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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風凋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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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1節 日月如驚丸

    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    
    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    
    ——錢惟演(公元?—1033年)    
    一    
      中國最鼎盛的朝代大唐帝國於公元906年壽終正寢,代之而起的是無數個割據一方的短命王朝。因中原地區先後有五朝立國,史家遂簡稱此為「五代」。「五代」之世,持續了五十餘年。    
      日月如驚丸。    
      也只有經歷了無數苦難無數離亂無限悲哀無限淒慘的人才能真正體會時間的意義,因為造物主喜歡將流光的推移放在漸變的法則下進行,使之宛如一條靜靜的河流一樣悄無聲息,倏忽之間,滄海桑田,世界已經不再是舊日的光景了。幸運的是,忠臣義士卻多出於亂世,面對艱難的世界,他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最終在難以覺察的晷移寒暑中發現了這條真理。儘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視若無睹,悲哀的愁人空懷憤懣,但蒼白的面容下其實都是心潮難平。看起來亂世也多隱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卻是無法逍遙世外,無論是簞食陋巷抑或是垂釣江渚,他們皆如同身登蓬萊而遙望齊州,九點煙雲中,往往慨然浩歎。所以說,總有一種潛在的力量決定了亂世是不會長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為熾烈,儘管沒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從黑暗到光明的過程需要多麼大的代價。    
      這種感慨卻不是書齋裡的無病呻吟,從公元906年開始以後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連後來習慣於心平氣和不動聲色的史官們都常常用「嗚呼」兩字表達他們對這段黑暗時代的激憤之情,所謂「唐室既衰,五季迭興,凡易八姓,紛亂天下五十餘年」。確實,如果欲節省筆墨而一言以蔽之的話,也沒有更好的句子能概括這段不平凡的歷史。中國史家自古而來的直筆信條,是嚴格區分正統與僭偽、王霸與偏安的界限,用到這一場合,便就是把入主中原的五代王朝奉為正朔,但這卻絲毫不能掩蓋四海之內如火如荼的權欲之鬥。五十餘年中,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一茬茬自封的僭位的傀儡的皇帝們殺人、剖骨,銅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帳暖,折磨著可憐的妃嬪們柔嫩的胴體;銅雀春深,聆聽著戰鼓伴奏下的《玉樹後庭》。所有的人文倫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實用法則下被踐踏殆盡。文明已久的中國何曾有過如此荒唐的歲月?天下勢亂久必治,是到了結束的時候了。公元960年,「真命天子」終於降生。    
      照理,記敘一個新王朝的歷史並非一定要把前因後果剖析如縷。但我們對「五代」卻不能不提,且把它作為起筆來帶出全書,這個用意應該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的意義不久就可以隨著敘述的深入而漸漸看出。一個極端荒謬的時代必定會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伴隨著矯枉過正的革新,這一淺顯的道理恰恰又正是歷史演進的不二法則,姑且在這裡強調出這一點也就足夠了。    
      讓我們還是從小處著眼,從大處著墨。    
      據說,新朝的出現便就是許多大智大慧的人早就成功地預言到了的。比如,這個季世中有位瘋瘋癲癲的和尚就曾對人說,爾等渴望太平,若要太平,則須等定光佛出世。說這話的時候,狡黠的眼神讓人一見便知其人佯狂欺世的本相來。遺憾的是聽者大多是粗鄙的百姓,既不知定光佛是何方神聖,更不知去哪裡祈禱真神的降臨。聽者既漠漠,言者更慼慼,於是無話,和尚收起褡褳,飄然而逝。這一走又是數年。    
      易代之際常常會有這樣的故事流傳,它們往往都是一些神秘的寓言,被用來揭示一種不可抗拒的未來,表明將要發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當然這都是當時人或後來者別有用心的臆造,一言蔽之,無非是把世事變化定義為合理的演變而已。這在古代稱為「讖」,太平時期尚不多見,但每當革故鼎新之舉成為必要時,它們便會紛紛出籠。    
      大宋朝的開國君主、令人景仰的「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稱「宋太祖」的趙匡胤在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這一天,那一場突如其來的事變發生的當時,自己有沒有當皇帝的意思,倒是不得而知,但追述已往,這卻無疑是他心裡存想已久並早就預謀準備的事情。五代是有名的亂世,亂世的特徵就在於人人都能取天子而代之。三十四歲的趙匡胤歷仕二朝,隨著知遇之恩甚重的周世宗南征北戰,什麼場面沒見過?這一套對他來說,實在是太簡單不過的了。不過,趙匡胤的願望卻很獨特,他要的是兵不血刃而手拿到來。這位後來的新朝太祖皇帝在當時確有一般人不能望其項背的優勢,一是因為他勇猛善戰,功勳卓著,能做到國家輔弼的高位,業已擁有操縱廢立的實力;二是他志存高遠,苦心孤詣,有著常人所不能有的超然智慧。另外還有一條原因就是他身邊有一批肯兩肋插刀的部屬,尤其重要的是,這些跟著他混飯吃的人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有了趙匡胤的富貴,才有他們的功名利祿。所以,當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指揮使趙匡胤率軍出京抵禦契丹族入侵,兵次開封東北四十里的陳橋驛時,手下的不少人就要他做皇帝。    
      早在此前,開封城裡就有一句民謠在流傳,說的就是官為「策點檢」的趙匡胤「將為天子」。看來一切早有準備,或者說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也將都是順理成章的。但太祖為人仁厚,當然還要點面子,他不願意落下個乘著少主沖幼而篡奪大寶的惡名,於是很巧妙地喝了幾杯酒,略有醉意之後,自去睡覺,事情會有人去處理。其實晚上計議就已結束了,第二天是正月初四,一大早便有人把黃袍披在了太祖身上。    
      這與九年前的一幕何其相似!那時太祖還是後漢樞密使郭威的部下,當後漢幼主登基時,郭威是顧命大臣之一,手握重兵,獨攬大權,與今天太祖的地位相當。也是在率兵禦寇兵次途中之際,忽然間諸軍將士鼓噪而起,伏拜馬前,要郭威做皇帝。郭威當然也表示自己絕不敢當,甚至退居館驛閉門拒之。可兵士們不依,登牆越室而入,涕泗並下,請為天子。其時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最終有人扯裂黃旗披在了郭威身上,剎那間山呼震地,郭威感極而泣。就是當年的堯薦舜讓,大概也沒有如許熱鬧的場面。    
      太祖的黃袍加身沒有做戲做得如此過火,這是因為太祖弟匡義和後來成為新朝第一位賢相的趙普極懂事理,知道怎樣控制節奏。不過太祖話說得太妙了,當一切都結束時,太祖說:    
      罷,就依你們了,你等要貪富貴,如是奈何!    
      是「你們」而不是「我」,這是太祖「巧妙」之核心所在,所以他在說這話的時候,還由衷地歎了口氣。這也是不能不歎的,因為潛台詞表示還有話沒有說。於是眾人齊道,但憑吩咐。太祖便說出一番話來,太祖說,欲立我為天子,須聽從我的命令,不然,我是萬萬不願做的。千萬不能小看太祖的這番言語,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個前提奠定了本朝立國的基礎,三百年中,竟就沒有發生過擁兵自重、犯上作亂的事情。當然這是後話。太祖既然黃袍加身,理所當然地班師回京,當天即整軍從開封仁和門入城,一路秋毫無犯。翌日,在崇元殿行禪代禮,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此後,由宰相扶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因新帝初所領節度使在宋州,於是號天下曰「宋」,改元「建隆」,大赦天下。    
      《尚書》上曾把有文德才藝之古帝王稱為「藝祖」,這是對開國皇帝的一種美稱。本朝人博古尚文,遂稱太祖皇帝為「藝祖」,在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出於對太祖的崇敬之心。這和當時人們口語中常把天子稱為「官家」的意思一樣,「官家」來自於「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成語,同樣表示了一種對皇帝的尊敬之情。確實,太祖皇帝自是與五代如走馬燈般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天子們不能同日而語的,他在很多方面當得起「藝祖」這個稱號。這一日禪代大典的重頭戲是在殿上宣讀禪代詔書,這當然是由飽受古訓且文筆精湛的大手筆撰寫,一個識時務者翰林承旨陶谷早就擬就了這道詔制。儘管就古有之例來看,這種無可奈何的文字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但總的來說這道禪讓表還算謙遜平和,也給舊朝留了些面子。以後周幼主柴宗訓口氣所說的一句「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活生生的現實。難怪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代周,十分欣喜地說:「天下自此定矣!」    
          
      這無疑又是一個善良的讖言,因為天下當然不是一次黃袍加身就能太平了的。但藝祖沒辜負天下渴望和平者美好的期望,遠交近攻,輔以仁厚愛人之德,先定周境,繼平荊湖,滅後蜀,再取南漢、南唐,最後吳越入朝歸順,江南大平。除了北面的北漢、遼以外,差不多也就算得上是天下一統了。不過,這一切將近用了十三年的時間。藝祖陛下完成了這百代功業,竟也就在吳越入朝的那一年,公元976年,駕崩仙逝。御弟匡義(建隆元年太祖即位時改名為「光義」,此際又改名為「炅」)即位,繼續太祖未了的事業,在接下的幾年裡,又收服了江南泉、漳二州十四縣,再滅北漢,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版圖。只是連征遼國失敗,不得已屈己議和,採取守勢。難以預料的是,先知聖人孔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話卻沒能應驗,這一守竟就是三百年!    
      世事雖不是完全不可預料,但天機又豈能處處洩漏。就是華山隱者陳摶,這位推出《先天圖》,發明象數之學的有道高人,也未能指明三百年的後事,又何論奔走塵寰的芸芸眾生?人們只是沉浸在新朝初政光宅天下的仁明化浴中怡然自得,飲酒賦詩,歌舞逍遙,享受著人文洋溢禮樂雍然的快樂和自豪。夷狄之輩又何懼許多,在文明的感召下遠人來歸,定將是遲早的事情。這是久亂而重新歸一的時代,天德人文便不可阻擋地大放光輝。從太祖皇帝率兵回師開封,在崇元殿即位的那一刻起,這種基調就已經定下了。    
      人們常說,每一種事物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會顯現出一種「氣象」,這種氣像是從涵養深處孕育而生自然流露的,如同春風化雨一般無處不在。或雄壯高古,或粗俗卑陋,決定著攸化神運的起承轉合、成住壞空。本朝的氣象如何,雖然目前還不能遽下結論,但經歷過五代亂世血淋淋的殘酷後,新一代天子必須以仁德去服天下,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新朝的運祚就會像五代的王朝一般短壽而夭。不過,「仁」的力量並非是無往而不勝的,假如沒有廓清四合、蕩滌天下的雄威,一切仁德便只剩下徒具其表的外衣,好看而不中用。太祖成為天子後就常常不能安然入睡,他不止一次向他的忠直大臣趙普抱怨說,一榻內外,全是他人鼾睡。事實也正是如此,多年的痼疾並不會因為新朝的建立而一旦消亡,更可怕的是,如果矯枉必須過正的話,那就會帶來新的問題,它們與此前的病端雖然不盡相同,但所有的疾病性質總是一樣的,一切都以最終危及生命而結束。太祖的一生就是在仁與威的矛盾交織中度過的,不幸的是,它也同樣會貫穿著本朝歷史的始終。    
      還是回到大宋朝建立的那一天來。那是公元960年正月初五,這一天本是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既無日月星辰之變,也無五行災異之象,除了任職舊朝的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通因不從新朝,全家被殺外,由於太祖的嚴飭,諸如驚犯宮闕、侵凌朝貴及剽掠府庫的事情都沒有發生,一切都很平靜。細述起來,本朝建立的這一天太祖皇帝自然有許多詔令,就像每一位承受天命的受禪者一樣,給前所未有的新朝開闢一種嶄新的氣象,雖然都是形式上的,但卻不能不做。比如內外軍士賜賞,貶降者敘復,流配者釋放,父母該恩者封贈,以及遣使遍告諸國,詔諭諸鎮將帥等等;此後,告祭天地社稷,加官晉爵不等。到了正月十七日,最後一項措施立太廟完成之後,新朝便可以說正式開始了。新朝政令沒有提到國都的問題,原因也很簡單,本朝受禪於周,自是以周之國都為國都,太祖既然是在崇元殿庭中拜受周禪,那麼一切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於是,大宋的國都便就是開封。因其地舊屬汴州,又名汴梁,相對於西京洛陽而言,本朝人遂又稱之為東京汴梁。    
      從來都沒有哪一個王朝像我大宋帝國,誕生之初,就是衰亡之始。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2節 宗廟社稷

    國家首都的意義就如同「宗廟」、「社稷」一樣,也是一個原則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講究。    
      首都常常又稱作是「京都」、「京師」。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師者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故又謂「京師」。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後梁建為東都,後晉稱為東京,本朝因其名,定為國都。於京都置開封府,京畿一路轄有五州四十二縣,後雖稍有增損,也有十六縣。    
      從古代「天下九州」的意義上來說,這裡是「兗州」之域,春秋時為鄭地,戰國時為魏都,居於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據說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後來的汴渠。漢時河、汴決壞,漢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濟渠,再東引入泗,連於淮,至江都宮入於海,亦請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漕運商旅軸轤相接。單從汴梁連接著汴渠與通濟渠這一點上,就可見其地位之一斑。    
      帝國中心樞紐的地位,決定了東京汴梁的迅速興盛。唐之汴州舊城,周回不過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興國年間大事擴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稱為國城,又曰羅城,使東京的面積增加了一倍,沒過多久,便一躍而成為帝國最大的城市。東京陷落後,它的風華繁盛成為當時無數人心目中的美好追憶,並被發之筆端。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種,人們從中可以看到正史記載裡所無法具備的東京的生動形象。    
      不過,帝國首都卻無險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戰之地」,即所謂四面平坦無險可守而極易遭受攻擊。戰國時的趙國也是立國於四戰之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得已採取一條「全民習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備,但最終還是被以關中險固之地立國的秦國所敗。四戰之地雖是兵家必爭之要衝,卻非帝王之居,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京師乃國家中樞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動全國的大事,鑾輿播遷,政令不行,這種災禍將足以動搖宗廟社稷。    
      問題還不僅僅在此。本朝從立國那天起,對國家的威脅主要就是來自北方。太祖平復周境雖然未費功夫,但對北漢就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北漢之地在黃河以北,離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禪後的實力,守雖然可以暫無大礙,但立時克服,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國策是「先南後北」,儘管這是條極富謀略的戰略,但多少也是出於無奈。更何況北漢之外,還有遼國,夷狄之心虎視眈眈,隨時都有可能揮戈南下,以汴京平坦開闊四通八達之地,又豈能輕易戰守而游刃有餘?自太祖時起京城陸續彙集了全國的精銳之師數十萬之眾,目的就是捍衛京畿,但即使是天險,也有險不足恃的時候,更何況汴京這個根本就無險可守之地!    
      其實在建國後不久,太祖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完全是一個偶然,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陽。西京洛陽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過了充滿美好回憶的少年時光。不過,皇上自從十二歲離開後,十年仗劍漫遊,十年戎馬倥傯,君臨天下後又日理萬機,一直再也沒能很好地重遊故地。此番親身體驗到西洛山川關河的雄壯,一剎那間大生感慨。太祖想,據此險固之地而立都,則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豈非天賜之便?新朝開國皇帝這時開始後悔自己匆匆建都開封的草率,於是提出遷都。一代雄主發自內心地認為:一遷洛陽,再遷長安,效漢唐故事,應該是絕妙的霸策。可惜的是,從駕的大臣無不反對。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聽。祭祀先祖罷,皇上賴著不肯起駕東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實。對此,群臣甚是驚駭,一時無有諫者,但有位不肯服輸的大臣再度上言。    
      這是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他的話說的似乎很實在:東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數百萬斛的漕米,都下數十萬兵馬仰給於此,陛下留居此地,米從何出?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豈能動搖根本?!    
      那就徑遷長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還是堅決的,所以他賭氣說出此話。    
      終於有人叩頭了,凡是懦弱無識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後總是會祭出這個法寶。這是晉王趙光義,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軍事統帥,同時也是太祖黃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話自然有著相當的份量。晉王以首叩地言辭懇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險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這件事情一旦錯了就無法改正,一時間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能以沉默回答晉王。晉王退下,太祖長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這是太祖第二次長歎了,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為顧全大局而作了一個災難性的妥協。這件事情的影響是如此的深遠,以至於它的是非功過,簡直無法評說。新朝的開國皇帝在這件事情上確有遠見卓識,可惜的是沒能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儘管後來也不斷有遷都之議,但都不能付諸實施。    
      太祖於西幸洛陽七個月後去世,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晉王趙光義出乎意料又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大寶。說出乎意料,是因為歷朝歷代的繼承原則是父喪子代,除非萬不得已,沒有兄終弟及的道理;但這又是順理成章的,因為趙光義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沒有他就沒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與統御才能更不讓於乃兄,在國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創製階段,以他的地位與威望入繼大統,當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這多少有點不正常,朝野有些議論和謠言也是事出有因。說起來也是光義有心要當皇帝,否則,有太祖謙虛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變故突發,朝廷內外一時沒有準備而有傳位於弟的意向,光義理所當然也還是必須謙讓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稱「太宗」。    
      太祖時期,尚為奠定國統而南征北戰,對首都的擔心當然顯得有些多餘。相反,以四戰之地取攻防要樞,縱橫捭闔,倒有許多戰略上的優勢。更何況太祖取的是攻勢,攻的意義就是在別人的土地上擺開戰場,需要以決定性的戰略決戰一錘定音,於是進退自由的汴梁並非不是一個定都的佳選。可當太宗受挫於遼,國界漸漸確定後,這個問題就開始隱隱約約地嚴重起來。    
      太宗的對外國策以「歧溝之戰」的失敗為標誌形成兩個明顯不同的階段。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3節 本朝的統一

    本朝的統一方略其實並不顯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後,帝國對北方的目標應該主要就是「燕晉」,「晉」是指太原的北漢,也就是後漢的一股殘餘勢力在黃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則是指後晉皇帝石敬瑭割讓給契丹遼國的幽薊十六州之地。特別是在遼國統治下的燕薊,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錢贖買,假如不果,再徐圖以武力。太宗即位後首先於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滅掉北漢,這一勝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開始對立時收復燕薊產生幻想。平定北漢後沒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勝進軍。    
      但是遼兵的威猛給宋軍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懷在攻伐北漢的過程中,遼軍不時的側翼進攻給我方造成了多麼大的難堪。軍中諸將的疑慮與天子的躍躍欲試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顯得猶豫起來。幸好殿前都虞侯——領掌宿衛禁兵的中級軍官——崔瀚說得斬釘截鐵:    
      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易如反掌。機不可失!    
      太宗大喜,決心遂下。於是,宋朝大兵直趨遼境,進而包圍了南京。遼國先後設有五京: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遼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設,是遼國逼視大宋的軍事重地。宋軍一路報捷,兵臨南京城下,逼得遼守軍幾無生機,差一點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卻久攻不下,宋軍開始產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勢力鈍重,給了遼軍反擊之機。七月初六,遼宰相耶律沙率援軍趕到,宋軍不測其多寡,諸將疑懼,協調不力,被遼軍分兵夾擊,在城外高梁河一戰即潰,太宗乘驢車倉皇南走,宋軍大敗。這一次北伐以優勢而落敗,給宋軍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    
      宋軍的慘敗完全是相互之間不能機動協調的結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親征所能帶來的那種鼓舞士氣、指揮得力的作用。在戰事的關鍵階段,最高統帥部甚至一度中斷了與各軍的聯絡,以至於產生一部分軍將謀立他人的嚴重事件。這次事件的當事人是武功郡王趙德昭(太祖的第二個兒子,太宗之侄),還京後因為太宗的責怪,惶恐萬分,跑到宮外的一間茶樓裡,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戰爭成敗的決定因素往往不單單取決於兵力多寡、國勢強弱,它還需要心理上的穩定與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敵愾與眾志成城的必勝信心。說實話,從這次戰敗來看,太宗並沒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幾年後遭受更大的失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歧溝」是歧溝關的省稱,位於遼境「南京道」之易州與涿州之間,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舉北伐,東路軍從雄州揮戈直指遼國南京,歧溝是其必經之地。這次北伐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輕信了遼國正起內訌而勢有所減的不準確情報,興三路大兵伐遼。除東路以外,西路軍由潘美及北漢降將楊繼業率領,目標是遼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進為統帥,兵出飛狐,穿插包抄,策應東西兩路。這一次的失誤在於矯枉過正,三路大軍又相距太遠,根本不能相互呼應。被遼軍誘敵深入後,東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創。    
      當時,曹彬已連克新城、固安,四月進圍涿州,進兵神速。因遼軍堅守,未能及時攻克,加之供給又被敵軍切斷,無奈之下,退還雄州。太宗接報,非常震驚。    
      皇上立即飛傳詔令,命曹彬暫緩進軍,沿白溝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攏,待西路潘美克復敵後數州,與中路田重進東移,再合力夾進。太宗的這個策略還是非常正確的,豈料西、中兩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實,給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壓力,眾將都認為本軍擁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喪失戰機,紛紛要求立即進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傑出的開國將領之一,素來以誠實穩重、中立不倚著稱,很得太祖賞識,在平西蜀、滅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軍統帥的身份領掌東路軍北伐,接受的任務本來是佯攻。太宗也曾反覆叮嚀:「持重緩行,不得貪利。」然而曹彬在諸將喧鬧之下,竟也沒能堅持原則,以疲憊之師行不得已之役,發軍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結果被遼軍以輕制重,在歧溝將曹彬師老疲乏之眾一戰擊潰。兵敗如山倒,曹彬主力一敗,整個東路軍便全被衝垮,十萬大軍狼狽逃竄,從雄州一直退到高陽。此戰宋軍死者數萬,人畜相蹂踐而死者則更不可勝數,可憐曹彬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六月初八,敗軍之將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師,詔鞫於尚書省。當曹彬素服長跪在殿前時,連太宗都忍不住長歎不已。    
      歧溝之戰的失利,使得西、中兩路的進攻喪失了意義。五月初九,太宗便命兩軍回師,潘美退還代州,田重進退守定州,由攻轉守。但得勝的遼軍卻不願善罷甘休,從六月開始,在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的率領下,遼軍十萬人馬南侵,一路連克雲、朔、寰、應數州,將戰場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楊繼業臨危受命於西路統帥潘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領孤軍出擊。行前與潘美及監軍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於陳家谷口,俟出戰不力轉至此地時,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繼業出擊後,等了三個時辰不見繼業回報,使人登高瞭望,見色珍軍佯敗卻以為是遼兵退走,王侁欲爭功,便引軍離開了谷口。潘美發覺,已不能制,乾脆也逃之夭夭。黃昏時分,繼業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傷之軀領數十殘兵,望見無人,可以想見,那是一種何其悲哀、絕望的心情。回馬再戰,結果全軍覆沒。    
      楊繼業原是北漢大將,被擒後太宗不僅不殺,尤委以信任,使楊繼業深為感動,此番負傷被執後,表現出堅貞不屈的高尚風範,絕食三日而死,成為北伐中精忠報國的英雄代表,然而卻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戰役的失敗明顯是因為潘美和王侁的瀆職,按軍法當治以重罪。但太宗卻只不過將潘美降職三級,王侁除名發配而已,姑息了這種罪行。軍律鬆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來養成的一個惡習,有時甚至嚴重到喪師蹙地者一概不問的程度。後來的周世宗雖有所整肅,可到了太祖,復又一味寬容,轉戰經年平定四合,始終未嘗戮一大將。此後,太祖的子孫們遂相襲以為自然,他們似乎不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沒有紀律的軍隊是無法取勝的,這與天子的仁德是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次轟轟烈烈的北伐就這樣以三路大軍相繼被挫後徹底失敗了。這次失敗的意義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從此泯滅,自上而下都完全喪失了與遼軍戰鬥的勇氣和信心。務實派如宰相趙普等更是以此為由反對喪師耗財而無一成果的徒勞之舉,太宗也終於把一腔熱血變成了安於現狀的心安理得。這個結果對於太宗和立國未久的帝國來說也許是合適的,但對於王霸大業與國家前途來說,它卻是一個無窮的隱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猶想發兵攻遼,殿前眾臣無一讚成。最後殿中侍御史趙孚奏上一表,中心內容是八個字:內修戰備,外許歡盟。這下天子龍顏大悅,嘉納此議,從此奠定了本朝的對遼政策。不過,太宗的所謂「內修戰備」在後來的實踐中卻只是表現為一個「守」字而已。    
      與遼事實上的分界在太宗後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軍的出發地代州至雄州一線,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區劃上屬於河北東、西路及河東路的範圍,但實際上的防線卻很含糊。宋軍退守以後,遼師就曾經乘勝深入到深、德、邢等州,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離帝國中央政府的最後一道屏障——黃河——已經非常的接近。這一帶基本是一片廣袤的平原,仍舊不好守。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邊將提了一條建議。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滄州節度副使,頗有善政。此人幼年隨其父何繼筠轉戰黃河以北,對該地的山川形勢非常熟悉。他的建議是:在順安寨西挖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形成一條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帶,就此築堤貯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敵人騎兵的奔軼之勢;同時,歲閒時期又可播為稻田,所謂「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可以一舉兩得。他的這條計策最後被太宗採納,結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餘里的範圍內形成了一條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軍鋪、百餘艘戰船、三千餘士兵的防線。這道防禦屏障當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時期也還未敢輕廢,但是它的致命之處卻也顯而易見。    
      太宗之所以採納何承矩的建議,是因為自北伐失敗後,從天子到大臣,在原則上已經完全放棄了進攻。河北東路這條防線的設立,基本上就把帝國在北方的軍事活動範圍定死了,只可堅守,而不能出戰,更遑論北進。自此,整體防禦的格局也開始形成,儘管這條溝塘湖泊彎曲陂澤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險固,但這正如同在家門口築了道牆一樣,假如持險固守而險不足恃,則必至於亡。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4節 契丹源出鮮卑

    遼是契丹族建立的國家。契丹源出鮮卑,是鮮卑宇文別部的一支。    
      鮮卑的宇文別部原居遼水上游,與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時期宇文部不幸為慕容部所破,其殘餘分為契丹和奚。契丹屢受他族之侵,亦為北朝幾代政權所輕視,不得已,從北魏太武帝時起,漸漸內附,歲致朝獻。不過,由此也得以與中原交流日多,獲得了寶貴的文明經驗。唐朝建立後,契丹逐漸中興,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背離突厥,歸附唐朝,從此成為中華大家庭之一員。儘管在傳統理念上來看,他們仍是異族,但客觀上的存在勝於一切理論上的雄辯,在「四海一家」這個大背景下,他們也要不可避免地走進中國的歷史中,雖然這個過程充滿著血與火的洗禮和慘痛的創傷。    
      唐天寶十載(公元751年),契丹貴族中的遙輦家族取代了大賀家族,在後來的一百年中逐漸站穩腳跟,開始從逐寒暑、隨水草,以車帳為家的遊牧方式向農牧結合、居有定處的先進生產方式過渡,部落之間也不單單再是簡單的軍事聯盟關係,國家的概念與形式也已開始形成。當十世紀初,世裡家族的耶律阿保機登上契丹的統治地位時,表明契丹的勃興正式開始。    
      阿保機屬於那種不甘在蒙昧的環境中故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頭來放眼寰宇的天性,並能把握住周圍一切變化的事物給他造成的感觸,同時把這種印象轉化成有益的啟示。阿保機親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這些軍事活動中不僅僅是獲得了糧食、牲畜與奴隸,更重要的是開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觸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成就。據說,阿保機能說漢話,通曉漢文,甚至工於書法,從他的作為來看,這些記載並非是誇大之辭。後晉之時,阿保機曾入關取平營二州,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漢人制度。這座城池名曰「漢城」,在獨石口北三十七里處,地可植五穀,有鹽鐵之利,漢人安之,竟不思歸,可見他的氣度與韜略非同一般。    
      先進力量總是能戰勝愚昧,阿保機以他的果斷與強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證明了這條真理。後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機以一次騙局誘殺了另外七個部落的酋長,自稱「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國。此後,不斷內事統一,外事開拓,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阻卜等部,連戰皆捷,平定西北;又轉而東滅渤海國,開闢了契丹歷史的新紀元。公元926年,阿保機去世,其次子耶律繼光繼位,史稱「遼太宗」。遼太宗進而征伐中原,並於後晉開運三年(公元946年)佔據後晉首都大梁後改號「大遼」,把目標指向了廣闊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國,便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與遼長達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無足夠的力量使戎狄臣服,這本就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而本朝兩位先王於無形中定下的基調,更使這個問題變得撲朔迷離。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來似乎在於以德服人與以戰屈人的兩難選擇上,而事實是早在本朝開啟王運之初,種種跡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長久戰亂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漸把大唐以來以聲威服人的雄偉魄力摒棄在一邊了,他們要得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圖聲名的窮兵黷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和」的基本策略並不是仁德天子們的一廂情願,而是人之常情和時勢所逼的產物,應該是無可非議的。歧溝之戰後十八年,宋遼之間終於實現了外交上的和解,這個結果可以說是與太祖以來的基本國策一脈相連。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假如帝國並不具備以戰屈人的實力,那麼這種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暫時的,更不能保證「修文德以來遠人」宏偉目標的實現。事實上,這次與遼國的和解雖然在客觀上給帝國帶來了寧靜與繁榮,但也成了本朝徹底放棄對外用武的起點。    
      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時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於遼國大軍數月之中便打到了開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閏九月,遼軍在遼主及太后的親率下大舉南進,定州首當其衝,告急文書一夕五次飛傳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餘里,一旦為敵所破,整個河北防線便要土崩瓦解,首都東京自然也將無所遮蔽地暴露在敵人的鋒芒面前。    
      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賢殿大學士的身份與老一輩的畢士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剛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銳的洞察力早就預見到事情的發生,因此他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慌張。寇准在如此緊急的情況面前依舊神色自如談笑風生,頗有當年謝安談笑退敵之風度。不過,臨陣不慌既需要勇氣,更需要成算,同時還必須具備客觀物質上的條件,寇准壓下奏報隱而不發,固然表現出胸有成竹的氣度,但卻不能說明外在的成敗因素是否具備。然而,像他這樣的人在朝廷中畢竟還是少數,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會上便急急將嚴重的軍情奏報皇上。這是典型的不能為君王分憂的表現。    
      天子龍顏大驚,急問寇准。寇准說得好:陛下欲解此憂難,五天的時間就夠了,但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親征澶州。澶州是開德府的舊稱,在黃河以北,是遼軍矛頭所指。早在近一個月前,寇准就以禁衛重兵已在河北集結的理由要求天子親赴該地督戰,真宗自己也曾明確表示過願意前往。但眼下事態已有了不同,此時此刻天子龍鑾渡河,便是決一死戰的架式。寇准此話猶如平空響起一聲驚雷,一朝之臣全被這個提議嚇呆了。真宗心裡更怕,要起身還內宮,寇准最後把話說得很絕,他以恐嚇的口吻對皇上說:陛下這一走,大事去矣。    
      帝國目前的窘境自然不僅僅在於首都東京的難守易攻,細究原委,更深一層的癥結是本朝建立後一系列國策上的變化。這當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決定的,所有的後果都是各種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東京的孱弱只不過是最後的表現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常常為後人津津樂道,可耐人尋味的是,太祖收兵權的初衷卻在於鞏固天子的地位,一開始時並沒有把天下的安危當作終極目標。儘管太祖在召問趙普,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為的宰相時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蒼生塗地作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來,但這話可聽而不可信。趙普的回答是:「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正是這話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趙普語猶未畢,皇上就說: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麼?在後來的事情中一目瞭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勸諭威脅及恩威並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審琦從典守禁衛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間就變成了飲酒相歡終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強君弱臣」四個字,心腹之患既去,節鎮強重的肢體之害便不難破除。太祖與趙普為完成後一個目標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時間,其處心積慮的程度甚至比前一個舉動要大很多。即使這樣,最後完成卻也是本朝太宗時期的事了。    
      當然,不論太祖此舉的出發點如何,天下蒼生受利的結果是不容懷疑的。中國自古戰亂頻仍,就是號稱盛世的前唐,天子們的好大喜功,照樣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論群魔爭鬥天下紛亂的五代。王道式微則亂臣賊子興,本朝兩位先王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們使中央政權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併入新朝的版圖,這時中央政府悄悄頒布了一項任命,以當時任刑部郎中的賈玭等人「通判湖南諸州」。通判一職設立的意義在於,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擔當,更能與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觀上便大大減弱了地方藩鎮的勢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權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軍政長官的一致不滿,每當兩者發生衝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我乃監郡,朝廷使我監汝。儘管太祖曾下詔勸勵,但州郡長官還是與通判格格不入。有一個笑話這樣說:後來有一位叫錢昆的,世居餘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補外任,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無通判處則可。這真是個不錯的調侃,當然也是中央集權強盛最好的註腳。太宗在此基礎上,更下令罷除藩鎮領支郡之制,所謂支郡,就是指節度使間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這條措施的第一個對像卻是倡言削藩鎮之權的趙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懷州時因不滿於事事為領節度使的趙普所抑,上書太宗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趙普既不免作繭自縛,又遑論他人!太宗太平興國(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詔制中,全國三十餘節鎮中十八軍所領支郡皆直屬京師。所謂太祖杯酒之間就把藩鎮痼疾一旦消弭的說法顯然是一種美化,因為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也不完全是太祖個人德行見識的功勞。仔細考察這件事的始末,不難發現其間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背景。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5節 喪權辱國

    不惟如此。當年趙普為對付藩鎮而建策太祖,還有另外兩項內容:一是制其錢谷,二是收其精兵。此兩條與奪其權柄一樣不可或缺。設想地方藩鎮若失去了犯上作亂的資本,又何愁其勢不弱!此兩項舉動皆始於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後人記載甚詳:「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又置轉運使為之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令天下長吏擇本道精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需要強調的是,從後來的進展看,這些都絕非是憑空記錄。在軍事制度上的改革也是隨著這一總體思路來的,集天下之精英者為禁軍,領導機構是殿前司和侍衛司,設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與馬軍都指揮使三帥分領。過於專權必然導致尾大不掉,這在地方與中央是一樣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設樞密院,主長者為正副樞密使,使之成為調兵機構,與統兵的三帥共掌軍務。這樣,本朝軍事制度的最後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問樞密軍務,戰時將領則臨時委派,兩者皆直屬於皇帝;在地方,節度以下,坐食俸祿而已,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歸本鎮。這種格局雖然在國家危難之後引起各方面的懷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變,基本貫穿於本朝近三百年歷史的始終。這就是所謂的「弱枝強幹」,就內政而言,帝王基業和趙家江山在它的庇護下顯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穩固之態。    
      所以,定都東京固然是一個無奈,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小的錯誤,然而中央勢力是這樣的強勁,一定程度上應該是能夠彌補首都四戰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規軍禁軍的數量在本朝初年大約是二十萬上下,京城駐軍即近十萬,佔了總數的一半。太宗時禁軍總數達到三十五萬,守衛東京特別是河北防線的部隊至少也有十七八萬人。此次遼軍南下,在人數上並不比宋軍優勢。只是遼人善於騎射,馬軍的衝擊力強勁,特別是能集中精銳而各個擊破河北一帶相對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氣勢上佔了先手而已。宋軍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馬也有合圍夾擊的可能,無論如何也不至於立時就想到退卻的。    
      但本朝立國以來,朝廷大員中一直不乏那種懦弱於外寇入侵者,此際的典型代表是參知政事王欽若與僉署樞密院事陳堯叟。這兩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時竟分別密勸皇帝駕幸金陵、成都,開了本朝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就原則而論,這種妖言惑主、動搖軍心之舉,是十足的奸佞行為,可在真宗眼裡,他們的建議居然還頗合心意,這種現象是很不正常的,難怪寇准聽說以後勃然大怒。寇準以為,以聖朝天子之神武,若車駕親征,敵人將不戰自遁。即使堅守河北,亦可以撓其謀,老其軍,從而穩操勝算。豈能遠之楚蜀而委棄宗社?寇准在這裡稍微靈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將的語氣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點昏昏然起來,放棄東京的念頭從此打消不提,甚至當遼國主動表示求和時,皇上還有點不大願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終於出京親赴河北,二十六日,到達澶州。雙方皇駕的親征使這場戰事不再僅僅局限於邊境衝突的範疇,必將會帶來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結果,這就是一個極為著名的停戰條約「澶淵之盟」。    
      這個結果的產生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偶然事件導致的。當真宗親臨河北走到衛南時,遼統軍蕭撻覽所部已先後擊敗天雄、德清兩軍,進而三面包圍了澶州。圍城後,蕭撻覽自恃其勇,只以輕騎簡從潛至城下巡視地形,結果被宋威虎軍將張瑰用床子弩射死。    
      統軍蕭撻覽是遼國著名大將,博學多智,極為遼主所重。此次南進,就是在他竭力倡導下實現的,因此他的死給了遼人上下極大的震動,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遼軍的鬥志。遼太后親臨撻覽棺車,慟哭失聲,為之輟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後及時趕到了澶州,當天子的黃龍旗出現在澶州北城門樓上時,宋軍歡呼之聲聞於數十里之外,士氣大振。    
      本來,遼國也並沒有久戰之意。同以往數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過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標也就只是河北北線一帶。遼軍在邊境戰鬥中之所以屢屢取勝,一是因為宋軍以固守為主,二則也是因為遼師本身採取了靈活機動的巡略方針。若以大軍深入直逼東京,恐怕也沒有這個實力。因此遼人從心底是想與宋廷媾和的,只要撈到了實惠,一紙和約的確是無可無不可的事。十二月份,雙方開始實質性接觸。    
      但談判的過程還是很微妙。早在遼軍大舉深入之際,遼太后就曾輾轉送來一封帶有求和意味的書信,但真宗認為彼大兵在後,疑為欺詐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畢士安堅持說這是遼軍受挫後恥於自退之舉,所以勸皇上不妨答覆。於是真宗手詔回復說:若真有此意可以議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須是遼國方面「即附邊臣聞奏」。這就是在外交上講究起大國的面子了,遼國自然也不會同意。這時,一位宋朝降將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繼忠,真宗在藩邸時即委以親信,即位後一直將他擢升到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轉運使的職位,也算是個統帥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鹹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戰役中兵敗,下落不明。朝廷方面本以為繼忠業已殉國,直到遼人致書議和之際,才發現王繼忠是陷敵被俘,不僅沒死,連遼國的求和之議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於是,王繼忠從一位兵敗被擒的降將一躍成為雙方的紅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遼的和議在面子上的障礙似乎便少了許多。最終是宋廷方面先派了使者,幾經周折,恰好在蕭撻覽死後不久到達遼營,停戰的時機最終成熟。    
      雙方的使者宋廷方面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為恰好赴行營公事,被樞密院推薦出使。此人機辯無倫,慷慨有志操,確是個佳選。在遼國方面,飛龍使韓杞被遼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本朝自是中國的正朔,禮儀之邦的體面既不可失,所以還必須有人制定儀式,此際充當此職的是翰林學士趙安仁,在行營當中也只有他能熟記有關體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實所有的這一切都已是無關緊要的了,因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寧人的方針擺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無心再戰,所以當韓杞在廷前揚言遼軍還要南進時,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讓步,答應以輸送銀兩絹帛的方式許和。就是忠直剛勇者如寇准,此際也不過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帳中說:天子雖許你以百萬,若此去結果超過三十萬,回來就砍你的頭。於是雙方和平之議變成了討價還價的拉鋸戰,最後宋帝國以每年輸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的代價換取了遼國的一紙盟誓和班師北還。就以此每年合計三十萬歲幣的數目而言,恐怕還得歸功於寇准的堅決態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當然,這在本朝大多數人眼裡自然談不上什麼喪權辱國之類而實在是天朝的聖明與大度而已。照天子的觀念來看,中國得天下風土之宜,地饒物豐,助爾獷憨小國若許軍旅之費,不僅是大國的本分,實在也是小事一樁。千年前的漢世,早就開了先例,可見中國之風範就是以大家胸懷庇護四夷眾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於三十萬兩的數目是否過大,不是原則上的事情。老臣畢士安說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只怕無關愁緒,最恨是在心深處。共遵誠信,虔奉歡盟的皆大歡喜之外是「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的實際約定,加上三十萬兩歲幣的具體現實,中國的仁厚、中國的大度的背後也許就是強咽痛楚往心裡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見天子駕返東京了,大赦天下的詔書頒布了;河北給復二年,壯丁歸農,行營罷除,戍兵減半,四邊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為過去了。    
      既如此,復何求焉。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6節 東京的故事

    東京的故事可以說從現在才真正開始。    
      帝國的歷史已將近五十年了,即使從帝國平定四境的大業完成之時——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漢被滅——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淵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國廓清四合應付外寇的風雲際會,仁明聖德的沐浴教化,已經徹底改變了天下四海的風貌。    
      窺一斑可知全豹。單以本朝京師而論,除了「四戰之地」的無奈外,與舊時相比又有了許多不同。    
      第一,東京汴梁有內外三層,由外向內,分別是外城、裡城、宮城,所謂城垣三道,重重環衛,擁立著巍峨的帝京。當然,這倒也不算是什麼特別,不同的是,東京外城的形制並非是方正如矩的舊象,而是順著地勢高低上下,走了一條紆曲蜿蜒的線路。據說,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迴縱斜的城牆藍圖還是藝祖親筆所繪。當時有許多人不解:緣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衛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經緯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實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處。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制只是人文的需要而沒有防禦價值,東京既無天險可恃,就必須賴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順地勢,正是得樸素堅固之防衛要領。    
      第二是東京城有四條運河穿城而過,謂: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東京一地河渠貫連而四通八達,這來自於歷朝歷代的不斷疏鑿,而本朝卻終得其利。舳艫綿連千里不絕的好處不僅僅是江河貢輸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這可是前無古人的事!難怪太祖把此數河比做聖朝天子腰間的玉帶,他的意思很明顯:玉帶飄揚之間,天下盡在手中。    
      太宗當政年間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於淫雨連綿,汴河發生了一次水災。十八日,大水壞堤,氾濫民田,一直淹到東京附近的浚儀縣。太宗得報,按捺不住,一大早便親自出城。宰相及樞密使等當朝大員迎謁於路,力諫不必勞動皇駕。太宗的話語發自內心:    
      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顧?!    
      這就是東京的另外一個特殊之處了。確實,東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數代所無法比擬的。漕運的重要是因為帝國的中樞承受著沉重的負擔,仰給賦稅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還有著數十萬的禁軍。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前代的兵員,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輦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擔護衛的禁衛部隊而已,一旦有急,則有待於四方勤王之師。本朝卻很不同,經過太祖太宗兩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彙集京師,禁軍數量大大增加,已經成為帝國絕對的軍事力量。保守估計,本朝京師戶籍的數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這還沒算上駐守京城的這若許禁軍。天子百官、皇親國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給這座新朝國府,增添了無限的繁榮,也帶來了一個無法掙脫的包袱。這就是說,帝國首都之勢重,業已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了。    
      東京不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關鍵,也是帝國風華的象徵。    
      它開始變成一座真正是屬於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長橋臥波,梨白桃紅,荷綠杏黃中自然有著無限的秀麗嫵媚,而即使在宮城巍峨凝重、金碧輝煌的赫赫皇儀裡,仍然不失些許清幽和歡愉之象。宣德門正南大道上馥郁芬芳的如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風,從沉沉如海的宮禁內苑裡灑播開來,昭示著「與民同樂」的輝煌仁政。更不用說元宵之夜五彩斑斕、錦繡交輝的上元燈節了。都城的宵禁漸漸開始流於形式,自古而來的坊制也已不像舊時那樣謹嚴;四時不絕的江淮扁舟帶來了市的興旺,柳陌花間裡的叫賣吆喝,茶坊酒肆中的絲竹管弦,人聲鼎沸中更是一番融融之樂。    
      東京也是文士們精神的家園。春花爛漫、秋葉靜美,小園香徑、樓台亭閣,日暮黃昏獨自徘徊中,一縷心事豈堪悵惘。同志者於心既有慼慼,以是次韻相酬、唱應贈答,杯酒光景間,清苦幽閒、雕采巧麗,亦常能使人回味無窮。    
      東京更是才人們的溫柔之鄉。與位於裡城西北部的皇宮相對,外城之內,朱雀門東南、南熏門東北一帶位於京城東南角的區域是東京乃至全國最繁華熱鬧的地方。此地叫做「蔡河灣」,繁華的商業和娛樂場所都集中在這裡。妙的是,貢院、太學、國子監與教坊乃至妓館、瓦捨相近。青衫愁苦,紅粉憐才,每邂逅於風塵,必多慇勤之思,依紅偎綠淺斟低唱,花衢幽巷中往往不勝沉浮。    
      諸王畢,四海一,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宋。然而他們與古時降王降臣的命運卻不可同日而語了,湖南周保權、荊南高繼沖、南漢劉、南唐李煜、西蜀孟昶、漳泉陳洪進、吳越錢傲、北漢劉繼元等一方霸主,納土受降後,無不保全首領,封爵賞官之外,又皆於京師頒賜甲第。其子弟臣僚,或居肘腋之地,或職州郡兵民,從未有因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雖然後蜀孟昶來京後不多時即暴卒而亡,南唐李煜最後亦鬱鬱而終,但有關兩人不幸遭遇的故事都是出於野史的傳說,可信程度不大。儘管如此,其子弟臣僚大都平安地入仕新朝而終其天年,卻是無可置疑的。惟有寬容,才能兼收並蓄。四海之大,無所不有,沒有超凡胸懷,又如何能並包天下?可見,這個事實雖然是出於五代喪亂之後人道斯文重歸環宇的一種必然,但更主要的是我朝君臣的恢弘氣量之所致。世事輪迴中,本朝的開國天子終於認識到仁德往往是真正的神威,這是所有人都應該額手加慶的事情。    
      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貴之鄉,幾代以來又殊少戰亂,人們賴其地利,子孫相樂,歌詩之風昌盛。自從前唐以來,民間又流行一種叫「曲子詞」的歌行,漸漸成為新制。文人士大夫進而廁身其中,更予發揚光大,於是倚聲填詞之文學形式由此而生,與詩對稱,名之為「詞」。較之於格律謹飭、端莊持重的五七言詩而言,詞之一體以其聲詞結合、結構鬆散而獨樹一幟,它的形式似乎更適於表達兒女情感和幽怨心緒,更能抒寫活潑性靈的情感流露。以是之故,詞人既層出不窮,詞作亦愈做愈工。在詞的創作方面,即以西蜀、南唐獨領風騷,從人主至大臣,每每樂此不疲。其中南唐後主李煜最擅勝場,西蜀人韋莊、南唐人馮延巳等緊踵其後,並由此而集開了一代新風。    
      天下復歸於一統,車船舟馬帶著亡國君臣、後宮嬪妃、詞士樂工輦來新朝,也把伴隨著悠揚聲調的清詞麗句帶到了東京。東京的繁華和溫柔,既是一帖醇厚的催化劑,把望鄉的哀怨、失意的惆悵、閒適的心緒和得意的放浪統統融入了詞的聲聲舒緩裡;同時它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把那柔婉美麗、纏綿悱惻的詞境帶到了現實生活當中。文學從廟堂重回人心,這是世事滄桑中可歌可泣的進步。    
      照理,天下武以靖之,文以持之,兩者不可或缺。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本朝從立國之始一直到當今天子,卻都側重於文治。即使太祖的所謂以武定邦,也只不過是表面的內容而已,本朝的皇帝們從根子裡始終將道德人文的基本準則放在了第一位。儘管他們的初衷和目的並非是完完全全的純潔無私,但在客觀上卻符合著古代先王——或者說是上天——的垂范。在這裡我們也許要再次感謝五代那並不算太短的戰火喪亂和斯文掃地了,正是這慘痛的代價換來了天下人的覺醒。    
          
      澶淵之盟九個月後,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二十二日,真宗皇帝下詔,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纂修歷代君臣事跡。這是本朝第二次修纂大部頭的典籍了。盛世修書,是歷來文治昌隆的必然產物,也是時代的一種象徵。前一次是在太宗皇帝陛下主持下進行的,時間大致從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至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修成的結果共有三部,後來分別題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和《太平廣記》,總數量在二千五百卷左右,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亂廢興之由、道德性命之奧,無不包羅其中,真可謂洋洋大觀。但真宗此次修書,資治備鑒的目的似乎更為明確,單從「歷代君臣事跡」這一內容界定上也可看出。所以,官家親自刪定義例,給予了極高的重視。王欽若等受命後自不敢怠慢,遂請以直秘閣錢惟演等十人同修,詔從之。    
      王欽若此人的品德和學問並不怎麼樣,但楊億和錢惟演卻算得上是忠清鯁良的才學之士。楊億七歲時即為太宗賞識,後賜進士及第,時任翰林學士、戶部郎中並知制誥;錢惟演更有來歷,他是五代時吳越王錢俶之子,時授為太僕少卿。參與者還有一位叫劉筠的,進士出身,精工詩文,與楊億並號「楊劉」,才思不讓人後。其他編纂人員也都是一時之選。    
      眾人在秘閣裡工作,有時難免枯燥寂寞,一時興來,便免不了做些詩歌消遣。楊億出了個主意:既如此,何不彼此唱和一番,以作同值秘閣的紀念?這個倡議得到眾人贊同。於是大家或就同韻,或擬一題,相互酬唱起來,日子倒也過得自如瀟灑。三年後,楊億把這些作品彙編成冊,題作《西昆酬唱集》,刊布流行,一時反響頗巨,「西昆體」竟也蔚為風尚。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這種輕鬆的氣氛中度過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詔:由於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職事,並聽游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並旬時休務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議放朝,並著於令式。確實,澶淵之盟以後,平和清靜的形勢持續了有近十幾年的時間。造成這種祥和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幾點很明顯:一是澶淵之盟後宋遼戰爭基本消歇;二是幾年來各地風調雨順,歲致豐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來,朝中的人事相對簡單,這似乎是任何一種政治平穩所最最需要的東西。    
      自景德年間起,朝中宰執大臣先後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瑩、張齊賢、呂蒙正、向敏中、寇准、畢士安、陳堯叟、王欽若、馮拯、李迪、王旦和丁謂出任,他們在某些事務上雖然存在著不少矛盾,但總的說來還算相安無事。明顯的例子就要算與遼國的和戰一事,儘管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同意見,但最後畢竟達成了一個結果,也就是「澶淵之盟」的簽訂。能夠產生實效,就表明政治處於良性運轉當中,可從另一方面來講,如果這種實效不屬於合理的範疇,和諧的結果便往往是暫時的。所以,十幾年的太平無事,也並不能保證真宗皇帝在後期就不做出一些不倫不類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與遼國的媾和,但這件事情不久卻又使他心緒不寧,原因是王欽若對他說,寇准主持簽訂與遼國的所謂和約,在實質上是個「城下之盟」。    
      這話把事情的性質整個就顛倒過來了。「城下之盟」是指敵軍兵臨城下,被迫與其簽訂的休戰條約,是以喪權辱國為代價的。古有明訓: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從也!    
      王欽若為人傾巧矯誕,其人的劣跡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遼兵入侵時就已暴露無遺。此刻,他說這番話完全是出於對寇准的嫉妒。欽若和後來的一位宰執丁謂一樣,是真宗在位期間汲汲於排擠他人的典型代表,在當時即被視為奸佞之輩,他們與剛直者寇准的矛盾也是相對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個不和諧音符。政治環境中的醜惡行徑往往來自於兩端:一是出於個人私利,一是出於妒賢嫉能,這兩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當然,德行不正者如欽若之輩所以能站住腳,是因為他們還有一套取媚於皇帝的妙法,以保證自己的利益不讓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詩》,賜予幾個宰臣,其中有處韻腳用錯了一個字。宰相王旦看了出來,想說與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詩藝,本來是件普通的事情,但欽若卻故作危辭:天子之詩豈是禮部所定詩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聽此話,不由得不作罷。豈料欽若私下裡卻自己去告訴皇上,說某某字錯了。不久真宗在朝會上笑對宰相、樞密道:前番所賜一詩,若不是欽若指正,怕要為眾人所笑了。王旦聽了,真是哭笑不得。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7節 何謂大功業

    錯誤的根子總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災難的產生卻一定是奸佞之臣誘導的結果。自從欽若講了「城下之盟」一番話後,皇上心裡一直都排之不去。作為太祖太宗的繼任者和帝國的聖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費盡心機所造就的和平現實卻是出自於一個與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顏面將置於何處?有損王霸大業倒還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遺臭萬年,那就是非同兒戲了。於是,他開始想要補救,可一時又沒有什麼辦法。大約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個時間,皇上召來欽若問計:「今將奈何?」    
      「陛下發兵取幽薊,可洗刷此辱。」欽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討厭興兵的,所以先故意說得一本正經。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賢卿再思其次。」    
      欽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須做一件大功業。如此才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這就是引入正題了。    
      不出欽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謂大功業?」    
      那就是封禪,欽若為皇上道破玄機。封禪之事天子當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聖典,在東嶽泰山築壇祭天稱「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場祭地稱「禪」,自秦漢以降,一直是國家的大典。一般來說,這種聖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為,也就是說,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須來自於聖明天子之所為,並不是隨便哪個稱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禪尚必須有天瑞昭示,方能進行。但是,欽若說得好:天瑞雖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為之!    
      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偽了,虧他也能說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擺脫內心的苦惱,恢復失去的自信,動機既出於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模糊了。其實,自古而來的封禪大典倒也並不一定都是天地聖靈所同意的,王欽若的話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論上講這畢竟是個原則問題,古代先王們對此就特別謹慎從事,沒有十足的自信,誰也不敢遽行這一大典。因此,真宗確是猶豫了很久,他怕大臣們有意見,特別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個持重之士,辦事尚還有自己的原則,天子對他是否能贊成這樣一個師出無名之舉,心裡實在沒有把握。    
      欽若不以為然,他認為天子若以聖意宣諭王旦,王旦不敢不答應,並且為此還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這樣,真宗還是意猶未決。最後,是一個偶然促使皇上下了決心,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緒不定,親自來到秘閣徵詢意見。當晚值日的是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皇帝驟然問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是怎麼一回事嗎?杜鎬是個老實的儒士,不測天子此問何意,就事論事地答道:此也不過就是古代聖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這話的意思是,所謂河《圖》洛《書》等天示祥瑞,實乃聖人借造化神妙弄出來的東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鎬的話恰好與王欽若的意思不謀而合。真宗聽後龍顏大悅,主意遂定。接著,天子在一天晚上召來王旦歡宴,並頒賜了一尊佳釀囑王旦帶回。王旦回宅打開,裡面竟藏了一顆價值連城的明珠,這下王旦還有什麼話說!    
      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體經辦並不太清楚,準備工作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中進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趙湘明顯參與了真宗的「做偽」,因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請天子封禪。趙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雖然此時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還算不上是宰執大員,由他先倡議封禪,確是十分恰當,看來皇上真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開始了這場「大功業」行動。    
      皇上先是對宰執大臣們說,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做了一個夢,夢中有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當降天書三篇,名為《大中祥符》,因此宜於正殿建道場一月。皇上說,目前道場已建好了,雖已過了整整一個月,但仍不敢罷去。剛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說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鴟吻之上,朕細細想來,怕就是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了。    
      於是王旦、王欽若皆山呼萬歲,敬賀靈文果降。隨後真宗親自步至承天門,焚香受書,命陳堯叟讀之。結果這封「天書」的文辭與《尚書洪範》及《老子道德經》很類似,內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當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來作書者也並不十分高明,最後還是模仿了一下現有的成例,而《尚書洪範》和《道德經》實在也是最普通的兩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決,下面便就是封禪。真宗當然還要推辭一番,最後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請,宣佈十月有事於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為「大中祥符」。這件事情最後弄得轟轟烈烈,成為帝國的頭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從泰山還京,始告結束。這次東封泰山直接耗資達八百餘萬貫,其他用度還不算在內。若從這個角度說來,確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後來的人們曾煞費苦心地猜測真宗和滿朝文武汲汲於做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終是不得要領。因為像真宗這樣一個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還不至於愚蠢到自己欺騙自己的程度。惟一一個勉強說得通的假設是:當時的敵對方契丹人特別敬畏天地神靈,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動敵聽聞,而潛消其覬覦之心,所謂「假鬼神以雪前恥」者。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真是令人要長歎一聲「嗚呼哀哉」了。    
    五    
      真宗「大中祥符」年號持續了九年,名如其分,這九年的基本調子也就是不斷而來的天書、祭祀、建觀、崇道而已,整個國家都在為此而大事忙碌。喧鬧的慶典沖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極期間天下有什麼隱患的話,也必然被這些華麗的裝飾所掩蓋掉了。    
      社會穩定的基礎歸根結蒂是由經濟狀況所決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執政後期無所忌憚地弄出這些花樣,其深層的因素也就是帝國的經濟尚還差如人意。當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間皇上正為封禪事猶豫不決之時,曾專門就經費之事問過當時負責財政的三司使丁謂,丁謂表示經費不成問題後,真宗這才大膽地放開手腳。真宗統臨寰宇近二十年歲月,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關頭,幸運地結束了。歷史總會讓一些人成為時代的寵兒,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東京汴梁的故事,不會永遠像這樣波瀾不驚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這自然是「天書」又降的結果。五年後,又改元「乾興」。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於延慶殿,享年五十五歲。皇太子趙楨柩前即位,後來的廟號為「仁宗」,時年只有十三歲。因為嗣君年幼,繼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進行的,輔臣草制遺詔,自然也有「軍國大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的字樣。顧命大臣之一、剛被先帝封為晉國公的丁謂要去掉此句中的「權」字,遭到一致反對。權,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輔臣王曾所言:皇帝沖年,不得已太后垂簾,政出房闥,這已是國運否背了,如何再能刪一「權」字!本朝力矯前代之弊,對後宮干政,一向是防範極嚴,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則就包括了這一條。因此王曾此話是理直辭正,丁謂也只好作罷。這是本朝第一次出現新帝沖幼的局面,由於制度的謹嚴,終於沒能釀成惡果,倒還是值得稱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後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親臨朝政,在這先後圍繞著垂簾聽政九年的明肅太后以及當朝皇后的廢立之事掀起了一場不小的政治風波。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宮廷事故一樣,給朝間許多宰執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閡和衝突,也給後來的麻煩埋下了伏根。從那時開始,仁宗後來的朝廷政治便波瀾四起,揭開了東京汴梁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的浩瀚篇章,一直伴隨著東京歷史的始終。但儘管如此,我們卻不得不暫時把它放下而從東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這是因為,世事的發展已經開始讓人大出意外。    
      讓我們不妨從慶歷年間——這是仁宗的第六個年號——開始。時間上,若從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業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國正好度過了八十年的歲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時候了。    
      這一年,有一位叫張方平的官員向天子上了一道數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穎悟絕倫,讀書過目不忘,一度被朝間重臣視為天下奇才。近年來,方平一直不斷就國家急務上書皇上,此時的身份是以集賢院學士知諫院。諫院是專掌規諫諷喻的官署,與御史台合稱「台諫」,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領,則稱「知諫院」。方平以無比的摯誠和獨到的眼光盡著自己「既居諫垣,事無不言」的職責,他的這封千言書歸納國家自祥符以來的弊端有五:一是務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將養兵,皆失其正;四是國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門。這個精闢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國近二三十年以來的現實。    
      對此當然還要費些口舌。    
      自黃袍加身時說「須聽我號令」一番話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為國是殫精竭慮而夜不能寐,他和繼任者太宗一起奮鬥了幾十年,終於有了一個可以自豪的結果。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    
      重文治,講究以仁德懷遠不能算錯,由此而來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將,削弱藩鎮等一系列相關政策當然也是極端明智之舉,但一味姑息遷就於外敵就大錯特錯了。文明總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從來就沒有放棄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況這本來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設職,不使專權,可以保證威柄歸於人主而帝國無內變之憂,這一個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趙家天子的血淚總結。但是,為人臣者若要從此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而盡聽命於獨夫,這又是有悖於聖賢教訓的。於是,太祖為了「朕之天下」而創立的祖宗之舊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兩個極其嚴重的後果,這也就是張方平所說的「國用日迫」和「政出多門」。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緊的是前者:經濟的敗壞。    
      真宗東封泰山弄得沸沸揚揚,花了幾百萬貫,其實還算是小樣。國家財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過於集中使稅收減少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於冗兵和冗官的不勝負擔,國家的支出實在太大。    
      太祖曾為他的養兵之策而頗為得意。那是建國不久,他問趙普等幾位輔弼大臣:當今何事能為百代之利?    
      趙普等人七嘴八舌,說了許多。    
      太祖只是搖頭:「再思其上者。」    
      趙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領:「願陛下道之。」    
      太祖說:「可以利百代者,惟有養兵。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即豐年不幸有變,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養好,即可以使天下無叛民之憂。而無平民之亂,又何懼叛兵呢?!這真是聰明絕頂的辦法。事實證明,太祖後來一直以此為基本國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饑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嘯聚山林。更進一步的,為了使叛兵也不至於產生,太祖還不吝於厚待士兵,同時在兵制上分化將與兵的天生聯繫,使將不知兵,兵不屬將,並且將天下精兵齊集京都,而在境內各州惟設不加訓練、僅充勞役的所謂「廂兵」。太祖也並非不知來自於北方的威脅和東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聰明地認為,有了拱衛京都的強大精卒,似乎也不至於懼怕外來之寇。他沒有想到的是,國家的強大不是以一地一兵決定的,舉國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東京固然是一隻鐵拳,但也只是一條臂膀而已。猶為重要的是,國家的強盛也不單是兵員多寡決定的,沒有良好的政治經濟,所有的軍事設置都只是空談。所以說,太祖的聰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寶座和自家江山上罷了,在這一點上,他的子孫們當然也未曾少讓。隨著時光的推移,到了今年——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全國兵員的數量已臻至一百四十餘萬,這是令人咋舌的數字。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8節 養士與養兵

    國防從來都是以金錢為基礎的。國家財政部門長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後曾做過一次統計:若按禁軍一人每年耗費五十千、廂軍三十千計算,軍隊每年總支出達四千八百餘萬,佔整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這個難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國的財政必然面臨極其嚴重的危機。    
      養士與養兵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設計的百代良法之一。據說,太祖曾誓書金匱,堅囑子孫不殺一士。這種寬大忠厚固然超邁前古,但養士既須優厚俸祿,又須給予政治特權,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雖然大體上繼承前唐舊式而來,但卻起了明顯的變化,從實質到形式都像個閃爍無定的萬花筒,虛實相交、紛亂繁雜,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漢唐以來有所謂「官」與「秩」的分別,官以任事,秩以定級,互為關聯而各有其名,本是一個井井有序的系統,可在本朝卻被打亂,突出點就是正官成為階位,與所事之職完全分離,而別立所謂「差遣」以治事。這就是說,某一官職並不代表具體職務,而職事高下又與俸祿無關,並且俸祿之外還有職錢。官擢品未必升,官貶階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權——被罷但官、職尚在,職落而待遇如故,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這一制度下,官員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時,分化事權已使官署機構重床疊架,而太宗以後科舉大開,進士及第後不經禮部再試即可釋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過來促使機構的膨脹。真宗年間內外官的數字已臻一萬多員,到慶歷年間,保守的數字也不下一萬五千人。經濟再發達,也無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負擔。儘管近幾十年來各種賦稅都以幾何級數遞增,但據張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計的,慶歷元年的財政赤字,就已經至少在三百萬緡以上。    
      花費如此金錢和代價建立起來的軍事力量究竟是怎樣一個狀況,仁宗即位以來的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說明。    
          
