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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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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一起的日子:巨星閃耀  作者:郭宏軍                       
   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逝世以來,有關這三位偉人的圖書浩如煙海。本書是三位偉人逝世30週年紀念集,獨闢蹊徑,首次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人聯繫在一起,從一個嶄新的視角,重溫了他們之間那段舉世罕見的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交往與合作。一幅幅清晰真切,親切感人的照片,再次把讀者帶回那段可歌可泣的巨人時代,那段巨星閃耀的日子。   
中央文獻出版社 出版               
  一、母親   
  毛澤東深愛的女性   
  文七妹、鍾氏、萬冬兒,這幾位連真正屬於自己的名字都沒有的東方婦女,卻哺育了三位改變歷史的巨人。雖然她們是那樣地普通與平凡,卻正是她們搖動搖籃的手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 
  世界上有一種最美麗的聲音,那便是母親的呼喚! 
  當我們來到世上,第一次睜開雙眼,好奇地打量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看到的第一個人便是母親。躺在母親的懷裡,吮吸著母親的乳汁,承受著母親的愛撫,聆聽著母親的呼吸,接受著母親的哺育和熏陶。母愛的光輝使母親成為孩子心理、性格與思想形成的總設計師。教育學家說,「一個瞽母勝過一打特級教師」!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三位偉人的母親,其經歷是那樣地不同,但她們卻又是那樣地一致,瞭解了她們,我們才能真正走入領袖們的內心世界。 
  文七妹,一位勤勞、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於湖南湘鄉縣唐家坨(現名棠佳閣)的一個富裕農家,18歲的時候,她嫁到了僅一山之隔的韶山沖,成為農民毛貽昌的妻子,也成了這個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1893年始,她相繼生下了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 
  文七妹沒念過書,但佛教思想對她的影響極深,忍耐、慈悲、佈施、平等,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鮮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對貧苦人富有同情心,經常瞞著丈夫接濟貧苦鄉親。饑荒年,窮人乞討,她更是多加佈施。而丈夫是不贊成施捨的,家裡為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爭吵。毛澤東回憶往事的時候,曾風趣地說:「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毛澤東有個堂叔生活非常困難,父親毛貽昌想「乘人之危」買下他的水田,這遭到了文七妹的堅決反對,她常帶著毛澤東偷偷地去接濟這位窮本家。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耳濡目染,無聲無息地滲入他幼小的心靈,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極具同情心,並與母親一樣經常幫助別人。 
  毛澤東六七歲時開始到私塾讀書。一天,他向母親提出要帶著午飯到學校裡去吃。文七妹以為兒子是為了利用往返時間多讀點書,於是便同意了兒子的要求。可是在這以後的連續幾天內,文七妹發現兒子帶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放學回家後卻依舊顯得很飢餓。她擔心兒子是不是得了什麼怪病,便細細盤問。當她得知兒子帶飯是為了和窮苦的同學黑皮伢子一起吃的時候,文七妹不但沒有責備他,反而感到非常欣慰。 
  為了求學,為了實現人生理想,毛澤東早早地便離開了母親,只是在1919年春,毛澤東把患病的母親接到長沙醫院治病,母子才得以短聚。其間,毛澤東和毛澤民、毛澤覃攙扶著老母到照相館合影留念。這竟是他們最後的一次團聚,也是世上僅有的一張他們與母親的合影。 
  回到老家的文氏病情一天重似一天。1919年10月5日,這位操勞一生、勤儉一世的賢良女人,躺在病榻上,眼中充滿了思兒的淚水,在一聲聲「石三伢子」的呼喚聲中告別了人世。 
  毛澤東接到二弟毛澤民從韶山寄來的母親病危的特急家信後,便帶著在長沙讀書的小弟弟毛澤覃,連夜趕路,直奔韶山。然而,天不遂人願,當他們趕到家時,母親卻已經入棺兩天了。母親才52歲,不想一場小病竟奪走了她的生命。守在母親的靈前,對母親的思念最終化為一篇摧人淚下的《祭母文》: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病時攬手,酸心結腸。但呼兒輩,各務為良。」「養育深恩,春暉朝靄。報之何時,精禽大海。」「嗚呼吾母,母終未死。軀殼雖隳,靈則萬古。有生一日,皆報恩時。有生一日,皆伴親時……」 
  後來,毛澤東在給好友鄒蘊真寫的一封信中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母親:「世上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已的,利己不損人的,損己利人的。我的母親該屬最後一種人。」 
  從毛澤東寫的《祭母文》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母親的眷戀和愛戴。正是文七妹那種忠厚賢慧、善良慷慨、勤勞簡樸的高尚品德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的思想和性格,「給了他一副眷愛天下窮苦人的心腸」,母親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中國解放後,毛澤東多次寄錢給生活困難的父老鄉親和師友,邀請他們到北京敘舊,設宴款待,贈送禮物。而他自己則吃穿都很普通,生活相當儉樸。母親的高尚情操讓毛澤東受益終生。   
  周恩來早逝的溫情   
  與毛澤東不同的是,周恩來有三位「母親」:生母、嗣母和乳母。 
  生母和嗣母皆出身於書香門第,因此周恩來從小就沐浴在溫馨仁慈的母愛之中,並且深受江浙文化氣息的熏陶,從而形成了溫、良、恭、儉、讓的人格風采。尼克松說:「正是這種複雜而精明的性格,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周恩來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漫長並且豐富多彩。」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紹興周家是一個世代聚居的大家族。1938年10月,在魯迅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上,周恩來曾說:「在血統上,我也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身浙江紹興城的周家。」 
  周恩來的祖父周殿魁早年因為當師爺,來到淮安,晚年短期做過淮安知縣。到周恩來父輩時,家境衰敗,算是一個沒落的封建仕宦家庭。 
  1898年,周恩來生於淮安。淮安在歷史上商賈雲集,書院林立,人文薈萃,與蘇州、杭州、揚州齊名。從秦漢到明清,這裡出過許多有名的文臣武將。淮安的人文歷史對少年周恩來影響極深。 
  周恩來生母姓萬,1872年冬天出生,故取名冬兒,冬兒在家排行十二,所以又被稱為十二姑。其父萬青選是晚清淮陰知縣。冬兒美麗善良,讀過五六年家塾,受過良好的教育,受家庭熏陶,她性格開朗,精明果斷,樂於助人,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冬兒曾是周萬兩個大家庭的管家,不管多麼艱難困苦,她盡力支撐著局面。在母親身邊耳濡目染的一切對年少的周恩來影響深遠。1907年春,萬冬兒被肺結核奪去了生命,年僅35歲。萬冬兒去世後,按照習俗要給她畫像。但萬冬兒生前沒有照片,因周恩來長得很像母親,於是便照著周恩來給母親萬冬兒畫了一張像。 
  1946年9月,周恩來在接受美國記者李勃曼採訪時,曾深情地回憶母親:「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孩子……我出生後,因叔父周貽淦已去世,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陳氏撫養……」 
  陳氏出身於一個比較貧寒的讀書人家,性格溫和,待人誠摯,辦事細心,在詩文書畫上都有較好的修養。22歲便守寡的陳氏,從不外出,她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傾注在對周恩來的撫養和教育上。周恩來4歲時,陳氏就教他識字,5歲時送他進私塾讀書。她對周恩來要求很嚴,每天黎明就把他叫起來讀書,閒暇時教他背誦唐詩宋詞,給他講《天雨花》、《再生緣》等故事。直到陳氏去世前,周恩來幾乎一天也沒離開過她。陳氏的教育以及她身上體現出的中國知識婦女賢淑文靜的品格對周恩來的影響是異常深刻的。 
  在萬冬兒和陳氏相繼去世後,年少的周恩來就肩負起支撐門戶、照顧兩個弟弟的重擔,這使他具備了一種同他的年齡很不相稱的精明果斷、富有條理的辦事能力。12歲那年,伯父帶他到遙遠的東北奉天府(今瀋陽)上學,周恩來第一次離開了故鄉。 
  這次離家遠行對周恩來的一生至關重要。他後來說:「12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朱德未能盡孝之憾   
  1944 年4 月l0 日下午2 時,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聚集了1000 多位來自各界的代表。這裡正在進行著一場追悼大會。悼堂莊嚴肅穆,靈前煙霧繚繞,靈幕上「精神不朽」幾個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這裡悼念的是一位普通的勞動婦女,但她同時還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的母親——朱德的母親鍾氏。 
  鍾氏,1858年生於四川儀隴一個生活貧困、社會地位低下的流浪藝人家庭。19歲時嫁到朱家,數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飯,還要種田、種菜、餵豬、養蠶、紡棉花、挑水、挑糞。就在生朱德的前一分鐘,鍾氏還在灶前煮飯,等到嬰兒落地之後,她便起身又回到灶間,接著把飯做完。晚年的鍾氏雖知兒子已擔任了八路軍總司令,卻仍願自食其力,不輟勞作。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見朱德一面。但因當時正處於抗戰時期,朱德身負重任,鍾氏在望眼欲穿的思念中於1944年2月15日離開人世,夙願未償。 
  楊家嶺的這次追悼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僅有的一次為領導人的母親舉行的公祭。毛澤東為鍾氏親筆撰寫輓聯: 
  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勞動階級完人。 
  朱德曾深情地回憶說,「母親可憐得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得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愛母親,特別是她勤勞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遠回憶的……」朱德在那篇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的《回憶我的母親》中這樣說道。 
  「母親現在離我而去了,我將永不能再見她一面了,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這位叱吒風雲的八路軍總司令,這位錚錚鐵骨的硬漢,寫作這篇文章,不知淚掬幾許。當幾十年後,一名外國記者問朱德:「您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朱德陷入深深的回憶,許久說出:「在母親去世前連杯水我都沒來得及給她倒。」 
  「母親」二字在朱德的心中該有多重的份量! 
  1937年,他在給川中好友的一封信中寫道: 
  「與齡老弟……昨鄧輝林、許朋揚、劉萬方等……述及我家中近況,頗為寥落,亦破產時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顧及他們。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來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兩百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 
  讀這封信,真令人百感交集。身為八路軍總司令的朱德日夜操勞軍中要事,卻無暇顧及至親至愛的母親。歷史不選擇這樣的領袖還選擇什麼樣的領袖?!勝利不屬於這樣的軍隊又屬於什麼樣的軍隊?! 
  朱德熱愛母親,敬重母親,把母親當作做人的楷模。他跟著母親養成了勤勞和儉樸的好習慣,學到了同困難作鬥爭的經驗和敢於吃苦耐勞的堅強意志,是母親賦予了他樸實、謙恭、淡泊、胸懷寬廣、堅韌不拔的個性。     
  二、大任   
  盛世輝煌與桑榆晚景   
  「當西方人還在荒野中迷失, 
  燦爛東方已是田園衣錦; 
  當十字架還是小樹苗的時候, 
  東方的巨木已落成輝煌殿堂……」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曾經承載過多少的輝煌與榮耀! 
  自秦朝民族大一統,至西漢文景和唐代貞觀、開元盛世,漢唐成為當時亞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之後,中華民族經過千餘年的發展,至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的盛世——康乾盛世。美國學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供了這樣一個數字:「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的32%,全歐洲也才23%。」直至180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為世界其它地區望塵莫及,國勢盛極一時。 
  「然而,正是在同一個時間,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國,一種新的文明——挑戰全球的工業文明正在萌發;一場偉大的革命——最終改造了整個舊世界的資產階級革命正在進行;一個新的運動——沖決中世紀封建神學桎梏束縛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在蓬勃發展。」 
  從1662年到1796年這135年的時間裡,西方國家經文藝復興之後持續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最終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科技飛速發展,經濟以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速度躍進。面對世界範圍內工業革命的歷史性大發展、大進步,康、雍、乾三朝卻在盛世光環的籠罩下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甚至進一步閉關鎖國,使中國社會更加趨向於封閉愚昧。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清朝,在自我陶醉的「盛世」榮華之中,不知不覺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所謂的康乾盛世最終淪為「落日的輝煌」!   
  屈辱與抗爭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敲響了大清帝國的第一聲喪鐘。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列強像貪婪的野獸,不停地撕咬著中華民族孱弱的身軀。無數個不平等條約,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慘禍。 
  苦難的民族呼喚著拯救命運的巨手。曾經創造璀璨文明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甘忍受壓迫和奴役的民族,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空前的民族覺醒。為了救國,鴉片戰爭後,中國的仁人志士前赴後繼,苦苦探索,綿延不絕。林則徐、魏源、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一串串閃光的名字,一顆顆救國丹心,表達了國人的自強不息,但他們更發出了「無力回天」的英雄悲歎! 
