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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納粹親歷第三帝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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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少年納粹親歷第三帝國末日  作者:[美]阿爾敏·迪·萊曼 蒂姆·卡羅爾                       
   本書以第一人稱的手法,通過一雙天真的眼睛,將希特勒最後龜縮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惡行和最終的結局做了細緻入微的描述。納粹的罪惡和暴行躍然紙上,它無情地吞噬了無數珍貴的生命,無數和作者一樣的青少年被欺騙被愚弄而橫屍沙場,成了犧牲品。 
  是萊曼親眼見證納粹垮台的實錄,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見證了希特勒末日的全過程和他必然滅亡的下場。書中也記載了萊曼是如何一步步認識到了納粹的罪惡並開始記錄下事實真相。    
九州出版社               
  第一章 惡兆   
  譯者前言   
  阿爾敏·迪·萊曼,在德國西裡西亞長大,父親在納粹黨衛軍任職。後參加希特勒青年團,二戰結束前夕被選送進了德國元首府的地堡,擔任了希特勒的信差,接觸到了希特勒納粹集團中一些最為臭名昭著的人物。1945年二戰結束後,成了少數倖存者之一,因年齡太小,被免於起訴。1948年, 成了一位記者和旅行作家。1967年,加入美國國籍,1969年獲得美國社會活動家獎。萊曼曾出版過回憶錄《希特勒最後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個納粹主義的狂熱信徒家庭中的成長經歷。 
  蒂姆·卡羅爾,是一家全國性報紙的記者、電視製作人,現居倫敦。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用第一人稱的手法,通過一雙天真的眼睛,將希特勒最後龜縮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惡行和最終的結局做了細緻入微的描述。納粹的罪惡和暴行躍然紙上,它無情地吞噬了無數珍貴的生命,無數和作者一樣的青少年被欺騙被愚弄而橫屍沙場,成了犧牲品。這本《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就是萊曼親眼見證納粹垮台的實錄,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見證了希特勒末日的全過程和他必然滅亡的下場。書中也記載了萊曼是如何一步步認識到了納粹的罪惡並開始記錄下事實真相。   
  序言(1)   
  (1945年1月16日,柏林) 
  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離了他位於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風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園。在盟軍猛烈的炮火轟炸下,柏林市中心幾乎被夷為平地,位於大臣花園一層的豪華官邸已不再安全,希特勒被迫撤入他的地下城堡。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來,大臣花園就一直被作為元首的官邸。希特勒曾多次站在官邸樓上的小陽台上,接受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的歡呼敬禮。1940年,當德軍從法國凱旋歸來後,也就是在這個陽台上,希特勒和他的空軍中將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檢閱了狂歡慶祝的人群。然而現在,除了建築的一翼尚且完好無損,這座一度無比輝煌的建築已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建築內到處都是彈孔和燃燒彈燻黑的痕跡。1945年初,再也沒有歡呼的人群在這裡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了。 
  或許在這樣的多事之秋,離開大臣花園並不是最讓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事情,因為他曾經告訴過阿爾伯特·斯佩爾(Albert Speer),他的這座官邸給「肥皂廠」用還差不多。希特勒於1938年下令斯佩爾重修了大臣花園。新大臣花園是一座足有一個街區長的巨大的低層建築。元首指示要將其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築,讓每個參觀者都折服於第三帝國的偉大和威力。斯佩爾沒有讓希特勒失望,這座建築成了日耳曼力量的宏偉象徵,野獸派的建築線條和比例設計折射出了希特勒強制推行納粹事業的鋼鐵意志。設計者希望它能夠像第三帝國的千年基業一樣永存不朽。當參觀者從弗斯大街寬闊的台階拾階而上時,迎面而來的4個巨大石柱立刻反襯出人身形的渺小,柱頂盤踞著的一隻雄鷹,雙翅展開,鷹爪上抓著一個納粹十字。門的一側,聳立著一個高大的士兵雕像,迎接著每位來訪者。 
  新大臣花園象徵著納粹運動及其對德國的強權控制。但是,在1945年,這個龐大建築成了盟軍轟炸的主要目標,讓希特勒嘗到了納粹暴行的苦果。有幾枚炮彈正中目標,建築的長屋頂因此部分坍塌,多面牆壁被燃燒彈的黑煙熏得面目全非,很多窗戶也被炸碎了。斯佩爾建造的這座龐大建築,在炮火的洗禮後,如一座幽靈城堡般聳立著。 
  希特勒原本豪華氣派的辦公室就在這座曾經富麗堂皇的建築中,他的辦公室大約有400平方米,盟軍轟炸後居然奇跡般地完好無損。這間辦公室鋪有厚重而華麗的地毯,落地窗上掛著冷灰色的絲綢窗簾,光是這些東西就需要一大隊勤務兵和僕從們精心打理。儘管外面的世界滿目瘡痍,然而寬大而舒適的扶手椅和沙發仍然讓希特勒的書房看上去像酒店的大堂一般豪華。1945年1月16日,元首最後一次坐在他那光可鑒人的大書桌旁,在檢查了新辦公室裝置的清單(當然新辦公室不如現在的氣派)後,希特勒慢慢地走出房間,穿過鋪著厚重地毯的走廊,走向他那不太豪華的新家,也就是希特勒最後的住所。當納粹政府在1933年奪取政權時,希特勒曾經發誓,絕不自動離開德意志大臣花園。他宣稱,世界上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驅逐他,但是,他的誓言落空了。 
  希特勒這時已經患上了慢性疾病,雖然只有55歲,但病痛的折磨讓他看上去足足有70歲那麼老。他那頭精心修剪的褐色頭髮變得稀稀拉拉,顏色發灰,那雙曾經湛藍的眼睛也已黯淡無光。在非公眾場合,他不得不長時間佩戴老花眼鏡。他的副官發現,他即使在白天也很難看清楚周圍的景物。他形容枯槁,身形佝僂,腰身彎曲,病態十足。在二戰最後幾年,希特勒的身體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特別在1944年7月險遭暗殺以後,他的身體更是大不如前。那次暗殺是陸軍上尉克勞斯·馮·施道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策劃的,他將一個裝滿炸彈的公文箱安放在希特勒東普魯士地堡的會議桌下。炸彈爆炸時,在場的24人中有4人被炸死,十幾個人嚴重受傷。希特勒本人也傷得不輕,他的褲子被爆炸衝擊波撕成了碎片,但是他還是倖存下來了。但是這次爆炸卻讓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更加堅信,希特勒得到了神的庇佑,是天意要讓希特勒領導德國人民,實現他所有偉大的理想。 
  不過,這次爆炸損害了希特勒的耳膜,造成了平衡感失調。希特勒的左臂也嚴重受傷,很難控制左臂的動作。希特勒以前就有胃絞痛的毛病,現在絞痛更加頻繁了。他的皮膚開始明顯發暗。而他那曾經高亢有力的嗓音也變得嘶啞低沉,近似喃喃自語。希特勒幾乎是靠著私人醫生西奧多·莫雷爾(Theodor Morell)的藥物雞尾酒療法在維持能量(不過,希特勒身邊很多人都堅持認為,這些藥物反而加劇了他病情的惡化)。 
  希特勒緩步走向地下城堡。他現在慢慢走過的建築也經歷了和他類似的變化。盟軍的轟炸一開始,這座建築的許多華麗裝飾就被摘掉了。華麗的織錦和地毯、精美的藝術品,大多數是從納粹德國佔領的國家搶奪來的,現在這些裝飾物只好被收存起來。現在的新大臣花園不過是一個陰森而淒涼的地方,一度光潔無暇的大理石地面上到處都是灰塵和水泥碎屑,氣派的接待大廳和曾經吊在這裡的樹枝形的裝飾燈被炮火燒過以後,比凡爾賽宮的鏡宮還要慘不忍睹。這座輝煌的建築現在簡直就是一個陰沉的洞窟,一地殘垣斷壁。   
  序言(2)   
  在大臣花園的一層駐紮著希特勒的警衛部隊——希特勒黨衛隊警衛旗隊(LAH)。他們身著漂亮的黑色制服,佩戴著白色手套和納粹十字肩章。警衛旗隊是黨衛軍的精銳部隊,而且是惟一一支以希特勒全名命名的部隊。無論希特勒走到哪裡,警衛旗隊都會跟隨陪同。在大臣花園,警衛旗隊還有自己永久性的軍營。但是現在,警衛旗隊的士兵再也不能在納粹帝國(西起英吉利海峽群島、東至高加索地區,南臨撒哈拉沙漠、北瀕挪威北極圈的)的心臟耀武揚威了,納粹的鐵蹄再也不能踐踏歐洲受壓迫的人民了。納粹分子很快就要遭到大規模軍事進攻,就像他們曾經肆意消滅過很多民族一樣,現在他們自己也將遭到滅頂之災。要不了多久,第三帝國的疆域就要縮小到柏林動物園附近的範圍。 
  1945年1月,元首身邊專橫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寫道,希特勒是「千年以來最偉大的人物」。當希特勒在1945年1月16日凌晨到達柏林時,卻沒有受到太隆重的迎接。他乘坐的火車悄無聲息地駛進總站,然後,希特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乘專車前往老德意志大臣花園。他剛剛離開在阿德勒霍斯特的戰地指揮部,這個戰地指揮部掩映在馬祖裡湖邊的松樹森林中,也是希特勒最後的一個戰地指揮部。希特勒這時已經意識到,西線戰役徒勞無功,德軍的所有精力必須轉到東線上。希特勒抵達柏林的消息沒有對外宣佈,絕大多數柏林市民直到二戰快結束時,才從德意志廣播中得知希特勒就在柏林。而那時,絕大多數人只希望希特勒能馬上離開柏林,越快越好。 
  希特勒現在踏上了他人生的最後一段旅途。既然歷史無情地將希特勒推進最黑暗的日子,希特勒也就只能退守到這座代表輝煌過去的建築物的地下。希特勒離開了在地面上的官邸,走過了警衛旗隊戰地指揮所,走進了大臣花園的地下室,並且再也沒能離開。這時的大臣花園地下室由納粹黨衛軍元首護衛隊的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把守,蒙克在希特勒最後的悲劇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跟隨元首的還有他忠心的男僕海因茲·林奇(Heinz Linge)、警衛隊隊長漢斯·拉登胡伯(Hans Rattenhuber),以及一些德意志保衛部(RSD)的警衛。 
  元首的安全保衛工作由兩支截然不同的隊伍擔任,這兩支隊伍都隸屬於納粹黨衛軍,其中德意志保衛部歸拉登胡伯指揮。德意志保衛部的成員都是經受過考驗,值得信賴的納粹分子,有純正的德國血統,受過專門的警探訓練,負責希特勒的貼身保衛工作。德意志保衛部分成不同的小組,聽從不同的納粹領導人指揮。希特勒的這支德意志保衛部小組代號為第1分隊,由來自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秘密警察部隊的警探組成。元首禁衛隊(FBK)的成員則是從警衛旗隊抽調的精銳分子,這支禁衛隊只有40人,不僅負責元首出入通道的警備,而且還擔任元首的信差、貼身男僕和勤務兵。 
  拉登胡伯和林奇從這時起就時刻不離希特勒左右,直到戰爭結束。隨後到來的還有希特勒的「四人秘書小組」,他們也一直熬到最後時刻。其中,特勞德爾·瓊格(Traudl Junge)和葛達·克裡斯蒂安 (Gerda Christian),即使在希特勒的請求下仍然拒絕離開。而另外的兩個人,克麗斯塔·施羅德(Christa Schroeder)和喬安娜·沃爾夫(Johanna Wolf)則聽從了元首的命令離開了。這些人都是希特勒的忠實追隨者。最後,這一小批人到達大臣花園廚房那個通往不幸的入口。他們從這個入口下到希特勒男管家阿特·堪恩伯格少校(Artur Kannenberg)寬大的食品儲藏間。 
  這個儲藏間擺滿了大架子,架子上堆滿了各種美味食物,絕大多數柏林人在過去的6年中可能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食物了。堪恩伯格的儲藏間從未缺過美食。當然,希特勒是個素食主義者,而且滴酒不沾。在最後的日子裡,希特勒除了喝點清湯,吃點土豆泥,偶爾用摻有沙拉菜絲的意大利麵條湯送服私人醫生開的混合藥丸,就幾乎沒有碰過這裡任何東西。無論怎樣,德意志大臣花園的食品儲藏間和地窖從沒缺過最精美的魚子醬、最新鮮的意大利臘腸、紅燒牛肉罐頭和德國香腸。堪恩伯格的儲物架上排滿了各種板條箱,箱子裡裝的都是上好的法國葡萄酒和香檳。外面,德國人正在忍饑挨餓,這裡,納粹政權的高層從未斷過美味佳餚。 
  接著,希特勒被引導穿過儲藏間一側的一扇不顯眼的門。門後是一小段硬石鋪成的台階,台階往下是一段昏暗的走廊。那些知道這個秘密通道的人將其稱為「堪恩伯格小巷」。希特勒在這段燈光昏暗的走廊途中碰到了兩個端著機關鎗,穿著灰色軍服的禁衛隊衛兵。這些士兵是護衛元首駐地的納粹黨衛隊警衛旗隊的成員,他們站在一道堅固的鋼鐵大門前,看到元首經過大門時,馬上肅然立正,敬禮致敬。有了上次暗殺未遂的教訓,這些衛兵得到了特別授權,甚至可以對一些高級將領搜身。當然,衛兵們也會搜查來人的公文包。即使是希特勒的秘書也不例外,他們的手提包都要接受檢查。 
  希特勒正在走入元首地堡,這個怪誕的地下世界就要見證第三帝國的沒落和滅亡了。這個地堡是一個人工建造的地下建築,不是所有希特勒的高級將領都有資格進入這裡。不過,元首自己似乎很適應在這個地堡的生活。隨著戰爭局勢朝著越來越不利於德國的方向進行,希特勒開始避開陽光,轉入各種各樣的地堡中繼續指揮作戰。不幸的是,這個元首地堡恰好是希特勒的第13座地堡。這是一個荒唐怪誕,是非顛倒的世界,在這裡,一個需要對數百萬人的大屠殺負責的暴君卻被他的勤衛兵、秘書和僕人們尊為至高無上的首領。這個幾乎使歐洲陷入黑暗世界的罪人卻被認為是一個好上司、一個和藹而仁慈的人,在這裡他最喜歡的事莫過於和他的狗一起玩耍。   
  序言(3)   
  希特勒絕對有理由請求避難。他所謂的「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國實際上只存在了12年,而且就在希特勒模糊的雙眼前土崩瓦解掉。美軍在白天進行轟炸,強大的第8空軍部隊的「解放者」戰鬥機和銀色「飛行堡壘」 就好像盤旋在德國上空的禿鷲。英國皇家空軍(RAF)則在夜晚展開空襲,「惠靈頓」和「蘭喀斯特」轟炸機的咆哮聲是許多一度不可一世的德國城市上空熟悉而可怕的午夜咒語。在盟軍連續而無情的進攻中,成千上萬枚炮彈和數不清的燃燒彈傾倒在德國的土地上。在幾次最恐怖的空襲中,德國上空聚集了1000架,甚至1500架美國和英國的重型轟炸機編隊。在希特勒躲到地堡不到1個月之後,就是盟軍最大的一次空襲:毀滅德累斯頓。但是現在,柏林市中心仍然是這場似乎永無寧日的轟炸的目標。 
  德國海軍幾乎已經全軍覆沒,僅有尚在作戰的潛艇艦隊,但是這支艦隊正面臨著燃料短缺和腹背受敵的窘境:空中有英軍「獵人」號轟炸機的掃蕩,海上有盟軍軍艦的攻擊。在陸地上,由英國、法國和美國軍隊組成的力量在西線迅速推進,直逼德國的心臟地帶。南面英軍和美軍的聯合部隊正鋪天蓋地地席捲意大利半島。但是,對納粹德國最不利、最致命的還是蘇聯人,他們正在東線一條很長的陣線上推進,逐漸擺出了鉗形運動的陣勢,很快就會全面包圍柏林。納粹德國和希特勒最害怕的還是這些蘇聯人。納粹分子曾經將痛苦強加給了蘇聯人民,現在他們得到了報應,德國人無法想像蘇聯人會怎樣報復他們。他們制定了應急方案,計劃將希特勒和他的隨從們用飛機送到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區的布徹斯加德,在那裡希特勒的山地別動隊堅守著一個巨大而錯綜複雜的地下防禦性工事。但是,希特勒從未認真考慮過這個計劃。就像阿爾伯特·斯佩爾在幾個月之後所說的那樣,如果希特勒要選擇自己可以接受的死法,那麼他寧可選擇柏林大屠殺這樣純瓦格納風格的死法,而不是死在阿爾卑斯山區寧靜的度假屋中。 
  到了最後,希特勒常常與隨從們談起激動人心的納粹反攻計劃,宣稱要將入侵者趕回他們來的地方,希望籍此振奮人心。但是,在那個1月的下午,他不得不躲進了地堡。從此,希特勒再沒看到柏林的日出和日落。事實上,在接下來的3個月中,希特勒還時不時地從地堡中探出頭來,有時候,他會和秘書們在舊官邸的餐廳吃吃飯。只不過,那曾經氣派的餐廳現在只剩下空洞洞的迴響。從大臣花園往外看,是一片滿是碎石瓦礫的廢墟,無數坑坑窪窪的彈坑。 
  如果希特勒變得沮喪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他絲毫沒有沮喪的表現。在接下來的幾周內,他堅持要回到新德意志大臣花園,檢查一個精美的建築模型。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城市模型,希特勒長久以來希望在林茨建立一個這樣的美麗城市。林茨是一個漂亮的奧地利小鎮,坐落在多瑙河畔,希特勒稱那是他的家園(實際上,希特勒就是出生在離這不遠的一個小鎮上)。即使柏林被轟炸得面目全非,蘇軍的大炮不斷地轟炸著德意志大臣花園,希特勒仍然思考著「偉大林茨」的藍圖,不時測量建築物的比例,長久地凝視著模型。到這個時候,希特勒應該非常清楚,他的夢想已經很難再實現了。但是,希特勒是一個善於描繪各種幻想和神話的人,這也許正是他之所以能夠登上權力寶座的重要原因。這些幻想和神話雖然不過是一些自欺欺人的狂想,但卻在很長時間內牢牢地控制了許多不切實際的人的思想。 
  這個地堡只是一個地下避難所而已,儘管它的設計幾近豪華,結構牢固而且環境比很多防空洞要舒適得多,但是也只能用來暫時躲避空襲。地堡裡沒有一套完整的通訊系統,只有一部靠接線生黨衛隊軍士羅切斯·米格接聽的總機和一台無線電,這台無線電的信號完全依賴於一個漂浮在地堡上空的氣球來接收。到了後來,希特勒純粹依靠信差在地堡和位於威廉姆斯大街另一頭的納粹黨部之間傳遞信息,因為那裡有一台海軍軍用電台,可以收發海軍和納粹黨的所有密電。 
  不管希特勒怎麼美化這個地下防空洞,它至多也只能被稱為地堡。元首在柏林還有其他幾個可以藏身的地下掩體,那幾個處所結構要堅固得多,而且都配備有最先進的通訊儀器,足以指揮戰鬥。約瑟夫·戈培爾自己在威廉廣場的宣傳部有一個豪華的防空洞。希特勒的機要秘書馬丁·鮑曼在納粹黨部地下也有一個堅固的空襲防空洞。在南面35公里外德意志最高軍事指揮部的駐地還有一個巨大的雙層地堡,希特勒的軍事指揮官們不止一次請求他移駕到那個雙層地堡。希特勒的空軍上將赫爾曼·戈林有兩個空軍的地堡,其中一個地堡離柏林不遠,另外一個在柏林郊外的加圖空軍基地。在馮·施道芬堡刺殺希特勒事件之後,希特勒不再信任這批軍事官員,而且在德國空軍節節敗退之後,希特勒開始認為戈林是個小丑。希特勒只相信由忠心的警衛旗隊看守的這個小地堡才是安全之地。 
  大臣花園地下實際上有兩個地堡,這兩個地堡連在一起就是一個設備齊全的綜合體,它們各自擁有一套供暖和照明設備,都由一台發電機供電。新鮮水源取自地下20米處的一個自流井。地堡內有廚房、衛生間、儲藏間和臥室。第一個地堡離地面不算深,這也就是盡人皆知的上層地堡。上層地堡呈橢圓形,中間是一個比走廊寬不了多少的房間,房間四周圍繞著十幾個小房間,分別是廚房、儲藏間和僕人以及副官們的住所。中間的那間房間被稱為公用休息室,也有人稱其為餐廳走廊。這一層的牆面被刷上了灰色或褐色的陰暗圖案,也有的牆就是光禿禿的水泥顏色。上層地堡的空間高度不高,燈光昏暗,讓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希特勒走過的那條昏暗的走廊就是這條餐廳走廊。   
  序言(4)   
  最初,這條餐廳走廊僅供級別不高的軍官使用,因為他們幾乎從未進入下層地堡。不過,由於勤務兵和衛兵們在這裡輪班休息,這裡也就成了地堡謠言蜚短流長的中心地帶。絕大多數在元首地堡工作的人員都是希特勒當政以來的老資格人員,他們大多數時間都在談論從前在慕尼黑的好日子,以及在希特勒的布徹斯加德山區度假屋度過的好時光。希特勒走進上層地堡時,在他左邊是一個小廚房和碗碟儲藏室,受希特勒的營養師康斯坦茨·曼扎利(Constanze Manziarly)的監督。在希特勒的右邊是一些臥室和輪崗士兵的休息室。所有房間都很狹小,不過9平方米見方。希特勒在1月進入地堡時,這些房間都還空著,不過後來就成了瑪格達·戈培爾(Magda Goebbels)和她6個孩子的新家,而那條餐廳走廊就成了孩子們的遊戲室。 
  希特勒接著走到了走廊的盡頭,其實這段距離也不過4~5米而已,他經過了另外一道門,門後是一段成直角盤旋而下的混凝土台階,下面一片陰暗。台階盡頭有一隊禁衛隊士兵把守著一扇牢不可破的大門,這裡就是通往下層地堡的入口。(從實際上來講,這裡才是希特勒的地堡,但是大多數地堡的工作人員常常將上層地堡和下層地堡混為一談) 
  下層地堡大約在大臣花園地下15米的深處,其鋼筋混凝土牆就有2米厚。下層地堡的天花板是一道4米厚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在天花板頂上還有大量鬆軟的淤積沙,用來緩衝炮彈的衝擊震盪。希特勒地堡的房間結構佈局和上層地堡相似,同樣採用了簡潔、乾淨的裝修風格。由於最近剛剛匆忙完成加固工作,下層地堡的一些牆壁隱隱約約透出潮濕的光亮。 
  和上層地堡一樣,這裡也有一個寬闊的中心走廊。這條走廊的前端相當於一個前廳(也有人稱這一段走廊為等候間或門廊)。這個門廊似的等候間是下層地堡惟一的「公共」區域,希特勒在這裡接待來訪者。等候間的地上鋪著紅色地毯,擺放著直靠背座椅,這些都是從地上的大臣花園搬下來的。這些傢俱和牆上的油畫還是能夠為來訪者營造出文雅的氛圍。在接下來的3個月裡,這個等候間接待了無數納粹高級將領。通常當他們在這裡等候時,面前總有一個小餐車,餐車上擺滿了曼扎利為款待他們特別製作的各種新鮮三明治。等候間的一側還有一個客人專用的衛生間。勤務兵們把這個等候間收拾得相當乾淨,當然他們也讓希特勒住所的其他地方保持了同樣的整潔。 
  等候間的盡頭是一道薄薄的隔斷牆,牆上開著一道門,門內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屋子,中間擺著一張大桌子。這就是希特勒的主要會議室,每天他都在這裡召集將領們開會,一起分析越來越慘淡的軍事局勢。但是房間仍然很小,大部分將領只能站著開會,長達數小時地忍受著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悶熱。這時,希特勒狂暴地命令德國軍隊展開對蘇軍的反攻,他的要求只能加劇高級將領們的尷尬。因為實際上德國軍隊早已蕩然無存,但是沒有哪個將領有膽量將真相告訴希特勒,這些軍隊的戰地位置仍然用大頭針釘在他們面前的地圖上。 
  走廊的右側是接連6個房間,裡面安放著負責照明、通風、電話交換機和希特勒私人醫生西奧多·莫雷爾博士專用手術室電力供應的發電機。希特勒的秘書們和馬丁·鮑曼的秘書們也會用到其中的一些房間,他們有時候在右側的一個客廳工作,還有一些時候在醫生的治療室和羅切斯·米格的總機室之間擠進擠出。希特勒的秘書們使用的是元首專用的打字機,希特勒不用佩戴老花眼鏡也能看清楚打出來的特大字體文稿。 
  在走廊的左側是希特勒的私人區域,希特勒的這個地下生活起居室與他在老德意志大臣花園裡的雅致住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會議室走廊的一側開著一扇門,門後是一間長4米、寬3米的起居室,屋子裡擺著1個長沙發,1個咖啡桌和3把椅子。屋子裡還立著一個巨大的保險箱,用來存放希特勒所有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他那本硬皮裝訂A4紙大小的記事本。這間房間通往希特勒的書房,書房也不大,除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外,沒有太多的裝飾物。希特勒常常凝視著這幅畫像,這是他最大的享受,有時他甚至會舉著一支蠟燭欣賞半天。在書房盡頭就是他的臥室,房間裡只有一張單人床。希特勒的起居室和書房都有通道,可以走到一個小浴室和一間臥室兼起居室,他的情人愛娃·勃勞恩就住在這裡。愛娃的房間裡有一張硬橡木製成的梳妝台,那是阿爾伯特·斯佩爾在1938年專門為她打造的,她名字的縮寫EB雕刻在四葉苜蓿圖案上。 
  會議室走廊的另一頭是另外一間所謂的等候間,這間屋子更小,與外面那間等候間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裝飾和傢俱。房間裡有兩組台階,在左邊的第一組台階通往大臣花園上方的一個沒有任何傢俱的瞭望塔。另外一組台階是混凝土材質的,台階相當陡峭,通往地面的緊急入口。這個地面緊急入口位於一個外形醜陋的混凝土碉堡中,當然,把守碉堡的還是希特勒自己的禁衛隊士兵。這些衛兵站在一道巨大的鋼鐵大門前,大門上方有一道遮篷,正對著大臣花園。碉堡外部蓋著用作偽裝掩護的帶花紋的地磚。 
  靠近門的地方是一個遛狗場,希特勒偶爾會在夜裡帶著他的寵物狗阿爾薩斯和布隆迪遛上幾圈。希特勒說,帶著布隆迪散步是他最愜意的放鬆活動。戈培爾有一次故意惡作劇地寫道,布隆迪或許是惟一真正愛戴希特勒的活物。   
  序言(5)   
  這就是希特勒一生的最後一幕,故事情節簡單而平淡無奇,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節中,曾經將數百萬人推進火坑的希特勒被他自己點燃的詛咒烈焰所吞噬。   
  惡兆(1)   
  我母親懷我的時候,我們家還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爾德魯德林,和海因裡希·希姆萊辦的養雞場挨得很近。希姆萊原本只是個肥料推銷員,後來爬到了黨衛軍秘密警察頭子的位置。在1927年時,他娶了瑪格莉特,並辦了這個養雞場,隨後定居下來。希姆萊並不擅長養殖家禽,和他後來在組織人手大肆屠殺猶太人方面所展現出來的「才能」相比,他的養雞手段實在是很一般。不過,這個養雞場後來曾一度被納粹黨徒們奉為「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聖地」(希姆萊曾在黨衛隊內部搞「人種培育場」,讓黨衛隊男人與日耳曼女人結合,以保證日耳曼民族的血統純正性,好培育出優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萊是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沉迷於神秘主義、玄學、超能力等各種唯心理論,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 他的妻子瑪格莉特也是一樣。沃爾德魯德林有一家麵包店,一個自稱有超能力的人經常在那兒為人預測未來。生我之前,我母親有一次去找這位「高人」算命,想測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萊夫人。母親除了想測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萊夫人一樣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執政,德國會不會繁榮昌盛。預言家告訴母親,我可能是個女孩。這讓她非常失望,因為母親知道父親肯定希望頭一胎是個兒子。預言家還說,如果希特勒執政,希姆萊和萊曼家族都將興旺發達,而且德國也會繁榮昌盛上千年。這個預言讓兩個女人大受鼓舞。幾個星期後,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親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是,我是一個健康男嬰的事實證明了第一個預言不靈驗。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訊能不能減輕他們對第二個預言也無法靈驗的擔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當時我只有4歲,對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知之甚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希特勒和納粹主義幾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我出生在慕尼黑,這裡是納粹黨的發源地。不過,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還是生活在西裡西亞靜謐的鄉村裡。在今天看來,我住的地方離柏林並不遠,但在當時,這兩個地方卻有天壤之別,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星球之上。我們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裡,我們的見識和100多年前的鄉下人相差無幾。直到我父親加入了希姆萊率領的納粹黨衛軍後,我們家才搬到佈雷斯勞城裡。父親為德意志帝國電台工作,這個電台是約瑟夫·戈培爾重要的宣傳機構之一。 
  不過那都是後話了。我最初的快樂記憶都是關於鄉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時光就像格林童話一樣美好。我有3個姐姐安吉(Anje)、奧娣(Ute)和多爾特(Dorte), 我很愛她們,後來我又有了2個小弟弟烏爾夫(Wulf)和烏爾裡希(Ulrich),1個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納粹黨積極鼓勵德國女性多生孩子,為帝國生兒育女被視為一種愛國行動,國家出台了各種各樣鼓勵生育的獎勵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還能得到特別徽章。我母親就曾得到過一個聖母十字架,而且,作為對她的獎勵,帝國還專門為我們家指派了一個保姆,幫助母親帶孩子。我祖父與馬丁·鮑曼(後來的納粹黨秘密警察頭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鮑曼太太生了10個孩子,最大一個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與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當祖父想到葛達成人後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生兒育女上,他總是會說:「這可憐的女人」。 
  有一陣子,我們家住在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堡裡,周圍數公里都是鬱鬱蔥蔥的綠樹。這個城堡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高牆圍繞的帶庭院的莊園。不過,我們的生活並不富裕,這所房子實際上屬於一個在外任職的軍官,我們只是暫時借住而已。後來,我們搬到森林裡更遠的地方。我早年記憶最多的事就是和母親一道摘漿果,或是和我最喜歡的狗索妮婭——一隻瘦瘦的紅棕色愛爾蘭塞特種獵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們家還有兩隻波音達獵狗, 叫做托爾和托勒夫。 
  有一陣,我甚至養了一隻寵物鹿。它在某個下午出現在我們家院子裡。我先是聽到一陣柔和的鈴聲,於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頭上長著長長鹿角的雄鹿。鈴聲是掛在它脖子上的一個金黃色項圈上的鈴鐺發出來的。一開始我還以為自己在做夢。我從未如此近地看到過一頭活鹿,而且還是在我們家院子裡!而且它還帶著一隻金色的項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靜地注視著我,它沒有跑開。我伸出手撫摸它。後來這頭鹿成了我的寵物,甚至我們家的狗都不驅趕它。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從那以後,這頭鹿成為了我們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愛我的母親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們一起生活,他是一個非常和藹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識淵博。他一生有兩大熱愛:其一是蒸汽機車——這種熱愛雖然比較幼稚,但是蒸汽機車的出現仍然是他所在時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偉大的弗雷德裡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發現,不僅是我自己,很多德國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時代,這個未來的普魯士國王由於柔弱似女性的氣質而受到父親的輕視。但是後來,偉大的弗雷德裡克用過人的領導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個仁慈的君主,非常有遠見,積極推進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社會變革。弗雷德裡克的思想對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響,祖父經常背誦這位國王在1757年洛伊滕會戰前的著名演說給我聽。弗雷德裡克的演講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 面對高地上圍攻的兩倍於己的敵軍,他通過演講將勇氣灌輸給將士們。在演說詞的末尾,國王宣佈:「明天這個時候,我們要麼擊敗敵人,要麼光榮犧牲!」納粹黨人,特別是納粹神話的締造者約瑟夫· 戈培爾經常引用弗雷德裡克的傳奇生涯,特別是當德國的敵人在實力和規模上變得越來越強的時候。我深深地愛戴祖父。他從來不會因為我提的問題而生氣,相反,總是用一種我幼小的腦袋能夠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問題,他點燃了我對知識的長久渴望。   
  惡兆(2)   
  另一方面,我與父親的關係卻很不明朗。父親非常暴躁,總是認為我太怯懦。我總是試圖討好他,卻總是失敗。我記得,母親總是把我的搖籃放在祖父汽車的前排座椅上。那時,我已經有3歲了。父親開著祖父的車,我們一家子打算去鄉下郊遊。突然間,就像每個孩子都會做的一樣,我哭了起來,不知道為什麼,但是父親很顯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閉嘴,我沒有做到。父親於是停下車,下車走到我母親座位一側,試圖從母親手中奪過我。母親竭力阻止他,沒讓他得逞,母親的眼裡滿是淚水和痛苦。於是,父親把我倆都拖下車,然後徑直上了車,重重地關上車門,開車揚長而去。汽車漸漸消失在我們的視線,我還站在原地,嗚咽著,喘息著,驚惶失措著。不過,父親最後還是回來了。 
  「現在你知道了吧,這就是愛哭男孩的下場!」他衝著我咆哮道。 
  我試圖停止哭泣,但是沒能做到。我繼續抹著眼淚,母親則把我摟得越來越緊,試圖蓋住我的抽泣聲。於是,父親開始朝著母親發火了,「如果你不能讓他停止哭泣,我馬上再把車開走!」父親的確那樣做了,我和母親只好步行回去。父親的心腸很硬,我這一生一直讓他失望,直到終老。他經常會因為我撒謊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愛祖母,她總是故意做一些讓父親冒火的事情,還很愛吹噓家族的貴族血統,不過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貴族的遠房旁系,但是祖母很為自己擁有哥達年鑒(歐洲貴族的「聖經」,能夠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勢利的一種價值體現)而自豪。每當她在報紙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談話中聽到一個新的名字,祖母總是要翻一翻哥達年鑒。當希特勒任命約希姆·馮·裡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為外交部長時,祖母不以為然地說,他不過是一個香檳酒推銷員。 
  「噓,」她輕蔑地說,「他只不過是個暴發戶。」 
  「看在上帝的份上,請安靜一點!」父親按捺著嗓門提醒她,生怕別人聽到。 
  祖母類似的評論經常讓父親惱火。我以為,父親生怕祖母那張嘴把他捲進和納粹黨的糾紛中。貴族論在納粹時期完全不時興了。貴族們被視為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論的頭號階級敵人。儘管父親經常喜歡吹噓,但是他很少提到我們傑出的祖先。 
  父親是汽車推銷員,業餘時間還兼做駕駛教練。他和祖父曾經有過奔馳汽車的經銷權,但是他們接手不到1年以後就破產了。父親將生意失敗怪罪於一個猶太商人,說對方欺騙了他。父親從未明確解釋過事情的經過,但直到臨死前他還堅持認為被這個猶太商人騙了。 
  一天, 我聽到祖母斥責父親:「猶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這次對話的全文,也從未遇到過一個猶太人。當我問祖母,這場爭論是怎麼一回事時,她只是說,「我不想再提這件事了。」直到幾年後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識到猶太人在德國的命運。爭論還是關於父親的奔馳汽車經銷權,父親憤憤不平地責怪猶太人,祖母於是說,「猶太人的確是經驗更豐富的生意人。」她的評語讓父親火冒三丈。母親在戰後告訴我,「他當時資金不足,時局也不穩定,加上他沒有多少生意經驗。」 
  慈祥的祖母教會我祈禱並且帶我去教堂。我喜歡上教堂,聽大家一起說「阿門!」聽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裡,我念完了晚禱詞,祖母問我祈禱的內容。聖誕節就要來了,我告訴她,我祈禱得到很多禮物。她批評了我,說我不應該只為自己祈禱,而應該為他人祈禱。祖母說,上帝撫育了我們,讓我們生長並實現自己的願望,而不用完全依賴於他的存在。我將永遠記得祖母給我上的這一堂課。 
  家裡失去汽車經銷權後,日子更艱難了。父親再次成為了汽車推銷員。在當時,推銷員要負責將汽車開到顧客家裡,所以,父親經常不在家。不過,他不在家時,我一點都不想念他。 
  父親還應該對我的一個記憶創傷負責。一天早上,我醒來後,發現那頭鹿不見了。我四處尋找也不見蹤影,最後,我們發現它被人殺死在樹林裡,偷獵者為了鹿角殺了它。我深受打擊。鹿脖上有鐵絲勒過的痕跡,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獵者還拿走了它的金色項圈和鈴鐺。當我把父親帶到鹿的屍體旁時,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來。父親讓我幫他一道,一人抬一條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這頭鹿被掛在地窖的屠宰鉤上,肚腹已被剖開,內臟也已經被清除掉了,父親預備教我如何剝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這幅場景,噁心得嘔吐起來。父親罵我太懦弱,他告訴我,屠宰動物是很有男子氣概的一件事。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親預備讓我殺一次雞。 
  我十分害怕,但父親堅持要遞給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開始幹活。結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團糟。我左手使勁捏住雞翅膀,右手努力將雞頭按在案板上預備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雞,非常害怕,以至於在斬雞頭的時候閉上了眼睛。這隻雞的肌肉猛烈抽搐著,翅膀抖動得非常厲害,我嚇得鬆開了捏著雞翅膀的手。這只沒頭的雞從我身上掠過,然後掉在地上斷了氣,從斷頭處流出的血灑了我一身。我嚇得不輕,迅速跑開了。因為我的膽小,父親再次訓斥了我,他輕蔑地說我像女孩子一樣。   
  惡兆(3)   
  這堂關於剛毅的教訓發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讀的學校有一個駝背小孩,名叫魯迪。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經常捉弄他,以欺負他為樂。他沒有一個朋友。有一次我們和他打了起來,根本沒料到他會反抗,但是他不僅反抗了,而且還打贏了我們3個人,把我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身上到處都是抓痕。我的鼻子還被打出了血,襯衫上沾滿了血跡。我們的老師是一位脾氣溫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個時代期望的標準老師形象——強硬的獨裁者。老師將一枝竹鞭遞給魯迪,而且命令我們3個俯下身去。 
  「在每個人屁股上打12下。」他對駝背小孩說。 
  「我不能這樣做,」魯迪說,「他們還會再打我的。」然後,他把鞭子還給了老師。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記著魯迪的話。後來,老師把我們都送回家。當我把經過告訴母親後,她急忙騎上自行車出門,到魯迪家去道歉。當我父親得知這一切後,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因為我參與了一場三對一的打架。他罵我是個懦夫,然後命令我早點上床睡覺。 
  魯迪和我卻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愛小動物,他的房間就好像一個動物園一樣,擺著金絲雀、熱帶魚、小白鼠和一隻金色的小松鼠。他還有一個養著幾條蛇的玻璃容器。魯迪的理想是當一名獸醫。但是讓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雖然為他買了這麼多寵物,還幫他飼養,卻一點也不贊成他的這個理想。我至今都記得魯迪的父親如何激烈地反對他的想法。魯迪的父親加入了衝鋒隊,衝鋒隊俗稱「褐衫隊」。 
  當時在德國有大約50萬人是褐衫隊成員。衝鋒隊是在德國一戰戰敗後發展起來的眾多准軍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羅姆(Ernst Rohm)上尉領導,而且得到了納粹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激烈反對猶太人,宣稱要「為德國的革命事業」奉獻力量。希特勒曾經試圖將褐衫隊完全納入納粹黨,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羅姆的這個組織對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構成了威脅。希特勒於是轉而拉攏希姆萊的黨衛軍,黨衛軍曾經隸屬於衝鋒隊,在臭名昭著的「長刀之夜」最終取代了衝鋒隊的地位。身著黑衫的黨衛軍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衛兵隊,在希姆萊的領導下,這支衛兵隊迅速發展成納粹帝國中的龐大組織,他們鼓吹「捍衛納粹民族主義思想的具體化體現」,並且將該政權對其他種族的嘲弄轉化為積極的行動。 
  魯迪的父親告訴他:「你最好呆在學校,學一門合適的手藝。」這在當時是很奇怪的想法,因為絕大多數藍領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當時納粹民族主義積極宣傳打破階級差異。但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明白魯迪的父親大概已經預見到,那些身體不合格、肢體不健全和智力發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繼續深造的機會。或許,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們將被送進專門機構。我們這些孩子對1935年開始執行的《遺傳健康保護法》一無所知。但是身為衝鋒隊員的魯迪的父親,應該已經聽說過這個法案,他覺得,魯迪能夠倖免於難的惟一途徑就是老老實實地做個手藝人。但是值得諷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就是一個瘸子。畸形的背部並不是具有破壞性的遺傳疾病,但是一個高聳的駝背相當引人注目。 
  我的父母參加了「漂鳥運動」,這是一場回歸大自然的運動,類似於登山聯誼活動,是由一群愛國者發起的,希望藉此將歐洲的德國人團結起來。這場運動恢復了各種民間舞蹈的儀式和節日,大舉慶祝夏至和冬至的到來,後來這場運動發展成20世紀20年代德國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動,吸引了未來的軍備部長和希特勒御用建築師阿爾伯特·斯佩爾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禮盛行德國之前,漂鳥運動的成員們就已經開始呼喊「嗨」來相互問候,「嗨」表示歡迎或歡呼。 
  這個組織的成員最初在德國境內徒步旅行,後來逐漸拓展到幾個有德國人定居的歐洲國家。這個組織的年輕人和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德國青年一樣,將聯絡祖國以外的德國人作為一種使命,拓展文化交流並推行民族主義。由於幾個世紀的移民,德國人在國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國的屬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則散佈於蘇聯、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和巴爾幹半島國家。我的父母拜訪過羅馬尼亞境內的撒克遜人和斯瓦比亞人,這兩個民族的人早在12世紀就已經在特蘭西瓦尼亞和巴納特兩地定居。儘管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國人仍然保留了對德語、德國文化和習俗的堅持,但是他們對祖國的奉獻精神和對民族主義的感情並不是像想像的那麼明確。後來,許多海外定居的德國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動,借此來加強自己與德國的聯繫,他們把這種支持看作是一種榮譽和對傳統的尊重。他們認為,這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事實上,希姆萊在20世紀30年代解散了很多民間組織,並將其整合成像希特勒青年團那樣的公開納粹組織,漂鳥運動只是其中之一。希姆萊也逐漸成長為最有影響力的納粹領導人之一。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出現在1934年,在這一年,他打垮了羅姆的衝鋒隊,為黨衛軍成為第三帝國最主要的軍事組織以及實行納粹主義鋪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萊成為了國家警察部門蓋世太保的頭目,在國內法律實施方面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惡兆(4)   
  希姆萊最臭名昭著的行動,就在於讓黨衛軍擔負起將納粹種族主義理論轉變到實際行動上的使命,換句話說,就是除掉德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讓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種族。他推行《種族法》和《遺傳法》,這兩項法律都旨在確保優秀種族的生息繁衍,並消滅所有劣等種族。自1933年希姆萊在達豪成立第一個集中營以來,他不斷擴大了拘禁到集中營的人種範圍。希姆萊聲稱,集中營所拘禁的「殘廢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了納粹《種族法》和《遺傳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懼父親。當家裡來客人的時候,父親是家裡最熱情好客的一個人,但是單獨和我在一起時,父親就變得冷漠無情。他總是希望我無條件地聽從他的命令,他不斷給我灌輸誠實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發現,父親有時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歪曲事實。 
  我的父親不是一個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處。父親在備戰時期加入了黨衛軍。根據納粹政權新的種族教條,黨衛軍成員為了證明自己的資格,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有「純正的」血統。種族主義在德國得到了普遍認可,並且很快演變成了民族主義。《紐倫堡法》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地位,只有德國人或者德國血統的人才能享有德國公民地位。第三帝國的目標之一就是鼓勵對鮮血與祖國(納粹口號)的意識。很快,確定自己的出身成為了德國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必須持有一份家譜記錄卡。每個人都要根據所能獲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記錄填寫這份家譜記錄卡。這份記錄還必須得到官員簽字確認,再蓋上納粹十字記號的印章。但是這套記錄家譜的體系完全被濫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決於記錄卡主人的祖先是誰,而是取決於記錄卡的主人在納粹黨內認識誰。 
  我的父親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統,不幸的是,父親似乎忘記了一個略有不便的事實:他的母系血統不像他希望的那麼「純正」。家裡每個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後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卻是家裡北歐日爾曼民族外貌特徵最明顯的一個人)。我父親的血統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並不像日爾曼民族的人,他的面貌特徵非常像斯拉夫人,有著亞洲人似的顴骨,鬍鬚不那麼濃密,只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長著幾根鬍鬚。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認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親也意識到了,可疑的血統是家庭的恥辱。事實上,我們家的血統比較混雜,甚至有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血統。我們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長(他名叫丹尼爾·維博蘭特,1599年出生在愛爾蘭,他後來被教皇勢力趕下台,於1657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親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讓當局相信我們家是「純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親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備過人的「社會大學」才智。父親非常善於判斷形勢,並且對新的制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親加入黨衛軍不久以後,曾經問過我長大後想做什麼人,我回答說「伐木工人」,片刻遲疑後,我又改口說,「或者,當個詩人。」 
  「詩人?」父親輕蔑地反問我。他看著我的眼神讓我羞愧不已,活像自己是個低級動物。 
  幾天以後,我們家收到一封厚厚的掛號信。父親告訴我,他為我的將來做了新的打算。他認為,如果我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從精神上和身體上接受嚴格的訓練。父親事先根本沒有知會我,就自作主張地替我報名參加國民政治訓練軍事組織(NAPOLA)的考試。這個軍事組織是一個新近成立的寄宿學校,專門培養未來的納粹領導人。學員需要接受傳統普魯士士兵的培訓課程,該學校的宗旨就是為希特勒的新帝國選擇和培養年輕接班人。該學校的學籍被認為是躋身納粹最高統治階級行列的敲門磚。離我們家最近的一所NAPOLA坐落於薩克森和哈勒附近的藍堡安德薩魯。那份標誌著絕對重要性的掛號信註明了我具備參加考試的資格,並且解釋了入學考試的一些規定。事實上,入學考試需要花費整整一周的時間。每個參加考試的申請人都必須接受嚴格的體能、智力和學業方面的測試。父親黨衛軍成員的身份讓我在申請中獲得優先。 
  為了這次考試,父親加強了對我的輔導。晚上,我們一起唱德國國歌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霍斯特·威塞爾是一名納粹黨突擊隊員,死於柏林的巷戰。這首歌歌頌了他的英勇精神,成為了納粹黨的黨歌)。當時父親竭力向我灌輸上帝的神威,後來回想起來十分可笑。如果我寫錯了一個字,唱錯了一個音符,父親就會咆哮著斥責我。父親為我設計了一些考試論文題目,其中一個是:「我為什麼為身為德國人而自豪?」我寫了洋洋灑灑的大篇文章,描述了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和茂密的森林。父親對此大為光火,他將這篇文章撕成了碎片,然後逐字逐句地教我重新寫了一篇文章:我為身為德國人而自豪,因為我成長在希特勒領導的時代,偉大的希特勒很快將帶領德國成為世界強國。我為身為德國人而自豪,因為我是日爾曼民族的後裔,我擁有純正的雅利安人血統。這篇文章簡直就是他自己在自吹自擂,我暗暗地想,這樣算是欺騙嗎?   
  惡兆(5)   
  第二天,父親送我去車站。在開車送我去車站的途中,他又教育了我一番。 
  「機靈點!」 
  「是的,爸爸。」 
  「別辜負了我對你的期望!要努力啊!」 
  「我會的,爸爸。」 
  「記住,你是我的兒子,你一定要成功!」 
  「嗯。」 
  「這是你一生才能遇上一次的大好機會。」 
  「是的,我明白。」 
  父親不斷地提醒我,是希特勒一手促成了NAPOLA的成立。如果沒有希特勒,就不會有我這次出人頭地的機會。父親讓我牢牢記住這一點,用行動去證明。在火車站,父親說,「再見。」 
  「再見。」我回答道。 
  父親和我握了握手,然後他伸手從衣兜裡掏出個小盒子,「祝你走運!」父親對我說。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轉身離開,開著車慢慢遠去。 
  我打開了小盒子,讓我萬分震驚的是,盒子裡裝著一塊嶄新的手錶——這是我少年時代收到的最貴重的一份禮物。這份禮物不是母親送給我的,也不是祖父母送給我的,而是父親送給我的,是那個總是對我失望至極的父親送給我的。一時間,我既高興又困惑,我是走到了人生的轉折點嗎?我是否應該從此改變對父親的看法呢? 
  我立刻把表戴在手上,反反覆覆地欣賞起來。和我同一個火車車廂的人都注意到了這塊表,「是我父親送給我的。」我解釋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自己的父親感到驕傲。 
  我在NAPOLA接受了一周的密集考試和教育,自我感覺還不錯。 
  等待考試結果的時間是那麼漫長。當考試結果通知書郵到我們家時,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父親迫不及待地撕開了信封,仔仔細細地閱讀起來。從他臉上的表情,我都可以看出考試的結果不理想。父親好像遭到當頭一棒,在遲疑了一會兒後,父親拿起電話撥了學校校長的號碼,他在電話上稱呼校長為「黨衛軍中尉先生」。我在門口等候著,渾身發抖。父親一言不發,沉默地聽著電話那頭校長的談話。似乎只有校長一個人在講話,父親非常安靜,但是明顯地十分沮喪。最後,他恭恭敬敬地說道,「向希特勒致敬。」然後放下了電話。他沒有對我說一個字,走進了隔壁房間,母親在隔壁等著,我能聽見他沮喪地對母親說,「我們的兒子是個軟蛋。」他的希望跌到了谷底。 
  我自己也深受打擊,而且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沒有考好。我問父親,校長都告訴他什麼情況。從表面上看,我缺乏精神上和體力上的持久力。(母親後來告訴我,校長的原話是,我太弱不禁風,而且太容易生病了。我或許無法承受作為納粹領導接班人必須接受的精神上和體力上的高度壓力。如果和後來的實際情況相比,這個評語實在是太具有諷刺意味了)不過,校長安慰父親說,我或許可以就讀新成立的阿道夫·希特勒學校,他們接收年滿12歲的孩子。父親這次並沒有打我,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臂,一把將那塊他送給我的表摘了下來。他沒有說一句話,但是他的行動清楚地表明了,我不配擁有這麼昂貴的禮物。     
  第二章 戰爭   
  戰爭(1)   
  不久,我們家就搬到了佈雷斯勞,父親則開始在德意志廣播電台工作。這家電台是約瑟夫·戈培爾宣傳網絡的一部分,能夠為德意志廣播電台工作是很光榮的一件事。父親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參加了納粹黨,自然,父親是不會承認這種關聯性的。顯然,父親根本不具備為電台工作的資質,也沒有受過相關的培訓,他在電台的職責就是做監察員,密切關注電台播出的內容,確保電台的宣傳與納粹黨的綱領高度一致並且留意顛覆分子的行動,諸如此類。 
  我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住在城市裡。佈雷斯勞當時是下西裡西亞的省府城市,它斜跨奧德河兩岸。佈雷斯勞的老城區還保留了許多狹窄的街道和舊時的教堂,有頗為濃重的中世紀城市風格。內城區的所有街道最後都彙集到市場廣場,廣場上坐落著哥特建築風格的市政大廳,市政大廳最早於16世紀開始修建,從中世紀以來很多西裡西亞的會議就在這裡召開。聖誕節的時候,街道被皚皚白雪覆蓋,整個城市顯得非常美麗。不過,我們在這次搬家中無法帶上家裡的狗,我時常地會想念它們。很快,我就膩味了這種住在公寓樓二層的生活,而且附近也沒有去處,只有一小塊公共場地可供孩子們玩耍。 
  搬家後父親經常早出晚歸地忙工作,我不常能看到他,這是這次搬家最讓我高興的一件事了。父親現在掙錢比以前多了許多,但是他並沒有多給母親家用的錢。他把大部分薪水都用來購買漂亮的外套、和納粹黨內的朋友下餐館,或者去參加週末狩獵活動。最讓我母親生氣的是,父親偶爾還會帶一幫朋友回家吃飯。母親往往會在開飯前1個小時左右接到父親的通知電話,他要帶客人回家吃飯,母親得在他們到家前準備好一桌飯菜。母親會抱怨說她沒有足夠的買菜錢,但是父親根本不予理會。 
  常常來我們家吃飯的有弗裡茨·瑙約克斯(Fritz Naujocks),這個人後來因為捏造進攻波蘭的虛假理由而聲名掃地(瑙約克斯將一群集中營關押的犯人穿上了波蘭軍隊制服,上演了一出對格利維策廣播電台的「進攻」。這為希特勒製造了借口,指責波蘭挑起敵對行動)。父親也開始接觸卡爾·漢克(Karl Hanke),漢克是一名熱情的納粹分子,他當時擔任著西裡西亞納粹黨的黨主席,曾經與宣傳部長漂亮的妻子瑪格達·戈培爾有一段私情。當然,父親從沒有對我提過這件事,但是我經常能在起居室聽到他對親信的人談起納粹黨新近的流言蜚語。 
  父親對這份新工作很上心,一周總有那麼一兩次他會穿上嶄新的黑制服和光可鑒人的大皮靴,興沖沖地去上班。不過,公寓的管理員卻認為父親像一頭蠢驢。公寓的管理員是一位年約40歲的中年婦女。有一次,父親又穿上黑色黨衛軍的制服在她面前炫耀,父親還對她抱怨公寓的一些問題。然後,父親就離開了,恰好我還呆在大堂裡,聽到管理員說:「制服挺漂亮的,可惜連一枚軍章都沒有。」在納粹德國時期,軍章是社會地位的重要象徵。在戰爭時期,只要參與運動就能獲得軍章,連受傷的人都能得到獎勵的軍章。一個人受傷的次數越多,得到的獎章越多,就越光榮。事實上,父親甚至都沒有得過最起碼的「運動參與獎章」,因為他連游泳都沒有學會,而很多十幾歲的小孩都能獲得這枚獎章。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才意識到父親在外面的形象有多麼可憐。不過,公寓的管理員也是差不多可憐的一個人,她也沒有什麼好吹噓的。她的丈夫是這幢公寓樓的「監督員」(一個地區負責向納粹黨通風報信的人),主要的工作就是監督大樓裡是否有人造反和搗亂。他們家為此可以得到額外的配給量。但是,這個男人是個酒鬼,經常喝醉了和人發生口角。最諷刺的是,因為他就是這幢樓的監督員,沒有人能夠去告他的密,哪怕是黨衛軍的人也不能告他! 
  1938年對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我就是在這一年第一次見到了希特勒。那是在世紀大廳,大廳裡擠滿了希望得到希特勒接見的人,等候的人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記不清具體是怎麼見到希特勒的了,或許還是和父親在德意志廣播電台的那份工作有一點關係——他們肯定要廣播這次活動。我無法用語言形容出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種狂熱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離希特勒很遠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種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歡呼著。 
  在那個時代,希特勒的成就讓絕大多數德國人感到振奮,他為自己樹立了一個慈善的獨裁者和天才的形象。當時的經濟處在繁榮階段,幾乎不存在失業的現象,每個人似乎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汽車高速公路的網絡不斷擴大,大眾汽車價格低廉,受到人們的好評。希特勒許下的一切承諾都逐一實現了。 
  1938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的少年班。德國的小孩只要滿了10週歲,都可以加入青年團的少年班。加入儀式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舉行。現在,我獲得了為社會工作的光榮角色,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榮譽。我們班共有48個人,每週三的晚上在當地學校集會,如果有特殊活動,也會在週末集會,我們還一道去郊外露營。希特勒青年團的一條原則是,青年人才是青年團的領袖,班上的成員也因此結下了同志般的友誼。田徑比賽、郊遊、篝火晚會,還有運動會都是我喜歡的活動。我還全神貫注地參加了軍事訓練和歷史教育。我沒有發現自己和士兵相比有什麼不同,青年團少年班受的訓練和士兵一樣,而且我們在早年就學會了無條件地服從命令。   
  戰爭(2)   
  那個時代所有的德國少年從出生開始,無論是在家還是在青年團少年班,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誠、誠實、細心,並且樂於助人;我們的理想就是要時刻準備為元首、人民和祖國奉獻;我們是一個團結的民族,人人互相關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我要響應元首的號召,將祖國建設得更美好。我是青年團少年班的一員,我和我的夥伴們都對指定的活動充滿熱情。一個十來歲的少年還能質疑什麼呢? 
