉來轉去的時候,他的妹妹惠子倒背雙手輕步走進來,站定後,笑瞇瞇地看他。 
  「什麼事?」他煩惱地問。 
  惠子舉起右手,手裡捏封電報,向他搖晃一下,又背回手去。她今年16歲,正是青少年發育時期,也具有這個時期的某些特徵,譬如為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一句有趣的話而哈哈大笑,愛顯示自己的聰明,搞點小惡作劇等等。 
  「電報?哪來的?」 
  「東京。」「東京?快給我。」 
  「難道不道謝一聲嗎?」 
  「噢,謝謝,謝謝。」 
  「道謝是用這樣冰冷的口氣嗎?」 
  「好了好了,給我吧,謝謝啦。」 
  「難道不應該陪我們出去走走,或者用點實際行動向我們表示謝意嗎?」 
  「好吧,依你說,有什麼要求,我都答應。」 
  「是嗎?很簡單,現在去向嫂嫂道聲歉。」 
  「我並沒有傷害她。道歉什麼?快給我吧。」 
  「不,這幾天,你進出家門,連聲招呼都不跟她打,難道她得罪你了呀?」 
  「好了好了,我最近很忙,有不周到的地方請你們多多原諒,我會給她道歉的,快給我吧,求求你了。」中西功無可奈何地說。 
  「說話算話,否則下次絕對不給你。」 
  「算話算話。」中西功深深鞠躬,惠子這才把電報交給他。他急忙拆開電報封套,抽出電文看,三個字赫然躍入眼簾:——「向西去」發報人姓名:——「白川次郎」他握著電文紙發呆了。 
  「怎麼了?」惠子見狀不解地輕聲問。「沒有什麼,」他掩飾地應付:「是公務方面的事,很難辦,你讓我冷靜地想一想。」惠子出門去後,書房裡又只他一個人了。他緊蹙著眉頭思索這「向西去」 
  三個字的實際所指,他心裡明白,也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到此,我們得把中西功另一方面的情況,再作簡要介紹:在中共高層特殊部門,有關他的檔案記載著的是:「中西功,1931 年4 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8 年5 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他看著電報不由地輕聲自問:出了什麼意外?這發報人是誰?從電報口氣看,發報人很著急,竟如此不容猶豫。像是大喊一聲的警報。他自然地想到了尾崎秀實。是他發現了於我不利的情況,給我發的報?他強制自己冷靜,但是心卻跳得更厲害了。他深思:我若就此「向西去」了,會有什麼後果?到了「西邊」以後,能作些什麼?當然,不怕從頭作起,但是,不管怎麼說,不及在上海方便,特別在上海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和拿到各種別處根本接觸不到的重要情報。應該找人商量一下,事情來得這麼急。在上海,能夠立刻找來商量的,只有一個人——「特別調查班」班長程和生,只有他,看到這「向西去」三個字,會明白是什麼意思。 
  程和生,廣東人,中等身材,方額長臉,機智的眼睛透露著誠實和熱情。眉字寬闊,常戴一付金絲邊眼鏡。他不多說話,但是做事嚴肅認真。少年時跟隨哥哥到青島讀書。「七七事變」後,參加青島郊區學生抗日游擊隊。不久轉到上海,參加江南抗日游擊隊。1939 年秋天,調來上海情報系統工作,擔任上海情報科負責人老吳同中西功之間的聯絡員,1941 年夏天,「滿鐵」上海辦事處受「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委託,調查重慶抗戰力量。中西功根據辦事處的命令,接手承辦此項調查,公開「僱用」了程和生和倪之驥兩人當助手,在虹口西華德路的大利莊公寓內辦公。今年6 月,日本軍憲兵部隊接管了公共租界黃浦灘路的交通銀行。經中西功活動,得到憲兵隊許可,他們遷到了交通銀行二樓辦公,發展了幾個人,成立了「特別調查班」,由程和生當班長。然後又安排了程維達等幾個共產黨員共十多人進了這個「調查班」。 
  和中西功聯絡之初,程和生對於一個日本人幫助中國抗日,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所以,只按照紀律,準時准地和中西功見面,接到情報就走,一句話也沒有。後來被「僱用」組織「特別調查班」,和中西功公開接觸了,當然不能當扎嘴葫蘆。要聽中西功佈置對「藍衣社」的調查,要和中西功研究在「特別調查班」裡安插黨員,要幫助中西功對汪精衛漢奸的「調查統計部」的活動進行分析研究。時間長了,他發現,中西功完全像個中國人一樣地在為抗日熬費心血,便對他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表的尊敬。只是有一個無法填補的缺陷,就是不能公開地喊他「中西同志」,即使背後兩人在一起也不行,只能稱他「先生」。此時他才感覺到「同志」一詞的深刻含意,在根據地,男女老少一律互相稱同志,不覺得有多大份量,現在切切實實體會到了。 
  尊敬常是產生感情的基礎和土壤。感情這東西,一旦產生了,便很難掩藏。於是,他們的談話便多起來。程和生很想瞭解一些有關日本的情況。他對日本國,耳朵裡早熟悉,在地圖上也常見,還和日本兵交手打過仗,說來不算陌生。可是,這個國家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那裡的人們怎麼生活的?日本兵為什麼這麼凶殘?既然入侵中國肯定要失敗,天皇不想想後果嗎?如此等等問題,他都想向中西功請教個明白。 
  有一天,他們兩人按規定在法國公園碰過頭之後,趁天色尚早,便邊散步邊閒聊起來。 
  「先生,日本字好學嗎?」 
  「很好學,如果學會講話,學字不難。」 
  「日本話好學嗎?」 
  「依我看,話這東西,不管哪國的,只要留心,多聽、多說,都容易學。中國話不是很難學嗎?我也學會了。共產黨員最好能學會兒國語言,我們要搞世界革命。」 
  「唔,日本國什麼樣子?」 
  「什麼什麼樣子?」 
  「有山嗎?」 
  「有」,中西功眼光閃動了一下,「有很多山,山上有很多樹,一到春天,滿山遍野便開滿了櫻花,就像一望無際的海洋。我愛櫻花,日本人民也都愛櫻花,因為它是和平幸福的象徵。」說到這裡,他停了一下,然後繼續道:「只是它太嬌嫩了,需要保護。每當山風拂響,美麗的櫻花雨籟簌灑灑,鋪滿山路,淪落成泥的時候,不由使人頓生物哀之情,由憐憫而產生悲壯之美,它太可愛了!」中西功無限深情地邊說邊仰望遼闊的天空,那很遠很遠的什麼地方。 
  「是嗎?」程和生用嚮往的目光望著中西功問。 
  中西功臉上堆出了笑意,半晌,輕聲歎口氣,說道:「等戰爭結束了,我請你到我的家鄉三重縣去看一看,那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話還沒說完,他的眼圈竟紅了。程和生和他接觸以來,尚未見過他如此動情,立刻後悔不該向他提問這種話,觸動他的鄉思之情。連忙道歉說:「對不起,先生,我是好奇,請不要介意。」 
  中西功卻轉笑道:「沒什麼,你不問,我也會給你說的。日本確實是個山青水秀的國家。」 
  「那麼,戰爭結束以後,我一定到你的家鄉去看一看。」 
  「我領你到處走走。」 
  話題便自然地轉入對戰爭結束後的嚮往上了。中西功說:「戰後,日本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是,首先是政治鬥爭,各派都要爭奪國家領導權,共產黨當然不會放棄鬥爭。但是日共被幾次嚴重鎮壓後,力量太弱。因此,將來的任務艱巨,現在還難以估量。然而,人民一定要自由、平等、幸福,工農勞動大眾一定要從被壓迫被剝削的處境中解放出來,法西斯軍國主義一定要打倒,這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和個人的歷史責任,我們必須為之努力。..噢!我說遠了,剛才講到那時領你去各處走走,恐怕暫時不能兌現了。」 
  程和生笑道:「沒關係,將來中日恢復和平,親如一家,總會有一天,我跟隨你到日本去作客。」中西功沉恩了片刻,歎息一聲說:「現在想像戰後,還為時過早。」 
  「還要打多久呢?」 
  「難預料,已經三年多了。」 
  「頂多再打三年吧。」 
  中西功搖搖頭:「恐怕還不會這麼快,日本的軍事實力還沒受到根本性的打擊呢。」 
  「依你看,還要打多久?」 
  中西功苦笑一下,「我也難說,要看國際上各種政治勢力的變化。現在德國進攻蘇聯了,英美取什麼態度?還要看。重慶蔣介石很看重這點。汪精衛是個政治尤物,東京目前只好利用他。總之,看各方面的發展吧。但是,無論怎麼發展,我們都要努力使日本法西斯集團徹底失敗。」 
  兩人沉默了一陣,中西功又深深歎口氣說:「日本,給幾個武夫毀掉了。」 
  那以後,他們倆便無所不談,「滿鐵」收集到的情報、材料,開的研討會、寫的和印的密件以及東京寄來的「絕密件」,常被中西功摘抄下來,由程和生交給老吳。1940 年1 月,高崇武、陶希聖帶著《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草案》跑到香港,引起了國際轟動。中西功和程和生卻相視而笑。程說:「重慶得到這個情報材料好像得到了個寶貝。」中西說:「他們能搞成這樣的結果,也算不容易了。」 
  他們之所以這樣評論,自然有其因由。因為那份《要綱》在日本主子和漢奸頭目們密謀炮製完的第二天,中西功便把它的一個副本交給程和生轉給老吳上報領導了,那東西,對他們來說,已是舊聞。而當高崇武、陶希聖在香港一公佈,卻轟動了全中國,轟動了全世界。「藍衣社」由此趾高氣揚。 
  程和生和中西功像一對手足弟兄。程和生憑著「特別通行證」,常到留青小築28 號去看中西功。中西夫人把他當弟弟,惠子把他當哥哥。但是她們卻都像中西功那樣,稱他「先生」。她倆絲毫不知道他倆的真實關係,那層深深的同志關係。 
  今天,中西功電話約程和生到留青小築28 號去一趟。程和生匆匆吃過午飯,急急按時趕到,進門第一眼,便從中西功神色上看出有重要事情。於是輕聲道:「先生,我來了。」 
  「噢,請坐。」中西功臉色陰沉地給他倒了茶。「有什麼事嗎?」 
  「你看這個。」中西功把那封電報交給了他。程和生看罷電報,心中著實吃驚,不覺低聲驚叫:「喲!」抬眼看了看中西功。兩人四目相向,半晌誰也不說話。程和生明白,這「向西去」,是要中西功到根據地或者延安去。「你打算怎麼辦?」他問。「為此請你來商量啊!」 
  「這事——怎麼——這樣突然..?」 
  「是啊,我想一定是日本國內出了事。」 
  「什麼事呢?」他張大雙眼。「還不知道,反正有人認為我需要離開這裡,否則,也許,有危險。」 
  中西功慢吞吞地說。「那當然,這是給你發的警報。定是你有暴露的危險,或者已經暴露了,才給你發這報。在日本,有哪些人知道你的底細?」 
  「有幾個,都是非常瞭解我的好朋友。」 
  「那麼就是說,有人怕牽連到你。」 
  「我也這樣想。或者已經牽連到了。」 
  「白川次郎是准?革命同志?還是親戚朋友?」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中西功苦笑了:「和我來往的同志和朋友中間,沒有叫白川次郎的。」 
  「沒有?」 
  「沒有。」 
  「奇怪,是哪位同志的化名吧?」 
  「肯定是,因為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發電報,這種事誰都會這樣做。不過,這個名字,我用過。」 
  「你用過?」程和生奇怪起來。 
  「那是幾年前我在《中國論壇》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叫《鎮壓日本左翼運動的狀況》。臨時想出來的一個筆名。」 
  「噢?那麼應該是個知道你有這個筆名的人。是誰呀?」 
  「我想過,想不出來。」 
  「知道你用這筆名的人多嗎?」 
  「很少,只有幾個最親密的朋友。」 
  「誰呀?」 
  「說出來你也不知道,也沒有必要。」 
  「好吧,事不宜遲。你的意見怎麼辦?」 
  「我正是請你來參謀呀,我現在離開這裡,向西去,會是怎樣?」 
  「什麼怎樣?」 
  「我是說這裡的工作呀。」 
  「自有我們留下的人來做嘛。」中西功不響了。 
  「還有什麼好猶豫的?」程和生決然地說。 
  「當然,我相信你們能很好地完成任務。但是,我一走,日本警視廳必定要追查你們。」 
  「追查我們?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你是日本人,你的事,我們知道什麼?」 
  「話可以這麼說,但是,『滿鐵』的人都清楚,『特別調查班,是我建立起來的,是我『僱用』你們進來的。我走了,憲兵首先要查抄你們,首先要審問你。就算他們查不出你什麼問題來,也不會允許你們繼續存在,那樣,好好的一個班子可就被我們自己撤銷了,你們再建立這麼個據點,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不甘心。」 
  程和生懇切地說:「安全第一,你不必考慮這麼多了。」 
  中西功又搖搖頭:「不,現在,在我們上海情報科,沒有人具備我這樣的優越地位和條件。沒有人能替代我取得這麼多的絕密情報。我能佔據這麼個地位,是經過了不少努力和曲折的,太不容易了。」 
  「有人在,我們可以建立新據點。」 
  中西功默默地搖搖頭,半晌,歎口氣:「我說過了、談何容易,我們要想個萬全之策。」 
  程和生忽然覺得中西功今天不像以前那樣明智果斷了,變得左顧右盼,猶豫不決,以前他可不這樣。以前中西功說話,總是穩健中透出明快。剛才,看完電報時,他還曾想,中西功叫他來,是要他幫助下決心的,現在卻要他想個什麼萬全之策出來,眼下還有什麼萬全之策?他耐不住,正色道: 
  「我的萬全之策就是你趕快走,立即走,馬上走。」 
  「沒有別的辦法了?」中西功懇切地看著他。 
  「難道你下決心在這裡等待被抓?」 
  「當然不是,我是想,最好,我們既堅持著這個據點進行工作,又要不出現受損失的局面。」 
  「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程和生的口氣像是個教師。可是中西功像沒聽見,繼續說:「我們多想想。」 
  程和生覺得這樣地和他想下去,是白耽誤時間。他看出來要說服中西功立即「向西去」,是很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推他走,唯一的辦法,就是採用組織手段了。於是便用無奈的語調說:「這樣吧,我去問問老吳,看他有什麼辦法。」 
  中西功張眼看了看他,也似無奈地點點頭: 
  「也好。」 
  「把電報給我拿去。」 
  「不要不要,這種東西,不要隨便帶在身上。」中西功一邊擦火柴把電報點燃,看著它在抖動的火苗裡漸變成蜷曲的黑灰,一邊說:「先告訴老吳,通知大家提高警惕。我想敵人在沒發現我們之前,我們是沒有道理撤退的。而且,我想即使他們發現了我們,在他們沒有摸清楚我們的全部情況之前,一般來說,也不會對我們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是希望把我們一網打盡的。何況他們對我們上海的情報組織,到現在為止,可說是一無所知。」 
  「你說的道理是對,可是現在已經有人給你發警報了。還是問問老吳吧。」程和生臉色沉重,一本正經地說。 
  第二章中共上海情報科 
  老吳名叫吳紀光。是中共上海情報科的具體負責人。大家這樣稱呼他,不是因為他年紀有多麼大。而是因為他現處的地位和作用。地下情報工作的環境,使同志間有一種特別的感情。這種感情充溢於心頭,而絕少有機會公開表露,除非在絕對安全的場合。一般大家都不指名道姓地互相稱呼,更不能以親熱的語言調侃,或撫肩靠背地交流親近。日久天長,大家都習慣了這種工作形式。於是,提到吳紀光,也都只稱「老吳」。同志之間談到老吳時只要岔開五指一晃,對方便心明瞭,這是因為「五」與「吳」諧音之故,恰如老百姓岔開拇指食指暗示八路軍一樣。 
  吳紀光中等身材。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16 歲初中畢業便參加革命。開始,他在華北做地下工作,聰明膽大,幹得有聲有色。領導決定培養他,調去搞根據地邊緣區開闢工作,他幹得更加出色。新區本來沒有擴軍任務,他卻一下子拉出三十多人,親自領著,參加了正規部隊。他對工作有一種熱情,喜歡尋求新的刺激;又有開拓新局面的魄力,沒有明顯的成效便不安心。 
  他來到上海前,情報科的負責人是金鵬。老金手下有幾位同志,直接聯繫著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西裡龍夫等。這些日本同志,都是江蘇省委委員,王學文在二三十年代接合期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1937 年,王學文被調往延安從事對高級幹部的理論教育工作。此前,抗戰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原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因客觀情況變化發展成為情報科,其主要任務是對日進行戰略情報的偵察工作。金鵬主持上海情報科時期,對日本和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獲取過許多重要的戰略性情報,在組織和人員方面也逐漸有了發展和擴充。老金作為領導人,很受下屬同志們的敬仰。現在,新從延安來的領導人,同志們都說他是位神通廣大的實幹家。接手了情報科的領導工作以後,不顯山,不露水,作風很穩健,沒有完不成的任務。吳紀光心裡暗暗高興:自己碰上又一位高明領導了。但是,這位新領導到了上海以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才被接見。這和他希望的有點不同。 
  「你覺得怎麼樣?」新領導人問他。 
  吳紀光明白,這是詢問他對在情報科工作的意見呢。 
  「有信心。」他明朗地笑答。 
  新領導人不經意似地瞟了他一眼。 
  「工作要大膽,可不能蠻幹。」 
  「知道。」吳紀光輕聲答,滿臉笑。 
  「日本現在的各種活動,都圍繞著一個目的:逼、拉、招降蔣介石。蔣介石在上海的軍統有幾百人,根據『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綱領,我們得和他們講統一戰線。我們的目的是阻止蔣介石動搖、投降,逼他抗日。」新領導人很隨便地這樣說,但言簡意賅,很有份量。同時毫不掩飾地用審視的眼光快速地打量了吳紀光一下。 
  只這簡單的幾句話和眼神動作,吳紀光便對這位新領導人有了個鮮明的感受。首先,這是位高層領導,對上海敵情熟悉。其次,看來上海情報科在他眼裡不過是個小戰鬥單位,由他管管而已。 
  「和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就得和軍統藍衣社打交道。」新領導人又輕描淡寫似地接著說:「統一戰線,不是和他們搞混合編組。而是我們去統他們,還得隨時提防他們咬我們。」說罷他又用眼角餘光瞟了吳紀光一下。 
  這第二瞟,又給吳紀光一個強烈的感覺,這是在告誡他,工作中麻痺不得。他明白地看到在這位新領導人的眼光裡,藏有一絲對他信任程度未敢完全確定下來的警惕。關於這一點,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因為從未見過有哪位領導人用這種眼光看過他。他內心不由一顫。他知道,到上海來作這個工作,必須絕對服從領導。這可以說是這位新領導人給他的第一個要求。 
  「好吧。」新領導人見他不聲響,便向他伸出手,吳紀光也忙伸出手去。兩人的手緊握了一下。新領導人又鄭重他說:「記住,這個環境很複雜。」說完,皺了皺眉頭,彷彿煩惱自己說了多餘的囉嗦話。這表情使吳紀光得到點安慰,因為它說明新領導人對他並不完全不信任,而且對他的水平還是有所瞭解的。 
  握別之後,吳紀光按指示規定的那樣,自動到咖啡館的櫃檯前付了賬款。待新領導人走出門後,他才急急出門去,像個店夥計追隨老闆。出門後才逕自走自己的路。 
  他一邊走,一邊心裡把這次見面從頭至尾回憶了一遍,把「老闆」給他的第一印象、感覺、信息和自己今後應該怎樣在這裡展開工作,方方面面仔細地進行了琢磨。 
  結論是:這位領導人一方面胸襟闊大、視角高遠,另方面又很精細。雖然眼光神色都很隨和,但卻明顯地隱藏著極為嚴厲的某種要求。 
  這種要求是什麼呢? 
  想不出。 
  如果只從外形表面判斷,可以說這位新領導人平常至極,沒有任何特點。個子不甚高,臉稍微有點胖,有幾粒不大被人注意的淺麻子。但是他的神氣卻可以作多種揣度,你可以認為他是個小買賣字號的掌櫃的,也可以認為他是個大買賣跑街的,甚至可以認為他是個吃白相的。同時,你也可以認為他是某個股票市場的闊佬,某個行幫的大輩,某個財團的代理人,甚至某個政治集團的決策人。總之,他給吳紀光的總感覺是:此公可展視的幅度很大,絕不是等閒之輩的一般領導,作風也許很潑辣、雷厲風行。他就喜歡這種領導人,在這種人領導下工作,必須盡可能迅速、準確地領會其指示意圖。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他自信自己不至於出現什麼令人不滿的愚蠢行動。 
  時過不幾天,吳紀光便把這位新領導人的大致底細搞清楚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樣,這位新領導人來自延安最高機關,他的活動.範圍很大。不僅要領導上海情報科和地下黨組織、外圍團體和個人,還要領導在香港的有關組織。並且,在那裡他還要和許多抗日、反蔣人士聯絡。他還要不定期地到延安去。至於旅途上的安危,在他純屬細未微事。他可以坐豪華的一等船艙,坐飛機,坐火車軟臥,在上海可以坐某些名人的私人小汽車。他來無影去無蹤,不知什麼時候便會突然出現和離去。什麼場面他都能應付,因為凡他出現的所有場面,都有人為他暗中預先作了安排和安全部署。 
  他在上海的活動,連自稱是汪偽特務總管和汪蔣密線之一的周佛海也一無所知。 
  潛伏在上海的「藍衣社」們,只能憑感覺知道共產黨的存在,卻連影子也看不見,更看不到他。 
  無疑,這是一位身負重任,十分隱蔽的「大亨」人物,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實姓。大家背後只是用讚美的口吻呢稱他為「小開」,作為代號。 
  這些都是吳紀光從周圍同志和情報科當時的負責人金鵬同志的接觸中聽來的。金鵬的夫人也是情報科的成員,她以一位名人的秘書為掩護進行工作。他們夫婦二人,一方面掩護的身份適當,同時由於長期的地下工作磨煉,經驗豐富,工作作風穩健,所以雖然作了大量重要情報工作,卻不為一般同志所詳知。 
  金鵬在向吳紀光談到「小開」時,像個嚴肅的孔門賢人。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樣對「小開」褒詞溢美,而只是冷靜地予以介紹。 
  又過了將近一個月。吳紀光憑他善於開闢新局面的特長,觀察到上海情報科內部同志間的氣氛不甚和諧。好像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工作焦的、緊張。雖然沒出現公開的意見抵悟,卻都有一種不快和不安的情緒流露。 
  在第二次會見「小開」時,他作為一種觀感反映出來,問「小開」:「這是怎麼回事?」「我已經對你說過,這個環境很複雜。」「小開」思索了一陣,向他點了一下頭:「看來介紹人對你的評價不錯,你很敏銳,你暫時不要過問這些事。」極平靜的廖廖數語,使吳紀光心下暗吃一驚。原來「這個環境複雜」,不僅指與敵偽頑的鬥爭,也包括自己內部,這是他未曾想過的。從此,他恪守「小開」的囑咐,不過問同志間的事。又過了半個月,金鵬約他見面,開門見山地對他說:「有幾條線你還不知道,我都交給你。」「交給我?」「這是領導決定的,這攤子交給你了。」「你呢?」「上延安。」「有新崗位?」「去學習。」「是去學理論?」「不知道。」吳紀光接受了金鵬的交代,心下卻莫名其妙。暗想:怎麼不交代給老同志中的隨便哪一位而交代給我呢?我到這裡的時間比任何人都短。細看金鵬的神態,一如既往的冷靜嚴肅,不苟言笑。不待金鵬交代完畢,他已經明白,交他接工作,是組織決定的,而且意識到這決定與「小開」有直接關係。他要求會見「小開」。聯絡人告訴他,「小開」三天前已經離開上海了。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沒有影響他的思路。他心裡喃喃自語: 
  「要在這個複雜的環境裡整頓出個新局面來,也是一種開拓。」怎麼整頓呢?這裡既不是根據地,也不是軍事前方。這裡是特殊環境中的特殊工作。按性格說,他喜歡搞軍事。明槍明刀,痛快。而此時此地卻全是隱蔽。 
  不能開大會喊口號,不能敲鑼打鼓戴紅花慶功。他來以前,曾想,搞情報就是對敵人情況的偵察。但是這個上海情報科卻蠻不是那麼回事,原來這裡是搞敵人戰略情報的,不是瞭解點敵人的皮毛外表就算偵察了。這裡的任務是 
  獲取敵軍的戰略計劃,探知敵方首腦機關的戰略決策,像牽牛先抓逼繩那樣,先去抓敵人決策集團的核心絕密。只要掌握了敵人的戰略計劃,我們也就取得了對敵鬥爭的主動地位。 
  這個上海情報科,多年來,在革命鬥爭中,多次作出重大貢獻,不參與其事的人是絕不知道的。他吳紀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聽說過有這樣一個對敵鬥爭單位。 
  「干吧,只要堅決執行指示,認真領會『小開』的意圖,就能為革命作出貢獻。」他鼓勵自己。 
  整個情報科人數不多,走群眾路線不難,個別談話比開大會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對面地就呈現出來了。 
  他展開了活動,依次和科裡每個成員談話。 
  第一個是在「滿鐵」辦事處調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給他的印象不甚好。這個中西功,對吳紀光的熱情和誠懇,幾乎沒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聽吳紀光談。吳紀光和他談了半天團結和紀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沒表情。輪到他談時,竟出吳紀光意外地談了一通對時局形勢的認識,特別強調他對德日兩國潛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來,希特勒希望日本北進攻擊蘇聯,不過是給他起壯聲勢的策應作用,是對日本的一種利用而已。而日本怎願被利用呢?並且陸海兩軍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現在這個「南進」還是「北進」的問題上,大本營舉棋不定,這就造成希特勒對日本的不滿。在這點上,他們實際上已經貌合神離。然後又談了一通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國力消耗的情況,特別強調戰略物資儲備量幾年來沒有增長,難以靠臨時掠奪支應日漸鋪開的戰線供應。在政治方面,對蔣介石的誘降活動,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梁鴻志等等,盡力往一起撮合,企圖組成個對蔣施加壓力的工具,等等。他說得不緊不慢,像是只和吳紀光交流敵情。在整個談話中,他顯然忽略了一點:戰爭勝負決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視的這些內容推論,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好像是雙方物資的比較。由於是第一次見面,吳紀光沒有在這個論點上和他展開討論。 
  最後,分別時,中西功給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煙。說是他的黨費,態度很是鄭重。 
  拿回家打開一看,原來香煙包裡裝的是三張大額軍票。真有意思。 
  第二個約見對象是在南京「中華通訊社」任顧問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日本同志西裡龍夫。一眼看去就知道這是位老革命,態度很謹慎。中國話講得不甚通順,有點吃力。對吳紀光的談話,唯唯而已,比中西功顯得溫和。關於情報科內部的情況,一概不談。他關心的是在北平開展工作的尾崎莊太郎,打不開局面,派去個錢志行,到現在還沒安排好一個適當的掩護職業。他提出意見:「希望新領導給以實際指示,從速加以解決。」 
  第三個約見的是「秀才」陳一峰。這個「秀才」已和吳紀光相見幾次了,對吳紀光擔任領導,一付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他還主動提出,在汪精衛公館裡的汪敬遠,出行不便,吳紀光不必特地見他。由他給他打個招呼就行了。整個談話,在陳一峰那「稀里馬哈」的冷熱不定中草草結束,使吳紀光產生了一種空落感。 
  第四個約見的是李得森,這條山東大漢,不容他多說,瞪起眼叫道:「有什麼說的?叫你領導你就領導唄,我是絕對服從,你放心。」 
  至此,吳紀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氣地說,這是個亂攤子,每個人的能量都很大,卻未能發揮,必須採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調整。 
  他經過深思熟慮,果斷行動,根據每個人的特長,從組織上做了調配。上海是大本營。派出李得森、張敏到南京和陳一峰組成個情報站,使每個人都得以發揮能力。經過調動,一個月後,大家各就各位,工作進入正常運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裡又有一個軍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當「第一軍」,把南京的西裡龍夫當「第二軍」。隱蔽在南京「中華聯合通訊社」的採訪部主任陳一峰,是「第三軍」。隱蔽在汪精衛公館裡的汪敬遠,是「獨立旅」。活動在上海、南京、無錫的倪之驥、邱麟祥、程維德、鄭百千等等,是游擊隊。李得森的南京情報站,只是個承上啟下的交通聯絡機構。還有北平的尾崎莊大郎、錢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駐華北的「野戰軍」。 
  他確實掌握著一個情報大兵團。 
  一年多來,這個大兵團,發揮了作用,他們隨時掌握著日本南北兩方的軍事機密,或可直說掌握著華中、華北兩大淪陷區日本佔領軍的重大行動計劃。至於汪偽軍的活動,汪精衛和西尾壽造、阪垣征四郎之間的秘密談判,汪偽內部的宗派內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鴻志之間的明爭暗鬥,蔣介石「藍衣社」在上海的活動,影佐禎昭通過「梅機關」擺弄汪偽這具敗類木偶的一舉一動,等等等等,更是一清二楚。華北八路軍「反掃蕩」,華中新四軍「反清鄉」,在哪擺戰場,是軍事首長的事,仗怎麼打,由指揮員決定。上海情報科,可以向上級提供這些方面的情報,但打仗不是他的任務,更不用直接提供這方面的意見。 
  一年多來,「小開」沒有拒絕過他的約見。每次對他的匯報都點頭讚許,然後輕聲說:「就這樣幹吧。」領導這樣放手,當然是出自信任,而信任是出自領導對自己的能力的瞭解和表現的觀察分析。 
  但是怎麼說呢?他心裡始終有一絲不安,這不安來自「小開」第一次見他時那眼角餘光的一瞟。他至今沒有忘記。那一瞟說明什麼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所意識到的對他那某種要求?那麼到底是一種什麼要求呢? 
  不管怎麼說吧,他決心無條件地服從領導,這不會錯。前天,上級突然來了個通知,說延安要上海情報科把日軍即將南進,發動戰爭的行動日期,核實準確,及早報告。這可是個大題目,他一聽,腦袋就脹了。日本要「南進」的國策,他是知道的。「南進」矛頭是指向英、美、荷蘭及泰國、馬來亞、新加坡、越南、緬甸,這他也知道。可是,核實發動戰爭的日期談何容易!他撓頭,一籌莫展。這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各國都需要的重要大情報,非同一般。他意識到,把這樣一個重大任務交給上海情報科,就是說,中央要上海情報科擔負國際情報的重任了。任務完成得好,加速法西斯陣營的滅亡,減少全世界人民的災難,這又是何等光榮!但是,怎麼去完成呢?他還是撓頭,一籌莫展。 
  撓來撓去,他想到了「第一軍」。中西功有辦法從「滿鐵」的密件裡取得情報,有可能完成這個任務。但是,延安要的是準確日期,不是只提供些情況資料就行的。 
  正在為難時,程和生來了。「什麼事?」他問。「中西功收到東京一份電報。」 
  「電報?什麼電報?」 
  「叫他向西去。」 
  「叫他向西去?」吳紀光一下愣住了,他明白叫中西功向西去意味著什麼。近衛倒台,他已經想到中西功有受牽連的可能。現在果然,他收到了警報。「你看到電報了?」 
  「看到了。」 
  「誰發的?」 
  「大概是個不願透露姓名的人,用的是中西功的一個筆名。」 
  「筆名,什麼筆名?」 
  「叫白川次郎。」 
  「那就是..發報人是日本革命同志?」 
  「他也說不清。」 
  「噢,他怎麼說的?要向西去?」 
  「他考慮的很多,說怕他走了以後,敵人要追查我們,結果可能造成我們在上海站不住腳的局面。」 
  「噢。」 
  「不過從我們組織上來說,應該趕緊打發他走,送他到延安去。至少到蘇南或者蘇北根據地,離開上海!對不對?」老吳沉默了。「一個日本同志,我們要對他負責任。」程和生又補充說。「是啊!他是個好同志,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吳紀光心裡掀起浪頭,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麼辦?這等大事,不是他作得了主的。他沉吟了一陣,告訴程和生:「等我請示了再說。」 
  「要快。」程和生要求。「就去。」他答覆。程和生一走,他立刻去見「小開」。把事情作了匯報。「小開」聽罷,沉思一陣,輕聲問:「你見過那個電報了?」「沒有。是程和生匯報的,」「叫他向西去?」「是。」「發報人叫什麼?」「白川次郎。」「小開」沉思一陣,輕聲說:「這種時刻,這種事,你得動腦子。」停頓一陣,又深沉地說:「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非常嚴竣,瞭解和掌握日軍的戰略動向,是我們的第一重要任務,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中國抗日的範圍。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們用一切力量注視日軍南進還是北進的方向問題。我可以告訴你,德國進攻蘇聯以後,我們中央是從世界形勢的發展考慮我們中國抗戰可能出現的困難的。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談過,他對日本南進還是北進非常關心,非常焦慮。說如果日本北進的話,我們將面臨非常艱難的局面。因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協。他還說,果真出現那種局面的活,共產主義大本營和全世界、全人類都要經受一段黑暗時期。你看,形勢多麼嚴重?現在,日本南進已經明確。中央又要我們進一步搞清他們發動戰爭的日期,這是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提供更進一步的明白的戰略情報。你想想,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怎麼辦?」吳紀光隨聲問。「是叫他離開陣地向西去?還是要他繼續堅持?」吳紀光一下回答不出,他知道,這是關鍵問題的關鍵時刻。他不敢多嘴。「得慎重考慮。」「小開」點了下頭:「容我想想。」第二天,他按時會見「小開」。「小開」說:「我考慮決定,不能叫他向西去。恰恰相反,不僅要他繼續堅持崗位,還要請他向東去。」 
  「向東去?」吳紀光懵然地問:「去幹什麼?」 
  「完成延安交來的任務。」「這?!」吳紀光目瞪口呆了。半天,才低聲說:「那是很危險的,萬一?!」 
  「萬一被捕?」「是啊!有這種危險。」吳紀光用誠摯的眼光向「小開」解釋。「那就有這種危險吧。」 
  「小開」極平靜地說:「他經驗豐富,現在,只有他能取得這份情報。」「可是——」 
  「不用可是,他有膽有識,善於在複雜的鬥爭環境裡完成任務。你對他的認識恐怕還不夠,他是個堅強的反法西斯戰士。」 
  吳紀光心裡抱委屈。如果說他對中西功認識還不夠,未免冤枉。他和中西功聯繫,已經一年多了。一年多來,他漸漸熟悉了這位日本同志,從第一次見到他所得的「不甚好」的印象裡,快速地超脫出來,他為什麼把中西功當「第一軍」?就是出於對他各方面的信任。相信他的能力,更相信他對反法西斯鬥爭的堅定和忠誠。然而——他對「小開」低聲說:「可他是個日本人。」 
  「不,不能從這個角度考慮,首先要從完成任務的角度考慮,要他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注意保護自己吧。我相信他有這個能力。更相信他會接受這個任務。要不要我跟他面談?」「小開」用冰冷的眼光問他。 
  「不要不要。」吳紀光急忙答。 
  「那好,叫他馬上行動。」「小開」好像看穿他的回答缺乏決心。然後輕舒口氣說:「他去了,無非是兩種可能,回來,或者不回來。回來,要完成任務再回來。不回來,必有他不回來的原因。」 
  吳紀光此時感覺到「小開」不僅鬥爭堅決,而且思路敏捷,跳躍跨度大。相比之下,自愧不如。但是,怎樣才能完美地把這任務交給中西功呢?聯絡員程和生那一關就有阻力。果然。當他把「小開」的決定傳達給程和生時,程和生兩眼愁苦地眨個不停。 
  「在這種形勢下叫他去東京?」程和生問。 
  「不派他派誰呢?」 
  程和生像突然被當頭潑了一盆涼水似的全身打個顫,說:「你這不是把他往敵人手心裡送嗎?」 
  吳紀光望著他那一付憨厚而又天真的樣子,心裡也不是滋味,他從程和生臉上,看到了在這年輕人的心裡蘊藏著對中西功深厚的革命友誼!但是.. 
  「聽我說,阿程,」他輕輕地拍著程和生的庸膀用委婉的口吻說:「這是一種策略,也是將計就計。即使敵人的眼光已經注視上海,盯上了他,何不來個出敵不意,反其道而行之呢?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就像《西遊記》裡的孫猴子鑽到牛魔王的肚子裡那樣,也許更安全。他在東京,可以找到那個朋友白川次郎,問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還可以根據情況,採取對策,我們不能收到一個不明來歷的電報便糊里糊塗地叫他拔腿就跑。這是個常識問題。而且,我們還可以根據他得到的情況,確定我們下一步的行動方針。到時候,哪裡該切斷,哪裡該撤退,再作決定也不遲。」 
  程和生不吭聲了,老吳是領導,又有鬥爭經驗,並且也知道他已經請示過上級了,上級的決定當然應該是對的。但他心裡總覺得不踏實: 
  「就這樣決定了?」 
  「決定了。」 
  「如果,如果中西持反對意見呢?」程和生的問話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於中西拒絕冒這樣大的危險。 
  「當然,我們得尊重他的意見。不過,你得一字不改地把決定傳達給他,快去吧。」 
  程和生悻悻地走了。看得出,他嘴上不說,心裡仍很不服氣。其實,吳紀光又何嘗不知道,這個決定有多麼大的冒險性呢!但是他更知道,整個情報科不是無時無刻都處在危險之中嗎?在危險中再冒險一下,應該說也是正常的。 
  此時,我們的這位大兵團司令的內心真有點大將的氣概了。 
  程和生去請示老吳以後,中西功沒法使自己鎮靜下來。程和生同他談話的表情,他看在眼裡,想在心裡。這位小弟弟的心情,他完全明白,也十分感激。程和生為他的安危擔心,極力主張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為了保護他。他之所謂去請示老吳,十之八九也是去討柄尚方寶劍,一旦領導決定了,他便只好執行,沒有話說,「向西去」。至於方子和惠子,他相信組織也會作出妥善安排,不用擔心,說不定會把她們送到西邊去和他會面,那是不難辦到的。 
  可是,那麼一來,程和生、倪之驥、程維德這些在「特別調查班」裡的同志們怎麼辦?都轉移嗎?如果都轉移了,「滿鐵」這個重要情報點豈不就徹底撤銷了。這個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不能容許這個局面出現。 
  一定要保住這個情報點。 
  怎麼保住呢? 
  辦法很簡明,他仍舊堅持在「滿鐵」,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報點就存。他走,情報點就亡。道理本來就這麼簡單。 
  可是,怎麼堅持下去? 
  他設法帶著「特別調查班」轉移到某個日本駐華單位,或者到汪精衛某個機關?那樣一來,可就拿不到在「滿鐵」所能得到的那類重要機密,實際上還是把「滿鐵」這個情報點放棄了。況且哪個單位又能收留他和他的「特別調查班」呢?「滿鐵」知道他的身份,絕對不會放他走。那樣做,其後果還不及「向西去」來得乾脆! 
  怎麼堅持下去? 
  這是中西功收到白川次郎電報以後一直在思索的課題,也就是他所要想出的「萬全之策」。在一瞬間,他後悔沒有在「滿鐵」培養教育發展一個黨員,沒有後繼力量。他想起研究室的津金,津金是京都人,畢業於帝國大學法律系,專業把他造成個能言善辯的雄才,有點鋒芒畢露,不容人對他的發言有所辯駁。在幾次研究會議上,他的發言說明他對共產主義理論有初淺研究,對國際形勢也能作較客觀的分析。中西功曾和他作過幾次經濟學術懇談,從個別接觸中觀察,這個人基本素質是好的,心地善良,也可說是正派的。在他理屈詞窮後,能認真思考,並且當即認真承認自己學淺,然後尊敬你,主動向你求教一些問題,在求教過程中,不帶一點虛假的恭維。他應該是個有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過友誼之情,他極為珍視。可惜沒敢和他深入交談有關共產主義的話題。更沒敢向他流露一絲有關他的隱蔽工作。 
  不過,中西功又想,即使已經把津金發展成中共黨員,一旦我向西去了,他能否保持下這個情報點,也是件未可預料的事。如果程和生等「特別調查班」裡的同志們都撤退了,他得另建一套搭配班子。建一個班子談何容易!他建立這個「特別調查班」,曾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 
  他深深歎口氣。無論如何要想出個「萬全之策」來,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也要把「滿鐵」 
  情報點堅持下去,全部癥結在於怎樣做才能堅持下去。「怎樣做?!」他緊鎖眉頭在沙發上苦苦思索。「先生!」耳邊響起一聲輕柔的呼喚,他睜眼一看,見惠子手按沙發扶手,彎腰湊在他耳邊,調皮的笑著:「請君幸膳!」他往飯廳看,方子在廳門裡探出半個身向他微笑。他勉強起身,走進飯廳。依慣例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佐酒是經過精心準備的。魚青蝦紅,都是新鮮的。一盤嫩茭白絲,像還沒下過鍋。方子為他斟酒滿杯,他握著酒杯還沒緩過神來。「你為什麼這樣?」惠子的眼光在他和方子之間看來看去。「公事上的小困難。」他應付地隨口說。「你這愁苦的神色很像爸爸沒錢還債時那樣。」惠子笑了。「是嗎?」他苦笑一下,開始「幸膳」。然而仍舊「心不在焉」的兩眼發呆。「有時候,爸爸會找人臨時借一大筆錢,打發幾個債戶,消息一傳開,別的債戶便不急著登門催討了。」惠子一邊吃飯,一邊開心地笑著。「是嗎?」他又應付。一杯酒喝下,方子再為他斟酒間,他像受到惠子說話的某種啟迪似的,雙手合攏,拍了一下,發出清脆的一聲響,好像是向方子道謝。這一來,飯桌上的空氣頓時變得和諧了。然而他卻起身到書房去了。他拿起電話聽筒,撥通了南京陶谷新村「同盟社」首席記者西裡龍夫私宅。「西裡君,我有事需要見你。」「我也想會見,如果你有時間,我立即到府上造訪。」西裡龍夫說。「不不,謝謝,我到你府上拜訪,立即動身去南京。」他抬眼看看壁上掛鐘,又重複一聲:「立即動身。」掛上話筒,他抓起件外套,轉頭向飯廳招呼一聲:「我走了。」便出門而去。待惠子追到門口,他已經轉過樓房的牆角不見了。中西功和西裡龍夫之間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微妙關係。說來他倆都是中共黨員,都屬上海情報科領導,似乎頗為簡單。但是他倆又都被一種特別的感情所煎熬,所驅使,這就是為自己的祖國日本的命運而焦慮。共產黨員講國際主義,但是連自己本國的命運都不能掌握,這國際主義從何談起?日本軍閥侵華給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難雖然被御用工具嚴密封鎖,但他們卻瞭若指掌,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親眼目睹,真可謂「罄竹難書」啊!處於這個戰爭漩渦中的日籍中共黨員,國際主義的責任是最直接的了。關於這個問題,他們都心裡自明。由於痛苦的壓迫,才使他們都不誇誇其談,而只埋頭隱蔽地艱辛工作。 
  西裡龍夫不僅比中西功年長,若從「東亞同文書院」這個學校的班級順序論起來,還是他的學長,或者說是他的前輩。西裡龍夫的學問道德,在與他交往的人中被廣泛稱讚。中西功對他敬佩有餘。若從這方面而論,他內心把西裡當師尊。 
  西裡龍夫在分析戰爭局勢方面常有獨到見解。近衛文魔施政期間,他就對中西功預言過:「如果近衛的『大政組合』只維持一個形式,而不能從政治觀點上徹底統一,那麼它將徒有虛名,無所作為,最終必然被軍國主義分子所壓垮。」現在,不論近衛倒台出自什麼原因,事實的發展,證實了西裡的預言。 
  關於白川次郎發來的電報,不僅是對中西功報警,也是對西裡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等人的報警。需要大家研究,採取統一對策。他對「滿鐵」情報點的「萬全之策」,已經有個朦朧的設想,需要和西裡龍夫商量,聽聽他的評論。中西功從登上火車到踏進西裡龍夫宿舍門,一直都在為他的「萬全之策」作各種方案的設計和修補。兩人見面,沒有一句客套,開門見山,首先的共同話題都是「近衛倒台、東條組閣」的內幕可能是什麼。 
  兩人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事情來得這麼突然,他們都沒見過這方面的有關資料。但是他們都感覺到:近衛的私人秘書尾崎秀實,很大可能隨著近衛的倒台而受到某種牽連。 
  「尾崎秀實凶多吉少。」西裡龍夫口氣斷然。「我懷疑『白川次郎』的警報是他發的。」「是嗎?如果是那樣,事情也許不至於太糟糕,因為他畢竟可以給你發報,說明他還有自由。」「那也說明在近衛的檔案庫裡有關於我們的報告材料。」「是啊!不過,情況不明,任何判斷都是盲目的。」「所以,我想回東京去一趟,實地偵察一下。」 
  西裡龍夫隔著眼鏡片向他投來的眼光充滿驚愕,臉也漸漸伸長了。好一陣,兩人就這樣四目相對著,誰也不說話。 
  「那,」西裡龍夫問:「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東條的廣播講話,雖然承襲了近衛關於戰爭國策的調子,但是,我覺得,這個武夫,比近衛更急於發動戰爭,『南進』好像要開始了。我要掌握這個戰爭之神的脈搏。」中西功邊說邊觀察西裡龍夫的臉色,見他仍舊那麼驚愕地直視著他,顯然對他的回答,覺得文不對題。便進一步闡說,他擬東京之行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希望偵得東條發動南進戰爭的具體計劃和準確的時間,然後再決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堅持使「滿鐵」這個情報點發揮更大的作用。最後,他有點激動地說: 
  「我的作用是別人難以代替的。 
  我向西去了,對上海情報科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我不作無謂犧牲,但我絕不怕犧牲。」 
  西裡龍夫的眼簾隔著眼鏡片漸漸垂了下來。 
  在日清碼頭送中西功上了輪船,程和生慢步倘徉在馬路上。前天晚上,他把老吳的意見傳達給了中西功,他從來沒遇到過這麼難堪的局面。本來,他是要勸說老吳催中西功離開上海「向西去」的,結果碰了釘子,而且老吳一再堅持要中西功「向東去」。既然是組織決定,當然要一字不改的傳達。在他想來,中西功定會表現為難,而且可能婉言推辭。如果他推辭,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他推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吳細細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據地去。孰料,中西功聽後,竟肯定地點點頭,說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滿口答應了。雖說程和生只是個負責他們兩人之間傳遞意見的聯絡員,可是作為黨員,他對老吳這位上級作出如此的決定,心裡不能接受。他覺得老吳只知道任務,不為中西功著想。所以在向中西功傳達的時候,便帶著一種情緒。中西功倒反過來勸說他,熱情勃勃地解釋,說老吳的決定是如何如何正確,任務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草率撤退。至於到東京以後,不必為他擔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護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中西一席話,說得那麼輕鬆,那麼樂觀,那麼無私無畏,程和生不但未能說服他,反而被他的熱情深深地感動了,事情既然如此明白、壯麗,使他一時間連同對老吳的不滿也一古腦兒煙消雲散了。 
  但是,當時的心情變化是當時的情緒。碼頭方向傳來低沉的汽笛聲。中西功走了,他程和生那深藏著的不安的心情卻沒被帶走。眼前所見,活動在街面上熙熙攘攘的市民們,好像都沒有什麼不安和愁腸。日軍佔領上海4 年多了,人們好像已經習慣這種被異族統治的生活了。他想,這些人最大的弱點就是健忘,父母兄弟被野獸槍殺,大街上的血跡被洗涮之後,他們腦海裡的仇恨也隨著被洗涮去了。 
  忽然,傳來刺耳的汽車喇叭聲,活動在街上的人們都往兩邊躲避,上海人都熟悉這種聲音了。果然,眨眼間,三輛敵偽警車嚎叫著,由北而南開來;程和生被一個急忙躲避的老太太撞了個趔趄,老太太口念「阿彌陀佛」,低聲罵了一句「『赤佬』又來抓人了!」 
  程和生趕忙扶住老太太,站定街邊,目送軍車馳去,心裡暗暗生出一絲喜悅:中國人並不健忘,他們的武器是沉默中的實際行動。只要有人站出來組織領導,每個上海人都會是點火就著的乾柴。 
  恰在這時,倪之驥不知從哪裡鑽出來,擠到他身旁,低聲說「76 號抓了藍衣社,他們的頭頭陳恭謝,也被抓了。」 
  「噢。」程和生推了倪之驥一把,兩人便分頭走開了。 
  陳恭澍是「藍衣社」潛伏在上海的頭頭。「藍衣社」的活動,上海情報科是很不贊成的。但是沒法子,管不得他們,既要和他們打交道,又得躲著他們,既要滲入他們內部,完成我黨的推、拉他們抗日的任務,又不能讓他們有絲毫察覺,這真大艱難了。這個陳恭澍,前年3 月在越南河內跟蹤行刺汪精衛,結果,打死了個曾仲鳴,打傷了汪精衛的老婆陳壁君,汪精衛連點皮也沒蹭破。汪精衛派人和陳立夫交涉了一陣子,雙方沒達成協議。去年6月,「藍衣社」要給汪精衛點顏色看看,打死了《國民新聞社》的社長穆時英。汪精衛急了,發表聲明:「要堅決消滅在上海的藍衣社」。現在果然動手了。藍衣社在上海有多少人,他們的活動計劃,汪精衛是不掌握的,但是他們在上海的存在,汪精衛是明明白白的。蔣汪之間的矛盾已經激烈化,表面化,這必然使日汪特務的破壞活動強化,對在上海的各種抗日力量也是個威脅。 
  這幫子「藍衣社」! 
  話說回來,他們也只會這些辦法、相信這些手段。 
  第三章誰是重大情報的獲取者 
  隨著輪機聲緩慢、沉重地停止,輪船停靠在碼頭前。東京到了。 
  中西功向船窗外望去,只見白茫茫一片海水。艙室外通道上,已經有人提箱背包準備下船了。他不著急,決心走在最後。 
  兩晝夜的海上航行,他沒到甲版上去走過一趟,也沒到餐廳去吃一餐飯,只沉沉地大睡。醒來,喝杯水,吃點餅乾,躺在鋪上大睜雙眼思索到達東京後怎樣進行活動。 
  第一件事,先尋找發電報的「白川次郎」。是誰呢?他搜遍枯腸地想來想去,十有八九是尾崎秀實。只有他才有機會得到有關他的安危方面的情報。也許,近衛下台,尾崎秀實在整理文件時,看到了警視廳給內閣的報告之類的東西,其中有涉及到他的材料。於是尾崎發了警報。 
  如果不是尾崎秀實,還可能是誰呢? 
  水野成?濱津良勝?他們現在都在東京。他們幾位知道我用過「白川次郎」這個筆名。可是,他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關於我安危的消息呢?他們都不在可以得到這種機密消息的機關。 
  這幾位朋友,都是日本革命志士,1938 年,日本取締共產黨和革命者,他們輾轉分散到了滿洲。這時中西功前後在「滿鐵」大連分公司和天津事務所當調查員。他把他們、還有現在在北平的白井行幸和尾崎莊太郎,各別聯絡起來,成立了個「中國滿洲共產主義者組織」,還在大連老虎灘開了個會,研究開展反戰活動。中西功率先行動,寫了一篇報道性的文章,題目叫作《鎮壓日本左翼的狀況》,嚴厲抨擊日本當局「正在製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尾崎秀實協助,傳遞到上海,在《中國論壇》雜誌上發表,用的筆名,寫了個「白川次郎」。這篇文章,在中國左翼人士間和日共流散各地的黨員中,引起很大影響,給各地日共黨員帶來希望。他們偷偷互相打聽,白川次郎是誰?結果誰也打聽不出來。事情已經過去多年,人們對這個名字也淡漠了。但是知道此事的幾位,肯定不會忘記。 
  會是他們之中的哪一位?白井行幸和尾崎莊大郎在北平和山西活動。在東京的就是他們幾位。 
  第二件事便是要設法拿到日軍發動「南進」戰爭的確切日期的情報。現在這個任務變成此行的主要目的了。只要見到尾崎秀實,這是有希望的。什麼事瞞得過首相顧問兼秘書?雖然近衛下台了,但是船大掉頭難,戰略計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在上海,他已經聽過新首相東條英機的廣播講話了。東條講話的重點是申明新內閣執行國策的立場,他說:「新內閣將繼續堅持關於處理中國事變和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既定國策。」這就是非常明白地說,日本「南進」的國策沒有改變。所以上級才要瞭解日軍發動戰爭的日期。 
  總之,見到尾崎秀實,就一切都好辦了。 
  他提起皮包,走出客艙,跟在下船旅客們的最後。 
  他還不知道,此時,尾崎秀實確實已被東京警視廳逮捕,關在臨時刑審室裡已經12 天了。 
  他更不知道,水野成、濱津良勝,也早已被拘留了。 
  他走出客艙通道,來到扶梯口,轉眼望見了東京市,從這裡高處看東京,還是那樣子,一片低矮的民房,散落幾幢灰色的樓,很寂靜。 
  下完扶梯走上碼頭,抬頭望見岸上擠滿了人,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 
  他最後一個登上岸,岸上的老人婦女和孩子們竟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走散光了。在檢票的木柱門外,有三個穿軍裝的光頭青年人,抱著掛在脖子上白布裹起的方盒子,神色木然地站著,幾個婦女對著他們哭泣、鞠躬,孩子們莫名其妙地拉著女人們的長裙。不用說,那方盒子裡裝的是日軍陣亡者的骨灰盒。 
  他決定按計劃先找個旅社住下。奇怪,海邊所有路上都清靜無人,進了市區依然街道冷清,不像往昔的東京街上總是那麼熱鬧。他在一家叫「千代」的旅社裡住下了。這是家小旅社,但是,有電話線從二樓窗旁拉進房去。 
  住宿的客人不多,櫃檯前很清閒,店員招待很慇勤。這店員走路一拐一瘸,很艱難。他見中西功低眼看他的腿,便笑笑解釋說:「這是在中國,河北省的泊頭鎮,宋哲元的隊伍,把我的腳打斷一根骨頭。」 
  中西功從他手裡拿回了他的皮包:「我自己來吧,你不必爬樓梯了。」「沒有關係,一點也不妨礙爬樓,我已經習慣了。」瘸子說。「好了好了,不麻煩你了,謝謝,我會找到房間。」「你看哪間合適,就住哪間好了,都空著。」「好,謝謝。」中西功上了樓,在靠近電話間的一間向陽房裡放下皮包,轉身四面看了 
  一下,房間倒也乾淨,一個鋪,一張桌,一把椅,一對沙發。地板是白松木的,靠門口處油漆已被踩掉,露出褐黃色。 
  樓梯傳來一腳輕一腳重的響聲,瘸子店員上樓來了,站在門外,先向他半鞠躬,然後走進門,陪笑道:「先生,真感謝您光臨。」說著把幾張報紙和一本「客人註冊」放在桌上,又陪笑道:「有什麼需要我們辦的事,請隨時吩咐,註冊,請您按項填寫。」 
  中西功拿起「註冊」,快速填寫好,交還給他,口說「麻煩了」,手掏衣袋,摸出幾張鈔票,塞到他手裡:「請收下,請多關照。」瘸店員臉上痛苦地抖動了一下,又半鞠躬:「真不好意思,多謝多謝。」「您到過中國?」中西功歪頭問他。「到過,先是在滿洲,後在天津,打宋哲元,在泊頭鎮,那天下雨,我們把他們包圍了,結果他們又跑掉了,您看不出吧?我當過上士班長。」 
  「噢,這旅社是您自家的?」 
  「不不不,除了這條瘸腿,我什麼也沒帶回來,這是我一家親戚的。沒法子,我一個人,家鄉又沒有土地,叫我怎麼辦?總要活下去呀。」 
  「是啊,戰爭嘛,大家都要艱難些。」 
  「是啊是啊,我還是幸運的,活著回來了。我看您先生寫字,是有學問的人,依你看,我們對中國的這場戰爭,什麼時候能結束?」 
  「當然要取得圓滿的勝利羅。」瘸子臉上又痛苦地抖動了一下:「是啊,可是在本土的人,都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以為槍炮聲和歡呼勝利的口號聲一樣的悅耳呢。」中西功笑了:「是啊,真慚愧,我也沒聽到過槍炮聲。」「還有傷兵的呻吟聲,當著大家的面,都要強忍著。可是單獨一個或者兩三個在一起的時候,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了。」中西功又笑道:「你說得很可怕。」 
  「先生,我是有資格說這話的。你沒聽說嗎?好像說,我們又要和美國開戰了。」中西功作出吃驚的樣子,拖長聲調問:「早嗎?」「怎麼不是?一個中國就夠我們麻煩的了。新首相東條先生——」瘸子搖了搖頭,想了想,又搖了搖頭,張口結舌的不說了。「你好像不贊成和美國開戰?」中西功還笑著。「不不不,我已經無所謂了,我是可憐那些新兵,他們應徵前,知道什麼叫戰爭嗎?呃!應徵以後,又沒經過像我們那樣的訓練,唉,好了,先生,你休息吧,不打擾了。」 
  「沒關係,我倒是很願意聽聽一個參加過戰爭的老兵,說說我們日本該怎麼辦。」 
  「日本該怎麼辦?那是內閣的事,讓他們辦去吧,我們平民沒有資格辦國家的事。」房門外出現了一個中年女人,向瘸子大聲問道:「居正,你又喝酒了嗎?」 
  「噢,先生,」瘸子居正向中西功點個頭:「你休息吧,」說罷,掂起「客人註冊」走出門去。中年女人向中西功鞠一躬,道歉地說:「請原諒,他就是喜歡饒舌,不像個男人。喝了酒以後,更煩人。」中西功笑一笑:「沒關係,他是個誠實的好人。」中年女人也笑一笑,抬腿走了。看得出,她對中西功給瘸子居正寬厚的評論感到高興。顯然,在東京,向一個陌生人,居正那樣的議論戰爭,要被怪罪的。這是他這次到東京後接觸的第一個人,第一次聽到關於戰爭的談話。他深感意外,原來,對美國作戰的輿論,已經在平民間公開流傳了。 
  他忙翻看報紙,匆匆例覽標題。在10 月20 日的《朝日新聞》頭版,有外相東鄉茂德的廣播講話摘要報道,這篇報道,在上海曾經看過,大意和東條的廣播講話一致,只是其中的一句,此時特別引他注意,東鄉說:「若情況影響到日本的生存,或涉及日本的國際威望時,則一定堅決以毅然決然的態度來捍衛它,以完成日本的光輝使命。」這些話,在上海看時,認為是籠統的日本大話,現在想來,作為外相演說發表,卻是日本對美、英等國家發出的警告,也就是說,目前正在對美國的談判,到了日本需要申明最後立場的程度了,這是日本政府告誡美國的最後通牒。從中可以透視出在日美談判中,美國對日本施加的壓力已經使日本不能忍受了。更可以看到日本為實現「南進」的決心,到了需要表明「毅然決然的態度」,也就是發動戰爭的時候了。這不是空洞的恫嚇,因為日本沒有可對美國進行恫嚇的戰爭實力。這一點,東條和東鄉都是明白的,要發動戰爭,只有毅然決然地拚命到底。 
  說實在的,即使此刻,中西功對日本是否真敢發動「南進」戰爭,心下仍存懷疑。再翻10 月26 日的《朝日新聞》。26 日,他正在海上航行,船上沒有報紙,也沒有廣播。在報紙頭版,有條加邊消息:「首相偕海相參拜伊勢神宮。」他暗吃一驚,這可不是好兆頭。東條提前晉陞了大將,組閣擔任了首相,仍兼著陸軍大臣。陸軍和海軍的矛盾,由於他地位的變化,會有某些緩和,而和海相島田繁一郎一起去參拜神宮,無疑是向陸海軍各部各級的一次姿態展示。但更重要的,這是一次對外宣傳性的展示,具體說是對美、英的展示:日本國內軍界一體。 
  參拜神宮,一般人都認為是無事消閒的活動,中西功卻知道,東條和島田是要借此機會進行個人密商。這恰恰不是他們的消閒活動,而是戰前的積極密談和希企得到精神支持的真心祈禱。 
  中西功決定:馬上找到尾崎秀實。他出房進電話間,撥號碼找尾崎通話,半天沒一點回聲。他自問:怎麼回事?近衛下台,尾崎的電話也撤銷了?抑或出了意外?他輕輕掛斷了電話,又拿起話筒,撥了號碼,對方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聲音尖細:「你是誰?」 
  「請找水野成先生說話。」過了一陣,傳來男人的聲音:「你是哪位?」 
  「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因為我有點感冒,您是哪位?」 
  「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聽出來我還要問你嗎?你是誰?」對方緊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彥三郎,我應徵入伍了,馬上要上船,來不及去看你了。」 
  「是嗎?噢,多多保重,哎,哪個彥三郎?」 
  「好的,再見。」中西功重重叩上話筒。接電話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聽到他第一句話後,便會驚喜地輕叫一聲。然後用調侃的語調,學他的話:「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嗎?」這是他們每次通話的習慣,後來變成接頭暗語似的。而且,從口氣聽,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麼是什麼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他又撥號碼,找洪津良勝。「請問,濱津良勝先生在嗎?」 
  「濱津良勝?」對方溫和地反問:「你找他幹什麼?」 
  「朋友,好久不見了,想念他。」 
  「到警視廳看他去吧。」對方掛上了電話。中西功手握話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濱津良勝進了警視廳,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可見那位「白川次郎」給發警報並非無緣無故。至於他到底是誰,現在無需查證了。也許是他們之外的某一位朋友,也不需再想了。所謂自己的安危,推到一邊去吧。眼下最急迫的是趕快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怎麼完成法?他放下話筒,回到住房,眼望窗外,凝思:可惜海軍部裡沒有熟人。 
  到總參謀部去一趟怎樣?在那裡會看到些有用的現象。但是,憑一個「滿鐵」調查員的身份證,硬闖進去,是毫無道理的。即使闖進去,有誰會對你談什麼「南進」不「南進」?誰會給你看絕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親友,要想進那個大門,警衛也是不允許的。那是何等森嚴的機關? 