  中華民族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光榮與夢想(1)   
  中法戰爭結束的第二年(1886年),朱德出生於四川儀隴縣李家灣一戶佃農之家;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893年),毛澤東誕生;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年(1898年),周恩來誕生。緊接著,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不久,八國聯軍入侵中國。 
  1906年秋,也就是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的第二年,朱德考入順慶府官立中學堂學習。在這裡,他接受了曾留學日本、具有強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校長張瀾和教師劉壽川等有關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啟蒙。《革命軍》、《天演論》等書籍在他的內心深處激起了層層波瀾,他開始逐漸向革命民主主義的方向發展。 
  次年春,朱德如願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在這裡他接觸到了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在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不僅認清了清政府專制腐敗,還認識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個好的國家」,只靠讀書救國和強身救國是不行的,他決定投筆從戎以便更加直接地拯救國家。1909年,朱德遠涉雲南,考入坐落在昆明市承華圃清政府為培養軍事人才擴建新軍而建立的陸軍講武堂,從此開始了他血與火的漫長軍旅生涯。行前,他提筆寫下了《贈諸友》: 
  「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 
  這一年,他還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由於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講武堂成為雲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據點。1910年7月,朱德被選送到特別班學習。次年8月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被分配到蔡鍔麾下,開始了直接追隨蔡鍔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戎馬生涯。 
  在以後的8年間,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戰爭,以及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戰爭之中。「誓拼熱血鑄中華」,「傾心為國志無違」,戰功顯赫,威震滇川,成為一位愛國名將。 
  正當朱德吟詠著「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投筆從戎進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的時候,比朱德小8歲的毛澤東恰恰輟學在家。白天毛澤東同成人一起在田間勞動,晚上幫助父親記賬。但是就在這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一書深深地影響了他。這本同毛澤東同一年誕生的《盛世危言》刊出後,曾重印二十餘次,成為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書。1895年光緒皇帝看到此書,命印刷2000部,分發給大臣閱讀,被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曾對「戊戌變法」起了先導作用。 
  後來,毛澤東在陝北接受斯諾採訪時,回憶起他的青少年時代曾說:「《盛世危言》在我腦子裡鼓舞起恢復學業的願望。我也逐漸討厭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親反對這件事。關於這件事我們常常口角,最後我從家裡跑開了。」 
  1910年,毛澤東離家去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行前他還改寫了一首詩示父,表達了志在四方的決心:「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當時和毛澤東同在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的蕭三曾借給毛澤東一本《世界豪傑英雄傳》,毛澤東讀得津津有味,並對拿破侖、彼得大帝、惠靈頓、華盛頓、林肯等人物十分崇拜。他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他在讀了一本關於列強瓜分中國的小冊子後,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患意識,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1911年,朱德在雲南參加起義響應辛亥革命。與此同時,遠在長沙的毛澤東和奉天的周恩來不約而同地剪掉了象徵清朝臣民的「辮子」,發出了革命的宣言。毛澤東在湘鄉駐省中學倡議並帶頭剪掉了辮子之後,還和一些積極分子強行把十幾個答應剪辮子、卻遲疑不肯動手的同學的辮子給剪掉了,並且身體力行,響應辛亥革命,投筆從戎,在湖南新軍中當了一名列兵。也是在這一年,13歲的周恩來在回答老師「為什麼讀書」的提問時,發出了他那句「為中華之崛起」的豪言壯語。 
  1915年,為揭露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湖南一師學生集資編印了有關日本侵略中國的一本資料,並命名為《明恥篇》,又回到學校的毛澤東讀後不能自已,慨然在其封面上題詞: 
  「5月7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而在天津南開中學,周恩來對袁世凱「忍恥受辱」承認「二十一條」也是痛心疾首,他在文章中疾呼:「事急矣,時逼矣;非常之勢,多難之秋,至斯亦云極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瀾待挽,茫茫華夏,中流之砥柱伊誰?弱冠請纓,聞雞起舞,吾甚望國人之勿負是期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救亡圖存的號召下,一大批知識精英和激進青年投身其中。這批人隨後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中堅力量。毛澤東和周恩來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五四運動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南一北,均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毛澤東在湖南創立的新民學會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評論》與周恩來在天津創立的覺悟社以及社刊《覺悟》,都是當時國內有名的社團和刊物。儘管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還沒有一面之交,但他們志同道合,彼此仰慕,則是可以肯定的。 
  1921年7月,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13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代表著他們的五十多名同志,悄悄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光榮與夢想(2)   
  毛澤東便是這13人中之一。周恩來也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成為中國革命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1922年11月,在德國柏林,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便是周恩來。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三位巨星之間世紀合作的第一頁由此揭開。中國革命的面貌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三、初聚   
  柏林相識   
  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朱德踏上了一條漫漫的求索之路。在中國上海,朱德要入黨,陳獨秀說還不夠格;在德國柏林,朱德與周恩來一見如故,周恩來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 
  朱德在瀘州時曾與一些知名文人成立東華詩社,在戎事之餘「唱酬寄興」,以「洩腹內牢騷,憂國憂民,舒心中錦繡,諷人諷事」,「聯翰墨之因緣,詠吟哦之樂事。惟求良友,無負河山。」 
  可見,朱德早期的軍旅生涯雖然一路青雲,卻始終有一種壯志難酬之感。 
  失意的朱德精神陷於迷茫之中,一度消沉,開始吸食鴉片。此時,一位朋友的到來,像一道閃電劃破了漆黑的夜幕。 
  這位對朱德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朋友就是孫炳文。孫炳文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前參加了同盟會,之後因為反對袁世凱復辟遭通緝。1916年,兩人在護國運動中相識,一見如故,經常一起閱讀《新青年》等進步雜誌,討論新文化運動傳播的新思潮,並商定出國去尋求新的救國出路。之後,孫炳文離開四川到北京一家報館任職。 
  在孫炳文的引導下,朱德決定徹底脫離軍閥隊伍,尋找一條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來到上海戒煙。這段時間裡,他大量閱讀了朋友送來的進步書刊,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這讓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經過一番周折以後,朱德找到了上海漁陽裡,這裡既是陳獨秀的住所,又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當時四十多歲的陳獨秀,面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斷。他沒有太多表情地聽完了朱德的介紹,仔細地打量著這位滇軍名將,然後便是長時間的沉默。 
  此時,共產黨誕生才一年多的時間,黨員已經由最初的五十多人,發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種反動勢力的絞殺面前仍顯得非常脆弱。在他面前站著的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曾為西南秘密社團哥老會成員的舊式軍官,他怎麼會輕易接收朱德加入共產黨呢? 
  當然,陳獨秀說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他從書架上抽出了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交給朱德,要他好好學,學通弄懂。對於像朱德這樣的舊軍人來說,加入中國共產黨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 
  朱德聽後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裡,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為共產黨這扇門對他已經是關上了。 
  但無論如何,朱德不會再回到舊軍隊裡去了。 
  挫折並沒有阻擋住朱德對共產主義事業追求的腳步。 
  1922年8月,他與孫炳文登上了法國「阿爾及利亞」號輪船,開始了探尋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孫炳文從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那裡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法國已經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就是周恩來。只可惜,他剛剛去柏林。朱德興奮極了,他和孫炳文一道又趕往柏林去見周恩來。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開了周恩來的門。周恩來和朱德一見如故,他仔細傾聽了朱德的談話後,經過考察,批准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兩位年紀相差12歲的人在德國相識,因為有著共同的信念和奮鬥目標,他們一見如故,走到了一起,並且相互配合了半個多世紀之久。   
  廣州初會(1)   
  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熱血青年在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每每擦肩而過,錯過見面交流的機會。但就像兩支從不同方向射向同一靶心的箭,終有會合的時候,這個會合點就是1926年的廣州——當時中國的革命中心、孫中山的大本營。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毛澤東先後到廣州參加了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並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會候補委員。之後,毛澤東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底,毛澤東因身體原因,從上海返回湖南,一邊養病,一邊深入農村調查,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一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為躲避湖南軍閥趙恆惕的通緝,才再次來到廣州,10月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並參加了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而周恩來在旅歐的4年期間,負責旅歐學生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並籌建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不僅積累了鬥爭經驗,而且對中共初期的建黨、建團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並應其入黨介紹人張申府的推薦,出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來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管轄惠(州)、潮(州)、梅(縣)和海陸豐下屬25個縣的行政工作。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共產黨人擔任地區行政的主要領導職務。 
  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來應該有更早的見面機會。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來自長沙的朋友啟錨遠航赴法留學,但本來打算一起去的毛澤東卻決定留下來。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講,是「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瞭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而此時,在天津的周恩來卻做出了相反的決定,啟程赴歐洲留學。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巴黎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接到通知,準備派人參加。但由於路途遙遠,最終未能成行。否則,上海也許會成為毛澤東、周恩來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開。已經從法國返回中國的周恩來參加了會議,但此前一個月,毛澤東卻因為身體原因回湖南休養,兩人又錯過了第二次可能見面的機會。 
  沒有人知道在兩人見面之前,是不是就相互瞭解。但可以推斷的是:兩人應該對彼此都有耳聞。 
  同樣,目前也沒有資料準確地記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唯一有資料可查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都參加了1926年1月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他們都曾同陳獨秀商議,要求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但這個建議最終沒有被採納。 
  之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工作原因,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合作開始逐漸密切起來。 
  毛澤東當時除了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還兼任《政治週報》主編。在《政治週報》第三期刊登的《東征紀略》上,記述了第二次東征時周恩來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犧牲將士大會上的演說。 
  投桃報李,周恩來派人接管汕頭《平報》並改名為《嶺東民國日報》後,在該報副刊《革命》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了中山艦事件。 
  當時,很多人對形勢變化感到意外,但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卻顯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預見性和政治敏銳性。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反革命信號。周恩來聞訊後則立即來到廣州造幣廠,向蔣介石提出質問,反被蔣軟禁了一天。 
  之後,兩人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討論對策。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主張卻沒有被採納,陳獨秀接受了蔣介石的條件: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不退的要交出名單。 
  中山艦事件算得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兩人對時局的判斷準確一致,顯示出政治家的敏銳頭腦。不同的是,周恩來在這個事件上更為靈活,儘管他不贊同與蔣介石言和,但對於下一步的打算,他認為「究竟怎麼處理,要由黨中央決定」。在毛澤東、周恩來後來半個世紀的合作中,這一風格貫穿始終。 
  所幸的是,中山艦事件後,毛澤東成了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在農講所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村教育》課程,並邀請周恩來、肖楚女、彭湃等同志到農講所授課。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合作關係繼續延續下來。 
  期間,毛澤東、周恩來與兩廣區委共同研究,從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中選調了幾十名幹部,到農講所經過短期培訓,派往廣東各縣擔任領導農民武裝的工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轉到以農村為基礎組織工農革命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11月份,第六屆農講所結束後,毛澤東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而周恩來也因為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現,被調到上海,進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周恩來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因此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央核心領導,周恩來由此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成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人中第一個進入政治局的人。   
  廣州初會(2)   
  從毛澤東和周恩來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不到一年的合作,由於大革命形勢發生逆轉,兩人又各在自己的領域為黨的建設發揮著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間,八一南昌起義爆發了。   
  南昌暴動   
  南昌起義是朱德和周恩來之間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來也許沒有想到,在他們分別後的第二次相會,將開創中國革命史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正因為有了南昌起義,才會有後來的朱毛會師。 
  在德國加入共產黨後,1925年朱德又轉赴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夏天回到國內,利用舊關係到川軍中動員楊森部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秘密進行共產黨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園角2號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一位重要人物的到來,來人將帶來在南昌發起行動的部署方案,這個人就是5年前介紹他入黨的周恩來。 
  這是朱德一年內第二次進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軍軍官考察團的多名成員來到南昌,轉到第三軍開展工作。由於駐守南昌的國民黨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第三軍軍長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為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第五方面軍總參議、南昌公安局局長、警備衛戍司令。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朱德辭去公安局局長、警備衛戍司令等職,於6月中旬離開南昌。 
  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舉行暴動的決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園角2號,進行暴動前的準備工作。 
  朱德利用各種關係,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設防與火力配備情況,並秘密繪製了敵軍分佈圖,詳細地標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號、碉堡、火力配備等。對朱德而言,這是他作為共產黨員第一次參與軍事活動,興奮與激動在所難免。 
  周恩來是從5月下旬起開始負責主持中共中央軍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見書,強調趁蔣介石東南政權沒有穩固之際,「下決心討伐,迅速出師,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後兩次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因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反對,計劃沒能實行。 
  7月27日晚,周恩來到達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朱德詳細地向周恩來匯報了南昌軍隊的情況。看到朱德繪製的兵力圖,周恩來滿意地說:「這份兵要圖繪得好極了。你為南昌暴動立了頭功!」 
  次日,朱德出面租下了位於南昌市中山路洗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為起義的總指揮部。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決定7月31日晚舉行武裝起義,並詳細研討了起義事項。成立了以劉伯承為團長,周恩來、葉挺、賀龍為委員的參謀團,下設起義軍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確定起義方案後,周恩來親自到第二十軍軍部拜訪賀龍,向他闡明整個行動計劃。 
  然而,當起義準備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張國燾卻於7月29日接連發來兩封密電,提出等他到達南昌後再決定是否起義。7月30日,抵達南昌的張國燾在前委緊急會議上要求推遲起義,遭到周恩來的嚴辭拒絕,周恩來甚至提出「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的話,我只好辭職!」在大多數人的堅持下,起義得以按計劃舉行。周恩來簽發了絕密的作戰命令: 
  「我軍為達到解決南昌敵軍之目的,決定於明早晨4時開始向城內外所駐敵軍進攻,一舉而殲之!」 
  朱德領受的卻是一項特殊任務:設法拖住駐紮在南昌的第三軍兩個團的團長。 
  31日晚,朱德邀請第三軍第二十三團團長盧澤明和第二十四團團長蕭日文等人到城西街口的嘉賓樓參加宴會。憑借朱德在滇軍的威望,兩個團長不僅親自出席,還帶上了副官。宴會在觥籌交錯中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之後又攤開了牌局。然而,情況發生了變化,賀龍部的一個營長突然跑來告密,兩名團長即離席告辭。朱德立即將消息報告了周恩來,起義提前舉行。 
  8月1日凌晨2時,南昌起義打響了。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黎明時分戰鬥結束。起義軍殲敵3000餘人,繳獲槍支5000餘支,子彈百萬餘發,大炮數門,佔領了南昌城。 
  當天上午,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八一起義宣言》等文件,同時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編,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這也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名字第一次同時出現在一個委員會的名單之中。 
  之後,蔣介石以重兵進攻南昌,起義部隊於8月3日至6日先後撤離南昌,揮師南下。 
  到達廣東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起義軍主力進擊沿海的潮汕地區,以獲得共產國際海運的援助,留第二十五師堅守三河壩,由朱德指揮。但起義軍遭粵軍和蔣介石中央軍夾擊,大敗於湯坑。周恩來、劉伯承、賀龍、葉挺等主要負責人離隊,或去香港,或去上海。朱德在三河壩得知南下部隊失敗後,遂率部向江西、廣東交界處運動,經大庾整頓,開始了從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此時部隊僅七八百人。後朱德得知滇軍故交范石生部駐紮韶關,遂投奔范部。不久實情被敵軍偵知,朱德部又移師湘南。1928年1月,朱德舉行湘南起義,4月率部上井岡山,在寧岡礱市與毛澤東會師,建立紅四軍。 
  南昌起義是朱德和周恩來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合作。也正是因為此次合作,才有了後來的朱毛會師。   
  井岡山會師(1)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以特派員的身份到湖南組織起義,任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擔任起義總指揮。毛澤東為了準備和組織秋收起義,奔走於萍鄉、醴陵、瀏陽、銅鼓之間,一路風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艱辛。一次,他從安源去銅鼓的途中,在瀏陽遇到民團盤查被扣留,那些民團奉命把他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毛澤東賄賂民團不成,便設計逃跑,到離民團總部只有200米的地方,毛澤東不顧一切掙脫出來,拚命往田野裡跑。最後跳到一個長滿了嵩草的水塘中,一直躲到太陽落山,才算逃脫,當時那可是凶險至極。10年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昏暗的油燈下,用不緊不慢的湘音向埃德加·斯諾講述著這段經歷,口氣悠閒得如同撣掉一截煙灰。 