  我還記得,我們在少年班露營的懇談會上也討論過集中營這個話題。我們得到的說法是,這些集中營是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勞動營。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樹立強硬個性、強烈意願和自控力的重要性。雖然是父母生養了我們,但是我們的生命屬於國家,這是少年班經常強調的觀念。德國以前從未有過像阿道夫·希特勒這樣偉大的領袖,這在我們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我們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我們自己有義務消滅所有劣等民族根深蒂固的壞習慣。猶太人懷著消滅德國的野心,然而,我在當時並不認識任何一個猶太人,猶太人是不知名敵人的統一指代稱謂。直到「水晶之夜」,我才知道,我常常在糖果店碰到的那些和氣的人都是猶太人。 
  差不多就在那段時間,父親從書架上抽取了兩本書,告訴我是時候讀一讀這兩本巨著了。這兩本書分別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和阿爾弗萊德·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所著的《二十世紀的神話》。父親習慣提一些與我看過的書內容有關的問題,我一目十行地跳讀了這兩本書。在希特勒的書中,我漏讀了關於他明確自己政治目標那些駭人聽聞的部分,因為我覺得,一度潦倒的藝術家在維也納苦苦掙扎那部分的描述和希特勒在一戰中的經歷更引人入勝。那就是我對這兩本書的惟一印象了。我懵懂的頭腦絲毫沒有意識到,希特勒關於種族理論的荒唐觀點和獨裁統治原則有多可怕。羅森伯格的書則完全超出了我的興趣和理解力範圍。萬幸的是,父親從來沒有就這兩本書提過任何問題。 
  1938年,我成為了一名高中生。伊利莎白高級中學是城中最有名的古典大學預科學校之一。該校的人文主義傳統在學術界久負盛名。儘管在納粹意識形態統治下學校不得不改變治學標準,但是仍然做到盡量不背離道德標準的是與非。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我非常喜愛在這所學校遇到的第一位老師。這位老師發現了我對詩歌創作的興趣,而且鼓勵我堅持下去。他告訴我母親,我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天賦。這位老師名叫博比(Poppe),是個非常熱心的人。他堅持所有用詞的德語化,嚴格控制我們運用外來詞,他像訓練一隊士兵一樣訓練我們。一旦他走進教室,我們立刻要集中注意力。 
  1938年5月23日那天我迎來了10歲的生日,我的弟弟弗萊德裡希·烏爾夫也在這一天出生。母親說,如果弟弟恰好早10年同一天出生就好了,她就有一對雙胞胎了。不過,在這之前,1938年3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這個消息在國內引發了難以形容的情感狂潮。同年10月1日,德國攻佔了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蘇台德區。類似的許多大事件都是通過德國宣傳部控制下的德國官方新聞影片——「德國戰時新聞紀錄片」播出的,約瑟夫·戈培爾是德國宣傳部的主腦,也就是父親事實上的最高上司。戈培爾是個天才,但卻有著醜惡的靈魂。 
  戈培爾是作為知識界驅動力和煽動政治家的形象出現的。他創造了納粹民族主義的口號、形象和神話,使得納粹從默默無聞的小黨派一躍成為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組織。他受過羅馬天主教的正統教育,在海德堡大學潛心鑽研過歷史和文學。一戰時期,由於幼年患過小兒麻痺症跛腳的緣故,戈培爾未能加入軍隊服役。戈培爾個子矮小,一頭濃密的黑髮,臉上總是一幅咧嘴大笑的表情,他這樣不同尋常的長相因為容易臨摹而頗受諷刺畫家的歡迎。 
  但是,戈培爾善於言辭,加上知識廣博,是再好不過的溝通資訊人才。他是一個不知疲倦而且頑強的煽動者,善於運用惡毒攻擊、誹謗、暗諷等狡詐手段打擊對手。戈培爾冷酷、老謀深算而且愛嘲諷人,他的聲音低沉有力,經他之口說出的花言巧語對社會底層的廣大失業群體有著很強的煽動力。有時候他只需要有選擇地運用一些諺語警句,就能激起聽眾充滿仇恨的怒火。他設計海報、組織集會並指揮了納粹分子與反對派展開巷戰。亞瑟·阿克斯曼是戈培爾早期的追隨者之一,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還是少年的他就與戈培爾一道,在柏林的大街小巷上作戰。阿克斯曼後來成為了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還在希特勒統治的後期任命我作為他的信差。事實上是戈培爾一手創造了元首化身德國人民的彌賽亞(猶太人盼望的復國救主)的神話,他將希特勒捧成了一個超人類的半神。 
  德國對蘇台德區和奧地利的佔領原本是可以引發一場戰爭的,但是這兩次侵略性的行動卻為希特勒贏得了無上的榮譽和聲名,他簡直就是一個天才!我至今還記得在電影院觀看新聞影片的情景。我還記得他那輛黑色的奔馳車在轟轟響的摩托車隊的護衛下,威武地行駛著。德國絕對不會被分裂!眼前閃爍銀幕上的人群在激動地鼓掌,熱烈的掌聲得到了影院觀眾的響應,掌聲久久不絕。所有的人都狂喜萬分。   
  戰爭(3)   
  1938年11月10日清晨,電話響起的時候父親還在家裡。打電話的人和父親一個部門。父親聽電話的時候顯得很興奮,然後他掛斷了電話。他的雙眼滿是喜悅,「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給猶太人點顏色瞧瞧!」他說的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我以為,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代號了。在我上學轉乘電車的街角有一家猶太人開的鞋店,已經成為了這次行動的目標。人行道上散佈著被砸碎玻璃窗的碎片,鞋店的展示櫥窗用木板蓋上了。我和其他許多人透過木板的縫隙看到,兩個身穿黑色有腰帶的長袖衣服、帶著黑帽子的長鬍子男人正在緊張地盤點貨物。稍微年輕的那一個在點數,稍微年長的那一個可能是他的父親,正在計數,看看到底損失了多少。 
  幾天以後,我路過那家糖果店,我曾經在那兒買過糖果和巧克力。糖果店要麼倖免於難,要麼店主就是已經更換過了平板玻璃窗。反正在我看來,糖果店沒有任何遭到破壞的跡象,但是店堂內空無一物,徹底關門了。乘電車去學校的途中,我還看到一座燒焦了的猶太教教堂,廢墟上還冒著濃煙,著火的建築被人用繩子拉散了架。路上幾乎沒有行人。 
  有多少人會因所發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呢?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每個人都願意把這段記憶埋在心裡。我的祖父母就是這樣,我是後來才發現的。但是 「水晶之夜」事件發生後,我沒有產生同情的感覺,我原本應該記住第一位老師所說的話,他總是告訴我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但是在當時,我絲毫沒有萌發出為他人著想的念頭。 
  1939年的暑假,祖父帶我去了趟慕尼黑。我們參觀了警察車站附近的希特勒故居,並且在一個意大利藝術家開的客棧就餐,據說以前希特勒也常常來這裡用餐。這樣的旅行在當時的德國是一種普遍的英雄崇拜行為。8月的時候,德國宣佈開始發放配額卡。「那就是說,戰爭快要爆發了。」我母親肯定地說,父親卻只看到了多一張配額卡的好處。8月31日,我第二個弟弟烏爾裡希·喬治出生了。他出生的第二天,戰爭爆發了。那天是1939年9月1日,我看見大批摩托車隊在佈雷斯勞城裡來來往往。我朝著摩托車手揮手,他們也會揮手回應。希特勒發起了閃電戰後,我成天坐在收音機旁聽戰況報道。大家都嘗到了報復的甜頭。 
  新聞報道每天都要通報國防軍總部(OKW)的戰況。此外,重要軍事公告不斷傳來,完全打亂了電台正常的節目順序。嘹亮的號角聲不時響起,隨後報道的往往是軍事上的又一次勝利。1939年9月4日,捷報再次傳來,德國軍隊已經席捲過波蘭,並且開始踏上東普魯士的土地。東普魯士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脫離了德國的統治,現在終於重回帝國的懷抱。 
  9月6日,我們的軍隊攻下了克拉科夫和比得哥什兩座城市。據說,在戰爭爆發以前,克拉科夫的波蘭人殺害了許多德國人。9月8日傍晚發佈的一份勝利捷報向德國人宣佈,我們的軍隊已經抵達了波蘭首都華沙。捷報頻傳,德軍大獲全勝,舉國上下都在歡慶。 
  但是,有一個人讓我不禁停下來,反省我們的行為是否正當。舒斯特·斯蒂芬是住在附近的補鞋匠,是一個典型的漢斯·沙馳類型的人物(漢斯·沙馳是15世紀時期德國的一個補鞋匠,同時也是一個成功的劇作家和詩人)。斯蒂芬在修補我們家的鞋子和父親的大黑皮靴時,總會讓我坐在他身邊的三腳凳上。他那樸素的哲學觀很讓我受用。他告訴我,在波蘭動盪不安的歷史上,這個國家一直是一個民族融合的大熔爐。他指出了很多德國人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他告訴我,除了那些居住在其他國家的德國人以外,不少波蘭人也具有德國人的血統。他還說,居住在羅茲城的波蘭人儘管都有斯拉夫人的名字,但是他們實際上是德國人後裔。 
  他讓我認識到,就像過去那些戰爭一樣地微妙,即使在波蘭人當中也有種族融合的現象,很多西裡西亞人的家族名起源於波蘭,但是他們卻是純粹的德國人。不過,也有不少西裡西亞人具有波蘭人的血統。斯蒂芬列舉了幾個鄰居做例子,不過我後來都記不起這些人的名字了。然後,我又想起了我一二年級時的同學魯迪。他的名字聽起來是波蘭人,但是他的父親很高大,和魯迪一樣長著一張有十足日耳曼人特徵的臉。 
  舒斯特·斯蒂芬在過去的1年裡為我父親的黑皮靴換過無數鞋底和新鞋跟,他知道父親是黨衛軍成員。我有一種預感,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但是我能感覺出他不贊同父親的工作。斯蒂芬或許也不喜歡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少年班,我和其他孩子對軍事勝利產生了極大熱情,對波蘭軍隊的潰敗不屑一顧,斯蒂芬對我們的這種態度很不以為然。 
  後來,舒斯特·斯蒂芬問我一些關於波蘭天文學家尼克拉斯·哥白尼的問題,哥白尼的學說證明了地球圍繞著太陽轉。斯蒂芬問我是否知道化學家瑪麗·居里夫人,他說,居里夫人是法國人,但是卻嫁給了波蘭人。他還提到了著名的作曲家和鋼琴家弗雷德裡克·肖邦。斯蒂芬的提問甚至還提到了波蘭民間英雄馬歇爾·普拉斯基,普拉斯基參加了美國獨立戰爭。 
  或許,斯蒂芬希望我意識到,既然有這麼多傑出的波蘭人,那麼將波蘭人貶稱為「波蘭豬」是不妥當的。但是,我無法接受斯蒂芬的觀點,我只相信那些我被期望相信的東西。波蘭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憎恨德國人,殘害德國人,現在是他們應當接受懲罰的時候,他們活該被英勇的德國士兵擊敗。   
  戰爭(4)   
  10月16日,從前線傳來了新的消息,德國軍隊和蘇聯軍隊就德—蘇勢力影響範圍邊界達成一致意見。這場戰爭似乎到此結束了,佔領也宣告完結。宣佈這一消息的軍事公告稱,這是東線的最後一張軍事公告。 
  我第一次在戰爭中受傷是在1940年,當時我只有12歲。母親的一位叔父被派駐到被佔波蘭擔任行政官員,我們於是去拜訪他,並住在他的農舍。那天晚上,一群飢餓的波蘭士兵襲擊了我們,他們之前一直隱藏在樹林中。我們不得不退到地窖,我拿著一把連發左輪手槍,透過窗戶開了一槍,子彈擊破了窗格玻璃,玻璃碎片紛紛落在我的臉上。叔父十分生氣,不僅僅是我傷著了自己,還因為我暴露了我們所處的位置。波蘭人在第二天又發起了一次進攻。在附近的駐軍趕來援救之前,我們已經堅持抵抗了近一整天。 
  差不多從那時起,我開始搜集關於潛艇司令官和德國空軍王牌飛行員英勇戰績的新聞簡報,這些簡報很快就貼滿了一本剪貼簿。當時鋪天蓋地的宣傳也時時提醒我們,我們光榮的武裝力量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光輝戰果。其中的一個故事是關於海軍上校庇裡恩(Prien)的,這位28歲的U47潛艇司令官在1939年10月擊破了英國斯卡珀灣海軍基地的潛艇防禦,他指揮擊沉了英國戰艦皇家橡樹號。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膽的海軍進攻之一,不僅德國人認為這次進攻很英勇,就連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庇裡恩的大膽。我們還會從報紙上讀到德國空軍王牌飛行員維納·莫德爾斯(Werner Molders)的英勇事跡,他是第一個擊落20架敵機的德國飛行員,在1941年犧牲以前,他總共擊落了115架敵機。另外的報道還有阿道夫·戈蘭德(Adolf Galland),他在31歲的時候成為了德國空軍中最年輕的將軍。 
  起初,我也希望成為戰鬥機飛行員或者潛艇司令官。後來,我對動物的熱愛又促使我萌發了當騎兵的念頭。直到後來我得知騎兵連都配備了坦克,根本不騎馬了,我才打消了當騎兵的念頭。我聽說,如果炮彈擊中了坦克,駕駛坦克的士兵根本來不及逃跑,會被活活燒死。對我來說,被燒死算是最恐怖的一種死法了。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大獲全勝,從報紙上的消息來看,他甚至沒有遭到任何大的挫敗。當然,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雖然戰爭時期國家對所有新聞進行了封鎖,並且進行了巧妙的軍事宣傳,但是在我讀過的眾多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紀錄之後,我還是認為,軍事公告最能反映事實真相。當然,軍事公告終究對德國進行了粉飾,誇大地描述勝利,並且故意漏掉挫敗或減少對戰敗的報道。 
  我們能夠接觸到的只有政府控制並發佈的新聞。我們被禁止收聽敵台廣播,如果通敵背信,我們會遭到包括處死在內的各種處罰。我們的信息來源相當孤立,成天受到約瑟夫·戈培爾的宣傳轟炸。諸如「英勇的」、「無畏的」、「堅定的」、「毫不動搖的」、「勇敢的」、「驍勇的」、「光榮的」、「莊嚴的」、「高尚的」、「卓著的」、「光輝的」等字眼被大量採用,甚至達到了濫用的地步,後來配合採用的還有死亡等字眼。即使是青少年也要準備擁抱死亡,因為死後的英勇事跡和光輝戰績將長存,雖死猶榮。 
  我不認為自己抱著必死的願望,但是我已經說服自己,我願意而且準備好光榮戰死沙場。我最大的擔心是,究竟我能不能得到一個機會,證明我的勇敢甚至成為英雄。如果戰爭能夠像我想像中那樣持續足夠長的時間,我或許也能夠和那些在大戰役中頑強作戰的士兵一樣,讓自己的名字載入英雄的光榮名冊。我十分確信,德國將迎來卓越的勝利時刻。 
  戰爭繼續進行著。我們被告知,戰爭的第一步是設法讓德國擺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第二步則是解放英國帝國統治下的歐洲;第三步則要讓德國免除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丹麥和挪威因此被德國佔領。隨後,比利時和荷蘭也為德國所有。1940年5月23日我12歲生日那天,我們收聽到關於敦克爾克的廣播。英軍和部分法軍在被德軍擊敗後從敦克爾克撤往英國,這條消息在我們德國人聽來並非是英國人的凱旋勝利。德國人的看法是,我們成功地擊敗了英國軍隊,迫使他們狼狽地放棄了所謂的法國盟友(後來我們也意識到,敦克爾克是希特勒和赫爾曼·戈林關係惡化的開端。希特勒當時沒有讓坦克裝甲部隊乘勝追擊,因為德意志空軍元帥戈林向他承諾,德意志空軍足以消滅潰敗的英軍。但是戈林食言了,大概有30萬英軍撤走了)。我父親聲稱,他參與了「海獅行動」(進攻英格蘭的行動)的策劃工作。他還說,在進攻以後,他可以在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獲得一份類似在佈雷斯勞的工作。究竟他所說的話有多少是在吹噓,有多少是真的,我不得而知。 
  1940年時,父親希望我成為一名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學員,當然這個學校的學員不如NAPOLA那麼有名,不過也算是「次一級的最好選擇」了。在希特勒青年團的少年班,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在一個超過100人的連隊中領導著一支30多人的小分隊,可以發出命令甚至做演講。我父親一直堅持要我們控制思想,而且他自己也這樣要求自己。紀律性是一種美德,是家人、學校甚至青年團少年班評判的標準。而且,在年滿12歲以後,我已經以很快的進度實現了榮獲少年班優秀獎章所需的全部要求。我覺得,自己終於可以達到父親的期望了。   
  戰爭(5)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讓父親失望了。我沒有獲得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入學考試資格。父親對我無休止的指導和訓練又一次白費了,我又一次失敗了,依然是一個「虛弱的傢伙」。不過,我的一位男同學迪特·海因裡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學校錄取了。我在失望之餘,將興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國英雄人物的造詣上,隨著戰爭的進行,德國英雄人物的數量迅速激增。 
  在戰場上,我們的軍隊所向披靡,連獲勝利的新聞不斷傳來。如果我們在一個地方略有頓挫,德國軍隊很快又會發起反攻。我們從沒有聽到過被打敗的消息。是否真的沒有被打敗過呢?如果新聞報道了我們損失的戰鬥機和軍艦數量,也會將我們損失的數量和敵人的損失進行比較,聽起來,我們的損失總是微乎其微,而敵人總是傷亡慘重。 
  1941年6月14日,德國軍隊開進了巴黎,人們興高采烈的勢頭簡直難以置信。6月22日,德國軍隊入侵了蘇聯。這既是開始又是結束。我在當時並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國也有毀於一旦的時候(確切的說,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只存在了12年4個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與猶太人有了個人接觸,這是我在納粹統治時期的惟一一次結識猶太人的經歷。在這以前,我偶爾看到這位雙目失明的女人在導盲犬的陪同下過馬路。她的年紀相當大了,看到她我就會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隻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條蓋住失明的眼睛,不過還可以用另外一隻好的眼睛看東西。這位雙目失明的女人牽著一條非常漂亮的德國牧羊犬,靠著狗的引導過馬路。當然,我所說的情形是在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星形標記的規定出台之前。這一次或許還是那條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個盲女人佩戴著黃色的臂章,上面有3個巨大的圓點,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後一次看到這個盲女人的時候,看到她戴著黃色星形標記,而且這一次她沒有牽著那條狗,顯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來回揮舞著她的手杖,試圖探測行走的方向。她看起來不得不過到馬路的另一邊,我於是走過去協助她並且問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記得她的回答,因為她用德語回答說「被徵用了」。她解釋說,她非常依賴那條忠誠的狗,但是軍隊徵用了狗做軍事用途。在戰爭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導盲犬的協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於盲人協會,再找一條導盲犬,上年紀的導盲犬不適合再在軍隊服役。 
  她流淚了,問道:「我現在能過馬路了嗎?」於是,我攙扶著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馬路的對面。這時,一個比我大兩三歲的陌生男孩騎車經過,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車,衝過來照著我的臉就是一拳,然後他咆哮著喊道:「不許幫助猶太豬!」我為了自衛而反擊。這時,周圍已經圍了一小圈人,那個盲女人機警地離開了,騎自行車的男孩襯衫上沾滿了我的鮮血,他也騎車離開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儘管我當時帶著青年團少年班專用的登山刀,但是這場打鬥是拳腳交加,我根本沒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還是惟一一個受傷的人。 
  我絲毫沒有察覺到納粹集權統治對待敵對者和被壓迫群體的苛刻和冷酷。我不瞭解,我不懷疑。我們的老師甚至提都不提集中營,更不用說介紹集中營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營的存在,但是我的母親解釋說,普通罪犯關押在監獄中,危險的罪犯會關押在國家監禁所,而敵人才被關在集中營。母親認為,集中營就像一個勞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說法。當時,集中營的拘禁被稱作「保護性看管」。我記得,那些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被描述成反動的敵人和對德意志構成威脅的恐怖分子,他們將在集中營接受再教育。我以為,只要他們轉變思想,接受了國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可重獲自由。 
  當然,戰爭並非我生活的全部內容,我更多的時候在創作,特別是寫劇本和詩歌。我對語言的熱愛可以追溯到孩提時代。母親還記得,我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喜歡拿一本厚厚的書做道具,把書放在陽台的欄杆上,假裝發表一篇演說。我會大聲地唸唸有詞,有時反覆地重複一些詞句,好像在模仿電台裡經常聽到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演說一樣。我經常大喊的口號包括「我將是你們的領袖!」、「跟隨我吧!跟隨我吧!」或者「勝利!勝利!」不過,我沒有一個聽眾,大多數時候都是對著樹林在喊。 
  我回憶起1933年5月10日,納粹黨在這一天舉行了公開焚書的活動,幾乎所有偉大的歷史巨著都化為了灰燼。我從那以後再也讀不到偉大的文學作品了,我所能接觸到的都是御用文人吹捧納粹統治的文字,這些人為 「回歸土地」運動歡呼。直到戰爭結束後,我才讀到了《西線無戰事》,那些在德國遭到禁印的書籍又恢復了出版。《西線無戰事》是我讀到的第一本客觀描述這場戰爭而不是謳歌吹捧的書籍。當時,和平主義者的小說被認為不適合德國青少年閱讀,這包括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托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羅曼·羅蘭、阿諾德·茨威格、利昂·費奇瓦格納和海因裡希·海因等人所寫的許多著作。所有的這些書都在1933年被送進了焚化爐。 
  我開始學著寫詩歌和一些短劇,對寫作的興趣越來越高。我長時間地閱讀文學作品,常常在深夜打著手電筒躲在床上看書,因為每晚10點以後,我的房間必須熄燈。我還記得,有時候看書看到凌晨2點,然後在6點鐘起床。   
  戰爭(6)   
  德國最偉大詩人當然是約翰·沃爾夫崗·馮·歌德,他是舉世公認的天才。他早期的劇作之一是根據格茨·馮·伯利琴根的論文集改編而成,是第三帝國時期德國最受歡迎的舞台劇之一。他隨後還陸續推出了舞台劇《埃格蒙特》、《在陶利斯的伊菲潔妮亞》以及最偉大的劇作《浮士德》。但是,在我幼年時代,還沒有哪個劇作家的作品能夠像弗雷德裡克·馮·席勒的劇本一樣給我留下深刻而令人激動的影響。席勒是僅次於歌德的德國文學巨匠,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憎恨暴君統治。 
  席勒在《強盜》一劇中借用了他自己少年時代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並反映出當時生活的艱辛,這一切都是由於濫用強權造成的,席勒借此劇來表達自己的強烈抗議和不滿。該劇毫不留情地控訴了一個罪惡的社會,它使得一個原本性格高尚的人以為幹壞事可以恢復社會的正常秩序,從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一個理想主義充斥了青年人頭腦的時代,讀到這樣的劇作是多麼震撼人心的一件事啊!它令人精神為之一震。該劇所折射出的不堪一提的過去,恰恰與希特勒改變的一切相吻合,這恰恰也是我們接受的教育強調的內容。 
  在我拜讀了《強盜》不久以後,我寫了一篇《席勒頌》。1年以後,我再讀完了《紡織工》後,寫了一篇《哥哈特·哈普曼頌》,獻給哥哈特·哈普曼這位高產的劇作家和小說家。《紡織工》戲劇化的表現也很能振奮人心,它講述了一次西裡西亞紡織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最後遭到了軍事鎮壓,反映出了下層勞動者的窮困和不幸。 
  希特勒青年團的前任領導人巴爾杜·馮·席臘赫為青年團寫了3首歌,第一首是《前進!前進!》,第二首是《團結在旗幟下》,第三首是《旗幟率領我們前進》,第三首歌後來成為了希特勒青年團的團歌。馮·席臘赫負責填詞,由同一時代的音樂家鮑格曼(Borgmann)和布魯曼薩特(Blumensaat)譜曲。我的校長認為我的詩寫得不錯,曾經瞞著我悄悄地寄了一些給他,可惜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但是,我在巴伐利亞的青年團少年班營地執行特殊任務的時候,的確接到過巴爾杜·馮·席臘赫的一封信。在拆開信封的時候,我激動得手發抖。席臘赫在信中提到了他覺得我寫得不錯的4首詩,並且鼓勵我堅持寫下去。他還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創作更多的詩歌,他所擔負的職責不允許他把時間花在寫作上。我當時甚至在想,我是否應該寫信告訴父親這件事。不過後來我放棄了這個打算,我也說不清為什麼,或許是怕父親認為我在挑釁。因為父親一直反對我寫詩,他認為詩歌一文不值,但是,巴爾杜·馮·席臘赫卻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可惜的是,當時我寫的詩都沒能保留下來,不過我現在回憶起了部分詩歌。我著迷於自然和人類的相互關係,我所寫的詩歌大多以河流、海浪、雲的倒影以及我對自然的感受為主題。     
  第三章 第一滴血   
  第一滴血(1)   
  德國入侵蘇聯後,帝國的運勢從最高點迅速下滑,1943年更是跌到了谷底,盟軍的力量開始蓋過第三帝國的勢頭。1943年2月18日,約瑟夫·戈培爾通過廣播電台宣讀了他關於「全面戰爭」的聲明。在一個由大批納粹黨擁護者組成的群眾集會上,他問道:「你們想打全面戰爭嗎?」集會的人群中有各界名人、納粹黨員和掛了彩的傷兵,「當然想!」這些人齊聲回答道。那次演說時,我大約15歲了。在我看來,所有德國人都已準備好為元首犧牲生命,但是,在全面戰爭宣言發出不到1年後,戰爭局勢急轉直下,以至於鮑曼、希姆萊和戈培爾不得不聯合呼籲「人民的獻祭」。 
  1943年,從希特勒青年團抽調的志願者組成了武裝黨衛隊的一個新的軍團。巴爾杜·馮·席臘赫的繼任人亞瑟·阿克斯曼最先產生了組建這個軍團的想法。青年團少年班的一些小頭目出生於1926年,比我大幾歲,也在鼓動下加入了這個精英軍團。這個被稱為希特勒裝甲訓練師的軍團組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銳部隊。 
  這個軍團的士兵,在戰爭結束前共有15人榮獲了騎士十字勳章或者鐵十字勳章。在諾曼底戰役中,該軍團表現出了英勇,但是他們依然沒能夠抵擋住盟軍勢如破竹的攻勢,盟軍的優勢突出體現在空軍力量上。諾曼底戰役後,一批更為年輕的少年班志願者也被徵召加入了這個軍團,這些志願者大多出生於1927年。該軍團接到的命令是奪回布達佩斯,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後來被盟軍趕回了奧地利。 
  我非常渴望加入這支希特勒青年團的精銳部隊,但是我年紀太小。等到1928年出生的志願者加入該軍團的時候,我已經加入了山區別動隊。我有豐富的登山經驗,而且擅長滑雪,這些成為了我加入山區別動隊的資格證明。加入別動隊還需要接受體格檢查,我全身赤裸地接受了醫生的檢查,他問了我幾個問題,聽了聽我的肺音,然後就在檢查報告上簽上了「體檢合格」的字樣,我於是被錄取了。我向母親要來了父親的地址,以便把這個消息告訴他。我要告訴父親的是,我注定要成為戰士,為他的國家和他的元首而戰鬥。 
  我們的准軍事化訓練計劃從1945年1月開始。與此同時,我在青年團少年班的資歷讓我成為了一所郊外訓練營的輔導顧問,當時為了躲避空襲轟炸,大批城市少年被轉移到這類郊外訓練營藏身。KLV訓練營的輔導顧問負責組織這些孩子們的業餘活動。我輔導的那個營靠近沃德佳特·霍卡,我就是在那附近的尤勒斯托弗城堡長大的。我盼望能再次見到老校友魯迪,自從我加入青年團少年班以來,我一直在猜想魯迪的生活狀態。 
  我再次來到尤勒斯托弗城堡時,距離我第一次見到魯迪已經有9年時間。我很快就要成為戰士了。魯迪現在過得好嗎?我憑記憶找到了他從前住過的地方,但是那裡已經完全變了副模樣。房子的前門掛著鎖,我敲了敲門,但是沒有人出來應門,周圍看起來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樣子。我於是去敲了隔壁人家的房門。 
  「魯迪?」開門的女子輕蔑地瞅著我,「你說的是那個跛子吧?他好多年前就去了一個公共機構。」 
  我接著問她是否知道那個機構的地址。她搖了搖頭。我又再問她是否知道魯迪父母的下落,「魯迪的父親在打蘇聯的時候死掉了。」 
  「那他母親呢?」 
  「她難道不是紅十字的護士嗎?」 
  「我在哪兒可以找到魯迪?」 
  「我也不知道……沒準他和他的寵物都進了天堂了。」 
  我徹底灰心了。 
  我騎著車來到了從前我們家住過的舊木屋。沿途的道路坑坑窪窪,當我接近那屋子的時候,聽到一條狗咆哮的叫聲。當我以前住在這裡的時候,看門的狗總是激動地叫著,友好地歡迎來客。我有一種被拋棄了的感覺。我還記得以前老師對魯迪的評語,「可憐的傢伙!」老師解釋說,是上帝讓魯迪成為駝背人,「如果換成你們是他那幅樣子,你們會有什麼感想?」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我後來一直不知道魯迪的下落,或許他真的和他的寵物們一起上了天堂。 
  戰爭繼續進行著,我的父親成為了戰地記者,從前線為電台發新聞報道。在我父親當戰地記者的2年中,我就聽過一次他的報道,是關於意大利前線的新聞。新聞的標題叫《阿卡托山的十字架》,講述了在意大利戰役中犧牲的一個英雄的事跡。我父親在新聞中介紹說,那次襲擊的目標是父親他們位於農舍中的軍營總部,父親和一名中尉正通過軍事望遠鏡觀察敵情,一枚炮彈擊中了中尉,中尉當場斃命。軍營的司令官命令大家堅守農舍,直到他們將犧牲的中尉埋葬在房後的空地。我父親用農舍的棚架木頭搭了一個十字架,這個十字架插在了中尉的墳頭,十字架上還頂著中尉的頭盔。這個新聞報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為父親而自豪。 
  1944年的聖誕節,我們全家人居然聚在一起慶祝,這簡直就是個奇跡。我興沖沖地從尤勒斯托弗回到了家。我們家過節的時候總是很喜慶,即使在戰爭的第5個年頭,我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居然想方設法地讓節日變成了難忘的活動。我過完節就要隨軍開往巴伐利亞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在那裡的准軍事訓練營開始訓練。我感到,這個節日具有特別的目的性和重要性。   
  第一滴血(2)   
  當時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爾特,她已經9歲了,而我的兩個弟弟烏爾夫和烏爾裡希分別為6歲和5歲,母親和我們家的胖女傭漢娜(Hanna)在照顧他們。我的兩個姐姐安吉(14歲)和奧娣(11歲)從佈雷斯勞東南部的小鎮斯塔赫倫回來了,她們在那裡的奧古斯塔高中上學,由於戰爭的緣故,她們全部被疏散開了。我的兩個姐姐都會吹長笛,她們經常練習。在聖誕夜前夕,當全家人唱起德國聖誕歌曲時,兩個姐姐就在一旁伴奏。此外,在聖誕節假期裡,姐姐們還和電台表演團一起去當地的軍隊醫院慰問傷兵。 
  聖誕節快來的時候,母親在女傭的幫助下,不停地烤著各種食物:餅乾、姜餅、杏仁蛋糕和葡萄乾甜麵包。我的父親也從地中海戰地回來了,帶回了杏仁、桔子和檸檬。 
  聖誕節那天,我終於決定給父親看巴爾杜·馮·席臘赫寫給我鼓勵我繼續創作詩歌的那封信。現在父親終於認可了我作為希特勒青年團小頭目的成績,我猜想,他應該不會再反對我寫詩了,只要我不指望靠寫詩過日子。我還打算讓母親也讀讀這封信,我想她會感到欣慰的,不過,在這之前,我還是應該讓父親先讀到這封信。 
  父親顯然很吃驚。信的內容很簡短,我覺得他可能讀了兩遍。他看著我的眼睛說,「好好留著這封信」,他並沒有說別的。 
  不過,這已經超出我的預期了。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帶上了一頂桂冠,沒有人能夠把它從我頭上拿走。 
  這次聚會是我們家在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次聚會。不久以後,我前往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區參加准軍事化訓練。當我登上火車離開的時候,我絕對沒有預料到,佈雷斯勞就快被蘇聯軍隊全面包圍。納粹的宣傳具有可悲的欺騙性,我很快就嘗到長久以來期待的戰爭的滋味,我的家人也一樣。 
  假期結束了,我在元旦前夕返回了巴伐利亞。我們的山區軍事訓練將持續3個星期,而且是在讓我讚歎不已的阿爾卑斯山中進行。我們學習滑雪和基本的登山技巧,還在訓練中學習使用小口徑的來復槍。這還不是山區作戰入門訓練的全部內容。3個星期的時間飛快地過去了,在課程快結束的時候,我們聽到了蘇聯紅軍進攻的消息,我幾乎不敢相信,佈雷斯勞就要落入敵人的手中,我不顧一切地想回到家裡,與家人在一起。我決定在訓練結束前3天提前離開,我在天亮前跳窗逃跑了,搭上了一趟開往佈雷斯勞的火車。在返家的途中,我第一次目睹了戰爭製造的混亂場面,到處都是難民。最後,我換乘了兩次火車才回到了佈雷斯勞家中,絕大多數火車都被迫往西開,當我進入佈雷斯勞城中時,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混亂的場面。驚恐交加的人群在大街上四處亂竄,大喇叭高聲播送著新的通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們家的公寓,但是那裡已經人去樓空了,我站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房間裡一切看上去整潔有序,但是看不到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影子。我沖了個澡,換了內衣褲,仍然穿著制服,然後打開了收音機,我聽見廣播說,「現在到了全力以赴的時刻,我們要解救祖國。」 播音員說,佈雷斯勞現在成為了一座堡壘。卡爾·漢克是佈雷斯勞當時的防務官,他是一名狂熱的納粹分子,堅決號召城裡的所有男人和男孩為保衛佈雷斯勞而戰。我覺得自己的嗓子像被人堵住了一樣。 
  我躺在了床上,仍然穿著制服,試著理清思路。我腦子裡一片混亂,很快就疲憊不堪地睡著了,但是沒過多久,我就被噩夢嚇醒了。在夢中,我遭到了少年班同學們的審判,因為在大家英勇抵抗蘇聯軍隊的時候,我卻在家蒙頭大睡。剛醒過來的幾分鐘裡,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家裡。我的心怦怦亂跳,嚇出的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打濕了。收音機還在廣播,播音員宣稱,逃亡者將遭到行刑隊的處罰。女人、孩子和60歲以上的老人需要到規定的地點集合,其他人則要到最近的民兵站報到。我思索著接下來的行動,但是緊張不安、自我懷疑和恐懼佔了上風。 
  我最後還是去報到了,並且被安排去另外一個地方。我腦子裡亂極了,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但是我覺得需要在離開前找個朋友聊一聊。我在佈雷斯勞城中四處尋找以前的朋友,但是一個都沒有找到。我到今天都在奇怪,那一天我為什麼沒有去電台找我的父親。無論我走到哪裡,總能聽到大喇叭的廣播:「不惜犧牲生命也要戰鬥到最後一刻!」這一刻到來了,我就快要面臨死亡了,我開始意識到情況的嚴峻性。 
  我不想做一個懦夫,但是我準備好犧牲了嗎?我突然間冒出了一個想法。由於健康的原因,我沒能加入地對空的高架炮隊作戰,而是加入了KLV做訓練營輔導顧問。雖然我被吸收為山區別動隊的志願者,但是還沒有真正地經受過考驗,我在訓練中出現過頭昏眼花的情況,於是我決定不理會廣播,直接去KLV辦公室報到。或許他們會把我送回到尤勒斯托弗的學校。但是,我和誰商量呢?大家正在街上忙著架設坦克障礙物。我又一次回到家中,給母親留了個便條,然後我就出發前往KLV辦公室。我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呢? 
  我的疑問很快就有了答案,因為我在KLV的上級卡爾·庫茨克(Karl Gutschke)透過房間的窗戶看到了我。他現在穿著一身中尉的軍服,「萊曼,你能趕來太好了,我們正在組建一支精銳部隊。」   
  第一滴血(3)   
  我敬了一個禮,立刻又感到迷惑不解。庫茨克是一個殘疾老兵,他的肺在戰鬥中受過傷,現在,他和另外兩個殘疾老兵接到命令,要率領能夠扛起武器的孩子們加入戰鬥。很快,我們就要開火了,用我們的武器和精神與敵人拚搏。現在,是我們接受考驗的時候了。 
  庫茨克和那些從軍隊醫院出來的編外士兵一起,組建了一支名為庫茨克訓練營團隊的隊伍。這樣,我們就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兵隊伍,隊伍裡包括了KLV的成員、訓練營的輔導顧問,還有瓦爾塔的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學生和准軍事訓練營的學員。 
  我們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過第三帝國教育體系的熏陶。新發給我的民兵野戰服實際上是一套沒有勳章的軍服,這套衣服並不合身,肩膀的部分太寬鬆,腰部又太肥大。靴子也太大了些,我多穿了兩雙襪子後,才勉強不讓靴子掉下來。 
  我們以前幾乎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大多數人以前接受的准軍事訓練也不過是使用小口徑的來復槍。現在,我們每個人都領到了卡賓槍甚至機槍做武器,而且不再用手榴彈練習投彈,而是學習發射火箭筒。 
  我們是希特勒青年團佈雷斯勞要塞團的一部分,馬上就要投入到真刀實槍的戰鬥中。庫茨克已經接到前進的命令,我們的任務是消滅佔領了佈雷斯勞東南方向一個村子的蘇聯人。因為戰鬥將在開闊場地上進行,我為自己不必侷促在碉堡中抵抗而感到慶幸。我在潛意識裡也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我已經開始覺得度日如年了,昨天好像已經是1年前的事情了,而明天卻似乎遙不可及。我迫使自己寫點東西,強烈的求生慾望充斥了我的腦海,作為一個士兵就應該這樣。我後來回憶起,自己在寫下面這首詩時,內心其實相當矛盾。 
  戰爭是自由的掙扎, 
  通往勝利的道路遍佈墳墓。 
  而我必須奮力抗爭, 
  為了活著,為了回到故鄉,為了自由地生活。 
  我把這首詩藏在了胸前的衣服口袋裡。現在回頭來看,它其實算不上是一首詩,那只是我在倉促間尋找苟且活下去的借口罷了。我要想活下去,就得按照指令殺人。 
  當然,希特勒是一個無情而殘忍的專制統治者。戈培爾或許比伊亞·埃亨伯格要含蓄一些,但是他的宣傳口號也號召德國人視仇恨為天職,以報復為美德。戈培爾煽動我們大肆殺掉蘇聯士兵,在這種大環境下,我的求生願望絕對是見不得光的想法。如果我是一名貨真價實的納粹分子,我應當公開宣揚自己的好戰熱情、殺戮思想和光榮赴死的決心。 
  庫茨克想收編我,讓我做他的信差,「我需要你做我的信差,」他安慰我說,「你還是會跟在我身邊的。」 
  1月29日那天,我們一大群人搭上了卡車,開往前線,去奪回一個被蘇聯人佔領的村莊。進攻計劃在凌晨5點開始。儘管我們在頭天晚上幾乎沒有睡好覺,但是第二天一早全都早早地起了床。我們的縱隊在一個穀倉集合,庫茨克首先發言,他的聲音低沉,不帶任何感情。到了我們完成使命的時刻了,我們有一份任務要做,為了德國的存亡,我們必須保住西裡西亞。 
  庫茨克像對著一群士兵發言一樣對我們說了一番話。他希望我們為帝國增光,鼓勵我們膽大心細。「你們面對的是蘇聯人,」他說,一隻手指著村莊的方向,「他們只想幹掉你們,你們只有殺掉他們才能活命。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士兵,肯定不好對付。你們必須拿出實際行動,證明你們是更英勇的戰士,你們要不屈不撓,堅定不移。」庫茨克說,我們的兩翼將有3支泰格裝甲坦克分隊支援,而且還有兩個連的步兵跟隨其後,我們並不是孤立無援地行動。 
  我們從未接受過步兵進攻的訓練,我們歸近距離進攻坦克旅管轄,是一支配備了火箭筒的尖兵分隊。我們裝備的火箭筒是便攜手握式的,帶有可刺穿坦克裝甲的火箭頭,可以在近距離攻擊坦克。我們在進攻之前花了很短的時間來學習如何使用這種火箭筒。按照這天的進攻計劃,我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襲擊這個村莊,我們必須佔領並奪回這個陣地。如果蘇聯人有坦克做掩護,那麼我們就要用我們的「穿山甲」粉碎掉他們的武裝。 
  我的胃開始抽搐,突然間,我記起來了,早上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呢。我記得以前讀過的小說中提到一戰期間的士兵生活,他們的口頭禪是,「只要早餐吃飽吃好,能叫敵人鬼哭狼嚎。」現在,我的胃裡空空如也,手上攥著一塊硬梆梆的配給乾糧,這讓我回想起從前參加野外生存訓練的經歷了,幾年前,我會為自己那組人在野外生存訓練中獲勝而沾沾自喜。 
  我對於行軍打仗最初的體會來自瑞勒·瑪裡亞·馮·瑞克(Rainer Maria von Rilke)的小說《康尼特·克利斯托弗·瑞克的生平》,我以為就好像一個夜以繼日騎馬的馬伕的生活。這本小說以熾熱的筆調娓娓講述了一個戰士的故事,他將軍旗掛在敵人的軍刀上,高舉旗幟衝鋒陷陣。這樣的戰鬥場面只會發生在200多年以前的戰場上,然而,這個悲愴如史詩般的傳奇故事深深打動了我,小說主人公的死在我看來既榮耀又有傳奇色彩,我認為,所有為戰爭獻出生命的戰士都和他一樣。 
  兩天前的晚上,有人在談論中提起,現在的戰爭不一樣了。現在,只有儀仗隊才佩帶軍刀,軍刀不會出現在戰場上。不過,我們配備了刺刀,可以裝在卡賓槍上,與敵人展開近距離搏鬥。   
  第一滴血(4)   
  破曉時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間,蘇軍不容易發現我們,除非他們派出了野外偵察小分隊。我們行進的前方看不見敵人的動靜,坦克分隊在我們剛出發的時候並沒有跟著,這樣我們的行動才能盡可能地神不知鬼不覺。稍後,坦克分隊會從兩翼包抄。現在正是冬天的寒冷季節,地上鋪著一層薄薄的雪,凍結的土地像石頭一樣梆梆硬,寒風凜冽。我們沿著崎嶇的小路緩慢前進,排成了一個三角形的列陣,庫茨克和我在最前頭。庫茨克貓著腰跳躍前進,我緊緊地跟隨其後。 
  一開始,我們這一翼平安無事。天色已經大亮了,第一聲槍響從我們身後傳來而不是發自前面蘇聯人佔領的村莊。庫茨克低聲罵道:「蠢貨!」 
  很快,我聽到坦克開動的轟轟聲,而且是從東南翼傳來的。 
  那些應該支援我們這一側的坦克怎麼沒有跟上? 
  突然,槍聲四起,機槍聲大作。 
  一切開始得太快了。 
  薄薄冰層覆蓋下的地面搖晃著,震顫著,讓人發抖。庫茨克捂著肚子倒下了,我也一樣。我們被包圍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炮彈在我們周圍落地開花,子彈從我們耳邊嗖嗖地飛過,爆炸的手榴彈散成無數碎片。 
  出於本能,我爬到了庫茨克身邊,他用盡可能大的聲音喊道:「我們暫時在這裡避一避,讓他們白白浪費子彈吧。等坦克部隊跟上來後,我們再前進。」 
  我們的坦克車並沒有跟上來,敵人的火力卻越來越猛烈,蘇軍在教堂的塔頂上安排了神槍手。一枚炮彈在我身邊爆炸開來,衝擊力把我重重推倒在地,我的頭撞在了積雪覆蓋的硬地上。我的左腿彈了起來,一陣火辣辣的銳痛迅速穿透我的身體。我用手探了一下傷口,手上很快沾滿了鮮血。 
  「倒霉!我被打中了!」 
  庫茨克匍匐到我身邊,把我拖到一個雪堆後面,「你留在這!」然後他繼續向前爬。 
  時間好像靜止不動了一樣,敵人的火力越來越強。我試著在地上挖坑,好讓自己躺到雪裡。地上冰冷刺骨。我的臉卻火辣辣地燙手。敵人似乎沒有停頓地射擊,嘶嘶作響的子彈不斷從我頭頂飛過。我根本無法還擊,視線裡根本就看不到敵人的影子。 
  出發前負責攜帶急救包的下士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就在這震耳欲聾的炮火聲中,我還聽到了受傷士兵的慘叫,我的身邊不遠處躺著一些負傷的同志。儘管庫茨克命令我呆在原地不動,但是我自己不能停下了,我必須把一些受傷的戰友拖到較為隱蔽的低窪地帶。我懂得一些急救常識,知道最要緊的是包紮好傷口。 
  我隨身總是帶著一把小刀,現在派上了用場,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個受傷戰友看似沒有傷口,我幾乎不知道他哪裡被打中了,血從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個傷者被炸掉了一隻手。我用割下來的衣服布條做了根止血帶,牢牢地綁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夠止住流血。 
  我把幾個傷者拖到了一條小溝裡,到最後我完全沒有氣力搬動人的時候,溝裡已經躺了4~5名受傷的戰友。其中的一個在胸前畫了個十字,然後閉上了眼睛。他的動作讓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時刻看顧所有的人,上帝無法控制子彈的射擊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彈或手榴彈的威力。 
  我抬起頭,能夠看到鐘樓上一個敵人隱隱約約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著來復槍,瞄準我們射擊。這個神射手成為了我第一個瞄準的目標,我衝著他舉起了槍,可惜沒有打中,不過萬幸的是,他也沒有打中我們。我的傷口還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槍,用手按住傷口。我覺得左側身體好像裂開了拳頭大小的一個洞,我身邊的積雪都被染成了紅色。 
  又一枚炮彈落在了我身邊,我的頭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聲已經變成了呻吟。 
  儘管我受了很重的傷,但是我不想等著受死,我決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檢查了大腿的傷勢,破爛的褲腿已經被血浸透了。我們的前方升起了陣陣濃煙,村莊裡的房子著火了。 
  突然,我覺得一陣頭暈,人也失去了平衡。陣陣傷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傳遍我的全身。不過我還能忍痛往前爬行,時不時地停下來喘息。 
  終於,炮火似乎弱了下來,不過還是能夠聽到零星的機槍發出的「啪啪」聲響,兩邊仍然在交火。我的傷口越來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復了幾分氣力。我用右手按住傷口,爬起來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動著。 
  現在,村莊離我越來越近了,起碼有6座房子在燃燒著,熊熊大火伴隨著陣陣濃煙。這時候,連機槍聲和來復槍聲都弱下來了。就在剛才,儘管四周都是炸彈爆炸和燃燒的烈火,我卻保持了冷靜,但是現在,哪怕只是一聲槍響,也讓我嚇了一跳。 
  蘇聯人撤退了。我身後的夥伴已經紛紛倒下了。現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蘇聯士兵的屍體,屍體已經被炸得血肉模糊,腦漿濺得到處都是。他為什麼沒有戴個頭盔呢?這個場面讓我痛苦萬分,我幾乎噁心地嘔吐起來。我強忍住喉嚨泛起的酸水,緊緊地閉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潰掉。 
  後來,我終於昏倒了,直到倖存的NCO趕來一輛馬車我才甦醒過來。那輛馬車好像是當地農民用來拉煤的車,車板上還落著一層黑灰和幾塊煤渣。兩個看起來不像醫生的國防軍士兵來收拾傷亡士兵,他們將受傷士兵和屍體重重地摔到馬車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魚一樣。我的意識一片模糊。出發前我們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裡掩護自己。我曾經給帽子起了個頗有詩意的名字,叫作「靈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夠升上天堂呢?   
  第一滴血(5)   
  又一個士兵被拋到馬車上,打斷了我的白日夢。「我的上帝啊,」我認識這個英俊的金髮碧眼少年,他是我兒時的好友迪特·海因裡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傷痕,但是他好像已經死了。 
  「迪特!」我的聲音哽咽著,為了抑制住想哭的衝動,我緊緊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團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個士兵。 
  我心底的絕望之情無可言狀。 
  接下來扔上來的一個士兵臉被炸掉了,只能從模糊的血肉中判斷出那是被炸爛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經沒了,眼眶中流出絲絲血水。我的噁心感加重了,終於在馬車上忍不住吐了起來,髒東西落在我身邊的兩個戰友身上,他們中的一個已經死掉了,另外一個還活著。 
  儘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嘔,但是我還是為自己的失控感到驚訝。雖然我們已經受過很多鍛煉,但是我還是沒有準備好接受戰爭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為自己的無助而感到手足無措,我覺得自己無法控制住局面,不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還是馬車上惟一一個面對殘肢斷臂忍不住嘔吐的人。 
  馬車上沒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幾具血淋淋的頭,我面朝下躺在煤灰裡,不停地咳嗽和嘔吐。最後,大概有10~12個士兵被拋到馬車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個已經死了。除了迪特,另外兩個似乎沒有生還的跡象,他們身上沒有傷處,但是面部肌肉已經僵硬了。 
  現在,我的胃因為嘔吐已經徹底空了,這時我已經不那麼噁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經,我的身體在顫抖。無論多遠處傳來的槍聲,都能嚇我一跳。受傷的士兵被送到當地的客棧,那裡已經被臨時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確定身份後被運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對著迪特的屍體不斷重複著「再見」。 
  再見? 
  在哪裡再見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讓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沒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裡,這些死者的傷口會復原嗎? 
  那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恐怖的場面,據說,他死之前正預備投出一枚手榴彈,但是略微遲疑了一下,結果手榴彈在他臉上炸開了花。有人甚至說:「這就是懦夫的下場!」不過,我並不相信。 
  我後來聽說,蘇聯人發射的是衝擊燃燒彈,我寧可相信,他的臉是被這種衝擊燃燒彈炸爛的。 
  我又驚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離我更近,我覺得自己落入了恐懼的深淵中。我的一個戰友後來告訴我,我當時看起來毫無生氣,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還在呼吸。當時他很懷疑我是否還活著。 
  我躺在客棧的地板上,已經沒有氣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體的痛楚,也意識到周圍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發抖的身體,地板很冰冷,一開始沒有毛毯,沒有任何保暖的東西可以減緩我們的痛苦。客棧裡甚至沒有任何止痛藥,能夠提供的只有裝在杯子裡的水,有人絕望地喊著救命。 
  客棧的人告訴我們,醫生很快就來了,但是,他一直沒趕到。 
  我們被裝上一輛鋪著稻草的卡車,轉移到一家大的急救醫院。那時,我的腿已經僵硬了,而且變青了。有人說,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術。我們到達了那家大的急救醫院,這裡條件稍為好些,有一點藥,不過仍然沒有醫生,麻醉劑也用完了。我還記得,當他們為我清理傷口的時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鑽心的疼痛,為了讓我不尖叫起來,負責清理傷口的醫護人員把皮帶塞到我嘴裡,他說:「如果覺得疼,你就咬皮帶吧!」 
  一個傷員為我點燃了一支煙,我抽了幾口,覺得傷口好像不那麼痛了。因為咬住皮帶,我的嘴唇有些破了,於是一支接著一支不停地抽煙,直到最後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旁人告訴我,醫護人員拿走了我最後一支煙。如果當時那支煙掉進草垛裡,可能我早就被燒死了,那人還數了數我扔在地上的煙頭,我一共抽了17支煙。 
  那個幫我點煙的傷員只是上臂受了點輕傷,他是一個機靈的傢伙,愛小偷小摸。他後來甚至為我搞到些荷蘭產杜松子酒,我抱著酒瓶就開始喝,酒大大減輕了我的痛楚。這酒相當烈,我的喉嚨似乎燒著了,但是我還是吞了幾大口酒。然後,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傷口那綿綿無盡的疼痛。 
  好多天來,我頭一次讀到了報紙,那是一份《西裡西亞日報》。我還清楚地記得,報紙上刊登了一則粗體字通告:現在,不僅是逃跑者會受到死刑的處罰,就連行動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會被處以極刑。 
  這份報紙還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講的部分內容,在演講中再次強調了他的信念,他認為是上帝的保佑,讓他逃過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行動,因此,他將帶領德國獲得勝利。他鼓勵所有德國人,加強抵抗的決心,堅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顯著位置提出:每一個有戰鬥力的德國人都要投入戰鬥,只有這樣,偉大的德國才能取得決勝。我現在躺在一堆傷員中,之前已經接受了戰火的洗禮,我覺得自己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在希特勒的演說中,他提到,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人。儘管我當時知道,蘇軍距離柏林只有幾百公里遠,但是我絲毫沒有想到戰爭的總體局勢已經急轉直下了。   
  第一滴血(6)   
  報上另外一條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個村子,我們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當地有個用甘蔗搾糖的糖漿廠。我的父母認識糖漿廠的廠長和當地的納粹黨官員(其中包括該選區的政黨候選人保羅·格魯克爾)。我驚訝地瞭解到,格魯克爾被處死了。據報紙新聞報道,他不僅沒有組織村裡的男人進行抵抗,反而逃離了克勒敦托弗。他後來被搜出來,當場被打死了。一個我認識的人被處死了,我又開始發抖了。 
  報紙上還登了一系列關於死刑的報道,這無疑能夠震懾那些企圖退縮的人。除了格魯克爾,我並不認識其他被處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處死的人中,並非只有格魯克爾才在黨內擔任高級職務。希特勒曾經的追隨者在戰爭的最關鍵時刻卻背叛了他,這是多麼令人歎息的一件事啊。現在最需要所有人齊心協力地為扭轉戰爭局勢而戰鬥。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我覺得這種所謂的警戒措施堅定了我的決心。 
  幾天以後,一趟火車來送我們去德累斯頓。當時的德累斯頓城已經成為了收容傷兵的「大醫院」,在空襲不斷的時期,這裡相對要安全些。我們開始放心了,這裡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們可以安心養傷了。那些修女還留在原地,我在救護站結識的戰友也留下了,他的傷不嚴重,不需要做手術,用不了一周時間就能痊癒,他還得再次回到前線參加戰鬥。 
  我們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轉移到後方,隨行的有一個初級戰地醫生和三四個年長的醫護人員。當然,留下來的還有那些死亡的戰友和奄奄一息的傷員。我們離開的這批人懷揣著一絲希望。德累斯頓有「德國的佛羅倫薩」之稱,我對這座城市最早的記憶是在孩提時代,我曾經搭乘火車到那裡旅行過兩三次。我曾經在德累斯頓過個一個週末,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德累斯頓的學校和其他公共設施都被徵用做了臨時急救醫院,數以千計的難民聚集在這裡。在2月13日和14日盟軍的連續空襲轟炸中,炸彈引起的大火包圍了整座城市,至少殺死了3萬名無辜市民。盟軍對德累斯頓城的連續瘋狂轟炸載入了史冊,成為了盟軍對德國復仇行動的見證。 
  2月13日和14日對萊曼家族來說卻是值得紀念的倖存日。我們差點也葬身德累斯頓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慶的是,我們一家子都逃過了這一劫。轟炸開始前,我本來是在德累斯頓城養傷,正在中央火車站候車,等待搭乘軍事醫院的列車,轉到一所學校臨時改建的醫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親和兄弟姐妹們都在德累斯頓,而且就在我候車的時候,他們也在同一個車站,他們是隨著難民的大部隊逃到德累斯頓來的。更湊巧的是,父親也輾轉來到了德累斯頓,他是為了執行電台的一項秘密任務(不過他從未提過任務的具體內容),他被困在火海中,但是活了下來。 
  1945年2月12日,當那趟軍事醫院的列車抵達德累斯頓中央火車站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和家人近在咫尺。我們要搭乘火車去那所學校,學校已經被改建成臨時急救醫院了——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做法。據通知,我們將前往的這所學校已經暫時收容了一群從東面逃來的難民。很多難民上年紀了,或者已經病重,不適宜再次遷移。我們需要到另外的地方安頓,這樣,裝載我們的軍事醫院列車無法開走,我們必須等待新的指示。但是,沒有人知道誰會發出新的指示,我們的醫護人員開始煩躁不安,我們的供給快耗盡了,我們飢腸轆轆,但是缺少食物。呆在火車上的人們開始絕望了,我們中絕大多數人身受重傷,車廂裡充斥著痛苦的呻吟聲和怨氣沖天的叫罵聲。 
  更糟糕的是,一些經過長途艱苦跋涉的難民被允許住進了我們已經擁擠不堪的車廂。在這批難民中,有兩個失去了母親的小男孩和一個年輕的孕婦,她痛苦不堪,似乎快要生孩子了。醫護軍士長惶然無措,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每說一句話,都以「糟糕透了」開頭。 
  「糟糕透了,我們沒水了。」 
  「糟糕透了,我們的食物吃光了。」 
  「糟糕透了,我的上帝啊,這些孩子沒有母親了。」 
  「糟糕透了,這女的快生了。」 
  糟糕!太糟糕!糟糕透了!他那嘶啞而粗暴的聲音至今還在我耳邊迴響。我們的醫生什麼時候才會回來?我們猜測,他或許還在城裡與納粹黨或軍隊的官員一道,尋找適合安置我們的地方,或許再搭建一所軍事急救醫院。我們在擁擠的車廂中逗留了太長的時間,我們絕大多數人深受傷痛的煎熬,毫無進展的處境讓我們有些氣餒。我們快沒水了,餐車早就關門停業了。就在我們迫切期盼醫療供給的時候,我們的軍士長卻在那裡重複「糟糕透頂」的總結性用詞。 
  其實,軍士長既希望給我們更好的照顧,又希望幫助那幾個可憐的孩子。他把那位孕婦移送到另外一列車廂,那裡有張小床,是一名剛剛死去的士兵騰出來的,一些當地消防站的孩子來收拾了他的屍體。據說,那名士兵死前傷口已經腐爛了。 
  最後,一名醫護人員按捺不住,他決定自己採取行動,他離開火車,向我們保證一定回來。他的離去讓我感到不安,我覺得自己被拋棄了。他離開的時間越久,我的這種感覺就越強烈。那天深夜,他終於回來了,安慰我們說,很快就會有水和食物了。2月13日一大早,天還沒有亮,我們就被車廂的晃動搖醒了,火車終於出發了,車廂的顛簸讓我們的痛楚明顯加劇了。   
  第一滴血(7)   
  那位醫護人員解釋說,我們的火車還掛了另外一列軍事醫院列車。由於敵機的轟炸,那列火車的機頭壞掉了,也可能是被火燒燬了,結果所有車廂的傷病員都被困住了。由於他們的車廂掛在了我們的車後,火車經常前移或倒退,猛然間的牽引和拖拉影響了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傷勢。只要火車震動或急剎車,車廂裡就是一片罵聲。 
  最後,所有的車廂都掛好了,醫生也回來了。我們被轉移到德累斯頓郊外的一個鐵路樞紐站,離城大約有15~20公里遠。我們得知了火車前進的方向,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安。火車正開往開姆尼斯,那裡是一座工業城市,一直是盟軍轟炸的空襲目標,但是事實上,這次轉移卻把我們所有人救出了火海。 
  在火車朝南開出大約20公里後,我徹底醒過來了,而且清楚地聽到持續不絕的空襲警報聲,警告市民敵人的飛機正在逼近。 
  「那是不可能的!」車上的一個傷員高喊著,「他們不能轟炸德累斯頓!」 
  「可能是蘇軍!聲音是從東面傳來的。」另外一個人補充說。 
  但是我以為,「他們在襲擊德累斯頓之前一定會先炸掉佈雷斯勞。」 
  「佈雷斯勞沒準已經是一片廢墟了。」 
  「我可不希望那樣,我有好多同學還留在佈雷斯勞呢!」 
  我焦急地聆聽著,覺得自己身上的肌肉也繃緊了。很快,遠處一片飛機引擎的嗡嗡聲很快變成了讓人顫抖的轟炸聲。我幾乎可以想像得出,德累斯頓城上空一定佈滿了敵機組成的方陣,同時,我還聽到一些高速飛行的飛機交錯飛行時發出的聲音。我們猜想,德國戰鬥機一定已經起飛了,正在空中頑強地抗擊敵人的進攻,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看到飛機的跡象,也沒有聽到交火的聲音。我注意到空中有無數亮點,有些亮點甚至組成了小聖誕樹的圖案,這些亮點正從空中落下來,幾乎照亮了小半塊天空。有一些亮點在落地前就熄滅了,地上有零星的火花。他們投放的是燃燒彈嗎? 
  突然間,我聽到了「噗噗噗」的聲音。但是這些響聲並沒有加強,反而逐漸消失了。為什麼沒有阻擊敵機的火力攻擊呢?天空中不斷有炸彈投落下來。我覺得,我們所處的地方離被炸的中心地帶不超過20公里,或者距離還要更近些。天上到底有多少架敵機?忽然,從幾個方向傳來「滋滋」的聲音,打破了轟炸機的咆哮聲。 
  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地面上並沒有太多爆炸引起的衝擊和震盪。我並不知道,這些燃燒彈並不會像破壞彈一樣爆炸,而是像火焰噴射器一樣,遇到強力衝擊才會引燃。我們車廂裡另外一個傷員可以透過窗戶看到外面,他不斷地大叫著:「燃燒彈!燃燒彈!」 
  這時,已經快深夜11點了。透過車廂髒乎乎、模糊不清的玻璃往外看,前方的天空似乎都燒紅了。我們一直呆在火車上,完全體會不到火光沖天、熱浪炙人的情景,但是,透過我旁邊的小窗戶,我看到無數火舌騰空而起,伴隨著陣陣盤旋升空的濃煙。毫無疑問,那座美麗的城市,那座我們以為安全而且擠滿了難民的城市正在被煎熬,漸漸消失在烈火中。我被火海的景象震住了,那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恐懼——被燒死。我相信,烈火能給人造成最大程度的痛楚。那座城市現在變成了一座熊熊燃燒的大火爐,燒焦了活著的人,讓他們在化為灰燼之前備受煎熬。我如果在那時知道父親也在那個煉獄的話,我一定會痛苦不堪的。 
  火災引起的爆炸震顫著大地,我即使躺在床上,也能感到地面的搖晃。火海四處蔓延,很快就逼近我們所在的地點,這讓我益發害怕了。我們的火車為什麼還不開走?敵人有沒有傷亡?就在這時,我看見一個巨大的火球從空中直衝地面撞來。那是被擊落的敵機嗎?對方會有好幾百架飛機嗎? 
