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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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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氏家族全傳 作者:張建平 李安 
  內容簡介 
  本書敘述了一個家族的發跡史。 
  號稱「國民黨政府財神爺」的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當年曾以私家財富之巨,位列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首;並一度因此獲咎而為眾矢之的。迄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對孔氏家族當年的發跡之謎及其暴斂財富之醜惡內幕,仍可謂知者廖廖。本書廣泛採用大量翔實史料以盡可能全面、客觀地敘寫了孔祥熙。宋藹齡夫婦的身世,其最初的發跡及其後的蛻變和墮落、其家族的最終形成及其歷史影響;包括其斂財之術和身後淒涼等等。就中人們不難領教孔宋夫婦的精明處世、狡黠為人及其令人髮指的貪婪本性;同時還可瞭解當年「四大家族」之間複雜微妙的恩怨糾葛,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在迄今為止反映孔氏家族為數不多的書籍中,本書可望成為規模最大、內容最全面且最具警世意義和收藏價值的一部書。 
  引子 
  在北中國的中部,橫亙萬里有一座大山名日太行山。山西省即因位於太行山西麓而得其名。又因此地大部歸屬春秋時期的晉國,故山西又別稱為晉,所謂三晉大地即指山西。元朝時這裡設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至明朝初年改置山西省,其後則一直沿用至今。山西位屬黃土高原,平均海拔千米左右,著名的黃河流經該省西南,是為晉陝、晉豫之分界線。山西省內山川縱橫,關隘陡立。名山有太行、五台以及恆山等,其中五台山為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恆山則為著名的「五嶽」名山之北嶽。在這些大山之間長河橫貫,有黃河、汾水及桑干河、慷淪河等。其中黃河干流流經山西西南並切穿呂梁山南麓時,巨大落差造成著名的壺口瀑布,令人歎為觀止。太行山間有「太行八路」之說,為山西高原與華北平原的交通孔道。北面山地沿內長城又有關隘密佈,著名的有雁門關、平型關和娘子關等。其雄關險要,堪當仰止。歷史上,山西亦為中華民族著名的發祥地之一。悠久的歷史孕育了這一方水土上的人們,也孕育了這一方水土上的燦爛文明。在山西境內,人們會為眾多的名勝古跡而目不暇接,會為訴說不盡的歷史掌故而如癡如迷;更會為淳樸的山西百姓那山一般的胸襟和水一樣的情懷,而感動而傾慕甚而至於流連忘返。尤其是在今天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那一方至純至樸的水土,就格外顯著令人嚮往了。 
  大概也正因此,人說山西好地方啊!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山西可以說出了三位世人矚目的名人。一位就是曾在山西主宰地方近半個世紀之久,號稱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此君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本士官學校與蔣介石、何應欽為同窗學友。辛亥革命後閻錫山出任山西都督,後於抗日戰爭中官至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解放前夕又短暫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等。閻錫山雖早年亦追隨孫中山投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卻半途而廢投靠蔣家王朝,終於落得個亡命孤島、了此殘生的可悲下場。山西名人中的另一位則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帥--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卓著功勳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徐向前為山西五台縣人,第一次大革命中投身革命,為黃埔軍校一期高材生,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軍事總指揮,抗日戰爭中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副師長,解放戰爭時期徐向前親自指揮了臨汾戰役和太原戰役。全國解放後於1955年徐向前被授銜為元帥,並一度官至國防部部長。徐向前元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無私地奉獻了畢生精力,於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在這裡我們要講的第三位山西名人,也便是本書的主人公孔祥熙了。 
  公元1880年9月11日(舊歷八月初七),在山西省太谷縣西郊程家莊孔氏宅內,伴隨著一聲嘹亮的嬰兒啼號,一個白白胖胖敦實可愛的小男孩降臨人間。一時,年輕的父親孔繁慈喜得合不攏嘴,忙不迭地彎腰在案前查閱孔氏家族的族譜。按照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御賜孔府的世系排行字--「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流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來擇選名字,孔繁慈給自己心愛的胖兒子起了一個十分文雅且又吉祥的名字:孔祥熙,字庸之,號子淵。後來孔祥熙赴美留學時,又起了一個英文名字叫做H.H.Kong,此即後來人們戲稱的「哈哈孔」的最初由來。此為後話了。 
  依據族譜,孔祥熙為至聖先師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孫。 
  距此大約9年之後的1889年7月15日,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上海,華美印書館的老闆來查理家裡,又一個小生命呱呱墜地了。這便是後來孔祥熙的第二任妻子亦即眾所周知的孔祥熙夫人來藹齡。當年來查理為了紀念自己在美漂泊期間的恩人卡爾將軍的夫人南希·卡爾,便給自己的第一個女兒命名為南希(英文教名),中國名字則叫愛琳,後改為藹齡,意即和藹可親。 
  當時大概沒有人能料想到,冥冥中的造物主已經為孔祥熙和宋藹齡這兩個人做了那麼妥貼的命運安排,簡直天作之合一般。 
  孔祥熙的孩提時代是在一種平談以至黯然的氛圍中度過的。他6歲時便失去了母親。儘管父親孔繁慈為了心疼一對小兒女以致終身未再續娶,但畢竟母愛是無法替代的。加之當時正逢家道中落,所以後來世間有孔祥熙去太谷城拾撿煤渣之說。雖然傳聞種種且說法不一,但有一點基本可以肯定,這就是孔祥熙的童年飽嘗了不幸和艱難。 
  與孔祥熙迥然不同的是,宋藹齡的童年生活要幸福的多了。她在一個民主精神很濃的家庭裡,接受的是完全正規的西方式教育,並得到宗教氛圍的熏陶。當時的宋家在上海已屬中等以上家庭,所以生活亦十分優裕,從而也為宋藹齡及其弟弟妹妹的成長,提供了富足優越的物質條件。 
  伴隨著近代中國那段苦難歲月的緩緩消蝕,孔祥熙和宋藹齡慢慢地也都長成了大人。而在這成長的過程中十分有趣的是,或許又是命運之神的有意安排,孔祥熙和宋藹齡兩個人的共同點逐漸地多了起來--兩個人都篤信基督教且都留學美國,接受完全的西方教育;尤其令人稱奇並讚歎不已的是,孔祥熙和宋藹齡早年都曾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可以說兩個人當年都曾為革命事業作出過一定的貢獻。 
  然而也就是孔祥熙和宋藹齡這兩個當年的熱血青年,後來竟雙雙在革命的道路上半途而廢;甚而至於最終墮落成為萬夫所指的人民公敵,以至晚境淒慘,亡命天涯,終老而未能得返故國。此亦令人扼腕啞然哉! 
  自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起,孔祥熙便徹底地人生向右轉,死心塌地認蔣介石為主子而賣身投靠。其後近二十載春秋歲月之中,孔祥熙可謂是高官得做駿馬得騎,極盡風光之一時。最高峰時他官至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以及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臍身「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列,並以私家財富之巨位列「四大家族」之首。 
  而在孔祥熙步人深淵的整個過程中,宋藹齡不僅為虎作悵難逃干係,甚至可以說是她在背後操縱並設計了這一切。在宋氏家族最終明珠暗棄的全過程中,宋藹齡這個宋家的大姐大恐怕難辭禍手之咎。1973年深秋宋藹齡在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長老醫院故去後,曾有一位西方記者以這樣的筆觸來評價她說: 
  「這個世界上的一個比較令人感興趣的、掠奪成性的居民就這樣在一片緘默的氣氛中辭世了。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婦女,她的財富之多僅次於她的弟弟子文,她也許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斂財的最有錢的婦女,是介紹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話的創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權的真正設計師。」 
  這位西方記者最後一句的評價,在筆者看來可謂是一針見血,切中要害。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老巴爾扎克就尖銳地指出:「每一筆巨大的財富後面,都罪惡纍纍。」 
  這句著名的話不僅讖語般揭示了孔宋家族血腥的發跡史,而且也預言了他們最終必然的黑色歸宿。可以說,正是孔祥熙、宋藹齡二人不可抑止的貪慾和權勢欲,致使他們暴斂財富不擇手段,並最終成為「中國最富有的人」。然而有道是物極必反,也正是孔宋二人這種急劇膨脹的慾望,驅使他們在攀上高峰的同時也步人絕頂,以至最後由峰巔墮落,留了個千古罵名。 
  最近有材料披露孔祥熙、宋藹齡兩人晚年在美的鄉思鄉情,現錄此存照,由中不難看出孔宋二人晚境之淒涼孤獨: 
  「孔祥熙吃過早飯,就把身子蜷在沙發裡,歪著頭在那裡歎氣。宋藹齡提醒幾次,今天該是去銀行上班的日子,孔祥熙照樣一動不動。 
  「怎麼了,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宋藹齡關切地問。 
  「不,我夢見我在井兒院把半筐撿回的煤渣倒在灶前,奶奶癟著的嘴露出了微笑。後來又夢見在銘賢學校給學生講礦產開發課,學生們嚷著要我帶他們去實踐。唉!都是夢哇。要是時光能夠倒流,我後半生決不到政府作官……我要選擇另外一種生活。」孔祥熙說著,眼角滴出了渾濁的淚水。 
  宋藹齡也傷感起來:「我最近也老是作夢,都是童年的事,都是與父母弟妹在一起的事,每次醒來半天心口堵得慌……」 
  兩個人都不吭聲了。 
  「我聽說人老想過去的事就是老年的徵兆。我們真的老了嗎?」宋藹齡還是先開了口。 
  「老了--」孔祥熙伸出乾枯的手去撓花白的頭髮。 
  「老了……」宋藹齡哺哺地說,「我準備在父親逝世30週年時好好祭奠一下,可這麼多年了,我都沒能到父親墓前去看過一次。父親在世時給了我多少慈愛啊……」 
  兩個人無言,一會都嚶嚶啜泣起來。 
  孔祥熙忽然坐正了說:「藹齡,你想家,想祖國?」 
  宋藹齡瞪圓閃著淚光的眼睛:「是的!」 
  「我們--回去?」孔祥熙試探著說。 
  「回哪裡?」 
  「大陸--」 
  「啊--」宋藹齡渾身一哆嗦,「自從1927年我們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到1947年整整20年啊,共產黨能饒了我們嗎?」 
  「我們把財產都送上,算是折罪……」 
  「不行,不行!」 
  「那麼多戰犯都放了出來,甚至有的還當上了文史研究員,我們回去總不至比他們還差吧!」孔祥熙認起真來。 
  「人家來本來就在大陸。我們要從這兒回去,恐怕不僅美國政府不會同意,就是老蔣知道了也不會放過我們。搞不好,我們連個壽終正寢的地方也得不到。」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眼看我們都是快人土的人了。難道要落外喪,當野鬼?」 
  「那怨得了誰呢?」 
  縱觀孔祥熙、宋藹齡夫婦的整個一生浮沉遭際,恐怕只能再一次印證先哲們的微言大義和顛撲不破,這就是: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信哉斯言! 
  第一章 孔祥熙家世 
  1.太谷票號的傳說 
  太谷縣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屬山西腹地,位於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約90里有餘。太谷縣境內地勢為東南至西北走向,東南地區山巒起伏,高峻險要;西北地區則地勢平坦,一馬平川。太谷縣稱得上是中國華北地區典型的高原氣候。受這種氣候的影響,這裡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熱,春旱秋澇。每年一到秋天,太谷縣境內便呈現出一派的蕭條和凋敝景象:涼風習習刮得樹葉枯黃滿地飄零,秋雨綿綿下得一地泥濘難以落腳。據說,當年太谷人大多不願意在家鄉待見那令人沮喪的秋季來臨。雖然,慣常的秋天都是收穫的季節,是令人欣喜令人滿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則就不然了。貧脊的山地加上惡劣的氣候,十年倒有九年今種地的莊稼人失望,以至滿面愁容無可奈何地打發著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 
  儘管如此,當年的太谷人中仍舊不乏富翁。這是因為,當時的太谷縣內,人們往往是一家幾代人都經營著票號。當年在山西,人稱兩個地方最富裕,一個便是太谷,一個便是祁縣,當時坊間流傳一句話叫做「金太谷,銀祁縣」(另有一說則認為當年山西票號最發達的地方有三個,首推平遙,其次才是太谷和祁縣,此處不做考證)。上面所謂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縣兩地的票號發達而言的。 
  所謂票號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間慢慢興起的一種金融機構的名稱。當時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晉幫商業資本便與金融資本結合,形成了這麼一種相當於現代銀行的金融機構,並稱之為票號。因為當年在山西那樣一個偏僻閉塞之地,交通異常不便,出門在外的富商巨賈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門攜帶大量的現銀既有許多不便,又難免相當的風險。而有了票號這種專門的金融機構轉寄匯兌,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當年的票號主要經辦匯兌、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匯解京飽和軍協各餉;同時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並給予借墊等業務。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號已發展至30餘家,分號400多處;並且輻射國外包括日本的東京、神戶、大阪以及俄國的莫斯科,還有東南亞地區的泰國、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壟斷了北中國乃至全國大部的匯兌業務。 
  關於太谷的票號,後來孔祥熙曾自詡其「知之甚捻」。據他講來,票號的產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鏢局演變而來的。清人自人關以來遍及中國各地,其所需銀餉及食糧,都是由各地徵集而來。為防糧響運輸途中有恙,當時便在許多通都大邑設起了負責沿途護送的鏢局。但因這種運送往往緩不濟急,故後來就有了所謂「過嫖」的變通辦法,即在各地聯號的商家互通匯兌,每3個月結賬一次。當時經營這種業務的商家,俗稱匯兌莊,又稱「票號」、「票莊」等等。此即後來山西票號的最初濫觴。 
  當年的太谷縣不過是個內陸小城,地處偏僻又人口寥寥,物產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小城,當年居然票號林立,並且歷經百年而不衰,許多信譽卓著且規模宏大的票號,最初均發跡於此,甚而至於有了「中國的華爾街」之美譽,這不能不令人拍案驚奇,歎為觀止。 
  孔祥照發跡以後,曾不止一次地大談特談太谷人精於「票號之道」並且信譽最響:「我國以往的經濟大權,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縣和平遙三縣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長的地方--太谷為中心。」當我們瞭解了當年太谷票號之盛況後,方始信孔祥熙的話果然不是吹牛。 
  談到當年太谷票號的卓具信譽,這裡有一傳說或可從某一側面佐證之。當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為出門去很遠的一個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號轉寄現銀500兩。不幸的是,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終客死在他鄉了。而太谷的這家票號等了3年仍不見有人前來兌銀,老闆便派出得力的夥計赴全國各地苦苦查找。就這樣又找了3年,終於找到了那位客死他鄉的商人後裔,並將其所存的500兩銀子及6年的利息一併交給了那商人的後代。這個傳說今天聽來或許有某些誇張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也反映了當年太谷票號的信譽之高。 
  講到這裡或許有人要問,在當時全國的票號行業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為什麼就能獨領時代之風騷、而執當年中國金融界的牛耳呢?說起來這中間尚有一段依舊是信則有而不信則無的傳說。 
  那還是明末的崇禎17年,已成燎原之勢的李自成起義軍自陝晉出居庸關,一路浩浩蕩蕩銳不可擋地直撲北京城而來。一時間京都局勢發發可危,人們惶惶不可終日。為了作最後的負隅頑抗,一籌莫展的崇禎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監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請周皇后的父親周奎。崇禎想請周奎出面發動外戚及大臣們捐錢輸餉,以濟當時前線燃眉之急。因為當時的大明朝已然是「窮廟富和尚」,朝廷國庫空虛,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裡卻是金山銀山,窮極奢侈。萬沒想到的是,那國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為之氣憤已極奮力大呼「父如此,國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強強拿出豆萬兩銀子資助崇禎禦敵。不久,李自成義軍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禎皇帝走投無路在煤山上自了盡。俄頃,李自成手下大將軍劉宗敏就在京城鐵獅子胡同崇禎愛妃之一田妃的父親田琬宅中大設刑堂,將所有的外戚王公還有明朝的大臣們抓了起來連夜拷打,結果幾乎沒費多大的勁,竟從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幾百萬兩的銀子來。 
  倘若崇禎皇上泉下有靈,得知這個結果恐怕欲哭都沒有眼淚了。 
  沒過多久,吳三桂引清軍急攻北京城。李自成義軍倉皇退走之際,就把上述那幾百萬兩銀子加上繳獲的明宮庫存,一併鑄了幾萬塊金磚銀磚,每個重值千金,命士兵們用騾車載上,準備運往陝北米脂--李闖王的家鄉。當時因為這些金磚銀磚份量太重了,以至負責押解的士兵和伕役們一路上叫苦連天,累死的騾馬也不時地丟棄途中。當起義軍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後緊追的清軍一路掩殺過來。迫不得已之際,李闖王只好下令將這批金銀沿途坑埋並作好記號以待來日。但後來不久,這支義軍便告失敗,闖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宮山罹難。於是,山西人當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揀了這麼個天大的便宜。有了這樣一筆巨資金銀,山西人自然在後來的中國票號業中得天獨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傳說可信與否,自清朝以來,山西特別是太谷、平遙、祁縣三地的票號確如雨後春筍一般,遍佈各地。一時間,全國各大都市幾乎都有山西票號的聯號存在。只是進人20世紀以後,隨著銀行業在中國的湧現及其迅速發展,票號業的一些弱點也便逐漸暴露出來。後來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號終至衰落的原因時,曾講過這樣一段話,今天讀來應該是頗有道理的。他講道: 
  「太平天國洪楊之役,和以後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兩次戰役,對於山西票號的影響很大,造成為數可觀的巨額損失。除此以外,票號老闆(掌櫃)守舊固執,無從改良,以及股東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讀書,也是山西票號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長一向認為,一個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邁進,否則絕少不失敗者。」 
  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曾一度號稱「財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長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裡。他從小就耳儒目染了太谷票號業興盛和衰敗過程,並由此深諳了票號業乃至整個生意場上的箇中奧妙。可以說,家鄉太谷為孔祥熙日後的發跡、發達並且在中國社會當時的政治經濟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堅實的基礎。 
  2.山西孔家溯源 
  山西省太谷縣的孔氏家族,據考系出自山東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即中國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據太谷孔氏支譜記載,明朝萬曆年間,至聖先師孔子的第六十一代裔孫孔宏開,考中了三甲進士。放榜那天,孔宏開擠在人群中看到自己金榜題名,不禁欣喜若狂,奔回家中向妻子報喜。欣喜之餘,孔宏開望著年輕貌美巴巴矚望的妻子,望著躺在搖籃裡天真可愛的嬌兒,不由得感慨系之。他想道,自己昔日寒窗十載,如今總算苦盡甜來,沒丟老祖宗的臉面。自今而後,我孔宏開自當宏圖大展,幹一番於國於民都有功德的偉業來,也好給後人樹立個榜樣。 
  不久,孔宏開給朝廷放了外任,赴山西任職。於是孔宏開便騎上頭小毛驢,攜上愛妻嬌子上路了。一路上,在書僮和挑夫的簇擁下,孔宏開放眼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一時間吟詩作文,不亦樂乎。祖國的大好河山,更激發了孔宏開的熱愛之情,同時也更堅定了他「當官要為民做主」的信念。到山西上任後,孔宏開先後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縣,且為官清正廉潔,頗做了幾件得民心、順民意的好事。他繼承了上祖孔聖人的「仁愛」遺風,愛民如子,兢兢業業,因而深得當地百姓的擁戴。只遺憾的是,為開一方民眾之興化,孔宏開嘔心瀝血日夜操勞,竟積勞成疾,終病歿在交城任上。 
  由於平日裡清廉為官,家中並無些許積蓄,以至孔宏開身後淒涼不堪,所遺妻兒一時竟無錢為故人營葬。最後還是當地百姓及幾位鄉紳出面,念孔知縣生前政績功德,自發地出力出錢相助,為孔宏開料理了後事。此事當年在山西一度傳為佳話。可以說在明朝當時的宦海之中,如孔宏開如此為官者,不說絕無僅有,亦屬相當罕見。 
  孔宏開故去後,當時亦有好心人為孔知縣的遺孀及其子女湊齊了一筆川資,並勸孔夫人回歸故里教子成人,以不辜負孔大人生前積下的一片仁德。孰料那孔夫人竟思夫心痛,情願留在山西伴故去的夫君長相廝守。就這樣,山東孔氏家族的又一分支自此便在山西落戶扎根了。 
  那孔宏開便是孔祥熙相距不甚太遠的先祖了。 
  公元1644年,大明朝廷為大清朝廷所取代,滿人在全國包括山西建立了統治政權。因那孔宏開生前曾是大明朝的七品官員,食過明朝的俸祿。受當時忠君思想的影響,孔宏開的夫人將其兩個兒子召至膝前並諄諄告誡他們,要像父親那樣忠心不忘明室,要學晉代名士陶淵明那樣絕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孔夫人語重心長地講,我們孔門後代要有骨氣,絕不能助那夷人而欺我華夏。 
  當時,孔宏開的兩個兒子正值年輕,且同其父一樣通曉經緯,滿腹學問。因為有了母命在上不能違背,這兄弟二人只好放棄了橫溢的才華,一生不曾赴試宦途。但為謀生計,在徵得母親同意後,這兄弟二人便另闢蹊徑,一齊步人了商海。很快,孔宏開次子孔聞俊的經商才能便脫穎而出,當發了一筆小財後,為了生意上的便利,孔聞俊哥倆兒便攜家自交城遷往了太谷。在太谷城西郊的程家莊,孔家落下戶來。從此,太谷孔氏自成一系。 
  不過在這裡還另有一說,據說也是明朝萬曆年間,山東孔氏家族有人中了進士並被派往山西任職。但此人不是上面我們所講的孔宏開,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孫孔希翥中了進士,之後外放山西的。據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孫女孔德懋所說:「明朝確有大量紙坊戶從曲阜遷到山西太谷。家譜中記載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時遷到山西的。從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這中間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輩取名。」 
  孔氏族譜是我國歷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譜之一,自宋朝建藉以來,一直譜系不亂。按照孔氏家族修譜的規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年趕上孔氏大修族譜,當時是由世襲衍聖公孔德成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修譜的,由當時擔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山東曲阜孔氏祥榕負責。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話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還回憶了1937年修譜的情況,「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遠或生活變遷,過去沒有續譜的,這次也續了譜。孔祥熙就是這次修譜時續的家譜。」 
  「當時大修族譜所需經費是向全國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過一本捐款的帳本,不單是孔祥熙,全國各省縣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則1元、10元,多則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當時國民黨中央財政部長,他捐錢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於1979年9月1日在台灣舉辦的孔祥熙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上說:「我們孔家分成60戶,孔先生的祖先是屬於曲阜紙坊戶的。明朝晚年時,由曲阜遷到山西的。民國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長時,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處憑弔。」 
  根據我們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難用具有權威性的文字來說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孫孔希翥」還是「孔子第六十一代青孫孔宏開」,二者究竟是誰,在一個準確的時間裡或在一個準確的背景下由山東曲阜遷至山西並最後落戶太谷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確認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東曲阜孔姓族中遷人的。 
  太谷程家莊,距離太谷縣城西門5里有餘,屬城關一帶,是一個可以在中國北方農村經常看到的那種自然村落。村風古樸自然,村民誠實和善,多有北中國農民那種特有的吃苦精神。人們默默奮鬥,只為著「人往高處走」這一個幻夢般執著堅韌的信念。全村100多戶人家,可謂小村,但村中街道寬敞,房屋坐落整整齊齊,並且每家每戶的建築都是雕樑畫柱,華麗考究。這在當時中國即便是較發達的城鎮也是不多見的。原因是這個村子裡的人家,十戶倒有八戶經商從賈,「家家有錢,戶戶富裕」。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可稱得上「小康村」了。 
  當年山西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守家戀土。家裡有了錢便不願遷到他鄉過一種「吃甜沒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裡過一種處處受束縛的生活。所以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愛在故鄉的土地上造起漂亮的房子,既壯了老祖宗的臉面,也能過一種悠閒自得的生活。 
  也許是沾了老祖宗孔聖人的光,孔家在程家莊算得上是名門望族,說話辦事在村裡都很占份量。孔氏家族在村裡一共擁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稱「井兒院」。自當年的知縣孔宏開之後,這裡孔氏族人中就再沒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憑本事靠力氣辛辛苦苦掙下了一份殷實的家業。 
  這裡倒並非孔門後人才疏學淺,因而難以金榜題名。孔聖人的後代,家學淵源自是非同尋常。只因當年孔宏開孔知縣的遺孀孔夫人有訓曰「不為韃虜做官」,兒孫們個個不敢違背所致的結果。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百餘年的滄桑變遷,孔門後人對當年的祖訓就漸漸地淡忘了。孔憲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孫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名幼聰明過人,少年有為且又刻苦努力,好強爭勝,16歲時應童子試竟榮獲頭名成績。 
  當下血氣方剛的孔憲昌在族人的激勵下,暗下決心要在下次鄉試中再奪魁首,以壯孔門。 
  當時恰巧有一位同鄉,亦即亞聖孟子的後代盂洋,對他威脅最大。兩人的學識相差無幾,但孟洋的書法要略強於孔憲昌。所以孔憲昌每天發奮練習書法,一寫就是幾個時辰。果然其書法的技巧大見長進,只是因長期的疲勞過度,致使孔憲昌的體質極為虛弱。 
  所謂人意拗不過天意。 
  鄉考的前一天,孔憲昌自感身體不適。但為了與孟洋一決高下,第二天孔憲昌還是勉強支撐著虛弱的身子赴考。結果,體力不支加上精神緊張,孔憲昌當場咯血,元氣大傷,未能堅持到終場就抱憾先退。最後自然是盂洋榮登榜首,孔憲昌數載寒窗苦讀,毀於一旦。 
  當即孔憲昌羞愧難當,他恨自己半途而廢,不能為孔門爭光。這一恨一憂,竟使得孔憲昌一病不起。臨終前孔憲昌用自己那雙握過筆桿如今已骨瘦如柴的手拉著9歲的兒子孔慶麟,艱難地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 
  「讀書所以致用,凡我子孫,但求讀書明理,經邦濟世。能這樣,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萬不要再應科考試,重蹈我的覆轍,切記,切記!」 
  言罷,孔憲昌便含憤去世。自此以後,孔門子弟再一次與科舉無緣。 
  關於後來太谷孔氏家族的沿革發展,說法不一。其中一說即孔門後人棄官從商,最終成了山西巨富。此一說多為現今人們認可。 
  再說那孔憲昌的弟弟孔憲仁,本來才學人品一如其兄。只因有了前面亡兄遺訓無法違背,孔憲仁只好棄官從商,並很快創辦了志誠信票號,當上了票號掌櫃。在孔憲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誠信票號的生意迅速紅火起來,業務規模也不斷擴大,利潤直線般年年遞增。沒用多久,志誠信就發展成為當時太谷城內三家規模最大的票號之一。 
  可惜的是,孔憲仁膝下無子。而他也因為票號業務日漸龐大,自己一個人又精力有限。最後,孔憲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號生意,交給了長侄亦即孔憲昌的兒子孔慶麟來掌管。而他自己呢,索性做了志誠信票號的大股東,坐享其成便是了。 
  這孔慶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了。他字瑞堂,堪稱是一位善於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且十分講究實幹的能人。在孔慶麟身上,當時人們依稀能夠辨出其父孔憲昌的影子來,這便是精明強幹,富有韜略。就這樣,在孔慶麟的苦心經營下,並且有孔憲仁在背後撐腰支持,太谷孔家的票號生意越做越紅火,同時又兼做雜貨生意。一時間,孔家在太谷城內有義源盛票號、在北京有志一堂縹局以及會通盛、會通遠和義合昌等票號或買賣,此外在廣州還有廣茂興、在瀋陽有源泉博以及從別人手中買下的太谷三晉源等買賣。最繁盛時,孔家的票號在全國各地設有分支機構,遠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庫倫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貢和日本等地。 
  當年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即在北京的義和昌任文書,後來又遵父令返回太谷主持義源盛和三晉源買賣。 
  孔慶麟眼光遠大且心胸開闊,為了孔家的生意能不斷拓展,他常年風塵僕僕地奔走於國內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間,可謂不辭辛勞,兢兢業業。按理說,有了前述那眾多的買賣所賺得的豐厚利潤,一年下來的收人應該是相當可觀的。只是因為當時孔家票號的真正老闆並不是孔慶麟,而是孔慶麟的二叔孔憲仁,所以孔慶麟辛辛苦苦一年到頭,掙得的收人也不過小康水平。以致當年太谷人講起志誠信票號,只認得老掌櫃孔憲仁,卻並無多少人知曉還有一個孔慶麟忙裡忙外,實際上支撐著局面。用我們今天的話說,當年的孔慶麟也就不過是個高級的打工馬仔,充其量一個白領階層的高級職員罷了。 
  不過,關於孔慶麟經營太谷志誠信票號一說,至今史界仍有質疑。因篇幅限制,我們不在這裡-一辨識了。 
  後來大約是在本世紀初葉,伴隨著近代社會銀行的出現,票號業便每況愈下,漸趨沒落了。也就當此時,孔氏家族亦家道中落,由「小康」下墜至勉強維持溫飽了,以致孔祥熙出生後沒趕上幾天好日子過,便將最該無憂無慮的孩提時代掩沒在生活困頓的重壓之中。據有關史料記載,孔祥熙幼時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冬天,和窮人家的孩子一起到太谷城裡撿爛炭(一種燃燒過但仍可再燃取暖的煤渣),以至弄得渾身污漬,蓬頭垢面。 
  有關太谷孔氏的家道中落原因以及孔祥熙幼時所吃辛苦等,除上述所謂票號蕭條原因之外,尚有一點不容忽視,即當時正值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吸食鴉片最凶的一個時期。而孔祥熙幼年所吃辛苦的原因,則除了家道中落之外,主要在於他6歲時便失去了母親。沒有母愛的呵護,一個人的童年難免黯淡無光。儘管孔祥熙的父親為了他和妹妹不至受到委屈,竟終身未再續娶,也無法替代那世間本屬彌足珍貴的母愛。 
  常年奔波在外的商旅生涯,使得孔慶麟見多識廣,心胸也變得十分豁達。在生意場上,他從不計較一時一事上的繩頭小利,這在當時中國的舊式商人中應該是不多見的,因而也備受欽佩。孔慶麟雖然自奉勤儉,卻也樂得扶危濟貧,熱心於修橋鋪路之類善事。在當時當地鄉親們中間,孔慶麟贏得了眾人的尊敬和愛戴。一年當中,孔慶麟奔走在外,難得有幾天消停日子能在家度過。儘管如此,每逢孔慶麟自外埠歸來之際,他總要左鄰右舍的到眾鄉親家中走一走,問候問候有無需要他幫忙出力的事情等等。可以說,當年的孔慶麟在太谷老家人緣極佳,以至人們不稱他為掌櫃或老闆,而是普遍親切地稱他為「孔先生」。這在舊中國統稱商人為「老闆」的時代背景下,應該是十分難得了。在當時的太谷人印象中,孔慶麟堪稱一位公認的文化修養極高的儒商了。 
  「孔先生」不僅經商在行,教子也很得法。雖然一年之中,孔慶麟難得在家,但他仍不忘嚴教子女。他用儒家的傳統孔教,也就是自己老祖宗的「仁愛」思想,對子女從小就加以培養,教育他們要遵守祖訓,尊師愛長,做到愛人愛己。為了給孩子們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孔慶麟還請「西席」為子女們授課。由於孔慶麟的5個兒子,本來就個個天資不凡,受到良好的家教後,長成在商業上大都有所作為。只是為了遵守祖訓,沒有一個去應科考試。孔慶麟甚至定下家規:兒子不許取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為媳,以免除官府衙門習氣凌侵門庭,嫁女則不在其列。 
  為了鼓勵子女讀書,曉諭他們如何做人處事,孔慶麟別出心裁地親筆寫了一副對聯以作為家訓: 
  「做幾件學吃虧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點善念心田使兒孫永耕。」 
  橫批是「虛心味道」。 
  這幅對聯後來被孔祥熙掛在他一手創辦的銘賢學校的書房裡,成為勉勵全校師生的座右銘。 
  正因為孔慶麟的清高和樂善好施,並且「學做了幾件吃虧事」,所以他留給後人的資產也區區可數。據資料表明,當年孔家的財產只不過是太谷縣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約30來畝貧瘠的土地和程家莊的一處房產。這座祖傳的房產是內外兩個院子組成,內院屬舊式四合院,南北長44米,東西寬12米,東西正房各5間,南房4間,中間為2門,院心只有3米寬。因為院內有1井,故名「井兒院」。外院有廚房*道和茅草房不過5間。前面是高坡門樓,面南,屋脊左右置挑角獸。這樣的房屋建築和佔地規模,在當時的程家莊只能算是中等人家。而且這筆家業要由孔祥熙父輩5兄弟分享,其生活狀況之艱辛不易,應該可想而知。 
  此外,還有一塊墳地在楊家莊,也是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死後,為了不回程家莊安葬而購置的。 
  當然,後來孔祥照自家在太谷城裡確實擁有頗為講究的房產(現為太谷師範學校校址)。該房舍共有9個院子,院連院房按房,亭台樓閣以及後花園,真是應有盡有了。全院共有192間房屋,迄今仍存有159間。1934年蔣介石到山西太谷視察時,就曾下榻此處。 
  但這並不是孔氏家族傳下來的祖業,而是後來孔祥照發跡之後為政界顯要,於1924年從當地鄉紳孟廣譽手上買過來的。 
  當年孔慶麟一共生有5個兒子。除長子孔繁泰自幼身體欠佳以至學業未成即早早病歿外,餘下子皆天資良好,身體健康並且事業有成。其次子孔繁恩曾出任志誠信票號西北區的總管;其三子孔繁慈即孔祥熙的父親;其四子孔繁忠亦在北京的義合昌擔任總帳。而孔慶麟的第五子孔繁杏,雖亦是天資聰穎不凡,卻沒有走前面幾位兄長的經商老路,相反竟違背了祖訓,於歷歲時去應科考並中了秀才第一名。其後孔繁杏赴北京就讀於北洋政法學堂,畢業後相繼任過保定藩台御門承審官,直隸省新城縣、大城縣、鹽山縣以及山西省榆次縣的知縣等。在保定期間,孔繁杏曾跟隨當時赫赫有名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合組過孔教會且被推舉為會長。 
  也就是這位五叔孔繁杏,後來與孔祥熙脾氣較為投契。並且在山西教案中,孔祥熙亦因這位五叔而獲救。此亦為後話了。 
  孔慶麟膝下雖然養了5個兒子,此外還有3個女兒。不想兒輩的下一代卻人丁稀少,或無子女,或有而早夭。唯有第三子孔繁慈生有一雙兒女,即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貞。除此而外,據說孔繁杏也曾生有一子取名叫做孔祥珍,字聘之,辛亥革命時因奔走反清活動,被清軍槍殺於河北保定。 
  以上便是山西孔家(或曰太谷孔家)數百年來的沿革溯源,雖顯支離破碎卻大體輪廓可辨了。 
  3.母親、父親和黯淡的童年 
  多年以來,國內外許多知名人士抑或專家權威均堅持認為孔祥熙出身於山西「名門望族」。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描繪宋藹齡與孔祥熙於日本東京相遇相識進而發展成為一對戀人時,就曾大書特書孔祥熙的不凡身世,講他出身「非同一般,乃孔聖人之嫡余後裔」,更重要的是孔家當年極其富有云云。孰不知,當年宋藹齡與孔祥熙在東京相遇時,首先吸引她的還是孔祥熙敦厚的品性和傑出的才幹,而絕非是其家世的如何富有等等。當然,因為孔祥熙是出身孔門的後代,使得宋藹齡本來就對孔祥熙持有的一種好感也額外地昇華了許多。聖人之後嘛!怎能不令人多加幾分敬重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為「中國特使」前往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在英國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禮遇。據講當時的英國王室所以如此盛情,並非因為孔祥熙是什麼代表蔣介石的「中國特使」,而是因為他是來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貴族世家孔門的後裔子孫。英國人對我們至聖先師孔子的景仰,使當時的孔祥熙平添了許多的風光。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於美國紐約後,國民黨政府的所謂總統蔣介石在為其親自撰寫的悼詞中,再次強調了孔祥熙出身「山西望族」並且孔家為「山西首富」等等。當時蔣氏在悼詞中這樣寫道: 
  「太谷孔氏,本為山西望族。自庸之先生之祖慶麟公起,經營商業,其在太原所設行號為義源盛、在北平有義合昌、在西安有志誠信、在瀋陽有源泉博、在廣州有個茂興藥材行等。其他內地各重要城市以及東北各省與蒙古之庫倫、新疆之迪化、越南之西貢,皆有其分號,遍佈於全國。故世人皆稱太谷孔氏為山西之首富。」 
  在台灣的一些作家和學者也都認為孔祥熙自幼生活在「富足安樂的大家庭裡,融融洩洩,整天都是笑語歡聲」,所以他的「幼年非常之幸福」等等。至少,人們堅持孔祥熙是出身「山西望族」,其家業雖有興衰變幻之經歷,但「仍不失為殷實之家」。 
  那麼孔祥熙的家世包括其童年的生活到底怎樣呢?我們且從其父孔繁慈這裡具體談起。 
  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1861-1911年),宇和亭,號和成,因生在讀書世家,故在嚴格的家教熏陶下,孔繁慈自幼熟讀經書,稱得上飽學之士。孔繁慈曾考得前清貢生,後因祖訓束縛,才棄學經商。雖然身為舊式商人,但孔繁慈仍不忘嚴謹治學,他精於文筆且寫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即便在北京義合昌任文書以及後奉父命返鄉主持太谷義源盛和三晉源期間,孔繁慈念念不忘的仍是讀書和做學問。做為孔聖人的後代,孔繁慈的身上頗有幾分中國舊式文人之遺風。他一生講究忠恕,對官場的功名利祿看得很淡。孔繁慈一生最崇拜兩個人:一位是亞聖孟子,另一位就是當時的維新志士康有為。他認為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領會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並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二字。所以孔繁慈也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嚴格要求自己,就便是在他以後的教書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於人,己欲達而達於人「來告誡子女和訓導學生。當時孔繁慈崇拜的另一個人就是康有為。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為此一些有識之士深感中國要想擺脫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實行變法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時,康有為就是這些「有識之士」的帶頭人,他上書光緒皇帝,主張變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認為只有變法革新,古老的中國才有出頭之日。為此,孔繁慈曾一度也積極宣講變法的好處,以及守舊的弊端,且在當地頗受人們的推崇。 
  1879年孔繁慈正好年滿18歲了。經媒人提親,他決定迎娶太谷城西南15里之南張村龐寶恆的女兒龐三奴為妻。 
  那南張村坐落在太谷東山根下,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村落。龐寶恆祖居此地,乃地地道道的大谷人,且幾輩上均以務農為生。直到龐寶恆這一輩上,也是受世風影響兼之生計所需,龐家才在務農之餘兼顧著經營起小雜貨的買賣來。當時龐家的景況雖談不上十分的富足,倒也不缺穿戴吃喝,也算一個小康水平的溫飽之家吧。如此的岳丈家境,倒也成全了孔繁慈保守孔門一貫的儉樸家風的心願。因為孔家祖上有訓,後代子弟一律不准迎娶豪門富族的千金小姐為妻。 
  再說那位正處豆蔻年華的龐三奴,出落得豐滿合度,端莊秀麗。加之她的性情極好,為人善良謙和,話語含笑;且又能背誦許多的古代詩文,還寫得一手娟秀的蠅頭小楷,故在當年堪稱太谷的一枝花秀,人見人愛一般。為了這樣一位標緻可人的姑娘,當時登上龐門說親提媒的人簡直絡繹不絕。甚至當時就有幾位做官的或經商的達官貴人,親自上門攀親。然而到底還是三奴姑娘慧眼識人,加之父親龐寶恆深明大義,於是繡球最終拋向了才貌俱佳的孔家三公子。就這樣,在一陣喧囂熱鬧的鞭炮聲和鑼鼓聲中,那如花似玉的龐姑娘給儀表堂堂的孔繁慈娶回了程家莊井兒院。 
  新婚燕爾,兩小夫妻婚後的生活自然是卿卿我我,好一番的恩愛美滿,相敬如賓。很快的,小夫妻倆便歡天喜地地迎來了他們幸福生活的第一顆果實,這便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孔祥熙出生了。 
  那是1880年的秋天。那一年的秋天,山西特別是太谷的氣候竟異乎尋常地好起來,多少年來頭一次破天荒地沒有進人以往那令人心煩的雨季。一連著有多少天都是萬里晴空,天高雲淡。溫暖宜人的氣候幾乎是頭一回令當地人感受到什麼叫秋高氣爽。一時間人們陶醉了,他們驚訝地發現:秋天原來竟是這般的美好呀! 
  據史料記載,當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也曾因此向朝廷奏報說:「山西連年遭災,晉南各郡百姓大都外逃。但去年夏天至今,風雨調和,流亡人等陸續返回,籌備牛具籽種並開墾荒地。」 
  當時不同尋常的上天吉兆,自然在令人們匍伏感激的同時,也不免莫名地詫訝其由。極大的好奇心刺激著眾人不停地在內心琢磨:難道真的是我們終年辛勤勞作最終感動了上蒼,以至上蒼恩賜給太谷百姓如此難得的好天氣和好收成?或許,上蒼就是用這樣一個豐潤的好年景,來證實「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真實可靠?一時間人們三鄉五里地奔走相告,眾說不一莫衷一是。到後來,還是一位在方圓數十里內頗有些名望的風水先生,一邊摸著山羊鬍子一邊作了權威性的結論: 
  「咱們太谷,要有大人物臨世嘍!哈哈哈!」 
  當時瞧那風水先生眉開眼笑、喜不自禁的模樣,人們不由得左顧右盼,彷彿那預言中的太谷大人物已經降臨到了他們中間似的。不過後來,幾十年過去後當孔祥熙飛黃騰達,官拜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和財政部長、號稱中華民國的「財神爺」並且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舉足輕重、權傾朝野時,太谷人不禁想起了當年那位風水先生,且始信當年那風水先生的預言果然不謬。 
  是年的9月11日,舊歷八月初七,距傳統的中秋佳節還有8天時間了。在太谷程家莊,人們依舊為生計忙碌著,並且準備著要過八月十五的中秋節。忽然,一陣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從井兒院孔宅內傳出,緊接著便是「哇」地一聲嬰兒響亮的啼哭傳出。那啼哭清脆稚嫩且又格外震耳,彷彿真在提醒著人們,別忘了這一天不同尋常一般。 
  這一天便是孔祥熙的生日。 
  根據乾隆皇帝當年的欽示,凡孔氏家族所生子嗣,均要依照族譜規定的世系字輩取名。如有不依字序隨意取名者,當逐出本族不准加人族譜。可以說,孔氏家族所以千百年來世系不亂且敢於號稱「天下孔姓為一家」,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恐怕就在於孔門的族譜規定十分嚴格。 
  依照當年乾隆皇帝欽定的字序,孔繁慈這一輩用了一個「繁」字,那麼緊隨其後的便是個「祥」。於是孔繁慈就給剛剛出生的兒子取了一個正好吉祥且又溫文爾雅的名字:孔祥熙。 
  孔祥熙出生以後,孔夫人龐氏對孔門的這第一個寶貝兒子傾注了一個東方女性所特有的可說無微不至的愛心。她日夜守護在嬰兒的搖籃旁,一邊為丈夫縫補著衣衫,一邊為兒子唱那一段又一段的古老動聽的中華民謠: 
  「樹兒靜, 
  風兒輕, 
  月亮照窗稜。 
  小寶寶, 
  快睡覺, 
  甜甜地進入夢中。 
  嗯……」 
  望著兒子那甜美如夢的笑容,母親龐氏的心簡直都陶醉了,她得到了極大的欣慰和滿足。 
  當小樣熙1歲多方能聽懂大人說話時,母親龐氏便開始給他講一些動人的童話和有趣的傳說。她娓娓道來,還輔以手勢和表情,講得十分動聽。小樣熙每每瞪大了眼睛,聽得如癡如迷。彷彿,他已經從母親所講的那些美好的故事中,得到了不淺的啟迪一般。的確,當年孔祥熙最初的啟蒙,也正是在母親所營造的那個童話世界裡完成的。通過母親所講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孔祥熙打小時起就知道了許許多多的歷史人物,初步瞭解到了人生的艱辛和善惡的分辨,同時也知道了不少大自然的奧秘諸如天上為什麼有星星啊?冬天為什麼下雪啊?等等。 
  1883年孔祥熙3歲時,母親龐氏又給他生下一個妹妹。依據族譜,父親孔繁慈給這個妹妹起了一個名字叫孔祥貞。 
  儘管家中添了妹妹,但母親並未因此放鬆對孔祥熙的管教和培養。孔祥熙4歲起,母親龐氏便開始手把手地教他臨摹字帖習字,且開始誦讀《三字經》等啟蒙讀物。其後不久又開始學習《論語》。孔祥熙自幼就顯出天資聰明伶俐,記憶力又異乎尋常的強。他聽母親講述幾遍《三字經》後,就能「人之初勝本善」地即席背誦起來。聽著兒子那清脆悅耳的誦書聲,母親龐氏坐在一旁簡直喜得合不攏嘴了。 
  但幼時的孔祥熙畢竟是一個男孩,天性好動貪玩,所以練字時常常拴不住心猿意馬,一時難能坐下來專心致志。由於書法不見長進,當年的小祥熙沒少受父親的訓斥和責打。後來長成之後孔祥熙的字依舊寫得一般,這恐怕也和他幼時習字基本功不夠紮實有著關聯。 
  有一回孔祥熙又在院裡漫處地亂跑,一不小心,他跌了一個跟頭。當時,跌傷了額頭還流了不少的血。情急之中,家裡人便劈頭蓋臉地訓起平素負責照顧小祥熙的丫環來。那小丫環當年也只是個小姑娘,比孔祥熙年長不了幾歲,她怎麼能看顧好竟日上竄下跳猴子一般頑皮的小祥熙呢。一時間那丫環有口難辨,只好滿腹委屈地抹著眼淚,等待東家打發她回家了。當時,孔夫人龐氏走了過來。她先是仔細地察看了一番兒子的傷勢,一見跌得並不算重,便勸家人消消氣,別再難為那個小丫環了。就這樣,一場小小的風波平息了。從此,孔夫人龐氏的仁慈之心也在孔府傭人中間留下了一個好名聲。 
  然而令人扼腕慨歎的是,果真「好人沒長壽,賴人活個夠」。自孔家添了女兒之後,那龐氏身上的負擔更重了。她不僅要看顧嗷嗷待哺的女兒,又要督促心愛的兒子讀書習字,同時還有不少的家務要她照管。終日過度的操勞,最後竟累垮了龐氏的身體,她不幸染上了當時稱為癆症的肺病,身體日愈的虛弱下來。但為了夫君也為了孩子,龐氏依舊苦苦支撐著不肯躺下,以至終於有一天她病倒了,並且一病不起。當時孔繁慈雖然也竟日在外奔波著生計,但由於他已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並且毒癮一度很重,導致家中境況一落千丈。待其妻龐氏病重躺倒時,孔家居然抬據得拿不出錢來為龐氏治病了。後來孔繁慈所以終身未再續娶,除了考慮兒女不受委屈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當年對愛妻的負疚心理起著作用。 
  沒過多久,龐氏這位年輕賢惠的母親,便望著自己那一對可憐的小兒女,眼中噙著淚水,依依不捨地撒手去了。 
  母親去世那一年,孔祥熙只有6歲,而妹妹孔祥貞則只有3歲多一點。 
  童年本該是人一生中最美好最難忘的一段時光,因而也格外地惹人留戀。但是當童年生活展現在每一個兒童面前時,卻並非都是充滿陽光的燦爛日子。童年生活對有些兒童來說,的確是充滿無窮樂趣的;而對另一些兒童來說卻是悲涼和黯淡的,以至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泯滅了童心的天真和活潑。 
  幼年失母同時又被困苦的生活所折磨,這段經歷對孔祥熙來說太難忘也太深刻了。本來小祥熙可以天天依偎在母親膝下盡享那無窮無盡的母愛,可轉眼之間他就要和窮人家的孩子一起去「撿爛炭」,這一切都像一幅圖畫一樣,深深印在了孔祥熙的腦海裡,簡直刻骨銘心一般。所以當他後來上了教會學校讀書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願歸返故里,並且也不願別人提起孩提時代的光景,以免徒增感傷。 
  而中年喪妻對孔繁慈來說,其精神打擊就更大了。過往日子裡夫妻感情甚篤,儘管生計後來有些艱難,相互間卻始終恩愛體貼,享盡天倫之樂。而今只一夜之間,孔繁慈卻要獨守孤燈,形影相吊。尤其是老宅屋內遍佈愛妻舊物;睹物思人,孔繁慈不免更加心灰意冷,為伊憔悴。 
  當時也曾有好心人苦勸孔繁慈再續娶一門親事。一來因為難忘愛妻,二來孩子都還太小,搞得不好恐遭繼母的拳頭。孔繁慈考慮再三最後還是婉言謝絕了眾人的好意。他決心要父代母職,既當嚴父又做慈母。這在當年,男子三妻四妾習以為常的舊中國封建社會,孔繁慈為把孩子撫養成人而一生未再續取,應該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但孔繁慈畢竟也忍受不了整日觸景生情、睹物思人的折磨,思來想去他決定離鄉出外謀生。於是料理完妻子的喪事後,孔繁慈帶上一對小兒女,鎖起程家莊孔氏老宅的大門,投奔距縣城15里的南張村岳父那裡去了。 
  只是,孔繁慈的岳父龐寶恆此時也已家道中落,僅僅經營了一個小商舖,賣些本小利微的雜貨勉強維持,因此也無力資助孔氏父子了。 
  最後沒辦法,孔繁慈只好設了一間私塾,當起了教書先生。最初來人學的兒童並不多,只有八九名,孔繁慈對他們進行最初級的啟蒙教育,並以其微薄的收人,領著孔祥熙和孔祥貞艱難度日。直到後來,人學的孩子逐漸多了起來,一來因為孔家乃方圓數十里內最有名的書香世家,開館設塾亦算家傳;二來孔家幾代人的人品名聲俱佳,鄉親們覺得把孩子交給孔繁慈心裡放心。再到後來,路遠一點的甚至要托人說情方可人學,最後人學的兒童陸續增加到30多名。孔祥照也做了一名父親私塾裡的學生,而且是一名年齡最小的學生。 
  孔繁慈對孔祥熙的學習要求相當嚴格,沒有因為孔祥熙是自己的兒子,就在學習上或其他方面給予優待。相反,孔祥熙在背書、習字和閱講等方面,都要按照私塾中的規章認真完成,一招一式從不馬虎遷就。 
  孔祥熙被父親帶到了一個全新的充滿樂趣的世界裡,朗朗的讀書聲強烈吸引了他。而孔祥熙也確實沒有辜負父親對自己的厚望,他嚴格要求自己,苦練基本功。從6歲到10歲四年的寒窗苦讀,使孔祥熙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同時,他也逐漸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對《詩經》、《禮記》等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至後來孔祥熙到教會學校讀書後,每次放學回家他都仍然請父親為他講解一會兒《詩經》或《禮記》。而且,直到後來孔祥熙留美歸來辦起了「銘賢」學校,他自己也每每親上講台講授《詩經》、《禮記》。後來,當孔祥熙臍身政界後,在一些社交活動中,他習慣在談話或講演中經常地夾帶幾句《論語》和《孟子》中的警句,以顯示其相當深厚的國文功底,此一點已被世人公認。孔祥熙一生崇奉的兩句話就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應該說,孔祥熙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蘊,首先是得益於其父所辦的私塾,而且他真正的啟蒙老師,便是他自己的父親。 
  太谷人常把孔繁慈比作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其實,這種比喻很不切實的。表面上看孔繁慈和孔乙己相差不多,尤其是孔繁慈站在講台上向學生講授「之乎者也」時的模樣與孔乙己一邊喝著酒一邊盯著碗裡的茵香豆、嘴裡叨念著「多乎哉,不多也」時的形象極為相似。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這兩個人的內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卻是迥然相異的。孔繁慈一生淡泊曠達,癡心於教書育人的功德事業並且雖窮困而不悔、雖富貴而不移。此一點恐怕就是孔乙己一類舊文人的沒落心態所無法比擬的。通常以當年孔繁慈的能力來說,他憑本事養家餬口以至追求富貴榮華,也不是一件如何虛無飄渺的事情。尤其是在太谷當年,人們都以商為榮以窮為恥,孔繁慈當時卻能毅然地棄商從教,選擇了當年並不為人看重的窮教書匠的職業,其勇氣和執著還是令人十分欽佩的。 
  即便到了後來,孔祥熙留美歸來創辦了銘賢學校之後,本該去當老太爺享享清福的孔繁慈卻依舊在兒子的學校裡執掌教鞭講授國文,由此亦可見出其對理想選擇是多麼的堅定,追求是多麼的執著。 
  正當孔祥熙在父親開辦的私塾裡苦讀詩文。培養本領之際,不期禍從天降。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病襲來,竟差點要了他的小命。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場大病,就此改變J」孔祥熙一生的命運。 
  第二章 宋藹齡家世 
  1.父親宋查理的傳奇經歷 
  來藹齡的父親宋嘉樹,字耀如,英文名字則叫做「查理·瓊斯·宋」,簡稱為「查理·宋」。因為宋嘉樹及其奠基的宋氏家族,近百年來無論是事業上抑或是生活上,均與西方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所以人們更習慣地稱呼他的英文名字,其中文名字則反而叫得少多了,在這裡我們為了方便敘述起見,亦稱其英文名字「查理·瓊斯·宋」,或者乾脆就稱其為未查理吧。 
  據史料記載,宋氏家族的祖籍亦在山西,且宋嘉樹原本也不姓宋,而姓韓。只是後來由於戰亂,韓家才為避戰禍而由山西遷至海南並在文昌落戶扎根的。宋嘉樹的父親名叫韓鴻翼,是一個崇尚儒家價值觀念的所謂「威尼斯」式的商人。由於他極端的重義輕利,以至當年在激烈的競爭中一敗塗地。不但本利蝕盡,還將祖傳的積蓄都消耗殆盡。就是在這樣一個二律背反的家庭中,1866年宋嘉樹出生了。 
  1875年宋嘉樹9歲時,他被過繼給了當時正在美國波士頓開設茶絲行的舅父作為義子。因為舅父姓宋,他便也改姓了宋,並隨舅父前往美國去學生意。至此宋氏家族也便開始了正式的名分。 
  有關宋氏家族的出身問題,史界迄今亦有爭執。較為典型的有講宋嘉樹乃南宋宰相韓琦之後裔,並且算出宋嘉樹乃韓琦第29代孫云云;還有一說認為宋家原為戰國時秦王朝滅韓國,韓國宗室的一支不畏暴秦統治而渡海來到海南島的。此外另有人考證又說,當年的宋嘉樹本叫韓嘉樹,後因其逃至一艘洋輪船上謀生時,人家要用英文登記名字,恰好英文中「韓」和「宋」的發音近似,所以由最初訛傳的「松」姓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宋姓,韓嘉樹也只好改叫了宋嘉樹。最後一種說法則講宋嘉樹9歲時就已隨哥哥韓政准去海外拓荒歷險,且第一站就是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等。後來,也就是在爪哇島上宋嘉樹遇到了堂舅,並且跟隨這位堂舅一起去了美國。 
  儘管眾說紛結,但關鍵的幾點還是基本可以確定的,這就是宋家祖籍山西,後落腳海南文昌;宋嘉村原本並不姓宋,後來卻改姓了宋;而且他是過繼給了舅父,並隨舅父去的美國。 
  關於宋嘉樹的美國之行,曾有不少人為此慨歎不已。因為,如果沒有宋嘉樹的赴美之行及其後來在美國的一系列堪稱神奇的冒險經歷,整個來氏家族的命運大概就會是另外一番模樣。起碼,近代中國社會將缺少一位既是傳教士又是實業家的秘密的革命黨人,也不會產生三位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後又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傑出女性--即宋藹齡、宋慶齡和宋美齡宋氏三姐妹,進而也就沒有了後來聲勢顯赫且在某種程度上左右過中國社會的宋家王朝。 
  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說,宋查理是世界上一位極不平凡的父親,因為他培養了同樣堪稱世界上最傑出的三個女兒。 
  在現今以至將來的中國,「宋氏三姐妹」恐怕永遠都是人們津津樂道且經久不衰的話題之一。當年曾有人對她們姐妹作過相當精闢的高度概括:「宋氏姐妹中,老大愛錢,老二愛國,老三愛權。」此一評價可謂微言大義,真真正正地講到了點子上。 
  老大宋藹齡,以沉著老練甚至老辣狡黠著稱於世,同時她也是世間罕見的理財能手。事實上她操縱著宋、孔兩個家族的命運。當年曾有人斷言:「她要是個男人,也許能統治中國。」慣常人們喜歡講宋子文為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實則不然,真正的掌門人還是大姐大宋藹齡。以至當年人們有「無冕之王宋藹齡」的稱呼。 
  老么宋美齡,以雍容華貴、擅長交際並且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著稱於世。當年她周旋於各種社交場合,以至美國人至今都承認宋美齡影響了兩代美國人,影響了當年美國領導人作出的決定,並通過這些決定影響全世界整整30年。宋美齡亦是人們公認的國民黨幕後執掌大權的人物。 
  而老二宋慶齡,雖然和她的姐妹外表相似,性格和內心世界卻截然不同。她是一個畢生為理想和崇高奮鬥的東方女性--外表溫柔典雅,內心執著堅定。她一生中始終忠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熱愛人民,熱愛和平,以崇高的獻身精神和高風亮節的政治家風度贏得了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的景仰與愛戴。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榮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並被譽為「國之瑰寶」。 
  宋查理夫婦還生有三個兒子,他們分別是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宋子文當年曾出任過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長、外交部長直至行政院長,一度權力炙手可熱。而宋子良和宋子安兄弟二人,當年在國民黨政府中亦是執掌金融大權的顯要人物。 
  在這裡如果再加上宋查理的三個女婿亦即民國史上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孫中山、蔣介石和孔祥熙,這宋氏家族的非凡影響便無以倫比地凸現出來,以至完全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中國沒有加冕的宋家王朝」。可以說,在近現代史上,宋氏家族對中國乃至亞洲和世界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以及對當時歷史形勢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今天都已為舉世所公認。但如果我們就此究本溯源的話,則恐怕這宋氏家族的第一功首先應該歸於這個家族的最初奠基人--宋嘉樹先生。 
  可以說,是宋嘉樹亦即宋查理先生啟發和培養了宋家的孩子們,並使他們在長成後都取得了堪稱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他把女兒們培養得出類拔蘋,並使她們都嫁給了三位當時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宋查理當初沒有大膽進步的思想,如果來查理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重男輕女聽天由命;那麼他的女兒們也許會纏足裹腳,嫁夫生子,在中國沿海的某個城市或某個小村裡蹣跚而行;她們或默默地洗衣煮飯,或做個「老闆娘」呆坐在某條狹窄街道上的一間中國人開的小店裡賣絲售茶。 
  當然,宋查理本人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非同尋常的人物。他經歷獨特,思想開明。由於他始終資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因而在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同樣有著重要的地位和非凡的影響。 
  在前面我們已經介紹過了,宋查理祖籍山西,出生地則在海南島的文昌縣。孩提時他就得了一個威風凜凜的乳名,叫做阿虎。宋查理出生之際,中國社會正經歷著週期性的政治危機,帝國主義列強不斷人侵中國。當時掌權的慈禧太后既怕洋人又看不起洋人,她常常驕傲地宣稱,同有教養的中國人相比,外國人皆是劣等蠻夷之族。1875年宋查理9歲時,迫於國內向西方學習的呼聲越來越高,並且也想證明一下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否適用於「天朝」,慈禧破例允許少數人到美國及歐洲、日本留學。這種讓步在當時實在是一種寬大之舉,皇恩浩蕩,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是這樣,凡離國他去即為非法叛逃,而以身試法是要砍頭示眾的。 
  當時,恰好趕上宋查理的舅父從美國回來,看到小阿虎長的濃眉大眼,並且透出一股聰明伶俐,便打心眼兒裡喜歡這個孩子。於是舅父鄭重地向阿虎父母提出,要把阿虎帶到美洲去闖一闖,見見世面,並說這樣亦可減輕阿虎家裡的負擔。舅父還發誓說要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照料好阿虎的生活。阿虎自然也願意隨舅舅出洋闖世界。阿虎父母考慮再三,終於決定把阿虎過繼給舅父做養子。也就是父母這個決定,從此改變了阿虎亦即後來的宋查理的一生命運。 
  宋查理的舅父在美國波士頓經營著一家絲茶商店。因為沒有兒子,他對宋查理有如親子一般,每天晚上教他打算盤、結帳查帳、盤查貨物,同時教他英語。舅父希望他早日適應這裡的環境,以備有朝一日繼承他的事業,並且對他能夠唯命是從。 
  如果按照命運的安排,宋查理將通過長期辛勤的工作,學會進口和銷售絲茶這項工於心計的業務。波士頓那間發霉的鋪子,本該是查理一生活動的天地和歸宿。然而宋查理卻不肯甘於命運如此的平庸安排,他夢想著有一天能出去探索茶店外的陌生世界。 
  不久,來自中國上海的兩個留學生溫秉忠和牛尚周滿足了宋查理的願望。他們常來查理所在的鋪子,開始甚至對這個站在櫃檯後面秤著一包包茶葉且一言不發的夥計有些不禮貌,譏笑他活得毫無意義。後來,由於波士頓的中國人很少,所以慢慢地宋查理和他倆竟成了朋友。溫、牛二人常勸查理到學校去讀書,學一門有意義的知識,以備將來按西方的模式來改造中國。 
  在溫秉忠和牛尚周的勸說鼓動下,宋查理鼓足了勇氣,向舅父提出自己想上學的要求。可是講究實惠又不願為他承擔學費的舅父,卻拒絕了他的要求。1879年,為了上學宋查理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失敗後,他決定逃跑。 
  宋查理收拾起自己少得可憐的行李,跑到停泊政府船隻的碼頭,偷偷溜進一艘叫做「加勒廷」號的緝私船躲藏起來。宋查理當時並不能確定自己要幹什麼,但他知道肯定要做點什麼。 
  這艘緝私船當晚就出海了。宋查理旋即被發現並被帶到船長那裡。船長埃裡克·加布裡埃爾森39歲,是一位有豐富航海經驗的挪威人,他虔誠信奉上帝並且工作上果斷明確,判斷是非亦極為公正。 
  宋查理遇到他算是交上了好運。 
  埃裡克船長非常同情眼前這個東方孩子,決心幫助他而不是給他處罰。他幫助未查理謊報了年齡,並讓查理在船上當了一名雜役。於是來查理剪掉了辮子,穿上美國官方發給的漂亮的制服。憑這身制服,查理在以後的一年多裡進進出出波士頓,再不用害怕被人發現了。漸漸地,埃裡克船長和他船上這個年輕的中國雜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埃裡克船長是一個堅定的基督教徒,他決心也要把這個東方青年變成一個篤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他在船上教導著未查理,在家裡的爐邊也教導他,逢到星期日則帶著未查理到衛理公會教堂去做禮拜。 
  這樣有規律的船上生活持續了一年多,查理的前程顯見不錯,他已被錄取在服役一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80年5月的一天,塔裡克·加布裡埃爾森船長突然被調去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自己信賴和依靠的人走了,查理一連幾天悶悶不樂。怎麼辦?宋查理決心繼續追隨埃裡克船長。他又悄悄躲上一艘從波士頓開往威爾明頓的船上。結果,埃裡克船長又當上了這個中國小伙子的保護人,他把宋查理安排在船上的食堂裡打雜。 
  當時,宋查理15歲,對外謊稱是17歲。埃裡克認為他應該繼續接受教育,上學學習是當務之急,便帶著查理找到了自己在當地教會的朋友、美國內戰時期的軍人羅傑·穆爾。羅傑·穆爾是當地衛理教堂的頭面人物,可以幫助宋查理解決一切。於是穆爾又把宋查理介紹給了托馬斯·佩奇·裡考德牧師。正是這位裡考德牧師,最終決定了宋查理一生的信念及其一生努力的方向。 
  1880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在當地教堂禮拜儀式上,宋查理走到前面跪了下去。人們看見一個「天朝」人向他們的聖壇鞠躬,感到驚訝不止。當時的場面十分動人。裡考德牧師穿著他通常穿的艾伯特親王式的雙排扣札服大衣,頭上戴著假頭套,在聖壇前的階梯上鋪一塊手絹,他跪下祈禱,然後站起來,用手輕撫宋查理的黑髮。也就是在這一時刻,裡考德牧師給這個中國孩子施洗禮並正式命名他為查理·瓊斯·宋。 
  禮拜完畢後,人們走出教堂步人了黃昏之中。宋查理當眾自豪地宣佈:他已找到了救世主。他告訴身旁的會眾,他很想在不遠的將來,返回自己的祖國去當一位職責神聖的傳教士。 
  裡考德牧師決定,把一個得救的異教徒送回他來的地方去向他的異教徒同胞傳教,第一步就是讓宋查理盡快上學。 
  美國聖三一學院是南方經歷了戰爭後保存下來的少數幾家學院之一,院長布拉克斯頓·克雷文在當地公理教會的支持下,靠6名教職員維持著上課。1880年12月,宋查理接受洗禮後不久,裡考德牧師給克雷文寫信,請求聖三一學院錄取一個中國男孩,讓他為了偉大的傳教事業上學。 
  至於學費,那位叫羅傑·穆爾的退伍軍人答應幫忙。他寫信給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朱利安·卡爾,請他幫助查理。卡爾將軍為了能使查理以後回國向「每個人傳播福音」,同意資助查理的一切費用。卡爾將軍的慷慨解囊,再次幫助來查理這個年輕人走出人生的關鍵一步。後來,卡爾成為查理及其整個宋氏家族的大恩人,宋查理直到死都和卡爾將軍保持著密切的往來。 
  1881年4月,一個溫暖有霧的夜晚,一列從威爾明頓開來的火車,把宋查理和裡考德牧師帶到了達勒姆。當時,達勒姆還是一個邊境小城。卡爾派了一輛馬車到火車站迎接這個中國男孩和他的傳教士裡考德牧師。 
  卡爾夫婦讓查理住在家裡,並為他單獨準備了一個房間。查理隨身帶的惟一家當是他一直在船上用來編織吊床的小木梭。編織吊床是宋查理向船上水手學來的。他表示要在達勒姆繼續編織吊床出售以賺點零錢花。通過這件小事,充分體現了宋查理的獨特性格和頑強奮鬥的精神。 
  第二天,卡爾帶宋查理到聖三一教堂,把他介紹給全體教友。查理穿的是一套體面但款式並不時髦的嘩嘰西服,亞麻布襯衣外面加上一件背心,領子下面是卡爾太太給他結的一條活結領帶。頭髮短而光滑,經過仔細擦洗的臉笑容可掬。按西方的標準來說,宋查理漂亮得使人感到意外。 
  夏天,查理正式進人杜克大學聖三一學院,成為該院惟一的一名中國學生。由於事前沒做過進正規學院學習的準備,校方把查理當作一名「特別生」安排在課程緊湊的預備班進行補習,準備把其他學生用10年時間完成的課程,壓縮到幾個月給他完成。 
  宋查理和教師們心裡都明白,查理做為一名傳教士,許多知識都可以省略,只需要略懂就行了。所以教師們集中力量教他英文,並想方設法使查理完全沉浸在《聖經》裡。 
  宋查理在聖三一學院學習期間,一個很有趣的學習方法是,他住在甘納韋教授家裡,功課卻在克雷文院長家裡完成。院長同他的妻子一起擔負輔導查理功課的工作。院長的妻子同這個實際年齡只有15歲的中國男孩坐在一塊,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她耐心地給查理講授西方文化的難解之處。查理本來就是一個機靈的倣傚者,他很快就能夠複述讀過的《聖經》上的句子和他在布道會上聽到的說教,並且彷彿真地懂了似的。實際上,查理這時並非真的理解了《聖經》,從當時他的信裡可以看出,他到處引用《聖經》,但不知要說明什麼。 
  這樣過了一個夏天,宋查理的英文程度很快就提高到了能順利自如地寫信了。 
  放假時,未查理就去威爾明頓看望裡考德牧師,或是去「恩人」卡爾將軍家那巨宅大院裡散步、思考。 
  卡爾給查理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宋查理喜歡稱他作「卡爾父親」,從卡爾身上查理學到很多東西,甚至幾十年後他還效仿著卡爾的生活方式包括模仿卡爾身上某些細微的動作。從宋查理後來給孩子們取名及對妻子的呢稱以及他本人所從事的事業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同時,卡爾還給了查理一些非常有效的商業知識和做生意時準確的判斷能力,培養了他做為企業家的職業本能。 
  有了卡爾將軍如此的熏陶和關懷,身為他鄉異客的宋查理,竟沒有感到生活中的孤獨。並且,他的注意力越來多地集中到了異性身上。最後,宋查理的目光瞅準了一個叫埃拉·卡爾的姑娘。埃拉的父親卡爾教授在學院裡教希臘文和德文,是卡爾將軍的堂兄弟。查理時常到卡爾教授家做客,卡爾一家也都喜歡這個中國留學生。不知不覺中,查理和埃拉--一個瘦高個兒有著一副修長雙腿的姑娘相愛了。愛情的力量是無比巨大的,查理終於控制不住自己。一天他鼓足了勇氣,緊緊抓住埃拉的雙手,望著埃拉那激動在密密睫毛下撲閃著的目光,兩個年輕人緊緊擁抱在一起,熱烈地親吻起來。 
  遺憾的結局發生了。查理被埃拉的母親趕了出來,並不許他再到她家來。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過分的「冒失」,竟使未查理在聖三一學院的那段陽光燦爛的日子猝然結束。 
  衛理公會的牧師為了幫助宋查理這個「誤人歧途」的中國青年回到正路上來,決定以宗教為名義讓查理轉學,轉學到遙遠的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范德比爾特大學去;並斷言「這位年輕中國人在范德比爾特會取得更大的進步」,他在那裡既能夠繼續接受教育,又能夠通過同在納什維爾的理事會理事接觸而接受傳教方面的正規訓練。 
  宋查理在聖三一學院的最後一天是憂傷的。他給克雷文太太送去了一件告別禮物--他做的最後一張吊床。他還想對這位關心過他的「老太太」說些什麼,卻終於沒待說出來,便抱住克雷文太太傷心地哭了起來。 
  宋查理乘火車到了納什維爾後,馬上到當地的一家照相館照了一張相,並托友人轉交給聖三一學院的埃拉·卡爾小姐。幾十年過去後的1937年,未查理的那張照片還仍然為埃拉·卡爾所珍藏,儘管她已是海波因特鎮上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查理在范德比爾特大學神學院的最後兩年,經常被派出去同巡迴布道的傳教士一起工作,並時常在布道會上進行演說。這些難得的鍛煉,使查理有了更加從容自如的神態,英語也講得更加流利了。兩年以後,宋查理已能熟練地給北卡羅來納州羅利的教會報紙《基督教倡導報》寫文章了,並且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也就是從那時起,宋查理深深感到,他畢業後將被派到上海去。這個決定後來是校長霍蘭·馬克諦耶主教做出的,他本人就是上海南方衛理公會布道團的負責人。他把這個決定通知了在上海的林樂知博士。未查理在1883年春天收到了林博士一封簡短的正式確認此事的函件。 
  為此查理給林樂知博士寫了封回信:親愛的林樂知博士: 
  接奉手書已有數日,確實不勝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我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獻給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賜,讓我盡快見到你。我不知道我在美國還要逗留多久,但我將設法盡量使自己切(徹)底作好準備,只要這次機會允許我這樣做。在我結束我的學業後,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讚美上帝;對別人行善,拯救他們免遭永恆的懲罰。但願上帝幫助我。幾天前有一個衛理公會的女教友問了我一個不平常的奇怪問題。她說:「宋兄弟,你是一個傳教士,你會不會為了任何信念受苦,會不會為了基督的事業犧牲?」我當時想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奇怪的問題。但是為了表示我的真心誠意,我按照我的感受作了回答。我回答說是的夫人,我願意在任何情況下為基督受苦,如果上帝幫助我。她又問:「那正是我們都應該有的感受,因為上帝會幫助我們,如果我們信賴他的話。」願上帝幫助我們大家,把我們的財富置於天國,以最大的熱情侍候他,最後我們才能夠說:「我已忠於信仰,我已進行了盡力的戰鬥,因此今後我將接受生活的榮光。」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切努力。 
  宋查理 
  1883年7月27日 
  人們通常說宋查理是以優異成績畢業的,但情況並非如此。為了讓他盡快在中國為上帝的意旨辦事,當時教會讓他急急忙忙地完成了學業。 
  但到了後來,宋查理卻不想走了。他不想到上海去,而是想去學醫,而且就是卡爾也支持他。但馬克諦耶主教堅決不同意,因為他已向上海的林樂知做了暗示:親愛的林樂知博士: 
  我們希望今年秋天把「松」(宋)同柏樂文博士一起派到你那裡。我相信你會立即派他從事巡迴布道區工作,即使不是坐車去,也要步行去。「松」(宋)希望再逗留一兩年學醫,使自己具備更有益於人的能力等等。他慷慨的贊助者宋利安·卡爾先生也不是不願意繼續幫助他。 
  但是我們認為最好是:不應該在他還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個中國佬的精力耗竭用盡。他早已「嘗過了安樂椅的滋味」一而且並不反對享受高級文明的舒適。這不是他的過錯。讓我們為之付出了辛勤勞動的我們這位年輕人也開始辛苦吧。讓他上陣;沒有候補的位置。對他希望學醫的心情,已經告訴他:我們已有多得足夠布道團所需的醫生,不再需要了。我很希望,在你賢明的處置下,我們的「松」(宋)可能幹得很好。如果他幹得好,這裡的類似工作將大受鼓舞。許多人的命運同他的情況拴在一起…… 
  你的教友霍·馬克諦耶 
  1885年7月8日 
  1886年1月,宋查理闊別了祖國11年後,乘船回到了上海。他先到虹口的衛理公會去會見那裡的大人物林樂知。在這位林大人的眼裡,查理只不過是一個有抱負的中國農民,所以不應得到特殊的待遇。林樂知只給查理每天15美元。如果是一位傳統的中國農民,沒有任何奢望,15美元足以維持其生活。不過對於既不平庸又不馴順的查理來說就很難了,但他還是暫時忍受下來,直至後來查理為了擺脫林樂知的控制而提出調職日本的申請,結果也未獲批准。 
  宋查理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上海近郊吳淞傳道,那裡的會眾早已是忠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同時他還要在教會的學校裡教他們的孩子。可這樣一來,查理就必須學會講上海話,還要重新學習上海的社交風範。 
  為此,宋查理還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有一個星期天,宋查理在教堂裡看見一個中國姑娘羞澀地看了看他,於是他打定主意向姑娘作一番自我介紹,就像在美國他向姑娘作自我介紹一樣。可是查理忘了這是在中國,男女授受不親,體面的男女青年在結婚之前是不交談甚至不可以見面的。雖然上海比起中國其他地方要開放一些,接受西方的東西也快一些,但上海人依然是守著這個習俗,未婚年齡的女孩子進出教堂,甚至都要有她的家人陪護才行。 
  不過查理還是打聽到了這個姑娘是上海西郊南翔一所教會學校的教師,校長是嚴厲的洛基·蘭肯女士。她是南方衛理公會在中國傳教的第一個女傳教士。當時她正用東西方文化中最嚴格的道德規範加上她自己想當然的一些規章制度來管理學校。 
  可惜宋查理並不瞭解這一點。他竟跑到南翔,很禮貌地問洛基女士他能否拜訪一下這位漂亮的女教師。查理的話讓洛基女士感到震驚和憤怒,她把那位年輕的女教師鎖在她屋裡,直到把查理趕走才放出來。。 
  等到宋查理學會了上海話以後,他被派到昆山當一名巡迴傳教士。查理用微薄的收入租了一間村舍小屋,做為他的落腳之處。在昆山宋查理發現,中國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歡他。原來,喜歡群居和天生幽默的農民對陌生人存有很大的戒心,就連查理穿的西裝他們也看不順眼。為了更好地和當地人打成一片,查理只有再次從頭做起,他脫下了美國西裝,穿起中國長袍並戴上瓜皮帽。 
  宋查理在孤獨與寂寞中苦熬著,直到有一天他時來運轉。他在街上散步時碰到了一個熟人,這個人就是查理在波士頓時的朋友--中國留學生牛尚周。見面之後倆人親切地聊了起來,牛尚周在聽完了查理的訴苦後提出了一個最實際的解決方法--結婚,並自告奮勇地把自己19歲的妻妹介紹給查理。 
  當時牛尚周剛剛同中國最古老最卓越的基督教家庭結親,這個家庭便是明朝宰相徐光啟的嫡傳後裔。徐家在1600年由於耶穌會的先驅傳教士利瑪竇而皈依天主教。牛尚周的岳母生在上海西郊徐家的產業所在地,她的家庭教師是一位姓倪的學者,也是聖公會教徒。長期相處後,她嫁給了自己的老師,從而也成為聖公會教徒。這對夫妻共有三個女兒。當年,倪太太要求每個女兒都要纏足以保持她們三寸金蓮的古典美。不想小女兒反應不好,經常發高燒,最後倪太太只好作罷。雖然這樣小女兒的雙足得以保持為無足,但從此以後任何人都不會考慮同她結婚了,倪太太每念及此不免黯然神傷。 
  倪家這個醜小鴨的名字叫倪桂珍。她長大後父親高興地發現,這個小女兒儘管有著一雙大腳,卻特別喜歡讀書。她5歲時就在家跟一位家庭教師學漢字、學書法、學經書,而在別人家的女孩子這時正學刺繡。倪桂珍8歲到布裡奇曼女子學校學習4歲畢業時因成績突出被保送進上海西門的佩文女子中學,直到17歲畢業,她還學會了彈鋼琴。 
  牛尚周留學回來娶了倪家大小姐,他的知心朋友加表兄溫秉忠娶了倪家二小姐。最後只留下一個小妹妹--就是受到新式教育且會彈鋼琴的大腳姑娘倪桂珍。 
  如果說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倪桂珍找夫家難的話,其實當時的宋查理找妻室也不容易。於是牛、溫二人想了個辦法,讓查理陪他們去教堂,因為倪小姐在唱詩班唱讚美詩。結果查理看到的是一個使他心滿意足的美人--一個樸實的姑娘,臉頰豐滿且有一雙溫柔的眼睛,髮型輪廓呈可愛的圓形,一邊的頭髮裡插了很小一串珍珠。19歲的倪桂珍和刀歲的宋查理個頭差不多一樣高,都不超過五英尺。她流露出的氣質絕不同於那些年輕貌美但難免有些俗氣的女人。 
  不久,宋查理拜見了倪桂珍的父母,倪氏夫婦對查理的人品感到滿意。 
  1887年仲夏,這對年輕人舉行了婚禮,傳教士克拉倫斯·裡德主持了儀式。儀式後,還舉辦了傳統的上海式家宴。 
  婚後宋查理把新娘帶到了昆山。小倆口的生活甜甜美美,只是收人太少了點,幸虧新娘的陪嫁豐厚,才使倆人一次次度過人不敷出的困境。 
  1888年,查理被提升為正式的牧師。第二年被調到上海市區。第三年,查理停止巡迴布道,成為上海郊區川沙地方的傳教士。 
  1889年,為了生計宋查理到處找路子想弄點外快。因為這時倪桂珍已經懷孕,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就要出世了。最後查理找到了一份兼差一給美國聖經協會當代理人,銷售宗教書刊,這個組織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聖經》。 
  宋查理的工作是出售英文版的《聖經》和中文版的《新約》。這其中查理發現,如果他能買幾部印刷機,用當地的紙張和本國的排字工人來全天開工生產,他就能以很低的價格複製和印刷大量的外文書刊出售。其價格是大部分中國人都能承受得起的。當時白話文的《新約》、們日約》在中國已經出現,如此一來凡是能讀書看報的中國人便都能看得懂《聖經》了。 
  1889年7月15日,宋查理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個天使一般的小女孩,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格外地惹人喜愛。望著自己可愛的小女兒,當時宋查理心中簡直陶醉了,萬千往事情不自禁地奔湧心頭,令他不勝感慨。那一剎那間,宋查理想起了自己十幾年來奔奔波波的坎坷經歷,想起當年在美國時所遭受的種種歧視和怠慢,想起了那艘叫做「加勒廷」號的緝私船,想起了在美國的威爾明頓曾有過一位叫做埃拉·卡爾的姑娘。想著想著宋查理驀地發現泊己許多年來久久渴望並且每天都在祈求上帝的,原來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愛心和尊重。於是他取「和藹可親」之意,為自己剛剛初生的小女兒取了一個名字:宋藹齡。 
  後來,宋查理又給女兒起了一個英文的教名:南希。這是為了紀念朱利安·卡爾的夫人--南希·卡爾。1892年宋查理夫婦又有了第二個女兒宋慶齡,英文名字是羅莎蒙德,這是為了紀念裡考德的女兒--羅莎蒙德·裡考德。 
  關於宋氏三姐妹的名字,這裡尚有另外一脈說法呢。 
  據說,宋查理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曾任美國總統的林肯。他認為是林肯解放黑奴的壯舉,拯救了美國並使美國逐漸強大起來。所以宋藹齡一降生便起名「愛琳」,本意就是熱愛林肯的意思。同時,宋查理也希望中國出現林肯式的人物。正因此,他給後來的兩個女兒依次起的名字叫做慶琳和美琳。 
  那麼,後來宋愛琳怎麼又變成宋藹齡了呢? 
  那還是1904年的春天,宋愛琳留美前夕。一天,宋查理帶著女兒去拜訪當年《萬國公報》的主筆沈毓桂先生。這位已97高齡的老人看到風華正茂的愛琳由衷地喜歡,他親切地問到:「你叫什麼名字?」當得知姑娘叫愛琳時,沈毓桂老人沉思了片刻微笑說:「愛琳是洋人的名字。我們中國人應當有我們中國人的名字。」 
  宋查理早就知道沈老先生滿腹經綸,並且也是一個起名的高手,於是請求他給愛琳另起一名。老人深情地說道:「女性的名字應該文雅些,可以把「愛」改為「藹」,「琳」改為「齡」。」宋查理聽了這有根有據的解釋,當即決定將「愛琳」改為「藹齡」。於是,大姐名字一改,後面兩個妹妹的名字也就隨著改了過來。 
  當二女兒慶齡出生的時候,宋查理已渡過了經濟難關。他用妻子的嫁妝錢,加上兩位姻兄支持他的一部分錢,以及洪幫兄弟的投資這時查理已是反清的三合會亦即洪幫的成員了,洪幫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且最耐人尋味的民間組織之一。在上海除非你是洪幫成員,否則你就微不足道。也是為了事業上的發展,查理加人了三合會買了幾部印刷機,還在法租界買下一幢不大的房子來當廠房。這座房子原是山東路上一個年久失修的貨棧,所以後來三合會的成員經常在那裡開會,進進出出從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查理把自己的公司稱作華美書館,並很快就得到了替美國聖經協會印製《聖經》、為衛理公會印小冊子和為其他傳教組織印讚美詩的合同。這時的宋查理為了自己事業的發展而日夜奔波,已把傳教變成了兼職工作。1892年春天,宋查理完全辭去了南方衛理公會中國布道團的工作。 
  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對查理辭職的反映是強烈的。教徒們都說:「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來了。」為此查理專門寫了一封信給《基督教倡導報》主編,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親愛的裡德兄: 
  北卡羅來納州某些人士中盛傳一則與我有關的毫無根據的謠言,我想借貴報一角說幾句話,以正視聽,不知您能否惠子刊登?我從一位友人的來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說我「重又恢復了崇拜偶像的異教習俗」。我寫此信就是要指出,這種說法純係無稽之談。我自皈依本教以來,腦子中無論何時都從未產生過背棄我敬愛的救世主、重新崇拜無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頭。一個人放棄水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為。但是,這一無中生有的謠言的製造者可能會說,所羅門是有史以來世上最聰明的人,然而後來卻崇拜偶像,為什麼別的人就不會那樣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羅門那麼聰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確自認頭腦尚稱清醒,深知應竭盡全力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將繼續如此。我離開布道團的原因是它給我的薪俸不足以維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無法養活我自已、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們能夠理解,我離開布道團並不意味我將停止宣揚基督和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目前我同美國聖經協會來往,但我仍在從事與我們教會有關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爾兄弟和邦內爾公司裡的教友們可以證明這一點。所以,我離開布道團只是意味著,我現在是我們南方衛理公會布道團的一名獨立的工作人員,或者說是一位盡其所能為布道團工作而又不依賴美國國內的教會來維持生計的工作人員。我現在負責我們衛理公會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國)堪薩斯城穆爾兄捐贈的,是中國本國最好的一座教堂。我們這座教堂開設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學校,配備著一批優秀的教師。我自已也在主日學校裡負責著很好的一個班,該班裡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們非常喜歡「國際主日學校課程」。假如你們之中有誰在某個禮拜日上午偶然來訪,我們一定會給予你們永生難忘的歡迎,並且讓你們看到孩子們的日課背得多熟。我希望那些聽說過我「重又恢復了崇拜偶像的異教習俗」的人能不吝費心讀一下我的這封信,親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裡。我喜歡我的宗教信仰,並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歡他們自己的信仰。最後,朋友們,我對你們有一個請求那就是,首先,請為我祈禱,願我能成為爭取人們的心靈歸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請為布道團在這個愚昧國度的工作祈禱;第三,請向我主祈禱,祈求他派更多的勞動者到田間裡來勞作,因為莊稼已經成熟,正等待著收割呢! 
  C·J·(查爾斯·瓊斯·松) 
  1892年9月8日於中國上海 
  從這一天開始,查理·瓊斯·宋又恢復了自己的中國姓氏,姓宋名嘉樹,字耀如。 
  2.資助孫文革命 
  1892年宋耀如同美國衛理公會宣告決裂之後,可以說重新獲得了自由,並成為當時第一個不受外國教會控制的中國牧師。他在自設的一座小教堂裡繼續布道,猶如一匹脫韁的駿馬在布道的路上奔馳。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們的同情,而且還得到了來自美國的捐款。 
  1894年,宋耀如和孫中山相識了。當時孫中山剛剛給清廷重臣李鴻章寫了一封信《上書李鴻章》,準備到天津親自向李鴻章陳述自己救國的主張,途經上海時他和宋耀如相遇了。 
  孫中山和宋耀如第一次接觸是在穆爾捐建的衛理公會教堂裡,孫中山向宋耀如表示:「我不屬於由各種教會組成的基督教而是屬於革命者耶穌的基督教。」於是兩個人談得十分投契,以至後來成了摯友。孫、宋二人能夠成為可共生死的摯友,原因是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廣東人,講同一種方言;而且都學過英語;兩個人都是在國外接受的西方新式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都是亦農亦商的家庭出身;都曾想學醫;都有遠大的抱負。並且,兩個人都能從對方的身上找到一種同類同源的自我形象。 
  當時,宋耀如對孫中山的天津之行不抱什麼希望,但他盡力促成此舉。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孫中山白白在天津等了許多天,李鴻章不僅不想接見孫中山,更沒有興趣考慮一位卑微的南中國農民出身的草藥商所提出的在他看來並不得要領的社會改革建議。 
  無奈孫中山又回到了上海,寄居在宋耀如的家裡。為了朋友宋耀如實踐了自己在孫中山北上時的諾言,給了他很大幫助,並設法把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作為一篇論改革的文章發表在林樂知辦的《教會新報》上。這應該是孫中山的革命觀點的首次公諸於眾。 
  在宋耀如的家裡,在他的印刷所裡,孫中山和宋耀如及其他人作著長時間的討論。孫中山提出:社會改革絕無成功希望,現在應該按照秘密社團的樣子組織一個新的政治團體,以便領頭進行革命。 
  當時,經過緊張的籌劃、準備以及串聯等活動,「三合會」在全國各類社團已有近3500萬名成員,這是一支革命的潛在力量,孫中山明確表示他要獻身反清事業,並邀請宋耀如和他一起戰鬥。 
  就這樣,宋耀如成為孫中山秘密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 
  此後孫中山就一直住在宋耀如的家裡。二人常在宋耀如的書房裡謀劃反清大計。而對宋家的孩子們來說,孫中山儼然成了他們的教父。 
  當時,不論孫中山走到哪裡,宋耀如都隨時向他報告新的情況,並從腰包裡掏錢替自己的朋友支付各種費用。 
  公元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孫中山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應立即組織人馬舉行暴動。但因此要有一個廣泛的團體和足夠的經費。於是孫中山動身去檀香山籌集經費和爭取支持,讓宋耀如留在上海以便經常把國內的動態向他報告。 
  1894年11月24日,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小團體--興中會,經孫中山的倡議在檀香山宣告成立。 
  《興中會章程》中說:「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磷,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傚尤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承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於將傾。」 
  所有人會者必須宣誓。其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滿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偉大目標。 
  1894年12月,尚在國外的孫中山收到了宋耀如的一封急信。宋耀如在信中說:「中國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到了一系列丟臉的失敗,公眾對滿清氣憤至極,他們必須迅速行動。」孫中山接信後及為振奮,他一面回信要宋耀如留在上海照管財務,繼續充當長江流域的革命眼線,一面準備回國以領導他們已商定的第一次暴動。 
  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廣州發動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很快就被清廷鎮壓下去了。當時許多革命者都被捕遇害,孫中山逃亡日本。不過,革命的挫折並沒有使孫中山灰心。在日本他聯絡華僑成立了興中會橫濱分會,孫中山斷髮改裝(今天的中山服由此產生),以示革命決心。也就是自此時起,孫中山成了反清鬥爭中公認的偉大旗手。 
  在以後的16年中,孫中山始終做為一名被清政府通緝的逃犯亡命國外。因為無法返回故土,他不得不經常依靠宋耀如經濟上的接濟,並依靠宋耀如及其他革命黨人幫他料理國內的革命事務。而孫中山則從一個國家輾轉到另一個國家,四處尋求支持和援助,始終都在奔波之中。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及失敗後,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出現了新的勢頭。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含憤東渡日本,渴望著掌握更多的科學知識和軍事知識。於是這批青年志士很快形成了一支新的更為革命的核心力量,他們團結在孫中山周圍,公認孫中山是他們的領頭人。孫中山在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後,決定成立一個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這就是後來的同盟會。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同盟會正式成立大會通過了《章程》,孫中山被推為總理。《章程》中提出了同盟會政治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還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孫中山首次公開倡導了自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主張。 
  宋耀如應邀從上海趕到了日本,孫中山決定讓他挑起為革命解決經費的重擔。孫中山知道若要取得成功,必須要弄到一筆數量可觀的款子,單是依靠點點滴滴的捐款是不行的。而只有宋耀如在美國認識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所以會議決定派來耀如專赴海外為革命籌集巨額經費。 
  在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的幾年中裡,宋耀如慘淡經營的出版事業,已如雨後春筍一般迅速發展起來。華美印書館陸續出版了許多世俗和宗教的書籍,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柏樂文教士出主意編印的中國最早的方言聖經之---《蘇州方言聖約書》。 
  宋耀如成了上海灘小有名氣的人物,西方人都稱他為「印聖經的宋查理」。他和別人合資創辦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專為中國出版西方教科書並且大量印刷商業本冊報表。這家印書館後來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宋耀如還投資興辦了香煙廠、棉紡廠和麵粉廠,並為工廠進口了大量機器設備。到1904年,他私人的產業已相當殷實。宋耀如把自己的流動資金幾乎全部貢獻給了革命事業。 
  為了給革命者找一個安全的活動場所,宋耀如創建了上海華人基督教青年會。革命黨的高級領導人仍舊在他虹口的宅第和他的印刷所裡開會,一般成員則把基督教青年會當作安全的處所,他們可以在那裡開會和相聚,而不致引起別人的注意。 
  宋耀如這時已體態發胖,眼神裡隱約帶著一絲憂鬱和疲憊,就彷彿一位終日辛勞的小報編輯。在他的朋友中只有幾位知道他加人革命黨的底細,其中包括傳教士步惠廉夫婦。宋耀如為了預防萬一,買了一張葡萄牙護照,自稱出生在澳門。雖然當時世界上還沒有普遍使用護照,比如當時去日本就不用護照。但是有了葡萄牙國籍就可以避開美國新頒布的排華法,一旦出事就可以攜帶兒女到美國去避難。 
  1905年,宋耀如遠涉重洋赴美國為孫中山的革命組織募捐。舊地重遊不免感慨萬千,所不同的是,20年前他去美國是為個人奮鬥,20年後他做為一個頗有成就的實業家出訪美國並且實際上是為一項偉大的革命事業工作。 
  此次赴美宋耀如完全是一副闊人派頭,在太平洋郵輪公司的一艘輪船上,他獨自一人包了一個單間。抵達美國舊金山碼頭時,他受到致公堂成員的歡迎。宋耀如被接到致公堂總部,在那裡他被逐一介紹給當地的華人銀行家和實業家。致公堂打出了一個令人感到親切的招牌,名日:「世界華人自由共濟會」。有了這個招牌,那些腰纏萬貫的美籍華人熱切希望證明自己是愛國的,所以從募捐角度來看,宋耀如此行的收穫很大。 
  在美國期間,宋耀如還專門趕到北卡羅來納州去拜望了他的大恩人朱利安·卡樂。當他們二人在達勒姆的火車站緊緊擁抱的時候,在卡爾的眼裡宋耀如已經從一個樸拙靦腆的中國少年,變成了一個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企業家了。卡爾看著如今和自己地位不相上下的宋耀如,心裡不勝的自豪。 
  當晚他們二人在卡爾的書房裡促膝暢談時,宋耀如向自己的恩人透露了這次來美的真正目的,並詳細介紹了清政府的腐敗和幾次起義失敗的經過。宋耀如著重說明幾次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經費不足造成的革命黨人的裝備不足。宋耀如向卡爾解釋道:「只有推翻滿清政府,中國億萬民眾才能真正獲得新生,西方的文明也才能真正傳到中國,基督教才能給中國人帶來福音。」聽罷宋耀如有理有據的坦言相求,卡爾立刻答應提供一筆巨額經費以資助中國的革命黨人。 
  宋耀如用了半年的時間,在美國各地奔波,遊說企業家、銀行家,為孫中山也為革命事業積極進行募捐活動。 
  回到上海後,宋耀如向同盟會上繳了200多萬美元。由於宋耀如赴美籌資獲得巨大成功,同盟會任命他為司庫。在過去,他只是非正式地擔任這一職務,現在則正式地專門負責革命事業的經費籌措了。同時來耀如繼續兼任孫中山在上海的執行秘書,並仍從自己的腰包裡掏錢供孫中山開銷,他基本上保證了孫中山在任何情況都有錢花。 
  1907年以後,宋耀如和孫中山的聯繫越來越困難了。在清廷的外交壓力下,孫中山被迫從一個國家逃到另一個國家,過著漂泊式的苦行僧般的生活。 
  宋耀如在與孫中山聯繫不上的情況下,只得默默發展著自己的事業,並相機從事著各種革命的工作。 
  1911年10月10日,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爆發了。孫中山當時仍在美國,宋耀如負責與孫中山的聯繫以及負責上海與全國各地的聯繫。11月4日上海「光復」,宋耀如情不自禁地高舉《聖經》揮舞,感謝和讚美上帝。 
  根據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是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美國取道歐洲風塵僕僕地回到了上海。宋耀如攜全家到碼頭親切迎接。在宋耀如的書房裡,孫中山和他分析了當前形勢並展望了革命的未來。面對紛繁複雜的局面,孫中山要來耀如幫忙物色一位精明強幹且精通英文的秘書,以便幫助他處理日常工作事務和往來的信件、電稿等。 
  宋耀如馬上想到女兒來藹齡,便向孫中山推薦。於是,宋藹齡開始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同時宋耀如自己也協助孫中山工作。 
  那還是孫中山先生結束流亡生活自海外歸來時,在上海碼頭宋藹齡隨父親宋耀如前往迎接。當孫中山先生見到著一身西裝。胸口還別了一朵漂亮的紅寶石花的宋藹齡時,禁不住失口「啊」了一聲,連連驚訝地說道:「這麼大了,沒想到,沒想到!在我的印象裡,你還是個紮著羊角辮、穿燈籠褲的小姑娘呢。」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宋耀如帶領全家陪同孫中山從上海趕赴南京。宋耀如坐在前排的觀禮席上,親耳聆聽孫中山先生那莊嚴的誓詞:「顛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宋耀如看著這激動人心的場面,心裡想著革命就要成功,情不自禁地熱淚縱橫。 
  然而事與願違,很快國內形勢急劇變化。迫於內外的壓力,孫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辭去了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趁機篡奪了革命果實。 
  辭職後的孫中山做為全國鐵路總監,任命宋耀如為國家鐵道部的財務局長。為了追隨孫中山也為了革命事業,同時也為了振興國家的實業,為了實現10年修鐵路20萬里的宏偉計劃,宋耀如欣然領命成為孫中山的隨員。並且宋藹齡繼續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從此來耀如及其一家公開的和孫中山密切聯繫在一起了。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從不干涉丈夫的活動。她明明知道丈夫從事的事業有一定的危險性,但她信任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所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是於國於民都有益的。她只是默默地祈禱,願上帝保佑丈夫,並默默地準備著隨時與丈夫一起亡命天涯。 
  1913年,以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為導火索,「二次革命」爆發。由於革命黨人的倉促應戰,經過兩個月的奮戰,「二次革命」失敗了。孫中山逃往日本。宋耀如為了繼續追從孫中山也為了全家的安全,便緊急關閉了他在上海虹口的宅第,旋即帶領全家包括藹齡、子安、子良和他們的「媽咪」倪桂珍,乘船東渡日本。自此,和孫中山一樣,宋耀如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宋耀如的到來,受到了已先期到達的國民黨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在日本的日子裡,宋耀如撮合了自己的長女宋藹齡與孔子的七十五代裔孫孔祥熙的婚事。當宋藹齡準備結婚時,她向孫中山推薦了自己的妹妹宋慶齡,建議由慶齡繼續擔任秘書工作。 
  在宋藹齡任孫中山先生秘書其間,尚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因為迄今人們說法不一,這裡也只好簡述幾筆以為後來存照。人們的其中一種說法是,辛亥革命後不久,因為革命成果為袁世凱所竊取,孫中山先生心情抑鬱,性情也變得日愈焦躁起來。也恰在此時,他萌發了對宋藹齡的傾慕之情。但當某一天晚上,孫中山在其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陪同下,前往來家正式求婚時,卻遭到了他多年的老朋友亦即來藹齡的父親宋耀如先生的斷然拒絕。當時,宋耀如怎麼也沒料到自己多年來一直敬重和信賴的好朋友孫中山會提出這樣在他看來荒唐已極的要求。他震驚了,怔在那裡許久說不出話來。後來過了好久,宋耀如才異常疲憊地對孫中山說道: 
  「逸仙,我是基督信徒。我一直以為你也是。我把孩子養大,不是要他們像你要求的那樣隨便。我不習慣跟那種視婚姻為兒戲的人交往。我們一家都是基督徒,倘若上帝不棄,我們將永遠如此。」 
  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顯然也是孫中山來前始料不及的。當時他也怔怔地站在那裡,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直到聽見宋耀如以低緩的語調對他說「逸仙你走吧」時,孫中山才彷彿大夢初醒一般,無力地轉過身朝門口走去。無疑,方才老朋友那一番措辭激烈的話語,簡直兜頭給他潑了一盆冷水似的。不過,據說最終使得孫中山冷靜下來的,倒還真不是宋耀如當晚兜頭設下的那一盆冷水,而是對愛情婚姻持務實態度的宋藹齡。當年的宋藹齡無論在年齡上還是為人處事方面,都顯著成熟得多也世故得多。在跟隨孫中山先生任秘書這一段時間裡,她已經發現孫中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他多年以來一直為其信念苦苦的追求和奮鬥,結果卻屢戰屢敗,迄無成功。跟這樣一個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受他牽連整天的擔驚受怕之外,其他別的都顯著十分的渺茫。權衡再三,宋藹齡正式告訴孫中山說,她不能嫁給他。於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到此也就結束了。 
  不過,人們尚有另外一種說法,其內容卻與我們剛才講過的截然不同。據說,當年宋藹齡出任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秘書之後,由於竟日地跟隨中山先生東奔西走朝夕相處,漸漸地便在心中懵懂產生了一種愛慕之情。她仰慕孫中山的雄才大略和過人膽識,敬佩孫中山為中華革命的堅定執著和無私奉獻。每當孫中山先生那親切的面龐和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宋藹齡面前時,她的心中便湧現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動,以至久久難以平靜。每逢此際,宋藹齡便悄悄地憶起自己在美國威俾裡安學院畢業時,同學們寫給她的那段臨別贈言。當時,不少同學預言她回國後將從事一番「偉大的變革」,將成為「革命後中國的總統夫人」云云;甚至還有兩個喜歡惡作劇的同學,將她簇擁在半空中高聲嚷道:「第一夫人駕到--」惹得同學們一起哈哈大笑,直笑得捧著肚子彎下了腰。可眼下,所謂「革命後中國的總統」,不正是自己稱之為叔叔的孫中山先生麼?一連多少天裡,宋藹齡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就是閉不上眼睛,她第一次失眠了。 
  在當時,面對宋藹齡頻頻發出的愛情信號,孫中山不是沒有覺察。但他卻以極大的毅力克制著自己。因為當時的孫中山,畢竟已經是有家室的人了,他既不能委屈了藹齡姑娘,又要對得起一直守在廣東家裡的太太。況且,當時的革命形勢又是異常的嚴峻,袁世凱篡逆之心幾乎昭然若揭。虎狼正屯於階下,哪裡還容人兒女情長呢。 
  後來,還是父親宋耀如發現了宋藹齡為焦灼和痛苦熬煎著的心事,當時父女倆正在日本隨同孫中山先生考察鐵路並籌措資金。在橫濱海灘上,宋耀如挽著女兒一邊散步一邊欣賞著絢麗的海濱風光,當宋耀如問及女兒「是不是有了心上人」時,父女倆的談話陡地艱難起來。當時,宋藹齡垂著頭默默地走了好遠,才猛地抬起頭來對父親異常堅決地說道: 
  「我要嫁給孫先生!」 
  宋耀如聞言不免一驚,但他旋即冷靜下來。他知道此時發火是無濟於事的,惟一的辦法就是勸女兒冷靜下來,仔細權衡之後再作選擇。並且,宋耀如還提醒女兒,別把對孫中山的崇拜混淆等同了愛情,而且一旦這種不切實際的結合變成現實後,就會被居心叵測的人所利用,其結果除了敗壞我們來家還有中山先生的名聲之外,無疑還將對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業產生難以估量的惡劣影響。最後宋耀如勸女兒一定要三思而後行。 
  而當時已然執迷不悟的來藹齡,對父親這番苦口婆心的勸說自然是一句也聽不進去。她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非孫中山先生不嫁!除非,除非中山先生親口對她說,他不喜歡宋藹齡,不需要她!除非這樣的結局,她宋藹齡才肯改變初衷。 
  結果,父女倆不歡而散。 
  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從國內傳來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噩耗: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當時,國民黨剛剛在國會大選中獲勝,宋教仁正準備北上去北京組閣以便同袁世凱的反革命復辟陰謀作堅決的鬥爭。不料想,壯志未酬身先死,一代偉大的精英就這樣凋謝在黃浦江畔。聞聽噩耗,孫中山先生不禁悲痛欲絕,一連著多少天他都失魂落魄了一般。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宋藹齡正式向孫中山先生表達了愛心。結果卻令她大失所望:孫中山亦正式地拒絕了她。眼睜睜地瞧著落花有意卻流水無情,宋藹齡再也忍受不住內心難言的苦楚。自日本歸國後,她便以回家養病為由,辭去了孫中山秘書的職務。 
  以上兩說孰真孰偽,我們一時的確難以辨別。不過,相信總有一天事情會水落石出的。 
  3.女大不由父 
  宋慶齡是1913年6月離開美國的梅肯城,假道檀香山於8月到達日本橫濱的。當時父親來耀如到碼頭迎接了她。宋慶齡開始以為現在國內局勢動亂,父親和全家是暫時到日本避難的。她怎麼也不會想到,在日本一住就是兩年多,並且也就因為在日本居留這段不尋常的日子,奠定了她一生奮鬥的目標即獻身革命,而且她還與孫中山先生結為了夫妻。 
  當時,因為姐姐宋藹齡向孫中山先生推薦了自己,宋慶齡便十分認真地擔當起中山先生的秘書工作。由於整天跟隨孫中山在一起工作,使孫中山與宋慶齡之間有了相當深刻的瞭解,並且使兩個人的同志之間的友情,發展昇華為彼此之間的互相愛慕之情。一時間,他們沉浸在熱烈的愛情之中,當時孫中山年近50,而宋慶齡剛剛20歲出頭。 
  在前一節我們已經講過,孫中山當時已是有妻室兒女的人了。他的妻子叫盧慕貞,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舊式女人。當初也是在雙方父母的包辦下,盧氏小小年紀便嫁到了孫家,並為孫中山生兒育女,操持家務。結婚以後,孫中山先是在香港讀書,只是學校放假時才回家裡與妻兒團聚。再後來,由於他奔走革命,長期逃亡海外,回家與妻子團聚的機會就更少了。長時間的分居,加之盧氏對孫中山從事的革命事業缺乏理解和支持,致使兩個人的感情日漸隔閡。待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由於盧氏堅決反對孫中山的流亡生活並獨自返回澳門生活,夫婦二人實際上已經正式分居了。 
  儘管孫中山和宋慶齡想盡可能長時間地保守他們之間的愛情秘密。但宋耀如還是很快發現了這方面的苗頭。1915年6月,宋耀如出其不意地宣佈宋家要返回上海。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佈他們的女兒宋慶齡與一個名門子弟正式訂婚了。而宋慶齡堅決反對,發誓決不與那位名門子弟成婚。 
  無奈,宋家把他們的親生女兒扣了起來,宋耀如把宋慶齡禁閉在樓上她自己的寢室裡。慶齡秘密寫信給孫中山,詢問她能否返回日本。這封信被她的女傭偷帶出房發往日本,孫中山立即回信叫慶齡前去日本,說他迫切需要她。待等宋慶齡把實情告訴了自己的父親時,宋耀如執意不肯並對女兒的想法表示憤慨。他命令女兒回自己的房間去。慶齡也不示弱,警告父親她要出去。宋耀如採取了必要的防範措施,把女兒鎖在房間裡。但是當天晚上,宋慶齡的女傭替她看守著樓梯,她爬出窗戶逃走了。當天夜裡,宋慶齡便登船前往日本的神戶。 
  對於一個年輕貌美且有地位的中國姑娘來說,這樣的行動是大膽的,必須要有相當勇氣。因為它嚴重違反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 
  此時,孫中山也意識到保持曖昧關係是愚蠢的,於是他為結婚作了各種必要的準備。「在我到達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經辦了離婚手續並且想同我結婚,」多年後宋慶齡回憶說,「他解釋說他擔心他不這麼辦,我就被稱作他的妾,這個醜聞就會損害革命,我同意了。我從未反悔。」 
  就在宋慶齡隨父返回上海後,孫中山派人把夫人盧慕貞從澳門接至東京。在東京,夫婦二人協商辦理了分離手續。照顧盧氏當時的社會影響,孫中山先生只得採用名日分居、實則離婚的變通辦法。分居後,盧氏仍回澳門獨居,其子孫科等人依舊對她奉養如前。 
  宋慶齡到達日本的第二天上午,孫中山便攜她來到牛達區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家中,倆人簽訂了婚姻《誓約書入其全文如下: 
  暫約書 
  此次孫文與宋慶琳之間締結婚約,並訂立以下諸誓約:一、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二、將來永遠保護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之幸福。三、萬一發生違反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之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諸條誓約,均繫在見證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約之履行亦系和田瑞從中之協助督促。本誓約書製成三份;誓約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於見證人手中。 
  誓約人孫文(章) 
  同上宋慶琳 
  見證人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切手續完畢,當天下午,孫中山攜宋慶齡乘車來到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莊吉家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典禮。當時,宋慶齡戴著大花邊帽,穿一件粉紅和淡綠花圖案的裙子,襯裙透出白色,手裡捧著一束鮮花顯得光彩動人。孫中山則一身筆挺西裝,神采奕奕,儀表堂堂。典禮在梅屋家的二樓大房間舉行,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有犬養毅、宮崎笸藏、營野長知、頭山滿、內田良平、古島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亭、佐佐木安王郎等許多日本政界的人士,以及孫中山的同志和朋友若干人。他們向新婚夫婦表示了祝賀。然後梅屋夫婦充當主婚人,讓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犬養毅唱《祝福歌》。 
  結婚後不久,宋慶齡在寫給衛斯理學院的一位同學的信中說:「婚禮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我們倆都討厭鋪張的儀式和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很愉快,盡量幫助我丈夫處理英文來信。我的法文大有長進,現在我能夠閱讀法文報紙,並能輕易地邊看邊翻譯出來。你瞧,結婚對我來說好像是上學,只是沒有「考試」來打擾我了。」 
  宋耀如發現女兒失蹤以後,立即四處打聽,後來得知她已乘一艘日本輪船渡海了。他緊咬牙關,訂購了太平洋郵船公司的一張船票直追日本。抵達神戶後他乘上一輛火車便趕奔橫濱。但是太晚了,待宋耀如趕到時婚禮已經舉行完畢。 
  據宋慶齡回憶,當時她父親怒氣沖沖地來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場激烈的爭吵中,他指責孫中山背叛了他們的友誼,所做的事愚蠢至極。激憤中,宋耀如提醒孫中山不要忘記他們共同奮鬥了20多年,現在勝利指日可待,他最好的朋友怎麼能夠因為失去理智而破壞彼此的相互信任呢? 