  只有到軍報道部去試一試,那裡有個佐籐癸二,是個記者,過去有過一面之識,從他口裡也許能探得一點消息。記者、醫生、演員,這些知識分子,最喜歡高談闊論。記者們見了面,首先說的是他們各自獲得了什麼新聞,通告對方,某條消息他已佔領了,對方不需再去白跑腿了。有時甚至把寫好的稿件向對方展讀,以示消息來源和他有密切關係.. 
  第二天,他真的到了軍報道部。只見樓上樓下編輯記者們都在忙碌。辦公室的門都大敞著,整個大樓有一種奇怪的嗡嗡響聲。他向一個編輯打聽佐籐癸二。 
  「噢,你請坐。」這位編輯頭也不抬。他便在他對面坐下。這位編輯正忙著改一篇稿子。一邊改,一邊低聲罵:「自殺,自殺,日本人就會自殺。不愛惜生命..可是搶劫也不是出路啊..」 
  他改著改著,突然停筆,面對滿篇塗紅的稿紙發愣,過了一會兒,摔下筆,抓起稿紙暴怒地把它撕掉,拋進桌腿旁紙簍裡了,然後抬頭看中西功:「你是?噢。」 
  他伸手在桌角一探稿件中翻找著,同時說:「你是佐籐先生推薦的..噢,松山先生,實在抱歉,你的稿子,我們不能用。」他從稿件中找出幾張字紙,推給中西功。說道:「因為沒有版面了,非常感謝您對我們的支持,謝謝。」中西功客氣地笑著:「不不,我是來找佐籐癸二先生的。」「噢,實在對不起,請到記者間去看看吧。」他向斜對面的大房間指一指,那裡記者們吵吵嚷嚷,鬧不清誰在幹什麼,有幾個正在打電話,好像在和對方吵架似的大喊大叫。中西功起身走進記者間。沒人理他。也不見佐籐癸二在那裡。他站了一會,自己拉把椅子在張空桌前坐下。左前有三個記者在談論什麼,其中一個坐在桌子上,一條腿蹬著椅子背。聲音特別大,好像要和打電話的人比高低:「那麼好了,以後不要我們記者了,等仗打起來,讓大本營自己去作戰地採訪吧。」 
  「簡直莫名其妙,采編主任都不得入場,什麼了不得的秘密,不就是開戰嗎?」另一個發牢騷。「他們忘記了,我們是無冕皇帝,僅次於元首。」第三個笑嘻嘻地說自我解嘲的俏皮的風涼話。「好了,不要說了,把榮譽讓給美聯社吧,日本是劣等民族,沒有資格發世界新聞。」第二個又發牢騷。「他們是拿不到這種內幕消息的,他們只能發表羅斯福和赫爾的談話。」第三個仍舊笑嘻嘻。 
  「夠了,」坐在桌上的那位「騰」地跳下地,一揮手說:「先擬下底稿,大架子寫出來,把開戰的日期和時間幾點幾分留出空白來,把攻擊地點也空出來。把消滅美國佬多少兵力,寫上個萬字,然後寫皇軍正在乘勝追擊殘敵等等。誰來寫?」 
  「還要寫上摧毀美軍兵艦多少,飛機多少之類的吧?」笑嘻嘻的記者問。「對,也留出空白來。你干去吧。」那位跳下桌的記者推了推他。三個人散去了。中西功起身攔住從他旁邊走過的那位笑嘻嘻的記者。微笑著,點點頭:「你們要發什麼重大消息?」笑嘻嘻的記者頓時沉下臉來:「你是誰?」 
  「我來看朋友,佐籐癸二先生。」「噢,佐籐已經出發了。」這位記者沉下的臉還沒泛上笑來。「出發了?到哪裡去了?」「台灣。」「台灣?他到台灣幹什麼?幾天前還寫信約我來看他呢。」「那是幾天前,幾天後他又要離開台灣了。」「到哪裡?」「不知道,留出空白好了。」「噢,這麼說,他隨軍去了?」「還要問嗎?內閣和大本營聯席會議開了六天了。」「我們要對美國開戰嗎?」「絕密,采編主任都不得入場採訪。再見。」這記者一點頭,走了。中西功沒有理由再在這裡呆下去了。但是,他仍舊沒有離去。他想盡可能地利用「赴約找佐籐癸二」這個借口,多聽、多問一些情況。他微笑著又在另張空桌旁坐下了。這是一個情報員最低級的調查手段,但是許多間諜都使用過,尤其在火車、輪船、電影院、跳舞廳等等公眾場合。他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尾崎秀實、水野成、濱津良勝的線都斷了。他只能用這種最原始的方法去搞到情況,然後推理。 
  直到午後1 點鐘,他才回到「千代」旅社,全身疲憊不堪,一下子躺倒在床鋪上。這一上午,他注意力高度集中,沒放過每一句能聽到的話,沒露出一點痕跡地進行巧妙探問,記者們的誇誇其談,幫了他大忙。他瞭解到,駐在中國南方的軍隊,正在向台灣集結,佐籐癸二去台灣,正是要隨軍報道的。也就是說,集結在台灣的部隊將有作戰行動。同時,7 月調到滿洲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部隊,正在海運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島集結,有的直開東印度。 
  無疑,南進作戰已經在行動中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計劃中的開戰日期,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務。關於堅持「滿鐵」情報點的「萬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遲。因為形勢正在急劇變化,未來難以預料。 
  怎麼能得到開戰日期呢?從哪裡下手?一般機關和人員誰也不知道。正在進行的內閣和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連軍報道部的采編主任都不得入場。他想,必須用最短時間完成任務。東京更不是久留之地。但是,可以預見,戰爭不會在十天半月之內爆發。武器彈藥、糧襪、醫療器械等等物資運輸,也不是十天半月可以完成的事。更何況,和美國的談判還在進行。這真奇怪,一面備戰,一面還要和人家談判。他已經在「滿鐵」編的「參考消息」上看到過些日美之間談判的情況報道,從已經瞭解的情況分析,日本不會取得理想的結果。怎麼可能呢?現在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已經很強硬了,他們要求日本放棄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要求日本無條件撤出在華駐軍。只這兩條,日本就絕對不會答應。日本不僅要堅持這兩條,還要求美國停止援助蔣介石,解除對日本的經濟凍結。 
  這都是妄想,根本談不攏,達不成任何協議。 
  但是還要和美國談判,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簡直像個可憐蟲向昂首挺胸的闊佬乞求佈施似的。這是違背東條英機內閣內在願望的行為。 
  有一種解釋:大兵南調,是為對美談判壯聲勢,對美國施加壓力。美國一向不願意為戰爭流血,更不願為他人火中取栗,也許東條看準了這一點。 
  但從目前美國的對華和對日政策看,羅斯福根本不把日本看在眼裡。對日本的談判能拖則拖,純是敷衍。他才不在乎你什麼聲勢不聲勢的威脅呢。 
  還有一種解釋:談判達不成日本希望的結果,便立即發起戰爭,打美國個措手不及。 
  這倒符合東條內閣的野心和魯莽行徑。 
  他們迷信以戰養戰。他們的所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幻想為日德意三國統治世界的戰爭建立日本的基礎的。「大東亞共榮圈」內能得到足夠的戰爭物資,促成和德國均衡的戰爭力量。 
  那麼,這次的大兵南調,就不同於今年秋天在滿洲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簡稱「關特演」)了。「關特演」是掩護「南進」和為「南進」而預演的結論也被證實了。這個結論是他經過實地調查向吳紀光報告,由吳紀光上報延安的。 
  那是今秋7 月,老吳在上海法租界的金陵酒家約見了他,告訴他,上級通知,日軍正在向滿洲集結,延安要上海情報科查清日軍這次舉措的目的,是否要進攻蘇聯?正好,「滿鐵」要派他到東京參加「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他到了東京,約見了尾崎秀實。尾崎告訴他,這次大兵北調,名義上是「演習」,雖然有「北進」蘇聯的危險,但是要看蘇德戰場的形勢。因為7 月2 日御前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在北方對蘇積極備戰的同時,準備南進作戰。因為美、英、荷蘭是實現「大東亞共榮圈」必須衝破的阻礙,北方的蘇聯則不是。另外「北進」所能取得的戰爭物資,也不如「南進」豐富。「北進」不能在短期內結束戰爭,寒冬一到,軍隊只能在冰雪裡凍餓待斃,所以海軍根本不同意,總之是在「北進」論受挫,「南進」論占主導形勢下決定舉行「關特演」的。尾崎還叮囑他:「你不妨在回上海時,路過滿洲實地觀察一下,把所見所聞告訴我。因為不能完全排除陸軍用造成事實的辦法壓迫內閣的可能。」 
  他遵照尾崎的意見,回上海時,特地在大連逗留了幾天。滿眼所見,儘是日軍士兵,連街頭公園、學校、工廠全擠滿了兵。車輛、馬匹、坦克、被服、彈藥、汽油,一條戰備物資的洪流從大連海邊向岸上流淌。 
  然而,在海邊,士兵們卻在進行登陸演習。 
  奇怪!就他所知,如果日本北進蘇聯的話,第一步作戰區全是平原、森林、山丘和沼澤地帶,搞什麼登陸演習? 
  他把所見所聞告訴了尾崎秀實。 
  他圓滿地完成了老吳交給的任務。明確地回答延安:所謂「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南進」的演習。是否會北攻蘇聯,要依蘇德戰場形勢而定。但是,如果到8 月中尚未對蘇進攻,則今冬明春,日軍都不會攻擊蘇聯。 
  當時他便想到,這個對延安的回答,也是對莫斯科的情報。 
  情報起到什麼作用?蘇德戰場已經作出反映。希特勒軍隊未取得可供日軍利用的形勢。他們在列寧格勒和基輔都碰上了蘇軍的頑強抵抗,傷亡慘重。到8 月下旬,「關特演」的日軍,大部轉入登陸作戰演習。9 月,再聽不到「北進」的議論了。這是他從「滿鐵」的「內部參考」看出來的。 
  之後,在一次和老吳個別會面時,老吳發自內心喜悅地低聲告訴他:由於對「關特演」動向分析的情報準確,受到上級組織的重視和好評。現在的大兵南調,乃是日本「南進」國策的開始實施。那麼,還糾纏著和美國談判幹什麼?還有第三種解釋:這是一種麻痺美國的手段,在談判中尋找開戰借口。甚至,說不定在談判過程中便對美國發起突襲,這倒符合東條的性格。據此,可以認為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那麼,是哪一天呢?這是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呀!從哪裡去取得這個情報呢?他從鋪上一躍而起,站在窗前凝思。從窗口望出去,東京沒一點異象,矮房還是那些矮房,灰樓還是那些灰樓,寂靜如常。 
  樓梯傳來腳步聲,一輕一重地,瘸子居正上樓來到了他的門前。中西功見他手拿報紙,忙迎去連聲道謝,居正鞠躬說道:「先生,有人給你來過電話。」 
  「誰?」 
  「他沒有告訴我姓名,只叫我轉告您,請您到西邊去。我問他到西邊什麼地方,他說您知道。」 
  「噢,」中西功暗吃一驚。「是不是您的朋友給您在西邊什麼地方找下合適的房子了?我們這裡很好嘛,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我們可以改善。」 
  「噢,是,我托過一些朋友找房子,你們這裡也很好。」中西功尋思著,隨口應付。 
  「是啊是啊,在這裡住著吧。我知道,您先生不是一般人物,住在我們這裡,是委屈點,可是,我們的房間很清潔,對吧?而且,比起來,我們的租金是很便宜的。」 
  「是是,我不想搬走了,不過既然朋友費心,我應該去看看,是吧?」 
  「那當然。應該去看看,不過我想,在東京沒有比我們更便宜的房子了。當然您不在乎這點房租,您要住得舒適。」 
  「好吧,我看你們這裡很清靜。」 
  「是啊,憑這一條,我們的房租就很便宜了。你今天不會搬走吧?」 
  「我想不會。但是我要出去看看。」 
  「是是,您這就去?」 
  「就去。報紙您留下。」中西功從袋裡摸出幾張鈔票遞給居正:「謝謝啦,如果我朋友再來電話,請您問清楚他的姓名,我在東京有很多朋友,他們都在幫我找住處,免得出錯。」瘸子居正收起鈔票,點頭鞠躬:「謝謝先生。我一定作到。」中西功下樓站在「千代」旅社門外沉思片刻,慢步向海邊走去。無疑,來電話的那位朋友,就是給他發「向西去」電報的某君。是誰呢?事實說明這位朋友肯定已經看見他了,可能是在他下船以後到達「千代」旅社之間的這段路上吧? 
  他慢步走著,盡量走得讓路邊各戶人家都能看得見他。也怪,這位朋友既然看見了我,為什麼不出面直接同我說話呢?也許,他有什麼不便? 
  或者,他不願讓我知道他是誰?這兩種情形都未可免。但是,這位朋友一定知道些尾崎秀實、水野成、濱津良勝的情況。甚至知道些內閣和大本營的情況。 
  他在海邊碼頭前遊蕩了一陣,又慢步走回「千代」旅社門前,猶豫了一下,繼續向軍報道部走去。心想:也許,這位朋友就在軍報道部。只是他不願意把自己暴露給我,而在暗中幫助我。在反法西斯陣營中這是常有的事。 
  對,軍報道部的消息比「同盟社」要靈通,它的記者們享受著「同盟社」記者所羨慕的某些特權。他輕車熟路似的大搖大擺走進軍報道部。他在走廊裡,在樓梯口,在記者間,在各編輯室走來走去,凡有人問「您找誰?」他便說「看個朋友」。同時用最友好的微笑爭取和人家談話,譬如「你知道他在哪裡嗎?」「你們很忙啊?」「我好像見過您。」令他非常失望,竟沒有一個人向他顯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種眼神和臉色。在回「千代」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經明白:這位朋友不會在大庭廣眾出面和他打招呼的,只能寄希望於他再來電話。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飯,他沒離開房間一步,但始終沒收到一個電話。這位朋友是誰呢?他又著急,又緊張。不管是誰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負,應該趕緊離開東京。但是,日軍南進發動戰爭的日期是哪一天?這個任務不完成能離開東京?在這裡會被警視廳發現而出現麻煩嗎?中西功相信不至於,茫茫東京至今還未發現有人跟蹤他。除了那位暗中幫助的好朋友。 
  就這樣,輾轉反側了一夜。第二天吃過早點,他決定到銀座走一趟,去找一個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學。佐山在銀座經營一個小書店。他在滿洲受過傷,在大連軍醫院安了個假眼珠。出院的時候,用一條軍毯換了一個朝鮮中士一枚金戒指,那中士說,他的未婚妻嫁給一個商人了,他看見那金戒指便傷心,本想把它扔到海裡的。佐山憑這枚金戒指做生意發財了。 
  銀座各處還和以前一樣,街上人多些,不斷有汽車緩緩馳過。但中西功看去,街道似乎變得比以前寬闊了,兩邊的樓房也矮小了。這大概和在上海住的時間長了,看慣高樓窄街有關。 
  在三目町街口,他找到了「佐山書屋」,佐山一見他,便親切地拉他到後房裡喫茶。他覺得佐山的熱情有點過分,夾帶著虛假,特別他那只假眼珠,不能隨那只真眼珠一起轉動,使他的熱情減去一半真誠,好像掩蔽著什麼詭計,不讓人看破。 
  「你從上海來,正好問問你,我想到上海去開個書店,你肯不肯幫忙?」佐山認真地說。「中國人不喜歡日文,而且他們把商人和軍人一樣看待,所以,你去經營書店一定很困難。」 
  「不喜歡日文?」佐山不解地瞪起雙眼,直視著他,這時候,他的兩隻眼珠成一正方向。真假難分了,「難道他們不知道最後還要屈服於我們嗎?不要兩年,他們統統要學會日本話,要用日文寫信,孩子要念日文書。我就是預見到這一步,才決定先去那裡的,我要先去站住腳。我們倆可以合夥,你在『滿鐵,給我作靠山,怎麼樣?」 
  「我不善經商。勸你也別去。兩年佔領全中國的願望難實現。」 
  「要全中國幹什麼?汪精衛不是在南京建立政府了嗎?」 
  「重慶蔣介石不承認他。」 
  「誰需要蔣介石承認他?豈有此理。我們不是已經承認他了嗎?有我們承認就行了,他在全世界就合法了。全世界都要承認汪精衛!」中西功嘿嘿一笑:「你想得太簡單。」 
  「是嗎?當然,你比我知道得多,可是從商業說,中國將來有大市場,現在都在議論我們要向南方擴展。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南方有什麼?天邊海外幾個小島子,全部加在一起,不及半個滿洲的四分之一。」 
  「重要的是海洋」。 
  「我們的海洋還不夠嗎?魚蝦沒有國籍。我們佔領了海洋也佔領不了它們。他們亂跑。」 
  「不只魚蝦、還有別的。」 
  「我知道,還有大米、橡膠。但是,連東條在內,都糊塗。」中西功笑了:「什麼意思?」佐山笑著:「我不怕你把我寫進『滿鐵,調查報告去,我受過傷,得過銅牌,我敢說,東條也糊塗。我們用那麼多錢去打仗,如果用那些錢買下蔣介石和他周圍的將軍們,也就買到全中國了,我們的軍隊,等簽訂條約以後,開去治安就可以了。到那時候,他們起來反抗,軍隊就開機關鎗鎮壓,中國人本質上有奴隸性,打死他幾千,天下太平!」 
  中西功「哈哈」大笑:「你這法西斯。」 
  佐山也認真地笑起來:「法西斯是好東西,能穩定政權。所以我反對浪費士兵的生命和炮彈去佔領。只要用錢得法,連美國也能買來,根本不用和他們談判。」 
  「你也聽說和美國談判了?」 
  「我姐夫在軍令部供職。」 
  「噢,我們真的要和美國談判?」 
  「好奇怪,怎麼不是真的?我贊成談判,但是我更主張花錢。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把錢都花光了,所以我只得贊成談判。」 
  「可是現在我們準備向南方作戰了。」 
  「所以,糊塗,都糊塗,總參謀部又下令徵用民船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開戰?」 
  「不知道。我才不管他那些呢,我已經賠出一隻眼睛了。現在用一隻眼數錢,我總擔心看不清,數錯了。」 
  「這是很重要的。你應該打聽一下,和美國開戰以後,美國空軍會來轟炸東京。如果說你想到上海去開書店是為賺錢,不如說去躲避空襲更實惠。」佐山眨眨眼:「我沒想到空襲。」 
  「如果在開戰以前你能離開東京,最好。這是我作為同學對你的忠告。」佐山瞪大眼睛。不響了。他那只真眼珠的閃光,像在思考。中西功又誠懇地說:「真的,是忠告,據我從『滿鐵,得到的消息,開戰是不可避免了。你不妨問問你姐夫。他也許會知道開戰日期,你問清楚了,可以早點離開東京。」佐山思索著輕輕點頭:「對。不過,開戰的日期,他會知道嗎?」 
  「他在軍令部怎麼會不知道?他擔任什麼職務?」 
  「通訊參謀,收發電報。」 
  「喲!重要職位。掌握機要,他肯定知道,只伯他不肯告訴你。」 
  「不會,只要他知道,我一問他就會說。他從不對我保守秘密。」 
  中西功暗自高興。想不到,這裡竟發現一條渠道。太好了。他和佐山直閒聊到中午,請佐山大吃了一餐。他自己也胃口大開,幾杯酒下肚,佐山答應他,去找他姐夫問清對美國的開戰日期,立即告訴他,以便他在上海幫佐山找房子開書店。繼之,兩人臥區起「美好的少年時光」了。佐山突然哈哈大笑,搖頭對他說:「你還記得我們那次春季遠足嗎?我跌了一跤,我說腳脖子痛,不能走了,全班輪流背我爬山,你們這些傻瓜!」 
  中西功也陪他開心地笑。 
  日本在明治以前,是個閉關鎖國封建落後的國家。維新以後,師法西方,學科技,造艦艇、建海軍、煉鐵造槍炮。用封建野蠻的武士道訓練、驅使士兵,教育他們把為天皇而戰死視為神聖,視為日本臣民的天職。其目的都是為了向海外掠奪。台灣、澎湖、朝鮮被日本地圖相繼標上「日本」兩字之後,發動侵略戰爭以富強便成了日本的國策和活命符。西鄰的「支那」,軍政混亂不堪,官僚腐敗無能。派出幾個陸軍師,開了幾炮,便得了滿洲那一大片土地。再派十幾、二十幾個陸軍師,竟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廣州等大小城市和周圍地區——半個中國。軍事取勝的速度之炔使扶植傀儡政權都來不及跟上。他們的諜報工作千得也很出色。在中國軍隊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上,連偏辟的小山村都畫得清清楚楚,甚至哪裡有棵樹,哪裡有口井,都標畫得甚為準確,令中國人大為歎服。對蔣介石集團的各派人物,他們也有各種渠道信息溝通,或收買,或誘騙,每每也都得手。但是對中共的諜報力量,他們卻一無所知。即如現在,中西功竟能在東京大街上走來走去,在軍報道部,在銀座鬧市,談笑問進行刺探活動,這是他們連想也想不到的。對此,不能用警視廳大忙作解釋,只能說他們狂大疏漏。 
  中西功到東京去了。程和生日夜提心吊膽地等待,中西功行前曾對他說過,大概三五天即可歸來覆命,想不到八天過去了,還不見他的影子。這幾天,他憑著特別通行證,在日清碼頭轉來轉去,每有船隻自日本、大連或別的地方來,他都要仔細地看每個登岸旅客。漸漸地,他發現有幾個人也像他一樣,總在碼頭附近活動,這幾個面孔,他熟悉了,派倪之驥去調查,回報說是「藍衣社」的。「藍衣社」陳恭澎等被捕去的14 人,全被汪精衛的「76 號」收買了。不知他們在碼頭有何美差,是專來等候中西功的嗎?過度的緊張,使他有點神經質了。因為,據他看來,這幾個傢伙,對旅客們並不特別注。意。彷彿有眼線在後,專候什麼人。或者他們在等候香港或廣州來的新朋友登岸? 
  中西功走後,他沒再去見老吳。除了擔任中西功和老吳之間的聯絡外,他還擔任著南京情報站和老吳的聯絡。南京情報站,也有個專職聯絡員,每隔三天,由南京到上海一次,傳遞南京站送來的情報和消息,領取者吳對南京站的指示。這個聯絡員叫張明達。自從中西功走後,他們已經會面兩次了。今天又是該會面的日子,他決定下午到閔行路張明達家去一趟,張明達上午由南京坐車,下午到上海在家休息。 
  他到張家時,已經下午五點了,意外,張家人說「他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他不由緊張起來,出了什麼事?天都發灰了,快黑了, 
  怎麼還沒回來? 
  他走出張家,在街上遊蕩。時而走進小店舖借買煙買火消磨時間,時而在街邊巷口穿過,不失時機地向張明達必經之路掃一眼。直到6 點,還不見張明達的影子。 
  是不是暮色中錯過了?他決定再到張家去看看。 
  踏出一家小店門,前行沒幾步,忽見張明達在他右前方大搖大擺往前走,中等個頭,斜挎的大帆布包特別顯眼,這個身影和裝束他特別熟悉。快走幾步,趕上前,待和張明達走並了肩,見四下無人,便低聲問他: 
  「怎麼才到?」 
  「戚墅堰的鐵路給『老四』扒了。」張明達聲音裡含著笑,臉上也笑咪咪。 
  「我當你出事了呢?」 
  「我出事?」張明達語調帶著傲氣,轉頭看他一眼,臉上還是笑咪咪,他這笑咪咪,含有很多內容,是樂觀、信心、大膽,對人友好的綜合。他的大膽,可不是北方人說的那種「愣頭青」,是南方人說的那種機靈、精明。這是生活磨煉出來的。 
  他已經26 歲了,但是這張笑咪咪的娃娃臉,很容易使人把他誤看成個失業的中學生。 
  「有什麼事?」程和生問。 
  張明達把一本日文的《中央公論》遞給他。他倆都知道,那上面有南京站密寫處理的重要情報。然後張明達輕聲說:「老李叫問,聽說東京出了事,上海知道不?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我們採取什麼對策?」 
  程和生低聲答道:「派人調查去了。還沒回來。不管真假,你們要提高警惕。有了消息就告訴你們。」 
  「好吧,還有別的事嗎?」 
  「告訴老李,上海『藍衣社』14 個人叛變投敵了。你們南京要注意。」 
  「知道了。」 
  就這樣簡單地交談了幾句,兩人在吳淤路口分別各走各的,程和生回自己住處,張明達回家。 
  在許多描寫地下工作者的作品裡,尤其電影、電視裡,作者們往往給人物過多地塗抹些神秘色彩,同時,又多在情節的緊張上著力渲染,主人公如何在危險的九死一生中取勝等等。不必否定藝術創作的需要,但過分了,便常弄巧成拙,從漏洞中讓人們看到了虛假。其實,地下工作,崗位明確,任務明確,關係明確,各司其職,出於對同志的無限信任,越是長期隱蔽,工作越是順利。以這兩位聯絡員而論,他們只管聯絡,傳達情報,上通下達。情報由情報員去搜集。他們像行政人員管理業務幹部一樣,作情報員們的後勤;他們的聯絡,有時非常按部就班,按時見面,按時吃飯、睡覺。當然他們也逛鬧市、下飯館,春秋也作郊遊。不過,那都是提前約定好時間和地點,是他們完成任務的一種活動形式。 
  張明達是浙江慈溪人,貧困的家庭生活,本來難供他讀書,不幸又父母雙亡,12 歲時,跟隨鄉親從寧波坐船到上海,經同鄉輾轉托人介紹,在一家中藥鋪當學徒謀生。 
  說起來,中藥鋪應當不同於一般手工行業那樣有各種封建陳規陋俗,而有文化行業的特徵。然而事實上並不然,學徒第一任務是無休止的勞動,搬曬藥材,鍘切藥材,炮製藥材,藥材、藥材、藥材,每天夜以繼日地在藥材堆裡忙碌,滿身汗垢,疲累不堪。還要給客戶煎藥、送藥,還要手裡捏個「折子」跑熟悉的商號給「先生」買茶葉,買水煙。三年「出師」除了貼在藥櫃上的各種藥名還熟悉外,沒學到一點醫術和別的文化知識。什麼學徒!出師!就是藥鋪揀個12 歲的孩子幹活,童工! 
  三年出師的張明達,只覺得兩手空空,前途茫茫,無路可走,還得在藥鋪裡繼續「學徒」。三年間的社會見聞,使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求知慾,直覺地感到,人沒有學問,便不會有生路,不會被人尊敬,更不會有社會地位。恰在這時,他從《新聞報》上看到廠職業教育社舉辦職工晨校的招生廣告,並說經濟困難者,可以少收學費,他立即去報名。 
  發榜那天,他跑去看,竟如願以償地被錄取了,他大喜過望,從此,他每天早晨6 點前到晨校讀書,8 點前返回藥鋪幹活。 
  但是東家說這「有犯店規」,請來他的介紹人,當面打了他一頓,申明:再去唸書,便要逐出店門。 
  張明達挨一頓打,換來的卻是打掉了唸書求知的機會,他越想越覺得這世道太不公道,天下哪有不讓唸書的道理?這裡就有。如果從此不唸書,便只有在這裡繼續為活命而賣苦力。若要去唸書,便要被逐出店門。他想與其讓你逐出,不如我來辭職,看準丟臉,看誰體面。人都有起碼的自尊心。他到職教社找他的潘仰堯老師求援,把情形一五一十講個明白,潘老師聽罷,流露出非同一般的同情和憤慨,特意托人把他介紹到虹口舟山路勝達呢絨廠當了一名「練習生」。從此,他可以有較多的錢買書和有較多的時間來讀書了,還可以到職教社圖書館去看各種藏書。 
  到圖書館去看藏書,大開了張明達的知識眼界,幫他學會了對社會各種現象做分析,他像突然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對社會道德美醜善惡區分明白的知識世界。他如饑似渴地不放過一點時間去圖書館,在那裡他結交了幾位理想、志趣相投的各種年齡的朋友,在與這些朋友交往中,他又看到了一個新世界,一個為推翻他所痛惡的舊社會而努力、而獻身的有主義、有理想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奮鬥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一個人類有史以來最理想的美好世界。這個世界沒有階級,沒有階級壓迫。在眼前的中國,第一步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打倒叛變孫中山革命的蔣介石。此時的他,已經不再計較對無知的藥鋪店東那點個人怨忿和不滿了,他的眼光看的是整個社會,要根除社會的病源。這是他在藥鋪學徒三年,和醫藥打交道三年從沒聽說過的中國的「大病」! 
  為此,他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就在這頭一年的秋天,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侵華戰爭。蔣介石的不抵抗,激怒了全中國老百姓。在席捲大上海的抗日浪潮中,他參加罷工,參加遊行,參加義勇軍訓練,誓死以身報國。翌年,「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抗擊。上海商會組織「上海市民義勇軍」,年僅16 歲的他,人還沒有步槍高,走上最前線,爬在塹壕裡,配合156 旅翁昭垣部,向日軍開火射擊。 
  張明達所見到的翁昭垣,是個身材魁梧的軍人,指揮部隊謹慎而堅決,說話溫和,卻斬釘截鐵。由此,他相信,在眾多的國民黨軍隊軍人中,民族大義是非常強烈的。可惜,他們都奉行軍人不問政治的老傳統。他們認為政治是政客們在政府、在幕後活動的手腕。他們厭惡政客,也便厭惡政治。雖然他們也參加國民黨,但在他們的概念裡,那是當軍官必不可少的,像佩在胳膊上的臂章,是上級按軍銜發給的一種待遇。所以在戰場上,張明達沒和任何一位軍官談論政治。也沒那時間和心情,也沒有那必要,大家對侵略軍開火。守住分給的陣地就是了。 
  那以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由華北步步蠶食。中國人的抗日怒潮逐浪高湧。張明達在這洶湧激流裡,從未停止過活動。「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後,國共合作抗日。日軍佔領上海郊區和南京後,他背起駁殼槍,參加上海近郊遊擊隊,再次和國民黨武裝並肩作戰。可是沒想到「友軍」的頭兒戴笠竟那樣壞,暗中勾結了日軍,一支共產黨員為主體的小隊伍,被日本飛機炸了個死傷慘重。這使他對蔣介石的抗日誠意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1939 年夏天,他奉組織之命到南京朱雀橋北堍開了個小百貨店作掩護,接收在「中華聯合通訊社」任首席記者的陳一峰送來的情報,處理後,送上海情報科聯絡員程和生上送。這是南京情報站的初建階段。 
  張明達本來是個性格外向的人,習慣大規模群眾運動。搞街頭宣傳,工人罷工遊行,學生罷課請願,他都走在前面。在人頭攢動的大會上演說,舉行飛行集會時,他帶領群眾在敵人的警察、特務包圍中高呼口號,散傳單,與敵人徒手搏鬥;打反共的白俄報館時,他懷裡揣裡銅板,蒙過警察檢查線,一聲令下,用銅板砸白俄報館的印刷機。後來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和敵人明槍明刀相對,用機關鎗手榴彈拚殺,他更展眉舒氣。現在突然轉到隱蔽的情報戰線,他著實不習慣。 
  但是沒辦法,這是組織決定,他得服從。嚴格的紀律約束,使他不得不收斂一些鋒芒。隨時檢點自己的一舉一動,這就造成他性格的急劇變化,由外向轉內向。辦事先看三步棋,小心謹慎,不能多言多語。由於先天性格是明快爽朗的,受到這種壓抑,使他在言行表現上常發出突然的爆發性,使周圍人覺得他脾氣火爆,甚至古怪。 
  每次,陳一峰送來情報,他得連夜處理。把原件燒掉,然後送到上海交給程和生。他很矛盾,一方面,他從看到的情報中得知了這些情報的重要內容,看到了這些情報的重要價值,也看到了他所從事的這項工作的偉大意義。然而,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總覺得憋得慌。但是,還是那句話,沒辦法,只得強制自己去習慣。後來,他又漸漸發現兩大工作問題,其一,為送情報,陳一峰必須經常來光顧他這個不起眼的小店,一次來買條毛巾,再次來買包香煙,三次四次沒完沒了的來買些小零碎。這對於一位西裝革履,經常活動在上層人物中間,進出高級機關、大飯店、跳舞廳的堂堂「中聯社」首席記者的陳一峰,不是太不合身份了嗎?容易露馬腳的。其次,隔不了幾天,他必須到上海去一趟。開始,可以對左鄰盲捨放風說:「去進貨」,「去兌付款項」,但是,次數多了,難免引起鄰居們議論:「張老闆怎麼老往上海跑?」「有多大的買賣?進了多少貨?」「有多大款項可兌付?」諸如此類的猜測,會引起更多懷疑。起碼,「這位張老闆真是靠這小買賣謀生度日的嗎?」這又會引起更多的議論和猜測。中國人對鄰居的觀察和議論,比對他們自己的病體安危還要關心,這也算是一種傳統吧。 
  緣於這兩種考慮,他向組織上提出,經陳一峰活動,終於進了「中聯社」。擔任該社由南京到上海沿途各城市分社分發新聞稿、公函、資料的傳遞員,也稱為「聯絡員」。他臂戴臂章,身穿制服,挎著「中聯社」的大帆布公文包,上火車由「中聯社」派摩托車送到站,走日偽軍政機關高級官員專用的 
  通道,不受檢查。沿途各站的「中聯社」分社,則派專人按火車到站時刻進站接取新聞稿件等,到了上海,又有專用通道可走。日偽軍警憲特沒人過問,十分安全。 
  「中聯社」僱有三個傳遞員,他是其中之一。三人輪流,每三天往返一次,休息一天。但是,任你怎樣巧妙,天下沒有絕對安全的對敵工作,現在他就碰上了「事兒」。 
  他前次從上海回到南京,第二天休息。他租房住在復興路「中聯社」南隔壁八條巷2 號院一家小房裡,這裡西斜對過是陳一峰等「中聯社」高級職員的4 號院。往東北不遠的小火瓦巷裡,是情報站站長老李開的中醫診所,走動很方便。他按例定時要到老李的診所去聯絡一趟。巧不巧?在街上碰見了一個人,穿偽軍中校服,肩章金線熠熠,佩把金光閃閃的短劍,見了他,笑嘻嘻迎上來,緊拉住他的手,連聲說:「啊呀,怎麼在這碰上你!咱們多年沒見了。」 
  他仔細一看,猛地想起,此人名叫段天柱。當年在上海職工教育社圖書館裡,也是個熱血青年,參加了共青團。日軍佔領上海後,他到蘇南去搞武裝,再沒見到他。 
  「噢,噢,老段!」他忙陪出笑臉,也緊握他的手。「什麼老段!嗨,我們都還年輕。你怎麼在這兒?」段天柱頗誠懇地說著,上下打量他。「那你怎麼在這兒呀?人是活的。」他努力用別後重逢的情緒笑著反問他。「對對,唉,真是兩山碰不到一起,兩人能碰到一起,怎麼樣?現在幹什麼呢?」「我能幹什麼?你想想看,中國這麼個形勢。」「是啊,我也是。嗨,走吧走吧,好久沒見到一位老朋友了,今天我請客,走吧走吧。」「哪裡去?我還有事呢。」「哎,什麼要緊事?不給點面子?走走走。」從段天柱邀請的誠懇態度和語氣裡,他看出了他心裡有某種不願表達的私秘。也可說是他隱蔽著的一種和他的隔閡、距離,但畢竟又是老朋友,原是無話不談的老朋友。 
  這是一種什麼私秘呢?張明達一時還判斷不出。共青團員們,都轉成了共產黨員。根據組織分配,大多轉入各自的戰線。也難說沒有失去關係的,脫離組織的,走上各種道路的。汪偽軍中校不值錢,可也不是隨便可以拿到的軍銜。沒有重要關係,不送點夠份量的禮,能當上中校? 
  段天柱是黨組織派去的?從他見面後的一笑、一語、一握手的神態看,不像。張明達心裡馬上決定:不管他是黨組織派去的還是為什麼原因投靠了汪偽,眼前唯一要作的是趕緊脫離他。於是極為誠懇地道謝:「啊呀,謝謝謝謝,我確實有事。」「有事也得吃了再走。」段天柱緊拉著他的手,死拉硬拽地朝著一家飯館走。這使張明達起疑。心中頓時暗想:他這樣緊拉著不鬆手是什麼用意?怕我跑嗎?要把我拉到個飯館蹲起我來他去報信? 
  「沒那麼便宜的。」他心中自明:「現在硬走,於情於理都不合適,說不定反會引起更難處置的局面,好,且看你把我怎樣。」 
  他跟著段天柱進了飯館,被堂信招呼在一張桌旁。直到這時,段天柱才鬆手放開他。兩人對面落坐,段天柱便招呼堂倌,要現成的酒菜,要現成的米飯。他對堂倌說:「我們有事,要快。」 
  從進飯館到堂信端來酒菜飯,段天柱始終沒對他說一句話,只用手反來復去擦抹筷子碟子,轉頭轉眼東看西看,偶而向張明達笑一下,看樣子是想說幾句什麼話,卻又找不出什麼話來說。 
  張明達也隨著他的眼光在廳堂內東掃西掃,見不多的餐桌上,沒有幾個人吃飯,從那些人的衣著舉止看,不像是傳說的藍衣社之類的人物。相反,大家見這位中校上場,都斂聲息氣,吃罷飯便匆匆會賬離去。張明達又在心中盤算,第一,不能讓他離桌而去,他走到哪裡,跟他到哪裡,找機會脫身。第二,看他說什麼,來初一,去十五,隨他怎樣,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即使他提到職教社圖書館的往事,也給他一團迷霧。第三,不問他現在何處,酒菜飯來了。段天柱挺挺胸膛,仍如舊友重會,說聲「來吧,」動手給他斟酒。又給自己斟滿,舉起杯,對他照一照,先自一飲而盡。又斟滿杯,舉起筷子,像「螞蟻戳大垛」那樣吃起來了。 
  於是兩人「悶頭大發財」,猛吃快喝,轉眼間,一餐飯吃完了。段天柱把兩張軍票放在桌上,對他說:「你不是有事嗎?咱們各奔前程吧。」 
  張明達點點頭:「好的。」 
  兩人出門便分手。 
  張明達沒有到小火瓦巷者李那裡去,在街上左轉右繞,直至確信沒有跟蹤的,才回去。 
  他沒把此事向老李講,這算什麼了不得?不期而遇罷了。以後走路多長個眼就是了。 
  孰料,今天在火車站竟又碰上了他。張明達換了出差的行頭,穿制服,戴臂章,挎大帆布包,走在專用道上,猛抬頭見他和一群校尉軍官簇圍在月台上。躲避已經來不及,只得用眼光向他招呼,他竟像沒看見。張明達便逕自上了火車,隔窗望見他也和軍官們上了後節車門。張明達盯著車廂後門,直到開車,又往前走過兩節車廂,找個座位坐下。車到鎮江站,他下車把新聞稿件等交給分社前來接站的。又故意送了送接站的,結果自然是按預想的漏乘了。在鎮江站遊蕩一個鐘頭,換乘了下班車,到常州南戚墅堰,車停了,站上說:「到橫林不通了,各位自己辛苦吧」。他便隨乘客大流沿鐵道走,總懸著一顆心,怕段天柱他們走得慢碰上,便故意又走在最後。邊走邊欣賞游擊隊員們的破路成績,鐵軌都搬走了,枕木一根也不見了,路基這兒那兒的都是大坑。人民的力量,在這裡顯示出來,不知段天柱和他的同夥們見此有何感想。反正他開心。在橫林又上車,到了上海站,他先在站內各處觀察一番,沒見段天柱的影子,出了站便穿街過巷走過街門洞,直繞到天黑,兩條腿也實在累了才回家。 
  所以程和生見面對他說:「我當你出事了呢。」他才自信得驕傲他說:「我出事?」他真想大笑一聲。他現在擔心的倒是老李叫他問程和生的那個口信:「聽說東京出了事,如果是真的,我們採取什麼對策?」 
  東京出了什麼事?這消息是西裡龍夫還是汪敬遠得來的?怎麼個底細,他都不知道。老李叫問,作為聯絡員,他便問;程和生怎麼答,作為聯絡員,他回南京便怎麼答。 
  當然,如果是真的,若牽連到南京情報站的話,不管是誰,都要百倍警惕。張明達一路都在想這個。南京站提出的問題,程和生作為聯絡員,直接回答張明達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正因是聯絡員,他必須報告老吳。他去見老吳。說了南京的提問,隨著問老吳,怎麼回答他們。還交給他 
  一份密寫了情報的《中央公論》。老吳沉思半晌,低聲說:「大概是西裡龍夫聽到了什麼消息。」「叫他們做些準備吧?」程和生問。「準備什麼?」老吳抬眼問他。「中西功到現在沒回來,我擔心出什麼問題了。」「出什麼問題?」「這還要說嗎?」「要相信他,他在東京關係多。」「只怕正因為關係多,才容易出問題。」「不要老往壞處想。他是很精明的人,出問題也是在東京出,他不會扯出我們來。要相信他。」 
  程和生不說話了,心裡憋氣。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問題?把中西功推到最危險的邊緣。要說那是去完成任務,沒說的,組織決定嘛。但對整個情報科的所有同志們呢,不及早作一點安排,萬一出了事怎麼辦?南京提問,當然是由於西裡龍夫已經得到了什麼消息。西裡龍夫是個很嚴謹的人,除了供應情報,平時從來不給組織上找什麼麻煩,這樣一位日本同志,萬一出了事,怎麼給上級交代?還有,南京的汪敬遠,整天悶在汪精衛公館裡,不叫他做個準備,出了事便措手不及。程和生終於耐不住,冷臉問道:「汪敬遠呢?給他通報一聲吧?」 
  「通報什麼?情況還沒查清,先把自己搞得人心惶惶?」連續吃批評,程和生決定再不開口。老吳也不開口。兩人沉默了一陣,程和生告退。老吳叮囑了一句:「不要耷拉個臉。這種時候,你的臉色很重要,他們都是些聰明人,看見你的情緒,就知道我的情緒。」 
  程和生無論如何想像不出怎樣才能使自己的臉色好看,鎖緊眉頭在街上逛了一陣又趕到日清碼頭。東京的來船到了。碼頭上頓時熙熙攘攘,接客人的、戴紅帽子的搬運工、維持秩序的海關人員你來我往,亂成一團。 
  船拋錨了,磨蹭了好一陣,才停靠好。有人下船來了,男男女女,各色人等,多是日本人,行李都很簡單。人流的密度比較大,只見許多的人臉,擁擁擠擠地向他走來,忽然在擁擠的人流裡,出現了穿著制服的中西功手提咖啡色軟牛皮包穩步走來。待走出檢票大門,他忙迎了上去,向中西功深鞠一躬,眼淚都幾乎掉下地了。 
  「先生,您回來了。」他伸手接中西功的提包。中西功很激動,也向他點頭致謝,急不可待地問:「您好嗎?」「很好很好,謝謝。」他轉頭招呼黃包車,順勢抹了下眼淚。扶中西功上車,低聲問:「身體好嗎?」 
  「謝謝,很好。」 
  「辛苦了,辛苦了。」 
  兩人坐車到了留青小築28 號,惠子高興得圍著中西功轉來轉去,方子在廚房忙燒水、做飯,中西功執意留程和生一起用餐。程和生邊笑邊抹眼淚,說:「先生回來了,我不喝酒已經要醉了。」惠子莫名其妙,張眼看他,用不通的中國話問:「這種酒,不喝,有?」 
  飯後,中西功趕走了惠子引程和生走進書房。兩人好像剛見面,緊緊地握了手,程和生忙問:「朋友們都好嗎?」 
  中西功苦笑一下:「很不好。」 
  程和生吃一驚:「出事了?」 
  中西功點了一下頭。 
  兩人相視一眼,沉默片刻,程和生又問: 
  「見到那位白川次郎了?」 
  中西功又苦澀地一笑:「沒有。」 
  兩人又沉默了一剎,中西功輕聲說:「不過上級給的任務總算完成了。應該說不虛此行。」 
  「這就安排你和老吳見面吧?」程和生一聽大喜。 
  中西功輕搖手:「不忙,有個要點,我還得查一下。不過你可以先告訴他一聲,我回來了,免得他掛念。」 
  程和生聽了,心中又不免有點傷感。今天他看到了老吳和中西功兩種臉色和感情。一個是可以解釋為冷靜的淡漠,一個是明明白白的熱情。作為兩者之間的聯絡員,叫他怎麼評說呢? 
  但是,轉念一想,如果跳出個人圈子,就完成任務的角度而論,也許不能不承隊,老吳這種淡漠也是一級領導在特定形勢、條件下完成任務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地下工作,哪有縮手縮腳或者嘻嘻哈哈、糾纏個人感情,可以完成任務的?這樣一來,他心平了許多。不過仍舊對中西功說: 
  「如果你需要的時間不長,暫時也可以不告訴他,反正你已經回來了。」 
  「不長不長,今天下午我就查一下。」 
  原來,在東京,中西功把探知日軍「南進」發起戰爭日期的希望最後寄托在佐山伊之助身上。三天內,先後兩次去和佐山聊天,幫他賣書,和他談如何到上海開書店,最好在開戰前佐山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孰料,佐山竟對他笑道:「我姐夫說了,開戰不開戰還沒定呢,也許明天就對美國佬開火,也許永遠不打他們了,得看和他們的談判。美國答應我們的條件,就不打他們;不答應,就不客氣。還說,這種秘密,不要我問。他說現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談話不小心,就會被俄國間諜聽去。我姐夫是個一心向上的人。」 
  中西功哈哈笑:「你姐夫是個神經病,他沒說你可疑?」 
  佐山也笑了:「沒有。」 
  中西功在佐山書店應付到中午才告辭。正像俗話說的,無巧不成書,在回「千代」旅社的路上,他撞見了軍報道部的佐籐癸二,佐籐臉上油黑,胡茬很長,斜背個皮囊,穿軍裝,沒戴帽子,兩人相視良久,才都露出笑容,繼而驚喜地互相握手,互相問好,中西功搶先問佐籐:「台灣怎麼樣?要進攻了嗎?」 
  佐籐先是愣怔了一下,繼之彷彿明白了這位在「滿鐵」的朋友是掌握全盤軍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說:「沒有。在等待,看談判。駐德國的來棲大使已經到美國去幫助野村特使了。談判最後日期限在月底,到30 日為止。內部消息說,沒有成功的希望。海軍已經在獺戶內海集結完畢,我想要求到那裡去,沒批准,今天還得回台灣。」 
  「噢,」中西功緊握佐籐的手:「祝你得到功勳章。」 
  他真高興,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佐籐說得具體,情況基本摸清,但是還需要查對一下,他估計在他逗留東京期間,在「滿鐵」收到的「編內參考」裡,會有這方面的消息。 
  從留青小築出來,程和生送中西功到「滿鐵」,自己回拉都路住處休息,連日來的緊張疲憊,使他幾乎支持不住了。 
  中西功進了「滿鐵」,一頭紮到資料研究室。匆匆翻閱近期內新到的各種「編內參考」、「情報交流」、「調查通報」、「軍部通報」、「軍密」、「絕密」、「機要」.. 
  終於找到他需要查對的條目了。在1941 年11 月6 日的《編內參考》上,「對美國談判要領」欄內,刊載「來棲大使今日飛香港轉美,協助野村特使與美國談判,詳細申明日本對美談判條件之最後讓步,堅決要求按甲案迅速達成協議。對美方徒尚空談的非現實態度,要促使其對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認識,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不再拖延..」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剛才,他在《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密件裡,也看到了這個「以11 月底為限。」那裡是這樣寫的:一、以駐滿洲、朝鮮的16 個師團對蘇戒備;二、按既定方針對中國作戰;二、對南方,以11 月底為限,加強對美英的戰爭準備.. 
  還有,他拿過紙筆,重新翻出「皇軍大東亞戰爭南方部署」一條,匆匆抄錄下: 
  阪田中將,三個師團,泰國; 
  今村中將,三個師團,馬來亞; 
  本間中將,四個師團,菲律賓; 
  寺內大將,二個師團,香港。 
  摘抄完畢,把原件放回原處,在椅上坐下,點燃一支「大炮台」香煙,緩緩吸著,沉思。看來,戰爭在11 月底、12 月初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戰爭第一階段將是極其猛烈的..日本海軍將重蹈陸軍命運之路了。.. 
  由此,他已經看到日本的未來了,那個必定慘敗的未來:陸軍散在中國大地,海軍沉沒在無邊大洋裡.. 
  日本.. 
  無論怎麼說,這是他的祖國,他的男女同胞們已經飽嘗了戰爭的災禍,還要繼續往毀災的深淵撞下去嗎?.. 
  要盡早把這個情報發走,讓美、英、荷蘭及早採取重大防範措施。讓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領袖們共商大計,撲滅這個即將燃燒的爆炸引信,制止這場新的重大罪惡,拯救日本人民.. 
  他略事收拾,打個電話到「特別調查班」,叫程和生到留青小築28 號等他。 
  回到留青小築28 號,程和生已經坐在書房裡喝茶。 
  「先生。」程和生站起身躬迎他。 
  他向程和生伸出手,按一按,示意他坐下。 
  他也在書桌前落坐,卻見桌上放一冊《中央公論》雜誌,又聽程和生輕聲說:「南京給您的。」 
  他翻開雜誌,裡面沒有夾帶什麼,知道是西裡龍夫給他的密寫件。仔細地尋找,找到了有標記的一頁,撕下來,進行浸水處理。在印刷字行間便顯出了西裡那快筆疾書的字跡。他不得不仔細地擦擦眼鏡,他是個高度近視眼,西裡龍夫從未想到要照顧他這個生理弱點。 
  「中西君:近衛倒台,尾崎秀實君境況如何?甚為懸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牽夢繞,不敢設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為助君功成,特將我日前應邀參加『總軍』歡迎關東軍參觀團招待會上得來的點滴資料奉告: 
  ——關東軍留20 萬防蘇。其餘全部南調;——海軍集結作戰待機海域「擇捉島卑冠灣」;——11 月下旬艦艇啟動,航向東南。消息系參觀團團長酒後密告。不知是為討好我這報道部顧問,抑或向我宣揚他廣知軍情?皆不必細究,然準確無疑。因該君雖已微醉,但口齒清楚,裝腔作勢地出言莊肅。」他看完信,向程和生指點一下水盆,然後坐在椅上凝神沉思。程和生會意地把信就盆裡銷毀,端起盆,進了洗手間。一陣沖洗水聲響過,他搓著雙手回到書房。 
  中西功陷入從未有過的、快速的思索運轉中。西裡龍夫的來信,從口氣看,顯然是在他回到上海以前。這個程和生怎麼這麼刻板,不立即交給老吳而留給我?這麼重要的情報,竟壓下來,設若我出現意外呢,豈不誤事?!該批評。 
  但現在事情也不算晚,批評留待以後再說。 
  重要的在於:從他在東京實地見聞,到在「滿鐵」看到的新「絕密」要件上登載的《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和「皇軍大東亞戰爭南方部署」,以及西裡龍夫的信上所寫的「資料」,三個方面互相印證,清清楚楚地說明,東條的南進作戰,已經從口頭爭論,圖上和沙盤演習,落到陸地和海洋上了。「以11 月底為限,加強對英美的戰爭準備」,「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不再拖延。」 
  戰爭在11 月30 日後,不可避免要爆發。即使此時,他也沒有放棄最後一線希望,他自思自問:「是否會有某種轉機?譬如,談判達成某種可以避免戰爭的協議?..」 
  但他終於斷然肯定:不會。日本政府對美國的所謂談判,是握刀在手,逼美國結城下之盟。日本要堅持的日德意三國條約和在中國駐兵這兩條,美國不會答應。沒有受到一點戰爭創傷的美國,不同於中國。這一點,東條內閣不是不知道便是忘記了。 
  現在無需再想這些,對上級的答覆已經形成了,事不宜遲。「老吳這幾天怎樣?」他問程和生:「情緒好嗎?」「這幾天,我說不清。本來,我今天應該去見他。南京送來這本雜誌, 
  指明是給您的。」「噢。」「您想見老吳嗎?」「越快越好。」吳紀光和程和生西裝革履的行頭披掛,使愛得華七世路上「三福樓」飯店的侍應生們小心翼翼恭敬有餘,他倆揀了雅座單間,點了酒菜,吩咐下去,不得打擾。准9 點,中西功按時到達。 
  吳紀光第一眼看到他,心下便泛起難以名狀的高興和感動。從他的笑容、眼神都看得出,他沒有空手而回,對他的希望沒有落空。 
  他忙迎上去和中西功握手,連聲向他道「辛苦」,直到安排他坐定,才在他對面坐下,親自為他把盞斟酒,笑道:「為你接風洗塵。」 
  程和生觀察過左右房間,向他們點頭示意。中西功開始談他的東京之行:從社會市民對南進的議論到軍報道部記者們分散到各部隊隨軍採訪戰爭動態;從佐滕癸二說的和美國談判最後期限到月底的內部消息,到「滿鐵」《編內參考》上的「對美談判以11 月30 日為限」和《帝國陸軍作戰綱要》上的「以11 月底為限,加強對美英的戰爭準備」,還有西裡龍夫信上說的三條」資料」;最後,把抄錄下來的「皇軍大東亞戰爭南方部署」的紙條遞給了老吳。接著,提出了他對於答覆上級的個人意見: 
  「戰爭不可避免。日美談判不會達成日本所要求的協議。」 
  「具體日期呢?」吳紀光最關心的是這一點。 
  「這是很明白的,談判時限一過,日本就要實行對美國的攻擊。同時向泰國、馬來亞、菲律賓、香港展開全面的東南亞戰爭。」 
  老吳默然了。在他看來,中西功並未確切地回答開戰日期。而只是一般地推理:談判停止,戰爭即將開始。這樣答覆上級,欠妥。 
  中西功好像看出了他這一點,輕聲道:「我算了一下,從海軍航行時間,到地球東西兩方時差,日本若對美國攻擊,時間將在12 月7 日。」 
  老吳暗吃一驚,脫口而出:「12 月7 日?」 
  中西功重重點頭:「12 月7 日是西半球美國的星期日。」 
  「星期日?星期日有什麼特別意思?」 
  中西功嘴角泛起一絲笑:「我們處在戰爭中,對星期日已經由於緊張而淡漠了。美國不,他們到現在為止,舉國上下還過太平日子,星期日是上帝規定的休息日。這一天,政府人員不上班,工廠工人輪流休息,軍隊官兵照例放假,從進攻的一方面考慮,這是個應該選擇的最佳日子。德國進攻蘇聯就是選擇在星期日,日本也不會放過這個日子。他們更不會往後拖,海軍每夭要消耗4 萬噸石油,陸軍每天要消耗1 萬2 千噸,現在石油是日本陸海兩軍的血,東條不會等到發貧血症的時候再進攻。12 月7 日。最晚不會拖過12月7 日。」 
  吳紀光心裡有了底,不覺點了下頭,又疑惑地問:「會不會在這之前?」 
  「會」中西功立即回答:「日本現在的談判,不可信賴,利用談判尋找開戰的借口,是他們的老手段,也會用來對付美國。我還想到:現在的談判,事實是準備攻擊的掩護。」 
  吳紀光又點了點頭。鬆口氣,說:「好了,非常高興,你真是辛苦了,可以說圓滿完成任務。」然後向程和生笑一笑:「怎麼樣?」 
  程和生沒言聲,因為不知他所問的「怎麼樣」何所指。感覺裡,彷彿他在說,中西功終於經過冒險而勝利歸來了。證明他下的決心是正確的。 
  這時,中西功又輕聲說:「在東京,我探明了尾崎秀實的事。他是因為蘇聯情報員佐爾格暴露了,警視廳先逮捕了他,後檢舉了佐爾格。因為尾崎是日本人,佐爾格是德國駐日大使館的新聞專員,要經過德國政府同意,和他倆有關係的凡位朋友都因為被懷疑而被捕了。」 
  吳紀光吃一驚:「是嗎?」中西功點頭。程和生突然插話:「你和尾崎的關係不是也很密切嗎?」中西功點頭:「是這樣,我們無所不談。」程和生轉頭看看吳紀光,輕聲問:「怎麼辦?」吳紀光明白,他這是問怎麼安排中西功,也就是是否叫中西功「向西去」。關於這個問題,自從那次他向「小開」請示後,心中一直猶豫不定。「小 
  開」當時不同意中西功向西去,無疑是從完成任務考慮的,現在任務完成了,可以交差了。下一步呢?叫他向西去嗎?別忘記,「小開」也交代過,在白川次郎是何許人未弄清楚之前,不讓中西功向西去。也就是說,不能在情況不明之前,輕易放棄情報科這個據點,這才是「小開」指示的精神實質。 
  程和生在等待回答,中西功在等待決定,怎麼辦? 
