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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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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間諜 作者:[美] 戴維·卡恩
  前言
  情報,始終吸引著我的興趣;德國軍隊,那個閃光奪目的典範,始終引誘著我的好奇心。把這兩者連接在一起的,是德軍的軍事情報。一支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出色的軍隊,怎樣在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中進行軍事情報活動,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或許是有益的。德軍裝備精良,它的情報是否也首屈一指?德國人講求效率,素負盛名,德軍的情報活動是否同樣富有效率?它的情報活動成果,是否和日耳曼人素來自負的學術成就那樣實實在在?
  這些都是我想調查研究的問題。我試圖從三個方面進行此事,這方法在前人關於情報的著作中從未採用過。我的研究所包羅的不僅是間諜活動,而且有其他各種收集情報的方式。 (書名中的「間諜」一詞是比喻用法,代表所有這些方式。)我的研究根據,不是其他作者關於情報的著作,而是原始材料。我的研究並不局限於情報活動,而是要進而告訴人們,將軍們是怎樣利用這些情報,或者是怎樣無視這些情報的。
  非常有趣的是,這樣的研究在德國方面只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對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以前的普魯士—德意志軍隊的文件,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空襲中毀掉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這樣的研究,也是最合適的。雖然許多檔案偶然或有意毀掉了,但大量材料仍然保存了下來。這些材料的互相印證,使我相信它們準確地勾勒出了整個題目的輪廓,儘管有的細節難免遺漏,但我相信重大的事件並未漏掉。戰後同盟國對戰俘的審訊,專門歷史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以及對戰爭罪行的審判,提供了大量的附加情報。況且,許多當事人仍然活著,可以找他們採訪談話,這樣的談話常常有文件作幫助。
  人們常常問;文件是否找得到,被採訪者是否可信?文件是找得到的。戰後,美國人和英國人趁他們佔有德國軍方的、行政部門的,外交部的和黨衛隊的檔案時,將這些文件統統用縮微法拍攝下來。這些縮微膠卷存放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的抽屜裡——實際上等於放在開放書架上,任何研究人員都可查閱。原始檔案後來還給了德國的三個主要檔案館——布賴斯高地區弗賴堡軍事檔案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和波恩外交部政治檔案館。一般來說,學者們在這三個檔案館裡是可以查閱原始檔案的。至於採訪談話,我認為,當被採訪的當事人說他持反納粹的態度,說他如何救護猶太人,如何知道「霸王行動」1的登陸時間和地點,希特勒如何不聽他的勸告而輸掉了戰爭,當他講這種話的時候,他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並沒有用這些談話作為這些事情的佐證,我只是把它們當作低級的事實性材料,或者用來點綴「色彩」,例如當事人當年的辦公室是什麼樣子,他是如何操起諜報這一行業的,一個典型工作日是怎麼安排的。在這樣的事情上,我認為捉供情況的當事人可以信賴。
  在調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軍事情報的過程中,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陸軍方面。陸軍的規模和它的成敗的重要性,使其在軍事情報活動中佔據支配地位,當然,所有其他部門的諜報活動,歸根結底都是力求保證戰場上的勝利,因為只有戰場上的勝利才是決定性的。我的研究排除了若干方面,例如氣象、製圖、雷達。我之所以要排除,或者由於它們不牽涉敵人的情報,或者由於太專業化,在別處已有闡述。同樣,所有反諜報方面也一概刪除了,例如共產黨「紅色管絃樂隊」間諜網和反希特勒的抵抗組織,它們有時向同盟國提供情報。本書只研究進入德國的情報,而不研究從德國出來的情報。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結果如何?首先是收集到了大量素材,據我所知,這些素材從未見諸書報。這部作品描寫了德國情報界的重要人物,不僅有舉世聞名的卡納裡斯海軍上將,而且有幫助德國進行大西洋戰役的默默無聞的密碼破譯員;不僅有格倫將軍,而且有雖擔任武裝部隊情報首腦但完全不為人所知的人物。它詳細敘述了空中偵察員如何在蘇伊士運河上空飛行,拍回英國海軍艦船集結的航空照片,在前線活動的間諜如何冒著生命危險,獲取有關對面敵軍部隊的情報。它描述了在提供情報時只投希特勒所好的武官,以及根據坦克下面取出的黃銅名牌就能推算出蘇聯坦克產量的統計學家。
  它拍攝了一些特寫鏡頭:格倫的情報處諂媚取寵的活動,文件偽造匠為特務偽造文件,諜報頭子互相爭權奪利,他們如何索取金錢酬勞在國外活動的間諜。它仔細研究了德國情報機構在戰爭的三個嚴重關頭——進攻俄國、盟軍在北非登陸以及越過英吉利海峽進攻諾曼底——所表現出的效率。它從許多方面比較了德國和同盟國的情報機構。
  從比較普遍的意義上講,我所研究的是希特勒的情報機構及其活動成果。或者,換句話說,我所研究的是整個德國收集情報的機構。以前似乎沒有任何人做過這樣的工作(在我完成了這項工作以後,我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這樣去做)。
  由於情報在當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我的工作可能有些用處。為什麼情報工作常常遭到歧視,這個問題使所有情報組織感到困惑不解。我在調查這個問題的時候,擁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可以把德國軍隊當作一個例子,因為在德國軍隊中,這個問題要比在其他國家的軍隊中更為嚴重。在對各種情報制度進行比較的時候,出現了一幅令人驚奇的鮮明對照:所謂富有效率的獨裁體制和歷來踉踉蹌蹌的民主體制,在效率方面究竟誰高誰低。在上述三個問題上,希望本書對政治科學有所貢獻。
  本書還希望對歷史有所貢獻。它試圖解釋為什麼情報上升到了現代的重要地位。它力求回答為什麼那位如此巧妙地駕馭過現實、後來成了歐洲主宰的人物,卻怒氣沖沖地把他辦公桌上討厭的情報文件一手掃掉。它調查了德國式的狂妄自大對德國情報所產生的影響,探尋了那種狂妄自大的根源。而且,由於第三帝國情報機構中所發生的事情,在這個帝國社會的其他部門——經濟、政治、軍事領域也發生過,因而情報界這個縮影可能有助於顯現整個納粹社會的面目。
  最後,本書為軍事情報捉供了一些理論,或許能使公眾警惕毫無限制的情報活動所帶來的危險。在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的情報機構開始越俎代庖,掌管對外政策,結果往往產生了副作用。當今情報機構的許多人也會倣傚這種做法。
  但是,所有這些研究和寫作的主要結果還是這本書。這本書對於喜歡有關諜報、納粹德國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的男女讀者來說,可能具有吸引力。
  寫作這本書,面臨著一個不尋常的問題:德國情報機構和德國槍炮的每一次勝利,正好是正義和自由的一次失敗。
  我不能以肯定的觀點或頌揚的詞句來讚美德國的這些業績;我不能抱著道德勝利感來結束描寫這些業績的故事。倘若我是在寫同盟國,我便會抱有這種勝利感。讚美之詞每每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也記得有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繪可以加以使用,例如《失樂園》中的幾句詩,就維妙維肖地形容了空中偵察的情景:  彼時撒旦,正沿冥夜這方的天墉而進,身掛在鴻蒙氣裡,半暗微明。
  然而我不能以這樣的頌歌來美化納粹德國的惡棍及其元兇。即使把希特勒比作撒旦,不也就意味著他曾經是一個天使嗎?因此,我割捨了可為一個篇章的結尾添姿增彩的褒揚頌美之詞,代之以低調的平鋪直敘的散文詞句。
  同樣,閱讀這本書也面臨著一個問題。許多情報活動是異常體面的。它們只不過是來來往往地傳送紙片。可是讀者必須時刻牢記,在希特勒的德國,這些活動是在雙重恐怖背景下進行的。一個背景是戰爭本身,戰爭的現實,雖說有威武雄壯的軍事檢閱、錚錚閃亮的勳章獎牌、使人悅目賞心的電影鏡頭般的爆炸場面,但更多的是父親和兒子在流血,在變瞎,在受凍,在挨餓,在死亡。另一個背景是納粹主義,它的最終現實,不是見之於高速公路,而是見之於毒氣室裡被屠殺的無數良民百姓。
  因此,這本書的色彩不是奼紫嫣紅,它的聲音不是喇叭的鳴奏,它的形象也不是光耀奪目。這本書的色彩是暗淡的,是納粹黨的色彩,是污泥的色彩。它的聲音,是人的肢體被炸斷時發出的慘叫,是黨衛隊的機槍先朝著母親,後朝著她們的孩子掃射時孩子發出的哭喊。它的形象,是從死者腳上拔下的鞋子堆成的小山,是那瘦骨嶙峋、呆若木雞的俄國戰俘,是戴著黃五星的小男孩在舉著他的雙手。在一本描寫德國情報活動的書中,這些情景不大突出,但它們是絕不會被忘記的。
  許多人為本書提供了幫助,常常只是充當我的意見的共鳴板。有些人特別熱情,我願借此機會謹向他們表示謝意。
  首先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院長及其同事,兩年中,他們盛情接受我為高級研究員,使我在與給人以啟迪的各界學者的多次談話中獲益非淺。尤其是德國問題討論會主持人安東尼·J·尼科爾斯,他不僅為我聯絡了友誼,而且給了我啟發。當時的圖書館管理員安妮·艾布萊,允許我在她那兒進行研究,查閱當時還未編目的約翰·惠勒—貝內特爵土收集的作品。
  牛津大學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H·R·特雷弗一羅珀,自始至終指導這部作品的論文答辯,使它非常成功地被接受為哲學博士學位的研究課題。我對他的鼓勵深表感謝。
  現任牛津大學萬靈學院戰爭史齊切利講座教授邁克爾,霍華德,加深了我在軍事史許多方面的知識。尼古拉斯·雷諾同我就德國軍隊問題進行的無數次討論中,同樣擴大了我的知識面。蒂莫西·w·梅森開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德國歷史中我連想也沒有想過的那些方面的內容。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誠懇地把有關諜報局不來梅前哨站在英國和美國間諜活動的檔案的珍貴縮微膠卷借給我。戴維·歐文向我介紹了許多的珍貴資料,不是他,我絕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我在弗賴堡軍事檔案館的一年研究期間,該館工作人員不僅向我提供了大量文件,速度常常很快,而且為我帶來了友誼。我的顧問赫爾穆特·福威克特別熱情。提供幫助的還有弗裡德裡克—克裡斯琴·斯塔爾,格爾德·桑德霍弗,艾爾弗雷德·博特拉,漢斯約瑟夫·梅爾雷弗,馬丁·齊格爾,伍爾夫·諾克,埃裡克·克羅克,羅伯特·莫澤和奧斯瓦爾德·賓格。
  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國家檔案館裡,羅伯特·沃爾夫檔案室總是效率卓著。幫助它和我的是約翰·門德爾松、喬治·瓦格納、約翰·泰勒和蒂莫西·南尼格。在保存軍事史料的軍隊中心,莫裡斯·馬特洛夫、查爾斯·麥克唐納、德特馬·芬克和漢納·蔡德利克總是有求必應地供給我資料。
  當我在柏林文件中心進行研究的時候,沃納·皮克斯和已故的理查德·鮑爾給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研究前諜報局成員的工作小組裡的弗朗茲·索伊伯特慷慨地為我提供了許多人的住址。前軍人和文職人員中,無論是情報界還是非情報界的,有許多人答覆了我的信件,並且同意我進行採訪,其中我要特別感謝格哈特·馬茨基將軍、瓦爾特·瓦爾利蒙特將軍和海因茨·博納茨上校。格爾德·布朗施博士給了我許多獨到的見解。
  如果沒有紐約公共圖書館的資料,這本書將大為遜色。
  同樣,如果沒有該圖書館弗裡德裡克·劉易斯·艾倫圖書室(我曾在該室作過研究)的友好態度,我也將困難得多。我滿懷感激銘記著我的筆友的支持,他們是:羅伯特·A·卡羅,蘇珊·布朗米勒,約瑟夫·P·拉希,南希·米爾福德,勞倫斯·拉德,戴維·洛,沃爾德馬·漢森,魯思·格羅斯等等。
  我常常感謝我的打字員埃德加·斯特徹魔術般地把簡直難以辨認的草稿,打成清楚、整潔甚至漂亮的打字稿。