  當場孫中山鎮定自若,他一句話沒講。 
  宋耀如感到很痛苦。他認為孫中山這一次做得太過分了,並發誓再也不同孫中山或他的冒險行動發生任何關係,同孫中山及其同盟會斷絕一切關係。宋耀如還臉色鐵青,威脅女兒說要和她脫離父女關係。接下來,他便拂袖而去,搭乘下一班輪船返回了上海。 
  後來,每當提到女兒宋慶齡的問題,宋家老倆口只是說她「正式同孫博士結合」,然後便緘口不語了。 
  幾個月後,宋耀如對自己的老朋友,傳教士步惠廉發洩了他心中的苦悶:「比爾,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是我自己的女兒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害的。」 
  儘管當時宋耀如對親生女兒和多年好友的「背叛行為」十分氣憤。但沒過多久他還是原諒了他們。他不僅為宋慶齡補辦了一份豐厚的嫁妝,包括一套古樸典雅的家俱和一床百子圖緞繡被面;而且還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雖然在當時,宋耀如尚未必能意識到,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已經為宋氏家族的未來前程,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就在宋耀如與孫中山的關係異常緊張時,這期間發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許是歷史有意的安排,這個小小的插曲大大緩和了宋耀如與孫中山之間的關係。 
  1917年,宋耀如的大恩人朱利安·卡爾的夫人南妮太太去世了。卡爾悲傷不已。於是宋耀如建議卡爾作一次環球海上旅行,並在上海小作逗留。卡爾最初反對,後經過再三考慮,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議。 
  當卡爾抵達上海時,宋耀如戴著通常戴的那頂灰色軟呢帽,胖得連他那件藍嘩嘰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了,親自到碼頭迎接了這位恩人。然後他把卡爾帶回自己的家中,把自己的夫人和家裡的子女-一向卡爾作了介紹。當然宋慶齡除外。 
  由於卡爾在資助中國革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出面熱情款待他。而卡爾又是宋耀如的恩人和朋友,捐贈的錢也是經過宋耀如的手來資助中國革命的。這樣一來,宋耀如和孫中山只得先把一切怨恨都撇在一邊。於是卡爾成了宋耀如和孫中山二人共同的貴賓。有兩次宴會還是由孫中山親自主持,宋耀如作陪。孫中山還特地送了三個精緻的大瓷瓶給宋耀如的老朋友卡爾將軍。 
  這次歷史性的會面,對宋耀如、對孫中山、對卡爾來說都是極其難得的,因為在卡爾訪問中國幾個月後,宋耀如就因患胃癌而不幸病故。 
  公元1918年5月3日,52歲的宋耀如溘然長逝。臨終時,5個女兒: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都守護在他的身邊。這種三姐妹的團聚就是在以後的歲月裡,也是極為少見的。 
  如果宋耀如當初沒有結識孫中山,而是沿著實業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許早就成為一個腰纏萬貫的巨富,但卻不一定能成為一個積極從事反清活動的革命者。正是由於宋耀如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殊的環境下結識了孫中山,才改變了他後半生的人生軌跡,從而成為一個革命者和一個曾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不小影響的傑出人物,為自己本就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添上了不平凡的一筆,也為宋氏家族的輝煌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 
  4.民主家庭的典範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大多數的中國傳統家庭男子都以家長自居,他們的話像法律一樣具有威力,不管對與錯都可以強加在孩子頭上。或者說他們的話本身就是法律,不管孩子理解不理解願意不願意,都要執行。而孩子的要求不管對不對,提出的願望應該不應該,則全憑家長的一句話:「對」或「不對」和「行」或「不行」。在這樣的家庭裡,孩子最可憐了。他們的童心很早就泯滅了,唯命是從,看大人的眼色行事,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或者說按照時代的潮流自由的無拘束地發展。因而也就注定這樣家庭出來的孩子多數成不了大氣候。 
  宋藹齡的家庭則不是這樣。在這個家庭裡,不論大人小孩都可以自由發表言論。而且當孩子的要求和大人的願望相。浮時,孩子均可以據理力爭並最後使父母滿足自己的要求。 
  宋藹齡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當年就是自由戀愛(當然父母也同意)而結合的。當年,宋耀如可以因自己上學的要求被拒絕後而「逃跑」,並去幹自己想幹的事;倪桂珍也可以因纏足發燒而後保持「天足」,當同齡的女孩子在父母嚴厲的督導下苦學「女紅」時,她則可以徵得父親的同意去上學讀書,還學會了彈鋼琴。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位極端虔誠的基督教徒。她不僅堅信上帝,堅持祈禱,還烙守著傳統的觀念。在她看來,即便不講「女子無才便是德」,起碼女孩子在讀書之餘,還應該學會女紅,以備將來嫁人後不致受窘。為此宋夫人專門為宋藹齡請了一位家教師來教小藹齡學習刺繡。但生性活潑好動的宋藹齡怎麼能忍受得了如此枯燥乏味的刺繡活計呢。她開始消極地抵制或者怠工。老師教了好幾天,她卻腦子裡一片空白。並且每當那老師把「女紅活計」讀得就像「女叫花子」時,她便忍不住地竊笑起來。以至最後惹惱了那位老師,在宋夫人面前狠狠地奏了宋藹齡一本。結果,自然是母親倪氏嚴厲地訓斥了藹齡一頓。最後還是父親宋耀如出面才給小藹齡解圍。在宋耀如看來,孩子們應該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發展。既然刺繡藹齡不喜歡學,何必勉強她呢。 
  後來當這些民主的傳統沿襲至宋藹齡他們作了父母時,當然就被很好地繼承下來。他們在教育孩子時,就能保持大家風度,而盡可能滿足孩子們正當的要求,並且答應了孩子的絕不食言。當年,宋美齡所以10歲時就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其原因就是在她生病時父親答應了她「病好以後她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句話。 
  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婦,一生恩恩愛愛,感情篤深。不管是生活富裕還是經濟桔據,他們都能勇敢地面對現實並渡過難關,力爭不讓孩子受一點「委屈」。宋耀如總是隨孩子們一起稱夫人作「媽咪」,體現了美國的民主和東方的幽默。 
  宋藹齡在童年時代接受的完全是正規的西式教育,接受的是正統的宗教生活熏陶,因而民主精神和獨立意識非常強烈的執著。這些都應歸功於宋耀如這個民主的父親。 
  宋耀如通過自己的磨難和經歷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壓抑個性的陳腐式教育必須改掉,否則民族就會沉淪。因此他完全擯棄了「三從四德」的封建傳統,採取民主的教育方式,對男孩女孩一視同仁。比如做為女孩的宋藹齡也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宋耀如常對女兒說:「身為女人不應妨礙自己成為對祖國有成就、有作為的公民。」宋耀如堅持把三個女兒先後送到大洋彼岸的馬克諦耶學校接受教育,並讓他們寄宿以培養獨立生活能力和個人奮鬥精神。 
  宋藹齡在過去很多年後,還清楚地記著她第一天上學時的情景月B天她打扮得整整齊齊,穿著一條綠褲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辮子上繫著蝴蝶結,右口袋裡裝著一小盒卡拉德和鮑澤公司的黃油硬糖,左口袋裡則是一小盒該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親坐在前一輛黃包車上。後面一輛黃包車上放著一隻嶄新的黑提箱,裡面裝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學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寫著名字。直到父親把她留在校長的書房裡,走出屋重重地把門關上時,宋藹齡才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淚來。 
  然而也正是家庭這種特有的民主和獨立訓練,培養了宋藹齡堅韌不凡的性格。記得她剛學走路時,走一步就要摔一跤。而站在一旁的父親並不扶她,反而笑著鼓勵說:「勇敢的小姑娘,爬起來,自己走!」同時拍著皮球在前面逗她,結果很快藹齡就能滿院子跑了。能走能跑後,宋藹齡開始和妹妹慶齡在院子裡玩耍,在田野裡奔跑做各種遊戲。一次她和妹妹玩「拉黃包車」的遊戲,藹齡是車伕,慶齡當乘客。結果「車伕」過分投入,用力太猛而使車子失去「控制」,慶齡被拋出車外「哇哇」大哭起來。 
  想起自己在美國讀書時赴鄉村漫遊的樂趣,宋耀如也要為孩子創造一個這樣的環境。於是他在上海虹口郊區蓋了一棟房子,並帶全家搬到農村去住。在房子的周圍,宋耀如築起一道圍牆,以便給孩子一個「狂跑」的小天地。可惜圍牆太矮,孩子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爬過去,到別人的菜地裡跑來跑去。每逢這時,宋耀如都要給村民們一些小錢,解釋清楚,然後告訴孩子們要在屬於自己的天地裡才能玩得痛痛快快。 
  緊挨著菜地是一棵桃樹,每逢5月蜜桃成熟時,姐妹們總要翻過圍牆,爬上桃樹摘下蜜桃大吃特吃起來。而噹一聲吆喝,果農來了時,姐妹們則全給嚇哭了。逢到此時,作為父親的宋耀如只好掏錢賠桃並連聲道歉。 
  宋耀如在鄉下這個家設計的是中西合壁,半土半洋。主樓後面是一些較小的房舍,為僕人的住處、貯藏室和廚房。再後面有一個大菜園,他經常在菜園裡勞動,栽種蔬菜或收穫果實。宋耀如要用自己的行動,教育和培養孩子們奮鬥向上的精神。 
  宋藹齡做為家中的長女,宋耀如夫婦特別喜歡她,甚至有些寵愛。雖然藹齡長得身體矮胖,相貌平平,但她生性機靈,敢做敢為,甚至有些任性調皮。宋耀如出外往往都帶著她。他帶她去參觀他的印刷廠、麵粉廠以增長她的見識,帶她坐私人的黃包車(拉車的兼當保鏢)在大街上兜風,向她揭示城市背後隱藏著的弱肉強食的真相。做為長女藹齡和她父親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宋耀如辦公室裡的常客,在商人和她父親談生意時,藹齡總是坐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平靜地瞧著,圓圓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父女二人的志趣也十分投機。宋耀如喜歡唱歌,嗓音純美洪亮,尤其對美國音樂很熟悉。藹齡繼承了父親的音樂天賦,也酷愛唱歌,很小的時候就跟父親學會了許多中外歌曲。每逢夏日的夜晚,父女倆引吭高歌。伴著歌聲,父女二人的心靈進一步溝通了。 
  當年宋耀如最愛騎自行車,據講他是當時上海第一個騎自行車的中國人,學著父親的樣子,宋藹齡也愛騎自行車。藹齡10歲生日那天,宋耀如送給她一輛從美國訂購的自行車做為生日禮物。從此以後,父女倆常常一塊騎車外出兜風。每當路過南京路的外灘時,宋藹齡總繞著站在那裡的外國交通警一圈圈地轉,彷彿根本不把那外國警察放在眼裡似的。父親則急得大叫,女兒卻十分得意。 
  宋藹齡就是在這樣一個民主氣氛很濃的家庭中長大,她的民主意識的啟蒙老師,就是父親來耀如。這些都決定了宋藹齡從小就興趣廣泛,業餘生活豐富而又充實。在青少年時代,閱讀、講演和辦報是她業餘生活的三大支柱。 
  宋藹齡很小的時候就總纏著父親,讓他給講故事。宋耀如是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他講的故事細緻人微,富於戲劇性和幽默感。他給藹齡和妹妹們講過無數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他在美國的親身經歷。父親向孩子講述美國人的熱情和友好,旅美華僑的苦難血淚,以及身在異國他鄉遊子思歸的惆悵,教會上層人物的歧視和傲慢等等。他把基督教的平等博愛觀點和反清愛國的思想融為一體,向她們進述著。這些故事潛移默化,滋潤了藹齡幼小的心田。 
  上小學後,宋藹齡就開始自己閱讀父親從美國訂購的大量兒童讀物。從父親的故事和這些兒童讀物裡,藹齡覺得自己好像到過地球的那一頭,由此她萌發了去美國留學的念頭。 
  1898年,宋藹齡與父親宋耀如別出心裁地編了一份《上海兒童報》。這是一份英文打字的小報,報上刊出的文章全部由孩子們自己獨立編寫。在這塊創作的小天地裡,宋藹齡用手中的筆真實而生動地記述了她兒時的所見所聞,描繪了她未來的打算和理想。打字工作最初由父親擔任,藹齡稍大便接替了父親擔任打字員。這份健康而富有趣味性的家庭小報,一直辦到家中最小的兩個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進人上海聖約翰中學才停刊。宋藹齡從小在這種創造性的自主活動中,得到了很大鍛煉。 
  講演是宋藹齡喜愛的另一項活動。6歲時,這個剛上一年級的小學生就開始演習並鍛煉演講。每年藹齡放假的時候,宋家都要舉行一兩次小型的家庭演講會,主要是給宋藹齡提供一個鍛煉提高的機會,也滿足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有時為了更好地培養藹齡對演講的興趣,父親也要學著孩子的口吻參加演講,結果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 
  宋藹齡就是在這樣具有濃厚民主思想的家庭裡培養和熏陶出來的。而且,也只有這樣的家庭和宋耀如、倪桂珍這樣的父母,才能夠培養出宋靄齡這樣的人來。 
  5.一個遠涉重洋的中國小女孩 
  宋藹齡5歲以前,父親就多次帶她參加教堂的禮拜儀式,讓她初步瞭解教會與教堂,而後瞭解和喜歡教會的學校。因為教堂裡的唱詩班是由馬克諦耶學校16歲以下的女孩子組成的。 
  宋藹齡5歲的時候堅決要求上學。當時母親倪桂珍認為女兒簡直是開玩笑,因為藹齡太小了,恐怕適應不了離家在校的獨立生活。宋耀如聽了女兒的要求卻非常高興,他舉雙手贊成藹齡,認為這是孩子早熟的表現。並且他說服了夫人,鄭重其事地領著藹齡去見馬克諦耶女子學校的校長海倫·理查森小姐。 
  馬克諦耶女子學校,又名「女塾」,是外國教會1890年3月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收費女子學校。學校根據美國教會辦學的宗旨和教育內容,培養亦中亦西的通才。因此設置了語文、英語、歷史、地理、宗教、刺繡和烹飪等課程。除語文外,一律用英語教學,甚至連中國的歷史和地理課本也是由美國人編寫並在美國出版的,而且還由美國教師講授。應當說馬克諦耶女子學校是專門為外國小姐和上海的上流社會子女開設的學校。 
  海倫校長在辦公室接見了宋家父女。 
  宋耀如鄭重地問海倫校長能否收下他5歲的女兒。理查森小姐懷著好奇的心理打量著這個身穿花格呢上衣和綠褲子、梳著兩根朝天辮的中國小姑娘,用英語半開玩笑地問道: 
  「學校可不是捉迷藏的地方,你真的想上學嗎?」 
  宋藹齡很堅決地點了點頭,用英語執拗地答道:「我想上學勝過一切。」 
  理查森小姐驚愕異常:「這小女孩能用英語對話了?」 
  宋耀如不以為然地回道:「沒什麼,她剛剛學說活時我就教給她講英語。」 
  海倫校長真想不到一個5歲的孩子竟能這麼準確地表達自己的願望,而且一臉的莊重讓人無法懷疑也無法忽視。校長被小藹齡吸引住了。她親切地與這個中國小姑娘交談起來。交談後海倫校長才發現,這個小女孩非常的早熟,她知道的東西遠遠超過了同齡孩子所掌握的範圍。於是,海倫校長破例同意了藹齡的要求,讓她人學試讀,以「特殊學生」的身份對待。 
  藹齡笑了,她用自己的童真戰勝了海倫校長。 
  馬克諦耶女子學校從來沒有這條規定。 
  從學校回來後,宋耀如和宋藹齡都興奮不已。宋藹齡花了整整一個星期準備自己的東西,家裡特意為她準備了一個黑色的淺底箱子,這是宋藹齡私人的第一件物品。她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裝了進去但仍未滿,便嚷著要把冬天穿的衣服也裝進去,一直到裝不下為止。 
  學校開學了。父親陪著女兒來到學校,辦妥了一切手續。當父親和她分手時,宋藹齡突然感到孤獨和陌生,上前緊緊摟住了父親的脖子,傷心地哭了。 
  這是藹齡記事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流淚。是啊,上學之前她從來沒離開過父母一天。 
  由於學校沒有其他和她這麼大的孩子,也就自然沒有適合靄齡學習的班級。於是她由海倫·理查森小姐專門負責,單獨教了她兩年。 
  對於宋藹齡來講,學校的生活和家裡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苦了。她不僅要過學習關,還要過生活關。兩年以後,藹齡能跟班學習了,但她仍是全班年齡最小的學生。上課時,宋藹齡坐在椅子上,雙腳離地懸在半空,一節課下來,腿腳都麻木了。小藹齡用極大的毅力忍受這個痛苦而終於堅持了下來。同樣,吃飯的時候同學們你爭我搶,可宋藹齡個子太矮且胳膊太短,夠不著飯桌中央的飯菜,吃的又慢,所以餓肚子是經常的事。特別是到了晚上熄燈後,屋子裡一片漆黑,她獨自一人躺在被窩裡難免感到孤獨和害怕,小時候聽過的鬼怪故事這時也都跑出來嚇唬她。小藹齡越是害怕就越睡不著,越睡不著反就越害怕。但她咬牙堅持,睜著雙眼靜候天亮。當海倫校長知道這些事後,情不自禁地稱讚說:「這樣有毅力的孩子,從沒見過。」因此她也更加喜歡宋藹齡了。 
  宋藹齡從不認為她上學是個錯誤決定,也從來未要求父母把她接回家。她頑強地堅持下去,終於腿長長了可以夠得著地板,胳膊也長了可以夠到飯桌中央的飯菜。當藹齡的兩個妹妹--慶齡和美齡分別於1900年和1904年進入馬克諦耶女子學校讀書時,姐姐早已是「老資格」的學生了。 
  在學校學習期間由於經常和小朋友一起,還培養了藹齡後來那特有的幽默感。有段時間她正在換牙,兩顆門牙剛掉。有個大女孩逗她:「宋太太,你的牙怎麼啦?」「太太」,藹齡幽默地回答:「前門被人偷走了。」 
  1903年,宋耀如決定將自己只有14歲的女兒來藹齡送到美國留學。為此將她從馬克諦耶女校接回來,在家由他親自教授有關課程,並自稱「家庭留美預備學校。」對於這件事當時很多親朋好友不理解,他們質問宋耀如:「你是不是瘋了?孩子還這麼小,她去美國怎樣生活?」 
  人們提的問題有一定的道理。為此,宋耀如去找自己的老朋友步惠廉徵求意見。步惠廉激動地對宋耀如說:「你真在女兒身上創造奇跡了。」並答應願意幫助宋耀如。 
  宋藹齡也表示她願意去美國上學。藹齡很小的時候,宋耀如就多次給她講述美國的風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以及他自己在那裡的充滿神奇樂趣的生活,從而使宋藹齡每每如身臨其境一般。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是小藹齡雖然沒去過美國,但對美國並不陌生而且非常嚮往。 
  步惠廉給佐治亞州梅肯市的衛斯理學院的賈·杜邦·格裡寫了封推薦信。衛斯理學院是美國第一所特許設立的女子學院,同范德比爾特大學、聖三一學院和埃墨裡學院一樣,也是南方衛理公會辦的一所學院。 
  衛斯理學院院長格裡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兼給他寫了一封長信,介紹宋查理的身世以及在范德比爾特成為衛理公會牧師的經歷還有他在中國取得的成就,同時還介紹了宋查理的家庭和幾個非凡的兒女特別是宋藹齡的情況。 
  1903年夏末,步惠廉收到了格裡的覆信。錄取一位中國牧師的女兒入學唸書的前景打動了格裡的心。衛斯理學院過去錄取過幾名美國印第安姑娘,但從來沒有錄取過中國姑娘。格裡建議讓宋藹齡住在他家裡,等她適應環境(而且學院裡的姑娘們也適應她)之後再人學。當時人學的標準伸縮性很大,特別是那些專為富家子弟開辦的小型私立院校,格裡表示可以讓宋藹齡作為預科生人學。 
  當時宋耀如擔心如何把藹齡送到佐治亞州去,正巧步惠廉打算偕家眷回鄉度假,他表示願意攜藹齡同行。 
  宋藹齡開始計算日子。當嚴冬逝去大地回春的時候,她已打點好行裝。步惠廉全家計劃在5月28日乘太平洋郵輪公司的高麗號輪船離開上海。宋耀如給藹齡也訂了高麗號的船票,然後到葡萄牙領事館繳了一筆「特別費」給藹齡買了一張葡萄牙護照。跟他自己自1895年以來,為了預防萬一而隨身攜帶的那張護照一模一樣。宋耀如自稱出生於澳門,所以父母的籍貫決定藹齡是這塊葡萄牙殖民地的公民。這樣弄虛作假的做法在當時屢見不鮮,只要破費些錢即可。宋耀如希望至少能夠為宋藹齡提供這點有名無實的保護。 
  5月的一天,一位身材苗條的姑娘倚著「高麗」號輪船的欄杆,目不轉睛地盯著「維多利亞」號小船(宋家並沒有閤家為宋藹齡送行,怕她傷心。只是由父親宋耀如乘維多利亞號小船送女兒上高麗號輪船)。小船上載著她的父親,沿著黃浦江向上海碼頭航行。宋藹齡一動不動地站著,神情自若,直到小船淹沒在一片濃霧之中,她這才突然低頭哭了起來。然而隨即她自言自語道,沒有什麼可哭的,這畢竟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為宋耀如的長女,她正開始實現最親愛的父親的理想--讓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美國受到教育。 
  當高麗號輪船離開中國港口駛向美國舊金山時,藹齡對漸漸遠離的家庭充滿懷戀之情。此刻,父親已回到上海郊區的家裡。她知道,家裡早就習慣沏好了香茶等著,一家都在那裡--母親。妹妹慶齡和美齡、弟弟子文和子良(弟弟子安當時尚未出生),他們啜著清香的熱茶,咀嚼著從英國進口的美味夾心糖,聽著一家之長講述帶藹齡登上高麗號輪船的經過。 
  藹齡從來就是一個剛強的姑娘,她為自己流淚感到難為情。與她同行的是悉心照顧她的幸福快樂的傳教士一家人--步惠廉牧師夫婦和他們的4個兒子。剛才藹齡傷心落淚時,步惠廉牧師站在離她不遠的地方,裝作沒看見。因為他知道,她要這樣哭一下才好。 
  輪船航行3天到達日本,頭等艙的乘客一路上平安無事。藹齡是頭等艙裡獨一無二的的東方人。但是,當船抵達神戶的前一天,統艙裡有個中國乘客死亡,船上的醫生診斷是死於急性肺炎。船人港後大群日本檢疫官員上船檢查。他們不同意船上醫生的結論,認為死者顯然是得了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對鼠疫談虎色變。高麗號在繼續駛往橫濱之前,必須從船首到船尾徹底用熏劑消毒,船上所有的人統統都得上岸,在盛滿加人大量難聞藥水的浴盆裡浸泡全身。步惠廉夫人也不能例外。 
  高麗號客輪在神戶港滯留了10天後才被允許駛往橫濱。這時步惠廉夫人已經虛弱得連路都走不動了。步惠廉心急如焚,想法安排送妻子上岸進橫濱總醫院急救。他雇了一輛馬拉的救護車把妻子送進醫院,然後回船上去接孩子們。他們不能繼續往前走了,至少暫時要在橫濱住下來。 
  步惠廉向藹齡說明了情況。藹齡必須趕到梅肯去,以免錯過秋季學期的開學時間。步惠廉不想耽誤她。藹齡表示願意一個人繼續航行。船上有一對南方衛理公會傳教士夫婦也是步惠廉的朋友,他們答應路上關照藹齡。 
  高麗號輪船繼續駛往檀香山和舊金山。一天,藹齡在船上感到孤獨,於是就下到艙裡去找那對傳教士夫婦。當她走近他們的艙房時,無意中聽見過道裡傳來他們的談話聲: 
  「離開這些國家真讓人感到舒暢。」那位太太說,「我真討厭那些骯髒的中國佬和可怕的日本人。我希望我們能不再見到他們。」 
  宋藹齡聽罷轉向快步走回了自己的艙房。 
  在以後的橫越太平洋漫長的航程中,除了同富有同情心的美國年輕姑娘蘭曼交談外,其餘的時光宋藹齡都是獨自一個人度過的。蘭曼小姐是在橫濱上船的。她也是南方衛理公會教徒,因此這兩位年輕的小姐之間有著共同的紐帶很快互相結成了朋友。 
  高麗號最後抵達終點港舊金山的時候,港灣濃霧茫茫,連人港口都看不清楚。輪船在碼頭停穩後,移民局的官員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張桌子後面坐定。乘客們則排成一條長隊,挨個出示證件。藹齡掏出她的葡萄牙護照,移民局的官員接過去以後,立刻沉下了臉。據藹齡和蘭曼說,接著發生了下面一段對話: 
  「你想憑這種玩意兒矇混過去,是不是!」移民局的官員輕蔑地嚷道,「許多別的中國人都是這麼幹的,小妞兒。這可不行!你就呆在這裡別動,我們要把你送進拘留所。」 
  藹齡凝視著自己的護照。移民局的官員無法知道她的實際出生地,因此惟一可以提出懷疑的是護照本身是不是真的。但這確實是葡萄牙官方的合法護照,上面赫然蓋著葡萄牙駐上海領事館的章印。護照上的內容可能有錯誤,但護照肯定不是偽造的。 
  藹齡昂起頭,無所畏懼地正視著這位官員: 
  「你不能把我送進拘留所」。她不無矜持地大聲說,「我是頭等艙的乘客,不是坐統艙來的。」 
  那位移民局的官員聽罷頓時大為吃驚。 
  這時蘭曼小姐跨前一步堅決地說:「絕不能把她送進拘留所!我要留在這裡同她呆在一起,不讓你們把她送進拘留所!」 
  移民局的官員們匆匆地討論了一會兒。一位叫加德納博士的富有同情心的衛生檢查員也反對把宋藹齡送進拘留所。他說:「那個地方不是像樣的人呆的!」 
  違反移民條例的中國人一般是被關在太平洋郵輪公司碼頭上的一間小屋裡。小屋的條件異常惡劣,通常只有最好鬥或訴諸暴力的人才被關進拘留所。然而,眼下這些移民局的官員竟然揚言要把一個年僅15歲的中國女孩同那些人一起關進拘留所。 
  看來還是蘭曼小姐的堅定決心扭轉了局面。移民局的官員沒有把宋藹齡關進拘留所,而是把這兩個年輕姑娘一起扣在了高麗號船上,而且很快就把她們置之腦後了。蘭曼和宋藹齡被關在一間小艙房裡,一日三頓飯吃的都一樣,全是牛排、土豆和麵包。沒有人知道她們的困境,因此她們似乎也無法求助於任何人。 
  3天過去了,蘭曼幾乎煩得有些支持不住了,移民局的一位低級官員允許她上岸去給裡德博士打電話。她一連查問了十幾個地方,最後在舊金山市一位長老會牧師的幫助下,總算找到了裡德。 
  實際上在高麗號停靠碼頭的時候,有個人曾來接宋藹齡。他就是當年主持宋耀如婚禮的傳教士克拉倫斯·裡德博士。裡德上船後由於移民局的手續尚未辦完,他沒有馬上見到宋藹齡。又等了幾個小時。見藹齡一直沒有出現,裡德只得匆匆離船去參加一個約會,而對宋藹齡的遭遇一無所知,以至3天後才得到藹齡的消息。 
  第二天清晨,裡德帶著一名護士上了船。女護士負責看護這位中國姑娘以接替蘭曼小姐。於是,宋藹齡又被轉移到一艘別的船上,前前後後被扣留了19天。 
  宋藹齡沒有哭,她不是那種人。有時她也流淚月p完全是因為感到失望和氣憤。她一向性格倔強、機靈,不願輕易暴露自己內心的想法。這些日子是令人苦惱的,因為她毫無辦法,只能無可奈何地等著。在這期間,裡德博士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通過教會的渠道把這件事反映到華盛頓。最後,他的呼籲總算成功了。宋藹齡突然獲得自由,她的證件不再有任何問題,再也沒有人對她的護照提出異議。美國政府現在願意收留她了。 
  小藹齡在裡德博士的陪同下上岸,並同裡德博士在舊金山逗留了3天,然後同一道乘火車前往聖路易斯,又轉車前往梅肯。她於當年8月2日午夜到達衛斯理學院。此時的宋藹齡,已經比在上海時老成和堅強得多了。 
  到達佐治亞州後的第一個早晨,藹齡醒來時發現梅肯《電訊報》在顯著位置報道了她的消息: 
  在前來衛斯理學院途徑舊金山時被扣在船上的中國姑娘宋藹齡小姐,已隨同步惠廉牧師於今天凌晨零點30分來到梅肯。步惠廉牧師離開上海後在路上耽擱了一段時間。大家不會忘記,步惠廉夫人在回國途中在橫濱病逝。這位中國姑娘在舊金山耽擱的時候一直在等著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親是一位中國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長大的。她的父親希望把她送到美國來唸書,完成學業後回國在她的同胞中傳播基督教。 
  「她從小就受到我們教會的熏陶,」衛斯理學院院長格裡昨天說,我們的傳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國休假時很樂意帶她來美國。他當然希望最好是衛斯理學院錄取她,因為他的許多姐妹和侄女甥女都畢業於我們學院。」 
  步惠廉牧師給格裡院長寫了一封信,欣然為這位基督傳教士的女兒前來美國作好了安排,並按照衛斯理學院的規定為她作好了一切準備。 
  步惠廉牧師到達舊金山後,這位中國姑娘同他會合。因此她不再是孤零零地一個人橫越大洋,前來衛斯理學院的。據說這位姑娘相當聰明。 
  「當然」,她不會勉強其他小姐同她交朋友,也不會被迫同任何其他小姐交朋友,」格裡院長還說:「她們不會受到約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點也不擔心,相信她定會受到友好和有禮貌的對待。」 
  根據格裡院長所掌握的情況,宋小姐是來衛斯理學院唸書的第一位中國姑娘,但是眾所周知,該學院過去曾幾次錄取過印第安姑娘。 
  格裡在自己家裡給她騰出一個小房間。宋藹齡來到梅肯後的第二個月,就作為「預科生」人學了。 
  如此的遭遇和如此的折磨,給宋藹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一直耿耿於懷沒齒不忘。 
  1905年冬天,宋藹齡的姨父溫秉忠受清政府學部派遣赴美考察教育,他將宋藹齡接到華盛頓並帶她一起出席了白宮的宴會,還介紹她與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認識。席間,羅斯福總統與這位中國少女親切的交談起來。當總統問她對美國印象如何時,藹齡直率地說:「美國真是美極了,我在這裡生活得很快活。但如果不是我初來美國的痛苦記憶,我還會更快活。」接著宋藹齡敘述了自己去年來美國時的遭遇。」我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之邦,可你們的官員把一個15歲的姑娘拒之門外。這和我們中國的待客之道大不一樣,我很失望。」據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聽罷當場向宋藹齡這個中國少女表示了道歉。 
  第三章 混沌時代 
  1.因病得福的小祥熙 
  那是1889年的秋天,孔祥熙剛剛過完他9歲的生日不久,同往常一樣,他依舊隨父親在私塾裡一門心思地苦讀著聖賢之書。在孔繁慈不徇私情的嚴格督導下,孔祥熙小小的年紀卻已能夠飽讀詩書了。他就猶如一塊厚厚的海綿,貪婪地吸吮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厚營養和精華,一點一點地豐富著自己,武裝著自己。然而就在此時,一場悄悄襲來的大病,差點就奪去了孔祥照那嫩芽般的小生命。以至慌得父親孔繁慈匆匆將私塾關了門,便背上愛子四處求醫問藥去了。 
  此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那是秋天裡的一個早晨。孔繁慈起床後發現,平日歡蹦亂跳的小祥熙竟在一夜之間蔫了許多,不愛跑跳也不愛說話了。孔繁慈不知發生了什麼,摸摸兒子的頭並拉拉兒子的手一問,才知道孔祥照自覺身體不適。孔繁慈二話沒說,趕緊跑出家門找鄉里郎中來給兒子看病。郎中來後一檢查,原來孔祥熙患了蝦腮。當地人俗稱「蝦蜞瘟」。這倒是當地常見的一種小病,用不著驚慌害怕,當下那郎中用中藥敷治加上每天用熱毛巾敷上幾次,只幾天的工夫,孔祥熙就又恢復了平日裡那種天真活潑可愛的模樣。 
  誰知禍不單行。沒出一周的功夫,孔祥熙的脖子上又生起瘡來。並且這次鄉里郎中來也不行了。孔繁慈只好去請太谷城內著名的中醫師來給兒子治病。豈知這一次吃藥熱敷均不管用,傷口繼續潰爛,一天天地擴大蔓延,孔祥熙更是癢痛難忍,人也明顯地消瘦下來。孔繁慈看著小祥熙那痛苦的樣子,想到兒子的病情日見嚴重而且久治不愈,最要命的是根本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醫治辦法。 
  愛子如命啊!何況那時孔祥熙又是孔家一脈單傳的獨苗苗。孔繁慈竟日寢食不安,心如刀絞,但又有勁使不上。當時考慮再三,孔繁慈作出了一個使孔氏家族及四周鄉里都不免猛吃一驚的大膽決定: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內基督教會開設的仁術醫院裡去醫治。 
  孔繁慈作為孔子的後代,且一向是崇尚國學,篤信中醫,骨子裡有著中國士大夫傳統的「尊王攘夷」的觀念,有著強烈的排外心理。但獨生兒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掌上明珠。為了兒子不至於受繼母的虐待,當初他可以終身不再續絃。現在兒子重病纏身了,他能眼看著病魔奪去兒子幼小的生命嗎?不能!萬般無奈之際,孔繁慈只好有病亂投醫了。 
  想不到的是,孔繁慈這個舉動,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鄉親們異乎尋常的鄙視。 
  有病投醫,這本是極正常的舉措,為什麼還會遭到如此指責和鄙視呢? 
  事情壞就壞在那仁術醫院是洋鬼子辦的醫院上面了。 
  提起洋人在中國設教堂、辦醫院的事,說來可就話長。最初,是西方的基督教作為一種文化輸人中國。在清朝以前,這種輸人成規模的大致有三次,且歷經了幾百年的時間,結果卻收效甚微,得不到中國民眾的普遍信從。原因主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且遭遇到在中國已居統治或主導地位的佛教、道教的頑強抵制。因此當時一直未能打開在中國的局面,以至西方的基督教會一度中止了基督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但當進入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基督教會發動的第四次對華傳教運動,卻終於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並在中國近代社會的百餘年歷史上,留下了種種抹不掉的罪惡劣跡。從當年在北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的一句俗語中(「酒肉和尚、風流尼姑、奸邪神父」),我們就不難看出,當年中國老百姓對西方基督教輸入中國的評價如何了。而且,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儘管西方的基督教會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夾在東西方巨大的文化衝突背景下,以至遭到中國社會普遍的激烈抵制。如果說,這一次西方社會的宗教人侵能夠最終得以成功,恐怕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中國的落後和貧窮。 
  從十九世紀70年代開始的30年間,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先後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於是帝國主義國家間掀起了爭奪亞非殖民地的狂潮。正是這個時期,西方基督教的海外傳播惡性發展。帝國主義國家利用傳教事業做為侵略工具,進行大規模的殖民掠奪。他們直言不諱地承認:傳教事業可以代替殖民討伐戰爭贏得殖民地人民。就這一點來說,「一個傳教士低得上一營軍隊」,所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駐有傳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營、駐紮軍隊一樣必要」,而且,「與其設立9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9個教堂更為有力」。在維持殖民統治的同時,「傳教士是殖民統治必不可少的,殖民統治者與殖民地人民中間的聯絡官」。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侵略的戰爭中,當地教徒可以為帝國主義國家充當「不必花錢的義務警衛隊」。就經濟上來說,教會分子公開宣稱:「為傳教事業花1鎊,就能推銷10鎊的貨物」,「投資傳教事業,可以從商業中獲得10倍的利潤」,「一個在海外20年的傳教士就意味著每年1萬鎊的生意」。傳教事業之所以能起到這樣巨大的作用,「其秘密就在於它是宣揚善意、友誼的活動」。對於慈善事業,西方教會利用傳教醫生騙取人民的信任。教會在當地創辦學校,則可以「防止殖民地人民的反叛」。 
  十九世紀為基督新教傳人我國開闢道路的是英國倫敦宣教會教士馬禮遜。馬禮遜於公元1907年來到中國,曾譯出第一部中文的《新約全書》。但他直接布道的效果不大,7年後才對第一個中國教徒施洗禮。當時中國人對他們所傳播的福音實在不感興趣,傳教士所散發的宗教小冊子,不過被當地人用來包東西或剪鞋底紙樣用。 
  形勢的發展要求傳教士要不斷調整目標和方法,探索新的傳教途徑。於是他們轉向了在當地蓋教堂、辦醫院和辦學校這方面來。隨著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1842年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及《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這3個不平等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一、五口通商。即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 
  二、賠償英國軍費、鴉片費以及償還廣州行商所「欠」英國商人的款項共ZI00萬元。 
  三、割讓香港。 
  四、協定關稅。 
  五、廢除原在廣州實行的行商制度,實行對外貿易自由的政策。 
  六、根據南京條約中的有關規定,清朝皇帝應通令全國免除一切與英國有牽連的漢奸的罪。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規定,以後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國人犯罪,不能由中國處理。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規定以後每一通商口岸准許停泊一隻英國「官船」。 
  九、南京條約中規定英國人可以攜帶家眷到通商的這五個港口居住。 
  《南京條約》之後不久,侵略戰爭和伴隨著戰爭的訛詐,又使中國承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如1844年的《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等。傳教士不僅是這些戰爭訛詐的直接參與者,而且這些不平等條約從起草到簽訂也都有他們的參與和策劃,有些甚至出自他們的手筆。如郭士立參與《南京條約》,俾治文參與《望廈條約》,衛三畏參與《天津條約》。 
  這些不平等的條約明文規定外國傳教士可隨意在華「開設教堂」,不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安然人內地傳教,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絲毫不得苛待禁阻」。更有甚者,當簽訂《北京條約》時,其中有關外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回地,建造自便」的條款,竟完全是充當翻譯的傳教士艾德擅自添加的。由中我們可見當年傳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對此,他們曾歡呼:「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幾乎出乎意料地對傳教教士、商人和學者開放了,這個國家事實上已落入我們的手中,如果他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18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自《南京條約》之後,各帝國主義教會完全打開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大門。它們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傳教點為基地長驅內地,傳教士的足跡一時間遍及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到1900年,在中國的西方教徒已達72萬人。 
  但基督教傳入中國的初期,遭到了中國各階層人士的抵制和反對。有身份地位的傳統世家,即「上層社會」因為受「尊王攘夷」的傳統影響,視基督教為洪水猛獸而敬而遠之;自食其力、尚能溫飽的小康之家即「中層社會」則也是採取現實一點的態度,敬鬼神而遠之。我們知道,傳教士要傳教要布道就需要有固定的聽眾,於是他們專從街頭召集一些窮苦人家即「下層社會」的孩子,以提供免費的吃喝為條件對他們進行傳教。然而,廣大的勞動大眾最終也無法成為外國傳教士傳教的真正對象。因為他們大多有很深的傳統意識,認為基督教是邪教,認為信仰洋教就是忘記祖宗大逆不道,該遭眾人的唾罵等等。 
  這就是為什麼孔繁慈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肯下決心去洋人辦的醫院為兒子治病,而且為什麼孔繁慈這個有病投醫的正常舉動會遭到族人的指責和鄉里鄙視的真正原因。可以說,它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心理。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直接布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尋他途轉向了慈善事業。他們辦學校、辦醫院。很多的基督教傳教士想通過生活接觸諸如開辦學校、醫院和出版機構等社會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通過辦學校和教學生聖經、科學和數學,同時配以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課程,培養出一批聰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從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時通過那些聰明的教徒作為他們的助手,幫助他們在中國傳播福音。另一方面,辦學校、辦醫院,可以通過學校讓中國人瞭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們生活習俗,進而引導中國人崇敬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習俗,達到他們佔領中國文化領域的目的。其本身也是對中國禮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種新的衝擊和挑戰。在傳教士眼裡,學校首先是傳教機關,其次才是教育機關。學校對於那些家境好、能請得起家庭教師或有能力在私塾讀書的孩子來說無所謂,而對於家境不好的孩子來說,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讀書學習的機會,讓他們通過學習英語和數學等知識而開闢一條通向財富和權勢之路。外國傳教士還試圖和中國官員合作,對少數中國紳士進行西語。科學方面的專門訓練。當時,教會還創辦女子學校,開展醫學和農學方面的研究。逐漸地,中國人開始把教會學校當做學習西學的基地,做為進一步出國留學的階梯。 
  教會辦的學校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確實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小學規模的學校在中國建立,同時還有中學、大學和女子專門學校等等。 
  上述情況在山西也不例外。1880年,美國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基督教公理會的教友們,成立了一個以中國為傳教目標的「中華團」。並委派曾傳教於北京大學的美國傳教士丁嘉立來到山西進行考察活動。繼而在1883年,「中華團」的骨幹成員文阿德、貝如意、衛祿義、高雅格等傳教士都先後到達山西,選擇布道點。那時基督教公理會已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設立了布道點,這次來山西也已有了一定的經驗。這些傳教士住在距太谷縣城25公里的美莊村,開始了他們的傳教活動。印刷包括基督教教義、教規及信仰的小冊子,散發給當地的人民。並且根據當地人對此的反映,進而選定太谷為基督教布道點。 
  基督教的教義通常包括: 
  (一)論神(或稱上帝):它是創造天地萬物、審判萬人的大主宰,它是聖智,全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 
  (二)論人:講人有罪性(即所謂「原罪」,由人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開始,全人類都犯了罪),同時上帝又給人自由。人既有自由,又有與生俱來的罪性,所以人就不能不犯罪,永遠無法自拔。 
  (三)論基督與救贖:上帝看世人犯罪無法自拔,就差遣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一次獻上己身,成了完全的贖罪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洗淨了信眾的罪。世人要想從罪惡中得拯救就必須皈依基督,世人除基督之外別無希望。 
  (四)論教會:得救的信徒組成得救的團體,即教會。它是基督的身體,它在地上要為基督爭戰,等待最後成為在天的得勝、榮耀的教會。 
  (五)論來世:世人既犯了罪,罪的代價就是死。世上既充滿罪惡,將來基督要乘威榮從天降臨,基督為王,審判活人死人。凡信徒就進入天國得享永生,不信的罪人就被丟人地獄硫磺火湖受懲罰。 
  這些教義反映為一般教徒的信仰就是: 
  (一)世上充滿了苦難。 
  (二)苦難的根源就是人自己犯了罪。 
  (三)基督教就是教導入學會忍受苦難,相信一切不幸遭遇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在地上忍受苦難,死後可以進天國享永福。 
  (四)信基督教,凡事蒙上帝祝福;不信基督教,就是得罪基督,凡事被咒詛,樣樣事情都倒霉。 
  基督教的教規通常根據聖經即舊約《申命記》第五章中的所謂「廣西十誡」即: 
  (一)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二)不可拜偶像; 
  (三)不可妄稱耶和華上帝的名; 
  (四)六日勤勞作工,第七日守安息; 
  (五)當孝敬父母; 
  (六)不可殺人: 
  (七)不可姦淫; 
  (八)不可偷盜; 
  (九)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十)不可貪人一切所有的。 
  基督教會的活動和組織: 
  一般基督教會的基層單位是堂會,通常每一堂會有一個牧師負責傳教活動。在牧師之下,由教徒骨幹組成堂董會負責行政事務。在一個地區內,同一宗派的各堂會組成地區性組織,全國範圍有全國性組織。 
  基督教會的主要活動就是每週一次公共禮拜。此外還可以組織小組活動,小組活動教徒可以自由參加。 
  教會的宗教儀式中有五樁所謂「聖事」:洗禮(教徒人教儀式),婚禮,殯葬,聖餐(通常每月一次,教徒分領餅、酒,說是吃喝耶穌的肉和血,就此罪得洗清有了耶穌的生命),聖職(按立牧師的儀式)。 
  這些聖事都是必須由牧師主持的。 
  基督教會的教牧人員一般分為二級或三級:主教、副牧長和牧師。教牧人員一般都是終身制。 
  當年,基督教在太谷最初的傳教活動,即遇到了鄉民的抵制和反對。人們見到這些金髮碧眼的不速之客,不僅有些畏懼也有些仇視。傳教士走在路上,有時會有磚頭瓦塊突然投向他們,常常打得這些外國佬措手不及,狼狽竄逃。 
  為了消除或減輕人們對基督教的反感情緒,在太谷活動的傳教士們改變了策略。他們除了建立教堂講經布道之外,還在太谷設立了診所,創辦了小學,供人們免費醫療免費入學。 
  孔繁慈就是在這個時候,帶著他的獨生兒子孔祥熙來到教會辦的仁術醫院診所求醫的。 
  孔繁慈在萬般無奈下才來教會,原本是因為他並不瞭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傳教士們,卻大都知道中國的孔子--孔聖人,甚至瞭解孔聖人的後代孔繁慈。 
  當時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們認為只有孔子是最正統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國家,使國家逐漸富強起來。從客觀上講,這些人自覺不自覺地抵制了基督教的傳人,使洋人的傳教事業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現在,連孔聖人的後代都主動上門求醫,對那些洋教士來說可謂「福從天降」,高興得他們有些手足無措,直認為這是上帝的安排。傳教士認為傳教十個中國下層社會的貧民,頂不上傳教一個有影響的上層社會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聖人之後,名門出身又知書達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們的病人,更是他們值得培養的一個對象。從這個中國少年身上或許能打開與中國上層社會聯繫的缺口,從而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開拓出一個嶄新的天地。這應該是一個難得的宣傳機會。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極具說服力。 
  出於這些目的,傳教士對待孔祥熙格外地親切和藹,彬彬有禮。10歲的孔祥熙畢竟因為一直生活在封閉的環境裡面顯得有些「不開化」,剛剛接觸這些金髮碧眼的外國傳教士兼醫生時,難免有些侷促不安。一位洋醫生高雅格大夫給孔祥熙做了初步診斷和處置後,告訴孔繁慈保證為他的兒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幾天就能治好。為了讓孔祥熙更好地配合醫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醫生還要求他住院治療。但小祥熙怎麼也不肯答應。洋醫生恐怕由此鬧僵甚至嚇跑這父子二人,只好作罷。他們最後決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醫院門診。於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得以控制。 
  仁術醫院開設在太谷縣城南街,在當時是一座設備較為先進的現代醫院。由於中國人吃慣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醫西藥,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當時人們還不瞭解,西醫西藥是很先進的一種治療方法,對某些疾病尤其像孔祥熙這種生瘡的病,醫治起來要見長於我們的傳統中醫。 
  孔祥熙每天一趟門診,一連去了兩個星期。實際上用不了這麼長時間,傳教士為了多接觸孔祥熙而有意拖延了,病情大大好轉,潰爛的瘡口不僅已經被止住而且四周開始長出嫩肉。隨著病情的好轉,孔祥熙的心情也漸漸開朗起來。和洋大夫接觸時,他話也多了,臉上也有了笑容。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高雅格大夫婉轉地問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們醫院住幾天?這樣,你的病會好得更快。」 
  孔祥熙想了一會兒,想到每天從家到醫院足有6華里,實在不方便,趕上颳風下雨,更是對病情好轉一點益處沒有,甚至還可能會出現反覆。再說仁術醫院的免費治療和熱心周到的服務,都使孔祥熙的內心深處發生了「質」的變化,他慢慢地已不再畏懼洋人了,而且願意多和他們親近親近,多聊幾句天。 
  在盛情難卻的情況下,孔祥熙點頭答應了。 
  孔祥熙在仁術醫院住院期間,教會方面在他身上可謂煞費苦心。醫院裡的每一個人.包括醫生、護士、傳教士和有關人員都爭先恐後地搶著為這個中國男孩做這做那,忙個不停。特別是專門護理孔祥熙的那位看上去恬靜文雅的女護士,對孔祥熙更是格外熱心,百依百順。這位西方式的美人兒不僅打針換藥時動作輕柔,面帶微笑,而且只要有空就拉著孔祥熙的小手,給他講聖經故事和童話故事。雖然10歲的孔祥熙這時還難以理解基督教義中博大精深的真諦,但基督教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耶和華,耶穌以及安息日、十字架等已深深印入了孔祥熙的腦海之中。 
  在外國醫生、護士的精心治療和苦心照料下,人院一周孔祥熙的病果然痊癒了,瘡口也平復如常。孔祥熙高高興興地回到了父親孔繁慈的身邊。 
  孔祥熙的歸來,使得當初爭論該不該去洋人醫院而引起的風波自然平息了,也使得孔繁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當初送兒子去教會醫院,實際上已是死馬當成活馬醫,沒想到眼前的兒子歡蹦亂跳健康如初。何況在給兒子治病的過程中,高雅格大夫得知他常年吸食鴉片,還主動地給他服用了戒煙藥,使其多年的惡習終於去了根。這一切怎能不令孔繁慈感激和高興呢。為了表示自己的一點心意,孔繁慈特意備了一份厚禮,帶上孔祥熙來到仁術醫院對醫生、護士和傳教士表示酬謝。醫院的洋人們一見他們的工作已經收到了初步效果,哪還在乎什麼禮品不禮品呢。院方當即婉言謝絕了孔繁慈的好意,表示為了傳播福音他們不收取任何報酬。非但如此,洋醫生還表示以後每隔一段,就要到孔家看望孔祥熙一次,為他定期檢查身體同時也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樣一來二去,孔祥熙覺得這些外國人非常和藹可親,便從心裡願意和他們接近和交往。於是彼此之間成了朋友。 
  為了進一步誘導孔祥熙熱愛基督信仰基督教,傳教士不時地邀請孔祥熙參加一些宗教活動,像踏青郊遊等等。因為太谷本就是個歷史悠久的古城,名勝古跡很多,如城關西南的白塔和光化寺等,在當時都頗有名氣。此外傳教士們更多地還是領著孔祥熙到教堂、醫院、學校和其他教會機構參觀,讓他對西方文化更多地開開眼界,受受熏陶。一邊參觀,傳教士們一邊為孔祥熙作講解說明。教會中的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都對他產生了一種無形的吸引力,吸引著孔祥熙去尋找中國傳統文化以外的新知識,及至渴望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 
  正是由於這次生病而引發的種種鋪墊,所以待後來教會學校招生時,孔祥熙毅然決定要去那裡讀書。 
  2.初入華美就學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一種淒淒惶惶的無奈中,人們迎來了1890年的春天。這一年可謂又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一年。西方各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正欲謀掀起新的瓜分中國的浪潮。而當時的清政府腐敗無能,眼看著給外患內憂搞得焦頭爛額,以致廣大的人民群眾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竟日憂心忡仲。 
  國家民族的空前危機和災難,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山西、波及到太谷,因而也在太谷孔家--這個中國最古老的家族中,引起巨大的不安和恐慌。尤其是對孔繁慈父子倆來說,國家時局的日趨惡化,實在令他們深深地為之擔憂。尤其是對孔祥熙這樣一個剛剛接觸了洋人並因此肯於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少年來說,其心靈的震憾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擺在面前的諸如強大與軟弱、新思想與舊觀念、科學與愚昧等種種矛盾衝突,如一股強大的潛流,時刻拍擊著孔祥熙的心靈。使他深深地感到,中國之外還應該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漸漸地孔祥熙對自己苦心學習的中國傳統文化感到悲觀失望,他在腦海中萌生了棄舊而求新的念頭。他要瞭解外面美好的世界,也要去享受外面這個美好的世界。而孔祥熙希望得到的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親孔繁慈和家族中任何人都無法滿足的。惟一的也是可行的辦法,就是去洋人辦的教會學校去讀書學習。 
  這一年的春天,剛剛10歲的孔祥熙聽說基督教會在當地所辦的華美公學即將招收新生的消息,就鄭重其事地向父親孔繁慈提出,他想到華美公學去讀書。 
  華美公學是美國基督教會辦的一所西式學校,學制為5年,在這所學校裡,不僅有美國傳教士講授數學、自然、地理等課程,還有中國國學基礎較好的老師講授四書五經。 
  「知子莫如父」。聽到兒子的要求,看到兒子一臉的認真和莊重,孔繁慈深深地知道自己肚子裡的那點東西已不夠孔祥熙用了,因為他懂得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所打下的基礎對其一生前途的至關重要。況且父子倆一直相依為命,兒子的志向、秉性、以及所要追求的美好理想,孔繁慈比誰心裡都清楚,清楚的就像自己手掌上的條條紋路。當即父親微笑著點頭答應了兒子的要求。孔祥熙一蹦老高,轉身就去報名並認真準備著錄考和開學。 
  曾在父親所辦的私塾裡苦讀4年的孔祥熙,有著比同齡孩子更深厚的國學基礎,接受能力也很強Z孔祥熙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夠學好新的知識。教會學校對孔祥熙來說,一切都是新奇和神聖的,而ˍ個十來歲的孩子對神聖新奇的東西的追求是強烈的,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當然教會學校對孔祥熙還有一個很大的誘惑:不收學費。孔祥熙上了華美公學,不僅可以學到知識,還可以幫助父親減少家用開支,這樣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豈料此事剛一傳開,立刻又在孔氏家族內部掀起軒然大波。程家莊井兒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靜與融洽。 
  當時孔氏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認為,孔聖人的後代進洋人辦的學校學習,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簡直敗壞門風。如此不成體統的先河一開,將來不可收拾。 
  於是族中的一位長者,自恃年高望眾,劈頭發問孔繁慈: 
  「你們是不是孔家的後代?」 
  「是」。孔繁慈答道。 
  「是就好,你說說是外國人的洋玩意兒好,」老者說著翻了孔繁慈一眼,「還是咱們老祖宗的東西好?」 
  「這--這--」孔繁慈語塞了。 
  看到孔繁慈答不上來。那老者進一步教訓孔繁慈道:「以玄聖的後裔,竟然降格以求,信奉洋教,這不僅是孔門的恥辱,而且更有失神明華胄的體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麼可以答應他呢?」 
  對於族中長者的發難,孔繁慈無可奈何,知道一時也解釋不清。他只好硬著頭皮陪笑應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進洋人的學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那也不能進洋學校。和洋人發生關係就不行,會有生命危險。」那老者怒視著孔繁慈,氣得鬍子一抖一抖的。 
  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不歡而散。 
  孔繁慈是個知書達理之人,思想較為開化,對世界潮流的發展大趨勢,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看法。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站在兒子一邊,對孔祥熙上「華美公學」讀書堅決表示支持。 
  不過,孔繁慈也深知眼下中國民眾痛恨洋人,其反侵略、反洋教的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當時,在全國各地殺洋人、毀教堂的事時有發生。比如前些年在孔祥熙還沒有出生時,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對於這一切,孔繁慈認為那都是因為個別的洋人造成的,準確地說是由於個別洋人一些過激的作法造成的。在太谷,孔繁慈親身經歷了兒子有病進教會醫院治療這件事,他接觸到的洋人都是和藹可親且對他們父子都是倍加關懷和照顧。事實最具說服力。孔繁慈相信太谷的洋人幹不出什麼「壞事」,既然不干「壞事」,也就發生不了殺洋人,毀教堂這類的事,他們父子的生命也更談不上有什麼危險。 
  當然,在這裡孔繁慈的看法和推理是不夠全面的,帶有嚴重的感情色彩。應該說,當年在中國全國範圍內掀起的那種群眾自發的反侵略、反洋教運動,是由於洋人普遍的不法行為造成的。絕不是「個別」,而是大多數。或者說在中國,洋人傳教和群眾反教這對矛盾中,傳教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當年有一個西方傳教士曾直言不諱地說:基督教傳人中國,就是要「統治中國,使中國基督教化」。他們要使中國人「愛其教主,乃過於愛其朝廷」。 
  清朝末年,大批的傳教士,在中國宣傳基督教,招人「信教」,以張揚外國勢力;引人「投教」並出錢收買貧苦的人「吃教」,他們惡意挑撥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關係,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甚至明目張膽地勾引中國人背叛祖國。他們辦賑災,辦醫院,辦育嬰堂,乃是傳教士「用極小的資本,獲得最大的結果」的一種傳教手段;他們辦報刊,辦學校,輸送留學生是為了培養服從基督教會的各種「人才」,也是「控制中國發展」的「最圓滿和最美妙的方式」。傳教士以教會、教堂、學校、報館、醫院和育嬰堂等為據點,在中國撒開了一張大而密的文化侵略網。可以說,當年的基督教教會,就是西方列強在中國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本營。 
  也正是因為當年那些外國傳教士在華罄竹難書的罪惡行為,在神州大地廣泛流傳並傳至山西太谷之後,才在太谷孔氏家族中引起強烈的牴觸和巨大的恐慌的。所以說那位族中長者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孔門族人,才出面強烈反對孔祥熙到教會開辦的學校去讀書,尤其反對孔繁慈父子去信什麼洋教。在這些因循守舊、頑固不化的人眼裡,孔家父子的行為簡直就是背叛,一種對祖宗的叛逆行徑。所以他們要出面制止,要替天行道。甚至這些人還認為,他們這樣做是對孔繁慈父子的一種愛護或說一種拯救。倘若沒有他們的這麼一種愛心,孔家父子倆指不定要墮落到什麼地方去呢。 
  在當年的中國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抱著這樣愚頑不靈的心理。他們不肯睜開眼睛看世界,只一味地知白守黑,指鹿為馬,蒙自己也蒙別人。本來,剛剛發生不久的孔祥熙洋人醫院治病的事,已經證實了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包括醫學方面)的確比我們先進了許多。我們中國人自己不行的,就首先應該承認,應該虛心學習,然後迎頭趕上就是了;而絕對不該為沒髒水連同盆裡的孩子也一齊倒掉。 
  寫到這裡,我們才由衷地感受到,魯迅先生當年為什麼要提出並那般地強調「拿來主義」。 
  不過在當時,也有一些思想較開明的人認為,西方列強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們有先進的科學。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中國的閉關自守。中國要想變得和西方國家一樣強大,就必須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並且,當時也確乎存在一些有識之士,決定用自己從西方洋人手裡學來的先進科學知識,來拯救自己的國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孔繁慈正是抱定了這種思想,才堅持讓孔祥熙上教會學校學習的。 
  雙方在僵持中,眼看著華美公學開學的日子一天天臨近。族中的長者和一些「守舊派」人士,看到孔繁慈父子全然不為所動,深恐到時候一開學孔祥熙真的來一個不管不顧,背起書包上學校,那就在族人面前丟盡臉面喪盡長者之風了。沒辦法,他們只好請出「說和人」出面講行折衷調解。 
  「說和人」提出的條件是,讓孔祥熙在眾人面前答應「只在教會學校讀書,不許信奉洋教」。 
  誰知,孔祥熙也是個難以馴服的孩子。他連這一點要求,也不肯點頭答應。在眾目睽睽之下,孔祥熙咬緊嘴唇不肯開口,還高昂著腦袋,眼睛向上,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一時間事情差點又成了僵局。 
  還是那位「說和人」,畢竟有本事。他一副自嘲的樣子,息事寧人地對族中長者說:「孩子既沒申辯,也沒搖頭。沒搖頭就算表示同意了。」 
  那位族中長者明知再僵下去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只得順水推舟做個好人,以家長的口吻訓導了孔祥熙幾句,然後長歎一聲拂袖而去。 
  孔祥熙父子勝利了!我們的願望就要實現了!孔祥熙高興地用小手抱著父親,搖了又搖。 
  開學的那一天終於盼來了。孔祥熙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在父親的陪伴下,高高興興地到華美公學報到。一路上,孔繁慈想到自己一生沒有多大作為,想到兒子治病已和洋人有了一個好的開端,又想到兒子的將來……不免感慨萬千。他一再叮囑孔祥熙要用心讀書,將來一定要為孔家爭光。孔祥熙默默聽著父親的話,不住地點著頭。他心裡在想,今天這來之不易的機會,是通過「鬥爭」換來的。自己一定要珍惜這個機會,好好讀書,絕不辜負父親的殷殷期望。 
  華美公學當年就設在太谷縣城。其教學宗旨是培養亦中亦西而且對教會有用的人才。當時學校任職的教員中,除了一位教授四書五經的劉鳳池先生是中國人外,其餘的教師都由美國傳教士擔任。而且講授四書五經,只不過是裝裝門面,表明基督教會也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學校最初的課程安排,完全仿照美國的教育方式,計有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聖經》摘要等等;後來又增設了哲學課。學校還要求學生要德智體三方面發展,開設的體育活動有打球、賽跑、跳高、翻槓等。因為這些課程和玩差不多,與中國傳統的私塾相比,學生們自然感到新穎別緻,都喜歡參加,孔祥熙也不例外。 
  孔祥熙因為有國學的基礎,人又聰明,對新知識的接受能力很強,學習成績很快就在班上拔了「尖」。老師們都喜歡這個有著一雙大眼睛和一個圓圓的大腦袋的中國男孩。同學們也都把孔祥熙當成學習的榜樣,願意接近他,和他一起玩。 
  學校要求學生每天早晨做一次禮拜,每週三有一次祈禱講經會。這每週一次的講經會,是孔祥熙最感興趣的一門課,也是孔祥熙最引以為自豪的一門課。中國傳統的授課方式是只許老師講,不許學生說的「一言堂」,而擔任講經會這門課的美國傳教士卻教學方法靈話,每節課老師都要留下少許時間,引導學生發言。辯論,學生們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談自己的看法。 
  對孔祥熙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學生自由發言和辯論,因為他比別的孩子都聰明且反應又快,所以說是學生自由發言,實際上大多數時間是其他學生聽孔祥熙的發言。 
  孔祥熙的儒學基礎紮實,又是師從家門,對人世間的一些事情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基本立場。他理解基督教義,不是盲從地接受老師的觀點,而是拿西方的基督教與中國的傳統儒學進行比較和分析,然後向老師提出自己的疑問。孔祥熙提出來的疑問往往是驚人之語,老師如果反應慢一點,還真被他給難住過。 
  有一次,主講老師講述完上帝創造萬物、而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操諸上帝之手的教理後,宣佈同學們如有問題可以提問和發言。孔祥熙第一個舉手。老師允許後,他從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來,從從容容地向老師問道: 
  「老師,傳授科學淺說的老師講一切風雲雷雨,都是自然現象,這話對嗎?」 
  講經的老師不假思索地答道:「當然是對的。」 
  「那麼」,孔祥熙接著再問:「既然風雲雷雨都是自然現象,那麼您為什麼又說,世間一切事物都操諸上帝之手呢?」孔祥熙在提問之前,顯然是經過了邏輯推理。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滿腹經論的講經老師想不到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竟提出這樣的問題,支吾半天也難以自圓其說。 
  儘管孔祥熙在校期間,不能算一個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好學生,但中外老師對他一直都很鍾愛。傳教士們認為,孔祥熙對基督教義好提問題,正說明基督教會施教的一大成功。 
  學校裡有位年輕貌美的女教師,名叫貝如意。她多才多藝,生性活潑,對孔祥熙格外喜愛並另眼相看。貝如意有時看到孔祥熙做了她認為不對的事,就把孔祥熙叫到自己的房間,先是批評幾句然後安慰幾句,以示關懷。沒事的時候,她就教孔祥熙唱歌,給他講故事。到了星期日,貝如意便帶上孔祥熙和其他幾個孩子外出遊玩。太谷是座古城,建縣早而古跡多。貝如意拉著孔祥熙的小手,帶他逐一參觀,真使孔祥熙心裡感到了幾分溫暖。孔祥熙從小就失去了母愛,使他的童年生活乏味了許多。現在有了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教師對他關心,給他照顧,也算孔祥熙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了。貝如意始終堅定地認為,孔祥熙是個智力超群的孩子,如果好好培養,日後定會前途無量。果然,孔祥熙日後的發跡,恰恰證明了貝如意當年預言的先見之明。 
  在華美還有一位衛祿義牧師,對孔祥熙也傾注了很多心血。井且,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孔祥熙的一生,是孔祥熙沒齒難忘的恩師和義父。可惜,庚子年間衛祿義遇難,孔祥熙後來常將此事引為終生憾事。為了報達恩師,孔祥熙發跡後每次赴美都要去探望衛夫人。1934年,孔祥熙還把衛夫人從美國接到太谷住了整整一年。 
  終於,那美好的讓人不勝留戀的5年學習生活,就要過去了。在即將畢業之際,又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對孔祥熙觸動極大,以至終生難忘。 
  1894年7月,孔祥熙即將從華美公學畢業。這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雙方激戰朝鮮牙山一帶。清廷對日宣戰後,急調各省軍隊出關增援,四川、陝西的軍隊日夜兼程出關參戰(當時戰火已到我國東北),恰巧山西省的太谷、榆次是清廷援兵必經之地。 
  一個星期天學校放假。當時正是隆冬臘月,孔祥熙出城辦事,途中看到幾十個身著單衣、腳穿草鞋的士兵的路邊圍了一堆篝火取暖。雖是烤火取暖,可士兵們還是混身打顫,凍得鼻紅臉青。街口是一家山西刀削麵館,店裡貼著紙條寫著價錢,一碗麵12文錢。可當士兵進店買面充飢時,店老闆卻聲稱少於15文錢不賣。士兵們是冷餓交加,沒辦法只得照價付錢,吃完麵還要強作笑臉向店老闆討碗麵湯。 
  看到這一切,孔祥熙頓生惻隱之心,走上前和士兵們攀談了起來:「你們開到哪裡去?」 
  「遠哩,到關外去跟日本人開仗。」 
  關外?那裡滴水成冰,比山西要冷得多,孔祥熙吃了一驚並脫口而出:「你們就穿單衣、草鞋去關外嗎?」 
  「那有什麼辦法,只有這些。」 
  「你們從哪裡來呀?」 
  「四川。」回話人長歎一聲:「別說跟日本人打仗,到不了山海關只怕我們早凍死嘍。」 
  這隻言片語的簡短對話,像一磅重錘,重重地擊在孔祥熙的心上。他站在路旁,一言不發,眼睜睜地看著那些視死如歸的士兵,在軍官的驅趕下又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征途。 
  由於激動,孔祥熙白胖的臉上湧現出一抹紅暈,一臉悲憤的表情。他握緊拳頭,暗自發誓一定要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以不辱自己的一生。 
  「路邊取暖」這一幕深深印人了孔祥熙的腦海,返回學校後,孔祥熙慷慨陳詞,發表了平生第一次反清言論: 
  「國家發生外戰,檄調大軍,保衛國疆,最低限度要使將士們吃得飽,穿得暖。如今皇室驅使這種饑寒交憊之師,萬里赴援,效死溝渠。這麼樣的荒謬愚昧,慘若昏憒,豈不是在拿國民性命作兒戲嗎?」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於1894年7月,結束於1895年3月,歷時8個月。因這一年是甲午年故史稱「中日甲午戰爭」。 
  這場戰爭在日本方面是蓄謀已久的。日本從明治維新後開始走上資本本主義道路,卻又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它從一開始就強烈地要求對外侵略擴張。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國的台灣。1879年日本吞併了琉球國。與此同時,日本還積極向朝鮮擴張其侵略勢力,並且企圖對中國實行侵略戰爭。1885年起,日本開始進行10年擴軍計劃。這個計劃提前兩年於1892年完成。1893年日本成立戰時大本營,作好了武力吞併朝鮮並進而同中國作戰的準備。 
  當時朝鮮處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國內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同時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傾軋也很厲害。日本侵略勢力乘機在政治和經濟上滲透朝鮮內部。1885年,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籐博文在天津訂立一個有關朝鮮的條約,規定以後遇有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需要派兵朝鮮時須互相通知。日本後來就是利用這個條約出兵朝鮮,發動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 
  1894年春天,朝鮮南部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日本政府認為這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時機。它先誘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鮮,表示「貴政府何不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這種「保征」,又應朝鮮的請求,於五月初一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進駐朝鮮京城漢城以南的牙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隨即也派兵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名大舉人侵朝鮮。五月初七(6月10日),日軍佔領了朝鮮京城漢城。在戰爭形勢逼在眼前的時候,清朝政府卻先後央求俄國和英國進行「調停」。當時英國政府公然站在支持日本北進的立場上,因而也根本談不上什麼調停。至於沙皇俄國,雖然對日本軍國勢力的向北擴張持一種警惕的態度,但它又居心叵測地希望中日之間進行一場戰爭,以便坐收漁人之利。這樣一來,沙俄帝國甚至巴不得希望日本早點發動對中國的進攻呢。於是就在滿清朝廷磕頭作揖地乞求國際調停的時候,日本軍閥竟殺氣騰騰地動起手來。 
  1895年春天,在日本下關一個陰沉的日子裡,中國清政府的全權代表李鴻章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籐博文,簽署了完全依照日方條件而訂立的屈辱的《馬關條約》。屆此歷時一年有餘的「甲午中日戰爭」,最後以中方的慘敗而告徹底結束。 
  大約就當此際,孔祥熙以優異的成績自華美公學畢業了。 
  3.脫穎而出 
  人的一生真就是這樣,關鍵的時候往往只有幾步,朝東或者朝西僅一步之差,就可能影響甚至改變其一生的命運。假如當年孔祥熙不是突然得了那麼一種病並且莫名其妙地醫治不好,因此才進入教會醫院才接觸了洋人,直至後來才有了機會進華美公學讀書,並由此和洋人乃至西方社會結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緣;那麼,恐怕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歷史就要改寫。起碼所謂的「四大家族」當不復存在了。 
  正當中日「甲午戰爭」激烈進行之際,孔祥熙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華美公學。5年的求學生涯一晃過去了,孔祥熙也由一個乳臭未乾的幼稚頑童,出落成一個容貌不凡且才華橫溢的少年。但拿到畢業文憑後,孔祥熙沒有忘乎所以,也沒有因老師對他的最佳評語而陶醉。相反,他卻是一臉惆悵和茫然。5年含辛茹苦得到的一紙畢業證書,雖然說明他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但他深知僅僅這點文化知識是不夠的。孔祥熙需要繼續讀書和深造。而在華美公學的畢業,則意味著自己將失去學校的庇護,意味著從此要自己去尋找前程和出路。當時孔祥熙想到,在自己的家鄉,在太谷方圓百十里內,還沒有一所合適的學校能滿足自己學習的要求。 
  孔祥熙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為自己的前途徘徊和仿惶,竟日憂心忡忡。其實,孔祥熙過慮了,華美公學早已考慮到孔祥熙在校期間的表現,認為他是一個天資聰穎、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是個有培養前途的好苗子。這些因素促使校方決定,保送孔祥熙去通州潞河書院深造。 
  當時的潞河書院是一所設在直隸省(今河北省)通州的一所美國基督教公理會辦的教會學校,創辦於1867年,創始人名叫謝衛樓。1905年由基督教長老會、公理會和倫敦會合辦後,改稱華北協和大學。1917年該校與匯文大學合併。1920年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並人,從而成為蜚聲中外的著名學府--燕京大學並且校址遷入北京,原潞河書院改為通縣中學。1952年我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燕京大學併入國立北京大學。 
  不過當時,對於華美公學校方的安排,孔祥熙一無所知。一天,孔祥熙正在家裡讀書,忽然門被推開了,進來一位身高體胖滿臉堆笑的外國人。這位不速之客就是那位衛祿義,孔祥熙在華美公學讀書期間的一位教師兼傳教士。在華美期間,衛祿義和孔祥熙的關係非常好,孔祥熙有什麼話都願意跟衛先生講。衛先生也非常賞識他的這位中國學生。衛祿義早已從孔祥熙苦惱的表情上,看出他畢業後一時找不著合適的學校的窘況。所以這一天,他特意來孔家告訴孔祥熙父子一個天大的喜訊:「如果你有意進潞河學院,我可以負責代為辦理入校手續。同時要是你家中不放心,我願意親自送你入學」。 
  接著衛祿義向孔祥熙介紹了潞河書院的來歷及其環境和師資的情況。 
  去潞河書院讀書,孔祥熙自然沒有問題。他怎能拂卻衛先生的一派好意呢,何況他自己也正為沒有一所合適的學校去讀書而犯愁呢。 
  父親孔繁慈想的則是:兒子已經在教會學校學了5年,半途而廢總是不好。尤其時下局勢日趨不穩,到教會學校讀書一來可以得到教會的保護,二來可以學到一技之長,對將來可以肯定地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想到這裡,孔繁慈就像當年支持兒子人華美公學一樣,毅然決然地同意孔祥熙遠行潞河書院讀書。不過,孔繁慈心裡也明白,他這一點頭意味著將又有一場風波再起。進教會醫院給孩子治病、人華美兒子上學讀書,父親為了兒子的前途,在重大的壓力下都挺過來了,而眼下這一次的結果,又會怎麼樣呢?在前途未卜的情況下,孔繁慈暗下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果然不出所料,在孔繁慈答應兒子去潞河書院上學之後,族中的老輩守舊之人旋即向他群起而攻之。 
  仍是那位有著花白鬍子的長者,怒沖沖地找到孔繁慈,見面就劈頭蓋腦大聲呵斥: 
  「祥熙在本地教會學堂念了5年書,退一步說,就算叫他去散心遊玩吧,也未嘗不可。現要你居然叫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給洋人帶到通州去上學。「父母在,不遠遊」,老祖宗早有明訓。你讓這麼一點點大的孩子離鄉背井,千里遠行。你究竟是何居心?難道,將來洋人要把祥熙漂洋過海帶到外國,我們也可以准嗎?」 
  事情就是這樣,無巧不成書。說者無心的話幾年後竟果真被聽者有心的人實現了。幾年之後,孔祥熙真的漂洋過海去了外國。當然這是後話了。 
  當時孔繁慈只好以理據爭,反覆向族中人解釋現在時代進步了,潮流不可阻擋。朝中的王公大臣都把自己的孩子送進新式學校讀書,或者送出國去讀書,有眼光的革新人士都在倡導西學,操練新兵。念新學校、學新文化,有什麼不好呢?你們難道真的願意讓小群熙一輩子呆在這山溝溝裡,不得施展抱負?難道這樣做就符合祖宗的意願嗎?如果你們真的愛護小祥熙,就應當隨潮流而動,何苦一味阻攔呢? 
  孔繁慈的這一席話,當下說得眾族人無言以對。孔繁慈的脾氣,族人們已領教過一回,知道他一拗起來,天王老子都休想把他拉回來。 
  於是,族長帶著族人知趣地走了。但事情並未就此罷休,眾人商議後,決定使出「聲東擊西」的一招--他們派人去找「洋鬼子」衛祿義算帳。 
  派去的人找到衛祿義,向他嚴正警告: 
  「孔祥熙的門第和家世你總知道的。你用邪門左道,把他父子倆迷得昏頭轉向,念了5年華美公學,居然還要帶他上通州。你這種行為,等於拐帶玄聖裔孫。別說孔氏家族,地方官府也不許可,就是奏報朝廷曉得了,也要治你的罪。」 
  孔門族人的責難,使衛祿義一時不知所措。他想了想,連忙解釋說:「赴通州求學,完全是孔祥熙和他父親的意思。這一個問題你們似乎應該去跟他們討論。」 
  孔門來人不聽衛祿義的這一套,繼續威脅道:「我們只知道你要帶走孔祥熙。請你記住,太谷官府和地方都不允許你胡作非為。倘若你拐帶孔祥熙離開太谷一步,對不起,不論發生任何事情,一概由你自己負責」。 
  話說的如此強硬,如此絕決,使得衛祿義的心裡不免有些害怕。聯想到各地不斷發生的燒教堂、殺傳教士的不愉快之事,他在心裡產生了放棄帶孔祥熙去通州的念頭。 
  來人見衛祿義低頭不語,知道他害怕了,也便轉身回村覆命去了。 
  族中長者聽了事情的經過,滿心以為這次他們得勝了,不免歡喜異常。哪知物極必反,他們這種做法激怒了孔繁慈,並由此更堅定了讓兒子去潞河書院讀書的決心。他連夜風塵僕僕地趕往縣城去見衛祿義,向衛祿義請求道:「我決計把我的兒子孔祥熙交付給你,就像交到上帝手中一樣,無論你帶到哪裡,我都十分放心。」 
  「孔先生……」一時衛祿義左右為難,想說什麼又不知從何說起。 
  孔繁慈不等他回答,馬上接著說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須請你留意,祥熙雖然聰明穎悟,根底不差,不過他的奇心大,言行每易失之於放肆。我要請先生轉告學校當局,對他務心嚴格管教,不可稍存姑息。否則的話,他的學業便不易精良。」 
  「孔先生,我……」衛祿義不免聳肩攤手,一時啞然。 
  「衛教聖,我今天和你約定,只要祥熙來日學業有成,我一定叫他永遠不忘你的愛護栽培之恩。叫他祝你如父!至於太谷地方上和我族中諸人的反對,你盡可置之不理,而且只管放心,我自有應付的法子,斷乎不會使你為難的。」 
  言之懇切情之真誠,衛祿義深深地被孔繁慈的一席話感動了。他當即責無旁貸地表示:「好的,孔先生的吩咐,我一定照辦。」 
  就這樣,孔祥熙父子終於衝破了世俗的偏見和外部的壓力。雖然孔祥熙進潞河書院讀書一事歷經艱難曲折,但最後終告成功。待孔祥熙收拾停當,衛祿義馬上親自陪他啟程去通州。 
  山西太谷與直隸通州,雖屬相鄰省份,但交通卻極不方便。孔繁慈把兒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叮囑兒子要聽從「義父」的安排,最後才依依不捨地與兒子和他的「洋朋友」分手告別。 
  在潞河書院學習期間,孔祥熙以他的聰明伶俐,很快贏得了同學們的尊敬。老師們也都非常喜歡他。老師們的「寵愛」,並非只因為孔祥熙聰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們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禮並進入教會學校讀書,視作來中國傳教的重大收穫和成就。 
  因為,潞河書院的教師教書一般都屬「第二職業」,傳教才是他們的主業。平日裡,他們傳教遇到的最大麻煩,就是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基督教的指責。當時,許多中國士大夫指責基督教為:「崇天主之教,棄孔氏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君;但知有天,無所謂父。蔑中國之人倫,從夷狄之謬妄廣面對這些指責,西洋教士往往是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現在則好了,連孔聖人的後代--孔祥熙都來了。傳教士們認為,孔祥熙到教會學校讀書,本身就是最有價值的宣傳。所以,每當出去布道總要帶上他,讓他以身說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義的洗禮,加上他的伶牙俐齒,他確實能自圓其說地找出儒學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來。孔祥熙向人解釋說:基督教稱天為父,稱一般男女為兄弟姐妹。而《論語》中就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訓,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說。所以,從平等博愛的角度看,中西學說可謂殊途同歸。漸漸地,孔祥熙成了傳教士講經傳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這時,傳來了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關,清政府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簽了字。該條約規定: 
  (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實際上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以及附近島嶼給日本。 
  (三)中國賠償軍費庫白銀2萬萬兩。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沫交清前每年須償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開沙市、重慶、蘇州和杭州為通商口岸。 
  (五)開闢內河新航線,一自宜昌上溯長江至重慶,一自上海沿吳淞江和運河至蘇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設廠製造貨物,並運銷中國內地,且只按進口貨例納稅,免除中國一切內地稅。 
  《馬關條約》是個極不平等的條約。它的簽訂,標誌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隨後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掀起了一個劃分勢力範圍的新高潮,中國近代社會亦更進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馬關條約》簽字的消息傳出,便激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尤其是台灣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後群情激憤,哭聲四起。人們一致表示:「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聽到的此時皆是西方列強橫行霸道、侵略中華大好山河的種種劣行,以及中國的清朝政府腐敗黑暗,皇宮貴族窮奢極侈。連年的戰爭和對內橫徵暴斂造成國家日見貧窮,人民屢遭塗炭。這鐵一般的事實,使得孔祥照週身熱血沸騰。他在心靈深處萌發了一種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熱和責任感,激勵著孔祥熙決意要做出幾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 
  4.做愛國青年 
  甲午戰爭中中國方面的最後慘敗,宣告了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滿清政府中一部分高層官員所推行的「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當時的滿清朝廷全權代表李鴻章自日本一回來,便被朝廷宣佈革職處分。其後朝內以光緒皇帝和太傅翁同等人,便力主啟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變法之士,以求擺脫危機、富國強兵的根本出路。因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社會一度沸騰起來;「救亡圖存、維新變法」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舉國上下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勢頭,中華民族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1895年春天,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積極宣傳變法的主張並組織了有1300多人簽名的「公車上書」,提出三項主張即:「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一時受到各方的積極響應和支持。當時,圖有虛名的光緒皇帝也想藉此有所作為,以擺脫慈禧那拉氏的控制,當一個實實在在的「天子」。因此他對改良派的主張表示接受,並召見了康有為等人,授予他們官職和權力。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光緒皇帝下令在全國推行新法,從而使改良革新運動達到了高潮。 
  光緒皇帝和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所推行的新法,從一開始就遭到慈禧那拉氏的堅決反對。那拉氏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不惜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她不僅對新法極端仇視,對維新派人士也是恨之人骨。表面上她已把朝政交給了光緒皇帝,暗裡卻聯絡頑固派,勾結袁世凱發動政變把光緒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並不加審訊就下令把當時改良的著名代表人物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和劉光第6人處死。他們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參與新政和傾向變法的官員,也被慈禧太后革職的革職,放逐的放逐。於是,資產階極改良派所倡導的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就這樣被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鎮壓下去了。 
  這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至全國各地,也傳到潞河書院孔祥熙的耳中。孔祥熙受此刺激,激憤中他萌發了推翻封建專制、剷除封建思想的念頭。並且,他開始在暗地裡聯絡更多的仁人志士,準備組織一個革命團體,大家共同進行愛國活動。 
  在潞河書院和孔祥熙最要好的朋友要算是同班同室的同學李進勞。李進芳的年齡比孔祥熙略大一點,也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朝夕相處在一起,便孔祥熙與李進芳結成了一對志趣相投的知己,以致整天形影不離,無話不談。在這期間,二人通過各種渠道閱讀了大量的有關革新變法的書籍,如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梁啟超的《變法通義》、《說群》;譚嗣同的《仁君》;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等。每天晚上,兩個人爬進被窩便交換彼此不同的看法,以達到統一。有時趕上統一不起來,兩個人就再爬出被窩促膝交談,共同研討。 
  一天,孔祥熙把要組織革命團體的想法,告訴了好友李進芳,並徵求他的意見。李進芳心中也早有此打算,便完全贊同孔祥熙有主張。於是兩個人一拍即合。 
  孔祥熙依稀記得,在衛祿義陪同他啟程來通州的路上,曾聽人說過南方現在出了一個反清鬥士,號稱「洪秀全第二」。此人名叫孫文,受過西式教育,也是個「基督教信徒」。眼下此人已在檀香山成立了一個叫興中會的所清秘密組織。由此孔祥熙望文生義,他很想仿照孫文,也組建一個類似興中會的反清團體。 
  孔祥熙和李進芳開始打聽和收集有關孫文和興中會的材料及消息。幾經周折,到底「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得知興中會當進的宗旨是「富國強兵,化民成俗」,其中有一條章程規定:「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員15人,方算成會。」 
  孔祥熙和李進芳讀罷興中會的章程,興奮極了。經過仔細商量後,他們開始秘密地著手建立支會。鑒於校方早已知道「興中會」是個反清的革命組織,故而絕對不會同意本校也出現一個「興中會」支會的情況。孔祥熙和李進芳在暗中聯絡了十幾位平時感情較好且思想趨於一致的同學,自行成立組織。對內是「興中會通州分會」,對外則化名為「文友會」。「文友會」的名字,正好便於開展活動,大家可以用研究學問的名義經常聚在一起。當然,實際上他們是研討時政,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因為文友會的參加者,都是一些手無寸鐵的教會學校的學生,這就決定了他們充其量只能定期聚會一次,大家一起高談闊論,或抨擊政府腐敗,或抒發個人志向而已。受當時當地條件以及各人的思想制約,一時還無法將革命目的付諸行動。 
  在台灣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中,有一段文字對孔祥熙大加吹捧,不免言過其實: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運動雖在同盟會領導之下,然其內部運動,可分為文武兩系。文系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九、張士秀、續西峰諸同志為主,而以孔同志創辦之銘賢學校為總機關。當戊戌政變時,孔同志適在通州潞河書院肄業,憤清政不滿,聞總理在粵創辦興中會,即糾合同志李進芳等,組織「文友會」於校內,實為興中會,以從事革命運動。其後,姚以介、溫壽泉、閻錫山諸同志,由日本歸國訓練新軍,遂以陸軍學堂為機關鼓吹革命,是為武系。」 
  興中會與「文友會」的鬥爭方式不能等同。興中會一成立,就在孫中山的領導下,不斷地發動武裝起義,決心用武裝鬥爭的形式推翻清朝統治。而「文友會」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什麼鬥爭方式,因為缺少經費並且人員不足,其反清目標當時還僅僅只停留在口頭上。 
  興中會與「文友會」的社會影響更無法同日而語,興中會是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它的影響下,中華大地才先後出現了華興會、光復會和日知會等一批革命組織。興中會也是後來形成「中國同盟會」的三個主要團體之一。 
  而「文友會」則既無組織聯繫,又無鬥爭方略,並且活動亦不定期,幾乎談不上什麼較大影響。它只是一個由一批具有愛國思想並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識青年,自發組成的維護光緒皇位的保皇小團體而已。 
  以往潞河書院的傳教士每次外出講經傳道,都要把孔祥熙帶在身邊,以增加基督教的「宣傳價值」。面孔祥熙也憑著自己的家世、成績和口才成為傳教士的得力助手。當時,每當孔祥熙往講經台上一站,傳教士就會對著「觀眾」洋洋得意地介紹說: 
  「列位請看,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山西太谷人氏……」 
  而當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看到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以及列強在中華大地上的胡作非為後,聯想起在家鄉那天親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關北上的淒慘景象,孔祥熙不禁萌發了愛國和革命的思想,他的行為隨之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某日,當傳教士依照習慣又介紹到這裡的時候,孔祥熙假借此機會,利用自己的「宣傳價值」大聲疾呼,抨擊朝政。其情緒之激昂,大有一吐胸中鬱悶而後快之勢: 
  「現在的政治,禍國殃民,腐敗不堪!王公親貴執政,昧於事理,愚蠢萬分。倘若再不革新變法、徹底改造,我們炎黃子孫,來日何以自攏?地大物博之中華,又將何以立國?」 
  孔祥熙此時態度的大轉變,讓站在一旁的傳教士大驚失色,措手不及。要知道在當時的年代裡,隨便講這種犯上作亂的言論,一旦被告發,不僅要招致殺身之禍,還要株連他人。所以那位傳教士急忙攔阻孔祥熙繼續說下去,並把「講經會」草草收場。 
  歸途中那位傳教士一再埋怨孔祥熙道:「中國正處於專制統治下,你怎麼可以如此抨擊政府和權貴呢?你不怕惹事?須知連累了我們也一樣的會有大禍臨頭的。」 
  孔祥熙聽後若無其事地聳聳肩道: 
  「老師,你叫我別往下說,我不是已經聽從你的勸告,停止講演了嗎?」 
  漸漸地,外國傳教士誰也不願意帶孔祥熙外出講經傳道了。偶爾帶他出去一次,心裡也總是七上八下地一百個不放心。最後,校方為解決孔祥熙激進言行問題專門開會研究並正式決定,此後不准他再出去參加布道。 
  一位潞河學校的教師,和孔祥熙關係較好的美國女傳教士麥美德,為此和孔祥熙在她的住所進行了一次耐人尋味的談話。麥美德女士說:「你在外面所講的話我都聽見了,我以為這種行為很不好。宣傳聖道,只可以講解《聖經》,決不許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評朝廷官吏。」 
  孔祥熙聽後答道:「但是,那些話如同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往往不知不覺便衝出口來,你又叫我怎麼辦呢?」 
  麥美德:「孩子啊,你應該比我更明白,你生長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你必須為你自身的安危著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今後萬一有話非說不可,你也是稍微技巧一點,隱諱一些,最好是籠統地講些道理,不要引證朝廷所作所為的種種事實。你應該時時刻刻記住,我們登台演說,原意是為主作證,我們不需要批評政治,也無須跟誰作對。」 
  孔祥熙聽後,連連稱是後諾諾而去。可是,第二天一到街頭面對民眾,孔祥熙又忍不住流露出憤世嫉俗的反清言行,弄得麥美德和其他老師,都拿孔祥熙沒有辦法。 
  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在老師和學生、教與學這對矛盾中,老師具有絕對的權威。換句話說,老師讓學生幹什麼,學生就要幹什麼;老師讓學生怎麼幹,學生就要怎麼幹;絕不允許有任何的異議,「師徒如父子」嘛。 
  但是,既然街頭巷尾不再允許孔祥熙發表反清救國的「過激」言論,宣講「反清」的講台,就被他搬進了課堂。孔祥熙憑著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常別出心裁在課堂裡大談救國宏論,做一些讓身穿長袍馬褂的老先生難以容忍的事情。 
  1898年冬季期末考試,國文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石蠟大義滅親》。說來也巧,老師講授《春秋》時,孔祥熙生病缺課,對「滅親」內容一無所知,因此一時不知如何下筆。孔祥熙思考了一會兒,決定要改題目。自擬了一個《振興教育為富國強兵之基礎》的題目,揮揮灑灑寫了一大篇。 
  國文教員是位思想守舊的老先生,本來對身為聖人之後的孔祥熙極為看重,大抱希望。豈料他拿過作文一看題目,不禁大為光火,毫不客氣地拿起筆在上面打了一個大、。結果,孔聖人的後代孔祥熙的國文成績為零分。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男人和女人永遠都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卻要盡忠守節,並且承認此事天經地義。就連濟世賢明的孔夫子孔聖人都認為,一切禍端均源於女人。所以他警告男人,要謹防女人與自己平等。萬想不到兩千年後,身為聖人的後代的孔祥熙卻不這樣認為,他受的是新式教育,信的是基督教義。基督教義稱世間的男女都應以「兄弟姐妹」相稱。孔祥熙想「兄弟姐妹」是平等的,那麼男女也就應當平等,這樣才能發揚光大「平等博愛」的精神。然而潞河學院,做為基督教的教會學校,說的和做的卻大不一樣。學校當局對於男女關係,防範的十分嚴格。比如在教堂做禮拜,不但男女分座,中間還要拉上一道布簾,遮住雙方的視線。孔祥熙對此大為不滿,曾要求校方取消這道布簾,卻未被採納。 
  一次在教室裡,孔祥熙大發感慨肩老師大聲發問: 
  「老師,你們常常跟我們講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理,可是我發現本校有一件極不平等、極不自由的事月就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師和師母們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又或並肩攜手,在風景名勝之地邀游。像這樣的幸福快樂,為什麼我們不能享受?」 
  洋教員做夢都想不到孔祥熙竟會當眾向他提出這種難以啟齒解釋的問題,不免一時誤塞,不知怎樣答覆才好。過了一會兒,老師才嚴肅地回答道: 
  「你們年紀還小,知識太淺,此刻是沒有資格享受這種幸福快樂的。等到你們大學畢業,或許還差不多。不過,以你們的政體和社會習俗而論,恐怕大學畢業也不容許你們這樣!我告訴你吧,孔祥熙,西洋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你們一時絕談不到,你們只能享有基督教所講的平等自由,那是心靈的享受,而不是形體物質的享有!」 
  洋教師所說的這番明顯瞧不起中國人的話,大大刺痛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對於孔祥熙,對於每一個中國人決不能僅以精神上的平等自由為滿足,人們對「形體物質上的平等自由」同樣充滿渴望,渴望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孔祥熙決心通過努力,滿足自己追求平等自由的這種渴望。 
  鑒於孔祥熙不安分的表現,鑒於孔祥熙屢屢做出「出格」的事情,1898年潞河學院當局就他的品行問題,鄭重其事地開會進行討論,並最後形成了三條決議: 
  「一、孔祥熙雖然聰明伶俐,逗人喜愛,但言行激烈,長此下去誠恐發生意外。 
  二、等他年齡大些,學問充實、閱歷豐富以後,可能不會再有輕舉妄動之事發生。 
  三、不過,以他的種種行動而論,最好送他到美國讀書。因為惟有美國的國情,才可容忍他的行為。」 
  當時學校對孔祥熙做出的這3點結論,憑心而論,對孔祥熙還是有利的。但孔祥熙一直自認為是天之驕子,又是「上帝」的寵兒,所以還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經過「閉門思過」之後,認識到自己身上那種青年人特有的鋒芒畢露、遇事好激動的「毛病」必須徹底改掉。從此,孔祥熙的身上浮躁明顯少了,穩健多了。同時,在麥美德老師的美懷和指導下,孔祥熙一頭扎進了學習文化知識的王國,學習成績很快大幅度提高,成了潞河書院最優秀的學生。後來,潞河書院成立榮譽室。他的學習成績單就展覽的榮譽室裡。另外,學校當局還將他居住過的居室作為因學習成績好而獲得獎學金的優秀學生的居室供人參觀,並視為一種榮譽。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5.為救「洋人」惹禍 
  自從西方教士跟隨各帝國主義列強用大炮和精神鴉片打開中國大門的那一天起,中國民眾自發興起的反洋教運動就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在中國各地城市及鄉村焚燬教室、殺戮傳教士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待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慘敗、各帝國主義列強因此又掀起一股瓜分中國的狂潮時,多年都積在人民心中的仇視洋人洋教的怒火便再也無法抑制地爆發出來。於是,中國民眾又一輪反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浪潮又掀起了,其發展勢頭迅猛如燎原之火,很快就遍及大河上下,長江南北,這便是世紀之交震驚中外的偉大的義和團運動。 
  當時反洋教運動最初的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這個口號,可以說典型地反映了清朝末年中國百姓的苦悶心聲。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們要奮起,要抗爭,要奪回失去的大好山河,要重鑄迷失已久的中華民魂。就這樣,以義和團為首的各地反帝群眾運動,終於在山東等地率先揭竿而起,鋒芒所向,直指各帝國主義列強及其他們在華地侵略急先鋒--洋人教會。 
  當年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山東首當其衝。本來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山東膠東半島人民就已飽受了戰爭的殘酷蹂躪和掠奪。不料戰爭結束以後,這裡民眾的災難卻絲毫不見減少,反而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896年初,山東濟寧州群眾打毀教堂並傷及教士,兗州滋陽和兗鎮居民群集抵制德國主教安治泰入城傳教,並傷其從人、毀其住宅。德國帝國主義以「兗州事件」為由借端生釁,無理要求賠款代修教堂胚要求「令縣令迎接(安治泰入城傳教),紳士摘頂」等等。當時的山東巡撫李秉衡「素不喜談洋務」,本就是個排外保守人士,對於這種有傷統治階級體面的要求,亦表示堅決拒絕。 
  1896年冬和「1897年初,德國政府曾兩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膠州灣,清政府「恐他國援例傚尤,」表示拒絕。加上所謂的「兗州事件」,當時的德皇威廉二世幾欲動用武力實行強佔,但不知何故最後都沒有付諸行動。 
  1897年11,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大刀會攻擊張家莊天主教堂,殺死德國傳教士能方濟和韓理二人。隨後濟寧州、兗州府壽張縣、曹州府菏澤、單縣和城武等州縣,焚燬教堂及教士住宅,打傷教士及教民的事件不斷發生。山東南部的反洋教運動進人了一個新高潮。 
  於是帝國主義德國借「巨野教案」為口實,悍然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侵犯。侵略者一面向清廷提出6項無理要求,一面派兵艦3艘進入膠州灣,並派海軍陸戰隊立即登陸強佔膠州。德國侵略者終於實現了「租借」膠州灣的目的。 
  1898年,賣國的清政府竟完全接受了德國的要求,將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賠償孝堂「損失」並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還下令屠殺和監禁「鬧事」之人,保護德國傳教士等等。同時,清政府還將膠州灣內各島嶼(包括青島)及灣外海面群島「租借」德國,以99年為期;並允許德國在山東建造兩條鐵路,開採鐵路沿線30里內的礦產。 
  隨著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政治、經濟侵略的加緊,外國傳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動也隨之更加猖撅。列強鐵蹄踐踏到哪裡。宗教「十字軍」就開到哪裡。這些傳教士在中華大地上肆無忌憚地設立教區廠建教堂,散佈殖民主義思想;有的甚至非法組織武裝力量,擁有武器並糾集教民欺壓百姓,干涉地方政務,一時間簡直為所欲為。面對這一切,清朝廷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包庇遷就,有的傳教士還得以加官晉爵。如德國傳教士安治泰,即被清廷賞以二品頂戴以上的官銜,凌駕督撫之上,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 
  到十九世紀末,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俄東正教的傳教士在中國已多達3300多人,而加入各種洋教的中國教徒多達8萬餘人。 
  1898年10月,義和拳組織冠縣十八村莊的鄉民,宣佈「誓與教民為難,將境內天主堂焚燬」。又在日照縣發動群眾反對傳教,打傷德國教士,燒燬街頭教民住宅。接著,曹州、沂州、柳水等處也隨之掀起反洋教的鬥爭。曹州的大刀會並且提出了「滅洋人。殺贓官」的口號。 
  德國帝國主義者為鎮壓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擴大侵略權益,於1899年2月公然派兵佔領蘭山、日照、即墨等地,並繼續向高密。沂州進犯。而清朝統治者不但不加抵抗,反而派兵與德軍「會同彈壓」,屠殺愛國人民。於是,終於激起了以朱紅燈和東明和尚為首的義和團武裝起義。 
  義和團這個組織來源於長江以北各省中流傳很久的一種民間秘密結社--白蓮教。在1796年白蓮教大起義和1813年的白蓮教的支派天理教起義失敗以後,幾十年間白蓮教的支派繼續在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省以各種名義暗暗流傳,其中八卦教傳播最廣。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山東的有些地區已有義和拳組織的活動。戰後幾年,在魯南活動的大刀會,也同義和拳組織廣有聯繫。這種組織有「過拳會」、「紅拳會」、「義和拳會」等名義。義和拳開始時並不自稱為「團」,「團」的名義是後來在一種特殊條件下才使用和被義和拳接受的。 
  和流行在長江以南的哥老會(天地會、三合會)系統一樣,白蓮教也沒有統一的領導和組織,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許多平行的組織。它的成員中有大量的貧苦農民,但江湖遊民在裡邊起主要作用。它是江湖遊民和各種貧苦勞動人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互助團體,缺乏明確的政治鬥爭綱領,因而也往往抵制不了混進來的地主豪紳的影響,甚至為他們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會來,白蓮教的迷信色彩更濃厚一些。他們所請的神五花八門,大多是神話故事和流行小說中的角色,如洪鈞老祖、儷山老母、關羽,張飛、黃三太、黃天霸、孫行者和豬八戒等,反映了義和團在組織上的分散性。由於沒有統一的組織,必然沒有統一的「神」。 
  1899年,山東全省包括省城附近,都有義和團在活動。山東西北部沿運河一帶,義和團的聲勢最大。這裡是全省中外國教堂最密集的地區,廣大群眾與教會、教民的矛盾極為尖銳。越來越多的人捲進了以練拳為名而形成的與洋教會為敵、與官府作對的鬥爭。 
  朱紅燈,山東茬平人,自稱明青,號天龍。東明和尚,楊姓,善拳法。1899年春天他們在山東思縣、平原一帶率命起義,「列隊千人,開放大炮,拒敵官兵」。前往鎮壓的清軍多次被擊敗。是年秋末冬初,起義之火燒到了高唐、在平、長清等州縣,集眾8000多人。 
  為了爭取「合法」地位,朱紅燈揭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號召一致對外。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形式下,某些受帝國主義欺壓的中、小地主及官僚們為著「扶清」的目的,紛紛參與了「滅洋」運動。於是,義和團的聲勢更加壯大。 
  這時任山東巡撫的亦是「痛恨西人」的守舊派官僚毓賢。一方面,他從封建守舊的立場出發仇視「洋教」,討厭帝國主義分子的蠻橫干涉和妨害其統治權,甚至認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同時,他看到「扶清」的口號及部分地主、官僚參加了「滅洋」的活動,覺得對義和拳大有控制和利用的可能。所以,清軍統領袁世敦應平原知縣蔣楷的請求,與朱紅燈大戰時,毓賢認為蔣楷辦事謬妄並奏參革職。1899年冬,毓賢決計與義和拳妥協。他請讓義和拳改稱「義和團,承認了它是「團練」一類的合法團體。於是朱紅燈等豎起「扶清滅洋」及「毓」字大旗,在義和團的名義下,取得了公開在山東境內活動的條件,勢力進一步發展。 
  毓賢改義和拳為「義和團」,是為了對義和團加以控制和利用。但他沒想到,朱紅燈等人是不會輕易聽從毓賢擺佈的,所以毓賢設計誘捕了朱紅燈和東明和尚,囚於省城。毓賢這樣做的結果,無異火上澆油,激起了群眾的更大憤怒。王立言統領在平、高唐一帶團眾繼續鬥爭,濟南、東晶、曹州三府、濟寧、臨清二直隸州共有團民數十起,每起數百人,仇教如故、抗官如故。結果弄得毓賢惶恐不安,束手無策。 
  毓賢的「頑固」與「無能」,招致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滿。1899年10月,美國公使康格向清朝的總理衙門直截了當地提出把毓賢撤職的要求,要求清府改派能夠和願意「鎮壓暴徒」的人去代替毓賢。 
  慈禧太后雖然很賞識毓賢,但是不敢違抗洋人的旨意,於是毓賢被調任山西巡撫。在戊戌變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凱接任山東巡撫。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出賣了維新志士,其後仍在天津小站練兵。他所統率的「新建陸軍」7000人是一支擁有新式武器的軍隊。後來他在山東把這支軍隊擴充到2萬人。當時,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後立即發佈「禁止義和拳匪告示」。斷然否認義和團的合法性並開始實行武力鎮壓。這以後山東的義和團沒能以堅固的組織和強大的聲勢來對抗袁世凱的武力鎮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毓賢愚弄的緣故。 
  袁世凱雖然做到了使他統治下的山東沒有大規模的義和團的活動,但是畢竟他不可能完全撲滅已經燃燒起來的這場大火。從1900年開始,義和團運動的重心便自山東轉移到了直隸省。 
  當時,由於通州在北京城以東40華里處,是京杭大運河的北源頭和平通鐵路的起點,又是北京通往南方各省的交通樞紐,水陸交通方便異常,亦是京東重鎮。清朝過去的漕運和軍隊的調遣,都是由大運河運到通州集中,然後改為陸運轉送北京。所以,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尤其是其重心轉到直隸省之後,很快便在通州地區傳播開來。因為這個緣故,當時所在通州的潞河書院不得不停課放假。1900年6月,即將畢業的孔祥熙途經保定、石家莊。太原和榆次,返回老家太谷。 
  歸途中,孔祥熙一路所看到的都是焚燒教堂、剿殺洋人的轟轟烈烈的場面。 
  當時,山西省因為緊靠直隸,故亦是義和團運動發展速度最快且鬥爭最激烈的地區之一。 
  從1900年5月開始,以省城太原為中心,義和團運動遍佈全省各地。6月27日,義和團群眾在東夾巷教堂前示威時,教堂內的外國武裝竟然開槍射擊,當場打死群眾4人、傷1人。憤怒的群眾當即焚燬了教堂。在巡撫毓賢(由山東調任,義和團被鎮壓後毓賢流放新疆並在途中病故)的暗中指令下,義和團群眾還燒燬了太原的壽陽教堂,並將適居於太原太平巷客館的44名外國人以及罪惡相同的7名教民一起擒獲,立即正法」。有位老教士在巡撫大堂受審時抗辯道: 
  「我們是傳教士。我們只傳播福音,宣揚真理。我們原有的罪惡都已蒙主洗刷清楚了,我們不再有罪。」毓賢聽後勃然大怒,拔出利劍一下就把受審的老教士砍死了。 
  是年7月10日,憤怒的群眾又毀燒了太原北門的天主教堂,並殺死了教堂內的200多名修女。 
  在太谷受省城太原義和團運動的影響,當地民眾也抓獲了幾個借講經傳道而橫行霸道的外國傳教士並將其處死。此即史稱的「山西教案」。 
  當時年僅20歲的孔祥照看到這一幅幅悲慘的場面,既理解不了為什麼這麼多的傳教士被殺和這麼多的教堂被燒,更不能放棄自己本身信奉的基督教轉而去同情義和團運動。他只想趕快回到太谷,去看望和保護曾經關懷、培養過自己並且和自己親如父子的幾位傳教士。 
  途經榆次,孔祥熙登門拜訪了他的五叔孔繁杏。孔繁杏時任榆次知縣。對於子侄輩孔繁杏最偏愛的就是孔祥熙。在孔祥熙眼裡,除了父親,最能談得攏的就算這位小叔叔了。在孔家人的眼中,叔侄二人都是違背祖訓的叛逆者,一個應科考走官場,一個背家訓皈依基督教。相同的經歷,使得叔侄二人同命相憐,心心相印。 
  由於信任這位小叔,孔祥熙把要回太谷救「恩人」的打算告訴了孔繁杏。那知,孔繁杏聽了大驚失色。也是出於對愛侄自身安全的考慮,孔繁杏勸孔祥熙不要回老家去招惹是非。為此叔侄二人爭了起來。孔繁杏一看說服不了樣熙,一氣之下,把孔祥熙「軟禁」在榆次縣衙內。 
  一天孔繁杏外出辦案,孔祥熙乘機溜出縣衙,跑回了太谷家中。孔繁慈看到兒子平安歸來,自感萬分慶幸。但又轉念一想,兒子就讀於教會學校,眼下正值家鄉也不太平,於是臉上不免又多了幾分愁雲。看到父親犯愁的樣子,孔祥熙自然也不敢再說出自己的打算了。他只是向父親要了一筆錢,暗中買通了看守洋人的鄉民,兩次看望了包括衛祿義、高雅格在內的9名外國傳教士,囑咐他們尋機趕緊逃跑,並留下了一部分錢。後來沒過多久,其中3名傳教士便越獄逃跑了。 
  只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孔祥熙的行動再詭秘,也逃不過眾人雪亮的眼睛。當義和團得知孔祥熙看望並放跑3個傳教士的行為後,團眾們不禁個個怒火滿腔,聲言抓到孔祥熙要立即處死。並由此將孔祥熙這個名字,列人義和團通緝的名單。 
  沒辦法了,孔祥熙在父親的幫助下,東躲西藏。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緊急中孔祥熙的父親只好求助於他的五弟孔繁杏。 
  孔繁杏畢竟是孔祥熙的五叔,吵歸吵鬧歸鬧,關鍵時刻總要伸出手來拉愛侄一把的。怎麼救呢,也是急中生智,孔繁杏想出一條妙計:他托辭回老家搬運器物,帶了縣府內的一批人馬,鳴鑼開道回到太谷。他們把大木櫃底部打了幾個通氣孔,把孔祥熙藏在其中然後抬上騾車。就這樣孔祥熙從義和團群眾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就當孔祥熙在太谷老家營救洋教士的同時,1900年呂月下旬,八國聯軍攻佔了北京和天津。這是繼40年前的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以後,北京城再一次淪陷為帝國主義強盜所佔領。北京淪陷的時候,慈禧太后攜了光緒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倉皇離宮自北京城西北出德勝門逃走了。一路上他們經昌平、出居庸關,輾轉進入山西省境內。一時間,大內無主,真真是天下大亂了。 
  侵略軍佔領北京以後,並沒有停止進攻。當年8月20日侵略軍進至保定,稍事休息後又向南攻至正定一帶,並做出了要進兵山西省的姿態。當時應侵略軍的要求,在直隸省境內的清軍都自動向西撤退,一直退到了山西省靈丘和平型關一帶。同年12月德法兩國軍隊由正定向西出兵,清軍再次後退至娘子關。次年3月,法軍又進佔了娘子關。後來也是侵略者自感兵力不足,才放棄了攻佔山西的計劃。 
  大約也就在此時,孔祥熙接到潞河書院發來的復課通知,於是他便收拾行裝從山西返回北京通州。 
  但是,當孔祥熙回到北京通州後,並沒有立即回校上課,而是穿梭於外國傳教士之間,與他們頻繁地接觸起來。孔祥熙先後拜見了英國傳教士葉守貞和李提摩太。葉守貞是英國貴族,有30年在中國傳教的歷史,精通多國語言,現正在八國聯軍總部擔任要職,幹著有損於中國人民的罪惡勾當。李提摩太也是一個有名的英國傳教士,在上海辦有廣學會,僑居中國多年,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當時正應李鴻章的邀請,幫助協調中外關係。 
  孔祥熙不愧是基督教會培養出來的好青年,很會揣摸洋人的心理。當葉守貞詢問「山西教案」的情況時,孔祥熙特別解釋道:「山西教案完全應由山西巡撫毓賢一人負責,與一般平民無關。」並進一步提醒說:「教案之發生,純因人民無知所至。為求永息教案,必須先開通民智,提倡科學及興辦新文明教育。」孔祥熙還請求二位傳教士,用他們的地位去影響八國聯軍,停止對中國的進攻特別是對山西的進攻。由於彼此氣味相投,孔祥熙當即得到了葉守貞和李提摩大的欣賞。 
  不管是不是真的由於孔祥熙的乞求,還是什麼別的原因,當時八國聯軍果真停止了對山西的進攻。對此孔祥熙在1943年11月1日,其就任財政部長10週年紀念會上,曾非常生動並大加渲染地描述了他一生中這段最為得意的一頁: 
  「當八國聯軍佔了北京、天津,將要再向西進攻的時候,清廷恐懼萬分,以為如果再攻山西,和議必不能成,國家就要全盤動搖了。當時,我接到潞河學院通知,復課在即,我便趕回北京,希望完成畢業考試。 
  「到京後,有英國的葉守貞大夫來詢問其在山西太原所設立之醫院情形……當他問到山西拳匪殺害教士教民的情形,我就特為解釋,並述明晉省的拳匪暴亂,完全應由山西巡撫毓賢一人負責,與一般貧民無關。例如巡撫衙門門口200餘外國男女老幼之屠殺,即為毓賢衛隊以紅布包頭,偽裝拳匪所為者。葉大夫聽到我的報告以後,他又轉知(告)了李提摩太先生……固自教案發生以來,議和大臣李鴻章在外交上十分困難,為了便利外交工作的進行,他就聘請李提摩太先生協助,代為折衝此案。 
  「當時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是聯軍對山西進軍一事,主張分歧。李鴻章的意思,希望借重李提摩太先生的關係,來設法阻止聯軍向山西進攻。倘使能將山西教案作一合理公平的解決,就使交涉上便利的多了。同時他還撥出庫平銀75萬兩,作為山西殉難教士的撫恤金,交付李氏處理。李提摩太先生由葉大夫處知悉我來京消息,次日即來訪我,我們二人當天曾作了一次很深很長的談話,談話內容是先將教案之經過詳細說明,其次將拳匪倡亂動機仔細剖解,結論指出,此案之發生,純因人民無知所致…… 
  「李鴻章雖身為議和大臣,而清廷卻無人主政,辦理交涉,頗費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國力主向山西進軍最感棘手。由我對葉。李兩氏說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堅定立場,決定由聯軍要求清廷懲辦禍首毓賢等,不再進軍擾民。於是聯軍人攻山西計劃,就因外交之折衝而作罷。 
  「聯軍方面的放棄山西,連李鴻章都覺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聯軍的態度何以會由強硬轉為緩和了,就向各方面打聽其中的原故。……吳摯甫(汝給)知道聯軍態度轉變,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鴻章)說了。 
  「合肥那時已經七十有八歲了,憑他幾十年辦理外交的經驗,知道折衝是很難辦的一回事,這個剛剛走出茅廬的後生晚輩,居然可以片言解紛,化干戈為玉帛,替國家在外交上解決了重大的困難,使他非常警異,憑著他那喜歡『獎掖後進』的脾氣,立刻命吳摯甫……來找我,約去談話,並且想要邀我出來『參辦教案』,給我一個『幫辦洋務』的名義。但是我因前時曾發誓不與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時覺得要為國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謝絕了李合肥的好意。 
  「後來我想起山西那幾位被害的傳教士,有兩位是美國人,曾經托我把他們的信送回家去,我藉著這個機會,何不到美國去一趟,而且順便在美國讀書深造呢?我把這個意思間接和李鴻章說了,李鴻章很表同意,……發給了我一個赴美的護照,動身的時候,李鴻章還電我國駐美公使伍秋府關照。這種殊榮,簡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據說,當時孔祥熙在太谷冒險援助教士,並在北京進言洋教士促成山西教案的解決之事不勝而走,很快傳遍了潞河書院,師生們引以為榮。事後當他返回學校時,校園內竟組織了自發的歡迎活動。在歡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在太谷被孔祥熙救出的洋教士麥納女醫生,她是專來潞河學院搜集有關孔的資料的,並曾專程去過太谷考察孔氏家世。後來,麥納以孔祥熙和與另一位也曾營救洋教士的潞河學生費起鶴的事情為題材,寫成一部名為《華夏兩英雄》的書在英國出版。 
  實際上,當時無論是孔祥熙與外國傳教士的密秘接觸,還是李鴻章與八國聯軍的公開議和,結果都是以犧牲中國人民利益為代價,來換得外國侵略者的滿足和清朝反動統治的苟延殘喘。同時,必然會出現這樣一幅淒涼的畫面:一方面是愛國志士被屠殺示眾,另一方面則是傳教士又捲土重來耀武揚威。此真所謂「反帝愛國有罪,侵略賣國有功」啊! 