  有兩點是明確的,第一,程和生向他匯報過,中西功此次東京之行,未能弄清白川次郎是什麼人,因之不能讓他向西去。關於這一點,他經過考慮,到現在也沒有告訴程和生。第二,此事要請示「小開」決定。 
  於是他說:「要研究,好好研究,要向上反映。」程和生說:「你得先拿主意。」他斜睨程和生一眼:「那當然。」中西功對他倆說:「現在我是在中國,如果在東京,警視廳根據我和尾崎秀實的關係,必定要拘審我,或者傳訊我,至少要派人監視我。」吳紀光輕聲問他:「尾崎秀實會說什麼不利於你的話嗎?」中西功想了片刻,輕搖頭:「不至於。」吳紀光又問:「別的人呢?」中西功慢聲道:「別的人,我想,也不至於。」吳紀光又點頭:「這就好。」程和生急道:「但是我們不能不作準備。」吳紀光又說:「那當然。」又轉頭問中西功:「你說呢?」中西功說:「我們都要提高警惕。不妨失觀察一段時間。當然,日本警視廳不會因為對美國開戰便停止他們的活動,相反,會加緊。總之,我們要特別注意他們的活動。」吳紀光急問:「現在還有人可以供應你消息嗎?」中西功笑著搖頭:「像尾崎秀實那樣直接的,已經沒有了。」他想了想,又說:「應該把這些情況和北平方面通個信息。南京方面當然也得通知。」吳紀光問:「你通知西裡龍夫了嗎?」中西功說:「我寫信告訴他了,但是沒有說具體的,我們應該通盤研究一下,這方面,我還沒想完全。南京離得近,好辦些,我還可以和西裡通電話。北平,我把情況通知尾崎莊太郎和白井行幸,程和生通知錢志行吧,怎麼樣?」 
  吳紀光轉頭吩咐程和生:「今天辦。」程和生點頭,轉問中西功:「你怎麼辦?」中西功說:「想想看。要通盤想想。」吳紀光看著他,也認真地沉思,點頭..當他們三人走出「三福樓」分手時,程和生決定陪送中西功回留青小築。 
  路上,他們不坐車,邊走邊低聲交談,程和生問道:「先生,你怎麼聽不懂我的話?我兩次要你對他說對你安排的意見,你不說。」 
  中西功皺眉點頭道:「我聽懂了,倒是你好像沒聽懂我的話,我們是個整體,要想整體,個人是第二位的。..」 
  上海位於中國東海岸,長江之南,氣候宜人,但是到了11 月下旬時節,偶而出現的那種陰冷天氣,也夠人嗆。這幾天,連日陰雲。越發使人們縮手縮腳,有的人家已經燒起炭火盆來取暖了。 
  傍晚,吳紀光按時走進法國公園西邊那條幽靜馬路上的一幢頗有氣派的房子裡。一位市民服飾的大嫂見他進門,忙把一盆炭火端在方桌前地上,又端來一個漆盤,盤上放著一隻茶壺和兩隻磁杯,擺在方桌上。然後不聲不響地離去了。 
  吳紀光曾在這裡和「小開」見過面,也見過這位大嫂,但是互相沒有開口說過話。 
  今天他來向「小開」匯報,報告延安所要的關於日軍南進發動戰爭的日期。他在「三福樓」見過中西功之後,又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作了仔細分析,作了各種推斷,最後結論都基本趨向中西功的意見:12 月8 日——西方的12 月7 日,星期日,日軍南進戰爭將爆發。 
  他擔心自己受中西功各個論點的影響,幾次想另辟思考蹊徑。其結果邏輯上部不通,結論仍舊是12 月8 日——西方的12 月7 日,星期日,最貼切、合理。 
  為使報告準確的係數稍大,他決定把戰爭可能爆發的日期定在三個時間,都是在11 月30 日以後,都是星期日,那就是12 月1 日、12 月8 日、12 月15 日。在這三個日子中,12 月8 日的可能性佔百分之九十。 
  「小開」從後面的房間走進房來,穿套矮領灰呢中山服,像個汪偽機關高級人員。向他點頭示意,讓他坐下,然後把方桌旁的椅子拖向炭火盆,伸手在火上烘烤了幾下,抬頭看他一眼:「說吧。」 
  「他回來了。」 
  「唔。」 
  「看來情緒很好。」 
  「唔。」 
  「他作了全面報告。」 
  「唔。」 
  「我們作了仔細研究,根據他報告的內容,從幾個方面作了判斷。我認為可以向延安報告了。」 
  「唔?」 
  「日軍南進戰爭最早可能在12 月1 日爆發。」 
  「是嗎?」這麼快?」 
  「考慮到大軍團行動的各種困難,最可能的是在12 月8 日;最晚是在12 月15 日,但一般不會拖得那麼晚。」 
  「那就是12 月上半月。」「小開」側起頭,定睛思索。 
  「12 月8 日佔百分之九十。」 
  「唔。為什麼定在這三個日子?」「小開」問。 
  「都是星期日。」 
  「唔,」「小開」思索良久,像是自言自語地輕聲說:「如果事態發展 
  證實這個情報,它將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但願各國人土能重視它。」 
  「我們應該迅速上報。」 
  「那當然。」 
  又過了一陣,他轉頭問:「白川次郎是什麼人?」 
  「他說沒見著,不知道。」 
  「那麼,關於向西去他有什麼表示?」 
  「他沒提。倒是聯絡員程和生挺著急,我看這是個遲早要解決的問題。怎麼辦?」 
  「小開」沉思著。吳紀光覺得他那眼角的餘光又在從旁瞟他。為證實自己的感覺,傾身向前湊了湊。 
  「小開」輕聲說:「形勢發展很快,鬥爭也會更複雜,我們應該從多角度預測可能出現的各種形勢。假設:日軍在南太平洋得了手,瘋狂之餘,會不會發動北進呢?即使今冬不可能,明春呢?他們是戰爭狂人,不像常人理智。所以,你們上海情報科這個陣地不能放棄。明白地說,把這個陣地交給你,你就得守住。你要勇於負責。」說罷,扭轉頭斜眼瞅吳紀光。 
  吳紀光是個聰明人,聽「小開」的口氣,看「小開」的神態,心下已經完全領會這個指示的深層含意了。他向「小開」重重點了一下頭。 
  「小開」也輕點了一下頭。茶沒喝一口便起身。 
  吳紀光隨著站起身,兩人握手告別間,吳紀光輕聲問:「情報通給21號嗎?」 
  他感覺到「小開」重握了一下他的手,那就表示同意了。 
  「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前後,根據國共全面合作的協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展開。當時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公開設有「八路軍辦事處」,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就有「小開」。這裡面當然也有對日情報的合作,由延安方面派來個情報參謀,與國民黨在滬的情報組織進行定期會晤,但這個情報參謀雖屬「小開」領導,而與絕密的中共上海情報科毫無關係。 
  前面所說的吳紀光問「小開」是否把情報通給那個「21 號」,則是另外一條重要線索。他是中共長期隱蔽在國民黨軍統內、現是軍統上海站的負責人之一,負責搜集中共所需的重慶方面的情報。他手下有80 多人,配有四部電台,堪稱兵強馬壯。「小開」規定吳紀光只能通過以下絕密方式同「21 號」進行聯繫,不得見面。即「21 號」派出二名貨真價實的軍統分子,代表軍統上海站同中共派出的代表合作,互相交流情報。但這兩個軍統分子,能力低,做不出成績,被他們的同事們看作「玉石菩薩」,好看而不中用。這兩人在活動中,又陰差陽錯把吳紀光當成汪特的「調統員」了,想從他手裡掏情報,主動拉攏他。吳紀光將錯就錯,和他們周旋,給他們造成了一種錯覺。他們認為,吳紀光情報方面有可用之處,但多是「馬後炮」,長處是重朋友義氣,不吝惜錢財。來往日子長了,竟真的有了感情,「老吳」長「老吳」短的親熱起來,關係日漸密切。常向吳紀光傾訴他們不被軍統著重的苦惱,言外之意是想托吳紀光引薦,投靠汪偽,吳紀光怎能辦得此事? 
  今天吳紀光經過請示,決定利用這兩個人一下,把這個重大情報,提供給他們。因為我們的戰略目的是為了推動重慶蔣介石抗日,也為通過蔣介石的渠道給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各國政府發出警報,以便及時地採取措施,扼制日本法西斯的戰爭狂。因為軍統有電台直報重慶,重慶可和美、英、荷蘭等國大使通報。 
  當然,這樣做的附帶結果是幫這兩個苦惱的「朋友」一把。同時,為「21號」更加深入潛伏和地位的鞏固實施了巧妙的幫助、策應。 
  於是,當天晚上,他約見了那兩位「朋友」,明確告知他們:「據從高級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日軍將在12 月8 日發起南進戰爭,你們趕緊報告上峰。到時候戰爭一打起來你們定會時來運轉。」這兩個人追根刨底問他:「那個最高方面?姓皇(指皇軍)還是姓汪?」他笑笑說:「上海人王黃不分,莫再錯過時機。」 
  那兩個人立刻作了報告,他們的「上峰」問他們消息來源,他們故作神秘,不正面回答。這「上峰」從未見他倆有如此本領,將信將疑。但由於大家都在為日軍動向紛紛猜測、活動;又見他們那有絕對把握的神態,便報告了更高一級的「主官」。這位「主官」轉告了他的「正手」,這位正手一聽之下立即擬稿發電,報給重慶,並建議迅速通告「美、英、荷盟邦」。 
  關於這個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準確日期的情報獲取和傳遞的真相,在當時及以後,直至半個世紀後的現在,見於報刊的眾多「回憶」和評論文章中,都未作過如實的、準確的、公正的敘述。原因很多,有的是根據某些人寫的片段傳聞,加以推理,想當然地信手寫來;有的出於集團私利,故意掩蓋真相,甚至編造謊言;有的為提高集團或個人的身份,節外生枝地捏造出一些情況,據為功勞。親歷其事的中共黨員出於保密的考慮,對此一直默不作聲。任憑種種政治家們去「創造」,去「自我欣賞」。 
  親身從事這項情報工作的中西功、吳紀光及其同志們長期以來只在一旁微笑。 
  但是,有誰知道,他們的微笑含著多少艱辛和苦衷?! 
  第四章珍珠港事件不可避免嗎? 
  中西功冒著生命危險取得的這份關係著萬千人生命財產的重大情報,經過中共組織安排、拐彎抹角地轉到了戴笠那裡。戴笠聞訊,立刻親自報告了蔣介石那裡。蔣介石榻上沉思半夜,凌晨3 點半,急召宋子文,面授任務,令他立即通告美國駐重慶大使詹森先生。宋子文立即行動,直到上午9 點40分方返回總裁官邸覆命: 
  「詹森表示感謝。」「他報告羅斯福總統了嗎?」蔣介石急切地問。「我告別前還沒有。我想他當然要報告。」「他們一定會有行動。」蔣介石口氣肯定地自言自語。「起碼要對日本談判團當面揭露他們的陰謀。」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幾經周折向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發出的警報,準確無誤—— 
  1941 年西方的12 月7 日,星期日,亦即東方的12 月8 日,星期一,日本以大量海空軍偷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軍基地——夏威夷瓦胡島珍珠港。美國8 艘戰列艦和10 余艘其他大型船隻、20 余艘中小型艦艇被炸沉或炸傷,180 多架飛機被炸毀,美軍官兵死傷3500 多人,致使停泊在港內的美太平洋艦隊主力幾乎全軍覆沒。 
  同日起,日軍先後開始對泰國、馬來亞、香港、菲律賓、東印度發動全面的太平洋戰爭。也就是東條內閣所說的「大東亞聖戰」。日軍暫時得手。山本五十六大將登台表演,獲得了法西斯陣營的鼓掌喝彩。當然,無論從哪方面和任何角度去觀察評論,「大東亞聖戰」的爆發和發展都是日本以及人類歷史的大悲劇。為什麼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美國為什麼不及早制止這場戰爭?事實是:這個事關世界人類命運的重要戰略情報發出後,除了對共產黨領導的蘇聯紅軍起到些戰略調整作用外,對於美國簡直是石沉大海,毫無反映。據說,美國方面認為:情報來自中國,可靠係數不大,未予重視。這出悲劇本來可以制止在它發生之前的。為什麼未能制止呢?二戰結束後,從血泊裡爬出來的人們對此發出了質問。羅斯福說:「12 月7 日(日軍)偷襲之事,其有關電文,早已被我『魔術解碼機』所截獲。之所以不先發制人,完全是出於我們是民主國家,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引自松實讓著《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 
  舒爾茨1945 年在「珍珠港事件聯合調查委員會」上作證說:「戰爭爆發前,他們(羅斯福和霍普金斯)根本未談及(日本偷襲珍珠港之事),絲毫也看不出他們已預料到明天就會爆發戰爭的跡象。」 
  讓我們相信他們哪個說的是實話呢?又怎麼去理解他們這些話呢? 
  作為情報人員,取得情報是一回事,所獲得的情報能否被重視而發揮作用,又是一回事。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兩位軍統人員,由於向「上峰」提供的情報準確,受到重慶方面重金獎勵,並頒給了獎狀,一下子身價猛增。他們此後便得到「上峰」的青睞,確實「時來運轉」了。 
  由於情報來自「老吳」,他倆對吳紀光感激之深,便不言而喻了。尤其這兩人對「老吳」早已有些私交的感情基礎,那以後便更加靠攏吳紀光,時有默契配合。 
  中共黨員們微笑中所含的苦衷,還不止於他們取得的重大情報沒有被恰當使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一點;還在於此後他們堅持崗位繼續鬥爭所遇到的更嚴重的挫折和犧牲。 
  戰爭在中國海外遠方的大洋裡進行,在南京和上海,看不見海戰,聽不到鋪天蓋地的轟鳴,除了12 月8 日「同盟社」、「中央社」播發了「皇軍赫赫勝利」的頭版頭條消息外,市民百姓照常過自己的生活。其中上海稍有例外的是,停泊在黃浦江中的美、英軍艦,在開戰當天清晨,受到了日艦的炮擊。英艦「彼得烈爾號」被擊沉,美艦「威基號」投降。繼法租界之後,英租界也成了皇軍的天下。 
  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幾天,尤其12 月1 日以後,中西功坐立不安。連日來,聽不到對美談判有進展的消息。一清早,他便守候在收音機旁,收聽東京廣播電台的新聞,結果什麼新聞也沒有,只有「勤勞奉仕全民踴躍」「人造石油即將高產」之類的老調子。 
  他極為矛盾,希望自己對上級答覆的情報是準確的,但是又寧願擔負「情報不准」之責,而希望不爆發日美戰爭。 
  他厭惡日本的侵略戰爭,更痛恨把日本推向毀滅的瘋狂行為,曾在一瞬間,他看到雙方戰艦炮火互射的場景,燃料油在海面上燒起熊熊大火,黑煙籠罩天空。落水的士兵們在大火燃燒的海面上掙扎,他們游動著,再也無暇廝殺;他們咒罵著,無力地沉下水面。 
  整個日本國這艘太平洋上的戰艦,最終也傾斜著像要緩緩地沉下海去。 
  那時,日本國內沒有一種能夠扼製法西斯軍閥集團這種戰爭狂的政治力量。這是日本的悲哀。 
  日子一天天地挨著過去了。過得那麼慢,不見有開戰的消息。中西功內心那難言的希望之芽又萌生起來:也許和美國的談判已有某種進展,而已達成或可望達成某種協議了? 
  他又進入「滿鐵」資料研究室,看了新收到的《編內參考》,一下從頭涼到腳。看來,開戰是鐵定的了。《編內參考》的一條「宮內訊」稱:11 月29 日上午9 時30 分,宮中舉行政府和重臣懇談會,出席者,政府方面為首相、陸相、海相、企劃院總裁,重臣為若槻禮次郎、阿部信行、廣田弘毅、近衛文縻、林銑十郎、岡田啟介、米內光政。若槻重臣持重告誡政府:「南進戰爭,若為求日本之獨立與生存,開戰寧敗也無悔;若非為此目的而訴諸武力,則危險非常。」廣田、林銑、阿部三重臣稱:「既然政府決心已定,只好表示信賴。」經首相誠懇解釋,全體重臣對政府開戰決心,最後「表示諒解」。 
  他久久挺立桌前,喃喃自語:「開戰是鐵定了。」 
  12 月3 日,他又次派程和生去見吳紀光,傳告:「戰爭將在12 月8 日爆發。」 
  這之後,直至12 月8 日,中西功再未到「滿鐵」去過一次。他沉默寡言。當聽到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取得輝煌大勝」時,他竟麻木了,毫無反映。他不斷地藉故對方子發火,嚇得惠子躲在房裡一聲不響。為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最使他難以理解甚至憤怒的是:他出生入死用生命換來的重大情報,竟絲毫未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他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語:「美國人愚蠢,蠢到了極點!」這個怨忿是無處可出的,只能出在方子身上,方子默默地承受著。但她又何曾知道,半年之後,她即將承受另一場多麼沉重、多麼巨大的災難!「大東亞聖戰」在中國的連鎖反應是日軍為配合進攻香港,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戰役,以第11 軍為主力,渡過新檣河,又渡過汨羅江,由於進展順利,得意忘形,竟超計劃地進攻起長沙來了。重慶方面早得到我方提供的情報,用十一個軍對他們實行包圍,幾乎把他們全殲。 
  「大東亞聖戰」在中國華北和華中戰場的配合反應,是在華北的「強化治安討伐」和華中的「加強清鄉掃蕩」。這些,上海情報科所屬的南京站和北平站籌備組,早把情報送出。華北的我軍主力部隊成了「華北派遣軍」日夜奔突的催命符,游擊隊更令他們傷腦筋,不知什麼時候哪個地方軍火倉庫便會突然爆炸起火,連運兵火車和輸送物資的輪船竟也會爆炸。華中的「清鄉掃蕩」,只能依靠皇軍,天曉得李長江、任援道等汪偽漢奸軍師長們為什麼如此膽小,必要求皇軍打頭陣,這些「皇協軍」也是「狡猾狡猾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在上海情報科引起反映最強烈的是老吳,他產生了一種隱隱的興奮和驕傲。事實勝於雄辯,上海情報科的情報被證實了。眼見得美國對日宣戰,世界形勢從此劇變,在中國的日軍不是東調西調,便是坐守孤城,一副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勝利就在眼前;對於東京逮捕尾崎秀實可能牽連到中西功、西裡龍夫、白井行幸、尾崎莊太郎一事,被內心的喜悅沖淡了。又不見中西功提什麼意見和要求,判斷日本警視廳也無暇顧及中國的上海、南京了。12 月31 日除夕之夜,他叫程和生通知中西功,請他選擇時間,會一次面。1942 年1 月3 日清早,程和生引中西功到了一處幽靜的小屋。三人在火盆旁坐下來,老吳端詳了中西功一陣,笑道:「好像瘦了些,要注意革命的本錢啊。」 
  中西功變得比以前沉靜了,幾乎是冷淡地說:「謝謝,大家都保重,1942年將是艱難的。」 
  老吳笑道:「1942 年將是勝利的一年。」 
  中西功沉默了一陣,輕聲說:「只能說是開始迎接勝利的一年。」 
  老吳仍舊笑著說:「太平洋戰爭一爆發,日本就完了。」 
  中西功冷臉搖頭:「要有個過程。」 
  老吳不以為然,說:「過程是要有的,但這個過程不會很長了。」 
  中西功臉色沉重慢聲細語地說:「日本入侵中國以來,都是陸軍作戰。兵員、物資消耗,都是陸軍。海軍還沒有使用過。艦船、飛機都沒受過打擊,戰略物資儲備沒動過,海上作戰能力沒有受過創傷,沒有損失。這次偷襲珍珠港,應該說是取得了奇勝。美國損失很大,兩相比較,現在日本海軍在戰略形勢上暫時處於優勢,這一點,我們不能迴避。」 
  老吳卻開心地笑起來:「但是美國已經對日本宣戰了。他們有工業,比中國強,他們的軍隊還沒出動呢。」 
  中西功點頭道:「這也是事實。但是製造兵艦和飛機需要時間,尤其是航空母艦。所以說這段時間對我們來說,是艱難的。」 
  老吳沉默了一剎,語氣斷然:「我們不指望美國,日本不去打他們,到今天他們也不會對日本宣戰。我們老早把情報送給他們,他們不相信。他們那怕放幾架飛機,在天上瞭著點,擺幾條兵艦在海上望著點,也早看見日本艦隊了。他們睡大覺,好像中國人騙他們似的,活該!盡作發財夢,這下叫日本打醒了。我們不能指望他們。」 
  中西功說:「美國參戰對我們有利。」 
  老吳忙說:「我不否認,我是說我們不能指望他們。」 
  中西功又微笑著:「你還沒懂我的意思,我們不能輕敵。」 
  老吳笑道:「我是氣美國人投機取巧。他們本意想等世界戰局勝敗有個眉目了再參戰,坐收漁利,現在是日本逼他們提前參戰了。好了,說正經的吧,今天,一是給你賀新年;二是當面給你傳達個上級的通報,表揚我們上海情報科了。去年日軍『關特演』和這次的情報,我們作出了貢獻,延安非常高興。這兩次都是你直接工作。尤其這一次,親自深入,我們得到榮譽,是你工作出色的結果。現在不可能給你援勳,我先傳達給你和大家,以後再說。我們的工作,取得多大勝利,也無法對外講,只能任勞任怨地幹吧。」 
  中西功微笑著:「我不要授勳,也不要宣傳;我們不是為那個。」 
  老吳挺了挺胸,莊重地說:「勝利以後是要授勳的,我們得跟上級要個臉盆大的勳章給你掛上,然後在中國各地遊行三年。」 
  三個人都哈哈大笑了。 
  笑過之後,他們不由回憶起1941 年的經歷來,在1941 年裡,上海情報科空前繁忙。l 月皖南事變,日軍利用國共兩黨矛盾,在各地加強了武力進攻。4 月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一時間,疑雲密佈全世界,各國政府莫衷一是。為此,吳紀光要求中西功作一次專題研究報告。中西功根據已經掌握的材料,把總形勢向他作了詳盡介紹和精闢分析。最後指出:日蘇條約的簽訂,不僅是日本各階層的希望,也是日本軸心派和英美派暫時妥協的結果。問題在於這之後,這個條約是受軸心派利用呢,還是受英美派的控制?現在在日本,已經因此而出現新矛盾了。松岡外相得到群眾的普遍好評。而統治階級卻因此而感到恐懼。平沼聯合近衛建立起來的英美派,鎮壓親蘇傾向,松岡在日比谷公園發表演說,平沼派人在底下散發小冊子,搗亂,是個典型的實例。吳紀光聽過他的分析後,頗為形勢的複雜和變化的莫測而皺眉頭。6 月,希特勒進攻蘇聯,西方的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法西斯侵略和反法西斯侵略,在全世界搏鬥。在這場大搏鬥裡,位居東方的上海情報科,默默地佔據著她重要的位置,她的目光要全方位地注視著日本這個法西斯野獸。「關特演」鬧了一個秋天,冬天卻又爆發了太平洋大戰.. 
  他們說著說著,不知不覺間都變得沉默了。還是吳紀光突然笑道:「怎麼了?我們不是說要迎接勝利的一年嗎?這麼悶著,像個迎接勝利的樣子嗎?啊?」 
  中西功沉默了一陣說:「我總是在擔心。」 
  「擔心什麼?」吳紀光問。 
  「日本陸軍會就此罷休嗎?」 
  「你指什麼?」 
  「當日本海軍取得這麼大的勝利,耀武揚威的時候,陸軍會怎麼樣?他們忍受得了嗎?會不會在春季化凍之前來個突然北進呢?別忘了,他們是軍國主義,法西斯!」 
  吳紀光的笑容漸漸消失了。 
  上級表揚了上海情報科,消息傳到分散各地的每個人。但也只是傳到而已,準確些說,除了老吳誰也沒把這當回事。他們都把表揚看作是上級的鼓勵,份內應該完成的任務。大家都被日美開戰後的形勢變化所吸引。張明達每三天往返上海、南京一趟。作為聯絡員,他對上海科和南京站的各種情況都熟悉。但是,牛皮燈籠心裡明,對誰也不能說。只有到了上海,和程和生接頭的時候免不了談些與工作有關的話。 
  但是不知為什麼程和生最近的情緒有點陰鬱。說話常吞吞吐吐,好像變得膽小了。張明達則不然,日美戰爭爆發以後,形勢變得空前劇烈,日本失敗的前景已經呈現在中國人面前。他高興,本來被強壓在內心的外向性格,不斷地衝擊他。但除了按時往返京滬外,行動上無可表現。只有到小火瓦巷老李那裡的時候,盡量多坐一會,和老李及張敏談論一番時局,心裡才痛快點。 
  美國人在珍珠港吃了大虧,繼之又被日本奪去威克島。這使他們自總統羅斯福至每個國民都陷入從未有過的震驚。羅斯福在震驚的同時,自然想到那份來自東方中國的警報,竟是那樣地準確無誤,實在使他深感意外。這之前,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沒有哪一個方面是放在眼裡的。尤其中國在抵抗日本軍事進攻方面所表現出的脆弱、無能,簡直不堪一提。至於說到戰略情報方面,在他看來,中國既無人才,又無科技手段,充其量不過是製造些想像,目的是拖美國參戰,然而事實竟如此地說明他們在這方面的巨大能量。由此,他從內心對蔣介石先生肅然起敬起來。所以,後來除了向中國派出軍事聯絡組外,還建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領袖們,委任蔣介石為中國戰區同盟軍最高統帥。由此可見,蔣介石從中西功的情報工作中撈到了實惠,他的國際聲譽也因此有所提高。 
  蔣介石是何等樣人?無論從哪方面說,他都是個可以在歷史上記一筆的人物。在他收到那份「日軍將於12 月7 日發起南進戰爭」情報的那天當晚,他就想到:不管從哪方面分析,這份情報無疑來自與共方通氣的左派,實際就是來自共產黨。因為他對他手下的「中統」、「軍統」們在這方面的能力是知底的。也就因此,他才輾轉反側了大半個夜晚,最後終於叫宋子文把這個情報告訴美國總統。因為,畢竟這是有關也有利於中國取得抗戰勝利、有關也有利於蔣介石本人能繼續統治中國的大事。 
  美國人因「珍珠港事件」而被「從未見過的、無恥的欺騙」激怒了,進入4 月,竟用B—29 轟炸起東京來。他們倒也真玩命,飛機受了傷,照樣扔炸彈,汽油燒完了,或者儀表被打壞而迷航了,回不了航空母艦,便宜飛中國浙贛一帶機場降落。有次,幾個飛行員跳傘竟落到一家中國農民的後院裡了。彷彿他們覺得到了中國,就等於回到了基地。其實蠻不是那麼回事,日軍早看見他們降落了,就派出部隊搜索。幸虧駐在當地的新四軍緊急發起強力戰鬥,把他們搶救出來並輾轉護送到他們的浙東基地。 
  美國空軍的大轟炸,引起日本朝野震驚。東條們沒料到,美國在短期內能投入如此強大的轟炸機群:來則遮天蔽日一大片,沉重的馬達轟鳴聲震得東京的木板平房打顫,那重磅炸彈,落地便是一個大坑,地皮顫抖,房倒屋塌。 
  爭奪制空權,在空中是打飛機,日本空軍作過殊死搏鬥。怎奈美國護航戰鬥機太多,數量質量都佔優勢。在海上,要炸掉一艘美國航空母艦也非易事。在地面,日本本上倒還無慮,主要是中國浙贛一帶的機場,漸有被美國空軍大量利用的趨勢。這些機場的存在,幾乎成了日本的時腋之患。大本營下達一道命令給「華中派遣軍」:限期打通浙贛鐵路,摧毀金華、麗水、玉山一帶的中國機場。 
  命令被中西功看到,叫程和生轉告了老吳。 
  南京的西裡龍夫也看到了這份命令,一字不漏,全文抄給了陳一峰。陳一峰送給了老李,張敏用米湯照抄在一本日文雜誌《文藝春秋》上,交張明達送上海。 
  這是太平洋戰爭發起以後,波及在華日軍的第二個戰役性行動。「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決定派駐上海的13 軍,沿鐵路由東向西主攻,派剛吃過敗仗的11 軍由西向東配合策應。 
  又到去上海的日子了,張明達一早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診所。 
  老李名叫李得森,山東沂水人,身高體壯。老家原有200 多畝地,靠地租吃現成。父親擔任過沂水縣民團團長,在當地頗有名望。李得森念過私塾,學了三年北平中醫研究院的函授,然後行醫。日本侵略東三省後,他的國家民族意識強烈地表現出來,經同學介紹,參加了共產黨,他巧妙地把縣民團掌握在手,在組織領導和同志們合作下,又團結了紅槍會、大刀會、浩浩蕩蕩數萬人,橫衝直闖反起省政府來。把個沂水縣鬧了個不亦樂乎。韓復矩出兵鎮壓,數萬人被打散,他跑到遼寧。過了兩年,呆不下去,又回了老家。老家地主劣紳要告發他,便跑到了上海。通過組織派在情報科工作。兩年前,張明達到南京開小雜貨店為掩護,接收陳一峰的情報,後來考慮到活動方式和陳一峰身份不相稱,小店也不利於掩蔽,向上海科提出意見,恰好者吳決心整頓組織,決定在南京設個站,派他來當了站長兼書記。妻子張敏作他的秘書,負責處理情報。地點選在小火瓦巷長治裡1 號,這是座徽式建築的院子。灰瓦、青磚、白牆、黑門、紅柱,有正廳和廂房,院裡有小假山。正廳用來行醫會客,廂房用來起居讀書。門外掛個牌子「世傳中醫李得森寓」。 
  時間尚早,張敏把處理過的《文藝春秋》包一包,交給張明達,交代說:「把這個交上去。」張明達點頭收起。這時,李得森從寢室來到正廳,像是神不守舍,看了看他,說道:「有個情況,你要帶回答覆來。」 
  張明達問:「什麼事?」 
  李得森道:「你明白地告訴程和生,我們要求趕快對日本同志妥當安排,千萬不要大意失荊州。」 
  張明達不由暗吃一驚,就他所知,南京、上海兩地的日本同志,一個是中西功,一個是西裡龍夫,去年10 月底,中西功到東京,程和生就向他流露過對老吳的不滿,擔心中西功的安危。後來中西功回來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大家受到了上級表揚,此事好像無形中過去了。今天怎麼又提起安排日本同志來了?他忙問:「出了什麼事?」 
  李得森說:「不用問,程和生一定知道了。你的任務就是傳達我們南京站的意見,告訴他,我們南京站要求,趕快安排日本同志。」 
  「好的。還有什麼事?」 
  「然後坐等答覆。」 
  「好的,到底出了什麼事?」 
  「不用再問了,程和生知道。」 
  坐上火車,張明達心裡不安。從李得森的神色、語氣看,日本同志碰上緊急事了。如不及早安排,便要「大意失荊州」。中心意思是不能大意。 
  他和中西功沒有見過面,但是早知道有這麼位同志。他和西裡龍夫倒是常見面,但是除了向他點頭而外,沒說過一句話。他已知道西裡龍夫的身份,但是,一層窗戶紙,不能捅破,這是紀律。 
  那是在南京情報站組建的初期,張明達關掉了小雜貨店,經陳一峰輾轉 
  托人,進了汪偽「體育協會」,這裡比開雜貨店稍隱蔽些,但是這個協會極其鬆散,掛空牌子,無所事事,到底仍舊不方便,不方便的關鍵是他必須不斷地往上海跑。 
  有一天,陳一峰對他說:「注意看報,如果見到『中聯社』招考聯絡員的啟事,你就去試試。考上了,你的隱蔽工作就有可靠掩護了。」 
  他愣了一下,「中聯社」是偽「維新政府」的中央通訊首腦機關,忙問:「能考上嗎?」 
  陳一峰有點大咧咧地說:「大膽去吧,我保你能考上。」 
  他知道,「中聯社」的採訪部主任、首席記者說「保你能考上」,豈有考不上之理?至少有八九成把握。於是,便每天看《南京新報》上「招聘」、「招考」的啟示和廣告,到第八天,果然看到「中聯社」招考聯絡員的啟事。翌日他便去報名應試。 
  原來他擔心考不上,有了陳一峰那句話,心裡有了底,再想想那是個漢奸文化機關的大門頭,又是個聯絡員,這種差事,不會有幾個人去考。可是待到現場一看,竟有30 多人等在門外,多數是失業青年。有幾個身體魁偉,像是鐵路職員失業的。還有一個戴眼鏡的老店員。相比之下,他覺得「危險」了。但是轉念一想,有陳一峰在裡面呢,便也沉住了氣。 
  待輪到他應試時,走進考場,抬頭一看,涼了半截,不見陳一峰在場,主考位子上坐了個穿西服的日本人,30 多歲,瘦長臉,戴眼鏡。兩片眼鏡玻璃反亮光,看不到他的眼神。旁邊一張桌子後坐個胖子,很明顯是個陪考,他桌上擺著紙和筆。 
  胖子看了看他,開口問:「叫什麼名字?」 
  他腦子裡閃電般猶豫了一下:他和陳一峰約定,趁這次改換地方的機會,再改個名字,他原名叫顏仁章,轉入地下工作後,改過幾次名字了,用過顏傑、顏柏、張秉德等等,現在面對的是個日本人,95 改不改呢?會不會給陳一峰招來麻煩?想了一下,既然和陳一峰有言在先,還是改,便回答說:「張明達。」 
  陪考動筆記下,原來他還兼作記錄。又問了他的年齡、籍貫、現住何處,便不再提問了。 
  「到本社來,效力,你的願意?」於是,那位戴眼鏡的日本人接下去問。 
  「願意。」他答。 
  「辛苦,不怕?」 
  「不怕。」 
  「經營,什麼的,作過?」 
  「商業、店員、自己的、買賣。」不覺之間,他竟用起日本語法來了。 
  「書,幾年?讀過?上學校?」 
  「十年。」 
  「書,孔子的,多少?讀過?」 
  他不知該如實回答好,還是扯謊好。他小時候讀過幾天書,但是沒有讀過孔子的。說讀了十年書,那是他在中藥鋪學徒出師以後,考入上海職業教育社辦的「職工晨校」以後開始的。他在那個晨校的圖書館裡讀了一些翻譯蘇聯的書,尤其介紹馬克思、列寧的書,這些,能對這個日本人說嗎?他眨眨眼,搖搖頭,說:「不多,不過,《論語》,讀過,那是很早了。」 
  日本人點了點頭,陪考的胖子也向他點點頭,示意他可以退場了。他站起身,那日本人又對他說:「請你安心,等待本社的錄取通知。」 
  當天下午他問陳一峰:「你怎麼不去主考?」 
  陳一峰無所謂地說:「一樣的。」 
  在他接到錄用通知當上聯絡員後,才知道,主考他的那個日本人,是「同盟社」南京分社的首席記者,負責指導「中聯社」的新聞業務,是個重要人物。在上海住過多年,是個中國通,名叫西裡龍夫。 
  陳一峰送情報像流水。從周佛海、梅思平等大漢奸和日本上海「梅機關」的影佐禎昭、須賀彥次郎等一次又一次連續7 次密談《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每個細節,到「梅機關」給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安排青島會談所擬定的《關於建立中央政府大綱》、《國民政府政綱》以及青島會談期間他們的每日活動;從「還都委員會名單」到「中央政治會議」人員名單;從「興亞院」決定派專使參加汪精衛的「還都典禮」,到汪精衛親自拜會日本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總參謀長阪垣征四郎,提出要求去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方的三角黃布片,遭到西尾和阪垣嚴厲拒絕而悻悻告退;從清鄉委員會每次討論決定的「清鄉」地區、用兵數目、行走路線、日偽軍前後配備佈署,到任援道被步步提升的內幕,真個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詳。這些日偽軍政的高級絕密,陳一峰一個中國人怎麼會得手呢? 
  張明達漸漸悟出來,大都來自西裡龍夫。 
  懷著國際主義之情,懷著共產黨員的階級戰友之情,張明達對西裡龍夫的尊敬油然而生,每次見到他,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都對他恭敬地鞠躬。西裡龍夫也一本正經地向他還禮。這種兩人心裡自明的友誼、感情,即使有人留心觀察也難發現。 
  東京尾崎秀實被捕的事,是陳一峰報告老李的,不用說是西裡龍夫告訴的陳一峰。老李曾召張明達到他家去,三人研究過,並作出過決定:一旦中西功在東京遇險,南京站立即把西裡龍夫轉移出去。後來,中西功從東京回來了,此事便不再有人提了。今天老李又叫他向上海情報科提安排「日本同志」的事,而且「要坐等答覆」。可見事情嚴重。 
  「什麼事呢?」他在車上一路想。「是不是東京牽連過來了?這麼多日子都過去了,怎麼又冒出事來?」 
  車過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他把分發給沿途各站「中聯社」支社的電訊、稿件、信件一一發給前來接站的,順利無話。到了上海,坐上分社接站的摩托車,到分社點件交差。然後直奔拉都路頓和裡去見程和生,先交了張敏給他的《文藝春秋》,後開門見山說:「老李叫我傳達,南京站要求,趕快安排日本同志,叫我坐等答覆,帶回去。」 
  程和生還是那副守禮作人,坦露平和的樣子。但是,以前那見面必先微微的一笑不見了,張大眼睛看著他,輕聲問道:「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老李說你知道。」 
  「噢。」程和生微點下頭:「今天不能答覆。」 
  「老李叫我坐等。」 
  「坐等也不能答覆。」 
  「坐等也不答覆?」張明達覺得奇怪。這哪是情報工作上級對下級的態度?過去從來沒有過這種情形,都是有問必答,有求即辦。再看程和生,好像心有愁腸,面有難色,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這是躲不過他的眼睛的,他倆之間的友誼,可非同一般,見了面,一兩句話,便把要說的交代清楚了。 
  有他人在場,一個細小動作,一個眼神,對方便能心領神會。今天兩人一屋,程和生該對他說清楚,為什麼坐等也不答覆,可是程和生只皺眉不言語。 
  第五章一個憲兵朋友的忠告 
  「為什麼?告訴我。」 
  程和生抖一下眉頭,想了一陣,說:「上海的日本同志,有位憲兵朋友,對他透露說,北平日軍憲兵司令部,給上海日軍憲兵司令部一份密電,叫上海憲兵秘密逮捕他,送北平審訊。」 
  張明達一下愣住了,原來如此!上海的這位日本同志是何許人,他不知道。但是,此事肯定扯到南京的西裡龍夫了,難怪老李要求坐等答覆呢。不覺急問:「組織上怎麼決定?」 
  「沒有決定。」 
  「沒有決定?」 
  「沒有。」 
  「總得有個措施呀!」 
  「沒有措施。」 
  「沒有措施?」 
  「沒有。」張明達疑惑了,瞪眼問:「這是什麼意思?在這等著被抓?老吳怎麼說的?」 
  「說等等看看。」 
  「等等看看?看什麼?看被抓?」 
  「日本同志得知這消息已經4 天了,還不見上海憲兵的動靜。他在憲兵裡的朋友說,上海憲兵對北平憲兵這種命令式電報很不滿,決定不予理睬。」 
  「這也不過是暫時的,應該趁這機會採取措施啊。」 
  「措施就是等等看看。」程和生苦笑。「這位日本同志自己怎麼說?」 
  「問題就出在他身上,他猶豫,以前他不這樣。現在,想前想後,原先那種明快果斷全沒了。我看,他是捨不得離開上海情報科這個攤子。尤其捨不得他們一夥日本同志,南京有了,北平有了,又都在機要情報單位。架子搭起來了,當然,多年辛苦,不容易。可是事到如今..真對他沒辦法,如果他明白說一句,老吳也許不會這個態度。」 
  「你得勸他,這是你的責任。」 
  「他不聽。」 
  「我不管你們,怎麼答覆我們南京站吧。」 
  「南京站能不服從上海科的決定?就這麼回去答覆。」張明達忽然覺得胸口漲滿堵得慌。一段時間以來,壓在內心的外向性格終於由此為機地衝動起來,正色道:「遭了事你負責?!」程和生卻一如平常,喃喃道:「我怎麼負責?」 
  「再去問老吳!」程和生歎口氣:「沒有用,再去問也沒有用,他也說到你了,大家統一執行決定。」「總得有個應變計劃給我們吧?」張明達急了。「沒有。」程和生仍舊平靜地說。「這算什麼話?」張明達終於爆發了。剎那間出現了當年他在滬郊遊擊隊遭日機轟炸後的那種臉色。 
  程和生輕按手示意他:「你不要叫,也不要跳,要叫要跳暫時也用不到你,有我在先呢。再說現在叫也好跳也罷,都無濟於事,解決不了問題。照我說的,回去答覆老李吧。」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兩人默默相視良久,張明達痛心疾首,狠狠低聲地說:「怎麼這樣!」算是洩出了一點怒氣。程和生留他吃飯,他一跺腳扭頭便走:「還吃得下飯!?」 
  程和生急忙跨步追上,探手按住他肩頭,一迭聲地叫:「哎,回來回來,回來回來。」他扭頭冷臉問:「幹什麼?」程和生笑道:「我還沒問你呢,你要幹什麼?」 
  「回南京。」 
  「回南京怎麼辦?鬧事去?」 
  「我鬧什麼事?」 
  「你當我看不出來?你自己照照鏡子。」 
  「我沒鏡子。」 
  「得了,冷靜點。我剛才說過,要叫要跳暫時用不著你,我也一肚子莫名其妙。交換交換吧。」他定睛看一眼程和生:「是嗎?」 
  「坐下吧。」程和生拉他在長桌旁一把竹椅上坐下。從壁櫥裡拿出兩盤小菜,一盤干大餅。遞給他一雙筷子,然後自己也在桌旁竹椅上坐下。又起身去拿過兩隻磁碗,放一隻在他面前,同時說:「開水在暖瓶裡,自己倒。」張明達既不摸碗也不動筷,拉開架勢等他說話。程和生催他:「吃啊!」 
  「你,什麼莫名其妙?」他直視程和生問。程和生看看他,側過頭沉思。「說呀!」 
  「讓我想想該怎麼跟你說。」 
  「說話還要先想一想?你怎麼回事?」程和生苦笑地輕聲說:「現在說話都得先想一想,你以後說話也得先想一想。」 
  「又是什麼意思?」程和生歎口氣,「不想不行啊!」 
  「你真有話,就趕快說,我可沒時間陪你想。」 
  「咄咄逼人!」程和生又向他一笑。他被逗笑了。程和生又輕歎口氣。這幾天,為怎樣安排中西功的事,他像一把織布梭在老吳和中西功之間跑來跑去,也可以說被中西功和老吳這兩隻大手拋來拋去。往返的次數越多,他的「莫名其妙」也越多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幾天前,中西功對程和生說了北平日軍憲兵司令部給上海憲兵司令部來電要求密捕他的事。那是由在上海憲兵司令部裡他的一位朋友告訴他的。那位朋友對他說,「如果你真涉嫌赤色政治,趁他們還沒動手逃亡去吧,因為憲兵總歸是憲兵,不會永遠不動手的。」 
  程和生一聽便吃一驚,問中西功:「怎麼辦?」中西功卻沉靜地說:「這是很複雜的。我承認,他和我私人感情很深,但是我對他說的這個情況不敢相信。」 
  程和生不解地問:「怎麼不敢相信?」中西功輕描淡寫似地說:「他不是黨員同志。」程和生情急起來:「不是黨員是朋友嘛。」「你記住,」中西功向他重重點頭:「黨員是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人,黨員們目標一致,互相之間,可以信賴。至於朋友,就不同了。朋友之間,可以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朋友不一定能為你的政治和他自己的利益冒風險。」 
  「你這位朋友不是在為你冒通風報信的風險嗎?」 
  「他是個日軍憲兵。」 
  「你不能把職務看得超過友情啊。」 
  「我還不相信真有其事。日軍各部之間,互相比門頭,比戰功,確實有齟齬。但是,上海憲兵拒不逮捕我,不合常理。」 
  「難道他在刺探你?」中西功不聲響了,兩人沿馬路慢步走了一陣,中西功輕聲說:「我們的環境處處充滿凶險!」程和生徵詢地問他:「把這情況報告老吳吧?」中西功點頭同意,程和生去見老吳,把事情詳細說了,然後問老吳「怎麼辦」。老吳皺眉想了好一陣,然後輕聲說:「他考慮的對,你也應該學他這樣,從多方面思考問題。」程和生是個善動腦子的人,輕聲問老吳:「如果是日本憲兵刺探他,我們怎麼辦?」老吳注視著他,反問:「如果不是刺探他呢?」 
  「我來報告就是為這個。我們得為他想辦法啊!」老吳緊緊盯著他,好像程和生沒聽懂他的話,過了一陣,平淡地說:「想什麼辦法?」程和生確實說不出什麼妙方良策來,只能幹皺眉頭等著。忽聽老吳說:「你問問他自己有什麼要求。」返問留青小築的路上,程和生納悶:看來,老吳也認為那位日軍憲兵朋友不是刺探中西功,可是為什麼那麼個不在意的態度?回到留青小築,他對中西功說:「老吳認為那位朋友不是刺探你,請你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要求。」中西功隔著厚厚的近視眼鏡片呆呆的看他好一陣,然後抬手向上推了推眼鏡架,皺眉說:「我是黨員啊,得聽領導的決定。」 
  「領導叫你先提出意見,是尊重你。」程和生笑著說。 
  「我不願意離開『滿鐵』。」中西功語氣猶豫。程和生為堅定他,表情認真地說:「先生,那個憲兵是刺探你也好,不是刺探你也好,都表明你現在已經被他們懷疑了。」中西功聚眉靜思好半天,像喃喃自語:「我到哪去好呢?」程和生忙說:「聽老吳決定唄!」中西功卻不點頭。程和生便勸他:「先生,優柔寡斷常誤大事啊,你別再左三右四的了。」「好吧,你去告訴老吳,我聽從組織決定。」「他要你的意見。」「我仍舊想堅持在『滿鐵』。當然,最後我聽從組織的決定。」 
  無奈,程和生說:「我如實傳達你的態度吧。」 
  「好的。」中西功終於點了頭。程和生再次去見老吳,一路上,心裡琢磨,中西功心底不願意離開「滿鐵」,但是他服從組織決定。那麼,只消對老吳說,他沒有個人意見,服從組織決定就是了。這也是一個黨員的最好表現。不料,老吳聽過這話後,只是發愣,仍舊不作決定。程和生問:「怎麼給他說?」老吳不回答他。又過了一陣,才輕聲說:「很好。就這樣。」 
  「哪樣?」 
  「就這樣等等,看看。」程和生大惑不解:「等等看看?」 
  「等等看看。」 
  「這是組織決定?」 
  「是。」 
  程和生更加不解:「等什麼?看什麼?」 
  老吳歪頭問他:「你還記得那個白川次郎的電報嗎?」 
  「記得。」 
  「結果呢?」 
  「結果?他沒見到他,到現在也不知道是誰。」 
  「所以,等等看看吧!」程和生根據對老吳的神情語氣觀察判斷,老吳是不想作具體決定了,便輕聲說:「我們要對他有些保護措施吧?」 
  「什麼保護措施?」老吳問。「我不知道,但我..」 
  「就這樣,等等看看。」 
  「我總覺得這個形勢下,應該保護他。」 
  「怎麼保護?」 
  「我不知道。」「我不能把他鎖在保險櫃裡,我也沒有這種保險櫃。」程和生張口結舌,不敢再說什麼了。從人情道理上說,他知道,此時此刻,老吳的擔子也不輕鬆。但是他覺得叫中西功「等等看看」,等於不管他,這是十分危險的。作為領導人的老吳,怎麼這樣處理情況?正想著,忽聽老吳又說:「就這樣通知他,對所有人都這麼通知。包括南京的,北平的。」 
  程和生覺得老吳這個決定有點獨斷專行。就支部組織來說,程和生是個委員,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但老吳卻不理他。按上海情報科的組織說,南京的西裡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和白井行幸等日本同志是由中西功聯絡的。他應該和中西功共同研究再作這類重大決定才好。 
  他提出這個意見。老吳想了想說:「不必了。連他自己都要求我決定呢。」 
  程和生回留青小築的路上又納悶起來:從老吳這麼粗率地作決定來看,所謂老吳和中西功共同領導這個上海情報科下屬系統105 的日本同志的說法,實際上是老吳在領導。中西功只起個和日本同志通訊聯絡的作用。 
  回到留青小築,程和生只好把吳紀光的意見對中西功說了。由於中西功一貫考慮黨的當前重大需要,所以,他總是採取不惜任何代價地堅持工作崗位的態度,聽過以後,當然地同意了。於是,由程和生安排,第二天,老吳和中西功在「三福樓」會了一次面,結果,兩人意見沒有分歧。於是老吳更加堅定了「等等,看看。」的方針。 
  這是個程和生只能勉強接受的決定。中西功看出他的情緒,輕聲細語的勸了他半天,最中心的意思是:作為共產黨員,就應該為革命事業作犧牲,明知道有犧牲的危險,也應該為革命的利益去工作,去堅持。中西功說:「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也許某一天的早晨或者夜裡,我就被日本憲兵抓去了,那麼,我仍舊要堅持我的誓言,我不會吐露有關組織的任何秘密。你也應該有這個思想準備。說不定哪一天,你突然被捕了,你也應該堅持一個共產黨員的誓言。」 
  程和生的眼眶潮濕、紅潤了,輕聲說:「先生,我可以對你說,一旦我被捕了,我不會洩露一點有關你的情況。」就這樣,兩人都默默地相互點頭,算作結束。話是這麼說了。但是,程和生總覺得老吳這個決定有違原則。中央對隱蔽工作早有明確的指示:「長期埋伏,深入隱蔽,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並向全黨發過文件。這十六字方針中,若不能保存自己,怎麼長期工作?所以,今天張明達要求他回答南京站的問題,他只說:「等等看看」,帶著情緒。 
  他的情緒當然瞞不過張明達,但是,作為聯絡員,他不能說什麼別的話。 
  更不能把他的疑惑、納悶、莫名其妙全說給張明達。張明達看出他的情緒不對,笑道:「我倆這樣『坐飯』嗎?」程和生笑一笑;「你不吃嘛,還怪我!這麼說吧,我們是黨員。」 
  「對。」 
  「要服從組織決定,還要自覺地服從。」 
  「好了,作為組織決定,說出來吧,我服從。」 
  「等等看看。」張明達想跳起來大叫,發火,但是強忍住了,他沒精打采地站起身,冷冷的說:「我如實傳達,不過,你要知道,責任重大啊。」「知道。」程和生輕聲說。張明達走了,剩下程和生一個人,不知怎麼,心裡不是滋味。.. 第二天,張明達回到南京。當他走進李得森診所時,見有個老太太在向李得森絮絮叨叨述說腰痛難熬。陳一峰坐在椅上等「看病」。李得森向他點個頭:「請坐。」陳一峰忙用眼光詢問他,他明白問的是什麼,扭過頭,在椅上坐下。陳一峰向他笑一笑:「您哪裡不舒服?」這是病人候診時間常見的聊天話。可是張明達知道,他問的是上海怎麼答覆的。他向陳一峰搖搖頭,歎口氣:「現在我還說不清呢,得等先生給看過才能明白。」「噢,哪兒難受還說不清?」陳一峰奇怪了。「就是。頭痛眼花耳朵聾,鼻子不透氣,全身難受。」張明達煩惱地說。李得森瞟了他一眼。向他點點頭:「稍安勿燥,稍安勿燥。」陳一峰臉色卻驚疑了,忙問:「幾天了?」 
  「好幾天了。」 
  「噢。」陳一峰吃驚凝神地看著他。 
  陳一峰是個才華橫溢、充滿浪漫情調的文化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白淨面皮,衣著隨時,行動舉止都是一副高級記者107 的派頭,瀟灑大方。又有魏晉文人的遺風,好喝酒,這位無冕皇帝生活作風頗有點真皇帝的隨意氣息,不拘小節,常有心不在焉、大大咧咧、丟三落四,因而時有失誤的毛病。但是在情報方面卻從未出過差池。噢,不不,有過一次,差一點兒,只差一點兒誤了大事。 
  那是張明達剛到南京開小雜貨店的時候,陳一峰從西裡龍夫手裡收來一份情報,看了一遍,共有十來行小字: 
  「汪精衛在東京拜見近衛文縻、杉山元,懇談日本承認新政府事項。 
  「日軍現在滿洲分佈情況: 
  「關東軍司令部,新京; 
  「鐵道守備隊(各鐵路沿線); 
  「直屬特種部隊(公主嶺機械化部隊); 
  「蒙疆派遣軍(司令官,東條少將); 
  「三個方面軍(司令部在牡丹江、哈爾濱、齊齊哈爾)」 