  我感激所有這些人。我對我妻子蘇珊的感激之情,更是三言兩語難以表達,她一直和德國將軍們以及佈滿灰塵的文件打交道,自從我們結婚以後,她在情報方面給我出了許許多多的好主意。
  戴維·卡恩一九七七年九月於紐約大內克
  註:1『霸王行動」是盟國軍隊越過英吉利海峽進攻歐陸的作戰行動的代號。——譯者。
  1.德國在美國的間諜活動高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點鐘左右,1230號潛艇的螺旋槳開始轉動了。潛艇從黑壓壓的大西洋海底慢慢地爬了起來,附近就是美國緬因州的海岸。潛艇還沒有冒出水面,就不再往上浮了,而是朝北駛向美洲大陸,也就是它這趟秘密使命的目的地。
  海面越來越黑,風在呼嘯海在吼。氣溫一直停留在攝氏二十一、二度左右。幾小時之後,潛艇艇長、二十七歲的漢斯·希爾比希中尉,從潛望鏡裡看見了燈塔射出的大片光芒。雖然是在戰時,這些燈塔仍然在導航。它們指引著希爾比希把潛艇駛進五英里寬的弗倫奇曼灣口,弗倫奇曼灣是一個深水海灣,海灣的兩岸距離十英里寬。藉著晨曦,希爾比希駕駛著潛艇,向著灣口的蛋巖前面的紅色罐形浮標航道駛去。潛艇的左岸,荒山島上群峰突兀;潛艇的右岸,大陸的山巒朦朧可見。1230號潛艇一直躲在潛望鏡深度上,從巴爾港的海軍巡邏基地和對岸冬港的海軍預備隊的小型基地之間,神不知鬼不覺地溜了過去。雖然上漲的海潮在推波助瀾,希爾比希仍然以每小時一至二海里的速度航行著,一路經過蛋巖、鐵封島、波卡賓群島、霍普島和黃島。大部分航道水很深,超過二百英尺,只是在一個危險的地方,暗礁離水面只有五十四英尺。當他繞過灣口一連串島嶼中最後一個島嶼的時候,他把潛艇調頭面向西北,以便靠近內灣的中心,然後他讓潛艇沉到灣底的污泥裡,等著天黑。
  潛艇裡冷得結冰。為了省電,希爾比希關了暖氣。四周靜悄悄的,官兵默不作聲,只有在下達命令的時候,他們才講話,然後又盡量保持寂靜。雖然潛艇周圍都是敵人的土地,艇上卻洋溢著自信的氣氛。水手們吃苦耐勞,訓練有素,希爾比希覺得他的各項準備工作做得相當仔細,保證不會出問題。  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黃昏的時候,趁著天尚未黑,希爾比希讓潛艇浮到潛望鏡深度,向位於海灣上方、伸出到海裡的克雷布特裡尼克半島靠近了幾英里。然後他又把潛艇沉到灣底。  潛艇裡,有兩個人在悄悄地忙碌著。他們脫下七個星期來未曾離身的潛水艇制服,換上便衣。他們從一個扁皮包裡的六萬美元中取出八千美元。這些美元是用棕色的紙一捆捆地包著的。他們把取出的錢平分後,各自把厚厚的一疊鈔票塞在錢包裡。然後檢查好航空手提箱裡的東西。他們講的是英語。一個是地道的美國腔,另一個帶有德國口音。他們有一個十磅重的包裹,裡面有一台從大西洋一路帶來的顯微鏡,帶不帶這個包裹呢?他們商量了一陣,最後決定還是留下。
  大約晚上十點鐘之後,希爾比希再次開動發動機,讓1230號潛艇升上來,直到它的閃光發亮的駕駛指揮塔恰好冒出水面為止。這時正下著雪。潛艇大部分淹沒在水裡,向著克雷布特裡尼克半島西側的人海口悄悄地駛去。水越來越淺了——八十七英尺,六十七英尺,四十一英尺。在離岸五百碼左右,離佩克角碼頭也不太遠的地方,潛艇終於停了下來,然後調頭面向南方,準備好隨時迅速逃走。海浪拍打著潛艇。幾個水手爬出艇艙,準備好了一隻帶槳的橡皮艇,橡皮艇上栓一根小繩,可以用這根小繩把橡皮艇拉回到潛艇。
  他們把上面那兩個人的手提箱和扁皮包放進橡皮艇。
  這時候,兩個人爬出了潛艇,他們光著腦袋,穿著輕便大衣。講美國話的那個人,身高六英尺二英吋,體重一百五十磅,褐色的頭髮和眼睛。他的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威廉·c·考德威爾,但他真正的名字是威廉·c·科爾波,二十六年前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的尼安蒂克。另一個人在和潛艇上的水手講話時,用的是他的本國語德語。他的真實名字是弗裡克·吉姆佩爾。他的假證件上的名字是愛德華·G·格林。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吋,比較胖,體重一百七十七磅,藍眼睛,白淨皮膚,他三十四歲,到三月二十五日,就比科爾波大八歲了。
  水手們在放橡皮艇的時候解開了小繩,兩個水手爬進橡皮艇,要把兩人送上岸後再把它劃回到潛艇。科爾波和吉姆佩爾同希爾比希以及艇上其他的人握手低聲告別,然後爬進橡皮艇。兩個水手用槳把橡皮艇撐離潛艇。這四個人在黑黝黝的波浪翻騰的水面上劃著。前面海岸上一片樹林,毫無生氣。不一會兒,橡皮艇擱在鵝卵石的海灘上。這時候大約是晚上十一點鐘,科爾波和吉姆佩爾跳上海灘,海浪打著他們的腳,風捲著雪花吹過他們的身邊。一大片陰鬱黑暗的敵國土地威嚇著他們。但是,雖然有稀稀落落的幾處燈光,卻看不見任何別的生機,樹林裡看上去空蕩蕩的。兩個水手把行李遞給科爾波和吉姆佩爾後,也跳上岸去,以便日後向人吹噓:他們也曾打到美國的土地上。他們喚過「嗨,希特勒!」然後向兩人告別,迅速回到潛艇。
  科爾波提手提箱,吉姆佩爾挾著皮包。他們轉身走上海灘。轉眼之間,兩人淹沒在雪花和樹林之中了。第三帝國最高當局派遣的兩名德國間諜,就這樣開始了他們在美國的秘密使命。
  心急火燎地要執行這次使命的,是帝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此人以前是賣香檳酒的,狂妄自負,並不特別聰明,他最關心的是保護他在損害別的更有權力的帝國部長的基礎上所得到的特權。這次派兩個人去執行任務,是他想出來的主意,部分是為了加強他在對外宣傳工作中的那部分權力。雖然這一工作主要由約瑟夫·戈培爾的人民宣傳鼓動部負責,可是他也有某些發言權。德國電台的廣播,千方百計地煽動在美國居住的一小部分愛爾蘭人、波蘭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的不滿情緒。裡賓特洛甫特別想測驗一下他的宣傳在一九四四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的效果。
  說得更全面些,他想知道德國對美國的廣播,有哪些做得對,有哪些做得不對,以便改進辦法,加強效果。他認為這樣的事情最好讓間諜去做。
  他腦子裡最初閃出這個念頭,是在一九四三年底。這是德國屢受挫折的一年。年初,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遭到慘敗後不久,戈培爾在柏林體育場的一次集會上問聽眾:「你們想要一場總體戰嗎?」人們雷鳴般地吼著回答:「要!」
  可是,雖然阿爾貝特·施佩爾1一年來全力以赴,對經濟實行監督,軍火生產確實有所改善,但是德國的軍事形勢仍然是每況愈下。她的軸心國夥伴意大利已經開小差,盟軍正向意大利半島挺進。她在東線發動的最後一場大進攻,在庫爾斯克遭到了失敗,現在紅軍就像一個鎯頭,狠狠地打擊著德國軍隊,把他們趕回帝國邊境。她的城市被炸成瓦礫廢墟。
  然而,第三帝國的領袖對於取得最後勝利並不擔心。阿道夫·希特勒對一位來訪的國務活動家說,他希望英國人和美國入在西線發動進攻,這樣他就可以消滅他們。他對他的軍民談到古希臘人同波斯人、日耳曼人同亞細亞人作鬥爭的歷史,他講到要象腓特烈大帝那樣堅持到底,直到敵人精疲力竭,舉手投降為止。他講到要在瓦礫廢墟上建設光榮、嶄新的城市,要製造出報仇雪恨的武器,他說,戰爭終將導致「德意志帝國取得最偉大的勝利。」
  他的戰土和國內的老百姓並非一直都那麼樂觀,前方來信沮喪地說,整團的人打得只剩下一個連,彈藥極端缺乏。
  在國內,人民啃蘿》,因而議論紛紛,如:「我不是動不動就動搖,但現在東線的形勢的確嚴重。」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認為德國能取得最後勝利。到處傳播著冷嘲熱諷的話。
  「最短的笑話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呢?」
  「我們正在打勝仗。」
  懾於黨衛隊和警察的淫威,人們不敢公開講這些話。黨衛隊和警察都是由動輒訓人的海因裡希·希姆萊指揮的。有一回,一個商人對他的一個熟人說,情況越來越糟糕,因為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都不稱職:戈林是個酒鬼,戈培爾是個色鬼,阿道夫是個瘋子,凱特爾(最高統帥部長官)像個老娘們。」結果這個商人被判一年徒刑。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期間,黨衛隊的統治擴大到德國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包括集中營——並且加緊了對這一切的控制。
  黨衛隊保安處是納粹黨裡特許的情報機關。保安處內設立了主管國內活動和國外活動的兩個機構,後來這兩個機構同政府的警察機構合併成黨政合一的總機構,叫做德國保安總局。它的三司就是國內保安機構;四司是蓋世太保,即秘密國家警察。保安處負責國外情報活動的機構是保安總局六司。它的首腦是瓦爾特·捨倫貝格,一個英俊的、臉上還帶稚氣的黨衛隊將軍,他穿著鑲銀邊的黨衛隊黑制服,顯得很精神,雖然只有三十四歲,但他的智慧、他的眼光和他的忠誠,使他三年前就身膺此職。他不僅指揮在柏林的六司的總部,而且還指揮六司在帝國以及被德國征服的領土上各處設立的派遣機構,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後,他又管轄一個新的重要部門。這個部門就是最高統帥部諜報局負責國外活動的那個部分,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它是由幾乎是傳奇式的威廉·卡納裡斯海軍上將領導的。在諜報局的一個成員叛逃到盟國之後,希特勒對這個機構的無能和腐敗極為厭惡,下令將它合併到他的黨所管轄的更加敢干、更可信賴的機構之中。卡納裡斯被撤職了;捨倫貝格從此控制了德國所有的諜報機構,包括軍事諜報機構和政治諜報機構。
  裡賓特洛甫要求派間諜到美國收集政治情報的主張,就是向捨倫貝格提出來的。但是德國保安總局六司沒有這方面的人。前諜報局的幾個特務有時用電台發回一些零星的軍事情報。在南美,一個組織得很出色的間諜網提供了一些有關北美的技術情報。捨倫貝格早就打算派特務到美國去,但是一次失敗的經歷和面臨的困難使他遲疑不決。那次經歷就是一九四二年諜報局在美國執行一項破壞任務遭到失敗。卡納裡斯曾經派遣一艘潛艇,把八個人送到長島東端附近的地方登陸。他們的任務是炸掉費城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工廠。…但是,幾天之內,八個人全部被捕。這次失敗使捨倫貝格望而卻步了。  面臨的困難是不容易招募新的間諜。黨衛隊少校特奧多爾·佩夫根博士很早就在物色這方面的人員。佩夫根個子相當高,腦袋卻小得出奇。他是德國保安總局六司D處負責人,這個處指揮在英美勢力範圍內的德國間諜活動。佩夫根親自找了十五到二十個從美國遣返回來的人談了話,他是從國外的納粹黨組織那裡得到他們的名字的。這些遣返回來的人有時向他們的祖國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從紐約回來的兩個人,一個土木工程師,一個隧道專家,透露了紐約城的供水系統中有哪些地方容易遭到破壞。其中一人答應畫出暴露的高架渠和導水管的位置,說懷特普萊思斯附近的這些管道設施最容易被破壞。另一個遣返回來的人說,羅斯福總統最近要求國會撥款二百萬美元,以便使亞拉巴馬的一座棄之不用的氦氣製造廠恢復生產和得到擴建;這個人認為,這件事可能同氦能用來製造產生核裂變的鈾這一點有關。但是,這兩個遣返回來的人在德國幫幫忙是樂意的,要他們回到美國卻不願意。
  然而,最後總算找到了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的幾個人,其中包括科爾波和吉姆佩爾。他們多年來的經歷使佩夫根看中了他們。
  科爾波出生在康涅狄格州長島海峽之濱的尼安蒂克,也是在那兒長大的。市民們說,他鬱鬱寡歡,沉默寡言,喜好孤獨,常常獨自在樹林裡漫步,或者埋頭書本。到了十幾歲,他就開始過清苦的日子。他的父親也許是為了磨練他,送他到新澤西州湯姆斯河法拉格特海軍上將軍官學校學習。
  同學們認為他是一個「好小伙子」, 「是個腦子裡有座空中樓閣的無名小紳土」, 「幾乎成天埋頭學習」。畢業後他到波士頓附近的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學習船舶工程,後來因考試不及格被勒令退學,這時他已經開始酗酒——雖然大學生聯誼會的學友說他非常克制自己。
  科爾波的外祖父母是德國人,就從這點出發,他很快就對第三帝國及其軍隊過份地崇拜起來。他貪婪地閱讀報刊上關於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九月發起閃電戰消滅整個波蘭的消息。一個月之後,他來到波士頓一家叫做霍夫布勞的德國小酒館喝酒。在那兒,他同德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和一艘被扣留的德國油船船長聊了起來。第二天他參觀了這艘叫做《保
  莉妮·弗裡德裡希》號的油船。後來他就在這艘船上工作,漂洋過海,度日他鄉。有時,他邀請水手們到尼安蒂克度週末。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波土頓德國領事館的新聞稿和小冊子。這個領事館的總領事赫伯特·朔爾茨博士不惜一切為德國進行宣傳。  一九四一年五月,朔爾茨要求已經當了美國海軍預備隊隊員的科爾波到一艘英國輪船上去當船員,並且把英國護航隊活動的情報帶回采。科爾波立即答應要他當間諜的要求。