  6.所謂「謀刺西太后」的一段小插曲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愛國反帝運動,就這樣被賣國的清政府和窮凶極惡的八國聯軍鎮壓下去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特命奕勳和李鴻章為全權代表,同德、俄、英、法、美、意、日、奧共8個出兵人侵國家以及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3個未直接出兵的國家共同簽訂了又一個極不平等的條約亦即《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共十二款,其主要內容包括: 
  首先,中國清政府必須為這次各帝國主義列強人侵及其由此而遭受的所謂「損失」,付出一筆巨額的「戰爭賠款」。其數目經當時清朝賣國政府再三乞求最後降至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並在40年之內分期付清。如此再加上利息,最後本利高達九億八千二百萬兩白銀,這就是後來有名的所謂「庚子賠款」。當時,這筆「賠款」相當於清政府至少12年的財政總收人。 
  其次在《辛丑條約》中,還規定清政府此後要切實負責嚴厲鎮壓中國民眾中一切反對各帝國主義列強的組織和行動。凡是在此一方面督辦不利的官員不論大小,清朝廷一定要予以嚴辦。當時各列強帝國是想借此一條款,杜絕義和團運動的東山再起,同時也為防止原山東巡撫毓賢那樣的清廷官員再度出現。 
  條約並且規定,在北京東交民巷一帶劃出一個外國使館區,帝國主義各國都有權用他們的軍隊來「保護」其使館,於是使館區實際上成了國中之國。清政府必須拆除大沽炮台和從大沽到北京沿線的全部炮台,並且不能在天津周圍二十里內駐紮中國軍隊。而帝國主義列強則有權駐紮軍隊,以保證從北京到沿海的通道。這就使清政府承認了列強軍隊駐紮在從北京到天津到山海關沿鐵路的12個地方的既成事實。並且在北京城內也有外國軍隊駐紮。實際上,當時的清政府已完全處於列強刺刀監護之下。 
  而清朝廷對於《辛丑條約》的態度卻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就是說要把「中華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來給這些武裝佔領了首都的「各國」,使它們感到這個朝廷是值得加以「保全」的。 
  投降派代表李鴻章在簽署了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後兩個月就死了,從而結束了他充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和走卒的罪惡一生。 
  不管清政府如何腐敗無能,賣國投降,人民的意願仍是不可違的。正像仁人志士吶喊的那樣:「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此時的孔祥熙已返回潞河學院,聽到《辛丑條約》的簽訂,心靈又一次被深深地震動了。當時他和李進芳多次商量,認為西太后慈禧不除,中國將永無寧日。何況文友會當初就立的是「剷除慈禧,恢復光緒的皇位」的宗旨。 
  再說那慈禧太后,原本是清朝咸豐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乃是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個人物。她生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滿洲鑲黃旗人,姓葉赫那拉。咸豐元年(1851年)例選秀女,16歲的那拉氏被選中,次年5月入宮。她入宮後,深受咸豐帝奕濘的寵愛,被封為蘭貴人。咸豐四年(1854年)晉封為懿嬪。咸豐六年(185年)她生了載淳(即同治帝,咸豐的獨子),「母以子貴」,於是又晉封為懿妃。翌年,更晉封為懿貴妃。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豐帝死於承德避暑山莊,死前遺詔立年僅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繼承皇位。7月18日,那拉氏以嗣皇帝生母的身份與咸豐的皇后鈕枯祿氏同被尊為皇太后,鈕枯祿氏稱「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稱「聖母皇太后」,合稱「兩宮皇太后」。9月,恭上兩宮皇太后徽號,鈕枯祿氏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為「慈禧皇太后」。此後人們習慣稱那拉氏為「慈禧太后」。由於她曾住在紫禁城內西宮,因而俗稱「西太后」。 
  慈禧在咸豐死後,利用嗣皇帝幼沖的有利時機,誘脅慈安太后並勾結恭親王奕訴等人,發動宮廷政變從諸贊襄政務王大臣手中奪取朝政大權,慈禧一躍成為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她曾總攬同治、光緒兩朝的軍國政要,主宰一切。其統治時間長達48年之久,是僅次於康熙、乾隆而位居第三的滿清王朝統治者,也是大清帝國空前絕後的大獨裁者。西太后慈禧在位的48年中,做下了大量禍國殃民的壞事,可以說是罪行纍纍馨竹難書。 
  1894年11月,正當中日甲午戰爭正在激烈進行並且局勢發發可危之際,慈禧太后卻全無心肝地要在北京城舉辦她「60整壽」的萬壽慶典。從這次極度奢侈糜費的所謂「六旬慶典」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大清帝國已是多麼的荒淫無道。此正應了當年坊間的一句民諺:「大清國不亡,天理不容哇!」 
  當時,為了籌辦慈禧的這次「生日慶典」,清政府早在兩年以前就開始大肆鋪張地進行準備。後來中日「甲午海戰」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究其原因其中一條就是裝備不行。豈不知,當年裝備北洋海軍所撥的巨額軍費,就全給慈禧挪用修了頤和園了。所以當年在北京某城門口就曾貼出了這樣一副對聯: 
  「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 
  甚至還有人更加尖銳地諷刺道: 
  「一人慶有,萬壽疆無!」 
  由此反映出當時人民對統治者不顧國難當頭而大辦「萬壽慶典」的無比憤慨。 
  當時為了舉辦這次規模宏大、豪華鋪張的「萬壽慶典」,需要大量的經費開支。這筆數目巨大的「慶典用款」,一部分由「部庫提撥」,一部分由「京外統籌」。部庫提拔之款,從「籌備購需、邊防經費兩款」中提用100萬兩,從鐵路經費中「騰挪」200萬兩,「共籌備銀300萬兩,專供慶典之用。」此外,「應由戶部行知各直省督撫,量力籌解,以供需要」。這即是「京外統籌」部分,也就是向京內外臣工攤派的報效銀兩。據檔案記案,宗室王公、京內各衙門和各省督撫將軍等文武官員,報效慶典需銀(由官員俸廉銀中按二成五厘扣繳)1214100兩,報效工需(點景)銀共1767400兩,兩款共計達2985000兩。 
  慈禧這次「六旬慶典」所揮霍的白銀總數不下於1000多萬兩,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清政府收人的六分之一。這些銀錢,自然不會由王公大員們自掏腰包,而是以各種名目的賦稅和勞役,把沉重的負擔轉嫁於勞動人民身上。慈禧過一次生日,不知有多少貧民百姓絕於生計,家破人亡。她的奢侈享樂和揮霍無度,可以說正是建築在勞苦大眾的斑斑血淚和纍纍白骨之上的。 
  以上我們所講的,關鍵還不在於慈禧太后當年是多麼的腐化奢侈。當時人民的無比痛恨的,還是這個女人誤國誤民、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醜惡行徑。縱觀慈禧太后的一生,指她為「禍國殃民第一人」,恐怕是絕不冤枉的。 
  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從一開始慈禧太后和那些投降派大臣,就沒有認真準備並真正想和日本一決勝負。就連最初宣戰都是被迫的,以至後來一看形勢不利,慈禧太后馬上派李鴻章為議和大臣去日本,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特別是割讓台灣一款,使台灣再次淪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之下。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慈禧太后為了保住個人利益,先是利用義和團的力量削弱西方列強的勢力,後來又勾結西方列強共同鎮壓義和團運動。以致數以萬計的群眾倒在血泊之中,換來的卻是《辛丑條約》更加屈辱地簽訂,並造成清朝政府最終落在列強刺刀的「監視」之下的局面。這簡直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對於這樣一個對內專制、對外投降的禍國殃民的西太后慈禧,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人無不希望立殺之而後快。 
  孔祥熙和李進芳經過多次的商量之後,制定了一個謀刺慈禧太后的周密計劃。當時他們認為,只要慈禧太后一死,光緒皇帝立即歸政,則形勢就會大變,中國就還有希望。 
  不久,李進芳對孔祥熙說,他已和宮中的一位太監交上了朋友。為了能讓這位朋友把他們帶進宮去,他要孔祥熙設法籌集一筆錢作為這次行動的經費。也就是賄賂宮中的太監。只要能進宮,就有辦法接近慈禧,只要能接近慈禧,就有辦法殺死她。現在最要緊的是怎樣進宮。籌錢好辦,孔祥熙假說有事進城一趟,很快就籌齊了一筆數目可觀的款子回來交給李進芳。 
  二人又仔細商議一番,決定採取如此行動:他二人先到紫禁城周圍轉悠,尋找李進芳所認識的那位太監。待拿錢收買了那個太監後,讓他設法把他們帶進宮去,然後搜尋慈禧太后並乘人不備甩出事先準備好的炸彈,炸死慈禧。其後再借混亂之際,出宮逃回通州。 
  於是,這一天孔祥熙和李進芳雙雙潛人京城,待機行刺。 
  但他們旋即發現紫禁城作為明清兩朝的皇宮,氣勢磅礡,佔地有22萬平方米,周圍有3公里長的幾人高的宮牆,四角有威嚴的角樓。一條寬5米的護城河環繞四周,形成了一道森嚴的屏障。這豈是兩個異想天開、赤手空拳的青年所能進得去的地方。 
  看到這威嚴的城牆,孔祥熙和李進芳頓時心裡涼了一半。那種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也是一落千丈。、他倆裝成遊人的樣子,圍著宮牆轉了一圈又一圈。望著那進進出出的文臣武將和太監宮女,仔仔細細地辨認再三,可惜就是沒有李進芳所熟識的那張面孔。 
  潞河書院當局發現孔祥熙、李進芳二人幾天不見蹤影,便派人進城尋找。於是孔、李二人擔心的又一件事情發生了,他們擔心校方大概已查覺出他們的不軌苗頭。加上二人心虛膽怯,看到希望全無,只好悄聲返回學校,孔祥熙繼續做他赴美前的準備。 
  就這樣,後來講得很響的孔祥熙「欲謀刺西太后慈禧」一說,當年就是如此簡單的草草收場了。 
  第四章 留美生涯 
  1.孔樣熙漂洋鍍金 
  1901年2月,潞河書院應屆畢業考試完畢。平時成績並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舉奪取頭名,同班同學費起鶴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有些人認為孔祥熙的成績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裡嘀咕嘀咕了之。 
  按照潞河書院的院規,歷屆畢業生中各方面最優秀者,院方負責資送赴美進修。獲得第一名的孔祥熙和第二名的費起鶴理應獲此殊榮,加上特別賞識孔祥熙的麥美德女士的極力推薦,很快校務會就通過了孔祥熙和費起鶴作為應屆優秀畢業生,被資送到美國歐柏林大學留學。 
  當時,擺在孔祥熙面前的實際上有兩條路:一條是出國留學;另一條對當時的孔祥熙以及對許多的中國青年來說,應該說也極具吸引力的。原來,《辛丑條約》簽訂後,雖然中國喪失了很多主權但卻沒有割讓一分土地。因為「天朝」的臉面得以保全,昏庸的清朝廷居然以阿Q精神為標榜,搞起論功行賞來了。當時正好實權在握的李鴻章認為,八國聯軍放棄進攻山西,和孔祥熙大有關係。是孔祥熙影響了葉守貞和李提摩太,進而葉守貞和李提摩太又影響了八國聯軍,最後才化干戈為玉帛。所以戰後李鴻章極力保舉孔祥熙,讓他出來「參辦教案」,並封了一個「幫辦洋務」的官銜。李鴻章或許以為,這對孔祥照應該也是頗具誘惑的。 
  不過在這裡,年輕的孔祥熙想的卻和李鴻章完全不一樣。 
  孔祥熙從小就失去了母親,跟著父親孔繁慈來回奔波,思想深處有著極濃厚的「光宗耀祖」的「大志」。孔祥熙從10歲進太谷仁術醫院治病,11歲到15歲就讀於華美公學,16歲至20歲隻身到潞河學院學習直至畢業。這中間每次都要經過他自己頑強的苦苦拚搏奮鬥,都需要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來衝破中國封建傳統觀念的阻礙,包括他的特殊家族的指責,而最終得以實現的。這些經歷都給孔祥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像烙印一樣深深地印在孔祥熙的腦海中了。所以,每一次來之不易的機會,孔祥熙都非常珍惜。可以說。他這些年來每次都是懷著對基督教十二分的真誠,去接受傳教士的傳經布道,去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知識。 
  孔祥熙小的時候,在父親的教導下讀過四書五經,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謂是知之不少。經過對中西文化的反覆比較,加上他在潞河學院讀書期間中國所發生的種種事實,他對當時中國發展之大趨勢,心裡已然是非常清楚。所聽的、所見的和所親身經歷的都使孔祥熙深深地感到,中國傳統文化已成落敗之勢,不能適應今天世界發展的需要了。只有打破中國幾千年的閉關自守和故步自封的傳統局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華,華夏才能進步,民族才能自立,人民才能獲得新生。此時正處敢想敢幹的年齡段的孔祥熙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抱著救國救民的遠大理想,他決心遠涉重洋,赴美留學。 
  所以,當李鴻章盛情邀請孔祥熙「參辦教案」時,卻被孔祥熙婉轉而堅定地拒絕了。這在李鴻章看來的確是很不能理解的。實際上,孔祥熙和外國傳教士接觸,勸其影響八國聯軍放棄進攻山西的計劃,更多的成分裡出於一種「熱愛家鄉和保護家鄉」的人之本能。當時,孔祥熙要在山西鄉親面前樹立一種良好的形象,為他今後的發展打下一個好基礎。 
  既然李鴻章對孔祥熙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就為孔祥熙更多地接觸李鴻章創造了機會。對此,孔祥熙也就必然會對自己的未來留學美國,設計出多種方案。 
  孔祥熙生活的時代,是我們中國最貧窮落後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國家幾遭蹂躪,使當時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心灰意冷,認為在國內沒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學看成一條最為理想的出路。當時許多聰明的青年人,都拚命地上「洋學校」、學「洋知識」,認為有朝一日出國留學後身價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駿馬任騎」。 
  這些人實際上是把出國留學當成了變相的時髦的洋科考。 
  實際上留學和科考是不一樣的。應赴科考,只需下決心熬過十載寒窗,或十一載或更長一些,苦讀聖賢書,到時多能金榜題名而青衫換紫袍。出國留學就不一樣了。雖然想出國留學的人很多,但最終能成行的人卻很少。因為留學需要大量的錢。日本離中國最近,當時費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來也要五六百塊大洋。留學西洋就貴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塊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讀碩士、博士,少則五六年多則七八年,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白花花的銀子作後盾,就只好是望洋興歎了。 
  清末的留學生,以經費來源上分,大體有官費、自費和公派3種。首先是「官費」: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清政府內部有了洋務之說。為了培養洋務人才,政府開始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去學習西方科技。當時因為是剛剛開始,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並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一是受「父母在不遠遊」的影響,二是他們也不相信洋人的東西就一定能強得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談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時出國留學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為自己負擔不起學費,費用自然要由國家負責。真要由自己出錢,他們也就出不去了。此為官費生。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看到留學歸來的學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長而且官運亨通,且日漸受到朝廷的重視,所以從此官費留學生就成了這批有權官僚壟斷的一種專利和特權了。他們從反對自家子女出國留學到利用特權送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以培養他們和扶植自己的親信勢力。這裡說明了人們觀念上的轉變,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同時也證明了世界發展的一個大趨勢。 
  其次是「自費」:官費留學被達官貴人壟斷後,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謂的「土財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國留學,將來學業有成歸國後好繼承自己的事業,或當官發財超過自己以光宗耀祖。這些人有的是錢,他們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這樣一來就有了自費留學生。 
  最後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沒錢,這樣的學生要想出國留學,就只有走最後一條路亦即「公派」了。這些學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較貧苦,家裡無權無勢無錢,只好依靠傳人中國的各類教會,皈依洋教並到教會學校讀書學習。因為在校期間認真刻苦,努力讀書,讓學校覺得自己有培養的價值。而這些傳教士所在的國家也願意出錢培養一些中國青年。培養他們是想讓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服務。這類學生一般通過公開招考,教會學校保送,宗教團體推薦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會有關係的各大學去學習,享受助學金待遇。畢業後仍回中國充任神職。是為公派。 
  孔祥熙拒絕李鴻章的邀請,下決心出洋留學後,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官費留學。要想爭取到官費,孔祥熙雖說是孔子的後代,出身顯赫,身份特殊;但當時的孔家人卻沒有在朝廷做高官的,最多是個知縣(如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說不上話頂不了事。所以,孔祥熙要想官費留學,必須首先搭上一位有權有勢的朝廷命官做他的靠山才行。為此,孔祥熙想到了和他有一面之交的李鴻章。 
  前面我們講過,孔祥熙在協助洋人處理「山西教案」時給李鴻章這位握有清朝外交、軍事大權的實力派人物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所以李鴻章才邀請孔祥熙出來「參辦教案」,並授銜「幫辦洋務」給孔祥熙。因孔祥熙當時無意於此,所以拒絕了李鴻章。但為此兩人並沒有「割袍斷義」,當孔祥熙為留學之事求見時,李鴻章破例召見了他。而且,那天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著特殊關係的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李鴻章很賞識孔祥熙這個從著名教會學校出來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國內;做官也好,讀書也罷,都不必遠涉重洋。並帶著一種對青年人的關懷,責問孔祥熙道:「難道中國的書不夠讀嗎?」 
  孔祥熙答說:「倒不是我國的書不夠讀,學生只是想到外國去求些切合實用的學問。」 
  李鴻章有意要測試一下這位小青年,隨即問道:「什麼是切合實用的學問?」 
  孔祥熙答道:「竊以為富國強兵之術,都是切合實用的學問。為了獲此學問,研究聲光化電之學,顯系當務之急。西人每謂:聲光化電是發達實業之母,而發達實業又為富國強兵之基……這些只不過是學生的一得之思,管窺之見,還請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鴻章聽後對孔祥熙說道:「你的見解,透闢得很!我們堂堂中華,泱泱大國,其所以被外人侵擾,疆土日蹙,利權外溢,多半是我們咎由自取。這咎便是我們不能富強安樂,臍身世界大國之林,跟他們並駕齊驅!你年紀小,居然能有此見識,有此抱負,有此眼光,有此志向,可見得你來日必定前程遠大,光芒萬丈。不過,老夫今天有句話要奉送給你:『見聞宜廣,學貴專一』。」 
  那一天恰巧李鴻章的興致很好,於是便海闊天空地跟孔祥熙抒發一番感慨,其中不外是吹噓自我如何如何等。當然,對眼前孔祥熙這個年輕人,李鴻章也以過來人的身份和口吻,著實地嘉獎和勉勵一番。 
  最後,李鴻章答應了孔祥熙出國留學,並送給孔祥熙一包銀子以作學費。為了減少孔祥熙辦理出國護照的麻煩,李鴻章又予孔為「全權議和大臣一等肅毅伯」隨員的名義。後來,李鴻章還致電駐美公使伍秋庸,請他對孔多加照顧。 
  李鴻章想的是把孔祥熙培養成自己的親信,將來學成歸國為大清朝賣命效力。可沒料到,李鴻章再也見不到大洋彼岸的學子歸來了--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病死在寓所。而10年後,他們極力挽救的大清王朝也在革命黨人的隆隆炮聲中覆滅。 
  有了李鴻章做靠山,孔祥熙心裡踏實了許多,整天高高興興,有說有笑。他不想別的,一心只想著參加畢業考試拿到畢業文憑後,立即遠走高飛去美國。 
  「運來鐵也成金」,畢業考試成績大出孔祥熙的意料,他居然高中頭名,得了「狀元」,和「榜眼」費起鶴一道被學校保送到美國歐柏林大學留學,轉眼之間他又成了公派留學生。 
  真是喜從天降,孔祥熙如今又是官費、又是公派,可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了雙重身份,留學費用自然雄厚無比。此刻他既有李鴻章的贈銀,又有學校的贊助,孔祥熙算是吃了一顆真正的定心丸。 
  孔祥熙和費起鶴的出國手續,由麥美德代表潞河書院找清政府進行交涉。1901年夏秋之際,孔祥熙在等待出國手續期間,特地告假一月。他要回山西太谷老家,與父親,與族人,與鄉親辭行。在孔祥熙看來,他這次還鄉,雖談不上「衣錦」,也算是給家裡一個驚喜。 
  孔祥熙途經榆次時,少不了要看望一下他的五叔孔繁杏。一來對五叔在他「落難」之時將他救出「虎口」表示答謝之情,二來也想和五叔討教討教今後處世為人的良方妙策。孔繁杏是個守舊之人,又上了年紀,當然說不出順乎潮流的一些深刻道理,只是勉勵愛侄幾句「刻苦努力」之類的話。於是孔祥熙告別五叔,啟程回太谷了。 
  孔祥熙回家後,見到父親身體還算硬朗,只是白髮又陡增不少,心中不免幾分激動。孔繁慈見到愛子無恙如初,出落成一個翩翩美男子了。現在已是學業有成、出國在即,老人的心中快慰不已。父親還詢問了兒子逃出太谷回京以後情況,兒子把自己回京以後的所作所為一一向父親做了說明。聽著孔祥熙繪聲繪色的描述,孔繁慈真不忍孔祥熙再離他遠去。但見兒子決心已定,想到將來可以出人頭地,也就像從前一樣,不加阻擋了。 
  過了幾天,孔祥熙向族中前輩和親朋好友-一辭行。自然又是一片反對聲、惋惜聲、責備聲和挽留聲不絕於耳。可是孔祥熙已從一個偏居太谷一隅的不懂事的毛頭小孩,變成一位接受過新式教育且有自己主見的新時代青年了。他對眾人的說詞只是成熟地一笑了之。待假期一滿,孔祥熙便告別了父親,離開故里返回北京的潞河學院。 
  啟程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1901年秋天,孔祥熙和他的同學費起鶴,作為潞河學院保送到美國的留學生,在美籍教師麥美德女士的陪同下,從天津塘沽啟程、乘海船經上海、日本,然後徑赴美國。 
  有生以來第一次告別父母、告別家鄉和祖國而漂洋過海的孔祥熙,此時站在巨輪的甲板上,凝視著滾滾奔湧的海浪,他想了很多很多,一種酸甜苦辣混合而成的說也說不清楚的滋味,直湧心頭。 
  想著自己幼年時期飄泊不定的生活,想著自己和小夥伴們一起背誦著「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景,想著人教會學校時的艱難,想著自己在潞河書院一幕幕的「壯舉」,想著自己的祖國現在正處生死存亡的緊迫關頭,而他這個「匹夫」又如何呢?做為一個炎黃子孫、熱血男兒,他不但束手無策,反而要投身異邦,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用」嗎? 
  孔祥熙心裡內疚了。當即他暗下決心:祖國啊,原諒你這不肖的子孫吧。待遊子歸來,我一定要報答你--偉大而軟弱、富饒而貧窮的母親。 
  為了消磨時光和解除旅途勞頓,孔祥熙和同船青年談天說地聊起來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無意中孔祥熙聽說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的橫濱聯絡志士,擴大革命組織。想到自己當年在潞河書院組織「文友會」時,曾稱是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的分會,並且從那時起,孔祥熙就一直非常想見到孫中山,向他探討救國救民的真理。這時,孔祥熙暗下決心:等船靠橫濱,自己要悄悄上岸,請朋友引見一晤孫中山。 
  橫濱在東京灣以西,離東京很近,屬於東京的外港。它幾十年前還是個小小的漁村,自從美國的炮艦打開日本閉關鎖國的大門後,這裡很快成了自由貿易港。1889年建市以來,橫濱迅速繁榮起來,現已成為一座近代化的日本大都市。 
  海輪穩穩地停靠在橫濱大碼頭,要等呂小時以後才能重新啟航。孔祥熙懷著熱切的心情,趕緊離開了輪船。孔祥熙沒有去欣賞橫濱的街市,也沒有光顧商店看一看琳琅滿目的商品,而是爭分奪秒地從一號街一直穿過七號街,趕到了孫中山先生寓所所在地--「中華街」。 
  中華街是華僑集聚區。置身「中華街」,就如生活在中國一樣,孔祥熙感到非常親切。可是事情太不巧了,待他急匆匆地趕到孫中山客寓時,孫中山已於數日前啟程去歐洲了。 
  萬里求見而失之交臂,孔祥熙引為憾事。他久仰孫中山之盛名,就是無緣一見。後來,孔祥熙為見孫中山,又白跑了幾回。直到1905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同孫中山初次見面,才算了卻了這樁心願。 
  輪船自橫濱啟錨,繼續航行,1個月後抵達美國西部沿海城市舊金山。 
  在孔祥熙等待例行檢查時,鬧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由於李鴻章給了孔祥熙一個「全權議和大臣一等肅毅伯隨員」的名義,於是孔祥熙的行李上和護照上全都有「議和」大臣隨員的頭銜。輪船停泊靠岸,美國海關和移民局的官員要登船檢查,無意中發現了船上還有這麼一位中國的高官,當下甚為吃驚,立即拜見。見面之後又覺得不像,在美國人的印象裡,中國朝廷的命官大都是身穿長袍馬褂且斯斯文文的老者。哪有二十幾歲、西裝革履又說一口流利英語的青年人就能當上「議和大臣」的道理呢。可是又不敢怠慢,怕弄假成真,於是美國官員繞著彎子對孔祥熙進行試探。弄得孔祥熙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後,還是麥美德女士出面解釋,才使一場誤會化解了。誤會是解開了,可孔祥熙覺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同宋藹齡一樣,他也是一到美國就出師不利。一怒之下,孔祥熙把行李的官街全部撕掉。由麥美德女士陪同離開了舊金山。 
  到美國後的第二站是西雅圖。麥美德女士已經事先做了聯絡,當地一位阿爾拔·畢克醫生親往車站迎接。畢克醫生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兼職教會中心的服務工作。孔祥熙在美國讀書期間,得到了畢克醫生的很多幫助,二人成了忘年之交。就是畢克的子女後來也成為孔祥熙發跡後的朋友。 
  由麥美德女士陪同,再由西雅圖赴美國中部的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大學。孔祥熙和費起鶴經水陸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目的地。麥美德女士為孔、費二人安排好食宿,便也匆匆離他們而去了。 
  美國的歐柏村大學,據說是為紀念約翰·費裡遜列克·歐柏林面創建的。孔祥熙一生崇敬的外國人很多,其中最為敬仰的人之一,就是這位約翰·費裡遜列克·歐柏林。 
  歐柏林祖籍德國,1774年出生法國的史特拉斯堡,家境小康,18歲完成大學學業後專攻哲學並獲博士學位。但他決心獻身於基督教的布道工作,於是又帶著哲學博士的頭銜進神學院進修學習。 
  畢業後,歐柏林首先在軍隊中服役,做一名隨軍牧師。不久他辭去了軍隊職務,返回故鄉史特拉斯堡進行傳教。那時整個歐洲有哲學博士頭銜的人都少得可憐,歐柏林要想謀個好職業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卻選擇了為改變自己故鄉的面貌而奮鬥終身的道路。 
  歐柏林的故鄉地處窮鄉僻壤,交通不便,氣候是冬長夏短,長期處於寒冷之中;自然條件極差,當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很落後。面對這種惡劣的環境,歐柏林沒有退縮,而是立志要改變家鄉落後的面貌,改變當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歐柏林不顧頑固分子的反對,四處奔波,遊說疾呼,要求當地人都要捐款出力,以興建道路,創辦學校,開荒種地,改良農業;而且他率先獻出自己的薪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獲得了成果。家鄉的面貌大大變樣了,繁榮取代了荒涼,荒地變成了良田,學校普遍設立,交通四通八達,居民生活大大改善,家鄉一片氣象萬千的景象。 
  歐柏林這種艱苦奮鬥、造福人類、服務大眾的精神,使他名聲遠播,法國政府為表彰歐柏林造福人類的精神,向他頒發了頭等嘉禾勳章,當時法國皇帝還特別緻電祝賀。 
  按照孔祥熙的說法,歐柏林使家鄉「一變荒涼為繁榮、貧脊為肥沃,氣象維新,大非昔比!」 
  歐柏林於1825年病逝。 
  歐柏林死後的第5年,1830年,美國耶魯大學的一位教授和一位牧師,被歐柏林不為名利造福人類的精神所動,決心學習歐柏林,把他的精神繼承下來發揚光大。二人出資並出面主持募捐,要在美國中部地區的俄亥俄州建造一所大學,取名為歐柏林大學。 
  當時,美國的俄亥俄州也屬窮困地區,自然和人文條件都與歐柏林的家鄉相差無幾。所以這兩位開拓者遇到的困難也大體和歐柏林當年遇到的困難一樣。為了創建歐柏林大學,他們和歐柏林一樣,墾荒建屋艱苦奮鬥,最後終於在美國中部的俄亥俄州建立起了著名的歐柏林大學。歐柏林如果泉下有知,應當可以欣慰了。 
  事實上,當年的歐柏林先生並沒有到過美國的俄亥俄州。所以,歐柏林在有生之年做夢都不會想到在美國會有人用他的名義建立起一所大學。更不會想到在他死去72年後的1907年,在遙遠的東方,在比他家鄉更加荒涼的黃土高坡上,會出現一所以貫徹歐柏林精神為宗旨的中國的銘賢學校。孔祥熙每次談到銘賢學校辦學的宗旨,都聲稱是取法歐柏林精神。他曾講道: 
  「銘賢學校不設在通州大邑,而設在太谷鄉間,其旨趣完全取法於歐柏林大學。再往上溯其源流,那麼,我的辦學純粹是傚法歐柏林」。 
  實際上是不是果真如此,就該當別論了。 
  進入歐柏林大學後,孔祥熙在此學習了4年,從1901年到1904年。在校學習期間,孔祥熙稱得上是一個積極向上的好學生。他讀書用功,孜孜不倦,恐怕落在美國人後面而讓人看不起。本來在潞河學院讀書時,孔祥熙的英語已具備了一定的根基,每次考試在所有考生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現在環境變了,條件也變了,孔祥熙掌握的那點英語單詞不夠用了。在學習理化課程時,由於專業名詞太多,孔祥熙感到非常吃力。但他咬牙堅持拿出比其他同學多幾倍的時間去補習英語,拿出所有的課業時間,甚至放棄了一切課外活動和節假日休息時間,去鑽研課堂上沒有聽懂的內容,「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努力,孔祥熙終於徹底地攻克了語言關。 
  孔祥熙最初主攻的是自然科學,選擇的是理化專業。從他的樸素愛國之心出發,孔祥熙想將來學有成就,走一條實業救國的道路。當時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和科技比西方國家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強大了就可以不挨打甚至可以打人。這就是當初孔祥熙的樸素想法。 
  兩年以後,孔祥熙的興趣變了方向。這期間孔祥熙外出聽的演講多了,閱讀的課外書多了,所以改變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他認為一個國家要想真正強大,最關鍵的是人。所以改造一個國家,要從改造社會制度人手,使人民都安居樂業,民智開化後,才能真正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樣國家才能慢慢強大起來。 
  基於這種想法,孔祥熙後兩年選擇的是社會科學。其最後的結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會科學也不曾學好。 
  孔祥熙每每總結這段經歷時,都會痛切自悔地說:「一個人要學商便學商,想學工就學工,必須就個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萬萬不可腳踏兩隻船,猶豫不決。腳踏兩隻船的結果,準定是跌到河裡成了落湯雞。」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學,是他的第一次出國。雖然他在國內從小上的教會學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國的影響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國還是感到很不適應,中國和美國判若兩個世界,清政府給人民帶來的生活中的兩大累贅--男人的辮子和女人的纏足,在西方人的眼裡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後了。孔祥熙決心在生活上先做一個反叛者,他當機立斷地剪掉了那條拖在腦後的長辮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歐柏林大學生活結束了。他取得了畢業文憑。可這文憑對他來說又有什麼用呢?理化和社會科學,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廢。談什麼學以致用呢,回去之後又拿什麼來報效祖國呢?畢業文憑對孔祥熙來說只是一張廢紙。只能說明一個人喝過「洋墨水」或「鍍過金」了,實際能力一點也說明不了。 
  因此,孔祥熙決定繼續留在美國深造。經教會批准,這年秋天,孔祥熙考人了著名的耶魯大學研究院,專攻礦物學。 
  為什麼專攻礦物學呢?孔祥熙經過再三考慮,結論是「中國人只知道自己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殊不知中國礦產蘊藏量之豐實,甲於全球。有這麼豐實的寶藏委棄於地,而全國處處仍在鬧窮,這是多麼的愚不可及。」 
  孔祥熙決心學好礦物學,將來回國以便開發地下的諸多寶藏,以此來拯救國家之貧窮。 
  耶魯大學位於美國康納狄克州的鈕海文市,創辦於1701年。在美國當時的二千餘所高等學府中,其校齡僅次於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創辦於1636年),聲望則與哈佛齊名,在某些方面甚至還超過了哈佛大學。有人曾對美國500名傑出工商領袖的出身作過統計,發現其中36名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占美國高等院校的第一位。又有人對美國的1萬名大學生的收人作過調查,結果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位居前三位。由於耶魯大學是一所師資力量雄厚、學生素質優良的著名大學,所以一旦考取便身價倍增。當時耶魯大學的東方學生很少,中國學生只有孔祥熙一人。 
  孔祥熙赴美留學時期,正是美國經濟經過長時間恢復,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時期,但孔祥熙認為當時的美國比不過他的老家太谷。1907年他回國後,對銘賢學校的師生發表留學感想時曾說:「6年前,我到美國的時候,我發現紐約的房屋建築,普遍的不如太谷之華麗而堅固。」 
  人們當時都覺得不可思議,孔祥熙進一步解釋說:「當我兒時,太谷一縣擁家資300萬兩以上的富戶,即有13家之多,七八層樓的大宅院,到處可見--太谷縣城裡有一家姓孫的修蓋花園,竟用漢代的白玉鋪砌地面,因而引起縣裡一名秀才藉詞勒索敲詐。姓孫的不理,秀才使向朝廷舉發,說孫家庭園規模勝過皇宮,誣他謀叛造反。皇帝三次派欽差來查辦,孫家便拿金銀財寶出來打點,清朝官吏愛錢的居多數,回奏的時候都說孫家是良民,並無叛逆事情。最後一次皇帝命人將姓孫的拘到北京,同時掘出鋪地的漢玉呈上朝廷作為證物,由皇帝親自審問。姓孫的到達北京,有人面授一計。在審問時皇帝問他花園裡地面是用什麼鋪的?姓孫的假癡假呆,答道:「都是這些白石頭子。」皇帝見他土頭土腦,錯把白玉當石子,也便哈哈大笑而了之。」 
  但是,孔祥熙畢竟接受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國人愛乾淨、勤洗澡這件事給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回國後他大加提倡,並常常對自己的學生和部下發牢騷: 
  「中國人真是骯髒,洗臉只抹一把臉盤子,絕不儒洗頸脖,洗手只洗手背掌,從不肯順便也洗洗胳膊,清洗界限,截然分明,潔與不潔,永遠保持楚河漢界。這種決不越俎代皰的洗滌,究其肇因,而不潔之故端在不洗澡」。 
  接著孔祥熙還說: 
  「談到洗澡,我們中國人竟有人一生一世只洗過三五回的。你們若不相信?那麼,請看所謂世家子弟的身上,污垢滿佈一層,油膩無處不有。像這麼樣的骯髒,生活既不舒適,發汗更難暢通,因而體格贏弱,百病叢生,這就是東亞病夫綽號之由來! 
  所以,孔祥熙一生遂以洗澡為習慣,自從美國返歸中國後,一直保持一日一浴,到死為止。不僅是洗澡講衛生,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二人因都受過美國式的教育,生活西方化、飲食西方化和談話西方化等等在他倆身上體現得也非常鮮明。 
  可能是受西方夜生活的影響,孔祥熙和宋藹齡都是以晝作夜、以夜作晝。孔祥熙每天一般睡到上午10點鐘才起床。上午一般不會客,也不出門,隨便看看報紙。午飯前要洗一次澡,有專人服侍擦背修腳。下午1點半去財政部辦公,一些兼職機關的辦公人員(行政院、中央銀行)都是到財政部碰頭,向孔祥熙請示工作。晚上辦公時間沒有定,有時七八點,有時一、兩點。 
  當時的黨國要人,一般都是政治在南京,經濟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後在上海;辦公在南京,玩樂在上海。孔祥熙也不例外。宋藹齡常往上海,規定孔祥熙每到週末須下午5時從南京坐火車9時抵家。宋藹齡一般來說不去車站接他,偶爾遇有約會,才到車站接孔祥熙,然後直接赴約定地點。依照慣例,孔祥熙要在星期天夜裡坐夜車趕回南京,參加星期一上午7點半舉行的總理紀念周的有關活動。 
  孔祥熙的早點(相當於半中午飯,他起的很晚)是一碗蛋白燕窩湯,並備各式高級點心輪換著吃。無論在南京還是在上海,孔祥熙的早點都是單獨吃,中飯則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般是6個菜,2個湯,生熟冷熱俱全。全家人都喜歡吃無錫大米飯,只有孔祥熙一人愛吃山西老家的拉麵,每頓吃一中碗約3兩,或是兩個山西煎餅。孔祥熙家裡共有3個廚師,一個做上海菜,一個做西餐,一個山西人專門製作家鄉菜給孔祥熙一人吃。山西人都喜歡吃陳年老醋,孔祥熙也有此嗜好,而宋藹齡和子女們則都不吃。有時趕上家裡吃西餐,菜和湯並不按「六二」配備。孔祥熙在南京辦公的時候,下午3點家裡派人送去乳汁蓮子羹一碗,夜間回到家裡,吃人參雞湯一小碗和自製山西煎餅一小盤。 
  孔祥熙除了每天午前洗一次澡外,大約每週洗一次湯山溫泉澡,有時也約上蔣介石一起去。那裡設有專房,設備講究,一般人是進不去的。 
  孔祥熙家有自己的醫藥顧問,專給孔祥熙看病的是一個猶太人,是上海保隆醫院著名的醫生,據說每月由中央銀行支付薪金數百元給此人。孔祥熙身體肥胖,血壓較高。遵照醫囑,孔祥熙不喝酒倒喜歡吸煙。辦公會客都要抽煙,可是當著宋藹齡的面,孔祥熙從來不吸煙。宋藹齡自己不吸煙,也不准丈夫吸煙,如果發現孔祥熙吸煙,就會埋怨道:又吸煙了吧?孔祥熙每逢這時,就會低頭不語,丟掉香煙不吸了。 
  發跡後的孔祥熙不大愛看書,臥室裡連書架都沒有。但每天要看報紙,《中央日報》每天必讀,《新聞報》的商業行情也是每天必讀,孔祥熙每天看報的時間,大約一、二個小時。 
  孔祥熙是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信仰基督教。但孔祥熙很少去做禮拜。這一點和宋藹齡大不一樣,宋藹齡住上海時,每週都去做禮拜,只是每天吃飯時免除了禱告謝飯的儀式。 
  舊社會的有錢人家,盛行打麻將牌,孔祥熙家卻不流行。孔祥熙對這些沒有興趣,一心只想著賺錢。宋藹齡倒是喜歡打牌,可不是麻將牌,而是撲克牌。宋藹齡也是每天上午10點左右才起來。她一天中最熱鬧的黃金時刻是在晚上。有幾對夫婦是她的密友,每晚必來,家裡成了宋藹齡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裡有盛老七夫婦,盛老七名叫盛升頤,是清末官僚資本家盛宣懷的兒子。他的妻子雖徐娘半老,卻風韻猶存且嫵媚動人,尤其善於辭令,一望便知是交際場中能手。她是宋藹齡的摯友,也是智囊,為之出謀定計操縱市場,配合得非常出色。此夫婦二人幾乎天天來。此外還有稅務局長樊充夫婦。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夫婦等,一來就是一雙。大多是在這裡吃晚飯,有時打電話叫冠生園送一桌廣東萊來,吃過了即打撲克牌,賭興極濃,直到深夜1點左右吃過點心方各自散去。有時不打撲克,便在家裡辦個舞會盡歡始散。 
  宋藹齡每天早起,喝一碗珍珠粉燕窩湯。她認為長期服用可使皮膚細膩。宋藹齡的外表並不漂亮,可是極愛打扮,平時穿的衣服和皮鞋、使用的化妝品都是舶來品,式樣是最流行的,走起路來都香撲鼻,儼然一位貴婦人。 
  宋藹齡亦非常講究衛生,每天早點後洗澡,用的是英國女皇用的洗澡香粉。當時的上海只有一家外國洋行出售這種香粉。衣服穿不了幾次就換新的,襪子和皮鞋換得更勤。她換下來的衣服,一般都分給花園裡的女工。 
  孔祥熙和宋藹齡雖然都是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受美國的影響很深,但二人的性格卻截然不同。宋藹齡潑辣鋒利,說話算數,家裡的規章都是她定的。孔祥熙有點怕她,所以要老老實實地遵守。孔祥熙單身住南京時,未曾有過外遇。每逢星期天下午沒有客人的時候,夫婦二人便出現在花園裡散步說話,看起來很親密。 
  家裡的孩子們,都怕母親,不怕父親,以至影響到家裡的傭人也是如此。 
  如果說孔祥熙在生活習慣上受美國的影響很深,那麼在學業上還算是為中國人爭氣的。孔祥熙人耶魯大學之初,每天都是平平和和、溫溫吞吞的樣子。本來東方學生就少,美國人就更瞧不起這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青年了,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孔祥熙心裡清楚,表面上裝得滿不在乎,暗裡卻刻苦努力。不久,孔祥熙便以優秀的成績,征服了大家。人們終於發現,這個不動聲色的矮胖子,是個思維極為嚴密、做事極為認真的人。沒有人看不起他了,接近他的同學越來越多,大家都願意和孔祥熙做朋友。 
  正是因為孔祥熙為人謙和,學習成績突出,所以孔祥熙留學6年,交了很多美國朋友。其中和孔祥熙稱得上最為知己的要算是歐柏林大學的保羅·考賓。 
  保羅·考賓是孔祥熙在歐柏林大學讀書時的密友,二人友誼深厚,無話不談。在孔祥熙的影響下,保羅非常嚮往中國這塊神秘的東方大地。為此,孔祥熙還給他起了個中國名字:康保羅,字樂三。 
  孔祥熙曾不止一次地向康樂三講述當初山西教案的情況,並且每每難過地說: 
  「回憶庚子殉難的那些教士,在太谷設醫院與學校,傳佈福音,使太谷一城百姓獲益無窮,他們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基礎,被庚子事變摧毀無遺,好不容易皈依基督的一些信徒,經過庚子那樣大事殺戮,虎口餘生,心摧膽裂,再也不敢上教堂的門。而西洋教士為了自身的安全,更無不視中國為畏途,殉難先賢的事業,竟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 
  康樂三聽得非常激動不禁地動情地說: 
  「聽你所說的,你的故鄉太谷,竟比歐柏林先生盡瘁一生的史特拉斯堡環境更加惡劣,造福人群必須有冒險犯難的決心,基督精神原本是信、望與愛。孔君,如果你學成歸國還願意本著歐柏林先生的精神回到你的家鄉去繼續先賢未竟的事業,那麼我們不妨邀幾位志同道合、不避艱危的朋友,大家一齊到太谷去!」 
  「好極了!」孔祥熙高興道:「我決心放棄祖傳的許多事業,不做官,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請,我願回到故鄉,將殉難先賢的作為發揚光大」。 
  孔祥熙後來真的回到老家太谷,繼承了先賢的事業,但所謂不做官的諾言,卻很快給證明是假的了。 
  一次推心至腹的談話,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一生。康樂三先於孔祥熙畢業於歐柏林大學,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帶著夫人一同來到中國,主動地到太谷主持教會,他的夫人做為助手,也在教會裡擔任一些工作。後來孔祥熙回國,在老家太谷創辦銘賢學校,康樂三夫婦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康樂三本人還應邀在銘賢學校擔任教員,支持孔祥熙的歐柏林精神。對此,孔祥熙曾這樣說過: 
  「銘賢草創之初,其困頓艱苦,祥熙固力任而不辭。惟熙每有一得之見,輒若不為時有所驚,而君(康樂三)不獨諒之,且更助之成之,世言知己之交,熙與君有焉!」 
  1905年,孔祥熙剛剛考人耶魯大學研究院不久。一天,孔祥熙聽說孫中山先生旅美正經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這消息使孔祥熙萬分激動。他決心再不放過這次機會,1901年,孔祥熙在日本橫濱已曾錯過了和孫中山見面的機會,當時他覺得非常遺憾,甚至有幾分失落感。孔祥熙是帶著遺憾與失望,從橫濱啟程去美國的,以至他一路上都悶悶不樂。後來在美國他又錯過了兩次與孫中山見面的機會。這次孔祥熙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也要見上孫中山一面,當面向這位革命的先驅請教。 
  放下每天要聽的課程,放下手中研究的課題,孔祥熙坐上火車,從康狄納克州趕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去與孫中山先生進行歷史性的會面。 
  克利夫蘭是一座位於美國中北部的重要工業城市,1796年以城市的籌建者--克利夫蘭將軍的名字命名。 
  這一次孔祥熙在別人的指點下,很快找到了孫中山先生寄寓的地方。站在門前,孔祥熙的心「咚咚」直跳,按門鈴的手停在半空有些顫抖。他想像不出孫中山--這位革命的領袖,肯不肯見他這個20歲出頭的「楞小子」。如果不見自己該怎麼辦呢?如果見又該是怎樣的一種會面呢?孔祥熙猶豫著。但隨即孔祥熙想到,會晤孫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長期的夙願嗎?有什麼可難為情的呢?強烈的願望促使他鼓足勇氣,使勁按響了門鈴。 
  門開了,站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位身材中等、留著兩撒鬍子且雙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他熱情地向孔祥熙作了自我介紹,然後把孔祥熙讓進屋裡。此刻種種疑慮和擔心轉眼之間全消失了,孔祥熙迫不及待地聲音有些激動地向孫中山先生述說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經歷,談了自己對中國時局的看法和對中國未來前途的種種憂慮,表達了自己願意追隨孫中山從事反清革命的強烈願望。 
  孫中山先生耐心地傾聽著孔祥熙的述說,深深地被眼前這位出身於中國傳統世家而又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長大現在又留學海外的遊子的經歷所感動了。孫中山想到中國多一些這樣懷有一顆赤子之心的青年人該多好啊!這樣的年輕人多起來,中國的革命就有希望、華夏民族就有希望啊。 
  初次見面的投緣引來了孫中山與孔祥熙的徹夜長談。孫中山先生熱情而坦率地向孔祥熙闡發了革命宗旨和民族大義,以及革命的方略,向他介紹了中國的革命形勢,介紹了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等反清革命團體已經「合成大團」,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由他和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志士攜手合作,如今革命的浪潮正風起雲湧一日千里。 
  那還是在1894年。當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孫中山認為革命出現了新的形勢,便再返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奔走逾月,在華僑中動員了20多位關懷祖國命運的人(主要是經營小商店和小農場的華僑),於1894年11月創立了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興中會。其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1895年2月,孫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總部,準備回國發動武裝起義。雖然興中會帶有狹隘的地域性,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但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它的成立發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信號,不僅標誌著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動的正式開始,並且表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組織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初步發展。 
  接下來便是由湖南的留學生黃興、劉葵一、楊毓麟域、陳天華等人發起於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長沙成立的華興會。當時到會的有本省的和外省人士共百餘人,其中大多數是學界中人。他們推舉黃興為會長,宋教仁、劉葵一為副會長。黃興先生(1874-1916年)系湖南善化(今長沙縣)人。縣學出身,肄業於武昌的兩湖學院;1901年官費到日本留學,進師範學校同時學習了軍事。當時黃興等人計劃在華興會成立9個月時,在長沙發動起義。但因1905年10月10日是清廷實際掌權人物慈禧太后的70生辰,於是他們計劃趁省裡文武官員在這天集會行禮時,引爆炸彈,並由省城內的武備學堂的學生發動起義,哥老會在省城外各地響應,然後分路進軍長沙。後由於一個混在華興會的內奸向官方告密,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關人士。當即黃興靠基督教會裡朋友的幫助逃出長沙去了上海。劉葵一等人也都脫險,起義宣告失敗。黃興、劉葵一等人毀家籌措的四、五萬元革命經費付諸東流。 
  再有就是光復會。光復會於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參加的人多是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學界人士。獄中的章太炎也參加了。剛從日本回國的龔寶全是推動光復會成立的主要人物。主持中國教育會的蔡元培被選為會長。實際的核心人物是陶成章。陶成章(187-1912年)系浙江紹興人,年輕時當過塾師。他於1900年前後萌發反抗清朝統治的思想。1902年陶成章留學日本,本來想學習軍事,卻被清朝官方阻撓。一氣之下他於1903年回國開展革命活動。。 
  光復會成立後,曾同華興會聯繫,準備在長江下游發動起義以響應湖南的華興會。後來因為華興會的起義流產,光復會的配合行動也就中止了。 
  當時光復會還進行了聯絡會黨的大量工作。 
  華興會和光復會都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它們的發起人和參加者都抱著推翻清朝統治的目的,他們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在這裡我們應該提上一筆的,還有秋瑾。秋瑾系中國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1877-1907年),出身於地主家庭,受父母之命同一個富紳家的紈褲子弟結婚,後終於因為意氣不相投而與丈夫決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決心獻身救國事業。1904年,她自費到日本留學,先後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並被推為同盟會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國參加革命活動。 
  除了光復會、華興會以外,當時全國各地還存在著一些規模較小的革命團體。如湖北的日知會、江蘇的勵志學會、強國會和四川的公強會、福建的益聞社、漢族獨立會以及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會、廣州的群智社等等。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邀集在日本的各省有志革命青年和旅日華僑等70餘人,在日本東京召開籌備組黨的會議,其中包括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成員。關於黨的名稱,當時有人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孫中山先生提出革命不專在排滿,還要廢除專制和創造共和,因此提議叫做「中國革命同盟會」。又有人提出此會為秘密組織,不必明用「革命」二字,於是後確定了這個革命政黨的名稱為「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並決定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6個字為宗旨。呂月20日同盟會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參加者有幾百人。除甘肅省當時因沒有留日學生外,全國各省的留學生代表都參加了成立大會。這次會議通過了黃興等人起草的會章,選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並確定了執行會務的其他成員。 
  同盟會的領導機構除總理外,還有譯議部、司法部和由總理指定的人組成的執行部。它是根據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三權鼎立」的原則而選舉產生的。執行部權力最大,由總理直接領導。會議一致推選黃興為執行部庶務,協助總理工作。 
  同盟會總部設在日本東京,國內有東、南、西、北、中5個支部,國外華僑中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四個支部。國內支部則按省設立分會,並有各省主盟人。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國民主革命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它不僅把分散的革命的團體統一起來,使全國革命從此有了一個指導中心,而且有力地推動了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 
  那天夜裡,孔祥熙懷著一種虔敬的心情,聆聽著孫中山先生暢談革命大計,他覺得能結識孫中山先生是自己的榮幸。因為孫中山是著名的反清鬥士,年紀也比自己大了將近一倍。在當時,能追隨孫中山這樣的反清鬥士,是孔祥熙這樣的時代青年最大的願望。孔祥熙當即向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加入興中會的要求,孫中山則十分高興地答應了孔祥熙的要求。 
  從此,孔祥熙加入了興中會,投身反清鬥爭,後來又自動轉為中國同盟會會員。 
  當孫中山問起孔祥熙未來的抱負時,孔祥熙不加思索脫口而出:「提倡教育,振興實業。」 
  孫中山聽後,認為孔祥熙其志可嘉。但教育和實業兩件大事一同做,恐怕要失之於大而不當。為此,孫中山告誡孔祥熙,「不論興辦任何事業,都得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尤須持之以恆,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於革命工作,尤應自啟迪民智為始,西北各省距離海口很遠,風氣開通較晚,所以啟迪民智的革命基礎必須極早建立。」 
  孔祥熙聽到孫中山先生贊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異常激動。後來,他回憶這段初次會晤孫中山的情形時,曾感慨萬千地說: 
  「聽了總理的這一段訓示,頓時便有撥開雲霧見青天的感覺,多年以來橫亙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總理的寥寥數語,能給我這麼重大的啟示,使我敬佩萬分。所以,當時我便提出了追隨革命、加盟同盟會的請求。而承蒙總理不棄,他欣然的立予應允。 
  「從此自覺行有道,學有雲,不像以往那樣一味在黑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驟然之間比較以前更為慎重。這一轉機,對於我個人來說,實在是關係重大。」 
  經過這次歷史性的會晤以後,孔祥熙繼續回耶魯大學學習。但是孔祥熙變了,以前他的學習時間要多於思考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現在二者顛倒了過來。孔祥熙時刻思考著怎樣用行動證明不辱與孫中山先生這次的會晤和徹夜長談。他要切切實實地拿出一個行動,拿出一個向歐柏林先生學習的行動,拿出一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行動。孔祥熙在等待著機會的出現。 
  2.宋藹齡過海求學 
  1904年夏天,當孔祥熙即將跨入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深造的時候,他做夢都不會想到,他未來的妻子宋藹齡,自上海出發來到美國,也開始了自己的留學歷程。和孔祥熙相比,宋藹齡在美求學卻是十分輕鬆而愉快的。 
  宋藹齡就讀的威斯裡安女子學院位於佐治亞州的梅肯市,瀕臨奧克穆爾吉河西岸。市內林木蔥蔥,幽靜閑雅。威斯裡安女子學院創立於1836年,原名為佐治亞女子學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裡安女子學院,附屬於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當初學院規模不大,僅有一幢主樓,學生自然不多。其學生來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後來才增建了配套建築。二十世紀初,主樓由希臘復興時代的建築風格改為維多利亞式的華美樓房,又增蓋了雙層斜坡式樓頂,使之成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廈」。學生宿舍在頂樓且內部裝備舒適,有大洗臉室和更衣室,每層樓還有一間浴室,裡邊有浴盆和瓷製便器。1900年學院又建了一座附屬建築,以為新入學的住宿生提供住處。校園內清靜、舒適的環境,為來這裡讀書的女孩子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習條件和生活條件。宋耀如的3個女兒:宋藹齡、宋慶齡和宋美齡,都曾在威斯裡安女子學院讀書。後來,這所女子學院也因培養了宋氏三姐妹而名聲大振。 
  宋藹齡最初在學院裡的「預科班」學習,與她未來的丈夫孔祥熙一樣,她也是這裡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開始的時候,人們都用一種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種說不清楚的複雜心理對待她。宋藹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學生裡只有她懂得一個人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服飾打扮,不在於她的外表而在於她的學問。平時沒事的時候,宋藹齡就會站在一旁,去欣賞和研究其他學生的美式服裝。宋藹齡能從一個人的服裝上推算出每個同學的父親到底擁有多少財產。當然這種推斷都是她心裡琢磨出來的。宋藹齡的同學們都把她的沉穩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為這個矮胖的圓臉中國姑娘不會給她們構成任何威脅。 
  但是,宋藹齡的學習成績異常突出,尤其是數學成績,是所有同學都望塵莫及的。 
  慢慢地,同學們發現這個看上去很莊重、很嚴肅的中國姑娘,實際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並且熱情、開朗,很好接近,在音樂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華。於是,宋藹齡成了同學們喜歡談論的「熱點」人物。 
  自從同學們發現了這位中國姑娘的真正性格後,閒暇時都願意聚集在她的身邊,或者懷著極大的興趣擠進她的宿舍,聆聽宋藹齡用甜甜的聲音,講那遙遠而神秘的東方故事。宋藹齡的故事永遠也講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學們的「俱樂部」。宋藹齡的嗓音甜潤而宏亮,在家父親又教過她唱歌,這使她在演出方面佔有絕對優勢。每當學校集體活動或聯歡時,宋藹齡自然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 
  這一切都應歸功於威斯裡安女子學院格裡院長的太太格裡夫人。 
  格裡夫人是個和藹可親的熱心腸婦女。是她盡力設法使宋藹齡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藹齡對格裡夫婦產生了終生難忘的感情。宋藹齡變了,變得更加能適應美國的環境。她穿的全是美國服裝,還學會了五花八門的美國俚語,且英語口語也運用自如。到美國僅1年宋藹齡就剪掉了辮子,梳起了流行的高髮式。 
  宋藹齡的成長還得益於父親的指導。宋耀如經常寫信給自己的女兒,向她介紹最新的上海情況,推薦有關的中國歷史書籍,鼓勵她要自己努力。宋藹齡從父親的信中得到了啟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 
  用東方人的眼光看,宋藹齡的長相並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發生誤會。有一天、威斯裡安學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說來藹齡已經變成了一個「漂亮的美國公民」。宋藹齡聽了非常生氣,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反駁說:「我不是美國公民,而是一位中國公民,並且我為自己是中國公民而感到驕傲。」 
  宋藹齡生活的年代,是一個極為動盪不安的年代。當時中國的落後和美國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為什麼來藹齡不願做美國公民,而為自己是一名中國公民而感到驕傲呢?也許是因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傳統思想的影響造成的,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宋藹齡自始至終都有一顆不變的愛國之心。 
  為了這位教授的一句話,也為了她初來美國時所遇到的遭遇,宋藹齡的心裡始終憋著一股火。這股火一旦遇到機會,就會發洩出來。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1906年1月,宋藹齡經學院特別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溫秉忠到美國的首都華盛頓來了。溫秉忠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領一個清朝教育考察團來美國考察美國教育的。 
  一向瞧不起洋人但又十分懼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怎麼會一下子變得開明起來了呢?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被清朝政府勾結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下去了,慈禧太后攜帶光緒皇帝出逃西安後重又返回北京。這時,不知何故慈禧一改往常主意,突然高喊起「變法」,並似乎真的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新政」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變法」,主要是為了應付國內外的危機。《辛丑條約》的簽訂雖然緩和了來自國外的威脅,但她要順應帝國主義的要求,以一種新姿態出現在列強面前,向他們表明她的政權決不是一個頑固守舊的政權,而是一個能順應「時代」需要的政權。與此同時,慈禧也深知來自國內的危機更加嚴重了。不但在被剝削壓迫的下層廣大群眾中到處埋伏著待燃的火種,而且屬於上層社會的一些階層,包括各地的士紳、中小地主和商人等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清朝政權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加了。為了緩和這種矛盾,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也為了使人們感到清政權還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不得不高喊變法,實行新政。 
  當時慈禧的「新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提倡和獎勵私人資本辦工業。1903年9月,朝廷成立商部,由皇親貴族載振任尚書,工礦業和鐵路都歸該部管理。同時,提出《獎勵公司章程》,允許私人資本自由發展等等。以前清朝政府一直把新式工業緊緊控制在官方手裡,到了外國資本已經深深地侵人中國工礦各種部門,官方再無力控制時,清廷才鼓勵私人資本加人。這雖然是對資產階級的一種讓步,但為時已經太晚。 
  二是廢除科舉考試制度,設立學堂,並提倡出國留學。清政府下令,考試中廢除八股文,整頓京師大學堂,把各省原有的書院改成學堂,要求各省城設大學堂,各府設中學堂,各縣設小學堂。各省選派學生用官費送到外國留學。同時,承認了西學合法的地位。 
  三是改革軍制,裁撤舊式的綠營和防勇,組成新式軍隊。清朝末年的各省「新軍」均是在這時形成的。為了培養新式官兵,各省設武備學堂,並以從1904年起,每年要有百人左右到日本學習軍事。 
  1905年,慈禧太后還接受了一些大臣的建議,居然要實行「君主立憲」了。其實,這只是清王朝妄圖以此向新興的資產階級做一些讓步,以達到他們「解散亂黨」目的的一個伎倆而已。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宋藹齡的姨夫溫秉忠率團來到了美國。宋藹齡立即前往華盛頓看望姨夫。見到溫秉忠之後,宋藹齡非常高興,這畢竟是她來美國後第一次見到來自故鄉的親人。 
  隨後,宋藹齡作為溫秉忠的客人,一同出席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中國教育代表團舉辦的招待會。席間,宋藹齡就自己初來美國時的遭遇,向美國總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批評了美國的「民主」。當時,這位美國總統也許是被眼前這位中國姑娘的氣勢給「鎮住」了;據說,羅斯福總統當場向宋藹齡表示了歉意。 
  當時,宋藹齡的父親來耀如也正在美國為同盟會進行募捐活動。他從當地報紙上得知愛女的表現時非常激動。消息也在同學們中間傳開了。宋藹齡成了新聞人物,大家都用羨慕的眼光看著她,向她打聽當時的情況。 
  而最令同學們羨慕的還是宋氏三姐妹相聚在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的情景。 
  宋藹齡和姨夫溫秉忠在華盛頓參加完有關活動後,又前往紐約。在紐約,宋藹齡和自己的父親宋耀如重逢了。站在父親面前的宋藹齡已經不是兩年前離家時梳著一根大辮子、臉上充滿稚氣的小姑娘了。她已經變成了一位操著一口流利英語且打扮入時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妙齡少女了。宋耀如看著兩年獨立生活給女兒帶來的變化,心裡溢滿了欣慰之情。 
  父女倆從紐約分手後,宋藹齡返回梅肯市,宋耀如隨著溫秉忠渡過哈得孫河,到新澤西州的小鎮薩米特去參觀克拉拉·波特溫小姐創辦的一所樸實無華的學校。宋耀如很喜歡這所學校的氣氛,所以他當場詢問波特溫小姐,明年是否願意錄取他的女兒宋慶齡和宋美齡來這裡就學? 
  波特溫小姐欣然同意了宋耀如的要求。 
  1907年夏天,二度赴美考察教育的溫秉忠,帶上外甥女宋慶齡和宋美齡,乘坐「滿洲裡」號郵輪啟程。宋家的二女兒和小女兒步大姐宋藹齡的後塵,後踏上了赴美留學的旅程。當時慶齡只有14歲,美齡只有10歲。 
  10歲的宋美齡是個非常天真和活潑的小姑娘。在旅途中,一天宋美齡同一位從上海回家的美國姑娘在甲板上談天。美國姑娘問她:「你長大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呀?」 
  「我要當大夫。」宋美齡脫口而出。 
  「大夫!哦,天哪,我想你不應該幹那行,當大夫要去鋸掉人家的腿,你知道嗎?」 
  「是嗎?」宋美齡大為驚訝,「那我不想當大夫了。這太髒了!」 
  抵達大洋彼岸時,她們沒有遭遇到大姐藹齡入境時所遭到的可怕經歷,很順利地在舊金山通過了關檢。 
  最初,宋慶齡和宋美齡姐妹倆被安排在新澤西州薩米特小鎮,在克拉拉·波特溫小姐辦的私立學校補習功課。這是去年來耀如赴美時說好的。 
  波特溫的學生埃米莉·唐納對宋氏姐妹要來學校的情景記憶猶新:「在我們這個小天地裡,這是件饒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很長時間裡沒有再聽到進一步的消息,因此大家把這件事情忘掉了。可是,有一天早晨我們來到學校的時候,發現她們已經來了。大的那一位非常莊重、文靜,年齡約摸有15歲,看來比我們都大得多。我們當時都9歲左右。她的中國名字叫慶齡,但是不知為什麼,我們總是稱呼她『羅莎蒙德』……我們不常見到她,因為由於年齡和性格上的差異,她自然不會來參加我們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戲鬧。但是,同時還來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名叫美齡。她的年齡和我們差不多,非常活潑和歡躍,而且相當淘氣。她長得像個滾圓的小黃油球娃娃,她對周圍的一切都興致盎然,不論是新奇的花草樹木,還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盤根問底,打聽清楚。 
  「這兩個女孩來波特溫小姐的學校後沒有多久,她們的姐姐宋藹齡就來看望她們。藹齡已是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女子,她非常和藹,非常友善。她臉上敷著厚厚的一層粉,嘴唇和兩頰塗著朱色。當時已經是1908年,她這種打扮使我們大為吃驚。我們知道,像她這年齡的中國姑娘都喜歡這麼打扮,就像年齡大一些的美國姑娘都喜歡輕輕地往臉上撲點香粉一樣。我看得出,她是打扮得很漂亮的。但是我記得,當時還是個小女孩的我,確實是從內心裡希望美齡長大後不要把面孔抹成這副模樣。 
  「有一天,慶齡和美齡收到一個從中國寄來的包裹,裡面全是給她倆的花花綠綠的漂亮衣物,其中有給美齡的一套漂亮的黑綢服,包括一條黑綢小褲子和一件繡有青龍圖案的上衣。美齡穿上這套衣褲去爬樹玩,爬到樹梢上下不來了。我哥哥趕緊爬上去扶她下來。我們都提心吊膽地站在樹下翹望,只希望她那身漂亮衣裳別扯破了。還好,衣服沒有扯破。」 
  1908年9月5日,宋慶齡正式考人了姐姐藹齡就讀的威斯裡安女子學院。此時,宋藹齡正念四年級。 
  剛入學的宋慶齡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姐姐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姐姐還幫助她盡快熟悉那裡的環境,宋慶齡對哲學課最感興趣,文學水平很高又熱心社會活動,因此擔任了校刊《威斯裡安》的文學編輯和哈里斯文學社的通信幹事。 
  宋慶齡在威斯裡安女子學院讀書期間,在《威斯裡安》上發表了《四小點》、《阿媽》、《現代中國婦女》和《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之影響》等。這些文章宣揚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表達了她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 
  宋慶齡在美國度過了人生中最為重要的青年時期。正是留學期間的學習,使宋慶齡由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成長為一個成熟豐潤的大姑娘,其愛國主義思想也隨之日趨熾烈,逐漸昇華到為革命獻身的境地。 
  1909年宋美齡12歲時,也考進入了威斯裡安女子學院。此時宋家三姐妹歡聚在了一起。美齡年紀太小,一時還不能當一名正式學生。她也受到了大姐的無微不至的照顧。 
  美齡從小就崇拜大姐。因為幼時姐妹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她的年齡最小。每當她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傷心地大哭時,大姐藹齡就會輕輕走過來安慰她,為她擦去眼淚和鼻涕。 
  每逢這時,美齡還是抽抽噎噎地問:「姐姐,你說我能夠長大嗎?」 
  「能!你一定能長成一個大人!」大姐藹齡肯定的話語給小美齡極大的鼓勵。從兒時起,美齡就產生了對大姐英雄般的崇拜,以後又逐漸轉化為深厚的愛。可以說,這種愛在宋美齡則終其一生末已。 
  不久,宋美齡和另外兩個和她年齡差不多的美國小姑娘,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班級。她們效仿大姐姐們組織的聯誼會,成立了一個名叫「三個小傢伙」的組織。為了使自己的組織有一間會議室,她們發展了院長為該組織的會員,從而獲准使用大音樂室頂層的一間空房。不久,學校許多老師都成了她們的忠實會員。為了健全「三個小傢伙」,她們還制定了口令、秘密暗號和組織規則。如規定在會議室開會時不准嚼口香糖。一般老師注意不到這一規定,總是津津有味地嚼著口香糖走進會議室,於是三個小傢伙立即大喊大叫表示抗議。 
  她們還創辦了一份報紙,美齡當文學編輯,另外兩個女孩任美術編輯和記者。報紙是抄寫的,每天發行5份,但每份內容各不相同,售價是每張5美分。 
  報紙內容獨特,大受同學們歡迎,每天都銷售一空。如其中一份的社會專欄評論說:「多蘿西·迪爾是全校最聰明的姑娘!」 
  這份報紙賣給了多蘿西·迪爾。 
  另一份報紙在同一專欄裡寫道:「校園裡所有的姑娘都說帕蒂·布朗長得美,昨天,有人見她……」 
  這份報紙賣給了帕蒂·布朗。 
  三個小姑娘,每天經過辛勤的勞動掙得25美分。她們用錢買來冰激凌、花生和糖果,然後美美地大吃一頓。 
  三個小姑娘由於辦報辦出了名。一天,她們接到東部一所大學的學生來信,信中說他們聽說了這份獨特的報紙,很想得到一份,以便把它作為美國最年輕編輯的一項紀錄。能受到如此的尊重,當時三個小姑娘們真高興極了。 
  一個小姑娘說:「我們趕緊給他們寄一份吧。」 
  「不,」小美齡見解很深刻,「他們沒有附訂報的5分硬幣來。如果這樣便宜地送給他們,我們的報紙不是太沒價值了嗎?」 
  「對,我們必須讓他們寄錢來。」另一個小姑娘說道。 
  於是,由文學編輯宋美齡執筆,她們寫了一封信寄去,向對方指出沒附訂報費這一嚴重疏漏。寄信花了她們2美分。她們耐心等待著消息。 
  不久,東部的索報人寄來了5分硬幣,小傢伙們這才把她們的報紙寄出去。這次又花了2美分郵費。 
  宋家三姐妹歡聚在威斯裡安子學院,這一事情是值得回憶和值得紀念的。但是歡聚的時間太短了。1909年,宋美齡剛剛跨進學院大門,而她的大姐來藹齡做為學院的五年級學生馬上就要畢業,並且面臨著畢業後的選擇。 
  由於宋藹齡在音樂和表演方面的才能,其主演的《學院生活的變遷》,友善地取笑了衛理公會所屬的學院。這個劇本是學院裡的三名高年級的學生根據貝蒂·韋爾斯的著作改編的。其改編人之一就是宋藹齡。 
  畢業典禮上,自然少不了宋藹齡的表演。她先是朗誦了一段根據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原歌詞改寫的台詞,然後出演了被涉世不深的美國海軍中尉平克爾頓遺棄的忠貞的日本婦女巧巧桑。為了這次演出,宋藹齡專門寫信給父親宋耀如,要他寄綢緞來製作和服。宋耀如給女兒寄來了4丈玫瑰色的錦緞。 
  5年的時間一晃而過。1909年宋藹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留言冊上,同學們為她寫下了美好的預言: 
  「看這頭版驚人的新聞!世界前所未聞的中國最偉大的改革領袖的妻子是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於她的遠見,中國已大步前進。我們現在才理解,當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的一位教授稱她是一個優秀的美國公民時,她為何感到奇恥大辱。」 
  1910年,宋藹齡帶著一紙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的畢業文憑,帶著同學們的良好祝願,告別了正在同校低年級就讀的兩位妹妹,穿著一身時髦的美國服裝,回到了風雲變幻中的故鄉。 
  可惜,同學們的美好預言並沒有實現。後來宋藹齡沒有成為「領袖」的妻子,她未來的丈夫--孔祥熙,此時正在太谷老家繼承和發揚著歐柏林精神,以實現他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 
  再後來,宋藹齡嫁給了孔祥熙,成為中國最富有的女人。 
  3.歸來報國 
  歐柏林先生的奮鬥精神和創建歐柏林大學的兩位開拓者,時時都在鼓舞和鞭策著孔祥熙,使他的性格穩重而務實。幾年的留學經歷更使孔祥熙認識到,一個人做任何事都不能想人非非,而要腳踏實地。這就更強化了孔祥熙固有的性格特徵。 
  1905年孔祥熙和孫中山先生會晤後,特別是他得知孫中山贊成他的教育興國和實業救國的想法後,孔祥熙便下定決心,畢業後要返回老家太谷創辦歐柏林式的學校,走教育興國之路。 
  1907年,孔祥熙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終於來到了。這一年孔祥熙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參加了畢業典禮。隨後孔祥熙匆匆趕到母校歐柏林大學,因為在他回國之際,歐柏林大學的中國同學會特地為他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回國歡送會。 
  歐柏林大學的中國同學會是教會扶植起來的一個學生組織。學會的宗旨是會員要人人立志研究中國學術,遠涉重洋到中國為社會人群服務。 
  所以在這次歡送孔祥熙的會議上,一個重要的議題是趁孔祥熙回國之便利,讓他帶上一筆捐款,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義和團戰士處死在山西尤其是太谷的傳教士建立一個紀念館,以紀念他們「獻身人類」的精神。這個議題立即得到了同學會全體同學的贊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論著建一座什麼樣的紀念館,且碑文內容怎樣寫更合適云云。 
  最初,是一位美國傳教士問孔祥熙:「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鄉之便,帶一筆捐款為那些被殺的傳教士建立一所紀念堂?」 
  孔祥熙認為繼承發揚歐柏林精神、獻身人類人人都有份,自己更是責無旁貸。於是他一反平日裡的溫和態度,兩眼炯炯放光,激動地申明: 
  「您的意見很好。然而,建築好紀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紀念物。死的紀念物固然重要。可是,能夠造就活的紀念物豈不是更好?什麼是活的紀念物呢?那便是設立學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難教友的精神長存人間。」 
  顯然,孔祥熙要以興辦學校的形式來紀念「庚子殉難的傳教士」。這裡,除了他要以教育救國的原因外,還有其歷史根源的。孔祥熙一直認為傳教士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如果這些人受了教育、有了文化就變成了「有知」,自然就不會再恨傳教士了。因為這「教育」和「文化」本身就來自傳教士。孔祥熙建學校的提議顯然是符合美國傳教士口味的,所以與會者一致表示贊同並通過了孔祥熙的提議。學校由誰去辦呢?自然是孔祥熙了。中國同學會為此籌集了一筆數目可觀的辦學經費。 
  1907年秋,孔祥熙帶著耶魯大學的碩士文憑,帶著歐柏林大學中國同學會的重托,踏上了回國的歸途。孔祥熙是乘海輪迴國的。輪船途經日本時,孔祥熙特地在日本停留了幾天,以考察日本的教育情況,並堅定自己興辦教育的決心。 
  孔祥熙留學歸國之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之際。前面講過,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以後,慈禧太后為緩和國內矛盾,實行所謂「新政」,曾先後派大員到美國及英、法、德、俄等國進行考察,準備實行君主立憲的政體。1906年9月,清政府實行中央官制的改變,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郵傳部、民政部和農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規定設尚書1員(部長)、侍郎2員(副部長),並規定滿漢不分。但實際上大多是滿人,漢人只有4人。 
  「新政」的內容之一,就是設新式學堂,鼓勵留學。對留學歸來的人員給以足夠的重視,包括給留學生以各種優待等。所以,一時間留學生在當時封建專制制度已趨沒落的年代裡很吃得開。孔祥熙持有美國耶魯大學的碩士文憑,更是前途無量。當時國內的許多部門都慕名請孔祥熙到部裡任職。郵傳部尚書陳壁耳聞孔祥熙在處理「教案」時的能力,認為他是個難得的人才。於是在孔祥熙剛剛回國的時候,他便親自找上門去,請孔祥熙到郵傳部任職。鐵路和郵電是當時國內公認的待遇優厚的部門,有的人想進都進不去,而孔祥熙卻對這「主動上門的買賣」沒動絲毫心思。後來北洋大學堂請孔祥熙去任教職,湖南旅京紳士請孔祥熙到長沙去辦學校,二者都許以厚祿,但孔祥熙主意已定--即學習歐柏林精神,到山西太谷老家在窮鄉僻壤辦學校。為此孔祥熙-一謝絕了人家的好意。時值李提摩太要在太原創立山西大學,聘請孔祥熙去任校長。面對「恩人」的盛情,孔祥熙心裡有些犯難,但他隨即想到,要辦好教育必須由小學中學人手。因而他也謝絕了李提摩太的邀請。 
  此後,山西太谷便誕生了一個後來曾名揚四海的「銘賢學校」,橫亙在孔祥熙心頭多年的夙願實現了。孔祥熙的這一舉動,確實是一個向歐柏林學習的最好形式:從信仰到行動,從表面到內容,都與歐柏林一致。 
  最初,孔祥熙利用太谷縣城南街基督教公理會的明道院辦了個小學,教職員四五人,學生三五十人。明道院不過是個小小的四合院,地方狹小沒有發展的餘地。過了一段時間,孔祥熙認為明道院沒有發展前途,很難實現自己的抱負,必須遷址,學校才有希望得到發展。 
  1909年2月,學校遷至距太谷縣城約2里地的東關外楊家莊的孟氏花園內,並增設了中學。 
  孟氏花園內環境清幽,景物宜人。北有烏馬河,南依鳳山,確實是個理想的學習園地。此外還有土地400餘畝,對學校今後的發展大有好處。 
  孔祥熙請來能工巧匠,精心建設,興建了大量的樓房並細心裝修。首先在花園中心為美國制鋁工業的大資本家、歐柏林大學畢業生查理·霍爾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因為歐柏林大學從查理·霍爾的遺產中拿出萬萬元作為了建校基金。當然,建立霍爾的塑像對於孔祥熙來說,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一個極好機會。這一點,孔祥熙心裡是十分清楚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學校已初具規模。學校叫什麼名字呢?孔祥熙決定用「銘賢」二字做為學校的校名。「銘賢」有兩層意思。一層顧名思義也,銘者,紀念也;賢者,聖賢也。銘賢者,乃紀念聖賢之地也。這裡所謂的銘賢就是紀念庚子年間美國傳教士在山西太谷為道殉難的「先賢」,即銘感美國傳教士的意思。另一層,則是為紀念和崇尚歐柏林艱苦辦學的精神,表示在美國歐柏林大學資助和領導下創辦的眼前這所學校。故英文校名為「Oberlln^Sansi^Memorial^School」,即歐柏林大學山西分校。 
  孔祥熙親自出任銘賢學校校長。 
  孔祥熙的教育救國事業開始並不順利。第一年銘賢學校只有9名學生。儘管學生不多,孔祥熙還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認真制定了各項規章制度。首先,銘賢學校充分體現著教會辦學的特色。它的辦學宗旨是:「培養博愛濟公,服務社會的人。」 
  其校訓是:「學以事人。」 
  銘賢學校的最高管理機構是在美國歐柏林大學內的銘賢托事部。這個托事部是在美國備案的,直接聽命於美國政府並把握學校的辦學方向。托事部由14人組成,主席由歐柏林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充任,成員大多數也是該學校的教職員或校友。凡銘賢學校的方針、財政、人事、教學等重大問題,均由托事部來決定或批准。 
  銘賢學校在國內的管理機構為校董會(在國民政府立案前為理事部),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機構,是為了應付當時的中國政府才成立的。因為北代戰爭以後,政府曾通令全國各教會學校均須先以校董會名義在中國政府立案,並按中國當時教育法令辦學。按銘賢學校校董會的組織法規定:孔祥熙自任校長兼董事長,董事會內有銘賢學校畢業生3人、歐柏林大學畢業生3人、社會名流4人,加上孔祥熙本人共11人。校董會主要是根據美國銘賢托事部的各項指示來辦校,但不管什麼人做了校董,均須以孔祥熙的馬首是瞻。所以校董會實際上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對孔祥熙歌功頌德而已。校董會要定期開會研究校務,但孔祥熙做了國民政府的高官以後,長期住南京或上海,所以每次開會,校董們只好跑到南京或上海去開會。每次開會都是由董事長孔祥熙大作報告,信口開河地吹噓一番,把開會的時間全部用完,最後差不多了才用一二十分鐘的時間把學校負責人(代理校長)帶來的議案,隨便吩咐一番了事。所以後來每次開會校董們都說,我們不是來開會,而是來聽訓。 
  不管孔祥熙做了多大的官,他還是兼著銘賢學校的校長。為什麼呢?一個小小的校長不是和孔祥熙的身份有些不成比例嗎?這是因為孔祥熙要遵守他自己在美國歐柏林大學對校友們許下的「諾言」:即不忘歐柏林精神。同時銘賢學校在孔祥熙的人生歷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特別珍愛這光榮的歷史。所以,後來孔祥熙始終都是銘賢學校的校長和校董會的董事長。 
  銘賢學校從一建立,就有中美互派代表的制度。學校建立後,除有美國人攜家眷長期住校辦理校務外,最初由美國歐柏林大學每3年選送1位畢業或未畢業的單身男性代表來山西銘賢學生擔任教師職務,每人任期3年。以後改為每年選派1人,每人任期2年,這樣就同時有兩人在銘賢學校。最後又改為每年選派1男1女(單身),每人任期2年,即同時有4人在銘賢學校(兩男兩女)。歐柏林大學有山西學生委員會,負責選派代表和籌措經費。歐柏林大學到山西銘賢學校任教的男性代表共約20餘人,女性代表10餘人。這些大學畢業或未畢業的代表,年紀都很小。初到中國,他們都不能講中國話,甚至連中國山西的風土人情都很難適應。故只能教英語,兼教音樂和體育課。他們初為人師,又是出國任教,經驗不足,很難教好;等到積累了一些教學經驗後,也就到回國的時間了。 
  就是這樣一些人組成的師資隊伍,被孔祥熙視為珍寶,大肆宣傳,說銘賢學校的英語是由美國人直接講授的,並且這些教師是訓練有素、善於誘導云云。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親美的青年到銘賢學校就學。而這些美國教師也頗有一套籠絡人心的方法,如宣傳宗教、教導歌舞和進行交際等;並對一些貧苦學生施以小恩小惠的拉攏手段,這樣又更加助長了學生們的崇美親美情緒。進而加大了銘賢對學生及家長的吸引力,生源源源不斷。 
  至於說到中美互派代表,中方去美國的人,也就是選派教職員去美國留學。此一項進行的較晚,從銘賢開辦到解放前夕,前後只有十餘人次。他們最初是到銘賢學校的母校歐柏林大學留學,後因該大學只有文理、神學和音樂等幾個學院,故以後學工學農的亦可到其他大學留學,但要回母校聯繫幾次。 
  孔祥熙創辦銘賢學校的指導思想可以說是革命、宗教與教育三者的結合。宗教思想對孔祥熙的影響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孔祥熙從小便受到深刻的宗教教育,他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畢業都是在教會學校學習的。所以,銘賢學校大部分師生都是基督教徒,學生要上經課,學校組織聖誕節、團契會和主日會等教友活動。更重要的是孔祥熙曾出國留學,特別是受到歐柏林先生和歐柏林大學較大的影響,思想比較開放。這樣就自然在辦銘賢學校時,容易吸收西方的現代教育方法,注重學生德、智、體三方面的全面發展。孔祥熙曾多次向銘賢師生強調他的這種主張:造就德、智、體三育兼全的人才,就是我的富國強兵之策!希望人人都有這樣的信念,都要身體力行的去做,那麼我們的國家由弱轉強。由貧轉富,將是指日可待的。 
  孔祥熙在辦學過程中體現出來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受到孫中山先生反清思想的感召,並且要通過教育救國的形式來實現其目的,這是迎合潮流的舉動。 
  正是革命、教育和宗教三者的結合,使孔樣照較全面地設計了銘賢學校的課程,如初中設有黨義、歷史、地理、數學、英文、自然和工藝等,高中除上述課程外還設有法制、心理、經濟、哲學、醫學、物理、化學、生物、會計商法學、貨幣銀行學、教育和農業等學科。 
  全校之初、高中均設有體育和音樂課。 
  同時,銘賢學校的學生課外活動相當豐富。除體育活動外,校內還有很多社團組織,組織各種活動讓學生參與,以豐富他們的業餘生活。如學生會、青年會、國學研究會、英文研究會、文藝研究會、經濟研究會、語言練習會、料學社、宗教研究會、證道團。平民教育宣傳會以及各省縣同鄉會等,還有新劇表演團、晨曦社、海濤社、火花社等文藝社團。學生們可以自由參加這些組織,在這裡交流思想,研究學術,練習寫作。 
  從銘賢學校的課程安排和學生們的課外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出孔祥熙為銘賢學校操心的程度。孔祥熙的本家侄女孔令華老人至今仍讚歎他當年辦學的勁頭:「三叔那時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銘賢。一個普通學生的事都裝在心裡。三叔為銘賢操心真是沒明沒黑。」 
  當時,孔祥熙不僅是銘賢學校的校長,還是歷史、地理和體育課的教師,同時兼任總務長。30年代由胡春霖整理出版的《山西銘賢輯要》所載都是孔祥熙當年在銘賢學校上歷史課時的講稿,內容共分為山西的帝王類、侯宰類、勤良類、將領類、忠烈類、廉潔類、文史類和藝術類等。內容之全面,堪為山西文史集攬。 
  此外,孔祥熙還以高薪從省內外聘請一些較有水平的中國教師來銘賢學校擔任有關課程。其中,他的父親孔繁慈就在校內講授經史課。 
  當時,孔祥熙要以山西太谷的銘賢學校與天津的南開、北京的師大附中一決高下。 
  銘賢學校的學制,最初是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學4年。1916年又添設大學預科3年(高中)。全部課程共14年。1923年遵照國民黨全國教育會議決策,改為新學制,即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全部課共12年。停辦大學預科。 
  1928年起,銘賢學校辦起了農科,擔任農科主任的是美國歐柏林大學文學學士、康乃爾大學的理科碩士穆懿爾。農科聘用了大批的農業大學及專科畢業生從事實驗研究工作。除對作物育種、畜牧獸醫、園藝果樹等進行理論研究外,並辦有農場、牧場和園藝場,在太谷南山有果園、在清源縣有萄葡園以供實驗。該科還培育了「金皇后玉米」、「169小麥」等很多優良品種,並每年舉辦一次大規模農業展覽以展出各地作物和農村產品。穆效爾還借此分析實驗了我國各地的土壤,調查研究了山西的農村經濟。1931年銘賢又增辦工科,主要是製造農具為農科服務,如製造冰鐵犁、中耕器、除草機、噴霧器和玉米脫粒機等。此外還辦有翻砂廠、機械廠、肥皂廠和印刷廠等。但是,當時農、工兩科都是研究性機構,初期並未招生授課。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侵佔華北並致北平淪陷,太原告急。銘賢學校被迫西遷,經河南狹縣、西安、灑縣,歷盡艱辛於1939年春到達四川省金堂縣。租賃宅地開始上課,生源主要是華北逃難的學生和山西的商人子弟。1940年銘賢又專門開辦農工專科學校並於1943年擴展為銘賢學院,內設機械工程,化學工程、農藝、畜牧獸醫、農業經濟、銀行及工商管理八系,並附有農場、牧場、機械廠、紡紗廠、釀造廠和製藥廠等。 
  孔祥熙在1929年7月,曾搞了一個銘賢學校建校ZI週年的紀念活動,井親自為《銘賢學校ZI週年紀念刊》寫序。序中說: 
  「蓋銘賢者,實紀念前賢之學校也。命名之義,即在銘心不忘前賢也。 
  「學生之在校及已畢業者,不下千餘人,升學於國外大學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務於社會國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職員自4人增至80人,學生自30餘人增至800人,經費自8000元增至每年45000元」。 
  銘賢學校紀律嚴明,教學始終堅持從難從嚴。學院成立後實行學分制。凡一年內不及格學分超過該學年應修學分總數的三分之一者,即勒令退學。考試舞弊者,除取消該學科成績外,還要給予一定的處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銘賢學校遷回山西太谷。後來銘賢學院的工科合併於太原工學院,農科發展為山西農業大學。 
  銘賢學校雖為孔祥熙所創立,孔祥熙又是校長兼校董會的董事長,但他為銘賢學校並沒有直接花過多少錢。銘賢學校固定的辦學經費,都是從美國得到的。美國發明電解法制鋁的查理·霍爾是歐柏林大學的畢業生,後來成了制鋁工業的資本家之一。他去世後從他的遺產中捐贈給銘賢學校75萬元美金,作為辦學基金。這筆款子一部分系制鋁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則存入銀行吃利息,每年共約有3萬多元美金。歐柏林大學學生會每年以其所收會費的一半捐助銘賢學校,連同一些零散的捐款,每年亦將近1萬多元美金。銘賢每年的固定經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45000元美金左右。 
  正是有了比較充足的辦學經費,孔祥熙和銘賢學校才能在孟家花園內大興土木,增加設施。這些設施大部用美國友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紀念。如田氏樓、韓氏樓、杭氏樓。還有的以孔祥熙和宋藹齡父母命名的,如嘉桂科學樓、亭蘭圖書館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的內地太谷,銘賢學校內的樓館裡就都配有暖氣、自來水和電燈、電話、發電機、抽水馬桶、壁爐、書櫥等,試驗室裡都配有完備的教學儀器和藥品。這在當時全國範圍內的中小學校裡是很少有的。 
  其實這些開支都是從美國資本家手裡得來的。 
  再就是孔祥熙從外國為國民黨政府購買物資時,常順便敲外國商人的竹槓,讓他們對銘賢學校有所捐助,如英國和德國廠商就曾對銘賢工科捐助過機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錢到底還是剝削中國人民的錢。孔祥熙有時也運用他的關係從國外機構方面弄到一些經費,銘賢學校曾得到過美國的中美文化委員會和美國的羅氏基金會的捐助。因此可以說銘賢的辦學經費自始自終都很充裕。 
  除得到美國方面的資助外,銘賢學校還在國內進行過大規模的募捐。19M年孔祥熙對銘賢學校在重慶的畢業生們(包括校董們在內)發脾氣說:「不趁我在台上的時候,趕快給學校弄幾個錢,還要等到什麼時候!」這些畢業生下去研究了一下說:「老先生(銘賢畢業生對孔祥熙的稱呼)的意思,是叫我們用他的名義去募捐啊廣於是馬上成立了龐大的募捐委員會,印了捐啟並通過當時孔祥熙任部長的財政系統(各地稅局及關卡),以及孔祥熙任總裁的中央銀行系統(各地分支行、信託局)和其他有關方面和有關人士,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募捐」。王正廷當時就曾在重慶中國銀行出名請客,為銘賢學校募捐,杜月笙、劉鴻生和蕭振瀛都是當時的座上客。募捐結果,得到了若干億元。這些捐款除學校用掉一部分外,其餘部分因管理不善,隨著法幣不斷貶值而逐漸化為烏有。 
  孔祥熙還利用職權把國民黨政府的物資撥給銘賢學校,如他曾令農本局經理穆藕初把兩套七七式印度紡紗機撥給銘賢學校,既非送也非借,只是一筆糊塗帳。後來銘賢從四I!I金堂縣遷往成都,曾把一整套紡紗機借與四川大學,安定以後連要都不敢要,就是因為這套紡紗機來路不明,說不出口。 
  孔祥熙作為銘賢學校的校長兼董事長,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過辦學為教會服務,為美國「大老闆」服務;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終把銘賢學校看成他的私人財產來培植自己的親信,並以此來擴大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孔祥熙擔任國民政府的高官以後,就漸漸地顯露出來了。 
  孔祥熙在中央銀行任總裁及財政部任部長期間,用人行事皆成系統。他為了植黨營私,緊緊抓住人事大權,在中央銀行和財政部裡安插了大批「親信」。當時,財政部人事司長即是他的銘賢中學門生、山西太谷小同鄉高曉樓。高曉樓開始只是孔祥熙的一個秘書。後來,孔祥熙的另一個秘書陳廷柞倚仗著孔二小姐的勢力爬了上來後,收集了高曉樓的貪污材料,向孔祥熙告發。因為證據確實,孔祥熙只好把高曉樓撤職。但過了沒多久,高曉樓一躍而升任財政部的人事司長,大出眾人所料。為什麼犯了錯誤反而陞遷呢?原因很簡單,就因為高曉樓既是銘賢學校的學生,又是孔祥熙的同鄉。凡是銘賢學校的學生,都屬孔祥熙「親信」之類。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只要是畢業於銘賢學校,無論成績優劣,幾乎都可以飛黃騰達,在國民黨政府裡位居要職。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銀行或中央信託局當一名專員。在銘賢學校讀過書的人,也可以得到破格提拔。當時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和中央銀行。財政部、中央信託局裡的山西人極多,而且大部分都擔任主任、科長以上的要職。 
  這些人因為和孔祥熙有師生關係,即使是碌碌無為的低能兒,也都自命不凡,高人一等。於是有人說孔祥熙是「用人唯親」,「用人唯晉」,「用人唯賢」。其中「用人唯賢」的「賢」,指的就是銘賢學校。 
  當時,孔祥熙聽後不以為然,他反駁道:「常常有人說我,或者攻擊我喜歡用山西人,在中央銀行或中央信託局裡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會理財、最會辦金融事業的,是猶太人;英國人當中,最會理財的是英格蘭人。我們山西人是中國的猶太人和英格蘭人,辦了幾百年的票號,在金融理財方面是天才,有傳統的經驗。因此我在財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長。我也是山西人,才能在財政金融上身負重任,做出一些『成績』。我用山西人是根據他們的才能來使用的,金融事業今後還要發達,還要大量使用,決不是因為同鄉關係才用的。」 
  實際上,孔祥照所用的山西人,除了孔家的親友外,大都是「銘賢學校」畢業的學生,如何談得上是一般的山西民眾呢? 
  4.榮膺「總統秘書」 
  公元1910年夏天,在美國威斯裡安學習整整5年的宋藹齡終於學成回國,當她乘坐的那艘客輪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出現時,已經在碼頭上等了差不多大半天的宋耀如夫婦激動地流下眼淚:他們可愛的大女兒尤其是媽咪日夜想念的藹齡,終於又回到了他們的懷抱。 
  在碼頭上好一番親熱之後,宋耀如帶著她們母女倆乘車回到他們的虹口家中。一路上,宋藹齡透過車窗不停地打量著上海--這闊別5年的城市。同剛剛離開不久的美國小城梅肯市相比,中國的貧窮、落後尤其是那已經讓人無法忍受的骯髒,令宋藹齡下意識地皺起眉頭。其後一連多少天裡,她都覺著什麼都不適應,都格格不人。喝水,她覺得水裡有一股又苦又鹹的味道;洗澡,她感到澡盆又小又髒,遠不如在美國用那淋浴噴頭衝起來來得方便和愜意。除此而外,上街漫哪兒都是擁擠的人群,都是骯髒的塵土,都是難聞的氣息和麻木的面孔。宋藹齡痛感在這飛速旋轉變化的世界中,祖國落伍了,甚至保守得讓她無法忍受。於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不由地開始在宋藹齡身上流露出來。 
  父親宋耀如很快就察覺出大女兒身上有著一股不健康的苗頭。於是當有一天宋耀如聽到女兒在用英語向他請求要加入同盟會時,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不悅地對女兒說道:「你最好用中國語同我講話,因為你是一個中國人。這不是美國。在自己的祖國你應該講中國話。」宋耀如緩和一下口氣接著又說:「我想你首先應該學會做一個中國人,然後才能有資格加入同盟會。我可不希望你用一種美國人的眼光在中國看這看那,更不喜歡一個『美國小姐』來給我作什麼秘書。」說罷,宋耀如起身心情十分沉重地踱出屋去。 
  宋藹齡當下簡直震驚了。她彷彿突然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多麼嚴重的錯誤。父親方纔那一番話可謂是一句中的,擊中了她內心深處那虛榮的要害。頓時,羞愧的淚水一下奔湧出來,宋藹齡猛地側轉身,跑進了自己的臥室。 
  但宋藹齡畢竟是宋藹齡。自幼養成的剛強執著的性格,馬上給了她改正錯誤的勇氣。所以當第二天的陽光照進來家客廳時,宋藹齡已穿上一身地道的中國旗袍由臥室裡走出,並用十分純正的上海話向爸爸和媽媽問了一聲好。當時,宋耀如臉上立刻浮現出欣慰的笑容。 
  隨後,宋耀如便帶著女兒來到了自己在華美印書館的辦公室。他指著窗前一張嶄新的辦公桌對宋藹齡說:「藹齡從今天起你就坐在這裡給我擔任秘書。不過我說的秘書,並非我們華美印書館的秘書,而是同盟會司庫的秘書。」說到這裡,宋耀如加重語氣且目光異常嚴肅地望著女兒說:「這項工作是很危險的,你隨時都可能成為敵人追捕的目標。所以你要作好思想準備。因為這就是革命!」 
  宋藹齡低下頭去思索了片刻,然後抬起頭堅定地望著父親期待的目光說:「爸爸,我想我行,我能幹好。」說著她走到桌前,拿起一本《聖經》並把右手按在上面,激動地又說:「我發誓--」 
  就這樣,宋藹齡回國後第一項工作即給父親宋耀如擔任秘書,公開身份是教會學校的主日教師。她很快就全身心地投人了,認真地幫助父親募集資金,登記造冊,並把會黨名冊和資金收支繪製圖表等。這時,宋藹齡身上的優點開始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她把一切都做得那樣認真、那樣紮實,同時也那樣的出色。以至父親宋耀如不時讚許地對她子以表揚和鼓勵。 
  的確,有了女兒這樣一個精明強幹的助手,宋耀如一下覺得肩上的擔子輕多了;並且辦公室的一切都開始變得井井有條起來,桌子上不再那麼雜亂無章了,每日須辦的事情也給藹齡依次記在備忘錄上。宋耀如開始有了時間,並騰出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開闢更多新的財源等。很快地,宋耀如感到女兒這個助手對他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女兒幾乎已經成了他的左膀和右臂了。 
  沒過多久,辛亥革命爆出了。 
  1911年12月25日,在海外長期流亡的孫中山先生回國並抵達上海。當天,在上海的金利源碼頭到處是彩旗和歡迎的人群,鑼鼓聲更是一陣高過一陣。人們是在這裡熱烈地迎接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歸來。當時,宋藹齡跟隨父親一起,也站在歡迎的人群中,並且心情十分激動。 
  孫中山先生抵滬後,旋即住進了虹口宋耀如的家中。他此次回國,即是準備趕赴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因為時間異常緊迫,所以宋耀如等人都圍繞在中山先生周圍,夜以繼日地忙碌著南京就職的籌備事宜。因為當時內政外交千頭萬緒,孫中山感到實在有些應接不暇。他便向宋耀如提出,幫他盡快物色一位精明能幹且又能懂英文的秘書,以便協助他處理一些日常事務,包括陪同他去和一些外交使團接觸等。當即,宋耀如便向孫中山先生推薦了宋藹齡。因為孫中山是宋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甚至可以說當年他是看著藹齡長大的,對這位侄女輩的宋家大小姐,實在是太瞭解了。尤其那天在碼頭上,當孫中山先生第一次見到長大後的宋藹齡時,他的印象更是好極了。所以當時孫中山二話沒說,即同意了宋耀如推薦的人選。 
  就這樣,宋藹齡又成了孫中山先生的秘書。也就是說,成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秘書。 
  上任伊始,就把個「宋秘書」忙得不可開交。因為孫中山久居海外,對國內的情況及方方面面的局勢均不甚瞭解。所以他抵滬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國內各同志的匯報。而宋藹齡的任務,就是把孫中山先生同這些同志的談話認真地記錄下來。當時,來匯報的人絡繹不絕,有黃興、汪精衛、李平書、陳其美等等。宋藹齡坐在孫中山的身旁靜靜地聽著,手中的一支筆飛速地記錄著。作完記錄後,只要稍有間歇,宋藹齡便立把記錄整理出來,並摘出要點送給中山先生。很快的,「宋秘書」的出色工作贏得了孫中山先生的表揚和讚許。中山先生對宋耀如說: 
  「你推薦的秘書我非常滿意。可以說是美國式的高效率!」 
  公元1912年元月1日,宋藹齡陪同孫中山先生來到南京就任。當中山先生乘坐的專列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受到了南京各界人士的隆重熱烈的歡迎。停泊在下關江面上的中外軍艦鳴了21響禮炮,以示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蒞臨南京就職的最熱烈的歡迎和祝賀。當時,人們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中華民國萬歲」、「大總統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在萬里晴空中久久迴盪。 
  中國乃至亞洲的第一個共和政權誕生了。 
  當晚11時許,在胡漢民等人的簇擁下,孫中山先生來到典禮堂。就見他健步登上主席台,站在五色旗前莊嚴地舉起右手宣誓道: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孫文。」 
  孫中山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千頭萬緒百事待舉,一時忙得不可開交。作為總統秘書,宋藹齡的工作量也異常繁重起來。每日的電報、函件、請示和報告等文件,像雪片一樣飛落在她的辦公桌上,文件堆積得如山一樣。儘管總統身邊還有其他助手,但因為宋藹齡是孫中山最信任的一個,所以來藹齡的工作負擔也較他人格外地重了許多。但她不愧為一個出色的總統秘書,既有魄力又有條理,工作很快給她安排得有章有法,一絲不苟。其嚴謹的工作態度和作風,很快影響了其他同仁,一時間在孫中山先生周圍,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大家都在忘我地拚命工作著。 
  因為孫中山待人本來就很隨和,加之他和宋家一向很熟,宋藹齡就幾乎是他看著長大的,所以他在宋藹齡面前從不擺什麼總統架子。每逢閒暇時,孫中山常常來和宋藹齡聊天,兩個人探討一些問題。甚至有時遇上意見難以統一時,宋藹齡還敢和孫「大總統」爭執幾句。當時,因為尚屬非常時期,兼之孫中山先生的家庭生活並不十分理想。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夫人盧慕貞女士只短暫來寧小住,旋即返回澳門。為此中山先生十分苦惱且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愈來愈糟糕。恰在此時,宋藹齡陪伴在孫中山身邊並以「子侄一輩」的特殊身份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給了孫中山以彌足珍貴的體貼、關心和安慰。以至後來,宋藹齡這種不無過分的關心和照顧,竟引起當時亦一路隨行的孫中山先生的女兒孫金淡、孫金流的一度誤解和反感。後來,當宋藹齡決定辭去總統秘書的工作時,中山先生亦曾十分誠懇地再三挽留,直至後來,宋慶齡的出現才作罷了。 
  就當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會聚南京創立共和、準備為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做一番大事業時,以袁世凱為首的封建勢力蠢蠢欲動,按捺不住殺機了。加之當時革命黨內部也確有一批人對袁世凱心存幻想,總以為只要袁世凱逼退清宮,就能領導國家實行民主共和,就該把「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等。尤其是汪精衛等人,當時竟和袁世凱之子袁克定攪在一塊且打得火熱。除此而外,由於袁世凱長期在北洋軍界經營,勢力深厚。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不久,就有北洋軍閥48名將領在袁世凱的慫勇下聯名通電反對,甚至示以武力威脅。在這種內外相煎的緊急情勢下,孫中山先生不得不開始考慮辭去「大總統」職位的問題。當時他曾不止一次地強調說: 
  「孫文幾十年冒死捨生推進革命,實為國家民生,並不在求個人地位。……只要他袁世凱贊成共和,讓清室退位,中華民國得以確立,我孫文隨時準備把大總統的職位轉交給他。」 
  於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博儀簽署退位詔書的第二天,孫中山先生即向參議院正式提出辭職咨文,並推薦袁世凱來繼任總統。 
  當時,對於孫中山先生深明大義、以全局為重的做法,宋藹齡尚無法理解和接受,甚至她還措辭激烈的指斥中山先生為「扶不起來的天子」等。而面對宋藹齡的一腔激烈,孫中山又能說什麼呢?惟有無語苦笑而已。一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曠世孤獨,往往是無法期盼別人理解的。此正所謂古人云「高處不勝寒」啊! 
  卸下總統重任後,正好袁世凱答應由孫中山先生出任全國鐵路督辦,於是中山先生也興致勃勃,準備好好施展一番創辦實業的偉大抱負。當時,他與亦是革命黨人的黃興約定,他孫中山去搞全國的鐵路建設,黃興則去大西北搞開發,大家共同把新生的中華民國建設好。儘管當時來藹齡因種種不易說清的情緒所困擾,打算辭去總統秘書的職務,但後來在父親宋耀如的鼓勵下,就又堅定了追隨孫中山先生的決心。當時,孫中山還請宋耀如出任全國鐵路督辦處的司庫職務,為他總理鐵路籌建費用的一切收支。 
  於是,孫中山一行自上海出發,先赴廣東,然後廣西、福建、湖北,最後又北上考察了華北各地,一時間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他們都受到了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同時不論走到哪裡,孫中山先生都念念不忘宣傳他的革命主張和社會理想。 
  當年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構想,籌建全國鐵路及其所需資金大體上可分三種形式籌措: 
  1.與外國訂立合同貸款,自行修築; 
  2.訂立招股章程,成立中外合辦的公司,招股修築; 
  3.批給外國人修築,期滿或達一定期限後,由中方採取有償或無償方式贖回並收歸國有; 
  但孫中山當時也約定了三條基本原則決不動搖,即是: 
  1.不失主權; 
  2.不用抵押; 
  3.利息甚輕。 
  依據孫中山先生的設想,擬在10年之內修築20萬里鐵路,並溝通全國三大鐵路幹線,初步實現每年運輸收入達10億元的目標。當年構想的三大鐵路幹線是:第一條從廣東南海起,經廣西、貴州、雲南、四川,最後進入西藏並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條則由上海出發,經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最後由河西走廊進入新疆並抵達終點伊犁;第三條鐵路幹線將起於秦皇島,然後穿過山海關進入遼寧及東北各地,並由此西折人內蒙,最後北穿外蒙到達終點烏拉海。當時,孫中山認為,現在共和革命已經完成了,可以專心致志地修鐵路了,所以他決心10年之內不問政治,以便專心完成其鐵路建設計劃。後來,當他們路過北京時,孫中山依舊抱著幻想十分誠懇地與袁世凱相約: 
  「今後我們兩人分工合作。10年之內,你練精兵百萬,我築鐵路20萬里,我們共同使中國富強起來。」 
  然而事情總是不以善良人的善良願望為轉移的。1913年春,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之後,其狼子野心已然暴露無遺了。尤其是不久之後,袁世凱又相繼解除了各省由國民黨員擔任的都督,並十分囂張地宣稱:「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終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猛醒了。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鈞率先宣佈獨立並聲討袁世凱,隨即黃興在江蘇、陳炯明在廣東、許崇智在福建、蔣翊武在湖南紛紛響應,討袁的「二次革命」爆發。只遺憾的是,由於是事到臨頭倉促起事,即缺乏組織又沒有策應,以至討袁革命不到兩個月便告失敗。孫中山等革命志士又一次走投無路,只好再度亡命日本,至此,孫中山「實業報國」的偉大抱負也便付諸東流了。 
  因為當時未耀如一家與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的關係已成公開的秘密,為防不測,宋耀如全家也追隨孫中山來到了日本。是年秋初,宋慶齡結束了在美國的學習生活,也徑來日本與家人團聚。 
  不久,宋藹齡辭去了「總統秘書」的職務。 
  5.「銘賢」軼事之一 
  前面我們講過,銘賢學校的校址設在太谷縣城東關外楊家莊的孟家花園內。孟家花園佔地大,環境幽雅,是個理想的學習場所。銘賢學校從校園環境、課程設置、師生生活及各個方面,都有著豐富的佳話和趣聞值得一談。 
  由銘賢學校的校門往裡走,首先映人眼簾的是一塊大而醒目的匾牌,寫著「漸人佳境」四個大字。孔祥熙向學生們解釋其含義即:為使學生讀書既不要踏步不前,也不要急於冒進,必須由淺入深,由近及遠,循序漸進,越走越光明,所謂漸人佳境。 
  對於銘賢學校,當時有人寫文歌頌云: 
  「鳳山之陽,箕城之東,有校特立,中美同風。憶自庚戍,有清季年,孔君來歸,乃創銘賢,由晦而顯,自微而著,鼓度來游,鑾翔鳳翥,三育以興,五教以修,冠裳濟濟,步武流洲,郁此園林,錦簇花團,蒸為庫序,玉樹芝蘭,高樓矗雲,可以窮經,廣堂帶星,可以攜銘,大庇歡顏……學以事人,群英競爽,服務精神!」 
  事實上,銘賢學校的風景比頌詞中說的還要好,銘賢師生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一向自詡、自賞和自豪。他們把自己的學校概括為「雙八景」。 
  這雙八景是: 
  1.崇聖曉晴。崇聖樓是一座中西二層建築,宏峻崇麗飛樓插空,每屆銘賢畢業學生的畢業會都在這裡舉行。破曉時分,旭光輝映,襯著四周的花木扶疏,宛是一幅天然的圖畫。 
  2.義家芳草。銘賢之南的庚子殉難教士墓園,每當夏日來臨,芳草淒淒,悄然冷寂,別有一番風趣。 
  3.公廳夏靜。崇聖樓西,是孔祥熙的辦公之處。一間辦公室,一間臥室。窗前不但花木茂盛,而且每年夏天搭起涼棚,清涼幽靜,勝如仙境。 
  4,曲徑秋明。孔祥熙辦公處的遊廊環抱金屋,曲徑通幽。每到秋天,坐在這兒賞月最好不過。 
  5.南樓對峙。這是銘賢副校長田俊清捐贈的一座樓房,是銘賢的自然科學實驗室,因此又有科學樓之稱。這座樓與韓氏樓遙相對峙,故得此稱。 
  6.東校野操。這是四周垂楊的大操場,在蕭瑟的冬天,學生們仍在這裡上操,顯得生機勃勃。 
  7.韓樓燈火。銘賢的美國教員韓明衛的母親捐贈的一座三層洋樓,建築豪華、設備先進。一到夜晚燈火輝煌,蔚為壯觀。 
  8.南園雲樹。指校園南面的搜倩芬蔚,綠雲合匝。 
  9.環山疊翠。在四明廳南建造的一座假山,山之畔還建有兩個亭子。 
  10.賓館逐霞。銘賢特為招待各方參觀人士下榻而設的一座迎賓館。花木披紛,長廊寂寂。館裡還藏有不少名人字畫、珍奇古玩。 
  11.石橋疏雨。四明廳北的一口人工池塘,上面架有石橋,題為「色映花池」四字,指的是滿池碧油油的綠水。 
  12.精舍斜陽。銘賢教員宿舍,每晚斜陽返照,光燦然。 
  13.亭下晨鐘。假山上的一座鐘亭,是銘賢全校師生作息授課的指揮者。 
  14.齋窗夜讀。銘賢學校的西北隅,是全校學生的宿舍。每至夜晚學生挑燈誦讀,書聲朗朗。 
  15.嚴杞秋鮮。鍾亭附近種植的拘杞,一到秋天果實纍纍,鮮艷欲滴。 
  16.堂槐夜合。圖書館旁有幾株夜合槐,葉密花紅,像絨線球一樣,白天開花夜間卷合。 
  以上是銘賢學校校園的雙八景。這在當時的中小學裡恐怕是找不到的,就是今天的中小學裡,有這般景色的也未必多見。 
  孔祥熙親自製定了銘賢學校的校徽,採用英文校名的第一個字母「O」,「銘賢」的校旗也是一個大「O」。「銘賢」學校的運動員背心上,印著一個更大的「O」。當地群眾戲稱銘賢學校為「圈兒學校」,稱該校學生為「圈兒學校的學生」。 
  山西太谷縣在本世紀初還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內陸小縣城。當地各個階層的人們習慣於封建社會的社會生活秩序,他們處處恪守著祖訓,在戲院、電影院和教堂裡,一向都是男女分座,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閒言碎語。孔祥熙是留過洋的洋學生,思想比較開明。再說他年輕在潞河書院讀書時,就曾對徑渭分明的男女之防提出過自己的異議。所以後來他對銘賢學校的男女關係並不是很介意的。建校初期,當地人看到銘賢學校的洋先生洋小姐們接吻擁抱,心裡感到厭惡,斥為太不「正經」,有傷風化。 
  一天,貝露女校的校長、美國傳教士賀芳蘭氣沖沖地找到孔祥熙質問:「你的學生常常偷看我的學生,在禮拜堂裡,這成什麼樣子?」 
  孔祥熙從容不迫地反問:「賀女士,如果你的學生不偷看我的學生,又怎知我的學生在偷看你的學生呢?」 
  這真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賀女士先是一怔,然後自覺理虧,一笑了之。 
  正因為銘賢學校是一所教會所屬的學校,當地一些思想守舊的人對一些外國人的行為,即使感到厭惡,也無可奈何,只有背後議論議論發發心中的牢騷而已。 
  當地人都說銘賢學校的學生是「三長一短有味道」。學生們的「三長一短」指的是英文、體育、辯論是長處。這是一種諷刺。英文者,洋學生;體育者,體育不是正道哪能叫課,只能算是玩玩;辯論者,就更不用提了,孔聖人早有「巧言令色」之說。有了這「三長」,必然有「一短」,那就是古代聖賢的學問短了。人們在背後責罵孔祥熙:你一介孔聖人的後代,居然搞起了這一套,真是辱沒祖宗,不成體統。至於說銘賢學生有「味道」,其實是講衛生。當時,孔祥熙要求銘賢學生養成講衛生愛清潔的好習慣,並鼓勵大家多從教務處領用肥皂。 
  有一次,孔祥熙給銘賢學生訓話。他問道:「考察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文明進化程度,應該以什麼為準呢?」 
  台下的學生七嘴八舌。有人說「禮貌」,有人答「交通」,還有人說「建設」。孔祥熙在台上搖手然後說:「不對,不對,你們說的都不對。要欲知一國一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得看他們用水的多少。」 
  當場學生們驚訝不解。 
  孔祥熙微微一笑並解釋道:「對嘍,要看水。越是文明進步的人,用水便越多,否則反之。一個人愛清潔,必定會把水當作他的好朋友。其實依我之見,光用水還不夠,還得多用肥皂。」 
  民國初年時山西沒有肥皂廠,太谷鄉人也沒見過肥皂朋巴皂要從外地運來並且價格昂貴。銘賢學校的學生沒使過肥皂也不想使,於是抱怨說太貴買不起。 
  豈知這話傳到孔祥熙的耳朵裡以後,他馬上派人到太原一口氣買了十幾箱肥皂回來,然後向學生宣佈道: 
  「我聽說有人嫌肥皂貴,這不要緊,本校長別的供不起,供給全校學生用肥皂還不成問題。我已經買了不少的肥皂,誰要誰就自己去拿。」 
  開始,誰也不好意思帶這個頭。孔祥熙向學生鼓勵道:「叫你們去拿肥皂呀,你們越拿得多,就越用得多,我也就越喜歡。」 
  漸漸地,銘賢學校裡用肥皂的學生多了起來。 
  而那時的肥皂,有一股強烈的刺激氣味。銘賢學校的學生們用了肥皂後,身上帶有肥皂味,一出校門老百姓老遠就聞出了肥皂的味道。但他們不知肥皂是何物,只曉得孔大人辦學校、教學生都是按洋人的規矩辦。於是,出自猜想並以訛傳訛,紛紛傳說「哎呀,可不得了啦,學生一進銘賢,身上馬上就有了洋味,老遠的便能聞到。這種洋味沾上了身,準是一輩了也脫不掉。」 
  今天看來這真是太可笑了,但當時,老百姓的確誤把肥皂味當成了「洋味」。 
  實際上,銘賢學校後來能和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師大附中一決高下,正是得力於孔祥照這位留過學的洋學生。正因為孔祥熙的學貫中西,所以才能把西洋的新式教育和中國的傳統教育在銘賢學校裡加以結合併互相取長補短。在銘賢學校裡,既有西裝革履的洋先生,也有穿長袍馬褂的中國老夫子。既講授孔孟的四書五經,也講授林肯、瓦特和華盛頓。總之,目標都在「育才」。 
  孔祥熙要造就德、智、體三育兼全的人才,於是不遺餘力,多方面促使學生注意體育鍛煉,並親自教授體育課。但當時國內學校尚無開設體育課程的前例,因而也無現成的體育課本。孔祥熙東拼西湊,自己編了一套體操。他把美國當代的步兵操典,帶到大清帝國的學校裡來了。 
  孔祥熙教學生們『立正」、「稍息」、「開步走」或者「跑步走」,待到幸體學生走得步伐整齊、進退有序以後,他就給銘賢學生配起了「武裝」。 
  銘賢學生所私下擁有的第一批「武器」,是孔祥熙自備的一把指揮刀和60多把用榆木自製的步槍。 
  上體育課時,孔祥熙把130多名學生分成兩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槍操。孔祥熙則跨著大刀往旁邊一站,儼然是一位真正的指揮官。 
  銘賢學生操「洋操」、練「洋槍」的事情,很快就在當時保守而又閉塞的太谷縣城傳開了,竟成了太谷縣的一大新聞。好奇的當地人都想目睹一下這新奇之事。於是每當孔祥熙給學生們上體操課時,操場四周總有一些人圍觀。而在眾目睽睽之下,學生們則更是興致盎然,步伐也就更加整齊。圍觀的人見此情景都噴噴稱羨,並為之四處宣揚。因此,孔祥熙能操洋兵法、編練「新軍」的名聲,很快就滿城皆知了。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多少也改變了一點當地眾人對銘賢學校的偏見。 
  孔祥熙能編練「新軍」的消息,不久就傳到了太谷縣商會會長的耳朵裡。這個商會會長原先掌握著一支稱為「商團」的武裝。但是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後,「商團」中的不少惡棍望風而逃,商團也就名存實亡,處於行將瓦解的狀態。 
  一天,商會會長帶著禮物,慕名親往銘賢學校欲以重金禮聘孔祥熙擔任商團教官,代為訓練並指揮商團。孔祥熙對此邀請很感興趣,也正中他的下懷。他想借此機會掌握一支地方武裝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商團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購買真槍真炮。 
  其後孔祥熙訓練商團也頗有成效,於是太谷警察局也前來約聘孔祥熙,請他出任顧問,每月到警察局去一次,對警察進行訓話。在警察局,孔祥熙主要是宣傳一些美國的治安管理方法,同時灌輸自己的一套東西。 
  這樣,孔祥熙很快便掌握了太谷一帶的全部武裝力量,他就像地方大員一樣,常常身穿西裝,腰佩指揮刀,挺胸昂首,威風凜凜地走在縣城的大街上巡視。而街上的警察、商團團員和銘賢學校的學生及其他學校的學生,見到孔祥熙都要立正向他敬禮。 
  如果說孔祥熙讓銘賢學生操練體操,是把西洋先進的東西介紹給中國人的話,那麼他對中國傳統的國學也是注意加以改進的。 
  孔祥熙身為一校之長,遇有教師因故臨時請假不能到校上課時,所缺之課都由孔祥熙替代。特別是在替別人上國文課時,孔祥熙常常結合時事,擬出作文題目讓學生去做。不過,有一次他這樣做卻碰了「釘子」了。 
  那天,孔祥熙又臨時替別人代課,並且偏巧又是作文課。他給學生出的題目是《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孔祥熙剛把題講解完,國文教師趙昌變氣沖沖地走了進來。趙昌變是清朝拔貢,以書法灑脫揚名三晉,是一位眾人景仰的老先生。孔祥熙與他過從甚密並且也對他相當敬重。 
  可今天趙昌變是衝著孔祥熙來的。當即他責問孔祥熙道: 
  「你一代作文課,作文題目都和武事有關。孔校長你辦銘賢學校,性質是文呢還是武?你出這些作文題目,總不是讓學生畢業後都去當兵吧?」 
  孔祥熙聽完急忙解釋:「哈,趙老夫子,我是有這麼一個念頭,銘賢的學生畢了業,雖然不必全去當兵,可當兵的觀念和準備卻必須有。」 
  接著,孔祥熙便滔滔不絕地講起了清政府如何腐敗和國外各國徵兵制的區別及優劣,講一個公民應該有保家衛國的能力和意識。這一通說教,使憤然前來質問的趙昌變緘默不語了。他心裡不得不佩服孔校長確實要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遠。 
  在和趙昌變討論之後不久,孔祥熙作了一條正式規定:今後凡寫作文不必非引經據典,只要能言之有理,即使方言俗語人文也可評為上佳之作。 
  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是在新文化運動時,白話文當時被普天下的道學家視為不成體統、不倫不類的「洪水猛獸」。因此,胡適被尊為白話文的倡導人。其實孔祥熙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在自己辦的銘賢學校提倡白話文了,此真可謂敢為天下先。 
  孔祥熙不僅敢提倡白話文,而且還敢對學生進行「性教育」,這在當時,在中國傳統社會裡需要多大的膽量啊! 