  他知道,這是上級索要的日本在東北駐軍新近組編調動的情況,太重要了,便到朱雀橋去找那家小雜貨店。領導交代過,以後他的專線聯繫人就是那個小店的老闆。那人很年輕,圓臉,個不高。他把情報交給小老闆,就是完成任務。 
  走進小雜貨店,果然見一個小青年趴在小小案板櫃檯上撥拉算盤。他認定,無疑聯繫人就是他了。 
  小老闆抬頭看了看他,笑容可掬地問道: 
  「先生,您要買點什麼?」 
  如果,他接著說:「我想買一條手帕。」小老闆再問他:「帶花邊的嗎?」他再說:「不,在當中有花的。」那麼,接頭暗語就算對上口了。但是我們這位大大咧咧的無冕皇帝,把這麼幾句簡單的暗語早忘個一乾二淨了。現在經小老闆一問,竟不知如何回答了。但是他畢竟見多識廣,機智靈活,仰起頭,看貨架子,一邊說,「先看看。」一邊開動腦筋回憶。 
  小老闆張明達也有領導交代,說將有個文化人,挺瀟灑,專給他送情報,接頭暗語是,他要「買當中帶花的手帕」。並且他要提議給張明達「供應日本進口的當中帶花的手帕」。只有到此,才算接上頭了。今天進門來這位,挺瀟灑,著裝打扮和舉動神態像個文化人,他便發出暗語,孰料,他竟說「先看看」,而且真的仰脖子抬頭傻眉瞪眼地看架子上的貨色。張明達小心觀察他,忽聽他又說:「貨挺全嘛。」 
  「啊,小店雖小,可是日用百貨,能置辦到的,都盡力置下了一點。您先生要買點什麼?」張明達第二次向他發出了接頭暗語,這句話適用於任何人,只看他怎麼回答了。 
  我們的無冕皇帝還是沒想起該接著說什麼來,但是他急於和小老闆接上頭,便只好用親熱話拉近乎,笑著,輕聲問道:「顧客多嗎?」 
  「呃——生意還好。」張明達雖然看他像交代的那個來接頭的人,但人不可貌相,從這個毫無來由的關心看,說不定是個來打秋風的地頭蛇。 
  「聽說過我嗎?」陳一峰向他笑一笑。 
  張明達暗吃一驚,忙陪笑道:「開張沒幾天,街坊鄰里都還未來得及拜訪,不知先生貴姓大名?貴府住在哪條街?門牌多少號?」 
  陳一峰心裡自笑糟糕,但再也無計可施。本來,他想,如此問一聲,如果這位小老闆笑一笑,然後說:「聽朋友說起過,但不知是不是您。」那麼,往下,憑他的記者採訪本領,是會慢慢說到一起的,誰知這位小老闆那警惕的目光使他失望了。沒法,他說:「不必問了,以後我還會來。」說罷,眼光含笑地注視小老闆,心想:「你還不明白?」 
  可是,看樣子這位小老闆就是不明白。山窮水盡,他只好轉身出門去了。在街上轉了一圈,心裡有點氣惱,怎麼也想不起那幾句簡單的接頭暗語了。記憶裡好像是要說買一件很普通的什麼日用品,是買什麼來著?忘了,忘得乾乾淨淨。情報今天非交出去不可,不能捏在手裡在街上亂逛。他又回到了小店。「您要買什麼?先生。」小老闆用微笑掩飾著吃驚。「呃,就是很普通的日常用品。」陳一峰可憐已巴地皺起眉,半晌,才說:「先給我拿兩包香煙。」 
  「好的好的,請問先生,喜歡什麼牌子的?」 
  「白錫包就行了。」小老闆從貨架上拿下兩包白錫包香煙,輕放在櫃檯上,口稱「先生」,把香煙向他推一推,同時張起眼,仔細端詳他。陳一峰笑了:「再仔細看看,記住了嗎?」 
  「記住了,先生,希望您多多照顧。」唉,唉,堂堂無冕皇帝,被這麼個孩子般的小老闆難倒了,街上太陽曬一陣,心裡火又大,急出一頭汗,伸手褲袋裡摸手帕。這下突然想起來,用手拍了一下櫃檯,低聲叫道:「想起來了。」嚇了張明達一跳,忙問:「什麼?先生?」 
  「你有手帕嗎?」 
  「有的,先生,您要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 
  「品色很多,先生。純白的,帶花的,麻紗的,您喜歡哪種?」 
  「有帶花的嗎?」 
  「有,先生,您看這樣的可以嗎?」張明達從貨架上取下一摞印花的手帕。陳一峰翻看著手帕,皺眉回憶,忽又輕聲叫道:「噢,我要當中有花的。」 
  「好的先生。你看這種,」張明達又從貨架上取下一摞手帕,純白,連花邊也沒有。「有沒有日本進口、當中帶花的?」 
  「貨還沒到,先生。」 
  「我可以幫你訂購點日本手帕。」 
  「謝謝先生,有樣品嗎?」 
  「下次帶來。」 
  「好的先生。」兩人相視微笑了,至此,全部接頭暗語才算結束。「你有點呆板」。陳一峰不覺發起皇帝脾氣來。 
  張明達眨眨眼睛笑了:「如果錯了呢?」 
  陳一峰自知無話可辯。歎口氣說:「行了,給我拿條毛巾,一塊香皂。」 
  「好的,先生」。張明達不苟言笑地從貨架上拿下一條毛巾,一塊香皂,用紙包好,放在櫃檯上,向前推一推,「先生,您還買點什麼?」 
  「就這。」陳一峰把兩張軍票夾著的情報壓在櫃檯上:「不用找錢了」。 
  「謝謝先生」。張明達伸手接住軍票拉向懷前:「以後請多多關照。」同時點了點頭。 
  他們這第一次接頭的情形,誰也忘不了。這以後,他倆偶而談起這次接頭來,便互相戲謔。陳一峰說張明達「死心眼」。張明達說陳一峰「沒心沒肺」。 
  但是在「中聯社」大樓裡,兩人嚴格遵守自己的職務身份。在他們的公開職務間,是沒話可說的。然而到了李得森診所,兩人都是「病人」。沒有其他病人在場的時候,他們便連「病人」也不是了。研111 究時局形勢,分析情報價值,商量應該主動獵取什麼情報,有時也談笑。 
  今天陳一峰是專來等候張明達傳達上海情報科答覆的,西裡龍夫得到中西功的消息,說北平憲兵司令部有電報給上海憲兵司令部要密捕他。為此他替中西功擔心,告訴了陳一峰。陳一峰更擔心西裡龍夫,便和李得森研究,決定向上海科提出意見,要求答覆。 
  李得森把囉哩囉嗦的老太太打發走了。房裡只有他們三個人時,忙問張明達:「怎麼答覆的?」 
  張明達惱怒地漲紅著臉說:「等等,看看」。 
  「什麼?」李得森皺起眉頭焦躁起來。 
  「你再說一遍。」無冕皇帝極嚴肅而文雅。 
  張明達只得從頭到尾把見到程和生以後怎麼說的,程和生怎麼答覆的重複了一遍。 
  三人默默相向,誰也說不出話來。別看李得森山東人氣粗好鬥,到了三關隘口,懸崖絕壁,地位不利的時候,也就「沒咒念了」。陳一峰呢?共產黨是個革命組織,黨員個人要服從組織,下級要服從上級,莫說無冕皇帝,就是有冕皇帝,在組織命令前也得老老實實。現在他面無表情,像個臘人塑像。 
  張明達看看他們倆,輕聲道:「不能這麼愣著,想想辦法。」 
  「有什麼辦法?」李得森怒氣未消。 
  「沒有辦法才想呢,有辦法還用想?」張明達盡力耐住性子。從昨天見到程和生到現在,他只想一件事:怎麼保護住西裡龍夫。中國人,不管怎麼說,好辦。戴上一副眼鏡,換套衣帽化個裝,人堆裡三混兩混就能出城門過關卡。西裡不行。就他那中國話,張口便露餡。他想過:唯一的辦法是用武力把他接出南京去。南京地下黨在偽軍警中會有秘密組織,但是情報站和他們毫無關係,而且他們大概不會這樣做。南京郊外有游擊隊,但情報站和人家也沒有聯繫。即使出面去和人家聯繫,其一,人家是否相信你?其二,沒有上級的通知,哪個武裝敢隨便亂動?他歎了口氣,關鍵的關鍵是上級。上級批准了,一個通知,莫說接一個西裡龍夫,接十個百個,也能辦到。沒有上級的通知,莫說西裡龍夫,就是李得森、陳一峰和三天跑一次上海的交通在內,離開南京一步試試!?沒有組織的命令和批准,擅自離開崗位,就是自動脫黨,一切都完。事情就這麼簡單。 
  他又歎口氣。忽聽陳一峰喃喃自語道:「南京雖大,又是日本人的天下,可是藏不下一個逃亡的日本人..」「輕裝。」李得森決然道:「不管上海怎樣,我們輕裝。」張明達不解他所說的「輕裝」是何意,轉頭看他,只見他滿臉漲紅,忿忿然道:「把每個人的工作都輕裝。」「工作怎麼輕裝?」張明達問。「可做可不做的,不做了。交下來的任務,堅決完成。重大的,戰略動向性的,堅決拿到,其它一律不動。」陳一峰莫名其妙,問道:「這能解決什麼問題?」李得森說:「騰出時間來,加強應變聯絡。」陳一峰說:「問題在於要先有應變方案。然後才是聯絡,聯絡是第二位的。」 
  李得森指點迷津似的輕聲說,「應變、應變,隨機而應變,隨時聯絡才能隨時掌握情況,掌握了情況,才能隨機應變,不聯絡誰知該怎麼變?說車到山前必有路,也得看清山前什麼樣才能找出路來。現在我們只有多觀察,多聯絡,才能臨時想辦法。」 
  誰說不是?三人幾乎同時歎氣。過一會兒,張明達先開口了:「老是這麼歎氣楞著,沒有別的辦法啦?」「什麼辦法?」李、陳二人幾乎同時出聲。「事到如此緊急關頭,老吳只會說等等,看看。既不講明是什麼原因,又不講明有什麼困難。領導上這個態度,我們該怎麼辦?」「你說該怎麼辦?」二人又同時問他。「我看,現在我們需要獨立思考了。」張明達沉思地說。「對。」李得森思索著點頭:「作為南京站的負責人,我首先就得獨立思考。現在,事實上,我們已經暴露在日本警視廳特高課的偵察視野裡了。當然,我們應該不怕犧牲,堅持戰鬥崗位。但是堅持崗位,首先要創造堅持的條件。」 
  「你說吧,怎麼辦?」陳一峰急切地說。「具體研究,具體安排。」李得森胸有成竹似地:「來,首先研究汪敬遠。」 
  汪敬遠是汪精衛的隨從秘書,在汪精衛公館裡。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汪精衛一直在向派遣軍總司令部要求允許他的「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未得他主子批准,十分焦躁。告訴汪敬遠,汪精衛宣戰不宣戰,既影響不了國際格局,也算不上有價值的情報,隨他去吧。汪精衛每天的會客名單以後停止抄送。會客談話內容,屬重大軍政決策的,臨時簡報,一般的不送。汪偽政權官員們勾心鬥角地狗咬狗,不報。李長江、任援道、孫良誠等偽軍活動,意義不大的,也不報。汪精衛和日方條約性活動,待有結果再報。關於日方用汪偽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條件誘降閻錫山的事,拖拖拉拉,至今無結果。今後,閻錫山是繼續跟蔣介石,還是投靠汪精衛,他還在對形勢作觀望,他有兩萬人駐地處在八路軍的包圍圈內,想借日軍力量把他們接出來,沒有那麼容易。日本人不是傻子,不會先為他的兩萬人去流血。看來事情還要拖下去。即使有了結果,意思也不大,無關大局,停止,不報。關於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已處危境的情況,暫不通知汪敬遠,這位老弟性子特別急,以免引起他波動。「不合適吧?」張明達插話說:「這不報,那不要,汪敬遠會問,我幹什麼?」「注意應變聯絡。」李得森說。「那樣,他一定又要問,應什麼變?你能不對他說日本同志的事?」李得森點頭同意:「有道理。可是..這事我親自辦。研究第二個,鄭百千。」 
  鄭百千是汪偽政府博物委員會主任的二公子,在師範學校當講師,他的力量放在文化戰線。以前報過張資平要投汪當漢奸,提請領導上警惕他投敵後,在知識分子群中可能產生的壞影響。現在張資平投敵已成事實。最近延安傳來消息,毛主席已經給他戴上漢好帽子了,有講話紀錄為證。他翻不了身,影響不到真正的知識分子。告訴鄭百千,文化戰線的調查停止。某些知識分子動搖性大,準要當漢奸,由他們當去,我們也攔不住。國難當頭,考驗每個人,不光是知識分子。另外還要通知他,以後有重要情報,也只口頭面談,不許他再長篇大論的寫那些書面報告。對他也要把面臨情況的嚴重性講清楚,要他勤聯繫。 
  第三個,從鄭百千帶出個無錫的邱麟祥來。 
  邱麟祥的家是隱蔽點之一。他在無錫南門外開個米行,兼個小學校長,從他家向南走半天就可到蘇南根據地邊緣區。他不在南京,危險性不大。他由鄭百千聯繫,叫鄭百千通知他,叫他通過親友關係,開闢一條從他家到蘇南的臨時交通線,要絕對安全,萬不得已,由我們想法把西裡龍夫他們送出和平門去上火車,在無錫下車。 
  「那樣走路程太遠,」張明達又插活:「走半天,還要帶著他的夫人,不如往北,上火車輪渡過江,奔六合,很近就是游擊區。」「是啊,還要帶他夫人,怎麼把他們送出和平門?」陳一峰沉思著說。難題又回到日本同志身上了。而且,即使把他們送出了和平門,或者也過了江,到了根據地。那時候交給誰?誰接受?上海情報科是直屬最高層的絕對保密單位,在黨內也絕對保密,誰洩露了,都要受紀律處分;在黨外,哪個人知道這單位?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沒有上級的部署,隨你多麼周密的計劃方案,要送日本同志去根據地,全是空話。最後,三人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的嘴,我看他的口,他看你鼻子底下那個能說話的東西,看它說什麼。歸根到底,只有也只能執行「等等看看」的指示。日子一天天平靜地過去,中西功又次拜訪了他在憲兵隊的朋友,談話間,他發現,這位朋友對他過分地客氣,看得出,他明顯地在恪守著一種分寸。絕不涉及憲兵隊內一點情況,更不提及中西功該不該離開上海的話題。好像他根本未向中西功透露過北平憲兵隊給上海憲兵隊電報要密捕他的事。 
  兩人互相道別時,這位朋友仍是那麼客氣有餘。中西功挑眉凝思:這位朋友開始迴避他呢,還是另有蹊蹺?他滿懷疑惑地進了「滿鐵」他的辦公室,翻出新到的各種內部密件閱讀。 
  以便瞭解當前日本國內形勢對他自己安危的關係。但是,這些密件,雖然也有軍事方面的,大部分是關於經濟方面的。憑他的經驗,很快看出,太平洋戰爭後,不到兩個月,日本船隻損失慘重,粗略統計一下,便近60 萬噸。忽然,一條「代電」吸引了他:「關東軍組成6 個軍」,其中的兩個駐紮地,更令他注意,一個是安東,另一個是牡丹江,這不是北攻蘇聯的態勢部署又是什麼?從牡丹江東下到達綏芬河,直取烏蘇裡斯克(雙城子)和符拉迪烏斯托克(海參崴),然後沿鐵路北上曼佐夫卡,再沿興凱湖東岸,直取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在解凍以前的初春季節,這片沼澤地是理想的行軍路線,並且,他還注意到一條「內閣密訊」稱:「政界有人建議,大東亞聖戰應以佔領新加坡作為一個行動段落,停止使用武力,與美國認真談判一次,取得諒解,締結個某種協議。」把這兩者聯繫起來加以分析,至少可以認為,日本在解凍以前向蘇聯發起進攻的可能性很大。 
  他決定約老吳面談一次。 
  他正要出門,程和生進來了,神色有點惶急。 
  「先生,憲兵隊叫我們搬家。」 
  「唔?」 
  「銀行二樓,我們調查班的房子,進去五個憲兵,限令我們立即離開那裡。」 
  「他們沒說為什麼?」 
  「沒有,只是命令我們立即離開。」 
  「說話語氣凶狠嗎?」 
  程和生想了想:「不客氣。」 
  「帶有危險跡像嗎?」 
  「沒看出來。」 
  「唔。」中西功思忖片刻,輕聲說:「立即撤離那裡,一周之內,除了你和倪之驥,其他人誰也不許再露面,一律隱蔽,你倆仍舊是我的僱員。」 
  程和生答應一聲,轉身出門,中西功又拉回他,低聲說:「請老吳考慮,我要見他,時間地點由他決定。」 
  吳紀光和中西功在四馬路一家小菜館見了面,兩人都是一副消閒神氣,一瓶法國白蘭地,四小碟冷菜,整整消磨了一個下午。 
  開始,吳紀光聽程和生說,憲兵把「特別調查班」攆出了交通銀行,估計中西功要和他研究特別調查班的存留與否和他的去留問題,對於這件事,他已經考慮了個意見。形成這個意見的指導思想是去年11 月下旬中西功由東京回來後,他向「小開」匯報關於日軍南進的開戰日期那天,在談到是否安排中西功「向西去」的問題時,「小開」對他明確說過的那段話:「上海情報科這個陣地不能輕易放棄,因為這裡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在遠東的前哨,是我們監視日本這個戰爭惡魔意欲把世界大戰擴展到東半球的晾望塔;你們這個情報科是由黨長期建設起來的、隱蔽極深的、精明強幹的戰鬥組織,特別在現時,你們是無可替代的戰鬥崗位。明白地說,把這個陣地交給你們,你們就得守住,而你要勇於負責。」那就是說,「小開」要求於他的,首先是怎樣守住這個陣地。毫無疑問,任何人都不能撤離這裡。 
  未料,中西功所談的,根本不是什麼撤離問題,而是來匯報日本關東軍的部署動向。他先從日本陸海兩軍的矛盾談起,繼之談到這種矛盾可能產生的行動分歧,就是關東軍在春季解凍前發起北攻蘇聯的可能性,現在,這種可能性正在日益擴大。他還特別強調海軍雖然初戰取勝,但是造成的艦船損失,已經使他們陷入只能取守勢的地步。日本政界有人提議以佔領新加坡為一段落,再和美國談判,簽個什麼協定,就是這種處於守勢的說明。在這個新形勢下,陸軍會乘機顯示一下,在國內政界爭取(或者可以說是鞏固)自己的地位,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北攻蘇聯,在當前還有個和德國呼應的作用。日本佔領越南,在上海進駐法租界,遭到了貝當政府的強硬抗議,如果北攻蘇聯,可以收到通過希特勒對貝當施加壓力的效果。 
  關於這個大問題,吳紀光只能認真地聽他闡述,然後去向上級匯報。 
  最後他們也談到憲兵隊把「特別調查班」攆出交通銀行的事。中西功說,從幾方面觀察,日軍和憲兵都沒發覺「特別調查班」有什麼可疑。他們只為自己的方便,不把「滿鐵」屬下一個小機關放在眼裡,「特別調查班」倒正好趁此機會轉入隱蔽分散活動。至於程和生和倪之驥兩人,仍以僱員身份繼續公開活動,堅守陣地。 
  吳紀光非常滿意這個安排,兩人又探討了以後活動的注意事項,便分手。始終沒談中西功是否向西去的問題。 
  1942 年江南的梅雨季節比以往哪年來得都早。雨,緊一陣慢一陣,不管人世沉浮,只顧下個不停。田野一片茫茫,城市泡在水裡,整個江南看去悠閒寧靜。人們無事不上街,上街得撐把油紙傘。 
  日本兵不帶雨傘,他們穿粗呢軍衣,據說隔水防潮。到底什麼滋味,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他們的帽子上左右掛下兩片布,原是為在北方防風沙而設計的,現在用來擋雨倒也合適。腳下的高筒皮靴經水一泡,在杭州城街青石板路上走起來也沒有了那威武的「卡卡」響聲了,只聽得「咕茲」「咕茲」一片亂響。他們有的痛恨中國人在這種連綿雨天裡可以躲在青磚瓦房裡不出門,消受清福。有的羨慕中國人不徵兵,願意當兵自己去,不願意當兵在家裡呆著。尤其那些應徵新兵,扛著步槍在雨水中東張西望,他們聽說過中國人把杭州叫「天堂」,天堂原來這個樣。 
  「雨西湖」,是杭州一大景觀。現在岸邊擠滿日軍兵馬,空酒瓶和罐頭盒散落在岸邊湖面上,隨著大雨敲碎的水面跳動。湖上一片白霧,能見度不過百公尺。怎麼看怎麼叫人傷心。 
  侵華日軍13 軍,自接到擔當打通浙贛路主力的命令後行動遲緩。直到北方部隊南下助陣才算振作起來,5 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在大雨中行進,火車、汽車,還有那些倒霉的馬拉鐵□轆運輸車,走著走著便陷進泥水裡,越陷越深,一輛運輸車得派十幾個步兵跟著走,忙碌10 多天,各部總算佈置停當。5 月15 日,兩翼從餘杭和奉化,開始攻擊前進。16 日,杭州司令部得到報告:國民黨軍在新119 昌、諸暨頑強抵抗。 
  消息傳到13 軍設在上海的「籐」「櫻」兩情報機關——「籐」和「櫻」是13 軍專門收集重慶方面軍事情報的機關,負責人是佐方大佐,和上海影佐幀昭的「梅」機關是兩回事——佐方親自出馬到「滿鐵」上海辦事處向「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求助。 
  「快快的,快快的,求求閣下,求求閣下。」佐方說日本話,向中西功說一句鞠一躬。 
  中西功根據掌握的資料,向佐方詳細地介紹了國民黨軍第3 戰區的兵員裝備和作戰傳統作風,並把他們這次投入的抵抗部隊是那些,數目多少,裝備怎樣,實戰能力等等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佐方聽後,大為感激。提出來要求中西功進一步給以幫助,介紹一下國民黨的抵抗部隊和重慶的關係,以及他們可能堅持作戰多少時日,中西功笑笑說:「這方面,由於戰役開始前未 
  作調查,很難解答。」佐方悻悻告辭。中西功送佐方上車時,一個通過13 軍搜集東京戰略情報的念頭在腦際閃 
  現出來,他對佐方輕聲說:「但是,我可以去作一次實地調查,也許可以得到些對閣下有用的情報。」佐方驚奇地笑起來:「是嗎?這太感謝了。求閣下馬上動身吧。」中西功思索著說:「我要準備一下。」佐方忙搶話:「需要我向13 軍作介紹吧?」中西功不當事地挺一下胸:「不需要,我的行動,13 軍要嚴格保守秘密。」佐方連說:「是的,我為閣下出具一份隨軍調查員的證明,馬上送來。」中西功笑一笑:「不必不必。」佐方感激涕零似的:「非常感激,謝謝,謝謝,我等待閣下的消息,謝謝。」送走了佐方。中西功找到程和生,叫他通告老吳,要求立即見面。程和生去見老吳,把情況作了傳達。老吳沉吟一會兒:「我考慮一下。 
  明天上午九點,三福樓答覆。」老吳所說的「考慮一下」,是去請示「小開」。「小開」聽後眨眨眼,輕聲說:「可以。一來通過13 軍瞭解東京的戰略意圖和重慶的態度,二來可以自然地靜觀事態的發展。」 
  吳紀光每次見「小開」,都全神貫注地聽「小開」講什麼,同時動腦筋仔細想他話裡的含意。今天他尤其集中精力,從語氣看來,」小開」對中西功的活動和去留很關心。可不是嘛,「小開」也知道中西功的能量,不看重他才怪呢。但是今天他要向「小開」討得個對中西功安排的高遠方案,便輕聲問:「以後怎麼辦?」 
  「小開」沉思了一會兒說:「看情況。」 
  吳紀光心中暗想:應該怎麼理解領導這句話呢?從口氣聽,很決斷。從神色看,好像「小開」心中也沒底,情況會有多種多樣的發展,難以預料。待看到不利的情況後再作處置,不是為時已晚了嗎?眼前在中西功背後,就有個北平日軍憲兵司令部密電要逮捕他的危險。這件事,他已經向「小開」匯報過,從開始,「小開」就指示「整個情報科都要『等等看看』」。時至今日,所謂「看情況」,實際還是「等等看看」。怎麼等?怎麼看?當然就是堅持在陣地上,觀察敵情變化,但這是沒有定譜的事。現在,可以說是個轉移中西功的好時機。可以命令他趁出上海到杭州的路程期間,經過聯繫,進蘇北根據地。當然,中西功一走,相應地,其他同志都得撤離。那樣,組織就撤銷了,這個老一輩苦心經營、長期建設起來的情報科陣地就消亡了,是在他手裡消亡了,而不是在他手裡堅持住了。這是他不敢負、也負不起的重大責任。然而不顧一切地一味地堅持陣地,等等看看,其結果將是什麼呢?他不敢想下去。 
  但是,不敢想也得想。他搞過武裝鬥爭,知道什麼叫軍令如山,只要堅持陣地的命令一下,就得與陣地共存亡。血要流在陣地上,人要死在陣地上。現在領導命令已下,就得服從。 
  他正想著,忽聽「小開」問:「那個白川次郎到底是誰?」「不知道。」他答。「那個說北平憲兵司令部來密電要密捕他的憲兵是什麼人?」 
  「只說是朋友。」「這兩個人不是全出自對中西功個人的關心,也不像有憲兵陰謀。」「小開」這個分析,有其獨到見解,從最低限度說,共產黨人在群眾中的影響,會在鬥爭最激烈的時刻反映出來。就一般情況而論,有些共產黨員自覺地策應同志,也是常事。然而,中西功的身份,在日本人間竟暴露得如此嚴重?即使暴露得如此嚴重,仍然得到了有形無形的幫助,這是事實。能依靠這些幫助去長期堅守陣地嗎?當然不能,只能依靠每個黨員的自覺犧牲精神。他再抬頭看「小開」,只見他臉色沉重,正眼光犀利地注視著他。他知道,不必再說下去了。第二天,他按時到達「三福樓」,中西功已經在等待。像過去一樣,兩人沒有寒暄客套,直接了當,他問中西功:「決定了?」 
  中西功側頭笑:「聽你決定。我想利用13 軍遇到頑強抵抗這個關口,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給他們的命令裡,會反映出東京的戰略動向來。這是我們需要的。」 
  「也好。」不知是由於徹夜失眠身體受影響,還是由於感情撞擊,吳紀光喉頭湧起一陣酸辣,直衝眼眶。自己也不知是哭是笑他說:「既然答應了他,就去吧,東京的戰略動向,我們是需要,但是目前不必過於費心。重慶方面,太平洋一打,可以說態度有所好轉,注意一下他們對汪精衛有什麼變化就行了。不管那位憲兵朋友說的是真是假,到了杭州少露面。南京的西裡龍夫由我聯繫。你在杭州盡可能多呆幾天,我在上海觀察動靜,到時候叫程和生去找你。」 
  中西功說:「我想帶他到杭州去,方便些。現在我沒有他,像沒有手腳似的。」吳紀光思索一下,點了點頭:「可以。」轉頭吩咐程和生:「負起責任來。」程和生嚴肅地點頭:「一定。」「走以前通知張明達,南京方面,目前沒有大任務,你們停止會面,等你回來再說。」吳紀光又轉頭問中西功:「你還有什麼交代嗎?」中西功笑一笑:「沒有,你還有什麼要囑咐我的?」吳紀光說:「杭州是風景城市,比上海安靜,但也要警惕。」兩人就這樣握別了。5 月20 日中西功和程和生到了杭州,在西湖邊找家旅館住下。此時的杭 
  州,大兵西去,又恢復了安靜,看到的是雨水沖洗過的房屋和街道,迷檬的西湖山水,聽到的是雨聲中透出的隱隱炮聲。中西功當然沒去調查國民黨軍的情況,也沒去13 軍瞭解東京的戰略動向。 
  程和生撐把雨傘在杭州街上轉了三天。在幾家書店買了些報紙和雜誌。和書店老闆們攀談,說想買點國民黨出版的雜誌書報,如果能買到,肯出高價錢。老闆們都畏畏縮縮,說沒有進那種貨的渠道。 
  最後,在望江路一個小書攤的女人說,如果您先生肯出大錢,我不妨托親戚試試看。程和生問她親戚在哪裡,她說在紹興鄉下,又說那裡是政府軍的地方。程和生當下給了她五百元儲備票,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女人嚇得臉發白,但還是收下了。她說一定給辦到,明後兩天過去,大後天來拿吧。程和生又問她,能不能買到四明山地方的報紙,女人一聽,連忙把儲備票又退還他,連聲說:「先生,這種生意我們從來不做。你不知道,那裡是共黨游擊隊的天下。」程和生笑笑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啊。」女人看了他一陣,連說:「不敢。」程和生把儲備票又推給她,說:「不要怕,能買到最好,買不到也不要緊。」雙方約定,過幾天程和生再來見面。 
  程和生並不是隨便把幾百元儲備票扔給那女人的,他攀談中觀察,這女人看去單薄,但不似滬杭一帶經商女人那種精明機靈。而且,她的店面那樣窄小,存書也不多,她的那雙手極粗糙,總體說,他猜想她像個地下聯絡點的人,如果她能拿來四明山區那怕一張報紙,程和生就有辦法和她深入交談下去。 
  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吳要求帶他來杭州,為的是隨身多個耳目,接觸中國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暫時離開上海,以觀察上海憲兵的動靜,相機行事。他知道這一點歸他掌握,但是作為自己便不能只限於這一點了,他想盡最大努力找到一個地下黨組織的人。他的所謂「相機行事」,是要在出現危急的時候,把中西功通過地下關係,護送到根據地去,至於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這就是他在杭州逛大街、逛商店的目的。 
  他對這個小書店的女老闆寄予希望。 
  他又用兩天時間過錢塘江,騎上租來的自行車在鄉問轉游。雖然穿了雨衣,仍然淋成落湯雞。他真想碰上幾個游擊隊員把他捉住當俘虜。可是沒有,一個也沒碰上。每次回到旅館,中西功都問他,「到哪去了?」他不實說,只說出去轉轉看看。 
  第七天,當他回到旅館時,中西功歎口氣說:「好了,我明白你了,明天不要出去了。我計算了一下,從我知道消息到現在,20 天了。如果憲兵隊要抓我,早已經動手了。至少,他們要先向『滿鐵,作個通報,可是我們出來,『滿鐵,絲毫沒阻攔,說明他們一無所知。還得利用這段時間想想以後的工作吧。」 
  「以後的工作以後再說吧,」程和生沉恩著說:「杭州和上海不同,在上海,我們一點周旋餘地沒有。」 
  「在杭州就有周旋餘地了嗎?」 
  「至少可以臨時躲藏一下。」 
  「如果他們決心抓我,藏是藏不住的。如果是真的,憲兵隊的朋友也不會再給我送信了,到那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我想在這裡作好安排,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我們就到四明山去。」 
  「到四明山去?沒有組織介紹信,能找到游擊隊嗎?」 
  程和生被問住了,這才不得不把心中的小九九倒了出來,說:憑他在根據地那麼多年的生活體驗,一下就聞出味來了,那個女老闆十有八九是游擊區的外圍聯絡點,過幾天她拿來游擊隊的報紙,我自有辦法接上關係云云。 
  中西功聽後深受感動地說: 
  「我知道,你都是為我安全著想,我很感激。不過,我還是不能同意,不通過組織便自由行動。不管情況多麼危急,我們都不能脫離黨,我們都要堅持鬥爭,就像你們在戰場上打仗一樣,要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我們那怕被捕了,也要堅持,堅持我們的信念,你想過嗎?」 
  「想過的。你可以相信我。」 
  「共產主義,不是口頭說說的。我們要有為它付出生命的決心。蘇聯的勝利,不是一晚上攻進冬宮得來的。那之前,已經有千千萬萬布爾什維克倒下了。我們個人的生命,比起革命事業的需要來,太渺小了。」 
  「我知道。」「我是隨時準備著的。當然,我不想落到他們手裡,我要看到我們的勝利。」中西功笑了。程和生看看他,也笑了:「是啊,我們不是為犧牲而干的。不過目前,我們已處在這個邊緣上了。」「那我們就盡可能地迎著狂風惡浪戰鬥吧。你知道潛水艇嗎?」程和生笑道:「太知道了。」「是,你在航海學校上過學,當然知道。潛水艇,在所有的船隻靠港躲避風暴的時候,它往港外開,到深海去潛伏。現在日美開戰,大形勢這個大風浪對我們有利。你說呢?」 
  程和生同意這個分析,於是他們談論起日美戰爭的前景來,進而聯繫到蘇德戰場、中國戰場和去年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今年延安的整頓三風,上海情報科老吳的領導作風,「特別調查班」疏散隱蔽的幾個黨員,南京的同志,北平站籌備組的同志們,也談到他倆自己的家庭成員和個人參加黨的思想經過,自己的愛好和抱負,最後又回到了眼前的處境,回到了老話題:「下一步,怎麼辦?」 
  「要有思想準備,」中西功沉思著認真他說:「我也許逃不出憲兵的手。你也可能被捕,他們會懷疑你,因為我倆關係太密切,抓你個嫌疑犯,在他們不算回事。」 
  「先生,」程和生深情他說:「如果我被捕,無論到什麼地步,我絕不會說一句不利於你的話,我要用我的生命保護你的安全。」中西功眼圈紅潤了:「我相信你,真的,請你也相信我。」「當然。」程和生微笑著:「我早就相信你了。」話題又轉入他們之間的信任和友誼上。他們談了很多很多.. 
  第六章特高課警官到上海 
  5 月28 日,13 軍越過金華、蘭溪,直逼衢州。在杭州即使雨停時間,連隱約的炮聲也聽不到了。6 月7 日,日軍攻佔衢州,然後繼續向西,連下玉山和上饒。南下一部佔領麗水,一路燒殺過去,濃雲暴雨加滾滾黑煙,江南大地天昏地暗,所到之處,鐵路、機場全被破壞。 
  中西功和程和生在杭州25 夭,對於國民黨軍的連續後退,唉聲歎氣。還調查什麼?佐方用不著了。「滿鐵」和憲兵都沒有來信和電話。兩人每天在西湖邊雨中閒步,心裡也漸趨平靜。 
  6 月16 日,吃過午飯,中西功剛走進房,電話鈴響了。電話是惠於從上海留青小築打來的。告訴中西功家中一切都好,說是有兩位東京來的客人要找他,請他回來一下。「東京來的?」中西功心中不禁一顫,忙問:「誰?呃?..」惠子沒有馬上回答,像是跟旁邊什麼人說話,聽不清。中西功又催問一遍,才傳來惠子的聲音:「他們說是你的老朋友,又說你早些時候到東京找過他們的,不說你也知道。」「嗅,真的嗎?」中西功聽此一說,心裡不免暗喜,但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們是什麼模樣?惠子。」「什麼模樣?!..」惠子頓了一頓才說:「他們不讓我告訴你,說好讓你到時候大吃一驚!」中西功還想說些什麼,惠子已把電話掛掉了。中西功剛掛上電話,程和生進屋來,問道:「哪來電話?」「惠子,說東京來了朋友,要我回去敘敘。」「回去嗎?」「不妨回去看看。你留在這,等我,我處理完事,立即回來。」「順便到『滿鐵,觀察一下。最好見見憲兵隊的那位朋友。」「當然。」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車站。火車啟動了、兩人揮手告別,程和生低聲叫道:「先生,請向夫人和惠子小姐轉達我的問候。」「謝謝!」下午4 點半,中西功回到留青小築28 號,推門進屋,不見惠子和方子,便大聲說:「我回來了。」 
  先是惠子雀躍著衝出房,向他鞠躬,笑著:「您辛苦了。」繼之是方子緊跟著走出房,向他鞠躬,笑著:「您回來了。」說著幫他脫雨衣,惠子接過他手裡的盥洗袋。方子幫他拿來拖鞋換鞋。他問:「有什麼事?」方子笑道:「有朋友來看你。」惠子叫道:「先別告訴他。」 
  「噢,」中西功抬頭見書房出來兩個人,穿西裝,結領帶,腳上皮鞋,頭髮梳理得有型有樣,油光發亮,臉刮得乾乾淨淨,眼角邊掛一絲微笑。每人時上搭件淺藍色雨衣,手裡拿頂寬邊巴拿馬草帽,兩人向他點頭問:「中西功先生嗎?」 
  「你們?!」中西功一眼看出他們的身份,心下明白發生什麼事了。「我們奉命來請先生。」 
  「請我?到哪裡去?你們是誰?」中西功鎮定自若地用生硬的口氣反詰。 
  來人幾乎同時翻開西裝領子,露出一枚銀灰色徽章,又幾乎同時說:「東京警視廳,特高課。」方子和惠子忍不住突然掩口驚呼起來。她們怎麼也沒想到這兩個儀表端正、笑容可掬、口口聲聲說是中西功的老同學、老朋友的客人,竟是搞「特高」勾當的便衣警察,多麼可怕!而這兩個魔鬼竟使用了卑劣的手段,騙取她們的信任,還逗惠子信以為真地跟著他們對哥哥說起謊來,要不哥哥哪會輕易上當受騙。原來期待出現的喜劇場面竟成了一場惡夢!惠子潔白無瑕的心靈像蒙受一場奇恥大辱,此刻竟憤怒得毫無顧忌地衝上前去護著中西功,憤怒地指著兩個「特高」吼道: 
  「無恥!你們無恥!你們把話說清楚了,憑什麼來抓人!」說著眼淚一下子像斷了線的珠子般流了出來。 
  這兩個「特高」一點不感到意外,只是冷冷地看了中西功一眼,然後微微一笑,客氣地說: 
  「中西君,不要給家人製造不愉快了,請吧!」 
  這突如其來的一擊,並沒有使中西功心慌意亂,手足無措。因為他早已有了思想準備,做秘密工作隨時可能發生不測,遇到這種情況,保持沉著冷靜,隨機應變,是鞏固士氣、防範敵人乘虛而入的最佳對策。現在,在他看來,事已至此,無論軟的硬的都改變不了局面,便坦然地向他們點點頭說: 
  「好吧,請你們稍坐片刻,我對她們說幾句話。」兩個「特高」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點頭表示同意。中西功便一手挽著方子一手挽著惠子向書房走會。 
  兩個「特高」守候在客廳裡並沒有閒著,一個站在房門外監聽,一個走到陽台上賞花,眼睛卻注視著書房的窗戶。 
  中西功把方子和惠子按坐在沙發上,然後拉把椅子在她們對面坐下,平靜地說: 
  「也許在哪件事上我沒辦好,出了差錯,惹怒了什麼人,我不知道,『滿鐵』的事,很難辦。不過我想,既然他們來了,去調查一下,對證一番,也容易消除誤會。所以你們放心,我走以後,你們在這裡不方便,回日本吧,回到多氣郡,爸爸和媽媽會照顧你們。不要哭,都不要哭,我辦的事都是為日本著想的。」中西功明知那兩個「特高」在門外竊聽,故意亮著嗓門說。 
  「不,我要跟你去,倒要看看他們把你怎麼樣!」惠子不哭了,她被哥哥一股遇事沉著、臨危不懼的氣概所感染,猛地站起身子。 
  「別耍小孩子氣性,」中西功忙按住她說「你已經是大人了,好好照顧嫂子,回到爸爸媽媽身邊等著我。」 
  「你大概要多長時間才能回家?」方子是個不苟言笑、感情內向的賢淑女子,她輕聲地卻充滿深情地問。 
  「我想,用不了多久..」中西功思索著又補充說:「如果時間長的話,我會給你們寫信的。」 
  房門「篤篤」響了兩下,這是「特高」催促的信號,中西功站起身,方子忙去取來中西功的皮鞋,先給他穿上衣服,然後再按舊式禮儀,跪著替他換上皮鞋,結好鞋帶。她已經好久沒有這樣侍候丈夫了,一股生離死別之情突然襲上心頭,不禁顫抖了一下,中西功察覺到了這一點,忙把方子扶起來,替她擦去掛在眼角上一顆晶瑩的淚珠,同時用輕得連自己都聽不清的聲音說了聲:「堅強些!」 
  方子笑了,便和惠子一起挽著丈夫走出書房。這時中西功的心情自己都覺得平靜得出奇,他像平時一樣向妻子和妹妹告別後,隨即向兩個「特高」點點頭,便默默地跟著他們離開了這一低矮的日本式住宅區——留青小築。他沒有低頭,沒有一點沮喪表情,和平日上班一樣昂首闊步地向前走。 
  在街口,路旁突然冒出一輛軍用小汽車,兩個「特高」向他伸手示意,他便上了中間坐,兩個「特高」一左一右夾著他,這是部老爺車,車頭上插著一面小太陽旗,發動了好幾次,這才啟動,緩緩開上大街。 
  車子開得很慢。 
  從虹口施高塔路坐車到四川路橋北挽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或外白渡橋傍的日本領事館,要經過較長的路段,小汽車開得再快也得半個多小時,這正是中西功冷靜下來考慮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大好時機。 
  在他腦海裡閃現的第一個問題是:他被捕了,這已毫無疑問,但是原因呢?是誰出了事連累了他? 
  在上海和他有黨組織關係的只有程和生,可他現在杭州,正在眼巴巴地等他回去呢! 
  是老吳被捕了?不可能,除了程和生和我,誰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地址。即使他被捕也絕不會牽連到我。 
  是的,我和南京的西裡龍夫是同學又是同志。但,我堅信,即使他被捕了,也絕對不會把我供出來。還有個陳一峰。陳一峰在外面活動多,消息靈通,別看他文人氣息濃厚,這方面卻特別警覺,像只麻雀,敵人休想輕易抓住他。有個風吹草動,他便會迅速向組織發出警報。 
  他也想到了北平的尾崎莊太郎,白井行車。北平站的籌備情況,架子還未搭起來。為給聯絡員錢志行安排個掩護職業,半年多也沒落實下來,也不會出問題。 
  再說,只要有一個人得到警報,整個組織就會安全轉移。問題在於是否有人已經被捕而來不及發警報? 
  問題更在於「特高」是否已經全盤掌握了整個上海情報科的情況? 
  他想著,想著.. 
  「不可能,絕不可能!」他像突然開了竅似的全盤否定了以上設想,差點沒喊出聲來。 
  原來,他發現在亂成一團麻的思緒中,竟忽略了一個至關緊要而又最簡單不過的細節。那就是兩個「特高」在向他亮出衣領上那枚銀灰色徽章,隨口說明他們是「東京警視廳」的身份時,恰好證明他們是從東京專程為他而來的。以及在此之前,他們為了騙取他的信任,不得不指使惠子,在電話中對他說出「他們知道你去過東京,找過他們」這樣的話來。這就足以證明:事情是出於他的東京之行,是他在活動過程中,什麼事情有失檢點,譬如住店,打電話,到軍報道部等等,被警視廳抓住了把柄,才惹出麻煩來的。這就好,這只是我個人問題,只要與上海組織無牽連,我個人的事,他們什麼也不會得到的!想到這裡,他頓覺如釋重負,一身輕鬆。接著他需要考慮的是:這兩個東京警視廳派來的『特高,到底是什麼貨色?找他到底為的是哪樁? 
  他緊閉雙眼,又沉思起來.. 
  小汽車開到了四川路橋北堍,沒有駛進憲兵隊,而是七轉八拐地向外白渡橋方向駛去,忽然在一座樓房前停下了。一個「特高」先下了車,站在車旁,「扶」他下了車,他抬頭看,認出這裡是日本領事館海軍武官府的大院,他多次到這裡來過。他被引進院東南角平房裡。房間很小,有股潮濕的霉氣味,有張桌子和新鋪設的床位,有兩把新油漆過的椅子。整個佈置不倫不類。「請在這休息一下。」兩個「特高」警察說罷,便匆匆地走了。中西功站在門口外望。院裡很安靜,沒人活動。過了片刻,兩個「特高」警察又回來了。其中一個在床邊坐下,另一個拉把椅子送到中西功面前,客氣他說:「請坐,」然後他在另把椅子上坐下。中西功在他對面坐下。「中西功先生,」一個「特高」警察向他點頭說:「咱們先認識一下吧,我們是東京警視廳來的,我叫野村,他叫松本。我想,您已經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中西功微笑道:「恰恰相反,我正要問你們這是怎麼回事?」野村和坐在床上的松本交換了一下限色,兩人沉默了一陣,坐在床上的松本道:「中西功先生,您和一般國民不同,就是現在,我們對您也很尊敬,希望您不要給任何人製造麻煩。包括我們,包括您自己。您當然明白,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從東京跑到這裡來見您。」 
  「我和你們兩位素不相識,」中西功剛說出一句,松本便笑著打斷他的話:「啊,先生,這些虛偽的過程,讓我們免去吧,我們很累。」 
  「你們要我幹什麼?」中西功不解地問。松本惋惜地歎口氣:「先生,我想您比我們更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要幹什麼。」中西功十分坦然地說。「好吧,我們還有事,下一次再談吧。」松本遺憾地歎了口氣,又和野村交流了一下眼色,隨即和野村一起走出門,經過院子到主樓裡去了。 
  中西功有點暗自高興,看來,這兩個「特高」警察,是差來逮捕他的。從他們這簡單的行動和急切的談話分析,到目前為止,他們只捕到了他一個人。 
  他們急切地想要中西功與他們「合作」。很好,所有同志們都可以趁此時間轉移。問題在怎樣把消息報告他們,如果現在見到一個熟人,他就會巧妙的利用他。他又起身向門外望。來了一個陸戰隊的兵,給他送來咖啡和點心,不聲不響,放在桌上便退出門去了。「好的。」中西功心裡自言自語:「在這裡和他們打持久戰,等待機會。」中西功在日本上海領事館海軍武官府同松本和野村整整「懇談」了三天。 
  他揣摩這兩個「特高」,定是奉有對他要敬之以禮,動之以情的命令。否則,他們不會對他表現得如此謙卑。有時,中西功幾乎是用語言遊戲取笑他們,而他們也忍氣吞聲地和他繼續「懇談」。 
  「中西功先生,白白耽誤時間,對你沒有好處,其實,你的那些同志,早和我們合作了。」 
  「是嗎?我沒有這樣的同志。」 
  「那就是說,你有不與我們合作的同志?」 
  「也沒有,你們想想看,我一個日本人,來到中國,和你們一樣是侵略者,在這裡除了『滿鐵』的人,誰肯把我當同志?」 
  「那麼,在『滿鐵』以內,有你的同志了?」 
  「你們應該知道『滿鐵』是什麼機關吧?我再說一遍,你們回去吧,我可以托『滿鐵,辦事處最高負責人向你們擔保,我任何時候都不離開『滿鐵』,一旦你們調查清楚,大家冰釋言歡,我都不會責怪你們。你們兩位也是奉命差遣,這次我們互相認識了,以後見面是朋友。」 
  松本和野村氣得臉色煞白透青。一個說:「中西功先生,你太欺人了。」另一個歎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走了。當天夜裡,他們把中西功送到領事館的拘留所。走過燈光昏暗的過道,兩個警官把他送進一個拘禁室裡,「匡啷」一聲鎖上了鐵門。 
  拘禁室黑黝黝的,看守在門外走走停停,四周沒有一點聲音。中西功看他的監房裡,地板上睡著四個人,他在南角空地上坐下去。由於被摘去了眼鏡,看不清那四個人的面孔。躺在他腳邊的那個人,好像體格相當粗壯,大概不到50 歲,頭髮很長,鬍鬚至少有兩個月沒有修剪了,那個人睜著眼在看中西功,嘴上有微笑的深深皺紋,向他表示友好。 
  「躺下!」看守在鐵門外吼了一聲。中西功依牆偎偎身躺下了。他旁邊的那個人挪了挪身子,給他寬一點地方,現在看來,那人的鬍子、頭髮更長了。看守走去後,那個人輕聲問他:「什麼罪?」 
  「我沒有罪。」中西功頗自傲。 
  「沒有罪怎麼關到這裡來?」那人懷疑地側起身。 
  「我不知道,你是中國人?」 
  「是。為什麼捕你?你是中國人嗎?」 
  「不,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沒有重罪不會捕你。」 
  「也許,因為我不贊成侵華戰爭。」 
  「有違犯法令的行動?」 
  中西功猶豫了一下:「沒有,也許我不知不覺中幫助了你們。」 
  「偷賣武器?」 
  「不。」 
  「賣軍事秘密?」 
  「不。」 
  「那麼,你怎樣幫助我們?」 
  「研究日本。」那人莫名其妙:「日本人研究日本,不是和中國人研究中國一樣嗎?和幫助我們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鬧不清為什麼捕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任得山,台灣人,你呢?」 
  「我叫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你是台灣人,會講日語嗎?」 
  「會的,我還會說朝鮮話,你的中國話講得不錯。」 
  「你為什麼被捕?」 
  「我是重慶方面的。」 
  「擔任什麼職務?」 
  「在香港,偵察日軍的動向。」 
  「噢,你在台灣住在哪裡?」 
  「我家在重慶,有兩個孩子。」 
  「你從事上層活動?」 
  「也可以這麼定罪,是廣州領事館逮捕的我。其實我沒向重慶發什麼重要消息。不過我的身份,日本方面已經知道了。」 
  「你打算怎麼辦?」 
  「我妻子正在活動。大概可以離開這裡,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 
  「知道。」 
  「你沒審判就送這裡來,一定有重罪,不跟他們合作,恐怕不會活著出去了。」 
  「死活我無所謂。」 
  「不必逞好漢,不會輕易把日本人送到這裡來,你不說,我也猜出你和哪方面有關係了。沒意思,我出去以後,還賣我的自來水筆去。」 
  「..你回重慶嗎?」 
  「不會被允許的,大概可以在上海租界住。」 
  「在租界?」 
  「我妻子正在和他們談判。」 
  「我可以托你一件事嗎?」 
  「什麼事?」剎那間,他的思想像快速滾動的車輪撞到了巨石前,突然停止了,如果向這個台灣人任得山和盤托出拜託他去辦的事情的全部內容,必須先確認他的可靠性。他是重慶方面的人。有關重慶方面和日本的秘密往來,幾年來,他聽到過一些。沒聽說有任得山這麼個人,那麼,充其量,他不過是個潛伏於香港的中下層人物,發送一點香港日軍動態的消息,或者兼顧一點經濟動態之類的情報,再聯絡幾個英國方面的人物——這一點,又好像不大可能。這樣一個中國人,如果從抵抗日本侵略這個基本點考慮,應該能從他身上找到感情的共同點。也就是說,他是可以爭取的,在國共合作雖危機四伏、經常鬧磨擦,但還沒徹底決裂的今天,這種中下層人物,民族大義多有尚未混滅者,在萬分緊要關頭,求其一助,也未嘗不可。然而,重慶方面的人,又常是些面目不清,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如果把全部內容都告訴他,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呢?他所要拜託於他的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情報啊。 
  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放過這個意外的機會。他決定,從最基礎的談話入手,爭取這個重慶方面的人,為他服務一次。一次,只一次,只這一次就夠了。以後可能的話,也許最終可能把他變成個同情分子,進一步改造他,變成個革命力量也未可知。 
  「其實,在反對日本侵略這方面,你們重慶的態度,我還是很尊敬的。」 
  「是嗎?」 
  「當然,蔣介石先生在軍事、政治、經濟幾方面的壓迫下,始終把眼睛看著未來,看著勝利,日本是奈何不得他了。」任得山同意地點點頭。「汪精衛是個中國人的敗類,他的所謂政府,日本人都承認沒有代表性。」任得山又輕輕地點頭。 
  「可見,重慶和延安的合作抗日,一定能取得勝利,因為這是中國人的希望,是代表中國人利益的。我的話你相信嗎?」任得山連連點頭,繼之輕聲問他:「你是延安方面的?」他坦誠的點點頭:「我幫助延安,也就是幫助你們,我很早就想到重慶去看看。」這句話引起任得山的好感,他那瞇細的眼睛裡流露出那麼一點親切的微光。說明基礎談話已經收到效果了,必須快速深入談話內容的核心。「所以,我想拜託你,如果你能回到重慶去,請您務必去拜訪中共代表團一次,告訴他們,一句話就行了,我中西功,被日本逮捕了。」任得山絕望地搖搖頭:「我是去不了重慶了。」 
  「那麼,如果您在上海見到了重慶方面的人,就請您拜託他們去見一見中共代表團,同樣只說這句話,『中西功被日本逮捕了。』可以嗎?」任得山沉默著,像在思考,好一陣又絕望地歎了口氣,低聲說:「只能碰碰運氣。」 
  「這就多謝您了。」正在這時候,看守突然出現在門外,「光當」一聲打開了鐵門,在看守背後有幾個衣帽不正的人。看守聲調平和地喊:「607,608,609。」躺在裡面的三個人急忙起身,挨個默默地走出牢門。牢房門又被鎖上了。看守最後一個慢步走了。任得山輕聲說:「至少有一個回不來了,這間牢房只關四個人。」 
  「他們是哪方面的?」 
  「不知道,也許有你們的,說不定還有南京方面的。」 
  「只要是反對日本侵華,大家就是一個方面的。」任得山默不作聲。「你在香港負責什麼事?」 
  「不要說話,聽槍聲,數著有幾響。」過了一陣,果然有一陣槍聲傳來,很遠,不怎麼響,悶聲悶氣的。任得山歎口氣:「完了。」 
  「是槍殺他們嗎?」中西功疑惑地問。「凡夜裡從這裡提出去的大都是不肯和他們合作的。」中西功不響了,剎那間,在他面前出現了程和生、老吳、老李、陳一峰、西裡龍夫、白井行幸、尾崎莊太郎以及所有他接觸過的同志們那清晰的面孔,交替不停的活動著。他們一個個都還是老樣子,程和生目光坦誠,嘴角藏著微笑,老吳眼光機警,老李那熱情過分的笑帶有強烈的感染性,陳一峰對一切都無所謂地斜仰著的臉,西裡龍夫一副學者穩重的神情,尾崎莊太郎典型的日本人那種謹慎穩重、沉著應付的氣勢,白井行幸幹什麼都無所畏懼一往無前的勁頭。在他們這一群背後,還有他知名未見面或者見面不知名的共產黨員們的身影。有多少?沒法細數點。他們組成一道厚厚的人牆,人牆的後面,又攢動著無數的人頭.. 