  他來到加拿大的新斯科捨哈利法克斯,很容易地在《雷諾茲》號貨船上找到了工作。五月九日, 《雷諾茲》號啟航駛往蘇格蘭,科爾波仔細觀察護航隊中有哪些巡邏艇,它們怎樣護航。返航途中,他同樣仔細地進行了觀察,貨船於七月底抵達波土頓。但他的間諜頭子已經走了:在美國的所有德國領事館全都關閉了。
  他仍然想方設法幫助德國。他和瑞士的《安尼塔》號輪船簽訂了僱用合同,並乘這艘船來到南美。在同情德國的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他跳下了輪船,請求德國使館允許他去德國參軍。但使館官員說他們無法使他到達德國。
  他灰心喪氣,只好又當了幾次水手。在去費城的一次航行中,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扣了起來,因為他沒有把更改地址的情況通知徵兵局。後來,他終於獲准參加海軍。但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服役僅僅幾個月之後,他就體面地退役了。退役的正式理由是「為了美軍的利益」;實際理由是他對德國抱有同情心。說實在的,在一九四三年整整一年中,當他最初為一個手錶製造商、後來又為一個飼養家禽的農場主工作的時候,他要到德國參軍的計劃仍然在他的腦海裡盤旋著。一九四四年一月,正是裡賓特洛甫要求捨倫貝格物色間諜的時候,他在一艘駛往葡萄牙的《格裡普捨爾姆》號輪船上當船員。這一次,他按照規定把新地址通知了徵兵局。但當他到達里斯本的時候,這份證件沒有什麼用處了,因為他從那裡跳船逃走了。
  幾天之後,他對里斯本的德國領事說,他是朔爾茨的朋友,渴望參加德國軍隊。那一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五,當領事請示了柏林並獲得批准後,科爾波用了一個假名,蓋世太保的一名特務陪著他乘上了一列開往德國的火車。
  在德占區的第一大站法國的比亞里茨,他同德國情報機關進行了第一次接觸。黨衛隊的一位軍官會見了他,問他為什麼想參加德國軍隊。科爾波答道,他一直想參加德國軍隊、喜歡德國軍隊的軍容綱紀。這位軍官問他願不願意回美國。他問答說: 「不!」這位軍官於是把他托付給一位從美國遣返回來的人,這個人把這位年輕的美國人帶到薩爾布呂肯。在那兒呆了兩個星期之後,科爾波來到柏林。在比亞里茨會見過他的那位黨衛隊軍官,把他安排在埃克斯策爾西奧爾飯店居住。他還把科爾波介紹給德國保安總局的一位黨衛隊上士。
  捨倫貝格的部門對科爾波非常感興趣。他可以成為到美國執行這趟使命的理想特務。他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這意味著他講話不帶外國口音,熟悉地理環境,他可能還有一些顯要朋友。他具備的這些條件,不但被捕的風險較小,而且會有更多的機會提供有用的情報。但是,如果說因為科爾波是個美國人而更能當好間諜,那麼也更擔風險。他有可能是個雙重間諜,被美國反間諜機關派來打入黨衛隊保安處負責國外情報活動機構的。因此,德國保安總局對他的調查、考驗和監視,足足進行了三個月之久。
  黨衛隊的那位上土三番五次地盤問他為什麼離開美國,為什麼想參加德國軍隊,戰爭結束後打算幹什麼,對德國政府和希特勒的看法如何等等。他幾乎形影不離地跟著他,只是偶爾讓他外出一兩小時。他從這個美國人的嘴裡套取美國定量供應的情況,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選舉的情況,以及美國人民對待這場戰爭的態度。在幕後,捨倫貝格或許正同朔爾茨一起從《保莉妮·弗裡德裡希》號船員以及其他可能找到的人那裡調查有關他的各種情況。
  最後,黨衛隊少校奧托·斯科岑尼親自找他談話。斯科岑尼身軀高大,長著一副富有表情的、討人喜歡的臉龐。他已經成了黨衛隊裡傳奇式的人物。一年前,捨倫貝格責成他在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內組織一個專門從事破壞活動的新處——s處,負責處理各種特殊任務——例如化裝滲透到敵人的防線裡去——並且訓練人員來執行這些任務以及六司的其他一些任務,他由於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任務而一舉揚名。意大利獨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被攆下了台,關在亞平寧山脈最高峰大薩索山山頂上一座漂亮的旅館裡。斯科岑尼和他的傘兵部隊,乘著滑翔機和一架小飛機,降落在這個滑雪勝地上,他們的突然出現,使看管墨索里尼的憲兵警衛嚇得驚慌失措,他們救出了這個感恩不盡的領袖,把他塞進小飛機一塊飛走。喜出望外的元首授與斯科岑尼騎士十字勳章,褒獎他這次令人讚歎不已的成功。
  斯科岑尼告訴科爾波,同意他在黨衛隊保安處服役。一九四四年六月底,這位美國青年進了海牙附近的間諜學校,斯科岑尼就在那所學校裡任教。也就在那裡,科爾波認識了他後來的同夥間諜埃裡希·吉姆佩爾。
  吉姆佩爾出生於梅澤堡,這是柏林西南一百英里遠的一個說小也不算小的鎮子。他中學畢業後,在大學裡學的是高頻技術,然後從事變壓器的設計工作。一九三五年,他二十五歲的時候,決定前往神秘的印加文化的故鄉——遙遙萬里而又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秘魯,在那兒的德國無線電器材公司工作。然而,按照希特勒恢復的義務兵役制的規定,吉姆佩爾未經允許不能離開德國。他最後總算得到了地方軍事當局的允許,但有一個條件;他到達利馬後,必須到那裡的德國公使館報到。他照辦了。公使館的武官命令他留心觀察到港的船員和貨物。這個算不了什麼的活動就是他後來比較正式的間諜生涯的開始。
  一九四二年一月秘魯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之後,吉姆佩爾和其他德國人被扣留。通過美國進行的遣返工作已經開始,六月,他被送到得克薩斯的收留營,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被撇在秘魯。在新澤西州的澤西城,他搭上中立國瑞典的《德羅特寧霍姆》號輪船,來到瑞典的哥德堡,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他從哥德堡到達德國。
  根據遣返規定,他不能在德軍服役。他在漢堡找到一個設計無線電收發報機的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的一次大空襲,引起一場大火,把這個古老的漢薩同盟港口燒個精光2,他的公司也被毀壞殆盡。他走投無路,只好來到柏林。德國外交部聽說他會西班牙語,雇了他三四趟,讓他擔任往來柏林和馬德里之間的信使,一次是讓他把二十五萬瑞土法郎交給在西班牙的德國人。另外幾次,他想得到在西班牙墜毀的盟軍飛機的速調管,但是一直沒有碰上機會。他不當信使的時候,就在柏林工作,登記被遣返的德國人的名字,檢查他們政治上是否可靠,並且幫助他們找工作等等。大約從一九四四年二月起,他開始翻譯西班牙文報刊中有關航空方面的技術資料。由於他擔任這樣的情報工作,一九四四年夏天有人建議派他到國外去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
  同科爾波的情況一樣,這個建議來自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司裡一位負責人要求吉姆佩爾到葡萄牙、西班牙或者瑞典去搜集技術情報,尤其是吉姆佩爾擅長的無線電方面的技術情報。這位負責人說,捨倫貝格最擔心的問題之一,就是德國沒有得到足夠的技術資料,送來的那些資料中的大部分,既來得晚,又不充分。德國眼前需要有這麼一個人,他能夠從圖書館裡找到這些資料,以較快的速度將更多這方面的資料弄到德國。吉姆佩爾同意幫忙。於是他走訪了六司。
  德國保安總局的其他部門座落在柏林市中心普林茨——阿爾佈雷希特大街八號。一提起這個地方,人們不覺毛骨悚然。六司卻單獨設在略靠西南的貝爾克大街和霍亨索倫達姆大道的拐角處。它的辦公室都設在一座用磚和混凝土蓋起來的曲線型的四層建築物內。這座建築物是一九三零年為猶太老人之家修建的,一九四一年,德國保安總局六司把住在裡面的人統統攆走,霸佔了這所建築物。這個建築物對面是幾畦蔬菜園。在建築物裡面,德國保安總局的工作人員大都穿便服,但也有許多穿灰色軍裝的軍官出出進進。吉姆佩爾沿著長長的走廊走去,經過一些掛著辦公人員名字』牌子的房間,最後找到了佩夫根的辦公室。
  這位身材修長的黨衛隊軍官,一開始就對吉姆佩爾說,這場戰爭越來越成為一場比賽技術的戰爭,誰能製造出更尖端的武器,誰就享有極大的優勢。但是,他的話題漸漸地轉到一些中立國家和美國的政治形勢方面,最後,他要求到過美國(雖然只是作為一個扣留人員),因而英語比以前講得好的吉姆佩爾能夠到那裡從事政治間諜活動。吉姆佩爾極不願意。佩夫根倍加勸導。他說,假若吉姆佩爾是位軍人,他就不得不服從命令,但他知道他是一名遣返人員,因此不能強迫他。不過,他向吉姆佩爾申述了利害關係;如果德國輸掉了這場戰爭,吉姆佩爾這個懂技術的人就會被俄國人帶往蘇聯。吉姆佩爾在這種雄辯面前讓步了,終於同意到美國去進行間諜活動,但捉出了一個條件:至少要接受一下間諜訓練。他從德國保安總局六司那裡拿了路費,幾個星期之後,就坐上火車到海牙附近的間諜學校去了。
  在火車站上,黨衛隊一名成員迎接吉姆佩爾,把他帶到學校。這所學校叫做西部間諜學校,座落在海牙和斯赫維寧根之間的一座名叫佐爾格夫利特的莊園上。學校的房子是十七世紀的一位詩人蓋的,後來無人居住。一位富商把它修整了一下,並在主要房屋旁邊加蓋了一些小屋子,挖了一口游泳池,築了一道圍牆。這所學校的許多教官,曾經和斯科岑尼一起參加過營救墨索里尼的行動。他們到了學校,吉姆佩爾被帶去見了由一位黨衛隊少校擔任的學校校長。學校給他一間房,發給他訓練時穿的衣服:工人穿的襯衣,褲子,大衣和皮靴。
  就在這裡,他和科爾波認識了。起初,他們並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因為同所有的學生和教官一樣,他們都是用的假名,科爾波的假名叫威廉·考德威爾。
  學校禁止任何人在校外講學校的情況。晚間,學生只有在一名教職員工的陪同下才能外出,陪同者隨時可以檢查他們的言行。他們不拿工資,花錢實報實銷。訓練分小組進行。科爾波小組有五至六人,吉姆佩爾小組連他在內共三人。在校學習的時間長短各不相同。吉姆佩爾來到學校時,有些學生已經在那裡學習了三個月。但他自己只呆了四個星期,因為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掌握了所要掌握的技術知識,但科爾波在那裡學習了八個星期。其他的學生中有兩個南美人和一個冒充愛爾蘭人的人,這個人常常替科爾波當翻譯,因為科爾波的德語講得不好。
  科爾波和吉姆佩爾在體育訓練方面花了許多時間。他們學開摩托車,練習射擊,練習用右手和左手使用各式手槍以及德國和英國製造的各式衝鋒鎗。吉姆佩爾已經掌握了無線電收發報技術;科爾波卻沒有掌握,他練習每分鐘收八十個字的收報技術。他學了兩天的發報,但從未真正掌握這門技術。他和吉姆佩爾都學會了如何發現和擺脫盯梢。他們還上了納粹的政治課。由於這所學校的前身是六司中負責進行破壞的那個處,所以學校花了許多時間進行爆破訓練,儘管他們兩人將來的活動並不需要使用炸藥,他們還是學會了使用兩種可塑炸藥。2 號可塑炸藥粘在要炸毀的物體上,向各個方向爆炸。這種炸藥常常用來炸毀火車鐵軌;另一種炸藥——808 ,容易在脆弱的地方爆炸,因此特別適用於炸毀磚石建築。  德國保安總局決定,科爾波和吉姆佩爾應當作為一個小組被派到美國,他們給這個小組取了個名字:喜鵲行動。總局認為,二人同行要比單獨行動好:兩個人可以互相幫助,取長補短。比較喜歡挑剔、也比較認真的吉姆佩爾,並不盲目地把科爾波當作他的夥伴。但是,當他聽說科爾波渴望成為一位德國公民,當他看到他對德國的一片熱忱,並且得知他母親是德國人以後,就斷定「他將是我的一個好夥伴」。
  他希望科爾波在美國能夠作他的前哨,而他自己準備收集和翻譯情報。他似乎並非不好意思編造一些故事來樹立他在這個年輕而又輕信的夥伴心目中的形象。他說,他曾經被派到慕尼黑去調查一個講現政權壞話的伯爵夫人,他一句話,就把她槍斃了。他誇口說,他曾經使用炸藥,衝進英國駐北非一個國家的領事館裡,偷走了一些文件。他還暗示:他在西班牙的時候,曾經和美國大使館裡好幾個姑娘幽會,並且從她們那裡弄到了作戰情報。科爾波果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的這些話。
  吉姆佩爾學完了課程後,參加了畢業考試。考試題目是;查出海牙的德國警備部隊司令的名字,部隊的人數,以及其他各種詳細情況,並用電台把這些情報發往柏林,自己還不能被人抓住。他通過了這次考試,然後回到柏林,過著每月花五百帝國馬克的生活。