  既然孔祥熙從小就敢背叛自己的老祖宗,而去接受教會的教育,既然孔祥熙是一個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那麼他就能在當時比較落後的自己的家鄉去開風氣之先,揭造化之奇。他就敢於公開與傳統的禮教相違背,做一個實施「新風」的表率。當時孔祥熙在銘賢學校開設了「性教育」課程,他每季兩次或者三次,把那些已發育成熟、即將從銘賢學校畢業的學生,集中於一室並親自講解「性的衛生」、「性的道德」、「性的神聖」和「兩性結合」等問題。 
  這些題目的講解,在當時來說實屬「大膽」而「先進」的不凡舉動,對中國傳統的封建道學是一個極為有力的衝擊。孔祥熙對「性」的講解,把當地那既沒有真本事、又道貌岸然,並且常常說三道四的偽道學們搞得暈頭轉向,目瞪口呆。 
  當然,孔祥熙對性問題的理解和講解,主要是從積極的方面去引導學生,使之對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從而全面揭開人生的秘密,消除年輕人對此的神秘感。用今天的話說,純屬正面教育。 
  孔祥熙在每次給學生進行「性教育」時,總是對那些好奇心切的學生們說:「老先生們制止性慾,有如鯨之治水,築堤防、防外溢,不知浚疏河道,只曉增強堤壩。這個方法最危險,因為水不暴發猶可,一旦暴發堤決壩潰,必將無法收拾。所以我們制止年輕人的性慾奔放,應該用大禹治水的法子,疏浚淪排,順著水性逐步導人正軌。」 
  當時,孔祥熙還明確地告誡學生:「手淫最能殘害身體,初期為神經衰弱,浸漸便成不易治療的重症。你們切切不可玩忽,萬萬不許任性妄為,要知道你們將來能否成功立業,能否為聖為賢,幾乎完全以可否克制性慾而為斷。」 
  為了使銘賢學校的學生都能身心健康地發展,孔祥熙採取了一些積極的辦法。他特別注意學生們的起居生活,言行舉動,嚴禁學生看課外的那些有害於身心健康的不良讀物;並大量準備體育用器,讓他們積極鍛煉身體,白天認真學習並加強身體的鍛煉,這樣晚間就能按時人睡,永遠有一種飽滿旺盛的精力。 
  正是孔祥熙對學生們進行的這些有意的新式教育,在當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1915年4月,華北第一次運動會在太原舉行。銘賢學生共取得6個主要項目的第一名,一時威震華北各省。當時許多人面面相覷,不知山西怎麼突然冒出這樣一支勁旅。從此,銘賢的聲譽不勝而走。 
  後來所謂的「三晉學府,私校典範」,就是當時人們在通過一段時間對銘賢的瞭解之後,對其比較公正的評價。 
  孔祥熙不僅注意銘賢學校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而且對當時地方上的一些陋習,也是極力主張從根剷除,就連自己的父親也不例外。 
  孔祥熙雖然很早就開始接受西洋教育,對基督教會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國對中國大量輸人鴉片。怎樣才能禁絕鴉片呢?在他看來,林則徐在廣州焚燒鴉片有點感情用事,太衝動了。雖說此舉一時大快人心,但最終兵敗於大英帝國,帶來的後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讓。當時曾有銘賢學生向孔祥熙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監督(銘賢學生對孔祥熙的稱呼),假如你奉命禁煙,您會如何辦理呢?」 
  當即孔祥熙不假思索應聲而答: 
  「除了盡焚鴉片煙,對於抽鴉片的我還有一個頂好的辦法,那便是把這些人統統充軍到甘肅、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們開墾種田,從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來苦,或者暗中還在抽鴉片,乾脆掘一個大坑,丟他們下去活埋。」 
  看來孔祥熙對吸食鴉片是深惡痛絕併力主徹底根除。那麼他是這樣說的,做得又怎樣呢? 
  當時銘賢學校所在地的周圍,吸食鴉片的人相當多。每當這些吸食者煙癮發作時,就要涕淚交橫,手足委頓不能伸舉自如。一些癮大者,更是面黃肌瘦,肩聳項縮,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這種情況,心裡不免又氣又恨。他決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這種惡習。於是孔祥熙備了酒席,請來村長和當地的士紳,商量給「煙民」戒煙的方法。席間孔祥熙力陳鴉片之害,終於獲得了村長和鄉紳的支持。大家達成共識後,決定由村長負責管理,把當地的「煙民」分批送進村公所關起來,強行戒煙。同時孔祥熙提議,煙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錢的,伙食自備。家裡沒錢的,由銘賢學校供給。數日之後,戒煙活動有了明顯的效果,煙民日漸減少,到後來楊家莊幾乎煙民絕跡。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親孔繁慈找來給銘賢學校講授經史,本意是加強學校的師資力量,以利於自己對銘賢的控制。不料,這個孔繁慈卻實實在在給兒子添了不少麻煩。 
  當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稱「臣是酒中仙」,終日酩酊大醉,還振振有詞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頓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這對銘賢學校的教學活動產生了極不好的影響。為了加強對學校的管理,孔祥熙規定師生一律不准吸煙飲酒。可是孔繁慈對此並不太重視,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對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長提倡戒煙戒酒,而身為教師的校長之父都可以例外,這怎麼能說服其他人呢?於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廚役不要為孔繁慈備酒,繼而又當面向父親講明其緣由,請求父親能身體力行支持兒子的戒煙戒酒活動。孔繁慈聽罷雖說心裡一百個不情願,但他畢竟是讀過書的人,面對族中眾多人的壓力,當初都能支持兒子衝破阻力去上教會學校、去留學美國。今天孔繁慈為了支持兒子的工作,也為了兒子把銘賢學校辦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鄉的威望,孔繁慈終於答應了兒子的要求。 
  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早已證明了抽煙和過量的飲酒,都是對身體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人們也多能自覺地去戒煙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孔祥熙提倡戒煙戒酒,真可謂先見英明且難能可貴。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為辦好銘賢學校進而為桑梓做出貢獻的時候,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再一次改變了孔祥熙的人生軌跡。在時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 
  第五章 革命狂飆乍起 
  1.山西都督閻錫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內,新軍官兵打響了反清起義的第一槍,偉大的辛亥革命爆發了。 
  早在1904年,武漢知識界即成立了科學補習所,名為補習科學,實則醞釀革命。後由於該組織同華興會的聯繫較頻繁,以至當華興會起義計劃暴露時,科學補習所也受到了牽連,被清政府強令解散了。 
  當時,這個補習所的主要成員都是當地新軍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學界人士參加。所謂新軍,系湖廣總督張之洞當時在任上編練組成的。當時有新軍第八鎮(張彪為統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協(黎元洪為統領),並且還在武漢設立有陸軍小學堂和陸軍中學堂。新軍編成後,當時許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識青年紛紛投人進去,並在新軍中迅速形成一股勢力發展壯大起來。 
  後來,科學補習所的一些成員又在日知會的名義下開展活動。所謂日知會本是當地基督教會所辦的專供教徒閱讀書報的一種機構,後於1906年亦為清政府強迫停止了活動。這樣1908年新軍中的革命士兵又以為群治學社名義,成立一秘密組織(後改為振武學社)。當時日知會和為群治學社(亦即振武學社)這兩個組織,實際上在武昌地區起了傳播革命思想、組織和積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們在新軍中的工作比較深人,直接組織兵士,並且有些革命知識青年還直接當了兵,並在士兵中起了骨幹作用。 
  其次,他們接受了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先前因湖南方面輕易發動起義而受牽累的教訓,因而對待起義行動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由於他們處於軍隊的環境中,更使他們懂得要注意組織嚴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會會員組成的共進會,派人到湖北省活動,並在武漢設立了秘密機關。他們主要是聯絡會黨,試圖立即發動起義。由於會黨力量不受約束,起義計劃不能實現,後來共進會在湖北的活動只得停頓下來。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進會在武漢重新活動起來,並開始進入新軍中開展工作。 
  當時,在有著16000多人的湖北新軍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級軍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組織。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會中部總會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於武昌舉行聯合會議以籌劃武裝起義,並成立了領導起義的統一機構--軍事總指揮部。當時大家推選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劉堯微(復基)和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同時會議還決定在漢口設立政治籌備處草擬文告,制定旗幟,並負責將來建立革命軍政府的工作。會議原議定10月6日(舊歷中秋節)起義,後因準備不足而推遲起義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配置炸藥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劉復基、彭楚藩和楊洪勝等33人被捕,蔣翊武被迫在混亂中逃離武漢。孫武受傷住進醫院。其他領導骨幹或隱蔽,或逃亡,起義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當晚,劉、彭、楊3人在湖廣(相當於湖南、湖北二省)總督的審訊法庭上慷慨陳詞,堅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禍國殃民。在被押赴刑場時,他們高呼「民國萬歲」、「孫中山和未死同志萬歲」等口號壯烈就義。凶狠的瑞徽在殺害3烈士後,又下令封鎖新軍各標(相當於團)、各營和各隊(相當於連),禁絕往來並全城戒嚴,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鎮壓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軍中一批接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強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時許,武昌城內黃土坡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的一個排長在巡查樓上營房裡,發現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龍等正在準備起義。當場他厲聲責罵:「你們要造反嗎!」金兆龍毫不畏懼,大聲回答說:「造反就造反!」當那個排長命令士兵去捆綁金兆龍時,金兆龍一躍而起大喊一聲:「同志們,反了吧!」頓時,革命士兵們一擁而上,開槍把那個反動排長打死了,接著又打死了前來鎮壓他們的連長和營長。隨後士兵們鳴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頒發的肩章撕掉並臂纏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龍的率領下,鬥志昂揚地衝出營房,迅速攻佔設在楚望台的清軍軍械庫,奪取了槍支彈藥。 
  這時,武昌城內步、炮、輜重各營兵士和革命黨人聽見槍聲紛紛響應,奔向楚望台。晚11時左右,各路起義士兵3000來人聯合起來,分兵三路猛攻清湖廣總督署。他們組織了40多人的敢死隊,直衝到督置東轅門,彷彿一把尖刀一樣猛插進敵人的心臟。炮隊也在蛇山連續發炮,配合士兵進攻。督署前槍炮和喊殺的聲音震天動地,瑞徽和新軍統制張彪等清朝官員倉惶登上泊在長江上的「楚泰」號兵艦出逃。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在武昌的清政府勢力已被基本消滅,革命軍士兵於清晨勝利地攻克總督衙門,並於次日正午佔據了武昌全城。其後又迅速佔領了漢陽,並宣告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成立。再過一天,起義士兵乘勝攻佔漢口,武漢三鎮連成一片。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漢取得了勝利。 
  「革命黨舉義成功」的消息,立即飛傳中國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當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黨人以及和同盟會有聯繫的革命小團體,在各省領導下積極發動新軍、會黨起義,促使革命形勢在全國範圍內飛速發展。到11月下旬,僅一個多月的工夫,全國24個省區中已有14個省宣佈獨立,其他各省區也普遍開展反清鬥爭。一時間,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陷入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義勝利的第12天後,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陝西兩省省會發生起義,宣告對清朝政府獨立。緊接著在一個月內,又有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等省份以及上海這個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點還有四川,也都紛紛樹起了獨立的旗幟。在此期間,清王朝集中在長江中下游的海軍艦艇也在一些中下級軍官的發動下,全部參加到革命黨方面。雖然,當時各省起義和獨立的情況極為複雜,但總的說來,起義各省均不再承認清朝政府的統治了。 
  山西省也不例外。武昌起義直接影響了山西,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軍二營管帶姚以價在太原秋村大操場集合500名士兵宣佈起義。經過頑強戰鬥,大批清軍投降,太原起義取得成功。不過,實際上山西太原起義的指揮和策劃者都是閻錫山。所以太原起義成功後,起義主要領導人和同盟會山西分會的成員以及當地的社會名流在省咨議局集會,一致推舉閻錫山為山西軍政府都督,並採用黃帝紀元年號,懸掛八卦太極旗,號稱中華民國。 
  閻錫山字百川,又伯川,號龍池,乳名萬喜。堂名為斌役堂。1883年10月8日出生。他的父親叫閻書堂,字子明,母親叫曲月清。閻錫山是山西五台縣人。素以「華北屋脊」著稱的五台山巍然坐落在山西省的東北部。是與普陀、九華、峨眉齊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佛教文化早在隋唐時代就已名播四方。而五台縣亦以五台山於公元606年得美名矣! 
  據閻錫山本人講,他的先祖並不是五台縣人,而是由「洪洞大槐樹」下移民來到晉北的,開始遷居陽曲縣坡子街,繼而遷居五台縣長條坡,最終定居河邊村。而就在距河邊村不遠的永安村,本世紀又出了另一位偉大的軍事家、革命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這就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帥。 
  從閻錫山的曾祖父間興泰起,閻家家道好轉,基本脫離了貧寒狀況。而當年閻興泰的發家,並不是靠種地而是靠經商做生意。到了閻錫山祖父閻青雲時,閻家有土地五六十畝,除自耕自種一部分外,與另一家合夥用一家佃戶給他們種地,閻青雲除了收取一些地租外,還做點小買賣。在當時屬於當地的一個小地主,生活比較富裕。閻錫山的父親閻書堂,除了繼承父業外,後以500弔錢的資本在五台縣城裡開了個「吉慶昌」錢鋪並雇了一個小夥計,自己做起了掌櫃。所以說閻錫山是出生在一個地主兼高利貸者的家庭裡。 
  閻錫山6歲時,他的生母曲月清去世。其父閻書堂續娶鄰村(陳家營村)的陳秀卿為妻,過門時陳秀卿提出以不養前妻遺子為條件,因此閻錫山是在外祖父母家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 
  因為閻錫山是閻家後代的獨苗,又放在外祖父家撫養,從小就很嬌慣。不過,閻錫山雖然異常頑皮,卻很聰明,他念私塾時像《百家姓》、《三字經》、《大學》和《中庸》等等,基本都能大段地背誦下來。 
  閻錫山16歲時,遵父命在春天的一個吉日良辰,與和他同庚的建安村徐一敬的長女徐竹春(字友梅)結婚。 
  婚後不久,閻錫山便到五台縣城裡和父親一起經營「吉慶昌」錢鋪。在「吉慶昌」他很快就把投機商人那套精打細算、唯利是圖、投機經營和巧取豪奪的手段都學到了手。閻錫山18歲時因和父親一起經營「吉慶昌」錢鋪賠本,父子倆兩手空空狼狽回家,一時連生計都難以維持下去。當時,一些債主追到河邊村討債。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告別了父親到五台山去當兵。只是,當兵也並沒有給閻錫山的前途帶來轉機。他只是在軍隊上當了一名馬伕。閻錫山認為整天的餵馬遛馬、擔水鍘草、清理馬圈的活計「不是人幹的」,於是他在軍隊沒干多久,就開了小差又跑回家裡。 
  後來閻氏父子又跑到太原,去投靠魏仰微(魏老五),因魏老五年輕倒運的時候,閻錫山的祖父閻青雲曾救過他一命,閻家是魏老五的恩人。 
  當時,閻錫山拜魏老五為乾爹,「乾爹」把「乾兒子」安排在繁華的鐘樓街柳巷「裕盛店」裡,當了一名小夥計。 
  閻錫山每當在「裕盛店」閒下來的時候,就到處走動進行社會交往活動。距「裕盛店」不遠處有一家陝西人開的「四海店」。一天閻錫山串門進了「四海店」,由此而結識了兩個青年,一個叫張瑜,一個叫黃國梁。因為三個年輕人談得非常投機,後來三人舉杯盟誓「桃園三結義」,拜為換帖兄弟。也就是這次結拜,由此而改變了閻錫山的一生。 
  1902年,山西恢復武備學堂,招生時三兄弟一同前往應試。當時應試題目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沒過幾天,他們就接到了武備學堂錄取通知書,閻錫山、張瑜、黃國梁拜把三兄弟都被錄取。當即他們又備了一壺酒,舉杯慶賀。後來人們才知道,閻錫山的論文寫的並不好,他所以能考取,全憑他的口試。口試時閻錫山對答如流,沒得挑剔,而且精神狀態好,很有點軍人風度,當場深得考官們的賞識。這樣一來他就被錄取了。 
  閻錫山在武備學堂學習了兩年。1904年他做為武備學堂的優秀生赴日本留學,先在東京牛達區振武學校裡學習了兩年,後轉人日本弘前步兵31聯隊實習,然後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學習深造。 
  閻錫山在日本第一批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並成為準軍事組織「鐵血丈夫團」中的一員。當時孫中山先生有意培養山西的一批革命青年。因為同盟會把革命任務分為江北。江南兩部分,舉事的地點定在江南。因江南離北京較遠,革命發動起來,北方的清軍不易集中反擊,而且江南有海口,易於運輸軍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革命熱情也比江北高。當時按決定山西所負的任務是當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出兵石家莊,接應革命軍北上。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對山西革命的重視。 
  到底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孫中山先生當年曾對閻錫山和趙戴文等山西的革命骨幹進行過一次考驗。當時閻錫山和趙戴文一同回國度假;奉孫中山先生的囑咐佈置華北革命,兩人由東京攜帶炸彈回山西,經上海海關時因檢查甚嚴,閻錫山把二人所帶炸彈都集於一身,並且對趙戴文說:「如被檢查出來,我一人擔之,汝可不承認是與我同行之人。」檢查時閻站在前列,趙站後列。趙說:「我站前列,你站後列如何?」閻說:「後列有怕檢查之嫌。」故閻錫山仍在前列。經檢查果然是檢後列比前列更為細密,二人遂得渡此難關。 
  後來,辛亥革命太原起義成功的實踐證明,孫中山先生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 
  閻錫山從日本留學歸來,擔任了山西省陸軍小學的教官,3個月後升任監督。到太原起義時,閻錫山做為八十六標標統領導並指揮了太原起義,並在太原起義成功後被推為山西都督。所以說閻錫山雖然比孔祥熙小3歲,但就當時的活動能力及影響力來看,要比孔祥熙大得多。當孔祥熙對武昌、太原起義不甚明瞭時,閻錫山已威風凜凜地坐在山西軍政府都督的交椅上了。 
  閻錫山被推為山西都督後,山西軍政府也很快成立。接著閻錫山召集了重要的同盟會員和起義有功人員,研究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應該首先擴充武裝力量,光復全省;尤其應當派兵防禦清軍的反撲。於是軍政府決定都督之下成立四個標,任命張煌為第一標標統,苗文華為第二標標統,劉漢卿為第三標標統,張瑜為第四標標統。又以姚以價為東路軍總司令,趙戴文為參謀長,率張煌第一標前往娘子關防禦清軍進攻。以張瑜為北路軍總司令,率部北上攻佔雁門關並向大同進軍。以劉漢卿為南路軍總司令,南下河東光復平陽和運城。 
  當時,閻錫山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在辛亥革命太原起義中所作的一切,直接加速了清廷的覆滅。為此清政府十分恐慌,以袁世凱為首的反動勢力急忙調兵遣將,並於1911年11月4日派北洋陸軍第六鎮(相當於師)統制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人曰。 
  吳祿貞字壽卿,湖北雲夢人,由湖北武備學堂選送留學日本,在日本結識了孫中山先生,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打人清軍並一直擔任重要官職。當時,他看出清廷總理大臣袁世凱派其帶兵人晉撲滅革命烈火的陰謀,便給同盟會會員亦即他士官學校同學、太原起義的實際領導者閻錫山親筆致函,聯絡共同革命行動。函件開頭一句便是:「公不崇朝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吳祿貞此函件大意是革命的障礙是清奴袁世凱,欲完成革命,必須阻袁人京。袁若人京,無論忠清與反清,均不利於革命。希望山西的革命軍,盡數開來石家莊,共同組織革命聯軍,並由吳、閻分任燕晉聯軍正副都督。閻錫山得此函甚喜,但其幕僚提醒閻錫山防其有詐。當即閻錫山激動地說:「吳公亦為同盟會盟友,豈有騙人之吳壽卿乎?」閻錫山當即復函吳祿貞,約好娘子關會見,共商北方革命大計。 
  1911年11月5日,閻錫山與吳祿貞在娘子關前會面。倆人商量的結果是立即決定組織「燕晉聯軍」,公推吳祿貞為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溫壽泉為聯軍參謀長。山西出兵兩營車運石家莊,聽從吳總司令指揮並共同作戰。吳祿貞申明已與灤州張紹曾及山東靳雲鵬約定日期會師北京,掃除清室,以使革命早日完成。當時大事已決,吳祿貞又說:「聞袁世凱野心勃勃,近來大肆活動,他若到京就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礙,等他過石家莊時殺之,以除此害。」 
  吳祿貞可算是孫中山先生手下的猛將之一。他回到石家莊便對剷除袁世凱作了完善的佈置,預備在石家莊車站接送袁世凱時,借保護為名,暗伏下手槍連和機槍連一齊動手。然而可惜的是,吳祿貞將軍事不機密,暗殺袁世凱之事,被打人其內部的清廷密探所偵知。遂以3萬重金買通了吳祿貞舊部周符鱗。周符鱗原為第二十協統領,因曾被吳祿貞撤職而仇恨在心。接受行刺任務後,他便去找他的東北老鄉、騎兵第三營營長馬恩田,馬恩田在一大堆金銀財寶面前,亦決定刺殺吳祿貞。 
  馬恩田曾當過吳的衛隊長並頗受信任。當時吳祿貞的參謀何遂覺得馬恩田行跡可疑,向吳祿貞做了報告。但吳祿貞卻說:「不要緊,衛隊長馬恩田是靠得住的。」 
  那天夜間12點多,吳祿貞正在石家莊車站附近一座小院的辦公室裡的批閱機密文件,馬恩田突然出現在吳的面前。馬進門便說:「我來向大帥賀喜。」行跪禮時突然掏出手槍向吳祿貞一擊,吳祿貞當即繞案躲避並諭以大義,並未持槍還擊。但馬仍追擊不已,後吳祿貞破窗而出,馬向院外奔去引吳進擊。吳不知是計,追擊中不幸中了伏兵的襲擊,當場頭部中彈而死。叛賊周符麟和馬恩田刺死吳祿貞後,將頭割去向袁世凱去獻功了。 
  吳祿貞一死,燕晉聯軍娘子關會商的進攻北京、掃除清室的計劃,頃刻之間化為泡影。 
  1911年11月15日,袁世凱任命張錫鑾為山西巡撫,率曹錕第三鎮開往石家莊,準備攻破娘子關並向山西開進。 
  娘子關一戰山西民軍失利,閻錫山被迫撤回太原。不久,由於民軍內部發生矛盾,自行其事,閻錫山和趙戴文各騎一頭小毛驢行動。取道保德,攻入綏遠,佔了包頭,閻錫山才算生存下來。 
  這時的北京政府,有不承認山西、陝西的革命之說。而孫中山先生從辛亥革命中已認識到了山西革命的重要性,認識了閻錫山等山西同盟會員及「鐵血丈夫」團組織成員的領導核心作用。所以,孫中山先生給袁世凱打電報23次之多,一再向袁世凱施加壓力,表示如不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即使南北和議破裂也在所不惜。袁世凱迫於無奈,於1912年3月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 
  1912年9月18日,孫中山先生從石家莊出發,正午時分抵達山西境內的巖會車站。當時,都督閻錫山身著軍禮服在車站仁立恭候。然後陪孫中山前往太原。訪問太原是孫中山一生中的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當抵達太原時,閻錫山仍然按國家元首的規格迎接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在太原逗留兩天三夜,他的訪晉十分成功。臨行前,孫中山特囑閻錫山:「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盡辦法,保守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 
  當年,閻錫山的確曾很好地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即便後來孫中山先生逝世留下《總理遺囑》後,閻錫山曾下令此後每星期一上午為「總理紀念周」,所有省政府官員逢這一天都要在總理孫中山遺像前舉行紀念活動,並且閻錫山要到會講話。 
  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閻錫山在山西無不受到北洋軍閥強大勢力的壓迫,山西的革命烈火有隨時被撲滅的危險。為了更好地貫徹實行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也為了自身的生存,閻錫山在做了山西都督特別是在孫中山先生訪晉之後,採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視」之方策,並以此和北洋政府相對抗,以實現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保守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的設想。 
  在民國初年,閻錫山對山西的國民教育、基層政權的建設以及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都定了「宏偉」的計劃。可以說這些計劃都是孫中山先生訪晉期間,向閻錫山指示並要其加以實現的。閻錫山在自己的施政綱領中,提出民德、民智、民財三大目標。所謂「民德」即以信、實、進取、愛群為民德四要;所謂「民智」即推廣國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職業教育;所謂「民財」即改良農業,提倡工業,以利民生。的確,當時閻錫山在山西大抓各項建設,工業和農業都有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軍工生產成績顯著。這樣才有力量抵禦北洋各派系的武裝進攻。 
  正是閻錫山在山西很好地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才為孔祥熙在辛亥革命中及以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2.民軍司令孔祥熙 
  當年儘管孔祥熙和閻錫山同處山西一地,且同是同盟會員又同時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反清革命以推翻專制統治、建立一個民主國家,但由於當時歷史條件所限,兩個人卻一直沒能建立聯繫。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太谷銘賢學校的校長,整天辦他的學校、講他的經史、練他的洋操;而閻錫山呢,當時是清軍八十六標標統(相當於團長),實權在握,可以說當時兩個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並且武昌起義成功,不久,山西太原響應武昌起義也取得成功。當時閻錫山威風凜凜地坐上了山西軍政府都督的交椅,沉湎於革命勝利的喜悅之中。但由於當時交通和通訊條件所限,近在颶尺的孔祥熙卻對武昌起義和太原義舉不甚明瞭。儘管如此,辛亥革命的爆發還是為孔祥熙提供了一個施展其「才智」的絕好機會。而且,他也立刻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就在太原起義的當天,太谷縣的清廷官吏早已聞風隱匿,不知藏到哪裡去了。同時,警察也隨之無影無蹤。一時地方治安無從談起,人心惶惶,群龍無首。從太原潰退下來的一隊士兵一路向南逃竄,四五百人的逃兵全部荷槍實彈,直趨太谷。當時太谷縣是全國金融匯聚的地方,有很多資金殷實的票號和腰纏萬貫的大富豪。這些逃兵的本意,分明是要放開手腳大搶特搶,人人發上一批橫財,然後各奔東西。 
  這天,太谷商會會長打發一位商人,氣喘吁吁地跑來找到孔祥熙,向他說道: 
  「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游勇徑奔我們太谷來了。」 
  在旁的一些士紳聞聽全都嚇壞了,眾人一起向孔祥熙苦苦請求如何辦法,一時間議論紛紛。 
  「這批散兵既不是革命黨、又不像正規的清軍,直撲太谷究竟是何用心?」 
  「恐怕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呀!」 
  「孔先生,您得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計啊!」 
  在這種情形下,孔祥熙顯然已被逼上梁山,他想在眾目睽睽之下,要逃走已是不可能。要打,憑這幾個民軍、拿這幾支破槍,顯然不是對手。怎麼辦?只有先關閉城門,穩住陣腳再作打算。 
  想到這裡,孔祥熙壯著膽子對大家說: 
  「請父老鄉親們放心,那群烏合之眾是不敢進咱們太谷城的。」 
  眼下找警察是沒有指望了,孔祥熙只得臨時拼湊了一些沒有走掉的商團團員和青年學生,將四個城門統統關閉,各要害之處都派人持械把守。 
  佈置完畢,孔祥熙帶了幾個人登上了北門城樓,等待著逃兵的到來。不大一會兒,就見一大群潰兵亂亂哄哄地向太谷縣城撲來。這批散兵在城下架起火炮,擺出了一副要攻城的架勢。並且一名軍官模樣的人站在最前面,雙手叉腰高聲嚷道: 
  「城裡的人聽著,再不開城門,我就下令開炮。」 
  孔祥熙只好硬著頭皮出來應付,他舉起雙手連連搖晃著說:「請不要開炮,不要開炮。在下是太谷民軍司令。有話好說,有話好說。」開始孔祥照確實有點緊張,但很快便鎮定了下來。「太谷已經光復,在下便是新推舉的民軍司令。諸君過境,本縣軍民無不歡迎,只不過太谷城小,難以歇馬,尤其婦孺無知,不善招待,誠恐貽笑大方。在下想諸君一定是急於趕路,也不會在敝縣停留。為諸君計,不如由敝縣立刻籌出一筆盤費,聊為犒勞,就不知道諸君是否應允?」 
  「不行!」城下的那個亂軍軍官指著孔祥熙大罵:「你好大的膽子,我軍奉令趕路通過此城,你居然膽敢關閉城門阻擋我軍前進。我要你立即開門,否則叫你和你的手下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看一計不行便眼珠一轉,馬上施出第二計道:「實不相瞞,太谷城內也有幾門炮,而且這兒的城牆也還牢固。剛才我接到電話,太原府裡正有第二批隊伍在往太谷開進。兄弟還是勸諸君先拿一筆盤纏吧。」 
  城下軍官對孔祥熙此話又信又疑,似乎真有些害怕太原方面派兵追來,於是和孔祥熙討起價來:「多少?盤纏給多少?」 
  「一千兩銀子,馬上可以籌到!」 
  「不成。太少!」 
  「二千兩。」 
  「這樣吧。」那亂軍軍官說道:「孔司令,你今天走馬上任,兄弟我給你個面子,你趕快湊足三千兩銀子,少一兩也不行。這三千兩銀子一到手,俺馬上開拔,決不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覺得三千兩銀子似乎多了點,但是為了太谷的安全,已經沒有其他辦法了。當下孔祥熙只好無可奈何地說: 
  「好吧,三千兩就三千兩。」 
  說完孔祥熙急忙跑下城樓,同早已等在下面的商會會長商議了一番,並決定立即由商會湊足三千兩銀子,交給了城下的那個亂軍軍官。 
  實際上這批潰兵就是為了銀子而來的,現在目的已經達到,又看到孔祥熙派人送來的銀子成色很好,亂兵們便繞城揚長而去。 
  這次潰兵過境事件後,孔祥熙借此極力強調建立地方武裝的重要性。由於孔祥熙的舉動才使得太谷縣城倖免於難,使得全城不分老幼都對孔祥熙刮目相看,一時間他成了全縣的風雲人物。眾人都認為孔祥熙在危急時刻有膽有識,因此他的建立地方武裝的建議,自然也容易得到各方的支持。而且太谷的士紳們也確實感到有建立屬於自己的地方武裝的必要,起碼有了武裝就不會把白花花的銀子拱手送給別人了。 
  孔祥熙在太谷各方面的支持下,將太谷的警察、商團團員以及銘賢學校的學生集合起來,組成了一支民軍並命名為「太谷營務處」,孔祥熙自任營務處司令。 
  很快,孔祥熙孔司令統率的這支武裝有1000多人,而且火力齊備,擁有過山炮4門,最新式步槍100多支,他的幕僚參謀也多達十幾人。 
  起初,由於是新成立的臨時拼湊的隊伍,紀律較為鬆弛,戰鬥力也不強。於是,孔祥熙一面加緊對隊員進行軍事訓練,一面為隊員做了統一的服裝。隊員的服裝都是當時各省「流行」的式樣,孔司令自己則例外,他身著自己設計的戎服,或是紅衣白褲、長靴齊膝、胸前幾道纓穗,或是呢質軍裝、軟皮套褲、胸前綴上三五枚從外國帶回來的徽章。他整天在太谷縣的大街小巷巡視。當時有人評論說,孔祥熙沒什麼卓著戰功,服飾上卻大為講究。 
  太谷民軍成立不久,鄰近各縣也紛紛倣傚,並請孔祥熙親臨策劃指導。所以山西中部民眾自發的武裝力量發展很快。面對這種形勢,榆次、徐溝、文水、交城、汾陽、平遙、介休和孝義等縣的地方當局和紳士集議,推舉孔祥熙為「山西中路民軍總司令」。於是,「太谷營務處」的牌子被「山西中路軍軍政分府」的牌子所取代,孔祥熙也隨之成了「軍政分府」的實權人物。 
  1911年11月,袁世凱在派人暗殺了革命黨人吳祿貞之後,旋即派曹錕親率北洋軍第三鎮進攻山西,企圖撲滅山西的革命之火。一時間,娘子關前清軍與山西革命軍展開激戰。 
  消息傳來,銘賢學校的學生群情沸騰;他們自動請纓,矢志從軍,要去娘子關與清軍決一死戰。孔祥熙先後派出30人組成「敢死隊」,攜帶槍核彈藥奔赴娘子關前,與革命軍一道抗擊清軍。 
  這些青年作戰英勇,與革命軍一道,曾一度阻止了清軍的進攻。但終因敵眾我寡,武器簡陋,最後娘子關失守。孔祥熙派出的30名青年也輾轉返回銘賢學校。 
  那天,孔祥熙在銘賢學校的禮堂--尚德堂,為30名返校的學生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 
  首先,由參戰學生匯報了他們赴娘子關與清軍作戰的經過,然後由孔祥熙登台致賀詞說: 
  「30多位同學自動請纓,到娘子關和清軍作戰,他們的動機,純粹是為革命主義而奮鬥,而實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至理名言。」 
  「30多位同學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榮譽,雲智,則他們歷經艱險,能夠安然返校。雲仁,則他們熱血沸騰,無法遏止,是由於他們『愛眾心切』。雲勇,則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志願參加正式軍隊,抗禦強敵。」 
  孔祥熙的慷慨陳詞,博得了學生們的陣陣歡呼。其熱烈的氣氛深深感染了孔祥熙,他高聲宣佈:「我已準備了茶點,下面同學們可以表演節目了。」於是,學生們邊談、邊唱、邊跳,歡聲笑語,熱鬧非凡。 
  1912年1月1比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改年號為中華民國元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權。然而好景不長。1912年4月1日,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限於特定的歷史條件,被迫辭去了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於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果,演變成了一場「換湯不換藥」的歷史鬧劇,國內形勢由此發生急劇變化。 
  在山西太谷,孔祥熙神氣活現的日子就此結束了。臨時拼湊起來的「民軍」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價值,「孔司令」的頭銜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本就是個不甘寂寞的人。當時,顯然一些人對袁世凱都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孔祥熙卻不這麼看。他認為眼下仍是前途未卜,必須另尋出路。孔祥熙左思右想,終於把注意力又轉移到了洋人身上。他覺得只有依靠洋人,自己才有出頭之日,於是便牽頭組織了一個叫「中美同盟會」的團體,以求政治上的發展。 
  孔祥熙四處活動,積極地向傳教士宣傳和介紹自己的主張。他認為: 
  「灌輸新思想,改革舊習慣,絕非少數人所能勝任,更非短時間所可奏效,必須多方羅致人才,廣泛宣傳,而後持之以恆。如此進展才能迅速、普遍。」 
  在孔祥熙的熱情奔走和積極努力下,終於他領導組成了一個超乎宗教之上的機構--「中美同盟會」。 
  為此孔祥熙還特地提出了兩句口號: 
  一、「灌輸新思想」。 
  二、「改革舊習慣」。 
  1911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裡召開了「中美同盟會」的成立大會。在山西的外國傳教士雲集太谷,為孔祥熙撐腰。地方上的紳士名流也接踵而至,為孔祥熙捧場。銘賢學校的師生全體出動,擔任大會的工作人員。 
  主席台上交叉懸掛著巨幅的中國五色旗和美國星條旗。孔祥熙作為大會主席,和傳教士及社會名流一起坐在主席台中央,春風滿面,非常得意。 
  在成立大會上,孔祥熙即席發表了一個說明宗旨的講話。他激動地說:「中美同盟會的推一願望,在於幹部人員從速組織就緒,然後逐漸擴大範圍,在全國各地成立分會。如此逐漸推展,像一撮發酵粉,可以發成一大塊麵粉團一樣。 
  「為什麼本會不名之為中英、中法或中意等同盟會,而特名為中美同盟會呢?這是因為美國人士對於我國向來親善,同時也由於本主席留學美國多年,結識的美國朋友比較多,所以暫以聯絡美國人士為人手工作,等到本會組織就緒,工作稍有成效,我們再成立中英、中法等同盟會。」 
  當談到「中美同盟會」的宗旨時孔祥熙說:「遠者如美國國父華盛頓創導美國獨立,近者如我國惟一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都得力於友邦之襄贊協助。否則,雖不能說絕無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勢必較緩、較難,這是勢所必然。所以本主席認清了『獨木不成林』的道理,願與友邦人士攜手進行,更願友邦人士作為嚮導,事功進展,方可以更加神速與更加順利。 
  「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雖告完成,但是細加研究則我們不難發現,專制餘孽猶仍猖撅,士大夫積習如故,鄉愚更不知何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須繼續努力,不容吾停止腳步稍事休息,我們必須積極從事以下的兩項工作: 
  1.感化有權有勢的軍政要人; 
  2.誘導無地位、無官守的多數民眾。 
  接著孔祥熙對參加大會的外國傳教士繼續說道:「中美同盟會」的宗旨,實際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穌基督的博愛,進而促進世界大同的宗旨。」 
  這次成立大會後的第3天,孔祥熙專門僱人製作了一塊會牌,長5尺,寬1尺,牌子上刻著「中美同盟會中國支部」9個大字。當即這塊牌子就掛在福音院大門口。 
  在以後的活動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會」為依托,一方面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一方面同各界名流建立廣泛的聯繫。但是,由於外國傳教士對中國的政治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他們希望「中美同盟會」的發展,能壯大其教會的勢力;所以孔祥熙在開展活動時經常受到外國傳教士的制肘。孔祥熙雖四處奔波,但終因事倍功半而影響不大。到後來,參加「中美同盟會」的人一直不多。 
  這裡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美同盟會」的會址設在福音院,使許多不瞭解「中美同盟會」的當地人都望而卻步。他們認為,這個所謂的「中美同盟會」和教會差不多,都是一碼事,都是「洋人」們進行的傳教活動,與中國人沒多大的關係。這樣一來,漸漸地「中美同盟會」便名存實亡了。 
  可以說,孔祥熙組織的「中美同盟會」本來就是一個鬆散的。宗教色彩濃厚的資產階級團體。儘管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孔祥熙的活動也沒有多大的影響,但就組建「中美同盟會」這一組織的本身來說,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還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就在「中美同盟會」開展活動遇到重重困難時,孔祥熙聽到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孫中山先生即將抵達山西太原開展活動。 
  辭去「大總統」後的孫中山先生,當時擔任全國鐵路督辦,並開始籌措全國鐵路建設,用實業救國實現他的革命理想。 
  在孫中山看來,修鐵路是消除中國貧困的重要因素,他始終認為美國在有鐵路之前是貧困的,但一旦美國借錢鋪設了20萬英里的鐵路後,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由於中國比美國還大一些,所以它應當修更多的鐵路。 
  據說當時的某一天上午,孫中山先生在列車上邀見澳大利亞籍新聞記者端納。端納發現孫中山先生正在凝視著掛在牆上的一幅很大的中國地圖,手裡揮動著一支毛筆。孫中山先生在各個城市之間畫上線,並把它們聯結起來。端納在一旁注視著。當端納明白了這個人正在做什麼的時候,他暗自思忖,「我確鑿無疑地看到孫中山先生不僅發了瘋,且瘋得還較厲害。」 
  「我希望你幫我設計這幅鐵路圖。」孫中山對端納說道,「我建議在10年之內築20萬里長的鐵路。我正在地圖上把它們標出來。你看見從一個省會伸向另一個省會的粗線嗎?它們將是鐵路幹線。其它的是一些支線和次要的連結線。」 
  在後來的幾天內,端納每天上午7時就來到孫中山先生的車廂,看著他標畫鐵路線--他塗掉畫彎曲的線,將它們改成直線。最後當列車快要抵達一座預定要在那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大城市時,端納講話了:「我不想向記者展示您的鐵路圖,」端納漫不經心地說,「您會打消您的這些特殊想法的。」 
  「我不。」孫中山先生不以為然地說,「我不在乎。我想讓人們知道它們。我的鐵路圖將能拯救中國。」 
  「幾天以前您說您將在10年之內修20萬里,」端納反駁說,「這恐怕是不可能的。首先,這需要大量的錢;其次我認為您在30年內也不會修出那麼多的鐵路。」 
  「這很簡單,」孫中山先生答道,「我們將會得到我們想要的全部款項。我將用英國資金修一部分鐵路,用美國資金修一部分,用德國資金修一部分,用日本資金再修一部分,等等。」 
  「您難道不知道滿清也曾想這樣做嗎?他們企圖將鐵路收歸國有,依靠外國資金來經營,結果招致一場鐵路風潮。」 
  當孫中山先生聽罷默默不語時,端納指著地圖上的西藏高原說:「孫先生,圍繞西藏的那條鐵路是永遠也修不成的。您可以用毛筆和墨水來修它--只此而已。您的鐵路要經過的一些山口位於海拔一萬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那兒有道路,是不是?」孫中山先生巧辯說。 
  「沒有道路,孫先生。只有崎嶇羊腸小徑,盤旋直上雲天,非常陡峭,陡得連一頭健壯的犛牛也很難爬上去。」 
  「哪兒有路,鐵路就可以修到哪兒。」孫中山先生回答說,並就這樣把這個問題丟開了。後來端納記錄了他對孫中山先生的夢想的私下反應:「他簡直發瘋了,這倒不是因為他畫了鐵路圖,因為只要有錢和充足的時間,他畫的每一條線,甚至更多的線都可以建成,而是因為孫先生竟以為只要他畫了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5至10年內修成所有的鐵路!」 
  孫中山於1912年9月18日抵達太原,寓於皇華館。孔祥熙聞訊後立即趕赴太原迎接。19日上午和20日下午,孫中山先生分別在山西大學禮堂數千人歡迎大會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層小樓前萬人大會上發表演說。孔祥熙在場親耳聆聽了孫中山先生的親切教誨。 
  孫中山先生首先讚揚了山西民眾響應辛亥革命的偉大精神,他指出:「前在日本之時,嘗與現任都督閻君謀劃,令閻君於南部各省起義時,須在晉省遙應。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接下來孫中山先生又講,「留學海外之學生,對於中國早具有一種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為一,則可稱雄地球。故歸國後即宣揚此說之真理。凡在舊政府所蘊之心理,處今時代,悉當屏除。革命非既能使中國富強也,不過借此過渡,以達彼岸。吾人必犧牲目前私利,而求將來之幸福。」 
  當時,孫中山先生的這兩次講演,都給孔祥熙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隨後他又在太原同孫中山先生作第二次會晤,並「有所密談」。也就是從這時起,孔祥熙同孫中山先生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繫。並且,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密切的聯繫,孔祥熙正式開始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偉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3.亡命日本 
  還是在1913年夏,孫中山在南方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時,即曾寫信給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後即束裝赴滬,以襄贊「二次革命」。孔祥熙當時接到信後,倒並沒有躊躇,當即就把銘賢的校務交待一番,便匆忙上路了。從這一點來看,倒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當年的孔祥熙確是真心投身革命,為了革命不惜拋家捨業。畢竟,當時的孔氏家族已非其幼時那般潦倒那般不值珍惜了。 
  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趕到上海時,「二次革命」已告失敗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亦已逃亡日本,一時無從與之聯繫。只兩月之間,局勢即發生如此逆轉,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不知所向。當時又正逢袁世凱政府白色恐怖最嚴重之際,反動勢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面孔祥熙自辛亥以後又一直是北中國地區最活躍的革命黨人,如在滬滯留下去,恐怕要難逃羅網。萬般無奈之下,他也便只好橫下決心: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孔祥熙決定東渡扶桑追隨孫中山去了。 
  一艘遠洋客輪在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上顛簸前行,懸在半空中的太陽慘白慘白地將光芒灑落在已經發暗的海面上,彷彿在預示著一場暴風雨的來臨。船尾的海鷗惶恐地尖叫著,上下翻竄,一時找不到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歸宿似的。天與地間所有所有的一切,都顯著那般的無精打采,那般的惶惶不可終日。彷彿,所有這一切都襯托著站在船舷旁那位中年男子的黯淡心態。 
  這位男子便是正處天涯亡命之中的孔祥熙。 
  曾幾何時,也是這天也是這海,同樣也是這位孔祥熙,懷抱一腔科學救國的熱情,不遠萬里飄零海外,赴美國求取救國的知識和本領。當時,他也是倚在這船舷旁極目遠眺,心情是那樣的興奮,澎湃如眼前那洶湧的萬頃碧波一樣。然而時隔僅為數載,命運竟如此嚴酷地降臨在孔祥熙頭上,以至他有家不能回有國不能奔,只好這般子然一身孤零零地漂泊再漂泊,不知漂泊到什麼時候,才能重返那熟悉可愛的故鄉? 
  不知因為什麼,此次出洋孔祥熙心情異常的沮喪,也異常地思念故鄉。 
  當時導致孔祥熙情緒低落的原因,並不只是表面上革命的久未成功屢戰屢敗,這只能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且為一般局外人所不知的,卻是孔祥熙內心中正忍受著剛剛喪偶的痛苦煎熬,所謂孔祥熙當年喪魂失魄的苦惱,相當大一部分即源於此。 
  如今一般世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夫人是宋藹齡,卻不知宋藹齡並非孔的結髮妻子。孔祥熙當年的結髮妻子叫做韓玉梅。1908年孔祥熙留美返鄉並創辦了太谷銘賢學校之後,已過而立之年了。事業有成,當然就該到了成家的時候。經媒人介紹並且在老父親的積極張羅下,當年秋天孔祥熙在家鄉太谷與韓玉梅女士拜了天地。 
  那韓玉梅原本是個孤兒,是由太原的一所教會學校將她撫養成人的。姑娘生得端莊清秀,嬌小纖弱且又性情溫婉,知書達禮。由於同是受的教會學校的熏陶,夫妻二人倒是有著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語言。結婚以後兩人你敬我愛,夫唱婦隨,生活非常的幸福和諧,且又不失年輕人的浪漫色彩。然而好景不長,自幼失去父母呵護且又長期生活在宗教禮儀壓抑中的韓玉梅,長期以來身體瘦弱並患有肺病。在今天,肺病已經不是什麼絕症,只要及時醫治便能很快康復,但在當時我國對肺病尚無根治的藥品,一旦染上便成不治之症。韓玉梅沒等為孔家留下一兒半女,便於1912年撒手西歸。 
  雖然僅僅作了3年多的夫妻,但是孔祥熙對韓玉梅卻情深似海,他把愛妻安葬在先父孔繁慈墓的右側。 
  韓玉梅的病故,對孔祥熙來說是個沉重的精神打擊,使他一度陷於悲痛之中,情緒異常低沉。一時間愛妻的影子時常在眼前浮現,晃來晃去攪得他心神不定。但遠大的救國理想和手頭忙碌的工作又不容孔祥熙一味地沉浸於心中的悲傷。當時的兩全之策,只有找機會換換環境,以沖淡心中那難以磨滅的記憶。 
  「嗚」地一聲汽笛長嗚,將沉浸在回憶與思念中的孔祥熙喚回,舉頭前望,日本列島已在眼前了。一想到馬上就可以和自己敬重的孫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黨同志見面,孔祥熙一路陰鬱的心清不禁好了許多。「二次革命」失敗後,為避袁世凱政府的瘋狂鎮壓,當時一大批國民黨人如孫中山、黃興、李烈鈞。胡漢民以及宋耀如一家均逃往日本避難。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孔祥熙追求孫中山先生也來到了日本。 
  孔祥熙此次來日本,除政治上暫避鋒芒之外,還有一個可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當時有人推薦他來出任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簡稱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 
  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他曾幾次經歷這種遇難呈祥、因禍得福的事情。比如童年時他因生那場大病而得以接觸洋人並進教會學校;比如後來抗戰勝利前夕,他在蔣介石那裡過早失寵以至一氣之下去了美國,才避免了後來國民黨政權大陸崩坍之際隨老蔣主子一塊死一塊埋了。這一次同樣,假如不是因為「二次革命」過早失敗以至他也倉惶之中亡命日本,恐怕基督教青年會這份美差也未必會輪到他的頭上。 
  當時所謂的基督教青年會,簡稱青年會,是一個宗教性團體組織。它最初由英國青年商人喬治·威廉斯於1844年在倫敦創設。1876年傳入中國,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青年會。其後在沿海和內地一些城市也陸續有了青年會組織。1910年各地青年會在上海舉行全國會議,確立上海為所屬會的中心並設立了總部。總部名稱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其組織分成「城市青年會」和「學校青年會」。它的宗旨是「發揚基督精神,團結青年同志,養成完美人格,建設完美社會」。為此該組織經常開展各種活動,並要求寓活動於德、智、體、群全面發展之中,對當時的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個組織還曾幫助中國吸食鴉片的人建立戒煙會,希望他們永遠戒除吸煙的惡習。這些都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改革,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時正值二十世紀初,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出現了留學熱,為了適應留學生越來越多的新形勢,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日本東京設立了分會。國內動盪不安的政治局勢和一片混亂的社會境況,同樣在廣大的中國留學生身上引起了反響,致使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很不景氣。當時擔任總幹事的王正廷恰好是孔祥熙留美時的同學,由於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誤遭到了一些學生的圍攻,最後只好被迫辭職。於是教會工作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為此王正廷向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約翰·羅·莫特推薦孔祥熙來繼任並得到了批准。不想莫特的邀請真可謂是雪中送炭,正中孔祥熙的下懷。 
  孔祥熙出任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一職,當時並沒有指望撈到什麼好處,只求借一方寶地避避風雨,能幹好就幹好,幹不好也是得過且過。同時也算解了老同學王正廷之圍。在王正廷看來,孔祥熙算是對他有恩之人。事情就是這樣,孔祥熙無意無奈中的投之以李,王正廷卻有心報之以桃。從此王正廷極力提攜孔祥熙這位耶魯大學的校友兼「恩人」,為他臍身政壇步人官場架橋鋪路。反過來孔祥熙也要報答王正廷的知遇之恩,曾一度忠心耿耿地一直追隨王正廷左右,成為王正廷班子裡的一員大將,活躍在政治舞台上。後來王正廷失勢下台,孔祥熙便原封不動地接收了王的老班底,並把這些人安插到自己擔任要職的機關裡,這也算是繼承了王正廷的衣缽。 
  在日本期間,孔祥熙一方面走馬上任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之職並管理該會會務,處理日常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總幹事的工作之便,廣交留日革命黨人,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 
  孫中山先生當時的處境非常困難,住房只有十幾米大,每月的生活費用主要靠朋友們的支援。孫中山在閉門思過的過程中,總結了「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指出「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散。」當時的國民黨只求人數的發展不計素質的好壞,結果造成了黨員雖眾內部卻意見分歧,以致號令不能統一。孫中山先生決心改造這個「一盤散沙」的黨。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國民黨員進行重新組建,當年7月8日在東京舉行了中華革命黨的成立大會。大會重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大旗,準備繼續進行反對袁世凱的武裝鬥爭。當時到會者有300餘人,孔祥熙也參加了這次成立大會。他和與會人士一致表示: 
  「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孫中山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造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 
  當時孫中山規定:「凡人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務文一人,毫不猶豫而後可。」並且還要求每位加入新黨同志要捺印指模,以示真誠。當即,廖仲愷、陳其美、張靜江和孔祥熙等人表示擁護,並相繼在契約上端端正正地按了各自的手模。但黃興等人對此卻持異議,認為這是會黨舊俗,有辱人格。當場孫中山先生斷然拒絕了黃興和汪精衛等人的不同意見。他決定不勉強黃興等人參加,並勸黃興休養兩年以便反省自己。至此,儘管在革命目標上孫中山和黃興兩人並無分歧,但在具體的革命方式上兩個人可以說是正式的分道揚鑣了。不過,當日後黃興高日旅美行前,設宴與孫中山敘別時,孫中山先生不免對黃興的離去十分惋惜。當時中山先生即席賦聯予黃興: 
  「安危他日終須仗,苦苦來時要共嘗。」 
  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間,孔祥熙作為一名革命新秀,贏得了中山先生的信賴和倚重。孔祥熙也竟日跟隨左右,協助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的各項準備工作,同時還負責革命經費的勸募籌集等。也就是當此之際,孔祥熙偶然地結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宋藹齡。 
  第六章 天作之合 
  1.千里有緣來相會 
  孔祥熙接替王正廷出任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後,果然不負眾望。他勵精圖治,兢兢業業,憑著一股熱情和高度的事業心,加之他多年來受西方文化培養熏陶而成的學識和能力,所以沒過多久,那基督教青年會便一改往日沉迷衰敗的局面,出現了一派勃勃的生機。而孔祥熙正好也利用「總幹事」這一職務之便,遍游日本列島,廣交留日的中國學生,一時間聲名鵲起,年輕有為的孔祥熙贏得了社會各方的一致讚許和信賴。 
  也就在此時,因「後生可畏」之聲望吸引,宋耀如亦來孔祥熙處慕名拜訪,結果造就了一段後來舉世矚目的美好姻緣--孔祥熙和宋藹齡結為伉儷。 
  在前面我們曾介紹過,「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與宋耀如聯袂逃亡日本,因此宋耀如一家在日本也成了政治難民。其時,宋藹齡基本上已決定辭去孫中山秘書的職務,並推薦了剛剛由美國來日本的妹妹宋慶齡接替她,孫中山對此也同意了。而宋耀如則一如既往地隨同孫中山一起,為革命奔走不輟。 
  在東京的一處寓所裡,孔祥熙接待了自己未來的岳父宋耀如先生,並很快以不凡的談吐和橫溢的才華博得了宋耀如的賞識。據說,那一次會面兩個人談了許多也談了許久,且越談越投機,雙方均有相見恨晚之感。漸漸地,竟一方無意而另一方則有心。宋耀如心裡靈機一動,忽然想到眼前這位雖然身材不高卻水平不低的孔祥熙,倒很合適自己的女兒宋藹齡啊。想人非非之際,宋耀如竟以岳父的眼光打量起眼前這個年輕人來:雖然身材不夠理想,但恰好來藹齡也有些矮胖,尤其是孔祥熙那儒雅淵博的談吐,雖顯老成卻亦不失年輕人的熱情和活力,那一雙精明的大眼睛裡,更透著一股令人不可小覷的潛在能量。此外,再想到孔祥熙出身孔氏名門,又留學美國篤信基督教,凡此種種在宋耀如當時看來,孔祥熙與他家宋藹齡都很般配。就這樣,因為有了要孔祥熙作東床快婿的念頭,當即來耀如竟一再盛情地邀請孔祥熙到家裡去作客。而孔祥熙呢,一來正巧閒暇無事,二來宋耀如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多年好友,如此盛情實在難卻,當下也便愉快地答應了下來。當時他哪裡想得到,他此一番應邀前往宋家作客,竟遭遇了可說夢中戀人的宋藹齡,並與之結成了百年之好;而且他的整個人生命運,就此也發生了幸運的轉折。 
  那是1914年春天的一個傍晚,萬家燈火剛剛亮起之際,孔祥熙隨同宋耀如來到了宋家在日本的寓所。站在客廳門口,宋耀如顯然有些激動地向家人介紹道: 
  「這位就是孔夫子第75代孫,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當時正在壁爐旁的椅子上與螞咪暢想未來的二女兒宋慶齡聞聽介紹,脫口驚訝道:「是聖人呀!」就只因宋慶齡隨意地嚷了這一句,後來孔祥熙在宋家便得了一個「聖人」的綽號。這麼一個當時曾令他臉上一紅,隨後也便習以為常甚而常常自認當之無愧的綽號。 
  然而就二妹慶齡這一句無意的驚訝,卻搞得宋藹齡在旁邊不禁怦然心動。當時,她已是23歲了,正是應該考慮終身大事的年齡。而突然出現在眼前的這個身材不高、有些微微發福卻也顯著慈眉善目的男子,不知為什麼竟莫名的惹她興奮。尤其剛才進門時父親的介紹--「孔夫子第75代孫」和「山西首富」之類字眼,彷彿一塊磁力巨大的磁鐵一般,頓時吸引了她。她來藹齡從來都是一個務實的人啊!一瞬間她想起,午後父親就已捎話回來,說晚間家中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光臨,並特意囑咐宋藹齡不要離開。難道,這一次幸運之神即將光顧自己?一想到那丘比特的愛情之箭正向自己射來,宋藹齡臉上不禁紅了起來。 
  好在當時全家的注意力都在孔祥熙那裡,並沒有人注意到宋藹齡怎樣。 
  晚宴開始了。宋耀如夫婦有意安排宋藹齡和孔祥熙坐在自己身旁,以便有意撮合他們兩個,席間的氣氛倒是十分熱烈,大家都是亡命之人,難得有這麼一次溫馨隨和的故人相聚,所以很快就談得很投機。那天,除了宋子文和宋美齡仍在美國留學之外,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員都到齊了。首先,孔祥熙提起一件往事,說他在美國曾遇到過宋藹齡。頓時,宴會出現了高潮。 
  那還是1906年,在美國紐約的一次社交聚會上,當時正在耶魯大學研究院讀碩士學位的孔祥熙與正在威斯裡安女子學院就讀的宋藹齡,同時作為客人出席了那次聚會,並因此有了一面之交。但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何,迄今已無法考證了,恐怕雙方當時都沒給對方留下什麼深刻印象,甚至已經全部淡忘了對方。因為據今可考的資料證明,孔、宋二人自美國學成回國後,都沿著各自的人生軌跡繼續運行,雙方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繫。直到8年之後的這一天,同作天涯亡命人的孔祥熙和宋藹齡,居然陰錯陽差地在日本再度會面了。 
  此真可謂「千里有緣來相會」啊! 
  那宋耀如本來已經十分賞識孔祥熙了,聞聽他這麼一說,並且女兒來藹齡也點頭認可確有此事,不免在心下更加堅信這兩個年輕人的緣份了。一時間,高興得他神采奕奕,手舞足蹈,其情緒之熱烈頓時感染了席間所有的人。 
  那孔祥熙雖然在美國留學多年,講著一口十分地道的英語,但一遇到國人,他還是喜歡操起那一口山西老陳醋味的口音與人交談,並且津津樂道。由於山西話中有些發音習慣十分特別,諸如「拿過酒壺壺,俄來滿!」還有「俄吃不了這底些,馬刻拿走!」以及「一槐人一個花碗碗」等等,席間逗得子良和子安兩個孩子笑個不停。孔祥熙畢竟也是個見過世面的人了,所以對此並不覺得窘迫,反而益發地淋漓發揮,以活躍席間的氣氛。 
  漸漸地,談話的中心由宋耀如與孔祥熙之間,轉移到了宋藹齡與孔祥熙之間。因為前面重提過的倆人在美國那一面之緣,所以眼下兩個人儼然以故知舊友的身份,熱烈地敘談起來。在旁喜得來耀如和倪桂珍夫婦,一時樂得合不攏嘴:這簡直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呀!宋夫人情不自禁地暗下祈禱起如此的天賜良緣來。就這樣,席間大家邊吃邊談,談到了各自在美國留學的經歷,談了回國後的革命工作,談到了早年在教會學校的種種趣事。真是越談越投機,越談越感到彼此相見恨晚。孔祥熙還講述了自己在庚子年間的種種冒險經歷,並且講得繪聲繪色。連宋夫人聽得都人了迷,並暗暗喜歡上這個青年人了,認為孔祥熙能幹而富有朝氣。當晚主客之間談笑風生,沒有半點虛假客套。宋耀如主動告訴孔祥熙,宋家祖籍也是山西。1644年清軍入關後局勢混亂,才被迫逃往海南,後來在海南島文昌縣的一個小漁村定居下來。如此說來孔祥熙和宋家算是老鄉關係了。臨分手時,宋耀如和倪桂珍都一再囑咐孔祥熙:到這裡就像在家裡一樣,不必客套。 
  那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藹齡度過了永遠難忘的一段美好時光。 
  孔祥熙那因為喪偶已然冷卻的心復甦了。 
  宋藹齡那充滿憧憬的芳心也萌動了。 
  另外有資料記載,那天晚上在宋家的客廳裡,孔祥熙和宋藹齡作了徹夜長談。但據說,當晚兩個人談話的中心議題卻並非談情說愛,而主要是談錢。所以後來世人才有宋藹齡「談錢得婿」之說。 
  當時宋藹齡講,她從小就有一種「錢這東西真不可思議」的感覺,感覺錢有種神奇的魔力,它常常搞得人頭腦發暈,既幹好事也做蠢事。講到這裡,宋藹齡故意問孔祥熙: 
  「你說到底是人掌握錢,還是錢掌握人?」 
  孔祥熙當即答說是人掌握錢。宋藹齡聽後不滿意地搖搖頭。她說當我6歲多一點剛開始上學時,就已經親身體會到錢的重要。錢能決定一個人的價值。你比如說我當時穿得好一點、時髦一點,教師和工友也就自然高看我一眼;我周圍也就會聚集一幫好朋友,甚至甘願聽我驅使。相反如果不是這樣,那等著瞧吧,我將盡遭白眼。 
  聽著宋藹齡這樣一個小女子如此令人怦然心驚的高論,孔祥熙當下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宋藹齡自顧在那裡繼續說道:「後來我去了美國,最初的時候美國人一聽說我是中國人,便自然把窮聯繫到我的身上,並且都不愛理我,不同我交朋友。但後來,我讓父親給我寄錢,寄我們中國的火腿、臘肉還有絲綢……我只用了一點小錢就改變了自己的處境,以致當時許多人都來恭維我。後來當我畢業時,她們還在美國的報紙上吹捧我……」講到這時,宋藹齡忽然停下不講了。沉默半響,她才接著總結式地說: 
  「現在我逐漸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好像志向遠大的很,其實他們的理想和革命,不過都是糕餅上的糖霜。而糕餅只有靠錢才能買到。所以我說,一個不懂得怎樣賺錢的人,是世界上最沒用的人!」 
  講到最後來藹齡表示,她眼下最渴望的,就是掌握一筆巨大的財富。因為有了這樣一筆財富,父親和孫中山先生就可以比較容易地修築鐵路和再造共和,就可以幫助天下的窮人擺脫貧困。當即聽得孔祥熙是目瞪口呆,豎起拇指連稱高論高論,真是與君一席語,勝讀10年書哇! 
  後來,孔宋夫婦果真濟命抓錢,並且真的成了「四大家族」的首富。而所以如此,關鍵恐怕還是宋藹齡當初對錢的這一番深刻認識的指導吧。 
  宋藹齡儘管身處優越環境,自身的條件也很好,但要想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也並非易事。和孔祥熙接觸以後,她漸漸地發現孔祥熙正是她想要找的理想男子。 
  前面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講過,宋藹齡是個講實際的人。她認為「理想主義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動力才能烤熟,而且動力卻是要錢的」。在長期的生活中宋藹齡認識到,人們崇拜卡爾將軍,是因為卡爾有錢。父親從一個極普通的巡迴牧師變成上海商界的實力人物,也是因為有錢。而孔祥熙「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並且「賺錢賺得很得法」。 
  戀情往往需要一個契機才能撥動雙方心中的和弦,進而產生強烈的共鳴。孔祥熙和宋藹齡兩個講求實際的人相遇後,即產生了這種共鳴,於是他們的戀情迅速發展了。 
  1913年秋季的一天,宋藹齡喜形於色地對全家說:「我要告訴你們一個驚人的消息!」全家人都注視著她。這時宋藹齡以幸福的口吻向全家宣佈:「我們準備到橫濱去舉行婚禮!」 
  聽到這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消息,全家人頓時歡呼起來。倪桂珍高興地合手念道:「上帝祝福你們。」 
  宋耀如半開玩笑地說道:「怎麼這麼快呀!」 
  宋藹齡嬌嗔道:「還不是你嘛爸爸!」 
  宋耀如想了想,旋即哈哈大笑起來。 
  1914年春季的一天,孔祥熙和宋藹齡按照基督教禮儀,在橫濱一所坐落在山丘上的小教堂裡舉行了婚禮。婚禮規模不大,只有宋家的人和孔祥熙的堂兄及幾位好友前來參加。那天新娘打扮得高雅而艷麗,粉紅色緞子上衣配著長裙子,衣服上繡著深紅色的梅花圖案,象徵著大吉大利,頭上還紮著一朵梅花綢結。新郎則穿著一身西裝,白襯衫的領子上扎有黑綢花結。 
  那天由於氣候的原因,使這場婚禮增加了一份特殊難忘的記憶,甚至也是一種象徵和寓意。舉行婚禮的那天早晨,橫濱大雨滂淪。4月正是日本櫻花盛開的季節,雨水把粉紅色的櫻花打落得遍地都是,真可謂「雨打殘紅」。空氣裡洋溢著一股潮濕的泥土氣息。但是當新郎新娘動身去教堂時,天空卻突然放晴了。大家極目遠眺橫濱市區,只見藍天、白天、綠樹、紅花、青山和大地都像用水洗過一樣,清爽潔淨,如詩如畫。等到大家用過婚餐,藹齡且又換上繡有金色飛鳥的蘋果綠緞裝,夫婦乘車到遊覽勝地鐮倉度蜜月時,有趣的是當他們走下車剛剛踏進旅館大門後,大雨又傾盆而下。如此成人之美的天氣,不由得使孔祥熙連聲讚歎道:「這是大吉大利之兆!」 
  後人還為此作過一副對子盛讚當時景況: 
  「風調雨順,乃為天公作美助興; 
  金玉良緣,原是泰山牽線穿針。」 
  從此,孔祥熙和宋藹齡正式結為夫婦。 
  孔祥熙與宋氏家族聯姻,又有了能幹的賢內助,此後不僅官運亨通青雲直上,而且對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也產生了當時人們尚意想不到的重大影響。 
  自1926年開始,孔祥熙在國民黨的政壇上活躍了20餘年,曾身兼國民黨行政院長、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宋藹齡雖沒有什麼名義上的官銜,但其活動能力、才幹和智謀心計均為中外人士所稱道。當年宋慶齡曾說:「倘若大姐是個男人……她在15年前就會統治中國。」 
  還是在婚前,宋耀如曾對孔祥熙和宋藹齡二人提出要求:「你們婚後能去做一個時期的傳教工作嗎?或者從事相當於傳教的崇高事業?」二人同時回答說:「能!」 
  宋藹齡接著說:「爸爸,我考慮過了,打算到中國的窮鄉僻壤去辦一所大學。」 
  宋耀如問:「哪裡?」 
  孔祥熙回答:「山西太谷,我們想盡快回去。」 
  接著宋藹齡又向父親說明了她已建議由妹妹慶齡接替自己的秘書工作,只等國內形勢有所好轉,就馬上回國。宋耀如聽後點頭應允。 
  婚後孔祥熙和宋藹齡住進了東京的新家。除了每天看報讀書和偶爾的社交活動外,宋藹齡白天幾乎無事可做。好在孔祥熙全力幫助孫中山處理黨務,一些白天沒幹完的工作,晚上回到家裡由妻子幫助處理。同時宋藹齡也通過孔祥熙瞭解了外面的一些情況,就這樣他們在日本東京又度過了一年的美滿幸福時光。 
  1915年袁世凱在篡奪了總統寶座之後,又在北京緊鑼密鼓,積極籌備洪憲帝制。袁世凱的復辟活動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密切注視著國內政局的變化,並決定派人回國,策動和組織反對袁世凱的武裝鬥爭。 
  2.夫妻雙雙榮歸故里 
  1915年,根據國內形勢的變化,孫中山先生命孔祥熙夫婦作為中華革命黨的特派員,先行一步返回山西太谷從事秘密活動。但他們回國的公開理由,是回太谷老家,增設銘賢學校大學預科。所以臨行前孔祥熙特意花了幾天時間,在東京參觀了幾所大學,購買了一大批圖書資料和教學儀器。1915年秋天,孔宋伉儷先宋耀如一家一步回到上海。孔祥熙回到上海後並沒有急於啟程回太谷辦學,而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意見,積極聯絡上海軍政要人中的革命黨人,策動反袁起義。當時國內的雲南、廣東、貴州及廣西各省先後宣佈獨立,討袁聲勢浩大。但是孔祥熙在上海卻出師不利,他的行蹤很快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並準備將孔給予拘留。幸有上海都督陳其美暗中傳遞消息,通知孔祥熙火速離滬。 
  於是孔祥熙夫婦只得暫時放棄策動武裝起義和軍事討袁的使命,離開上海前往太谷。 
  從上海啟程前,宋夫人(這時宋耀如已回到上海)擔心女兒過不慣山西太谷那種窮鄉僻壤的苦日子(後來的情況證明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她一邊幫女兒收拾行裝,一邊講述文成公主的故事以鼓勵女兒。宋藹齡完全理解母親的苦心,她安慰母親說: 
  「媽咪,你是怕我中途返回對不對?你放心好了,什麼樣的精神準備我都有了。爸爸當年十來歲出海還闖出了名堂,我去內地有什麼可怕?何況,還有他呢!」 
  宋藹齡說完深情地看了一眼孔祥熙。 
  女兒的話使母親好不欣慰,當然還有孔祥熙。 
  回山西太谷繼續辦學,既是孫中山的主意,也是孔祥熙本人的願望。孔祥熙當時曾表示說: 
  「革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武力推翻或許在一夜之間結束,但是然後呢?你到哪裡去找接下來的建設人才?治國是需要訓練有素的人才的,而教育正是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正是出於重視教育,孫中山才讓孔祥熙夫婦歸返故里辦學校,這也是他對革命的通盤考慮。孫中山還指示孔祥熙回到太谷以後,要利用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威望,加緊聯絡北方軍政要人。 
  對於第一次到內地的宋藹齡來說,從上海到孔祥熙的家鄉--山西太谷,可謂是一次漫長而又充滿樂趣的旅行。火車到達山西榆次後,鐵路錢中止,榆次距太谷雖說只有20公里的路程,可一路上全是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跟一些有錢人一樣,宋藹齡坐進了八抬大轎,孔祥熙則騎馬相陪,走完了餘下的路程。宋藹齡坐在轎子裡不時地拉開小窗上的布簾極目遠望,就見遠近都是一色的黃土高原,當時莊稼已經收割過了,茫茫的原野上只有衰草隨風向她點頭,遠處偶爾出現牧羊人趕著羊群唱著小調在漫遊,如此可謂是滿目蒼涼。宋藹齡盡量克制著自己的情緒跌落,她已做好了迎接艱苦生活的思想準備。但是當她來到太谷,看到家家戶戶優越的住房條件,當下不免大吃一驚。孔家的傢俱都是質地堅硬的袖木製成,房屋也是規模宏大,這是宋藹齡做夢都想不到的。孔祥熙夫婦拜見過族中的長輩後,直接搬到銘賢學校的校長公館居住。銘賢學校的全體師生早在翹首以待,為了迎接他們一別數年的校長回校主持校務,他們特意把學校整修一番,樓台亭閣雕樑畫棟,猶如世外桃源一般。就連生在南國長在異邦的宋「師母」,也對銘賢能有如此幽雅的環境,特別是室內擁有的洗澡、盥漱、電燈、電話、壁爐和暖氣等應有盡有的先進設備而頗感驚奇。她怎麼都想不到在山西太谷,在偏遠的內地小縣竟有如此之環境。這不禁使她想起了在日本與孔祥熙那天晚上的徹夜長談。當時聽到孔祥熙誇耀自己的家鄉太谷,她還不信,以為是孔祥熙夜郎自大的胡亂吹牛呢。 
  當時,兩個人談起美國紐約的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時,孔祥熙禁不住脫口說道,紐約某些方面還不如俄太谷呢。當即講得宋藹齡震驚不已。她絕不相信,堂堂的世界一流大都市的紐約,居然會趕不上你山西一個山溝溝裡裹著的太谷,這簡直是開玩笑。所以當時宋藹齡也半開玩笑地逗孔祥熙說:「你該不是剛剛從夜郎國來的吧!」 
  見宋藹齡不相信,孔祥熙只好給她講起太谷的沿革由來:俄太谷在清代中葉就已經是商賈雲集的熱鬧地場了。當年江南的茶葉、絲綢以及蒙俄的羊毛、皮貨,還有全國各地的山貨、藥材,都在太谷做著大宗的批發交易。而太谷的當地人則不去費那個事地搗來搗去,他們只做票號生意,就是開錢莊、當鋪等。太谷的這些金融生意專門給各地的商賈提供匯兌或者現銀擔保,因而也是一本萬利,收入十分的豐厚。當年的一句民諺就講,「銀祁縣,金太谷……」見宋藹齡依舊不肯相信,當下孔祥熙便不免有些著急地跟她數起了指頭發誓般地說:「俄有事實為證,俄有事實為證。俄太谷現在有經商的人家兩千多戶,比全城的一半還多。你在什麼地方見著有這麼多做買賣的人家?俄小的時候,在太谷城裡家藏幾百萬兩銀子的,就有十幾家。七八層樓的高宅大院,你去太谷到處可見。到太谷街頭你會發現,來來往往人們穿的儘是綾羅綢緞。哪裡像什麼美國紐約,街頭建築陳舊簡陋不說,街上你看那些美國男女穿的儘是些棉布衣服。」 
  當時,孔祥熙講得有根有蔓,宋藹齡也不好再作不相信的奚落了,只好半信半疑,姑妄言之姑聽之吧。然而眼前,當剛剛經歷隨夫榮歸故里這一種聽起來似乎可怕實則異常舒適排場的旅程後,尤其是經歷了孔氏家族操辦的雖說古老、俗氣卻也極盡鋪張奢華的迎親儀式後,宋藹齡的印象裡已經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彷彿第一次真正找到了歸宿一般。看來,這山溝溝裡裹著的小小太谷,的確不可以等閒小覷啊。 
  當日參加婚宴的客人散去之後,宋藹齡才得暇仔細瞧瞧孔祥熙的祖宅--這令人久仰的山西首富孔家大院。不瞧則已,一瞧果然是氣魄非凡。就見那院落屋宇,全是巨石壘成,粗木為梁,一進一出的龐大院落迴環九曲,彷彿迷宮一般,很有些中世紀歐洲古堡的風格。尤其令宋藹齡這個自幼生在江南的南國女子驚詫不已的是,在這荒涼貧瘠的大山之中,孔氏宅內居然還藏了一座錯落別緻雅似江南的大花園。園內一汪蓮花池水倒映出無邊寺裡的白塔,周圍畫廊曲折,亭台點綴,好一派難得的江南風光喲!一時間喜得宋藹齡心往神迷,留連忘返。直到夫君在旁喚她到賞花亭中小坐,她才猛醒過來。 
  其實,在這裡孔祥熙跟宋藹齡是打了埋伏的。此處豪華宅院雖眼下確屬孔門,但卻並非孔氏老宅。孔氏家族的祖宅我們知道,是在城關以西程家莊的井兒院,亦即孔祥熙自幼吃盡艱難困苦的那個地方。而眼前這座高宅大院,卻是孔祥熙後來自美留學歸來且小有發展之後,才從太谷一位姓孟的秀才家裡購得的。說來也真是命運捉弄,冤怨相報,那落魄的孟秀才祖上,便是當年與孔祥熙曾祖父孔憲昌爭奪拔貢且勝了孔憲昌的那位孟拔貢。不過後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宋藹齡一直把這座孟家花園宅第視為孔家祖宅,並以此向外人炫耀,以此證明孔家確為山西的首富。不知她是確實不知道,還是知道了也不願挑明,就這麼一直糊塗著再胡弄別人。就宋藹齡的性格來說,這後一種可能也比較大。 
  宋藹齡自幼是在都市裡長大的,並且一直受的西方文明熏陶,身上自是洋氣十足。不過在都市裡住得久了,冷丁來到鄉村,呼吸呼吸山野鄉間滿帶泥土芳香的新鮮空氣,倒令來藹齡一下愜意了許多,彷彿返樸歸真了一般。特別是孔家做出的各種吃食,雖不及西餐那樣富麗堂皇的講究,卻也十分的好吃可口,令宋藹齡大開眼界也大飽口福。那麼多的美味佳餚暫且不說,光是山西風味的麵食,就足以令人膛目結舌,不知先吃哪一口才好。什麼剔尖啦、擦片啦、豌豆面疙瘩啦,好多名堂簡直宋藹齡聞所未聞。關鍵是這些東西都十分的好吃,每每香得人不忍住口且又回味無窮。當時未藹齡心下暗忖,都說是皇帝老子過得日子好,能好到什麼地步,怕也不過如此罷了。每念及此,她不禁感歎,這要多大的家業才能鋪陳得起呀! 
  儘管前面講了許多,都是令人舒服愜意的事情。但畢竟宋藹齡是在大都市裡住慣了的人,眼下來到太谷孔家,舉頭四望儘是大山,滿眼蒼涼,時間一久宋藹齡不免有些閒極無聊,有些想家想爸爸和媽咪了。特別是當時二妹慶齡已經和孫中山先生成婚。同是姐妹想想人家再看看自己,宋藹齡不免有些黯然神傷。說到底,她還是一個見過世面且不甘平庸的人,她怎麼能忍受像一個財主婆子那樣,整天山珍海味綾羅綢緞的醉生夢死呢。想當年,她宋藹齡小小的年紀便隻身一人飄洋過海去闖美國,美國總統她見過,中國的總統她也伺候過,難道這輩子她就跟這麼個孔樣熙終老山溝?不!絕不!黯然神傷之餘,宋藹齡在心下已打定了一個主意,重新設計孔祥熙。然後再和丈夫一起,重新走出這大山,再幹一番經天緯地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不久,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的第一個女兒孔令儀出生了。 
  3.「銘賢」軼事之二 
  孔祥熙此次榮歸故里,來銘賢學校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計劃增設大學預科並付諸實踐,新擴建了許多教室和辦公樓。等到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即將開學時,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使「孔夫人」或「宋師母」同時成為一位執掌教鞭的「良師」。 
  當時開學在即,可原來應聘的一位美國歐柏林大學的教師突然變卦,表示不能來中國任教了。這樣一來,使銘賢學校原來就感到不足的師資力量,更顯緊張。再續聘其他教師已經沒有時間了。怎麼辦?有人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為何不請現成的老師--畢業於美國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的校長夫人出來任教?」就這樣宋藹齡這位年輕的女子拿起教鞭走上講台,主講英語,同時指導衛生和環境衛生課。當時在太谷這樣落後的縣城裡,傳統的看法是年輕女子不配佔據「先生」這個神聖的受人尊敬的席位,況且這裡的學生有的年齡還超過了宋藹齡。但是宋藹齡以高雅的風度和女人特有的勇氣博得了學生們的愛戴,學生們都親切地稱她為「師母」。為了表示對「師母」的敬意,大家特意集資買了一個金手鐲贈給宋藹齡。禮物雖輕,卻表明當時的人心所向。孔祥熙和宋藹齡心裡自然十分高興。後來由於長女需時照顧的緣故,宋藹齡才結束了這段教學生涯,退居家中協助丈夫處理校務並料理家務。 
  當回憶這一段難忘的經歷時,宋藹齡說: 
  「我根本不配做這種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學校裡,我也不夠格。我之所以能夠教書,只是因為當時的情況特殊……我記得在一次英語課上,一個學生問我,為什麼在一個英語復合句裡,有時候不能重複使用一個名詞。我回答說:『哦,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來,對於那些使我和學生都感到不解的問題,這是一個最好的回答。從此以後,每當我遇到難題的時候,我就說:『哦,這是不言而喻的!』」 
  孔祥熙辦學一向重視體育,重視學生身體的鍛煉,他認為身體是發展智育和德育的基礎。所以銘賢學校一向是以體育好而聞名的。1916年春天,山西省舉辦第一次中學以上運動會,這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孔祥熙倍感興奮,覺得一展銘賢學生體格和學校風貌的大好機會來了。於是他別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在當時認為新的花樣,借此機會宣傳銘賢也宣傳體育的重要性。運動會在太原舉行,只有100多名學生的銘賢學校竟派出了20多名選手前往參加,其規模在各學校中絕對第一。孔祥熙讓銘賢學校的運動員穿上整齊的校服,精神抖擻地在太原市繞行一周。運動會開幕那天,孔祥熙又親率只穿背心短褲的選手們繞場小跑一圈,向觀眾揮手致意,使整個運動場掌聲不斷,轟動一時。 
  在這次運動會上,銘賢學校的選手們奪得了200米跑、400米跑、撐竿跳、擲鐵球、平跳和跳遠六個項目的冠軍。任何一所學校與之相比都相差甚遠。於是各學校紛紛派人與孔祥熙聯繫,擬在銘賢選手中聘請體育教員。孔祥熙為了進一步推動山西全省的體育而婉辭說,銘賢選手並非專攻體育,他答應代為各校向平。津、滬、寧各大都市延攬大批體育人才人晉,分赴各個學校擔任體育教員。自那時起,山西的體育一度雄居華北之首。 
  1916年夏季,孔祥熙在太谷鳳凰山釀泉亭舉辦了山西全省第一屆學生夏令營。參加夏令營的各校學生歡聚在一起,交流知識,研討學術,並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學生們積極踴躍地參加。這次活動使得學生們演講、辯論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鍛煉和提高。 
  當然,孔祥熙和宋藹齡回太谷繼續辦銘賢學校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兩件事:一件是「發財」,一件是「革命」。 
  在中國舊知識分子的傳統觀念中,有重學問、重名望而輕財富的特點。做了銘賢學校校長的孔祥熙,在一般的太谷商人看來已經是富得流油了。但孔祥熙認為經商發財要「志當存高遠」,他不能受「一群少年去趕集,人家騎馬我騎驢,回頭看見推車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類一般百姓的人生哲學的束縛。 
  古人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意思是說袖子長善於跳舞,財富多益於經商。 
  孔祥熙最初經商的資本並不多。據說,山西人喜歡攢銀子,集到一定數量就把它鑄成1000兩一個的大錠收藏起來,稱為「莫奈何」,最初是防盜賊的意思。當初孔祥熙就是憑著3000兩銀子起家,後來竟發展成為國民黨「四大家族」中的「首富」,足見其發財確實是「有術有效」。 
  早在孔祥熙組建「中美同盟會」時,他通過和外國傳教士的頻繁接觸發現煤油乃百姓生活之必需,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圖。當孔祥熙聽外國傳教士告訴他英國商人要在山西傾銷煤油時,立刻夥同他的五叔孔繁杏,設立了「祥記公司」(又稱祥記商行)。他向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磅的保證金,按當時匯價16銀元兌換一英磅,共付出40萬元,取得了山西省亞細亞殼牌火油總代理權。此外,孔祥照後來曾對別人說,他開始發財是在歐戰時期,代美國購買山西鐵砂。孔祥熙因為和教會有關係且和美僑較多接近,又因為火油生意和美國使館商務參贊處有所來往。一次,他聽說美國商人要收購鐵砂,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鐵砂定購下來,每噸銀幣1元,運到天津交貨。美國給他的收購價是美金1元,轉手之間獲利一倍多。 
  祥記公司的買賣為孔祥熙帶來了相當可觀的利潤,這可以說是孔祥熙組建「中美同盟會」的意外收穫。同時也為孔祥熙日後經商積累了資金,為其成為一個買辦商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5年,孔祥熙與陳光甫、莊得之等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檔案記載,在該銀行最初發起人集聚的約10萬元資金中,有孔祥熙股金1萬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舊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之一,它與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後改稱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和新華信託儲蓄三家私營銀行合稱為「南四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提倡小額儲蓄、舉辦小額工商放款為招攬業務的手段。抗日戰爭以前,它在國內各地的分支機構多達80多處,直到解放前夕還尚存40餘處。 
  1917年,孔祥熙又借中華書局面臨危機、瀕臨絕境時,投資人股並漸漸控制了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是陸費伯鴻於1872年創辦的,最初以出版中小學課本為主,並印行古籍、科學、文藝著作和工具書等。1917年因缺乏資金,幾乎倒閉。正當此時,孔祥熙以投資相利誘,企圖奪取中華書局作為他的政治資本。但因中華書局舊有股東害怕孔祥熙喧賓奪主,就採取一邊利用、一邊限制的辦法,僅借了大宗款項,來增加書局的資金。 
  後來書局為了更好地吸收資金,又採取厚發股息的方法,從而資金迅速增加,由初期的25000元增至160萬元,後又增至400萬元和800萬元。期間,孔祥熙逐漸在書局打下了基礎。 
  書局的資金收足以後,又因美金、法幣等幣制形同懸崖轉石,每況愈下,所以中華書局不得不降低股息,中華股票價格也迅速跌落下來。當聽說孔祥熙又想收買中華股票時,老闆陸費伯鴻對孔祥熙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為此孔祥熙說了不少陸費伯鴻的怪話,什麼「不商量事情」、「不接受意見」、「想搞獨立王國」等等,這些怪話傳到陸老闆那裡後,陸總是一笑了之。因二人相互猜疑,也使孔祥熙收買股票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 
  直到1941年陸費伯鴻在香港逝世後,孔祥熙馬上把自己的親信李升明扶上台,接替了中華書局總經理的職位。因李升明對孔祥熙唯命是從,孔祥熙由此當上了中華書局的董事長。從此,經過幾十年苦鬥,中華書局終於完全落人了孔樣熙手中。 
  孔祥熙喜歡搞獨資經營。他的私人企業基本上都是商業資本。除了祥記公司以外,他辦的商業還有山西裕華商行及廣茂興和晉豐源商行。 
  山西裕華銀行創設於1915年,天津的裕華銀行是由裕華銀號改組而成。後來在重慶和上海又都先後成立過裕華銀行。廣茂興、晉豐源商行原來是經營藥材生意的,抗日戰爭期間遷到重慶,大搞投機生意。裕華銀行是孔祥熙私人企業的核心,負責人都是他的心腹,總經理一直是由銘賢學校總務主任武渭清擔任的,孔祥照所辦的企業有它的特點,不講求外表,不重視宣傳,只求實惠。孔祥熙所開設的鋪子,店號頭一個字,總是「廣」字。孔祥熙為什麼對「廣」字有如此特殊的興趣呢?是因為他在廣東經營過許多企業,自己的家眷又是廣東人,所以他很喜歡「廣」字,認為「廣」能給他帶來財運。 
  辦學同時,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革命了。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廣泛結交北方軍政要人如閻錫山、馮玉祥和張作霖等。 
  1916年元月,國人的強烈反對最終沒能阻擋當時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凱一意孤行。是年元旦,袁世凱在北京改元「洪憲」並皇袍加身,登基當上了皇帝。從北京傳出消息,「洪憲」皇帝特令孔祥熙的侄輩、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孫孔令貽仍襲封衍聖公,並授予「一級大綬寶光嘉禾章」加「郡王」銜。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得到消息後,大為憤慨,當即寫了一篇《上袁世凱書》的洋洋千言,發送到報館公開發表。文中孔祥熙寫道: 
  「吾公(指袁)將誰欺?欺天乎?他人數吾公十大罪狀,或八大罪狀,熙不再深責,即以稱帝而言,已屬罪不在赦。何況其他?嘗思吾公之稱帝,不是不智,即為不仁,不智不仁,兩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為國人所棄絕而誓不兩立也! 
  「吾公不圖報效,不圖盡責,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稱帝,喪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為吾公計,為吾公子孫計,丞應懸崖勒馬,幡然改圖,通電自責,退棲山林。且將吾公承認之二十一條,宣佈取消。如此尚不失為勇於改過之英雄,國人亦必能見諒,而與以自新之餘地。否則,若執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違,以斷送吾炎黃子孫之大好河山,則身敗名裂,在指顧聞爾,何暇作皇帝迷夢焉!」 
  孔祥熙這篇討袁檄文,通篇義正辭嚴、語鋒犀利,大有革命者的精神和氣概,表明了孔祥熙這個時期是站在中華革命黨人的立場上,維護孫中山先生革命與民主這面旗幟的。文章發表之後,頗受各界矚目。港台報刊雜誌評價此文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對外公開披露其政治主張的第一份通電。世人一般都知道這份電報給銘賢學校帶來了榮耀,同時也為孔祥熙涉足政壇並扶搖直上添色不少。而實際上,首倡上書並參與謀篇佈局、潤色斟酌的首功,卻應記在孔祥熙的「賢內助」宋藹齡的頭上。實際上,這也是宋藹齡設計夫君的第一個強有力的步驟。後來當孫中山先生在廣東組成革命政府後,又是宋藹齡代夫君以探親為名先走一趟以為鋪墊,然後孔祥熙才正式開始了廣東革命政府的仕途生涯。直到後來,宋子文因挨蔣介石耳光憤而辭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之職後,也又是宋藹齡出面找蔣,孔祥熙才又得到了一頂「財政部長」的烏紗帽,我們這樣說,倒並非是貶低孔氏無能,而是說每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的確該有一名非凡的女性。宋藹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時,這篇討袁檄文不僅使孔祥熙出盡了風光,同時也使他與閻錫山之間,就此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聯繫。 
  第七章 「山西新政」紀事 
  1.投奔閻百川 
  在前面我們已經寫到,當年為響應武昌起義,閻錫山等人發動和領導了太原起義並亦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後不久,袁世凱篡奪勝利果實。但是由於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勢力的壓力,當時北京袁世凱政府於1912年3月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之後孫中山訪晉,閻錫山做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遵照孫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的設想,貫徹執行了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對北京政府和袁世凱作些表面的應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鞏固自己在山西的統治地位。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將各省同盟會員任都督的大部撤換,只留下山西閻錫山和雲南唐繼堯未動。1914年5月袁世凱將各省都督改為將軍並授閻錫山為「同武將軍」。閻錫山以此為殊榮,特意在五台縣河邊村建門樓,鐫刻「同武將軍府。」 
  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寬曾對人說:「閻錫山腦後沒有反骨,所以令他執掌山西軍政。」實際上在民國初年,人們都知道閻錫山對山西的教育、基層政權的建設、工農業的發展有一個宏偉的計劃,卻並不詳知這些計劃都是孫中山訪晉期間向閻錫山指示並要其加以實現的。 
  1912年閻錫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後,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裡,積極推行孫中山主持南京臨時政府時所制定和頒布的30多條有利於民主政治和民生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買賣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辮子、禁止婦女纏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閻錫山做了極大努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當時閻錫山通令全省男人剪辮子,女人不得再纏足,已裹腳的要放腳,且「聽從者獎、違抗者罰」。並且在五台,定襄家鄉率先做起。要求同盟會員首先自己帶頭,村裡設立「保安社」定期檢查。委任其同鄉也是同盟會員和日本留學生康佩瑜負責推行。康佩瑜本人無疑是最早剪辮子的,當時村裡人都叫他「康禿子」,他的老婆也是最早放腳的婦女。 
  「破舊立新」並不是件容易事。當時一個纏腳婦女,因為拒絕放腳曾被罰了一塊銀元,有錢人家還要多罰。 
  清朝統治時代男女必須梳一根長辮子垂於腦後,象徵著對新潮代的歸順。不留辮子則被砍頭,所以當時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說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腦後的「尾巴」自然要割掉。做三百年來傳下來的這根辮子突然被剪掉,在一些守舊的中老年人當中首先通不過。有些人怕剪辮子,上街時都把辮子盤在頭頂用帽子蓋上,還有的人跑到偏僻的山村藏起來。但因當時把剪不剪辮子作為革不革命的標誌,這樣一來男人頭上的辮子慢慢的都剪掉了,女人的腳也放開成了「天足」。 
  舊中國北方的習俗與南方有很大區別,北方的婦女再窮也沒有打赤腳的。閻錫山指示道: 
  「女人們放了腳,不纏腳布也得穿雙襪子吧!有錢人家好說,窮人家的女的也不能叫光著腳板子走路呀?這樣吧,放了腳的女人,每人發給兩毛錢,扯上三尺土布做雙襪子穿!」 
  就這樣當時凡是放了腳的婦女,每人都得到了兩毛錢的獎勵。如此一來,放了腳的女人也就無話可說了。 
  當時的山西人都說:「閻錫山實在管的寬哩,連男人的頭、女人的腳他也管。」 
  對於閻錫山號召鄉鎮搬掉泥神、騰出廟宇辦學堂的主張,守舊之人更是反對。閻錫山的家鄉五台一帶就曾傳誦著這樣一段順口溜: 
  「初三十三二十三, 
  河邊出了閻錫山, 
  閻錫山,灰拾翻, 
  剃了辮子留了洋, 
  搬了神像立學堂。」 
  可是等到後來推行國民教育,城鎮辦起中學和高等小學,農村辦起初等小學,人們又誇獎閻錫山做得對了。改革教育制度,發展國民教學育,可以說是閻錫山主政的一大功勞。繼在農村。鄉鎮舉辦初等小學和高等小學校,閻錫山在太原創辦了一所私立「進山」中學,又在家鄉河邊村創辦了私立「川至」中學和附屬小學。 
  1915年閻錫山私人出資,在河邊村創辦了兩所小學校。學校聘請了大建安舉人徐一監先生任校長,郭琅任庶務主任。入校學生全部免費。 
  1918年閻錫山又出資興辦中學。這便是後來定名為「川至中學校」的私立學校。 
  「川至中學校」以閻錫山的字百川的川字命名,「川至」名稱又有各種解釋,川者百川歸大海也。 
  川至中學的校訓是:「公毅敏潔」。另將閻錫山對山西全省學生的告諭:「苦學救國」四字刻巨匾懸掛禮堂。 
  川至中學編有自己的校歌,學生入校都得會唱校歌。校歌的最後兩句是「苦學救國囑吾曹,切莫負主人之設學意」。 
  川至中學原為五台縣立中學,新校址在河邊村建成後遂由五台縣遷來,改為私立川至中學。1922年至1924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徐向前曾在川至中學附屬小學五年級擔任教師。 
  川至中學的成立,主要目的是閻錫山造就家鄉子弟。學生主要是五台縣籍的,尤其是以河邊村人為主。起初川至中學不但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發一身制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再後來由於開支太大,不但不發制服了,還得交納學費。 
  川至中學的學生和山西其他學校一樣,其附屬小學的二年級就有軍事操課。操場上學生持木槍練習立射、跪射、臥射各種姿勢。中小學校都有童子軍組織,有童子軍軍歌。當時就有這樣的歌詞: 
  「哥哥華盛頓,弟弟拿破侖。 
  腳踢五大洲,氣吞東西球, 
  不競爭,安能存! 
  誰雲儒子不知兵! 
  萬歲!萬萬歲!!偉哉吾軍人!」 
  由於閻錫山是軍人出身,所以對中小學生以至國民師範學校的學生,在軍事訓練方面要求都非常嚴格。一次閻錫山回家鄉河邊村,派人通知川至中學及附近各學校的學生,第二天都到J!侄中學的大操場集合聽閻督軍訓話。 
  可是這天夜裡,忽然下起了大雪。清早起來,鵝毛大雪仍飄落不止,這時副官進來請示道: 
  「雪下得如此之大,還要不要露天集合學生訓話?」 
  當即閻錫山答道:「正是考驗國民精神的時候,準時前往不誤。」 
  就這樣學生們冒著雪雨,集結在川至中學的操場上接受訓導。當時閻錫山訓話的頭一句便是:「人不是紙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洞學們今天能來這裡,是很不錯的。」 
  辦川至中學的另一個目的是為閻錫山在山西統治培養人才。該校畢業生大部分都在閻錫山的軍政府的機要部門做事。所以當時流傳這樣一句話:「會說五台話,就把洋刀掛。」說明閻錫山對家鄉子弟的重視。 
  1919年,閻錫山又創辦了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學校的第一任校長是閻錫山的密友、同盟會員也是後來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的趙戴文。 
  閻錫山辦這所學校,確實下了大本錢。當時學校建設分東西兩大塊,東邊是校本部建有教室、大禮堂、圖書館、理化實驗室、教員辦公室、學生自習室和宿舍。西邊是大操場、校園、「園師裡」(教員職工宿舍),還有附屬小學,校址是太原市小北門街。 
  師範學校的課程當時設有軍事、語文、數學、地理、歷史、心理學、教育學還有音樂、體育、美術、武術等。學生生活半軍事化,一律軍人裝束,上軍事課的教員都是閻錫山部隊中營級以上軍官,要求非常嚴格。 
  這個學校為閻錫山在軍政方面補充了大批幹部,同時也培養出一批愛國人士。可以說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出一批軍事家和政治家。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徐向前就是國民師範學校畢業的,還有薄一波、李雪峰、程子華和王世英等也都畢業於這所學校。 
  孫中山訪晉期間就指示閻錫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國須大搞經濟建設。也就是在這以後,山西資源豐富的煤和其他礦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開發。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和段棋瑞當政時期,改各省都督為督軍。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這期間閻錫山大力推行了「六政三事」。所謂「六政」即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剪髮。「三事」即種棉、造林、牧畜。 
  六政中開發水利資源包括開渠、鑿井、修築蓄水池。植樹,閻錫山也抓得最緊,限令每人必須種植數株,還提倡道路兩旁種樹成蔭。他規定每年清明節為植樹節。 
  三事中閻錫山則把種棉列為第一件事。山西除了晉北、晉西北,許多地區都適合種植棉花。為了推廣種植,他還下令設了試驗場,改良品種,為種棉人設「獎金」。閻錫山要造林並設了大、小林區,還設了林業傳習所和林業促進會,號召「種用荒廢山野造林」。 
  同時閻錫山在山西大力推行村治。遵循孫中山先生的指示,為保持山西這塊華北僅有的革命基地,閻錫山頒布了《山西督軍兼省長閻告諭人民八條》的通告: 
  (一)當兵納稅受教育,為國民三大義務,不可不知。 
  (二)身體不壯,為人生之大不幸,不可不知。 
  (三)尚武為國民必要之精神,不可不知。 
  (四)人能有所發明,才算真本領,不可不知。 
  (五)衛國以武,備戰以財,不可不知。 
  (六)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狗,不可不知。 
  (七)治病要在人未死亡前努力,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不可不知。 
  (八)軍官能力的軍隊,抵不住政治能力的軍隊,不可不知。 
  閻錫山又頒布《山西督軍兼省長閻立身要言六則》規定: 
  (一)公道為社會精神,國家元氣,故主張公道,為國民之天職。 
  (二)桀做不馴,為野蠻人之特性。 
  (三)真血性男子,腦筋中有國家兩字。 
  (四)欲自立,先從不依賴人起。 
  (五)欲自立,先從不礙人自由起。 
  (六)能忠於職務者,才是真正愛國。 
  閻錫山推行「村治」的同時,將上述告通彙編成冊,取名叫做《人民須知》發給各縣、村,作為訓練一省人民的教材,同時也是附加給國民學校的課本。 
  以後閻錫山每到一地巡視,路過某一村莊,都要仔細詢問該村「六政三事」的執行情況,詢問植樹、種棉和水利的情況。當他瞭解了太谷下莊村情況後,便命名這個村為模範村,還賞給村長一枚雙穗獎章,授其一塊刻著「功在桑梓」四字的牌匾以示嘉獎。 
  孫中山訪晉時曾指示閻錫山說: 
  「此次到山西,見山西煤鐵甲於天下。方今為鐵鋼世界,有鐵有鋼可以自制武器,即能爭雄於世界。兄弟擬在山西設大煉鋼廠,製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國擴張軍備之用,要求軍界諸君贊成。」 
  遵照孫中山先生的指示,閻錫山開始了煉鐵煉鋼廠和兵工工業的籌建。1917年以後山西實行自己製造軍火,並成立了軍人工藝實習廠,由當時的旅長商震兼總辦。所轄工廠除原修械所的電氣廠、機械廠、銅元廠、熔煉廠、翻砂廠之外,又陸續修建了炸彈廠、酸廠、無煙藥廠、炸藥廠、槍彈廠、炮彈廠、炮廠、槍廠、銅殼廠、雙用引信廠、鐵工廠和罐頭廠等等。1924年還建立了飛機製造廠在不過配裝過幾架教練機不能生產飛機。1926年又添壓鋼彈設備,與銅殼廠合名為水壓機廠,並又增設壓藥廠。至此,山西的軍火製造初具規模。製造軍火以彈藥為主,日產手榴彈一萬顆。槍彈先造六五、七九步、機槍彈,後增造衝鋒鎗彈,日產二萬發。接著建成火藥廠,後來又加緊火炮的製造。炮廠建成後可仿造日本的三八式七點五公分山炮,能製造一四式步兵曲射炮並大造迫擊炮。為適合山西地形要求,還仿製法國十點五公分口徑能馱載的重山炮和八點八公分野炮。仿造時作了改進,能平射又能曲射,能馬拉又能馱載。閻錫山在山西自製的軍火武器彈藥,1925年與樊鍾秀軍閥部隊作戰時便初顯威力。其後與奉系軍閥張作霖作戰時,傅作義防守琢州,使用山西自造的手擲彈和手雷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張作霖重兵進攻山西,晉軍娘子關和雁門關守軍,均以加大火炮殺傷攻擊之敵,張作霖的部隊不攻自退。山西的工業生產建設,截至對日抗戰開始時,山西的建設已有一機器廠,其中較好的機器有4300餘部。一個煉鋼廠有日出500噸的鐵爐、日出250噸的鋼爐。焦炭爐之建設亦即將完工。一個化學廠建設費200萬美元,其地址房舍均已建好,機器正在安裝中。洋灰廠設計生產能力日出250噸,當時已能日出120噸。一個製造鐵軌鋼板廠,50萬美元的機器已經購回但尚未安裝。在兵工製造業上,步槍廠月出3000支,槍彈廠月出4萬發,輕機槍廠月出300挺,重機槍廠月出50挺,衝鋒鎗廠月出800支,手槍月出600支,山炮廠日出七五山炮30門、野重炮12門,火藥廠日出120噸。抗戰初期閻錫山晉北指揮國民革命軍抵抗日本侵略軍作戰,其大部分作戰軍械彈藥,都是山西自己供應的。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鐵道建設。山西的鐵路建設,雖然動工在1932年閻錫山復職太原綏靖主任以後,但他修建山西鐵路的思想,也是當初受孫中山先生的指教和影響而萌生的。 
  正是因為閻錫山在山西根據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華,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1915年閻錫山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鞏固自己在山西的統治地位,充實實力,聽說孔祥熙在家鄉太谷辦銘賢學校取得很大成績,便派人請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廳長。他希望啟用孔祥熙,以便大刀闊斧地整頓山西教育。但是,孔祥熙當時既想到省城供事為閻錫山效力,又怕自己無力承擔全省的辦學重任;同時也不想得罪教會,捨不得離開銘賢學校。便以此為理由假意推辭,表示一定隨時提供意見,從旁襄贊。閻錫山可謂政壇高手,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無非想得到一個實惠而體面的職位,便當即任命孔祥熙為山西督軍署參議。 
  於是孔祥熙再也顧不上教會和銘賢學校了,旋即高高興興地走馬上任。 
  開始閻錫山對孔祥熙說:「為三晉人士體面計,勉允擔任貴賓招待之責。」孔祥熙一聽要自己同「洋人」打交道,便滿口答應下來。 
  自1916年至1925年10年間,孔祥熙奉閻錫山之職可算得上是盡心盡力,他協助閻錫山承攬了幾乎所有接待外賓的活動。孔祥熙在外國人面前顯得很謙恭,服務也很周到,這是他的長處。為了迎接外國人,孔祥熙往往是親自出馬到車站接站,經常是一等就是幾個小時。同時在外國人面前,他又替閻錫山吹噓其「施政方針」,「吹噓山西」「在安定中求進步」,從而使得閻錫山這位督軍大人也感無限風光。 
  1919年初夏,華北運動會在太原舉行。當時的山西已有了「模範省」之「榮譽」,英國、美國和瑞典等國的公使、參贊、武官及隨員都前來參觀。孔祥照應邀擔任接待任務。運動會開幕的前一天,孔祥熙便風塵僕僕地親自到石家莊去遠迎各國貴賓並陪同他們乘專車直抵太原,安排他們下榻於佈置一新的正太飯店。當天下午陪同他們拜會了閻錫山,並權充嚮導領外賓參觀機關和各學術團體。孔祥熙詳細介紹了山西的教育狀況和省政措施,替閻錫山做了不少宣傳。從華北運動會開幕到閉幕,孔祥熙一直陪著外賓在看台上觀看。運動會閉幕後,他又同各國公使暢遊山西名勝,瞻仰了古樸莊嚴的晉祠,還遊覽了佛教聖地五台山。由於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賓的任務圓滿完成,外國人對山西所謂的「模範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閻錫山由衷的感激。 
  在舊中國的官場上,留過學並懂得外國人的生活習慣、又願為「洋人」辦外交的人很少。孔祥熙從小就受教會學校的教育,一直在一種和外國人接觸的特殊環境下生活,懂得怎樣去取悅「洋人」以博得洋人的好感,同時洋人也不時對孔祥熙施以小恩小惠,使其更加賣力。 
  1920年美國公使克蘭率領一批參贊武宮再度人山西遊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嚮導,陪同他們遊歷考察。晉祠裡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們的腳印。孔祥熙還帶著他們來到太谷參觀銘賢學校。在銘賢學校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上,孔祥熙在致詞中對美國公使克蘭大加吹捧,盛讚他「胸襟開闊好交朋友」。接下來,這位公使在演說中也對孔祥熙大加稱讚,他讚揚孔祥熙「不愧為中華民國的先知先覺,銘賢學堂尤為英才薈萃之學府」。 
  1917年以來,閻錫山在山西推行所謂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以養蠶、植樹、水利、天足、剪辮、戒煙六個方面進行,所以亦稱「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當時逢人便說: 
  「整理村范地就是實施村政,我們人人有責,尤其是居於『士農工商』四民之首的讀書人。讀書人的知識比較常人為高,因此應負責領導重任,而且必須認真從事、廣得宣傳。」 
  孔祥熙發動銘賢學校的師生大力宣傳「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裡,師生們帶著蓋有山西都軍府及關防大印的證書,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鄉父老兄弟姐妹宣傳、講解「村政改革」。他還告誡銘賢的學生說:「講話不可疾言厲色,好像是在訓斥一般,以免聽講的人發生反感,不願接受」。 
  孔祥熙認為閻錫山的施政內容和他從事的「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是殊途同歸的。然後實際上,當年沒有哪一個軍閥真正切實地關心過老百姓的生活和死活,閻錫山當年的「村政改革」,也不過是一種政治欺騙,是對付北洋政府的一種手段。其實只是在不能動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因而在實施過程中,不免出現只說不做、多說少做、弄虛作假等等。而閻錫山通過「村政改革」排擠了反對勢力,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並且還有像孔祥熙這樣的「名流」政客替他鳴鑼開道,大肆吹捧。結果,閻錫山騙取了他統治下的山西省為「模範省」的榮譽。 
  在積極推行閻錫山的「村政改革」中,孔祥熙尤其對戒煙一條執行的最堅決。當年從日本回到太谷之初,孔祥熙就聲言學校四周,決不允許有人抽鴉片煙。孔祥熙的具體辦法是「集體戒煙」。 
  當時,孔祥熙責成村長把本村的煙民分批送進村公所關起來,由村長負責管理,強迫這些人戒煙。第一批集體戒煙的煙民共11人,孔祥熙每月付給村長50元錢的管理費(當時一個人一月消費3元錢已是較高的生活水平了)。 
  就這樣,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孔祥熙所負責的村莊就煙民絕跡了,因此被閻錫山評為全省的「模範村」。 
  不久,孔祥熙又發動太谷全縣的官紳、機關和學校組成「太谷拒毒會」,公推太谷縣長安恭己為會長,很快在全縣境根絕了吸毒者。 
  這時期的孔祥熙,可算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連村民吵架這類的小事,只要是讓孔祥熙碰上,他都要出面調停。因為他有知識、有見解,每每這種調解都能讓大家心服口服。鄉民們還送了孔祥熙一個官稱兒「孔大人」。在舊中國,「大人」是百姓對父母官的稱呼。孔祥熙一分文人,即使有「校長」頭銜也不是官方任命的,大家叫他「孔大人」,足以說明孔祥熙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閻錫山為了感激孔祥熙及銘賢師生積極推行「村政改革」,後來特賦詩兩首給孔祥熙: 
  其一《對學生吟》: 
  「其一、我問學生,求學何因?學生答我,本在修身。學了有飯吃,學了做好人。 
  其二、我問學生,設學何因?學生答我,立志愛群,教人有飯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問學生,我來何因?學生答我,整理鄉村。盼人有飯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問學生,你來何因?學生答我,為表歡迎。開了同樂會,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愛學生,愛你何因?學生的話,句句是真,說了就要做,不可等別人。 
  其六、我勉學生,勉你何因?學生前程,遠大無窮。改造新社會,全憑少年人。」 
  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樂。村中房舍多拆毀,巷中兒童多零落,衰老鋤禾苗,少壯不見出。有妻被夫賣,掩袖途中哭。人販催行急,婦哭聲愈促。 
  我見此情狀,我心如繩束,我問受何病?齊答全丹毒。(即嗎啡) 
  一聽這句話,我心呆半日,令車手,趕快行到地頭,好像我紳商學生說:「大學齊來,發個公道願,結個愛群團,幫著村閭鄰長認真做,整理村范,就能還我原來的太谷。」 
  這叫詩嗎?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閻錫山這兩首不倫不類的詩後,受寵若驚,推行村政更加賣力。他再次動員銘賢師生大力宣傳「村政改革」,還把全校師生分成二十個組,規定每一位教師督率六七名高年級學生,逢星期天和節假日便全體出發,開赴所指定的各自負責的村莊進行宣傳,並且督促各地方務必在定期內實行「村政改革」。各組師生的行動,除了必須接受孔祥熙的監督與考核外,還要經山西督軍府特別設置的「六政考核處」加以考核。還宣佈,消極怠工者嚴加懲罰,成績優良者資以重獎。所以說閻錫山推行「新政」的政績,是和孔祥熙當時的積極貢獻分不開的。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惡譽。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全省七十餘縣夏秋兩季乾旱少雨,當時災情十分嚴重,有不少的縣竟顆粒不收。山西曆史上曾有過的哀鴻遍野的慘劇,在這一年又發生了。當時北洋政府內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機關、學校和團體常常一連數月欠薪欠餉,對山西的實情更是無能為力。閻錫山對此也是異常焦急。 
  不久災情愈發嚴重,災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眾的反抗情緒到了一觸即發的形勢。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也為了緩和事態的發展,閻錫山特命孔祥熙速想辦法弄些錢來以救濟災民。 
  對於救災救民,當時的孔祥熙尚認為自己義不容辭。他信心十足地一個一個地挨個拜訪官僚、政客、商人和實業家,勸他們解囊相助。可這些人卻都是鐵公雞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後,孔祥熙只好憑著自己在官場上的一些關係,代山西災民向華洋義賑會請求貸予100萬元救濟災民。主持華洋義賑會的一位外國傳教士,雖說和孔祥熙私交不錯,但因會中貸款的硬性規定是任何貸款必須提出抵押擔保。因此這位傳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憑你個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膽主張借這筆巨款給你。可是問題在於這筆錢是要借去發放救濟災民的,你將來如何歸還?」 
  的確,這麼大的款項將來如何歸還,又拿什麼做為擔保呢?經過認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個兩全之策: 
  「我們不妨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請災民修築公路,將來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償還貸款。」 
  這倒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當時那位傳教士考慮了一會兒,便點頭答應了。 
  於是孔祥熙再赴督軍府,向閻錫山匯報。孔祥熙的這一舉措算是解了閻錫山的燃眉之急,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頓時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贊同「以工代賑」的方法,並表示督軍府將全力協助實施。閻錫山希望孔祥熙將此事負責到底,從築路到貸款歸還清楚為止。當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這項工作應由督軍府派專員執行和督辦。於是兩人最後商定的結果,由督軍府派趙友琴為公路督辦。 
  趙友琴乃軍人出身,在閻錫山部下當團長。孔祥熙舉行太谷夏令營時曾邀請趙友琴擔任導師,教授學生的健身運動,和孔祥熙有過一些交情。在修路過程中,趙友琴經常找孔祥熙商量一些具體問題,孔祥熙也樂意幫趙友琴出一些點子或處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孔祥熙還拉來教會中的一些人擔任工頭,並且放假期間銘賢師生也加入了築路行列,當然也是擔任工頭。 
  當時孔祥熙的華洋義賑會的貸款正好是100萬元。至於說這筆巨款在修路中用了多少,孔祥熙和趙友琴又是怎樣分配的,這些都無人知曉。總之,只是用了一部分錢僱用災民,修築這條由平遙經汾陽至離石軍渡之晉西公路,以及由平定、陽泉經昔陽。和順至遼縣之晉東公路。 
  這項工程從1919年一直持續到1920年。它的修通對當時發展山西交通,開發山西經濟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修路期間,一次孔祥熙險些斷腿。 
  那次,孔祥熙和趙友琴一同坐車去視察工程。歸途中不料汽車壞了,二人只得步行而歸。他們結伴而行,邊走邊談,不知不覺走出了十多里。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累,越走越餓也越走越渴。 
  孔祥熙問:「從這兒到太谷還有多遠?」 
  「大概還有四五里。」趙友琴答道。 
  「我看沒有,頂多還一二里」。孔祥熙覺得已經走了很遠很遠的路了。 
  「這麼說我們的罪快受完了。」趙友琴覺得有點對不住孔祥熙,「我受這份罪倒應該的,你跟我吃一場苦實在犯不著」。趙友琴不安地說。 
  孔祥熙從沒走過這麼遠的路,人又胖,此刻已經是汗流泱背,氣喘噓噓了。但為了面子,孔祥熙硬著頭皮說道:「有什麼犯著犯不著的,為了公共利益即便跑上20里路,也談不上是吃苦啊。」 
  說話時孔祥熙在前、趙友琴在後,就聽孔祥熙一個「苦」字餘音未斷,緊接著便是一聲「哎呀!」 
  趙友琴一聽大驚失色,就見孔祥熙倒在一個坑裡呻吟著:「哎呀!我的腿快斷了!痛死我了。」 
  原來,孔祥熙不小心掉下了一個四五尺深的坑裡。在坑裡孔祥熙低聲說道:「快拉我上來。」 
  孔祥熙身沉體胖,趙友琴費了很大的勁兒,出了一身臭汗,才把孔祥熙從坑里拉了上來。在趙友琴的攙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孔祥熙在華洋義賑會洋教士的支持和幫助下,通過「以工代賑」的辦法,為北洋政府和閻錫山解決了一大難題。從而也大大地緩解了山西的社會矛盾,因此總統黎元洪和督軍閻錫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贈給孔祥熙一塊匾額上日:「急公好義」。孔祥熙將它送給了太谷教會。 
  閻錫山送的匾額上日:「扶危濟困」。對於督軍的「禮物」,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紳士們也對孔祥熙有所表示,他們送給孔祥熙一對功德牌聯,上書: 
  「太息大旱成災,莫道救荒無善策; 
  幸得以工代賑,須知實惠濟斯民。」 
  不僅如此,孔祥熙對山西地面的其他事情也多有「操勞」。 
  1921年春,山西基督教會存在著一些問題。各派劃區傳教且各自為教,對教義解釋的不一致,造成教友的信仰不一致。教會主權大部分被外國人操縱,妨礙了教會的發展。為此,孔祥熙決心對教會加以改進。他與劉寶箴等人在太原南有牆街創立了「山西中華基督教會」,為日後基督教在山西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由於孔祥熙對地方公益極為熱心,鄉紳們對他無不稱頌,他本人的威望與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這些,和號稱「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搭上關係並且日趨密切。 
  2.「結張交吳」緣為革命 
  1915年秋,當孔祥熙攜夫人宋藹齡自日本回國前夕,孫中山曾找他們來寓所面授機宜,其中交給孔氏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他相機結交當時北中國的一些實力派人物諸如張作霖、吳佩孚和馮玉祥等,以為將來的全國性革命作準備。回國以後,遵照孫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經辦銘賢學校的同時,積極活動於北方各界,並很快就與當時的幾位北方軍界要人結成至交。 
  1916年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國人的一片唾罵聲中,一命嗚呼。隨即就由黎元洪繼任總統,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總理,但卻沒有給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留下一席之地。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才開始了反對北洋政府獨裁統治的新一輪鬥爭。當時的政局是陰晴不定,變化無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統的知名將領,如張作霖、吳佩率等人也主動與革命黨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聯繫,以為不時之需。 
  即便如此,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懷。 
  因為當時,無論張作霖還是吳佩孚都是北中國舉足輕重的實力派人物,如能把他們爭取過來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動政府賴以支撐的軍隊就未必再聽其擺佈了。 
  張作霖在中國舊軍閥中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由一個土匪頭目,受撫為清廷營官;後經投機鑽營扶搖直上,一躍而為民國師長、奉天督軍和東三省巡閱使。後又一度稱兵關內,攫取北京政權,一直爬上「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寶座。在民國初年,他不僅是個「東北王」,並曾一度「同鼎中原」統治華北的廣大地區。當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空據神器」,成為橫行一時的「梟雄」,統治奉天、東北、華北達13年之久。可謂是民國以來統治北部中國最久的軍閥。 
  張作霖和當年的皖、直系軍閥段棋瑞、曹錕等不同。這些軍閥的形成和稱霸,有其原有的反動政治地位的繼承性。他們原來就在「北京政府」中任軍政要職,以致後來他們的稱霸是較為容易的。張作霖則不然。他「既無宦途履歷,又與中央政府無因緣」。他的稱霸除需要武力、需要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支持(這是舊軍閥必備的基本條件)外,還靠他有一套比上述軍閥更善於投機鑽營的本領。這種特點,是他在向上爬的過程中磨練出來的。提起張作霖,人們往往以為他不過是「一介武夫」,「頭腦簡單」。其實不然,他是「長於權謀數術」的。張的親信楊宇霆說:「張不是軍事家,而是政治家。」有人說:「張是臨機應變的泰斗」,「兩隻狐眼,機警過人」。張自己也有句經驗之談:「智深須有忍,將勇貴能謀。」這些都說明,張作霖是個「機略縱橫」的軍閥。當然他的「霸業」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分不開的。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狽為奸。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力、財力的支持,他想稱霸東北角逐中原,是根本辦不到的。 
  張作霖出身「綠林」當過胡匪,是眾所周知的。因而在他當上「督軍」和「大元帥」的時候,一些官僚、軍閥都以諷刺的口吻稱他為「胡帥」。不過,張作霖投入匪幫,絕非偶然。當年的社會環境,以及他父親的所作所為對他影響極大。 
  他的祖先是河北河間人。道光初年,他的曾祖張永貴「因家無恆產,衣食維艱,遂出關謀生,止於海城,在海城城西小窪村落戶。他的父親張有財,「不事生產」,不務正業,先娶邵氏為妻生一女,邵氏死後又娶王氏,生三子,長子作泰,次子作孚。張作霖是第三個兒子,小名「張老疙瘩」,生於1875年。張有財因不肯務農,乃帶領全家到海城駕掌寺開個小商舖。 
  張有財是個賭徒。在張作霖14歲的時候,其父在賭場與個姓王的結仇,被人打死。張有財死後,張家母子5人生活更為困窘,乃投奔鎮安縣外祖家中就食。 
  張作霖由於受他賭徒父親的影響,從小即詭計多端,游手好閒,出人賭場不務正業。進私塾唸書,他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念了不到一年,中途輟學。做小買賣,賣包子他饞了就吃,因而也常常賠本;當貨郎賣些針線,他稍賺幾個錢就到賭局,結果連貨郎擔子都輸了。最後他母親托人教他學獸醫,他對馬發生了興趣,學會了一些相馬、醫馬的本領。 
  甲午戰爭爆發時,正在營口街頭遊蕩的19歲的張作霖,投到了宋慶標下馬玉昆部的趙得勝營中。因為他「精於騎射」,曾被提為哨長,不久他就開小差回小黑山了。回家以後,因為有當過兵的資本,張作霖招搖過市自吹自擂,身價也就抬高了。趙家廟地主趙占元看他不錯,便把次女許配他為妻。不久,張作霖在營口附近大高坎鎮設了獸醫樁子,又當上了獸醫。當時,附近一帶有些村鎮已經成立了「保險隊」。這些「保險隊」好多是馬隊,常到他那裡醫馬,因而他結交了一些「保險隊」和土匪小頭目。後來張作霖因當獸醫賺錢少就不幹了,也像他父親那樣,靠賭博和放賭度日。再後來他毅然離家去找巨匪頭目馮麟閣,在馮的介紹之下,在廣寧加入了董大虎匪幫。張作霖當「鬍子」之後,主要充當「蘭把子」,負責「看票」亦即看守綁來的「人質」。後來,他感到幹這種「綁票」、「看票」的事沒什麼意思,不久也便脫離了這個幫頭。 
  」義和團運動爆發時,張作霖求他的地主岳父和附近村屯有錢有勢的大戶議妥,網羅散兵游勇近30人,在趙家廟成立了「保險隊」。後逐漸把「保險區」擴大到附近20幾個村屯,張乃移駐中安堡鎮。「保險隊」打著保護地方安寧、維持社會治安的招牌,實際上是給有錢有勢的人做「保鏢」。 
  當上中安堡鎮「保險隊」頭目的張作霖,與受俄軍招募的「保險隊」匪首金壽山發生衝突,張奔向台安縣的八角台鎮。 
  八角台是張景惠的「保險區」。張景惠不但認為張作霖夠朋友,而且想把他留在八角台合作,並情願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他,讓他當「大當家的」。張作霖為迴避「鳩佔鵲巢」之嫌,故意推辭一番,最後還是接了第一把交椅,當上了八角台的團練長。 
  張作霖在當「保險隊」頭目的過程中,很快懂得了壯大自己勢力的門路。他感到,要發展自己的勢力並使自己有足夠的糧餉,單靠坐地抽捐和四出搶劫是不夠的;還必須取悅於當地豪紳,以便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他交結了不少地方「名士」。他們每月支給張作霖近3000兩充響。因為有地主豪紳的支持,張作霖在遼西的勢力就越來越大了。 
  在當時的眾匪幫中,張作霖的特點是政治野心較大,熱衷陞官發財。他在當上「保險隊」頭目之後,積極勾結紳商「攀權結貴」,以便有朝一日當上清朝官員。 
  1902年2月,盛京將軍增棋決定收編「保險隊」,一來補充官軍之不足,二來以加強地方之統治。張作霖當即表示願意接受清政府收編,誓死效忠清廷。張作霖為了抬高自己身價,擴大實力,除了率原來所部約200人接受收編外,還臨時網羅了其他匪股約100人加入,總共有300多人,被編為游擊馬隊一營,步隊一哨。從此張作霖由地主武裝「保險隊」頭目,一躍當上了清朝地方官軍的營官。 
  1903年張作霖任游擊馬隊營管帶,張景惠任幫帶,湯玉麟、張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經奉天巡防營務處批准,由民間籌響改為由政府發炯。從此張作霖身價逐漸抬高,他再不用擔心被看成「胡匪」和「馬賊」,而是地方官軍的「堂堂」營官了。 
  張作霖當上清朝營官兩年之後,1904年2月爆發了日俄戰爭。我國東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戰場。反動腐朽的清政府竟可恥地宣佈遼河以東為戰區,遼河以西為「中立區」。張作霖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佈的「中立」。不過,善於投機取巧、看風使舵的張作霖,在日俄戰爭期間對清政府的「中立」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在戰爭初期他看到俄軍強大,為了應付和討好俄軍,就接受俄軍賄賂的金錢和槍械,暗地幫助俄軍搜羅糧草,供應俄軍一些情報;有時也抓住機會換上俄軍軍裝,偷襲小股日軍,繳獲些槍支彈藥、糧襪柴草和金銀細軟。但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當看到日軍明顯地轉為優勢,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邊,幹了不少為日軍效勞和從中漁利的事情。 
  1905年,張作霖所部新民游擊馬隊營擴編為三營。1906年,又奉盛京將軍趙爾巽、新民知府沈金鑒之命擴編為五營,張作霖任五營管帶。不久,趙爾巽設立巡防營務處,任命張錫鑾為總辦,整頓全省地方軍隊,編成八路巡防營,張作霖所部五營編為右路。另一個地主武裝大頭目馮德麟所部被編為左路。 
  1907年清政府在東北正式建省。任命北洋老官僚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徐上任不久就著手調動新軍,整頓舊軍以剿滅東北的「胡匪」。在「剿匪」過程中,使徐世昌最感頭痛的是遼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為消滅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張作霖前往討剿。 
  張作霖在受撫前,曾和杜立三有過衝突,杜當時曾要和張作霖決一死戰。後來經過鎮安縣大地主「湯二爺」的調解,張和杜都認「湯二爺」為「義父」,雙方並建立「金蘭之交」。為了向清廷效忠,張作霖設計誘殺了杜立三。張作霖因滅杜「有功」,蒙賞銀2干兩,並被升為奉天省巡防營前路統領。 
  19if年5月,清政府派趙爾巽出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提高巡防營戰鬥力,在省城設講武堂,輪訓各營中下級軍官。張作霖的老夥伴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等都奉命前往受訓。當他們起身時,張作霖諄諄叮囑他們:要把省城情形隨時寫信告訴他。野心勃勃的張作霖羽毛漸豐,此時已經不甘心蟄伏一隅,想過問全省大計了。 
  19if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 
  早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後,革命黨和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即在東北特別是奉天進行了一系列的組織、宣傳活動,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武昌起義後,東北地區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決心推翻腐朽沒落的清王朝。此時正在黑龍江視察的趙爾巽急忙趕回奉天省城,連夜召集文武要員開會,磋商如何阻撓和防止東北人民響應武昌起義。張作霖看準這是他巴結奉天最高統治者,實現個人野心的關鍵時刻,便率部星夜兼程向省城附近移動。趙爾巽面見張作霖後,在張作霖的武力支持下,趙爾巽宣佈「保安會」正式成立,由他任總會長,其他內政、外交、財政等部都是舊官僚充任,張作霖當上了軍事部副部長。革命黨人只有張榕佔了一個席位,任參謀部的副職。「保安會」宣佈成立後,張作霖所部約2500人陸續開進省城,增強了省城的反動統治力量。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密令北洋將領通電反對,張作霖也列名參加,開始干預全國大政。袁世凱為了籠絡東北反動將領,鼓勵他們更堅決地與革命作對,並特別賞給張作霖約值二千金的軍需物品;張作霖也回敬袁世凱人參1支約值六千金。這樣,取得奉天統治者信任的張作霖,又開始博得了大軍閥頭子袁世凱的賞識。 
  1912年1月中旬,趙爾巽與張作霖定計,對「聯合急進會」首領張榕等暗下毒手,於是一位年僅28歲的青年革命黨人,就這樣被他們殺害了。 
  張榕被殺後,趙爾巽為嘉獎張作霖「專折特奏」清廷。當時已是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為表彰張作霖,任他為「關外練兵大臣」,賞戴花翎,並將其所部改為二十四鎮(師)。張作霖升賞受寵若驚,為報答皇恩,他曾在趙爾巽的策動下,主張「武裝勤王」保衛朝廷。後來看到清廷即將瓦解,張作霖才搖身一變,轉而贊同袁世凱的竊國陰謀。當聽到袁世凱被參議院選舉為臨時大總統時,他立即通電致賀並表示對袁「效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帝宣告退位。至此統治中國267年的清王朝,被推下了歷史舞台。 
  1912年9月11日,袁世凱將張作霖所部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七師並任張為中將師長。他的親信湯玉麟、張景惠、張作相、孫烈臣等,分任該師的旅長、團長;並命張作霖所部駐防省城。從此張作霖掌握了東北地區最凶悍的一支反動武裝,成為左右奉天軍權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1915年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凱陰謀稱帝時漲作霖見有機可乘,又進行了一番投機表演--對袁世凱企圖稱帝的舉動先捧後壓。果然不久即得到回報,於是張作霖終於當上了奉天督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后,大肆論功行賞,封爵晉位。當時大省的上將軍授公爵或侯爵,小省的將軍則授伯爵和子爵。巡閱使授男爵,中將級師長和鎮守使授輕車都尉等。張作霖則以師長資格,被袁世凱封了個二等於爵。在袁世凱看來這已是破格籠絡。但素抱「封侯爵當督軍」大志的張作霖,聽說只封他個二等子爵便大失所望,甚為不滿。他詢句左右:「子爵是怎回事?」左右有人回答說:「子爵下於伯爵一等,再上為公為侯。」作霖不悅說:「吾何能為人作子?!」逐立即「遞呈請假」以示反抗。袁世凱後又以調虎離山的手段來對付他,調他作綏遠都統,張作霖索性一口拒絕。 
  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醜劇遭到全國的反對,同年12月底,蔡鍔於雲南組織護國軍首先興師反袁。此後西南各省相繼稱兵獨立,全國一致要求取消帝制,處罰段芝貴等12名元兇。連原來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日、英等帝國主義,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張作霖目睹全國的反袁形勢,深以為是。但他對袁世凱要他帶兵南征,卻「拍胸願為前軀」,目的在騙取餉械。當餉械到手後張作霖「突然變了臉」,立即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號下,開始驅逐段芝貴,並乘袁垂危之際伸手奪取督軍大權。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凱只好發佈命令,任命張作霖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並兼巡按使,任馮德麟為軍務幫辦。1916年6月袁世凱死去。北京政府頒令各省把將軍改稱督軍,巡按使改稱省長,於是張作霖又任了奉天督軍兼省長。至此,張作霖終於在全國反袁的形勢下,乘機進一步攫取了奉天軍政大權。 
  當上奉天督軍的張作霖,後來也被稱為奉系軍閥。這是因為他也是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的部下,所以奉系也是北洋軍閥的一支。 
  孔祥照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和張作霖建立起密切聯繫的。 
  1916年底,張作霖派遣專使持一封張作霖的親筆信和一份聘書,專程從東北趕到山西,請孔祥熙到奉天督軍府擔任參議,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協助處理外交事宜」。 
  在函件中,張作霖特意對孔祥熙吹捧了一番,他說道:「先生善於創造,勇於負責,且擅長交際,熟悉洋務。倘蒙荷台賜予臂助,對於此間之內政處交,必有莫大稗益。」 
  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張作霖作為東北的大軍閥,不會不知道孔祥熙非平常人,當時已是山西督軍府的「參議」,是閻錫山的重臣和心腹。張作霖明知這一點,卻還要打孔祥熙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務」而「求賢若渴」,還是有什麼其他想法?今天都無從考證了。 
  孔祥熙仔細看完張作霖的信件並聽完信使對東北情況的介紹後,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想當前國內軍閥割據,國家在短期內沒有統一的希望。自己千里迢迢到東北去為軍閥效力不划算,何況現在身為閻錫山的參議又怎能棄近求遠呢。他以為,還是張大帥的條件不夠「優厚」。 
  孔祥熙熱情接待了來使之後,請其轉告他對張作霖的謝意,又強調自己辦銘賢學校的重要性,接著就向這位專使大肆吹噓了自「銘賢」學校的所謂培養「英才」取得的偉大成就。最後孔祥熙婉轉地說:「請轉告督軍,銘賢學堂是我一手創辦,我不能輕易離開。」 
  在信使回到東北以後,向張作霖作了匯報並說明了孔祥熙的情況,張作霖聽後悶悶不樂,但嘴上又不好說什麼。為了更準確地瞭解孔祥熙的真實思想,對孔祥熙作進一步的拉攏,張作霖又親自致電孔祥熙,請他赴奉天會晤。 
  孔祥熙雖說已近「不惑之年」,但羽毛並未豐滿,需要在軍閥中間找一個比較可靠的靠山。他不想成為張作霖的幕僚,卻想和張作霖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為今後的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礎。況且孫中山先生交給他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結交北方的軍政要人,和張作霖往來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也是大有種益的。 
  於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帶上準備好的高級禮品,親赴瀋陽會晤張作霖。 
  孔樣熙被張作霖視為上賓熱情接待。當聽罷孔祥熙不能離開「銘賢」的理由後,張作霖非常失望並仍勸孔祥熙三思。張作霖拍著孔祥熙的肩頭說:「老弟啊,白山黑水,任君馳騁。」孔祥熙答道:「謝謝!只是這次行前匆匆,銘賢事務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長人選,當即北來效力。」話已至此,張作霖也不好再作強留。 
  在瀋陽孔祥熙同張作霖進行了多次的密談,相互之間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雖然孔祥熙沒有留在張府任「參議」,卻給張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況,並一再地向張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誠之心。後來孔祥熙在瀋陽充任中俄交涉督辦駐奉天代表期間,更進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間的「友誼」。同時張學良也把孔祥熙視為知己。正因為如此,才有後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首先想到孔祥熙並專函孔氏以請求出面「明示」的舉動。可以說,孔祥熙與張家也算是父子兩輩的交情了。 
  當時為了進一步拉攏孔祥熙,張作霖還在孔氏臨回太原前,特意派人送來東北特產的狐裘、人參等貴重禮品。對此孔祥熙自然客套一番之後,照單全收完事。孔祥熙此行返回山西之後,自是同張作霖函電不斷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當密切的聯繫。 
  就當孔祥熙與張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後,另有一位當時也是北洋軍閥中的梟雄人物吳佩孚,也開始出面極力拉攏孔祥熙為其臂助。當時,吳佩孚正擔任著北洋第三師師長的職務。吳、孔二人雖未直接謀面,卻建立後來世人所謂的「神交」。 
  吳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生於山東蓬萊。據說,他出生那天,其父夢見了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於是就取戚繼光的字「佩念」來給吳佩孚命名,即名佩孚,字子玉。 
  後來吳佩孚得勢後,曾多次誇耀自己的身世:「我家是吳泰伯的後裔,祖居江蘇延陵郡。吳泰伯有24個兒子,其中有1個東渡到日本,現在的明治天皇是泰伯121代嫡裔,我也是泰伯121代嫡孫啊!」 
  吳佩孚的父親吳可成是一個小雜貨鋪的店主,做小本生意。母親張氏除幫助丈夫照料小店外,晚上還紡線織布,以賺些錢貼補家用。吳佩孚弟兄三人,他是家中的老二。由於長子夭折,吳可成便將厚望寄托在吳佩孚身上。吳佩孚6歲時,家裡便把他送到私塾中讀書。沒有桌子,母親只好每天將他抱到石磨上,讓他騎在磨脖子上讀書寫字。 
  吳佩孚14時,吳可成患病身亡。也就是那時起,吳佩孚彷彿一下子長大了,每日除了發憤讀書,還要為母親分挑生活的重擔。 
  不久,吳佩孚到登州府水師營裡當了一名學兵,每月可得二兩四錢的銀餉。望子成龍的母親怕荒廢了兒子的學業,省吃儉用,攢下幾兩銀子,買了禮品親自帶著吳佩孚去拜師。吳的老師叫李丕森,字漢卿,是登州府有名的飽學宿儒。在他的門下,出過不少秀才和舉人。 
  清貧的家境和緊張的生活,使少年吳佩孚逐漸成為一個具有文才武略的人。 
  甲午戰爭中,日軍進攻威海,吳佩孿在長山島親眼看到了日艦、聽到了炮聲,這些給21歲的吳佩孚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幾十年後,吳佩孚成了一個領兵的將領時,回首往事還曾填寫一首《滿江紅·登蓬萊閣》以抒其志: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浪大作。 
  想當年, 
  吉江遼沈 
  人民安樂。 
  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 
  倭寇任縱橫, 
  風雲惡! 