  恐懼佔據了我的心靈,我堅持向外觀望著,但是車廂裡的其他人打算衝出去。一些能夠走動的傷員從床上爬了起來,打開車廂門走了出去,沒有人阻止他們,他們跑到開闊地帶,撲倒在泥地裡。有好幾個人渾身站滿了泥巴,手上還不停找可以掩護的東西。幾個小時就這樣過去了,在第二次襲擊開始前,我的同伴回來了。值得幸慶的是,火勢沒有蔓延到車廂,而且敵機沒有擊中我們的火車。     
  第四章 初戀   
  初戀(1)   
  兩天以後我們終於到達了塞耶河畔的霍夫,到達後最嚴重的事情是如何離開這列火車。我們得知,當地市中心的一所小學被改造成了緊急軍事醫院,我們將被送到那裡接受緊急看護。當我們到達時,學校裡一間教室騰空,老人們將學校的長椅子集中到走廊上,我們在等候的時候就有了坐的地方。走廊上不時傳來痛苦的尖叫聲,陣陣穿堂而過的冷風引得等候者喋喋不休地咒罵和抱怨,我們都凍得直打哆嗦。我們首先被要求脫去外套,這讓我們感到很尷尬,尤其還要面對年輕的護士。我被直接送到了臨時湊合成的手術室裡,後來我一點都不記得手術的經過了,但是,醫療隊顯然已經到達了,因為他們在手術中給我用了麻藥。 
  我甦醒過來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檢查我的腿還在不在。還好,醫生沒有把它切掉,只是清除了肌肉裡的榴彈碎片。一個年輕的紅十字護士在病房裡做自我介紹:「早上好,我是安妮·瑪利亞修女。」她穿著藍條長裙,戴著一條白圍裙,手中端著一壺咖啡和一盤切好片的麵包,麵包上還塗著果醬。她從一個傷員身邊走到另一個傷員身邊。 
  當她走到我身邊時,我伸手拿了一杯咖啡,雙手控制不住地顫抖著。 
  「不來點麵包嗎?」她親切地問我。 
  做完手術後,我仍然沒有胃口,「不用,謝謝了。」我回答說,不小心灑了一些咖啡。 
  她深深地望著我的眼睛,問道:「你多大了?」 
  「16歲。」 
  她撫摸著我的頭,我感到陣陣的溫暖。 
  我想我是在戀愛了。 
  我所在的病房是教室改建成的,安了16張病床,顯得十分擁擠。負責我們病房的NCO士兵都很喜歡安妮·瑪利亞,似乎我們病房裡的所有人都愛上了她。安妮·瑪利亞19歲,長得很漂亮,無論她和其他護士遇到多大的困難,她總是非常體貼,非常富有同情心。 
  其實大多數護士都長得很漂亮,其中一個更是美得像個妖精,有著修長的雙腿,很愛和士兵們調情,另外一個護士在不當班的時候總愛穿一件非常緊身的毛衣,胸部豐滿地高聳著,誘惑著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但是,我最渴望見到的還是安妮·瑪利亞,從看見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她。慢慢地,她似乎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我,有時候無意間碰我一下,用深情的目光望著我,或者對我說上幾句悄悄話,聲音低得只有我能聽到。這些都讓我感到喜悅無比,不過,有時候我也會感到侷促不安和尷尬。 
  做完手術一周後,我不得不聽從醫生的指示,在床上躺著靜養,只能用便盆方便。安妮·瑪利亞當班的時候,我盡量不提出用便盆的要求。終於,我恢復得差不多了,醫生允許我到樓下的衛生間上廁所。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的褲子,和病房的戰友借了一件制服外套(我自己的那件可能忘在火車上了)。儘管我的腿在剛開始走路的時候還很痛,但是我還是忍著痛走到學校的操場上,呼吸著新鮮空氣。 
  第二天一早,我興奮地告訴安妮·瑪利亞,我能自己走動了。 
  安妮·瑪利亞起先以為我在騙她,於是我約她晚上和我一道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安妮·瑪利亞交完班後來找我,我沒有食言,我們一直走到塞耶河邊。這條河成為了「我們」的小河,我還為此做了好幾首新詩,突然間,我再次找到了創作的衝動。我們的「遠足」成為了晚間的固定節目,我回病房的時間越來越晚了,直到一天早上,NCO的主管直截了當地責備安妮·瑪利亞:「你怎麼能和一個孩子混在一起呢?」 
  安妮·瑪利亞的臉一下就紅了,她一言不發,我感到羞愧而氣憤,不過也沒有說一句話。 
  病房的其他人也不贊同一個孩子和活潑的年輕女性戀愛。我們病房幾乎所有人都被安妮·瑪利亞的美貌吸引了。NCO的主管一定向安妮·瑪利亞的上級匯報了這件事,因為我接到命令,在沒得到許可的情況下不得離開醫院。安妮·瑪利亞受到了嚴厲的責罵,她後來向我轉述的時候,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氣不打一處來,立刻跑去找NCO的主管,當著一屋子的人大聲地說:「我還沒年輕到不夠去死的資格!」 
  「但是你還太年輕,不夠結婚的資格!」他回答說。 
  他說得對嗎?雖然我只有16歲,但是我是一個士兵。我在戰場上受過傷,在來這家醫院的路上又再次負傷。我抽煙,喝酒,而且我能控制住自己,不會喝醉了鬧事——這已經經過了幾次的驗證。我還需要做什麼來證明自己是個成年人?無論對方的級別是不是比我高,他都沒有資格限制我和護士的交往,更何況,這位護士也在為帝國效忠。如果我想娶安妮·瑪利亞,而且她願意成為我的妻子,為什麼我們還非得等到我年滿18歲呢?我是否有機會活到那時候還是個問題。 
  很快我就要回到前線了,我能生還的機會很渺茫。我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我應該有一個後代,我不僅要用戎馬生涯來證明自己人生的意義,而且還要延續生命傳宗接代。安妮·瑪利亞也想為我生一個孩子,我想她的這種想法是出於對我的愛和對帝國的忠誠。 
  即使我很快在戰爭中死去,但至少我的血脈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續。我充滿激情地寫作,我強烈地渴望在生命的長河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我的描述中,生命的長河中流淌著倒下士兵的鮮血,或許有一天我的血液也將匯流到這條長河中。安妮·瑪利亞被我的文章深深打動了,在為帝國和元首奉獻出我們的生命之前,我們兩人都願意享受片刻屬於自己的時間。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們,在成就偉大事業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屬於國家,我們不是為了自己在生活,我們是在為了祖國而生存。   
  初戀(2)   
  一天,一個高級軍官來到醫院,我們得到指令準備迎接他的檢閱。這位高級軍官來了以後,稱呼我們為「同志」,這讓我們很感動。他說道,我們的英勇行為值得讚許,他代表元首給我們頒發獎章,我也是接受獎章的人之一。庫茨克後來找到我,他下令除了頒發黑色光榮負傷的獎章之外,還要頒發一枚鐵十字勳章(二等功)給我。我高興極了,現在我是一名少年英雄了。 
  從那以後,同病房的人對我客氣了許多。我還是青年團少年班的成員,但是經常被人稱為那個戴著鐵十字勳章的「勇敢孩子」。 
  現在,我幾乎完全康復了,是時候回到前線了。當時,我仍然堅定不移地要為元首和帝國奉獻一切,重返前線就顯得更為重要了。而且,因為和安妮·瑪利亞的戀愛事件,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一個真正的男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新傷員被送到這家醫院。醫生仍然認真對待每個病人,但是面對週遭的苦楚和不幸,他也忍不住越來越多地在公開場合譴責這場「可惡的戰爭」。 
  「他最好小心點,如果納粹黨官員聽見他的牢騷,他可能會被關進福倫森堡!」 
  「福倫森堡?」我還是頭一次聽見這個地名。 
  「福倫森堡是一個集中營,是用來關押所有叛徒、失敗主義者和其他人民公敵的地方。」 
  我雖然屬於國防軍的編制,但是從來沒有領到過軍餉,安妮·瑪利亞常常掏錢為我買雜誌和報紙。有一次,她得到一份舊報紙,她確信我會對此感興趣的,報上介紹了在佈雷斯勞前線的戰況。我一直盼望得到關於家鄉的消息,我的同學和朋友們正在那裡展開英勇的戰鬥,蘇軍還沒能夠攻下這座城市。護士們每週有一天的休息時間,我申請在安妮·瑪利亞休息那天的通行證,這樣我就可以離開醫院一天,我的申請沒有得到批准。我臉上的傷口已經癒合了,手臂上的傷口還沒有完全好,不過不影響我伸縮胳膊。醫生清除掉我肌肉裡的絕大部分榴彈碎片。但是我的體溫在39攝氏度居高不下,仍然需要大量的藥物治療。 
  那幾次我能連續幾天偷偷溜出醫院,是因為醫院的守衛不在。其實我的室友和夜班護士都知道醫院沒有夜間衛兵,但是NCO主管後來決定告我一狀,於是他們就加派了守衛。我們一早已經計劃好在安妮·瑪利亞休假那天到馬科特雷維茲去玩,那是我祖母的家鄉。 
  雖然我的通行申請沒有得到批准,但是我仍然打算離開醫院去玩。一位年紀稍長的病友支持我和安妮·瑪利亞,他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多享受生活中的樂趣,不過他還是勸我不要沒得到批准就和安妮·瑪利亞一道離開,「你們可能被攔住接受檢查,而且你沒有通行證,他們會認為你是叛徒,可以開槍打死你的!」他還說,我們不能在酒店登記入住,也不能租住私人出租的房間。無論是誰,只要收留了我們,都會因為「助人為惡」而被判刑。NCO還暗示說,我可能會被關進集中營。叛徒的最終結局都是被關進集中營,接受死刑處決,我不確信他說的是真有其事還是他杜撰出來的。 
  安妮·瑪利亞和我開始覺得事態嚴重起來了。 
  我們沒有離開城裡,但是走出了學校的範圍。在空襲期間,能夠走動的人都不會呆在樓裡,而是集中到附近一個中學的地窖中。那個地窖不僅是我們的藏身之地,而且還是儲存甘藍的菜窖。這所中學樓上的教室沒有被佔用,而且門都是開著的。在傍晚的時候,呆在這樣的教室裡讓我們暫時避開了外界的干擾。 
  「我們愛著彼此,」她說,「我想為你生一個孩子,你很快又要上前線了。」 
  我們的感情迅速昇華了,因為彼此都意識到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雖然我的傷勢在轉好,但是安妮·瑪利亞的工作量卻增加了很多。 
  我新近在戰場上的經驗猶如幻影一般,噩夢一次又一次地侵擾我。被炸掉一張臉的死者的面容不斷地在我眼前浮現,那張臉沒有鼻子和眼睛,血肉模糊,白骨隱約可見,粘糊糊的液體從傷口慢慢地流出來。 
  我終於接到重返戰場的指令,這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個噩耗。安妮·瑪利亞忍不住哭了起來,我也有想哭的衝動,拚命地忍住不掉眼淚。安妮·瑪利亞看到我戴著母親留給我的戒指,她除下自己手上的戒指,套在我的小指上,那是一枚帶有珊瑚石的金戒指。我們發誓終身忠於對方,等戰爭一結束就再團聚。她對我說的最後幾句話是「你不能丟下我!」但在當時那種情形下,我不得不離開她。 
  安妮·瑪利亞設法調了班,送我去火車站。行李自然不成問題,事實上,我根本沒有任何行李。我所有的東西只是身上穿著的制服、一小袋漱洗用具、兩個我用來記錄寫作點滴的筆記本以及一個裝著我還在服用藥品的藥丸盒。安妮·瑪利亞為我做了一些三明治,我把這些東西裝在一個網兜裡。 
  然後我們就出發去火車站,一個紅十字的護士挽著一個年輕士兵的手走著,士兵的腳還有些跛,兩個人都低著頭默默地走著。安妮·瑪利亞後來打破了沉默,她說:「你一定會回來的!」 
  「是的,一周以後就回來了。」我回答說,儘管我知道回來也只能呆幾個小時。我們最後還是走到了火車站,安妮·瑪利亞用手絹抹著眼角。   
  初戀(3)   
  我很想再次告訴她,我有多麼愛她,但是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緒,畢竟我們在一個公眾場合,而我還穿著制服。我不得不克制住,「我們能笑著說再見嗎?」我問她,捏了捏她的手,她和我都試圖擠出一個微笑。 
  「我已經開始想念你了,」她說,「在你還沒有走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擁抱在一起。 
  「堅強一點!」她說完後就轉身離開,手在空中揮舞著說再見,但是再沒有回過頭。 
  我擠進擁擠的車廂,靠在門邊,等待她最後再回頭看我一眼,但是她始終沒有回頭。我不停地揮手說再見,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視線外。我在看到她告別的背影時,突然想到以前學過的一句拉丁諺語,「命運總會找到它的方向」。 
  破舊的火車搖搖擺擺地從城區駛過,進入郊外後開始慢慢加速。我一直在想著安妮·瑪利亞,想著她個性中的溫暖和光輝,想著她明亮的眼睛和那頭波浪起伏般飄散的褐髮,她的動人不僅在於那妙曼的身影,更發自那張秀麗的臉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意識到愛的不同類型,並且發現不同類型的愛有著不同的情感表達法。 
  我回憶著,從我開始記事起,無論是在家,在學校還是在青年團的少年班,教育要培養的是我們對元首根深蒂固的熱愛。我的確做到了熱愛元首,卻沒有意識到這是一份很虛偽的情感,只不過是一個孩子對一個眾人頂禮膜拜的領導形象的崇拜。 
  再大一些後,我也沒有意識到男孩子之間的那種喜愛。我們的理解是,雖然我們只是一群孩子,卻培養出了同志般的深厚情誼。我們相信,這種情誼比愛更牢固,結識一個同志意味著找到一個可信賴的人,戰友的情誼則是更高層次的同志關係。我從未想過(或有過)愛我的父親,他是一個權威的形象,而我只能仰望他。我一直都很怕他,根本不記得是否對他有過一絲溫情的表現。我想,父親也不希望我婆婆媽媽的。在希特勒的設想中,下一代的德國士兵應該「冷酷如鐵」。 
  我覺得自己對母親的愛是一種自覺而長久的強烈情感。 
  但是現在,狂熱的愛情佔據了我的身心,一種新的力量點燃了我的靈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體。一個年輕士兵和一個紅十字護士之間的愛情是否是混合了朦朧愛意的同志情誼呢? 
  我最後還是歸隊了。因為我的歸來,部隊還舉行了慶祝會。庫茨克說,他沒有料到我會這麼成功,所以他強烈要求霍夫的軍事司令官為我頒發鐵十字勳章。現在,他想在眾人面前宣讀那段引用的評語——「在受傷以後,他還將其他受傷的夥伴拖到雪溝裡隱蔽起來,儘管流了很多的血,他還是衝在前面,是最先攻進村莊的勇士之一。」 
  台下一片歡呼和鼓掌聲,人們在期待著我發表一段演說。我還記得將戰場上受傷的戰友拖到隱蔽的雪溝,不過,我在好不容易接近村莊邊緣時就昏過去了,然後我只記得被裝上那架裝載著其他傷員和死者的馬車。我有什麼可說的呢? 
  當初一道上戰場的120人的隊伍,只有不到40人現在還坐在台下,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撤退或者退讓。我們消滅了試圖攻佔佈雷斯勞的蘇軍,依靠便攜式火箭筒擊退了64輛敵人的坦克。這是很了不起的戰果,要知道這種便攜式的火箭筒射程很短,我們只能在離敵人很近的距離開火,這顯然不是適合膽小鬼的武器。 
  復活節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給安妮·瑪利亞寫了一封信。但是惟一能夠寫字的紙是帶有希特勒青年團徽章(銜著HJ寶石的老鷹和納粹十字標記)的信箋,不太適合用來寫情書。不過,沒有關係,那封信的內容洋洋灑灑,充滿了我詩般的熾熱情感,但是她沒有收到這封信。我後來發現,我寫給安妮·瑪利亞、母親或者姐妹們的信沒有一封寄到她們手中,我也從未收到她們任何一個人寫給我的信。據說,盟軍的戰鬥機轟炸了郵車,但是我一直懷疑是否真的如此。 
  現在,我們將計劃投入到法蘭克福的戰鬥中。青年團的領袖亞瑟·阿克斯曼號召我們這群經過戰爭錘煉的老兵再次投入新的戰役,鼓勵那些少不更事的同志們。不久,傳來了更為讓人振奮的消息。 
  亞瑟·阿克斯曼是納粹高級將領中較為年輕的一個,但是他迅速地成為了希特勒的心腹。亞瑟·阿克斯曼負責希特勒青年團,他成功地將男童子軍運動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政治性和軍事性組織。阿克斯曼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勝利或者毀滅,二者只能選擇其一。」 他視斯巴達為偶像,經常引用斯巴達的生平故事。就像希特勒一樣,阿克斯曼相信,血祭是光榮的,弱肉強食是天理,他本人自詡為戰鬥英雄。阿克斯曼曾經在東線戰場上英勇作戰,他的一隻手也在戰爭中被炸掉了,後來安上了一隻木頭做的假手,而且在這場戰爭最後的血腥時刻,阿克斯曼更是堅定了決心,要讓希特勒青年團為了元首和帝國戰鬥到最後一刻。希特勒昔日的無數同盟者正在離他遠去,阿克斯曼的無比忠誠和誓死精神自然贏得了希特勒的青睞。他很快就成為了希特勒身邊核心集團的一分子,這個納粹的小圈子包括了約瑟夫·戈培爾和馬丁·鮑曼。而其餘的人,由於不贊同將少年們送上戰場,被排除在希特勒核心圈子之外,並且因為怯懦而遭到控告。   
  初戀(4)   
  在得知我們將編入黨衛軍的消息時,我高興得幾乎不相信這是真的,父親一定會為我驕傲的。我們上繳了民兵的軍餉冊,換領回黨衛軍的軍餉冊。我其實不捨得上繳舊的軍餉冊,因為那上面記錄了我的榮譽:鐵十字二等功勳章和黑色光榮負傷獎章。我記得,舊的軍餉冊記錄了我在前線和軍事列車上負傷的日期、地點和受傷的程度。上級後來同意,給我們檢查身體的醫生將重新記錄有關情況,為此,我可以同時保留兩本軍餉冊,直到醫生檢查那天為止。我們從未接受過全面醫療檢查,自然也就沒有刺身標記(黨衛軍每一個成員都要將血型刺在腋窩下)。 
  我們接受了一些關於黨衛軍的基本培訓。我們被告知說,黨衛軍只吸收富有理想主義精神且才智過人的男人,而且最重要的一點要求是要勇敢。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黨衛軍中有大批的人根本不是德國人,而是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納粹民族主義分子。我曾經看過一份黨衛軍的名單,其中包括了不少自願加入效忠的外國人,甚至還有法國和英國的分遣隊。這讓我感受到了國家大家庭般的手足情誼,我們都有共同的世界觀,團結在一起反對敵人。培訓老師還向我們展示了一些照片,而且為我們讀了一些目擊報告,講述了「入侵」的蘇軍施加在德國人民身上的種種暴行,這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們阻擋他們前進的頑強決心。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培訓是讓我們更堅信,希特勒是德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人物,我們被挑選加入黨衛軍的精銳部隊,我們和希特勒之間存在一種神聖的相互信任。我們的最高司令官有權要求我們保持最旺盛的戰鬥力,只要我們謹守神聖的誓言,效忠元首,在必要的時候為了捍衛元首而奉獻自己的生命,我們就一定能夠贏得勝利。培訓中沒有問答環節,關於德國軍隊的節節敗退,我們得到的惟一解釋是,除了日本,德國的所有盟友都在決定性戰役上失利,他們無法為我們提供軍事支援。不過,培訓老師向我們保證,局勢會轉變的。元首已經意識到,他只能依賴自己的部隊,依靠久經沙場而且大無畏的黨衛軍來殺出一條血路。而現在,我們將加入黨衛軍! 
  此時,命運的大手再一次改變了我的生活。阿克斯曼出乎意料地檢閱我們的隊伍,我的鐵十字勳章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用那只木頭做的右手指著我的光榮負傷獎章說:「你已經重返戰場了?」 
  「是的,長官。」我滿腔熱忱地脫口而出。 
  阿克斯曼徘徊了一會兒,他顯然在思考一個問題,然後他問到我的戰鬥經歷。當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一個信差時,阿克斯曼揚起了眉毛,「元首在一戰中也曾經做過信差!」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說。 
  阿克斯曼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求你和另外兩個同志後天去柏林,在元首的生日慶祝會上面見元首。」 
  我突然間啞口無言,太難以置信了!我?我將要去柏林面見阿道夫·希特勒?我就要見到這個我有生以來最敬畏的偉大人物?而且是在這個戰爭的關鍵時刻嗎?這個偉人正要領導我們扭轉戰爭的局勢,贏得最後決定性的勝利。我只有16歲,而希特勒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現在,我將接受邀請參加他的生日慶祝會!不久,一家納粹黨的官方新聞機構採訪了我和另外幾個獲得這一殊榮的士兵。我猜想,安妮·瑪利亞一定能讀到這段消息。 
  我的母親、兄弟姐妹也會讀到這一消息,還有那些活著的朋友和同學,他們也會看到的。當然,我的父親也會得知這一消息。阿克斯曼提醒了我,希特勒在一戰時曾經做過軍隊的信差,現在,我這個二戰中的信差馬上就會見到那個曾經的無名小卒,今日的帝國領袖。 
  多虧了阿克斯曼,他把我從自以為是的錯誤方向上拉了回來。不過,去柏林的旅途並不那麼令人愉快。我們搭上了一輛軍車,沒開多久就陷在了難民和撤退軍隊的人海中。我們費了很大的勁,終於接近了柏林郊區,一路上,降落在德國人民頭上的災難完全呈現在我們年輕而閃亮的眼睛前:彈坑密佈的馬路像一張麻子臉,整條街的房子坍塌成一片廢墟,繚繚煙霧漂浮在城市的上空。一些不屈不撓的人在他們房子的外牆上寫下了英勇的口號——「敵人能破壞的只是我們的家園,但他們無法摧毀我們的精神。」但是,撤退的士兵和逃難的人群卻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無數人的臉上刻著我從未見過的苦難,他們的穿著污穢不堪,很多人的頭上,四肢上裹著滿是血污的繃帶。他們組成了一幅地獄般的畫面,一大群人像參加嘉年華狂歡遊行一樣在泥地中緩緩前行,一些人用手推車或嬰兒車裝著倖存下來少得可憐的家當,鍋盤碗盞,破爛的舊箱子,還有他們能夠從家園廢墟中搶救下來的任何東西。原本只需要2個小時的路程卻花費了我們差不多1天的時間。 
  市區裡散佈著被炮彈炸壞的有軌電車、卡車和小汽車,一些民兵部隊利用這些殘骸作為阻擋坦克行進的障礙物,結果我們搭乘的卡車也只好繞道前行。但是,每條路上都鋪滿了碎石,碎石下掩藏著無數的彈坑,我們的車行駛在坑窪不平的路面上,有時候彈坑太多了,車子實在走不動,只好掉頭走另外一條路。破裂的自來水管和污水管噴湧出清水和污物,匯聚在彈坑中,把一條條街道變成了如糞坑一般骯髒的地方。女人和孩子們拎著木桶、提桶和大水罐,排著長隊,等候在為數不多的清潔水源處。我們越朝市區走,混亂的場面就越不堪,在盟軍的連續轟炸之後,似乎沒有一座建築完好地保存下來。   
  初戀(5)   
  街道兩旁的大批建築化為了瓦礫堆,少數沒有完全坍掉的建築看上去陰森可怖,窗戶成了敞著口的大洞,透過屋頂的缺口能夠清楚地看到天空。僥倖完好的窗戶則釘上了厚厚的木板。我們全都沉默地坐著,看著眼前這幅希望渺茫的畫面,車裡的氣氛顯得十分低沉。最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位於凱撒大道的青年團總部。我們的軍車司機似乎終於鬆了一口氣,他友好地和我們揮手告別,「你們一定要記住,」他喊道,「告訴元首我們很需要那些『神奇的武器』!」當時流傳著關於「神奇武器」的種種說法,據說納粹的科學家們正在加緊研製。不過,人們沒有談到這種武器的具體形式,只是說德國很快就要研製出一種威力無窮的新式武器,一旦這種武器投入到戰爭中使用,就將扭轉戰爭的局勢。 
  我到達柏林一天以後,阿克斯曼帶著我和另外一些希特勒青年團的代表,去參加一個在德意志體育館舉行的希特勒青年團大聯歡。阿克斯曼創建了青年團,而且就在附近的德意志體育館對團員們進行坦克軍事訓練。我看到一群10歲左右的男孩和女孩排成方隊,正在宣誓加入青年團的男童少年班和女童少年班,這讓我聯想起6年前自己在佈雷斯勞加入少年班的情景。他們讓我回憶起往日的快樂時光,我突然覺得自己是個老兵了。阿克斯曼走上台發表講話,他解釋說,參加聚會的年輕人是德國的未來,「勝利或者毀滅,二者只能選擇其一。」他說話的強調語氣就好像一個正在發表誓師講演的司令官。他的聲調配合得很好,激發了在場的少男少女對帝國的滿腔熱愛和對敵人的無窮仇恨。阿克斯曼號召少年班英勇地抵抗,不讓敵人有前進的機會,借此展示出對元首的無比忠誠和熱愛。阿克斯曼的演說非常精彩,至少我這樣認為,要是在以前,他的演說總能引起聽眾經久不衰的掌聲,但是這一次他的演說只換來了稀稀落落的幾下巴掌響。在阿克斯曼演說結束後,是青年團成員演出的舞台劇。阿克斯曼和他的隨從離開了我們,我們回到了寄宿處,然後,我自己前往德意志電台。 
  在希特勒生日那天,納粹黨的高級將領有一個傳統慶祝項目,就是在午夜來臨時向元首表示祝賀。將領們相互之間競爭非常激烈,都想成為第一個向希特勒道賀的人。通常,希特勒最親近的隨從會在他門外排成長隊,而戈培爾這樣的高級軍官則將在廣播中發表賀辭。在這樣的特殊場合,宣傳部長的生日賀電可算是發自他黑暗內心的肺腑之言。 
  生日賀電真實地揭露了這位第三帝國神話創造者的性格,以及他對希特勒的狂熱崇拜,並將這種狂熱盲目的崇拜傳播開來。戈培爾在賀電中忠告柏林人一定要戰鬥到最後一刻,並且堅信希特勒的「幸運星」,他譴責敵人「是巧舌如簧的國際猶太人,他們不希望和平,他們的罪惡目的是摧毀這個世界」。戈培爾要求德國人民,「不要向敵人屈膝投降,而要自豪地讓納粹十字旗幟在敵人的頭上高高飄揚。」     
  第五章 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   
  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1)   
  1945年4月20日是一個星期五,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德國人把生日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習慣用狂歡來慶祝生日,希特勒也不例外。納粹黨將希特勒的生日變成了一個國慶日,要人民在這一天向這位注定要帶領德國走上復甦之路的「偉人」致敬和祝賀。1945年,希特勒迎來了他56歲的生日。我們接到命令,要在中午的時候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祝賀。那天早上,我們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早餐,吃了罐頭裝的烤鯡魚和新煮的土豆,這在當時勒緊褲腰實行配額制的德國可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我們激動萬分地期待著和希特勒的見面,但是見面的時間一次次地往後推遲,等我們終於被帶到大臣花園的時候,已經快到傍晚了。我後來才知道,希特勒昨晚徹夜不眠地批閱各種急件,如雪花般飛來的急件向他匯報了各處兵敗如山倒的頹勢。 
  下午5點鐘左右,我們被帶進老大臣花園,穿過了外交部,直接走到後面的花園。這個花園曾經繁花似錦,當初綠草茵茵的景像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軍和美軍空襲留下的纍纍彈坑。那一天陰雲密佈,我們都不曾料到天空中那些厚重的黑色或黃色煙霧會在日後成為這個城市的「特色景觀」。在希特勒和他的隨從到來之前,我們都能聞到燃燒發出的焦味。我還清楚地記得,早上看到一些市民在大街上忙碌著,打掃最近轟炸造成的碎石瓦礫。他們顯然是外國勞工,讓我覺得奇怪的是,這樣的人顯然會給希特勒的安全造成威脅。我後來還發現,這裡的警戒相當鬆懈,任何人只要拿著來復槍和望遠鏡,就能從附近的建築樓上射殺希特勒。 
  我們是面見希特勒的3個代表團之一,另外2個團來自黨衛軍和民兵隊。所有的代表團成員都是經過一番挑選才能夠接受希特勒的接見。被接見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有9個人,站在我們右邊的是佛倫茲堡的武裝黨衛軍代表。在柏林東南部的一次戰役中,佛倫茲堡的武裝黨衛軍司令拒絕向進攻的蘇軍投降。在我們左邊站著12個來自克蘭的武裝組織代表,儘管波羅的海地區陷入蘇聯人的重重包圍,他們仍然在東海岸地區負隅頑抗。正是因為克蘭人拒絕投降,希特勒才在這一天邀請他們做代表。我還得知,希特勒本來還想見一見佈雷斯勞前線的代表團,由於代表團無法乘飛機離開該地區而不得不作罷。 
  3個代表團總共有25個人,一些納粹黨高級將領、黨衛軍軍官和國防軍將士在我們周圍走來走去。我在他們的臉上搜尋,希望看到一兩張熟悉的面孔,但是,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一個軍官正在準備記錄整個接見過程,他拿著一架新聞電影攝像機。 
  在有些低沉的氣氛中,我看不到絲毫希特勒過去慶祝生日的盛況。帶領我們來到花園的納粹軍官們正在為希特勒的到來做準備,他們中卻呈現出一派不同尋常的安靜氣氛。在場的所有人似乎沒有一個願意承認德國所面臨的軍事慘敗。現場的氣氛就好像在探訪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病人和為他祝福的人微妙地圍繞在一個悲傷的原因周圍。人們談論最多的,是「神勇的武裝黨衛軍」和將蘇聯人趕回莫斯科的大反擊。我還聽到一些謠言,說英國人和美國人與蘇聯人鬧翻了,他們將和德國結成反布爾什維克的聯盟。 
  最後,希特勒在一大群高級隨從的簇擁下駕到了。他穿著短軍夾克和黑色長褲,在人群中非常顯眼,在他左側的胸袋處別著鐵十字勳章和納粹金製徽章。陪同希特勒的人有德國第二號強權人物黨衛軍頭子海因裡希·希姆萊和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這位臭名昭著的宣傳部長要算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曝光率最高的納粹黨領導人,他在擔任柏林市市長的時候,幾乎每天都要視察被轟炸摧毀的地方。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希特勒很少在柏林市露面,以至於沒有幾個柏林人知道,希特勒在戰爭的這個階段還住在柏林。我非常好奇,希望走近了看清楚戈培爾本人。我曾經無數次在廣播中聽過他的聲音,而且他還是我父親的頂頭上司。身為納粹黨傳奇的編造者,戈培爾在幕後指導和操縱著,將希特勒塑造成德國人的救世主。戈培爾的演講技巧超群,他不停地發表演說,要求德國人抵制布爾什維克和國際猶太人。但是,在柏林逗留的最後日子裡,我徹底看穿了約瑟夫·戈培爾的空洞謊言,他的演說再也不能左右我年輕的思想。 
  圍繞在希特勒身邊的還有一些著名的軍事將領,其中包括陸軍元帥威廉姆斯·凱特爾(Wilhelm Keitel)和約德爾·阿爾弗萊德上將 (Jodl Alfred),在場的還有陸軍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將軍、威廉姆斯·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將軍,在這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長什麼樣子。在場的面孔對我來說都很陌生,我根本不會想到,他們將在即將展開的戲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國的末日,希特勒只信賴那些順從他心意回答問題的將領。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是陸軍元帥凱特爾,直到最後關頭,凱特爾仍陪伴在希特勒左右。在去年的暗殺事件之後,凱特爾深得希特勒的青睞。那次暗殺中,在爆炸引起的一片混亂中,希特勒被絆倒而跌進了凱特爾的懷抱,從那以後,希特勒就認為凱特爾是一種幸運的象徵。即使其他軍隊將領認為凱特爾只是個會阿諛奉承的傻瓜,但是希特勒仍然堅持自己的判斷。凱特爾總是講希特勒樂意聽的話。   
  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2)   
  希特勒的兩個副官站在他左右兩側。這兩個人都是赫赫有名的軍隊人物:尤里烏斯·肖布(Julius Schaub)是黨衛軍的中將,他是希特勒的高級副官,很早就開始擔當希特勒的護衛;奧圖·甘什(Otto Gunsche)則是希特勒的下級副官,擁有上校軍銜。我在未來的日子裡要和奧圖打很多交道。奧圖比其他人高出許多,具有典型的軍人體格。他總是在胸前掛滿各種勳章,其中一枚是他在青年團時榮獲的。後來在希特勒的地堡中,奧圖認出我就是曾經在希特勒生日慶祝會上接受接見的那個男孩,他總是給予我鼓勵。 
  經常圍在希特勒身邊的納粹黨領袖馬丁·鮑曼則是個截然不同的例子。鮑曼是當時的納粹黨秘書長,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兼司儀長,也是納粹政府中的重要角色。鮑曼負責希特勒的日程安排,相當於元首辦公室的把門人。後來我也發現,鮑曼利用他對希特勒私人辦公室的掌控,對希特勒施加了很大的影響。就連黨內的高級官員和軍事指揮官也發現了,他們要想見到希特勒,必須先過鮑曼這一關。 
  鮑曼有一個做普魯士軍士長的父親,他中途退學,曾經是梅克倫堡州一個臭名昭著的右翼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與幾起謀殺案有牽連。1924年,鮑曼因作為幫兇參與了對前小學老師的報復性謀殺而被判入獄1年。鮑曼辯解說,這名老師向魯爾地區的法國佔領當局告密,出賣了一名重要的納粹黨激進主義分子。 
  刑滿釋放以後,鮑曼加入了納粹黨,並且逐漸上升到權力中心,在擔任了一連串無關痛癢的職務之後,他終於擔任了納粹黨的領導人職務,成為了副總理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左右手。赫斯在1941年飛到英國執行他那項構想拙劣的任務後,鮑曼開始接任納粹黨秘書長職務。鮑曼不僅控制了納粹黨,還掌管著希特勒的私人財務大權,負責採買和管理斯佩爾、希姆萊、戈培爾等高級納粹將領家眷們居住的物業。鮑曼還負責修建和管理希特勒在阿爾卑斯山區的巨型地下堡壘。在希特勒政權垂死掙扎的最後日子裡,鮑曼成為了僅次於希特勒的第二號重要人物。 
  鮑曼是一個冷酷而粗俗的傢伙,缺乏文化素養和品位,既不浪漫也不具有傳奇色彩。鮑曼五短身材,臃腫粗笨,看上去像一個其貌不揚的老官僚主義分子。希特勒身邊很多將領和黨內人士都認為鮑曼只不過是希特勒身邊一個安著顯赫頭銜的秘書,然而,正是鮑曼看似無足輕重的外表和粗俗讓他的敵人低估了他。無論他為人如何,鮑曼終究是一個勤奮而高效率的人,他就是通過巧妙運用這些技巧,成為了希特勒身邊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或許是當時德國為數不多的幾個居然知道存在鮑曼這號人物的人。鮑曼並不是一個公眾知名人物,但是我的祖父和他的妻子娘家是朋友,經常會提到鮑曼家和萊曼家的一些事情。我的祖父總是說,鮑曼是希特勒納粹政權核心的「灰色影子」,這實際上是一種侮辱。祖父要是稱呼一個人是「褐色影子」,就已經是相當高的評價,但是,這個灰色的影子很善於運用權謀。人們還常用「金色的野雞」來稱呼鮑曼之流,這些都是掌管生殺大權的納粹黨領袖,在面對自己的死亡時卻都成了懦夫。鮑曼獲得了希特勒的絕對信任,他的影響力很大,而且善於無情地利用這種影響力。我在後來的幾周裡對這一點有了深刻的體會。 
  無論如何,這次會面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忘的經歷:一個16歲的納粹青年團成員,能夠親眼見到無數在建立新德意志帝國中擔任重要角色的納粹黨關鍵人物。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能夠站在這個歷史大看台上。那時我以為,能夠躋身「偉人」身邊是無上光榮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將在第三帝國的「光輝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我的確將在第三帝國的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只不過這段歷史並不光榮。我後來回憶起,1945年那個4月我在大臣花園度過的一天,我或許見證了這幫臭名昭著的劊子手、精神病患者和狂熱分子的最後一次集會,他們的滔天罪行讓德國屈辱地抬不起頭來。 
  希特勒沿著人群慢慢地向我走來。我們嚴格遵守著規定,雙眼平視前方,我挺胸抬頭地站在那裡,紋絲不動。但是,希特勒正朝著我走來,我還是忍不住斜眼偷偷地瞄著他。我所看到的情景讓我大吃一驚,希特勒看上去非常蒼老,我的祖父母都年逾70了,可是看上去也要比希特勒精神許多。我還記得7年前在佈雷斯勞見到希特勒的情景,那時候,他身上的那種力量、氣概和活力甚至感染了他周圍的人;當他發表講話時,他用催眠般的號召力征服了所有聽眾。但是,現在,他看上去佝僂了許多,頭似乎縮在肩膀中,他的聲音幾乎低得聽不見,他的肌膚呈現出病態的蒼白。他的步伐有些亂,好像喝醉了似的,他險些被自己給絆倒了。他整個身子都在發抖,連頭部都哆嗦著。不過,最明顯的還是他那顫抖的雙手和雙臂,他雙手背在背後衣服的下角,竭力控制著不要抖動。 
  希特勒穿著一件灰色的制服式夾克,他胸前依次掛著金色納粹黨徽章、鐵十字勳章和黑色光榮負傷獎章。他在一戰中擔任過信差,因為負傷而榮獲了黑色光榮負傷獎章。儘管健康狀況不佳,然而希特勒看上去還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樣子。 
  我透過眼角的餘光,看到希特勒顫抖的雙手。現在他走到我的身邊了,我仍然無法相信,眼前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就是那個富有想像力的領導人,將會帶領著德國走向輝煌。現在希特勒注視著我的眼睛,我在心裡暗暗祈禱,希望眼睛裡不要流露出震驚的神色。假設阿克斯曼也對希特勒的外表深感失望的話,他至少沒有顯露出來。阿克斯曼舉起左手行了個納粹禮,然後直視著希特勒的眼睛,他聲音洪亮地喊道,「元首!我代表德國所有的少年向您致敬,祝您生日快樂。我非常榮幸地向您介紹這位年輕的戰士,他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恰好體現出希特勒青年團誓死為國效力的決心。他們站在保衛祖國的前線上,不僅經受住了考驗,而且還用鋼鐵般的意志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3)   
  阿克斯曼說到做到,這位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一次又一次地向希特勒承諾,他的「孩子們」將為帝國戰鬥到底。但是,在保衛柏林的戰鬥中犧牲的不光是十幾歲的男孩子,無數十幾歲的少女也在戰鬥中死掉了,她們也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但是,那些信誓旦旦的「金色野雞」(納粹將領)們卻在戰鬥白熱化階段逃得遠遠的——然而,恰恰是那些醜陋的逃跑者一手釀成了這場殘忍的廝殺。難怪希特勒要感激阿克斯曼,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這位新的導師成為了希特勒核心小組的一分子,這個核心小組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還忠心耿耿地為希特勒效力。那些質疑將孩子們送上戰場的德國領導人,則被冠上了懦夫的罪名,受到刑法處置。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最震驚的是,我居然和這群喪心病狂的人同流合污。不過,在那個4月的一天,我所感到的只有無上的榮光。 
  「謝謝,謝謝你,阿克斯曼,」希特勒回答說,「希望在戰場上,所有的人都像這群孩子們一樣英勇頑強。」於是,阿克斯曼放下了手臂。希特勒走到我的面前,我以為阿克斯曼會介紹我,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這讓我感到有些失望。希特勒的右手抓著我的左上臂,他緊緊地抓住我的袖子,過了一會才放開。來之前,我們被要求在希特勒面前報出自己的姓名、所在青年團的部隊以及曾經參加過的戰役。 
  現在,這個時刻降臨了,我卻顫慄著說不出話來。希特勒不自覺地抖著,顫抖帶動他整個身子晃動著。即使他在放開我的手臂轉而和我握手的時候,我仍然能感到他身體的顫抖。希特勒實際上用兩隻手握住了我伸出的右手,他離我很近。突然,他的眼睛似乎閃爍出一絲智慧的光亮。 
  除了稍縱即逝的那絲光亮以外,他的眼睛看上去非常濕潤,好像蓄滿了眼淚。雙眼下的黑眼圈為那張皺紋密佈的臉平添了幾分衰老的蒼白。我結結巴巴地報出自己的名字,還沒等我說完,希特勒突然用親切的口吻向我發問,我感到受寵若驚。 
  「你在哪打過仗?」他提出了第一個問題,聲音柔和。 
  「是在佈雷斯勞南面的西裡西亞,元首。」我回答道。 
  他希望知道具體的地點。我於是接著描述,漸漸地,我的緊張感消失了。「你很勇敢,而且得到了鐵十字勳章?」他說。 
  「我受了傷,但是將其他傷員拖到雪溝裡隱蔽起來,然後堅持繼續作戰。」 
  我還沒有說完,希特勒又提了一個問題,「你傷在哪裡?」 
  我沒有料到他會提這個問題,而且也不知道該怎樣具體作答。在醫院的時候,我的病友們總是說我的屁股被打中了,一念之間,我以為希特勒會欣賞他們這種嘲弄的說法,但是我想錯了。 
  「我被射中大腿上部,元首!」 
  當時希特勒輕輕地拍了拍我的左上臂,然後看著站在我旁邊的阿克斯曼說道:「不錯,勇敢的孩子!」我本以為他會誇獎我是個「勇敢的戰士」,而不是「孩子」。很顯然,在希特勒的眼中,我只不過是阿克斯曼手下的孩子。 
  希特勒已經56歲了,而他的第三帝國還只有12歲。在近60年前的那個天色陰沉的早上,我絕對不會知道,這些令少年時代的我敬畏萬分的人物居然沒有一個能活著慶祝下一個週年紀念。但是在當時,我望著希特勒,腦子裡卻在想,父親要是看到他16歲的兒子能夠受到元首的接見,他該多麼自豪啊。 
  希特勒在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後,開始走到台上講話。現在,他的聲音變得強硬了,他用的全是短促而且聲調強烈的詞語。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攝住了,專心致志地聆聽他所說的每一個字。 
  「所有前線戰場都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柏林,我們也面臨著一場偉大的決定性戰役。德國的命運取決於德國戰士們的表現,德國的命運維繫在他們堪為楷模的堅定和不屈的戰鬥精神上。你們將見證一個光榮的時刻,哪怕敵人的數量遠在我方之上,只要你們進行頑強抵抗,我們就能打敗他們。 
  我對取得柏林戰役的勝利堅信不移。我覺得,目前的境況就像那些看似奄奄一息的病人,但是他們不會死去。只要獲得新藥,只要得到及時醫治,他就能得救。這種新藥正在研製當中,我們必須挺住,直到這種神奇的藥物降臨,幫助我們贏得最後的勝利。成功指日可待,讓我們繼續以鋼鐵般的意志投入戰鬥中!」 
  希特勒發表完演說後,本來打算要敬一個軍禮,但是他的動作看上去卻像一頭受傷的海豚在揮舞它的鰭肢,「敬禮!」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加出人意料。希特勒的敬禮沒有得到人們的響應,台下靜寂無聲。儘管我們在事先得到指示,在希特勒敬禮告別的時候行禮回敬他,但是現在沒有一個人做出反應,不僅我們的代表團沒有人反應,就連佛倫茲堡和克蘭兩個代表團的人也保持了沉默。希特勒的隨從中也沒有人響應。 
  是什麼讓我們感到無比驚訝呢?毫無疑問,當然是希特勒的外表。他的狀況看上去像一個垂死掙扎的人,或許,我們對他引用的神奇武器和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比喻法感到迷惑不解。如果當時在場的人覺得被他所說的話欺騙了,那麼我不在他們之列,對於我來說,希特勒強化了我的信念。 
  在戰後,我曾經長時間地和阿克斯曼談起那段黑暗的日子。阿克斯曼辯解說,他將我們呈現在希特勒面前的本意是希望讓希特勒看到,我們已經疲乏得不堪一擊,他希望希特勒意識到,垂死掙扎沒有用,即使犧牲了我們年輕的生命也無法改變什麼。這可不是他當時留給我的印象,當時,我清楚地記得,阿克斯曼千方百計地迎合元首,向他展示希特勒青年團的忠誠和英勇。   
  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4)   
  究竟希特勒願不願意見到我們,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觀察著他的神色,看起來,整場見面會對他來說是種痛苦的經歷。和我們一樣,阿克斯曼也被希特勒鎮住了。後來,即使柏林城在我們身邊化為瓦礫,阿克斯曼仍然荒唐地相信,神奇的武器的確存在,之所以不能在柏林城使用,是因為它的威力足以讓我們兩敗俱傷。然而,傳統武器已經給雙方造成了龐大的死亡數字。 
  世界末日善惡決戰的戰場降臨了,但是,我從未想過,自己是站在代表邪惡的一方。我是後來才發覺,這位所謂的國家「一號戰士」(指希特勒)對他的「最後的戰士們」撒下了彌天大謊。我逐漸意識到謊言背後的真相,神奇的藥物和武器根本不存在。其實,希特勒也被困在他自己編織的謊言中,但是,在我意識到這一切之前,我還是堅定不移地準備為保衛元首和帝國奉獻一切力量。 
  當時,希特勒還能夠對他的手下特別是年輕人施加影響,他那經過精心設計的神勇非凡的形象滲透了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面。我從未接觸過其他的資訊渠道,絲毫瞭解不到其他真相。這個讓我們崇拜的偶像,最後雖然被證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騙子和劊子手,但是,在1945年4月20日那一天,他仍然在我的胸中激起了無窮的希望和重新戰鬥的意願。 
  阿道夫·希特勒和我們一一握手並且發表完演說後,海因裡奇·希姆萊上前來慰問佛倫茲堡的代表團。我聽到他和我身邊的代表團成員的隻言片語,希姆萊告訴他,自己已經讓元首相信,武裝黨衛軍一直在英勇作戰,而且準備好做出必要的犧牲。 
  「上帝保佑元首!」代表團的成員回答說。 
  希姆萊然後來到我們代表團跟前,他伸出手臂,用正式人稱「您」稱呼我。他告訴我,我很快將成為武裝黨衛軍的一員。於是,我告訴他,自己已經是武裝黨衛軍成員了,希姆萊顯得有些驚訝,「什麼?難道你不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嗎?」 
  我繼續解釋說,當我被授予鐵十字勳章的時候,我的確是青年團的成員,不過現在我們已經被吸收到武裝黨衛軍中了。 
  「那你為什麼不穿著武裝黨衛軍的制服來這兒?」 
  我告訴他,原因是我們在德意志青年團總部的時候只發了一身希特勒青年團的制服。 
  「我得和阿克斯曼談談這個問題。」 
  阿克斯曼和希姆萊之間有嚴重的衝突。但是在那個戰爭階段,阿克斯曼的地位正在上升,而希姆萊的影響逐漸削弱。希姆萊後來在擔任軍事指揮官的時候遭受了慘痛的失敗,在他擔任維斯瓦河軍隊司令官的時候,由於軍事上的失利,希特勒撤了他的軍職,改任戈薩德·亨利奇(Gothard Henrici)為司令官。可惜希特勒沒有意識到,亨利奇根本沒打算保衛柏林。就像希特勒的許多高級將領一樣,亨利奇盤算的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性命,避免流血犧牲,而不是拚命贏得軍事上的勝利。 
  希姆萊或許曾經是德國重量級的軍事人物,但是在那一天,他看上去女氣十足,柔軟的皮膚呈現出光澤。他的外表既不英勇也不氣概,我們這幫孩子後來忍不住議論紛紛,因為希姆萊和鮑曼除了納粹黨徽章以外,都沒有佩戴任何軍事獎章。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希姆萊這個人,我還以為他是個娘娘腔的同性戀者,那就是希姆萊給人留下的印象。我的一個同伴稱他為「德意志的奶油小生」,但是,他在這一天的神色和舉止恰好與希特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身體語言反映出健康與活力,甚至顯得有些傲慢自大。或許,正是他暗中與盟軍進行的秘密和談讓他有了冷靜和樂觀的理由。 
  4月20日之前,希姆萊兩次會見了瑞士紅十字組織的代表福克·伯納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希姆萊的計劃是取代希特勒,成為新德國的元首並與西方盟軍展開公開的和平談判,伯納多特就是穿針引線的人。假如希特勒有一絲察覺到希姆萊的談判計劃,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將希姆萊送上絞刑台。但是,希姆萊信心十足,元首再也不能阻擋他前進的野心。希姆萊從來不會在未徵求星相家之前採取大的行動,這一次也是,不過,希姆萊得到了很多吉兆。1年以前,希姆萊最信任的星相家預言,希特勒在7月20日那天將遭到致命的威脅,但是能夠倖免於難。果然,希特勒逃過了暗殺的劫難。這個星相家還預言說,元首在11月時會得重病,結果,預言又得到了驗證。現在,這個星相家告訴希姆萊,希特勒活不過5月8號,希姆萊對此深信不疑。那天夜裡,他驅車60公里前往位於柏林東北面澤森的城堡,繼續和盟軍的秘密談判。 
  不久以後,希特勒的所有隨從消失在水泥混凝土築成的碉堡中,這個碉堡有一個小塔,在大臣花園雄偉建築的映襯下顯得醜陋而笨拙。我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進出希特勒地堡的緊急入口。但是,隨著阿克斯曼對元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倆後來有不少的日子逗留在柏林這座地下城堡裡。阿克斯曼此時跟隨希特勒消失在地堡中,從那以後,因為「他的孩子們」在戰鬥中扮演的角色,阿克斯曼得以列席了希特勒每天的軍事匯報會。 
  早在阿克斯曼將我們呈現給希特勒,讓希特勒看到我們的「精疲力竭」以前,他已經在積極策劃讓希特勒青年團投身這場沒有結果的戰爭。兩天以前,阿克斯曼未經預約就去拜訪了黑爾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將軍。魏德林將軍的總部當時位於柏林東面的一個地窖,他所率領的第56裝甲坦克師歸西奧多·伯西(Theodor Buss)的第9陸軍管轄,他們曾經為保衛柏林東南面的防線而拚死抵抗。就在阿克斯曼不期而來的那一天,魏德林在蘇聯人的進攻之下已經兩次遷移自己的司令部了。   
  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5)   
  戰爭已接近尾聲,但是阿克斯曼不認為如此,他告訴魏德林將軍,他的「孩子們」將隨時聽從將軍的調遣,他們將誓死證明自己對帝國和元首的忠誠。阿克斯曼講述了一個例子,孩子們用從敵人那裡搶來的來復槍和手榴彈武裝起來,在首都郊外的一場戰鬥中支援了民兵連。(事實上,這群孩子兵們「嚇退」蘇聯軍隊的惟一武器是孩子們的火箭筒,這種火箭筒能夠穿透最結實的T-34坦克的鋼甲。) 
  魏德林被激怒了,他認為,無論有沒有火箭筒的武裝,將一群12歲的孩子送上戰場對於戰爭的結果於事無補。他告訴阿克斯曼,戰爭大局已定(他的這句斷言足以把自己送上刑場,在納粹德國,承認戰敗是一種犯罪行為),「你不能犧牲一群孩子的性命來挽回頹勢,」他說道,「我絕對不會調遣他們,我要求取消讓孩子們上戰場的命令。」阿克斯曼這次學乖了,他承認孩子們沒有受過足夠的軍事訓練,而且答應回去後就取消命令。然而,阿克斯曼並沒有兌現他的承諾,他沒有從戰場上召回過任何一個孩子。 
  阿克斯曼試圖將德國少年推進大屠殺的決心給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下達給希特勒青年團的命令都直接來自阿克斯曼或希特勒本人,完全不經過任何軍事指揮官。 
  我們這群留在大臣花園的孩子被解散開來,雖然在這場戰爭的最後4個月裡,有近3萬名希特勒青年團成員還在作戰,但是在這一刻,我們這群孩子暫時遠離了那場大屠殺。隨後,我們被送回了在城西面那個舒適的寄宿處,離加圖的飛機場不遠。我仍然興高采烈,為親眼見到了元首而沾沾自喜,為自己出現在歷史舞台而沾沾自喜,雖然我只不過簡短地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我洋洋得意,因為在我看來,大反擊戰即將拉開帷幕,但是,出席那天盛會的每個人都不會料到,我們對這一難忘事件的期望將被徹底改變。 
  這天晚上,阿克斯曼找我私下談話。我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但是,他一上來就問我元首給我留下的印象。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他,在看到希特勒蒼老的面容時,我非常吃驚。 
  「但是,他週身仍然散發出一種強烈願望,難道這不讓你感到驚訝嗎?難道你不覺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嗎?難道你不覺得,他的決定能一一得以實現嗎?」阿克斯曼反問我,「他考慮得非常周全,沒有漏掉任何小細節。」 
  在我看來,希特勒置身在一個只屬於他自己的世界裡,或許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對新式神奇武器的關注上。我一言不發。 
  「你難道沒有被演說感動嗎?」阿克斯曼繼續問道。 
  「不,我被感動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說,心裡不確信自己是否相信這一點。 
  「我也被感動了。」阿克斯曼激動地感歎著。 
  然後,阿克斯曼希望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今天沒有人響應希特勒結束演說前的敬禮。 
  「我還沒有回過神來,也許,其他人也和我一樣吧。」 
  阿克斯曼接著說,在1個月以前希特勒對青年團發表演說後,立刻贏得了孩子們熱烈的「向元首致敬」的歡呼。 
  我問阿克斯曼,元首在那次演說中講了什麼內容? 
