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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戰爭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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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戰爭前線 作者:劉衛兵
出版社:現代出版社 定價:20 元
想起「9·11」想起戰地的日子進入九月,北京的秋天到了。當人們挨過酷暑的盛夏,正享受京城秋天特有的涼爽日子時,我卻不禁想起六年前的那個九月。那是個特別的九月,因為那年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想起「9·11」, 便聯想到自己奔波在戰爭前線採訪的那段難忘的歷程。「9·11」爆發後第三天,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駐站的我突然接到總社調令,緊急派我去阿富汗前線採訪。幾天後的9 月18 日,作為國內最早奔赴阿富汗前線的攝影記者,我獨自一人飛往陌生而恐怖的阿富汗前線地區。在戰爭進行得最激烈、最殘酷的時期,在戰爭前線度過了60 多個日日夜夜。2 / 185 2002 年底,劉衛兵撰寫的《奔波在戰爭前線》出版發行,全書12 萬字、150 張圖片。原外交部長李肇星看過書後認為是「難得作品」。他隨後還專門把書送給兒子學習。作者劉衛兵簡介劉衛兵,1967 年生於北京。1989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同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任編輯、記者工作,其間曾在甘肅分社、香港分社從事採訪報道。現為中央新聞採訪中心主任記者。中國攝影家協3 / 185 會會員、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員、八屆全國青聯委員。國內最早奔赴阿富汗戰爭前線的攝影記者。參加過內蒙古森林大火、98 南北方特大水災、黨的十六大、人大政協「兩會」、中美世貿談判、香港、澳門回歸、連戰首訪大陸等重大及突發事件採訪。從事中央新聞採訪近十年,多次隨國家領導人赴國內外考察、訪問。新聞作品多次在國內比賽中獲獎,其中《總理為農民追工錢》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榮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已發表新聞圖片近8000 幅、文字作品30 余萬字。主要作品有:攝影集《日本人印象》、紀實文學作品《奔波在戰爭前線》。4 / 185 奔波在戰爭前線·目錄序一孫金龍序二唐師曾引子第一章逆風千里奔赴戰場告別香港奔赴白沙瓦第二章拿下末班「簽證」 「救命草」尼亞茲等待末班「簽證」 第三章聚焦阿富汗東部山區直奔巴阿邊境聚焦阿富汗這世道對阿富汗不公平! 第四章遭遇反戰遊行鍾情突發事件「給我找遊行!」 第五章艱難的穆沙拉夫艱難的穆沙拉夫我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團結日」集會第六章難民營裡過中秋難民營歷險一心想出國「難民營裡有塔利班戰士」 進入沙姆沙通難民營第七章戰爭在數十公里外爆發「打起來了!」 零點行動第八章催淚彈在身邊炸響白沙瓦亂了5 / 185 催淚彈襲來第九章差點被拉進喀布爾「千萬別越過邊界!」 「別開車!」 第十章在開伯爾·巴扎挨打再戰白沙瓦奮勇拚殺第十一章前線「泡網吧」 敗給傳真線「Stop」 第十二章戰爭不讓女人躲開面紗背後恐懼的目光握手遭遇第十三章偷喝啤酒一瓶啤酒40 塊! 土老外第十四章我們的「塔利班」僱員三進白沙瓦懸賞新聞教阿富汗人照相第十五章給塔利班照相險些被塔利班活捉「幹得漂亮!」 第十六章神奇的齊阿夜訪齊阿家幽會女友第十七章獨家目擊扎盧扎伊花錢買活路男人忙紡線第十八章部落向美國人開槍6 / 185 尋找哈克葬禮哈里想當大官闖進部落第十九章告別納扎爾支持戰爭給中國朋友面子第二十章塔克希拉的「落日」 追記古城想起巴米揚大佛第二十一章拉瓦爾品第的火光火情就是命令「跟緊我!」 第二十二章我抓到最後一根「救命草」 扎伊夫盯住我半分鐘我們想回家命令來了! 第二十三章死守塔利班使館塔利班辦簽證準備出發塔利班下台第二十四章「想見拉登!」 拉登死活美國通緝令第二十五章我不是日本人日本人印象多瞭解中國第二十六章看得見的戰線新華社記者圍攻阿富汗冷靜之後的思考告別前線後記7 / 185 奔波在戰爭前線·孫金龍序孫金龍(全國青聯主席) 前些日子,衛兵捧來一疊沉甸甸的稿件給我看,並囑我作序。展卷方知,一年多來,衛兵在事業上又有新的攀登。這本書稿和圖片,記載了他在阿富汗戰場上的親歷和見聞。看完這十多萬字的書稿,我為之深深感動。衛兵是我的朋友,也是第八屆全國青聯委員。他對於青年事業一直很熱心。1996 年12 月,他作為新華社攝影記者,與21 名青年志願者一同奔赴山西,在晉北高原上住土炕、吃山藥飯,用鏡頭記錄了青年志願者的工作和生活。他在隨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之後,於1997 年出版了攝影集《日本人印象》。這本攝影集被視為中日青年交流的重要成果。震驚世界的「9·11」事件之後,衛兵成為奔赴阿富汗戰區採訪的首批中國記者之一。對於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來說,戰爭的危險和殘酷是難以想像的。在阿富汗戰爭最激烈、最殘酷的階段,他始終在前線地區採訪。他在危險叢生的巴阿邊境線上發回「9·11」之後,中國內地攝影記者拍攝的最早一批反映阿富汗前線地區的新聞圖片,又在激烈的武裝衝突現場拍攝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貴的紀實圖片。在巴阿前線採訪過程中,衛兵一邊堅持攝影採訪發稿,一邊抽空寫下了五六萬字的戰地日記。他在日記中寫道:「面對成百上千的外國記者,我是中國新華社記者,我要為維護中國記者的榮譽和尊嚴而戰。」 衛兵是一名攝影記者,他用攝影記者獨特的視角和語言,記錄了自己在阿富汗戰場上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他的文字樸實無華、清新明快。附之大量的珍貴圖片,使這本書既有豐富的內容,又有很強的可讀性。8 / 185 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人類歷史的每一個世紀都與戰爭結下了不解之緣。人們總是在期盼,永恆的和平會伴隨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降臨人間。21 世紀的第二年, 阿富汗人民已經經歷了新世紀第一場戰爭。戰地記者告訴我們有關戰爭的真實故事,而他們更想表達的,仍是對和平的期盼。2002 年8 月26 日9 / 185 奔波在戰爭前線·唐師曾序唐師曾新華社記者劉衛兵是國內首位奔赴阿富汗前線地區的攝影記者,同時也是戰爭最慘烈時期深入多座阿富汗難民營採訪的中國記者。衛兵要我為他的新作《奔波在戰爭前線》寫序。說是新作,其實事情已經過去了相當時間,這在瞬息萬變的數碼時代顯得跟不上潮流。早在一年前,許多描述阿富汗戰事的紀實作品早已應運而生,只因當時衛兵駐守香港,錯過京城曇花一現的阿富汗高潮,使許多人還不知道——衛兵乃是最先趕赴熱點的中國記者。其實,新華社記者歷來就有單槍匹馬、千里走單騎的超人能力和卓越傳統。衛兵畢業於人大新聞系攝影專業,屬於專業對口、真心喜愛攝影,並願意為此獻身的狂熱之徒。因為天賦高、教育好、吃苦多,年齡比老鴨小而成就比老鴨大。惟一不好之處是和老鴨我同居一室,廝混太久,沾染了一些老鴨的散漫習氣。早在1986 年上大一的第一個假期,衛兵就自費深入大別山,拍了一堆反映窮苦百姓的黑白膠卷,獨自沖洗放大,在學校圖書館前舉辦個人影展——《大別山你聽我說》,一鳴驚人。次年,他又把鏡頭對準北京平民的市井生活,再辦影展——《鏡頭在這裡延伸》,從此確定平民視角的採訪風格。分到新華社攝影部,衛兵和老鴨同在一組,屬於「負責社會新聞」的「墊底兒記者」,整天騎著自行車,上午盧溝橋,下午首都機場,練就兩條「飛毛腿」。衛兵仗著年輕,腳力更在老鴨之上,下班後一路信步騎到首鋼,和下基層鍛煉的大學生「擠了一宿」,順手拍回《大學生學開車床》,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多家頭版破欄採用,令老鴨艷羨不已。這是該年最早反映大學生下基層的新聞10 / 185 圖片。照片發出不久,衛兵自己也跑到大西北勞動鍛煉,他所去的甘肅定西—— 是他們那批下放地區中最艱苦的一個。衛兵為人狷介,在甘肅分社鍛煉時,「拍照拎著相機,領導發言時來回走動」 尋找角度,被老同志認定「不懂規矩」。此外他還在攝影之餘采寫文字,被酷愛傳統的老同志斥為亂了革命傳統,乃至狀告北京,說是受了老鴨這樣的不良影響。以至衛兵回到北京總社好多年,還不敢再動筆寫字。在甘肅老實鍛煉的一年中,衛兵大半時間泡在「苦甲天下」的定西地區,軍大衣一身襤褸,鬍子頭髮又髒又長。當地一臉滄桑的老村長也忍不住肅然起敬: 「老劉,您的娃幾歲了?」23 歲尚未婚配的衛兵反倒覺得自己挺成熟。閒來無事,獨自跑到黃河邊練「黃漂」。「野渡無人舟自橫」,一年鍛煉下來,不僅膽大包天、體壯如牛,而且學會在渾濁的黃水中逆流而上,從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96 年內蒙古大火,身為中央組記者的衛兵主動請纓飛赴中蒙邊界,搭乘破舊的直升機衝進火場。1998 年九江大水,衛兵高燒堅守九江大壩……感動得領導後悔對衛兵重用晚了,早就應該慧眼識珠呀! 衛兵在香港駐站兩年間,每年發稿五六百張,攝影、文字有聲有色。從前線歸來後還在老鴨的後院——《世界博覽》連載紀實作品《奔波在戰爭邊緣》。由於圖文俱佳,羞得老鴨不敢再向《世界博覽》供稿。「9·11」事發第四天,新華社把衛兵從維多利亞灣調往即將爆發大戰的阿富汗前線。儘管巴基斯坦通訊線路極差、器材不斷地出問題,可難得衛兵不忘老鴨那句名言——「傳真是新華社的生命線」,一去60 多天,向北京發回傳真照片300 多張。作為中國首位奔赴戰區的攝影記者,他「維護了新華社記者的金字招牌」。只可惜衛兵為「兵」時間過長,早已習慣一切行動聽指揮,沒敢「違規」11 / 185 進入阿富汗中心戰場,被老鴨哂為:「令人遺憾的前線記者。」 衛兵信奉「實實在在做人、踏踏實實幹活」,10 多年來發表新聞照片五六千張,過度勞累心力交瘁,看上去比年齡大一輪:滿臉褶皺、頭髮稀疏。偶爾感歎「遙想公瑾當年,雄姿英發」,但矢志投身「充滿活力、服務黨和人民的攝影事業」的癡心不改。難得知恩必報的衛兵玩命幹活之餘,總記掛著那些關心、幫助他的領導、同事和朋友,「沒有新華社大家,也沒有我小家」,連我這樣鴨嘴漫天亂鏟的老鴨也念念不忘。端了十多年相機的衛兵老弟還擅長舞文弄墨,樸實無華的《奔波在戰爭前線》正是攝影記者一貫追求的終極目標。儘管《奔波在戰爭前線》沒有小說離奇曲折, 但每個字都凝結了衛兵老弟的血汗。《奔波在戰爭前線》全書不僅說得好、寫得好、拍得好,而且真正幹得好。書如其人,我把光明磊落、淋漓痛快的衛兵看作老弟,愛屋及烏,連他那未老先衰的稀疏頭頂都覺得陽光燦爛。2002 年9 月11 日於北京八寶山新華社宿舍12 / 185 引子2001 年9 月14 日,香港,一個平常的日子。作為新華社也是國內第一個派往阿富汗戰爭前線地區的攝影記者,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接到了北京總社發來的緊急調令。這是「9·11」事件後的第三天。當天晚上八九點,我忙完了一天的採訪,和分社的女同事皇甫去附近的太平山爬山。登太平山觀賞維多利亞灣夜色,是許多到香港旅遊者的最佳選擇。從分社到太平山走路僅十多分鐘,平日裡,分社許多人都喜歡到這裡鍛煉身體、放鬆休閒。我們沿著山間的石板路拾階而上,陣陣微風從兩旁茂密的亞熱帶植物叢中輕輕拂過,送來林間特有的清香。一向鍾情大自然的我,心情格外舒暢。我們沿著寶雲道環山而上,走到一處石橋邊向北眺望,恰逢皓月當空,晚風拂面,五顏六色的燈光將維多利亞灣裝扮得格外動人,讓人流連忘返。正當我倆沉浸在眼前的美好景色時,兜裡的手機突然叫起來。一接竟是分社副社長左毅打來的電話,我連忙問領導有什麼事,老左支吾著說「有點兒事」, 但「等回來再說」。我聽說不急,就沒在意。過了一會兒,老左又來電話,還是說「等回來再說」。讓領導不停地打電話叫總不好,我們連忙下山。一路上,我和同事都覺得挺納悶,「這麼晚了,領導有什麼事弄得這麼神秘?」我實在有些不解,「即使佈置採訪任務,也用不著社領導出面呀?」「會不會和美國要打阿富汗有關?」皇甫閃動著大眼睛猜測著。她的話讓我倆頓時緊張起來。「應該不會」, 她連忙認真地補上一句。我加快了腳步,心跳也隨之加速。我急匆匆地返回分社,逕直來到左社長辦公室。煙霧繚繞的辦公室裡,老左正悶頭抽著煙,表情較平日嚴肅。看到我進來,他連忙站起身像往日一樣遞給我13 / 185 一支大中華煙。「老左,什麼事這麼急?」我有些迫不及待。「你猜呢?」老左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是不是派我去前線?」我嘴上急心裡更急。老左嘴角動了動,順手將一份標有「總社急件」的傳真遞到我的眼前。急件內容是:「速派亞太總分社攝影記者劉衛兵趕赴巴基斯坦,並伺機進入阿富汗戰地採訪。」簽發人是新華社常務副社長兼副總編馬勝榮。我愣住了。一個既讓人心動,又讓人感到非常突然的事情,如今卻實實在在地擺在我的面前。那一瞬間,我似乎真正體會到了什麼是熱血沸騰的滋味。採訪戰爭,對於從事了十多年新聞攝影工作的我來說,從來就是個充滿危險、充滿刺激、充滿誘惑力的「英雄壯舉」。1989 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新華社從事攝影採訪報道工作,出於職業的習慣,我更加關注有關戰爭、災難的報道,一直對那些冒著戰爭的危險奔波在前線採訪的記者,和他們的經歷既好奇又羨慕。與此同時,我也深知,戰地記者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從過去到現在,全世界每年有許多記者葬身於戰火之中,這其中就包括在科索沃戰爭中犧牲的我們新華社同事邵雲環等。然而,現實中對絕大部分記者、特別是中國記者來說,「採訪戰爭」似乎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我的想法很簡單,中國可能有幾十萬記者,新華社有數千名記者,作為幾千,甚至幾萬、幾十萬分之一,輪到我去採訪戰爭的機會實在渺茫。但有時,現實和理想僅一步之遙。14 / 185 「你有什麼想法和困難,儘管提出來,組織上會考慮。」老左打破了沉默, 試探性地問。曾經採訪過柬埔寨內戰、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深山密林的老左,此時此刻是在真心為屬下著想,他知道,我在北京的兒子那時才剛剛一歲多。「您是讓我表態吧?」我抑制不住劇烈的心跳,像是開玩笑,又像是自言自語。屋子裡一片寂靜,我彷彿聽到了自己的心跳。「進入新華社工作十多年,組織上交給過我許多採訪任務,我從未猶豫過, 這次也一樣,這是我的工作。」不知不覺中,我的聲音變得有些粗重。在老左不知重複了多少次「注意安全」之後,我們的談話宣告結束了。後來才知道,派我去前線的事兒,分社領導兩天前就從總社那裡知道了,一直瞞著我沒說。難怪那兩天,領導見到我時的樣子有些不自然。那天夜裡,我翻來覆去難以入睡,腦子裡一會兒是戰場上的槍林彈雨,一會兒是遠在北京的老婆孩子。此後兩天,我心裡一直很矛盾,不知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把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告訴家人。看我悶悶無語的樣子,辦公室副主任范大姐幾次關切地問:「告訴夫人了嗎?」一向要面子的我只得裝作沒事兒一樣回答:「沒問題,過兩天再說吧。」 距出發的時間不多了,我只得將事情「輕描淡寫」地告訴了夫人納新。出乎我的意料,原以為納新會強烈反對,誰知她竟表現得比較冷靜,連說幾個「沒問題」後,問我去多長時間,其間還抱過兒子對著電話「哇啦哇啦」地叫了幾聲。我知道夫人的聰明,她心裡雖然擔心,可也清楚到了這個節骨眼兒攔也攔不住。末了,她提醒我千萬別忘了帶上我倆曾在雍和宮求的護身符。後來得知,「9·11」事件發生後,新華社立刻成立了「9·11」事件策劃報道領導小組。隨著美國聲稱對阿富汗塔利班實施軍事打擊,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局15 / 185 勢日趨緊張。由於當時新華社在阿富汗沒有分社,其多年來的日常報道均由新華社伊斯蘭堡分社負責。而新華社在伊斯蘭堡分社等周邊國家分社的人員較少。總社領導果斷決定:調兵遣將,增援前線。這一任務最早交給了專門負責亞太地區報道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也是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經過多方考慮,鑒於我曾經有過多次重大突發事件的採訪經驗,又曾經兩赴巴基斯坦採訪,各種情況比較熟悉,所以決定,將我選為最早一批派往阿富汗前線地區的攝影記者。第一章:逆風千里奔赴戰場接到調令的第二天,我到灣仔巴基斯坦駐香港領事館辦理簽證時正趕上休息日,有過一面之交的簽證官不慌不忙地讓我等兩天。我急了,扒著窗戶向他訴說中國記者到巴基斯坦採訪的重要性。簽證官被我磨得沒辦法,很快為我辦好了簽證,臨別時還送我一句:「回來見。」 之後幾天,在分社領導「全力配合」的指示下,分社各部門的同事都在圍著我一人轉。我更是抓緊一切時間辦理簽證手續、準備攝影器材、調試通訊設備、購置各類物品等,每天忙碌到深夜兩三點鐘。出發前一天晚上,我的好友、香港《大公報》攝影部主任鄭雷還幫我選購了前線採訪所需的數碼相機磁卡、戰地靴等必備物品。直到出發前的幾小時,我還和技術人員跑到九龍半島那邊的一家公司去調試新買的數碼相機磁卡。我曾多次向分社領導表示,通訊傳真線路的問題是我最擔心的。在購買機票時,我遇到了新的困難。香港直接飛往伊斯蘭堡的飛機很少,一周只有兩班,最近一架航班的普通艙機票早已售完,只剩下兩張昂貴的公務艙機16 / 185 票。負責幫著定票的同事猶豫地向分社請示,分社領導當即表示:「去前線採訪, 花多少錢也沒問題!」組織上這句不經意的話,卻使我頗受感動,「為了這句話, 也要幹出個樣子!」我這人受人滴水之恩便總想著回報。最後,我拿到的這張香港到伊斯蘭堡的往返機票硬是花了分社14936 元港幣(約合1900 多美元),比普通機票貴很多。臨走前的那兩天,我的手機差點被打爆,平均每天都接到香港和北京同事、朋友們打來的數十個慰問電話。攝影部主任徐祖根一方面叫我保證安全,一方面提醒「要多與美國和英國記者在一起」,理由是「美國的導彈總不會炸美國人」。攝影部副主任徐步打來電話說了10 分鐘,僅「注意安全」就說了不下十幾遍。分社攝影組的同事沈橋嚴肅地告訴我,到前線後務必要買頂維族的白帽戴在頭上,以免受到傷害。臨走的前一天深夜,一幫香港新聞界的朋友硬是把我拉過去吃送行飯,還一個個漲紅著臉非要拍張留影。出發的當天,我人大的老同學、中央電視台駐澳門分社記者李風得知消息,一大早便坐船趕到香港,在分社外面等了一兩個小時後,硬是拉著我喝了「壯行酒」。告別香港北京時間2001 年9 月18 日晚8 時,香港灣仔霎西街5 號,新華社香港特別行政區分社裡,直通車庫的狹窄樓道的兩側,站滿了神情莊重的同事。因樓道裡燈光昏暗,我看不清大家的臉,只覺得他們的神情比往日嚴肅得多。看到我拎著大包小包出來時,大家突然鼓起掌來,我有些不知所措,趕緊過去與大家一一握手道別。「保重!」、「小心!」……同事們一遍遍的囑咐,一聲聲的問候,弄得我心裡熱乎乎的。不知是哪位同事大聲地喊了句:「哥們兒,等你回來!」弄得大家都笑了,可那笑真的很不自然。從未經歷過如此送行場面的我,幾乎說不出話來,17 / 185 心裡卻猛地迸發出一股激動、一種悲壯。我實在不習慣送別的情景。在閃光燈的閃爍中,我一頭鑽進汽車,揮手告別漸漸遠去的戰友們。我們的車子飛快地駛離了燈火輝煌的港島,向著黑暗中的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駛去。我離開香港不久,新華社新華網及中新社中新網便刊登了「新華社派往阿富汗前線地區的攝影記者啟程」的消息和圖片。第二天的香港《東方日報》刊登了中新社記者任晨鳴拍攝的「新華社記者奔赴即將爆發戰爭地區採訪」的傳真照片。抵達機場後,送行的同事一直站在離境大廳外向我揮手,直到我們彼此看不到為止。較之「9·11」之前,機場離境的安全檢查明顯加強,我高舉著雙手讓海關的女保安渾身搜查了半天,才被放行。來到偏僻的16 號登機口,旅客寥寥無幾,我心裡空落落地,隨手撥通了北京家裡的電話。聽到電話,納新趕緊招呼我們剛剛一歲零兩個月的兒子:「劉力源,爸爸來電話啦!快過來叫爸爸!」在夫人一陣催促之後,我還是像以前一樣,只模模糊糊地聽到兒子叫了兩聲,便沒有了回音。我的心中突然湧出一陣說不出的酸楚,眼睛竟然不知不覺地有些濕潤。我趕緊叫納新不要再難為根本不會說話的兒子,就匆匆掛掉了電話。想到老婆和孩子,我禁不住聯想起2000 年3 月17 日,自己離開北京飛赴新華社香港分社駐站時的情景。當時,夫人剛剛懷孕5 個月,挺著大肚子偷偷掉著眼淚為我送行。後來承蒙分社前社長、現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張國良的關照, 我總算提前休假回京,並親眼見到了兒子出生的艱難時刻。此後,從孩子出生到現在,我總共也沒和兒子待過幾天。眼下,我即將奔赴一個更加遙遠而陌生的前線地區,去執行一項既危險而又艱巨的任務。臨行前卻不能與她們見上一面,不免有些遺憾。18 / 185 放下納新的電話,我又撥通了父親的電話。電話那邊的父親顯得很激動,說話有些語無倫次,來回重複那幾句:「千萬別到危險地方去!」我知道父親心臟不好,不想讓他過於緊張,便說了些寬慰的話,就掛了機。此時,我眼前不知不覺浮現出母親生前的樣子。作為家裡的長子,我深知兒行千里母擔憂的道理。如果不是自己親愛的母親過早離開了人世,她老人家肯定最擔心自己的兒子,如果知道我要遠赴戰場,她肯定會嘮嘮叨叨說個沒完。候機大廳裡冷冷清清,見不到多少乘客。偶爾看到幾位可能是巴基斯坦的乘客,沒精打采地坐在一旁。我情不自禁地拿出筆記本,想寫點兒什麼。可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該如何下筆。此時此刻,我的心裡突然萌生了某種孤獨和無助。我不知道即將登上的這架飛機能不能安全把我送到前線,而這個前線對於我又是如此的陌生。此時,我眼前不時浮現出一個星期前美國遭受恐怖襲擊時的情景。世界貿易中心大樓被飛機猛烈撞擊後、爆炸並轟然坍塌的景象仍歷歷在目, 被劫持飛機墜毀前人們悲慘的掙扎求救聲尤在耳邊,約3000 名無辜的死難者依然屍骨未寒。那時,全世界的人一提起坐飛機就彷彿得了「恐懼症」。當時很多人寧肯不出門,也不想坐飛機。22 點10 分左右,我隨著一批穆斯林旅客開始登上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PIA893 次航班,目的地是將成為「前線國家」的首都伊斯蘭堡。此前,我順手在日記中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是:「祝自己平安!」 22 點45 分,飛機即將起飛時,我剛剛繫好安全帶,突然聽到擴音器裡傳出抑揚頓挫的誦經聲。此時,機艙中的巴國乘務員們,一個個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坐在座椅上雙手掩面,開始祈禱。機艙裡的氣氛異常凝重。坐在公務艙最前排的我,不知所措地回頭望著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心裡有種說不出的緊張。「這能保19 / 185 佑平安嗎?」我實在不敢想像,即刻轉頭望向窗外,跑道上的串串燈光在漆黑的夜色中變得愈加撲朔迷離。說實話,那8 個小時的飛行,真讓人度「時」如年,有時真不知道該把腳放在什麼地方才算安全。每當飛機遇到氣流、稍有顛簸時,我的心跳就不停地加速。此時奔赴戰場的豪情全部化為對飛機安全的關注。2001 年5 月份,我去巴基斯坦採訪,從巴基斯坦南部最大的工業城市拉合爾乘飛機返回伊斯蘭堡時,恰好遇上了風暴。飛機不僅晚點幾個小時,起飛時乘務員才發現飛機上竟然多上了十幾位乘客。經過一番說服工作,多出來的乘客終於下了飛機。飛機好不容易又起飛了,卻在半路上遇到風暴。飛機在漆黑的夜空中搖搖晃晃地飛。機艙裡包括我在內的所有旅客彷彿都感受到了世界末日的來臨。有了那次驚心動魄的經歷,再有「9·11」事件的影響,真如雪上加霜,過去一向喜歡飛行在藍天上的我,真的討厭起坐飛機了。這次出發前,我還真幻想過「要是能坐火車去巴基斯坦就好了!」 「真主保佑」,我心裡也在默默地祈禱。在飛機上度過的那一夜,我根本睡不著…… 奔赴白沙瓦我乘坐的飛機從香港一直向西再向北飛行,中間經停曼谷。經過近9 個小時的夜間飛行後,於巴基斯坦當地時間19 日凌晨約4 點(北京時間凌晨7 點)抵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國際機場。幾乎一夜沒有合眼的我使勁揉了幾下乾澀的眼睛,扒著飛機向窗外望去。此時,東方的旭日尚未升起,昏暗的晨光籠罩著四周空曠的原野。與香港國際機場繁忙的景象相比,眼前的伊斯蘭堡國際機場實在冷清得可憐,空空蕩蕩的停機坪上,只零星地停放著幾架年久失修的小型飛機。機場遠處停放的幾架深灰色尖頭20 / 185 戰鬥機,一字排開,一副虎視眈眈準備戰鬥的模樣,給人帶來某種緊張和不祥的預感。我下意識地加快了腳步。猛然間,我意識到自己已經來到一個距離戰爭即將爆發地區最近的國家——巴基斯坦。位於南亞的巴基斯坦,全名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人口1  4 億,96%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國教)。巴基斯坦原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1947 年6 月, 根據英國公佈的《蒙巴頓方案》,實行印巴分治。同年8 月14 日,巴宣佈獨立, 成為英聯邦的一個自治領。1956 年3 月23 日,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1971 年,巴基斯坦東部地區獨立,宣佈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國。作為阿富汗的友好鄰邦,巴阿兩國有著長達2500 公里的邊境線,由於歷史、宗教、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有著廣泛的聯繫。在1979 年至1989 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巴基斯坦作為阿富汗各抵抗組織的大本營, 曾給予阿富汗巨大的幫助。1994 年,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政權後,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認其合法性的國家。「9·11」事件爆發後,巴基斯坦是當時世界上僅有的3 個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國家之一,巴被外界視為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將本·拉登鎖定為恐怖襲擊的最大嫌疑人,並要求拉登的庇護者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否則將對塔利班實施軍事報復。塔利班拒絕了美國的要求並發誓要反抗一切侵略,阿富汗戰爭的危機不斷加深。此時,雖然巴政府已表示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但由於國內各派組織及民眾對塔利班表示同情和支持,政府左右為難。曾經有人擔心,美國即將發起的對塔利班的軍事打擊,會將巴基斯坦牽扯進去。眼前的巴基斯坦已被外界普遍視為離戰爭危險最近的國家。過關時,我猛然發現眼前多了幾個扛攝像機、背攝影包的記者模樣的人,過21 / 185 去一問果真是英國BBC 等西方媒體從曼谷緊急調來的記者,顯然也是衝著即將爆發的戰爭而來。看著他們那全副武裝、匆匆趕路的樣子,我知道一場從未經歷的國際新聞大戰已拉開序幕。我趕忙揉揉惺忪的睡眼,加快了腳步,準備迎接這場大戰的考驗。過關時,留著一撇鬍鬚的巴基斯坦老邊防警察,漫不經心地掃一眼護照,突然間抬頭望望我,有些懷疑地問:「Chinese?」「OK.」我回答。「中國人,現在到這裡做什麼?」警察仍然將信將疑地問。「採訪戰爭!」我拍了拍身上的攝影包提高聲音回答。在他的感覺裡,似乎只有西方記者才會跑這麼老遠、冒著危險採訪戰爭。「中國朋友,祝你好運!」老警察熱情地點點頭放我過關。「老劉!」在黑壓壓的接客人群中,一個瘦高的白面小伙向我揮手。我一眼便認出,那是伊斯蘭堡分社的青年記者孫浩。今年5 月份,我到巴基斯坦採訪中巴建交50 週年慶祝活動時,比我小9 歲的孫浩一直是我的採訪搭檔。我倆在那段沒日沒夜的採訪中,彼此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誼。身高1 米80 的孫浩體重多說也就100 斤出頭。可別看他這麼瘦弱,幹起活兒來精氣神十足,加上他年輕、腦子快、性格直爽,和他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也煥發了青春。「老劉,怎麼又是你來了?」當我倆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時,孫浩的話不知是歡迎還是不歡迎,反正讓我心裡暖乎乎的。「又見面了,就是緣分。」我笑著回答,心裡卻有些發酸。時隔幾個月,在同一個國家的同一個地點見面了,我們本應高興,可眼下正處於大戰臨頭、前途未卜的緊急關頭,這樣的重逢確實帶有幾分沉重和苦澀。如今,我倆真的成了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也算是一對難兄難弟吧。車子剛剛駛離機場,還沒等我的屁股坐穩,孫浩劈頭就問:「想不想去白沙22 / 185 瓦?」「白沙瓦?就是報紙上多次出現的那個出新聞、出照片、距離阿富汗最近的邊境城市白沙瓦?」「對。」孫浩說。「當然。什麼時間?」「今天?」孫浩試探性地說。「好!」我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此時此刻,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趕緊衝到最前線! 當一縷陽光灑向伊斯蘭堡時,我們趕到伊斯蘭堡分社。分社所處的F-8/1 區的31 街道,是一處十分僻靜的住宅區,區內的建築基本上都是二層小樓。比較而言,分社的樓顯得較為破舊,猛地看上去,就像一家平常住戶。然而,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小樓,在阿富汗戰爭中,卻成為新華社乃至國內重要的新聞消息來源地。「你可真夠神的,人家都往外跑,你卻往裡鑽!」孫浩打趣地對我說。我知道,像我這種逆風飛行的人,確實要承受一定的風險和壓力,而我卻天真地認為, 這種壓力主要來自於「心理上」。據分社同事說,伊斯蘭堡許多外國使館和公司的人已經開始撤離。其中包括中國使館和部分公司的工作人員。部分外國公司幫助當地建設的大型項目有的剛剛建一半,如今被擱置在那裡,人都跑回了國。開始,我對這消息有些半信半疑, 因為來到伊斯蘭堡後,我還沒有找到所謂「前線」的感覺。「這些人真有些沉不住氣。」我心想。後來經使館和此地中資公司的職員證實,這消息的確是實情。我們順路到5 月份我來伊斯蘭堡採訪時、曾經住過的一家北京公司辦事處,那對熟悉的青年夫婦早已不見蹤影,大鐵門前只留下一名僕人和一條大黃狗幫助看家護院。「仗還沒打,人都跑了!」我站在鐵門前心裡嘀咕著。難怪人們知道我千里迢迢使勁往這裡跑時,流露出那麼多不解和擔憂。或許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更能體23 / 185 會到戰爭的危險。我顧不上吃飯,趕緊拿出電腦試驗用電話線傳輸照片。一次成功,自己心裡踏實了許多。隨後,我們便開車上路,準備趕赴白沙瓦。在我的建議下,我和孫浩決定先到阿富汗、美國駐巴使館等地偵察一下情況。阿富汗駐巴使館前異常冷清,一處不大的庭院,一棟灰舊的二層小樓,門前只有背著AK-47 步槍的士兵站崗,穿著灰色長袍的工作人員坐在破椅上獨自喝茶。我過去和士兵搭訕,舉起相機想拍照,士兵嚴肅地擺手拒絕,並被告知「此處禁止拍攝」。我只得放下相機和他們沒話找話說。等到相互稍微熟悉一些,我提出給士兵拍張留影照片,他沒反對。我立即舉起相機,一步步貼近士兵的臉連帶上後面的使館背景,拍下了自己前線之行的第一張新聞照片。幾天後,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9 月22 日和25 日,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先後宣佈同塔利班斷絕外交關係。至此,在世界上原本就備受孤立的塔利班政權, 目前只剩下巴基斯坦一國與其保持著外交關係,塔利班駐巴使館便成為整個國際社會與塔利班接觸的惟一通道和窗口,而我現在就像一個偵察兵一樣扒住了這扇窗口。位於使館區的美國駐巴使館距離中國駐巴使館不遠,與阿富汗使館的狹小和冷清相比,美國使館顯然寬闊而氣派得多。據說,美國在世界各國的使館、領事館都像美國的形象一樣不同一般,恐怖事件發生後,這裡顯得更加與眾不同。使館門前戒備森嚴,警察和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密盤查過往的行人及車輛。我根本沒有機會下車拍攝,只好讓孫浩把車開得慢些,透過車窗向外偷拍。可沒拍兩張,還是被機警的哨衛發現。他嘰裡咕嚕地指著我們大喊,可能是命令我們停車。情急之中,孫浩加大油門想一走了之,可剛剛開出幾十米,就被前方哨卡24 / 185 持槍的士兵截住。「這下麻煩了。」我心裡一陣緊張,只得乖乖下車接受審查。在查驗了我們的證件之後,士兵說要帶我們去警察局訊問,我倆急了,反覆訴說:「我們是中國記者,只是過來看看。」正在雙方僵持不下時,一位軍官模樣的人走過來,接過我們的國際記者證仔細看了看,又抬眼盯了我倆一會兒,認真地說:「下不為例,中國朋友。」我們知道遇上了好人,連連道謝便匆忙開車上路。「說不讓你拍,你非要拍,下次我可不和你冒險了!」孫浩開玩笑似地發著牢騷。我趕忙表示歉意,心裡卻暗暗自喜。我不僅拍到了難得的鏡頭,同時也慶幸「中巴友好關係」救了我們。由於路途不熟,從伊斯蘭堡到白沙瓦200 多公里路程,我們足足走了近4 個小時,而這對於從未開車走過遠路的孫浩來說已實屬不易。因為一天一夜沒合眼,我坐在車裡終於有些頂不住,好幾次眼皮扯都扯不開。可剛瞇瞪一下,又下意識地驚醒。一想到安全問題,一想到總不能「出師未捷身先死」,又想到孫浩的辛苦,我只得硬挺著。我一根接一根不停地吸煙,搜腸刮肚地講些香港女明星私生活的話題以減少睏倦。正走著,孫浩的那輛白色豐田車的剎車突然失靈,他急忙駛向路邊停下。站在路邊,我倆望著四周空曠的原野,真傻了,這裡根本找不到修車的地方。情急之中,我這個拿了近十年車本、開車技術挺臭的「老司機」建議:「可能剎車的接觸不好,使勁踹幾腳。」無可奈何的孫浩只得採用我的餿主意,心疼地連踹了幾下,嘿,剎車還真就好了! 在距離白沙瓦還有30 多公里的公路上,我們發現了幾輛裝載著阿富汗難民的卡車。「真是難民!」從未見過阿富汗難民的我心裡一驚,剛才的睡意頃刻間消失。「追上它!」發現目標後,我們緊追不捨。在兩車距離靠近時,我幾次將身子25 / 185 探出車窗,將鏡頭對準卡車後車斗中站立的幾位兒童。衣衫破舊、滿頭灰塵的孩子,似乎也發現了我和我的鏡頭,一雙雙大眼睛,投來好奇的目光…… 經歷了有生以來最睏倦、最擔心的一段行程之後,我們終於到達了距離阿富汗邊境僅四五十公里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首府白沙瓦(Peshawar)。阿富汗戰爭爆發前後,隨著巴基斯坦成為國際社會與塔利班對話的前線國家,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首府白沙瓦,這個自古就與阿富汗有著深厚淵源的邊境城市,也隨之成為真正的「前線城市」。由於塔利班將幾乎所有的外國媒體驅逐出阿富汗,這裡便成為各國記者的落腳點。從「9·11」事件到塔利班垮台的相當長的時間裡,標有「白沙瓦」電頭的新聞被人們普遍視為來自戰爭前線的權威報道。據史料記載,「白沙瓦」這個名字是蒙古大汗阿克巴起的,意思是「邊境地帶」。恩格斯曾在19 世紀中葉寫過一本名叫《阿富汗》的書,其中提到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有首都喀布爾、加茲尼、白沙瓦和坎大哈。據書中介紹,當時的白沙瓦就已經是一座擁有10 萬居民的大城市。白沙瓦位於巴基斯坦西北部、喜馬拉雅山腳下。自古以來,這裡就是一個通往阿富汗和中亞一帶的商旅貿易中心。這裡有公路幹線和鐵路與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阿富汗東部重鎮賈拉拉巴德,以及巴基斯坦重要城市拉合爾、拉瓦爾品第、海德拉巴、卡拉奇相連,其中還與拉瓦爾品第、吉德拉爾等有空運聯繫。白沙瓦在古梵文中是「百花之城」的意思。文獻中記載,城中多花、多果、多樹木,其中,尤以絢麗多姿的玫瑰最為引人。遊人漫步街頭,綠樹叢中,鮮花盛開,爭芳鬥妍。公元5 世紀和7 世紀,中國晉朝高僧法顯、北魏使者宋雲和唐朝高僧玄奘均到過此地。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稱這裡是「花果繁茂」的天府26 / 185 之國。白沙瓦曾經是一個文化中心。公元2 世紀初,崇尚佛教的伽尼色伽王曾在此建都,並開巖鑿壁,建寺造塔,雕刻佛像,創造了以佛像石雕為主的犍陀羅文化, 我後來採訪的巴基斯坦歷史名城塔克希拉就是這種文化的發祥地。犍陀羅文化不僅繼承了傳統的印度文化,而且受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的影響,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但犍陀羅的佛教建築因戰爭幾乎全遭毀滅,只保留著許多佛教遺跡。在白沙瓦博物館內保存著若干發掘出來的石雕。遺憾的是,後來我們雖多次從博物館附近經過,卻始終沒有抽出時間前去參觀。白沙瓦城區分東、西兩部分。東部屬於舊城,原有堅固的城垣和16 座巍峨的城門,但隨著日月流逝,早已蕩然無存。這裡人口密度大,街道房屋十分擁擠。古老的市場和清真寺在舊城區隨處可見。道路兩旁是充滿地方特色的各式店舖。城市西邊是一座較為現代化的新城。這裡公路寬闊平坦,林蔭濃密,環境幽靜。據瞭解,白沙瓦城郊有多處古跡和古建築,其中,莫臥兒王朝巴卑爾大帝所建的具有蒙古族風格的巴拉希薩城堡,建於16 世紀的麥罕白·赫尼大清真寺以及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白沙瓦清真寺都十分著名。白沙瓦歷史上曾經是座英雄的城市。公元前,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的遠征軍, 曾在城北的蓮花城要塞被阻整整40 天,未能前進一步。考慮到白沙瓦重要的戰略位置,英國皇家空軍當年曾選擇它作為空軍基地。在1921 年到1947 年之間, 英國皇家空軍在這裡部署了「哈佛式」、「噴火式」等三種型號的軍用戰機。白沙瓦空軍基地真正出名是在20 世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這裡曾作為當時先進的U-2 偵察機的起飛基地。如今,白沙瓦是巴基斯坦空軍北方司令部所在地,駐紮著巴精銳的飛行聯隊。27 / 185 白沙瓦在歷史上曾經歷了多次戰爭的考驗。在前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成為阿富汗各抵抗組織的指揮中心和大本營,為阿富汗的抗蘇戰爭立下赫赫戰功。據稱, 塔利班的許多領導人都出自白沙瓦等地的阿富汗難民營裡的伊斯蘭學校。據報道,就連本·拉登及其領導的「基地」組織也將此地視為他們的大後方,拉登本人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直到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持續近一年後,還有消息稱, 拉登的「基地」組織以及塔利班的殘餘很可能藏匿在巴阿邊境,包括白沙瓦及其附近的部落地區。