      中國的西部地區,有一個古老的民族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述到遠古時期。東漢時,羌族被迫遷徙西南,其中的「發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黨項羌」歷經磨難,後來遷移到今天的甘肅和陝西北部一帶,最後其首領拓拔思恭降唐並隨李克用出兵攻黃巢,為唐王朝賜姓李,封為「定難軍節度使」,擁有銀、夏、綏、靜、宥等五州地區。本朝立國後,太祖繼續承認黨項的地位,並授其首領李彝興以太尉的稱號,彝興亦歷年進貢,對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其內部的分裂,事情有了變化。    
      公元982年起,黨項內部發生爭鬥,首領李繼捧率眾降宋,並願留居東京。這一放棄祖宗舊業和民族權利的舉動遭到了其弟李繼遷的拒絕,繼遷率本部逃入夏州東部,抗宋自立。在宋軍的攻勢下,經過數年的戰鬥,不斷破敗,不得已於公元986年降遼,被封為夏國王。此後,與宋和和戰戰了近十幾年,這十幾年中,李繼遷不斷內事統一,外事擴張,實力得到加強。到了公元1031年,繼遷子趙德明(公元989年,宋曾賜李繼遷姓名為趙保吉)克服回鶻後,黨項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於北面的遼國之外,成為本朝西北的一個強勁的威脅。    
      德明去世後,其子元昊繼位,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號「大夏」。元昊與他的父親有所不同,他有著強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願意永遠依附宋朝而成為附庸。同時,元昊也具備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繪畫,通曉蕃漢文字,精於漢人故實並能有所創新。在他統治時期,佔領了東盡黃河,西臨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擁兵十五萬,並建立官制禮儀,創造文字,發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獨特的民族稟性無可辯駁地走進了中華的大家庭中。    
      元昊稱帝的消息兩個月後才傳到東京,給了朝廷不小的震動。因為自趙德明歸附以來,帝國在西邊撤備也有好幾十年了,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內心倉皇、茫然無措的心情下,朝臣們卻眾口一辭地說元昊不過一小丑而已,可即誅滅,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實的發展證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國的弊端徹底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間,帝國與這個叛亂的藩國之間有三次大的戰役,全部以失敗告終。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這次的失敗首先是延州知府范雍在敵人大兵壓境時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沒有進行有效防備的後果,導致夏軍長驅直入,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馳援的鄜延路軍軍將只求自保、互不應接,僅剩的一個堅守職責的軍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會打仗,最後全軍覆滅。幸好一場大雪及時降臨,使元昊不得已退軍,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國近三十年來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慘敗,使朝野上下一片嘩然,主持軍事的樞密院三長官王鬷、陳執中、張觀全被解職。而延州地方將領為推諉責任,聚訟紛紜,朝廷又派侍御史文彥博、天章閣待制龐籍赴延州處理。最後延州平民詣闕告急,為皇上召問,兵敗諸將的過失才無可掩蓋。但就是這樣,天子仍沒有嚴肅軍紀而殺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為太祖以來的祖宗教訓就是以寬仁治軍,這條法則的基本核心說白了就是寧願要不打勝仗的軍隊,也不要能打勝仗的叛兵。凡是聰明的皇帝,都懂得這個道理。    
      延州戰役的失利雖然導致了兩位傑出的大臣范仲淹、韓琦出長西北戰局,但仍然沒能扭轉整個態勢,緊接著在第二次戰役中又遭敗績。這一次失敗的原因與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計議遲緩而地方主將又意見不一的結果。另外,中央與西北前線聯繫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貽誤了戰機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本來,在延州兵敗後,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於來年正月上旬主動出擊,但在具體戰略上,范、韓二人卻有分歧。仲淹用兵謹慎,力主未可輕兵深入,而韓琦則主張兩路大軍齊出,合力猛攻。仲淹反覆判斷利害後,先寫了一封信給夏主元昊,諭以逆順之理,勸他罷兵;然後上疏皇上,堅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傷亡必大,請於春暖時出軍。朝廷接到奏報,雖同意仲淹的請求,但仍不想放棄立刻進軍的初衷,下詔仲淹與韓琦云:「可以應機乘便,不拘早晚。」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經略安撫判官尹洙已經出發的事實,決定了此次戰役的勝機又將是微乎其微。西陲延州離東京道路遙遠,慶歷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尹洙方到達延州,然而仲淹說已得詔令,堅持按兵不出。尹洙在延州勸了仲淹近二十天不果,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到慶州,這時才得知另一路的韓琦卻單單領會了詔書中「應機乘便」的旨意,在十天前派環慶軍副部署任福率領臨時招募的一萬八千兵馬出擊,結果被敵軍誘至好水川,大敗,死傷近萬人。消息傳開,鄰近的關中地區物價騰踴,人心騷動,東京滿朝文武亦皆為驚駭,參知政事宋庠還緊急上疏,請求立即整修潼關,以備敵東進。    
      仔細分析起來,也有幾條內在原因可以歸納。一是軍人久不習戰,又無將帥督責,帝國的部隊已變得驕惰不堪,甚至連武器都要僱人荷擔。兵士既日事游嬉,又還在軍官的組織下參與各種生意,弄得與廛市百姓幾無二樣。如此軍隊,又豈能打仗!二是太祖有所謂「更戌法」,規定軍隊赴邊防戍或到其他重鎮駐泊就糧,三年一調。結果造成軍隊常年流動,兵帥不合,遂使戰鬥力大大下降。韓琦好水川之役,敗就敗在幾道梯隊都是臨時拼湊的人馬,烏合之眾,自然一戰即潰。    
      范仲淹在西北先後有好幾年,他所做的即是針對上述弊端而來,諸如加強訓練,撫教士兵,同時注重防守,不斷築城建寨等,基本上沒有犯錯誤。夏人稱他「胸中有百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但除了韓琦,再也沒人能像仲淹這樣有所作為,整個戰局連遭敗績也就不奇怪了。仲淹、韓琦有心殺賊,但也無力回天。    
      此次兵敗後,韓琦上章自劾,詔罷招討副使之職而改知秦州。而范仲淹因擅自移書元昊,也被解除招討副使而知耀州。繼任的是陳執中,當時也是樞密院首腦之一,四月份以同知樞密院事改「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陳執中做事極端保守,同原經略安撫使夏竦一樣,都是怯於用兵的懦弱之輩,此番受任,一無建樹,只知採取守勢而已。十月,兩人同罷,而夏竦更是自請解除兵柄,其為國奔走之志和效忠之心,似乎還在執中之下。此後,范、韓兩人又被起用,與知渭州的王沿、知延州的龐籍同兼招討使,但在武備廢弛、兵不能戰的基本態勢面前,也是一籌莫展。同年,遼國又乘火打劫,以屯兵境上為要挾,要求增加歲幣,並還要求宋朝在外交字眼上不稱「遺」而稱「納」。帝國迫於無奈,又只好吞下這樣一個苦果。接著在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閏九月,夏軍再次出擊,又獲全勝。帝國繼在北面失利於遼四十餘年後,又一次遭受外敵的重創。這是中原大朝從來就沒有受過的奇恥大辱。    
      國家柔弱如此,朝中的政治又如何呢?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9節 風雲人物

    自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仁宗親政起到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對夏用兵失利,帝國政壇的風雲人物首推呂夷簡。    
      夷簡字坦夫,祖父呂龜祥曾任壽州知府,父親呂蒙亨也做到大理寺丞的職位。他的堂叔呂蒙正,在太宗、真宗兩朝曾三次入相,是當代的名臣,夷簡正是由於他的推薦才為真宗賞識。夷簡進士及第後,先在朝任職,後因河北水災,選為濱州知府,因被真宗譽為「有為國愛民之心」,擢為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此後大部分時間擔任京官。仁宗束髮即位,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夷簡因輔弼有功升至宰相。仁宗親政後一反明肅太后之政,凡太后親任者悉罷之,由於一個誤會,夷簡不幸也在其列,但不久又復起為相。    
      宰相一貫是政治波瀾的中心,這一點本朝更不例外。    
      到目前為止,本朝中央政府機構呈現出中書省政事堂與樞密院兩府雙峰並立,總理財政之三司又獨立其外的基本格局。政事堂相沿唐制而來,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總領行政,以「參知政事」副之,稱「副相」。參知政事又常稱為「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兩者的地位漸漸相當。樞密院的職責與唐時已迥然不同,成為最高軍事機關,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等,皆以文臣充任。其長官稱樞密使,或稱「知樞密院事」;副長官為副樞密使,或稱「同知樞密院事」,若擔任副職者資歷較淺,則稱「樞密直學士簽署院事」、「同簽署院事」。    
      三司是鹽鐵、度支、戶部的合併,也曾經幾度分合,因總領財政,號稱「計省」,其長官為三司使,也稱為「計相」。計相在地位上僅次於參知政事,同樣是中央政府的主要首腦之一。    
      宰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受命天子總理萬揆,古往今來的無數事例表明,它與皇帝在制度上的關係影響著天下的興衰,相權的消長是政治得失的一個關鍵所在。在某種意義上說,宰相甚至比天子更為重要,因為皇帝雖然代表著一種理念,一種原則,而宰相卻是道德和忠誠的象徵,它是天下四海的基本準則不被損壞的一種保證。因此,它又必須擁有經驗和技巧,在「道」與「器」之間充當橋樑。從理論上講,宰相是士的精英,由此它還必須無愧於這種信任。天降大任於斯人,他們的第一要務是堅守自己的信仰,更要尋求到一種合理的制度來保證這一道德準則本身不被邪惡異端所玷污。帝國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於宰相實現理念所規定的目標,現在還很難說,不過有一點很耐人尋味:從行政、軍事、財政分職的情況來看,相權存在著被分割的危險;但分權互制使政務處理趨於專門,使權威趨於分散,由此宰相的權柄無疑又是百官中最有影響力的,處理得好,還能在實際運作中得到進一步加強,儘管這種加強的權力在本朝來說對天子並沒有什麼影響。這確實是既矛盾又統一的事。    
      呂夷簡第一次罷相的緣由是仁宗皇后郭氏給皇上吹了一次枕頭風的結果,為此,他十分嫉恨這位參與朝政的年輕皇后。後來,天子由於恩眷別移而廢黜郭氏,重新入相的夷簡從中出了大力。不過,仁宗此舉實在是有些孟浪,夷簡的不顧原則也有失宰相的風範,因此遭到朝中以范仲淹為首的一部分大臣的反對。從此,夷簡便與仲淹結下了怨恨。更麻煩的是,因為這個事件,朝臣大臣圍繞著呂、范兩人漸漸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派別。    
      事態的表面化發生在景祐二、三年間(公元1035—1036年)。    
      夷簡復相時五十五歲,以資格較老且聖眷恩渥,處事頗專橫,使同相的李迪感到事事不合,甚為尷尬。夷簡的復出得力於御史中丞范諷在朝間的一力援引,范諷此人風流倜儻,不拘小節,做事說話都很隨便,因與當時的宰相之一張士遜議論不合,所以一力使呂夷簡重出江湖。兩人起初倒還融洽,一起參與了仁宗廢黜皇后郭氏的過程,但後來也有了矛盾。起因是范諷自恃有恩於夷簡,便要他把自己也弄到宰相或樞密的位置上,夷簡沒有答應。范諷意有不平,詭激的毛病又犯,時常罵人,在皇帝面前也敢肆無忌憚地說出「陛下朝無忠臣」之類的話來,弄得大家都很不滿,更不用說呂夷簡本人了。    
      其時龐籍為御史,數度彈劾范諷不拘禮法、敗壞風俗。宰相李迪與范諷關係不錯,彼此又是姻親,自然袒護范諷。龐籍被降職後,在夷簡的授意下,乾脆窮追不捨,追劾不停。范諷亦奮起反擊,公開聲言請求朝廷公斷。此事最後終於弄到天子出面的程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仁宗詔命宰相呂夷簡、參知政事宋綬殿前核裁,結果龐籍降為知臨江軍,處理最輕;范諷則再降為武昌行軍司馬,並以其罪申飭中外。李迪受牽連,罷相出知亳州,其他與范諷關係親密者也一概黜削。夷簡推薦同輩的樞密使王曾入相接替李迪,宋綬調任樞密副使,給事中蔡齊、翰林學士承旨盛度入為參知政事。夷簡取得這一回合的勝利後,開始獨操國柄。王曾雖然受恩於夷簡,但夷簡事不少讓、獨斷專行的作風,卻又使王曾甚為不滿。兩人意見既有不合,便經常在天子面前爭論,但王曾始終不佔上風。兩位副相中,宋綬與夷簡友善,蔡齊則頗附王曾,朝廷派系的苗頭已漸漸抬頭。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反對仁宗廢黜皇后而被呂夷簡貶到睦州、蘇州任職的范仲淹調回京城,權知開封府。仲淹回到東京,便針對夷簡主持下朝廷政治的不良局面,特別是對夷簡單憑一己好惡進退人物,使僥倖之徒奔走其門的情形表示不滿,並大膽與夷簡辯論,使夷簡甚為不快。仲淹對夷簡的公開發難是上了一道《百官圖》,他把目前的人事狀況詳細地畫了張圖,指著其中次第告訴仁宗,誰誰是循序而遷,誰誰是不次而進,誰誰屬於公正,誰誰則屬私心,並要皇上「不可不察」。在專制政治中,仲淹的這種「百官圖」是最為執政者所忌的東西,當然也就是動搖腐敗的最有力武器,在任何情形下,當政者都是不可能在這上面讓步的,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壓制。仲淹言事無避到了這種程度,注定又會招來新的迫害。    
      這時,正好有一位龍圖閣學士孔道輔建議遷都洛陽,仲淹為這事又上書皇帝,表示反對。仲淹雖然是個充滿激情並富於變革精神的慷慨之士,但同時卻又極端務實不尚空談,他在地方和京城開封的政績就處處顯示出他的這一性格特色。仲淹認為,此時再議遷都毫無意義,但卻無妨做兩手準備:未來數年裡以充實洛陽儲備為主,「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不難看出,仲淹提出的方法是一個既能夠解決東京後顧之憂,同時又不影響帝國根基的最佳途徑,也是一條既有可操作性,又不乏戰略意義的良策。然而皇上拿它去徵求夷簡的意見時,夷簡卻說:仲淹此人迂闊,務名無實。仲淹得知後,再次向皇帝進言,內容大抵譏諷時政,矛頭全指向呂夷簡。這下,終於使夷簡勃然大怒,開始反擊。    
      兩人先是交上章疏辯論於天子之前,但最後還是夷簡得勢,原因是夷簡用了一招殺手鑭,這就是控告范仲淹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一著厲害!    
      先知先聖們早就說過: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這就是說:結黨則必然排斥異己,必然以營私為最終目的。此話怎講?人動則爭競,爭競則必結朋黨而打擊異己,如此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所以導致真偽相冒,主聽迷惑,故謂之「奸之所會」。朋黨為害既烈,所以為人主所深痛,忠直之士所不屑。可也正是因為如此,自古以來,朋黨之論卻常常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藉以打擊別人,標榜自己;甚至惡人先告狀,用這個有道之士最討厭的東西倒打一耙,掩蓋他們自身結黨營私的醜惡。遠的不說,前唐時期就曾出現過一次歷時四五十年之久的驚濤駭浪,多少人在「朋黨」二字的重負下或終生沉淪,或不得善終,朝廷綱紀也在彼此往復不休的爭訐中漸漸頹喪。時間不會倒流,歷史永遠重複,從這時開始,「朋黨」又一次成為政治鬥爭中一個絕妙的武器。    
      仲淹每論天下事,往往奮不顧身,辭論切直無所避諱,出發點也是為了天子和社稷。即使有一些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厲尚風節,紛起響應,也是出於對正義的嚮往,說他薦引「朋黨」,這從哪裡說起?不錯,意氣相投者免不了來往親密,但這是「朋」而非「黨」。仲淹有很多知己,都是因為志節的相近和相互認同,就像他愛好音樂而有不少知音一樣,如果這樣的關係也要被視作朋黨的話,那天下也就沒有道義可言了。    
      然而權力的作用是壓倒一切的,既然天子點了頭,一般容不得商榷和探討。從道理上講,此時也只有諫官們還能上言諫諍,但沒有一個諫官站出來說話。本朝的諫臣已經養成了一個陋習,他們似乎忘記了其掌諫王惡、補闕拾遺的本職,不敢極諫天子,倒一門心思去糾繩其他官僚,這就是台諫不分了。如此,則下情又如何上通,皇帝又怎能從善如流?夷簡既收攏了台諫之臣,獨持國柄也就更為方便。御史韓縝在夷簡的授意下上疏,請以仲淹朋黨之罪公佈朝野,誡百官「不得越職言事」,事情便定了案。結果不僅仲淹被貶,所謂「朋黨」的事情也被夷簡大肆渲染,一時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誰要是提到范仲淹,馬上就被目為朋黨之徒,東京的空氣剎那間寒意逼人,大有滴水成冰之感。    
      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越是關鍵時刻,越是能夠考驗人的品格。夷簡嚴酷的政治迫害,反而使真正的志士頓生同仇敵愾之心。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首先上書仁宗,直指天子有過;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更是自稱自己與仲淹「義兼師友」,結果兩人同被罷貶。其他站在仲淹一邊的還有館閣校理蔡襄、館閣校勘歐陽修和正在服父喪的光祿寺主簿蘇舜欽等人。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龍圖閣學士李紘,當仲淹被貶出京時,無一人敢送,獨李紘餞之郊外。有人問他:為何自陷於朋黨?李紘笑答:范希文賢者,得為其黨人是我的榮幸。李紘這話,無論是於公於私還是於情於理,都無懈可擊。可見真正的賢者,並不懼怕黑暗的摧殘,因為他們對自己的信仰和原則有強烈的自信。    
      在這種情形下,朝廷政治一無生氣是很自然的。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宰執換了一批人,但這批人似乎還不如呂夷簡,既無應務之才,又相互不和,也不乏因私害公之舉,同樣無所建樹。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邊戰事爆發,內外矛盾終於一旦顯現,帝國的時勢變得十分嚴峻的時候,仁宗不得不開始調整政策。其中一個主要的措施就是在這年的二月下詔罷除越職言事之禁,並把范仲淹和韓琦調到了西北。不幸的是,在帝國窘迫的現實面前,對夏戰爭還是以失敗告終。最近的一次是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閏九月,夏主元昊先使人偽詐求和,然後突然大舉入侵。鎮戍軍副總管葛懷敏受命率兵抵禦,結果尚未接戰即被敵包圍,全軍覆沒。這位葛懷敏好大喜功,剛愎自用,被范仲淹認為是怯懦而不知兵的典型,不可大用。朝廷眾議也同意仲淹的意見,但一時無人,又難更易,遂不得已而用之,導致又一次慘敗。此次失利使夏軍乘勝直抵渭州,大肆焚掠,城垣之外為之一空,其慘狀比諸上幾次有過之而無不及,連呂夷簡都不得不長歎:真是一戰不如一戰。    
    


第一部 東京汴梁第10節 政治變革

    是仁宗自上而下作了一個決策。康定元年的戰事一起,他就罷免了時譽很不好的宰相張士遜,又重新命呂夷簡主持政務。皇上知道,夷簡與范仲淹兩人有著一些過節,在夏人叛亂的嚴重態勢下,迫切需要朝廷的和諧,於是在起用范仲淹的同時,專門曉諭仲淹,要他主動與呂夷簡講和。仲淹不是那種斤斤計較個人恩怨的人,在天子的浩蕩恩遇面前,仲淹很受感動,頓首上表請皇上放心:自己以前的言論,都是為了國家之事而絕非私人諍鬥,更與夷簡無憾。這時,呂夷簡也表現了自己身為國家重臣和老資格宰執的應有風範,主動提議超格擢用仲淹。仲淹得知,又去信自咎,更是表現了一種磊落的氣度和大度胸懷,兩人從此盡釋前嫌。范呂兩人的和解不僅表明了政治上的一種團結,也預示著帝國進行政治變革的條件漸漸成熟。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春,呂夷簡身患重病,不能上朝。在最後時刻,夷簡開始反省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和道德的信仰終於戰勝了私心,上表辭位,並推薦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等一班激昂慷慨之士入居中樞。夷簡退出政治舞台,固然是迫於輿論的壓力,而西邊戰爭無功,對遼又事妥協,海內重困、民益弊苦的國家現實也是他不得不引咎退位的原因。但儘管如此,夷簡晚年不惜補過而收之桑榆,雖未出於至公,天下卻實被其賜,還是值得稱許的。夷簡既去,章得像、晏殊為相,賈昌朝、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為副使,歐陽修等為諫官,政治局面為之一新。而最主要的,仁宗已經習慣了天下無事的生涯,對連年的用兵更是深惡痛絕,他想要重振威德以服四海,修正百度以致太平,終於要求變革。這年的九月,天子專門召來中樞大臣共八人,賜坐,授以紙筆,請他們暢言天下之要、當世急務,並命其一一條奏。天子賜坐,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之殊禮,事起倉促,大家都惶恐萬分,不敢下筆。皇上見狀,又專門指定姓名,責成仲淹、富弼等條列大事而實行,心情十分迫切。一個月後,仲淹挺身而出,領銜條陳十事上奏,揭開了東京汴梁嶄新的一幕。東京汴梁的舞台上,一個驚心動魄的高潮已漸漸到來。    
      窮則變,歷史亙古不二的永恆主題。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1節 不用思量今古

    有情風萬里送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蘇軾(公元1036—1101年)    
      變革的要求由來已久,只不過在慶歷年間開始表現出來。    
      改革的意義在於一反陳規、掃除舊弊,這樣一種性質決定了它的具體內容其實是次要的。改革的關鍵在於:它對舊有的制度變革到什麼樣的程度,對人們相沿而來漸以為常的積習有多大的衝擊。范仲淹的新政並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裡卻享受到了自古而來一切銳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也和他們一樣落得個無疾而終的最後下場。帝國近半個世紀的拯救運動,竟從一開始就染上了淒壯悲涼、雲詭波譎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極佳,對天子和社稷的忠誠有目共睹。他做事相當謹慎,雖力圖革故鼎新,興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並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導的新政更非過激之舉,他所條陳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這些變革之舉放到任何一個時候,在原則上都能站得住腳。在具體措施上,仲淹也都是從防患予未然出發,並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員驟得高位而修訂太祖以來實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蔭子制,也沒有對原有的規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過是使其更加嚴格細密罷了。    
      但是,范仲淹從本質上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有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卻不具備謀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處理方面似乎更為糟糕,與呂夷簡等宰執大員的交惡倒還在其次,最麻煩的是,仲淹和周圍的一些人過於衝動直率。這固然是出於堅貞的信仰而對衰敗現實忍無可忍的緣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飛沖天,無形中便把自身與他人分別開來了。在傳統觀念中,過分的激昂慷慨總是能讓自詡持重的人感到無法理解,更不用說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們嫉妒眼紅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並不欣賞那種自恃清高、孤芳自賞的名士習氣。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時俊秀不次進用而入主政壇後,國子監直講石介按捺不住喜悅,作了一首《慶歷聖德詩》,稱「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顯得過於狂放,仲淹就很不滿。他不無憂慮地對韓琦道:「這些怪鬼之輩要壞大事!」話雖直了一點,但卻不幸言中。    
      呂夷簡雖生病致仕,但反對者也大有人在,妒忌不滿者的謗訾之言亦紛紜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實在是不足稱道。他仗著自己才術過人,急於進取,性又好色,尤喜交結權貴;為人傾側反覆,惟己是重。夏竦雖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績,但卻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為官,他的品性與當時身為宰相的王欽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欽若的賞識,一步步做到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三司使。夏主趙元昊反叛,命知永興軍,可夏竦意在朝廷,不願久在塞外,竟數度上疏請解兵柄。在國家多事之秋忘記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們所原諒,慶歷年初,仁宗終於召他入京時,歐陽修、余靖等諫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堅決反對。夏竦人都到了東京了,仍被詔還歸鎮。正是歐陽修等新一輩當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論,石介那首詩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對此又焉能不懷恨在心!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動一幫人聲言歐陽修、范仲淹等樹黨結派,又一次掀起「朋黨」之論。    
      天子當然又很疑惑:「從來都是小人多為朋黨,君子也有朋黨?」    
      仲淹當廷回答:「臣在邊塞時,就曾親眼見到過勇敢者自成一黨,膽怯者也自成一黨。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黨派之區別。若結黨從善,對國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這話與歐陽修在這期間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黨論》的核心是一樣的,都以無畏的精神,並不諱言他們實為同志。在他們看來,小人們以利益結偽黨,而君子則以同道為真朋,若天子聖心能察,進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偽,則更能治達天下。    
      然而深層的道理和正確的邏輯並不能打動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黨」的心態從來就是相通的,因為他們堅信朋黨必然危害君權這個古老的箴言。這也難怪,所有的倫理原則本來就是為了維護天子的存在而產生的,再高明者,也轉不出這個奇妙的輪盤。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為對像展開新的攻擊。這次他下了一個重手,竟偽造了一封廢立詔書,署名石介,並散佈流言道此乃石介為富弼所撰。富弼時任樞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導改革的主要幫手,反對者真正的目標是不言而喻的。謀事廢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儘管仁宗不太相信這些謠言,但卻使范、韓兩人大為緊張。就在這時,遼、夏兩國又發生了戰爭。    
      本來,宋夏之間的和議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階段。兩國的和議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兩國人心厭戰的結果,一方面也是受遼宋之間重歸於好的影響。趙元昊幾年來雖然取得了不少勝利,但物質消耗也相當巨大。兩國交兵,互不通市,損失猶在夏國一方。西疆的軍事統帥之一龐籍認為,夏人飲無茶,衣無帛,求和確是出於真意。然而,正如當年宋遼之間訂盟一樣,雙方在有關國家體面的外交辭令上又不免存在著嚴重分歧,元昊只肯稱「子」,而仁宗君臣則堅持必須稱「臣」,由此和議一再遷延不決,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遼人卻不願意夏國就此坐大,遼帝遂親率十萬大軍西征。遼夏交戰,使帝國又面臨新的抉擇,朝廷意見很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隊保衛河東,預防遼國乘我不備突然南下,並請求親自出任陝西河東。仲淹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懷於西北兩邊之警的緣故,但另外一個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紛紛而起的讒謗之言。然而他所沒有料到的是,自己這一走,新政竟也就隨之結束。    
      赴任途中,仲淹順道造訪已退居林下的呂夷簡。    
      夷簡很奇怪,問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    
      夷簡一聽頓腳:「君眼下正蹈危機,既已出京,又豈能再入?!即欲經撫邊事,當然也是在朝方便。此顯見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簡此語真是一針見血,說得仲淹愕然變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為河北宣撫使,石介也上表請出,被命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勢力一旦減弱,政局馬上就突生波瀾。兩位年少衝動不拘小節的新派人物蘇舜欽、王益柔首當其衝,前者因在進奏院召一幫新派名士宴集,並以伎樂娛賓,而後者又醉後即席狂語,被人抓住辮子不放,窮追猛打。宰相章得像、晏殊雖不反對仲淹之輩,但兩人老成持重,平常對事情一貫無所可否,此時更是不發一言。而賈昌朝、張方平、宋祈都站在了反對派的一邊,只有韓琦一人在孤軍奮戰。結果此事鬧得很大,蘇、王兩人被貶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時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連遠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罷參知政事之銜。達到了這些目的後,反對中堅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發出「終於一網打盡」的叫囂,同樣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激動情緒。    
          
      平心而論,范仲淹條陳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僅算不上什麼重大變革,而且時間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認,朝廷一年來的所作所為並沒有達到修舉法度,以興治道的目的。無所建設自然也就無所破壞,這個事實就等於從反面證明:一年左右的改革並沒有打亂原有的秩序。可就是這樣,仲淹等仍然無法躲避洶湧而來的謗議大潮,迫不得已而採取了一條息事寧人的路線。歸納起來,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間意氣用事的毛病是一個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識有抱負之志者;大夫,輔弼天子治理國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稱,便指的是超拔於芸芸眾生之上的一個精英階層。古時其輩多出於貴族,隨著歷史進替,起於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們所能選擇的道路總不外乎兩端:一是征服世界,一是逍遙人生。本朝歷行文教,重於德行,士大夫崇儒學、尚名節一時蔚然成風,但他們似乎仍然缺乏那種踔厲奮發的精神鬥志,進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溫文爾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種寬容縱許的原則,更賦予他們甘於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倫理又一貫要求士大夫們不得忘懷於廟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論上空談而不事實踐。在這種兩難的境地下,他們便選擇追求性命真諦來遮掩甘於逍遙的劣跡,借批評他人來證明自己並未推卸責任。他們做不來大事,但卻不容許別人做事時犯一點錯誤。於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裡,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風不免演變成相互攻訐、爭名好勝的俗陋之習。他們平常自詡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奮發而起出乎其意,卻又無法泰然處之。操守可稱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說等而下之者攙雜私心於其間,往往做出誣訐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為眾矢之的就是這樣一個風氣的產物。在這種大環境下,即使以興治天下為共同理想而成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間也免不了鬧意見。梅堯臣對仲淹的態度,是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    
      堯臣字聖俞,是侍讀學士梅詢的侄子,賴叔父之蔭得官。初未為人所知,但由於詩寫得好,被錢惟演引為忘年交。歐陽修當時也在惟演洛陽幕府,特別激賞堯臣的詩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師友、互相倡和,漸漸使堯臣知名於當時。堯臣的確有很高的文學才能,他對詩的標準很高,曾對人發表詩見曰:「凡詩,意語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於詩作,用力極勤,甚至日課一詩,焚之以求更精。堯臣的精思刻厲,勤於創製,一變西昆浮靡舊習,從而開創了本朝一代詩風,也博得了很高的詩名。    
      大凡才子,都疏於修誠立身。堯臣也有這個缺點,喜談笑,好臧否人物,詼嘲刺譏往往托於詩中。屢試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過來又使他晚年輕儇戲謔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兩人結交甚早,堯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職言事被貶後,曾有詩贈范,對仲淹有很高的評價,但當仲淹入主朝廷從事政治改良後,堯臣卻對他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曾當面寫詩勸仲淹作為一個南方人不要過分矜誇而致喪身。仲淹當時也就原題答覆一詩,表示見解不同,但無妨殊途同歸,兩人的關係尚未至於破裂。    
      范梅交惡的導火索即是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導致革新派垮台的蘇(舜欽)、王(益柔)「奏邸之獄」。這場冤案的告發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時任太子中舍人,因為想參加這次宴會被舜欽拒絕而懷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報。李定是托梅堯臣去見舜欽的,事情一發生,仲淹當然連帶怪罪到堯臣,由此對他大生反感也就順理成章了。堯臣自感委屈之餘,認為仲淹等人不檢點行為反而懷疑故友,亦對范不滿,便寫了一篇《靈烏後賦》與仲淹公開決裂。這場過節雖是整個慶歷新政的餘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間常以意氣而壞事的結論絕不是危言聳聽。    
      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罷。仲淹自上表乞罷參知政事之銜後,宰相章得像還認為仲淹素具「虛名」,若其一請遽罷,會使天子落下個輕黜賢臣的名聲,因此建議仁宗下詔不允,若仲淹上謝表,即是挾詐君上,屆時再罷不遲。仲淹哪知是計,見朝廷久無回音,以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謝表,仁宗這下越發相信章得像之言不虛。章得像平時於事不置可否,但這一希上求寵之著卻相當巧妙,而對仲淹來說,卻不啻於落井下石。杜衍為人清正謹嚴,好薦賢士,去年由樞密使而拜相,也因為新一任參知政事陳執中的讒構被罷,僅在職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義知名,曾出使遼國,正辯屈敵,享有很高聲譽。前段時間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畢甫回,就落職而外任閒郡。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2節 歐陽修

    韓琦為此很不平,他不便為仲淹辯解,遂上疏替杜、富兩人說情。韓琦從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權負責北邊,以仲淹全權負責西邊。由於疏入不報,再加上本人也時受譏訟,韓琦無奈,亦求補外。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出知揚州。同時在一個月前,仲淹創製的有關新法,也被天子下詔罷除。    
      就在這個月,於去年底暫赴外任的歐陽修上疏皇帝,力辯范、杜、富、韓等無黨,並無可罷之罪。此舉使朝中對立方甚為惱恨,對歐陽修的攻擊也越來越烈。八月,在諫官錢明逸、知開封府楊日嚴的誣陷下,貶知滁州。三個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的劾奏而罷職,出知吉州。    
      仁宗公開排斥仲淹等人後,轉而起用所謂的持重之人如賈昌朝、陳執中等,朝廷紛爭如麻、無所立事的局面依舊沒有改善,更遑論去達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後的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終於一罷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惟一一個可以稱道的事情。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東西發生水災,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於是改元「皇祐」。此後的近十年裡,台諫與宰執之間的議論爭吵顯得越發厲害,就是宰執大臣本身,意見也始終無法統一,人事更替如走馬轉燈,不得安寧。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後數度入相位居中書達八年之久的陳執中罷相後,朝野人情方才稍為融洽。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時間裡,韓琦、富弼、歐陽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執大臣如文彥博、劉沆、曾公亮、宋庠,台諫大員如包拯、胡瑗,都不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們有同心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間能夠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異。由於這個緣故,嘉祜年間的政治面貌才終於有了一些起色。這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對帝國的長治久安來說,士大夫的團結同心是多麼的重要。    
          
      當然,朝野上下的意氣用事和權力之爭絕非是造成帝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惟一因素。政治鬥爭從來都是一場原則的較量,這在帝國後來的歷史中將一目瞭然。不過,以范仲淹之高風亮節與處事有道,進行一些謹慎的改良,竟會帶來這樣一種連鎖反應,還是讓人大吃一驚。本朝立國至今亦不過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強勁,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產生,便將勢不可擋,王安石的出現,便是這個趨勢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於江南西路的臨川縣,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中進士,出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從事」入韓琦幕,五年後改知鄞縣,此後歷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點江東刑獄公事」,十月,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尋遷知制誥。但這時的王安石,尚還不大為人們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長達萬言的言事書,也未曾被天子所注意。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於東京汴梁宮城後苑福寧殿,享年五十四歲,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為止本朝御極天下時間最長的一位天子,這個紀錄看來在今後也很難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廟號最終擬定為「仁宗」,這在某種意義上還算是恰如其分。不過,史官們說他恭儉仁恕出於天生,倒有一點誇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邊、契丹渝盟,內有刑法縱弛、吏治渝惰,國家貧弱的現象亦愈趨嚴重。雖有秕政而未至於亂,當然天子的行為處事是一個主要原因,但這卻並非是由於他具備與生俱來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積重難返的積習使其順乎其然而已。繼承總是易於創造,庸碌者無過即是功,所以看起來此輩似乎有所謂忠厚之德,其實根本無從談起。亂久必治,治久則安逸之心生,假設這還不失為一個簡單歸納的話,那麼真、仁兩帝終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時的仁宗飲食起居尚還正常,到了晚間,皇上突然起床索藥,並急喚左右傳召皇后。皇后到時,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醫們投藥、灼艾,竭盡全力,亦無力回天,中夜時分,皇上駕崩。照舊例,此時應立即召翰林學士及宰執大員入宮商議繼嗣大事,於是仁宗身邊幾位貼近的宦官便傳令開宮門召輔臣。就在此時,發生了一個插曲。    
      皇后突然發話,不同意傳召大臣:「宮門豈可夜開?!且至黎明再召不遲!」    
      更令人驚奇的是,皇后傳下懿旨後,又親自到御廚去取了些皇上用過的稀粥回來,同時召回御醫,命人看守。不用說,這明顯是對醫官們有所懷疑了。此情此景令驚悸的宮人不免聯想起一個傳說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個大雪紛飛之夜,當時福寧寢殿只有太祖與太宗兩兄弟對飲,燭影搖動中,太祖就忽爾仙去。看來本朝宮闈防衛號稱謹嚴,似乎也不是沒有漏洞。    
      此事後來雖不了了之,可種種跡象表明,仁宗大行後帝國的繼代之事將會有麻煩。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趙曙竟拒絕嗣立,這可真是石破天驚之舉!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為此不少大臣頗有微辭,但皇上卻總是以「朕已有分寸」之類的話來答覆眾人。確實,仁宗心裡已經定下了人選,這就是堂兄濮王趙允讓的兒子趙曙。但是濮王趙允讓是高王趙元份之子,趙元份則是真宗之弟,所以趙曙以「小宗」入繼「大宗」是個頗麻煩的事,為此仁宗君臣還專門議了一個名號專供其使用,並賜名「宗實」,但是趙曙卻一直懼不敢當。詔書已下,猶堅臥稱疾不受,他的謙虛謹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從此以後,其作為未來嗣君,已為大家所普遍認可。    
      四月初一這天,當皇后及眾臣告以皇帝宴駕,請皇子嗣立時,趙曙又一次驚恐萬狀,連呼:「某不敢為!某不敢為!」掉頭就走。但眾大臣卻一擁而上,或上前解其束髮,或被以御服,強行將他拽上了天子的寶座。這或許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黃袍加身的故事,不過趙曙這次卻是真心的。宗法之制乃立國之本,歷來昭穆有序,長幼有別,始祖嫡長子一系為大宗,更是萬世不易之法。趙曙是書生氣十足的人,又生在講究禮法的治世,他實在也是太過於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懼而至於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屬於他個人的悲劇便不可避免。新帝后來的廟號為「英宗」,即位後先堅持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後又開始裝病,亦未能改變現狀。最後勉強聽政,但始終憂疑在心,三年後就去世了。英宗心態如此,注定他幹不了大事,所以當政期間每次處事,輒問臣下是否合於朝廷故事,是否與古治相宜,然後以群臣所議裁決。新一代天子的這種作風,當然要比那種覬覦神器、矯柔奪嫡的惡劣者神聖得多,但除此之外,實在也是乏善可陳。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義上與仁宗後期是一個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資格的大臣當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劉沆以及兩宋兄弟之一的宋祈去世外,韓琦、富弼和歐陽修都回到中樞主事,他們與相對後起的一批台諫官員又形成了某種對立。在經歷過一系列的宦海風波後,韓、富等人包括歐陽修都多少改變了十幾年前的作風,轉而傾向於保守,儘管他們的年齡尚還沒有達到老態龍鍾的程度。英宗的年號是「治平」,治平年問宰執與台諫的往復爭議十分劇烈,最厲害的一次就是因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應該稱生父濮王趙允讓為「皇考」還是「皇伯」。禮法之爭與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議論一樣,都是政治鬥爭的反映。與王安石相關聯而成為帝國後來歷史的關鍵人物之一的司馬光,因為此次事件而聞名天下。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比王安石大兩歲,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進士後大部分時間都在朝任職。治平年間的這場爭議中司馬光嶄露頭角時,安石正以丁憂去職而在金陵居喪。令人感興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時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誥的任上,不知對此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安石雖在金陵服喪,但並未因此閒居,而一直在收徒講學,從事著述,他的學生先後有陸佃、龔原、李定、蔡卞等人。在這幾年裡,王安石的治國之術不僅開始成熟,聲望也與日俱增,甚至迥然超過了許多老輩。特別是他堅守孝義,累召不起,尤為時人所稱道,到了英宗不幸去世,新天子即位後,「金陵王安石」已經呼之欲出。    
      安石的成名與歐陽修有很大關係。    
      歐陽修字永叔,和安石一樣都是江南西路人。十幾年來,歐陽永叔不僅是朝廷政治中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並逐漸成為帝國文壇的盟主。早在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擢甲科進士後,即與尹洙、梅堯臣等一批年輕文士歌詩倡和,開始變革西昆體以來的浮華舊風。永叔尤其推崇和提倡自前唐韓、柳開創的古文傳統,繼承創製不遺餘力,給本朝七八十年來專以剽剝故事、雕琢破碎的駢儷文風以強大的衝擊。每當他有文章寫成一出,天下士無不嚮慕,為之憂恐不及。特別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永叔知貢舉,以行政手段推進文風改革,終於大獲成功,從此使文質並重的新文學蔚為風尚。文統與道統向來是與時代緊密相關的,永叔等人開創本朝一代新風,亦未嘗不是這個變革著的時勢的結果。    
      同古代文質彬彬的賢君子一樣,歐陽修重交遊、愛獎掖後進,就在嘉祐二年這次知貢舉中,蘇軾、蘇轍兄弟,曾鞏、曾布兄弟,呂惠卿、程顥、王回、張載等一時俊秀皆在榜中。曾鞏是安石的同鄉,兩人於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秋在東京邂逅,一見如故。十年後的慶歷六年(公元1046年),曾鞏第一個鄭重地把他推薦給歐陽修,歐陽修一見其文章,愛歎有加,立即希望與安石會晤。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兩人終於在京城相見,歐陽修對安石極為賞識,有詩贈曰:「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並同時向朝廷推薦。但不幸的是,儘管歐陽修及其門下士如曾鞏、兩蘇兄弟等人都十分推重安石且交情甚厚,但由於見解的不同,最後都與他分道揚鑣。    
      歐陽修為安石延譽,稱他「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可用,所謂無施所不可者」,促成了他的知名。但安石之所以能成為本朝歷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關鍵還是他不懈於修煉自身的結果。安石幾乎繼承了古代賢者所有的優點,他的道德操守近似於無懈可擊。就是自始至終都對他恨之入骨的政敵和反對派,對這一點也都不得不自歎弗如。安石自幼隨父親王益宦游四地,他的成長取決於十七歲那年的猛然發奮,開始樹立大志,刻苦學習。雖寢食之間,亦手不釋卷,讀書往往通宵達旦。更重要的是,安石披閱雖廣,但從不為書本所束縛,而能夠斷以己意,去抓住知識的真諦,這是所有聰明人共同的特點,也是安石不同凡響的最根本原因。    
      他早年的一些詩文就曾讓人大出意外而驚歎不已,比如嘉祐四年做的那首《明妃曲》,這本來是個詠史詩的老體裁,可安石卻能出其不意,以別樣口吻寫昭君之事,從中表現出具有叛逆意義的內涵。這首詩讓許多人震歎,其中有歐陽修、梅堯臣、曾鞏甚至包括司馬光,並且紛紛步韻相和,但都不贊成王安石詩中之旨,當然也不可能贊成。王安石《明妃曲》表現了其強烈的叛逆性格應該毫無疑問,後來人攻擊此詩「無父無君」固然無稽,但確是從側面反映出他對傳統的懷疑和叛逆精神。此詩與他的另一篇短文《讀孟嘗君傳》在這一點上是一脈相承的。    
      安石對生活無所苛求,他從不修飾,甚至經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同樣對功名利祿亦視若閒雲野鶴而從不為意。無慾則剛,這使得他從不畏忌謗議猜嫉,處事一貫剛毅而堅強,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撓的精神和鬥志。許多人因此說他固執強拗,這話可能有一點道理,但若像范仲淹那樣遇事妥協,又如何能從事大業?這也許是他惟一的缺點,但同時也是王安石最最獨特的素質。安石長相也有點奇特:牛耳虎頭,目睛如龍,視物如射。朝中有一位大臣就曾拿安石做例子說:如此面相者就是勇往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的人。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3節 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晏駕,太子繼位,史稱「神宗」。新帝很年輕,只有二十歲,正是血氣方剛有志進取的年紀。即位不久,便有詔起用喪滿的王安石。這固然是安石在金陵著述講學,聲名大振的緣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韓絳、韓維兄弟的影響和宰相曾公亮的推薦。韓氏兄弟是真、仁兩朝時的著名人物之一,曾入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的韓億的兒子,素來與安石友善。新帝在藩邸時,韓維為其記室參軍,每講說天下事而為神宗所稱,韓維必云「此吾友王安石之說」,這使年輕的藩王心裡有了一種強烈的印象。神宗立為太子後,韓維拜太子庶子,又薦安石自代,更使神宗對其想慕日甚。在安石的不斷辭謝下,新帝仍堅持曾公亮的力薦命安石入知江寧府,並開始有將他推向宰輔高位的想法。神宗曾就此試探屢請辭職的韓琦:    
      「卿去誰可屬國?王安石何如?」    
      韓琦答:「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韓琦的話代表了相當一批資深大臣的看法,他們對見解迥異、鋒芒甚勁的王安石一開始就抱有懷疑態度。諫職出身素以強直著稱的吳奎是第一個表示強烈反對的人,他以自己曾與安石在群牧司共事的體會反對起用王安石,理由是安石「自以為是」、「所為迂闊」。吳奎早年不懼豪強,遇事剛正,但成名以後卻養成了一些矯情賣直的毛病,無事不與人爭。這種習氣在最近十幾年很流行,台諫之輩以外,有些中低級官員也以此作為進名之階,他們的共同心態就是惟恐朝廷太平無事。正銳意於進取的神宗對此當然不滿,甫即位時就破口大罵過一位彈劾歐陽修的官員蔣之奇,說他不言大事,卻好抉人閨門之私。天子的批評如此鞭辟入裡,說明當今皇上確是個有主見的君主,吳奎等人的反對並不能起到什麼作用。當年閏三月,安石出人意料地不再稱病辭謝,應詔赴江寧府視事。幾個月後,神宗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並兼侍講。「侍講」是本朝專設為皇帝進讀書史、講解經義並備顧問之職,一般以學養醇深者兼任。以安石的高見卓識和聰明睿智,一旦進入天子之側,其意義自然可想而知。第二天,新帝改元「熙寧」,是為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一個百年壯舉從此開始。    
      事情起初進展順利不僅僅是因為於新一代天子有意興圖大業的志向很堅定,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當今的一些朝廷老臣不能契合聖心而使皇上十分失望。韓琦已執意辭去,張方平也以父憂罷職,而富弼於這一年四月入朝時竟首先是勸說皇上求穩,並要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不賞邊功。這就是要神宗放棄對外寇的抵抗,與他二十六年前出使契丹時不屈不撓的鬥志真有天壤之別。就是新一輩大臣中的佼佼者如司馬光,他能給予皇帝的治國忠告也只有六個字:「官人、信賞、必罰。」司馬光認為平生所學盡在此六字箴言,其實仍不過是一些空洞無物的大道理罷了。只有文彥博,這位同樣是歷相三朝並在仁宗後期起過一些作用的六十二歲老臣,對神宗承認:天下事已如琴瑟不調,須解而更張之。這是惟一一位曾在口頭上流露出變革意思的朝廷元老,但也僅僅停留在認識的水平上而已,甚至幾年後還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在這個當口,滿朝文武既然沒有一人能具有像王安石那樣的激進精神和求治信念,天子傾向於安石,已是順理成章。    
      實際上,天子的決策也是大多數人想法的最終反映。司馬光在這先後給王安石寫了第一封信,兩人雖然從一開始就在政治上有重大分歧,但彼此之間的友誼和相互尊重卻終生不渝。司馬光為人雖然過於持重謹慎,但同樣不失為是個有道之士,他反對以辯說相高的縱橫之術,所以他的話也從來都不危言聳聽。信中有道: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也。    
      這個評價已經不能再高了,儘管他在後來多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初四,皇上與富弼談話後三天,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這是他們的第一次對談。神宗向他索解心中的一個疑惑: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其中道理何在?    
      這是自真宗起幾代天子的一個共同情結,他們有時並不諱言國家的某些衰敗現實,但更多的時候則認為天下無大變、無大事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種想法雖不能說是無源之水,但卻是一種天子所獨有的邏輯。確實,本朝立國已百年,有一些為害猛烈的地方暴動,但沒有大的內亂。可在外敵壓境下屈辱求和則是事實,由此而帶來了一系列後果更是無可迴避,又如何能說「天下無事」、「粗致太平」?這種重內患而輕外憂的邏輯在本朝而言是太宗奠定的,太宗說過: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而奸邪共濟為內患,則最為可懼。這話如放到國力強勁致力開邊的唐代,似乎還有一定的道理,但拿到孱弱而不能平滅夷狄的當今帝國來,那就大錯特錯了。它的癥結在於:本朝君臣們都沒有能想到,時代已經大大不同了,天下大勢也許就會發展到有一天強大的中國王朝淪於夷狄之手的災難。    
      王安石則大有不同,他認為百年無事不過僥倖而已,是賴於夷狄尚未昌熾、天災未過頻仍的幫助。而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業已叢生:學校失教,科試無方,上下偷惰,庸者在位;農民壞於差役,而水土之利不修;兵士雜以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將無疆場之權,宿衛盡無賴之徒。至於理財,更為無法,所以雖儉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強。這番言論出自就皇帝所問而奏上的一道著名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言下之意就是申明所謂「百年無事」的虛妄,同時強調變革,這與他九年前所上仁宗萬言書的主題一脈相承。    
      天子一夜覽盡,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命安石一一策劃改革施設之方。可也就在初四那天,當安石要神宗「當法堯舜」時,皇上卻歎了一聲:「卿可謂責難於君矣!」    
      看來,安石對天子的要求確實過高了,在這一點上安石也未免有些理想化而不切實際。他對天子提出如此嚴苛的標準在他本身來說也許出於自然,但在旁人看來就不免帶有蠱惑人主的色彩。「致君堯舜上」的口號已經很少有人再提了,因為世事滄桑已讓人們不知不覺地變得世故起來。在這種情形下,過於認真是容易掉進泥潭的,至少會被人當作攻擊的借口。安石的精神固然可貴,但同樣十分可悲。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初三,王安石升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近五個月以來,京城及河北等地災害不絕,先是黃河多處決口,接著河朔及東京一帶地震頻仍,連綿數月不止,安石正是在這個多事之秋進入了宰執階層。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天子有意和眾望所歸的結果,但就像這個多災多難的時代一樣,安石從一開始就面臨著衝突、鬥爭的考驗。    
      早在此前的去年年初,安石除喪後竟還是累召不起,就引起一些人的抨擊,說他態度不恭,對天子有所要挾。七月入居翰林後,圍繞一項關於「謀殺」的法律律令的具體界定,司馬光與安石意見相左,發生了第一次爭執。接著,參知政事唐介因不滿天子事事都視安石可否,憤懣難捺,數與安石當廷爭論。可唐介雖然號稱鯁直敢言,但固執強辯卻無法抵敵安石,加上天子的偏向,最後氣得背疽發作而死。即使不論政治分歧,天子如此袒護安石,注定了他今後的日子必然是眾謗交加的命運。    
      王安石入居副相二十四天後,神宗下詔在朝廷設置了一個新機關「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銜。這個機構名義上歸在三司之下,但因其職責是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而通天下之利,實際上的地位卻是在三司甚至宰執之上。不用說,這是安石開始推行醞釀已久計劃的第一步。到職之始,安石立即任命呂惠卿、蘇轍負責條例司的日常工作,其中呂惠卿尤為核心。    
      安石選擇呂惠卿作為變法的夥伴是必然的。惠卿字吉甫,也是南方人,嘉祐二年進士,曾為歐陽修、曾公亮所推重。及第後曾任真州推官,秩滿入都,遇到在京師群牧司任職的王安石,兩人討論經義,多有所合,遂訂為至交,至今也有十幾年的時間。安石在皇上面前推薦惠卿,著重說他學先王之道而能致用,這與安石本人強調經世實用的觀點正相一致。在條例司事無大小,安石輒與他商量而定,也是基於這一點而來,並未考慮其他因素。司馬光不願意自己一貫尊奉的賢者王安石走向他的反面,所以竭力攻擊呂惠卿險佞乖巧、蠱惑人心,還曾專門貽書安石,說此人日後必將出賣變節,勸他疏遠惠卿,但此時此刻安石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忠告。平心而論,呂惠卿雖然為人有不少缺點,並在最後背離了安石,但他為安石變法作出了重大貢獻是不容置疑的。就某種意義上說,是呂惠卿成了安石的替罪羊,幾乎為他承擔了道德上的所有攻擊。安石選擇惠卿是他個人的失誤,而並非是變法的失誤。    
      到了這年的四月,事態已漸漸明朗,改弦更張的變法措施即將出台,也早已不是秘密。唐介死後,朝中大臣在天子對安石信任益專的情形下,也無人再出面饒舌。只有一貫強項的御史中丞呂誨給王安石擬構了十大罪狀,上聞帝聽。但這種出於憤怒而炮製出來的東西儘管來勢洶洶,可根本經不起推敲,呂誨便因此而丟了官。宰執中曾公亮數請告老,富弼稱病不出,都在靜觀時變。早年有「鐵面御史」之稱的參知政事趙忭,此時也失去了往日的風采,看到有事變更,就連叫十幾聲「苦」字。京中有一句政治笑話在流傳:「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說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忭苦,倒真是十分形象。    
          
      國家貧弱只是現象,它的癥結在哪裡,到目前為止人們的認識尚還十分模糊,更提不出什麼有效的解決辦法。范仲淹從政風方面著想,主張首先應該進行吏治的整頓。從他的治道理論來看,仲淹所追求的也只是實際效果,儘管所條陳的十事牽涉面很廣,但他最希望的是通過精擇官長使賢能者當政,從而以人治解決夷狄驕盛、寇盜橫熾的現象。不用說,他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與仲淹同時的一位知名學者、世稱「直講先生」的李覯認為,當前的急務是土地問題,開始有了一些深入。但就他擬議的措施而言,理想化的成分仍然很重。神宗則從切身感受出發,認為理財最為要緊,在安石的影響下,逐漸對富民之術思望甚切。經濟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因此這個想法終於接近了本質問題,但仍有不足。    
      在目前的時勢下,治國的根本就是致富圖強,這個道理沒有人懷疑,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去做。保守一派的觀點是認為祖宗之法具在,只要人主堅守聖德,則財用自足,中國自強,夷狄騷擾將終歸是暫時現象。這種理論從原則上講似乎找不出漏洞,可在安石眼裡卻不值一駁。安石以帝國的具體現實證明:綱紀法度雖在,但業已因循苟簡,非變之而不可。安石的原則在於,富強的方法要通過改變舊法去尋求,天下事「以術為先」,就是首先要創製新的法度。安石的信念在一個時期裡形成了很大的影響,在相對年輕資淺的低級官僚階層那裡得到了不少擁護。甚至有人有意無意將這種觀念概括成三句話:一是「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二是「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三是「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采聽」。這番話的具體措辭並沒有定本,只是一直在朝外流傳,是司馬光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春把它擬作一道試策的考題上報,方才始達帝聽。神宗將其稱之為「三不足之說」,第二天問王安石對此有何評論。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4節 天災來阻撓變法

    安石當然十分贊成這本來就屬於他自己的看法,只是對第一條「天變不足畏」沒有明確表示。其實早在一年前京城一帶地震、水災不斷的時期,安石就說過「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的話,使得富弼大為驚歎。富弼的感慨有他的道理,因為天災乃昊天之垂警,作為一條古老的訓誡一直是臣民規範天子的法寶,一旦推翻,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安石的用意也並不在於徹底否定,他反對的是借天災來阻撓變法而已,所以在這裡稍稍變通了一下自己的做法,沒有直接表態。這或許是因為他相信只要天子能夠堅持後兩條,也就足以使自己成事的緣故。無論如何,像「三不足」這樣的想法畢竟是本朝立國以來聞所未聞的,它必將對已有的一切產生強烈的震撼更是不言自明。    
      安石與天子最早就是在理財這一富國之「術」上達成了共識,同樣也是在這件事上第一次遭到來自司馬光的強烈反對。這場爭論發生在安石入為翰林學士後不久的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八月,爭執的起因十分耐人尋味。當時河朔正在鬧災,朝廷一再撫恤,府庫空虛,國用有些不足,因此司馬光建議節省冗費。這事本身倒也不錯,但安石對他老是強調國用不足但卻從不提倡合理的生財之道甚不滿意,於是表示反對,認為國用不足並非急務,該用的還要用。司馬光很疑惑:國家自真宗末期就已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你如何卻說此非急務?安石道:    
      「國用不足是因為沒有善理財之人。」    
      但在司馬光看來,善理財者只是善於斂括而已,造成百姓窮困,流離為盜,對國家不利。顯然司馬光是個只能死讀書的人,被歷史上箕斂民財、竭澤而漁的事情嚇怕了,以為凡是生財,則必無道。所以他對安石「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自饒」的理論竟感到十分奇怪,認為是自古以來欺人之談的翻版。    
      司馬光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只有一個定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若不加賦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在這裡,司馬光的前提徹底錯了。既知百物為天地所生,則天地生生不已何有盡頭?又如何能計有定數?儘管安石自己承認沒有很好地鑽研過財利之學,但早在十年前給仁宗上萬言書時,安石就知道自古治世從未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而患在治財無其道。看來安石有時生起氣來當面罵那些反對者「不讀書」倒還不失明察,司馬光算是個讀書多的人了,但囿於書本而不能自拔,比不讀書還不如。    
      當然,在改革中政治與經濟兩方面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從理論上講,政治甚至是一切經濟行為能否實行的保障。安石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提出經濟的變革措施以前,第一步計劃所做的就是有關政治領域的事情。需要強調的是,帝國的根本制度是無法改變也是安石不想改變的,因此政治改革必然退到次要地位就無可厚非了。事實也正是如此,擬議中第一項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是罷詩賦取士而改用經義、策論,最為人們所贊成,但也最無效。惟一的反對者是蘇軾這位天下知名的才子,他就明智地指出無論以何法取士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詩賦佳者未必不懂治道,策論佳者未必能夠臨政處事。這個道理無疑十分公允。此後進行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如恢復學校、整治軍隊甚至包括鞏固帝國秩序和加強防禦外寇能力的保甲法和保馬法等,同樣也沒有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儘管也遭致反對,但比較而言,反對的程度也相對較輕。經濟是決定一切的力量,這是一個鐵的法則,王安石十五年變法的成敗得失亦不例外。    
      條例司在緊張有序地工作著,不少本來有名無實的機構也隨著施設漸張而重新忙碌起來。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開始提高吏員俸祿,這一增俸養廉的做法也涉及到職位較高的官員。國家官學及地方學校的重新設置從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到九年(公元1076年)也一直在進行著,其他措施如整肅軍隊的各項法令的實施同樣延續了很長時間。青苗法、均輸法、農田利害條約是制定較早的措施,分別發佈於熙寧二年的九月四日、七月十七日、十一月三日。保甲條制於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首先在京畿開封、祥符兩縣實旋;京城市易制度和方田均稅條約均頒佈於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與保甲法相關的養馬法在熙寧五、六年間由兵部實行。雇役法的醞釀修改時間最長,從熙寧二年二月開始擬議,十二月方第一次由條例司正式提出討論,熙寧三年,五月至七月間由司農寺早成條例先在一二個州試行;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擬定,首先在開封一帶推行;最後在十月一日正式頒布。在這些變革之舉中,最主要的兩項青苗和雇役法都是由呂惠卿最先擬就的,這一點決定了他對新法的態度和日後的轉變。    
          
      王安石最終選擇了一條以國家社會主義為主的經濟政策。諸如以行政手段制定等級土地稅、實行相對低息的政府貸款以及將勞役改為出錢免役等,其實質都是一種政府干預與規劃經濟的行為,它的目標就是國家享有生產發展的利益後再轉而推動經濟的進步。所以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帶有原始國家主義的色彩,比如國家專賣、平抑物價、直接控制流通領域以限制商業利潤等,實質上都是從古代的制度演變而來,只在內容上使之貼近現實而已。從理論上看,國家的干預和實行社會平等政策可以避免人為的兼併和政治上的壓搾,進步性自不待論,但在經濟關係尚未理順的情況下,王安石等所施行新法的動機和效果並不具備徹底平等的精神是顯而易見的。    
      從另一個方面講,儘管安石把「因天下之利」而非搜括箕斂作為生財的主要原則,在理念上也一直嚴格遵守,但實際操作中因為官吏素質及地區差異卻難免發生偏誤。以「青苗法」為例,第一批參與條例司工作者之一的蘇轍就指出:以錢貸民,使出低息,其本意在於救民而不在利,這是好的一面;但具體出納之時,吏掾為奸而法不能禁又將是難免的弊病。兩相比較,不如單純行常平之法,以政府調節谷價來代替貸款。引起爭議最多並幾乎使所有人都加以反對的青苗法其實並不是個怪物,它不過是超越了自古而來「常平」的範圍而有了一個突破罷了,其核心就是政府「貸錢於民,立息以償」,出發點是免除農人特別是貧苦下戶在青黃不接時遭受豪強高利貸之苦,同時也是與高利貸者爭奪利益。正如蘇轍所云,本意仍佳。然而在千差萬別的廣闊範圍內統一實行這種貸款,就未見得妥善。同時,由此而來的一系列問題是:農民是否自願?若因災傷,難以納還時怎麼辦?官本是否會失陷?戶等怎樣客觀評定?對豪門大戶是否應強制抑配?另外,儘管二分年息較百分之數百的高利貸已是不能再低了,但是否對每個民戶都合理?凡此種種都必然帶來始料未及的禍害,這也是所有計劃性經濟政策的困窘所在。    
      雖然改革遇到的反對總是各式各樣的,但最終卻要歸結到一點上,即:變革是否帶來實效。自變法成為帝國的主流後,一個問題就始終在爭論:民是否得其利,國是否得其財?其中前者尤為重要,這關係到改革能否在道義上站住腳。麻煩的是,在實行變法的頭幾年裡,改革派沒有確鑿的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以青苗法而論,對他們有利的只是個別地區一些零碎的反映表示贊成,但仍舊缺乏強硬的證明。反對派也一樣,韓琦對青苗法的攻擊是最為具體的,他列出了可能造成的四種弊端,但主要也只是出於推論,並不完全是事實。實際上安石雖然堅持原則強硬推行,但也作了重大讓步,朝廷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下詔停止對富戶的抑配和禁止阻撓自願借錢就是一個例子。可見經濟行為並不同於政治原則,具體組織辦法的某種欠缺和偏差將是致命的。    
      雇役法的實施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役」與「賦」一樣,雖然作為天下百姓對天子和國家的義務而不可或缺,但它卻也是民眾最沉重的負擔,歷朝歷代都不乏苦於重役揭竿而起的事例,於是修改完善使之盡量合理就變成了一個急切的任務。新法提出「出錢免役」的雇役法,正是基於這一點而來。但這同樣涉及到一個標準問題:什麼人出?出多少?政府以此收入僱人充當差役,又如何計值?司馬光認為,若照新法標準分貧富計納免役錢,則不免使人不敢求富;而一些不法官吏在劃分等級時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現象。「雇役法」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一個實際問題成為反對者的理由:有不少農民因為缺少貨幣而無法交納免役錢,甚至不得不先用實物換取貨幣,從而被官府所剝削。這是由於國家金融系統的不完善而造成的,因為即使金、銀乃至國家鑄造發行的貨幣銅錢甚至紙幣已廣泛流通,但不能否認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會使部分地方會鬧錢荒。所有這些都給新法的實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從當時的結果上看,雇役法究竟有沒有減輕百姓負擔的問題同樣十分模糊,從政府在「收錢—雇役」過程中確實得到了相當數額的節餘這一點來看,原來想像中徹底改變「民苦於役」的目標也並未能完全達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與其他改革措施一樣,雇役法至少在理論上絕對要比原來的舊有制度高明得多,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終將證明自己不失為歷史實踐中的一個必然進步。    
      不過,新法的經濟政策確實存在差錯。但假如有心不斷從實踐中總結經驗,許多東西都是可以得到逐步完善的。儘管偏差有時甚至會帶來一時的災難,但卻不能因此而否定任何一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改革。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5節 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不幸的是,對新法的反對幾乎無一例外地出於政治上的因素。    
      熙寧二、三年間(公元1069—1070年)是變法的醞釀初始階段,在這個時候,經濟的得失問題尚不可能明顯化。就以「青苗法」、「均輸法」和「雇役法」而論,在單純的經濟利益上,也許只有富裕的莊園主和一部分產業主可以確定無疑在變法中受到一定損害,所以問題並不十分突出。從另一個角度講,朝廷中反對變法者也並非完全是以富戶與豪強代言人的身份出現的,儘管在「青苗法」抑配和利息上的爭論固然可以看出他們有時確實在為富戶們著想,但在道義上,反對派卻沒有任何理由去直接反對抑制兼併的政策。    
      司馬光出身陝西望族,他的言論經常被視作為富戶們考慮的典型,事實上他為了避免貽人口實,不得不從其他方面去達到這個效果,因此理由顯得十分牽強。司馬光與蘇轍等人在這方面都堅持說:貧富自古不均,兩者相資相恃,乃天下穩定之要素,既非所當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但他們同時又承認貧富「苦樂不均」是個不容置疑的現實。這就注定了這種理論不可能站得住腳,所以一旦變法稍事妥協,在「青苗法」問題上停止抑配和採取更寬鬆的自願原則後,他們的論點便不攻自破。    
      在青苗貸款利息問題上的爭論就更能顯示出鬥爭的核心其實根本不在具體的經濟範疇。翰林學士范鎮,這位強硬的反對者之一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朝廷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經濟之辯的意義了。    
      君子不言利。假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則必須舍利而取義,這是傳統倫理最核心的內容之一。范仲淹的長子范純仁,此時已成長為帝國政壇的一位幹才,他就王安石的理財提出的原則上的詰難頗具代表性。這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七八月間,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便超越了具體設施的分歧而表示了政見的不同。這一趨勢後來被蘇軾所繼承發展,他在這年年底給皇帝上了一道長達七千餘言的奏疏,提出了鮮明的政治觀點,這就是:國家社稷之存亡在於道德之深淺,不在於強弱;王道歷數之長短在於風俗之厚薄,不在於貧富。不用說,蘇軾的理論就是本朝太祖以來定下的基本治國框架,如果王安石有悖於這個原則,那就不僅屬於妄改祖宗法制的範疇,更重要的是背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這種攻擊才真正代表了反對者的政治依據,也說明了安石的變法為什麼會造成如此眾多的抗議浪潮和誓死抵抗。    
      與此相伴而來的是他們對安石的變法依據進行的分析和批判,這種理論上的是非定性一向是政治鬥爭進入高層次領域的必然要求。韓琦就認為安石動輒以《周禮》為證倡言理財是誣污聖典,范純仁更直接地指出安石的內在理論其實就是管仲、商鞅之說,屬於一種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的權詐理論。若照此施為,必將搖動人心而亂天下。在這個嚴峻的關頭,政治理想上的異同造成的學術分歧相當嚴重,即使是有心維新的一部分人,對安石的主張也很難苟同。突出的代表是程氏兄弟程顥、程頤,他們是本朝傑出的哲學家濂溪先生周敦頤的學生,後來自成一家而成為所謂「洛學」的開山之祖。程氏兄弟一貫具有高尚的求道與治國抱負,大程早歲入仕,政績顯著,曾經一度參加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小程早在仁宗時就以處士的身份上書皇帝,要求天子「建非常之功」。不過,他們過分強調以王道仁義之心來求治盛世,自與安石取法先王之政而來的富國強兵之術相去甚遠。    
      因此,二程自然也不能贊同新法,並指責安石重利輕義、學術支離;而王安石對程顥只懂王道之至正,不知王道之權宜也不以為然。安石曾嘲笑他的政治主張空想難行道:    
      「公之學如上壁。」    
      程顥亦反唇相譏,道:「參知之學如捉風。」這是說安石取法先聖而不得要領,如同捉風一無所得。    
      因此所有的焦點便歸結到司馬光所作的總結上,這也代表了司馬光本人所堅持的政治原則。他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曾經往復與安石書信爭論,指責安石盡變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表示了極大的憤懣與悲哀。自此以後,政治上的分歧演變成「變」與「不變」的鮮明對立,任何技術上的細節便不成為原則問題了。一個人政治上的選擇總是與處世之道相表裡,絕大部分士大夫們不遺餘力反對變革從根子上講是害怕生事、惟恐世變的百年惰性在作怪,這在元老大臣一輩如富弼、韓琦、文彥博甚至歐陽修等人身上特別明顯。本朝從來就不乏所謂憂慮深沉者,這不知是否與他們讀了太多史書、聽了太多的教訓有關,然而憂患不引產奮發反而催生苦惱,那就真是連杞人憂天都不如。這與本朝在對外方面的懦弱不堪是緊密相關的,國弱正是源於人心之弱。    
      五代的喪亂使太祖皇帝懂得了統一與安定的重要性,也使本朝士大夫從此就對任何情況下的動亂深惡痛絕,歐陽修撰《五代史記》,便用通篇的「嗚呼」表達了這種心態。可王安石與此不同。    
      神宗曾有一次問安石,有沒有讀過《五代史記》。    
      安石回答說不曾仔細看過,但見其篇首必曰嗚呼而已。安石的意思是:哪裡到了事事皆可歎的程度呢?!    
      安石不同意亦師亦友歐陽修的看法,其實就是表明他與本朝以來的普遍情緒迥乎不同,他既不畏天,也從不怕事。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在立場上與所有的人分道揚鑣了。    
      儘管從司馬光、范純仁到韓琦、富弼都擁有不少有力的政治依據,可即使在傳統倫理上依舊無法駁倒安石。祖宗舊法固然不可輕廢,但因循苟簡卻不能不除,若法定而子孫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更改?這一點是安石在回答神宗對「三不足」的詢問時而提出來的,它的說服力足以壓倒一切。安石還擁有一件法寶,那就是任何一項有作為的舉動都必然會遭致流俗的反對,只有以道勝流俗,豈有坐為流俗所勝的道理?安石自始至終都堅持這樣的信念,並不斷以此來影響思於進取的神宗皇帝,因此改革派取得政治上的第一個勝利是在意料之中的。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間,神宗在變法與反變法交鋒最為激烈的「青苗法」上作了一個妥協:下詔重申禁止青苗錢對富戶的抑配。在改革派來說,這種妥協雖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也不失為一個以退為進的策略。不過,詔下後安石心情仍十分抑鬱,以稱疾不出並請求辭位表示自己對天子隱隱的不滿。這一多少帶有向皇上示威意味的舉動使司馬光感到憤恨,他一變往日沉穩持重只在理論上對變法進行駁斥的作風,公開發難。司馬光當時任翰林學士,具有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權利,於是便在安石的辭表上以神宗的名義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使得安石勃然大怒,上章辨白。最後神宗以「詔中之語,失於詳閱」的手札表示了歉意,仍舊希望安石繼續執政。    
      這件事情是個契機,使兩位素來在私交上並無過節甚至還十分友善的人從政見分歧走向了面對面的對抗。司馬光這一行動同時也激起了安石採取強硬的政治手段為變法掃清障礙,這也是變法走向深入後的一個必然。    
      在一系列的壓力下,首先是范鎮上表求去,詔許之;接著御史中丞呂公著、參知政事趙忭同被罷職。三位中書舍人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亦被罷卸知制誥之事權。安石特別對台諫官員進行了調整,數月之間,人員幾乎全被撤換。早在此前,權知開封府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等就因不同意新法而被解職外任,范純仁甚至在安石的盛怒下降職左遷,富弼、韓琦、張方平等一班元老也早已自動掛冠求外。到了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初,歐陽修、曾公亮甚至一度與安石尚還不甚對立的陳升之也在無奈之下自請退位。在這先後,蘇軾、蘇轍與程顥、程熙兩兄弟也離開了朝廷。最後是司馬光,在九上辭表後終於未能被天子挽留,先是出知永興軍,三月份,請求致仕被批准,歸居洛陽。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光自此絕口不談政事,只是在洛陽埋頭於讀書著述。這也許是大痛苦之下必有大無奈的緣故,但更多的是他以自己獨有的儒家精神在磨煉鬥志,用沉默來表示抗議。這與那些囿於個人進退和好勝意氣而信口雌黃、造謠中傷的人相比,倒確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與此相應的是又有一批新人步入帝國政壇的中樞要地,諸如安石的左右手之一韓絳入兼參知政事,謝景溫進入御史台,曾布出掌司農寺等。不過,神宗在這些人事過程中仍舊巧妙地作了一些調節,他不顧安石的反對,先後進一步提高了御史中丞馮京和三司使吳充的地位。儘管馮京的擢升是安石為調離呂公著而不得不作的讓步,但這兩位確都是堅決地反對新法的人。皇上的這一舉動表明一個想法已經開始抬頭:作為天子是不能容忍對立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壓倒另一方的,否則獨一無二的神聖權威必然會受到動搖。這是個危險的信號。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韓絳、王安石兩人同時拜相,與此同時,「保甲法」和「雇役法」兩項重要舉措開始實施,標誌著變法運動進入了高潮。此後的兩年,變法不僅繼續深入而且逐漸開始產生效果。先是在對外方面,王韶這位繼范仲淹之後本朝又一位傑出的治邊人才,在安石的一力支持下,於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招撫了一個較大的吐蕃部落,使二十萬人歸附大宋,本朝疆土也因此拓展了近一千二百里。此後,王韶不斷乘勝進攻,最終在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將西夏以南的大部分吐蕃部落收服,徹底切斷了吐蕃、西夏之間的聯繫,成功地實現了他早在八年前就提出過的使夏人腹背受敵的目標。這是自澶淵之盟以來的第一個重大的對外軍事勝利。這一次成功的取得固然與王韶的經略之才和安石的正確方針密不可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使得帝國的國防邊備有了較大的增強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王安石主持下的新政方面,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是幾個重要的變法舉措實施推廣的年份,繼前兩年的青苗法之後,雇役法再一次引起了廣泛的反對,但由於安石的強硬對策,改革的趨勢仍舊沒能被反對派動搖。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6節 人將如何忍公