  「基本上和今天說的差不多。」阿克斯曼回答道。 
  然後他搖了搖頭,換了個話題,問我是否會開摩托車(我當然會開),然後他還問我是否熟悉柏林城(我當然熟悉),然後,他帶著詢問的神色指著我左手帶著的兩枚戒指。 
  「那是我母親和女朋友送給我的。」我解釋說。 
  我不太願意繼續談論這個話題,但是阿克斯曼顯然希望瞭解更多關於我女朋友的事情。 
  「她是紅十字的護士,在霍夫的軍醫院工作,我是在那裡養傷的時候認識她的。」 
  「在戰爭期間,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阿克斯曼曖昧地回答。 
  在這次會談快結束的時候,阿克斯曼告訴我,他將讓我做他的信差,為他決定建立的阿克斯曼之師效命。我的工作是穿梭於近20個希特勒青年團小分隊的營地之間,傳遞消息。這些小分隊奉命保衛柏林城,主要駐紮在橋頭和主要道路。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被挑中擔任如此重任。阿克斯曼手下有無數能征善戰的士兵,但是他卻挑選了我做他的一名信差。我來自佈雷斯勞,並不瞭解柏林。為什麼他沒有選擇一個來自柏林的士兵呢?我不禁自問,為什麼呢?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會遞送希特勒自殺前的最後一批急件。我寫信給安妮·瑪利亞,告訴她這個消息。我預備在信尾簽上名字的時候猶豫了片刻,我應不應該在信裡告訴她我愛著她呢?我覺得自己可以這麼做,於是在信尾簽上了「深愛你的萊曼」字樣,一股溫暖的愛意湧上心頭。然後,我上床睡覺,很快就進入了夢鄉。     
  第六章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1)   
  在那個宿命的星期五,德意志大臣花園中人來人往。不過那天早上來柏林的絕大多數納粹黨高級官員和軍隊指揮官們,來大臣花園見希特勒最後一面的成分多過向他致以生日祝賀。這幫鼓動德國人民誓死捍衛祖國的納粹高級將領,沒有幾個願意將自己的性命搭在即將淪陷的柏林。希特勒躲進了他的地下城堡,讓留在大臣花園的很多人都鬆了一口氣。幾分鐘後,大臣花園的院子裡亂作一片,大批的僕人和勤務兵匆匆忙忙地將行李箱和板條箱裝上卡車和小汽車,預備衝出柏林,逃到安全的地方。柏林城幾乎已被圍了個水洩不通,只有一條路通往南面的巴伐利亞,蘇聯軍隊即將攻進柏林城。 
  這天早上,高級將領們請求希特勒從那條路逃出去,也有人建議他飛到南面的貝爾格夫,退守到位於布徹斯加德的阿爾卑斯碉堡。貝爾格夫處在這座納粹民族主義屏障的中心地帶,佔地約3萬平方米,四周圍繞著綠茵茵的群山,南面的湖泊地區與慕尼黑交界,並且延伸到奧地利。這個地區縱橫密佈著軍事基地、雷達站、武器軍火庫和油料堆放處。希特勒的許多高級顧問將希望寄托在這個最後的碉堡上,希望這座民族主義屏障能夠抵擋住盟軍的攻勢,並且成為他們最後的避難所(事實上,盟軍沒有對包圍中的柏林展開全面進攻,因為他們的軍事參謀認為,最後的戰役將在阿爾卑斯山中打響)。鮑曼、希姆萊、戈林和斯佩爾都在貝爾格夫附近靠近布徹斯加德的地方安了家,他們的住所也都挖了地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鮑曼正在監督在奧巴薩爾斯堡進行的一個巨型地下城堡的修建工程。 
  按照計劃,希特勒將在這些地下城堡中指揮戰爭的進行,他的一些核心參謀官早在十幾天前就已經轉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過去的幾天中,希特勒固執地不肯做出決定,他時而宣佈會在最後時刻離開柏林,時而又認為,蘇聯人會被自己的軍事天才們打得落花流水,四處逃竄。 
  直到最後一刻,希特勒一直處在這種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狀態下,他在等待著「全盤皆輸」的最後時刻,而且不時談及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轉身,他又開始和身邊的副官談論起在奧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計劃,或者聲稱德國的大規模反擊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希特勒的許多支持者對他突然間改變想法的行為大為光火,或許莫雷爾醫生開出的鎮定劑混合興奮性的藥物雞尾酒療法給希特勒造成了致命的打擊,他很難控制住自己的行為舉止。) 
  但是,在最後的10天中,軍事局勢嚴重惡化,希特勒明白大勢已去,自己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德國就要面臨戰敗的命運了。最後幾天裡浮現在希特勒腦海裡的頭等大事是,應該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是應該逃跑並死在斯佩爾稱讚的「週末度假小屋」呢,還是應該留在柏林,與這座淪陷的城市一道走向滅亡?他終於做出了決定,那天早上,希特勒暗示說,他不會去巴伐利亞。不過,如果其他人願意到巴伐利亞去,他不會阻攔。接下來的幾天裡,幾架飛機搭載著希特勒的私人隨從,他們將離開柏林,飛到布徹斯加德。 
  在希特勒的生日那一天,赫爾曼·戈林成了第一個逃出柏林的納粹黨人。在那天早上面見希特勒時,這位德意志空軍上將沒有穿上他那身繡有肩章的標誌性銀灰色制服,他穿著一身普通的橄欖綠制服,看上去像一個陸軍軍官(希特勒的一名侍衛不屑一顧地評價說,他活像一個美軍的陸軍軍官)。戈林早在幾個月前就把妻子艾美和女兒艾達送到了布徹斯加德的安全地帶。在這天早上,他告別了位於柏林東北面斯霍勒夫海德卡林宮的官邸。這座有無數房間富麗堂皇如宮殿般的大廈裝飾著很多精美的藝術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從猶太人和被德國佔領國家的人民手中巧取豪奪而來的。那天早上,戈林醒來後發現蘇聯人已經跨過奧德河,離柏林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離。因為早就知道這一天會到來,戈林把他收斂來的所有藝術品打好包,隨時預備撤退。現在,他正在指揮人將這批寶物裝上24輛卡車,預備運到巴伐利亞。 
  等他們全部離開後,戈林親自引爆了數千公斤的炸藥,整座大廈就這樣毀於一旦了,「這是一個人一生中不得不經歷的一件事。」這位德國空軍最高司令官居然還有心情開了一個自以為詼諧的玩笑。他不打算讓斯大林得逞,絕對不能讓蘇聯軍隊佔領赫爾曼·戈林喜愛的房子。就在戈林祝賀希特勒生日的時候,這支押寶車隊正等在柏林郊外,只等戈林返回,就徑直開往南部。戈林再沒有見到希特勒,德意志空軍上將將他的兩名高級將領留在了希特勒身邊,由他們去應付元首的狂怒。從這時開始,希特勒的參謀長卡爾·科勒(Karl Koller)將軍,這個裝模做樣而且優柔寡斷的人成為了希特勒期望中挽救德國空軍的救星。埃克德·克裡斯蒂安(Eckard Christian)曾經是前德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他娶了希特勒的秘書葛達為妻。 
  阿爾伯特·斯佩爾是希特勒最喜歡的建築藝術家,也是當時的軍備部長,他也在希特勒生日這天拜見了元首。斯佩爾和希特勒有多年的交情,希特勒就像斯佩爾的父親一樣,斯佩爾對希特勒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們就像一對父子,只不過沒有血緣關係。斯佩爾從未喪失過對這位一手扶持他成長的人物的熱愛之情,但是,在最近幾個月裡,他越來越覺得,他這位導師的行為正在把德國引上無法回頭的絕路。希特勒命令實行「焦土」政策,無數的橋樑將被炸毀,他寧可讓德國所剩無幾的工業被徹底摧毀掉,也不願意敵人坐享其成。斯佩爾難以忍受這樣血淋淋而且徹頭徹尾的毀滅論調,他認為這樣只能對飽經戰爭摧殘的德國人民造成更多的傷害。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斯佩爾四處遊說各地的地方領袖,試圖讓他們不實行這項殘酷的政策。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2)   
  斯佩爾也採取了預防措施,他秘密地將家人從布徹斯加德的房子中轉移走。斯佩爾有6個孩子,孩子們是他最寶貴的財富,斯佩爾不希望孩子們的性命葬送在一項完全喪失理性的事業上。斯佩爾將孩子們送到北方波羅的海的親戚家,雖然那裡仍然處在蘇軍的嚴密控制下,但是相對安全些。那一天下午,斯佩爾見過希特勒後就消失了。斯佩爾甚至沒有和希特勒正式告別,這讓他自己覺得有些良心不安。在離開大臣花園後,斯佩爾驅車前往柏林西北面的布達·威爾士納克,那裡有他的新住所。布達·威爾士納克的地理位置相當理想,既與柏林保持了適當的一段距離,又離蘇聯人的陣線較遠,相對比較靠近英美兩國的陣線。 
  斯佩爾像海因裡希·希姆萊一樣,暗地希望元首快點死。不過斯佩爾不像希姆萊那麼堅決,他的情感複雜得難以形容。和希姆萊一樣,斯佩爾自動背叛了元首,但是斯佩爾沒有像希姆萊那樣竭力掩蓋。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無數次拜訪各地地方領導人的行蹤很快會傳到希特勒的耳朵裡。他料得不錯,馬丁·鮑曼將他的一舉一動毫無遺漏地匯報給希特勒,當然,他也提到了斯佩爾將家人從布徹斯加德轉移到波羅的海地區的行徑。 
  如果說盟軍打算在進攻後將德國一分為二的話,那麼在柏林的統治者也採取了一些行動,將德國軍隊分歸兩個司令部管轄。事情正在悄悄進行著,海軍上將卡爾·鄧尼茲(Karl Donitz)將成為北部的總司令官。鄧尼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納粹黨人,正如希特勒希望的那樣,他在將戰爭進行到底這一點上是值得信任的。北部司令部位於什勒斯威格-荷爾斯坦因的普隆。陸軍元帥阿爾伯特·凱瑟林(Albert Kesselring)則負責南部的軍事指揮。希特勒生日那天在他的地堡中舉行的會議上,希特勒確認了鄧尼茲的地位,但是沒有對凱瑟林予以肯定。或許,希特勒還在思考是否將他的總部挪到南部並且自己掌控軍事大權。又或者,希特勒還沒有完全信任凱瑟林,認為他不具備將戰鬥推行到底的實力。實際上,希特勒沒有看錯,在這關鍵的時刻,凱瑟林自己所想的是向盟軍投降的可能性。 
  那天下午,希特勒照例在地堡中的私人起居室擺上茶點,招待他的秘書們。希特勒非常喜歡女性圍繞在他身邊,而且越年輕漂亮越好。在這一點上,希特勒遺傳了家庭的傳統,他的父親阿羅伊斯(Alois)就和許多非常年輕的女性發生過關係。年輕的女性容易控制而且容易滿足。在希特勒的圈子裡,女性從未享受過平等的對待。希特勒喜歡用一種老派的巴伐利亞態度對待女性,儼然以恩人自尊。他喜歡稱她們做「我的孩子」或者「親愛的」,誇張地親吻她們的手背。希特勒偶爾也會和這幫女子們調調情,但是虛情假意的成分居多。他和自己多年的秘書克麗斯塔·施羅德保持著一種曖昧的關係,施羅德總是稱他為「AH」或「老闆」。1938年施羅德有一次生病住院了,希特勒帶著鮮花去探病。「人們會想,我在與秘密情人幽會呢!」他解釋說,而施羅德也承認,她非常崇拜希特勒,但是,僅此而已。施羅德已經三十幾歲了,在希特勒地堡的所有秘書中,她算是年紀比較大的一個。為希特勒工作年頭最長的秘書是喬安娜·沃爾夫,她也已經三十幾歲了,從1924年起就開始為希特勒工作。希特勒尤其喜歡沃爾夫,總喜歡用兄長般的口吻稱呼她為「沃爾夫尼」。 
  秘書中較為年輕的是特勞德爾·瓊格和葛達·克裡斯蒂安。瓊格只有25歲,金髮碧眼,身材苗條。那天下午,讓瓊格非常震驚的是,希特勒第一次承認德國可能會失敗。在這之前,瓊格一直對希特勒所說的神奇武器和大反擊深信不疑,然而,現在,希特勒說話的語氣好像大勢已去,他們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瓊格認為自己的生活才剛剛開始,她雖然不動聲色地呷著茶,心裡卻在盤算,她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活下去。 
  托德·瓊格在1942年成為希特勒的秘書,之前她向內務部秘書資料庫投遞了申請材料,然後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被選中在元首辦公室工作。她曾經在羅森伯格的希特勒東普魯士總部工作過,並且嫁給了希特勒的副官漢斯·瓊格,漢斯在1944年的諾曼底戰役中犧牲。希特勒很喜歡漢斯,聽到他的死訊還難過了一陣,元首很少在聽到他認識的人的死訊後感到難過,並且他親自將這個噩耗告訴了瓊格。 
  希特勒稱瓊格為「孩子」,由於瓊格在所有秘書中年資最短,所有打雜的事情都是她來做。瓊格在希特勒垂死掙扎的期間還常常代筆為希特勒撰寫政治遺書,常常要工作到凌晨4點鐘,而其他人此時卻在享用蛋糕和香檳。瓊格在戰後形容說,希特勒是一個「有魅力的人」,非常喜歡和他的寵物狗布隆迪嬉戲。「布隆迪如果比上一次跳得更好,希特勒就會十分開心。他還說,和布隆迪出去散步是最讓他放鬆的休息。」瓊格後來承認,她或許太過於敬畏元首,「我為阿道夫·希特勒著迷,」她說,「他是一個溫和的老闆,是一個慈父般的朋友。儘管我的內心在不斷警告自己,但是我還是忍不住呆在他身邊,直到最後一刻。讓我著迷的不是他所說的內容,而是他說話行事的方式。」 
  葛達·克裡斯蒂安也比較年輕,和瓊格一樣長得很漂亮。克裡斯蒂安快30歲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團的不少人都為她著迷。克裡斯蒂安曾經和黨衛軍陸軍上尉艾利赫·凱姆普卡(Erich Kempka)訂過婚,艾利赫負責管理柏林城的司機和交通。在戰爭的最後時期,艾利赫是在大臣花園度過的,聽從希特勒的調遣,他作為油庫的保管員,將在希特勒的最後時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的未婚妻也將留在希特勒身邊。「我們分道揚鑣了,」她在戰後回憶道,「我無法原諒這樣的背叛。」 他們在1946年離婚,像打發「蠢貨」一樣解除了他倆之間的夫妻關係。有一件事很奇怪,希特勒的所有秘書在戰後都沒有結婚。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3)   
  列席這次下午茶的還有希特勒的營養師康斯坦茨·曼扎利,她身材矮小,長得像老鼠一樣,來自奧地利因斯布魯克。曼扎利負責在上層地堡的小廚房中為希特勒烹飪特殊的素食,她經常和希特勒一道用餐。事實上,希特勒年輕的秘書托德·瓊格後來坦白說,這位奧地利廚子認為「食不可無肉」,她偶爾會偷偷地在希特勒的食物中加一勺肉湯或油脂。「絕大多數時候,希特勒都能發現這種欺騙行為,他會非常生氣,然後就會胃痛。」瓊格回憶說,「到後來,他讓她只做些清湯和土豆泥。」 
  那天出現在希特勒私人住所中最神秘的女性是一位迷人的金髮女郎,她就是愛娃·勃勞恩。絕大多數人在知道愛娃的存在後,都非常震驚。除了希特勒核心小組的人以外,幾乎沒人知道有這麼個人存在。愛娃·勃勞恩三十幾歲,但是看上去比實際年紀要小,為人坦率,操著洋洋得意的巴伐利亞口音,十分天真。她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是在1929年,當時她是希特勒攝像師海因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助手。她在1931年成為了希特勒的秘密情婦和貝爾格夫的「女主人」,但被嚴格地排除在公眾視線之外。 
  希特勒從不允許愛娃出現在任何外交或新聞場合,更不會讓她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即使是在貝爾格夫,只有希特勒的心腹斯佩爾、戈培爾、鮑曼和希姆萊等人才能見到希特勒和愛娃一起。戈培爾一手導演了對愛娃的低調處理,因為他希望希特勒被視為德國的救世主。當然希特勒自己也希望這樣,或許元首自己也為愛娃的巴伐利亞口音感到尷尬。愛娃還有兩個姐妹,希特勒總是稱愛娃是「一個朋友」。雖然他自己常常在眾人面前羞辱愛娃,但也會在瑪格達·戈培爾公然蔑視愛娃的時候發怒。愛娃兩次試圖自殺,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她被人發現時,脖子上中了一槍。這或許是她在受到希特勒漠視後的一種強烈抗議。直到1945年4月,希特勒才在公開場合表示對愛娃的愛意。當時他們已經身陷地下城堡,愛娃明確表示了和希特勒在一起的願望,表示願意陪希特勒走過人生的最後一段路。希特勒當眾擁吻了愛娃,這讓旁觀者大吃一驚,備感尷尬。 
  但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希特勒在公開場合向愛娃示愛。海因利希·霍夫曼曾經說到,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希特勒曾經對愛娃·勃勞恩動過真情。「對於他來說,愛娃不過是個可愛的小玩藝,她缺乏邏輯性,頭腦愚笨,只是長得漂亮而已——但是,或許正因為如此,希特勒才能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直以來都在追尋的寧靜和放鬆。」1943年,希特勒告訴斯佩爾,很快他身邊就只會剩下2個忠實的朋友了——他的寵物布隆迪和愛娃·勃勞恩。 
  在納粹黨執政的早期,希特勒最喜歡的是坐在他喜歡的慕尼黑餐館和啤酒窖裡,面對一群親信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偶爾他會讓一些女性參與這樣的聚會,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寧可選擇一個純男性的談話環境。霍夫曼回憶起,這樣的聚會偶爾也會邀請一位女性參加,「偶爾,她也能參加男人們的談話,但是被絕對禁止牴觸希特勒或滔滔不絕說個不停。」 
  而在這個下午,第三帝國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元首幾乎不和將軍們或他曾經最信賴的納粹黨領導一起就餐了。據說,希特勒從來沒有單獨和約瑟夫·戈培爾一起吃過一頓飯,儘管這個人在很大程度上將希特勒打扮成德國傳奇人物。但是,希特勒非常願意和秘書們以及廚師呆在一起(偶爾也會和他的秘密情婦在一起)。一些尖銳的觀察家對此有很好的解釋,希特勒在席間閒談的話題單調無比,只有那些聽命於他的人才能勉強忍受一二。他談論的話題通常都很沉悶,說的都是國際猶太人的「邪惡」、對精妙建築藝術的鑒賞和複雜的種族理論。曾經有人說過,但凡有點頭腦的人,都無法容忍和希特勒談論這些話題。 
  但是,希特勒一生迷住了無數女性,他的性取向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聲稱,希特勒是一個心理扭曲的同性戀者,他將自己同性戀的衝動發洩到戰爭中。很多人懷疑希特勒是否和愛娃·勃勞恩或者其他任何女性發生過關係。一位布徹斯加德的僕人在後來接受審訊時承認,愛娃在希特勒來訪的時候需要服食避孕藥,他的證詞引起了很多爭議。但是,沒有人能夠摸清希特勒的內心世界,更不瞭解他的性取向。 
  許多猜測都是因希特勒侄女吉莉·拉包爾(Geli Raubal)離奇的死亡引起的。吉莉是希特勒同母異父姐妹安吉拉·拉包爾(Angela Raubal)的女兒,她和母親住在奧巴薩爾斯堡。吉莉膚色偏黑,長得迷人,生性活潑,有一大堆追求者。1929年,希特勒將她召到身邊,一起住在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廣場的公寓。她當時21歲,而他已經40歲並且成為了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希特勒與很多比他年輕的女性發生過關係,但是吉莉卻是個特例。 
  吉莉當時就讀於慕尼黑的一所音樂學院,但是大多數時間都沒有用在學習上,而是和「阿道夫叔叔」(她對他淘氣的稱呼)四處遊玩。希特勒帶著吉莉去聽歌劇和看戲,還帶著她開車去郊外。希特勒甚至允許吉莉參加他和納粹黨親信在咖啡館的討論,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特殊,引起外界的紛紛猜測。吉莉的一個追求者曾經是希特勒早期的保鏢兼司機,一天,希特勒發現吉莉和這個保鏢混在一起,希特勒怒氣沖沖,以至於這個保鏢認為希特勒會一槍打死他。從那以後,希特勒禁止吉莉在沒有女伴陪同的情況下外出。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4)   
  1931年9月19日,吉莉被發現死在希特勒的公寓裡,她的身上有槍傷,身邊放著希特勒的手槍。希特勒的反對者就此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希特勒要麼是在和吉莉發生戀人間的口角後殺了她,要麼就是找人殺害了她。不過,這兩種推測都不太可信。的確,吉莉在死前的一段時間總在抱怨,她試圖逃離希特勒的控制,「叔叔簡直就是個魔鬼,外人很難想像得到他對我的要求。」不過,她沒有明確指出,究竟希特勒對她有什麼嚴格的要求。希特勒顯然迷戀於吉莉,曾經有謠言說,吉莉身上有遭到希特勒毆打的痕跡,但是,這個謠言沒有得到證實。希特勒不太可能殺了她,吉莉的屍體被發現時,希特勒正在前往紐倫堡的路上,而且他聽到死訊後非常吃驚。如果希特勒安排人殺害吉莉的話,他根本不會用自己的手槍在自己的公寓裡幹掉吉莉,這太不合情理了。希特勒的支持者提出的惟一解釋是,吉莉在玩希特勒的手槍,不小心走火殺了自己。這個解釋當然也不太可信。戰後,吉莉的母親安吉拉提到,吉莉曾經說過想離開希特勒,她打算和一個男朋友前往林茨,但是遭到希特勒的反對。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希特勒曾經阻止吉莉離開。種種說法,莫衷一是,吉莉·拉包爾之死依然是個謎。最可能的說法是吉莉·拉包爾是自殺的,這是她擺脫希特勒禁錮的惟一方法。希特勒身邊的女性有不少人不惜自殺以擺脫他的情感束縛,吉莉並不是惟一的一個。 
  這段關係最有趣的地方在於,這是希特勒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依賴一個女性。但是,這種關係是否是性依賴,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希特勒在吉莉·拉包爾死後陷入低沉,這充分說明這段關係積聚了希特勒很深的感情。希特勒把他在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廣場的公寓改成了祭祀吉莉的神殿。希特勒以前從未與女性結下如此深厚的關係,以後也沒有過(或許除了對自己的母親克拉拉以外)。對於希特勒的秘書和廚子而言,希特勒算是一個不錯的老闆,他對她們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偶爾還和她們調調情,儘管只是虛情假意。而對於瑪格達·戈培爾、漢娜·瑞奇(Hanna Reitsch)以及威妮弗蕾德·瓦格納(Winifred Wagner)這樣的狂熱崇拜者而言,希特勒冷酷無情,對於她們的仰慕不屑一顧。但是,這些女性都是堅決而強悍的人物,她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個男性希望女性千依百順地匍匐在腳邊,那麼他自然對堅決而強悍的女性不屑一顧。 
  威妮弗蕾德·瓦格納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兒媳,她的丈夫是齊格弗裡德·瓦格納(Siegfried Wagner)。威妮弗蕾德和希特勒關係密切,一度如膠似漆,希特勒甚至想過娶她為妻,建立一個希特勒-瓦格納王朝。電影製片人兼演員萊妮·瑞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也迷戀希特勒,英國貴族姐妹尤尼提·米特福德(Unity)和戴安娜·米特福德(Diana Mitford)也是希特勒大膽的愛慕者。漢娜·瑞奇是納粹德國數一數二的試飛員,德國空軍的王牌試飛員,瑞奇上尉對納粹政權和希特勒同等熱愛。柏林淪陷時,瑞奇英勇的飛行事跡為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添上了幾筆傳奇色彩。 
  但是,最仰慕希特勒的還是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妻子。地堡中一個僕人(黨衛軍電話接線員羅切斯粗俗地說,希特勒總是和瑪格達鬼混。或許羅切斯有些誇張,瑪格達·戈培爾並非真地愛上了希特勒。當然,瑪格達多年來一直仰慕希特勒,不過她的仰慕之情不同於愛娃的盲目崇拜。瑪格達有時也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論調,「只有希特勒自己在說個不停,」她這樣對朋友抱怨著在布徹斯加德舉行的午餐聚會,「他能成為元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也不用重複一些陳詞濫調,讓客人感到厭煩。」 
  瑪格達·戈培爾是一個活潑迷人而且善於調情的女人,她非常懂得操縱男人,並且製造了一系列緋聞。她一邊與憎恨猶太人的約瑟夫·戈培爾同居,一邊和一個猶太人談著戀愛。瑪格達熱衷於上流社會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給戈培爾之前,瑪格達迷倒了一個年紀兩倍於她的實業家。她當時在哥特式寄宿學校遇到了富有的實業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請她和她的朋友們帶著孩子出去喫茶點。很快,瑪格達便答應嫁給昆德,並與昆德生了個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瑪格達非常溺愛這個孩子。1930年,瑪格達結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開始約會戈培爾。這兩個是奇怪的一對兒,瑪格達相當漂亮,而戈培爾安著假腿,一腳高一腳低,平時都要穿著特製的鞋子來彌補兩腿長度的差異。戈培爾長著一張似笑非笑的臉,非常像某種動物,便於政治諷刺漫畫家進行模仿。 
  瑪格達在約會戈培爾的同時,還陷入了與猶太人維克托·阿羅索夫的一段羅曼史。阿羅索夫發現瑪格達腳踏兩隻船時,顯得相當失望。當他發現瑪格達約會的是柏林著名的納粹黨頭子時,阿羅索夫嚇得心驚膽寒。戈培爾在1931年娶了瑪格達,希特勒是婚禮的見證人之一。納粹黨在2年後開始執政,反猶太人成為了公開的行為,社會風氣很快朝著不利於猶太人的方向發展。理查德·弗雷德蘭德爾是瑪格達·戈培爾的繼父,他很寵愛瑪格達,可惜卻是個猶太人。當反對猶太人的情緒走向白熱化時,弗雷德蘭德爾覺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為宣傳部部長的女婿。弗雷德蘭德爾來到位於威廉姆斯廣場的戈培爾的辦公室,而戈培爾只是對副官下了道命令,「問問這個猶太人來幹什麼?」1938年,弗雷德蘭德爾遭到納粹黨的逮捕,他的繼女並沒有搭救他。弗雷德蘭德爾於1939年死在布亨瓦爾德。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5)   
  由於希特勒沒有妻子和孩子,戈培爾家庭便成為了第三帝國家庭生活的典範。瑪格達、約瑟夫還有他們的一大堆孩子被當作第三帝國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瑪格達實際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爾共有6個孩子,瑪格達給他們取的名字全部以「H」開頭,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瑪格達對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戈培爾夫婦各有姦情,他們倆不情願地綁在了一起。瑪格達最出名的一段婚外情是與戈培爾的副官卡爾·漢克通姦,漢克在布徹斯加德戈培爾的別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爾則與一系列著名女演員廝混,這些女性拜倒在宣傳部長的頭銜下,以結交這位掌管著德國藝術、文化和電影事業的高官為炫耀的資本。1936年,戈培爾見到了22歲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員琳達·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們迅速開始了一段戀情。琳達與德國UFA電影公司簽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夠簽這份合同與她的情人有莫大的關係。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納位於拜羅伊特的家中過夏季的時候察覺了這段戀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國一直宣傳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國人民知道他們的宣傳部長和一個捷克女子混在一起,他們該怎麼想呢?慕尼黑危機隱約逼近了,元首面對著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無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實真相:戈培爾的家庭與第三帝國神話裡的快樂家庭相去甚遠。 
  希特勒非常喜歡戈培爾的孩子們。孩子們在布徹斯加德拜訪希特勒的時候,總是稱呼他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瑪格達承認,她自己與卡爾·漢克也有一段私情。漢克自己曾經寫信給希特勒,請求他同意自己娶瑪格達為妻。與此同時,戈培爾沉迷在與琳達的愛情中,甚至威脅要離開德國,一度請求希特勒委派他擔任駐日本大使的職務。他的請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絕,希特勒警告戈培爾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將琳達遣送回捷克並且在德國和捷克禁演琳達拍的電影。戈培爾的第6個孩子也是他和瑪格達最後生的一個孩子,他們為她起名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稱為「和解的產物」,但是戈培爾夫婦並沒有達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瑪格達試圖帶著孩子逃出德國前往瑞士,她在德瑞邊境被抓住了。瑪格達的這次逃跑恰好發生在魯道夫·赫斯架機飛往蘇格蘭的時候。直到完全確信兩起事件沒有任何關聯之後,希特勒才原諒了瑪格達。其實,她不過是想逃離這段讓她尷尬的婚姻。 
  希特勒的秘書托德·瓊格後來說,她是「帶著負罪感」為希特勒工作的。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一個人要著迷到什麼程度才會為一個20世紀最可怕的惡魔(他一手製造了對600萬猶太人的大屠殺)效力。和許多曾為希特勒工作過的人一樣,瓊格堅持說,她從未聽到希特勒在他們面前提起過最後的結局。希特勒早期的副官之一,黨衛軍上尉理查德·蘇澤-克森(Richard Schulze-Kossens)也聲稱,即使在與希姆萊召開的絕密會議上,希特勒也從未提過要消滅猶太人。表面上看或許希特勒是清白的,他非常善於偽裝。但是,希特勒成天將對「國際猶太主義」的謾罵掛在嘴邊。他在集中營的設置上暴露出自己的野心,而且,在希特勒最後的一份政治遺囑(就是瓊格協助打印的那一份)中,體現出希特勒意圖消滅猶太人的明顯跡象。 
  如此多的女性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下,其實並不希奇。歷史上,有很多漂亮而聰明的女性愛上了其貌不揚的強權人物,這樣的事情數不勝數。為希特勒所折服的女性或許是被希特勒「催眠般」強權勢力的光環所吸引,就好像那個時代無數著魔的女性一樣,她們沒有絲毫的躊躇和懷疑。戰爭結束後,這群女性才意識到自己做出了多麼不光彩的慘痛抉擇,至今仍然不肯承認這個事實。 
  那個下午,希特勒在和秘書們共享下午茶的時候,無論最後結局如何,他仍然堅持自己會留在柏林。愛娃·勃勞恩已經表達了自己追隨希特勒的意願,但是希特勒堅持要愛娃躲到相對較為安全的布徹斯加德。愛娃的盲目奉獻贏得了往昔對她不屑一顧的情夫的讚許,事實上,愛娃的確陪著希特勒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在喝完下午茶以後,希特勒宣稱他要思考一場戰爭,不過秘書們可以休息一個下午。於是,愛娃·勃勞恩帶她們去了希特勒在老大臣花園的起居室,她們開著唱機,品嚐著香檳。不久,馬丁·鮑曼加入了她們的行列,鮑曼的酒量隨著地位的不斷提升而變大了。希特勒的醫生——鬼鬼祟祟的西奧多·莫雷爾也加入了秘書們縱情聲色的隊伍。蘇聯人的炮聲在城東面此起彼伏地響著,這群女人們伴著戰前流行歌曲《紅玫瑰帶給你快樂》的傷感曲調開始跳起舞來。 
  納粹不斷地掩蓋著事實真相,殊不知,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事實的真相,但是,我就是那群一再盲目相信的人之一。希特勒的生日帶來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那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正好聽到廣播報道,所有戰線上的盟軍都被打敗了,德國通過不懈努力將戰線推到了敵人一方,德國軍隊的大反擊終於開始了。在經歷了讓人灰心喪氣的一天之後,這個消息讓我鬆了一口氣。 
  我並不知道,佔領霍夫的行動早在5天前就開始了,到4月20日時已經結束了,我在軍事醫院裡的同伴到那時都做了戰俘。科隆已經落入盟軍手中,法蘭克福也未能逃脫同樣的命運。意大利境內的所有德軍已經繳械投降了。蘇聯第5軍正在迅速包圍柏林。4月13日,維也納落入了蘇聯人手中。4月17日,大約3.5萬名德國士兵,其中包括30個將軍,在南部投降了。希特勒最後一個生日的那天早上,蘇聯軍隊在南面(距離柏林城只有不到30公里),已經拿下了距柏林東北面不到5公里的佈雷斯勞,並迅速地向前挺進,大炮已經架在了哈弗爾河畔。蘇聯人的炮彈已經落在柏林東北面大片郊區的土地上,現在,蘇聯人奪過了我們那些能夠發射半噸彈藥的武器,已將槍口對準柏林。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們(6)   
  我在希特勒的生日那天絲毫沒有意識到,德國的抵抗組織在前一晚已經開始行動,雖然該組織在二戰期間遭到希特勒的殘酷鎮壓,但是那天晚上,德國抵抗組織再次站了起來,他們代表了德國人民對強加在他們和首都頭上的命運進行的抗議。抵抗組織的幾十個人昨晚在柏林城的牆上寫滿了「絕不屈服」的字樣。這是1933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行動,人民公開反對希特勒和戈培爾,拒絕把德意志首都葬送在火海中。盟軍從東西兩個方向進行支援,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抵抗的勇氣和力量。漫天飛舞的傳單上,希特勒被稱為「狂人」,希姆萊則是「走狗」。在幾個月前,散佈這些「叛逆的侮辱性」用語的人還可能被送上絞刑台,但是,現在柏林人覺悟了,他們開始抵抗。然而,納粹政權內部還有許多執迷不悟的頑固分子,就在那天早上,10個營的民兵向西出發,支援幾乎喪失了戰鬥力的第9軍,企圖開闢新的陣線。他們出發的消息傳開的時候,很多人都在猜測,柏林實際上已經崩解了,他們的努力徒勞無益。 
  在蘇聯人的裝甲坦克和火箭炮的雙重攻擊下,第9軍也正在瓦解。蘇聯卡車上發射的一枚火箭炮就足以夷平足球場大小的區域。在蘇聯人低空戰鬥機的掃射下,一隊隊撤退的士兵紛紛被擊倒。在前進的途中,民兵組織的下級連隊與困乏不堪的正規軍隊不期而遇,後者剛剛逃離前線。雙方講述的都是一個同樣的事實,「伊萬大叔來啦」。我們稱蘇聯士兵為「伊萬大叔」,稱英國士兵為「湯米」。路上擠滿了運載傷員的馬拉車和半履帶卡車,混亂一片,士兵們困頓的臉上佈滿恐慌的神色。士兵們很多天都沒有分到配額供給了,只好開始搶奪民財。國防軍和武裝黨衛軍的士兵混做一片,根本區分不開。路邊橫躺著無數士兵的屍體。疲乏的士兵闖入民宅,倒頭就睡,不願意前進,市民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不少人在柏林城內痛苦地尋找著避難所。一些軍官用槍指著逃跑的士兵,希望藉此整頓軍威;另外一些軍官則奉勸士兵們解甲歸田,遠離戰爭。德國戰敗了,所有人都害怕地躲避著黨衛軍,他們正在城裡搜尋叛徒並處以死刑。流動軍事法庭隨處可見。士兵被吊死在路邊大樹上的情況也時時可見。很快,在蘇聯軍隊英勇的吶喊聲中,這些行刑隊成員的末日也來臨了。 
  那天夜裡,希特勒號召發起了又一次「反擊」,他認為將擊退敵人。這一次的目標是阻擋蘇聯軍隊坦克和大炮部隊勢如破竹的攻勢,一群來自德意志勞工部的男孩組成了這支決心扭轉戰爭局勢的隊伍。東面的戰鬥徒勞無益地進行著,陣線離我們睡覺的地方只有幾公里之遙。英國皇家空軍還在對柏林進行最後的空中轟炸,炮彈落地的巨大衝擊力讓我從睡夢中驚醒。就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夜裡,紐倫堡失守了,那座見證了希特勒纍纍惡行的城市現在落到了盟軍的掌控之中。     
  第七章 希特勒的孩子們   
  希特勒的孩子們(1)   
  第二天早晨,阿克斯曼向我介紹了一個人,她就是格特魯德·胡恩(Gertrud Huhn),在以後的幾天中她給了我很多幫助。格特魯德是一位內科醫生,在位於愷撒大道的希特勒青年團總部任職。她是醫院病房的負責人,工作地點在一個地窖中。實際上,病房的條件非常簡陋,甚至還不如一個普通的急救站。地窖位於防空洞的下層,裡面可能有10~12個病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火災中受傷的救火隊員。房間裡的病床數量很少,醫療設備和補給嚴重匱乏,紅十字急救箱裡僅有一些最基本的繃帶和藥品。 
  我們都叫她格特魯德醫生。雖然她比我們年長不少,但和我們這些頭腦簡單的年輕人一樣,她也受到了納粹的欺騙和蒙蔽。她是一個善良溫和的女人,把所有的愛都獻給了她的病人(後來一位受傷的蘇聯士兵也來到了這裡,她同樣給予他關心和愛護)。格特魯德醫生非常聰明,對身邊的每個人都很體貼關照,同樣,她也狂熱地崇拜著希特勒,隨時願意為希特勒和納粹獻身。 
  在愷撒大道的病房中,還有幾個年輕的女孩擔任格特魯德醫生的幫手,她們同她一樣,都是德國少女軍團的成員。有幾個女孩看起來只有14歲左右,她們都穿著統一的制服,格特魯德醫生也不例外,這讓她看上去年輕了許多。在希特勒統治的最後幾天裡,有3個女孩對我來說特別重要。 
  雷娜特(Renate)是格特魯德醫生的助手,與她形影不離。從醫學院畢業後,她就夢想著有朝一日能成為真正的醫生,雖然她還是個小孩子,卻常常裝得像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看到新來的傷兵她就會情緒激動:「那些人都對你做了什麼?」然後就會無奈地搖搖頭。對於那些重傷患者,她會輕輕地把手放到他們的額頭上,溫柔地撫摸著他們的臉頰。她也會緊握住那些死者的手,暗自傷心流淚。 
  來自不來梅的谷德倫(Gudrun)具備出色的醫護能力,是一個嚴肅謹慎的人。最後一位就是洛特(Lotte),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她。另外還有幾個女孩,都是剛剛度過童年時期的孩子,卻被該死的戰爭無情地捲到這地獄般的地窖中來。 
  儘管災難即將降臨到這個城市,阿克斯曼依然保持著對紀律的高度服從。在前一天晚上他問我是否會騎摩托車,我說會,我向來對自己的駕駛技術非常有信心。但他顯然忘了問我是否有駕駛執照,等到週六晚上他發現我沒有執照時,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不會去做「違法的事」,於是他告訴我準備為我另找一個司機。我想他一定是發瘋了,因為當時的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另找一人談何容易。難道阿克斯曼認為在子彈炸藥橫飛的大街上還會有警察把我攔下檢查執照不成?不過最後,我還是很為這個決定感到高興,因為我和那個司機成了很好的夥伴。我想沒有他的幫助,單憑我一人之力是絕對不可能完成這次任務的。直到今天我還時常想起他,想起那位消失在柏林廢墟中的同伴。 
  這位同伴的名字叫哈尼斯,典型的柏林人,沒有什麼幽默感。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忠實成員,沒有經歷過戰爭,但卻是一個出色的司機。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我們要避開層層關卡、路障和街壘,將信息傳遞到柏林的每一個角落。雖然這是一件極其危險的工作,但每每坐上哈尼斯的摩托車飛奔時,我總會產生一種陶醉的快感,一股強烈的刺激和興奮。我告訴他我曾在戰場上受了傷,由於現場沒有麻醉藥,年輕的醫護兵就把我的皮帶塞進我嘴裡,讓我「咬住這塊皮!」然後直接取出了我身上的榴彈片。後來,「咬住這塊皮!」就成了我們在遇到困境時相互鼓勵的話。我們還常常這樣說:「來吧,讓我們一起挺過去。」 
  還記得第一次接受送信任務的那天早上,我們被告知要和卡爾·庫茨克的部隊取得聯繫。這可把我高興壞了,因為那裡有我以前的同伴,我們終於有機會可以重逢了。當時,他們負責駐守一條通往柏林東部的交通要道,那條路位於雅各布斯多夫與彼得斯多夫之間,戰略位置相當重要,蘇聯軍隊正在對其進行猛烈攻擊。我盼望著早日能和庫茨克團聚。這支部隊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驕傲,憑借頑強英勇的戰鬥表現,他們被樹立為學習的榜樣。阿克斯曼告訴我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庫茨克都不能撤退,「我們不會讓元首失望的」,他說道。 
  當然,我並不知道同蘇聯軍隊相比,當時我們的實力是多麼的虛弱。希特勒的狂妄至極讓他不能容忍任何失敗,對於失敗的第一反應就是叱責指揮官的懦弱無能,甚至視他們為叛徒,卻絲毫無視國內缺兵少將、彈盡糧絕的現狀。不過,更令人驚奇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庫茨克的部隊竟然還幻想著蓄勢以待,後發制人以捲土重來。 
  哈尼斯和我迫不及待地坐上摩托車,從愷撒大道出發直奔彼得斯多夫。短短幾天之內,整個柏林城顯得比我剛來時更加殘破不堪,那些之前沒有被蘇軍炮火摧毀的建築現在都已經坍塌了。我們駛出市區的時候感覺地面都在震動,每隔5秒鐘就能聽到一陣巨大的撞擊聲和榴彈發出的爆炸聲。 
  我對哈尼斯說:「如果我們兩個都被殺了,我們還會在地獄裡重逢的。」 
  哈尼斯回答道:「我們已經在地獄裡了。」 
  幾分鐘後我們遇上了第一個麻煩。公路上擠滿了成千上萬的難民,洶湧的人潮帶著巨大的悲慘、沮喪、痛苦緩緩地向前移動著。他們的臉上充滿了恐懼,饑荒和嚴寒摧殘著他們的身心,許多人看上去都無力繼續支撐,甚至連那些馬匹都已經精疲力竭。路兩邊堆滿了毀壞的卡車和馬車,到處都有嬰兒的哭聲,母親們絕望地撫慰著自己的孩子。我們被圍困在人流中,一步也動彈不得。   
  希特勒的孩子們(2)   
  當我們正在考慮如何脫身時,在我身邊的一個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似乎是剛從路邊爬起來,伸出雙手乞求似的看著我,臉上寫滿了疲憊和痛苦。他已經油盡燈枯,再也無力承受這份苦難了。 
  「我求求你,年輕人,讓我得到解脫吧,我不行了。」 
  他希望我能給他一個痛快的了斷。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繼續到,「求求你,我求求你,幫我解脫痛苦的折磨吧。」 
  「哦,我的上帝!」我對哈尼斯說,「我不能這麼做。」我們的口袋裡都有槍,但我根本下不了手。 
  還沒等我們反應過來,一位軍士出現在老人面前,冷冷的表情中透著一絲麻木。他說道:「老人家,我不能殺你,但你可以用我的手槍自己解決。」 
  我神情麻木,和哈尼斯一起默默走開了,我們不願目睹接下去將要發生的事情。槍聲響起,哈尼斯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架。我轉過頭,看見那位士官取回自己的左輪手槍,老人的軀體已經癱倒在路上。這時,從後面馬車中衝出一個年輕的女人,尖叫著撲倒在老人的屍體上,似乎是要保護他。我看見她的衣服上沾滿了血跡。 
  「相信我,這樣對他更好。」那位軍士一邊把手槍放回槍套,一邊輕聲對我說。他臉上顯出同樣精疲力竭的表情,讓人感覺他好像也產生了同樣的念頭。 
  我對著哈尼斯吼道:「我們走!」我只想快點離開這個鬼地方。哈尼斯發動了摩托車,帶著我迅速離去。我們離開了人群,沿著高速路向前行駛,很快,周圍再也看不見任何人或車輛,只剩下我們孤零零的一輛車。戰爭中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轉瞬之間就有天壤之別,但目前的情形卻讓人感覺詭異。我們停下車,抽了口煙,商量一下究竟是繼續沿大路走,還是另外選一條鄉村小道。 
  哈尼斯掏出隨身攜帶的酒瓶遞給我,裡面裝滿了杜松子酒。我喝了一口,馬上又遞還給他,我不喜歡這個味道。 
  他舉起瓶子說道:「敬那個可憐的老人。」然後猛灌了幾口下肚。我的腦子裡不停浮現出那個女人痛苦的表情和那件帶血的外衣,這真是一種折磨。 
  突然間,一陣猛烈的機關鎗聲打斷了我的思緒,一架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的蘇聯戰鬥機,從頭頂上呼嘯而過,在我們左右兩邊留下了兩排清晰的彈孔。這也促使我們迅速轉向更加隱蔽的小路。路上,我們還遇到一些設置坦克路障的老人,但他們並不知道庫茨克的部隊在哪裡。情況萬分危急,蘇聯軍隊就在身後,我們的部隊隨時都有被包圍的危險。 
  4月21日,星期六。那個早晨對柏林來說意味著厄運和災難。我們在出城時所經歷的那陣炮擊只是整個進攻的序曲,蘇聯軍隊隨後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狂轟濫炸,持續不斷的襲擊不僅要摧毀這個城市,更是要瓦解柏林人殘餘的士氣。猛烈的炮火一直持續了11天,漫天炮彈如雨點般傾瀉在柏林——第三帝國的心臟上。蘇聯人還將俘獲的古斯塔夫重炮調轉炮口對準柏林,這些形如巨獸般的殺人工具重達145噸,每次發射半噸的炮彈,射程達到50公里,殺傷力巨大無比。 
  此時,每一個步出家門的柏林人都有被殺的危險,死亡隨時可能降臨。但有些人還是抵禦不住生存的誘惑,特別是在那個星期六的早晨,為了慶祝希特勒生日,當局發放額外的定額食物。數以百計的人湧上庫爾菲爾斯滕大道,卻不知「希特勒的慷慨」給他們帶來的只有詛咒和災禍。伴隨著食物而來的是蘇軍狂風暴雨般的轟炸,昔日優雅寧靜的林蔭道被接二連三的轟炸所摧毀。同樣的慘劇也發生在菩提樹下大街、威廉姆斯大街和愷撒大道上,這些昔日美好的柏林街道在蘇軍炮兵和喀秋莎大炮的致命打擊下變成了一堆堆碎石瓦礫。炮火的轟鳴聲和炸彈的爆炸聲迴響在城市上空,成為了每天生活的背景音樂,用柏林人的話說是「斯大林的唱詩班」。 
  這次襲擊給了希特勒當頭一棒,因為蘇軍的炮彈第一次落在柏林禁區中,這讓他倍感疑惑:蘇聯人真的離得那麼近了?答案是肯定的。德國空軍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根本無力阻擋蘇軍前進的步伐。分佈在全國的空軍機場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幾乎沒有幾處能夠正常起落飛機。這讓希特勒暴跳如雷,怒斥空軍的最高統帥戈林,並揚言要將他革職查辦。但當時戈林遠在巴伐利亞,希特勒也無可奈何,戈林的回應只是催促希特勒盡早離開柏林。 
  當天破曉時分,蘇聯人的表演剛剛結束,美國人又接著登場,給希特勒送上一首死亡交響曲。近1000架太空堡壘轟炸機飛抵柏林上空,銀色機身閃爍著耀眼的光芒飛翔在晴空中,如同復仇的雄鷹一般。這也是西方陣線最後一次轟炸柏林,未來的天空將由蘇聯人全權掌管。 
  對於眼皮底下的柏林人來說,由蘇聯人掌握制空權無疑是一個福音,因為蘇聯空軍沒有美英戰隊那樣強大的破壞力,造成的危害自然要小很多。實際上,蘇聯空軍的第一次「攻擊」沒有任何傷害,他們只是投下了數以百萬計的傳單,敦促柏林人放棄抵抗。蘇聯人把宣傳重點放在女人身上,保證她們不會受到侵犯,她們的孩子會得到足夠的食物,並請求她們說服自己的丈夫停止抵抗,不要再做無畏的犧牲,戰爭已經結束了。這也是納粹第一次沒有對斯大林的遊說進行反擊,戈培爾昔日隆隆作響的宣傳機器已經癱瘓,柏林帝國電台也是一片沉寂,許多市民都開始收聽BBC的廣播。   
  希特勒的孩子們(3)   
  當天,從南線傳來了更壞的消息,蘇軍大批T-34坦克出現在離市區南部僅有35公里遠的措森(Zossen),離納粹最後的巢穴僅有數小時行程。突然湧現的敵軍坦克部隊讓措森到地堡的電話熱得發燙,負責指揮的漢斯·克雷布斯將軍向總部尋求增援,但卻得不到任何支持。希特勒只是命令他原地固守,而他全部的資本僅僅是一些輕型裝甲車。 
  作為德軍大本營所在地,措森建有規模巨大的地下軍事堡壘群,其設計之精妙堪稱德國建築史上的奇跡,它也是希特勒帝國野心的象徵。該地堡群由兩座混凝土加固的建築組成,表面上用網線和迷彩帳篷偽裝起來,依靠樹木和鐵絲網隱沒在鄉村阡陌之中。不僅普通行人,甚至敵軍的偵察機都無法發現隱匿在地表下、裝備先進設施的這兩座巨型地堡。在距離地面22米下還有一個大規模的通信中心,負責聯絡分散在各處的德軍作戰力量。 
  措森地堡對德國東西兩線的指揮作戰至關重要,當時德軍的兩大軍事指揮中心——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H)和國防軍最高司令部(0KW)均駐紮於此。前者作為德國陸軍總部,主要負責指揮東線戰場,後者則統領陸海空所有武裝力量,具體負責除東線以外的所有戰場。 
  同時,措森也是希特勒發號施令的地方,過去他曾多次前往那裡指揮作戰。但在發生了去年的暗殺事件後,他已經不再信任德國正規軍裡的那些軍官。希特勒特意將克雷布斯安插到措森指揮部,要他直接聽命於自己的親信「馬屁精」威廉姆斯·凱特爾。當天清晨,克雷布斯孤注一擲,下令裝甲部隊對蘇聯軍隊展開進攻。與此同時,他也開始安排緊急撤退的後事。 
  隨著盟軍對柏林轟炸的不斷升級,死亡的威脅變得越來越大,人們開始尋找一切可能的掩體來保證安全。公寓的地下室裡擠滿了人,那些擠不進去的紛紛躲到了公共防空洞中。主要的政府辦公樓都成了避難所,3座巨型防空炮塔經過改造也變成難民聚居地,混凝土防護層厚達2米。柏林最大的難民營位於動物園防空炮塔的地堡中,共分上下6層,地上4層,地下2層,牆體厚度達4.5米。數以千計的難民湧入了這座建築,裡面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沒有廁所,沒有持續的生活用水,沒有食物供應。為了活命,人們必須鋌而走險,冒著生命危險到外面去尋找食物。 
  除此之外,柏林的地鐵也成了難民集中的地方。儘管有傳聞說蘇軍計劃淹沒這些地方,成千上萬的民眾還是湧入了地下。而在地上,街道的十字路口佈滿了憲兵設置的反坦克路障。有關叛逃士兵被吊死在路燈上的傳聞正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但這依然不能阻止越來越多的人脫下軍裝,混入平民之中。隨著各種燒殺搶掠的傳言愈演愈烈,人們心中的恐懼感日益加重,難以名狀的恐怖正籠罩在每個人心頭。 
  由於戰亂,柏林許多街道都成了露天的臭水溝,成群的老鼠開始湧現並四處逃竄。戈培爾(當時的柏林市市長)嚴令禁止任何有戰鬥能力的人在帝國最需要時擅自離開,他指出,元首不會前往巴伐利亞,那些企圖逃跑的人都是懦夫和叛徒。對於這一命令,任何人都必須無條件服從,但只有一個部門例外,那就是黑爾姆特·雷曼將軍的總指揮部,當時他負責柏林全城的防衛工作。那個星期六的早晨,指揮中心大樓就被納粹黨的文職官員圍得水洩不通,他們都想獲得軍方的豁免權以出城保命。在過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軍事失利時期,正是這些人在不停地指責軍隊的懦弱無能,如今他們卻要看軍官的臉色行事。對於雷曼來說,這種掌控別人生死的感覺想必很好,不過他也很高興看到這幫傢伙從自己眼前消失,一旦打起仗來,這些人都是只會抱頭逃命的廢物。當天早上,他一口氣簽發了2000份豁免令,把這些「金色的野雞」全都打發走了。 
  不同尋常的是,當這些「金色的野雞」紛紛逃離時,來自黨衛隊國外軍團的納粹狂熱分子卻如潮水般從各地湧入柏林。但也並非所有的黨衛隊成員都如此忠心。當天早晨,黨衛隊頭子希姆萊再次拜會瑞典的勃納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尋求與盟軍進行和平談判,並實現自己取代希特勒的野心。 
  在南線措森,蘇軍迅速擊潰了前來狙擊的德軍裝甲部隊。至中午時分,逼近德軍最高指揮部,而此時的德軍防禦力量實質上已經形同虛設。令人驚奇的是,蘇軍坦克此時卻停止了前進的步伐,原因是燃油耗盡!這給了國民突擊隊和希特勒青年團以可乘之機,他們用鐵拳式反坦克火箭讓蘇軍遭受一定損失。直到下午1點,克雷布斯才接到命令撤出地堡。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轉移到位於柏林西面臨近波茨坦的橡樹空軍基地,而國防軍最高司令部則移至克朗姆尼茲附近的一個坦克基地,在人員向西北撤退過程中,還被德國空軍當作蘇軍坦克部隊而誤擊。當天下午,蘇軍在沒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開進了措森地堡,門口只有4個喝醉酒的德國士兵在歡迎他們。進入地下後,蘇聯人立刻被眼前的這個超級堡壘驚呆了,他們四處遊覽一番,欣賞這個完美的傑作。恰巧此時電話鈴聲響起,一位蘇聯軍人拿起了電話,電話另一頭是一位德國軍官,他焦急地詢問著措森的戰局發展,「伊萬來了。」蘇聯人高聲回答。 
  當柏林城裡的希特勒已經看到末日來臨時,哈尼斯和我還在向東努力找尋庫茨克的部隊。一個現實問題是摩托車的燃料即將耗盡,我們無法再繼續往前。於是我讓哈尼斯留下,躲藏在田邊的一個地窖中。而我則獨自上路,徒步前往尋找庫茨克。庫茨克的部隊駐紮在雅各布斯多夫,那裡正遭受著蘇軍炮火的猛烈攻擊。庫茨克帶領著一排士兵埋伏在一個花園內,透過樹籬縫隙向蘇軍士兵進行射擊。呼嘯而來的炮火擊中了花園的牆壁和旁邊的農舍,現場一片狼藉。庫茨克拿著一把MP-40自動衝鋒鎗,拚命向前方開火。   
  希特勒的孩子們(4)   
  「你來這兒幹什麼?」他乘著下來重新裝子彈的間隙問道。 
  我大聲吼出了指揮部的命令:「不許投降!不許撤退!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也要守住陣線!」 
  庫茨克表情嚴肅地看著我說:「我們需要增援。你先吃點東西,再睡一覺。」 
  哈尼斯還在地窖裡待著,我不想讓他等太長時間,但庫茨克的命令我不能違反,所以我必須留下。所有陣亡和受傷的士兵都被集中起來,有幾個姑娘拿著新鮮的牛奶和用剛出爐麵包烘製成的三明治。我不知道這家農舍的主人都去哪兒了,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回來。為了表示尊重,我沒有睡在他們的臥室裡,而是躺在穀倉的草垛上睡著了。睡覺的時候,我摘掉了頭盔,手裡緊握著槍,不多會兒就進入了夢鄉。 
  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感到背上被人用靴子踢了幾腳,我一下子驚醒了。是一個蘇聯士兵!他正試圖把我翻過身來,難道他以為我已經死了?很顯然,我的身軀已經變得僵硬,就像死人一樣。我緊閉著眼睛,不動聲色。他拿走了我的槍,我以為他會一槍斃了我,心裡想著自己離死期不遠了。 
  當時,雖然我閉著眼睛,但神智卻非常清醒,感覺也極其敏銳。不一會兒,我就感到周圍開始變熱,聽見乾柴烈火燃燒時的劈啪作響。我立刻意識到穀倉著火了,那個蘇聯人肯定會殺了我,然後再把我燒成灰,一點都不留下!這些可怕的念頭在我腦中湧現,讓我變得思緒紛亂。我死了,就沒人能去通知哈尼斯,庫茨克和阿克斯曼也不會知道我的死訊。安妮·瑪利亞,我的母親、父親、兄弟姐妹、朋友和同學,他們永遠都不會知道我的命運,永遠也找不到我。除非我的身份牌不被燒化,同我的骨灰一起被發現,否則「失蹤」就會成為我最終的判決。我陷入了絕望,不再奢求偷生,只希望立刻得到解脫!快扣動扳機!開槍!開槍!結束這可怕的一切! 
  周圍的溫度不斷上升,快要燒焦我的皮膚了,嗓子就像著了火一樣。我無法繼續堅持,從僵硬的狀態中轉過頭來,睜開雙眼,那個蘇聯士兵已經離去,周圍濃煙密佈,令人窒息。我以最快的速度衝出了火焰和濃煙的包圍,正準備跨出門口,突然一顆子彈掠過我的左上臂,劃破了我的制服。難道蘇聯人還在屋外等著殺我? 
  這時,從滾滾煙霧中走出幾個身影,為首的第一個人並不是蘇聯士兵,而是我的同夥,蘇軍已經被擊退了。在第二天黎明前,庫茨克交給我一封急件,囑咐說:「敵人已經被打退了,我們會繼續堅持,但需要緊急增援。」 
  庫茨克最後對我說的3個詞是:「增援!增援!增援!」那天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有聽說過他的消息,我想他肯定是與手下的眾多青少年戰士一起陣亡了。面對裝備精良且數倍於己的蘇軍,他們顯得如此勢單力薄,失敗是必然的結局。 
  在柏林,面對即將來臨的災難,人們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之中。蘇軍在攻克措森之後,並未做過多停留,而是馬不停蹄地向柏林進發。先頭部隊已經逼近柏林西南郊區,另一部則向西直取波茨坦。至4月21日晚,當我還受困於穀倉烈火中時,蘇軍已經突破城郊防線,對柏林形成了合圍之勢。在東面,蘇軍已經控制了從吾斯特豪森到伯納的環線公路。陷於鉗形攻勢中的柏林,正一步步被蘇軍的鋼鐵洪流所碾碎。 
  迅速惡化的軍事形勢讓地堡的夜晚充斥著瘋狂和恐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蘇聯人準備給納粹最後一擊時,整個柏林城卻失去了負責防禦的軍事指揮官。希特勒撤銷了雷曼的職務,並指責他辦事不力,難當大任。希特勒轉而任命一位納粹的黨政工作人員接替其職,但很快又將他撤職。事實上,當時柏林的防禦體系非常混亂,毫無組織性可言。這樣的局面無論誰出馬都於事無補,結局只能是失敗。 
  當時,阿克斯曼和魏德林將軍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魏德林認為應當解散國民突擊隊和希特勒青年團,讓他們回家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阿克斯曼卻堅決反對,不管結局如何,他都要率領希特勒青年團戰鬥到最後一刻,以死來向他的元首表忠心。阿克斯曼經常在我面前宣稱:「希特勒青年團是元首最可信賴的隊伍。」在他看來,我們的命都捏在他手中,不管他讓我們幹什麼,我們都必須堅決完成。儘管阿克斯曼也知道,事已至此已經不會再有奇跡出現,等待他們的只有死亡、恥辱和痛苦。但他還是贏得了一個「勝利」,因為在他和魏德林之間,希特勒最終選擇了他。 
  在發洩完對空軍和雷曼的憤怒不滿後,希特勒突然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蘇軍為了實現對柏林的包圍,冒險將自己的陣線拉開,使得自己薄弱的右翼完全暴露出來,這給了希特勒反擊的機會。希特勒把這一重任交給了武裝黨衛隊的菲利克斯·施坦因納(Felix Steiner)將軍。施坦因納作為最傑出的黨衛隊軍官之一,在正規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當時,他統率著黨衛軍第3裝甲兵團。 
  從理論上說,該兵團的據點在柏林城西北的艾伯斯瓦爾德附近,但實際上,此時的施坦因納正待在奧蘭尼恩堡,所謂的第3兵團只是名義上的稱謂。凱特爾向希特勒隱瞞了真相,導致希特勒還沉浸在美夢中,以為施坦因納的部隊表現出色,成功擊退了蘇聯人的進攻。當時的真實情況是:施坦因納抽調了絕大多數的裝甲師前往東線,支援西奧多·伯西的第9軍,而殘餘的部隊基本都被消滅殆盡,最後只剩下幾輛坦克和1000多名飢寒交迫的士兵,而且還是一支由國民突擊隊、警察、正規軍、海軍和空軍組成的雜牌部隊。   
  希特勒的孩子們(5)   
  但希特勒並不知道這一切,他高度讚揚了施坦因納的「軍事調度」才能,並命令他對南線的蘇軍發動反擊,實現與伯西的匯合,從而在柏林東南方向重新構築一條德軍防線。同時,希特勒還授權他調用戈林的空軍警衛隊。聽到這樣的命令,施坦因納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問題,就連在希特勒身邊的空軍參謀長科勒也感到大惑不解。戈林的警衛部隊早已跟隨戈林前往巴伐利亞,事實上,這支部隊已經不復存在。在絕望中,施坦因納撥通了克雷布斯的電話,試圖弄清楚真實情況。當電話鈴響起時,希特勒恰好就在克雷布斯身旁。他一把奪過電話並告訴施坦因納,為保證軍事行動順利進行,會給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援。在結束通話時,希特勒還警告說,凡是不遵守他命令的指揮官,都會在5小時以內被處決。     
  第八章 地堡裡的瘋狂   
  地堡裡的瘋狂(1)   
  此時,我正在柏林城東絕望地搜尋著哈尼斯的身影,手中還拿著庫茨克交給我的求援急件。當我找到他原本藏身的那個地窖時,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突然間,我聽到了一個令每個德國人顫慄的詞。 
  「Stoi!」 
  這是個俄語詞,每個德國人都知道它的意思——「站住!」對於我這樣一個沒有受過任何訓練的人來說,面對這樣的情形,最好的做法就是乖乖舉起雙手。雖然長官教導我們不能做俘虜,要戰鬥到最後一刻直至犧牲,永遠不要屈服。但我不是作戰的軍人,我只是一個送信的。由於粗心我沒能發現眼前的陷阱,我也沒有手槍,獨自一人,看不到希望,心中充滿了極度恐懼。現在死亡真的要降臨了,我不敢去想像這有多麼的殘酷。 
  又一陣俄語聲傳來,似乎是在下達什麼命令。我聽不懂俄文,現在該怎麼辦?繼續站著?還是舉著手朝聲音源頭走去?聽聲音好像不止一個,但周圍卻看不到任何人。部隊的長官曾經反覆告訴我們,蘇軍有多麼的野蠻,永遠別指望他們會人道地對待俘虜。現在,恐懼的陰霾再次湧上心頭:他們可能不會讓我馬上死,但卻會拚命折磨我,讓我生不如死。正當我絕望時,從樹林中突然鑽出2個敵人。令我萬分吃驚的是,他們看上去竟然和我一樣大,好像還喝了不少酒,搖搖晃晃幾乎站不穩腳跟。難道我趕上蘇軍的慶功會了? 
  我注意到不遠處有一堆剛剛熄滅的篝火,還冒著裊裊的青煙。顯然,他們倆昨晚在這裡露營。難道他們已經抓住了哈尼斯,並且殺了他? 
  其中一個上來抓住我,使勁地撕扯我的領子,拽掉了幾粒鈕扣。他用俄語對我大吼大叫,嘴裡散發著伏特加酒的味道,另一個也是滿身酒氣。他們搜查了我全身上下以及我攜帶的背包,在一陣推搡踢踹之後,他們從懷中掏出了一瓶酒,並邀請我喝一口。這實在是出人意料,但我並沒有喝。後來,這一舉動被證明是愚蠢的,因為很顯然他們被激怒了。其實我是出於害怕才不敢喝,但由於語言不通卻無法解釋,而這個錯誤則差點要了我的命。他們把我扔到地上,狠狠地踢我,其中一個還拿著衝鋒鎗朝地上射擊,激起的塵土飛濺到我的全身上下。不過幸運的是,他們並沒有把我打暈或殺死,只是在那兒不停地咆哮,我不懂俄文,只有靜靜地躺在地上。過了不到1個小時,喧鬧漸漸平息了下去。 
  其中的一個人可能發現了什麼狀況,他們開始在小樹林邊緣架起一挺機槍,並進行了偽裝。難道是德國部隊出現了?緊接著,我就聽見機槍開火的聲音。或許是由於帶著醉意,他們顯得格外冷酷無情。除了眼前的機槍我沒有看到別的武器,但從聲音上判斷,還有一些人操著衝鋒鎗朝同一方向射擊。沒有子彈向我這邊飛來,於是我意識到機會來了。 
  蘇聯士兵們忙著戰鬥,沒有人顧得上我,我立刻爬起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後逃跑。敵人的子彈隨時都可能擊中我的後背,對此我已經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不過很幸運,我順利地跑到了一堆乾草垛前,一個俯衝就跳到了草堆後面。我落下的時候差點砸到了哈尼斯和他的摩托車,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哈尼斯已經在那兒待了一整夜,他並不知道蘇聯人的營地就在幾百碼之外,真要感謝戰爭的混亂給我們帶來了好運。我又把安妮·瑪利亞的戒指戴在了手上。 
  「讓我們離開這兒。」哈尼斯發動起摩托車,急切地對我說道。 
  在返回的途中我們又遇上了同一撥逃難的百姓。放眼望去,成群的難民、四輪馬車、手推車組成了一幅悲涼的畫面。有些嬰兒車裡裝著一兩個孩子,其他一些都堆滿了各式各樣的雜物。綁在手推車上的羊咩咩地叫著,還有許多狗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地發出各種叫聲。苦難、悲傷、荒涼充斥著世間的一切。 
  我默默忍受著劇痛,身上的每根肋骨都像折斷了一般。我忍不住吼叫起來,懇求哈尼斯停下車歇會兒。我們找到了一家比較幽靜的農舍,一位老太太正站在院子裡。她直接問道:「你們是要找藏身的地方嗎?」很明顯,有一些難民正躲在屋子裡等待戰爭的結束。 
  「不,」哈尼斯斷然回答道,「我們還要去柏林。」 
  她無奈地聳了聳肩膀,但還是堅持讓我們吃點東西再上路。她為我們準備了一小塊熏豬肉,幾片麵包,還有一些熱牛奶。她打開了收音機,機器的收音效果很差,裡頭播放的音樂我都沒注意聽,只顧著埋頭吃飯。後來,音樂被中斷了,主持人播報了一段針對守城部隊的宣言: 
  柏林的保衛者們!敵人已經糾集起來,準備對德國的首都進行致命打擊。他們不擇手段,只為了實現最終的野心:攻克柏林! 
  向柏林進軍!這樣的口號甚至能令死者復生!「再攻下一座城,戰爭就結束了,你們就可以回家!」國際猶太人指揮官用這樣的語言來煽動他的士兵。 
  帝國首都形勢危急。 
  無數的德國婦女和兒童面臨著危難,他們期待著柏林的保衛者,他們期待著你!他們期待著你用滿腔的仇恨去同敵人進行鬥爭,讓他們流盡最後一滴血!讓每一座房屋都變成一座堡壘!讓每一條街道都變成一座墳墓!埋葬野蠻的侵略者! 
  用仇恨來壓倒一切! 
  戰鬥到最後一刻!   
  地堡裡的瘋狂(2)   
  對於敵人在我們的國土上犯下的纍纍罪行,我們要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給那些侵略者! 
  對於從帝國電台裡傳來的這些狂熱謊言,人們早就已經聽膩了。很快,我們又重新出發,前往柏林。抵達目的地後,我直接前往阿克斯曼位於愷撒大道上的指揮處報告。他抬頭看了我一眼,開始詢問我們一路上的經歷,我一一如實稟報。他派人將我送往地下病房進行醫治,但是那個女醫生看了我的傷勢說我傷得很重,必須轉移到正規軍事醫院進行治療。這個消息真讓我感到高興,因為我急切地渴望好好休息一下。但我也必須要取悅一下阿克斯曼,於是我表示自己不能走,因為他需要我,而他也立刻證明了這點! 