  他一夜沒合眼,始終噙著淚水。任得山倒是輕輕打起鼾聲。直到天亮,那三個被叫出牢房的人,一個也沒回來。早飯,中西功一口沒吃。他沒有碗筷,給他那一勺只有幾粒米的混湯,任得山竟喝個乾淨。 
  上午大約10 點鐘,看守來開了鐵門。兩個官員走進來,把中西功的眼鏡、手錶、牙刷、毛巾等等一件一件交給他。這時候,看守背後出現了個30 多歲的女人。梳個飛機頭,穿一身旗袍,雙手空空,伸長脖子向牢房裡望。任得山怯怯地站起身。看守向他歪了一下頭,他便走出門去。待兩個官員出門去後,看守又鎖上了門。 
  這女人的出現,使中西功心頭一怔:「他的妻子沒在重慶為他活動?」 
  「對,昨夜他說過,他妻子正在和他們談判,當然不在重慶。」 
  「可見不是上層人物。」大約過了10 分鐘,任得山被看守送了回來,面部毫無表情。戴上了眼鏡的中西功仔細看了看他。他的臉型,那麼寬扁,不像台灣人。他熟悉台灣人那顴骨突出的臉型。他自己的臉型倒略有些和台灣人相近似。「那位太太是你的夫人?」任得山點點頭。「帶給你什麼好消息?」 
  「大概本星期六,我就可以離開這裡。」 
  「噢,可是,你的夫人不是在重慶嗎?」 
  「她到上海了。所以,我不會到重慶了。」 
  「明天她還來嗎?」 
  「要來的。」中西功不響了。這個任得山現在和日本方面是怎樣一種關係呢?這是必須弄清楚的。重慶方面有那麼一種人,他們自己和汪精衛方面的漢奸們,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時又和日本方面發生接觸。但是不管怎樣,要利用他。要盡力把危險縮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只要他能給帶出一個警報去,那麼,上海、南京、北平的同志們就可避免一場毀滅性的損失。時間要爭取快,那怕早半點鐘,早一分鐘,都是寶貴的。 
  「昨夜拜託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來,請你轉為拜託她,可以嗎?」 
  「叫她怎麼辦?她不會到重慶去了。」 
  「叫她到上海霞飛路國泰大戲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國書店,問店員,塔斯社在哪裡,會有人告訴她。」 
  「然後呢?」 
  「請她到塔斯社所在地點,告訴那裡的人。就說中西功被捕了。「噢!」「開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裝著不理會她,這沒關係,只要她說出是我——中西功請求你,拜託她去送的這個消息就行了。」 
  「培斯社是俄國機關,她一個中國女人進進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說,我這種案子,她也要被憲兵監視。一旦被發現,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沒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語。」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訴我,我叫我太太通過電話和他聯繫,倒是可以的。」 
  「那裡有我們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沒有。」 
  「那麼,你有沒有要好的中國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會說日本話,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雖然緊迫,卻絕不能把「滿鐵」特別調查班班長程和生這個名字告訴這個結識不到20 小時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滿鐵」的津金。於是說:「我有個朋友在「滿鐵」任職,叫津金,是個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滿鐵」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請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個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請您太太找個同伴,兩人到霞飛路,像朋友相見那樣高興地大聲說話,就說:「你知道嗎?聽說日本人中西功被憲兵逮捕了。」在一個地方說過以後,換個地方再說,這樣,人群裡或許有知道我的人,他們自會去活動的。 
  「這太冒險吧?」 
  「是啊,所以請求您,如果怕這樣做危險,就請您太太請個人到南通附近的啟東去,在那裡可以找到新四軍,請她把這裡的情況報告新四軍,新四軍一定會非常感激你們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陣,皺眉問道: 
  「為什麼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張揚出去呢?」 
  「事關重大。」中西功著急地重重點下頭。 
  「希望他們營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勞無益的。」 
  「哪是為什麼?」 
  「關係到我們延安方面的行動,關係到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千千萬萬生命。」 
  「你的事情這麼重大嗎?」 
  「是的,所以,無論如何,請求您答應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訴我一個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國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許會來,我告訴她。」 
  中西功眼睛裡充滿了激動的淚光。很想向任得山深深鞠躬致謝,但是他知道,此時此刻,不能也不宜。他只能用感謝的語氣,清楚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您,我的同志們一定會感謝您。請您轉告您的太太,我懇求她,無論如何,費心了,拜託了。並且,告訴她,「滿鐵」上海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是:13480。13480 您記住了?」 
  任得山輕輕點點頭。 
  為了堅定任得山,中西功又向他說了許多中國必須打敗日本,日本必定要失敗的道理。也講到希特勒必敗的各種根本條件,墨索里尼必定失敗的各種軍事政治的條件。其中特別強調支持戰爭的經濟實力比較:鋼鐵、糧食、石油、橡膠。這方面是他在「滿鐵」幾年的研究專業,說起來,數字清楚、準確。他也說到了目前國共雙方合作的危機和對將來的估計,力勸任得山不要參與破壞抗戰團結的活動,做那種事,對不起子孫後人。任得山聽著,頻頻點頭,有幾次,臉色羞愧似的苦笑。 
  第二天,任得山的妻子又來了。 
  任得山出去10 分鐘就回來了,死眉呆眼地愣神。中西功問他:「出了什麼事?」 
  「沒什麼,明天我要離開這裡了。」 
  「你好像不高興?」 
  任得山一直不說話,只默默地發呆。 
  中西功深感奇怪,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看任得山,像在思索什麼重大行動決定,一直沉默了一天。當夜也未和中西功說什麼話。第二天,他離開牢房前收拾東西的時候,輕聲問中西功: 
  「有沒有我可以直接去找的中國人給你送信?」 
  中西功緊握他的手低聲說:「沒有,一切拜託,這是關係到千千萬萬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啊!」 
  中西功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轉為共產黨員以後,在情報戰線上,尤其在反對日軍侵華戰爭的活動方面,功勳卓著。但是,當身處囹圄時,對敵鬥爭的經驗卻十分不足。完全憑一腔共產主義者信仰的力量,正氣凜然地指導自己。這絕對沒有錯。但是在特定環境中,在無人幫助下,他由於著急,擔心同志們的命運,飢不擇食、慌不擇路地輕信了任得山,實是一大憾事。 
  然而,對這一點,我們毫無理由,也絕不能指責他,任何時候都不能。 
  任得山,本名林得山。他不是台灣人,而是朝鮮人。他的原籍是朝鮮平安北道鐵山郡石風古洞。但是他又確實是中國人。大正十五年,他用林亨一的名字,在重慶取得中國國籍。他有兩個妻子,一個朝鮮籍,一個中國籍。中國籍妻子給他生下兩個孩子,這是事實。在大正八年,他因為轟動朝日的「萬歲事件」被日本方面檢舉,逃亡到上海。大正九年,被缺席審判,判刑十年。當時他已在設於上海法租界的「大韓臨時政府」財政部任職,並當選為「大韓議政院」議員。他是朝鮮民族革命黨的資金調度。隨著侵華日軍的進攻,國民黨政府軍步步敗退,他也到過漢口、重慶、桂林,並到香港,他在香港被捕,並非日本廣東領事館檢舉,而是在上海投敵的藍衣社頭目陳恭澍派人持信去見他勸降的結果。 
  他既能說中國話,又能說朝鮮話和日本話,很快便和憲兵方面合作了。雙方的條件是:他為日本警視廳服務,而日本警視廳在兩年後撤消對他的判刑。如在合作期間有越軌行為,雙罪同罰。正當他要收拾出獄時,突然接到了幫助「特高課」官員審查一個日本要犯的指令,這個「特高課」官員就是松本和野村,這個要犯就是中西功。時間非常緊迫,只限三天,要求他在牢房中套問出中西功和中共哪些人有聯繫。姓名、特徵、職業、地點。 
  他表演得不錯,分寸掌握恰當。基本完成要求。雖然未得到中國人的線索,卻得到了兩個日本人:「滿鐵」的津金和「同盟社」的管沼。 
  這兩條線索關係,符合中西功的身份。東京警視廳警部補高橋興助密電通知松本和野村,不要馬上驚動他們。交由上海憲兵派人去監視,以便發現新線索。林得山立即出獄,利用中西功委託的身份,接近津金和管沼,探明他們和中共的聯繫,進而探明中共和中西功聯繫的人員。 
  這是個看去輕易實際艱難的差事。 
  而且中西功對他講解的那些動人心腑的道理,對他也並非沒產生一點影響。想當初,他也是為挽救祖國挺身而出的一個一心救國的朝鮮人,今天落到這個地步,聽任日本憲兵驅使;實在有損初衷,並且,這種差事也太不符合一個「大韓議政院」議員的身份了。 
  所以他離開牢房前愁悶不語。 
  出牢房後,在監獄門口,有一輛汽車在等著他,他的妻子坐在車裡,也滿臉愁苦。看樣子,她也知道他的差事了。 
  林得山出獄後,牢房裡只剩下中西功一個人,這期間松本和野村又和他「懇談」過兩天,以後便再也不來了。因為他對他們一本正經他講解共產主義,再三再四地闡述他是為挽救日本才反對侵華戰爭的。松本和野村大傷腦筋。 
  松本和野村是東京警視廳的警吏和司法警察官,是高橋興助的得力臂膀。在東京警視廳內部,他倆以辦事幹練著稱。頗有名氣。這次到中國來,是受高橋興助親自指派。 
  東京「佐爾格案」發,東條英機借端逼近衛文魔下台,由他組成內閣。他對日本憲兵機關和警視廳反間諜系統的無能大發雷霆。整個警視廳從上到下,個個戰慄不安,尤其特高部門,人人自危,不知自己是否會由於某一失誤而受到重罰。高橋興助審訊佐爾格時受到的震驚程度,他人不能想像。一個俄國間諜,在東京住那麼長的時間,送出那麼多的重大戰略情報,警視廳竟毫無察覺,不管對友對敵,都丟盡了臉。 
  他在發現「蘭端」小組裡沒有一個中國人時,便意識到可能會有另一個佐爾格式的「蘭端」小組存在於中共。他專心致志地查閱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每頁檔案資料。竟也沒有嗅出一點與中國人有關的味道。僅有一個名叫中西功的人,和尾崎秀實交好。而這個中西功卻是「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的首席調查員。明白地說,他幹的是和高橋一樣性質的差事,有什麼可疑呢?而且,這個中西功在「滿鐵」任職近十年。八年前,東條英機升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曾密令憲兵對駐滿洲的軍、政、憲、特機關中的每個成員進行秘密審查。那次審查,對有不忠於大日本的言論者,概以「涉赤」鎮壓。那次鎮壓,由於捕殺過多,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像中西功這樣的老「滿鐵」經過了秘密審查,應該是可靠的。但是,他還是不放心。首相秘書尾崎秀實就是活生生的例證。事發前,有誰懷疑過他?高橋決定發個密電給「滿鐵」上海辦事處,調閱中西功的全部檔案和有關材料。同時,在東京布下網羅,各處偵察與尾崎秀實有過來往的人員的一言一動,在尾崎秀實、水野成和洪津良勝家中安下眼線,坐待不知情的大魚撞網上鉤。 
  兩個月過去了,遲遲不見「滿鐵」上海辦事處寄來中西功的檔案,倒是收到了他們一份復電。內稱:中西功君已被借調到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任囑托(顧問),「滿鐵」無權調動其有關檔案云云。高橋興助差點被這個復電氣瘋了,最後通過陸軍部調來存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詳錄」一份。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顯赫功勞的記載。再看一遍,仍無半點可疑和破綻,儼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國情報專家,難怪結論上寫著:中西功是一個忠於大日本帝國的情報專家,中國問題專家,中國通。 
  「這麼說是無庸置疑了!」高橋興助由失望而洩氣。但是他仍迷惑不解。因為尾崎秀實出差去大連和上海時,都曾和中西功會晤過,他們之間,原是沒有公務來往的。若說僅是朋友關係,那麼作為情報專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點「赤色」氣味,那還算什麼忠於大日本的情報專家?如果說他們的來往不含政治內容,那才不合邏輯呢。 
  而且,「佐」案的最大特點便是合法的甲冑厚而硬,潛伏時間意外的長。 
  無奈,高橋興助找來他的左臂右膀研究,一個是特高課長、警部補松本,另一個是他的老搭檔、警吏野村。 
  「你們有什麼可報告的嗎?」他問他倆。因為在東京所有的偵破點線,都屬他倆掌握。「沒有。」野村說。「一點沒有?」「沒有。」松本作證。「一點可疑的也沒有嗎?」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說:「好像,有人給尾崎秀實家通過電話。 
  按說,在東京,現在再不會有人為什麼事和他通話了。」「哪是什麼人呢?」「不知道,尾崎家的電話,在搜查時被拆卸壞了。」「噢!」「有個人給水野成家通過電話,說是水野成的叔父彥三郎應徵入伍了。」「水野成有這麼個叔父嗎?」「現在應徵的人很多,或許有。」「或許有?查過嗎?」 
  「沒有。沒有查過。」高橋興助臉色陡變:「為什麼不查?」「或許水野家族確實有個應徵的彥三郎。」松本壯膽地說。「或許,或許或許或許!」高橋興助咆哮起來,同時連連拍桌子,震得記事冊和電話機都跳起來。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們對高橋這般發作,全不理解,很為之奇怪,像在說:「這有什麼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現在應徵的人確實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沒有個應徵的,有什麼奇怪?!」 
  「或許他就是我們要捕捉的呢?」高橋興助神經質般吼叫。松本和野村又相視一眼,顯然這是他們根本不相信的事。高橋興助怒沖沖,對他們咬牙瞪眼好一陣,然後強按怒火,壓一低聲音,狠狠地又問:「還有什麼或許?」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說:「也有個人給洪津良勝家打過電話..」「是誰?」「只說是朋友,許久不見面,很想念他;」「沒請他到濱津家裡來會面?」「他要請洪津親自接電話,監聽的回說洪津不在家。對方便追問:『他到哪裡去了?』監聽的急了,說:到警視廳去找他吧。對方隨即掛斷了電話。」高橋仰天長歎了一聲:「這不等於明白告訴他:洪津已經被捕了嗎?!」松本、野村面面相覷,以為高橋又要大喊大叫呢。孰料他竟定睛凝思起來。他們等待著,片刻,高橋說:「好啦,坐下。」非日本人不能體會日本軍閥統治下存在於各機關階層中那種上下級關係的表現形式。即如現在的高橋和松本、野村,他們都是天皇的忠誠臣民,像有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始終把他們捏在一起,各自為表現對天皇的忠誠而努力,以至於剖腹盡忠。 
  高橋興助和松本、野村交談的結果是:由他倆親赴上海,密捕中西功。因為,即使捕錯了,也是為天皇;中西功也應該為天皇承受這點委屈。何況他和尾崎秀實有瓜葛!事情的順利進展,確實使他倆大喜過望。現在,中西功竟坦然地承認自己是個中共!然而絕不說出任何另一個中國人。他又使他們陷入攀登榮譽高峰前常見的泥淖,他們得在泥濘中艱難地跋涉。中西功不肯和他們合作。他們想在中國為警視廳挽回面子,企圖在短時間內創造奇跡。中西功卻給他們講什麼他「為挽救日本才反對侵華戰爭。」 
  第七章「中共諜報團案」 
  張明達四天往返一次上海南京,除了向沿途各站發送稿件、公函而外,別無他事,日子倒也平靜。 
  算算程和生到杭州去已經快一個月了。不見回來,也沒聽到什麼消息,說明太平無事。懸著的心,漸漸放了下來。每上火車,穿上制服,戴上臂章,大搖大擺,神氣活現,心裡還喃喃自語: 
  「咳,本來就沒事!」又輪到他去上海了,一早,穿戴整齊到「中央社」去取稿件、公函,出了八條巷口,不意陳一峰斜裡迎來輕聲對他說:「我有信,給我帶發。」「是,先生。」他明白,陳一峰有什麼話要對他說。於是,到編輯部和收發科轉了一圈,該拿的拿了,該取的取了,該帶的帶了,上樓去見陳一峰。在樓梯口,女打字員從打字室門裡向他招手。「張明達,進來進來。」「幹什麼?」他警惕地笑著走進屋去。女打字員親熱地拉住他的胳膊:「托你點事。」「什麼事?」他更警惕了,因為這位打字員是出名的「見人粘」。「上海先施公司二樓賣『凱司米,香水,給我帶瓶來。」「錢。」他向她伸出手,笑著。「真小氣。」女打字員拍了他的手一下,同時向他一撇嘴,送上嫵媚的一笑。 
  她常用這種表情托人從街上給她帶東西,凡是給她買來了,她總是操著上海話說聲:「謝謝儂」就算完事,倒是好像那個人特意送禮討好她,她只好勉強收下似的。因為她在打字室,有一段時間,陳一峰提議利用她做點工作,說有些密件,可以方便到手,張明達堅決反對,說此人素質不好,有什麼密件他和日本同志拿不到?再說情報站是絕密,不准輕易發展人,而且提醒陳一峰:「你可不要被她『粘上了』,」陳一峰「哈哈」大笑,拍他一掌:「你想到哪裡去了?」 
  現在他給粘上了,得趕快甩掉她:「好吧,小姐,那您先借一點錢給我,我一定如數還你。」張明達知道,現在只能這麼辦。「一定要還的喲!」女打字員掏出小錢包,拿出兩張軍票,捏在於裡,對他晃一晃:「夠嗎?」「我看夠了。」他說。「一定要還的喲!」「一定還。」「凱司米!」「記住了。」他接過軍票,向她調皮地一笑:「小姐,你知道『凱司米』在英文裡是什麼意思嗎?」 
  「該死了你!」女打字員嗲聲嗲氣嗔怒地舉起手在空中向他扇一下。張明達笑一笑轉身出屋,卻聽見她又叫一聲:「回來!」張明達又回身,她向他招手:「靠近點。」「幹什麼?」「有話跟你說。」 
  張明達側過頭,送給她個耳朵。她探起身,靠近他,輕聲說:「聽說了嗚?西裡龍夫是共產黨!」張明達大吃一驚:「胡說!」「你也不相信,是吧?我也不信,他一個日本人,怎麼是共產黨呢?」「別胡說八道,這可了不得。」張明達正色勸她:「傳出去,人家要懷疑你。」她害怕了,埋怨道:「我對你好,才給你說嘛,別不知人心嘛!」「好了,好了,好了!別亂說話。」張明達向她搖搖手示意,忙出門。 
  心裡「通通」地直跳,進了陳一峰辦公室。陳一峰臉色陰沉,見了他,劈頭就問:「看病去了沒有?」張明達說:「沒有。」陳一峰向他指指隔壁。那是西裡龍夫的辦公室,把聲音壓得不能再低: 
  「被捕了。」女打字員的話被證實了,張明達只覺得頭臉發熱,怔怔地瞪眼看陳一峰。陳一峰向他一擺頭:「快去吧。」他當下明白;急忙出門下樓,出復興路125 號,回八條巷自己的屋,脫去制服換了裝,趕往小火瓦巷長治裡1 號李得森的診所。李得森不在家。張敏告訴他:「老李到上海找老吳去了。」然後向他證實:「日本同志確實被捕了。」「我們怎麼辦?」他問。「等著吧。」她說:「該於什麼幹什麼,等他回來再說。」張敏是個小學教員,舉止言談恬靜文雅。到南京站來,和李得森夫妻兩人以開設中醫診所作掩護,建立起南京站,指揮大家有系統地深入開展工作。「我們失誤了。」張明達惱恨他說:「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怎麼交待!」「我們只能如此。」張敏低聲說:「西裡剛交來一份情報。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要進攻中途島。我處理的,老李帶去了,今天你到上海,打聽一下程和生的消息。」「程和生叫我等他。」張敏想了一陣,輕聲說:「也好,不管怎樣、我們要堅持著,一切等老李回來再說吧。」張明達去了上海,當晚宿在闊行路自己家裡,家裡人說:「程和生沒有來過。」第二天回到南京,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診所。老李卻還役回來。一連三天沒見到老李的影子。張明達問張敏:「會出什麼意外嗎?」「不知道,反正我在這堅守著。」她說。「那當然沒有問題。」張明達橫眉仰頭:「但是聽不到消息,憋死人!」是啊,在公開戰線上,敵情不明的時候,令人著急,難下決心。在這隱蔽戰線,情況不明,尤其令人不安。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歸來,才見李得森搖著大紙扇在給患者瞧病,他大大鬆了口氣,排在候診的最後一名,坐在椅子上觀察老李。看不出老李有什麼異樣,仍如往常那樣不慌不忙,按部就班,也不向他送什麼暗示的眼色。他的心穩住了。 
  待最後一位患者告辭出門去,他到老李桌前坐下,輕聲問:「怎麼才回來?」 
  李得森起身去洗手,張敏給他送來一杯茶,一條毛巾。老李回到桌後坐下,半天不說話,張明達意識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話,便單刀直入問道:「出了什麼事?」 
  「哪能老出事!」老李故作平靜。 
  「見著啦?」 
  「見啦。」 
  「怎麼決定?」 
  「暫時不動,堅持,原地不動。」 
  「還有呢?」 
  「如果我們立即撤退,恐怕要給被捕的幾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難。使他們陷入不能應付的境地。」 
  「這兩句話說了六七天?」 
  「不錯,六七天就說了這麼兩句話。」 
  張明達感覺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輛快速行進的轎車裡,車子突然剎住了,心理頓時升起一股預示著將會發生什麼重大事故的滋味來。兩人沉靜片刻,張明達自言自語他說:「就這麼乾等著?領導上總該給想個具體辦法呀!」 
  李得森沒有回答,臉色很難看。 
  「怎麼?吵架了?」 
  老李仍然不聲不響。張明達明白了,定是他和老吳發生了爭論。 
  「中西功和另外兩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著說。 
  張明達不覺驚問:「程和生呢?」 
  「沒有消息。」 
  張明達一時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說道:「事已至此,只能是這麼辦了。應該說,領導上這個決定,是經過周密考慮的,是正確的。當然,決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險性,特別是我們南京站,應該堅決執行領導上的決定。我是站長、書記,沒得說的,叫我上刀山,我眼睛不眨。可是我身後還有一大幫呢,就是現在轉移,也不能拍拍手、撣撣灰,說走就走啦。得安排掩護職業,得改名換姓,得找妥關係,哪點安排不當,一旦出事,又是白白送給敵人了。」李得森不自覺地又激動起來。 
  張敏急忙制止他:「看你說了些什麼?」便轉向張明達道:「回來就這個樣子。」 
  李得森把大折扇「嘩」地一聲打開,扇了兩下,又「嘩:』地一聲折起,往桌上一摔,突地站起,衝動得臉紅脖子粗:「現在幾個地方都出了事,情況這麼緊急,剩下我們這個南京站,還要我們在這等著。」 
  張敏向他正色喝道:「你冷靜點好不好!」 
  李得森焦躁地左轉右轉,像尋找什麼,不響了,張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撿起來,往桌上一拍,轉身走了。 
  過了一陣子,李得森才用緩和的口氣對他說:「就這樣,六六天來,就說了這麼兩句話,「等著吧』。」 
  張明達無話可說,還有什麼好說的?等就等著吧。他希望有轉機,但是他幹過武裝,知道什麼叫陣地,內心裡便打定主意,準備犧牲。回到八條巷, 
  重新把自己房間裡的每件東西檢查了一遍,床上席下,桌子抽屜裡,到處翻個遍。除了「中央社」的印刷品而外,一張可疑的碎紙片也不留,任你什麼憲兵特務翻找去吧,牆角磚縫花盆裡,電燈罩子底座下,門窗木板裂隙間,什麼也沒有,衣袋裡除了「中央社」的職員證而外還有幾張李得森為他開的胃病處方。還有一張「良民證」。噢,不,在另外幾件衣裳袋裡還有三張「良民證」,得轉移到別處。最後定神仔細地想,現在只剩一條百來斤的漢子,看著辦吧。除此之外,找不出一點牽累別個同志的痕跡和可疑之物。在這個胸膛內除了鮮血別想得到別的。那顆心,即使不跳了,也是共產黨的。行了,如此這般,等著。 
  他心境平靜了,從頭到腳輕鬆了。但是,還有一縷心事:他惦念程和生。 
  李得森朝張明達這麼發洩,並非無來由。 
  自從陳一峰告訴他西裡龍夫收到中西功來信說,北平日軍憲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軍憲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後,他便為西裡龍夫擔心,西裡是歸他領導的唯一日本同志。多少情報都來自他,若有個差池,該是多大損失,怎麼向黨交代。於是,便派張明達去上海請求「專項請示」,並要「坐等答覆」。孰料答覆竟是「等等看看」!並且還說這不僅是對西裡問題的答覆,也是對南京站的指示。在服從上級的原則下,他才想出了「工作輕裝」的動議。他自己也知道,那不過是消極、被動的權宜之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西裡龍夫被捕的那天傍晚,陳一峰來給他報了消息,他當即決定親自到上海去見老吳,商討良策。到了上海,見了吳紀光。吳紀光對他的到來,好像並不意外。很快做了食宿安排。因為上海情報科調整組織之前,他們已經熟悉了。所以,雙方沒有什麼廢話。吳紀光聽了他的意見,也說言之有理。但到底怎麼處置這個局面,他得去請示上級。誰知一去就是一天,當夜沒回來。他以為老吳出了意外,一夜沒敢上床,躲在門後,豎起耳朵,直到天亮。第二天傍晚,老吳回來了。看得出神態有變化,臉色眼神都是表演出來的平靜和穩定。李得森問他上級怎麼答覆的,他不當事似地催他先吃飯。飯後李得森又急著問他,他才對他說:「回去吧。」 
  「回去?」李得森驚問:「南京怎麼辦?」 
  「堅持。」 
  「堅持?」 
  「堅持。」 
  「怎麼堅持?」 
  李得森目瞪口呆好一陣,又輕聲問: 
  「這可是你的指示?!」 
  「怎麼是我的指示?是上級的指示。」吳紀光做出笑臉。 
  「我要求見上級!」李得森沉下臉說。 
  「已經不在上海了。」 
  李得森認為這個指示不符合形勢。於是,他極認真地問: 
  「你說句實話,這是不是上級的指示?」 
  他這一問,傷了吳紀光的自尊心,怎麼可以在傳達上級指示方面懷疑他呢?誰敢於這種事?他臉色漲紅,猝然說:「是我的決定。」 
  李得森雖然感到這話帶氣,卻低聲說:「我很難執行啊!」 
  再看吳紀光,見他臉色嚴肅,沒有衝動的情緒。可見這的確是上級的指示。他不由得慌亂他說:「叫我怎麼辦?」 
  「別再說了。」吳紀光正色他說:「回去吧。中西功已經被捕了。」「啊?」「北平方面,白井和尾崎也被捕了。」李得森連「啊」也叫不出來了。中西功、白井行幸、尾崎莊太郎都是他熟悉的名字。他正發愣,忽聽吳紀光又說:「你在這住兩天也好。看看形勢怎麼發展!」他在上海住了幾天,這幾天裡,腦子裡翻來覆去想主意,怎麼保全南京站,卻始終沒想出來。心裡惦念同志們,沒有主意也匆匆趕了回來。很顯然他是勉強執行「上級指示」的。在上海他向吳紀光告別時,有點傷感地問:「如果因此造成犧牲損失,怎麼辦?」「每人都要準備犧牲!連我們自己。」吳紀光不容再問地板著臉。為做到堅決執行上級指示,他回到小火瓦巷1 號後,端個「穩坐釣魚舟」的架勢,照常開門營業。但心裡總是七上八下不停的折騰。張敏勸他冷靜,竟越勸越不濟事,剛才一提到中西功,他又不能自己地激動起來。可以看得出,他對上級的指示有意見。但是作為一級黨組織的負責人,只能是一邊又叫又跳,一邊嚴守紀律,服從指示,堅持工作。 
  在這裡必須補敘明白吳紀光向「小開」請示的經過情形: 
  「小開」聽他說完關於日本同志被捕的報告後,心情沉重他說:「現在你們所面臨的形勢非常危險,到了關鍵的時刻。如果判斷得準確,處置得當,可以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是走是留,我也很猶豫,難下決心。聽說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問題是發生在日本本上。如果我們中國同志馬上撤退,很可能暴露他們與我黨的關係,給他們造成更大的困難;如果不立即撤退,可能會牽連到更多的同志,使組織遭到更大的損失。考慮到中西功等同志都很堅強,肯定下會說出組織秘密,為便於他們在獄中應付敵人,現在還是按兵不動再等等看為好。」 
  聽罷,吳紀光大徹大悟似他說:「我堅決貫徹。」但是,他沒向李得森詳細說。只在送李得森回南京時對他說:「準備犧牲。」而且還沒看李得森的神色。 
  程和生在杭州等待中西功。無事,在街上轉游,先後兩次到望江路小書攤去看,仍不見女老闆的影子。第三次,見門開了,女老闆打扮一新,開門擺攤。程和生一喜,走上前去:「老闆,忙啊。」 
  女老闆向他一笑:「先生,您忙。」「拜託的事,有勞您了。」「好說,大家都是為賺錢嘛。」「東西有了嗎?」「東西有是有了,先生,您想想,我一個女人,怎麼敢帶在身上?」「在那裡呢?」「在紹興鄉下我家,你什麼時候要,我什麼時候帶你去拿,我不騙你! 
  好嗎?」程和生一聽口氣,挺誠懇的,便欣然答應:「好吧,一言為定!」他像完成了一個任務似的,閒著無聊,決意回上海去看中西功,算算他回上海去已經十多天了。回到上海的當天下午,他到留青小築28 號敲中西功家門,沒人應。他在留青小築繞了一圈,也沒見中西功家的一個人。估計大概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他去看老吳。老吳一見他吃驚地問:「你怎麼才回來?」「中西功叫我在杭州等他,但他回來十多天了,也不回杭州去,所以我回來了。」「噢,你還不知道?」「知道什麼?」老吳沉思了一剎,平靜地輕聲說:「他被捕了。」程和生一怔,呆了,輕聲問:「什麼時候?」「十來天了。」老吳臉色陰鬱地向他說了最近發生的情況:中西功6 月16 日被捕,第二天南京的西裡龍夫也被捕。7 月7 日,北平的尾崎莊大郎被捕,同一天,出差山西的白井行幸也被捕,那是華北憲兵干的。最後他說:「看來,日本警視廳對他們早有佈置。」 
  程和生聽罷,說不出心裡是什麼滋味。說什麼敵人「早有佈置」?分明是你不採取措施。他低聲問道:「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現在哪裡?」老吳凝神他說:「不知道。」「我們有可利用的關係打聽到他們的消息嗎?」「沒有。」「我們應該打聽到他們。」老吳輕蹙眉:「是啊,不過要相信他們,不會出事。」程和生說:「我相信他們。但是我們要去瞭解情況。再說,我們也要作準備啊。」老吳輕聲他說:「要沉著。」「只沉著不行,還要行動!」「怎麼行動?我們只能這樣。」「我們要對黨負責任,他們被捕,我們損失了兩個『主力軍』和一個『野戰軍』,再等下去,要全軍覆沒的。」老吳不講話,蹙眉半天,才說:「損失是難免的了。可是,我們要堅持,和陣地共存亡。」程和生明白,他這話是準備實踐誓詞,便向他告退。臨出門時,又回頭對老吳說:「但是,你要提高警惕。」老吳只是點點頭,看也沒看他。傍晚,他又到留青小築28 號去敲門。想見見方子和惠子,打聽中西功的消息,半天仍沒人應。樓梯口下來個年輕日本女人,看了他一陣,向他搖手,對他說了一串日本話,程和生跟中西功學會幾句簡單的日語,聽出她的話裡,有兩句是說「這裡沒有人」,「回日本去了」。 
  當天晚上,直到深夜兩點多,他還沒睡著,在膝隴中忽然看見中西功出現在面前,剛和他說了句什麼話,忽然不見了,他忙伸手去拉他,身子一動,便驚醒了.. 
  最親密的戰友被捕,他痛恨自己失誤。後悔在杭州時沒有堅持說服他到四明山去。特別是那天,當中西功接完電話,說家裡有事要他回上海的時候,自己不多個心眼想一想,哪怕替他回上海來看一趟也好啊。或者,提醒中西功在電話上問清楚什麼事也好啊,都沒有,連一句話也沒說,就送他上車了。這還算個什麼聯絡員?臨去杭州還向老吳作過保證呢! 
  現在中西功在哪裡?日本憲兵定要對他施刑折磨。他忍受得了嗎?相信他會堅持,給組織一個轉移的時間。可是這麼長時間了,整個上海科卻原地沒動,像沒有這麼回事,老吳心裡到底打的什麼算盤? 
  他坐立不安,其它事情都可暫時向後推一推,無論如何也要打聽到中西功的消息。他決定到「滿鐵」調查室去一趟。他去了,由於會幾句日本話,沒費什麼事便進了情報科,見到了堀勇記。這個堀勇記,昭和12 年4 月,就是1937 年4 月進的「滿鐵」總裁室,12 月受委派到派遣軍司令部顧問室從事重慶方面情報工作。1938 年10 月重新又回到「滿鐵」總裁室情報科,這人涵養極好,從他臉上你絕對看不出他的喜怒哀樂情緒變化。他有超人的記憶力。不管什麼人,只要和他見過一面,半年後他仍能說出這人的體型五官和語言表情特點。程和生認識他,是跟隨中西功和他研究過情報。 
  堀勇記見了他,既沒有對相識者的客氣,也沒有陌生者的盤潔。問他:「你有什麼事?」 
  為使談話盡快達到目的,他說他受中西功先生僱用,到西安去搜集重慶方面的情報,現在回來卻不見中西功先生,特來向堀勇記先生打聽。請問先生,中西君現在哪裡? 
  倔勇記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兩眼直盯著他,看了好一陣,然後拉開桌抽屜,拿出一疊軍票,放在他面前,說:「中西功先生確實向我表示過,他能夠派人到西邊去,現在我決定撤銷這個協議。這筆錢是給你的絕交費,我們之間,從現在開始,關係完全斷絕了。你走吧。」 
  「請問,中西功先生現在哪裡?」 
  「中西君回國旅行去了。」堀勇記伸直左手,指向門口,向他點了一下頭。 
  他只得告退。 
  「拿走絕交費。」堀勇記把軍票向他推一推。 
  他心裡自問:「這個堀勇記是什麼人?他和中西功是什麼關係?絕交費是怎麼回事?」抬眼再看堀勇記,還是那樣子滿臉無表情。 
  中西功下落不明,領導又是這麼個態度,他心急如焚,幾天便消瘦了一圈,兩隻眼睛更大了。眼神裡流露出一絲莫解的惶惑。 
  沒有領導的命令,他不能擅自亂動,更不敢對他所聯繫的黨員們流露一點情緒。他也沒到閔行路張明達那裡去,見了面說什麼?何況他還必須遵守老吳的指示:「目前是非常時期,停止一切活動,靜觀形勢發展。」 
  到上海情報科擔任聯絡員以來,他處處謹慎,恪守紀律,他心裡總在琢磨自己所從事的這項工作的意義。這是給黨中央搜集戰略情報的,是卡敵人脖子的最重要的鬥爭崗位。他暗中有一種自豪感。每當和中西功接觸,他都要從中西功那裡學到點什麼,或理論,或對時局的研究,或對日偽軍政決議和行動的分析,或對「滿鐵」內部周圍各色人物間怎樣應付,每有體會,便牢記在心。他常把現任工作和公開武裝鬥爭作比較,兩者有許多不同之處。公開武裝鬥爭,流動性大,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突擊性大,戰鬥一打響,一鼓作氣,勝敗立見分曉。連續作戰,當然也要力爭勝利。戰鬥下來,休整、學習、練兵、宣傳、大張旗鼓地壯軍威聲勢。地下工作則不然,需要絕對隱蔽,使敵人沒有一點感覺。在長期觀察敵人、積累敵情、摸到敵人脈搏的基礎上巧妙地完成任務。上海情報科還不同於一般地方和部隊的敵工科,那些單位任務比較單純,情報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報科要在敵人心臟里長期埋伏才能達到目的。 
  對他的職責,他兢兢業業,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吳之間、南京站和老吳之間信息及時、氣氛自然和諧,工作合拍順利。他從來沒耽誤過事,出什麼差錯。他本來就不多言多語,什麼事都是心裡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吳接觸,沒有和中西功接觸的那種親切感。老吳不像中西功那樣平易近人,甚至隨和。對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問題,都可向他請教。中西功像個老師,直解說到你明白為止。老吳總是三言兩語,除了交代任務,別的沒有話說,像有一隻無形的手,推你快離開他。但是看得出,老吳絕對信任他,把他當得手應心的工具。從黨內原則講,這很正常,然而總覺得缺少同志間那種親切。就他所知,老吳對南京站的老李、張敏、陳一峰、汪敬遠,也是這個樣子。他們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吳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鬧得不愉快,汪敬遠常歎氣,張敏兩眼「咕嚕」轉,就是不說話。陳一峰嘴不把門,兩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瑣事,用說笑話指桑罵槐地發牢騷,繞來繞去,最後必落在討厭這「首長作風」上。他常大談痛恨商店老闆,說他們是衣架飯囊,這些話,可以理解為一個共產黨員的階級意識,但是瞭解內情的,也可作另種理解。老李是另種形式,平時有不滿憋在心裡,節骨眼上說兩句不冷不熱的風涼話,如果在領導碰頭研究問題時,只要老吳對他板臉,他就毫不客氣地瞪眼和他對吵。 
  建立南京站以後,他們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靜多了。 
  但是這一次,事關整體,老吳到底是個什麼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靜觀,這可不是辦法。等待什麼?靜觀什麼?幾個日本同志全被捕了,連一點下落的消息都沒有,時間一天天地耗過去,難道這也叫長期隱蔽嗎?他想過,至少叫大家改換個住址,改變個掩護職業,也是一種措施,即使不許離開上海、南京也行。 
  他實在地忍不住了,決定去找老吳,向他平和地陳述一次自己的意見。 
  老吳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請他坐下,遞給他芭蕉扇,又給他沏了茶。這些動作,過去也有過,可是這一次,老吳沒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裡琢磨怎麼應付他;冷冷地問他:「什麼事?」 
  他仍然用以往對上級的尊敬態度和口吻,向老吳笑道:「想跟您說說心裡話。」 
  老吳看他一眼,等待著,仍是站著。 
  他原是不善辭令的,但今天下定決心要認真地和老吳談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邏輯清晰他說起自己要說的話來,先說中西功被捕,自己內疚、悔恨,在鬥爭中缺乏經驗、幼稚,沒有保護好同志,請示組織根據情況,給以處分,目的是教育別的同志。 
  說到這裡,老吳在他對面坐下了,搖著一把大蒲扇,歪著頭,眼睛仍舊不看他。 
  他繼續說,由於不知道中西功的情況,心裡很著急。而且每過去一天,這種著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級通過什麼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況沒有。說到這裡,他抬頭看看老吳,老吳還是那麼不動聲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吳不想和他說什麼,這個時候如果拐彎抹角打住,把談話限制在打聽中西功消息的範圍以內,也無不可。老吳對此也無可指責。 
  但是者吳卻是一副拉開架勢盡他說的表情,他意識到談下去將遇到困難。說不說了呢?轉念一想,既然他是這副架勢,而且自己也是決心準備了的,便索性說下去。他說他對當前的形勢很擔心,日本人對「特別調查班」不會不懷疑,班裡那麼些黨員,還都蒙在鼓裡。毫無思想準備,一旦日本憲兵動手,一個也逃不出去。這個損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黨的骨幹,是些有資歷、有經驗的幹將,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損失,勢將沒法彌補。 
  他說得很慢,鄭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驚,怎麼竟對領導如此講話,好像對小學生那樣上起課來了。再看老吳,只歪著頭,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沒有過去那種不許說話的神色,他心裡有點高興,想道:「他在考慮我的意見吧?」 
  他說完了,老吳還是那樣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見全說了,想聽聽領導的意見。」 
  老吳又搖了幾下大蒲扇,看了看他,問道: 
  「都是你個人的意見?」 
  「是我個人的意見。」 
  「見過張明達?」 
  「沒有。」「 
  張明達沒找你?」 
  「沒有。他還不知道我已經回來了。」 
  「見過李得森?」 
  「沒有。」 
  「他沒去找你?」 
  「沒有。」老吳直眼盯了他一陣,口氣緩和地輕聲說。 
  「意見嘛,黨內民主,誰都可以提。」 
  老吳搖了幾下蒲扇,好像在生誰的氣,繼續說:「你要注意,我們有些人,形勢有利的時候,他們衝鋒陷陣,是好漢,也能鼓動千千萬萬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風吹草動,形勢緊張的時候,他們就不行了,他們的法寶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兩人誰也不說話。程和生壯壯膽子說:「把大家換換住址地點怎麼樣?」 
  「怎麼換?」 
  「調動一下。」 
  「怎麼調動?」 
  「互相調動一下,暫避一下風頭。」 
  「怎麼互相調動?」 
  「南京上海兩地換一下。」 
  老吳拿起大蒲扇猛搖了幾下,然後抬眼看著他:「都離開各自的掩護崗位?」 
  「可以找新崗位掩護。」 
  「工作呢?」 
  「在新崗位上逐漸深入。」 
  「什麼樣的新崗位?」 
  「研究嘛。」 
  「什麼樣的新崗位能有現在這樣的條件?我們為安排一個陳一峰費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說汪敬遠了。你說是調換,敵人怎麼看?人不見了,不就是逃跑了嗎,不就是不打自招嗎?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敵人的手掌了嗎?我們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嗎?你怎麼想的嘛?!」 
  「可是,我們..」 
  「我們怎麼了?」 
  「作為領導,你要考慮我們的處境。」他到上海以來第一次這樣直視老吳,頓覺全身發熱,頭上冒汗。老吳卻冷冷地正面直視著他,輕聲問:「你還記得入黨誓詞怎麼說的嗎?」 
  「記得」。他覺得自己的臉色一定很難看。「記得就好。」老吳搖起扇子:「現在你要反省為什麼隨聲附和地提撤退。」「我沒隨聲附和誰,這是我自己的意見。」「那就更應該深刻反省。」「我也沒提撤退,我提調換住址地點。」「本質是一樣的。」他很想起身告別,但就是站不起來。他又很後悔,本想來好好和領導談一次心裡話,給領導當當參謀,共同研究一個使同志們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繼續工作的方案,卻怎麼談著談著竟要用入黨誓詞自我反省了!從什麼地方錯起的?趕緊補救。「你聽著。」老吳直視著他,臉色嚴肅:「以後,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頭,快快地起身而去。吳紀光望著他的背影,心裡很茫然,剛才硬端的領導架子垮下來了。他自言自語道:「我本應該和他推心置腹地談談才對。」 
  林得山被領事館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車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飛路1270 弄26號他自己的住宅後,倒比在拘留所裡還坐臥不寧了。在拘留所裡,他安排他的中國妻子跑領事館,跑拘留所,跑陳恭澍,請求他們按照談好的條件,給他自由,允許他在上海經營舊業,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幫助新「國民政府」辦些力所能及的事。由於陳恭澍出面活動,事情還算順利。不料卻冒出個中西功的事來,他不敢不接受領事館、「特高」、拘留所三方聯合交給他的差事。雖然比預想的提前幾天出了牢房,但還不如在裡面多蹲幾天呢。因為與其說早放他出獄,不如說是早被日本人驅使。 
  國家觀念,民族感情,這是每個國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賦,林得山也不例外。當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時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圍幾個同胞間流傳,那歌詞是: 
  「流亡到這裡,不知多少時候,我親愛的祖國!望了又望,再不看見你那美麗的山河!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我親愛的故鄉?靜靜的夜啊,冷冷的風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調是純粹的朝鮮民歌旋律,淒婉深沉,他每唱起來便潛然淚下,從心裡往外發冷。 
  那時他用經營自來水筆的生意作掩護。30 年代,自來水筆是洋玩意,在中國市場銷路很大,收入可觀,他把盈利都用來支援「大韓臨時政府」的活動了。他對中國國民黨政府抱有極大幻想,對藍衣社的行動很讚賞,和他們來往很密切,和陳恭澍私交尤深。陳恭澍派人拿著信到香港去見他,他知道逃不脫了,因為他對藍衣社的手段瞭若指掌。 
  現在一切都完了。 
  現在他必須絕對聽從日本人的指揮。 
  現在他倒從心底欽佩那個中西功了。他是個日本人,竟幫助中國反對日本。這是反對他自己的祖國啊,而他卻說這是為了挽救他的祖國免遭戰敗的毀滅,想想也確是這麼個道理。並且,中西功還是個共產黨。 
  共產黨這個名字,他聽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們的宗旨竟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連日本在內。他從中西功的談話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種堅定的身體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實踐對中西功的承諾。他知道,在他身後,有日本的和汪精衛的甚至還有藍衣社的人在監視著他。 
  他的中國妻子只知道可憐巴巴地聽他指揮。 
  他沒叫他妻子到霞飛路國泰大戲院附近去找俄國的弗利浦書店,也沒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沒叫她找個女伴到霞飛路去大聲談論:「中西功被捕了」,當然也沒找人到啟東去給新四軍送信。 
  他給13480 撥了電話。 
  接電話的是個日本人:「找哪個?」 
  他用日語說:「請找津金先生講話。」 
  「你是哪個?」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麼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霞飛路1270 弄26 號。」 
  「你有什麼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帶信給你。」 
  「什麼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見你。」 
  「噢,請你在府上等候,我馬上到。」 
  「好的,記住,霞飛路1270 弄26 號,林山一郎。」 
  他掛上電話,回家等待。只一會兒,一輛汽車開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個穿便衣的日本人,闖進了26 號房裡,各處張望一眼,圍定林得山問:「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見這情形,立刻明白發生什麼事了,連忙用日語向他們申明,他是受領事館差遣尋找津金的。但是他們說他們無權聽他解釋,根本不由分說,把他裝上汽車,直送到領事館。 
  到了領事館,他才鬧清楚,原來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滿鐵」接到特高課通知監視他的時候,便已找不見他了。既然林得山通電話給他帶信,接電話的人當然懷疑他而報告領事館了。一場誤會。林得山被他們這樣抓來抓去,心下很是懊惱。但是,投敵分子有什麼懊惱的權利?從領事館出來,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同盟社」的人都說不知什麼時候起,菅沼便已不見了,誰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他明白,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沒辦成,心裡倒有點幸災樂禍。 
  奇怪!他不敢耽誤,立即到領事館去如實報告銷差,以為從此可以自由了。領事館兩個日本人接待了他。這兩個人對他很溫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後對他說,還要「拜託」他給以「合作」。並說:據他們調查,「滿鐵」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現在既然已經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黨、帝國的叛逆分子。那麼,毫無疑問,中西功在「滿鐵」領導的「特別調查班」,每一個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長,叫程和生的那個,和中西功關係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黨,南京「同盟社」有個西裡龍夫也是中西功的同黨,那麼,在「同盟社」內,嫌疑犯必定還有多多的。這些,都由兩地的特高部門去調查,林先生不必費心。「拜託」林先生去費心的,是調查共黨來往於南京上海兩地「同盟社」和「滿鐵」之間的聯絡人員,也就是西裡龍夫和中西功的聯絡人員。 
  「那是一定有的。」一個日本人微笑著肯定地向林得山點頭。「他們不用無線電聯絡,我們是知道的。」另一個說:「如果用,我們會截獲電碼加以破譯。他們很嚴密,只用專人傳遞信息。」「你可以和『滿鐵』『特別調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滬之間活動,我們和你太太聯絡。」「時間,20 天夠了吧?」另一個陡然變色,喝問。林得山已經領教慣日本人這種喜怒無常的「德性」了。於是平靜地說:「我試試看。」「不!」那日本人猙獰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這是你的服刑勞役!」那個微笑著的日本人仍舊微笑著:「我們已經相信你了,不要錯過機會。 
  你願意回到監獄去嗎?」林得山點一下頭:「我努力!」「要拿到真正的共黨的!不許胡指亂說,不許敷衍塞責,如果出現那等事情,定要嚴厲懲罰。」另一個日本人越發凶狠了。林得山又點頭:「我不敢!」他知道,現在他如同一隻脖子上套了鐵圈的猴子,繩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裡,聽見鑼聲不爬竿,就要挨鞭子。他悲哀,因為他不是猴子。他到「滿鐵」上海辦事處去,打聽「特別調查班」,據看大門的說「特別調查班」不在「滿鐵」院內,在對面樓上,但是那裡現在已經被憲兵隊佔用了。他到對面樓上去打聽,被值班憲兵盤問了一番,所幸他會說日本話,又有領事館發給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煩。至於「特別調查班」搬到哪裡去了,值班憲兵說不知道,也不允許他上樓去打聽。 
  於是他去進行另一項差使,調查來往於南京、上海兩地為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傳遞信息的「共黨聯絡員」。去同「特別調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個好手段。但現在死乞白賴去找「特別調查班」,如果裡面真有「共黨分子」,會不懷疑他?鬧不好,難說不把小命丟了。近年來,他與藍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變得十分膽小。在拘留所裡,對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說成任得山,為的就是留一手。 
  他決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觀察一下。同時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個「共黨分子」是在京滬兩地傳遞信息,自然要往返於京滬間。他可以化裝成各種人物:商人、小販、農民、士兵、學生、官員、記者、工人、職員,天哪,這可太難了。 
  他化裝了一下,頭戴草帽,身穿紡綢褲褂,手搖黑紙折扇,使自己看去像個賦閒的政府職員,神態滯灑,在車站候車室內外遊蕩。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憲兵和漢奸便衣。他們走到哪裡,都先把幌子掛出去:大瞪著眼,故作威嚴地注視著一個個毫不可疑的人。有時竟要面對面地看那人十幾分鐘,只要那人有一點「反常」表現,便動手抓,不管怎樣,抓到憲兵隊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請了「財神」。 
  他快速地掃視在他視野之內的男女青壯年,絕不研究他們的服飾和攜帶了些什麼東西,而只觀察他們的神色,對公職人員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覺得這又好像是個顯示能力的好機會了。 
  開往南京的票車還沒檢票就已經過點了,檢票口外擠滿人。漢好警察在入口處兩邊把守著。他又掃視了一陣,沒見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觀察在廣場上流動的人們。在他想來,這種「共黨聯絡員」也許常趁人不注意之間悄無聲息地混過檢票口,坐上火車,或者不經過檢票口而徑直從什麼地方溜進車站。 
  檢票了,放行了,他隨人流進站上了車。 
  日本佔領區的普通中國人坐火車只有一個字:怕。怕走過身旁的日本人,怕坐在鄰近的漢好,怕查票的敲詐,怕穿白褂子故意敞開懷的流氓,怕背著鋸斧鑄挫的和那些一直抱著一條扁擔兩腿泥的黑臉漢子,誰也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漢奸或者國民黨的「游吃隊」隊員。因為徐州鐵路上常有冒充八路軍游擊隊打票車而趁火打劫的消息在偷偷流傳。 
  林得山一出現,便招得許多人向他投來畏懼的目光。他自覺突然矮人半截。他知道,這種情勢下,注意看哪個人一眼,哪個人都要遠遠躲去。 
  「你的!」突然,從他身後車廂門裡,一隻手抓住他腰後衣襟,用力一拽,把他拉進車廂。他忙轉身看,是個腰掛短槍的日本兵。 
  這是跟車的日本「乘警」。 
  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坐下!」 
  他用日語向日本兵說道:「我正在尋找合適的位置。」 
  日本兵見他說日本話,而且很流利。臉上的凶狠,頓時消失,眉頭挑起笑意。 
  「日本人?」 
  「是的。」 
  「那麼坐到我身邊。」 
  「謝謝。」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這是「特席」。 
  這個車廂裡,坐位空閒。沒有人說話,被沉默的不安籠罩著。「你要到哪裡去?」日本兵問他。「南京。」「公幹嗎?」「不,我是僑民。」「噢呵,大東亞戰爭勝利,你高興嗎?」「當然。帝國海軍,世界無敵。」日本兵舉起頭,向前凝視,像是不高興了。「不是嗎?」他問。「首先是陸軍的赫赫戰功。」「的確是這樣。」他附和地討好。而日本兵卻不再理他。他也學日本兵那樣坐正了身,作出肅穆的表情。 
  日本男子都要具有這種武士道的精神氣質,因為這有關國體。但是規矩死板地坐在行駛的列車上,是件很枯燥乏味、很累人的事。他又不好馬上離開這個座位,離開這個日本「同胞」。 
  車到無錫站停靠了一段時間。旅客上下,互相擁擠,嘈雜了陣,車啟動時,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特席」上。這時候,車廂盡頭甬道走來三個人,一個穿白綢長衫的老頭,滿臉皺紋,身後跟個小女人,衣著潔淨,攙扶著他。他們後面,一個矮個青年,一張娃娃臉,身上穿套制服,肩頭挎個大帆布公文包,憑著年輕力壯,三擠兩撞,搶到了老頭前面,大搖大擺,目中無人地走到車廂中部,在一張空椅前,從肩頭上抹下公文包,往椅上一扔,像早被這大包壓累了。然後從包裡掏出一隻玻璃瓶,揭去蓋,仰起脖,大口大口往肚裡灌水,灌了一陣,抹抹嘴唇,把玻璃瓶蓋好,塞回包裡,又伸手在包裡毛手毛腳地翻騰了一陣,拿出了一捆新聞稿,抽出一份,又把大捆放回包裡,這才坐下。他向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稿子,身靠車壁,伸開腿,看新聞稿,既不觀察周圍,也不作任何掩飾,好像在自己房間裡。 
  林得山一時心裡好笑。再仔細看,見他高高撐起的胳膊上,戴著臂章,黃底紅字:「中華聯合通訊社」。 
  噫?中華聯合通訊社?不是中華維新政府的「通訊社」嗎?不是和「同盟社」有業務聯繫的嗎?太好了,不妨和這個「小把戲」攀談一下,交個「朋友」,由他引路進「同盟社」。 
  現在馬上和他說話?還是跟蹤他,找機會?思索一陣,他對日本兵說:「要那個年輕人坐到這裡來。」「幹什麼?」「我有話跟他說。」「你會說中國話?」「僑民生活時間長,會的。」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聲:「喂,Boy!」小伙子聞聲掠開稿子,轉頭看日本兵。日本兵手心向上。像往嘴裡扇空氣,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來。小伙子立時起身,抓起公文包帶,往肩上一甩,手裡捏著稿子,挺著胸膛大搖大擺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坐下了,挺胸直腰,仰頭青日本兵。他學日本人那樣直眉瞪眼.等待這日本兵要他幹什麼事?日本兵見狀很高興,向他呲牙一笑,同時向他豎起大拇指。 
  我們的張明達碰上熱鬧了,他作夢也沒想到此時此地被一個日本兵拉上了這個小舞台。過去,他坐火車的次數太多了,沒有哪一個押車的日本兵招呼過他,更沒有一個穿便衣的人和押車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再看那穿便衣的,那穿戴和神態頗有點來「你是中華聯合通訊社的?」林得山問他。 
  張明達轉眼看他,又看看日本兵,彷彿不明白,日本兵招呼他過來,這個漢奸怎麼問起他話來?他又看林得山,腦子裡打轉,這個傢伙是幹什麼的?日本兵招他過來,這傢伙卻先和他說話,而且問得好奇怪,臂章上寫著呢,既然看到了,問什麼?找話題套近乎?坐車悶了尋開心,還是另有所為?不管你幹什麼,「中聯社」的牌子是很響亮的。 
  他點了一下頭,帶著挑釁的口氣:「是的。」弦外之音像說:「怎麼了?」「知道『同盟社』嗎?」「當然知道,和我們在一座樓裡,南京復興路125 號。」「你在那裡擔任什麼職務?」林得山笑道。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信差!」臉上頓時佈滿不可一世似的驕傲。這 
  一來,林得山便對他產生了錯覺。在他看來,這是個還不諳世事的失學青年,撈到這麼一份差事,自覺得了不起,不自覺地狐假虎威起來,這種「小把戲」,在上海、南京,他可見的多了。於是不覺笑起來,又問道:「幹了多久了?」 
  「嗯」,張明達腦子裡打轉:問這個幹什麼?毫無來由,我對你小子沒有說實話的緣份,乾脆答道:「半年了。」「噢。」林得山看著他:「滿意嗎?」「當然滿意,很滿意。」這時候,那個日本兵對張明達的大公文包感興趣了,探手去拉。張明達沒拒絕,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懷裡去。今天他的公文包裡,沒有一張密寫的情報。 
  日本兵解開公文包,從裡面掏出新聞稿,打印的、手寫的,還有一摞信,有的是白紙封,有的是用牛皮紙做成的機關長大信封,除了裝水的玻璃瓶,包底下還有一個虎牌萬金油小圓盒,日本兵揭開小鐵盒,聞了聞,捏在手裡,舉在張明達面前抖動著,笑著,用日本話說:「好東西!」 
  張明達眼皮一眨,腦筋一動,為了工作方便,也是他求知慾太強,自學了日語,這時正該用上,便用日本話說:「送給你了!」這一來,日本兵大喜,立時用日本話問:「你會說日本話?」張明達立即說:「可以對話。」「喲唏!」日本兵摳出一點萬金油在鼻下、上唇抹了抹,高興得「哈哈」笑。 
  張明達這一句日本話不打緊,卻令林得山起了疑:這個「小毛頭」會說日本話?小瞧不得,這種年齡的少年,會這樣發音準確流利地說日語的,實屬少見,是個什麼人物?帶著欣賞又有點討好地問道:「是日本人?」 
  「不,中國人。」「唔,南京同盟社有個日本人叫西裡龍夫,你認識嗎?」張明達心頭一怔,他問西裡龍夫,是個什麼人?和日本兵坐在一起,是找西裡龍夫的,還是一般認識西裡的?他打定主意: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管你同西裡關係怎樣,老子不認賬,便斷然回答道:「不認識。」「他是我的朋友,」林得山說。 
  「是嗎?我們那裡日本人很多。」「你怎麼不認識他呢?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記者。」張明達好像逐個回憶了「同盟社」哪個日本人叫西裡龍夫,抱歉地一笑: 
  「不認識。」 
  這令林得山又起疑:干了半年的信差,又會說日本話,竟不認識社裡的日本頭面人物?再看這「小把戲」的神態,忽然覺得他又不像是個失學青年了,倒像個在社會上經過風浪的「老把戲」,看他對日本兵那應對的態度,再看他對我的神氣,儼然是個在社會上、人際間很能恰到好處的、掌握分寸的「老職員」。上海領事館警察署交代過他:到南京「同盟社」去活動,可以聲稱自己是首席記者西裡龍夫的朋友,人們會告訴他,西裡龍夫已經被捕了,他可以打聽西裡龍夫和誰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後約他私談,說他見過西裡,西裡托他有要事轉告,然後相機行事,調查清楚西裡與共黨的關係,那樣也就會調查到活動在南京、上海間給中西功和西裡傳遞信息的共黨聯絡員了。現在這個看似「小把戲」而行動神態又像「老把戲」的青年,就在「同盟社」的樓裡任職,竟不認識西裡龍夫?奇怪! 
  他哪裡知道,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小把戲」也罷,「老把戲」也罷,就是不僅給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傳遞信息,而且給南京、上海兩地中共重要情報部門傳遞信息的共黨聯絡員。 
  在他腦際,剎那間也掠過一個念頭:這個人會不會是幹這個傳遞信息差事的「共黨分子」?他略加思索,很快便自我否定了,從是個「小把戲」分析,共黨不會使用「嘴上沒毛」的毛孩子擔負這種重要差事;從是個「老把戲」判斷,共黨更不會使用一個老奸巨滑的「老把戲」,因為他們常是從社會底層爬出來的,那可真是無所不為,無所不能為,共產黨敢把這種重要差事交託給這種人? 
  在他的想像裡,這個傳遞信息的聯絡員,當是個風流調儻的文人、上層人物,類似活動在軍政要人間的說客式的人物,譬如陳恭澍。「你是日本人嗎?」張明達突然問他。「不,中國人。」林得山笑一笑。「哪裡人?」「哎,上海。」「在哪裡供職?」「賦閒,在家。」「住在上海?」「在上海。」「你的口音根本不是上海人。」「噢?你聽我是哪裡人?」「不知道。到南京?」「到南京。」「會朋友?」「會朋友。『同盟社,西裡龍夫是我的好朋友。」這時,日本兵突然用日本話向他們低聲呵斥:「喂,要講日本話!」「喔,可以。」於是張明達便用日本話盤詰起林得山來,問他上過幾年學?幹過什麼事?到過什麼地方?怎樣結識的西裡龍夫?此去找他要辦什麼事?可熟悉南京的街道?最後突然問他,在什麼地方學的日本話?林得山既要回答他的攀談,又要使身旁的日本兵聽不出他有什麼漏洞,真是窮於應付,本來天就熱,累得滿頭汗。 
  張明達漸漸品出味來:此人沒有起碼的中國文化,對上海街道很不熟悉,中國話說的倒是可以,但是沒有明顯的地域特點,有南腔北調的影子。他斷定,這是個日本浪人,或許確實認識西裡龍夫,但是絕不是和西裡同一個檔次的人。 
  車到鎮江站,他收拾好公文包,對日本兵和林得山點頭起身:「我該去辦事了。」 
  和鎮江分社來接站的辦了交接。他又背著大公文包回到了原地,在日本兵和林得山對面坐下,大大方方找話題和林得山攀談,可是林得山卻好像很勉強地和他答話。 
  到了南京站,他們和日本兵道了別。出得站來,張明達本來可坐「中聯社」來接站的一輛小摩托;但是今天小摩托沒有來,只得依照慣例,同林得山一道,上了公共汽車;過捐江門進城時,要受軍警嚴格檢查,張明達想看看這個浪人怎麼對待檢查,卻見他手裡拿著通行證,一晃就讓通過了,令他頓生懷疑。 
  當天下午,他到小火瓦巷去見李得森,把在火車上碰到一個可疑的人的經過,原原本本講給老李聽了,並提出個人意見:應該立即通知陳一峰,提防這個人,弄清他的面目,研究對策。 
  李得森優慮地說:「敵人已經行動了!」 
  張明達著急地說:「我們應該有整體措施。」 
  李得森輕聲問道:「見到程和生沒有?」 
  張明達也輕聲回答:「還沒有。」 
  「怎麼回事啊?!」李得森愁容滿面,不安地走動著.. 