白沙瓦在阿富汗戰爭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白沙瓦街上比伊斯蘭堡熱鬧許多,來來往往的車輛和行人像趕集一樣。我們一進城,感到有些迷茫。孫浩雖然半年前來過兩天,可匆匆一轉就走了,什麼也沒記住。而我則剛剛知道白沙瓦的名字不到半天。在這裡既沒朋友也沒關係,「去哪裡安身呢?」我們的白色豐田只得走走停停,「瞎子摸象」般地到處亂撞。正當我們不知所措之時,孫浩身上的一張名片讓我們找到了方向。名片上的人是聯合國難民事務署駐白沙瓦的尼亞茲(Niaz)先生,他曾經與孫浩有過一面之交。孫浩立即撥通了對方的電話。尼亞茲竟然答應幫助我們尋找落腳點。此後在他的幫助下,我們終於住進了白沙瓦大學城附近一家名為「行政旅館(TheExcutive  sGuestHouse)」的小地方。剛進到房間,我便不顧一切地丟下行裝,立即處理稿件,隨後趕到旅館前台, 通過那裡惟一的一部國際電話發稿。由於通訊線路很難連通,等好不容易連通了, 照片剛傳出一部分,就又停住了。此後就是無數次的「撥叫」、「連接」,再「撥叫」、再「連接」,其間,我不停地給後方技術部打電話「請求支援」,技術人員也幫著想了許多辦法,卻都無法解決問題。28 / 185 忙到夜裡9 點多,又趕上旅館停電。周圍漆黑一片,電腦屏幕上顯示出內置電池電量即將用完。此時的感受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倒霉!急得我不停地出汗,可心中還是默默地祈禱:「快點吧、快點吧!」在一旁等候發稿的土耳其記者有些不耐煩,他幾次跑過來問我發稿怎麼這麼慢,我沒好氣地說:「我還想找人問呢?」 幸好我的運氣不錯,總算在最後一刻將塔利班及美國駐巴使館嚴密戒備、阿富汗難民緊急轉移的3 張照片發回了總分社。為了這3 張傳真照片,我足足用了兩個多小時! 這些標有「新華社傳真照片,9 月19 日,白沙瓦」電頭的圖片,成為阿富汗緊張局勢爆發以來,新華社記者從靠近阿富汗前線地區發出的最早一批傳真照片。發完照片,已是深夜,北京時間次日凌晨零點,但我依然沉浸在奔赴前線的興奮之中。猛然間,感覺肚子餓得有些咕咕叫,轉念一想,自己除了在飛機上湊合吃了一片麵包和一點沙拉,已經整整一天一夜沒吃飯了。我和孫浩胡亂吃了幾口不香不臭的巴餐,便倒頭進入了夢鄉。第二天清晨,我一睜眼,發現孫浩用白被單把自己從頭到腳蒙得嚴嚴實實, 側臥在床上。「這哥們兒還挺能睡。」我自言自語。誰知,聽到這話,孫浩像彈簧一樣一個骨碌爬起來,揉著兩隻發紅的眼睛氣哼哼地說:「老劉,你的呼嚕打得我一夜沒睡,今天晚上我說什麼也要換地兒。」29 / 185 第二章:拿下末班「簽證」 9 月20 日,抵達白沙瓦的第二天。一清早,我迷迷糊糊地被窗外飛機的轟鳴聲吵醒,一骨碌爬起來,衝到外面一看,灰濛濛的天邊,幾駕銀灰色的戰鬥機由近而遠飛速掠過。不一會兒,又有兩架大型轟炸機拖著巨大的身軀從頭頂隆隆飛過。我不知道,這些飛機是在進行正常的飛行訓練,還是與美國即將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有關,但我猜測,這應該與後者關係密切。「9·11」事件後,巴基斯坦政府「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並表示將為美軍軍事行動提供「一定」的支持,包括向美軍開放部分領空、提供有關情報等。聽旅館服務員說,離我們住的不遠處就有一座軍用飛機場,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雙腳已經踩到了戰爭的邊緣線上。憑著一股初來乍到的衝動,靠著一種置身前線的興奮感覺,我們很快將目標鎖定在巴阿邊境線,盡快向阿富汗靠近,畢竟這裡距離阿富汗只有四五十公里! 但是,當時我們對白沙瓦知之甚少,走到街上連東西南北都找不到,更別奢談去邊境線。確定了目標,卻不知門路在哪兒,我倆在旅館裡急得來回轉。旅館經理納伊姆悄悄告訴我們,他聽廣播裡講政府已宣佈關閉巴阿邊界,不允許外國人前往。納伊姆的話反而提醒了我們,必須立刻想辦法去邊境線,否則以後可能更加難辦。「救命草」尼亞茲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初到一個陌生地方採訪,絕不能放過周圍一切可能利用的信息和線索,包括偶然見到的奇事怪事、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以及不經30 / 185 意遇上的各種人物。即使是一個多年前僅有一面之交、連人家模樣都記不住的人留下的一個電話,都可能會給我們的採訪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給尼亞茲打電話!」人急的時候也容易產生智慧。孫浩撥通了在聯合國難民事務署工作的尼亞茲先生的電話,尼亞茲竟然約我們見面。我們高興地預感到, 必須像抓住「救命草」一樣緊緊抓住尼亞茲。原因很簡單,在白沙瓦除了認識尼亞茲,我們誰都不認識。一個多小時之後,我們邊走邊打聽,七拐八拐地終於找到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UNHCR)駐白沙瓦辦事處。門前有三四個警察站崗,門衛透過大鐵門上僅有的巴掌大的窗口向我們仔細盤問後,我們被帶進尼亞茲的辦公室。尼亞茲看上去約有40 來歲,頭髮和鬍子梳理得很整齊。他一邊忙著接聽電話,一邊熱情地招呼我倆坐下。瞭解後得知,尼亞茲作為巴基斯坦當地的高級僱員,已經在聯合國難民事務署工作了近10 年,是個地地道道的難民事務專家。看得出來,他屬於那種職業素質較高、講究工作效率的官員。「你們有些什麼打算?」尼亞茲直入正題。「想到邊境線上去採訪。」我倆乾脆地回答。「這時去邊境線很困難,你們知道,政府已下令關閉巴阿邊境。沒有政府新聞部門的批准,任何外國記者不准過去。」尼亞茲一副公事公辦的腔調。見直來直去效果不佳,我們趕緊換個話題,聊聊對白沙瓦的印象,談談中巴的友誼。我倆把北京足足地吹噓了一番之後,歡迎他來北京參觀,並許諾等他到北京時,我們一定給他作嚮導,還要請他吃北京烤鴨和火鍋。雖說我們開的是「空頭支票」,還是讓尼亞茲感到愉快。見他高興時,我們話鋒一轉,舊事重提。尼亞茲已看出我倆的心思,笑了笑拿起電話機連撥了兩個31 / 185 電話,用當地的普什圖語嘰裡咕嚕地與對方說了一陣。他放下電話,扭臉對我們說:「我只能給你們介紹一個朋友,去那裡碰碰運氣吧。」 我們興奮地接過尼亞茲先生隨手寫下的紙條,開車直奔當地的政府新聞部。我們一路打聽,可當地人講的帶有濃郁南亞口音的英語,連孫浩這個英語口語相當不錯的高手,有時也不得不豎著耳朵聽一會兒。那種陰陽怪氣的發音,對於我這個英語「底子薄、水平底」的人來說,實在感覺困難,儘管我也算南征北戰,跑過一些國家,從來不怵和老外交談。大學畢業後,我也曾進入新華社湯姆森國際培訓中心進修過;到香港後,我還自費2000 多港幣利用業餘時間跑到英國語文學會學習,自以為英語聽說的水平基本過關。1997 年隨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時,我竟被「糊塗」的團員們誤以為是英語專業畢業。然而,好漢不提當年勇。眼下,面對生澀難懂的南亞英語,我真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打聽來打聽去,最後我倆還是花了50 盧比,讓開三輪「蹦蹦」車的司機帶路,才總算在一大片民居裡找到白沙瓦政府新聞部的小院子。正要進門,旁邊牆上貼出的一則白紙黑字的通知引起我們的注意:「根據政府規定,外國記者申請赴邊境線採訪的最後期限是2001 年9 月20 日。」這條「最後通牒」式的消息, 讓我倆一陣緊張,不由分說趕快衝進院子。等待末班「簽證」 進門一看,好傢伙,全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像聯合國軍一樣站了滿滿一屋。再看這個政府的新聞部門,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間,幾乎見不到什麼像樣的擺設,除了兩張破舊的辦公桌、幾把椅子外,就是一部老式的黑色電話機。那種辦公的環境,有點像農業合作化時期、中國農村裡的鄉村大隊部。我們來到辦公桌前,一堆外國記者正圍著一位無精打采的老巴「求情」,看32 / 185 得出,這位有點白頭髮的先生是個管事的。我們豎起耳朵一聽,都是談論申請去邊境的事。我們沒急於上前,趁那些人說累了待在一旁休息時,我們走過去一問, 他果真是尼亞茲給介紹的哈迪姆先生,我倆拿出紙條小心翼翼地遞上。看到是熟人介紹的「中國朋友」,哈迪姆顯然客氣了許多。他指指滿屋子的記者無可奈何地說:「你們看看,這兩天每天都是這麼一屋子人,要求去邊境線, 要求去難民營。政府嚴格控制人數,弄得我們實在沒辦法。」他擺出了一副為難的樣子。「尼亞茲先生說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說找到您就沒問題。」反應靈敏的孫浩隨口編了句奉承話,順便又給他戴了頂「高帽子」。我暗暗佩服孫浩駐巴基斯坦這一年沒白待,把老巴的習性都摸透了。這招果然靈驗,哈迪姆臉上立刻綻開了笑容。「好吧,我盡量爭取。」他小聲地說。隨後,他便拿著我們的紙條,走進另一個單獨的辦公室。據說,那裡面坐著新聞部部長一級的領導。我們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在屋裡晃來晃去時,我發現外國記者們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可老巴工作人員卻不急不慌,有的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索性蹲在院裡的台階上悶頭抽煙。好不容易等到哈迪姆出來,我們連忙迎上去。「Wait,Wait(等等)」,哈迪姆邊說,邊快步走進另一個房間,跪在地上開始做禮拜。百聞不如一見。早聽說南亞人生活節奏慢,加上穆斯林雷打不動的定時「唸經」,工作效率實在不敢恭維。有同事早就提醒我,在巴基斯坦採訪一定要有「耐心」。趁等待的工夫,我便湊過去和記者們閒聊天,希望從同行那裡打聽些信息。「是日本記者嗎?」我問旁邊幾位像日本人的同行。33 / 185 「不,我們是韓國記者。你是台灣記者還是香港記者?」其中一位三四十歲的同行笑了笑,用相當標準的中國漢語普通話反問道。「你會講中國話?」我有些吃驚。在這即將成為「前線國家」的邊境小城, 天天被蹩腳的「南亞英語」和根本聽不懂的普什圖語或烏爾都語弄得暈暈乎乎的我,如今竟能聽到幾句如此優美的中國話,感覺十分親切。「我是中國新華社記者。」我回答。「噢,新華社,我知道,經常能看到你們的報道。」他愉快地說。他的回答讓我既感到欣慰,又有些疑惑。高興的是我們的「新華社」在國際上還有一定的知名度,連這些外國同行也是我們的讀者。可疑惑的是「他怎麼還瞭解新華社發出的報道」?看到我不解的神情,他趕快解釋說,他在大學是專門讀中國語言的,曾經在北京語言學院進修過一年,從新華社門口路過過幾次。交換名片後方才知道,這位名叫李齊 的記者是韓國《國民日報》(TheKukminDaily) 編輯局國際部的。「真的有許多韓國青年熱衷學中國話嗎?」我想從這位老兄那裡進一步證實韓國近年興起「漢語熱」的情況。我很早就聽說現在的韓國青年熱衷學習中國漢語,畢業後許多人也希望來中國工作。李先生肯定地點點頭告訴我,如今在韓國的許多大學,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喜歡選擇學習中國漢語課程。這也算是一種時髦吧。他說,韓國興起的「漢語熱」就像中國興起的那股「韓流」。他指的就是近幾年,國內許多青年人崇拜和迷戀韓國的影視明星及其作品,包括俊男靚女們的流行妝扮。李先生說,過去韓國青年一味崇拜西方,大學畢業後都削尖腦袋想去英美留學或工作。近些年,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都不景氣,而中國卻34 / 185 一枝獨秀,經濟發展一直較快,對青年人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談得投緣,此後再見面時,李先生還給我們提供了有關採訪難民營的信息。當我倆將話題轉到即將爆發的戰爭時,韓國記者開始不停地埋怨:「我們已經是第三次來申請去邊境採訪,看來今天又要沒戲!」 正當我們聊得熱鬧時,孫浩突然拉了我一下,把我叫到旁邊,聲音壓得低低地說:「老劉,真牛,這事有戲了,趕緊拿護照來。」「真的!」我激動得差點叫出來。「嘿,小聲點兒,千萬別讓其他記者知道。」孫浩像個地下工作者一樣傳達著「命令」。經過兩三個小時的等待,約莫下午三四點,我們拿到了由政府新聞部門簽發的正式提名信函。此後我們又趕到內政部領到了邊境採訪的「簽證」。「你們知道這多麼不容易?」坐在車上的哈迪姆一邊邀功似地說,一邊偷偷地讓我們看了內政部的簽證通知,「你看這位美國和法國記者就被拒簽了。」我倆激動得連連道謝。當地時間下午3 點多鐘,在哈迪姆的陪同下,我們開車向巴阿邊境進發,那時,我感覺自己特像當年的解放軍戰士,雄赳赳氣昂昂地開赴前線,心裡說不出有多神氣。沿途經過邊防警察局時,一位手持AK-47 步槍的警察鑽進來,二話不說地坐在我的旁邊。我一問,是政府部門專程派來負責保護我們安全的。要命的是,這老兄把他的AK-47 步槍緊緊地握在手裡,車子一搖晃,槍口正對著我。我連忙建議他把槍立在了靠門的地方。「如果槍真走火的話,最多把孫浩的豐田打個洞。」我私下盤算著,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35 / 185 第三章:聚焦阿富汗東部山區直奔巴阿邊境去巴阿邊境的道路沿途設置了許多軍事哨卡,對往來於巴阿兩國的車輛和行人實施嚴格的檢查。我們經過一處山間哨卡時,只見左側臨時搭建的茅草棚下有一處用麻袋壘起的掩體,全副武裝的士兵在掩體中戒備,掩體上架著機關鎗,黑洞洞的槍口直對我們。趁士兵不備,我舉起相機隔著車窗就拍。拍了兩張,發現士兵在朝我們這邊瞭望,我趕快下意識地將臉躲開窗子。「卡嚓」的快門聲還是被機警的哈迪姆聽到,他猛地回過頭大聲喝止我:「No、No.」他瞪著眼睛再次告誡我,這裡已經進入了嚴格的軍事戒備區,沒有他和士兵的允許,絕對不能拍照!否則我們隨時會有生命危險。車子越往前走,景色越荒涼,山越高,坡越陡。沿途很少見到人家和車輛, 只有我們的白色豐田艱難地跋涉在崇山峻嶺中。偶爾看到幾處低矮破舊的土坯房,趴在荒山野草之中。遠遠望過去,很難分清哪裡是房、哪裡是地。懸崖峭壁間的狹窄道路上,間或遇到一兩輛裝載木材的破舊卡車或是「掛滿」乘客的汽車。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載客車輛幾乎百分之百地嚴重超載,眾多的乘客都扒在車身外。汽車揚起的塵土擋住了我們的視線,嚇得從未駕車走過山路的孫浩叫苦不迭,緊抓著方向盤,神情緊張。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駛入了橫亙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間的興都庫什山脈。位於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國之間的興都庫什山脈,被稱為阿富汗的「脊樑」,海拔4000 米~5000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山系之一。最高峰諾夏峰,海拔7485 米。自巴阿邊界東北向西南綿延1200 公里,幾乎橫貫阿富汗全36 / 185 境,同時也構成了巴阿兩國的「天然邊境線」。在巴阿邊境的高山屏障之間有一個著名的山口——開伯爾山口,我們便沿著這個山口向巴阿邊境前進。開伯爾山口是巴阿兩國最重要的路上樞紐,是兩國貿易運輸、人員往來的主要通道。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歷史上,開伯爾山口便成為兩國間重要的軍事要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許多重大事件,都與這座山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919 年5 月3 日,英國軍隊向駐紮在開伯爾山口的阿富汗邊防軍發動突然進攻,第三次英國和阿富汗之間的戰爭正式爆發。1979 年12 月27 日晚,前蘇聯軍隊發動「閃電戰」,僅僅四五個小時便佔領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此後幾天內, 在佔領南部重鎮坎大哈後,他們又迅速封鎖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主要道路,其中重點封鎖了開伯爾山口,從而防止阿富汗抵抗組織和巴基斯坦援軍的反攻,使蘇軍基本實現了佔領阿富汗全境的目的。前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浩浩蕩蕩地通過開伯爾山口,逃往巴基斯坦避難。而當年阿富汗各主要抵抗組織,包括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聯盟和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陣線等,其總部就設在白沙瓦。在以後近10 年中, 這座山口成為阿富汗抵抗組織的指揮中心與前線戰場聯繫的重要樞紐,同時也是抵抗組織向蘇聯侵略軍發動反擊的重要關口。時間推移到20 世紀90 年代,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攻佔喀布爾、成立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雖然控制了阿富汗90%的國土,卻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只得到巴基斯坦、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三個國家的承認。這時的開伯爾山口又成為阿富汗通過友鄰巴基斯坦與國際社會聯繫的重要通道。國際社會向阿富汗提供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就是源源不斷地從這裡進入阿富汗,為飽經磨難的阿富汗37 / 185 百姓帶去新的希望。阿富汗戰爭中,來自多方面的消息稱,有不少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殘餘, 在托拉波拉等地戰敗後逃到了巴基斯坦境內,而他們的「逃亡之路」很可能就是開伯爾山口。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或許還和這些人走過同一條道路。當然最大的區別是,他們是逃跑,我們是前進。坐在車上,我時而仰望四周的高山峭壁,時而眺望前方蜿蜒曲折的山谷。眼前的景色除了荒涼,就是險峻,用孫浩的話講:「這裡根本不是人走的地方。」由於車子顛簸得厲害,車子裡的人不得不抓緊車邊的把手。真擔心孫浩一不留神把我們掀翻到路邊的山谷裡。聚焦阿富汗在當時最大阿富汗難民營採訪。身邊是臨時僱傭的保鏢。他們的武器是槍或棍棒在距離邊界只有四五公里的LandiKotar 鎮,我們停車接受檢查。這是巴基斯坦最靠近阿富汗的邊境城鎮,街道和建築多已破爛不堪,地上的石板路坑窪不平。見到有外國人到來,很快圍過來一大群人,瞪著好奇的眼睛,仔細打量我們這些少見的外國人。隨後趕來的警察斥責我們:「這是禁區,立刻離開!」 下午4 時許,在經過一個半小時的顛簸之後,汽車跌跌撞撞開到一個山間的大拐彎處。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和一塊大鐵牌迎面擋住了我們的去路,鐵牌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未經許可,任何外國人不准通過。」哈迪姆抬手指指鐵牌子,示意我們此行的目的地到了。這便是距阿富汗不到兩公里的曼查尼(Mechani)哨所,也是巴基斯坦進入阿富汗的最後一處軍事檢查站。哨所的右側是刀切般的山崖峭壁,左側是相對平緩的山丘。坡上搭建的房屋顯然年歲久遠久遠,有的牆皮已經脫落,土房頂上長38 / 185 滿了野草。我迫不及待地跳下車,一口氣衝上附近的山坡。緊跟身後的邊防警察順手向西面一指,對我說:「那就是阿富汗!」 「這就是阿富汗!」我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舉起長鏡頭,聚焦面前這片充滿神秘色彩又時刻面臨戰爭威脅的土地。阿富汗在古波斯語中原意是「山上人」,用於國名應為「山人之國」。阿富汗是一個位於亞洲中西部的內陸國家,北臨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西接伊朗,東部和南部與巴基斯坦接壤,東北部突出的狹長地帶與中國毗鄰。阿富汗面積65.23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600 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4 人,人口主要集中在幾座大城市,山區人口密度很小。國內人口最多的民族是普什圖族,占38%,人口約1000 多萬。其次是塔吉克族,占25%;哈扎拉族, 占19%;烏茲別克族,占6%;另外還有其他十多個較小民族。普什圖族在阿富汗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佔有統治地位。阿富汗歷代國王和軍政要員均由該民族人擔任。該民族主要居住在喀布爾省及附近地區和臨近巴基斯坦的東部、南部邊境地區。普什圖族人皮膚呈淡褐色,頭髮為棕黑色,眼睛多為棕色,性格強悍。普什圖語和達裡語(波斯語)為官方語言。伊斯蘭教在阿富汗已有1300 多年的歷史,被奉為國教,這在憲法上有明文規定。阿富汗98%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其中90%屬遜尼派,其餘是什葉派。「遜尼」、「什葉」均為阿拉伯語譯音,是伊斯蘭教產生後不久就已形成的兩大派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據2000 年統計,人口約180 萬。我們當年的中學地理課本上關於阿富汗的描述,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似乎沒有多大差別,都是一些近似模式化的表述。因此,過去我印象中的阿富汗,是一個39 / 185 美麗的國家,那裡有連綿的高山、清澈的河流、豐富的礦產資源等。然而,當我真的面對這片土地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阿富汗早已變了模樣。連續20 多年的戰亂,給阿富汗造成了許多「世界之最」。1971 年阿富汗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戰亂造成500 萬阿富汗難民流亡海外,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難民群體。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數字,1991 年~1992 年度,阿富汗國民生產總值約17 億多美元。1993 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150 美元。據權威機構推測,近年來的實際數字仍在下降,但由於連年戰亂的原因,阿富汗官方多年來已無力公佈這些統計數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表明,阿富汗文盲約占總人口的65%,婦女識字率僅僅佔20%,人均壽命只有45.8 歲。另據統計,阿富汗2000 年鴉片產量3200 噸,約占世界總產量的70%,阿富汗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鴉片生產國。仔細觀察阿富汗地圖後,我發現阿富汗國土的形狀頗像一隻龜的形象,端坐西南,面朝東北伸出的脖子細長,伸出的頭剛好與中國相連。歷史上的阿富汗可謂戰亂不斷、動盪不安。公元前6 世紀~18 世紀中葉,阿富汗先後被波斯人、希臘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民族統治。1221 年, 成吉思汗曾率領大軍進入阿富汗,1380 年,帖木爾曾統治阿富汗。2001 年9 月,阿富汗戰爭前線,與士兵合影。我手中的相機和士兵手中的槍一樣重要1747 年,普什圖族杜蘭尼部落首領艾哈邁德率領部落武裝開進坎大哈,建立了阿富汗王國,定都坎大哈,艾哈邁德成為阿富汗國家的締造者,並由此在阿富汗確立了封建制度。當時的阿富汗一度曾經相當強盛,其疆域曾擴張到印度,成為僅次於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帝國。19 世紀,國力衰微的阿富汗,逐漸淪為沙俄和英國角逐的場所。1839 年至40 / 185 1919 年,阿富汗人民先後三次進行抗英戰爭,最後終於從號稱「日不落王國」的英帝國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將8 月19 日定為阿富汗獨立日。1933 年,老國王納蒂爾·沙阿出席頒獎會遇刺身亡,他的兒子、年僅19 歲的查希爾繼承王位,統治阿富汗長達40 年之久。查希爾從小跟父親赴法國遊歷、求學,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曾因迷戀法國文學和古羅馬歷史,而夢想成為一位歷史文化學者。他愛好廣泛,喜歡打獵、繪畫和攝影等。他統治期間,大力倡導實現現代化,爭取阿富汗早日走上富國強民的道路。為此,頗具遠見的查希爾不惜高薪聘請國外的專家和顧問,到阿富汗指導工作,加強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阿富汗歷史上第一所現代化大學喀布爾大學就是查希爾在位時建立的。1973 年,查希爾國王赴倫敦治療眼病,後到意大利伊斯基亞島繼續療養,其間,達烏德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查希爾王朝,宣佈成立阿富汗共和國,並繼續實行「傳統中立」的不結盟政策。1975 年,達烏德在談到對外關係時曾表示,阿富汗「不屬於任何集團或軍事集團,但是我們始終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向親近前蘇聯的阿富汗與前蘇聯的關係漸漸疏遠,並開始與美國打得火熱。1978 年,記者出身的穆罕默德·塔拉吉領導的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上台, 將阿富汗共和國改為「阿富汗民主共和國」。1979 年12 月27 日晚,前蘇聯在進行了長時間備戰之後,運用「閃電戰」突然武裝入侵阿富汗,幾個小時之內便拿下首都喀布爾。隨後,卡爾邁勒被任命為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革命委員會主席。阿富汗抵抗組織開始了長達10 年的抗蘇鬥爭,10 萬侵阿蘇軍逐漸陷入阿富汗戰爭的泥潭。1987 年12 月,阿富汗改國名為阿富汗共和國。1989 年2 月,前蘇軍被迫全部撤出阿富汗後,阿富汗隨即陷入大規模的內戰之中。41 / 185 1992 年4 月,前蘇聯扶植的納吉布拉政權被阿富汗武裝推翻,阿富汗游擊隊接管政權,改國名為阿富汗伊斯蘭國,布爾漢努丁·拉巴尼出任總統。1996 年9 月,成立僅僅兩年的塔利班武裝攻佔了首都喀布爾,宣佈成立臨時政府接管政權,並於1997 年10 月27 日,改國名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總統拉巴尼流亡海外。塔利班當時雖控制了阿富汗90%的國土,但只有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三國承認塔利班的合法性,與其建立外交關係,而阿富汗在聯合國的席位仍由拉巴尼領導的流亡政府代表擁有。很顯然,塔利班在國際上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2001 年9 月11 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大樓遭受恐怖主義襲擊後,美國認定本·拉登是「首要嫌疑人」,要求塔利班交出拉登被拒絕。美國對阿富汗塔利班的軍事打擊箭在弦上。歷史似乎喜歡與這個內陸小國開玩笑。從古至今,這片土地屢遭戰亂的侵襲, 而21 世紀初人類的第一場大戰又已聚焦在這片一貧如洗的土地。這世道對阿富汗不公平2001 年10 月,採訪巴阿邊境上的扎盧扎伊難民營時的留影。扎是當時最大的阿富汗難民營,有約10 萬難民。正值夕陽西下時分,連綿起伏的群山籠罩在灰濛濛的影調中,一眼望不到邊際。不遠處清晰可見的阿富汗小村鎮,靜靜地偃伏於崇山峻嶺之中,灰土土的房屋和街道顯得沒有一點生氣,像是依然沉睡在中世紀裡的情景,宛如發黃膠片上的電影鏡頭,將人們拉回到一個古老而久遠的年代。我幾乎不敢相信恩格斯當年對阿富汗的描述是真的。恩格斯曾在1857 年撰文描述阿富汗:「阿富汗土壤非常肥沃……山坡的梯田上盛產歐洲的水果和蔬菜,42 / 185 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一個半世紀之後,如果我們這位偉大導師在天有靈的話,一定會為眼前的這片飽經戰爭蹂躪、貧瘠落後的土地而感慨不已。村鎮裡似乎沒有人活動。蜿蜒起伏的邊境公路上很少見到車輛。哈迪姆告訴我,「9·11」事件發生之前,這裡是巴阿邊境貿易最主要的通道,也是最繁忙熱鬧的地區。兩地百姓之間往來頻繁,搞運輸做買賣、走親戚看朋友的很多。美國聲言要軍事報復塔利班以來,巴基斯坦已宣佈關閉邊界以防不測。普通百姓和生意人也害怕戰爭爆發危及到自己的生活,因此已較少外出。此時是我最忙的時候,輪流使用兩台相機,一台拍數碼,一台拍膠片,不時更換著長短鏡頭拍攝。從近處站崗巡邏的邊防警,到邊境線上的盤山公路,一直拍到阿富汗境內的村鎮。一同前來的美國女記者個子不高,卻不停地擺弄著身材高大的邊防警察拍攝。不一會兒,她滿頭冒汗地跑過來請求我借給她35mm~ 350mm 鏡頭,想用長鏡頭拍攝遠處阿富汗境內的照片。我猶豫一下還是借給了她。不管怎麼說,大家畢竟是站在前沿陣地上的同行,我沒有理由拒絕她。身穿土黃色軍服的邊防軍士兵,忙著盤查剛從阿富汗那邊開過來的小客車, 似乎沒時間搭理我的採訪。幾位穿深藍色制服的邊防警察,檢查完兩輛運載物資的奔馳卡車後,聽說我是中國記者,都圍過來好奇地和我打招呼,還擺出姿式讓我拍照。他們說從未見過中國人,只知道中國人是他們的朋友。等他們看到我數碼相機顯示屏中的圖像時,一個個臉上竟露出孩子般的微笑。問及他們是否害怕戰爭爆發時,一個名叫阿迪夫的小伙子說:「誰也不喜歡戰爭,可美國人非要打,誰也沒辦法。」他還說,當地人許多人都參加過當年的抵抗蘇聯的戰鬥,早已習慣了戰爭的場面,因此對眼前的戰爭並不害怕。當被問到支持那一方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支持我們的普什圖兄弟!」據當地人43 / 185 介紹,在巴阿邊境地區生活的百姓中主要是普什圖族,這個民族天性強悍、講義氣、擅長打仗。一處破舊的房屋前,幾位村民和警察圍坐在一起喝茶。我走過去,想趁他們不注意拍照,可鏡頭中的人早就注意到我,友好地地向我招手:「Tea、Tea(喝茶).」請我坐下來和他們一起喝茶。我連連擺手表示謝意,不希望打擾他們那份難得的輕鬆。曼查尼哨所根本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地。我們向哈迪姆再三要求,繼續向阿富汗靠近。哈迪姆連連搖頭說:「幸運的中國朋友,你們是最後一批被允許進入該地區採訪的外國記者,再往前走,我可就沒有這個權力了。」 他告訴我們,這裡距離阿富汗東部楠格哈爾省省會賈拉拉巴德只有幾十公里,距離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也只有100 多公里。這兩座城市加上坎大哈、赫拉特等均為阿富汗的主要城市。這些城市既是塔利班控制的中心區域,也成為美軍軍事打擊的重點。阿富汗東部山區以及靠近巴阿邊境附近的部落地區,隨著戰爭的爆發和繼續,後來日益成為軍事打擊的「焦點」。美國中央情報局根據來自各方面的線索認定,拉登和他的「基地」組織餘部——包括塔利班殘餘就藏匿在這一帶山區。如果這一消息屬實的話,我們和拉登或許還真的一同在這裡生活過一段時間呢。太陽已經落山。對面的阿富汗村莊已經漸漸隱匿在淡淡暮色中。我們被哈迪姆和警察連哄帶拉地推上車。哈迪姆說,在邊境地區走夜路最危險,不小心就會被土匪搶劫,丟失錢財是小,要了命就麻煩了。他的話著實讓我們一路上緊緊張張了一陣。回來的路上,我們路過一座部落地區的城鎮。街上燈光昏暗。依稀的亮光下,44 / 185 有些賣雜貨的店舖仍在營業。在我的要求下,車停了下來。我下車拍照。剛拍了幾張,周圍便圍攏過來很多人。由於光線太暗,根本看不清他們的臉,只感到一雙雙眼睛在黑夜中瞄著我們。我正不明就理,哈迪姆趕緊把我拉上車,警告說: 「這是人家的地盤,不要久留。」 當天晚上8 點多,我興沖沖地回到旅館,顧不上吃口飯,立刻編輯稿件。我抱著電腦跑到旅館前台,希望把今天拍到的重要照片,特別是阿富汗境內以及巴阿邊境情況的照片盡快發回總社。這可是「9·11」之後,新華社最早拍到的有關阿富汗境內的新聞圖片。從晚上9 點直到次日凌晨零點,我在旅館前台一趴就是三個多小時,我再次重複了初到伊斯蘭堡時的經歷,又是無數次地連接、發送、失敗,然後是再連接、再發送、再失敗。儘管我多次與後方打電話,得到了一定的幫助,但是通訊設備不爭氣、通訊線路不暢通,最後我只發出不到三張照片, 其中一張照片只傳送完87%,就再也傳不出去。旅館前台的法努克開始還不停地「快、快」地幫我加油,後來也困得倒在椅子上睡去。我沒有被前線危險重重的採訪難住,卻被圖片傳真線嚇住了。如果照片傳不出去,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以及花費新華社大量金錢換來的寶貴圖片將變得毫無意義。那一夜,我開始有些焦慮不安。9 月19 日凌晨4 點,我終於抵達伊斯蘭堡國際機場。45 / 185 第四章:遭遇反戰遊行我們抵達白沙瓦的第三天,從北京總社派來的資深記者許鉞乃趕來支援。被任命為巴基斯坦前方報道組組長的許鉞乃,是學烏爾都語的,他曾在巴基斯坦南部最大的城市拉合爾留學,又在伊斯蘭堡分社工作過多年,是個地地道道的「巴基斯坦通」。老許給我帶來了由總社社長田聰明親自頒發的任命書,內容如下: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新聞廣播部尊敬的部長先生: 我榮幸地通知您,茲任命劉衛兵先生為新華通訊社派駐貴國的臨時記者, 特介紹他前來拜會您。我相信,劉衛兵先生將為增進中巴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誼而努力工作。我希望,他在貴國期間,將能得到您和貴國有關方面的協助。順致崇高敬意。新華通訊社社長田聰明2001 年9 月16 日與此同時,老許還拎來一個沉重的金屬箱,他樂呵呵地稱是最值錢的寶貝。我們打開一看,原來是嶄新的防彈背心和鋼盔。「太棒了!」我興奮地幾乎跳起來。因為從香港出發時,我向總社申請的東西中,一個是用於圖片傳真的海事衛星, 另一個就是這「保命」的防彈背心。老許說,這是現在最先進、最輕型的一種防彈衣,據說可以防禦一般槍彈的射擊。他提醒我和孫浩,遇到危險的採訪要記著穿上。我迫不及待地拎出軍綠色的防彈背心就往身上穿。由於從來沒穿過這東西, 我連防彈衣的正反面都找不到。好不容易穿戴整齊,我照著鏡子一看,鏡子裡的我,非但不像軍人,倒像個「敵人」。穿上防彈背心,我渾身像墜了幾塊鐵疙瘩。後來怕穿上太累贅,影響採訪,終歸沒穿。46 / 185 鍾情突發事件初到白沙瓦,找新聞成為最大的難題。我通常一睜眼就打開電視看CNN 或BBC 有關阿富汗局勢的最新報道,然後抱起白沙瓦當地最有影響的報紙如《TheNews》(《新聞報》)等尋找信息。平時上街採訪更要豎起耳朵,睜大眼睛, 多聽多問。採用這些「土方法」採訪實屬無奈之舉。分社前方報道組原本想僱傭一兩名當地人,可找了幾位都因費用問題談不攏而告吹。按照分社以前的標準,每月只給僱員8000 盧比~10000 盧比(約130 美元~150 美元)。而這樣低的標準,在戰爭前線地區只相當於國外大新聞媒體僱傭僱員一天的費用。在前線採訪期間, 如果能夠更多地僱傭當地僱員採訪,充分利用他們熟悉情況、關係多、信息靈的優勢,按孫浩的話講:「我們的報道肯定會搞得更『牛』!」 在旅館前台發稿時,我認識了法新社記者諾曼柯·伽卡德(RomecoGacad)。他是剛從印度尼西亞緊急調派來的攝影記者之一。據他說,法新社從總部和周邊地區共調來五六名專職攝影記者,還僱傭了不少當地的僱員。他們動用的力量明顯超過了我們。他告訴我,近兩天白沙瓦會爆發反戰遊行,但時間和地點都不清楚。這個線索對我來說「十分誘人」。這畢竟是自己抵達巴阿邊境後瞭解到的第一個突發新聞。作為新華社「重大新聞事件快速反應小組」的成員,我對突發事件的採訪可謂情有獨鍾。1990 年3 月,我剛到新華社甘肅分社實習不久,就趕上酒泉鋼鐵公司高爐發生重大崩塌事故。我和同事星夜兼程數千公里趕赴現場,採訪拍攝了許多重要的圖片資料。1996 年4 月到5 月,臨近中蒙邊界的內蒙古自治區發生森林大火,47 / 185 我主動請纓連夜趕往火災現場,採訪、拍攝到許多珍貴的新聞和圖片。1998 年前後,新華社先後成立了國際、國內「重大突發事件快速反應小組」, 以加強國內外重大突發事件的採訪報道。當時我作為為數不多的幾名攝影記者之一,入選了這個快速反應小組。之後不久,南方突發水災,我又主動請戰並火速飛往江西九江進行抗洪救災報道;此後又轉戰內蒙古和東北災區採訪,南征北戰、連續作戰近兩個月,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大洪水的考驗。那時我感覺自己真像一個「兵」,領導一聲指令,說打到哪裡,就打到哪裡。為此,我榮幸地被評為中央直屬機關抗洪救災報道先進個人,領到一朵大紅花。干記者十多年來,我採訪過水災、火災、地震、爆炸、撞車等等,每一次採訪都有不同的感受。因為對於新聞攝影記者來講,能夠幹一件既能讓自己心動、也能讓讀者心動的事情,確實很過癮。給我找遊行9 月23 日一早,我乘車直奔城裡。在一家名為綠色賓館(GreenHotel)的門前採訪時,竟然遇上一位大眼睛的中國女孩,身邊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阿富汗少年。國人相見顯得格外親切。聊天中得知,這位姓肖的姑娘來自新疆烏魯木齊, 在這裡一邊做貿易一邊學英語,為以後到美國發展做準備。她指指旁邊的少年說: 「這是我的英語老師。」看我不解的樣子,那位少年主動過來和我打招呼,並和我探討當前的緊張局勢。他說:「真不希望阿富汗再打仗。」交談中,他的眼裡充滿了這個年紀不該有的憂慮。肖小姐說,因為局勢緊張,過幾天就要回國。分手時一再告誡我:「白沙瓦很亂,千萬注意安全。」她的囑咐讓我感動了好半天。戀戀不捨地告別了中國姑娘,我坐上出租車,要求司機「尋找遊行示威」。48 / 185 「到什麼地方?」司機滿臉疑惑地問。「去遊行的地方!」我大聲重複一遍。「遊行在哪裡?」司機仍然客氣地問。我有些不耐煩,乾脆說:「市中心,鬧市區。」 司機不好再問,可看他皺著眉的樣子,肯定在想:「這人八成有問題。」 在內地,採訪拍攝「遊行示威」之類的活動機會很少,人們多是從報紙、電視上看外國的有關報道。我在香港駐站的兩年中,也有過這類的採訪,可那畢竟是在和平環境中以和平方式進行的。眼下戰爭在即,與之相關的抗議示威活動不僅有新聞,也應該更有「看頭」。按照我稀里糊塗的指令,司機將車開到老城市中心後開始來回「轉圈兒」。如果是在北京,司機拉著這麼轉,我早就急了。可現在我反而挺興奮,兩隻眼睛不住地東張西望。市中心的建築擁擠、街道狹窄,來來往往的汽車、摩托車、大馬車、自行車,和行人擁擠在一起,顯得很混亂。大約轉了一兩個小時,車子來到一處交通十分擁擠的路段。猛然間,我發現不遠處清真寺旁邊的廣場上,聚集著大批身穿深藍色警服、手持盾牌、槍支及警棒的防暴警察。「這裡肯定有事兒。」我趕緊讓司機停車,隨即跳下車向廣場跑過去。我剛擺開架式,準備拍些防暴警察休息的照片,突然傳來幾聲哨響,只見警察們立刻抄起各自的「傢伙」,奔向街道。我也緊跟著追過去。由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組成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向前行進著。