  阿克斯曼給我佈置的新任務是到奧蘭尼恩堡向施坦因納傳達命令,希特勒仍然指望他能發動一次有效的反擊。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命令。我實在是累壞了,極度疲憊,傷處又疼痛難忍,但我無從選擇。已經有幾十個人被派去給施坦因納送信,現在又多了哈尼斯和我,我們要去尋找那支並不存在的「裝甲師」,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不知道施坦因納在哪裡,沒有人知道,但是我們必須出發。在一家鄉村小旅店裡,我們遇到了來自帝國勞動力量組織的一群女孩,她們已經整裝待發,但負責接她們的車卻晚點了。於是,人群中出現了混亂,有些人開始大喊大叫,有些則痛哭起來。每個人心中都有著難以名狀的恐懼,害怕自己落入蘇聯人手裡,慘遭蹂躪。她們糾纏著哈尼斯和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人甚至給我們香煙和巧克力,難道她們以為我們可以幫助她們擺脫目前的困境?很遺憾,我們無能為力。在旅店裡睡了幾個小時之後,黎明前我們又再次出發。 
  走了沒多遠,蘇聯的火炮就開始在周圍炸開了花,子彈從我們左右兩側嗖嗖地呼嘯而過,突然間,我們陷入了敵人進攻的火力中心。我們試圖尋找掩護的地方,但還沒等反應過來,又一排子彈飛過來,擊中了我們的摩托車,發出「砰砰砰」的金屬撞擊聲。霎那間,我感到從手上傳來一陣刺骨的疼痛,一顆子彈擊中了我握著後車把的右手。我本能地把手舉到眼前,發現右手的小指頭已經被打斷,斷掉的部分依靠筋腱和表皮的牽連還晃晃悠悠地懸在空中。安妮·瑪利亞的戒指不見了,大量的鮮血從傷口湧出。哈尼斯立刻停下了車,我用一根繩子緊緊地捆住手腕,試圖減少血液的流失。 
  我們決定立刻返回柏林。在敵人強大的攻勢面前,眾多士兵和平民都湧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憲兵們到處驅趕著士兵返回前線,去堅守最後一道防線,並威脅要將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哈尼斯和我與一隊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當憲兵上來盤查時,我們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離。毫無疑問,其他士兵不是成為了蘇聯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憲兵的槍下。當我們最後抵達總部時,已經完全筋疲力盡。 
  我馬上衝到格特魯德醫生的房間尋求治療。她為我重新接上了斷裂的小指頭,兩邊用木夾板捆綁作為固定,還給我打了止疼針和破傷風預防針。由於我失血過多,醫生認為需要輸血,但病房裡已經沒有任何血液儲備,只能轉到軍用醫院治療。而阿克斯曼已經明確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幫助,為了不讓他失望,我堅決否定了轉院的請求。「我沒有任何問題!」我信誓旦旦地保證道。 
  阿克斯曼臉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帶著由衷的感謝和欽佩。但格特魯德醫生卻堅持說按照我目前的狀況,絕不能再出去執行任務,不能從事任何重體力活動。經過一番討論,阿克斯曼同意讓我留在病房中接受治療,不過同時也給了我另一項任務。由於蘇軍已經逼近愷撒大道,阿克斯曼不得不將指揮中心轉移到老大臣花園對面的納粹黨總部中。格特魯德醫生和她的醫療所也要一起搬過去,我的任務就是監督搬遷工作的順利進行。雖然這並不是最危險的任務,卻可以為我贏得鐵十字勳章(一級),而且也讓我有機會目睹了格特魯德醫生手下這些姑娘們的英勇表現。 
  當我和哈尼斯在竭力尋找施坦因納的部隊時,地堡裡的混亂正愈演愈烈。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瘋狂怒吼讓德軍將領們相信,他們的元首已經走到了神經錯亂的邊緣。4月22日的整個早晨,希特勒都在不斷詢問施坦因納的反擊情況。凱特爾、克雷布斯和約德爾都不敢告訴他真相,事實上,德軍已經組織不起任何的反擊。此時的施坦因納可能正帶著他那些殘兵敗將絕望地守候在某個角落中,或者面對著敵人摧枯拉朽般的攻勢,早已逃之夭夭。 
  不斷有電話打入地堡,可是內容卻相互矛盾。有些將軍告訴希特勒德軍正在進行反擊,而有些則報告沒有任何施坦因納的消息。這種混亂一直持續到當天下午,隨著時間的流逝,希特勒變得越來越激動,越來越不耐煩。當天下午3點,他還組織了一次特別會議,參加者包括鮑曼、布格多夫、約德爾、凱特爾和克雷布斯等人。在會議桌的另一邊,還坐著他們各自的助手,包括黨衛軍聯絡官、愛娃·勃勞恩的妹夫赫爾曼·費格萊因(Hermann Fegelein)。很快,費格萊因就將成為地堡裡的主角。 
  會議先由約德爾和凱特爾總結目前的戰局情況,結論是形勢不容樂觀:蘇軍已經攻入柏林北郊,柏林市區已完全處於蘇軍火炮範圍之內。希特勒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依不饒地詢問著施坦因納的情況。約德爾和凱特爾支吾地道出實情,告訴他施坦因納的大部分兵力都已被抽調到南線救援,他根本無力組織任何反擊來遏制蘇聯人的進軍步伐。   
  地堡裡的瘋狂(3)   
  希特勒已經被軍隊的無能氣得暈頭轉向,他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地發洩胸中怒火,首當其衝的是身邊「惡毒」的保健醫生西奧多·莫雷爾。希特勒認為他一直在用慢性毒藥毒害自己,以實現一個卑鄙的目標。希特勒相信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陰謀,目的是要把他劫持到巴伐利亞。希特勒把莫雷爾叫到書房裡,當場解除其職務並將他趕出地堡,接替他的是高高瘦瘦的黨衛軍上校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 
  接下來,希特勒又將怒火轉向了魏德林。魏德林已經將指揮部轉移到了柏林東郊,但希特勒卻命令他即刻把裝甲部隊撤回城內。魏德林覺得希特勒是瘋了,如果把坦克全都聚集到市區,無異於自掘墳墓,但希特勒卻警告說如果不服從命令就要槍斃他。與此同時,魏德林的上司伯西正命令他率部與第9軍會合,同樣,不服從的結果也是槍斃。雖然伯西的命令更為合理,但魏德林也有自己的苦衷,蘇聯軍隊的強大攻勢逼得他節節敗退,想同第9軍會合難如登天。魏德林最終選擇了折衷的方案,他把指揮部再次移到了距市中心僅有6公里的地方,但並沒有派出自己的裝甲部隊。魏德林的公然抗旨讓希特勒大發雷霆,他嚴厲地斥責其為懦夫、第三帝國的叛徒,同時還派了一名高級軍官前去逮捕他。 
  正當局勢迅速惡化時,希特勒突然想到了「名人組織」,該組織由數百位知名的戰俘組成,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與盟軍領導人關係密切。納粹將他們關押在柏林城外的集中營,作為戰爭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不過現在希特勒又有了新的主意,他準備將他們全部槍殺,一個也不留!凱特爾被他的想法驚呆了,這將招來盟軍最為可怕的報復。他極力勸阻希特勒不要採取如此激進的行動,希特勒最終同意了,情緒也漸漸趨於緩和。但是沒過多久,希特勒心中滿腔的怒火又要再次被點燃。 
  現在,希特勒已經清楚地知道施坦因納的部隊一直待在原地,沒有前進半步,也沒有任何反擊的意向。在聽聞真相後他變得暴跳如雷,把與會的一些助手驚得渾身戰慄。他臉色鐵青地痛斥施坦因納的背叛和周圍所有人對他的不忠,軍隊將領一直在撒謊欺騙他,沒有人值得信賴,沒有人告訴他真相(這句話倒是真的)。空軍不可靠,陸軍不可靠,現在就連最忠心耿耿的黨衛軍也靠不住,「我們輸掉了戰爭!我們輸掉了一切!」希特勒哭喪著臉嚷道。這是在座的人第一次聽到他親口承認戰敗,在此之前,任何人膽敢發表這類失敗主義言論,都會招來殺身之禍。 
  希特勒對著會議桌周圍的將領們大吼大叫,他那歇斯底里的責罵聲穿透了牆壁和走廊,連地堡上層的人都能聽到。他的臉因為極度憤怒而變得扭曲可怖,還一度癱坐在座位上像個孩子般痛哭流涕,「全完了,全完了……」他不停地喃喃道。漸漸地,怒罵和哭泣都停止了,希特勒回到書房中,把約德爾和凱特爾也叫了進去。 
  人們當然無法知曉希特勒在他的書房中都談了些什麼,但從戰後對約德爾和凱特爾的審判來看,他們的證詞都相當吻合。察覺到希特勒對戰敗的結果不再有異議,凱特爾冒險地提出了和談的建議。這個在以往被認為是叛國的主張得到了希特勒的默許,他同時還授意由戈林來負責談判工作。約德爾和凱特爾均認為戈林難以服眾,但希特勒卻堅持戈林是惟一有資格代表納粹同盟軍進行和談的人。 
  在這次談話結束後,希特勒又從宣傳部招來了戈培爾,他們在書房密室中探討了德國戰敗後的情況。這幾個月來,戈培爾一直苦苦思索著一個問題:一旦德國戰敗,包括他在內的納粹高級官員都會用隨身攜帶的毒藥自盡,可他的家人孩子怎麼辦? 
  戈培爾曾想到讓妻子帶著孩子前往德國西部,那裡是英國人控制的地區。戈培爾對英國人有一定好感,認為他們會善待自己的子女。他最不願看到的是家人落入蘇聯人手中,經過「洗腦」後反過來仇恨他這個父親以及他所代表的罪惡事業。戈培爾同樣也憎惡美國人,但在當時,他和妻子都已經意識到孩子們的前途凶多吉少,因為「他們是約瑟夫·戈培爾的孩子」。 
  戈培爾向希特勒發誓,他和他的家人孩子都會追隨元首,共同以身殉國,希特勒稱讚了他的忠心耿耿。戈培爾從書房中出來,立刻返回辦公室向全國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宣稱元首依然還在柏林,他將同將士們並肩戰鬥,誓死保衛首都。這是幾周以來,人們第一次聽到希特勒的下落。隨後,戈培爾又主持銷毀了納粹的主要宣傳報紙,然後返回赫爾曼戈林大街附近的官邸與家人團聚。 
  與此同時,希特勒也下令讓約德爾和凱特爾前往巴伐利亞,繼續負責指揮德國南部的戰鬥。約德爾和凱特爾紛紛勸說元首一同前往布徹斯加德,以圖日後東山再起,但希特勒卻表示他決心留在柏林,以身殉國。他已經放棄了繼續戰鬥的希望,更不願自己落到蘇聯人手裡飽受凌辱。他要在最後關頭終結自己的生命,其他人的去留由他們自己決定,他不會多加干涉。 
  隨後,希特勒又在會客室召見了秘書們和營養師康斯坦茨,並告訴了他們自己的決定,他的情婦愛娃也在場。「我們戰敗了,一切都結束了,」希特勒說道,「你們走吧,各自逃命去吧。」愛娃告訴他自己會永遠留在他身邊。希特勒命令年紀較大的兩位秘書喬安娜·沃爾夫和克麗斯塔·施羅德共同前往慕尼黑,負責處理那兒的相關事務。他同時還詢問了另兩位年輕的秘書是否願意一同前往,但葛達·克裡斯蒂安和特勞德爾·瓊格都表示要留在元首身邊,曼扎利也是一樣的表態。其他自願留下的女人還包括馬丁·鮑曼的秘書艾爾斯·克魯格(Else Kruger)。希特勒不禁哀歎道:「要是我的將軍們能像我的女人們那樣勇敢就好了。」他接著品嚐了蛋糕和茶水,其他人都在一旁靜靜地喝茶,沒人再提起戰爭。   
  地堡裡的瘋狂(4)   
  在戈培爾的官邸門口,兩輛豪華轎車正等候著戈培爾一家的出現。過了一會兒,戈培爾夫婦帶著他們的6個孩子上了車,每個孩子手中都拿著一個玩具。他們還帶了一些剩餘幾天,也可能是幾個小時內所必需的用品。汽車載著他們很快抵達了目的地,當孩子們一個個跨進地堡上層的大門時,給這所地府裡的人們帶來了久違的快樂和興奮。對於希特勒的秘書們而言,孩子們的到來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心理安慰,天真無邪的童聲和燦爛純潔的笑容將幾天來的陰鬱、狂躁和壓抑一掃而空,為她們瀕臨枯竭的內心注入了一絲暖流。 
  地堡上層的餐廳過道成了這些孩子們的遊樂場所,曼扎利很高興地負責起他們的飲食,為他們準備三明治和蛋糕。當戈培爾太太不在時,特勞德爾·瓊格臨時充當起母親的角色,負責看管這些孩子。戈培爾的妻子瑪格達患有心悸,在接下去的幾天中她都在上層的一間屋子裡休息,由斯達姆普菲格醫生為她進行治療。為了表彰她的忠心,希特勒將自己的金質納粹徽章授予了她。(令人好奇的是,當我幾天後見到希特勒時,那個徽章卻依然在他胸前掛著。戰後,希特勒的助手奧圖·甘什很肯定地告訴我元首共有兩個相同的徽章,當戈培爾太太不在場時,他就會取出另一個新徽章佩戴) 
  最後的幾天中,克麗斯塔·施羅德奉命處理希特勒的一些私人信件。希特勒把保險箱的鑰匙交給她,命令她取出信件並交由他的高級助手尤里烏斯·肖布焚燬滅跡。克麗斯塔領命行事,當她打開保險箱時,發現信件上面擺放著一把華爾瑟手槍。這位秘書為了給自己留個紀念,並沒有交出所有的信件。她挑了幾張明信片,上面有希特勒的親筆畫。有一張上面畫了漢堡的易北橋,還有一張是一個女孩的頭部和肩部畫像,據猜測可能是希特勒的侄女吉莉·拉包爾。第三張上畫了一個流浪的猶太人,還有些卡片上則出現了他最喜歡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查理·卓別林。克麗斯塔把剩餘的信件都交給了肖布,後者全部將其焚燬。完事之後,肖布興沖沖地闖進希特勒的書房向他匯報,卻發現希特勒正在細心擦拭著自己的佩槍。肖布立刻退了出去,惶惶不安地等待著那個最終時刻的降臨。但在接下去的幾分鐘內,他並沒有聽到任何的槍聲。 
  希特勒允許部下自由選擇的決定讓許多人都暗自鬆了口氣,工作人員開始大批撤離。在4月22日晚到次日凌晨的這段時間內,許多黨總部職員都離開了柏林,希特勒不停地同前來辭行的人們握手告別。這次撤離工作代號「後宮行動」,由希特勒的飛行機師漢斯·鮑爾(Hans Baur)負責主持。整個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波折,共有10架大型運輸機從柏林西郊外的機場加圖起飛,但最後抵達巴伐利亞的只有9架,另有一架飛機在飛行途中墜毀並發生爆炸。令希特勒倍感心痛的是,裡面裝著他的談話記錄等一些最珍貴的文獻資料,現在全都化為了灰燼。那些離開的人稱留在地堡裡的人為「行屍走肉」,不過他們自己也好不到哪兒去,巴伐利亞並沒有給他們帶來自由,美國第7軍很快佔領了那裡。 
  此時,蘇聯軍隊幾乎已經完成了對柏林的包圍。西線的蘇軍離波茨坦僅有10公里,而在北面、東面和東南面,蘇軍也加快了前進的步伐,逐漸收緊包圍圈。柏林北部位於奧蘭尼恩堡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已經被解放,蘇聯人在那裡目睹了駭人的景象,地獄般的慘狀讓人毛骨悚然。蘇軍已經做好了最艱苦的準備,他們知道,越是接近柏林中心,戰鬥會變得愈加慘烈,雙方必將在每一條街道、每一個街區展開你死我活的肉搏戰。 
  在聽聞了希特勒的境遇後,希姆萊主動要求將他的儀仗隊派往柏林參加戰鬥,希特勒充滿感激地接受了這一請求。希姆萊沒有食言,將這支部隊送往了柏林。很快,希姆萊又將見到瑞典的勃納多特伯爵,這是他們第四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到了這個時候,希姆萊還在幻想著只要趕希特勒下台,建立一個由他領導的新政府,盟軍就會做出讓步和妥協。而此時,盟軍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摧毀納粹勢力,迫使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 
  當天晚上,凱特爾元帥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計劃,由他前去尋找溫克(Wenck)將軍和他的第12軍,從西南方向衝破蘇軍的包圍圈,拯救柏林於危難。希特勒對他的計劃大加讚賞,他特意讓曼扎利準備了一碗豌豆湯和一些三明治為他的元帥餞行,還贈送了白蘭地酒和巧克力,場面好不溫馨感人。     
  第九章 最後的道別   
  最後的道別(1)   
  那天晚上,柏林城裡人流進進出出,一派熱鬧場面。4月23日凌晨,凱特爾和約德爾一同離開柏林,前往西南方向尋找溫克軍團。半路上,約德爾與凱特爾告別,獨自前往位於克朗姆尼茲的國防軍最高司令部。希特勒已經昭告他的手下:「願意走的人都可以走!」4月22日整個晚上,連綿不斷的車流從大臣花園和納粹黨總部駛出,開赴柏林西部的加圖機場和東北部的雷赫林(Rechlin)機場。希特勒命令兩個秘書喬安娜·沃爾夫和克麗斯塔·施羅德前往巴伐利亞,同時被送走的還有他的前任保健醫生西奧多·莫雷爾。克裡斯蒂安將軍也離開了柏林,但他的妻子葛達卻撇下丈夫,堅決留在希特勒身邊。 
  在雷赫林機場,克裡斯蒂安將軍遇到了阿爾伯特·斯佩爾,後者正決定返回柏林。在之前一天,斯佩爾還同希特勒見了面。在聽聞希特勒打算自盡的消息後,斯佩爾感到深深的愧疚。他能有今天全靠希特勒一手提拔,但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卻公開背叛了希特勒,他周遊德國各地,積極勸說當地領導人不要執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對於這些,希特勒全都瞭如指掌,馬丁·鮑曼負責向他匯報斯佩爾的一舉一動,可能斯佩爾自己也知道這一情況。 
  斯佩爾的所作所為,如果放在其他納粹分子身上,必定難逃一死,就地槍決已經算是運氣,若是倒霉的話還會被掛肉鉤活活折磨死。但此時的斯佩爾卻主意已定,他要重返納粹狼穴,當面向希特勒解釋他的行為,即使因此喪命也在所不惜。如果可能的話,他還要向希特勒致以最後的道別。 
  同一天晚上,希姆萊與勃納多特伯爵進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4月22日之前,希姆萊一直在猶豫是否要與瑞典紅十字會代表進行談判,出於對希特勒的忠誠和敬畏,他始終沒敢跨出這一步。但現在,元首的命運已經臨近終點——用他最信賴的巫師的話來說,不能再錯失良機。於是,在位於呂貝克的瑞典領事館裡,希姆萊再次見到了勃納多特。為了保證安全,房間裡的燈全部熄滅,只留下幾盞蠟燭照明。在昏暗的房間裡,希姆萊告訴勃納多特:「元首偉大的生命已經臨近終點。」他向面前的瑞典貴族承諾,德國會向西方盟軍投降,同時也幻想著盟軍願意和他進行交易。在這條路上,希姆萊並不缺乏同伴,他最大的競爭對手戈林,也正處心積慮地想要分一杯羹。不過很快,無情的現實就會把這兩個魔頭的幻想擊得粉碎。希姆萊和勃納多特的談話持續了1個小時,會談結束後,瑞典伯爵立刻飛往了斯德哥爾摩。 
  在空軍護衛隊的陪同下,斯佩爾從雷赫林飛到了加圖。在那兒,他又坐上前來迎接他的「斯托爾赫」輕型機,一直飛到位於柏林東西軸線上的勃蘭登堡門。接著,斯佩爾親自駕車穿越險象環生的街區,最後抵達地堡。斯佩爾深知自己是希特勒最鍾愛的門徒,希特勒待他親如骨肉,但在過去的24小時中,從地堡內傳來的壞消息令他也感到非常擔憂。不過等他到達時,希特勒已經恢復了往日的鎮定。(一些地堡裡的人發現在莫雷爾醫生離開之後,希特勒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喜怒無常,令人恐懼了) 
  現在,偌大的地堡內已經空曠得能聽見回聲。在上層餐廳的走廊裡,戈培爾孩子們的故事書雜亂地扔了一地。廚房裡依然透著亮光,曼扎利還在忙碌地準備著每天的三明治和鮮湯。許多官員、秘書、勤務員和傭人都已經永遠地離去了,剩下的人除了希特勒和愛娃,還包括他的兩個秘書葛達·克裡斯蒂安和特勞德爾·瓊格、助手奧圖·甘什、傭人海因茨·林奇、私人醫生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另外還有戈培爾一家以及他的助手昆德·施瓦格曼(Gunther Schwagermann)。在以後的幾天中,每日來訪的人數也在不斷減少,主要是一些納粹頑固分子如鮑曼、阿克斯曼等人,以及克雷布斯、布格多夫、魏德林、蒙克等德軍將領,還有希特勒最忠實的飛行機師漢斯·鮑爾。 
  在進入地堡時,斯佩爾第一個遇到的是馬丁·鮑曼。鮑曼之所以留在希特勒身邊,並非出於其忠心,而實屬無奈之舉。他所有的權利和威望都是希特勒賜予的,離開了希特勒的保護,鮑曼的名頭就變得微不足道,即便是低級別的納粹文職官員都不會把他放在眼裡。過去的幾個月中,鮑曼一直在希特勒耳邊說斯佩爾的壞話,現在斯佩爾主動出現更令他感到驚詫萬分。不過,他很快意識到在目前的情況下,斯佩爾或許是自己惟一的救命稻草。一番寒暄之後,鮑曼請求面前的軍備部長說服希特勒盡快離開柏林,前往布徹斯加德暫避。斯佩爾靜靜地聽著,心裡卻並不打算這麼做。 
  當斯佩爾進入希特勒辦公室時,希特勒顯得非常冷漠和疏遠。他沒有同他的部長握手,也沒有招呼他就坐,不過至少有一點斯佩爾應該感到幸運,希特勒沒有任何要殺他的意思。兩人的談話非常冷淡,斯佩爾試圖解釋自己抗命行事的原因,不過希特勒顯然對此不感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斯佩爾對海軍司令鄧尼茨的看法,此時斯佩爾馬上意識到希特勒正在考慮接班人的問題。希特勒還讓斯佩爾在柏林和布徹斯加德之間選擇一處作為自殺之地,斯佩爾回答說如果自己要自殺,肯定會選擇柏林,而不是一個「度假勝地」。希特勒還談到了愛娃,愛娃希望能死在他身邊。希特勒對斯佩爾說:「相信我,斯佩爾。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短短幾秒鐘,我就可以徹底解脫了。」   
  最後的道別(2)   
  在隨後的8個小時中,斯佩爾同地堡內的其他人一一道別。他看望了戈培爾的妻子瑪格達,並主動提出要把她的孩子轉移到安全之處,但戈培爾明確表示拒絕撤離。看著眼前的這對夫婦,一切都已無需多言,斯佩爾明白了他們的意思。但一想到那些天真的孩子們,他還是感到無比的恐懼。斯佩爾還拜訪了愛娃,她拿出一瓶香檳,兩人開始坐著聊起來,而此時的希特勒正在隔壁屋子裡睡覺。 
  第二天一早,凱特爾元帥就在離美軍陣地不遠處找到了溫克的部隊。雖然溫克一貫看不起凱特爾,但面對元首的命令,他別無選擇只能服從。他向元帥保證會去解救柏林,但等到凱特爾一走,他立刻向手下疲憊不堪的將士傳達了另一個命令。溫克以近乎道歉的語氣告訴他的部下,他們又將面臨新的艱巨任務。他強調說,第12軍會開赴柏林,但絕不是去救希特勒和他的納粹帝國,而是要在易北河與柏林之間開闢一條通道,讓士兵和平民可以安全撤離,逃往西方盟軍處。溫克的計劃是兵分兩路,一路直取波茨坦以打通一條逃亡之路;另一路則向東挺進,突破蘇聯人的包圍圈,與伯西的第9軍實現會師。他再次向士兵們重申,他們的任務不是營救希特勒,而是去拯救深陷苦難的士兵和民眾,避免更多無謂犧牲。 
  在那天晚上逃離的人群中,有一個人顯得格外行色匆匆,那就是卡爾·科勒——赫爾曼·戈林在柏林的聯絡官。當希特勒前天在地堡內大發雷霆時,科勒並不在現場,但克裡斯蒂安將軍向他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包括元首歇斯底里般的怒吼,他對軍隊的痛斥並誓言要死在柏林。當然,還有一條最為重要的信息,即希特勒有意讓戈林負責與盟軍進行和平談判。科勒認為此事關係重大,不宜通過電話傳達機密,他匆匆登上一架飛往慕尼黑的空軍飛機,直奔戈林在奧巴薩爾斯堡的住處。 
  在聽到科勒的匯報後,戈林驚呆了。雖然早在1941年6月,希特勒已經發佈法令,任命他為元首繼承人,但突如其來的變化還是讓戈林大感意外。很顯然,希特勒已經流露出退位之意,這是否意味著帝國元首的寶座馬上要落到他戈林的手裡?希特勒還宣稱戈林比他更善於談判,很明顯是要求他的空軍元帥與盟軍展開和談。沒有什麼比這更讓戈林感到高興了,他早就盼著能和美軍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舉行和談。但戈林還想進一步證實消息的可靠性,他明白他的死對頭馬丁·鮑曼一定會竭力阻止他登上王位。 
  4月22日,戈林決定往柏林拍發一封電報。這封電報用詞十分小心,避免出現任何對希特勒的不敬。在徵求了法律顧問的意見後,最終形成了如下文字: 
  我的元首: 
  驚聞您決定留守柏林的消息,令我感到萬分意外。為了維護帝國的千秋基業,我請求您允許我根據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代表您掌管國家和人民,並在國內外享有自由行動的權力。如果在今晚10點之前依然沒有得到您的回復,我將認為您已經喪失了自由行動的能力,該法令的生效條件自動滿足,我將正式代理行使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在這個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我為您的處境深感擔憂,言語已經無法表達我此刻的心情。願上帝保佑您,期望您能早日平安歸來。 
  您忠實的奴僕:赫爾曼·戈林 
  當這份電報抵達時,斯佩爾正在希特勒身邊。馬丁·鮑曼把報告呈給希特勒,臉上難掩欣喜之情。儘管戈林的措辭已經非常注意,但鮑曼還是找到了幾個把柄,他特意把晚上10點前回復那段遞到希特勒眼前。戈林竟然向元首發出最後通牒!希特勒立即怒不可遏,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親口對約德爾和凱特爾說,戈林是惟一能夠代表納粹同盟軍進行和談的。鮑曼提議嚴懲戈林的叛國罪行,將他就地正法,但希特勒想了想,還是決定回復一封電報給他的空軍元帥,聲明他的所作所為已經構成了叛國罪,應當被執行死刑。考慮到他過去對納粹黨的貢獻,可以免去死罪,但他必須立刻辭去所有職務。4月24日午夜,戈林、科勒以及其他奧巴薩爾斯堡的納粹官員全都遭到了軟禁。當天晚些時候,當局宣佈戈林由於個人健康原因,正式辭去所擔任的一切職務。 
  同戈林相比,斯佩爾的叛逆行為實際上要嚴重得多,因此這個小插曲也讓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後,斯佩爾就向希特勒做最後辭別,氣氛依舊很冷淡,希特勒還是沒有和他握手。「再見!」希特勒冷冷地說了一聲,旋即轉身離去。斯佩爾走出地堡,重新穿過混亂的柏林街頭抵達勃蘭登堡門。他坐上飛機,再次開始一段危險的航行,只不過這次,他要永遠地告別柏林了。 
  當納粹帝國的末日即將到來時,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傳遞信息,但是我們的工作正變得越來越困難。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擠滿了逃難的人群和動物,我們每次出行都會遇到極大的阻礙。無家可歸的難民帶著所有能拿上的家當,許多孩子都成了孤兒,無人看管的動物滿街亂跑。人類發動的戰爭殘酷地折磨著這些可憐的動物,一些殘忍恐怖的場景深深地刺痛了我這個動物熱愛者的心靈。我曾親眼看到一匹馬被活生生地殘殺,那個可憐的生命被榴彈炸傷,無助地躺在馬路上。人們因為飢餓過度而又沒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圍著它用刀和鋸子一塊塊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還會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還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親屠宰了一條狗,然後用狗血來餵她的孩子們。這種可怕的場面幾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見的就是被坦克履帶碾過後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屍體,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想作嘔。   
  最後的道別(3)   
  我們還曾見到過一幅令人震驚的畫面。一個十幾歲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繩吊死在柱子上,屍體晃晃悠悠地懸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鮮血浸透了整個右半邊身體。他穿著一件過於肥大的國民突擊隊制服,脖子已經明顯被套索扭斷了。他的雙手被捆住放在身後,雙腿在腳踝處被捆綁,眼睛直直地望著天空,顯出一種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並沒有希特勒青年團的臂章,可能是已經被摘掉了。周圍沒有張貼任何佈告來說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沒錯,他應該是一個逃兵,一個「懦夫」,這種人都會被活活絞死。 
  我們不禁盯著這個可憐的靈魂看了好久,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們又向前走近幾步,但馬上,我們就發現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輕的武裝黨衛隊軍士攔住了我們,要求說出口令,可是沒有人告訴過我們任何的口令。在他後面還站著一個年紀稍大的人,穿著一件不帶任何徽章標誌的外套,在我們看來,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這件外套上卻掛著一枚一級鐵十字勳章,這顯然有違常理,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把勳章戴在外衣上。連哈尼斯都開口說:「他可能是從陣亡的人身上偷來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沒有其他任何勳章,也沒有二級鐵十字條紋。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級鐵十字勳章之後,才有資格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這就讓我們懷疑他是個冒牌貨。此外,他的舉止表現更令人生疑。整條街的街邊窗台上都懸掛著白旗,他瘋狂地朝這些旗子射擊,但精準度卻差得好遠,顯然,他以前從未使用過槍械武器。他轉過頭來,惡狠狠地威脅道:「要麼重新回去戰鬥,要麼我就把你們這些膽小鬼全槍斃了!」 
  「我們是大臣花園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釋道。 
  那個年輕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別撒謊!」 
  「我沒有!」我堅定地回答。 
  他顯然被激怒了,這下麻煩來了。他長得人高馬大,而且從臉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嶄新筆挺,我這套骯髒破舊的軍裝跟它相比簡直就像一塊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好地方熬過了這場艱苦的戰爭。 
  哈尼斯身上只帶了希特勒青年團摩托兵成員證和駕駛執照,他向那個士兵解釋自己是我的司機,受命於希特勒青年團總指揮部,但對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話。 
  「你們是從前線來的逃兵,」他的語氣中帶著施虐的快感,「毫無疑問!」 
  接著,他又轉而盤問我。我隨身攜帶了兩份證件,分別是武裝黨衛隊的徵召證明和國民突擊隊的資格證。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結論:我是武裝黨衛隊的叛逃分子,現在又假扮成國民突擊隊的成員。他認定我們沒有合理的身份證明,堅決不允許放行。我給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欄清楚寫著阿圖爾·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還是不為所動。難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國青年軍團的頭面人物嗎?他腦子出了什麼毛病?這時,哈尼斯終於看出了其中的奧妙。 
  「這小子眼睛盯著我們的摩托車呢。」他小聲對我說道。在戰爭期間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顯得那樣寶貴。事實上,想逃跑的人並不是我們倆,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當時,我們隨身攜帶的武器只有口袋裡的手槍,而他們正拿槍對著我們。我的使命是去傳達來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這個命令據我所知很可能直接來自希特勒,事關重大。我也曾經兩次從蘇聯人的手底下逃脫,可現在呢,瞧瞧我們,被誰抓住了?一個舉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個身體健壯的武裝黨衛隊士兵。真見鬼,他應該到最前線去保衛柏林的婦女和孩子!我暗自氣憤。 
  「跟我來!」這位年輕的軍士下令道。 
  我們被帶到了街角的一間屋子,並一路走到地下室。那裡有幾個婦女,在她們身後有一張破舊的書桌,上面亂糟糟地堆著一些文件、一部軍用電話機和一個公文包。桌子後面坐著一個大胖子,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為在那個戰爭年代,整個德國都很難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讓人奇怪的是,他臉部的神情非常像馬丁·鮑曼。他也穿著一件在我看來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褲子,雙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師式的衣領。這不是一戰時的軍裝嗎?這個人難道是執法官員?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個男孩? 
  我把同那個軍士說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眼前的這位軍官,讓我頗感驚訝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電話直接撥通了青年團總部。電話那頭的人告訴他我沒有撒謊,很明顯,這讓他吃驚不小。他答應放我們走,但同時警告道:「蘇聯人肯定監聽了剛才的電話,他們已經知道你們的企圖。」他顯得有些幸災樂禍。那個年輕軍士極不情願地交出了我們的摩托車,我估計他是經過一番掂量,覺得不值得為了一輛車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圖爾·阿克斯曼。 
  那天發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在此之前,戈培爾和鮑曼早已發佈了嚴懲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軍面前露怯的行為都會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納粹甚至公然宣稱,保衛柏林是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無上的職責。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報紙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時刻,任何不能恪盡職守的人都是叛徒,整個民族的叛徒……弱者總是悲天憫人,只有強者才能堅持到底,獲得勝利……元首在哪裡,哪裡就有勝利!讓我們把個人的命運拋到腦後。你可以選擇勇敢地戰鬥然後犧牲,或者向敵人屈服成為可恥的叛徒!」   
  最後的道別(4)   
  後來有一次,我曾問過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會不會被自己人處死。他沒有聽出我的言外之意,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的孩子?當然不會!」可我並不明白誰才是「我們的孩子」?按照法律規定,任何德國青年都接受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但哈尼斯和我已經看到,那個在敵人面前膽顫的「我們的孩子」遭受了怎樣的命運。我們也看清了那些殘酷執法者的真實嘴臉,他們才是真正的懦夫。 
  第二天早晨,恰逢列寧誕辰,蘇聯軍隊在這天發動了24小時不停歇的進攻。為了準備慶祝即將到來的勝利,一面面嶄新的紅旗被分發到各個部隊中,蘇軍將領要求他們的戰士將旗幟插到每一座柏林的主要建築上。這裡順便提一下柏林的滕佩爾豪夫機場,這座機場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在面臨蘇軍包圍的情況下,還一直保持著日常的商業服務。但到了那天早上,最後一個航班從該機場起飛,帶著9名乘客飛往瑞典。當飛機在跑道上加速時,可以看到周圍一堆又一堆福克·烏爾夫戰鬥機的殘骸。 
  此時,蘇軍已經逼近愷撒大道,我們別無選擇,必須連夜轉移病房。因為如果拖到白天的話,不僅是病人甚至連其他的醫護人員都可能會喪命。我們面臨著很大的困難,總共有14名病人和醫護人員需要轉移,所有的病人都無法獨立行走。希特勒青年團總部抽調了幾名人員來協助我,但顯然沒有人心甘情願接受這樣一項危險的任務。他們的級別都比我高出不少,因此這讓我又多了一份額外的使命感。我們當然不可能找到任何救護車,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一輛燒木炭的舊式卡車。格特魯德醫生囑咐我們帶走所有剩下的醫療用品,包括幾瓶藥水和一些繃帶。和少得可憐的藥品相比,我們帶走的衝鋒鎗和「巴祖卡」火箭筒倒是規模龐大,注定了這是一次漫長而艱辛的撤離行動。 
  黃昏前,病人們都已經做好準備。我們為每個人安排了特定的擔架,整齊地擺放在大樓背後的出口處。當夜幕降臨時,我們立刻開始轉移。我們前後共跑了6個來回,每一回都分成兩步走:首先將病人轉移到警察局總部,然後再把他們送到納粹黨總部大樓。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但就在運送最後兩個病人的時候,我們遇到了麻煩。 
  麻煩的來源正是我們的上級部門曾許諾派一輛軍用救護車來幫忙轉移,但這輛車遲遲沒有出現,而我們卻為此耽擱了整整1個小時。等到最後決定離開時,形勢已經變得非常危急,蘇軍進入了大樓的正門,我們必須立刻撤退。哈尼斯建議由他在前面帶路,我和司機一起坐在卡車前排,其餘的病人和姑娘們都躲在後車廂。我們按照他的計劃開始行動,但很快,猛烈的炮火封鎖了前進道路,一時間我們難以突出重圍。無奈之下,我們只能先躲到路邊一座坍塌過半的房屋中,把病人安頓下來暫保安全。我讓司機同病人和護士們待在一起,隨後拿起一把衝鋒鎗和一個火箭筒衝出屋外。接著,真正的麻煩來了。 
  一出門我就發現前方不遠處有兩輛蘇軍的坦克,而且還是寬履帶、傾斜裝甲設計的T-34型坦克,後面跟著一些步兵。打頭的一輛正隆隆地朝一座房子開去,那真是一個讓人嚇破膽的場景。我發瘋似的撒腿就跑,穿過一排房子的後院,躲到了一個地下室裡。這時,那輛坦克已經拐了一個彎,衝進了病人和護士們躲藏的那幢房子。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受傷,但願上帝保佑他們平安。不一會兒,坦克又朝我躲藏的這間房開過來,我迅速下到了地下二層。那裡的窗戶很小,高度基本與街道持平。窗玻璃早已被打碎,只留下窗框周圍一些鋒利的邊角。透過窗戶,我看到那輛T-34一邊向前推進,一邊開炮轟倒一座座房屋。我沒有看見一個蘇聯士兵,估計他們都隱蔽在坦克後面。周圍沒有出現任何的德國軍隊。 
  坦克正一步步逼近我藏身的房子,地下室的牆壁和地板都開始不停震動,發出像攪拌機一般的聲音,真令人感到恐怖。不一會兒,坦克和我之間的距離僅剩下7米左右了,我害怕到了極點,同這個鋼鐵巨獸相比,我的血肉之軀顯得那麼可憐卑微。沒有時間去考慮結果了,我必須馬上採取行動!我迅速架起了火箭筒,瞄準前方目標,摁下發射按鈕。幾乎同時,我閉上了眼睛,心裡默默祈禱。 
  轟!!! 
  沒有巨大的後坐力,沒有驚天動地的爆炸,只是一聲沉悶的炸響。火箭彈殘餘的彈殼從發射筒中向後彈出,輕微灼傷了我頸部的皮膚,燒焦了幾根頭髮。從發射口冒出的濃煙讓我一陣咳嗽,還流出了眼淚。等硝煙過後,我看到眼前的蘇聯坦克周圍瀰漫著一股黑煙。這個大傢伙安靜地停在原地,不再動彈了。我擊中它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我第一次用反坦克火箭筒進行攻擊,竟然一舉成功!(後來我才知道,蘇聯軍隊對這種簡單、方便而有效的手提式火箭筒大感頭痛,為了對付它,他們甚至還改變了整套坦克進攻戰術)坦克車上燃起了熊熊火焰,一名蘇聯士兵從裡面跳出來,飛速地越過街道逃走了。欣喜之餘,我竟然也生出一股同情之心,這讓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我只看到一個士兵的身影消失在煙霧中,但沒有看見其他人從裡面出來。我不知道一輛T-34型坦克能裝多少人,那麼大的傢伙裝3個肯定是沒問題的,4個甚至5個都有可能。   
  最後的道別(5)   
  從小到大,納粹向我們灌輸的思想就是仇恨敵人,尤其是蘇軍,這麼說絲毫不誇張。但在我心中,對他們並沒有這樣的仇恨。即便是對那兩個把我狠揍一頓,差點要我命的蘇聯小戰士,我也永遠不會有半點仇恨,因為他們同樣也是人。當我看著那輛熊熊燃燒的坦克車,惟一想到的是裡面那些可憐的戰士,想到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兄弟姐妹,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女友。我體驗過那種被火燒死前的痛苦,那是最令人恐懼的回憶。我只能祈求上天盡快結束他們的痛苦,讓他們少受折磨。 
  我重新跑回了其他人暫避的那間房子,準備取一個新的火箭筒。一進屋,發現到處都是坦克炮火所留下的濃煙和塵埃。由於擔心哈尼斯和其他人的安全,我迅速地跑向地下室。房間裡硝煙瀰漫,幾乎看不清任何東西。隱約中前方出現了出3個身影,仔細一看原來是醫院裡的3個姑娘。她們每人手裡都拿著一個火箭筒,正準備出去向敵人開火。 
  「不!」我驚呼道,「快回到地下室去!」 
  她們不聽勸告。我轉向哈尼斯尋求幫助,但他卻說:「如果她們想戰鬥,就讓她們去吧!」 
  「可她們是醫護人員!」我激動地叫起來。 
  哈尼斯默不作聲。 
  我們開始向樓上攀登。我拿著突擊步槍在前面帶路,哈尼斯在後面拿著2只火箭筒。經過炮火蹂躪後,樓梯已經變得破爛不堪,踩上去搖搖欲墜,有幾級甚至不見了蹤影。 
  從樓上透過牆壁的窟窿往下看,可以清晰地觀察到街道上的動靜。在馬路的另一端,幾個蘇軍士兵正倚靠著一堵牆壁,向街角處的一幢房子進行猛烈射擊。我悄悄地瞄準他們,開槍射擊,槍聲響起,那幾個人立刻就消失了。我想他們是找個地方隱蔽了起來,或者也可能是撤退了。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們並沒有撤退。不一會兒,第二輛坦克出現了,緩緩地從被擊毀的同伴身旁開過,由於路面太窄,還差點撞上了同伴。在它後面跟著一隊蘇聯士兵,由於距離太遠,我無法用我的步槍射擊。我向哈尼斯示意,讓他把火箭筒遞給我。就在這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洛特突然出現在樓底下,她扛著一個火箭筒,逕直跑到了路中央。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快退後!」我以最大的聲音吼道,但顯然還不夠大到吸引她的注意。 
  她停在了坦克的正面火力線上,我一下子緊張得咬緊牙關,但洛特似乎還是像在格特魯德醫生的診所裡一樣平靜。她迅速地瞄準目標,開火,然後立刻跑到街道的另一邊,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廢墟中。她沒有回頭看一眼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標,我也沒有,我的注意力全在那個飛奔的小姑娘身上。一直等她安全逃離後,我才轉過頭,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她的戰果:直接命中目標!第二輛坦克也開始燃燒起來,相似的身影從裡面跳出來,迅速逃離了現場。但這次,我沒有再去想坦克裡面的人的命運,我的思緒全都集中在異常勇敢的洛特身上。 
  接近黎明時分,我們才完成了這次轉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揮中心已經搬到了納粹黨總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魯德醫生的診所就在他的辦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幾把木頭長凳,沒有別的任何設備。我們隨身帶來了擔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還有一些藥品和繃帶。依靠這些東西,格特魯德醫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醫療幫助。以軍事標準衡量,這樣的醫療設施僅僅達到野外急救站的水準,和新大臣花園中的急救醫院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在那個診所中,擁有一個手術台,附帶用於手術照明的太陽燈,面積雖小但卻設施完備。但是那兒的醫療負擔也非常沉重,傷員多達數百,主治醫生卻僅有兩位。跟他們相比,格特魯德醫生這兒只能勉強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魯德醫生只有一個帶著紅十字標誌的小箱子,裡面裝著她所有的家當,當然還是少得可憐。在起初的兩天裡,我們收到一些需要進行手術的病人,但格特魯德醫生卻根本無能為力,一方面是由於設備的短缺,一方面是專業技能的欠缺。這樣的病人只能把他們送出診所。隨著蘇軍的不斷推進,大量的炮彈和手榴彈碎片像冰雹一樣傾瀉到德軍頭上,傷員的數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時間,診所裡進進出出的人流越來越繁忙。 
  鮑曼已經離開了他的黨總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裡。其他幾個高級的納粹軍官和文官也追隨他的腳步,在大臣花園中苟延殘喘。現在,黨總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經成為了阿克斯曼的指揮部,同時也是我的新家,他的兩個助手海因茨·波特(Heinz Boldt)和根茨·格雷姆(Gunther Weltzin)也在他身邊。 
  雖然和高級官員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卻越來越消沉,越來越低落,沮喪、麻木的情緒快要讓我崩潰了。常常這時候,阿克斯曼就會說一些好話,讓我重新振作起來。在多年以後,我才弄清楚他說的那些都是騙人的鬼話,根本沒有什麼神奇武器即將問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謂的復仇武器V-1(「V」型飛彈)和V-2(戰爭期間首種投入使用的彈道導彈,也是惟一一種)都已經停止了生產。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多數來自奴隸工和集中營裡的囚徒。在盟軍解放了這些地方後,武器的生產已經全部停止,而那時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   
  最後的道別(6)   
  此時,鮑曼已經成了希特勒身邊的大紅人。除了擔任陸海空軍的總司令,他還是希特勒的貼身秘書,負責安排其工作行程。如此特殊的職務使得鮑曼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擋箭牌,他把所有的壞消息都屏蔽在外,他也有權決定哪些人能面見希特勒而哪些人不行。進進出出的報告都要經過鮑曼這關,經過他潤色修改後才能上報給希特勒。他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總管」,風頭壓過戈林和希姆萊。所有人都要對他俯首稱臣,但阿克斯曼卻是個例外。阿克斯曼的希特勒青年團由於誓死效忠希特勒而獲得嘉獎,希特勒特許阿克斯曼直接向其匯報,阿克斯曼因此也將「無條件效忠元首!」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第十章 深入地堡   
  深入地堡(1)   
  1945年4月26日,星期三,蘇軍動用榴彈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對柏林市區進行猛烈轟擊,持續不斷的炮火落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將我從黨總部的地下防空洞中驚醒。我和阿克斯曼的兩個助手一起住在他的地下指揮中心裡,說它是指揮中心還真有點抬舉了,裡面的房間非常狹窄簡陋,弧形的天花板快要碰到頭了。我們只有兩張軍用帆布床,幾個人就輪流睡。幾乎所有人都很多天沒有換衣服,也沒有刮鬍子。格特魯德醫生的醫務室就在我們隔壁,那裡總是擠滿了人。地下室的走廊裡堆放著許多死屍,有些已經開始腐爛,還有些被燒焦了,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即便在地下,還是能聽見喀秋莎火箭巨大的轟鳴聲。每當炮彈擊中頭頂上的地面,都會傳來一連串令人膽戰的爆炸,讓人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顫抖。伴隨著每次炮擊,天花板上掉下一層層灰,房間裡的燈光忽明忽暗,炮火帶來的硝煙似乎也穿透了厚厚的牆壁,瀰漫在整個地下室中。在黨總部樓頂上有一挺四管防空機槍,不時地朝蘇軍方向進行猛烈開火,子彈劃破天空發出的嗖嗖聲迴盪在頭頂上。 
  哈尼斯說得沒錯,這裡的確是人間地獄,我的生命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耗盡,所剩無幾。我的衣服上佈滿了塵土和煙灰。每天的伙食非常糟糕,我們依靠廚房裡堆積著的罐頭食品過日子。掌管廚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婦女,我們都親切地叫她「萊曼媽媽」。多數的罐頭上面都沒有標籤,只有打開以後才能知道是什麼東西。裡面多半裝的是肝泥香腸和紅血腸,摻雜些鹹肉末或者鹹豬油,還有些罐頭裡裝著黑麵包,但不管是什麼都很難吃。防空洞裡沒有生活用水供應,但卻不缺少酒,這主要歸功於鮑曼。納粹官員們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斷地從裡面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檳和烈酒。我們用葡萄酒和香檳來泡茶,甚至連洗臉都離不開它們。 
  幸運的是「萊曼媽媽」還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魚和法國吐絲等等,不過數量都很少。我們可以在她的小餐廳裡分享這些美味,那個餐廳由兩三張桌子拼湊而成。有一次,哈尼斯還從地堡專用的麵包房裡弄來許多剛出爐的麵包,我們都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的。「萊曼媽媽」把這些麵包均等地分給我們,包括格特魯德醫生病房裡的那個蘇聯士兵也有份。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幾乎所有人都出現了腹瀉,但由於藥品短缺我們只能強忍病痛。我吞嚥了一些法國吐絲和烈酒,希望能殺滅體內的病菌,但這顯然起不了什麼作用。 
  黨總部內的廁所污穢不堪,淤積的糞便堵塞了下水道,使得整個廁所臭氣熏天。更要命的是,餐廳就在離廁所不遠處,不時傳來的陣陣惡臭令人倒胃,在那種環境下吃飯簡直是痛苦的折磨。造成這種環境的主要原因除了過多的人員外,還有沖洗用水的缺乏。當時,只有地堡還能保證沖廁用水和清洗用具的供應。 
  從表面上看,鮑曼是為了陪在希特勒身邊才搬到地堡,但我也懷疑,他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對自己個人安全的考慮。許多黨衛隊和納粹黨的文職官員都和他一樣出不了城,他們都紛紛逃離了危險的地上辦公室,潛入帝國黨總部地下室和其他一些防空洞、地堡、避難所躲藏起來。有些幸運者還擠進了專為軍隊將領準備的更為幽靜的地堡中,每當夜幕降臨時,地堡的大小走廊裡就會橫七豎八地躺著眾多和衣而睡的納粹軍官,他們全都被白天繁忙的戰事搞得疲憊不堪。黨總部的地下室裡充斥著大量的納粹文官,他們終日酗酒,讓自己陷於酒精麻醉中,從而暫時擺脫戰亂的陰影。 
  4月26日,這一天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前往元首地堡。不僅如此,我還將前往元首地堡內的納粹最高軍事指揮部。阿克斯曼要求我陪同他離開威廉姆斯大街,一起前往元首地堡。當時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腦子裡一片茫然,根本分不清現在是白天還是黑夜,我已經疲乏不堪,沒有力氣再做思考,本能地接受了阿克斯曼的命令。等到我能夠思考時,腦子裡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記憶,我勉強爬起床,跟著阿克斯曼出去了。我們的臉上圍著泡過酒的手帕,在街道間急速穿梭奔走。威廉姆斯大街早已被蘇軍的喀秋莎炮火所覆蓋,而且由於現在敵人逐漸逼近,我們還面臨著狙擊手的威脅。那些可怕的狙擊手很快將這兒變成了最好的表演舞台,只要有人從地下冒出頭來,就會馬上成為他們的獵物。 
  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狙擊手盯上,或是被火箭炮送上天,我只是不顧一切地向前狂奔,盡量不去想自己的命運。神奇的是,我們最終活了下來,並且順利抵達大臣花園。經過府邸正門的時候,那裡早已沒有任何守衛。我們在大臣花園裡面遇到了一位希特勒黨衛隊警衛旗隊的士兵,在他的帶領下,我們穿過如迷宮一般的走廊來到元首地堡外的入口。在入口處有一間小房子,那是希特勒的安全警衛頭子約翰·漢斯·拉登胡伯的辦公室。拉登胡伯和阿克斯曼是老相識,他很快為我簽發了通行證,還帶我到武器庫去領了一把華爾瑟手槍。我把槍放到口袋裡,跟著阿克斯曼繼續向前走。我們來到了廚房的食品儲藏室,穿過一個隧道,來到地堡的大門口。大門經過層層加固,外面有兩個衛兵把守。衛兵們依然穿著整潔,精神抖擻,但身上的制服已經不是帥氣的黑色軍禮服,而是一套普通的軍裝。他們只向我們敬了個禮,沒有更多的盤查,這令我非常驚訝。要知道,我的兜裡可揣著槍,卻沒有人上來搜查。我之前一直聽說,由於希特勒地堡周圍的安全局勢非常緊張,即便是高級軍官都要求進行搜查,並沒收隨身攜帶的武器。而且按照規定,任何人都不允許帶著手槍面見希特勒。但顯然,我的第一次訪問就打破了這個規矩,這也反映出當時元首地堡內部的混亂局面。為了通風的需要,地堡裡的門經常敞開著。後來,隨著我去的次數多了,連門口的衛兵都不再向我打招呼。我甚至還經常從花園裡的緊急出入口直接進入元首地堡,因為那兒離黨總部的距離比常規路線至少縮短一半,而減少一半路程就意味著減少一半的風險。   
  深入地堡(2)   
  許多年來,一直有人問我是否後悔沒有親手殺死希特勒。確實,我是有這個機會的,好幾次我離希特勒僅有數米遠,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後悔,理由很簡單,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有動過這個念頭。今天的人們也許不能理解這一點,但這的確是事實。作為一個成長在納粹德國的16歲少年,我早就被納粹徹底洗腦,在我的思想中,納粹是世界上最神聖完美的政府,我從來都未曾質疑過這一點。和多數德國人一樣,我狂熱地崇拜希特勒,即便是到了戰爭末期,希特勒虛偽、罪惡的魔鬼形象已經表露無疑時,我還是沒有放棄對他的崇敬。你可能會問:「難道你沒有聽過猶太人的遭遇嗎?你沒有聽說過集中營嗎?」我的回答是我從未聽到地堡內外的人談起過任何有關猶太人和集中營的事,當時我所理解的集中營與真實的情況完全相反。直到多年以後,我再回憶起這段過去時,才意識到自己當時已經陷入怎樣的恐怖和罪惡中。 
  從一個更加實際的層面上來說,我也不後悔沒有殺死希特勒,因為如果當時我真那麼做了,可能的結果不是被當場槍斃,就是被立刻吊死,甚至還會被掛在肉鉤上慢慢折磨而死,我也就不可能坐在這裡向你們講述這段往事。 
  進入地堡上層,我首先來到一個被稱為「公共休息室」的房間,有時候它也被叫做餐廳走廊或者餐廳過道。房間很狹小,屋頂很低,裡面擺放著一張櫟木桌。地堡內的多數低級員工、警衛士兵、傳令兵和秘書都會在這裡用餐,食物主要是來自地堡上的食品儲藏室。我來的時候,這兒已經成了戈培爾的孩子們的遊樂室,桌子上地板上到處都散落著兒童圖書。他們同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樣,也會圍著餐廳的桌子坐成一圈,相互嬉戲打鬧,還會捉弄一旁的衛兵。年紀較小的孩子會趴在地板上玩耍,稍微大一點的就在屋內屋外捉迷藏,快樂溫馨的場景讓人感受到家庭特有的和諧氣氛。起初,我一直以為特勞德爾·瓊格是他們的保姆,因為大多數時間她都陪著這些孩子,餵他們吃飯,和他們玩耍,後來我才知道她原來是希特勒的秘書。戈培爾一家的臥室位於地堡上層入口的右側,工作人員在樓上為高級官員們準備好飯菜,然後再送到地堡下層的房間中。 
  現在,地堡已經成了戈培爾夫婦的新家,但這個家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美好。不知是出於何故,他們彼此都難以容忍對方。雖然每次我看見他們時,這對夫婦都表現得相敬如賓,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兩人之間的冷漠與隔閡。雖然在個性上格格不入,但兩人卻都效忠納粹主義,尤其是瑪格達·戈培爾,更是瘋狂地崇拜希特勒。 
  戈培爾的辦公室在地堡下層,那也是他的臥室。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都住在上層。6個孩子共住一個房間,分別睡在3張雙層床上,而瑪格達自己有一間臥室。孩子們喜歡在地堡上下層的走廊裡玩耍,和他們的「阿道夫叔叔」關係親密。作為回報,希特勒也讓曼扎利為他們準備了充足的糖果、糕點以及新鮮可口的三明治。對於10歲的赫爾穆特來說,這一切就像一場大遊戲,在孩子中,他並不是最聰明的一個,但卻是最愛吵鬧的,尤其喜歡扮演士兵。每當地堡隨著外面炮彈的爆炸猛烈顫動時,他總是興奮得大喊大叫。最小的海蒂僅有4歲,長得非常可愛,每個人都很喜歡她。其他還包括11歲的席爾德、8歲的霍爾德、6歲的海達和12歲的海爾格,他們都是些可愛、天真的孩子。其中最大的海爾格天資聰穎,顯示出超越實際年齡的成熟,她是戈培爾最喜歡的孩子。 
  戈培爾非常疼愛他的孩子,在那最後的幾天中,總是盡可能抽出時間來陪伴他們。這一家子的到來讓地堡中瀰漫著一種複雜交錯的情緒。一方面是同情,因為很顯然這對夫婦已經為他們的孩子安排好了未來的命運,而這些孩子卻還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又覺得安慰,孩子們的天真快樂將長久籠罩在心頭的戰爭陰霾一掃而空,也讓這個希特勒控制下的充滿獨裁專制氣息的地堡有了一點溫馨可親的氣氛。特勞德爾·瓊格肯定是所有人中最高興的,和每天聽希特勒喋喋不休地談論猶太人的罪惡相比,成為這些孩子的保姆顯然是一種莫大的解脫和快樂。 
  在很多母親看來,瑪格達當時的想法簡直可怕至極,但她卻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她曾私下對朋友說:「一旦德國戰敗,戈培爾肯定會被視為罪大惡極的戰犯,那樣的話,我的孩子們每天都會受到別人的折磨、鄙夷和侮辱。他們那麼善良,那麼可愛,可未來的那個世界卻容不下他們。我不會讓他們忍受這樣的苦難,我會讓他們永遠陪在我身邊。」 瑪格達·戈培爾不像愛娃那樣溫順聽話,她是一個很有主見的女人。希特勒非常信任和喜愛她,還特意給她頒發了金質納粹徽章以表彰她的忠誠。 
  雖然瑪格達很受希特勒寵愛,但在這段最後的時間裡,她的丈夫和希特勒之間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曾幾何時,兩人曾親密無間、情同手足。在其他納粹官員紛紛逃離柏林的時候,戈培爾毅然搬入地堡,這證明了他對希特勒的忠心,而希特勒也曾在他與瑪格達的婚禮上擔任過伴郎。但現在時過境遷,兩人之間的冷淡與隔閡日益深重。希特勒很少正眼看他的宣傳部長,更不同他單獨用餐,甚至連戈培爾打來的電話都要通過鮑曼轉接,才能到達希特勒那兒。事實上,戈培爾和希特勒的臥室之間只隔了一條會議室過道,但他打來的電話必須先轉到隔壁的總機房,然後再接到鮑曼的辦公室,最後才能和希特勒通上話。   
  深入地堡(3)   
  我們穿過餐廳,沿著水泥階梯下到了地堡底層,看見門口處站著兩個衛兵。這種情況並不常見,有好幾次我來的時候就發現大門敞開,門口一個人影都沒有。我們進入的第一個房間就是等候室,餘下的幾天裡我多數時候都要待在這兒。房間裡有好多人,基本都是些等候傳喚的副官、傳令兵和秘書。也有些人和我一樣是信差,但他們的級別都是高級軍官,年齡也比我大不少。從等候室裡可以看到會議室的大門,每次開門時都可以瞥見裡面的情景。希特勒總是身體前傾,雙手支著桌子,而戈培爾和鮑曼則喜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即便空間狹小,也總是樂此不疲。希特勒始終身穿一套軍裝,這麼多天都沒改變,從衣服上的褶皺可以看出,他晚上一直是和衣而睡。 
  有一次,我正和其他幾位軍官一起坐在會議室的過道上等候,突然間,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從地圖室中走出,進入了過道。當時走廊裡有好多人,看到他走過來,人人都立刻起身,像沙丁魚一樣緊貼著牆壁。希特勒走到我們這兒的時候,似乎正在思考著什麼,沒有注意身邊的任何人。令人吃驚的是,他竟然直接走向了公文信件的收發室,迅速消失在我們眼前。 
  由於長久居住在狹小拘束的地堡中,許多人都開始表現出幽閉恐怖症的傾向。人造光長期照射再加上通風機不停地嗡嗡作響,讓人們的神經陷於崩潰的境地,在那種地方生活實在是一種煎熬。我曾看見一幫將軍從那間小小的地圖室裡湧出,他們一個個看上去都快窒息了,真不知道他們在裡面呆了多久。希特勒還嚴令禁止他的部下在地堡內吸煙,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痛苦。 
  我第一次去元首地堡時,在水泥樓梯左側發現了一排廁所,全都沖洗得非常清潔乾淨,著實讓我大感安慰。這也許是專門為那些在等候室裡苦苦等候的納粹官員們準備的,但我也管不了那麼多,每次都藉機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地堡裡還能供應日常的生活用水,這些水全都來自一口地下20米深的自流井。實際上,在整個大臣花園中,除了希特勒地堡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用水供應都已經被切斷或者被污染。 
  在地堡裡,讓我最受刺激的場景就是看到等候室內堆放著一車車的食物。所有三明治都是用新鮮麵包做成的,這些麵包來自於威廉姆斯大街的一個麵包房。這家店在那種環境下依然正常運營,而且總有源源不斷的新鮮原料:意大利臘腸、燒牛肉、新鮮奶酪和醃菜等等,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每次看見,我都忍不住想衝上去大吃一頓,但最後還是不敢造次。最讓我感到痛苦的場景就是看見鮑曼走進了等候室,抓起一把三明治將他的外衣口袋塞得滿滿當當,然後心滿意足地揚長而去。從那時起,我開始非常討厭鮑曼。 
  當時,元首地堡和黨總部之間的通信線路已經被完全切斷,因此任何從地堡發出的指令都要由專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過宣傳部的無線電設備進行發佈,但只有黨總部內的海軍無線電室才能收發海軍和黨政信息密碼)。於是,在之後的幾天裡,我不得不每天十幾次地往返於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間,簡直就是一場噩夢。 
  這是一場俄式輪盤賭的遊戲,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於把自己的腦袋拴在褲腰上。幸運的話只是嘗嘗燃燒彈帶來的濃濃磷煙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運就會直接被蘇聯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處都有被火焰噴射器燒焦的屍體,散發出的惡臭帶著一種令人作嘔的甜味,這種氣味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趕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會引發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覺的喪失。這是最為凶險的時刻,你必須迅速移動雙腳尋找掩護,否則下一枚火箭就會如期而至。 
  在蘇軍的持續打擊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經成了一個亂葬岡,到處都可以看見死屍,有些已經被炸得面目全非。位於威廉姆斯大街另一頭的黨總部花園也成了一個大墓地,空中瀰漫的戰火硝煙讓人無法看清地上的屍體,我就曾兩次被僵硬的死屍絆倒。每當我們以為敵人的火力已經到頂時,迎接我們的總是更為猛烈的炮火,鋼鐵洪流如雨點般傾瀉在道路上,一時間火星四濺,留下一個個白熾斑點。有些人被子彈和爆炸後的彈片擊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們把一些身受重傷的人拖進了格特魯德醫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無力醫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們盡量避開敵人的火力點以減少傷亡,但據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內,就有至少20個人死於蘇軍炮火之下,其中還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奧圖·哈曼。 
  不論何時前往地堡送信,周圍總是充滿著令人窒息的厚厚濃煙。炮彈擊中目標後發出的轟鳴聲幾乎將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時間耳朵還難以恢復,持續的嗡嗡作響折磨著我脆弱的神經,讓人幾近崩潰。 
  在地堡緊急入口的外面從來不會出現衛兵的身影,他們都躲在門背後的安全之處。在入口處還有一個小小的頂棚,可以稍稍抵擋一下從天而降的炮彈。每次我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門口,那兩個警衛總會調侃道:「幸運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說「怎麼又是你,小伙子!你怎麼還好好的?」曼扎利廚房裡的助手們常常稱這些衛兵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還對那些士兵喊道:「為什麼你們不出去和蘇聯人戰鬥,卻躲在這兒讓一個孩子去替你們做事?」   
  深入地堡(4)   
  在所有衛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歡的是軍士長哈里·門格撒森。記得有一次,我氣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門口,卻意外發現大門緊鎖著。在平時一般情況下,大門都會留出一道縫隙,絕不會上鎖。我重重地敲了幾下,希望裡面的人能聽見,過來幫我開門,但結果卻沒有任何反應,外面隆隆的爆炸聲壓過了一切,沒有人聽得見我的敲門聲。最後,我不得不繞到大臣花園的正面,冒著槍林彈雨進入了地堡。當我向哈里抱怨時,他很幽默地說道:「老天爺,這可是個秘密地堡,難道你還想讓我幫你配一把鑰匙嗎?」 
  在最後幾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機會就開始聊一些熱點話題,例如蘇聯人現在離我們有多遠等等。當然,我們談論的最多的還是溫克的第12軍,我們都想知道他什麼時候才會開到柏林來救援。 
  此時,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已僅限於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範圍內,蘇聯軍隊的炮火幾乎全部集中到納粹的統治中心。該地區已經成為希特勒最後的立足點,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辦公大樓,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該建築整體呈正方形,周圍被其他建築群緊密包裹起來。東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舊帝國大樓,西面是希特勒黨衛隊警衛旗隊的大本營,南面的新帝國大樓將上述兩座建築沿弗斯大街連接起來。該地區周圍還有一些輔助性建築,例如西邊的柏林動物園,它被稱為柏林「綠色的肺」,不過現在那裡有一座重要的軍事醫院,並且為艾利赫·凱姆普卡的地下汽車廠提供燃料支持。 
  在這片建築群下面遍佈著如迷宮一般的地窖和地堡,它們多數通過複雜交錯的地道相連(在柏林的政府區還有其他5個相互獨立的地堡,分別位於幾個部門的大樓底下,戈培爾在位於赫爾曼戈林大街的官邸下面就擁有一個非常豪華的地堡,另外還有十幾個防空洞和難民營)。斯佩爾位於弗斯大街的辦公大樓下面有一連串的防空洞和地下室,裡面早已經擠滿了滿面愁容的黨衛隊士兵、傷員、護士、醫生和平民。 
  黨衛隊軍官的指揮部和起居室也位於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個防空洞原先是專為200名孕婦準備的,可等我趕到那裡時,裡面卻已經塞了近500名平民,整個環境慘不忍睹。在這個地下建築群中間有一所急救醫院,那兒原來是政府的醫藥房,經過改造後變成了一個臨時的外科手術室。持續惡化的局勢導致醫院的醫療條件不斷下降,已經快要淪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對這個急救醫院的情況瞭如指掌,因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幫助格特魯德醫生從這裡取藥,再送到她那個小診所裡。醫院主要由兩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維納·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人醫生,幾年前他離開希特勒到柏林著名的查理特醫院開辦了私人診所。在這最後的幾天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的身邊,希特勒也對他格外信任,但此時的哈思自己也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已經病入膏肓,常常感到呼吸不暢,因此每隔20分鐘必須稍作休息。另一位大夫是恩斯特· 根茨·申克(Ernst Gunther Schenck)教授,其實他並非是真正的外科醫生,而是一位營養師,因此動手術刀的技術還不算過硬,必須由哈思教授在一旁指點。整個醫院的條件也非常糟糕,特別缺少繃帶、麻醉劑等基本醫療用品。有時候,甚至不得不從堆放在旁邊的死屍身上扯下繃帶以滿足需要。最忙碌的時候,幾位醫生在7天內完成了370多例手術,申克教授曾說:「我的手臂一直都陷在腸子、動脈和血塊中。」 
  在這個地下堡壘群中,還隱藏著幾座地下車庫,停放著一些裝甲運輸車。另外還有一個1500平方米大的地堡,裡面裝著所有納粹高官的豪華轎車和他們的司機,包括希特勒的奔馳車。在德語中司機被稱為Fahrer,恰好與希特勒地堡(Fuhrerbunker)相匹配。位於這些建築中間的是元首官邸花園,我就是在那兒被引見給了希特勒。從花園裡能看見地堡惟一的地上部分:水泥碉堡狀的緊急入口。碉堡上覆蓋著帶圖案的帳篷墊,最頂上有一個黨衛隊炮台,再加上一排實彈機槍和聚光燈。 
  現在,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餘孽進出柏林的空中通道只剩下勃蘭登堡門附近的一個飛機跑道。在蘇軍炮火的緊逼下,這條跑道的使用空間被大大壓縮,飛機的降落或者起飛都變得險象環生。多數進入柏林的官員都會像斯佩爾那樣選擇「斯托爾赫」輕型教練機作為座機,因為它是少數幾種能在小範圍內降落的飛機之一。如此危險的飛行對駕駛員的技術和膽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們必須以很快的速度飛抵柏林以躲避蘇軍炮火的襲擊,然後再驟然減速下沉,落到這條短短的跑道上。由於難度太高,許多人都因此而喪命。此時,蘇聯軍隊也已經開到了跑道的另一端,猛烈的炮火不斷威脅著這條納粹最後的生命線。 
  之前,納粹大本營的防禦工作由黨衛軍少將威廉·蒙克負責,此人年僅34歲,是當時德軍中最年輕的將軍。在戰後他被起訴犯有多項戰爭罪行,但最終因證據不足而獲釋。由於不滿德軍的節節敗退,希特勒一怒之下撤銷了蒙克的職務,並任命黑爾姆特·魏德林擔任城防總指揮一職。其實當時的德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無論換誰都難以挽回失敗的命運。蒙克實際可用的希特勒黨衛隊警衛旗隊數量不到1200人,魏德林比他稍好些,手下擁有4.5萬名正規陸軍士兵和4.3萬名國民突擊隊隊員。另外,阿克斯曼還控制著2700名希特勒青年團戰士,他們大多都被部署在外圍,負責守衛施普雷河與漢克河上的兩座橋樑,這兩座橋也是納粹最後的陸上通道。海軍司令鄧尼茨還為魏德林提供了5400名海事軍校生,但這些水兵對於城市攻防戰實在算外行,倉促上陣的結果只能是換來巨大的傷亡。而這些殘破不堪的德國部隊所要面對的是蘇聯250萬人的大軍,德軍指揮官稱之為「驚魂部隊」。   
  深入地堡(5)   
  正如地堡算不上真正堅固的地堡一樣,納粹最後的大本營區域也遠遠談不上固若金湯(但在佈雷斯勞,卡爾·漢克卻構築起一個較堅固的堡壘。漢克是一個殘酷無情的納粹分子,為了阻止蘇軍攻陷佈雷斯勞,他下令將城內所有年老的婦女和孩子都趕出城外,致使數以千計的人被活活凍死。在城內,連年僅10歲的少年都被投入到前線作戰,如有違抗一律處以極刑)。明眼人都能看出,柏林的防禦工事薄弱得就像一層窗戶紙,根本不堪一擊。 
  在所有城防設施中,最顯眼的是分佈在柏林東、西、北方向上的3個巨型高射炮塔。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還不能稱之為「塔」,它們只是一些巨大的水泥墩子。斯佩爾最初是想模仿中世紀的城堡風格,但拙劣的設計水平讓它們看上去就像一塊笨拙的大石頭。柏林動物園裡的那座炮塔直接被叫做「動物園」(其實際佔地面積非常大,遠遠超出動物園本身的範圍),它是3座炮塔中最大的一座。我個人更喜歡稱它為一座地堡,因為在戰爭末期,它所發揮的作用正如同地堡一般。動物園地堡的地上建築共分5層,每層的高度非常驚人,疊加起來整個樓比動物園裡的樹木還要高出40米。其牆壁為2米厚的混凝土防護層,窗戶配有不銹鋼窗板保護,可以根據受攻擊的情況來開啟或關閉。 
  動物園地堡總體呈正方體形狀,在4個角上分別豎起一座高塔,如同中世紀城堡一樣。每座高塔上都有一組128mm的防空機槍,總數一共是8挺,交織而成的火力網能夠有效阻止敵人轟炸機的進攻。在機槍下面的城牆中,還部署著12門大炮,分別位於4個方向,主要用來阻止低空突破的飛機。這5層從上到下依次為:機關鎗士兵的營房;一座擁有兩位外科醫生和100張病床的醫院;存放著博物館珍品的儲物室;能夠容納1.5萬人的兩層防空樓。在地下還有另外3層建築,分別包括廚房、廁所、電力供應和軍火彈藥等設施。 
  另外兩座高射炮塔,一座位於菩提樹下大街北面,靠近地鐵站的地方,另一座則在蘭茨伯格大道東邊。這兩座不如動物園地堡那麼龐大,但同樣都被武裝得牢不可破。通過這幾座炮塔,德軍將領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軍的推進情況。流離失所的平民紛紛逃入炮塔中尋求庇護,塔內防空樓和醫院的實際人數都遠遠超過了設計標準。每一條走廊、每一個房間裡都擠滿了避難的人,人們就像罐裝沙丁魚一樣相互緊貼著。由於過度使用和缺乏沖洗水,廁所很快就被堵死不能用了。醫生和護士們都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去塔外掩埋屍體,因此醫院的過道很快就成了停屍間,隨處可見大量的殘肢斷臂和其他腐爛的身體器官。 
  除了這幾座高塔外,我在柏林城內幾乎看不到其他的城防設施。在每個主要路口,疲憊不堪的國民突擊隊士兵將燃燒的汽車、裝滿水泥的油桶和其他能夠找到的一切廢墟都拼湊起來,組成一個個臨時的坦克路障。這些路障幾乎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想對付蘇聯軍隊的T-34坦克,最有效的武器還是鐵拳式火箭筒。這些致命殺手主要被希特勒青年團佈置在大樓的地下室中,用以阻止蘇軍的進攻。儘管這種火箭筒威力非凡,但由於數量有限,根本無力延緩蘇軍的步伐。蘇聯軍隊在短短十幾分鐘時間內,就迅速突破了施普雷河、漢克河、哈韋爾運河一路防線,矛頭直指納粹的最後巢穴。     
  第十一章 瘋人院   
  瘋人院(1)   
  從元首地堡返回後,我直接去了格特魯德醫生的病房。她一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詢問地堡裡的情況,還問我是否見到了希特勒,我回答說「沒有」。雖然我偶爾從門縫裡瞥到了幾眼,有幾次還半路遇到了他,但我始終覺得那不算是真正見面。在地堡的這幾天裡,儘管很多時候都看不到希特勒,但我依然能感到他鬼魅般的身影無處不在。接下去,格特魯德的問題讓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見到愛娃·勃勞恩了嗎?」 
  「愛娃·勃勞恩?她是誰?」我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當時大多數德國人都對她一無所知)。 
  「你不知道?」她顯得有些吃驚,「她是元首的情人。」 
  「不可能!元首怎麼會有情人?!」我盯著她的眼睛說道。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不符合我印象中那個孔武有力、充滿男子氣概的領袖形象。二戰中,所有德國人都被納粹欺騙,篤信希特勒是個一心為國操勞,不會為兒女私情這等瑣事牽扯精力的真英雄。我媽媽甚至還對我說過,希特勒,承擔不起結婚所付出的代價。 
  格特魯德醫生坦承,當她剛聽聞此事時也和我一樣的驚愕萬分。「我那時也不敢相信。」她說道,但格特魯德把愛娃看作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告訴我愛娃特意從布徹斯加德趕到希特勒身邊陪伴他。我不知道她說的是否可信,長久以來人們早已習慣於將希特勒看作超脫凡俗的救世主,突然之間出現了情人一說,當然令人難以接受。我又跑去問阿克斯曼,他當然知道愛娃·勃勞恩是誰。於是,我驚呆了。 
  每次到地堡裡送信,接收的軍官總會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好樣的,小伙子!辦事真讓人放心。」他雖然嘴上那麼說,卻從來沒賞給我一杯水或者一個三明治什麼的。我每次的任務並非都和軍事相關,有時候也要幫格特魯德從哈思醫生那兒取些醫療補給回來。當然兩者之間的優先級毫無疑問,永遠是軍事情報第一,醫療補給第二。 
  有一天我從緊急出口進入地堡,路過前廳的時候意外地遇上了希特勒。當時他正斜靠在牆上,聽著鮑曼在那兒手舞足蹈地講些什麼。大廳另一端還有一位黨衛隊軍官,一些士兵正在緊張地搬運各種箱子。在地堡最後的那段時期,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一個個裝滿機密文件的紙箱子被搬到花園中付之一炬。只是在那樣的天氣環境下,這種銷毀方法效果並不太好,許多文件被風刮得滿地都是。 
  同一天晚些時候,我沿著帝國大樓的過道前往防空洞。一路上,我看到走廊裡擠滿了人,裡面有許多女兵,看上去她們的樣子都差不多,一樣骯髒不堪的軍服,一樣污穢不清的面容。但我馬上認出了其中的一個人,漢娜·瑞奇,傳說中那位迷人的女試飛員,不過她現在看上去精疲力竭,更像一個從散兵坑裡爬出來的士兵。她身上到處都是泥漿、塵垢、油污和灰土,看起來有點神志不清,但精神卻依然亢奮。讓她如此亢奮的原因是她身邊那位躺在擔架上的空軍軍官,那個人依然穿著一套空軍制服,外面蓋了一條軍毯。我立刻注意到他衣領上別著的軍章:橡樹葉鑲鑽劍騎士鐵十字勳章!他有一張俾斯麥式的臉龐和大大的鼻子,看情形他傷得很重。毯子的下半截已經被鮮血浸透,一位醫生正用夾板和繃帶小心地醫治他的右腳。我不知道那只右腳還能不能保住,那個人始終閉著眼睛,看樣子,他可能已經昏迷了。 
  在他們身旁有兩個黨衛軍士兵,其中一個說:「這個女人不願意離開他。」瑞奇一直緊緊握著那個男人的手,不停地撫摸著他的額頭。我擠開擁堵的人群向她走去,等到靠近時,我發現她的情緒非常激動。我立刻敬了個禮並說道:「瑞奇夫人,我們在赫茲伯格見過面。」(我的祖母認識瑞奇的父母,多年前她曾帶我去過瑞奇家,在那兒我第一次見到瑞奇) 
  沒等我說完,她就憤怒地打斷我:「我不是什麼瑞奇夫人,我是空軍上校瑞奇!」 
  究竟是什麼讓她如此暴怒? 