  兩個「特高」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秘密押回東京警視廳,先把他關在一間小審訊室裡,叫衛兵守著。他們便到最高司法警察官辦公室向高橋興助報告。 
  高橋像接待遠方客人那樣熱情地和他們握手,送煙敬茶,然後高興地說: 
  「多多辛苦了!遇到不少麻煩吧?」 
  「本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可是,嘿!」松本一肚子氣惱,而對上司,極力隱忍著。 
  「怎麼?身為帝國最高警視廳的特派警官,肩負著內閣首相賦予的神聖使命,誰敢不予合作?你們倒說說看。」 
  松本見高橋如此口氣,便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上海所碰到的種種不如意的事倒了出來。譬如:他們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滿鐵」事務所,要他們配合行動逮捕中西功,他們硬說中西功是他們不可或缺的、忠於職守的有功之臣,沒有確鑿的罪證,光憑一紙拘捕令,他們實難從命;又說他已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囑托(顧問),沒有總軍簽署命令,誰敢動他一根毫毛。雖經三番五次說明,這是帝國內閣總理的命令,他們卻仍振振有詞地說:」請不要忘記這是在中國。」「是在總軍管轄範圍內。」「中國有句名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勸我們還是去找總司令部商量。沒法,我們又找到總司令部特務部,奇怪的是,他們的回答和上海「滿鐵」事務所如出一轍,說「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沒有任何罪證,即使有,也是反間諜機構上海憲兵司令部的事,他們無能為力。」於是我們又跑到憲兵司令部,他們回答得更乾脆,說:「這是你們警視廳的事,還是去找興亞院的特高課去吧!」到了興亞院則說:「上海有我們領事館,他們有治外法權專管上海日僑,這是他們份內之事,決無推辭之理。」就這樣,我們幾經周折,終於得到領事館海軍武官處的合作。誰知卻又偏偏這時中西功隨上海駐軍13 軍做隨軍調查去了。由於13 軍西征神速,一時間無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出於無奈,我們只能冒昧找到中西功家,略施小計,終於騙取其家人的信任,才使中西功落入圈套..松本和野村一唱一和,添油加醋,互相吹捧,是不言而喻的。這使高橋深受感動,一面對他倆大加讚揚,一面破口大罵支那派遣軍和「滿鐵」姑息養奸,無視內閣的命令,最後勸慰他倆說:「忍著吧,讓我們用事實來回敬他們!」 
  高橋的話使他的兩個左膀右臂欣喜不已。「以後呢?」高橋接著又問。「在領事館拘留所裡,我們收買了一個重慶方面的朝鮮籍藍衣社分子,從中西功口中獲悉他的兩個在逃的同黨,一個是「滿鐵」的職員叫津金,一個是上海「同盟社」的管沼。據我們掌握的「滿鐵」內部資料,中西功創辦的「特別調查班」裡的中國人,特別是班長程和生與他的關係特別密切,我們當時便要把他們當嫌疑犯抓起來,誰知又遭到上海憲兵隊的刁難,說什麼這是他們的職責範圍,要放長線釣大魚,不讓我們打草驚蛇..」 
  「好極了:意外的收穫!應該早說。」「書面材料都寫了,但是又沒辦成。」松本不無遺憾似地說。「他們是對的,要放長線,不能打草驚蛇!」「是。警部補先生,您是否現在就先審一審他——中西功?」松本問。「他怎樣?願意和我們合作嗎?」高橋臉上有笑意。「死心塌地的共黨分子!」松本答。「那麼。你們把他的材料留下,先把他送巢鴨關起來吧,以後再說。」「是!警部補先生。」「慢著,」高橋忙又把他們喊住:「他是個死心塌地的共黨嗎?」松本略加思索答道:「應該說倒還老實,只是太傲氣,言語傷人。我們 
  是嚴格遵守您的指示:忍氣吞聲地和他懇談,一直只用嘴,絕不動手,爭取他能和我們攜手合作。可是白費口舌。」「不過他卻直認不諱他是個共產主義者,只是死不認罪,真拿他沒辦法!」「這就好,我會叫他認罪的。」高橋像是胸有成竹地說。當松本臨出門時,他親切地拍著他倆的肩頭又補充一句:「今晚我為你倆洗塵,6 時整,我在『軍之友,沙龍等你們!」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送進了巢鴨監獄。像向老朋友告別似地對中西功說了聲:「祝君好運,後會有期。」便揚長而去。提起巢鴨監獄,日本人都知道,凡是進去的,就很少能活著出來,簡直就是地獄。 
  從表面看,這是一片獨立的大型建築。牢房之間,間距緊密,頗能代表日本建築的民族傳統風格,力求在最狹小的空間容納最大數量的囚犯。牢房從牆壁到屋頂,全用鋼筋水泥澆灌,關押在這裡的都是要犯。有己判刑的,也有尚在等待審判的。去年關進這裡的「蘭瑞」小組成員佐爾格、尾崎秀實等至今還未結案呢。甚至連涉嫌的帝國元老西園寺公的孫子以及日本前首相的兒子犬養健也未能倖免。 
  入獄後不久,對中西功進行預審的正是警視廳特高一課的課長松本,他的上司最高司法警察官高橋興助,還有反間諜局的局長大松,地方刑事檢查廳的警察吏作為陪審官也在座,基本是審問佐爾格一案的全班人馬,他們是先來摸摸底的。 
  中西功沒料到,審訊他的竟是逮捕他的那個叫松本的「特高」。他今天已經換上了全副武裝,警官制服。和穿便衣時相比,又是一番氣派。他臉上毫無表情,但見到中西功時卻露出一絲笑意,像是說:「沒想到吧?」坐定後,他望了一下高橋,高橋點點頭,他便開始審問中西功的姓名、年齡、籍貫,家中有幾口人,每個人的職業,以及他的學歷、履歷。 
  中西功有點不耐煩地反問:「這些我們不是談過好幾遍了嗎?而且檔案上都記載得十分詳細,何必浪費口舌!」 
  「告訴你,現在是在法庭上,過去的屬於過去,一切重新開始,如實回答吧!」 
  中西功知道這是審訊的例行程序,心想,既然你們不嫌囉嗦,我也有的是時間。於是便如數家珍似地把父母親和兄弟姐妹一家老小十來口,姓甚名誰,生辰八字、職務等等,不厭其煩地說個沒完沒了,問到他本人的學歷和履歷也都一句不漏:1910 年生,1929 年到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求學。這時松本輕聲說:「這是在日本,不是在上海,應該說昭和4 年。記住,以後要用天皇紀年回答提問。」 
  「可以。」中西功繼續說:「1930 年,也就是昭和3 年12 月因散發反戰傳單,從事反戰宣傳,被上海總領事館逮捕過,拘留9 天後釋放。」 
  松本又點頭輕聲說:「對,就這樣用天皇紀年。」 
  中西功又繼續說:「可以。1931 年,也就是昭和6 年,1 月吧,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6 月擔任同文書院青年團支部組織部長。1932 年2 月,因『一·二八』事變和同學們一起撤回日本。」 
  松本向他搖搖手:「用天皇紀年。」 
  中西功沉思了一下:「這件事,你們做去吧。我對用天皇紀年很不感興趣,還要經過換算,當然這也不妨事,但是,這是個日本封建落後的紀年方法,而且有悖於明治維新。現在,全世界都用公元紀年,連中國都用民國紀年,只有日本用一個天皇個人年號紀年,太落後於世界了,你們承認這一點嗎?」 
  中西功無愧是位理論專家,文章裡手,言簡意賅,一針見血。但松本也不愧是「特高」老將,中西功對天皇如此大不敬,而又無可辯駁,他竟沉著自如,不動聲色,只是又望了高橋一眼,高橋卻視而不見,松本便又重複了一遍:「用天皇紀年。」中西功又沉思一陣,然後輕聲說:「這件事,我希望得到審訊官的諒解,我對這種紀年,在感情上拒絕接受。天皇是個日本軍閥集團的傀儡,這一點,警官先生也是明白的。況且,我是共產黨員,我已經宣誓為共產主義獻身,我們要推翻的,在日本,就是這種表面上君主立憲實際上法西斯軍閥專政的國家政體。現在要求我每一年都用天皇紀年換算一次,非常違背我的感情。顯然,我是你們的敵人,換而言之,你們是我的敵人,你怎麼能要求我用敵人的紀年呢?」 
  松本沉思了好一陣才輕聲說:「我們可以幫助你換算,繼續說下去吧。」於是中西功用公元紀年說完他的履歷:1932 年進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參加中國問題研究會,用鳥羽二郎的筆名,在《無產階級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1932 年4 月,因從事革命活動受警視廳檢舉,40 天後釋放。1933 年4 月,進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任《日本勞動年鑒》助理編輯。 
  10 月,在東京東洋大樓內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特別閱覽室,研究滿洲問題,同時,學習有關共產黨的各種資料、書報和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1936 年夏季,第三國際第7 次世界大會後,內心無保留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為之行動,直到這次被逮捕。松平向他按手示意,仍舊輕聲說:「好。這些活動,我們下次再詳細談,今天只問你一點,你,承認對帝國有罪嗎?」 
  中西功坦然地一笑:「不,我說過,我是共產黨員,我的行動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日本帝國主義是要被打倒的,我對日本帝國,談不上有罪。怎麼能承認對敵人有罪呢?這不符合起碼的邏輯。」 
  「你認為帝國能被打倒嗎?」中西功眼光裡流露出不解的疑惑,看著松本同樣輕聲地問:「你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著作吧?」 
  「我承認,沒有。」從中西功的表情看,顯然他覺得松本很可悲:「那麼,我們倆人,就像在上海時一樣難以繼續談下去了。」「為什麼?」中西功不無惋惜地說:「我們兩人差距太大,你應該先看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否則,許多道理,你難以明白,沒有共同語言,審訊豈非多餘。」「噢!有件事要問一下,你身體健康情況如何?害過什麼病嗎?」松本準備收兵。中西功好像認真地回憶了一下,才輕聲說:「沒有,小時候,體質稍差,現在很好。」松本沉默了好一陣,仍舊毫無表情,點頭說:「你我差距確實太大,今天到此結束。」書記把記錄交給中西功,輕聲說:「看一看,記錄有什麼錯誤?」中西功快速地瀏覽了記錄:「沒有錯誤。」「請按手印。」書記給他遞來朱紅印泥盒。中西功按了手印。他很奇怪,審訊怎麼這樣簡單?而且,松本竟連一點共產主義常識都沒有,這實在太可悲了。和這種人對話,太困難了。當然這也是日本帝國的悲哀,共產主義已經創造了蘇聯,而日本警官竟對她毫無所知似的。 
  所幸,那以後,十多天,沒有再審訊他。 
  這十幾天,他也做過深思。那天審訊,他沒一點像在上海領事館拘留所對松本和野村那樣,語言不恭地挖苦他們。他原計劃要非常認真地向松本等眾多陪審官闡述一下他信奉共產主義的道理。依他看來,共產主義本身有她自己的一番道理,而人們信奉她,擁護她,又有一番道理。不闡明這兩番道理,或者,對方沒有接受這兩番道理的起碼水平,審訊也罷,談話也罷,都是白費口舌。 
  他並不想在審訊室裡有意向敵人宣傳共產主義,他只是想向他們說明他信奉共產主義的原因,提醒他們不要小看共產主義。 
  當然,回想起來,在中國上海,他對松本和野村的態度不適當。一方面,當時他心情不好。另一方面,他已看出他們的文化太低。不管怎麼說,他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放過了一次教育他們的機會,沒有負起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宣傳共產主義的責任。 
  他對松本之所以持那樣的態度,不僅認為共產黨員應該這樣做,而且應從一個側面向松本說明,日本帝國發動侵略戰爭,是歷史的必然,而戰敗,也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松本卻是那樣地麻木,像木雕泥塑的玩偶,真令人掃興。 
  退庭後,他被安置在一個單間牢房裡。僅這一點便說明警視廳對他重視到什麼程度了。獄卒在牢房外踱步,從他牢房門前經過的時間間距非常有規律,幾乎可以用來計算時間。中西功用心仔細地心算過多次,大致是五分鐘走過一趟,夜晚也是這樣。 
  給他送水送飯的獄卒,是個老警察,名叫渡邊十三。是個很謹慎的人,默默地打開鐵門,默默地給他放下洗臉水或是食物。經過第一次審訊後的第二天早晨,渡邊給他端來洗臉刷牙水。中西功漱罷口,洗臉時問他: 
  「你在這裡供職嗎?」「當然了。」「月薪多少?」「現在僅僅夠我用的,以前不夠,我要供女兒上學。」「她畢業了嗎?上什麼學校?」「..畢業了。」渡邊嘴唇蠕動了一下。「這樣,她可以幫助你了?」渡邊的頭顫動了一下:「她出嫁了。」「噢。只有你一個人生活?」「只有我一個人。」中西功仔細觀察渡邊,他面容雖然蒼老,年齡卻未必是個老人。便問: 
  「請問你多大年紀?」渡邊嘴角露出苦笑:「你看出來了?確實,我還不到50 歲。我受到了懲罰。」「怎麼回事?」「我喝酒,把我的妻子打死了。那以後,每天夜裡她都到我夢中來,臉是浮腫的,黃色的,發亮,變形了,很可怕。我懇求她原諒我,隨我回到家裡去,一起撫養女兒。她總是低著頭,搖頭,一聲不響地搖頭。」「你為什麼打死她?」「不知道,心裡非常煩躁。那時我在中國旋順,在土肥原兵團運輸團特務連當兵,她去探望我,跟我嘮嘮叨叨說她種田怎樣辛苦。不知道,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打死了她,我被判了刑,送到這裡做苦役了。」「你煩躁些什麼呢?」「不知道,那時候,一到海邊我就要發怒,看見海水我就想跳下去。想在水裡和誰打一架,我要把他按在海水裡淹死他。可是打誰呢?海裡除了船還有什麼?能打船嗎?只有它能載我回國。軍醫檢查過我,說我精神正常。」渡邊又搖了搖頭,不知他是對醫生不滿還是對自己不滿。 
  「現在你還煩躁嗎?」渡邊點點頭:「非常煩躁。」「為了什麼呢?女兒已經出嫁了。」「我不知道。娶她的那個人是個流氓,已經40 多歲了,而我的女兒才只有15 歲。那個流氓給了我3000 元錢,把她領到中國去了,再也沒有消息。」「你是掛念你的女兒?」「我怕那老流氓傷害她,譬如說,像我對待妻子那樣..」看得出,渡邊十三是在絕望狀態中掙扎。中西功決心寬慰他幾句,便認真地說:「渡邊先生,你的煩躁原因,其實是很清楚的,不過你自己不知道罷了。」「是嗎?」渡邊十三眼光遲滯地看看他:「你說因為什麼?」「因為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軍閥集團把你和所有日本人民趕進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去,士兵們都是農民、工人、學生、商人。譬如你吧,你的妻子種田很辛苦,因為你是丈夫,她才向你抱怨,而你呢?很想念你耕種的土地,你很希望自己去種,讓妻子在家裡,頂多要她給你把飯燒好,送到田邊就可以了,是不是這樣?」 
  渡邊驚恐似的直視著他,輕聲問:「你怎麼知道的?」 
  「這是很簡單的事,渡邊先生,你希望自己種田,你很疼愛你的妻子,不願她受累,而她卻偏偏非得受累不可,這是你痛苦的原因。如果她不對你嘮叨,你會更憐惜她。而她卻向你嘮叨了,像在你的傷口上又捅了一刀,你無法表達你的痛苦,又喝了酒,失手了,是不是這樣?」 
  渡邊爆發地嚎陶大哭起來,中西功慌了手腳,急忙勸解他:「渡邊先生,請原諒,我只是這麼猜想,不要悲傷了。你的痛苦,根源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沒有這場侵華戰爭,你絕不會有這樣的遭遇。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獄卒聽到哭聲。走到鐵門前站定,喝問渡邊:「在這裡哭什麼?」中西功對獄卒解釋說:「為家務事,他難過了。」「在這裡說什麼家務事?」獄卒如狼似虎地叫罵渡邊。中西功向他笑笑:「其實你也有這種家務事。」「我有什麼家務事?」「你嗎?不只是你,這種家務事,每個日本人都有。我不信你沒有,難道你心裡很舒暢嗎?侵華戰爭沒給你帶來麻煩嗎?」獄卒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好地直盯著他,好一陣,慢慢轉身走了。第二天,這獄卒再來值班時,隔著鐵門便和中西功攀談起來。他問中西功犯了什麼案?中西功直爽地告訴他,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因為這場戰爭是不正義的戰爭,日本必定失敗。將來,日本共產黨和廣大日本勞苦大眾一起,要在日本本土建設一個沒有地主、沒有壟斷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再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這獄卒像在聽天方夜譚,時而笑瞇瞇,時而驚奇地睜著眼凝恩。最後,他問中西功:「你想到叛國罪要處極刑沒有?」「想到過,想到過。那是一定的,所以我要把道理告訴你。」這獄卒站在鐵門外,癡癡呆呆好半天,才腳步沉重地慢慢走去。第三天,當這獄卒再次出現在鐵門外時,眼光裡流露出對中西功的尊敬,眉宇間潛藏著一絲極難察覺的笑意。 
  那以後,他們常常簡短地交談幾句。這獄卒告訴他,在太平洋中途島戰役中,日本海軍損失很大,大本營已下令徵用民船。有傳說講:一部分中國汪精衛政府徵集來的軍隊,正在運往太平洋戰場。日本又要徵兵,有的青年為逃避徵兵而自殺了。「中西功先生,你的話看來有眼光。我們怎麼辦?」 
  「日本失敗早成定局,這不是你辦得了的事。你只能為自己去辦點事。」 
  「我能辦什麼呢?」 
  「離開這裡,趕快逃到山裡去。」 
  「天皇呢?」 
  「天皇與你有什麼關係?」 
  自那以後,再不見這獄卒來值班了,渡邊十三告訴中西功:他請病假了,回到鄉下老家去了。 
  每到夜深,中西功必惦念起遙遠的上海,那個他的第二故鄉,和他在那裡的同志們,程和生,老吳,還有「特別調查班」裡的倪之驥等等一批同志。他想像,時至今日,他已失蹤一個多月了,那些精明的小伙子們,早該轉移陣地了,或者離開上海,到了鄉下,或者到了部隊,也說不定還留在上海,改變掩護職業,繼續堅持活動。他常幻覺程和生化了裝,行走在四馬路上。每當這時,他便不覺地、喃喃自語地和他說話:「最近怎麼樣?」『堅持住,再有兩三年,就會見到勝利了。堅持住。」「拜託了,一切都拜託你們大家了。」 
  這時候,他那微笑的臉上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一天晚上,已是12 點過後,正當他這樣自言自語的時候,遠方忽然傳來一種奇怪的聲音,尖細得只會往天上爬,剎那間,遠遠近近都應合著響起這種聲音來。刺耳,淒厲,響徹夜空,令人毛骨悚然。巢鴨監獄也到處響起匆忙混亂的腳步聲和喊叫聲。獄警們在牢房雨道裡奔跑,一邊喊叫:「誰也不許動!躲到牆角去!」「不許動!」「躲到牆角去!」 
  透過鐵門柵欄,他看到遠方升起許多粗大的光柱射向黑暗的夜空,胡亂地晃動著。漸漸地,有幾條光柱在某一處交叉聚攏了,形成一個明亮刺眼的光點。又一處,也有幾條光柱交叉聚攏在一起。這些交叉光點,徐徐地在夜空移動。 
  他猜想,大概是美軍來空襲了,馬上就要響起炸彈聲了。 
  他心頭升起一種無可名狀的思緒,既興奮,又悲傷。他希望聽到這炸彈的響聲,把日本法西斯炸個粉碎;但又不願看到無辜的同胞遭受傷害,他為日本法西斯給同胞們帶來的災難而悲傷。 
  但是過了許久許久,仍聽不到爆炸聲,也聽不到高射炮聲,並且,突然間,所有的光柱都熄滅了。 
  原來是防空演習。 
  他似乎有點失望。 
  防空演習又自然而然地誘發起他對這場戰爭的思考,他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把日本失敗的大概日期推算出來。 
  他計算日軍的陸軍兵力和分佈狀況。現在,在滿洲有6 個軍團約9 萬人;在中國華北15 個師團,華中12 個師團,華南2 個師團,共約有29 萬人;在東南亞各國共有11 個師團約11 萬人;太平洋戰場各島嶼有2 萬人。其次是經濟實力。糧食,滿洲已經沒有負荷能力,庫存即將耗盡;華北糧食本來就緊張,強化治安後所能徵得的數目,供應華北日軍已非常勉強;華中地區, 
  原可月征上億斤,但是由於汪精衛政權官員們大量貪污,導致往日本本土運送糧食的貨船在吳淞口等待半個多月之久,無糧可裝船。在東南亞各國可掠奪到多少糧食?這個數目他還沒有掌握,但是無休止的掠奪,必將重複在中國出現的局面,這是無疑的。.. 
  一個多月來,中西功逐漸創造了一種適應這種監獄生活環境的內心世界。他知道,警視廳和法庭沒有再審訊他,完全是因為沒有必要。他們將對他處以極刑,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 
  然而他估計錯誤了。 
  他被正式提審了,而且還是第一審。這次的主審官就是東京警視廳最高司法警察官高橋警部補。中西功一眼便認出,他就是上次坐在松本旁邊的那個矮胖的中年人,長了一張極普通的臉,一撮小鬍子,眼神十分猥瑣。如果他穿上便衣走在街上,誰都看不出他曾是個警官學校的優等生。今天,松本成了陪審,其餘還是預審時那伙官員。 
  兩個書記在他們兩邊的矮桌後,神情很緊張,他們預備了一大堆速記簿和自來水筆。高橋興助聲調平和地對他說:「希望你不要製造太多的麻煩,願意嗎?」「我不想製造麻煩。」中西功皺了皺眉頭,毫無表情地說:「希望你也不要製造太多的令人討厭的麻煩。」「謝謝,那麼我們開始吧,請你談談現在的心情。」「好吧。」中西功早已打好了多種提問的腹稿,可以不加思索地對答如流:「我不想說你們逮捕我是錯誤的,因為我的行為反對你們。你們是實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而我是反對這種政策的。」高橋興助想了想:「是這樣的。那麼,你答應和我們合作了?」「這是兩回事。你們逮捕我,就像如果有可能的話,我也會逮捕你們一樣。這一點,你們沒有錯。至於合作,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們怎麼能夠希望一個共產黨員和你們合作呢?最滑稽、幽默的人也編不出這種笑話來。」「我想會的。」高橋輕輕撣了撣衣袖說:「看來,你是個很性急的人吧?」「我還沒感覺到這一點。當然,對你們辦事這樣拖拖沓沓,我有點不習 
  慣。」不知什麼原因,他第一眼看到高橋,心裡就有點瞧不起他,所以,用了在上海對待松本和野村的口氣和他對話。這種口氣,常是撩撥、刺激一個人自尊心的手段,用這種手段,可以刺探出一個人的素質、修養、文化和性格特點。他要看一看高橋是個何等樣人。 
  「我們沒有那種討厭的拖沓習氣,請問我們什麼地方有這種現象?」「譬如對我,你們大可不必用什麼審問啦、拷打啦等等令人厭煩的手段,要殺就殺。」高橋笑了:「看來,你確實是個性急的人。當然,這是假象,你有你的目的。你想通過你的死亡,破壞帝國對你們這個叛國集團的調查,是不是?」 
  中西功自笑沒有看出這個高橋竟還有這麼點分析能力,也許是他們的經驗吧?他決定同意他這一點,進一步刺他一下,於是點頭說:「對。不過,不全對,有那麼很小一部分對。我已經說過,我討厭你們這種拖沓。更重要的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被你們逮捕以後,我的活動便失去了社會和大眾,我的歷史使命,被你們剝奪了。就這一點來說,你們勝利了。但是,這只是我一個人的事,共產黨員多得很吶!所以,你們不必在我身上化太多力氣了。從歷史發展說,最後的勝利者是我們。你能聽懂我的話嗎?」 
  「好了,中西功先生,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為你,我們要進行許多調查。你給帝國造成的損失,同尾崎秀實一樣,甚至有過之無不及。這一點,你承認嗎?這是叛國間諜罪,你認為怎樣?」 
  「不,不對!我不是叛國間諜。我是為拯救日本國民大眾免受戰禍塗炭,才這樣做的。何況,我有我的共產主義信仰。」 
  高橋仍舊那麼猥瑣地瞧著他:「你總是用共產主義信仰回答問題,這樣的話,我們之間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許多隔閡和衝突。作為一種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理論學說,每個人都可以研究,但是,不能允許相信它。你要清醒,共產主義,不會像你想的那樣在全世界取得勝利,那是一種空想。」 
  中西功笑一笑:「蘇聯呢?她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你該知道她吧!日本不是也和她談判嗎?不是也和她簽訂條約嗎?她不是消滅過帝國關東軍嗎?中國共產黨呢?她已經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她的軍隊不是把你們日本帝國的戰爭計劃打亂得一塌糊塗了嗎?東條集團不是連個從佔領區撤退的方案都拿不出來了嗎?中共的勝利,不只是對日本,她將取得更大的勝利,這一點,你還看不見?」 
  好像為了與中西功相對應,高橋彷彿也想笑一笑,以回答他這連珠炮般的挑戰,但彷彿又忍住了。這個奇怪的表情,使中西功聯想到整個日本警視廳的形象。 
  正在這時候,遠方響起防空警報的聲音。高橋抬頭看了看天花板,彷彿飛機在他頭上飛。但什麼也沒看到,又側頭斜眼望著窗外。松本向他投去詢問的眼光,兩個書記急不可待地收拾紙筆。 
  高橋壓低聲音故作鎮靜地拖著長腔說:「今天到此結束吧。」 
  中西功彷彿不解地問:「出了什麼事?」 
  高橋無可奈何地說:「防空。」 
  說話間,飛機馬達的轟鳴聲震撼得審訊室四壁打顫,同時響起了劇烈的爆炸聲,連房基地皮也顫抖起來。 
  中西功不無嘲弄地問:「這是防空演習嗎?」 
  高橋終於被激怒了,板起他那十分猥瑣的臉,正色地道:「中西功先生,我告訴你吧,我審訊你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不像那些愚蠢的法官,他們慢條斯理,像下圍棋,一顆子,一顆子地把你包圍了以後再吃掉你。我每進行一次審訊,都要有一次的成績。」 
  「我相信,也許是這樣的,但是我不知道,在你沒有包圍我以前,怎樣吃掉我呢?」 
  「整個棋盤上全是我已經安下的子了。」 
  「那麼,我只有向你反包圍,而你只能實行『本土作戰』了?」 
  「你會知道該怎麼做的。」隨著又一聲霹靂般的震耳巨響,高橋從椅子上滑到桌下,然後從中西功腳前爬過去。中西功低頭問:「這是你的『本土作戰』嗎?」 
  高橋卻無暇回答他了,急急爬出門外去。 
  警報解除了,東京安靜得出奇。本來這種安靜是正常的,現在卻突然間變得不正常了。在中西功看來,必須像剛才那樣連續響著爆炸聲才算正常。 
  高橋離開審訊室後,進來兩個人,矮矮的,胖胖的,看了看中西功,在他左右站住了。中西功抬頭看看他們:「什麼事?」左邊的那個走到他面前,彎腰抓住他的一隻胳膊,拉起他,右邊那個也跨步上前,抓住他的另一隻胳膊。 
  中西功暗想,他們將把他捆綁起來,送上囚車,押往什麼地方,去施酷刑。因為高橋說過,他每一次審訊,都要有一次的成績,而今天他卻一點成績也沒有。 
  他用力摔動胳膊,喝問他們:「你們想幹什麼?」這兩個人既不捆綁他,也不給他帶手銬腳鐐,只是每人握住他一隻胳膊,然後左右分開,拉開架勢,把他向各自的方向拉去。 
  中西功忽然覺得兩隻胳膊像被他們拉脫了臼,疼痛難挨;繼之,左右兩邊胸肋像要被他們撕裂開,分成兩半,像被一條火舌燒燎般的疼痛,從胸間直竄到頭頂。他想喊叫一聲,卻沒有那個喘氣的時間和力量。而這兩個傢伙,卻像力大無比,只一味地把他向兩邊拽去,拽去,再拽去。中西功在剎那間彷彿聽見自己的骨頭清脆地響了一聲。他吐出胸中最後一點氣.. 
  他感覺到,有人把他背起,整個身體在空中翻了一個360 度的大筋頭,然後重重地被摔在水泥地上。他覺得,從頭到腳的整個腰背,被鐵板重重地撞擊了一下,五內俱焚般一陣劇痛.. 
  當他漸漸醒來時,感到嘴裡苦鹹,怎麼用力兩眼也睜不開,只見一些金星閃閃明滅飛舞。全身、手、腳,已無一處可以憑意志抽動一下的能力。 
  眼前金星亂舞像熾熱的鋼花,讓他十分難耐,他用力微睜開眼,眼前卻是一片紫藍色,紫藍色漸漸消退後,出現在他眼前的,是那兩個小胖矮人。他們坐在他面前「塌塌米」上吸煙,他們看了看他,擰滅了煙火,其中一個對他說: 
  「你要尊重司法警察官的提問。」「聽見沒有?」另個問。中西功深深吸兩口氣,狠狠用力說:「下流的警官,野蠻的法西斯!」「是嗎?」右邊的小胖矮人向另一個使個眼色。兩人從地上爬起,一人一邊抓住他一隻胳膊,又一次開始向兩邊撕拽他。中西功直覺地感到自己的頭是向後仰著,其他是怎麼回事,便全然不知了。他又一次感到被他們拋在空中,全身骨頭發出細微的響聲。他又一次覺得被摔在鐵板一樣的水泥地上.... .. 雜亂而沉重的腳步聲,漸漸震得他從昏迷中醒轉來。他用了很大力,雙眼張開一條縫,看見面前是幾雙腳。往上看,見高橋興助坐在書案後,松本和他的搭檔野村坐在他旁邊。也有一張矮書桌,兩個書記,擠在牆兩角,斜放的矮書桌,剛好和牆角構成兩個三角形。高橋在書桌後歪身側頭看他,見他微睜開眼,輕聲道:「我說過,你不聽。不要玩那些毫無意義的表演。」他閉上了眼睛,靜聽高橋說些什麼。「說吧,你現在心情如何?」他仍舊閉著眼睛,用命令的口吻,拚力地說:「幫我坐起來!」 
  幾響腳步聲過後,有人扶他坐起,他覺得全身從裡到外無一處不像火燒。他咬牙睜眼看,是松本和野村在扶他。他知道,此時如果他們放開手,他必將再癱倒下去,便用松本審問他時那樣的口氣,輕聲地對他說: 
  「就這樣扶住我!」高橋向松本點了點頭,松本便雙膝跪在他左邊,吃力地扶定他。他問高橋:「剛才你說什麼?」「現在,你預備怎樣回答我的提問?」「噢。你準備..向我..提問些什麼?」中西功上氣不接下氣地反問,聲音很微弱。「你給中共提供了些什麼情報?」 
  「還有什麼?」 
  「你和中共哪些人員接觸?他們的名字?特徵?住址?」 
  「還有什麼?」 
  「今天只要你回答這兩點。」 
  「這樣淺顯!」他歎息了一聲;開始強打起精神來:「我們倆的政治觀念和信仰還沒溝通,叫我怎麼回答你?」高橋歪頭看了他一陣,顯然,他有點惱怒,從他那緊閉的嘴唇就可看出來。但是他不發作,當然是為取得成績,他拖著平穩的聲調問道:「那你說我們怎樣溝通?」 
  「你應該先問我,為什麼給中共提供情報?」 
  「好,可以。你為什麼給中共提供情報?」 
  「這就對了。我這就坦率告訴你,因為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黨交給我的任務,我必須完成。」 
  「再問你什麼?」「你應該問我,為什麼參加中國共產黨?因為你可以從這裡面,得到很多難以得到的『供詞』。」高橋點頭表示同意:「你說吧,我就這樣問。」「你還沒察覺到現在你已經開始實行『本土作戰』了嗎?」高橋不響,只怔怔地看著他。而中西功心裡已經決定,不再嘲弄這個下流坯,而對他實行正面闡述自己的信仰和這信仰的神聖的綱領。 
  「聽著,警官,我不是無緣無故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甚至,原來,我連參加這個黨的資格都不具備。參加這個黨,首先要有獻身精神,而我,原來是個非常膽小的鄉下農民的孩子。1929 年,我和一些同學一起,到上海同文書院求學的時候,我對什麼都害怕,連從北海道來的同學,我都怕。我不知道他們那種笑,是喜歡我,還是對我發怒、要打我?我不到上海街上去逛,我害怕中國人。因為我知道,日本強迫他們割讓了台灣、庫頁島,還有旅順、大連。他們恨日本人,這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躲避中國人,我只和一些和善的日本同學來往。課餘時間,我一個人躲在圖書館裡,看我喜歡看的書。就這樣,我認識了一個人,和他交了朋友。」 
  「誰?」高橋興助低聲問,同時向兩個書記使眼色,令他們動手紀錄。「列寧——。」「在當時,已經有許多人認識他了,而我,很晚,才知道他。」中西功好像很惋惜地陷入沉思,補充說:「當時,我已經快20 歲了!」他又陷入沉思。 
  高橋興助顯得有點失望地默默看著他,片刻寂靜後,高橋無可奈何地嘟囔說: 
  「好吧,盡你說,看你能說出些什麼來。」 
  中西功直視著高橋,艱難地笑了一笑:「你這個樣子,我不能繼續說下去了,你缺乏誠意。」 
  「你想要我怎樣呢?」 
  「認真地聽。」 
  「好,你說吧,我有的是時間。」 
  於是,他輕聲地、順序清晰地說下去,偶爾停頓一下,轉頭看一下松本,用眼色示意松本把他扶好,讓他盡量坐得舒適些。他從進入「東亞同文書院」圖書館看書而結識列寧開始說起,說到他和同學們怎樣研究共產主義學說,怎樣萌動了要為實現這一主義而行動的想法。第一次怎樣把反對侵華戰爭的紙條放進「東亞同文書院」參觀的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們的飯碗裡,因而被領事館逮捕;第二次怎樣和同學們到上海大街上貼反戰傳單,又被逮捕;之後,怎樣認識到應該從根本上推翻日本帝國,在鬥爭方法上應該怎樣適應形勢。又說到1931 年日本侵華戰爭後,給滿洲和中國人民造成怎樣的災難。從對大眾血淋淋的殺戮,到農工業的被摧殘破壞。從日軍在南京製造的大屠殺說起,闡述共產主義者最高尚的人道主義,以及必須為實現這種最高尚的人道主義所要付出的一代人生命的代價。最後,他輕聲問高橋: 
  「你是否已經準備好,要把我這些話,判為異端邪說?」 
  高橋不響。只默默地看著他。 
  「你為什麼不說話?」他輕聲問。 
  高橋沉默了一陣,也輕聲問:「中西功先生,我們兩個,應該誰問,誰答?一個法律上簡單的問題。你是日本人嗎?」 
  「原來是,現在不是,現在我屬於全世界大眾。」 
  「那麼,你承認,你背叛了大日本帝國?」 
  「不,不不。那些把你們大日本帝國推上毀滅的人,譬如眼下的東條英機,當然還有那些跟隨他的高級文武軍政官員們,才是些真正背叛日本大眾的人。」 
  在1942 年的夏季,任何一個日本的軍政憲警的官員,都不能忍受這種當面的斥責。高橋興助卻忍受了,他有他的目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中西功的正面闡述中,他撈到了正如中西功所說的一些原本他應該通過審訊得到的「供詞」。另部分原因是:只要中西功肯開口說話,他就能獲得可供提問的線索。還有第三個原因:對於共產主義,他和松本一樣,也是一無所知,聽中西功侃侃而談,倒是真增長了知識。當然,還有第四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他原來估計,中西功不會對他開口,因而早在牢房外安下了打手,只待他和松本他們走出牢房,打手們便會進來再狠狠地「教訓」一番這個「中共」。但從剛才他所見到的被「教訓」了一番的中西功的身體狀況看,顯然經不起再一次的「教訓」了。他要保住中西功一條命,留著用,把他打死了,便什麼也沒有了。 
  所以,當他宣佈第二次審訊結束走出牢房門時,對兩個打手輕聲說:「適可而止。」 
  兩個矮矮胖胖的打手服從地向他點了點頭,很文雅地走進牢房,各人抓住中西功一隻胳膊,把已經癱瘓在地的中西功拉起來,各自使盡平生力氣地 
  把他向左右撕拽去。他們把高橋興助那「適可而止」理解為「用盡力氣」, 
  因而要大顯一番身手。中西功沒有一點聲音,他眼前一片昏黑。黑到至極,卻出現了明亮。在明亮中,他看到了一群人,他們是程和生,老吳,李得森,陳一峰,倪之驥,西裡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他們在他眼前的明亮中反覆出現..在他們的背後,閃現著上海的街道和樓房、人流、擁擠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飛路、房間潔淨的「金陵酒家」、愛德華七世路的「三福樓」和四馬路上那些酒館。過去,他常在這些地方和同志們見面。研究怎樣開展工作.. 
  第八章堅守在遠東前哨 
  連日來,天空濃雲逐漸破裂,陽光從這幾那兒的縫隙間射向江南大地。今年梅雨季節來得早,去得也早,稻禾吐出新穗來。 
  上海仍舊到處潮濕,家家晾曬衣服、被褥,弄堂裡色彩雜亂。 
  程和生慢步走在四馬路上,中西功和西裡龍夫被捕後,老吳和他約定減少聯繫,把注意力放在觀察周圍敵人動靜上。他和「特別調查班」的黨員們個別約定會見時間,讓他們盡可能繼續聯絡不致於失散。日子意外的平靜,近20 天來沒見異常,也沒發現憲兵、警察跟蹤的跡象,更沒打聽到中西功的下落。他對這種安靜,漸覺難耐。老吳曾分析說,事情會漸次過去,而他卻覺得一個怪胎正在這安靜中孕育。 
  日軍在中途島吃了大敗仗,損失慘重。聯合艦隊的「赤城」、「加賀」、「蒼龍」、「飛龍」四艘航空母艦被擊沉,世界上最大的重型巡洋艦「三隈號」也葬入海底,並損失飛機數百架,陸海軍士兵數萬人。蘇德戰場上,紅軍很艱苦。在斯大林格勒西南的頓河彎曲部,希特勒集中了大量飛機、坦克、大炮,和150 萬兵力,戰爭打了40 天了。如果雙方這樣相持下去,巴庫的石油、頓巴斯的煤礦、庫班的小麥,這些戰略物資基地掌握在蘇聯手中,社會主義蘇聯就能屹立不動了。這種常識是他從中西功那兒學來的。以前,他只看中國戰場,現在他看全世界。 
  走著走著,感到有人從背後拍他的肩膀。回頭看,吃一驚,原來是汪敬遠。 
  「你怎麼來了?」他問。 
  「找老吳請示。」汪敬遠向他投來一笑。 
  「見著了嗎?」 
  汪敬遠點頭。 
  「跟我走。」他仍舊腳步從容地引汪敬遠走進南京路冠生園,兩人找個位子坐下。要來點冷菜和啤酒,邊喝邊輕聲交談。 
  汪敬遠個頭雖不高,但身材勻稱,面容潔白,一雙眼睛閃動著明亮的青春之光,一眼看去,便知是個精明的奇人。他的父親,是蘇州一家富紳子弟,留學日本時和一個姑娘一見傾心,相愛成親,於是生下了他。這位日本姑娘,不被中國封建家庭所接受。汪家長房長兄,不僅歧視她,進而累及她的丈夫。汪敬遠的父親,優郁成疾,不治而逝。汪家長房,驅逐她們孤兒寡母出戶。迫於生計,她帶著小汪敬遠流落上海,替人漿洗縫補,賺幾個小錢撫養兒子。舊上海,一個流浪於低層的異國女人,該是何等艱難,不是個中人,難知其中味。無論她怎樣辛苦操勞,終究養不了日漸長大的兒子。除了衣食,還要求學,她可不能讓兒子失學。丈夫是個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出眾男子,豈能讓他的孤血成個「無能之人?」她寫信求助於妹妹,妹妹回信滿口答應,說她丈夫說,一定不委曲姐姐的「大橋」。於是托人把「大橋」帶去日本妹妹家。「大橋」的姨父,身體壯得像他小院裡那棵老槐樹,但是膽子卻那麼小,只知道種田和見人就鞠躬。姨媽嚴格規定「大橋」,除了到學校,不許去河邊,不許爬樹上屋,不許和同學打架,也不許跟姨父下田,只准坐在矮牆小院裡的槐樹下小桌旁讀書。累了,可以在院裡翻觔斗,翻多少都沒關係。唉,翻觔斗這遊戲,還不如讀書呢。 
  姨父姨媽勉勉強強供「大橋」上了幾年小學,生活越來越艱難。「支那事變」發生了,打仗了。夫妻兩口相對流淚,因為再也無力供「大橋」繼續上學了。對不起姐姐,萬般無奈,托人把「大橋」帶回上海。臨上船,姨媽遞給他一個小蒲包,裡面放兩個「壽司」(白飯團),輕聲說:「餓了再吃,」沒說完,便哭了。 
  「大橋」回到上海,母親抱著兒子哭了一陣,又從頭到腳量了他的身高,然後鄭重其事對他說:「聽著,你現在是大人了,以後不再叫『大橋』,還叫汪敬遠,你是中國男子,男子要為國盡忠,中國太弱,國民太窮,根在政府腐敗。要像你爸爸,立志為強國作事業。」 
  當時的小汪敬遠,憎然不知怎樣去為強國作事業。眼前可能「為」的,只有謀職掙錢養媽媽。 
  汪精衛投敵,和日本的外交是重要事項。首先是語言。負責外交的汪偽官員在上海愚園路辦了個「日語講習會」,培養汪精衛未來的外交人物,要求日語的標準性,語音、語調、語法結構的規則性,含義的多重性。汪敬遠應聘當教員,不用說,他的日本話無可挑剔,他的教授方法也獲得眾口一辭的稱讚。高崇武在愚園路辦的「國際問題研究會」,是汪精衛外交部的底架子,邀請汪敬遠去參加座談。這件事,被西裡龍夫和程和生知道了,他應程和生密約去「相見」,原估計這個程和生會給他介紹個差事,卻不料程和生竟出言唐突地對他單刀直入他說;「你應該救中國!」這在當時的上海,不啻是直面對他宣佈「我抗日」。更奇怪的是,程和生竟知道,他媽媽曾教導過他,「你是中國男子,要像你爸爸,立志為強國作事業。」這母子間最親密的談話,他是從何知道的?他沒有問媽媽,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大人了。他和程和生繼續往來,程和生交給了他一把看不見的「金鑰匙」,他用這把鑰匙打開了「為強國作事業」的大門,這就是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按照程和生的指點,他在「國際問題研究會」表現非常出色,上下左右所有的人,都說他是「中日親善」的結晶、楷模、橋樑、天使,天曉得這些人還能拽出什麼溢美之詞來恭維他。總而言之,當汪精衛「還都」南京時,按程和生的指示,他從「國際問題研究會」設法陞遷到了汪精衛的身邊,從上海到了南京,被派到汪公館當秘書,並漸漸取得陳壁君的信任。陳壁君,人稱「母老虎」。從『「國民政府」部長、委員到公館內外警士僕役;沒人不怕她。真是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妖婆。只有周隆庫,敢接近她的虎毛。汪敬遠初進公館,只能聽周隆庠指使,作些一般的文差,拿不到高級絕密情報。他曾一度想到外交部去直接掌握情報,請示上海程和生,程和生不同意,叫李得森轉告他,情報在質不在數,希望他取得陳壁君的信任。汪敬遠的精明伶俐,終於被陳壁君賞識,事無大小均委他辦。如此一來,情報三天一次地從汪公館飛出,經李得森處理後由聯絡員張明達傳送到程和生手中。大自日汪密約,小至汪精衛每天會見的客人名單和談話內容,總之,凡日汪之間的秘密,汪偽的軍事部署和行動計劃,無不在我掌握之中。為上海情報科分析研究日本政府、大本營的謀略,提供了最切實的保證和基礎。如1941 年初,日軍大本營決定「對華戰爭,不再採取大規模進攻作戰,模仿中國的游擊戰法,擊潰中國軍隊後,退回原警戒區。」這使我方明確地掌握了日軍行動規律。不久,李長江投敵,與汪精衛會談,陳壁君對李長江不放心,特命汪敬遠去參加,他們說了些什麼,程和生第二天晚上便知道了。又如,同年夏未,駐安徽的廣西軍李品仙,通過香港《自然日報》楊主編到南京聯繫投汪精衛的事;秋未,閻錫山派代表到南京與汪精衛交涉投降,雙方討價還價,汪精衛嘲笑閻老西想「半瓶醋兌半瓶水,要個拿破侖葡萄酒的價錢」,汪敬遠一時不明白,親自去找李得森匯報,李得森一聽「噗哧」笑了,告訴他:閻錫山不喝茶,每天只喝醋。他越發不解,直至李得森給他解釋明白。原來山西人吃菜可以無鹽,而不可無醋。也是去年春未,宣傳部長林柏生的夫人,忽然春心萌動,要去玄武湖玩,被日本憲兵在城門口當眾攔阻搜身,敗興而回。跑到汪公館涕位告狀,說「連部長夫人都限制自由,而且動手動腳,還說什麼中日親善?說什麼中日平等?」汪精衛聽了喃喃說:「暫時現象,暫時現象。」陳壁君氣得臉發白,可什麼話也沒說..李得森聽了「哈哈」大笑。這些及時送到延安的情報,供中央得以迅速對敵人作出對策。 
  汪敬遠的情報活動越搞越細,竟想自己搭班在汪偽政府裡建立個情報部。他對李得森說,我們都可以加入進去埋伏工作。並且。他計劃,這個情報部爭取由汪精衛直接領導。李得森寫信請示老吳,這正合老吳開拓局面之意,回信答覆同意。汪敬遠便行動起來;他和航空署長陳昌祖私交很深,陳昌祖是汪精衛的裙帶親信,汪敬遠想利用他,但陳昌祖對他的提議經過一番活動後說:「眼前沒有把握,等一等再說。」此事才算放下。 
  日本警視廳特高課逮捕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的消息,自然瞞不過汪敬遠。說實話,他倒真不知道這兩人被捕的緣由。但是,又下意識地敏感到,也許和他的事業有瓜葛,再加李得森通知他,暫停一切活動和接觸。等了一個多月,不見新通知,心裡嘀咕,硬著頭皮去見李得森。 
  中西功、西裡龍夫被捕在南京引起的大波動,經過一個多月的「堅持」、「等待」,漸漸沉靜下來。 
  這時,李得森對吳紀光的指示,內心頗是欽佩了。鑒於自己曾為此和吳紀光有過臉紅的不愉快,便鼓動汪敬遠到上海去見一次老吳。恰巧,陳壁君要他到上海港稅務局提一筆款,轉帳。他到了上海,匆忙跑了稅務局和銀行,辦完事,找到了老吳。老吳對他這個「獨立旅」挺和藹,向他闡述了對形勢的分析。認為:日本這次逮捕中西功和西裡龍夫是日本政府的常規行動,從已經過來了的近兩個月觀察,無論中西功、西裡龍夫,還是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都沒有吐露上海情報科和供出中國同志的跡象。所以我們應該繼續堅持陣地,應該相信日本同志革命的堅定性。當然,對於我們來說,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警惕敵情的變化。 
  汪敬遠對老吳這番分析,心悅誠服。不失時機地傳達了李得森托他帶給老吳的話:「從事實發展看,者吳叫大家沉著堅持的決定是正確的。」 
  吳紀光笑道:「哪裡是我的決定,我有那個水平和膽量嗎?你回去告訴他,那是最高層的決定,『小開』也不過是傳達給我們。」 
  汪敬遠聽他如此一說,心中激盪不已:「我們上海情報科有最高層直接掌握著呢。」那份高興使他在南京積鬱的疑慮,全部消逝淨光。他決定馬上回南京,不意卻碰上了程和生,即同程一起到南京路冠生園小吃。 
  程和生聽罷汪敬遠的敘述,沉思一陣,輕聲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喪失警惕。不管怎麼說,我們是在緊張情況下。」 
  餐畢,兩人起身結賬,就地分手。程和生按預約的時間走進四川路倪之驥的隱蔽點,一進屋卻見倪之驥在桌旁坐著愣神。倪之驥見他進來,忙擠鼻子弄眼,暗示他趕快溜走,他急轉身,可為時已晚,門後突然鑽出兩個人,他們身上西裝筆挺,頭上黑髮油亮,一下子把他堵在門裡。一個說:「程先生,請坐。」另個便動手拉他到桌前。 
  雖然程和生時刻準備著出現「遭遇」,畢竟太突然。沒想到他們竟在這裡坐等他。他不想和他們作任何爭辯,那是毫無意義的。他沉靜地在一張椅上坐下。 
  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游動的同志們,別再有哪一個,闖到這裡來。兩個油頭粉面的傢伙,也在門後椅子上坐下,擦火柴,悠閒地吸煙。這兩個不值一瞥的敗類!程和生心潮翻湧,眼前只有一條路,一條共產黨員此刻必須走的光榮之路。他沒有什麼可向同志們交代的,唯一的遺憾是不能親眼看到同胞們歡慶抗日勝利的情景了。這份歡樂,只得留給後人了。父親和哥哥會在歡呼的人流中驕傲地微笑。中西功會在心中記住他。直到下午四點半,進門來一個人,也穿西裝,向門後的兩個人點點頭,馬上又出門去。門後兩個人站起來,向程和生和倪之驥招招手:「兩位,跟我們走吧。」於是,他們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把程和生和倪之驥夾在中間,走出門去。 
  門外烈日很毒,刺得人睜不開眼,他們一行四個,走出巷口,一輛軍用車迎面徐徐開來。到了他們面前,停下了。兩個「西裝」,揮手示意催他們上車後,也跟著爬上車。 
  汽車「嘟」地加速開動,慣性使他們晃了一下,便風馳電掣般開走了。程和生覺得風不停地刮走身上的躁熱,他偷眼看坐在對面的兩個「西裝」,發現他們在默默地直盯著他。他抬眼掃視漢口路兩邊的商號和人群,商號樓房快速地由前向後閃過,行人雜亂的色彩點綴在這流動的馬路兩邊。漢口路和四川路是他活動最多的街道之一,這裡有他經常出入的商店,有些店員對他的臉孔也不陌生。他想:「如果現在他們見到我,消息會很快傳播出去。老吳和所有的同志們便會及早轉移。而我自己,絕不能讓敵人從我口中得到任何一點有關情報科的秘密..」 
  「這是自己為黨所能作的最後一點事情了..」他沒有多麼複雜的思想活動,心裡只有一句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犧牲的時刻就在眼前,沒有其它選擇的餘地!」於是,他猛地大喝一聲,奮身一躍而起,跳出車外,剎那間也沒忘記故意使自己側起身,頭向下,用力撞去。除了眼前火光一閃,再沒有別的.... 汪敬遠回到南京汪公館,陳壁君在化妝台前端坐,侍女給她梳頭,她要到日本使館去參加招待宴會。聽汪敬遠說罷上海港稅務局轉賬經過,她滿意地點頭,然後說:「你的事,主席答應了。」汪敬遠連忙道謝,極力作出感激的樣子說:「我的前程,全靠夫人栽培。」陳壁君沒有再說話,他便告退。原來,上個月,外交次長周隆癢想調汪敬遠到「國際俱樂部」去主持工作。國際俱樂部是周隆庠提議設立的,在那裡,每個月可有幾萬元經費過手,周隆庠就可多一隻撈錢的手。汪精衛已經許可了。汪敬遠聞訊,立即向李得森報告,認為到「國際俱樂部」,不及在汪公館情報來得快而重要。李得森請示老吳,組織上同意汪敬遠的意見。但是汪精衛成命難收,汪敬遠便求助於「第一夫人」。陳壁君問汪精衛:「周次長要我,你也給他?」汪精衛只好改變主意,通知周隆庠:「汪敬遠另有任用。」任用作什麼?想來想去,立了個官銜叫「國民政府特任官」,相當於有些國家的不管部部長。當然,這個特任官,只在汪公館和國民政府之間行走。消息傳出去,公館內外軍警憲特,每見汪敬遠,必恭稱「特任官」。而汪敬遠對他們卻一如既往,謙遜有加,照常和他們喝酒打牌,只說「沒有的事」。直至今天,陳壁君才正式告訴他,那麼只待下委任狀了。 
  汪敬遠回到他的辦公室。電話鈴「叮吟吟」地響,又是大門對面憲兵崗樓搖過來的,聲音帶著笑:「特任官,有空嗎?」聽聲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個澡。」汪敬遠確實有點累。 
  「好的,給你留著。」 
  「什麼東西?」 
  「園林管理局朱鼎送來一筐鰣魚,天太熱,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過會去。」 
  汪敬遠見過朱鼎其人。他原來是個山東濟寧一家皮貨商的學徒。矮個,寬額頭,嘴唇薄而寬。因嗜賭成性,被掌櫃辭退。臨走頭天晚上,偷了錢櫃,潛逃上海,當了偽軍,混上個排長,從此敲詐勒索百姓,被弟兄們半夜把他蒙頭捆起來狠打了一頓。他沒想到漢奸偽軍裡還有這等人,卻不敢聲張,因為弟兄們說了:「漏一點風出去,馬上宰了你。」他見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當上了治安便衣,憑著手裡有金條,結識一幫地痞流氓,混進了園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館門外的警士們廝混。 
  汪敬遠洗過澡,換了衣,見陳壁君已經出門坐車走了,抬腳過馬路,進了警士團,警士們沒有不認識他的。他大搖大擺上了二樓,果然一個個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飯抱後,照例又是一局賭,照例又是他贏。到晚11 點,估計陳壁君該回公館了,便起身告退,幾個陪賭的,卻盛情挽留。他說不敢久呆,萬一夫人有事,擔不起罪。他們說沒關係,他執意要走,其中一個惋借他說:「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這裡委曲一會了。」 
  他驚問:「這話什麼意思?」 
  那人看看牆上掛鐘說:「到12 點,他們來接你。」 
  「誰來接我?」 
  「我們也不清楚。」 
  汪敬遠火起來,高聲叫:「看你們哪個敢攔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從門外閃出,用短槍抵住他的當胸,瞪眼低聲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遠高叫一聲,隨手打去一記耳光。朱鼎沒敢「造反」,只端著槍發愣。 
  這時,屋裡陪賭的,看賭的慌作一團。上校團副走上前,對汪敬遠說:「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憲兵司令部給我們安排的,有什麼話,你到那裡說去吧。我們都是朋友,實在沒有辦法。」 
  汪敬遠氣急呼呼地指著朱鼎罵:「好,你小子,等著,看我怎麼收拾你!」 
  上海,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這片土地,20 世紀初起,被世界列強大塊大塊地分割吞併,名曰「租界」。這裡有封建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他們張牙舞爪,無所不為地盤剝中國人。 
  同時,這裡也有中國優秀的產業工人群和孜孜進取的知識分子群。這兩股力量,在革命運動中形成血緣關係,孕育出許多他們的優秀兒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間,上海工人、市民、知識分子,為中國革命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是不能用數字來說明和統計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樣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別處物美價廉的產品,這是被壓迫下磨煉出來的本領。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樣的壓迫現象,他們會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靈敏有力的反抗,這是親身感受著壓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們見不得以強凌弱,更忍不得異族侵略。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人空前團結的感情基礎。他們對漢奸,雖不當面拳腳相加,但他們總要扭轉頭罵一聲「賤骨頭!」他們用行動幫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擠湊上前,阻滯一下敵軍憲特追捕一個散傳單的人,隨後不聲不響地豎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轉身而去。中國共產黨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紮下了根,除了外圍組織,還有數不清的同情者。他們都以有機會幫助一下共產黨而感到無限欣慰。 
  「在漢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車上跳下一個人,跌得頭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車,慌手慌腳把他抬上車,拉到憲兵司令部去了。」這一消息,像五級風速般傳遍大半個上海。 
  人們互相傳說,紛紛猜測: 
  「是個什麼人?」 
  「還用問嗎?」 
  「可是那輛車一路上沒有拉警報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見是從『滿鐵,開出來的。」 
  「是他們自己的人吧?」 
  「他們自己人會跳車嗎?用得著嗎?」 
  「當然是我們中國人。」 
  「從『滿鐵』出來的?」 
  「我敢斷定,是地下游擊隊。」 
  「聽說他跳下車的時候大喊了一聲。」 
  「喊什麼了?」 
  「大家都沒聽清楚。」 
  「喊著口號跳車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們說過,中國人最後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後也不會沉默,因為另有人代替他,卻不是代替他繼續去沉默。 
  上海人傳說這消息,並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於巨大的痛惜和震驚,且含有希望和鼓勵的成分。彷彿如果他們早知道在上海有這樣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彷彿他們斷定,這樣的抗日分子在上海還有,不過人家不丘露罷了。這種自動著力的傳說、猜測、議論,無意間既標明了自己,又鼓勵了周圍的人。張明達是第二天下午聽到這傳說的,當時他已到香港路「中聯社」分社去交過差事了。在回家的閔行路上,聽到人們議論,不由心頭一驚。連忙到緊急聯絡點,給程和生發信號,要求見面。他在接頭點附近,轉來轉去,直到天黑,不見程和生來,知道出事了。第一個念頭便是:情況緊急,事不宜遲,要趕緊回南京,給老李報答。 
  昏黃的馬路燈光,照著空曠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寬了許多。不見什麼行人,到處一片寂靜。遠方傳來「隆隆」雷聲,閃電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樓直聳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麼回南京?直奔火車站?夜裡幾點鐘有到南京的票車?憑這身服裝,能像白天一樣大搖大擺的不買票,走日偽要員專用的通道嗎? 
  他的腳步漸漸猶豫了。 
  先回家去,過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現在,敵人已經開始對我們緊急行動,只有「提上腦袋撞金鐘」了。 
  他腳步越來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從哪個方位到火車站,走哪條街最近,穿哪條巷省路,他都瞭若指掌。他可以隨時敲一家住戶的門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隨時敲一家熟悉的商號的門,請求給點幫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沒法計算。他認識的人多,認識他的人更多。 
  麻煩的是身上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現在,是宵禁時間,行人不准通行,怎麼走啊?把衣服脫下來抓在手裡,光膀子走?更容易招來麻煩。 
  走到一家旅館門前,旅館的門虛掩著,洩出一道淺黃色的燈光,從背後照著他,不高的個子,卻投出條長長的影子。旅館的門,都是這樣通宵虛掩著的,這是不成文的規定。因為隨時會有巡捕、包打聽、便衣特務和漢奸、憲兵來查店,來打秋風。 
  「急中生智」,這話一點也不假。他隨即推門進了這家旅館,向店員說明,求借用一下電話。店員明白,這個時間,突然闖進來借用電話的,都不是等閒之人,便很客氣地答應了。 
  他撥通了一個電話號碼,和對方通了話。然後坐下來和店員閒談,問他店裡的生意,問他自己的生活。店員很警惕,一方面客氣地有問必答,另方面不多說一句話。同時不斷偷眼打量他。 
  大約半個小時,來了個老閘捕房的巡捕。店員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搖搖手,口叫「去去去」,趕店員進了後櫃房。然後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問張明達:「穿哪套?」 
  「都穿上!」張明達先穿便服,手裡一摸,是綢料,再穿巡捕眼,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罷衣,匆匆結好鈕扣,巡捕又遞給他一根警棍。兩人出了旅館,並肩向北火車站走去。 
  這個巡捕,是地下黨外圍同志。抗日初期,張明達在滬南活動時,就互相熟悉。後來,由於工作需要,張明達故意疏遠了許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見面,也只點個頭,不說話。今晚他電話急召,並且明確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裝,他當然明白。所以,乾脆送來兩套,隨你用。沒想到,張明達竟都穿上了。他現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長或探目來查哨,那可就三言兩語應付不過去了。 
  張明達更緊張,穿上巡捕服,手提警棍,固然嚴然一巡捕。但是碰上巡長、探目或憲兵之類的怎麼辦?自己要露餡,還要把這位外圍同志連累進去,所以他比這位巡捕更注意觀察四周的動靜。待他們走近火車站時,張明達從頭髮梢到腳底板,全身汗濕個透。覺得套在裡面的衣褲,全粘貼在身上,頭上汗水順著帽邊鬢角流進眼裡,煞得眼疼睜不開,忙從裡面褲袋掏出大手帕,抹一把,張眼仔細遠望,發現快到北火車站的列車段了,他邊走邊把那位巡捕擠進一排長房黑影裡。找個角落,匆匆脫下巡捕服,摘下帽子,匆匆疊起,用袖管和褲腳紮好,遞給那位巡捕。推他一下,低聲說:「路上小心。」目送他轉過牆角的身影消失後,他才整整便衣,向列車段值班室走去。雖然雷雨前的悶熱仍舊包圍著他,但是仍然感受到突然的輕快和涼意。 
  生活本身有時按意外的章法進行結構。當張明達和這位外圍同志在牆角黑影裡脫換衣服時,被躲在對面黑影裡的一個人瞄上了。此人是誰?林得山。近半個多月來,林得山為他的差事,在南京、上海兩地汽車站和火車站上往返忙碌,觀察每個他見到的人。火車站,每天都有許多人上車、下車,既累眼又勞神,真個是苦不堪言。限期一天天逼近,拿不到這個共黨「聯絡官」,他就要回監獄,這是無法討價還價的。在經過一段奔波後,他突然醒悟,暗罵自己愚蠢。「共黨分子」多是夜間活動,而自己卻在日間瞎忙,怎能得手?於是他改變戰術,白天睡覺,晚上通宵守候在火車站外。剛才燈影裡,他看見兩個巡捕快步走過,進了黑影裡,片刻之後,一個款款而去,另個卻不見了,這是怎麼回事?他極力向黑影望去,好一陣時間後,才見另一個腳步沉穩地走出來。他決定跟上去看個究竟。心中暗喜:「說不定交差有望了。」 
  張明達脫去巡捕虎皮,身著便衣,越發提心吊膽了。須知,這般宵禁夜裡,在鐵路附近走動是最危險的。從任何一個看不到的角落裡冒出警戒的日本兵來,即使不被捅一刺刀,至少也要被捕無疑。正這時,轉眼間,看見一個人,從右側黑影走出來,一步步,跟上他。他的心「通通」直跳,胸膛裡像在撞鐘。 
  他邊走邊打主意,現在撤腿逃跑是最下策,而且已經太遲了。必須弄清他是個什麼人物,隨機應變。他突然轉身迎上去,面對來人站住。來人也在他面前站住腳,頂著燈光看他。藉著燈光看去,張明達一下子認出了他。怎麼會認不出呢?二十幾天前,在票車上,他和押車日本兵並肩而坐,還和他用日語談過話呢,他自稱是西裡龍夫的朋友,引起了張明達的警惕。就是為躲避他,從那天起,張明達安全觀念大有提高。今晚他如此突然的出現,不是什麼好兆頭,但見他手裡腰裡沒有刀槍之類的東西,張明達才放了點心,決定先發制人,便冷冷地道:「是你!」 
  「你?」林得山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眼前這個人,但猝然間,想不起,多日來,他見的人臉實在太多了,難記住。「你站在這裡幹什麼?」張明達斥問。「你呢?」林得山也擺出架勢,決意盤詰一下這個或將是他到手的獵物。「你看我在幹什麼?呃?」林得山聽來,這口氣不一般,腦子裡打轉轉。剛才,他明明看見他穿著巡捕服的,現在換了便衣堵住他,用這口氣說話,必有來頭,正想著,又聽對方訓斥地喝道:「該幹什麼幹什麼去!」 
  林得山再看他神色,一副不容抗拒的架勢,好像如果不即刻遵從,他將被打倒在地,或者被帶走。他頓時悟出來:這是個日本領事館派出來監視他的便衣特務,驚恐之下,連忙點頭,同時請求寬恕地一笑,急忙轉身而去。 
  張明達一直注視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條巷口黑影後,才轉過身,一步步走向列車段。他必須這樣地把架子撐到底。他這一舉措在那個年代,那個地區,通稱叫「胡文虎堂。」的萬金油——「虎(唬)牌」。在剛才的特定情景下,便是「李逵上場,軍師改姓」,頂用了。 
  其實,林得山也不是個初出茅廬的老實頭,他畢竟熟悉中國社會,深諳日、汪、蔣特工人員那一套。他決定跟蹤這個監視他的人物,和他再會一次面。若他真是個監視他的,則可以顯示出他對特高課的忠誠。若他是個冒牌貨,而且是那個中共的「聯絡官」呢?剛才倉促間讓他從手指縫間溜掉,豈不溜掉了改變後半輩子命運的大大良機?況且,剛才那樣並未真正弄清他的身份,就糊里糊塗地敗下陣來,也太窩囊又可笑了! 