  甲午役,土地削! 
  甲辰役,主權弱! 
  江山如故,夷族錯落。 
  何日奉命提銳旅, 
  一戰恢復舊山河。 
  卻歸來, 
  永作蓬山游, 
  念彌陀!」 
  1896年吳佩孚應童子試,輕而易舉地通過了縣試、府試並進入院試。結果他竟一鳴驚人,中了第三名秀才!可是過了不久,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吳佩孚生活的道路。有一天蓬萊電報局局長作壽請來一個戲班子,男女混雜,同台演戲。吳佩孚認為這件事傷風敗俗,十分氣憤,闖入壽堂興師問罪。惹惱了正在吃酒的縣太爺,立即下令緝捕吳佩孚,嚇得他連夜逃離家鄉。 
  吳佩孚來到北京城,投奔了父親的朋友孫庭瑤,後通過其堂兄的介紹,到天津投武衛軍去了。 
  吳佩孚最初做了一名勤務兵,又到營裡文案郭緒棟那裡聽差。郭緒棟得知吳佩孚是蓬萊宿儒李丕森的門生後,自愧不如,於是提議二人結拜成了兄弟。吳佩孚得勢虎踞洛陽時,果然將郭緒棟請去做了他的師爺。 
  1899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吳佩孚第一次看到了打仗。後來八國聯軍攻陷天津,聶士成戰死,武衛全軍土崩瓦解。吳佩孚只好躲在郭家。幾天後吳佩孚出門一看,繁華的天津已是十室九空,景象淒慘,目不忍睹。看到這一切,吳佩孚決定出走。吳佩孚來到了離唐山不遠的一個小鎮開平。這裡有一所武備學堂,是個培養軍事人才的地方。後來人稱北洋「三傑」的王士珍、段棋瑞。馮國璋都是這所學校的早期學生。武備學堂吸引了吳佩軍,他想學習軍事以報效國家,便投考了開平武備學堂。 
  後來袁世凱將開平武備學堂遷到保定,改為「北洋武備學堂」,並規定開平武備學堂的教官和畢業生一律到北洋武備學堂當教官或隊長;沒有畢業的,可以直接去軍隊,也可以隨著去北洋武備學堂,但要從頭學起。吳佩軍決定去當兵。由於他沒有畢業,不能當軍官,只好到天津陸軍警察隊當一名正目(班長)。此時年屆26歲的吳佩孚仍然是還是光棍一條,只好和老把兄郭緒棟朝夕相處了。 
  在陸軍警察隊做事,吳佩孚作事認真,很快就升為二級初等官。後來,吳佩孚弄了一張文憑,又進了陸軍速成學堂。1904年吳佩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工作,正式成為北洋系的一員。 
  1906年吳佩孚被派往保定第四鎮服役。當時第四鎮由段棋瑞任統制,吳佩孚只是以原身份(上尉)充當了一個沒有實權的候差員。對此吳佩孚並無異議,整日無事正好藉機讀書,埋頭研究中外兵法,並自覺大有長進。當時吳佩孚的專心讀書引起了段棋瑞的注意,他感到這個青年人學習刻苦、品行端正,是個可用之才。於是段讓吳佩孚去步兵第十一標第一營當了管帶。不久吳佩孚又結識了一個好朋友,叫張福來。二人結為異姓兄弟,後來張福來也成為吳佩孿的手下大將。 
  1907年吳佩孚又跟隨曹錕出關剿匪。 
  駐防長春市時,他的房東叫趙尊賢,是長春商務總會的頭面人物。他的妻妹張佩蘭,是個沒出閣的大姑娘,住在姐姐家中。由於張佩蘭和吳老太太十分投緣,很快就認了乾媽,每天呆在吳家。不久又十分關心起乾哥哥吳佩孚來了。後來,吳佩孚依照母親的意思,娶張佩蘭為側室。從那時起,張佩蘭和吳佩孚休戚與共,相隨32年,並在他後半生的事業中起過很大的作用。 
  由於吳佩孿剿匪有利、有功,曹錕對吳也從起初的不重視到後來的另眼相待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首義成功後各省相繼起義,到11月底有14個省宣告獨立。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專制王朝覆滅了。 
  山西獨立後,新軍第二標標統閻錫山做了晉軍都督。當時清政府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前去鎮壓。吳祿貞本是革命黨人,遂暗中與閻錫山取得聯繫,準備合兵進攻北京。耳目靈通的袁世凱得知情況後,立即派人在正太車站殺害了吳祿貞,然後派曹錕的第三鎮前往山西鎮壓。 
  第三鎮第一協擔負鎮壓山西革命軍的任務。第一協協統是盧永祥,吳佩孚為炮三標的管帶。吳佩孚上了第一列火車,其頂頭上司劉標統也在這列車上,火車深夜開動。按原定計劃,火車應在某站停車。不知過了多久,火車在某站呼嘯而過,吳佩孚心頭一驚,火車再往前走,就該到娘子關前的平地了。吳佩孚叫醒身邊的張福來,帶一些士兵前去找劉標統。 
  劉標統本來同情革命軍,與山西有秘密聯繫。這次曹錕入晉,他早已通知了山西革命軍前敵總指揮姚以價。姚在娘子關上設下伏兵,單等曹錕入圍。本想夜間行車不會被人發現,偏偏讓吳佩軍看出了破綻。 
  吳佩孿推開劉標統的車廂一看,劉標統和一些人都自穿嶄新的革命軍軍服。對北洋軍和袁世凱忠心耿耿的吳佩孚立即逮捕了他們,並馬上命令火車退回井隆。這下吳佩孚可立了大功。曹錕和盧永祥都十分感激他,曹餛當即說:「子玉,這炮三標歸你帶了!」於是吳佩孚踏著革命黨人的鮮血,爬上了標統(團長)的位子。後來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妥協,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務,但要求袁世凱去南京就職。於是袁世凱又一手導演了「北京兵變」,並在北京宣誓就任總統一職。 
  北京兵變中,曹錕立了大功,不但被允許在北京、河南招兵補員,而且被任命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擔任師部副官長,後又被保薦為第三師第六旅少將旅長,統領6000人馬,成為北洋系中數得上的一員大將和猛將。 
  1917年6月,辮子軍大帥張勳率領辮子軍馬、步、炮兵10個營,約5000人,開進北京上演了一幕復辟醜劇。 
  大總統黎元洪堅決反對復辟,於當天寫了一道起用段棋瑞為國務總理的命令,責成他起兵討逆。段棋瑞接到命令後,於天津南的馬廠成立討逆軍司令部。段棋瑞本人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以段芝貴為東路討逆軍總司令、曹錕為西路討逆軍總司令,並發表討逆檄文,發兵攻打北京。 
  吳佩孚的第六旅作為先頭部隊立即出發,不久進駐盧溝橋和宛平縣城,隨即攻下豐台。 
  很快,上演了12天的復辟醜劇草草收場。「大總統」黎元洪亦因此被迫辭職。直系軍閥首領馮國璋代理「大總統」,皖系軍閥首領段棋瑞則以國務總理名義總攬政府大權。 
  1918年3月,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通電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京政府並號召北伐。段棋瑞則要以武力統一的手段,鞏固其反動統治。 
  1918年3月中旬,擔任第三師代理師長的吳佩孚率兵大舉南下。每次開戰他都衝殺在最前面,靠著他內心想當湖南督軍的野心,其所部連克岳州、長沙、衡陽。這樣一來,本來屬於晚輩且名不見經傳的吳佩孚聲名大振,同行們都稱他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 
  可是結局卻出乎人們的意料,段棋瑞將督軍的位置給了皖系親信張敬堯,只授給吳佩孚援粵軍副司令和孚威將軍的虛名。吳佩孚大失所望憤怒至極,一氣之下公開發表「罷戰求和」通電,與段棋瑞反目相向。在私下場合裡,吳佩孚說:「這叫投桃報李,來而不往非禮也。」 
  或許孔祥熙看到了吳佩孚主張的可取之處。認為這是自己和吳佩孚建立友好關係的大好時機。當時孔祥熙主觀地認為吳佩孚「愛國憂民,敢做敢為」,就立即親擬了一封電報公開發表,吹捧吳佩孚為「有識之士」。 
  拍發電報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顯,一方面通過這份電報公開表明自己對時局的態度,另一方面他也想同吳佩孚這位「有識之士」建立關係。 
  吳佩孚在堆積如山的響應推崇電函中,發現了孔祥熙的電文,竟大喜過望。吳佩孚平生尊孔,對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聞,知道這位閻錫山的高參並非凡人。當下他便提筆復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為助」,代為運籌帷幄。孔祥熙則仍以對待張作霖的態度對待吳佩孚。他回信說:「自己正在興學救國,手上的銘賢校務丟不得,只能對大帥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謝!」 
  吳佩李大概看出孔祥熙不願輕易離開山西,也就沒有再加勉強,只又復了一封信給孔祥熙,信中說了一大堆客氣話,對孔祥熙興學救國的理想與抱負表示「欽佩」,並誓與孔祥熙結為「神交」。看到這些字句,當時的孔祥熙真是心裡甜滋滋、臉上樂融融。 
  就是這樣的魚雁往來互相吹捧,居然使兩人建立了後來曾被某些人讚譽的所謂「神交」。 
  不過,後來二人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孔祥熙青雲直上,成為國民黨政壇的顯赫人物,「四大家族」之一,許多小軍閥都拜倒在他的門下。而吳佩孚雖稱霸一時並繼馮國璋、曹錕之後,成為直系軍閥的頭子且統兵幾十萬之眾,但終於在國共合作進行的北伐戰爭中敗北,吳佩孚先是避居四川後又隱居北平,直至1939年一命嗚呼。 
  在吳佩孚隱居期間,孔祥熙每逢路過其所居城市,必定抽空拜訪,有時還贈送大捆現鈔和禮品。儘管這些款項都由孔祥熙的親信從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開支,孔祥熙並不出分文,但吳佩孚對孔祥熙的情義還是感激涕零且每每回贈的。於是,這位大帥窮兵黷武所掠取的大量珍寶古董,有不少又悄悄地轉到了孔祥熙的手裡。 
  在吳佩罕死後,孔祥熙還撰祭文將其大肆吹捧了一番: 
  「赫赫吳公,能武能文,噓氣寒天,上薄浮雲,手握韜鈴,取威定霸,虎視中原,暗嗚叱吒,役驅風雨,噓嗡雷霆。玄女之訣,握其之經,孫吳鎮直,以逮壯纓。說禮敦詩,是式是鵲,讀綜諸教,賢聖佛仙……」 
  通篇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 
  由此亦可見孔祥熙與吳佩軍當年的交情之深。 
  從以上孔祥熙與張作霖、吳佩孚交往的過程來看,的確是比較複雜且難以用非此即彼的態度來褒貶的。儘管後來的結果在今人看來,已少有積極意義。但起碼孔祥熙當初與北方軍閥接觸及至交往的初衷還是應該肯定的,即當初他的確是奉孫中山先生的命令,來北中國開展軍界要人的爭取工作,以擴大力量為未來的更大規模的中國革命作準備。這一點在最初,孔祥熙的確是忠實執行了,包括後來他對馮玉祥將軍的爭取工作,也是如此。 
  3.發跡賴有王正廷 
  辛亥革命後在山西,孔祥熙追隨當時的山西軍政首腦閻錫山推行「新政」,確實鞍前馬後做了不少事情。為此孔氏撈到了包括提高聲望在內的不少實惠,閻錫山還給了他一個都軍府參議的職務。大約與此同時,孔祥熙遵照孫中山先生的指示,為在北方軍閥中開展革命工作,還相繼結識了張作霖、吳佩孚以及馮玉祥將軍等,並與這幾位北方軍界要人之間建立了相當親密的聯繫。 
  只是,孔祥熙畢竟不是那種甘心寂寞的等閒之輩,加之夫人宋藹齡在身後也一直竄攝丈夫躍躍欲試,漸漸地孔氏開始不滿意「參議」、「幫辦」一類閒職,他渴望正式地臍身政界,以便進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負。 
  就當此時,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經王正廷推薦,自天降臨般地擺在了孔祥熙的面前。當時擔任北京政府魯案善後督辦的王正廷,風風火火地給孔祥熙這位耶魯大學當年的同學拍來一封電報,邀他即赴山東濟南出任督辦公署的實業處長。於是,對孔祥熙來說一個官運亨通乃至飛黃騰達的好運命,自此開始了。 
  卻說那位王正廷(1882-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一代巨梟蔣介石的同鄉。王正廷早年畢業於天津的北洋工學預科;後於1906年留學日本,其間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8年王正廷又赴美國就讀於耶魯大學並獲文學碩士學位。就此論來,他尚屬晚孔祥熙1年的小師弟呢,因為1907年孔祥熙即已由耶魯大學畢業回國了。當年王正廷自海外學成歸國後,就走了仕途。他先後出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後中華民國成立後,又歷工商部代部長、國會參議院副議長、廣東護法軍政府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等要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春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召開和會。當時計有27個國家參加。因大戰期間中國亦參加了對德、奧等國的宣戰,故屬戰勝國之一並出席了巴黎和會。此次和會王正廷即隨當時的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微樣以及駐美公使顧維鉤等人一起,以中國政府全權代表身份前往出席。會議期間,中國代表根據當時中國政府的指令以及留學歐美中國學生代表的請願主張,向巴黎和會提出如下三項要求: 
  一、取消列強在華特權(諸如放棄各列強在華劃分的勢力範圍、撤走外國駐華軍警、撤消外國領事在華所謂的裁判權以及歸還租借地、中國關稅自主權等等); 
  二、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賣國政府訂立的所謂「ZI條」不平等條約; 
  三、歸還第一次大戰期間為日本帝國主義奪取的原德國在中國山東膠州灣的領地及其各項權利。 
  當時問題的焦點,首先集中反映在這第三項要求上。日本政府代表即對中國方面提出的收回膠州灣的主張提出威脅和反對。在其後的討論過程中,美國提出主張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暫交協約國方面代為管理。此議亦遭日本方面反對。日本政府代表以其獲得原德國在中國山東權益時已得到英、法等國承認並且當時中國政府方面亦有「欣然同意」之換文為借口,拒絕將其在山東新獲的利益交還中國或委託協約國代管。最後「巴黎和會」的結果,仍是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向日本方面作出妥協。如此一來,當時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所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便告徹底失敗了。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至國內後,即引發了著名的「五四」愛國反帝運動,長期以來鬱積在中國人民心頭的愛國義憤終於像火山一般爆發了。 
  「五四」運動的結果,不僅迫使當時的北洋政府罷免了曹汝霖、章宗樣和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的職務,並電令當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同時也給當時氣焰囂張的各帝國主義列強以極大的震攝,使其不得不適當收斂一些對華的侵略企圖,並對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作出迫不得已的讓步。 
  1921年11月,經美國發起又召開了華盛頓會議。當時共有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以及中國的北洋政府共九國政府代表參加,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即《九國公約》。 
  在《九國公約》中,雖然規定中國政府恢復對山東的主權,並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歸還膠濟鐵路及撤出山東;但同時又規定中國政府方面須將膠州灣原德國帝國主義的佔領地全部開為商埠,並准許外國人在此區域自由居住並經營工商業等;除此而外,關於日本歸還膠濟鐵路問題,《九國公約》亦規定「應於該鐵路產業移交完竣同時以中國國庫券交付日本。此項庫券以鐵路產業及進款作抵」云云。依照如此的《九國公約》,不僅膠州灣由原來的日本獨佔轉而變為各帝國主義列強共享,而且實際上膠濟鐵路仍然為日本帝國主義所控制。總而言之,《九國公約》儘管在臉面上照顧了當時的中國政府,但實際上中國山東卻仍然為各帝國主義列強所佔領和控制。如果一定要找出其積極的意義,那就是《九國公約》至少在名義上使中國第一次收回了其被別國侵佔或掠奪走的行政主權。僅此而已。 
  根據《九國公約》的規定中關於接受膠州灣主權之需要,當時的北洋政府於1922年3月在濟南成立了「魯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其任務主要就是收回山東青島的主權。當時,這實在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王正廷一時感到為難,並且身邊也缺少得力的助手辦事。這樣思來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國耶魯大學時的同學孔祥熙。 
  本來在此之前,王正廷即已同孔祥熙有過一段瓜葛且因此王對孔氏印象極佳。事情說來,還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孔祥熙隨孫中山先生一起逃亡日本時,正遇上王正廷在日本處於艱窘困境之際。最初,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日本東京設立分會後,由王正廷出任總幹事。由於當時中國國內一直處於動盪局面,波及到日本,致使留日的基督教青年會很快也陷於低谷。加之王正廷擔任總幹事期間政治上的一些不應有失誤,終致引起內部嚴重的分裂,甚而王正廷本人亦遭到一些學生的圍攻,從而更嚴重地影響了基督教青年會的存在和發展。就當此際,當時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約翰』莫特先生決定由孔祥照前來接替王正廷,擔任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在約翰·莫特看來,基督教青年會就應該有孔祥熙這樣辦事執著、有事業心的年輕人來牽頭辦理。而且後來事情的發展及孔祥熙走馬上任後的表現,也確實沒有讓約翰·莫特失望。當時在客觀上,也正是孔祥熙的到來和接替,才解了王正廷的圍。所以儘管後來王正廷被迫辭去了青年會總幹事的職務,對孔祥熙這個人他還是始終心存感激的。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王正廷知恩圖報且「魯案」公署又極需人手,他便極力舉薦並盛情邀請孔祥熙即日赴魯,出任「魯案」善後督辦公署的實業處處長。 
  當時,因為收回青島主權問題,關係民族尊嚴之大計,在孔祥熙徵詢孫中山先生意見時,中山先生當即復電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出任王正廷「魯案」公署所聘職務。就這樣,孔祥熙於公於私已均屬義不容辭,便回復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請不日赴職。 
  隨即孔祥熙向閻錫山辭去了省府「參議」之職,於1922年3月前後束裝趕赴濟南,就任「魯案」公署實業處長。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當時北洋政府的管員職務,也是他正式步人仕途的一個標誌。後來,為了青島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聯合委員會委員長,面孔祥熙也由實業處長同時兼任「膠澳商埠電話局局長」之職。 
  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為「魯案」公署官員由濟南專程趕赴青島具體承辦各項接收事宜。到任後孔祥熙經過調查研究,很快制訂出各項接收細則和具體的執行步驟,為此王正廷對他大加讚許。但「魯案」公署畢竟是個臨時性的機構,只限於接收期間,且當時的接收工作又進展得較為順利,所以截至當年的12月中旬整個接收工作已告結束。當時,為了妥善安排部分辦理「魯案」的人員,也為了培訓中方人員以接替日本話務員等善後工作安排,孔祥熙一直滯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東返回山西。 
  經過這一次當官的經歷後,孔祥熙給撩撥得更加難以超脫了。每一想起在魯期間,他跟隨王正廷整日前呼後擁居高臨下的日子,真真是好不威風。加之在濟南期間,整天的遊山玩水,無限風光也無比享受,比起太谷眼下這窮山惡水落後閉塞的景象,也實在是令人眷戀不已。孔祥熙突然意識到,太谷乃到山西這窮山溝溝已經呆不下他了,他還得走出去闖闖世界。外邊的世界很精彩,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樂一番呢。孔祥熙這種出外闖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謀官的願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藹齡的讚許和支持屈為這本來也屬於宋藹齡打算重新設計丈夫的一個範疇。所以當下孔祥熙就給王正廷寫了一封信,其後又多次寫信,請求王正廷設法在官場上再作提攜之德,幫他謀上個一官半職,以圖進一步發展。 
  對於孔祥熙的這般請求,那王正廷倒是樂於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電報給山西的孔祥熙,請孔祥熙速來北京「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報到,政府別有重任。 
  原來,此一段時間裡北洋軍閥政府正準備與當時的蘇聯新生政權--蘇維埃政府恢復邦交。蘇聯方面委派加拉罕為代表,中國北洋政府方面則委派王正廷為代表。當時為洽商中蘇兩國間有關一切事宜,特設立了「中俄會議」督辦會署,並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辦。當時所謂的「中俄會議」,是指中蘇雙方為協商解決帝俄時代強加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召開的專門會議,其督辦公署則為該會議的常設機構,專門處理日常事務。因為此事涉及兩國之間大量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好多主權歸屬問題,干係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慮再三,決定還得請老同學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 
  當時在督辦公署一共設置了兩名要員,一日「會辦」,另一曰「坐辦」。當時「會辦」一職由張作霖推薦的鄭謙出任;而「坐辦」一職測由王正廷保薦孔祥熙來擔任了。 
  只是當孔祥熙到任後才發現,這個「坐辦」的官職,實際上卻並沒有什麼事情可辦。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錯綜複雜,且中國的北洋政府又腐敗無能,致使所謂的「中俄會議」後來也並未談出什麼結果。如此一來,難免有人形容孔祥熙當時的「坐辦」一職,不過是「案犢勞形看報紙,職權行使喚茶房」罷了。因為無事可坐,閒極無聊時,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東安市場下館子喝小酒,用以打發時光。當時,每至飯後他都喜歡去市場裡的命館相室跟人家聊天窮侃。命館裡的「星相家」們一見那孔祥熙生得是方面大耳,背厚腰圓,且又衣冠楚楚,以政府要員自居咱然便免不了一番奉承和恭維,什麼日後「官至特任」啦、「資累巨萬」啦等等。在旁隨行的其他公署官員聞聽即隨聲附合,所以每每搞得那孔祥熙飄飄然不知所以。笑過之後,他亦出手大方,給那幫「星相學家」多賞了不少銀錢。 
  4.「總理遺囑」見證人 
  辛亥革命前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無論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後來在山東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員期間,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終緊跟孫中山先生並與之保持密切聯繫。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斷加強了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聯絡並謀求建立反對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聯盟。此外,孔祥熙還做了大量爭取馮玉祥將軍的工作,反覆向馮氏宣傳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並最終促使馮玉祥逐漸傾向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後當孫中山北上並且在北京病重期間,孔祥熙又一直守護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為《總理遺囑》的見證人之了。凡此種種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動中,他的確是孫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實的追隨者。 
  1922年初,當時已在廣州成立革命政府的孫中山先生,曾致電要求孔祥熙來廣東參加轟轟烈烈的南方大革命。同年4月應宋慶齡之邀,孔夫人宋藹齡又攜剛剛出生不久的長女孔令儀自山西出發,趕赴廣州看望宋慶齡和孫中山先生。其時,孫中山已在廣州就任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帥,並設寓所於觀音山粵秀樓。宋藹齡母女抵達羊城後,即受到了孫中山夫婦的熱情款待。孫中山先生親切地對宋藹齡說:「你勸勸庸之,來南方參加革命吧。現在廣東形勢很好,正準備進行北伐,很需要人呢。」當即孫中山還允諾孔祥熙來粵後,在革命政府內給他安排一個部長的職務。宋藹齡聞聽自然也十分高興,連連說好,並表示馬上就讓孔祥熙來廣東追隨孫中山先生。 
  但當宋藹齡回晉後,孔祥熙當時並未馬上赴廣東參加南方政府,其原因之一是孔氏當時正在「魯案」公署任職,手頭上的許多事不能撂下一走了之。此外另有一個原因,即當時他正在秘密地聯絡東北王張作霖父子,馬上亦脫不開身。 
  那還是1922年春天,孫中山先生為爭取皖、奉二系軍閥,以便建立反對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三角同盟,曾致電指示孔祥熙相機加強與張作霖、張學良等奉繫上層人物的聯絡,力圖加強或促成奉系軍閥與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為此,孔祥熙忠實執行中山先生指示,多次北上瀋陽做張家父子的工作。當年春末,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宣佈「東三省人民自主,並與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動」,以共同反對直系軍閥暨北京政府。但僅隔數日,奉軍即告敗北,張作霖率部退出關外。不久,張作霖再度正式宣佈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並繼續準備與直系軍閥再決一戰,同時又表示出明顯的「南傾意向」。」此一成果的取得,應該說與孔祥熙當時的多次北上斡旋不無關係。 
  就這樣,直到1924年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邀請,趕赴廣州正式加人革命政府。抵穗後孔祥熙亦受到孫中山夫婦的熱烈歡迎,中山先生當即還拿出他剛剛脫稿的《建國大綱》給他看,並徵詢他的意見。孔祥熙當即表示這個《建國大綱》是一套很好的救國方法,並請求中山先生允許他將《大綱》帶回去仔細研讀。孫中山先生亦答應了孔祥熙的這一請求。 
  數日後孔祥熙興致勃勃地求見孫中山先生,對其《建國大綱》大加讚賞並建議說:「應該把《建國大綱》宣傳一下,現在國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著沒有辦法。我想把總理的《建國大綱》拿到各地去宣傳,讓大家知道對於救國治國已經有了整個的辦法,豈不好嗎!」見中山先生邊聽邊讚許地點頭,孔祥熙更加興奮了。他進一步建議道:「第一,我回到上海時,先把這份《大綱》印做宣傳品,分送各方。第二,我還想拿去給馮煥章先生看看,因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國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歷年受種種壓迫,對於革命思想不及南方發達,對於總理三民主義救國方法,更認識不甚清楚。我受了總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這幾年來很注意軍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馮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他的軍隊紀律亦好,戰鬥力也強。不過,他對革命雖具熱心,但常說沒有好辦法拿了。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許能夠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進他的奮鬥精神嗎!」 
  一聽孔祥熙說得滿有道理,孫中山先生當即點頭應允。 
  於是孔祥熙又束裝上路。他先到上海在中華書局印了3萬本《建國大綱》,然後即帶著《建國大綱》轉赴北京。在北京南苑,孔祥熙與馮玉祥亦即馮煥章將軍進行了會晤。 
  馮玉祥將軍是當時一位著名的愛國將領,也是當時北方軍界中一位實力派人物。他字煥章,原籍安徽巢縣竹柯村人,1882年11月6日出生於河北省青縣興集鎮。其父名馮有茂,家境清貧,初以泥瓦匠兼為人打工為生,後因平素喜愛習武而徑投淮軍,走了吃糧當兵的道路。直至升為下級軍官始復員回家。馮玉祥父母一共生了7個孩子,但只有馮玉祥及其哥哥馮其道倖存下來。1892年馮玉祥11歲時,其母游氏不幸病故。其後馮玉祥即為其長嫂代為撫養,直到4年後他15歲時入伍為止。馮玉祥人伍不久,其父便被裁復員。因當時復員在保定難有川資為生,其父便只好留玉祥於營中而獨自歸還故里。當時軍隊中,每哨裡都有一個喊口令的教習,專代替官長喊操。教習的待遇比一般士兵高,其至可以高出一倍。馮玉祥為了當上教習,刻苦自學並練習喊操,每天早晨天未明即到教場學習喊操,一直苦練了4年。 
  馮玉祥自小失學,僅入過私塾1年零3個月。在軍營中他發奮自學,讀過《論語》、《孟子》、《左傳》、《古文觀止》《曾胡治兵語錄》等,由此文化和歷史知識有了很大長進。 
  1902年3月,馮玉祥到袁世凱所練的新軍衛隊第三營左隊左哨六棚當了一名士兵。由於他勤學苦練所以陞遷很快,秋天升為副目,次年升為正目,同年12月又升為第二營左哨哨長,1905年7月升為第三營後隊排長。這時的標統(團長)王化東對馮甚為賞識,時值陸建章任協統。陸有內侄女劉德貞在家寄養意欲擇配。王化東要介紹與馮玉祥。馮玉祥初以地位低、晌俸薄為辭,但因王力促後乃與劉成婚。因此馮玉祥與陸建章成為姻眷,以後提拔很快。至1910年馮玉祥已是第二十鎮八十標第三營管帶(營長)。 
  這時的馮玉祥還抱著「忠君即愛國」的思想,讀一些俗文正家書》之類的書,想封侯拜相。後來受工兵營排長孫諫聲的影響,他開始讀《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等書籍,知道了清軍入關時虐殺漢人的駭人史實,才把愛國思想與「忠君」分離開來。此後他正以一種為種族雪恨的復仇觀念參加了辛亥革命中的灤州起義。 
  但當與馮玉祥約定一同起義的同仁王金銘、施從雲倉淬起義於灤州時,馮玉祥尚未獲得已經起義的消息,猶在海陽鎮期待煙台民軍。後來起義失敗,馮玉祥被拘4天後遞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對馮這樣的從輕發落,主要因為陸建章已成為袁世凱的親信』,陸對馮玉祥非常器重又有煙親關係,所以馮玉祥得以保全。 
  1912年陸建章奉命編練左路備補軍五營,委馮玉祥為第二營營長,令其自行招募。次年8月左路備補軍改編為京衛軍,馮玉祥升任左翼第一團團長兼第一營營長。 
  馮玉祥任團長時,曾由劉芳牧師介紹人基督教。他以為信基督教的人都放足、識字、講衛生、不吸大煙、教人平等博愛,這些總是好事,便把基督教引人軍中作為練兵的輔助方法。直到「五卅」慘案發生以後,馮玉祥才認識到傳教士的真面目,乃通電同他們決裂。 
  馮玉祥在南北混戰期間,力主議和。當時他只簡單地認為和比戰好。至於和是怎麼樣的和,戰是怎麼樣的戰?同誰和又同誰戰,戰與和的幕後又有什麼背景、搞些什麼名堂?對這些問題,他是全然不知。 
  以後馮玉祥曾駐守信陽,督軍陝西、河南,當過十一師師長和陸軍檢閱使等。尤其是在1917年討伐張勳復辟中,馮玉祥所部立有大功。 
  早在馮玉祥在駐常德的兩年時間裡,他已和孫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往來,初步讀到了孫中山先生的著作,且對孫中山先生十分佩服。在孫中山的革命影響下,馮玉祥的部隊與廣東方面的軍隊結為友軍,互不攻擊。 
  1920年夏天,當馮玉祥的部隊由常德北撤駐於武漢附近的湛家礬時,馮玉樣曾致信孫中山表述了自己對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業的景仰之情。馮在信中說:「中國已瀕於危亡,真正救國,只先生一人。」並在信中表示「今欲追隨,乞多指示」。 
  孫中山接到馮玉祥來信後,當即派徐謙、鈕永建攜帶他的親筆信專赴漢口拜見馮玉祥,希望馮玉祥「能夠一致從事革命工作」,當時令馮玉祥十分的興奮和感激。1923年2月,馬伯援又奉孫中山之命赴北京拜訪馮玉祥,當時馮玉祥亦表示要與孫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黨人建立往來。 
  面孔祥熙與馮玉祥之間則早有交往。因為兩人同是北方人又都篤信基督教,所以在交往中逐漸默契以至互為密友。所以,後來當孫中山先生分析當時形勢並認為聯絡馮玉祥的工作勢在必行時,自然想到由孔祥熙出頭去辦更為合適一些。 
  此次赴京孔祥熙在南苑約見馮玉祥將軍時,考慮到馮氏早有傾向廣東革命政府的初步思想基礎,便在馮玉祥為他準備的接風宴上,開門見山地問馮玉祥道:「煥章兄,你在北方怎麼樣?」 
  馮玉祥苦笑著說:「我不說,你還不明白嗎!」 
  孔祥熙又問一句:「你有沒有辦法?」 
  馮玉祥搖搖頭答道:「在這樣局勢之下,如何能有好辦法呢?」 
  孔祥熙馬上接過話說:「你沒有辦法,我這裡卻有很好的辦法。」說著他拉起馮玉祥走進宴會廳側旁的一間密室,打開口袋取出孫中山手書的那份《建國大綱》遞給馮玉祥說: 
  「總理把他手定的這份《建國大綱》送給你,並問你有何意見,有何需要增減補充的地方。」 
  馮玉祥當即雙手接過孫中山先生的那份手書《建國大綱》,激動地緊緊握住孔祥熙的手,久久說不出話來。孔祥熙走後,馮玉祥摒去左右,一個人在屋子裡將那份《建國大綱》打開仔細研讀了兩遍,不禁擊掌叫絕,連連稱道:「太好了!太完全了!」馮玉祥當時感到,這實在太難得了。不僅難得在中國終於有了救國的辦法,而且難得在孫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革命黨對他馮玉祥這份信賴和看重。自1920年以來,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業對馮玉祥的影響逐日加深,到了眼下孔祥熙給他捎來中山先生親筆手書的《建國大綱》,使得馮玉祥傾向廣東革命政府的決心終於堅定了。於是不久之後,他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當時吳佩孚自任討逆軍總司令,率20萬大軍與張作霖的奉軍大戰於山海關。一時間「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冀遼一帶遍處硝煙瀰漫,四下炮聲隆隆。戰爭爆發後,吳佩孚即任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並率部開赴前線。同年10月19日當馮玉祥在灤平得知前線失利的消息後,認為舉事的時機已經成熟。當即他下令全軍班師回返,並於10月23日未鳴一槍即率部佔領北京城。佔領北京之後馮玉祥即囚禁了當時有名的「賄選總統」曹錕,並迫曹下令前方全線停戰,同時下令免去北洋反動軍閥吳佩率的本兼各職。這便是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北京政變」。 
  「北京政變」之後,馮玉祥就把所部統統改稱為國民軍,並成立了以馮系為中心的臨時混合內閣。是年11月初曹錕被迫辭去總統職務,至此,為直系軍閥控制多年的北京政府宣告結束。其後不久,馮玉祥即下令所部進宮將當時一直賴在皇宮裡的清朝末代皇帝博儀驅逐出宮,並廢除了自民國成立後又延續了13年的所謂「帝號」。當時,馮玉祥將軍的這些革命行動,受到了國內各階層人民的擁護,也得到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革命政府的贊同與支持。 
  「北京政變」後在中國北方出現了以馮玉祥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皖系軍閥段棋瑞共同支配且由段棋瑞為臨時政府總執政的所謂中央政權,於是三方之間又形成了既聯合又爭鬥的新的複雜局面。由於當時在北京的三個方面依舊各懷心腹事勉強合作,致使許多事情無法協調並且新的矛盾又不斷湧現。最後,三方竟各懷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齊電邀廣東革命政府領袖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 
  接到北京政權三方邀請後,孫中山先生為求得全國的真正統一,亦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應邀北上。 
  孫中山先生偕夫人宋慶齡女士是於1924年門月13日自廣州出發北上的,一路經由香港、上海且取道日本轉赴天津,輾轉達一月有餘方才於是年的12月31日風塵僕僕地抵達北京。當時,由於多年來艱苦的革命生涯消磨,致使孫中山先生已然積勞成疾,身體十分的虛弱。此次北上又一路辛勞奔波,加之途中因段棋瑞等人公然的賣國謬論所致的一度怒不可遏,待孫中山先生抵達北京後,竟突然病情惡化以致一病不起。當即送他到協和醫院診治,即被確診為肝癌而且已經到了晚期。 
  本來已先期到達北京的孔祥熙立即與孫中山先生的隨同人士宋子文等四下焦急奔波,延醫問藥,並協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悉心照料已身患絕症的孫中山先生。當時眾人心下一直默默祈禱,企望能有奇跡的突然出現。但至1925年2月以後,孫中山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當時協和醫院的代院長劉瑞恆先生以英文函告孔祥熙,中山先生之病已經不治,其函曰:孔庸之先生轉孫先生家屬暨國民黨員諸君覽: 
  孫先生人本院即發覺所患癌最末時期,為不治之症。經於剖割及將癌之外皮用顯微鏡考察,證明診斷正確,病自不好而至極不好。余等以孫先生之生存,為無希望矣。 
  協和醫院代理院長劉瑞恆 
  2月17日下午1時 
  1925年2月24日午後3時許,醫護人員出來吩咐準備後事。當時在場的人在徵得孫夫人宋慶齡同意後,一致公推孔祥熙、宋子文、孫科和汪精衛等4人進入病房,擬徵詢中山先生的最後遺囑。 
  當時見幾位一齊進來,孫中山先生就問:「諸同志何為?」然後就又閉上眼睛,稍過一會又睜開眼睛繼續問道:「汝等前來,將有何言耶?不妨直陳。」 
  孔祥熙等人一見中山先生如此模樣,不禁心酸,猶豫半晌尚無人開口。又過片刻,還是汪精衛按捺不住,上至近前對孫中山先生試探著說:「當1月26日先生進入醫院,諸同志皆責備我等,要請先生留下些許教誨之言,俾資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癒,固無說矣。如或不痊癒,吾等仍可永聽教誨也。」 
  儘管當時汪精衛講得較為婉轉,但孫中山先生還是聽明白了。他沉默良久,然後緩緩說道:「我何言哉!我病如若痊癒,則所言甚多,惟先至溫泉休養,費數日之思索,然後分別言之。設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復何言哉!」 
  當即孔祥熙等4人再次懇請道:「吾等願聽先生之吩咐也。」 
  見中山先生仍沉默不語,汪精衛又說:「我等今已預備一稿,讀與先生-一請聽,先生如肯贊同,即請簽字,當作先生之言。如不贊成,亦請別賜數語,我可代為筆記。」 
  事已至此,孫中山先生便說:「可。汝可試讀之。」 
  汪精衛當即取出所擬手稿,即後來著名的《總理遺囑》,低聲慢慢地讀了起來。讀畢只見孫中山先生微微點頭說:「好,我極贊成。」待等汪精衛取來筆具請中山先生簽字時,孫中山想想又說:「汝暫時收存可也,今日不須簽字。俟數日後再酌。吾總還有數日之生命。」 
  待到3月11日孫中山再度病危時,孔祥熙、宋子文、吳敬恆、何香凝以及宋慶齡、孫科等人圍攏其病榻前,還是汪精衛將那擬好的文稿呈上去。由於當時孫中山先生已經無力舉腕,後還是在夫人宋慶齡的托助下,用顫抖的手執筆簽上「孫文」二字。當時在場的孔祥熙等人,即成為《總理遺囑》見證人。 
  公元1925年3月12日,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不幸病逝,年僅59歲。 
  當時由於孔祥熙與孫中山的連襟關係,加上同仁中他的年紀稍長幾歲且場面上的事較為熟悉,眾人便一致推舉他為負責人,主辦中山先生治喪事宜。並且由他在其西總布胡同的住宅裡,專門騰出一間房子,以存放花圈輓聯等。4月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推定,由孔祥熙、張人傑、汪精衛、林森、於右任、邵力子和宋子文等人,共同組成葬事籌備委員會。 
  此前的3月19日,宋氏家族為了哀悼親人,曾小規模地舉辦了一次喪禮。其後,葬事籌委會又決定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小禮堂舉行公開喪禮。喪禮由加拉罕作主祭人,前司法部長許崇智出面作悼詞,當時場面甚為隆重莊嚴。待至3月24日發喪致祭,前後參加致祭悼念的人數多達14萬餘人。孫中山病重期間,葡萄牙公使符立德等外國友人曾前往醫院探望。待其逝世後,蘇聯公使館還立刻下了半旗以示衰悼。 
  1925年4月2日,孫中山先生遺體移發北京香山碧雲寺石塔,使整個悼念活動達到高潮。當天前住送行的,竟有十餘萬之眾,足見各界民眾對革命領袖的愛戴和懷念之深。當時,孔祥熙在中山先生靈前懸掛的輓聯上書: 
  「功高華盛頓,識邁馬克思,知易行難,並有史言傳海內;骨葬紫金山,靈棲碧雲寺,地維天柱,永留浩氣在人間。」 
  當時,自孫中山先生北上及生病住院到最後病故發喪,其所需費用都是由孔祥熙出面籌集的。發喪之際所需組織和維持,又多是孔祥熙請馮玉祥將軍協助解決的。而後為了安排喪事,孔祥熙又在北京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可以說,在孫中山先生晚年彌留之際以及先生身後的善後安排上,孔祥熙的確是出了大力的。 
  1929年6月1日,孫中山先生的遺體移葬於南京紫金山南麓。當時國民政府為此舉行了盛大莊嚴的奉安大典,孔祥熙又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總理奉安迎接指揮,兼總理奉安委員會辦公處總幹事。南京中山陵建成之後,在北京香山碧雲寺為中山先生又設衣冠塚,即將中山先生衣帽封於碧雲寺,於石牆中再築塚而成。 
  中山陵園建成之後,孔祥熙曾撰寫手字祭文以為紀念,其祭文如下: 
  「太谷孔祥熙謹於中央黨部祖錢之辰,愛獻鮮花素果,致祭於靈前而言日: 
  日月之易邁,傷聖哲之速遷,悵音容之久隔,奄忽愈乎四年,青旗明於薄海,靈風郁其高賽,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經天,發端緒於三民,致治平以五權,新大同之速臍,誰審識乎知難,為眾生之先覺,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於六合,雖百世其莫殫,藉流施以表德,斬古今而誰先,竊微生之多辰,得追隨於生前,敢致諫乎鴻烈,惟略陳其私言,憶負笈於被美,接清房於逆旅,密談娓其珠霏,高論紛如花雨,訝天稟之職睿,喜經邦之洪緒,憤昏淫於虜廷,懷僑壓而危懼,幸同氣以相求,忝謀國之必興……誓努力於未死,期無負於九原,哀江南兮魂歸,昭萬古兮埃塵,嗚呼尚餐。」 
  令人十分遺憾的是,無論當年孔祥熙以及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在孫中山先生生前多麼忠誠謙恭,待先生故去後卻幾乎同時背叛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革命思想。尤其是孔祥熙,後來竟一百八十度地向右轉,賣身投靠蔣介石反動獨裁政權,以至最終辜負了孫中山先生生前對他的一片殷殷矚望。這不能不令人慨歎再三,扼腕啞然。 
  第八章 從此人生向右轉 
  1.蔣介石得志猖狂 
  1926年底,正值廣東國民政府揮師北伐、北洋軍閥的部隊節節敗退之際,孔祥熙自美國歸來。歸國以後孔祥熙直赴廣州並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廣東省財政廳長,同時兼任廣東國民政府代理財政部長,一時總攬後方財政大權,以支持北伐前線戰事。 
  當時參加北伐的革命武裝力量即廣東國民政府統率的國民革命軍,其總司令就是適時年僅39歲的蔣介石。自1925年春孫中山先生逝世以來,經過廣東革命政府改組、國民革命軍東征兩廣以及兩廣統一,還有當時轟動一時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等,當時的蔣介石已經一手獨攬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軍事大權,成為當時左右局面的真正實權人物,且也正在窺視國民黨的最高統治地位,伺機企圖據為己有。 
  孔祥熙的此時歸來赴穗,可以說正屬適時。他平素一向自詡的「做大官」飛黃騰達的絕佳機遇,終於擺在了他的面前。由於和孫中山先生的特殊親屬關係,以及中山先生葬事過程中孔祥熙的出色貢獻及由此而來的巨大聲望,正應發跡之初的蔣介石所急需,所以兩個人一拍即合。孔祥熙於是便不再猶豫,正式投靠了彼時正冉冉上升的民國新權貴蔣介石。自然,其整個的許身投靠過程,亦少不了孔夫人宋藹齡背後的一手策劃和慫恿。 
  卻說那蔣介石,原名瑞元,學名志清,出走江湖之後方改名為介石,字中正。1887年10月引日,蔣介石出生於浙江奉化縣溪口鎮一個平常的商人家庭。 
  浙江奉化的溪口鎮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小鎮,位於四明山的南麓,距寧波市僅幾十公里,距奉化約15公里。是通往新昌、坪縣、余姚以及郊縣的交通要地,亦是附近幾個鄉鎮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此地四周群山懷抱,九曲剡溪繞山而至,景色秀麗,風光磁妮,顯然一個人傑地靈的不凡之處。相傳當年的溪口有十大景致,如奎閣凌霄、武儲浪暖、平沙芳草、碧潭觀魚、松林曉鶯、溪船夜掉、錦溪秋月、雪峰晚照、屏山雪霧、南園早梅等等。而蔣氏的祖宅,就坐落在溪口鎮那條長不足數里的街上。 
  根據《武嶺蔣氏家譜》所記載,蔣介石的祖先可以上溯至五代時期後梁國的「摩訶居士」算起。所謂「摩訶居士」本名蔣宗霸,字必大。據說此人心地慈善,行為溫謹,口誦「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所以鄉人都稱他為蔣摩訶。蔣摩河在寧波小盤山上結廬而居,潛心佛事,自稱「摩訶居士」。 
  蔣宗霸一支向下傳承,至蔣浚明一代,才遷至奉化禽孝鄉三嶺。蔣浚明生前最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這即使在蔣氏家族以後的子孫中也是最為顯赫的,所以蔣家們堂的祖宗牌位就是從蔣浚明供起的。 
  到了蔣家第十六代傳人蔣仕傑時,舉家由奉化禽孝鄉三嶺遷至武嶺,世世代代皆以務農為本,此後300年間,再沒有一個人外出做官。待到了蔣家的第二十六代傳人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時,開始棄農經商。 
  根據《蔣氏宗譜》記載,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又有稱蔣玉表,「清嘉慶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子時生,光緒二十年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午時卒」。蔣斯千有兩個兒子,長子世昭過繼給其兄,次子肅庵,即蔣介石的父親,又有稱蔣肇聰。蔣斯千在溪口鎮上開設了一家以經營鹽、酒、石灰為主的店舖,稱「王泰鹽鋪」,主要面向雪竇山地區的鄉村山民,生意頗好。 
  蔣肅庵22歲那年,蔣斯千將店舖傳給兒子經營。由於肅庵的頭腦靈活,精明能幹,經營有方,王泰鹽鋪的生意日亦興隆,家業小康。設於溪口中街的店舖頗具規模。除鹽鋪之外,蔣家尚有薄田30多畝,成為當地十甲戶之一。 
  蔣肅庵前後共娶過三位妻室。元配徐氏,生於清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卒子光緒八年二月。繼配孫氏,生於咸豐五年六月,卒於光緒十二年十月。蔣肅庵的第三位夫人王氏,也就是蔣介石的生母,生於同治三年十一月,卒於民國十年(1922年)六月。 
  這位王氏夫人名采玉,是與奉化毗鄰的峰縣葛溪人。據《王氏宗譜》記載,王采玉的祖父王毓慶,生於清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卒於清咸豐六年十月,為清朝的迪功郎,生三子二女,長子王有則就是王采玉的父親。 
  王采玉是王有則繼室所生之女,自幼聰明伶俐,襲承父教,稍識文字,精於女紅。她的祖父王毓慶在世時,曾做過山貨生意,為王家積下了一些產業。到了王采玉父親時,由於王有則不事生產,家道中落,祖業已難以維持家用,常常人不敷出。為貼補家用,王采玉拚命作活,幫人縫縫補補,一家人的生活過得十分艱難。 
  18歲那年,王采玉由父母作主,嫁給溪口曹家田俞某為妻,曾育一子,少而夭折。不久丈夫俞某染病身死,王采五年紀輕輕便夭子喪夫,精神倍受刺激。 
  適逢父親王有則病故,王采玉回家奔喪,目睹母親中年孀居,又想到自己年輕輕的便作了未亡人,不禁悲從中來,無限辛酸。從此,王采玉心灰意懶,萌發了適人空門的念頭。 
  王采玉的決定得到了一心向佛的母親的支持,於是王采玉帶髮修行,遣人空門。王采工人庵以後,一方面拜佛唸經,一方面種菜植瓜,粗茶淡飯日子到過得平淡而安穩。 
  但是,此時的王采玉畢竟是個年輕貌美的少婦,雖然喪夫寡居,遁入空門,但長此已往卻並非一件妥事。當時許多人紛紛勸其趁年紀尚輕,早早改嫁他人為是。又有一相面人說王采玉生就一副福貴之相,日後必會母以子貴,光耀非凡。聞聽人言,王采玉不禁思緒紛擾。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溪口的蔣肅庵兩年之間,連續喪妻,所造一雙兒女年齡尚幼,家中無人照料意欲再娶。恰巧,玉泰鹽鋪的帳房王賢東,是王采玉的堂兄,知道了東家的想法之後就回葛溪找王采王母女說合此事。 
  1886年6月,23歲的王采玉還俗再嫁到溪口,作了45歲的蔣肅庵的第三房繼室,並當上了玉泰鹽鋪的老闆娘。 
  王采玉婚後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順利地產下一個小男孩,取名瑞元,此即後來的蔣介石。按《蔣氏宗譜》排列,蔣介石為周字輩,故又名周泰,又有志清、中正名。繼蔣介石之後,母親王采工又接連生下瑞蓮、瑞菊、瑞青,共二男二女。加上蔣肅庵元配徐氏所生一男一女,組成了一個老少三代的大家庭。 
  轉眼近10年過去了,不幸的命運再次向王采玉接踵襲來,首先是一向疼愛蔣介石的公公蔣斯千以八旬高齡撒手人寰。次年(1895)丈夫蔣肅庵又身染時疫,拋下店舖和年輕的妻子,還有年幼的兒女一命嗚呼。是年王采玉32歲,蔣介石年僅9歲。 
  在父親去世後沒有幾年的時間裡,蔣介石的小妹妹瑞菊、幼弟瑞青相繼夭折,同父異母的哥哥蔣介卿又提出了分家另居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落在王采玉母子的頭上。分家以後,蔣介卿分得玉泰鹽鋪全部資產及房屋,而王采玉母子僅分得所居祖宅、20幾畝薄田和一片竹山。母子靠這份產業相依相傍,艱難渡日。在經歷過家庭的不幸變故之後,王采玉愈發地禮佛誦經,同時將她的全部心血用於培育孤兒蔣介石,並對其傾注了畢生的希望,期待他早成大器,光耀門楣。 
  幼年時期的蔣介石是頑劣異常的,他在所撰《王太夫人事略》中說:「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愈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勞。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 
  據說蔣介石小時候愛動好鬥,常常闖禍鬧事,不僅街坊鄰里對他的頑劣行徑叫苦連天卻又奈何不得,就是家裡對他的所作所為也表現得束手無策。母親王采玉常常將他關在房內痛加鞭撻,而他對於生母的責打視著尋常,依舊我行我素。因此,時常將母親氣得嚎陶大哭。更有甚者的是他的刁頑任性無人能及,每當他遇到不能達到預想目的的時候,他便採取慣用的伎倆,倒地而臥大耍無賴,讓人無可奈何,於是當時人們紛稱他為「瑞元無賴」。 
  1892年蔣介石6歲時,他的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頑劣成性貽誤終生,於是決定在他未及入學年齡之時,即請師設塾。 
  蔣介石先後從師於任介眉、蔣謹藩、毛鳳美、竺景崧、毛思誠等人,誦讀古籍史書。關於蔣介石小時候求學的情況,陳佈雷在他所編的《蔣介石先生年表》中寫道:「公六歲,始人家塾從任介眉讀」;「公七歲,仍就讀家塾」;「公八歲,改從蔣謹藩讀《大學》、《中庸》」;「公九歲,春夏從任介眉讀《論語》、《孟子》,六月又從蔣謹藩讀《禮記》」;「公十歲,讀《孝經》」;「公十一歲,讀《春秋》、《左傳》」;「公十三歲,始出就外傅往嵊縣葛溪從姚宗元讀《尚書》」;「公十四歲,赴榆林村從毛鳳美讀《易》」;「公十五歲,赴畸山下村讀於皇甫氏始作策語」;「公十六歲,赴巖溪村從毛忠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鑒》,應童子試」;「公十七歲,赴縣城肄業風麓學堂受新式教育」;「公十八歲,仍肄業風麓學堂」;「公十九歲,赴寧波從顧清廉於箭金公學,讀周秦諸子、說文解字及曾文正集並研究理性文學。顧先生授公認孫子兵法,且講述民族大義」;「公二十歲正月赴縣城肄業龍津中學,四月東渡日本肄業東京清華學校,冬返國。」 
  在蔣介石漫長的求學過程中,曾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這幾個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清廷將領無限崇敬。在以後的日子裡,他特地手輯了一本《增補曾胡治兵語錄》,並寫了一個序,序中說:「辛亥以前,曾間曾文正全集一書……民國二年失敗以後,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悉心討究,不禁而歎胡闊之之才略識見,與左季高之敗,必有所本也」。他又說:「治心即為治兵之本,吾故擇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為後世法者。」據說。蔣介石生平最愛的書是《曾文正公全集、無論何時總是將此書置於案頭油此可見青少年時期所愛之深,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候,促使他走上習武之途。 
  1904年蔣介石年滿18歲,轉入離家較遠的寧波箭金學堂讀書。這次結髮妻毛福梅隨蔣同往寧波,伴讀半年。此期間,蔣介石從師於顧清廉,他不僅從顧先生那裡學到了深厚的國學知識,而且從那裡第一次聽說了孫中山的名字,並對中國革命黨人在海外活動的情況有了初步的瞭解。顧清廉以日本明治維新後由弱變強的歷史為據,向學生灌輸強兵是富國之本的思想。他說:「青年欲大成求新,當出洋留學異邦」。蔣介石由此決定東渡赴日,學習軍事。 
  1906年,蔣介石第一次東渡日本,擬進入日本陸軍軍官學校學習陸軍。但當時清政府與日本方面有約定:凡中國學生要進入日本軍校受訓,必有清廷陸軍部保薦方可。蔣介石首次赴日本未能如願以償,冬季返國。 
  蔣介石回國後不久,正趕上1907年夏季清政府陸軍部屬下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在全國各省招考,蔣介石在千名考生中脫穎而出一舉高中,並於翌年被軍校保送去日本留學。 
  蔣介石到達日本以後,很快便進入振武學校學習,並於1910年畢業。離開振武以後,蔣介石被分配在日本駐新渴縣高田市(現上越市)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充當二等兵,以後上升為上等兵,稱士官候補生。 
  蔣介石在日本3年的留學生涯,對其今後一生的影響極大,成為他日後教育部下的資本,也是他蒙受孫中山器重的先決條件。 
  蔣介石在日本3年的留學生生涯,除了軍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穫以外,還認識了陳其美。通過陳其美他還加入了同盟會,並結識了孫中山。所有這一切,都為他今後的仕途發展提供了條件。 
  蔣介石最初認識陳其美是在1906年他第一次去日本時。陳其美學英士,浙江吳興(今湖州市)人,生於1878年。其家境貧寒,曾在上海同康泰絲綢棧當助理會計。1906年受蔡元培反清革命演說的鼓動,決計出洋留學並於同年東渡日本,先進入警監學校學習,後轉人東斌學校學習軍事。在日本期間,陳其美結識了孫中山並深受其影響,其後亦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蔣、陳二人由於志趣相投又是同省鄉親,所以關係非常密切。蔣介石同陳其美一起參加反清革命活動,並成為陳的得力助手,後經陳其美的著力推薦而受到孫中山的重視。為此蔣介石一生視陳其美為恩人及良師益友。1908年蔣介石再次赴日,由陳其美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湖南、江西、陝西、山西及雲南等省隨之也相繼宣佈獨立。為配合武昌,當時擔任中部同盟會庶務部長的陳其美一面在上海積極籌劃武裝起義,一面電召蔣介石等同盟會員回國參戰。 
  這一年夏天,蔣介石由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托故假歸」,在上海參與陳其美密商起義計劃,營救被關在牢獄裡的同志張恭,計劃暗殺出賣了張恭的劉光權、何震夫婦。假期結束蔣介石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發以後,陳其美再次致電蔣介石等,催其火速回國。蔣介石當即向師團長長岡外史請假回國,長阿外史以「因受陸軍省委託管理,不能許可擅自回國」為由加以拒絕。蔣介石轉而與聯隊長飛松寬吾請假,飛松寬吾在他的職權範圍內准了蔣48個小時的短假,同時獲准的還有同盟會員張群等人,飛松寬吾同時告誡蔣介石等:「如果你在48小時內不回隊,就作為逃兵處置,由憲兵查緝。」 
  蔣介石、張群等人由高日乘火車趕到東京,向同盟會的東京支部領取了回國的路費,然後喬裝改扮,與另外23名留學生一起乘船回國。陰曆九月九日蔣介石抵達上海。 
  蔣介石抵滬後,陳其美派他率領100名「先鋒敢死隊」隊員,迅速奔赴杭州參加起義。 
  9月中旬兩湖起義成功,王金髮、蔣介石、王文清、張伯歧、董夢蛟、孫貫生、蔣著卿等人攜帶印信、旗幟、手槍、炸彈等到達杭州。蔣介石承擔了攻打浙江巡撫衙門的核心戰鬥並擔任炸彈隊臨時指揮官。戰鬥進行到15日夜晚,杭州全城被起義軍佔領,浙江巡撫曾溫被活捉。起義軍建立了浙江軍政府,由湯壽潛為都督。就此,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 
  杭州光復以後,蔣介石回到上海,繼續追隨陳其美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滬軍都督府成立後陳其美任都督,命蔣介石協助整編革命軍濰持上海治安。不久滁其美組建滬軍第五團,任命蔣介石為第五團團長,隸屬於黃郭的第二師。經過數年的接觸,此時陳其美、黃郭、蔣介石三人之間的關係已非同尋常,他們在戰鬥中結下生死至交。於是也就此時,三人互換蘭譜,結為盟兄。這對蔣介石今後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同時蔣介石日益受到陳其美的著力培植,開始獨擋一面。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並宣告中華民國建立。浙江都督湯壽潛調任臨時政府交通總長,浙江都督一職出現空缺,許多人諸如上海都督陳其美、蘇州都督程德全、鎮江都督林述慶、吳淞都督李玟和等,都虎視眈眈窺視著這個位置。恰恰在這個時候,光復會的革命黨人和浙江多數革命黨人極力推舉陶成章繼任,尤其是章太炎首先通電推薦。陶成章也因在光復會與同盟會之間的關係上,極力主張「以浙江光復(會)代之為革命正統」的思想,所有這一切在革命黨人內部引起了激烈的派系之爭。在這種情況下,陳其美一方面為達到個人目的,一方面為撫平派系之爭,指使蔣介石刺殺陶成章。蔣介石買通了光復會會員王竹卿,乘陶成章住進上海廣慈醫院休養之機,將陶槍殺。 
  陶成章案發後第二天,孫中山從南京致電陳其美,令其「嚴速究緝,務令兇犯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洩靈下之憤。」陳其美則悄悄打發蔣介石離開上海,遠避日本。 
  蔣介石此次去日本呆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日期間,蔣介石籌辦《軍聲》雜誌。他指出辦此雜誌的目的是為了「將欲揭破各國之陰謀,而曉音暗,警告國人以未雨綢緞之計者」。同時發表了《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戰後軍政之經營》、《巴爾幹戰局影響中國與列國之外交》、《軍政統一問題》等一系列涉及時政的文章。這份雜誌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辦了,蔣介石也由日本返回中國,在老家溪口鎮閒居。 
  1913年3月來教仁被刺,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6月蔣介石來到上海,找到陳其美要求啟程赴德國學習軍事。當時陳其美正在上海組織舉兵準備征討袁世凱,正需要人幫助,便勸說蔣介石留下來幫他組織武裝討伐袁世凱,孫中山也同意陳其美的主張。蔣介石便留在上海,到袁軍第93團去做發動工作,並追隨陳其美「躬赴火線,往來指揮」。但是不到一個月,「二次革命」就失敗了。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陳其美跟隨孫中山赴日,出國以前他將上海方面的工作交給蔣介石負責。9月1日蔣介石也乘船到達日本的長崎,進入由黃興開辦的設在東京的軍事教育機關「浩然廬」學習,此期間他又接受陳其美的指派赴東北活動。 
  與此同時,遠在日本的孫中山為了重整旗鼓,於1914年7月8日在東京重新組建了中華革命黨。孫中山為總理。陳其美為總務部長、張靜江為財政部長、居正為黨務部長、胡漢民為政治部長,歷時逾年的改組工作終於以中華革命黨的正式成立而宣告結束。而蔣介石本人則早在1913年10月29日在上海由陳其美的盟兄張靜江作盟誓人,加入了當時尚在改組中的中華革命黨,成為在國內最早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幾個人之一。同時給孫中山呈上《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劃書》,指出「此次歐戰時期延長一日,即袁賊之外交勢力薄弱一日,範圍擴大一步,即吾黨之外交關係勝利一步。若吾黨不於此袁賊親西排東之外交失敗期間,乘勢急進,則時不再來,後悔莫及矣。」此期間,蔣介石在國內與日本之間往返頻繁,繼續從事反對袁世凱的活動。 
  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孫中山仍以反袁革命相號召,任命各省的中華革命軍司令,派幹部深入各省。1915年2月,陳其美由日本返回上海進行反袁活動,蔣介石留在東京處理善後。臨別時蔣介石對陳其美表示:「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氏所害,余當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這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其美為淞滬司令長官。 
  陳其美走馬上任後即致電蔣介石,催他火速返回。 
  蔣介石回到上海以後,在湘滬司令長官總機關工作,與陳其美策劃上海起義,並親自擬訂了一個詳細的「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且參加了運動肇和艦、襲取應瑞艦,攻奪陸地各官署的軍事活動,屢次身陷險境而僥倖逃脫。 
  陳其美等人在上海的討袁活動,引起了袁世凱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1916年5月18日,袁世凱設下圈套,以70萬重金懸遣刺客李海秋,在住滬日僑山田家中將陳其美暗殺。蔣介石聞噩耗後幾不欲生。陳其美一死,蔣介石頓時失去了依靠,孫中山也失去了一個軍事上的得力助手。於是,作為陳其美親信的蔣介石,開始受到孫中山器重。蔣介石也設法全力投靠孫中山,以獲取孫中山的信任。 
  前面我們講到,早在1910年,蔣介石就在東京認識了孫中山。孫中山對蔣介石的最初印象頗好,認為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而陳其美在以後的日子裡,時常在孫中山面前大加讚賞蔣介石,並將蔣介石作為軍事人才推薦給孫中山。所以儘管蔣介石與孫中山的直接接觸不多,但是由於他的聰明才智和勇敢頑強,到底引起了孫中山對他的重視。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繼續高揚民主革命的旗幟,主張武裝鬥爭,但卻找不到正確的道路。所以在以後的十多年的軍事鬥爭中,孫中山採取了聯合甲派軍事力量打倒乙派軍事力量的軍事政策,結果到處碰壁。蔣介石正是在這個時候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與提拔。 
  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孫中山在上海通電全國,號召全體國民討伐叛逆,轟轟烈烈的護法運動拉開了序幕。 
  7月17日,孫中山一行抵達廣州,發表了護法演說。這時的孫中山,手中沒有軍隊,只能依靠滇、桂軍閥唐繼堯、陸榮廷的力量,在廣州建立起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府,並當選為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 
  當時,蔣介石正在上海,聽到孫中山在廣州就任大元帥,並積極準備北伐的消息,精神為之一振,於9月20和10月兩次上書孫中山,提出《對北作戰計劃》和《滇粵兩軍對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他在上述兩文中對當時的時局進行了精闢的分析,並對敵我力量的優劣勢態進行了對比,指出了以長江沿岸作為主戰地,先克武昌,穩定南京,然後直搗北京的作戰方針。蔣介石的這兩份作戰計劃得到了孫中山的重視和讚許。 
  1918年3月5日蔣介石應孫中山電召,由上海南下廣州,參與孫中山的軍事活動。先後在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任作戰科主任。第二支隊司令,第二軍前敵總指揮官等職,並擬有《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他參與指揮的大埔攻防戰,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部隊中深得陳炯明的信任。同年9月18日,蔣介石被任命為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統領1000人馬。這個任職意味著,蔣介石從此由「參佐軍務」而開始獨擋一面了。 
  就在這個時候,粵軍中出現派系之爭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以陳炯明為首的惠州派、以鄧鏗為首的粵東派和以許崇智為首的福建派。三派之間相互傾軋句心斗角,軍中一片混亂。蔣介石本人雖然不參加任何一派的爭鬥,但他和陳炯明之間漸生嫌隙,便於1919年9月正式辭去第二支隊司令官一職。10月13日蔣介石赴上海拜見孫中山,提出去歐美留學的要求。當時孫中山正在進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需要大批得力的幹將,便極力挽留蔣介石,蔣答應留下住在上海,時刻準備聽從孫中山的召喚。 
  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裡,蔣介石除了潛心讀書外,開始涉足於上海的股票交易所並頗有所得。 
  轉眼到了1920年,粵軍有了很大的發展,由原來的8000人發展至20000多人,擴編成兩個軍。 
  但是由於粵軍派系林立的痼疾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蔣介石到任後一直難以開展工作,於是再次請辭。據統計,從1918年蔣介石在援閩粵軍中第一次辭職算起,到1924年4月他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的6年間,他辭職復職、復而又辭的次數達十多次。 
  1920年9月ZI日,倍受孫中山器重的朱執信不幸遇難。孫中山寫信給蔣介石,信中言說:「執信忽然夭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兄性剛而嫉借過甚,故常難合。然為黨負重大之責任,則勉強犧牲所見而降格以求,所以為黨,非為個人也。」從此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漸成為孫中山最為倚重的心腹人物。儘管如此,孫中山仍然並未在國民黨內和軍隊中為蔣介石安排重要的職位。 
  同年12月,孫中山在廣州恢復軍政府,並決定西征。在此前後,曾數次電召蔣介石赴粵。1921年1月10日蔣介石在奉化擬就了一份軍事意見書郵寄給孫中山,對當時的時局、軍事準備、北方出師準備、處置四川、軍費預算、軍制、外交、籌備兵工廠、修建粵漢鐵路等九個方面的問題提供了意見。是年的4月8日和21日、7月20日、11月16日和12月17日,孫中山先後數度給蔣介石致電,催其南下,共商西征之事。 
  1922年3月ZI日,粵軍參謀長鄧鏗慘遭暗殺,陳炯明加緊步伐策劃謀反。在桂林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力主討伐陳炯明,鞏固廣東根據地,再圖北伐,而孫中山卻寄希望於陳炯明能夠悔過自新,主張先行北伐。蔣介石一氣之下,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6月2日陳炯明陰謀反叛被發現,孫中山緊急電召蔣介石:「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髮,有船即來至盼。」 
  6月16日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喬裝打扮,移至永豐艦上。18日,孫中山再次電告蔣介石:「粵局危急盼速來廣同時,汪精衛從上海致電蔣介石:「驚悉粵變,尤幸總統無恙。」 
  蔣介石見電後於當月25日由上海啟程直奔廣州,29日抵粵即冒險登上永豐艦。見到了孫中山後,孫中山立刻將海上軍事指揮權全權交給了蔣介石。 
  蔣介石登艦後沉著應戰,從容鎮定。他的到來給處於危難之中的孫中山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安慰,孫中山曾為此對外國記者說:「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加了二萬援軍。」 
  呂月9日,孫中山偕蔣介石等離開永豐艦,乘英國「摩漢號」炮艦由廣州赴香港。10日轉乘「俄羅斯皇后號」郵船赴上海。 
  從6月15日至8月15日,陳炯明叛亂事件歷時兩個月約60餘天時間,最終得以圓滿解決。在此次平定叛亂的事件中,蔣介石所起的作用的確是至關重要的,由此他亦更加得到孫中山先生的倚重和信賴。自此以後,中山先生開始重用蔣介石,並將蔣介石喻為「如身之臂,如驂之靳」。 
  1923年3月,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廣東革命政府大本營參謀長。同年8月,孫中山又派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同行成員有張太雷、沈定一和王登雲等人。當時,蔣介石一行在蘇逗留了3個多月的時間,廣泛考察了蘇聯當時的社會狀況;蔣介石還特地瞭解一下蘇聯軍事組織的情況,並參觀了蘇聯的軍校以及相關的武裝設施。同時代表團還相繼拜會了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托洛茨基等。回國以後,蔣介石將這3個多月行程及考察資料,寫成《游俄報告書》,轉呈孫中山,並於1924年1月16日親抵廣州,再次向孫中山作了口頭報告。這次考察使蔣介石感到俄國人在對待中國國民黨的態度上缺乏誠意。這一點,蔣介石在給廖仲愷的信中亦有所論及:「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低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在當時,正值國內第一次國共合作已初露端倪之際。經過辛亥、討袁和護法之役,使孫中山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局勢,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革命主義未能施行,革命所以未獲最後成功,關鍵還在於沒有一個堅強團結的黨和一支黨領導下的訓練有素且極具戰鬥力的軍隊。 
  於是,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孫中山決定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並成立了籌備委員會,確定以廣州市郊區黃埔長洲島上的原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舊址為校址,這就是日後聞名於世的黃埔軍校。 
  同年1月24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軍校籌備委員長。2月1日復任命王柏齡、李濟深、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等7人為籌備委員。2月6日在省城南堤2號設立籌備處,分設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區五部,並推定王柏齡、李濟深(由鄧演達代)、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為臨時主任分部辦事。2月呂日蔣介石召開校務籌備會議。兩天後開始分配各省區招收學生名額。 
  1924年5月3日,孫中山特任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同月9日孫中山特派廖仲愷為陸軍軍官學校黨代表。不久,蔣介石與廖仲愷聯名呈請孫中山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王柏齡為軍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為學校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為軍校總教官。後來,軍校又增設政治科,孫中山特命邵元沖為政治教官。 
  1924年6月16日,中國國民黨陸軍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包括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計499人,連同軍校的教職員工近千人出席了開學典禮。孫中山先生攜夫人宋慶齡女士亦出席典禮並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自此以後,黃埔軍校發展迅猛。其第一期學員雖只有不足500人,但至1927年3月時,該軍校學員就已達12萬餘人。當時,雖然孫中山先生在世時親任軍校總理,但實際上軍校的一切事務統由蔣介石來負責。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不幸北上途中於北京病逝。臨終彌留之際,孫中山特意吩咐由廖仲愷、汪精衛和蔣介石三人共同負責其身後事,並安排蔣介石負責軍事方面工作。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上層頓失重心,最高權力結構面臨重新劃分。而當此之際,蔣介石的突出表現即對孫中山的無限崇敬,並借此標榜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1925年3月30日,蔣介石特作《祭總理文》,文中寫道: 
  「弟子蔣中正,致祭於總理孫先生之靈前日:嗚呼!山陵其崩乎!三千學子,全軍將士,將何所依歸托命耶,二十載相從,一朝永訣,誰為為之。……撫今思昔,瞻前顧後,舉凡可歌可泣,可悲可傷,心摧腸斷之,終身隱痛,其誰與訴?其誰與知?而今而後,豈復有生人之樂趣乎?……今惟有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生命,復興中華以慰在天之靈。」 
  儘管當時蔣介石表現得哀痛欲絕,但聽其言觀其行則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孫中山逝世後不久,在國民黨內部就相繼發生了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以及「中山艦事件」,及其後的「整理黨務案」等等。當時的矛頭指向直接對準中國共產黨人,對準轟轟烈烈的工農大眾革命運動。此後蔣介石便大權在握,得志猖狂。直至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其背叛孫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義」革命理想的狼子野心,就已昭然若揭了。 
  「四·一二」政變後不久,南京國民政府便在蔣介石的唆使操縱下正式掛牌亮相。當時,推舉國民黨右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胡漢民為南京政府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但實際上胡氏只不過前面立個牌位而已,真正執掌大權的鐵腕人物還是蔣介石。1927年5月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通過《國民革命軍組織大綱》,其中決定組成超然於政府之上的由各部人員參加的「戰地政務委員會」,並決定該委員會受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全權總攬一切事務。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國史上蔣介石時代的正式開始。 
  2.孔祥熙賣身投靠 
  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還是在北伐戰爭進展順利捷報頻傳之際,當時正在美國進行考察的孔祥熙看準「陞官發財」的絕好時機已到,便於1926年冬天匆忙趕回國內,並迅速投身於當時的國民革命大浪潮中。最初,孔祥熙靠著他出色的理財能力,擔任了廣東省財政廳長,旋又兼任廣東國民政府代財政部長等職,一時總掌國民政府的財政大權。此時,孔祥熙以其「最能把握時機」的敏銳洞察力,開始捕捉孫中山逝世後應該出現的政治新秀,並迅即將目光落到了當時正統率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的總司令蔣介石身上。當然,孔祥熙的這種政治賭博,其最終的押寶決定,也還是孔夫人宋藹齡作出的。 
  據說當年孔祥熙夫婦曾就孫中山身後誰為接班人問題,有過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當時孔祥熙認為:「那不是禿子頭上明擺著的事情嗎?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不都是先生的副手麼。還有那位老資格的張靜江,也算一個。」夫人宋藹齡打住他的話頭說:「你的目光短淺了,問題不能只看表面。我看這個事情很複雜,你說得那四個人,我看都未必。」 
  「那依夫人之見呢?」孔祥熙忙問。 
  「我問你,如今誰在掌握軍權?」宋藹齡故意賣著關子。 
  孔祥熙當即一怔,搔著頭皮半晌答道:「眼下握有軍權的人,當然是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了。」 
  「正是他呀!」夫人宋藹齡終於為丈夫的聰明惹出笑臉,「蔣介石這個人你可千萬不能小看。他作事圓滑,上海青紅幫那裡又有一定的勢力,眼下又軍權在握。我看他這個人野心不小。恐怕最後最有實力接中山先生班的人,也就是他蔣介石了。」 
  孔祥熙聽完再一琢磨,不禁也會心地笑了:「倒不是沒有想到他,只是總覺得在黨內老資格人物面前,他還有些嫩。不過眼下經夫人一提醒,我倒真覺得此事八九不離十了呢。」 
  但當時宋藹齡尚有些發愁的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門路靠上蔣介石。幸而後來,蔣介石死追宋美齡,才給了宋藹齡和孔祥熙兩口子一個難得的好機會。 
  再說蔣介石此時,正值年富力強之際。此前他已在孫中山先生在世時,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深獲孫中山的信任和倚重,並榮登了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寶座。然而蔣介石畢竟是蔣介石,儘管已然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了,他的政治野心卻並未因此得到滿足或者遏止。恰恰相反,尤其是當孫中山逝世以後,蔣介石對政治權力的追求,一下便膨脹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自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之日起,蔣介石實際上就已經開始注重對自己隊伍的培養了。首先,他在黃埔軍校中物色了一大批親信。於是這些人就成為他日後從事反革命政變的資本。北伐戰爭中蔣介石佈置他的嫡系部隊進兵東南各省,趁革命形勢高漲和敵人內部激烈分化的時機,他收編了大量的軍閥部隊,擴大自己的武裝近20萬人。 
  1926年冬天,蔣介石到達南昌後,這裡旋即成了拍賣革命的交易所。當時各派雲集南昌活動,有親美派政客王正廷、親日派政客且同北洋軍閥有密切關係的政界要員黃郭、張群等人,一時都成了蔣介石總司令部的座上客。美、英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派它們的大買辦虞洽卿到南昌和蔣介石談判,以「反共滅共」為條件,允諾蔣到南京後援助蔣6000萬元的巨款作軍晌。於是,蔣介石於1926年12月21日在南昌向外國記者公開發表談話,對「美國表示友誼」並要求美國給予援助。與此同時,日本也派遣大佐永見俊德、松室孝良到南昌與蔣介石密談。其後1927年2月戴季陶和吳鐵城二次被派往日本,與日本進行接洽,表示「中國人民永不反日。」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加緊勾結的同時,蔣介石與奉系軍閥之間的信使往來更加頻繁。1927年1月27日,日本電通杜東京電中說:「中國南北妥協的機運,漸呈濃厚之狀,雙方常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穩健的孫文主義,實現大團結」。 
  兩湖江西之役以後,革命勢力已由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並繼續向黃河流域發展,武漢已成為革命的中心。為了進一步將革命形勢推向新的高潮,加上兩湖初下人心未定,急需政府坐鎮領導以鞏固勝利,安定民心。1926年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接著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分兩批北上。 
  在遷移過程中,由第一批到漢口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織了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會議,代行最高職權。就在第二批從廣州北上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後,原先贊成遷都武漢的蔣介石突然變卦,提出將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留設南昌,並提出於1927年3月1日在南昌召開三中全會。 
  蔣介石的建議立即遭到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的反對,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定都武漢。 
  同年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舉行了正式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統一革命勢力決定議案》、《總政治部組織大綱》、《對人民宣言》《對農民宣言》、《對農民問題案》、《國民革命總司令條例》等一系列決議和宣言。 
  會議堅持了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特別是支持了正在蓬勃發展起來的工農運動,尤其是湘、鄂、贛三省的農民運動。會議提高了黨權,限制並削弱了蔣介石的權力,規定了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之最高軍事行動機關,它的一切決議、措施須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方能生效。總司令要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高級軍官任免及作戰動員令等,亦須經軍委會決議並提交中執委通過然後再交總司令執行;而中執委常委會採取主席團制,實行集體領導。這實際上大大削弱了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的權力。大會給蔣介石以紀律制裁,免去了蔣介石、丁惟汾、陳果夫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的職務,並產生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武漢國民政府,但大會保留了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 
  同月武漢國民政府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實業部部長。 
  可以說也從這時起,孔祥熙的立場就堅定地站在了蔣介石的一邊。 
  自北伐軍佔領武漢、南昌等南方大都市以後,全國各地特別是南方各省的工農運動迅速發展起來。到1927年2月一3月間,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20萬增加到200萬,並且建立和健全了各級工會組織,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初步建立了自己階級的武裝。各地工人階級積極配合北伐軍,參加當地的解放鬥爭。其中僅上海的工人階級就為解放上海,從1926年至1927年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譜寫了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光輝的篇章。 
  隨著城市工人運動迅速發展農村的農民也積極行動起來。為了加強對農民運動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於1926年11月從廣州到上海擔任了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負責工作。全國性的農民運動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等省份迅速全國展開。 
  北伐戰爭的勝利以及全國工農運動的高漲,不僅使吳佩孚孫傳芳等反動軍閥紛紛潰敗,而且極大地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於是,它們一方面加緊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一方面迅速尋找新的代理人。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帝國主義及其軍閥走狗們把目光集中在蔣介石身上。 
  蔣從南昌到安慶,他一路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隨後直奔南京、上海,準備執行更大的反革命叛變計劃。 
  1927年4月1日,因與蔣介石有嫌隙而辭職赴法的汪精衛,由國外回到上海。當即由孔祥熙、宋藹齡夫婦出面,邀請汪精衛下榻位於西愛威斯路的孔氏公館。 
  當晚孔祥熙夫婦又在其寓所宴請汪精衛與蔣介石,以促成汪蔣會晤,「商談合作」。蔣介石希望汪精衛能夠留在上海參加他的所謂「清黨活動」,汪精衛以為「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應該召開中央全體會議解決」。並與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決定於4月15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來解決「黨事糾紛」問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汪精衛回到武漢以後,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的身份出現,擔任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同年4月1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公開斥責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罪行,並開除其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 
  於是,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另一個蔣記國民政府。至此,蔣介石以南京為中心,佔據了閩、浙兩省全部和江蘇、安徽兩省的江南部分。 
  1927年4月22日,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共計見人聯名討蔣,武漢與南京之間形成對峙局面。隨後雙方一齊開始爭奪擁有重兵的馮玉祥,而馮玉祥本人對武漢、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均採取接納的態度。 
  在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對峙期間,孔祥熙竭力為蔣介石奔走效力。初夏的5-6月間,正值北方熱浪襲人。孔祥熙冒著酷暑,不辭辛勞地奔走於滬、寧、豫、晉各地,幫助蔣介石拉攏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希望他們能夠支持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1927年6月20日-21日,馮玉祥與蔣介石、李宗仁、吳稚暉、胡漢民、張靜江等在徐州舉行特別會議,會商「分共」與寧漢合作問題。會議決定由馮玉祥通電武漢,並在電文中將武漢國民政府稱為偽政府。當即馮玉祥致電汪精衛、譚延閣等人,攻擊武漢地區的工農運動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慌之毒」,「以致社會根本動搖,國民無一安寧」。馮還敦促武漢方面「設法使鮑(羅廷)歸國,在武漢之國民政府委員,除願出洋暫資休息之外,余均可合二為一」。寧漢雙方「既異地而同心,應通力而合作」,最後馮玉祥希望武漢方面「速決大計,早日實行」。 
  至此,在孔祥熙的通力協作下,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功告成。 
  南京政府成立後,立即宣佈將武漢政府司法、交通、財政部部長徐謙、孫科、宋子文等人一律免職,並責令其他各部部長應即表明立場。 
  同年4月20日,蔣介石命人封閉了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處,當時擔任武漢政府財政部部長的宋子文正在上海。面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強大壓力,宋子文陷於極度恐慌之中。 
  適時,武漢國民政府不斷派人來滬,促使宋子文回武漢。而南京方面則通過孔祥熙、宋藹齡夫婦不斷地給宋子文施加壓力。宋子文每次去西愛成斯路孔宅時,都會陷人孔氏夫婦的「圍剿」之中。最後不得已,宋子文躲入了莫裡哀路宋慶齡的空房內,不想卻又受到青紅幫的監視。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宋子文的立場開始動搖了。 
  經過一番權衡利弊之後,宋子文決定留在上海,開始倒向蔣介石一邊,同意參加「寧漢合作」的活動。 
  1927年7月12日,宋子文帶著蔣介石交予的使命回到了武漢,要求武漢國民政府的要員們拋開共產黨和鮑羅廷,並同南京方面合作。宋子文同樣將這一要求轉達經宋慶齡,並聲稱這是他們的母親、宋藹齡及孔祥熙的意思。但當即遭到了宋慶齡的嚴辭拒絕。 
  就在此時,武漢政府汪精衛等人卻同意了蔣的要求,並由宋子文密電孔祥熙。宋在密電中詳細說明了汪精衛提出的幾點保全面子的辦法。孔祥熙將電文轉給了蔣介石,蔣命孔祥熙於13日回電宋子文日:「告訴賣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價支付。他希望再商定日期交貨。」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集了「分共會議」,宣佈正式和共產黨決裂,並提出了「寧可枉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的血腥口號。頃刻之間,大批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至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終於失敗了。 
  但其後不久,國民黨內部即發生新的勾心鬥角。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突然宣佈下野,旋又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同年9月28日,蔣介石東渡日本,隨行有親日派人物張群等人。 
  當彼之際,孔祥熙又開始四處奔波,各方為蔣說項。他「團結各忠實同志,苦心疏解,歷時數月,極盡調護斡旋之力。」並與馮玉祥通電,呼籲國民黨內部要以「精誠團結,共同合作」為主,孔祥熙的這一呼籲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群起響應,一時間請求蔣介石回京復職的呼聲愈來愈高。同年11月10日,蔣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1928年1月,蔣介石再次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次月蔣又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重新控制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全。 
  在這場南京、武漢勢力的角逐爭鬥中,孔祥熙竭盡所能效忠於蔣介石,並多方為其奔走和周旋。終於,他以其盡心竭力的「忠誠」和辦事的委婉溫厚,博得了蔣介石的賞識和重用。 
  3.寧漢合流的骯髒內慕 
  孫中山逝世後,孔祥熙又回到了中俄會議督辦公署。此時,身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的段棋瑞仍想欺騙人民,便組織召開所謂的「善後會議」,想以此選舉他為正式總統,從而鞏固北洋軍閥的統治。不久,孔祥熙覺得在「中俄會議」中無事可做,便於1926年初離開北京,飛到美國進行了大半年的考察。 
  這時,中國的政局正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可以說中國正處在又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從形式上看,中國同時存在著兩個政府,一個是以段棋瑞為代表並被各國列強承認的在北京的反動政府,一個是在廣州的由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組成的代表新興階級的革命政府。在這兩個政府內部,又充滿著各種矛盾、各種派系的爭奪和鬥爭。 
  1925年7月1日,廣東革命政府由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實行委員制,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同年10月,國民政府領導的革命軍在蔣介石的指揮下進行了第二次東征,全殲了廣東軍閥陳炯明的殘部,實現了兩廣統一,為北伐奠定了基礎。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10萬人在廣州誓師北伐。此次北伐共8個軍,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進軍。北伐開始後,捷報頻傳,在兩湖戰場擊潰吳佩孚主力並在江西重創孫傳芳。一時間,北洋軍閥節節敗退,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就在這時,孔祥熙由美國回到了廣州,就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同時兼任廣東國民政府代財政部長,總攬後方財政。 
  1927年1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同年3月,武漢國民政府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實業部長。但當時孔祥熙並沒到武漢就職,在廣州等了一段時間後,他就回上海找他的夫人宋藹齡去了。 
  當時全國的形勢已日漸明朗,國民革命軍順應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軍閥失道寡助,節節敗退,統一中國已然是早晚的事情。國民革命軍在控制了南方數省、特別是浙江、上海後卻停止了北伐。當時,蔣介石並非不想消滅段棋瑞,而是不願意為別人做嫁衣裳,亦即不願在汪精衛手下當個二把手。在沒和汪精衛攤牌之前,在沒有按他的意志統一國民黨之前,在沒有絕對控制全部軍權之前,他決定不再向北出動一兵一卒。蔣介石和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武漢國民政府的裂痕,頓時公開化了。 
  1927年3月末,蔣介石到了上海。他隨即便到了那座極為豪華的西愛威斯路宋氏家族的住宅拜訪了孔祥熙夫婦,希望孔氏夫婦能支持他。 
  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孔祥熙面臨著選擇。 
  國民黨原本就是一個鬆散的政治組織。1913年宋教仁將其組成一個統一的政黨後不久,便被袁世凱暗殺。1924年孫中山下決心重組國民黨,實行新的「三大政策」。但不幸於1925年孫中山也病逝北京。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被公認為接班人,但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右派和以廖仲愷為代表的左派的矛盾日趨激化,後終於釀成於1926年的廖仲愷被暗殺。 
  蔣介石借北伐和廖被暗殺而地位迅速上升,但當時他尚並不是公認的領袖和「合法」選出的主席,而汪精衛卻是。當時從名義上和形式上,汪精衛代表著國民黨和原來的廣州革命政府;再則汪精衛也擁有一部分軍隊,特別是當時由蘇聯影響控制的共產黨和在北伐中膨脹的桂系軍隊都支持汪精衛。 
  蔣介石雖然由北伐撈到了政治資本,擁有幾十萬大軍但畢竟勢單力薄且名不正言不順。 
  孔祥熙追隨孫中山多年,和宋藹齡結婚後又一直效力於國民黨的民主革命,看到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狀況,不禁憂心忡忡,此時,蔣介石的拜訪更使他對未來感到迷茫。 
  但宋藹齡卻當即態度鮮明。她在蔣介石走後勸孔祥熙承認蔣介石是很有潛力的政治領袖,況且當時蔣介石正在和宋美齡熱戀。只要蔣宋聯姻,蔣家的軍隊和宋家的金錢聯合起來,就能形成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集團。當時宋藹齡認為,當前的當務之急是說服汪精衛同蔣介石聯手,並認為他們的矛盾再大也沒有和張作霖的大,他們的矛盾再深也沒有和孫傳芳深。只要蔣汪攜手北伐,國民革命大業即可告成。 
  孔祥熙以前對蔣介石的印象並不好,他有一個基本的信條,就是中國必須由受過高等教育、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人來治理、來統治。可這許多年來,他目睹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狀況,深感軍隊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而軍人一般都缺少現代的民主思想。軍隊要打仗,就要講紀律、講服從、講統一意志,而這樣的土壤必然培育出獨裁而不是民主的種子。蔣介石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當時,人們都已逐漸看出了他獨裁武斷的本質。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他如果不獨裁武斷,他怎能統帥一支幾十萬人的軍隊?宋藹齡說,他們將來可以在政府裡影響甚至控制蔣介石,當然這恐怕是幻想,因為蔣介石需要的是奴隸和工具……但汪精衛行嗎,他更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靠一次所謂的「謀殺」大撈了政治資本,靠一支筆寫了幾篇文章傾倒了一部分青年,靠察言觀色和伶俐的口齒贏得了孫中山的信賴。可這樣的人能成為黨的領袖嗎?缺少大氣魄,缺少大胸懷,缺少決斷的能力和敢於承擔後果的勇氣。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汪精衛沒有受過西方教育,不會講英文。在北京孫中山身邊工作的最後一段日子裡,孔祥熙雖然覺得汪精衛有幾分才氣,但絕對缺少共同語言。孔祥熙還覺得汪精衛這個人很虛偽,有時又很傲慢,但汪畢竟是國民黨全國代表正式選舉出來的主席呀。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在緊要關頭的確就只有這幾步。孔祥熙當時已經47歲,已走過了人生道路的一多半,所以他不願再拿自己的後半生去做賭注、去冒險。 
  但宋藹齡和孔祥熙的性格完全不同。孔祥熙喜歡靜,她喜歡動;孔祥熙喜歡穩,她喜歡「亂」;孔祥熙不願冒險,而她最喜歡探險和下賭注。在1927年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宋藹齡如魚得水似地成了一個人物。自從跟隨孫中山以來,她還從沒有找到現在的這種感覺。當時,她正在進行著一樁足以影響中國命運的「事業」,即促成蔣宋聯姻。當然,對於蔣介石和汪精衛的關係,她保留了自己的意見。於是孔氏夫婦,一個開始積極為寧漢合流斡旋,一個開始為蔣介石宋美齡牽媒拉線。儘管出發點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最終都成了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幫兇和重臣,並且也為他們自己的歷史填寫了不那麼光彩的一筆。 
  1927年4月,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為了緩和蔣、汪之間的矛盾,維護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孔祥熙和宋藹齡在其寓所設宴請蔣介石、汪精衛同時出席。 
  那天,蔣介石、汪精衛果然應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藹齡的面子他們誰也不好駁,二來蔣、汪也確有共同利益,「國民革命」尚未成功,他們暫時還誰也離不開誰。蔣介石需要汪精衛在政治上和輿論上的支持,汪精衛需要蔣介石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力量。但他們既相互需要,又各懷鬼胎,各有各的打算。特別是蔣介石,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心眼兒裡反對。他到蘇聯考察,對那裡沒留下什麼好印象。無奈那時羽翼未滿,需要仰仗孫中山的威望。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的反動本性日益暴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控制了江浙一帶後,他決心依靠上海的青紅幫和江浙一帶的財閥,建立起自己的統治。但他希望得到汪精衛的支持,這樣在名聲上要好聽得多。不過他在反對共產黨上卻決不妥協,如果汪精衛要繼續保持有蘇聯顧問鮑羅廷參加、有共產黨人參加的武漢國民政府,他寧可攤牌一決雌雄。 
  當天晚上在孔祥熙、宋藹齡的宴會上,蔣、汪二人表面上談笑風聲,孔床二人也頻頻夾菜敬酒,活躍氣氛。酒過三巡後,蔣介石終於談到了正題,希望汪精衛留在上海幫助「清黨」;並說共產黨建立蘇俄之目的和國民黨倡導的三民主義是南轅北轍,如不進行「清黨」而繼續北伐,必然養虎成患。等共產黨在北伐中翅膀硬了,他們就會來革我們的命,殺我們的頭。 
  汪精衛則認為蔣介石危言聳聽,共產黨不過屈屈十幾萬黨員,根本構不成對國民政府的威脅,他甚至懷疑恐怕是蔣介石想假借「清黨」排除異己,實行軍事獨裁併篡奪國民革命成果。於是汪精衛對蔣介石說:「實行『清黨』事關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召開中央全會討論解決。」 
  當時聞聽汪精衛如此說,蔣介石不禁暗自罵道:這書獃子!等你討論明白的時候,人家早跑得跑,藏的藏了,你還能清著誰? 
  但蔣介石就是蔣介石。也許從那一刻起,他就暗下了要實行反革命政變的決心,要取汪精衛而代之的決心。但在表面上,為了穩住汪精衛穩住共產黨,他旋即在上海公開發表了一個「擁汪通電」。同年4月4日,也就是蔣介石發表「擁汪通電」的第二天,汪精衛在上海也發表通電,聲稱他與蔣介石、張靜江及各軍事領袖舉行了重要會議,決定一致合作;由汪復職,處理內政外交重大事宜,並要求各團體行動應趨正軌,不合正軌者應加以糾正。 
  隨後,汪精衛秘密離開上海,乘船逆江而上直赴漢口。 
  汪精衛是帶著怎樣的心情離開上海的我們不得而知,他對蔣介石的承諾有幾分信任也值得多問幾個為什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對當時國民黨最高層的勁敵在孔祥熙和宋藹齡那裡都找到了一種感覺,一種把他們維繫在一起的歷史的、感情的和政治的淵源和利益,使他們覺得至少在目前,他們的共同點多於不同點。 
  果然,汪精衛走後不到一個星期,為了取得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為了鞏固自己竊取的北伐革命的成果,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時間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血腥屠殺。 
  1927年4月IS日,蔣介石竟不顧眾多人的反對,在南京建立了一個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國民政府」,並在南京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閱兵典禮,似乎故意向在漢口的汪精衛示威。 
  汪精衛也迅速作出反應。他回漢口後即被任命為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於是,汪精衛於4月18日召集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會議,宣佈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其各種職務。幾天後,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計40餘人聯名聲討蔣介石的倒行逆施。 
  蔣介石和汪精衛最後攤牌了。如果說,中山艦事件只是蔣汪鬥法的序幕,那麼蔣置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而不顧,擅自在南京成立以自己為首的新政府,則是這齣戲的高潮。這不是以平等為基礎的談判,而是以武力為基礎的要挾。你汪精衛和武漢政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就這麼幹了。 
  蔣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違,承分裂國民政府的惡名,是有原因的。他已經佔領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他已經掌握了當時中國最有戰鬥力的一支軍隊,他所「領導」的北伐受到了各階層廣泛的支持。當時,江南各有勢力的財團紛紛向他靠攏,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也向他伸出橄欖枝。蔣介石明白,如果他想在上海、南京站住腳,他想把上海、南京做為自己的根據地,就必須取得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承認,就必須代表上海、南京大資產階級和諸如青紅幫之類的勢力的集團的利益。要想取得這些人的支持和承認,就必須同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決裂,同共產國際決裂,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決裂。蔣介石的陰險、狡詐和凶毒於此可見一斑。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在寧漢對立、蔣汪對立的情形下,孔祥熙為什麼站在了蔣介石一邊。孔祥熙受的西方教育,和宋藹齡都是基督徒,對蘇俄有著本能的反感。宋藹齡的父親從傳教發展成為一個買辦資本家,和共產黨宣傳的階級鬥爭又格格不人。所以他們認為,只有蔣介石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站在蔣介石一邊比站在汪精衛一邊有更多的好處。 
  蔣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政府後,國民黨內也頓時分為兩大派系。並且由此在宋氏家族中也分為兩派:宋藹齡、宋美齡和孔祥熙同情蔣介石;宋子文、宋慶齡則反對蔣介石,同情汪精衛。為此,孔祥熙和宋藹齡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說服宋子文投靠蔣介石的南京政府。 
  老實說,宋家對蔣介石的印象並不好。特別是宋子文,根本看不上蔣介石--沒受過教育,沒有文化,在上海灘不過是個靠著青幫勢力的混混兒,而後靠著曲意迎奉孫中山和一點點手腕,居然爬上了黃埔軍校校長的位置。即使如此,宋子文還是看不上蔣介石和他的那些所謂軍隊,認為那不過是一幫沒有紀律的烏合之眾。所以,他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財政部長,就開始努力為武漢政府工作,認為那是合法的革命政府,是代表他希望的政府。1927年4月初,宋子文曾到上海,力圖勾通上海金融界、商業界和武漢政府的關係,像當年他父親支持孫中山的同盟會一樣支持現在的汪精衛政府。但上海金融界更看好的是蔣介石,認為蔣氏擁有軍權,而且又在上海附近駐軍。他們想把錢借給蔣介石,當時宋子文勸阻未果,便以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身份從中阻止。蔣介石得知後針鋒相對,他不同宋子文商量,派了自己政府的財政官員到處籌款,並派人查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處。 
  宋子文回到在上海的家中,大罵蔣介石是個流氓,但卻沒有得到家人的響應。此時,孔祥熙、宋藹齡積極投靠蔣介石的立場已經明朗,宋藹齡還在積極促成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當然,宋藹齡也沒忘記宋子文。這個宋家的長女,在父親去世以後,就一直想為重振宋家的勢力而絞盡腦汁。她是最早看出蔣宋聯姻會給中國帶來什麼的人。於是,她不但不隨著宋子文罵蔣介石,反而勸宋子文到南京政府任職。 
  「什麼?叫我到南京任職?」宋子文聽到姐姐的話後頓時把眼睛瞪得溜圓。 
  「對。汪精衛沒有軍權,成不了大事。當今中國,只有蔣介石才能領導國民黨完成統一大業。」宋藹齡苦口婆心地勸說道。 
  「蔣介石是個獨夫黨賊。他視黨紀國法為兒戲,自恃手裡掌握兵權,就公然和大多數人做對,這和袁世凱當年威逼孫中山下野有什麼兩樣?」宋子文仍不依不饒。 
  「子文,」宋藹齡繼續勸說道:「這完全是兩碼事,袁世凱是想復辟封建王朝,蔣介石則是想北伐。」 
  見宋子文想不通,宋藹齡又換了一種口氣說:「子文,你好好想想,蘇俄支持共產黨北伐,目的是什麼?他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完了帝國主義就要來打我們。汪精衛靠他們能靠得住嗎?再看看李宗仁、白崇禧,完全像是土匪一樣,漢受過教育,沒有文化,國家將來能靠他們嗎?不錯,現在是群雄逐鹿,各霸一方,但戰國最後為什麼被秦始皇統一?蔣介石現握有50萬北伐軍,誰人能比。更主要的是,蔣介石崇敬歐美文化,並正在想方設法和歐美國家打通關係,對咱們宋家也極為看中。那天他親口對我允諾,你若能到南京,他就任命你為財政部長,讓咱們宋家主宰財政大權。中國有句老話你不是不知,『良臣擇主而仕』,只要咱們宋家能和蔣結上親,這將來的天下……」 
  宋子文聽了姐姐的這一番宏論,雖不能完全同意,但也確實打動了他。特別是共產黨要革資產階級命和蘇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他覺得有些道理。蘇俄目前支持國民黨,無非是想借國民黨之力打擊歐美在中國的勢力。如果歐美在中國不支持軍閥而支持我們,那蘇俄還會支持國民黨嗎?但蔣介石這個獨夫也太囂張了一點,剛剛有了點權力就忘了自己是老幾。想當初來家支持孫中山鬧革命闖天下時,你蔣介石不過是一個一名不文的小卒子,現在竟敢封了我在上海的辦事處!即使讓蔣介石的政府合法化也必須對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然他大權獨攬,指不定要幹出什麼倒行逆施的惡事來呢! 