他們打著各種旗幟、橫幅,不時地高喊著聽不懂的口號。我立即迅速鑽過人群,趕至遊行隊伍的最前面,一邊倒退著,一邊換上廣角鏡頭拍下這些難得的鏡頭。此時,我清楚地看到了示威者打出的標語,上面寫著「拉登、奧馬爾是穆斯林的偉大英雄」, 「布什是穆斯林的敵人」,「反對戰爭」之類的內容。標語旁不僅有拉登、奧馬爾的大幅畫像,也有布什的假人像。那個用破布和稻草捆紮的假人,似乎綁得不夠49 / 185 結實,看上去他的脖子總往下耷拉,旁邊的小伙子還邊走邊不時地把他的頭掰起來,好讓人們看清「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示威隊伍行進至一處十字路口時突然停下,一位穆斯林領袖站在高凳上,情緒激動地發表起演講,並帶領示威者揮動拳頭,高喊口號。示威者的情緒也隨之變得更加激動,特別是面對那些高頭大馬的歐美記者,他們表現得尤為憤怒,彷彿是歐美記者即將「對阿富汗發動戰爭」似的。現場的參與者和圍觀者越聚越多,數十名記者也你推我擠,爭著搶佔有利地位。與身材高大的西方記者相比,我這相對單薄的身體實在佔不到便宜,人家一使勁,我就被擠到一邊。突然,人群中又是一陣騷動,在閃開的一塊空地上,有人在潑灑汽油,點燃了美國國旗和美國總統布什的假人像。一些人將燃燒的旗幟和假人像到處揮舞, 還不時有示威者衝上去用腳踢、用棒打,嚇得四周的市民和記者直往後退,場面一度混亂不堪。我擠在人群的前面,一邊拍照,一邊躲閃四處飛濺的火花,臉被熏烤得炙熱難忍,渾身大汗淋漓。恍惚間,我似乎是置身在1996 年內蒙古森林大火的火災現場採訪,所不同的是那時身邊有森林警察,可眼下卻是我孤身一人。隨著美國國旗和「布什總統」灰飛煙滅,現場氣氛逐漸平靜下來。我定定神, 又奔過去拍攝附近戒備的防暴警察。一位軍官模樣的警察跑過來嚴肅地訊問我, 我趕緊堆起微笑,連說幾個「ChinaPhotographer(中國攝影記者)」,對方聽到「China」,臉上立刻「多雲轉晴」,並高興地說:「Goodfriend,OK(好朋友, 沒問題)!」 在巴採訪的日子裡, 我使用頻率最多的英文詞就是「ChinaPhotographer」,這為採訪帶來不少方便。採訪間隙,我想知道參加遊行的人數。問一個當地記者,他說有上千,遊行50 / 185 者說幾千。一位美國記者則諷刺地說:「最多幾百人!」看他的那副表情,想必是正在為他們的國旗和「總統」被燒而生氣。緊張的採訪結束後,我猛地想起,剛才由於一時心急,下車時忘了和司機約定集合地點,便趕緊撒腿往回跑。等我跑到下車的地方四處張望時,猛然間聽到後面有人叫「Liu、Liu」,我驚訝地回頭,原來司機就跟在身後。我倆相對一笑, 立即開車趕回旅館發稿。不久,我便將照片發回了總社。這是阿富汗局勢爆發以來,新華社從前線地區發出的最早一批有關反戰抗議活動的傳真照片。晚上和孫浩聊天,他說剛和遠在美國的妻子通過電話,她對孫浩在前線採訪很擔心,並讓他建議我改個名字。「改什麼名字?」我被孫浩的話弄得有點兒糊塗。「把『劉衛兵』改成『劉衛浩』。」孫浩正兒八經地說。「什麼意思?」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劉衛兵保衛孫浩啊!」孫浩得意洋洋地解釋後,連誇他老婆「聰明」。第五章:艱難的穆沙拉夫幾天後,由於在巴基斯坦的簽證期屆滿,我不得不暫時撤回伊斯蘭堡重新辦理續簽手續。與相對熱鬧擁擠的白沙瓦相比,伊斯蘭堡表面上要平靜得多。位於巴基斯坦東北部的伊斯蘭堡,據1998 年普查結果,人口約80 萬,1959 年接替卡拉奇成為首都。像南亞許多城市一樣,伊斯蘭堡城市面積不大,沒有太多的高層建築,整個城市被綠樹草坪覆蓋。由於城市地廣人稀,平時街頭顯得較為清淨,習慣了大城市擁擠熱鬧的我,一開始並不適應這裡的生活節奏。按同事的話講,這裡是個「適合於度假、養老的地方」。51 / 185 記得1995 年底,我剛結婚不到一星期,便隨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出訪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和希臘4 國,第一站就是伊斯蘭堡。由於當時採訪任務繁重,幾乎沒有時間好好看看這座城市,只記得城市很幽靜,樓房不高, 據說最高的建築是不超過10 層樓高的馬裡奧特賓館。當時我既是新華社的記者, 也是中國政府代表團中惟一的攝影記者。我的任務不僅要負責採訪發稿,同時還肩負著為代表團拍攝各種活動資料的任務。為此,我又要充當領導同志的「私人攝影師」的角色。按照國外的規矩,在一些不公開報道的外事訪問中,只有私人攝影師才被允許進入外國政要的私家地方。因此,這一角色使我有機會見識到更多的場面和更多的外國政要。當時,我曾隨同喬石委員長到巴基斯坦總理貝·布托官邸訪問。位於半山上的官邸別墅非常氣派,裡面的裝飾擺設也非常講究,屬於歐陸風格。我感覺到, 可能由於曾在歐洲待過的緣故,她身上的氣質是本土與西方結合的。巴基斯坦人對布托褒貶不一,有人稱讚她大膽改革、敢於創新;也有人說她貪污腐化,把國家財產據為己有。訪問中,另外一件事讓我記憶深刻。一天,時任巴基斯坦總統的萊·加利在伊斯蘭堡總統府會見喬石委員長。記者提前到場準備,可眼見會見就要開始,幾位工作人員還在會議室裡不慌不忙地佈置、擦拭桌椅。從那時起, 我印象中的巴基斯坦人,除了對中國人非常友好之外,還有些「慢性子」。此後,到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的採訪倒是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當時一進城,我就有些吃驚。大街上竟有全副武裝的士兵架著機關鎗在掩體裡戒備,而裝甲車竟在鬧市街頭大搖大擺地來回巡邏。我們住進賓館後,晚上一開門時又嚇了我一跳,我的房間門口竟然坐著兩個手持衝鋒鎗的黑臉大兵。起初我以為是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專門派來軍警調查處理。後來中央警衛局的朋友告訴我,這52 / 185 些士兵是專門派來保護我們中國代表團的。於是,巴基斯坦又給我留下了相對動盪的印象。「9·11」事件爆發後,伊斯蘭堡變得更不平靜。這個並不起眼的南亞城市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反恐戰爭的前線,成為名副其實的「前線國家」的首都,變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9 月下旬,美國對塔利班實施軍事打擊已箭在弦上,隨著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先後宣佈與塔利班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世界上惟一與塔利班保持外交關係的伊斯蘭堡,無奈中被推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最前沿。此後一直到11 月底塔利班垮台,伊斯蘭堡和它的國家巴基斯坦已成為世界與塔利班「對話」的主要通道。隨著阿富汗戰爭的爆發和延續,這個世界上惟一與塔利班保持外交關係的首都,氣氛驟然變得緊張起來。一時間,各國首腦走馬燈似地穿梭來訪,行色匆匆; 軍警四處設防,街頭碉堡嚴密戒備;許多外國公司撤走,遊客大幅減少。原本平靜的小城市,一會兒沸沸揚揚,一會兒變得異常冷清,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緊張。巴基斯坦在整個阿富汗戰爭中,確實有些左右為難、如履薄冰。「9·11」恐怖事件爆發後,美國扯起反恐旗幟誓言報復塔利班,而塔利班又不甘示弱,戰爭迫在眉睫。此時擺在巴基斯坦面前的局勢是,一邊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一邊是兄弟式的友好鄰邦。超級大國正挾嚴威以令天下,率領「反恐大軍」兵臨城下,而另一邊的穆斯林兄弟又不停地搖旗吶喊,呼籲「穆斯林世界團結起來反抗侵略」。此時,夾在中間的巴基斯坦政府面臨艱難的抉擇。巴基斯坦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經濟上始終依賴外援。70 年代末到80 年代,齊亞·哈克執政期間,經濟相對穩定,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和國內人均收入居南亞之首。後因政局動盪、自然災害頻發,經濟嚴重受挫。1998 年5 月,53 / 185 巴基斯坦進行核試驗招致國際制裁,外援停止,經濟陷入極端困境。穆沙拉夫執政後,出台經濟振興計劃,加大反腐肅貪力度,經濟情況出現了轉機。在對外關係方面,巴基斯坦奉行獨立和不結盟外交政策,始終注重發展同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友好關係,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巴之間被稱為是「全天候的朋友」。回到伊斯蘭堡後的一天,我和老許應邀到中國俱樂部(ChinaPalace)做客。中國俱樂部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是有名的中國飯館。這個新疆人開的飯館, 因為有酒吧和卡拉OK,每天晚上都吸引許多外國人前來喝酒娛樂。對於待在當地的外國人來說,這已經是難得的享受了。因為按照民族的傳統習慣,當地人是不允許喝酒的。表面上這裡只許外國人進入,其實經常有巴人趁著夜色的掩護偷偷到此「解饞」。那次主人硬拉著我們留下吃飯。記得當時在場的除了俱樂部小老闆,還有巴基斯坦精銳部隊第10 軍軍部秘書處的兩位軍官。雖然他們穿著便裝,但從眼睛裡仍然可以看出軍人的機警和幹練。大家談興正濃時,年輕的小老闆突然宣佈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這兩天反對穆沙拉夫的軍隊要嘩變!」據說消息是沙特大使館一位武官酒後透露出來的。兩個軍官沒有對此發表意見,弄得我們愈加緊張不安, 紛紛猜測其可能性。第二天準備奔赴白沙瓦的我,一度考慮留下來應付突發事件。後來證實,這不過是個傳言罷了。然而,當時穆沙拉夫總統的日子確實不好過。他在電視上露面時,經常是眉頭緊鎖,一臉愁容。「9·11」事件發生後不久,身穿軍服的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表情凝重地出現在電視畫面上,他用低沉的語調發表電視講話,表示支持打擊恐怖主義,願與國際社會一道與恐怖主義做鬥爭。但他同時表示不希望用戰爭的手段解決問題,54 / 185 並聲言巴基斯坦不參與對塔利班實施的軍事打擊。人們不難想像,做出這樣的決定,對於上台時間不長、政權尚未完全穩固的穆沙拉夫總統來說,是如何地處心積慮、膽戰心驚。在幾乎沒有退路的情況下,穆沙拉夫終於以政治家的膽識,毅然決然地做出了最後的決策。他向國民解釋他的決策時說,政府的一切決策都是以維護巴基斯坦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目標。幾個月以後,隨著塔利班的垮台,美國所領導的反恐戰爭取得初步勝利。事實證明,穆沙拉夫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的決斷不僅使巴基斯坦免於一場災難, 同時也將自己推上了著名政治家的舞台。那時候,他的名字和照片經常與美國總統布什、英國首相布萊爾、俄羅斯總統普京並排出現在國際各大新聞媒體的顯要位置。曾有外國記者開玩笑說,阿富汗戰爭中,神話了一個拉登,捧起了一個布什,同時造就了一個穆沙拉夫。被稱為「平民將軍」的伯維茲·穆沙拉夫,1943 年生於印度,後移民巴基斯坦。畢業於巴基斯坦卡庫爾軍事學院。先後在自行火炮團、特種作戰營、裝甲師屬炮兵部隊、步兵師和野戰軍中任職。曾赴英國學習並任職軍事學院。參加過1965 年巴印戰爭。獲得過「卓越」、「新月」勳章。1998 年擔任陸軍參謀長,榮升上將軍銜。1999 年9 月29 日,被謝裡夫總理任命為陸軍參謀長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1999 年10 月12 日,謝裡夫罷免穆沙拉夫的職務,並下令不許他乘坐的飛機在伊斯蘭堡國際機場降落,使他險些命喪藍天。同日,僥倖生還的穆沙拉夫在軍隊的支持下,推翻了謝裡夫政權,軍事接管政府,宣佈出任首席執行官。「巴基斯坦實在是被逼無奈。」被我們稱為巴基斯坦問題專家的許鉞乃如是說。據瞭解,由於各種複雜的歷史、經濟、社會等原因,巴基斯坦始終被巨額的55 / 185 外債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加之與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長期的軍事對峙,造成軍費開支龐大。而國內各種民族、宗教等矛盾嚴重,更使巴基斯坦原本衰微的經濟雪上加霜。我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穆沙拉夫的日子不好過,巴基斯坦老百姓的日子更難。戰爭使他們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艱難,同時也給他們的精神造成極大的壓力。一向關心政治的巴基斯坦人,此時顯得憂心忡忡。剛到巴基斯坦採訪時,我稍不留神就會被周圍的人熱情地拉住手,談論一番眼前的局勢。就連雜貨鋪的小老闆、自由市場賣葡萄的老人也不把我放過。他們先暢談一番中巴友好情意,然後便直入主題:「支持拉登還是支持美國?」「支持穆沙拉夫還是支持塔利班?」「中國支持誰?」說實話,望著他們那專注的神情, 我真想說點心裡話,可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一種長期養成的政治覺悟提醒我「說話要小心」。思前想後只得回答:「我和中國人民一樣支持巴基斯坦人民。」這個「驢唇不對馬嘴」的答案,經常把老巴們弄得莫名其妙。至今想起他們那「丈二和尚摸不找頭腦」的樣子,我還為自己的「高明」沾沾自喜。當我問他們是否支持穆沙拉夫政府的決定時,許多人表示「不喜歡穆沙拉夫」,可同時又無奈地說: 「沒辦法,巴基斯坦真倒霉。」 穆斯林開齋節時,我趕到伊斯蘭堡最大的清真寺——費薩爾清真寺採訪,遇到3 位伊斯蘭堡國際大學的學生做完禮拜後席地唸書。他們表示既不支持拉登和塔利班,也不支持美國和穆沙拉夫。一位名叫阿布杜拉(AbdulGhafoor)的小伙子傷感地問我:「我們的國家確實進退兩難。作為我們的朋友,你說該怎麼辦?」 我無言以對,只好晃晃手中的相機告訴他:「我是個記者,只懂得拍照。」後來小56 / 185 伙子追上來,我以為他要逼著我表態,其實他是給我留個網址,讓我把拍的照片給他發過去。其實,眼見巴基斯坦人處在艱難之中,我真為他們著急。這並不是說我有多麼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只是我由衷地感到,大到一個國家、民族,小到一個個人,誰都會有遇到困難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們最需要幫助;再者,我畢竟曾先後3 次來到過這個國家,親身領受了巴基斯坦人對中國人的信任和友好,自然也和這裡的城市和百姓有了感情。「團結日」集會回到伊斯蘭堡,我便忙著辦理簽證手續。巴新聞部負責簽證的女士,似乎對我這個來自中國的小伙子印象不錯,答應盡快幫我辦好。兩位來自香港亞洲電視台的記者在一旁看得有些眼紅。我悄悄湊過去告訴他們:「別光說自己是香港記者,要說是中國記者。」 雖說人家態度不錯,可辦理好簽證手續總要等上幾天。這一等,我有些著急。原因一,伊斯蘭堡可以採訪的內容不多;原因二,信息相對閉塞。那些天弄得我整天著急沒事幹。我這人是個急性子,又天性好動,不怕整天忙忙碌碌幹活,就怕坐在屋子裡沒事兒。在前線採訪期間,我恨不得每天都有採訪,每天都能向總社發稿。終於等來了一個消息,近兩天伊斯蘭堡可能會有大規模的遊行集會。9 月27 日一大早,我拉上孫浩趕到總統府前大道。此時,道路四周已經戒嚴,許多士兵和警察端著槍、拎著棍棒在道路兩側的草地和樹叢中嚴密巡視。當時距離「9·11」事件剛剛過去半個月,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一觸即發,國內外局勢日益複雜多變。穆沙拉夫政府宣佈支持美國即將開始的反恐戰爭後,遭到國內57 / 185 的強烈反對,壓力重重。政府組織大規模的遊行,旨在號召巴基斯坦人民團結一心,支持政府的政策和立場。搞這樣大規模的市民集會,危險是存在的。「千萬別往人多的地方去,萬一發生爆炸還能跑。」孫浩不斷地提醒我。孫浩的提醒不無道理,原本治安就不好的巴基斯坦,在這種特殊的時間、地點和背景下舉行大規模的市民集會遊行,發生危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作為攝影記者,此時此刻,我除了置身於現場, 根本不可能跑到一旁冷眼旁觀。相反,我只能有一個選擇,就是哪裡人多、哪裡活動最激烈,就到哪裡去。由數萬名學生和市民組成的遊行隊伍從四面八方,浩浩蕩蕩地匯聚到總統府前的道路廣場。遊行者不斷地揮動國旗、高喊口號。遊行者當中最活躍的要屬學生,特別是女學生。別看她們平日溫文爾雅、靦腆得不敢見人,可如今真如同一群剛剛出籠的鳥,叫著、跳著、笑著,大有欲展翅飛翔的勁頭,其活潑自由的本色展露無疑。她們當中有金髮飄逸的時尚女郎,有白袍素服、黑紗緊裹的傳統女性。面對我的鏡頭,她們似乎比男孩們更會表現自己,喊的聲音最大,手舉得最高,表情最豐富。一位站在隊伍前面的老者不時地高舉雙臂呼喊口號。鏡頭中他振臂高呼口號的形象,頗像電影裡高喊「為了新中國前進」的英雄戰士黃繼光。一位騎在同伴身上的青年高舉「我們不要恐怖主義」的橫幅,和同伴一起有節奏地唱著歌曲。迎風飄揚的巴基斯坦國旗前,一位用棕灰色頭巾將頭部、臉部罩得嚴嚴的女青年, 不停地晃動著手中的小國旗。鏡頭中的她,儼然像一座動人的雕塑。那天,伊斯蘭堡陽光燦爛,氣溫足有30 度。廣場上旗幟招展、人聲鼎沸。遊行隊伍靠近總統府時,被一排排警察組成的警戒線攔住。我四處尋找著制高點,58 / 185 來拍攝盛大的場面。正在著急流汗時,恰巧一輛大型灑水車停在了附近,我趕忙跑過去將相機斜挎在身上,不顧一切地爬上去。看到我爬了上去,立刻跟上來了幾位記者。見我們幾位記者站在高高的車頂居高臨下地拍攝,大撥的外國記者蜂擁而上,本來空間很小又不容易站穩的圓車頂上居然站了10 多個人。同行們緊緊站在一起,互相擠靠著按著快門。即使是這樣擁擠,當一位日本記者想爬上來時,我還是伸手拉了他一把。幫助別人實際就是幫助自己。何況眼下,大家都是一條戰壕的戰友。兩個多小時的採訪結束,我拖著疲倦的身子往回走,猛然發現孫浩坐在路邊的台階上臉色蒼白。「老劉,我快不行了!」看著他那副慘像,我心裡一震,連忙問怎麼回事兒。他說可能是由於連日來過於緊張忙碌,身體有些虛脫。我忙扶著他回到我們住的旅館,我倆倒在床上沒幾分鐘就睡著了。老許給我們打了多次電話沒有聽到回聲,擔心我們出事兒,趕緊從分社跑過來。一進門,看到我倆四仰八叉的昏睡模樣,以為我們被人灌了迷魂湯。「我都準備報警啦!」老許後來開玩笑說。【圖片說明】阿富汗塔利班駐伊斯蘭堡使館前,我拍下抵達前線後的第一張照片。美國駐伊斯蘭堡使館前,警惕的保安發現我藏在車裡偷拍照片。看到我的鏡頭,卡車後斗裡的阿富汗難民兒童感覺很好奇。聯合國難民事務署駐白沙瓦辦事處門前戒備森嚴邊防警察面前不遠處的阿富汗東部山區:後來成為戰爭最為激烈的地方。從阿富汗境內駛來的大貨車進入巴境內時,接受邊防檢查。距離阿富汗不到2 公里的曼查尼(Mancheni)哨卡,警察和當地百姓喝茶。當地市民舉行示威遊行,高喊反戰反美口號。天天趴在旅館前台發稿,我同經理納迪姆(左一)和管理員法努克混得很熟。巴基斯坦總統府前,士兵在臨時搭起的掩體中站崗。位於巴基斯坦南部城市拉合爾靠近印度的邊境哨卡,一位巴基斯坦士兵(右) 望著對面的印度士兵。巴印之間始終處於軍事對峙狀態。外國機構辦公的國際大廈前,保安用探測器仔細檢查進出的車輛。在伊斯蘭堡舉行的「團結日」集會上,一位女士不停地搖動著一面小國旗。59 / 185 第六章:難民營裡過中秋10 月1 日,在伊斯蘭堡拿到簽證的當天中午,我迫不及待地和孫浩一起,第二次奔赴白沙瓦採訪。當我們行至旁遮普省與西北邊境省交界處時,突然發現路邊不遠的山包下有幾頂灰舊帳篷,像是新冒出來的。我們迅速調頭。過去一問,果然那些帳蓬是剛剛從邊境線附近遷來的阿富汗難民搭建的。我倆拿出照相機靠近他們。一位長鬍子的穆斯林老人嚴肅地擺手拒絕,示意我們趕快離開。我倆當然不肯就此罷休。正尋機抓拍時,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圍了上來。想到先前的遭遇,我警覺了許多。望著孩子們好奇的眼神,我靈機一動,心生一計。「Hello,look(來看看)!」我一邊拍攝,一邊招呼孩子們欣賞我數碼相機中他們的「光輝形象」。這一招果然令他們興奮,一個個圍著我,伸著脖子、瞪大眼睛看個沒完。可我也被自己設下的圈套牢牢套住。一二十個孩子不停地拉出中國功夫的架勢讓我拍照,然後一窩蜂地衝上來搶扯著相機要看照片。我儼然成了他們的「公共」攝影師,既要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又要左右躲閃,以免他們的亂衝亂撞弄壞器材。猛然間,我右側的太陽穴被一個孩子的胳膊重重地撞擊了一下,直撞得我眼冒金花,捂著太陽穴懵了好一會兒。有些氣急敗壞的我掄起拳頭朝著他揮過去,嚇得那孩子抱頭跑去。我不敢再和孩子們「套近乎」,繃起臉連哄帶嚇總算擺脫了孩子們的糾纏, 躲到遠處,換上長鏡頭改成遠距離抓拍。這時,正值夕陽西下時分,幾位阿富汗婦女頭頂水罐穿過樹林,慢慢走向破舊的帳篷;老人和婦女坐在雜草叢生的地上生火煮飯,裊裊炊煙從帳篷間縷縷升60 / 185 起;荒涼的草地上,一個孤獨的小男孩久久地注視著緩緩西下的夕陽。灑滿落日餘暉的山路上,一名失去雙腿的父親安詳地坐在輪椅上,旁邊滿臉稚氣的兒子推著車向我走來。突然,推車的孩子伸出雙臂,做出一副準備飛翔的姿勢,我立刻按動快門,記錄下這個令人難忘的父與子、戰爭與和平的珍貴瞬間。後來,我拍攝的包括這張名為《父與子》在內的新聞圖片被多家報紙和雜誌採用。曾經有過在非洲戰亂中冒險採訪經歷的同事王繼雨和我開玩笑說:「你的照片已經超過美聯社了!」 晚上,我們重新回到以前住過的小旅館。管理員法努克(Farook)用普什圖族親戚朋友見面行擁抱、吻腮禮的方式,抱著我們親熱了好半天。深夜10 點多鐘,我們在網吧發完稿,拖著疲憊的身子回旅館。猛抬頭,只見一輪明月掛在空中。「今天可是中秋,咱哥倆也該過過節吧?」孫浩像剛醒過盹來似的對我說。我倆一拍即合,立即分頭準備。我從箱子裡翻出一盒從香港帶來的沙丁魚罐頭, 孫浩從外面買來兩瓶汽水,旅館夥計給我們做了咖喱牛肉、洋蔥沙拉和幾張囊(類似中國北方的大烙餅),這點兒東西竟把我屋裡的破舊茶几堆得滿滿的。我們正忙著準備,突然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旅館的小夥計端來一個精緻的奶油蛋糕。看到我倆滿臉疑惑的樣子,小夥計樂呵呵地說,是有心的法努克專門定做的, 祝中國朋友「節日快樂」。「來,乾杯!」我倆舉起汽水瓶碰了一下,相互笑了笑,似乎想說點兒什麼, 可話到嘴邊又沒說出來。借助房子昏暗的燈光,我倆悶頭吃起來。「總該祝點兒什麼吧?」孫浩忍不住問我。我想了想深沉地說:「就祝我倆平平安安吧!」 難民營歷險61 / 185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難民營應該是個苦難深重但又平靜安全的地方,似乎這裡除了貧困就是悲慘。其實,這只是對難民營生活一個側面的簡單描述。在苦難的背後,難民營還是一個五臟俱全的特殊社會。這裡有柴米油鹽的生活、詭秘多變的社會關係。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有愛、有恨,也有多種情感的宣洩。來之前,也許是做一名衝鋒陷陣的戰地記者的弦繃得太緊,總以為硝煙瀰漫的戰場應是我聚焦的中心。然而,願望美好現實無情。與槍林彈雨式的傳統戰爭幾乎完全不同的現代高科技戰爭,雖然模糊了戰爭前方、後方的界限,卻無情地把包括我在內的幾乎所有為採訪戰爭而來的記者拒之中心戰場之外。急得已經踩在戰爭門沿兒上的我,豎起耳朵,四處打探消息。其實早在9 月21 日,我們到達白沙瓦的第三天,我就不小心撞上了難民營,而且第一次採訪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遭遇戰」。那天下午,我和孫浩開著車出城尋找新聞。在城西不遠的地方,一座土黃色圍城闖進我們的視線,成百上千間低矮破舊的土坯房連成一片,十分扎眼。我們猜這可能是座難民營。沒什麼說的,急停車。我抱起相機衝出去,準備尋找目標拍攝。誰料,正在四處玩耍勞作的孩子大人像是發現外星人一樣,呼啦一下圍過來二三十個,將我倆分割包圍團團圍住。孩子們唧唧喳喳地揮舞著手臂,上躥下跳,喊叫著我們根本聽不懂的話,有的好像讓我拍照,有的好像讓我滾蛋。在推推搡搡的混亂之中,我一邊抓緊時間拍攝,一邊躲閃著護住相機,情況很是被動。廣角鏡頭中,孩子們的臉和手變得粗大而奇怪,只有眼神中流露的還是那種只屬於童年的天真。「別拍了,趕緊走!」同樣身處困境的孫浩一面大聲招呼我,一面伸長脖子四處張望。猛然間,他發現離我們二三十米遠的公路上有個值勤的交通警,便使62 / 185 勁地向他揮手求救。老巴交警隨手撿起一根木棍跑過來,一邊大聲吆喝著驅散人群,一邊命令我們:「Go,Go!」我們顧不上說聲謝謝,飛也似地鑽進車逃回城裡。「讓你走,你還不走,沒有警察,我們就麻煩了!」有過在難民營採訪經歷的孫浩氣喘吁吁地埋怨我。我定定神,嘟囔道:「這和我以前聽說過的難民營一點兒都不一樣。」 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座阿富汗難民營名叫卡查· 伽瑞(KachaGarhi),已有近20 年的歷史。阿富汗難民問題早已令國際社會備感頭疼。1979 年蘇軍入侵阿富汗,10 年的戰爭曾讓佔人口1/4 的近500 萬阿富汗人逃離家鄉,淪為難民。蘇軍撤出後,阿富汗內亂連連,多災多難的阿富汗人在戰火硝煙和飢餓貧寒的痛苦中,無奈地踏上流亡之路。「9·11」後,人們認定美國會對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發動無情打擊,於是,巴基斯坦政府下令關閉了巴阿邊境。但兩國邊界長達2500 公里的邊境線並非銅牆鐵壁,橫亙在巴阿邊境的興都庫什山脈再高也無法擋住阿富汗人逃生的腳步。據聯合國難民事務署駐白沙瓦機構統計,戰爭爆發後前兩個月,每天都有上千名阿富汗難民想方設法通過非正常渠道進入巴基斯坦。其中絕大部分的難民逃到了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省等地。隨著美國對阿富汗軍事打擊的臨近,巴政府宣佈關閉了大部分的難民營,外國人未經允許不准進入。這下子可急壞了包括我在內的外國記者。我和孫浩商量, 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進入難民營採訪。經多方打聽,我們將目標最先瞄準了白沙瓦附近的納扎爾·巴(NasarBagh) 難民營。10 月初的一天,我們在先前認識的阿富汗朋友哈菲斯(Hafiz)的帶領下,冒著犯法的危險,闖進納扎爾·巴難民營。經過崗哨警察的嚴格盤查後,我們的車逐漸駛入了一座土黃色的難民營部63 / 185 落。從遠處望去,高高低低破舊的土坯房,像一個個鴿子籠,緊緊地排列在一起。據哈菲斯介紹,這座難民營已有20 年的歷史,大部分的難民都是為了躲避當年蘇聯侵阿戰爭逃到此地的。如今,有些難民已搬遷到其他地方,有些返回家鄉, 目前這裡的難民人數約有十多萬。後來聽另外一個朋友、曾經在這裡住過的納扎爾介紹,最初,難民們主要居住在臨時搭建的帳篷中,連食品、飲用水都沒有, 後來在國際社會和當地政府以及親朋好友的幫助下,部分難民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才逐步使生活穩定下來,大部分家庭壘起了土坯房,過上「填飽肚子」的生活。在路邊,我們不時見到衣衫襤褸的老人和孩子,或抱胸呆坐,或擔柴拾糞, 忙碌勞作。孫浩一邊向遠處的人們打招呼,一邊興奮地說:「都說這裡危險,我看人家挺友好。」朋友告訴我們,其實,就在幾天前,曾有外國記者來這裡被人們用石塊打跑過。為了安全起見,我們仍採用「游擊戰」的方法,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邊開車,一邊拍攝,以免目標太大招惹麻煩。車開到一處相對僻靜的小河邊,我們發現周圍人少,就停下車尋找目標拍照。在我的鏡頭中,出現衣衫破爛的兒童在土地上互相追逐玩耍、光著腳的小姑娘呆呆地坐在土坡上托腮冥想、搖搖欲墜土房前的爺孫倆愣愣地盯住我的鏡頭……不知不覺中,一大群人又從四面八方飛奔著圍攏過來。正當我拍得起勁兒、準備拍攝遠處幾位抱著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女孩子時,她們卻驚恐地抱起孩子撒腿就跑,旁邊一個扛著鋤頭的青年氣憤地衝著我跑過來,向我大叫「No、No」,另一邊有個少年揀起石頭向我扔來。我慌忙退回車旁。此時,孫浩和哈菲斯正被數十名大人、小孩團團圍攻。揮著鋤頭的青年呵斥哈菲斯,哈菲斯嚇得低著頭直出汗。當時的場景中,連八九歲64 / 185 的小男孩也亮出刀子向我們比劃著刺殺動作。我們不敢遲疑,連忙鑽進汽車。可能因為緊張的緣故,孫浩的汽車打了幾次火才發動起來。許多難民藉機扒在車窗上,又喊又叫,又拍又打,一直到我們的車開出很遠。那一刻,我的心裡又緊張、又生氣。緊張的是真擔心難民們一時失去理智,錯傷了我們這些「好人」,而生氣的是,這些人怎麼「不分青紅皂白」。坐在車上,平日不吸煙的哈菲斯一邊喘著氣向我要煙抽,一邊情緒緊張地說: 「那人訓斥我,趕快帶外國人離開這裡,否則,你們就沒命啦!」「他們為什麼這樣,我們可是中國記者?」我有些氣鼓鼓地問。「他們把你們當成美國一夥的了!」 哈菲斯大聲回答。他解釋說,由於美國對阿富汗實施的軍事打擊,這些背井離鄉、生活窘迫的難民視眼前的美國人如同當年的蘇聯人一樣,都是侵略者、殺人犯。而絕大部分難民從小就生活在相對封閉的難民營,沒有受過教育,過著寄人籬下的「劣等人」 的日子。在他們的眼裡,當地人從來就看不起他們,周圍的世界早已拋棄了他們。強烈的自卑喚起強烈的憤恨。他們根本不明白所謂「反恐戰爭」是怎麼回事,只知道美國人又在侵略他們早已破敗的家園,凌辱他們本已可憐的兄弟姐妹。為此他們痛恨美國人,同時也對周圍的世界有一種本能的敵意。逃出納扎爾·巴難民營的路上,我們清清楚楚地記得,同樣有過短暫難民經歷的哈菲斯曾氣哼哼回頭罵了一句:「一群愚蠢的東西!」他的話讓我理解為:哀同胞不幸,怒世道不公。一心想出國哈菲斯是我們到白沙瓦後在一次採訪途中「撿來」的朋友,也是我們到白沙瓦後認識最早的一位阿富汗朋友。65 / 185 9 月底的一天,我和孫浩開車去城裡採訪,正著急找不到路,發現路邊站著一位身穿白汗衫的英俊小伙,我們停下車向他問路。聽說是中國記者,小伙子用較為純正的英語為我們指示方向。可由於路不熟,還是聽得我們一頭霧水。看到我倆著急而又為難的樣子,小伙子痛快地說他可以給帶路。我們喜出望外,以為遇到了「活雷鋒」,趕緊請他坐到車子的前座,幫著指引前進的方向。其實,我們在以後的採訪中,經常能遇到這樣的好人,只要我們說出自己是「Chinese(中國人)」。每到此時,我們都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害怕塔利班嗎?」我隨口問哈菲斯。「不喜歡,塔利班早該下台!」哈菲斯乾脆的回答嚇了我一跳。要知道,在當地普什圖人普遍同情和支持塔利班的時候, 哈菲斯應該屬於極少數「持不同政見者」,他的話如果讓那些極端人士聽見,弄不好會招致一通暴打。談話中,我發現22 歲的哈菲斯是那種典型的開放式青年,他並不在乎如今失業待在家裡,只希望日子過得輕鬆自在。他說,他有不少漂亮的女朋友,經常在一起幽會。他還說有機會要讓我們見見他最漂亮的女友,她是一個正在學校讀書的學生。按孫浩的話說,哈菲斯是個典型的阿富汗「公子哥」。據哈菲斯介紹,他家原來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父親曾在塔利班一家醫院當醫生,生活絕對屬於「小康水平」。後來塔利班掌權後,採取了許多「不近人情」的做法。比如,塔利班士兵經常沒有任何理由,就隨意闖進市民家裡沒收人家的私人財產;對經商實行嚴格地限制,導致許多店舖紛紛關門。塔利班在醫院裡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弄得醫院亂七八糟。他父親在忍無可忍之下,兩年前帶著家人逃到了白沙瓦。後來我們和哈菲斯混熟了,他還特意帶我們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在城東一處66 / 185 阿富汗人聚居區。見到有外國人來訪,鄰里們都跑出來看熱鬧。一大堆孩子圍著我倆像觀賞大熊貓一樣,從頭到腳看個遍。富有愛心的孫浩對其中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欣賞不已,硬逼著我承認那位大眼睛、長睫毛的小姑娘像中國女孩。哈菲斯說,這裡的人家都是近年來為躲避戰亂災荒逃到白沙瓦的,雖然他們的生活較為艱苦,但畢竟還能過上平靜的日子。問及以後的打算,如今失業在家的哈菲斯毫不猶豫地說:「出國。」他說,他的一些親戚都在國外,姐姐已在德國定居,哈菲斯準備去德國讓姐姐幫助找工作。後來我發現,在阿富汗,像哈菲斯這樣想出國的青年人很多,他們希望用這種方式盡快改變自己的生活現狀,從而實現自己的某種理想。按照哈菲斯的話說:「無力改變阿富汗,只好一走了之。」 當被問到如果出國之後、是否還想回阿富汗時,哈菲斯無奈地搖搖頭說:「那裡天天鬧打仗,回去幹什麼?等以後和平了再說吧。」 難民營裡有塔利班戰士10 月6 日,戰爭爆發前一天,也是我抵達巴阿邊境採訪的第18 天。這些天,我幾乎每天都與後方通電話,希望得到較為「明確的指令」,比如「設法或立即進入阿富汗採訪」之類。但得到的除了領導和同事們關切的慰問, 就是「千萬別擅自行動!」的告誡。對此,我雖然心中焦急,可又沒辦法。無奈中,我只好將注意力集中到反映難民的生活上。當時,被逼無奈地蹲守在白沙瓦的數百名記者,也大多將採訪的焦點轉向阿富汗難民營。但是,巴政府卻不允許採訪難民營,急得很多記者哇哇直叫。「為什麼不讓記者採訪難民營?」我們曾經憤憤不平地追問過當地的記者。那位報紙記者神秘地回答:「難民營可是個複雜詭秘的地方,說不好還藏著塔利67 / 185 班戰士呢。」他的回答讓人將信將疑,卻更勾起我們要設法進入難民營採訪的好奇心。10 月6 日上午,我們懷揣著尼亞茲寫的紙條,連哄帶撞地闖進了當地政府內政部部長的辦公室。偌大的部長辦公室,除了桌上的一堆文件紙,基本見不到像樣的現代辦公設備。約摸50 歲上下的部長顯得十分疲憊,手托著下巴,邊看文件邊聽取我們的陳述。我們想進難民營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當,如「13 億中國人民想知道阿富汗難民現在的真實情況」、「呼籲國際社會幫助巴基斯坦解決難民困難」、「用客觀報道澄清某些外國媒體對難民情況的不實報道」等。看我們說得差不多了,部長終於開口:「根據可靠的線索,難民營很可能潛伏著一些逃出來的塔利班戰士和『基地』組織成員。你們外國人跑進去萬一出了問題,我們擔當不起!」他還告訴我們,目前已有上百位外國記者提出申請,都已被拒絕,理由很簡單:「為了保護記者的安全。」 眼見在部長那裡撈不到好處,我們只得趕到當地政府新聞部去「坐等」。新聞部擠滿了外國記者,我們耐心地等了半天,發現那個從前曾陪同我倆去邊境線採訪、並拿過我們好處的老頭兒,一直在和幾位西方記者嘀嘀咕咕,對我們視而不見,似乎早把我們「賄賂」他500 盧比(當時1 元人民幣約合8 個多盧比)的事拋到腦後。「這老頭肯定拿了人家更多的好處。」我們心裡有氣可又沒辦法。當時的500 盧比的小費,對我們來說是個大數目,可比起那些一出手就是幾十甚至上百美元的美國、日本記者,我們也只得自歎不如。情急中,我們站起身,驅車闖到西北邊境省難民事務委員會,找官員哈菲茲先生,拿出死纏硬打的辦法,硬是「泡」在老先生的辦公室不走。多次接受過我們採訪的哈菲茲已經60 多歲,他真有些拗不過我們這兩個「來自兄弟國家」的68 / 185 記者,最終一咬牙,給我倆特批了一張去沙姆沙通(Shamshatu)難民營採訪的許可證,此時已是午後兩點多。進入沙姆沙通難民營我們顧不上吃口午飯,沿途叫上已經熟悉的哈菲斯為我們指路。誰知這位難民營出身的小伙子開始還吹牛說自己路熟,後來卻也轉了向,帶我們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後還是路遇一個開拖拉機的司機好心帶路,才總算找到了地方。沿途山路坑窪不平,害得孫浩的豐田熄了好幾次火。有20 年歷史的沙姆沙通難民營建在一座光禿禿的山上,是由聯合國難民署和當地政府聯合修建的。目前居住著1 萬多個家庭,約10 萬難民。最早的一批難民同樣是20 世紀70 年代末至80 年代、阿富汗遭受前蘇聯入侵時逃到此地的。其中也有部分是阿富汗局勢緊張以後,剛剛逃來的新難民。前者一般住土坯房, 而後者大多住在臨時搭起的帳篷中。來到沙姆沙通難民營門口,遞上「許可證」,我們被一群阿富汗把門人「驗明正身」後,領到一間小屋裡坐下。不久,一些穿戴講究,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物與我們見面。通過哈菲斯的翻譯知道,他們過去在阿富汗都是一些地位顯赫的人物,如部落長老、政府官員、地方軍閥頭目等。「有塔利班的手下嗎?」我偷著問,哈菲斯使個眼色點點頭。由於語言不通,人家講普什圖語,我們講英語, 沒講幾句,彼此就只剩下點頭微笑或者大眼瞪小眼地喝茶的情景了。我們的眼光不時瞥向一位在抗蘇期間當過軍隊指揮官的人。他滿臉通紅,眉宇間露出幾分凶相,孫浩和我都認定他是「塔利班」。出發時,一位端著槍的警察二話不說,擠進我們的汽車,一問是難民營派來保護我們的。此時,我們才發現,同行的還有美國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69 / 185 的電視記者。開始我驚歎美國記者還挺能鑽,反過來一想,我們能托關係、走後門,人家老美就不會花些美金、施個美人計什麼的。我和孫浩嘀咕,這時可不能聽我攝影部老闆徐祖根「要多跟美國記者在一起」的話,眼下必須和美國記者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塔利班最恨美國人。萬一難民營藏匿的塔利班士兵向他們打冷槍,我倆可就成了炮灰了。難民營裡的景象讓人心酸。每座帳篷裡幾乎都是空空蕩蕩,除了一些破被褥, 就是幾件熏得發黑的炊具。難民營裡除了婦女和孩子就是老人,很少見到青年人。難民們告訴我,許多阿富汗青年被塔利班強行徵兵,僥倖逃到這裡的年輕人又不得不出外流浪打工。我們走到一處搖搖欲墜的土牆前,一個四五歲大的小女孩不錯眼珠地盯著我和我的鏡頭,竟嚇得哭起來。我趕快拿出10 個盧比塞到她的手上,小姑娘頓時停止了哭泣。望著小姑娘眼淚汪汪而又滿足的神情,我心裡一陣發酸。10 個盧比的給予,已經讓她感到莫大的歡欣。可能是有當地人和警察保護的緣故,我們的採訪拍攝沒有遇到太多的麻煩, 這已經讓我們感到幸運。10 月的巴阿邊境依然出奇地熱。我從臨時帳篷區到土坯房居住地,登高、爬坡、上牆、跨溝,一會兒就忙出滿身塵土和臭汗。正當我拎著相機四處抓拍難民裡的鏡頭時,發現美國記者的鏡頭正在瞄準我。我下意識地趕忙躲閃。沒想到老美友善地瞇起眼睛,衝著我點頭笑了笑,那意思彷彿在說:「朋友,你的鏡頭和難民一樣精彩。」 一路上,我不時地自報家門:「我是中國記者。」有時看對方不明白,乾脆扯起我用紅圓珠筆寫在攝影背心上的「XinhuaChina 中國新華社」讓他們看,一是希望爭取些好感,二來真的撞上塔利班士兵,想必他們也不會向「中國」開槍吧。70 / 185 40 多歲的默罕默德正蹲在帳篷前,皺著眉頭抱著收音機聽新聞。我湊過去一問,知道他全家是從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逃出來的。當問及他對局勢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是:「不支持塔利班,更不支持美國。」這也是我採訪難民們時,得到最多的回答。一位會講些英語的40 歲上下的中年人給我當了臨時翻譯。他邊走邊問我: 「你支持美國還是支持塔利班?」「中國支持誰?」……一連串嚴肅的「政治問題」弄得我警惕性倍增,思前想後的回答是:「中國人民永遠站在阿富汗人民一邊。」這句像外交新聞公報的回答讓他既滿意又不滿意。「塔利班憑什麼與美國作對呢?」我問。他想了想說靠「唸經」。他說像許多穆斯林一樣,他每天都趕早起來唸經,每天5 次,總是雷打不動。據說,許多塔利班士兵即使在戰場上,每天也都要拿出隨身攜帶的《古蘭經》,堅持誦經。「那樣會不會影響打仗呢?」我有些不解。「不會,真主會幫助他們打敗敵人。」類似的回答,我聽旅館裡的管理員法努克也說過。對於許多穆斯林來說,人世間最重要的事不是事業、金錢、愛情等,而是「唸經」。他們的回答儘管讓我感覺新鮮,但仔細一想又感到其實挺正常,這或許就是信仰的力量吧。在「保鏢」警察的催促下,我們不得不趕在天黑前離開難民營。