  湊近一看,我發現她的手上和臉上都沾了不少油污。她上身穿著一件飛行員夾克衫,但衣服的尺寸有點過大,套在她嬌小的身軀上顯得鬆鬆垮垮,裡面的白襯衣已經變黑,有些地方都扯爛了。她激烈的反應讓我有些吃驚,我不敢再多說話,更不敢繼續提問。 
  事實上,擔架上躺著的那個人是德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空軍上將馮·格雷姆(Ritter Von Greim)。他是德國空軍在整個東線戰場上的總指揮,而瑞奇則是他的妻子。這是一對不同尋常的夫婦,男方高大、成熟,具備大將風範;女方嬌小、美麗迷人、風姿卓絕。兩人都是狂熱的納粹分子,誓死效忠希特勒,無怪乎瑞奇會對格雷姆的傷勢如此緊張。對於希特勒來說,這對夫婦抵達柏林是這段日子裡最不尋常的插曲之一,他們的到來也證明了雖然希特勒迷信自己的軍事天才,但他的瘋癲狂亂已經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 
  希特勒還在為戈林的公然叛變感到怒火難平。阿克斯曼起初也認為戈林應當被就地正法,但後來當他瞭解到事情的真相時,馬上意識到這是鮑曼設下的圈套,他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希特勒依然還在苦苦尋求他的接班人,他認為格雷姆是個不錯的人選,不僅戰功卓著,廣受尊敬,而且還是個狂熱的納粹分子。他的妻子瑞奇作為希特勒的老朋友,同樣是納粹最忠實的擁護者。希特勒決定任命格雷姆為空軍總指揮,並晉陞為帝國元帥。希特勒本可以通過電話或電報的方式下達命令,可他卻固執地讓格雷姆親自到柏林來接受封賞,結果這一固執就差點讓這位倒霉的將軍白白丟了一條性命。   
  瘋人院(2)   
  當時,柏林上空幾乎完全被蘇聯封鎖,勃蘭登堡門附近的那條小跑道也已經被蘇軍團團圍住。幾天前斯佩爾之所以能從這裡全身而退,一是走得比較早,二就只能說是運氣好了。而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格雷姆夫婦還能死裡逃生,活著抵達柏林,實在只能說是奇跡了。在出發前,格雷姆的副手卡爾·科勒曾經勸過他,讓他不要前往柏林。科勒認為,盟軍的空中轟炸已經將位於奧巴薩爾斯堡的南方指揮中心夷為平地,同時,希特勒、鮑曼、戈林等人的官邸也遭受嚴重損毀。在各條戰線上德軍節節敗退,失敗只是時間的問題,再打下去只會徒增不必要的犧牲。但是格雷姆根本聽不進部下的勸告,他的本性讓他無法違抗希特勒的旨令。瑞奇更是個堅定的納粹主義分子。如果第三帝國真的要上演最後一幕絕唱,那她肯定會義無反顧地跳上中心舞台,第一個成為「殉國者」。 
  第二天,這對夫婦從原駐地出發飛往柏林東北部的雷赫林機場,那裡停放著一架直升機,他們希望能開著它直接飛到大臣花園的花園裡。但他們的美夢落空了,那架飛機由於嚴重受損難以正常飛行,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找到了一架福克·烏爾夫190飛機,甚至還請來了將斯佩爾安全送往柏林的那位飛行員。但很快,他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由於福克·烏爾夫190機艙狹小,除了飛行員,無法同時搭載瑞奇和體形碩大的格雷姆。瑞奇當然不願被單獨拋下。她發現在飛機尾部有一個緊急出口,雖然很窄,但由於她只有1.5米高,身材纖細嬌小,因此還能夠勉強擠進去。準備完畢後,他們開始以較低的高度向市中心飛去。為他們護航的是40多架空軍戰鬥機,這些寶貴的戰機面對著蘇軍嚴密的火力網一架又一架地送了性命,以此為代價所執行的卻是一個連格雷姆自己都一無所知的秘密任務。 
  當格雷姆夫婦抵達加圖機場時,隨行的護衛戰機已經所剩無幾,連他們自己的座機也損傷嚴重,無法繼續飛行。剩下惟一可用的飛機就是一架兩座的小型教練機,無奈之下,格雷姆只有親自駕機,帶著瑞奇一起飛往勃蘭登堡門的飛機跑道。正當他們向柏林市中心進發時,災難開始降臨。在地面上進行巷戰的蘇軍發現了飛機,立刻集中火力猛烈射擊。子彈穿透了薄薄的機身防護層,直接命中格雷姆的右腳。撕心裂肺的疼痛讓他無法繼續駕駛,一旁的瑞奇見狀立刻側身緊握方向盤,艱難地控制著飛機。經過一連串驚心動魄的疾行、閃避、穿越、翻飛後,飛機終於降落到勃蘭登堡門的跑道上。一輛早已等候多時的汽車帶上他們,飛一樣地駛向希特勒的黨總部。 
  當格雷姆抵達地堡時,他才終於知道這個「非常」任務究竟是什麼。當希特勒眉飛色舞地宣佈任命他為空軍總司令時,格雷姆痛苦地躺在斯達姆普菲格醫生的病房裡,捂著那只嚴重受傷的右腳哀號。但希特勒卻依然情緒亢奮,在那間小病房裡走來走去,喋喋不休地斥責部隊將領、黨衛軍、戈林甚至德國人民的懦弱無能。他不停揮舞著憤怒的拳頭,臉色鐵青地說道:「現在我一無所有,所有的忠誠都成了背叛,所有的誓言都成了謊言。德國人民喪失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德國士兵都是懦夫,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會遭蘇聯人蹂躪,還是臨陣脫逃。戈林白白糟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力量。」希特勒重複著這些陳詞濫調,越說越興奮。 
  這真是個可笑而又奇怪的場景。為了護送格雷姆安全抵達柏林,許多戰鬥機連同它們的飛行員都成了蘇軍的炮灰。而這位新任空軍總指揮官還嚴重受傷,至少3天不能動彈。一些飛機被派往柏林準備接回格雷姆夫婦,在中途也被一一擊落。面對自己引發的這些荒唐事,希特勒還極力狡辯。他責備他的空軍元帥應該學會靈活變通,不該親自冒險。即便是普通士兵,面對不合理的命令也會拒不執行。希特勒大概忘了,自己剛才還在沒完沒了地強調所有人都要堅決服從他的命令,不管是怎樣的命令,都必須無條件執行,否則會被處決。 
  當格雷姆還在地堡中接受治療時,地堡外的局勢正迅速惡化。我永遠也忘不了在舊帝國大樓外面看到的場景,那兒放著一個巨大的洗衣盆,裡面裝滿了浸沒在血水中的殘肢斷臂,周圍還有許多腐爛的軀體。這個盆原來放在醫療室裡,不知誰把它拿出來擱在了露天。或許他們沒有時間去處理這些可怕的人體殘軀,或許他們根本不屑於此,或者也可能他們自己都被蘇聯火炮擊中,直接被送進了鬼門關。 
  隨著戰火的蔓延,照料傷員的任務正變得越來越艱巨。在納粹黨總部,原本僅能容納15人左右的病房裡已經擠進了30多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越來越多的傷員湧入。除了空間緊缺,必要的醫療繃帶和藥品也面臨著嚴重的不足,但最令格特魯德醫生感到頭痛的問題是缺水。 
  「快拿水來!」她經常這樣絕望地呼喊。 
  如果想弄到水,就必須冒險前往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端,在那兒會有臨時供水車。剛開始我們使用大口果醬瓶裝水,但很快發現效果不佳,首先是瓶蓋密封不好容易漏水,其次在劇烈奔跑時那麼多瓶子也不好拿。後來,我們得到了一些10升裝的金屬盆,這樣每天來回取水的次數就大大減少了。真是感謝上帝,大大減輕了負擔,要知道那時候我每天還忙著送急件呢。但到最後那一兩天,取水的危險任務都交給了年紀更小的孩子們,不幸的是很多人都為此丟了性命。   
  瘋人院(3)   
  當時,我們已經沒有任何裝屍袋和毛毯,所有的死屍都被堆積在地下室的樓梯旁,等到蘇軍的炮火稍稍減弱時,再把這些屍體拖到後院中。有一次,蘇軍的進攻出現了短暫的停歇,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就決定冒險將他們年輕同伴的屍首挪到屋外掩埋。剛等他們跨出門口,一枚蘇軍迫擊炮彈就從天而降,奪走了兩個年輕的小生命。掩埋屍體的人自己卻成了冰涼的屍體,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心酸。還有一次,我們四五個人聚集在出口邊,等待著外面炮火的停息。過了一會兒,一個傳令兵做了一個衝鋒的手勢,率先跑出了防空洞。幾秒鐘後,他在我們眼皮底下中彈身亡。 
  「他去見上帝了!」我身邊的一個男孩驚呼道。 
  我大聲說:「我們去救他回來!他可能還活著!」話音一落,我們3個人立即飛奔而出。其中兩人去查看那個被擊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經斷氣了。而我則直接跑向了地堡,並再次順利抵達。後來我把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沒有說任何話。阿克斯曼總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來教育我們,阿恩特是一戰時期德國的一位傳奇人物,參加凡爾登戰役時他年僅15歲,這在當時德軍中絕無僅有。後來他出書記載了這段經歷,也因此成為希特勒青年團頂禮膜拜的偶像。在納粹的宣傳下,二戰末期德國參戰的15歲少年兵達數千人之眾,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納粹主義的犧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蠱惑下,我們決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氣來武裝自己,天真地以為也能像他那樣名垂青史。我們宣誓效忠希特勒,絕不辜負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們變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屍走肉,將納粹主義看作至高無上的理想。在今天看來,那是一種充滿罪惡的狂熱,但當時的我根本毫無意識。當我們這些孩子冒著炮火在外面玩命時,製造這幕慘劇的納粹官僚卻悄悄地躲進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來越多的謠傳開始出現,傳說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都被遍佈柏林的警察給絞死了。對此,我們深感震驚。 
  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我並沒有受過重傷,只是左手手指曾經被子彈片擊中,導致整個手掌都被裹在石膏裡,而且由於皮膚裡的金屬殘渣作用,小手指也開始發炎。但在緊張的工作壓力面前,我根本顧不上這些,我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疲勞和危險,永無安寧時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個小時,過度勞累讓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入睡,同時也讓我忘卻了傷勢,但格特魯德醫生卻堅持讓我去帝國大樓的急救醫院裡打一針。想來真是一種命運的嘲弄,我那麼不顧一切地冒著生命危險衝過「死亡街道」,只是為了治好一個小小的指頭。不過很不幸,由於注射了過量的破傷風疫苗,我全身開始長出水泡。 
  此時,無論是格特魯德醫生的診所還是帝國大樓下面的急救室裡,各種醫療藥品奇缺,惟一還有些儲備的只剩下動物園地堡裡的軍事醫院,雷娜特希望我從那裡取回些藥品做補充。動物園地堡位於蒂爾加騰西南角,距離納粹黨總部有很遠的距離,而且中間要穿越遭蘇軍密集轟炸的地區,同時面臨蘇聯巡邏兵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前去無異於送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你一定能行!」雷娜特鼓勵我,聽她的口氣就像在談論一場升學考試。我不願讓他們失望,只好答應下來。這一答應就直接送我去鬼門關走了一趟,幸虧最後還是回來了。從我出門的第一刻起,蘇軍的火箭炮就像冰雹一樣洶湧而來,不斷激起猛烈爆炸,引發的大火把周圍燒成一片火海。臨近動物園地堡時,我又遇到了濃煙的襲擊,視線完全被擋,分不清東南西北。在這種處境下,我最終能夠安全抵達,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 
  在拿到所需的藥品後,我正準備離開。此時,大量士兵和平民湧入防空洞中,如潮的人群完全不遵守任何紀律規則,夾在中間我幾乎寸步難行。現場一片混亂,許多人都在高聲尖叫,嬰兒們受到驚嚇不住地啼哭,我還親眼看見一對男女在眾目睽睽下當場做愛。在漫長的等待中,我突然想起哈尼斯或許就在此處,於是立刻環顧四周,試圖找出他的身影。但很快我發現這是徒勞之舉,因為即便他真在這兒,面對那麼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人群開始變得愈加瘋狂,我幾乎是被推出了底樓門口。雖然又再次面臨蘇軍炮火的威脅,但我的心情卻感到一絲輕鬆,終於擺脫了那種瘋狂,而且我還很幸運地活著。 
  回到黨總部,我把藥品交給了雷娜特。作為獎勵,她幫我打了一針藥劑,暫時減輕了水泡帶來的疼痛與瘙癢。我吃了幾片烤乾麵包,又喝了幾口杜松子酒,卻依然感到腸胃疼痛難忍。我已經整整一天沒吃東西,只是喝了幾口水。如果不是有機會去地堡,我可能連一滴水都喝不到,也許早就脫水而死了。過了一會兒,腹部的疼痛終於減輕了,但整個人已經無比虛弱。我一直靠自己的毅力在勉強支撐,直覺告訴我絕不能放棄,一旦倒下就永遠也站不起來了。 
  當天深夜,希特勒把漢娜·瑞奇叫進書房,告訴她自己決定和愛娃一起自殺,並要求在死後將屍體全部焚燬。他隨後取出兩瓶毒藥,一瓶給她,另一瓶則給格雷姆。格雷姆夫婦在地堡內有自己的房間,餘下的3天裡,瑞奇多數時候都在臥室裡陪著格雷姆,希特勒也會經常來看望他們。希特勒堅持要求格雷姆盡快離開地堡,重新擔負起指揮職責。但格雷姆夫婦卻拒不同意,他們希望留在地堡中,和希特勒一起「殉國」。在末日來臨之際,他們決心一起服毒自盡,但自殺的手法卻與眾不同。他們沒有選擇用手槍打穿頭顱,而是每人拿一顆手榴彈,在吞服毒藥的一瞬間拉掉保險環引爆自盡。   
  瘋人院(4)   
  在我看來,馮·格雷姆無疑是一位戰鬥英雄,也是位智勇雙全的軍事家。但即便是這樣一名傑出將領,也深受希特勒魔咒的蠱惑而不能自拔。當他在地堡裡遇見科勒時,曾興奮地對這位部下說:「元首強大的自信完全激發了我的鬥志,德國不會滅亡,我們一定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地方就像是不老泉,讓我重新充滿活力。」 
  科勒簡直不敢相信他的話,「這個地方是精神病院!」他喃喃道。 
  地堡確實越來越像個精神病院,希特勒一天到晚在他的書房或地圖室裡踱來踱去,嘴裡不停地痛斥那些帝國的叛徒們,有時候情緒激動得瀕臨休克狀態。戈培爾惱怒於戈林的倉皇出逃,當那麼多忠於希特勒的將領都願意為之獻身時,他這個空軍元帥卻敢苟且偷生,簡直罪大惡極!他大談特談為第三帝國犧牲的無上光榮,猛烈抨擊希特勒身邊的那些叛臣賊子。在戈林、斯佩爾和希姆萊等人紛紛落馬、出逃之後,鮑曼已經成為希特勒身邊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另外兩個當然是戈培爾和阿克斯曼。 
  阿克斯曼愚蠢地深信希特勒是上帝派到人間的救世主,注定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偉大領袖,他是不同凡俗的超人!由於這番狂熱的吹捧,希特勒興高采烈地授予他帝國最高榮譽——日耳曼金十字勳章,而且由希特勒親自為他授勳。希特勒還對他說:「沒有你那幫孩子們,戰鬥不可能堅持到現在。不僅僅在柏林,在全德國都是這樣。」阿克斯曼答道:「他們都是您的孩子,我的元首!」回到黨總部後,阿克斯曼難以抑制內心的興奮和喜悅,對我們高聲叫道:「為了忠誠!為了我們所有人!」至此,他已經成了希特勒最倚重的心腹之一,他也把自己的座右銘改成了「無條件忠於元首!」 
  當天,魏德林將軍的指揮部遭到喀秋莎火箭猛烈襲擊,無奈之下只能撤往帝國大樓附近的一個地下室。該地下室作為舊陸軍總部所在地,曾秘密處死過因刺殺希特勒失敗而被捕的馮·施道芬伯格上校。4月26日,蘇聯軍隊已經開抵亞歷山大廣場,距離希特勒的最後巢穴僅1公里之遙,蘇軍坦克很快將出現在威廉姆斯大街。     
  第十二章 最後的背叛   
  最後的背叛(1)   
  1945年4月27日早晨,我同往常一樣穿過炮火的封鎖和嗆人的濃煙,氣喘吁吁地跑到了地堡的前廳。我的雙眼被硝煙熏得難以睜開,模模糊糊看見前面有3個女人的身影。在她們眼中,我肯定看上去衣衫襤褸、邋遢不堪。身上的軍裝撕破了,面孔烏黑,頭髮蓬亂,模樣簡直糟糕至極。自從搬入黨總部後,我一直沒有換過外套和褲子,更不用說裡面的內衣和襪子。由於我急急忙忙地衝進來,再加上渾身上下這幅尊容,顯然會把眼前的這幾位女士嚇一大跳。其中一位從口袋裡掏出一塊乾淨的絲綢手絹遞給了我,我馬上表達了謝意,用手絹擦了擦雙眼。接著,她又遞給我一杯涼水,我正準備說謝謝,一抬頭,手裡的杯子滑落了。 
  她是愛娃·勃勞恩!我立即認出另一個女人就是瑪格達·戈培爾。落到地上的玻璃杯頃刻間摔得粉粹,我漲紅了臉,又羞愧又窘迫,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兒。這時候,愛娃從一旁的餐車上又拿來一杯水遞給我,輕輕地說道:「別緊張!別緊張!」 
  我接過杯子時,注意到瑪格達的手正放在額頭上,似乎有些頭疼的症狀。她背後的另一個女人開口道:「這麼小的孩子都被送去打仗,實在太可怕了。」瑪格達依然用右手蓋著額頭,一言不發。愛娃不停地好言安慰我,她甚至用手帕蘸了點水,輕輕擦拭著我的眼眶。「冷靜點,別緊張!」 
  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格特魯德醫生,她還是對愛娃很好奇:「她看上去有多大?」 
  「25歲左右?」我估摸道。我從不擅長猜測別人的年齡,這次果然又錯了。實際上,愛娃當時已有35歲,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從她的舉止儀態上看顯得非常年輕,更像個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身上有著突出的少女氣質,樂觀開朗,神情愉悅。不管面對怎樣的壞消息,她都不會顯露出一絲憂慮。在我眼中,她就像個電影明星那樣迷人。 
  第一次遇到愛娃時,她穿著一套深色禮服,佩戴金色的胸針。接觸多了,我發現她每次露面時都打扮得端莊典雅,漂亮迷人。到了最後幾天,她反而顯得更加光彩奪目。作為希特勒身邊的女人,她已經站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央,對於這種特殊的地位她似乎也極為享受。每次露面她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從未與希特勒單獨出現過。 
  在多數歷史評論中,愛娃·勃勞恩都被描繪成一個頭腦簡單、處事幼稚、完全意識不到身邊罪惡的女人,我和她的第一次見面也證實了這一點。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中,她還是個甜美、善良的女人。不過,申克教授卻有著不同的觀點,通過在地堡中的近距離接觸,他認為愛娃並非一個幼稚簡單的女人,也不見得那麼善良,當然更不是什麼聰明人。4月27日早上的那件事,證明了愛娃·勃勞恩同其他殺人如麻的納粹分子一樣冷酷無情。 
  愛娃的妹妹葛麗特是希特勒「嫡系部隊」中的主要成員,該團隊主要由一些老資格的希特勒密友、納粹黨政要員、僕人和保鏢組成,其中多數人都是從希特勒剛在慕尼黑髮跡時就一直跟隨他。相對於柏林,這些人對布徹斯加德懷有更深的歸屬感,因為那裡有著希特勒的巢穴——阿爾卑斯山上的貝爾格夫別墅。自從愛娃1930年初成為希特勒的情婦後,葛麗特就成了這個團隊的一員。不過和姐姐的安靜、矜持、羞澀相比,她顯得更加頑皮、大膽、活躍。她熱衷於吞雲吐霧,這令希特勒大為惱火,但她卻不以為然,她還無恥地在希特勒的侍衛面前賣弄風騷。 
  1944年,葛麗特嫁給了黨衛隊軍官赫爾曼·費格萊因,希特勒親自擔任證婚人。這次聯姻對希特勒和費格萊因都有利。由於愛娃家庭出身卑微,希特勒難免感到有些臉上無光。而費格萊因生於名門望族,並且在東線戰場上表現卓越,一旦攀上這門親事,愛娃家族的社會地位就將得到提升,希特勒面子上也能過得去。而在另一邊,費格萊因成了愛娃的妹夫,就等於是跨進元首「家族」的圈子,其個人前途將無可限量。 
  費格萊因純粹是一個詭計多端、囂張至極的機會主義者,他粗魯狂妄的態度令許多同僚都敬而遠之,在部下中也口碑極差。在他與葛麗特結婚後,囂張的氣焰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費格萊因還是個十足的流氓、好色之徒,娶了葛麗特之後,他又在柏林夏洛滕區的私人公寓裡偷偷養了好幾個情婦。而此時的葛麗特正住在巴伐利亞,準備迎接他們第一個孩子的降臨。當時還盛傳愛娃也是他的情婦之一,兩人經常一起跳舞或騎馬,關係非比尋常。不過在我看來,費格萊因是個工於心計的野心家,他不會冒著自毀前程的危險去和元首的情人上床。 
  在希姆萊的關照下,費格萊因在黨衛隊中也是平步青雲,一路高昇。但由於希姆萊在軍事作戰中的屢屢受挫,讓他的名望降到了最低點,這個作惡多端的黨衛隊頭子已經成為不受柏林歡迎的人。無奈之下,他只好派遣費格萊因作為聯絡官留在希特勒身邊。擺脫了希姆萊控制的費格萊因,一來到柏林就立刻改弦易幟,背叛了昔日的主子,轉而巴結位高權重的鮑曼。兩人原本臭味相投,又各自心懷鬼胎,很快成了狼狽為奸的死黨。不久之後,費格萊因就成為希特勒最親密的心腹之一。 
  不過,在我遇到愛娃的那天,她這位流氓妹夫的命運將發生巨大轉變。由於希特勒搬入了地下,費格萊因也就成了地堡的常客。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會議他都必須參加,而且還得和其他副官、聯絡官一樣,老老實實地守候在客廳裡,等候元首的召見。不過,他並不住在地堡內,如果不在夏洛滕區的公寓裡,他一般就住在黨總部地下的另一個防空洞中。   
  最後的背叛(2)   
  隨著戰局的不斷惡化,費格萊因也開始意識到希特勒和納粹的末日即將來臨。更令他惶惶不安的是,作為希特勒家族的一分子,他很可能會被要求像其他人一樣服毒自殺。他可不想過早地告別這個花花世界,他準備逃出柏林。這個狡猾的傢伙通過不斷打電話到地堡來製造他在會議現場的假象,暗地裡秘密準備出逃。這個計謀一直都非常成功,直到4月27日那天,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姆萊的聯絡官已經好久沒有出現,他去哪兒了?希特勒下令立刻找到費格萊因,整個帝國大樓裡一片喊叫聲,但卻沒有任何回應,費格萊因不見了。 
  此時,希特勒的助手奧圖·甘什想到費格萊因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區還有一套私人住所,希特勒立刻派出一隊衛兵前去察看。在那兒,他們找到了喝得微醉的費格萊因長官,他懷裡還抱著個美麗的女人,場面尷尬至極。兩人似乎正想逃走,一旁的兩個包裡裝著假身份證件和幾捆德國馬克及瑞士法郎。士兵們的突然闖入讓費格萊因大驚失色,馬上從酒醉中清醒過來。他開始使出渾身解數為自己求得一條生路,說了一堆「戰爭就快結束」、「希特勒完蛋了」之類的話,勸說他們放走他各自逃命去。 
  費格萊因費盡口舌說了半天,士兵們絲毫不為所動,無奈之下,他只好擺起了長官架子,要求給地堡裡的愛娃打個電話。在士兵們的默許下,費格萊因撥通了愛娃的電話,他假惺惺地告訴愛娃,自己準備飛往巴伐利亞,只是想陪在葛麗特身邊等待孩子的出生。他希望用這番話打動愛娃,騙取這個幼稚女人的同情和支持,不過這次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愛娃沒有像傳聞中說的那樣頭腦簡單,她立刻意識到費格萊因是要拋棄希特勒獨自逃命去。她堅決否定了他的想法,並要求他立刻返回黨總部。 
  愛娃接聽電話時,瑞奇就在她身旁,她清楚地聽到了愛娃在知道妹夫背叛「可憐的阿道夫」後發出的哀歎。「他的離去對德國損失之大超過1萬個人。」她幽幽地說起她的情夫。費格萊因最終被抓回了黨總部,希特勒的衛兵們也盡數撤走,但費格萊因身邊那個神秘的女人卻不見了蹤影。後來,人們一直懷疑那個女人是間諜,可能是某位外國外交官的妻子,經過戈培爾無意中介紹後與費格萊因相識。同時,她還被認為與黨總部的幾次洩密事件相關。如果真是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何在後期希特勒與戈培爾之間會產生莫名的嫌隙,因為戈培爾同這名女子多少有些關聯。費格萊因被扔進黨總部防空洞附近的一個單人牢房,聽候處置。 
  我已經連續很多天沒換衣服,身上的污垢和腐爛物散發出難聞的臭氣。放眼望去,柏林全城都已變成一片廢墟,又厚又黑的硝煙籠罩了屋頂,街道上迴盪著建築物倒塌的轟鳴。路上到處都有死屍,腐爛的屍體混合著燒焦的殘肢,形成一種古怪的又臭又甜的氣味,令人作嘔。每條主要路口的拐角處,都填塞了一些簡易路障,這些路障多半由坍塌的磚牆、碎石礫和燒燬的車輛組成,在蘇軍的強大火力面前幾乎不堪一擊,只有瘋子才相信它們能擋住蘇聯的T-34坦克。 
  當我和哈尼斯在帝國大樓附近來回奔波時,一路上發現越來越多的窗戶外掛起了白旗,有時候整條大街上都掛滿白旗,分外醒目。黨衛軍的死亡小分隊不斷加緊巡邏,隨時射殺任何一個膽敢公開投降的人。一旦發現屋外有白旗,他們立刻衝進去抓捕犯人。納粹的「移動軍事法庭」在柏林城內大肆搜捕放棄抵抗的軍人,並有權立即處死這些人。平民都要求出示身份證,士兵則要有兵員證。任何不在前線的男人都會被拎出來審問,如果沒有合理的借口就直接吊死或槍斃。 
  但即便是這樣,慘無人道的手段似乎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因為人們每天都面臨著死亡的威脅,無論前進後退都一樣。相反,黨衛隊的驕橫跋扈卻激起了陸軍士兵們越來越大的不滿。國防軍將領們經常能看見手下官兵被黨衛隊的爪牙嚇得瑟瑟發抖,許多軍官出面干涉,並警告黨衛隊遠離自己的轄區。許多年老的國民突擊隊隊員甚至因此投降了蘇軍,他們寧可落在敵人手裡以求得一線生機,也不願成為黨衛隊的活靶子。 
  這天,希特勒還是像以往那樣顛三倒四、神經錯亂。他會突然衝進辦公室,告訴手下人溫克正帶領第12軍前來救援,或者是伯西的第9軍正在同第12軍會合,準備給蘇聯人重重一擊。為了瞭解軍事行動的具體細節以指揮作戰,希特勒隨身攜帶著一份行軍地圖。隨著翻閱次數的增多,那份地圖變得愈加殘破不堪、支離破碎。每每沮喪之際,他就握緊冰涼的手掌如喪家犬一般撲在桌子上捶擊、哀號,氣急敗壞地質問溫克為何如此磨磨蹭蹭。他一遍遍詛咒著施坦因納,抑或是破口大罵身邊的叛徒,沒完沒了。 
  而在走廊另一頭的希特勒書房裡,戈培爾也專心模仿著主子的表演。他像希特勒一樣狂躁不安地走來走去,嘴裡不停痛斥元首身邊人的背叛和不忠。他嘲笑戈林的軟弱無能,指責他危難關頭逃離柏林,是個十足的膽小鬼。他嘲諷德軍將領的指揮無方,斥責士兵們為懦夫,並大言不慚地宣稱德國民眾配不上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稱號。 
  和希特勒一樣,戈培爾也想知道溫克為何遲遲不到,他也會從之前的冷靜理智轉變為歇斯底里般的狂怒。隨著末日的一天天臨近,整個地堡就像科勒說的那樣,正在變成一個瘋人院。有時候,地堡下層會籠罩著死一般的寂靜,但隨著會議室大門的打開,這種平靜立刻被激烈的謾罵和互相指責所打破。一會兒大門又關上了,叫罵聲也隨之停止,地堡中又恢復了原先的沉寂。   
  最後的背叛(3)   
  至於地堡裡的其他人,他們都清楚地意識到納粹末日的臨近,德軍潰敗的速度或許比他們預期的還要更快些。地堡衛兵們將貯藏室裡的美酒洗劫一空,喝醉了就躺在餐廳的橡木桌上呼呼大睡,試圖用酒精來擺脫現實的痛苦。當輪到執勤時,談論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出柏林。在地堡裡,很多人都開始討論自殺方法,有些人還從斯達姆普菲格醫生那兒弄到了裝有氰酸溶液的小玻璃瓶。 
  當天下午,魏德林又給希特勒傳來一個壞消息,他的士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氣低落,部隊已沒有任何坦克或其他重武器,無力再戰。他敦促希特勒迅速撤出地堡,向西穿過希特勒青年團控制下的哈韋爾橋,逃出柏林。他的部隊會為希特勒進行掩護,在蘇軍防線上打開一個口子,向西與溫克會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絕了他的提議。 
  緊接著魏德林的壞消息,突然又傳來一個令希特勒為之一振的訊息。由於獲悉格雷姆被任命為空軍總司令,其部下已派出12架飛機趕赴柏林迎接主帥,其中有11架在中途被擊落,僅有一架順利降落在勃蘭登堡門的跑道上。這位倖存的飛行員曾經護送斯佩爾往返柏林,現在,他的阿拉道96戰機正停在跑道上,準備護送格雷姆返回石荷州的空軍總部。希特勒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衝到病房裡告知他的新任空軍元帥,格雷姆正安靜地躺在病床上養傷,瑞奇依然陪伴在他身邊。 
  希特勒要求格雷姆立即飛往他的指揮中心,並集結所有空軍力量對滲透入柏林中心地區的蘇軍坦克實施轟炸。瑞奇表示反對,她希望能和丈夫一起陪伴在希特勒身邊。但此時此刻,希特勒已經不容許任何人違抗命令,他指示他的首席飛行員漢斯·鮑爾陪同格雷姆夫婦前往勃蘭登堡門。不過,由於白天蘇軍的炮火極為猛烈,為安全起見,他們不得不等到黃昏時分再出發。格雷姆夫婦要離開的消息很快就在地堡中傳開了,許多人自知脫身無望,紛紛開始寫信,請求瑞奇轉達給自己的親人朋友。 
  那天下午,希特勒還聽聞了一則外電報道,聲稱希姆萊已經通過瑞典紅十字會與盟軍進行接觸。希特勒自然大光其火,但生氣之餘他還有些懷疑。不管希姆萊曾經犯了多少過錯,希特勒始終把他看作自己最忠誠的部下,稱其為「忠心耿耿的海因裡希」。希姆萊自己也曾發誓:「我的一切都是希特勒賜予的,我怎麼能背叛他呢?」 
  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眼看末日即將來臨,希姆萊開始慢慢顯露他的廬山真面目。和其他納粹官員一樣,希姆萊絕不情願淪為希特勒的陪葬品。一連幾周,他都在同勃納多特伯爵秘密會談,不斷做出妥協讓步。他把一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送到瑞士,並釋放了所有的瑞典俘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博得盟軍的好感,以便在隨後的和平談判中,為自己積攢一些討價還價的資本。 
  這天下午,希姆萊接到從地堡打來的電話。希特勒質問他外電中的內容是否屬實,他是否已經同瑞典紅十字會的代表有過接觸。希姆萊當然矢口否認,於是很快,這件事就這樣告一段落。 
  那天,阿克斯曼一直在找我,我之前並不知道原因。後來,當我來到黨總部地下室,發現阿克斯曼、格特魯德醫生、格雷姆、洛特都在那兒,還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副官。大家都衝著我微笑,格特魯德醫生的一位助手還拿著一部小相機,衝我和洛特擠了擠眼睛,稱呼我們為年輕的坦克摧毀者。阿克斯曼宣佈我們兩人都獲得了榮譽勳章,我將被授予一級鐵十字勳章,洛特將獲得二級鐵十字勳章。我們還將榮獲一個坦克條紋,以示對摧毀坦克的表彰。此外,我還得到了一枚銀質戰傷徽章。 
  格特魯德醫生首先為洛特授勳,用一根細帶子將勳章繫在她的護士服上。接著就輪到我了,由阿克斯曼親自頒發。他走上前來,先說了一番讚美之詞,繼而正式為我授勳。不過,由於他的假肢不便,最後還是由格特魯德醫生代為效勞,她將那枚鐵十字勳章別在我胸前,並取下原來的黑色戰傷徽章,代之以嶄新的銀質徽章。阿克斯曼為我頒發了由他本人和希特勒簽名的證書,格特魯德醫生的助手趁機為我們拍照留念。 
  那天晚些時候,阿克斯曼在等候室裡為我引見了一位納粹人物艾利赫(Erich Barenfanger)。他是希特勒麾下最年輕的將軍,當時年僅27歲,依靠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成為德國陸軍的傳奇,曾榮獲橡樹葉騎士鐵十字勳章。這位將軍個性十足,不僅在戰場上驍勇善戰,而且除了希特勒外,誰的命令他都不服,這也令他聲名遠揚,希特勒破例將其從陸軍中校直接晉陞為少將。阿克斯曼和他是一對相識已久的好友,曾為其擔任過婚禮伴郎。艾利赫形容我是「無所畏懼的戰士」。 
  我並非「無所畏懼」,任何揚言自己什麼都不怕的人都是在說謊。我只是能將內心的恐懼壓制到某種程度,盡量不讓其凸顯出來。每天的生活中都充斥著各種痛苦、危險、可怕的場景,每次聽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聲,我就會不禁回想起這些場面,心裡感到深深的苦悶和煎熬。但和其他優秀的士兵一樣,我還沒到心理崩潰的地步。我還在咬牙堅持著,盡可能摒棄那些恐懼的念頭,保持一個樂觀積極的心態,這實在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過程。直到戰後,我才知道希特勒曾對阿克斯曼說過,最優秀的德國人都已經死在了戰場上,其他所有活著的人都是貪生怕死的廢物,根本不值得繼續存在下去。這個魔鬼親手締造了一個人間地獄,對於每天在這種恐怖中苦苦掙扎的人們來說,這實在是最大的侮辱。   
  最後的背叛(4)   
  海因茨·勞倫茲(Heinz Lorenz)是希特勒得力的新聞官和通訊主管。當晚7點左右,他正在主持位於納粹宣傳部中的對外廣播。突然,他從路透社的舊金山分社中監聽到一則BBC廣播,聲稱在過去的幾周中,希姆萊已經同代表西方盟軍的勃納多特伯爵展開多次談判。路透社還大爆猛料,宣稱希姆萊已經同意德國無條件投降。勞倫茲聽到這一消息,大感震驚,急忙趕赴地堡報告。希特勒聽聞之後自然怒不可遏,開始痛斥希姆萊的種種罪狀,他痛罵希姆萊是個口是心非的兩面派,譴責他與勃納多特的秘密談判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背叛」。 
  等情緒稍稍平靜之後,希特勒把鮑曼和戈培爾叫進了自己的書房。在接下去的半個小時中,沒有人知道這3個人在那間屋子裡說了些什麼,但希姆萊的背叛似乎讓希特勒開竅許多,他開始意識到這是黨衛隊精心策劃的大陰謀。施坦因納之所以不進行反擊,並非由於部隊人困馬乏、士氣低落,而是因為希姆萊下令不許這麼做。費格萊因企圖逃離柏林,並非出於一個酒醉懦夫的行為,而是在希姆萊的授意下採取的行動。希特勒一想到費格萊因,立刻下令對他嚴刑拷問。 
  此時,我被派去尋找黨衛隊旅隊長海因裡希·穆勒(Heinrich Muller),此人正是納粹蓋世太保的頭目。在這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前往的那座大樓就是蓋世太保總部。穆勒不在辦公室裡,我想他肯定已經被其他傳令兵帶到了地堡中。費格萊因被拖出牢房,帶到了審訊室中,負責審問他的正是那位蓋世太保頭子——海因裡希·穆勒。審訊的內容被嚴格保密,考慮到費格萊因是希特勒的家族成員之一,採取這樣的措施也不足為奇。(這已經不是穆勒第一次為希特勒保守秘密。幾年前,當希特勒的侄女吉莉·拉包爾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自殺時,他就曾負責調查此事。有傳言說,從那時起鮑曼開始報復穆勒) 
  可以相信,費格萊因在審訊中一定承認自己知道希姆萊和勃納多特的秘密談判,在希特勒看來這就足以治其死罪。此外,費格萊因有可能還透露了希姆萊想要刺殺希特勒的計劃。不過,我想當時應該不會有人謀劃刺殺希特勒,至少希姆萊不會,因為在希姆萊看來,此時此刻的形勢離希特勒自殺的日子不會太遠,而除了戈林之外,只有自己才有資格成為希特勒的接班人(實際上,當時包括斯佩爾、戈培爾在內的許多納粹高官都認為希姆萊是順理成章的元首繼任者,而且希姆萊也已經培植起自己的強大勢力)。希姆萊與戈林犯了同樣的錯誤,將4月22日希特勒的「精神崩潰」視為退位放權的象徵,這就讓他放棄了密謀暗殺的企圖和計劃。 
  不管審訊過程如何,最終穆勒還是從費格萊因嘴裡得到了希特勒想要的東西,也讓希特勒有足夠理由將費格萊因處死。阿克斯曼奉命組織一個陪審團負責對費格萊因的審判,並迅速判處其死刑。幾分鐘後,費格萊因被押到黨總部花園中,摘除身上所有的軍銜徽章和騎士鐵十字勳章,準備執行槍決。這位昔日目空一切、飛揚跋扈的黨衛隊軍官,在死亡面前終於露出恐懼憂慮的表情。費格萊因背靠牆站著,沒有更多的儀式,立刻被槍決。而此時,他的妻子葛麗特正待在巴伐利亞的家中,肚子裡懷著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希特勒顯然不在乎費格萊因的死會給他情人的妹妹造成的影響,他對自己的決定沒有一絲後悔。 
  此時,格雷姆夫婦還在地堡中等候夜幕的降臨。在處死費格萊因後,希特勒來到了他們的房間,向他的空軍總司令下達了新的指令。希特勒要求格雷姆盡一切辦法抓住希姆萊,並對其叛國罪行進行審判。現在,希特勒絕對不會再讓希姆萊繼承自己的位置了,「叛徒永遠都不能成為元首繼承人!」他忿忿說道。希姆萊叛變的消息也讓瑞奇變得非常激動,她歇斯底里地怒斥黨衛隊頭子的不忠不義。有了瑞奇的配合,希特勒越說越起勁,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起那些叛徒、懦夫之類的陳詞濫調,引得這位狂熱的女試飛員在一旁頻頻點頭。 
  臨近黃昏時分,格雷姆夫婦準備動身離去。格雷姆穿著整潔威武的軍裝,胸前掛滿了各種勳章。瑞奇外面套著那件有些磨損的飛行夾克,裡面穿著愛娃贈送的套領毛衣。在他們出發前,愛娃遞給瑞奇一封信,請求她轉交給自己的妹妹葛麗特。在信裡面,她沒有提到費格萊因已經被槍殺,屍體被草草掩埋在黨總部花園中的一個墳墓中,她怕這個不幸的消息會刺激懷孕的妹妹。不過,是否提到這些其實並不重要,這封信根本到不了葛麗特手裡,瑞奇在半路中就打開信封閱讀了其中的內容。由於覺得愛娃的言詞過於平淡虛假,瑞奇激動之下將其撕碎扔掉了(瑞奇後來說,那封信「庸俗而虛偽造作,極為幼稚可笑」,會在最後時刻對希特勒產生不利影響)。 
  在漢娜·瑞奇眼中,愛娃只不過是一個從巴伐利亞來的愚蠢的小丫頭。無獨有偶,瑪格達·戈培爾在寫給她大兒子的信中,也持同樣的看法:「不同於那個幼稚愚蠢的女人,我們的理想是偉大而光榮的,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切美麗、神聖、高貴、純潔的事物。但當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黨逝去後,餘下的世界不值得我們任何的留戀。」瑪格達對於第三帝國的瘋狂絲毫不亞於瑞奇。   
  最後的背叛(5)   
  經過一陣簡短的道別後,格雷姆夫婦和漢斯·鮑爾一起離開了地堡。瑞奇的臉上掛滿了淚水,不停地低聲哭泣,似乎想表達對希特勒和納粹帝國的無限忠誠。格雷姆拄著一副枴杖,臉色蠟黃。當3人抵達勃蘭登堡門時,阿拉道戰機已經在那兒等候多時。整個附近區域在東西軸向的防禦炮火的照耀下變得一片通明,近距離內各個方向上都有子彈炮彈的蹤影。在如此危險的境遇下,那位優秀的飛行員要再次憑借精湛的飛行技藝轉危為安。飛機在勉強起飛之後,在離地面很近的高度艱難地向上爬升。令人驚異的是,就在下面的蘇聯軍隊竟然沒有發現頭頂上的飛機。在飛越勃蘭登堡門時,由於飛行高度過低,飛機幾乎是擦著大門頂部的金色四輪馬車雕像呼嘯而過。隨著高度的逐漸升高,飛機的前後方陸續有幾十枚炮彈爆炸,產生的氣流讓小小的機身在空中不停抖動。等到上升至1200米時,飛機才總算進入了稍稍安全些的雲層中。 
  據瑞奇後來回憶,當時在雲層上方,天空正沐浴著皎潔的月光。而透過雲層中偶爾的間隙向下看,映入眼簾的卻是一片火海,向四面八方延伸,無邊無際。不計其數的村莊被復仇的火把點燃,沖天的火光劃破了整個夜幕。在抵達雷赫林機場後,格雷姆下令所有可用的飛機都前往支援柏林。將近午夜時分,歷經艱難的一行人終於回到了石荷州的空軍總部。     
  第十三章 婚禮   
  婚禮(1)   
  當特勞德爾·瓊格平靜下來想抽出點時間在元首辦公室外的行軍床上打個盹兒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她打開睡袋,合衣而臥,在元首房間外的會議廳休息已成為她的習慣。同地堡中的其他人一樣,她也筋疲力盡了。今天一早她坐在希特勒的書房時,聞到了自己身上散發的臭味,這令她心煩意亂,她想肯定每個人都聞到了。她很快地進入了夢鄉,當一個勤務兵叫醒她時,她已睡了大約1個小時,她被告知元首要她記下一些命令。瓊格極不情願地但又不得不順從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來到了希特勒所在的地圖室,希特勒正在等她。她下意識地注意到桌子上擺放著銀餐具和盛香檳酒的酒杯,好像剛舉行過一次宴會。希特勒除了詢問她的健康情況外什麼也沒有說,讓她坐在桌子前面。隨後,希特勒一邊來回走動,一邊開始對瓊格口述內容。 
  希特勒開始宣佈他最終的政治遺囑,瓊格也開始記錄,現在她意識到末日真正來到了。她想知道希特勒會不會在最後幾小時裡透露一些事件的關鍵線索,或許是從他童年時代就長期隱藏起來的形成他特別世界觀的一些事件。是什麼使他成為了一個殺人狂魔?但是希特勒什麼也沒透露,就像瓊格用她最快的速度記下來的一樣,她所聽到的只不過是熟悉的喋喋不休的控訴。在接下來的1個多小時裡,希特勒又重複了一系列他慣常的口號,這些話自瓊格開始在他身邊工作以來已經不知反覆聽了多少遍了。但是當希特勒開始講到他個人的遺囑或意願時,瓊格豎起了耳朵。 
  希特勒一邊來回走動一邊口述道: 
  在我這些年的戰鬥中我沒能使自己履行一次婚約,所以我決定在結束我肉體生命之前娶這位年輕的女士為妻,在多年忠誠的友誼之後,她自願來到被圍困的首都,把她的命運和我聯繫在一起。如她所願她將會成為我的妻子並與我共赴黃泉,死亡將補償我們在我替萬民服務期間的豐功偉業。 
  為了避免遭罷免和投降的恥辱,我自己以及我妻子選擇了死亡。我們希望在死後被馬上燒掉,就在我12年來為萬民服務的地方。 
  在說過這些話不久,也就是在4月29日那天一早,希特勒就和丈夫剛剛被他處決的那位婦女的姐姐結了婚,婚禮是在地圖室舉行的。處於困境中的希特勒對每個背叛他的人都極端失望,他用這種方式來表明自己對一個人的感激之情,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這個人對他的忠誠是不求回報的。在他沒完沒了不著邊際的談話中,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把愛娃·勃勞恩真誠而又發自內心的忠誠與諸如戈林、希姆萊、施坦因納和費格萊因這些人的背叛進行比較。 
  在最後的這幾天裡,希特勒明顯地疏遠了戈培爾,直到最後時刻,這位宣傳部長似乎都無法理解希特勒與愛娃的結婚計劃。戈培爾一手策劃了對愛娃·勃勞恩的低調處理,一直將這個名字排除在公眾的視野之外。這是他塑造傳奇人物策略的一部分,他想把希特勒塑造成一個與眾不同的超人,沒有女人能與之相配。但是在希特勒的最後幾天裡,戈培爾這些思想被拋到了九霄雲外。戈培爾下定決心要使希特勒的光輝形象繼續保持下去,或許某一天建立新帝國時,由他塑造的希特勒的光輝形象會被重新起用。毫無疑問,戈培爾更願意希特勒把獨身的形象帶進墳墓。而且如果希特勒非要結婚的話,戈培爾寧願他選一位電影明星而不是一個來自巴伐利亞、頭腦簡單、體形肥胖的女孩,但面對既成的事實,戈培爾別無選擇。 
  當他得知希特勒的意圖後,他叫來了當地的市政官員來主持這一程序。沃爾特·瓦格納(Walter Wagner)是負責婚禮儀式的官員,他穿著一身褐色的納粹軍裝出現了,戴著國民突擊隊的臂章,在納粹黨高級官員的簇擁下,他看上去有點不知所措。在儀式上站在希特勒和愛娃·勃勞恩身邊的人是戈培爾和鮑曼,他們是作為婚禮見證人出席的。希特勒穿著他平時經常穿的黑色的褲子和束腰上衣,愛娃則穿了一身希特勒喜歡的塔夫綢連衣裙。沒有人記載沃爾特是否鹵莽地要求這對幸福的夫妻對他們的雅利安血統做納粹所要求的聲明,以及問他們是否有任何遺傳疾病。在經過簡短的儀式之後,這對幸福的夫妻簽署了結婚證書,希特勒用他慣常的草體簽署了證書,愛娃·勃勞恩犯了新娘們不可避免的錯誤。她一開始寫的是「愛娃·勃……」但是接著又把姓改成了希特勒。這時候正是4月29日凌晨的時候,剛剛過了午夜,最終愛娃·勃勞恩成了愛娃·希特勒,第三帝國新任的第一夫人。 
  在這簡短的婚禮儀式之後,這對新人來到了走廊裡接受在場的其他納粹高官的祝賀,沃爾特·瓦格納也被允許留下呆了一會兒。能有幸和這些高級官員一同喝香檳酒,這肯定又一次使他吃驚了。在喝了幾杯以後,他被送走了,幾個小時後他在威廉姆斯大街上遇襲身亡。婚禮後不久,希特勒邀請了地堡中的一些人到他的起居室裡參加他們的婚宴。嶄新的白色亞麻布鋪上了餐桌,上面擺滿了蛋糕、三明治和幾瓶香檳酒。留聲機裡放著傷感的音樂,這種音樂9天前在老大臣花園的希特勒的生日宴會上也放過,但聽上去有點一去不復返的感覺。因為當留聲機播放《紅玫瑰帶給你快樂》的曲子時,沒有紅色的玫瑰送到手上,但是愛娃·希特勒的心裡一定是幸福無比。葛達·克裡斯蒂安評論說愛娃眼裡佈滿了淚水,是一種幸福的淚水。   
  婚禮(2)   
  多年來,愛娃常常被希特勒羞辱但仍然保持著對他的絕對忠誠,希特勒把與愛娃結婚作為對她的一種獎賞,但是,從愛娃少女般天真的表情中很難看出來這種獎賞的份量到底有多大。所有出席婚宴的人都能證實愛娃的幸福感無以言表,但是幾個小時後,當申克教授來到上層地堡的餐廳,他驚訝地發現正在暴飲香檳酒的這位天真的金髮女人就是希特勒的新夫人。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從來不知道希特勒有情人,那天晚上當他看見愛娃·希特勒時,她好像很高興而且非常輕鬆,她一定是已經知道自己幾個小時後會死去。但是申克教授從職業角度上通過對她近距離的觀察得出的判斷是,愛娃一點也不感到幸福,而是有一種被壓抑的歇斯底里的症狀。 
  在婚宴的客人中有瑪格達、約瑟夫·戈培爾、鮑曼、葛達·克裡斯蒂安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後來,阿克斯曼、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也到了。少女般無憂無慮的愛娃·勃勞恩,或確切點說愛娃·希特勒,看上去挺滿意,與客人們閒聊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山間別墅以及其他美好的時光。特勞德爾·瓊格沒有時間享受這種最後瘋狂的放鬆,她在隔壁的房間進行速記,因為希特勒時不時地離開宴會來到房間向她口述他最後的個人意願和政治遺囑。 
  希特勒在走向權力之巔的過程中得到了大量的油畫,但是在他個人的遺囑中希特勒解釋說他收集這些東西是為了國家而不是為他個人。他表示希望他所有的作品都能留給林茨的一所藝術展覽館。他指派「黨內最忠實的同志」——馬丁·鮑曼作為他的遺囑執行人,並且授權他負責把財產分給親戚,朋友和秘書們。鮑曼自行決定給他們貴重的物品或經濟上的支持以使他們過上舒適的「小資產階級」生活,他還特別提到了應給愛娃·勃勞恩的母親一份。 
  隨後,希特勒開始口述他的政治遺囑。就像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山間別墅晚餐時與隨從們不厭其煩的談話,像在帝國電台上、紐倫堡或慕尼黑的無窮無盡的充滿花言巧語毫無意義的演講,像幾百頁的《我的奮鬥》所描述的一樣老套、乏味和虛偽。「我或任何德國的人民都不希望看到1939年開始的戰爭,」他聲稱,「挑起它的正是那些國際政客和猶太人……歷史的車輪將繼續向前,但在廢墟掩埋下的城市和紀念碑的背後是重新滋生的仇恨和歷史使命,這些應該歸功於猶太人和它的盟友。」 
  希特勒發誓他將留在這個國家的首都,並且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時間和方式,以免落入敵人之手。他把德國的失敗原因歸咎為敵人過於強大的部隊,儘管他同時也隱晦地譴責了德國人民和軍隊,他們在為崇高的國家社會主義事業奮鬥時太過軟弱和膽怯。不過他預言鬥爭將會持續下去,而且國家社會主義將會成功,這6年的戰爭將以「一個國家為了生存而進行光榮英勇的鬥爭」載入史冊。 
  這份政治遺囑的第一部分中的關鍵一頁可以看作是希特勒宣稱他與「最終解決」方案毫無關係,它涉及1939年「預言」的實現。 
  我需要所有的歐洲人都明白,其實這無非是為了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且應該由真正的罪犯對這場災難負責,那就是猶太人。同樣他們也應該對成千上萬雅利安人的後代面臨飢餓和死亡、成千上萬人死於戰爭、成千上萬的婦女和兒童將被燒死或將遭到轟炸而死負責。 
  這份政治遺囑分成兩個部分。第二部分是確定繼承人,儘管他是否真的認為會有一個繼承人仍有待商榷。假如希特勒這樣認為,那麼他就與戈林和希姆萊一樣受到了愚弄,戈林和希姆萊兩人不能理解全世界對納粹政權的所作所為的大規模指責。新的國家和武裝力量的首腦是海軍司令鄧尼茨,他的頭銜是帝國總統,他將不會擁有元首的頭銜,國家元首只有一個。戈培爾將會成為帝國的領袖,鮑曼為黨的主席,佈雷斯勞的黨區領袖卡爾·漢克代替希姆萊為警察總長和黨衛隊全國領袖。在遺囑的第二部分戈林和希姆萊被草草地驅逐出黨,斯佩爾被無情地忽視了。更多由希特勒、鮑曼和戈培爾進行的政治任命在這天早上不斷地傳到特勞德爾·瓊格這裡,並添加到這份名單上。遺囑以冷冰冰的話語結束:「我號召德國政府和德國人民要嚴格遵守種族法律並對所有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猶太人實行專制。」 
  到了下午4點,這份文件已被打成定稿並等待希特勒的簽署。簽署後不久,希特勒回到了他的房間。同時,希特勒的行為在馬丁·鮑曼的辦公室裡引起了一陣慌亂的動作,鮑曼開始向全國的納粹部隊發佈消息。鮑曼的位置不值得羨慕,他或許已被公開宣佈是未來的黨主席,但是他知道希特勒垮台以後,他所有的權威也會隨之而去。在那個晚上,希特勒所發出的大量的電報之一是給駐紮在布徹斯加德堡壘的赫爾曼·戈林所在部,他下令處死戈林(這個命令沒有被成功執行)。 
  戈培爾也同樣不樂意接受他的職位。同鮑曼一樣(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戈培爾的權力也是來自於希特勒。鮑曼需要仰仗希特勒,而在某種程度上,希特勒也需要依靠戈培爾。儘管元首已特別命令他活下來逃出柏林,但戈培爾很清楚,一旦希特勒垮台他也就沒有了未來。戈培爾有一個很強的幻覺,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與希特勒已成為一體,希特勒垮台後,戈培爾也就什麼都不是了。他現在別無選擇只有為自己尋找借口並且告別世界舞台,在這個舞台上他曾是那麼地平步青雲,即使他的誹謗者也不得不羨慕他。   
  婚禮(3)   
  就在特勞德爾·瓊格把希特勒的遺囑打成定稿時,愁眉苦臉的戈培爾來到了她的辦公室,問她能否在元首遺囑的結尾加上他自己的結句。「假如元首去世,」他告訴她,「我的生命也就沒有了意義。」「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明確地違抗元首的命令。」他繼續說道:「在這場戰爭的關鍵時刻,元首被暫時的背叛之風所包圍,至少必須有一些人無條件地忠實於他,即使是一直到死。」 
  4月29日這個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就在地堡中,我不知道已經發生的這些重大事件,我也不能回憶起我在接待室等候的原因,但是在那個時候肯定是有讓我到那兒的重要差事。整個夜晚直到午夜時分,在無線電通訊站和希特勒的地下情景室之間的活動非常頻繁,這可能是由於鮑曼向全國的軍隊和黨的領導人發送消息而引起的。 
  當我從與阿克斯曼的戰地指揮所相鄰的無線電台取情報的時候,一位發報員告訴我在東邊我們與佈雷斯勞堡壘仍然有聯繫,更令我大吃一驚的是,在西邊我們與海峽群島仍能夠聯繫上,這聽上去非常可靠。我隨後進入元首的地堡並把這一情報交給值班的軍官,從他的反應來看這一定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被告知在此等候並且會很快地收到答覆。他去了並且好像去了好長時間。由於身體的極度疲憊,我在長椅上打了個盹兒。打盹兒的並不止我一個人,幾個軍官和勤務員也在臨時餐廳裡和走廊裡睡著了。奇怪的是,鮑曼不在其中。謠傳有人看見他消失在夜幕中,胳膊下還夾著一瓶法國白蘭地酒。 
  那是思想混亂充滿威脅的漫長一夜,我累得要死可又得不到充分休息的睡眠。我的大腦裡始終充斥著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而導致的預感、想像和反思。在早些時候我穿過威廉姆斯大街時,站在門口的一個人看著像冰雹一樣落下的炮彈時說:「孩子,這真是瘋了!」 
  在戰爭中,瘋狂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存在各種各樣的形式——進行中的戰鬥,從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的巷戰。由於不得不在猛烈的炮火中穿梭而且看到我的夥伴死亡和受傷的這麼多,我也一定是被嚇住了。現在,對我來說,很難估計我所處的形勢。 
  早上很早的時候,一個軍官拍了拍我的肩膀。這使我醒了過來,我感到侷促不安。從我嘴角里出來的口水已流到臉頰上。「再多等一會兒。」他說道。我擦了一下嘴,盡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再打盹兒。 
  這時,希特勒像幽靈一樣突然出現了。 
  現在,所有醒著的人都看著他。他從他的私人房間裡來到接待室,低著頭朝我走過來。我驚恐萬分而忘記了行禮,最後他朝上一看,眼睛停住了,好像陷入了沉思。他幾乎踩到了一個在地板上睡覺的軍官。他好像就要把我看穿一樣。 
  這時,一次震動晃動了地堡。希特勒舉起了他的右手,明顯地揮了一下,然後伸出去直到摸到了牆為止。是地堡的天花板的正上方受到了襲擊?泥土,灰塵和石灰紛紛落下充滿了整個房間,落到了希特勒的身上。他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查理·卓別林,而不是我們曾經的元首,但是他好像沒有注意到這些,他對自己咕噥著說些什麼,像「又一次襲擊!」隨後,他轉過身再一次消失進了自己的房間。 
  希特勒的情況比我在10天前他的生日宴會上見到的還要糟糕。這或許是因為地堡中的燈光造成的,但是他像黃疸一樣黃的膚色還是讓我震驚。他的臉色發黃,他明亮的眼白部分也已經變黃了,他的制服也不像以前那麼精神了。     
  第十四章 眾神的黃昏   
  眾神的黃昏(1)   
  這些強權統治者的末日(眾神的黃昏)就要到了。我回到了納粹黨總部,這時恰逢阿克斯曼從另一個方向朝希特勒的地堡走去。在他離開後,我倒下就睡著了,沒有脫衣服也沒顧得上洗漱。在阿克斯曼回到房間以前,我可能差不多睡了2~3個小時。他臉上帶有驚駭的表情。 
  他說:「元首和愛娃·勃勞恩已經結婚了!」 
  我不相信,但是我的反應天真地就像是這不可能發生一樣,「那麼在我們突圍時就要帶上她了!」 
  阿克斯曼告訴我,如果溫克和伯西不能來解柏林之圍的話,那麼我們「希特勒青年團」將會把希特勒圍在我們中間突圍,為他做人肉盾牌。在我的腦海裡,我們仍然在為「病人」的生存繼續戰鬥,直到能夠拯救我們大家的「奇跡療法」出現。我仍然想信希特勒青年團將會保衛元首突破蘇軍鐵桶般的包圍,然而希特勒已寫下遺囑的消息傳開了,我年輕的心靈又一次沒能認清這個消息暗含的意思,我確信他不會選擇這種懦夫的途徑來尋求解脫。希特勒常把自殺說成是懦弱的行為,最著名的一次是當萊比錫市的市長用槍打死家人和自己後,希特勒形容這是一次「懦弱地逃避責任」。我認定元首寫下遺囑是因為他擔心即使在希特勒青年團的保衛下也可能在突圍時被殺,應該有一個繼任者,而且現在更加確定的是戈林和希姆萊已成為了叛國者。 
  阿克斯曼從未在我面前提起希特勒倖存下來的可能性,我們的工作就是堅持。溫克將軍和施坦因納將軍仍然希望能夠撕開包圍圈把元首和我們救出柏林,假如他們失敗,希特勒青年團孩子們的屍體將會為希特勒提供一個屏障,以保證他穿過蘇軍的陣地與我們的隊伍會師,他們想把領袖帶到阿爾卑斯山的堡壘。阿克斯曼和他的隨從中的其他人從未提及希特勒可能自殺的事。 
  這天晚些時候,我收到了黨區領袖(地區領導)卡爾·漢克給戈培爾家人的一封電報,它很可能是漢克對戈培爾獲得新任命的回應。戈培爾家在地堡的上層和下層都有房間。把這封電報送往何處需要由我決定,我決定還是把它送到上面的房間。正在這時,戈培爾從下層的地堡走了出來,他的妻子向我走來,兩個女兒陪伴在她身邊。我向他們行了禮然後把信給了戈培爾。 
  漢克的電報是從佈雷斯勞發來的。我的父親也認識漢克,作為堡壘的指揮官,這些天他經常在新聞中出現。我緊挨著瑪格達·戈培爾站著,我開始覺得戈培爾的身材是那麼矮。他撕開信封,把電報拿了出來說道:「噢,是漢克來的。」 
  戈培爾夫人湊到他的肩膀上看了一下,說:「可憐的卡爾,除夕時我們還在一起。」 
  在那天晚上戈培爾一家向他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告別。他們在新的帝國黨總部的一個地下室裡舉行一次不正式的聚會,他們的6個孩子都圍坐在橡木桌旁,大約有40位工作人員在場。一位15歲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唱起了古老的德國搖籃曲,每個人都滿眼含淚地跟著唱了起來,這個溫馨的場景被新帝國黨總部的喧囂聲包圍著。一樓是許多身穿污濁不堪的灰綠色軍裝的正規軍士兵或黨衛軍,他們在來回奔跑並大聲喊叫聽起來已是越來越沒用的命令。地下的防空洞已人滿為患,到處都是婦女們的尖叫聲和孩子們的哭聲。可怕的墮落行為現在隨處可見——夫妻當著正在喂孩子的媽媽們做愛,而此時祖父們都死死地抱著他們僅能找到的食物不放。野戰醫院也擠滿了在痛苦中呻吟的受傷的士兵,申克醫生跑來跑去,新的傷員這時又被急匆匆地抬了進來。 
  那天阿克斯曼命令漢尼斯和我把一個情報帶給黨衛軍的副領袖奧古斯特·黑斯彌葉(August Heissmeyer), 他正掌握著史潘道區的一支部隊。這支部隊是由史潘道和波茨坦兩地納粹學校中的精英組成的,他們的狂熱、勇氣和自願為他們的領袖犧牲自己的意願與我們以前的卡爾·庫茨克敢死隊幾乎不相上下。 
  敢死隊曾設法把在佈雷斯勞東南方的萬森和威格威茲的蘇聯軍隊擊退,現在阿克斯曼想讓黑斯彌葉在史潘道區做同樣的事情,有消息說這座城市已經被蘇軍完全包圍了。阿克斯曼親歷了一次主要的戰鬥,黑斯彌葉也一樣,在我們離開去找到他不久以前,他剛剛給團員們做完一次鼓舞士氣的演講,「絕不投降!要戰鬥到最後一人!」然而阿克斯曼和我們都不知道的是,這個無畏的戰士隨後就跳上了加圖機場最後的幾個航班中的一個,和他的妻子一起從蘇軍的包圍中跑掉了。他告訴他的司機:「假如我們失敗了,所有的這些團員無論如何都要被槍殺。」這真是對我們的納粹領導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諷刺。 
  希特勒和阿克斯曼都對希特勒青年團的戰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柏林的形勢與佈雷斯勞的形勢大不相同,那個西裡西亞首府已被卡爾·漢克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堡壘,任何人不得出入,城市的每一個入口都設有路障。帝國的首都就不一樣了,它是一座開闊的城市,被煙火埋沒,擠滿了難民和需要睡眠、食物和彈藥的士兵。 
  當身體處於疲憊和飢餓的狀態下,意識最終會達到一種相似的狀態。希特勒不這麼認為,他相信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意識總會戰勝物質。我感到我正被放到這種實驗中,我精疲力竭,儘管我們仍有足夠的食物和一張可以稍微睡上幾個小時的行軍床。   
  眾神的黃昏(2)   
  在我們完成了無用的任務回來後,漢尼斯和我極需要汽油。阿克斯曼命令我們到面對著赫爾曼·戈林大街的地下油庫中去取一些。到達後,我們發現希特勒的私人司機艾利赫·凱姆普卡掌管著油庫。凱姆普卡是希特勒最親近的人之一,他和鮑曼一樣對我們極不尊重或者是根本就不放在眼裡。他粗暴地說:「我們沒有汽油!戰爭時期!」我們的懇求也無濟於事,我們被告知在蒂爾加騰區可能還有一點。漢尼斯說他去那兒找,他再也沒有回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到了那兒,或他是否找到了汽油以及他從那兒又到了哪裡。他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樣,在喝過最後一口schluck (從他的水瓶子裡喝)振奮了一下精神而隨後確定戰爭已經結束了呢? 