  當他在柏林等待科爾波的時候,盟國的軍隊攻入了歐洲,而且——同希特勒所作的保證相反——拒絕從戰場上後退。他同黨衛隊負責對外事務的一名上校,就分配給他的任務商談了好幾天。上校對吉姆佩爾說,如果美國知道德國和歐洲現在所發生的情況,將是饒有興趣的事情。他多次提到希特勒的重要預言:如果德國輸掉了這場戰爭,歐洲將變成共產主義的天下。因此,美國的真正利益所在,應當和德國攜起手來消滅紅軍。如果美國不那麼做,她很快就會捲入另一場戰爭——同蘇聯的一場戰爭。而且這場戰爭將會再次在被征服的一片廢墟的德國領土上進行。這位納粹分子說,美國和德國之間沒有真正理由要打仗。德國從未真正把美國看作敵人,兩國之間的戰爭,僅僅是因為德國的核潛艇和美國的驅逐艦發生了一些衝突而引起的。他說,最近出現了一些跡象,說明美國和蘇聯之間存在著根本利害衝突。據悉美國從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起停止根據租借法案向蘇聯提供坦克、飛機和其他物資。原因——這是非常重要的——是蘇聯要求美國撤走它在羅馬尼亞的一個軍事代表團(實際上,這兩件事沒有一件是真的)。上校似乎是想讓吉姆佩爾同美國高級當局進行接觸,向他們曉以這種利害關係,然後向德國報告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務。吉姆佩爾反對這個主意,他說,他不認識任何美國有勢力、有地位的人。這次使命之中的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吉姆佩爾始終不確切知道這個人究竟想讓他幹什麼。
  過了不久,科爾波到柏林和吉姆佩爾會合。他們在黨衛隊保安處的一間房屋裡學了一個半星期的攝影。他們用發給他們的萊卡牌照相機,練習如何拍出最清晰的照片,如何沖洗照片。接著,他們來到柏林東南瓷人城德累斯頓8。他們花了兩天,練習縮微照相技術,把萊卡相機拍攝的整頁整頁印刷或書寫材料的底片,縮微成和句號一般大小的微粒。他們是用顯微鏡來閱讀和檢查這些微粒的。
  一直到這時候,科爾波還不知道他將被派到什麼地方去。
  但在德累斯頓逗留期間,他得知他將去美國。不過當時他除了知道這點情況之外,其他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們回到彈跡纍纍的柏林,然後到吉姆佩爾的出生地梅澤堡附近的哈雷,在吉姆佩爾的家裡度過了一個週末。他們又回到柏林,上了一天隱顯墨水技術課之後,終於被找去交待任務了。
  這次交待任務,是在黨衛隊保安處一位高級軍官的家裡進行的,他家同貝克爾大街總部只隔兩個街區。吉姆佩爾和科爾波還在那裡認識了黨衛軍的兩個穿軍服的上校,他們都是工程師。他們向他倆講了德國保安總局六司最初告訴吉姆佩爾的那些情況。德國所需要的,是對她來說有價值的關於船舶製造、飛機和火箭方面的技術資料,以及其他任何情報,尤其是工程領域裡的情報。他們希望這兩個間諜不要使用傳統的間諜活動手段——盜竊、賄賂、勾引或暴力——來收集這些情報,而是要利用美國開放社會的有利條件,從報紙、技術刊物、電台廣播和書籍中收集這些情報。這方面的一些材料已經到了德國,但耽誤的時間太長,實在令人不能容忍。就拿《紐約時報》來說吧,它常常是在出版四個星期之後才送到德國,況且,它既昂貴——一般來說每份大約要花七美元,而且又要花外匯。關於報紙上的情報,兩個間諜所要做的,是迅速把它們發回德國。另一方面,書籍和許多刊物根本到不了德國,他倆的任務是保證使這些書刊中的情報送回帝國。凡屬重要材料,他們將用電台發回來。如果材料太多,不好用電台往回發,同時為了避免被美國反間諜機關的測向器所截獲,兩個間諜就要把文章和書刊上的有關章節縮成微粒,通過中立國的掩護地址郵往德國。最初要他們完成的那方面的任務,即檢驗美國政治輿論對德國宣傳的態度,在這次交待任務時根本沒有捉到,科爾波實際上始終不知道這一點。這次使命歷時兩年,完成任務後回德國。
  任務一經交待,最後的準備工作立即著手進行。—吉姆佩爾和科爾波每人都發了一支三十二毫米口徑、一次可發射七顆子彈的自動手槍。他們領到了拍攝文件用的安裝著特殊鏡頭的萊卡牌照相機,正確的用法是使照相機距離文件五十三厘米(二十一英吋),照出的相片才最清楚。他們每人得到一塊克拉爾牌手錶。他們領了兩瓶墨水,這兩瓶墨水看來是普通藍黑墨水,實際上卻是隱顯墨水,還有一些隱顯粉,這些東西都是用來沖洗柏林寄來的、用隱顯墨水書寫的信件的。科爾波把對吉姆佩爾的指示縮成微粒,指示的內容是關於建立電台和向柏林發報的事情,其中包括呼喊訊號(OXZ代表兩個間諜,WK5 和VK7 A代表柏林),他們在電台上使用的掩護名字(沃爾特代表科爾波,埃德加代表吉姆佩爾,戴維代表柏林),以及兩頭髮報的時間。科爾波還把吉姆佩爾必要時可以使用的兩處(一處是里斯本,一處是馬德里)投寄地址和收信人姓名縮成微粒。兩人還有一個微型膠卷,上面寫著大約二十個美國戰俘的名字。兩個間諜先用密寫墨水寫好密信,然後在信封上寫上戰俘的地址,這樣就不會引起懷疑,德國當局將會截收這些信件,把它們交給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吉姆佩爾和科爾波還記住了一套密碼,這套密碼的關鍵句子是一條容易記住的廣告標語:「鴻運牌香煙——煙絲烤得多香甜啦!」
  九月二十二日,他們完成了各項準備工作,告別了柏林,出發前往北邊的基爾。基爾是一條狹長的海港,停泊著許多帆船,在波羅的海新鮮的海風中,帆船的升降索敲打著桅桿,發出叮鈴噹啷的響聲。這裡是許多潛艇首次出航的起航碼頭。兩人在這裡登上了在漢堡和美國之間航行的《密爾沃基》號輪船,在這艘輪船上等著潛艇。在這裡,黨衛隊的兩個年青軍官把他們的最後一批攜帶物品交給他們。
  他們拿到了假證件。科爾波證件上填寫的名字是威廉·查爾斯·考德威爾。他的證件包括:出生證,證明考德威爾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選徵兵役登記卡,證明他在波士頓第十八號地方兵役局登記過,同一地方兵役局簽發的選徵兵役分類卡,美國海軍預備隊退伍證,以及一張馬薩諸塞州駕駛執照。科爾波的這些證件,吉姆佩爾幾乎都有。他的證件上填寫的名字是愛德華·喬治·格林,康涅狄格州布裡奇波特出生。兩人另外還有幾張偽造的由「美國」當局蓋章簽發的空白表格,留待兩個間諜需要時填寫。德國保安總局六司負責偽造證件的F處,在有些表格上提前注上"1946 年」
  的年號,以便這兩個間諜在他們為期兩年的這趟使命的第二年中使用。
  黨衛隊的兩個中尉交給他們兩個直徑約四分之三英吋的小羅盤,以及從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那裡繳獲的兩盒壓縮餅乾。兩個間諜還拿到了需要用的錢。吉姆佩爾領到了九十九顆小鑽石,以防他們到達美國後,發現美國的貨幣已經有了變化,比方說鈔票的大小和原來不同,或者錢花完的時候,可以把這些鑽石兌換成現款。他們還領到了現款。科爾波費了一番花言巧語,讓德國人相信,在美國生活,一個人一年需要一萬五千美元(在平均每家收入二千三百七十八美元的年頭裡)。這樣兩人兩年總共需要六萬美元。捨倫貝格必須得到整個德國保安總局的頭目、臉上有塊傷疤的黨衛隊將軍恩斯特·卡爾滕布龍納的批准,才能撥出這筆巨款,但他批准了。受騙上當的德國人用薄羊皮紙將五元一張、十元一張、二十元一張和五十元一張的美鈔分捆包好,外面用棕色包裝紙。每捆都用帶子整整齊齊地束好,上面寫上錢的數目。吉姆佩爾把這些錢塞進了他的棕色扁皮包裡。
  吉姆佩爾和科爾波在基爾港停泊的《密爾沃基》號輪船上呆了兩天之後,就轉移到1230號潛艇上。這是一艘IXC型潛艇,是大西洋上兩類標準潛艇當中式樣較新、體積較大、續航能力較強的一種。這艘潛艇的排水量為一千一百二十噸,潛艇長二百五十二英尺,中途不加油可航行一萬六千英里。
  它的航速在水面上是每小時18又1/4 海裡,在水下是每小時17又1/4 海裡,1230號潛艇是德國三家造船廠中的一家造船廠在漢堡造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下水。IXC型潛艇通常有艇員四十八人,但1230號潛艇這次出航只帶三十六人。
  兩個間諜剛剛登上去,潛艇就駛出了海港。它在海面上停泊了兩天,等候去挪威的一個護船隊。它到達挪威後,在奧斯陸灣的霍爾滕潛入水下幾乎達一個星期之久,以便檢驗潛艇的各項性能。然後,它出發到挪威最南端的克裡斯蒂安桑。在那裡補充了燃料和供應晶。兩天之後,它開始駛入秋色荒涼的北大西洋。
  差不多兩個月的航行中,吉姆佩爾和科爾波穿著德國潛艇的制服,呆在陰濕、閉塞、氣味熏人的艇艙裡,那個滋味真夠他們難受的了。有一次,將海面上的新鮮空氣吸入水中潛艇內燃機的通氣管壞了;海水灌了進來,內燃機排出的有毒氣味,熏昏了好幾位水手。一位水手想了個辦法,用一台電動機代替內燃機,使希爾比希中尉把潛艇浮了上來。假若不出這次事故,這次橫渡大西洋可算一帆風順了。
  潛艇好不容易才到達北美海岸附近,十一月十日,在大班克斯附近的海裡,潛艇憑借新英格蘭三座大城市波土頓、波特蘭和班戈的無線電方位航行著。在離他們的目的地南面五十英里、驚濤拍岸的荒山島附近,艇員們發現回音測深儀壞了。要想讓潛艇安全地駛過灣口,到達海岸,這個儀器是萬萬不可缺少的。潛艇沉到海底,行家裡手們開始搶修這個儀器。這時候,盟軍已經逼進德國。俄國人在一次大規模進攻中渡過了多瑙河。美國的轟炸機向吉姆佩爾家鄉梅澤堡的工廠投下了一千五百八十一噸高爆炸彈。雖然,在一九四四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擊敗了共和黨的托馬斯·E·杜威,解決了這趟使命原來所要完成的一項任務,但德國對技術情報的需要卻越來越強烈了。在雷達戰中,盟軍學會了使德國的夜間戰鬥機看不到目標,因而越來越多的盟軍轟炸機避開了德國的機關鎗口。擅長高頻無線電技術的科爾波和吉姆佩爾,可以助一臂之力來扭轉這種形勢。但是,他們必須首先到達美國。他們在大西洋海底就這樣呆了一個星期,等著專家們修理回音測深儀。每個人盡量悄悄地行動,因為拖網漁船就在附近的海面上作業;一艘漁船甚至就停在潛艇上方的海面上。只有到了夜間,潛艇才敢動彈,浮到接近沒有漁船的海面上,伸出通氣管,開動內燃機,使蓄電池重新充電。
  希爾比希中尉奉命把這兩個人送到弗倫奇曼灣附近的海灘上,因為這個海灣水深,偏僻,而且接近主要的公路和鐵路線。可是,有一天柏林的無線電台告訴他們,由於另外一艘載著執行類似使命的另外兩個德國人的潛艇在附近不遠的地方被擊沉,1230號潛艇必須選擇其他地方把兩人送上岸。吉姆佩爾、科爾波和希爾比希研究了其他登陸地點,羅德島州的新港,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緬因州的波特蘭和緬因州最北面的海岸,這些地方海岸附近的海水都比較深。希爾比希最後還是確定弗倫奇曼灣是所有這些地方中最安全的地方,決心在回音測深儀修好後,不顧上級的命令就在那兒登陸。他們花了許多功夫,終於把測深儀修好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那天下午4 點鐘左右,1230號潛艇的馬達發動了。螺旋槳使它從一片污泥的海底裡浮了起來,推著它向北緩緩航行。第二天上午,它進了弗倫奇曼灣。希爾比希駕駛著潛艇,連續幾次緩慢的前進,最後才到達登陸點。科爾波和吉姆佩爾換上了便服,檢查了他們的行李。當潛艇在克雷布特裡尼克半島附近冒出水面、停了下來之後,他們爬上橡皮艇,在滔滔的波浪中向著黑糊糊的大陸劃去。他們跳上海灘,告別同夥,攥起行李,登上通往樹林的斜坡。在他們的身後,兩個水手搖搖晃晃地劃著橡皮艇,他們帶著橡皮艇回到潛艇上,1230號潛艇立即破浪而去,大陸被拋在後邊,危險也被拋在後邊了。一瞬間,潛艇沒入水中。希爾比希小心翼翼地駕駛著它,繞過灣口的島嶼,駛入蒼茫浩瀚的大西洋。
  回頭再說岸上的科爾波和吉姆佩爾。他們穿過雪盈盈的樹林,來到一條泥濘的路上,剛剛走出一百碼左右,一輛小汽車從他們身邊開過去,車開得很慢,離他們也比較遠,所以沒有撞著他們。車裡坐的是哈佛·梅裡爾·霍奇金斯,中學高年級的學生,得過十枚獎章的童子軍。他剛剛參加過舞會回家去。他家是終年住在克雷布特裡尼克半島南端的六家當中的一家。他沒有認出兩個人是誰,當他接近他們的時候,他們把臉扭了過去。他感到奇怪的是,這兩個人的衣服為什麼穿得這麼少。
  「冬天這兒沒有人穿輕便大衣呀?」他暗自思索著,覺得在這樣的夜晚,尤其不應該穿得這麼少。他沿著他們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跡開著車。不一會兒,兩人撇開道路,鑽進樹林。霍奇金斯想到許多人都在耽心間諜登上海岸。他停住車,走下車來,一直順著他們的腳印找到海邊。可是他在那兒什麼也未發現。
  霍奇金斯的父親達納,是漢考縣行政司法副長官。這時候他正在外面打獵。小霍奇金斯和他的母親商量了一會兒,決定等他第二天上午回來後把這個情況告訴他。
  科爾波和吉姆佩爾繼續走著。他們幾乎不吭聲,看見前頭有一所房子,便拐上另外一條泥濘小道,最後又轉到一條公路上。他們在公路邊吃力地走著,當地的另一個居民、二十九歲的瑪麗·福尼開著車從他們身邊經過,看到了他們,但是什麼也沒有去想。突然間,科爾波的小提箱的提把脫了。他打開箱子,修好提把。他和吉姆佩爾從口袋裡掏出自動手槍,塞進箱子裡。兩人沒戴帽子,聾拉著腦袋,頂著越下越大的雪花走著,大約走了五公里,來到美國一號公路。
  這是連結緬因州和佛羅里達州的一條主要公路,他們轉上公路,又走了一陣子。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中午十二點半左右,一輛小汽車在前面幾英尺遠的地方停了下來。科爾波跑過去一看,發現它是一輛出租汽車,他讓司機把他們送到三十英里之外的班戈,他們付給六美元。下午一點半,他們到達班戈,在一家飯館裡換了十塊錢,付了車費,然後走進火車站。凌晨兩點鐘,他們搭上去波特蘭的火車,清晨六點鐘到達。在這兒,吉姆佩爾遇上了第一件使他感到害怕的事情。
  他和科爾波到一個飯館吃早飯。吉姆佩爾要了火腿和雞蛋。
  「你要什麼麵包就著吃呢?」掌櫃的問。
  吉姆佩爾愣住了。美國麵包有各種各樣的嗎?這個問題他的確沒有想到。這裡有什麼樣的麵包?他應當要哪一種麵包呢?