望著眼前瞪大眼睛盯著我的孩子,我禁不住走過去和他們照張紀念照。照片上,孩子們樂得很開心,我卻樂不起來。不開眼的警察把他的AK-47 步槍伸進了畫面,好像是我和孩子們在他的槍桿子底下合影。71 / 185 第七章:戰爭在數十公里外爆發10 月7 日,一個平常的日子。預料之中的戰爭終於在我焦急而疲倦的等待中開始。我不是個好戰分子,從不認為戰爭是個好東西。可對於在前沿地區苦苦等待的上千名記者來說,這確是我們冥冥之中所期待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畢竟是衝著採訪戰爭而來。這一天已是我抵達巴阿邊境的第19 天。「打起來了!」 巴基斯坦當地時間晚上9 點半前後,結束一天的緊張採訪、發稿之後,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自己二樓的小房間。此前,我已趴在旅館前台傳了兩個多小時圖片,兩張不到200K 的照片就是傳不出去。在我之後來發稿的《紐約時報》的兩位記者,僅用了10 多分鐘就傳完了760K 的圖片,看得我又羨慕又生氣。採訪的疲勞容易忍受,這種發稿的折磨實在讓人頭疼,倍受折磨。煩悶地回到房間,我倚靠在床頭休息,感覺肚子有些餓,隨手拿起餅乾嚼起來。突然,孫浩火急火燎地闖進來,大喊著:「老劉,打起來了!」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還是下意識地一骨碌爬起來,衝過去打開電視機。此時, 「CNNInternationa(l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正在播放布什總統的講話。畫面上, 布什神情莊重而威嚴。他在講話中宣佈:「根據我的命令,美國軍隊已開始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打擊的目標是阿富汗境內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訓練營地, 打擊的目的是摧毀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軍事力量。」布什在講話中還特別強調, 軍事打擊是針對恐怖分子,而不是針對阿富汗人民。「真打起來啦?」天天被各種「狼來了」式的傳言弄得暈暈乎乎的我,此時72 / 185 已經不敢相信周圍的一切消息。「CNN 再厲害,也不敢拿自己的總統開玩笑。」 孫浩大聲追了一句。CNN 播放的電視畫面可能是通過衛星拍攝的,或許是距離很遠的緣故,畫面質量很差。現場的畫面被大片大片的黑夜籠罩,隱隱約約可以見到城鎮裡有燈光來回閃爍,不知是美軍飛機轟炸引起的火光,還是地面防空火炮還擊時發出的亮光。燈光時明時暗、時隱時現,點點亮光閃爍迷離,四周背景根本難以辨認, 為21 世紀的第一場戰場帶來幾分神秘和恐怖。我湊近電視屏幕,想盡力看清楚現場的一些情況,結果什麼也看不到,只能憑耳朵聽、憑感覺去猜測。據CNN 報道,美國當晚襲擊了首都喀布爾、塔利班總部所在地坎大哈,以及阿富汗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等地。喀布爾在遭到空襲後全市停電,當地電力系統基本癱瘓,同時坎大哈一個機場的指揮基地被摧毀。另據阿富汗伊斯蘭新聞社報道,塔利班當局證實,美國飛機當晚轟炸了喀布爾機場附近地區,市民聽到了飛機的轟鳴聲和炸彈的爆炸聲。有消息稱,位於喀布爾市中心的塔利班國防部也遭到了襲擊。猛然間,一直徘徊在戰爭邊緣的我們終於被推向戰爭前線。由於塔利班事先早已將外國記者全部趕出了阿富汗,駐守在白沙瓦的記者便成為戰爭爆發時最靠近前線的記者。為此,我和孫浩也成為當時最靠近戰爭前線的中國記者。零點行動戰爭打響了,我原本疲倦的神經像是被注入了一針興奮劑。那一刻,我彷彿聽到了遠處戰場上傳來的爆炸聲。「出發!」我和孫浩不約而同地抄起攝影包衝出旅館,開車直奔大街。法努克看我們興沖沖的樣子,問這麼晚了,出去幹什麼。我顧不上回頭,隨口甩下一73 / 185 句:「去拍打仗!」 出乎我的意料,附近街上和平日一樣冷冷清清,看不出多少緊張的氣氛。「這哪裡像戰爭剛爆發啊!」我嘟囔著。可轉念一想,這麼晚了,大多數當地人可能已經進入了夢鄉,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消息。據分社同事朋友講,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當地的百姓平日很少有娛樂活動,一般晚飯後喝喝茶就會早早入睡。難怪,有時我們晚上九十點鐘幹完活出去找飯吃,絕大部分飯館早已關門謝客。街上雖然冷清,我心裡卻熱呼呼的。和孫浩商量後,我決定先趕到白沙瓦最高檔的珠際飯店,看看那裡的外國記者有什麼動靜。珠際飯店(俗稱PC 飯店)是白沙瓦惟一的五星級飯店,住著上百名外國記者。自從阿富汗危機爆發以來,數百名外國記者蜂擁而至,使這裡平日較為清淡的生意一下子火了起來。據那裡的工作人員說,這裡一個普通標準客房的價格已從原來的每天不到100 美元,漲到現在的200~300 美元。即使這樣,飯店依然天天爆滿,令許多後來的記者因租不上房子而發愁。阿富汗局勢緊張以來,特別是戰爭爆發後,巴基斯坦許多城市的旅遊、貿易、商業受到嚴重影響。但由於大量國外記者紛紛湧入,以前並不景氣的賓館、飯店業生意卻紅火起來,價格一路攀升,有的價格比平時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仍然顧客盈門。雖然有同行開玩笑地說,這是典型的「發戰爭財」,我倒覺得這是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與珠際飯店相比,我們租住的小旅館價格真的很便宜,每人每天僅20 多美元。我們也曾設想搬到這裡,可一問價格,又縮了回去。如果當時我們向總社或總分社申請住進珠際飯店,後方肯定也會支持。但是已經習慣了「勤儉節約」的我們,最終選擇了「少花錢、多辦事」的路子。我們考慮到,像我們這樣整天都在外面奔波採訪的記者,只是到夜裡才回到旅館睡幾個小時,住宿條件好壞並不74 / 185 重要。我們欣賞珠際飯店,主要因為大部分外國記者都住在這裡,俗話說「人多力量大」,記者一多,信息就多、消息就靈。珠際飯店裡的警衛明顯加強,武裝警察在院內來回巡視。飯店門口和大堂裡已聚集了近百名全副武裝的外國記者,進進出出十分忙碌,那架勢頗像戰士緊急集合、準備出發。我抱著相機追著拍攝下兩位日本電視記者緊急行動的鏡頭,隨即趕過去問他們準備去哪裡採訪,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正做準備。」身邊的另一位美國記者開玩笑地說:「想去喀布爾,可沒人批准。」一位被塔利班從阿富汗驅逐出來的英國記者滿臉遺憾地說:「當時真應該在喀布爾化妝潛伏下來。」「如果那樣,現在你可能早就成了塔利班的俘虜了。」另一位同行的玩笑把周圍人都逗樂了。站在門口的記者們,一個個伸長了脖子不時地眺望遠方,彷彿想聽到或看到一些戰場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看來美軍今晚是不會轟炸白沙瓦了!」我無可奈何地望望天空,心裡猜測著。半個多小時過去了,身邊的記者們似乎沒有什麼行動,有的抱著攝像機坐在門口休息,有的乾脆仰望天空像是在數星星。此時,我突然感覺到,戰爭中的阿富汗才真正是「圍城」——一座被包圍的城市,裡面的百姓想逃出來,外面的記者想衝進去。結果是:想出來的人出不來,想進去的人進不去。「不能在這裡耽誤時間。」我和孫浩一個對視,再不敢遲疑,立刻驅車離開珠際飯店,直奔市中心,打算去瞭解一些城裡的動靜以及市民的反應。我們剛剛上車,手機突然響了,我拿起電話「喂、喂」了半天,只聽到嘈雜的「沙沙」聲, 隨後就斷線了。我正在納悶,手機又響了,一接還是老樣子。「什麼破電話!」我又急又氣地把電話甩到旁邊的座位上。我懷疑是由於戰爭突然爆發,通訊信號受到影響。因為我曾聽說,白沙瓦與阿富汗之間的部分通訊系統是相互關聯的;還75 / 185 有人說阿富汗一些城市的電話局是從白沙瓦電話總局接過去的。「是不是我的電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干擾了?」我半開玩笑地問著孫浩,可眼睛還是緊緊盯著被我甩到座位上的電話,希望它再吵叫一次。電話終於又響起來。我一接,通了,可聽受效果很差,費了半天勁才聽出是香港分社攝影組負責人楊嘉理打來的。她在電話中幾乎是喊著告訴我,總分社和總社攝影部正等著我的照片,還問發稿有沒有困難。我回答沒問題。嘉理和我在香港共事兩年,平時我們對這位「大姐」「又愛又煩」,愛的是她的盡職盡責、樂於助人;煩的是她是個閒不住的人,天天都會追在後面讓我們「幹活」。估計那天晚上聽到戰爭爆發的消息,她也像許多後方的編輯一樣,從床上爬起來跑到辦公室,就給我打電話聯繫發稿,一直忙到天亮。我們來到市中心的一處T 字路口,發現路中央隔離墩和旁邊的街道上都有背著槍的警察站崗巡邏。我們急停車,趕過去拍攝。由於街道燈光昏暗,我只得借助偶然駛過的汽車燈光加閃光燈拍攝。閃光燈閃過後,有兩位警察愣了一下, 立刻擺手,示意不能拍照。我只好走過去解釋。看我態度端正,又是友好國家的記者,警察不再限制。此時,我們發現不遠處有幾位市民聚在一處竊竊私語,便趕過去採訪。談及剛剛爆發的戰爭,市民們表情凝重,多數表示反對美國對阿富汗實施的軍事打擊。一位學校教師說,他反對搞「9·11」那樣的恐怖事件,也不贊成美國發動的戰爭,他認為這樣的結果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另一位二三十歲的穆斯林青年更是激動地表示,美國對阿富汗開戰,就是對所有穆斯林宣戰。他說:「明天就要到喀布爾去,和那裡的穆斯林兄弟並肩作戰,反擊美國的進攻。」 周圍的市民越聚越多,人們的情緒也越發激動,直到警察擔心出事跑過來勸阻,我們的採訪才算結束。76 / 185 此後,我們趕緊開車趕回旅館發稿。沿途的街面變得更加冷清,只有零星的夜歸者在昏黃的燈光下趕路。我擦擦頭上的汗,抬頭向車窗外望去。中秋節時明亮而飽滿的月亮,此時已變成半月,孤獨地掛在遙遠的天邊。「看來,月亮老人也不喜歡打仗啊。」我心想。我用最快的速度處理完稿件,抱著電腦跑到前台,叫醒了睡得正香的法努克, 請他幫助開通電話線。我幾乎是提心吊膽地撥叫著香港的圖片傳真電話,真擔心它會像往常一樣和我為難。幸好,老天爺算是給面子,兩張照片僅用了10 多分鐘便傳回香港總分社。儘管第二張警察巡邏的照片只傳過去多一半。總社接到我發回去的傳真照片後很高興,還專門向前方報道組發來傳真對我提出表揚。這些照片畢竟是新華社記者從最靠近戰場地區發回的傳真照片。發完最後一張照片,我抬腕看表,已是當地時間次日凌晨零點——北京時間凌晨近3 點,此時距離戰爭開始約兩個小時。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心裡盤算著,「期待」已久的戰爭已經開始,是該準備奔赴新戰場的時刻了。第八章:催淚彈在身邊炸響沒想到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催淚彈的滋味,竟然是在異國他鄉的戰爭前沿。美國的導彈落在阿富汗境內,卻無異於落在白沙瓦許多穆斯林的心上。白沙瓦和阿富汗歷史淵源深厚,其200 萬人口中有約100 萬阿富汗人。兩邊民眾都以普什圖族為主,多是親戚朋友關係。在當地一些穆斯林眼裡,美國對阿富汗實施的軍事打擊,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包括他們在內的整個穆斯林的宣戰。77 / 185 和巴基斯坦許多城市一樣,隨著戰爭的爆發,白沙瓦這座歷史悠久、曾飽嘗過戰亂之苦的邊境城市再次陷入動盪和混亂之中。白沙瓦亂了「明天我們一定要上街抗議!」昨晚在街頭採訪時,幾位市民的強烈反應提醒我們——白沙瓦明天會出事! 10 月8 日一大早, 我們趕到白沙瓦老城的市中心開伯爾· 巴扎(KhyberBazar)。開伯爾·巴扎是白沙瓦最古老的商業中心,也是當地阿富汗人聚居的主要區域。街道兩側擠滿了五花八門的商業店舖,包括日用百貨、五金交電、工藝品、糧食、清真食品、水果、蔬菜等,許多類似烤羊肉串的小吃攤位擺到了馬路邊。煙熏火燎使得整個街市顯得雜亂無章,可熙熙攘攘的熱鬧勁又顯得人氣興旺。這番街頭的景象,對我來說已見怪不怪。此前我在巴基斯坦其他城市,如卡拉奇、拉合爾、拉瓦爾品第等地已有過領略,我將其稱之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初級發展階段」。哪裡人多警察多,哪裡就會有事,我們也就往哪兒鑽。在一處清真寺附近的十字路口,我們發現有數十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正在街邊一字排開,嚴密戒備。清真寺門口狹窄街道上彙集了眾多穆斯林市民和記者,高音喇叭裡不時傳出演講聲和口號聲。我看見清寺門口有穆斯林在進進出出,不知深淺地也想跟進去。剛到門邊就被把守在門口的穆斯林青年攔住。「走遠點!」他揮揮手中的木棒衝我毫不客氣地喝斥道。看他那滿臉憤怒的樣子,我只得退到一旁再擇時機。我轉過身見門口旁邊的書攤前,圍著許多悶頭看報的市民。當天,巴基斯坦以及白沙瓦當地的報紙、如《TheNews》(《新聞報》)、《TheNation》(《國民報》)、《Dawn》(《黎明報》)、《TheFrontierPost》(《前線郵報》)、《Observer》(《觀察78 / 185 家報》)等,無一例外地都在頭版頭條顯要位置,報道了有關戰爭爆發的新聞。其中許多報紙都對布什政府發動的軍事打擊進行譴責,同時對拉登、奧馬爾及塔利班表示支持。當發現我在拍照時,一些市民不約而同地拿起印有布什照片的報紙,用手做出向布什射擊的姿勢。一位市民轉過身,讓我看掛在他後背的T 恤衫。原來,T 恤衫上印有拉登的頭像。我拍照時,他還扭過頭,豎起大拇指,生怕我不知道他是「拉登的支持者」。催淚彈襲來大約上午11 點,清真寺大門突然打開,示威者如潮水般地湧出。他們有的打著標語,有的揮舞著旗幟,高聲呼喊著口號,浩浩蕩蕩向街頭挺進。見此情景, 我們這些守候多時的記者立刻迎面擁上去抓拍鏡頭。誰料,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一群手持棍棒的青年,猛然間揮起棍棒狂呼大叫著向我們衝來。一看大事不好, 各國記者們趕緊抱起各自的「傢伙」,調頭四散奔逃。眼見我旁邊的兩位電視記者因為動作慢了點兒,被示威者抓住後連推帶搡,還挨了幾腳踢,嚇得他們趕緊往警察站著的地方跑去。轉眼間,記者們已紛紛退縮到附近的角落裡。「這幫傢伙可能是瘋了!」和我一起躲到一家店舖裡的土耳其記者氣喘吁吁地說。示威隊伍繼續向前推進,離防暴警察設置的警戒線越來越近,警察開始用喇叭向示威者喊話。由於現場擁擠不堪,人聲嘈雜,根本聽不清他們喊話的內容。我夾雜在示威者中間隨著人流一邊向前趕,一邊抓緊時間搶拍示威者抗議的畫面。突然,「轟、轟」兩聲炮彈爆炸般的巨響,震得整個街道頓時晃動起來,隨後是一些零星的槍聲,估計是防暴警察鳴槍示警。「警察開火了!」我心中一陣緊張,下意識地彎腰躲閃。霎時間,我的周圍一片混亂,催淚彈在附近爆炸後形成79 / 185 的濃濃煙霧,立刻籠罩了示威人群。煙霧瀰漫之處,現場的人們有的捂鼻擋臉, 有的抱頭鼠竄,現場陷於極度混亂中。猛然間,我感到眼睛和鼻子又酸又癢又痛, 一股說不出的痛苦已使我涕淚橫流、暈頭轉向。煙霧尚未散盡,部分勇敢的示威者衝上前,向警察投擲石塊、瓦塊,一時間, 街道上煙霧再次升騰,磚頭瓦片四處橫飛,有如戰場一般。我擁擠在人群中,眼睛幾乎睜不開。聽著周圍嘈雜混亂的腳步聲,一股強烈的恐懼感湧上心頭。在前線地區第一次遭受這種局面,真不知道隨時可能發生什麼樣的危險,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有些後悔,應該穿上防彈衣。短暫的眩暈之後,職業感提醒我,這是個難得的場面,我必須立即投入戰鬥。我一手擦著鼻涕眼淚,一隻手猛地舉起相機,顧不上對焦,衝著正在乘勝追擊的防暴警察,「啪啪」按了兩下快門。我正摸索著攝影包準備更換鏡頭時,被旁邊跑過的人猛地撞了一下,我的佳能相機連同17mm-35mm 的鏡頭「光 」一聲掉在地上。當時的情況已不容我顧其他,我匆忙撿起相機繼續拍攝。只是發現取鏡框裡不時閃出一道白光。等到撤回住處,經孫浩提醒,我才注意到鏡頭的保護鏡被摔裂,鏡頭邊緣也磕得凹陷變形。後來我把此事向攝影部領導匯報,攝影部副主任徐步認真地說:「鏡頭摔壞了不要緊,自身安全千萬別出問題!」 事後,我發現用這只廣角鏡頭拍攝的每張圖片,都在左下角留下了一道明晃晃的白光,似乎是在紀念我這段難忘的採訪經歷。衝突間隙,煙霧散去,我拖著疲倦的身體來到街邊店舖,發現幾位市民和警察正蹲在地上用水大把大把地沖臉。見我兩眼通紅、不停地擦著鼻涕眼淚的可憐相,一位好心的穆斯林老人,連忙轉身從屋裡面抱出一個破舊的罐子。老人將一隻又黑又粗的手伸進去,捏了一撮粗鹽遞到我的嘴前,並示意我張開嘴。我傻乎80 / 185 乎地張開嘴,老人小心翼翼地把鹽放到我的舌頭根上,隨後又遞過一瓢水讓我喝下。開始面對老人的這一連串動作,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等到鹽水下肚,我頓時感覺自己的頭腦清醒了許多,先前的痛苦症狀漸漸消失。「這土法子真靈。」我感激地望著老人,不知該說什麼好。老人笑了笑,又跑到一邊用同樣的方法去幫助其他的「傷員」。正當我在街邊休息時,雙方的衝突又開始了,警察施放的催淚彈再次炸響。我一邊搶拍,一邊尋找藏身的位置。突然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一抬頭,看見是失散多時的孫浩,在不遠處的樓上焦急地向我招手,讓我趕快上樓。我跑到樓門口,看門的老巴就是不讓進。匆忙間,我指了指攝影背心胸前寫的「China」,老巴半懂不懂地把門打開一條縫將我放了進去。我爬上樓,沒找到孫浩,一著急闖進了五層樓的一戶人家。徵得主人的同意, 我穿著髒兮兮的大皮靴踏過人家的大紅地毯,靠近窗前居高臨下拍攝。當時正值示威者向警察發動進攻,磚頭、瓦塊不斷地從我眼前飛過。緊張的我直擔心示威者急了衝上來,把我拖下去暴打一頓,那可真的無處可逃。其間,楊嘉理正好打來電話,我顧不上多問,只緊張地說了句「正在拍攝『催淚彈』,一會兒發稿」! 就掛掉了電話。臨走時,我硬要塞給主人100 盧比,以感謝人家在危難時「收留」我。可聽說我是中國記者,他們就是不收。最後我只好說:「就算是中國朋友給兄弟的孩子們買點糖果吧。」看著我滿臉流汗的認真樣子,那位不知姓名的青年總算把錢收下。我後悔自己當時太小氣,只給人家100 盧比,只相當於10 塊多錢人民幣。警察與示威者你進我退,你退我進,打起了「拉鋸戰」,足足僵持了三四個小時。最後,示威者情緒激動地焚燒了美國國旗和美國總統布什的假人像。現場81 / 185 火光熊熊,濃煙滾滾,我從樓上下來頓感被烤得渾身灼熱。突然,有示威者從升騰的烈火中越過,衝向對面的警察設置的警戒線。我條件反射般立即按動快門, 記錄下這瀰漫著戰火硝煙的時刻。我渾身早已濕透,正拎著相機往回走,猛抬頭,幾位表情十分嚴肅的青年擋在我面前。我正不知怎麼回事,中間一位青年猛地抬起手來,將一隻帶血的腳趾頭伸到我的眼前,我頓時嚇了一跳。當我回過味兒來時,旁邊的幾位記者一擁而上對著腳趾頭一通猛拍。「這肯定是示威者表示抗議砍下的。」一位阿拉伯記者邊拍邊向我解釋。我不忍心多拍這種血腥的鏡頭,也不願直視青年們憤怒而清冷的目光,拍了兩張趕緊轉身擠出人群。趕回旅館,我迅速將這些現場感很強的新聞圖片經香港轉發回北京。總社攝影部隨即將圖片發往國內外。香港分社正在當班的港人阿穆看到我發去的照片, 似乎感受到了前方的緊張和危險,他用廣味十足的普通話一遍又一遍在電話中提醒我:「千萬別靠近,那些人好危險!」 次日,總社總編室再次發來傳真,表揚我們在危險關頭始終堅守在第一現場, 採訪發回大量的生動稿件。我興奮之餘,當即手書一封情況匯報,答覆總社和總分社。我在傳真中寫道:「面對眾多外國記者,我是中國記者。我會用自己的實際工作,去維護和捍衛作為新華社記者的榮譽和尊嚴。」 第九章:差點被拉進喀布爾10 月9 日,戰爭爆發第三天。估計還會爆發遊行示威。我們再次趕往老城的商業中心開伯爾·巴扎。82 / 185 「千萬別越過邊界!」 路上,我發現街上的氣氛較前日更加緊張。一輛接一輛的軍車和警車從眼前浩浩蕩蕩地駛過。坐在車上的一排排士兵手中端著槍,表情嚴肅而緊張。聽旅館服務員說,當地政府已下令,禁止舉行大規模反戰反美一類的抗議示威活動。眼前的場面顯然是對著這些活動來的。市中心街頭擁擠不堪。我們穿過人流,快速奔向可能出事的地點。可到現場一看,整個街道已被封鎖,街道中間停著10 多輛軍車,全副武裝的士兵拿著槍在車上嚴密戒備,而每輛軍車上都架起機關鎗,槍口直對前面的示威者。看到這場景,我的精神頭兒立刻來了,三步並做兩步地趕過去,舉起相機就拍。奇怪的是,我的舉動竟然沒有受到士兵的阻攔,一位胸前帶著一串軍銜的軍官,走過來象徵性地問了兩句,就沒再管我。我一見沒人管了,有點得寸進尺,乾脆把相機貼近士兵和機關鎗的槍口拍照。「躲遠點兒!」開始還面無表情的小鬍子士兵,突然說話了,我連忙躲開。聯想前日,政府只出動了治安警和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可現在卻是真槍真彈的正規部隊,那副架勢頗有要打一場惡仗的勁頭。面對黑洞洞的「示威式」槍口,示威者似乎感到眼前的局勢可能對自己不利,還是有些顧忌和膽怯。他們舉行了簡單的集會,穆斯林領袖發表演講,示威者振臂高呼幾陣口號之後,便漸漸地和平散去。臨走時,他們聲言,幾天後,他們會舉行更大的抗議活動。雖然已到深秋,白沙瓦的天氣仍然很炎熱。或許是背著的攝影器材太重,或許是東奔西跑太緊張,不一會兒,我身上的衣服包括外面穿的攝影背心都濕透了。我一邊擦著臉上的汗水、一邊東奔西跑的樣子,成了周圍老巴們欣賞的「焦點」。也可能他們覺得我一邊擦汗一邊忙碌的樣子好笑,也可能他們平日很少見到我這83 / 185 種形象的「老外」。傍晚,父親打來電話,急切問了些情況後,告誡我:「千萬別越過邊界,咱們和塔利班沒有外交關係。如果真被抓住,可就麻煩了!」 美英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後沒幾天,我們在白沙瓦街上採訪,突然發現一批打著「WFP(世界糧食計劃署的英文簡稱)」旗幟的車隊,浩浩蕩蕩地向城外駛去。我追著大卡車一路拍攝,一打聽,原來那是向阿富汗運送救災物資的車隊。順著車隊過來的方向,我摸到了位於納扎爾·巴難民營的世界糧食計劃署駐白沙瓦辦事機構的倉庫。聽說是來自中國的記者,倉庫的巴基斯坦小姐熱情地幫我辦理採訪事宜,並專門派人開車帶我來到倉庫物資儲備處。倉庫裡一片熱火朝天的勞動景象,近百名民工頂著炎炎的烈日,頭頂肩扛,緊急地搬運著大袋大袋的糧食物資,那情景猶如我國當年「大干快上」的情形。我也像民工一樣立刻投入緊張的戰鬥,一會兒追著民工們拍,一會兒衝上小山似的糧食堆拍。忽然,我發現一輛即將裝滿的卡車頂部是個拍攝的好位置,便跑過去讓民工把我拉上了車。站在三四米高的卡車頂部,腳踩著越壘越高的糧食, 我選取鏡頭抓緊拍攝。這時我才發現,鏡頭裡所有糧食的袋子上都印著大大的「USA」字樣。我邊拍邊心裡琢磨著美國人的動機,眼前浮現出一幅當地報紙刊登的漫畫: 美國的飛機向阿富汗土地傾瀉大量重磅炸彈的同時,也投下許許多多的糧食,俯身在土地上的阿富汗人一手撿著糧食,一手拾著炸彈。世界糧食計劃署駐白沙瓦辦事處新聞發言人米切爾·哈金斯曾告訴我們,這裡的救援物資絕大部分是來自美國,少部分來自歐洲或日本等國。問及為什麼只84 / 185 看到有美國的救援物資時,哈金斯猶豫了一下說:「或許美國人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證明,他們進行的反恐戰爭是針對恐怖分子,而不是針對阿富汗人民的。」 據哈金斯介紹,由於近日位於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奎塔的聯合國救援機構,遭到了當地反美示威者的襲擊而關閉,白沙瓦形勢雖然也很危急並且也暫時關閉了部分機構,但依然是對阿富汗實施援助的主要地點和通道。此前,我們在距離白沙瓦五六十公里的聯合國難民署倉庫採訪時,也看到了不少中國援助的救災物資,如糧食、帳篷等。哈金斯還說,救援工作面對重重阻力,特別是阿富汗境內的空襲給運送救援物資帶來極大的危險,但救援工作仍在進行。據瞭解,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星期, 世界糧食計劃署共向阿富汗運送了6000 噸食品,加上阿富汗當地儲存的糧食物資,估計可以滿足170 萬阿富汗人的需要。「救援工作的前提是阿境內運糧道路安全暢通,真希望美國的炸彈別投向我們。」哈金斯半開玩笑地說。來自澳大利亞的哈金斯,已成為辦事處為數極少的外國人之一,問他是否感到安全時,他詼諧地說:「你們記者安全,我也安全。」他告訴我,白沙瓦最緊張的日子裡,他曾躲在一個秘密地方好幾天沒露面。我能理解他,戰爭剛爆發那段時間,當地人恨透了美國人、英國人,因此黃頭髮、藍眼睛的哈金斯比我們東方人更危險。別開車我站在車頂上跳來跳去,尋找各種角度拍攝。猛然間感覺車子一晃,我下意識地立刻趴在了糧袋上。起初我以為是司機準備調整一下車的位置,可趴著看了一會兒感覺不對,因為整個車隊正在緩緩地向門外開去。情急之下,我連忙向幹活的民工們揮手,並使勁拍打駕駛室的頂部。開車的85 / 185 司機總算發現了我,把頭伸出車窗,嘿嘿一笑停下了車,還用十分生硬的英語說: 「一起去喀布爾?」我無心跟他開玩笑,連忙挎緊相機爬下車。正當我扭頭想走時,又被司機叫住,他硬讓我給他拍張照片,作為讓我下車的交換條件。說實話,如果不是「組織紀律」這根弦繃著,我還真想借此機會,悄悄潛入戰爭中的喀布爾、坎大哈或賈拉拉巴德去抓拍些鏡頭。但是,其結果可能會有兩個,要麼被塔利班活捉後就地正法,要麼被釋放後一舉成名。然而無論怎樣的結果,都會給新華社和我們的國家增加麻煩。受新華社培養這麼多年,我不想就此葬送生命,更不想就此一舉成名,只想老老實實給新華社幹好活兒。離開倉庫,我叫出租司機轉頭向市中心進發,準備沿途撞些有價值的新聞。經過環島附近的美國駐白沙瓦領事館時,突然發現領事館門前停放著裝甲車,旁邊還有許多軍警巡視。戰爭爆發前,我曾試圖「偷襲」過這裡。當時想利用老招數——和老巴警察「套磁」聊天的方法偷拍領事館前的戒嚴情況,竟被一位經驗豐富的老警察識別出來,客氣地請我上車走人。這次我只得策略一點,一邊讓司機慢慢行駛,一邊隔著後車窗抓拍。「啪、啪」,我剛拍了兩張,就被賊溜溜的警察發現,跑過來大聲喝止。我趕緊擺手致歉,讓司機加大油門迅速離開。市中心的街上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一派繁忙熱鬧的景象。突然,十多輛滿載著武裝士兵的軍車,耀武揚威地開過來,車頂上架起的機關鎗,讓人不寒而慄, 路人紛紛躲閃。恰在此時,兩位全身緊緊包裹著天藍色布袍的婦女從街邊巡邏的裝甲車前匆匆走過。我立即舉起相機,記錄下這一瞬間。當時我眼中的白沙瓦, 就是戰爭與和平交織在一起的「前線邊城」。後來得知,我從白沙瓦發回的《戒嚴中的白沙瓦》、《戰火中的邊城》、《從裝甲車前走過的婦女》等許多紀實圖片被國內眾多媒體,如《人民日報》、《光明日86 / 185 報》、《新華每日電訊》等中央大報及地方報紙廣泛採用。國內發行量最大的新華社《參考消息》報破例第一次以圖片專版的形式,刊登了我拍攝的「將鏡頭貼近戰爭」組照。我拍攝的反映白沙瓦進入高度軍事戒備狀態的圖片被《北京青年報》和北京《晨報》等刊登在第一版或顯著位置。許多朋友和親屬在報上看到我的照片後,不斷地給我家中打電話,表示慰問, 弄得家人大為緊張。老婆打來電話,情緒激動地叫我:「立刻撤出白沙瓦,否則我要找你們領導要求把你調回!」 第十章:在開伯爾·巴扎挨打戰爭打響後,白沙瓦就再也沒有平靜過。一天到晚,天上飛機呼嘯,地上裝甲車轟鳴。白沙瓦變成了火藥桶,使得我們整天都像在戰場上一樣。再戰白沙瓦10 月12 日,星期五,是當地市民集體做禮拜的日子。白沙瓦再次爆發了數萬人參加的大規模反戰抗議活動。我們一大早,又驅車趕到開伯爾·巴扎。我們的出租車距離市中心還有一兩公里遠,老巴司機便擺手示意我們下車。「繼續前進,到市中心。」我倆埋怨著向前揮揮手。「NoWay(無路可走)!」司機順勢向前一指,我倆一看不得不下車。前面的街道已被荷槍實彈的警察和士兵封鎖,機關鎗就架在路中央,黑洞洞的槍口直對著我們。「要出大事!」我心裡一緊,腳下加快了步子。沿途,防暴警察正在路中間設置鐵絲網,前方的十字路口上赫然停放著一輛裝甲車,車頂上正襟危坐的士兵架起了重型機關鎗,裝甲車附近佈滿了身穿黃軍87 / 185 裝的士兵和穿黑軍裝的警察。我慢慢地接近裝甲車,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和士兵搭起話。站崗的士兵一聽我是中國記者,又不像「壞人」,便不再注意我,我連忙抓緊拍照。我拍了幾張,感覺角度太低,一扭頭,看見旁邊有一隻士兵休息坐的凳子。我徵得了當兵的同意,正要踩上去,他示意我必須墊上東西,大概是怕我踩髒了凳子。我隨手從攝影包中拽出一份當地的報紙,鋪在凳子上。就在我抬腿往上踩的一霎那,一個士兵突然撲過來,一把把我推開,我趔趄了一下,差點摔倒。正當我犯暈時,那位士兵瞪大眼睛氣憤地往報紙上一指說:「Look(看)!」我仔細一看,報紙的正面印著拉登的大幅照片,下面還有「拉登是穆斯林英雄」之類的讚揚詞。「Goout(滾開)!」我還想做些解釋,旁邊圍過來的持槍士兵大聲命令著我。見勢不妙,我只得趕快逃掉。中心街市的人越聚越多,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示威者,打著各種旗幟,高呼著口號,從各個方向往市中心彙集。我驚奇地發現,許多示威者手裡都提著幾尺長的棍棒,那種氣沖沖的架勢,彷彿是要隨時投入戰鬥。我心裡一陣興奮,一陣緊張。我正忙著往前趕,一位白鬍子老巴樂呵呵地跑過來,問我要不要嚮導,我隨口說「不要」,繼續往前趕。可這位先生就認定了我,一直緊跟不放。聽說我是中國人,他湊過來神神秘秘地在我耳邊小聲說:「朋友,我認識塔利班的一位官員,就在我家附近,我可以帶你去見見。」正當我滿腹狐疑想繼續問個究竟時, 身邊一位臉熟的南非記者,從後面捅捅我提醒道:「千萬別上當!」 「雇你當嚮導要多少錢?」我想瞭解行情,就問了他一句。他猶豫一下很慷慨地說:「朋友嘛,一小時二三十美元就行。」我撇撇嘴,伸出一個指頭回答:「100 盧比(約1.5 美元)。」老先生愣了一下,調頭嘟囔著走開。88 / 185 「想發戰爭財?找錯了人!」我暗自得意。繼爾我又想:「萬一他要真認識什麼塔利班的高官呢?沒準兒我還弄個什麼爆炸性新聞呢。」思前想後,還是保險點兒好,我是中國記者,別弄不到新聞,再給單位惹出些麻煩,只得作罷。奮勇拚殺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開過來,我擠在人群裡邊拍照邊後撤,一不小心撞到了路中央的石頭欄杆,撞得我腳跟生疼。我顧不上多想,順勢將一條腿攀過圍攔, 兩腿一裡一外緊緊地夾住欄杆,保持住身體平衡,勉強地拍攝。面對我的鏡頭, 示威者更是扯開嗓門使勁呼喊著口號,還有人雙手打出「V」字形勝利的手勢。遊行隊伍行至寬敞的街市廣場,突然停下來,開始舉行集會。我左右觀察地形,發現旁邊的一座五六層樓的樓頂是拍攝的最佳地點,於是立刻奔上樓頂。從上面往下一望,廣場上鋪天蓋地般坐滿了白衣白帽的穆斯林,各種旗幟飄揚,場面十分壯觀。居高臨下,使我的拍攝變得十分靈活,我變換運用長、短鏡頭,選擇各種場景拍攝,大場面、中景、近景、人物特寫等等。佔據了有利地形,我開始盡情地揮灑我的「彈藥」,並不時地轉移地點,變換角度拍攝。抬頭間,我發現左側樓頂邊沿的一角上,有軍警在臨時搭設的掩體中握著槍緊張地戒備。我立刻跑過去, 到跟前才發現只有貼近樓頂邊沿才能把站崗的士兵和宏大的集會場面拍進去。我伸出左腳,試探著向樓頂的最邊沿挪動,站穩之後,用17mm 的廣角鏡頭對準掩體裡的持槍士兵,連帶樓下壯觀的示威人群一通猛拍。跟我一起上來的一位記者在旁邊大聲提醒我:「Becareful(小心)!」拍完了,我往左邊樓下看去,幾十米高的落差還真讓人眼暈。不經意間,我發現樓下演講者站立的車上捆著布什總統的假人像和一隻假89 / 185 狗,旁邊的看守者不時在用竹竿打「布什」的臉;另外一位示威者可能還是覺得不夠解氣,乾脆脫下鞋,用鞋幫子狠狠地打。更有甚者,一位示威者從下面猛跑幾步躥上車,抱著「總統」一陣嘶咬,旁邊的人拉了半天,他才松嘴。「咳,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人權嘛?」身邊一位澳大利亞記者的話,讓我不禁失笑。抗議即將結束,示威者焚燒了美國國旗和「布什」假人,廣場上濃煙滾滾。此時,我發現人群中開始出現劇烈騷動。我急忙躥下樓衝進人群,立刻被憤怒的人群淹沒。混亂中,你推我擠,你衝我撞,我不時地被推過來搡過去。示威者還在拚命爭搶、撕扯著布什的假人像, 有的邊搶邊罵,有的還把開膛破肚的「總統」一次又一次拋向空中。一時間,石塊、沙土、麥皮滿天飛揚,我和幾個現場記者滿頭滿身滿臉都被「覆蓋」,眼睛也被瞇住。我擠在人群中,一邊緊張地抓拍鏡頭,一邊四處躲閃,防止示威者激烈的動作傷及我和我的攝影器材。突然間,我的後背上被人重重地打了兩拳,疼痛中我猛地回頭,隨口用中文罵了一句:「傻冒兒!」原來是兩個少年。那兩個佔了便宜的少年看我氣急敗壞的樣子,轉身躲進人群。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混亂的局面終於結束。當我揉著苦澀的眼睛,抖摟著身上的沙土和麥皮,拖著疲憊的腳步往回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抬頭尋聲,竟然是走散了很久的孫浩,他正站在街道對面的另一座樓上,像個哨兵一樣不停地向我揮手。我和孫浩興奮地擁抱在一起。他告訴我,我在混亂中「奮勇拚殺」的鏡頭被他抓拍了下來。那時,我和幾個不相識的外國記者置身於混亂現場,大家緊緊地站在一起,手中握著各自的武器——相機,頗像是堅守在陣地上的戰士。90 / 185 第十一章:前線「泡網吧」 平日並不熱衷於上網的我,竟跑到巴阿前線去「泡吧」,自己做夢都沒想到。可就是這個連自己也覺得荒誕的無奈之舉,卻給我岌岌可危的圖片傳真「生命線」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事後想起網吧,真有「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有時,我甚至覺得在前線的日子裡是網吧救了我。赴前線採訪前,我一再向總分社領導表示,並不特別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 因為那是由「老天爺」掌管的,自己決定不了。而我最擔心的是圖片傳真的問題。如果我在前線採訪拍攝的照片不能及時地傳回總社,我和我身後許多新華社人的共同努力將變成「無用功」。我的老同事唐師曾在海灣戰爭採訪時,將圖片傳真線稱之為「生命線」,這個比喻很恰當。為此,從香港出發的前幾日,每天我深夜入睡前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趴在自己小屋裡試驗發稿。可基於當時分社的條件,技術員能夠提供的圖片傳輸方式只有一種,就是使用固定的國際長途電話發圖片稿。當時,我曾三番五次地向分社建議,請總社務必將海事衛星交給準備上前線的同事帶給我,雖然我從未用過海事衛星發送稿件,但我可以請同事教我怎樣使用。儘管當時分社連夜起草了報告,給總社發去了緊急傳真,但我心裡依然沒底兒,總覺得自己有點兒像高空走單繩,繩子一斷我肯定掉下去。我的擔心後來終於變成了殘酷的現實。從總社帶來的海事衛星,經過我們幾個同事的反覆調試、實驗,始終不能正常發送圖片。分社的另一位同事、有「電腦專家」之稱的梁浩幫我弄了不知多少次,還是不能發出稿件。為此,我們多次與後方技術部門聯繫,問題始終沒能解決。後來聽說總社技術部門曾準備專門派91 / 185 人到前線來幫助調試,但被報道組謝絕了。無論如何,我都失去了一種在戰爭期間最有效、最便利的圖片傳送手段。失去了這一手段,就意味著自己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有時甚至冒著發不出稿件的危險。為此,我不知煩惱過多少次,有時真想罵人。有如我「拎」著腦袋上前線, 拿出槍一扣扳機才發現,槍是壞的。我把當時遇到的問題再次向總分社和總社做了匯報,立刻受到上級部門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馬上採取措施,儘管我沒有「享受」到,卻確保了後來的記者不再遭遇類似的困難。我用自己痛苦的代價為以後的報道積累了經驗。我用自信支持著自己,以自己是個「福將」鼓勵著自己。在自己10 多年的採訪實踐當中,完成過許多次採訪拍攝、傳真發稿的任務。僅我使用過的圖片掃瞄傳真機,就包括滾筒式照片傳真機、黑白底片掃瞄傳真機、彩色底片掃瞄傳真機。發稿中,我雖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但是最終都比較順利地將稿件發回了總社。「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中國古代聖人們千百年前總結出來的樸素辯證法,用來教育我們現代人並不過時。其實,人生和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就是按照這個規律運行的。當人越走越順時未必是好事,災禍可能隨時降臨;而當人處於艱難的逆境時,幸福可能就在眼前。或許是以前的採訪發稿較為順利的緣故吧,來到前線後,我發現「狼」真地衝著我來了。敗給傳真線我剛從香港飛抵伊斯蘭堡,然後馬不停蹄地驅車趕到巴阿邊城白沙瓦的第一92 / 185 天,傳真線就給我來了個「下馬威」。我一路上顧不上吃飯、睡覺,抓緊一切時間冒著危險拍攝了3 張照片。這些照片不僅花去我2 個小時的寶貴時間才傳回香港,同時,也讓我心裡為以後的傳真發稿增添了許多煩惱和擔憂。巴基斯坦通訊線路不通暢是有名的。此前,我曾兩次到過巴基斯坦,對其通訊設施的落後情況有所瞭解。然而當時畢竟是和平時期的採訪,遇到問題好解決。可如今卻是戰爭時期,我們在前方出了問題只能是孤軍奮戰。第一次從白沙瓦回到伊斯蘭堡後,我曾經住進一個足有三星級、名叫馬瑞納(Marina)的國際飯店。當時,我用飯店裡一種加了密碼的國際長途電話實驗過多次,稿件就是發不出去,把分社同事和飯店技術人員請來協助都無濟於事。以後我們得知,即使在伊斯蘭堡、卡拉奇、拉合爾這樣的大城市,只有在大的賓館、飯店、涉外機構等地才能找到國際電話線,國際電話則必須經過當地電話局轉接, 並加有一串十多位數字的密碼。分社記者梁浩曾連夜開車帶我圍著伊斯蘭堡找旅館。跑了大大小小十幾家,竟然沒找到一家賓館或旅店有「不加密碼」的國際長途電話線。「如果中資公司的人沒走就好啦!他們肯定有不加密碼的電話。」梁浩說。許鉞乃到達白沙瓦後,我們換了一家條件稍好的旅館,但是情況更糟。當時那位留著一撮鬍子的老闆,連連點頭答應,國際電話線問題可以「立即」解決。誰知,我們在屋裡呆坐了兩個多小時,跑過去再問老闆時,人家回答一兩天後「肯定」解決。「一兩天?一兩個小時我們都等不了!」我簡直氣憤之極,拉上老許和孫浩迅速撤回原來的旅館。旅館經理納伊姆告訴我,千萬不要輕易相信個別巴人許下的諾言,他們沒壞心,但愛「吹牛」。93 / 185 第一天發稿不順,我寄希望於以後。沒想到第二天的運氣更壞。我從邊境線上趕回旅館後,稿子怎麼也發不出去。旅館前台的法努克開始還在一旁「Quik、Quik(快、快)」地給我加油,漸漸地他實在堅持不住,乾脆把記時表甩給我, 讓我自己記錄發稿時間並登記在本上,他一頭倒在旁邊的椅子上睡著了。當時用這裡的國際長途電話發稿每1 分鐘就是120 盧比(合15 元人民幣),法努克如果稍微有點精神,決不會輕易把「錢」交給別人掌管。法努克輕微的鼾聲伴著牆上老式掛鐘「嘀噠、嘀噠」的聲響,像一首動人的催眠曲,引得我的眼皮不停地打架。已過午夜12 點,香港已是凌晨3 點。當香港分社攝影組值班的黃本強在電話中疲憊地問我還發不發時,我只好歎著氣說:「就到這裡吧。」 我被「傳真線」打敗了,敗得無可奈何,敗得傷心至極。雖然捫心自問,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畢竟是「失敗者」。作為前線的攝影記者,我不能在第一時間將新聞圖片發回編輯部,就是失敗。我向來是個不肯服輸又充滿幻想的人。如今到了關鍵時候,更不會輕易服輸。次日一大早,我又搬著電腦跑到前台繼續傳稿,令法努克直搖頭。他不明白地問:「你這個人為什麼這麼執著?」我先後在早晨、中午、晚上連續3 次去發稿,每一次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那一整天,我先後共花了5 個多小時的時間,花費了8000 多盧比,卻只勉強傳出四五張照片。孫浩曾心疼地說:「這比燒錢還快!」 為了能把照片及時傳回總社,後來我不得不忍痛割愛,不惜犧牲照片的質量, 減少發稿數量。一般情況下,數碼傳真照片的大小應在300K 以上,而我不得不把照片做得很小,有時只有100K 大小。這樣傳回去的照片質量損失嚴重,照片的資料價值也隨之降低,對於新華社和我個人都是一種損失。然而為了爭取時效,94 / 185 為了盡快把照片傳回新華社,我只能這樣做。「採訪累不死,傳真也要把人累死!」我向孫浩不停地發著牢騷。傳真發稿遇到的困難,像塊沉重的大石頭,一直壓在心上,使我整天悶悶不樂。