  就這樣,在孔祥熙和宋藹齡反覆勸說下,宋子文終於明白汪精衛絕不是能成大器之人。不管蔣將來能不能成功,應先到上海。當務之急是利用蔣的軍事力量保護住家業。上海、南京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也是外國列強投資最多的地方。保住上海就保了天下,失了上海就失了天下。宋家應團結一致,用自己的影響力,最大限度地影響和說服蔣介石繼續北伐,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願。 
  終於,宋子文答應了以宋藹齡為首的家族親蔣勢力,參加「寧漢合作」的活動,並去武漢充當說客,說服那邊的人同南京合作。 
  1927年7月20日,宋子文抵達武漢,帶來了蔣介石的要求,他對汪精衛說,蔣介石並不是想取你而代之,只是希望你能立即拋開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同南京聯合,組成新的國民政府。 
  汪精衛也開始琢磨了。蔣介石是鐵了心反共了,如果再和共產黨合作,就必然要和蔣介石成為對立面。只是,我汪精衛如果也反對共產黨,蔣介石能使我得到什麼呢?…… 
  宋子文在當晚還找到宋慶齡。他向宋慶齡轉答了母親、宋藹齡、宋美齡及孔祥熙等人的「問候」和勸告。但和汪精衛不同,宋慶齡當時就堅決拒絕了宋子文的要求,她表示決不同蔣介石合作,決不到蔣介石的政府裡任職。 
  正像孔祥熙來藹齡和蔣介石預料的那樣,聲稱把蔣介石開除黨職的汪精衛不過是個懦夫,為保全自己的地位哪裡會堅持什麼原則。原來的劍拔弩張就像是一場戲,下了台卸了裝他和蔣介石又成了朋友。汪精衛妥協了。他提出了幾條保全面子的辦法,無非是文字遊戲,無非是為了他個人能重享榮華富貴。對蔣介石而言,這幾條可以說是在乞求了。 
  據說,當時汪精衛的條件是:南京政府必須重新選舉,並由武漢政府提出遷都南京。在新政府中,蔣介石掌握軍權,而汪本人則應掌黨政大權。 
  汪精衛立場變化之快令人咂舌,宋子文到武漢後的第二天,汪氏便同南京蔣介石達成了協議。難怪抗戰爆發不久,汪精衛便很快地投靠了日本帝國主義。當然這是後話了。 
  對汪精衛的這些條件,蔣介石喜不勝收。這實際等於承認了他的先斬後奏,承認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權威,承認了他有主宰中國政局的力量。南京和上海當時已成為蔣的勢力範圍,你汪精衛到了南京,就好比是到了如來佛的手掌心,即使是孫悟空一個跟頭翻出十萬八千里,又能怎樣?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集「分共會議」,正式宣佈和共產黨決裂,並大肆誣蔑共產黨和革命群眾是「暴徒」。在「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個漏網」的血腥口號下,大規模地逮捕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使中國革命再次受到了重大損失。 
  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藹齡則在促使「寧漢合流」中,在爭取說服馮玉祥的過程中,均有上乘表演。 
  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因「北京政變」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待北伐開始時,馮已號稱50萬軍隊(實際只有30萬),是當時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想爭取的一支力量。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並且寧漢對立公開化後,馮玉祥表示,對蔣江雙方都沒有厚薄之見,一視同仁。而且在寧、漢兩個政府中,他都派了代表,兩個政府給予他的任命和軍費,他也都照收不誤。 
  1927年6月,馮玉祥約汪精衛到鄭州會談。汪精衛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並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馮玉祥當然知道蔣介石的為人,但對汪精衛也沒什麼好印象。他崇拜的是孫中山和廖仲愷,可惜他們都已逝世。因此,對汪的勸說,馮玉祥的回答只是希望江蔣二人能以國民革命大業為重,繼續北伐,停止內部的爭權奪利之爭。汪精衛為了表示對馮玉祥的信任,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做為答謝,亦表示他的軍隊今後完全擁護武漢政府的一切命令和決議。 
  馮玉祥的這,著令蔣介石寢食不安。蔣介石最看中的是軍力,如果馮玉祥的這30萬大軍真跟他較上勁,他蔣介石還真做難。且不說這仗能否打勝,要是段棋瑞再和馮玉祥掛上鉤,他蔣介石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嗎! 
  當時蔣介石急在眉頭,孔祥熙急在心頭。他找到蔣介石說,他和馮玉祥曾有過交情,能說上話,願前往馮處遊說。此外,他覺得馮玉祥未必就真會聽汪精衛的指揮和蔣作對,馮無非是覺得形勢不明朗,想看一看然後再做決定。 
  孔祥熙和蔣介石秘密商討後,便赴河南去見馮玉祥。幾年前,孫中山得到馮玉祥有革命傾向,曾派孔祥熙前去聯絡,當時二人談得十分投機。所以這次孔祥熙來,馮玉祥自然歡迎,以禮相待。孔祥熙雖不擅言辭,但對大是大非倒也說得明白。他給馮玉祥分析當今天下之事,指出只有國民黨能得人心得天下。各派軍閥雖雄踞一方,但思想保守,利益衝突;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就像戰國七雄戰到最後終究要被消取。而在國民黨中,惟有蔣介石能得天下。孔祥熙向馮玉祥分析了當時蔣已佔盡的天時地利,汪精衛只是徒有其表。只有壓汪和蔣聯合,才是當務之急。而寧漢一旦合解,則國民革命大事告成。 
  在孔祥熙的撮合下,蔣介石、李宗仁等和馮玉祥於當年6月20日舉行了著名的徐州會議。會議就反共問題達成共識,馮玉祥亦表示要支持蔣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 
  同月ZI日馮玉祥向武漢汪精衛發電報,電報攻擊武漢地區的工農運動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慌之毒」。馮玉祥還在電報中提出應讓鮑羅廷回國,並督促汪精衛盡快與蔣介石談判溝通。 
  馮玉樣的電報正中蔣介石和孔祥熙下懷。蔣介石當即表示撥贈軍費50萬元給馮玉祥以資鼓勵,還表示從這一年的7月起每月撥給馮玉祥軍晌250萬,頓使馮受寵若驚。 
  由於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寧漢雙方開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礎上實現妥協,雙方的對抗暫時出現緩和。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浪。1928年8月13日,蔣介石突然宣佈下野,旋即又於9月28日同張群等人東渡日本,暫時遠離了國內政治漩渦。原來汪精衛同意反共後,蔣介石(代表南京)、汪精衛(代表武漢)和李宗仁(代表桂系,當時桂繫在蔣北伐後已在南方迅速擴展了勢力)在上海會談,正式組成了「特別委員會」以接管國民黨政權。汪精衛未能在「特別委員會」中掌握實權,就又重回到武漢,勾結軍閥唐生智反對特別委員會。李宗仁也藉機「逼宮」,要挾蔣介石要麼交出兵權,要麼出兵消滅汪精衛和唐生智。蔣介石一看事情不妙,來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硬把個爛攤子甩給李宗仁。 
  同年10月下旬,以李宗仁為代表的寧方(蔣介石未曾料到的半路殺出的一匹黑馬)下令討伐唐生智,寧漢雙方再次開戰。不過上次是唇槍舌劍,紙上交鋒;這次則是真槍實彈、血流成河的較量了。 
  此時的孔祥熙,又開始了四處奔波。他穿梭於寧漢之間,希望雙方停止戰鬥,又西去太原老家說服閻錫山和馮玉祥不要參與李宗仁與唐生智的糾紛;他已匯同各方聯合發出通電,希望雙方息事寧人,並希望蔣介石速回南京復職。 
  1927年10月,唐生智軍大敗,李宗仁雖勝猶敗,因為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這一年的11月10日,蔣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抵滬後即拍電報給汪精衛,希望與他到上海共商黨務。於是汪精衛和蔣介石在上海相見,原來的深仇大恨已被桂系的干擾驅散。他們達成共識,由蔣出任總司令,由江出任國民政府主席,以便共同對付桂系。 
  但時隔不久,國民黨內就有人對汪精衛進行彈劾,說汪是變化無常的勢利小人,不能一心為公而只想個人爭名奪利,一旦當不上主席就去勾結舊軍閥反對革命,這種人還有什麼資格出任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無奈只好再度出訪法國,以求暫避鋒芒。於是,蔣介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1928年1月,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又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重新控制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 
  這段歷史給史學家們留下了不盡的課題。孔祥熙自不必說,在「四·一二」政變前後,在寧漢雙方明爭暗鬥中,他不辭勞苦,四處奔波,為蔣介石充當說客,為協調蔣汪之間的矛盾可謂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 
  但當時在中國頗具實力的幾派中,蔣、馮、閻及桂系的表演卻如同走馬燈一般,轉換變化之快令人咋舌。寧漢又合又鬥,馮玉祥則坐山觀虎鬥,桂系更真刀實槍……蔣介石重掌國民黨大權後,這四派又突然聯合在一起繼續北伐,以共同對付佔據北京的張作霖奉系軍閥統治。 
  1928年6月3日,張作霖被逐出北京不久,蔣介石終於完成了所謂的「統一」大業。但時隔不久,共同北伐的盟友之間又爆發了戰爭,原來在北伐戰爭中桂系基本控制了平津和兩湖地區,對蔣介石構成了「威脅」。於是蔣介石又對桂系開戰,馮玉祥亦又由擁蔣變為反蔣。 
  1929年6月,桂系黃紹閩、白崇禧兵敗後,逃往香港。 
  後來,蔣介石對孔祥熙和宋藹齡自是「知恩必報」。1928年蔣介石重掌國民黨軍政大權後,就任命孔祥熙為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長,並推選其為國民政府委員;宋子文亦被蔣介石任命為財政部長。當時,還有陳果夫被任命為組織部長等。屆此,可以說「四大家族」初具模樣了。 
  1929年3月,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經蔣介石安排,孔祥熙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將工商和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孔祥熙出任實業部長。 
  1933年蔣介石和宋子文因財政預算撕破臉後,孔祥熙又接替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從此開始主掌國民黨財經大權達11年之久,成為其後11年中國民黨最高決策層的核心人物之一。 
  可以說,1927年對孔祥熙來說是一個最重要的時期,一個人生至關重要的轉折點。當時,他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心投靠蔣介石,並在蔣介石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和宋藹齡全力以赴地幫蔣渡過難關,進而贏得了蔣介石的信賴。如此一來,便為他在後來尤其是抗戰時期爬上國民黨政治經濟權力的巔峰,奠定了基礎。 
  4.蔣宋聯姻 
  1927年可以說是蔣介石最風光的一年,這年他剛滿40歲,北伐大出了風頭,和汪精衛的爭鬥中亦佔了上風,並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光明前途。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自己夢想許久的新夫人宋美齡。而促成蔣宋聯姻的最大「功臣」,就是宋藹齡和孔祥熙。 
  1922年,蔣介石在孫中山家裡第一次見到宋美齡。那天宋美齡本是看望姐姐宋慶齡的,不料恰巧遇到也在那是的蔣介石。世界上最說不清的也許就是婚姻,宋美齡1917年由美國佐治亞州梅肯市的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畢業回國前,在美國遇到了英俊瀟灑的留學生劉紀文。二人一見鍾情,並且一直把戀情保持到同蔣介石結婚前。一般認為,宋美齡對劉紀文是真心實意的,劉紀文也是如此,但他們為什麼沒能結婚呢? 
  關鍵還在宋美齡。一是她不想過早地結婚,讓家庭的羈絆妨礙自己自由的生活;二是她雖然鍾情劉紀文,但並不認為他就是理想的丈夫。他只是個理想的情人。宋美齡曾不只一次對宋藹齡說,她愛他,但不想嫁給他。當年的宋美齡風姿綽約,儒雅秀麗,精通幾國語言,又善於交際,早已成為上海乃至江南紅得發紫的「明星」,崇拜者無以計數。宋家也一直在為她物色一個才貌雙全、權高勢大的如意郎君。可這談何容易。歷數上海灘的大亨大腕,哪個沒有三妃六妾,哪個不是抬花惹草,叫宋美齡嫁給他們怎能放心?再看那些軍閥雖威震一方,但舉止粗魯庸俗,美齡又怎能看得上? 
  這次巧遇蔣介石,二人四目相對,不禁心動怦然。蔣介石那時雖還未成大氣,但他初得孫中山信任,人又長得儀表堂堂,言談舉止頗見風度,宋美齡心底蕩起了春波。那蔣介石早聞宋家三小姐才貌出眾,是一絕色佳人,今日相見,果然名不虛傳。於是想佔有美齡的慾望和意念便像釘子釘在了他的腦子裡,越釘越深,怎麼也趕不走了。 
  蔣介石雖然對宋美齡有意,但畢竟沒傻到立即表白的程度。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以當時的身份前去求婚求愛,必遭冷遇。自古美人愛英雄,只要自己臥薪嘗膽,緊跟孫中山則必有出人頭地之時。到時天下美女盡可選擇,何愁一個美齡?再則,蔣介石當時還正戀著陳潔如,戀得如癡如狂。宋美齡再美,還是水中月鏡中花,而陳清如卻是活生生的伸手可得的美女。 
  但到了1927年,情況就不同了。蔣介石已成為北伐軍的總司令,成為北伐成功的「英雄」,成為國民黨最有希望的新領袖。以這樣的身份去向宋美齡求婚,不能不說是郎才女貌了吧。再則,宋美齡已年近30。俗話講:「男過三十一枝花,女過三十豆腐渣」,宋美齡如果錯過這個機會,恐怕也會是「一失足而千古恨」的。 
  當然,促使蔣介石正式向宋美齡求婚的深層原因,遠不僅僅是渴望對宋美齡肉慾的佔有,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宋家在上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宋家和美英等國的上層和實力人物有著密切的交往,宋家和兩廣乃至東南亞的資深商家有著廣泛的聯繫。宋藹齡曾為孫中山的秘書,掌握著許多孫中山的秘密和關係,宋慶齡是孫中山的正式夫人,也是一筆無形的財富。和宋家聯姻,就能取得宋家的支持,就能使他在和汪精衛、李宗仁的爭奪中多一個決定性的砝碼,可謂一箭雙鵰。 
  上海的四月正春意盎然,河邊的柳枝吐出了嫩芽,田野裡一片片黃燦燦的油菜花,雪白的玉蘭花掛滿了枝頭,天空也是瓦藍瓦藍的,偶爾飄過團團的霧。 
  一天,蔣介石托他的好友張靜江來到宋家,正式向宋美齡提出求婚。這個舉動,卻如一塊巨石投進了平靜的湖水,頓時激起了片片漣漪。 
  最高興的恐怕要屬宋藹齡了。在經歷了和孫中山一段不長不短的一廂情願的「感情糾葛」後,宋藹齡已決心脫離政界。她嫁給孔祥熙,又隨孔來到山西,在孔家生了兩男兩女,也做了幾年的賢妻良母。可天生不肯安分的宋藹齡突然想念起大上海,懷念起和孫中山進行革命的那無數個日日夜夜。她突然發現,在太谷的這個山中小城過這種賢妻良母的生活是多麼平庸無聊,是對生命的一種多麼大的浪費。所以待兒女稍大一點後,她便舉家東遷又回到上海。在孔祥熙隨孫中山東奔西忙時,她在上海也沒忘了支持丈夫,還時不時地幫孔祥熙一些忙,使他能安心在外面幹一番革命事業」。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派系紛爭,但北伐仍是當時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竊取革命成果,妄圖成為新一代的獨裁統治者的野心,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宋藹齡想,中國沒有鐵腕行嗎?歷史上哪一個成功的皇帝不是靠鐵腕、不是靠軍權、不是靠「無毒不丈夫」而最終成的器候?當今中國,群雄逐鹿,國民黨最有希望統一中國。而國民黨中,蔣介石又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宋家雖說有錢有勢,但要把這種錢勢保持下去發展下去,沒有政治軍事上的強有力的支持是不行的。而促成宋美齡和蔣介石的結合,就是這種支持的最有效的保證。 
  宋藹齡和孔祥熙這樣想,宋子文可不這樣想。宋慶齡和宋美齡更是各有各的主意。所以,當張靜江踏人宋家時,遇到的並不都是好臉色。 
  「這事我和祥熙商量過幾次,」宋藹齡在討論宋美齡婚姻的家庭會議上說:「大家都看到了,在上海,蔣介石已經取得了青幫的支持。武漢那邊遲早要垮掉。如果我們能和蔣介石擰成一股繩,就能打下中國的天下。所以,小妹這門親事應盡快答應下來,以免夜長夢多。」 
  孔祥熙在一旁幫腔說:「汪精衛是個靠不住的人。我在北京和他相處過多日,此人性格浮躁易變,決不能成大事。國父去世之後,國民革命任務只有蔣介石才能夠承擔。所以,我們應和蔣介石同呼吸、共命運」。 
  此時,宋家的老太太倪桂珍也加入了進來:「我們先談家事,再談國事。這事美齡要考慮好。蔣介石不光結過幾次婚,而且人品也不好,整天和什麼青幫混在一起,能學出什麼好廣 
  宋子文在一旁冷冷地說:「在上海灘,誰都知道蔣介石是個色鬼,他向小妹求婚,為什麼不和陳潔如離婚? 
  「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離婚,我聽說陳清如就要一人去美國讀書深造。」宋藹齡插嘴說道。 
  「小妹。你願意嫁給蔣介石嗎?」宋子文一針見血,氣得宋美齡揮起她那雙玉手向宋子文背上亂捶。 
  「你別煩了好不好,讓我再想一想……」 
  「美齡」,倪桂珍說:「你也老大不小了,這婚姻之事是該下個決心了。如果真和哪個好,就去教堂,光明正大地結婚。不要老不切實際,人沒有十全十美的。不過蔣介石嘛,我實在對他沒什麼好印象……」 
  當天夜裡,家人都已散去休息,宋藹齡來到宋美齡的臥房,還在做她的工作。 
  「好妹妹,你想想,你姐姐我就是一步沒趕上,才嫁給了庸之這麼個和事佬。而慶齡,爸爸媽媽全反對,可她就是不怕,半夜偷偷跑出去,一個人到了東京和孫中山結婚,現在成了第一夫人。蔣介石現在雖然還沒有當總統,但依我看他的前途無量.你嫁了他將來也會是第一夫人。想開點吧,感情和生活本來就是兩碼事。再說,你是夫貴妻榮,宋家也能跟著沾光呢!」 
  「真沒想到,大姐你也那麼俗氣。」宋美齡撅起嘴說道。 
  不過,宋美齡嘴上說來藹齡俗氣,心裡卻動了情。是啊。自己也老大不小,不能再這樣晃蕩下去了。蔣介石雖然有些毛病,但人無完人,只要他對我真心。再說,以目前的形勢來看,蔣介石很可能會成為國民黨新的領袖毛少他現在掌握了軍權。能做一個國家領袖的夫人,成為眾人矚目的賢內助,這是多少才女和姑娘夢寐以求的目標。再說,正如姐姐講的,宋家的基業是父親含辛茹苦創下的,不能砸在我們手裡。嫁給了蔣介石,就等於給母親、給宋家帶來了護身符……但劉紀文怎麼辦,怎麼對他講這件事?他是那麼愛我,那麼真誠,他若知道我要嫁給蔣介石,非氣得上吊…… 
  宋子文和宋美齡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蔣介石不但好色,而且已經結過3次婚了。 
  1901年,蔣介石只有15歲時,其母就為蔣包辦娶了一個大媳婦,叫毛福梅,是巖頭村富商毛鼎和的女兒,年芳19,比蔣介石大4歲。那時蔣介石還小,覺得母親是為了自己好,再說當時鄉下都這樣。那毛鼎和在那一帶開著鋪子,是遠近聞名的富老闆。蔣當時是個孝子,便隨了母親心願和那新娘拜了天地。新婚蜜月不久,蔣介石到保定讀書,毛福梅在家孝敬公婆,操持家務,倒也相安無事。1910年毛福梅臨產,生下了蔣經國。本來,有了兒子夫妻更應恩愛,但蔣介石卻相反。隨著他不斷在外面闖蕩,視野不斷開闊,野心日益膨脹,便越來越瞧不起這位沒有文化卻十分賢惠的鄉下妻子。當時,他幾乎不回家,妻子來了信也不回,終年在上海灘鬼混。中間還幾度赴日本留學,並在日本和其他女人同居,終於導致1931年正式和原配妻子離異。但蔣介石和毛福梅的離異還不能叫離婚,而是蔣介石「休」了毛福梅,拋棄了毛福梅。按當年舊中國農村的風俗,蔣介石寫了一份「休妻書」,經村裡鄉里的名門望族認可,就算結束夫妻關係。據載,當時蔣介石的休妻書是這樣寫的: 
  「十年來,聞步聲,見人影,即成刺激。頓生怨痛者,亦勉強從事,尚未有何等決心欲夫妻離也。不幸時至今日,家庭不成為家庭,夫固不能認妻,妻亦不得認夫,甚至吾與吾慈母水火難滅之親情,亦生牽累,是則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認子,則何有人生之樂趣也……吾今日所下離婚決心,乃經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發自今日臨時之氣憤,亦非出自輕浮之武斷,須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見,諒能為我代謀幸福,免我終身之苦痛。」 
  蔣介石就用一紙體書將毛福梅拋棄了。 
  蔣介石的第二位女人是姚怡誠。 
  蔣介石好色,經常光顧技院。在一次嫖妓中,見到了一位妓院的「房侍」姚怡誠,當即又被姚的姿色所迷惑,於是半夜三更的前來尋情。 
  那姚怡城當時覺得能得到蔣的青睞是自己的福分。自己一妓院「房侍」,地位低下,巴不得找一個正經人家嫁了過去。但這姚恰誠也有幾分心計,為了試試蔣對她是否真心,數次未讓蔣介石得手。誰知蔣介石也是風月老手,對姚竟緊追不捨,任憑她對蔣介石怎麼冷淡也無濟於事,最後只得成了蔣介石的「俘虜」。 
  當時在一段時間裡,因討厭毛福梅,蔣只得把自己全部的感情寄托在姚身上。這令姚激動不已。但由於姚的身份,蔣介石不願使他們的關係公開,所以二人還得常常裝得如同路人一般。這又令姚怡誠十分痛苦,好在姚並不太計較,並對蔣介石有充分的信任和理解。當時姚怡誠總想,自己一個女流之輩,能好好服侍一條漢子,將來他若真能成大事,自然有一分光彩。即使成不了大事也無妨,兩個恩愛一場,也並沒有辜負青春時光。 
  於是,姚怡誠對蔣介石百依百順,言聽計從,這是事實。當蔣把姚玩夠了之後,又想換換口味,就提出讓姚回奉化老家做蔣緯國的養母,姚亦欣然答應。 
  1912年冬,蔣帶著姚怡誠「光明正大」地回到了浙江奉化。這時,蔣和毛福梅還沒有「離婚」,卻又帶回了另一個老婆和一個男孩兒。 
  然而,在宋美齡之前,還有一個女人,和蔣介石生活了很久且和蔣介石感情最深,並正式在上海舉行了結婚慶典的,就是陳潔如。 
  陳浩如原名陳鳳,小名阿鳳,上海人。其父是一位紙商,家庭頗為殷實,母親受過教育,因此在陳清如10歲時將其送到上海海寧路的愛國女子學校上學。這所學校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辦的,因此收女生。1918年陳潔如13歲,卻已長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有人說陳潔如是一個高級妓女,蔣介石是在一家妓院和陳潔如相識的,但這只是傳聞而已。據團結出版社出版的《陳潔如回憶錄》一書中介紹,陳潔如是1919年春在張靜江家中和蔣介石初次相遇的。蔣對其一見鍾情,緊追不捨,而那時陳潔如尚不足14歲。此後,蔣介石通過張靜江等向陳的母親施加影響和壓力,最終促使其和蔣結婚。在此之前,蔣向陳潔如和陳母坦白了以前的兩次婚姻,並保證說以前的兩位夫人均已同意接受一筆財產後與蔣了卻關係,放棄對蔣的一切要求。 
  蔣介石在向陳潔如求婚時曾對天發誓,說海枯石爛、山崩地陷,對其愛永遠不變。並從口袋裡拿出一隻發亮的刀片說,為了證明其心意,願在陳面前斷其一指。陳潔如那時才15歲。對蔣的表態感到緊張和滿足。也許從那時起,她就已經決定將一生托付給蔣介石。所以,當蔣介石要為她改名「潔如」時,她欣然接受。 
  1921年12月5日,蔣介石和陳潔如的婚禮在上海永安大樓大東旅館的大宴客廳內舉行。 
  此後,蔣介石、陳潔如開始了長達7年的夫妻生活。 
  蔣、陳的關係開始出現裂痕是在1926年。那一年,隨著動盪的政局和各派政治勢力的撕殺,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作為一顆迅速上升的新星,攫取最高權力的慾望壓倒了一切。為了能達到目的,蔣介石準備同陳潔如攤牌而和宋美齡結合。而促成這幕婚姻悲劇的直接責任者就是宋藹齡。也可以說,蔣介石、陳潔如的婚姻悲劇就是宋藹齡一手導演的。 
  1927年春,國民黨內部的爭鬥達到白熱化。蔣介石準備在南京成立一個由他控制指揮的政府,而拒絕漢口汪精衛政府的一切命令。但漢口政府為了制服蔣介石,不僅拒絕供應他軍隊及軍切,還每隔幾天發過一封譴責他抗命的文件。蔣介石雖然控制著大約總數為50萬的官兵,但也架不住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最主要的還是缺錢。為此,他想到了宋藹齡及其身後的宋氏家族。蔣介石還是在宋藹齡做孫中山秘書時就已與其相識。在蔣眼中,宋藹齡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辦法的一個。她意志堅強,精力充沛,醉心權勢,靈活狡詐又野心勃勃。宋藹齡從太谷返回上海以後,在交易市場大搞投機,迅速操縱了工商業和部分企業的股票,並使孔祥熙一躍而成為政治上的潛在實力人物。 
  蔣介石寫信給上海的宋藹齡,請她到九江說有要事商量。當即宋藹齡心領神會,立即登船來到九江。但她沒有下船而是請蔣介石上船。據說二人在船上談了整一天一夜23小時,待宋藹齡走後,蔣介石即開始和陳潔如「反目」。 
  蔣介石告訴陳浩如:「宋藹齡今天給我指明了一條前進的道路,就是要我和你做一筆交易。如果我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只能同你暫時斷絕關係,而娶宋美齡為妻。這樣一來,宋家就會利用他們在上海和國外的影響,動員銀行家們為我籌款。做為交換條件,我必須讓孔祥熙出任內閣部長,讓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 
  這對陳潔如無疑於晴天霹靂。她恨蔣介石的薄情,但她又確是真愛蔣介石的,因而她理解他。她最受不了是蔣介石向她乞求時的那種淚漣漣的目光。 
  蔣介石還對陳潔如說:「我已走投無路。我不能期望漢口方面再給我一分錢、一斤軍糧。如果我仍然想實現統一中國的夢想,就必須考慮,不--是必須接受宋雹齡的條件。我懇求你幫我,你要真的愛我,就幫幫我,度過這個難關。我永生永世都會記住你的恩情。」 
  陳清如反問說:「那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避開5年,」蔣介石立刻回答到,「讓我娶宋美齡。」 
  陳潔如的心臟幾乎要停止跳動。她全身心血液像凝固了一般。因為自從她和蔣介石結婚的那一天起,她就把自己的生命和蔣介石繫在一起。而今,這種牢不可破的關係竟要視同兒戲一般被拋棄,她怎能無動於衷。 
  蔣介石看陳潔如不肯答應,便又使出了他求婚時的拿手好戲。他對陳潔如說:「現在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機會,也許是惟一的一次機會,我要抓住這個機會,去實現總理的主義。這件事對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如果不是這樣,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我情願去死……」 
  正是這一段話,打動了陳潔如。終於,陳潔如含著眼淚說:「如果我同意走開,只是為了中國的統一,不是為了你,更不是為了宋藹齡!」 
  宋藹齡和蔣介石達成默契。且蔣介石做通了陳清如的工作後,宋藹齡那邊卻不那麼順利了。除了宋美齡以外,宋子文、宋慶齡都持反對立場,宋的母親更是一萬個不願意。但蔣介石已不管那麼多了,他開始動手了。 
  1927年3月下旬,蔣介石佔領了南京。而後他在上海一手製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旋即著手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並以南京政府首長的身份,要求漢口鮑羅延及其手下的共產黨人必須離開…… 
  當時宋藹齡、孔祥熙正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奔走遊說,蔣介石與陳清如分手並正式向宋美齡求婚,這一切都和當時的政治形勢密不可分。 
  蔣介石在南京向武漢汪精衛叫板後,遭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反對。其中鬧得最凶的就是國民黨的一群元老派,這些人當初追隨孫中山獻身革命,孫中山去世後卻被蔣介石冷淡,而且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於是這些元老批評蔣介石說,鮑羅廷是孫中山請來的,蔣介石基於個人恩怨,未經國民黨開會通過就予以驅逐。這種做法,和蔣介石眼下正在討伐的北洋軍閥,有什麼兩樣? 
  武漢政府在汪精衛的領導下,也繼續強化著倒蔣工作,他們的口號是: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蔣介石終於發現,如果他繼續擔任北伐軍總司令,北伐實際上無法進行。因為國民黨內正掀起一個倒蔣的高潮。在北伐中壯大的桂系軍隊準備東征討蔣,而不願先打北方,蔣介石指揮的部隊不得不準備同另一支「北伐」的軍隊作戰。 
  可以說,這些危機都是蔣介石一意孤行、獨裁專製造成的。他手下的不少人對當前的情況表示不滿,認為這種情況同軍閥時代一模一樣,根本毫無正義和革命而言,因此亦對蔣介石也失去了敬意。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宣佈下野,實際上是暫避鋒芒。因為他依舊控制著軍隊的大權,他是以退為進,以不變應萬變而且他隨時可以復出。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他要利用下野的機會前去日本,拜見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女士,說服其同意和宋美齡的婚事。這意味著,蔣介石不僅要同原配夫人毛氏離婚,而且也必須與姚恰誠、陳潔如一刀兩斷。 
  蔣介石東渡日本前夕,單獨來到上海的陳潔如家,讓陳潔如與張靜江的女兒一起坐船去美國。而且他當時保證說,只要陳離開5年,5年後待蔣站穩腳根,統一中國,一定把陳清如再接回來。 
  陳潔如當時說:「我已經讓開,我已經離開了你,讓你實現自己的理想。你為什麼還要來逼我,難道非要我到國外流亡嗎?」 
  蔣介石作出可憐兮兮的樣子說:「你必須離開上海,到美國去。這是宋美齡的條件之一,我知道這樣做對你來說過分了。但我這樣做是為國家的統一。再說,你出國5年進修學習,以後可以在政府任職,為國家服務,這對你今後是有好處的。」 
  「那麼5年回國之後,我們還能恢復夫妻關係嗎?」 
  「當然能。」蔣介石立刻肯定地說,「我可以發誓,5年之後,我一定將你接回。」 
  陳潔如當然不相信蔣介石的這個誓言。她和蔣介石結婚已近7年,聽到蔣介石多次發誓,但這些海誓山盟有什麼用呢?當政治利益需要他娶宋美齡時,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忘掉曾經有過的誓言。但陳潔如當時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在上海、在中國,她還能找得出一個像蔣介石這樣一個有權有勢的人來做為依靠嗎?再說,蔣介石是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的。如果她不走,硬留在上海,等待她們母女的又會是怎樣的命運?單是從母親的生活著想,也應該走,因為蔣答應給母親優厚的生活待遇。再說,蔣介石畢竟沒有宣佈離婚,蔣介石送她去美國畢竟是去學習、深造和提高。 
  陳潔如就這樣說服了自己,就這樣自己舔淨了自己心上流出的血。蔣介石在一旁安慰說,「你到美國不會感到寂寞的,你的一切費用都由政府支付。你還有兩個同伴,她們會很好的照顧你。」但陳潔如仍覺得自己像一個被人遺棄的孩子,將孤苦伶什地漂浮在大海上…… 
  陳潔如於1927年8月19日在張靜江兩個女兒的陪同下乘船去美國。船行到日本時,上海報界還刊登了「蔣夫人搭輪赴美」的消息。但船行至太平洋時,陳潔如通過無線電波聽到了上海各報刊登的所謂《蔣中正啟事》,說「各同志對中正家事,多有來函質疑者,因未及啟蒙復,特此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兩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除有二子外,並無妻女。」 
  陳潔如聽後幾乎痛不欲生,幾次要跳海自盡,均被護送者勸阻。好在隨著時間流逝,陳潔如慢慢撫平內心的創傷。到美國後苦修英文、養蜂和園藝,並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學位。只是自此以後,她終生未嫁。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陳潔如由美國回上海後,便深居筒出,閉門謝客,而且不再和蔣介石見面。但抗戰爆發後,她在重慶卻和蔣又有了交往。因為有一段時間宋美齡住在香港,這便給蔣介石重溫舊夢提供了機會。但很快被宋美齡發現,於是宋美齡和蔣介石大鬧了一場,據說還動了手腳。後來在宋美齡的逼迫下,蔣介石專門在一次有國民黨黨政軍首腦出席的會議闢謠,說他和陳潔如秘密接觸純屬造謠,此真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 
  上海解放前夕,陳潔如既沒去台灣,也沒去香港,而是留在了大陸。這使很多人覺得頗為奇怪。解放後陳潔如被邀請為上海市盧灣區政協委員。1961年經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去香港定居,改名「陳璐」。1967年陳潔如完成了自傳並由美國一家公司準備出版,但受到台灣蔣家的阻撓。最後蔣家以30萬美元的價格買走了這部書稿,使陳潔如的這部自傳在其在世時未能問世。1971年2月12日,陳潔如在香港自己的寓所裡中風而死,終年65歲。 
  臨終前她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三十多年來,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為了保持君等國家榮譽,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云云…… 
  儘管有宋藹齡從中牽線,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也是頗費了幾番周折。 
  孫中山還在世時,蔣介石就曾向孫中山提出,希望能把妻妹介紹給他。並說他已經「休」掉了原來在農村的妻子,卻閉口不談陳潔如,其實那時他和陳結婚才一年多。 
  孫中山沒有直接找來美齡,而是把蔣的意思告訴了宋慶齡。宋慶齡當即回答,她寧可看到妹妹嫁給一個老百姓,也不願讓她嫁給蔣介石,因為蔣介石至少有兩個情人,儘管他自稱說沒有結婚。據說孫中山並沒有把宋慶齡的意思告訴蔣介石,而是勸蔣介石說「等一等吧」。 
  其實,蔣介石當時對宋美齡雖然愛慕,也知道不可能立即搞到手。越是珍貴的東西就越要付出大價錢,越是出色的女人就越難弄到手。蔣介石明白這個道理,好在來日方長,他的政治野心還沒有實現;而且好在還有陳潔如和他朝夕相處,他和宋美齡的事就暫時被放在一旁。 
  1922年至1927年,僅5年時間,蔣介石的地位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時,蔣介石再向宋美齡求婚,當然是今非昔比了。 
  1927年5月,宋藹齡說服了孔祥熙和宋美齡,從中撮合,安排蔣介石攜宋美齡同游鎮江焦山共10餘天,蔣宋二人終於互相認可。隨後,蔣介石逼陳潔如赴美「深造」。宋美齡私下對人說,她已決定同蔣介石結婚了。 
  這裡需要提一下劉紀文。宋美齡在最後下決心和蔣介石結婚前,最覺得過意不去的是對不仕劉紀文。宋美齡早年留學美國,也曾有過浪漫理想、渴求純潔愛情的少女時代。正是在這時,她遇到了留美學生劉紀文,二人一見鍾情,保持了多年的情入關係。其間,劉紀文多次提出和宋美齡結婚,因為宋美齡雖然和劉紀文要好,但並不想和他結婚,便都拒絕了。弄得劉紀文茶飯不香。宋美齡不嫁給劉紀文,並不說明她不愛劉紀文。在她心目中,唯一能佔據她愛情空間的就是劉紀文。有多少男人眾星捧月一般圍著宋美齡轉,宋美齡唯一傾心的就是劉紀文。但是宋美齡深信一點,愛情和婚姻是兩碼事。愛,就應該不帶任何功利色彩,就要全身心地投人,就不能考慮名譽、地位、財產和責任,愛是瘋狂的、無條件的、是不求任何回報的衝動。而婚姻卻相反,婚姻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更多的是理智的思考和權衡,是在一個理智的框架內的兩性的結合。這和愛是兩碼事。 
  儘管這樣想,但當真的要和劉紀文分手,她又捨不得。她曾問宋藹齡,難道真的必須要犧牲一個換取另一個嗎? 
  宋藹齡怕宋美齡再和劉紀文約會,傳出去影響和蔣介石的關係,就親自出馬找到劉紀文,和劉紀文攤牌。 
  據說劉紀文雖然覺得和自己多年的戀人分手十分痛苦,但也能面對現實。宋藹齡接著許願說,如果蔣當了主席,一定讓他提拔你當個大市的市長,另外再付你一百萬現金做為補償,我擔保。 
  宋藹齡的條件到底有沒有兌現,人們不得而知,結果是肯定的,劉紀文答應和宋美齡和平分手,並絕不再打擾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私生活。 
  這樣一來,宋藹齡和孔祥熙撮合蔣宋聯姻,只剩下最後一個堡壘需要攻克,那就是宋氏姐妹的母親。 
  父親去世後床氏兄妹對母親十分敬重,母親也十分理解兒女。但在反對宋美齡和蔣介石的婚姻上,宋母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堅決。 
  宋母首先覺得蔣是一個軍人,在那時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眼中,軍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再則,蔣介石個人生活不檢點,也或多或少傳到宋母的耳朵裡。蔣介石在鄉下有原配夫人,在上海又結婚又納妾,美齡嫁給他豈不是自跳火坑?三是蔣介石不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就很難和宋家有共同語言。正因為如此,宋母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拒絕和蔣介石見面,這本身就是一種拒絕。 
  前面我們提到,宋家為宋美齡的婚事曾開過專門的家庭會議,結果不歡而散。後來宋子文雖被說服,但宋慶齡堅決反對,宋母也不退讓。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糾纏,宋母乾脆東渡日本療養去了。 
  即使宋母反對油於有宋藹齡的積極活動,有蔣介石、宋美齡雙方之間的共同需要,蔣宋聯姻已成為不可更改的事實。 
  1927年9月17日,《紐約時報》在頭版首先向公眾披露了蔣宋即將結婚的消息,這篇題為《蔣總司令即將與宋美齡女士結婚》的報道這樣說: 
  「這場在中國空前隆重的婚禮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據說蔣已請來了一位英國著名裁縫,正在為他趕做禮帽、禮服,宋家正在為其妹趕製嫁妝。據說這份嫁妝價值3.5萬美元,是中國姑娘中至高無上的。據說蔣總司令已同結髮之妻毛福梅離婚,採取的是中國最傳統的做法--休妻制,宣佈她不再是他的老婆了。除了原配夫人外,蔣似乎還送走了兩個『老婆』。宋美齡也同她的情人、當年赴美留學生劉紀文分手。」 
  這報道還說: 
  「種種跡象表明,即將舉行的美齡的婚禮沒有因為這些形形色色的蔣夫人的存在而推遲,他們之間的婚姻完全是以雙方的愛情為基礎的。蔣同宋家的羅曼史將使蔣身價倍增,成為中國第一人……」 
  這篇報道是該報駐上海記者米塞爾維茨寫的,令人吃驚的是,提供這一重要消息的既不是蔣介石,也不是宋美齡,而是孔祥熙的夫人,宋家姐妹中的大姐大--宋藹齡。同年9月16日,她在自己的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讓人看出了她在宋家的地位和作用。開過會後,她把到會的蔣介石和宋美齡-一介紹給大家,並讓記者們拍照。 
  照片也拍了,消息也發了,生米煮成了熟飯,但沒有宋母的同意,他們沒法舉行婚禮。 
  蔣介石和宋美齡沒法去求別人,只有還找宋藹齡。 
  宋藹齡給母親寫了一封長信,宋美齡隨後也寫了一封,前後不差幾天寄到了日本。 
  說實話,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宣佈結婚和合影拍照的消息,宋老夫人已經知道。在此之前,蔣介石幾乎兩天一個電報打到日本,請求拜見宋母。宋母到日本後先住在長崎,後為了擺脫蔣介石的干擾搬到了鐮倉。不料幾天後蔣的電報又打到了鐮倉。宋母便知道這是家人和蔣疏通好了。接著老夫人又收到宋藹齡和宋美齡的信,看來不見蔣介石是不行了。 
  在此之前,蔣介石和張群已到了日本長崎。原想在長崎拜見宋母,不料宋母去了鐮倉,便不敢冒然打擾,怕惹怒了老太太雞飛蛋打,只得靜等宋藹齡的消息。 
  1927年10月3日,對蔣介石是個不平常的日子。在鐮倉的宋母倪桂珍老人,終於答應見蔣介石了,也就是說,蔣介石宋美齡婚姻道路上的最後障礙終於被清除了。 
  那是秋天裡的一天,低重的鉛色雲團壓在鐮倉上空。蔣介石精心打扮了一番,他脫去了往日的軍服,換了嶄新的銀灰色馬褂,臉上擦了油,下巴刮得精光發亮,手裡提著一盒張群親自選購的精製的日本點心。 
  渴望以久的見面實際上平淡無奇,在一間不大的房間裡,蔣介石見到了宋母。 
  「媽……」蔣介石一進門,先叫開了聲「媽」。這對他是很困難的。蔣從小失去父親,是母親含辛茹苦將他撫養長大,他對媽媽這個詞的感情是沒法用語言形容的。 
  「媽,我這次是向您老人家提親的。」 
  「你不是有夫人嗎?」宋母一個字都不肯多說,面孔上也幾乎沒有表情。 
  「我們已經離了婚。」說著,蔣介石將幾張預備好的證明遞了過去。 
  宋母接過證明看了一下又問:「你是否願意成為一個基督徒?」 
  蔣介石回答的也巧妙:「我不妨試一試,要學習《聖經》,並盡力去做,但我不能未經體驗就隨便做出保證。」 
  當時,宋母對蔣的回答基本滿意,也就默許了這件婚事。 
  但據說宋美齡在正式和蔣結婚前曾提出了個條件,一是蔣介石必須信奉上帝,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二是宋美齡不生小孩;三是宋美齡不擔任公職,不參加高層決策,只對外從事活動。 
  1927年11月,蔣介石由日本回國,回國後即發表結婚啟事。這一年,蔣介石41歲,宋美齡29歲。 
  據說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地點曾令宋母極為失望。因為宋家全是虔誠的基督徒,而孔祥熙和宋藹齡是在日本結的婚,孫中山和宋慶齡是「私自出走」。宋母希望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能按基督徒的傳統在宋耀如的教堂裡舉行,由本堂牧師主持。但由於蔣介石離婚多次,衛理公會禁止牧師主持離過婚的人的結婚儀式。沒辦法,只好在上海西摩路宋家的宅邸為蔣介石、宋美齡舉行婚禮,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證婚。後因餘日章生病,又改請蔡元培作證婚人,何香凝、李德全等也參加了證婚。男方主婚人為蔣介石同父異母哥哥蔣錫侯,女方主婚人是宋子文。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禮在上海舉行。 
  婚禮共分為兩個部分,先是在上海西摩路宋家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舉行的婚禮,人們聚集在耶穌的像前,最前面的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來賓和朋友。 
  宋母的情緒那天顯得格外好,她頭髮雖已花白,但面色紅潤。神采奕奕。 
  應邀前來的主婚人也風度翩翩。 
  蔣介石和宋美齡更是激動不已。 
  在一陣朗朗的禱告後,唱詩班的歌聲便漫過寬敞的大廳,向寒冷的天空飄飄遠去。 
  人們注意到,宋代家族中只有一個人沒來參加婚禮,她就是宋慶齡。 
  宋慶齡是9月30日收到請柬的,在此之前,她一直試圖說服宋美齡不要嫁給蔣介石。她接到請柬便趕回上海家中。但是,她在上海沒住幾天便匆匆離開了上海,同一位美國朋友去了莫斯科。據說,當她試圖再次說服宋美齡時,發現一切都已經晚了,於是只好離去,並以此種方式表示自己的原則。 
  在宋家舉行完基督教式的婚禮後,接著他們又隨來賓前往大華飯店,舉行了世俗的婚禮,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堪稱空前絕後。 
  據說那天,幾乎所有能趕到上海的各界知名人士都來了,都想親眼看看來氏家族和前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結合的場面。 
  同年12月2日,《上海時報》對蔣宋婚禮作了如下報道: 
  「這是近年來的一次輝煌盛舉,也是中國人的一個顯赫的結婚典禮。這次婚姻使得南京軍隊過去最強有力的領導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國民黨創始人、已故孫中山博士的家庭聯結成一體。 
  「昨天下午舉行婚禮時,大華飯店的舞廳裡足足有1300人。當蔣總司令同男演相一起出場時,桌邊的椅子上坐滿了人,還有許多人站著,鼓掌歡迎這位前軍事領袖。 
  「上海以及其他地區的中外知名人士在這裡濟濟一堂…… 
  「在這次結婚典禮儀式上擔任接待委員會主任的郭先生站在大華飯店舞廳的人口處,來賓們向郭先生出示請柬後,即被引人舞廳。 
  「步人裝飾華麗的舞廳時,人們立刻就被那很有氣派的滿堂花卉迷住了。這裡花卉是由劉易斯育嬰堂佈置的。講台上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掛著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博士栩栩如生的大幅肖像;肖像一邊是國民黨黨旗,另一邊是孫中山博士的旗幟。 
  「樂池裡,一支俄國管絃樂隊正在忙著調弦定音,等待下達演奏門德爾松《婚禮進行曲》的命令。四時十五分的時候,新郎新娘都還沒露面,舞廳外面,大約聚集著1000名中國人,他們都站著恭候這位前總司令及其新娘的到來。 
  「在大華飯店內外,佈置了一大批中外偵探,嚴密地監視著周圍的動靜,謹防出現任何亂子。在舞廳門口,必須出示請柬並簽到之後方可進入。簽到之後,簽名者即可被贈給一枚刻有總司令和宋小姐名字的徽章,同時還得到一張印著漢字的婚禮程序單。 
  「據程序單的安排,這次結婚盛典共分十個項目,這十個項目分別如下: 
  1.來賓入場。 
  2.主婚人和證婚人入場。 
  3.新郎入場。 
  4.新娘人場。 
  5.向孫中山博士肖像三鞠躬。 
  6.宣讀結婚證書。 
  7.在結婚證書上蓋公章。 
  8.夫妻對拜。 
  9.新娘新郎向主婚人和證婚人鞠躬,以示感謝。 
  10.新郎、新娘向來賓鞠躬,以示感謝。 
  「……在大華飯店舉行的中國式結婚盛典,是由北京大學前校長、南京政府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主持的。 
  「結婚典禮開始之時。管絃樂隊奏起悠揚的外國樂曲。舞廳裡的人們屏住呼吸,伸長了脖子。蔣介石在男儐相的陪伴下步人舞廳,攝影機開始轉動。 
  「人們又一次屏住呼吸,又一次伸長了脖子,後面的人因被人擋住了視線而登上了椅子。伴隨著「新娘來了」的古老名曲,宋小姐挽著她的哥哥宋子文先生的臂膀走了進來了…… 
  「宋小姐捧著一束白色和粉紅色的玫瑰花。在結婚儀式舉行之前,她和新郎擺好了照相的姿勢拍了照片。然後向位於講台正中的孫中山博士的肖像三鞠躬。肖像的右邊是孫博士的旗子,左邊是國民黨的旗子。新娘和新郎先向右邊鞠躬,然後又向左邊鞠躬,最後再向中部鞠躬。 
  「一個中國人開始宣讀結婚證書,然後證書上蓋了公章。接下去的程序是,夫妻對拜,向「證婚人」鞠躬,向全體來賓鞠躬。 
  「當宋美齡和丈夫一起在樂曲聲中離開講台,來到一個由玫瑰花裝飾成的巨大花團下而擺好姿勢合影的時候,場內爆發出一片掌聲。 
  「與基督教的習慣相反,牧師或其他人都沒有擁抱親吻新娘。這次結婚儀式本身是短暫而簡單的,新娘是由她的哥哥宋子文交給新郎的……」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的當天,上海的《申報》同時刊登了兩條啟事:一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二是蔣介石與毛福梅離婚聲明。蔣介石還在報上發表了《我們的生日》的文章。美其名曰:「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的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據說,這篇文章中的話都出於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的手筆。 
  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後,原準備到奉化度蜜月,後因國民黨內矛盾鬥爭尖銳,各派互相攻擊且又誰也不服誰,誰也吞不了誰,於是就又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 
  1927年12月初,蔣介石結婚沒幾天,國民黨M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即在蔣的上海新居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官復原職,重新執掌了國民黨的黨政大權。 
  再說宋藹齡,促成了蔣介石和小妹的婚姻,自然是鬆了一口氣。但二妹宋慶齡沒來參加婚禮,也給這場隆重的婚禮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宋藹齡很生宋慶齡的氣,覺得她不給面子,事情做得太絕。 
  大約也就是從此時起,宋美齡和孔家的關係極為密切。宋藹齡是她的姐姐自不必說,因為慶齡和她都沒有孩子,所以對孔祥熙和宋藹齡的幾個孩子關心倍至,其中最為關心的是孔令侃和孔令俊。孔令侃是宋氏姐妹裡的第一個男孩,長得漂亮人又聰明,從小就深得宋美齡的喜愛。孔令俊雖是女孩兒,但性格脾氣都像男孩,宋美齡也特別偏愛,後來竟做了孔令俊的乾媽。 
  孔令俊受宋美齡的寵愛,便常去寓所找她。宋美齡的衛兵開始還給孔令俊敬禮,後來來得多了又討厭她那身不男不女的打扮,就不再給孔令俊敬禮。孔令俊見衛兵故意不理睬她,就跑到宋美齡那裡告狀。誰知宋美齡在這件事上並沒有偏袒她,而是說你不是政府官員,他們當然可以不向你敬禮。 
  孔令侃也是宋美齡家的常客。抗戰勝利後,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老虎」運動中失觸及了杜月笙,也觸及了孔令侃,孔令侃跑到宋美齡那裡一鬧,宋美齡就去找蔣介石。蔣介石有時也是個「妻管嚴」,對宋美齡言聽計從。於是孔令侃逍遙法外,「打老虎」運動草草收場。國民黨的江山便更處風雨飄搖之中了。 
  宋美齡晚年在美國紐約長島的一棟別墅裡居住。這裡一個佔地約15頃的院落,離紐約市區大約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後為孔令侃所有。宋美齡抵美後,孔令侃自然希望她住在這裡。宋美齡也覺得住在那兒有個依靠,便答應住下來。宋美齡最後一次由台灣赴美是在1991年,並且從此再沒回台灣。在孔令侃那裡,她原計劃寫一部回憶錄,但不知為何遲遲沒有問世。 
  1992年夏,孔氏家族的核心成員,孔祥熙、宋藹齡死後和蔣家關係最為密切的孔令侃病逝,這對宋美齡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為此,當時宋美齡借用庚信的《枯樹賦》來表達自己的悲哀心清: 
  昔年種柳,依依江南, 
  今看搖落,淒滄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5.槍彈·銀彈·軍閥重開戰 
  1928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在此之前,蔣介石曾於7月間日,把四位集團軍總司令請到南京郊區的小湯山開談話會,在會上拋出了《軍事整理案》,企圖採取整編、混編、調集訓練等辦法,達到同化異己軍隊的目的。這一企圖當然遭到馮玉祥、閻錫山、李濟深、白崇禧等人的反對,湯山會談遂不了了之。 
  蔣介石之所以召開二屆五中全會,目的是利用此次會議壓服各派軍事領袖,然後召開編遣會議,實現其獨握兵權的目的。但是,這一計劃終因各實力派領袖的反對而告流產。蔣介石不得不另闢蹊徑,繼續作他的獨裁夢。 
  恰在這時,胡漢民、孫科等人回到國內,胡漢民還表示要與蔣合作,實施「五權憲法」。這一政治主張使蔣介石及各地方實力派均感到可以接受。於是,1928年10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通過了《訓政大綱》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孔祥熙在這一屆政府中被任命為工商部長。 
  新的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蔣介石委任何應欽為籌備主任,積極準備召開全國編遣會議。但閻錫山躲在山西一步不肯離開。桂系的李宗仁守在武漢,白崇禧守在北平,黃紹宏一心一意經營廣西桂系老家。只有馮玉祥,對蔣介石封給的官表示不放在心上,但對編遣會議很感興趣。10月3日,馮玉祥先於別人到達南京。因為他要利用編遣會議實現他的裁軍計劃。 
  蔣介石看到只有馮玉祥一個人來開編遣會議,於是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頒發《整理軍事宣傳標語要點》,大力宣傳整理軍事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是實行訓政的先決條件,從事建設的前提,是「綏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證,是「預備外交的後盾」等等。總之,把整理軍事說成是解決國民黨一切矛盾的惟一方法,呼籲各軍事首領「在編遣會議上團結起來」,並要求全國都支持召開編遣會議。 
  蔣介石的宣傳起到了作用。各地報刊發表了許多文章、評論,支持整理軍事。一些富商大賈,從有利於他們的生財之道出發,以申訴廣大民眾受兵戰之苦為名,要求統一整編軍隊,打破軍閥割據。各實力派的首領頂不住上下的壓力,只好都跑到南京去開編遣軍隊的會議。 
  蔣介石知道編遣軍隊的困難重重,於是他就實行以派制派的方針,在各派之間進行挑撥與拉攏。蔣介石「熱情地」單獨邀請馮玉祥到湯山溫泉洗浴,以閒談的方式,挑撥馮玉祥與其他實力派作對,並假意尊重馮玉祥的意見,幾次請馮先提出一個裁留標準方案來。馮玉祥禁不住蔣介石的誘惑,在預備會議上提出一個「三有三無加齊全」為標準的編遣方案。即: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槍械齊備者編,槍械不全者遣;有革命性者編,無革命性者遣。按這個標準,馮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第三、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雜牌軍編八個師。 
  這樣一來,蔣、馮的軍隊編的最多,這引起了其他人的猛烈攻擊。蔣介石對馮案不加可否,卻在暗地裡數次請閻錫山到家裡吃飯,向間表示希望在四個集團軍之外,再增加一個中央區,請閻錫山考慮一個方案提交會議。閻錫山明知這樣一來蔣介石就成了最有實力的一派,但他考慮到不順從蔣介石的旨意,也難以保住自己的利益。於是閻又寫了一個方案:一、二集團軍各編十個師;三、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雜牌軍編六至八個師;其餘六至八個師由中央處理。 
  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正式開幕。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各集團軍的總司令、總指揮等60餘人參加會議。全體與會者先對中山像作忠誠宣誓。 
  在正式會議上,蔣介石把馮、閻的兩個方案同時提到會議討論。他不表態,一任各派去爭吵。同時他又在採取種種辦法,爭得多數人傾向閻錫山的方案之後,才以仲裁者的面目在會上表態,同意閻錫山的方案。並又提出增加東北編遣區,使張學良十分感謝他。這樣,蔣介石在編軍隊最多,又把張學良拉到自己一邊,更增加了實力。 
  最後,會議制訂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從全國編遣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全國軍隊一切權力收歸中央,正式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駐紮,聽候點編。各級軍官仍照舊工作,靜候委任。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與任免軍官。這樣,各實力派的軍事大權被剝奪了。 
  至此,閻、馮、桂李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都中了蔣介石的圈套。於是他們從相互攻擊轉為相互同情,並設法抵制編遣會議。在會議最後階段,馮玉祥提出抗議,稱:「剛剛打完仗,不是編遣軍隊的時候,應當先休整一個時期再編遣」。閻錫山也提議休會。蔣介石看到一時難以使各派就範,也只好宣佈以後再開編遣實施會議。吵吵鬧鬧的編遣會議,到1929年1月25日終告收場。 
  編遣會議激化了蔣介石與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地方實力派的首領認識了,蔣介石不把他們徹底搞垮是不會罷休的。他們不等宣佈散會,即紛紛返回原地,積極準備力量,誓與蔣介石較量一番。於是,連年不斷的派系混戰又將開始了。 
  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是以蔣、桂之間的戰爭拉開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漢政治分會發出決議,撤免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師師長職務。同時派葉琪的第9師,夏威的第7軍向長沙進兵。魯滌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輪逃往南京,桂軍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佔據了兩湖,接通了廣西,勢成能攻能守、可進可退,要與蔣介石較量一番。這就是所謂的「湘案」。 
  蔣介石消滅白崇禧部的辦法是,利用唐生智與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驅逐白崇禧。白崇禧帶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兩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軍。白崇禧既想長駐河北,又想向西北發展,這引起部下的不滿。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鄉,又都覺得當桂系的軍官不光彩。蔣介石抓住這個矛盾,廣泛傳播唐生智將要復職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躍起來,派人向蔣介石表示竭誠擁護中央。蔣介石不但答應唐可重新指揮部隊,還賞以巨款,並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舊部。 
  此時蔣、桂之戰已在弦上,白崇禧計劃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蔣。但此時部隊已不聽白的指揮,並到處張貼「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歡迎唐總司令東山再起」等標語。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標語貼到北平、天津的火車車廂上。白崇禧在軍中不能立足,化裝由塘沽搭日輪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舊部的歡迎。3月ZI日宣佈討伐白崇禧,蔣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在北平順承王府設立總指揮部。蔣介石扶唐倒自計劃完全實現了,這等於砍去了桂系的一隻手臂。 
  李濟深是廣西梧州人,在廣東做官。在政治勢力的劃分上他屬於粵系。廣東財力充裕,但士兵的戰鬥力較差。廣西較窮,士兵勇敢。李濟深利用鄉士關係,長期以來與桂系結為一體。廣東支援廣西經費,廣西支援粵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帶兵遠離廣西之後,李濟深與黃紹密切配合,使蔣介石無法插手兩廣。蔣介石要消滅桂系,不拆散粵、桂聯盟是難以成功的,因此,蔣介石陰謀暗算李濟深。 
  李濟深本不想來南京參加三全大會。蔣介石以人格擔保,特派吳稚暉、張人傑、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國民黨元老請李到南京來調停湘案。李濟深信以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蔣介石突然下令將李濟深逮捕,關押在湯山俱樂部。3月28日國民黨三大閉幕的當天,蔣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濟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國編遣會議後,蔣介石到處閱兵、演習,向地方實力派示威,李濟深曾為此電責蔣介石。蔣介石因而對李懷恨在心。 
  蔣介石無理扣押李濟深,引起各方面強烈不滿。幫助蔣介石勸說李濟深入京的吳稚暉和張人傑,首先怒氣沖沖地跑到蔣介石的面前斥責他的暴行,然後他兩人搬到湯山與李濟深同住,以表示抗議。蔡元培、李石曾也譴責蔣介石毫無信義。廣東將領群情激奮,蔣光鼎、蔡廷鍇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強烈要求立即恢復李濟深的自由。又電邀黃紹宏到廣州商議對策。但這時蔣介石已派粵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二人到粵活動,說服粵省將領服從中央。二陳以貌似公允的兩面派手法,用避免牽人戰爭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來。隨後,蔣介石任命陳濟棠為討逆軍第8路總指揮。陳濟棠從此主宰了廣東。 
  蔣桂戰起,各實力派多為自己打算,3月29日,閻錫山發表通電,響應蔣介石的討伐令。四川的劉湘為防止蔣介石以追擊桂系為名進入四川,也聲明討桂。 
  馮玉祥在蔣桂戰爭中,採取兩邊應付的辦法,桂系曾請馮協助反蔣,馮滿口應允。蔣許給馮行政院長職位,馮為利所動,答應出兵14萬助蔣討桂。但馮在兵下徐州時,印刷了大批討逆佈告,卻不印所討之逆為何人,只印「貪贓枉法、橫徵暴斂、屠殺民眾,迫害青年」之類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蔣、桂誰敗,就在佈告上填寫誰的名字,並企圖先於蔣介石佔領武漢。馮玉祥的這種態度,不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蔣介石的暗算,受到雙方責難。 
  蔣介石於3月29日親自擔任總司令,到九江指揮作戰,討伐桂系。何應欽任參謀總長。共出動3個軍:劉峙的第1軍,朱紹良的第2軍和朱培德的第3軍,並有14艘艦艇配合作戰。 
  然而,蔣介石最拿手的辦法是從對手內部收買叛將。蔣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沒有矛盾。蔣介石採用以派制派的方針從內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權的條件,許諾投靠者以高官厚祿,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這種辦法瓦解對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見效甚快。 
  蔣桂戰起之時,李宗仁從上海返回廣西,白崇禧正從塘沽逃往廣西途中,黃紹宏坐鎮廣西,致使武漢軍中無主帥。武漢前線總指揮的大權交給了第一師師長李明瑞和楊騰輝。這時李明瑞和楊騰輝已被蔣介石買通。同時蔣介石又通過朱培德爭取張發奎,任命張為第1路軍右翼軍總指揮·,任務是叫張發奎搶在馮玉祥的前面佔領武漢。蔣介石手令:委任何鍵為討逆軍第4軍軍長,撥發該部給養70萬元,並應允事成之後:湘省一切要請芸樵(何鍵字)負責。何鍵立即發電表示「竭誠擁護」中央。就這樣,蔣、桂未經交戰,桂系佔據的湖北、湖南兩省,從地方到軍隊,都已被蔣介石分化瓦解了。蔣介石的侍從副官鄭介民在武漢市內指揮蔣系的特務,已經做好了內應的安排。4月6日,蔣介石到達武漢,他宣佈:「兵不血刃而定武漢。」因為李明瑞帶部隊脫離了戰鬥,桂軍幾乎不戰自退了。馮玉祥先於蔣而人武漢的幻想也破滅了。 
  蔣介石進入武漢之後,封官犒賞,發給李明瑞部大批現金。又在武漢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大罵叛逆。耀武揚威,不可一世。蔣介石還在武漢單獨召開了馮玉祥的部將韓復矩,蔣氏夫婦「盛情」款待,當面許韓任河南省主席職,並贈數十萬巨款,開始作瓦解馮部的工作。 
  從武漢敗下來的桂系第4集團軍的殘部,在胡宗驛、陶鈞、夏威的帶領下,退到鄂西,想聯絡四川軍閥楊森。蔣介石豈能容他們在鄂西立足,他命張發奎、朱紹良、夏斗寅部追擊,同時發出招撫桂系的《告桂系軍隊書》,稱:「官兵如帶械歸來,各賞洋五元;官兵如為待手來歸的一律收容;如能殺了你叛逆長官來歸的,必得重賞官級。殺了你連排長,賞銀百元官升一級;殺了團營長賞銀五百元,升二級;殺了師長總指揮來歸的,賞銀五千元,升三級。於是,胡、陶、夏三人頂不住蔣介石的武力與金錢雙管齊下的手段,三人同時宣佈下野,部隊聽候改編。桂系第4集團軍至此全部瓦解。 
  蔣介石「徹底剷除」桂系的戰爭是從5月5日開始的。蔣介石限5月25日前佔領柳州,他又從武漢跑到長沙督戰。此前蔣介石也曾誘迫過黃紹宏叛桂投蔣,但黃未能聽命。 
  李宗仁、白崇禧、黃紹宏在蔣介石的緊逼之下,決定爭取主動,以攻為守。在蔣介石向廣西進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護黨救國軍」的旗號,由白崇禧、黃紹宏率兵分兩路向廣東進攻,企圖對粵作戰取勝後打開新局面。李宗仁則去香港聯繫其他反蔣力量。5月21日,粵、桂軍在廣東白念進行血戰,桂軍失敗,退回廣西。白、黃在廣西雖反覆作戰,但無力抵擋蔣介石從四面八方調來攻桂的軍隊,6月,白崇宏、黃紹宏由廣西南端的龍州敗逃越南,待機再起。 
  蔣介石剷除桂系的方針及其陰險手段,引起國民黨各派系的極大震動,並感到驚恐。迫使他們各尋出路:或者奮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兩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蔣介石倒桂得手之後,他極力拉攏閻錫山,加緊攻擊馮玉祥,採用的仍是各個擊破的策略。 
  馮玉祥本想利用蔣、桂之戰,搶先佔領武漢。但被蔣介石所窺見,早有了防備。馮玉祥的打算落空,還增加了蔣介石對馮玉祥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蔣介石佔領武漢之後,立即調集了主力部隊,準備進兵河南、山東,對馮系作戰。 
  蔣介石為了剷除馮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數。首先,他開始大肆收買馮的部將。在武漢已把馮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實的將領韓復矩收買。接著蔣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給石友三送去幾十萬元,進行收買。石友三本是反覆無常的小人,立即答應聽從蔣介石的指揮。後來,蔣介石又用同樣的辦法,收買了劉鎮華、馬鴻逵等部將叛馮附蔣。西北軍在蔣介石的瓦解下發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蔣介石廣泛散佈謠言,製造馮玉祥勾結蘇聯、要南攻蔣介石並向山西發展打擊閻錫山的輿論,挑撥馮、閻關係,使閻錫山半信半疑。再次,蔣介石企圖誘騙馮玉祥入京,使西北軍群龍無首。當時,蔣接連電請馮玉祥人京供職。馮玉祥明確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為李濟深第二」。同時馮玉樣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馮自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要求各部收縮兵力,縮短戰線,馮軍從山東、河南一律撤至潼關集結,迎擊蔣軍。馮軍西撤之時,將歸德至馬牧集段13座橋樑炸毀以阻止蔣軍運兵。 
  5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蔣介石為主席,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下令查辦。在這之後,國民黨中央發表的各項文告中,稱馮玉祥為「統一之梗」,「破壞革命」,「陰險成性」,「反覆無黨」,「勾結蘇俄」,「背叛黨國」,總之是「十惡不赦」。蔣介石對他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馮玉祥,大有寢皮食肉而後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進攻與內部瓦解一齊向馮玉祥的西北軍打過去,使馮玉祥的處境十分困難。 
  馮玉祥對蔣介石的強大壓力,不敢貿然迎戰,他突然宣佈:「自5月27日起,所有各處電文,一概謝絕,從此人山讀書,遂我初衷。」馮玉祥下野當然不是為了讀書。目的是使蔣介石失去進攻西北軍的借口,以保存實力,然後馮設法拉閻反蔣。馮玉祥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蔣介石的武力進攻暫時停止了。但是,戰場上的爭鬥立即轉變為一場曲曲折折的蔣、馮、閻之間縱橫的政治鬥爭。 
  閻錫山在蔣、馮衝突中,既媚蔣任馮,又拉馮抗蔣。媚蔣壓馮,是想借蔣之力把西北軍擠出豫、陝、他好稱王北中國;拉馮抗蔣,是為了在蔣介石面前抬高身價,阻止蔣介石進攻晉系。蔣介石為了各個擊破,緊緊拉住閻錫山先把馮玉祥趕下台,然後只剩下晉系就好收拾了。馮玉祥要想抗拒蔣介石,必須聯合晉系方能立足。這就是此時蔣、馮、閻三角關係的微妙之處。 
  6月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求閻錫山幫助他進攻西北軍,逼迫馮玉祥出洋,馮玉祥只「入山讀書」是不行的。閻錫山表示不主張內戰,提倡和平解決。並揚言他要與馮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隨後,他派人到天津訂購船票,到日本安排住處,擺出一副決心引退的樣子。閻錫山曾多次邀請馮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蔣大計,但馮玉祥懷疑閻錫山別有他圖,不敢貿然入晉。馮看到閻的上述舉動,消除了馮的懷疑。閻又派馮玉祥敬重的老友李書城向馮說項,馮玉祥即決心人晉。6月ZI日,馮玉祥為了表示誠意,特帶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兒,從華陰山動身去山西,於24日到達太原,受到閻錫山的熱情接待。 
  馮玉祥到山西後,閻錫山並不認真地與馮商討反蔣大計,卻派人四處活動,準備出國的服裝用具,似乎閻、馮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這下可急壞了蔣介石。果真馮、閻並肩出洋,無疑是使西北軍與晉軍聯合起來,蔣介石的各個擊破的目的就難以實現了。於是蔣介石又委任閻錫山為西北宣慰使,全權處理西北善後事宜。閻錫山對蔣的委任不加可否,卻又以更強硬的態度向蔣介石提出,一定要與馮玉祥同時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則堅決辭去國府委員的職務。蔣介石又急忙致電挽留閻錫山,並決定自己屈尊赴北平與閻錫山晤談。這無形中使閻身價倍增。 
  6月25日,蔣介石到達北平,他要盡全力改變閻錫山腳踏兩隻船的態度。6月27日,蔣介石派吳稚暉、趙戴文、孔祥熙三人,帶著他的親筆信到太原見閻錫山,請閻錫山赴北平與蔣商討處理西北善後事宜。閻錫山一面電請中央撤銷對馮玉祥的處分,一面隨同吳稚暉等人於6月30日來到北平。蔣、閻在北平經密談,蔣介石委任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閻的地位在軍隊中途提高到蔣介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閻錫山答應蔣介石盡快解決西北軍,蔣、閻達成了共同對付馮玉祥的秘密協議。這時,閻錫山的陰謀才暴露出來。他是先把馮玉祥騙到太原,手握馮這張王牌與蔣介石討價還價,一直要到蔣介石在北平許他任副總司令,價碼才算要足了。 
  閻錫山於7月2日突然「得病」住進了醫院,閉門謝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從此,閻錫山對馮玉祥也改變了態度。 
  他以馮住晉祠不便為名,將馮玉祥誘騙到建安村軟禁起來。村莊四周派軍隊封鎖,使馮與外界隔絕。 
  閻錫山背信棄義的行為,受到其他派系的譴責。說服馮玉祥人晉的李書城搬進建安村與馮玉祥同住,表示對閻錫山的抗議。 
  馮玉祥被閻錫山出賣,噬臍莫及,卻又不甘心坐以待斃。他已知蔣、閻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聲色,只想設法拆散蔣、閻的勾結,以尋出路。他在軟禁之中,設法授意留陝主持西北軍的宋哲元,要他繞開閻錫山,直接與南京政府接通關係,向蔣介石靠攏。西北軍將領對閻錫山的背信棄義十分憤恨。馮玉祥被扣在建安村,軍餉無法解決。西北本屬貧脊地區,窮困萬狀,亟待接濟。他們得到馮玉祥的指令之後,感到靠攏南京也是一條出路。於是,西北軍在7月中旬派參謀長陳琢如到南京求見蔣介石,表示西北軍接受中央指揮,要求接濟軍餉。蔣介石認為西北軍向他屈服了,瓦解馮系已經不需要借助閻錫山了。狡猾的蔣介石不知自己中了馮玉祥韜晦之計,於是,他派於右任、賀耀祖到西安宣慰與點編馮玉祥的部隊,安撫馮的部將,供應軍餉。為了籠絡西北軍將領,蔣介石下令把已經被免職的鹿鍾麟、薛篤粥、熊斌、唐悅良等人又請回南京。親自召見、宴請。8月17日特任命鹿鍾麟為軍政部長。8月22日又任命馮的另一親信李鳴鐘為全國編遣委員會遣置部主任。從此,蔣介石與西北軍的關係由對抗轉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之後,閻錫山開始感到他自身也難保了。馮系靠攏蔣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蔣、馮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將是蔣、馮聯合起來對付晉系。閻錫山感到媚蔣壓馮的方針有些失策,為了擺脫困境,他準備再走拉馮抗蔣的道路。 
  中秋節之夜,閻錫山親往建安村,當面向馮玉祥賠禮道歉,提出聯合反蔣。馮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攏蔣介石,本為拆散蔣、閻聯盟。馮見目的已經達到,遂欣然向閻錫山表示,願摒棄前嫌,合作反蔣。9月26日,閻、馮同游五台山,以示重歸於好。 
  這次馮間發動反蔣戰爭,採取的辦法是:馮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軍的宋哲元、孫良誠領銜發動反蔣。馮躲在幕後,以留迴旋之地。西北軍先發動戰爭,並擁戴閻錫山為首領,然後晉軍再起而響應,共同反蔣。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電閻錫山、馮玉祥,列舉蔣之罪狀,聲言他們被迫起來反蔣。閻、馮即於10月10日復宋哲元等一電,稱:「應從長計議,以求政治趨人正軌,仍望先行切實編遣,冀達諸同志救國之初衷,國事當由國人解決也。」宋哲元與閻、馮電報往來的目的,是要造成閻、馮與此次反蔣無關的假象,以掩護他們在幕後的坐鎮指揮。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軍將領、聯合發表擁戴馮、閻,討伐蔣介石的通電。 
  宋哲元等人的討蔣通電慷慨激昂,所開列蔣之罪狀均為事實,有一定的號召力。西北軍兵分三路,浩浩蕩蕩向河南進軍。但卻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就被蔣介石打敗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蔣介石在財力、物力、兵力上都佔優勢。宋子文在寧、滬。浙一帶籌集軍餉,甚至把編遣公債也拿來打內戰,因為中央掌握國庫,財力充足。宋美齡組織的慰勞隊,帶著20萬現金到前線獎勵官兵。而西北軍窮得不能按月關餉。蔣介石還能得到帝國主義的裝備,武器彈藥充足。還有德國的軍事顧問獻計獻策。蔣介石以嫡系軍隊為骨幹,還有許多投靠他的雜牌軍,兵力也超過西北軍。 
  二、在政治策略上蔣介石也壓倒了西北軍。國民黨派系之間的混戰,本無正義可言。宋哲元的討蔣通電固然產生了一定的政治影響,但是,蔣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國將士書》,稱西北軍「本屬利害結合,封建集團。只知有集團,不知有國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義」。「此種封建集團,一日不消滅即國家統-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對蔣介石的責罵也無法回答。 
  三、西北軍內部不團結。馮玉祥不在軍中,宋哲元與孫良誠爭當首領,互不相讓,互不服氣,指揮不能統一,作戰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戰鬥力。 
  然而,這次西北軍反蔣失敗的重要原因是閻錫山的再一次背信棄義。 
  事先講好的是馮、閻共同反蔣,否則馮玉祥不會單方貿然發動反蔣的。宋哲元等出於對閻錫山賣友求榮的痛恨,沒有按原來的約定推戴閻錫山為首領,只是籠統地提出擁護馮、閻。因此,西北軍發動之後,閻錫山按兵不動,使西北軍孤軍作戰。蔣介石看到馮、閻的裂痕,立即採取拉攏閻錫山、孤立馮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長的名義致電閻錫山,請其就近負責處理西北問題。10月28日,蔣介石把特任閻錫山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命令公佈於眾。10月31日,蔣介石特派何應欽、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蔣介石與閻錫山勾結。11月5日,閻錫山宣佈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同時在北平、太原等地召開「討逆大會」以表示晉系完全擁護中央。閻、馮再次分離,蔣、閻重又勾結。隨後晉系對西北軍處於敵對狀態。戰敗而又徹底孤立了的西北軍退回陝西,固守陝縣、潼關一帶。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二次反蔣又失敗了。 
  1929年,國民黨各派系幾乎都捲入了內戰的漩渦,槍炮聲沒有一天停止過,戰火遍及大半個中國。蔣介石的日子很不好過,他不得不急忙於12月3日召集黨國要員開會,謀劃對策。商討結果,蔣介石認定,爭取閻錫山和張學良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只要拉住閻、張,反對改組派,各實力派之亂則不難平復。於是蔣介石派吳鐵城以勞軍的名義去東北拉張學良,派趙戴文回山西勸說閻錫山。張學良在吳鐵城的說服下表示支持蔣介石。閻錫山與張學良早有往來。本已表示支持改組派的閻錫山,害怕奉軍入關,自己受到蔣、奉的夾擊,轉而支持蔣介石。於是,閻、張聯合發表通電,「毅然決然擁護中央」,反對改組派。這時,蔣介石派何應欽入粵與陳濟棠聯合擊退張發奎和桂系的「護黨救國軍」,調嫡系部隊劉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閻錫山親自到鄭州督戰,配合蔣軍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潰敗,通電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蔣介石。國民黨改組派的反蔣軍事投機宣告失敗。 
  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了30年代,但由於反蔣派實力猶存,而且並未屈服,所以,一場更大規模的軍閥混戰正在醞釀之中。 
  1930年元旦給南京政府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嚴重的危機。雖然蔣介石因接連戰勝對手而趾高氣揚,卻並不能使危機有所緩和。 
  首先是政治危機。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加深了國內的階級矛盾,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迅速腐敗與「惡化」,恰恰與紅色革命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照。人民群眾參加土地革命的熱情越來越高漲,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擴大,紅軍在發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學生、青年和婦女等革命運動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起來了。1927年以後的那種沉悶、壓抑的狀況,已經有了根本改變,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是南京政府產生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此外,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矛盾遠未解決。反蔣派的實力猶存。閻錫山、馮玉祥的手中握有50萬大軍,蔣介石為此晝夜不安。改組派繼續串連反蔣,頻繁活動,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墮落到處作反蔣宣傳,給蔣的國民黨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脅。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機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機。蔣介石指使張學良無端挑起中東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裝衝突。不僅給邊境地區居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而且與蘇聯的外交談判曠日持久地進行,一直沒有達成和解的協議。蔣介石所搞的裁贓陷害馮玉祥的把戲,到頭來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最後還有財政危機。連年不斷的內戰和長時期的邊界衝突耗資巨大,搾乾了人民的血汁。更為嚴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賣國主義金融政策,把中國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之中。1929年,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金價猛漲、銀價狂跌,實行銀本位制的中國貨幣嚴重貶值。因為當時只有美國收購白銀,中國的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往美國,以維持中國的現行貨幣。美國靠中國廉價的白銀減少了損失,卻使中國陷人了「民生凋敝、國庫空虛」的境地中,民怨沸騰,一時間國內社會秩序混亂。 
  財政危機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問題,蔣介石拿不出解決危機的有效辦法,他絞盡腦汁,還是要從強化南京反動統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謂「刷新政治」,「增進政治效率」,加速全國統一等項措施,企圖壓縮開支,消極節流。而且他的「節流」辦法也僅只是「緊縮」。即緊縮編製、機構、裁減兵員等。但是,蔣系的軍事編制不縮,蔣系的御用機構不減;蔣介石收養的雞鳴狗盜之徒,不僅一個也不裁,還要派往各地去當官。對其他派系,蔣介石則以「國庫空虛」為理由,以「實行緊縮」為借口,要求他們迅速按編遣方案縮編。在未實現縮編之前,則拖欠或停發非嫡系部隊的軍餉。蔣介石還多次下令,調各實力派的部隊到指定地區點編,抽調各級軍官到中央軍校受訓。他企圖通過這些辦法,使各實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裡。蔣介石為了擺出「緊縮」的樣子給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殘的士兵,「精減」了部分無用的僱員。各實力派為了應付蔣介石,也照樣辦理,這樣,導致兵變蜂起,化兵為匪到處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除此之外,蔣介石又借口國庫空虛與國家不統一密切相關,強令地方必須服從中央,並以武力相威脅。這樣一來,國民黨反動集團內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開反蔣的實力派也惴惴不安起來。新軍閥們置國家安危與人民死活於不顧,只為維護本集團的利益,又展開了一場新的爭鬥。 
  1930年國民黨內部的爭戰,首先是從蔣、閻之間的爭吵開始的。 
  多年以來,蔣、閻關係一直飄忽不定,這是由於蔣介石的陰險和閻錫山的投機習性所造成的。閻錫山曾多次與蔣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馮系、唐系都先後受到蔣介石的致命打擊,唯獨閻錫山一直像游蛇一樣,安然迴旋於各實力派之間,使晉系得到了保存和發展。以往的經驗證明,蔣介石要利用他時,就給他一些利益,但往往過了河就拆橋,使閻空歡喜一場。如蔣介石為了籠絡晉系,曾把平津地區劃歸閻錫山治理,但平、津換旗後僅半年,到1929年1月,蔣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劃分「國稅」和「地方稅」為名,將平、津的稅收歸為「國有」也即「蔣有」。閻錫山忍氣吞聲服從了這個安排,同時向宋子文提出,平津衛戍部隊的軍餉應由中央財政部發給,以此作為讓出平、津「國稅」的交換條件。宋子文表面上答應了,但只發了一個月的軍餉,此後就再也不發了。閻錫山知道上了當,便申請發行省公債3千萬元,以抵補北伐時山西銀行墊付的3千萬元軍費,蔣介石卻沒有批准。閻認為這是蔣介石企圖利用經濟手段來控制晉系,為此,一直氣憤不已。國民黨軍佔領平、津後,在國民黨的內爭中,閻多次幫了蔣介石的忙。但蔣對閻卻只有利用而從不信任。閻親自率兵到河南助蔣滅唐,蔣又自食諾言,沒有把河南給閻,而是任命韓復第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鈺為安徽省主席,馬鴻逵為皖南剿匪總指揮。蔣的嫡系部隊也紛紛北調,集中於徐州、蚌埠,並在河南駐紮重兵。這種態勢,無疑是為了防備晉系與西北軍,使晉軍不能在河南立足。閻的如意算盤落空,無可奈何地將晉軍撤回原防地。屢屢遭到蔣介石的算計,使閻錫山看出,蔣介石的下一個打擊目標就要輪到自己頭上了。這樣,在擁蔣還是反蔣的問題上,閻錫山不得不盡快作出抉擇了。 
  1930年1月16日,閻錫山回到太原,隨後,吳鐵城即銜蔣之命從北平趕來,為貫徹蔣的「刷新政治」方針,請閻補行副總司令就職宣誓儀式。這不僅是個手續問題,而是蔣介石要閻錫山表示服從中央的一種形式,閻錫山明白蔣介石的用心,他不願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閻錫山在太原補行了就職宣誓儀式,藉機發表了對抗蔣介石的演說,提出要建立「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反對蔣介石把持中央大權,指責蔣介石造成了黨的分裂、國家的分裂。蔣介石一面繼續調兵遣將,對晉閻武裝示威,一面公開向閻發出警告。2月9日,蔣介石向閻發出電報,稱「武力平定兩廣,極為有把握」,並特請趙戴文早日返京。面對蔣介石的威脅與恐嚇,閻錫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蔣一復電。以此為發端,南京、太原之間展開了為時兩個月的電報論戰,間以談話、文告相輔,互相責罵,喋喋不休。蔣、閻的電報爭論展開之後,』雙方的陣線逐漸明朗。反蔣各派紛紛通電,表示擁護閻錫山。擁蔣的軍人政客打著維護中央的旗號為蔣介石搖旗吶喊。蔣介石在他的控制區掀起大規模的聲討閻錫山的運動;閻錫山也在自己的轄區內召開討蔣大會,查封蔣記中央主持的各地方黨部與報刊;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蔣、閻論爭,使閻錫山與改組派的關係親密起來了。閻錫山否認南京國民黨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須樹一個「合法」中央才能與蔣記中央相對抗。為此,閻需要得到改組派與西山派的幫助。改組派在南方相繼失敗,他們軍事投機的本錢輸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閻、馮找出路。同時,由於蔣介石襲擊了改組派的聯絡機關,捕殺改組派的成員,封禁改組派的總部,也迫使他們尋找新的活動場所。這樣,改組派上海總部的成員便於1930年3月轉移到北平。 
  桂系將領胡宗鋒,先在天津租界建立了活動據點,派潘宜之到閻錫山那裡從事反蔣的串聯活動。胡宗驛不斷把蔣、閻關係的變化及時向香港的汪精衛通報。由於閻錫山在派系鬥爭中採取狡免三窟之策,與改組派的關係一直明來暗往。1930年1月中旬以後,蔣、閻關係惡化。胡宗擇向改組派總部通報了這一情況之後,陳公博、王法勤分別由香港、上海北上天津。陳、王在平、津間開展活動,先後與閻部的重要首領,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北平警備司令李服膺、市長張蔭梧、師長王靖國等晤商。改組派主張以閻錫山為盟主,把各路反蔣諸侯軍拉到一起,以改組派的二屆中央相號召,組成反蔣聯合陣線。但是,經多次會商,閻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不肯明確表態。他一怕與馮部的關係搞不好,二怕駕馭不了石友三、孫殿英部,三怕東北軍入關助蔣,四也感到來自南京的壓力太大,沒有勝利的把握。在閻錫山的算盤上沒有算出有大利可圖之前,他是不肯下賭本的。 
  西山派首領鄒魯、謝持、傅汝霖也來到了天津,聯絡閻錫山反蔣。西山派是在南方受到蔣介石的沉重打擊之後來到北方的。1929年福建曾經發生反抗南京政府的兵變,嘩變部隊是許崇智的舊部。蔣記中央以此為據,於12月12日召開國民黨第五十六次中央常會,通過決議:「許崇智、鄒魯、居正、謝持,陰謀反動,危害黨國,交國民政府通緝」。居正在上海也想策動熊式輝反蔣。熊式輝狡猾地設計逮捕了居正。西山派的頭頭們只好逃到天津租界避難,並積極與閻錫山打通關係,以求生存。天津租界與上海。香港一樣,是在野的各派政治勢力雜居的地方。這給改組派、西山派聯絡各方勢力造成了方便條件。 
  馮玉祥雖然被困建安村,卻冷眼觀望時局變化,預測蔣、閻之間總有一天還得鬧翻。他認為,要反蔣還得採取老辦法,力促蔣。閻關係破裂,結成閻、馮反蔣同盟。為此,1930年1月初,他乘閻錫山赴河南指揮作戰之機,密召隱居於天津的鹿鍾麟潛赴建安村,委託他立即回陝西辦兩件事:一、重整西北軍,準備再出潼關;二、招撫石友三、韓復矩等西北軍叛將,以增強兵力;三、派人與蔣介石聯絡,並故意讓閻偵知,使閻產生蔣、馮勾結的錯覺;四、公開給間發報,要求送還馮玉祥,共同反蔣。鹿回到西安後依計行事,果然起了作用,閻錫山再次前往建安村,向馮陪禮道歉,言歸於好。2月28日,閻、馮回返太原,3月10日,馮玉祥離開太原返回潼關。 
  馮玉祥回到潼關之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作反蔣部署。馮玉祥樹起反蔣大旗之後,3月原第2、第3、第4集團軍的將領57人發表通電,擁戴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劉驥為總參謀長。 
  1930年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總司令、馮玉祥在潼關、李宗仁在桂林分別就任副總司令。當天,閻錫山發表就職通電,揭露蔣介石的罪惡。 
  在反蔣派與蔣介石的中央之間,張學良的作用舉足輕重,因此,蔣介石的代表和各反蔣派的代表雲集瀋陽城,紛紛去爭取張學良的支持。然而張學良都不動聲色,嚴守中立。 
  1930年4月,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新軍閥大混戰開始了。反蔣聯合陣線總共集中了70萬大軍,作戰目標直指南京。蔣介石投人的總兵力大約近60萬人,其中有一半是雜牌軍。這樣,反蔣派在實力上佔有一定優勢。可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僅僅是軍事力量。蔣介石對各實力派的反蔣聯軍的進攻,早有應變準備。4月5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緝閻錫山。5月1日,蔣介石向全國下達了討伐令。5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舉行誓師典禮,表示了他要同反蔣派拚殺到底的決心。5月8日蔣介石渡過長江北上,先後到蚌埠、濟南、兗州檢查作戰準備情況,然後坐鎮徐州指揮作戰。 
  蔣介石派何應欽率領廣東陳濟棠部、朱紹良部和湖南何鍵部,以較優勢的兵力與南方的桂系、張發奎部作戰,想迅速解決南方之戰,然後集中兵力對付馮、閻。戰事初起,雙方打得難解難分,行於膠著狀態,雖互有勝負,但蔣軍顯得被動些。到了7月份,西北軍大量殲滅了蔣軍有生力量,繳獲輜重無數,操縱了戰場的主動權。西北軍的騎兵靈活機動,經常襲擊蔣軍的後方。有一次,鄭大章指揮的騎兵夜襲朱集車站附近的歸德飛機場,擊毀蔣軍飛機十幾架。此時蔣介石帶二百名衛隊住在車站列車上,列車又沒接上火車頭,蔣介石想跑跑不成,嚇慌了手腳。只是因為鄭大章的騎兵隊急於轉移,沒有發現蔣介石的行蹤,他才得以倖免。 
  湖南戰場的桂、張軍6月4日攻人長沙,6月8日又攻克岳陽,蔣軍全部撤退到賀勝橋以北,武漢吃緊。可惜馮玉祥將西北軍過早的東移,停止了繼續南下武漢,貽誤了戰機。陳濟棠的粵軍從南面斷了桂、張軍的歸路,蔣介石又調集了9艘軍艦進入洞庭湖參加作戰,桂系和張發奎軍在前有重兵阻擊,後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頭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到蔣軍三路夾擊。桂、張軍突圍中損失慘重,幾乎喪失了老本,桂、張軍此次出師北上,前功盡棄。撤回廣西境內後,從此一蹶不振。 
  蔣介石取得了對桂、張作戰勝利之後,集中兵力與西北軍和晉系作戰。這時蔣介石看出閻、馮之間的矛盾已明顯地暴露出來,馮軍奮力苦戰,晉軍卻總想保全實力,雙方配合不足,拆台有餘。戰爭開始不久,閻錫山就斷絕了馮軍的接濟,使貧困的西北軍吃穿無著,彈械奇缺,吃盡了苦頭,馮玉祥氣得發火不已。針對這種情況,蔣介石決定對晉軍採取打垮、對西北軍採取拖垮的方針。於是,蔣介石將軍隊集中到津浦線打閻錫山。8月1日蔣軍在津浦線發起全線總攻,8月5日將晉軍逼退到泰安。閻錫山嘗到了蔣介石的苦頭,這才想起給西北軍送去給養,請馮玉祥在隴海奮力配合作戰,以解他在津浦線的挨打局面。閻錫山臨時抱佛腳,為時已晚。晉軍的戰鬥力向來很弱。山西盛產鴉片,官兵幾乎都是大煙鬼。時逢大雨連綿,晉軍的大煙槍點不著火,吸不上鴉片,晉軍將士精神不振。但蔣介石從德國買來的大炮卻在雨中能點著火,不停地轟鳴。晉軍招架不住節節敗退,蔣軍於8月15日佔領了濟南。蔣介石於8月ZI日坐飛機到了濟南,命大軍渡過黃河追擊晉軍。 
  被蔣介石拖在隴海線上的西北軍,一向待遇低,生活苦。馮玉祥的封建家長式的治軍方式,表面看來軍紀森嚴,人人尊敬並服從馮玉祥;實際上西北軍整天為軍閥爭戰,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現狀的機會。蔣介石看到西北軍的這一致命弱點,認為打西北軍不應用炮彈,而應該採用「銀彈」加「肉彈」的攻勢。遂即命令隴海線6個守備區都在前沿辦起陣地俱樂部,他特命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負責辦理此事,用火車車廂、或者汽車,佈置成流動酒店,備有中西大餐、煙具、賭具,僱傭上海舞女、妓女充當招待。凡是西北軍官兵前來,均請人內,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樂之間,蔣介石的特務從中拉攏。臨別時還根據官階的高低、對蔣軍作用的大小,贈送數額不等的現金以及煙酒等物品。大受封建家長制之壓迫、飽嘗艱難生活之苦的西北軍官兵,對蔣介石這一手很欣賞,他們羨慕蔣軍的這種高待遇(其實蔣軍並無此待遇),想改換門庭。很快就有許多人消極,或充當了蔣軍的坐探。這時,蔣介石已作好了在隴海路發動總攻的準備。 
  8月底至9月6日,蔣介石將津浦線上打垮晉軍的部隊集中到隴海線上,遂發動了總攻擊。馮玉祥指揮西北軍奮力衝殺。但遭到蔣介石「銀、肉兩彈」打擊後的西北軍已今非昔比,鬥志銳減,開始向陝西撤退。 
  反蔣聯軍在戰場上與蔣軍炮戰了5個月,聯合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派在會場上舌戰了5個月。大家希望呆在香港的汪精衛趕快北上主持局面,調解爭執。但汪精衛卻想等桂系和張發奎戰勝後重新在兩廣開府,建立基地。因此遲遲不北上。一直等到桂張聯軍在戰爭中失敗,他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平。遂於7月15日偕同夫人陳璧君及顧孟余等人轉道日本北上,於7月23日到達北平。汪精衛來到北平後,為了結束黨務問題的爭吵,立即開始了緊張的活動。協調各派關係,開談話會、籌備會,拉人人伙,對權力分配討價還價,終於在1930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了。會議選舉常委、秘書長及委員會主任、委員等,通過了宣言。決定組織與南京對抗的國民政府。選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謝持為國府委員,推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反蔣派從組織形式上大聯合了,但這時在中原戰場上,閻、馮軍已呈敗局,閻錫山9月9日在北平懷仁堂宣誓就職。可是,閻錫山在國家元首的寶座上僅僅坐了9天。9月18日張學良突然通電反對擴大會議,就任南京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明確表示支持蔣介石。9月19日奉軍人關。21日擴大會議主要成員由北平逃到太原,擴大會議及其國民政府垮台。汪精衛不久又從太原逃到香港,其他成員都作鳥獸散。至此,國民黨改組派便宣告瓦解。 
  張學良在兩派相爭拉他人伙的形勢下,靜觀風向達半年之久。開始,張學良力主和平,極力想避免東北軍卷人這場內戰。因為東北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父喪未已,內部未固;如參加內戰引起內部分裂,家仇難報還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於是,他曾多次發表和平通電,希望通過會商解決分歧。但雙方都把他看作決定勝負的籌碼,雙方的代表穿梭般地到瀋陽與張學良會晤。這就促使張學良不能不考慮站到哪一邊了。 
  蔣介石為爭取張學良煞費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決心要把張學良拉到南京政府一邊。他派出親信張群、李石曾、吳鐵城等人輪班長期盯在張學良的身邊。張學良到何處,蔣介石的人跟到何處。蔣先委任張學良為副總指揮,又委任東北軍將領於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這等於把平津、河北地盤給了奉系,這些對張學良很有誘惑力。同時,蔣介石還有更陰險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東北軍,以高官厚祿買通張學良的部下。如蔣以300萬現洋收買了東北軍23旅旅長馬廷福率兵叛變。這使張學良很憂慮。他知道蔣這個人不擇手段。最後,張學良從東北集團的利益出發,站到了蔣介石的一邊。相形之下,反蔣派拉張學良的手段就大為遜色了。首先他們拿不出什麼切實的玩藝給張學良,態度又比不上蔣介石那樣堅決和「誠懇」,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談。使張學良感到馮玉祥與閻錫山對自己不夠尊重。 
  由於張學良9月18日決定東北軍主力入關,幫助蔣介石打敗了反蔣聯軍,張學良從此加入了蔣介石集團,把東北的命運交給了南京政府,換取了佔據華北的既得利益。他自認為這是萬全之策。但事實證明,張學良犯了一個無法換回的錯誤。他倒向蔣介石的結果即東北軍主力入關,給一年以後的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造成了方便條件。他指望南京政府會保護東北利益,但蔣介石與美、英帝國主義勾結,拿東北主權同日本帝國主義作了交易。 
  1930年與1931年出現的兩個「九·一八」,應該說都是張學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蔣介石與張學良對反蔣派採取了軍事壓力與安撫收買並用的方針。首先是「倒戈將軍」石友三投奔了張學良。晉軍也背著閻錫山自找門路,紛紛與蔣介石、張學良接上了關係。西北軍在蔣介石派出的說客策反下,梁冠英、萬殿尊、呂秀文、李肖庭、部子舉等,也都相繼倒戈。其他雜牌軍大都很快就換成了蔣軍的旗號。 
  10月16日,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鄒魯、謝持、陳公博等在太原開會,商討如何收場。他們希望東北軍能提出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案。閻錫山還企圖保住山西地盤。但不可一世的得勝者蔣介石,趾高氣揚,不給閻錫山、馮玉祥等留有迴旋的餘地。10月3日,蔣介石發佈大赦通電時,就已把閻錫山、馮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單之中。隨後,又對閻、馮多方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必須無條件下野。蔣介石只答應在改編晉軍和西北軍時,適當考慮不拆散他們的原建制。蔣介石對山西進行經濟封鎖,蔣機不斷轟炸。10月25日,蔣介石命令楊虎城部攻克潼關,守備西安的劉郁芬由蔣軍策反,獻城倒戈。宋哲元率領殘部逃到晉西南維縣、汾陽一帶駐紮。閻、馮的軍事實力到此已經瓦解殆盡。 
  蔣介石讓張學良改編晉軍,他自己收編西北軍。張學良於11月上旬在天津邀集晉軍將領開會,決定將晉軍改編為四個軍,分別以商震、徐永昌、傅作義、楊愛源為軍長。蔣介石委任西北軍的孫連仲為26路軍總指揮,但調往魯西駐紮。馮玉祥的部將李鳴鐘為鄂豫皖三省邊防清鄉督辦,指揮第22路軍到淮陽、項城一帶「圍剿」紅軍。經過蔣介石批准,西北軍的宋哲元部改由張學良收編為29軍,委任宋哲元為軍長。 
  11月4日,閻錫山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但蔣介石逼迫他們必須出洋,並發佈了對閻、馮的通緝令,不給他們留住國內的餘地。閻錫山被迫逃到日本佔領的大連居住。馮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轉人晉西,到他的部下宋哲元駐防的稷山縣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晉東南平、陽泉。馮玉祥遂移居汾陽縣內的峪道河。馮在這裡表面過著隱居的田園生活,實際是在總結政治鬥爭的經驗教訓。他自己讀書學習,同時開辦了一所小型軍官學校,訓練骨幹。有幾個共產黨員也秘密地參加了軍校學習。峪道與陝北蘇區接近,蔣介石鞭長莫及。馮選擇此地隱居,也為了防備萬一被蔣介石逼得走投無路時,打算渡過黃河,進入陝北蘇區。 
  至此,聲勢浩大的反蔣聯盟在與蔣介石較量了7個月之後,終於失敗了。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在這場大角逐中獲勝,其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兩個方面: 
  一、錢是戰爭的命脈。蔣介石利用他所掌握的中央大權,不擇手段地聚資斂財,加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大力相助,又得到了江浙財團和所有官僚買辦的支持。這樣,蔣介石手裡又有金錢又有中央大權,在對反蔣軍隊進行收買時,可以一手給錢、一手給權(中央的委任狀),所以很快就使反蔣聯盟瓦解了。 
  二、蔣介石是帝國主義精心培植的代理人,在關鍵時刻,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反動政權,蔣有這樣的「國際援助」,條件大大優於反蔣軍事聯盟,所以能夠長期進行大規模的內戰。 
  然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卻無法緩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因此,他仍然面臨著危機四伏的困境,日子並不好過。 
  第九章 認一個主子沒錯 
  1.「航空部長」夢 
  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軟。其實就是大人物,也免不了這個借。蔣介石剛和宋美齡結婚,就琢磨著怎樣答謝孔祥熙和宋藹齡了。 
  在某些國民黨元老眼中,孔祥熙不過是個操著洋腔調的鄉巴佬,只能炒個股票、做個煤油什麼的。然而,蔣介石卻從孔祥熙那貌似平庸的外表中看出他的不凡來。 
  1928年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支持下,恢復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頓軍務,而是任命孔祥熙為國民政府的工商部長,並推薦他為「國民政府委員」。自然,蔣介石的推薦就等於是任命,從此孔祥熙正式走上政壇。 
  要說那時的孔祥熙有多大的野心,那倒也不是。當時他只是想,既蒙蔣介石器重,當然是恭敬不如從命。從骨子裡講,孔祥熙當然看中的還是錢,但有了權那錢不是來得更容易嗎?!再說,當年跟隨孫中山鞍前馬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宋藹齡給孫中山當秘書時,蔣介石還在上海碼頭當癟三呢。這任命不僅是個面子,更重要的還是對孔祥熙、宋藹齡革命功績的一種承認。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就是挺怪,你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你沒想得到的,沒準哪一天就來了。如果來子文早就看出孔祥熙取他而代之,他也不會在蔣介石面前說孔祥熙的好話,當然也就沒有後來的孔來之爭了。 
  孔祥熙比宋子文會做人。不僅因為他比宋子文大十幾歲,還在於他的閱歷,不像宋子文30出頭就當上了財政部長,而且還總那麼書生意氣,那麼盛氣凌人。孔祥熙從來都崇尚的是孔子的中庸,不管骨子裡怎麼想,他在表面上總以孔子的後裔自居,處處為人謙遜,夾著尾巴做人。因此,在沒進入政府之前,孔祥熙就已經博得了眾多國民黨政要們的好感。 
  1929年3月,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孔祥熙被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執行委員。1930年12月,國民政府的工商、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孔祥熙又被任命為部長。之後孔祥熙在宋藹齡的幫助下,使出渾身解數,在工商、農礦領域為蔣介石革新除弊,一時間光是立法就多達百餘種。 
  辛亥革命後雖然建立了民國,但封建主義勢力並沒有被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勢力也仍在中國橫行肆虐,作威作福。體現在工商界,各種稅法、規定、制度更是雜亂無章。蔣介石雖然篡權當上了總司令,但對經濟一竅不通。當時他最熱心的就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為報蔣的知遇之恩,孔祥熙自然願效犬馬之勞。他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為蔣介石玩命似地工作。任實業部長僅三個月,就主持修訂了各種工商法規的條種,其中重要的有工會法、商會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和保險法等等,從而在經濟上為蔣介石的統治作出了貢獻。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在當時各種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對發展經濟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孔祥熙和他的主子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一樣,是在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代裡走上中國的政治舞台的。因此,他們的才能。品質及他們本能陰暗、骯髒的世界觀,在歷史的折射下同時也暴露得特別充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借口東北軍破壞南滿鐵路,用大炮轟擊駐紮在瀋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翌日,雙方在瀋陽展開激戰,東北軍全線潰退。蔣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密令東北軍向關內撤退,東北四省轉瞬間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東北的迅速淪陷,在全國各階層都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要求抗日、抵禦外侮的呼聲響遍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從9月19日至30日的11天裡,上海和南京的學生十幾萬人上街遊行請願,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公開抨擊。原來迫於實力不及蔣而暫時俯首稱臣的國民黨內部各派也覺得時機已到,便借「九·一八」事變大做文章,在南京城內掀起了一股倒蔣浪潮。 
  在全國人民抗日激情空前高漲的情況,蔣介石第二次玩弄了以退為進的伎倆。且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宣佈他將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的職務。 
  蔣介石的辭職,在南京政府內引起了混亂。蔣介石的死對頭汪精衛蠢蠢欲動,各派軍閥也都八方串聯,四處活動,探聽消息以決定取捨。也有人勸孔祥熙,說蔣介石雖然老奸巨猾,畢竟不得人心,何不乘此動盪之秋腳踩兩隻船,為自己留個後路呢? 