    在取得勝利的同時總是要犯錯誤,這是歷史上所有的激進者共同的毛病。安石對來自反面的意見過於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擠一切的做法使敵對勢力空前壯大,這種局面使得本來屬於一種正義行動的改革看起來倒成了少數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施。在野的受壓制的一方似乎總是正確的一方,這種約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無原則的人跟著反對派同聲譴責,也使得改革所面臨的壓力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即使安石從不畏懼所謂的天下怨謗,神宗卻不一定能夠無動於衷,更何況變法派內部本身並不都像安石一樣具備這種不折不撓的天性而堅如磐石。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隨著方田均稅條約的實施特別是「市易務」這一機構的建立,更大的政治衝突終於爆發。    
      市易務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繼忠的建議,它的出發點是由國家來平抑京城過於波動的物價,打擊壟斷富商。其實質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物價低時稍增價買進,以保護普通商販;物價高時則稍損價賣出,以保護平民。這一做法原先僅在京城實行,後來也逐漸推廣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區。這本是典型的國家干預政策,也是自古以來的常法,在理論上並無可厚非。但是,此中卻有一個潛在的結果,即:政府同時也能從中得到一些利潤。這就又不免使反對派老調子重彈,發出所謂的義利之歎了。惟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彥博便認為這是有損國體的行徑,在他看來,堂堂大國惶惶求利,實在是無可容忍。    
      更直接的導火線是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錢」的實行,這是市易政策推行後的一個附帶產物。所謂「免行錢」,其實就是一種商業稅,它規定京城各行業按利潤厚薄交納,稅款付訖後即免除各行戶對官府的無償供應。不用說,這種手段因為能在保護商業的同時更能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所以同樣為反對者所痛恨;另外,貨幣稅收總是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對立情緒,加上收錢標準和具體實行也很難做到公平無誤,因此再一次引起爭議並不奇怪。不過,免行錢一事引起嚴重的衝突倒不在於上述幾方面,這一次惹起麻煩的根子在於它的打擊對像同時涉及到了政府機關、宮禁及皇族中的有關方面。具體而言,就是負責採辦公家及宮廷用度的大小官員和宦官,以及參與某些壟斷經營的部分皇族。正是這個緣故,此法在實行一年後,反對的呼聲幾乎來自各個階層,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此法頗「不便」,甚至有消息說,兩宮皇太后亦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帶地區滴雨未降,引起了嚴重的旱災,朝野紛紛傳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錢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鄭俠甚至密上了一張《流民圖》道:若將一切掊克不道之政盡數罷去,十日之內再不下雨,即請斬臣首以謝欺君之罪。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後,下令暫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豈料,詔下後果真雨下。天命雖不可畏但天意卻高遠難測,安石第一次感到了無可奈何。    
      儘管呂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暫時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罷除了方田均稅一法,但在如此天災人禍面前,改革面臨挫折已是在所難免。十九日,安石已無法再安其位,遂上表辭相,請求外任使職。神宗當然不甘就此罷休,天子更不願相信他的一腔熱誠竟會敗壞天下,於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師傅的名義留在朝中,但這對安石來說已毫無意義,去意甚堅。在赴知江寧府之前,他向神宗推薦了韓絳代替自己,並特別擢升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以輔助天子繼續未了之功。安石去後,變法的步子雖沒有從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變化。    
          
      變法派成為了時事的中心。    
      在變法派的幾巨頭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韓絳、呂惠卿、曾布、呂嘉問、章惇五人。韓絳的地位最高,但才幹有限,處事無方,他在前幾年曾自請出使陝西、河東,也一無建樹。曾布是安石好友曾鞏的胞弟,時以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從地位上講是僅次於韓絳的第二號人物,幾年來與呂惠卿共同參與了絕大部分變法的籌劃。曾布此人對變法的態度是十分堅決的,可也許是在與呂惠卿起草變法章程時意見不同而產生矛盾的緣故,他與呂惠卿關係一直不好,進而對時任提舉市易司務的呂嘉問也有些不滿。由於一時衝動,當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壓力下密令曾布調查免行錢過程中的問題時,曾布竟不顧全大局,參劾呂嘉問違背市易原則並有不法行為,同時還間接地批評了一下免行錢措施。因為曾布所報與事實多有出入,而呂嘉問也有辦事不明的現象,在曾、呂當廷對質後,神宗各打五十大板,兩人皆被罷黜。曾布的這一做法顯然在客觀上幫了反對派的忙,自然使安石、惠卿極為生氣,這是改革派內部發生的第一次裂痕。    
      呂惠卿無疑是變法派內部最關鍵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對變法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從熙寧二年到七年,他先後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司農司、國子監、軍器監任職,兼任過知諫院、知制誥及翰林學士,直到入居參知政事成為副相。尤其重要的是,絕大部分新法的創製發明都出自他的倡議,包括許多具體內容的擬定;在理論戰線,他與安石的長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審定的《三經新義》,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這些都不僅為安石所肯定,亦為神宗所賞愛。因此,呂惠卿在安石之後成了反對派另一個主要攻擊目標,為安石分擔了巨大的壓力。    
      惠卿極其聰明,更兼學識淵博,既不乏理論水平,又具有實際操作能力,是個典型的能人。這種人最大的可貴之處在於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熱情和強烈的事業心,最大的缺點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際關係上有欠周到。在具體工作中惠卿不僅難免與安石發生物抵牾,和其他人如後期參與變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有嫌隙之處。在安石的主持下這種問題尚不至於突出,可安石一旦離去,隱患就開始暴露。曾布事件發生後未過多久,韓絳也對呂惠卿產生了不滿。    
      儘管朝野閒話稱韓、呂兩人一為「傳法沙門」、一為「護法善神」,但實際上韓絳並沒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呂惠卿一力主持著變法的深入和對抗著各方面的攻訐。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鄭俠自攻擊安石得逞後,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放言「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矛頭直指惠卿。惠卿展開反擊,稟告皇上並使神宗予以重責,借天子之手壓住了鄭俠的囂張氣焰。緊接著在七月,惠卿創訂「手實法」,加強了民戶財產的清查,以保證免役錢的平均交納。最後在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將鄭俠清除出朝,同時還使馮京被罷。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腳,他的熱情和創造力是無窮的,因此也免不了過於衝動,有些做法包括「手實法」甚至使遠在金陵的王安石亦來信表示不同意見,這些都為他以後遭致無端的誹謗埋下了種子。在惠卿的風頭面前,韓絳終於不能忍受,遂密請神宗重召安石。這個想法正與天子不謀而合,於是在安石罷相十個月後的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復相。不用說,惠卿對此十分失望。    
      雖然他從心底來說不反對安石重執朝柄,但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傷害是無疑的,因為這明擺著就是對他的不信任。躍躍欲試的雄心被兜頭澆上一盆涼水,這種心情對任何人來說都無法排遣,惠卿當然也不能免俗。更何況安石受詔後竟一無辭謝立即就道,七天後就趕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傷感,開始萌生去意。改革派這次發生的裂痕十分明顯,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變法今後的去向。    
      事實證明王安石選擇重新回朝並不是個高明的決定。復相後不久,韓絳首先和他發生分歧,鬧了點意氣後竟掛冠而去;接著是呂惠卿又不滿於安石對他的懷疑態度,心下十分傷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無法體會此中的微妙,他問惠卿:何故無事而數求去?是否因與安石在商議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話實際上已經很明顯了:「用人之議與臣去留無關。前此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復來後竟一切托疾不問,與昔日大異,不知欲將大業付與何人?!」安石身體兩三年來一直不好,但復相後托病不問事,在惠卿看來似乎是意有所指,所以他才說出此話。    
      神宗道:「安石何至於此!」    
      說到這裡,惠卿的情緒已經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為臣在。不如逐臣外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顯然,惠卿同樣也太過於意氣用事了。    
      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呂惠卿與章、李定等人結成死黨。接著,御史中丞鄧綰又揭發出他與兄弟呂升卿強借華亭富民五百萬錢,與知縣張若濟合夥買田之事。如此一來,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罷,出知陳州。鄧綰也曾不遺餘力地參與了改革,但安石罷相後一度倒向惠卿,此番舉報雖出於對安石的獻媚,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許。就事論事地說,雖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這件事上當負主要責任,但惠卿也不是一點過錯也沒有。在反對派來說,惠卿永遠都是打倒王安石、分化改革陣營的突破口,因此他們一直在千方百計地尋找著機會,並不斷地散佈謠言,可一直沒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後將惠卿撼落的卻是改革派自己。內部的分裂比任何外來的力量都強大,這個事件就是再好不過的例證。    
      韓絳、呂惠卿固然要為最後的分裂承擔主要責任,但安石也難逃其咎。安石執政數年來,由於敵對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與萬人戰,在長期的緊張與氣憤下,固執的性格便顯得越發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對變法的反對固然反映出他的鮮明鬥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陣營的不同意見則是一種偏執行為,這對他所從事的事業顯然是得失參半。一貫支持父親的王雱,就在這個時候對他說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話:    
      「公不忍人,人將如何忍公?!」    
      安石當時默然,顯然他知道自己的這個缺點。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無法對此釋然。韓絳與呂惠卿的辭去又加深了這種感覺,安石矛盾的心態由此加重並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安石除了在道義上不斷地為他的變法理論進行辨白之外,確實沒有做進一步的實事,惠卿的指責也並不是空穴來風。最後的契機是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愛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給了安石以巨大的打擊,他的無畏精神和一腔熱忱終於從高峰墜落,遂不斷上表請求告老還鄉。此時安石五十五歲,人到晚年百事哀,賢者如安石,也沒能避免這個人性共同的弱點。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罷相出京回到江寧府,次年六月,又辭去「判江寧府」的官銜,正式退休。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7節 歷史也有著它獨特的慣性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安石在江寧府金陵城東門外蔣山之麓,築屋鑿塘,號為半山園,在此度過了最後的十年。在這十年中,安石雖未忘懷於廟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憂傷。除了跨驢出遊之外,安石總到附近的定林寺裡去讀書著述,他的《字說》就是此時寫成的。    
      曾激烈反對新政的蘇軾後來有一次路過金陵,安石沒有忘記這位意見相左的後輩,野服乘驢謁於舟次。蘇軾不冠迎揖,道:    
      「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    
      安石笑道:「禮豈為吾輩而設!」依舊豁達豪放,一無鄙俗之氣。    
      蘇軾談起早年因反對新法而被罷黜的舊事:「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    
      安石無語,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時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此際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於是招蘇軾共游蔣山。數日間,或論文字,或味禪悅,盡得相晤之歡。蘇軾感慨而對人說:    
      「不知再有幾百年,才能出一個這樣的人物!」    
      實在而論,放眼寰宇縱目古今,也不會有第二人了。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場,病癒後更不免意氣消沉,他呈報神宗,將半山園改作寺院,並由天子命名為「報寧禪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給了他一次重大打擊,從此後終日只以讀書為意,時時以手撫床而歎,有時甚至繞床終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罷廢時,安石業已憂鬱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歲。安石死時,他的老朋友兼老對手司馬光也在病中,聞之亦悵惘莫名,他給呂公著寫信道:    
      「介甫無他,但執拗耳!」信中又說:「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看來司馬光也知道,對安石個人的刻意誹謗和詆訾中傷,絕非是真正的仁者應做的事。實際上,即使是對變法的譴責和反對,也並非都是出於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後名和新政的成敗姑且不論,舉國上下如此意氣用事而爭訐謗訕,一定會帶來更大的惡果。    
    五    
      王安石離開朝廷與天子的傾向當然也大有關係。變法已經持續了九年多,在強勁的反對面前,本來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棄銳進而轉向守成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政治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妥協,神宗的後十年就屬於這個漸變的過程。儘管如此,至誠惻怛、思懷振作而心憂天下的神宗皇帝依舊值得稱許,沒有神宗,就不會有王安石,更不會有十幾年的變法圖強。    
      歷史也有著它獨特的慣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後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豐」,元豐時代持續了八年的時間,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動外,其餘措旋都基本上延續了熙寧時期的做法。八年間,宰執之臣有吳充、王珪、元絳、章惇、蔡確、馮京、呂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與中和派共同當政,這也是神宗後期有意識地採用「新舊人兩用之」策略的結果。其中王珪居相時間較長,在延續熙寧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沒。這位被人稱為只會說取旨、領旨、得旨的「三旨相公」雖然無所發明,但他自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參知政事,跟隨王安石從事於新政,此番感於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業,居然也能做到順其自然,絕非像傳說中說的那樣一無是處。    
      元豐的平淡是相對於熙寧的轟轟烈烈而言的。其實,神宗天子依舊年輕而有志建功,特別是在用武開邊收復舊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對外作戰卻始終未嘗勝果。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對西夏發動的強大攻勢,儘管兵民合計有近六十萬人,可還是一無所獲。改革固然使國家的財政和邊防有所增強,可沒能喚起帝國同仇敵愾的決心。早在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遼人威脅要重劃地界時,所謂「納污含垢,且求安靜」,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張就已經成為朝野輿論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說,當聽到天子有親征的打算後,中外臣民益更憂懼,以至於「心隕膽落」。在這些懦弱膽怯的人來看,即使是棄北而西向,去征服稍顯弱小的西夏,也是個招引禍患的事情。當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決意西討時,知樞密院事孫固認為「舉兵易,解禍難」,呂公著認為「既無大將,不如且已」,老臣張方平囑蘇軾代撰奏疏,甚至說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謂「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國的普遍心態如此,第二年九月,當永樂城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後,皇上從此意志頹喪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了。    
      我們這位有作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駕崩時,年僅三十八歲。天子在這個年齡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給帝國帶來一位年幼的少君,這就是史稱「哲宗」的趙煦,即位時年僅八歲,由祖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一個缺少專權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壓制的在野勢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機會,這個月底,司馬光入朝弔喪,便引起了京城的轟動。人們不僅總是同情弱者,同時還總在期望著新的東西,因為這樣才有機會宣洩他們的怨氣。在輿論的召喚下,這年四月,司馬光被太皇太后起為陳州知府,五月,入朝為門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個年號「元祐」,這年閏二月,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豐改制後,尚書左右僕射即為宰相,左僕射又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樞密院、門下及中書兩省長官、尚書左右丞同為宰執之臣。參知政事一職已罷。司馬光閒居洛陽十五年後一朝平反,便徹底宣告了新法的壽終正寢。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做得如此堅決,如此迅速,如此義無反顧。在入相前後一年的時間裡,司馬光基本上廢除了所有剩餘的新法。此時的司馬光,已經完全失去了舊日持正謹慎的面目,變得狂躁衝動,峻急嚴厲,不遺餘力地從事著有生之年最後的事業。    
      新法並非一無是處,就是不少反對派也承認這一點。蘇軾、蘇轍就反對全部罷廢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變;呂公著也認為青苗、雇役與保甲等法利害參半,只可調整,不應盡去。范純仁甚至主張為國用考慮,亦無妨繼續青苗法,但這些都動搖不了司馬光的決心。從道理上講,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還不如十幾年前那麼有根有據,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斷的辯斥下有時顯得十分蒼白無力。但撥亂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贊成,他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著沉默,但當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終於罷廢而重行差役法的時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聲:「亦罷至此乎?」    
      安石無限感慨地對人道:「此法絕不可罷!我與先帝商議二年才行此法,已做得無法再詳盡了!」    
      安石的疑惑其實毫無必要,因為政治鬥爭的焦點本就在於事情的性質而不在於事情的內容。所以蘇軾等人反對盡除新法,卻不反對從政治上清除一切變法人士;司馬光在廢除各項新法的同時,設置「訴理所」以昭雪熙寧、元豐年間的各類人事冤抑,便明顯是出於報復心理。原則爭辯一旦成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貫溫和而講究仁義的本朝政壇,意氣紛紜之外,又從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沒有後面的那些事發生,帝國這一艘負載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會遭受滅頂之災:實在還是個未知數。到元豐末年,變法使帝國在廣儲蓄、救災荒、興田利、振貧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進步,特別是使國家的財政收入有了較大的提高。據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幾個統計數字來看,保守估計,整個帝國的錢谷節餘數量亦達數千萬貫、石,已經可以供給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積,也相當可觀,更不用說國家的一個戰備庫「元豐庫」所積藏的金帛粟米了。這個儲備庫是神宗在元豐年間特別設置的,地點在司農寺南,收藏三司歲收之外的剩餘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個單元,因為天子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來,神宗與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最終目標是很明顯的,那就是盡雪前恥,恢復舊疆。安石曾說過,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後當否定勝負。應該說,安石不僅佔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當,可惜的是後來者沒能明乎其理、順乎其勢,從而一步步地喪失了主動,最後將一局大好河山盡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鬥爭雖然歸根結蒂都是原則和信仰的較量,但並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個人的好惡和處世之道甚至在其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棄的時代,政治鬥爭有時就是利慾之戰,初起於互執己見,再變則成意氣用事,三變而死生禍福之事起。如果說熙寧時期圍繞著變與不變的新舊之爭尚還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則為旨歸的話,從司馬光的一味更化開始,帝國的政治鬥爭就開始演變成純粹的意氣之爭。儘管人人都各據其辭證明自己的高尚,總是有這樣那樣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從來都沒能跳出個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個月後,司馬光也不幸病故,總共只當了七個月的宰相。這天,朝廷正在明堂舉行祭祀典禮,同時降敕大赦。司馬光逝世的消息傳到,在場百官無不震驚。宣仁皇太后甚至慟哭失聲,連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兩省官員在下面合計,準備儀式一結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書殿說書程頤表示反對。「崇書殿說書」是本朝皇帝的侍講官,屬於帝王之師的性質。此時,程頤之兄程顥已經亡故,他本人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下以布衣身份受詔出任。    
      程頤先引了一句經典:「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語出自孔子的言論集《論語》,意思是說孔子在這一天哭過,就不再唱歌。程頤接著道:「豈可賀赦才了,即往弔喪?」    
      先不論程頤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邏輯也有問題。於是有人非難道:    
      「孔子哭過則不歌,並非歌罷則不哭。今大赦已畢再往弔喪,於禮無害。」    
      本來,儘管程頤恪守經義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話並不違背經訓,程頤就算不肯輕易就範,一時也無話可說。然而一旁的蘇軾卻不省事,擺出他的才學和機智,給程頤來了一句幽默。    
      蘇軾道:「此乃枉死人叔孫通所制之禮!」    
      叔孫通是秦漢時人,先仕秦,後從項羽,再歸漢高祖劉邦,雖曾采擇古禮而定漢朝一代朝儀,但此人是個隨機應變的典型,連他的學生都不恥於他的行徑,說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而得親貴」。蘇軾把叔孫通稱為枉死人,又把程熙比作叔孫通,罵人罵得太高明了,難怪眾人聽了此話,都不禁笑出聲來。程頤是個一本正經的人,他如何能承受這樣的譏諷?嫌隙就這樣產生了。    
      程頤自小就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十四歲時又與兄長程顥一起問學於經學大師周敦頤,飽受禮教的熏陶。程頤一直沒有做官,長期的野賢形象更使他執著於對現實的牴觸和對古典的懷念,在他看來,任何違背於聖訓的事情都是一種邪惡,一個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標就是向聖人看齊,絕不容許有半點的雜念。因此,程頤其實是個絕對的宗教家,為人嚴肅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沒有絲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對終極目標的堅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觀畫,亦極少做詩,甚至自己生日也致齋恭肅,不事宴飲。自從主掌天子講筵後,程頤自感責任重大,夙夜殫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因而既有點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幾歲的幼君下課後折了一條柳枝,程頤也要板起臉孔告誡道:春天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對此,有一些人認為他不愧為天子導師,但更多的人不以為然。連推薦他的司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親近儒生,就是這種人壞的事!」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安石在江寧府金陵城東門外蔣山之麓,築屋鑿塘,號為半山園,在此度過了最後的十年。在這十年中,安石雖未忘懷於廟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憂傷。除了跨驢出遊之外,安石總到附近的定林寺裡去讀書著述,他的《字說》就是此時寫成的。    
      曾激烈反對新政的蘇軾後來有一次路過金陵,安石沒有忘記這位意見相左的後輩,野服乘驢謁於舟次。蘇軾不冠迎揖,道:    
      「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    
      安石笑道:「禮豈為吾輩而設!」依舊豁達豪放,一無鄙俗之氣。    
      蘇軾談起早年因反對新法而被罷黜的舊事:「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    
      安石無語,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時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此際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於是招蘇軾共游蔣山。數日間,或論文字,或味禪悅,盡得相晤之歡。蘇軾感慨而對人說:    
      「不知再有幾百年,才能出一個這樣的人物!」    
      實在而論,放眼寰宇縱目古今,也不會有第二人了。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場,病癒後更不免意氣消沉,他呈報神宗,將半山園改作寺院,並由天子命名為「報寧禪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給了他一次重大打擊,從此後終日只以讀書為意,時時以手撫床而歎,有時甚至繞床終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罷廢時,安石業已憂鬱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歲。安石死時,他的老朋友兼老對手司馬光也在病中,聞之亦悵惘莫名,他給呂公著寫信道:    
      「介甫無他,但執拗耳!」信中又說:「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看來司馬光也知道,對安石個人的刻意誹謗和詆訾中傷,絕非是真正的仁者應做的事。實際上,即使是對變法的譴責和反對,也並非都是出於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後名和新政的成敗姑且不論,舉國上下如此意氣用事而爭訐謗訕,一定會帶來更大的惡果。    
    五    
      王安石離開朝廷與天子的傾向當然也大有關係。變法已經持續了九年多,在強勁的反對面前,本來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棄銳進而轉向守成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政治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妥協,神宗的後十年就屬於這個漸變的過程。儘管如此,至誠惻怛、思懷振作而心憂天下的神宗皇帝依舊值得稱許,沒有神宗,就不會有王安石,更不會有十幾年的變法圖強。    
      歷史也有著它獨特的慣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後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豐」,元豐時代持續了八年的時間,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動外,其餘措旋都基本上延續了熙寧時期的做法。八年間,宰執之臣有吳充、王珪、元絳、章惇、蔡確、馮京、呂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與中和派共同當政,這也是神宗後期有意識地採用「新舊人兩用之」策略的結果。其中王珪居相時間較長,在延續熙寧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沒。這位被人稱為只會說取旨、領旨、得旨的「三旨相公」雖然無所發明,但他自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參知政事,跟隨王安石從事於新政,此番感於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業,居然也能做到順其自然,絕非像傳說中說的那樣一無是處。    
      元豐的平淡是相對於熙寧的轟轟烈烈而言的。其實,神宗天子依舊年輕而有志建功,特別是在用武開邊收復舊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對外作戰卻始終未嘗勝果。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對西夏發動的強大攻勢,儘管兵民合計有近六十萬人,可還是一無所獲。改革固然使國家的財政和邊防有所增強,可沒能喚起帝國同仇敵愾的決心。早在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遼人威脅要重劃地界時,所謂「納污含垢,且求安靜」,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張就已經成為朝野輿論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說,當聽到天子有親征的打算後,中外臣民益更憂懼,以至於「心隕膽落」。在這些懦弱膽怯的人來看,即使是棄北而西向,去征服稍顯弱小的西夏,也是個招引禍患的事情。當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決意西討時,知樞密院事孫固認為「舉兵易,解禍難」,呂公著認為「既無大將,不如且已」,老臣張方平囑蘇軾代撰奏疏,甚至說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謂「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國的普遍心態如此,第二年九月,當永樂城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後,皇上從此意志頹喪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了。    
      我們這位有作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駕崩時,年僅三十八歲。天子在這個年齡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給帝國帶來一位年幼的少君,這就是史稱「哲宗」的趙煦,即位時年僅八歲,由祖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一個缺少專權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壓制的在野勢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機會,這個月底,司馬光入朝弔喪,便引起了京城的轟動。人們不僅總是同情弱者,同時還總在期望著新的東西,因為這樣才有機會宣洩他們的怨氣。在輿論的召喚下,這年四月,司馬光被太皇太后起為陳州知府,五月,入朝為門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個年號「元祐」,這年閏二月,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豐改制後,尚書左右僕射即為宰相,左僕射又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樞密院、門下及中書兩省長官、尚書左右丞同為宰執之臣。參知政事一職已罷。司馬光閒居洛陽十五年後一朝平反,便徹底宣告了新法的壽終正寢。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做得如此堅決,如此迅速,如此義無反顧。在入相前後一年的時間裡,司馬光基本上廢除了所有剩餘的新法。此時的司馬光,已經完全失去了舊日持正謹慎的面目,變得狂躁衝動,峻急嚴厲,不遺餘力地從事著有生之年最後的事業。    
      新法並非一無是處,就是不少反對派也承認這一點。蘇軾、蘇轍就反對全部罷廢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變;呂公著也認為青苗、雇役與保甲等法利害參半,只可調整,不應盡去。范純仁甚至主張為國用考慮,亦無妨繼續青苗法,但這些都動搖不了司馬光的決心。從道理上講,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還不如十幾年前那麼有根有據,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斷的辯斥下有時顯得十分蒼白無力。但撥亂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贊成,他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著沉默,但當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終於罷廢而重行差役法的時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聲:「亦罷至此乎?」    
      安石無限感慨地對人道:「此法絕不可罷!我與先帝商議二年才行此法,已做得無法再詳盡了!」    
      安石的疑惑其實毫無必要,因為政治鬥爭的焦點本就在於事情的性質而不在於事情的內容。所以蘇軾等人反對盡除新法,卻不反對從政治上清除一切變法人士;司馬光在廢除各項新法的同時,設置「訴理所」以昭雪熙寧、元豐年間的各類人事冤抑,便明顯是出於報復心理。原則爭辯一旦成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貫溫和而講究仁義的本朝政壇,意氣紛紜之外,又從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沒有後面的那些事發生,帝國這一艘負載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會遭受滅頂之災:實在還是個未知數。到元豐末年,變法使帝國在廣儲蓄、救災荒、興田利、振貧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進步,特別是使國家的財政收入有了較大的提高。據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幾個統計數字來看,保守估計,整個帝國的錢谷節餘數量亦達數千萬貫、石,已經可以供給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積,也相當可觀,更不用說國家的一個戰備庫「元豐庫」所積藏的金帛粟米了。這個儲備庫是神宗在元豐年間特別設置的,地點在司農寺南,收藏三司歲收之外的剩餘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個單元,因為天子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來,神宗與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最終目標是很明顯的,那就是盡雪前恥,恢復舊疆。安石曾說過,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後當否定勝負。應該說,安石不僅佔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當,可惜的是後來者沒能明乎其理、順乎其勢,從而一步步地喪失了主動,最後將一局大好河山盡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鬥爭雖然歸根結蒂都是原則和信仰的較量,但並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個人的好惡和處世之道甚至在其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棄的時代,政治鬥爭有時就是利慾之戰,初起於互執己見,再變則成意氣用事,三變而死生禍福之事起。如果說熙寧時期圍繞著變與不變的新舊之爭尚還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則為旨歸的話,從司馬光的一味更化開始,帝國的政治鬥爭就開始演變成純粹的意氣之爭。儘管人人都各據其辭證明自己的高尚,總是有這樣那樣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從來都沒能跳出個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個月後,司馬光也不幸病故,總共只當了七個月的宰相。這天,朝廷正在明堂舉行祭祀典禮,同時降敕大赦。司馬光逝世的消息傳到,在場百官無不震驚。宣仁皇太后甚至慟哭失聲,連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兩省官員在下面合計,準備儀式一結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書殿說書程頤表示反對。「崇書殿說書」是本朝皇帝的侍講官,屬於帝王之師的性質。此時,程頤之兄程顥已經亡故,他本人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下以布衣身份受詔出任。    
      程頤先引了一句經典:「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語出自孔子的言論集《論語》,意思是說孔子在這一天哭過,就不再唱歌。程頤接著道:「豈可賀赦才了,即往弔喪?」    
      先不論程頤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邏輯也有問題。於是有人非難道:    
      「孔子哭過則不歌,並非歌罷則不哭。今大赦已畢再往弔喪,於禮無害。」    
      本來,儘管程頤恪守經義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話並不違背經訓,程頤就算不肯輕易就範,一時也無話可說。然而一旁的蘇軾卻不省事,擺出他的才學和機智,給程頤來了一句幽默。    
      蘇軾道:「此乃枉死人叔孫通所制之禮!」    
      叔孫通是秦漢時人,先仕秦,後從項羽,再歸漢高祖劉邦,雖曾采擇古禮而定漢朝一代朝儀,但此人是個隨機應變的典型,連他的學生都不恥於他的行徑,說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而得親貴」。蘇軾把叔孫通稱為枉死人,又把程熙比作叔孫通,罵人罵得太高明了,難怪眾人聽了此話,都不禁笑出聲來。程頤是個一本正經的人,他如何能承受這樣的譏諷?嫌隙就這樣產生了。    
      程頤自小就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十四歲時又與兄長程顥一起問學於經學大師周敦頤,飽受禮教的熏陶。程頤一直沒有做官,長期的野賢形象更使他執著於對現實的牴觸和對古典的懷念,在他看來,任何違背於聖訓的事情都是一種邪惡,一個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標就是向聖人看齊,絕不容許有半點的雜念。因此,程頤其實是個絕對的宗教家,為人嚴肅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沒有絲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對終極目標的堅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觀畫,亦極少做詩,甚至自己生日也致齋恭肅,不事宴飲。自從主掌天子講筵後,程頤自感責任重大,夙夜殫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因而既有點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幾歲的幼君下課後折了一條柳枝,程頤也要板起臉孔告誡道:春天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對此,有一些人認為他不愧為天子導師,但更多的人不以為然。連推薦他的司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親近儒生,就是這種人壞的事!」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8節 無風不起浪

    無風不起浪,蘇軾極其討厭程頤更是大有原因。蘇軾此人一直就非同凡響,他出生於相對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種思想流派的影響,既不乏黃老清靜之學,也沾染了縱橫機辯之氣,同時又喜好佛教、精通禪理,是個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傾向多變而態度不定。蘇軾又有極高的文學之才,詩詞書畫無一不能,情感豐富曠達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氣,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並未改變他的這種稟性。蘇軾是與程頤截然不同的人,自然無法忍受程頤的迂儒作風,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諧謔,連平生最敬重的司馬光也敢罵,又何況程頤!蘇軾早就指責過程頤言行迂闊,好古不當,有時甚至處處與他對著幹。不過,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頤即使不以為意,也有人會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雖然無權無勢,但他們一直在開館授徒,傳播學說,擁有眾多的學生,這同樣是一個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頤的門人左司諫朱光庭、右司諫賈易這兩位諫官,因為其恩師無端受辱而心不能平,開始圍攻蘇軾。當然,這件事情本身並不能構成彈劾的理由,他們必須要從嚴重的政治問題上著手。朱、賈兩人著重指出的是蘇軾在主持學士院館職考試時出的一道考題有問題,有諷議朝政之嫌;蘇軾對天子之師程頤的不恭作為一個附帶的證據也被提了出來。彈劾甚至還指出,蘇軾對死去的司馬光也有極不負責的言論。蘇軾當即上章自辯,表示不能接受這種指責,而他的同鄉兼摯友殿中侍御史呂陶上疏,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朱、賈之舉明顯屬於公報私仇,同時對朋黨之弊重新抬頭表示了憂慮。    
      呂陶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他的參與卻很不明智。朱、賈是程頤的學生,而呂陶本人是蘇軾的同鄉,事情的本身就給人以「朋黨」之嫌。雖然侍御史王覿特別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呂公著、樞密使范純仁居中作了一些調停,暫時壓制住了事態的發展,但苗頭一旦出現,就說明事情起於內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蘇兩派的往復詆訐已經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人們以地域為名,稱程頤一系為「洛黨」、蘇軾一系為「蜀黨」。「朋黨」一詞毫無避諱地出現在朝野上下的議論當中,固然帶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發展到目前為止,已經是什麼樣的一個基本態勢了。    
      「洛黨」、「蜀黨」之爭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進一步明顯。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確、章惇等還在繼續反抗,與之相對的則有司馬光一系,以執政官之一尚書右丞劉摯為首,劉摯這個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時,搜擇人才不遺餘力,擢其為中書檢正。但僅過月餘,劉摯即與安石議論不合。神宗召對,問道:    
      「卿是否從學於安石?安石多次稱讚卿器識俱佳。」    
      可劉摯卻不買賬:「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    
      劉摯一貫強項,他曾與曾布在司農寺對辯,並要求天子將兩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讓大家考定是非。劉摯的大膽使其聲譽鵲起,逐漸成為司馬光一派的棟樑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幾方稱為「朔黨」。朔黨人士本就以正統派的面目出現,大多擔任政府要職,更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沖幼、後宮聽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呂公著等元老獨立其外而有心調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這場派系鬥爭。    
      從表面形式上講,學統是地域之外形成朋黨的另一個要素,程頤一派就屬於這樣一種性質。學術講究師承家法,這是源於見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無可厚非。但如果使學術走向政治而去爭一個正統地位,這就與學術的意義背道而馳了。當年王安石定《三經新義》,以一家之學入居官學,實際上就是一種倒退。程頤的弊病同樣在此,單單因為恪守古禮而不近人情,並不至於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對,可如果堅守正統而排抑他人,就難免怨詬交集。在這場鬥爭中,程頤是第一個罷職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檢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的罪名調到國子監。賈易雖然也同時罷知懷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師而成為洛黨的主將。    
      蘇軾的無奈在於遭受到幾方面的夾擊。洛黨之外,新政人士對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馬光一系的實權派中,也有很多人因為他對元祐政治的態度而有所不滿。蘇軾性格是獨立不拘,在他看來,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現在是人多師司馬光,所隨不同,為隨則一。他既然不願「隨」,也只有離開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後,出外的蘇軾曾以退為進展開反擊,在朝出任要職的胞弟蘇轍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敵過洛黨和朔黨的攻勢,兩度被召回朝廷,又兩度被逐。只有程頤還不失聰明,自罷講筵後一再求歸故里,最後以父喪去職後堅辭不入,專心於學問,暫時脫離了風波險惡的政壇。    
          
      值得一提的是,諫諍之職放棄糾察王過的本分而與御史合流,終於使台諫成為朝廷爭訌的絕對主角。「洛黨」一方有左右司諫朱光庭、賈易,「蜀黨」一方有侍御史呂陶,而朔黨則有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監察御史張舜民,此輩仗著「言者無罪」的原則而氣焰高漲,相互詆毀攻擊極盡能事。    
      御史本乃掌糾百官過失,如此倒也罷了,但諫官劾奏百官有恃無恐,說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種策略所致。本朝內重過於前代,若不養言者銳氣以折權臣,如何救指鹿為馬之患?聖人設過防之計,固乃不得已而為之。太宗將原來的諫官名稱左右「補闕」、「拾遺」改為左右「司諫」、「正言」,就已經寓有擴大職能鼓勵直言的意思;真宗時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使其專親職事,開始使諫官名副其實。仁宗時陳執中為諫官,屢請專門設置諫院的辦公機關,這一請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實現,朝廷下令以原門下省邸宅充諫院,而將門下省搬至右掖門西,這又可以看作是諫垣走向強勁的一個徵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詔允許諫職論奏百官營私舞弊,不斷申明台諫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終於使習慣演化成為制度。照舊理,諫垣之職負責糾繩天子,人員應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變,便相應地予以更新而設立迴避法,仁宗以來,歷代都有嚴敕輔臣不得薦用諫官的事情,遂使諫垣一變而成為宰執的對立面。    
      御史一向有風聞論事的權力,即彈劾時可以略告事人姓名,稱「風聞訪知」,縱所言不當,或在疑似之間,亦不受詞訟之例。漸漸地,諫官也有了這一特權,台諫混一,共同成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當可觀。當年石介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遊說於台諫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馬為之疲斃,可見台諫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諫職權限的擴大本不是壞事,但允許這種強大的勢力成為執政官的專門掣肘而破壞了君相權力的平衡,其害處就十分明顯。仁宗嘉祐時的一位宰相劉沆就對台諫濫用權力甚為不滿,他對皇帝抱怨說:    
      「自慶歷以來,台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    
      劉沆是個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這樣的宰相卻不是很多,此後的大多數宰執大臣一味從「廣開言路」的原則上考慮,有意無意地縱容了「議論多於事功」的陋習愈演愈烈。    
      朱光庭、賈易彈劾蘇軾之後,呂陶反對,而王巖叟等則贊成,皇太后以兩派結黨,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呂公著卻以為不可。在這位宰相看來,言者無過,朝廷絕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這種規限人主的考慮固是不錯,也符合設立諫垣的本意,但台諫沆瀣一氣而另立山頭,無論如何是不能輕視的。呂公著以為自己有妙方壓制朋黨之爭,其實卻無形中助長了這種風氣。    
      大約在程、蘇起隙的同時,張舜民因為上疏言事不符,被詔罷御史之職,結果引起了一系列強烈的反對,呂陶沒有參加營救行動,竟又遭致賈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彈劾。雙方互責朋黨亂成一團,在聽政的太皇太后看來當然是不成體統,於是一氣之下將幾位鬧得最凶的人罷卸言職,其中既有賈易、呂陶,也有王巖叟、傅堯俞,甚至還有右諫議大夫梁燾,這是劉摯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賈易在朝會上攻擊蘇軾、呂陶結黨時,竟把一代元勳文彥博也扯了進去,把這位老臣說成了蘇、呂的後台,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當下要嚴懲賈易,又是呂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賈易所言頗切直,只是詆毀大臣太甚,止去諫職即可。」    
      詆毀大臣近乎誣蔑,在公著看來還不失切直,這種邏輯很使人納悶。公著下廷後解釋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輕視言者。」    
      話是不錯,但用錯了地方。目前言官們的目標並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見分歧的同僚,似乎談不上人主輕視與否。    
      接下去的幾年,朝中依舊是亂哄哄的局面。不過,各種派系也有相對一致的地方,這就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徹底否定和對新政人士的排擠打擊。聽政的太皇太后憑藉著天子祖母的身份臨朝,一貫剛愎自用,其專橫霸道的作風影響了整個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結果當然不在具體政治措施的改變上,重要的是帶來了士風的進一步頹敗。幾年來,彼此相鬥的手段都顯得十分下流,彈劾動輒十數上,用語亦極盡詆毀之能事,呂陶在為蘇軾的辯章中所說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話,竟成了後來許多事情的一貫手段。甚至捕風捉影上綱上線,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與王安石的關係並不太深,與其說他贊成新法,倒不如說他擁護神宗皇帝來得實際。儘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連串打擊,最後又由於早年所作的一組詩給人加上「謗訕」之罪,一貶再貶,於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於荒蠻之地。嚴格算起來,他是本朝第一位死於政治迫害的宰相,這種不幸無疑與太祖以來寬厚的仁德之風是絕不相容的。儘管有不少人如范純仁、蘇軾十分不忍於蔡確的遭遇,但也並不能改變普遍的復仇情緒。    
      主持政治報復的實力派主要是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四人。特別是劉安世,他是司馬光的學生,蒙其恩最深,因此報仇心也最強,時人號其為「殿上虎」,可見其作風之一斑。一個人沒有公正的心態,又豈能作出公正的判斷?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動而摻以個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為政治而成了一場決鬥。    
      這種氣氛很令人無奈。元祐時期一些老資格的大臣有調停之心,但無糾弊之力。前期是文彥博,後期是呂公著和范純仁,三位老臣曾經一度主持工作,但無一例外地受到實權派的排擠。議論紛紜間,又何暇去做實事?如此只有破壞而無建樹的態勢,也許從此將成為帝國政治的基本格局。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9節 箭在弦上

    在我們的帝國中,既然存在著天子這一個絕對的砝碼,就注定了矛盾永遠不可能統一,因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傾向性是無法抹殺的,這個決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輪風波開始之時。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時的哲宗十九歲,親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執政官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韓忠彥、劉奉世進入崇慶殿後閣,探問病危的太皇太后時,心情都極為沉重,彌留的太后無可奈何的口諭又更使五人憂形於色,隔簾噤默無語。任何一位過去的天子都是祖宗舊法的一部分,全盤否定並沒有道義上的理由,整個元祐政治對熙寧、元豐的反正太過激烈了,這是人人心裡都十分清楚的事實,因此過去九年的強硬措施隨著太后的逝去將面臨灰飛煙滅的危險,也是明擺著的事情。國是將變的氣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無論是從帝國還是從個人前途著想,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都是他們從來都沒有體驗過的。同當年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不同,元祐諸人本就十分心虛,此刻顯得尤為慌亂似乎不足為奇。    
      呂陶、蘇轍、范祖禹、呂希哲開始不斷上疏,就太后變改政事的做法給年輕的皇上一一解釋,異口同聲地說太后更張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出於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惡,社稷因此危而復安,人心因之離而復合,絕不可以為非。他們甚至連將要出現的奸言險語也考慮到了,呂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輕鬆地說,遊說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復神宗法度,二是獨攬乾綱,三是復用已往遷謫之人。范祖禹連疏堅請皇上「明析是非,斥遠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四人中,呂陶、蘇轍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馬光的部屬,而呂希哲則與二程交往甚密,意見雖有不同,可在這件事上卻是相當的一致。    
      但任何預防手段看來都將無濟於事。當今天子雖是庶出,但卻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儲嗣,即使他對專橫強項的祖母聽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無法容忍一個時期以來對父皇治績的污辱和否定。年輕的嗣君已經長成,不可能再安於傀儡而無所事事,天子無上權威的滋味是一個強大的誘惑和推動力。九年來忍辱負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後就已經開始四出活動,兩個月的形勢變化極快,甚至連重新起用章惇的呼聲也通過一定的渠道上達帝聽。朝野上下隨之而議論紛紛,但大多數人心懷顧望,都在猜測著皇帝的動向,不敢貿然站出來說話。十月份,除喪聽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幾位身邊的宦官,執政大臣們以為天子親政之初先擢內臣,紛紛表示不服。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這封帶著強烈個人情緒的奏疏對熙寧、元豐的非難和謾罵達到了極致。元祐諸臣危言聳聽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氣盛而帶有強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們的對立面。    
      第一個出頭的總不免是些風頭人物。禮部侍郎楊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張紹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當中又一個恩將仇報的典型。原因是楊畏的陞遷得力於首相呂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獨立於洛蜀兩黨之外,擔任了六年的宰相,儘管在某些方面頗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楊畏的奏疏聲稱:神宗變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見,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楊畏開列了一長串名單,其中有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務是起用舊人,這幾乎成了一條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沒有熬到這勝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臣——這位元祐初年因反對盡廢新法而被罷職的前執政官——被命為中書侍郎,三月即在進士考試的出題中批判廢除新法的不當。蘇轍上疏攻擊清臣,哲宗龍顏大怒,罷蘇轍門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後,呂大防亦被罷相出知永興軍,同時曾布被起用為翰林學士。此時,一位久在朝外而對元祐諸臣切齒痛恨的官員張商英被召為諫職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確建議哲宗重事誅賞,要求皇上盡斥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業。    
      四月十二日這天,雨後初霽的京城上空,白虹貫日。此乃精誠感天之兆,機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請復先帝故事,並乞改元以順天意。哲宗納之,改元「紹聖」,天子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接著,章惇被重新詔命入相,又一個乾坤倒轉的時代終於來臨。    
      新時代的突出之處倒不在於恢復了一些元祐時被罷廢的新法,因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後雖然被重新頒布執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經不再成為核心問題。哲宗的「紹述」主要體現在理論領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義也是這場撥亂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續一個較長時間的根本原因,而司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這個環節。重修《神宗正史》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學士曾布都參與其事,但承擔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學生,他把元祐時期史官挾帶個人恩怨而篡改的歷史進行了修正,為他的恩師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我們的帝國一貫講究歷史的作用,所謂是非必正,褒貶分明,全在於史官的秉筆直書。蔡卞既然能根據安石留下的親筆記錄核對史實,發現了篡改誣陷的成分,原則上的是非定性便應運而生。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人官職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黃庭堅,坐詆污降官,呂大防因領銜監修,責無旁逭,亦再遭遷謫。    
      也許是在殘酷的鬥爭中得到磨煉而汲取經驗教訓的緣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擊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貶司馬光等後,章惇即有心再將文彥博以下三十人悉貶嶺外,倉促未果;此後幾年間,章惇不斷將反對新法的人貶官罷職,包括對這場過分的政治報復持不同意見的李清臣和曾布。從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開始,章惇制裁元祐舊人的行動達到高潮,再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奪趙瞻、傅堯俞贈謚,流貶呂大際、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嶺南,謫遷呂陶、朱光庭等近三十餘人。最厲害的一招是將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間之全部章奏彙編成帙,進行嚴格審查,凡有涉嫌者分別予以處分。特別是輯理了司馬光的所有章疏案牘,選官編類置之二府,以為天下後世之戒。最後是在哲宗的第二個年號「元符」年間,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間的一次謀議廢立的舊事,再將文彥博、司馬光、劉摯、梁燾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後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在蔡卞的建議下,以元祐之道還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兩人審理當年司馬光所設「訴理所」的檔案,凡參與訴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編入另冊,由此而得罪者達到八百餘人。    
      章惇這位為人豪邁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相術學者邵雍的學生,與二蘇兄弟、曾鞏曾布兄弟、呂惠卿、程頤之兄程顥皆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歐陽修主持的那次禮部考試的同榜。嘉祐二年這一榜幾乎都是四五十年來帝國的風雲人物,並在後來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這在本朝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與呂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為安石所重而進入三司條例司後,雖一直參與了新法的實施,但在熙寧新政中並沒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現出其奇偉絕倫的才華主要是在元豐時期,特別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馬光力辯雇役法不可輕廢的那場爭論中,顯示了強烈的鬥爭性格,此番作為紹述運動的主力人物登車攬轡,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則是熙寧年間的進士,他對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對元祐舊黨的切齒痛恨,蔡卞為人深謀寡言,富於心計,他能掌握章惇的弱點而要挾利用之,在紹聖黨同伐異、陷害異己的過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話說回來,這也是時勢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章惇、蔡卞之流的過激行動既是一個相當長時期以來本朝士人好挾私怨的最終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紹述政策的必然結果。政治從來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與再否定環環相連無有終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嚴酷,除非矛盾雙方在生死相搏中同歸於盡,不會有風平浪靜的一天。而天地萬物生生不已,幻想著這個權與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爭鬥,那實在是癡人說夢。    
      在君門九重、墳墓萬里的元祐人士看來,這無疑是一個陰翳橫天、層冰塞川的世界;黨禍烈於火,苛政猛於虎,眼前的處境就是最好的說明。棲棲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聞,也無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慘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歎和惆悵都顯得無足輕重,雖然苦澀的憂怨境遇能使後人一灑同情之淚,可也不過就是如此而已。嚴峻的現實已帶來一個迫切要求,呼喚著我們這個泱泱帝國的智識之臣拋棄私怨而精誠團結。可貪於安逸、固執己見的作風業已養成,輕易又怎能一旦割捨!    
      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儘管所有的這一切看起來似乎都肇自於王安石的變法,但在實質上,從元祐時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風雲激盪的政治鬥爭根本就與王安石無關。王安石的晚年雖然在沉默中度過,但當他在定林寺與人談經論禪時,對世事滄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這位叱吒風雲的一代雄傑看來,圍繞著新法的鬥爭,實際上大多出自好於爭勝的意氣用事,絕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機取巧聞風轉舵,以至於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安石認為,自議新法以來,始終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馬光一人;始終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這後一句頗耐人尋味。    
      曾布雖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敵對方來看,呂惠卿、曾布兩人同為王安石的心腹,卻有明顯的主次差別。實事求是地說,兩人在對變法的態度和貢獻上,也確實有強弱大小的不同,呂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過曾布。    
    


第二部 驚濤裂岸第10節 不惜一切手段

    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調查「免行錢」實施情況,進而參劾呂嘉問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為曾布的輕率而導致了曾布、呂惠卿兩位變法中堅的進一步交惡,這也是新法陣營中人人皆知的事實。可儘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擺在了很高的位置上,這看起來似乎有些評價不公,其實內裡卻自有奧妙,至少從反面證明安石對另一位主要幫手呂惠卿的行為作風確有不滿意的地方。在意見衝突、矛盾重重的曾、呂兩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終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諒曾布由於衝動而做出的不明智行為。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王安石在最後要把呂惠卿排斥在外,為什麼反對派在後來能不斷製造出王、呂不和的種種謠言的淵源所在。    
      曾布由於熙寧末期曾遭到呂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時期並未受到嚴重的衝擊,出外不久後還京為翰林學士,一直做到知樞密院事。不過,他對司馬光廢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還是持反對態度,他曾對司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義不能為!」    
      在紹聖年間,曾布對章惇的復辟舉動無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對章惇起復呂惠卿卻堅決反對。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與韓琦的兒子韓忠彥聯袂向哲宗進言攻擊呂惠卿,不同意呂惠卿入朝,從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職。他與章惇的最大分歧點在於對元祐諸元老大臣的政治評價上,曾布認為追奪贈謚乃至於毀墓僕碑,純屬徒勞無益之舉,進而對章惇的專權亦有所不滿,這導致了他最後與章惇、蔡卞的決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對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汴施行於元祐之人,眾論皆謂過當。兩人所作所為,分明是報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則而沒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廢。曾布在幾十年走的是一條相對折中的路線,從而保證了他在政治風波中的穩定,這一點他自己也不否認。曾布的處事方針雖然在客觀上可以起到諸如王安石、呂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務實,卻無疑要犯原則上的錯誤。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輕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變故,急得對宰臣大哭:    
      「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哲宗享年僅二十四歲,惟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    
      章惇大權在握,說話也一向嚴厲:「當立母弟簡王。」簡王趙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簡王,與哲宗為同母所生。    
      太后感歎:「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誰都是一樣。    
      章惇道:「以長幼論,則申王當立;以禮律論,則大行皇帝同母弟簡王當立。」申王趙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長的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紀最大。    
      太后其實意有所屬:「皆神宗子,何必強作區分!以次序論,端王亦可立。」端王趙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這下激起了章惇的強烈反對:「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說出這樣膽大的話來,曾布當然更為不滿,於是大聲叱斷他的話:「章惇聽太后處分!」一下說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後下結論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說過,端王有福壽,而且有仁孝之德,當立為嗣君。」事情就這樣定下了,端王趙佶入繼大寶,後來的廟號為「徽宗」。    
      章惇雖然有種種不是,但他此刻卻說了一句大有見地的話,並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新帝即位後就被貶,輾轉飄零,最後死於睦州。而曾布堅持了自己游刃有餘的原則,順理成章地一躍而為時代的新寵,但卻為我們的帝國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歷史雖然不是個人所能決定的,但個人卻足以能改變它的方向,這在曾布如此,在帝國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則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樣垂簾聽政,奇妙的是,兩位太后在對待熙豐政治的態度上驚人的一致,所採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權在握,立即就進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時曾任知樞密院事的韓忠彥被起用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韓琦的兒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為一位相對超然而出於兩黨之外的人,主持了對章惇紹聖政治的全盤清理。太后聽政雖只有七個月,但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元祐舊臣再一次捲土重來,一時間充斥朝廷甚囂塵上,宣洩著他們久積的怨恨。其結果是為司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對「紹述神宗」持不見政見的人被陸續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則被清除出朝。    
      當然,這是與曾布這位新朝輔命大臣的傾向分不開的。此時的曾布,已經完全轉向於折中調和的路線。徽宗親政後,他向新帝建議:既然元祐、紹聖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態度,調和兩黨?新帝此時十八歲,龍鑾寶座的新鮮感自然也使他產生一些革新的精神,於是詔命明年將改元曰「建中靖國」。「建中」,執兩端之中也,這個本意當然不壞,但曾布與新天子都沒有想到的是,兩極混斗怨怨相報,又如何能輕易調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黨人重新登台,但彼輩卻不會因為他的善良動機而拋棄宿怨。侍御史陳升次第一個把矛頭指向曾布,上疏指責他「獨擅國權,進用匪人;輕視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權,交通賓客」。一位半年之內先後曾上一百多封抗論奏疏的強硬人物任伯雨,進而反對他的息事寧人方針:「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者,欲二者並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對更改年號,他認為「建中靖國」用了唐德宗的年號「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為君子小人不分才導致鑾駕播遷之災,因此「不可以不誡」。在這種情況下,曾布不得不展開反擊,於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將任伯雨調為度支員外郎,同時又採取了一個巧妙手法將另一位元祐分子陳瓘請出了朝外。陳瓘是彈劾章惇、蔡卞最起勁的人,也是提議再次重修《神宗實錄》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撫他附己,但被陳瓘拒絕。    
      過了不久,我們年輕的天子就意識到,再堅持曾布所謂調停的方針,將會是一個兩面都不討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鄧洵武入對,對皇上說了一番話:    
      「陛下今以韓忠彥為相,忠彥乃韓琦之子,韓琦嘗論神宗新法之非,於是忠彥更變神宗之法。忠彥為人臣,尚能紹述其父,陛下為天子,如何反不能紹述先帝?」    
      這無疑觸到了徽宗的痛處,說得天子默然無語。鄧洵武趁熱打鐵,又進了一道《愛莫助之圖》,將元祐、紹聖兩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圖表,按官職大小分成宰相、執政、侍從等七類,結果紹聖一方執政官中只有一人,其餘每類亦不過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則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員,達到百餘位之多。鄧洵武在表中總結道:陛下有紹述先帝之志,然群臣無能助之者,必欲繼志述事,則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論蔡京何許人,值得鄧洵武這樣推崇,反正從此天子開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經毫無疑問。第二年,改元「崇寧」,不用說,這是「崇尚熙寧」的意思。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詔命回朝,出任翰林學士承旨、監修國史。    
          
      蔡京字元長,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進士,在其弟蔡卞之後進入中央政府,官拜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兄弟二人同掌書命,一時朝廷榮之。蔡京早年參與新法很積極,但元祐初司馬光秉政後,蔡京卻立即賣身投靠。當時,司馬光廢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內將雇役法復為差役,眾人無一不認為時間緊迫,可獨有蔡京於治下畿縣如期完成,博得司馬光的由衷讚歎。可這種陰邪無端的投機嘴臉連元祐人士都甚為不齒,台諫紛紛彈劾,結果使他落職出外。紹聖時期章惇復新法,蔡京搖身一變,又成了紹述的急先鋒。十年之間玩弄黑白於股掌,使蔡京成了人們心目中見利忘義的典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就指責他交通內侍,使蔡京罷翰林學士出知江寧府。這給蔡京的打擊很大,心中怏快,遷延而不上路。最後御史們又交章論劾,於是朝廷下詔奪其職,命其為「提舉洞宵宮」,居於杭州。本朝大臣罷職之後,朝廷常授予此類以道教宮觀為名的祠職,但無職事,僅藉以食祿。    
      然而一個反覆無常的人並非沒有自己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個有極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於退隱林下而逍遙餘生的,他還沒有達到目標,所以仍必須尋找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幸運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長,他對繪畫和書法造詣極高,特別是寫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筆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來數一數二的書法大家。這在一般人看來當然算不了什麼,但要緊的是,當今官家卻是個富於才學的皇帝,他對書畫之道同樣十分愛好並且精通,蔡京與天子竟存在這樣一個共同點,後來發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機會來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貫以供奉官的身份來到三吳地區為皇上訪求古玩字畫,在杭州停留了一個月。蔡京是個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為此他並不顧忌本朝一貫禁止交通內侍的政治準則,他抓住這個機會,與童貫結成了深交,所作書畫屏障扇帶之屬,也由童貫源源不斷地送入皇宮。徽宗本就欣賞蔡京的字畫,再加上童貫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鄧洵武、太學博士范致虛的慫恿,天子逐漸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為的想法。於是,一年之內就把他提到翰林學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僕射。    
      制下之日,徽宗賜坐延和殿,曰:    
      「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他立即避席頓首而言:「臣願盡死效忠!」    
      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進位左僕射成為首相。從此,蔡京先後四次拜相,成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徵。蔡京的成功在於徹底掌握了天子這一神聖的武器,因而屢罷屢起,始終不倒。無智不足以御人,更何況天子?蔡京的天資絕高;他懂得任何一種可以為自己謀利益的手段。在蔡京來說,只要做到兩點也就足夠,一是剷除異己,一是邀寵固位。他在入相兩個月後就奏請徽宗立「元祐黨人碑」,將司馬光、文彥博等原宰執、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為奸黨屬於前者,而借熙豐新法為名加重稅收,為天子享樂不惜竭澤而漁則屬於後者。奸臣一旦能表現出其「奸」,那就是客觀的必然惡果,無論元祐還是紹聖之黨,抑或是夾縫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無法改變這個既成的事實。    
      假如沒有幾十年的黨派混鬥,帝國的政治決不會墮落到這樣一個地步,這實在是令人英雄氣短。人們常說,滅唐祚者非黃巢朱溫,亦非藩鎮宦豎,實乃牛李朋黨之弊。看來,這個悲劇不幸又在本朝重演。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節 回首妖氛未掃

    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    
      ——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    
          
          
      邏輯上的簡單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輩,若干年後,當帝國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臨安城裡反思往昔的時候,猶還把王安石變法當作是災難的源頭。朝野輿論也順理成章地認為,不僅僅幾十年來的黨同伐異可以歸結到王安石的頭上,而蔡京的擅權禍國更是新法帶來的必然惡果:沒有熙寧,何來元祐、紹聖?沒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來蔡京的橫徵暴斂?沒有熙寧時的開邊尋釁,就更不會有宣和時的起兵勤遠、稔禍速亂。這種想法並不奇怪,追究歷史有時就是尋找借口,並以此來服務於當今的時勢。我們的徽宗和繼任者欽宗此際已經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敵人的魔掌中茹毛飲血,作為繼嗣者的新君,總不能把過錯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給帝國的傷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劇結局使他暫時逃脫了譴責,但一時的幸運卻代替不了永遠,歷史雖然總是以慈悲為懷,但絕非是善惡不分。    
      我們的官家風流俊逸,灑脫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藝術家。他把所有的熱情都傾注到對藝術的關注上,在構築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極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始終把個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們看來,古往今來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萬物的享受。    
      這或許是由於少年時代的某種因緣機遇所致。早在藩邸時,徽宗就不像其他驕奢的皇子們注重於單純的感官刺激,他喜歡讀書學畫,欣賞古器山石,從中感覺到作為一個文人的快樂。即位以後,對藝術的獨特感覺更使他的才能發揮得酣暢淋漓,其書法筆勢飄逸,意度天成,自號「瘦金體」,猶如衝霄鶴影,掠水燕翎,高邁不凡而又輕盈無跡。徽宗的詩詞繪畫更具典麗的意境和巧妙的構思,刻劃入微而意味雋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藝自然很使一些人驚訝而景仰,不過從原則上講,天子一味致力於彫蟲之道,自是與傳統精神背道而馳的。章惇說他「輕佻」,也正是從這一點上著眼。    
      但徽宗卻絕非只是輕佻而已,詭異的衝動和獨往獨來的性格使之每每異想天開。我們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夠刺激他幻想的東西,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長生的道教。道教雖自稱源於先秦的道家,其實本起於民間,兩漢六朝以後漸趨隆盛,丹鼎符菉煉身養性之術,蔚為大觀,前唐奉為國教,本朝以來也甚受扶助。禮崇宗教總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興「天書」、「祥瑞」之舉,無非是想借其神靈之力以達到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當然也有這樣的考慮。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卻與個人放浪形骸的藝術氣質密不可分。徽宗確實從內心裡喜歡那些變幻莫測的機巧和呼風喚雨、預言禍福的神秘莫測之術,所以他不僅自詡為真人,更自命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許才是他真正的歸宿。於是崇宮觀、設道職、搜求經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進入了純粹的宗教範疇。十幾年來,當無可勝數的通妙先生、金門羽客在廟堂之上放言詭誕時,道君皇帝往往感懷沉迷,付之於會心的驚歎。    
      所有的這些歸根結蒂都是從一己之心出發的結果。壯年以後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卻十分極端,每隔三五日御一處女。這或許出自道術上采陰補身的需要,或許是來自於某種獵奇的慾望,但不管怎麼說,他在身下柔弱胴體的震顫中獲得的肯定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體驗,由此激發出一種發洩的愉快。在古代中國,這種行為一向不為人們所詬病,相反到成為精力旺盛、風雅不拘的象徵,但徽宗卻不滿足,作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於花衢柳巷,在與妓女的耳鬢廝磨中把自己幻想成瀟灑的文士。天子的快樂與庶人的快樂兼而有之,這才是人生之美的極高之致,看來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時行樂的人。因此我們的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煉骨、捨身求法的佛家教義,由衷地替迷惑於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興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膽敢咒罵天子破壞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屍萬段。    
          
      玩物喪志往往在不經意之間。    
      帝國的主宰者既享有無上的權利,也擔負著崇高的責任,否則便不可能永遠貴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絕不能因此而弊國凋民。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對器玩花石的嗜好竟會帶來這樣一個惡果,在他看來,這不僅和王道大業毫無關聯,甚至還不失為風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緣而進,事情就不會因其平凡細小而不成為禍端。政和初年,皇上不過是對蔡京之子蔡攸開了一個玩笑,就被蔡京緊緊抓住,加緊了從東南一帶向徽宗進奉奇花異石的步驟,並由此大開進奉之風。舉凡太湖諸石、兩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諸果、福建荔子龍眼、兩廣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來,雖萬里之遙,三四日即達,異味珍苞,色香不變。所謂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疤,正是此謂。    
      這就是著名的「花石綱」之役。綱者,船隊也,政和年間運送花石的船隊,每一綱都有數十舟之眾。其中,尤以蘇州的朱勉最甚。朱勉是蘇杭供奉局的首腦,這一專門從事採集貢品的機構設立於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遙控指揮。朱勉發揮了他長袖善舞的聰明才智,近二十年間,花石船隊舳艫相銜於淮、汴,將靈石異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斷地送到了東京。天子品評賞鑒,欣會所遇,朱勉中飽私囊,大發橫財,換來的是整個東南為之疲敝,天下為之騷然。    
      熙寧以降的理財措施帶來了一定的實效,儘管付於遼人的歲幣數額不小,但通過邊境榷場,帝國從貿易上也獲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興、四境稍寧的太平掩蓋了冗官冗兵的積久之弊,這是淫逸產生的客觀背景;蔡京把熙寧、元祐之爭演變成壓制異己和擅權獨裁,這是災難發生的政治因素。缺乏憂懷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從根子上促成了帝國最後的崩潰。    
          