  「啊,什麼樣的都行,」最後他終於答了上來。
  「要烤麵包嗎?」
  「好的,」吉姆佩爾鬆了一口氣, 「就來烤麵包吧。」
  吃完早飯,他們趕上另一趟火車,上午十點鐘左右到達波土頓。約摸這個時候,行政司法副長官霍奇金斯和他的兒子哈佛來到哈佛昨天看見這兩個人和他們的腳印的地方。可是不湊巧,下完雪又下起雨來,他們登陸的全部痕跡被沖刷得一乾二淨。這位司法官心想這兩人八成是竊賊,沒有進一步調查這件事。
  在波土頓,吉姆佩爾碰到了第二件事使他戰戰兢兢。兩人走進一家男子服飾用品店買帽子。吉姆佩爾還買了一條領帶。售貨員瞧著吉姆佩爾的褐色華達呢輕便大衣說,這件大衣不是在美國買的。吉姆佩爾心裡不覺一驚。
  「我只要瞅一眼它的料子和式樣,就知道它不是美國貨。」售貨員說。吉姆佩爾支支吾吾地說什麼這件衣服是他在西班牙旅行時買的。這倒是實話,不過從這次以後,他再也沒有穿這件衣服了。
  在戰時的波士頓,他們找旅館可碰到了一些困難,在晌午的時候,他們總算在埃克斯飯店登記上了。他們在飯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車去紐約,到達紐約中央火車站之後,他們把小提箱存放在車站裡。為安全起見,他們把裝著錢的皮包存放在城市的另一處車站——賓夕法尼亞車站的一個旅客行李鎖櫃裡。然後,他們在第二十三街東頭一百四十五號的肯莫爾霍爾飯店找到了一個房間。十二月一日,星期五,下午三點鐘,他們用假證件辦理了登記手續。他們打入美國的計劃成功了。
  吉姆佩爾和科爾波急於要辦的事情是找一套公寓房間,作為他們的活動總部並設立無線電台。任何鋼筋建築物都不適於設立無線電台,而紐約的公寓房大部分是鋼筋建築物。兩人費了好幾天的時間,打電話找房地產中間商,根據報紙上的分類廣告,去看出租的公寓房。為了建立信譽,科爾波在麥迪遜馬路和第四十二街拐角處的一家銀行開了一個戶頭,存入三百美元。他們看了幾處公寓,都是鋼筋建築物,只好全部放棄。十二月八日,星期五那一天,他們終於在曼哈頓東區比克曼街三十九號一棟樓房的頂層找到了一套小型公寓房間。這是一套轉租房子。他們租了下來,每月租金一百五十美元。第二天上午十點鐘,他們在肯莫爾霍爾飯店雇了一輛出租汽車。吉姆佩爾在一馬路下了車,把一雙黑皮鞋忘在車上。他先下車,等在那裡,是想不讓人注意是兩個男人在租公寓住房。科爾波拎著兩個小提箱來到房間的時候,二房東的妹妹朱麗塔·德爾·巴斯托夫人正在打掃屋子。科爾波作了自我介紹,說他名叫考德威爾,新從英格蘭來。過了一會兒,二房東來了。他左叮嚀,右囑咐,要「考德威爾」愛惜留在房子裡的盆景花草。 「考德威爾」說,他在康涅狄格州他媽媽的家裡學會了栽花種草,要是叫他代為照看房裡的花草,他打心眼裡高興。他預交了兩個月的房租。不一會兒,吉姆佩爾也到了。
  這當兒,五千噸的《康沃利斯》號英國貨船,在從英屬西印度群島到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的聖約翰的途中,於十二月八日凌晨六點鐘,在離荒山島西北八英里的地方被魚雷擊沉。
  船頭右舷發生了爆炸,使這艘船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葬身海底。這是幾個月來第一艘船隻在美國海岸附近被擊沉。海軍告訴聯邦調查局,八月在美國海洋附近被擊沉的一艘潛艇上有一名間諜,這名間諜還活著。這是在暗示聯邦調查局:擊沉「康沃利斯」號貨船的那艘潛艇——它實際上是1230號潛艇——可能也在美國海岸這一帶理想的登陸地方把間諜送上了岸。聯邦調查局立即展開了追捕。聯邦調查局波土頓分局派遣一批特工人員到緬因州,他們組成一支沿海巡邏隊,開始在海軍暗示的可能的登陸地點的居民中進行調查。小霍奇金斯和福尼向他們提供的情況最有價值。看來,兩名間諜的確已經潛入美國。可是沒有任何其他人發現另外的情況。
  沒有任何人乘搭那天晚上沿著美國一號公路從馬蔡亞斯經緬因州到達班戈的唯一的一趟公共汽車。從克雷布特裡尼克半島電話局打出的長途電話也沒有可疑的問題。緬因州中心火車站的檢票員和貨車司機也都沒有發現什麼意外的情況。聯邦調查局沒有想到詢問出租汽車司機。對各個司法機構和所有其他可以捉供消息的來源都普遍進行了調查,但是沒有進一步的結果。儘管如此,調查仍然在進行。
  在紐約,聯邦調查局所要找的那兩個人,每天一大早就離開他們那棟四層的磚樓,晚上很晚才回,儼然是兩個勤奮的商人。他們為間諜活動作了一些準備。搬到這所公寓的那天,他們到商業區去買了一部收音機。在列剋星敦馬路靠東不遠的第四十四條街東頭一百二十四號的一家商店裡,吉姆佩爾看到了他想要買的東西,他等候在外面,科爾波進去買了一台舊的無線電廣播接收機。吉姆佩爾打算把它改裝成一台八十瓦的無線電收發報機。這樣他就可以不需要穩定發射頻率時經常需要的石英晶體。第二周的星期二,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兩人在下曼哈頓格林威治街上一連串的無線電電器商店逛了一趟。他們按照以前的做法,科爾波進去買東西,吉姆佩爾在外面等候著。科爾波花三十美元買了一個萬能表,還買了兩個小毫安表,一個616 真空管,以及一本一九四四年版的《無線電手冊》,供他安裝電台時參考使用。
  他們還買了一個放大鏡,以便閱讀怎樣安裝電台的縮成微粒的說明書。 (後來證明放大鏡的倍數太小,毫無用處)。他們把所有這些東西帶回比克曼街。一兩個月後,吉姆佩爾就可以從這裡與柏林的德國保安局六處的電台取得聯繫。第二天,他們取回了存放在賓夕弗尼亞車站鎖櫃裡的裝著大捆大捆鈔票的皮包。
  德國派他們前來搜集技術情報,可是他們沒有花多大氣力幹這件事。大部分的時間,他們用來下飯館,看演出,兩人平均每天花一百美元。無線電城4音樂廳裡,正在上映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玉女神駒》。在大舞台上,聖誕節演出節目《耶穌誕生記》光彩奪目。阿斯托爾電影院放映的音樂片《閤家歡》從頭到尾響徹著朱迪·加蘭蕩氣迴腸的歌聲。紐約幾家最高級的夜總會科帕卡巴納,埃爾莫羅科和斯托克擠滿了顧客。雖然正在發行第六次戰時公債,政府機關要求人們把廢紙、罐頭盒和油節省下來,雖然肉和汽油仍然定量供應,但戰爭幾乎十之八九已經打贏了。每個人手頭都有很多錢,金貝爾斯5登出廣告,說它「每天晚上營業到九點鐘」。男子成衣店裡出售四十美元至五十美元一套的西服,二十五美元五角至五十美元一件的帶有設計師名字商標的雨衣,兩個間諜看見這樣的雨衣,不覺動心了。吉姆佩爾需要買幾件美國衣服來代替那件使他差點暴露身份的歐洲輕便大衣。於是,他在鮑厄裡街買了一雙棕色皮鞋和一件軍官雨衣。在洛克菲勒中心,他定做了一件西服上衣,在羅伯特·裡德店裡定做了一件大衣。 (科爾波也在附近的羅傑·肯特店裡定做了一套衣服)。
  科爾波仍然吵著要到街上玩。對於間諜活動,他遠遠沒有吉姆佩爾那麼用心,在他看來,好不容易到紐約一趟,應該先玩個痛快,工作暫且不去管它。吉姆佩爾覺察到了這一點,不過他還能左右得住這個比他年輕的小伙子,多數時候管得住他,有時拗不過他,只好作些讓步,讓他出去過過夜生活,科爾波於是在外面胡混,既喝酒,又找姑娘。
  這個瘦小的美國人,還花了不少時間思考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從事間諜活動是危險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弄不好就會掉腦袋。再說,這項活動也不顯得特別重要和緊急,他的搭擋似乎不忙著去安裝無線電發報機,也不急於搜集情報發回德國。他的疑慮越來越重了。
  這的候,一樁出人意料的事件破壞了這座城市聖誕節的歡樂氣氛,瓦解了人們的勝利信心。希特勒的西線軍團在比利時向美國軍隊發動了猛烈進攻,打得他們暈頭轉向。美國許多公民心神不定。人們從收音機裡聽到希特勒還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的消息時,心頭宛如刀絞。科爾波也聽到了阿登地區攻勢的消息。他真感到左右為難,他既希望德國贏得這場戰爭,又不想讓美國輸掉它。現在,凸出地帶戰役6迫使他必須正視這個矛盾。最後,他決心解決這個矛盾。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兩人去取定做的衣服。當天上午的《紐約時報》以頭號標題刊登前線記者德魯·米德爾頓發回的一條消息:納粹加強進攻力量,投入十三個師;大霧阻礙盟軍飛機轟炸敵人橫衝直撞的各路縱隊;美軍收縮被敵人打開四十五英里突破口的翼側。
  下午五點鐘左右,兩個間諜來到洛克菲勒中心。人行道上逛商店的人摩肩接踵,身著草綠色和海軍藍軍裝的軍人比比皆是。市民們戴著淺頂軟呢帽,穿的大衣蓋過膝蓋。五馬路上,頂部雕著護路神小型塑像的漂亮、雅致的古銅色交通燈,閃爍著紅綠光芒——實行半燈火管制的街道上,幾乎只有這麼一點燈光。在無線電城前面,滑冰的人在凹陷的溜冰場上旋風似的兜著圈圈,溜冰場的兩邊,是法國風味和英國風味的餐館,周圍是直上雲霄的摩天大樓。人們俯視著滑冰的人,欣賞著高大聖涎樹,聆聽著擴音器裡播送的《電車歌》、 《白色聖誕夜》、《聖誕夜歌》等歌曲。
  科爾波和吉姆佩爾先到羅傑·肯特店取出了科爾波的一套衣服,然後去羅伯特·裡德店。但是科爾波並沒有進去。
  他對吉姆佩爾說,他手裡抱著從這家商店的競爭者那兒買來的一盒子衣服,要是進去讓店裡人看見了,一定感到難堪。
  他說他在外面等著,看看滑冰,聽聽聖誕頌歌。
  吉姆佩爾走進店裡去了。這時大約是五點一刻到五點半鍾光景。氣溫停留在攝氏零度左右。整個紐約城裡,主婦們在收聽電台為婦女播送的專題節目,兒童們津津有味地聽著有關偵探迪克·特雷西的故事。在洛克菲勒中心,科爾波這個替德國當間諜的美國青年,正在作著重大的決定。他沒有去看溜冰場,而是混進人群,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回到比克曼街。他讓出租汽車在外面等著,自己上樓把他的小提箱和他與吉姆佩爾最近買來裝皮包的那只新的小提箱拿了下來。他在下樓的時候,碰上了德爾·巴斯托夫人。她正上樓回她的房裡去,科爾波(她只知道他叫考德威爾)親熱地同她說了幾句話,他放下小提箱同她握手,祝她聖誕節愉快,他說他自己準備到康涅狄格同他家裡人一塊過節。說完就走了。
  出租汽車把他送到中央火車站。他把兩個小提箱存放在車站的行李寄存室。這兩個箱子的匙鑰在吉姆佩爾身上。他不想拎著這兩個手提箱走路,所以把它們存放在這個安全的地方。他存好了小提箱,拿著新衣服,來到列剋星敦馬路下面的地鐵站,向著住宅區的方向坐了兩站,到了第五十九條街。他先買了幾卷手紙,然後以威廉·C·考德威爾的名義,在中央公園南頭豪華的聖莫裡茨飯店預訂了房間,並預付了房租。
  吉姆佩爾從羅伯特·裡德店裡取出了他定作的西裝上衣和大衣,走出商店一看,科爾波不見蹤影。吉姆佩爾立即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情況。他馬上返回比克曼街三十九號,發現兩個小提箱已被拿走。德爾·巴斯托夫人告訴他,科爾波一個小時前已離開這兒,回家探親去了。吉姆佩爾謝了謝她,趕忙走了出去。
  他心裡琢磨著,科爾波無非是想攜錢逃走。他還猜得出,這個小伙子在去康涅狄格之前,說不定要在紐約吃喝玩樂一番,他不會找那個麻煩,隨身攜帶著他無法打開的兩個小提箱。吉姆佩爾急速趕到中央火車站,到新英格蘭的火車就從這裡出發。在車站的行李寄存室裡,他看見了那兩個小提箱。他在那兒悠悠逛逛地等了三個小時,盼著科爾波或許會回來取這兩個提箱。一直到午夜,科爾波還不見人來。吉姆佩爾對行李寄存室區的一個管理人員說,他在這兒存放兩個箱子,但是把存條丟了。那個管理人員讓他進去;吉姆佩爾取出了他的箱子,拿出鑰匙,當著管理人員的面打開了一隻箱子,裡面裝的是些髒衣服和一個萊卡牌照相機。吉姆佩爾簽了收條,領走了這兩隻提箱,回到比克曼街,在那裡過了一夜。
  起初:他並不認為科爾波會背叛他。他摸透了科爾波的心思。科爾波頭兩天兩晚果真是盡情地消遣。可是吉姆佩爾很快就緊張起來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一點半鍾左右,他退出了比克曼街的寓所,把電台留在那裡。他挾著兩個紙盒子,對德爾·巴斯托夫人說他要同「考德威爾」一塊過節去。實際上,他回到了附近他認識的一位鄰居家,然後他在第二十二街和列剋星敦馬路的拐角處,肯莫爾霍爾飯店以西只有半個街區遠的喬治·華盛頓飯店,以愛德華·格林的名字辦理了住店的登記手續。這時候,他心裡越來越緊張了。他開始擔心科爾波在講話時會把他的假名洩露出來。他害怕回到鄰居家裡被人認出來,所以始終沒有在喬治·華盛頓飯店裡住下。他來到七馬路第三十三街賓夕法尼亞火車站對面的賓夕法尼亞飯店,以喬治·科林斯的名字辦了登記手續,他可以出示偽造的證件來證明他叫這個名字。
  這一次他又準確地猜出了科爾波的心思。科爾波在莫裡茨飯店住了兩個晚上以後,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午的時候,去看他的老朋友埃德蒙·F·馬爾卡希,他是他在法拉格特海軍上將軍官學校的老同學。馬爾卡希的家住在紐約市昆斯區裡奇蒙希爾第一百一十一街十三號公寓九十一號。在他家裡。馬爾卡希的媽媽告訴科爾波,他的兒子在賈梅卡的一家鞋店工作。科爾波來到這家鞋店,兩個老朋友一邊吃午飯,一邊聊著往事。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他們在馬爾卡希的家裡又約會了一次。當馬爾卡希正在浴室刮鬍子的時候,科爾波走了進去。
  「埃德蒙,」他說, 「你還記得你說過我永遠不會碰到任何真正麻煩的問題嗎?不瞞你說,我現在就有許多麻煩問題。」
  「什麼麻煩問題,比爾?」馬爾卡希問。
  科爾波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講了出來。
  「我是剛從德國來的。」
  「你是說你以前呆在德國?」馬爾卡希不大相信。
  科爾波再次說他來之前是住在德國,然後解釋他來美國是為了搜集情報。馬爾卡希問他如何把情報弄回德國,科爾波把無線電台的情況,他的特務同夥的情況告訴了他,然後又把整個情況講了出來:他乘《格裡普霍姆》號輪船去里斯本,進入德國,在海牙間諜學校接受訓練,領受了指示,乘潛艇又回到美國。但是,只有當他把他的微粒信件,寫著美國戰俘名字的微型膠卷,填著考德威爾名字的假身份證,他的德國製造的手錶,以及他手頭僅有的一千九百元之金鈔票拿出來給馬爾卡希看了之後,他的好朋友才相信他了。馬爾卡希問吉姆佩爾現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科爾波說。「我甩開他了。」
  他們商量了一下,認為同當局接觸的最好辦法是馬爾卡希用電話告訴他所認識的聯邦調查局的一位特工人員。他們商量完之後,一同出去喝了幾杯。科爾波就在馬爾卡希家裡過夜。第二天,他在紐約城裡有一個約會,那天晚上就是聖誕前夜,他和馬爾卡希在格林威治村幾家酒吧間挨個喝酒、看跳舞,馬爾卡希凌晨四點鐘左右同一個朋友一塊回家去了,科爾波仍然同幾個新朋友泡在一起。他在聖誕節上午九點鐘左右才回到昆斯區。他和馬爾卡希白天睡覺,出去吃了飯,又商量了一下如何同聯邦調查局接上頭。二十六日,星期二,科爾波在五馬路馬克·克羅斯皮貨店買了一隻小提箱,回到莫裡茨飯店,收拾了行裝,辦了離店手續,回到賈梅卡鞋店。他和馬爾卡希早早吃了飯。然後,在下午六點鐘左右,馬爾卡希終於向紐約聯邦調查局打了電話。他說他有重要的情況,不便在電話裡談,希望聯邦調查局派一個特工人員到他家裡來。七點半,特工人員威廉·O·麥卡丘來到他家,科爾波把全部情況告訴了他,並且拿出曾經使馬爾卡希相信了他的全部證據給他看。
  麥卡丘把科爾波帶到聯邦調查局總部,在那裡,科爾波詳細報告了吉姆佩爾的情況;他長的什麼模樣,穿的什麼衣服,怎樣講話,用的假名是愛德華·格林,戴了一隻印加文化標誌的戒指,他經常去紐約時報廣場地下鐵的一個報攤買秘魯報紙,他有一個習慣,從胸兜裡掏出錢來,把零錢又塞回去。幾個小時之後,不僅紐約、而且全國開始大規模地搜捕吉姆佩爾。
  聯邦調查局在全國各地機構的特工人員,逐個檢查旅館,出租住房,火車站,公共汽車終點站,機場,郵局的郵件待領處,尋找模樣同吉姆佩爾對得上,使用他的真名或假名的人。在紐約,特工人員馬上來到比克街三十九號,他們只發現吉姆佩爾留下的電台。然後,他們仔細查問了他們知道的每一個飯店的出租住房。他們晝夜二十四小時監視著紐約時報廣場地下鐵的那個報攤。他們調查了吉姆佩爾買衣服的羅伯特·裡德店。那裡的記錄寫著,一個名叫愛德華·格林的人買了兩樣東西;一件西裝上衣,它只有一排鈕扣,共三顆扣子,衣服是灰藍色料子,白條子中間夾著一英吋見寬的淺藍色條子;帶蓋的口袋,每隻袖子上有三顆小鈕扣,另外是一件深藍色大衣、兩排鈕扣,海力蒙的縫製式樣,前面六顆扣子,每隻袖子上四顆扣子,左邊一個胸兜,兩邊各有一個帶蓋的側兜,大衣後背上沒有束帶。商店向聯邦調查局提供了這兩樣衣服的樣品,聯邦調查局拍了照片,分發到各個地方。