  孔祥熙則以良臣擇主而侍為由,謝絕了這些「好心的勸告」。孔祥熙當然明白,自從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後,他和蔣就是一條船上的人,對蔣的品行他當然瞭解。當初宋家在討論和蔣的結合時,就有人以此為由力主宋美齡拒絕。可又一想,當今天下軍閥紛爭,列強割據,沒有點手腕和狠心的人焉能成大事。蔣介石從一個上海灘上的小人物成為北伐軍的總司令,一路過關斬將,確實表現出不凡的才略,這豈是區區書生所能媲美?!再說,歷來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大臣認主子只能認準一個,腳踩兩隻船只能落個不忠不義的惡名,並且也從來沒有過好下場的。 
  因此,當蔣介石表示辭職後不久,孔祥熙就宣佈辭去實業部長的職務,表示與蔣介石患難與共。 
  在將實業部大印交給陳公博之後,孔祥熙在實業部高級幕僚會議上說:「有人說我放著實業部長不當而主動辭職是鼠目寸光,其實,國家官吏的卸任上任,都是正常的事情。我平時常對大家講,什麼事要拿得起放得下。今天我就來實現這個話。我覺得我們拿得起的時候,應以天下為己任。放得下的時候,應棄天下為敝履。這才合乎我們的身份。不管什麼人上台什麼人下台,政府還是國民政府!」 
  孔樣熙的這一番表白應該說是言不由衷的,但確表示了他死心踏地跟著蔣介石走的決心。 
  1931年12月,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以孫科為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的新一屆國民黨政府。這是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間鬥爭最後妥協的結果。果然,由於蔣介石的背後搗亂和各派之間心懷叵測,新政府無法形成權威和凝聚力,在財政和外交的雙重危機下很快就焦頭爛額,不能自顧。僅不到20天,孫科就被迫宣告辭職,新政府宣告流產。隨即蔣汪密謀後再次暫時達成妥協。1月28日蔣介石復出主持國民黨臨時中政會,推出汪精衛為行政院院長。1月30日,國民政府任命宋子文為財政部長。3月6日,又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軍事季員會委員長(這也就是蔣委員長的由來)。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孫科這個短命政權「垮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侵略軍對上海的人侵和由此引發的「淞滬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東北得手,大大鼓舞了日本國內的好戰分子。他們隨即把目標對準上海--這個當時遠東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由於孫科政權外交努力的失敗,1932年1日28日,就在蔣介石重登委員長寶座的當天,日本侵略軍的大炮向上海市開炮了。 
  當時蔣介石和孔祥熙都在南京,聽到消息後極為震驚。雖然他們事前得到消息,說日本可能會採取行動。但他們並不知道會採取什麼行動和在什麼時間行動,有多大規模;特別令孔祥熙擔憂的是,宋藹齡此時就在上海。 
  而此時的上海,已陷於一片炮火之中。 
  宋藹齡不但滯留在上海還和宋慶齡一起組織了一個臨時的「軍官勵志社」,鼓勵那裡隨時準備開往前線的年輕軍官,並租用了一座小樓,把樓內整修一新,做為該所的活動場所。 
  宋氏姐妹還組織了紅十字救護隊,救助從閘北前線下來的傷兵。 
  一天夜裡,宋藹齡剛睡著,就接到上海紅十字會打來的電話,說各醫院的搶救室都被傷兵住滿了。還在許多傷兵躺在走廊裡,需要幫助。 
  「一個小時前,還有人向我報告,說床位充足。」宋藹齡皺了皺眉頭。 
  「一個小時?明天床位就不夠了,很多醫院把辦公室都騰出來做病房。再不想辦法,傷兵只能住在大街上。」 
  宋藹齡再也睡不著了。她明白,傷兵如不能得到及時的救助,就會喪失生命。可現在到哪裡去找床位呢?她立即想到幾個最要好的朋友。於是她也顧不上什麼禮節了,直接把他們從睡夢中叫醒。宋藹齡把情況一說,大家都感到問題嚴重,再募捐也來不及。於是大家紛紛拿出個人的存款,當天夜裡就湊了8萬美金,並立即選址建立了一個有400張病床的培德醫院。 
  之後宋藹齡開始在工商界中活動,又募集了一筆捐款,建造了一所1000張床位的私人醫院。 
  宋藹齡在上海從事救助活動的消息傳到了南京,並且上了報紙。孔祥熙等戰事稍緩後來到上海。在他們的寓所裡,宋藹齡對孔祥熙說:「怎麼樣,我這不是還好好的麼?」 
  孔祥熙忙對宋藹齡陪出笑臉說:「你有先見之明,有先見之明。」 
  孔祥熙心裡自然明白,宋藹齡在「淞滬抗戰」中的一系列活動,等於給他臉上又貼了一層金。 
  孫科政府因「外交不利」,沒有阻止日軍對上海的進攻而被迫倒台,但十九路軍在蔡廷鍇的指揮下,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挫敗了日軍的企圖,打了勝仗。蔣介石卻指令蔡廷鍇不要乘勝出擊,將日軍趕出上海後就可罷手,絕對避免再與日軍決戰。3月初日軍向中國守軍發起總攻擊,中國守軍失去戰機,只能撤至昆山福山一線。3月13日南京政府決議中日雙方停戰事宜,後派出代表與日談判,竟承認了日軍對上海部分的佔領和日商在上海的特殊利益;並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這反到成了蔣介石賴以炫耀的政治資本,而上海人民的熱血就這樣被一張協定出賣了。 
  1932年4月3日,即淞滬抗戰結束不久,孔祥熙被特派為「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出訪歐美各國。 
  孔祥熙這次出訪的目的,實際上是接受蔣介石的委託,在德國和意大利接洽購買軍械、飛機事宜的。鑒於「淞滬抗戰」中沒有空軍的教訓,南京政界軍界一致呼籲要加強國防,特別要首先建立空軍。蔣介石當時對德國情有獨鍾,希望在軍事上無論是購買軍火、還是聘用人才方面都要傾向德國。 
  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於1932年4月13日由南京啟程,開始了他們婚後的第一次歐美之行。出訪的第一站就是美國。 
  這是一趟美差,等於公費出國旅遊,孔祥熙自1907年留美歸國後,就再也沒去過美國,因此十分興奮。臨行前,蔣介石曾親自召見孔祥熙,希望他能在這次出訪中充分展示其外交才幹,為國民黨政權和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打通關節,特別是在財政和軍事上,爭取得到歐美等主要國家的支持。當下孔祥熙心領神會。 
  對這次出訪,孔祥熙是充滿信心的。其一他和宋藹齡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都是在美國留學並獲得學位,都能講流利的英語,也極熟悉美國和歐洲的文化傳統和風土人情。『況且,孔和宋的很多老同學都在美國政府和工商界擔任要職,美國及西歐國家也極重視在華的利益,重視改善和發展同中國的關係,談笑風聲、觥籌交措之間便能完成出訪重任。孔來在飛機上俯瞰著浩瀚無垠的太平洋時,心中充滿了自信。 
  不料,出訪的結果卻出乎他們的預料。 
  剛到美國時,他們便被表面洋溢著的熱情友好的氣氛所陶醉。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到處是掌聲、鮮花和問候。他們每天都要至少出席兩個酒會或招待會,每天都要接到過去的同窗好友的電話約他們重溫舊情。 
  但不久,這種彬彬有禮的氣氛便被媒體的傳聞打破。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率先刊登了蔣介石在上海向宋美齡求婚的秘聞,並稱這種聯姻與其說是出於愛情,不如說是處於政治的需要,「中國唯一能夠控制現代軍隊的人和中國唯一能夠控制財政混亂的人成了郎舅。」還說孔祥熙、宋藹齡極力促成這條婚事是為了找到自己發財致富的機會。 
  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罵總統的文章都敢登在報紙的頭版頭條,更何況是講另一個國家的事情。不久,其它報刊也紛紛報導類似的消息,有的還添油加醋無中生有,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聞說得活龍活現,弄得孔祥熙、宋藹齡自覺如過街的老鼠,極愛面子的宋藹齡幾次提出要中斷這次訪問,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醜。孔祥熙不像宋藹齡那樣回國心切,但也有度日如年之感。試想在中國大陸威震四方、說起話來響噹噹的孔家大少爺,蔣介石的左膀右臂,何時受過這等污辱。但無奈國事在身,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裡咽,強打起笑臉了。事後有人分析推測說,孔祥熙這次美國之行之所以徒手而回,與他當時的惡劣心境應該不無關係。 
  當時在美國會見過來藹齡的威斯裡安女子學院校友雜誌主編尤妮斯·湯普森回憶說: 
  「我看見孔夫人非常真實地流下了女性煩惱的眼淚,並且親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來,以便使她的神經鎮定下來……她擔心是在最後一刻可能丟人現眼也許會受不了。但我們答應她,不加張揚,而且在朋友們的配合下兌現了這個諾言,因為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確實多少需要保持鎮靜和不受打擾。她的同學得到通知,從全國各地趕到威斯裡安學院看望她,安慰她。整整兩天,她看見和她在一起的全是過去的同學和朋友。於是,她把祖國的苦難置於腦後了。」 
  在美國一些同學的關心下,宋藹齡的恐懼和苦惱情緒漸漸被化解。她又打起了精神開始投入了她的外交使命。為了在美國公眾中樹立起她和孔祥熙正面的形象以批駁那些「謠言」,她竟破天荒地向美國新聞界宣佈從個人的積蓄中拿出一筆巨款以「獎學金基金」的名義,獻給母校威斯裡安女子學院。 
  但這只是為了在美國公眾面前挽回一點面子的權宜之計罷了。如上所述,他們並沒有完成蔣介石交給的「接洽軍械飛機之購買及設廠自製事項」。在最後匆匆禮節性拜會了美國總統胡佛後,他們帶著抑鬱和遺憾,離開了此前不久還是夢寐以求的美國。 
  他們歐美之行的第二站是意大利。還應了中國那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老話。他們原想在美國得到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意大利及後來的德國得到了。 
  因宋藹齡在美國的心情不好,她先於孔祥熙到達了意大利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城,城內河道縱橫,遊船如梭,是聞名世界的水城和旅遊盛地。宋藹齡到達威尼斯時,正值初春,樹枝吐出了嫩芽,大地披上了綠裝,玉蘭花飄出陣陣清香,一切都令來藹齡心曠神。冶。 
  意大利對孔祥熙夫婦的到來非常重視。靠發動政變上台的法西斯分子、當時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親自主持會議研究了接待和會談等問題。接著,幾名高級官員赴威尼斯,陪宋藹齡玩了個夠。他們出動了一艘裝飾極為豪華的遊艇供宋藹齡乘坐。遊艇內佈滿了專門從意大利南方運來的鮮花。服務人員身著皇家僕從穿的高貴服裝,彬彬有禮又熱情周到,意大利方面知道宋藹齡愛吃法國菜,還專門請來了一個擅長法式西菜的廚師。 
  在美國受到冷落的宋藹齡感慨萬分,對意大利頓時充滿了好感。這種好感也影響到後一步來到的孔祥熙,並為後來購買軍火奠定了基礎。美國有一句諺語:「沒有免費的午餐」,意大利人的熱情好客背後是巨大的利益。孔祥熙在異國他鄉也沒能抵擋住誘惑,用蔣介石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資金,購買了意大利軍火商的一堆破爛貨,這是後話。 
  孔祥熙到威尼斯後,宋藹齡對他說:威尼斯太美了,這裡的人也非常友好,他們為我佈置了很大的場面,使我感到緊張。這幾天,我一直都在閱讀有關意大利的書籍,我發現意大利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它不僅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還有非常優秀的人民,能和這樣的國家人民交朋友,是我們的福份。 
  隨後,孔祥熙和宋藹齡來到意大利首都羅馬。在意大利他們盡情地遊覽了許多世界著名的名勝古跡:古羅馬的露天競技場。搖搖欲墜的比薩斜塔、聖瑪麗亞修道院和那幅聞名的世界、價值連城的名畫《最後的晚餐》,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時,他們的訪問開始進入主題。一天墨索里尼和孔祥熙進行了正式會談。在此之前,意方已得知孔祥熙之行的使命,知道了他們在美國訪問並不成功。意大利還知道他們下一站是德國,而德國無論在技術、產品和工藝水平都優於意大利。所以,他們不從孔祥熙身上搾出幾兩油來是不會放孔祥熙走的。 
  當時墨索里尼並沒擺國家元首架子,而是像老朋友似的和孔祥熙聊了起來。 
  「孔先生可曾聽說過日本的山本五十六?」 
  「當然聽說過。」孔祥熙回答說。 
  「貴國可知道山本五十六為什麼能從一個下級軍官成為一個高級將領,可知道山本五十六對日本軍隊的貢獻?」 
  「這……」孔祥熙支吾著。當下不僅孔祥熙,連他的隨從人員都覺得這位意大利首相問得有點莫名其妙。 
  「山本之所以在日本軍界佔了一席之地,就是因為他最先在日軍中倡導空軍決勝的理論;並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正在建造著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在太平洋和美國抗衡的航空母艦,和最先進的攻擊機、轟炸機及最優秀的飛機員。在現代戰爭中,決定勝負的不是你有多少個騎兵師,而取決於你有多少個飛行中隊,有多少架飛機……」墨索里尼開始他滔滔不絕的長篇大論。 
  「貴國建國建軍,也應向日本那樣,首先發展空軍、海軍,特別是空軍。空軍所需經費比海軍少,投資少、見效快,在戰爭中能立即發揮作用。貴國要想和日本抗衡,沒有一支強大的空軍是極為困難的。在這方面,我們願意和貴國進行真誠的合作。」 
  「首相所論極是,首相所論極是。令鄙人茅塞頓開。」孔祥熙連連點頭表示讚許。 
  出國之前,蔣介石雖有交待,但對具體購買哪國軍火及購買軍火品種之比例並無一定規定,要孔和國防部官員具體磋商。孔祥熙本人對軍事知識知之甚少,他也不感興趣。這次出訪,一來是可以歷游歐美風光;二是可以接交新朋舊友;三是可以為南京蔣介石政府爭取外援。至於購買何種軍火,他並無定型的想法。這次聽墨索里尼的一通胡侃,也挺受啟發。他受的是歐美教育,深信技術決勝。曾幾何時,英國的少數軍隊利用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八國聯軍對義和團,哪次戰爭都顯示了洋槍洋炮的威力。因此,他對墨索里尼的「應先發展空軍才能趕上日本」的論調極為讚賞。 
  在向蔣介石做了匯報(當然要美化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誠意了)並得到蔣的同意後,孔祥熙又親赴意大利飛機製造廠參觀,聽取介紹,並觀看了飛機表演。最後,孔祥熙終於決定購買一大批意大利生產的飛霞式轟炸機。這種被墨索里尼吹噓為世界上最先進的轟炸機。 
  當時孔祥熙還和墨索里尼商定,飛機交貨後,由意方組成軍事顧問團赴中國幫助中方安裝使用維修這批飛機。墨索里尼將此事交給了他的女婿、意大利駐華公使齊亞諾伯爵承辦。到這裡,意大利開始的長時間的對宋藹齡的「感『清投資」,終於得到了回報。 
  作為加快中國空軍發展的一部分,在孔祥熙在歐洲訪問期間,杭州覽橋建立了國民黨中央航空學校,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飛機製造廠,在南昌、杭州、西安開始了大規模的機場擴建工程。 
  離開意大利後,孔祥熙又攜宋藹齡來到德國,這是他們第一次踏上德國這片神奇的國土;第一次正式和以嚴謹著稱的日耳曼人打交道。此時,正是希特勒剛剛就任德國總理不久,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大廈剛剛奠基。他為了主宰這個工業強國,正在做全力的衝刺。因此,希特勒對這個從遙遠的東方趕來的客人並沒有太多的興趣。 
  在和孔祥熙的會談中,希特勒一直在談他的思想和建立大日爾曼帝國的雄心勃勃計劃;當時孔祥熙也有自知之明,除了隨聲附和外,並不發表更多的意見。 
  在和德國外交部長和工業巨頭的會談中,最後敲定了中國購買2500萬美元的德國軍火,這才使希特勒對孔祥熙露出了笑臉。要知道,1933年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在經濟上剛剛開始復甦的德國,一下能出口2500萬美元的軍火,對他們出口貿易該是多麼大的鼓舞。但孔祥熙由巨款購買的這批軍火,絕大多數被蔣介石用來「圍剿」中國工農紅軍去了。 
  孔祥熙出訪近一年。回國後他詳細向蔣介石匯報了這次出訪的情況。蔣介石認為他對中國空軍的建設有功,遂任命孔祥熙為中央航校校務委員。 
  孔祥熙鬼迷心竅,竟不滿足幹這個無名無利的「校務委員」之職,而妄想當航空部長,儘管他對航空一無所知。有人說,孔祥熙想當航空部長是看中了發展航空工業中的巨大利潤。不管孔祥熙出於怎樣的動機,他確實在積極爭取這一職位。他曾邀請蔣的親信、航空學校校長葛敬恩到家裡作客,並開門見山地說:「建設空軍,實乃國防之必須。目前有意大利政府的援助,財力物力都有辦法。如將航署擴充為航空部,我願出任部長,請葛以首席次長負實際責任……」 
  就在孔祥熙做航空部長夢的時候,由他訂購的意大利飛霞式轟炸機運到了中國。航空署立即通知了孔祥熙。由於意方軍事人員尚未來到,便派美國空軍專家前去檢查驗收。驗收後發現,這批所謂最先進的轟炸機全是意軍淘汰的產品,炮管中的來復線都已磨光。葛敬恩很生氣,主張退貨,又怕得罪孔祥熙,只得將實情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表面上說要認真追查卻並無下文,但孔祥熙想當航空部長的陞官美夢,也隨此而徹底泡湯了。 
  2.終於做了財政部長 
  1933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宋藹齡在客廳內焦急地來回踱步。今天早上六點半,孔祥熙被蔣介石的電話叫醒,早飯也沒來得及吃就匆匆離去,到現在還沒回來。 
  這是他們夫婦二人出訪歐洲回國的第三天,宋藹齡心裡直打鼓,是不是哪個愛進讒言的小人又在打小報告,指責他們在歐洲的所作所為?在官場上混了多年宋藹齡深知這其中的奧妙,自蔣宋結親之後,孔家的勢力急劇膨脹,自然就有人犯紅眼病…… 
  宋藹齡正在胡思亂想,孔祥熙回來了。當滿面春風的孔祥熙見宋藹齡的眉頭皺成了八字,就打趣地說:「夫人,什麼事愁成這樣?」 
  宋藹齡嬌嗔地擰了他一把:「這麼晚才回家,把人都急死了。告訴我,老蔣找你幹什麼?」 
  「咱們的鴻運來了。」孔祥熙一字一句地說。 
  「鴻運?」什麼鴻運?!」 
  「老蔣要我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什麼!」宋藹齡吃了一驚,「那……那大弟往哪兒放?」 
  「老蔣沒說,估計另有重用。」 
  不知為什麼,宋藹齡聽到這個消息後竟喜憂參半。喜的是丈夫又得高昇,而高昇的不僅是官職,還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憂的是宋子文的被貶黜,給宋家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其實,蔣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由來已久。只是由於蔣介石娶了宋美齡,一是礙於情面,二是利用宋家在上海及江浙一帶的財力,才沒有公開化。 
  1926年廣州革命政府派宋慶齡、宋子文、孔祥熙和鮑羅廷等前往武漢,考察遷都問題。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國民革命政府的首都由廣州遷往武漢。1927年2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宣佈,國民政府駐武昌,中央黨部駐漢口。 
  蔣介石為此開始發難。在1926年11月開會時,他原本同意遷都武漢,而時隔兩個月蔣介石卻突然在南昌組織召開了一個殘缺不全的「中央政治會議」,並決定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不遷往武漢而暫遷到南昌,遷都問題留在3月的中央全會討論。原來,蔣介石為了達到排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獨掌國民黨大權,篡奪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籌備組織一個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蔣介石推遲定都決定,是因為他準備作為反共政府統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還未到手。1927年3月,蔣介石指揮白崇禧等部相繼開人上海和南京,緊接著就在上海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當月18日,蔣介石獨自在南京宣佈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衛在武漢也宣佈成立中央政府。從此蔣、汪開始了長達幾個月的討價還價的爭鬥。 
  宋子文因受宋慶齡的影響,原是國民黨左派。宋慶齡對蔣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對宋子文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廣州國民革命政府遷都武漢一事,宋子文是積極參與的,對蔣介石在南昌成立臨時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滿的。 
  1927年初,宋子文離開武漢到上海,從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蔣介石卻懷疑宋子文受宋慶齡的影響,所以對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積極配合。作為回答,宋子文也拒絕一家銀行向蔣貸款。蔣懷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蔣介石便封閉了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處,宋子文為此也氣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蔣介石這個政治無賴。 
  當時,蔣介石對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閉了他的辦事處後,又誘惑未參加南京的中央政府。這時兩邊都來做工作爭取宋子文。宋慶齡動員他參加武漢汪精衛的中央政府,宋藹齡動員他參加蔣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權衡再三,最後終於倒向了蔣介石。 
  但好景不長。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瀋陽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開始武裝吞併東北。1932年日軍又蓄意挑起「-·二八」事變,開始向中國內地滲透。於是和宋子文聯繫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而蔣介石當時卻明確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來,宋子文和蔣介石的矛盾再次引發。 
  據說,宋子文曾幾次找宋美齡,希望妹妹能說服蔣介石,對日採取強硬政策,哪知宋美齡一張口蔣介石就變了臉色。 
  當時,蔣介石不但不積極抗日,反而動用國庫儲備,耗費巨資開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在討論「圍剿」經費時,蔣與宋之間再次發生衝突。宋子文不滿蔣介石一貫獨裁的霸道作風,並且力陳抗日比「剿共」更為重要的道理及國家平衡財政預算的重要,當場弄得蔣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蘇實業界的許多巨頭和在西方留過學的學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叫作「廢止內戰大同盟會」的組織。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內戰。當時同盟會成員做出決定,所有成員拒絕認購與內戰有關的公債和借債。 
  宋子文雖然沒直接參加「同盟會」,但「同盟會」成員中有許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場上的夥伴。更主要的是,內戰會影響國家金融及商業發展,使原來發展的經濟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對內戰主張抗日的。 
  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決心「剿共」,這就引起了「同盟會」成員的反對。第三次反「圍剿」開始後,宋子文見上諫無效,便以「把蔡廷鍇的十九路軍調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為理由,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財政部長的職務。 
  將介石雖然對宋子文的書生氣和抗日情緒很反感,但這時孔祥熙出訪歐美未歸,蔣介石又覺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結果,在來美齡的斡旋下,他們相互做了妥協。宋子文同意繼續擔任財政部長為蔣效力,蔣則許諾將來提宋為行政院長,封官許願。將還同意來用販賣鴉片的不義之財,來秘密填補因「圍剿」工農紅軍造成的財政赤字。 
  時過不久,宋子文發現他又被蔣介石耍了。他為了支持抗日而發行的公債受到蔣介石的阻撓,對熱河省的國民黨軍隊原準備抵抗日軍進攻,也被蔣一個命令撤了回來。不久汪精衛從海外回國,蔣介石為了拉攏汪,遂讓他登上了行政院長的寶座。 
  宦海沉浮,蔣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懶。他決心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借參加世界經濟會議的理由,到美國散散心。這正中蔣介石下懷,他當然不會阻攔,反而勸來去美國安心開會,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於是,孔祥熙的主要競爭對手就這樣輕易地被蔣介石繳了械。所以,當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之後,宋藹齡說:「這下你可如願了。」 
  的確,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都留洋受過美國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孫中山、蔣介石有姻親關係,都通過家族關係在政界發跡,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蔣宋聯姻之後,就有人說如今的中國是「蔣家天下陳家黨,宋氏姐妹孔家財」。但是,他們又有許多不同之處。如孔祥熙雖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卻熱衷於儒學,崇尚中庸,為人隨和,被認為是中國政界的老好人,對蔣介石從來是唯命是從。而宋子文雖有學子風度,注重禮儀但卻為人耿直,在官場不善於見風使舵,說話態度也直來直去,因此為政期間在南京樹敵較多。在一段時間內,他甚至對蔣介石都表現出一種傲慢的態度,認為蔣介石出身卑微,不過是一個政治投機家、一個在亂世中靠手腕混跡於政壇的暴發戶。他曾私下對好友說:「給蔣介石當財政部長,就跟當他一條狗差不多。」 
  正是在這種時候,蔣介石召見孔祥熙,向他透露了準備接班中央銀行總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後不久,孔祥熙便走馬上任。為報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蔣介石「圍剿」工農紅軍籌措經費。 
  當時,國內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由於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和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源的掠奪,加上蔣介石不顧人民死活又發動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內戰,使民族資產階級發展滯緩,廣大農民流離失所,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當時政府的財政赤字連年增長,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時,每月的赤字就達1200萬元。 
  為籌齊對工農紅軍「圍剿」反需經費,孔祥照專程趕到江西,同正在那裡坐鎮指揮的蔣介石進行了討論。最後兩人商定,以關稅為擔保,向國內外發行1億元新公債。不過,發行的名義是支援國家建設。 
  孔祥熙從江西再到上海後,立即緊鑼密鼓地進行發行公債的準備。沒過幾天,上海的各大報紙上都在顯著位置上刊登了發行新公債的消息,還把這次購買公債說成是國民愛國的具體表現。 
  善良的人民當然不知道這是蔣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戲,於是1億元公債很快銷完。孔祥熙為此十分得意。只是1億元公債一分一毫也未用於改善國計民生,而是全部被用於蔣介石購買軍火,進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國工農紅軍去了。 
  第一、二、三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惱羞成怒,又緊接著組織了第四次「圍剿」。當時他動用了四十萬軍隊,下決心要把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中。為配合蔣介石,孔祥熙又發行了第二期「關稅庫券」,並通過越來越多的銀行借款透支來支持這些軍費開支。 
  孔祥熙的「錦囊妙計」,實際上是高利率奪走了本來應用於發展生產的資金。當時國家經濟困難,農村經濟蕭條,民族工業也因資金緊缺困難重重,銀根奇緊。在各行各業急需資金振興的時候,孔祥熙卻把資金都用來給蔣介石購買軍火以支持內戰,這對國計民生無疑是殺雞取卵。加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蕭條之風愈刮愈烈,日益影響到中國大陸。1933年美國為了緩和經濟危機對本國生產和金融業造成的打擊,決定放棄金本位,開始儲備白銀做為財政準備,並宣佈銀價是每盎司50美分。這對上海的金融家極具吸引力。他們覺得,把白銀運到美國而不是去買孔祥熙發的債券,就能大賺一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白銀大量流人國外,債券銷售一落千丈,蔣介石的內戰經費頻頻告急。於是銀行和貸款利率急劇上升,南京政府的財政面臨破產的境地。 
  孔祥熙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為了防止白銀外流,他開始對白銀出口徵收10%的關稅。同時他又採取高壓手段,頒布了《儲蓄銀行法》,迫使私人銀行家必須購買國家公債,並強行規定每家銀行都必須以四分之一的資金購買國家公債或證券,將此做為中央銀行的總儲備金。 
  在這一系列高壓政策下,原來許多不準備購買公債的企業家銀行家們不得不參與購買公債,但他們對孔祥熙的這種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四個月後,宋子文從美國出訪歸來。本來,他這次出去就是公費旅遊,參加一些不痛不癢聽起來口號大得嚇人、做起來卻無實質性意義的會議,然後北上加拿大觀看尼亞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佈滿珍禽異獸的熱帶雨林,晚上要麼會友閒談要麼舞廳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國後,看他的生意場上的朋友一個個怨聲載道,多年嘔心瀝血積累起來的家當被蔣介石、孔祥熙一紙文件就剝奪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銀行總裁時為蔣家政權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幾十億元的積累,也被揮霍一空,就越發對孔祥熙惱怒,對蔣介石不滿。於是這種不滿的日積月累,終於釀成了後來路人皆知的「耳光風波」。而這場風波的最大受益者,仍舊還是孔祥熙。可以說,儘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親戚,但孔祥熙是踩著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終成為國民黨財經領域的「皇帝」。當然,宋子文也非等閒之輩,「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抗戰後,宋子文又復掌大權,並對孔祥熙狠狠地報了當初那一箭之仇。當然這是後話了。 
  此次宋子文回國又和蔣介石發生公開爭執,是因為實行並堅持年終預算審計制引發的。 
  「預算審計制」,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在制定規劃、投撥經費時都必須遵守的制度,也是國際慣例。但在中國卻不那麼吃香。幾千年來的皇族統治,對當權者影響極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言九鼎,需要用什麼就要滿足什麼,想要什麼就必須拿來什麼。到了蔣介石這輩上,就叫經濟必須服從政治,必須為滿足他的慾望、鞏固他的統治服務,怎麼能讓一個「預算審計制」捆住手腳呢。預算是給老百姓看的,誰還當他真的要實行?! 
  宋子文留學西洋,對中國封建主義這套東西當然反對,他認為,建國的根本在於法,經濟的根本在於制度。作為財政部長,他為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財務制度,國家收支都要有計劃,花銷需有預算,預算要經過審計部門審核,不允許隨意突破。這在宋子文看來無疑是天經地義的。 
  哪知蔣介石也和封建皇帝及當年的北洋軍閥不無兩樣。對國民預算之類的東西毫不關心,「圍剿」屢屢受挫使他心煩意亂。他不相信堂堂幾十萬國軍且裝備精良,給養充分,竟會屢次敗在一直在山溝裡土生土長的紅軍。因此他正在和將軍們籌劃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第五次「圍剿」,準備動員百萬大軍參加,這樣一來必然耗費無度。於是蔣、宋矛盾由此引發了。 
  本來,國民政府並無專門的預算機構,是宋子文再三進諫蔣才勉強同意的。這次宋子文把1934年的年度預算反覆核實,精心修改,怕蔣介石通不過,還故意為軍費多增加了幾個百分點。誰知送到蔣那裡,被蔣劃改得亂七八糟。最主要的是,蔣修改過的預算根本文理不通,牛頭不對馬嘴,因此也根本無法實行。因為蔣對這個預算的要求只有一條,必須保證第五次「圍剿」。 
  在蔣介石看來,宋子文簡直幼稚可笑。國民黨當前最大的敵人是誰,主要的威脅在哪兒?是共產黨,是工農紅軍。不消滅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再嚴密科學的預算也沒用。 
  而宋子文對蔣的反感此時也達到極點。他認為。連年的軍閥混戰,百姓民不聊生,急需發展生產,使人民休養生息。資金本來就不足,應用在最需扶持的項目和國家急需的交通、能源建設上。「國家經濟發展了,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強,誰還會擁護共產黨?!」 
  蔣介石和宋子文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預算,因制訂的不同出發點,引發了他們的公開對抗。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預算因久通不過,心中著急,就打電話向蔣介石詢問,蔣便要宋到他的住處來。 
  宋子文到了蔣的住處,在客廳剛坐下,蔣介石便從書房走了出來。 
  蔣介石說:「子文,今天叫你來,是和你商量一下預算的事。」 
  宋子文見蔣介石態度誠懇,就開城布公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最後特別提出要減少軍費、平衡預算、停止內戰和積極抗日的問題。 
  哪知蔣介石還沒等他把話說完就火了,指著宋子文大聲吵道:「停戰停戰停止內戰,你就知道停戰。共產黨要推翻我們,我們卻要停戰!」 
  「可現在國庫空虛,我雖然是財政部長也沒辦法。」瞧蔣氏那副沒教養的樣子,宋子文只好無奈的說。 
  「沒辦法要你這個財政部長幹什麼?」 
  「幹什麼?我要對全國的財政預算負責。」宋子文忍不住頂了蔣介石一句。 
  「你負什麼責,南京政府誰說了算,中央誰當家?你應該向我負責!」 
  「我是向你負責,更要對黨國負責!」 
  「就是你們這些人不積極剿共,後方補給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豈有此理!仗沒打勝,你這個總司令沒責任,倒怪起我們來了?!」 
  宋子文的這句話一下觸到了蔣介石的痛處,蔣介石滿臉通紅,「啪」地一聲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給我滾出去……」 
  「你罵人,你敢罵人廣宋子文火氣也被逼了上來,用手指著蔣介石的臉質問到。 
  「罵你,老子還要打人呢!」蔣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臉上。 
  宋子文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發上,當他反應過來正想發作時,侍從們已從兩側跑了進來。 
  當時蔣介石額頭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發上,用手捂著臉氣喘噓噓,半晌說不出話來。 
  據說宋子文挨打之後,宋美齡對蔣介石不依不饒,非要蔣對宋子文認錯。其實,蔣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繩上拴的兩隻螞炸,誰也離不開誰。也正因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開對他的權威挑戰。所以,蔣介石雖然把宋子文趕出了財政部,卻並不想和他攤牌。在不久的一次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上,雖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辭呈,但蔣卻當著眾人的面一再為宋子文評功擺好,說他為了國家作出了如何的貢獻,並讓他出任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等職。 
  在宋正式提出辭呈之前,蔣介石曾約孔祥熙密談,實際上是對孔交底。當時蔣介石對孔祥熙說:「財政部長沒有別的人選,非你莫屬。你也不要推辭,早點進入情況作點準備,早點就職,以穩定大局。」 
  當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謙虛一番,說自己「才疏學淺,怕不能勝任」之類的套話,心裡卻樂此不疲,恨不能馬上就走馬上任。 
  於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擔任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開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巔峰。這一年,他剛好53歲。 
  不過另據資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風波」辭去財政部長後,南京政府內部立刻有人活動,想得到這個肥缺。宋藹齡得知後,當即趕赴南京找蔣介石。由於當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親關係,宋藹齡見蔣是不用客氣的。她只一個「介兄」,便開門見山步人正題。當時,蔣介石尚火氣未消,當著宋藹齡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講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謀不軌之舉。當下宋藹齡聽了,不禁淡淡一笑說:「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實在不實在,要留一著,人家離間計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來也很好,換哪一個要慎重一點。萬一不聽你的話,軍費發生問題,後悔也來不及了。」 
  蔣介石聞聽宋藹齡如此一說,當時氣也消了大半,並且也明白了宋藹齡此來的意圖,便問「庸之為什麼沒來?」 
  宋藹齡忙答說:「明天來。」 
  蔣介石說:「庸之來了,請他談談。」 
  就這樣,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的幕後交易達成了。由此可以說,這是夫人宋藹齡設計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筆。 
  孔祥熙上台時,全國的經濟形勢是極為嚴峻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強佔了我國東北,東北四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與此同時,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也沒有放鬆對中國的掠奪。1929年至1933年,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為了轉嫁危機,他們大量向中國傾銷商品,輸出資本,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金融、財政和工業交通,使中國的殖民化經濟更加深了。 
  當時,中國的農業情況也不容樂觀。蔣介石上台後,維護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佔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農擁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們壟斷了土地,採取分散出租給農民的辦法,以搾取高額地租。貧農和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不但要對地主交納高額地租,還要承擔沉重的苛捐雜稅,生活在飢寒交迫之中。據當年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對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個地區1934-1935年的調查,當時農村自耕農、半伯農和佃農負債的百分率高達71%,佃農高達78%,其中安徽平均高達80%。廣東等地農民的借貸率增長了9%。 
  民族工業的發展也舉步維艱。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官僚買辦的從中盤剝,民族工業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瀕臨破產半破產的邊緣。如在工業和國民經濟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的中國傳統手工業,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進一步衰落了。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對進口商品設置關稅壁壘,使中國向外國出口的手工業品銷量銳減;他們大量向中國傾銷商品,使洋貨充斥中國市場;加上農村經濟破產,農村商品市場縮小,以及官僚壟斷資本的盤剝,這就無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業的衰敗。如我國著名土布產地河北高陽,1929年有平面織布機2.5萬架開工,提花機4300架開工;而到1932年,平面機減少到2萬架,提花機減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機開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機只剩下200多架,土布產量更急劇下跌。傳統手工業走向破產,使我國手工業產品出口量銳減,產值比重在國民經濟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業產品出口值為銀27911萬兩,到1934年則僅有11298萬兩。 
  殖民化經濟的加深,農民的貧困化和傳統手工業逐步走向破產半破產,使原本就不穩定的經濟生活更加動盪和惡化,廣大人民群眾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熱中掙扎。 
  國民黨政府於1935年進行一次調查,被調查的1001縣中,農民逃荒在外的達2000萬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縣60餘萬人口中,生活無著者達40餘萬。蔣介石為了打內戰,軍事搖役和對農民的壓搾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僅為內戰修公路一項,蔣介石就下令徵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萬人。連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都不得不承認農民的慘狀,該報在一篇報道安徽農民的慘狀的文章中說:「逃生無路,水藻撈盡,草根掘盡……闔戶自殺者,時有所聞;餓殍四野者,途中時見……大小村落,雞犬無聲,耕牛絕跡。」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仍下決心打內戰並發動對中國工農紅軍的「圍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伊始,蔣介石就宣佈了對工農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的動員令。 
  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訓,孔祥熙在蔣介石發佈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表演說,公開宣佈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針。當時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證最大努力籌集所需經費;平衡預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戰的勝利比保持平衡預算更重要。」說這話,正討蔣介石的喜歡。」其後蔣介石不無得意地對宋美齡說,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實,孔祥熙也並沒什麼靈丹妙藥。前面講過,他在宋子文出訪美國時,就用濫發公債,用高利率奪走生產用資金的辦法為蔣介石的「剿共」籌款,其後果只能是加速國民經濟的退化和使廣大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化。 
  除濫發公債外,他還利用中央銀行的壟斷地位對他人進行盤剝。他把中央銀行看成是蔣介石內戰經費的錢袋子。為此,他讓中央銀行享有許多特權,如控制壟斷政府收支,有權發放金融債券並可做為兌付關稅之用。實際上使銀行成為國庫的代現機構。1934年10月,孔祥熙宣佈施行白銀出口稅,但他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要別的銀行出口白銀上稅,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銀行卻趁機大做白銀出口生意,當然是不上稅的。僅這一項,就賺了幾千萬。正由於有這樣的特權,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銀行迅速發展,成為最能獲利的機構。後來有人統計,1934年它的資產只佔中國銀行界的N%,但它的利潤卻佔中國銀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為人謙和,態度溫順,提倡中庸。但在商戰中,他絕對是一個武裝到牙齒的豺狼;他對財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對權力的追逐一樣,表現一種永無止境的貪婪。 
  孔祥熙在中央銀行取得了中國銀行界的統治地位之後,又把攫取的下一個目標盯在了當時頗具影響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上。 
  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是上海兩家老牌銀行,美英法等國在這兩家銀行中都有大宗存款。這兩家銀行佔有的資金約占當時中國全部銀行資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這兩家銀行當時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釘、肉中刺。 
  孔祥熙為了籌集內戰經費大發公債時,中國銀行就進行過抵制。中國銀行董事長張嘉敖說,共產黨就那麼一點點人,怎麼會對黨國構成威脅?日本才是真正的敵人。軍隊不去打日本人,卻在「剿共」作戰中用去那麼多錢。當時他叫部屬大量拋售中國銀行持有的南京債券,還暗自聯絡交通銀行共同採取行動。拒絕為孔祥熙和中央銀行提供資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藹齡面前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讓這個令人討厭的張嘉敖滾蛋!」 
  孔祥熙雖然早有此心,但在具體行動時卻十分慎重。他知道,對手也非等閒之輩,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開,弄不好會影響全國的金融形勢甚至會危害自身。那麼,怎樣才能達到這個陰險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請教求助於他的主子、在玩弄陰謀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籌的蔣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蔣介石、宋子文(蔣介石此時又需要宋子文並許願以高官;宋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蔣、孔聯手,於是他們又走到一起來了)來到漢口英租界的一棟別墅秘密會談。在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採取行動上達成了共識,並研究了如何迫使兩家銀行就範的具體步驟和策略。當時,蔣介石引用一句成語把這個策略稱為「欲擒故縱。」 
  孔祥熙回到上海後對宋藹齡感慨萬千地說,以前只知道委員長精於計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藹齡聽後亦半是譏諷半是認真地說,那你就好好拜老蔣為師吧。 
  待孔祥熙把他們在漢口的計劃告訴了宋藹齡後,宋藹齡也禁不住連聲說:「妙,真是一盤好棋,一齣好戲,一個連環套。」 
  當時受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上海的經濟也不景氣,資本短缺,銀根奇緊,大量現金都被用於發動內戰,工商界人士怨聲載道。孔祥熙立即召開了一個工商界座談會,題為如何振興民族工業。在會上,他含沙射影地說,「據我所知困擾各位的問題都是銀行家們造成的。為什麼工商業資本家和手工業主得不到貸款?銀根為什麼這麼緊?利率為什麼這麼高?根子在銀行,左右是銀行家們在底下搗鬼……」 
  宋藹齡則和他一唱一合,晚間在高級賓館大擺酒宴招待他們,使這些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受龐若驚。 
  宋藹齡對他們說:「祥熙很想幫助你們,可你們都知道中央銀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財神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你們應該向他們要……」 
  為了搞垮中國、交通這兩大銀行,孔祥熙還找到了青幫頭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擔任財政部長時,杜月笙送了一份禮表示祝賀。當時,杜看中了孔掌的權,孔則看中了杜的錢和他在上海的影響。 
  杜月笙答應了為孔祥熙幫忙,孔祥熙則答應在搞垮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後分一杯羹給社,二人開始沆瀣一氣。 
  於是杜月笙為此專門召開了一次工商界會議,請孔祥熙做報告。孔講:「如果中央、中國和交通銀行能聯合起來,成立一個三銀行財團,整個實業界的狀況就會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低息貸款,就能使我們的民族經濟來一次振興。」 
  當時,孔祥熙、宋藹齡的這一系列陰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並漸漸取得了效果。工商實業界的資本家對這個外表忠厚謙和的財政部長頗有好感,對他講的話雖不是言聽計從也幾乎是句句當真。如果他們那時就知道德國有個戈培爾,知道戈培爾有一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話,他們還會對孔如此相信嗎?漸漸地,這些工商界的實業家們在孔祥熙的煽動下行動起來了。首先,他們組成了一個叫做「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的組織,並以這個組織的名義向中央、中國和交通三大銀行提出申請,要求增加500萬元的緊急貸款,無擔保地貸給面臨破產的企業,以振興經濟、繁榮市場。他們還要求南京政府發起一個以他們的資產或商品作擔保的大規模發展實業的借款計劃,使經濟從蕭條中得以恢復。 
  魚兒上鉤了,工商企業家的這些要求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來做為向銀行界施加壓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頻繁來往於上海南京之間,腳步匆匆,面容嚴肅,儼然一場大戰將臨,而他就是這場大戰的總司令一樣。 
  在上海,他召開了一系列由大小銀行家組成的會議,專門「商討、研究」如何籌措資金向工商實業界貸款問題,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麼為了國計民生呀,什麼為了抵禦外海呀,什麼銀行界必須精誠團結為民謀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實業界的呼籲,上有孔祥熙的吶喊,當時以中國、交通銀行為代表的銀行界不得不認真考慮了。雖然他們此時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蔣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貸款一事確實形成了氣候,如不放點血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於是,他們開始有計劃、有針對性地發放了一些貸款,並在貸款中增加了一些條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這麼小規模的貸款當然不能滿足實業界的需要,於是更大的不滿如潮水般湧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對他們說應該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農民銀行要貸款,而中央、農民銀行稱是中國和交通銀行操縱著金融界,使其無款可貸。孔祥熙還利用上海的新聞媒體大造這種輿論,把實業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國和交通銀行,他則坐山觀虎鬥。 
  豺狼的本質終於暴露了,孔祥熙覺得時機成熟了,在請示蔣介石獲得讚許之後,他終於對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孔祥照以國民政府財政部的名義突然宣佈:現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必須由中央政府接管,兩行都須增資而由政府控制半數以上的股份。 
  當即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職員們一下都懵了。這對他們如同晴天霹靂,好生生的私人銀行怎麼一下子就變成政府的呢?這和大街上強盜公開搶劫有何不同?無非大街上搶劫的都是小流氓,搶劫的也不過數十數百元的小錢,而這次搶劫的主角是政府,搶劫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財富。中國、交通銀行的總裁們這才明白了幾個月因貸款風波引發的一切,但為時晚矣。 
  更加陰損的是,孔祥熙規定的政府必須控制兩行的半數以上的股份全是空頭支票。 
  由孔祥熙簽署的政府財政部給中國銀行的命令寫道: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宜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2500萬元,內官股500萬元,應再增官股2500萬元。隨文發給24年金融公債500萬元預約券5張,仰即填具2500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 
  孔祥熙給交通銀行簽發的命令也大同小異。也就是說,孔祥熙是用他發行的2500萬元的債券,做為這兩家銀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強行人股)。這樣,他憑借手中職權,不費一分一毫就控制並掌握了他原來的宿敵: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 
  緊接著,孔祥熙自恃有蔣介石撐腰,又宣佈了中國銀行的人事變動: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傲、董事長李銘雙雙被免職,由宋子文接替這兩個職務;為了給公眾一個大度團結的印象,他還任命了張嘉傲為中央銀行的「第二副總裁」。當時中央銀行的總裁是孔祥熙,第一副總裁是陳行。那麼,這個第二副總裁還能管多少事呢?純粹形同虛設。 
  張嘉敖此時已認清了孔祥熙的嘴臉,便以「身體不佳恐怕難以勝任」為理由,要求不擔任此職。孔祥熙正好順水推舟,張嘉敖從此過著深居簡出的隱匿生活,從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擠掉了張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馬平川。他親自為中國、交通銀行的股東們重新辦理了手續,並選出了新的理事會。原來和這兩大銀行一點不沾邊、甚至為這兩大銀行競爭對手的宋子文、宋子良還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會的成員。當然,孔祥熙也沒忘記安插了自己不少的親信和死黨。 
  在奪取了中國和交通兩大銀行之後,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銀行,即寧波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工業銀行發起進攻。 
  1935年6月,上海的這三家銀行突然發現他們的「信譽」垮了。他們莫名其妙地發現面對無數前來要求提款的人,而他們卻無法兌現他們發行的現鈔。 
  這又是孔祥熙在背後耍的手腕。不過和整治中國、交通銀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國、交通銀行靠的是強權,而對這三家銀行,如果故伎重演,會被輿論所指。於是,工於心計的孔祥熙開始在幾個月前通過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大量囤積這三家商業銀行的鈔票。到了一定時間便突然要求全部兌現。這三家銀行當然不可能馬上兌現。孔祥熙藉機說這些銀行管理混亂,信譽喪失,以政府的名義向這三家銀行施加壓力,最後迫使這三家銀行經理辭職。 
  三家銀行經理辭職後,孔祥熙乘機在其中安插親信,培植自己的勢力,並最終控制了三家銀行的董事會。隨後,他又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為由,向這三家銀行以「政府緊急增資」為由各撥款500萬元,從而亦最後完成了對這三家銀行的吞併。 
  當年,孔祥熙在上海銀行界的所作所為,徹底摧毀了上海原民族資本銀行的地位,並逐步形成了全國的金融壟斷,表現出他貪婪狡詐的本性。同時,他也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後來的發展,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3.完成「法幣改革」 
  1935年華北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南京國民黨政府在失去東北的財源後,在華北各地的稅收也遭到嚴重損失。大批白銀從華北被偷運出境,上海銀根日益緊縮。孔祥熙為支持蔣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該投入市場的資金,加之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貨幣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在各種形勢下,國民黨內的親英美勢力便希望通過借助英美的力量來遏制日本的進一步侵略,同時希望英美支持貨幣改革,以解決當前面臨的經濟危機。 
  長期以來,上海一直通用銀兩、銀元並用的雙重幣制。在國際貿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銀兩結算,而實際支付多用銀元;零售商在販賣時收取銀元,進貨時卻用銀兩。這種幣制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進貨要進行兩、元換算,極不方便,而且兩者的比價還經常隨時國際市場的變動而變化,使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商人隨時冒著虧損的危險,故極大影響了進出口生意。還有,企業平時要準備兩種支付手段,缺一個就可能引起資金周轉不靈,造成經濟動盪。 
  孔祥熙、宋子文對這種幣制的問題早有認識。早在1932年7月,當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就提出幣制改革的設想。宋子文想廢兩改元,統一幣制,然後實行紙幣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過南京政府正式宣佈廢兩改元,並規定今後國內外大宗貿易一律使用銀元。廢兩改元是我國貨幣制度上的一大進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剛剛開始,就因和蔣介石在「剿共」問題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但他的這項改革為推行紙幣制度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後,白銀價格上漲,中國國民的大量白銀外流。孔祥熙雖然採取了徵收白銀出口稅等政策,但仍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白銀從公開買賣轉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風大盛。再則南京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虧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銀。 
  此時,已在政治上站穩了腳根、在金融上掃清了「政敵」的孔祥熙明白,僅靠積極支持「剿共」、討蔣介石歡心不是長久之計。作為南京政府在財經方面的最高長官,第一把手,他必須要做出實質業績,才能真正樹立威信並懾服眾人。而對國民黨中央政府來說,要想解決和擺脫當前在經濟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實行幣制改革。 
  人們常說,宋藹齡是孔祥熙的內當家,這話不假。孔祥熙不論有什麼大事,都要先找宋藹齡商量,這次也不例外。 
  宋藹齡聽完孔祥熙的想法後立刻說:「好,你早該這樣。不能什麼事都跟著老蔣走。想想看,你當總裁、部長,如果國民經濟搞得一團糟,你跟老蔣跟得再緊,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來。」 
  孔祥熙想,搞幣制改革畢竟是宋子文先開的頭。如果這時主動找他商量,不僅可以從他那裡找到現成的思路,還會落個寬容大度的美名,何樂而不為。 
  於是,宋藹齡主動提出去當說客,先探聽一下弟弟的口氣,然後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動。 
  宋藹齡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說,宋子文便立即答應協助孔把幣制改革搞下去。當然宋子文當政時就有這個計劃,無奈蔣介石不懂經濟,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雖留學西洋,畢竟還有些民族榮譽感,不甘心中國經濟如此衰落。這次聽到姐姐一說,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頓時也好了許多。 
  於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討後,覺得要想使這次幣制改革成功,首先得爭取英美的支持。於是,他們動用了所有的關係,一方面向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人士吹風動員,一方面到英美使館宣傳解釋。1935年9月,英國政府派高級經濟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訪問,孔祥熙立即接見、宴請、送禮、戴高帽,並親自陪他遊覽了西湖、太湖、廬山和黃山。李瞭解了中國幣制改革的思路後,覺得符合英國的利益,回國匯報後不久,英國國王伊麗沙白便發佈命令,要求在中國的全體英國僑民接受新的法幣,並將銀元換成法幣。 
  英國帶頭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紛紛傚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承認了中國新發行的貨幣--法幣。 
  1935年11月3日,法幣改革正式出台。當天,孔祥熙以財政部長的身份向全國發表了關於幣制改革的宣言。當時孔祥熙在宣言中說: 
  「自各主要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銀價暴漲以來,我國貨幣之價值,經其過度抬高,國內通貨緊縮之現象,至為顯著。而失業者增加,破產迭生,資金外流,國庫收入短少,國際收支不利,種種狀況,紛然並起。自去歲7月起,僅3月有半之期間,國內現銀流出在2萬兩以上。葡政府當時不迅采有效措施,則國內現銀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為國內所昭見者。幸政府於同歲10月15日下令,徵收銀出口稅及平衡稅,藉以制止對外匯率之上騰,及銀貨之公開流出,而緊急危機得以倖免。顧此種舉措,其效只限於一時。苟貨幣價值始終昂貴,則通貨緊縮將繼續存在,且日益加厲。苟幣值下跌,使世界銀價與我國外匯價格之差額,繼長增高,一如事實所表現,則現銀大舉私運出境,為必然之結果。政府為保存全國準備金,並為鞏固幣制與改善金融起見,特參照近年來各國之先例,頒布緊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與此同時,南京政府還發佈了《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佈告》,佈告對幣制改革闡述了6條具體規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1936年2月,中國兆民銀行發行之鈔票亦視同法幣)。所有定量、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二、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現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發行數額,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總額為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確定限期,逐漸以中央銀行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即發之新鈔,及已發收回之舊鈔悉數交由發行準備委員會保管。其核收印製中之新鈔,並俟印就時一併照交保管。 
  三、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發行準備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案公佈。 
  四、凡銀棧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類者,應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 
  五、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之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 
  六、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 
  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現的麻煩,孔祥熙成立了一個「法幣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由財政部及中央、中國、交通三個銀行派出的代表組成。孔祥熙還把他在生意場上的老搭檔、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也拉進了這個委員會。英國的高級顧問李茲羅斯認為杜月笙名聲太壞,向孔祥熙提出質疑,孔祥熙則以杜雖聲譽不佳但卻是青幫首領,上海有成千上萬的人聽他指揮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進去,成為法幣改革中一個醜聞。 
  實事求是的講,孔祥熙所搞的法幣改革對緩解通貨緊縮、恢復經濟發展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法幣在全國流通後,物價開始回升,黃金白銀投機行為明顯減少,對外貿易呈活躍和上升的勢頭,對外匯價也趨於穩定。此外,老天爺也幫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屬於風調雨順的年景,全國農業豐收,農副產品也較為豐富,市場一度出現了繁榮景象。於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也顯露出復甦的跡象,有些行業和企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孔祥熙曾不無得意地對他的同僚說:「使用銀元是多少年留下來的傳統,可在我手裡改變了,而且獲得了成功。這是天助、也是人為。幸也,幸也!……」 
  的確,法幣改革在我國貨幣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筆。它統一了全國的貨幣,避免了一場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財政危機。對穩定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今後的八年抗戰在財政上打下了基礎。 
  但是,孔祥熙等人決不是那種愛國憂民的君子,即使他順應歷史潮流時做了一些適應經濟發展的決策,也絕沒有忘記對他人進行盤剝,並懷著陰暗的心態為自己斂財。 
  孔祥熙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併了中國、交通。農民三大銀行之後,通過法幣改革又開始掃蕩一些中小銀行。在幣制改革前,市場上還流通著十二家銀行發行的紙幣。法幣改革後,使得貨幣的發行權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銀行的發行權被無條件取消。所有銀行儲蓄的白銀一律要移交到有關銀行。這樣一來,一般銀行為了得到法幣,必然要依賴國家的中心銀行。於是,孔祥熙及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幣來直接間接地控制一般的商業銀行。所以法幣的實行不僅確立了國民黨政府對金融業的最終控制權,還為孔祥熙等人盤剝中小銀行創造了必要條件。 
  其實在法幣改革的同時,孔祥熙就已經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幣發行時,孔祥熙規定所有民間白銀必須向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四大銀行集中,並規定各地銀行、商店、公共國庫及個人,凡持有銀幣、生銀、銀錠或銀塊,都必須在三個月內到兌換部門換成法幣。由於在商品交換中停止使用白銀,農民不得不將手中的白銀換成法幣。當時農民用1元銀幣只能換到1元法幣,而法幣在1936年及1937年兩年內就貶值了三分之一。農民兌換到的法幣等於隨即開始貶值,即損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四大銀行共收到白銀3億元。孔祥熙由此暴發,而人民則在不知不覺中便被剝了一層皮。 
  不過,在國際上,法幣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強烈反對。但因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未受威脅,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幣與英磅的外匯比價上,英國政府率先做出姿態,支持由中英雙方確立的比價,美國緊隨其後。英美之所以這樣,也是為了操縱中國的貨幣,加強對中國金融和貨幣的影響和控制,從而有利於向中國進行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幣改革時,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筆白銀生意。他們大量收購中國的白銀,孔祥熙從中大發橫財,英美也獲其利,並通過此舉加強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個慣於操縱投機市場的老手;在幣制改革中,大發橫財,剝削面之廣,受損人之多,他獲財之巨均實屬罕見。然而,他也遇到過麻煩,比如後來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來,他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著頭皮把杜月笙拉進了「法幣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但看到杜月笙春風得意,對他表面恭敬背後譏嘲的樣子,他又恨恨不平。這種情緒在公開場合當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難免不對宋藹齡說出。 
  宋藹齡見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進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對杜月笙之流沒什麼好感,認為他們不過是穿上西裝體面一些的高級流氓。於是,宋藹齡便心生一計。 
  法幣改革後,法幣和英鎊等西方主要貨幣的匯價是金融家們最關心的問題,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幾次打電話找孔祥熙、宋藹齡探聽。有一次宴會後宋藹齡「無意」中透露,說是孔本來沒告訴她,是孔和英國代表李茲羅斯密談時她偷偷聽到的,法幣和英鎊的比價又要變動,讓杜月笙趕快去投機。 
  杜月笙信以為真,立刻行動,將手中的現金全部拋出。其結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錢沒賺著,還賠了整整5萬英鎊。 
  當杜月笙發現受騙後,立即打電話找孔祥熙和宋藹齡。宋藹齡狡辯說當時她說得沒錯,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話聽錯了。杜月笙哪裡會吃這一套,就說不管是怎麼錯了,這5萬鎊你要給賺回來。 
  孔祥熙一聽也不高興了,說你做生意賠了錢,我憑什麼給你賺回來。 
  當時兩個人鬧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絕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會兒,下午去參加一個會,天黑了才回來。不料車開到自家住宅的大門前,發現一個黑乎乎的長方形木箱擺在那裡。下車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貼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個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裡什麼都明白了。杜月笙這個流氓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當晚他沒把棺材的事對宋藹齡講,但第二天就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銀行董事會的特別會議。會議前,他和幾個心腹打了招呼,所以會議開得很順利,一致同意把銀行要建的一幢大樓的工程讓杜月笙下屬的一個公司承包。孔祥熙心裡早盤算好了,這個工程下來,杜月笙賺的錢足以抵銷那5萬英鎊。 
  事後,孔祥熙把這個「喜訊」告訴了杜月笙。杜月笙在電話裡閉口不談棺材的事,只是一個勁地表示感謝,好像以前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 
  當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這樣一對又勾結又爭鬥的朋友和對頭。在後來,他們多次聯手或權錢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狽為奸,干了許多坑國害民的勾當。 
  隨著孔祥熙對全國金融界的控制、壟斷和法幣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國民黨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加上已擔任的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職,使孔祥熙邁進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層,成為在蔣介石身邊的核心層少數幾個決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據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說「祥」自然是當「吉利」講,「熙」則有「光明、和樂或興盛」的意思。如此從字面上講,這個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氣洋洋了。再把這個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個渾圓元方的富態勁兒聯繫起來,倒難怪當年有人不無揶揄的說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個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們常常在私下裡乾脆就稱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曾一度背負罵名,晚節不保。即便在當年整個「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們認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裡大腹便便地昏聵無能;就知道自己摟錢,就知道效忠蔣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藹齡之命是從,以至於混到最後口碑極差,惶惶如喪家之犬一般。不過在這裡應該指出的是,當年人們對「哈哈孔」的評說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將其簡單化了。儘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確確沾了「庸」字,並且這個「庸」字裡面,也確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謂「人不可貌相」一樣,我們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當年孔祥熙身邊的一些親隨人員所說: 
  「孔祥熙與宋子文比較,一般人都以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實並不如此。孔有時裝糊塗,都為應付一時環境,他的精明厲害處比宋有過之而無不及。宋子文一派歐美作風,孔祥熙卻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別是對蔣的逢迎獻媚,既有內線更借外力,所以蔣宋迭起風波,蔣孔則始終如一。」 
  講上面這番話的人,是當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書以及中央銀行秘書處處長的譚光。此人長期跟隨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孔的身邊機密之事,因而對孔祥熙的其人本性應該有比較透徹的瞭解。 
  另有一位也是長期跟隨孔祥熙左右的人,即當年中央銀行的人事處長潘益民則還認為,孔祥熙性格的一個核心就是那個「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詡他那個「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個「庸」。可以說此一點上孔祥熙倒確有自知之明。縱觀孔氏大半生在官場上混事的經歷,此人待人處事的確分寸把握慎重,盡力做到適可而止,留有餘地而不走極端』。當年曾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仍故掣其肘,不盡其才;惡惡而不能去,或雖去而仍藕斷絲連,不種仇恨。」此即所謂孔祥熙的處世哲學,圓滑,世故,外圓內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將自己修煉得如此爐火純青一般深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煉,尤其臍身政界以來閱世漸深有關。 
  從當年緊隨孔氏左右的譚光和潘益民來看,他們倒一致認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識能力方面,「哈哈孔」確是一個庸碌昏聵之輩。 
  而且當年就便在蔣介石看來,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個「庸」字。因為老蔣深知「哈哈孔」的份量,充其量也不過是守成有餘、開拓不足的材料。但當年蔣介石矮人開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這種沒稜沒角肯於聽命的人。何況老蔣也知道,孔祥熙背後已有個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藹齡。有那麼能幹的一個「賢內助」做孔祥熙的堅強後盾,那麼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蔣介石也就不擔心了。事實上,自孔祥熙榮任財政部長等要職以來,其財政金融方面的許多絕妙好主意,專利都在孔夫人宋藹齡那裡。 
  所以當年人們都知道孔祥熙辦公事時常講的一句口頭語就是:「讓我問問太太怎麼說?」並且孔祥熙對此「妻管嚴」的形象還不覺難堪,以致常常當著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辦公電話打至家裡,向夫宋藹齡請示某事如何如何,毫無顧忌。一次正巧趕上新聞記者在場,於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從的秘密便給傳揚出去,一時傳為笑談。儘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與他幕後策劃人宋藹齡請示機宜,並且言聽計從。 
  不過,從孔氏夫婦二人的性格來看,孔祥熙如此行為倒也不足為奇。因為他的性格歷來纏綿,常常缺乏當機立斷的魄力和決心。本來不很複雜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裡,他也經常地猶豫不決,優柔寡斷,最後斟酌不下時只好找太太請示。偏趕上夫人宋藹齡又確實是辦事精明強幹,快刀斬亂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藹齡每臨大事既不糊塗也不慌張,且常常於冷靜自持之際就想出妙策高招孔祥熙破解難題。因為最初經歷過這麼幾次事情之後,孔祥熙發覺夫人確屬高人,因而也便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以至當年有人諷刺說,「孔內閣」只不過是個宋藹齡幕後操縱的前台木偶而已。 
  宋藹齡雖然在國民黨政府沒擔任什麼職務,但她仰仗著宋家的勢力,加上自己的財力和手腕,什麼都想插手,什麼都想過問。不要說孔祥熙,連蔣介石在公開場合都要讓她三分。 
  抗戰前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時,曾密電張學良,商討財政部擴充稅營團一事。密電為何應欽手下的譯報員破譯,何應欽將電報轉給蔣介石,蔣介石極為不滿,認為宋張二人在背後搞鬼。當時國民黨內政學系正在私下活動,力圖執掌國民政府大權。得知蔣介石有撤換宋子文之心後,便四方聯絡,八方串聯,妄圖取而代之。此事又被陳立夫、陳果夫知道,他們為了防止政學系把持財政部,便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要宋藹齡轉呈蔣介石。 
  宋藹齡仗著是宋美齡的姐姐,去南京見蔣介石從來不辦正常的手續。就是她闖人蔣介石的會客室,蔣介石也拿她沒辦法。那一次來藹齡去見蔣介石,蔣雖正因宋子文生氣,宋藹齡的面子卻不能不給。結果,財政部長的肥缺最後落到了孔祥熙手裡。 
  宋藹齡「垂簾聽政」,還有一個例子。1943年春,《戰地鐘聲》作者海明威夫婦打電話給宋藹齡,要到中國來考察,收集素材,準備將來成書。宋藹齡從香港打電話給孔祥熙,叫孔祥熙派人到香港來接,孔祥熙就把這個活派給了秘書夏晉熊。夏到香港之後,常到孔府在香港的別墅在看宋藹齡。宋對夏說,她很想見到英國《泰晤士報》駐遠東記者麥克唐納,並要夏代她聯繫,夏表示這事有點難辦。宋藹齡說,海明威夫婦和麥克唐納是朋友,你可以利用這個關係,就說海明威夫婦是作為我的客人到中國的,再問問他是否願意和我見面。夏按照宋的意思找到了麥克唐納,促成了他們在香港的會面。宋藹齡在和麥克唐納的交談中,大吹特吹孔祥熙主持財政工作後的所謂政績,希望《泰晤士報》能向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讀者宣傳。宋藹齡這樣做,就是為了維持孔祥熙在抗戰後期搖搖欲墜的統治,繼續坐穩她第二夫人的位置。 
  宋藹齡愛玩,年輕時愛逛夜總會。歌舞廳、老了就愛打麻將。在上海時,她幾乎天天晚上打,一打就是通宵。然後睡覺,通常是睡到次日10點到12點。有幾對夫婦是她的牌友,如清末官僚資本家盛宣懷的兒子盛升頤夫婦,稅務局長樊光夫婦,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夫婦等。特別是盛升頤的老婆,雖已是半老徐娘,但極會修飾打扮,又善於辭令,八面玲攏。以至後來,她竟勾上了比她小十幾歲的孔令侃,演了一出海上結婚的鬧劇。 
  但這麼說來,倒並非講孔祥熙一無是處,其與夫人宋藹齡倒真可稱得上是一張一弛,剛柔兼備了。孔夫人當然經常表現得身手不凡,但孔祥熙也每每在關鍵之時露上一手,以便和夫人比翼齊飛,相得益彰。比如在上一章中我們所講的宋藹齡意氣用事得罪了上海黑道首領杜月笙的事,最後就是孔祥熙發揮長項「世故圓滑」給擺平的。可以說,當年孔祥熙好多看似「無能」的舉措,骨子裡常常都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由上我們不難看出,孔祥熙、宋藹齡夫婦性格上絕不屬同一類型,但卻能互為補充,配合得十分默契。只是,由於宋藹齡性格潑辣進攻性強,所以常常搞得孔祥熙節節敗退不是對手。在孔氏家族內部,說了算的是夫人宋藹齡,而孔祥熙對夫人則除了怕就是服。孔家的章程都是孔夫人定的,並且孔祥熙還要帶頭模範遵守。當年孔祥熙在南京政府供職做單身時,宋藹齡卻住在上海並要求孔祥熙每週週末準時回家看她。於是孔祥熙每至週末便匆匆忙忙趕回上海與夫人團聚。當年在南京國民政府中,花花綠綠的好色之徒的確不少,但當時在孔祥熙身上,卻很少有類似的花邊新聞。老子如此,以至孔門的後代孩子們亦復如此,對宋藹齡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親孔祥熙。 
  當年孔祥熙遇事不能決定時,除了「問太太怎麼說」之外,在僱員中他經常找來商討的,便是前面我們提到的那個長期追隨孔氏左右的譚光。自從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實業部長開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龐後淒淒惶惶地赴美流亡為止,總計有18年之久譚光始終侍候著孔祥熙一個人。當年這個譚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賴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線。當初當這個譚光發覺孔祥熙對夫人最遷就且遇事言聽計從之後,他便開始曲意逢迎。宋藹齡平時講話講的是蘇州國語,有時還夾上幾句英語。恰好譚光也能夠講蘇州白話,並且也懂幾句英語,還講得柔聲繪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藹齡的喜歡。以至後來,每當遇有什麼牽涉譚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講譚光的壞話時,孔夫人則多為其巧為開脫,以還報譚光的逢迎之情。 
  至於說到孔祥熙當年的昏庸糊塗,我們這裡倒有兩個小掌故,於惹人捧腹之際亦惹人扼腕再三。 
  當年南京政府的財政部裡,一度盛行聚賭之風,給孔祥熙得知後,他決定前往訓話。當時孔祥熙大發雷霆,聲色俱厲,把下面屬員罵了一個狗血噴頭。可萬沒想到的是,正罵的歡呢,孔祥熙卻突然面孔一換,嘻嘻哈哈地說:「其實,打麻將可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格,輸錢不著急的人,涵養一定好,也可以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將來選用人才,不妨讓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將。」說著孔祥熙竟自顧地哈哈大笑起來。一時搞得下面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認不清孔老闆是贊成打麻將呢,還是反對打麻將。倒是一些跟在孔祥熙身邊且對他性格較為熟悉的人,知道「哈哈孔」又犯起糊塗來了,便附和著一起哄笑起來。 
  當年還有一件事情,因為孔祥熙驢唇不對馬嘴地胡講一氣,也搞得眾人一時啼笑皆非。 
  那是1943年11月的一天,重慶中英文化協會和外交協會等文化團體,為歡送中國訪英團出國,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餞別茶會。當時邵力子等國民黨政要多有出席並上台致辭相送。那天,孔祥熙是晚到的,到場即被邀請發言。他倒也不客氣,上台即侃侃說道:「古人云,睦鄰有道,禮尚往來。諸位這次為答謝去年英國議員訪華團而赴英回訪,意義異常重大。我曾先後訪英六次,可以稱為訪英老前輩,其中三次,系代表政府正式招聘,兩次系私人考察實業,最後一次是參加英王加冕典禮。」說著孔祥熙便情不自禁地炫耀起他赴英參加英王加冕典禮時的風光經歷,那次「禮畢後,曾應威林頓爵士之邀,出席歡宴。是日參加宴會者,有英國國會議員18人,均屬中國問題小組。席間威林頓爵士起立致詞,謂以後英國政府如有不利中國政策之實,彼應據理力爭。我當時致答詞,盛讚威氏之善意,並謂中國人與英國人,實有血統關係。眾皆愕然,我說這個毋庸驚奇,因為馬來亞、香港生長之華僑,都稱為British^Subject(英國臣民)。」聽了孔祥熙這番胡言亂語後,當時在座的各位簡直就如聽了天下奇談一般,面面相覷哭笑不得。 
  堂堂泱泱大國的部長老爺,居然連「殖民地」這種常識性的問題都搞顛倒了,卻還在那裡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並且居然也能自圓其說,這真是惹夭下恥笑的尷尬之事。不過,據說當時孔祥熙竟對下面嘲諷的哄堂大笑全不介意,無動於衷,這倒也是「哈哈孔」不同凡響的一大本事。 
  初次見到孔祥熙的人,都容易為其「哈哈孔」的外表所迷惑。因為乍看上去,這個人性情平和,既不鋒芒畢露又不瀟灑風流,甚至於沒有什麼明顯的個人喜好,不打牌不搓麻將也幾乎不找女人,惟一愛抽一點煙還要背著老婆。當年許多人記得孔祥熙比較突出的一個愛好,就是和部屬嘻嘻哈哈的聊天,而且樂此不疲常常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不過,當年真正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這副好脾氣僅僅是表面上的,其骨子裡則酸性得要命,說翻臉就翻臉。所以當時有人給孔氏性格概括為:貌寬厚而性偏急。當時在孔祥熙手底下辦事的人都知道孔祥熙好發脾氣。有時候,其手下屬員向他匯報或者請示工作,常常就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譬如一句話說錯啦、一個字寫錯啦等等,孔祥熙立刻就拉下臉去連怨帶損,以至盛怒之下朝地上摔東西,或用英語罵娘等,根本不容人有半點分辯。尤其令下面屬員難辦的是孔祥熙的喜怒無常,難以捉摸。其任性程度,常常令人感到就是小孩子,也未必會如此,說耍就要說鬧就鬧,簡直如7月的梅雨天一樣,說不準哪塊雲彩下雨。而且更無法讓人容忍的是,孔祥熙一發起脾氣來,頓時斯文掃地,全無半點教養,動輒讓人「滾蛋」,對屬員一點人格上的尊重都不給。還是在三十年代初孔祥熙在南京政府做實業部長時,一個湖南籍的秘書因為一點小小過失惹怒了孔祥熙。當下孔祥熙根本不容分說,張口就讓那個秘書「滾蛋」。偏偏遇上那個秘書也是個桀騖不馴的倔強脾氣,雖然當時給孔祥熙罵了個暈頭轉向,言語不得,但心下卻是根本不服氣的。孔祥熙當時罵得凶,痛快過後也就沒事了。沒想到那個秘書卻不依不饒了。正好第二天是週日,當天孔祥熙就回上海與夫人團聚去了。那個秘書便窮追不捨,乘上特快晚車也去了上海。星期天一大早孔祥熙還沒起床呢,那秘書便上門叨擾。於是孔祥熙只好披上睡衣出來見客,一見又是自己手下的那個秘書,方待發作,沒料卻給對方搶了個上風。就聽那秘書說道: 
  「昨天你在部裡罵我『滾蛋』,為尊重國家體制和紀綱,我當時只好不作聲。今天特來私人住宅,罵你孔祥熙這個老混蛋,老子不幹了!」 
  罵完之後,那湖南籍的秘書競猛一轉身,揚長而去,搞得孔樣熙晃晃圓腦袋,半天也沒緩過勁兒來。事情過後,孔祥熙對那位秘書倒是不無欣賞並有了挽留之意,但對方卻好馬不吃回頭草,以「我與部長同為國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為理由,斷然拒絕了孔部長的「厚愛」。 
  當年在孔祥熙身邊工作的屬員中,稍有一點骨氣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鳥氣而離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書雷克瑞、英文秘書黃中勳等人,都是因與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難受屈辱,而相繼離職而去。當時沒有走的人,後來也逐漸都學乖了,大體能夠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氣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數對孔祥熙性格心態瞭解較多的幕僚,還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樂的晴雨表。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與蔣介石對其的褒貶好惡緊密相關。每當蔣介石誇獎孔祥熙幾句時,他便笑逐顏開興高采烈,且因為人逢喜事心情開朗而對下屬也較為平易隨和。比如抗戰中,一次孔氏官邸秘書處的一部分被日寇飛機炸毀,正好第二天就趕上了孔祥熙在范莊召開會議。於是會上孔祥熙難免意氣用事,對屬下各部門首腦極盡刁難之能事,特別是那個賑濟委員許世英,給孔氏訓斥了個茄子皮色。恰在此時,蔣介石前來慰問,當即孔祥熙雨過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對許世英也一反前態,說說笑笑彷彿什麼也沒發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蔣介石那裡討了沒趣或者挨了臭損時,他也便由心情惡劣而態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無常,從而把自身的火氣發洩到下屬身上了事。每當此際,在「哈哈孔」身邊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來了,一個個小心翼翼敬而遠之,唯恐給孔老闆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來脾氣糟糕再加之昏聵糊塗,於是常常難免尷尬人偏做尷尬事,以至每每搞得當事人聳肩攤手啞然苦笑,卻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戰爭中在陪都重慶,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書處對陳立廷、陳炳章兩位得力秘書大發一通脾氣後,一臉嚴肅地說:「從今天起,你們倆人被免職了。」事情過後,孔祥熙稀里糊塗,竟把這件事給忘個乾乾淨淨。沒幾天春節來臨孔又與二位秘書相遇拜年,其間閒談竟又佈置起了工作。當二位告孔他們已被免職了時,孔竟一臉驚訝,連連追問是什麼人給免的職。一時搞得陳立廷、陳炳章兩位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簡直啼笑皆非一般。於是,這件當初在孔氏官邸轟動一時的事,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了結了。 
  當年的「哈哈孔」就是這般的不可貌相,這般的荒唐至極。 
  不過,孔祥熙儘管如上所述脾氣糟糕得很,卻也並非一觸即發不忍不讓。他發脾氣從來都是看對象的。比如孔祥熙就從不向夫人宋藹齡發脾氣,對蔣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讓終讓始終在讓。在孔樣照眼裡,蔣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只要蔣介石一個電話打來,孔祥熙總是立刻畢恭畢敬地聽話並唯命是從。在國民政府做官的十幾年裡,凡是蔣介石親自批的條子,孔祥熙總是立刻照辦,絕不打半點折扣。當年孔祥熙曾對屬下講過,「我今天完全是由蔣先生的支持而上來的,蔣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滾蛋。」 
  孔祥熙當年的忍讓之心,亦只體現在對宋藹齡和蔣介石兩人的態度上,因為他們之間畢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關聯。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則就極有限度了。抗日戰爭後期,國內好多新聞媒介,常常對孔祥熙及其身後家族的大發國難財的罪惡行徑,予以冷嘲熱諷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銳批評。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甚至恨不能一殺其頭而謝天下。對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惱怒的,但他圓滑的另一面卻促使他表面上無動於衰,全當了耳旁風一般。據此有人誇說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裡能撐船」,實則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實際上,孔祥熙不僅報復心極強,而且手段也極其的陰險毒辣。比如當年著名的財經專家馬寅初先生就因抨擊孔祥熙的財經政策不留情面,招致了孔氏及其蔣介石政府的殘酷報復,被無理羈押在息烽集中營達21個月之久。這件事當年在民國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醜聞。 
  當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輾轉來到大後方,並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的。最初,馬先生本意是只想辦好商學院為祖國培養更多的經世致用之才,同時亦想利用在陪都重慶的機會,著重研究一下中國戰時的經濟問題。然而當時正值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極端黑暗腐敗、前方吃緊而後方卻緊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權勢巧取豪奪,大發國難之財;尤其是以孔祥熙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財政金融機構濫發鈔票,以致造成歷史罕見空前絕後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中國社會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瀕臨崩潰的邊緣。當時的馬寅初先生作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位具高度責任感的學者和經濟學家,目睹時弊不免痛心疾首。於是馬先生便義不容辭地在重慶公開發表演講,不畏權貴敢怒敢言,抨擊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黑暗尤其是其戰時的錯誤經濟政策;並針對孔宋家族利用權勢中飽私囊的醜惡行徑,馬寅初提出開徵「臨時財產稅」等新舉措,以重征發國難財者的財產來補充抗日經費之不足,且強調要求從孔祥熙、宋子文開始。 
  1939年秋的一天,馬寅初先生借重慶道門口銀行工會場址,召開1939年度中國經濟學社年會。當時,馬先生特地親自邀請財政部長孔祥熙參加。會議開始後,馬寅初先生首先致開幕詞。他在開幕詞中說:「今天我們很幸運,我們的社員、現在財政部長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參加這次年會。孔先生是財政經濟專家,又是掌握全國財政命脈的最高主管長官,現在我想先請孔部長對國家當前的財經情況和政策,對我們作一指導。」於是,在一片掌聲中,孔祥熙面紅耳赤地走上台去,胡謅八扯隨意地敷衍了一番。 
  待孔祥熙發言即將結束之際,馬寅初先生出其不意地將了孔祥熙一軍。他提問道:「請問部長先生,在法幣已經貶值,物價不斷上漲的時候,財政當局沒有設法穩定幣值,制止物價上漲,反而突然宣佈大幅度降低法幣對美元的比價,推波助瀾地造成財政上的大紊亂,使物價更猛烈地上漲,我們學識淺薄,不知用意何在?」講到這裡,馬先生特意瞧了一眼表情此際已然僵硬的孔祥熙,接下去又講道:「聽說這次調整美元比價公佈以前,那些洞悉內情的人都拚命向市場上搶購美元、黃金和白銀,還通過種種方法套購外匯,搶購物資,不顧人民死活,一夕之間都發了大財。請問部長先生,這又作何解釋?」當被之際,孔祥熙站在台上面色蒼白,彷彿死人一般。馬寅初此時也完全豁出去了,繼續無情抨擊道:「我們中國經濟學社的基金和我個人微薄的儲蓄,都存在國家銀行分文未動。就是將來在法幣繼續貶值下不值一文了,我們為了維護國家財政的穩定和政府的信譽,決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機買賣,興風作浪,擾亂市場。請問部長先生,我們是不是都應該這樣的呢?」 
  馬寅初先生這末後一句提問,搞得孔祥熙僵在那裡呆著木雞,一句話也答不上來。當時在座的各位與會代表,都明顯聽出馬先生上述一番話的鋒芒所指,並且都為馬寅初這種不畏權勢。敢講真話的精神所深深感染。於是一陣經久不息的掌聲響起來了。在掌聲中,那孔祥熙趕緊托辭有事不能耽擱,夾著尾巴灰溜溜地走了。儘管當時在會場上面對馬寅初的無情抨擊,孔祥熙未置一詞表示反感,但在內心裡卻已經把個馬寅初恨得咬牙切齒。 
  偏偏那馬寅初先生既不知趣又不買帳,當時蔣介石兩次派人請他去蔣處晤談,都給馬先生不客氣地拒絕了。這還不算,馬先生在第工年的1940年中國經濟學社再度年會時,接下來仍就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措施等加以嚴厲的批判和抨擊。儘管這一次孔祥熙鑒於前車,不敢冒昧參加了,但對馬寅初在會議中抨擊當時弊政尤其是抨擊孔宋家族的暴斂錢財罪行的做法,卻-一記錄在其帳上,準備以後尋機報復。當時孔祥熙心下篤信的一個信念就是:君子報仇10年不晚,咱們走著瞧吧。 
  果然沒過多久,孔祥熙報復的機會來了。在蔣介石的直接唆使下,孔祥熙等人為了剷除異己,禁銅輿論,竟於1941年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重慶大學商學院劫持了馬寅初先生,旋即又將其送到貴州的息烽集中營中軟禁起來。一時間,國內輿論嘩然,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義憤;人們對「哈哈孔」外表敦厚內存險惡的可鄙嘴臉,也認識得更清楚了。 
  就這樣,直到1942年8月,迫於中國共產黨和世界愛國民主人士尤其是重慶大學學生運動的壓力,國民黨政府才將馬寅初放出來。但馬寅初返回重慶後,仍為特務們軟禁在其歌樂山的家中,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馬寅初先生才最終恢復了自由。只是,非常令蔣介石和孔祥熙之流頭疼的是,馬寅初先生恢復自由之後,依舊大聲疾呼,抨擊國民黨政權的貪污、腐敗和暗無天日。 
  孔祥熙性格中最突出也最持久的一個因子,就是對金錢和財富的貪婪攫取。他一生中主要的奮鬥目標,第一是抓錢,第二是抓錢,第三還是抓錢。所不同的是,在抓錢的過程中孔祥熙逐漸認識到,錢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及時行樂。所以發跡之後,孔祥熙變十分貪圖眼前的享受。 
  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當時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基本上都是做官在南京,賺錢或享樂在上海。當時,孔祥熙亦在南京、上海同時各置了一套房產。孔辦理公務在南京,其夫人宋藹齡長住上海。每逢週末,孔氏便同當時許多政要一樣,搭上赴滬特快列車趕赴上海孔公館與孔夫人宋藹齡團聚。除了滬、寧兩地各有一處房產外,孔祥熙及孔氏家族已在北平、廣州、香港以及太原、太谷等地,都置有自家的豪華住宅。 
  當年孔祥熙、宋藹齡夫婦在上海的住宅坐落在舊法租界的霞飛路和西愛威斯路上,分別為50號,51號兩幢西式風格的二層洋樓;且裝飾得十分富麗堂皇。而其在南京的宅第,坐落在南京高門樓20號上,系當年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長時,興建起來的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建築。這套住宅平時只有孔祥熙一個人住,夫人宋藹齡帶著孩子均住在上海。只有宋藹齡來南京有事時,才偶爾住上一晚然後就回上海。南京孔宅內一共有兩間臥室、兩間會客室和兩間辦公室,規模不算太大,裝修也較為簡單,只陳列了鏡框油畫,以及懸掛幾幅譚延閻和於右任等人撰寫的對聯等。院子裡是一條市道直通大門,兩邊各有一排廂房供屬下警衛人員使用。此外這套住宅的廳前廳後都是花園,一年四季綠林成蔭鳥語花香,環境甚為宜人。 
  而在上海那邊孔家一共有兩幢洋樓,房屋裝飾佈置得就十分富麗堂皇了。其中不僅有各式新潮的像俱以及古色古香的裝飾,房前屋後還栽種了不少的奇花異草,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飯廳門口擺了一張畫著一頭獅子的大屏風,畫面上那獅子站在一塊隆起的巨石上,昂首挺胸向上怒吼的樣子。屏風右角上題有一句:「睡獅已醒--贈給為喚醒中國商業之獅作出最大貢獻的孔祥熙」。這幅巨畫是當年上海展覽館的董事們送給孔祥熙的。當時,孔祥熙夫婦及其子女分別住在上海這兩幢洋樓裡。全家上上下下包括總管、傭人及警衛人員等共有70多人。上海的孔公館裡,除了大、小客廳以及餐廳外,還分別設有書房、古董陳列室、休息室、彈子室、寫字辦公間以及接待室、傳達室等,可謂是兼具辦公和別墅休閒之功能。 
  當年孔氏家族的成員們,基本上是根據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來決定到各地居住的。 
  在前面我們說了,孔祥熙沒有什麼太多的喜好,只喜歡吸吸煙或跟下面屬僚聊聊天等。孔祥熙所吸的煙,其中亦有不少的名堂。平素他在家時,全吸的是進口高級洋煙,尤其喜愛吸三五牌的洋煙。但在外面公開場合露面或開會時,孔氏則專用一隻中國煙聽,裡面裝上三五牌洋煙,於是「哈哈孔」便一面吸著洋煙,一面還大言不慚地批評他人不吸國產香煙而專門喜好外國洋煙,儼然一派熱愛國家的正人君人模樣。不知情者當時還真以為孔部長抽的是中國煙呢,孰不知這傢伙陽奉陰違,虛偽透頂。雖然,這種偷梁換柱的勾當是下屬中那些拍馬屁的人幹的,但顯然也是「哈哈孔」願意如此,下面人才投其所好的。由此倒可見出,孔祥熙其人性格虛偽狡詐的另一側面。 
  孔祥熙因為常常胡說八道地發表演說,有時於不倫不類之中倒也不乏些許的幽默感,當年的許多新聞記者都曾目睹和報道過這位惹人捧腹的所謂新聞人物。比如一次孔祥熙出席廣東建設研究會第一屆年會時,人家恭請他蒞臨訓話,他便也不客氣地登上台,操一口山西老醋口音大放厥詞講其與廣東有特殊關係、特殊淵源。當時他講道:「第一、我自己所開設的鋪子,店號頭一個字總是『廣』字;第二、我在廣東經營過許多企業;第三、我自己的家眷是廣東人;第四、我還在廣東做過官。因此--講到這裡時,孔祥熙站在台上一臉的煞有介事又說道:「如果廣東同鄉會允許的話,我也可以毅然決然地加入廣東籍……」當即,台下發出一片掌聲和哄笑聲。而「哈哈孔」站在台上卻全不察覺,一副自鳴得意的派頭。瞧了他那個樣子,台下益發地哄笑起來。 
  孔祥熙當年的迷信也是有名的,而且他無論是信上帝還是信江湖算命,全帶有極強烈的功利色彩。這也許和孔祥熙當年發跡時走了基督的路子有關吧。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後,孔祥熙一度全然不知所措,便又去禱告上帝乞求神明。當時他用《新約福音》為蔣介石的凶吉卜了一次洋卦。孔祥熙卜卦的方法亦很特別,他常常閉上眼睛隨便翻開《聖經》中的一頁,用手指按上其中一段,然後睜開眼睛去讀其中內容講的什麼。這一次給蔣介石卜卦,孔祥熙翻出《聖經》中的一頁說的是「耶和華和一個婦女一起獲救的故事,於是他馬上跑去告訴宋美齡。後來,果然是宋美齡親走西安斡旋,終使蔣介石安全返回南京。這件事當年使得孔祥熙得意了好一陣子,他到處跟人吹噓自己占卜的洋卦如何如何靈等等,彷彿真有了半仙之體似的。此外,後來一直追隨孔祥熙左右的那個潘益民,前面我們講過就是給「哈哈孔」當年算命有功,才被孔祥熙屢屢提攜的。 
  孔祥熙在婚姻生活方面一直是比較嚴肅的。他得勢後身邊也曾美女如雲,但他並不好色。在宋藹齡之前,他曾結過一次婚,但他是在妻子死後才和宋藹齡相識並結婚的。不過,孔祥熙當時對婚姻的想法,與其說是為了愛,還不如說是為了權、為了錢。因為他總覺得,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成天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日迷戀於粉脂氣中,是不會有太大出息的。因此自從和宋藹齡結婚後,他幾乎是一直「安分守己」,宋藹齡在這方面對他也挺放心。 
  孔祥熙下午上班很準時,一點半到。所以財政部司局以上的幹部有時上午不來,但下午都來,而且比孔祥熙提前半小時,以表示他們的「敬業」精神。孔祥熙有很多兼職,如行政院、中央銀行等,都集中到財政部辦公。如當時的行政院秘書吳國楨、財政部常務次長徐堪、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等人,也都彙集到財政部碰頭。除非有重要會議或重要活動,孔祥熙才到那邊去。 
  國民黨政府建都南京後,黨政要員們大都工作在南京,消遣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後在上海。每逢週末,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是冠蓋如雲,車馬如流。孔祥熙當然也夾在其中。宋藹齡常住上海,要求孔祥熙每個週末的下午5點必須趕到上海的住所,孔祥熙唯命是聽。一到週末便在辦公室裡「坐臥不安」,秘書知道了這個秘密後,也在後來對來訪者進行擋駕,不是特別緊要的公文也就壓一壓。據說一次因為一件緊急公文需要處理,孔祥照週末9點才趕到上海,宋藹齡不但不在門口迎接(一般她是在門口迎接的),而且還給孔祥熙甩臉子看。孔祥熙在南京雖為堂堂財政部長,上上下下都要看他的臉色,回到家裡卻現了原形,要看宋藹齡的眼色。 
  和宋藹齡結婚後,孔祥熙是比較規矩的,並不像很多國民黨上層人物一樣,到處沾花惹草。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孔祥熙屬內向理智型。外表給人的感覺是和善敦厚,初次婚姻及再婚,使他對女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青春期對異性的渴望便讓位於對權;力、事業和成功的渴望。他曾私下和密友說:女人嘛,不能沒有,。但不能太多。古人云萬惡淫為首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宋藹齡的厲害。宋藹齡跟隨孫中山做秘書,曾對孫中山產生了愛慕之情,無奈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使她心灰意冷,最後委屈嫁給了孔祥熙。孔祥熙知道,無論從身價、知識、能力、財產還是勢力,他都比不讓宋藹齡,他娶了宋藹齡實際上是「高攀」了。而且,靠著宋家的勢力,他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份量是加重了許多,他是萬萬做不得惹怒宋藹齡的事的,特別是在私生活上。 
  但好色幾乎是所有成功男人的本性。好漢難過美人關,這也是一句古訓。連古人的三十六計中都要附上一條美人計,可見女色之厲害。多少年來,研究民國歷史的人一直在發出這樣的提問,孔祥熙果真是不近女色的大丈夫?在韓玉梅、宋藹齡之外就再沒有別的女人? 
  的確,在孔祥熙主掌國民黨財經大權以後,他遇到的美婦數不清,儘管孔祥熙從不跳舞,一般也不去夜總會,更不去逛妓院,但仍有一些必要的應酬必須參加,這就免不了有一些接觸別的女人的機會。特別是在抗戰爆發前孔祥熙和宋藹齡分住南京和上海,如沒有特殊情況,一個星期見一次面,這就使孔祥熙在時間和空間上有了尋歡作樂的條件。 
  但孔祥熙真正「下水」只有一次。 
  那次是一個叫約翰的英國人來和孔祥熙談一筆生意,隨同約翰同來的是一位絕頂美麗的女人。會談後,他們一同到一家飯店用餐,孔祥熙不禁向那女人多看了幾眼。而且這一細節,被細心的約翰發現,並對孔祥熙說:「榮小姐是我的私人秘書,久仰孔部長的大名,一直渴求一見。」 
  那女人也趕緊順著說:「我年輕幼稚,剛剛進入商界,還請孔部長多多關照。」 
  孔祥熙當時也沒多想,就和他們邊聊邊喝。不料榮小姐沒什,麼量,才喝了幾杯便頭暈胸悶,倒在了椅子裡。無奈,約翰便攙扶著榮小姐走出了酒店。付帳時,約翰叫孔祥熙幫助扶一下榮小姐,孔祥熙不得已扶起了那女人的肩膀,不知為什麼,他突然心跳加快,血液奔湧起來。 
  和宋藹齡結婚十幾年來,他還沒有和任何一個女子如此親近。那榮小姐白晰的皮膚粉裡透紅,就像剛出水的嫩藕。肩膀和胳膊軟綿綿的像春天的柳枝,渾身上下散發著芳香。孔祥熙的心弦像被一隻手撥動起來,並猛然升騰起一股強烈的佔有慾望。 
  後來,約翰又帶著榮小姐拜訪過孔祥熙,並說他有事要先回英國,在南京的生意由榮小姐負責。他為她在金陵飯店訂了一個包房,有事可直接聯繫。 
  約翰「走」了。孔祥熙記下了榮小姐的房間號和電話號碼。孔祥熙到榮小姐那裡去了沒有,去了幾次,和榮小姐的關係發展到什麼程度,人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孔祥熙和榮小姐的秘密接觸被宋藹齡知道了。 
  孔祥熙雖老謀深算,但還是不能跳出宋藹齡的手心。宋藹齡人雖不在南京,但南京孔宅裡的人,卻有宋的耳目。孔祥熙出去幹什麼,夜裡回沒回家,在上海的宋藹齡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宋藹齡突然返回南京,鐵青著臉走進臥房,宋藹齡沒吵也沒鬧,更沒有把事情擴散出去。孔祥熙心裡明白,也挺感激,他慶幸那晚他沒出去。他原來是動了想出去一趟的念頭,只因為白開工作有些疲勞,才沒出去,他暗自慶幸,但宋藹齡的突然出現使他明白了,他根本不能忘記、忽視宋藹齡的存在,哪怕是為了像榮小姐那樣漂亮多情的女人,都是絕對不允許的。 
  當年孔祥熙和那個榮小姐雖然時間不長且後果不大,卻提醒了宋藹齡。從此夫人管束加強,不給半點機會,孔祥熙自然也老實了下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再未聽說孔氏夫婦這方面的排聞。人們倒常常見到,每到星期天休息,孔祥熙便攜夫人出現在後花園裡,散步說話一派恩愛親熱的樣子。儘管當年還有其他一些傳聞,甚至有人講孔二小姐為能從其父那裡弄權勒索,私下裡也曾給老爹拉過皮條等,因都屬坊間傳聞飛短流長,故均不大可信。就此可以說,孔祥熙與宋藹齡夫妻二人的感情,還是相當融洽的。 
  第十章 「西安事變」始末 
  1.古城是個火藥桶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一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當時任國民黨代行政院長的孔祥熙,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民眾的抗日熱情日益高漲,而這種日益高漲的抗日熱情,對被蔣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東北軍影響很大。 
  東北軍從將軍到士兵全是東北人,眼看自己的家鄉被日寇佔領,自己的親人被日寇蹂躪,而他們做為職業軍人,不能回去保衛家鄉和親人,卻被蔣介石派到西北來打內戰。到1936年,東北軍的大多數官兵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反對內戰,打回老家去,從日本人手中收復東北。這些想法,和蔣介石的計劃顯然是格格不入的。 
  東北軍抵制蔣的計劃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謂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開批評蔣介石不抵抗的「親日」政策。蔣對此大為不滿,認為是向他的領導權威的公然挑戰,當下曾派軍隊前去威脅。但經過幾個星期的在戰爭邊緣徘徊後,雙方都認識到開戰是兩敗俱傷,於是達成妥協。但這件事對全國,特別是對東北軍產生極大的影響,白崇禧、李宗仁為他們樹立了一個敢於「反蔣抗日」,而蔣又拿他們無可奈何的榜樣。 
  與此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和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儘管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全國各地的抗日浪潮依舊風起雲湧。1936年10月,日本關東軍指使駐蒙的偽軍在日本控制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大舉進犯綏遠北部(內蒙)。當即國內外輿論普遍把這看成是日軍對中國的公開侵略,是中國政府忍耐的「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信號」。但蔣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對此向新聞界的答覆是,「攘外必先安內」,只有消滅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紅軍,團結抗日才可能實現。蔣介石的這一主張違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學校學生和愛國人士提出強烈批評。他們要求蔣接受成立「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門前請願。但前去請願的群眾卻被當作「賣國賊」和「搗亂分子」,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進監獄。 
  這時,西北地區的抗日情緒尤為激烈,東北軍身在其中共鳴也極為強烈,但當時蔣介石對此卻毫無認識。在蔣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級官員看來,西北地區是個交通閉塞、文化經濟落後的邊遠的地方,對整個中國的影響無足輕重。也很少有記者到那裡採訪,把那裡的情況公之於眾。只有一個例外即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繼斯諾訪問延安之後,又於當年10月訪問了西安,並發回了極有價值的報道。蔣介石當時如果能認真研究一下這些報道,就不可能親赴西安督戰,歷史也可能會改寫。然而,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從來不會因一個記者的報道改變自己的決定,所以才導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機,同時也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幹,提供了舞台。 
  韋爾斯女士當時的報道是這樣寫的: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隊伍中間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1931年有25萬人,如今只剩13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激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裡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它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公開熱情的領導下,他在這方面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 
  當時,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當年10月,蔣介石手下最精銳的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中國工農紅軍,他得到的情報是,工農紅軍經過萬里艱苦跋涉已疲憊不堪,一觸即潰。當時,蔣介石也多少知道東北軍和紅軍秘密接觸的情況,因此他決定親赴西安督戰。為了取得這次圍剿紅軍戰役的勝利,他甚至在蘭州和西安準備了近百架飛機,運去了大批炸彈,據說還有毒氣彈。在赴西安途中,蔣對他的幕僚吹噓說,只需兩個星期,至多一個多月,就可以徹底消滅「赤匪」的全部。 
  直至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後,他才發現他大大低估了東北軍的抗日決心和張學良的意志。張學良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統一戰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當時蔣介石十分生氣地回答,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此事。 
  但這時全國民族情緒越來越高漲,社會各界要求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蔣介石的脈搏,要求南京政府鎮壓逮捕救國會,因為中國的抗日宣傳是他們煽動起來的。蔣介石為了討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國會7位最著名的領導人。其中有在公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銀行家。律師、教育家和作家。對此,蔣介石學嫌不夠,又查封了當時14家暢銷的雜誌。恰在這時,上海日商紗廠的數千名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影響下,抗議日軍侵略綏遠,卻遭到了國民黨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鎮壓。而在青島也爆發了愛國學生領導和抗日遊行,日本軍隊竟派出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國學生。 
  所有在新近發生的一切,都越來越強化了那個早已在東北軍官兵心中生根的念頭。當年11月,張學良代表所有東北軍官兵及西北軍將士,向公眾發表了他在西安事變前最著名的呼籲,要求蔣介石允許他的部隊開住綏遠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軍: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裡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10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 
  當時張學良在西北軍事委員會的這份公告裡措辭懇切,要求報仇雪恨的心願之真誠強烈,希望通過上前線抗日以恢復東北軍聲譽之願望均溢於言表。但頑固不化的蔣介都斷然拒絕他們的請求,仍要求東北軍立即準備同在延安地區的紅軍作戰。 
  張學良也不氣餒,他以堅韌的意志又去了洛陽,再次請求在洛陽部署「剿共」事宜的蔣介石,同意他及東北軍的請求;同時他還為被捕的救國會領導人說情。在扣留了蔣介石之後,他在解釋扣蔣原因時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談話: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領袖,……請他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其實我同那幾位,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見過面,也不太熟;而我們積極援救他們,不過是因為主張相同,意志相同。蔣委員長決不採納我的請求,後來我說:蔣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 
  蔣總司令回答說:「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 
  但嚴格地說,張學良當初還未下發動事變的決心,因為蔣介石向張許諾,說他不久將再到西安,向東北軍師以上將領闡明他這次行動的計劃和戰略。張學良回西安後,焦急地等待著他的領袖的第二次駕到,以平息部下的越來越難以控制的情緒。 
  但就在蔣介石到來之前,又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軍和東北軍,使事態朝著越來越不利於蔣介石的方向發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協定的簽訂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非正式參加這一簽訂儀式。意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氣,默認日本霸佔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亞(今天的埃塞俄比亞)。墨索里尼同「滿洲國」建交。這一系列文件激怒了張學良。他發誓要消除意大利在中國的影響。當時張學良在向軍校畢業生發表講話時說:「這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另外,德國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空軍去轟炸工農紅軍。德國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誰能保證德國不把所得到的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送給日本呢?他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怎麼能和與日本結盟的德國軍事顧問合作,去打共產黨和紅軍呢? 
  此外也是在這個月裡,又傳來了胡宗南所吹噓的「鐵軍」第一軍在「剿共」中吃了敗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蔣介石認為是國民黨軍隊中最善戰的軍事將領之一。自蔣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後,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肅北部紅軍控制的地區挺進。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蔣報告,說紅軍正在潰退和不堪一擊時,工農紅軍突然在一個深谷裡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那是在一天的黃昏,夜幕即將降臨的時候,胡宗南的飛機飛回了機場,氣溫下降到零度。紅軍突然向行進中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擊。一夜之間,胡宗南最精銳的兩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團就被全殲,還有約一個團投誠參加了紅軍。胡宗南的其他部隊得知這個消息後紛紛後撤,一時間把在幾天前「佔領」的地區全部又送給了紅軍。 
  這件事給了東北軍又一個極深的印象:他們假如真的服從蔣的命令去和紅軍作戰,誰能保證他們的下場會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況胡宗南就是本地的軍閥,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張學良深感和紅軍作戰絕非易事,要想取勝更是難幹上青天。想當年在江西的「圍剿」中,哪次不是總司令親自坐陣,而哪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呢! 