  我將永遠也得不到那個問題的答案,我永遠也見不到漢尼斯了,儘管我不久後就知道了凱姆普卡手裡有汽油,但不是給我們用的。 
  4月29日那天有關墨索里尼下場的消息一定是傳到了柏林。這位領袖和他的情婦克萊拉·彼達其被游擊隊員在意大利北部給抓住了,被處決後他們的屍體被倒吊於米蘭的一個集市上受到了許多人的羞辱。這個消息是否傳到了希特勒的耳朵裡不得而知,這個消息是否對希特勒有什麼影響也是不得而知。墨索里尼是一個殘暴的統治者,並且非常瞭解他要遭到的報應。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地堡,在他們離開的同時,希特勒也開始考慮他離世的確切時間。一些人接到了撤離的命令,其他一些人想出了看似合理的辦法為自己的離開找到了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借口。在希特勒的遺囑被打成定稿後,他命令4個軍官把遺囑的副本帶給在佩蘭湖總部的海軍司令鄧尼茨,和已被指定為陸軍總司令的陸軍元帥捨爾納(Schorner)。這些被選為信差的人是希特勒的新聞發言人鮑曼的助手海因茨·勞倫茲,黨衛軍上校威廉·詹德(Wilhelm Zander)和希特勒的陸軍副官少校威利·約翰梅爾(Willi Johannmeier)。那天早上他們帶著危險的任務離開了。 
  過了不一會兒,另一個小組又離去了。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副官徵得了他們指揮官的同意,試著去尋找溫克在西南方的第12軍。弗賴塔格·馮·諾布朗霍文(Freytag von Loringhoven)對克雷布斯說他不想「像老鼠一樣」在地底下死去,他更願意在戰場上戰死。克雷布斯說這要由元首決定,希特勒竟然同意了。希特勒想知道馮·諾布朗霍文計劃如何離開柏林,當這位副官說到他會設法到哈韋爾湖裡找一艘船時,這引起了希特勒的興趣,他推薦說應該找一艘平時在湖上遊玩時用的那種電瓶船,以免被蘇軍聽到聲音。 
  馮·諾布朗霍文非常瞭解希特勒,知道元首此時已陷入了細節的思考中,希特勒明顯地被電瓶船的想法所吸引了。不想被搞得心煩意亂,馮·諾布朗霍文毫不遲疑地答應會服從他的命令,他將會乘一艘電瓶船並且只乘電瓶船。那天下午,弗賴塔格·馮·諾布朗霍文、維斯(Weiss)上校和他們的格哈德·波特(Gerhard Boldt)上尉離開了國會大廈去完成他們自己請求的使命了。 
  這些軍事人員的離開使得尼古拉斯·馮·畢羅少校(Nicholas von Below)的孤獨感越來越強。這位德國空軍副官已跟隨希特勒達8年之久,對他的主人有某種忠誠感,但是他並不完全熱心地進入到元首為自己和德國的其他人所建立了瓦爾哈拉宮殿(北歐神話中的另一個世界的大宮殿,有540扇門,是主神奧丁為了迎接世界末日之戰而挑選出來的戰士們居住之所,傳說武士們陣亡後會被女武神們帶往那裡,每日飲酒作樂)。他鼓起勇氣請求希特勒允許他逃出去,令他吃驚和欣慰的是希特勒毫無怨言地對他的要求給予了默許。希特勒只提出了一個條件,那就是馮·畢羅要等到參加完晚上的會議後再走,他有命令要馮·畢羅帶給凱特爾。我曾經暫時被確定為馮·畢羅的嚮導,但當看到我臉上的表情時我就被排除在外了。 
  那天下午,希特勒命令維納·哈思教授從急救醫院來到地堡,來為他的自殺做準備。希特勒已不再相信黨衛軍了,他想證實一下由黨衛軍醫生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給他的劇毒膠囊是否確實有效,這個供實驗的動物就是他最喜歡的阿爾薩斯牧羊犬勃隆迪。這條狗被希特勒的馴狗師弗萊茨·托爾諾中士由處於通往上層地堡的樓梯口的等候室帶到了衛生間,托爾諾在這裡當著哈思的面,掰開了勃隆迪的嘴用鉗子夾著藥送到了狗的嘴裡,這條狗很快就倒在地上一動不動了。托爾諾明顯地感到不安,希特勒自己也不能忍受這種場景,但是過了不久他還是進去親自看了一下結果,一句話沒說就離開了。托爾諾又強忍悲痛接受了槍殺勃隆迪4只幼仔的任務。當活潑可愛的玩物被強行帶走時,戈培爾的孩子們非常不安。托爾諾把它們帶到黨總部的花園,在那裡它們和其他幾隻寵物一起被處死了。後來在地堡的底層,希特勒會見了醫護人員並向他們致謝。申克醫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其中一個護士都快瘋掉了。 
  也是在那天下午,希特勒和漢斯·鮑爾有過一次令人感動的會面。希特勒給他進一步的指示,一旦自己自殺,希特勒希望鮑爾能把鮑曼送到鄧尼茲那兒。先從陸上到達雷赫林機場,然後乘飛機到達波羅的海。鮑爾和地堡中的其他人一樣也十分討厭鮑曼,但是他非常忠於希特勒,他曾努力勸希特勒乘飛機逃出柏林。他有權調動6架原裝的容克390遠程飛機,這種飛機以飛行里程達到近1萬公里而出名。因為希特勒拒絕了他的建議,鮑爾說他會堅守他的崗位直到最後一刻,但是假如希特勒命令他把鮑曼送到波羅的海,那麼他只有服從命令。作為希特勒的飛行員,鮑爾曾負責安排元首的旅行,在希特勒巡視歐洲佔領區時把他從一個總部送到下一個總部。照看希特勒最喜歡的腓特烈大帝的畫像安然無恙地到達新的目的地也曾是鮑爾的工作。在結束最後一次會面之前,希特勒把這幅畫像作為臨別的禮物送給了他。   
  眾神的黃昏(3)   
  在上層地堡的一個普通房間,希特勒的一些隨從人員正在喝酒吃東西,其中有阿克斯曼、拉登胡伯、漢斯·鮑爾和艾利赫·凱姆普卡。他們中的好多人都是從希特勒在布徹斯加德時就跟隨著他,他們談了好多「美好的舊時光」的話題,有些是傷感的,有些不是。在一個檯子旁元首的新婚妻子出現了,由特勞德爾·瓊格和愛爾斯·克魯格陪著。來自下層地堡的一個黨衛軍軍官出現在檯子旁,說在沒有收到近一步的命令前他們誰也不許離開,希特勒想給他們所有的人說「再見」。大家共同鬆了一口氣,微微帶著一絲悲傷。 
  希特勒開了他的例會,然後大概在午夜的時候他出現了,把給凱特爾的命令交給了馮·畢羅。這是另一個遺囑,這次是對戰爭中軍隊表現的評價。這個文件被毀了,但是馮·畢羅後來憑著記憶又回想起來了。陸軍總參謀部因為領導失誤和十足的懦弱受到了批判。可能是鑒於新的空軍上將瑞特·馮·格雷姆的原因,空軍得到了原諒,它們所有的失敗都歸咎於赫爾曼·戈林的無能。只有忠誠的海軍司令鄧尼茨,一個堅定的納粹分子,領導下的海軍受到了表揚,雖然實際上德國海軍並未有一場榮耀的戰爭。馮·畢羅向他的主人致敬告別。 
  之後不久,一位黨衛軍軍官來到了上層地堡,說現在元首已準備好向他們道別了。他最終將要離開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國會大廈,一種聚會的氣氛在黨總部地下室的平民和士兵中產生了,並瀰漫了整個地堡。有留聲機、歌聲和舞蹈以及許多狂歡者。當希特勒經樓梯向上層地堡走時,聚會已變得非常混亂了,嘈雜聲已滲入並穿過了食堂,所以,地堡的話務員羅切斯·米士被派過來要求他們安靜一下,但是沒有人答理他。一位黨衛軍軍官過來要求這些狂歡者安靜下來,也沒有人把他的話當回事,狂歡繼續著。希特勒終於在時常在他身邊的馬丁·鮑曼陪同下到了上層地堡的門口,在這種密閉的場地,上面的叫喊聲和狂歡聲每個人都能聽得見。 
  被召集的是一些傭人和警衛。希特勒沿著秘書、勤務兵和軍官組成的這個列隊與他們一一道別,最後一次道別。沒有人記得他當時說什麼,無非是含糊地說一些陳詞濫調。但是在隨後對他們的講話中,希特勒解除了他們對他許下的諾言並且祝願他們能夠逃出蘇軍追捕。他告訴大家,他別無選擇只有死在柏林,他不想讓斯大林把他放在一個展覽館裡示眾。說完後,元首又消失在了下層地堡中,這時大概是凌晨3點。 
  中午,希特勒收到了戰爭報告。到處都是蘇聯人,離地堡300米的地方就有射擊者,沒有什麼希望了。元首收到這個消息無動於衷,他把鮑曼叫來並對他說他會在那個下午自殺。隨後他讓他的副官奧圖·甘什去檢查一下焚燒屍體的安排,希特勒指示甘什不允許留下他的殘骸以免讓蘇聯人得到。然後他回到了他的客廳與葛達·克裡斯蒂安、 特勞德爾·瓊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一起吃了午飯。通常在那兒的愛娃·希特勒這次沒有出現,或許是因為她覺得作為元首的妻子,現在她的身份要比他的那些秘書們高一些。 
  午飯時,希特勒體貼地給了他們每人一些毒藥劑,並且抱歉地說他沒有更有價值的東西可以給他們了。克裡斯蒂安和瓊格都接過了小瓶的毒藥,但都暗暗地發誓永遠也不會服用它。當他們在靜靜地吃午飯時,甘什命令一個勤務兵去找在地下油庫的凱姆普卡,讓他送200公升汽油來。凱姆普卡覺得他沒有那麼多(他真的沒有),但是最後,他的4個人還是設法找到了180升汽油,並用汽油桶裝著經由黨總部的花園抬到了元首地堡的緊急出口處。他們和元首地堡的衛兵發生了爭執,衛兵們想知道這些汽油是用來幹什麼的,最後海因茨·林奇來了才把衛兵和凱姆普卡勸開了。不一會,來了新的指示,要把所有其他的出口和辦公大樓通往花園的門都鎖上,只有幾個被秘密選擇的目擊者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希特勒打發走了他的午餐客人,自己在房間呆了一會兒。隨後在大約下午2點30分左右,甘什又把他們叫到了會議廳。到了以後,他們看見了馬丁·鮑曼和他的秘書愛爾斯·克魯格,瑪格達和約瑟夫·戈培爾,布格多夫將軍和克雷布斯,約翰·拉登胡伯以及海因茨·林奇。希特勒從他的房間裡出來了,愛娃·希特勒在他的身邊。他穿著他常穿的黑色的褲子、束腰的制服和白色的襯衣,愛娃穿著帶有白點點綴的藍色的裙子。他們沿著屋子默默地走了一圈,一邊握手希特勒還給這些聚集起來的人說了些什麼。他這個時候的腰彎得比任何時候都厲害,他的皮膚死一般的蒼白。特勞德爾·瓊格記得愛娃可能說了「替我向家鄉致意,美麗的巴伐利亞。」 瑪格達·戈培爾與希特勒會面的時候幾乎都快瘋掉了。幾分鐘後希特勒一句話沒說回到了自己房間。 
  在這同時,戈培爾的幾個孩子正在上層地堡玩遊戲,他們不知道在他們下面幾米的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一定注意到了他們的媽媽陪著愛娃·希特勒匆匆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之間說了什麼已經不得而知了。這個年輕的女人已奪取了帝國第一夫人的頭銜。瑪格達·戈培爾是一個聰明、機智和獨立的女人,她從未把溫順天真和易於感動的愛娃·勃勞恩放在眼裡。特勞德爾·瓊格意識到由於恐慌瑪格達·戈培爾忘了給孩子們吃午飯了,她去黨總部的廚房給他們找東西吃了。   
  眾神的黃昏(4)   
  她的發現把她嚇了一跳。當特勞德爾向堪恩伯格的食堂走過去時,從遠處的國會大廈防空洞裡傳來的狂笑和叫喊聲清清楚楚。當她想進一步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時,她看到了狂歡無處不在。「性慾的狂熱佔據了每個人,」她後來回憶道,「到處都是,甚至是在牙科醫生的椅子上,我看到身體淫蕩地緊緊抱在一起。女人們已把矜持拋之腦後,隨意地暴露著她們的私處。」早晨曾經擾亂到元首最後告別儀式的歡鬧也不及這次無所顧忌的狂歡。很顯然牙科醫生的椅子成了一個特別受歡迎的做愛的地方,因為它可調整適應不同的姿勢。 
  在黨總部底下的地下室和防空洞裡,這擁擠的每個地方男男女女們都在做愛,以在這最後關頭尋求一絲的快樂。他們對老人和年輕的媽媽們毫不在意,對在戰地醫院裡哈思教授的那些瀕臨死亡的傷員毫不在意,對落在頭上的弗斯大街上的炮彈也毫不在意。許多被授權處決逃亡者並殺身成仁的黨衛軍軍官也已把他們的誓言拋到九霄雲外了,從黨總部食堂搶來的香檳酒、巧克力和美味佳餚被他們當作引誘女人們投懷送抱的誘餌。 
  這時,愛娃·希特勒和瑪格達·戈培爾再一次出現在了下層地堡的走廊裡。瑪格達·戈培爾問奧圖·甘什她是否能再一次跟元首說句話,希特勒同意了並且出來給她談話。她對他說了什麼不得而知,一些猜測說她可能是懇求他去布徹斯加德。但是無論瑪格達·戈培爾說什麼都沒有用,元首回到了自己房間,愛娃也跟了進去。樓上的特勞德爾·瓊格已回到了上層地堡,她給戈培爾的孩子們找了些三明治和果汁。孩子們和她聊天並且一起玩,他們好像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煩惱。這時正好是3點30分。 
  在下層地堡的走廊裡有一股令人焦躁不安的氣氛,這種氣氛被從緊急出口跑下4層樓梯到來的亞瑟·阿克斯曼暫時打破了。甘什正站在希特勒的門口,手裡拿著他的魯格爾手槍。阿克斯曼拚命地請求甘什讓他再見元首一面,但是這位焦頭爛額的副官不能再容忍任何進一步的耽擱了,所以拒絕了他的請求。希特勒門外為數不多的人這時都僵硬地站著,但是預料中的槍聲並沒有傳來。10分鐘過去了,海因茨·林奇忍受不了了,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門。 
  阿克斯曼和戈培爾依次先進了房間。他們進去後看到元首坐在一個小躺椅上,愛娃在他的旁邊。愛娃的身體微向前傾斜,很顯然已經死了。她的頭靠在她丈夫的肩膀上,身上散發著一股刺鼻的苦杏味,是典型的氫氰酸的味道,她的嘴唇被毒藥弄得起了褶皺。她的華爾瑟6.35毫米口徑的手槍放在他們面前的咖啡桌上,槍並沒有發射。 
  在她身邊,希特勒沉重地靠在那裡,他的下巴耷拉著。一把華爾瑟7.65毫米口徑的手槍從他的手中掉在了他腳附近的地板上,血從他兩邊的太陽穴裡流出來,弄得滿嘴都是,但是幾乎沒有血濺到四周。當時阿克斯曼認為希特勒是對著嘴開槍造成的爆炸才弄得兩邊太陽穴上都是血(事實上,後來蘇聯人在找到希特勒的頭骨後,他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他是對著嘴開槍的話,空氣的壓力會把他的下巴炸開,而他的下巴是完整的)。一小瓶花從桌子上掉了下來,林奇把它撿起來放到了原位。 
  戈培爾和林奇離開了死亡現場,而阿克斯曼又在屍首旁呆了一會兒思考著什麼。不一會兒林奇和其他幾位黨衛軍軍官進來了,用粗糙的軍用毛毯把希特勒的屍體裹了起來。他們把這個包裹運到了走廊裡,希特勒考究的黑色褲子十分難看地露了出來。他們把屍體傳給了另外兩個黨衛軍軍官手裡,這兩位軍官用力地搬著它上了4層樓梯到達了緊急出口處。隨後,馬丁·鮑曼進來了抬起愛娃的屍體,他把它傳給了凱姆普卡由他搬到了樓梯間,凱姆普卡又把它傳給了甘什由他把它背到了花園。 
  後來哀悼者和預先指定的僅有的葬禮見證人回到了他們的位置,他們是鮑曼、克雷布斯將軍、布格多夫、約瑟夫·戈培爾、凱姆普卡和林奇。甘什主持了儀式。這兩具屍體被並排放在了緊急出口附近的一個炮彈坑裡,隨後這兩具屍體被澆上了汽油。由於蘇軍的炮擊,哀悼者被迫撤到了緊急出口走廊的安全處。約瑟夫·戈培爾劃著了一根火柴去點燃屍體,但是沒有點著,最後有人點燃了一塊蘸有汽油的布才把火點旺。接著,哀悼者們最後一次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萬歲」,然後才從炙熱的火焰旁和蘇軍的炮擊下撤了回來。甘什沒有完成希特勒的命令,他委派了希特勒的兩位黨衛軍警衛看著屍體被完全燒燬。同時,地堡中的人也慌忙地準備逃離這座城市。據一個報告裡說一名黨衛軍警衛偶然發現了屍體燃燒的現場,他是在黨總部的臨時餐廳裡喝酒的黨衛軍人員之一。他飛快地跑下地堡找到了話務員羅切斯·米士,「領袖被焚燒了,」據說他曾經說過,「你想去看一下嗎?」 
  元首已不再與他們在一起的最明顯標誌,是地堡裡現在發出了令人興奮的香煙的味道。希特勒禁止吸煙,但是現在他實際上已經不在了,地堡中所有的人都點上了一支放鬆一下。魏德林來到地堡參加他下午的例會,還沒有人告訴他下午發生的重大事件。當他得知希特勒已選擇了懦夫的行徑解脫時,他心裡非常煩躁。他回到了自己的指揮崗位上去解除他部下所立下的誓言。最後,大約是在晚上11點鐘,拉登胡伯命令把希特勒和愛娃的殘骸埋掉。   
  眾神的黃昏(5)   
  4月30日下午晚些時候,我從元首地堡回到了阿克斯曼的戰地指揮所,我不知道元首地堡中發生的巨變。阿克斯曼消失了大約2個小時,當他出現的時候,明顯地有些心煩意亂。他用嘶啞的聲音說:「元首已經飲彈自盡了!」我驚呆了,元首死了!真令人難以置信。 
  幾乎在這同時,我腦子裡想起了一個問題:「神秘武器怎麼樣了?」我現在有點驚慌失措,就像13年前我的父親把我留在馬路上驅車離開時的感覺一樣,這次我沒有哭喊。由於阿克斯曼非常心煩,我沒敢提出這個問題。他伸手拿了一張紙,用左手在紙上草草寫下一些東西。 
  我記得幾個月前,我們曾被告知,神聖的上帝曾在1944年7月20日的一次針對希特勒的暗殺陰謀中救過元首的命。假如有神聖的上帝保佑的話,他為什麼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呢?看來這一切都是假的。 
  阿克斯曼讓我去叫格特魯德醫生。她很快就感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她抓住我的胳膊並且一直抓著,直到來到阿克斯曼的辦公桌前。我離開了房間,幾分鐘後我看見她哭著出來了。 
  她好像比我還要慌張,但是我們的工作還要繼續。由於新傷員仍然不斷地被送來,她需要另外的醫療用品,所以我再一次離開了。在這最後一次的任務中,我跑步穿過了爆炸產生的大火、嗆人的濃煙和槍林彈雨。這時差不多已是午夜了,從我上次見到希特勒到現在為止還不到24個小時。我們發現了大批的蘇軍坦克,而且預計它們正在接近威廉姆斯大街和赫爾曼戈林大街,因此我改變了我的路線,穿過花園到達了緊急入口處並且通過了下層和上層地堡。我繼續前進從地下到達了在新帝國黨總部底下的防空洞。 
  戰地醫院所在的這個在新帝國黨總部底下的地下室已經變成了一個骯髒的地方。盥洗室的水正在不斷地往外流,人們不得不設法盡力尋找乾淨的地方。只有少量的清潔水,而且裡面也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現在擠進來的這些人。勤務兵一個也找不到了,我必須要到這些天來到過的許多防空洞裡去。它們就像是一個個動物園,孩子們在哭,大人們在相互厲聲地指責。他們都是臭氣熏天,糞便的味和汗味混雜著。 
  隨後我在地下室見到了墮落的景象,到處都是夫妻擁抱的身影,一種世界末日的氣氛瀰漫在空中。幾乎可以聞到對死亡的恐懼的氣息——而且可能是一種非常強烈地對死亡的恐懼。可以聽到沉默的抽泣聲和急促的竊竊私語,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了希特勒的背叛。經常會聽到劇烈的呼吸聲,很難辨別出到底是受了傷的人因疼痛發出的,還是因為認識到了希特勒的所作所為而發出的。還有人們嚴厲的詛咒聲和壓抑的哭聲,包括老人和孩子等所有的人都好像知道了籠罩著這座城市的恐怖形勢。 
  我發現了兩個沒人照看的孩子。他們的媽媽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能再次見到他們的父母嗎?他們在將要到來的攻擊中的命運如何?在另一個角落,我聽到一個小女孩說:「我們會離開這兒的,元首不會把我們丟在這種地方不管的!」她好像只有八九歲的樣子,看上去比我的妹妹多爾特還要小。 
  「元首死了。」她的媽媽對她說,話語中帶著恐懼和憤怒。 
  「元首死了?」小女孩回應到,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樣子。 
  「他把我們留給了共黨分子,」她的媽媽激動地說,「元首拋棄了我們,仗打敗了,敵人會把我們全殺光的。」 
  格特魯德醫生所需的用品一樣也找不到,我兩手空空從原路返回。我查看了一下元首地堡的接待室看看有沒有急件要取,我從未見過的兩位軍官正在那兒,其中的一位大聲對我喊讓我離開,然後對另外一位軍官說:「誰讓這個壞小子進來的?」 
  希特勒青年團突擊隊的制服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是不常見的,更何況那位軍官因為離我太遠而沒看到表明我身份的勳章。 
  我從緊急出口離開了,最後一次從崗哨旁邊經過。他們都沒戴姓名標籤,所以我不知道這些哨兵的名字。每當我對他們說話時,我都稱呼他們的軍銜。對於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就是「小伙子」,沒有人像那位軍官一樣稱我為壞小子,它有一種貶義的含義。我沒有軍銜,早些時候我曾被稱為Melder,這是我最喜歡的稱謂。 
  哈里·門格爾撒森在我等炮火間歇的時候也來到了緊急出口處,這時我有了一個詢問的機會。格特魯德醫生想知道希特勒是如何被埋葬的以及埋在了什麼地方。 
  「我認為是在那兒!」他毫不遲疑地指著花園裡好像是彈坑的一個地方回答到。 
  「我們沒有埋他們!」他說。他的「我們」一定是指普通士兵。我認為知道誰埋不埋希特勒無關緊要(後來哈里·門格爾撒森被蘇聯釋放後承認他曾經挖過墳墓並且埋葬了希特勒和愛娃的屍體,是在3塊厚木板以下1米處。他還說他們的屍體並未完全被火燒燬並且是很容易認出來的)。後來,我回去告訴了格特魯德醫生希特勒和愛娃兩人共用一個墳墓,是一個彈坑,沒做什麼標記並且仍在冒煙。 
  她好像又一次受到了明顯的震動,但是仍然繼續她的工作。 
  我並沒有告訴他,從升起的煙霧中,我看到了骨頭,是伸出來的一隻胳膊或一條腿。由於沒有近看,那也有可能是一個金屬管或其他類似沒有被燒掉的東西。土壤看上去好像在冒熱氣,很明顯,有人鏟了些土蓋住了燒焦的屍體,但是由於太少而沒擋住冒出來的煙。   
  眾神的黃昏(6)   
  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墳墓周圍的環境看上去更像一個廢品站,而不是一個花園。到處亂七八糟,爆炸的碎片、垃圾、石子、鐵片以及幾具沒有埋葬的屍體。我還記得有一架水泥攪拌機和一輛被燒燬的汽車,它們身上佈滿彈孔。在黨總部的花園裡並沒有發生肉搏戰,死去了平民和士兵一定是炸彈或手榴彈造成的傷亡。     
  第十五章 地堡中的殺戮   
  地堡中的殺戮(1)   
  在我年輕的心裡,我仍然不能理解希特勒為什麼自殺。我的信念已徹底崩潰了,但是沒有時間考慮,我得先想辦法活命。 
  「元首為什麼自殺?」我向阿克斯曼問道。 
  「因為我們的末日快到了。」他說這話的時候顯得有些恍惚。(戰後阿克斯曼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書名是《它不會結束》) 
  我緊接著問:「我們的秘密武器在哪兒呢?」 
  「還沒有完成。」他躊躇地答道。 
  這也成了胡言亂語,根本就沒有秘密武器,甚至連V-2火箭也不生產了,一直吹噓的V-3火箭根本就沒有投入生產。原來還有希特勒的納粹亞美利加式火箭的傳聞,說這種火箭能夠打到紐約市。這種火箭也不存在,它只是在紙上或少數納粹科學家的夢想中。另一方面,美國不久後就有了原子彈,原子彈的研製已近完成。那時我們誰也沒有聽說過原子彈,而且我相信阿克斯曼對這種災難性的武器也是一無所知。 
  這是我第一次在這場戰爭中開始感到自己被出賣了並且非常痛苦,十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直接遷怒於元首,他在我年輕的心靈中仍有某種奇怪的迷惑作用。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並且被埋葬了,但是他對我的這種影響使我仍然不敢提起他的名字。 
  「現在不會再有英雄式的死亡了,」我痛苦地對阿克斯曼說,「現在上帝會讓我們滅亡!」 
  「我們別無選擇只有突圍。」 阿克斯曼只說出了這話。 
  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突圍的可能性已變微乎其微,整個城市被蘇軍圍得水洩不通。最普遍的逃跑路線就是離開黨總部後穿過蒂爾加騰區,沿著康德大街和黑爾大街繼續往西到皮切爾的多夫大橋——這座橋仍在希特勒青年團控制之下。這條路線是在希特勒自殺前,軍官們的情報員走的路線。另一條可能的路線是向北越過魏登戴姆大橋,這座橋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團的控制之下。但是蘇軍很快就加緊了對這兩個地區的控制,而且他們對北面和西面這兩座橋的佔領也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對突破重圍與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團的餘部會合抱有希望。他強調了這個計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關重要。事實上部隊的士氣十分低落,我們部隊一直在勇敢戰鬥的惟一原因就是他們受到溫克的第12軍和伯西的第9軍可能會來增援這座城市的影響。每個人都被告知蘇聯人在東面被擊退了,而且他們正與西方面軍作戰,一旦這些假象暴露混亂將會隨之而來。 
  但是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經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面要塞的部隊中慢慢傳開了,我是在給大廈送情報時發現這一點的。(情報說在紐科林,一隊希特勒青年團被蘇軍的坦克消滅了。我那些沒有被徹底消滅的勇敢的同伴現在都成了蘇軍的俘虜,他們不久後也會在蘇聯的勞改營裡由於疾病而死去) 
  在黨總部的地下室,逐漸臨近的災難進一步引起了人們被酒精燃起的最後一刻的獸慾。一位身穿後備軍制服的女孩向我走過來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說:「你這個可愛的小傢伙,我想生個像你一樣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鐵十字勳章上。我感到她在親吻我的耳朵,她的頭髮落在我臉上,我對她說:「我有任務。」我盡可能不冒犯地掙脫了她的擁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蘇聯人俘虜。」 
  但是我又能為她做什麼呢?我為她感到難過,我感覺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無助。我處在一群擁擠的士兵和平民之間,而且一個迷人的年輕女孩要跟我做愛,但是我已經有了安妮·瑪利亞,她可能已經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續可能會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來。我的生命可能會結束,我的屍體會燒成灰被風吹到一個永恆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會活下來。 
  當我回到納粹黨總部的時候,格特魯德醫生的護士們也在討論想懷孕的事,她們把它看作是某種保護或防範,其他人在討論自殺而且說得毫不遲疑,任何勝利的想法現在已經完全不存在了,每個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圍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殺的那個晚上計劃的。但是當阿克斯曼在大約下午6點回到他的戰地指揮所後告訴我說,我們的出發時間往後推遲24個小時。我們會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點後出發。我想知道為什麼,阿克斯曼告訴我可能有與蘇軍和平談判的可能。戈培爾和鮑曼已舉行了一次會議,提出了與蘇軍和平談判的建議。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將軍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會議。會議達成一致,他們應該盡快把戈培爾和鮑曼是德國新政府的成員,以及海軍司令鄧尼茨是新的國家首腦的消息傳遞給蘇聯領導層。假如蘇聯人答應讓他們向北安全轉移到鄧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揮部,他們就召集政府並開始與莫斯科的和平談判。 
  馬丁·鮑曼當然有許多個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遺囑中簡單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隨著他的庇護人的離去,惟一重視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權力現在都落在了在石勒蘇益格蘇爾施泰因州的那個新的國家首腦的手上。假如鮑曼能在鄧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實之前見到他,那麼他至少還有些許的機會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但那只是一廂情願,蘇聯人不會讓戈培爾或鮑曼逃出他們的控制,而且任何和平的談判也只能根據斯大林的要求進行。   
  地堡中的殺戮(2)   
  但不管怎樣這都是一個推遲突圍的好借口,我們都是山窮水盡了。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合眼了,而且在過去的兩天裡好像每時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動,其他人也是一樣。我們在這種可怕的狀態下,沒有人的體力還能支撐著跑出去幾百米。我們都接到命令要盡可能多地睡覺。 
  就在我們致命的敵人兇惡地像老虎撕裂獵物一樣對我們進行打擊的情況下,我們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覺,但是我們沒有幾個人能睡得著。部分原因是害怕,我們都認為我們不久後會死去,而且我們許多人不會很快地無痛苦的死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蘇軍離我們是多麼近,有時他們的彈幕射擊的密集程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而且還在不斷的加劇,迫擊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無休止的機槍射擊。每個人腦子裡都有求生的念頭,都在向上帝祈禱。在這緊要關頭我們是多麼迅速地求助於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說當時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開始考慮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過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運。 
  我很快就打消了這種念頭。我那時還沒有停止抵抗舉起雙手向蘇軍投降的念頭,我必須聽從命令,參與突圍希望能夠活下來。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小時候當我祈禱上帝的寵愛時,她曾勸我要向上帝致謝而不是祈求。在這天晚上接下來的時間我仍然沒有睡覺,但是我已經停止祈禱了,不求上帝救我的命了,而是自己想辦法做些能讓我活下來的事情。 
  我腦子裡想起了童年時候的一些事情。西裡西亞美麗的森林,和媽媽一起採摘漿果,帶著我的狗散步,我可愛的小鹿,我親愛的祖父母,甚至那曾經讓我失望的父親我現在也想讓他高興。哈思目前在什麼地方?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他會讓我們毫髮無傷地擺脫目前的困境,我深信這一點。但是哈思現在失蹤了,他被埋在哪裡是我在給媽媽和安妮·瑪利亞最後的兩封信中提到的事情。她們將永遠也收不到這兩封信了,她們也不會讀到我最後對她們說的話了,而且她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情。當頭腦中就要一片空白時,就很難再有睡意了。 
  正當我疲憊地躺在行軍床上想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注意地馬丁·鮑曼正在試圖從大本營裡組織自己的突圍隊伍,他請求阿克斯曼給他一群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組成人肉盾牌。我聽到格雷姆和阿克斯曼討論這件事,這正是阿克斯曼發誓為元首提供的人肉盾牌。鮑曼的理由是他現在是黨的領袖,應該有資格享受這種待遇,其他的高級軍官都在這些年輕士兵的保護下通過了蘇軍的封鎖線,所以從多個方面來看他的要求都是正當的。 
  但是阿克斯曼有些吃驚,他懷疑鮑曼在地堡中的最後這些天裡除了策劃打垮他的競爭對手和自己的倖存外沒有幹別的事情。在希特勒自殺後鮑曼曾命令漢斯·鮑爾用飛機把他送到鄧尼茨在波羅的海的指揮部,但是鮑爾告訴他已經沒有飛機了,所以絕對不可能很快地給鮑曼這個頂級的懦夫提供逃離的可能。他在一層樓梯上說過他希望漢娜·瑞奇沒有離開——好像即使沒有飛機,她的冒險行為也能夠救他的命一樣。鮑曼對徒步突圍的前景絲毫不感興趣,但是一隊年輕士兵為他擋住蘇軍子彈的想法對他來說至少是個安慰。 
  有一段時間我希望阿克斯曼能答應這一請求。如果他同意鮑曼的請求,那麼我肯定是被指派執行這一任務的團員之一。如果只是我們幾個,我們衝出去的機會可能要比原來計劃的大規模突圍成功機會大一些。我並不特別喜歡鮑曼,但是很高興有機會和他一起在大多數人之前突圍出去。我從行軍床上站起來並且慫恿阿克斯曼同意鮑曼的計劃。其他幾位在場的軍官也這麼做,其中包括波特,但是有一個人反對說這種行動必須要得到蒙克將軍的同意。格雷姆被派去新帝國黨總部徵求他的意見,我們大家都在等著他,得到的答覆是「不可能!」 
  沒有單獨的突圍,即使是為了馬丁·鮑曼也不行。沒有比被所有的人不放在眼裡這種方式更能生動地證明鮑曼手中的權力已消失殆盡了。他沒有對軍隊的控制權,鮑曼的行為就像一隻金毛野雞,我的祖父總是這麼說他。他獲得了高級官員所有虛假的恭維,但是他不會飛。他不像是一個戰士,他和許多懦夫一樣是一個欺凌弱小的人。我知道阿克斯曼也是這麼認為,但是他比較謹慎。他所說過關於鮑曼的話就是:「他能控制他的酒量。」在希特勒自殺後,鮑曼自我陶醉的地位變成了一種尷尬。有人說他從食堂裡找到酒,並且把酒和香煙遞給他周圍所有的人。 
  我為我們沒有去成感到失望,但是我心中也竊喜。他的請求被否定後,鮑曼一定會認識到,不管是不是黨的領袖,他都沒有一點實權。所以,希特勒讓他「黨內最忠實的同志」也失望了。他給他一個黨的領袖的名而實際上什麼都不是。 
  我問我自己,我準備好死了嗎?然而奇怪的是,在這場戰爭中對我來說第一次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還沒有準備好。我為什麼而死呢?為元首嗎?他已經死了。為國家嗎?它現在也已破碎了,這樣的國家實際上不能稱之為國家了。為我的媽媽、姐妹和我的兄弟嗎?不。他們不想讓我為他們而死。為我父親嗎?哈!他肯定會把我英雄式的死亡看作是一枚榮譽勳章,但是它是英雄式的嗎?或者是可憐的和令人同情的呢?我會被坦克碾過還是會被噴火器燒死?而且即使我的死是英雄式的死,我的父親他知道嗎?其他人知道嗎?我是最後一個儘管被打敗但仍為榮譽獻身的人嗎?我是後代的傑出榜樣嗎?   
  地堡中的殺戮(3)   
  不,我不想死,我知道安妮·瑪利亞在等我。 
  在那天深夜,戈培爾和鮑曼命令克雷布斯離開地堡去和蘇軍的領導人朱可夫將軍進行和談。克雷布斯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早先曾做過駐莫斯科使館的武官,曾經被斯大林擁抱過,希望早期美好的回憶能夠為外交的車輪加點油(後來證明這毫無希望)。克雷布斯手舉著白旗離開了地堡,他帶著戈培爾和鮑曼的一封信,信上說他們是帝國新政府的成員,以及海軍司令鄧尼茨是這個國家新的首腦。鮑曼請求批准能夠安全地到達鄧尼茲在石荷州的指揮部去拜訪他。 
  克雷布斯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才回來。他帶來了一個明確的消息,除了徹底投降外,蘇聯人不接受任何條件,他們要求在下午4點鐘給予答覆。5月1日對蘇聯來說是個特別的日子,斯大林希望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慶祝它。直到現在,鮑曼和戈培爾才認識到什麼樣的和平條約也簽署不了。他們指示繼續突圍,戈培爾說他將不參加逃亡,而是要像元首一樣死在柏林。鮑曼最終也意識到對鄧尼茨隱瞞真相已經沒用了,就告訴了這位新的首腦希特勒已經死亡。 
  在希特勒的地堡裡,戈培爾把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從走廊裡叫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告訴他自己將不參加突圍而是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像元首一樣死在柏林。他讓施瓦格曼把自己的遺體燒掉,就像元首的一樣,他還告訴他他們決定把孩子們也殺掉。在結束談話的時候,戈培爾把在他辦公桌上放了多年的一個用銀框鑲嵌的希特勒的照片送給了施瓦格曼。這是雙方一次不露聲色的會面。 
  那天下午,阿克斯曼到了元首地堡告訴鮑曼,蒙克將軍已拒絕了他提前行動的請求。後來阿克斯曼到辦公室拜訪了戈培爾,戈培爾告訴了他自己和瑪格達要自殺的決定。後來,阿克斯曼與戈培爾和瑪格達一起坐在下層地堡的會議桌前,還有其他幾個人在場,包括漢斯·鮑爾、希特勒的飛行員和克雷布斯將軍。他們一起喝了一瓶香檳酒並且談起了往昔的時光,瑪格達神經緊張地吸著煙,戈培爾憂鬱地回憶起了戰前他與阿克斯曼一起在柏林的大街上同共產黨人和社會黨黨員鬥爭的時光。 
  阿克斯曼回來後一定告訴了格特魯德醫生戈培爾的計劃,因為她明顯地不安起來。她想出了一個救他們的計劃,她的想法是從她的護士中選兩個助手把地堡中的孩子們帶到位於魏登戴姆大橋附近的夏裡特醫院附近的兒童醫院。她問我外面的真實情況怎樣,我不得不告訴她外面不安全。我告訴她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被打死的可能性很小,那個地方正在遭受不停的炮擊,大街上到處都是呼嘯的子彈飛過。她認為醫院有紅十字標誌,應該不會被轟炸,但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後來我們知道蘇聯人為了報復,不但炸了醫院,而且當他們最後佔領那兒以後還強姦了那裡的護士。 
  幾乎在這同時我收到一個指示,戈培爾並不是惟一要殺死他們孩子的納粹分子。我被派到下層地堡去鮑曼處取一份電報,但是他並沒有直接給我。儘管他以前見過我幾次,手裡拿著急件,他問道:「這就是那個送信人嗎?」「是的。」在場的軍官說,這個軍官從鮑曼手中接過急件信封並遞給了我。我又跑回了地下無線電室並把它交給了發報員,我看到無線電發報員打開它不敢相信地搖著頭說:「我的天吶,這些孩子也要被殺掉!」 鮑曼命令他的妻子把他們的10個孩子全部殺掉然後自殺。 
  戈培爾在正午的時候口授了他的最後一份電報,這是發給海軍司令鄧尼茨的,證實了希特勒的死訊。隨後,這位宣傳部長和他的妻子回到了在上層地堡的房間,孩子們在特勞德爾·瓊格照看下在食堂的走廊裡玩。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戈培爾和他的妻子在離孩子們只有幾米遠的他們的私人房間內是否討論過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他們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裡,無論是戈培爾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忍心直接提及瑪格達·戈培爾將要進行的殘忍行為。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被提出了多次,但這對父母都是非常地猶豫不決。約瑟夫·戈培爾曾經有過把孩子們往西送到西部的想法,寧願讓他們落到他較喜歡的英國人的手裡。接下來他又打消了這一念頭,無論俘虜他們的當局是多麼的仁慈,約瑟夫·戈培爾的孩子永遠也不會被允許過一種正常人的生活。然而把殺死孩子的主要責任完全推到約瑟夫·戈培爾的身上也是不對的,瑪格達·戈培爾也認識到了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作為約瑟夫·戈培爾的孩子戰後的生活一定不容易,但是對於瑪格達·戈培爾來說,殺死她的6個孩子的可怕的念頭不僅是一種仁慈的行為,而且據猜測她也想通過把她的6個孩子給希特勒做祭禮來確定她帝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來超過那個在最後時刻的冒牌者愛娃·勃勞恩。 
  就在那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戈培爾把一位黨衛軍的牙醫赫爾穆特·昆茲(Helmuth Kuntz)從希特勒的辦公室叫到了他的辦公室。戈培爾解釋說他的妻子有一個特別的請求,然後戈培爾就找了個借口離開了,只留下昆茲單獨和瑪格達在一起。昆茲是一個牙醫,他在黨總部的地下室有一個診所,正是他治牙用的椅子受到了地下室裡的狂歡者們歡迎。昆茲在4月27日剛來到黨總部時,瑪格達先開始對他說她有一個棘手的問題,隨後說起了由於形勢的原因,她認為她將不得不殺死她的孩子們。那時,他贊同說殺死孩子們是一種仁慈的行為。   
  地堡中的殺戮(4)   
  但是現在形勢真的發展到了這一步,昆茲顯得有點勉強。瑪格達·戈培爾直接向他提出了幫助他們殺死孩子們的請求,他極力想說服她把孩子們送到夏裡特醫院,他們會受到紅十字的安全保護。她立即否定了這個想法。不久,在約瑟夫·戈培爾回來後,他也不同意這個想法。他只說了一句話:「他們是戈培爾的孩子。」簡潔地總結了他帶給他們孩子的悲慘命運。約瑟夫·戈培爾又一次離開了房間,而且過了大約1個小時還沒回來。由於事情仍然沒能定下來,昆茲醫生只好同瑪格達·戈培爾坐下來玩起了紙牌遊戲。 
  希特勒的死使得地堡有一種令人恐懼的寂靜,除了戈培爾的孩子們每個人都知道了所發生的事。現在快到了他們最後就寢的時間了,幾個孩子正在他們的「希特勒叔叔」幾個小時前結束生命的套房外玩耍。另外幾個孩子在上層地堡的房間裡玩耍,這個地方有一些成年人在舉行一個小型的聚會,他們在食堂的走廊裡喝酒敘舊。在大廈地下室聚會的嘈雜聲傳到了地堡中,瑪格達·戈培爾和昆茲醫生繼續玩紙牌遊戲,特勞德爾·瓊格開始哄孩子們睡覺。約瑟夫·戈培爾神色凝重地走了進來,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蘇聯人可能已經打到了地堡的上面。他們必須立刻行事,否則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會落入蘇軍之手。 
  瑪格達·戈培爾和昆茲醫生飛快地從下層地堡經樓梯來到了上層地堡進入了孩子們的小臥室,6個孩子都穿著睡衣準備好睡覺了。這個屋裡有3張上下床。瑪格達從一個架子上拿了一個注射器。裡面裝有嗎啡。瑪格達跟孩子們說醫生來給他們接種疫苗,地堡中所有的人和士兵都已接種過了。他們明天將乘飛機飛往貝熙特斯加登和他們的希特勒叔叔會合,所以孩子們必須睡個好覺為這次旅行做準備。他們最大的女兒海爾格是否感覺到了這個手段不得而知,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她沒有。在過去的幾天裡,地堡中的人們懷著複雜的心情目擊了這令人心碎的場景,孩子們在天真的玩耍而沒有注意到即將到來的災難,但是他們注意到12歲的海爾格,到目前為止她是孩子們之中最機靈的一個,好像感覺到了空氣中瀰漫著的不祥的氣氛。在希特勒自殺後,她的媽媽由於悲傷而那麼地過度緊張,她不可能沒注意到。難道她沒有注意總是受人關注的希特勒叔叔在過去的這幾個小時裡沒有露面嗎? 