  這年9月9日,在毛澤東為首的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震撼湘贛的秋收起義爆發了,在「攻打長沙」口號的鼓動下,鬥志昂揚的三路大軍利劍直指長沙。但是,當時革命形勢正處於低潮,敵強我弱,起義軍大都又缺乏實戰經驗,應變措施不當,各路起義軍相繼失利。 
  在文家市裡仁學校的一塊草坪上,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上,大家圍繞著部隊何去何從的問題爭吵不休。 
  第二天清晨,毛澤東這個穿著布衫、留著長髮,身材瘦長的書生,率領一千多人馬離開文家市,經萍鄉向湘南轉移。 
  誰都不會料到,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軍事家。 
  與此同時,朱德正率南昌起義餘部與國民黨軍隊頑強抵抗。當他率2000人退出三河壩開往潮汕方向,行至饒平時,一個沉痛的消息傳來:起義軍主力在潮汕附近的烏石山全軍覆沒。 
  能脫離險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勝利。朱德咬緊牙關,率部稍事整頓,便經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軍,向江西方向的山區開去。 
  此時,朱德的想法是先找一塊根據地站穩腳跟,然後再圖發展。這和一個月前秋收起義失利的毛澤東不謀而合。共同的選擇使千里之外的兩顆心在漸漸地靠近。 
  毛澤東率領隊伍離開文家市後,開始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 9月29日,隊伍來到了位於湘贛邊界九隴山區的永新三灣。這裡四周環抱著鬱鬱蔥蔥的山巒,是一個清秀、幽靜的小山村。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對部隊進行改編。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 
  之後,毛澤東率部進抵寧岡古城,巍巍井岡盡在眼前了。毛澤東風趣地對他的戰友說,《水滸》上有個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軍萬馬拿他們也沒法子。你們曉得不,前面的這座大山裡,就有兩個綠林朋友: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反動派就是奈何不了他們哪!井岡山地勢險峻,我們可以關了東面打西面,關了南面打北面,敵人奈何我們不得。在這兒,我們可以居高臨下,看得清、打得准。 
  10月6日,毛澤東親自會見袁文才,並以100條槍作為見面禮,袁文才十分高興,當即送600銀元給工農革命軍解決給養問題。不久王佐也同意工農革命軍進山。 
  10月底,在連綿的秋雨中,毛澤東率領隊伍進駐井岡山,駐紮在茨坪。此時的毛澤東把井岡山作為了革命的新起點。 
  這個時候,朱德率部到達贛南安遠縣天心圩,也僅剩下1500人的兵力。10月下旬,朱德率領隊伍沿著贛南山路往西疾進。到達信豐境內時,部隊只剩下八九百人。就在這裡,朱德聽到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的消息。幾個月來,這支輾轉征戰的孤軍第一次聽到自己軍隊的新消息傳來,朱德非常興奮。 
  11月初,朱德到達崇義上堡,與張子清、伍中豪率領的秋收起義時分散的第三營會合。幾天之後,當時正在朱德部隊中的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便肩負著朱德的重托,上井岡山與毛澤東聯絡去了。 
  朱德並不知道,毛澤東早在一個月前便派出何長工經長沙下廣州,四處打探朱德隊伍的下落。 
  儘管如此,此時的朱德並沒有像有人所說的一聽說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在井岡山活動,便立即心嚮往之。為保存南昌起義的火種,也為中國革命,朱德沒有輕率地盲從,他在苦苦地探索,為這支隊伍非常慎重地選擇最佳的落腳點。 
  朱德正在為部隊生計一籌莫展之時,他在雲南講武堂時的老同學范石生出現了。范石生就在汝城,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軍長。 
  范石生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學。他們曾結拜為兄弟,一起秘密參加同盟會,一起參加昆明的「重九起義」,又一起在蔡鍔的領導下參加護國討袁戰爭。後來,范石生成為滇軍的高級將領,他同粵系、桂系、湘系軍閥都有矛盾,而同蔣介石的矛盾更為尖銳。 
  朱德同陳毅商量後,便寫信給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希望同他們合作。 
  朱德給范石生的信發出去後約半個月,范派人送來了覆信。 
  11月22日,朱德在汝城會見范石生。最終,朱德部以第四十七師第一四○團的番號編入第十六軍,朱德用王楷化名,任第一四○團團長。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加奇巧。 
  毛澤東派出的「特使」何長工10月上旬出發,費盡經周折趕到廣州,一路尋尋覓覓又到了韶關,離開井岡山已兩月有餘,卻一無所獲。正絕望之際,在進澡塘洗澡時,從范石生部隊軍官的聊天中輕易地獲得了他為之踏破鐵鞋的消息。   
  井岡山會師(2)   
  很快,何長工見到了朱德和陳毅。何長工向朱德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的情況。直到此時,朱德才真正有了上井岡山的決心。 
  此時先期派出的毛澤覃已到達井岡山。兩軍會師、合力征戰,這也正是毛澤東所日夜期盼的大事。毛澤東滿懷期待與朱德的會師。 
  1928年1月,朱德率領部隊到達湖南南部,同湘南特委一道發動湘南暴動,起義風暴迅速刮遍湘南。蔣介石和當地軍閥對朱德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後快。3月下旬,湘南起義部隊遭到廣東、湖南國民黨「協剿」軍的南北夾擊,朱德在湘南難以立足,決定向井岡山進軍,同毛澤東會師。 
  毛澤東也已經率領部隊分兵兩路趕往湘南,接應和掩護朱德部隊撤退。 
  4月20日,朱德率領湘南起義的主力部隊進駐酃縣沔渡。4月21日,袁文才、何長工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團、陳毅率領的湘南農軍,在酃縣沔渡同朱德率領的湘南起義主力部隊會合。次日,工農革命軍第二團按毛澤東指示,先期回寧岡礱市,籌備兩軍會師事宜。4月24日,朱德、陳毅率領湘南起義一部分直屬部隊從沔渡到達寧岡礱市。而此時,毛澤東也率領部隊從湘南的桂東、汝城返回了礱市。 
  何長工後來回憶道:「毛澤東一到礱市,得知朱德、陳毅住在龍江書院,顧不上一路征塵,立即向龍江書院走去。朱德聽說毛澤東來了,趕忙與陳毅、王爾琢等主要領導幹部出門迎接。我們遠遠看見他們,就報告毛澤東說:『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邊是陳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後的那位是王爾琢同志。』毛澤東點點頭,微笑著向他們招手。快走近書院時,朱德搶先幾步迎上去,毛澤東也加快了腳步,早早把手伸出來。不一會,他們的兩隻有力的大手,就緊緊地握在一起了,使勁地搖著對方的手臂,是那麼熱烈,又是那麼深情。毛澤東同朱德這次歷史性的會見,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從此,毛澤東和朱德的名字便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澤東兩軍會師慶祝大會在寧岡礱市隆重舉行,會議上部隊改編為井岡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之所以被稱為第四軍,這個番號緣於葉挺在北伐時為第四軍創下鐵軍的威名。不久後,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名為中國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然而,當時的「紅四軍」並沒有被叫響,倒是「朱毛軍」風靡天下了。根據地的發展與鞏固成為蔣介石的心腹大患。國民黨叫囂要「殺豬去毛」,屢次對井岡山進剿、會剿。朱德和毛澤東運用「十六字訣」游擊戰術,兩打永新,四次粉碎敵人的進剿,威震井岡山。 
  史沫特萊稱朱毛會師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朱毛時代,從此,「朱毛」便成為根植於中國現代革命鬥爭史深處的偉大稱號。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和朱德開始了歷時半個世紀的交往。直到晚年,毛澤東仍時常提起「朱毛」的稱呼,對朱老總說,你是「豬」,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四、共事   
  解密「朱毛之爭」(1)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會越來越客觀公正。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這段史實,透過「朱毛之爭」 卻恰恰可以看出他們的偉大之處。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絕非狹隘的「權力之爭」及個人的榮辱進退,在他們心中懸著的,永遠是「黨的最高利益」。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雖然一時間威震四方,但她畢竟是一支由各種成分的人員組成的部隊,要想把這只部隊鍛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它必須要經歷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 
  「朱毛之爭」發生在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期間。雖說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和派到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是其直接誘因,但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朱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建立革命軍隊的艱苦探索中出現的一些爭論。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這也是正常的,儘管朱德是公認的比較淡泊名利權位的人,但因為這是帶兵打仗,誰不希望能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行使自己正常的職權,以貫徹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呢? 
  在建軍問題上,這個時期的領導人包括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是從政治制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和實踐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從總體上來說,當時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牴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麼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覆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這體現了兩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 
  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龍巖城內,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了。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經過一天多的爭論,大會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 
  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的締造者和最高指揮者,因為探索真理,一時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對它的指揮權,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解密「朱毛之爭」(2)   
  會後,時在病中的毛澤東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份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陳毅也奉命離開紅四軍,經廈門、香港輾轉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借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但「八大」只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志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澤東,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離不開毛澤東。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在前委堅持下,毛澤東抱病坐擔架趕來參加「八大」。不過當他到達時,會議已結束了。此後,朱德為毛澤東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經過賀子珍的仔細照料和當地名醫吳修山的精心治療,毛澤東的病情明顯好轉。 
  1929年,對於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他們正處於人生智慧的高度噴發期,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他們的關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對於「朱毛之爭」的尖銳化,周恩來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但另一方面,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這對於三人此後幾十年的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覆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幹,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他表示,「二月來信」中分散紅軍等說法「是有些毛病的」,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紅軍的主張,是不知道中國的條件,中央應堅決改變分散紅軍的原則。 
  8月下旬陳毅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匯報。最後,周恩來委託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面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多年後,陳毅還對這件往事記憶猶新,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到上海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當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後,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毛澤東這一次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癒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11月28日,毛澤東欣然給中央寫報告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於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做了政治報告,朱德做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經過大會選舉,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解決「朱毛之爭」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顯示了調解矛盾的能力。他在處理「朱毛分歧」時,不是改組,也不是改換領導人,而是一再強調要加強前委的領導,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威信;儘管周恩來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當時與朱德的個人關係無疑更親近一些,但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重新開始了「風捲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讀「相忍為黨」(1)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與交往之中,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堪稱國際共運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對中國革命艱苦的探索過程中,他們之間出現一些不同的認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黨史上極為特殊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學生王明一步登天,不僅成為中央委員,還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後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常委,從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王明上台後,把黨內早已存在的教條主義推到了極致,並由此開始了對全黨長達4年之久的「左」傾統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臨時政治局,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欽定為總負責人,成為王明在國內的代言人。年輕氣盛的博古,細高的個子,戴一副黑邊近視眼鏡,無論寫文章還是做報告,言必稱馬列,頗有一副傲視群雄的「理論家」派頭。他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教條主義政策的堅定執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條「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進攻路線」,強令蘇區黨和紅軍執行。 
  此時,毛澤東和朱德正在率領紅軍全力進行第三次反「圍剿」。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前委寫信,要求蘇區必須迅速擴大根據地,必須向外發展,必須佔領一、兩個大的城市。 
  在如何貫徹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澤東和中央派來的代表團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團認為,蘇區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擴大根據地,乘勝奪取中心城市,如贛州、撫州、吉安,然後擴大戰果,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則堅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腦後」,或者說「比腦後還要後,叫做放在屁股後」。毛澤東態度極其堅決,毫無妥協之意。後來毛澤東談到過這段歷史,他說:那些老爺們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國民黨打光,哪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雙方意見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蘇區中央局召開了贛南會議。 
  贛南會議為毛澤東扣了「三頂帽子」:一是「狹隘經驗論」;二是「富農路線」;三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毛澤東僅僅是個委員,同時取消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此後,毛澤東改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對於在軍事方面有過人之處的毛澤東,不讓他指揮部隊打仗,卻讓他在後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周恩來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澤東,並和他促膝長談。毛澤東深知敵我雙方的力量懸殊,告知進攻中心城市勢必失敗。周恩來覺得毛澤東言之有理,便復電臨時中央。臨時中央仍堅持至少在撫州、吉安、贛州三城之中擇一而攻。 
  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並根據以往攻打贛州的經驗指出:贛州是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面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也不贊成打贛州。但是,多數與會者包括周恩來在內執行臨時中央指示,主張攻打贛州。尤其是從前線回來的主要指揮員彭德懷提出:「保證二十天打下贛州」。於是,中央軍委發佈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並任命彭德懷為攻贛前敵總指揮。 
  無奈的毛澤東向中央請了病假,到瑞金郊外東華山休養去了。臨行前,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毛澤東說,「照顧全局,相忍為黨」。 
  這次打贛州,紅軍雖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敵人援軍團團圍住造成嚴重危機。周恩來遂命項英赴東華山請毛澤東下山,火速赴前線決策。毛澤東顧全大局,停止休養,帶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線決策解圍。同時致電前線,建議大膽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當毛澤東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時,朱德告訴他:按照你在瑞金復電的意見,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殺向敵軍,紅三軍團被圍困的師已經解圍脫險。 
  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江口會議上,針對仍有人主張繼續強攻贛州,毛澤東發話了:「對於贛州,進則攻堅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勝則不易固守,敵軍捲土重來,我軍無迴旋之地。贛州是座只有骨頭沒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這包袱讓蔣介石背去吧!」這時再沒人主張打贛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來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建議取消政府主席一職,改設總政委,由毛澤東擔任。但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不同意這一建議,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致函中共蘇區中央局,說明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經過周恩來的再三堅持,8月份,終於恢復了毛澤東在贛南會議之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這時,蘇區「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組成,周恩來為主席。   
  解讀「相忍為黨」(2)   
  周恩來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之一,當他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隨軍活動後,更加深了對毛澤東軍事才幹的認識。 
  毛澤東的復職,引起了前方和後方領導人之間的尖銳矛盾。後方首腦認為,毛澤東復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麼? 
  矛盾終於爆發。 
  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在寧都召開。 
  後方中央局成員翻出了毛澤東一貫右傾的老賬,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不得已,周恩來只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澤東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澤東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澤東就索性甩手不幹,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委曲求全。臨行前,周恩來依然留下了那句話,「照顧大局,相忍為黨」,毛澤東則對周恩來說,「前方何時來電召便何時來」。 
  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面軍發佈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名字後面。在10月份制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面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註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後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與推崇。     
  五、砥柱   
  共擁毛澤東(1)   
  遵義會議前後,在中共中央和紅軍內部發生了一場決定紅軍和中國命運的鬥爭,結果就是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可以說居功至偉。有人說,「如若周恩來當時有意站出來與毛一爭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這確非誇張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遙控,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此時,周恩來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而毛澤東則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成立了以博古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來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一到蘇區,博古便放了兩把火——批「羅明路線」、反「鄧、毛、謝、古」。這兩把火使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蘇區各項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紅軍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周恩來、朱德等人堅決反對,何況毛澤東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職務,最終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將是另外一種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紅軍一路血戰,連續衝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兵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7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亂,深感責任重大,在一籌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勸阻。 
  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 
  如何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挽救紅軍,挽救革命? 