  科爾波把他寄存在中央火車站的兩個小提箱的存條交給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詢問了行李寄存室的管理人員,發現「格林」已經把箱子領走。他們在那兒安排了一個盯梢,以便在他回到車站等候科爾波取箱子時把他逮住。他們普遍檢查了各個旅館的房間,發現愛德華·格林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二十分在喬治·華盛頓飯店登記過。但是飯店的一位女招待說他顯然沒有在這裡住過。聯邦調查局也在這裡佈置了一個盯梢。  吉姆佩爾忐忑不安,想方設法比他的追捕者的行動快一步。他用了新的假名,換了旅館,為他爭取了一段時間。可是羅網已經越收越緊了。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九點鐘之前不久,吉姆佩爾在七馬路和第四十二街入口處的紐約時報廣場地鐵站的報攤買了幾份報紙。在那兒監視的聯邦調查局的兩名特工人員,發現他像他們所要找的那個人。他穿的兩排鈕扣的大衣和他的西裝與吉姆佩爾所買的衣服樣子一模一樣。
  但他們看不清他是否戴著印加戒指,他既沒有去問、也沒有去買南美秘魯報紙,只是仔細地翻閱著英文報紙和雜誌。最後他買了一本袖珍本的俄國概況;在交款處,他講了幾句英文,帶有外國口音。當他付錢的時候,他的手伸進大衣裡面,顯然是從西裝上衣胸兜裡掏出一張鈔票。
  兩個特工人員互相點了點頭。一個趕在吉姆佩爾之前離開了店,開動地下鐵的自動升降梯。當吉姆佩爾走上升降梯的時候,另一個特工人員跟了上來。在升降梯上,第一個特工人員轉過身來,說他和另一個特工人員都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兩人都亮出自己的徽章,並問他叫什麼名字。
  「你們這是幹什麼?」他問道。
  一個特工人員告訴他,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正在進行例行調查,他們只想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猶豫了一會兒。
  他們又追問他。最後他回答:「格林。」
  兩個特工人員於是詢問他的全名和家庭住址。他說他叫愛德華·格林,住在馬薩諸塞州。他們把他帶到報攤後面一間房間裡,搜查了他的全身。在他身上,他們發現了一張選徵兵役分類卡,卡片上的名字是愛德華·喬治·格林,住址是波士頓馬薩諸塞大街一百八十二號;一張填寫同樣名字的美國海軍預備隊退伍證,用棉紙包好的一萬零五百七十四元鈔票和九十九顆小鑽石。在他旅館房間裡,特工人員搜出四萬四千一百元鈔票,沒有填寫的選徵兵役登記卡、選徵兵役分類卡、美國海軍退伍證和出生證,兩把上了子彈的自動手槍,萊卡牌照相機的膠卷和兩小瓶隱顯墨水。
  吉姆佩爾和科爾波被控犯有間諜活動罪,總督島7軍事法庭對他們進行了審訊,證明他們有罪,宣判他們死刑。但亨利·S·杜魯門總統減輕了他們的刑罰。
  德國在美國的最後一次特務活動就這麼結束了。為了這次活動,納粹損失了六萬美元,九十九顆鑽石,白白耽誤了一艘潛艇的時間,柏林、德累斯頓和海牙間諜學校的間諜頭子為這件事花費的心血全部付諸東流,千秋帝國8高級官員們的迷夢化為泡影。這次活動完全是一無所獲。
  2.原生動物,言語和歷史
  整整八個年頭,迦太基的天才軍事家漢尼拔,把羅馬帝國在意大利南部的幾個省蹂躪得一塌糊塗。漢尼拔幼年時,他父親讓他發誓:永遠同羅馬不共戴天。在羅馬和迦太基爭奪地中海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漢尼拔在坎尼戰役和其他戰役中都打敗了羅馬軍隊,現在又在糟蹋他們的麥田和牧場。他正等著他的弟弟哈士杜路巴的到來。公元前二零七年的春天,哈士杜路巴率領四萬八千步兵、八千騎兵和十五隻大象翻過阿爾卑斯山。他們兄弟倆的軍隊將聯合起來去打垮羅馬人。
  哈士杜路巴到達意大利北部之後,立即給在意大利南部的兄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他將在意大利東海岸的翁布裡亞同漢尼拔會合。他派遣四個高盧騎兵和兩個努米抵亞騎兵給漢尼拔送信。送信人從意大利的北部奔到南部,找不到漢尼拔。在漢尼拔北上的時候,送信人又返回來去追他。由於路途不熟,送信人被羅馬軍隊俘虜,押送到執政官那裡。最初,他們拒絕回答執政官提出的問題,但是在嚴刑的威逼下,他們承認帶了一封哈土杜路巴寫給漢尼拔的信。
  這位執政官把信原封不動地送給正在附近指揮作戰的羅馬執政官尼祿。尼祿(不是那個臭名昭著的皇帝)讓翻譯念了信。他立刻意識到一旦他們兄弟會師,將會造成怎樣的危險。他把信送到元老院,要求增派軍隊。他立即向北進軍,迎擊哈土杜路巴。他的軍團在梅培烏羅河向哈士杜路巴發動進攻。哈士杜路巴得不到他兄弟的支援,孤軍作戰,寡不敵眾,被羅馬軍隊殲滅。這次勝利一勞永逸地消除了羅馬可能被迦太基征服的威脅。羅馬繼續進軍而成為西方世界的霸主。
  梅培烏羅河戰役在軍事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這次戰役是愛德華·克裡西所著《世界史上十五次決戰:從馬拉松到滑鐵盧》一書中唯一以情報為致勝先決條件的一次戰役。因為自從文明伊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千年中,軍事情報對戰爭幾乎沒有產生過作用。
  其實,情報向來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生物謀生的鬥爭中,甚至原生動物也必須具有接受情報並判斷情報真假的本領。一個動物要吃掉它的獵物,必須先看到它,再抓到它。而情報就像呼吸一樣:對生物體的機能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但並不處於支配地位。動物從觀察和接觸獵物而獲得情報,而人還能從言語、文字獲得情報,除了接觸目標以外,還能克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擴大情報的範圍和威力。但是,儘管如此,最初人們並不能依靠情報打許多勝仗,一般來說打不了許多勝仗。在古代和中世紀,征服一個國家的戰略非常含糊,很不明確。被征服的國家即使掌握了有關這些戰略的情報,得到的好處也有限。人們很少有可能利用情報來幫助己方集中足夠兵力來打敗敵人。  這並不是說,那時候的部落和國家不要情報。它們經常搜集和使用情報。厄瓜多爾不開化的蠻人,偷偷溜進敵人的村莊去數房子,以估計敵人的兵力。古代埃及人審問戰俘。
  朱利葉斯·凱撒派遣偵察兵偵察敵人的兵力。中世紀的統治者僱用間諜。蒙古人派遣騎兵四出偵察地形。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的破譯人員破譯了外國外交官的秘密信件。有時候,情報導致了勝利。當凱撒從俘虜那裡得知,一支蠻敵的首領已經集結六千步兵、一千騎兵,準備進行伏擊時,他將計就計地打敗了敵人。當間諜向英王查理一世報告,有一輜重隊正在向撒拉遜人運送供應晶時,查理一世集中騎兵襲擊了這支輜重隊。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情報並沒有左右戰爭的進程。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雖然錯過了一個戰俘提供情報所帶來的有利時機,他還是贏得了哈圖什戰役的勝利。威尼斯從截獲的情報中得知,神聖羅馬帝國的軍事指揮官要求償給二萬金幣,不然就請皇帝親自到前線打仗。威尼斯雖然知道這個情況,可還是沒有贏得勝利。坎尼戰役是軍事大捷的典範,在那次戰役中,漢尼拔包圍並打敗了人數較多的羅馬軍隊,但那次勝利絲毫沒有依靠情報。在中世紀的許多圍攻戰中,無論哪一方,都不是依賴情報取勝的。克裡西著的《世界史上十五次決戰:從馬拉松到滑鐵盧》一書中談到的另外十四次決戰,例如雅典士兵打敗薛西斯的亞細亞軍隊的馬拉松戰役,依靠的也不是情報。基督教徒阻擋摩爾人的伊斯蘭教潮流的圖爾戰役,諾曼底的威廉征服英國的黑斯廷斯戰役,破壞路易十四統治歐洲計劃的布倫赫姆戰役,幾乎決定美國革命命運的薩拉托加戰役等等,在所有這些戰役以及悠久的戰爭史中其他大多數戰役中,決定勝負的都不是情報,而是戰術,決心和實力。
  只是到了產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期間,情報才開始找到了它需要的時機和力量,成為戰爭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創造了鐵路、電報、精確的地圖、龐大的軍隊和參謀部。這樣,就有必要、也有可能對動員軍隊,對付敵人來犯等問題制訂詳盡計劃。同時,工業化使得情報作為社會的重要因素而面目一新。古希臘人用不著考慮一個國家的礦山能出產多少煤和鐵礦石,但是,對於一個現代國家——以及它的敵人——來說,這卻是極為重要的問題。情報終於在戰爭中起到重要作用了。
  也是這些革命,為情報活動提供了手段,使它能夠更多地瞭解另一個國家的情況。日報問世了,武官在外交活動的演變過程中出現了。軍隊的規模擴大了,需要審問的俘虜和繳獲的文件也多起來了。從電報和無線電廣播中截獲的敵人情報,遠比偶爾伏擊信使所得到的情報要多得多。氣球、飛艇和飛機比那怕突破敵人縱深的騎兵所能看到的還要多、還要快。照相機把瞬息即逝的情景拍攝下來,照片上的景物比肉眼看到的要詳盡得多,而且照片可以複製,供給其他人看。所有這些方法,大大加強了情報活動的能力。
  與此同時,分析研究情報的能力也在加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參謀部的形成和發展。
  雖然古時候軍隊的指揮官和封建君主,也把他們的助手召集在一起,組成顧問班子,商議軍機大事,但是這些機構都是臨時湊成的,一旦任務完成就解散了。只是當資本主義的興起,使君主們可以不再依賴打劫糧秣,可以自己供養他們的正規軍,從而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的靈活性的時候,才開始形成常設的參謀部。在十七世紀,德國勃蘭登堡選帝侯,指派他的軍需總監和一些助手預先制訂出第二天的行軍和紮營計劃,進行偵察並起草命令,在這樣的計劃活動中,孕育著參謀部的萌芽。
  在後來的一個世紀中,隨著戰爭越來越複雜,指揮官們把各有專長的助手們召集在身邊為戰爭服務。助手們提供所需的情報,以便指揮官作出決定,然後這些助手按照指揮官的總的決定,發佈行軍、供應軍需品等等一系列具體命令。例如,指揮官下令: 「進攻右側!」他的參謀長便喊出命令:第二團前進,第三團改變方向,從進攻敵人左側變為進攻敵人右側,然後轉入後備隊;炮兵開始射擊;軍需官供應彈藥等等。參謀部各不相同,正如指揮官因人而異一樣。
  腓特烈大帝的參謀部很小;拿破侖的參謀部則比較龐大,但組織得不太好。新創立的諸兵種合成部隊的將軍們,很快就擁有自己的參謀部,稱作「將軍的參謀部」。
  但是,這些都是戰時的臨時機構。到了一八零三年,才由普魯士建立了第一個常設的參謀部。它是一個甚至在和平時期就在為戰爭制訂計劃的機構。
  普魯士的參謀部,就好像工兵那樣,是一個獨立的兵種。最初,它有自己的軍服,後來,這些軍服簡化成同陸軍的灰色軍服一樣,只是在褲子上加上深紅的條子。參謀部的軍官,都是從普魯士軍隊中挑選出來的有天才的人,先送他們進軍官學校深造,畢業後再把他們調回。軍官團中能獲得這樣顯要職務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一八七零年約二百人,一九一四年約六百人。他們的一部分時間在柏林那座紅磚建築物的參謀總部裡工作,另一部分時間在軍部、團部和要塞指揮部的較小的參謀部——這些統稱為部隊參謀部——裡工作。不論什麼時候,差不多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柏林工作。
  此外,他們還定期離開參謀部,到戰場上去指揮軍隊。這樣輪換工作,為的是使他們既能接觸實際問題,又能在整個軍隊中宣傳參謀總部的作戰方針,實施參謀總部對全軍的控制。他們多謀善斷,訓練有素,選拔嚴格、擢升迅速,使得參謀官員成了軍隊中的精華。參謀部嚴謹的作風(一位參謀長說過; 「參謀部的軍官沒有名字。」)工作的秘密性質,一八六六年對奧地利和一八七零年對法國所取得的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勝利,以及德國人對軍隊的敬畏——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德軍參謀部無往不勝、暗中操縱著歷史命運的神話。
  參謀總部的基本任務,是在一旦同某個國家發生戰爭時,為德軍制訂切實可行的計劃。這自然需要掌握一定數量的情報,就像某一支軍隊需要隨時掌握敵情一樣,因為一個國家必須能「看到」敵人將要發動進攻。一八—六年頒布參謀總部的基本職責和組織形式的命令,其中開頭一段說:「本部(指參謀總部)工作,必須著眼於對本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軍事問題有著最準確的瞭解,必須為可能爆發的戰爭作好各種必要的準備。」由於這個參謀部是常設的,它的活動從不間斷,因此,它有史以來第一次使情報活動有了自己的常設機構,從而加強了分析研究情報的能力。
  儘管如此,參謀總部的情報活動還沒有成為獨立的活動。它和制訂作戰計劃的活動混在一起。關於某個國家的原始情報材料,通常送到制訂作戰計劃的兩個機構(一個負責東部戰區,另—個負責西部戰區)中的一個。那裡的軍官將這些原始情報資料和其他各種因素綜合起來考慮、制訂戰略方案。柏林的參謀總部沒有設立常設的獨立機構來全面分析研究情報。同樣,在部隊參謀部裡,沒有任何軍官是專門從事情報活動的。
  原因是有人從根本上反對搞情報活動,就像有人反對技術發明一樣。貴族軍官團擔心新的技術人員會奪去他們對指揮官職務的准壟斷權。在這方面,德國的軍官團比歐洲其他國家的軍官團更加惶恐不安。結果,法軍的師和師以上的參謀部已經設立了情報部門來全面分析研究情報,英國也設立了情報部,而德國卻還沒有設立。
  不過貴族軍官團對新的現實還是作了一些讓步。隨著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零年戰爭的爆發,德國軍隊動員起來了。
  參謀總部變成了總司令部。它的職責迫使它不能像和平時期那樣按地區來進行組織,而只能以活動方式來進行組織。因此,它的組織機構裡包括一個全面分析研究情報的部門,直到一九一四年參謀總部不復存在時為止。這個情報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大量的情報資料(在戰時收到的這種資料,比在平時收到的要多得多),從中挑選出重要的情報,判斷它們是否可靠,將它們寫成綜合報告,送交作戰部。作戰部再據此發佈野戰軍參謀總長的命令。後來,隨著和平時期的恢復,反對情報工作的意見又佔了上風,情報機構被解散了,情報工作又成了可有可無的次要工作。
  然而,有一個方面,在普魯土同奧地利發生戰爭前取得的某種成果,到了和平時期還是保留了下來。這個方面就是間諜活動。這個間諜活動組織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傳奇式的諜報局的前身。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陸軍參謀總長赫爾穆特·康特·馮·毛奇根據緊急情況成立了情報處,專門收集他需要的有關未來敵人的各種情報。五月底,也就是在戰爭爆發前幾天,情報處收到當時正在維也納的一個出生於德國南部的青年軍官提供的消息。消息說:奧地利正組織北部集團軍,由路德維希·馮·本尼迪克擔任指揮。這是告訴毛奇;奧地利軍隊將以一支聯合部隊向一個方向前進,而不是進行包圍或發動鉗形攻勢。他根據這個情報改進了自己的計劃。兩三個星期後,另一個特務向柏林提供了奧地利軍隊的戰鬥序列情報和奧地利軍隊中比較重要的指揮官的傳略。這個特務成了德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特務。