  不過海爾格還是聽了媽媽的話,和其他的孩子躺到了床上讓黨衛軍的牙醫給他們注射藥物。瑪格達不能面對她計劃的初始階段,她走出房間在外面等候而讓醫生來完成這項任務。大概是在8點以後醫生從房間裡出來了,他非常緊張地告訴她,藥會在10分鐘後起效。這位黨衛軍醫生還說他不能按要求繼續做下去,必須要找到一位更加服從的醫生。不一會兒,斯達姆普菲格來到了。 
  斯達姆普菲格醫生有一套特殊的價值觀。治病救人是一個醫生的天職,但是斯達姆普菲格在地堡裡花費了很多的時間給人們分發大量的藍色玻璃狀的氫氰酸藥丸,這種藥會很快地結束人的生命。哈思教授和申克醫生曾多次讓他到大廈的戰地醫院幫忙,但是斯達姆普菲格從來都沒有出現過。格特魯德醫生也曾經問他是否能到她在納粹黨總部的治療室裡來為一位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做個手術,他拒絕了這一請求,他不想為了救別人而冒生命危險穿過威廉姆斯大街。這位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最後因此死掉了。 
  這時斯達姆普菲格和瑪格達·戈培爾進了孩子們的房間。所有的孩子都因為嗎啡的作用而睡著了,儘管幾個孩子比其他幾個孩子睡得更沉一些。瑪格達·戈培爾依次走到每一個孩子的身邊,把他們的嘴巴掰開,接著斯達姆普菲格把他玻璃狀的氫氰酸藥丸放進孩子們的牙齒中間,然後瑪格達·戈培爾再把孩子們的嘴合上。孩子們可能出現了輕微的痙攣,並很快地吸了口氣,幾秒鐘後孩子們就死掉了,或許除了海爾格以外。幾天後當蘇聯軍隊發現孩子們的屍體時,他們醫生的驗屍報告稱海爾格臉上有「幾處青一塊紫一塊的瘀傷」。這表明她可能醒了並且發現有些什麼事情不對勁,可能在她媽媽試圖掰開她的嘴時掙扎了幾下。沒有什麼好的方式與她的第一個女兒告別,在斯達姆普菲格和瑪格達·戈培爾完成了他們的死亡使命後,他們用床單蓋上了每個孩子的屍體。 
  上層地堡現在真正是寂靜得要死,幾分鐘後戈培爾的家人會全部死光。 
  當瑪格達回到下層地堡時,她的丈夫已經出現了,他來回走動,看上去非常焦急。他的副官施瓦格曼和蒙克將軍和他一起在走廊裡,他們看著戈培爾,臉上的表情和甘什在希特勒自殺前的表現的一樣憂鬱和不安。會議廳裡迴盪著從上面傳來的戰鬥的可怕的轟隆聲和巨響。瑪格達緊張地抽著煙,她向丈夫簡要地說明孩子們已經「全完了」。她沒再過多地談論這個問題,她的丈夫沒有表現出任何表情。「讓我們結束這一切吧。」 戈培爾不耐煩地對施瓦格曼說。瑪格達踩滅了煙頭然後拿起了桌子上的一小瓶香檳酒,給自己倒了一杯,喝了幾口又把它放回去,然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她已經準備好了。她戴上了希特勒頒發的金質納粹黨徽和刻有「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字樣的一個金質的香煙盒,這是希特勒送給她的禮物。這對夫婦從施瓦格曼和蒙克身邊走過,很快地上了4段樓梯來到了上面的花園。   
  地堡中的殺戮(5)   
  他們結束自己末日的準備情況不得而知。或許是戈培爾先開槍打死了他的妻子然後又自殺了,或許是瑪格達像愛娃一樣先吞下了斯達姆普菲格給她的氫氰酸藥丸然後戈培爾又開槍自殺了,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但是在等了一小會兒之後,施瓦格曼跑上了樓梯,他發現瑪格達和戈培爾的屍體就在離埋葬希特勒的地方不遠處,希特勒火葬所產生的煙還在像蒸汽一樣地從地下冒出來。施瓦格曼或許又補了致命的一槍也未可知,隨後他匆匆地給他們的屍體灑上了汽油並點燃了他們。但是留給戈培爾的汽油不太夠,當蘇聯人到來的時候,他們很容易被認了出來。香煙盒並沒有被燒壞,金質納粹黨徽也沒有被燒壞。戈培爾的大腦袋很快就被從蘇聯的宣傳畫上認了出來,而且他被整過形的腳也沒有被燒著。 
  戈培爾確實很愛他的孩子,但是在他自殺前他並沒有明確提到有關他們的事情。或許是他不忍心想。他的確提了一個有關於他們的冷靜的問題,只不過是給地堡中的其他人說在約瑟夫和瑪格達死後,找個時間把孩子們的屍體埋了。事實上地堡中沒有人能夠忍心再次進入那個發生變態事件的房間,所以沒有人動穿著白色睡衣的孩子們的屍體,直到蘇聯戰士幾天後發現他們。 
  當施瓦格曼回來後,蒙克讓他把希特勒的房間放火燒掉。已經沒有多少汽油了,但是這位副官還是找到了一罐,並把它倒在了地圖室的地板上。他劃著了一根火柴扔過去,火呼地一下就著了。沒有等著看它到底怎麼樣,蒙克和施瓦格曼就開始離開了元首地堡。     
  第十六章 突圍   
  突圍(1)   
  蒙克將軍和施瓦格曼上尉最後離開元首地堡時都已經快晚上9點鐘了。蒙克現在擔任起了突圍指揮官的角色,他很快在他的地下指揮所同來自於柏林和周邊地區各個軍事陣地的高級軍官舉行了一次會議。阿克斯曼作為守衛魏登戴姆大橋和哈韋爾大橋,以及大約100名守衛國會大廈的希特勒青年團的代表出席了會議。這位黨衛軍軍官開始向每個人簡要介紹了在過去兩天裡的危急情況。在出席會議的人中,很少有人確切知道在元首地堡裡發生的事情,但是他們都聽到的傳聞。現在蒙克向他們證實了愛娃·勃勞恩和阿道夫·希特勒結婚以及這對新婚夫婦和戈培爾一家自殺的事實,這些細節引起了輕微的詫異但沒有明顯的悲痛。讓人焦急的是蒙克對軍事形勢的估計,溫克的第12軍和伯西的第9軍不能來解首都之圍。 
  這個真相引起了無聲的憤怒。蒙克解釋說現在剩下的惟一選擇就是單個小組努力衝過蘇軍在西北方的封鎖線,最終的希望是能夠到達海軍司令鄧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揮部。他說在晚上11點鐘時,這個命令會傳達到每個團,放棄陣地開始大規模的突圍。他要求希特勒自殺以及伯西和溫克的"幽靈"部隊的真相必須保證到突圍前1個小時才能對所屬部隊的人員講。這樣,每個人離開了指揮所,開始為即將到來的生死存亡的考驗時刻而制定他們個人的作戰方針。 
  會議結束後不久,晚上9點30分時,漢堡的帝國電台向聽眾宣佈準備收聽一個莊嚴而重大的通告。在這期間電波中迴盪著瓦格納的歌劇和布魯克納的第七交響樂等傷感的音樂,又過了90分鐘人們才聽到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很顯然,德國人民仍然未被告知真相,他們被告知他們的元首在「國會大廈的指揮崗位上」同敵人鬥爭到最後一息。當陌生的海軍司令鄧尼茨的聲音出現時他又重複了這一謊言,稱希特勒的死是「英雄的死」。鄧尼茲還宣佈他已接替了希特勒,但他不被稱作元首,而是首腦。 
  這次播音當然又是另外一個納粹的謊言。希特勒已採取了懦夫的行徑,現在許多狂熱的納粹分子也準備這麼做。他們曾經派幾百萬人去經歷長期而又緩慢的死亡,他們還在整個歐洲對更多的人施暴,但是現在這些已被他人鮮血浸透的男男女女們仍然沒等到有人為他們準備一粒良藥。鄧尼茨和魏德林將軍一樣對希特勒自殺的消息感到吃驚,但是這只是兩人此時惟一的共同點。在晚上10點鐘的時候,魏德林把對希特勒的憤怒付諸於行動,解散了他的所屬部隊。他的命令簡潔而又準確:「1945年4月30日元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摒棄了所有宣誓效忠他的人。」 魏德林告訴他們繼續抵抗已毫無意義,應該放下武器。鄧尼茲直到最後仍是一個納粹右翼分子,對他和他的人,將如同希特勒希望地那樣,一直戰鬥到死為止。 
  蘇聯的部隊現在已佔領了哈韋爾河上皮切爾的多夫大橋到這座城市西部的地區,施普雷河上的魏登戴姆大橋到黨總部辦公大樓北部的地區。當這兩條最明顯的撤退路線被封鎖後,蒙克為士兵和帝國的首腦們制定了一個大膽的作戰方案。還有一條可行的路線:在城市的地下。儘管城市遭受了重創,但是柏林的地鐵系統卻異常地完整無缺。地表的出口已被碎石堵住,但是在過去11天無休止的轟炸中成千上萬的柏林人已把地鐵隧道同他們的家連接在了一起,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幾天前有幾列火車還一直在運行。蒙克的計劃是讓那些能夠沿著地下鐵道走到柏林北郊的人撤退到敵人防線的後面。 
  這條路線的起點在法蘭克福地鐵站,在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邊黨總部的斜對面。從那兒,撤離者們再向東轉移到市中心地鐵總站,從那兒他們往北然後前往腓特烈大街地鐵站。在這個地鐵交匯處,地鐵線延伸到施普雷河的下面。撤離部隊將從施普雷河下面一路前進到達北部郊區衛丁的斯德丁地鐵站,在那裡他們將有可能與其他的德軍部隊聯繫上,一起到達西北120公里外的海軍司令鄧尼茨的指揮部。 
  這個計劃不是沒有風險。最危險的部分可能是從黨總部地下車庫穿過威廉姆斯大街到法蘭克福地鐵站最初的100米的衝刺。黨總部100米之內已經出現了蘇軍,黨總部周圍的每一條路都是一個死亡陷阱。還有傳言說在地鐵道裡也有蘇軍的步兵,甚至有可能用噴火器來消滅他們。而且還有種說法就是守衛的德軍和蘇聯的攻佔者都正往地鐵道裡灌水,但是正如蒙克將軍所說,這是他們最大的希望。 
  兩類人將不參加這種生死未卜的地下逃離。第一類是大約100名希特勒青年團團員,他們仍將守衛在黨總部周圍。阿克斯曼已決定我們到地上去,作為一個柏林人,阿克斯曼相信在熟悉的城市街道上的勝算比較大。而且他是一個好戰的人,他認為藏起來躲開敵人的想法非他所願,他不喜歡像老鼠一樣沿著地鐵線逃走。假如他遇到敵人,那麼他會與他們正面交鋒。我想蒙克也想用地上的活動來掩護地下鐵路的企圖。對我來說怎麼樣都無所謂,無論是在地上還是在地下都是一樣的危險,我只是想要離開黨總部。我問了一下阿克斯曼我們突破蘇軍的封鎖線以後的計劃。 
  「按元首的要求繼續戰鬥!」他簡單地回答道。 
  「傷員怎麼辦呢?」我想知道。 
  「他們必須留下來。」   
  突圍(2)   
  這就是第二類不能撤離的人,他們除了等待敵人的到來什麼也做不了。在納粹黨總部的下面急救站大約有40名病人,他們由格特魯德醫生照顧。另外在國會大廈底下的戰地醫院裡還有幾百名不幸的人,他們將由哈思教授來照看。這位希特勒的黨衛軍的老醫生病得很重,走不了20米就會累得氣喘吁吁。申克教授將作為三把手跟隨蒙克將軍撤離。但當格特魯德醫生得知阿克斯曼把她留下時很不高興,她堅持要我們把她帶上。一開始阿克斯曼堅決不同意,她必須和病人在一起,我們的行動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太危險了。 
  「你們會需要我的!」她堅持說道。 
  阿克斯曼最終讓步了,格特魯德醫生再一次證明了她的勇氣,她也寫下了自己的遺言。 
  這時,我也匆匆胡亂寫了一首詩。 
  從一個無名的墳墓, 
  我燃燒著的靈魂和寒風, 
  一起來到了無邊無際的大海, 
  與大海的波浪一起得到永生。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促使我在那種逆境下寫下這些詩句的,那個促使我寫下它的因素就像生命一樣神秘。或許是我覺得雖然我面臨著死亡,但是我寫下的詩句會在我們留下的這些傷員的保管下倖存下來。我把我的詩留給了一個13歲的男孩戴特·許歐德,他沒有跟我們一起走。我也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 
  每個人都接到命令到國會大廈的地下室內集合,他們在那兒接到指示向前走到威廉姆斯大街對面的一個地下車庫。這兒曾經駐過一個消防隊,但是現在成了停放政府烏黑錚亮的豪華轎車的場所,不久就被勝利的蘇軍攻擊部隊佔領了。但是現在這些汽車都被亂七八糟地移到了車庫的一邊,以便為逃跑的部隊讓出一條道來。共有大約1000人準備逃離,他們中大多數人是蒙克領導的阿道夫·希特勒黨衛隊警衛旗隊,另外還有20名希特勒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及80名拉登胡伯的人。 
  還有許多人集中在黨總部地下的地堡和地下室裡。隨著夜晚的臨近,越來越多的士兵湧進了這些低矮的房間裡。成人和孩子們,平民和士兵們,一個接一個地到來,他們的衣服和臉上覆蓋了許多塵土以至於彼此都分辨不出誰是誰了。他們臉上露著沮喪和失敗的表情,但是更明顯的是他們臉上絕望無助的疲倦,他們的制服被扯成了碎片,他們和我一樣在地堡裡睡覺以及戰鬥了至少2個星期了。 
  逃跑的計劃是每次大約20個人為一個小組想辦法穿過威廉姆斯大街進入到法蘭克福地鐵站。蒙克將帶領第一組首先開始穿越,他這一組包括了他的參謀人員、申克教授、奧圖·甘什以及地堡中剩餘的女性:特勞德爾·瓊格、葛達·克裡斯蒂安以及鮑曼的秘書愛爾斯·克魯格,還有希特勒的廚師康斯坦茨·曼扎利。拉登胡伯作為第二組的領導人緊隨其後。 
  我們被安排到了第三組。馬丁·鮑曼被安排在哪一組引起了爭論,自從希特勒死後,馬丁·鮑曼被每個人當成小丑一樣的對待,蒙克也沒有掩飾對他的輕蔑。鮑曼開始有點醉了,並開始與蒙克的高級軍官大吵起來,他們對他也懷有敵視的輕蔑。鮑曼在那天晚上顯得醉得厲害,威爾茨因甚至對阿克斯曼說:「這樣的話我們不帶他走。」 他穿著一個過大的皮衣使他看上去比他實際上還要胖一些。蒙克將軍也穿上了平民的衣服。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這兩個人還要求其他人戰鬥到死,可現在為了逃亡自己卻換上了平民的衣服。 
  在這種卑鄙和自私的威脅下,鮑曼的生命已接近終結。喝醉的並不止他一個,他的許多納粹黨總部的人員也都喝得不省人事,而且他們所有的人也都把在過去12年裡一直作為炫耀的納粹制服丟在了一旁。 
  蒙克非常明確地表明他不希望鮑曼在他的那一組。他喝得太多了,斯達姆普菲格不得不讓他清醒一下。阿克斯曼則更不願意帶著他,最後,由宣傳部組成的一個小組同意帶著他。希特勒的私人醫生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也在這一組,這一組還有希特勒的飛行員漢斯·鮑爾。鮑爾也和其他人一樣地討厭鮑曼,但是由於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命令要把鮑曼送到海軍司令鄧尼茨的指揮部去,他為了忠於對元首的承諾而感到受到了榮譽的約束。那天晚上,鮑爾把希特勒作為禮物送給他的珍貴油畫捲起來用背包裝著。斯達姆普菲格似乎也讓鮑曼變得清醒了一些。 
  我們小組和鮑曼所在的小組在誰先走的問題上有些爭論。鮑曼不想等蒙克將軍規定每兩組之間20分鐘之久的間隔時間,他非常驚慌,想盡可能早一點的離開黨總部。我們所有的人都能聽到外面蘇軍的射擊。爭論最後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阿克斯曼已經決定我們要到地上去,我們不必和其他的小組的計劃相符合,阿克斯曼開始嘗試和蒙克協調我們的出發事宜。 
  在晚上11點鐘,蒙克將軍帶領他的那一組出發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小心翼翼地左顧右盼留心蘇軍的狙擊手。有3~4個小組跑過了威廉姆斯大街到達了威廉廣場。 
  在蒙克的小組穿過威廉姆斯大街去法蘭克福地鐵站時,我們在大街上朝著正北方前進。在我們快離開的時候,阿克斯曼拿出了兩個重重的包裹,他告訴我裡面裝了50多萬德國馬克,讓我背著它們,可是它們太沉了我背不動。所以我只背了一個,另外一個讓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個地區負責人背上了。我們這個小組是由大本營裡剩下的希特勒青年團的作戰部隊、阿克斯曼的副官根茨·格雷姆、海因茨·波特以及格特魯德醫生和她的兩個助手組成的。   
  突圍(3)   
  阿克斯曼說了幾句,我們就都出發了,一個挨著一個,排成一列縱隊行進,並且盡可能近地貼著牆走。一些男隊員被特別囑咐要照顧好女隊員。我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合眼了,我不能描述我當時的思想狀態,但是我所有的腎上腺素一直支撐著我求生的慾望,另外還有阿克斯曼的命令。當我們到達威廉姆斯大街上時,我鬆了一口氣,因為大街上要比我想像的安靜得多。遠處傳來的蘇軍的槍炮聲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嘈雜,但是此時的威廉姆斯大街不像白天是射擊場一樣,它有著令人懷疑的寧靜,謝天謝地。不過極端令人頭疼的是有時會響起零星的槍聲,這使得人不自覺地進行躲閃,幸運的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被擊中。 
  當我們到達菩提樹下大街時,我們第一次與蘇軍的部隊相遇。他們正在布蘭登堡門處的一個露天的烤肉架上烤制食物,而且好像是對我們身體的影子完全放鬆了警惕,或絲毫沒有注意到。那真是一次離奇的經歷,因為我們原本以為會有一場惡戰。 
  隨後我們沿著菩提樹下大街小心謹慎地前進,與蘇聯的部隊背道而馳。不可想像的是他們沒有發現我們,而且槍聲也沒有再次響起。一直到我們向北轉到腓特烈大街開始向魏登戴姆大橋前進時,我們才碰到了前面的麻煩。我們正接近一場激烈的戰鬥,在橋上的一個坦克路障還有成百上千的黨衛軍、國防軍士兵和平民,還有一輛大型的虎式坦克和機動式突擊炮。這支部隊想努力突破橋對岸的反坦克障礙,但是他們遭受了猛烈的火力阻擊。我們加入了他們,當時真是一團糟。 
  我們好像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打擊,甚至於我們後面都有。難道是我們自己的部隊不知道我們在他們的前面嗎?子彈在空中嗖嗖地飛過,炮彈的碎片從各個方向兇猛地向我襲來,大量的金屬片像雨點一樣落到我們身上。我除了看到模糊的火星和閃爍的火以外什麼也看不到,我完全控制不了我在做什麼或者我會發生什麼事,我真像是在大鍋的漩渦裡一樣,我想是末日到了。 
  我們前面的一次爆炸產生了一次巨大的震動,火光沖天。我衝到一堵牆的後面躲了起來,謝天謝地,我們看到前面幾米遠的地方有一個出口好像是通往地下室。我們朝著它匍匐前進,但發現它只不過是一個冒著滾滾濃煙的通風道。我們壓過周圍的噪音相互喊叫著,阿克斯曼有點灰心地認為我們永遠也過不了這座橋了。 
  「我們必須繞過去。」他做出了決定。 
  「在什麼地方集合?」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問道。 
  「在那兒!」 
  他指著街對面的樓說。那是海軍大廈,它還沒有像這個地區的其他建築物一樣濃煙滾滾。格雷姆也指著街對面這幢樓,「那兒!」他對我吼道。在我與這座大廈之間的這條街遭受到了冰雹一般的迫擊炮、大炮和火箭的打擊,子彈從各個角落飛馳而來,但是已沒有了別的選擇,我衝進了這無情的如冰雹般的金屬片中。 
  在另一邊,我碰到了格特魯德醫生,她正與一隊女孩在一起。她們中有兩個被打中了,渾身是血,格特魯德醫生好像沒什麼事。隨後阿克斯曼讓我再次回到街對面,去找拿著裝滿德國馬克箱子的那個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阿克斯曼對我說拿到它們以後我們才能準確地討論怎樣繞過那座橋。我憋了一口氣又跑了出去,但是剛跑了一半我就絕望地失去了方向感,我已經看不到他們了,我不知道我正在朝那個方向走。我盡可能低地彎著腰在街中心走著,絕望地看著四周想找到他們的位置。我周圍的猛烈的炮火和熊熊大火從未間斷過。 
  突然,不好。 
  那好像是一種放鬆。我所記得的就是與我在過去的幾個小時所經歷的那種地獄般的生活相比,那好像是一種高潮過後的餘波。就好像是在夢裡,我隱約地感到一些彈片擦過我的鋼盔。隨後我感到一次碰撞,並且聽到了一種不規則的金屬片碰擊金屬片的聲音。我倒在了馬路上,隨後費力地爬到一座牆的後面盡可能少地暴露自己。我自己非常確信,即使我的身體被撕開了,我的精神是防彈的,而且能保持完整。 
  我一動不能動了。 
  我還記得接下來零零星星發生的事情,還記得我自己的尖叫。 
  我肯定是倒下了。 
  一個彈片擊中了我的脊柱。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好像是在夢中見到自己一樣,從正上方看到自己的身體,雖然受了傷但還活著。作為一個年輕小伙子,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孿生兄弟一樣。現在,在我的幻覺裡,我好像成了兩個人。我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 
  真是不幸中的萬幸,我被擊中了但沒有被打死,我在垂死之際被人發現了。我不知道是被德國人還是被蘇聯人發現的,很有可能是一些貧窮的德國婦女看到了我年輕的臉可憐我,因為我的工資單和身份識別牌都已經找不到了。那些被我們叫做「瓦礫婦女」的人在瓦礫中來回穿梭尋找那些還活著的人。她們知道蘇軍已經嚴令對黨衛軍要進行殘酷的報復,所以她們把男人們的身份識別牌和身份證都丟掉了。假如是一個蘇聯人發現了我,至少他會把我的勳章作為紀念品,這些勳章不足以讓他識別出我的身份,他也有可能朝著我的腦袋再補一槍。 
  當我甦醒過來時,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蘇軍的女軍官。我躺在一副擔架上,我此時認為我是在國會大廈的外面,但是後來我意識到我是在夏裡特醫院裡,我的腰部以下已經不能動了。她一定是一位醫生,她用德語問我的姓名和年齡,然後她問我是否是法西斯黨員。   
  突圍(4)   
  「不是!」我回答道,當時我的思想確實是這麼認為。當時,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法西斯主義是意大利的領導人的政治綱領。假如她要是問我是不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或納粹分子,我肯定會說「是。」我仍然是一個納粹分子,我看不出有什麼羞恥的地方。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從不對審問我的人撒謊,我總是說真話。奇怪的是他們沒有人問我是否在希特勒身邊服務過,所以我從未告訴過他們。 
  我的意識時有時無,我對自己受傷的程度一點也不清楚。 
  我只能移動我的手和頭,但是我的腿不能動。我的大小便失禁,渾身髒兮兮地無助地躺在擔架上,只穿了一件襯衫,蓋了一條毯子。 
  當時我不知道自己的這種情形是由於脊柱擦傷而造成的暫時性的癱瘓,而且很快就會恢復的,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情。假如醫生知道我會恢復,她可能會把我送到蘇軍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裡去,那是任何一個德國士兵都不想要的機會,它可能代表著死亡。正是她讓我做了一個可憐而絕望的殘廢的人。 
  當然,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能夠恢復。想到自己將永遠是一個沒有希望令人討厭的殘廢人,我逐漸產生了死的念頭,這種念頭很強烈以至於我請求一位老人開槍打死我。這使我想起了可怕的一天,那天有位老人要我開槍打死他。 
  「孩子,你是不是瘋了?」他說,接著又聳了聳肩,「我去哪兒找槍去?」柏林人出名的幽默感仍然沒有消失。 
  一位婦女聽到了這個對話插了一句,「我會把你清理乾淨的。勇敢點。」 
  這位婦女,也是一位難民,給我脫了衣服清洗起來,沒有肥皂只用一塊舊布在擦。她給我穿上了內褲和一件沒有任何徽章的制服,她一定是從一具屍體上扒下了這件衣服。坑道裡面那麼髒,臭氣熏天,人們肯定是看不見裡面的屍體。 
  「不要死在我面前。」這位老太太說。 
  但是我希望如此。 
  我被轉移了,當我醒來的時候感覺自己是在一輛軍用汽車上。我聽到了一個女孩的尖叫聲,顯然正有人強姦她。我還記得聽到了一個孩子的哭聲。一個蘇軍士兵給了我一塊麵包吃,而且還把一塊已融化的黃油放到了我手上,然後他又餵了我一口伏特加酒。由於醉熏熏的,他把酒倒得我滿臉都是,我的眼睛被酒精燒得像著了火一樣。我的尖叫聲激怒了他和他的一個同伴,我記得感覺他們好像在用靴子踩我。後來我發現自己躺在路邊,一些好心人把我抬到了他們的農舍裡。他們餵我東西吃並且給我清洗,我的腰部以下開始慢慢有了知覺,我的精神以及我活下去的願望也開始慢慢復甦。 
  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在我們從黨總部突圍那個決定命運的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幽靈   
  希特勒的幽靈(1)   
  國會大廈終於被攻下來了,不過不是在斯大林希望的五一節那天,而是在第二天。尼可拉·伯扎林(Nikolai Berzarin)將軍的第5突擊隊贏得了這一令人羨慕的功勞,紅旗插上了這一座被火燻黑的建築物上。儘管莫斯科方面誇張地宣傳說在攻佔這一希特勒最後的據點時,戰鬥非常艱苦,實際上戰鬥是非常平淡的。最後守衛國會大廈的黨衛軍士兵在前一天就都跑掉了,都是隨著蒙克將軍的隊伍走的,甚至連希特勒青年團都跑掉了,這幢大樓裡面甚至連蘇軍曾經擔心的陷阱都沒有。在工兵檢查完爆炸物並宣佈安全以後,蘇聯戰士小心翼翼地穿過了斯佩爾設計的廣闊的入口。蘇軍最終進入入口以後發現的只是在地下戰地醫院裡的由哈思教授、昆茲醫生和兩個護士照顧的幾百名傷員,他們的藥品仍極其匱乏。蘇軍吃驚地發現食堂的情況大不相同,食堂裡堆滿了香檳酒和精美的食物等等,這些東西他們已經好幾年都沒有見過了。 
  伯扎林許下諾言說,如果有誰能找到希特勒的屍體將授予他蘇聯英雄金星獎章。後來在他們發現蘇聯軍隊反間諜機構(SMERSH)的特工已經先接到命令進行徹底搜查時,就感到毫不吃驚了。他們在大臣花園的彈坑和連根拔起的樹坑周圍仔細搜查,很快就發現了兩具被燒焦的屍體。他們已被燒得變了形,而且大小也只有成人屍體的一半。但是蘇聯的情報人員還是根據蘇聯的宣傳卡通諷刺畫,很快就認出了約瑟夫·戈培爾的大腦袋和畸形足。另一具屍體的旁邊是一個燒黑了的納粹黨徽和一個金質的香煙盒,上面刻著「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字樣。 
  他們尋找,但沒有在附近找到希特勒的屍體。在被遺棄的地堡裡他們的發現和蒙克下令遺棄它的時候差不多。希特勒的地圖室裡還有甘什焚燒過的痕跡,但是並沒有其他的損壞。房子裡剩餘的東西無不有一種典型的匆忙逃離的痕跡,紙張散落到桌子上和半開的抽屜裡,牆上的畫像歪七扭八的,到處都是掀翻的椅子。在各個能看到的地方有許多空香檳酒的空瓶子、煙蒂和盤子,這一切都顯示了那最後的儀式。 
  在希特勒的房間裡,他的束腰外衣和黑褲子掛在了合適的衣櫃中,愛娃·勃勞恩的衣服也是同樣掛在隔壁她的房間內。希特勒厚厚的用皮革包邊兒的會見日誌也躺在一把椅子上,儘管幾個星期後人們才注意到。腓特烈大帝的畫像已沒有了,但是有大量的用銀相框鑲起來的元首照片,這是希特勒留在辦公室作為送給他人的禮物。最後蘇軍發現了克雷布斯倒在他的左輪手槍的旁邊,一瓶法國柯納克白蘭地酒灑落在他的身旁。奇怪的是蘇軍在幾天後才發現戈培爾孩子們的6具僵硬的屍體,在他們的媽媽匆匆忙忙為他們蓋上的裹屍布的下面,他們白得嚇人。蘇軍得知布格多夫也曾發誓要自殺,但是在這最初的混亂狀態下蘇軍並沒有找到他的屍體。 
  但是他們找到希特勒的屍體了嗎?至今這仍然是個問題,並不是因為對答案的真實性有任何懷疑,而是因為這麼長時間以來,蘇聯領導人好像是在故意地留給自己國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個懸念。就在蘇軍攻克柏林不久,蘇軍的軍事指揮官和外交官就滿懷信心地告訴他們的盟軍戰友,他們已發現了希特勒的顎骨,而且根據希特勒的牙科記錄非常肯定地確認它是希特勒的。但是後來不久,他們就突然收回了這些聲明,並且說他們不知道希特勒的情況。同海軍司令鄧尼茨對德國人民播送的那個有關希特勒死亡的時間和情況的錯誤聲明一起,蘇軍的聲明引起了一股謎團,使人們充滿了各種猜測。 
  在1945年的整個夏天,希特勒仍然還活著的說法此起彼伏。一艘逃過盟軍的封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浮出水面的德軍潛艇遭到了美英情報人員的突然襲擊。有關U-977或被叫做是「希特勒的U型潛艇」的傳說也成了一個謎。有關這艘潛艇逃到南美洲的說法,只不過是因為水兵們逃離他們所想像的戰後德國的悲慘生活,去南美洲尋求新生活的一種理想(另外一艘U型潛艇的船員就懷著同樣的動機進行了一次這樣的航行)。但是在一位南美洲的報社記者編造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後,U-977變成了一艘把阿道夫·希特勒和愛娃·勃勞恩送到巴塔哥尼亞一個秘密納粹基地(那個地方就成了南極的布徹斯加德)的潛艇。 
  這個說法在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今天看來好像有些奇怪,但是在那時人們都拿它當真。U-977的指揮官被美英的情報部門審問了將近1年的時間。在這同時還出現了許多傳說,說法各式各樣,有說希特勒在愛爾蘭的海濱地區,在法國的南部,在意大利隱居,在法國依雲的娛樂場充當賭場管理人。這些稀奇古怪的情節裡面一般會提到南美洲,特別是阿根廷,這主要是因為納粹德國同庇隆政權在戰時的聯繫,以及幾位納粹高官飛去這些地區的確切事實。美國佔領當局還收到報告說,希特勒生活在斯堪的納維亞山區一個廣大的地下建築裡面。裝有詹姆士·邦德式的安全設施,並為希特勒和那些在戰爭末期逃脫了盟軍追捕的納粹高官提供庇護的地下基地常被談起。一些有關納粹德軍在戰爭末期研製的「神秘武器」,包括飛行里程能達到近1萬公里的容克遠程飛機(據說漢斯·鮑爾曾對希特勒談起過這種飛機)的消息,對這些傳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傳聞德國的海軍還有一支遠程潛艇部隊,許多聰明的人都被這些傳說吸引了,而且還寫了有關它們的書。或許我們一點都不應該感到吃驚,因為難道希特勒不是在60年前就曾控制過許多聰明的人,許多人應該早就知道而且也從未放棄相信他的神秘武器就快要研製成功的消息嗎?   
  希特勒的幽靈(2)   
  同以往一樣,當聰明的而且毫無動機的人們公開地發洩他們心中的怒氣時,陰謀理論隨之也盛行起來,希特勒的例子也是一樣。一位律師聲稱希特勒在因斯布魯克。一個醫生說他曾在柏林公園地堡對面的急救站裡給希特勒治過傷,元首在5月1日猛烈的坦克大戰中受了傷。許多誤傳極有可能是出自莫斯科宣傳機器的口中,這符合斯大林讓希特勒的幽靈存在下去的想法,與西方的資產階級比起來他更願意讓他存在下去。蘇聯的《消息報》報道說,希特勒和他的新娘正生活在英國控制的威斯特伐利亞的一個帶有護城河的城堡裡面。但是我們不能把這些疑點的責任都推到蘇聯的宣傳機關身上。有時斯大林好像很勉強地接受了希特勒已經死去的事實。德方的見證人像被關了10多年的林奇和甘什多次被問到希特勒是死掉了還是仍然活著。很顯然蘇聯人確實是拿不準。 
  這些疑惑促使英國的情報部門委託一位年輕的牛津大學教師寫一份報告。休·特雷費·羅珀(Hugh Trevor-Roper) 後來成為了一位出眾的歷史學家(現已去世)。1945年時他是英國部隊裡的一名少校。特雷費·羅珀受命對希特勒最後的日子進行詳細的調查,目的就是為了搞清楚元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了幫助他,美國相應的情報部門為他提供了大量詳盡的戰爭期間編寫的檔案。(這份報告得出了一些令人尷尬的結論,指出了盟軍把希特勒妖魔化的成功計劃。它提到希特勒非常喜歡和關心孩子,喜愛蹓狗,不喜歡一些狂熱分子,而且他的習慣很保守和挑剔) 
  特雷費·羅珀在1945年9月開始展開他的調查,後來把調查結果寫成了報告,調查結果最後成了一本暢銷書,這是第一本詳細披露希特勒最後時光的書。關於這兩份東西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特雷費·羅珀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接觸到許多蘇聯方面的檔案和許多蘇聯監獄裡的證人,但是這位年輕少校後來的結論,在基本的細節方面並不存在不準確的地方。他的書《希特勒的最後時光》裡有許多很小的錯誤,這是他沒接觸到蘇聯方面重要檔案的結果,但是它仍然是後來每一次對這個引人注目的問題進行探討時的一個基準,這本書也不例外。 
  特雷費·羅珀在他調查期間訪問了許多證人,他盡可能多地找到那些當時真正在地堡裡呆過的人。像林奇、甘什、拉登胡伯和鮑爾這樣特別重要的證人,由於在蘇聯人手中他見不到,但是在他所能發現的證人中,他發現他們的證言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方面稍有出入(通常是日期和時間,因為在黑白顛倒的地堡裡面把黑夜與白天搞混,把一天與另一天搞混的事情不足為奇)。一些證人,通常是一些未成年人,好像給他們的敘述添加了一些細節(這更多的是為了生動的效果或吹噓自己,而不是為了掩蓋任何東西)。他們的敘述基本上完全相同。1945年11月1日,特雷費·羅珀在柏林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說希特勒大約是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2點30分向自己的嘴巴開槍而自殺身亡的,他的新娘服用氰化物後也同時死亡(後來證明是毒藥,可能是氫氰酸),儘管她被提供了一把左輪手槍。後來他們倆的屍體在黨總部花園裡被放火燒掉了。他們被草草掩埋,這可能是為了把沒燒掉的骨頭掩埋起來。至於後來這些骨頭怎麼樣了,特雷費·羅珀沒有弄清楚。但是他對一件事情非常肯定:「以上的事實是不完整的,但它是確實的,是有根據的,是可靠的和獨立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原來流傳的希特勒仍然活著的推測是正確的。所有原來報道過的這樣的說法都已被調查過,而且發現它們都是沒有根據的;大多數這樣的說法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而且它們的一些始作俑者也承認了它們是編造的。」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又有許多新的證據暴露了出來,大多數的證據都證實了特雷費·羅珀報告的基本觀點。(事實上,他幾個星期後在希特勒的個人遺囑和政治遺囑,及其他的文件中就找到了確實的的證據,這些證據確認了他所被告知的希特勒的最後時光) 
  亞瑟·阿克斯曼是特雷費·羅珀所訪問的關鍵證人之一。他的證言對於證實希特勒和馬丁·鮑曼的死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克斯曼在希特勒自殺後立即進入了希特勒的房間,而且他還承認突圍後自己還看到了鮑曼的屍體,不幸的是那時沒有其他人能證明關於鮑曼的這個發現。然而特雷費·羅珀發現,實際上阿克斯曼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供詞都是真實的和準確的。但是由於沒有找到鮑曼的屍體,他承認了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希特勒的這個代言人已經死掉,這當然為那些認為鮑曼仍然活著的人提供了爭辯的材料。 
  由於蘇聯檔案近來的公開,關於希特勒遺骸的整個事實真相的直接記錄也浮出了水面。它也證實了特雷費·羅珀論文的基本事實,而且對無論什麼原因而相信希特勒已從地堡中逃生的那些幻想家、陰謀理論家和普通的吹牛者都是一種諷刺。 
  在5月2日,當蘇軍的反間諜機構找到被燒焦的瑪格達和約瑟夫·戈培爾的遺骸後,他們又在黨總部的花園內有了驚人的發現。一個舊水箱裝著收集起來的腐爛的屍體或肢體,據推測他們是炮轟的犧牲者或在戰地醫院裡死去的病人,他們都被草草地裝入水箱。在這些屍體殘骸中有一具看上去可能是希特勒的屍體,沃斯元帥證實它是希特勒的屍體,蘇聯隨後立即就把它放在了國會大廈的門廊進行展示(這正是希特勒所擔心的事情)。   
  希特勒的幽靈(3)   
  接著在5月4號的時候,蘇聯反間諜機構的一組人員無意中在一個彈坑裡發現了像是一雙腿的東西。他們把它們挖了出來,發現是一對男女的屍體。當時這些調查者並不知道他們發現的可能是阿道夫和愛娃·希特勒的遺骸,因為他們認為希特勒的屍體躺在黨總部的大廳裡呢。直到兩天後才有人發現了這一點,隨後不久在黨總部大廳裡的被蘇軍認為是希特勒的那具屍體就被移走了。 
  很快,在5月8號那天,這些遺骸就被送到了柏林附近的布赫戰地醫院做初步的屍體鑒定。鑒定指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為皮膚已經被燒掉了。當時還沒有DNA鑒定技術,但是他們找到了顱骨中的牙齒,男性屍體有一副與眾不同的齒冠。蘇聯人把這副齒冠放到了一個舊的雪茄盒裡面,並且和其他幾副混在了一起。隨後他們找到了曾為希特勒的牙醫韋戈·布拉希克 (Hugo Blaschke)醫生工作過的兩個技術人員。弗萊茨·伯特曼(Fritz Buchtmann)設計了這副牙冠,是凱特·霍厄塞曼(Kathe Heusemann)幫助布拉希克醫生為希特勒安裝的(布拉希克本人逃到了巴伐利亞所以當時沒有被抓住)。蘇聯人讓這兩位技術人員憑記憶把希特勒牙齒的形狀畫了出來,隨後他們被要求分別單獨地從收集在雪茄盒裡的牙冠中選出那個正確的。結果是明確的,兩位技術人員所畫的圖與蘇聯人在總理論壇花園裡發現的牙齒完全相同,而且他們兩個人都選擇了同一副牙冠。至此,元首臨終的遺骸不是呆在瓦爾哈拉殿堂裡,而是在一個便宜的劣質雪茄煙的煙盒裡。 
  伯特曼和霍厄塞曼不久後就遭到了蘇聯人的逮捕,許多年以後他們的事情才被披露。據說希特勒、戈培爾夫婦可能還有克雷布斯將軍的遺體都被埋在了馬格德堡的一個不知名的地點。在第一次驗屍1年後,蘇聯又展開了對希特勒之死的另一次調查,而且還指出了第一次驗屍的不足之處。他們總結說:「我們不能只是說:這是希特勒。」後來,不知是他們自己的什麼原因,儘管已有大量明顯的事實和有根據的證據,蘇聯當局堅持認為沒有希特勒死亡的確切證據。在冷戰結束後,蘇聯檔案的解密揭開了另外的一些事實,在這些事實中涉及到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在1970年4月4~5日的晚上掘出並燒燬埋在馬格德堡的屍體殘骸。他們是希特勒、勃勞恩和戈培爾夫婦的遺骸嗎?很可能就是。 
  但是1945年5月1日從元首地堡中突圍的其他人怎麼樣了呢?他們的遭遇如何? 
  在我最後一次見過格特魯德醫生之後不久,她就死掉了。她最後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努力穿過海軍大廈外我被擊倒的那條大街上。她是被炮彈或迫擊炮擊中的,她的雙腿都被炸掉了。在我被擊倒之後,我所在的那一組的其他人員在魏登戴姆大橋遭受到了重大傷亡,於是阿克斯曼決定和從黨總部突圍的第三組,也就是鮑曼所在的那一組合在一起,它包括斯達姆普菲格、 施瓦格曼和凱姆普卡。鮑曼的皮衣口袋裡依然裝著希特勒最後遺囑的原稿,而且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到達石勒蘇益格蘇爾施泰因州。斯達姆普菲格最有用的東西可能就剩下隱藏起來的毒藥了。 
  集合起來的大量的黨衛軍、國防軍和平民繼續試圖越過這座橋。過了一會兒,一輛虎式坦克趕來了,還有一門自行突擊炮和一輛半履帶式裝甲車。當時的計劃就是一隊平民和士兵在裝甲車的帶領下,突破在大橋北端橋尾的防坦克障礙。重新組建起來的阿克斯曼和鮑曼所在的小組參加了午夜的第一次突擊。他們和許多平民、士兵一起跟在一輛虎式坦克車轍的後面向橋對岸進發。這輛虎式坦克輕而易舉地就衝破了大橋北端橋尾的障礙,但是遭到了遠處火力的猛烈打擊。它被一個隨意發射的反坦克手雷擊中了,爆炸使得整個小組和跟隨這輛坦克的其他人都四處散開了。阿克斯曼受了重傷但是還是盡力使自己站了起來,凱姆普卡被炸得不省人事。 
  在這2個小時的時間裡,還有另外3次突破這座大橋的嘗試。他們遭受到的打擊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但是這個小組仍然一起沿著去萊特大街車站的鐵路線前進,混亂中他們在那個地方失散了。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沿著易萬雷登大街往東,朝著斯特蒂弋車站走去。阿克斯曼和其他人向西走去,但是不久就在極端混亂狀態下被打散了。阿克斯曼跑進了蘇軍的前沿陣地,他折回腳步想盡力尋找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在萊特大街車站他偶然發現穿著皮衣仰臥著平躺在那兒的兩具屍體,他立即就認出了那是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但是他看不出來他們傷在哪兒。可是形勢不容他有進一步的觀察,他繼續前進。 
  我後來也發現了那些選擇從地鐵隧道中逃跑的人的情況好得多。他們在隧道中沒有碰到任何蘇軍士兵,只是碰到了許多想逃避蘇軍轟炸而把隧道作為地下避難所的德國難民。蒙克的人平安地穿過了威廉姆斯大街安全到達了法蘭克福地鐵站。讓他們鬆了一口氣的是,在地鐵站內他們聽到的聲音是來自於德國平民的,而不是來自於蘇軍士兵的。他們排成了一列幾百米長的縱隊前進,一開始時有點急躁,因為雖然火車是停運了,但是他們不知道地鐵中的電是否停了。過了一會兒他們確信電已停了。蒙克將軍走在前面,每個小組都緩慢地跟著在隧道中穿行。他們來到了腓特烈大街地鐵站,在這兒蒙克和其他小組取得了聯繫,然後他們繼續朝施普雷河前進。他們明智地繞開了魏登戴姆大橋而找到了離它300米遠的一座人行橋。在河對岸蒙克爬上了一個車庫的屋頂看到了魏登戴姆大橋上突發的激戰。可能正是這次激戰中的彈片把我擊倒了,也可能是不久後又發生的一次激戰加快了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的滅亡。蒙克的小組盡力保持在一起,而且是惟一平安越過施普雷河的小組。這個小組包括了甘什、拉登胡伯、葛達·克裡斯蒂安、特勞德爾·瓊格、愛爾斯·克魯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在成功越過施普雷河後,他們繼續向東前進,進入了早已被蘇軍佔領的斯根豪塞大道區。他們藏在一個地下室裡,但是不久後就被發現了。反抗已毫無意義,所以他們投降了。男人們都被抓了起來,但女人們都被釋放了。蒙克被蘇軍單獨關押了起來,從1949年一直到1955年。他後來被以他參加帝國政府前就發生的戰爭罪起訴,但是從來沒有得到證實。   
  希特勒的幽靈(4)   
  婦女們很快就和希特勒的廚師分開了。葛達·克裡斯蒂安最後一次看見曼扎利是在她們躲避大街上的一次炮彈襲擊時,曼扎利衝進了一個地下室,她看到這個廚師消失在一個通道裡。當她在後面叫她時,她沒有回答。沒有人再見過她,經常有傳言說曼扎利在深夜的時候逃走了,而且在戰後用偽裝的身份生活。其他的秘書們都穿上了男人的衣服,以躲避蘇聯戰士的視線,她們最後在一列難民的火車上到達了英國人控制的地區。 
  奧圖·甘什被蘇軍俘虜後,作為希特勒最後日子的見證人很快被交給了蘇聯反間諜機構——莫斯科的情報部門。根茨·格雷姆和漢斯·鮑爾也被蘇軍俘虜了。格雷姆死在了蘇聯人手中。鮑爾受了重傷,但是在一段時間的囚禁以後,他被釋放了,出來講述了他的經歷。元首地堡的衛兵哈里·門格撒森也參加了突圍,但是被俘虜了。林奇被蘇軍俘虜後在1955年回到了德國。凱姆普卡穿過了易北河最後落到了美國人的手裡。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幾乎都在魏登戴姆大橋上被衝散了。 
  馬丁·鮑曼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阿克斯曼1945年5月2日時在易萬雷登大街看到的真是他的屍體?就像希特勒一樣,鮑曼真正的命運從那時成了一個巨大的謎團。這兩個疑惑都是由於沒有找到能夠準確辨認出來的屍體而引起的,不過這不是巧合。只是因為每個事件中有根據的證據都被控制起來了,這才使得各種不同的推測在毫無事實根據的基礎上滋生蔓延。 
  鮑曼於1946年10月1日在紐倫堡被缺席判處死刑。他的妻子葛達沒有按照他的指示把她的10個孩子殺掉,但是在那年她本人死於癌症。後來,傳出了鮑曼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個修道院裡的說法,這種說法聲稱鮑曼和許多其他的人一樣經羅馬逃到了南美洲。據報道他曾在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現身。最近的一種推測(還未發表)是,他在去南美洲的一隊長途航行的潛艇上和幾位納粹高官一起葬身海底的。 
  在20世紀70年代,一位蘇聯記者發表了據他說是鮑曼的日記,這本日記是在一件被遺棄的皮大衣的口袋裡找到的,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說的他偶然看到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屍體的地方被發現的。它的真實性有所爭議,但是隨後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築作業的過程中,建設者們正是在同一地點挖到了兩副人體骨骼。鮑曼和希特勒的牙醫是同一個人——韋戈·布拉希克 。法醫對牙齒的檢查證實這副牙齒是鮑曼的,據猜測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殺。1973年4月,一個西德法院正式宣佈了鮑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國人俘虜了,次年他在紐倫堡受審。他積極地為自己辯護,常常否定對自己的指控。不過他被以4項罪名定罪:密謀侵略、侵略、指揮戰爭、殘害人類。他被判處於1946年10月15日執行絞刑,但是他騙過了絞刑執行人,在絞刑執行前的2個小時,他躲過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劇毒藥丸。 
  希姆萊的死或許是納粹領導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後的幾天裡,他繼續在德國北部弗倫斯堡的指揮部裡主持全體參謀人員會議。那些來自於徒有其名的部門的頭頭腦腦們還繼續參加,其實這些部門已經不存在了或權力早就沒了。漢娜·瑞奇和瑞特·馮·格雷姆離奇地從柏林飛回來以後,已把元首最近對他做出的背叛結論告訴了他。鄧尼茨元帥也寫信給他說自己放棄帝國元首的頭銜。希姆萊仍然無動於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向他的親信尋求建議,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們沒有給他回應。他甚至給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將軍寫信,但沒有得到回應。在2個星期裡希姆萊過著一種毫無意義和友情的生活,最後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陸軍戰士的軍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鏡的偽裝下離開了自己的房子。這副眼鏡是那麼的可笑,以至於他到一個英軍的檢查站時很快被認了出來。一位英國外科醫生正要脫下他的衣服給他做身體檢查時,他咬破了他嘴裡面的毒藥丸。 
  在所有的納粹高級官員裡面,只有一個人對布爾什維克做好了面對戰鬥的準備,只有一個人沒有採取自殺的手段。在戰爭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亞瑟·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雖然世界對他扭曲的價值觀可能會有所評價,但是不能說他對他們不誠實。他從未考慮過要自殺,而且在戰鬥中從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蘇軍鐵桶般包圍的納粹高官。雖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橋上受了傷,但他還是設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達了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在那裡他參加了重新組建起來的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在戰爭結束後的6個月裡還一直堅持鬥爭。 
  阿克斯曼最後還是在英美情報部門精心設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審問者發現他所做的供詞除了在時間方面有點錯誤以外,在各個細節方面都是準確的。戰後我去拜訪了他,而且我們還做了幾次長時間的談話。他承認「犯了錯誤」,但是他從未說過希特勒的壞話。阿克斯曼於1996年逝世。   
  後記(1)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發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惡的謀殺。我在上帝和這個國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過許多年輕人追隨希特勒,並認為他們是無可指責的,但最後他們成了殺害幾百萬人的劊子手。 
  ——巴爾杜·馮·席臘赫 
  這就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前任領袖巴爾杜·馮·席臘赫所說的話。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紐倫堡法庭出席作證。那一天正是我剛過完18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剛剛成年,而且我也開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爾杜·馮·席臘赫是我在戰後開始欽佩的人。正是巴爾杜·馮·席臘赫在戰前鼓勵我去寫詩,正是他在紐倫堡法庭上的證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義的道路上。在一個天主教的大學教授的幫助下,我開始探究德國在戰爭剛剛結束後那段時間裡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回過頭來看。他從未放棄對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訪過他兩次,而且我們也通了幾次信並在電話中也交談過幾次。在他所願意對我講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對我是真誠的,然而,他總是為自己仍然保持對元首的忠誠而感到驕傲。我完全贊同忠誠,但是忠誠也必須有它的道德規範!促使我尋找非攻擊性的解決方案並使仇恨永遠消除的,是巴爾杜·馮·席臘赫的認罪,不是亞瑟·阿克斯曼的忠誠表現。 
  當蘇聯軍醫簽署了我的釋放令以後,他們禁止我到蘇軍的佔領區。這之後不久,我決定盡力而且成功地越過了穆爾德河到達了美軍佔領區。由於背著一個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癱瘓症又復發了。幸運的是一個邊境巡邏隊救了我,而且把我帶到了收容中心的一個醫療機構,在那兒一個美國情報部門的官員審問了我。在那個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布亨瓦爾德和貝爾根-貝爾森解放後命令製作的紀錄影片。 
  我被極大地震動了,我一開始不能相信我見到的一切。一位德國老兵在我耳邊私語:「矯揉造作。」其他人也聳肩表示對它的蔑視,也把它當作宣傳活動,但是我並不那麼看它。那兒有許多的骨架和屍體仍在被搬動,這不可能是在演戲,有這麼多有骨有肉的屍體。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這麼認為的。一個受傷的德國士兵向我講出了心裡話:「這是真實的,這就是在集中營裡發生的事。」 
  審問我的那個軍官還給我看了照片,這些照片是對毀滅和死亡的可怕描繪。他的審問是在我不能平穩地站起來以前進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癱瘓症時,我曾經想過去死。現在我想要把自己化為烏有,因為這些紀錄片所體現出的方式使我覺得我也參加了希特勒——我曾經信仰並為之服務的元首——所犯下的這些十惡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響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後來我發現我對發生的這些事情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就當時的我而言,我服從並執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義務,我們應該盲目地對元首忠誠。我要這樣持續多久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被這個集體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後我決定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我自己的責任。不過,我開始有了這個結論,假如希特勒贏得了這場戰爭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罪犯。 
  因為在1945年時我比較年輕,所以被免於起訴,我甚至沒被帶到過裁定室。裁定室是聯合盟軍的一個發明,是為了確定納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會受到懲罰。雖然我的父親否認他過去做過黨衛軍的歷史,他一直認為那麼做是一件「聰明的」事情,我記得他告訴過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過黨衛軍這個秘密引以為榮。他曾為國家服務過,而且和他一樣的人們永遠不會透露他們的行為,但是對於我來說否定真相就是撒謊。 
  當瓦解納粹的過程接近尾聲的時候,我仍然為我父親對他的過去一直撒謊而感到不安。曾因為我撒謊而殘忍地打過我的他永遠也沒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過去這個秘密,他好像很高興自己逃過去了,但我們都記著他在佈雷斯勞時為他的黑色黨衛軍制服自豪的情形,當時他一個勁地吹噓自己是希特勒精華部隊的一分子。 
  我們在戰後住在巴伐利亞的埃伯斯鮑茵特。除了我們的家人沒有人知道我父親的過去,很顯然我們沒有出賣他,幸運的是,我也從未被任何軍官盤問過有關我父親的過去。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我曾經和他談起了猶太人的問題。他仍然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地對我,「假如你知道猶太人是怎麼對待我們的,你就會知道他們自己應該為自己的遭遇負責!」他對我吼道。 
  我太震驚了,而說不出話來。那畢竟發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麼那麼瘋狂,他的意識怎麼會那麼扭曲?對我來說,沒有什麼能夠成為殘暴和屠殺的借口。「最終解決」真是令人痛恨和難以置信。從那以後,我又知道了許多其他的集中營和滅絕營,尤其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達蒙集中營。我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為這些發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來的整個信仰體系都完全崩潰了,而且又漸漸形成了新的信仰體系。 
  儘管我的父親對我問他的許多事情都沉默不語,但是德累斯頓那個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內。每次談起那個晚上,他都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倖存下來的經歷,而且總是強調他是在山區醫院的幾百個病人和護士中倖存下來的3個人中的一個。「屠殺是屠殺,大規模的屠殺是大規模的屠殺,無論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在德累斯頓所進行的,永遠也不要忘記!」我除了說了一句「這兩種屠殺都不能相互寬恕」以外,我沒有和他討論有關的觀點。我認為,沒有什麼正當的借口能為這種故意滅亡人類的行為辯護,「最終解決」猶太人和德累斯頓山區的殺戮都是可怕的屠殺。   
  後記(2)   
  我從來也不知道在德累斯頓的那個夜晚發生的事的細節。在戰後我的父親對它進行了描述,他當時從佈雷斯勞把一批秘密物質送到無線電台那裡。他沒有敘述他們的詳細經過,我也沒有弄明白作為戰地記者的父親為什麼再一次地執行這種任務。奇怪的是,維也納帝國電台的一位工作人員聲稱,我父親是被派到那兒調查工作人員中懷疑是第5縱隊(工作在一個國家內部,一個秘密的旨在顛覆政府的組織,援助入侵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隊員的事情,他找出了幾個人。作為在維也納的掃尾工作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死刑被執行,我的父親可能與此事有牽連。我的確對這兩件事情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但是都沒有找到證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兩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同老夥伴們一起緬懷往事,一同談起過去這些秘密任務,一開始是屬於這批老夥伴的核心人員的一位。在我父親去世後的葬禮上提到,在這個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組織裡,他們都對我父親的評價相當高而且以他在戰爭中的表現感到光榮。直到他們將死之際,這些老兵仍在尋求借口,他們說「命令就是命令」,必須服從。是那些簽署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執行命令的人該為此負責。我父親從來也沒有什麼心理上的負擔方面的跡象,他總是擅長把事情解釋過去,他仍然為在那可怕的時候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辯護。所有參加這場戰爭的人都應該為它的恐怖承擔責任。 
  我肯定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他的邏輯能力又是怎麼回事呢?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同他的狩獵夥伴一起,他曾為動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難過,他同情這些人類的夥伴。在我們小的時候,他總是要求我們對大人要尊重,要有禮貌。 
  我仍然不確定他是否知道「最終解決」方案和在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我總是假定他是無辜的,但在戰後,當這些可怕的掠奪、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惡的大規模屠殺被揭露出來以後,他應該對所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悲痛,假如他是和我們一樣憎恨這些事情的話。 
  他惟一爭論的就是敵人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殺戮,如在廣島尤其是在德累斯頓。根據他的思維邏輯,我仍然是太天真了。他會問我在當過兵後為什麼沒像他在血腥的戰鬥中一樣成熟起來?他會問在我見到這場戰爭的屠殺接近尾聲後,為什麼我不明白其實戰爭的雙方誰也比誰好不到哪兒去?我的答案是:「戰爭導致了對人類的犯罪,但是從來也不會認可對人類的犯罪,為過去的可怕行為辯護會在將來引起新的可怕行為。」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親的觀點。在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和我的父親都很疏遠。在他事先同意不談論他的觀點後,我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家庭聚會。我們在一起吃晚飯,但是後來父親又開始了他慣常的激烈演說了。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腳碰了他一下讓他停下來,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在戰後不到10年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分開了,但他們從未離婚。我的父親1979年在德國去世,我母親1988年在法國去世,並且也葬在了法國。我姐姐奧娣生活在法國,我媽媽的最後幾年是她照顧的,她還管理著媽媽的花園,她懷著極大的創造力與樹木和土壤打交道。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國丈夫住在法國。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個著名的藝術家,生活在瑞士,她加入了瑞士籍。我的妹妹多爾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國。恰好比我小10歲的弟弟烏爾夫第一次心臟病突發時去世(我很幸運自己在犯過5次心臟病後還能活下來),他在辭世之前轉而信仰了佛教。我的弟弟烏爾裡希生活在土耳其。 
  1948年,我參加了由佔領當局舉辦的為期6個月的新聞課程,添補了空缺的記者職位,因為這些職位過去由納粹記者佔據。我成了一位記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我在駐慕尼黑美軍機構裡獲得了一個平民職位,而且後來繼續在美國本土的部隊裡做一個德語教師。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國籍,成了一位美國公民。1969年,我獲得了來自於美國社會活動家編輯委員會的美國社會活動家獎。我把自己的職業生涯放到了旅遊業上,力圖促進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為一個美國公民以前,我去了幾趟以色列拜訪了集中營的倖存者,我還種了幾棵樹,而且還盡我所能地捐了款。我與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義者都有聯繫,如阿爾貝特·施韋策爾醫生、印度總理尼赫魯和聖雄甘地被刺殺後的追隨者等等。我還積極地參加了像利諾斯·鮑林博士所領導的裁減核武器運動的和平團體。我討厭與極權主義者、仇恨群體、極端的狂熱者和極端主義者有關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對希特勒頂禮膜拜的群體。我自己在戰爭中的經歷在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對和平的熱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環境下長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輕時受到的教導,把和平的話語傳遍全世界。 
  對於我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身體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擔心的,就是發生在納粹德國的事情有一天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發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來自於人們的心裡,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是不能改變的也不能被抹殺掉,然而未來要靠我們去創造,而且它的基礎之一應該是誠實。通過戰爭解決的問題會再次出現。只有和平的解決方案才有可能長久。假如我們想阻止一切暴力行為的發生,我們必須在我們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思想傾向。   
  後記(3)   
  我結過3次婚。我的第一任妻子是我在德國碰到的一位美國教師,最終以離婚而結束,她的名字叫瑪格麗特·蘭塞姆(Margaret Ransom),我們育有一女。我的第二任妻子艾拉(Aila)在勇敢地與癌症做鬥爭後去世了,這次婚姻使我有了兩個養子女。我與現在的妻子金姆於1981年10月25日,在加利福尼亞聖莫尼卡的柵欄公園舉行了一個日出婚禮。 
  安妮·瑪利亞怎樣了呢?1945年我被釋放後的那個夏季的晚些時候,我又能走路了。我再次坐上火車,在薩勒河畔霍夫找到了她。她懷孕了,孩子的父親是一位與她及時結婚的美國士兵,他們的孩子叫彼得。我的第一任妻子瑪格麗特和我在希臘遇見過安妮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比爾。2001年5月,我和現在的妻子金姆在慕尼黑遇到了她和她現在的丈夫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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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納粹親歷第三帝國末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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