「老跟它較什麼勁呀,咱們到網吧試試吧。」看到我整天滿臉「舊社會」的樣子,孫浩安慰我。就這樣,我在走投無路之際,抱著僥倖心理跟著孫浩去街上找網吧。這是我到白沙瓦的第4 天。「Stop」 我們在附近轉了半天,終於在一個市場二樓找到一家名為伯克利(Berkley) 的網吧。在孫浩的幫助下,我僅用了10 多分鐘便將6 張照片全部發送成功,只花費了100 盧比。這個價錢只相當於旅館發稿1 分鐘的價格。「這玩意兒還真不錯。」我高興起來。以前很少用因特網發稿的我,今天嘗到了它的甜頭。可以後,我還是經常不由自主地跑到旅館前台,抱著電話發稿,總希望這條傳真線有朝一日能夠對我好起來。說實話,我畢竟對使用了多年的通訊器材和發稿方式存有某種留戀之情。我這人的毛病,說好聽些叫「從不服輸」,說難聽點兒叫「固執己見」。人有情,可現實無情。在此後的一段日子中,我雖然抱著電話線不放,一次、兩次、三次,可等待我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遭受一次又一次失敗的打擊和折磨之後,我終於決定「放棄」,放棄舊的觀念,放棄落後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雖然我不是那種喜新厭舊的人,可我畢竟擔負著太多的重托,我只能往前走,努力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95 / 185 第二次到白沙瓦,隨著去「網吧」的次數增多,我慢慢地習慣並喜歡上了它。到網吧發稿令人愉快,不僅省時、省力,還節約了新華社的不少資金,特別是自己不用再整天愁眉苦臉地站在眾人面前發呆,更不用一到發稿時就心驚膽戰滿身流汗,這個小小的網吧使我重新拾回了自信和希望,我又可以像我的屬相「馬」一樣,馳騁疆場! 因為幾乎天天要到網吧發稿,我和伯克利網吧以及那裡的人也慢慢地建立了感情。在前線採訪的艱苦日子裡,我們通過網吧這個「紅娘」,結識了許多當地朋友,這些朋友給過我們許多幫助。這其中就包括我們後來最要好的朋友——網吧技術員納扎爾。難民營出身的納扎爾,沒有上過多少學,自學成才。據說,他以前既不懂英語,更不懂電腦。後來他給一個日本人打工,一邊幹活一邊學習英語和電腦知識。如今,他英語說得不錯,他的電腦技術竟使他成為朋友開的伯克利網吧的「技術專家」。儘管如此,到網吧發稿有時也不可靠,比如週六、週日,當地的網吧統統關門。有些時候,上網的人太多,網上擁擠不堪,發稿速度很慢,也讓我著了不少急。有一次在網吧發稿,為了加快速度,就差點兒出事。那是10 月上旬的一天,大約晚上六七點鐘,我跑到伯克利去發稿。通過雅虎的網上信箱發稿時,恰好遇到上網高峰,網絡異常擁擠,一張照片用了將近1 小時愣沒「粘貼」到自己的郵箱裡。情急之中,我請網吧的老朋友納扎爾幫我找其他網站發稿,他老先生滿口答應,順手點開一家網站忙碌起來。發稿間隙,我扭頭問納扎爾發稿速度快了沒有。納扎爾沒顧上理我,趴在電腦前專心致志地幹活。我走過去仔細一看,老先生正把我的照片往一個外國的黃96 / 185 色網站上「貼」。「Stop、Stop(停)!」我立刻用命令的口氣讓他關掉那個網站。「找什麼網不行,為什麼偏用這種網站?」我語氣中帶著責備。「你不是想快嗎? 這個網傳輸速度最快。」納扎爾認真地回答。看著納扎爾委屈的樣子,我連忙解釋說:「我們中國新華社不讓用黃色網站發照片,你還是用其他的網吧。」納扎爾搖搖頭有些不明白,重新幫我打開其他的網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如此黃色的網站。黃色不黃色和我無關,但是我是個共產黨員,置身戰爭前線,如果用黃色網站將標有「新華社傳真照片」的稿件發回祖國,我可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終於找到了網站,但發稿並非一帆風順。後方編輯部經常要1 個小時後才能收到稿件,有時稿件還找不到,為一張照片我不知要和編輯聯繫多少次。為了解決網上發稿的困難,我慢慢摸索「發明」了一種新的方法,就是在向編輯部網址發送圖片的同時,向自己個人的網址也發送一次。發完後,立刻打開自己郵箱確認發稿成功後,再請編輯用我的密碼打開我的郵箱。採用這種方法, 編輯就能很快地接受到稿件。這樣既大大提高了時效,又增加了保險係數。後來編輯部還向前方記者推廣了此法,效果甚佳。在前線採訪的60 多天裡中,我共向總社發回約300 張新聞圖片,其中有一半是通過因特網。在前線「泡網吧」的有許多外國記者。在那裡我認識了一位印度尼西亞的記者。他每天除了採訪,幾乎天天坐在這裡寫稿、發稿,他說:「這就是我的辦公室。」網吧很擁擠,有時候,往往聚集著不少記者。外國記者們早已習慣了採用網上發稿的方式。97 / 185 發稿方式的變化,對於我來說應該屬於一種「革命性」的變革。前線網吧發稿的波折和經歷讓我明白了許多道理,使我更加堅信這樣的名言:「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日後,每每想起自己走投無路的時候在網吧獲得的「意外勝利」, 我心裡就充滿了自信和自豪。第十二章:戰爭不讓女人躲開在巴阿邊境採訪的日子裡,見到最多的是婦女頭上裹著的面紗,見到最少的是女人們真實的面孔。從前線回來後,經常會有朋友開玩笑地問我:「阿富汗女人長什麼樣子?」我苦思冥想,似乎得不出結論。「聽說面紗後面的阿富汗女人長得很漂亮。」我盡力發揮,才給出了這樣的答案。面紗背後阿富汗長達23 年的戰亂,最大的犧牲者是老百姓,而其中更不幸的要屬婦女。塔利班統治7 年來,明令婦女出門必須蒙面、女性不能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不能工作就業等,禁止放電影,嚴格控制娛樂活動。聽當地的阿富汗朋友說,女人只能回到家中揭開面紗後,才能對著鏡子梳妝打扮、塗脂抹粉。看來女士愛美的天性無法泯滅。我在前線採訪中,所見的阿富汗女性大都蒙著面紗。這種面紗多數由棉布或其他紡織品製成,顏色有淺藍色、深藍色、黑色,從頭一直蓋到腳,包裹得嚴嚴實實。只是在眼睛的部位用透明的紗布製成網格狀,像是個「天窗」一樣,供她們走路時辨認方向。由於她們的視線受到很大限制,聽說在喀布爾等阿富汗大城98 / 185 市裡,婦女出交通事故的比較多。朋友們向我介紹,阿富汗婦女穿著的這種傳統服裝在當地稱Burga,英語是Veil,中文可稱之為布爾卡(音譯)。如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人生活的地方,絕大部分婦女都穿這種服裝。隨著社會的發展,也有一些婦女不再穿這種把全身都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服裝,平時把面紗蒙在頭上,臉露出來。當然, 如果見到男人,她們會動作神速地把面紗收緊或拉下來。按照塔利班的觀點,讓女性蒙面是為了保護她們安全,以免受到男人的侵犯。我在白沙瓦,曾經看到一家外國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紀實片,記述的是塔利班統治時期如何在刑場處決「犯人」。那是在喀布爾一座大型的運動場,一位穿著長長的藍色罩袍、裹著面紗的女人,被幾個塔利班士兵拖到場地中間。婦女跪在地上,周圍看台上坐滿了觀眾。不一會兒,隨著一聲槍響,穿藍色長袍的婦女應聲倒地。據說,她犯了和男人私通的罪。直到這位死去的婦女被幾個人拉走,也沒人看到她的模樣,只看到藍色的長袍在畫面中慢慢消失。在採訪中,我曾多次被當地人警告:「不要對著女人拍照。」然而職業現念又逼著我一次又一次將鏡頭對準她們。我也不止一次遭到過她們的「白眼」,乃至「咒罵」。在納扎爾·巴難民營採訪時,我看到遠處河對岸上坐著幾個年紀約七八歲的小女孩,有的懷裡還抱著嬰兒,就悄悄地用長鏡頭對準了她們。誰知還是被機警的孩子們發現了,說時遲那時快,幾個女孩抱起孩子撒腿就跑,其中一個身手敏捷的孩子順手撿起一塊石頭向我扔來,我也迅速地鑽進汽車逃之夭夭。「這就是你拍人家女孩的結果。」孫浩一邊開著車,一邊開玩笑諷刺我。還有一次,我坐車路過一處阿富汗人居住區時,見迎面走來幾位身穿黑色長99 / 185 袍的婦女。我隔著車窗抓拍她們匆匆走過的樣子,但被對方發現,她們一邊躲閃一邊怒斥我。我不明白她們說的話,坐在後面座位的阿富汗朋友告訴我,她們說的是:「瞧這個壞蛋!」 恐懼的目光被別人罵心裡自然不舒服,但是,我經常安慰自己:「這是我的職業。」 在我從前線發回的數百張新聞照片中,反映戰爭給婦女帶來的災難和痛苦的照片占很大的比重。在我的觀念中,原本就屬於「弱勢群體」的婦女是這場戰爭最主要的受害者。我應該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手中的相機和圖片去為她們呼籲,呼籲和平早日到來。在歷次的難民營採訪中,我見到的最多的是婦女、兒童和老人。由於連年的戰亂,許多阿富汗男子被迫去當兵打仗,僥倖逃到難民營裡的男人,大部分男子又出去幹活打工,想方設法掙錢養家,家中的重擔就全部落在婦女們的身上。「我們拼了命地跑出來,可現在沒吃、沒喝、沒家,我們什麼都沒有。」兩位剛剛從坎大哈逃到扎盧扎伊難民營的婦女「勇敢」地站在我的面前,向我訴說她們幾天幾夜的逃生經歷和眼前的生活窘況。另一位眉頭緊縮的婦女看到我拍照,瞪著眼睛毫不客氣地質問我:「你能幫我們幹什麼?」我趕緊拿出幾十盧比塞給對方,那位婦女不再說話。難民營裡到處是貧困潦倒、神情呆滯的婦女守著她們空空如野的殘破帳篷, 她們的眼神中充滿了太多的憂傷、恐懼、無奈和渴望。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我的鏡頭中分明記錄下許多這樣的婦女和這樣的目光。在扎盧扎伊難民營外國際救援機構門前,幾位剛剛逃到這裡不久的婦女蹲坐在地上,苦苦等待著可能的援助。面對陌生的世界,她們的眼睛裡充滿了恐懼、100 / 185 膽怯。那種恐懼,已不僅僅是對戰爭的恐懼,更有對前途的恐懼和無奈。出外採訪中,幾乎隨處可以碰到沿街乞討的婦女和少女。她們中有的已是年邁老人,更多的是妙齡少女。只要我們的車子在路口停下來,站在路邊的孩子們就會跑過來,扒著車窗,向我們伸出可憐的小手。每每遇到這種情況,隨車的朋友或同事就提醒我:「趕快關窗。」我不忍心關上車窗,覺得那樣太不近人情。施捨了幾次後卻發現,根本給不過來。我的「愛」是可憐而有限的。與生活在甜蜜生活中的現代女性相比,這些掙扎在戰爭陰影下的婦女彷彿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她們期待戰亂盡快結束,自己能夠回到家中,過一種普通的女人的生活。握手遭遇在白沙瓦,我曾有過兩次與女士握手的「不平凡」經歷。每一次都讓我記憶深刻。記得第一次握手是9 月中下旬,那是剛到白沙瓦不久。我和孫浩到聯合國難民事務署,正坐在尼亞茲先生的辦公室和他聊天,一位50 多歲的女士走進來, 尼亞茲起身笑著向我們介紹:「這是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的某某女士。」我趕緊站起來,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和那位女士握手。這位女士輕輕地和我握了握,似乎有些不大自在。等到雙方落座後,她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在白沙瓦見到女士,不要去和人家握手,這在穆斯林國家是不允許的。」同時又講了些諸如此類的「禁忌」。看到我一副犯了錯誤的懊悔神情,她又趕緊笑著安慰我:「不過,我可以握手。」從那以後,我牢牢記住了那位女士的教誨,絕不再輕舉妄動。我不長記性,採訪一緊張,腦子裡「不能和女士握手」的這根弦就鬆了。10101 / 185 月底的一天,我到納扎爾家做客。當時因為我們已經來過納扎爾家,感覺和他的家人比較熟悉,就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在與他們全家人合影時,我正好和納扎爾七八十歲的老奶奶站在一起。合影之後,大家笑著互致問候時,我又不自覺地伸手抓住了老奶奶的手握了老半天。老人家和我握完手,慢慢地抽出手,趕緊笑著走開。我猛然想起第一次的教訓,可為時已晚。直到今天,我還在心裡一直埋怨自己對不起那位老人家。第十三章:偷喝啤酒戰爭爆發後的一段時間,白沙瓦一會兒是抗議示威,一會兒又演變成暴亂衝突、軍警鎮壓。「整天採訪像打仗一樣的抗議活動,真煩了!」一天,孫浩有氣無力地說。眼見這些日子,1 米8 多的孫浩又消瘦了許多,原本才100 斤出頭的他,現在可能只剩下90 多斤了。這幾天的抗議衝突事件,也把我搞得疲憊不堪。一天到晚抱著幾十斤重的攝影器材東奔西跑,回來還要趴在電腦前發稿,我的體力也感覺有些支撐不住。晚上回到屋子裡,通常是一躺下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孫浩誠懇地告訴我,我打呼嚕的水平又有提高。我們在白沙瓦居住的小旅館,位於離城市中心較遠的大學城。說是叫大學城, 卻看不出什麼大學城的模樣,街道和建築顯得破舊凌亂,為數不多的幾棟高層建築也是黑乎乎的,我和孫浩調侃過,與北京海澱的大學城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我們住的旅館是在當地最常見到的那種私人旅館,一棟不大的二層小樓,一102 / 185 共也就十幾間客房,其中多一半客人都是記者。在戰時的白沙瓦,我們把這家幾乎被記者包下來的旅館稱為「記者之家」,一是叫起來親切,二是減少些想家的念頭。旅館條件一般,能夠「吃飽喝足」就已經達到了我的要求。這裡也有缺點, 有時經常會突然停電、停水。有時候採訪回來一身臭汗,剛剛開始洗澡,擦上肥皂,熱水卻突地沒了,我只好咬牙切齒地洗個涼水浴。此外,我還會在旅館裡, 大半夜起床和蚊子們「戰鬥」。可能是受當地特殊環境的熏陶,這裡的蚊子特別兇猛、毒辣,無論我往身上灑多少從香港帶來的驅蚊水,這幫傢伙還是一個勁地在我身上叮咬,而且叮出的包很長時間都下不去。後來,我曾經擔心,被蚊子咬了會給我傳染上什麼「登革熱」之類的傳染病。因為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亞地區一向是傳染病的高發區。孫浩打趣說:「巴阿邊界的蚊子也很勇敢,根本不畏懼香港的驅蚊水。」無奈之中,我趕忙跑到旅館前台找法努克要了驅蚊香戰勝蚊子。一瓶啤酒40 塊! 10 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們發完稿子肚子已經餓得難受。可是一想起又要吃旅館裡的「巴餐」,孫浩就大呼「沒胃口」。說實話,旅館的「老三樣」巴餐雖說不對我們中國人的胃口,還是挺有營養,有咖喱牛羊肉、沙拉、囊之類,雖說通常只有幾片乾癟的西紅柿和黃瓜條,但動物蛋白和維生素也算齊全了。按我的理論,已「基本可以補充每天運動所消耗的熱量」。當然,如果每天都是這一成不變的兩樣飯菜,味道又鹹、又辣,咖喱味十足,確實有些讓人倒胃口。「要能喝瓶冰鎮啤酒,配上我從香港帶來的午餐肉,那才棒呢!」我忍不住也透露出自己的想法。來巴一個多月,我們連瓶啤酒也沒見過。103 / 185 「乾脆,咱倆去找個地方喝杯啤酒吧。」我倆一拍即合。當我們把想法告訴門口的司機時,老巴司機吃了一驚,連連擺手說:「違法的事我可不做。」按照當地普什圖族的民族宗教習慣,當地人是禁止飲酒的。我曾問旅館一位混熟的小服務員,他是否喝過酒,他連忙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 然後告訴我,那屬於一種「犯罪」。「當地人不允許喝酒,可我們是外國人。」我倆這樣想。我們一再向司機解釋,說只是自己買瓶嘗嘗,絕對不會說出去。看我倆不像那種容易出賣朋友的人,老巴總算答應拉我們去找地方。車子開出城時,外面漆黑一片。我們跑出半個多小時還沒有找到要去的地方。街上沒有路燈,也見不到什麼人影。我們每次問司機還有多遠,他總是不耐煩地回答說:「不遠了。」其實他並非態度不好,而是有些害怕。因為如果我們屬於「犯法」的「主犯」,他就成了「從犯」。「荒郊野嶺的,這哥們兒不會把我倆騙了吧?」我們心裡開始犯開了嘀咕。「唉!要真是打劫的話,就把身上的東西都給他們,給咱留條命就行。」我嘴上說得輕鬆,心裡卻更加忐忑不安。車子左轉右轉,終於在一處僻靜的小院中停下來。院子裡黑乎乎的,隱約看到前面有幾間小房子。司機示意我們別下車。他獨自走進一間昏暗的房子裡,好像在和什麼人說話。過了半天,司機和一個老巴匆匆忙忙地從房間裡走出來。司機走到車邊飛快地從懷中掏出兩個瓶子,塞進車裡。「600 盧比。」司機喘著粗氣說。「600 盧比,約合80 塊錢人民幣,差不多合40 塊錢一瓶!」這個宰人的價格實在讓人驚訝不已。「像北京這樣高消費的城市,一瓶燕京不過賣兩三塊錢。」104 / 185 我氣哼哼地說。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司機和老巴很不情願地以300 盧比的價格,賣給了我們兩小瓶啤酒。為了安全起見,司機把兩瓶啤酒塞到腳墊的最底下,然後一路飛快地往回趕,途中還不停地提醒我們:「不要開窗!」 回來的路上,經我們一再追問,司機才告訴我倆剛才到過的地方屬於部落地區。聽了他的話,我們既有些後怕又有些後悔。怕的是,深更半夜跑到部落裡要是出點兒事,可真麻煩。後悔的是,我倆不該這麼嘴饞。回到旅館,一杯啤酒下肚,原本有點兒酒量的我感覺有些飄飄然。「這酒裡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吧?」我漲紅著臉,感覺渾身有點不對勁兒。孫浩開玩笑說,我要麼是酒精過敏,要麼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後來聽分社其他同事說,其實,我們喝的酒叫「茉莉啤酒」,裡面根本沒有酒精。土老外同事都說巴基斯坦沒什麼好吃的,我卻對街上推小車賣的烤玉米和旅館裡的大餅(當地稱為『囊』)情有獨鍾。或許是因為自己從小就有到農村鑽玉米地掰人家老玉米的經歷,如今在這裡見到玉米,感覺特別的親切。第一次吃玉米是和孫浩去伊斯蘭堡無線通訊公司大樓,辦理手機的入網手續。在大樓門口,我看到一位推車的老巴推著一口大鍋賣燒烤的玉米和玉米粒, 做法新鮮:用木柴燒烤的大鍋裡裝滿碎沙石,伴入鹽、辣椒等佐料,將玉米或玉米粒放入混合燒炒,並用木棒不停地攪拌。我買了一包嘗了嘗,又香又辣別有風味。便多買了一包帶給正在營業廳裡辦事的孫浩。誰知孫浩似乎並不領情,反而用埋怨的口氣說:「別吃了,那邊的服務小姐看著你呢。」我一扭頭,櫃檯旁邊一105 / 185 位漂亮的巴基斯坦小姐正微笑著望著我,那份表情顯然是見到一位「土老外」。土不土、洋不洋,我不在乎。平時採訪一忙顧不上吃飯時,我經常挎著相機, 沿街買上兩包用廢報紙包著的玉米粒,站在賣玉米的破車前,一邊和老巴聊天, 一邊大吃起來。有時隨手多買一包,塞給同事,人家老擔心不乾淨經常婉言謝絕。後來為了講衛生,我不再用手抓著吃,把用報紙包著的玉米粒往嘴裡倒,可那形象又引來過路人不少好奇的目光。我們在白沙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中國餐館,叫九龍中國餐館。據說這是白沙瓦惟一的中國餐館。60 多歲的主人是從印尼來的華僑,根本沒回過中國大陸。這裡的飯菜與其說叫「中國菜」,不如叫「中巴菜」,吃起來總覺得味道挺怪。後來在我們強烈要求和具體地指導下,老闆才終於給我們做了兩碗白菜麵條湯,算是讓我們解了解饞。據說這家餐館在當地還算是高檔飯店,能夠在這裡就餐的基本上都是有錢人。常有同事總結,干攝影記者這行,特別是去戰場採訪的記者,一定要有個好身體。有個好身體的前提,是必須有個好胃口。第十四章:我們的塔利班僱員10 月中旬,美國對阿富汗塔利班的軍事打擊進入第二周。前方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多,越來越神,一時間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攪得白沙瓦整日不得安寧。有消息說,美國的特種部隊突襲了塔利班的老巢坎大哈,可很快又被塔利班嚇跑了。美國五角大樓說,空襲取得了預期目的,基本摧毀了塔利班的防空力量。而塔利班稱,曾擊落了美軍的飛機。我隨時關注著戰爭的變化,但更焦慮自己下一步的任務。是繼續留守白沙106 / 185 瓦?還是進軍阿富汗?我始終在等待著上級的指令。有一天,突然聽到一位當地記者說,塔利班駐伊斯蘭堡使館正準備組織一批外國記者赴阿富汗境內採訪。聽到這個消息,我和孫浩臨時決定立即返回伊斯蘭堡。我們連夜趕回伊斯蘭堡。一進門就迫不及待地詢問有關塔利班組織記者赴阿採訪的事情,並向前方報道組力陳爭取這個機會的重要性。分社首席告訴我們, 曾請示過有關部門,並看過相關文件,考慮到安全沒有保障,上級指示我們暫時不參加這種採訪。我和孫浩頓時大眼瞪小眼。上級已經定了「戒規」,我們還能說什麼,只得眼睜睜地與機會失之交臂。後來回到北京,總社副社長馬勝榮找我談話表揚我時,我仍然有些耿耿於懷, 一股腦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塔利班組織的採訪最安全、最方便,是我們進入阿富汗採訪的最佳時機。喪失這樣的機會,對報道是個損失。」聽完我的話,馬社長微微點點頭,然後告訴我,當時不讓我們進阿富汗採訪,主要還是擔心安全問題。如果再出現像上次科索沃戰爭中中國記者遇難的事情,不僅自己的家人接受不了,還可能因此給國家帶來各種難以預料的影響。他又舉例說,美國空襲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中,包括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在內的3 名中國記者遇難,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許多地方紛紛舉行各種抗議活動…… 聽了社長的話,我明白了許多。原來這裡面還有許多需要「講政治」的問題。可當時,我確實想不通,一連幾天都氣哼哼的。後來,在當地報紙上看到外國記者從阿富汗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發回的新聞和圖片,我心裡更是酸溜溜的。戰爭爆發後,伊斯蘭堡街頭的氣氛明顯緊張起來。許多重要的政府機構和公107 / 185 共場所都加強了戒備,一些主要的路口搭建了臨時防禦工事和掩體,增派士兵把守。那時間,在伊斯蘭堡當兵的似乎和老百姓一樣多。10 月中旬的一天,我出外採訪。走到總統府附近,我詫異地發現堂堂正正的總統府前,竟然也有一處用麻袋壘起的掩體,士兵在裡面站崗。我用長鏡頭抓拍幾張之後,走近隔在掩體外的鐵絲網拍攝。這時一位大個子士兵走過來,衝我連連搖手。我連忙說是來採訪,大個子點點頭不再管我。一看對方不管,我想乾脆到掩體裡面去拍,便一貓腰準備從鐵絲網中間的縫隙往裡鑽。「站住!」那位士兵猛然轉過身,大聲衝我喊道。一看事情不妙,我連忙縮回身。士兵衝到我跟前,滿臉憤怒地抬手向遠處一甩,命令我:「走開!」 走至10 多層高的沙迪大廈(SaudiPKTower)時,我發現不僅地上有不少警察站崗戒備,就連樓頂上也晃動著巡視的哨兵。這裡是聯合國等駐巴機構的大樓, 在伊斯蘭堡算是比較高的建築。我過去探問得知今天要有抗議活動,警察們提前過來戒備。我邊尋找新的拍攝目標,邊等著遊行隊伍的到來。等了近一個小時,示威者也沒露面。其間,幾個警察閒來無事,坐在地上打起牌。看著戒備狀態中閒散的警察, 我舉起相機剛拍了一張,就被一位表情嚴肅的老警察制止住。我想,他大概是怕我把照片登出去,讓上司看見後會臭罵他們一頓。這時走過來遇到一位據說是到過北京的什麼警察局的局長,他硬拉著我給他拍照,還給我留下地址,讓我把照片寄過去。在伊斯蘭堡等了兩天,我開始感覺有些無事可做。街上的那些新聞,都已經讓我拍得差不多了。此外,分社的位置相對偏僻,信息來源不多,有些時候還要108 / 185 坐等新聞。比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10 月16 日訪問伊斯蘭堡時,我急得火上房, 到處聯繫想去採訪,竟被告知:「只能在分社等著人家發邀請。」結果老鮑上午開了記者會,下午就走了。等到最後,「邀請」也沒來,我們什麼也沒採訪到。一時抓不到大新聞,我就每天坐著出租車滿街轉。伊斯蘭堡的出租車一般分黑色和黃色兩種,大都屬於那種「超期服役」的車輛,跑起來晃晃悠悠,聲音很大。別看車不好,出租司機還不錯,常向我提供一些信息。老巴司機都喜歡我這種乘客——沒什麼目標,滿街跑。秋天到了。路邊寬闊的草地和成片的樹林,在陣陣秋風中顯得格外寂靜。遠處的群山在陽光的映照下連綿起伏,清晰可見。可眼下,美景是別人的,我根本無暇欣賞。如果可能的話,等戰爭結束了,我再來專門觀賞這異國的美景吧。那些天,我陷入難以自拔的鬱悶之中。要麼躺在分社的地鋪上,望著天花板發愁;要麼站在院子裡,仰望著天空發呆。去不成喀布爾,也找不到提氣的突發事件,我心裡真著急。退而求其次,我遵照總社的指示精神,尋找些和戰爭有關係的內容採訪。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來到著名的費薩爾清真寺,採訪拍攝些反映市民生活的內容。那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費薩爾清真寺在遠山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壯觀。我對它並不感陌生。1995 年我隨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第一次訪問伊斯蘭堡時,曾到這裡參觀。這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前是一處寬闊的草地。不時有三五成群的學生從草地上走過,他們都是來這裡參觀或是秋遊的。不遠處,有兩位青年男女坐在濃密的樹陰下傾心交談; 一位年輕母親懷抱嬰兒在草地上悠閒地散步,身邊的一對兒女快樂地奔跑著、享受秋日的陽光。眼前的和平景象,讓我煩躁的情緒得到了暫時的舒緩。109 / 185 我將眼前的畫面一一攝入鏡頭,以「戰爭中的人們更渴望尋回平靜的生活」 為題,將稿件發回總社。儘管發回的稿件被統統「槍斃」,但那些鏡頭代表著我希望戰爭早些結束的心聲。我沒有洩氣,繼續按照後方指示,去拍些反映當地民俗風情的圖片。我終於在一個市場裡拍到一個趴在桌上繡花的小伙子。據周圍人說,他繡花的技術在這附近很出名。我將小伙子專心繡花的照片發回了總社,心裡卻很彆扭。要知道,那是當時新華社惟一戰鬥在巴阿前線的攝影記者,憋得沒辦法竟然跑去拍男人繡花的結果。三進白沙瓦憋了幾天,實在受不了。這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應是戰地記者的工作狀態。10 月20 日,我和孫浩決定第三次奔赴白沙瓦。當時天氣已開始變涼,我似乎感到先前的鬥志隨著窗外的風漸漸冷卻下來。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漫長等待,我擔心當初心中那種「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情懷已開始消退。戰爭爆發初期,在報紙和電視上還很少看到外國媒體直接發自阿富汗戰場的消息和圖片。可是,隨著戰爭的繼續和擴大,一些大的新聞機構,如AP(美聯社)、AFP(法新社)、Rueter(路透社)等發自阿富汗境內的新聞和圖片越來越多。從專業記者角度看來,其中多數照片顯得非常業餘。天天看著別人的照片充斥當地報紙的版面,我心裡的感受可想而知。作為一個舉了10 多年照相機的攝影記者,我要在戰爭時期維護新華社的榮譽。這種榮譽感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負擔,始終壓在我的心上。110 / 185 「外國通訊社有的東西,我們新華社也要有!」我一直憋著這口氣。去白沙瓦之前,我心裡早就盤算,即使暫時進不了戰爭的中心,也要想辦法帶回一些有關阿富汗境內戰場情況的最新圖片。於是乎,與外國記者打交道時, 我特別注意打聽他們採訪報道的一些「招數」。原來,他們當時發出的許多消息和圖片,都是通過僱傭當地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僱員才得到的。法新社的伽卡德曾直言不諱地對我講:「光靠記者自己到處跑,累死也沒用!」 伽卡德的話讓我茅塞頓開。懸賞新聞一到白沙瓦,我就開始四處聯絡、打探消息,並向周圍人發出這樣的信息— —只要能給新華社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或圖片,我們就給報酬。就連旅館的白髮司機知道這一消息後,也在四處張羅,希望借此撈點「外匯」。正當我們興致勃勃、大張旗鼓地四處「懸賞新聞」時,旅館的管理員法努克給了我「當頭一棒」。一天晚上,我和法努克又聊起想要買新聞和照片之事,老先生顯得有些漫不經心。我趕緊重申:「弄到有價值的新聞和圖片,我可給錢啊!」法努克瞇起眼睛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突然想起法努克曾給日本人當過僱員的事兒,馬上問:「你給日本人當僱員的費用是多少?」「大概一天100 美元到150 美元吧。」法努克終於開口了。他這一開口,弄得我不敢再說話。我知道,一天100 美元~150 美元(約合6000 盧比~9000 盧比)相當於我們分社過去給「臨時僱員」一個月的工資。如此大的差距,自然使法努克對我的「懸賞」不感興趣。因為戰事的原因,當時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僱員佣金價格飛漲,西方和日本記者僱用當地僱員平均每天付費約100 美元~200 美元。更有甚者,據美國《時111 / 185 代週刊》報道,財大氣粗的CNN 和BBC 給僱員的薪水有時高達500 美元一天。在這裡,「花錢買新聞」早已成為國外新聞媒體通行的做法。難怪有記者感慨地說:「現在的新聞競爭就看誰有錢,有錢才能獲得獨家新聞。」其實,我在採訪中早就注意到,美國、日本記者的身後,總有一大堆穿白袍子的當地人跑前跑後、四處忙碌。他們,就是新聞僱員。其實,僱用當地僱員從事採訪報道,早已是許多新聞媒體通常的運作方式。據瞭解,美聯社東京分社共有75 人,其中僅6 個美國人,當地及其他西方國家僱員有69 名;在路透社香港分社的400 人中,只有10 人來自歐美國家,其餘全部是本地僱員;而路透社印度分社200 人當中,僅新德里分社首席來自倫敦, 加上英國和美國各有一人,其餘均為當地人。比較而言,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內地媒體還沒有完全接受這種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一般新聞媒體在國外的分社或記者站,多半是從北京等後方編輯部調派過去的。前線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前方幾個有限的記者東奔西殺、孤軍奮戰。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有些記者只好退守在編輯部,採用收集信息、編發稿件的方式從事前方報道工作。這樣的工作方式使我們的新聞報道與外國大通訊社相比,形成了很大差距。純粹花錢買新聞不是我們的新聞理念,同時對於我們也有較大的經濟壓力。我們只得「實事求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採取先交朋友、後找僱員的方式, 力爭「物美價廉」地獲取新聞。我自豪地認為,這種「朋友加僱員」的工作思路, 更符合「中國特色」。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在抵達白沙瓦的當天晚上,和納扎爾吃飯時偶然得知, 納扎爾的舅舅曾經在阿富汗的一個地區當過官,現在還有許多親戚在那邊。我們112 / 185 試探著問納扎爾,能否請他舅舅幫忙,從阿富汗搞到些新聞和照片。納扎爾只是答應我們試試看。教阿富汗人照相兩天後,納扎爾打來電話,說他舅舅同意「見面談談」,地點就在納扎爾·巴難民營附近、他舅舅的家裡。10 月22 日晚,我們驅車來到郊外納扎爾·巴難民營附近的納扎爾的舅舅家。外國人深夜來訪,攪得他家幾乎所有的男人,包括大人小孩全出來迎接,女人們則躲在後院扒著牆頭或透過門縫偷看我們。納扎爾的舅舅一家有幾十口人,住在前後兩個土院中,男眷主要住前院,女眷主要住後院。後院院子裡種著蔬菜和石榴樹。看得出來,他們雖然住在難民營,但以前有些家底,生活條件比一般難民家庭要好些。我們被邀請進屋,盤腿坐在了屬於「上座」的地毯上。屋子裡已有10 多人, 有親戚有朋友。由於語言不通,納扎爾和他舅舅的兒子給我們充當臨時翻譯。納扎爾的舅舅面孔長而瘦削,談話間很少笑,眼睛不大卻很有精神,像普什圖族男士一樣喜歡穿一件坎肩,頭上戴著一頂「塔利班式」氈帽。我們直截了當地提出想要有關美國轟炸塔利班最新情況的新聞和圖片。「你們要這些幹什麼?」舅舅盤腿坐在那裡一動不動,眼睛在我和孫浩身上來回打量。「這很危險。」說這話時,他臉上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我們通過納扎爾向他解釋,我們中國的報社要這些照片純粹用於新聞報道。為防止招惹麻煩,我們沒有說出自己單位的名字。屋子裡出奇地安靜,人們的表情都很嚴肅。納扎爾挪到舅舅身邊,與他竊竊私語一番,然後又神秘地把我們叫到屋外問113 / 185 道:「你們能付多少費用?」我們終於明白問題出在哪裡,趕緊問他舅舅的意思。「每人每天1000 盧比,行嗎?」納扎爾顯然是用商量的口吻問我們。看得出來,這個價碼對於他來講也不低,因為他辛辛苦苦一個月也不過只掙幾千盧比。我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個價格。每人每天1000 盧比,用他們兩個人三天, 一共6000 盧比(相當於人民幣不到800 元)。我和孫浩商量後,先給了納扎爾舅舅5000 盧比,並說好等僱員拿回照片後,我們再補1000 盧比。費用問題談妥了,下一步我們開始商量具體的行動方案。對於他們如何行動, 我們充滿好奇。舅舅指著坐在旁邊的一個五短身材滿臉大鬍子的人說:「他們在塔利班幹過, 有辦法。」 「塔利班士兵?」我們差點叫出聲。我說什麼也沒想到,自己準備僱傭僱員竟然雇到了「塔利班」的頭上。看到我們驚詫的表情,納扎爾趕緊解釋說,這沒什麼奇怪,白沙瓦有不少阿富汗人都曾在塔利班做過事,或當過兵。納扎爾還告訴我們,在阿富汗和當地很難區分誰是塔利班士兵,誰是老百姓。老百姓拿起槍就成了戰士,而戰士扔下槍就成為老百姓。「其實,塔利班士兵也是普通人。」納扎爾舅舅說。原來,納扎爾的舅舅很早前曾在阿富汗東部的楠格哈爾省裡任過官職,後來參加過抗擊蘇聯入侵的戰爭,並在一次戰鬥中打死過蘇聯士兵,他的不少親屬也死在戰爭中。塔利班掌權之後不久,為躲避無休止的戰亂,就帶著家眷來到了白沙瓦。提及當年抗擊蘇聯的戰鬥,納扎爾的舅舅顯得特別激動。談及眼前的戰爭情況,和許多當地人看法一樣,他認為:「阿富汗特殊的歷史和地理環境,使塔114 / 185 利班不會那麼容易被打敗。」 雖然已在巴基斯坦生活多年,但仍有不少親朋在阿富汗,彼此經常來往。這次準備進阿富汗的兩個人原來就是他的下屬。當我們談到拍攝新聞圖片的問題時,他們感到很為難,因為沒有攝影器材。孫浩猶豫地和我商量。我說:「現在就去買!」 我們立即開車連夜趕奔市中心。納扎爾的舅舅擔心天黑、道路坑窪不平有危險,主動請纓為我們做司機。望著舅舅一隻手輕鬆地駕駛汽車的神情,我和孫浩有些吃驚。他告訴我們,他曾經在沙特阿拉伯等地專門接受過駕駛技術、使用各種武器方面的訓練。在一家器材商店旁,我們停了下來。器材商店裡零散擺放著幾種款式陳舊的相機,和香港或國內那些琳琅滿目的攝影器材店相比,這裡簡直像個二手舊貨鋪。店主人說生意一直不好,不敢輕易進貨。經過反覆挑選,我們選購了一款價格便宜、使用方便的佳能全自動簡易相機,價格1900 盧比,約合200 多人民幣。同時購買了膠卷、電池等。趕回納扎爾的舅舅家中已經是晚上10 點多,我們開始現場教阿富汗僱員照相。藉著室內昏暗的燈光,我們坐在地上給他們上課。準備執行任務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大鬍子約摸40 歲。可能是平生第一次使用相機的緣故,他拿過相機顯得手足無措,眼睛離取景框還有幾十厘米,就開始瞄準。我手把手教並給他做示範。他眼睛湊近了取景框,可又不知道該用哪只眼睛對焦。我們專門設計了場景,假裝有人「受傷」倒在地上,告訴他如何取景,並讓他實習演練一番。他卻慢悠悠地圍著躺在地上的人轉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按動快門。他那笨拙的樣子逗得周圍的人大笑不止。學了一會兒,他已累得滿頭是汗,我們也急得直上火。但是我們心裡也明白,讓一個拿過槍、幹慣了體力活的阿富汗老農民擺弄這麼個精細玩115 / 185 藝,實在有點兒難為人家。待他掌握一些攝影要領後,我們把有關採訪的要求和注意事項,一項一項通過納扎爾翻譯後告訴他,並一再提醒他:「能多拍照片就多拍,有新的情況立刻打電話通知我們,快去快回。」 當我們從納扎爾舅舅家出來,已是深夜11 點多,西北邊城的風夾帶著幾分寒氣。回想著在異國他鄉的邊境小城,在難民營中的阿富汗人家,我們和「塔利班戰士」席地而坐、挑燈夜談的情景,我激動得整夜未眠。正當我們的阿富汗僱員進入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區採訪時,從後方突然傳來消息,我的新華社同事已從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斯坦進入阿富汗北部北方聯盟控制區。這是戰爭期間新聞媒體進入阿富汗採訪的惟一合法通道,當時有上百名外國記者也通過這條路線進入了阿富汗。想像著北路的同事們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噴赤河、直奔阿富汗的樣子,我這個在南路「戰壕」裡趴了30 多天、時刻等待「衝鋒」的「老兵」怎能不羨慕和嫉妒。那兩天,我真想向總社申請去塔吉克斯坦。與此同時,我們請求進入阿富汗採訪的申請再次被後方否決,原因依然是: 「從巴阿邊境進入阿富汗太危險,記者安全沒保證。」領導同時告誡我們:「堅守陣地,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儘管我心裡老大的不情願,最終還是無條件地服從了命令。第十五章:給塔利班照相我們的僱員走後,曾經打過一次電話給納扎爾,並讓他轉告我們,美軍飛機剛剛轟炸了賈拉拉巴德附近的一個村鎮,炸死10 多人,炸毀了一些房屋等。由於電話很不清楚,且時斷時續,但我們不敢怠慢,將瞭解到的一些簡單情況及時發回北京總社。這期間,正值阿富汗和平和國家統一大會在白沙瓦舉行。這是戰爭爆發後首次舉行的阿富汗重建大會。來自阿富汗各地及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的1500 多名代表參加了大會。參加會議的政黨均為各個地方溫和派的代表,其中沒有塔利班的成員。有人擔心,這次會議勢必招致塔利班的強烈反對。得知消息後,我們連忙開車去找會場尼詩塔會堂(NishtarHall)。為了工作方便,我順便叫上網吧附近的小老闆穆塔為我們帶路。穆塔在網吧附近的市場裡開了一個時裝店,裡面有許多服裝都是「MadeinChina(中國製造)」。穆塔說中國貨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很受歡迎,質量不錯,價格便宜,許多人喜歡購買。可由於戰爭爆發,客人減少,穆塔的生意大不如前,他只好整天坐在門口找人聊天。我們認識後,他曾經多次問我有沒有辦法幫助他到中國去做生意,我遺憾地告訴他:「我是記者,只懂照相,不懂做買賣。」當然,我還是在他的店裡給兒子買了件當地產的小衣服,以表示對他生意的支持。我們到達會堂時發現,場外佈滿了手持槍支、盾牌的防暴警察。一打聽,由於不滿會議的召開,當地的許多塔利班支持者聲言要前來抗議示威,甚至可能「襲擊會場」。為了確保會議的正常進行,當局不得不出動大批警力前來維護治安。會場外共設立了三道關卡,全副武裝的警察對入場的代表和記者進行嚴格地搜身和安檢。等檢查到我時,一位警察對我的數碼相機發生了懷疑,硬要讓我打開相機查看膠卷。我向他解釋半天,小伙子仍然不明白。我只得抬起相機「啪」 地給他拍了一張,然後指著顯示屏上他的照片給他講。小伙子看到自己的「光輝形象」,似乎終於明白了,才揮揮手放我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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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會議時間一再推遲和更改,使得守候在門外的記者胡亂猜疑。一位《前線郵報》的記者甚至提醒我:「採訪時最好待在會場門口,萬一出事好逃跑。」終於等到會議召開,會堂裡擁擠不堪,連過道上也站滿了人。有些記者索性蹲在主席台下邊,仰著頭傾聽。台上除了坐著數十名部落首領等各方要人外,還站著幾名端槍的警察,給會場增添了不少緊張氣氛。拍攝會議也是我的「擅長項目」。