  他就是巴龍·奧古斯特·施盧加,二十五歲,修長的身材,黃頭髮,藍眼睛。他出生於匈牙利的茲索爾納(今捷克斯洛伐剋日利納),在維也納工業大學念過書,參加過奧地利步兵團,在一八五九年的馬讓塔戰役和索爾費裡納戰役中表現叫「非常勇敢」。大家認為他有當參謀的才幹。但是他在一八六三年借口要結婚並經營自己的地產而辭了職。不久,他投考奧地利軍官學校。他得到了該校的畢業證書。這顯然能使他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打進奧軍司令部,獲得他後來向柏林提供的情報。毛奇只用了七個星期就打敗了奧地利。這樣,毛奇才發現情報處的可貴之處,因而把它作為常設機構直接由他自己管轄。
  情報處成立後的半個世紀中,沒有固定編製。它在參謀總部的各個部門中被來回扒拉。一八八九年,隨著任命了一批副參謀總長,情報處劃歸第三副參謀總長(主管情報)領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它成了著名的大本營情報處。就在那些年,情報處的經費增加了,除了俄國以外,在歐洲首屈一指,機構也逐漸擴大起來了。到一九零一年,一百二十四名文武官員指揮著在比利時、瑞士、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盧森堡、丹麥、瑞典和羅馬尼亞等地軍事情報站的特務活動。
  他們的目的,首先是搜集敵人的絕密文件——這些文件可以透露敵人為集中兵力進行首次決戰而制訂的部署計劃。
  他們對德國的夙敵法國所進行的此種活動取得了部分成功。
  施盧加在一八六六年戰爭之後到巴黎,在普法戰爭前向普魯土駐巴黎武官提供情報。參謀總部情報處給他取的代號是「十七號特務」。
  德國人逐漸把施盧加看成是「一個理想的大特務」。他是個漂亮、有教養、有貴族氣派的人物,他的頭長得像俾斯麥。對參謀總部情報處來說,他多少還有點神秘。情報處從來不知道他的情報來源,不知道他另外還有些什麼活動,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巴黎用的是真名字還是假名字。他不回答這樣一些問題,他爭辯說,情報處只能過問他完成任務的情況。
  從一八七零年戰爭結束,到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四十年和平時期中,參謀總部情報處基本上把施盧加打入了冷官。
  雖然他繼續打報告,經常報告一些令人可笑的情況,情報處每年仍然只同他談一次話,為的是使他不被人懷疑,以便在緊要關頭聽候使用。
  這個計劃十分奏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 「十 七號特務」向德國提供了間諜頭子們夢寐以求的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詳細說明了法國人在戰爭動員的第五天將如何部署他們的部分軍隊。這是間諜史上最得力的情報之一。這個情報顯然證明參謀總部情報處必不可少,它的經費完全沒有白花。因為它為德國提供的這份情報,對於在後來必然發生的事變中打敗法國軍隊的反攻,起了關鍵作用。
  一九一四年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成了那個重大事變的導火線。
  德軍一九零八年制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生效的野戰勤務條例宣佈——和以前宣佈的一樣——最確切的情報來自目力觀察,主要由騎兵來獲取情報。但是,德軍的十個騎兵師未能在戰爭開始時突破敵人的前沿陣地,深入敵後偵察情況。後來,塹壕戰更使得這種希望成了泡影。
  在塹壕戰中,關於敵人的大量情報,同以往一樣,是作戰部隊用肉眼觀察獲得的。多數情報是眼睛看得清的。塹壕裡的士兵報告敵人在挖新戰壕了,敵人在築機槍掩體了。他們派出偵察小分隊,到更近的地方去偵察,去抓俘虜,也許還能繳獲文件。在整個戰鬥過程中,他們能發現敵人的新陣地,偵察敵人的新戰術,抓住俘虜,繳獲新式武器。
  他們的基本情報由新的測向方法加以補充。譬如,聲測隊和光測隊確定敵人炮兵陣地的位置,以便德軍炮兵能夠瞄準它並加以摧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最快的偵察工具當然是飛機。使用飛機進行偵察的活動發展得非常迅速,以致僅僅在戰爭爆發後八個月,總司令部就不得不對它進行集中指揮。在炮兵彈著觀察和戰鬥進行期間,速度都極為重要。偵察依賴視力。觀察人員在炮彈落下時用無線電報告,或者用筆記下敵人的活動情況。
  但是,使空中偵察成為最有意義的情報手段的原因卻是由於攝影術的應用。一九一五年首次拍攝的垂直航空照片證明,它們所獲得的情報,比肉眼看到的要多得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國的許多照相機每週從空中拍攝的地面的面積,比康涅狄格州還大。航空攝影成了德國軍事偵察的主要手段。這個新的情報手段,對雙方軍事行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下述事實中得到最生動的體現:一九一七年以後,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都嚇得不敢在白天調動軍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天,東普魯土柯尼斯堡德軍要塞的無線電台,截收了俄國軍隊的幾封明碼電報。這幾封電報披露了俄國軍隊向東普魯土大舉進犯的意圖。電報內容非常詳細,使得東部戰區德軍司令保羅·馮·興登堡和他的參謀長埃裡希·魯登道夫對於敵軍動向的瞭解,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由於掌握了敵軍意圖,德軍就在塔內貝格戰役(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的少數幾個決定性勝利之一)中包圍、分割並全部消滅了俄國軍隊,從而使俄國的第一次大規模進攻遭到慘敗。它還打開了德國人的眼界,新的情報活動方式,對德國人來說,真是見所未見。
  塔內貝格戰役以後,德軍統帥部設立了無線電截聽站。
  新的情報來源,主要是由德軍電訊偵察之父路德維希·福伊特提供的。一九一四年年底,福伊特三十二歲,擔任了總司令部無線電台台長。他在電台內設立了以西方國家為對象的密碼分析所。雖然它的破譯密碼能力不如法國(例如,法國破譯了德國的外交密碼,而德國從未破譯過法國的外交密碼),但是這個密碼分析所對東方的電訊偵察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德軍高級將領說過: 「俄國參謀部的無線電報,總是預先告訴我們他們的部隊集結的地方和新的行動計劃。」由於預先瞭解情況,德國軍隊打敗了俄國軍隊。
  敵軍塹壕裡的電話提供了更多的口頭情報。一九一五年初,三十二歲的電報監察員奧托·阿倫特發明了一種裝置。
  這種裝置可以接收接地回路的電話,並放大它的聲音,從而能收聽到電話中的談話。到一九一八年,德國用二百九十二個這樣的裝置來偷聽電話。
  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大本營情報處是由一個普通參謀瓦爾特·尼古拉少校領導的。他三十五歲,中等個子,黃頭髮,精力充沛。他像在戰場上率領一個團的人馬那樣領導這個間諜機構,因為他是一名普魯土軍官,服從一切命令。但他遠不是一位神秘的間諜頭子,就像他說的那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間諜,也從來沒有同一個間諜談過話。」他常常說,他認為他的主要工作,與其說是監督間諜活動,不如說是協助他的上級想辦法,提建議,處理間諜提供的情報。
  到一九一七年,他指揮著大約一百五十名情報軍官。其中許多人在總司令部直接受他領導,另外一些人在柏林、在軍區情報站、在西線的下級指揮部、在東部戰區和東南戰區司令部裡工作。大部分特務由九個軍區軍事情報站領導。其中安特衛普情報站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個。這個情報站從一九一五年初開始,是由著名的「博土小姐」埃爾斯貝特·施拉格米勒領導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安特衛普情報站控制了大本營情報處在西方的三百三十七個特務中的六十二個;三個月之後,施拉格米勒博士幾乎使她的特務人數增加了一倍,並且使積極活動的特務人數由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大本營情報處裡最著名的間諜,當然是瑪塔·哈里。使用這位享有盛名的舞女當間諜的主意,是大本營情報處駐克勒弗的軍官巴龍·馮·米爾巴赫想出來的。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尼古拉在科隆的多梅飯店遇見了她。他把她安置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法蘭克福特·霍夫飯店,對她進行訓練。當時杜塞爾多夫軍事情報站負責人勒佩爾上尉(他謹慎地住在另外一個飯店裡)從軍事上和政治上指導她。施拉格米勒博土替她安排旅程,並教她如何觀察事物,如何寫報告。安特衛普情報站的哈貝扎克先生教她如何使用隱顯墨水。然後,她以H—21的特務代號,偷偷潛入敵國。勒佩爾收到了她用隱顯墨水書寫的、從掩護地址郵寄的兩三封信,信裡沒有重要內容。一九一七年初,法國人截獲並破譯了德國駐馬德里武官要求付錢給她的一封電報。他們逮捕了她,並在一天清晨,在可怕的萬森碉堡的院子裡把她槍斃了。
  雖然瑪塔·哈里成了「間諜」的代名詞,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成功的德國特務,卻是至死沒有被敵人發現、死後若干年還不為人所知的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十七號特務——巴龍·施盧加。在戰爭爆發之前不久,他向德軍統帥部提供了關於在法國進行戰爭動員的第五天裡部分軍隊部署的情報。這份情報並沒有滿足德國的間諜頭子們本來對它所寄予的莫大希望。因為德國的指揮官還是不清楚法國是否正在實施他們所懷疑的XYⅡ號計劃方案,這種擔心使他們不敢利用施盧加的情報。
  施盧加盡了最大的努力,結果失敗了,由此而產生的失望情緒,可能促使七十三歲高齡的施盧加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他回到德國休養了一段時間,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又返回巴黎展開全面活動。他的通信系統,利用法國和瑞士之間邊境控制的漏洞,每隔兩天送回一次報告;這些報告常常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就到達大本營設在德國西南部,隔著邊界與瑞士的巴塞爾遙遙相望的南方情報收集站。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所寫的報告,情報收集站在六月十一日就收到了。這份報告透露: 「英軍抱怨缺乏彈藥。由於彈藥不足,他們不能履行諾言去支援法國在阿拉斯北部發動的攻勢,並對此表示歉意。」
  施盧加的情報,主要來自立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和法國國防部的工作人員。但是,他們的情報是不完全的,主要因為總司令約瑟夫·若弗爾和國防部長亞歷山大·米爾朗不讓立法機關的成員知道他們的計劃。一般來講,施盧加只能提供戰術方面的情報。除此以外,他的報告時真時假,反映出他不能及時報告法國高級當局瞬息萬變的觀點。不過在政治、經濟形勢和人們的心理狀態方面,施盧加的消息確實是非常靈通的。他的報告看來是準確的。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準確性,幾乎引起一場大災難。
  這麼一個老練、可靠、安插得天衣無縫的特務,給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埃裡希·馮·法爾肯海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堅持親自看施盧加的報告。他不是把它們當作參考情報(這些情報只說明部分情況),而是把它們當作決定性的情報來看待。施盧加呢,則有意無意地反覆強調法國領導人和法國政府的弱點。這使法爾肯海因更加傾向於低估法國發起進攻的意圖和力量。結果,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漠視法國可能發動進攻的明顯跡象。那時法國正在集結軍隊,修築工事,準備發起進攻,甚至俘虜也供認法國確實在準備進攻。協約國在那年仲夏按兵不動的表面現象,以及施盧加的報告,使他堅信總的形勢對協約國完全不利。假若他繼續完全依靠施盧加的報告,他本來是要遭到慘敗的。但是,後來無可爭辯的隆隆的重炮聲,宣告了這位間諜的情報可靠性的破產。法爾肯海因被迫調兵遣將擊退協約國的進攻。
  施盧加一直工作到他的身體支持不住時為止。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最後一份報告。他回到德國,在大本營領取了退休金,一年以後便死了。他的上級認為他是「間諜史上空前傑出的間諜」。
  倘若說大本營情報處在施盧加身上取得了成功,刀口麼它在三個關鍵方面卻遭到了失敗。一個是對美國。尼古拉有一個令人吃驚的觀點,他認為獲取美國軍隊可能調駐歐洲的情報, 「不是情報機構份內的事」。在美國已經參戰幾個月之後,大本營情報處甚至才開始準備對這個新的敵人展開間諜活動。而且,直到最後,搜集美國情報的只有七個間諜,而美國軍隊卻將最後打敗德國。
  大本營情報處的第二個失敗,是經濟方面的間諜活動不得力。而在這場戰爭中,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第三,情報處不知道、因而也沒有向德軍和德軍統帥部報告戰場上出現的一種劃時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
  德意志帝國海軍自然也利用情報。海軍部參謀部門有四個情報機構:一個負責偵察和負責管理諜報人員,一個負責觀察和密碼分析,一個負責軍政事務,還有一個是分析研究外國海軍情報。通訊情報機構尤其是一個卓有成效的機構。
  出生於德國北部的馬丁·布勞恩中尉,在他四十來歲的時候,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他建立了一個由四百五十八人組成的機構,總部設在德國北部的新蒙斯特,那裡有一個大無線電台。另外還有二十多個截收站和定向站,分佈在德國海岸線一帶、內地和德國海軍艦艇上。在日德蘭戰役中,他的密碼破譯員向德國公海艦隊提供了關於大不列顛大艦隊的位置和動向的大量情報。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
  3.控制機構
  柏林。本德萊爾大街。一座現代式的鋼筋混凝土辦公大樓。大樓正面的棕黃色拉毛粉飾,四排大小一樣的窗戶,為大樓增添了生氣,使它看起來不那麼森嚴可怕。後面,許許多多的廂房縱橫交錯,星羅棋布,構成一塊塊大大小小的庭院。
  這座建築物就是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所在地。它本當是德國軍事力量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報活動的中心。可是情況並不是這樣;說實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期,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甚至從來沒有自己的分析研究情報的機構。這個事實再好不過地說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對軍事情報工作的態度。