  此時的周恩來、朱德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毛澤東。 
  在毛澤東親手建立的中央蘇區如火如荼發展的時刻,在共產國際支持下,離開中國國情的李立三在黨內實行了「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實行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而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則屢遭打擊排斥。在此期間,這位叱吒風雲的紅軍領袖不得不幾次退隱於蘇家坡、東華山和雲石山間的莽林古剎中。毛澤東當時所遭受的不公的確令人不平。 
  雖身處逆境,但毛澤東卻無時不在關注著蘇區和紅軍的命運。 
  為了與博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鬥爭,能夠將自己的正確思想付諸實施,毛澤東開始爭取兩位「國際派」大將、王明與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與王稼祥。 
  張聞天是有名的紅色教授,1931年2月從蘇聯回國。當年,張聞天出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張聞天隨臨時中央進入蘇區,並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後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可見,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張聞天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條就是「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毛澤東曾評價稱:「洛甫(張聞天)這個人是不爭權的。」在蘇區,張聞天曾與毛澤東相鄰而居,隨著他同毛澤東接觸的增多,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同時對博古、李德的專橫作風和戰場上的瞎指揮越來越不滿,對推行「左」傾主張發生動搖。 
  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他曾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長征途中,三人經常談古論今,在許多方面尤其是軍隊的前途問題上認識趨於一致,這樣便形成了另一個「編外三人團」。他們的結合,構成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這是自寧都會議以後兩年多來毛澤東第一次參與軍事指揮。 
  但會後博古、李德仍堅持原計劃進軍。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對於周恩來而言,黎平會議是他一生所面臨的最大的抉擇之一,他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而與李德和博古徹底決裂。 
  周恩來當時的警衛員范金標後來對此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麼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於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後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他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成員,他的倒戈,著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 
  在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之後,博古和李德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約,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實際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來的手中。此時,蔣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盡快做出決定。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於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後拍板定奪。   
  共擁毛澤東(2)   
  正因為如此,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這一次,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和他的軍事思想作了最系統的闡述,他的發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傾聽,也是三年來唯一一次沒有被打斷和結束後遭受批評的一次。 最後,周恩來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恩來的態度最終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解體。 
  之後,黨內負總責的為洛甫(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澤東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分工,他作為周恩來的副手參與軍事指揮。由此可見,毛澤東並未如通常所說的通過遵義會議確立了其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關於這一點,陳雲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擴大會完畢後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後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1935年3月4日,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朱德智斗張國燾(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會見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只有斯諾才敢問的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當毛澤東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與斯諾談著他「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之後不久,在香港擁擠的貧民住宅區的一間小屋裡,一位貧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寫他的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他就是張國燾。長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澤東的鬥爭,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轉折,從10萬紅軍的領袖變成了被中國革命拋棄的叛徒。他心酸地回憶著過去的往事,關於過草地這一章的標題他沉重地寫下兩個大字——「分裂」。16 毫無疑問,長征中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無論是在毛澤東還是張國燾的內心深處均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採用「兜圈子」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迂迴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制勝。其中先後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後巧渡金沙江,終於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逐漸為黨內所共識。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四川懋功。為了商定會師後全軍的行動計劃,中央於20日致電遠在茂縣的張國燾,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張國燾當時可是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屆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論資歷,他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下,而對當時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所指揮的紅四方面軍擁兵10萬。 
  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劉伯承等冒著瓢潑大雨來到兩河口等待張國燾的到來。下午5時,張國燾騎著一匹高頭大馬,在三十餘名警衛員的護衛下,疾馳而至。張國燾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非常高興,立即下馬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一一握手擁抱。 
  當時的張國燾可謂滿面紅光,氣宇軒昂,警衛隊伍也是威風凜凜,井然有序。反觀他面前這些剛剛從巍巍雪山上走下來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一頭蓬亂長髮,朱德滿臉皺紋,周恩來鬍子拉茬…… 
  看到這種情形,張國燾驕傲寫在臉上,就連李德也覺得,張國燾像主人一樣對待紅一方面軍的人。這使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感到不快。 
  歡迎晚宴結束後,張國燾問周恩來:「你們有多少人?」 
  周恩來非常機智地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現在有多少人馬?」 
  張國燾自得地說:「我們有10萬。」 
  周恩來說:「那我們只有3萬。」其實,到達懋功的一方面軍也僅止1萬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開始向中央發難,雙方就紅軍今後的前進方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博古和張國燾甚至互相進行人身攻擊。最終,張國燾還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也贊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區。但後來他卻借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以達成向中央要權的目的。 
  中央為了爭取張國燾的配合,盡快實現北上建立陝甘根據地的計劃,不得不對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經蘆花會議、沙窩會議,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幹部在紅軍指揮機構中佔了明顯優勢,張國燾本人不僅當上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成為紅軍總政委。 
  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曾認真討論對張國燾做出什麼樣的讓步才合適的問題。張聞天主張把自己總書記的位置讓給張國燾,但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毛澤東認為,寧可讓出紅軍的指揮權,不能讓出中央的領導權。他分析認為,張國燾要抓大權,把總書記一職讓給他,他可能不會滿意,但如果真讓他當總書記,會留下很大的禍患。毛澤東的意思是盡量考慮張國燾的要求,但又不能讓他獨攬軍權,因此在同周恩來商量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所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 
  沙窩會議後,黨中央為了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迅速北上,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由四方面軍的紅九軍、三十一軍和一方面軍的紅五、九軍團及軍委縱隊組成,朱德任總指揮,張國燾任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一方面軍的紅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紅四、三十軍組成,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經班佑北進。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朱德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暫時分別。毛澤東囑咐朱德對張國燾須小心警惕。 
  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以種種借口拖延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當時右路軍過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區。他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在陳昌浩身邊的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意識到關係重大,於9月9日立即設法將這件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朱德智斗張國燾(2)   
  為此,毛澤東經過考慮,決定以部隊南下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借口,帶領張聞天、博古離開前敵指揮部來到彭德懷的紅三軍駐地,與在那兒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繼續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澤東和彭德懷率紅三軍秘密離開巴西地區向甘肅俄界進發。 
  徐向前和陳昌浩第二天才發現中共中央和紅三軍已經北上,馬上派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帶騎兵去追趕,當李特追上中央機關的時候,毛澤東冷靜地對李特說:「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李特怒氣沖沖地帶回了四方面軍的人。一年後,毛澤東的預言被證實。南下碰壁的張國燾無奈之下只得帶著歷盡磨難的紅四方面軍,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與此同時,身在左路軍的朱德也與張國燾展開了一場艱苦的鬥爭。張國燾策劃召開了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實際上是圍攻鬥爭朱德,迫他表態、寫文章、發表聲明反對黨中央和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這個會上,朱德坦然自若,堅定沉著,任他們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埋頭看書。等到他們鬥完、罵完,他才義正辭嚴地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的。我不能寫文章反對我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的。」他還幽默地說:「朱毛、朱毛,人家外國人都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哪有朱反對毛的?」最後表示,「你張國燾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張國燾又威脅朱德:「你既然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們的陰謀:「我是黨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朱德心裡明白,倘若離隊,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繼續做紅四方面軍工作的機會。 
  10月上旬,張國燾南下到達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後,公然另立「中央」,組織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委委員會」,宣佈「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會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 
  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後,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態。朱德堅決反對:「我是總司令,不能反對中央,不能當你這個『中央委員』。你要搞,我不贊成。我按黨員的規矩保留意見,仍以總司令的名義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劉伯承等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下與張國燾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張國燾在南下過程中屢遭挫折、部隊損失嚴重,後來由於共產國際的指導及黨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劉伯承、徐向前、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人的鬥爭下,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北上,於1936年6月宣佈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北上,10月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等地會師。 
  11月3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機關到達保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和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熱烈歡迎。與一年多以前的兩河口會師相比,雙方正好換了個位置。 
  毛澤東、張聞天笑容滿面地與張國燾握手致意。毛澤東站在一張桌子上向紅軍講話,熱烈歡迎朱德、張國燾的到來。 
  此時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動,以至在講話中突然淚流滿面。堅強的朱德如此動情的場面實屬罕見。 
  也只有在這一年間和朱德一起走過來的人,才明白朱德為什麼流淚。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六、愛人   
  毛澤東與楊開慧、賀子珍、江青(1)   
  楊開慧,號霞,字雲錦,1901年出生於長沙縣板倉。其父楊昌濟是聞名三湘的學者、教授,他思想先進,開慧雖為女兒身,但父親也為他取了名、字、號。7歲時破例入長沙第四十初級小學,書香門第出身的楊開慧從小就表現出了過人的才氣。 
  1918年夏,楊昌濟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後舉家北遷。毛澤東9月間來到北京,並經恩師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正是在這一段時間,毛澤東和楊開慧兩人開始相愛了。 
  1920年初,楊昌濟不幸病逝,楊開慧隨母親回湖南。這一年冬天,在長沙市望麓園附近的船山書院內,楊開慧和毛澤東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僅花了6元大洋請至親好友吃了一頓飯。 
  婚後的毛澤東和楊開慧聚少離多,這對革命伴侶為了執著的信唸經常天南海北,勞燕紛飛。開慧的性格自有她剛毅、堅強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裡,她又是那樣多愁善感。這便注定了楊開慧作為一個女人所應承受的情感磨難,而這又是和毛澤東身份的特殊性聯繫在一起的。而毛澤東的內心又埋藏了多少對開慧的依依不捨! 
  1927年夏,八七會議後秘密潛回湖南的毛澤東日夜進行暴動的準備,楊開慧則照料著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澤東去指揮秋收起義,行前囑咐楊開慧照顧好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楊開慧給丈夫帶上草鞋,並叮囑毛澤東最好扮成郎中。但誰也沒有想到,此次話別,竟成夫妻之間的永訣! 
  因關山遠隔,音信不通,三年間楊開慧只能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屢「剿」「朱毛」卻總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牽掛。 
  同時,開慧的處境卻是那樣地險惡。敵人到處在搜捕她,她仍無畏地奔走於板倉方圓數十里的地方,頑強地堅持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楊開慧在板倉被軍閥何鍵抓捕。面對愛人,她是那樣地溫柔,但面對敵人,她又是那樣的剛強,這就是楊開慧。出身書香門弟、「舉止溫婉」的楊開慧幾乎每天都被提去過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還被壓槓子,被打昏後又用涼水潑醒……她帶著兒子岸英在獄中度過了一段極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佈同毛澤東脫離關係即可自由。開慧勇敢而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可以給她帶來生路的選擇。同年11月14日,開慧在長沙被殺害,年僅29歲。犧牲前她只說了一句話:「死不足惜,但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楊開慧犧牲的當晚,屍體被老赤衛隊員偷運回家。6歲的岸青和僅3歲的弟弟岸龍抱著媽媽的屍體大哭不止。過了十幾天,岸英被營救出獄後,才準備掩埋開慧的遺體,三兄弟與媽媽難捨難分,痛哭不已,岸龍還非要和媽媽「睡」在一起。在場的人無不痛哭失聲。岸英是第一個止住眼淚的,他擦了一把眼淚對兩個弟弟說:「我們要懂事,要為媽媽報仇!」那時岸英剛剛7歲。 
  不久,正在江西指揮紅軍反「圍剿」的毛澤東,得知楊開慧犧牲的消息,痛徹心肝,他在給楊家的信中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時至27年後,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澤東對亡妻的綿綿哀思之情。 
  說到毛澤東的愛情,就不能不提到賀子珍。 
  生於1909年中秋的賀子珍,是江西永新鄉紳賀煥文長女。她才貌出眾,少女時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賀子珍參加永新暴動,並跟隨寧岡農民自衛軍上了井岡山。11月初,賀子珍被調任前委秘書,到前委書記毛澤東身邊工作。冬天,陪同毛澤東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各地區做社會調查,幫助毛澤東整理、抄寫一系列調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澤東同賀子珍結為夫妻。 
  成婚之前,毛澤東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訴過賀子珍:自己結過婚,妻子楊開慧和3個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無音信,生死未卜。婚後,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龍書院八角樓時,他發現子珍總是將一個舊包袱另外放著,便問裡邊包的什麼?賀子珍說:「我的行李。你什麼時候將開慧姐接來,我什麼時候離開。她帶著3個孩子,多不容易呀。」 
  後來,楊開慧被殺害的消息傳來,毛澤東泣不成聲,賀子珍也撲到毛澤東的懷裡哽咽不已。 
  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期,賀子珍始終伴隨著他,幫助他走出人生與革命事業的低谷。賀子珍與毛澤東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嬌嬌外其餘全部丟失或夭折。後來,延安成了全國人民心目中的抗日聖地。國內外各種人物紛至沓來。毛澤東特別繁忙,回家後也顧不上賀子珍,這使賀子珍感到空寂、苦惱、煩躁。 
  年輕的賀子珍敏感、好強。她恨自己的身體太不爭氣,想要多做些工作,卻往往力不從心。因此,她想動手術,把體內的彈片取出來。可是,延安動不了這種手術,於是她便決定轉道西安到蘇聯去。 
  毛澤東知道賀子珍要走,極力挽留;執拗的賀子珍此時已聽不進去勸告。後來毛澤東又給暫住西安的賀子珍一連發過6封電報,勸她回延安,她依然執意不肯。 
  事實上,還在慪氣的賀子珍並沒有忘情於毛澤東。身在西安,她的心卻飛回了延安,賀子珍惦記著毛澤東的健康與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條共同蓋了多年、燒了一個窟窿、記錄了他們愛情的紅毛毯帶出來,他的被褥更單薄了,晚上能不冷嗎?於是,她用自己積攢起來的津貼費,上街買了一床新棉被,親手縫好,托人捎給在延安的毛澤東。   
  毛澤東與楊開慧、賀子珍、江青(2)   
  最終賀子珍還是踏上了赴蘇之路。 