我抓緊時間,從台上到台下,從場面到特寫,拍了個遍。台上代表發言時,我想靠近點兒,用廣角鏡頭連人帶環境都拍上, 態度嚴厲的保鏢們就是不讓靠近。會議最後達成4 點協議,包括呼籲盡快政治解決阿富汗目前的危機,建立聯合政府,恢復阿富汗的和平與穩定。會議結束時,記者們紛紛追逐著代表們採訪。由於代表們都說普什圖語或烏爾都語,我只得站在一旁乾瞪著眼。記者群中,我看見電視上經常露面的CNN 女主持人穿了身當地人的衣服,模樣挺奇怪。她指揮著當地僱員採訪,自己倒是挺輕鬆。險些被塔利班活捉兩天以後,聽納扎爾說,我們的阿富汗僱員已經回來了,可始終沒有露面。急得我和孫浩像熱鍋上的螞蟻,天天跑到網吧催納扎爾。我們真擔心那些人拿了錢不幹活跑了。但後來證實,我們的擔心有些沒必要。納扎爾很快將一個膠卷交到我們手上,還滿臉歉意地說:「那傢伙不行,只拍了一個。」我們顧不上這些, 趕緊跑到街上把膠卷沖洗出來。看著擺在眼前的照片,我驚呆了。照片中,塔利班的士兵,有的站在被摧毀的蘇制坦克上端著槍,有的站在山間的陣地上手持火箭筒,還有些坐在茅草棚裡喝茶。讓我們最感驚奇的是,有些照片的畫面中竟有我們的僱員。118 / 185 當務之急,我們必須立即與我們的僱員見面,瞭解照片上反映的基本事實和有關情況。在納扎爾帶領下,我們又連夜趕到他舅舅家。一見面,我們發現納扎爾舅舅似乎有些不高興。他和納扎爾嘰裡咕嚕地講了半天,弄得我和孫浩有些犯暈。終於等到他們說完了,納扎爾告訴我們,他舅舅對屬下回到阿富汗只給我們拍了一個膠卷非常不滿意。「不行的話,我願意重新去一趟。」納扎爾複述他舅舅的原話。沒想到他舅舅是個做事非常認真而又講原則的人。我和孫浩趕緊表示對照片基本滿意,眼前的首要事情是請僱員把拍攝照片的情況告訴我們。受到過去「老領導」的批評,那位大鬍子僱員顯得有些垂頭喪氣。「那邊的情況非常複雜,我們拍照片時差點被人家抓起來。」大鬍子為自己解釋著。大鬍子告訴我們,這些照片是他們在阿富汗東部楠格哈爾省省會賈拉拉巴德附近,及其以南的邊境地區拍攝的。這一地區屬於塔利班軍事控制最為嚴密的地區,同時也是美軍軍事打擊的重點區域。據說,那天晚上談完後,僱員第二天一大早,就坐車趕到了開伯爾山口,費了不少周折總算越過邊境。到達賈拉拉巴德後,他們發現原本熱鬧的城市如今卻變得死一般寂靜。由於害怕轟炸,絕大部分的市民已逃到鄉下或是巴阿邊境地區, 準備隨時進入巴境內。那時,賈拉拉巴德早已實行「宵禁」,晚上市民根本不許出門。按照塔利班的緊急徵兵命令,幾乎所有的適齡男子都必須當兵,逼得許多男人要麼去當兵, 要麼慌忙逃走。因此,即使在大白天,街上也很少見到年輕力壯的男子。大鬍子形容,他們當時走在街上真是「擔驚受怕」,既擔心被塔利班搜查盤問,又擔心被抓去當兵,所以當時猶豫半天還是沒敢拿出相機拍攝。119 / 185 他們逃離賈市之後,又前往南部地區尋找機會採訪拍攝。先後在賈市南部的塔帕(Tapa-E-Talvisoun)山區、阿什塔維(AshtadvYak)訓練營地等地輾轉採訪。「塔利班不懷疑你們嗎?」這是我們最大的疑問。「當然,他們懷疑所有外來人,但不包括親戚和朋友。」 原來,大鬍子他們之所以能在那些地方活動,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些親戚和朋友在那些軍隊裡服役。為了掩人耳目,避免引起別人的懷疑,他們只好假裝給老戰友們留影或者大家一起合影的辦法拍照。還別說,他這招還真好使,用這種「土」 方法,他們拍到了一些後來證明十分珍貴、有價值的鏡頭,諸如塔利班士兵在一處山間的軍事營地上手持火箭筒和無線步話機站崗執勤、塔利班士兵手持武器站在被空襲摧毀的蘇制坦克車上,以及塔利班士兵在簡陋的窩棚裡喝茶休息等等。照片中,幾張反映被空襲炸毀的場景,引起我們的好奇。大鬍子告訴我們, 這幾張照片是在位於賈拉拉巴德南部10 公里的一個名叫阿什塔維的塔利班軍事訓練營地拍攝的。這個營地幾天前剛剛被美軍的導彈摧毀。畫面上,營地的大門被炸毀,部分儲存軍需物品的倉庫房頂被炸彈掀起,地上到處散落著石塊。其中一張照片上,遠處是被炸毀的倉庫,近處汽車的反光鏡中顯現出我們的僱員正緊張拍攝的情景,看他拍攝的樣子還挺「專業」。據大鬍子講,他到過的塔利班部隊每天都有一二百名士兵在空襲中被炸死。按照這種說法推測,戰爭進行近一個月,塔利班約損失了四五千名士兵,這對於只有幾萬人的塔利班部隊當然是個不小的損失。另外,僱員也承認,美國人的導彈還是「挺準的」。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使用了大量高新武器,其中有些經過戰爭考驗,有些還120 / 185 處在試驗階段。1991 年海灣戰爭期間,美國人使用了正在實驗階段的「斯拉姆」 空對地導彈,當時共試用7 枚。此後美軍曾大肆吹噓其導彈命中目標的情況:美機發射兩枚導彈,第一枚將地下防空掩體堅固的防護牆炸開一個大洞,接踵而來的第二枚炸彈從洞中穿過,一舉摧毀目標。此後,美軍在此基礎上研製增程型導彈,對導彈飛行軟件重新編程,使作戰準備時間縮短,提高命中率和抗干擾能力, 射程達到200 公里。美軍多次使用導彈攻擊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陣地,特別是山洞等地下掩體,美軍稱取得了良好效果。如果說在海灣戰爭中,美國軍隊還主要使用常規炸彈,而較少使用精確制導炸彈,那麼這次在阿富汗戰爭中,精確制導炸彈已經成為了主角。各種類型的精確制導炸彈、集束炸彈等的大量使用,使塔利班和「基地」組織藏匿的山洞等地下掩體和工事受到了打擊。美國軍方曾自豪地宣稱,阿富汗戰爭是有史以來第一場「精確戰爭」。幹得漂亮從專業記者的角度看,這30 多張照片的拍攝水平實在不夠過關,多數照片清晰度較差,更談不上構圖、用光之類的攝影技術技巧,可我們仍感欣慰。我們的僱員僅僅受過一兩個小時的簡單培訓,就能在那麼緊張危險的環境下拍攝出這樣的照片,實屬不易,況且他們使用的還是最低檔的攝影器材。由此,我更堅信了自己的一種想法,在新聞攝影中拍攝的內容大於拍攝的技術技巧。在人大新聞系時,我就聽《中國青年報》著名攝影記者賀延光談過這樣的觀點,新聞照片關鍵在於採訪拍攝的內容是否重要,是否能夠吸引更多的讀者。在攝影器材高度自動化的今天,攝影器材和攝影技術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已不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學問,許多業餘攝影愛好者在經過一定的學習和培訓之後,技術水121 / 185 平並不遜色於專業人士。我在10 多年的採訪生涯中深深感到,新聞攝影關鍵在於記者能否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並在最短的時間內拍攝下新聞事件中的主要內容,包括主要人物和現場情況。我曾和朋友開玩笑說,如果現在有個孩子能夠見到拉登,把一個微型傻瓜相機交給他,讓他對著拉登不停地按快門,這些照片無疑就是最有新聞價值,也是最值錢的新聞圖片。採訪結束後,我們連夜把照片和內容整理編輯出來,用隨身攜帶的底片掃瞄機輸入電腦,及時發回北京總社。這些反映美國軍事打擊中塔利班訓練基地遭到破壞以及塔利班戰士在陣地站崗放哨、在草屋中喝茶的生活圖片,成為了新華社的珍貴資料。塔利班垮台之後,這些記錄塔利班歷史的紀實圖片就顯得愈加彌足珍貴。因為當時在國內外各大新聞媒體上,人們幾乎很少見到類似的圖片。收到這些稿件後,攝影部副主任徐步打電話大大鼓勵表揚了我一番,並問花了多少錢,「有沒有上千美元?」當我說只用了七八百塊錢人民幣時,他連連說: 「幹得漂亮!」據說總社副社長馬勝榮專門在總社召開的一次會上表揚了我們的這一做法,稱讚我們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隨之,我的「在類似的重大報道中,應加大僱傭僱員的力度」這一建議,受到總社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此後不久,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個領取固定工資的香港當地僱員正式簽約上崗。第十六章:神奇的齊阿我們的僱員從阿富汗歸來後,我們表示滿意,可納扎爾的舅舅和納扎爾卻表示非常不滿。他們覺得那兩個夥計幹得不好,辜負了中國朋友的信任。以至於後來,納扎爾一見到我和孫浩就唉聲歎氣,總覺得對不起我們。一天清晨,納扎爾突然帶來一位身材高大的巴基斯坦人,介紹我們認識,並122 / 185 一再說:「他可以幫助我們。」這就是齊阿(ZIA)。齊阿是個商人,40 多歲,身材魁梧高大,走起路來總是挺胸抬頭的樣子。從那高高挺起的將軍肚和那副充滿自信的神情看,他屬於當地的有錢人。後來證實,齊阿是我們認識的為數不多的出生在阿富汗、現在是巴基斯坦人的富人。據齊阿說,他經營著兩家加油站,業餘時間還去一所大學給學生們講授電腦知識。聊天中,他自豪地稱自己在白沙瓦沒有幹不成的事。我們原以為他是在說大話,可後來的事實證明,齊阿的本事確實不小。夜訪齊阿家10 月底的一個夜晚,齊阿邀請我們到他家作客。他的車子開得飛快,突然路遇紅燈,他已經剎不住車,只聽「光」一聲,一個騎車人幾乎被撞飛起來,重重地摔在地上。這突如其來的事件讓我倆驚出了一身汗。「壞了,撞人了!」我心裡咯登了一下。我們想齊阿會慌忙下車查看被撞的人是否受傷,誰料,老先生竟然紋絲不動地安坐在車裡,表情自然,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等到被撞人爬起來衝他喊叫時,他依然不動聲色地望著對方。可能是被齊阿的冷靜震懾住了,那位倒霉的老巴拍拍屁股,搬起自行車竟然走開了。正當我們被這神奇的一幕弄得有些發慌時,齊阿茫然地攤開兩手,衝著那人的背影連說幾個:「怎麼回事?」簡直是得理不讓人的架式。「這窮哥們兒真倒霉!」 孫浩憤憤不平地用中文對我說。我們一進齊阿家的大鐵門,傭人連忙跑過來,點頭哈腰地伺候主人,大黃狗也跟著叫了幾聲,大概是恭維主人歡迎客人。齊阿家讓我感到驚奇。這個寬大的院子佔地足有上千平米,一棟氣派的二層洋樓坐落在院子中間,前面有平整的草坪,四周還種著鮮花。齊阿神氣地帶我們一處處參觀,這是客房,那是客人洗手123 / 185 間,旁邊是浴室等等。我粗略一算,他家僅臥室、客房就有8 大間,另有多個廚房和洗手間。家裡裝修、擺設十分考究,各種電器包括電腦、傳真機、打印機等一應俱全。齊阿一邊領著我們參觀,一邊大器地說:「哪天不想住旅館了,到我這裡來, 絕對比外面的條件好。」聽他說,他家光是傭人就雇了三四個。他家大客廳裡擺放著一些古董類的工藝品,裝飾櫃鏡框裡端端正正擺放著兩張發黃的軍官照片,一身戎裝的軍官神色威嚴。看到我們好奇的樣子,齊阿自豪地說,那是他祖父和父親在軍隊時的留影。齊阿出身軍旅世家,祖父曾在英國統治時期的軍隊裡帶過兵打過仗,而父親也曾是位少校軍官。後來從朋友那裡瞭解到,軍政府統治下的巴基斯坦,軍人的地位很高,他們不僅享受著某些特權,還擁有相當的財富。後來我注意到,在相對貧窮的巴基斯坦,許多地方最好的住宅都是軍營。按照納扎爾的話說,在當地,只要有關係、有地位,就意味著有錢、有勢,擁有一切。曾有外國媒體報道指出,巴政府機構, 特別是軍隊中存在著一定的貪污腐敗現象。這也是穆沙拉夫總統上台後,發誓要全力整治腐敗的原因。齊阿10 多歲的小兒子長得很帥,看上去文質彬彬。他有禮貌地向我們問候時,我帶著鼓勵的語氣問他:「以後想到什麼地方上大學呢?美國,英國,還是中國?」「不!我想到穆斯林國家去上學。」小伙子認真回答我的問題後,扭頭告辭,弄得我有些尷尬。齊阿趕忙解釋說:「小孩子,想法就是多。」 齊阿家的那頓晚餐實在豐盛,烤羊腿、燒牛排、咖喱雞,還有各色水果沙拉擺了一桌子。平日採訪中饑一頓飽一頓的我和孫浩,甩開腮幫子吃得直打飽嗝。吃飽喝足,我望著剩了大半桌的飯菜和滿嘴流油的齊阿,腦子裡竟然想起那些貧124 / 185 困潦倒的難民和納扎爾啃大餅時的樣子。齊阿是個很開放的男人,頗有些小資情調。他談起女人興趣盎然,兩眼放光。即使在他家裡,還是喋喋不休地大談和情人幽會的歷史。害得我們直擔心,在旁邊屋子吃飯的齊阿夫人聽到後,會把我們當作壞人趕走。聊至深夜,齊阿還把我和孫浩帶到後院的一棟二層小樓上,請我們看一盤VCD 影碟。看著畫面,我倆愣住了。眼前這盤影碟分明是一部介紹「基地」組織的宣傳片,片中大部分是反映「基地」組織成員在崇山峻嶺中接受各種殘酷訓練的鏡頭。比如,如何使用各種武器對目標實施攻擊,如何克服艱難險阻突破敵方陣地,又怎樣在洞穴中藏身出其不意地發起進攻等。此外還有娃娃兵練習匍匐前進、穿越火場、實彈射擊的畫面。其中還多次出現拉登手持他那把著名的AK -47 步槍,向支持者發表演講的鏡頭。因為影碟是用阿拉伯語解說,我們聽不懂,只能靠看畫面、聽齊阿翻譯,去瞭解有關的情況。問齊阿影碟的來源,他說是朋友從阿富汗那裡帶過來的。他還說如果我們喜歡,他可以幫我們翻錄一張。我倆真的很感興趣,可後來擔心帶著這種影碟到處跑,會給我們的採訪帶來麻煩,就婉言謝絕了。談及美國對阿富汗實施的軍事打擊,他表示既不支持美國,也不支持塔利班。他認為,阿富汗應該盡快擺脫長期戰亂的陰影,早日走上改革和發展的道路。他還表示,等到阿富汗真正恢復和平的時候,他願意回到家鄉,去投資建設。幽會女友在我們的眼中,齊阿不僅是個「能人」,更是個「神人」。一次,他的「神奇」 舉動,竟讓我和孫浩緊張了好幾天。10 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齊阿早早就跑到旅館來敲門,說是想借用我們的房間125 / 185 見見親戚朋友。「什麼朋友?」我們隨口問道。「剛從伊斯蘭堡來的遠房親戚。」 齊阿簡單地回答。我和孫浩協商一下,覺得朋友既然有事,理應幫忙。於是,把鑰匙交給齊阿後,我倆就各自出外採訪。誰知,我們的這一舉動,只顧了講朋友義氣,卻差點捅出個大亂子。與齊阿見面的根本不是什麼遠房親戚,而是他在伊斯蘭堡認識的女朋友。那天下午,齊阿與女友會面後不久,孫浩就接到旅館法努克打來的電話。法努克氣沖沖地質問:「你們為什麼把房子借給外人?我們要報警了!」孫浩有些不明白質問的由來,還理直氣壯地說:「好朋友借我們的地方,見見親戚有什麼不妥?」「他見的是年輕女人!」平日溫文爾雅的法努克簡直在電話裡有些聲嘶力竭。按照當地普什圖族的傳統習慣,互不相識、沒有親戚關係的男女是不能待在一起的。經過孫浩的再三勸說,法努克沒有去報警。後來,當孫浩見到齊阿時,發現他神情緊張,還沒等孫浩埋怨,齊阿便不好意思地把實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他是兩年前在伊斯蘭堡的朋友那裡認識這位女學生的。此後倆人一直保持聯繫,還經常通過互聯網傾訴衷腸。齊阿每次去伊斯蘭堡都要找機會和她「幽會」。這次女友是來白沙瓦辦事,他們早就約好要見面,可見面的地點卻難住了齊阿。因為他們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行為不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違法的。他思前想後,最後只得謊稱要見親戚,借用我們的地方。那天,齊阿自認為很聰明,偷偷地把女友從後門帶進旅館。誰知,最終還是沒有逃過服務員警惕的眼睛。有個小服務員發現有可疑女士進旅館後,及時報告了前台,法努克立刻找人四處尋查。而此時齊阿提早一步將女友送走。法努克他們最後在我們的房間裡找到齊阿,雖然齊阿一再極力推脫說他們只是與親戚見126 / 185 面,可法努克還是不依不饒,並大聲訓斥他:「你應該知道,旅館是不允許帶女性進來的!男女在這裡約會是要判刑的!」 戰爭爆發後,白沙瓦始終處於高度軍事戒備狀態,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常駐機構、賓館商店等公眾場所的保衛工作。這期間, 各家賓館、旅社均被安全部門告知,遇有可疑的人和事情必須立刻報告。當時, 白沙瓦大大小小的旅館住了不少外國記者,當局不僅給每家旅館都增派了治安人員,還派出許多身著便衣的安全人員四處秘密偵察。我們住的小旅館就經常有身份不明的人士來訪,他們喜歡抓住外國記者聊天,問這問那,眼睛更是不停地盯住我們電腦裡的文字和圖片看個沒完,偶爾也會心有旁騖地說聲「OK」。事後,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法努克才承認,旅館的來人中確實有些是安全局人員,「不過,他們主要是防備印度情報人員和其他一些人趁機搗亂。」法努克解釋說。「唉,今天算我倒霉!」齊阿似乎真的有些怕了。看到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孫浩不再忍心去過分責備他。後來,孫浩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歎「世風日下」、「民風不古」,還深有體會地說:「原來哪裡都有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這事一直讓我倆感到害怕。第十七章:獨家目擊扎盧扎伊因為講義氣,差點把我倆害了。可還是因為講了義氣,我們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聊天中,齊阿誇耀地稱自己在白沙瓦「沒有幹不成的事情」。「說吧,想去什麼地方?」齊阿有一天突然問我們。「想去扎盧扎伊難民營。」我們故意想讓他為難。127 / 185 「扎盧扎伊?」齊阿猶豫一下。「什麼時候?」他接著問。「現在怎麼樣?」我們有些得寸進尺。「OK,Letsgo(好,我們走).」 位於巴阿邊境地區的扎盧扎伊難民營,是巴基斯坦境內最大的阿富汗難民營。早在戰爭之前,就已被當地政府宣佈為「禁區」,拒絕外國記者進入這裡進行任何採訪。我們心裡清楚,當時白沙瓦有多少外國記者「窺視」對它的獨家採訪機會,而齊阿的爽然承諾竟讓我們有些懷疑他話中的水分。時值午後,齊阿親自開車帶我們踏上吉凶未卜的旅程。齊阿的車技很熟練。他一邊漫不經心地撥動著方向盤,一邊與我們閒扯,那感覺不是去冒險,倒像是去觀光。我倆心裡卻有些打鼓。「如果進不了難民營,反倒被人家抓住,他能救我們嗎?」 我們的車走走停停,齊阿彷彿在和我們變戲法。他時而跑到學校朋友家喝茶聊天,時而站在崗哨前與警察開懷暢談。路過一處嘈雜的小集市,他又下車和幾位路人說會兒話,其中一位竟然上了車,把我們帶到難民營管理機構的一處大院子裡喝茶、聊天。正當我們喝得渾身冒汗心裡發急時,一輛破舊的日本豐田工具車疾馳而來, 車上跳下七八個拎著棍棒的小伙子。領頭那位眉目間透著一股霸氣的大鬍子竟是難民營的治安總管古拉(Gulajia)。他們是難民營首領派來保護我們的。「魔術師」齊阿把我們弄得暈頭轉向後,終於「過關闖寨」,把我們帶入了許多外國記者想盡辦法都無法進入的扎盧扎伊難民營。我們也有幸成為當時首批進入這座難民營採訪的外國記者。聽古拉講,前幾日,有日本記者出上千美元作128 / 185 「好處費」想進入難民營採訪,被他嚴詞拒絕。他的話讓一旁的齊阿驕傲得連鬍子都翹了起來。後來聽說,齊阿家從他父親開始就和這裡難民營的頭人們有些特殊的關係。花錢買活路距離白沙瓦四五十公里的扎盧扎伊難民營,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臨時難民營。自1999 年建成以來,共接收約3 萬多個家庭、30 萬阿富汗難民。戰爭爆發20 多天後,又有四五千名剛剛逃離戰火的新難民湧入。由於新近湧入的難民多是投親靠友,散居在各處,其具體數字根本無法統計,客觀上給國際救援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在扎盧扎伊難民營,我見到過兩位藍袍遮身掩面的婦女。看到我的鏡頭,她們沒有像其他阿富汗婦女一樣倉皇躲開。其中一位略懂英語的阿富汗婦女告訴我,她和丈夫從硝煙瀰漫的喀布爾帶著五六個孩子,走了三天三夜,翻山越嶺跑出來。過關時還把身上僅有的2000 多盧比都給了邊防警察才算買了條生路。可如今兩手空空的他們真不敢想以後的日子。類似的事情,我在納扎爾的舅舅家碰到的納齊也說過。剛剛從喀布爾逃出來的納齊,30 多歲,曾是個開金店的老闆。他說半個多月的轟炸已使喀布爾陷入混亂狀態,約一半市民已逃離城市,商業活動基本停止。他們一家十多口人「不想坐著等死」,就跑出來,奔波了近300 公里,翻山越嶺,最後花了5000 盧比買通了邊境警察,總算得到了一條生路。「如果沒錢呢?」當時我驚訝地問。「那就待在家裡,等著挨炸吧!」納齊平靜地回答。據納齊講,雖然巴政府宣佈關閉了巴阿邊界,可邊境線附近屬於部落地區,沒人管轄,許多邊防哨卡管理鬆懈, 阿富汗難民一般花上三五千盧比「買路錢」基本可以過關。按照他的說法,逃出129 / 185 來的難民多半是有錢、有關係的,而真正的窮人都留在戰場上。「沒錢的老百姓總是倒霉的。」他說。「救援有時根本不管用!」古拉坐在車上氣憤地說。據他介紹,難民營的救援工作由國際救援組織(主要是聯合國難民事務署)和巴當地政府配合進行。但是雙方經常出現相互「扯皮」的現象,要麼互不負責,要麼就是開空頭支票,承諾的事情根本難以到位,導致許多難民在食品、藥品及飲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方面處於極度匱乏之中。眼見冬天快到了,幫助難民過冬的大部分救援物資仍沒有著落。伴著車輪揚起的陣陣塵土,我們鑽進了由成百上千頂破舊帳篷組成的難民營。我幾次試圖爬上高一些的土坡,登高望遠拍攝一張難民營的全景圖,但都令我失望了。鏡頭中的灰色帳篷猶如我在騰格裡沙漠中見到的茫茫沙海,一望無際一直延伸到天邊。正當人們津津樂道於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經濟發展的纍纍碩果時,我恍惚間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我驚詫於眼前的景象,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我無數次地舉起手中的相機聚焦在孩子、婦女和老人們的身上。一個約摸四五歲的男孩赤裸著身子站在帳篷中間的一堆枯草裡,黝黑而又凸起的肚子在陽光的照射下有些變形。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撫摸一下他的肚子,男孩傷感的眼神看得我心裡一陣酸痛。剛做了「孩子他爸」不久的我,想想祖國家中自己又白又胖的兒子,禁不住一陣陣感歎。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摸錢包,一抬眼,周圍一大群孩子在緊緊地盯著我,我的手又縮了回去。進入難民營前,我們曾希望買些大餅帶去給孩子們,被總管笑笑謝絕。如今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知道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多麼幼稚。這裡的問題絕不是幾張、十幾張,乃至幾百張大餅能夠解決的。130 / 185 帳篷區寸草不生,風一吹,塵土四起。我正在專心地拍攝一對母子的照片時, 拍攝膠片的佳能相機快門突然出現故障。一檢查,竟然是由於難民營裡沙土太多, 灌進了相機左上部的調控按鈕裡,導致按鈕不能正常按動。「什麼出問題,相機也別出問題!」我急得使勁兒按了幾下,還是不動,我只得趕緊換上數碼相機繼續拍攝。隨行的一位難民營負責人告訴我,因為嚴重營養不良,這裡已有許多孩子生病,面臨著死亡的威脅。而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當地機構調查,當時在阿富汗境內約有六七百萬婦女和兒童的生存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脅,由於援助資金匱乏,當時該組織籌集的資金僅有1400 萬美元,平均每人只有2 美元的資助。我想起近日來,隨著美國軍事打擊的繼續,逃到白沙瓦的難民數量明顯增加。我們出外採訪的路上,經常會遇到衣衫破爛、沿街乞討的難民。他們多是一家老小、攜妻帶子,隨身只攜帶簡單的破包裹。開始見到難民跑過來扒著車窗乞討時, 我會情不自禁地給他們一些盧比,但後來發現,我剛給了一個,後面還有八個、十個眼巴巴地等著。我向來崇尚「人生來平等」的原則,給了這個又想給那個, 可實在又給不過來。後來,我只得咬咬牙假裝沒看見。我不忍心去多看難民們,特別是孩子們的眼睛,只是默默地用相機和他們「對話」,然後想盡快把這痛苦的「交流結果」告訴世界,以喚起更多的人對他們的關注。我覺得,這或許是我這個中國攝影記者能夠為他們做的惟一的事情。男人忙紡線在難民營見到最多的是婦女、兒童和老人。「男人都跑到哪兒去了?」我心裡琢磨著。難民營負責人告訴我:「有的不在了,有的出外找活兒干。」據瞭解, 阿富汗長達22 年的戰爭奪取了許多青年男子的性命,留下不少孤兒寡母。塔利131 / 185 班掌權後,特別是戰爭開始以來,塔利班為彌補兵源不足,強迫每家每戶的青壯年男子都要上戰場。「有的戰死,有的逃跑,僥倖跑到這兒來的也不能坐等餓死吧!」他無可奈何地說。我在難民營裡見到幾位這樣的老人。一位老人在自家破帳篷前壘泥巴牆,據說是為了過冬做準備;另一位老人抱著孩子,站在一截土坡上向遠處呆望;另一位一隻眼睛失明、一隻眼帶著厚厚近視鏡的老人蹲在地上,手裡捻著一串珠子像是在祈禱。當我用廣角鏡頭貼近老人照相時,老人竟沒有任何反應。他眼中沒有光芒,只有平淡和一絲難以察覺的悲傷。由於阿富汗連年的戰亂和饑荒,生活的極度貧困導致阿富汗人平均壽命僅有40 多歲。有些40 歲的男人看上去儼然就是老人。我在難民營中採訪時發現,從七八歲的孩子到六七十歲的老人,許多人手裡都拎著個白線軸或坐、或蹲、或跪、或站,聚精會神地用棉花紡線。據難民們說, 他們紡的線有些拿出去賣點兒錢,買回些生活必需品;有的織成布做棉衣棉被, 準備過冬。一對老太太和孫女紡線的情景吸引了我的注意,看上去約有七八十歲的老人幫助纏棉花,身邊不到10 歲的小孫女動作熟練地紡線。在一處帳篷中,我見到幾位上年紀的人正在喝茶聊天。聽說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十分熱情,非要拉我到他們的帳篷裡坐坐。地上擺著一隻破得不能再破的茶壺和一隻茶杯。屋裡除了兩床破被褥,幾乎是空蕩蕩的。問到他們以後的生活打算,年紀最大的老者說就等救濟。另一位穿戴相對整齊的中年人說,準備到白沙瓦找親朋好友幫助想想辦法。「反正不能到街頭去要飯。」他苦笑著說。其中一位老者硬要讓我喝一口他們泡的「阿富汗茶」。說實話,望著那只黑乎乎的茶杯, 我真不情願喝。最後實在拗不過他們的熱情,加上在難民營跑得又累又渴,一狠132 / 185 心,我接過茶杯,張大嘴連喝了幾口。從喝茶的帳蓬中出來,正當我用長鏡頭對準一家三口坐在帳篷前紡線的畫面時,一位40 上下的中年男子拎著紡線軸闖入我的視線。我正納悶這位「不速之客」的來意,對方已經在我面前擺開架勢演練起來。只見他一隻胳膊掛著棉花, 雙手提線,像玩木偶一樣上下左右擺動。雪白的線軸在離地很近的地方飛速打著轉兒,一會兒工夫,線軸上的線就打出老高,他一邊紡線,一邊不時抬起頭向我微笑。我終於理解的他的意思,趕緊舉起相機給他拍照。旁邊有人告訴我,這位先生是這裡有名的紡線「高手」,他紡線的速度比一般婦女還快。我對男人紡線的興趣並不高,但還是佩服他「困境成才」的精神。這時,我身後的幾位「保鏢」小伙子不時吆喝著,揮舞著棍棒哄趕著四周的孩子。這些孩子可能已經習慣了被棍棒驅趕的生活,變得無所謂。只有當棍棒打到身上時,他們才痛叫著撒腿逃跑。看到這幫小伙子耀武揚威的模樣,我又痛恨又感謝。痛恨他們粗暴野蠻的態度,也感謝他們忠實地保護著我的安全。據說, 每座難民營都要養上一批這樣的「警察」、「打手」、「保鏢」,以維護難民營的治安安全,同時管教懲罰那些不聽難民營頭頭和首領話的人。後來得知,我拍攝的大量反映難民營生活的圖片被國內外新聞媒體普遍採用,就連巴基斯坦當地的主流媒體報紙也迫於形勢,採用了我的獨家攝影報道。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參考消息》以及香港《文匯報》等還專門為此辟出專版。我的名字和阿富汗難民一起,頻繁見諸於報端。我們一行離開難民營時,看到幾位大人和孩子趕著驢車馱著幾袋糧食,正愉快地往回趕,夕陽寫滿了他們的笑臉。聽隨行的說,這幾袋糧食應該是好幾家人今年的過冬儲備,雖然不夠,但許多人家還等不上。當時,正值夕陽西下的時分,133 / 185 一大群孩子在後邊追著我們的車不停地奔跑,直到很遠很遠。他們似乎覺得,希望就在前方。從2002 年上半年開始,聯合國難民署和阿富汗臨時政府正在實施最大的難民返鄉計劃。截至2002 年9 月份,已有160 萬阿富汗難民陸續返回家園,其中多數是從巴基斯坦返回。2002 年5 月,我從香港分社回到北京工作時,收到了一份總社的表彰決定, 內容如下: 劉衛兵同志: 新華社國外分社管理委員會決定,對你在最危險和最艱苦時期進入巴基斯坦白沙瓦難民營進行報道,很好地完成了總社交給的採訪任務予以表彰,同時發放獎金。2002 年2 月18 日第十八章:部落向美國人開槍10 月28 日,星期日,赴巴阿邊境採訪的40 天。早晨,從報上得到信息, 被塔利班抓獲的反塔利班聯盟著名將領哈克(HAQ)日前在坎大哈被處決,他的遺體可能於當天運抵白沙瓦安葬,但不清楚時間和地點。我們只好又去麻煩老朋友納扎爾,請他幫我們打聽情況並帶路。納扎爾和家人幫我們分析,哈克的遺體有可能會安葬在城外部落地區哈克家墓地。為了採訪方便,納扎爾連忙找出兩套舊的普什圖族服裝,以及自家姐妹編製的鏤空白線帽給我們穿戴上。普什圖族男子的夏季服裝一般多為灰、白兩色, 製作得比較寬大,一條褲腿足足可以裝下我的腰,穿起來又透氣又舒服。那只玲134 / 185 瓏的白帽和我略大的腦袋相比實在太小,只能扣在我的腦瓜頂上。照鏡子一看, 簡直就像抗日影片中偷地雷的「特務」,很滑稽。就這樣,納扎爾和哈里(Harry) 說我們特像阿富汗人,原因是我們和阿富汗人一樣皮膚都比較白。出發前,納扎爾反覆提醒我們:「記住,從現在開始,你們就是阿富汗人了, 有人問話時千萬別答話。」 按照納扎爾他們指示的方位,我們的車子向邊境方向開去。剛剛開出幾公里, 就被前方一處公路哨卡的軍警截住。一位老邊防警察扒著車窗,兩隻眼睛嘀溜溜地望了我和孫浩半天,突然像發現什麼新情況似的,嘰裡咕嚕地大叫起來,隨之而來的軍警便立刻將納扎爾叫去訓問。「壞了,我們可能被『敵人』發現了。」我有些緊張地對同伴們說,哈里嚇得頭上開始冒汗。我們在車裡如坐針氈,一抬頭才發現哨卡旁邊立著一塊醒目的大鐵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外國人未經許可不許進入」。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納扎爾終於回來了。看他滿臉嚴肅的樣子,我們擔心過不了這一關。「怎麼樣?」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誰知,納扎爾看著我們一副副緊張的表情,撲哧笑了。他告訴我們,軍警把他帶走後嚴厲訓斥他說:「帶外國人進入禁區要被拘留。」當時機智的納扎爾毫無懼色,聲稱自己是警察,只想帶中國朋友出來轉轉,並拿出隨身攜帶的一位警官的照片,謊稱自己是他的手下。士兵們猶豫半天,擔心會給自己找麻煩,只是警告他「下不為例」。在回去的路上,孫浩和我開玩笑說,如果真的被抓到拘留所,「可以在那裡搞獨家報道了」。我問納扎爾怎麼會有警官的照片,納扎爾說是以前通過朋友認識的,來之前害怕遇上麻煩,特意帶在了身上。他還說,在當地最有能耐的就是警察和當兵的,他們的權力大,誰都害怕。後來我們又得到消息,報上關於哈克135 / 185 安葬的事情並不屬實,因為塔利班拒絕任何個人和組織將其遺體運出阿富汗。應主人的盛情邀請,我們被留在哈里家吃午飯。哈里家和納扎爾家是親戚, 兩家住所相鄰。二十三四歲的他一頭卷髮,絡腮鬍子從下巴一直連到鬢角,由於平時修理得很乾淨,顯得頗有些風度。哈里家屬於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 他會說普什圖、烏爾都、塔吉克、英語等多種語言。哈里當時在白沙瓦一所大學讀計算機專業。後來他也成為我們前線採訪的臨時翻譯之一。哈里想當大官哈里以前也住在喀布爾,後來同樣是因為躲避戰亂來到白沙瓦定居。哈里家的房子是座簡易二層樓。當然這種簡易樓和一般意義上的二層洋樓,或別墅完全不同。這種在當地比較流行的樓都是用磚建成,二樓不封頂,有的只封一部分, 說是陽台,可站在裡面向外望卻什麼也看不見。初見到這種樓,我還以為是沒完工的建築,後來看多了才知道,這是人家當地的風格。與納扎爾家相比,哈里家的條件好一些,他家裡擺放著電腦、電視、錄音機等電器。我們到他家坐客時,他父親和家人正看CNN 的節目。戰爭爆發前兩個月,哈里已經和一家親戚的女兒訂婚。戰爭爆發後,未婚妻被困在喀布爾出不來,電話又打不通,急得哈里團團轉。他還拿出未婚妻的照片給我們看。照片上的姑娘身穿米黃色長裙,高挑的身材,略施淡妝,是個十足的塔吉克「美人」,和英俊瀟灑的哈里站在一起,有如典型的「郎才女貌」。談話中, 哈里不時流露出對未婚妻的擔心。他希望塔利班早點垮台,他要回去和未婚妻團聚盡早完婚。說起以後的打算,哈里說戰爭結束後,他準備回到阿富汗從政,爭取到政府去做官。聽到他的回答,我倆以為是遇到了一個「官迷」,感覺挺新鮮。他解釋136 / 185 說,阿富汗由於連年的戰亂,政府基本上處於癱瘓的狀態,根本不能為老百姓辦事。「我要當官就當個像樣的官,為重建阿富汗做些好事。」他說得很認真。哈里還說有機會一定到中國訪問,學習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儘管哈里對中國實在有些無知,但還是屬於那種有遠大抱負的青年人。我曾經和他開玩笑說,希望他能夠做到部長之類的大官,以後免費邀請我們到阿富汗旅遊。我們圍坐在哈里家的地毯上,享受了一頓簡單而特別的阿富汗午餐。有用土豆、胡蘿蔔等燉成的菜泥,還有囊(大餅)、涼拌菜和幾個很小的羊肉丸子。按照阿富汗人的習慣,要把囊掰成小塊夾著菜泥吃。我不習慣,就按北京人吃飯的方法,先吃菜後吃囊。沒吃幾口,碗裡的菜泥只剩了一點兒,我趕緊閉嘴,不好意思地望望周圍的朋友。我知道,這樣的午餐對當地普通的阿富汗人家來說,已算是奢侈。雖然沒多少油水,但大伙吃得挺香。提及中國,哈里卻有些讓我們感到遺憾。他竟然說東京是中國的首都,竟然不知道香港已經回歸中國。我幾乎是氣急敗壞地糾正他的錯誤,問他從哪裡瞭解的中國。哈里有些不好意思地說,當地關於中國的報道很少,他只是從外國的網站上零星地看到一點。「看來,我們還需要向世界好好宣傳中國啊!」我和孫浩異口同聲地發出這樣的感慨。闖進部落上次闖關碰了「釘子」,我倆並不甘心。經過我們再三要求,齊阿答應帶我們去另外一個真正「刺激」的地方——部137 / 185 落地區採訪。阿富汗戰爭爆發後,巴阿邊境的各個部落地區均被巴當地政府劃定為嚴格的「禁區」,禁止任何外國人到部落地區從事任何活動,特別是外國記者的採訪。其理由是為了保證外國人的人身安全。此前有朋友告訴我,一些當地支持塔利班的部落組織已經聲稱:「見到外國人,就開槍打死他們。」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地區有許多屬於部落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多數位於山區,地形複雜,交通不便,經濟文化落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各民族內部又分成若干個大的部族,下面又分成許許多多小部族或家族的世系,形成獨特的文化傳統。長期以來,部族之間矛盾錯綜複雜,這是阿富汗長期戰亂的一個根本原因。歷史上,歷屆中央政府都對解決部落地區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感到十分棘手。在即將進入部落地區時,我們又被沿途的哨卡攔住,一位警察大聲訓斥齊阿: 「為什麼帶外國人到禁區來?」齊阿亦不示弱,他先是坐在車裡吵,後來又跑到車下吵,雙方你一句我一句爭吵得很凶。曾經「風光無限」的齊阿似乎沒了「面子」,我們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抽空在標有「外國人未經許可不能進入」的大牌子前留張影,等著「打道回府」。誰知幾分鐘後,齊阿先生竟然拎著兩瓶汽水邁著方步走回來,一邊讓我們喝汽水,一邊招呼我倆來到街邊一處臨時哨所休息,並給我們介紹認識一位上年紀的警官。等我們喝完汽水,老先生開著車,大搖大擺地拉著我倆進入了「禁區」。臨走時,齊阿還用輕蔑的眼光看了一眼剛才和他吵架的警察,把那位先生氣得鼻子都歪了。進入部落地區,齊阿更顯得「如魚得水」。他一會兒把我們帶到某人的辦公室轉轉,一會兒又帶我們進入另一處大院子。他又是打手機,又是與人周旋,表138 / 185 情永遠是自信和從容。他高高地翹起下巴,似乎在向我們展示他的承諾:「在白沙瓦,沒有我辦不成的事兒。」在部落地區的管理機構裡,到處是背著槍巡視的武裝人員。我們盡量多和保安們聊天「套近乎」,等混熟了,我就拿過他們的槍擺弄擺弄,練練瞄準。我端著一把AK-47 衝鋒鎗正要擺出摳動扳機的姿式,旁邊一個小伙子一把把我攔住,拿回衝鋒槍順手將彈匣卸去。「真懸!」我心裡一驚, 原來這些槍都是子彈上了膛的真傢伙! 一位部落頭目還帶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那裡的牆上掛滿了各式輕重武器, AK-47、M-16 等等,新的舊的,長的短的,應有盡有。據這位頭目說,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落地區,許多家庭都私藏槍支,主要用於保護家人的安全。因此也出現許多製造販賣槍支的私人作坊,現場製作組裝各種槍支,價格相當便宜。比如一隻AK-47 半自動步槍,僅相當於一二百元人民幣,一隻便宜的衝鋒鎗,也只有五六百。我們在白沙瓦的一個專門出售槍支的商店曾經見過比較新式的衝鋒鎗,價格也不過人民幣約千元。可能是看「八路軍打鬼子」的電影太多,我從小就對槍頗有好感。20 世紀70 年代初,正是「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時代。那時我跟著姥姥住在北京郊區竇店。從四五歲開始我就跟著大孩子們到附近農村的靶場觀看解放軍實彈射擊演習,巨大的槍聲經常震得我捂耳朵。等到打靶一結束,我就和夥伴們飛快地奔跑到槍靶後面的山包下刨子彈頭。上小學時,學校組織我們到學校附近的土坡上看民兵進行手榴彈實彈訓練,那時心裡有些發慌,總擔心哪位一失手,把手榴彈扔到我們中間。參加工作後,我曾有機會到38 軍和解放軍維持國際和平部隊等地採訪,親身體驗過實彈射擊的「快感」。此後,我們在一車全副武裝的保衛人員保護下,總算在部落轉了一圈,但要139 / 185 求是「不許照相、不許下車」,弄得我們很無奈。部落的主要街道上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多了許多軍警的崗哨,氣氛緊張而壓抑。第十九章:告別納扎爾納扎爾是我在白沙瓦認識的最好的阿富汗朋友,也是我離開巴阿邊境時告別的最後一位阿富汗朋友。我在巴基斯坦的簽證早已過期,我不得不獨自告別白沙瓦,準備返回伊斯蘭堡去辦理簽證續簽手續。聽說我要離開白沙瓦,當地的朋友都有些依依不捨,一個勁兒地問我什麼時候再回來。「幾天,或者更長的時間吧。」我含糊地回答。離開那天,我匆匆忙忙地到網吧發完稿已是下午三四點鐘。外面的天有些陰沉沉的,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一片霧靄中。我和納扎爾、齊阿、哈里,最後和孫浩告別後,鑽進了納扎爾幫助租來的一輛汽車。車子正要發動時,納扎爾突然追上來,說是怕司機不認路,要送我一程。汽車沿著大路向城外駛去。眼前熟悉的街景和街上的行人飛快地從窗前掠過。我轉頭望望納扎爾,他倚靠在座椅上悶悶不樂地看著車窗外。突然,他轉過頭,眼睛緊盯著我問:「劉,我們還會見面嗎?」面對這頗有些傷感的問話,我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詞去回答。「或許會吧。」我猶豫了片刻,喃喃地說。車子快要出城時,納扎爾決定下車。我連忙跟下去,用我們習慣了的告別方式,相互擁抱道別。當時說了什麼,我已記不清楚,大概是祝福平安之類的話。坐在車裡,望著車後漸漸遠去的納扎爾和城市,我不禁想起初識納扎爾時的情景。140 / 185 支持戰爭第一次到白沙瓦沒幾天,由於圖片傳真發稿十分困難,我和孫浩跑到大街上去找網吧。在距離我們的旅館不遠的一個市場裡,我們找到了伯克利網吧,在那兒認識了當網吧管理員的他。納扎爾身材不高,估計不過1.60 米,但身體卻壯得像拳擊手一樣。聽說我們是中國記者,他一開始就不停地打量著我們說,沒想到平時都見不到的中國人,打仗時會跑到他這裡來。「你熟悉中國和中國人嗎?」滿肚子的中國情結,讓我一認識就想考考他的世界知識。「知道一點兒,不過是在網上。」納扎爾回答,「不過我知道,中國人是我們的老朋友。」納扎爾愉快地補充到。「你想不想到中國看看?」我用自己常問外國人的套話繼續問。「當然!但可能沒有機會。」納扎爾先是肯定,緊接著又歎口氣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你這麼年輕,為什麼不能呢?」我喜歡刨根問底。「Nomoney(沒錢)!」他攤開雙手乾脆利落地打住了我的提問。說這話時, 他那略帶血絲的眼中閃過一縷淡淡的憂傷。在以後相處的許許多多的日子裡,我發現這縷憂傷始終伴隨著年輕的納扎爾。