  他又繞回車站旁,躲在黑影裡東張西望。 
  張明達左繞右轉,進了車站區,條條鐵軌在燈光裡閃亮,像條條長蛇,他每走一步,它們便在燈光下扭動一下,整個現場竟意外的安靜。有兩個蒸汽車頭並列停在兩股道上,不停地瀉出白霧,發出刺耳的「絲絲」響聲,又尖又細。他躲在這兩個車頭之間張望,只見有一個人提只信號燈,在鐵道問一晃一晃的向西走去,再不見回來,左前道上,停著一列貨車,看不清裝載的什麼東西。正轉頭間,忽聽車頭吼了一聲,又見那列貨車徐徐啟動了。 
  「是向西去的!」他心中一熱,便三蹦兩跳撲了上去。 
  他是怎麼爬上車的?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也不知哪來的那麼大力氣,只記得一隻腳跳上了這列貨車的最後一節「守車」的登車踏腳板,另一隻手又抓住踏腳板的扶手下端,一縱身便敏捷地登了上來,跨進了守車車廂。 
  火車出了站,押車工從守車前門轉身過來,忽見車廂裡有個人,嚇了一跳,忙喝問:「誰?」 
  張明達向他搖搖手,笑一笑。 
  押車工舉起燈,細瞧他。紅色燈光裡,映出張明達慶幸微笑的臉,押車工也驚喜地笑了:「是你?怎麼回事?」 
  「說不得!」張明達拉過他,兩人挨肩在長椅上坐下,興奮得大口喘氣。 
  原來,當這列貨車啟動後,張明達決定扒車西去的瞬間,只見列車尾部「守車」的前一個踏板上站著的押車工正是他要到火車站求助的地方同志,就是他。 
  東方天色將曉的時候,張明達所乘的「專車」到達南京和平門站停下了。那位押車工幫助他乘上了去蕪湖的輕軌小貨車進了城。在白下路小火車站下車。這一夜,他心著急,腳不停,車上沒合眼,實在累極了,一下車便跌坐在地上了。他用力蹬蹬兩腿,雙手按地,強撐起身,左右轉頭四望著,一拐一瘸,跨過一條鐵軌,翻過車站矮牆,鑽進市區小巷。 
  當他在南京市區小巷穿行時,在上海火車站那個鬼鬼祟祟地跟蹤他的林得山,已被化裝成便衣的憲兵推上了一輛黃包車,拉回監獄去了。他始終沒敢提及曾遇到過一個換過巡捕服在車站上消失了的青年人。他知道,如果提及了,「特高」不栽他個「故意縱敵」才怪呢。因為現在他明白了,無疑那個人定是他要尋找的那個中共「聯絡官。」 
  從那以後,林得山下落不明,再無消息。 
  張明達先到復興路八條巷的家,脫換了上海老閘捕房那個外圍同志給他的外衣,馬不停蹄地奔小火瓦巷去給老李發警報。到了長治裡1 號李得森的家門前,仍舊習慣地左右瞧了一眼,街巷各處,不見有什麼人活動,寂靜如常,便舉手推開門,抬腿進院去。不意門後突然有個人抓住他胳膊,一下把他拽個踉蹌拉進門去,與此同時,另個人把門又關上了。他定睛一看,竟是兩個穿著高級西裝的日本特務,不禁大吃一驚,立時明白遭到什麼事了。腦子裡閃電般打主意,怎麼對付?沒待他張口,兩個日本特務劈頭蓋臉對他拳打腳踢起來,他躲閃不及,只覺得眼前陣陣發黑,不由蹲下身去,卻被他們捉衣提起,不由分說,連推加搡,把他送進李得森的客廳——診室。然後,他們又返回躲在院門後,一左一右守候著。 
  張明達觀看客廳裡,已經有十幾個病人在候診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面帶病容,籠罩著驚恐。一個挨一個地擠坐在地板上,他來得晚,被按在這最前邊。 
  他低頭側眼望去,只見張敏被一個日本特務看押在臥室門口,幾個日本警察和便衣在屋裡各處搜查,翻箱倒櫃,撬天花板,掘地板尋找什麼,地上到處是紙片亂飛。 
  他只好硬挨著,什麼都不必說了,也不必動了。共產黨員的黨籍當然是明明白白存在著的,實踐入黨誓詞的局面已經出現在眼前。 
  犧牲吧,這是早有準備的。迎接酷刑審訊,尋機會像程和生那樣,痛快點,不讓敵人從我嘴裡得到一句黨的機密,做個潔白無暇的共產黨員。在外邊繼續工作的同志們,是會得知這消息的。 
  決心定了,情緒就逐漸安靜下來,再看屋裡的病人,一對老夫妻,相依相扶著,老頭體弱黃瘦,老婆焦的不安。一個中年女人懷抱個孩子,木然神傷問掩飾著怨憤。一個黃臉男青年,浮腫得張不開眼,張大嘴邊喘氣邊哼哼。另個中年女人,孤苦無告地低眉垂目,一副呆滯的表情。張明達一下子明白了:都是來請李得森看病的人。他心中一下子升騰起一線希望,急忙仔細打量著自己的衣袋,袋裡只有一張「良民證」和幾張李得森為他開的胃病處方。他頓時覺得,從他衣袋裡放射出一線希望之光,驟然膨大了,且給他鼓起了強大的勇氣。 
  過了好大一會,眼看著三個穿便衣的從西廂房李得森臥室裡走出來,一個手裡提著李礙森出診用的小提箱和一個布包,另一個懷裡抱著李得森的書本、紙片。他們三人的後面,跟著幾個警察,行色匆匆地走出院門去。接著後面又從臥室裡出來兩個穿便衣的日本特務,走進候診室來站定腳,依次一個個掃視病人,先伸手指著那黃臉浮腫的青年喝道:「你的,滾!」 
  那青年緩緩站起,出了門,急慌慌地走了。 
  那便衣特務又指指那對老夫妻:「滾!」 
  然後他又指指抱孩子的中年女人:「滾!」 
  他這樣指來指去,連聲叫「滾!候診室裡的人,被叫到的,指到的便立即站起來,急急向外走,沒有被指到的」沒有被叫到的也都急忙起身等待,張明達也跟著連忙站起,那便衣特務看看他,問:「你的,幹什麼的來?」 
  「看病,我有胃病。」張明達說著,從衣袋裡掏出李得森為他開的幾張處方。雙手展開,送到那便衣面前。那使衣瞟一眼藥方,伸手在他腰間、腋下摸索。張明達舉起雙手,那便衣摸索完了,順勢拉他的胳膊往門外一推,死臉喪氣地大叫一聲:「滾!」同時踢他一腳。 
  張明達恨不得馬上蹦出院門去,但是取得的現場效果還必須演下去。他假意莫名其妙地回頭問:「大夫的,不給看病的?」 
  那特務對他又吼一聲:「滾!」然後轉身對屋裡的人們一通亂踢,亂叫:「八格牙路,滾,滾,統統的給我的滾!」踢過吼罷,拉一把另個便衣,逕自大步走出院門去了。病人們一個個爭先恐後向大門擠去。 
  張明達反被落在後面了,他邊走邊回頭張望,見張敏從臥室門裡閃出來,便有意放慢腳步,想對她說句話。 
  但是張敏卻遲疑不出門來。 
  張明達只得跟隨人們出了院門,左右看一眼,不見警察和便衣特務,急忙回身又進門,恰這時,張敏趕來關門,他雙手拉合大門用背抵住,對張敏向臥室方向用手指指,示意問:屋裡是否還有敵人?張敏微合眼,向他搖了一下頭。他明白,警察特務們都走了,暫時無危險,忙對她說:「應該馬上向上海組織報警。」 
  她重重點了一下頭。 
  「你呢?走不走?」他催問她。 
  「老李已經被捕,我當然走不脫了,他們肯定有埋伏監視我,你·趁人多雜亂,快走吧。」 
  「鄭百千和無錫的邱麟祥怎麼通知他們?」 
  「由我負責,你快走吧,別耽擱。」張敏一手開門,一手推他。 
  「我告訴外圍的樓志明同志,以後通過他來同你聯繫。」 
  張敏又點點頭,用力拉開門,推他出去,馬上把門關上了。 
  到現在他才感覺到自己心跳得震動全身,又左右瞟一眼,大步走去,邊在心裡盤算,下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該作什麼。雖然他早有準備。但事情來得還是突然,緊迫,當然,其實並不突然,完全可以早點避免。現在什麼都不要想了,也無人可埋怨指責。當務之急是快去給陳一峰報警,還有汪敬遠。 
  街上行人來去匆忙。他發現,人們都對他投來奇怪的一瞥,他意識到自己的腳步太快,大概神色也慌張,便忙轉彎走進一條小巷,並且放慢了腳步,使之從背影望來也像平常走路的樣子。 
  轉過兒條街巷,上了復興路,到了中聯社高級職員住的4 號院,走到陳一峰住的房子前,正要舉手敲門,卻聽見裡面傳出「嗚嗚」的女人哭聲,那麼低弱,那麼悲傷,像在呻吟,他明白地意識到,這哭聲,意味著:陳一峰也已被捕了。 
  不能停留,不能猶豫,必須馬上離開這裡,冒最大危險也要去給汪敬遠發個警報。雖然他和汪敬遠沒有直接聯絡關係。但是,這時是非常緊迫時刻,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至於用什麼方法和形式,總有辦法的。可以托人叫他出來,扔一句叫他明白的話就走。或者..他一邊走,一邊想,待走近汪公館時,完全沒有信心了。且莫說進汪公館,踏上頤和路都不可能,汪精衛的警士團,日本憲兵,在這條短短的小街上構成個禁區。你踏進街口試試?先把你拉進警士團盤問清楚再說。 
  他只得改變主意。眼前只有一項緊急任務,就是立即趕回上海去,向上海組織報警。 
  他匆匆趕到了綾莊巷7 號,這是他的備用秘密點。那位外圍同志樓志明就住在這裡。他向樓說明了發生的情況,然後換了衣服,戴上副眼鏡,一下子變了模樣,又帶上另一張「良民證」,臨走也沒忘記囑咐樓志明提高警惕,最好暫時換個地方住幾天。然後匆匆趕到下關站,上了開往上海的特別快車,直到火車啟動,離開下關站後,才鬆了口氣。 
  車到上海,他又沒招了。茫茫大上海,熙攘大人群,到哪裡去找老吳?哪裡是接頭點?緊急聯絡信號是什麼?聯絡時間是幾點到幾點?所有這一切,他一概不知。而且,自中西功被捕後,老吳住處不定。更何況,自他擔任聯絡員以來,只和程和生聯絡,從未見過老吳的面。現在去找他,不是和自己開天大的玩笑嗎? 
  當天夜裡,萬般無奈。他趕到了浦東鄉間遠房親戚趙啟新家屋後,沒去驚動人家,在房外直等到天亮。一夜之間,沒有一點悲涼和愁慮,一心只想用什麼辦法得到上海組織上的消息,就這樣,直待到人家開了門,他才露面。 
  趙啟新不是黨員,但和張明達感情關係很好。這人從小學製作皮件手藝,後來專做「坤包」。他心靈手巧,走在上海街上,看見闊小姐太太們手提包裡有新花樣的,回家把那花樣略加改動,便縫製出一個更新的樣式來。就這樣,自己縫製,自己銷售。但是,在日本統治下,這種小本手藝,生活也難得維持。張明達偶而到他那裡去,除了在經濟上對他略有周濟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兩人話題投機,因之,他對張明達的為人,早已心中有數。有一次,他對張明達說:「不怕,到了三關要命的時候,到我這裡來,我房後有個地坑,那是塊寶地。急了眼,我還有刮皮子的刀呢。」 
  他們之間的談話都不是隨便說的,趙啟新一見他,開口責怪說:「既然來了,怎麼不叫門?在外面受罪!」 
  趙啟新的父母,是兩位典型的江南敵占區農民。一見張明達,忙給他換上種田人的衣裳,煮一大鍋泡飯,把他按在方桌旁,兩老一齊勸:「吃吧,吃吧,你們是打鬼子愛國的人,不吃飯怎麼行?」 
  張明達就是吃不下飯,端起碗便出神。 
  他掛念著自己的同志們,想得到他們的消息。 
  他托趙大爺到上海閡行路他的家裡去打聽。連去三次,回來都說,屋裡人講:沒聽人們說過東洋兵捉人的事,又說,叫他在這裡再住幾天。這令他更加坐立不安。時間這樣一天天過去,他將失去黨的聯絡,沒有工作,最後也將丟掉黨籍。他常在半睡朦朧中,忽然看見程和生迎面走來,和他接頭,也看見陳一峰漫步逍遙地在他面前走過,卻不理他.. 
  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性,在世界所有共產黨裡首屈一指。每個人在被吸收入黨前,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從家庭經濟狀況,到本人社會經歷和他的親屬以及社會關係。在入黨手續方面,要宣讀誓詞,誓詞的中心精神強調,要為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一切。為此,在行動上,要執行黨的章程,服從組織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殘酷的鬥爭需要,迫使全黨都要特別強調組織紀律性。黨員調動工作,需要有文字的(特殊情況下,可以用特定的接頭暗號)組織關係介紹信。沒有這個組織關係介紹信,任何一級黨組織都不承認其黨員身份,也就不與之發生黨的組織關係。即使互相認識的黨員,沒有組織關係介紹信,也不能承認其黨員身份。那麼,這個黨員,便被稱之為「失掉了組織關係」,「失掉了黨籍。」當然要問一問:怎麼失掉的?被敵人俘虜了?被敵人逮捕了?何人可以證明?證明人在同一時期內在哪個黨組織內過黨的組織生活?表現如何?有無通敵可能和嫌疑?都要考查清楚。還有,失掉黨籍關係的黨員,在與組織脫離期間作過些什麼?叛變投敵沒有?積極尋找黨的關係沒有?自覺主動實行黨的光榮任務沒有?作證人都要對黨負責任地詳細加以說明,再經黨組織多方調查證實才行。否則,是接不上黨的關係的,那就不再是共產黨員了。因之,凡中國共產黨黨員,都把黨的組織關係,也即黨籍,看作比肉體生命更重要、更崇高,稱作第一生命。從事敵占區地下工作的黨員,尤其強調黨的組織關係,強調黨的紀律,把紀律冠以「鐵的」,有不服從黨紀者,組織可以採取制裁措施,直至處分。 
  張明達是老黨員了,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對這些當然深知。現在他的不安,倒不在紀律和黨籍方面,他擔心如果上海情報組織被敵人完全破壞了的話,黨的工作就要受到重大損失,當然,他也許會因此而失掉黨組織的關係、黨籍。 
  必須找到黨組織!怎麼找?這麼呆在這裡,何時能找到組織?趙啟新的父親看他如此神不守舍,決定再去打探一次。老人直到晚飯後才回來,笑嘻嘻,說道:「有好信了,你屋裡人說,有個姓劉的,到你家裡去找過你。你屋裡人對他說沒見你回來,姓劉的說過兩天再去找你。」他忙問:「姓劉的是個什麼樣的人?」「沒說。好像和你是朋友,說話挺親切。」這姓劉的是誰呢?張明達心裡揣測。俗話說,張王李趙遍地劉,中國姓劉的人可太多了。狡詐的日偽憲兵特務,也會冒充個朋友到家裡去刺探他的行蹤,隨便說聲姓「劉」,也不無可能。 
  但他確實有個姓劉的朋友,名叫劉廣胄。曾和他發生過單線聯繫,擔任過他和上級的聯絡員,1940 年被調到蘇北根據地去了,後來因病回上海治療,常到張明達家去。 
  想到劉廣胄,便更想到黨組織這具體完整的關係網。十幾天前,他的黨組織關係,在李得森支部,如今書記李礙森被捕走了,他的組織關係也因之被帶去了,無著落了。如果到他家去找他的那人,真是劉廣胄,那麼,他是黨員,會從黨內聽到些與上海情報組織有關的消息。譬如,李得森和陳一峰關押在哪裡?汪敬遠怎樣?還在汪公館嗎?被捕沒有?張敏逃出來沒有?她說過,由她向鄭百千和無錫的邱麟祥發警報,發了沒有?他們倆逃出來沒有?上海老吳現在什麼地方?怎麼和他接上關係?劉廣胄當然能知道這些。 
  想來想去,無論如何,要回上海家裡去看看。也就是說,要會會那位姓劉的。如果他是日偽軍憲特,則不露面;如果是劉廣胄,那就太好了。打定主意,告辭了趙啟新和他的父母。起個大早,換了裝,一路上百倍警惕,上午10 點鐘,到了上海閔行路口,向自己家門瞭望,不見動靜,為謹慎,防萬一,退到百老匯路上,在人行道遊蕩。 
  轉悠到12 點,肚子裡旱餓了。家裡人大概該吃午飯了吧?現在闖進去,吃飯沒問題,但是不行啊。如果家裡有人上街從此走過,看見了,倒可以問一聲,到底姓劉的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又轉回了閔行路口,轉頭間,猛見一個人走進閔行路,在他家門前四向了望了一下,走進門去。是他,劉廣胄,那身影,怎麼改裝,張明達都認得出來,他加快腳步往家走。「老劉!」他輕聲叫。劉廣胄轉頭看見他也低聲驚叫:「你沒出事?」兩人不知怎麼摟到一起了。張明達急道:「我們南京出事了,李得森、陳一峰被捕了。」劉廣胄放開他,輕聲說:「我料到了。」「料到了?」 
  「上海科也被破壞了。」「程和生有什麼消息?」「我也在打聽他,沒聽到消息。」「上海科的領導人呢?」「更不知道了。我從蘇北回來養病,一直沒見著他,我的關係也失掉了。」 
  第九章共產黨人的風格 
  聽說劉廣胄的組織關係也失掉了,張明達心中叫苦,這可怎麼辦?兩個相對無言,兩張臉都佈滿愁慮的陰雲。 
  張明達在椅上坐下,家裡人忙著給他倆端飯。劉廣胄堅決不吃,張明達更沒心思吃。兩人又四目相對,只有他們自己心裡明白。黨組織關係失掉了,黨籍也就失掉了,失掉了黨籍,就是失掉政治生命,那是他們的第一生命啊! 
  離開黨組織,一天也活不下去。 
  張明達拍一下椅子扶手,騰地站起:「找!我們找!」 
  劉廣胄點點頭:「我們想想辦法。」 
  「你有辦法介紹我到蘇北根據地去嗎?」 
  「劉廣胄凝神想了半晌,突然說道:「哈,我有個老熟人,在新四軍興化獨立團當團長。」 
  「好,他叫什麼?」 
  「叫劉思民,我給你介紹,到了那裡,可以請他幫助你,他可以把你送到華中局去。」 
  「那太好了!」張明達幾乎跳了起來。 
  第二天,張明達帶上劉廣胄給他寫的信,從十六鋪乘客輪,出吳淞口,沿長江航行,在蘇北口岸鎮登陸,奔泰州。然後改乘小客輪去興化。一路上,連闖口岸、泰州、興化三處敵偽軍警把守的關口,憑著幾年擔任聯絡員的經驗,再加曾在上海生活多年,應付他們的檢查,綽綽有餘。 
  到了興化,按劉廣胄交代的地址,找到聯絡點的那家「土特產經紀行」,接上暗語,住了下來。當夜,店主通知他:「今晚有小船送你到劉團長那裡。」張明達心裡那分興奮,簡直沒法形容。 
  進了根據地,什麼都好辦。劉思民團長,快人快語,告訴他:「我們有批營、連幹部到軍部去受訓,你跟著他們去華中局就是了。」 
  走了四天旱路,都是晚上穿行於敵人的碉堡群中。同行的營連幹部們,個個像飛人,而他這常坐火車、汽車的兩腿兩腳,可就顯出無能了。不過,這是到華中局去啊!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到了那裡,政治生命就可能接上了。再苦也要跟著飛呀! 
  當他被送到阜寧縣境內華中局等待領導接見時,徹夜難眠。回到家了啊!回到母親身邊了啊!長期在敵人眼皮底下,在敵人刺刀縫裡活動,現在組織又遭到了破壞,他撤回自己的老家了啊!怎麼睡得著?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由於鬥爭環境艱苦,變化多,有許多黨員,或由於交通聯絡阻滯,或由於環境突變,或由於負傷掉隊,因而失掉了與組織的聯繫。為了尋找黨組織,他們忍饑耐寒,千里跋涉,流落街頭,甚至殞命中途。這些人,對共產主義的忠誠,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心裡,在行動。正是這些人,在找到組織以後,立場更堅定了,鬥爭經驗更豐富了,成為革命鬥爭的中堅分子。 
  張明達正在經受著這場考驗,還僅僅是開頭呢。 
  華中局派人接待了他。態度親切和藹,語言中肯、明確,暖流通遍張明達全身,他也早有準備,在華中局,有什麼不能說的?有什麼不可說的?坦誠,這是黨員向組織的唯一態度。他先把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學歷、經歷,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黨,入黨後的工作調動,何人可以證明,等等等等說個詳細,然後把南京情報站幾年來的工作概況,被敵人破壞的經過,盡他所見、所知,完全負責任他說個清楚。還有他失掉關係的原因和請求。接待他的同志叫諸勳,默默地聽著,不說話,見他說得渴了,往他大白碗裡倒白開水。最後,對他說:「你把所談的寫個書面材料好嗎?」「好好。」「有關人名、地點、時間寫詳細。」「好好。」於是他完全按照說過的情況,執筆疾書,第二天把材料交給諸勳同志。「就這樣,你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學習吧。」「好好。」他知道,自從情報站被破壞以後,世界形勢有什麼變化、國內各戰場的形勢,他在這段時間裡,完全不瞭解,需要補上這一課。更重要的是,諸勳同志代表組織,組織叫他參加學習,不就是收留下他了嗎?更何況,對他所說的一切,組織也要進行調查核實啊,哪個組織能不經調查地相信一個只憑一張紙條而不是組織關係介紹信介紹來的人呢? 
  特別他又是個從上海情報科南京情報站那種絕對保密單位來的人。 
  他參加學習,在小組會上討論發言,對於蘇德戰場斯大林格勒大血戰德寇傷亡數十萬,蘇軍偉大勝利的內在因素,分析得頭頭是道。對於德日意三國法西斯必敗,從國際形勢到其國內狀況都有具體闡述。周圍同志,用讚賞甚至驚奇的眼光看著他,這些常識,是他用平時接觸到的材料對世界大局進行分析得出來的。更何況,在這之前,在「中央社」,他所能看到的材料,用黨員立場進行研究,完全能夠說出一篇道理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兩個月了,不見諸勳再找他談話,雖然相信這裡的組織定能解決他的問題,但是,曠日持久地這樣下去,是怎麼回事?他漸漸坐立不安了,壯起膽子去問諸勳同志。 
  諸勳仍然親切和藹地對他說:「你好好學習。這事,你別著急,我們正在調查。因為,你也知道,秘密工作系統,組織手續,不像別的單位。」 
  「好好。」他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下地,不由興奮起來,暗自慶幸,「組織上調查去了。」接上黨的關係是沒問題了,在這裡等到第一次參加黨小組會的時候,向同志們說些什麼呢?得好好想一想,可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又是一個多月過去了,天冷了,每人發了棉軍衣,他當然也分得一套,還有被褥。一天,諸勳同志派人來找他,在一間民房裡和他談話,仍舊是那樣親切和藹,語言中肯、明確:「這樣的,你所談的和寫的情況,我們作了研究,也作過調查,今天要跟你正式談一次。」 
  「好的。」 
  「先說你們南京站的情況,你們的組織活動,過去我們不瞭解。」 
  「是的。」 
  「我們調查,也調查不清楚。現在,敵人要來大『掃蕩』,我們要進行反『掃蕩』。在這種情況下,你呢?不能跟隨我們行動。怎麼辦呢?你暫且回去。只有回去,等敵人大『掃蕩』過去以後再說。」這幾句話,不啻在張明達心頭澆上一盆冷水,怎麼?調查不清楚?不讓我跟隨行動?回去?只有回去?親娘啊親娘,黨是我的親娘!從上海到興化,坐船換車,徒步行走,過關闖險,好不容易找到了親娘,親娘卻說查不清楚不認他,不讓跟著走,還要他先回去,以後再說。怎麼辦?!怎麼辦?!張明達實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時間心血上湧,忍不住「哇」地一聲,放聲大哭起來,眼淚像決堤的河水奪眶而出。他邊哭邊請求說:「諸勳同志,我不回去,我要跟著你們走。我絕不給組織增加負擔,哪怕叫我下連隊當兵也好,給伙房打雜也好,當挑夫趕騾馬也好,我不走..讓組織上長期考察我..」 
  諸勳是受領導之命,愛莫能助,只能耐心地、不厭其煩地勸說他:不要如此激動,按照你說的,你也是老黨員了,審查、考驗,對每個黨員都是長期的,時時刻刻的。對你這樣安排,是組織決定,既是組織決定,誰也不能改變。敵人大「掃蕩」馬上就要到來,情況很緊迫,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不離開,你又不在編製,我們行動轉移,不一定通知到你,你一個人留在這裡,怎麼隱蔽?萬一被敵人俘虜,那就不好了.. 
  聽得出,組織對他的問題,不是輕率處理的,肯定是經過研究的。至於怎麼調查不清?他想像不出來。可以肯定,組織也有組織的難處。 
  從諸勳同志的態度也看得出,他們只能如此,別無他策。 
  有什麼辦法?事情到了這一步。 
  還說什麼呢?該說的都說了。 
  唉! 
  他脫下了棉軍裝,換上件不工不農不商不學的小棉襖。眼淚怎麼也止不住地流淌.. 
  回上海!於是他一路心中淌著熱淚又回到了上海。除了應付關卡盤查作出應該作出的臉色,其餘在車船期間,都是木木呆呆。.. 
  李得森等是於7 月29 日被捕的。十幾天後,當張明達踏上奔蘇北的客輪時,8 月17 日,仍隱蔽在南京的鄭百千被捕了。 
  鄭百千,是個書生,頗有點程和生那種臉型和眼神,不過臉上比程和生多個笑嘻嘻的樂天表情。彷彿在他看來,天下無處無事不是可喜可樂的形象。 
  他身體虛弱,常鬧點小病,這也沒影響他對什麼事都擠起眼笑一笑,有時還語出幽默地邊評論邊笑。 
  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位愛國詩人,對子女的教育常曉以大義,寄以厚望。因而對鄭百千的名字也起得很奇,令人難以揣摩其含意。他的哥哥叫鄭一十,如果按個十百千萬伯仲次第推理,或當是個序列記號吧?那就錯矣!對此,老先生有《示兒歌》說得明白: 
  「大兒大兒名一十,命名取義汝應識。 
  爾要能一以當十,如此行道誰能敵。」 
  如此說來,按老人的意思,二兒鄭百千則是「爾要能百以當千」了。好個「一以當十,百以當千」! 
  鄭百千果然不負所望,在父母嚴慈相濟教育下,一旦國家有難,抗戰軍興,便在同窗好友邱麟祥的幫助下,奔赴浙江麗水等地,在我地下黨領導下,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後因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我黨地下組織被迫疏散撤退,分別向蘇北根據地轉移。鄭百千化裝潛回上海法租界,想回家暫躲兩天,以便再找邱麟祥幫助,介紹到蘇北根據地。誰知一進家門,一個意外的消息把他驚呆了:一向以愛國自負的老父親竟成了漢奸,到南京汪偽政府當了大官! 
  他有如五雷轟頂,百思不得其解。便寫信給在無錫的邱麟祥,請他到上海,共商大計。 
  邱麟祥得信後,立即從無錫趕來,他把前後情況向邱麟祥細說一遍,並希望立即離開上海,這裡已不是久留之地。邱表示十分同情。隔日領來了張明達,沒想到,張明達不但無意幫助他去蘇北,相反要留下他,說利用他父親在汪偽政府的地位作掩護,搜集敵偽文化界的情報。組織這一決定,不但有違他的初衷,而且他也不可能和一個漢奸父親和睦相處。但張明達卻耐心地勸說他要以黨的利益為重,不但要與父親和睦相處,而且還要取得他的歡心,要他為你謀求一個有利於搜集情報的高層職務..。張明達苦口婆心一席話,說得年剛二十出頭、腦子裡還充滿幻想的鄭百千,眼前呈現出一幅五光十色、充滿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圖景。終於欣然地同意了。當即約定時間和地點到南京後碰頭。 
  當他到了南京,突然出現在他老父親的面前時,老人家不知是驚是喜,木然地望了他半天才「周吳鄭王」地板著臉問他:「你怎麼回來了?你來南京幹什麼?」鄭百千卻笑嘻嘻地回道:「子從父命,您老來南京幹什麼,我也來幹什麼嘛!」鄭百千說得輕鬆,以為這樣便可以達到和老父親「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和默契的目的。誰知老人家一聽,竟拍案而起,仰天長歎一聲:「唉,他們把炸彈送到我書房裡,我是被人挾持才落到這般地步的,未料你這豎子竟如此不忠不孝!你,你這就到江北去,我不願再看到你!」說罷不容分辯便逕自回書房去了。 
  鄭百千傻愣了,不笑嘻嘻了。回家板凳沒坐熱,便討了個沒趣,還談什麼「和睦相處」、「謀個高層職務」,真見鬼!不過,他當然不能老人叫走就走,這是組織交待的任務,死乞白賴也要賴著留下來。他一不爭辯,二不申明,只一味求情。俗話說「兒大不由爹」,老先生終於托人給他謀了個中學教員的職位。 
  有了掩護職業,他便定期和張明達接頭,按張指示,搜集投敵的文化界名人的活動情況。得益於老父親的官位,得到的情報,都是和汪精衛「還都組閣」有關的。 
  1942 年8 月21 日,星期五——這個可厭的「禮拜五」——鄭百千上午在家休息,秋乏難忍,正恍惚入夢間,突然進屋來兩個人,直呼其名:「你是鄭百干?」他朦朧醒來:「什麼事?」 
  「是你嗎?」 
  「啊。」 
  「跟我們走。」 
  疑惑間,鄭百千細看他們,都穿粗呢西服。隨著他們走近,一股劣質香水味刺鼻。他頓時明白他們是什麼人了,當然也就心知出了什麼事了。但仍舊問道: 
  「你們是誰?我不認識你們。」 
  「到那裡就認識了,走吧。」 
  「那麼,我去拿件衣服。」他急中生智,力作平靜,走進自己臥室。他的臥室,有個後門,通街。他拉開門,本想溜走,但還未探身抬腿,卻見門外已有兩個同樣穿著西裝的傢伙守在門兩邊了。 
  他常笑,現在見此情景,不笑了。 
  他被他們領出門。走過一段街,在街旁有輛汽車,他們把他推上車,車裡已坐了一男一女。他一眼看出,男的也是個日本便衣,女的是個普普通通的其貌不揚的弱女子,不像想像中那種「神秘女史」式的中幗英雄,瞧她若無其事的樣子,便看出來多半是吃冤枉官司的。 
  隨後爬上車的是日本便衣,把他推到女的身邊坐下,一副銬子把他倆銬在一起。車子開動了,發出十分刺耳的破舊的馬達噪音。鄭百千驚魂稍定,一陣莫名其妙的懊惱襲上心頭,搞情報工作才半年多,還未來得及一顯身手,便成了敵人的階下囚,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唉!為此不免深深地歎了口氣。突然,身旁那弱女子輕輕擠了他一下,用細弱得只有他能聽到的耳語聲說:「堅強些,不能讓他們笑話我們。」他猛抬頭,這才發現這「弱女子」竟有著一雙十分明亮的眼睛:正用堅強而又充滿樂觀的目光注視著他。他頓時感到熱血湧動,心目中這個弱女子也頓時成了一位莫測高深的「神秘女史」,並從她那裡得來一種力量,勇氣倍增。隨即向她點了一下頭,坐直身,緊閉嘴唇,昂起頭,眼光放散,一副從容不迫的神氣。 
  後來他知道了,這女人就是李得森的妻子兼秘書張敏。 
  張敏沒有按和張明達約定的那樣通知鄭百千。當時,倉促中,她為催張明達快速離開小火瓦巷長治裡1 號,主動承擔了這任務。但是,正如她所料,她走不出門去了,房前屋後佈滿了特務暗哨。她若出門,他們便會跟上,她走到哪,哪的人肯定被捕。 
  鄭百千和張敏被送到了南京江東門,汪記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寄押候審。這個鬼地方,原是國民黨軍政部陸軍署軍法司關押軍事罪犯的。但其實主要是關押、刑審、戮殺共產黨人的魔窟。這裡的管理人員,從典獄長到獄卒,集封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凶殘、野蠻傳統手段之大成。當年惲代英烈士就是在這裡的操場旁菜地裡被敵人當眾慘害的。 
  這裡共分東、南、中、西四大監,四大監內又分天、地、人、日、月、星、智、仁、勇、改、過、自、新十三個大監牢,大監牢內各有十到三十幾間牢房。在蔣介石政權統治年代,全國監獄林立,這個監獄堪稱規模宏大,建築一流的「模範監獄」了。 
  現在,這份「國寶」轉贈給日寇及其寵兒汪精衛手裡了。關押對象,當然還是共產黨人為主。只是掌大權的又平添了個太上皇——日本鬼子。對於審訊、判刑、關押等全要呈請大日本警憲裁奪。 
  他被推進南監,「過」字監一間牢房裡。這裡已有17 個人,都在,默默地側耳傾聽樓上地板的「叮咚」響聲。像是有人在打架,又有用日本話的謾罵聲。 
  「你是什麼罪?」一個強壯的中年漢子問鄭百千。 
  「不知道。」他沉著臉答。 
  漢子點了一下頭,同時向他略豎了一下拇指,嘴角冒出一個笑:「好樣的。」 
  他還不大懂,這漢子的動作、表情和這「好樣的」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份?便輕聲反問:「你呢?」 
  「一樣的,我們都是。」漢子向牢房裡人們橫掃一指,繼續說:「一般刑事犯不送這裡。」 
  「噢,樓上在幹什麼?」 
  「拷問。」 
  過了一會,樓上不響了,兩個獄卒,一左一右攙扶著一個青年從他們牢房門前踉蹌走過。那青年,頭髮散亂,鼻孔滴血,衣褲水濕,沾滿塵土,經過他們的牢房走向裡面不見了。那漢子憤憤地「哼」了一聲,說道:「是中國人,就沒有孬種。」 
  當天晚上他被安置在靠門邊睡。難友們說:「你新來,睡這裡。」是什麼道理,他沒心問,門邊同樣悶熱,蚊子多,好像它們飛進來專找睡在門口的叮咬。他脫下衣服反穿,用衣領蒙住臉,也不抵用。 
  第二天,他沒吃早飯,吃不下那種難聞的菜湯和糙米餿糟。飯後不久,忽聽獄卒在外高叫: 
  「汪敬遠!」 
  「汪敬遠!」 
  片刻,又是昨天那兩個獄卒架著那個青年從他牢房門口走過。不久,樓上又響起了用日語大聲爭辯的怒吼。其間不斷夾著「辟啪」的耳光聲和沉重的腳踢聲。 
  鄭百千好奇地問已經和他說過話的那粗壯漢子:「受審的是個什麼人?」 
  「什麼人?中國人!」 
  「怎麼盡說日本話?」 
  「那是他會說日本話。」 
  「好像是他在罵他們,他一邊罵,他們一邊打,他罵得越狠,打得越狠,打得越狠,他也罵得越狠似的。」 
  「十多天了,天天如此,這樣下去,他們會把他打成殘廢的!」 
  直到吃午飯,兩個獄卒又架著汪敬遠從他們牢房門口走過。他看這個汪敬遠,已不像人樣了。 
  這汪敬遠是何許人也?他不知道,就像那個「神秘女史」一樣,是個「神秘青年」無疑。 
  下午,一個獄卒出現在他牢房門外,大吼一聲:「鄭百千!」像一聲炸雷,把他嚇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平定下來了,他知道這是輪到他上場了,是金是銅,就看這一錘子了! 
  鐵門打開,他跟著獄卒上樓,邊走邊摸自己瘦骨嶙峋的兩肋,不知能不能經得起一頓毒打。因為他心定的那個不見於經傳的「主義」,注定要挨打。他把那「主義」叫做「不承認主義」,原則是:不知道張明達和邱麟祥是何許人,更不知道他們的地址,即令張明達站在對面,也要笑嘻嘻的說:「我不認識他呀!」也不知道邱麟祥住哪裡,是何許人。同樣,即使邱麟祥當面指他為共產黨,是他的聯絡人,也要瞪大眼,奇怪的笑著,反問他:「你是誰呀?」 
  因為和他發生黨關係的只有這兩個人。 
  其次,一定要使審訊者相信,捕捉他是錯了,方法是「軟」。別像那個汪敬遠那樣和他們對罵,弄僵就不好收場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對捕他完全不明就裡,冤枉。第三要「遠」,與黨無關的,可以跟他們扯,扯得越遠越好。與黨有關的,在遠處便給他們關上門。 
  孰料,「大日本」審訊官根本不問他這些,剛進門,腳未站穩,還沒看清房裡幾個人,便有兩名打手撲上他來,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齊打,左右兩腳一齊踢。剎那間他的眼便腫得睜不開,看不見人影了。只覺得兩臉兩腿麻木無知覺,好像不再是他的臉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蟬噪般耳嗚聲裡聽得一個模糊的聲音: 
  「你的,同黨,張明達,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說!」 
  他搖搖頭。心裡暗想,他們怎麼知道張明達和邱麟祥這兩個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這一關是熬受過去了。看來,自己也不比那個汪敬遠差。其實他哪裡知道,這只是個下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開打,可叫這位書生長見識了,他明顯地感覺到有一條很細很細的軟蛇一樣的東西在他背上一口一口的撕咬他的肉,他咬緊牙,穩坐不動。他自己都奇怪,哪來的這般忍受力? 
  「你的,快快的說!」 
  他又搖搖頭,他知道,現在根本不必作那些什麼軟啦、冤啦、遠啦的把戲了,只有拚死堅持自己的「不承認主義」一條路。這很容易做到,那就是:把心一橫,就不疼了。 
  鄭百千失蹤了,急壞了他的老父親,幾天沒有信息,翻遍家中箱櫃,不見他留下一張紙條,老人心中竊喜:「豎子也許去投共黨了?」秘密托人打聽,結果說是「因從事地下抗日活動被捕了」。老先生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酸甜苦辣地老淚縱橫,最傷心的莫過於冤枉了兒子,未能力兒子助一臂之力!夜裡偷偷告訴老伴,二老淚眼對淚眼,一個說:「你還責罵他呢!」一個說:「他會原諒我的!」.. 
  程和生跳車撞破了顱骨,嚴重腦震盪,嘔吐不止。跌斷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當日軍憲兵把他拉到醫院搶救時,醫生不知該從哪裡下手,因為他從頭到腳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脫光,用藥水涮洗,然而他已經氣息奄奄了。 
  「快快的,快快的。」憲兵們在病床邊催醫生。 
  他們絕不願讓他就此死去。因為他這跳車行動既說明了他的身份,又證明了他在這個情報集團裡的地位。 
  不錯,程和生在上海情報科的地位可以比喻作一個集團軍的大總務。這個集團軍從上到下、內內外外、人員組織、大事小情,他都掌握,他都知底,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經過搶救,兩天後,他甦醒過來。 
  由於要不斷地給他抹嘴擦臉,更換墊布床單,兩天來醫院護士拒絕給他護理服務。看守憲兵使命令倪之驥幹這些事,服侍他。 
  當他微睜開眼看見倪之驥時,聲音微弱的說:「廁所!」並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憲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驥背他上廁所,然後跑上樓去報告。三樓院長室臨時改作審訊室。 
  倪之驥背起他,走進廁所,他卻不下地,附在倪之驥耳邊,斷續他說:「他們對你..一無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組織報警..」 
  倪之驥明白了,他要上廁所,是為給他下指示,便點點頭。 
  當倪之驥背著他走出廁所時,四個日軍憲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廁所門外了,七手八腳把他抬上床。四個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聲,抬起就走。 
  當他被顛顛簸簸抬到三層樓梯轉彎處時,便溘然長逝了。 
  四個抬床的日軍憲兵仍舊把他抬進三樓院長室,準備審訊他的日軍憲兵軍官看了看他,不知所措地驚叫了一聲。 
  至此,日本警視廳特高課一共逮捕了中西功、西裡龍夫、白井行幸、尾崎莊太郎、程和生、陳一峰、汪敬遠、李得森、張敏、鄭百千、倪之驥、程維德、以及「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特別調查班」裡的程鴻鉤等中共黨員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 
  於是,一個再次震驚日本朝野的「中共諜報團案」的極密文件在東條內閣各相和皇室重臣間,隨同「太平洋戰區」的告急電報一起傳閱。 
  各相和重臣們震驚之餘,對日本警視廳又展開了一次猛烈的譴責。他們問: 
  「這樣一個『嚴重集團』在中國佔領區政治經濟中心上海和南京長期存在,是受誰保護的?」 
  這是個警視廳怎麼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們找不出可以把責任推到近衛文縻的根據。 
  東條英機對存在這麼個「中共諜報團」的重視程度,幾乎超過對太平洋諸島戰況發展的關心。 
  「大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自中途島戰役後,完全喪失了制空權,基本上喪失了制海權。失敗的喪鐘即將敲響,或者可說東條英機已經聽到了這鐘聲。在中國戰場上,「佔領區」內的「皇軍」,不能向任何地方移動。中共正規軍已經形成陣地作戰力量。民兵、游擊隊就在他們城門外、碉堡外,日夜活動,有時眼看他們吹哨子集合,「皇軍」不敢出動和他們交火。 
  這些形勢的造成,和這個「中共諜報團」有沒有關係? 
  這個諜報團送出過那麼多的危害「大日本帝國」的情報,直到今天才發現,他們能說這是警視廳取得的一個勝利嗎?這個所謂的「勝利」,能挽救帝國失敗的命運嗎?那個「大東亞戰爭」的戰略計劃,肯定在戰爭爆發前便已經被這個「諜報團」竊取去了。也就是說,在戰爭爆發前,帝國失敗的結局便已經鑄成了。 
  於是,偷襲珍珠港取得戰役勝利時掛在東條首相眉宇間那驚喜的笑意不見了。在幾次內閣懇談會上,他開始向與會的各相和重臣們深深歎息說:「大東亞戰爭本來是可以不發動的,但是,如果不發動這場大戰爭,那麼日本必定要敗給中國戰場的蔣介石和中共,那將是日本帝國永久的恥辱。為了避免日本帝國的恥辱,我們才作這樣重大的努力。」「開始我也知道,這場戰爭,維繫著帝國的存亡。但是,誰肯出面負起這個戰爭之罪責?我,只有我。」說到這裡,他的眼圈竟被淚水潤濕了。待到後期,他又向各相們強調說:「戰前,重臣們普遍認為,為救日本之獨立與生存,南進戰爭,寧敗也無悔。那麼,現在我們只能再作努力了。」 
  這個論調,當時,曾被許多忠於天皇的臣民們爭相傳說。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他們在痛悼這位忠於天皇的大將、首相時,仍認為他是「忠於日本帝國任怨負罪的英雄」,甚至把他供在日本「神社」裡。 
  高橋興助的兩個打手把中西功施刑到「適可而止」至內臟出血、不省人事。為繼續從他口裡到重要供詞,不得不給他治療。 
  為此,高橋受到警視廳長官的嚴厲責斥,說:「把他打死,還能搞到什麼重要口供?」在給中西功治療期間,高橋又接手審訊西裡龍夫。 
  一見西裡龍夫,他就呆了。無論如何,他也不敢相信這個教授式的人會是個中共黨員!他的舉止談吐,一盼一顧,無處無時不自然地表現出一種賢者的尊嚴和風範。他的神態、氣息,自然地告誡你:他身上具有一種神聖的光環,不可侵犯。他睥睨地卑視你。使你感到,日本臣民不敢仰視的天皇,在他面前,也不過是一草芥。高橋自慚形穢了,不敢對西裡龍夫施狂,倒是西裡龍夫慢條斯理地對他講共產主義。西裡龍夫從容他說:他確實不遺餘力地幫助過中國共產黨抗戰,他反戰。他說,作為他,要拯救日本,在眼前只有走這條路。他也承認,他和中西功「志同道合」。 
  至於他和中共的什麼人來往接觸,他回答說:「你們調查去。」這使高橋很傷腦筋。繞過這個提問,問他給中共提供過些什麼情報,他便從1938年說起,一件又一件,夾敘夾議,有許多國際形勢變化,日本內閣的爭鬥,日本派遣軍的罪行等等內情,高橋在此之前是從未聽說過的。這使他驚奇,同時又感到大大的興趣。 
  這種「審訊」斷斷續續進行了兩個月。後期,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審訊開始時,西裡龍夫在高橋對面坐下,清清喉嚨說:「今天講一講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其未來。」或者:「今天講一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史及其未來。」 
  這方面,他有真才實學。審訊他的高橋興助是個什麼東西?他毫無學問,不過是一條法西斯政權豢養的狗而已。當然,狗也有狗的思維活動。高橋在西裡面前,漸漸產生了一種迷惑:共產主義具有這樣大的力量?這樣的大學問家信仰共產主義?在這種迷惑的基礎上,他漸漸產生了一種恐懼。因為戰局的發展,恰如西裡龍夫對他講解的那樣:日本必敗無疑。 
  正當他如此這般由疑惑而恐懼的時候,來自上海的報告說:「一個『中共諜報團』要員跳車自殺了。名叫程和生。」 
  高橋興助一聽之下便大發雷霆:「怎麼可以讓他跳車?憲兵『特高』們還有一點常識沒有?他們是不是故意縱放要犯?給我一個個徹底進行審查!」 
  他要求警視廳長官下令,把此案要犯們押送到日本,由他親自審訊。 
  不幾天,東京派出的「特高」會同上海憲兵司令部派出的專差,給他送來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三人。 
  他一見這三個人,心裡便叫苦不迭。看他們,一個個,臉上、身上,青一塊,紫一片,到處是傷,已經打成這樣,還能指望他們「合作」? 
  所幸他們都還活著。暫且將他們送進巢鴨監獄,將息幾天再說。趁這期間,他去「視察」中西功。 
  中西功經過治療,身體仍很虛弱。但是已經能夠講話了。 
  他決定及早和他「懇談」。 
  中西功還是不改初衷的神態,端坐椅上,面對高橋,從人類發展史的必然性說起,說到馬克思主義,說到蘇聯和世界各國共產黨,說到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說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現狀,說到她必勝的諸因素,說到他為什麼斷定日本必敗,說到日本人民應該反對軍閥集團給他們帶來的災難,有條有理。 
  高橋無可奈何,只得由他講。 
  他也直言不諱地實說他為自己的黨提供了哪些日本重要的軍政戰略情報。這是些用來證明他闡述的共產主義必勝的實例。簡而言之,他是為了打敗日本軍閥,為了實現中日和平,為了在日本實現共產主義。 
  他還津津樂道似地說了他是怎樣主動聯絡、組織日本革命同志,幫助中共進行對日軍士兵作反戰宣傳的經過,從形式到內容,他提出過一些怎樣的獨到見解。 
  最令高橋震驚不已的莫過於他說:他根據得到的信息和資料,椎論判斷出日本將在1941 年12 月8 日發動太平洋戰爭。這份情報也交給了中共負責人!他說得很輕鬆,眉尖隱藏著隱約可見的笑意。 
  高橋實在忍無可忍了: 
  「你是個絕對死心塌地為中共服務分子!」 
  「不不,我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努力。」 
  「又是你那個共產主義!」高橋習慣地要跳起來,但仍強忍著。 
  中西功歎了口氣,然後皺了皺眉頭:「看來你真是個不可救藥的法西斯分子。」 
  高橋知道,現在再不可使用打手「教訓」他了,因為他的身體不能再承受那種方法了。也歎了口氣,皺了皺眉頭,問道: 
  「你真的以為大日本帝國一定要失敗?」 
  「我不想再對你重複這些道理了。」 
  兩人沉默了一陣,高橋壓低了聲音:「你再說吧。」 
  中西功也壓低了聲音:「我從另個角度對你說說吧,你想想看,日本還有什麼力量能挽救它的失敗呢?軍事鬥爭勝敗的重要基礎是經濟力量。現在的日本呢?你們可以比較容易地在經濟方面進行一點掠奪的地點是上海,你們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一部分目的是要動員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和日本在華中的經濟相結合,結果呢?毫無成效。後來,你們把這個難題移交給「興亞院」去研究對策,同樣也沒有結果。汪精衛實行了市制改革,不僅幫不了日本,實際是和你們鬧獨立。你們的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卻看不出其中危機,糊里糊塗把公共租界接收了,背上了個大包袱。這些你都不知道吧?我還告訴你,你們接收上海租界以後,上海的工人、店員、公司職員等等各階層人大量失業,米價上漲,從原來的130 元一擔,一躍為250 元,再一躍變成400元、600 元。市民在米店門前大聲吵鬧,眼看就要造成暴動,你們派軍隊鎮壓,餓死了很多人。你想想,上海400 萬市民暴動起來,會是什麼後果?我可以說,現在的上海,是處在沒有暴動的暴動之中。 
  「如果這一點你陌生的話,我可以對你分析一下太平洋戰爭之後的日本經濟實況。不錯,你我都得承認,日本佔領了南洋群島,確保了日本巨大的物資地帶,造成了日本戰時經濟的小康狀態。米、油、砂糖等等,都可得到些滿足。而世界各國的國力都在迅速消耗,相對而言,日本國力有所好轉。」 
  高橋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繼續說:「但是,儘管如此,由於日本戰時經濟基礎脆弱,這種小康狀態,實際上比戰前還是惡化了。就說南方物資吧,第一,種類不均衡,橡膠、砂糖過剩,其他則不足,米、鋼鐵,都不足;第二,運輸距離遙遠,石油開採設備被破壞,用於運輸的船隻不足。太平洋戰爭以來,日本船隻損失60 萬噸以上,船隻少。而且在海上航運過程,又常被英美攔阻,好不容易運到日本的那點物資,可供消241 費的數目便寥寥無幾了。 
  「鐵呢?這是用於戰爭的重要物資,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鐵,日本鐵礦極少,現在年產鐵坯400 萬噸,煉鐵設備嚴重不足。你們要在這個艱難的戰爭中迅速增加產量,是不切實際的。還有煤呢?在南洋你們得不到它,這是日本煉鐵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麼?我說的你聽到了嗎?」 
  高橋惱怒地眨眨眼:「你在對誰說話?!」 
  他像受了委屈,因為他真的在認真聽。 
  經過這樣的懇談,高橋對中西功毫無希望了。於是提筆在判刑建議上寫道:「被告背叛帝國,投靠中共,長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竊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報,其利敵行為,造成帝國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尤其在大東亞聖戰即將發動之際,被告潛回東京,刺探帝國進軍日期,如此狂妄,其為害之大,令人戰慄。被告在被捕後,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監獄裡,對執法警官和獄吏,執意宣傳共產主義,總以引導帝國失敗為能事..鑒於被告罪惡極大,應該依法判處極刑..。」 
  寫完,他忽然覺得,有一種沮喪情緒,重重地壓在心頭,難能擺脫。 
  在這種沮喪情緒下,他著手審訊從中國解來的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 
  第一個,先審會說日本話的汪敬遠。 
  這個汪敬遠開始就令他十分惱火。因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說他是中國人,日本無權審問他。高橋知道,他是在搞合法鬥爭,也是他頑抗的方法和手段。準備對他用刑,他冷笑道:「閣下,你聽著,待日本戰敗後,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們中國人對你的懲罰。」這使高橋不寒而慄。 
  他轉而審訊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遠那樣「驕狂」,他不大說話,不爭辯,承認是中共黨員。但是僅此而已。關於其它,好像都與他無關。似乎他是在不知不黨中,為中共諜報團工作似的。這種手段自然瞞不過高橋興助,便對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頭照片為證,便得不到他一個點頭。在他身上費去的時間不亞於汪敬遠。 
  對陳一峰的審訊,沒法進行。這個莫測高深的記者,不識時務,始終端著一副「無冕皇帝」的架勢。他冷對刑具,威脅高橋:「我要發消息,向全世界公佈你們的野蠻行徑!」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脫俗的「皇帝」! 
  高橋率領他的審訊班子,輪流和他們三個交鋒「懇談」、用刑、取證。每場審訊下來,累得他筋疲力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不見成效。 
  「中共諜報團」案發後,上海「日本軍事法庭」對鄭百千、倪之驥、程維德、程鴻鈞等的審訊,比高橋興助在東京巢鴨監獄對中西功的「懇談」尤為賣力。那些陪審的汪偽漢奸賣國賊,作夢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雖然日本必敗的形勢一天天逼近他們眼前,他們仍舊要向大日本帝國表示「親善」。其辦法就是在審訊中,盡可能表現出「仇共」面目來,給日本司法官看。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軍和蔣介石之間,不斷眉來眼去,在「反共」這一點上,日蔣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現在表現出一點「仇共」來,即使日本戰敗,他們在蔣介石座前,也將有一份表明心跡的機會,以便得到蔣家政權的信任。所以他們陪審時特別賣力。 
  然而這些「共黨分子」,一個個,那臉色,那眼神,那答話,特別是那語氣,不僅使日本司法官惱怒,更令這些漢奸們心驚膽顫。 
  隨著大東亞戰爭和中國戰區形勢的變化,日本警視廳奉東條內閣之命,快速了結「中共諜報團」案。 
  東京:(巢鴨監獄) 
  高橋寫西裡龍夫「罪狀」的報告書時,竟不知如何措辭為好。他想藉機顯示一下自己從中西和西裡那裡新學到的知識,又怕繞來繞去繞不明白,反而繞出個「被赤色宣傳蠱惑」的罪名。沒法,指令書記官逐條謄抄了西裡龍夫的「言論」和「事實」共厚厚四大本。最後,他在結尾部分,按例寫上:「鑒於該犯堅信共產主義,危害帝國,應處極刑。」 
  關於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怎麼辦?在難下判決的情況下,決定:長期監押。上海:(江灣日本軍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漢奸達成共識:舉凡與「中共諜報團」案有牽連者,無論有無供詞,一律判刑。 
  於是,宣判前的最後審訊,匆匆地「按程序」進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點到名字,叫出監房,押進燈光陰暗的「刑庭」,宣判完畢,裝上汽車,分別直送江蘇無錫、蘇州等監獄。這幾天,監房通道裡,不斷響著點名的呼喊聲。監房鐵門裡,擠滿了人們各種表情的臉。 
  「鄭百千!」「鄭百千!」「鄭百千!」 
  鄭百千被難友們從稻草鋪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穩。當獄警攙著他走出監房時,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獄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來,日本「特高」警察、漢奸特務越是打得狠,他心裡越覺得要堅持下去,越不能放棄「不承認主義」。一旦放棄,便是功虧一簣。而且,他被打得耳鳴,日本話問些什麼,聽不清,反正不過是皮肉之苦唄。可憐一介書生,也真難為他了。有一天,東京來了個「特高」對著他耳朵吼道:「你的同黨,張明達、邱麟祥的,地址的?」這是個老提問了,他仍依葫蘆畫瓢,照樣來個搖搖頭。 
  「他們統統,抓來的,你不說,殺啦殺啦的!」他仰頭瞇眼:「拿來,我看。」心想,你們也真蠢,抓到了還拷問我!結果沒有個張明達或者邱麟祥照面對證。好一陣後,又聽到瘋狂地吼聲:「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滿?!」他揣摩,這半不拉的日本中國話,什麼意思?「大日本」對我大大的不滿?可不是嗎。我對「大日本」大大的不滿?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臉已浮腫而且發青,誰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認!?」他點了點頭。當獄警把他背進「刑庭」,扶他倚牆站定時,他幾乎什麼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燈光。他憑感覺知道,在他左右,也站著幾個等待宣判的人。「鄭百千!」他用力仰了仰頭。「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滿?」他點頭。「鄭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頭。什麼?只為對日本大大的不滿,就判一年刑?每個中國人對日本都大大的不滿,在敵占區,這幾乎是公開的,你們日本也承認的!就憑這判一年刑?見鬼!當他與另一個小老頭似的青年難友一同押往江蘇無錫監獄時,便輕聲對這位「小老頭」發牢騷,叫屈:「哼,憑什麼判我一年!」 
  「什麼,一年?!」 
  「小老頭」有點結巴地向他皺著眉頭說:「你聽錯了,七年!你和我一樣判七年。你一點日語都不懂?」 
  「我的天,這是什麼法律?關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滿意了?」鄭百千像在自語。 
  「難道你相信,他們還能在中國呆七年?」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充滿樂觀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鄭百千的心中。他抬頭向對方投以敬服的一瞥,這是他被捕以來繼那個「神秘女史」和那個「神秘青年」之後又一個「神秘老頭」。相比之下,自歎弗如。看來英雄夢難圓,「百以當千」又談何容易?! 