  賀子珍沒有想到,這條赴蘇之路對她與毛澤東的關係而言是一條不歸路,從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澤東身邊了。兩個同甘共苦整整十載的患難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後,儘管兩人仍彼此牽掛,但僅於1959年在廬山見過一面。北京的大門,始終對賀子珍關閉著。1979年賀子珍終於來到了北京,在毛澤東遺體前泣不成聲。兩位老人半個世紀的悲歡離合最終演繹成一場撼人心魄的愛情悲劇。 
  1938年,在賀子珍赴蘇之後,另一個女人走進了毛澤東的生活,這個女人就是江青。 
  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像許許多多的熱血青年一樣,是懷著一腔熱情踏上延安這片熱土的。當時的延安,生活環境異常艱苦,鬥爭形勢也很嚴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離開的人很多,江青能堅持下來,確實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澤東的目光,一方面是由於她的主動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當時的延安,她確實比較出眾。當時的江青,頭髮烏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戲唱得很好,在當時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環境中很受歡迎。江青的字寫得也很好,特別是楷書更為出色。 她還會織毛衣、剪裁衣服,並做得漂亮而合體。 
  也許是江青讓毛澤東感到清新,因賀子珍出走而受傷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澤東終於開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11月,45歲的毛澤東和24歲的江青結婚了。 
  毛澤東、江青兩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較懂得毛澤東的愛好,毛澤東喜食辣椒,江青便會讓窯洞飄滿辣椒味;毛澤東喜歡京戲,江青就給毛澤東放唱片……在當時艱苦的環境中,江青履行了一個妻子應有的職責。 
  由於歷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個性,出身演員的江青後來卻錯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記。但歷史終究不能假設。江青也終於得到了歷史公正的裁判。   
  周恩來與鄧穎超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數千里、年齡相差6歲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天津的一次學生集會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唸書,擔任著女師女界愛國同志會講演隊隊長和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的鄧穎超在天津南開學校的禮堂裡進行講演。而此時,不久前剛從日本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擔任著《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的周恩來正巧坐在禮堂的中間。鄧穎超精彩的講演打動了周恩來,這一天周恩來和鄧穎超開始相識。 
  這次相遇的背景決定了他們日後愛情的性質。他們是因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們愛情產生的媒介和前提,他們的愛情注定是兩個革命者的愛情。 
  此後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發起成立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並出版革命刊物《覺悟》。這一段時間共同戰鬥的經歷卻為他們日後情感的發展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遠在法國的周恩來每每思念起祖國、思念起祖國的朋友和親人時,鄧穎超那熱情、勇敢而又淳樸、端莊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閃現。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經轉到天津仁達女校任教的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明信片的背後,周恩來用剛勁、奔放的字體寫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鄧穎超被周恩來這漫湧而來的愛的激情打動了,在頻繁的書信往來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來越感到智慧、堅定的周恩來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侶,在徵得母親的默許後,鄧穎超寫信給周恩來,確定了兩人間的愛情關係。 
  1924年7月,周恩來從巴黎回國,9月抵廣州,11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初,21歲的鄧穎超隻身從上海來到廣州。在愛情的呼喚下,兩位分別5年的年輕人再次相聚。8月8日,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請周恩來、鄧穎超等人吃了一頓便飯,這頓便飯也成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宴。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之後,因為事業需要總是聚少離多。聚時,他們恩愛有加,離時更是互相惦念,互相關懷。 
  10月6日,周恩來率領國民革命軍東征。就在這時,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丈夫不在,母親不在。左思右想,她決定將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棄了做母親的機會。本以為做母親的機會以後是很多的,沒想到,第二次懷孕,她竟因難產而死裡逃生,而且從此失掉了做母親的機會。 
  在艱難的歲月中,周恩來與鄧穎超無論是在天津還是廣州,無論是在上海還是武漢,他們曾面臨著一次次死亡的威脅,卻又一次次死裡逃生、化險為夷。 
  在長征途中,當紅軍長征到毛兒蓋時,周恩來病倒了。他連續幾天高燒,不能進食,肝區腫大。經醫生檢查,周恩來被確診為阿米巴肝膿腫。但是在當時條件下無法消毒,不能開刀或穿刺,只能採取用冰塊冷敷的辦法,控制炎症的發展,這在當時看來,周恩來的病情凶多吉少。聞訊急急趕來的鄧穎超在周恩來的擔架邊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許就是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來終於在早晨奇跡般地從地獄邊回轉……   
  朱德與伍若蘭、康克清的生死戀   
  朱德一生酷愛蘭花。他不僅賞蘭、詠蘭,還親手種蘭。朱老總之所以一往情深鍾情蘭花,是因為高潔堅貞的蘭花寄托了他對戰友、前妻伍若蘭的無限思念。 
  1903年11月3日,伍若蘭出生在湖南耒陽縣城南門外伍家大灣的一個開明的小知識分子兼小商人家庭。她自幼嫉惡如仇,在縣女子職業學校唸書時就嚮往婦女解放,帶頭剪髮放足,反對封建禮教。1924年伍若蘭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結識了毛澤建、夏明衡、何葆珍、曾志等大批革命志士。1927年初,她擔任縣女子聯合會主席和青年團耒陽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長。 
  年輕的伍若蘭,不僅口齒伶俐,大膽潑辣,還寫得一手好字,能文善武,大革命運動的當時,她已名播湘南,成為湘南頗有威望和影響的女共產黨員。 
  1928年1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在湘南宜章舉行暴動,革命浪潮席捲了湘南二十多個縣。此時25歲的共產黨員伍若蘭與耒陽縣委一起組織農民自衛隊,密切配合朱德、陳毅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作戰。任縣蘇維埃政府婦女部長的伍若蘭被調到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政治部,隨軍做宣傳工作。由於工作的接觸,她認識了朱德。其實,伍若蘭早就聽說過朱德的英名,如今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領導,她更是十分崇敬,並在內心充滿了對朱德無法抑制的愛慕之情。 
  而朱德也非常喜歡這位勇敢果斷,文武兼備的姑娘。共同的戰鬥生活漸漸地使兩顆心緊緊相連。1928年3月,他們舉行了簡樸而熱鬧的婚禮。不久,他們來到了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合。 
  1929年春,湘贛兩省敵軍集重兵「會剿」井岡山。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此時,伍若蘭已有四五個月的身孕了。 
  2月2日,毛澤東、朱德夫婦、陳毅及軍部機關宿營在贛南尋烏縣吉潭鎮圳下村中心的一個大土圍子裡。翌日天未放亮,紅四軍突遭贛敵劉士毅部兩個團的襲擊。紅四軍一部被打散,毛澤東、朱德夫婦及軍部機關被敵重重包圍。為掩護朱德和毛澤東突圍,伍若蘭將敵兵引向自己,受傷後被俘。敵人用種種酷刑折磨伍若蘭,伍若蘭寧死不屈。敵旅長劉士毅勸降說:「你身懷六甲,只要你自首,公開聲明同朱德脫離夫妻關係,我就可以保你不死,還可給你官做。」 
  伍若蘭從劉士毅話裡揣測到朱德、毛澤東已經脫險,放心了,她大義凜然地回答說:「要我和朱德脫離關係,背叛共產黨,除非日從西邊出,贛江水倒流!」 2月12日,在贛州衛府裡刑場,伍若蘭死得壯烈而悲慘。 
  烈士碧血灑大地,化作幽蘭吐芬芳。 
  此後,在朱德漫長的歲月裡,淡雅、高潔的蘭花便始終成為朱德的最愛。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岡山鬥爭的艱苦歲月中相識的。1929年春天結婚時,朱德已經43歲,是紅四軍軍長,康克清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紅軍戰士。朝夕相處的革命鬥爭生活,使將軍與戰士之間逐漸萌發了愛慕之情。 
  康克清的一生也和朱德一樣充滿了傳奇色彩。 1911年,康克清出生於江西萬安縣羅塘灣的一戶貧苦的漁民家庭。由於家庭清貧,生下僅一個月,就被送給別人做了「童養媳」。 
  1926年,康克清15歲,參加了羅塘鄉婦女協會。第二年,她又參加了共產黨人領導的「萬安暴動」。1928年夏天,她隨萬安游擊隊上井岡山投奔紅軍,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一批女紅軍中的一員。 
  1929年3月的一天,朱德和康克清正式結為夫妻,毛澤東和妻子賀子珍,還有陳毅、譚震林、吳仲廉、曾志等人都趕來為他們祝賀,大家在一起為朱德和康克清舉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革命的婚禮」。作為戰友,康克清使得一手好槍,她不僅是朱德最好的警衛員,有時還與朱德並肩作戰;作為妻子,她竭盡全力精心照顧朱德的生活,使朱德得以保持健康的體魄和旺盛的精力,能夠協助毛澤東全力指揮部隊作戰。 
  無論是在反圍剿作戰中,還是在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朱德與康克清始終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相敬如賓,他們一起穿越了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他們攜手走過了和平歲月,他們共同度過了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     
  七、勝利   
  周恩來受命解決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和他身邊多名軍政要員,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隨即致電毛澤東、周恩來: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的電報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裡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 
  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給張學良發電報,表示周恩來將赴西安協商解決西安事變問題。張學良復電稱,西安一切順利,等周恩來到西安後再詳談。 
  周恩來17日到達西安,當即與張學良相見。張學良已得知13日的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指責其受日本操縱搞政治陰謀的報道,所以一再追問共產國際的意見,周恩來表示已電詢莫斯科,但直至動身前,共產國際仍無隻字答覆。 
  12月17日夜,周恩來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他已同張學良商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防;蔣鼎文已釋放,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明日來西安。18日,周恩來又致電延安:「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 
  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況和建議。與此同時,日本揚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在緊急關頭,毛澤東和張聞天、博古等商定,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為確保蔣介石性命無虞,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戴笠一同來到西安。23日,國共雙方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開始談判。 
  24日晚,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達成一系列協議。當晚,周恩來與蔣介石進行了簡短的會面。蔣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條件,並表示在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以去南京談。 
  至此,西安事變告一段落,隨後而來的是全民抗戰。 
  西安事變,由毛澤東、張聞天等定下基本解決方針,周恩來親赴西安,勇敢而沉著地挑起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重擔。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個運籌帷幄之中,一個決勝千里之外,充分體現了兩位領袖在重大事變面前及轉折關頭的政治智慧及其完美的合作。   
  朱德揮戈抗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進行全民抗戰。 
  8月份,陝北洛川馮家村進入盛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熱烈討論,確定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持久抗戰的方針,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 
  當月,周恩來、朱德、博古出席南京國防會議。國共雙方達成協議:陝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按戰鬥序列分,又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出任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隨後,朱德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為閻錫山)。他豪情滿懷地寫下抗戰誓詞:「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干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國家,是我天職。」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對持久戰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刻的論述,指出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中國的抗戰是持久的,最後的勝利是中國的! 
  《論持久戰》發表後,周恩來隨即將其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並將其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23 11月,朱德《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書出版,其中有關戰術原則的論述與毛澤東有關戰略原則的論述相輔相成,成為八路軍進行抗戰的基本戰術指導思想。朱德及其指揮的八路軍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忠實執行者。 
  在抗日戰爭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朱德總司令率領八路軍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師奔赴抗日前線,開闢華北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春,先後建立了晉察冀、晉西北、晉西南、晉冀豫4個戰略支點。此後,八路軍又以4大支點為依托,向北面的大青山地區以及東面的冀豫平原、山東和冀熱察地區發展。 
  1940年8月,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實行「掃蕩」和「囚籠」政策。對此,朱德、彭德懷審時度勢,決定對日軍發動一次主動進攻戰役。八路軍105個團約20萬人,隨即在華北平原展開以破襲敵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大規模進攻戰役,史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的重大勝利,粉碎了日偽軍對解放區的「掃蕩」,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迅速壯大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警惕和不滿。1940年二三月間,蔣介石指令國民黨第九十七軍朱懷冰部進攻八路軍,朱德組織一二九師和晉察冀、冀中的部隊於3月一舉消滅了國民黨3個師。隨後,朱德赴洛陽同國民黨談判,迫使國民黨軍隊不得不與中共暫時維持統一戰線關係,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再次製造磨擦,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命令和談話,反侮新四軍為「叛軍」,發佈取消新四軍的命令,並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毛澤東拍案而起,決定以強硬態度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並要求以不怕兩黨決裂的勇氣打退國民黨的進攻。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中央軍委主席團,主持軍委實際工作。會上決定重組新四軍軍部,並決定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八路軍各辦事處實行撤退。 隨後,周恩來、葉劍英抓緊做蘇聯、英國和美國的外交工作。蔣介石感受到了來自國際的壓力。周恩來靈活地運用了日、英美、蔣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中國共產黨在皖南事變上的政治反攻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充分展示了他善於審時度勢展開外交的才能。 
  在國內外強大的壓力下,蔣介石在這一年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不得不宣稱:「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此次大會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並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   
  毛澤東大勇晤蔣   
  經過八年抗戰,日本正式宣佈投降的前一天,在重慶的蔣介石急電毛澤東:「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隨後,電文更是公諸《中央日報》。 
  8月16日,毛澤東接到蔣介石的電報,一時難以決斷,回復電文簡短且措辭委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8月23日,延安棗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如何對待蔣介石的邀請電。會議決定周恩來去重慶,至於毛澤東是否要去重慶,大家意見不統一。 
  周恩來首先表示想先去「偵察」,最主要的是看看蔣介石開的盤子。主席是否親自去,根據談判情況而定,總要談得攏才能去,對蔣介石的陰謀須有所考慮。 
  朱德支持毛澤東去重慶,認為毛澤東出去有利,而且此次安全係數比過去要好些。去,對將來選舉運動有利。朱德還幽默地說,「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 
  彭德懷接著說,我主張主席暫時不去,等我和老蔣打一下,把他的氣焰打一點下來,主席過幾個月再去時機成熟些。 
  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事基本上定了下來。24日,毛澤東回電:「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蔣介石的代表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乘機離開延安,飛抵重慶。 
  國共談判歷來艱難曲折,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往日的國共談判,毛澤東只是坐鎮延安,靠無線電波遙控指揮,具體的談判由周恩來出面。這一回,毛澤東從幕後走到台前,為了未來國家的命運,與蔣介石正面交鋒。 
  在毛澤東一行抵達重慶的當晚,蔣介石在林園官邸為毛澤東舉行了歡迎宴會,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等出席。蔣介石一身戎裝,毛澤東一身樸素的中山裝,他們緩緩走向對方,緊緊握手。這是歷史上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握手。 
  晚上回到林園,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這兒戒備森嚴,讓人簡直有「籠中鳥」的感覺。這樣,毛澤東於次日搬到了紅巖八路軍辦事處的一幢房子裡居住,周恩來為其安排了最為涼快的一間屋子。為不影響毛澤東的休息,周恩來還關照所有工作人員上下樓或在房間時不要穿皮鞋,在三樓工作的電台人員則乾脆打起了赤腳…… 
  重慶談判的四十餘個日日夜夜裡,毛澤東與蔣介石面對面進行了5次會談,每次都是唇槍舌戰;周恩來、王若飛和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等也進行了多次會談。毛澤東一行還接受了從國民黨政府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接連不斷的宴請。每次宴會,眾人都會爭著向毛澤東敬酒。而為毛澤東擋酒的始終是周恩來,他很快成了「焦點」,但仍然臉泛紅光,神采飛揚:「我們不能打亂仗,無論談判還是喝酒,應該平等地進行。我提議,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舉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連續幾個三杯後,國民黨方面再也無人應戰。 
  回八路軍駐紅巖辦事處時,工作人員問周恩來:「你怎麼一杯也不讓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我怕酒裡有人做手腳,放毒……」周恩來喃喃地說。 
  赴重慶談判,毛澤東算是深入龍潭虎穴,他在國民黨當局的《情報日報》裡被稱為「何先生」,從踏入重慶山城的第一級台階起,所有的言行和社交活動情況均被記錄在案,供蔣介石閱知。為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特意安排張治中的衛士作為毛澤東住處的外圍警衛,負責外部站崗,內部警衛則由紅巖八路軍辦事處的中共人員負責,而如果毛澤東出行,周恩來必與之同車。 
  重慶談判由毛澤東親自出馬,他舉重若輕,面對危險談笑風生,定下談判基調,與蔣介石唇槍舌戰,盡顯領袖風範。周恩來相隨左右,一方面盡心準備談判,一方面悉心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小到住宿、擋酒,大到安全保衛,事無鉅細,事必躬親。 
  1945年10月10日,國共簽定《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後來又稱《雙十協定》)。次日,毛澤東安全飛離重慶,返回延安。   
  合力決戰   
  重慶談判帶來的和平並沒有維持多久。 
  1946年6月下旬,由美國政府支持的蔣介石集團在自認為內戰準備已經就緒後,便公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對解放區的大規模進攻。 
  蔣介石憑借430萬軍隊和優勢裝備,企圖在3至6個月內首先消滅關內解放軍,而後消滅東北民主聯軍。當時解放軍只有127萬,力量對比十分懸殊。 