  蔣介石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於1936年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的。而這時的西安,由於各派勢力的明爭暗鬥,已變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當時,蔣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沒有正規軍,除了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外,蔣介石在西安通過他的侄子蔣孝先控制了一個特務組織--藍衣社。這個藍衣社大約有1500名特務,分佈在陝西全省。他們作為蔣在西北的耳目,曾誘捕、監禁、殺害、綁架了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同時也在密秘監視著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的一舉一動。 
  蔣到達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幾千學生遊行示威。遊行的隊伍向臨潼蔣介石的駐地進發,要向「總司令」遞交一份請求抗日的請願書。當時的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驅散學生隊伍,警察在蔣介石親率的憲兵的支持下,向遊行隊伍開槍,兩個學生被打傷,其中一個恰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等於給本來就不滿蔣介石的東北軍火上澆油。消息傳來,張學良親自前往干涉,制止了警察對學生的毆打,並勸說學生回城,答應一定把請願書轉交給蔣介石。 
  此時早有人跑到華清池把事情告訴了蔣介石。所以當張學良隨後到蔣的住宅後,蔣對張學良大發雷霆,怒斥張學良立場不穩,對黨國不忠。以後的很多年裡,蔣介石一直認為他們倆人的這一事件是後來發生反叛的原因。 
  當天,蔣介石把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全部集中在一起,但並沒有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一起接見他們,老奸巨猾的蔣介石想通過分別接見的辦法來分化瓦解東西北軍的聯盟,以便各個擊破。但蔣介石的這一陰謀又破產了。不論蔣介石接見哪一派的將領,這些將領只有一個請求:到綏遠抗日前線去。雖然他們仍都承認蔣是他們的總司令。 
  然而已經利令智昏的蔣介石卻不顧一切反對,決定在當月10日召開大本營會義,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他在日記中寫到:「我告訴他們(指大本營將領),剿匪已到最後5分鐘就可最後實現勝利的階段。」 
  蔣介石隨之向已駐紮在甘肅、陝西的東北軍和西北軍以及南京軍隊發佈總動員令。並擬在12日向全體將士公佈總動員令。蔣在動員令中聲稱,如果張學良拒絕服從他的命令,東北軍將就地被南京派來的部隊繳械,張本人亦將被撤職。 
  與此同時,張學良和楊虎城還得到一個消息,蔣孝先控制的藍衣社同警察已擬定了一份他們部隊中同情共產黨和同共產黨有秘密接觸的人的黑名單,準備在總動員令發佈的同時,將這些人立即逮捕。他們還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已秘密任命另一位國民黨將領蔣鼎文來接替張學良任「剿匪」總司令。 
  12月11日,張學良、楊虎城分別召開了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會議,面對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生死攸關的時刻,他們最後下定了兵諫的決心。張學良當即調動了一個師的東北軍和一個團的西北軍解決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和藍衣社,另派自己的心腹、衛隊營長孫銘九前往華清池蔣的住處去抓蔣介石。當時張學良對孫銘九說: 
  「孫營長,我現在命令你,馬上率兵去華清池(蔣介石的住處)執行任務與白鳳翔師長一起去。他是幹過掏窩(土匪)的。千萬謹慎小心!千萬別把他(蔣介石)打死了。萬不得已時,打斷他的一條腿!可千萬別叫他跑了!千萬不能把他打死!」接著張學良還頗為傷感地說: 
  「明天這個時候,說不定你我就見不著面了。你死,還是我死,都說不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點,孫銘九率領的200多名東北軍驅車趕赴華清池。5點鐘行動開始,蔣介石的警衛和孫銘九部在賓館門口交起火來,但不到一刻鐘,孫銘九就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只是當孫銘九率部衝進蔣的臥室時,蔣已不見了蹤影,而蔣介石的假牙還泡在水中,帽子和皮包等散落在室內。孫銘九一摸蔣介石的被窩還有餘溫,於是斷定蔣介石沒有走遠,就帶領下屬在附近搜索。終於在不遠山坡上的一塊巨石的石縫裡,他們發現了身穿睡衣睡褲、凍得哆哆嗦嗦的蔣介石。 
  英國的一名叫詹姆斯·貝特蘭的記者事後採訪孫銘九並報道了當時的情景說: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志,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只要求你領導我們抗日。」 
  蔣介石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裡。城裡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裡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面蹲下。蔣介石猶豫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僕人送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麼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木。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東北軍和西北軍還控制了西安市。藍衣社的特務在睡夢中被驚醒、繳械和關押起來;「剿匪」參謀總部的人員在西安賓館的住處亦被包圍;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張學良的階下囚;蔣介石派到西安的50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同時在機場被扣。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便以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的名義聯合通電全國。這封簡短的電報說,為了促使蔣抗戰,已要求蔣「暫留西安」,同時保證他的安全。提交給蔣的「救國要求」也同時向全國廣播,但遭到國民黨控制的新聞單位的封鎖,報紙也沒有發表。當時張楊的「救國要求」就是後來著名的8條綱領,其主內容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內戰,採取武裝抗日。 
  (三)釋放上海愛國七領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證人民集會自由。 
  (六)保證人民組織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七)實行孫中山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當時的這八項救國主張,立即受到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國各階層各黨派以及各界群眾的多數擁護和支持,並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2.孔祥熙機關算盡 
  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孔祥熙、宋藹齡和宋美齡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時,機要秘書腳步匆匆,叩響了孔祥熙書房的門。 
  「什麼事?」孔祥熙放下後中的報紙,抬頭漫不經心地問道。 
  「加急電報!」 
  當即,孔祥熙從秘書額頭上滲出的汗珠和眸子驚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覺到了什麼,但仍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擺擺手說:「你出去吧。」 
  秘書走後,孫祥熙從郵封中抽出電報正文,頓時一行細小的5號來體字映人他的眼簾,他的心一下子竄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變……蔣介石在何處尚未查明,已派飛機前往偵察……」 
  電報的落款是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 
  這難道是真的?孔祥熙頭腦中剎那閃閃過了無數念頭。他素知何應欽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與蔣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況,料他何應欽也不會視為兒戲。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電話,幾經查問,最後從南京財政部秘書那裡傳來的絕密電話,證實了何應欽的消息。同時,南京也收到了張學良的電報,還有一封專門是給孔祥熙的。 
  接完電話,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像一尊雕塑一動不動。 
  窗外大塊大塊的雲團從遠處飄來,擋住了藍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壓住了一塊大石頭,壓得喘不過氣來。他腦子急速旋轉著:張學良用意不清,蔣介石生死不明,日本這時咄咄逼人,國民黨內部剛剛緩和的派系之爭必將再次發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過法幣改革,死心踏地投靠了蔣介石,孔家的命運已和主子的興衰沉浮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半響,孔祥熙鎮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撥通了一個電話:「譚秘書,準備晚上火車票回南京,並約蘇聯大使館的秘書鄂山蔭明早在南京孔宅見面。」 
  就在這時,宋藹齡也走了進來。看到桌上的電報後她也驚呆了,片刻後才說:「小妹知道了嗎?」 
  「她還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會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辦法再告訴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氣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裡明白,如不趕快通知宋美齡,她從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會更加氣憤和悲傷。於是,他和宋藹齡立即驅車前往宋美齡在上海的往處。 
  碰巧,這天下午來美齡正在主持召開「航空事務委員會」常務會議,商討改組「全國航空事務委員會」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齡叫到客廳,對她說:「有件事很緊急,我專程趕來告訴你。」 
  「什麼事?」宋美齡立即預感到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你別著急,事情還沒弄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宋美齡越發著起急來。 
  孔祥熙示意宋藹齡坐在宋美齡身旁,然後一字一句地說:「西安發生了兵變,委員長下落不明。」 
  宋美齡驚呆了,臉色由紅變白,又由白變灰。接著,她便用雙手掩住面頰硬咽起來,肩膀像秋風中的樹葉不停地抖動。 
  宋藹齡急忙勸說。一會兒宋美齡停止了抽泣。在這種時刻他們都明白,眼淚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唯一要緊的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而最首要的問題是如何保證蔣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蔣介石還活著,一切都好辦。 
  經過緊急商議,他們決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並約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同行。 
  那一晚,是孔祥熙進入南京最高決策層後最難熬過的一夜。窗外寒星點點,屋內燈火黯淡,孔祥熙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著。他腦海中不知為什麼,總是浮現出張學良手持左輪手槍在大聲訓斥蔣介石的畫面。 
  不行,得立即給張學良發電報,穩住這位年輕氣盛的少帥,確保蔣介石死裡逃生。 
  老謀深算的孔祥熙拿出在商戰中揣度對方心態的技倆,披衣坐在寫字檯前,在一疊幾十張信紙上寫滿了草稿,並且寫一張扔一張;再寫,不滿意再扔……當時,孔祥熙想到給張學良發電報,也是有原因的。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宣佈「東三省人民自主,並與西南各省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直系軍閥。不料時隔不久,張作霖的奉繫在戰爭中大敗,於是撤回關外準備整軍備戰伺機反攻。此時,在廣東的孫中山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便密令孔祥熙到東北,代表南方革命勢力和張作霖談判,以求形成南北聯合共同對付直系軍閥的局面。就是在那時,孔祥熙第一次見到了少帥張學良。 
  孔祥熙在瀋陽受到了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熱情招待,孔祥熙在東北半月餘;和張作霖張學良成了「知心朋友」,儘管彼此都知道是相互利用,但畢竟共同利益大於分歧。 
  孔祥熙進入國民黨決策層後,仍和原來各大軍閥保持著聯繫,私交甚好,如閻錫山、馮玉祥等,對張學良也是一樣。當時,他想以私人身份給張學良發一電報,是想通過此舉穩住張學良、說服張學良、感化張學良,使張學良不至採取過激的行動。至少可以摸清張學良的思想脈絡,保持一條和張學良溝通的渠道。於是,孔祥熙在電報裡這樣寫道:急!西安張副司令漢卿吾兄勳鑒: 
  密。頃由京中電話告知,我兄致弟電,雖未讀全文,而大體業已得悉。保護介公,絕無危險,足徽吾見愛友愛國,至為佩慰!國勢至此,必須舉國一致,方可救亡圖存。吾兄主張,總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於國家,介公患難久共,必能開誠接受,如驟以兵諫,苟引起意外枝節,國家前途,更不堪設想,反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艱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於失地之久未收復,及袍澤之環伺呈請,愛國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須格外審慎,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尊意如有需弟轉達之處,即乞見示。先復布意,位候明教。 
  弟孔祥熙叩文亥滬寓印。 
  這封電報,態度比較委婉,措辭也不激烈,沒有指責攻擊威脅之詞,反映了孔祥熙對這一事變的基本態度--即和平解決的願意。 
  當晚豈止是孔祥熙沒有睡覺。12月12日這天夜裡,對在南京的所有的軍政大員來說,都是一個難眠之夜。 
  夜幕深深淺罩著六朝古都南京。 
  在南京何應欽的官邸客廳裡,依舊燈火通明。 
  國民黨中央委員雲集於此,正在召開中央臨時緊急會議,商討處理「西安事變」的對策。 
  在這次國民黨中央的緊急會議上,平時養尊處優、傲慢專橫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要員大都亂了方寸。他們都被西安事變的突然發生弄得目瞪口呆。據說戴季陶第一個站起來大叫大喊到:「對張學良一定要明令討伐,張學良膽敢對委員長非禮,實屬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如不明令討伐,則主不為主,國將不國!」 
  這種極力明令討伐的言辭激烈的演說,當場立即引起了共鳴,於是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佔了上風。這次會議決定: 
  (一)免除張學良的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所屬部隊,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二)張學良背叛黨國,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議處。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負責。 
  (四)軍事委員會由原5人增至7人,並推舉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為該會常務委員。 
  (五)軍事委員會由副委員會長及常務委員負責。 
  (六)軍隊指揮調動由何應欽負責。 
  直至13日清晨,沒有參加會議卻被推舉為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的孔祥熙才攜宋美齡、宋藹齡姐妹倆一起來到了南京。 
  當時,何應欽也不顧事先約定的禮節,急匆匆地闖進了孔祥熙的寓所,向他通報了昨晚會議的內容。 
  這時,宋美齡也來到孔祥熙的寓所。當聽何應欽說已決定對張學良、楊虎城動武的決定後,立即和何應欽吵了起來。 
  宋美齡質問何應欽:「我問你,你大力主張討伐是何用意?假如仗真的打起來,你能控制局勢嗎?你能保證救出委員長並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嗎?告訴你,無論誰要發動這場戰爭,都是對他的謀殺!」 
  何應欽本想安慰宋美齡幾句,不料宋美齡卻向他發起了「進攻」,「幸虧是你在領導這批飯桶。要是換了別人,我一定把他看成是異黨和別有用心。現在首要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委員長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何應欽自然不敢得罪宋美齡,特別又當著孔祥熙的面。「那--照夫人的意思是……」何陪著笑臉問。 
  「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宋美齡斬釘截鐵地說:「停止討伐的命令,想盡一切辦法把委員長救出來。把他活著救出來,活著回南京!」 
  「夫人,討伐不是我一個人意見,是會議……」何應欽還想要滑頭。 
  「會議又怎麼樣?我們可以重新開會。我和孔祥熙一同出席!」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何應欽說,「不過,據我所知,總參謀部已命令20個師出發了。」 
  「出發了也得調回來!」宋美齡把眼睛都氣歪了。「何總司令,你想過沒有?一旦爆發戰爭,西北方面決不會孤立無援。你好好想想,有多少省都希望你去討伐,日本人也盼望著你去。這樣矛盾就會更加激化,委員長的生命就更無法保證,中國就會大亂。誰希望中國現在大亂?你主張討伐到底是幫助委員長還是在害委員長?」 
  「這……這……」何慶欽理屈詞窮,鼻頭上滲出了汗珠。 
  宋美齡又看了一眼孔祥熙說:「明天我就派端納到洛陽,轉道去西安。子文也快回來了,他回來後我們一同去。」 
  「夫人,」何應欽說。「可以讓馮玉祥代替委員長做人質,讓他去一趟好了。」 
  「不--誰也代替不了我。我要親自去,告辭了。」宋美齡不等何應欽反應,起身出了孔宅。 
  宋美齡走後,孔祥熙對何應欽說:「夫人的言辭激烈可以理解,我一會兒會去勸她。不過,對西北動武,軍事解決問題,千萬要慎之又慎。」 
  何應欽走後不久,蘇聯駐華大使館秘書鄂山蔭如約來到孔宅。 
  孔祥熙忙出門迎接,滿臉堆笑。孔祥熙雖自小經商,但工於心計,對政治也極為精通。他急著約鄂山蔭見面,就是想通過蘇聯的力量和影響來控制中國共產黨,從而影響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期保護蔣介石的生命。如此可謂機關算盡,用心良苦。 
  上過茶後,孔祥熙真誠地對鄂山蔭說: 
  「閣下想必已知道西安發生的事情。試想蔣委員長如果遇險,中國的親日派必然得勢,中國的人力物力將成為日本軍閥向東北及世界擴張的資本,這對亞洲對蘇聯都將構成嚴重威脅。所以,希望蘇聯能通過自己的影響來保證蔣委員長的安全……。」 
  會見完鄂山蔭後,孔祥熙又緊急召見了日本駐華領事須磨。含蓄地告誡其「西安事變」乃中國民眾抗日情緒爆發使然,日方對此事應保持理智,不能亂插手,以免激怒中方,造成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 
  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飯就又趕到總統府的國民黨中央會議室,參加政治委員會常務會議。此次會議的議題仍是怎樣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 
  會上,主戰派和主和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何應欽自然是主戰派,宋美齡上午對他的警告他並沒放在心上。相反,他還把宋美齡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這次會議一開始,何應欽先聲奪人先人為主,報告了由飛機偵察的西安的情況及軍隊中高級將領對此的反映。 
  孔祥熙則寸步不讓,隨即報告了在上海聽到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決的願望。 
  於是兩派各執一詞,陳述利害,爭論不休。如何應欽、吳稚暉等仍然主張立即討伐,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則以為先緩解為佳,孔祥熙亦說張學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會議繼續且爭吵繼續,最後依舊是毫無結果。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面紅耳赤。 
  孔祥熙想軍界力主討伐,除了親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裡蔣一直對軍隊灌輸效忠思想,一旦蔣本人遇難,部屬無動於衷豈不荒謬。軍人力主討伐,也表明了對委員長的一片忠心。現在的問題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達到個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級將領陳明利害,考慮長遠顧全大局,關鍵時刻切不可意氣用事。 
  14月中午散會後,孔祥熙特邀馮玉祥到其住處密談。孔祥熙知道,要想制止何應欽和桂系的戰爭叫囂,必須有足夠強大的軍力來制衡,而現在掌握兵權的將軍裡,他能說上話的就是馮玉祥了。 
  當年孔祥熙奉孫中山之命赴北京同馮玉祥會面,二人一見如故,徹底長談,從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於受了孫中山及孔祥熙等當時的革命黨人的影響,尤其是聽了孔祥熙的勸說,當年馮玉祥才發動了北京政變,並從此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的。當時去找馮玉祥將軍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馮玉祥在「西安事變」後曾立即致電張學良:「請先釋介公回來,如世兄駐軍陝甘別有困難,以及有何意見,均可公開陳述」,並表示願意替蔣介石到西安去當人質。 
  於是見面後,孔祥熙開誠佈公地對馮玉祥說:「我的意見你在會上都聽到了,這個仗無論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討伐是下下策,於國、於黨、於民、於委員長都不利。」 
  馮玉祥說:「此話正合我意。」 
  當下兩個人還商量如何做好部隊將領工作,以保持穩定以及請英美和蘇聯出面調停等事宜。 
  幾天來,孔祥熙異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長一職給他以受命於危難之時之感。在和宋藹齡商量後,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聽各省實力派人物對西安事變的反應。表面上,他又做些官樣文章,公開致電各地,極盡分化拉攏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制何應欽親日派之勢力,又從各方面對張學良和楊虎城施加壓力。孔祥熙把這一套辦法歸納為「亂其心,孤其勢,怵之以力,動之以情」。 
  孔祥熙發出致各省市的通電,大都要求各地當局要「遵照蔣委員會長的既定方針,以最大的努力與全國上下共策國家之安全。」他還分別緻電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韓復矩、商震、沈鴻烈、閻錫山和劉湘等各省各軍要人,從不同角度並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討救蔣之策,或暗示威脅,或封官許願,企圖徹底孤立張、楊於西安;使其成為共討的孤軍孤將。他要宋哲元「坐陣冀察」、「共挽時艱」;他致電韓復矩,告之「蔣公安全,以堅其信」,並「望韓專電勸張,祛除誤會,免閱牆之爭,招覆卵之禍」;旋又致電閻錫山「即電漢卿,促其反省」,並請閻考慮能否設法利用地利之便,將張學良接到太原,以閻做為中間人進行談判。 
  在這盤險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攏分化各地黨政要員外,還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了一些雖名望不高、官階不大卻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個叫馮欽哉的,只是個師長,他卻幾次致電對其表示關心和關注。孔祥熙如此作為例並不是為了禮賢下士。這個馮欽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鄉,又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24師師長,駐防在離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給駐洛陽的64軍軍長樊嵩甫拍發電報,並請樊轉交馮欽哉。電報中孔祥熙要馮欽哉站穩立場,在這事關黨國安危的關頭與蔣保持一致,並希望馮能在西北軍多做疏導工作,及時將部隊中的動態和西安的詳細情況報告給他。 
  馮欽哉接到孔祥熙的電報後極為高興,這個官迷原來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樣才能抱住一個粗腿好陞官發財。這次「西安事變」把命運之神送到了家門口,過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動發了電報給他,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當下,有奶就是娘的馮欽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國主張」,同時為了表示對孔祥熙的忠誠,他還秘密會見樊嵩南,就自己所瞭解的西安及西北軍的情況密報了上去,並明確表示要效忠蔣介石和孔祥熙,隨時準備反叛參加「圍剿」東北軍,並設法收容影響門路軍即西北軍。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馮欽哉的來電。隨後他亦立即給馮欽哉回電。在表達了對馮的欣賞佩慰之後,要求其將下一步的具體行動計劃密報南京。 
  馮欽哉做為西北軍中為蔣介石、孔祥熙賣命的內線,就這樣與南京建立了聯繫。他一面復電孔祥熙,表示「希惠我南針,立即勉效馳驅」,一面與樊嵩甫聯繫,公開發表「聲討」西安的聲明。這樣,孔祥熙通過略施手腕,達到了分化楊虎城西北軍的目的。 
  據說何應欽在得知樊嵩甫和馮欽哉密報孔祥熙一事後,極為惱怒。他立即打電話到洛陽,將樊嵩甫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當時何應欽在電話中說:「你好大的膽子,膽敢瞞著我直接向孔院長告密。我看你這個軍長是當到頭了!」 
  樊嵩甫忙自己辯解說是孔直接打電報給他。他做為一個小官,實在不敢得罪。 
  何應欽命令地說:「今後凡屬軍情只能向我和劉峙長官匯報,不准再越級上報他人!」 
  精明世故的樊嵩甫又將此消息告訴了孔祥熙,並討好說,他並未被何應欽嚇倒。以後有了重要情況,第一個報告的仍是孔院長,只是希望孔院長保守秘密,不要向外界透露。 
  。孔祥熙是何等聰明,聽出樊嵩甫話中有話。為了穩住樊,立即給樊嵩甫匯去大洋1萬元,說這筆錢暫做為軍事費用,以後還會再次追加,對其在南京讀書的子女也會好好照顧。孔祥熙希望樊對南京中央政府和蔣孔忠心不改。對於馮欽哉,孔祥熙為了給其打氣,還任命他為「渭北剿匪司令」,並派專人連夜送去巨款安穩軍心。 
  馮接到委任狀和巨款後,對天發誓要忠於孔祥熙,為南京賣力。這件事又可見孔祥熙其人的手腕之陰險。 
  有人說,孔祥熙在處理西安事變中使用了他在經商理財中的殺手鑭--金錢鋪路,但在他當代理行政院長這段時間,到底有多少錢經他手流出,至今還是一個謎。但一般認為,宋子文是當時中國僅次於杜月笙的第二大富翁。孔家和蔣家分別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孔祥熙又是財政部長,是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大管家,拿出些錢來賄賂絕對不成問題。再說,依當時的情景,金錢對孔祥熙已不那麼重要了。只要能保住主子,只要蔣介石能活著回來繼續執掌大權,他的財源就仍舊如同不盡的長江之水,滾滾而來。 
  儘管南京政府當時封鎖了一切從西安傳來的消息:廣播、報紙、宣傳品和電報……但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還是傳了過來。一時間,南京城內謠言四起,人心惶惶。什麼「西安遍地是火,處處是紅旗和槍炮聲」;什麼「西安城四周已佈滿了正在修築陣地、挖掘壕溝的士兵」,什麼「共產黨和東北軍一起在城內殺人放火,搶劫掠奪」等等,無奇不有。 
  「西安事變」發生後,孔祥熙就和宋藹齡、宋美齡商量,決定先派端納去西安探聽虛實。 
  端納何許人也?他出生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里斯峪,30年前以報社記者的身份踏人中國的土地,由於他精通華語,為人熱情,筆頭子來得也快,故很快就成為一個活躍於舊中國政治舞台的時髦人物。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使端納很快喜歡上了這塊沃土,他又善施手腕,八面玲瓏,廣交好友。當年既和同盟會交往,又是一些清朝官吏的坐上賓。在孔祥熙青年時代,他就成了孔、宋兩家的常客。辛亥革命以後,端納又投靠了革命並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私人顧問;繼而又成了張作霖的顧問,及張學良的英語老師和好朋友。他不但給張學良出謀劃策,據說還助其戒掉了多年難以戒斷的毒癮。端納曾陪張學良赴歐洲考察,考察期間兩個人如同至交,竟日形影不離。 
  後來不知誰向蔣介石推薦了這位「洋大人」,說他為人真摯,學貫中西,深謀遠慮。於是蔣介石親自出面又將端納調人南京中央政府,成為美英駐華大使和蔣介石之間的聯繫人。端納亦積極為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提供信息,出謀劃策。 
  1928年,端納曾和孔祥熙做過一次生意。結果,在官場上運作自如的端納敗給了在商場上老好巨猾的孔祥熙,賠了一大筆錢。當時,端納曾詛咒發誓,再也不和孔祥熙這種人交往。然而沒過多久,「他的賭咒就一錢不值了!」為了英美的在華利益和他的地位收入,端納很快就忘記了自己的誓言,成為蔣介石、孔祥熙的「幕僚」和「隨從」了。 
  端納跟隨張學良多年,深知他的為人和秉性。所以當孔祥熙和宋美齡找到他後,他自信地說「我不相信少帥會背叛蔣介石搞兵變,我不相信委員長已經死了!」 
  孔祥熙、宋美齡雖然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們仍催促端納趕快去西安,一來看看蔣介石現在的情況;二來充當他們的調解人,並摸摸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虛實。 
  當時他們覺得,端納是最佳人選。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納忐忑不安地走下飛機。他環顧西安機場,並不像他原來想像的那麼可怕,而到處是歡迎官員且都堆著笑臉。為首的,就是他的「故友」張學良將軍。 
  在機場寒暄了幾句後,端納便提出要見蔣介石。 
  「這麼急,不到賓館小憩片刻?」 
  「你不知道蔣夫人和孔院長有多麼著急,他們要我一下飛機就去見委員長,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於是張學良答應端納的要求,二人驅車來到關押蔣介石的賓館。 
  進門後只見蔣介石坐在一張簡易沙發上,面色灰黃,兩眼佈滿血絲,但還算有點精神。端納上前握手,蔣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勁搖晃,一時竟不知說什麼為好。 
  三人落座後,端納突然從兜中掏出鋼筆,草草擬了一份電報後交給張學良說:「能否派人把電報發給南京,這樣他們晚上就能見到。」 
  「端納先生……」蔣介石有些沉不住氣了,「什麼事這麼急,我們還沒開始談話……」 
  端納知道蔣的意思就說:「我們談話的內容和這裡的一切我隨時可以向南京發報。但這封電報必須馬上發,我要讓那邊的人知道,委員長您安然無恙。」 
  端納從公文包裡又掏出了宋美齡的親筆信說:「這是夫人給您的信。」 
  蔣介石也顧不上和端納說話,連忙打開信細細讀了起來。當他讀到那句「南京現在是戲中有戲」時,一向嚴肅的面孔卻忍不住笑出聲來。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納的電報。12月15日端納飛到洛陽,又用電話向孔祥熙及宋美齡報告了他在西安會見蔣、張的情況及所見到的一切,並著重強調了張學良的善意,及其張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願望。 
  與此同時,張學良也向南京政府發了電報,希望孔祥熙、宋美齡或其他要員前去西安,商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當時張學良的電報內容是這樣的: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以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了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當南京的黨政要員接到這封情真意切的電報後,多數人卻持懷疑態度。有人認為這是張學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時間,有人認為這是張在變向提出索價的條件,還有的人甚至認為不能派要員去,認為張學良想趁機多抓幾個人質,做為以後討價還價的籌碼。 
  「委員長他們都敢扣,孔祥熙為什麼不能扣?」何應欽在會議上大聲喊著。 
  在政界軍界一片「討伐」的叫囂中,孔祥熙也慢慢改變了溫和的態度。一是他覺得如果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持他會控制不了南京的局面;二是他自進入官場以來也養成了多疑的習慣,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不太信任;三是他覺得對張、楊也需要採取恩威並重、打拉結合的手段,一邊伸出橄欖枝,一邊高壓威脅,對解決事變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這種動機的支配下,孔祥熙當時接受了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的採訪,並發表講話宣稱張、楊對蔣的劫持影響了國家前途且十惡不赦等等言論。此外他在致閻錫山的電報中亦說:「漢卿劫持介公,迄無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憤恨萬端……若漢卿執迷不悟,則中央同人以國家民族計,勢必取斷然之處置,興討伐之義師……」此時孔祥熙的態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張學良電報中的態度判若兩人了。 
  當時,孔祥熙態度的轉變,使國民黨高層內關於「緩和」和「討伐」的爭論及兩派相持的局面發生了變化。12月16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並作出對張、楊進行武裝討伐的決定,會議推選何應欽為討伐軍總司令,迅速調動部署軍隊,完成對西安的包圍。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向國內外公開發佈討伐令。當天,孔祥熙和林森兩人立即以中央國民政府的名義向全國公佈了《討伐令》,以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斟酌情形於必要地區宣佈戒嚴令》。根據上述命令,從16日起,南京市實行了所謂「戒嚴」。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動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舖早早地上了門板,只有偶爾一兩輛人力車從街上穿過。這時,幾輛美國福特牌轎車急速駛向位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丁家橋。車停穩後,孔祥熙從車內鑽出向中央黨部大院內的廣播電台播音室走去。晚8時整,孔祥熙對全國、全世界億萬關心著「西安事變」的人們,發表了《「西安事變」與戡亂》的講話。 
  在廣播講話中,孔祥熙用略帶山西口音的普通話提高了嗓門說到:「全國同胞們,今天本人受中央廣播電台之邀,為『西安事變』一事向同胞們演講。」他首先為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決定亂吹並詭辯了一通,然後對張學良、楊虎城所謂「叛變行為」進行了譴責: 
  「張學良、楊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亂,劫持蔣委員會長,為了區區小利不惜破壞國家,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實為黨紀國法所不容。雖然我們都非常關心和渴望解救委員長,但我們的態度是,不允許一個人的安全而妨礙一貫國策,不能因一時事變有所遷就……」 
  他接著說:「中央現在明令討伐,就是明是非、分順逆、整紀綱,望我同胞,一致奮起,聲罪致討,擁護政府迅速削平叛亂。」孔祥熙的聲音通過無線電波,傳向全國各地,並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強烈反響。 
  發表完演講後,孔祥熙還擔心一些帝國主義列強不瞭解、不支持他們的決定,於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員專門到英國駐華大使館,向大使體格森爵士傳達了孔祥熙本人對採取軍事行動的信心。同時這位外交部官員還向英方表示,他們已得到情報,蘇聯政府稱他們同「西安事變」沒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不會引起中國同其他列強的衝突和對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傳記中,都反覆介紹說明孔祥熙力主和談。反對討伐的言行及動機,卻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時間內也曾贊成討伐,並向國內外發表公開演說這一事實。雖然發表演說是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之授權,但他本人若態度堅決,恐怕也不會有那樣的結果。 
  這樣,孔祥熙由事變剛開始主張和談(有12日晚致張學良的電報為證)到17日贊同討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疑問也待歷史學家們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說,宋藹齡、宋美齡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對討伐的,孔祥熙何以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是懼怕何應欽為首的強硬派,還是代理行政院長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擺出一種不能屈服的姿態?一時還以難下定論。但從他和宋藹齡、宋美齡的談話來看,他內心是不主張討伐和武力解決的,起碼在沒救出蔣介石之前。 
  討伐令一下,戰爭機器便開始起動。何應欽信心十足,精神抖擻,立即指揮大軍由各方向陝西進軍。一時間飛機轟鳴,馬達聲聲,很快東路集團軍便在潼關一帶和東北軍接上了火。飛機也飛臨東北軍駐地上空,成排地丟下了內戰的炸彈。當時,只是因為突然飄起大雪,才未轟炸西安。 
  上面提到,討伐令發出後各方反應激烈,而這些反應對後來形勢的變化發生了影響。 
  當時,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人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公開致電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變」的出現是蔣介石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如果繼續擴大內戰,必是親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國滅種。中國共產黨希望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採納張、楊八項救國民主綱領,立即變內戰為抗戰。 
  當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秦邦憲和葉劍英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赴西安同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進行談判,以表示中共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誠意。 
  「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親自駕機飛赴延安,同周恩來進行過徹夜長談且受益匪淺,並由此對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對周恩來的到來,張學良及楊虎城兩將軍表示熱烈的歡迎。 
  12月19日沖華蘇維埃政府及中共中央發出對孔祥熙等人的通電,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群熙)、孫哲生(料)、馮煥章(玉祥)、陳立夫等先生,及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西安張漢卿、楊虎城、王鼎芳(以哲)、孫蔚如先生,暨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先生勳鑒: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述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過全國各黨各派務界各軍選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正確主張,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特別是周恩來等親赴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的直接會談,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說張學良、楊虎城原來舉行「兵諫」的目的,就是為了反對內戰,一致抗日,並不真想加害於蔣介石。聽到孔祥熙的討伐令後,張、楊不禁義憤填膺,東北軍官兵也情緒激烈,紛紛表示要和何應欽決一死戰,拚個魚死網破。一時間,西安古城戰雲密佈,戰爭一觸即發。 
  12月16日,也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討伐決定的當天,端納就向蔣介石通報了宋美齡透露給他的國軍即將進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蔣介石明察大局,下令制止。當時,張學良剛巧也在蔣介石身邊,他十分氣憤地說,何應欽做得太過分了。 
  張學良還就南京的討伐專門回了一份電報。他在電報中說「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弟部尚未前進,而貴部已西入潼關,肆意轟炸,果誰動干戈?誰起內戰耶?兄部如盡撤潼關以東,弟部自可停止移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 
  張學良的電報鏗鏘有力,表明了寄希望於和平但又並不懼怕戰爭的氣概。 
  在整個西安事變的過程中,最擔心的人物莫過於蔣介石了。事變因他而發生,圍繞著他的命運,各派力量又展開了激烈的較量。而老謀深算的蔣介石,對此自然是再明瞭不過了。在問鼎中國最高政治權力的過程中,蔣介石也曾多次遇險。但這一次,卻是他在獲取最高權力之後的第一次,也是他從政以來最危機的一次。為了他的生存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的生存,他雖身陷囹圄卻也絞盡了腦汁。 
  當端納將南京政府決定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告訴蔣介石後,蔣的第一個反應是假如大戰開始,我個人的安全還有沒有保障。到時候,各派都會以他為賭注,進行一次空前的大賭博,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自己成為犧牲品。因為張學良肯定不是何應欽的對手,被逼急了他什麼事幹不出來。即使張學良不願那麼做,但他能制止、控制住他的部下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君子報仇10年不晚。這一點,蔣介石和宋美齡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並非不恨張學良和楊虎城,並非不恨共產黨,而現在是小命搭在別人手裡,哪兒還能擺什麼委員長的威風!當時蔣介石心裡想,古人云,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現在是三十六計活為上計。 
  經過一夜苦苦的思考,12月17日蔣介石寫了一個「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的手令,叫同他一起在西安被扣的蔣鼎文帶回南京,並親手交給何應欽。 
  次日,蔣鼎文飛抵南京,孔祥熙和何應欽看到了這份手令。當下孔祥熙心中暗喜,何應欽無可奈何,南京政府中的討伐派頓時像洩氣的皮球,蔫了下來。 
  與此同時,英國對孔祥熙、何應欽的討伐也作出了反應,且明確表示反對。18日英國駐華大使驅車前往孔祥熙住處,孔祥熙忙出面迎接。當即這位傲慢的大使以英國人特有的口吻對孔說: 
  「尊敬的閣下,我受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的委託,向您轉達他的意見。他認為,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張學良可能被說服釋放蔣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話。如果是這樣,我們願意盡最大努力來保證他的安全,這對事誠是否會有所幫助呢?」 
  在孔祥熙聽來,這位英國爵士雖沒有明確表示反對討伐,但宇裡行間反對軍事解決的意見是再明顯不過了。於是,孔祥熙只得陪著笑臉說:「歡迎文登大臣的建議,如果艾登先生能推進這一安排,我們將十分感謝!」 
  國內國外的壓力、特別是蔣介石的手今,迫使孔祥熙必須考慮怎樣通過談判來解決事變的問題。而談判的核心是兩個問題,一是怎樣把蔣介石安全救出又不傷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誰去西安才能把這個事情辦好。 
  當時,張學良、楊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齡去談,因為他們倆人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比較合適,並且能代表國民黨最高決策層的形象。 
  宋美齡急切地希望早日見到蔣介石,覺得無論誰都無所謂。孔祥熙這一邊就不同了,儘管不斷有消息傳來說蔣介石安然無恙、西安城內秩序井然、張學良為人坦誠等,但畢竟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對孔祥熙說,蔣委員長已被扣做人質,先生現主持全國行政,如輕人虎穴再被扣押,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孔祥熙決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齡商量,並推舉宋子文出面前往。宋美齡聽後也覺得孔祥熙說的有道理,便打電話給當時正在洛陽的端納說:「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長,主持全國政務,不便離開。能否以宋子文代替,請同張學良商量。」 
  端納立即面見張學良,提出南京方面的意見。事已至此,張學良和楊虎城也只有同意了。 
  卻說宋子文自辭去財政部長後,也是無官一身輕,整日盤旋於生意場和酒吧、舞廳之中,日子倒過得十分愜意。同時,生意他也沒耽誤,鈔票也是大把大把地往腰包裡裝。西安事變前,他正赴香港談一筆生意。12月12日宋子文正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中,得知西安張學良、楊虎城舉事的消息後不禁也大吃一驚。但宋子文並不像來美齡、孔祥熙那般加熱鍋上的螞蟻。一是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二是他覺得張學良年輕氣盛一介武夫,決不能成什麼大氣候。當前的關鍵,是怎樣能想辦法哄著張學良答應把蔣介石放回南京。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電話後,即刻趕赴南京。前幾年兩個人名爭暗鬥、面和心不和,終以孔祥熙得寵宋子文失意為結果。宋雖對孔祥熙個人無甚成見,但畢竟心裡也不舒服。只是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共同的利益又把兩位金融大腕的命運拴在一起。 
  宋子文聽完孔祥熙的意見後,立即同意了和宋美齡同赴西安的安排,並問何日啟程。為了表示自己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支持,宋子文回南京後還在中央銀行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招待會上,面對記者們一個個刁鑽古怪咄咄逼人的問題,宋子文一派儒雅風度,從容不迫。他講道: 
  「蔣委員長在西安絕對安全,我有各方面包括張學良、楊虎城方面的保證。當然,本人以為西安事變乃國家之悲哀。目前急需拿出對策,以求妥善解決。本人與蔣委員長決非一日之交,與張學良也是多年的朋友,這都不是密秘。因此,我願前往西安盡綿薄之力,在政府的領導支持之下使事件圓滿解決。」 
  不料,宋子文召開記者招待會並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與張楊談判的消息在南京傳開後,南京政府內竟有不少高層人士認為孔祥熙選人不當,說宋子文名聲不好,不宜擔任重任。還說他與蔣介石前段時間積怨甚深,又身兼國民黨中執委員,如赴西安會有政府與叛逆討價還價之嫌疑,於南京的形象不利。 
  當時時間緊迫,雖說有蔣的手令,但一心想討伐的何應欽仍躍躍欲試,中共派周恩來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慮。張學良和楊虎城也非等閒之輩,邀孔祥熙不來,換宋子文又不來,難免授人以柄。時局瞬息萬變,端納也在西安幾個小時一個電話打來,向孔祥熙詢問結果。 
  這個時候的孔祥熙不愧為謀略大師,既然國人認為宋子文以政府官員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個點子,讓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蔣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詢情況,總得可以了吧。這一招還真靈,在國民黨執委會上,孔祥熙和宋美齡一唱一合,終於通過了允許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訪西安的決定。到此,孔祥熙總算喘了一口氣。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政務會議上,正式宣佈:准許宋子文以私人資格去西安;並且為了解救蔣介石,南京政府討伐軍對西安的空中轟炸,將推遲到12月22日以後進行。 
  會後,孔祥熙仍覺得似乎還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時地利,但張學良的請柬當初畢竟是發給我個人的。將來蔣委員長凱旋回京,我卻於危險之時沒能去西安探望,難免為後人留下話柄。 
  此時已是傍晚,宋藹齡幾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說他要一個人再想一會兒。終於,面對殘血夕陽,孔祥熙走到寫字檯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給蔣委員長草書一封,準備讓宋子文帶到西安親手交給蔣。 
  孔祥熙當時在信中寫道: 
  介石鈞鑒:在滬聞事變消息,焦急異常。當即扶病同三妹來京。本擬即同三妹赴陝省視,嗣聞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則以中央決議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暫代院務,因致未果,無任帳恨。遂商三妹派端納飛陝奉候吾兄,繼據自洛陽報告吾兄起居安適,於焦急之餘,始較安慰。 
  弟等日日為吾兄祈禱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樞大計,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為釋念。吾兄衣服多已遺失,至以為系。茲因子文弟赴陝之便,特購制數襲,附機奉上,即祈察納,諸希為國珍重,不盡欲言。專此,敬頒鈞棋。弟祥熙手啟。十九日。 
  後來人們評價說,孔祥熙這封信可謂機關算盡,即討好了蔣介石,又將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給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他自己不負任何責任。 
  即使這樣,孔祥熙還嫌不夠。在這危難之時,不能和主子同赴國難而一個人留在南京,無論如何「良心」不忍。於是,為了表示對蔣介石的忠誠,孔祥熙當時又演了另一齣戲。他每日清晨為蔣燒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穌祈禱,並用《聖經》占卜蔣的安危。那天他從《新約福音》中看到「耶和華和一婦人一起得救」字樣,便像發現了珍寶,急忙打電話告訴宋美齡,說是一個吉兆。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穌在上天保佑。當即說得宋美齡心裡也美滋滋的踏實了不少。 
  12月ZI日端納從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報告了蔣介石在西安的情況及同中共代表周恩來等會談的情況。他還在南京到處說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張討伐的何應欽等人大煞風景。第二天,孔祥熙認為條件已經成熟,便以行政院長的身份正式宣佈同意宋美齡、宋子文去西安談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點30分,三架「福克」式飛機呼嘯著降落在西安機場。當即在東北軍的護衛下,宋美齡、宋子文走下飛機,並驅車前往蔣介石的住處。 
  當天早晨6點整,車隊準時到達。張學良打頭,宋美齡緊隨其後,然後依次是端納、蔣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魚貫而人走進蔣介石的客廳。真巧,這一天距離蔣介石被押剛好整10天光景。 
  當時,宋美齡第一個走到蔣介石面前,夫妻相遇萬語千言,但此時卻說不出口。宋美齡只是說:「傷在哪裡?傷在哪裡?讓我瞧瞧……」 
  蔣介石不願當著眾人有什麼過分親呢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說:「還好,還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齡聽了當即眉頭一皺:「啊!』他們沒給你找大夫?」 
  張學良在一旁忙解釋說:「有的夫人,我們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員長看病、換藥……」。 
  扯了一陣子客氣話後,張學良自覺告辭。 
  於是蔣家夫婦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後,宋美齡先說道:「我們應盡快爭取離開西安,回到南京,不讓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來要來的,考慮到南京的情況,他也需要留在那邊。對了,臨來西安時祥熙還為你祈禱,果然有了吉言,說耶和華將由一位婦人之手顯示奇跡。」 
  宋美齡此番話說得眾人都笑了。 
  最後蔣介石說:「談判我就不參加了。我參加了反而不好辦,對日作戰我口頭已經答應。主要的要他們放人,其他你們看著談,一切要留有餘地,不要把話說絕!」 
  隨即在中國共產黨的參與幫助下,張學良、楊虎城和宋美齡、宋子文幾人連續幾天反覆會談,商討蔣介石答應的條件。宋美齡和宋子文信誓旦旦,聲稱只要保證蔣介石安全飛回南京,蔣答應的聯共抗日、改組南京政府、釋放政治犯、召開由各黨派參加的救國會議等承諾就一定兌現。 
  張學良、楊虎城則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實在是對蔣介石的保證有所顧慮。而且,即使他們兩人信了蔣介石,他們也不能保證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高級將領相信蔣介石。而這些將領正是促使張楊發動事變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來專門同蔣介石談了兩個小時。周恩來還代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耐心說服楊虎城和張學良放人。 
  由此看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已成定局,放蔣介石回南京也是大事所趨。但是,誰都知道蔣介石的為人,誰都知道蔣介石如果活著回到南京,對張學良和楊虎城意味著什麼。但日軍大軍壓境,咄咄逼人,國民黨內部宗派林立,虎視眈眈。一旦蔣介石斃命,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新的內亂,這無疑對妄圖吞併中國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當時親日派都希望蔣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時,西安機場擠滿了人群。東北軍、西北軍的數百名高級軍官及各界兩千人在歡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同時歡送蔣介石回南京。 
  蔣介石面如灰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提住宋美齡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機坪。 
  這時,張學良也帶領著隨從趕到了機場。楊虎城則帶領著一批高級軍官擔任警衛。 
  當即蔣介石、宋美齡等人匆匆上了飛機,張學良也跟著上了飛機。楊虎城在他們分別的剎那間只說了句:「漢卿弟保重!」 
  飛機在歡送的人群上空插人藍天。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各方的努力下終於和平解決。然而,等待著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的卻是不可避免的厄運。 
  3.蔣介石出爾反爾 
  有人曾這樣形容「西安事變」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錯綜複雜關係的演變,各種政治力量、各種人物的較量--有的人獲得了勝利,有的人遭到了失敗,有的人成為英雄,有的人成為小丑,他們之間進行的決鬥就像舊戲舞台上兩支軍隊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吶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膽戰心驚,但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著對方。因為雙方心裡都明白這是演戲。最後,戰敗者頹然倒地,表示陣亡。但過了一會兒卻又自己爬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下舞台;甚而威風凜凜,比勝利者還自豪。 
  這就是蔣介石回南京後給全國人民的感覺,人人都「得勝」了,只有歷史是受騙者。 
  那天,孔祥熙和其他國民黨軍政要員在飛機場,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樣歡迎著蔣介石的歸來。 
  就在蔣介石回南京的當天晚上,孔祥熙和宋零齡便前去探望,孔祥熙並當即提起辭去代理行政院長一事。 
  在幾天後由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的會議上,張學良沉痛地對在坐的人說:「茲汗顏隨鈞座返京,聽候懲處,以昭軍紀。」 
  而蔣介石此際已恢復了他昔日的尊嚴,並以長者的「寬容」檢討說:「由於本人無德無才,教導部下無方,以致發生此史無前例之事變……汝既有悔過之意,自當轉呈中樞,採取適當措施,以挽墮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麼?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1936年寫到:「留心請看一切嚴厲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雙方表示諒解而得到寬容,懲罰和賠禮都做得恰到好處。真不愧是妥協折衷大師的傑作,完全掌握中國人所說『有實無名』和『有名無實』之間的細微差別。」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並沒有立刻把孔祥熙辭去代理行政院長一事放在心上。孔祥熙是一定要這樣做的,其實辭不辭的結果都一樣。蔣介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向全黨發表了一篇聲明。其聲明中說,他身為委員長,不僅沒能制止叛亂,反而給國家帶來危機,責任不可推卸。因此要求辭去他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在辭職之前,他下令把前去圍攻西安的全部政府軍撤出陝西,以履行他「停止內戰」的諾言。 
  蔣的辭職沒有得到「批准」,因為所有的人都沒有把蔣介石提出辭職當真事,誰也不會幼稚到以為蔣介石真的想辭職,那不過是一個姿態罷了。但蔣介石又連提了兩次,好像他真心地想辭職,就像孔祥熙一定要蔣批准他辭去行政院代院長一樣。 
  和蔣介石上演的辭職鬧劇一樣,對張學良的『』審判」同時也在進行。1936年12月29日國民黨召開中常委的緊急會議,會上孔祥熙等一改「西安事變」時對張學良的謙恭,開始義憤填膺地口誅筆伐,大肆聲討張學良犯上作亂的「暴行」。會議決定把懲處張學良的工作交給軍事委員會來完成。 
  12月對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後一天,「西安事變」發生的20天以後,國民黨最高軍事法庭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10年。實際上,在判決的第二天,張學良就被釋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練好的一樣,張學良被一輛黑色轎車接到了宋子文家中,並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齡一起打麻將消遣。 
  1937年元旦一過,蔣介石見自己的辭呈沒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請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養病去了。不久張學良也押往溪口。 
  蔣介石這一走,在南京的頭頭腦腦都慌了神。因為蔣介石一請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著高層要出現人事變動。而這次人事變動,又肯定和「西安事變」有關。那些沉不住氣的,講了真話或預謀趁機奪權的人便惶惶不安起來。 
  孔祥熙這時在幹什麼?他心裡有底。蔣介石在西安時宋美齡就向他講了孔祥熙在南京的所做所為。蔣介石對孔祥熙是滿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變」還是讓孔祥熙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在那些日子裡,他不只一次地想過,假如蔣介石真的回不來怎麼辦?假若蔣介石真的被張學良和共產黨殺了怎麼辦?儘管他表面上不露聲色,或是在關鍵問題上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但他非常清楚,他這個代理行政院長的位子實際上只是政治集團的一個籌碼。因為他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局面,從骨子裡他是向著蔣介石的,不希望何應欽或汪精衛之流得勢。但他又確實沒法說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將軍,比如他們要用飛機去轟炸西安等等。 
  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在蔣介石去浙江的那段日子,孔祥熙一直沒敢休息,他怕蔣介石一個電話打來找不到他會誤事。望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乾枯的樹枝和偶爾飛過的一兩隻飛鳥,孔祥熙又一次感到了命運的無常和官場的冷酷。蔣介石下一個目標是誰呢?他想,會把何應欽怎樣?那個一臉橫向對他表面上恭敬骨子裡鄙視的傢伙。 
  有時下午太陽出來的時候,孔祥熙也到庭院裡走走。他的秘書就會在客廳等候。而就在這時,蔣介石的親信正在緊張地忙碌著,他們在搜集「西安事變」後擁蔣和反蔣力量的新的對比,並重新估計擁護蔣介石的實力,把像孔祥熙這樣忠於蔣的人同那些準備在西安投炸彈炸死蔣的人區分開來。宋美齡就對宋藹齡說,「西安事變」也是件好事,叫她看清了一些原來圍著蔣介石阿訣之人的真面目。 
  1937年2月10日,就在蔣介石還在奉化「養病」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發出一封電報,電報向南京政府祝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即將和平統一」全國。這份電報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為了抗日救亡大業,應對自己的政策做四項重大修改。這四項修改主張即:停止內戰;保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釋放政治犯;制訂全國抵抗日本侵略計劃;恢復實行孫中山遺囑中的「三大原則」亦即當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一度實行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還說,中國共產黨為加速全國統一和抗日,準備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嘗試,並將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隸屬於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蘇維埃政府更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同時停止沒收地主土地,集中人民力量投入抗戰。 
  5天之後,蔣介石由奉化回到南京,並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第一次正面講述了他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的全過程。他還特別強調了自己如何臨危不懼,如何拒絕書面保證履行「叛軍」的要求,如何反過來說服了張、楊同意他的觀點,最後才不經意地談到「叛軍」的8點要求。 
  蔣介石的親信在南京的調查活動此時已被人傳出,國民黨高層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蔣介石已經活著回來,誰還願意再拿雞蛋往石頭上碰,所以此次全會堅持拒絕了張、楊當初提出的8點要求,再次對張學良的叛變行為進行譴責;同時亦再次表示對蔣介石的擁護、信任與愛戴,再次拒絕了蔣介石提出第三次辭職的請求。 
  在西安當狗熊、回南京當英雄,蔣介石這出自相矛盾的戲就這麼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來勁兒。到了這次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人們才發現蔣介石還沒健忘到那種程度,還沒有把臨回南京時的許諾當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又做了長篇發言,在發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給人民以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第一次沒有提到「共匪」,並且說今後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這些字眼。當時,蔣介石還要釋放政治犯等等。 
  當時,蔣介石學向全會建議,要給共產黨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即共產黨必須答應4個條件,他就可以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蔣的這4個條件是: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解散蘇維埃共和國;停止與三民主義相對立的宣傳;放棄階級鬥爭。 
  這實際上等於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報的條件,不過給人的印象倒是反了過來,好像是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國民黨的條件。 
  顯然,這標誌著共產黨和國民黨通過「西安事變」達成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開始。 
  蔣介石的這一切做法,真是煞費苦心,但卻也頗有成效。這樣他就可以既不降低他在國民黨中的威望,又能同反對派和解(「西安事變」使他認識到了反對派的力量)。他幾乎滿足了當時全國各反對派別的政治要求,又不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所以最後很明顯的結果是,長期的內戰停止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停止了。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就要率領中國人民抗日了,因而也會得到人民的「擁護」了。 
  當時,蔣介石走的這是一步險棋。如果換了別人,很可能會輕率地採取報復措施。當時南京政府的很多人都是這樣認為的,連孔祥熙這樣的「穩健派」都坐不住了,都希望能做點什麼讓西北當局看看,他們粗暴扣押蔣介石應付出怎樣的代價。但這時蔣介石卻能「忍辱負重」,這也許是他比別人的高明之處。其實,蔣介石的報復觀念是最強的。但作為一個政客,他太知道利用機會和抓住機會了。「西安事變」就給他提供了一個重新樹立自己形象的機會,一個重新打擊、削弱反對派的機會,一個重新為自己大撈政治資本的機會。 
  於是蔣介石沒有收回在西安時期作出的承諾,也沒有馬上對張學良和其他扣留他的人進行報復。他只是軟硬兼施,恩威並重,並且在不久就成功地把東北軍從陝西調到安徽和河南,把西北軍整編和歸屬了中央軍。 
  到1937年2月下旬,蔣介石派出的嫡系部隊不發一槍一彈就進駐了西安,並開始正式和共產黨談判。 
  也只有到這時,孔祥熙才真正領略了蔣介石在處理「西安事變」時的全部計劃和手腕。當下他對宋藹齡說,難怪委員長能統一天下,成為一國君主,這次他真是領略了。 
  蔣介石在這完成了這一切部署之後,在重新穩固了他的根據地之後,就開始對張學良下手了。而且最開始軟禁張學良時,就是在孔祥熙的一棟別墅裡。 
  此前一天孔祥熙還和張學良喝茶聊天,第二天再去時門口的哨兵已是荷槍實彈。蔣介石下手之快、之狠,連孔祥熙事前都沒得到半點消息。 
  蔣介石終於違背了他在西安時的諾言,露出了他的猙獰面目。 
  當時,聽說張學良又遭蔣介石的「毒手」,孔祥熙和宋藹齡都起了憐憫之心。1937年1月,宋藹齡曾找過宋美齡,希望能做做蔣介石的工作,放張學良出來,哪怕給個閒職養起來,出出頭露露面也能顯示出蔣介石的海量。但深知蔣介石秉性的宋美齡卻沒去當說客。孔祥熙也曾在1937年初密電南京政府,請求特赦張學良,電文中說到: 
  「西安事變發生之日,張即電孔表示負責保護委員長的安全。孔乃以私人資格,在這次復張函電中,表示張如能迅速護蔣回京,孔亦保證張的個人安全。」 
  張學良自然知道孔祥熙的態度,因此在宋藹齡前去探望時,向宋傾吐了心中的焦慮和後悔。 
  然而後來,張學良將軍卻始終沒能獲得自由。在國民黨特務的嚴加看管下,他先後被軟禁在南京陵園、奉化溪口、安徽黃山。江西萍鄉和湖南郴州等地。1949年又被秘密押往台灣。而楊虎城將軍則被長期關押在重慶,並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被蔣介石派人秘密殺害了。 
  雖然孔祥熙在軟禁張學良的問題上給蔣介石提過意見,但總的來說,在「西安事變」中的孔祥熙為了蔣介石和蔣家王朝的利益,可謂鞍前馬後忠心耿耿,從而進一步贏得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信任和好感,成為蔣介石在政治上繼續鞏固其勢力的資本。同時,孔祥熙得到的回報就是,奠定了在八年抗戰中大發橫財的基礎。 
  第十一章 出訪歐美 
  1.英國人不給面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萬眾稱賀之後,南京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國民黨的派系之爭也由公開轉向隱蔽,蔣介石亦在「隱退」了一段時間後又「官復原職」。從表面上看,當時一切照常如舊。但一些有頭腦的人卻在反思這一事變的緣由:張學良為什麼明知「犯上」,還要發動兵變?當時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為什麼不願攻打紅軍? 
  所有的人都在想,蔣介石也在想,南京政府從1927年正式建立至今不到10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僅五六年,中國卻是內憂外患一派危機。特別是鄰國日本野心勃勃,武裝到了牙齒,自甲午戰爭以來一直就在覬覦著中華民族的大好河山。如果不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一個符合民意的決心和政策,誰又能保證不再發生內亂,不再發生第二個「西安事變」? 
  孔祥熙宋藹齡幾乎每個月都要去拜謁一次蔣介石。他們發現,蔣介石經過「西安事變」,一下子顯老了許多。 
  「日本,該死的東洋鬼……」蔣介石每每在睡夢中常常罵道。 
  的確,當時由於日本的侵略引發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造成「西安事變」的根本原因。更為嚴重的是,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演變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佔據了主導地位,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的道路上已經越走越遠了。 
  自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好戰分子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後,便利用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軍侵華的成果,推動國內法西斯運動的發展;同時還對國內尚持民主觀點的政黨和內閣成員進行暗殺,實施恐怖手段。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後,日本國內的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統制派」,兩派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終於演化成兩派的血腥殘殺。如「皇道派」干將湘澤三部就親自刺殺「統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鐵山未遂。事後他公開說,「不能一刀結果了永田,我對此深以為恥。」 
  其後日本國內的軍閥分子又在「二·二六」事件中,第一批官兵首先衝進了sl歲的藏相高橋是清的臥室。當時高橋被稱為是日本的理財聖誕老人,平時不修邊幅、滿面白花花的鬍鬚,因反對擴大軍費開支招致了「皇道派」的忌恨。當場暴亂的官兵們掀開高橋的床單,在一片叫喊聲中向他開槍射擊。而此刻的高橋在睡夢中突然被驚醒,剛剛睜開朦朧的雙眼,就命喪黃泉。 
  緊隨其後,當時的日本海軍大將齋騰實是第二個襲擊的目標。這位性情溫和的將軍發現了從樓梯湧上來的士兵,但他來不及弄清原委就被集密的槍彈擊倒。事後有人數過,他全身共被47顆子彈射中。 
  第三批軍官與此同時衝向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的別墅,這位剛剛穿好睡衣的68歲的將軍,剛想向他們問明來意時;就聽見「閣下,沒時間了,」緊接著3發子彈已射中了他的身體。慶幸的是,他虎口餘生,在山本五十六的積極協助下脫離了危險。 
  日本軍人的這次政變4天後被鎮壓了。但由此產生的廣田內閣卻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為了服從日本軍部對外擴張侵略的意志,加快對外擴張的步代,日本政府通過了《帝國國防方針》和《國策基準》,確立了「在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發展」的根本國策,其後日本又同德國簽定了《關於共產國際的決定》,邁出了和德國法西斯結盟的第一步。 
  日本與德國聯盟,除了反共有共同的認識以外,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法西俾式的獨裁統治,都在執行一條侵略擴張的戰爭路線,有共同的敵人即英美法等西方國家。雖然日本和德國在爭奪中國膠東和一些地區的權益上曾產生過矛盾,但從根本上講,他們這時的共同點已大於不同點了。 
  日本除了制訂佔領中國的侵略計劃外,還制訂了向南洋發展的戰略。當時很顯然是把矛頭直向了美國。 
  在歐洲,德國納粹的崛起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窮兵黷武,也引起了新的不安。 
  墨索里尼出兵干預阿比西尼亞(現在的埃塞俄比亞),最後公然吞併了這個主權國家。 
  希特勒則命令部隊佔領了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和約規定的中立區即法國北部地區,公然向英法挑戰。 
  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亦推行綏靖政策,妄圖以犧牲弱小國家人民的利益來保持和平和國際關係的「穩定」,實際上是助長了法西斯分子的囂張氣焰。 
  而當年的國聯對這一系列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除了發出幾聲空洞的抗議譴責和無法實現的制裁外,同樣也是束手無策。 
  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世界上空瀰漫著戰爭的陰雲,國際間正義和非正義的較量日趨白熱化。各個國家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開展的穿梭外交使國際關係呈日益複雜的形勢,法西斯勢力的侵略叫囂咄咄逼人…… 
  「庸之,」一次在例行的國務會議開過之後,蔣介石叫住了孔祥熙,「我有個想法,想叫你再到歐美去一趟。」 
  孔祥熙立刻明白了,蔣介石是想讓他去尋求支持。一旦中日開戰,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外交上,中國都是弱國,都需要支持。 
  「庸之,」蔣介石接著說:「你也知道,為了使國家免遭戰火,我一向對日妥協,乃至引發張揚兵變。但現在看來,日本吞併之野心劇增,我們也不得不防。經濟方面是一個問題,最主要是歐美各國的態度。即使咱們吃了虧,也要吃在明處,也要討個好名聲。」 
  「委員長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定盡力去做。」孔祥熙認真地回答道。 
  當天晚上,孔祥熙就把這事和宋藹齡說了。宋藹齡聽罷開玩笑嘲諷他說:「哎呀--你什麼時候變成外交家了?」 
  孔祥熙忙說:「莫開玩笑,莫開玩笑。我要去肯定要帶上你的。你才像外交家,中國第一夫人的姐姐,比第一夫人還風光呢!」 
  的確,蔣介石知道孔祥熙並不擅長辭令,也有意讓來藹齡陪他一同出訪,兩口子既能在一塊朝夕相處,又能遇事互相有個商量。蔣介石一直對宋藹齡刮目相看,他甚至有些提防著這個女人。但表面上,卻很給宋藹齡面子。 
  蔣介石曾當面對孔祥熙、宋藹齡說:「庸之溫文爾雅,藹齡機敏伶俐;庸之沉穩老練,藹齡開朗熱情;一柔一剛,一火一水,正好互為補之,相得益彰啊!」 
  另外,孔祥熙和宋藹齡兩年前曾出訪歐美,雖然在意大利購買飛機時有一點小小的閃失,但畢竟積累了經驗。所以,此次出訪歐美辦理洋務,蔣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就像清朝末年一提辦理洋務就總要首推李鴻章一樣。 
  再則,蔣介石當時對日本的野心一清二楚,但抱有幻想,認為一旦和日軍開仗,必然是鷸蚌相爭兩敗俱傷,而最後便宜了共產黨。他還認為,美英在華有著巨大的利益,他們未必會看著日本人把他們嘴邊的肥肉叼走而無動於衷。如果能利用英美等國的影響,制止日本的侵略是再好不過的。日本人佔領中國時發明了「以華制華」的方針,其實不能算什麼發明,因為蔣介石早就在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戲了,只是玩得不好,屢遭敗績而已。 
  這次孔祥照出訪的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國,對外宣傳是加強往來,增進友誼,擴大經濟合作;實際是想利用這些國家的力量來遏制、推遲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同時尋求對中國的支持。 
  另外,蔣介石也在抓緊和日本攤牌的最後準備。他知道,這是早晚的事。雖然他最不願意、最不希望看到這種局面出現;但他已然清楚,日本是決心要滅亡中國的。 
  孔祥熙曾和一些軍政要員秘密計算過,如果真的與日軍正面交火,僅步槍子彈每月約需7億發,而自己國內只能生產兩到三成,還不要說其他軍需裝備了。因此,購買軍火也是孔祥熙此次出訪的秘密使命。 
  孔祥熙出訪的第一站是英國。當時的飛機性能比較落後,續航能力不過幾百公里,最遠程的也只能1000公里。所以,從中國到英國只能乘船。如從上海起程,需在海上漂泊一個多月才能到達英國本土。即使如此,孔祥熙在蔣介石的授意下,也要不辭長途跋涉之苦,決心去英國尋求支持。 
  眾所周知,英國是一個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到了1937年,其在國際上地位和影響已日落西山,後起之秀美國、德國和日本等都在經濟和軍事上超過了英國。特別是德國,和英國同屬歐洲國家,極想和英法在各大洲爭奪勢力範圍。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以至希特勒上台之後就更加咄咄逼人,整個日爾曼民族在希特勒的煽動下復仇心切,並把矛頭直接對準了英法。所以,英國當時不能說內外交困,但也確是困難重重。當時的英國政府把希望寄托於和美國的合作以及通過和希特勒妥協換取歐洲的和平上了。而中國因為是個東方國家,對英國當時在全球設置的棋盤中,只不過是個小卒而已。 
  為了能引起英方對孔祥熙出訪的重視,蔣介石早已策劃在先。此次正好利用英王喬治六世舉行加冕典禮的時機,他派代表前去祝賀,顯得既合情合理又不失國格。再則,在孔祥熙出訪前,蔣介石又在南京舉行了盛大的餞行宴會,並邀請了美、英、法等國公使參加,並請他們及早向本國政府投書此事以便引起重視。 
  1937年春的一天晚上,南京中山大酒店綵燈閃爍,燈火輝煌。一輛輛黑色轎車停在門前,各國公使身著晚禮服,扶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緩緩步入宴會廳。 
  當時的行政院代院長王寵惠主持了這次宴會。他看了一眼在前台就坐的孔祥熙、宋藹齡後,發表了即席講話。王寵惠說道,「英王之加冕典禮,異常隆重。而中英之邦交,素稱敦睦,是故我國參加英王加冕。此次參加英王加冕典禮之特使,由孔副院長擔任。以孔副院長之學問、道德、聲譽及地位而論,深伏得人。孔副院長在國內雖政務繁重,但因此行使命重要,故毅然決然前往。希望孔副院長此去對於中英邦交,益謀敦睦,將來歸國之後,復以此行之獲貢獻於國家。」 
  一陣稀稀落落的掌聲之後,孔祥熙邁著四方步走近話筒。他輕聲哼了一聲,向前探了探腰然後說:「本人奉使赴英,祝賀英王加冕,愧不敢當。庸之才疏學淺,幸得委員長之信任,焉能不效犬馬之勞。此次專程前往參加現今世界罕見的隆重典禮,除代表國家向英王致賀外,亦代表政府和人民向英國朝野表達親切之熱忱,使兩國邦交益臻敦睦。事畢,順道至各國考察各項建設情形,以為我國經濟建設之借鏡。」 
  儘管孔祥熙不是外交部長,但幾年來的修煉亦使他在這種場合表現出一種雍容大度,從容不迫,不拿講稿也能侃上幾十分鐘。 
  宴會開始後,孔祥熙舉杯向各國公使,特別是英法美公使祝酒,以表真誠。而這些慣於外交辭令的公使們自然是說得比唱得還好聽,反正是不花錢的晚宴,不吃白不吃。 
  臨行的前一天晚上,孔祥熙專門到蔣介石處辭行。蔣介石意味深長地對孔祥熙說: 
  「俗話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西安事變』,更見庸之的一片忠心。將來的國家大事,更要委庸之盡心。此次赴歐美,關係更大,望能忠心盡責。」 
  孔祥熙對蔣介石歷來是畢恭畢敬。當下他連連點頭應是,表示一定把蔣的話銘刻在心。最後,他提出能否讓他的長女孔令儀、次子孔令傑隨同前往。 
  蔣介石應允後,孔祥熙告辭出門時,已是深夜了。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以「中華民國特使」身份,率30餘人從上海啟程乘坐意大利豪華客輪「維多利亞」號前往英國。 
  孔夫人宋藹齡及孔令儀、孔令傑隨同孔祥熙一起前往。 
  國民黨行政院代院長王寵惠、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以及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汪精衛的代表曾仲鳴等眾多顯要,一齊到碼頭送行,足見對孔此次出訪的重視。 
  初春的海面上,風和日麗,海面上波光粼粼。「維多利亞號」穿過台灣海峽,兩日後到達香港。10天後抵達印度西海岸孟買,4月20日抵埃及賽特港。 
  埃及是孔祥熙一行的中轉站。他們決定在這裡休息幾日,長途的海上奔波使孔祥熙有一種渴望陸地的感覺。每日早上、中午和傍晚,面對的都是那一望無際、深不可測的大海,心裡不但沒有產生自豪感,反而覺得悲涼,流水落花,歲月無情,眼下雖然事業有成,但付出的畢竟是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年華。再則,宦海沉浮,就如同這大海的波浪一樣,變幻莫測。自己在南京政府身居高位,又和宋家聯姻,就像這艘大船可以在海中劈波斬浪。但大海畢竟不能總是風平浪靜,一旦陰沉下臉,誰能保證它不會發怒;不會把這艘大船打翻呢?當孔祥熙得知到了埃及後,不禁心花怒放,立即和夫人宋藹齡商量,乘著時間允許,一定在這裡多休息幾日。 
  當時也是天公做美,他們到達埃及的當天,正是埃及的傳統節日「聞風節」。成千上萬的埃及群眾穿上光彩奪目的服裝,帶著自製的食品走出家門,在野外遊玩,就像上天有意字排的歡迎中國人的到來一樣。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美國留學時,金字塔等舉世聞名的古跡就成了孔祥熙和宋藹齡想往的地方。沒想到幾十年後才夢想成真,這使他們既感到高興,又不免因為命運對人的左右而產生淡淡的迷惘。 
  孔祥熙常以孔子的後裔自居,最愛說的幾句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那天到埃及,他在金字塔下對宋藹齡說:「我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對一切都不應再感到困惑,都應順其自然。這次歐美之行,也應如此,不管別人說什麼……」 
  宋藹齡當即駁道:「盡說胡話。出訪歐美在南京看來是趟美差月B是老蔣看你在『西安事變』是有功而作出的報答。」 
  「是啊是啊,」孔祥熙答應著,不禁心潮起伏。走仕途如同爬台階,就像那金字塔,一層比一層難爬。而那塔尖眾人矚目,誰能爬上那尖頂,就是最了不起的。而那攀臨塔尖的英雄,不知在其腳下要有多少人為他墊腳。而且,你爬上了塔尖,也就進入了險境,隨時都有掉下來的可能。但那畢竟可以俯瞰大地,體驗到凡人俗人所不能體驗到的美感。埃及人真聰明,發明建造了金字塔,能讓人體驗到仕途的偉大與艱險,孔祥熙當時在心裡由衷地讚歎著。 
  「在想什麼呢?」宋藹齡在一旁問。 
  「我在想,我現在已接近了塔頂。我是不是再加一把勁兒爬上去呢。」 
  「小心老蔣把你一腳踹下去!」 
  「他敢?」 
  孔宋夫婦二人言罷掩嘴,環顧四周,發現沒人聽見他們的談話,才又一陣大笑,接著遊覽去了。 
  離開埃及以後,孔祥熙又經意大利、德國等國,終於當年5月5日到達英國倫敦。 
  不料,英國顯然沒有把孔祥熙的來訪當回事。在其一行浩浩蕩蕩到達英國港口時,英國政府只派了一名一般官員前來迎接。 
  孔祥熙卻並不氣餒。如他自己所說,已到了「知天命」將「耳順」的年紀,所以他一到英國,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向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記者發表演講。當時他在演講中說: 
  「余此次奉命代表中國政府參加英王盛典,異常榮幸。余願借此機會,向英帝國轉達中國民眾祝賀之意。中英關係向稱友善與融洽,在過去數十年間,中英兩國曾有進行積極之經濟合作機會,以求商務與財政情形之穩定,此不僅對兩國有利,且對全世界亦有裨益也。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已臻財政平衡及政治統一之階段,目前一切努力,正集中於經濟實力與農村之建設。在此偉大之工作中,中國歡迎友邦之合作。余為供給我國政府最新材料以協助推進經濟建設之程序起見,擬於加冕典禮完成後,考察與研究歐陸各國經濟與實業之發展。余回顧5年前首游此邦,甚感愉快。今願借此機會,重修舊好,交結新知。」 
  孔祥熙這番肉麻的表白,使一向傲慢的英國人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平心而論,中英兩國屬不同的文化背景,兩國又遠隔萬里,只是自1840年以來,英國列強屢次侵犯中國,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強迫清朝簽定了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直到孔祥熙訪問的1937年,仍有許多不平等條約沒有廢除。 
  幾天後,英國外首艾登為答謝孔祥熙的一片「真情」,在中國駐英大使郭泰棋舉行的宴會上,發表一篇稱讚中國政府和孔祥熙的話。當時他說: 
  「凡具有想像力的人,莫不看到中國的長處,且為中國的復興感到驚異。中國此次復興,英國尤為歡迎,因英中兩國之間的友誼由來已久。再則中國能自10年前的艱難困苦中復興,也證明中國民族自身有堅強的活力和與環境相適應的能力。」 
  艾登的這番表白,真是虛偽透頂。但若放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也算是權益之計。當時中英兩國雖然不可能在對付德國和日本上達成什麼一致,但畢竟都有著共同的敵人。所以誰也不提過去兩國不愉快的歷史和本來存在著的分歧。 
  艾登講完話後,中國駐英的那位大使郭泰棋也沒忘記拍拍孔祥熙的馬屁。他早已得知孔祥熙這時已是蔣介石的紅人,而且大權在握。於是,「諸位,諸位!」郭泰棋起身說到:「請允許我在這裡介紹一下,孔祥熙先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孫,中國聖人之後裔,參加英國國王加冕之盛典,尤為難得,大為可喜啊!」 
  當即,孔祥熙、艾登及郭泰棋頻頻舉杯。新聞記者在跟著拍照,一時宴會掀起了高潮。 
  艾登雖親自出席宴會,又在宴會上吹了一通孔祥熙和中國,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幾天後,英國國王加冕典禮開始,來賓被分為三六九等。國家元首一等、副首相和外長為二等、其餘為三等。在整個加冕過程中,孔祥熙所率領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僅被當作三等一般賓客接待安排,而且自始至終排在美、法、德等大國之後。 
  當時孔祥熙和宋藹齡看在眼裡,悶在心中。國力衰弱,且此番又是有求於人,只好裝聾作啞強顏歡笑地把典禮應付了下來。 
  雖說身為堂堂中華大國的行政院副院長被當做一般賓客接待,但孔祥熙此行還算開了眼界。倫敦的白金漢宮和皇家騎兵,以及組織嚴謹、令萬人矚目的英王加冕典禮的盛況,都令人流連忘返。在古老的中國,封建皇帝登基也都要舉行聲勢浩大的儀式。只是自辛亥革命以來,這種儀式被當做封建陋習廢除了。而英國,這一最早開始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這最早進行機器革命的國家,這最早建立議會制的國家,卻還保留著女王(儘管是形式上的),還有傳統的加冕盛典,這又不能不引起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的極大興趣。 
  總的來講,孔祥熙的這次英國之行並不成功。不過,這倒不是說孔祥熙、宋藹齡無能。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也是費盡了心機。除了親自參加加冕典禮,他們還頻頻舉行新聞發佈會、酒會和招待會,接待記者採訪,頻繁會見邀見英國政界及經濟界的高層人士,極力向英國兜售中國的「復興」計劃等。同時夫婦倆亦在極力鼓吹在華投資的巨大的利益和幫助中國可能會帶來的種種好處。 
  但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基本點從來都是實利政策。在歐洲,面對德國和蘇聯這兩個新興的工業大國又是軍事大國,英國人憂心沖忡,且當時英國朝野一致認為,這兩個國家是他們的最主要的威脅。因此,怎樣使這兩個國家互相牽制,就成了英國當時歐洲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亞洲,英國一方面要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還要考慮怎樣處理和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分配,怎樣處理和日本的關係。因為德日曾向英方施加壓力,不希望英國在經濟上或軍事上對中國進行幫助。因為那樣會損害德。日在中國的利益。因此,對孔祥熙的一些要求,對購買潛水艇以裝備中國海軍的要求,當時的英國政府就沒有答應。 
  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一次會議上曾專門對亞洲政策作了說明。他說,英國政府主要應考慮如何在中國擴大投資C張伯倫是綏靖政策的代表,他一直認為通過外交努力可以防止戰爭爆發,所以他才大談特談在中國投資),而不是對中國進行所謂援助。張伯倫認為,日本現在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市場,在北方進行投資;而我們英國則要佔領中國的華南,在那裡投資。我們不會參加戰爭。假如中日開戰,我們將迴避或保持中立,切不可因幫助中國而激怒日本或德國。 
  孔祥熙一行30人萬里迢迢來到英國。一路遊山玩水,在英國又滯留半月有餘,耗資數十萬,最後英國倫竟一點不給面子,只簽訂了一項關於建設廣梅鐵路與浦信鐵路的借款協定。該項借款分兩批,共co00萬英鎊。此外,孔祥熙還和英國國家銀行商定待時機成熟時,爭取在倫敦銀行發行中國債券3000萬鎊等。孔祥熙訪英的成果也就如此而已。 
  同年5月25日,孔祥熙一行多少有些無精打采地離開了英國,去日內瓦、意大利和法國。 
  2.法國佬全來虛的 
  孔祥熙對法國的訪問,比在英國稍好一些,雙方達成了幾項協議(後因中日開戰,法怕得罪日本,協議未履行),但也不能真正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法國當時正處在對德日關係的困境中,二是法國國內自身經濟不景氣。 
  就在孔祥熙訪問法國前大約半年,德國軍隊的4個旅兵力,在事前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突然佔領了被洛迦諾公約規定的非軍事區--法國的萊因蘭地區。 
  對於這個公然的挑釁行為,法國政府竟採取了一個極為軟弱的立場,並沒有立即出兵將德國侵略者驅趕出去(事後希特勒承認,如果法國人動武,他會立刻命令德軍撤退的。因為當時法國在數量和裝備上都優於德軍);而是優柔寡斷,拖了數月後才向國聯提出上訴,並悄悄派使者前往英國,詢問如果法國採取軍事行動英國會不會與其聯手抗德。英國人說,那是法國的領土,是你們法國人自己的事。於是法國因害怕引發戰爭竟對德軍的佔領表示了容忍,這大大助長了希特勒的侵略氣焰。 
  孔祥熙到法國時,當然不知道萊因蘭事件,因而他不知道法國政府正為這件事而困擾:打還是不打?孔祥熙來的主要目的,公開是加強兩國友誼,實質是要米要錢要軍火要援助。 
  此時的法國從1929-1932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剛剛復甦,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是仍面臨著諸如失業、通貨膨脹等一系列經濟問題。因此,在對中國進行援助的問題上,中法雙方都只在外交辭令上兜圈子。 
  孔祥熙一到法國,就拜見了法國總統等一系列法國政府高層官員。會見後,他根本無心在法國觀光旅遊,便和當時的法國總理勃魯姆進行會談,會談的中心是太平洋協定與借款問題。 
  一個國家的安全,不是靠本國的實力和本國政府的努力,而要仰承於所謂大國的鼻息,依賴於這些大國的一些空泛的協議,現在讀者聽起來覺得幼稚可笑。可在當年孔祥熙看來,卻如同克敵制勝的法寶。太平洋協定是澳大利亞總理萊昂斯提出的,即由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簽訂一個一般性的互不侵犯條約。當時萊昂斯特別希望歐洲國家能支持這個條約,使這個條約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 
  孔祥熙和法國總理勃魯姆討論的就是這個條約,並且孔祥熙希望這個條約能得到法國的支持。對中國來說,最大的侵略威脅來自日本,如果這個條約生效,就能對日本起到遏製作用。其實這只是善良人們的美好願望,狼總是愛吃羊的,日本滅亡中國的方針早已確定,為了實現其野心連美國也要打。而在這之前,日本又和美國簽訂了多少和平條約呢? 
  因為這個條約和法國沒有利害關係,勃魯姆當然願做個人情。他當即向孔祥熙表示支持這個協定,並提醒孔祥熙,美國對太平洋地區的穩定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希望孔祥熙再同美國談 
  不知道孔祥熙是真傻還是裝傻,反正據當事人在回憶文章中介紹,當勃魯姆總理在會談中大談中國在遠東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法國支持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簽定互不侵犯條約時,孔祥熙當時竟樂得合不上嘴。也許孔祥熙並不傻。他是搞經濟的,當然知道什麼最實惠。現在常常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而孔祥熙當年是「政治」搭台,經濟唱戲。果然,在談完國際形勢後,馬上就契入了實質問題,孔祥熙向勃魯姆開口就要借錢。 
  那法國人勃魯姆也滑得像泥鰍。他說,具體的借款問題請孔祥熙和法國政府的財政部長及銀行總裁再談談。 
  當下孔祥熙趁熱打鐵,又和法財政部長奧裡奧爾會談。這次會議就沒有同勃魯姆那樣空泛而美妙了。 
  會談中,奧裡奧爾先發制人。他問孔祥熙「借錢是要還的,你要向我借錢,請問拿什麼來償還?」 
  孔祥熙沉著應戰地說:「自從中國法幣改革以來,中國的外匯兌換率一直平衡,工業全面復甦,在鐵路、航空等方面還有巨大進展,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良性發展軌道。政府預算平衡,外匯儲備充分,有足夠的償還能力。」 
  奧裡奧爾又問,「既然你國經濟形勢如此之好,又為何要借錢呢?」 
  頓時,孔祥熙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中。但他沒有絲毫慌張,繼續侃侃而談:「準備向法借款數億法郎,但並不是用於投入經濟,而是準備用做發行紙幣的準備金。而且這筆錢存在法國銀行,如果法國政府要急用,任何時候都可以動這筆錢。」 
  孔祥熙還說,他這次到歐美遊說;主要是為了爭取貸款,而貸款的目的是為了清理現存的內債,並利用外幣在國內的差價抵銷內債的利息。如能貸到希望的款額,政府每年可節約8000萬法幣。 
  美國有句諺語叫作「沒有免費的午餐」,法國也不例外。既然向中國貸款法國不但不受損害,還能獲利,奧裡奧爾當然答應可以考慮。但是他說,這件事還要和法銀行總裁拉貝裡商量。 
  奧裡奧爾和拉貝裡商討後,原則上同意向中國提供貸款2億法郎。這使孔祥熙喜出望外。但是,這兩位法國的財神爺又提出,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提供這筆貸款,還要請雙方各派一兩位代表進一步討論細節。這又使孔祥熙不安起來。 
  只有裝進兜裡的錢才是錢,這是孔祥熙在商戰中滾爬多年探索出的經驗。那麼,這些法國倫又耍什麼鬼把戲呢? 
  孔祥熙又同法國軍界打開了交道,就空軍、海軍等一系列問題獅子張大口,總之是擺出一副乞求的樣子: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結果是空軍可以提供飛機,但不是最新式的。孔祥熙一聽就急了,要就要最新式的,過時的我們不要。幾年前,他在意大利買飛機的教訓在胃裡還沒消化完呢。 
  海軍方面,孔祥熙是要潛艇,結果碰了個軟釘子。海軍部長說,海軍只負責技術問題,要出賣潛艇你得找政府談,政府答應賣給你,你就去找公司和工廠。 
  孔祥熙想,我找政府,政府說讓我找你們,你們又讓我找政府,原來法國也會踢皮球。 
  孔祥熙想得不錯。在法國一周,匆匆忙忙,結果得到的空口許諾多,實際東西少。互不侵犯條約一紙空文,支持不支持都沒能阻止戰爭的爆發和蔓延;借款問題倒是口頭答應,但不久中日正式開戰,法國怕給中國貸款觸痛日本從而觸及法德關係,結果也是泥牛入海無消息;購買飛機和潛艇的事也都是口頭協議,並沒實行。然而事情後來的結果,法國最終還是「得罪」了德國。德國一個戰略包抄,馬其諾防線成了聾子的耳朵--擺設,巴黎則豎起了降旗,成了德國的「俘虜」。 
  3.拜會「大獨裁者」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離開法國前往德國。 
  在德國,孔祥熙的運氣不錯,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他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和接待。 
  孔祥熙在德國受到「歡迎」是有原因的。1937年,是希特勒在德瘋狂擴軍備戰、準備戰爭並稱霸世界的最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德國的軍隊擴充了一倍,德國的軍事工業繼續高速度增長,德國研製出了更新式的坦克、飛機並裝備了部隊。在去年佔領了法國的北部地區後,德國正準備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區,還有奧地利和波蘭等國家和地區。 
  德國的瘋狂擴軍備戰,在全民族中倡導大日爾曼主義,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猜忌、懷疑和警覺。此時希特勒非常明白,他的羽翼尚未豐滿,他還不能和英法抗衡。因此他需要和平這顆煙霧彈。再則,德國軍事工業的高速發展,一方面造成資金短缺,一方面已造成軍工產品過剩。而此時孔祥熙到來,可謂雪中送炭,正中下懷。中國需要德國的支持和理解,特別是對穩定中日關係的幫助,德國需要中國幫助它樹立「和平」的形象;同時中國亦需要德國的軍火,很久以來德國就是中國最大的武器供應國;而德國則需要中國的白銀,正可謂相得益彰。 
  孔祥熙到達柏林的當天下午,柏林技術大學就邀請其參觀。在學校的會客室裡,還煞有介事的地舉行了一個儀式,由該校校長亞尼姆授予孔祥熙榮譽工程博士。孔祥熙雖早年留洋讀了幾天理工科,但早已忘到九霄雲外,而且授予儀式之前也沒打招呼,純粹是風馬牛不相及。 
  為了使這次榮譽博士授得名正言順,亞尼姆校長還胡侃了一番。他說,該校之所以給孔祥熙博士學位,是因為他為穩定中國貨幣做出了突出貢獻,並在恢復發展中德友誼中作出了不懈努力。 
  孔祥熙為中國貨幣穩定作出貢獻關你國一所技術學校屁事,為中德友誼關係做出不懈努力又與工程博士何緣?看來德國人這個馬屁拍得也挺蹩腳。 
  但當時的孔祥熙卻美滋滋的,被人家一吹就忘乎所以。他馬上答謝說,對於貴校授予學位,本人深表感謝。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榮幸,也是中國的榮幸,是中德關係良好的象徵。 
  緊接著,孔祥熙又參觀了幾家兵工廠,並與德國外交次長麥根森舉行會談。 
  麥根森在會談中極力表白沖德關係一直非常好。德國和第三國簽定的條約,決不損害中國。特別是去年德國和日本簽訂的反共條約,絕沒有涉及到中國。孔祥熙則大談日本的種種劣跡,他說一次大戰後,日本在遠東和中國侵佔了很多原來德國人的地盤,日本的友誼是最靠不住的等等。 
  在德國訪問期間,孔祥熙最重要的活動是會見戈林和希特勒。 
  4年前,孔祥熙也曾到德國訪問,但那時他只是一個實業部長。而這次他已是行政院副院長,而且是主掌中國財政大權的關鍵人物,因此德國方面也極為重視,專門安排了戈林和希特勒的接見。 
  戈林原是一名空軍飛行員層在納粹黨的積極表現和對希特勒的「忠誠」,逐漸晉陞為納粹黨「五領袖」之一,並出任普魯士總理和議會議長。1940年被希特勒封為帝國元帥。當年希特勒曾說,我如遇難,戈林將是繼承人。可見戈林在德國當時的地位和影響。 
  戈林和孔祥熙的會見是禮節性的,沒有實質性內容。然而就是這樣一次禮節的會見,也給孔祥熙留下了一絲不快。 
  當孔祥熙一行來到德空軍大樓會客廳時,見不到戈林的人影。主人接見客人,卻讓客人等候;大約5分鐘後,神態傲慢的戈林才提著手杖走了出來,而且沒一點道歉的意思。 
  孔祥熙訪德的高潮是拜見希特勒。關於希特勒,當時孔祥熙略知一二。4年前他訪德時,希特勒剛剛宣誓就任總理不久。那時的德國,還沒從西方經濟危機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工人失業,道路破舊。4年過去了,孔祥熙此次來訪發現德國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人們的精神面貌,好像全國都沉浸在一種亢奮之中。據說月B希特勒出身貧寒,經歷坎坷,沒受過高等教育,最困難的時候靠在街上賣畫為生,近乎一個流浪漢。而今這個流浪漢眼下卻主宰著近7000萬德國人的命運,而且讓美英法等強國刮目相看,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當年,這個身材矮小的德國元首,在孔祥熙心中充滿了神秘感。 
  6月13日清晨,孔祥熙一行乘車從柏林出發,去離柏林200公里以外的沙爾茲堡別墅會見希特勒。 
  希特勒的這幢別墅有一個別名叫做鷹巢。因為納粹把鷹當做他們的象徵而得名。 
  鷹巢建築在半山腰上,海拔1000米以上。孔祥熙乘坐的轎車盤旋而上。漸漸地,一幢被綠蔭掩映的灰色建築出現在視線中。 
  由於事先得到通知,當孔祥熙的車隊駛到門口時,大門自動打開,門衛的車隊舉手敬禮示意,並高呼:「希特勒萬歲!」 
  希特勒住在一幢兩層的樓房裡。孔祥熙來到這幢房子前。在陪同人員的帶領下進門,穿過衣帽間和小客廳,來到大客廳。這個大客廳呈長方形,前截中央放著ˍ張圓桌,四周是十幾把椅子,後半截一側放著一個大地球儀,另一側擺著兩對沙發和茶几。透過落地窗向外望去,是風景秀麗、層巒疊峰的山谷。據說在山谷的那邊就是奧地利。希特勒出生在奧地利,因此他在這裡修築別墅,便能隨時看到他的故鄉。 
  孔祥熙在客廳稍候片刻,希特勒便從裡屋走了出來。二人握手問候後,賓主分別就座。 
  希特勒身材不高,穿著整齊的軍服,腰間紮著棕色的武裝帶,上唇蓄著一撮鬍子。還好,他不像戈林那麼傲慢無禮,孔祥熙心裡便漸漸踏實了。 
  孔祥熙首先轉達了蔣介石的問候及他個人對希特勒的仰慕之情,並談到了這次出訪的目的,希望德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各方面和中國加強合作。 
  希特勒也很清楚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什麼。他對孔祥熙說,德國和日本簽訂協約,並不針對中國,而是針對共產國際。中國和日本應該和睦相處,如果中國和日本在某些方面發生了爭執自身又無力解決的話,德國願意充當調解人。 
  當時,希特勒還對孔祥熙散佈和平謠言。他說,歐洲現在平安無事,並無美國或英國報紙說的有戰爭和侵略的危險,德國決不首先對他國使用武力,但也不怕別人發動侵略和戰爭。 
  希特勒還和孔祥熙大談特談了「共產主義危害論」和「蘇聯威脅論」等,認為共產主義是當前世界最主要的危險。孔祥熙當即也隨之一唱一合,就像遇到了知音一般。 
  會議持續了一個小時,雙方好像都感到很滿意。最後,孔祥熙向希特勒贈送禮物:一對朱紅漆雕花瓶、一冊精裝宋畫、一幅精美的湘繡和兩盒龍井茶。希特勒這時略顯尷尬,因為他並未準備任何禮物,於是在臥室裡隨便找了一張自己的相片,簽上名後做為「禮品」回贈孔祥熙。接著他又同孔祥熙在門前合影留念,才算沒太失面子。 
  孔祥熙回到柏林後,又會見了德國國防部長白龍培。4年前那次訪問時,孔祥熙曾和德國簽訂了一項合作協議,即中國向德出售鎢砂、銻砂等礦產,以換取德國的槍炮軍械。現在合同已到期,孔祥熙希望這份合同能續簽,白龍培表示同意。 
  孔祥熙對在德國的訪問是滿意的。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詳細匯報了訪德的情況,特別詳細匯報了和希特勒會談的情況。但蔣介石似乎對德國這位獨裁者瞭解得比孔祥熙透徹。他在孔祥熙回國後對孔說,德國對中國的支持是最靠不住的,因為希特勒是個政治流氓,他公開說過在國際關係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果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由於德意日軸心國的形成和德國對日本的支持,中德關係開始惡化,希特勒對孔祥熙所表白的不首先使用武力也成為歷史的笑柄。 
  在歐洲這段時間,孔祥熙為「國事」頻頻奔走於英法德之間,無暇外出觀光遊覽。宋藹齡帶著兒子閨女可嘗足了「公款旅遊」的好處。他們住最好的飯店,吃名貴的飯菜,遊遍了這幾個國家的名勝古跡,嘗遍了這幾個國家的美味佳餚。6月16日當孔祥熙離開德國起身赴美時,孔令儀、孔令傑還戀戀不捨地說,「為什麼不能在德國多呆幾天,好多地方我們還沒去呢!」 
  4.轉來轉去還得美國 
  1937年6月16日,孔祥熙一行結束了對德國為期7天的訪問,乘英國的「瑪麗皇后號」前往美國繼續訪問。 
  孔祥熙對美國有著特殊感情。他幼時能人華美公學會讀書是因為美國人的幫助,後來他能到洛河學院讀中學也是因為有美國人幫助。再後來他能出國赴美留學,仍是因為美國人的幫助。可以說,是美國人和美國文化培養了孔祥熙,他也一直把美國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孔祥熙進入政界後,和蔣介石、宋子文一樣,立即投入了美英的「懷抱」,主張親美排日。所以,孔祥熙把這次歐美之行的最後一站放在美國,就是希望能使這次訪問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 
  當月21日,孔祥熙一行橫渡大西洋後到達美國東部的大城市紐約。一到紐約,他就對新聞界發表講話,闡述訪美的目的。當然他說,他這次到美國來,一是向羅斯福總統、赫爾國務卿和摩根財政部長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對中國幣制改革的支持;二是為解決中國的外債問題;三是考察美國經濟及工業發展的經驗。 
  其實,孔祥熙所說的三個目的,一頭一尾是虛,借錢才是實的。到美國之前,就聽到美國一些人對中國的償還能力、外債用途等表示懷疑。所以孔祥熙就乾脆對新聞界交牌。他說,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發展和上升時期,極有利於國外投資和償債。中國政府將以海關收入作擔保。當時中國每年的海關收入約為4.5億銀元,可以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做為外債的擔保。 
  美國是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當歐洲列強拚命向外擴張時,美國總統門羅對他的夥伴英、法、德、意等妄圖插手美洲事務就發出警告。這位總統說,美國不插手歐洲事務,但也不允許歐洲插手美洲事務。這就是著名的門羅主義。 
  20世紀初,由於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除本國市場急外需向海外擴展,美國政府也就不能恪守門羅主義了。他們開始插手別國事務,特別是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美國處處表現出侵略和霸權。但門羅主義在美國有頗深的影響,所以,儘管羅斯福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但由於不願觸怒日本和因此損害美國所謂「公正」、「中立」的形象,美國國會當時還通過了禁止向交戰國出售軍火的中立法案。 
  孔祥熙抵達美國7天時,在白宮會見了羅斯福總統。這和4年前他在美國的尷尬處境大不相同。 
  羅斯福總統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好中國,不僅是因為中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幅員遼闊;還因為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使羅斯福隱隱感到了威脅。儘管日本在外交上對美國一直提倡親善友好。羅斯福覺得,中國在亞洲是一個重要的平衡力量,是最能遏制或牽制日本侵略的戰略力量。在反日及維護太平洋地區穩定上,是美國的盟友。所以,羅斯福對和孔祥熙會談也很有興趣。 
  孔祥熙雖極為精明,深謀遠慮,但在政治上特別是在口才上卻略遜一籌,特別是在羅斯福面前,更顯得笨拙得要命。 
  當時,羅斯福總統說,「今年(193年)是世界走向和平還是走向戰爭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都力爭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希望中美兩個國家能從維護世界和平角度出發,攜起手來,為太平洋地區和亞洲的和平穩定做出貢獻。 
  孔祥熙聽後答道,中國目前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困難是和日本的關係。日本不顧中國方面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挑起事端。為了避免中日開戰,希望美國能從中多做工作,並盡可能地給中國提供援助以對日本實行有效的威懾。 
  為了使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完全倒向美國一邊,當時羅斯福對孔祥熙要求的援助盡力予以滿足。但因美國國會曾在不久前通過了中立法,規定不允許各大公司向交戰國提供武器彈藥及軍事裝備,所以羅斯福暗自授意有關方面負表人辦理此事。 
  當下美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瑪斯心領神會,立即和孔祥熙會談並同意貸款1000萬元。隨後這筆貸款在美國周遊了一圈,又變成了購買美國軍隊的購貨款。 
  孔祥熙對此頗為感慨。他回到賓館裡曾對宋藹齡說:「你看,前不久美國通過了一個中立法說是不允許向交戰國提供武器裝備。按他們的說法,中國目前是交戰國,就不能提供軍事裝備。可是我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過政府幫助買到了軍火。」 
  「這有什麼奇怪,哪裡都是一樣,燈下黑。」宋藹齡不屑一顧地說。 
  「那你說,美國能賣給咱們軍火,會不會也賣給日本人軍火?」 
  「為什麼不會?美國人最講實用,只要對他有利,他就干。」 
  「媽的,我還以為他是特別關照咱們呢?」孔祥熙憤憤地罵到。 
  「他的工人要開工,他的工人要吃飯,他的政府要收稅。他當然要想辦法擴大出口。」宋藹齡看了看孔祥熙又說,「你最近看報紙了沒有,日本軍部現在權力大得很,早晚有一天還要占咱們中國的便宜。咱們幾時回去呢?」 
  「好不容易來這一趟,還不多擠出點油再走。」 
  孔祥熙其實也能理解美國,因為他太瞭解這個國家了。正如宋藹齡說的,美國人是最講實用的,不觸犯他的利益,你就是掉進茅屎坑裡他也不見得拉你一把。但你要真和美國叫真,美國人也決不手軟。本世紀初的美西戰爭,就是因為美國客輪「梅因」號被西班牙擊沉而爆發的。當然,孔祥熙還沒料到,真正把美國推到英國和中國一邊的還是日本。是日本突然襲擊了珍珠港,造成了美國的直接參戰。而美軍打破了門羅主義參加到歐亞的反法西斯戰場,對二次大戰最後戰勝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此之前,美國人在中立法的掩護下,正熱衷於和日本和德國做生意賺錢。僅1937年至1940年,美國就向日本輸出各類物資價值9.8億美元,其中軍用物資7億美元。美國國會的所謂中立法如同一紙空文。 
  孔祥熙當然不會放過美國。在獲得1000萬美元的貸款並把它變為軍火之後,他又向羅斯福請求購買石油。當時中國不能生產石油,汽車、飛機用油完全靠進口。因此當年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說法。 
  對此羅斯福總統亦表示同意。於是購買的汽油由美國輪船公司運往香港。在經過香港時,香港政府所徵收的保證金是750萬元,可見數量之大。這批汽油後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戰略儲備,為支援抗日戰爭發揮了不少的作用。 
  另外,孔祥熙在訪美期間還達成了不少其他協議。如美國進出口銀行同意中國購買20個蒸汽機車車頭,價值7.5億美元,可先預付一部分定金,其餘5年內還清。 
  中國銀行和美國國家銀行簽定「金銀交換協定」,規定中國政府可以用白銀向美國購買一批黃金。這批黃金可以暫存於紐約,以備急用。 
  孔祥熙還為中國駐美大使館選定了新址。孔祥熙曾多次到美國,知道中國駐美大使館是清朝時留下的老房子,雖已經修繕但房屋老舊,設施落後,而且是在黑人區,極不方便。大使館人員也希望能換一處好一點的房子,以樹立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威信。這次訪美孔祥熙決心了卻這樁心願。他和宋藹齡親自在紐約雙橡園地區為大使館買了一幢房子,作為使館新址。老館舊址也不賣,而作為大使館職員的宿舍。此舉深受大使館職員歡迎。 
  孔祥熙此次訪美,為美中關係發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國希望擴大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的影響,希望能控制中國,希望能在中國撈到更多的實惠和好處。而蔣介石、孔祥熙則希望得到美國在經濟上的援助,只要能得到錢,只要自己能從中取利,哪管子孫後代,哪管是不是喪權辱國呢?! 
  就是這次訪問開始,孔祥熙開始大舉向美國借債。到了1945年,美國在國民黨政府所借的所有外債中佔了75.55%。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向國民黨政府共貸款1.2億美元。同時,他們也把軍火偷偷賣給日本。在這點上,美國人絕不會考慮蔣介石或孔祥熙的意見。他們從出口中大發橫財。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的政策才有了改變。因為不希望中國在抗戰中失敗,他們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僅1942年2月的信用借款,就達太平洋戰爭前給國民黨政府借款的三倍多。 
  當時,美國不僅通過借款來控制中國,還通過掠奪中國的戰略物資來影響中國。每次借款,他們都要以桐油、茶葉、生絲和鎢、銻、錫等產品做抵押。 
  美國還基本控制了中國的金融和海關。孔祥熙當然明白,這樣大舉向美國借債對國民黨政府意味著什麼。他這次訪美,將國民黨政府所有的黃金、外匯的70%存在了美國的銀行,總數達9500多萬美元。後來,他又兩次與美國訂協議,希望美國出面收購法幣,以「穩定」法幣市場。美國為了達到進一步控制中國金融的目的,一度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前後兩次共收購法幣5800萬美元。特別是1942年,孔祥熙因濫印鈔票引起了國統區的惡性通貨膨脹,竟飲鴆止渴,又向美國貸款5億美元,使國民黨政府在金融上完全依賴於美國。 
  1943年,由美國人出任國民黨政府海關總稅務司,於是英國人擔任100年之久的這一職務,終於為美國人所代替。美國從此又取代英國,完全控制了中國的海關。 
  當然,後來孔祥熙也和美國人產生了一些矛盾,以致成為蔣介石決心撤換孔祥熙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孔祥熙和美國的淵源是從小就注定的。儘管為了一些利益和美國人發生了矛盾,但他始終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好的國家,是他最想往的國家。因此,在他下野之後,他把自己的歸宿放在了美國,也把子女的歸宿放在了美國。當然這又是後話了。 
  就是孔祥熙訪美期間,日軍大舉向北平進攻,爆發了「七七」事變,中日抗戰全面開始。孔祥熙本來想立即回國,但當時蔣介石卻打電報讓他借這次事變再次與歐美列強會談,尋求進一步的支持。 
  其實,日中開戰之事歐美各國早有預感,所能給中國的支持也都已提供。所以,孔祥熙的再次回訪除了平添辛勞,多花一些旅資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是,蔣介石的命令他又不能不執行。於是,孔祥熙於當年的7月19日又返回英國。在倫敦他再次和英國黨政軍要人會談。英國卻仍態度暖昧。因為當時他們最頭痛的是歐洲事務,是怎麼處理德國和蘇聯的關係。但在英國,孔祥熙亦有點意外的收穫,就是他與英國銀行家會談,商定了關於建築廣梅鐵路與浦信鐵路借款問題。英方答應分兩批借出,共計700萬英鎊。 
  8月5日,孔祥熙又抵巴黎。法國這次也算給了面子,當即同意貸款2億法郎。 
  8月14日,孔祥熙又抵捷克斯洛伐克,購買了輕武器一批。 
  由於急火攻心,連日操勞,孔祥熙患了急性睫膜炎,雙眼紅腫,一見陽光就流淚。無奈只能遵照醫生意見到德國巴德那海濱療養了一個月。這時在中國國內,在長城內外,宋哲元將軍率領的29軍正在與日軍奮力撕殺,一時間血流成河,廢墟遍地。 
  9月24日,孔祥熙和宋藹齡及孔令儀、孔令傑一行人總算自意大利乘「維多利亞」號回國。 
  在海上漂泊數日,終於到達馬尼拉。回國日期屈指可數,突然美軍在菲律賓的基地送來消息,說日軍得知孔祥熙的行程,準備中途劫船。 
  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藹齡都嚇出了一身冷汗。日軍的海空力量他們都略知一二,要說劫船易如反掌。於是,他們緊急預訂飛機票,並且僅帶了隨身常用的東西奔赴機場。飛機到達香港後,他們又和普通旅客一樣登上了一般法國郵輪,幾天後到達上海。 
  此時又恰逢淞滬會戰,什麼船都不敢靠近碼頭,以免被誤傷。孔祥熙因有國事在身,不能在船上停留,最後和上海的法國領事館商量後,由他們出一小船以接送法國郵件為名將孔祥熙夫婦接回上海。 
  此時的上海已是硝煙瀰漫,瓦礫成堆,且隆隆的槍炮聲時有傳來。吳漱口外懸掛著太陽旗的日軍戰艦一字排開,與孔祥熙出訪時上海灘上人聲鼎沸、鼓樂齊鳴大相逕庭。 
  夜半,孔祥熙、宋藹齡及子女登上懸掛著三色旗的一艘法國小船,江面黑沉沉的,各處閃爍著星星點點的燈光。上海碼頭沉悶的鐘聲響起,瑟瑟秋風帶來了陣陣寒意,此情此景不由使孔祥熙吟起了這樣的詩句: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此刻的宋藹齡及孔令儀、孔令傑也失去了往日的歡笑,偎依著孔祥熙,望著不盡東逝的混濁江水一言不發。無須多說,他們一下子明白了,日軍的佔領對於他們意味著什麼。 
  第十二章 為蔣當家理財 
  1.「財神爺」的絕活是壟斷 
  當年,孔祥熙出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後,人們就不無椰榆地送他一個綽號:蔣介石的「財神爺」。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葉,孔祥熙管理財政10餘年,結果如何呢?結果就是他沒有辜負「蔣介石的財神爺」這一稱號,無論給蔣還是為自己都把錢財摟了個足足的。 
  1937年孔祥熙恰值57歲,接近「耳順」的年紀,又正在攜寵妻愛女在歐美周遊。雖說有公務壓身,但一路風光,又吃又喝又拿又要,著實在國外做了幾天人上人。然而,命運終究不讓他順順當當地進入六十甲子,不讓中國太平。當時日軍對中國的步步緊逼和國民黨政府的節節退讓,終於釀成「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為形勢所迫也為自身的利益驅使,抗戰初期,孔祥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這場生死攸關的民族抵抗戰爭中。 
  「盧溝橋事變」的最初引發經過是這樣的。 
  1937年7月7日,駐豐台日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帶領,以盧溝橋為假想攻擊目標,在宛平縣城北舉行軍事演習。晚11時許,日軍以聽到宛平城內有槍聲和一名日軍士兵失蹤為由,要夜間縣城搜查。中國軍隊當即表示同意「先調查後處理」,由縣長王冷齋領著中日雙方各3人人城調查。結果城內駐軍29軍何基灃旅吉星文團金振中營的全體官兵經過檢查,各種槍支不缺。在檢查期間,日方失蹤士兵也已歸隊。但日軍發動侵略、妄圖佔領北平蓄謀以久,因此決心利用這次機會挑起戰事。所以,翌日晨5時,日軍在事前沒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突然炮擊宛平城。中國駐軍吉星文團長忍無可忍,遂下令還擊。於是,中日戰爭正式拉開了序幕。 
  7月8日,日軍在炮火的掩護下,向宛平縣大舉進攻,中國守軍嚴陣以待,冒著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敵人多次進攻。 
  11日上午,日本內閣召開五相會議,專題討論了「盧溝橋」問題。此時法西斯分子已在日本內閣佔了主動地位,因此決定向北平增兵。當即日本軍部從國內派遣3個師團和航空兵團,從關東軍派遣2個旅團,從朝鮮軍派2個師團。法西斯分子向日本天皇狂妄叫囂,3個月內定能解決中國問題。 
  在做好了充分準備之後,日軍向中國北平守軍軍長宋哲元提出:「限29軍在24小時撤離北平城區,移駐河北省南部。否則,即以飛機大炮攻城。中國守軍在北平學生和各界群眾的支持鼓舞下,奮勇抵抗,並在八寶山一線取得了局部勝利。後來,終因裝備落後且寡不敵眾,傷亡慘重。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以身殉國。同月29日,盧溝橋事變的22天後,北平落入日軍之手。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徹底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分子妄圖全面滅亡中國的野心。蔣介石為了自身的利益,此時亦終於明白了不抵抗就沒有出路的道理。 
  7月17日,蔣介石通過無線電波在廬山向全國發表講話,正式宣佈中日兩國進入戰爭狀態。他在講話中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更要認清楚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 
  孔祥熙回到南京,南京已是一片混亂。淞滬會戰後,投降派甚囂塵上,「再打必亡」的論調時時可以聽到。蔣介石雖然在大會小會上講要鐵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發現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他正暗地佈置遷都一事。 
  孔祥熙自然不能管軍事方面的事。但他明白一點,日本的入侵已經把他和蔣介石以及他們一同創立的基業緊緊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陰謀得逞,佔領了中國,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他大概只能到國外過流亡生活了。因為,「盧溝橋事變」是一個標誌,在這之前抗日是假的,在這以後抗日是真的。不僅是真的,還得竭盡全力。 
  孔祥熙回到南京後立即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對他們說:「中國亡,我們就亡了。中國存在,我們就存在。所以,我們現在要緊的,就是抗日。」 
  宋藹齡在很多地方和孔祥熙想得不太一樣,但在抗日這一點上,倒是想到一起了。早在「一二八」事變中,宋藹齡就積極參與,出錢出力,顯得很大方。她也痛恨那麼矮小卻蠻橫無理的東洋人,放著好端端的日子不過,卻要跑那麼老遠來佔別人的地盤,搶別人的飯碗,實在太可惡了。 
  孔祥熙決心抗日,但國民黨軍隊的腐敗無能卻使他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丟了,南京也丟了,他們退到了武漢。 
  1938年1月,適應全面抗戰的需要,南京國民政府進行改組,蔣介石以「身為最高統帥」,時刻需應付緊急戰事為由,辭去了行政院長職務,並提請孔祥熙接替此職。當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孔祥熙為行政院長。 
  當年1月3日,孔祥熙在漢口走馬上任。此際,孔祥熙在權力的寶座上達到了巔峰的狀態。 
  但孔祥熙很快發現,這個位置並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個吃苦受累、出力卻不討好的位子。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好事要算他領導有方,決策英明;出了錯卻是下屬遲純無能,執行無力。加之戰時不像平時,各種突發事件層出不窮,各種矛盾也極易激化。因此孔祥熙覺得,當行政院長等於把他放在爐火上烤。他私下向蔣介石表示,他願望做行政院的領導工作,替蔣分憂,但還是請蔣恢復做院長,他當副院長為好。 
  在得到蔣介石的默許後,1939年11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孔祥熙提出,「因戰時需要高度集中,懇請蔣總裁自任行政院長,以使政治軍事統一指揮,而利於全國的抗戰建國工作」的建議。 
  這樣,蔣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長,而孔祥熙則改任副院長。 
  在抗戰期間,孔祥熙除擔任行政院長和副院長外,還兼任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和四行聯合辦事處副主席、賑濟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成為主管全國財政金融的首腦。 
  當時,為了有效地動員全國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戰,為了使平時的經濟體制轉為戰時的經濟體制;為了報答蔣介石的提拔與重用,也是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佔穩腳根,孔祥熙確實動了些腦筋,為動員全國力量建立戰時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國民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臨時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其中有關財政經濟方面的內容有7條,都是孔祥熙親自參與制訂的。 
  這7條的內容是: 
  「十七、經濟建設,以軍事為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鼓勵海內外人士投資,擴大戰時生產。 
  十八、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節糧食,開墾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並發展各地之手工業。 
  二十、推行戰時稅制,徹底改革財務行政。 
  二十一、統制銀行業務,從而調整工商業之活動。 
  二十二、鞏固法幣,統制外匯,整理進出口貨,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統,舉辦水陸空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辟航線。」 
  後來一些經濟金融學家評論說,孔祥熙及宋子文擬定的這個《綱領》,一方面提出了經濟建設以軍事為中心,樹立重工業基礎,以建立國防經濟體系(幫助內遷工廠、戰時重工業比重比戰前增大,並在整個工業中居於優勢地位,都體現了這一精神);提出擴大戰時生產和各地手工業,鼓勵輕工業經營,以發展戰時經濟。並要求優先發展交通運輸,並增築鐵路,加辟航線,以反封鎖開拓交通。這些對當時的抗戰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為四大家族為首的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壟斷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如在綱領中提統制銀行業等條款,對孔祥熙是極為有利的。孔祥熙、宋子文原來就控制了上海江浙一帶的金融界,這次借抗戰建立戰時經濟體制為名,通過中央銀行和四行聯合會,進一步壟斷了全國的金融業,從而控制工礦調整委員會、貿易調整委員會等工貿組織。這就為他們日後徇私舞弊,侵吞國有資產打下了伏筆。 
  另外,這個《綱領》在稅收方面,只是籠統地提出「推行戰時稅制」,卻迴避了在當時對人民群眾最為關鍵的苛捐雜稅問題。以致後來以抗戰之名行剝奪為實的苛捐雜稅越來越多,使生活在貧困線上的廣大人民群眾困苦不堪。 
  在對農村經濟方向,提出了「發展農村經濟」的口號,並提出了「獎勵合作,調節糧食,開墾荒地,疏通水利」等項措施,這些措施如能順利實行當然很好。但由於對農村所急需解決的土地壟斷的地租問題一字未提,這就不可能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實。因為當時只佔15%左右的人口控制了約70%的土地,廣大貧苦農民沒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自身生存都極為艱難,根本沒有能力再去進行擴大再生產。 
  1941年4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八中全會。在這個會上,又通過了孔祥熙策劃制訂的關於進一步強化戰時經濟體制的11條決定。 
  這*條決定內容依次如下: 
  1.改進財政系統,制定國家與自治兩大財政系統; 
  2.田賦直接歸中央,施行田賦征實,以解決民需、軍用糧食問題; 
  3.實施統治經濟,務使全國人力、物力集中於戰爭用途; 
  4.在行政院下設立貿易部(其後改在財政部下設置貿易委員會),以統制戰時貿易; 
  5.確立戰時經濟體系; 
  6.舉辦鹽、糖、煙、酒等消費品專賣,以求物價穩定和財源增力D; 
  7.實行土地政策,舉辦地價申報; 
  8.改進桐油統制,以求外匯增加; 
  9.發展邊區交通文化經濟,以求抗戰長期之維持; 
  10.擴大水利,以求農產之增加; 
  11.戰時計劃經濟之確立。 
  當時這種經濟上的統制政策,根本上還是有利於官僚資本對人民的掠奪的。因此當時有人就指出:所謂統制實則是為少數官僚之壟斷,於國無利、於民有損。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當時也指出:孔祥熙、宋子文是做生意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制者,是一種公私不分的制度。而正是由於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數官僚資本的代表把國家財政和國家銀行看成了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故利用抗戰發國難財便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特色之一。當時的這種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人木三分。 
  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為適應抗戰的需要,孔祥熙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對政府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行政事業機構,重疊臃腫,政出多門,分工不清,號令不一。比如主管經濟的部委就有十幾個: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實業部,以及軍事委員會直轄的一些機構,如資源委員會等,第三部(主管重工業動員)、第四部(主管輕工業、農業、外貿動員)等。1937年10月,軍事委員會為適應戰時需要,又設立了農產、工礦和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並於成立不久,在全國各重要地點設辦事處。但由於隸屬於軍事委員會,因與原來的經濟領導機構權限不清,造成人浮於事,互相推倭,辦事效率低下。 
  要是在以前,孔祥熙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從側面探聽一下蔣介石的口氣。但現在不同了,日軍自攻佔南京之後,水陸並進直逼武漢,大有佔領全中國、不把蔣介石徹底消滅決不罷休的架式。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國民黨內部的高層領導不得不以整體利益為其制訂政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孔祥熙決心向蔣介石「進諫」,改革精簡重疊的機構,提高效率,以便能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對日作戰的政府。 
  正好孔祥熙和蔣介石當時的想法不謀而合:不精簡機構,不丟掉一些人的飯碗,就可能迫使整體都丟掉飯碗,蔣介石在國民黨的一次首腦會議上這樣說。 
  1938年1月,國民政府正式頒布了《調整中央行政機構》的規定,規定中指出: 
  「1.凡工作因戰事影響,不能繼續進行之機關,暫行停辦或裁撤;2.凡工作因與戰事無關,不必繼續進行之機關,暫時停辦或裁撤;3.凡某一機關之工作與另一機關之工作性質重複者合併之;4.凡工作有繼續進行之必要機關加強之;5.凡工作有進行之必要,而尚無機關辦理者創設之。」 
  於是,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後,根據上述精神對所屬機關進行了必要的改革。 
  其具體的做法是:將原來實業部改組為經濟部,將軍事委員會下屬的第三、四部,以及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農產調整委員會,還有國民政府所屬的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所屬的水利部,一併納人經濟部;將原屬於軍事委員會管轄的貿易委員會隸屬於財政部;將農業調整處、四省合作事業辦事處並人農本局;設立交通部,並將鐵道部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下屬的公路部一併納人交通部。 
  改組後的國民政府由三大塊組成。行政機械為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長,下設財政部、經濟部和交通部;監察執法機構為監察院,下設審計院;「立法」機構為立法院,下設財政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同時將經濟行政權集中於行政院。 
  這些改革雖不大徹底,但在當時的條件下,確實克服了機構設置紊亂、政出多門的現象,對建立國民黨的戰時經濟體制和酉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過,我們應看到,儘管當時從總體輪廓上看,政府機構部門精簡了許多,實際上仍很臃腫。因為裁減不僅涉及個人利益,也涉及派系利益,誰都不願將自己這一派的人裁減出去。所以形成了機構改革後的頭小肚子大的情況。 
  如行政院下屬的經濟部,由原來的幾個部門合併而成。為了盡可能地安排位置,該部的行政單位竟有十司七處三廳一署共計21個之多;此外還有專業單位九局七會四所二處,共22個。加上孔祥熙、宋子文等手下都有一批親信,親信手下又有親信,層層裙帶,又都視經濟部為肥缺,想方設想安插進來。所以,雖然1938年進行改革後又做了一些調整,卻始終未能擺脫冗員過多的情況。以致在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總結抗戰工作時不得不承認: 
  「多年來,官僚主義早已構成最大弊害,以敷衍塞責、假公濟私為尤甚。人事與政策不配合,機構龐大繁多與法令紛歧牴觸,以致責權不清,減低效能,亟待調整,分別有廢。」 
  除了行政、經濟體制改革外,當年孔祥熙還直接領導了金融體制的改革,以便適應全國抗戰的需要。 
  還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會戰時,上海、南京的一些資本家聽到炮聲,生怕中國守軍不敵日軍且上海會立刻淪陷,所以即刻到銀行提款,以致形成後來的擠兌風潮。那時孔祥熙還在國外訪問,聽到消息後立即發電報回國,在國外遙控指揮「戰鬥」。 
  當時孔祥熙急令以國民政府名義宣佈上海、南京各銀行先停業兩天。 
  然後就在這停業的兩天裡,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辦法》。當年8月15日,該《辦法》經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規定,因抗戰爆發,每戶每週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過法幣150元。 
  與此同時,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四大銀行於8月17日組成「四行聯合辦事處」,統一協調處理外匯儲備、現金流量及突發的事件。 
  同年11月,國民政府遷往漢口。孔祥熙隨即將「四行聯合辦事處」改為「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授予其更高的權限,即作為「戰時全國金融樞紐」,統一負責抗戰中一切費用的預算和支出。這一舉措對於當時穩定金融、阻止資金外流起到了積極作用。 
  1939年9月,已經遷至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公佈了《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並改組了「四聯總處」。改組後,蔣介石親任「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 
  從此以後,「四聯總處」實際上成為蔣介石手下的有關經濟。金融的辦事決策機構,其工作範圍和職權都大大加強,成為蔣介石、孔祥熙決定戰時財經問題和其他經濟問題的大本營。 
  當時,孔祥熙不僅控制了金融財經業,還插手其他行業。如在對農業、礦業、商業管理等方面,他均有干預或參與。 
  抗戰爆發不久,孔祥熙就參與制訂了《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其後不久當他擔任行政院長後,又對該《條例》進行修改。以經他修改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為例,修改後的條例規定,對燃料、金屬及其製品、水泥、酒精、橡膠、電器、糧食和藥品等重要的戰略物質,軍事委員會有權對其生產、銷售進行監督。必要時有權干預這些物品的生產和流通,以服從戰爭和全局的需要。這就標誌著國民黨政府開始對經濟進行戰時的全面統制。 
  外匯歷來是金融市場的重要方面,孔祥熙當然不會放手。他參與制訂了《購買外匯核請辦法》,對外匯嚴格控制。從「七七」事變開始到「八·一三」事變止,國民黨政府共售出外匯750萬英鎊。在此情況下,孔祥熙還讓財政部宣佈《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為防止資金外流,還為銀行訂立了「君子協定」,要求各外商銀行對投機與逃資購買外匯者,不予供給。但實際上,這些規定只限制了一些中小資本家和投機者,像與四大家族有密切聯繫的人卻利用戰時的特殊政策大發了一筆國難的橫財。這又是後話了。 
  當時,為了保證戰時經濟體制正常運作,孔祥熙在積極參與行政機構、金融機構的改革時,針對軍費支出急劇增加、國家財政人不敷出等嚴重局面,又抓了以下幾項措施: 
  一是實行「公庫法」。 
  所謂「公庫法」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的一切收入,都必須集中於公庫,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國民黨政府財政收支分三級管理即中央、省、縣三級,「公庫法」要求減化層次,將三級財政體制改為兩級財政體制,即縣和中央級兩級,即將原來省這一級的財政管理職能直接納人中央級。這樣一來,就減少了中間環節,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稅收。 
  抗日戰爭爆發前,國民黨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稅收,主要稅收來源於關稅、鹽稅和統稅(含香煙、糧食、棉紗、水泥的出廠稅)。如1937年,這三種稅收占國民黨政府全部財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沿海各省相繼落人日軍之手,國民黨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極大影響。1938年的稅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稅收對孔祥熙當時來說,已成了當務之急。 
  但怎樣增加稅收,其中卻有不少奧妙。孔祥熙推出的辦法是以新三稅取代舊三稅。 
  所謂新三稅,就是指貨物稅、直接稅和食鹽戰時附加稅三種。 
  貨物稅和食鹽戰時附加稅和過去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又一次合併同類項,增加了一些礦產稅等。新三稅裡主要增加的則是直接稅。 
  直接稅是以前沒有的,它是直接向納稅人或依其財產價值徵收稅款。直接稅為五種:印花稅、所得稅、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營業稅和遺產稅。 
  孔祥熙當時推行的新稅制,確實為國民黨政府開闢了財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僅三年的貨物稅就佔其稅收總額的24%,食鹽附加稅也異常沉重,抗戰後期幾乎佔了整個稅收的一半。 
  新稅制雖然為國民黨政府帶來了收入,但卻坑害了群眾和中小企業商業主尤其是廣大農民。在抗戰後期,由於各地官員中飽私囊,亂開稅種,使廣大人民群眾叫苦不迭。如新開了竹木稅後,一把掃帚要征1元的稅,一個糞箕也要收5角,一把鍋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區,竟連一隻雞、一個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徵稅。 
  三是舉借內外債。 
  蔣介石曾當著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的面,說孔祥熙是好管家,會當家理財。孔祥熙當家理財的第三招就是大舉借債,擴大赤字財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對宋藹齡說,理財無非就那麼幾下子,借債、增稅、發鈔和募捐…… 
  他還說,這幾招裡借債最好。一是來錢快,來錢多,可用以應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壓迫。三是借外國人的錢,不傷自己人和氣。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讓後人負擔。 
  做為一個長期主管財經工作的領導人,孔祥熙當然知道借債的弊端。這就像一個家庭過日子,借錢買大件,能長久得了嗎?你將來總要還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說。到時候還了再借,借了再還,新債還舊債,管他以後呢,把眼前胡弄過去再說。 
  從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國回來後,他立即開始在全國發行公債,並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這裡略舉一二,什麼「救國公債」、「建設公債」、「軍需公債」、「國防公債」、「賑濟公債」等等,不計其數。 
  抗戰爆發後,廣大人民出於對抗戰的支持和激發起來的愛國熱情,開始認購公債還比較踴躍。後來慢慢發現,戰爭越打越糟,國民黨節節敗退,通貨膨脹愈烈,購買公債所得的本息不及原來的本金,以及不斷傳來的在公債中徇私舞弊現象,公債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譽便一落千丈,也再沒有多少人去買公債了。 
  但孔祥熙不怕,內債不行他就去借外債。抗戰期間孔祥熙頻頻和英、美、蘇等國來往信函;或親自出訪,大講中國戰局對反法西斯戰線的重要,以尋求支持。 
  美、英、蘇出於戰略考慮,也確實慷慨解囊,在本國面臨戰爭考驗、急需經費的情況下支援中國。整個抗戰期間,美國共借給中國大約7.5億美元。蘇聯則借給中國一共3.6億美元,英國借給中國1.23億英鎊。 
  此外,法國、比利時和德國還給了中國不少借款。這些借款,對緩解國民黨戰時的經濟困難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發行鈔票,大搞通貨膨脹。 
  在1935年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後,即增加了大量法幣發行,到「七七」事變前夕,約發行了14.07億元,比幣制改革前的4.39億增加了2.05倍,由於幣制改革後大量銀元退出流通領域,增發的法幣代替了這部分銀幣的流通,所以法幣雖有增發,流通還是正常的。到1937年門月,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召集張群、張公權、周作民、唐壽民等人開會,決定增發紙幣的總方針。這時,走通貨膨脹的道路,就已成為國民黨政府的決策。 
  當時孔祥熙說:「戰爭緊急之時,正常的收入來源不能滿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為,用發鈔的辦法來籌措資金,刺激生產。他還為通貨膨脹製造理論依據,美其名日「為了抗戰」。 
  1939年1月,國民黨政府在重慶召開了五中全會。會上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當時濫發鈔票的方針。於是,國民黨政府不管人民死活,借口戰時財政困難,積極開動印刷機,使法幣的發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價在1940年後上漲的速度也大大超過了法幣發行的速度。特別是1942年貨幣發行權集中於中央銀行,中央銀行成為國民黨政府墊支財政虧空、任意增發法幣的金庫。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是平行的機構,按國際上的通例,中央銀行提供財政墊款給政府,必須先履行一定的手續和保證條件,如墊款的限額、期限、追加預算案的成立,償還辦法等等。但在國民黨政府,人的關係可以高於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財政部長時都兼任中央銀行總裁,兩個機構的權力集於一身,在事實上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國民黨政府1939年制定一個由行政院長用「支付命令」撥款的辦法後,財政部只要一接到緊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銀行國庫局撥付,也不管其當時有無庫款。由於國庫的存款不夠,就只有發票子來應付需要。隨著緊急支付命令的越來越多,法幣也越發越濫,使得法幣迅速貶值,物價跳躍上升。 
  據國民黨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1938年孔祥熙領導的中央銀行發行法幣23.l億元,1939年上升為42.9億元,1940年為78.7億元,1941年為151億元,1942年為344億元,1943年為754億元,1945年為10319億。數字還不是實際數字,實際數比這還要多。然而就是這個數字我們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發行了448倍的鈔票。 
  由於國民黨中央最後確認了孔祥熙用增發法幣的辦法解決。 
  由於濫發鈔票.法幣一元的購買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則只值5毫了。也就是說,這時的法幣2600元才合抗戰前的1元。 
  孔祥熙當家理財的這幾招,以這一招最損。因為直接受害的是底層的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薪階層和中小業主,包括國民黨政府機關的下層職員、公務員和銀行、公司的職員、店員,還有各大。中、小學的教職員等。他們依靠固定的工資收入為生,俸給有定額,增加有定時,但物價上漲卻是直線上升,因此他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準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過統計,重慶國立大學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貼、平價米補貼及研究費等等,全部加起來不過8700元,僅為戰前的22倍。但同時重慶的物價上漲幅度卻是戰前的400倍。 
  工薪階層尚且如此,受戰爭影響逃難的難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後來董必武對他的子女談到抗戰時日軍進攻湖南和難民逃亡的生活時曾說:「湘桂、黔桂等省有鐵路交通,集中在這裡逃亡的難民有四五十萬。政府對難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聽任難民紛紛擾擾地亂竄。搶到鐵路車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層坐人的,變成五層人,車箱頂篷上一層,車箱內放東西的一層,坐人的一層,坐位下的一層,車箱底至鐵軌間還有一層。上下兩層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車箱內的人不敢離開佔有的地點,大小便就在車內方便,甚至悶死了人,一時都拖不出去。還有的搶不到車上去的,便日曬夜露,風吹雨打,白天買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無醫無藥。 
  當時有一家兩夫婦帶著小孩逃難,丈夫逃難途中走散不見了,不知是死是活;兩個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沒辦法,拿出1000元擺在路上,要求過路人把他的兩個孩子拋到河裡淹死,就拿這1000元做報酬,她自己好去尋死。 
  總之,當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內有通貨膨脹的中國,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農民、店員、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生活痛苦已到達了極點。 
  當時,孔祥熙進行所謂的「改革」、建立戰時經濟體制的一個結果,就是加速了國民黨的官僚資本從金融壟斷到產業壟斷。 
  抗戰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稅制、金融管理法、統制、專賣等等,把很多本屬於正常市場和民間的商業交易行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數官僚手中,這就為官僚資本的膨脹創造了條件。1936年,官僚資本在工礦業資本中只佔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則佔了50%。 
  官僚資本壟斷工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壟斷,強制吞併民族工業。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民黨政府成立了所謂的工礦委員會,規定其管理工礦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協助廠礦資本不足籌措資金;二是對廠礦採取政府入股的辦法,由政府統籌或共同經營,赤裸裸地要吞併民族工業,還美其名日為了抗戰。 
  1938年,國民黨政府又頒布了《非常時期農工商管理條例》。該《條例》中宣稱:為了適應非常時期的需要,各礦業、製造軍用品的工業和電器事業,要分別收歸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或採取接辦、合併、代管、收買和合辦等形式經營。 
  這些規定,為孔祥熙等官僚資本借抗日之名兼併民族工業提供了所謂合法依據。 
  當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資本如何吞併民族工業,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膨脹很能說明問題。這個資源委員會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受蔣介石的直接領導,是蔣介石以準備長期抗日為名,聯絡知識界、金融界和產業界並以此和德、英、美3個國家加強聯繫,從而牽制汪精衛親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蔣介石把這個委員會更名為資源委員會。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從名義上放棄了這個委員會的領導權,並把它歸屬經濟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後的老闆仍是蔣介石。蔣介石經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揮這個委員會,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權,從而在抗戰時期成為一個擁有眾多工礦企業的官僚資本機構。 
  再比如在1935年,這個委員會只是一個領導機關,沒有一個企業。到1937年,它開始擁有了11個小企業。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業已達到78個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個。其中,包括冶煉、機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屬、電業、水利工程等等,幾乎包括了當時中國的所有工業領域。 
  當年國民黨的中央銀行有過統計,蔣介石直接寫條子從該行提取的特別費用,1939年占國民黨政府財政支出的2.39%,1945年則竟佔整個政府支出的38%。 
  於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後寫信給中央銀行,要銀行撥給他秘密費用各20萬元。1942年他又以財政部長的名義要中央銀行撥給他任董事長的中國興業公司現金600萬元。 
  除了資源委員會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制和領導的部門也吞併了不少民族工業。如劉鴻生辦的中國毛紡織公司、中國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資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職權向公司貸款,並控制了該公司的大部股份。當時所賺的利潤當然多數也流人了孔祥熙個人的腰包。劉鴻生後來對人講,在上海時我是大老闆,到重慶我變成了小夥計。在上海時我為自己賺錢,在重慶我為別人賺錢。 
  孔祥熙不僅掌握了經濟大權,還用手中的大權大力發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間接控制的商業企業,以及為自己的親屬、親信創造條件。這就為他在抗戰期間徇私舞弊,大發橫財奠定了基礎,也創造了條件。 
  2.田賦--對農民殘酷剝奪 
  孔祥熙當家理財主要是靠兩手,一手是抓錢,一手是抓糧。抓錢,如上面所說就是抓增稅、抓借內債外債、抓濫發紙幣、搞通膨脹;而抓糧,就是靠田賦,抓征實了。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歷代統治者都重視農業,都重視抓糧食。明太祖朱元津就有「高築牆、廣積糧」的要訣。當然,在封建社會,沒有工業或只有少量的工廠、手工業,田賦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關於田賦的徵收辦法和改革也特別多。 
  如明朝以前,田賦多以實物徵收。嘉靖年間實行了「一條鞭」法後,停止徵收實物,改為徵收貨幣--銀子。田賦第一次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但無論實物稅還是貨幣稅,在蔣介石政權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徵收並納入國庫,無地方和中央之分。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後,對田賦進行了改革,即將田賦納人地方收入系統。這樣可以調動各省的積極性,徵收的是貨幣而不是實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大片國土淪喪,沿海富庶地區幾乎全部落人日寇手中,國民黨控制的產糧區日益縮小。加上戰爭對生產的摧殘,軍隊數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內遷,都使大後方的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 
  起初,孔祥熙以為,只要手中有了錢,糧食不是問題,生產不出來可以到國際市場購買。但自抗戰以來的情況表明,他的這種看法越來越與實情不符。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1941年,日軍襲擊珍珠港,日美間的太平洋戰爭爆發。 
  世界大戰使世界糧食市場遭到破壞,糧食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戰略物資,糧食價格也一路上揚。當時對中國來說,即使買到了糧食,怎樣運進來都成了問題。日軍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海運。 
  從國內來看,由於糧食日趨緊張,不少大地主奇貨可居,紛紛囤積糧食以求高價出售。原田賦又以徵收貨幣為主,征來了法幣由於不斷貶值,實則買不到實際需要的糧食。於是,田賦改革勢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為國民黨政府主管財政的負責人,對這種情況當然清楚。當時,經常有報告送到他這兒來,要他調運糧食給某省某地,報告都簽著蔣介石等要人的大名。還有就是軍隊,常常抱怨軍糧供不足,新組建的部隊吃不飽。 
  於是糧食問題關係到民心軍心,關係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穩。因此孔祥熙下決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觸動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慮。 
  1940年,就在美日關係日趨緊張,開戰跡象越來越明顯的時候,孔祥熙曾找到蔣介石,向他當面匯報糧食問題。 
  孔祥熙說:「太平洋戰爭如若爆發,一則美國全力對日作戰,軍費劇增,必影響對我國的援助。二則太平洋戰爭勢必影響我國的水上通道,從水路運送國內物資將越未越困難。因此,儲備戰略物資以應將來之需已成為當務之急了。」 
  當下蔣介石問道:「依庸之弟意該當如何?」 
  孔祥熙說:「我認為當前最主要的是糧食。大後方幾百萬軍隊,數十萬官員和幾億民眾,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糧食生產週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大……」 
  孔祥熙將糧食的重要性及怎樣改革田賦的思路向蔣全盤托出。 
  蔣介石聽了以後說,「好,就由你全權負責這件事。既要辦,就要把它辦好。」 
  當時,孔祥熙改革田賦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將1927年以來劃歸各省的田賦稅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將明嘉靖以來實行了數百年的貨幣稅恢復成實物稅。 
  孔祥熙在解釋他為什麼這樣改革時說:「吾國田賦,現以國幣徵收,但目前糧價飛漲,以過去所定之稅率,徵購現在糧價漲後的田賦,顯不妥當……」但通貨膨脹是誰造成的呢?孔祥熙當然不會說了。 
  孔祥熙實行田賦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來自各省地方官員。長期以來,他們已將收繳田賦做為自己中飽私囊的一個重要途徑,一下讓孔祥熙把財源截走,這些人當然不肯罷休了。 
  地方官員雖然不願意,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再說這是在抗戰時期,誰膽敢抵抗就以破壞抗戰論處。所以,在1941年初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賦改革方案時竟以全票通過,並從1941年夏糧收購時開始實施。 
  孔祥熙知道上面開會通過了,下面還別著勁呢,要使田賦落到實處還將有具體措施。 
  於是他聽從了宋子文、宋藹齡的建議,在財政部裡新增設了一個機構:整理田賦委員會,統一全權處理田賦徵收事宜。同時在各省及縣設立相應的機構,由各省、縣首長親自出任這些機構的負責人。縣以下也設置機構,多少為以納糧戶往返不超過60里為限。 
  這樣,孔祥熙就在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到鄉村設立了大大小小數萬個田賦徵收機構,從組織上保證了田賦改革的實施。 
  在落實了組織機構後,為了使各級機構便於操作,孔祥熙又親自主持制定了田賦的具體徵收額度和折征標準。即各省征額應依當年田賦正附稅總額,每元折征稻穀兩市鬥。 
  比如雲南省1941年度田賦正附稅額為1500萬元,按每元征兩斗的規定,應徵稻穀300萬擔;廣西賦額為900萬元,應徵稻穀180萬擔。 
  1941年夏季田賦徵收後,孔祥熙覺得此價定低了,於是在1942年又把征實額向上翻一番,即每元折征稻穀4市鬥。1942年法幣比1941年貶值了約20%,折征稻穀卻增加一倍,這對農民該是多麼大的剝奪。孔祥熙對此卻振振有詞,他說購糧標準,應根據各地糧產的豐嗇情形而定,不需定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 
  另外不產穀物的地方,農民便要交納小麥、玉米、豌豆、青梨、大豆和花生等等,而且各種雜糧的折合比率均比稻穀壓得更低。 
  為了推行田賦改革,孔祥熙還不辭辛苦,親自下去檢查,並接見田賦徵收機構工作人員,給他們壯膽打氣。 
  在一次接見中他說:「你們都是國家的中堅,你們肩負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