  後來他和這個「神秘老頭」在一個牢房裡達半年之久,朝夕相處,得以互相溝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這個「神秘老頭」原來是上海情報科的倪之驥,出身於一個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黨員,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牽連上了。 
  為了要弄清張明達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鄭百千寫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買通獄卒帶出去發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試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幾天,邱麟祥竟來探監了,說他安然無恙,仍舊堅守崗位。又告訴他,聽說張明達已經到根據地去了,沒有消息。 
  他聽後,笑了。這是他被捕後第二次笑,一次發自內心的笑。他的「不承認主義」,使他的戰友——另一個共產黨員保存在原崗位上,而且來探望他。這真是一齣好戲。 
  汪敬遠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親,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獨生兒子終於繼承了他父親的遺志,為「強國」作努力;悲的是敬遠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鄰居好心人勸解說,哭有什麼用,還是想想辦法才好。「哎,我怎麼辦呢?」她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條「沒有辦法」的辦法。她憑借日籍華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親,壯著膽子給汪精衛寫了一封日文長信,措詞柔中帶剛。大意是說: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婦,自然已是中國人;再說汪敬遠,是中國人的遺孤血脈,難道不是中國人嗎?又說,她兒子說過,他「要一心輔佐汪主席。」可是日本並無提攜中國之真心。隨意捕捉主席的隨從秘書特任官,又押解東京,把中246 國放在什麼地位?即使敬遠有罪,要判要殺,自有中國政府自治,日本有什麼資格審判中國人?這席話,說得汪精衛落眉沉思,頗有「動情」之狀。終於在1943 年3 月攜團訪日臨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長」周隆庫: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堅持把汪敬遠等中國人引渡回國。周隆庫照辦了,也辦成了。於是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乘汪精衛訪問團回國的同一條船,離開東京,回到上海,這是國際間從未有過的名副其實的「引渡」。 
  在他們的苦難中也有可品味的場景。 
  汪敬遠等三人在巢鴨監獄牢房裡正盤腿面壁「反省」,一聲聲傳喚,把他們先後傳喚到了「接見室」。高橋坐在小桌後,每走進一人,他便客氣地點一下頭,並伸手示意,讓他們在他對面坐下。 
  這是他們被捕後第一次三人見面,誰也不說話,好像互不相識。 
  高橋命令汪敬遠作日語翻譯,然後鄭重地說:「我想,你們可以作證,大日本警視廳對你們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遠未及翻譯便用日語問: 
  「這話什麼意思?到什麼地方,向誰作證?」 
  「就在這裡,向我作證。」高橋點點頭。 
  「為了什麼?」 
  「為了需要。」 
  「誰需要?」 
  「我們,大日本帝國。你們,中華民國,都需要。你們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國的國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嗎?」 
  「大日本帝國警視廳需要你們作證,我們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對待鄰邦國民的。」 
  汪敬遠思忖一陣,抬頭正色說:「我是中國人,他倆也是中國247 人,沒有向日本警視廳作證的義務和責任。更不願對日本的法律加以評論。」他決心和高橋單獨「懇談」下去。 
  由於他倆都說日語,李得森和陳一峰只能從他倆的語氣和臉色上猜測發生了什麼事。高橋想了想,點頭說:「這樣說,也可以合理通過,這一項可以免去。第二項,你們願意回到中國去嗎?」這話來得太突然,汪敬遠毫無思想準備,不知他藏著什麼殺機,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不願意吧?」機靈的汪敬遠,頓時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氣道:「豈有不願回到自己祖國的道理?」 
  「這是一種需要。」高橋無所謂地說。 
  「什麼需要?誰需要?」 
  「我們需要,帝國法律要求你們來表示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國的法律對我國沒有任何約束力。」高橋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國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風雨衣,這件大風雨衣,可以披蓋住汪精衛主席和他的國民的。」 
  「我們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風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賜給他的晚禮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為你這一缺陷而惋惜。」 
  「謝謝。」 
  「而且你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勝利者按照他們的需要制定的外衣,它必須適合最高當局的身材。」 
  「誠然,以前我不知道日本對法律是這樣看待的。謝謝。」 
  「好吧,既然你們願意回中國,我們不勉強挽留,你們準備吧,請你翻譯給他們。」 
  「什麼時候走?」 
  「準備吧,具體細節由我們安排。」汪敬遠不敢相信警視廳,他懷疑這些瘋狂的法西斯將對他們下毒手,於是對李得森和陳一峰說:「他說,要我們回國去,但是,我準備犧牲。你們明白啦?」李得森和陳一峰向他重重點下頭。高橋見狀,對他們笑了。然後向汪敬遠探過頭,壓低聲親切地問:「有件事,我不明白,請汪君告訴我。」「什麼事?」汪敬遠更加警惕地問。「你們為什麼要送我一枚勳章?」 
  「什麼勳章?」汪敬遠也向他探過頭去。 
  高橋從衣袋裡掏出一隻方形鍍金盒,揭開蓋,取出一枚藍白相間的勳章,捏著緞帶扣針,舉在汪敬遠面前,故意擺動了一下,使那勳章在汪敬遠眼前搖來擺去。同時他的兩眼疑惑地注視著汪敬遠:「看,金鷙勳章。」 
  「我們沒有送你這個鳥東西!」汪敬遠忿怒地回答;他一直生活在南方,南方人讀「鳥」,同北方人發音不同,這是個罵人的貶詞。 
  高橋不懂這話。 
  「是你們送給我的。」高橋慢吞吞地說:「如果我們逮捕了中西功之後,你們馬上逃跑,我或許得不到這樣高的獎賞。確實是這樣的,這個鳥,叫「鷙」。你沒見過吧?這是枚金鷙勳章。謝謝你們。不過,我仍舊迷惑,你們為什麼不逃跑呢?中西功已經落到我們網裡了,可是你們,半年不動,真奇怪!」 
  我們的汪敬遠畢竟是一個共產黨員。被捕以來,為這個問題。他一直對老吳懊惱不已。今天經高橋一問,心裡不是滋味。但是,在這個法西斯面前,他必須作出共產黨員的正面回答。他冷靜地想了一下,滿不在乎地一笑,繼之輕蔑地注視著高橋,正經地說:「這個問題,我即使對你詳細說明白,你也不會理解,更不會接受我的觀念。」 
  「不妨事,可以作為我請教你的話題。」 
  「好吧。」汪敬遠眼神肅穆地沉思著說:「簡而言之,我們中國共產黨員目前的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封建主義的壓迫。將來,還要進行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為此,我們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這一系列的革命。我們的黨,分配給我們每個人的任務,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們必須堅持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難危險的情況下,即使犧牲個人性命,也絕不後退一步。」 
  「這還是中西功和西裡龍夫說的那一套嘛。」 
  「不錯,在我們看來,誰能做好這一套,就是一個『完人!』」 
  「不可思議,一個人失去了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汪敬遠微笑著:「所以我說,你不會理解的,更不能接受這一套。因為這一套太偉大了,而你,太渺小了,警官先生,我為你這個先天性缺陷而惋惜。」 
  汪敬遠估計,經他這一罵,高橋完全會暴跳起來,於是,等待著。 
  高橋竟沒有發作,只是默默地思索。 
  .. 
  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在上海下船後,被直接送到南京汪偽「中央軍人監獄」去了。 
  在這個「中共諜報團案」中撞進網又跳出去了的張明達,眼淚泡著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劉廣胄,詳細說明和分析了蘇北根據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請劉廣胄再想辦法幫助他找到黨的關係。劉廣胄也知道,他離開黨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個月後,把他領到法租界薩坡賽路一幢三層樓的人家去。這裡住著一位70 多歲的老中醫,名叫李復石,是一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多年來,這裡一直是地下黨組織進行隱蔽鬥爭的重要聯絡點。劉廣胄向李老詳細介紹了張明達,老人答應,「盡力幫助,且待機會」。這以後,張明達一兩個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後,李復石老人告訴他:「你的機會到了。」經李老的「親戚」寫了封信,他帶著,第二次到了蘇北根據地,見到了新四軍某師主要負責人,暫時被安排在鹽阜地委工作,不久調到師司令部工作。 
  這次「親娘」總算接收了他,因為他經過了李老半年多的實地考查。從此他重披戰袍,又走上抗日征途;在沙場上而不是在魔窟裡,和日本侵略者展開了面對面的拚殺! 
  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陣營從1943 年春季開始戰略反攻。這之後,英美報刊記者們,在宣傳報道戰爭發展形勢方面,起了正面作用。德國、日本己無防守戰略可言,他們的敗退是混亂的。蘇聯紅軍的炮兵部隊使用了「喀秋莎」,英美記者們親暱地稱她是「斯大林的手風琴」。說「德國士兵聽到她的演奏聲,便神經失常,混亂地向自己的友鄰部隊開衝鋒鎗掃射。」 
  斯大林拉著他的「手風琴」,一直走到柏林。 
  斯大林走向柏林的一路上,鋪滿了德國法西斯軍旗和德軍的屍體。這景象,由近代化的電訊工具無線電台廣播,一幅幅地送到了東條英機和日本內閣成員們的案桌上和重臣們的官邸裡。太平洋戰場上,滾滾濃煙裡,皇軍連續地「玉碎」,海空軍艦飛機,難得靠近去營救,更無參戰力量可投入。只好讓他們「碎」下去,「碎」到最後為止。這些消息日漸壓迫著在中國戰場上的百萬「大日本皇軍」,在他們周圍,不是重慶方面的國軍,便是延安方面的共軍。尤其華北,那些封鎖溝,原是為對付共軍而挖的,現在實地一看,竟變成共軍包圍他們的陣地了,好像特意為共軍挖下的,找不出一條可撤退到海邊的通道。「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焦慮不安。重慶方251 面,倒還好辦些,因為畢竟有著某些關係在暗中聯繫著。而且,那個反共的大目標,雙方已有過默契和行動,將來也必然是一致的。但是,延安方面卻毫不容情,反攻性戰鬥,天夭打,夜夜打,野外打,圍城打,眼見得其意圖是逼皇軍投降。蔣介石先生遠在四川,怎麼辦? 
  岡村寧次決定和中共周旋一番,下令在佔領區的監獄中尋找中共的「高級要員」,作為他的特派使者,邀請中共代表,舉行秘密談判,以施「緩兵之計」。於是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裡,找到了「老中醫」李得森,先把他釋放出獄,要他去新四軍軍部請求派代表來南京談判關於日軍投降問題。放他外出的條件是以汪敬遠、陳一峰兩人的腦袋作擔保。李得森認為是件好事,設法輾轉找到了新四軍,請來了軍部代表。談判中,中共代表提出立即釋放汪敬遠、陳一峰以及其他政治犯。於是汗敬遠、陳一峰出獄了。 
  汪敬遠出獄當天便坐火車回上海去看媽媽。 
  媽媽明顯老了,頭上有了絲絲白髮,身板倒還硬朗。一見之下,驚叫一聲「大橋」!眼淚便奪眶而出。汪敬遠在床邊默默坐下,一聲不響。媽媽又看了他一陣,轉身到廚房去燒水。 
  「媽媽,你別忙了,我到澡堂去洗。」 
  媽媽又轉回,也不看他,低聲說:「也要理理頭髮。」 
  「家裡還有我的衣裳嗎?」 
  「有的。」媽媽又轉身去翻箱櫃。一邊問:「在家住嗎?」 
  「不。」 
  媽媽又抹眼淚,她知道,她的兒子是個中國男子,不應就此在家住下,該為救中國效力,她叮嚀兒子: 
  「以後別再粗心大意的。」 
  斯大林到了柏林後,回過頭來,拉著他的「手風琴」往東方的滿洲走。「大日本皇軍」也聽不得她的聲音,惶惶繳械。美國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白光一閃,響起晴天霹靂,殺傷力超過過去的任何炸彈,日本人在遽然間死亡前,不知何命其名,叫它「光彈」。君臨日本的天皇裕仁,只得頒布詔書,向盟軍投降。1945 年9 月3 日,麥克阿瑟在東京灣烏蘇裡號軍艦上,享盡了歷史上的榮譽。世人若不健忘的話,這位麥克阿瑟將軍,在太平洋戰爭初起時,曾是從菲律賓逃回美國的敗兵之將,現在成了赫赫功臣! 
  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愛好和平的人們歡呼反法西斯勝利。「中共諜報團」被捕的黨員們,先後走出監獄,又開始了他們各自新的鬥爭生活。 
  中西功:這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戰士,在日本法庭上,被那些軍國主義豢養的走狗們,把他牽拽摔打得筋斷骨碎,最後判以「極刑」。但是當東條們頂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時,懾於正義之神的威力,最終未敢對他處死。日本投降後,美國佔領軍釋放政治犯,他得以重見光明,仍繼續在日本從事進步活動,並繼續研究中國問題,發表論文。日共重建後,他被選為神川縣委員長(約相當於我國的省委書記),1973 年8 月,因胃癌不治逝世,終年62 歲。身後為人類進步事業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中國革命風暴中》,他的事跡將為後人永遠傳誦。 
  西裡龍夫:同中西功一樣,從巢鴨監獄釋出後,仍繼續從事日本進步活動並研究中國問題。日共重建後,曾被選為熊本縣委員長,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80 年代初,受王學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請,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身份應邀來我國敘舊,由汪敬遠、張明達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處故地重遊,與尚健在的老戰友們共話當年。 
  在南京,在當地工作的邱麟祥為嚮導,他們滿懷激情地尋訪了昔日戰鬥過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廟、秦淮河畔、朱雀橋頭,他們尋尋覓覓、指指點點、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時而開懷暢飲、笑253 談當年。說到開心處,或仰天大笑,話到傷心時,卻又以淚洗面。當他們走進當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棟磚木結構的小樓房時,更是百感交集。這時的西裡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賓的身份,就像當年「中聯社」的指導官似的當起嚮導來了。他對每層樓每間屋曾是什麼辦公室?有些什麼職員?都說得清楚明白,歷歷如在目前。 
  汪敬遠:沒有辜負媽媽的希望。憑他的機智,出獄後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國誕生後,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門工作。 
  陳一峰:出獄後,奉組織命令,走上新崗位。新中國誕生後,在公安機關辦公室工作。 
  從他們幾位的簡略紀要裡,讀者不難看到,這個群體(所謂「中共諜報團」)的成員們,為黨的革命事業,都經歷了嚴峻考驗。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態度,是無可挑剔的。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 
  情報是為戰勝對方服務的,古已有之。掠奪奴隸,需要先探知對方的活動集結地和人數、實力,這就要先派人去偷窺回告。我國著名古代兵書《孫子兵法》專有《用間篇》,為我國數千年來封建社會各方面統治者奉為圭臬、戰勝敵手的經典。任何國家、政黨、社團、軍隊,以至家庭妯娌之間,要戰勝對方,都要有偵察。當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者的功勳,至今沒有得以真實正確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觀、客觀的原因,有國際、國內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闡明這些原因,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而且可以發出很有意義的議論。但是,這是政治家們的事,不是本書作者所 
  要描述的範圍。 
  中共的情報工作創始於「四·一二」事變前後,當時蔣介石叛變革命,血洗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共中央機關駐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為了抵抗敵人的殘酷進攻和保衛自己的生存,確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則,開闢了革命的情報工作。由於保衛國家、民族鬥爭的需要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正義性,這項工作獲得了各方人士奮不顧身的擁護和支持。到了抗日戰爭開始,全民抗日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相繼形成,這項工作向最廣泛最深入層次發展,甚至超越了階級和國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使敵人意想不到的勝利。 
  情報工作實質上是第二條戰線的隱蔽鬥爭,從事這種鬥爭的人員,有人被稱之為「間諜」,有人被稱之為「特務」,這些都是貶稱。我們則稱為情報員或偵察員。他們同第一戰線的將軍、主帥不同,後者戰功顯赫,勳章滿胸,隨之名聲大振,流芳四海。而情報工作者則往往是無名英雄,黃土一抔,長眠荒丘,默默無聞。因為他們的業跡是隱蔽的鮮為人知的,或由於特定的原因一時不能公佈的。中共的隱蔽鬥爭先驅戰士、卓越領導人之一李克農生前曾倡議,要為中共隱蔽鬥爭戰線上的卓越戰士樹碑立傳。這一主張是公正的,合理的。 
  張敏:那個被鄭百千視為」神秘女史」的人,在這個「諜報團」裡,她是個埋頭苦幹的情報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說,她對事物的客觀思索,較之活躍的汪敬遠、陳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終歸宿,卻不那麼盡如人意,甚至可謂不幸! 
  她繼「老中醫」李得森之後被捕,因查無實據,最終被作為李得森的家屬釋放。出拘留所後,生活無著落。她設法捎信給在蘇北根據地的張明達,要求到蘇北根據地去。經組織批准,她到了鹽阜地委教育單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軍軍部時,組織上電召張敏到軍部,讓他們夫妻倆重逢團聚。全國解放後,她和丈夫一起在內務部工作。後來李得森因受潘、楊案件牽255 連被捕後,張敏曾幾次要求探監,因沒有探監製度,均遭拒絕。為此,在「反右運動」時,她在小組會上說了句「日偽統治時期,犯人還允許親屬探監,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獲准。」而竟被打成「極右」,送到山西省一個煤礦當小學教員。歷時20 多年,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兒家養病。令人同情的是,這時的她,就像一隻羽毛凋禿受傷的老燕,驚魂未定,還未來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屬於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臟病突發而溘然長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個世界..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只有組織上為她舉行了個隆重的追悼會,並且想方設法找了幾位當年曾經與她共同戰鬥過的戰友,並一一發了訃告。遠在武漢的、曾經和她同銬一付銬子的鄭百千也專程趕到了上海。在追悼會上,弔唁的親友擠滿了大廳,遺像四周擺滿了花圈,有許多是老單位、老領導、老戰友送的。鄭百千和倪之驥、汪敬遠特訂了一隻大花圈,簽上了因故不能前來弔唁的張明達、邱麟祥等人的名字,放置在最前排。他們親切地慰問了她唯一在場的女兒和一個小兒子,並幫助她(他)們接待來弔唁的人們。 
  在哀樂聲中,鄭百千凝視著神情自若的遺像,腦際裡出現的卻是在囚車上他親眼看到過一眼的「神秘女史」的形象,耳邊同時迴響起她那堅定的聲音:「堅強一些,不能讓他們笑話我們!」一串滾燙的淚珠,便忍不住奪眶而出..他心裡默默念道: 
  「生活,你能不能對我們公正些呢?」 
  「..!!」 
  張敏因為一句話而被打成「極右」,卻是因潘楊案件李得森被捕而連鎖引起的。不妨可以認為,這一群「諜報團」成員,因潘楊案件受牽累、遭不白之冤,是毫無道理的。予謂不信,請看「史無前例」中的事實。 
  這些參與上海情報科地下工作的每個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誣為叛徒、特務,都沒逃出這場「大革命」的災難。夠不上叛徒,便是「老反革命」。 
  「叛徒」,在中國共產黨內,是第一位的敵人。這頂帽子,重逾千鈞,可以把一個堅強的、內外紅透的共產黨員壓垮、壓碎、壓成齏粉。 
  於是,他們一個個,或被監押牢房,或被押解勞改農場、工廠。至此,大概可以允許我們冷靜地問一聲:「為什麼對他們如此不公正?..」 
  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清除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1978 年12 月,黨中央召開了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著黨一貫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對全國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徹底的平反。 
  然而上海情報科這群「反革命」卻不是那麼容易翻案的,因為他們曾屬潘公麾下,在「潘楊」案件發生後,曾被上面定了性、判了罪的,服刑十來年了;沒有被判刑的,則被勞改、內控使用等等,而他們確實是無辜的。 
  就拿那個當年日本特務眼裡的「小把戲」,現在共產黨的「老把式」、「造反派」眼裡的「老反革命」張明達來說,當年,他提著腦袋往來於寧滬線上,不知有多少重要情報曾經通過他的手,迅速無誤地轉手程和生飛向延安。上海情報科遭到破壞後,他兩次到蘇北根據地。日本投降後,他隨軍北上,到了東北。參加西滿根據地的開闢和內蒙自治區的創立。之後又參加東北大區經濟建設和計劃經濟工作,支援全國解放。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抗美援朝期間,他擔任東北一個大兵站負責人,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繼之,他又為創立我國空軍所需的地面支援,領導東北各省修建幾十個軍用飛機場。大區撤銷,調至中央參加計劃經濟的開創和全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具體工作。 
  他在革命實踐經歷中,包括在「文革」中,因為在上海情報科工作期間當時領導人的決策,而被蒙受風雨霜雪時,始終堅守著一個信心:「真理是永存的,誣陷不實之詞是站不住的,事實是最權威的證人。他竟奇跡般地經受過了那場「大革命」的「鍛煉」。 
  他平反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上海,會同錢志行和倪之驥等同志為程和生樹烈士碑,使其光榮事跡得以公諸於世。碑上銘文中之一段云: 
  .. 
  不,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著。 
  因為,你有—— 
  一雙星星一般燦爛的眼睛; 
  一腔永遠奔騰不息的熱血; 
  一顆比鐵硬比鋼強的滾燙的心! 
  .. 
  他作的第二件事,便是為當年南京上海兩地的蒙冤受屈的情報老戰士昭雪平反。凡是他熟悉的、瞭解內情的,莫不為之四處奔走,熱心爭取,向有關部門積極反映,或出具證明。被打成叛徒遣返山東聊城看倉庫的李得森平反了,陳一峰、汪敬遠也相繼平反了,邱麟祥、鄭百千、劉廣胄,還有..也都一一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有誰知道,這裡面飽含著多少難言的苦辛! 
  這是積澱了四十多年的戰鬥情誼的結晶,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共同財富,孰能不倍加珍惜!? 
  張明達已是耄耋之年,他的一生無愧於黨,無愧於同志,無愧於江東父老,贈之以「仁者壽」三字,受之當無愧! 
  中西功逝世十年之後的1983 年春3 月,中西方子遵從丈夫的遺願,以中日友好人士的身份,專程到了上海。 
  關於中西功的革命事跡,特別他在上海情報科工作期間,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上海有關部門的人們都熟知。因此,大家發自內心、盡其所能,熱情地接待了她。 
  當年,她住在留青小築的時候,剛和中西功結婚一年多,是位嫻靜的少婦。穿起和服,風姿楚楚。現在,她已年過花甲,兩鬢染霜,額頭、眼角、嘴邊都佈滿皺紋。看來,身體虛弱。從坐椅上站起身前,必先按著扶手,緩慢地轉身。 
  當年,她對丈夫中西功所從事的偉大事業,一無所知。只是在中西功被捕後,她才如夢初醒。懷著迷惘和恐懼,和小姑妹惠子乘船渡海,回到了中西功家鄉三重縣。 
  公公是個一心向富裕家境奔走的老人,他對戰爭費用日多、無止境地捐獻,怨氣沖天。忽見媳婦和女兒無端回家來,常在背地偷偷歎氣。當得知兒子是個中國共產黨員而被捕後,震驚之餘變得沉默不語,而對方子則比以前更憐惜了。 
  日本投降,中西功被釋放出獄,方子才得以和他見面。那之後,中西功為組建日共奔走,她是第一個支持者。中西功撰寫他在中國的革命回憶文章,她是第一個讀者,從中知道了許多過去中西功未向她吐露過的革命活動的情況。 
  1973 年8 月,中西功病體日漸垂危,方子日夜守護在他的床邊。見他挨過一陣病痛後,精神好轉些時,便輕聲和他回憶在上海居住過的那段時光。因為她知道,丈夫中西功對那段歲月的珍視,超過其它漫長的黑夜似的日月輪流。 
  「我真想去看看!」中西功歎息著說。 
  「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了的人們。」 
  「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 
  「還有!..程和生!他像我的弟弟。」 
  「我也想打聽清楚,一些至今我還不清楚的事!」 
  方子輕聲安慰他:「等你病好了,我陪你一起去。」 
  中西功痛苦地笑道:「看來,只好拜託了!」.. 
  現在,中西方子到了上海,當年,上海情報科的許多人的姓名,她已熟知了,然而她沒有親眼見過他們。她見過的,只有一個程和生,那個弟弟的容貌神態,她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對中西功很恭敬,對她和惠子很拘謹。走進留青小築28 號,喝茶,說話,都是沉靜的。眼光從不離開對方的臉,坐在沙發上,絕不隨意走動一步。 
  「這個中國青年!這個小弟弟!」她在心裡呼喊。 
  按照她到達之前,書信往返提前約定的那樣,原在上海情報科工作的現在上海居住的汪敬遠、倪之驥、錢志行三人出現在她面前。「我們該怎樣互相介紹呢?」她面對這三個老頭,不由一陣心酸。「不用介紹了!」汪敬遠向她跨進一步,伸出雙手,緊握著她的手,低著頭,重重地點了又點,全身顫動著,泣聲說:「我是汪敬遠。」中西方子感覺到他的淚水滴在兩人手上,那樣燙熱,止不住也流下淚來。他們之間,有許多話要說。有的要從頭說起,有的則半空而來。回憶是主體,有笑聲,有歎息。有長時間的沉默,有爆發式的大喊。止不住的眼淚在四張老臉上流淌。四人一同到虹口施高塔路(現山陰路)留青小築一帶舊地仔細流覽一遍,又到北四川路漢口路漫步尋覓。「他在哪個地方跳車的呢?」她問他們。「說不准啊!」汪敬遠說:「我當時不在場。」「應該是在這裡,」倪之驥橫劃手臂,指點著行人擁擠的一段馬路說: 
  「當時,他用腿這樣碰了我一下。」說著,他表演似地用力晃了一下左腿;繼續說:「我還沒弄懂他什麼意思,他『嗷』的一聲,就跳出去了。汽車停在那一帶,就是那兒,現在蓋房子那腳手架前那一段。兩個『特高』下車了,留下的一個使勁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讓我向外看。」 
  中西方子抬頭舉目向各處仔細看,那匆匆的行人,那急駛而過的汽車, 
  那高高的腳手架,那舊式的矮小樓房,都變得模糊不清了。為遵從丈夫的遺願,完成他的囑托,她用日語喃喃念叨著:「.. 你為了掩護別人而甘灑熱血,你為了世界和平而獻出生命;你為了共同的信仰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遼幾句侍,是中西功生前寫下的,是專為獻給程和生的悼詞,刊載於中西功所著《在中國革命風暴中》一書中。汪敬遠、倪之驥、錢志行都懂得悼詞的意思,他們聽著,聽著,眼淚又流了下來。中西方子站住腳,仰頭輕聲問他們:「有件事,我要代替亡夫,特地向你們請教。」汪敬遠忙說:「夫人,何必用這樣鄭重的語氣。有什麼話,說吧。」中西方子聲音哽咽:「中西功逝世前,有時候很愁苦地對我說,他不明白,他已經被捕了,你們為什麼還不轉移地方?原地不動地,直等著『特高』來破壞?!他說,你們的時間是很富裕的。」 
  三個老頭,原地站著,你看我,我看他,都笑了。誰也沒有回答261 她。因為他們認為:『當時沒有撤退轉移、堅持著陣地,這個歷史的本身,應該是對她歷史的、正面的、最好的回答。』再說別的,己是多餘的了.... 
  尾聲  ——勝利永遠屬於我們 
  40 年,對於人類歷史的長河來說,猶如白駒過隙,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但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和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以來這40 年,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1985 年,上海、南京的有關黨史研究單位,為了回憶、記述那一段歷史往事,特約請這些老情報戰士團圓歡聚。 
  這一天,他們像當年約定接頭一樣,準時地來到了會議室。當這些40年來各處一方、命運各異的老人——他們之中有老相識的,有從未謀面而「久仰大名」的——相見之下,莫不悲喜交集,心心相印。他們已經不是當年出生入死,機智敏捷,時刻活躍在敵人的虎穴狼窟之中的「隱形」戰士了。眼前,他們兩鬢如絲,雄心依舊,白髮皓首,壯志不移;但又畢竟已是七八十歲的老馬了。 
  他們座談的第一個話題自然是那驚濤駭浪的崢嶸歲月。1938 年到1942年這四個年頭,正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劃時代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 
  特別是1941 年底,德國進攻蘇聯,直指莫斯科城下。這時,日本「北進」還是「南進」,成為世界戰爭的焦點。全球各主要參戰國,263 也都集中視線於此。毛澤東主席當時說:「如果日本北進,則中國抗日戰爭時間會更長,處境要更艱苦。」因此,誰能取得日本「南進」或「北進」的確實情報,關係到兩大陣營的生死搏鬥的命運。這時,蘇聯佐爾格的「蘭瑞小組」已被日方破壞,偵察日本「南進」或「北進」的確實情報的責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中共情報工作者的肩上。這一點,上海情報科的全體同志是自覺的。在這個自覺的基礎上,中西功同志孤膽深入敵巢,獲得了成功。此後,寧滬兩地同志在敵人的追捕中堅持陣地的前哨,誓與陣地共存亡,為的是繼續聽候黨的呼喚,在敵人的要害部位發揮別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為此義無返顧,英勇犧牲;其他同志也堅持到被敵人逮捕為止,這種忘我為革命的精神,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他們無愧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無愧於為世界人民謀幸福的崇高目的。 
  說到此處,大家悲歡離合的經歷,苦辣酸甜的心緒,一齊湧上心頭,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然而此時,就總體來說,隱蔽鬥爭已被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所替代。這些老人,依然決心和全國人民一起,活到老,奮鬥到老。 
  他們的第二個話題是,從潘、楊案件受牽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即從50 年代到80 年代,長達30 來年的坎坷境遇;在當時「左」的思想支配下,他們被逮捕、被審訊、被監禁、被勞改,沒有被捕的則被無休止的審查,被「內控使用」,在「文革」中,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全面平反。座談時大家一致深深感激當時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雖然經歷了長達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但仍有勇氣和力量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仍不愧為光明的、正確的、偉大的黨」。 
  平反以後,大家也已到了離休的年齡了。時間不能復返,歷史不能重演, 
  把艱難困苦、流血犧牲留給自己,把和平幸福、榮譽享受留給後人,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本色。他們說,我們的前輩正是抱著這樣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敵人的刑場英勇就義的。我們是倖存者,我們應該活到老,貢獻到老。 
  在熱淚與歡笑聲中結束了座談會後,張明達等人,來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園骨灰堂,面對已故的戰友程和生、陳一峰、張敏等同志的遺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憑弔。這時,這些白髮老人,對於這群共同戰鬥過的同志,他們所經歷的遭遇和飽嘗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齊湧上心頭,為之失聲痛哭.. 
  應該說,這終究是一出以敵人慘敗、中國革命勝利而落幕的、中國現代革命鬥爭史上的悲壯戲劇! 
  附錄  懷念戰友中西功和西裡龍夫 
  方知達 
  作者附言: 
  流光飛逝,往事如煙,而我50 年前與日本同志一起從事隱蔽鬥爭的情景,卻歷歷如在目前。 
  1939年夏天,我開始往來於國際政治鬥爭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敵偽統治中心的南京,擔任傳遞戰略情報的政冶任務,前後歷時4年。這4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關鍵時期,其間發生了震驚國際法西斯的所謂「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和由此引發出的所謂「中共諜報團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國同志被捕。由於種種原因,這一事件在國外雖曾轟動多年,但在國內卻鮮為人知。現在為了紀念當年曾對我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作過重大貢獻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黨員們,特別是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兩位同志,我將當年進行鬥爭的情況以及後來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權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獻給當時的戰友和今日的讀者。 
  本文曾於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雙月刊上發表過,現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週年之際,我重新整理發表於此。 
  1941年10月,在日本東京爆發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軸心世界的重大事件,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的「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這個事件的主角是蘇聯戰略偵察員佐爾格,他的公開身份是法西斯德國駐日大使館新聞專員、大使奧特的親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實,他的公開身份是近衛首相的秘書;其他與此案有關的還有一些和他們密切合作的不同國籍的革命同志。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合作,已有多年1。法西斯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1年夏,他們偵悉並發出的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和日本此時決策是南進而不是北攻的兩大絕密情報,就使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主力蘇聯首腦部門,得以在衛國戰爭的關鍵時刻,抽調東線兵力數十萬人支援西線。為促進對德作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佐爾格、尾崎秀實事件的爆發,使當時日本法西斯統治集團內部驚恐萬狀,一片混亂,第三屆近衛內閣因此倒台。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軍閥乘機抓權專政。兩個月後,日本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佐案」發生後,日本警察機關逮捕並絞死了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同時瘋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繼續在東京、偽滿、華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許多日本進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戰士。其中就有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風雲際會中的兩位國際主義戰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裡龍夫,熊本縣人,1926年中學畢業後,來到上海,進入日本帝國主義為培養「中國通」而設立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在學期間,正是中國革命從北伐戰爭到蘇維埃運動的起伏發展時期。他耳聞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南昌起義,秋收暴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等中國革命重大歷史事件;看到了以工農為主力的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封建買辦反革命勢力的大搏鬥。在這樣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熏陶和啟發下,他逐漸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並在「書院」中和進步同學組織學生團體,參加學生運動。1930 年畢業後,他就任日文《上海日報》記者。往後,他在新聞業務活動中,經內山書店主人內山完造的介紹,認識了魯迅;又經《大阪朝日新聞》駐滬記者尾崎秀實的介紹,認識了胡也頻、沈端先(夏衍)、許幸之等中國左翼作家,曾為「左聯」成立大會提供了秘密的安全會場。 
  當時,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前輩王學文,從日本留學回來,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領導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籌組活動。他精通日語,開展了對「同文書院」青年學生的啟蒙教育,培養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裡龍夫外,還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1929 年中學畢業後,來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上學。一開始他就受到進步同學的影響,參加校內外學生運動和革命鬥爭。1939 年他又參加由王學文指導、以西裡龍夫等前期同學為發起人而組織起來的「中國問題研究會」。不久,他們進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組織「日支鬥爭同盟」。同年底,「鬥爭同盟」成員向前來「同文書院」參觀的日本海軍士官生隊散發反戰傳單被發現,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裡龍夫因母病返鄉倖免)。獲釋後。中西功受停學一年的處分。但他並不氣餒,繼續在校內外與革命同學一起參加各種革命鬥爭。1931 年1 月,他被吸收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後任「同文書院」團支部組織委員。1932 年「一·二八」事變,日海軍陸戰隊強迫「同文書院」學生參加侵滬戰爭。這時,團支部決定,一方面搜集戰事情報,另一方面發動同學開展「不參加戰鬥,要求回國,撤出侵滬戰爭」的運動。這項反戰鬥爭成功,二三月間,「同文書院」全體學生乘船回國。在船上,中西功遇到並認識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實。 
  西裡龍夫和中西功返回日本期間,繼續從事革命活動。西裡龍夫並參加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中西功同尾崎秀實的關係密切,曾為尾崎代寫論文和聯絡革命同志。其間,西裡龍夫和中西功都因為在東京「無產階級研究所」積極活動而先後被捕過。 
  1933 年春,西裡龍夫來上海謀職,就任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同盟社前身)上海總局記者。翌年,他設法找到了王學文,提出繼續參加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經過實際鬥爭的考驗,西裡龍夫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始在日僑和駐滬日軍中進行反法西斯、反戰工作和搜集形勢分析的資料。1937 年,「七七」、「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翌年,日軍「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裡龍夫設法取得了奏任級囑托(顧問)的資格,去南京就任偽「中華聯合通訊社」指導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 
  中西功於1934 年經尾崎秀實介紹到大連「滿鐵」2總社調查部任職,從事中國問題、偽滿經濟和華北農村的調查研究;同時秘密進行聯絡「滿洲」、華北、包頭、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書院」革命同學的工作,曾兩次來滬同西裡龍夫密談。他認為當前日本侵華的策劃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設法調來上海同西裡龍夫一道參加中共的革命工作,並以此就教於革命前輩王學文。l938 年5 月,中西功的願望實現,從「滿鐵」大連總社調到「滿鐵上海事務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過西裡龍夫要求恢復和中共的關係。 
  此時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論界已負有盛名,所以來上海後,就被日軍「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借調到軍特務部工作。這個特務部是日本佔領軍重要的特務機構,用以籌組和指導漢奸政權,如偽上海市大道政府,偽中華維新政府,以及正擬籌建的汪偽「國民政府」等,是當時日本佔領當局對我進行種種陰謀策劃的指揮機關。 
  二、潛入敵心臟,密報頻頻傳 
  西裡龍夫入黨後,積極進行革命工作。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他曾以日本記者身份去國民黨南京活動。其間,他向組織上提供過頗有價值的材料。例如:日蔣秘密勾搭,蔣黨暗鬥內幕,蔣政權與地方軍閥之間的傾軋,以及當時日本侵華的具體策劃等。「八·一三」事變後,隨著日軍在華戰場的迅速擴大,西裡龍夫及時向組織上提供了許多重要材料。其中有:關於攻滬日軍的兵力,指揮,攻擊方向,後援部隊,作戰部署;關於華中佔領區日軍分佈和意圖;關於徐州作戰,武漢作戰,廣州作戰,南昌作戰的指揮、番號、兵力部署,作戰計劃。這裡也有中西功的貢獻。此外,「同文書院」同學、革命志士白井行幸還送來了日軍武漢作戰軍用地圖。 
  中西功於1938 年來到上海後,他同西裡龍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國同志的合作,在黨組織統一領導下,真是如龍騰雲,如虎添翼。 
  從武漢淪陷、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成立(1938 年冬到1939 年冬),這一年問,西裡龍夫和中西功,憑借他們所處的有利地位,向組織上不斷提供了可對日本當前國策(戰略方針)作出判斷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武漢淪陷後,日本前線將領同統帥部之間發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線將領認為,乘勢繼續進攻,兩翼包抄入川,徹底消滅蔣政權;統帥部認為日本兵力有限,國力已受重大消耗,兩翼入川山重路遠,繼續蠻攻為不可取。 
  2、這時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政略上的大鬥爭。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將為代表的所謂「穩健派」,主張「力所勝任,適可而止」,只要蔣介石承認「偽滿」和實行華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協的政治、經濟特權,便可與蔣媾和,以便換取喘息時間,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軍閥為實體,以近衛首相為代表的「激進派」,堅持要蔣介石投降,否則就扶植汪精衛登台,建立新的「國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衛曾發表過「不以蔣介石為和談對手」的政策聲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嚴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衛內閣垮台。 
  3、「激進派」得勢後,施展兩手策略。一手,不斷派人與渝方要員密談,勸蔣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衛等一批漢奸,另起爐灶。為此,起用特務派軍人如土肥原等來滬統制對華政策,並設置各種相應的特務機關。 
  4、其間,新舊財閥之間展開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表現在內閣設立「興亞院」,把外務省處理對華的外交、政治、經濟大權分裂出來,便於進行直接的掠奪和控制,其下設之「華中聯絡部」是其執行機構之一。 
  5、1939 年9 月希特勒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統治核心對世界戰略發生了「新的構想」,但最感頭痛的是泥足深陷於中國戰場。為了減輕負擔和盡快結束「中國事變」,它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企圖以 
  此加強前方的統一指揮以便對蔣軟硬兼施,對汪扶植登台,以及準備進行新的國際鬥爭的配合。 
  西裡龍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還有華中日軍分佈,華北日軍改編,「滿洲」關東軍兵力,華中軍特務部和「滿鐵」上海事務所內幕,日汪密談、協議及其進展,各路漢奸內訌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軍特務部任職期間,除了及時提供日本統治當局內部情況,上海日軍網羅漢奸充當鷹犬情況,日本以上海為中心對華中佔領區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日本特務進行暗殺、破壞的策劃等外,還根據日本軍部的命令,寫了一本《三民主義基本問題》,作為日方提交汪派漢奸重建「國民黨」的指導方針,並把日本這一圖謀及時向組織上作了匯報。 
  三、敵方戰略,瞭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年,歐洲大陸大小國家紛紛淪陷於法西斯德國之後,法國投降,英軍撤回本土,客觀形勢導致歐美帝國主義勢力重新組合併尋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遠東殖民勢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南亞的野心——「南進政策」推上了實際的進程。為此,它加速國內法西斯化,力圖減輕在中國戰場的負擔,並開始向印支(越南)、泰國進軍。在國際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 
  1940 年,國際風雲變幻莫測,為我戰略偵察員對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提供了良好時機。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的名義,為自己出入大本營、陸海軍部、興亞院等日本中樞機構叩開了方便之門。中西功又設法控制了名為「滿鐵」主辦實由軍部操縱的「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搜集戰略情報,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決策方案供日本統治當局採納的高級參謀機構。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東京同近衛首相秘書尾崎秀實進行了三次密談,相互瞭解到許多第一手資料。其中273 有:關於軍部搞垮阿部、米內兩內閣,扶持近衛第二次登台組閣以推行「新政運動」加強政治法西斯化的內幕;關於制定「基本國策綱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擴張戰略的陰謀;關於制定「時局處理綱要」即力圖解脫中國戰場的重負以實施「南進政策」的策劃;關於日本工業原料和戰備物資匱乏的情況;關於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在日、德之間的鬥爭情況;關於壓蔣未遂而向「對支戰爭長期化」的轉變;關於進軍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國境糾紛以漁利的內幕;關於日本統治核心正在醞釀新的世界戰略的分析和判斷等。 
  西裡龍夫和中西功與南京、上海的中國同志共同努力,這一年還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 年日本對中國戰場繼續玩弄兩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爭「結束中國事變」。誘降一手,由「總軍」(日人對「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司令部」的簡稱)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蔣介石代表宋子良、錢永銘等進行密談,並一度策劃日、蔣、汪在長沙或宜昌會面(未實現)。同時,以局部進攻,轟炸重慶,斷蔣外援(進攻越北、桂南)作為配合,實行誘逼兼施。扶汪一手,經青島三方會談、「國府還都」、「調整日汪邦交」,到承認汪偽「中央政府」。至11 月,因拉蔣無望,日本御前會議3通過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定了「對華長期作戰」和「以戰養戰」的總方針。 
  此外,還有以下重要材料:關於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前後重要會議以及要員配備情況,關於日軍將對新四軍進行春季「大掃蕩」的預告,關於淪陷區渝方軍、政、特要員紛紛投敵的情況,關於佔領區米荒、偽幣貶值和日偽加強統治的情況,關於日本高級特務機關的分佈及其任務和活動的情況等。 
  四、一字千鈞,「聯德、攻美、防蘇」 
  1941 年,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為參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動而進入積極行動的新階段。為此,它依照御前會議先後決定的「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和「中國事變處理綱要」,加緊國內法西斯統治和力圖結束侵華戰爭,以便為它順利地向南方推進創造條件。在這樣緊迫的政治環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務機關大大加強了它為了肅清其後方而厲行的監視、檢察、鎮壓的行動。但是,即使在這樣十分艱險條件下,中西功、西裡龍夫依然利用合法地位努力工作,不斷取得重大的成就。 
  l 月間。中西功得悉日本插手泰、越邊境糾紛企圖在泰國建立南進前哨基地。這時,因英美堅決援蔣併力挫日本南進,2、3 月間,日本不顧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攻蘇而開始實行由「聯德、攻蘇、防美」戰略向「聯德、攻美、防蘇」戰略轉變。為實施這一世界戰略大轉變,日本派出外相松岡洋右去蘇聯、特使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去美國,分頭進行陰謀活動,軍部則加緊作南進部署。至5、6 月,日本最高核心得知德國必將攻蘇,這時,在軍部,內閣、天皇之間秘密展開了「南進還是北進」的大辯論。結論是:「乘機南進,取得東南亞戰略物資後,再回頭北攻蘇聯」。為此,它通過了「關於促進南方施策的方案」,「不惜對美英一戰」的總方針。 
  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日期被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偵知,報告了莫斯科。7、8 月,德國大軍壓境,蘇聯面臨著被德、日東西夾擊的危險。這時,延安曾兩次來電詢問:「日本北進、南進的動向如何?」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堅定地回答說,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確實已經沒有國力分身北攻,佐爾格、尾崎秀實的報告和中西功、西裡龍夫的證實,如前所述,使得當時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主力蘇聯首腦部門,抽調東線大批兵力,支援西線的保衛和反攻。 
  8 月,日本為了施放軍事煙幕,大肆宣揚「關特演」(即關東軍特別大演習),但暗地裡卻嚴令關東軍司令官不得向蘇軍挑釁,並密令新聞界不得刊登刺激蘇聯的文章。其目的是表面上依照德、日、意三國軍事同盟與德國遙相呼應,實際上卻一邊「威懾蘇聯」,一邊在我國「滿洲」調集日本、朝鮮、台灣的兵力進行實戰編訓,準備南進向美英作戰。這時,中西功借口去「滿洲」出差,來到當時日本備戰中心的大連,親自看到了偽滿各地日軍兵運繁忙,公共建築住滿兵員以及積極進行登陸作戰演習等情況,並搜集到了南進部隊編制表。 
  9 月,日海軍遵照大本營和內閣聯席會議決定,提出「帝國國策實施要領」即南進具體行動時間表,經御前會議批准執行。10 月中旬,被日本特務機關苦心搜尋多年的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先後被捕。以東條英機(當時為陸相)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軍閥,借口尾崎秀實是近衛文縻首相的秘書而把近衛軟禁於貴族醫院,由東條本人登台組成戰爭內閣,自任首相、陸相、內相兼總管警察、特務。 
  尾崎秀實被捕後,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的處境更加危險了。但他們堅信革命戰友能以生命保證他們的安全,因而巋然不動,堅持積極工作。11 月,中西功覺察到雖然尾崎秀實可能已經被捕,但革命任務需要,他仍然冒著極大危險以合法身份去東京,親自瞭解日本「南攻北防」國策的執行情況和具體部署,作為正確判斷國際形勢發展的依據。 
  11 月中下旬,中西功從「滿鐵」絕密通報上看到了南進部隊兵力編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單,同時,得到了南京「總軍」正在召開高級將領緊急會議的消息,於是他向組織上提出了論據充足的日軍將在最近三個星期內的一個星期天爆發「大東亞戰爭」的預報。果然,在第二個星期天的拂曉,日軍偷襲了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戰爭開始了。 
  這一年,中西功和西裡龍夫還在上海和南京黨的隱蔽鬥爭組織領導下,同中國同志一道,搜集到了以下許多重要情況: 
  在步步南進的1941 年,日本對中國戰場的方針是:1、戰略封鎖,攻佔我國東南沿海從寧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監視美英海軍活動;2、正面作戰,進攻豫南、贛北、晉南和長沙,逼迫蔣軍;3、鞏固佔領區,對華北進行「強化治安」,對蘇北進行「大掃蕩」,用大兵力殲擊作戰。以上亦是配合南進。 
  此外還有:關於華中、華北日軍兵力及其調遣情況;關於佔領區經濟危機,汪精衛訪日求援、日本貸給3 億日元,實際上是以繳獲蔣軍的武器折價支付的情況;關於蔣軍高級將領投敵和閻錫山策劃投日的情況;關於日攻美後日本13 軍成立「對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況等。 
  1941 年4 月,「滿鐵」為適應「總軍」加強搜集情報的需要,在中西功負責的特別調查室下,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專門負責搜集蔣軍、中共、上海租界上層的情報材料。中西功趁機把我們的人介紹進去擔任班長,並安插了若干我黨地下工作人員。因此,我們不但能左右這個班的活動,並且可以開出合法的敵占區通行證,經過浙贛線去西南,經過津浦線去西安,為我建立交通線提供方便。我們掌握這個班直至1942 年4 月不能再利用為止。 
  五、活動在搜索、追捕的陰影下 
  1942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轉折的一年。反法西斯陣營由被動的防禦階段開始向主動的反攻階段轉變。斯大林格勒大會戰是這個轉折的主要標誌。 
  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在不到半年時間內,攻佔了香港、菲律賓、277 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的帝汶、蘇門答臘、爪哇以及瓜達爾卡納爾島等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廣大區域。但好景不長,5、6 月間,日軍在珊瑚海和中途島攻擊戰中大敗,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攻勢被遏制,往後即逐漸走向下坡路了。 
  進入1942 年,西裡龍夫和中西功仍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國同志一道堅持工作崗位。在敵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嚴重情況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穫: 
  關於關東軍留守兵力和對蘇戒備情況;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個月來日本艦船損失的統計;關於日軍接收租界後13 軍、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汪偽「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關於日本政界強烈希望在佔領新加坡後即與美英談判停戰,但法西斯軍閥一意孤行的內鬥;關於法西斯軍閥中一部分冒險勢力欲在開凍以前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沼澤地帶進攻蘇聯,但因力不從心未能實現的報告:關於海戰劇烈進行,日本國內糧食來源斷絕、口糧分配銳減、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的報告;關於第三期清鄉將在澄、錫、虞修築三百公里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以後又要將清鄉擴大到浙、蘇、滬佔領區全部的報告;關於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將動用大量日軍的報告;關於日本為支援南進侵略在華中敵占區搜刮物資掠奪金融的策劃;關於美機轟炸日本造成的損失以及13 軍等進攻浙東國民黨第三戰區其目的在於摧毀美國在玉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報告。此外,還有中西功對日本南進的分析報告,認為日軍佔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日本對戰局難以持久支持。 
  六、生死置之度外,功業水垂千古 
  1941 年冬,即尾崎秀實被捕後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從東京發來的電報,內容是「向西去」。這個暗號的意思是勸告中西功「從速撤走」。1942 年3 月,有人告訴中西功,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向上海日軍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來審訊」的要求。往後,中西功察覺到有日本特務秘密監視和檢查的跡象。被捕的危險到來了,有同志勸告中西功設法撤退。但中西功始終認為日本在這場大戰中不能持久,他還想回來繼續為中國和日本的革命事業竭盡全力,所以遲遲下不了決心。直到5 月間,日駐滬13 軍發動了對浙贛沿線作戰,中西功設法取得了「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打算到達浙贛線後相機出走,前往後方根據地。中西功認為這樣走法可以為以後回來設下伏筆。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後,突然被東京直接派來的日本警視廳特高課特務誘捕並解往東京。 
  1942 年6 月16 日和中西功同一時間被捕的,還有南京的西裡龍夫和北平的尾崎莊太郎以及「北支派遣軍司令部」情報科長白井行幸。 
  中西功、西裡龍夫等被解到東京日本特務總部後,受到了殘酷的折磨。可是他們堅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惡魔面前。 
  在陰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裡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視死如歸,理直氣壯,鏗鏘有力地陳述著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是為著實現日本人民和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目前的任務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促使日本在侵華戰場和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保衛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主力蘇聯,實現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們直接參加中國革命鬥爭的行列,是因為現代的日本遭受著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殘酷統治,日本的革命活動受到嚴厲鎮壓而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並促使日本侵華失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認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中日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中279 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們絕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偵探。從來沒有考慮過什麼個人的得失,什麼好處和報酬。相反,當組織上遇到經濟困難時,我們即以自己的積蓄傾囊支援。 
  「我們清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明白自己所從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險性,我們知道隨時有被捕和被殺的可能。但是,為了革命事業,我們時刻準備犧牲一切而心甘情願。」 
  在幾十次審訊中,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嚇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斷他們的發言,慌慌張張宣告:「此處不是宣揚共產主義的講壇,今日閉庭。」 
  最後,日本法西斯法庭對西裡龍夫和中西功一案哀歎說:「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以及友邦勝負,為害之大,令人戰慄」。「被告西裡龍夫、中西功溝通敵國,罪惡極大,已無保存價值,判處極刑。」在這之前,因西裡龍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獄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強制苦役折磨,英勇犧牲。 
  翌年,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戰敗投降。西裡龍夫、中西功、尾崎莊太郎由盟軍釋放政治犯時出獄。出獄後,他們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中西功於1973年因患胃癌逝世,終年62歲,遺留有《在中國革命風暴中》等著作。西裡龍夫於1982年曾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請來華訪問,1987年因病逝世,終年80歲,遺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斯人已逝,功垂千古。西裡龍夫和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對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對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鬥爭,對世界反法西斯鬥爭所進行的忘我奮鬥,將永遠牢記在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註釋: 
  1.. 尾崎秀實擔任《大阪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時,1930 年,經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介紹,認識了德國記者佐爾格,以後成為革命戰友。2.. 「滿鐵」,全稱為「南滿鐵道重工業株式會社」,表面上是個股份公司式的財團法人,總社設在大連,經營「南滿」鐵路和重工業等。但它同時設有廣大的情報網和研究機構,搜集各方面資料進行研究,向日本統治當局提供決策性意見,被稱為「國策會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集團的最大智囊庫,又是參與侵華活動的特務系統之一。3.. 「御前會議」,日本大本營(軍部)和內閣(政府)聯席會議把議案通過後,再到天皇面前進行答辯,樞密院長參加。這是當時日本統治核心有文武輔弼、元老重臣參加決策的最高國策會議。 
  作者小傳 
  方知達原名顏仁章,浙江寧波人,1916 年生。1931 年「九·一八」事變參加抗日鬥爭,「—·二八」事變參加「上海市民義勇軍」協助十九路軍赴寶山前線作戰,後任共青團滬南區區委委員兼組織部長。1933 年春被捕,由史良律師辯護,與鄧中夏同獄。出獄後任滬南青年救亡團長、蘇浙別動隊分隊長、難民收容所主任。1938年轉入對日戰略情報工作。1943年去蘇北,任新四軍三師上校聯絡參謀。1945年秋隨軍北上,參加開闢西滿根據地和創建內蒙自治區,任內蒙黨委秘書長兼自治區政府秘書長兼軍區政治部主任。1949年秋調東北財委任辦公室主任,參加恢復並發展東北經濟支援全國解放;抗美援朝發生,任蘇家屯總兵站站長,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後任東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東北修建委員會副主任,領導東北各省修築各地數十個軍用機場,支援創立我國空軍以投入抗擊美國空軍的戰鬥。1954年後,任國家計委辦公廳主任、國家經委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離休後,任國家計委咨詢組副組長。著有回憶錄《獄中苦讀》、《上海市民義勇軍》、《一顆丹心》、《敵營談判》、《東蒙工作實錄》等。1995年9月因病在北京去世。 
  梁燕山東萊陽人,1926年生。1945年2月參加革命。1947年秋入軍政大學膠東分校學習。1948年春分配到第三野戰軍第二縱隊文工團,後任創作組長,執筆、領導創作的《為了祖國》《哪裡跑?》兩話劇,參加1951年浙江軍區、華東軍區文藝體育匯演檢閱,並分獲一、二等獎,創作組立集體一等功。 1952 年秋調中央電影學校編劇班學習,1953 年畢業。先後在中央電影劇本創作所、長春電影製片廠、中國電影家協會《電影藝術》雜誌、北京電影製片廠任編輯、編劇。發表小說、影評、論文多篇;攝制電視短劇、連續劇多部;發表電影文學劇本《尊嚴》及合作攝制影片《寶貝兒》、《那年的冬天》、《遺失的伴侶》、劇本《舊莊院的廢墟上》、《冰壩》、《母親》等。 
  陳三百廣西北流人,1922年生。自幼隨父求學於上海,曾就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1939 年投奔浙江內地,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1940 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1 年轉到我黨上海情報科南京站,利用其父位居汪偽政府高職作掩護,進行情報活動。1942年夏被日敵逮捕,判刑七年。抗戰勝利前夕出獄,1945年4月奔赴蘇南抗日根據地參加新四軍。曾任21軍文工團團長、武漢軍區勝利文工團創作組組長、武漢軍區勝利歌劇團團長、湖北省文聯理事等。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會員,軍隊離休幹部。已問世的主要作品有歌劇《王貴翻身》、電影劇本《陸軍海戰隊》、軍教片《硬骨頭六連》、文藝片《人間彩虹》、大型京劇《孫中山》以及中短篇小說、散文等不下數十萬言。 
  後記 
  本書由方知達口述並提供創作素材,經梁燕整理撰寫,陳三百參加補充,最後由方知達審改定稿,截至1995 年初,歷時3 年餘而成。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朱玉琳同志盛情指正;成書後,又蒙羅青長同志熱心為本書作序,謹此誠懇致謝! 
  □。。。。。。。。。。。。。。。。。。。。。。本書主要人物介紹□。。。。。。。。。。。。。。。。。。。。。。。。。。。。。序□。。。。。。。。。。。。。。。。。。。。。。。。。。。。引子第一章 。。。。。。。。。。。。。。。。。。。。。神秘的東京來電第二章 。。。。。。。。。。。。。。。。。。。。。中共上海情報科第三章 。。。。。。。。。。。。。。。。。。誰是重大情報的獲取者第四章 。。。。。。。。。。。。。。。。。珍珠港事件不可避免嗎?第五章 。。。。。。。。。。。。。。。。。。。一個憲兵朋友的忠告第六章 。。。。。。。。。。。。。。。。。。。。特高課警官到上海第七章 。。。。。。。。。。。。。。。。。。。。「中共諜報團案」第八章 。。。。。。。。。。。。。。。。。。。。。堅守在遠東前哨第九章 。。。。。。。。。。。。。。。。。。。。。共產黨人的風格尾聲 。。。。。。。。。。。。。。。。。。。——勝利永遠屬於我們附錄 。。。。。。。。。。。。。。。。。懷念戰友中西功和西裡龍夫□。。。。。。。。。。。。。。。。。。。。。。。。。。作者小傳□。。。。。。。。。。。。。。。。。。。。。。。。。。。。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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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的警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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