  但是,毛澤東指出,「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8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時,說出了他那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名言。在毛澤東主席制定的「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指導下,人民解放軍奮起自衛。 
  與此同時,周恩來則積極活躍在另一條戰線上,揭穿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幌子。1946年11月15日,蔣介石召開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關閉了和談的大門。11月16日,周恩來在南京舉行中外記者會,嚴正宣佈:中國共產黨決不承認這個「國大」,和談之門已被國民黨當局一手關閉。中共「願同中國人民及一切真正為民主而努力的黨派,為真和平真民主奮鬥到底。」 1946年12月16日,周恩來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波瀾壯闊的第二條戰線。這條戰線,以學生為主體,有廣大工人、農民、教員、職員、愛國民主人士等參加,展開了同國民黨反動派迅猛異常、一浪高過一浪的鬥爭。周恩來回到延安後,作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總參謀長,他還與毛譯東一起擘劃和指揮了這場東起膠東半島,西至天山南北,由東北長春到南海之濱的廣東,相去萬里、歷時3年多的解放戰爭,取得了舉世震驚的勝利。毛澤東在1950年2月27日曾經回顧說,「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後,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裡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抗戰結束後,朱德年事已高,但大半生都在炮火紛飛的戰爭中度過的他卻是老當益壯。在重慶談判期間,為了配合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談判桌上的艱苦鬥爭,朱德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各解放區對從平漢、津浦、同浦、正太和平綏等鐵路幹線推進的國民黨軍隊給予堅決的阻擊,集中力量發起了上黨、平漢(邯鄲)、平綏、承德戰役,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殲敵11萬餘人,尤其是上黨戰役殲滅錫山部13個師3.5萬多人,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共談判中的地位,對毛澤東重慶談判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就在上黨戰役即將結束的時候,國共雙方簽署了《雙十協定》。 
  1947年3月,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團約25萬大軍進攻陝北,當時人民解放軍在陝北的兵力不足3萬人,情況萬分危急。毛澤東果斷決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撤離延安,3月18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開始了歷時一年之久艱苦的陝北轉戰。3月底,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朱德和劉少奇等赴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 
  1947年3月到5月,西北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率領下,採用「蘑菇戰術」,連續進行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戰役,三戰三捷,為西北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同年秋,朱德親臨華北前線指揮作戰。10月,指揮晉察冀野戰軍取得清風店戰役的勝利,對扭轉晉察冀戰局起了關鍵的作用。清風店戰役的硝煙還未散盡,朱德便揮劍直指石家莊。他風塵僕僕來到晉察冀野戰軍司令部駐地,親自研究戰術,坐鎮指揮。11月6日打響的石家莊戰役,不僅佔領了敵軍在華北的一個戰略要點,使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大區連成一片,而且還首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重要城市的先例,為爾後進行城市作戰提供了重要經驗。 
  1947年10月10日,在國共《雙十協定》簽訂兩週年紀念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在戰略決戰期間,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5位書記組成的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部,在西柏坡指揮了規模最大的革命戰爭。他們日日商討分析戰局,夜夜開會確定方策,統籌全局,提挈全軍,把氣勢恢弘、波瀾壯闊的戰略決戰一環緊扣一環、一步緊接一步地推向最後勝利。 
  在這個領導集體中,毛澤東是最高統帥。周恩來、朱德為毛澤東軍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們參與制定戰略決戰的所有重大決策。可以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在戰略決戰中所表現出的爐火純青的軍事指揮藝術,融進了朱德的豐富智慧。而周恩來在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範圍的大決戰的同時,還為籌劃建立人民的國家政權殫精竭慮。 
  解放戰爭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率領人民解放軍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動人歲月中用他們的智慧合演了一部最威武雄壯、最有聲有色、最震撼人心的活劇。     
  八、開國   
  「趕考」之路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在神州大地上,西柏坡只不過是千里太行山脈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山坡,這裡的山不高、峰不險、石不奇。然而在新中國的歷史上,西柏坡則是與嘉興南湖、井岡山、瑞金、遵義、延安同樣令人肅然起敬的紅色聖地。 
  1947年5月,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1948年3月23日,轉戰陝北370天的毛澤東、周恩來率中央機關在陝北吳堡縣川口,告別陝北的父老鄉親,東渡黃河,於5月27日來到西柏坡,中共中央五大書記會合於此,開始了他們輝煌的事業。當時的中共中央大院,是一處低矮狹小、土坯壘就的農村房舍,參差的四合院落,素牆灰瓦,橫屋廂房,屋角窗下,茂槐修竹,蓊蓊鬱郁。大院自東往西,依次是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東、劉少奇的住房,後院是朱德的住房,毛澤東住處的西鄰便是軍委作戰室。周恩來的小院距毛澤東的小院只有一步之遙,小院外邊有一個大碾盤,每遇難以決斷的重大問題,毛澤東便常來推碾,周恩來在另一邊幫助。朱德那三間窯洞式建築前有一個寬大的院子,他便常於晨風中習拳舞劍。毛澤東的小院裡有一棵高大的楸樹,楸樹旁邊有一個磨盤,五大書記常常在這裡圍坐,研究戰略問題,談笑間,布下雄兵百萬,彈指間,檣櫓灰飛煙滅。 
  那是怎樣一段難忘的歲月啊。幾位樸實無華的領袖,一個親密無間的大家庭,深厚的革命情誼,旺盛的革命熱情,協作的團隊精神,整齊的前進步伐,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風,使中國的革命事業越過一個個驚濤駭浪,一步步駛向勝利的彼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在新中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用詩人般的語言講述了一個深刻而嚴肅的哲理,這就是至今仍令人深思的「糖衣炮彈」的問題,提出了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著名論斷。毛澤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會議還決定:黨的工作重心自此將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1949年3月23日,中國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日子,毛澤東和黨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這是一個從革命向執政的轉移。臨行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最後一次登上柏坡嶺,他們深情地望著西柏坡的山山水水,心中又一次湧動起激情。 
  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說:「我們進京趕考去!」 
  周恩來堅定地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作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25日,毛澤東和黨中央機關到達北平香山,完成了 1927年以來中國革命史上領導中心的最後一次轉移。歷史已經證明,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最終經歷了執政理國的種種考驗,向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協商建國   
  1949年3月26日,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進入北平的第二天,便準備同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談判開始時間定為4月1日,地點為北平,周恩來擔任中共首席談判代表。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代表團抵達北平。為使談判順利進行,4月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張治中,長談達4個小時。13日晚,雙方舉行了第一次正式談判,討論由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和平協議方案。4月20日,南京政府復電,斷然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第二天,作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23日,解放軍佔領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隨著在全國取得勝利的腳步加快,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逐步把主要精力轉移到籌建新中國的各項工作上來,同各民主黨派、各界代表、各少數民族代表、社會賢達一道,共同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組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的偉大時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和所有的代表們都沒有忘記,這是一百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前仆後繼、流血奮鬥換來的。當夜幕將要降臨時,毛澤東和政協全體代表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隆重的奠基典禮。   
  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1日清晨,一輪噴薄而出的紅日把天安門前的華表、金水橋以及雄偉莊嚴的天安門城樓鍍上了一層眩目的金光。城樓上8盞大紅宮燈垂著金黃色的流蘇在微風中擺動,高高的樓簷上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的會標,天安門廣場上千百面彩旗迎風飄揚。 
  3時,開國大典隆重開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開會,毛澤東走到麥克風前,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廣場頓時變成了沸騰的海洋。在《義勇軍進行曲》雄壯旋律中,毛澤東親手按動電鈕,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全場肅立,無數人眼中閃爍的淚光見證著這激動人心的時刻。緊接著,廣場上54門禮炮齊鳴28響,象徵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各族人民艱苦奮鬥的28年。 
  是啊,28年艱苦戰鬥,28年崢嶸歲月!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望著廣場上歡聲雷動的群眾,面對著這沸騰的場面,他們的心中同樣不能平靜,在幾十年的烽火硝煙中,他們時刻緊密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從而才贏得了人民的擁護,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最偉大的動力。     
  九、圖強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新中國所繼承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曾被西方預言家預言「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養活自己」。 
  確實,8年的抗日戰爭和3年的解放戰爭,使本來就極其落後的舊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當時,全國糧食總產量僅1億噸,甚至連一塊優質鋼材、一枚建築鐵釘都得依賴進口。對此,一些資本家甚至妄言「共產黨軍事內行、經濟外行」,共產黨「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在這種情況下,把生產恢復起來,使自己在經濟上從而在政治上站住腳跟,成為新中國的當務之急。 
  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確定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中心任務和戰略策略。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提出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全黨要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對此,朱德在建國初也提出過「對資本家的剝削暫時還要忍一忍」的要求。 
  以七屆三中全會的方針策略為指導,新中國在進行抗美援朝的同時,開展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運動,保證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到1952年底,經過3年的發展,國內工農業生產的總產值和主要的產量均已達到並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1952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提出全國土地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經濟恢復工作已經勝利完成,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目標已經達到,並確定1953年起開始進行「一五」計劃,明確了向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前進的目標。 
  至1956年,新中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儘管由於時間較短,存在所有制結構過於單一等問題,但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公有制已成為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與此同時,至1957年,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順利完成。 
  五年間,新中國新增固定資產491.4億元,建立起了飛機製造、汽車製造、機床製造、發電設備、冶金設備和礦山設備製造等過去沒有的重要工業部門。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28.6%,農副業比1952年增長24.7%。而在此基礎上,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全國居民實際消費水平提高22.9%,職工的實際工資增長30.3%,農民的收入增長20%左右。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現,開始改變了中國經濟文化極其落後的面貌,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打造中國盾牌   
  只有強大的軍隊才能捍衛國家的尊嚴,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十分關心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國防部隊。 
  在毛澤東的統攬下,朱德、周恩來親自抓了空軍、海軍、裝甲兵等軍兵種的組建工作。 
  1949年7月31日,朱德在中南海接見了受命組建空軍、即將去蘇聯學習的劉亞樓等人,並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劉亞樓等人在與蘇聯談判組建空軍過程中人員培訓速度要快,不能誤了中央解放台灣的戰略步驟,並且飛行員的作戰能力要以能壓倒國民黨空軍為目標。同日下午,毛澤東也接見了劉亞樓一行,提出了空軍的建軍方針。談完工作後,毛澤東又特別請劉亞樓等人到小飯廳吃飯,並提議為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乾杯。 
  1949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成立。至1953年底,空軍已建立了20多個師及其它勤務部隊。由於訓練有素、作戰勇敢,很快就在朝鮮戰場上初試鋒芒。以至於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驚呼:「幾乎是一夜之間,中國就成了世界上空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在海軍組建方面,朱德多次給毛澤東寫信,就海軍在國防中的地位和作用、海軍的主要任務、海軍建設的標準、海軍管理幹部的來源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設性意見。1950年4月,海軍領導機構正式成立。 
  1951年夏,周恩來視察了剛剛成立不久的大連海校,他對副校長張學思動情地說:「我國是一個瀕海的大陸國家,海岸線北從鴨綠江口起,南到北侖河口止,綿長得很,因此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條『海上長城』。」這也正是毛澤東和朱德的心聲。 
  在裝甲兵建設方面,1950年8月14日,朱德就建立和訓練坦克部隊的問題致函毛澤東:坦克兵的領導機關即將成立,並擬定了訓練計劃。建議製造坦克和發展汽油工業,並納入第一個五年計劃。 
  這樣,在建國初期短短的兩三年之內,新中國不僅建立了人民空軍,而且,海軍、炮兵、鐵道兵、裝甲兵、防空部隊也建立起來了,完成了由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的轉變。 
  1955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和空軍的裝備已初具規模,陸軍特種兵裝備得到迅速改善,步兵舊雜式武器裝備大部分淘汰,全軍武器裝備水平比新中國成立時提高了一大步。   
  「兩彈一星」:發射的前前後後   
  然而,僅僅發展常規武器是不夠的,新中國必須擁有有效的防衛武器,打破帝國主義的核壟斷。 
  毛澤東是不信邪的,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之後,毛澤東曾嚴厲地批評了對原子彈威力進行過分渲染的博古。在接受國際友人採訪時,毛澤東風趣地指出「原子彈是紙老虎」。 
  但是,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核訛詐,新中國的領導人認識到,要想不受別人欺負,就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器。毛澤東說,原子彈是紙老虎,又是鐵老虎,要在戰略上藐視它,在戰術上重視它。 
  在一窮二白、科技落後的情況下,要想研製原子彈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向蘇聯「老大哥」請教似乎是一條捷徑。 
  1949年8月,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曾提出參觀原子能有關設施,被斯大林拒絕了。到1954年9月,蘇聯才邀請中國軍事代表團去蘇聯參觀核爆炸試驗。去參觀的代表團規格相當高,除了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外,還有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總參謀長粟裕、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總參高級步校校長宋時輪、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海軍參謀長周希漢等人。 
  演習時原子彈爆炸的衝擊波吹掉了彭德懷的帽子,也堅定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國家領導人研製原子彈的決心。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這一宣告,揭開了中國研製原子彈的序幕。 
  1956年10月15日,中蘇簽訂了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答應向中國提供一個原子彈教學模型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然而,1959年6月,蘇聯政府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次年7月16 日,又公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撤走在華的蘇聯專家。到8月23 日,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離,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這一手,完全打亂了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安排,尤其在原子能工業方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工程。臨走還扔下一句話,你們收拾這一堆破銅爛鐵吧,沒有我們,你們15年也幹不出來。赫魯曉夫說得更絕,沒有蘇聯幫助,中國再過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而此時,整個國民經濟也處於嚴重困難時期。導彈、核武器要不要繼續搞下去?爭議相當激烈。 
  大家的眼光此時集中到了主管國家經濟大權的周恩來身上。在經濟困難時期,堂堂的共和國總理餐桌上也一樣缺肉少油水,但周恩來的眼光卻放得更遠。經過深思熟慮,他提出了集中力量爭取3至5年突破國防尖端的戰略構想,原子彈要繼續搞下去。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支持,要自己動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彈搞出來。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關注原子彈的建設,之前他曾親自到核試驗基地看望官兵。這個時候,他也毫不猶豫地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決策。 
  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之後,在廣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 
  歷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研製出來的原子彈竟然試爆成功了!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這樣說:「導彈、原子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著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給他一噸重的勳章!」當天晚上11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佈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舉世震驚。 
  隨後,震驚就像波濤,一浪又一浪地繼續湧來。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而中國只用了兩年8個月,創造了核武器研製史上的奇跡。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西昌衛星城發射成功。儘管這是繼蘇、美、法、日本之後發射,但中國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重量上卻超過了蘇、美、法、日四國衛星的總和。在研製速度上,從成功爆炸原子彈到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美國花了12年半,蘇聯花了8年,中國僅用了5年半的時間。     