      帝國仁厚德懋的風氣下竟能產生蔡京這樣的人,說起來頗令人悲哀。熙豐以來的黨爭可謂烈矣,可蔡京打擊報復元祐、元符之黨,其手段之酷、株連之眾,要超過司馬光、章惇不知凡幾,甚至不惜親自將打入另冊者書碑立石,頒之全國,竟要讓他們永世不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黨人在崇寧初年(公元1102年)已達九十八人,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將己所惡者添入黨籍,使人數擴大至三百零九人,連章惇、曾布、張商英等紹述主將,竟也因與其不合,被列入奸黨之籍。其胞弟蔡卞由於反對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詆訐,無奈求去。如果說帝國幾十年來的黨派爭鬥多少還是源於政治分歧的話,那麼蔡京則完全出於個人利害之計。因此在他的周圍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團,張康國、劉逵、薛昂、林攄、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門而得入執政行列,根本談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攄、余深以至於舉家為蔡京避私諱,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誤及之,馬上就自批其口,奴顏婢膝,莫此為甚。張康國雖然最終與蔡京分手,但也無力敵之,於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時候仰天吐舌,顯然是中毒的跡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極致。他常常標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釁」,把它作為鼓勵天子享受太平之養的最佳理由。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進言倡修大內時,對皇上保證說以目前所積超過五千萬的財政實力,供天子廣樂備禮,根本就不在話下。政和年間,蔡京從《周易》中找出了理由,這就是「豐亨豫大」,意思是:財多德大,此正帝國之象;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濟,天子又何必以侈華為意?!宰相既然說出這樣的話來,徽宗就沒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於是製作營築,大肆揮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結果是累朝所積,掃地而盡。    
      即使撇開原則上的是非不論,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極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異想天開地要改革幣制,蔡京此際正力托紹述之名變更成法,便極力慫恿襄佐。本朝的幣制確有不得法的地方,但貨幣問題至關重大,若無萬全之法,不能輕易更張。天子與蔡京等人想當然的輕躁之舉結果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弊端,不僅沒使幣制改善,相反更為混亂。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請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幾年之間先後數次下詔推行,但正如熙寧時期一樣,均田的關鍵是核定土地等級、區分地區差異,需要以秉公無私的原則和嚴格細密的方法對主事官吏及具體細則進行監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呂惠卿、曾布又何止萬里,哪裡能做得到!從崇寧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間方田法雖然屢輟屢行,但一無成效。不過,任何露骨的、變相的、隱含的、直接的斂括卻不需要什麼技巧,蔡京做這些事情倒是得心應手,熙寧新政的諸多理財措施,被他改頭換面以後,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這恐怕是王安石沒有想到的。    
      蔡京第一次入相歷時五年,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由於彗出西方、太白晝見的災異之象,引起群臣的彈劾而罷,然僅一年後再相。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在台諫交論下,被迫退休,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因為彗星復出,在御史的責難中退居杭州。可未過多久,又被召還。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間,再次致仕,再次起復,權勢更盛。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蔡京當國已近十數年,專政日久,遂起公憤,第三次退休致仕。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在親密黨人朱勉的一力援引下,第四次被徽宗起用,此時的蔡京已七十八歲,目昏不能事事,政務悉決於季子蔡絛。徽宗禪位後,在大敵當前的危急時刻,失去依托的蔡京終於成了眾矢之的,為自全計,舉室南下。蔡京這一走,眾言無忌,交相譴責,迫使繼代者欽宗下詔嚴懲,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蔡京死於貶道,年八十歲。    
      蔡京得以操縱國柄垂二十年,其中的原因很複雜。除了個人因素外,還有一個政治上的問題。帝國百多年的傳統本就一向注重分權而治,而台諫合流使言官的勢力陡增,更使宰相受到極大的牽制,而令天子得以獨攬乾綱。但話又說回來,天子要想遂心所欲,又必須依賴朝廷主要的決策大臣宰相,所以他既要任用得人,還不得不加重宰相的權力。同時,宰相欲思作為,也要想方設法擴大權限。在制度業已形成的情況下,這種加權是通過設立暫行機構實現的,比如神宗時建置「三司條例司」就是一例。蔡京入相伊始,便如法炮製,倡設「講議司」,除了其本人出任主管「提舉」一職外,並攬其黨徒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不僅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國用、商旅、賦調、戶牧等在它的「講議」範圍之內,帝國事務的各個方方面面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說,一時朝廷法令盡出於斯。儘管講議司在幾年後劃歸三省,但蔡京已通過這個特別設置獲攬大權,為他此後的結黨樹勢集權專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見,某種專門機構的設立總是有它的深意所在,切不能因為其師出有名而掉以輕心。    
      毫無疑問,蔡京的需要其實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豐亨豫大」與其說是蔡京的逢迎蠱惑,無寧說是皇上的內心想法。假如天子並不只限於個人趣味的追求而恬嬉荒惰,猶還把驕奢淫逸的作風引入到政治的範疇內,那就必然會在自覆其位的同時引起國家的敗亡。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2節 治理西陲

    「澶淵之盟」後,最大的敵人遼國在將近百年的時間裡沒有南下,這使帝國得以騰出手來治理西陲。然而仁、神兩帝取得的一些勝利並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別是夏人自攻陷永樂城後,怙勝氣驕,不斷侵擾。元祐時期,宣仁太后一味固守,許以歲幣、和市,司馬光等人甚至一度主張放棄熙寧時奪取的熙河之地,這些綏靖政策無形中使西夏的氣焰復熾。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至七年(公元1092年),夏兵往復來寇,蹂踐殺掠不一而足,朝廷對此一無良策。章惇執政的紹聖、元符時期,在固守的基礎上展開了一定的攻勢,局面方有所好轉。從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邊帥章楶成功地擊退夏人的多次進犯,迫使西夏遣使求和。徽宗時期,欲建不世之功的蔡京模仿神哲二帝用兵河湟的舊事,又極力主張向稍顯弱小的吐蕃開戰,結果帝國以巨額的財力人力為代價,徹底克滅了河湟一帶的吐蕃勢力,開拓了西過青海,東至蘭、熙、岷州,北接西夏,南毗階、成州三千餘里的疆域。這場勝利雖然輝煌,但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實質上倒是為帝國徒增了一個沉重的負擔。    
      外患的減輕並非是本朝國力氣勢增強的結果,這主要來自於四境夷狄的衰落,特別是兩個主要的敵國夏、遼。自得於暫時利益的惰性既能使意志銷磨而安於現狀,也會帶來政治的衰敗和力量的分化,最終使他人得享其利。西夏在敗於宋朝後徹底歸附遼國。而遼國自其道宗皇帝即位後,貴族內部的傾軋日趨嚴重,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域內各族紛紛揭竿而起。到了徽宗即位後一年,亦即遼國新君天祚帝即位時,原本強大的政權已經搖搖欲墜。一個民族無論其祖業是如何的輝煌燦爛,如果只會守成而不思進取,最終必將被無情的歷史所淘汰。夏、遼兩國也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遼國統御下的遙遠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間,居住著一個古老的民族「女真族」。女真的起源雖早,但由於居處絕遠,與中原交通不便,一直默默無聞。中國人最早稱其為「肅慎氏」,後來又有「挹婁」、「勿吉」、「靺鞨」之稱,五代時始稱「女真」。很長時間裡,女真處在一種相對野蠻的發展程度上,部族之間不相統屬,互為殘殺,故而制度落後,勢力不強。遼朝建立後,對尚未歸附的所謂「生女真」發動戰爭,基本收服了其絕大部分的部族。女真歸順遼國後,因避遼帝耶律宗真之諱,改稱「女直」。    
      到十一世紀中葉,女直內部的融合開始完成,其中的一個部落「完顏部」逐漸強盛,並由此形成了一個廣泛的部落聯盟,其酋長烏古迺被遼帝封為「生女直部節度使」。烏古迺與其子劾裡缽、頗剌淑在遼的支持下,不斷內聯外戰,逐漸變弱為強。十二世紀初也就是中原宋朝進入徽宗時期,烏古迺次子盈歌出任聯盟長,一個新生的女直聯盟業已鞏固壯大,盈歌統一號令,加強權力,使完顏部為首的部落聯盟開始具有對抗遼國的實力。宋徽宗崇寧二年、遼天祚帝乾統三年(公元1103年),盈歌死,劾裡缽長子烏雅束繼任,又向西面發展,攻克泓忒城,掃清了後方。宋政和三年、遼天慶三年(公元1113年),烏雅束死,弟阿骨打成為新的聯盟首領,稱「都勃極烈」。完顏阿骨打的出現是女直聯盟走向強盛的最終反映。一個相對落後的民族總是免不了要走向世界,掠奪和擴張不僅能獲得土地、物產,同時也能發展和壯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夠在無形中吸收新的東西,提高自身的文化。歷史的潮流不會因為其過程的殘酷而止步不前。    
      阿骨打早就是女直部落中一位深孚眾望的軍事統帥,在南征北戰中立下汗馬功勞,具有勇敢的鬥志和叛逆精神。這是與新生女直部落的民族性格緊密相關的,奴役和壓迫必然帶來反抗,女直已經被遼國統治了一百多年,擺脫奴隸地位自是它必然的要求,阿骨打順應了人心所向,因此得到了廣泛的擁護。內部的問題一解決,女直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阿骨打即位後,便向遼國表示出強硬的態度,開始為徹底推翻這個壓迫者做準備。    
          
      但我們的宋帝國對這一切並不清楚。朝廷上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北方的盟國遼國內部似乎正面臨著一場嚴重的內亂,但說起來這畢竟是與我們無關的事情,與其杞人憂天自尋煩惱,倒不如隔岸觀火逍遙自在。    
      當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時為樞密院長官的童貫就是其中之一。    
      童貫是個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寵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重用閹豎,童貫就是其中一例。也許是興趣上的臭味相投,他與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薦他為西北監軍,從此操縱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權勢熏天。人稱蔡京為「公相」,稱其則為「媼相」。童貫與蔡京主宰著徽宗政治的文武兩端,是人們心目中傾覆天下的罪魁禍首。雖然如此,天子卻屬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戰事,因此對西夏、吐蕃的勝利,便歸在了童貫的名下。政和初年時的童貫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圖遼的主意,向天子請求出使遼國以探聽虛實。徽宗同意,遂以祝賀遼帝生辰的名義,命端明殿學士鄭允中為正使、童貫為副使出訪遼國。即使出任副職,以宦官為國使也是有悖大朝風範的事情,可徽宗出於覘伺敵國的考慮,並未顧忌朝野的非議。    
      童貫使遼並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國途中道次遼南京析津府盧溝一地時,卻有了一個重大的收穫: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馬植,本是遼之大族,官至光祿卿,但在遼朝的名聲不太好。也許是這個原因使他產生了報復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個黑夜,馬植秘密地來到童貫下榻的館驛,自稱有平燕之策,請求童貫接見。童貫與其一談,大為驚喜。    
      馬植此時已儼然是宋國臣子的口吻,他的計策是:女直對遼人恨之入骨,而遼天祚帝又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一帶涉海而渡,即可聯絡女直相約攻遼。此計得到童貫的極力贊成,遂易其名為李良嗣,載與俱歸,薦於朝廷。    
      從海路上溯徑至幽燕之北,這條路線一直就有人走過,並非新鮮之舉。建隆年間,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賣馬,只是在後來漸漸中輟。百餘年來,因為該地接壤諸蕃,帝國政府一直嚴禁商賈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討論下來,都認為輕開此路對中國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單召馬植詳細詢問。馬植堅持己見,認為遼國必亡,他對皇上道:    
      「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馬植的話從理論上當然不錯,他的慷慨陳詞也足以打動好大喜功的天子,於是又賜其姓趙氏,正式改其名為趙良嗣。徽宗雖然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但無疑卻把馬植的主意深深地記在了心裡。災禍的種子就這樣種下了。    
      從軍事上說,這確實是一條妙策,內外夾攻,出其不意,沒有比這再好的戰略;從原則上講,收復故疆,弔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業,不僅能盡雪前恥,尚能建不世之勳,也是天子義不容辭的責任。但若冷靜思之,事情卻並非這麼簡單。    
      第一是本朝在西邊的勝利並不能表明帝國有能力重開戰爭。財政上的困難不論,軍隊的實力也並非如天子想像中那麼強大。特別是北邊一線,百餘年來沒有大戰的考驗,其戰鬥力實在是要打上一個問號。勵精圖治整軍經武不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時間和具體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軍事現狀,委實是不能輕舉妄動。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徹底放棄了武力強國的幻想而趨向於務實。正如熙寧開邊引起激烈非議一樣,趙良嗣的建議之所以在一開始就遭到反對,正是這種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權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還會遭到更加強烈的反對意見。人心厭戰,這是最最主要的牴觸力量。    
      另外就是一個道義上的因素。本朝雖然曾經蒙恥於遼國,但自澶淵之盟後,長期的和好已使雙方成為實際上的盟國,儘管每年的歲幣在心理上多少有點說不過去,可遼人不再刻意為敵則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傳統是講究信義,本朝則更是一個泱泱禮義之邦,如何又能撕毀盟約而做出這等禽獸不齒之舉?!從另一方面考慮,誰又能保證女直得志後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齒寒、假道滅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訓,後來不少人堅決否定夾攻之議就有這方面的理由。    
      徽宗顯然沒有對此事深思熟慮,同童貫一樣,天子一開始就為趙良嗣的這條計策興奮不已。朝議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暫時打消了他的想法,並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餘人向遼進攻,拔寨掠地,俘獲甚眾。十一月,遼師反擊,在出河店被女直打敗,阿骨打乘勝進兵佔據遼東。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年號曰「收國」。建國伊始,阿骨打即親自領兵攻佔遼國重鎮黃龍府。九月,遼天祚帝統領舉國主力共十數萬來伐,又被金軍擊潰,天祚帝狼狽而逃。此後的兩年中,金軍又攻佔了遼之東京等地的大片領土,鋒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臨潢府,遼祚氣數已奄奄將盡。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遼國東京府蘇州地區(今遼寧金縣一帶)的一些漢人約二百餘人為避戰亂,乘坐一條大船欲往高麗,不巧遇風,被吹到宋界駝基島。這些人的到來,使金軍攻伐遼國且已打過遼河的消息傳到了朝廷。    
      徽宗聞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貫商量,兩人建議朝廷派人以買馬為名前去訪聞虛實。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遼國蘇州地界後不敢上岸,轉回青州,卻謊報女直不納。經過青州安撫使崔躬直的調查,朝廷發現了他們的瀆職欺騙行為,徽宗下令嚴懲之餘,於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馬政、呼延慶兩人再往。這時,天子「聯金攻遼」的想法已經形成,儘管這個決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議,但在蔡京、童貫的堅持下,徽宗終於未能拒絕這個強烈的誘惑。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3節 一語道破天機

    這場交涉進行得十分艱難。往來不便是一個原因,但主要還是雙方的主觀態度所致。出於對遼國的負疚心理和道義上考慮,朝廷在一開始時採取了極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曖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確。因為名義上是去買馬,所以出使人選是兩位低級官員,並不負有全權責任。宋金之間從沒有外交上的接觸,相互之間都不甚瞭解,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馬政等人,金國邊將對他們百般刁難,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見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於十二月遣李善慶等三人回訪時,反而繼帶國書及贄見之禮,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規而有禮節。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慶等來到東京,雙方初步達成了夾攻之議。但宋朝派人與李善慶渡海報聘走到中途時,由於徽宗輕信了遼金之間已成達妥協的情報,下詔令使節人員不必前往,只派呼延慶送李善慶歸國。這個輕率的舉動引起了金人的不滿,也暴露出朝廷對這個重大舉動並沒有周密的準備和詳盡的計劃。當然,才疏意廣的蔡京、童貫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    
      更大的失誤還在後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態已經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勢下,遼國外戰未勝,內難先作,廢立叛亡之事相繼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態。此時,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師,只是宣密旨於童貫,命他見機圖復燕雲之地。童貫受命後第一個想到的卻不是整軍肅武積極備戰,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條捷徑,於是在這年的二月建議派趙良嗣、王瑰再度赴金商議夾攻。    
      事情緊急而機密,因此天子只是給了兩位專使「奉旨面議」的口諭,並不另繼國書,而以一通御筆手詔代之。這道手詔只有簡單的幾句話:「據燕京並所管州城,原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    
      手詔的文字不僅語意不明,而且邏輯混亂、態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銳氣。燕京等既原是漢地,又何談「若許」兩字?雙方既是平等協商共圖遼國,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諾「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這明顯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審時度勢,也並沒有徹底洗刷祖宗恥辱的大志,他們只想到燕雲一地,並想當然地以為可以用金錢財物來換取。殊不知,被動地接受他人的施捨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與趙良嗣討論歲幣數額時不同意三十萬兩的數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佔有燕京,爾南朝猶與之五十萬,今將燕京還與貴朝,如何只給三十萬?!良嗣無法自持,只能答應。更糟糕的是,燕雲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詔中籠統地只提「燕京並所管州城」,給趙良嗣的談判造成了極大的被動,金人堅持所議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討範圍之內,儘管良嗣竭力爭取,金人始終不鬆口。也難怪,金人本不想輕易地將血戰而來的長城以南原有漢地盡數歸還,這勢必在今後的戰略攻防上要吃大虧,現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順水推舟。良嗣歸來後,朝廷才發現鑄成大錯,於是趕緊補救,又派馬政復繼國書報聘,對要求歸還的所謂「五代以後失陷諸州」的燕、雲十六州進行了詳細的說明,但已經於事無補。金人的態度強硬,不僅認為平、灤、營三州不屬燕京,對原答應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嚕隨同馬政返報,聘書的主要內容一是要宋朝如約夾攻;二是若欲西京,須再加財幣。這場交涉到現在仍無結果,徽宗無法不感到懨懨。    
      此時,帝國內部的情形已經不妙,東南一帶的民眾苦於「花石綱」之役,紛紛暴動,睦州青溪人方臘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勢。攘外須先安內,這是帝國的一貫原則,於是童貫受命出征方臘,夾攻遼國的準備又被放下。哈嚕到京時,徽宗已經不想再如前約,傳旨道:鑒於遼人已知海上往還之事,前議已無意義,可諭其使者令歸。負責接待金使的國子司業權邦彥聞之大驚,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過,從天子到大臣都對此猶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傳令暫留金使,俟童貫回來再議。哈嚕等了個把月,童貫仍未得勝班師,只能返國。朝廷不再遣使送歸,國書也含糊其辭,只籠統地寫了「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軍到西京,以憑夾攻」云云,完全放棄了主動。徽宗天子聯金圖遼、恢復祖業的想法在原則上是不錯的,但以己度人,幻想著金人也能像講究仁德的中國一樣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們顯然也未能忠於職責,拿不出得體的措施來應付時局,只是以不能輕開邊釁的理由一味反對開戰。無事則可自安,這是中國傳統中最奇妙的麻醉劑,無疑也是最危險的毒藥。    
      這次交涉因為取道海上,後人遂稱之為「海上之盟」。盟約的主要內容歸納起來有四點:一是宋金同時攻遼,金兵負責攻取長城以北州縣,宋軍則攻取燕京;二是滅遼後宋廷須將原給予遼的歲幣轉予金國,作為交換,長城以南州縣歸宋管轄;三是雙方不得單獨納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實際上,由於雙方各懷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還不便,因此達成的盟約並不十分嚴謹。從宋廷這一方來講,因為處於被動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過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後一度十分消極,甚至產生放棄的想法。    
          
      談判桌上的砝碼取決於自身的實力和戰場上的勝利。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軍進兵神速,已攻佔遼國的絕大部分領土。而宋廷方面見到形勢有利,這才又想到履行夾攻之約。經過一場激烈的爭辯,徽宗命童貫和蔡京子蔡攸率領大軍北伐。然而面對行將崩潰的遼國,宋軍卻屢遭敗績,十月二十九日,宋軍高世宣部在業已進入燕京的情況下,猶被遼兵擊潰,可憐宋軍十萬兵馬一潰千里,所有糧草輜重盡委塵土。童貫為逃避責任,趕緊暗中派人聯絡金兵入關進攻燕京,結果引狼入室,金人於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難堪境地。    
      這時的金人態度倨傲、要挾苛刻自然順理成章,徽宗為了最後的一點收穫也只有委曲忍讓。弱者固無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實在也無他路可走。經過四五個月艱難的交涉,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宋帝國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盡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滿目瘡痍的薊、景、檀、順四州。而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是:原付於契丹的歲幣年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燕京稅賦年一百萬貫,犒軍費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均轉付於金人;另外,趙良嗣還口頭答應借給金軍二十萬石的軍糧。儘管歲幣及燕京稅款尚不至於馬上交付,但金人對犒軍費則要求一次付清,二十萬石米糧名義上是暫借,其實也是有去無還的事情。不過,帝國在這方面是從來都不把實際利益放在首位的,幾座空城雖然渾無意義,但在政治上卻有它的價值。天子可以援此自德,政客亦可以借此自利,既然皆大歡喜,誰又去做煞風景之事?所以儘管人人都知道金人今後必將渝盟,但誰也不敢說出口。只有趙良嗣私下裡對人說:    
      「此盟約只能保三年而已!」    
      良嗣作為本朝的全權大使,是整個宋金交涉的見證人,最清楚其中的過節與甘苦。但他的這個估計也過於樂觀了。帝國君臣共同的毛病是既沒有想到金人會最終取得勝利,更沒有想到一個新生的弱小政權竟會就此坐大。所以當金人在僅一年多的時間後就尋釁南下時,童貫萬分驚詫:「金人初立國,遽敢作如此事?」徽宗天子更是如雷震頂,連呼「不意金人如此」。正是他們的不名事理,斷送了帝國的半壁江山。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沒有宋廷後來出於對金人的怨望而招降遼國殘餘勢力的違約行動,金人也一定會揮戈南下。這個新興的夷狄之邦雖然制度未備、政治未精,沒有什麼高深的理想,可通過掠奪性的侵伐可以獲得好處的淺顯道理,決定了他們不會因為仁義禮信而裹足不前。事實上,金廷內部的智識之士早就有這個想法,只不過是因為力不暇及而和宋廷暫告緩和而已。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金帝阿骨打歿於軍次,其弟吳乞買繼位,後廟號「金太宗」。新君甫立的政局和戰線過長的態勢,也使金廷不得不暫且按下一頭,全力對付遼之殘餘。但徽宗也做得太過分了,竟想到誘降狼狽逃竄的遼天祚帝,甚至許諾待以皇弟之禮、第宅千間、女樂三百餘人的優厚條件,這種愚蠢之仁真是莫名其妙。更荒唐的是,天子和當時的主政者王黼想通過捷徑來獲得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當投降金朝的遼將張覺以平、營、灤三州來降時,竟予以接納。豈料張覺出城接詔時,金軍從天而降,張覺落荒而走,宋廷敕書、誥命盡數落入金人之手。三州既未能得,又徒授金人以「違盟渝約」的把柄,最後還不得不斬張覺首謝罪,什麼好處都沒撈到。從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開始,金人不斷挑釁,先是借口二十萬石軍糧未能剋日交齊,鼓動西夏軍進攻武、朔二州,後來乾脆公開起兵,於該年八月攻下宋軍控制下的蔚州。    
      蔚州是山後九州之一,這個九州屬於「燕、雲」中的「雲州地區」,按照宋金初約,原本也是要歸於宋廷的。金人佔有其中七州後,本就不願把此戰略要地讓給宋朝,此時藉機吞併蔚州,當然也不會再守前議。蔚州失守,徽宗仍想當然地認為這猶不過是邊境爭端,又復用退休的童貫前去交涉,同時仍不放棄招納遼天祚帝的想法,命他見機行事。但遼帝也知道宋廷絕不可恃,沒有接受宋朝官家的美意,轉投西夏,當他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十九日走到應州新城東六十里時,終於為金將洛索所執。可以想見,遼國的正式滅亡之日,也就是金兵南進之時。經過近八個月的醞釀,金廷上下於這年的十月統一了意見,決意伐宋。此後,金廷開始集結軍隊,準備糧草,並已制定了具體的作戰方略。這些消息當然也斷斷續續地傳到了朝廷,但沒人把它當作一回事。    
      這時童貫已返回太原,留在大同府交涉山後諸州事宜並兼伺敵情的宋廷使者是馬擴。馬擴早年即隨父馬政使金,又參與了交割燕京的談判,也是帝國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這一天,馬擴突然發現館驛中供具甚厚,超出了平常款待的標準,非常奇怪。    
      金朝一方的首席談判薩裡穆爾笑道:    
      「這是最後一次招待貴使了!」    
      一語道破天機。    
          
      同當年的遼師一樣,金兵在短短的二十天後就打到了太原。十二月二十一日,另一路金軍也已包圍了中山府,離東京只有十天的路程。    
      一百多年前那次淒側慘痛的記憶早已在時間的流逝中消失無痕,健忘的人們哪裡還能接受這樣的打擊!像是在六月盛夏突逢飛雪一般,整個帝國都被這個急變所震驚,就連東京宮城鱗次櫛比的流簷飛甍,也似乎為此而顫慄。徽宗在滿面驚淚中的下詔罪己、遣一使求和,不過是些可有可無的姿態,朝廷下令召四方勤王之師,自然也是畫餅充飢之舉。宰執雖日聚都堂,依舊茫然無策,只忙著向各地遣送家屬而已。在如此情形下,徽宗最後所能做的,也就是備舟楫裝寶貨而準備南下了。帝國君臣就如同一群剎那間受驚的雁陣,眼看就要四散而去。    
      太常少卿李綱採取了一個大膽的舉動。二十一日夜裡,他來到素相友善的給事中吳敏的府第,鄭重提出:只有今上引咎禪位,才能使天下克濟赴難。吳敏沒有辜負好友的信任,第二天就向徽宗建議效唐明皇故事禪位。二十三日上午,李綱懷揣血疏,在玉華閣懇請官家禪位太子以號召天下。經過幾個時辰的猶豫,徽宗在無奈中終於接受了這個選擇,裝作因忽然中風半身不遂給自己找了一個台階,宣佈內禪,由太子即位。這就是後來廟號為「欽宗」的趙恆。他是一位更不幸的皇帝,即位僅一年有餘,就與其父一起作了金人的階下囚而客死異鄉。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4節 靖康元年

    欽宗繼位六天後就是新年,新君將這一年改元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迫於壓力,首先嚴肅處理了以蔡京為首的六大「賊人」,其中蔡京流放,童貫、王黼、朱勉包括蔡京的兩個兒子先後處斬,李彥、梁師成賜死。然後任用李綱固守東京,也不再提棄城之事。這兩件政治革新多少喚回了一些士氣人心,也使得李綱成功地保住了帝國的首都。然而好景不長,當孤軍深入的這支金軍部隊不欲戀戰而提出議和時,欽宗馬上就改變了初衷,以割讓太原、河間、中山三鎮和在東京就地搜刮而來的金銀數百萬兩為代價,換取了金兵的撤退。令人悲哀的是,這時陸續而來的各地勤王之師已將近有二十萬之眾,而圍攻東京的金軍只不過區區六萬人。    
      金人南侵之師兵分兩路,分別由完顏宗望、完顏宗翰率領。宗望的名字又譯作「斡離不」,是金太祖第二子,時任南進大軍的右副元帥;宗翰又譯作「粘罕」,是阿骨打的堂兄弟,時為西路軍主帥。宗望這一路意在直圖東京,因此進軍神速。宗翰則由西路經太原包抄而下,意在與東路宗望軍合攻東京。由於兩路進程有異,此次進攻的目的未能完全實現,宗望撤圍東京後,宗翰也回師大同府。八個月後,金廷再度發起攻擊,這一次宗望、宗翰兩軍只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成功地實現了會合,並於十二月初完成了對東京的包圍,斷絕了四方宋軍的來路。金人鋒鏑盡聚,已是勢在必得,當然絕不僅僅滿足於三鎮之地了,宗翰派人傳言,要求劃黃河為界。    
      廟堂之上,早已沒有死義之士。李綱已被罷知揚州,另一位老資格的將領種師道也不幸病死,剩下的不是貪生怕死因亂謀利之徒,就是渾無韜略自以為是之輩。雖然謀夫眾多,發言盈庭,討論的內容也只有割地請和一端。以此來對付慾壑難填的金人,又濟得甚事!李綱招募的河北軍已被解散,四川、福建及湖廣諸路的勤王兵馬也被遣回本路,帝國在軍事上已沒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想戰,又不能戰,欽宗只有按照金人的意思下詔,令黃河以北州縣「仰開城門,歸於大金」。政府既然放棄了保護百姓的本職,天下黎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忠於朝廷的必要,天子詔命一出,兩河百姓洶湧而起,表示絕不從命。金人無力逐城逐地攻掠,便刻意壓迫已在囊中的宋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閏十一月三十日,在勤王之師一無赴者的情形下,堂堂帝國的天子欽宗終於跪倒在金人的面前,稱臣謝罪,表示納軀聽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九日,欽宗第二次被宗望、宗翰強令至金營後,便一去無回。同時,後宮嬪妃、皇親國戚、技藝百工、娼優僧道乃至帝國府庫和首都東京的一切所有,都成了金人的戰利品。    
      最妙的是我們的太上皇徽宗,他本在金人第一次兵臨城下時就已跑到江南的鎮江府去了,但由於不能割捨貴為天子的滋味,在宗望退兵後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竟別有用心地回到東京。這一次他聰明反被聰明誤,不僅未能重坐龍庭,反而被陷危城。欽宗被執後,徽宗在金人索要甚急的情況下,被手下人哄騙出城,也當了金兵的俘虜。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人廢徽、欽二帝。三月初六,冊立原太宰張邦昌為帝,建立傀儡政權「大楚」。數天後,金師北還。    
      惟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因為不在東京而免遭虎口。五月,時為河北兵馬大元帥的康王在離東京不遠的南京(今河南商丘)稱帝,這就是後來的「高宗」。儘管時勢仍極度艱難,但不管怎麼說,大宋國祚總算是賴以保存了,這是不幸中之萬幸。    
          
      徽、欽二帝最後被遷移到金國腹地的一個偏僻小鎮五國城,在夷狄的牢窗下度過了屈辱的餘生。    
      同時被擄的皇子皇孫、王公貴戚和後宮妃嬪都隨之而淪為亡國之奴。在顛沛流離的遷徙中,不少人即由於不堪饑寒而拋屍野外,其餘倖存者則被迫墾田荒外,種蒔自給。等而下之者降為奴隸,執炊牧馬,菲衣薄食,不到五年,十不存一。最不幸的是女子,無論是王妃帝姬還是宗室婦女、名門閨秀,或淪為奴婢、或選為女樂,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金人的淫具,被姦淫斃命者亦數不勝數。百姓婦女,大多淪為娼妓,在金人的奴役下強顏歡笑,殘喘苟延。    
      生活能夠改變一切。我們的徽宗從至高無上的天子一落而至階下囚,使他從一個異想天開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痛苦、悔恨、無奈和悲傷的體驗也使他的詩詞一洗鉛華,成為血淚心境的真實寫照。公元1135年6月17日,徽宗在嘗盡了極度的屈辱和傷痛後,鬱鬱而終,享年五十四歲。欽宗比他的父親多活了二十六年,於公元1161年逝於五國城。    
      從被俘之日直到客死異鄉,徽宗從未放棄過有朝一日能夠回歸故鄉的幻想,然而,他還是帶著極大的遺憾告別了人世。兔走舊窟,狐死首丘,徽宗只有在臨終時遺命歸葬中國,但他的這個最後願望也沒有被金廷所同意。徽宗去世五年後,宋金休戰達成協議,金廷雖然特許高宗生母韋太后歸國,可並不放還欽宗。在此後的歲月裡,欽宗一直希望他能避免像父親一樣的命運,執著地相信他的弟弟能夠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直到最後的事實徹底打破了他的美夢。    
      某一種特別的經歷足可以改變人的整個一生。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那兩次如履薄冰般的歷險,就已經給當時的康王后來的高宗以終生都難以磨滅的慘痛記憶,在後來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們的第十位天子始終都無法擺脫這個怵心劌目的夢魘。    
      第一次是這一年的元月金人首次圍攻東京,其時情形緊急,雖有李綱統領守軍力保城池不失,但敵氣太銳,我軍未集,固不能不和。然而當金使來到闕下邀親王宰臣赴軍前商議時,天子環顧宰執,竟無有對者。李綱請行,哲宗不許,怕他出言不遜惹怒金人。最後,選派李梲奉使。談判下來,宋廷同意割地賠款,金人要求以親王、宰相為質。李綱得知後上廷力爭,反對增歲幣、割三鎮,更不同意親王出使,但在內外恇懼的大勢面前,未能被天子接受。    
      此刻,徽宗諸子中年長者只有肅王趙樞和康王趙構兩人在京,蹈險入質,二者必有其一,沒有其他選擇。康王也許是想透了其中道理,於是私謁皇兄哲宗,毅然請行。在他的慷慨英武面前,李梲十分慚愧,不得已打了個圓場道:    
      「金人不過是擔心我朝失信,要親王送他們過河罷了。」    
      康王正色道:「國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時聞者悚然。在那一刻,我們未來的天子似乎確實有著一種為國赴難的衝動。臨行前,副使張邦昌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害怕得涕泗交集,康王猶還責備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初生牛犢的勇氣在於閱歷的貧乏,而並非是本性剛強,現實馬上就能證明這一切。    
      長於深宮的康王趙構第一次見到了真正的槍林戟陣,第一次面對貪婪狡獪的夷狄之徒,也真正地體會到了敵人的猖狂氣勢,他無法不從內心裡產生一種強烈的震懼。這種震撼足以摧毀道行匪深者脆弱的防線,憑著年少衝動而意氣用事慷慨入質的康王當然未能免俗。當東京守將姚平仲輕率地夜劫金營落敗,金人以此呵責恫嚇宋廷人質,大有斬之以徇的意思時,康王也顯然不能堅持他早先的那種豪邁氣概了。不過,與已經是股戰而栗、痛哭流涕的張邦昌相比,康王尚還能夠自持,沒把大宋親王的顏面盡數丟盡,他倒是有理由為此自豪的。    
      宋廷竟然不顧人質的死活發兵劫營,頗讓金人感到意外。宗望由此想到庶出的康王趙構似乎不足為恃,便提出要更換肅王趙樞來營,同時於二月初九放回了康王和張邦昌。我們的康王后來能成為天子並成功地保住了大宋的國祚,或許還是宗望一念之差的結果。倒霉的是肅王,自入為人質後,各地宋兵已漸趨京城,宗望久候西路軍不至,眼看三鎮也已到手,遂不等宋廷交納金幣數足,引兵北還。肅王也從此一去不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歿於五國城。    
      如果說這一次的經歷啟迪了康王某種想法的話,後來的那次險情則讓他感到無比的後怕。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次南下,起初並不理會宋廷的議和之請,直到攻下真定、中山兩府後,在加緊進軍的同時,佯示和意,方提出割讓黃河以北之地的條件。宗望這時已知道上一次更換人質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開始就準備挾擄康王為質。在這件事中,宋使王雲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他聽信了宗望的話,派遣從使李裕從真定返回東京傳言道:金人已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其尊號而已;且須要康王親自前來,方能達成和好之議。上尊號不過是名義上的順從,比稱臣納貢要好許多,「五輅」即帝王所乘之車,更乃無足輕重之物,明白人是不難看出金人之心絕非僅此的。但欽宗寧信其真,不信其假,在業已回朝的王雲鼓唆下,於十一月詔命康王奉袞冕玉輅,偕中書舍人耿延禧及王雲出使河北金營。康王趙構前一次急難赴義的英勇為他自己釀就了惡果,就算他再怎麼不情願,也是在劫難逃。    
      是磁州知府宗澤拯救了康王的性命和大宋國脈。宗澤字汝霖,出身於鄉紳之家,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進士及第,此後一直在地方做官,政績卓著。大約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四五月份,以六十八歲的高齡應詔入京。金兵二次入犯,朝廷本擬由宗澤出使,由於他堅決反對盟賂敵國的抗戰態度而罷,改命他出知前線重鎮河北磁州。其時太原府已失守,出任河北的官員大都托故不行,在帝國存亡之際,宗澤表現出捨身求義的崇高風範,受詔即日便單騎就道,從者只有十餘人。宗澤到任後,真定府亦淪陷於敵手,敵酋宗望又派兵進攻磁州,宗澤身先士卒頑強抵禦,成功地擊潰了來犯之敵,聲威震於河朔。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5節 天意使然

    康王一行人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磁州時,金兵已於七天前渡過黃河。宗澤認為金人絕無議和之意,力勸康王勿行。在他的影響下,磁州民眾亦遮道阻諫。康王當然十分猶豫,然君命在身,王雲在側,他也無可奈何。宗澤阻留之意甚堅,最後鼓動憤怒的百姓殺掉了王雲,終於使康王北行之事半道而輟。要不是宗澤的堅決,康王必然也像他不幸的父兄一樣客死在異國他鄉。當十二月初金軍長驅直入團團包圍住東京後,不僅他本人為此感到萬分僥倖,連許多身陷重圍的朝官都認為康王能為磁州士民所留,一定是天意使然。    
      很難用一兩句話來概括這一年的經歷給我們的親王造成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從此以後那位慷慨陳詞「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的康王已經不復存在了,後來的趙構脫胎換骨,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照宗廟次序算來,徽宗諸子中康王排行既末,又是庶出,若不是金人南下擄走二帝,永遠也輪不到他入繼大寶。也許這兩次吉星高照的意義就在於不僅僅使他能夠領受到百年難遇的機會,更讓他懂得了怎樣百般珍惜這個上天所賜的禮物。    
          
      康王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一日受欽宗密傳蠟詔開府於相州,出任河北兵馬大元帥的。當時麾下的兵力約有五萬,將領有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人,分作五路次第進發。半道上宗澤和信德知府梁揚祖率兵來會,兵勢更振。但當東京議和的消息傳來,特別是欽宗生怕勤王軍來引火燒身,又傳密詔誡勿輕動時,康王立即就倒向了元帥府中主和派汪伯彥、耿南仲的一方,轉趨東平府。只命宗澤一軍取道大名、開德進逼東京。為已成危卵的東京著想,康王投鼠忌器,此際停兵不進也不能算錯,但當事態漸趨明朗,和議將成鏡花水月的時候,再對金人抱有幻想,那就不僅是十足的膽怯,多少還有點別有用心了。當二帝終於被擄後,河北元帥府也沒有什麼實際的行動。只有宗澤提軍追擊,欲從大名府渡河據敵退路邀還二帝,然而勢單力薄,未能得志。    
      二帝被囚,東京的帝國政府隨之土崩瓦解,康王在痛哭流涕中登上了天子的寶座,這是靖康二年——新帝即位後將這年改元為「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的事。第一件反映出新一代天子某種心態的行為是他對傀儡張邦昌的態度。金兵北還後,張邦昌顯然是出於無奈才歸寶避位的,這與他當時出任「大楚」皇帝的情形如出一轍,都是貪生怕死、毫無原則的表現。但即位後的高宗卻不僅對他寬宥有加,猶還命其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很明顯,新帝十分同情張邦昌所謂「為人所脅」的不得已做法,從某種角度說,經歷過若干變故的高宗甚至很能理解張邦昌的無奈。對此,六月初趕到天子行在應天府的李綱十分不解。    
      「張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這是什麼道理?」李綱語重心長,「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誰不解體?!」    
      由此而聯繫起天子對偽命臣僚一律置而不問的作法,李綱更感到憤懣難捺:    
      「如此,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    
      高宗重用李綱的心情迫切,這使他最後接受了他的規勸,下詔處理了張邦昌和一些接受偽命之臣。不過,其時的不少宰執之臣如中書侍郎黃潛善等卻站在邦昌的一邊。在國家破敗、宗廟塗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還不乏為投降者開脫的人,其本身就說明帝國臨時政府的立場並不堅定,至少還存在著事迫於危時採取變通從權政策的潛意識。實際上,當天子有意任用李綱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對態度,這些人大都在一開始就力言和議而牴觸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顏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綱素為金人所惡,不可大用。從原則上講,這簡直就是站在了敵人的立場上,若以通敵罪論處,都不算過分,但天子不過是將顏氏調離他任而已。    
      就在李綱大力整頓軍政的同時,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營求和,但天子誠懇的通好之請未被金人接受。在黃潛善、汪伯彥及殿中侍御史張浚的一力詆訶下,李綱也終未能安於其位,八月十八日被罷,在相僅七十五天。另外一件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是太學生陳東竟因上疏言事而被殺。    
      陳東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伏闕上書,乞誅蔡京六賊的首腦人物,此後一直為國是上書直諫,拳拳報國之心,天下皆知。高宗聞知陳東之名,召赴行在。陳東來到後,立即上疏切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並請皇上駕還汴京,治軍親征,迎請二帝。陳東確實過於忠耿而至於天真了,在天子想來,敵強我弱,要寡人遽而親征赴險,豈非以卵擊石、羊入虎口?再有一個說不出口的微妙是:若二帝南還,則朕又將置於何處?所以深怨詬己的黃潛善密請誅殺陳東,正合天子的心意。高宗不能重責李綱、宗澤,卻無妨殺一布衣。就這樣,傑出的愛國之士陳東未死於夷狄鐵蹄之下,卻命喪於中興君王高宗之手,死年四十二歲。同時被斬的還有一位撫州人歐陽澈,他同陳東一樣因上書指斥用事者黃、汪之徒而遭致不幸。陳、歐兩人被斬於市曹時,連行路之人都為之涕下。    
      天子和周圍大臣的心態作為如此,帝國前途的基調已經初顯端倪了,最能說明問題的事情是帝國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迴鑾東京。此時宗澤早已進駐汴梁,不斷來疏恭請還駕,朝野人士亦紛紛上言還都,但高宗始終不為所動。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駐蹕之地永遠就是所謂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營辦公,這對恢復帝國的行政及軍事秩序是極為不利的。退一步說,即使擔心東京易攻難守而暫避鋒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號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師。高宗即位以來態度曖昧絕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當黃、汪及御前眾臣提出要皇上巡幸東南時,高宗立即下詔同意。無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復失地、邀還二帝的雄大誓言不過都是騙人的姿態而已。    
      李綱以為,即使車駕不還京都,行幸之所也應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縱不能行上策,亦應去襄陽,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綱用歷史教訓作例子道:    
      「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者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者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東南不能必無其事,雖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實昭在,斑斑可證,這個道理確實不容置疑。而李綱提出的另一條理由更使天子無話可答:「陛下已降詔許留中原,人心為此悅服,奈何詔墨未干,遽失大信於天下?!」    
      儘管李綱暫時打消了天子退避東南的念頭,但並不能從根子上抹去帝國君臣怯戰怕事的普遍心態。當金兵於這年九月進犯河陽、汜水,有南侵之意時,高宗立即下詔擇日巡幸淮甸,並命淮浙一帶增修城堡,招撫民兵,以備皇駕。另外又發佈詔書以示聖意堅決:鑾駕暫往淮甸,捍御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撓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揚州,同時下令:以勤王為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遣散;有擅募者,帥憲司按劾以聞。從這一天起,帝國的天子就永遠告別了中原大地,並無情地拋棄了兩河之地堅守國土、引頸南望的忠義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難怪後人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詔抗戰,未必就不能扭轉帝國的覆敗之局。最低限度,也能與金人劃河而治,保住黃河以南的土地。    
      確實,形勢雖然很嚴峻,但畢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傾其全力收剿黃河東、北未下諸城,對黃河以南地區的正面壓力已有所減輕。同時,河東、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餘郡,余皆固守不降,成為金廷的絕大負擔。宗澤已在東京撫循軍民、修治樓櫓;並屢挫敵軍的挑釁;淪陷區內奮起保家衛國的忠義民兵,多則數萬,少則數千,結寨山澤伺機出擊,也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了金軍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來苦於苛政鋌而走險、嘯聚山林的盜寇,也紛紛來歸,至於「行在」者即有十餘萬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謀的李綱本已在各個方面開始了整頓,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裡,舉凡機構建置、募兵買馬、軍士訓練、國賦稅收等政治、軍事、財政諸般措施,無不卓有成效。在李綱的倡議下,張所、傅亮、孫昭遠分別受命置司河北東路、陝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諭山寨,養民為兵。一段時期內,三人政令之出,響應不絕,取得了極大的收益。如果李綱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堅持,結果委實是很難預料的。    
      民心士氣亦有可用者。張所部下的將領王彥,率七千人渡河而戰,一舉收復新鄉,後突破金人重圍,領七百部曲進入共城西山。部眾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號稱「八字軍」,兩河山寨民兵歸之者達十餘萬人,所控區域綿亙數百里,成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別是河朔一帶的守臣兵民,大都協心併力,率勵不懈,急切盼望著恢復,更不乏寧死不屈效忠赴義者。設若天子志在雪恥復仇,進君子而退小人,不惑於求和自安而勇於激勵天下之氣,國事之敗斷不至手發展到卒無可為的程度。    
      但這畢竟是後來人的一廂情願。我們這個堂堂帝國的頹勢並非是一朝一夕釀就的,這個道理不言而喻。本朝從來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點在於,嚴酷的現實使他一步步學會和掌握了聰明天子們所必備的法寶,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後庇護國家臣民。帝國的中興君主從父兄的悲慘遭遇中更加深切地體會出了這個道理。    
    四    
      整個建炎時期的四年,是帝國歷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頁,是一個徹底打破舊有格局,催生新興之勢的時代。歷史的魔法以它驚人的創造力,看起來就好像是在剎那之間,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從東京汴梁轉移到了錢塘臨安。地理變遷雖然不是世事演化的惟一結果,但卻是一切滄海桑田的最好表徵。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張邦昌被廢後,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張邦昌被宋廷賜死,不過是金室再度進兵的借口。十月,當高宗南之揚州的消息傳到北方後,金軍左副元帥宗翰即受命於金太宗,開始規劃約集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東、西三路大舉南下。中路由宗翰率軍從大同府下太行;東路由右副元帥宗輔及宗弼領軍,由燕京取道滄州攻山東,同時分兵趨淮南;西路則由婁室等率大軍自河中府經同州進攻陝西。這一次南進的規模和範圍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軍先後渡河,京西、陝西、山東諸路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婁室所部西路軍最順利,十二月自韓城履冰渡河,陷同、華二州,攻破關中門戶潼關,繼而於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圍並擊破永興軍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長安,此後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婁室得勢後,復又鼓噪西進,開始向熙河一帶進犯。    
      中路、東路的金兵也勢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鄧州、鄭州;東路宗輔部也已攻陷濰州、青州,並分成二部,一部繼續攻進山東諸郡伺機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領向中路軍靠攏,試圖對中原地區形成夾擊之勢。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6節 中原已經無望了

    但獨守東京的宗澤成功地遏制住了金軍的勢頭。宗澤自去年六月出任東京留守後,一方面聯絡義兵擴大力量,另一方面撫慰軍民整治戰備,使東京汴梁成為了一個強固的軍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規模入侵中,各地州縣紛紛陷落,惟有汴京兩河一帶巋然不動,百姓安堵如舊。在起初的一兩個月裡,宗澤數度擊退金軍的進攻,使金人在一段時間裡不敢再犯汴梁,只得採取正面對峙、側翼迂迴的戰術。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陽,與東京遙遙相峙,而宗弼自鄭州抵達白沙鎮,離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軍先後數次的進攻全被眾志成城的開封守軍擊潰,並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損失。宗澤聲威日著,以至於金軍士兵聞名喪膽,私下呼宗澤為「宗爺爺」,這對於一向驕悍氣盛的金兵來說,無疑頗為難得。宗翰自度東京既不能下,江淮則未可輕入,於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驅迫十數州宋地百姓遷往河北,退兵還大同。東、西兩路也分別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爺子能保住東京,擊走來犯之寇,卻無法喚回高宗的抗敵之心。在天子駕幸揚州後的近一年時間裡,宗澤先後表上二十四道《乞迴鑾疏(表)》,殷切盼望著皇上能輟巡南服,回駕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澤憤怒地指責御前宵小之輩的優遊苟安行徑,細緻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性,特別是懇直地指出:假如獨懷忠憤、力抗賊鋒的兩河軍民久闕王師之援助,必然懷疑天子和朝廷已置兩河於度外,最終因失望而解體。不用說,這是極其危險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間,宗澤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師渡河、恢復故地的詳細方略,並保證說若能在當前敵勢窮蹙的有利條件下乘勝而進,必能縛金人而臣之,使二聖天眷有歸,兩河故地得復。他在最後一道奏表中無限感慨地說:    
          
      「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篤,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迴鑾之詔,以系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    
          
      但這一切已絲毫打動不了我們的天子。悲憤交加的宗澤終於鬱鬱成疾,六月間疽發於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這位七十歲的老人在連呼「過河!過河」中病逝於東京。    
      孤直的宗澤也許不願意相信,但現實卻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那就是京城和兩河乃至維繫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裡,眼下他最關心的是帝位的安穩。即使宗澤能守住京師,天子也從不認為國家剩餘的實力足以抵擋夷狄的猖獗,彼強我弱,又豈能激怒敵夷而再招禍亂?在駕幸揚州之前,高宗業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帶增治城隍,治兵完備,並派遣人員營繕金陵,復遣官奉迎太后六宮過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駐蹕已定,正在揚州這個繁華之城逍遙自在,又如何能聽從宗澤的迴鑾之請而去冒險?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詔,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師東京恭謁宗廟,但言之鑿鑿,卻始終沒有起駕的意思。    
      原來,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隨童貫去大同府談判的那位馬擴在金人首次南下時兵敗被俘後,佯示降意,換得金酋宗望的優容,開了間酒店,但私下裡一直與敵占區的義軍暗中來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攜親從數人成功地從敵人眼皮底下逃跑,進入太行山以東的五馬山一帶。馬擴此人很有鬥爭策略,當有一個人自稱是乘敵不備從金地潛回的信王趙榛時,馬擴立即就奉其為領袖,並以此號召遠近,很快發展了一支近十萬人的起義隊伍,給金人製造了很大的麻煩。這年四月,馬擴帶著「信王」的手書秘密渡河請求朝廷給予支援,先是來到東京,然後在月底趕到揚州。    
      這件事著實讓天子震動不小。信王乃今上親弟,與父兄同時被擄北行。假如他果真從金地逃回並在五馬山率眾抗禦,這必然對北方軍民產生強大的號召力,這種影響絕對不能低估。黃潛善、汪伯彥兩人始終不相信馬擴帶來的手書,高宗也一度有點懷疑,然而他認得這位皇弟的手跡,不由得不信。於是發佈詔書命信王為「河北兵馬都元帥」,遷馬擴為「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准其過河以後便宜從事。然而黃、汪二人多少做了點手腳,只以一支烏合之軍付予馬擴,並且還暗中派人偵伺。馬擴剛走,五月初一這一天,宗澤請求回駕的奏書又到,高宗猶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傳來了信王趙榛有意渡河入汴梁的消息,這使得天子極為尷尬,為扭轉被動局面不能不趕緊表態,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詔。不過,事情來得快也去得急,時局一變化,回歸九重的諾言自然隨風而去。事實證明,馬擴的南來不是一個明智之舉,他的求援不僅沒能取得效果,相反卻使金軍加緊了對五馬山的圍剿。馬擴尚未能渡河,五馬山寨就被攻破。    
      宗澤一死,東京義軍便十散五六。朝廷沒有接受東京士民的請求任用宗澤之子宗穎,卻委任了好大喜功、短於謀略,為人殘忍好殺的杜充繼任開封府尹、東京留守。杜充到任,既無恢復之志,文不能撫御人心,於是眾懷疑沮,集於宗澤旗下者散之殆盡,兩河山水寨亦不聽節制,宗澤的預言不幸成為現實。    
      中原已經無望了。    
          
      自從李綱走後,天子行在竟在許多方面保持著十分驚人的一致。這種一致若非來自於君臣之間的同心協力,便是臣子們阿諛曲折、隨意所向的結果。很明顯,朝廷目前的狀況屬於後者。兩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就可以說是地道的無聊之徒,保寵邀祿專權恣睢之外,略無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騙的低劣伎倆來打發時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槍劍戟可並不理會這些,不會因為我宋室君臣的慷慨大度而與人為善。宗澤歿後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間,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進軍經過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醞釀,明確了兩大目標:一是平定陝西五路,一是追擊宋帝,而尤以後者為要。西路渡河後連陷丹州、延安府直至、坊二州;東路徑襲慶源之五馬山,大破其寨後又敗馬擴援軍,再陷濮州、滑州、開德及北京兩府,並轉而與中路大軍會合。宗翰所率中路軍本以奔襲為主,因此長驅直入,直指高宗而來。    
      揚州方面居然無動於衷。統領御營軍的將帥之一張浚提出早為預備,黃、汪兩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陽的大將韓世忠不敵而走,敵軍下彭城、淮東直趨泗州後,黃潛善尤認為不足為慮。正所謂棟宇將焚,燕雀在堂,可見黃汪之流不僅庸懦無倫,而且荒唐透頂。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後,以主力居後,逕遣數百騎往南突擊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亂驚懼中,擁有近萬人的天長守軍竟不戰而遁。初二這天夜裡,從天長狼狽奔還的內侍鄺詢急報金軍將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馬,初三黎明時分馳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邊只有親軍數人及王淵、張浚兩臣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時分才滿身泥濘地趕到鎮江府。金兵前鋒馳至揚州後,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趕。抵達江邊的揚子橋時,高宗已經渡江而去,金人一時難覓舟船,再加上其時大雨滂沱、積水盈地,馬步不能進,只得望江頓足長歎。    
      高宗走時,黃潛善、汪伯彥正在共進早餐,聽得吏員大呼「駕已行矣」,兩人愕然相顧,倉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為上計,兩位宰相竟不顧滿城士庶,獨自跨馬而逸。而揚州市民突然見到天子策馬出城,宮人也四散而出,曉得情況不妙,登時大亂,爭門踐踏、奔擠墮江而死者無數。整個揚州乃至對面的鎮江,哀號不絕,怨聲載道。十萬御營大軍亦於同時一旦瓦解。最可憐的是司農卿黃諤,逃到江邊時,被潰兵誤認為是黃潛善,軍人因久恨潛善,遂大罵曰:正是爾等誤國誤民!舉刀就砍,黃諤還來不及分辯,就已經身首異處,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雖然又一次倖免於難,但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慘痛的烙印。那是因為鄺詢闖闈而入時,官家正在新造的宮室裡鳳鸞顛倒,行雲雨之歡,矍然驚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後,天子後宮便絕少懷孕者。    
      這一次打擊所帶來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創傷所代替,此後兩年的顛沛流離使我們的天子猶如魚游沸鼎,不遑暇處。揚州之變後高宗只用了幾天的時間就逃到杭州,金軍雖然沒有尾隨而至,但御前的禁軍卻橫生嘩變,若不是時任宰相的朱勝非機智巧妙地處理,大難不死的天子和帝國剛剛建立起來的政府又要遭受滅頂之災。如此苦難使天子震悸交集,從內心深處蕩而出的恐懼和憂慮已經使他無法面對嚴峻的現實,甚至已完全喪失了作為大宋天子應有的風範。他在揚州潰敗幾個月後寫了封書信轉致金帥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稱「某」,然後承認金軍南來固是「大國之征小邦」,而我們這個小邦絕非對手,「中原全大之時,猶不能守」,更何況「軍兵撓敗、盜賊交侵、財賄日朘、土疆日蹙」的現在!所以偏師一來,不敢不束手聽命,又豈敢言守?信中說:「某」已從汴梁而遷應天,由應天而遷揚州,自揚州而至江寧,三年之間,已過三徙,今已委身於荊蠻之域。高宗在最後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然而守則無人,奔竟無地,「天網恢恢,將安之焉」?「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無有二上矣。亦何必勞師遠涉,然後為快哉」?不能以此視為天子的緩兵之道,因為信中最後表露出的意思已經是徹底投降。我們這位君主真實的心態是:惹不起總能躲得起。他惟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夠「存人血脈,全人肝膽」,不要「竭山而畋、竭澤而漁」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時渾無生人之氣的表現,正是我們這個泱泱禮義之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醜陋的最好寫照。    
      短暫的平靜後高宗一度北返江寧府,改府名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裡佈置防衛準備抵禦。但隨著金軍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從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後竟以泛槎入海來逃避金酋宗弼銳不可擋的追擊。    
      完顏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譯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第四個兒子,早年參與了追擊遼天祚帝的戰鬥,此後又隨宗望攻宋。宗望死後,又出任宗輔副帥,率軍東入山東,西擊汴梁,是金廷強硬的主戰派人物。金軍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統帥,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俘獲宋帝高宗。當時,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鎮江的是韓世忠,守九江的是劉光世,並以杜充節制諸將。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7節 強敵未去

    杜充的昏庸無能已見上述。金兵入侵後,杜充竟於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棄職守而歸於行在。因為他的舉動而使東京留守司名存實亡,是造成帝都東京在七個月後終於淪陷的原因之一。儘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賴,命他為江淮宣撫使,撫循諸將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處事與當年在東京一樣,酷而乏謀,禦敵無方,深為諸將不服。所以他既調不動遠在上游的劉光世,也無法指揮近在咫尺的韓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幾位統制,如聲名甚著的岳飛等人領兵抵擋。但金兵來勢兇猛,根本無法取勝,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騎六萬人在建康向金軍投降。    
      諸將渾無鬥志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但這也是與朝廷缺乏抗敵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不可分割的。整個江南防線既已崩潰,宋軍遂成為一盤散沙,雖然岳飛率領部下士兵沿途纏鬥,也無法扭轉敗局。金軍得勝後兵分二路,一路追擊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進。此刻御前大將只有張俊,只能護著王駕且戰且走,最後不得已從明州入海。    
      無疑,我們的天子是第一次見到洶湧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進金人的軍帳一樣,他的感觸之深是無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溫州一帶的海上幾乎漂泊了一個多月,當駕乘之舟在藍色波濤中上下起伏之時,也就是帝國的第十位天子最後確立其「過江而避」之王道大計的關口,可以肯定的是,從今以後他將不再改變,也無法改變這個既定方針。    
      宗弼孤軍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輝煌之績,怕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慣於騎戰的金人竟不畏艱險,乘舟入海追擊宋帝御乘達三百餘里,其驕狂正與宋軍的頹喪形成鮮明對照。幸運的是,金人畢竟不習水戰,加上畏懼酷熱,遂不得不於暑期到來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緊接著進犯江西的一路也從荊門北返。鎮江守將韓世忠以逸待勞,正率水師在鎮江嚴陣以待,結果以成功的戰略阻擊了宗弼之軍,將其十萬大軍困在長江沿線達四十八天之久。若非宗弼得到高人指點,根本就過不了江。這是自靖康以來,勁馬硬弓所向披靡的女直軍隊第一次慘痛的失敗。宗弼北返後,猶為這一次差點葬身魚腹的遭遇連呼僥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他自此以後不敢輕言過江的主要原因。    
      高宗也許更值得慶幸,算起來這也是他第四次大難不死。不過,在浙江—帶奔走逃竄確實也有一個收穫,天子發現,以淮甸為屏障,以江表為緩衝,襟帶荊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個理想的居處。這一想法肇始於他第一次走進杭州府治臨安城門的瞬間,後來在兩浙不斷的輾轉使他越發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誤。從天子的邏輯上講這很自然:金陵離金人鋒鏑太近,單憑一條長江天險,絕非輕易能守;武昌、長沙則正面受敵而兩側有隙,背無倚仗;巴蜀太遠,陝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進入兩廣腹地,顯得過分偏於一隅,政治、經濟基礎不夠,必將無以自處。從眼前的戰略上考慮,背海面陸的杭州雖不是恢復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為一個易退易守的首選,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吸引高宗屬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過杭州時,便升其為「臨安府」。當然,自古以來的王朝都恥於渡江而都,但這一點顯然不在高宗的考慮範圍之內。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時間,在那裡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軍事整頓。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紹興」,這是取「紹奕世之閎休,興百年之丕緒」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後,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迴鑾臨安。從此,帝國的行在就再也沒有遷徙過。    
      宗弼在鎮江慘敗後,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經營陝西的張浚受命對西北金軍發動攻勢,迫使金廷調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兩萬人終於離開了兩淮一帶而西入陝西富平,這使多災多難的帝國朝廷終於喘了一口氣。    
      本朝傑出的人物之一歐陽修在幾十年前就曾經指出: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來,無道未必不服,蓋自因其盛衰而已。這個論斷出自於他的名著《五代史記》,意思是說:中國之制夷狄,並不繫於我們自身之強弱,而緣於其勢力之盛衰。其實,道理對雙方都是一樣,即以目前而論,金軍的退卻就不是因為宋軍抵禦成功的結果,而是因為它的內部已漸漸產生問題。宗弼停止追擊高宗不用說是個絕大的失誤,但也是不得已使然。    
      直接的因素是江浙一帶水網密佈、丘陵起伏,極不利於騎兵的作戰。宗弼的電閃雷擊雖能摧枯拉朽長驅直入,但一旦進入兩浙腹地後,便顯得十分滯重。時間拖得越久,對金兵就越為不利,既然不能達到俘獲宋帝的目標,只有迅速抽身。宗弼還算是明智的,如果他再拖延一段時間,南方的濕熱天氣必然還會使金軍北方士兵水土不服,從而大大影響部隊的戰鬥力。    
      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戰線過長。即使不論金國後方那些尚未完全降服的若許藩國以及兩河宋地,新近佔領的黃河至長江一大片區域就已經成為金廷的沉重負擔。兵力的分散,使金兵往往孤軍深入而無所依靠,因此從根子上決定了它的激烈攻勢絕不會持久。實際上,真正的女直士兵只佔整個金軍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部分是受其驅役而戰的兩河之民、降叛之卒以及藩國小邦如契丹、渤海之兵。其他方面的情況也有類似之處,驟起的女直帝國確實無法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建立起一統天下的物質基礎。為此,金人很早就採取了「以漢制漢」的策略。立張邦昌「大楚」雖不是一個成功的先例,但並不妨礙他們如法炮製,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立宋朝降將劉豫為「大齊」國主,建都大名府(後遷入汴梁),以此作為統御中原疆土並進而威脅南渡宋廷的工具。這是征伐異邦的常法,似乎不能算是一個失策。    
      可是,客觀上帶來的效果卻讓金人感到悲哀。劉豫沒有能完成摧毀宋廷的任務,相反卻使退守長江以南的宋王朝在相對緩和的形勢下一步步走向穩定。儘管「大齊」在金人的威脅利誘下,自建立伊始便對宋廷展開了進攻,但始終沒能取得明顯的收益。在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和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劉豫甚至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入侵,其中第一次進攻還有金人的援兵作為依托,可最終仍大敗於宋軍。劉豫的無奈在於他的傀儡性質的政權既不能博取民眾的支持,也缺乏足夠的軍事實力,因此每次進軍都極不順利。儘管在局部間或也有點收穫,但最終無法避免夭折的命運,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十一月,劉豫的偽政權被失望的金人所廢。    
      與劉豫近八年的對峙使帝國的軍事實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復。高宗在相州出任河北兵馬大元帥時,兵員不足萬人,此後會集各路勤王之軍,也還只有七八萬人。在揚州時,軍力號稱強大,可大部分是地方部隊,經過金軍的兩度攻擊,最後也所剩無幾。然而渡江以後經過短短的兩三年,宋軍一下陡增至二十萬,這對於休養未幾的南渡政府來說,是相當可觀的數目。看上去這似乎是一個不小的奇跡,但說起來卻很簡單,其中的奧妙是:南渡朝廷繼續實行了恩威並重的招安政策,並且做得相當成功。    
      世遭喪亂往往盜賊蜂起,本朝自宣和末年以來就禍起蕭牆,頻繁發生民眾揭竿而起的事情,國家的敗亡加劇了這一現象,使之愈演愈烈。保守估計,南渡前後的盜賊土寇乃至潰兵,至少在一百萬左右,其流竄劫掠的危害,對帝國的穩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幸運的是,大敵當前的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裂痕,使一致對外共禦敵寇成為普遍的道義所在。在招安方面,宗澤、李綱甚至馬擴就早已有過成功的嘗試,屢逢打擊、窮蹙無奈的帝國天子和政府採取了安撫包容的策略後,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南渡以後成長起來的幾大將領都參與了收剿行動,並通過收編壯大了自己的部隊。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韓世忠、劉光世部各有四萬人,張俊部三萬人,岳飛部有二萬三千人,王部有一萬三千人,另外御前軍的數目也有三萬餘人,其中不少都來自於盜寇、流民。叛軍、潰卒經過整編後,也有相當的戰鬥力,對劉豫的軍事勝利就證明了這一點。    
      帝國軍事上的策略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對武將同樣採取優厚的待遇。在一定的範圍內,不僅許其割據,各自為法,發展自身的實力,甚至默許他們參與政治決策。這與太祖以來的原則似乎有些背道而馳,但國家目前正當用兵之時,所以儘管有不少人反對,就連天子本身一直也有尾大不掉的擔心,眼下也還只能如此。    
      兵力的增大自然帶來財政問題,紹興二年的每月軍費在二百五十萬緡左右,這個數字還在逐年遞增之中。南渡以後的局面是強敵未去、百事凋敝,不可能騰出手來發展民生而漸得其利,因此朝廷此時完全以重稅重賦來解決財政困難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也是天子惟一可能的選擇。戰時經濟的成敗取決於物質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帝國也許要感謝窮追不捨的金軍,正是敵人的猖狂才使朝廷最後落腳到帝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否則的話,要恢復國防不僅不可想像,就是支撐政府的日常開銷都是個問題。    
      當然,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政治因素。    
          
      挽大廈於將傾絕非易事。帝國從東京敗覆後一瀉千里,業已喪失了原有國土的大半,在敵騎狼奔虎突的衝擊下,百年基業早已摧毀殆盡。在近四年的時間裡,虎口餘生的朝廷只能在躲藏退避中保持著名義上的完整,以延續趙氏國脈作為逃跑的遁詞。即使金兵因內部的困窘而暫時收斂了鋒芒,但在土崩瓦解幾乎不能自保的情況下,重整山河——哪怕是東南一隅的半壁之地——又談何容易!    
      嚴格地說,高宗天子並沒有進行任何撥亂反正的政治變革,除了固守求和的一貫想法外,在主觀上也缺乏挽回頹勢的強烈動機。他只做了些修葺恢復的工作,出發點不過是讓帝國這架疲敝的戰車能夠載動他的皇位而已。高宗在越州時正式宣佈尊崇元祐,把敗亡的責任推卸到蔡京甚至主安石的身上,也不過是為父兄的過錯和自己的退避望和尋找借口罷了,這種做法符合天子的一貫作風。南渡後的帝國之所以能得到四方臣民的擁戴,並使天下之心漸漸來歸,這種凝聚力和感召力追究起來還是本朝百多年來的培育養成之功。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8節 委曲求全