眼前的納扎爾看上去比我的年齡還要大,我們猜他足有30 歲。可一問,人家實際年齡只有二十四五歲。我見過的許多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一樣,其外表比他們的實際年齡要大出不少。因此,以後凡是遇上需要猜對方年齡時,我便把他們的外表年齡減去幾歲,甚至十幾歲。納扎爾很結實,強壯的胸大肌把黑色的短袖T 恤衫撐得緊緊的,絕對屬於141 / 185 時下都市裡青春少女們喜歡的那種健康男士。相比之下,我和孫浩這種白面書生顯得有些弱不禁風。據納扎爾說,他從小時候起就開始堅持練拳擊和泰拳,對中國「功夫」也非常喜歡。儘管如此,我們從以後的接觸中發現,納扎爾經常顯出十分疲憊的樣子。他坦白地告訴我,他每天要在網吧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平時還要利用業餘時間去做兼職的健身教練,工作很勞累。「你何苦讓自己每天都這麼累呢?」我實在有些不解。「沒辦法,我得養活全家。」納扎爾的話讓我吃驚不小。原來,納扎爾一個月拚死拚活工作的收入大約10000 多盧比(約合1200 多元人民幣),要養10 多口人。據說他的收入在當地已算是高工資的水平。因為當地市民每月的普通收入一般約為3000 盧比。然而,納扎爾這10000 盧比卻是他們全家人的主要經濟來源。難怪納扎爾的午飯和晚飯通常就是一袋方便麵,或是一張大餅。「現在的生活比過去的難民生活強多了。」看到我們吃驚的樣子,納扎爾反而這樣說。納扎爾告訴我們,20 多年前,為了躲避前蘇聯的入侵,他們全家從喀布爾逃到了白沙瓦,在納塞爾·巴難民營裡一住就是10 多年。那時候,他們的生活很苦,吃住都沒有著落。經過家人多年的辛苦奮鬥,加上有親戚朋友的接濟,他們全家人終於在幾年前告別了難民營,搬入了白沙瓦近郊的一個阿富汗人居住區。現在他家還租上了房子,總算過起了正常的生活。以後我在採訪中瞭解到, 在白沙瓦100 多萬阿富汗人當中,有不少人家都和納扎爾家有相似的經歷。和許多阿富汗人一樣,納扎爾有著很強的家族意識和責任感。他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到國外去找一份薪水高的工作,讓全家人過上更好的日子。彼此混熟142 / 185 以後,我們告訴納扎爾,像他這樣精通電腦、又懂英語的人,在中國的收入比他現在要高出兩三倍。納扎爾對我們的話很認真,曾多次詢問我們「有沒有路子」, 希望能幫助他到中國去找工作。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我們到網吧發稿時,發現納扎爾較平日快樂一些。我問他對戰爭的看法,他悄悄湊過來在我耳邊說:「我支持戰爭,支持打塔利班。」我當時還以為自己聽錯了,連忙讓他再重複一遍。他毫不猶豫地重複一遍後告訴我, 塔利班的統治使阿富汗變得更加貧窮落後,要想改變當前的局面,就必須進行徹底的變革。「否則阿富汗沒有希望,阿富汗百姓沒有幸福。」講這話時,納扎爾儼然像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政治家。納扎爾曾經給我們講過一些他小時候的事情。那時還是在20 世紀70 年代, 前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他家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家人的生活幸福平靜。他說,那時的喀布爾是個美麗而現代的城市,號稱「東方小巴黎」。市中心有許多樓房、市場,街上車來人往顯得格外熱鬧。那時候,家人還經常帶他去外國的使館區看洋房和汽車,有時還會去喀布爾河邊捕魚、捉蜻蜓。「現在全變了。」納扎爾傷感地說。後來,他聽從阿富汗來的親戚們說,喀布爾已經變得不成樣子,城市裡幾乎見不到多少完整的建築。納扎爾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給中國朋友面子按照當地人的生活習慣,一般只有好朋友才會被邀請到阿富汗人家裡。後來因為彼此關係熟了,我們有幸成為了納扎爾家的常客。納扎爾的家住在離市中心二三十公里的郊區,這裡是一處阿富汗人的聚居區。聽納扎爾說,這裡的居民有從阿富汗移民過來的,也有像他家一樣從難民營143 / 185 搬出來的。他的家比我們想像得要好些,有一個很窄的小院子,兩三間房子,10 多口人住在一起顯得格外擁擠。雖然生活比較拮据,但全家老老少少聚在一起, 倒也顯得圓圓滿滿。據說,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們仍然習慣於過大家庭的生活,通常都是一個家族的祖孫三代共同居住在一起,少則十幾口、幾十口,多則上百口。那情景和中國過去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頗為相似。納扎爾一家3 口住在一間10 多平米的房子裡,家裡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傢俱和電器,但卻收拾得整整齊齊。加之地上鋪著大紅地毯,讓人感覺挺溫暖。納扎爾的妻子娜沙以前在阿富汗是個中學老師,一看就知是個比較開明的知識女性。她已失業好多年,專門在家看孩子、料理家務。談到以後有什麼打算, 她平靜地說:「只能等戰爭過去再說吧。」 可能是初次見到我們這種模樣的外國人,納扎爾一家老小感覺很新鮮。可是寒暄兩句之後,女人們都不見了,只有納扎爾和親戚家的小伙子陪著我們。家裡的小孩子不時掀開門簾,瞪著大眼睛悄悄望望我和孫浩。按照普什圖族的習俗, 有重要客人來家作客,婦女和孩子不能在場。這個習慣與多年前中國家庭的生活習俗也很相像。納扎爾的女兒莉莉(LiLi)不管這些繁文縟節,一直在我們身邊快樂地玩耍。別看這個大眼睛長睫毛的小女兒才18 個月,竟然大大方方跑過來親了我一下, 讓我有些誠惶誠恐,擔心破壞了人家的規矩。納扎爾喜滋滋地告訴我們,他女兒不到1 歲就會說話走路,經常像小大人一樣問他問題。我呆呆地看著納扎爾一家三口幸福的樣子,不免有些傷感。「想兒子了吧?」孫浩看著我的樣子捅捅我。「唉,我們家劉力源都一歲多了,還不會說話走路,怎麼辦呢!」孫浩聽慣了我這老生常談的話題,嘿嘿地壞笑起來。一聽說我有個1 歲多的兒子,納扎爾非要144 / 185 一張我們家的合影照片。可我身上只帶了一張,沒捨得給。我邊和納扎爾的家人聊,邊拎著相機屋裡屋外到處尋找有新聞價值的鏡頭。納扎爾母親正在狹窄的廚房做飯,兩個妹妹娜薩米娜和薩伊瑪蹲在地上用大盆洗衣服,我舉起相機想給他們拍照時,母親和兩個女孩直往旁邊躲。後來還是在納扎爾的勸告下,她們才算破例讓我拍了幾張,即使拍照時,她們也還一個勁兒地拉緊頭上的頭巾。後來聽朋友們說,如果不是看在「中國朋友」的面子上,女人們死活也不會讓拍照的。在前線採訪緊張動盪的環境中,納扎爾不僅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新聞信息,還帶著我們冒險進入難民營、勇闖邊境哨卡,特別是幫助我們獲得了十分珍貴的阿富汗境內的新聞和圖片。每次為了表示感謝,我們總要拿出些小費給他,他每次都要推辭感謝一番。有一次,我們得知納扎爾的女兒病了,帶著水果和食品,深夜開車跑到醫院和他的家裡看望,納扎爾家人十分感動。此後,納扎爾更是全心全意地幫助我們。在納扎爾看來,我們是那種值得交往的中國朋友,而對於身處異鄉採訪的我們來說,沒有幾個這樣的朋友,我們採訪任務的完成實在難以想像。為感謝納扎爾的幫助,我後來特意花2500 盧比買下他一部舊的摩托羅拉手機。據說這只樣式古老的黑色手機是朋友送給他的,還是英國走私過來的。他因為不捨得花電話費就一直沒使用過。時至今日,我一直把這個手機帶在身邊,看到它,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納扎爾和我的阿富汗朋友們。回到香港不久的一天,我偶爾打開自己的雅虎信箱,收信夾裡清清楚楚地顯示出Nazarbagh 的名字。「納扎爾!」我興奮得幾乎喊出了聲。納扎爾在郵件中說:「親愛的朋友,我145 / 185 們已經分別很長時間。我十分想念你。請你每個星期都要給我發電子郵件,否則我會更加思念……」「我的阿富汗朋友來信啦!」我一口氣讀完了納扎爾的來信, 十分自豪地和值班的阿穆說,並一口氣給並不熟悉英語的她念了一遍來信。讀信之中,一種難以抑制的思念之情,又把我拉回了巴阿邊城白沙瓦,拉回到包括納扎爾在內的我的阿富汗朋友的身邊…… 第二十章:塔克希拉的「落日」 回到伊斯蘭堡已是11 月初,漫長的酷夏終於過去,街頭的草木開始由綠變黃, 秋天已經來臨。一連兩天,我都在忙著辦理續簽簽證的手續。早已熟悉的巴新聞部負責簽證的女士,一見面就好奇地問我:「怎麼又回來了?」聽說我根本沒走,女士很吃驚。她說,截至目前,已有約2000 記者到巴採訪,但大部分記者只待了一段時間就回去,其他記者會來輪換。比較而言,我在這裡算得上是「老」記者了。等待辦好簽證,依然需要一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如果在分社坐等,天疑是件痛苦的事情。一次採訪中,聽當地的朋友說,距離伊斯蘭堡數十公里有個名叫塔克希拉的地方,《西遊記》中的唐僧當年到西天取經專程去過那裡。既然高僧千里、萬里都來到這裡看看,想必很值得一去。說走就走。於是,我叫上分社的僕人蘇日單做翻譯兼嚮導,乘出租車前往。蘇日單做個翻譯還算合格,起碼他能把當地的烏爾都語稀里糊塗地給我翻成英語。可如果做嚮導,他實在不算合格,因為他平日也很少出門。平時,蘇日單在分社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掃衛生,澆澆花,看看狗,除了每天堅持做禮拜的「功課」之外,沒事兒就拿個凳子坐在門口曬太陽,有時一曬就是幾個小時。趕上陽146 / 185 光充足的日子,他經常會打起呼嚕。每天七八點鐘就上床睡覺。在當地,像蘇日單這樣的人特別多。他們生活並不富裕甚至非常貧窮,但是日子卻過得無憂無慮。在巴許多城市裡,當地人大白天躺在路邊的草地上曬太陽的很多。每次看到他們那舒服的樣子,我都挺羨慕地想,相比之下,我們許多人的生活比他們好得多, 可整天過得緊緊張張、疲憊不堪。就像我自己,到前線後活兒沒少干,累沒少受, 表揚也得了不少,可一天到晚就是樂不起來。在這一點上,蘇日單他們「窮卻快樂著」的生活狀態,也不失為是一種境界。開出租的老巴拉上我這個老外,算是遇上個「美差」。司機說,伊斯蘭堡城市小,能坐得起出租的人很少,一天掙二三百盧比就不錯了,我這一趟頂他跑兩三天。由於道路不熟,我們邊走邊打聽,繞了不少彎路後,總算找到了塔克希拉。追記古城塔克希拉是巴基斯坦著名歷史古城和犍陀羅藝術發祥地。據記載,公元前7 世紀,這裡已是一座較為繁華的城市。約公元前3 世紀,因統治這裡的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信奉佛教,此地逐漸發展成為佛教聖地,以及佛教、哲學和藝術研究中心。中國晉代高僧法顯、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到過此地,並稱讚此地「地稱沃壤, 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緩」。可見當年這裡曾是一派政通人和、安樂祥和的景象。與前人的生動描述相比,如今的塔克希拉似乎已經風光不再。街市上雖說熱鬧,卻顯得擁擠而凌亂,許多建築因年久失修,顯得十分破舊。街頭店舖裡零散地堆放著半新不舊的過時商品,顧客寥寥,生意清淡。城鎮裡偶爾可見佛塔之類的歷史建築,也多因風雨侵襲,失去昔日的風采,塔身上長滿的茅草隨風搖曳, 彷彿追憶著塔克希拉昔日的輝煌。147 / 185 來到著名的塔克希拉博物館,我發現諾大的門庭冷冷清清,看門的人比遊客還多。進門處幾個商舖賣的紀念品多是些小貓小狗之類的兒童玩意兒。博物館面積不大,展品比較豐富。這座博物館珍藏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出土的古代文物,包括佛像、陶器、錢幣、錦衣等,一座座形象逼真的佛像,沉靜而肅穆,彷彿使我置身於一個相對熟悉的「佛國世界」。博物館裡只有零散的幾位遊客。在巴基斯坦97%的人信奉伊斯蘭教,估計來此處參觀的遊客多為外國人。博物館禁止攝影,可博物館中的管理人員見我是外國人,又背個大相機,便熱情地帶我看這看那,而且一再提醒我「這是最珍貴的」。我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順手塞給他幾十個盧比,結果是我拍照,他幫著放哨。離開博物館,我們驅車出城。郊外道路兩側是一片田野風光。近處色彩誘人的油菜花長勢喜人,黃花綠葉隨風搖曳;不遠處的山腳下,農人悠然地趕牛拉犁翻新土地,陣陣的泥土香伴著花香隨風飄來,令人頓感神清氣爽、心曠神怡。這戰時的世外桃源景色,讓我為戰爭緊繃多日的神經放鬆了許多。翻上一道土坡,我們來到塔克西拉第二號古城。這裡沒有圍牆,沒有收費處, 也見不到管理者。如果不是有蘇日單和司機指點,我還以為走錯了路,眼前分明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野坡。草長得有半人多高,把許多遺跡景觀遮擋住。此時, 正值夕陽西下時分,古城殘垣遺址靜靜地安臥在農田坡地之間的雜草當中,在夕陽的掩映下,顯得格外靜美,彷彿一幅古舊的歷史畫卷。秋風襲來,百草搖曳, 傳出沙沙的聲音,猶如一位歷史老人的訴說,低沉而久遠。這座古城建於公元前2 世紀,面積約為12 平方公里。四四方方的古城佈局錯落有致,整齊排列著各種建築,如市場、居住房屋、廟宇和皇家宮殿。儼如在148 / 185 北京景山公園山頂俯瞰故宮時的情景,一切都是那麼整齊有序。所不同的是,故宮至今保護得依然完好,遊人如織,而這裡只剩殘垣斷壁,遊人罕至。偶爾,有當地老農趕著驢馱著草從古城遺址中經過,一陣蹄聲響過之後,原野上又恢復了原來的平靜。蘇日單他們坐在遠處一個土坡上休息。我獨自徜徉在遺址中間,一面選擇景致拍攝,一邊追尋古人留下的絲絲蹤跡。那時間,我彷彿超脫了塵世的喧囂和繁鬧,進入了一個遙遠而清靜的遠古世紀。終於有導遊從草叢中鑽出來,打斷了我的遐想。個子不高、身材瘦削的導遊名叫卡哈。他帶著我參觀了古鐘、廟宇,以及雕刻著「雙頭鳥」的遺址等場所。雖然卡哈的「地方英語」讓我聽起來十分費力,但也多少讓我增加了對古城的瞭解。據他介紹,這裡的客人主要是來自伊斯蘭堡的外國人,如今戰爭局勢動盪, 許多外國人都跑回國,這裡的遊客大為減少。想起巴米揚大佛此後,熱情的管理員又把我們領到十幾公里外的一處名為「講經台」的遺址。講經台位於一座小山之上。山下有小河環山流過,周圍是連綿起伏的群山。站在講經台的山上,四周的美景盡收眼底。難怪當年的唐玄奘大師路過此地,會選擇在此地設台講經,原來這裡確實是塊難得的好地方。講經台沐浴著絢麗的晚霞, 靜穆而淒美。來到石門前,誰知大門緊閉,卡哈敲了半天才有管理員出來開門。偌大的寺廟遺址只有一個老巴負責臨時看管,他的任務主要是負責開門、賣票和鎖門。據管理員說,因為很少有遊客前來參觀就提前關了門。整個講經台由石頭搭建而成, 像一座古代城堡。遺址陳舊不堪,其中許多造型逼真的佛像都是身首分離。管理149 / 185 員解釋說,殘缺的佛像有的是因戰亂被毀壞,有的是被匪徒用粗暴手段掠走,還有的被文物部門專門弄下來送到博物館保存,原因是「放在這裡不安全」。當我一再質疑這裡的文物保護問題時,卡哈歎口氣說:「能維持就不錯了!」 他說,現在政府經濟很困難,好多問題都顧不上,花大筆資金保護文物不大現實。他還說,這裡比過去已經好多了,以前這裡幾乎是荒廢著,根本沒人管。近兩年, 政府專門投資修建了上山的道路,還專門配上了管理員。塔克希拉漸漸地被夜色籠罩住。我坐在顛簸的車子裡,腦子裡突然浮現出巴米揚大佛的形象。半年多以前,也就是2001 年3 月12 日,阿富汗塔利班不顧國際社會的同聲反對,動用大炮、火箭筒,摧毀了這座世界上最高的立式佛像。大佛倒下了,塔利班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隨之徹底毀滅。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一種「報應」吧。第二十一章:拉瓦爾品第的火光11 月初,戰爭已進行了1 個月,仍然沒有結束的跡象。為戰爭而來的記者們也感到身心疲倦。比較而言,我更願意速戰速決,要麼熱火朝天地「打」一通, 要麼乾脆鳴金收兵。一天晚上,前方報道組準備給總社發報,希望將我們兩個臨時記者撤回。在徵求意見時,我猶豫再三,表示最好再等等。說不想回去吧?眼巴巴地望著那幫老外們在戰場上自由馳騁,心裡實在不是滋味。如果說想回去吧?心裡多少還存有一些遺憾,戰爭畢竟還沒有結束,我還沒找到機會踏入戰場的中心地區,就這麼抬起屁股走了,心裡多少有些不甘。有哲人講:「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地球。」話說的不錯,可誰能給你這150 / 185 個支點呢?理想總比現實要美麗得多。要不然,北京的大學生也不會在20 世紀80 年代喊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如今這個口號中蘊涵的深刻道理並不過時。眼下,置身異國他鄉的戰爭前線,即使心裡再苦、身體再累,我也要咬緊牙關,使盡自己渾身的力氣,堅持到最後一刻。就在兩天前,在塔利班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我認識了台北《聯合報》的資深記者孫揚明。國人相見,自然顯得比較親切。40 多歲的孫揚明因為長期採訪時事政治新聞,對台灣島內政治生活問題頗有研究。他聊起這方面的話題,總是滔滔不絕。據說他曾寫過抨擊陳水扁的文章,在島內引起過不小的波瀾,也給自己找了麻煩。由於採訪的緣故,孫先生成了我們的朋友。他是一個經驗豐富、消息靈通的記者。他在伊斯蘭堡採訪時,雇了一名研究生做自己的僱員,採訪起來方便許多。一般人不瞭解的情況,他都能知道。他是那種職業素質高、合作意識強的記者,曾給我們提供過許多有價值的信息,例如關於塔利班使館的最新動向等。做記者和做人一樣,只有學會幫助別人, 才會得到別人更多的幫助。這一點,在戰爭的特殊環境中顯得尤為重要。恰逢週末,孫先生多次給我打來電話,通知我伊斯蘭堡和拉瓦爾品第可能爆發大規模反戰抗議示威的消息。接到孫先生的電話,我和老許先後兩次跑到市中心的總統府等地尋找,可兩次都撲了空。那天,伊斯蘭堡天氣晴朗,陽光明媚。由於是週末,街上的行人和車輛很少。總統府大院前更顯得冷清異常,除了掩體裡站崗的士兵,只有幾個交通警察在附近的街道上執勤。和交警閒聊了一會兒,我發現總統府前不遠處的土151 / 185 坡上,隱約可見正有大批武裝警察在活動。我猜想,這大概和孫先生說的抗議示威有關。總統府院外的鐵柵欄上,新近懸掛出一幅長長的標語,十分引人注目。標語的大意是:支持穆沙拉夫總統和政府的政策!趁偶爾有零星的市民從橫幅前匆匆走過時,我抓住時機按動了快門。我正拍得起勁兒時,手中的數碼相機突然出現問題,拍攝後不能記錄影像。我急忙換上備用的數碼記憶卡,問題才算解決。我用的數碼相機比較陳舊,和有些新型的數碼記憶卡不能相互匹配。幸好我的攝影器材從沒有在緊急時刻出大問題,否則,哭都來不及。在前線的採訪報道中,我們記者手裡的攝影及傳真器材,就像是戰士手中的槍。如果戰士的槍突然不能射擊,其結果可就真的不妙了。火情就是命令沒有發現什麼特別情況,我們回到分社。下午四五點鐘,我突然再次接到孫先生打來的電話,說數十公里以外的拉瓦爾品第爆發嚴重的抗議示威活動,示威者正在燒房子,現場濃煙滾滾。火情就是命令。得知消息,我立即拉上蘇日單,叫上出租車,火速趕往二三十多公里外的拉瓦爾品第。雖然我一再催促,讓司機開快些,可他那輛破舊的「老爺車」光使勁兒卻跑不動。急得我真後悔沒找輛好點兒的出租車。將近1 個小時後,我們總算到達了拉瓦爾品第。位於伊斯蘭堡東面的拉瓦爾品第,是一座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古老而又現代化的大城市,在伊斯蘭堡之前曾經是巴基斯坦的臨時首都,軍事地位十分重要。這裡一個名叫「中國城」的大市場裡賣的中國貨,在此地非常有名。152 / 185 進城後,我讓司機尋著煙霧升起的地方往前開。越往前走,街上越亂、警察越多。行至一處站滿軍警的十字路口時,司機說什麼也不肯往前走了。我們只得下車。我們加快腳步往出事的地點跑去。跑了幾百米,發現已有大批的防暴警察全副武裝地把守在一個丁字路口,一輛架著重型機槍的黑色裝甲車在附近來回巡視,丁字路口正對的街道上隱約有煙霧升起。「前面危險不能靠近!」路口拐角處鑽出一個頭戴鋼盔、身著防彈衣的大個子防暴警察攔住了我的去路。「我是中國來的記者,專程來拍這些的。」聽著我稀里糊塗的回答,看我嚴肅的樣子,大個子有些犯暈。趁他猶豫的一剎那,我趕緊說:「多謝朋友。」然後拉起蘇日單,一側身從他旁邊鑽了過去。這條長不過一二百米、寬七八米的街道此時儼然成了一個「小戰場」,到處佈滿了破碎的磚頭瓦礫和各種拋棄物,周圍房屋仍留有火燒的痕跡,現場瀰漫著濃重難聞的催淚瓦斯氣味。我捂著鼻子,貼著牆邊快速向街頭另一端靠近,那邊有不少示威者一邊呼喊口號一邊向這邊移動。恰在此時我的手機突然響了。「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這時候打!」我慌忙掏出手機,一聽是夫人從北京打來的。我趕緊調整了語調,裝出沒事兒的樣子說: 「一切都好,正採訪一個會議。」(這是我在情況危急時經常使用的理由)夫人一聽連忙關照了兩句,掛掉了電話。這時,示威人群離警察越來越近,他們不時地向警察投擲石塊、玻璃瓶等。突然,隨著幾聲砰砰的巨響,催淚彈在示威者中間炸開,清脆的槍聲劃破夜空, 是警察在鳴槍示警。緊接著,大批防暴警察跟在裝甲車後面向示威隊伍衝過去。見此情景,剛才還成群結隊的示威人群,轉眼間躲的躲藏的藏,不見了人影。示153 / 185 威者跑了,我可沒地方跑。當時我正和兩個電視記者躲在一處人家門口拍攝,被催淚彈襲擊後,我們跌跌撞撞地竄進人家的屋裡。約莫60 多歲的主人被嚇了一跳,看到我們又擦鼻涕又抹眼淚的狼狽樣,老人家竟然搬出一個白蘭瓜,幾下子切開,分給我們每人一塊。我顧不上說感謝的話,張開大嘴吃起來。望著眼前這位陌生而又慈祥的老人,我們心裡暖烘烘的。令我驚奇的是,這位老人家的瓜和上次白沙瓦的那位老人給我的鹽一樣,吃進去後,痛苦的症狀減輕了許多。看來,當地人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還真總結出不少經驗。不一會兒,示威者又從各個角落中鑽出來,重新聚集在一起向警察示威。我們也隨之衝出老人的屋門。示威者點燃了輪胎,並向警察投擲爆炸物,現場再次陷入混亂。我和那兩個電視記者夾在雙方衝突的中間地帶。這裡雖然便於拍攝, 可最容易成為雙方攻擊的目標。但當時,我們已顧不得許多,腦子裡全然沒有「危險」兩個字,我們東挪西繞,呼吸緊促,緊張興奮地搶拍每一個具有新聞價值的鏡頭。猛然間,我們的頭上一聲炸響,我條件反射般連忙摀住腦袋,電視記者也慌忙把頭往攝像機底下鑽。此刻,我們腹背受敵,既要防範示威者扔來的石塊和不知名的爆炸物,又要提防防暴警察打來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更擔心警察的真子彈不長眼。當時我就像一個奔波在槍林彈雨中的士兵。與故事影片裡那些挺著胸膛衝鋒陷陣的戰士們相比,我那時的形象實在不夠「偉大」。跟緊我我只顧忙著拍照躲閃,一回頭突然發現蘇日單不見了!我焦急地大喊起來。「Here(這兒)」,我尋著聲音望過去,發現他正躲在老遠處的一個電線桿後面。154 / 185 我氣哼哼地向他招招手,示意他靠近我,他才小心翼翼地跑過來。「你要跟緊點兒!」我不高興地訓斥道,心裡說:「你躲遠了,我怎麼辦?」說點兒私心話,當初拉上蘇日單就是考慮到兩個人在一起,萬一我有個好歹,也好有個人通風報信。我們躲著拍著,我發覺位置過於被動,匆忙中想起了以前的採訪經驗——尋找制高點。我看見街對面有戶人家的門正開著,於是不顧三七二十一,就跑了過去。我竟然又遇到了好人。那家青年人二話沒說帶著我們奔上他家的二樓陽台。陽台水泥外牆較高,我有些夠不著,小伙子又搬來凳子讓我踩上去居高臨下地拍攝。左右望去,我才發現,附近很多市民都正從樓上窗戶裡伸著頭向外張望,槍聲一響,那些腦袋又倏地縮了回去。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拉鋸戰」隨著夜幕的降臨總算結束。臨告別時,那位青年硬拉著我們坐下喝茶。聊天中得知,這位青年叫吉拉尼,是做醫藥生意的。談及對眼前戰爭局勢以及經常發生的暴力衝突的看法,吉拉尼說:「我不喜歡暴力示威的做法,這樣做只會影響更多人的生活。」當談到阿富汗戰爭時,他認為, 美國用暴力的手段解決不了問題,以暴易暴只能給人們帶來無休止的苦難。「戰爭應該盡早結束。」吉拉尼說。謝過吉拉尼,我們走出他的家。夜幕中,被示威者點燃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燒, 幾個被抓到的「暴亂分子」被推推搡搡地拉走,不聽話者還不時地被打上幾拳。防暴警察開始疲倦地撤退,有的警察還向遠處的示威者揮手,像是在向他們「告別」。坐在回伊斯蘭堡的出租車上,我問蘇日單,他為什麼總是躲得那麼遠,這位曾經在印巴戰爭期間當過兵打過仗、如今已是幾個孩子的父親的老兄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得很實在。我不忍心再追問下去,轉頭望著窗外闌珊的夜色,享受一會155 / 185 兒難得的平靜。第二十二章:抓到最後一根救命草從11 月初開始,美國對阿富汗北部重鎮馬扎裡沙裡夫、首都喀布爾以北的塔利班前沿陣地展開地毯式轟炸,並且使用了殺傷範圍極廣的集束炸彈。在美國利用空襲繼續消弱塔利班軍事力量的情況下,北方聯盟著名軍事將領杜斯塔姆等領導的軍隊也向塔利班展開了激烈攻勢。與此同時,塔利班宣佈擊落兩架美軍直升機,美國首次承認損失一架直升機。戰爭愈演愈烈,戰場局勢依然難測。因阿富汗戰爭一舉成名的卡塔爾半島電視台,日前播放了本·拉登的一盤錄像帶。拉登在猛烈抨擊美國的侵略行徑的同時,還將聯合國說成是美國的戰爭「工具」。如果說阿富汗戰爭使本·拉登和塔利班精神領袖奧馬爾等人成為全球矚目的新聞人物,那麼,從戰爭開始至塔利班垮台這一重要時期,國際社會瞭解塔利班和阿富汗的情況基本上是通過一個重量級的人物,他就是塔利班政權駐伊斯蘭堡大使扎伊夫。扎伊夫盯住我半分鐘作為塔利班高層的一位重量級人物,扎伊夫幾乎是一夜成名,並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人物。那時候,扎伊夫在伊斯蘭堡發表的每一個聲明和每一篇講話, 都被看做是塔利班政權向外界發出的最權威的聲音。有媒體將扎伊夫比喻成「阿富汗的白宮發言人」。國際社會對塔利班高層人物本來就知之不多,而對塔利班精神領袖奧馬爾更是難識廬山真面目。人們除了知道奧馬爾一隻眼睛失明外,甚至連一張他的普通照片也難以看到。他一生中很少公開露面,據說到現在為止,他只接見過三位非156 / 185 穆斯林人士。高高在上的奧馬爾不露面,塔利班其他高層人物也很少出場。在此情況下,扎伊夫被推到了塔利班的最前台。戰爭爆發後一直到塔利班垮台,扎伊夫三天兩頭在伊斯蘭堡舉行新聞發佈會,代表塔利班向外界發表聲明,譴責美軍的軍事行動造成無辜平民的死亡,以及對阿富汗造成嚴重破壞等。他的新聞發佈會每次都吸引眾多媒體記者爭相採訪,CNN、BBC 等許多電視媒體經常用海事衛星進行現場報道。扎伊夫的新聞發佈會大多都在塔利班使館樓前約百十平方米的草坪上舉行。發佈會現場的佈置很簡單。一樓的外牆上掛著阿富汗的國旗,台階上擺著一張深色的木茶几、兩把椅子。塔利班上台後將國旗圖案改為由綠、白、黑三個長方形組成,最上方為綠色,中間用阿拉伯文書寫「真主偉大」;中部為白色,用阿拉伯文書寫「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下方為黑色。塔利班的國旗基本上是在白地上書寫黑字,我第一次見到時怎麼也看不明白。新聞發佈會前,扎伊夫通常會宣讀一份事先擬好的講話稿,講完後就即席回答記者提問。我發現,面對上百名記者的眼睛,扎伊夫始終表現出一種儒雅風度。他身著普什圖族男子的傳統白色衣服,外罩藍灰色馬甲,戴金絲邊眼鏡,聲調柔和中略帶沙啞。據說,扎伊夫是一名十分虔誠的穆斯林教徒。別看他表面上給人的印象有些文弱,行動遲緩,說話慢聲細語,但他也曾是一名驍勇善戰的塔利班戰士。他的實際年齡只有三十多歲。在一次發佈會上,我正蹲在前面離他只有一兩米的地方拍攝。猛然間發現, 鏡頭中的扎伊夫緊緊地盯住我的鏡頭足有半分鐘。「我是不是離他太近,讓他感到了某種威脅?」我有些不知所措。可定睛一看,扎大使的眼睛雖然盯著我,可眼神似乎並不在我的身上。後來觀察到,扎伊夫習慣於呆呆地望著某一個物體想157 / 185 著自己的心事,手裡有時習慣性地捻著一串珠子。印象中的扎伊夫很少笑,總是板著面孔。我有幸見到過扎大使的笑,那是在一位巴基斯坦記者連珠炮式的提問之後,現場的記者都樂了,他也樂了,他樂的樣子有些與眾不同。他的眼睛在笑, 嘴卻緊緊閉著,似笑非笑中,有自然流露的天真,又有歷經滄桑後的持重。11 月底,巴基斯坦在關閉塔利班駐卡拉奇和白沙瓦的領事館後,終於宣佈關閉塔利班駐伊斯蘭堡使館。此後,扎伊夫悄然離開。塔利班垮台後,他還偶爾在卡拉奇等地露面。有報道說扎伊夫目前已被美國俘虜,並關押起來。我們想回家進入11 月份,人們對持續不斷的戰爭似乎有些厭倦了,可美國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仍然跑到伊斯蘭堡聲稱,即使在即將到來的穆斯林「齋月」期間, 美國的軍事打擊仍要繼續。在塔利班使館採訪時,美國福克斯電視台的記者艾德·巴尼斯猜測:「戰爭可能要持續到明年春天。」 「這該死的戰爭趕快結束吧,我想回家!」孫揚明和我發著牢騷。孫先生到前線採訪已經兩個多月,如今和許多記者一樣被困在伊斯蘭堡。「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簡直是活受罪。」他的話道出了周圍記者們的心聲。那些天,我躺在分社的地鋪上,經常望著天花板想:「哪怕讓我到喀布爾、坎大哈,或是賈拉拉巴德待上兩天,我也謝天謝地了!」在默默地等待上級指示的那段時間裡,我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幻想著,某一天突然接到總社「立刻設法進入阿富汗採訪」的命令。自己進入阿富汗戰場後,那情景應該是:滿目瘡痍的阿富汗,天上是美國的B-52 轟炸機投下串串的集束炸彈,下面的戰壕裡是拚命抵抗的塔利班戰士架起火箭筒猛烈還擊,我全副武裝,身穿防彈背心,頭頂鋼盔, 挎著相機奔波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158 / 185 這顯然是個美好的幻想,也是許多前線記者的理想。然而對於當時的我們來說,願望與現實之間僅僅一步之遙。但是,我多年來養成了遵守組織紀律、「服從命令聽指揮」的習慣,最終選擇了等著上級命令的到來。隨著理想漸漸遠去,我感覺周圍的一切都變得灰暗起來。夕陽西下時分,我獨自到分社附近的荒草地上散步。西邊的紅日,又大又圓,正懸於地平線上,景色動人。我趕緊跑回分社取了相機,再回來夕陽已落下,我只能對著天邊留下的一縷淡淡紅暈發呆。終於有一天,我提前來到預定地點,獨自坐在草地上等待。秋風拂過的荒野一片寂靜。等待中,火紅的夕陽開始徐徐落下,我連忙舉起相機拍攝。恰在此時, 一位穆斯林老者緩緩地從夕陽中的樹枝下走過,我立刻按動快門。此刻,附近清真寺裡傳出了悠揚、動聽的誦經之聲。傍晚,我實在憋得慌,便打車來到55 街上的基督教堂採訪。因為近日巴國內曾發生宗教場所爆炸事件,巴政府已實施緊急措施,加強宗教場所的保安。門外的警察審了我好長時間,才讓我進去。神父是個六七十歲的和善老人,來自北愛爾蘭,已在這裡傳教30 多年。問及戰爭的事情,他明確表示:「不贊成美國在阿富汗進行的戰爭。」 採訪回來,我一邁進院子,分社養的黑狗就追過來,纏著我不放,一會兒舔腳,一會兒舔腿,還歡快地站起來,用兩隻前腿搭在我的身上。我和它臉對臉地望著,令我感覺很不自在。一旁的梁浩拿我「開涮」:「她肯定對你這香港來的『靚仔』情有獨鍾唄。」聽說這隻狗是梁浩從北部貧困山區撿回的。我對狗一向頗有好感。狗除了忠誠主人、看家護院外,還特別善解人意。有時,我獨自坐在院中、孤獨發呆的時候,它都會跑過來趴在我腳下,用兩隻圓溜159 / 185 溜的大眼睛望著我,像是知道我的心事。夜裡,朦朧之中,忽然聽到窗外「辟辟啪啪」的聲音,我興奮地連忙穿衣跑出去,果然,一場難得的秋雨飄然而至。我久久地站立在分社的院子裡,仰面長空,讓大串大串的雨點盡情地向我摔打。雨水打濕了我的頭髮,順著面頰滾滾流下,一種無名的孤獨和無奈卻頃刻間湧上心頭。不經意間,隨著雨水悄然落下, 我的眼睛濕潤了。「風雨飄搖而至,遠比金戈鐵馬更難抵擋。」我想起大學畢業時,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夫人在我畢業留念簿上寫下的這句話,那話中的含義正應對了我此時的心情:「金戈鐵馬的生活好過,風雨飄搖的日子難熬。」 一場秋雨過後,伊斯蘭堡的氣溫驟降。長期疲勞導致的虛弱,加之睡在地鋪上有些著涼,我終於病倒了。昏頭昏腦中,我翻出一大堆藥片,正不顧一切地往嘴裡塞。突然電話響了,我有氣無力地接聽,原來又是夫人每天一次的「問寒問暖」。我趕緊打起精神,簡短地報告「平安無事」,便掛上了電話。我不想讓她聽出我生病,為我著急。從我到前線以後,夫人已打完了七八張IP 電話卡。放下電話,我腦子裡混亂如麻,心裡還在想著採訪的事。猛然間想起了台北《聯合報》的記者孫揚明,應該跟他聯繫一下探聽些消息。我撥通電話,問道: 「我們真的沒希望進入阿富汗了?」「有。」聽到孫先生突如其來的答話,我一骨碌爬了起來。命令來了孫先生向我透露了一個重要消息,目前塔利班使館正準備組織一批記者前往阿富汗中心地區,如喀布爾等地採訪,現在正在報名。對於已眼巴巴等待了50 多天的我來說,這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160 / 185 我放下電話,再不敢遲疑,立即將這一消息直接向總社攝影部副主任徐步匯報,並再次表達希望進入阿富汗戰區採訪的願望。他反覆詢問了安全是否有保障的問題,並建議我們向總社提出正式的書面申請。事不宜遲,我隨即與老許商量。得到他的支持後,我們連夜給總社發出了請戰報告,要求進入阿富汗採訪。當時,我們擔心,總社批准的可能性十分渺茫。然而,即使有1%的希望,我也要盡力爭取。更何況,這1%的希望一旦變成現實, 就是100%的勝利。11 月6 日清晨,在我們焦急的等待中,總社終於發來傳真,原則上同意我們先辦理進入阿富汗的簽證手續。我連續看了幾遍這份普通的傳真,心裡重新升起一股難得的興奮和衝動。這是近兩個月來,我苦苦等到的來自北京最明確的「指示」。我不由分說地拉上老許,開車直直地趕奔塔利班使館。我感覺此時自己彷彿抓到了最後一根「救命草」。第二十三章:死守塔利班使館趕到阿富汗使館的時候已經是下午3 點多。簽證處位於使館後面的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地方。我們走過使館旁邊一條坑坑窪窪的小胡同,來到一處長滿雜草的鐵門前。四周寂靜無聲。「走錯了吧?」我像自言自語,又像在問旁邊的老許。「沒錯,就是這兒。」在伊斯蘭堡生活過多年的老許肯定地回答。我四處張望了一下,邁上高高的石頭台階。順手敲了兩下門,裡面沒有反應; 推了兩下,門鎖得緊緊的;側耳一聽,裡面沒有任何聲音。我扒著門縫往裡望,161 / 185 縫隙太小看不清楚。我只好踮起腳尖,從旁邊的牆頭伸頭往裡張望。破舊的小院裡靜無一人,除了茂盛的雜草外,只有兩隻孤零零的鐵板凳。「這裡哪像個國家使館的簽證處,簡直就是我小時候在農村見到過的農家小破院。」我心裡嘀咕著沒說出來。我們跑回使館門前問看門的,人家說籤證處下午三點準時下班。我倆和使館看門人軟磨硬泡了半天,說有重要事情找使館人員見面,看門人遺憾地攤開雙手說:「沒人啦,明天一早來。」 我不甘心就這麼白來一趟,決定坐下來等,冥冥中等待一線希望。這時,看到旁邊的草地上坐著一個巴基斯坦青年,我湊過去,坐在小伙子旁邊和他搭起話來。聊天中得知,那位名叫阿蒂夫·阿夫扎爾的小伙子,是英國一家電視台僱傭的當地僱員。他在伊斯蘭堡上大學時讀的是社會學,因此對社會問題顯得非常感興趣。比如他對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頗為讚賞。他覺得巴基斯坦現在的人口問題就十分嚴重,無節制的人口膨脹使原本就不好的經濟雪上加霜。據他說,巴基斯坦農村家庭一般都生育四五個孩子。由於家裡孩子多,生活條件又差,孩子的教育就跟不上,再加上許多地方流行的近親結婚問題,使整體人口素質受到影響。他認為巴基斯坦可以借鑒中國在人口政策方面積累的經驗, 實行有計劃控制人口的政策。當我告訴他一些西方國家曾反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時,他搖搖頭說:「他們根本不懂。」 當我問他28 歲為什麼不結婚時,阿蒂夫嘿嘿一笑說:「多交幾個女朋友不是更好嗎?」他補充說。「不過我結婚後最多只生一個孩子。」 我從小伙子那裡還得知一個重要信息,明天可能就有一批記者出發去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他或許有希望。羨慕之餘,我說服了小伙子,如果他真的能去戰場,162 / 185 請他給做僱員,幫我們拍攝一些戰場照片。我還一再向他強調:「我一定會付錢的。」小伙子有些不高興地說:「我不為錢,為的是我們的友情。」這個人情味十足的回答讓我聽著欣喜萬分。與這位小伙子相比,我找到的另一位攝影記者卻有點「俗」。當時聽說他有機會進阿富汗,我找到他請他作臨時僱員,並把我的理光GR1 小型全自動相機及十個膠卷交給他。他答應後卻一再表示,要我以後一定要多給他付些勞務費。塔利班辦簽證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把昨晚連夜準備好的申請材料附上照片,送往阿富汗使館簽證處。這是戰爭爆發以來,中國記者向塔利班當局遞出的第一份,也是最後一份申請簽證的材料。這次,我終於進入了塔利班的簽證處院子。破舊的小院不過30 平方米,坑窪的土地上長著不少雜草。在一間辦公室門前,一個表情疲憊的阿富汗青年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我們趕緊遞上申請簽證的材料,他無精打采地接過材料,看都不看我們一眼,轉頭進屋。「簽證什麼時候能下來?」小伙子出來後,我們急切地追問。「Wait(等著).」青年人先是瞇縫著眼睛,後來終於撩起半隻眼皮,擠出這麼一個字,然後獨自坐在一旁的鐵凳上曬太陽。我們無可奈何,只得坐下來和青年一起曬太陽。不一會兒,《聯合報》的孫先生和兩位越南記者也來了。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把申請簽證的材料送上去快一個月了,可至今杳無音信。而且據他透露,目前到使館提出申請簽證的外國記者已有800 多人。「800 人!」這個數字簡直像一盆冷水潑在我的頭上。我坐在使館門外焦急地等待時,一位日本記者拿著攝像機走過來,一邊用攝163 / 185 像機對著我,一邊問我:「你來到這裡採訪多長時間了?」「你覺得戰爭還會持續多久?」「準備什麼時間回日本?」我提高嗓門,不耐煩地說:「不回日本,是回中國!」拿攝像機的記者突然意識到自己錯了,連說了兩聲「對不起」走開了。聽說塔利班使館即將公佈前往阿富汗採訪的記者名單,使館門前突然間變得熱鬧起來。三五成群的外國記者,有的相互交談,有的在和使館人員交涉,有的乾脆躺在草坪上睡大覺,那架式頗有要「戰鬥到最後一刻」的樣子。和記者聊天中知道,許多外國記者為了爭取進入塔利班控制區的簽證,很早就開始四處活動,拉關係、找門路,有的還不惜花費重金買通使館的某些官員, 總之對於他們來講,為了得到簽證可以不擇手段。當被問到哪些媒體最有可能「上榜」時,一位巴基斯坦記者望望我,直截了當地說:「肯定是CNN、BBC、美聯社、路透社之類,那些世界上有影響的新聞媒體。」看著我有些失望的樣子,他趕緊補充一句:「你們中國記者嗎?或許也有機會吧。」 我哼了一聲走開了。對於他安慰式的答話,我心裡並不領情。「哼,如果早點兒得到上面的指示,我恐怕已經赴阿富汗採訪歸來了!」想到這裡,我的心裡實在有些不服氣。曾幾何時,我在人大新聞系學習新聞攝影時,就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夠像真正的戰地記者一樣馳騁疆場。如今,作為惟一一名戰鬥在巴阿前線的中國內地攝影記者,面對西方大通訊社咄咄逼人的氣勢,我真想拼出個樣子來,讓外國人看看咱中國國家通訊社的實力。可現在,我感覺有勁兒使不上。準備出發一天午後,老許在當地的一位資深記者朋友突然打來電話,說:「你們可能164 / 185 有希望。」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激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立刻回分社準備行裝,等待出發。」老許像個軍官一樣向我發出命令。「老劉,你真要去阿富汗戰場,那可要玩兒命啦?」孫浩得知消息後,跑過來急切地問。面對共同戰鬥了近兩個月的兄弟,面對此時此刻這兄弟般的關懷, 我有些說不出的感動。「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我盡量壓抑住自己的情緒回答。