  十、考驗   
  「冒進」之爭(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這是對三人多年以來合作的肯定,同時也是對建國後三人工作的一個安排。 
  毛澤東、周恩來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默契的合作關係。但在建國後的新形勢下,特別是對一些事關經濟建設方面的具體問題,兩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異開始顯露。 
  1953年新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急於求成思想傾向的影響下,財政盤子定得過大,基本建設鋪得過寬,導致這一年全國城鎮人口從1950年的六千多萬猛增到七千八百多萬,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激增到兩個億,造成國家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狀況。 
  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隨後,周恩來指導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進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經濟工作基本上沿著有計劃的軌道穩步運行。 
  到1955年,隨著中國經濟形勢好轉及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一些人的頭腦又開始發熱,認為經濟建設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在這年底,毛澤東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對保守主義,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更大成績」的要求,並表示要以此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 
  面對毛澤東為「八大」確定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速度」的主題,周恩來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必須打破這個副作用」。 
  然而,在落實毛澤東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過程中,周恩來和陳雲發現如果按照各部門提出的高指標安排工作,很多產品都將短缺,其中鋼鐵最為嚴重。在覺察到「盲目冒進」苗頭時,周恩來開始著手防止。 
  毛澤東對於當時的發展速度仍感覺「慢了一點」,並做了相應的指示,國家計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標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 
  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的年度計劃指標雖然被壓縮了,但並沒有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到4月份,冒進的後果開始出現了,財政緊張、生產物資短缺。 
  令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追加基礎建設預算20個億。提議受到了大多數與會人員的反對,一向尊重毛澤東意見的周恩來當場表示反對,認為此舉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周恩來專門就此事找到毛澤東進行解釋,並說,「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澤東決定下來的事情是很難改變的,但面對周恩來發自內心的話語,他沒有反駁。很快,毛澤東離開了北京。 
  這樣,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1957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全面發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澤東第二次出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大會。當時的蘇聯由於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赫魯曉夫說話很硬氣,表示「今後15年不僅趕上,而且超過美國」。富於挑戰精神的毛澤東當即表示「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就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審閱了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號召批判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回國後,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對周恩來發了脾氣,對兩年的經濟工作表示不滿,並且要求召開再大一些範圍的會議解決反冒進問題。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南寧主持了工作會議。與會人員都接到了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在會議上,毛澤東單刀直入,表示「反冒進」這個詞是政治問題,並指出「有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50米」。毛澤東批評1956年反冒進使6億人民洩了氣,是方針性錯誤。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毛澤東的一席話讓周恩來感到了形勢的嚴重。 
  儘管心裡不理解,但周恩來性格中組織性強的特點還是讓他開始進行檢討。在檢討中,他把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是周恩來一向的作風。 
  之後,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了周恩來,3月25日周恩來再次做了檢討。為了把成都會議討論的問題用中央決議的形式確定下來,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八大二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進行檢討,大會還將這份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給代表。 
  關於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爭論似乎到此結束了。不過,周恩來在經濟方面的發言權減少了,毛澤東開始更多地過問和主管經濟工作。 
  所幸的是,經過「大躍進」的陣痛,毛澤東開始親自出來「解鈴」。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的講話中說:「1956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他還說,錯誤看來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聖人呢?   
  「冒進」之爭(2)   
  這是毛澤東的一種特殊的也是固有的承認錯誤的方式。   
  朱德看廬山風雲   
  1959年的廬山會議早已雲散霧開,今天再來回憶這場會議,感受到的不僅僅是一種蒼涼、悲壯與沉重。 
  7月的廬山,萬木蔥蘢,氣候宜人,古跡勝景,神話傳奇,給人平添許多雅興。 
  廬山會議開始定的基調是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但在分組討論中不少與會者強調了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要求深入糾左;還有不少與會者則認為糾左已經過頭,洩了群眾的氣。彭德懷在會議上發言以後,感到言猶未盡,也對不少同志的左傾情緒深表憂慮,希望和毛澤東本人深入透徹地交換一下意見,以利於會議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在這種情況下向毛澤東呈送了一封信。毛澤東給這封信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並批示印發參考。於是,圍繞彭德懷的《意見書》,會議爭論逐漸熱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對和基本同意信的內容又不贊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種意見。張聞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懷觀點的同時,還對大躍進以來發生的嚴重問題從理論上作了系統分析。 
  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措辭尖銳的講話,以示反擊。此後會議發生了戲劇般的變化,成了「一邊倒」地對彭德懷、張聞天的揭發批判會。連原先對彭信內容有同感或發表過類似觀點的人,也紛紛收回自己的話,以示「劃清界限」。「人們懷著保衛毛澤東威信便是保衛黨的路線的信念,同時也是對自己立場的考驗的心情,參加了這場鬥爭」。由於黃克誠、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懷,後來又沒有順風轉向,便被劃為彭張聯盟成員,成了批判對象。在一邊倒的批判聲討中,彭、黃、張、周被迫作了檢討,承認錯誤。毛澤東聯繫歷史說彭德懷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鬥爭進一步加碼。會議最後通過的決議將彭、黃、張、周的問題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路線的錯誤」、「反黨集團」。彭德懷等人悲慘的晚年政治命運從此開始。 
  在廬山會議及不久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中,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翻出許多歷史舊帳,固然有其陰險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包括周恩來在內絕大部分參加會議的黨的高級領導人,或是違心被動地、或是自覺主動地、或是半被動半主動地,但都是不約而同一邊倒地參與了這場是非顛倒的黨內鬥爭,卻不能不讓人扼腕而歎! 
  在廬山會議之前,應該說,周恩來和毛澤東在對前一段工作的基本評價及廬山會議要解決的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會議開始後,周恩來也是本著這種精神全力以赴地解決各種問題。後來,毛澤東把彭德懷的那封信印發傳閱,周恩來看了彭德懷的信後,認為「彭總的信沒什麼問題」,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他在許多觀點上與彭德懷是一致的。 
  正在周恩來等人極力糾「左」的時候,毛澤東的想法卻發生了逆轉。反「反冒進」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周恩來的心頭。既要反右,又要務實的矛盾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 
  7月26日上午,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開座談會,在政治上顧全大局的思想下,周恩來也說了一些「彭總的信是右的代表」之類的話。 
  在廬山會議上,朱德雖然在表面上與中央保持了一致,但在內心深處他是始終和彭德懷站在一起的。在8月2日的常委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他雖然不再明顯地袒護彭德懷,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論。毛澤東對朱德在廬山會議的態度一直不滿意,此次又見朱德的批評無關痛癢,認為朱德有避重就輕、掩護彭德懷過關的嫌疑,便抬起腳來,用手在鞋面上比畫了幾下,說了一句「隔靴搔癢」。 
  朱德知道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決定,但他可以不改變自己為人的原則。他在會議後期基本保持緘默,用無言表達他的滿腹意見。在會議最緊張的時候,朱德還找毛澤東談過一次話,他對毛澤東直言指出會議的不足之處:「我覺得這次會議發言民主風氣不夠。」毛澤東聽了先是一愣,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對一半兒,我對一半兒。」 
  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可謂門庭冷落,但朱德卻常常去看望這位與他並肩戰鬥時間最長的戰友。1974年,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朱德。直到彭德懷死後,朱德才知道彭德懷臨終的心願。他頓時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廬山會議不僅將個人崇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而且也把黨內鬥爭的消極因素推向了一個高峰。而毫無疑問,這並不是毛澤東一人之過,是整個領導群體共同鑄成的。廬山會議以後,隨著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導「文化大革命」的黨內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黨和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大悲劇開始了。   
  晚年歲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兇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人生最後的10年將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度過。在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中,三人的關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文革」伊始,朱德也開始遭受到一定的衝擊。對於這位德高望重的老軍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氣憤。1967年2月10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軍委領導人在懷仁堂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其中,徐向前在大鬧懷仁堂時怒吼:「我們這麼一個偉大的黨,連一個八十多歲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從此以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會議不再召開,而被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朱德的各種行動受到限制,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也被調離。 
  朱德並沒有把自己的處境放在心上,他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組在全國範圍內煽動大規模武鬥後,朱德感到這種方式行不通,於是想找主席和總理談談。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之後,他在秘書的陪同下走到周恩來門前,猶豫了一段時間,最終沒有進去。 
  隨著「文革」的繼續進行,朱德越發孤單,但他卻堅持說真話,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懷疑三人經過戰爭考驗的關係,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攻擊和誣陷面前,他始終很坦然,認為主席、總理最瞭解他,只要他們在,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與朱德相比,周恩來的處境更為艱難。在某種程度上講,他有兩種選擇,一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與主席決裂,然後被打倒。二是通過實際工作盡量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並為以後糾正錯誤準備種種條件。作為一個明白自己對國家、民族擔負責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來選擇了後者。     
  十一、縱橫   
  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新中國成立伊始,內憂外患仍未徹底消除,急於讓中國得到外界承認的毛澤東親赴蘇聯。在蘇聯,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把總理叫來。斯大林大惑不解,但後來終於明白為什麼叫來了周恩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首次在國際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隨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有一個相當大的擔憂,那就是不知道世界會對共產黨中國做出什麼樣的反應。1949年10月2日21時45分,蘇聯第一個承認了新中國。 
  11月的一天,毛澤東把周恩來等人請到了自己的住處,正式商談出訪蘇聯、會晤斯大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紛飛,在北京站,毛澤東與前來送行的周恩來握手道別:「我在莫斯科等你!」隨即,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北京,駛向蘇聯莫斯科。 
  16日,毛澤東一行抵達莫斯科。 
  下午6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會見毛澤東。他委婉地問毛澤東:「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毛澤東當然希望如此:「這個東西必須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按出國前商量的計劃提出要周恩來到莫斯科來一趟。 
  此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和蘇聯簽訂一個政治性文件,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並認為應由兩國元首來簽這個文件。毛澤東認為既是兩國之約,由兩國外長簽更為合適,「你是部長會議主席,但我不是總理,我們兩個對不上口徑,如果簽訂條約,我要把我的總理找來。」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立即著手組織代表團。 
  1月10日,周恩來一行由北京坐火車前往莫斯科。火車上,周恩來即與毛澤東取得了聯繫。毛澤東講了自己在蘇聯的活動、對中蘇簽約的想法以及將要簽訂的條約要旨,並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一行於1月20日到達莫斯科。 
  1月22日,克里姆林宮燈火輝煌,中蘇開始正式會談。從1月23日起,在毛澤東指導下,由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羅申開始就條約和協定的內容,進行具體會談。 
  在商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蘇方擬定的草案卻沒有按中方的意見作相應調整。周恩來看過不滿意,當即找來王稼祥和陳伯達商量,同時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我們自己重搞一個。」這樣一直到2月8日凌晨3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在一起研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稿。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於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代表中蘇雙方簽字的分別是周恩來和維辛斯基。 
  儀式結束後,中方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米特勒保爾大旅社舉行慶祝酒會,斯大林親自出席。毛澤東和周恩來站在門口,向五百多來賓尤其是難得出現在公眾場合的斯大林表示歡迎。宴會開始後周恩來致祝酒詞,他沒有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但發言竟與長達兩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在座的知情人皆歎服。接著,周恩來挨個向客人敬酒,最後他特意走到毛澤東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澤東欣然舉杯,臉上充滿微笑。「叮」,兩支酒杯輕碰,掩映出兩位偉人快慰的笑容,像美酒一樣香醇……   
  打破中美堅冰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為開創中國對美外交的新時代。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個定下對美戰略,一個具體實施對美接觸;一個先放試探氣球,一個巧妙地拿到了敲門磚;一個海闊天空,一個細緻入微。毛澤東和周恩來再度聯手,實現了中美外交史上「改變世界的一周」。 
  新中國建立以後,美國一直實行仇視和反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但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美國當權者越來越認識到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性與緊迫性,特別是美國一批有影響的學者和專家等有識之士,對美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提出了質疑和批評。而真正將美對華政策帶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則是1969年初出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尼克松在1月20日發表就職演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 
  從尼克松上台後,中國對美方的每一個姿態都作了認真研究,中國以另一種方式向美國發出了信號。1970年國慶期間,美國作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夫婦訪華,由周恩來具體安排。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斯諾,兩人的合影后來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並與報紙右上角毛澤東的一條語錄相映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毛澤東說:「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中國隊參加了在日本名古屋舉辦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賽後,中國代表團邀請加拿大等五國乒乓球隊訪華。美國隊也表達了希望訪華的願望。4月6日,毛澤東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周恩來馬上給中國代表團發去了緊急指示。並說:「從今天起,我們展開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中國乒乓球隊開始。」 
  消息傳到美國白宮。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認為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傑作,但他忽略了這場「乒乓外交」的幕後總導演——毛澤東。 
  然而,體育畢竟是體育,政治才是解決兩國問題的途徑,中美關係長達二十多年的堅冰最終還得通過政治途徑來解決。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周恩來與之進行了詳細會談。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訪華,提出了起草尼克松訪華公報的問題。毛澤東說,要搞,就搞個好公報。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終於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美軍「空軍一號」總統專機抵達北京機場,尼克松走下舷梯,與前來迎接的周恩來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握手,時間長達一分多鐘。此後,基辛格、羅傑斯等隨從人員才陸續走下舷梯。據說,這是尼克松的精心導演,它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在機場時,周恩來意味深長地對尼克松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1972年2月28日,中美兩國在上海正式發表了第一個舉世矚目的聯合公報。 