    中國倫理的核心在於「忠」、「義」二字,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強烈責任感。本朝崇尚文治、講究仁德的一貫努力,終於在最嚴峻的關頭帶來了收益,這就是志士們沒有忘記維護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崇高義務,懷報效之志而雲集闕下,他們把高宗的登基看作是一場「中興」,並對此寄予了莫大的期望。無疑,這才是帝國賴以繼續存在的真正基礎。高宗作為臨危受命的最高統治者,他的成功在於以安撫的手法和優容的接納政策使士大夫們大大舒緩了一直緊繃著的驚慌心態,能夠從驚悸中定下神來聚集在天子的周圍,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兼收並蓄的效果。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五月,尚在流亡中的帝國政府就已經開科取士;渡江以後更注重綏懷之方,強調以柔道御天下。比如對待滯留北方或不幸被俘而出任偽職的人,朝廷不僅不予責難,相反還善待其留在南方的家屬,以此召喚他們回頭反正。所有這些都是使天子的號召力得到了進一步提高的原因所在。一切夷狄之輩都往往低估了中國文化的巨大潛能,他們從沒有真正地意識到,這種無形的力量是任何刀劍都無法斬盡殺絕的。    
      紹興初年的形勢雖然看起來與建炎時期一脈相承,都在為應付外寇而疲於奔命,但客觀上卻無疑有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那就是高宗的退守自保路線終於成為惟一可行的方針。從物質條件上說,二十餘萬的兵力雖已與前幾年不可同日而語,但與敵虜相較,根本不成比例;財政則更為糟糕,應付軍隊和日漸增多的各級官吏都已經捉襟見肘,更談不上保障大規模軍事行動。就原則而論,最好的反擊機會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丟失,事到如今,除了臥薪嘗膽徐圖恢復之外,哪裡還會有更好的辦法!    
      委曲求全是肯定的,但如何去達到最後的目標呢?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廷南遷後,金軍一方面南下追擊高宗,一方面加緊肅清淮河沿線的宋軍殘餘,九月底,攻破江南東路的楚州。十月初二這一天,離楚州不遠,位於淮水東頭的漣水軍駐地孫村,突然來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隻,船上有五男二女,為首者自稱是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東京陷落後為金人所執,金人東進,強隨以行。楚州失陷時,攜妻王氏,僕婢兩人及御史從官翁順、高益恭及水手孫靜,乘敵不備而逃出。    
      巡邏者大多是鄉民出身,不曉其說,遂執縛秦檜等人送入水寨,但寨中將官們也半信半疑。確實,兩軍對峙,全家安然脫歸,哪有這麼方便的事?事情蹊蹺,未可遽定,便將秦檜一行送至主將寨中。    
      統制丁祀也不甚相信秦檜的自述。此刻他正巧患病,於是借口不出,由手下的幾位將領陪同秦檜。秦檜見眾懷疑沮、敵意甚重,無奈回到舟中住下。過了幾天,丁祀經過一番斟酌後,還是派參議王安道、馮安義陪同,護送秦檜轉赴天子行在。當時陸路已經不通,一行人由海道前往浙中,十一月初五抵達越州——這個天子駐蹕之地此時已升格為「紹興府」。    
      秦檜再一次向朝廷陳述事情經過說:靖康元年東京淪陷,因不願擁立張邦昌,為金人拘執北去,至於中京大定府,同行者妻王氏,奴硯童、婢興兒以及御史台街司翁順數人。金人提兵南來,命秦檜以隨軍轉運一職偕行。因與妻王氏密謀,故用反語,激敵酋完顏昌同意家屬隨行。楚城陷,乘金人爭趨入城、紛紛不定之時,密約舟人孫靜俟於淮岸,自己以催發錢糧為名,與妻王氏等數人於當夜乘舟而去。行六十餘里,宿於丁家寨南,次日,為漣水軍統制丁祀邏者所得。入寨後,諸將頗不信,復有一劉靖者欲殺檜而取囊橐,幸為檜當面折之,事寢不發。    
      但朝中大多數人對此表示懷疑。    
      確實,事情的疑點甚多。當初與秦檜同時被拘者還有何、孫傅、司馬樸,他們三人下落不明,惟獨秦檜得脫虎口,此可疑者一;自中京大定府至燕京有千里之遙,自燕京再至楚州又將近有二千五百里,敵人一路之上豈無防禁,而容你秦檜輕易逃脫?此可疑者二;金人若無放歸之意,則必然於命其隨軍之同時質其家屬,絕無使王氏等同行之理,此可疑者三;最令人疑惑的是,秦檜自稱隨軍至楚後,定脫歸之計於頃食之間,借催糧之名匆忙而奔,照情理言,絕不應攜帶囊橐之物。則如何又有抵達漣水軍後,軍將因覬覦其行囊包裹而圖謀不軌之事?!人們有理由認為,秦檜的南歸確有不明不白的地方。    
      但這些猜測卻被朝廷宰執們所否定。宰相范宗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一向與秦檜友善,此次更是站在了秦檜的一邊。特別是范宗伊,此人不僅一貫主和,而且曾經一度出任過張邦昌的偽職,因而對秦檜的逃歸便持有一種天然的肯定態度。兩人授意秦檜先謁見諸宰執大臣,以期首先打消朝廷重臣的疑慮。初六,秦檜來到政事堂,在范、李兩人證明下,大家果真接受了秦檜的說法,並上報天子。    
      除了范、李兩人的力保外,秦檜早年的名聲也是使宰執們消除懷疑的一個原因。秦檜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進士及第,先補密州教授,後又中「詞學兼茂科」,出任太學學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汴京,秦檜上書言事,其大略云:金人貪得無厭且奸詐無信,朝廷至多只可割讓燕山一路,同時東京守禦絕不能緩。因言論不符哲宗之意,疏入不報。那時的秦檜雖不比李綱等主戰派,但至少是與朝廷上下驚慌失態的袞袞諸臣確有不同。後來的廷辯中,贊成割讓三鎮的人有七十人,而反對者只有三十六人,秦檜即是其中之一。肅王入質金營,秦檜是隨駕奉往的大臣之一,金師退兵後回朝,正是因李回之薦入為殿中侍御史,尋遷左司諫,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金人再度來犯二帝被囚後,金人傳意立異姓為帝,眾臣皆失色無語,身為御史台之長的秦檜進狀請存趙氏帝脈,因此而為金人要執。這段事跡雖談不上轟轟烈烈,倒也有目共睹、臣庶皆知。對這一點,倖免於難的諸多南渡大臣心裡是有數的。    
      然而一個人早年的表現並不能證明日後的一切。單憑秦檜這點過去的忠誠,就對他陷入敵手後四五年的經歷不加審查,顯然也悖於事理。不過,這也是此刻政治環境的產物,國家新遭喪亂,百廢待舉,尤須以廣大包容之心接納故臣舊民,這是既定的國策。國家正當用人之際,事貴從權一切不問,更是天子內心根深蒂固的想法。對僭逆事敵的張邦昌都可以不咎既往,又何況千辛萬苦奔回故國的秦檜?!從現實的角度上講,此際棄家別土從敵占區內輾轉南來的士紳庶民數量極大,也不可能一一加以甄別。所以秦檜從海上來到行在的第三天、謁見宰執後的翌日,高宗就予以召見。    
      毫無疑問,自從他決定從金地脫逃之時起,秦檜就一直盼望著這個時刻的到來。這天上午,秦檜是躊躇滿志地走進天子行宮的,他為此醞釀已久,有著充分的思想準備,對自己的未來抱有必勝的信心。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夠打動人主之心。這是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公元1130年12月10日,帝國歷史上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    
          
      秦檜對皇上道:    
      「如欲天下無事,須得南自南,北自北。」    
      這就是說:南方歸於南方,北方歸於北方,雙方各成一家,互不相涉。言下之意,不僅金人的吞併兩河能夠承認,就連劉豫的僭偽也是可以默許的。    
      很顯然,秦檜已徹底放棄了本朝百年廉恥禮義之訓,對禍變危迫既不以為憂,對敗釁迎降更不以為恥,所以他才要朝廷正式面對南北分裂的現實。秦檜這個十足的投降主義言論也證明,他雖是不得已而北去,但卻獨受金人青睞而受偽職隨軍,其中不會沒有原因。變節者只有涇渭之分,沒有程度之別。不能捨身求義,反而以事貴從權的理由自遁,這從某種角度上說,與那些棄君叛父、奉敵稱臣者如張邦昌、劉豫等並無明顯的區別。秦檜的理論要是放在以前,恐怕任何一位天子都有可能將說話人逐出殿堂,然而眼下之時,正是理滅欲興的末日之世,一切苟全性命的主張,都自有它的市場。    
      高宗已決定做一個徹底的務實者。按照他的想法,王朝正統猶在,是可以不怕那些僭逆一時的割據的。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我們的天子自有他行事處世、統臨四極的原則,所以他對秦檜的話便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    
      秦檜立即著手他的計劃,第二天就草就了給金酋完顏昌的國書,由宰相范宗伊呈送御覽。高宗為此感慨萬分,對宰相道:    
      「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這一讚歎確是發自內心。    
      這時,完顏昌已攻佔楚州,既而又有南下之意。就在秦檜入對的這天,完顏昌近二十萬大軍已向泰州附近的鼉潭湖水寨發動攻擊,得手後又轉攻泰州。轉戰長江沿岸的岳飛五月中旬收復了建康府城金陵後,此時受命出任通泰鎮撫使進駐泰州,但敵眾我寡,不得已渡江退守江陰。這下,局勢頓時又緊張起來,消息傳到紹興府,天子行在已經是一片惶恐。    
      高宗對秦檜的講和之書未作任何改動,只是將「國書」的名義去掉,轉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命負責長江防線的劉光世伺機轉致金軍。我們的天子儘管無可仗恃,但仍舊還是要面子的,揚州覆敗後的那封辭意謙卑的信函,同樣是採取了這種方式而未預外聞。假如這種東西的內容洩露出去,朝野強大的輿論將會是一個巨大的牽制力量,天子不願看到如此事件的發生。    
      本來,范宗伊對秦檜的安排尚有些顧慮,但天子卻十分爽快,立即就給了一個「試禮部尚書」的頭銜。「禮部尚書」原是寄祿官,相當於一種薪俸的級別,元豐改制後,方實領本部事務;「試」是試用的意思,一般在一段時間後轉正。任命下達,秦檜照例上了一道讓表,說自己泛海而來,只是奏報兩宮安好消息而已,既已蒙受恩賜,志願已畢;況且新從敵中脫身,理應投閒,請求按原職致仕。但天子正屬意有加,未予接受,四個月後的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進而擢升秦檜為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一職原本已罷,一年前朝廷簡化政制,並三省為一,以「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原門下、中書二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遂又重新成為執政官。    
      秦檜取得初步的成功後有些得意忘形。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范宗伊罷相,近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相位無人,秦檜有點耐不住了。他逢人輒道:    
      「我有兩條計策,可以聳動天下。」    
      聽者中有人奇怪:「何以不言?」    
      秦檜回答:「方今朝廷無相,說出來也無法施行。」    
      這話傳到天子耳裡,高宗不由得不動心。此時,劉豫的偽齊已經僭立,張浚在西北戰場上的主動出擊也遭致失敗,陝西地區的永興路和秦川五路已盡為金人所佔。形勢已愈趨嚴重,滿懷疑懼的天子當然不會放過每一個可以讓他安枕無憂的妙策。八月二十三日,朝廷發佈任命,以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與呂頤浩同登相位。秦檜從逃歸到入相,只用了十個月的時間。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9節 翻雲覆雨

    然而秦檜入相近一年,也並未看見他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舉。秦檜大約也知道他的兩條所謂的奇策其實是老調重彈而已,所以儘管早已成竹在胸,並且也將此付諸文字貽觀有關大臣,但卻不急於付諸實施。他現在最關心的仍然是權力,因此當務之急是要排擠掉與己不合的呂頤浩。頤浩字元直,元祐進士,是一位老資格的大臣,自高宗於應天府即位後就一直隨駕在側,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一次兵變中立有大功,入為右相,次年罷。此次與秦檜分任左右相,是第二次入居中樞。頤浩此人在政治策略上傾向於抗戰路線,主張先平內寇,再御外侮,並進而北伐。但他的個人作風卻很難令人恭維,既挾私用人,也好傾覆異己,這樣的人與秦檜共擔朝綱,自然不能相容。    
      兩人爭鬥下來,頤浩取得勝勢。他的殺手鑭是諷使御史黃龜年上書劾彈秦檜主和誤國。高宗本來無意以此罷去秦檜,但兵部侍郎綦崇禮出示了秦檜所謂的奇策後,天子也覺得有些說不過去。    
      秦檜的原話是八個字:「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雖然簡單,但明顯是比當年的「南歸南,北時北」具體得多了,更確切地說,這八個字是撥開雲霧露出了廬山面目,暴露出了他的真實想法。    
      所謂「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意思就是要把河北人歸於金,中原人歸於劉豫。這話的涵義也有擴大,不僅僅是承認了敵偽佔領的現狀,而且連帝國本身也否定掉了。把北方人趕走,這不就等於說大多數南渡臣民不是大宋帝國的子孫嗎?難怪天子看後不悅道:    
      「秦檜說『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歸到哪裡去?!」    
      秦檜第一次入相的經歷就這樣宣告結束。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二十七日,高宗下詔罷免秦檜,制詞責兩策之詭,同時榜於朝堂,諭以永不復用之意。消息傳出,議論沸騰,對秦檜的謬論,人無賢愚,交口唾斥。秦檜成了眾矢之的。    
      秦檜竟會提出如此荒謬的理論,實在是匪夷所思,朝野中有不少人就認為這是有意資敵。聯想起秦檜南歸的種種疑點,人們懷疑他甚至有可能是金人的奸細。秦檜自稱是從金酋完顏昌處逃脫的,若非其有意縱歸,為何秦檜甫一回朝就獻策天子,致書於完顏昌?再說,金人攻陷揚州時,就曾張榜城內,鼓動「西北人從便還鄉」,秦檜要不是金人所遣,他又怎麼會有如此相似的說法?不幸的是,朝野的這些議論也只是懷疑而已,尚拿不出確鑿的證據。    
      從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檜被罷後到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國事務的中心內容一是與敵偽軍對峙中的拉鋸戰,一是對各地盜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斷地向金人派遣使節示以停戰議和之意。對高宗來說,前兩者並不是時政之要,重要的是後者。讓天子感到無奈的是,即位以後雖屢屢遣使如金通問,但絕大多數都被對方拘留,金人也從未派遣過一介之人報聘。直到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問使潘致堯去而復回,才終於打破了舊例。這件事情當然是某種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興。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呂頤浩的北伐準備,同時由樞密院發佈命令,諭戒邊將不得擅越疆界。這年七月,命韓肖胄為使如金。五個月後,韓肖胄不辱使命,返國時帶回了金帥完顏宗翰派遣的九人使節團,雙方終於開始了正式的談判接觸。此後的幾年裡,金廷不斷在戰場和談判桌上雙管齊下,迫使宋方答應苛刻的條件,但宋廷內部反對和議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時不能遽下決定。另外,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暫時將和議擱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價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緩和後,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當樂觀的情緒。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話就是一個典型,他認為,和、戰其實是同一件事,關鍵在於掌握主動,本朝已有二十萬的兵力,用不著畏首畏尾。在這段時期裡,主戰派基本佔據了主流,也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天子,儘管高宗從心底裡恨不得一朝一夕就達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勞永逸。    
      與和、戰的艱難選擇相關聯,朝堂之上的政治鬥爭同樣十分激烈。呂頤浩罷於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獨斷專行過於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參劾,但內裡的原因則是因他屢請北伐而一無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滿。此後是朱勝非擔任了一年的宰相,勝非是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秦檜去職後由呂頤浩力薦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他與呂頤浩很有相似之處,一是他們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變中同有斡旋靖難之功,二是兩人的時譽都不很好。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勝非罷相後,趙鼎與張浚先後入相。    
      趙鼎字元鎮,南渡後歷任右司諫、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參知政事拜相。他基本上是一個穩重派,主張戰、守、避三者並重,反對退守吳越。在這一年的二月,極力贊成岳飛收復荊襄要地襄陽的主張,並一力促成以岳飛主持戰事,使其最後取得勝利。因此,趙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賴。張浚則成名較早,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後力主經營川陝以保東南,並受命出任川陝宣撫處置使,一去就是五年。張浚在川陝主持抗戰中取得過一些勝利,但也在富平戰役中遭致嚴重失敗,喪失了陝西大部。從總體上講,張浚儘管有所失誤,但畢竟還保全了整個蜀地和陝西的部分領土,為屏蔽江淮、牽制金軍起了很大的作用,應該是功大於過的。然而張浚回朝後,卻有不少人攻擊他喪師誤國,處事無方,甚至說他當年請行川陝是「避禍遠去」,此番受命回朝是「聞知虛位,前緩後急」。不過,高宗並沒有為此所左右,仍然命其入相,並對他們兩人寄予了甚高的希望。    
      可是事與願違,趙、張兩人幾乎從一開始就產生了摩擦。趙鼎特別注重程頤之學,因此十分推崇元祐政治。高宗早在建炎初期罷停王安石在宗廟中的配享地位,反熙寧而尊元祐,就是趙鼎一力所促成。趙鼎此次入相後,提倡程門之學,擢用元祐大臣子孫不遺餘力,顯得十分偏激。可笑的是,由於趙鼎從沒有見過程頤,有人冒稱程門子弟,他也照納不誤。趙鼎的努力加上高宗本有否定熙寧之意,一時程頤門人充斥朝野,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然而張浚卻不以為然,至少不像趙鼎那樣以個人好惡妄定雌黃,他認為元祐未必全是,熙寧也未必全非,對程門之徒喧囂朝野也有所不滿。在對待金人的態度上,趙鼎主守,張浚主攻,也有不同。政治原則上的重大分歧必然反映在日常事務中,因此兩人之間不斷產生齟齬,議論既不合,言語之間也有衝撞。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底,趙、張的不和達到頂點,趙鼎對皇上抱怨說:雖然我兩人早年如兄弟,但今日共相,勢同水火,不如留彼而去臣。經過一系列衝突後,趙鼎終於在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十二月罷去。九個月後,因為劉光世部將酈瓊叛變投敵的事件,張浚也引咎辭職。不過,張浚此際的表現還是值得稱道的,罷相後主動薦舉趙鼎自代,於是趙鼎復相。    
      趙、張不睦並不是悲劇產生的根源,他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錯誤是讓秦檜復出。始作俑者是張浚。他這個人性格輕躁銳進,喜歡奇士,因此對秦檜十分讚賞,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人面前誇獎秦檜。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後,和議之論漸佔上風,秦檜的境況開始好轉,張浚又力薦可用,遂使其漸漸起復。趙鼎去後,張浚進一步引用秦檜,最終讓他做到了樞密院使的位置。不過,張浚在與秦檜共事一段時間後也有所醒悟,但也明白得太遲了。趙鼎本來很鄙視秦檜,但再相後在秦檜的逢迎苟合下,竟也改變了想法,反倒認為他堪當大任。張趙兩人的這個錯誤使我們的帝國從此真正變成了一個不思進取、退守自保的偏安政權,也為他們自己的後半生自掘了墳墓。    
      趙鼎德才器量不過如此,張浚的識見更不見得高明,高明的是秦檜,這位左之右之翻雲覆雨的詭黠奸佞之徒。可歎的是,這種人總是能運用巧妙的手法為自己鋪平道路。    
          
      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是一個不平常的年份。    
      事情要從三年前說起。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金軍協同劉豫部隊南進,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給宋軍的長江防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但不知怎麼,金軍前鋒完顏宗弼在十一月間的一個風雪之夜裡突然就撤軍而返,使得整個南侵戰役不了了之。事後才知道,原來是金太宗病重的消息傳到了金營,宗弼已經無心戀戰。    
      金太宗死於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由金太祖孫完顏亶繼位,是為「金熙宗」。金廷自發動侵宋戰爭並取得勝利後,以完顏宗望、完顏宗翰東西路大軍為主的軍閥派別即已形成,宗族之間不可避免地開始了激烈的爭鬥。宗望死後,宗翰所謂的「西朝廷」在後來成為金國最具實力的軍事集團,繼宗望出掌東路軍的完顏昌等人已無法企及。宗翰的權勢如日中天,必然引起新帝金熙宗的疑忌,即位之後,首先採取架空的策略罷卸了宗翰等人的軍權,然後又默許以完顏宗磐、完顏昌、完顏宗弼為首的一批實力派合力排擠宗翰。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秋天,宗翰終於被逼迫致死。劉豫的「大齊」本是完顏昌一手樹起來的,不料劉豫被立後,為生存計竟大力攀附宗翰,這使得完顏昌甚為痛恨。完顏昌一上台,立即就在金帝面前彈劾劉豫,並得到了響應。這年的十一月中旬,金廷正式下詔廢除了劉豫的偽齊。此後,完顏昌升任左副元帥。完顏昌成為金廷的掌權人物,也是高宗重新啟用秦檜的動機之一,因為據說完顏昌一直都很賞識秦檜,兩人的私交還很不錯。既然天子有意與金人談判,秦檜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宗翰被除後,金人內部的矛盾又開始轉化,宰相完顏宗磐和完顏昌成為一派,與另一派太傅完顏宗幹、軍事統帥之一完顏宗弼發生利益衝突。為了增加自己的砝碼,完顏昌主動向宋廷示以和談之意,於這年的十二月份遣送宋使王倫返朝,表示可以歸還徽宗靈柩,而且只要宋廷臣服,願將劉豫所領河南之地歸還。王倫辭行時,完顏昌意味深長地說:    
      「自今以後道路暢通,和議可以平達了!」    
      劉豫偽齊既已不復存在,宋金之間名義上的緩衝阻壅也隨之消失,雙方當然可以方便來往。但是,這種方便對我們的帝國意味著什麼呢?    
          
      高宗皇帝為此歡欣鼓舞。「只要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無所計較」,這是他的原話。王倫回來後僅幾天,又被高宗再度遣往金廷,名義當然是奉迎徽宗梓宮。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烏陵思謀、石慶來到宋境。此時秦檜已升任宰相,他不折不扣地執行著高宗的方針,開始了帝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和談。    
      金人當然附有苛刻的條件,這從朝廷沒有公佈金廷國書內容的事情上也可略知一二。高宗當然也沒有立即表態,原因是宰執大臣爭論不定,參與談判的宰相趙鼎、樞密副使王庶兩人就表示不能接受金人的侮弄。但高宗的猶豫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七月,又派王倫出使。到了十月份,高宗已經和秦檜達成了完全的一致,明確表示堅決講和,並且同意了秦檜提出的由其獨主此事、不許群臣干預的請求。十月二十一日,無可奈何的趙鼎只有稱疾求去。十月二十六日,金使張通古、蕭哲抵達宋境。這一次朝廷已無法像上一回那樣遮人耳目,因為這兩位使節所掛的頭銜一是「詔諭江南使」,一是「明威將軍」。既「詔諭」又「明威」,天子想躲都躲不過去。張通古一到臨安,事情馬上就會擺到了眼前:要想達成和議,我們的天子就必須跪接金人的詔書,更不用說那封詔書上有什麼屈辱的條件了。但是,高宗已下定了決心。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0節 一手遮天

    朝野內外針對皇上不憚屈己,只求速和的政策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早先的澶淵之盟儘管帶有歲幣的條件,但畢竟還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和議;而靖康之難中的徽、欽二帝,乃迫不得已屈膝稱臣。帝國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哪一朝天子主動以臣子之禮事敵的。負責起草國書的曾開當面痛責秦檜:    
      「主上以盛德當大位,相公則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為何自卑辱至此?」    
      司勳員外郎朱松等六人的聯名上疏更是一針見血: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    
          
      這可以說是自南渡以來最具酣暢淋漓之氣的一道奏疏。尤為可貴的是,從中可以看出本朝士子也並非都是心態糜爛而不可收拾。特別是樞密院編修胡銓的上書,直接要皇上處斬秦檜、王倫等人,一時間市井之間爭相傳誦。然而天子和秦檜並不理會這些,秦檜甚至乾脆大事清洗主持抗議的大小官員,將他們一一處理,其中受到打擊最大的是程頤門生。同時秦檜把自己的黨徒勾龍如淵提升為御史中丞,對反對和議的大臣專事彈劾。其手段之強硬,已臻極致。    
      但軍隊的參與讓秦檜緊張了一陣。帝國此時的三大軍事統帥中,除了岳飛在鄂州不知詳情外,張俊、韓世忠均上表極力反對。御軍將領楊沂中等甚至告誡秦檜:若皇上必行屈膝之禮,萬一軍民洶湧鬧出亂子,我等概不負責。在群情激昂面前,秦檜雖然毫不動搖,但如果拿不出好的辦法來照顧天子的顏面,則必然激發事態進一步擴大,導致和議中輟。不用說,秦檜絕不願這樣的事情發生。    
      天子也未嘗不知道跪受詔諭對他來說是多麼的尷尬,但為了自己嚮往已久的大計,似乎也沒有其他的選擇。高宗認定,這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是萬乘之主所作出的犧牲,他不止一次地標榜說: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聚會,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是他不惜屈己就和的出發點。所謂「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其安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他甚至有理由為自己這種忍讓與厚生之仁感到驕傲。因而天子不僅十分奇怪臣民們不能諒察苦衷,對士大夫們缺乏為人主分憂的勇氣尤感到憤怒,進而對秦檜、王倫也有相當的不滿,認為他們拿不出良策來幫助聖躬。可見,最使高宗為難的不是國家的尊嚴而是自己的面子,假如真的跪在金使的面前,這對於堂堂大宋君主威信的消極影響確實是無法彌補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到達臨安,下榻於左僕射府邸。同時,金國方面也不斷施加壓力,甚至放出有意立欽宗為帝的消息,我們的帝國朝廷已到了必須做出最後決定的關頭。    
      還是秦檜為天子解決了這個難題。他受到一位聰明的大臣樓炤的啟發,突然想到天子眼下正在為先帝徽宗守喪,嗣君諒蔭雖不一定三年,幾個月還是必要的,這豈非是一個絕妙的借口!四天後,秦檜以暫攝國政、總領百揆的塚宰身份,代替天子在金使張通古的面前跪受詔書。秦檜以下的從官,其實都是些披緋著紫,裝扮成朝廷大員的低級官吏。既維護了天子的尊嚴,又照顧了士大夫們的顏面,也虧他想得周到。    
      這件事一完成,和議就成功地告一段落。無論如何,金人畢竟答應了歸還河南之地,朝廷還是得到了不少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天子覺得有資格為此自許。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元旦,不無欣喜的高宗下詔佈告中外,同時大赦天下,並開始了一系列落實措施,其中包括派遣各種使節,或如金報聘、或交割地界、或宣諭諸方,甚至派皇族前往河南恭謁祖陵。天子的心情十分迫切,恨不得達成的書面協議馬上就變成現實。這時,前線的岳飛方得知確切消息,累表反對和議不果,於三月份憤然上書乞解軍務。高宗沒有同意,他在敕書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朝廷並沒有放棄武備,希望岳飛不要遽而言歸;但他同時告誡岳飛要始終一心保衛社稷,切不可以貪功為念。張浚在永州也前後上疏五次,力言金人狡詐無信,但同朝內外許多上疏諷勸的人一樣,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和約實施了一年有餘,河南地區也差不多交割完成。但是,和平終歸是金人賞賜的,操縱權既然在人家手裡,注定事情必然會有反覆。    
      金國的形勢陡然又起了變化。完顏宗磐、完顏昌聯盟得勢未久,就遭到了完顏宗弼等一派的打擊。宗弼自建炎以來,一直就是金軍南侵的急先鋒,此人極端狂傲,從來都不把宋廷放在眼裡,尤其反對完顏昌讓地和宋的做法。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七月,宰相宗磐被誣以謀反罪處死,完顏昌也由汴梁調往燕京,到任不及一月,即以「與宋交通,倡議割地」的罪名被執,滿門處斬。完顏昌死後,宗弼順理成章地進位「都元帥」,並立即撕毀和約,於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向宋廷展開進攻,帝國剛剛得到的東京汴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等地又告淪陷,高宗的歡喜瞬間化為烏有。    
      為此,朝廷上下自然群情激憤,這也包括天子在內。高宗又在詔書中稱金人為「賊」,對夷狄之徒出爾反爾的行徑感到由衷的傷心。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也只有開始全面的抵抗。令人興奮的是,在岳飛的奮勇抗擊中,金人的勢頭很快被遏制。本朝建國以來最偉大的軍事統帥岳飛率領他那支戰無不克的岳家軍,進而把矛頭指向了河朔,欲乘此東風,從頭收拾帝國的山河。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岳飛的牛皋、孫顯部首戰告捷,大破敵軍於陳、蔡州界;閏六月二十日,張憲部克復穎昌城;二十四日,張憲、牛皋克復陳州,幾天後,另一路王貴軍收復了鄭州,此外河南義兵也紛紛而起,佔領了不少州縣。岳家軍所向披靡的同時,負責淮西戰事的張俊、王德部卻無意銳進,攻克亳州後便班師廬州,這使得宗弼集中兵力,開始對岳飛實施重點打擊。七月初八,完顏宗弼探知岳飛本人駐紮在郾城,遂派了一支突擊隊偷襲,以冀建立奇功。但在岳飛親衛軍的迎擊下,這支近一萬五千人的敵軍還是大敗而逃。七月十二日,岳家軍進入洛陽城。七月中下旬,岳飛以挺進突兀、兩翼空虛的孤軍,猶與完顏宗弼在穎昌府境內展開決戰,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一系列戰役中,整個岳家軍號令嚴明、作戰英勇,具有一種守死無去、有進無退的頑強精神,儼然是一支不可動搖的力量。那句有名的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就是所有金兵從內心發出的感歎。    
      然而岳家軍由於不斷的進攻而掉進了一個危險的境地,這是因為淮西一翼的張俊、王德部不僅沒有火速並進,反而繼續撤退,使岳飛完全暴露在敵人的夾擊中,前不能進,後不易退。穎昌決戰勝利的第三天七月十七日前後,岳飛在連章請求增援而不得的情況下,反覆掂量得失,不得不按照朝廷的嚴令「措置班師」,使眼看就要到手的勝利付諸東流。這一事件使岳飛為之痛心疾首,確實,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這對於一位赤膽忠誠、以滅虜復仇為己任的志士來說,又豈是一個「痛」字所能概括的!    
          
      金人叛盟對秦檜是一個重大打擊,他為此很是憂恐了一陣子,深怕他的地位會從此喪失。但事實證明擔心是多餘的,因為高宗依舊對他保持信任。秦檜轉憂為喜,決心重整旗鼓,從頭再來。    
      到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八月,中原和淮東的宋軍已基本撤退,金軍也開始休整。從十二月起,經過了充分準備的完顏宗弼選擇了淮西作為重點進攻的目標,開始從汴梁一帶向南移動,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正月,渡過淝水攻佔了壽春,揭開了第二次戰役的序幕。進軍初期,金人並不順利,在柘皋縣一戰中,還遭致了失敗,但不久宗弼就來了一個回馬槍,將輕敵的淮西宋軍張俊、王德部成功地擊退。在這場戰役中,奉命馳援的韓世忠水軍也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等到岳飛受令移師淮西時,沿線宋軍已全部脫離了戰場,岳家軍也自然也無可施為。    
      此次戰役雙方的得失參半,但這兩年進攻宋軍如此不順,是宗弼沒有想到的,這使他銳氣頓失,大有無可奈何之態。在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的八月,宗弼轉而在心理上向宋廷施加壓力,放回了扣押的宋使莫將、韓恕,並讓他們帶信返國,信中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豈料這個效果竟出奇得好,高宗一下子就表示接受金廷的責備,願意以新的條件重新和談。    
      許多跡象表明帝國的天子根本就無心戀戰。去年停發援軍,讓岳飛不明不白退軍是一例,今年四月,更以慶賀淮西之捷為名,一下子就將三大主帥張俊、韓世忠、岳飛明升暗調,從而罷卸了他們的兵權更是一個典型的表現。在這一事件中,秦檜與高宗的目的相同,但出發點卻不一樣,他之所以汲汲於此,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不把這三人除去,自己就不可能安居其位,秦檜並沒有忘記前番議和時三大帥強烈反對的舊事。三帥名義上擔任了樞密使和副使,但除了戰功最遜的張俊逐漸倒向秦檜外,韓世忠、岳飛兩人都成了地道的閒人,內心苦悶中,表面上還不得不裝作優遊閒散的樣子。最可憂的是兩帥的部屬,疑惑之下,不免猜測紛紛,軍心已有所動搖。這一傾向不僅給秦檜重新整編韓、岳兩支部隊提供了動機,也為他們的主帥埋下了悲劇命運的種子。    
      最能表現秦檜醜惡嘴臉的事情是岳飛的冤案。岳飛對我們帝國的貢獻有目共睹,短短十年間,他從一個普通的將校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主帥,完全是憑著自己對國家社稷的忠誠和血汗努力。然而,甘泉易竭,秀木必摧,岳飛的赫赫功勳卻使許多人由嫉妒而嫉恨,張俊就是最不能容忍岳飛的人,就連韓世忠也不能免於此病。金人就更不用說了,宗弼就曾一再表示,若要議和,必須殺掉岳飛。利害得失如此,叫我們的天子和秦檜怎麼做呢?    
      這場冤案的過程雖然很複雜,從這一年七月初秦檜黨徒諫議大夫萬俟契率先彈劾,到張俊首告岳飛部將張憲與岳飛子岳雲謀反,再到十月份岳飛入獄,前後共三個多月的時間。但製造冤獄者的動機如此,這件事情其實是十分簡單的。岳飛的申訴已經毫無意義,他脊背上刺寫的那閃耀古今的「精忠報國」四個字,更打動不了誣陷者的頑石心腸,他只有在最後的逼供紙上寫下「天日昭昭」的字樣來迎接最後時刻的到來。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飛被毒死,年三十九歲;岳雲、張憲斬首。    
      似乎不能認為秦檜一人就可以一手遮天,若沒有天子的默許,秦檜要想殺掉一位朝廷重臣絕非如此輕而易舉。本朝雖然一向防忌武人,但自太祖以來,從未殺過一位大將,秦檜膽敢開此先例,不可能沒有倚仗。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岳飛之死竟沒有引起朝堂之上的任何反應,只有韓世忠一人到秦檜面前說了句氣話。士大夫們可以為天子的無端受辱而不顧性命,為己輩的忠而不察而抗言直疏,但卻不能為精忠報國的岳飛說上一句公道話,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悲哀?!    
          
      與此同時,和議在緊張地進行著。這一次已與帝國的顏面渾無關係了,因為天子已全盤接受宗弼的條件而表示臣服,再在細枝末節上錙銖必較不僅毫無意義,也不為高宗所同意。十一月二十六日,天子不等金朝一方的誓書籤返,就正式告祭天地宗廟,宣佈和議的完成。誓書的主要內容是:雙方以淮水中流為界,宋方另割京西一路的唐、鄧兩州以及陝西大半予金,每年納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金方則歸還徽宗梓宮及太后。帝國的誓書最後說:「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    
      誓儀完成後,高宗先後兩次對金使表達這樣的意思: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已不能及,若太后能回,自當謹守誓約,否則朕不憚用兵。這就是說,天子不恥屈和是為了孝義了,那為什麼一字不提他的兄長、正在敵人囚窗中度日如年的哲宗皇帝呢?可憐我們的哲宗,在送高宗生母韋太后返國的時候,痛哭流涕地拉著太后的衣服不放:    
      「寄語九哥,吾若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其他不敢望於九哥。」    
      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二十三日,當高宗在臨平鎮與母親抱頭痛哭的時候,太后一定對他轉達了此話,但效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帝國的半壁河山就這樣形成了,整個疆域只有兩浙、兩淮、江南東西、湖南湖北、四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京西路襄陽一府,陝西路階、成、和、鳳四州,共計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零三。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1節 無人會,登臨意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辛棄疾(公元1140—1207年)    
          
          
      可歎的是,帝國近似於以勝利之勢向敵夷投降。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金軍的再一次南進,不僅不能與建炎時期的三次入侵相提並論,就是和兩三年前的情況也有絕大的不同,這一次完顏宗弼背盟毀約大舉南下,在軍事上並沒有撈到什麼好處。儘管在淮西、西南兩個戰場上雙方都各有得失,但最大的失利者卻無疑是金國一方,因為宗弼的整個進攻計劃受到重挫,業已喪失了戰略上的優勢。憑著金軍眼下的情況,絕對不可能再有靖康、建炎年間長驅直入的實力,敵人所謂「問罪江表」、「水陸並進」,只不過是祭起早年的法寶恫疑虛喝罷了。很明顯,宗弼正是由於軍事上的困頓才想到進一步威脅宋廷,卻沒有料到歪打正著,一下竟擊中了高宗的要害。天子也沒有認真想一想,狡詐多端的金軍哪一次大兵壓境時,像這樣「先事以告」過?!    
      比起十多年前的驚恐萬狀,帝國的整體心態已趨向於穩定,朝野反對和議的呼聲高漲,至少證明現時的民心士氣可用。以帝國目前的實力,假如上下激勵、同仇敵愾,也未必就不能再與金人決一死戰,雖不一定能直取河朔,保住淮水一線當不會有太大問題,又何至於主動示弱而未戰先降?    
      即使單從天子的利益考慮,我們的高宗皇帝似乎也沒有必要如此屈辱苟和。能夠成功地保住宋室的國脈,這已經讓許多人為之額手稱慶,再加上十多年的慘淡經營,我們的天子已經為自己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就算金人施以辣手,把欽宗從五國城請到汴梁,也未必就能對現在的大宋皇帝構成威脅。當然,宗弼如果把欽宗送回到臨安,這倒會使南渡政府產生一點麻煩。不過,和與戰的主動權一直都在金廷一方,兩國交兵時金人固有理由不放欽宗,但說不定在雙方媾和後,金人反而會弄出送返宋室舊帝的伎倆,這都是很難保證的。高宗是個聰明人,他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既然如此,我們的天子無心戀戰、不惜屈服的原因何在?特別是默許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了岳飛,表現出高宗不僅已經對和議義無反顧,而且從根本上徹底放棄了武備。這種自毀長城的做法對於一個剛剛得到恢復,並且依然處於強敵威脅之下的政權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徑。    
      有一種說法是高宗不能容忍武將勢力的坐大。這種見解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如果一味持久抗戰下去,除了三大帥將越來越難以控制外,還很有可能產生新的軍事勢力。因此,天子要收回三大帥的軍權,並且縱容秦檜殺掉岳飛。這個解釋或許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    
      限制武裝固是本朝的國策,高宗因為登基不久就曾遭逢兵變,從而對將領手握重兵心存顧忌也不難理解。但按常理來說,兔死狗烹是和平局面下的事,眼下國家正災禍未已,豈可因所謂尾大不掉的擔心做出這種荒唐之舉?中興以來戰事頻仍,武將確實也有恃功嬌縱的一面,但尚還沒有發展到囿於個人得失而不顧國家利益的程度;同時,帝國如果與金軍打上持久戰,也就是勉強維持淮水以南而已,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勝利。另外,三大帥內調後,都已經明確表示放棄兵權,另一位資格較老的劉光世也在不久之後稱病賦閒。天子即使有心,也沒有這個必要再動殺機。    
      一切的一切其實很簡單。高宗是一位天子,無上的地位決定了所有登上這一寶座的人都不免迥異於常人。因為天子可以做幾乎一切事情,所有理論和規範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制定的,儘管它們在表面上看起來冠冕堂皇。從歷史上看,天子過分的隨心所欲也許會帶來危及本身的禍端,但這仍然不過是一個空洞的經驗教訓而已,天子們有遵守帝王規範的義務,但並沒有不得不去遵守的限制。因而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是因為他們想做,他們只要想做就一定會去做,國家和民眾的利益並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即使獨夫們每每以道義作為標榜,然而從根子上講只不過是一種借口而已。所有的皇帝並非都是低能兒,如果能使自己從心所欲,又何妨講一點手法?這樣的例子實在是不用多舉。歸結到高宗的身上來,我們的第十位天子的機會是上天所賜的,這個機遇來得太突然而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它讓高宗在歡欣鼓舞的同時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必須絕對珍惜這樣一個上天的禮物。早年的經歷更加劇了這樣一種心理障礙,他已經變得脆弱不堪,幾乎所有的風吹草動都會使他草木皆兵。眼見的事實和確鑿的邏輯也並不能幫他的忙,高宗在後來已經不知道怎樣分析利害得失了,他就只知道「和」,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形,只要能求得哪怕是一紙空文的和平,他都能感覺到最徹底的滿足。對這樣一種病入膏肓的人主而言,除非把未來的一切放到他的面前,否則他就永遠無法改變已經形成的稟性。所以,二十年後金兵再一次南侵時,高宗便寧願去當太上皇,他已經沒有絲毫的勇氣再去面對如臨深淵般的恐懼。    
          
      只要有這樣一位天子存在,就一定會有秦檜這樣的人。    
      事實已證明秦檜是一個無恥之徒,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顧一切。因此秦檜孜孜以求的投降動機只能歸咎於我們的天子,是皇帝的需要賦予了他動力和源泉。貪生怕死、全無操守的人雖然也有他的處世原則,但絕不可能對任何事都一以貫之、始終堅固,所以即使他確為金人的奸細,一旦身居高位後,也並無絕對的理由再為金人奔走效忠。如果秦檜當初可以為身家性命而賣身投靠,現在也可以為高官厚祿而納寵新主,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秦檜的成功在於他從裡到外都與天子達成了高度的契合。高宗沒有什麼強烈的癖好,秦檜也沒有蠱惑人主的奇巧詭異之術,因此這種親密無間就絕不是性情之合,而是為了某種功利的認同,這就是從權變通、一切為一己得失考慮的路線,為保存自己而不惜任何代價的強盜邏輯。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戰的天子,秦檜一定也會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恥興復為己任的志士。    
      秦檜當然也自有他的手段來保持這種契合。早年提出的二策沒有落到點子上,反倒迫使他採取了更巧妙的策略來抓住天子的動向。本朝不比以往,沒有宦官可資利用,也無法攀附後宮作為依托,因此秦檜發展了一位天子御醫王繼先成為自己的親信,同樣在皇帝身邊找到了一位通風報信者。王繼先是汴梁人,世代為醫,他本人也是由於醫道高明而受到了高宗的寵信,成為天子身邊惟一能說得上話的近臣。高宗之所以對一名御醫如此寵愛,有一個原因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揚州驚變落下的那場嚴重的疾患,使天子病於「熏腐」。人道既失,為己身的快樂以及宗脈的延續考慮,都必須盡可能地加以治療。因此繼先得以憑恃恩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上竄下跳,勢焰熏灼。秦檜當然不會放過援引的機會,所以讓妻子王氏與繼先拜為兄妹,兩人聯手,對雙方都有好處。秦檜其實是很不輕鬆的,他必須始終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殫精竭慮,於是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他乘轎、騎馬或默坐時,經常是嚼齒動腮若有所思,好像是在籌劃什麼重大的決措。陰險者的嘴臉,往往如是。    
          
      高宗皇帝之外,秦檜的妻室王氏對秦檜的一生也起了一種異乎尋常的作用。秦檜本人就說過,若不是王氏給他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是不可能使金酋完顏昌答應讓他們夫妻同時隨軍的。確實,王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一直是秦檜的主要智囊和謀主,因而秦檜北去時要王氏同行;出任偽職隨軍南下,他也要想盡辦法把王氏帶在身邊。最後臨機應變倉皇逃走時,猶不惜冒險與王氏同生共死。這似乎不能單純以秦檜夫妻情深的理由來解釋,要知道國破家亡之時,往往變故突發,絕大多數人都不免骨肉分離、妻離子散,要都像秦檜一樣面面俱到,根本就無法照顧自己,又何論保全妻孥。所以當秦檜南來後,朝士們都奇怪秦檜竟能與家偕歸,由此而懷疑其中有沒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東西。    
      無論秦檜如何逃脫,無論其夫婦感情如何,他離不開王氏是可以肯定的,秦檜在很多方面確實都要靠他這位賢妻為他運籌帷幄。岳飛下獄後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裡不能定案,當時就有不少傳說,認為是相府闈閣中拍了板才促使宰相最後下了毒手。無風不起浪,假如這些傳說並非全都是無稽之談的話,王氏的不簡單就可略見一般了。    
      王氏算得上是名門之後,其祖父就是當年被人戲稱為「三旨相公」的王珪,在神宗後期及元祐太后掌權初期擔任過十五年的宰執。王珪這個人基本上屬於折中派,在變法與反變法的夾縫中起過一定的緩衝作用,就客觀效果而言,對變法也有一些貢獻。王珪有兩個兒子,一曰王仲山,一曰王仲薿,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親,大約是在秦檜中進士後不久,以二十萬貫的嫁妝,把女兒嫁給了這位南方人。    
      王家的人繼承了王珪賦性不堅的特點之外,尤還增加了懦弱膽怯、貪生怕死的劣質。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軍渡江後分兵追擊隆祐太后進入江西,一路攻城掠寨,沿途守軍望風披靡,王仲山時知撫州,仲薿知袁州,也都無一例外地開門投降。名門之後如此恬不知恥,還一度引起朝廷的憤慨。但事過境遷後,在帝國政府一切寬容不咎既往的政策下,王氏兄弟猶還不斷鑽營,力求重新起用,但遭到朝野公論的鄙夷。秦檜當權後,王氏當然會要她的丈夫想盡辦法營救,秦檜也確實為岳父奔走援引不遺餘力。可以想見的是,既然有心為棄城投降者開脫,則必須要在理論上分清戰與和的原則是非,秦檜力持和議,不可能沒有這方面的原因。    
      高宗迫切希望的是和談能夠從速達成,因此十分需要瞭解金人的動向,確切地說,需要知道完顏宗弼到底有沒有和的意思。天子既然把主動權拱手讓給了對方,他當然還必須清楚對方究竟會有什麼樣的條件,其中哪些可以婉拒而不至於影響大局,哪些又絕不可貪圖細節而因小失大。秦檜在這方面做得尤為從容,他似乎很能洞悉金人的談判砝碼,因而在具體的措置中,秦檜也能夠讓高宗徹底放心。在這一點上,與秦家有著幾重親戚關係的人物鄭億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鄭億年的母親是秦妻王氏的姨母,而王氏的哥哥王,又娶了億年的妹妹。下一輩中,秦檜的養子秦熹又娶了億年的侄女。鄭、秦、王三家親上加親,注定了他們少不了臭味相投、互為庇護。鄭億年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軍追擊南逃朝廷時在寧波被俘的,劉豫僭立後,出任偽齊高官。秦檜當政後的第一次金宋媾和時,億年自覺有所依托,遂從北方脫歸回到臨安,明裡上表待罪,暗地裡當然向秦檜進行了通報,說不定還曾密疏皇上。果然,秦檜和天子都為他一力開脫,最後不顧朝間大臣的洶洶之議,作為一個特例恢復了他的官職。億年的憑仗當然不止是一個秦檜,顯而易見,他一定還掌握了高宗所不得不對他禮遇有加的東西,所以他才敢回到朝廷。至少,億年就曾在朝堂之上以全家性命作保,說金人絕不會背盟,他如果不知內幕,何來這樣的信心?從某種程度上說,鄭億年或許才是金人有意放歸並負有特殊使命的人物,以利用他的關係向南渡朝廷的天子和宰相傳達信息。至於後來的反覆,那主要是因為宗弼發動政變掌握了權力的結果,億年所負的當然是完顏昌的使命,他也不可能預見到金廷內部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紹興和議達成後,金人據有關協議要求宋廷放還原在汴梁偽齊任職後又逃歸宋廷的有關人員,鄭億年也在名單之中,但高宗就是不放。於此也可看出,億年具有一種雙重奸細的身份已無可置疑。    
      一個人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個體。沒有高宗自不會有秦檜,沒有王繼先、鄭億年乃至萬俟契等人,秦檜還不能完全成為秦檜,而沒有王氏,秦檜也不可能發揮出他的全部極致。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2節 採石大捷

     後來的事情不難想見。    
      秦檜在達成和議後的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進位太師,歷封秦、魏兩國公,穩如泰山地做了十五年的宰相。這十五年中,秦檜所做的不外兩端,一是粉飾太平,以此撫慰天子的心神,同時也為他的豐功偉績製造證據。此外,援拔黨徒、打擊異己,進一步鞏固他的地位,也是秦檜在十幾年中的一貫方針。在天子始終如一的恩寵下,秦檜最後的勢力如日中天,無人企及。甚至有時在天子面前,秦檜都敢於抗言爭辯,強迫皇上遵從己願。只有到了晚年,他才感到為眾論所嫉的恐怖,於是設置邏卒,佈滿京城,聞有議之者,當即收捕,深文羅織,必置於死地而後快。    
      高宗天子與秦檜絕對是一種相互利用的關係。秦檜從中得到了盡享威福的實利,而天子也得到了安居寶位的滿足,雙方求同存異,各取所需,以是十五年來相安無事。高宗在後來並非不討厭秦檜,甚至對他的專權十分恐懼,但只要一日存在著金人的對峙,高宗就一日少不了秦檜,天子為了根本的利害也只有委曲求全,就像他對待金人的態度一樣。只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檜病死後,高宗才終於長吁了一口氣道:    
      「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十二月,高宗馬上就開始親決政事,收攬權柄,並罷黜秦檜姻黨,清除他的勢力。不過,天子並不允許和的方針在秦檜去後有所改變,因此他早在秦檜死後的第二天就下詔明示:「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後,百度廢而復備,皆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第二年三月份,朝臣紛紛請廢和約,太學生們也在醞釀著伏闕上書,而一些衝動之士甚至在私底下偽撰廢和詔書以鼓動民心,高宗為此再次嚴詔督責道:    
      「講和之策,斷自朕意。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義耶?」    
      可見,天子需要的是秦檜的政策而不是秦檜本人。千百年來,恐怕再沒有人能像他們兩人一樣把君臣之分變成如此赤裸裸的利用關係。    
          
      需要強調的是,和議本身的利弊得失並不是主要問題。秦檜和我們的天子把天下正氣銷蝕殆盡,才是帝國的真正損失。秦檜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便立取顯美。這使得朝間的風氣愈趨澆薄,人懷速化之望,仕於朝者多不肯外遷,隨事俯仰,共樂晏然。忠臣義士貶逐略盡,而執政者皆乃沽名釣譽、柔佞奸巧之輩;輕儇之徒,競於告訐,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如此薄惡之風,不能不給本朝百多年苦心培養的道德禮義造成了無法言喻的損害。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國家的命運亦復如此。    
    二    
      北方的金國也並不平靜。    
      金廷的世系與我大宋朝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兩位開國皇帝太祖阿骨打和太宗完顏晟也是同胞兄弟,皆為劾裡缽之子。金太宗駕崩後完顏亶即位,史稱「金熙宗」,他是太祖阿骨打的孫子。金熙宗以第三代繼承人的身份登基時只有十六歲,因此整個在位期間,老一輩的宗室元勳始終沒有停止過爭權奪利的鬥爭。完顏宗弼、宗幹兩人也是兄弟,都是太祖的兒子,他們聯手誅滅了完顏昌、宗磐、宗雋集團後,基本主宰了金廷的政局。其中宗弼進為太保,領行台尚書省、都元帥,算得上是金廷負責南方事務的首腦;宗則進位太師,封梁宋國王,是朝中最顯赫的人物。不幸的是,與宋簽訂和議的那一年也就是金皇統元年(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宗幹從熙宗出幸,在回京途中病故。宗幹的次子叫作迪古乃,漢名為「完顏亮」,這個人在不久後掀起了一場不小的波瀾。    
      完顏亮這個人保存了女直人殘暴而野蠻的一面,為人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為與熙宗同為太祖之孫,對皇位常懷覬望之心。皇統八年(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十月,集軍事民政大權於一身的宗弼去世,完顏亮終於有了機會。    
      年輕的皇帝熙宗無力平息朝中貴族大臣之間的紛爭,因而金廷內部的派系一直處於相互對峙的局面,表面風平浪靜,其下卻暗伏潛流。宗弼死後熙宗親問政事,但也沒有辦法控制事態的惡化,由於處事不當,更引起了朝中部分貴族的不滿。到了皇統九年(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十一月,熙宗殺掉了與完顏亮等大臣勾結的皇后裴滿氏後,事態已一觸即發。    
      十二月初,完顏亮已經與左丞相秉德、駙馬唐括辯及大理卿烏帶等達成共識,又開始在宮廷內外秘密聯絡。他首先爭取了熙宗幾名重要護衛的支持,然後重點開始策反熙宗的近侍局直長大興國。熙宗最信任的近侍就是大興國,未嘗一刻輕離左右,只有在就寢後才放他歸去。大興國掌握了皇帝寢宮的鑰匙,同時又能自由出入,要想發動宮廷政變,他這一關非過不可。    
      完顏亮先找了一位與大興國有舊的人探知了一下底細,知道大興國正因無端受到熙宗的責備而心懷怨望。遂在一天夜裡將他邀致府第,終於把他說服。兩人約定,事不宜遲,就在十二月初九舉事。    
      初九這天夜裡二鼓時分,大興國竊取符鑰打開宮門,矯詔熙宗有旨召唐括辯。唐括辯早已候在宮門附近,見機立即趨入。守門者因唐括辯是當朝駙馬,不敢懷疑,便將他放入,於是完顏亮等人暗藏利刃也隨之入內。走到殿門,守宮衛士方覺有異,剛要動手,被唐括辯手起刀落一下砍倒幾個,驚懼之下,其餘衛兵竟莫一敢動。熙宗在寢殿中聽到動靜,察覺情形不妙,急往榻上取刀,豈料往日從不離身的佩刀早已被大興國藏到了床下。幾位反叛護衛首先持刃進弒,完顏亮繼之,熙宗血濺當場,時年三十一歲。    
      完顏亮即位後本性便開始徹底暴露。最典型的表現是任意妄為、需索無度,依附群小、濫殺無辜,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完顏亮採取了極端手段,所謂「刑殺不問有罪」,未過多久,對政變有功的秉德、唐括辯皆被誅殺,太宗子孫、宗翰子孫等宗室子弟亦遭誅夷,一些軍事將領如左副元帥撤離喝等人被滿門抄斬。完顏亮為滿足一己之好,甚至拋棄了基本的倫理綱常,以至於淫嬖不問骨肉,婦姑姊妹盡入妃嬪之列,為奪人妻則使之殺其丈夫。完顏亮的行徑是開化未久的遊牧民族殘存劣根性的典型反映,因此在他身上,既有殘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同時也有豁達任性、不以禮法為意的天真之趣。比如他有時出巡,見到民車陷入泥淖,輒令衛士為之牽挽,必俟其出而後行;他身邊常備有黃金錢幣,如有需要者,即令自取。最有意思的是,身為一朝之主,他甚至允許臣子直呼其名。完顏亮以強制和壓迫性的手段統治他的國家,雖然在客觀上能夠加強集權政治的威力,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金國內部各種矛盾的激化,最終導致了自己的敗亡。    
      從某種程度上說,金帝完顏亮既然代表著女直民族野蠻性的一面,他便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好戰掠奪本性,並不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完顏亮念念不忘討伐宋朝,早在即位的翌年就曾公開表示遲早要將江南之地收為己有。即位後的第五年,完顏亮把首都由上京遷至燕京,並改名為中都,仿造宋制,大事營建。當然,模仿宋朝制度仍然只不過是他用來滿足獵奇性格的一場遊戲罷了,他從來也沒有真正的從理念上接受漢家文明的熏陶。在完顏亮的眼裡,只有那未知的廣闊江南才是他真正急需的東西,他把帝都從遙遠的北方遷到燕京,目的也就是為此。到了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連一向麻木的宋廷上下,都有不少人感覺到完顏亮叛盟南下只是遲早的事情,但未被高宗和屬於秦檜餘黨的朝廷宰執們接受。第二年,完顏亮決計南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二月,開始小規模挑釁,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正月,開始進行軍事準備,打造戰船、運貯軍械、調兵遣將。金廷計劃了近五年,可宋廷方面卻始終一無防備,就是到了中外籍籍、路人皆知的當口,高宗猶還不願相信:    
      「朕待彼甚厚,金人拿什麼借口出兵?」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哭笑不得:「敵夷出兵,豈需借口!」    
      紹興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八月,金軍重兵已屯駐淮水宿、泗一帶。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完顏亮移駐汴梁,七月,大肆屠殺宋、遼宗室一百三十餘人,八月,又弒殺反對南侵的太后徒單氏,南進之意已無可動搖。九月,完顏亮戎服親征,以六十萬的兵力分三路大舉入寇:西路自鳳翔攻大散關,以取宋朝側翼四川;中路由蔡州攻荊、襄,從正面壓迫;其本人親率東路主力從淮西進攻江南東路;另外,完顏亮還派遣了一支水軍由山東取道海上直襲臨安。金軍此次入侵在戰略上雖是老調重彈,但規模卻明顯地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然而不同以往的是,金人這一次雖然來勢洶洶,但早已失去了當年鞭梢所指,所向披靡的效果。金軍的戰鬥力不是一成不變的,早在紹興九、十年間,就已有明顯的徵兆表明他們並非不可戰勝。此次金軍數量雖眾,但大部分是各族士兵拼湊而成,成份既複雜,相互之間的差異也大,加上兵員眾多勢必造成後勤保障的困難,確實很難做到速戰速決。首先南進的西路軍一開始就遭到宋四川守將吳璘的阻擊,退守鳳翔;接著中路軍也被擊退,被迫改向東進。十月二十七日,曾在岳飛制下的李寶率戰艦一百二十艘掛帆北上深入敵境,將正在密州陳家島停舟待風的金軍水師一舉殲滅。    
      決定性的採石大捷雖然看起來是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特別是中書舍人虞允文的臨機果斷,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實際上這場勝利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客觀上的因素一是完顏亮不顧朝野一片反對之聲竭舉國之力興兵南下,已促使金廷發生內變,十月初八,曹國公烏祿在遼陽被立為新帝。消息傳到前線,金軍亡歸逋逃者更是不可勝數,這也使得完顏亮部隊的士氣十分低落;其二,塞外契丹諸族也開始叛亂,聲勢已趨浩大,加上河北漢民的起事,不得不使完顏亮分兵以征,導致南侵軍力的分散。另外,金軍的水戰經驗要明顯遜於宋軍,宋軍在水面上的裝備也大大超過對手,金軍以小而緩對付宋軍大而速的戰船,以長江的寬闊洶湧,絕對不是對手。完顏亮過分高估了自己,他認為當年宗弼能以小舟在誨上追擊宋帝高宗,此次必然也能成功渡江。事實也證明,宋廷淮西守將王權所統領下的士兵並非不能打仗,而只不過是膽怯的主帥臨陣逃脫瓦解了軍心,才使金軍渡過淮水直逼長江。若無民心士氣可用,虞允文縱有回天之力,也無法力挽狂瀾。十一月八日,虞允文到採石犒軍時,王權已被罷免,而新帥尚未到任,一路潰散下來的宋軍士兵只剩下一萬八千餘人,散坐路邊,不復成伍,情況已是千鈞一髮。允文毅然負起指揮重任,以其出色的組織能力將採石一帶的軍民調動起來,結果保住了長江防線。    
      當然,採石之捷的具體戰果絕非像宋廷渲染的那麼輝煌,完顏亮臨江時已無心久戰,所以只派了先頭部隊渡江。為採石宋軍擊敗後,完顏亮大隊人馬立刻就趨回揚州,並沒有再次嘗試強渡。儘管如此,虞允文將金帝親征之師打得落荒而逃仍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宋軍以一儒生率區區烏合之眾就能將完顏亮的精銳主力一舉擊潰,雖不能證明宋室的軍事實力是如何的強大,但至少說明金人五十年來的南侵確已成了強弩之末。    
      採石大捷的意義極其深遠。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3節 雍容富足

    十一月底,眾叛親離的完顏亮被部將殺死,殘部退軍三十里後遣人持檄至宋鎮江軍議和。不久,荊、襄及兩淮各地金軍亦皆拔寨北還。烏祿即位後更名為「雍」,史稱「金世宗」,世宗得知完顏亮死訊後,進駐燕京正式掌權。此時,中原一帶民眾紛紛起義,山東人耿京起兵收復東平,成為其中聲勢較大的一支。金廷為安頓局面,一方面在兩淮及西南收斂兵力以圖再戰,一方面也不得不遣使請和以作喘息。儘管金軍仍在各地與宋軍往復交戰,但完顏亮發動的南侵畢竟還是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    
      更大的影響還是在我們的帝國方面。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二月完顏亮死後,高宗尚還有意乘勝恢復汴京,並親臨至鎮江府。但當金新帝即位後兵勢復振,高宗的意向馬上就開始改變,堅決要返回臨安。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宰執奏金使將於二月份渡淮南來議和時,天子的和意已經十分堅決。照理而言,徽、欽二帝已經駕返道山,重兵大將也所剩無幾,用兵取勝破虜復仇,絲毫沒有背其所利而中其所忌的成份。然而帝國的天子所擔心的早就不是得失利弊,高宗的怕事已融入骨髓,他既沒有心思去作任何的判斷,甚至連面對明白無誤勝勢的勇氣都沒有。早在十二月份朝廷下令在西北戰場上首先撤軍就是天子的主意,結果使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所光復的十三個州又為金人所佔,吳璘部倉促退還,在金軍的掩擊下損失慘重。全軍將士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連營痛哭,聲震原野。在高宗心裡,敗固然非所情願,勝也並不能保證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無事才是最最要緊的,因此他對臣下說:    
      「朕料定最後還是一個和字。」    
      和是不錯,戰爭發展到最後也就是妥協,但怎樣去和?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四月,金使高忠建來到臨安,經過一番激烈爭執,抗戰派中堅左相陳康伯駁斥了金國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禮的謬論,以洪邁報聘,國書採用敵國之禮。這種方式的休戰似乎才是我們的帝國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勝利當然是戰場上勝利的產物,根本沒有必要懼怕謙讓。然而,高宗還是密付了洪邁一道手札:    
      「若彼誠能以河南地歸還,必欲居尊如故,朕復屈己,亦何所惜。」    
      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顯然已無法被十幾年來第一次揚眉吐氣的主戰人士所接受。洪邁到了金國,金世宗見到國書用辭不遜,先令洪邁更改,洪邁不從;後又命他朝見時行舊禮,洪邁也堅執不可,結果被金人反鎖在使館中,水漿不通達三日之久。本來,洪邁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詔行事,屈膝稱臣以討得金人歡心,然而他就是沒有屈服,表現出難能可貴的高風亮節。與洪邁在敵營的大義凜然相呼應的是,朝中要求乘勝恢復的呼聲也極為高漲。代表人物一是當朝首相陳康伯,一是完顏亮南侵時方被重新啟用的張浚。    
      康伯字長卿,宣和進士,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參知政事,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遷左相。完顏亮南侵時,舉朝震駭,不少朝士都遣家屬南下以避寇,獨有陳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對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敵虜逼江,康伯堅決反對幸閩之議,迫使高宗留在了臨安。虞允文出任參謀軍事前往採石,也出自康伯的倡議,結果取得了採石大捷。張浚雖然一直被高宗閒置,但在朝中主戰派中卻享有甚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後,處事布軍,風采依然,贏得了朝野的廣泛尊敬。此時的另一位元老級大將劉錡剛剛去世,張浚遂成了抗戰一派的希望所在。陳、張二人得到普遍的擁護,反映出時下的主戰潮流確實無可抵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轍,實在也是非常困難了。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採取了退位禪讓的做法來作最後的逃避,其中的原委倒也頗令人困惑。高宗從建康回到臨安是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詔立皇子趙瑋為皇太子,明顯表露出禪讓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式下詔內禪,前後只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洪邁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從那時算起,高宗實際上是在一個月內就作出了選擇。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內禪,都是出於不得已而為之,我們的天子目前正處於一個國威復振的大好時機,年齡也只不過五十六歲,又何至於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歸於淡泊、頤養天年?嚴格說起來,古今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實際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儘管會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也並非不能做到。當年的和議所遭受到的反對浪潮,也並不比今天遜色,天子彼時能不惜任信奸佞、濫殺大將,此次當然也可以如法效仿,從這一點上講,他似乎沒有理由做此無謂之舉。有一種說法是陳康伯對皇上施加了壓力,但這顯然不符合情理,康伯是個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這種有悖於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不同於靖康之時,高宗的聲望雖然由於不憚屈己而有相當程度的下降,可與當年的徽宗仍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宮,也不會為天子所答應。    
      最後的解釋仍要歸結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來。所有的天子都沒有絲毫的邏輯性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內心的害怕恐懼情結已經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無法左右,這使他完全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和思考能力。敗時可以和,但勝時如何呢?我們的天子顯然也是黔驢技窮,所以內禪完全是出自於他的本意,他也只有這條路可走。高宗的禪讓詔出自洪邁的哥哥洪遵的手筆,但有一句話也真實反映出天子的心態,即所謂「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他已經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與其憂勤萬機,宵旰靡怠,倒也無寧雍容釋負,退養康寧。六月十一日內禪典禮結束後,已成為太上皇的高宗隨即駕往德壽宮,從此平安地度過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歲的高齡走完了他並不輕鬆的人生旅程。    
      高宗惟一的兒子早夭,因為揚州兵敗時染上痼疾,從此再無生育。即位的皇子趙瑋是秀王趙子偁的兒子,算起來是太祖的七世孫,受冊太子時更名為慎,後來的廟號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興」。孝宗是個主戰派,即位伊始,就重用了張浚,同時追復岳飛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氣象,為之煥然一新。    
      高宗內禪只是採石之捷深遠影響的一個方面而已,這場抗戰勝利對帝國產生的最大後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發動了一次北伐。很顯然,這次樂觀情緒下的主動出擊同完顏亮的南侵一樣,都是不合時宜之舉。南渡朝廷是否具備足夠的實力徹底降服金敵並不是主要問題,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沒有形成高度統一的思想意識。不幸的是,帝國並沒有做到這一點,許多事情表明帝國內部的主和傾向已經蠢蠢欲動,只不過暫時蓄而未發罷了。孝宗以新君的銳氣一賈其勇固然值得嘉許,然而恢復大業並不是單靠一腔熱情就能實現的。而金國雖然內亂頻仍,但底氣尚在,金世宗能夠迅速撫定局面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以帝國久弛的武備遽而北上勞師遠征,能夠速戰速決尚還有取勝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會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年輕的嗣君是否有這個思想準備?    
      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初張浚出任北伐統帥,四月,李顯忠、邵宏淵取得宿州大捷,成為近十年最為輝煌的光復勝利。然而時隔不久,由於李、邵不和,未能協同作戰,導致宋軍在符離的大敗。此次失利在軍事上並不算什麼嚴重的挫折,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意義卻非同小可,這使朝廷妥協的潮流又開始抬頭,並進而影響到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貫主張議和的湯思退又重新入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擾下,先是張浚被迫去職,接著主戰派遭到清洗,最後兩淮宋軍在金軍的襲擊下全線潰敗。宋師尚還未渡過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產。    
      想望中興的孝宗仍舊未能避免高宗的命運,最終還是不得已與金人求和。儘管這一次的和約看起來比紹興和議有了大大的進步,比如雙方不再稱君臣而改稱叔侄,「歲貢」改稱「歲幣」,數量上也減少了十萬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個州。帝國的形勢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意志堅決,準備充分,應該是能夠避免這樣一個結局的。    
      但我們只能承認這個無奈的現實,這是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時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這是雍容富足的時代,這是慘淡蕭條的時代,這是安逸平和的時代,這是痛苦無奈的時代,這是湖山歌舞、盡事逍遙的時代,這是志士堪悲、拔劍而起的時代;這是水雲浩蕩迷南北的時代,這是斷腸落日千山暮的時代。    
          