「那,你告訴家裡人嗎?」他追問著。「沒想好呢。要不就先不說吧。」我心裡突然一陣發酸。這兩個月,家裡人整天為我擔心受怕,如果再聽說我要去冒更大的危險,他們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我不知道。眼前不禁浮現出夫人和兒子的形象。整理攝影器材時,我突然意識到,在阿富汗傳真照片可能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從阿富汗難民那裡得知,美國的軍事轟炸已將塔利班及「基地」組織的通訊設施全部炸毀,即使在首都喀布爾,也幾乎找不到國際長途電話。因此,發稿只能靠海事衛星。可眼前趴在分社已經一個多月的海事衛星,經過我和同事們的無數次反覆調試、試驗,始終無法正常發送圖片。「不行的話,我只能想辦法借外國記者的海事衛星了。或許還能找到別的什麼辦法?」我自信,進去後總會有辦法。次日,那位當地資深記者的電話始終再沒有打來,我的那位臨時僱員也一直沒有踏上征途。塔利班使館那邊的消息越來越少,似乎一切都在一夜之間亂了, 我們也被弄得糊里糊塗。恰在此時,伊斯蘭堡前方報道組接到上級最新指示,停止辦理進入阿富汗採訪的一切簽證手續! 我這邊突然得到阿富汗伊斯蘭新聞社最新消息:11 月7 日,北方聯盟已攻克165 / 185 阿富汗北部軍事重鎮馬扎裡沙裡夫,並已逼近首都喀布爾。6 天後,11 月13 日, 塔利班撤出喀布爾,北方聯盟順利佔領首都喀布爾。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塔利班已經危在旦夕。塔利班下台1996 年9 月,成立僅僅兩年的塔利班武裝攻佔首都喀布爾,宣佈成立臨時政府接管政權,並於1997 年10 月27 日,改國名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總統拉巴尼流亡海外。塔利班當時雖控制了阿富汗90%的國土,但只有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三國承認塔利班的合法性,與其建立外交關係。阿富汗在聯合國的席位仍由拉巴尼流亡政府的代表擁有。塔利班在國際上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據《簡氏防務週刊》等對塔利班武裝力量的預測,塔利班擁有4 萬名武裝人員,500 輛坦克和各種裝甲車,擁有飛機近百架,但其中僅有10 架蘇-22 戰鬥機和5 架米格戰鬥機及少量運輸和戰鬥直升機等。塔利班武裝部隊配備有一般性武器裝備,如最早由前蘇聯設計製造的步槍、衝鋒鎗、重機槍、火箭炮等。塔利班的防空力量主要有數百門火炮、重型迫擊炮和車載多管火箭炮。另外,最讓美國擔心的是,塔利班可能還擁有「毒刺」地對空導彈。2001 年10 月7 日,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實施軍事打擊。11 月9 日攻克北方軍事重鎮馬扎裡沙裡夫。2001 年11 月13 日,在美國持續1 個多月的軍事打擊下,北方聯盟向塔利班發動地面進攻,攻佔首都喀布爾。阿富汗北方聯盟領導人拉巴尼,在被塔利班奪取政權5 年後重新回到喀布爾。12 月7 日,塔利班部隊在坎大哈向當地納吉布拉領導的武裝繳械,標誌著塔利班對阿富汗的統治宣告結束。166 / 185 塔利班政權從興起到崩潰,前後只有短短的7 年時間。第二十四章:「想見拉登!」 「見到拉登了嗎?」 從前線歸來時,同事和朋友經常開玩笑似地問我這樣的問題。《南方週末》在有關新華社記者赴阿富汗前線採訪的報道中,第一句話也是如此。面對同事們善意的玩笑和新聞媒體的報道,我和我的戰友們一樣,泰然處之,一笑罷了。玩笑過了,待人們紛紛散去之後,我的心中卻不免有些惆悵。「想見拉登」,這恐怕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去過前線的記者夢寐以求的心願。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樣不想採訪拉登的記者也一定不是個好記者。然而,就連美國傾全部力量都找不到的人物,記者要想找到更是「白日做夢」。一個「9·11」事件,一個阿富汗戰爭,使拉登這個幾年前還名氣不大的人, 一下子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聞人物。為了這個人,美國人可謂大動干戈,不惜為此發動一場反恐戰爭,整個世界為此擔驚受怕、勞心勞力,數以千計的人為此葬送了生命。拉登死活美國「9·11」事件以及隨後爆發的阿富汗戰爭,至今已經1 年多了。可時至今日,「9·11」事件最大的嫌疑人和戰爭的「肇事者」本·拉登的生死仍然是一個謎。美國人當時發出的拉登「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的誓言至今難以兌現。有關拉登死活的各種小道消息更是漫天飛舞,有的說「他死了,其實他還活著」, 有的說「他活著,其實他早就死了」,傳得人暈頭轉向,難辨真偽。認為拉登還活著的人這樣說: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2002 年1 月18 日,在167 / 185 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專訪時表示,不能完全排除本·拉登仍然藏匿在阿富汗或者已經逃入巴基斯坦的可能性。7 月14 日,德國一家報紙援引德國情報官員漢寧的話說,拉登仍然活著,就藏身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邊境地區。7 月21 日,美國眾議院顧問、曾為拉登寫過傳記的博丹斯基在接受美國福克斯電視台採訪時說,拉登不僅活著,還不斷往返於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地區和阿富汗東部之間。博丹斯基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研究拉登,並於1999 年出版拉登傳記《本·拉登:向美國宣戰的人》。據美英等情報機關的消息稱,拉登早已越過巴阿邊境逃到了白沙瓦附近的部落地區,被部落首領保護起來。這一消息雖然無法得到證實, 但是美國上千名突擊隊員和巴基斯坦軍隊在這一地區進行的搜捕工作一直沒有間斷。認為拉登已死的觀點又這樣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專門負責反恐怖和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戴爾·沃森2002 年7 月17 日表示,他個人認為拉登已死,這是美國高級執法官員首次就拉登的下落公開發表意見。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新聞報》7 月6 日報道稱,拉登早在半年前就已埋骨阿富汗東部山區,被美國抓獲的「基地」組織一位高級成員也證實了拉登死亡的傳聞。早前的消息稱,拉登在2001 年12 月美國轟炸阿富汗期間被榴彈炮擊中。而來自德國的情報則顯示,拉登患有嚴重的腎病,每天都要洗腎,還有專家根據拉登照片分析,他可能患有骨質疏鬆。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認為,藏匿在山洞裡的拉登已經在美軍大規模空襲「基地」組織後死於腎病。2002 年9 月,在「9·11」事件1 週年之際,「基地」組織向外界宣稱,拉登已在美軍轟炸托拉博拉山區被炸死。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也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他相信拉登已經死亡。但至今仍然「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168 / 185 如果拉登躲藏在巴阿邊境地區的消息屬實的話,那麼曾經在巴阿前線奔波採訪了2 個多月的我們,或許還應該說,曾「幸運」地和拉登在一個地方生活過一段時間。震驚全球的「9·11」事件,使美國本土遭受歷史上最沉重的打擊,目前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在世界上丟了臉面。驚恐萬狀的布什總統和他領導的政府終於從噩夢中甦醒過來,將恐怖事件的「首要嫌疑人」鎖定在拉登身上,並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為法西斯頭目希特勒而起,那麼21 世紀的第一場戰爭,同樣也是因為一個人而引起,他就是奧薩馬·本·拉登。拉登究竟何許人也?一個人竟然可以挑起一場讓世界為之震動的戰爭! 美國通緝令在巴阿邊境採訪時,我雖然無數次地在街頭報攤、書店以及新聞報道中欣賞過拉登的形象,可沒感覺他和身邊的人有什麼特殊的區別。就像阿富汗朋友跟我說的那樣:「拉登是人,不是神。」 美國政府的通緝令顯示,拉登身高在193 厘米至198 厘米之間,體重約73 公斤,身材修長,棕色眼睛,走路時拄枴杖。從報紙圖片和電視畫面上看,拉登一把長鬚,笑容靦腆,經常穿一件白色長袍。在西方記者眼裡,拉登是一個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害羞的恐怖分子,講起話來輕言輕語,頗有禮貌,可據說打起仗來卻是一副不怕死的樣子。奧薩馬·本·拉登1955 年出生於沙特阿拉伯的吉達,父親是沙特最富有的建築業大亨阿瓦得·本·拉登。老拉登從事建築業,因得到沙特國王的信任,家族事業飛速發展,幾十年間聚資50 億美元。拉登繼承了3 億多美元遺產,據說169 / 185 這筆錢後來成為他從事恐怖活動的資本。拉登在52 個兄弟姐妹中排行17,據說拉登母親是他父親的第十房妻子,也是最不得寵的女人。小時候,拉登因在兄弟之中才學、相貌均屬一般,未受父親器重,逐漸養成沉默寡言略帶靦腆的性格。拉登在吉達接受中小學教育後,曾在吉達的阿布都爾·阿濟茲國王大學攻讀經濟管理專業,獲得學士學位。當過工程師的拉登,在沙特阿拉伯和西方擁有多家公司,涉及建築、石油、製造、珠寶等諸多行業,據說還販毒、偷運核材料、買賣軍火等,為其創造了巨額財富,估計其個人資財高達數十億美元。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拉登離開沙特舒適的家庭,輾轉進入興都庫什山脈,投入阿富汗抵抗蘇聯入侵的戰鬥中。據他當年的盟友說,拉登曾親自駕駛推土機衝鋒陷陣,還因此負傷。拉登在戰爭中顯露戰略才能的同時,還意識到阿富汗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非常匱乏。於是,他在80 年代前期與一名巴基斯坦人創辦服務性組織,為阿富汗抵抗組織提供兵源和資金,該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設立了准軍事訓練營地。阿富汗戰爭結束後,拉登回到沙特老家。1990 年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沙特面臨嚴重威脅,曾邀請美國軍隊駐紮沙特。拉登聞訊後,曾緊急求見國防部長,並攤開地圖講述如何不用美國人幫助打敗伊拉克的計劃。當國防部長問他如何對付伊拉克的飛機、坦克和生化武器時,拉登一本正經地表示:「我們用信仰來打敗他們。」此後,沙特政府拒絕了拉登的建議,他一氣之下移居也門。1994 年4 月,因為拉登多次號召人們使用暴力將美國軍隊趕出去,並將沙特王室推翻,沙特政府取消了拉登的沙特國籍,將他驅除出境。此後拉登曾流亡也門,後遷入蘇丹的喀土穆。170 / 185 早在80 年代初,拉登就來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支持者之家」,並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立訓練營地。1988 年,拉登在阿富汗建立新的組織— —「阿爾·伊達」(意思是「基地」)的軍事大本營,專門訓練所謂的「聖戰者」。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被拉登認為是「腐敗無能」的政府,驅除這些國家的西方勢力,最終廢除國家的疆界。「阿爾·伊達」實際成為部分阿拉伯國家中那些鼓吹原教旨主義極端組織的領導中心,被狂熱的支持者視為反對西方勢力和反對猶太人的核心,拉登也成為這個核心的最高領導人。據國際反恐專家估計,從80 年代初至1995 年,拉登在阿富汗建立了數十個軍事基地,接受培訓人數達3 萬之眾。然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拉登在阿富汗參加反抗蘇聯入侵的戰爭中,曾得到過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那時世界正處於冷戰時期,美國和前蘇聯之間長期對抗爭霸全球,阿富汗戰爭正是美蘇之間全球爭霸的一部分。當時,美國人和拉登的游擊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把蘇聯軍隊趕出阿富汗。據說,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每年專門撥出經費武裝和訓練游擊隊員,同時還為游擊隊援助了大量的武器裝備等。戰爭結束後,當時的超級大國蘇聯被迫撤出阿富汗,拉登也成為阿富汗抗蘇戰爭的「英雄人物」。可此後不久,拉登開始仇恨美國,原因是美國在中東駐軍,對中東國家內政指手畫腳,支持以色列進攻巴勒斯坦,以及向世界宣揚美國的價值觀等等。10 年戰爭使拉登產生並逐步樹立了「清除伊斯蘭界異教徒」的堅定信念,他認為美國是他建立純正伊斯蘭教世界的最大障礙。拉登曾說,他畢生的目標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將所有的美國人趕出伊斯蘭世界。從此,拉登開始掉轉槍口對準美國。他將許多當年從美國人那裡學到的暴力171 / 185 方式和計謀,用在了美國人的身上,美國變得不再安寧。1998 年5 月,拉登警告美國將陷入黑暗,接著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使館竟同時發生爆炸事件,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的慘劇。此後,美國懸賞500 萬美元,發誓不論是死還是活,要將拉登捉拿歸案。1996 年5 月,四處避難的拉登最後被阿富汗塔利班收留,由此也為阿富汗遭受打擊埋下了「禍根」。拉登在阿富汗一面鞏固自己的「基地」組織,一面通過衛星電話、電傳和互聯網,同他遍佈全世界的網絡組織及追隨者進行聯繫。他曾發佈宣言,號召人們拿起武器去對付美國人。1996 年8 月他通過國際互聯網發佈針對美國的《戰爭宣言》,1998 年2 月他發佈《聖戰宣言》,號召人們「刺殺美國人,隨時隨地劫取他們的錢財」。美國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以來,拉登曾多次出現在卡塔爾半島電視台播放的錄像帶上。他在譴責美國的侵略行為的同時,從不承認自己是「9·11」事件的嫌疑人和製造者。有人認為,美國對拉登窮追猛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實現其稱雄世界的野心。第二十五章:我不是日本人「你是日本人吧?」在前方採訪時經常有人莫名其妙地這樣問我。開始時, 我還耐心地告訴對方「我是中國人」。後來被問煩了,我乾脆說:「No.」 初到白沙瓦不久,有一次坐出租車出外採訪。我剛坐下,滿臉大鬍子的阿富汗司機看了我一眼,樂呵呵地問:「你是日本人吧?」我望著他那副自信的神態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日本人?」「看你這打扮,就像日本人。」他回答。我借助反光鏡仔細地打亮一下自己:我上身穿一件剛在當地買的紅色假POLO 短172 / 185 袖T 恤衫(這件衣服花了350 盧比,約合40 多元人民幣,穿了沒幾天領子就裂開一個口子,一下水還掉色),外面套了一件髒兮兮的攝影背心,腳上穿一雙又髒又大的皮靴,看半天也看不出自己像日本人的樣子。當我告訴他我是中國記者時,司機先是一臉的疑惑,緊接著說:「阿富汗人喜歡日本人和中國人,討厭美國人和英國人。」問他原因,他直率地回答:「日本經常幫助我們,中國人對我們友好,而美國人和英國人總是侵略我們。」他還高興地告訴我,我是坐他出租車的第一個中國人。採訪中,無論是巴基斯坦人,還是阿富汗人,包括政府工作人員、生意人、出租司機、旅館服務員,開始時經常把我誤認為是日本人。想當年到日本訪問時, 日本人先猜我是日本人,接著猜我是韓國人,就是不猜我是中國人,令我心裡很不舒服。「為什麼總把我誤認為是日本人?」我想可能是因為自己頭髮不多,也許是長相和日本人相似,要麼就是因為我手裡拿著日本相機。其實,我錯了。原因很簡單:日本在當地的影響比我們大。日本人很早就開始到這裡投資做生意,他們財大氣粗,經常給當地一些經濟援助,所以日本和日本人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裡來的日本人多於中國人,加上當地人分不清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長相,就簡單地把我當成了日本人。我在當地不僅經常見到日本人的身影,就連街上跑的汽車、商店裡擺的電器等,都是日本造的。當然,各國記者們使用的相機也大多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在巴阿邊境採訪期間,我印象中見到最多的不是美國、英國記者,而是日本記者。據日本「共同社」國際局海外部記者平野惠嗣介紹,僅戰爭爆發後的1 個月之內,共同社就有大約近百名記者來到前線地區。據他說,要統計到前線來的173 / 185 日本記者人數很困難,因為除了各大新聞媒體的記者,還有很多是自由撰稿人和自由攝影師。他推測,截止到11 月底,來前線採訪的日本記者不少於三四百人。我們偶爾在九龍餐館吃飯時,曾幾次遇到日本記者。據說,他們是專程從城裡跑到這裡來解饞的。日本人覺得「中國飯好吃」。採訪中,我彷彿隨時都能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一不小心就會和日本記者站到一起。在伊斯蘭堡舉行的萬人大遊行中,我爬上一輛救護車拍攝時,身邊站的是日本記者;在白沙瓦爆發的示威衝突中,在阿富汗民族團結大會上,以至於當我結束前線採訪,坐上飛機返回香港時,同行的竟然還是日本人。我心裡不禁有些詫異:「怎麼到處都是日本人!」 雖然,我整天抱著日本的相機採訪,但心裡不願接受這樣的事實:日本人在這裡的影響比我們大。日本人印象說到和日本記者打交道,我不由得想說幾句日本和日本人。1997 年10 月至11 月,我曾作為中國青年訪日考察團的成員,對日本進行過一個月的訪問交流,和日本人有過一些交往。遺憾的是,無論是在訪問之中還是訪問之後,我發現中日兩國之間、青年之間缺乏必要的瞭解。記得在日本櫪木縣訪問時,根據訪問行程的安排,我們每位代表團成員都有機會「民宿交流」,到一位普通的日本家庭住上兩三天,實地感受日本人的生活, 我被安排在一位名叫柏村惠子的女士家居住。惠子女士和先生都在政府部門任職。他們有兩個女兒,小女兒在國外讀書。我見到的是大女兒真弓,當時她22 歲,剛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初次見面時,我問真弓是否瞭解一些中國和北京的情況。這樣簡單的問題,174 / 185 如果是問中國學生,他們肯定會倒背如流地把地理、歷史課上學到的知識一股腦地端出來。真弓卻說她只知道北京烤鴨和長城,此外就是香港的武打明星李小龍。我們在日本接觸的許多青年包括大學生、中學生,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是自願申請和我們進行交流的,但是他們大多和真弓一樣,對中國和中國人幾乎一無所知。1972 年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80 年代初,兩國青年之間的交往有了重大的進展。1984 年秋天,中國政府邀請3000 名日本青年訪華。訪華期間,日本青年參觀了中國2000 多個工廠和學校,並同中國10 多萬青年組織了各種友好交流和聯歡活動。此後中日青年交流活動逐漸增多。記得1985 年我剛進人大新聞系不久,在學生食堂參加了與日本青年的交流活動。那時和日本人面對面坐在一起交談覺得很新鮮。此後,作為對中方盛情邀請的回應,日本從1987 年開始, 每年邀請部分中國青年到日本考察學習。我是作為中國青年訪日考察團的第十一批成員,對日本進行訪問的。訪問期間,我們通過學日語、聽講座、中日青年合宿交流(彼此同吃、同住,一同舉辦各種座談和文娛活動)、民宿交流、參觀訪問等各種活動,親身感受和瞭解日本和日本人的真實生活。實話實說,通過多種多樣的接觸和瞭解,我們大家普遍認為,日本人做事認真、嚴謹,講究團隊精神,具有較強的危機意識和拚搏精神, 但有時有的地方又令人感到心地較為狹窄,嘴裡說的和心裡想的似乎不大一致, 令人難以琢磨。從日本回來後,在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支持下,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贊助我出版了個人攝影集《日本人印象》。作為當時國內攝影記者拍攝的第一本反映現代日本人生活狀態的攝影集,我的畫冊受到中日雙方的高度評價,被列為中日青年交流的重要成果。當年,作為一名攝影記者和一名中國青年訪問團的成員,我175 / 185 只有一個願望,要通過自己的畫冊,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日本和日本人。我們也需要客觀地去瞭解日本和日本人。多瞭解中國因為日本人的話題,我和孫浩聊天時曾多次發出這樣的感慨:外國人太不瞭解中國,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有待提高。每當我想起哈里說的:「香港和台灣是獨立的國家」、「東京是中國的首都」 時,想起他回答問題時的那副認真的樣子,我心裡真是又氣又恨。氣的是他竟然連起碼的國際常識都不知道;恨的是連我們友好國家的朋友都這麼不瞭解中國。當我義正辭嚴地糾正他的錯誤時,哈里曾不好意思地說:「在電視或因特網中很少知道中國的事情。」我觀察到,當地的主流新聞媒體報道中國的內容較少, 而這些報道絕大部分都是外國新聞通訊社等媒體提供的新聞,直接來自中國媒體發佈的新聞幾乎寥寥無幾。外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有些比較客觀,但有些存在失實甚至歪曲的成分。在採訪中,我們抓住各種機會向當地人介紹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情況,告訴他們應該多瞭解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如中國人不僅不梳清朝的大辮子,而且生活已基本進入「小康」。有時,我怕對方不明白,就乾脆說:「美國人、西方人有的, 我們中國差不多都有了。」 後來我和孫浩開玩笑說,我們不僅擔負著新聞採訪的任務,還擔負著當年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重任。當年毛主席說過:「長征是播種機,是宣傳隊。」 世界對中國和中國人缺乏瞭解。作為從事新聞宣傳的記者,我們不僅臉上無光,同時也該承擔一定的責任。在當今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十分重視對外輿論宣傳的作用,在不斷宣傳、推銷自己。哪個國家宣傳的力度大,哪個國家的影響也176 / 185 就大,在整體競爭中就會佔據有利的位置。美國注意推銷自己,日本也注意推銷自己,中國更需要推銷自己。從事新聞工作以來,我一直有個美好的願望,希望我們的政府多花一些時間, 多想一些辦法,向世界宣傳中國、推銷中國。比如,到國外去搞一些有關中國經濟文化成就的宣傳推廣活動,通過這些實實在在的活動,讓更多的外國人知道, 中國不僅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同時還是一個正在改革開放中的充滿希望的國家。第二十六章:看得見的戰線阿富汗戰爭打到現在,真正有幸親眼目睹戰火紛飛場面的記者寥寥無幾。這並非是因為現代社會缺少像羅伯特·卡帕那樣的英雄,而是因為現代高科技戰爭給記者施展本領的空間越來越小,戰場也由過去的「硝煙瀰漫」變得「悄無聲息」、神秘難測。曾有位美國的大學教授,研製了一種「記者機器人」,準備派它進入戰場實地採訪拍攝。在這種不分前方、後方的戰爭中,如果我們把軍事作戰本身比做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那麼由此而引發的一場關於戰爭的國際新聞競爭,就演變成一條看得見的戰線。新華社記者圍攻阿富汗2001 年10 月,《參考消息》報曾以「新華社五路記者緊貼前線,本報獨家實地聚焦阿富汗」兩版通欄標題,報道新華社記者採訪阿富汗戰爭的情況。這份原本就是國內發行量最大的日報,由於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大量採用了本社記者親歷前線的採訪報道,獲得了廣泛的讚譽。177 / 185 在阿富汗戰爭報道中,新華社的稿件在國內各大新聞媒體上頻頻落地開花, 使讀者再一次感受到國家通訊社在國際新聞報道方面的巨大影響力。即使國外一些過去較少採用我們稿件的媒體,有時也不得不採用新華社的「獨家報道」。白沙瓦當地主流媒體的報紙就多次採用新華社對於戰爭的獨家文字和攝影報道。此前這些報紙一般較少採用我們的稿件,基本選用本報及外通社的稿子。美國「9·11」 事件後,新華社立刻成立了「9·11」事件報道策劃小組,研究制訂報道方案,指揮協調整體報道。隨著美國宣佈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軍事打擊,報道重點迅速轉移到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由於當時新華社在阿富汗沒有分社(阿富汗的日常報道由新華社伊斯蘭堡分社承擔),而新華社在周邊國家的常駐機構人員很少,新華社領導果斷決定調兵遣將,增援前線報道。於是新華社先後從亞太總分社、莫斯科分社、北京總社、中東總分社調派了大批精兵強將,採取分期分批、接力輪換的方式,分赴阿富汗周邊國家: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伊朗前沿採訪。為了採訪一場發生在第三國的戰爭而動用如此多的人力,這在新華社歷史上是空前的。戰爭爆發前,新華社五路記者大軍已先後對阿富汗形成包圍之勢。然而當時的形勢錯綜複雜,進入阿富汗採訪危險重重。顯然,早在9 月中下旬就抵達巴阿邊境城市白沙瓦的我們,早已處在戰爭前線的位置,只要上面一聲令下,我們驅車西進只需1 小時便可進入阿富汗東部地區採訪。但是當時嚴峻而複雜的形勢是, 孤注一擲的塔利班將外國記者全部驅除出境,禁止記者的任何採訪活動。而巴基斯坦早以國家安全等原因關閉了巴阿邊境,禁止任何人進入邊境地區。此外,從白沙瓦越過邊境後,直接到達阿富汗的東部地區,這裡是塔利班和「基地」組織178 / 185 控制、活動的中心區域,也是美國實施軍事打擊的重點區域。加之這裡屬於部族控制地區,外國記者的生命安全根本無法得到保障。11 月底,4 名在阿富汗東部地區遭到襲擊遇難的記者,就是從巴基斯坦悄悄越過邊境,在賈拉拉巴德通往喀布爾的路上遇襲身亡。從巴基斯坦進入阿富汗不僅要踏上「死亡之旅」,其結果和由此而引發的影響確實令人難以預測。爆發一段時間後,人們突然發現,在俄羅斯、美國及塔吉克斯坦的支持下, 塔吉克斯坦留有惟一一條記者可以憑借合法身份進入阿富汗採訪的正常通道。根據當時戰爭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新華社最終選擇從北路作為突破口,繼續採取分期分批、接力輪換的方式,先後增派過多批記者奔赴前線採訪報道。10 月23 日, 從北京趕至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的新華社記者渡過噴赤河,進入阿富汗北方聯盟控制區採訪,成為首批進入阿境內採訪的中國內地記者。塔利班垮台後,12 月20 日新華社記者又從南路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採訪。此後,一批又一批的新華社記者進入喀布爾繼續進行採訪報道。外界普遍認為,新華社在阿富汗戰爭的報道中打了一場漂亮仗。冷靜之後的思考然而,阿富汗戰爭的國際新聞競爭無疑是激烈而殘酷的。作為一名親身參與這場競爭的中國記者,我深切感受到我們和國外大的新聞媒體相比確有差距。正如新華社副總編輯俱孟軍所說的那樣:「我們對重大突發事件的反應速度、後續報道能力、投入的力度,都不能和西方大媒體相比。」我個人十分讚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僅就參加這場報道的記者人數而言,我們就明顯落後於國外許多新聞媒體。據巴基斯坦新聞部官員介紹,9 月中下旬,也就是當我剛剛抵達巴阿邊境時,在179 / 185 巴基斯坦的外國記者只有幾百名。可到了9 月底10 月初隨著戰爭迫在眉睫,外國記者人數達到近千名。而戰爭爆發後不久,這個數字又猛增到近2000 名。戰爭爆發前後,英國BBC 僅派駐巴基斯坦的記者和僱員就超過200 人,而CNN 派往巴阿前線的記者和僱員總數也達到二三百名。據共同社一位記者估計,截止到10 月底,赴巴阿前線地區採訪的日本記者估計超過三四百人。而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在巴的攝影記者也有五六名至10 多名,此外他們還有大量的臨時僱員。這些記者當中,不僅有來自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記者,同時也有來自中東、非洲、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記者。這中間就包括我認識的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的記者。我在採訪中見到的香港記者也有包括電視台、報紙的10 多人, 其中僅《蘋果日報》攝影記者就有凌樹輝等兩人。比較而言,從「9·11」之後、戰爭爆發一直到塔利班垮台期間,我們的媒體在最重要的巴阿前線上只有新華社5 名記者,其中攝影記者僅我一人。當然,許多國外媒體還採用「物質刺激」的方式,鼓勵記者和僱員獲取獨家新聞。其中,外國媒體在報道中僱用大批當地僱員,獲取了大量獨家新聞,這是他們在報道中取勝的關鍵所在。另外,國外新聞媒體對於類似的戰爭報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他們從指揮調動、反應能力等各方面均有一定的優勢。據我接觸和瞭解,來前線採訪的攝影記者(包括自由攝影師)此前多數都有戰爭報道的經驗。因此,他們在採訪中表現得十分老道自如,遇事不慌不亂,表現出較高的職業素質。一位美國同行告訴我,在這種戰爭採訪中,經驗顯得尤為重要。比較而言,我們的記者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採訪,有時遇到問題缺乏靈活機動的應便能力。180 / 185 在前方報道中,有時眼巴巴地望著CNN、BBC 的電視新聞,看著美聯、路透、法新的圖片充斥報紙,作為身處前線的記者,我心裡實在不是滋味。「新華社花了那麼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把我派到前線,我就想幹出個樣子。」這是我與後方領導通話時的表態。許多參加前線報道的同事自信地認為,我們的記者拉出去,並不比別人差,但有時經常感到力不從心。《南方週末》曾引述我在前線日記中寫下的一段話:「新聞競爭絕不是單純的一次採訪、一條新聞、一個記者與一個記者之間的競爭,它應該是新聞媒體綜合實力的抗衡,這包括新聞觀念、新聞機構管理體制、運作方式、經濟實力等許多方面。」 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座談時,有學生問我,究竟我們的記者比外國記者差多少。我的回答是:「就差一點點。當然這一點點,也不容易趕上。」我說。「英雄回來啦?」從前線回到香港時,每當有人善意地和我開玩笑時,我都會感到臉紅。曾擔任「9·11」事件報道策劃小組組長的新華社副總編輯薛永興, 在調任香港分社總編輯時見到我說:「你第一個勇敢地衝上前線就是英雄!」 在我的心目中,如果說是英雄的話,所有奔赴前線採訪的記者同仁們都是英雄。而始終站在我身後,支持我、幫助我、鼓勵我的新華社和祖國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什麼英雄,但是我始終用英雄的理想激勵著自己,做無愧於「中國新華社記者」榮譽的採訪和報道。告別前線告別戰場遠比奔赴戰場容易得多。11 月中下旬,我接到了總社的調令,奉命返回香港,後面的同事前來接替我們,繼續進行以後的採訪報道。181 / 185 接到調令的那一刻,我心裡有股說不出的滋味。那幾天,我總是回想自己這60 多天的艱苦經歷。從「9·11」事件爆發後第三天、接到總社的緊急調令,一直到眼前的塔利班即將倒台;從9 月18 日抵達巴阿前線,一直到後來親歷的戰爭最激烈、最殘酷的重要階段。我想起了自己那些難忘的經歷:戰爭爆發當晚的緊急行動,遙望戰爭迫在眉睫的阿富汗,反戰衝突中遭遇催淚彈,冒險進入多座難民營,涉險闖入部落地區,以及採訪阿富汗難民、結識阿富汗朋友…… 儘管我為自己沒能突破最後的「防線」繼續前進感到遺憾。但同時,也為自己能堅守陣地、盡力完成組織上交給的報道任務感到幾分安慰。我知道,這欣慰不僅來自於自己留下的300 余張記錄戰爭歷程的珍貴圖片,數萬字的戰地日記、新聞報道,以及資料;更來自於一個中國記者無怨無悔、拚搏奮戰的真實歷程。最殘酷的戰爭階段即將過去,現在該是我回家的時候了。11 月20 日,早上五點多鐘,躺在分社的地鋪上幾乎一夜沒睡的我,索性一骨碌爬起來,叫醒孫浩準備出發去機場。這一天離北方聯盟攻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已經整整一星期,塔利班政權危在旦夕。外面的天灰濛濛的。分社的小院子裡一片寂靜。我和同事們一一握手告別, 向同事們表示感謝,請他們多保重。即將告別這個戰時報道組,告別我曾經徹夜工作過的辦公室、客廳,以及客廳裡為我臨時搭起的地鋪,我心中不免有幾分留戀。我們的白色豐田向機場飛快地駛去。伊斯蘭堡的早晨,天氣有些涼意,車窗上蒙了一層薄薄的霜霧,穿著單薄的孫浩抱著方向盤直打哆嗦。我顧不得去問候他,眼睛卻不停地望著窗外。外面的街市和偶爾見到的行人飛快地消失在朦朧晨霧中。我默默地向這個城市做心中的告別。182 / 185 「快和家人團聚了,是不是特別高興?」瑟瑟中,孫浩又一次羨慕地問我。我微微點點頭,望著疲憊的孫浩沒有直接回答。我知道此時此刻,他的心早已飛到了美國,飛到了他愛妻的身邊。此前,孫浩悄悄告訴我,等戰爭報道結束後,他準備去美國和妻子團聚。為了這一天,他倆已經苦苦等待了一年多。伊斯蘭堡國際機場內冷冷清清,灰乎乎的候機大樓在淡淡的晨光中顯得提不起精神。周圍的旅客和送行的人們行色匆匆,默默地相互道別。我和孫浩拎著大包小包來到了出境口,被警察攔住了去路。「老劉,我只能送你到這兒了。」孫浩放下手裡的箱子,把手伸向我。「再見了。」我和孫浩的手最後一次緊緊地握在一起。霎那間,我心裡有很多話想和他說,卻不知從何說起。60 多個日日夜夜的前線旅程,為我們留下許多難忘的記憶,也為我們留下了真誠的友誼。這種情意不僅伴隨著我們去衝鋒陷陣,還給我們艱難的戰地生活帶來幾多無言的欣慰和難得的輕鬆。「你多保重。」我拖著行李,一邊往裡走,一邊回頭向孫浩做最後的道別。瘦高的孫浩長久地站在門口,向漸漸隱入人群中的我大力地揮手。當地時間8 點40 分,我登上了巴國際航空公司的PIA892 航班。站在舷梯上,我不由得回頭眺望。清晨的陽光靜靜地灑下來,眼前的機場和遠處的原野沉浸在淡淡的影調中,沒有多少色彩,卻顯得靜穆而莊重。那一刻,我心中再次湧起一種期望:戰爭應該結束了。別了,伊斯蘭堡。別了,巴阿邊境。別了,我的戰地之行。183 / 185 後記:為了忘卻的紀念這是一本為了忘卻的紀念而寫的書,也是為紀念「9·11」和阿富汗戰爭爆發一週年,同時也為紀念自己奔赴阿富汗戰爭前線採訪一週年。從巴阿前線回來後,雖然前線採訪的種種經歷,經常像放電影一樣在眼前重現,但一直沒有出書的決心。從溫暖的香港回到嚴冬的北京過春節,同樣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老同學朱軍見到我劈頭就問:「為什麼不把你的經歷寫成書?」我沒有立刻回答,但心裡埋藏了許久的願望開始漸漸升溫。3 月的香港春意盎然,深夜無事偶爾打開電腦,翻看自己在前線留下的採訪日記和紀實圖片。五六萬字的戰地日記、近千張的新聞圖片,猛然間又將我拉回到巴阿前線,拉回到白沙瓦,拉回到那些飽經戰火蹂躪的阿富汗人身邊。一時間, 我再也無法抑制內心的衝動,抬手在電腦上打下了第一個題目「告別香港,奔赴戰場」。此後的一個月,我在香港分社810 的小屋裡擺開了新的「戰場」。我抱著電腦,白天寫,晚上寫,深夜睡不著爬起來接著寫……實在寫累了,獨自跑到跑馬地或太平山下轉一圈回來再埋頭耕作。「舉了10 多年的攝影器材,習慣了用鏡頭說話,不善舞文弄墨」,《世界博覽》雜誌的主編吳新傑點中了我的要害。承蒙姚東橋女士和她的支持,使我的部分書稿得以先期在這份著名的刊物連載,並收到較好反響。說實話,我感覺趴在電腦上沒日沒夜寫字的辛苦,不亞於在前線奔波採訪。我屬「馬」,平日裡更喜歡奔跑。回到北京總社攝影部中央新聞組工作,採訪任務重大我不敢怠慢;上班路途遙遠、顛簸勞累;正值京城酷暑難耐之時,渾身冒汗;兩歲的兒子終於見到久別184 / 185 的父親,天天瞪著一雙含淚的眼睛怪「臭爸爸」不和他玩耍。凡此種種,使我修改稿件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前線兩個多月的艱苦採訪沒讓我瘦下來,可寫書期間卻使我掉了五六斤肉。或許是在人大新聞系學到的知識過於正統,要麼就是在國家通訊社的工作過於嚴謹,一些朋友看過我的書稿後,總覺得我大白話太多,渲染的太少,更像是新聞稿。我也知道自己的弱點,想盡量增加些文學色彩,但是,我更希望把自己最真實的經歷告訴朋友。告訴我的讀者。為文即為人,我覺得寫文章就像做人一樣,我似乎只能寫這樣的文章。該書出版之時,已是京城的深秋時節。這是個收穫的季節。此時此刻,我想感謝那些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給過我幫助的新華社各級領導和同事們,是他們把我從一個學生培養成一個踏實幹練的新華社記者,在他們的全力支持和幫助下,我才圓滿地完成了此次戰爭的採訪任務。我要感謝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主席孫金龍先生為我的書做序,感謝在海灣戰爭中一舉成名的老同事唐師曾為我做序,他們熱情洋溢的話語讓我汗顏,也讓我感動;感謝現代出版社社長吳江江先生;感謝副總編陳紅女士的大力支持,使我的拙作得以出版;感謝沈建國女士的厚愛,感謝孫壽山、曹衛洲、李學謙、張瑞芳、邱新航、李龍波等各位領導和老朋友的厚愛和扶助。我要特別感謝該書責任編輯劉寶明先生。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寶明兄,學識高、責任心強,他為該書付出了許多辛苦的勞動;感謝特約編輯朱軍先生、何笑聰女士,他們在該書整個寫作出版過程中一直在默默地鼓勵我、幫助我。同時感謝內地及香港、澳門的新朋老友,他們給我的書稿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天氣漸漸涼起來,京城人正享受著大自然的清涼和美好。從七星園家中憑窗185 / 185 西望,靜靜的西山清晰可見。此時,我更加想念永遠地「住」在那裡的母親。她老人家在天有靈,會為自己兒子的努力而高興。祝世界和平、人類幸福! 劉衛兵2002 年10 月18 日於京西魯谷七星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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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戰爭前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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