  尼克松在歸國前的告別宴會上高舉斟滿茅台酒的酒杯說:「我們在這裡逗留了一周,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毛澤東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它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晚年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疾病纏身的情況下,以他們的政治智慧再次書寫了中國外交史上新的篇章。   
  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風,迅速刮向全球,震驚了全世界。而美國的這一舉動更是給日本朝野帶來了一場政治大地震。在日本,一時間要求恢復日中邦交的呼聲日益高漲。1972年7月,日本成立了以田中角榮為首的新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就發表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來表示歡迎。在中日關係出現轉機的時刻,毛澤東提出: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加緊。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應邀於當年9月下旬訪華,兩國領導人就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認真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取得重要成果。 
  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毛澤東對田中說:「中日有兩千多年的來往。歷史記載中,第一次見於中國歷史的是後漢嘛。」「你們到北京這麼一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主要是一個蘇聯,一個美國,這兩個大國。它們不大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裡搗什麼鬼啊?」田中說:「我這次也到美國和尼克松總統進行了會談。美國也承認日本來訪中國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發展趨勢的。」雙方談話氣氛輕鬆而活躍。 
  1972年9月29日10時2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總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中日聯合聲明》指出,自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以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以關閉。從這一天起,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中日關係由此揭開新的篇章。 
  中美關係緩和的趨向不僅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國際社會承認、接納中國的進程。中國外交也由此獲得新的活力和寶貴的迴旋餘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著名的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歐洲、北美、大洋洲國家的關係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增多,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改善。     
  十二、國殤   
  最後的握手   
  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已到遲暮之年,疾病纏繞著他們。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策動政變計劃敗露,於出逃過程中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國政治舞台上驚心動魄的重大變故,它無論是給毛澤東還是周恩來在精神上均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和打擊,在繁重的國家大事和種種的困局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況愈下。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78週歲。他的個性很倔強。平時有什麼病痛都不說,更不願找醫生看,總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夠頂過去。但畢竟年事日高,身體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儘管他的頭腦仍很清楚,體力卻越來越難以支撐。1971年入冬時,毛澤東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響到心臟。 
  1972年1月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不久,毛澤東再次病倒。病情來勢兇猛,他休克了。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甦醒過來。 
  而此時的周恩來不顧病魔纏身,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這面旗幟,在各個領域裡展開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盡可能地把黨和國家從危難和困境中擺脫出來。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病情越來越嚴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經京、津、滬三地的著名專家確診為膀胱癌。 
  進入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嚴重惡化,癌症轉移,身體已十分虛弱。然而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他卻成了中國睡眠最少的人。根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1974年的頭5個月共計139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時以內。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它會議和談話57次。 
  1974年5月28日,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應邀訪華。29日,在身體極度虛弱、醫護人員隨時準備搶救的情況下,為了揭開中馬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周恩來仍堅持按原計劃同拉扎克就中馬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會談。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與外國首腦舉行正式會談。 
  30日,攝影師拍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巨人一生中「最後的握手」。 
  這一天,周恩來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會見毛澤東。周恩來一邊看著相知近半個世紀的毛澤東,一邊慢慢地伸出手,毛澤東也慢慢地把手伸了過去。 
  1975年6月以後,周總理由於癌症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只剩下30.5公斤。但是他依然頑強地工作著,頑強地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抗爭。 
  9月20日,在住院後實施第4次手術前,周恩來要來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已經顫抖的手,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術中,劇烈的疼痛常使他渾身顫抖。術後在鎮痛藥也不能減輕疼痛的時候,他問醫生張良佐 「我很疼,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啊?」 
  醫生流著眼淚對他說:總理,您現在願意怎樣就怎樣吧。手術中,發現他身上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全身。 
  1976年1月5日凌晨,醫務人員為周恩來做了最後一次手術,但毫無結果。7日深夜11時,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甦醒,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旁邊的吳階平大夫,用微弱的聲音說到: 
  「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 
  這是總理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十里長街,寒風凜冽,成千上萬的市民哭泣著,為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送行。按照總理的囑托,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國的山山水水,他融進了風裡,融進了雨裡,融進了土裡,融進了水裡,融進了中華民族的血液裡。 
  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鄧穎超逝世。那個曾經盛過周恩來骨灰的盒子,盛著她的骨灰,又一次來到了他們夫妻攜手人生的起點——天津。   
  最後的軍禮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人大的造反派組織成立了「揪朱聯絡站」,準備在首都體育館搞一個批鬥朱德的萬人大會。毛澤東得知此事後,非常生氣,說道:「不能這麼搞。過去國民黨要『殺豬拔毛』,現在你們說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這個政委還紅得了嗎?朱德不能批鬥,他是紅司令!」 
  關鍵時刻,毛澤東親自出來保護了這位多少年來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戰友。 
  此後對朱德的公開批鬥轉為打入「冷宮」。後來康克清也戴上了「走資派」的高帽子,多次被遊行批鬥。 
  面對這一切,80高齡的朱德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辦公室裡,獨自歎氣,並喃喃自語:「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只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瞭解我。」 
  這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朱德也應邀前往。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玉鳳後來說:「當我送朱老總到會議室的時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見了這位許久未見面的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老總已來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著身體,拍著身邊的沙發請朱老總挨著自己坐下。此時,毛主席很動情,他對朱老總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老總操著四川口音高興地告訴主席說:『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領導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這裡。毛主席習慣地從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煙,若有所思地劃著火柴點燃香煙吸了一口,又環顧四周,繼續對朱老總說:『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他重複著。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澤東的一番話勾起了朱德多少如煙的往事! 
  在中央領導人當中,朱德和周恩來一直保持著深厚的戰友之情。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內陳列著一條見證周恩來和朱德戰友深情的毛毯。那是在西安事變後,周恩來經常冒著嚴寒往返於延安與西安之間。一次,朱德在為周恩來送別時,把自己身邊唯一的一條毛毯送給周恩來帶去御寒。1937年3月,周恩來由延安去西安途中,遭到土匪伏擊。周恩來機智地擺脫了敵人。當援軍聞訊趕來時,發現匪徒們氣急敗壞地在朱德送給周恩來的毛毯上戳了幾個大窟窿,然後逃竄了。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朱德即將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線時,周恩來想到那裡天氣寒冷,又把這條飽含革命情誼的毛毯回贈給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鄉家裡。老百姓太愛自己的總司令,總想把火炕燒得更熱些,結果這條毛毯又被烤了一個大洞。朱德仍捨不得丟掉它,讓康克清一針一針把燒破的地方給補綴起來,繼續帶在身邊使用。朱德帶著它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 
  在文革的漩渦中,朱德和周恩來很少能夠見上一面。直到周恩來住院時,朱德才有機會到醫院去看望了周恩來幾次。他看見周恩來還在醫院裡會見外賓,雖然瘦,但精神還好,便沒有過多地擔憂。其實朱德哪裡知道,每當周恩來得知朱德要來,都要細心準備。 
  1975年7月11日,周恩來已經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見朱德。這一次,周恩來依然是一身整潔的中山裝,面帶微笑,與他們五十多年前相見一樣,充滿了真摯和信任。他們談了半個多小時。朱德不知道這是自己親密戰友在向他訣別,他期待周恩來好起來。臨別時朱德說:「下次我來看你,你一定要好起來」。周恩來一直站在門廳口,目送朱德的汽車消失在他的視線之外。 
  朱德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次相見竟成永訣…… 
  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那天,朱德穿上軍裝,趕往醫院。當他吃力地走進靈堂時,望著靜臥在鮮花和翠柏叢中的周恩來,已經90高齡的朱德竟再次泣不成聲。他緩緩地走近周恩來的遺體,這時,他或許想起了在德國柏林周恩來介紹他入黨的情景,想起了南昌起義,想起了第四次反「圍剿」,想起了開國大典……從柏林會晤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五十多年來,他們一起挑起沉重的歷史重擔,一同經歷過磨難和風雨。朱德竭力站直身體,莊重地舉起右手,向他的入黨介紹人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這是朱德一生中最後的軍禮。 
  周恩來去世後,朱德在巨大的悲痛中病情也開始加重。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經很嚴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腸胃炎和腎病,持續高燒不退。朱德打過安眠針後,慢慢閉上了眼睛。7月6日下午3時1分,紅司令朱德與世長辭。 
  朱德的逝世,使中國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當他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時,人們聚集在十里長街,含著熱淚,目送著靈車西去。   
  最後的淚水   
  進入晚年的毛澤東,對於人的生老病死是非常曠達的。閒暇時他同身邊工作人員聊天說:「人總是要死的,毛澤東是人,所以毛澤東是會死的。」 
  然而,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1975年底,毛澤東的身體健康惡化。他講起話來已經十分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毛澤東同其他領導談話,必須要由張玉鳳當場「翻譯」。最後,張玉鳳只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而此時毛澤東主席的兩條腿也幾乎不能走路了。如果沒有他人的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的消息一經傳出,舉國上下皆陷入一片悲痛的海洋。 
  而這一夜,毛主席幾乎一夜未合眼。對於周恩來的逝世,他顯然早已料到了。周恩來的病情他是清楚的,在近幾年醫生連續不斷的報告中,他早已透支了自己內心的悲痛。但是當噩耗傳來時,毛澤東仍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陪伴毛澤東走完最後人生的護士孟錦雲曾回憶當時的情景:那一天,我值班。得知總理去世的消息通知主席時,我把紙放進口袋,走進毛主席的房間。到中午飯後,毛主席又睡了一覺,精神較好,我才決定讓毛主席知道。在給毛主席讀報時,我突然大聲念起了周總理去世的消息。 我發現,毛主席閉上眼睛,淚水已順著面頰流到了嘴角、脖子。 
  當時許多人都對毛澤東沒有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而持有非議,認為主席對總理的去世無動於衷。今天也還有人就此事不斷製造「內幕」,試圖揭密當時主席與總理之間的「矛盾」。 
  讓我們來聽一聽當時一直陪伴在毛澤東左右的工作人員是怎麼說的—— 
  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說:「毛主席在審閱有關周恩來追悼會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裡,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或許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我心裡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悲傷中的主席,這時,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走不動了。』聽到這裡,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淚水……我後悔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 
  14日下午,工作人員為毛澤東讀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的悼詞稿。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那天晚上,在毛澤東看電視的時候,孟錦雲注意到毛澤東衰老的臉上全是淚水。 
  7月6日,毛澤東的另一位老戰友、德高望重的朱老總在北京逝世。 
  此時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裡,剛從生命垂危中被搶救過來的毛澤東,正靜臥在病榻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趕來向他報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噩耗傳來,毛澤東許久說不出一句話。最後他用微弱、低啞的聲音問:『朱老總得的什麼病?怎麼這麼快就……」 
  毛澤東的內心是如此的悲痛,他再也說不下去了。是啊,周恩來已經離去了,而現在朱老總——這位從井岡山開始便與自己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奮鬥長達半個世紀的戰友——也永遠地離他而去了。他以前經常說「朱毛不可分」,但是這次,朱毛卻真的分離了。許久,似乎從一場遙遠的夢中醒來,毛澤東一字一句地囑咐華國鋒:一定要妥善料理朱老總的喪事。 
  許多事情似乎都是為了昭示1976年這個不祥的年份! 
  7月28日凌晨3時42分,河北唐山發生了7.8級的強烈地震! 
  清晨,中央辦公廳負責人來到毛澤東住處報告唐山地震情況,建議他盡快離開目前的住所「游泳池」。這時,毛澤東大多時間已處於昏迷半昏迷狀態。在毛澤東清醒的時候,「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後,主席哭了。」 8月18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圈閱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 
  9月9日0時10分,一代偉人毛澤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尾聲   
  偉人長逝,功垂千古! 
  是一種巧合,還是命運的安排?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這三位改變中國歷史的巨人在一年當中相繼辭世,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遐想、無盡的懷念,更為後人留下了用之不盡的寶貴遺產…… 
  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全國解放的千里決戰,已成為一段壯懷激烈的歷史,漸行漸遠,然而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卻永遠銘記在每一個後來者的心頭,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復興大廈的基座上。 
  回顧歷史,我們驚奇地發現,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曾出現過許多古老的文明國家,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古波斯、古希臘、古羅馬等,這些在金石並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產生的古老文明,無不發生過重大的歷史斷裂甚至消亡,卻只有「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其文化從未被外來力量所中斷而一直生存並綿延發展至今。這充分顯示中華文明所具有的極其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到了近代,在渡盡百年劫難之後中華民族能夠重新走上復興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奇跡,而這一探索過程的艱苦卓絕同樣也是亙古未有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毫無疑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是在這一過程中前赴後繼的無數仁人志士中的代表人物,同時,他們也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的代表人物。在1921年至1949年短短的28年時間內,他們率領著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在滿目瘡痍的中國大地上導演了一幕幕蕩氣迴腸、威武雄壯的向著實現民族獨立與復興前進的活劇。他們和他們的戰友們為自己的國家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嚴,他們和他們的戰友們為自己的民族建立了屹立千秋的自信!他們接手的是一個四分五裂、人心離散、貧困落後的中國。然而,當他們撒手人寰的時候,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凜然守護著共和國的國門,中國的衛星在太空傲視著地球,中華民族以從未有過的尊嚴和凝聚力雄立於世界舞台。他們的智慧和豐功偉業,昇華了5000年以來中華民族文明的精粹,浸透了1840年以來中國各族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英雄主義,集中了1921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全部奮鬥的歷史經驗。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忠誠的兒子!他們為今日的中國注入了一切成為世界強國的基因。 
  雖然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有錯誤。然而他們的錯誤不過是白玉之瑕,是太陽上的黑子。在大歷史面前,在人民群眾面前,那些咬住他們的過失不放,企圖否定他們的人,其說辭是那樣地蒼白與無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是永恆的,他們已經深深地匯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我們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徵。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之所以偉大,並不僅僅因為他們締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他們的偉大有時候正來自於他們的平凡與普通:他們是那樣地平易近人,他們與群眾、與普通老百姓是那樣地接近,他們以樸實無華的家風在家人和子女的生命中深深地植入了『人民』兩字,他們給家人與子女留下的不是財產、特權與享受,而是人格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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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閃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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