      自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紹興府移駐臨安後,因為敵情的變化,天子行營或因巡幸或因親征,也曾有過短暫的遷移。當年冬天,宗弼軍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親征,行在隨之北上。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張浚力主北伐,遂鼓動天子移駕建康;趙鼎復相後的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復還臨安。自此以後,始無變動。    
      臨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錢塘,隋始置州,大業初又改名餘杭郡,唐復置杭州,五代時吳越王錢俶即定都於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為臨安府,屬浙江西路。    
      雖然臨安已成為南渡帝國實際上的京師,但在名義上還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稱「行闕」,這當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過,名號的不正絲毫未能影響它在南渡以後的飛速發展。紹興初年,臨安數遭兵火,戶口僅存十之二三,大半還是北方流寓的客戶。和議以後,人口激增,到了紹興末年,戶數已臻至二十五萬左右,人口近五十五萬,使臨安一躍而成為一個龐大的都市。整座城池週遭約七十餘里,分內外兩城:外城一名羅城,在沿襲吳越城垣舊制的基礎上有所擴建,形成南跨吳山、左江右湖的極為可觀的規模;內城即大內宮城,位於鳳凰山下,本乃州治所在,過江伊始因陋就簡改作行宮時,不過只添造了二三百間房屋。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間先後建成慈寧等八殿後,宮殿始具規模,但仍只不過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後,大內建制方日趨完備,新建宮殿大都朱釘金戶,畫棟雕樑,覆以銅瓦,又鐫以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而規劃中的許多亭台樓閣都在陸續營造之中,照其建制預計,假以時日,行宮將來的規模超過舊都汴梁當是毫無疑問的。    
      臨安吸納諸方精華,漸漸而成繁盛之都,方圓數十里的範圍中,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徑行不絕。尤其突出的是,臨安已徹底消除了歷來天子都會嚴格劃定的坊、市界限,店舖甚至臨街而設,通衢坊巷,連門俱是。自然夜市亦應運而興,交易之盛,一如白晝。各種官辦及私營作坊,遍佈杭城內外;勾欄瓦捨,不計其數。    
      臨安更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如果說東京汴梁是蘊籍深沉的,行在臨安則是秀麗嫵媚的,多雨而溫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種絢爛的色彩、和熙的氛圍,臨安無不俱備。春之燕語鶯歌,夏之荷錢榴火,秋之金風玉露,冬之梅紅雪白,四時之美,齊集於斯。更妙的是,臨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號曰「西湖」,一城勝景,全在此一勺碧玉中,本朝蘇軾曾有詩寫其妙處道:「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便是其萬種風情的絕好寫照。南渡後,湖山之間,堤橋成市,歌舞叢之,走馬遊船,達旦不息。    
      溫柔的臨安像一位絕代佳人,她以溫暖的懷抱,化解著無數傷心人的痛苦,銷了劍鋒,雌了男兒。    
      經歷過苦難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歡樂的可貴。太上皇高宗就是其中的一個,這位高壽的太上皇晚年喜靜好佛,在優遊閒淡的歲月中打發著餘生。早先的痛苦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風弄月的瀟灑和恬適。上皇尤愛西湖,常常泛舟湖上樂而忘倦。平日居於北內,亦甚屬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歡,時時網羅人間奇珍以供怡顏,遇得佳物,不復問價。每逢上皇生日,進奉尤甚,孝宗為承上意,曾一次進錢四十萬緡之數。宮廷靡奢之習影響甚大,貴近之家、北來豪客,倣傚之風不絕,進而也傳染到民間。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4節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聊足安慰的是,新一代皇帝孝宗顯然不同於他的前任,他像早年的康王一樣,並沒有經歷過慘痛的教訓,因此尚還不失銳意進取的精神。早在藩邸時,孝宗對恢復大業就十分嚮往,所以在即位不久就有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北伐。然而符離失利使新帝的一腔熱情陡然澆滅,從此不敢輕言出師。不過,孝宗並沒有忘懷恢復大志,內心深處也時時都在考慮如何去達到這個目標。問題是時勢又有所變化,敵國的金世宗果斷息兵專治內政,同時不忘廣蓄嚴備,使我們的帝國根本無隙可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又一次對輔弼大臣們談到了恢復故疆的事情,同知樞密院事劉珙的意見反映出一種比較典型的看法。    
      劉珙道:「復仇雪恥,誠乃當今之要務。但臣以為,若非積十年之功內修政事,恐怕未可輕動。」    
      劉珙早年曾因忤秦檜被逐,論事峻切,一向主張收復舊地。這樣的人說話都如此保守,看來其中似不乏原因。當廷臣中有人提出疑問道:漢之高祖、光武二帝,起於匹夫而有天下,不過數年功夫;帝國恢復之業,如何竟要十年?劉珙說出他的道理:    
      「正是因漢之高、光起於匹夫,所以他們無所顧忌。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輕重程度,豈彼兩君所能比!」這就是說到點子上了。    
      帝國所經歷的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在敵人幾度兵臨城下的危機面前竟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更難免讓人們心驚肉跳不已。儘管國家用喪失絕大利益的代價換取了暫時的和平,但隱藏的禍患並未根除,久積的弱勢也尚未伸曳,若置宗廟社稷之安危存亡於不顧而一味好戰,確實也不見得有效果。相反,如果處置不當,還會帶來危及帝國根基的災難,這都是有前車之鑒可以記取的。當然,在有志之士的心中,恢復仍是第一急務,但關鍵是如何去做到這一點。無疑,劉珙是相信德政和文治的力量的,所以他提出要皇上取法古代的賢王周宣王,「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賢使能以修政事」。公平地說,劉珙此時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符合帝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的,它代表著一種務實的政策,與高宗天子在敵我刀劍相向時尚還固執地堅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學有根本的不同。    
      劉珙的意見絕非偶然,整個帝國的心態仍舊不很正常,怕事怯戰的懦弱心理很難一日消弭。四個月前,朝廷修治前線重鎮揚州的城隍,諫議大夫陳良祐就表示反對,他認為備戰絕不能招致敵人之疑,而修揚州城又徒勞無益。這個意見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備戰如何無益?」    
      良祐道:「萬一敵人突破時我不能守,則豈非為敵人所築?今遣二三萬人過江治城備戰,敵人一旦探知,便有挑釁借口。」    
      不想到勝而首先考慮到敗,這就是目前帝國大臣的通病。他們的畏敵情緒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成份,但最終的結果是對國家的利益造成了損害。    
      天子又問:「若臨淮不可,在內地如何?」    
      就是這樣良祐也主張緩行緩施,總之不能被敵夷所乘。所以他說:「今日為備之要,莫過於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意見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就是傾向於銳進的人士,在考慮問題時也變得謹慎小心,試圖規劃出一條切實可行而又穩妥可靠的路線。他們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態正處在矛盾之中,過於激烈的方案,必然會被拒絕。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從北方南來的義士辛棄疾入對,提出明確的抗戰主張而未被孝宗接納,就證明了這一點。辛棄疾獻策後不久,張浚的兒子張栻也上疏皇上請求朝廷下哀痛之詔,明示復仇之義。但他同時也承認:當今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為此必須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把「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統一起來。張栻在後來又不斷向皇上闡述這種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觀點雖是劉珙、陳良祐兩派理論的綜合,但確是大大前進了一步。這年十二月,代表著激進思潮的太學生中有一位叫袁樞的上書天子,也認為今日圖思恢復,應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顯然,在這一點上君臣的意見已經大致相同。    
      事實上,孝宗垂拱天下的近二十年裡,在主觀出發點上一直都把人才、財用以及治理得道等內政放在了中心地位。特別是理財方面,朝廷雖然並沒有採取大規模的改革舉動,但始終予以高度的重視,盡量在加強國家儲備上多做一點文章。與金國的和議在客觀上為理財創造了條件,而南方優厚的物質基礎又使它成為可能,因此帝國開始幸運地走向一條繁榮的道路。人口的增加最能反映出經濟的改善,乾道二年(1166年)整個南方帝國的人口數已達到二千五百多萬,儘管其中有不少南遷的北方人口,但這個數字還是相當驚人的。臨安的風物鼎盛和君臣士民的奢華之風,都是國家財政開始好轉的必然產物。    
      當然,帝國的國力尚遠遠達不到充裕有餘而能應付強大軍力的程度,這一點朝野上下都十分清楚。主要的原因是國家的負擔依然很重,為了收攏士心而繼續採取的優厚政策,使冗官閒士的數量有增無減。既無事職,猶還掛名食俸的現象甚至還要超過南渡以前。國家既重視文治,又必須在經濟上予以扶持,所以文化教育事業空前興盛必然也伴隨著物力的消耗。民生條件雖然有一定的改善,但地區之間、貧富之間也存在著相當不平衡的情況。除此之外,財政金融等經濟領域裡的各項措施,也頻繁發生差舛錯失,政府有時應付偶發的天災人禍尚還捉襟見肘,更不用說大規模的用兵征討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加強中央政府對經濟事務如鹽、茶、酒專賣的絕對控制外,只有沿襲高宗的做法繼續重稅重賦。儘管朝廷上下對此反應強烈,要求拿出切實的惠民政策,然而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多大的改善。帝國的物質狀況固然是處於上升之中,但正如劉珙所指出的,生聚教訓需要時間。    
      在採石大捷中立下殊功的虞允文在孝宗初政期間做了一段時間的宰相,在整軍肅武、增加軍備方面做了不少實事。孝宗對這位有膽識的大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為此專門派他到蜀中任職,想讓他在富庶的四川地區率先出兵。但允文使蜀近一載,始終沒向朝廷報告進兵的規劃,於是天子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左右又一次密詔催促。    
      允文的回答是軍需未備,不能出擊。    
      孝宗十分不滿,又派人持御札敕諭允文盡早行動。但傳令者到時,允文已不幸病歿,使天子的願望又一次破滅。這是孝宗的第三個年號「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事,從此出師之議便再沒有被提起過。    
      無情的時勢使孝宗的政治策略最終還是趨向於折中。一年前的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二月十五日,孝宗對宰相虞允文等人談及他的為政之道,曾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孝宗道:    
      「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它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    
      天子打了一個比方說:「這就好比立一華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    
      應該說,天子的本意是想力糾時弊。具體地說,就是更張以往一味退守不思進攻的廢弛之政。所以他堅持認為:天地間若無肅殺,就無所謂發生。言下之意,為政之道並不忌諱暫時的用強。為此他發揮出一套「適中」理論,拿來為他的「猛糾」政策服務,其用意不可謂不深。不過,宰執大臣們卻不同意皇上的觀點,比如虞允文雖然承認救寬之道在於猛,但他也說,雖然「殺之」是為「生之」,但天地之心終歸於仁,政治仍須以重德厚生為準則。在這當口,聰明的宰相虞允文固然以陰柔之功巧妙地化去了天子的一腔壯志,但最終讓孝宗走向自己反面的東西卻是時間,這個造物主最偉大的魔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月,天子終於無奈地承認:本朝家法雖遠過於漢唐,但惟獨用兵取勝一道,實不及之。孝宗此時已開始更正他的想法,他對宰相龔茂良道:    
      「治體不可有所偏。比如四時,春生秋殺而能成一歲,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    
      孝宗把他自己「無殺則無生」的理論整個顛倒了過來。說這話的時候,我們的天子的心情一定是十分複雜的。    
      早在幾年以前,帝國便已經明顯呈現出無為而治的狀態。值得讚許的是,政治妥協在客觀上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孝宗以他的平和、寬厚的作風在某種程度上又加強了這種效果,從而使整個當政期間的朝廷政治基本上保持了一個平靜的局面,這當然是應該肯定的。當今天子的政治作風無疑也有著性格上的因素,孝宗的為人可以說是當得起淳厚英毅四個字,所以他也能和太上皇始終保持著親密的父子關係。我們這位帝國的第十一位天子以外藩身份入繼大統,而能做到克盡宮廷之孝,自古而來確實無有及之者。他後來的廟號為「孝」,就這一點來說實在也是當之無愧。    
      然而帝國的心腹大患仍然近在眼前,如果安於現狀積重難返,後果便不堪想像。天子最後返歸到保守的老路上,飽受國祿的宰執大臣們要負主要責任。乾道時期的虞允文等尚還有些作為,但大多數人都是無所建樹。本朝人才摧抑之極,在南渡以後終於看出了惡果,嚴酷劇烈的黨派鬥爭和政治打擊,再加上蔡京、秦檜之流的鉗網之風,使士氣摧損,流弊及於百年之後。士大夫們雖心懷貞志,但在行動上卻不求盡忠,但思無過,各有安身立命之術,以使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正如後人王夫之在《宋論》中所云:舉世習與相安,為獲一吉人之譽而隨事俯仰,始以容容,終以靡靡。孝宗一朝,書生意氣也始終充斥朝堂,言戰者指斥言和者忘記不共戴天之仇,言和者又嘲諷言戰者好大喜功、無所顧忌,雙方互執一辭,議論不已而全無實效。最後在天子的妥協方針下,大家彼此消化,又都成了折中路線的實踐者。正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古人的話一點不錯。    
          
      幸運的是,天下事往往得失參半。不知不覺間,帝國遷來臨安已近四十年了,造物主的自然法則使南渡帝國的第二代人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南渡以後,在相對平和的環境中長大,雖沒有親身經歷過靖康之難的血淚洗禮,但他們自束髮受教之日起,面臨的就是半壁河山的慘痛現實。在父老耆舊的教誨下,他們同樣為帝國的奇恥大辱而憤懣難平;即使在耽於安逸無所更張的無奈現實中,猶能不忘砥礪慷慨激昂之志。更重要的是,這一輩人已不同於他們的父輩,他們對國家的命運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正是這年輕的新一代,肩負著帝國未來的重任。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5節 三綱治天下

    孝宗登基不久的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張浚符離失利五個月後,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見了一位有祿無事的賦閒官員朱熹。一個多月後,一名客居臨安的布衣之士陳亮也向天子上書。其時北伐剛受頓挫,天子下詔求言,各種人士紛紛懷牒於朝上書言事,朝野氣氛正處於激動緊張的狀態。與軍事失敗後的尷尬情形相比,召對上書一類事情本身並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朱熹和陳亮這兩個名字,還是給了人們以強烈的印象。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家世居南方。父親朱松進士出身,宣和末年授建州政和縣尉,大部分時間在福建一帶任地方官。南渡後,一度入朝,因言論與秦檜不合而被貶出。朱熹於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於福建南劍州龍溪,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時進士及第。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比朱熹小十三歲。其父名次伊,身名不顯,大約只不過是一地鄉紳。    
      朱熹與陳亮兩人有著相似之處,雖然在年齡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同樣屬於南渡以後的南方新生之輩,且都在少年時期就表現出了聰睿的才智。朱熹幼年就被其父課以《孝經》,自題其眉曰:「不若是,非人也」,從小就對古代禮訓產生傾慕之心,十八歲時貢於鄉,一舉登第。陳亮雖終生未仕(五十二歲時曾被朝廷授以官職,未到任而卒),但一樣是才氣超邁,卓爾不凡,年輕時就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酌古論》,得到了所居郡守周葵的賞識,目為他日國士。    
      但從早年的經歷上看,兩人也存在著絕大的不同。朱熹是個沉潛思深之士,對傳統有著一種天然的嚮往,五六歲就知道向天發問,十五六歲時便能讀經傳而為之警礪奮發,自小就對形而上的問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十四歲時父親去世後,朱熹遵從遺囑,跟從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位老師繼續學習。這三人都是朱熹的父執之輩,也都是德養深厚的名士,特別是在程顥、程熙所倡之學方面有較高的造詣,對朱熹最後歸入二程的洛學起了很大的影響。二十四歲時,朱熹執弟子禮第一次拜見了父親的同門學友、在當時極為著名的儒學大師延平先生李侗,從此奠定了他一生思想學術的旨歸。朱熹當過一任崇安縣主簿,此後一直掛銜賦閒,其間不斷向李侗請教,同時孜孜於儒學,特別是對二程之學進行了深入鑽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哲學觀念。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向孝宗上書,建議皇上首以明理,次以養氣,復以任賢修政經緯其中,以此三綱治天下之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時的朱熹三十四歲,已全然是一位飽受聖訓且心有所得的儒學之士,在天子的徵召下,懷抱著強烈的思想原則和政治理想來到臨安,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朱熹在第一札中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務須以儒學聖典《大學》之道為本;在第二札裡明確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張戰以復仇、守以制勝,合戰守之事為一;第三札則向皇上推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要天子以真心誠意為主,修德業、開言路、正紀綱。可以看出,朱熹早年的思想尚不失積極進取的精神。遺憾的是,當時孝宗正為軍事的失敗與和戰的選擇而大傷腦筋,對朱熹高深的理論並不十分感興趣。讀第一札時,天子尚能溫顏酬酢,至第二、三札時,孝宗便沉默不語。失望的朱熹從此辭職歸里,專心於探究學問、著書立說,近十年間一直力辭征辟。    
      陳亮與其不同,他生來目有光芒,迥乎常人,十來歲時就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年輕的陳亮善於機辯,議論風生,同儕不能及;尤能著文,下筆千言立就,具有一種逼人的英氣和豪放的性格。他雖然沒有師承,但天道酬勤,刻苦的學習使他在世事學問上獨具慧眼。一貫器重他的父母官周葵在陳亮來到臨安之後入居宰執,在朝士間為他大事揄揚,凡有官員前來辦事,周葵必命其訪見陳亮,於是一時俊傑,多與結交,陳亮也因此聲名鵲起。紹興末朝廷與金人締約,天下人多為之忻然慶幸,獨有陳亮力持不可。他的稟性是激揚踔勵不甘默守,因而斷然向天子上書極言抗金。與朱熹的遭遇相同,書入不報,沒能得到任何的回應。統治者的下詔求言自古以來都是一種安慰士心的姿態而已,它的意義在於求言本身,而不在於照方行事,所有慷慨上書的忠臣義士除了能達到宣洩的目的外,其實別無所得。    
      此後的十年間,除了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鄉貢解元赴臨安省試未第,並於次年再度向天子上了一道《中興五論》外,陳亮一直在故里礪志讀書、著述傳學,四方學者慕名訪問者不絕。所不同的是,陳亮家貧日甚,為生計不得不托於講授,但鄉閭卻不信其說,對他的激進言論更有所不滿,這使得他的處境十分不妙。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陳亮家童殺人於境,恰巧被殺者又曾與陳亮的父親有隙,因此其家人向官府狀告,陳亮父子遂被執於州獄。朝廷台官認為情節嚴重,又把父子二人移下大理。當時的宰執中有一位葉衡是陳亮的同鄉,對陳亮的印象甚好,於是一力援救,再加上有不少人特別是很有名氣的辛棄疾看重陳亮的才志,又從中出力,方使陳亮父子倖免於難。    
      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陳亮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十年的磨礪使得陳亮的志氣益堅,信仰愈固,他推崇孟子和王通的王霸之學,以「推倒一世之勇,開拓萬古心胸」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因而便與朱熹的主張差之千里。此時,婺州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呂祖謙亦退居故里講索學問,祖謙極博學,雖亦主張「明理」,但更提倡「躬行」,十分講究經世致用。陳亮往謁,祖謙一見如故,與之徹夜長談而不倦。呂祖謙與張栻、朱熹極相友善,陳亮也許正是從他那裡開始知道了朱熹的學術蘊義,不用說,他對這種理論是不以為然的。    
      在朱熹和陳亮之外,第二代人中還有一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這就是為援救陳亮出過大力的辛棄疾。辛棄疾是我們這個民族所具有的那種無以倫比的優良品性的傑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凝聚著千百年來中國土地上最光輝的精華,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把這種閃光的結晶發揮到極致,從而又一次給天地之間的浩瀚正氣添加了一抹壯麗的色彩。辛棄疾的一生再次使我們相信,無論在怎樣的艱難困苦的歲月中,對國家民族的赤子忠誠不僅不會消失,相反還能激揚奮發、跌宕升騰而至於永恆。    
      辛棄疾與朱熹和陳亮等有著絕大不同的是,他是北方人,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出生在濟南歷城時,整個淮河以北地區淪陷敵手已經十多年。辛棄疾一家和所有無力南來的眾多士人百姓一樣,都成了無奈的亡國之民。人在簷下,百事艱難,棄疾的祖父辛贊為了全家生計,也不得不出仕金國的地方守吏。辛贊是個普通人,他雖然不能以殺身成仁的壯烈證實他的忠誠,但在心中始終未能忘記對災難深重的祖國所應盡的匹夫之責,他把這一切都教給了他敏而睿哲的孫子,在棄疾的身上寄托著報效祖國的一腔壯志。棄疾沒有讓他失望,二十二歲那年,他成功地組織了兩千多人,在濟南山區英勇起義。    
      棄疾儘管年輕,但文才武略兼備,他遵從祖父的教導,以精忠報國為己任,因此從未在繁文縟節上下過功夫,而代之以對文韜武略的刻苦學習和廣收博蓄。棄疾先後兩次借赴金廷科舉北去燕京,一路考察山川攻守要略、四方民心向背,開始在心中謀劃恢復故國山河的大計。棄疾心懷高志而又能臨事有方,正是慘淡現實所磨礪出的那種干略之才。泰山之麓本有一支義軍,其首領就是在紹興末年完顏亮南侵時,被南渡朝廷遙封為「天平軍節度使」並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的耿京,棄疾率眾起義,正是為了響應耿京。    
      棄疾來到耿京軍中,耿京委任他為掌書記,負責軍中書檄文告的工作。但不久之後,棄疾就顯示出他文學以外的傑出才能,開始在義軍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時金廷正揮戈南下,為後方安穩計,對起義各軍施展以分化利誘和壓迫圍剿等各種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耿京義軍顯得內外困窘,處境十分艱難。棄疾當仁不讓,他首先為耿京處理了內部的叛賊,然後審時度勢,果斷向耿京提出南渡淮河歸靠朝廷,以保存這支起義力量的建議。這個策略得到了耿京的贊同。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辛棄疾等數人經楚州來到當時天子行駕所在建康府,高宗立即予以接見,並同意耿京軍南來。    
      但棄疾返回途中,情形又頓生變化。其時完顏亮已死,金世宗即位後一方面與宋廷講和,另一方面在境內招撫納降,採取懷柔政策,使得耿京義軍分化日重。耿京部下一位叫張安國的人在棄疾走後,竟聯絡了一些人殺掉了耿京,劫持部分義軍向敵人投降,自己並且去做了金廷的濟州知州。棄疾走到海州時得知了這個消息,他當機立斷,約集了當地義兵五十人輕騎突襲徑奔濟州,在張安國五萬大兵的軍營中將其縛捉,並策反近萬人渡淮南歸。他在後來回憶此事道:「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漢箭朝飛金僕姑。」豪邁俊逸之風,溢然言外。可以想見,在棄疾的心目中,上馬殺賊是一件多麼酣暢淋漓的快事。棄疾的脾性顯然接近於陳亮,所以在南來朝廷任職後便全力援救陳亮,並與之在後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然而辛棄疾所沒能想到的是,他的南來也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南國的半壁河山竟成了埋葬他一腔抱負的墳墓。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棄疾向孝宗上了一封共含有十道論札的奏疏,他稱之為《美芹十論》。在這篇書奏中,辛棄疾不僅為皇上分析了金國的虛實,提出了帝國御戎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在書中向天子大聲疾呼必須破除朝廷上下懼於爭衡的懦弱之氣,反對承認南北定勢而安於東南。在十論書後,棄疾又著重強調,絕不能再把和戰之權讓於敵夷,尤不可以暫時的失利而放棄根本大計。同樣,他的觀點也是接近於陳亮而又更富於現實意義。然而天子既已定下了和議的方針,棄疾的主張便同朱熹、陳亮一樣,最終還是被無情地擱置。    
      南來以後,棄疾便再也沒有回到軍隊中。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被派往建康府任通判,三年後再度入對,亦未能被天子認同。此後任職朝廷又近兩年,其間反覆獻策宰相虞允文,仍沒能達到效果。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棄疾赴職滁州,開始了任職地方官的生涯。身懷大志而不能伸,這對棄疾這樣一位忠貞之士來說是一個莫大的痛苦,儘管他在各個任所都克心盡力多所建置,但依然不能消解心中的苦悶。輾轉徙駐之間,登高臨風,悲世傷生,滿目江山,獻愁供恨,縷縷幽緒豈堪悵惘;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這又是何等的悲楚!    
      淳熙時代是一個新老交替的分水嶺,因為南渡後出生的新一代已逐漸步入了他們的壯年時期。然而現實給我們劃下的種種藩籬,常使佼佼者往往不能身居大位,譬如朱熹、陳亮乃至辛棄疾等,他們都未對政局起到過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人還很多,他們大都聲名卓著,空懷才智而無處施展。不過,政治並不能替代一切,精神的力量同樣推動著歷史的進步。第二代中的傑出之輩從個人遭遇來說也許是不幸的,但他們得以把心靈昇華在無盡的時空中輝映千古,誰又能說這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陳亮與朱熹、辛棄疾相識較早,而朱、辛直到紹熙時期才第一次見面。三人中朱熹的年齡最長,就他們對時局及後世的影響來說,朱熹也無疑要排在第一位。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6節 學術和政治結合

    本朝是學術鼎盛的時代,然而迄今為止形成巨大影響的,卻只有王安石與二程兄弟這兩派理論,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學與程學的分歧雖然由來已久,但直到徽宗時期,雙方的鬥爭主要還是表現在政治範疇而非思想領域。靖康以後王安石的所謂新學被否定時,程氏兄弟的洛學曾經一度活躍了近十年,但此後也同樣遭到了排斥。洛學這一段短暫的興盛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權力扶持下的結果,當時的宰相趙鼎並未從理論上真正瞭解洛學的精蘊,而高宗天子的態度則是來自於對眼前的利益的考慮而並非出於對學術的尊重。至於秦檜當政後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學的做法,更是獨裁統治必然帶來對學術的禁錮和摧殘這種一般規律的典型表現,此中道理自是不須分說。    
      就本朝而言,把學術和政治結合在一起肇始於王安石,元祐時期的種種做法又加劇了這種劣習。思想家如果入主政壇,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來對待學術,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錯誤正在於此,二程之一的程頤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於此病。學術上的真理絕非是以強權就能樹立的,朝市之顯學若非是一種手段,便一定是荒謬錯陋的俗學。對以往經驗的反思使南渡以後的很多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反對趙鼎一味扶植程學的張浚,後來主張對學術派別不當一切摒棄的葉謙都是其中的代表。不過,排斥異端是政治的內在要求,並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而轉移,有識之士的努力相對於強大的政治權威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南渡以後的傑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潛心學術所創立的哲學,假如聊備一家而容與修正,本來應該是一個偉大的貢獻。難以預料的是,政治卻不容許思想意識身處事外,最終必然會選擇某種理論標榜於廟堂之上而成為官學,朱熹之學同樣也沒能避免王安石新學那樣的命運。當然,這是本朝後期的事情了,但一種思想能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裡成為鉗制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學是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例子。如果他知道自己會帶來這樣一個結果的話,不知是否會黯然神傷。    
      朱熹的理論直接起源於二程,而二程哲學則是繼承發揮了本朝以來一種傳統儒學的精髓而形成的,後來的人們將洛學的師承劃歸於濂溪先生周敦頤的看法雖不一定確切有據,但從二程及朱熹的學術淵源上看,他們接受濂溪之學的影響是確鑿無疑的。周敦頤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對「心性義理」之學的首發幽暗來說,他可以稱得上是所謂「理學」的開山之祖。「理」者,道理、法則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話,理學就是有關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學。孔孟之後,只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義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絕。敦頤之後,張載、二程、邵雍等大師輩出,這些思深之士始終不懈地錘煉心智、發展性靈,有意識地從具體的現實向形而上轉化,以千年的文化傳統為積累,轉益多師,厚積薄發,從思想上對人生和國家的終極問題展開了更深一層次的思考,終於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橫空出世,開始奠定未來中國的思想基調。    
          
      朱熹的特點是融會貫通,把理學推到了極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長沙訪問了張栻,相與兩月,從張栻所傳的衡山胡(宏)學中得到了很多的啟發。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編成《程氏遺書》;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資治通鑒綱目》五十卷,對司馬光重視史鑒的格物致知之學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錄》,第二年,闡釋周敦頤的太極之說而成《太極圖說解》等著。也就在這一年,朱熹在與呂祖謙的往復探討中撰成《伊洛淵源錄》,進而在兩年後又共同編纂了《近思錄》,把周敦頤、張載、二程四君子之說整理成文,標誌著理學系統架構的完成。這一年朱熹四十五歲。    
      朱熹的哲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不過,它的核心卻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點是把「理」字發展到嚴密、精緻和深邃的境界。他說: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有一個「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個「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氣發揮萬物,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熹認為理與太極是同一的東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攝萬理,萬理又歸於此理,理依於氣而行,化育流行,涵蓋萬物。從這一點出發,人之性也就是天賦之理,天理使人具仁義禮智之稟賦,而化氣則使人有善惡剛柔之區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學無疑是傳統儒學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對自身修養的要求提到了一個崇高的地位。若非聖賢,即是禽獸,這是朱熹思想規定下的天理、人欲關係的必然產物。每個人都必須居敬窮理,「內無妄想,外無妄動」,方不失為立於天地之人,這既是朱熹對人性的定義,也是對政治和社會範疇裡一切行為的規範。從這個方面來說,無論他本人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朱熹的思想都不失為一個偉大的典範,它把我們與禽獸和事物相區分,指示了一條走向終極目標的艱難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這一點注定了朱熹哲學的荒謬。假如以天理來規定人,人之本身豈非毫無意義?如果照朱熹所說,天理與人欲是絕對的對立,那麼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以天理的神聖,又何能容忍氣之所化,再賦予人性之惡?當然,也許天理的本意是磨煉我們的意志,但理在氣先,氣化我成,以我們渺小的形而下又怎能與至高至極的形而上同歸一途?朱熹指示的道路太艱難了,也許根本就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事情明顯的是,如果做到了這些,人也就不是人而成為「天理」了。從另外一點上考慮,「天理」的標準在哪裡?如果這個標準只不過是由聖賢來決定的話,那它還是一個歷史的東西而絕非是一個純粹的原則。朱熹哲學被後來的政治用作統治理論看來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提供了一種使統治者的強迫手段成為可能的思想基礎。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朱熹送呂祖謙返鄉時,來到江西信州鉛山的鵝湖寺。由於祖謙的撮合,朱熹與當地的兩位人物陸九齡、陸九淵得以相會,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學術論爭。    
      陸氏兄弟也是知名當時的思深之士,特別是比朱熹小九歲的陸九淵,刻苦向學,覃思精微,取孟子「放心」之說而發揮,主張以廓復人之本心為第一要務。九淵認為天之所以與我者不過此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心即天理,不待外求。所以一開始就與朱熹追求名分、講究行為的觀點有著重大的分歧。在赴會之前,兩兄弟專門預先講辯直至深夜,準備折服朱熹。    
      第一天雙方不歡而散,原因是九淵一上來就搶了先手,直截了當地宣稱自己的「易簡工夫」要勝過朱熹的「支離事業」,這使得朱熹很不高興。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學的問題上展開反擊,他堅持認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窮理致知,而致知問學又是涵養尊德的必要過程,二者不可偏廢。他對陸九淵「先求本心,然後泛觀博覽」的教人方法很不以為然,認為過於簡單。    
      九淵仍然也堅持己見,批評朱熹的方法過於支離。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謂持敬工夫,在九淵看來當然是難以容忍,所以針對朱熹提出的「泛觀為先」發出詰難道:    
      「堯舜之前,何書可讀?!」    
      這話說得就近乎於強辯了,幸好下面的話為其兄九齡所止,否則兩人的唇槍舌劍說不定就要鬧出傷害感情的結果。    
      鵝湖之會雖然未能取得一致,但雙方通過這場學術討論多少還是有了一點融合。特別是九淵的哥哥九齡在思想上起了重大變化,自此以後幡然悔悟,轉向著書講學的求道方式,與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雖然不能同意九淵的「求心」理論,但也對他的為人深表欽佩,一直希望兩家能兼補所長,並且後來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淵的理論。只有九淵終身未改其說,他甚至在後來公然宣稱:「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樣發揮到一個絕對的境地。九淵在學術上的從一不二,在某種角度上說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學」傳人在後來與朱學一派發展成水火不容之勢的原因之一。    
      朱、陸雖然分歧嚴重,但他們的大前提還是共同的,只不過是在具體的認識方法上存在著迥異的見解而已。真正與朱學既殊途又殊歸的是陳亮的學說。    
      浙東婺州一帶是南渡帝國的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經濟既能導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響著學術思想的內容。婺學有一個共同特色是主張經世致用,帶有明顯的事功色彩。南渡後最著名的學者先是唐仲友,後是呂祖謙,都無一例外地具有這樣的特色。唐仲友與朱熹在學術上甚不相容,由此後來兩人之間還發生了互相訴訟的事情;呂祖謙雖然也強調性命之學,對朱熹理學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棄強調躬行實踐的初衷,所以他既與張栻、朱熹私交極佳,又能與陸氏兄弟時相過從,同時也能與思想激進的婺州後進陳亮有著親密的交往。這一切都反映出環境對學術思想所起的影響,確實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陳亮的學說,他與呂祖謙的調和理論完全不同。陳亮從根子上反對性命之學,同時把致用的目標徹底地具林化,明確提出中興復仇、致達王道霸業的目標。從來也沒有人能夠像他一樣,將功利提到這樣一個明確的高度。陳亮的哲學既是環境的影響,也是時勢的反映,更是其坎坷境遇的產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陳亮在家居十二年後入太學為諸生,這無疑又是葉衡幫助的結果。在這一年,陳亮於太學的一次試論中再度發表見解,以至於滿學之士口語紛然,騰謗之言數月未已。第二年,陳亮再度上書孝宗暢言恢復,結果讓銳意恢復的孝宗讀後赫然震動,天子當即在朝會上傳旨,要將陳亮所上書榜於朝堂,並欲召陳亮授以官職。    
      不幸的是,當朝宰臣中大多數人一下想不起來陳亮是誰,殿前獨有一位叫曾覿的官員知道陳亮,主動提出前去宣召。這個偶然事件從某種程度上說改變了陳亮的一生。    
      曾覿這個人名聲很臭,他早年以父蔭補官,孝宗在藩邸時為內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後為天子器重。曾覿與另一位經歷相似的官員龍大淵恃寵嬌縱,橫行不法,在當時甚為正直之士所不齒。陳亮是何許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願見到曾覿,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詔接旨!所以陳亮在居處聽到曾覿將到的消息後,立即翻牆而逃,給了曾覿一個絕妙的軟釘子。曾覿當然十分怨恨,為此在朝間一力攻擊陳亮。而一部分宰執怪罪陳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謗沮不已。他們受命天子前去復考,陳亮的慷慨陳詞尤使這些朝廷大員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議被暫時擱置。    
      十天後,陳亮先後兩次詣闕上書,反對坐守臨安、偏安東南,並對獻書數天後沒有回應深表遺憾。在第二書中,陳亮把自己向湯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進之言和盤托出,言下之意,對某些人的從中阻撓也表示了不滿。陳亮的勇氣和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7節 學神州畢竟,幾番離合

    孝宗仍然十分欣賞陳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陳亮。然而陳亮得知後不過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豈是以此而博一官?」    
      陳亮當日便渡錢塘江而歸。數罹禍患使陳亮憤懣難禁,歸鄉後常與同邑知己狂飲,以壺中之物洗澆胸中塊壘,醉後拔劍起舞,少不了豪氣干雲,說出一些狂話來,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試中黜其下第,陳亮對他曾有所不滿而語出不遜,何澹便借此報復,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獄中,笞掠批杖以至體無完膚。幸虧天子依然有心袒護,否則這一次陳亮難免就要身遭不測。    
      出獄以後的陳亮再度歸鄉發憤讀書,潛心思考,終於使自己的思想理論趨於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陳亮出鄉訪問朱熹,兩人在一起呆了十幾天,彼此充分地交換了意見。此後的十年,他與朱熹書信往復,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這一次的爭論雖然不像鵝湖之會那樣面對面地進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廣度,都無疑要超過鵝湖之辯許多。    
      一個基本問題始終貫穿在這場辯論中,這就是王霸和義利。陳亮認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與霸業可以並用,義與利也可雙行。無疑,這自然遭致朱熹的強烈反對。兩人從三代以至漢唐,通過歷史事實互為詰難,但誰也說服不了誰。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陳亮擊到了朱學的要害,他的學說從根本上講是針對當今的現實而發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問題上,陳亮以「志在天下」反駁朱熹的「獨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學發展成為天下生民計利的有為之論,當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實際上,在陳亮的堂堂英氣面前,朱熹根本就無力抵擋,他就像一個年長的禪師一樣,故作高深地作著勸諭:    
      「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攛掇?閒漢在山裡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豈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處。」    
      陳亮答道:「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    
      兩相比照,優劣盡知。就連朱熹也不得不承認,陸九淵的近禪之學倒並不可憂,因為學者一旦無可摸索,自會棄去;惟有「浙學」專於功利,學者學之便可見效。他為之而感慨萬端道:    
      「陳同甫之學已行到江西,而浙人信響已多。家家談王霸,可畏!可畏!」    
      看來朱熹之學後來成為帝國恢復大業的一種拘礙勢力同樣不是一個偶然,它的核心就包含了反對進取的因素。他所力持的那種「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的理論,儘管是種地道的迂腐之談,但無疑會被人拿去當作逃避的憑據。朱熹過分相信道德修養的力量,並不是他一家的發明,而是本朝以來甚至是有史以來中國這個禮義之邦的通病。它帶來的無窮惡果是:天下生民肉體上的血淚痛苦既不能免,而道亦未必能行,心亦未必能安。也許它惟一的長處就是把倫理道德重新倡導起來,在一種虛幻的理想世界裡麻醉自己也麻醉別人,從而維持著社會的長期穩定。但是代價太沉重了。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陳亮又遭受到一次冤獄,得脫後又為人聚兇徒擊於路,臥床一月始告平復。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二月,陳亮來到金陵、京口,觀察沿江山川形勢,其後來到臨安,再度上書天子極倡恢復,一心內禪退位的孝宗沒有加以理睬。陳亮義無反顧地倡言王霸義利、渾無顧忌地疾呼恢復,當然使許多人無法忍受,他們把陳亮視作狂徒,極盡排擠打擊之能事。朱熹就認為他是禍由自取,乃平時自處法度之外、不聞禮法的結果,甚至來信要他痛自收斂,絀去王霸並用之說。在落魄境遇中,惟有辛棄疾不斷來函撫慰勸勵,賦壯詞相寄,使得陳亮深為感動。這一年冬天,陳亮約請朱熹前往紫溪與辛棄疾相會,但朱熹負約未至。陳亮遂獨與棄疾在江西信州的鉛山山中重逢。鉛山的主峰就是鵝湖,峰中的鵝湖寺也就是當年朱、陸辯論的所在,陳、辛兩人也常常去那裡小坐,但他們卻不是相與爭辯而只是互道衷情、共論時事。兩人盤桓近十日後灑淚而別,這一場相逢成了他們不幸人生的惟一可堪慰藉之事。    
      辛棄疾此時已罷職閒居好幾年了,無奈、憤懣、痛楚和不甘交織在他的心裡,百轉千回而不能已。「近來愁事天來大,誰解相憐?」當陳亮走後的第二天,對摯友的依依難捨之情使棄疾又去追趕陳亮,希望能再與他把酒起舞,傾吐心事。但追到鸕茲亭時,雪深路滑,實在無法前進,棄疾只有無奈而止。夜宿於道旁孤館,中宵聞笛,不能成眠,棄疾將一腔愁悵化作歌詞,遙寄知己。詞中有道:    
          
      佳人重約還輕別。    
      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    
      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    
      問誰使君來愁絕?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    
      長夜笛,莫吹裂!    
          
    陳亮答詞有道:    
          
      樹猶如此堪重別!    
      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    
      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弦絕!    
      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    
      龍共虎,應聲裂。    
          
    棄疾再答曰:    
      ……,    
      事無兩樣人心別。    
      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    
      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    
      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    
      看試手,補天裂!    
          
    陳亮又答曰:    
      ……,    
      斬新換出旗麾別。    
      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    
      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霸、只成癡絕!    
      天地洪爐誰扇□?算於中,安得長劍鐵!    
      淝水破,關東裂!    
          
      把憂懷社稷生民的一腔血淚鑄成詞什最終成了他們惟一的選擇。最突出的就是辛棄疾,他的作品肝腸似火,色肖如花,雄奇闊大委婉纏綿之美,不僅獨步當時,亦可冠蓋古今。也許我們惟有相信,現實的本意就是讓真正的志者只能在心中完成他們的壯烈。否則,我們又如何面對這許多淚灑江山的英雄豪傑呢?    
      淳熙後期的朝廷事務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紹興進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為首相。取法漢制而將左右僕射改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後,宰相的名號便沒有再變動過。王淮此人從總體上講倒也是個持重之士,風骨清,蕭然簡遠,為人沖淡寡慾,喜慍不形於色。但這種秉性的人雖會有善名,但卻不一定會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認為的那樣不黨無私。朱唐交訟一事就是個例證。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徵召下,於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軍,兩年任滿後接受王淮的推薦,出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這是一種經濟監察官職,但在其時主要的責任是監督浙東一帶的救災措施。朱熹到職後,先後彈劾多位官員的不法行為。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時,發現離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問題,遂連章朝廷請予懲罰。王淮起初壓下不報,此後又在天子面前為仲友開脫,最後大事化小,以奪唐仲友新授之職轉授朱熹的處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親,王淮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王淮也是婺州人,與唐仲友一樣具有一種講求經世的思想傾向,所以對朱學有一種排斥心理。儘管他為政寬厚,但在這個問題上同樣不能擺脫學術偏見,以至於在不久後默許鄭丙、陳賈諸人攻擊程、朱之學,開了以政治手段壓迫朱熹學術的先例。就事實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論在客觀上對帝國的恢復大業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消極影響,朱熹本人從再度出仕之後,就明確主張「先以東南之事為憂」,反對急功近利妄生釁端。但當時朝廷反對朱熹者並非出自於這個考慮,他們只是攻擊朱學之人「飾怪驚愚」、「欺世盜名」,這對於朱熹來說當然不是很公正的。平心而論,只有陳亮對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種無私的意義。從政治上對學術思想進行壓制無論從什麼方面來說,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罷於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雖然他刻意為天子理財治政、區分軍務,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效果。山河依然,氣氛照舊,帝國政府從沒有真正把眼光轉向淪陷已久的北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與孝宗並駕齊驅、和平共處的金熙宗去世時,幾乎沒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應。    
      從高的標準上說,帝國第十一位天子御臨天下的時代其實是庸碌和無為的,孝宗皇帝最後一個舉動證實了這一點。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初,皇上幾乎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就突然宣佈自己將禪位太子。他對新任宰相周必大、留正說,準備在旬日之間就把這件事情完成,並密賜當年高宗禪位的手詔給周必大,命令他立即依式進呈詔草。孝宗沒有詳細說明原因,只是說年來稍覺倦勤,所以想退就休養,同時也可終畢先帝高宗三年之孝。太上皇高宗於兩年前返歸道山。    
      這在帝王原則上是不能成為理由的。人主受命於天治御萬民,本就應當治道憂勤、宵衣旰食,絕不能以日理萬機勞心蝕骨而遽讓神器。何況天子不過五十三歲,春秋方盛,聖體未愆,如何竟能以倦勤而想到休養!至於上皇駕崩,哀深慕切,欲以塞耳閉目之道以盡三年之喪,則更悖於古來的聖訓。盡孝之大者在於盡道,欲報高宗之恩,猶應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哀毀過禮豈足以慰先人於溟漠?孝宗雖是個淳厚的人,但並非不明事理,他所謂宅憂諒蔭以盡喪紀的理由明顯是一種飾詞。    
      這件事情確實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朝堂上下一片寂靜多少說明了這一點。孝宗把紹興禪讓掛在嘴上,目的是想打動二府的宰執,並不能說明他的真實想法。當年高宗的內禪,明顯是出於時勢壓迫下膽怯懦弱心理的作怪,而眼下雖然國步未康、恢復無功,但依然不失為一個平和熙樂的年代,我們的天子根本沒有任何動機去傚法先君。至於說他的禪位是因為抱志未伸、不甘屈辱,那只不過是後來臣子美好的願望罷了,祖宗之仇家國之痛又豈是退處閒適所能銷磨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子急切希望此事能速戰速決,正如他計劃的那樣,從透露風聲到最後禪位確實只用了十來天的時間,如果沒有難言之隱,又何必懼怕其中的波折?    
      根子出在已故的上皇高宗。他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內禪時正當盛年,這個事實使得入繼的嗣君只有二十六歲,照本朝諸帝大都御極長久並能享高壽的先例推論,新一代天子像高宗那樣再次垂拱三四十年是不成問題的。果然,孝宗居位一轉眼就是二十八年,這叫有心大寶的儲君如何能堪呢?    
      太子趙惇排行第三,已經四十三歲了,入為儲貳也有近十年的光景。天意難測,以他這個年齡走在皇帝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長兄莊文太子早早而薨就是先例。太子沒有父王至淳的修養,因而心懷怨望也就順理成章。在這個問題上,太子妃李氏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氏是慶遠軍節度使李道之女,出身將官之家,既缺乏禮義簪纓之家應有的教育,更沒有金枝玉葉所具備的涵養,因此性格粗率又悍妒狹刻,儘管孝宗一度有廢去之意,但她成功地掌握了太子,一直我行我素。在李氏的影響下,太子不止一次地做過母后的工作,希望她能說服皇上能傚法祖翁而早日內禪。愛子心切的成穆皇后當然也委婉地勸過孝宗,但起初未被天子同意。孝宗對皇后道:    
      「孩兒尚小,缺乏經歷,故不能與之。」    
      當皇后無奈地回復太子時,太子推起頭巾,露出前額:    
      「兒臣毛髮已白,尚以為童,豈非翁翁之罪!」他也許不好指責皇上,所以只能把怨氣發洩到祖父高宗的頭上。    
    


第四部 拍遍欄干第8節 金戈鐵馬

    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氣開始表露的契機,當孝宗最後得知這一情況時,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觸動。自古以來,儲位之事一直是個兩難的問題:久闕不建,對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隱患;但過早確立,也會帶來新的麻煩。東宮的影響是很微妙的,歷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禍起蕭牆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從這一點出發,孝宗最後選擇當年高宗的道路,以拋棄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讓來達到折中之道,自與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幾年恬淡的生活給孝宗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這也是他甘於退卻的另一個因素。當然,天子是個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義推及幼吾幼之情,是他最終下定決心內禪的根本原因。    
      不過,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種逃避,就注定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受制於悍婦的趙惇並沒有因順利地入繼大寶而改變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氏當然也沒有因為順利地執掌大權而消釋積壓已久的情緒,第二年就對曾經有心廢己的太上皇孝宗開始報復,不斷離間他們父子的感情。一段時間後,兩宮的關係竟成隔絕之勢,有時太上皇要見兒子都不可得。    
      這事使得舉朝憂慮。一兩年來,宰輔百官以至布葦之士,過宮為請者不絕,但亦未能立即改善狀況。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懼成疾,不能視事。孝宗遭此打擊,獨處在幽深的重華宮裡怏怏難捱,後悔不迭,但為時已晚。孝宗的這個失誤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臨政一樣,懷有良好的願望,但從沒有良好的結果。    
      新帝后來的廟號為「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紹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後宮干政是本朝家法所嚴格禁絕的,在這方面既有著一系列成功的經驗,也有強烈的共識。光宗陷入婦人之手的遭遇決定了他必然成為龍鑾寶座上的匆匆過客。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漸,思見光宗猶不可得。消息傳出,朝廷上下頓時嘩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駕崩,光宗又未能赴重華宮盡禮,這導致了光宗帝位的最後終結。以趙汝愚、韓侂胄為首的一批貴戚及宰執大員發動了一場近似於政變的運動,請出壽聖太后——這是孝宗的母親,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禪讓,使光宗的第二子趙擴成為帝國的第十三位天子。這是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稱「寧宗」,時年二十七歲。    
          
      歷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無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紀四十年代以後的宋帝國來說,儘管和議在精神上嚴重挫傷了國家的氣勢,然而在客觀上也造就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即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檜的獨裁,在產生不思進取的消極心態的同時,卻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穩定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在軍事上,我們的帝國雖說從原來的基礎上又退後了一步,比如十幾年的兵戈不興武備不整使得戰鬥力已經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來諸事不張的經濟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榮。    
      第一當然是農業的恢復。以南渡之後的半壁之地支付居高不下的政府開支,首先得依靠農桑,這是天子臣民的共識。為此政府實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稅、招撫流散、經界田畝以去民之擾等,從實際情況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別是大興水利,使南方河道密佈、水澤縱橫的地利得以發揮,更使生產水平大大提高,從根本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農業的恢復帶來民間產業的興盛,舉凡採礦冶鑄、絲染棉織、造紙制瓷,甚至工藝技術要求甚高的造船業,都能克盡其善。物質需求的強大動力使民生工業在這個時代第一次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進步,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對我們帝國最大的貢獻是造紙的發達,本朝的紙無論從品質、種類來說都已臻致極高的水準,更重要的是它促進了印刷業的繁榮,自然也就保證了文化的積累和傳播,這更是劃時代的事情。本朝的書被後人稱為「宋本」,並不是單單以時代命名,它代表著一種精美和準確的典範,儘管後世不斷取法模仿,但始終難以超越。    
      另一個突出的表現則是商業,這個被傳統所忽視的經濟成份也在南渡以後的歷史條件下蓬勃興旺起來。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臨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鎮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陽、成都乃至兵燹之後的揚州,工商輻輳,極盡其盛。瀕海的福州、泉州、廣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貨輸入,不計其數,商戶富戶金珠羅綺,也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階層。    
      南方優越的物質條件當然是經濟繁榮的原因之一,但起決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遷。南北之分由來久矣,歷史因素使中國的政治中心一向處於北方的中原地區,「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條最後固化成一種原則,不斷強化著所謂四海歸一的向心力。由於這個原因,地利優越的南方始終未能得到充分的開發。南渡的現實打破了這個藩籬,從而使廣闊的南國自六朝以後再度成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視的時代也已一去不返,因為他們已成為惟一的百姓。紹興和約使北方移民南來的規模與程度已經大大減低,而靖康一輩又已謝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這個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這個事實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國得以穩居東南的奧妙,也盡在於斯。    
      但我們若是以這種眼前的利益就承認現實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錯特錯了。世事的合理與否絕不可以一時的結果來下判斷,更不能以實際效果來取代是非標準。否則的話,歷史就成了稱斤論兩的數字而不再是一種懲惡揚善的理念了。帝國持續已久的戰、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堅持原則還是圖求實利,成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特別是此刻帝國的現實正處在承平已久、漸得其利的情況下,這個問題便尤顯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兩部重要的著作《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學術理論的同時,也建立了一種道統,人們稱之為「道學」,開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復古建禮、躬行實踐,廣泛傳播他的學說,影響也越來越大。    
      在雪恥恢復的問題上,此時的朱熹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的觀點。他認為恢復之計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準備,像現在這樣既不練兵又不積財,一味高談恢復就只能是一個空想。朱熹在這個時期內曾對他的弟子們反覆強調,除了「戰」與「和」之外,尚且還有個「守」字,只要措置得當頑強固守,就不會再為敵夷所侵。他的這種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來務實派的思想主張,也成為時下的主流。這種理論就道理上講固然是不錯的,但承認現實就必然會褻瀆原則,假如強烈的正義感竟因為「不切實際」而受到指斥,這必將給我們的帝國造成更為嚴重的危害。    
      這種風氣首先給那些堅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帶來了不幸。陳亮於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獄,這是某些當政者不滿於他狂放如初的結果。幸有大理少卿鄭汝諧閱其辨疏,詫為奇才,力言於光宗,陳亮始免一死。出獄後,陳亮雖在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舉進士,第二年又終於被朝廷授以官職,但這時陳亮已經五十二歲,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體也受到損害,未到任便突發急病而卒。    
      閒居十年的辛棄疾在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為政公正,奉職勤勉,並與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內推行丈量田畝的經界之法。朱辛兩人在這一年見了很多次,討論政事之外,也談到了雙方的分歧。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棄疾奉召入朝,上書皇上建置長江軍務,毫無結果。此後又出任福建安撫使近一年,在任職期間撙節錢財、整肅軍隊,甚至還準備擴充地方軍力,但諫垣的一道措辭嚴厲的彈劾再度撲滅了他的滿腔熱情,「殘酷貪饕,奸贓狼籍」的罪名使辛棄疾罷官卸任,於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帶湖,這一年他五十五歲。    
      時光荏苒,南渡以來最著名的詩家莫過於尤、范、陸、楊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國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於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師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兩人陸游與楊萬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鄉。他們兩人同棄疾一樣,都是滿懷抱國之誠而終未得伸的高潔之士。烈士暮年,壯心未已,陸游有一首詩可以略窺其志,這是他在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個風雨之夜裡所作。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雨聲,鐵馬冰河入夢來。    
          
      金戈鐵馬的時代總是會到來的。不在戰火中新生,就在刀劍下滅亡,沒有誰能逃脫掉這個法則。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1節 湛湛長空黑

    湛湛長空黑。更那堪、斜風細雨,亂愁如織。老眼平生空四海,賴有高樓百尺。看浩蕩、千崖秋色。白髮書生神州淚,盡淒涼、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無跡。    
      ——劉克莊(公元1187—1269年)    
          
          
      在我們這樣一個帝國裡,天子的行為法則總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關鍵還是在於朝堂之上的袞袞諸公,在於他們的道德修養和個人素質。假如執政者不能盡到士民與皇帝之間的折中之責;國家的災難便不可避免。    
      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的那場變故既為宗廟社稷帶來了一位新天子,也給我們的帝國推出了一位重要人物,這就是韓侂胄。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位韓侂胄改變了帝國歷史的進程。    
      韓侂胄為內禪得以順利實現起了一個很關鍵的作用。當時情形的尷尬程度,在本朝歷史上十分罕見。孝宗死後的第二天,宰相留正率百官拜表請天子就喪成服,竟被光宗詔以疾病未癒而推卻。國遭大喪,皇帝不出,這是個相當嚴重的事件,朝廷宰執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在左司郎徐誼及另一位老資格的大臣吳琚的建議下,留正與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轉趨壽聖皇太后,想請這位兩朝太后垂簾主喪,但也被皇太后拒絕。兩人一再懇求,壽聖太后也只答應暫代祭奠之禮。顯然,這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尚書左選郎官葉適果斷提出以早正儲位、太子監國的辦法來徹底扭轉帝國政治的不良局面。留正贊同此議,當天就率宰執進呈,但疏入不報。六天後再請,天子在奏疏上批復了「甚好」兩個字,似乎已經同意了宰相的請求。翌日,留正與眾臣將擬好的詔旨遞進,請天子正式批付翰林學士院降詔。但這天晚上,光宗突然給宰相來了一道手札,上有八個字:    
      「歷事歲久,念欲退閒。」    
      這就是有退位的意思了,留正看後大為驚懼。按照他原來的意思,皇帝既以疾病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這樣的話,即使無可奈何而行內禪,太子名分已立,自可即位。現在皇上竟然首先想到禪位,這不能不使他大為緊張。留正不敢拍板,便去找趙汝愚商量,但汝愚一向不同意宰相在如此情形下尚還堅持循規蹈矩的做法,此刻更是主張順水推舟:以太皇太后傳旨,宣佈禪位皇子嘉王。留正聽罷十分無奈。    
      留正是個聰明人,他心裡清楚:儲詔未下,遽提內禪,這是不符合禮制的越軌之舉。事情順利便罷,若以後一旦有所變故,宰相必然要負責任。留正顯然不願以一時的衝動而致使日後難處,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時假裝跌倒受傷,以一乘肩輿離開了朝廷。剛出宮門,便立即上表辭職。他這一走,朝會上人心益搖。這還不算,光宗剛剛出現在殿上,便暈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員頓時目瞪口呆,就連一向沉穩的趙汝愚也手足無措。    
      緊急關頭,還是徐誼給汝愚出了主意。徐誼認為,禪讓事關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門韓侂胄是太后的親戚,若通過他去說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門事」是閤門司的主管,負責朝會、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員、外國藩邦朝見謝辭禮儀,一般有外戚勳貴擔任。知閤門等官員雖是一清要之選,但不預政務,若非事出急需,韓侂胄本來是不可能參與到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誼與他非親非故,完全是因為他同皇太后的親戚關係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場。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過內侍張宗尹、關禮兩人見到了皇太后,並說服了太后定下內禪之策。侂胄覆命後,汝愚這才向另兩位宰執陳騤、余端禮通報,並讓近衛軍統帥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內,做好了應急準備,最後使內禪得以完成。應該說,新一代天子寧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趙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這個問題上既懷有為國分憂的忠誠,也有克襄大計的勇氣。汝愚在事後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謙遜辭讓了右相之職並只擔任了樞密使,尤不失宗臣的本色。韓侂胄當然在其中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還是略為遜色的。不過,侂胄卻並不明白這一點,他自認為自己的功勞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後,汝愚主持朝局,裁抑僥倖,起用名士,甚至還召回了留正。同時進行了一系列人事調整獎揄有功,包括以陳騤為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侂胄只被升銜為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一職。    
      侂胄面謁汝愚,希望至少能像郭杲一樣加賜節鉞而成為一地節度。但汝愚卻予以婉拒,對他道:    
      「吾是宗臣,汝是外戚,何可以言功?只有普通大臣才應當推賞。」    
      侂胄極為失望。    
      侂胄是當年的忠獻王韓琦的曾孫,父親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寶寧軍承宣使,而他自己以父蔭入仕,並且又娶了壽聖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既是外戚,也算得上是武臣世家。在此之前,侂胄本身就帶有一個汝州防禦使的武職,所以他十分想成為封疆大吏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作為元勳子弟,侂胄當然還有一些別人所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對建功立業非常嚮往,對功邁遠祖、光耀門楣有著一種天然的希冀。也許是讀書較少的緣故,侂胄為人直率,衝動而不拘小節,他的思想行為與傳統的禮訓有一定的距離,與朝中那些進士出身的文臣們當然也有相當大的區別。    
      實際上大家對此也都十分清楚。葉適就對汝愚說過:「侂胄所望,不過節鉞而已,與之又有何妨?」但汝愚沒有接受。本朝有一種鄙視近幸的傳統,特別是對於擔任知閤門一類官職的皇親國戚,更有一種天然的反感,當年陳亮對曾覿的態度就是例子。汝愚多少也有些宗室大臣的傲慢習氣,他與不少人從骨子裡就看不起身為外戚的韓侂胄,這也是他不同意擢獎侂胄的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留正,此人除了老奸巨猾之外,尚還有自以為是的毛病,他把對侂胄的鄙視表現了出來,直接導致了侂胄後來與他們這些文臣們的對立。這是當年八月份的事,天子即位以後,侂胄自恃恩寵,經常到宰相辦公所在地發表意見,留正甚為不滿,指使省吏轉告:    
      「宰相部堂不是你知閤事日日往來之地!」    
      這話近似於侮辱,侂胄當然無法忍受,於是他立即就到寧宗面前進言,以留正當初在內禪中的曖昧態度為由,使天子下詔罷免了留正。趙汝愚一向倚重留正,所以不惜在新帝即位後立即將他召回,現在侂胄不先預告就使天子出詔罷免首相,汝愚無法不感到氣憤。他像留正一樣把這種情緒付諸行動,當侂胄就此事來謁見時,汝愚辭而不見,使侂胄慚忿而返,終於和他徹底翻臉。事後,汝愚為自己失去控制而怒形於色也感到後悔,曾經一度想補救,但被侂胄拒絕。    
      朱熹在這個月被任命為煥章閣待制兼天子侍講,這是新帝兩位老師黃裳和彭龜年推薦的結果。他們兩人因十分推重朱熹的學說,所以經常在天子面前提及這位名噪海內的儒臣。朱熹在孝、光兩朝的處境不是太好,有點心灰意冷,此次受詔後曾上章辭謝,但未被接受。朱熹不得已在八月底來到臨安,由此也捲入到政治鬥爭的漩渦中。    
      侂胄的優勢在於接近天子。他不僅是當朝皇太后的親屬,又是寧宗皇后的堂祖父,同時與新帝的婕妤曹氏也有一層親戚關係。另外,曹氏的幾個姐妹通籍禁內,與侂胄的關係亦十分融洽,這都為他邀受皇恩浸預政事創造了條件。新帝遽而登位,本身就缺乏自信而十分需要有所倚仗,侂胄不失時機地走到天子身邊,正好填補了寧宗心理上的某種空缺,因而獲得他的充分信任是很自然的。患難之交往往牢不可破,侂胄在後來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這種難以言喻的感情因素。    
          
      當觖望轉化成怨恨的時候,單純的不滿便被刻意的報復所代替。侂胄排擠掉趙汝愚只用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事情出乎意料的順利來自於與侂胄同樣心懷怨氣的同事知閤門劉,他為侂胄勾畫了一條便捷的途徑,建議他首先任用台諫以樹植勢力。台諫一向是宰相的對立面自不待言,關鍵還在於台諫之官一向是天子任命而宰相不得與聞的,這正好充分利用了侂胄的優勢,劉的計策不能不說是相當高明。在十月份,侂胄開始以御筆批出的手法調整台諫人選,兩位黨人謝深甫、劉德秀先後被他提升為御史中丞和監察御史,為打擊汝愚排除障礙。當然,事情伊始就使得朝廷上下一片嘩然。    
      原因是天子御批不由中書的情況太露骨了,而且誰都知道這是侂胄一力左右聖意的結果。第一位被免的諫官黃度就公開宣稱侂胄「假御筆而逐諫臣」的做法,具有當年蔡京擅權的性質。而朱熹則進而上書天子,明確指責侂胄竊取聖柄而使「主威下移」,把這個問題提到了原則的高度。侂胄惱羞成怒,立即予以反擊,又唆使天子罷免了朱熹。這是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閏十月的事,朱熹擔任天子侍講僅僅四十餘天。    
      侂胄對付朱熹的做法使不少人氣憤之餘又忍俊不禁。他讓一個宮廷優人裝扮成峨冠闊袖的形象,在天子面前逗笑,以影射朱熹的迂腐不堪。朱熹的這個毛病由來已久,他堅持居理持敬的修養工夫,也不得不首先使自己道貌岸然,當年的陸九淵就曾譏笑過他,以侂胄的性格,對此當然尤為討厭。不過,以此細瑣小節而進行人身攻擊並達到政治迫害的目的,則無疑一個極端荒謬的行徑。朱熹的罷職使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惡化,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工部侍郎黃艾、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等人連章抗議,指責侂胄奸佞不法。而侂胄倚恃天子展開反擊,先後將陳傅良、劉光祖、彭龜年罷免,知樞密院事陳騤雖素與汝愚不協,也被侂胄排擠,於這年的十二月份罷職。侂胄引用了一位老資格的大臣京鏜入為副相,使汝愚在朝中完全被孤立。第二年,新帝改元「慶元」,這一年的二月,趙汝愚在侂胄一連串的打擊下終於罷相。清除汝愚的同時,所有反對者也一概被侂胄誣以汝愚黨人而被逐斥出朝,其中既有十數位朝廷大臣,也有六名伏闕上書的太學生,甚至對他有過重大貢獻的徐誼也未能倖免。    
      侂胄在對待汝愚的態度上十分強硬。太府寺丞呂祖儉因上書反對,被侂胄出旨安置韶州。這是一個嶺外荒蠻之地,處分已不能不說是太重。有人提出:祖儉是當年社稷功臣呂公著的孫子,投之嶺外,豈非過分。但侂胄的回答是:誰要是再敢援救,就把祖儉放到新州去。新州比韶州更遠,這下沒有人再敢說話。雖然後來侂胄迫於輿論壓力而一度將汝愚改置吉州,但仍然對他怨恨未解,一心欲置其於死地。七月,罷停了汝愚祠職,十一月,又使人上書請斬汝愚,未能得逞後,再將汝愚改置永州軍。    
      汝愚自知必死,這時倒反而很坦然。臨行前對諸子道:「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等或可免。」果不出其所料,次年正月二十日,汝愚暴死於貶途衡州,時年五十七歲。    
      汝愚的政治經驗顯然很欠缺,他既沒能想到侂胄因為求節鉞不得而會如此失望,也未能注意到侂胄越來越重的報復心態。在這一點上就連朱熹都比他明智,曾建議他厚酬侂胄以消其預政之望。但汝愚不以為然,認為區區一個韓侂胄並不足為慮,他的幼稚最終使他命喪黃泉。在本朝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哪一個宰執大員像他這樣不明不白地暴死在異地他鄉。    
          
      韓侂胄的出現再次暴露出我們的帝國在權力問題上的弊端。太祖以來制定的政策只是一味地限制宰相和重兵大將,結果使天子的權力過重而失去牽制。天子本身是凌駕於制度之上的,蔡京和秦檜的故事早就證明,宰相一旦和天子結合在一起,手中的權力就會極度膨脹,獨裁也就應運而生。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2節 政治運動

    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觀因素。正如本朝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幾個專制時期其實都是迎合了某種需要一樣,侂胄的強硬手段也是適應了朝野上下某種不滿情緒的結果。這種不滿當然不一定儘是出於公義,其中的絕大部分甚至是黨派之見或個人恩怨的產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紹熙內禪的險惡風波造就了這種氣氛,而韓侂胄的恣意妄為又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侂胄對朱熹的打擊本出於政治報復,但事情最後歸結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學」上,並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預料到的。朱熹在淳熙末期對其所謂「正心誠意」之說的過分渲染多少就已經有點譁眾取寵的味道,而此後樹立嚴謹的道統,就更明顯地表露出自我標榜、獨立門戶的傾向。人們沒有理由把他與孔、孟先師相提並論,因此不能不對他的動機發生懷疑。當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對朱熹的攻擊還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並沒有多大的市場。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時,有一位婺州人葉適曾經極力為他辯護,反攻王淮、林栗隨意創名誣陷朱熹。但也就是這位葉適,在不久之後就開始對朱熹的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認為朱熹之說完全是背離孔子大統的「浮論」,充分反映出與朱熹對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基礎。侂胄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侂胄先是組織了一場聲勢頗大的批判運動,反覆從理論上論證朱熹之說的偽學性質,然後按照他的需要,將所有不附己者盡數列入「道學」的名單。既然朱熹的「道學」已被指斥為「偽學」,那麼道學之人也就是偽黨,這對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過的借口。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嚴道學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職罷祠。這時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質已有所轉化,但既已錯過了反擊的機會,除了在福建家裡焚燒文稿之外,別無辦法。    
      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態臻於極致,有一位綿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議訂立偽學名錄,以便今後處理。這簡直就是蔡京「元祐黨人碑」的翻版,侂胄當然樂於取法。於是在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這個名單。其中宰執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員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黃度等三十一人,甚至還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顯,這個道學黨籍可以說根本就與所謂的「道學」無關。趙汝愚不必說了,留正與王藺兩人也從未涉及過道學,特別是留正,他與朱熹的個人關係甚至都不怎麼樣;另一位宰執周必大以文知名,更與道學渾不相干。嚴格來說,五十九人中真正的道學家也許不超過兩三位,由此可見,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運動的黑名單是毫無疑問的,他們之所以名列其中不外乎是與侂胄發生了牴觸而已。劉光祖在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曾說過的,「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確實不失為先見之明。侂胄禁黜道學之黨,其實是從反面證實了自己的朋黨事實。    
      獨裁政治的一個最大效應就是趨利之徒奔競於道路,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世事既不可能清明如水,人性自然也就不會全如光風霽月般純潔無瑕,即所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必得是氣而有是形,稟得衰頹薄俗之氣,便為愚、不肖。在這一點上,朱熹確實是說到點子上了。愚不肖者既然無法避免,那麼侂胄一人翻雲覆雨如此肆無忌憚,也正是適應了他們的需要。小人當道,則道德淪喪、士風日下就是個必然的結果。    
      侂胄當政後,吏部尚書許及之諂媚所事無所不至,但兩年內卻一直未得陞遷。及之每次拜見侂胄,總是涕泗俱下,其衰遲之象,就差要跪在侂胄面前。如此次數既多,侂胄惻然生憐,終於把他升為同知樞密院事。有一次侂胄慶賀生辰,及之來遲一步,閽人已經上栓落門,及之無奈之下,只得俯僂而入,奴顏之氣,令人扼腕。不過,這還不是最典型的。    
      相比之下,有一位叫趙師■的比許及之高明得多了。侂胄嘗與眾客飲於私園,信步之間,他指著山莊中人工修築的竹籬草舍道:    
      「真是一派田舍氣象,只是缺了犬吠雞鳴之聲。」    
      話音未落,叢草之中立時就傳來犬嗥。眾人趨前視之,原來是師■在那裡匍匐為狗,侂胄大笑。這一笑給師■笑來個工部侍郎的官銜。    
      群小之象雖不值置喙,但有些事還是頗發人深思。侂胄興道學黨禁最得力的助手是京鏜,這個人比侂胄要大十四歲,早年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孝宗初政銳意用兵,群臣大多附合,惟有他主張徐緩圖之;高宗駕崩後奉命報謝金人弔喪而出使,京鏜以正為上皇服喪之故,在金廷不肯聽樂,金人強之,京鏜大義凜然:    
      「頭可斷,樂不可聽!」    
      但也就是這位京鏜,在侂胄欲逐趙汝愚而苦於無計的關口,竟對侂胄說:    
      「汝愚是宗室之臣,若誣以謀危社稷,則可一網打盡。」    
      這簡直就是殺人而不擇手段,與他當年的作為不啻天上地下。在黨禁過程中,京鏜也是主要的策劃人,對侂胄的襄助甚大。若不是他幾年後死去的話,這場政治打擊運動恐怕還不會輕易地平息。權力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有些人能不畏刀劍,卻不免在慾望面前輕易就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朱熹卒於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當朝廷聽說朱熹四方信徒可能會齊集信州,為這位道學宗師送葬時,又特別下詔,嚴飭地方予以約束,禁止彼輩聚會之間妄議時政。結果使朱熹歿後,門生故舊無一至者。但嚴酷的禁令並不能磨去天下的正義之心,辛棄疾就為朱熹撰寫了祭文道: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耄耋之年的陸游也為朱熹的不幸遭遇深表感慨,專門為文祭之並給朱熹以很高的評價。如就兩人的思想傾向來說,他們無疑與朱熹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他們並沒有因學術觀點上的不同而落井下石,這充分表明韓侂胄的政治迫害是相當不得人心的。    
          
      執政的侂胄一方顯然非常心虛,因為對立一方雖然遭受重挫,但未必就不會東山再起,有報復就有反報復,這是極為淺顯的道理。朱熹死了兩年後,侂胄方在很大程度上鬆弛了道學之禁;這是因為在侂胄看來,目的既然已經達到,再在連他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所謂「道學」上做文章,當然也就沒有必要了。    
      朱熹去世的這一年十月,侂胄進位太傅。有意思的是,以侂胄的外戚身份是不可能出任宰相的,但他卻能將太傅這類榮銜變成實職,從而成為宰相的宰相。這再次說明制度這種東西的虛幻,對聰明人來說,它毫無約束力可言。—個月後,皇后韓氏突然病故,這對於侂胄來說是個不小的損失。次年寧宗改元「嘉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份,侂胄接受了一位黨人的建議,突然宣佈放寬對道學的禁令,並且先後追復趙汝愚、朱熹兩人的官銜,留正、周必大、徐誼等人也漸漸復官還秩,實際上也就是基本停止了這一場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接下來,一件更大的事情發生,對侂胄後來的人生經歷起了重要的影響。    
          
      皇后韓氏死去後,坤位虛懸了一年有餘,冊立新後逐漸提上了議事日程。侂胄與曹婕好相善,按他的意思當然是把想把曹氏扶上皇后的位子。但另一位候選人貴妃楊氏卻是個有心計的人,不願束手就斃,與侂胄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較量。就接近於天子來說,楊氏顯然比侂胄要得天獨厚,控制一位年輕的皇帝,作為女人的楊氏更具備侂胄所沒有的條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十二月十四日,寧宗下詔立楊氏為後。新皇后奉受冊寶的這一天,侂胄也進位太師,封平原郡王。但這卻並沒有使他感到一絲一毫的興奮,侂胄知道,宮苑深處已經出現了一個潛在的威脅,他必須趕緊拿出對策來應付這個變故。正是在這個時候,侂胄發現了他真正應該做的事情,幾乎是從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件事將會獲得的支持和響應,比禁黜道學不啻要高出多少倍。    
      侂胄之所以在後來作出這個震驚中外的重大決定,主觀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侂胄十分清楚,自己這個近幸出身的人很難以服眾,更無法對付由於大興黨禁而帶來的普遍反抗,假如不能建立殊絕的功勳,他也就無法永遠掌握天子,因而也就不能抵禦新皇后的排斥。就目前形勢而言,建功立業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復故疆、盡雪仇恥,這一點觸目可及。同樣,這一件光輝大業所能產生的反響,也是無需判斷的。帝國為這件事情已經爭論了七八十年,從來也未曾在人們的心目中淡忘,侂胄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這個東西,登高一呼必然應者如雲。有一個事實更是昭然若揭:凡是在恢復大業上有作為的人物,不僅能在當時提高威望,也都能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讚譽。毋庸置疑,侂胄想望這樣一個結果的心情比任何一個人都要強烈。    
      侂胄是個粗率的人。他對自己當政之後種種專權擅政、恃勢驕居的作為從來都不加以掩飾,只是率意放縱、為所欲為。內宴之上,常常會看到他與妃嬪雜坐,言語肆意,無所忌憚;而與曹妃的姐妹們出入宮闈,穢聲傳於朝外,侂胄也不把它當一回事。侂胄既沒有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也不像蔡京、秦檜那樣富於心計,因此他從來也想不到自圓其說。只要是能夠做到的事,侂胄從不考慮是非,當然也就不會去認真地考慮後果。眼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鞏固自己已經得到的地位,為達到目的,自然就會不擇手段。    
      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年初侂胄匆忙停止所謂的偽學黨禁時,他就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十二月份楊氏立為皇后,促使他進一步確立了方針。為此,他開始作出姿態,不僅追復朱熹、趙汝愚,恢復受排斥人員的官職,同時將一大批長期不受重用的人擢升入朝,其中就有一貫主張用兵恢復的薛叔似、辛棄疾和陳謙,甚至包括年近八十的陸游。其中的陳謙還是趙汝愚的門客,因黨禁而被罷斥,但因為力主抗戰,也為侂胄起復。從這件事情上看,侂胄的用意已非常清楚。到了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侂胄開始進行具體的行動:七月,命殿前司製造戰船,出封樁庫府錢十萬緡;八月,增派戰略要地襄陽騎兵;十月,命兩淮諸州教閱民兵弩手。種種戰備措施已全面展開。    
      不過,最後促使韓侂胄付諸實施的還是客觀因素。    
          
      這個時候金國的情形很不妙。    
      本來,金世宗統御的幾十年裡,金國的國勢已經基本穩定,中原地帶也逐漸融合在既成的現實環境中。世宗取法漢制,寬厚治政,在相對平和的態勢下使久經戰爭的國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休養生息,制度文化以及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得到了發展。但與南渡帝國相似的是,金廷上下對怎樣維護長治久安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安樂之下,淫逸易生,這個新生不過數百年的民族似乎還是缺乏生存的經驗。世宗之後是後來被稱為「金章宗」的完顏璟成為金國皇帝,即位後不久,內部的問題就開始漸漸暴露,特別是與中原漢人的矛盾又開始突出起來,成為金廷的一個絕大心病。但最主要的威脅卻是來自於它的外部。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不斷進取為附加條件的,它是一條進攻之道而並非一個守成之策。金人的窘迫正在於此,它在入主中原之後既未能進而克服南方,相反又面臨著北方異族的挑釁,結果兩面受敵。對宋朝的休戰是個明智之舉,使它得以騰出手來對付北面特別是幾個漸趨強盛的遊牧之族韃靼、蒙古兩部落,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自金明昌五年(宋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對北方開始大規模的征討後,金人才終於感覺到用兵再也不像早年一樣毫無顧慮了,因為內部的問題時時在掣肘著它的對外進攻。兩年後,契丹人佔據信州反叛,遠近震動,使得金廷不得不分兵以擊;又一年後山東漢人亦紛紛起義,再次給金廷製造了極大的麻煩。此後在邊境及境內兩方面,這樣的事情連續發生,金國政府已是焦頭爛額。金人的不幸是因為進駐中原後,它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業已從一個掠奪者成為了反掠奪者。成為中國人是有極大代價的,必須學會付出、學會忍讓、學會用精神力量來克服困難。顯然,金人尚做不到這一點,歷史給予它的時間太短暫了。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3節 金國業已困弱不堪

    暗懷心思的韓侂胄自然不像以前的帝國大臣那樣對金敵的情況麻木不仁,在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左右,當不少人將有關情形匯報給侂胄時,立即就促成了他的決策。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除授浙東安撫使的辛棄疾受命入朝,給天子上了一道奏疏,又給了侂胄決定性的影響。    
      辛棄疾此時已經六十三歲了,但幾十年的光陰並沒有讓他的報國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有絲毫的衰減。他是一個有眼光的人,即使賦閒家居也沒有忘懷國事,一直就注意瞭解敵國的動向。他與好幾位朝廷派往金國的使節有著較密切的交往,從他們那裡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勢。出任浙東方面的封疆大員後,棄疾又先後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東一帶探聽虛實,力求掌握第一手資料。棄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他對好友程珌說:    
      「諜者師之耳目,兵之勝負與國之安危皆繫於此。」    
      棄疾給諜報人員佈置了很詳細的任務,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讓他們到中山、濟南等地詳細調查,凡是有關山川形勢、官寺位置、兵馬數目、將帥姓名都在偵察範圍之內。棄疾自己就在山東長大,又歷經北方諸地,對反饋的情況有著獨特的判斷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戰略地圖,正是根據各種諜報綜合處理而繪製的,它的詳實程度,頗使程珌歎為觀止。    
      其實棄疾根據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斷,對目前的局勢並不十分樂觀。他私下裡就對程珌承認,眼下敵人的士馬狀況還是相當可觀的,絕不能掉以輕心。然而棄疾對恢復大業刻骨銘心般的嚮往,使他仍然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而不應白白錯過,因此他在給寧宗的奏疏中說:目前敵夷的勢態如果繼續惡化,金國必亂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慮採取應變之計。棄疾是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將帥佳選,以他的身份提出這樣的建議,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視。    
      但最後促成侂胄貿然開戰的卻是剛剛出使金國回朝的鄧友龍,他對侂胄說:    
      「臣出使時有一金國的驛使夜半來見,具言金國業已困弱不堪,王師若來,勢若拉朽。」    
      顯然,這是根據一個含糊的事實做出的一個極不負責任的臆斷,但賭徒最愛聽的就是這樣的話。    
      所有的輿論準備都是為某種政治目的服務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詔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飛為鄂王,這無疑是侂胄決意用兵的信號。    
      其實在兩三年前,金廷由於擔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邊聚糧增戍,又禁止了襄陽榷場,中斷了部分貿易,致使雙方邊境上的小規模衝突逐漸開始發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釁就主要來自宋廷一方,沿邊地帶的宋朝軍民趁著金國的內亂,不斷進行騷擾活動,進一步加劇了緊張氣氛。湖北節帥吳獵第一個開始籌措軍務,在重鎮襄陽一帶蓄積錢糧、整編軍隊、構築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準備工作。十二月,侂胄創建國用司,以宰相陳自強兼國用使,負責戰時經濟工作。十一日,下詔明年改元「開禧」,這是取太祖年號「開寶」與真宗年號「天禧」合併而成,其恢復祖業的寓意十分明顯。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獲了一份宋廷書牒,這才得知韓侂胄已在鄂、岳一帶佈置了重兵。一個月後,金國邊境報告說,宋軍已進入秦州、鞏州一帶,金廷上下開始有所警覺。金章宗一方面命樞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兩國和約撤出部隊,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集諸道兵馬嚴備。    
      侂胄採取了瞞天過海的手法。在布薩揆抵達汴梁後,帝國朝廷由三省及樞密院聯名具文答覆道: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線濠州的兩位指揮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誠意以麻痺對手,他們派了一些當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薩揆報告假情報說:宋軍增戍,本意是對付盜寇,且軍士多為白丁,窮蹙饑疾,死者甚眾,根本不能打仗。布薩揆相信了此話,鬆弛了防備,並把這些情況報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問題是意見不甚統一,儘管有些大臣認為宋廷意圖不軌,但更多人認為南渡宋室連遭敗釁,自救不暇,恐怕沒有膽量叛盟。就整個金廷朝野的意見來說:確實是不願意再與宋開戰,章宗本人也同樣是這個意思。於是在得到布薩揆的報告後,這年的八月,下詔罷停了河南宣撫司。九月,侂胄為了進一步探聽金人動向,派陳景俊借賀正旦之名出使金國。章宗明確對陳景俊表示,河南宣撫司業已罷停,意在息戰。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復使趙之傑卻沒有能很好地貫徹金帝息事寧人的主張,入見寧宗時態度倨傲,在帝國朝廷內外引起公憤。次年正月,陳景俊從金廷使還,帶回了金帝明確表示的有關雙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這無疑又助長了侂胄的驕氣。    
      與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緊鑼密鼓地準備,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詔給內外諸軍,正式下達了進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為「平章軍國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並赴都堂治事,這就在名義上也完成了韓侂胄的領導身份。侂胄在收納三省官印於私第的同時,又建立了一個叫「機速房」的特別機構,使戰時指揮大權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態已是一觸即發。    
      近一年以來,整個帝國上下的氣氛極度緊張凝重,大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意味。對這件積壓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為之慷慨激昂長吁悶氣,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彷彿大難臨頭一般。當侂胄的開戰企圖明朗化以後,幾乎在帝國的各個階層都引起了抗議浪潮,最激烈的是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學生華岳的上書,他在切諫朝廷不宜開兵邊釁的同時,甚至要天子斬韓侂胄等人以謝天下。在這種關鍵時刻,侂胄當然不能容忍這種行為來阻撓他的大計,於是以強硬的手段彈壓反對言論,華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獄。    
      道義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一貫主張復仇的丘崇就認為,中國當示大國之體,在金人未必有意敗盟的情況下,只能申儆軍實以作防備,而不能率先生釁。丘崇為此堅辭了宣撫兩淮的職任,在丘崇看來,金人宣撫既寢,我方亦不可輕舉。丘崇的這種言論明顯是「凡事禮為先」的傳統觀點,侂胄自然是很難理解的。    
      在侂胄的堅決態度下,一切都已經無法改變。從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開始,侂胄已經不再掩飾,帝國軍隊開始在好幾個邊境地帶主動進擊。儘管宋軍起初仍然採取一種晝伏夜出的騷擾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漸感到了問題的嚴重,金章帝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識後,於三月份重新命布薩揆在汴梁設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個帝國歷史應該記取的日子,這一天,朝廷下詔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謬丑」。制詞中有道:    
      「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認諸人之責!」    
      這句義正辭嚴的話讓無數人為之一吐積鬱,一時都下之口傳誦不已。在這一刻,我們的帝國無疑是激動、興奮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來,從四月份開始進兵後進展頗順,山東京洛招討使郭倪收復了泗州東西兩城,江州都統使許進收復了新息縣,鎮江都統陳孝慶收復了虹縣,光州義軍收復了褒信縣,只有江州都統王大節在蔡州失利。在形勢大好中,侂胄自以為得計,便於五月初七請天子下詔正式對金宣戰。豈料下詔之後,兩淮一線宋軍各部卻進擊不利,先後在宿州、壽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崇受命出長兩淮後又單純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轉攻,於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這年冬天,中路及東路宋軍開始全線敗退。此後,就是陝西河東招討使吳曦於十二月據蜀叛變,使得整個戰局急轉直下。    
      吳曦是當年顯赫一時的封疆大吏吳璘的後人,其父吳挺官至利州安撫使。吳氏家族世襲兵柄,長期經營四川,號稱「吳家軍」,南渡四大將之後,也就只有吳家世代為將獨守一方。吳挺死後,在丘崇的奏議下,朝廷召回了吳曦而改用他人鎮蜀,這使得吳曦甚為不滿,回朝後一直在上下活動,想重回四川。侂胄為了拉攏吳曦,答應了他的請求,於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興州都統制。放虎歸山,終成後患。    
      吳曦節鎮一地後便開始收攏軍政大權,圖謀不軌。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為四川宣撫副使後,進一步加緊了活動。戰事開始後,吳曦一直按兵不動,並派人赴金以獻關外四州的條件求封蜀王。十二月與金人達成了協議,暗中退兵,使金兵長驅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樞對吳曦的不法行為反應十分遲鈍,直到次年正月吳曦公開稱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裡。    
      半年不到的時間就證明了侂胄發動的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場不可能取勝的戰爭。    
      侂胄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自認為戰局的失利是國無賢才的緣故。為此他在六月罷免了兩淮宣撫使鄧友龍而改用丘崇後,又處理了數位喪師失地的將領,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蘇師旦除名抄家。師旦本是侂胄的門客,北伐前後一直是侂胄在軍事上的主要謀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幹。侂胄對他的處理固然是為了平復人心的需要,但從側面也說明蘇師旦根本就擔負不了克敵制勝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調整了中樞的人選,進而在次年正月罷免了擅自與金兵議和的丘崇而改用張巖,同時自出家財二十萬補助軍需,然而絲毫無濟於事。    
      確實,正如反對開戰的人早就指出過的,目前將帥乏人的情況非常嚴重。陸游、辛棄疾已老,葉適、丘崇等由於和侂胄觀點分歧又不願合作;而薛叔似臨事無方,鄧友龍柔弱乏力,兩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幫黨徒,其中陳自強、蘇師旦無能,許及之膽怯,根本不是將帥之選;等而下之者如張巖,開督府九月,耗費州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未立寸功。至於叛賊吳曦則更不用說了。所有這些,都證明了帝國在人才方面的無奈現狀。不過,這還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而已。    
      決定性的原因是帝國實在是沒有能力去打贏這場戰爭。大的因素不論,侂胄的準備就顯得過於倉促,疲敝的士氣和驕惰的兵卒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五月份攻宿州時,士兵乍遇暑潦就怨聲載道,全無軍紀,到符離後,金人本欲投降,而當地義軍業已登垣肉搏,豈料官軍反而妒嫉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殺戮,守城者於是不降。至於攻擊不利後,更是兵敗如崩,潰卒滿野。如此軍隊又豈能與敵開戰!    
      侂胄的用兵動機也注定了他必然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金兵在短短數月的時間裡就能發動反攻,證明了辛棄疾的判斷不誤,敵人尚還沒有達到完全崩潰的程度。葉適在侂胄決心下詔宣戰時就堅決拒絕了草擬詔書的任務,他在給天子的上書中憂心忡忡地預言說,如果認為「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而輕率冒進,將是一個「至險至危」的事情。當然,侂胄是絕對不可能接受這一說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歸結到歐陽修的那句老話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備實力,並不一定能夠乘人之危,何況敵夷尚還沒有危及到讓你有可趁之機的地步。    
          
      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於內外交困特別是來自北方的壓力越來越大,金人在取得勝利後便已經有意乘勢收手。二月份,吳曦剛剛稱王沒有幾天就被部將所殺,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喪,議和之意遂定。對金國來說,對宋休戰雖然是目前形勢下惟一的選擇,但它畢竟是勝利者,就像以前一樣,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八月,宋使方信孺從金營使還,帶回了對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兩淮,第二是增歲幣,第三是索取歸正人,第四是犒賞軍銀,第五——方信孺說:「第五條臣不敢言。」    
      侂胄堅持要他說,信孺只好囁嚅而道:    
      「這第五是要太師的人頭。」    
      侂胄氣極而暈。    
      這當然是不可能答應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經沒有退路。如果說他當初是為功名地位而賭博的話,現在則是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戰了。幾個月不到,侂胄鬚髮皆白。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4節 禍國殃民

    九月初六,無奈的侂胄只得起用辛棄疾,發佈詔命委任他為樞密院都承旨,希望能用棄疾的威望和才略挽回頹勢。棄疾雖力主恢復,但他並不同意倉促開戰,更不願意與侂胄同流合污,所以一直被侂胄排擠在外。詔命到時,棄疾已經是重病在身,有心殺賊也無力回天,只有上表自辭,四天後即繼志而歿。九月十八日,侂胄以趙淳取代了九個月以來毫無作為的江淮制置使張巖;十月十三日,又促使天子下詔,借罪己而鼓舞士氣民心,但敗局已定,臨事更張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侂胄身邊的黨派集團是因為相互的利益才和他走到一起的,既然這個目標已經不可能達到,侂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事實上,當敵人指名單要侂胄的人頭而不問其他時,侂胄的末日就已經到了。    
      出身名門的禮部侍郎史彌遠是京鏜的心腹,與侂胄的關係相對遠一些,也並不贊成侂胄的北伐。這個人工於心計,也頗有點幹才,屬於那種不甘趨人之後的類型。由他來成為侂胄的掘墓者並不是一個偶然。    
      大約是在十月底或者更早一些時候,史彌遠秘密上奏寧宗,以兵興以來士民塗炭、公私大屈為由,請天子誅殺侂胄。當時寧宗聽罷不語,天子既有些不甘就此罷休的想法,同時多少也有點顧慮,畢竟侂胄不是一般人。但皇后楊氏得知後,馬上就抓住這個機會。    
      楊氏先讓皇子榮王趙去說服皇上,不果後又請出她的哥哥楊次山勸駕。楊次山明白寧宗的心意,因此對天子保證說,不妨選擇可以信賴的大臣共同舉事,這才使得寧宗的心思開始活動。次山見天子已經有意,馬上返報皇后,楊氏自出御批二件,一份給史彌遠,一份給左司郎官張鎡,密囑他們立即行動。不過,皇后這時並未確定一定要殺掉侂胄。    
      有了天子的默許和宮中的支持,彌遠已無後顧之憂。他挑選了兩位大臣作為重點爭取對象,一是錢象祖,一是李壁,這兩人都是侂胄的黨徒,時下皆身為副相,特別是李壁,對金人的宣戰詔書就出自他的手筆。如果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彌遠先去說服錢象祖,因為他知道這個人在某些方面與侂胄發生過牴觸。果然,錢象祖一拍即合,由他出面,李壁也毫不猶豫地成為了倒戈者。由於事涉多人,難免有些風聲走漏,外間已經開始有些傳聞。    
      十一月初二,侂胄在都堂對李壁道:    
      「聽說有人要生變,公知此事否?」    
      李壁以為事情洩露,嚇得面紅耳赤,話都說不上來了。    
      「……恐怕,沒有……沒有這樣的事吧,……」    
      彌遠聽李壁說知此事後也十分驚恐,兩人立即找到張鎡,張鎡道:    
      「勢不兩立,不如殺之以絕後患。」    
      史、李頷首同意,彌遠拍案對張鎡道:「君不愧為將門之後,吾計已決!」張鎡是南渡初期大將張俊之後,正如彌遠所說,倒也真有些乃祖之風。當年若沒有張俊,秦檜也未見得就能殺掉岳飛。    
      李壁擔心事情從緩會有所洩漏,主張就在翌日進行。三人最終訂下了計劃,由李壁命令殿前司公事夏震領兵三百人埋伏在侂胄上朝的必經之地,伺機擒殺。    
          
      十一月初三,侂胄像往常一樣懷著重重心事上朝,走到六部橋時,夏震率手下人攔住轎輿,厲聲道:    
      「有旨,太師罷平章事,即日出朝!」    
      「有旨吾如何不知?——」    
      侂胄話音未盡,夏震等即搶上前,將侂胄轎乘向宮外擁去,走到玉津園夾牆中,不容侂胄分辯,一陣鐵鞭亂棒將他斃命。    
      當史、錢兩人向寧宗報告侂胄已誅後,天子還不敢相信,當確鑿無疑的事實擺在他眼前時,我們的天子不能不在心底倒抽一口涼氣。在寧宗看來,眼前這個滿身殺氣的史彌遠,與那位霸道十足的韓侂胄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初五,陳自強罷相,貶永州居住;初六,蘇師旦貶韶州安置,第二天被殺。幾天後,鄧友龍、郭倪、郭僎、張巖亦相繼被貶。反戈一擊的李壁因為主戰的緣故也未能脫離干係,被貶撫州安置。    
      第二年,帝國改元「嘉定」。    
      無論韓侂胄是怎樣的窮兵黷武、禍國殃民,他能在帝國久習安逸之後,毅然仗義復仇,下詔伐金,在道義上並沒有錯。至於說到客觀上的敗勢,那是帝國衰弊的現實所決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當。侂胄的不幸在於他的動機既不純淨,而判斷又發生失誤,在錯誤的時間裡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從這一點上說,他只是個失敗者,但絕不應是一個罪惡者。然而我們帝國的新貴們,卻在敵夷之輩的憑空要挾下,竟真的就把他的首級拱手相送。    
      靖康時李綱力主抵抗而深為金人所惡,朝廷也只不過是將他罷官免職。秦檜和議之心可謂堅矣,但也未至於把岳飛送給完顏宗弼。如今侂胄不僅斃命棒下,而且已蓋棺入土,可在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朝廷仍然授命臨安府斫棺取首,梟之兩淮,此後又將侂胄、師旦之首付使送至金營,以交換淮、陝失地。可以說,韓、蘇兩人的頭顱完全是附加的,帝國政府並沒有因此而能拒絕金人增歲幣三十萬和一次性賠款三百萬兩的休戰條件。    
      金人起初的索首之言當然不過是一種離間,與宋作戰有年的金人非常清楚這一手段的效果,但他們也未必想到宋廷真的會送來侂胄的首級。年初議和時,金帥完顏匡就問過宋使王柟,對宋朝方面能否去掉韓侂胄表示懷疑。直到侂胄的死訊傳來,完顏匡這才重提侂胄首級的事情,豈料王柟竟一口答應。在帝國朝會上就此事表決時,也只有一位大臣站出來說這事有傷國體,絕大多數人的意見都表示贊同。吏部尚書樓鑰的話說明了一切:    
      「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宄已斃之首,又何足借!」    
      確實,當和議能夠避免災難時,天子可以下跪,土地可以割讓,人民可以委棄,金帛可以資敵,則區區一個奸佞之輩的首級又值幾何呢?!當政大臣史彌遠之流完全有理由為秦檜被侂胄謚為「謬丑」而感到憤憤不平,早在三月初四就已經由天子下詔恢復了秦檜的王爵與贈謚。朝野公議對他們來說無足輕重,因為議論畢竟是議論,與金人的勁馬硬弓相比,作用實在是太小了。重要的是金國如果能休兵罷戰,帝國的政權就不至於發生危險,而統治者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證。侂胄既然愚蠢到連這一個淺顯道理都不懂的程度,他也只能落下個身首異處的結局。    
      五月初,王柟將韓侂胄、蘇師旦的首級送至燕京。初九,金章宗御應天門,備黃麾立儀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接下來懸兩人首級並畫像於通衢大道,令百姓縱觀,此後漆其二首,藏之軍器庫,成為永久的戰利品。儀式完成後,金帝問其大臣右司郎中王維翰道:    
      「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    
      王維翰答得好:「宋主怠於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火後,千里蕭條。其臣懲殺韓侂胄、蘇師旦,無敢執其咎者,其勢實不足憂。惟有北方當勞聖慮。」    
      真是一語中的。    
      金人的勝利本身就很勉強,衰弊的國勢更不容許它繼續支撐戰局。早在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重要統帥布薩揆就已經死於軍中,九月,左丞相兼元帥崇浩亦相繼而歿。宿將凋零,金廷舉朝惴惴,生怕宋人乘勢反悔。和議能夠達成,金人實在也是長吁了一口大氣。而北方的情形更趨嚴重,新興民族蒙古已在朔漠草原中崛起,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十二月,鐵木真稱帝於斡離河,號曰「成吉思汗」,翦滅諸部,攻入靈州,勢力漸盛,不能不給金廷以巨大的震懾。後來的事情證明,假如韓侂胄能遲至兩年或三年後再發動北伐,結局將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與侂胄在很多方面頗有一致的寧宗天子為這場北伐最後下結論道:    
      「恢復豈非美事,只不過沒能量力而行罷了。」    
      世事無情,即使痛心疾首後悔不迭也不能使它重新輪迴。侂胄輕率的開戰導致失利,實際上就已經使朝廷永遠失去了恢復祖業的機會。更嚴重的是,當韓侂胄被梟首委敵後,所有的正義感和原則力量已經被徹底踐踏。災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與理念的喪失。我們的帝國依然任重而道遠。    
          
      史彌遠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正月知樞密院事,任命下達的那一天,朝中惟一反對過將侂胄梟首授敵的大臣——權兵部尚書倪思入對,建議天子注意收歸權柄。倪思暗示,侂胄雖誅,但樞臣猶兼宮賓,不時被宣召入宮,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謂樞臣,指的就是史彌遠。剛剛被召回朝中的吏部侍郎婁機也向天子指出:如果權臣私意橫生,必將敗國殄民。婁機雖沒有指名道姓,但誰都明白他的話並不單單是針對韓侂胄而發,但這些都沒能影響到史彌遠在這年的六月入兼副相。不幸的反而是倪思,因為指責彌遠的緣故在八月份離朝出知鎮江府。    
      十月份。朝廷中樞機構的人事調整告一段落,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一個月後,史彌遠因丁母憂去職歸治喪事,但第二年五月就起復為相。這是因為太子——也就是與皇后一起力主清除韓侂胄的皇子榮王趙,他在韓侂胄被殺後入為儲副,初更名為「幬」,後更名為「詢」——一力建議的結果,他專門為此請示天子,請求賜第彌遠,讓彌遠在臨安宅第中持服,以便時時咨訪。太子現年十七歲,正是應向宰輔大臣們學習的年紀。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韓侂胄的一批老部下秘密聯結,準備埋伏在錢塘江邊的浙江亭附近,俟彌遠起復回朝百官迎謁之時,舉火為號,盡誅彌遠以及宰執大員,然後突入大內挾下詔書。不幸的是這個政變計劃被人告發,為首者羅日願凌遲於市。彌遠又專門上書寧宗解釋此事道:「陛下昨誅元惡,臣獲密贊,故其餘黨切齒。」天子儘管優詔撫慰,但彌遠心裡還是有些不安,他不可能不為侂胄餘黨可能的報復而感到擔心,這件事情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了彌遠開始為加強自己地位而做進一步的努力。婁機在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十二月退休,一年以後,曾在誅韓事件中起了關鍵作用的張鎡被除名置象州羈管。張鎡的罷職來自於彌遠的彈劾,罪名是「扇搖國本」,但似乎沒有絲毫的證據。從此時開始,彌遠的權威不用說已經是相當可觀了。    
      彌遠的優勢同樣是與宮中的聯繫。他出入宮禁旁若無人,早已使外議嘩然,當年倪思上書還很含蓄,而朝野閒話則明確說他表裡楊後,可與歷史上的武三思相比。傳說當然未必如實,但彌遠頗有倚仗楊後之處則是不言而喻的。彌遠和東宮太子的關係更不是個秘密,與諸親王皇子也都有交往,他不像韓侂胄那樣是個外戚,因此在這方面尤須花費相當的功夫。彌遠顯然比韓侂胄要聰明許多,否則以他的資歷和能力,要建立強勁的勢力是不可想像的。    
      近五六年內帝國處於相對安逸的狀態,除了境內間或有些流寇作亂外,外部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警報。金人一心對付蒙古,因此守持和議十分嚴謹,使天子和帝國政府感到由衷的欣慰。兩淮一帶雖然尚欠生聚,但對朝廷來說,只要四境安寧就是一個最大的滿足。當然也有憂患之士,比如江陵鎮守趙方從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起就開始在守地整治戰備,既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山川形勢,又在荊門東西兩山中構築堡壘以守遏沖。趙方堅持認為:金人北逼於蒙古,必會南遷。事情不幸為其言中。    
      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三月,在蒙古騎兵風捲殘雲般的掃蕩下,連年戰敗的金廷又發生內變。原西京留守胡沙虎弒殺金帝完顏永濟,擁立升王完顏珣即皇位,史稱「金宣宗」,此時金國已無力再戰,遂向蒙古求和屈服。蒙古人尚未擺脫那種旋戰旋走的遊牧民族固有的秉性,因此在得到相當的收穫後便退出了居庸關,返回北方。金廷得以喘息後,宣宗眼見中都燕京實在守不住,便於這年的五月十一日下詔南遷汴梁。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5節 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

    金廷放棄北方固然是個無奈,但正如當年宋廷南渡一樣,選擇退避路線並不能挽救失敗的命運。遷都南來,實際上就意味著把廣袤的關外土地拱手資敵,既喪失了立國的基礎,又大大地動搖了人心,百弊而無一利。從戰略上講,燕京固然近敵鋒鏑,但汴梁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又豈是疲敝之國安身立命之處!當時就遷都問題進行辯論時,有不少大臣就主張遷往山東或者遼東,但宣宗皆不接納,一意孤行南遷汴梁。金廷的南來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逃跑,但卻又一次給我們的南渡帝國帶來了禍患。事情很明顯,當金人受逼於蒙古而無以自處時,它必然會在宋國方面打主意,這兩個同樣衰頹的政權之間的爭鬥又將不免。    
      對此,臨安政府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七月,遷至汴梁的金宣宗遣使南來督促宋廷交納兩年的步幣後不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議罷停歲幣,修固兩淮。他的理由是「此時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以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寧宗納之,遂宣諸朝廷商討。    
      淮西轉運使喬行簡不同意這個說法,他在給宰相的上書中認為:蒙古之勢可憂,在這種情況下,金國就不再是仇敵而成為屏障了,因此「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    
      朝廷上下議論不決。    
      兩種主張雖各有各的道理,但無疑都不可能達到效果。金國衰敗之像已趨明顯,它根本無力對抗強大的蒙古軍隊。既然其已必亡,對我們帝國所可能起到的屏蔽作用便不可能長久,貽送其資,豈非徒勞。但是,罷停歲幣則必使金軍南侵,以帝國目前的狀態,絕難有必勝之機。事物的矛盾往往就在於此,越是無法選擇,越是必須選擇,歲幣問題當然是個細節,但怎樣應付目前的時勢,卻是帝國務必解決的難題。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金中都燕京陷入蒙古,河北地區也隨之不保,此時金國的狀況,已到了和當年遼國的遭遇如出一轍的地步。真德秀在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十二月向寧宗指出了這一點,他告誡天子「宜以政和、宣和為戒」,這就是說,絕不能再像徽宗皇帝那樣麻木不仁。    
          
      經過激烈的爭辯後,金廷終於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份左右發動了南侵。    
      這一決定是否明智,很難一概而論。但就金國的困窘來說,選擇與宋開戰是惟一可行的方針。當時河北已失,山西、河東剽掠嚴重,各地流亡齊集河南,衣食都發生困難。另外,北面壓力未減,四地暴亂不絕,侷促於中原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假如能成功地向西部和南方擴地立國,這對於金國不失為一個克服危機的辦法。當然,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帝國只有倉促應戰,在這年的六月下詔伐金。此次戰役中,準備充分的襄陽方面統帥趙方首先立下了大功,在中路抵住了金人的強攻後進而反擊,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年底徹底擊潰了來犯的金軍。淮東方面也有相當大的勝利,在這年的三月大敗金軍,使金人此後六七年內不敢再窺淮東。不過,西南戰線的情況不妙,大散關兩度失守,使金軍連破諸州,搶掠甚夥。但就整個戰線來看,宋軍的防守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為今後的戰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此後從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國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兩面進擊,一方面不斷向西、南猛攻,明顯已是最後掙扎的態勢。然而由於財用不濟、軍勢已弱,加之三面作戰的窘迫和內憂外患的困擾,金國連年征戰毫無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與宋停戰。    
      我們的帝國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是最好的反映,開禧北伐本就耗資無算,而長達七年的往復交戰又大損物力,到嘉定後期,帝國的經濟情況已經非常不妙。南渡以來的現實本就是土地日蹙、賦役日重,人民傷敗而官僚富腴,儘管理財實質上就近乎聚斂,但帝國還是無法遽得財力以應付戰時的需要。當年的韓侂胄甚至自出家財二十萬資軍,可見國用的艱難。因此無奈之下,也只有飲鴆止渴,以增發楮幣籌措軍費,嘉定用兵期間,政府發行紙幣竟達一億四千萬貫。通貨膨脹,物價騰踴,其對經濟民生的摧毀程度,是無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當朝宰相史彌遠的心思顯然不在處置國事上面。身為宰輔,在十幾年的時間裡竟沒有絲毫的建置,雖倒也無可置論,但嘉定後期帝國戰事方殷,朝廷上下議論攻守和戰時,宰相甚至一言不發,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驚異。不過,如果認為彌遠在整個寧宗後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領銜修書,不斷奏上寶訓、會要的話,卻也未必如實。彌遠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趙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關鍵。    
      寧宗後宮一直沒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慶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詔育太祖後人燕懿王趙德昭的九世孫於宮中,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誅韓侂胄後立其為皇太子,這就是趙詢。可惜的是趙詢天不假壽,致使帝國的儲位又成為了一個問題。一貫缺乏主見的寧宗在這個時候卻自作主張,故伎重演,下詔在宗族中選擇合適的人選作為太子,條件是太祖的十世孫,年滿十五歲以上。天子的這個做法從道理上來看似乎無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實質上是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原因是儲位之所以成為國家的根本,就在於它的惟一合法性。天子無嗣而不得已選諸宗室,這本是一種無奈的做法,因此必須明辨是非,審慎抉擇,絕不能貽人以口實。寧宗的錯誤在於他的標準並非惟一,太祖十世孫中年滿十五歲者絕非一人,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會給人造成可乘之機。    
      史彌遠明察秋毫,立即就發現這是個十分有利的機會。彌遠很清楚自己與楊後的關係並不是可以長期依恃的,當年之所以結成聯盟,不過是在對待韓侂胄的問題上達成了互利的共識而已。假如不能擁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來,以彌遠的聰明,當然不可能不意識到這一點。    
      為史稱遠尋找人選的親信余天錫頗費了一番周折,原因是彌遠的想法非常獨特,他根本就不想去找一位真正的宗室之子。彌遠既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並非是為宗廟社稷著想,自然會從盡善盡美的方面去考慮問題,這似乎並不奇怪。不過,余天錫踏破鐵鞋,終於在越州紹興有了收穫。他向彌遠匯報道,越州西門一位保長的兩位孫子相貌獨特,在當地被認為是大貴之人,也許可以作為候補人選。彌遠當即囑使天錫招來一觀。    
      於是天錫返回越州具告這位保長,保長大喜之下,竟然隆重其事,贅產鬻田,治衣宴客,在眾目睽睽之下將兩位孫子送到臨安。這種有可能走漏風聲的做法雖然使彌遠很惱火,但他也為兩兄弟特別是哥哥趙與莒的貴人之相大為驚奇。彌遠善相,為此也十分自負,因此最終拍板定計。詭秘的行為之所以往往會摻雜些神異的色彩,這是因為它具有一種增強自信的客觀作用。但彌遠表面不動聲色,立時又把兩人送回,這使得一心以為福從天降的保長在姻黨鄉人之前丟盡了面子。但彌遠的目的卻達到了,他在一段時間後派遣余天錫秘密地將趙與莒接回臨安,改名「貴誠」,對外宣稱為宗室之子,以供皇子之選。    
      但他的努力不幸落空,趙貴誠的大貴之相沒能打動天子。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的六月,原宗室趙希瞿嫡子,入繼已故沂靖惠王趙垓嗣子的皇侄趙貴和被選中,立為皇太子,更名為「竑」,而彌遠薦來的所謂宗室子趙貴誠只被補為「秉義郎」,代替入為太子的趙貴和入嗣沂王。很明顯,趙貴和的入選是宮中勢力一意促成的結果,在太子冊立的當時就有大臣指出了這一點。如果像建儲這樣的國家大事都不能斷自宸衷而眩惑於左右近習、不法之臣,無疑是相當危險的。彌遠同樣為此感到憂心忡忡,當然他的出發點與別人迥乎不同。    
      新太子好鼓琴,彌遠馬上就在民間買了一位善琴的美女獻於東宮,他以厚廩其家的條件,指使美人偵伺太子。彌遠強調,東宮的一舉一動都務須立即報告。這位美人沒有辜負彌遠的重望,憑著色藝俱佳而且知書慧黠的素質,立時就得到了太子的寵嬖。    
      消息很快就傳來了,原來太子對宰相的態度近似於痛恨。美人報告說,平日太子就經常在桌几上書寫宰相專權的罪惡,進而有一次指著地圖中的瓊、崖一帶對她說,他將來得志,必定要把史彌遠放逐到這裡去。美人雖是女流之輩,但也知道瓊、崖惡州乃是天涯海角之地,歷來是貶逐奸惡的極限。驚訝之餘,立即就告訴了宰相。    
      彌遠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萬萬想不到太子對他的厭惡竟會到了這樣一個程度,此時的彌遠顯然為他在立儲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十分後悔,如果早知道結局如此,他是絕不會讓這位皇子就這麼順利地入居東宮的。現在事實既成,任何補救措旋都已經為時已晚,惟一可做的就是尋找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法。彌遠不怕冒險,也並不顧忌採取任何必要的手段,無毒不丈夫似乎是彌遠一貫的信條。成功地暗殺掉韓侂胄鍛煉了彌遠的謀略和勇氣,他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從某種角度上說,是太子把彌遠逼到了痛下辣手的地步,為身家性命計,即使是再懦弱的人也會狗急跳牆,更何況把持了十幾年朝政的當朝宰相史彌遠!    
      彌遠第一步考慮的當然是改易太子,為此他在淨慈寺中的惠日閣秘密約見了國子監學錄鄭清之。彌遠選擇鄭清之是有道理的,這個人既是他的同鄉,關係也相當不錯,肯定不會拒絕他的請托。彌遠考慮的另外一點是清之時任清要之官,不太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彌遠道:太子不堪負荷,而入嗣沂王者甚賢。吾有意擇君為講官,深望君能善啟迪之。」    
      這一句話就已經再明白不過了。現時的沂王嗣子是宰相所薦,舉朝皆知,清之當然立刻就省悟出宰相的深意。    
      彌遠欣然:「事成之後,彌遠之位就是君之位。不過話只能出於我口,入於君耳,若有一語洩漏,就是滅族之禍。」    
      清之如何不知,連道「不敢」。    
      世事變化之快超出彌遠的預料,當謀廢太子的行動尚還沒有什麼眉目時,寧宗天子就已經病重不預了,時間是兩年後的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中旬,與金國停戰五個月後。    
          
      彌遠得知消息後立即就讓鄭清之前往沂王府,轉告擁立之意。但出乎清之意料的是,趙貴誠聽後竟然沉默不語。清之十分著急:    
      「丞相使清之從游殿下,相布腹心,今殿下不答一語,叫清之如何回復丞相一片苦心?」    
      貴誠聽罷此語,拱手而言:    
      「紹興老母尚在啊!」    
      這位驟取顯貴的沂王顯然是個極懂事理的人,他不是沒有膽量與史彌遠共圖大事,而是明白福兮禍之所伏的道理,知道這一去前途未卜禍福難料,弄得不好就是滿門抄斬。趙貴誠雖然不為自己擔憂,也不能不為高堂老母著想,我們這位未來的天子似乎還沒有利令智昏,在這種是非關頭多少還能保持一些平常人的本心。不用說鄭清之感到詫異,就連彌遠聽後也是感慨了一番。    
      然而事態已不容許退卻,八月二十七日,寧宗在福寧殿駕崩,時年五十七歲。彌遠沒有為沂王的猶豫所影響,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他的計劃。楊後兄長楊次山的兩個兒子楊谷、楊石繼其父之後成了彌遠新的幫手,他們一夜七次往返於掖庭,勸說皇后支持彌遠,但楊後始終不答應。兩人最後在皇后面前痛哭流涕道:    
      「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楊氏一族必無遺類了!」    
      直到這時楊後才終於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變的,史彌遠既有心於此,當然也就有必勝的把握,至少她已經從兩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帥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彌遠的一邊。既然現在的問題不是宗廟繼嗣是否合理,而是楊氏一族的安危與否,皇后已經沒有選擇。楊氏沉默了許久,終於緩緩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顯然還不太清楚沂王趙貴誠究竟是何許人。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6節 迢迢銀漢誰度

    殿下的史彌遠立即囑人速宣沂王,同時鄭重叮嚀: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東宮皇子,如要弄錯,回來就把你們全部處斬!    
      太子也聽說了皇帝駕崩的消息,他還不知道大禍將臨,猶在居處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門口張望。隱隱之間,似乎看見有宮使簇擁一人疾馳而過,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子十分疑惑,逕去皇后宮中詢問。    
      楊氏沒有多說,只是拊著他的背道:    
      「你現在是我的兒子了!」    
      太子太過於懵懂了,直到最後被召入舉哀時,他仍然沒有明白過來。當燭影之中最終看到趙貴誠坐在御座之上後,太子猶還犯起倔強,堅不肯拜。這種人沒能成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輕易地玩弄於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繼大寶,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為。    
      新帝是帝國歷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後來的廟號為「理宗」。理宗最後在趙氏宗廟裡佔據一個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為他與趙氏宗族實在是毫無血緣關係。以本朝禮制謹嚴的程度,居然也沒能避免這種悲劇,實在是令人沮喪。當然,事情能夠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奧秘尚不為人所知,也許除了彌遠與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錫知道。最危險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彌遠可謂得之。    
      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寶慶元年」。    
          
      太子於新帝即位當時被改封濟王,出居湖州。權臣操縱廢立如此明目張膽,這同樣是本朝近三百年以來的首例,儘管朝野上下為這種恐怖行動所震懾而一時噤若寒蟬,但舉國為之不平是非常明顯的。當濟王來到貶地湖州後,當地人潘壬與其弟潘丙、從兄潘甫把不滿情緒付諸實施,他們與一位歸附朝廷的義軍首腦李全聯繫,準備謀立這位已被廢黜的太子。    
      李全是山東濰州北海人,長於騎射、槍法高明,人稱「李鐵槍」。嘉定末年夫婦二人率眾起義於山東,連破金兵,被朝廷授以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此刻駐紮在淮東一帶。此人手中有些兵馬,一直欲有所圖,因而對史彌遠的專權不堪順從。潘氏兄弟的行動當然頗合他的心意,但李全為人狡猾,表面上答應了潘氏兄弟南北呼應共舉大事,但實際上卻按兵不動,準備坐收其利。新年的正月初九,久候李全軍不至的潘壬擔心事洩,遂以其黨人及鹽販共千餘人起事,他們打扮成李全軍的裝束,揚言自山東而來,乘夜突入湖州州城,挾持了濟王趙竑。當潘壬等人揭榜城門厲數史彌遠罪責,並號稱有水陸大軍二十萬時,湖州舉城為之震動。但天明之後人們發現,所謂二十萬大軍竟全都是太湖漁民和一些地方巡尉之卒,不禁大大失望。很明顯,潘氏兄弟這群烏合之眾成不了大事。    
      李全的陰險是事情無成的一個方面,另外濟王的不肯合作也是使這次擁立行動落敗的原因。這位原太子在這個時候又一次顯示出他不堪托付的庸人嘴臉,遽聞有變,竟匿於水竇之中,此後被潘壬發現而以黃袍加身時,仍號泣不從。最愚蠢的就是他竟向朝廷密報虛實,尚還幻想著能夠僥倖得免。殊不知事情既然發生,他就不可能擺脫干係,潘壬兵敗後,彌遠借口濟王有疾,派門客挾醫赴湖州診視,藉機將他縊殺。    
      潘氏兄弟的反叛行為不可能得到公開的支持,但濟王的死卻可以讓朝廷的反對派得到了一個突破口,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上書為趙竑鳴冤,而真德秀則以此事聯繫目前的現實,向新帝具言治道之要,力請天子選賢任能、重振朝綱。德秀是一個時期以來朝間惟一能有所建言的大臣,他雖沒有指名抨擊過彌遠的專權,但他也一度以掛冠而去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態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秀在上疏中明確提出要天子起用一些耆老之輩,就已經有點與彌遠公開決裂的意味。到了這年的五月,進士鄧若水在所上封事中就開始力斥史彌遠之奸,甚至用了「弒」、「篡」、「攘奪」的字眼。「封事」就是密封的奏章,是群臣稟奏機密的一種方式。但這種皂囊封緘的東西依舊不能越過彌遠的耳目,他不僅記下了鄧若水的姓名,而且用濃筆將書中的激烈措辭一概抹去。當然抹與不抹都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因為天子顯然不會被這種言論所左右。六月,彌遠加太師銜,封魏國公,柄國專權鉗制內外,任用爪牙銷鑠正人,與當年的秦檜、韓侂胄已無二致。    
      毫無疑問,彌遠雖然在嘉定年間當了十幾年的宰輔,但真正得志是從理宗即位開始的。如果說秦檜反映的是人性之惡,而韓侂胄是人心之躁的話,則彌遠無疑可以說是人之淫逸驕奢惰性的最佳代表。整個寶慶和後來的紹定年間的現實是外部風雲激盪,而內裡積弊叢生,但這都被他的狡黠而一一掩蓋。與前此所有的權臣所不同的是,彌遠從不在國家大政上做任何決策,因而就避免了由於國事措置不當而引起的外力影響,這也許是他從韓侂胄那裡得到教訓的緣故。在他看來,天子既已在自己的手中,除了盡情享受這份美妙之外,又何須去做其他。    
          
      新帝理宗先天不足,這位起於民間的年輕人無法在很短時間裡完全適應身份的變化所帶來的那種變化的環境,自然也不可能驟然就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皇帝,顯然,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當然,天子也沒有必要推翻他與彌遠達成的協議,從道義上說,他還必須為彌遠的再造之功和擁立之德盡自己應該盡的義務。事實證明,理宗很好地報答了彌遠的恩情,在此後的八年中把朝政完全交給了彌遠。在這段時間裡,帝國的新一代天子極為理智地把自己巧妙地藏在了幕後,他知道只要史彌遠存在,自己就必須等待,這不是單單的知恩必報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保存自己的惟一選擇。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因為在這一天,寧、理兩朝為相共二十七年的史彌遠終於撒手人寰。第二年,理宗改元「端平」,是為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    
      即使天不壽祚,堂堂大國的敗亡也絕非一日所能致。然而南渡以來退守自保不過百年,其中韓侂胄恣意妄為了十年,史彌遠又渾渾噩噩了二十有七年,三十七載的歲月,豈堪蹉跎?    
      史彌遠死後,有一種輿論開始抬頭。相當一批官員們提出,天下安危繫於宰相一身並不是件好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則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時任禮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認為權歸人主實際上比政出中書要重要得多。這位在史彌遠當政時期曾一度上書抗言的大臣從內心裡對大權獨攬的宰相並不抱有好感,他在給理宗的奏疏中總結道:中書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專,三是自私,四是自固,因此他強烈呼籲天子必須將威福操柄收還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時「知有吾君」。    
      這種思想傾向淵源有自,韓、史以來權臣用事的經驗教訓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們有所警覺。然而,對執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總是十分危險的,對宰相如此,對天子更是如此。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彌遠死後,理宗親政,一反過去的沉默無為,改元更化勵精圖治,一時確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沒能改變帝國政治的惡性循環。    
      天子的毛病正在於矯枉過正。八年的刻意修煉使他逐漸對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彌遠的擅權更使他有了一個強烈的比照,因此理宗親政之後立即表現出一種惟我獨尊的基本態勢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輿論的影響下,天子甚至於一度對朝堂宰執們持有一種強烈的懷疑態度,表現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驟,去之亦亟,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可見,帝國的制度不能保證折中妥協這一根本政治目標的實現,權歸人主就很難做到政出中書,反之亦然。    
      鄭清之這位史彌遠操縱廢立的幫兇和天子藩邸時的老師,是理宗親臨朝政之後的第一位宰相,他響應了天子更化政治的號召,以廉儉清明的作風獨樹一幟,並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徐僑、尤煜、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維新之象並沒有持續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後,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輕易黜去。走馬轉蓬的朝廷宰執們相互之間門派林立,議論紛紜,而全無實效。在這種情形下,即使聖明天子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裡,天下已經大變。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帝國與蒙古達成協議聯合攻金,終於使金國土崩瓦解。先是蒙古軍在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著宋軍於這年四月大敗西逃的金軍殘餘,收復鄧、唐數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兩軍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後兩位皇帝一無奈自殺,一死於敵軍,金國滅亡。歷史驚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預見的那樣,與宣和末年聯金滅遼後極為相同的問題又一次擺在了帝國政府的面前。然而歷史教訓卻沒能影響宰相鄭清之,他還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東制置使的趙范、趙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議,主張乘金國之亡撫定中原,進據河關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認真地考慮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見,本來是能夠避免這個錯誤的。當時朝堂之上也只有鄭清之一人力主其說,從宰執大員到其他方面的統帥甚至包括趙氏兄弟的部將,都異口同聲表示反對。他們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兵興於外不能解憂於內,所得絕對不抵所失;二是內地的現實和帝國的國勢確已不堪再戰,北方既未能圖,南方或已騷然。這些意見來自許多有經驗的朝官和前線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內外兩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並不是空論義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論。另外,從戰略上考慮,用兵的謬誤也顯而易見,正如淮西總領吳潛所說:興兵收復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實難」,若得而不能守,謀據河關豈非空談?    
      然而天子的想法是「和不足恃」,這是他當初親政時就已經牢牢樹立的信念。當然,和是不足恃,這也同樣是帝國血淚歷史的經驗總結,但這卻不意味著一味冒進就是惟一正確的選擇。取勝之道有多種,吳潛同時為鄭清之所指出的「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就是一個不錯的策略。天子有意進取是值得肯定的,不幸的是,美好的願望代替不了嚴峻的現實。此次戰役基本上就是以宋軍完全的失敗而暫告停止,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起蒙古開始南進後,整個帝國便立即轉成守勢。    
      於是,四十年的戰爭拉開了序幕。當然,這場保家衛國的生死搏鬥是無法避免的,理宗的獨斷只不過是過早開始了這場戰事的進程而已。但是,這一決策過程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天子和帝國宰臣們尚不能認真把握形勢,接受諫論而勇於修正,從根本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腐敗已經趨於何種程度。天下的有識之士有理由相信,龍庭和都堂之上已經浮雲蔽日,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就在這一年,有一位在野之士痛切地向理宗皇帝預言道;天下之勢既如人之垂老得疾,實在也就無可救藥。儘管我們這個遲暮的帝國又苟延殘喘了將近五十載,但這仍然不失為是一個無比精確的論斷。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迢迢銀漢誰度?    
    


第五部 霧失樓台第7節 迢迢銀漢誰度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後理宗又改元「嘉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二月,魏了翁死於福建安撫使任上。朝廷方面,鄭清之、喬行簡並相,鄭性之知樞密院事。二年(公元1238年)二月,史彌遠之侄史嵩之出任副相,並督視京西、荊湖南北、江西四路軍事,置司於中部的鄂州,成為帝國全線的最高統帥。    
      史嵩之與其從父史彌遠一樣,好於權術而乏於實才,儘管當年曾率軍與蒙古軍合破蔡州,但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具有擔當帝國最高統帥的素質。此人之所以能出長要職,同樣來自於天子的賞識。端平議戰時,嵩之曾反對鄭清之出兵,師潰之後,理宗在反對派中獨獨想起了他,一擢再擢,直至此職。嵩之赴任之後未改初衷,立主和議,在軍事措置上也並無建樹。這年九月,蒙軍以和議要挾不果,以八十萬大軍包圍廬州,被守將杜杲擊敗,但嵩之作為最高節帥也得到了天子獎渝。此後,傑出大將孟珙轉戰收復襄陽,克復夔州,取得開戰以來的重大勝利,嵩之自然也有一份功勞,由此掛銜宰相,封公賞爵。兩年後的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三月,被天子召回臨安,在接下去的淳祐期間獨相近四年。    
      嵩之為相期間並無實績,然而自恃邊功,驕狂日盛,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九月,他的父親病故,本應卸職丁憂,然而嵩之貪戀權位,竟援引戰時特例自我起復。一百四十四位太學生伏闕上書,指責他席寵怙勢,殄滅天良,從而導致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潮。本朝注重教育,國家地方學校林立,學生亦有忠讜直言、為國盡忠的優良品質,眼睛裡容不得半點虛偽,因此對嵩之的刻意之奸憤憤不平。而嵩之做法低劣,也給了他們宣洩對權相不滿的機會,於是這場風波越鬧越大,連不少朝官也參與進來。雖有天子一力袒護,但無奈壓力太大,嵩之只有停職歸喪。    
      淳祜年間的幾次風波明顯表現出朝野士人對政治狀況的不滿情緒。史嵩之事件後,一批元老與名望之士相繼召用,都堂之中如宰相范鍾、杜范,參知政事李性傳以及時號「端平六君子」的國子祭酒徐元傑、侍御史劉漢弼等人都深孚眾望。如果對政治革新的期望過於迫切,人們對事情本身意義的注重就會取代對實際效果的判斷,因此朝廷新政者發佈一系列措施後,臨安士民竟歡呼載道,對更新後的人事表示出了絕對的支持。    
      然而此後卻發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先是淳祜五年(公元1245年)四月杜范病卒,入相僅八十天;兩個月後,徐元傑在一天夜裡也突然暴疾而亡。太學、京學、武學三學學生相繼伏闕上書,對徐元傑的暴死表示懷疑,請求朝廷查驗真相。但臨安府立案後尚無結論,劉漢弼竟又得腫疾死去,人們進一步懷疑三位宰臣之死有很大的可能是被人下毒所致,剎時之間,臨安物論沸騰,都堂會食無敢下箸者。緊接著,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又成為第四位暴死者,這下輿論矛頭開始指向史嵩之,因為大家都知道璟卿曾上書諫責嵩之,並曾籲請天子盡去群小、召用君子,改弦易轍戮力王事。然而因為證據不足,最後仍不了了之。    
      史嵩之因為受了這件事情的影響,服喪期滿後最終未能被起復。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鄭清之再相。清之以擁立之功被天子在史彌遠之後委以極高的信任,初相端平也能有清明之譽,但此際入相時,他已經七十二歲了,年衰齒暮,根本無力主政。一位前年曾參與臨安學潮的布衣之士鄭起登門怒罵清之道:    
      「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這是借他輕率北進之敗指責他不知羞恥。    
      清之氣極,執鄭起下獄,其母、妹及子鄭思肖也被牽連,一時輿論大嘩。臨安尹也覺得事情過分,只拘禁了鄭起一夜就將他放走。但清之猶有未甘,使手下多方搜索鄭起,務求洩憤。他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憤怒。清之號「安晚」,時人做詩譏之道:「先生自號為安晚,晚節胡為不自安?」嘻笑怒罵可謂鞭辟入裡。清之為相數年,政事多出於其侄孫,乏善可陳,自非奇怪。    
      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到十年(公元1250年),趙癸出長軍事,以樞密使兼參知政事。吳潛、陳韡、史宅之、謝方叔、別之傑等人先後入居執政。這個時期基本上是新貴當政的局面,頗符合理宗獨操國柄的初衷。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十一月,理宗下詔訓誡道,今後士庶上書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黃,一律嚴加追究。這道禁令雖說是天子加強權威一貫做法的延續,也從側面反映出朝野上下門庭崖岸,黨派分歧的現狀。    
      淳祐年間由於兩位傑出將領孟珙、余玠的努力,帝國得以與蒙古大軍相互對峙在長江沿線。特別是兩人先後經營四川——這個古往今來歷代王朝最後和最堅固的堡壘——十分成功,不僅擊退來犯之敵,猶能整軍撫民、治城聚糧,最終使巴蜀之地成為帝國的一個主要依靠。可惜的是孟珙囿於困窘現實而無法伸志,於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悒鬱病故,使危難的帝國又損失了一位肱股之才。耐人尋味的是,蒙古軍始終都把入蜀放在重要的地位,從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開始,它在不放棄對四川一帶施展壓力的同時,竟繞道攻擊南方的大理國,此後又入侵西南諸部,明顯採取了一條南北夾擊的策略。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年底理宗再次改元「寶祐」。後來的近十年是理宗政治走向徹底腐敗的最後完成階段。當政二十五年後的理宗,已逐漸從早年的陰影中解脫出來,開始真正懂得了身為人主的樂趣。當一個人終於找到他真正的歸宿後,也就無須再用面具藏住他原有的本性。聖人說五十而知天命,也許天命的神威只是讓我們的天子懂得生也有涯的悲哀而已。舊年除夕,理宗把一位臨安城裡的名妓唐安倫召入了宮中,在與這位歌色絕倫的可人纏綿盡歡中,迎來了寶祐時代。    
      有官員上書道:陛下壞三十年清修之操,都是左右宦官如董宋臣之流引誘的結果。在那個時代,即使堅持原則也不得不採用這種委婉的方式,以推過於人的手法來表示對天子的規勸和諷諫,可見我們的制度從根子上講是為天子服務的。因此理宗不僅沒有能避免權相重新出現的悲劇,而且竟容忍了近幸用事氾濫成災,並不完全是他的過錯,制度和它造就的天子本身應該負全部的責任。    
      長有一副藍色面皮的丁大全惟一可自恃的東西,就是與宮中的關係。其中淵源,也不過就是他娶的妻子曾經是某外戚家的婢女而已。然而僅僅如此,大全就能因緣取寵,博升高位,並得以交結了內侍盧允升、董宋臣。就本朝歷史來看,單憑這一點背景似乎不足以膽大妄為,但大全卻能開一個先例。他在寶祐三年(公元1255年)六月入居右司諫後不到一年,就因私結宰相董槐不果而心懷怨恨,上章劾奏,極盡詆毀之能事。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復章未下,他竟然調兵百餘人衝入相府強執董槐入大理寺。若非恃寵在身,何來如此囂張氣焰。朝野並非沒有人反對權臣當道、奸佞柄國的醜惡政治,但正如秦檜,韓侂胄以及史彌遠的舊例一樣,天子既然刻意委信其人,其所作所為就無道理可講。    
      另一位人物賈似道更是等而下之。此人本是里巷輕薄之徒,從小就胸無大志,日行遊博,不事操行。但因為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似道由此躍龍門,從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升為戶部侍郎後,短短數年間就成為封疆大員,淳祜十年(公元1250年)領鎮兩淮時也不過只有三十歲。出身卑賤者若不能勤於克己,便不免墮入卑鄙,似道的人生信條就是憑借恩寵,及時行樂,因此從不檢點行為。就連理宗也知道,西湖上終夜不熄的燈火樓船,除了似道絕不會是旁人。其實,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似道的無行不過是天子荒逸的一個延伸而已,難怪天子對此從來都是慍而不責。風氣的敗壞是政治腐朽的最好註腳,君臣淫靡如此,國事復能何為。    
      丁大全罷於只有一年時間的「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九月。大全去位,賈似道立即就除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此後又將恪守忠直的左相吳潛排擠出朝,開始獨領朝綱。此時,蒙古大軍在西路取得重大戰果後又從東路渡淮南侵,這年二月趨犯京湖,進圍長江中游的戰略重鎮鄂州。似道受命危難之際的表現是可以想像的,入援鄂州後,果然置國家安危於不顧,竟私許割地稱臣以求妥協。所幸蒙古內部紛爭突起,在鄂州宋軍的頑強抗擊下又無法遽得全勝,不得已在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軍北歸,似道恐怕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憑空就撈到了一件蓋世偉業。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肅清之捷。失去判斷力的理宗龍顏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並召班師,同時敕命改元為「景定」。這是理宗最後一個年號。    
          
      時勢已使人不得不發出季世之歎。    
      杜范曾對帝國軍隊的狀況做過一個精確的總結:首先是邊方帥臣喪盡德操,「黃金不用於反間敵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賜不用於士兵,而用以交通權貴」;其次是「賞罰顛倒,威令慢褻」,最後導致重任者怙權攘奪,禁兵驕悍難制,兵盜群聚,相為剽劫。軍隊有名無實,則難當衛國之任,這是最危險的事情。問題絕非僅僅如此,在淳祐年間,杜范對國家的民事狀況同樣也有一份詳盡的報告,報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觸目驚心:    
      「旱薦至,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漸近輔,殍屍盈道。」    
      如此情形下,賈似道之流猶在歌舞逍遙不捨晝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貧國,有貧民,而無貧士大夫」的精闢之論。主修寧、理兩朝實錄國史的黃震在後來也說,國家大弊有四:民窮、財匱、兵弱、士大夫無恥,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帝國半壁江山固然富庶豐饒,但歷經戰亂之後,土地日蹙人民益傷,最後以一百餘郡之殘力,養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猶且不足,又遑論日漸繁重的軍費。本朝由於冗官冗軍的先天弊病使財政問題在二百年前就已經趨於嚴重,南渡以來休戰之後稍有改觀,但同樣未能避免重蹈覆轍。問題出在帝國既未能統籌安排開戰的時機和規模,就只能長久實行重稅重賦的刻薄手段,天下財帛並非取之不盡,於是推剝脧削只能解一時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對王安石理財的否定使南渡帝國在經濟制度上無所更張,使傷貧而不奪富的不平等的現象纖毫未變,以至於生齒之民日煩,而權勢之家日盛,兼併既滋,百姓益貧。四海之民既不再有應得的權利,又何意克盡應有的義務?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忠臣義士們對帝國的病象的慷慨陳詞,始終不絕如縷。暢言憂患從來都不是隔岸觀火般的幸災樂禍,而是一種激揚人心以作最後一搏的真誠呼喚。所謂壯士拂劍、浩然彌哀,其中既有對大道日喪的激憤與悲傷,然而更多的是對積健為雄、橫絕太空的嚮往和期待。    
    


第六部 誰賓誰主第1節 水天空闊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裡,忍見荒城頹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鬥牛空認奇傑。    
      ——鄧剡(公元?——1297年)    
      地分南北,人有東西。先輩們囿於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邊他族蔑稱之曰「夷狄」,顯然是有失公允的。不過,這種情緒也並非空穴來風,塞外大小諸族特別是西、北強勁剽悍之輩,以弦弓毒矢強弱相並,不能馴受教化而又常為中國之患,卻也是不爭的事實。三代有獫狁,秦漢有匈奴;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際,名見中國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後黨項、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繼而起,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終甚至發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國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動機。遊牧之族逐水草隨寒暑、食獸肉飲其汁,完全以畜牧為生,因此受氣候環境的影響絕大。如果一旦發生乾旱而使畜群倒斃,只有另辟他徑以自救,這種辦法一是尋找新的水豐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奪資產。顯然,缺乏物質蓄聚是其中的關鍵,當然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以牲畜為本的社會對天災的防護能力實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氣候變遷之外,諸如瘟疫、人口膨脹也都會帶來致命的問題。這一切都迫使他們不得不仰仗於物產豐饒的農業之國,以獲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資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貿易而達到目的,也只有採取戰爭的方式。    
      中國王朝在認識上一直存在著一個相當嚴重的誤區,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的一面,而沒有發現他們不得已而訴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後,便採取建城立垣的閉關政策,幾乎完全杜絕了與關外諸族的貿易或者只進行非常有限的交換,這就使得遊牧社會無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質的補充。歷代的聖賢們認為中國以田耕為本而自給自足,從根本上講不需要對外貿易,沒有意識到貿易在維護和平上的極端重要性。執政者自恃於國力的強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貿易當作是要挾夷狄的一個手段,卻從來沒有把它視作是一種自避隱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禦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時,就無法不被為生存所迫的外族盜掠侵驅。這個問題終於在本朝走向了極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道長城或許還是罪魁禍首,如果放棄政治偏見而開放邊境,允許雙方的自由貿易,在互利的情況下保證對彼輩欠缺物資的供應,應該是能夠避免兵戎相見的。    
      早先的中國典籍裡找不到「蒙古」的名稱,這是本朝以來才有的譯名,同時先後還有許多其他的稱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國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後形成時間相對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個部族的活動地區十分遙遠,大致在今天貝加爾湖以南,西起阿爾泰山東至大興安嶺一線,這個廣袤的區域北是山嶺牧地,南方則是平坦的草原。也許只有國力強盛的唐朝時期,中原帝國的版圖才有及於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黨項,基本上沒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無緣得知其間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實際上,自從唐朝時期鼎盛一時的東、西突厥逐漸沒落,回鶻人又遷出後,那一帶的情況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為止。    
      當然,仔細考察起來也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唐五代時有人就記載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韋部較盛,其中有一支稱作「蒙兀室韋」,這可能就是後來的「蒙古」之稱。不過,名稱不是主要的問題,因為一個新興的部族絕不可能從天而降,它自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過程,儘管我們對這一過程並不能做到瞭如指掌。從民族的角度上說,生活在該區域的許多部落都屬於同一個大民族,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稱的「蒙古」族,與突厥族及屬於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處於這一地區的邊緣,因而得以與中國較早接觸,也正是由於契丹的強盛,使蒙古地區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動,開始沿額爾古納河西遷至斡難河一帶。關於這次西遷,蒙古族有一個古老的傳說道:一對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蒼狼」和「白鹿」渡過騰吉思湖來到了斡難河源頭,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們的第一代祖先。如果這個傳說屬實,那麼蒙古重新興起並最終形成一個民族的時間確實相當之晚,因為耶律阿保機直到公元924年才驅逐了該地區的突厥族。    
      一個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裡變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就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為一個共同體的緣故,蒙古當然也不例外。這要歸功於一個偉大的人物,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紀年的紹興三十二年生於斡難河畔的鐵木真。鐵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諸部激烈爭戰的融合時期,九歲時,身為蒙古乞顏部首領的父親就在部落戰爭中死去,鐵木真與他的母親和兄弟們不斷受到敵人的襲擊,十幾年裡九死一生。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鐵木真正是在血與火的歲月裡成長起來,生活磨煉出他的堅強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會了他應付時世的智慧和計謀,因此使他最終成為草原民族豪放氣概和頑強精神的傑出代表。到了四十歲時,鐵木真已經基本統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個部落,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公元1206年也就是韓侂胄伐金的開禧二年,鐵木真在斡難河召集諸弟、諸子、駙馬、部族奴隸以及各部首領召開議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鐵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稱號,樹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國。「汗」原是部落首長之意,北方諸族都以此詞來稱謂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體含義已無從得知,但它是一種最高權威的尊稱則是沒有疑問的。「成吉思汗」鐵木真的誕生,是世界範圍內震天動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進攻的是西夏和西遼,後者是遼國滅亡後契丹殘部西遷後建立的政權,在取得勝勢後立即就轉向了金國。蒙古對金人的仇恨是簡直就可以說是與生俱來,因為金廷長期以來一直對蒙古各部採取極端的壓迫政策,甚至在滅遼後,出於對北方各部的恐懼感,每三年出兵擄掠殺戮一次,謂之「滅丁」。如此殘酷的滅絕行徑,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從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開始伐金後,舉國之力幾乎全部投入到這場戰爭中。以蒙古強大的勢力,孱弱的金國已根本不是對手,四年後就丟掉了中都而被迫南遷汴梁。    
      很顯然,在這個時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識到他們對中原的興趣,也尚未擺脫遊牧民族掠奪的稟性。克服金中都後,成吉思汗帶著大批戰利品回到了怯綠河上的宮帳中,依舊過著他們傳統的游徙生活。大約在兩年後,一個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轉而向西,對中亞大國花剌子模帝國展開了征討。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爭鬥的最初起因也是由於貿易上的糾紛釀成的,這再次證明草原帝國的彼此征伐與物質需求之間的某種天然聯繫。    
      這場西征幾乎蕩平了整個中亞地區,蒙古軍隊最遠一直推進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亞半島的第聶伯河。成吉思汗傑出的軍事才能在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蒙古軍隊也從中得到了充分的鍛煉,這場戰爭同時也使蒙古帝國獲取了極大的物質利益,雖然這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是一個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稟信的那種摧毀一切、消滅一切的信條,其實也是長期以來飽受壓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他能把這種心態發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這對於蒙古民族來說,卻不失為是一個偉大的貢獻。不過,雄才大略無與倫比的成吉思汗仍舊只是局限在以弓馬取天下的範疇裡而已,他還沒能認識到的一個簡單道理是:屠殺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在征伐金國並佔領中都燕京後,成吉思汗聽說了一位契丹貴族後裔耶律楚材的名聲,並於三年後將他召到帳前,向這位博學之士討教命相占星之術。耶律楚材出身於一個完全漢化的契丹人家庭,長期僑居中原,已經成了一個地道的中國士人。然而他對於蒙古帝國的巨大影響當時並沒有顯露出來,因為成吉思汗除了術數之外,對耶律楚材的儒學不感興趣。    
      此外,成吉思汗還接觸過一位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漢人,這就是長春真人邱處機,全真教的掌門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個門派,在金國入主中原後發展興盛,到了邱處機時,門徒遍及整個北方,具有相當的影響。成吉思汗同樣是在燕京聽說了這位長春真人的名聲,不惜派人萬里迢迢把他請到了西征行營。與召見耶律楚材的性質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請求這位仙風道骨的真人教給他長生不老之術。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兩個月後,到達了蒙古御營並隨之北上。很難猜測真人不畏艱難長途跋涉應召蒙古大汗的動機,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沒有響應過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徵召。雖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動機後十分失望,但這位道行高深的人並沒有以丹鼎靈藥之術來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誠懇的勸說,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論而不嗜殺戮。真人強調說,只有清心寡慾才能長生,敬天愛民才能一統天下。顯然,成吉思汗並未能為他的高深理論所說服,儘管他始終對真人保持了一種敬重和推崇的態度。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在圍攻西夏時,成吉思汗帶著遺憾不幸去世,因為他對宿敵金國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於懷。這是頗令人沮喪的事情,假如成吉思汗能夠親自來到中原的話,蒙古帝國所能取得的光輝業績或許還要更為巨大。    
          
      成吉思汗西征後,把滅金的任務交給了太師木黎華,命他負責太行以南的軍務。正是木黎華邁出了蒙古民族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他在經略中原的過程中漸漸認識到屠殺抄掠的落後,從而採取佔領求治的政策,他的軍隊紀律肅然,甚為佔領區的吏民所歡迎,也為一大批漢人世族所擁護。這一切都為新一代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窩闊台滅掉金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窩闊台在位期間,蒙古帝國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基本開始了從遊牧部族向文明國家的過渡,這個過程是所有南進民族取得勝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耶律楚材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不過,過分誇大個人的作用顯然是不符事實的,蒙古人一旦從北方來到中原,它就必須適應環境的變化,也無法避免環境的熏陶,因此耶律楚材所採取的定稅賦、立造式、榷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訴訟、別軍民、設科舉等等措施,無非是出於現實的需要而已。是病弱的宋王朝提供了這樣一種機會,使契丹、女直以及最後的蒙古人越過長城來到了這個田園之邦,最終成為歷史的幸運兒。客觀地說,假如我們的帝國像漢、唐那般強大,大多數遊牧之族必然還將保持著被發文身、飲血茹毛的狀態。可見,融合是多麼的重要和偉大。    
      窩闊台的早死帶來了這個龐大帝國的內亂。成吉思汗有四個嫡子,長子術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四子拖雷,四個兒子都得到了相當可觀的封地,而窩闊台則被他指定為繼承人。窩闊台死後,先是皇后攝政三年,此後長子貴由繼位,不料兩年後死於巡幸途中。此後,諸王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鬥,拖雷一系向汗位發出了有力的挑戰。三年後,年富力強的拖雷長子蒙哥在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這次政局動盪持續了近十年,不僅使蒙古帝國的中央集權遭到了破壞,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蒙古向南方的進攻步伐。蒙哥即位後重新開始了對宋廷的進攻,他本人親率大軍侵入四川,派其弟忽必烈從中路攻擊。不幸的是蒙古軍隊尚沒能適應在崎嶇山區的作戰,屢受頓挫,蒙哥也於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死於合州城下。此時忽必烈已到達長江北岸,他本來無意半道而輟,因此仍然渡江圍攻鄂州。但到了十一月份,突然傳來了其弟阿里不哥謀取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在部屬的勸說下終於決定回朝爭奪汗位,並於月底匆匆北返。由於這個意外原因,我們的大宋帝國才得以又延續了二十年。    
    


第六部 誰賓誰主第2節 生死決戰

    翌年三月初一,忽必烈在蒙古帝國最高政事會議上戰勝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被推舉成為新的蒙古大汗,時年四十四歲。在一定意義上,忽必烈才是一位真正具有了入主中國能力的領袖,他早年受命經略中原,此後又轉戰西南滅掉了宋室的南方藩國大理國,文治武功,高標一時。他的即位,標誌著蒙古帝國自北向南戰略轉移的最後完成。此後的數年中,忽必烈平定內亂,加強集權,同時在燕京營造國都,建立年號,推行漢制,承認漢人文化特別是儒學的正統地位,使原本游移不定的蒙古帝國在中原站穩了腳跟。    
      忽必烈受他的母親影響很深。這位貴族出身的王后與他的丈夫拖雷一樣,在國家政壇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寡居以後她被封在了原屬金朝的真定路,以立學養士之政享譽一府五州。忽必烈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了與漢人士子的接觸,並漸漸形成了一個幕僚集團。蒙古人也稱天子未即位前所居之藩邸為「潛邸」,這是取「潛龍在淵」的意思,忽必烈登基後,他的這個智囊團被人稱之為「潛邸舊臣」。這個集團的出現最初是來自於一位僧人的建議,這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勸說忽必烈「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有志於天下的忽必烈採納了這個提議。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後受命經略漢地,在金蓮川設立幕府,開始四方延攬人才,標誌著這個集團的正式形成。「潛邸舊臣」的人數眾多,高峰時期達到六七十人,大多是富於才學和經世之術的漢人世族士子,蒙古人只佔很小一部分。此後忽必烈能夠成功地治理漢地、奪取汗位,戰勝蒙古保守勢力而趨於漢地文明,這個集團起了一個不同尋常的作用。    
      忽必烈的第一個年號是「中統」,中統二年(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他在中央政府設立了「勸農司」,鼓勵百姓開墾荒田、種植農桑,並且禁止了蒙古人占田放牧的舊有做法。這對於蒙古民族來說,同樣是一個難能可貴的貢獻,較之他的祖父偉大的成吉思汗,似乎也毫不遜色。    
      從此,中國大家庭中又多了一個新的成員。    
          
      回到臨安來,我們帝國的氣氛依舊蕭索。理宗皇帝於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駕崩升遐,時年六十一歲。皇太子趙祺即位,後來的廟號為「度宗」。第二年,改元「鹹淳」,當朝首相仍然是賈似道。    
      似道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夠取信人主、威震朝野,完全是因為鄂州解圍的結果。從那時開始,似道就已懂得了如何利用外敵的威脅來為自己謀得利益。雖然他本人遠遠算不上是個勇敢的人,但有時也常常為帝國內部的恐懼心態而感到好笑。似道很清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刻意而為,世間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加以利用。鹹淳元年(公元1265年)年初,理宗山陵事峻,似道便突然不告而別,回到越州故里。同時密令手下詐報道:蒙古軍隊正在向下沱猛攻。下沱是江陵府上游的一個重要集鎮。    
      果然朝廷大駭,天子百官手足無措。度宗與太后先後手詔諭敕似道,希望他能立即回朝應付時局。似道當然暗暗竊喜,洋洋自得地回到臨安。這是似道給度宗皇帝的一個下馬威,他要讓年僅二十六歲的新天子知道,沒有他這位輔弼大臣,帝位是不可能獲得安穩的。顯然,他的目的已經達到。四月,賈似道被加銜太師,封魏國公,權威達到頂點。新帝每次朝會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稱其名,至於朝廷百僚,則尊稱為「周公」。這實在也是一件太過分的事情。    
      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似道再次故弄玄虛,上疏天子乞求卸職歸養,頓時又讓度宗龍顏大驚。天子命大臣與宮侍傳旨似道表示固留,一日之內來了四五批,至於派中使赴似道府第宣慰加賜,更是走馬不歇。度宗為了不讓似道離朝,甚至命人臥於第外日夜守之。天子對宰相如此聖恩隆渥固然前所未有,但身為人主如此謙卑無奈也是亙古罕見的。最後,特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這就是明文確立了他的最高宰輔地位。此外,賜第於西湖葛嶺,迎養其中。    
      然而似道每隔五日才上朝一次,而且是乘舟泛湖而來,優哉游哉,輕鬆閒適。都堂則從來不去,凡有公事處理,則由吏員抱牘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委之於門客廖瑩中和堂吏翁應龍。朝廷的其他宰執大臣,基本上已形同虛設。似道雖然深居簡出,但他同秦檜一樣,善於將人性中的醜惡因素充分調動起來。朝間賄賂貪污、徇私舞弊、欺上瞞下的風氣大盛之時,當然也就是獨裁者最安穩最放心的時刻。    
      自開慶元年忽必烈從鄂州退軍後,蒙古帝國近九年之內沒有進兵南下,這個新造之邦的版圖太大了,當它把重心轉移到中原時,無疑需要集中精力修整內部,積聚新的力量。不過,從它以往的進取精神和強大的實力來看,自然是不會就此裹足不前的。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一位宋朝降將劉整向忽必烈陳言道:    
      「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為正統。」    
      作為降將的劉整有這樣的言論不足奇怪,因為他所投靠的新朝若非堂堂正朔,自己就難免成為亂臣賊子,所以他當然希望蒙古君王能夠一統天下。而忽必烈接受這樣的理論就更為正常,他既然有意領受儒學的指導,也就首先必須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否則的話,他就把蒙古帝國放在了夷狄的位置上而自絕於他一貫嚮往的中國大地了。    
      不過,事情也並非如此絕對,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為賈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達成的協議實施,蒙古朝廷得到了歲幣二十萬兩銀絹的利益後是否還會刻意南下?這個問題倒也頗令人困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正如遼、金對待南渡帝國的一貫態度一樣,蒙古人同樣不會僅僅滿足於金銀,南下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局勢一旦緩和並持續較長的時間,雙方是否會發生勢力消長的變化呢?即使我們的帝國已經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業也絕不會永遠年輕。    
      假設畢竟是假設,對我們的帝國來說,生死決戰已經無法避免。    
      決定性的戰役首先在襄陽打響。    
      回顧帝國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歷史,特別是對雙方的攻守戰略進行一番總結,就可以發現這絕非是一個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顏宗弼曾單兵直突兩浙追擊高宗皇帝外,金兵數度南下基本上選擇了三路並進的策略:西攻巴蜀,中取京湖,東侵淮東。如此全面進攻雖能給帝國防線造成極大的震懾,但敵軍本身也存在著兵力分散,不能相互支援的弊病。相反,川陝固守要津,輕易不能克服,中部有長江天險,也可有效遏制入侵勢頭,因此兩路呼應,還能乘隙各個擊破來犯之敵。淮東雖最不易守,但地域廣闊、水網密佈,敵軍一旦進入到江、淮之間,兵勢很難展開,十分容易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事實證明,金人的攻擊方略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初期蒙軍以伐蜀為主,這明顯出於包抄戰略的考慮:以長江上游為目標實施重點打擊,然後轉而向中下游開進。當時蒙古大汗蒙哥的計劃可謂相當周全,自己親率大軍攻蜀,同時派忽必烈圍攻鄂州進行牽制,使中路宋軍不能輕易支援上游,以保證側翼的勝利。這個戰略比金人進了一步,但實際效果也不甚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四川一帶易守難攻,很難在短時間內一舉肅清,因此大軍主力無法抽身沿江而下。蒙軍既然不能形成對長江防線的有效突破,即使當初內部不發生變故,也不可能實現從西往東掃清宋朝的初衷。    
      從實際情況上看,南渡帝國的四川和兩淮都曾先後失地喪師並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軍的進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長江防線始終沒有被敵軍攻破。這個防區包括江北的襄陽、荊門,沿江的鄂州、江陵,幾個重鎮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勢,互為依托而以長江天塹為核心,扼守著整個帝國的正面。其中,襄陽府最為關鍵,它位於漢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維繫著整個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沒有被攻破,沿江防線不僅不會失守,同時還能夠三面出擊,與各個戰場保持有機的聯繫。最強勁的也就是最重要的,這個道理毋需詳說。    
      正是劉整為忽必烈指出了這一點。    
      此人是河南人,有機謀,善騎射,因避亂而從金地來到南方,很快就成為孟珙手下數得上的一員將領,鄂州解圍後升為知滬州軍州事。賈似道當權,大力排斥異己特別是前線諸將,劉整因不附合也在名單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帥俞興在似道的授意下誣構劉整,劉整上訴於朝未能如願,不得已降蒙。劉整是前沿防務的重要將領,他對於帝國的軍事虛實情況實在是太瞭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軍成都經略使劉嶷和盤托出。與劉嶷的大喜過望相反,當有人將劉整叛變的情況報告賈似道,提出帝國軍事機密有可能因此而洩露時,似道卻全然沒有加以理會。    
      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劉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議伐宋的同時,提出了先攻襄陽的計劃: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陽。若得襄陽,則浮漢入江,宋國可平。」    
      這無疑擊到了要害之處。其中的關鍵是「浮漢入江」四個字,襄陽一得,即可沿漢水入江;沿江東下,整個兩浙便盡在彀中。順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來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權,大都採取了這條方針,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諸藩,也曾走過這條路。就目前情形來看,四川宋軍實力業已削弱,根本無力出峽東援;而下游宋軍出兵增援,由於是溯江而上,兵勢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見,從中路進擊是十分正確的方針。    
      當然,也並非只有劉整一人認識到襄陽的戰略地位。此地原已淪陷金國,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滅後,宋廷江陵制帥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復,屯駐重兵,重築為強鎮。與此同時,蒙古軍中也有人意識到襄陽的重要,有一位將領就曾向當時的大汗蒙哥建議攻取襄陽。此人名李楨,是當時蒙軍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認為襄陽乃吳、蜀之要衝,江南之咽喉,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資。英雄所見略同,即此之謂。    
      忽必烈接受了劉整的方案可以說是他一生中許多成功的決策之一,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這也是他最終成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時在燕京朝廷上不是沒人反對這個策略,但忽必烈並未因此而改作它計,在後來近五年中,蒙古帝國的最高決策層始終沒有放棄初衷,這顯然也是忽必烈意志堅定的表現。在這一點上,新興的蒙古帝國無疑要優於當年的遼、金許多,後者都因為暫時的頓挫和眼前的利益而使圖宋方略虎頭蛇尾,並漸漸消於無形。    
      劉整提出建議約一個月後,忽必烈詔征諸路兵馬,以阿朮、劉整為統帥率軍向襄陽進發,拉開了南進的序幕。同月,宋廷以呂文煥出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使。    
          
      蒙宋正面邊境上的第一大鎮襄陽位於漢水南濱,三面環水,與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所以又合稱「襄樊」。兩城相倚而立,互為依托,確實是一個極佳的攻守要地。不過,蒙古在這裡也有些基礎。    
      那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時的事。當時的襄陽鎮帥是呂文德,此人早年隨趙癸抗擊蒙古,累立戰功,後來也曾參與了保衛四川及鄂州的戰役。文德雖有些才勇,但判斷力並不高明,也就是在老帥宿將被賈似道鋤誅略盡的情況下成為宋廷的主要大將。劉整很清楚他的為人,向忽必烈建議說,可以用小利誘使他犯錯。這一招確實高明,蒙古派出的使者用一條玉帶和一番花言巧語就騙取了呂文德的同意,在襄陽城外宋境內建立了一個榷場也就是貿易場所,此後築土為牆,內建城堡,儼然成了一個軍事要塞。等到文德明白過來,後悔也已經晚了。    
    


第六部 誰賓誰主第3節 滋生奸惡

    鹹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軍首先抵達襄樊。九月,劉整也來到前線,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製造戰艦、訓練水兵,並以五千戰船、七萬水軍的規模開始了具體實施。蒙古鐵騎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後代們之所以能夠掃蕩中亞、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勁弓鐵馬的騎兵。現在對宋作戰,單靠騎兵顯然是不夠的,劉整很清楚這一點。    
      阿朮同樣也是一位有眼光的軍事統帥,他在觀察了襄樊地形後發現,襄樊一帶獲得後方如荊門軍、江陵府糧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漢水,如果切斷了這條補給線,無疑就是第一個勝利。於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門山兩處建築城堡,扼斷了河道。    
      呂文煥見狀十分驚懼,立即以蠟書密報時任帝國軍事統帥的胞兄呂文德。豈料文德見書後勃然大怒,他不好責備他的弟弟,便對來人大罵:    
      「你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對襄陽的物質儲備甚有信心,認為襄、樊不僅城池堅深,而且軍儲至少可支十年,區區兩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轉告呂六,堅守即可。若劉整膽敢進犯,俟春水來時,吾自率軍前往,只怕彼時敵軍早已聞風而遁了。」    
      對文德的大言不慚,朝野有識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無奈之外,也沒有辦法改變執政者的固執己見。    
      九月底,漢水已經被完全切斷,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諸軍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動出擊,希望能奪回對漢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軍擊敗,死傷慘重。第二年鹹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進圍樊城,三月初一,進駐鹿門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統制張世傑在赤灘浦阻擊來犯蒙軍,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對樊城的全面包圍。    
      消息傳到臨安,朝廷群臣紛紛提議樞密都承旨高達可以承當赴援之責,御史李旺把眾人的看法面呈賈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達入援,呂文煥怎麼辦?」似道習慣於玩弄權術,因此他對將領之間爭功邀賞的不良習氣倒也甚為清楚。不過,似道的真實動機並不在此,他內心裡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陽。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戰況捂得嚴嚴實實,大動干戈必然使事態沸沸揚揚,這顯然對他的專權不利。    
      真不明白在這個關鍵時刻呂文煥如何還有心思去考慮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陽聽說了高達將要到來的誤傳後,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陽是他的防區,如果接受高達,則勢必證明自己的無能,這是無論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於是文煥在門客的出謀畫策下,向朝廷謊報大捷,以此來沮消臨安起用高達入襄的想法。果然,賈似道本就無心增援,見到奏報後便順水推舟,基本上放棄了對襄陽蒙軍的主動出擊。直到此時,賈似道仍沒有把襄陽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認為這仍不過是一個局部邊境戰役而已。天子則更不必說,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無心去擔憂國是。    
      在鹹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當中,惟一一位貫徹命令實施增援的將領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貴,他在春汛到來水漲船高之際,以輕兵簡舟載運糧草突至襄陽城下。但因為懼怕蒙軍掩襲,夏貴只能與城頭的呂文煥交語而還,沒能達到增援的目標。七月份,漢水一帶大雨淋漓,夏貴乘勢把水軍拉到漢水東岸,在略事佯攻後突然轉趨西岸的新城,企圖攻破這個襄陽後背的要塞。然而夏貴的意圖早已被阿朮識破,他不動聲色,將水師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勞等著夏貴上鉤。夏貴決策失誤,結果被蒙軍大敗,損失戰艦五十餘艘,士卒戰死溺斃者不計其數。賈似道的女婿範文虎受命率軍入援夏貴,在灌子灘亦被蒙軍擊敗,文虎自己以輕舟遁走。這一仗透露出來的消息是:劉整訓練的蒙古水軍不僅已經適應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戰,而且在數量及裝備上也超過了對手,開始具備與宋軍水師全面抗衡的實力。帝國軍隊在戰術上的惟一長處也被敵軍制服,如果不在戰略規劃和主觀意志上有所彌補,實在也就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    
      鹹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呂文德在深深的自責中鬱鬱成疾,背發疽瘡而死。他始終不能為當年允許蒙古人設置榷場的錯誤而釋懷,臨終前常常自言自語的一句話就是:「誤國家者我也!」其實,他如果早一點識破蒙軍合圍襄陽的計劃,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漢水的暢通,也就沒有必要為前一件事情後悔。呂文德念念不忘榷場之事而絲毫沒有意識到他後來的輕敵之謬,再次證明他並不是一個軍事統帥的合格人選。    
      文德死後,範文虎被賈似道任命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總領禁軍。這個人當然比呂文德還要遜色許多,因為他既不具備軍事才能,道德品質上也有很大的問題。嚴格地說,文虎與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簡直就是一丘之貉,後來襄陽的失守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國面臨的嚴峻態勢已經無法迴避了。賈似道終於開始部署決戰規劃,起用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孫虎臣為淮東安撫使知淮安,呂文福為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吳革為沿江宣撫使、黃萬石為沿江制置使。同時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負責增援襄陽。此時襄陽被圍業已兩年。    
          
      李庭芝原來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為之士,孟珙死後將他推薦給賈似道,在軍事設置方面對似道有過不少襄助。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後主管兩淮制置司,成績卓著,聲名斐然,被朝野視為良將佳選。此際出任增援重任,確也是眾望所歸。    
      但範文虎卻極為不滿,他在給賈似道的信中說:    
      「末將率數萬兵馬進發襄陽,一戰可平。只求不受別人節制,如此則事成之後,功業自歸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願庭芝搶功。    
      似道當然高興,女婿的功勞也就是自己的功勞,他又何嘗希望庭芝獨建奇功。於是,似道立即升銜文虎為福州觀察使,指使他從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時的地位權勢已經儼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隨心所欲,宗廟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慮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國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雖然我們不能把亡國之責全推到一兩個人身上,但奸佞之輩的胡作非為卻能夠加速敗亡的進程,這也就是奸人不生於亂世為害不烈的道理。遺憾的是,這個悲劇似乎總是無法避免,衰世與奸佞實在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同一體,衰世必然滋生奸惡,而奸惡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為所欲為。    
      李庭芝到任以後,屢屢約請範文虎共同舉兵入援襄陽,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為借口,一直按兵不動。在時勢岌岌可危之際,文虎依舊日日與妓妾、嬖倖擊鞠宴飲為樂,不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裡,絲毫也沒有把襄陽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進,李庭芝也就巧婦難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間,朝廷也有不少人為襄樊的安危憂心忡忡,左丞相江萬里就曾屢請賈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萬里這個人雖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夠,在似道的沮駭下,最後只有力請外任來逃避現實,並未能在朝堂之上盡到自己的義務。先後離朝的還有王應麟、文天祥等人,都因為力主入援襄陽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來,朝間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貶逐略盡,國事遂益無可為。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陽守軍竭盡全力,派出步騎兵萬餘人、戰船百餘艘攻打萬山一帶,又被蒙軍擊敗。與帝國的遲緩動作相反的是,阿朮與劉整仍然在緊張地打造戰艦、操練水軍,並加強了對襄樊的壓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圍已近三年,漸漸也有疲敝之態。    
      但我們的宰相賈似道卻仍在臨安葛嶺的府第中逍遙自在,大興土木,揮金如土,極盡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閒堂」中,似道掛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時時與道士們揮麈閒談,探究性命之術。似道好色,倡優乃至尼姑貌美者,無不納入後闈,宮人葉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卻常常與群妾踞地而坐,鬥蟋蟀為戲。此外,他最喜歡的消遣是收集寶玩,為此建造了一個「多寶閣」,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於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於瘋狂,甚至為了一條陪葬的玉帶,竟將功臣大將余玠的墓塚挖開。這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掌握生殺大權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於鼎盛之時,已經完全暴露出他那種市井無賴的固有稟性。    
      現在的賈似道已經可以入朝不拜,這是開國元勳才能享受的崇高禮遇。不僅如此,退朝之際,天子尤還必須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後才能坐下。很明顯,似道不僅成為帝國實際的主宰者,甚至在名義上也凌駕於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挾權自重、作威作福的權臣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無須懷疑的是,賈似道既是個輕薄無行之徒,他自然就不會具備士大夫們才有的那種傳統理念和道德原則。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問他:    
      「襄陽已被圍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詫異:「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無知,實話實答:「適有女嬪言之。」    
      似道豈能放過,逼著度宗說出這位宮嬪的姓名,隨後立即賜死。自此之後,邊事雖急,也無人再敢饒舌。    
      似道的所作所為常能使天下臣民們想起秦檜、韓侂胄以及史彌遠,令他們感到困惑無比的是:從歷史事實來看,早年的權臣奸相都曾無一例外地激起了強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興?這個問題同樣使後人百思難解,他們在痛責這位奸佞之臣的同時,常常也不免感慨萬千。儘管這許多疑問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卻無疑都是庸人自擾,因為其中的道理並不複雜。    
      牽制政治獨裁的惟一力量是軍隊,如果武裝勢力不足以與政治權威相抗衡,或者其本身已經被某位獨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僅不能制約政治,相反卻還能成為政治壓迫的幫兇。賈似道雖沒有能完全控制軍隊,但帝國的武裝力量早已非同往日,握兵大將既然不能立寸功於外,又何以威脅權相?而士子們永遠都是手無寸鐵,他們的全部所有不過是心中的一腔忠誠而已,書生意氣可以指點江山,卻無法做到誅桀伐紂,一切都要靠武力來解決問題。最悲哀的是,帝國武將的懦弱並不完全體現在對付敵寇方面,他們在專橫霸道的獨裁者面前同樣膽小如鼠,為了逃避迫害,最後竟還不得不選擇投降的道路。那位掉轉矛頭的劉整不是第一位,當然也不是最後一位。    
          
      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軍將領張弘范突然發現了襄陽久圍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原來,漢水補給線雖被切斷,出口也被堵死,但並沒有做得很徹底,背後的江陵、上游的歸州與襄陽之間始終有零散宋軍來往。特別是襄陽西面的糧道被蒙軍所忽視,使得間斷的補給仍能達於圍城之中。於是張弘范鄭重向蒙軍統帥部提出:築堡萬山以絕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從根子上切斷襄陽與外部的聯繫。這個建議被採納,襄、樊終於陷入了真正的苦戰。    
      翌年五月,忽必烈調整了戰略,在西線開闢了第二戰場。另遣兩路兵馬掃蕩四川,一路由賽典赤、鄭鼎率領水陸軍西擊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剌不花等從重慶、瀘州、汝州等地順流而下沿途巡擊,意在牽制上游宋軍,進一步肅清襄陽的側翼。忽必烈始終沒有在東部動手,這是因為蒙軍的優勢在西面,攻打襄陽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來的東下,因此便把兩浙先放在了一邊。這是一個集中兵力的明智之策,但能否實現的關鍵還是襄陽戰役的成敗與否。    
      襄陽軍民的意志力和戰鬥精神是無可爭辯的。他們以孤城寡力獨擋數倍於己的洶洶之敵,並能成功堅守了四年,這本身就是一個勝利。由於蒙軍的重重包圍,襄樊兩城頑強抵抗的情況未能被外人瞭解,但其中的艱苦卓絕可想而知。在久候援軍不至的情況下,他們甚至沒有放棄主動進攻,在這一年中仍然發動了多次出擊,但幾乎全遭敗績,七月份的一次戰鬥一下就犧牲了二千餘人。值得慶幸的是,襄陽府豐贍的儲備和便利的地形有力地保證了他們的抗戰,否則襄、樊就會像歷史上所有的孤城一樣,最後城未破,糧先絕,釀成屠馬割屍、易子而食的千古悲劇。    
    


第六部 誰賓誰主第4節 襄陽的失守

    西路蒙軍開始行動後,範文虎終於率領兩淮水師近十萬人的大軍慢慢靠近了鹿門山,當時正是多雨的六月,漢水大漲溢出岸堤,對逆水的宋軍十分不利。文虎本無謀略,更不能應變,被夾江而陣的阿朮水軍一舉擊潰,十萬之眾丟船卸甲狼狽而逃,將不計其數的舟船甲仗白白資敵。    
      在鹹淳七年(公元1271年)中,蒙古帝國在軍事上並沒有取得空前的勝績,主要原因就是襄陽尚沒能攻破。但燕京政府在各個方面都獲取了寶貴的經驗,它的政治、經濟已經漸漸地步入正軌,入居中原後近十年的努力也已使北方的民生狀況大大改善,具備了一統天下的思想和物質基礎。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這是取漢家經典《周易》所謂「大哉乾元」的意思,代表著一種「本源」和「博大」之意。此後又將首都燕京改名「大都」,當九游白旗飄揚在大都宮殿之上時,忽必烈就從一位馬上帝國的大汗變成了一位立足大地坐北朝南的王朝天子。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不僅是本朝太祖的高見,也是所有有志於天下者的共同意識。在這一天,大元皇帝忽必烈凝眸之處,一定就是千里以外的襄陽。    
      到了鹹淳八年(公元1272年)四月,襄、樊陷入重圍已經接近五年。兩城之中雖然不乏糧食,但鹽、布等物資業已告罄,軍民困頓之態亦愈趨嚴重。最主要的是,援軍始終不至給了守軍上下以極大的壓力,長此以往,後果不堪設想。面對如此情形,樊城主將張漢英決定再次向朝廷求救。五月,他招募了一位泅水高手,將蠟書藏在髮髻裡,頭頂浮草,順水漂下。    
      泅到漢水隘口時,元軍守卒見水面上漂來一大堆積草,便鉤之上岸以作柴薪,結果發現了藏在草下的報信者。元軍由此獲知了張漢英給朝廷的書信,立即在郢州、鄧州方向重兵佈防,使最後的一條進援之路亦被斷絕。    
      李庭芝本已到達了郢州,由於力量有限,重點仍是放在了防守而不是進攻上。此時,庭芝也感到情況已日趨嚴重,絕不能再事延緩,於是立即採取了措施。他先是悄悄地將部隊向襄陽附近移動,然後出重賞招募當地義勇。庭芝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這支軍隊不僅兵員不足,戰鬥力也十分有限,為了彌補缺憾,只有利用熟悉地形的當地民兵。庭芝一次就成功地招集了三千名驍悍善戰的義卒,委任其中兩位智勇雙全的首領張貴、張善為都統,率領這支敢死隊向襄陽突襲。    
      庭芝訓道:「此去有死無生,非出於自願者請離去,不要壞了大事。」    
      出乎意料的是,眾人無不感奮,沒有一人離開隊伍。    
      在一個水急夜黑的晚上,這支突擊隊駕船出發,船中各置火炮、火槍、熾炭、巨斧、勁弓,首尾結陣,乘風而進,首先在磨洪灘與元軍船隊遭遇。義軍擊斷鐵緪,衝破圍堵,與敵軍轉戰二百餘里,所向披靡,於黎明時順利抵達襄陽。襄陽絕援已久,聞知援軍大至,無不踴躍過望,一時士氣大振,人人奮勇爭先,將尾隨的元軍擊退。在此次戰役中,元軍損失慘重,但義軍方面也有相當死傷,張善身中四槍六劍,墮水陣亡。這是襄陽圍困以來惟一一次成功的救援,但因缺乏後續攻擊,也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完成任務後,張貴猶想殺回郢州,呂文煥認為敵眾我寡,此去凶多吉少,不如一起留在襄陽固守。但張貴自恃其勇,堅欲回師。於是,他先派兩人泅水赴郢州向範文虎求救,約其軍在龍尾洲接應,自己於九月初九告別文煥,乘夜東下。張貴此軍依然英勇,一路斷緪破圍,奮勇向前,阿朮、劉整親率水師邀擊,亦不能擋。經過一番苦戰,張貴船隊終於在半夜時分漸漸接近了龍尾洲。    
      豈料範文虎的接應之軍早在兩天前就莫名其妙地撤走,而元軍得到降卒密報,也已知道了張貴的計劃,並在此地伏下重兵張網以待。張貴不知就裡,見龍尾洲水面火光通明,以為是接應宋軍,喜躍而進,結果被元軍艦隊迎個正著。張貴全軍覆沒,自己身被數十傷,力不能支,遂被擒獲。張貴被俘以後,猶不失忠貞不屈的高尚節操,堅不肯降,數天後被殺。當阿朮將張貴的屍體送到襄陽城後,城內頓時一片痛哭之聲。    
      從表面看,範文虎的逃跑直接導致了張貴的失利。但嚴格說來,李庭芝沒有接踵其後乘勝進攻而失去了一個絕好的戰機,卻是襄陽之圍未能緩解的主要原因。當然,也許庭芝確實有他的難處,然而張善、張貴能不惜生命以卵擊石,庭芝又豈可以孤軍深入為意?!貪生怕死的範文虎不能為國分憂是很自然的,這種人已不足與論。而庭芝之輩自許以身委國,竟也優柔寡斷不能慷慨赴難,這就注定襄陽的失守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元軍最後能攻破襄陽也有幾個戰術上的因素,一是阿朮、劉整採取了分割擊破的策略,先燒燬了襄、樊之間的浮橋以斷其聯絡,然後力攻樊城,終於在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攻破樊城。樊城一下,襄陽失去依靠,遂成甕中之鱉。第二是元軍採用了新型火炮,這種火炮來自西域,威力巨大,元軍以此轟擊城垣,炮起郛毀。拿下樊城後,元軍又以此炮轉轟襄陽,使城內城垣樓閣,摧折幾盡。宋軍從未見過如此厲害的武器,士氣大折,軍心動搖,並已開始出現逾牆而降的現象。    
      呂文煥方寸已亂,每次巡城,總是慟哭而下。朝中賈似道接到急報,一方面假惺惺上表請行,另一方面諷使御史上章固留,依舊不以襄陽安危為意。城外宋軍諸部,既無心赴援,也毫無辦法可想。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七日,走投無路的呂文煥在元軍的招撫下,開門投降。    
      雖然襄陽的失守並不是文煥的罪過,而堅守孤城五年之久,望眼欲穿一兵未至,他內心的怨恨委屈也確實不難理解。但身為飽受國恩的重兵大將,以個人情怨而拋棄宗廟社稷,這就不能令人原諒。至少樊城就是一個絕好的對照,城破之後,守軍猶堅持巷戰,將領如范天順、牛富都自絕而亡,以「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的豪邁證實他們對祖國的忠誠。文煥即使做不到這一點,起碼也不至於入降以後就倒戈相向,自請為元軍前鋒去攻打郢州。也許文煥是為範文虎、李庭芝的見死不救而憤憤難平,但一個受過禮義教育的人應該懂得,國家的利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形下都是高於一切的。也正是這一點,才是是非標準最終極的試金石,古往今來的忠賢愚惡,都會在它的鑒別下涇渭分明。    
      襄陽的失守宛如一聲驚雷,滾過死水一般的臨安。    
      賈似道對度宗道:「臣屢請巡邊,陛下不許。向使臣早出,事當絕不至此。」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越是無賴之極,往往就越能生存。尤其是在極易摒棄道德因素的政治領域內,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無論這種手段是翻雲覆雨或是指鹿為馬。同時,政治的目的和標準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掌握權力者各有各的意圖和追求,正直之士嚮往真理,奸佞之徒屬意私慾。既然世上的芸芸眾生無法做到老死不相往來,政治就成為必需,而醜惡也就應運而生。    
      顯然,帝國上下已經無心去探討誰是誰非的大道理了,所以似道的荒謬既不可恨,也不可歎。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佈置防務,這是擺在眼皮底下的事,否則就是大軍一到,灰飛煙滅。    
      朝野上下紛紛獻上守備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發來奏報,聲稱獲取了劉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議朝廷早做防備。這次度宗皇帝親眼看到了這份奏疏,於是下令在淮東清口一線築城以備。不過,東面的元軍雖然大兵壓境,但卻始終沒有動作。    
      四月,汪立信、趙潛被起用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總領兼沿江制置使,負責西線和建康防務。六月,曾在四川任職的一位官員張夢發提出應急三策:一是鎖漢江口岸;二是扼守荊門與當陽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峽州以下聯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張夢發此策很實用,也極有戰略價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長江中上游防備,堅決堵住元軍的沿江東進。然而賈似道偏偏就壓下了這份極重要的奏疏,轉讓京湖制置司審度。遺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沒有絲毫採納,原因是這位耿介正直並還算有點頭腦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給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責賈似道、範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應急之策。他認為,應將內地之兵盡數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萬,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來游徼,刁斗相聞,既可使糧餉不絕,又能互相應援,此乃戰守並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時提出,許輸歲幣以緩其師,二三年後再作主張,這是中策。立信沒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則天不佑我,那就準備銜璧輿櫬之禮吧。」古者國君死時口中含玉,「銜璧」即指國君戰敗出降以示亡國當死;「輿櫬」就是載棺以隨,古之士子於國亡之際往往如是,同樣表示決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國,賈似道卻不想同歸於盡,他見到立信的奏疏後勃然大怒,擲之於地,高聲大罵:    
      「瞎賊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這樣罵他。    
      立信無疑犯了一個錯誤。他不知道在賈似道當國的情況下,這個盡遣舉國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實現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決策的。相反,張夢發的計策屬於具體軍務處置,並且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籌備而不通過賈似道。歸根結蒂,有謀者無權,有權者無謀,我們的帝國焉得不敗!    
      鹹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於縱慾過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歲。此際度宗三子俱幼,國事艱難,須賴長君,而建國公趙是年長,照理可以從權入繼。然而賈似道單單擁立了年僅四歲的皇太子趙,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後來的廟號為「恭帝」,太皇太后臨朝聽政,但實際上帝國的最高權威已經不復存在。    
          
      佔據襄陽後,元廷上下紛紛建議早日下詔正式伐宋。前線大將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報道: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國可平。他們都認為,通過幾年的戰鬥已發現宋軍弱於往昔,滅宋良機正在此時。忽必烈召來平章軍國事史天澤商議,史天澤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內的時刻已經到來。於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鹹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決策。    
      當月,忽必烈就簽發了增兵十萬的命令,二月,又下詔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戰船;三月,在荊湖、淮西分別設立行省,荊湖行省由老臣伯顏、史天澤並為左丞相,阿朮為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為右丞,呂文煥為參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達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達春、董文炳為參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詔伐宋,借口是賈似道悔約禍民。這是度宗死前一個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們的天子是否知道了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一日,伯顏辭陛赴任,大元天子專門諭敕道:    
      「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殺戮,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乃本朝開國大將,取西蜀滅南唐,都能禁軍屠掠、撫民安邦,曾被太祖給予甚高的評價。忽必烈能誡諭部將效仿曹彬,不管後來的實際效果如何,這位新朝天子甚有本朝太祖之風是沒有異議的。    
      九月,元軍在襄陽完成了集結。伯顏兵分兩路,一路由自己與阿朮率軍沿襄陽入漢水渡長江,以呂文煥為水師先鋒。另一路由博羅歡率領取道棗陽陸路逕取淮河,以劉整騎兵為先鋒:這一戰略部署具有相當的水平。    
      坐襄陽而望臨安,無非兩條路:左沿淮水南岸趨揚州,自鎮江渡江取建康,由建康下逼兩浙;右沿漢水下郢州、鄂州入長江,沿江水陸並進而趨江州、池州,與左路會合於建康,即可進取臨安。伯顏把大軍主力放在了右路,左路方面以牽制為主,戰略目標是力保兩路大軍在江南的會師。到了這年的十二月,伯顏大軍就已經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區,開始泛江東下,新年的正月逼近了池州。毫無疑問,較諸當年的完顏宗弼自建康奔襲臨安之舉來說,元軍這次的攻勢,在各個方面都要超過前者不啻百千倍。    
    


第六部 誰賓誰主第5節 大局已定

    一路之上,除了郢州及青山磯一帶抵抗較烈外,其他宋軍基本上是望風披靡。復州知州翟貴、鄂州守將張晏然、黃州守將陳奕、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及改知安慶軍的範文虎等率皆投降,尤其是範文虎,尚未接戰就主動投敵;兩位有戰功的方面統帥張世傑、夏貴也兵敗而退,其餘城鎮堡寨,差不多也都被一掃而盡。元軍取得了輝煌的戰果。元軍沿江而下的始作俑者是劉整,因此他力請參與右路的進攻,以實現他建功的宿願,但伯顏卻把他派往了左路。劉整看到元軍進展神速,而呂文煥立下頭功,萬分遺憾,竟至於發憤成疾不治而亡。從中可以看出的是,元軍甚至包括宋廷降將的迫切心情和取勝慾望是如何的強烈。    
      宋室已將新年改元「德祐」,天既不庇,德又何祐?從年號上都可以看出宋廷的無奈。一直陽奉陰違的賈似道聽說劉整已死,竟然也膽大起來,親率精兵十三萬出征,月底抵達蕪湖。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還是立即遣使議和。可伯顏未予接受。    
      二月初二,起復為江淮招討使的汪立信受命奔赴建康,在蕪湖與似道相遇。似道這時已為親眼所見的局勢所震懾,見到立信竟放聲大哭,表示悔不當初之意。立信十分鄙夷,冷冷而言:    
      「平章公,還能再罵一次瞎賊汪嗎?」    
      似道哪裡還能答話,只得訕訕而問立信此去何往。    
      立信沒有正面看他:「江南已無寸土乾淨,吾只不過是找一塊趙家土地赴死而已。總之要死得分明罷了!」言罷即去。立信最後實現了他的諾言,在來到建康後見事無可為,率部數千人北上高郵抗擊渡淮元軍。宋軍蕪湖兵潰後,立信遣散僚佐,囑以家事,慷慨而絕。    
      似道不久就在伯顏大軍攻擊下一敗塗地,其本人退居到李庭芝駐守的揚州,上書太皇太后請遷都以避,未得響應。月底,似道被同樣萬般無奈的臨安朝廷解除了職務。三月,伯顏軍進佔建康,除遣軍攻擊揚州外,同時分兵合圍臨安。    
      大局已定。    
      臨安城裡的朝廷百官已開始作鳥獸散,紛紛出城逃逸。太皇太后在三月十九日下詔痛責接踵宵遁的大小官員,這道詔書說得倒也十分貼切: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    
      平心而論,本朝的士大夫並非都是無恥之輩。即從眼前來看,棄城投敵、畔官離次者有之,但急難赴義、慷慨勤王者也不在少數,關鍵的責任還在天子身上。正直忠勇之士既不能間於國是,那麼帝國朝堂之上儘是無恥之徒也就不足為怪。太皇太后下詔切責臣子固然不失道理,但其實更應該罪責的是先帝先君,至少他們養士千日並未能用之一時。    
      七月,忽必烈下令在鄂州、江州的元軍分兵進擊,一取荊湖腹地,一取江西,配合建康伯顏軍從三個方向進攻臨安。同時又命阿朮繼續攻擊揚州,阻撓淮南宋軍南下。九月,淮南元軍攻克泰州,大將孫虎臣自殺殉國;南進元軍也已進圍常州,臨安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擢為為兵部侍郎的文天祥從江西贛州來到臨安。    
      文天祥本來是個普通官員,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進士第一,及第後恰逢父喪,直至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方補授為承事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事。這一年,天祥曾上書請斬宦官董宋臣,但疏入不報。此後十幾年裡,他在朝內外先後任職,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因得罪賈似道而罷職,此後起復為江西提點刑獄事。天祥在朝中雖沒有太大的影響,但他的聲名仍很卓著,當年殿上試策時,天祥不為草稿,洋洋萬餘言一揮而就,理宗皇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評價道:「此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同樣也可以用來形容天祥的道德節操。忠臣節士絕不是一日可成的,文天祥也同樣如此,只不過此前尚未表現出來而已。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十三日,天祥接到了去年七月太皇太后所下的徵兵勤王哀痛詔和召他入赴臨安的別旨,立即招募義士,並自出家資助軍,三天後就在江西起兵。並且剋日就道直奔臨安。然而到了吉州時,沿途的不少守將卻十分不滿他一力出擊的激進態度,向朝廷誣報天祥此軍乃烏合之眾,不堪大任,宰相陳宜中於是下令不許前來行在。出於輿論的壓力,朝廷雖然終於批准天祥入衛皇駕,但這已經使他在外耽擱了近三個月的時間。    
      此時臨安朝堂中差不多已經空無一人。原先的兩位宰相陳宜中與王爚因意見不合都先後離去,直到十月份,陳宜中才響應詔命回朝,與留夢炎同時入相。天祥來朝後,隨即建議重新佈置政治軍事,主張將境域劃為四大區域,各個集中兵力以抗敵鋒。這本來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應急方略,但朝廷議論下來,卻認為過於迂闊。從這件事反映出來的情況看,朝廷決策層顯然已經非常矛盾,既想守住最後防線,也有就此投降的意思在裡面,否則如何對主動應戰之策給予「迂闊」的評價?要想在這種危急時刻力挽狂瀾,只有死戰到底一條路可走。方法雖不是主要問題,但鬥志可鼓而不可洩,如果此際上書言戰猶還遭受指責,那實在也就無事可為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十一月元軍攻破臨安正面的屏障獨松關後,朝廷已經手足無措,只有選擇乞和之道。文天祥所提出的以目前殘存三四萬勤王兵與敵一搏的主張,更不可能得到陳宜中等人的首肯。十二月,臨安正式派遣工部侍郎柳岳出使求和,但伯顏未予理睬。元軍打到平江府後,陳宜中再遣柳岳徑赴大都求乞,走到高郵時為民眾所殺。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初,臨安大內慈元殿上,文官只剩下了六七人。此刻,太皇太后方才接受了天祥的主張,派遣諸王分赴福州、泉州。這雖然出自保存宗脈的考慮,但客觀上卻也達到了分鎮境內的目的。否則,臨安一陷,帝國也就壽終正寢了。    
      太皇太后此人雖是一介女流,但在關鍵時刻倒還有些倔強。大臣日請東走,她就是不答應,似乎也有點與臨安共存亡的想法。不過,太皇太后儘管不失勇氣,但仍然不敢死戰,數度拒絕了文天祥與另一位領將張世傑召義兵背城死守的建議。可見她或許還是對敵人抱有一線希望,至少幻想著能夠以不惜屈辱奉表稱臣來逃避災難。但是,她本人也許可以全首退處,我們的帝國怎麼辦呢?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派監察御史楊應奎奉國璽降表向伯顏無條件投降。伯顏接受降表,要宋廷宰相來營商議具體事宜。當夜,陳宜中就逃往溫州,張世傑也退走海上,其他宰執無人願意出面,天祥只有出來主持殘局。但他辭去了宰相銜,而以資政殿學士的舊職出使,想在最後時刻保留一些帝國的顏面,用心可謂良苦。    
      天祥一去就被拘執,並被伯顏送往北方。所幸在三月初一走到真州時,藉機逃離了虎口。同時,伯顏進駐臨安,將宋室幼帝及皇太后全氏等皇族遣送燕京,惟有太皇太后以疾暫留。    
      至此,大宋帝國差不多就可以說走到了盡頭。    
      三百年的歲月兩分天下,一分歸於東京,一分歸於臨安。由此看來,王朝興衰並不完全繫於地域之多寡,就是與外敵是否強大似乎也沒有決定性的聯繫。歷史雖不乏機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動地的變故背後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於我們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時,實在也用不著悲哀。惆悵因緣、喟歎世事從來都是懦弱者的表現,真的勇士,就必須拋棄無謂的空想,敢於直面慘淡的現實,用一點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說實在的,我們的帝國就是因為缺乏實幹的精神土壤,才落下今天這步田地,儘管災難喚起了沉睡,但畢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后囑使南行的益王趙是、廣王趙昺分別只有七歲和四歲,在禁兵保護下經過千辛萬苦,於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閏三月到達溫州。第一批聞訊趕來的大臣有禮部侍郎陸秀夫和殿前指揮使蘇劉義,接著宰相陳宜中和少傅張世傑分別從清澳和定海被招至兩王行營。這一條逃奔路徑幾乎就是當年高宗皇帝走過的路,溫州江心寺裡尚還保存著南奔時的御座,眾人在此會面,免不了大哭一場。收淚之後,一致推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傳檄天下,並準備開赴入閩。其過程似乎也與當年高宗在應天受命危難時同出一轍,但此際時勢已有根本不同,他們顯然也不會再有高宗那樣的運氣。    
      文天祥從真州脫逃後本無意南下。當時揚州及所屬高郵、寶應、真、通、泰州等仍在拒守,因此淮南尚有可為。天祥先是分別聯絡李庭芝和夏貴,試圖舉兵以興恢復。但此時夏貴已經降敵,而李庭芝得書後卻不相信天祥真能從敵營脫逃,反而諭使部下殺掉天祥。於是天祥只有轉奔揚州,由於庭芝下令防區戒嚴閉城,天祥至城下而不敢進,又去高郵。途中迷路,幾被元軍擒獲。歷經艱險,方於三月二十四日到達通州,巧遇商船,遂偕入海,四月八日到達溫州,立即上書勸進。國不可一日無主,在天祥看來,只要天子仍在,帝國就仍有希望。    
      五月一日,赴難眾臣擁益王登極於福州,改元「景炎」,史稱「端宗」。兩位兒童當然無法主持政務,因此國事皆決於陳宜中。文天祥則辭去相位,外赴江西經略帝國腹地的抗元戰事。在元軍緊逼之下,福建行營一再南遷,自十一月起,陳宜中等不得不奉駕入海,在泉、潮、惠州一帶輾轉漂泊,完全就是苟延殘喘,不僅談不上振作恢復,即使謀求容身之地似乎也不可得。    
      只有文天祥以他的報國熱誠和急難精神,給疲敝的帝國重新鼓舞起一些鬥志。他於這年的七月到達南劍州,開設督府,傳檄起兵,一時福建、江西兩地雲起響應。元軍數路進擊閩、廣使形勢惡化以後,天祥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初轉戰到漳州及梅州一帶。五月,又引兵越嶺復還江西,終於在江西掀起一場抗戰高潮。先是進入會昌,進擊雩都,取得大捷;此後在六月進入興國,七月進至贛州城下。與此同時,其部下各軍連克江西四縣,聲威所及,達於江北、淮南,各地起兵者紛紛不絕。    
      整個帝國腹區,包括江北、淮南甚至巴蜀,仍然還存在著相當規模的抵抗力量。然而星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勢,非有強大的號召力而不能成。流亡朝廷已遠在海上,根本不能擔負鼓舞天下的重責,所以文天祥奮而躍起,四方頓時響應。但是暴風驟雨來之既快,去之亦急,關鍵是天祥的力量實在是微弱而不足道。各地相互支援的通道早被元軍切斷,初看起來似乎四方旌旗猶在,但其實是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因此天祥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僅僅局限在表面的影響而已。    
      元軍在這年上半年進攻緩慢是由於北方出現了一些變故,但從七月開始,又加緊了對江西、兩廣的圍剿。元將李恆親率大軍入援江西,直趨文天祥而來。天祥沒有料到李恆進兵神速,倉促應戰,結果全軍覆沒,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盡遭毒手。時間是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的八月十七日。此後天祥退走汀州,收拾殘部,屯兵於南嶺。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二月,天祥又轉至潮、惠,探訪朝廷下落。    
      與此同時,元軍翻越大庾嶺向南追擊流亡宋廷,迫使端宗行營一再遷徙。    
      在逃亡路上,眾皆惶惶失態,獨有陸秀夫仍然朝服持笏,不以風塵僕僕為意。但秀夫有時悲從中來,潸然淚下,竟能將一襲衣袍盡數染濕。左右觀之,無不慟哭失聲。就這樣,帝國的末代朝廷在一路清淚中走秀山、赴井澳,奔山入海,倉皇逃竄。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年幼的端宗殂於□州,時年十一歲。天子一死,眾臣多欲散去,陸秀夫厲聲而言:    
      「度宗一子尚在,如何能棄而不顧!古人有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具備,士卒數萬,若天不絕宋,豈非一國?!」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一種愚訥,但也是一種摯誠,在危急存亡之秋,這更是一種超絕的精神,絕不可以不名事理而一笑置之。在秀夫的鼓勵下,留守眾臣再擁趙昺為帝,改元「祥興」,這就是大宋的最後一代天子。說實話,從恭帝開始,就已經無法再在宗廟中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了,因為宗廟社稷早成瓦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後人實在也無法稱呼這位末代皇帝,只能直呼其名,稱之為「帝昺」,這也就是亡國之痛中的一端。六月,行營再遷至新會縣崖山時,天祥終於得以和陸秀夫接通消息,但兩人互讀書信,也只有長歎而已。此時陳宜中已遁走,天子身邊也只有陸秀夫和張世傑兩位輔臣。崖山在縣城以北八十里的大海之上,張世傑認為有天險可守,入山伐木,大造行宮,存儲衣糧,整理戰備,準備建立一個海外小國。如此一來,這個流亡朝廷除了延續宗脈的作用外,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第六部 誰賓誰主第6節 大局已定

    祥興元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豐五坡嶺突遇敵軍,吞毒未死,被元軍所執。第二年正月,主持兩廣軍務的元軍大將張弘范由潮陽港入海,探聽到帝昺在崖山的消息,立即揚帆而至,但在海上卻無奈張世傑。最後李恆軍從廣州趕到,與弘范合力圍打孤島崖山,終於在二月初二擊潰世傑之軍。    
      正是日暮時分,世傑大勢已去。他來到帝昺居所,欲攜天子乘舟逃遁。陸秀夫認為此去未卜,不願帝國天子再遭凌辱,堅不同意。最後背負帝昺跳海而亡。    
      陸秀夫的捨身求義和威武不屈,譜就了我們帝國最後的輝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亡國之慟,第一次真正體察到為異族戰勝的恥辱。澤畔之吟,出於憔悴;窮途散發,豈效嵇阮。嚴格地說,這一次的痛楚和悲哀是前所未有的。在慷慨就義的悲壯中,在淒怨不甘的無奈中,在眺望故國家園和精神故鄉中,最後一代的帝國臣民用心血寫下了一部動人心魄的心史。    
      文天祥最後被押解至大都,元廷上下極盡威脅利誘,亦未能使之絲毫屈服,三年後被殺,時年四十八歲。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這部心史的最好寫照。    
          
      大宋王朝滅亡了,對自身文化過分的自信和依賴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淚痛苦。但是,第一次被異族統治的中國卻像一所被人打開了大門的學校,以無與倫比的燦爛文明和博大胸懷教育和融會了所有走進這個光輝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獨特精神奠定了中國世界從此以後的長期統一和穩固。    
      漢唐以後不再有漢唐,但宋以後中國卻永遠是中國。    
          
    後記    
      本書是《日落九世紀——大唐帝國的衰亡》的姐妹篇。    
      儘管兩書的構思、起草幾乎可以說是同時進行的,但直到《日落九世紀》竣稿近一年後,本書才終於得以完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本人的學力和才識實在有限,面對史料繁富、異見紛紜、號稱難治的宋史,每每有力不從心之感。實際上,為了尋找對宋朝歷史的真切感受,在已經完成本書總體框架後,我又不得不將主要的宋史典籍重新閱讀一遍,然而結果卻是既未能解決舊有的未知和疑惑,又使我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雖然人們常說「前人未必是,後人未必非」,但最後的成稿中這許多矛盾武斷、疏陋淺薄之處,卻無疑還是本人力不能逮的結果,儘管我深深地知道歷史並不可能有一個最後的結論,就像真理永遠不可能被完全接近一樣。    
      另外,有一個問題也使我時常停筆深思,那就是:探究學術的目的究竟何在?賢者諄諄:小而言之,是為經世致用;大而言之,是為道德人心。可如果固守在象牙塔中尋章摘句,老死於彫蟲之業,似乎與此相距甚遠。而為了博取職稱、地位以證明自己的高雅,則更與原則所提出的要求有著天壤之別。閔予小子,道行疏淺,但卻也不敢效仿那些沾沾自喜於雕琢瑣碎的袞袞諸公們,我敢說他們不僅是忘記了學術的崇高責任,而且根本就缺乏承擔道義的智慧與力量;此輩鄙視奔波紅塵的芸芸眾生,可他們本身的功利之心卻比任何人都要來得強烈。可悲的是,本人雖不憚於墮入錯解經義的野狐禪,但卻自感無力去抗拒正統力量的獅子吼,所以不免於低首踟躇、輾轉反側,在迷途中彷徨徘徊。這個難題不僅現在讓我困惑,也許還將繼續使我困惑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個偶然。假如十三年前不是信筆塗抹了一張表格,假如九年前不是憑著少年意氣而孜孜追求,假如七年前的那個炎熱難捱的夏天能夠離鄉遠去,假如五年前的那個繁星閃爍的秋夜能夠果敢選擇,我就絕不會有今天的困惑與苦惱。也許命運本就是一個充滿著迷茫和痛苦的過程,每一次十字街頭的彷徨都決定了一生的無奈,這些無奈交織在一起,便使我們無法回頭,只有面向未知的前方,行行復行行。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保持體例的同一,我不得不忍痛刪去了數百條註釋。因此許多參考借鑒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未能得到應有的說明。我願意借此機會向各位前輩大師和海內外當代學人,如王雲五、錢穆、範文瀾、鄧之誠、陳登原、唐圭璋、侯外廬、譚其驤、程千帆、朱東潤、聶崇岐、金性堯、陳樂素、韓儒林、鄧廣銘、漆俠、朱瑞熙、程應鏐、沈起瑋、張家駒、酈家駒、周寶珠、王瑞來、蔡美彪、姜書閣、范壽康、曾棗莊、顧吉辰、徐遠和、任崇岳、張邦煒、陳植鍔、吳松弟,以及劉子健、李則芬、林天蔚、張峻榮、蕭啟慶,加籐繁、費正清等諸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沒有他們近乎完美的研究成果,我將一事無成。另外,同門學長鞏本棟兄的《北宋黨爭與文學》、嚴傑兄的《歐陽修年譜》、程章燦兄的《劉克莊年譜》、張宏生兄的《江湖詩派研究》等著,也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在這裡一併向他們表示謝意。    
      我還要向業師周勳初先生致以誠摯的感謝,沒有他的鼓勵和教導,我是沒有勇氣再去修改和完成這部狗尾續貂之作的。同樣我還要把這本小書獻給業已榮退的卞孝萱師,借此感謝他長期以來的關懷和教誨。    
      本書原擬名為《西風碧樹——大宋帝國的衰亡》,出版社出於更為切題、發行征訂以及能為更多的讀者一目瞭然的動機,確定現在這一書名。雖然難如人意,但鑒於如此多的現實理由,這或許也無妨是一個選擇。    
      乙亥仲夏,作者識於金陵城西

<<宋:西風凋碧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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