  納粹德國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一體化的國家。德國的情報工作卻不是這樣,它不是由某一個高級機構統一指揮的。
  各種各樣的收集情報的機構各行其是地進行活動。它們的發現最終只彙集到阿道夫·希特勒一人的腦子裡。
  德國的情報機構範圍廣泛、名目繁多。德國作為現代化工業國所擁有的各種收集情報的機構,包括像外交部和各個政黨那樣通常為和平目的或者為國內服務的那些機構,都被用來為戰爭效勞。但是,儘管是在希特勒的獨裁統治下,這些情報機構的組織卻有些混亂,不是那麼嚴密和井井有條。
  有時候,幾個機構進行同樣的活動,因而彼此競爭;有時候,屬於某個指揮系統的一個機構,卻把它收集到的情報送給了另一個指揮系統。
  德國的情報機構並不是在一九三九年突然羽翼豐滿起來的。它的某些部門是在產業革命時期逐漸形成的。軍事情報工作的格局,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的頭十年間,沒有受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和束縛住,按照原來那個格局恢復了軍事情報機構。希特勒上台以後,這些機構就和陸海空三軍那樣,不僅得到恢復,而且得到擴充。情報機構裡最新的成份,是在一九三零年和以後才成立的納粹黨的情報機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情報機構存在於社會的四個方面:武裝部隊,政府各部,納粹黨和私營部門。
  仔細探討一下這些具體部門以及它們的活動機構,就像一次奇妙的快照那樣,會使我們清楚看到整個體系和各個機構相互之間的關係,不瞭解這些關係,就不可能知道它們的活動過程。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名義上統率整個武裝部隊。他手下的國防部長掌握著實際指揮權。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到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魏瑪共和國國民議會裡獲得了最多的選票、當上了總理、因而也就是擔任了政府首腦時為止。第二年,在陸軍元帥馮·興登堡總統去世的時候,希特勒將總統職務和總理職務合而為一。他因此在名義上成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這是他對武裝部隊取得絕對控制權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當蓋世太保湊巧發現戰爭部長(國防部長的新頭銜)同一個妓女結了婚之後,希特勒取消了戰爭部,把整個武裝部隊的「直接的親自的」指揮權攬在自己手裡,並且在戰爭部的主要機構的基礎上成立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他命令「作為直接由我指揮的軍事參謀部」
  的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負責「根據我的指示對帝國防務的各個方面作好統一的準備」。這是第二步。
  威廉·凱特爾將軍擔任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身體結實,年近六十,是一個工作起來不知疲倦的平平庸庸的人。當希特勒想找一個人領導他的新參謀部,並且向戰爭部長徵求關於他的意見的時候,戰爭部長回答說:「啊,凱特爾不成問題,他正是領導我那個部門的合適人選。」希特勒採納了這個意見,說道;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凱特爾堅信希特勒是德國的救星,對希特勒提拔他感恩不盡。而且,他經常接近希特勒,頗受他的影響,他對希特勒一片忠誠,肝腦塗地,在所不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當一顆謀殺希特勒的炸彈爆炸之後,凱特爾從煙塵中爬起身來,使勁抱著他的主子,大聲喊道: 「我的元首,您還活著!您還活著!」那年的下半年,當武裝部隊的成員可以合法地加入納粹黨的時候,他加入了。凱特爾認為,支持希特勒,幫助他解決困難問題,是他應盡的責任。在形勢會議上,他常常插話,表示同意希特勒的觀點。他從不反對希特勒,大概只有一次是例外,也從不支持反對希特勒的指揮官。他不讓希特勒看到令人掃興的情報,怕他看了後感到不安。他對希特勒唯命是從,即使他本人認為希特勒的命令對軍事行動有害,或者同希特勒剛剛發出的另一道命令相矛盾,他也不去管它。一位觀察家一語道破地說:他只知效忠,沒有個性。話又說回來,如果他沒有這樣一副奴才相,他早就被撤換了。
  他手下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部長是阿爾弗雷德·約德爾。此人薄薄的嘴唇,瘦削的面龐,沉默寡言,機詐權變。如果有誰稱得上是希特勒的參謀長,那麼這個人就是他。一九三六年,他不肯當德國新建立的空軍中的參謀總長,寧願繼續擔任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第一任部長。他也相信希特勒,但不是像凱特爾那樣毫無保
  留地相信。有時候,他挖苦希特勒,有時候又硬頂他幾句。但是在通常情況下,他比較講究策略、比較圓滑。他在報告有關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問題的形勢會議上,繪聲繪色地講述一些具體事件的時候,有時不經意地透露了整師部隊後撤的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他常常先迴避困難問題、只是等到後來才把它們提出來,並且奉勸希特勒作出讓步,甚至改變主意。
  一九四四年,他也參加了納粹黨。他會耍筆桿子,希特勒的許多作戰命令和德軍的許多公報都出自他的手筆。他最後的墨跡之一,是在蘭斯的一所學校裡代表德國在投降書上簽字。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所擁有的權力,似乎使它能夠運用協調一致的戰略為陸海空三軍制訂作戰計劃,就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那樣。但是它沒有做到這一點。首先,它是一個參謀部,沒有指揮權。凱特爾的權力只限於統帥部內部;他不能對陸、海、空軍的三個總司令發號施令。只有希特勒才能那樣做,雖然他常常通過凱特爾來發佈這些命令。第二,三個總司令互相妒忌,各自為政,各行其是。陸軍的力量最強大,德國是大陸國家,因而陸軍是最重要的軍種。海軍不會讓一個門外漢來處理它的特殊問題。空軍是由赫爾曼·戈林指揮的,在黨內,他同希特勒交往甚密,這使他比凱特爾擁有更大的權力。陸、海、空軍的三個總司令從未聚集在一起聯合制訂過作戰計劃。第三,希特勒想把制訂如此重要計劃的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中;他擔心不這樣做就會大權旁落。他基本上把統帥部,尤其是把統帥部的作戰部,當作宣傳他的觀點的喇叭筒。他讓它處理許許多多的緊急事務,忙得它團團轉,無暇考慮長遠計劃。他一直使它保持一個小小的規模,大約只有五十至六十名軍官。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這個堂堂皇皇的名稱,同它實際擁有的權力是不相稱的。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作了一系列決定,將前線劃分為東部戰區和其他戰區。他指定西部戰區(法國)、南部戰區(意大利和非洲)、東南戰區(巴爾幹地區)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指揮,東部戰區(俄國)則由陸軍總司令部指揮。這就是說,陸軍總司令部同蘇聯作戰,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同英國和美國作戰。實際上,希特勒的目的是要削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權力,從中分出一個陸軍總司令部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讓這兩個互不協調的機構成為平等的因而也就互相競爭的機構。這就中斷了以西方同盟國為對像、因而也就是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服務的陸軍情報機構的指揮系統。
  在原來的戰爭部裡,有幾個機構從事情報工作。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保留了這些機構,在戰爭期間又增添了一些機構。
  ——軍事諜報工作是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A—bwehr)一處負責的。 (Abwehr這個詞的意思是「防」,在這裡指的是反間諜,反情報,這是諜報局的作用之一,但不是它的唯一作用。 )諜報局是由三個處組成的(二處處理破壞活動和少數民族起義。三處處理反諜報。 )這三個處反過來又是對外情報和反情報部的一部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局長是卡納裡斯海軍上將。由於諜報局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有關間諜的一切活動,例如吸收和派遣間諜、指揮和通信,都是由諜報局一處替陸、海、空三軍統一負責。
  ——卡納裡斯的諜報局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對外情報處(一般叫作Awsland)。它的各個小組收集、分析、估價並發送情報,尤其是外國報刊上關於其他國家的可能影響軍事形勢的內政外交事務的情報。
  ——密碼處截收外國的新聞、外交和軍事無線電報,破譯其中的密碼電報,並且分發破譯結果。這個處隸屬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下面的武裝部隊通訊局,人們常常稱它為" OKW/chi" ,或者只叫「chi".這是德文名稱" Chiffrierabteilung' (密碼處)的簡稱。
  ——戰爭期間的郵件檢查是由對外情報和反情報部下屬各站負責的。
  ——同軍事問題有關的外國經濟情報,是由戰時經濟和軍備部的戰時經濟處負責收集和分析研究的。從一九四二年開始,這個部為負責軍火生產的新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所接管,它換了好幾次名稱,就像這個部的對外情報處換了好幾次名稱一樣。
  ——一九四三年一月,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情報機構,為統帥部挑選重要的情報,並把這些情報送給約德爾。這個情報機構自己很少分析、估價情報,只是根據各軍種的情報機構所提供的情報簡報提出它自己的報告。
  除了作戰部下屬的那個小小的情報機構之外,所有這些組織郡是上有總部,下有分部。它們的總部都設在本德萊爾大街或元首府附近的地方。
  希特勒所領導的除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外,還有陸,海、空三軍。每一個軍種有自己的總司令部。一九三五年,當希特勒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開始迅速擴軍的時候,發生了兩起組織機構上的重大變化。從那年三月一日起,希特勒公開建立了空軍,作為德國軍隊的第三個軍種。六月一日,陸、海、空三軍各自的最高指揮部有了統一的名稱: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每一個總司令部有自己的總司令。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兼任航空部長和其他重要職務。
  以前,這幾位總司令向戰爭部長匯報工作。一九三八年,希特勒親自執掌三軍指揮大權,從那時以後,他們就直接向希特勒匯報。在大戰期間,這種指揮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在俄國發動的閃電戰的失敗已成定局之後幾天,撤掉了陸軍元帥瓦爾特·馮·布勞希奇的陸軍總司令職務,由他親自擔任作戰指揮。不過他沒有正式擔任陸軍總司令的職務。這是希特勒征服陸軍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步驟。從此以後,他掌握了絕對的直接指揮權,向前線的司令官們下達作戰命令。
  陸軍總司令的直接下級是野戰部隊的司令官和總司令部各部門的長官。在和平時期,後者包括陸軍軍械部、陸軍行政部、陸軍組織部的負責人,各軍兵種監察官,以及在這些地位平等的軍事領導人中間名列前茅的那位陸軍參謀總長。
  在進行戰爭動員的時候,陸軍參謀總長下到野戰部隊之中去,總司令部任命一位負責陸軍裝備和兵員補充的指揮官,替他承擔為戰時陸軍徵召、訓練和裝備部隊的繁重任務。除了組織部以外,總司令部裡其他所有部門都由這位指揮官領導。像陸軍參謀總長一樣,他的唯一上司是陸軍總司令,在後來就是希特勒了。
  陸軍參謀總部後來移到野戰指揮部裡。野戰指揮部的代號叫「策佩林」。它設在柏林南面二十英里遠的措森。這是兩個半圓形的A字屋頂的鋼筋水泥建築物。它從這裡指揮著作戰部隊。
  儘管換了名稱,這個機構仍然是和毛奇和施利芬的參謀總部一脈相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陸軍參謀總部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被遣散。凡爾賽條約規定它「應當解散,不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建立」。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在陸軍解散它之後的第二天,它被改組為軍隊部。陸軍總司令說; 「形式改變了,精神仍然不變。」在整個二十年代規避凡爾賽條約的過程中,軍隊部保持了凡爾賽條約規定不能保持的參謀總部的傳統。軍隊部三處負責情報工作。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軍隊部卸下了偽裝,重新以陸軍參謀總部的名稱出現。這個名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直保持著。陸軍部三處變成了陸軍參謀總部三處,即外國軍隊處。
  一九三九年的陸軍參謀總長是弗朗茨·哈爾德。他是炮兵出身、矮矮的個子、留著平頭,戴著夾鼻眼鏡,喜歡思考問題,講話的聲音小。他是巴伐利亞人,曾經在普魯士參謀部內當過軍官。雖然他不得不紙上談兵,缺乏象德國人所說的「振臂一呼,三軍雷動」的英雄氣概,但他工作得非常得心應手,頗有戰略頭腦,受到下級的崇敬。在形勢會議上,他體現了參謀人員知識淵博,判斷準確和雷厲風行的優良傳統,但是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性格顯然使他無法和他志同道合,並且使他有些忿忿不滿。他恨希特勒,但願意為德國效力,他內心的這種矛盾和衝突,往往使他無法工作。他同希特勒的爭論越來越頻繁了,但哈爾德始終沒有勇氣提出辭職。他等待著,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希特勒終於因為他在達豪戰役中反擊作戰遲緩,解除了他的職務。
  接替他的是庫特·蔡茨勒。他比哈爾德活躍得多,在開始時對希特勒也比哈爾德順從得多。在對法作戰和對俄作戰期間,他在解決複雜的後勤問題上,表現了超群的智慧和過人的精力。他性格直率,不太敏感,講話粗聲粗氣,執行命令雷厲風行。他在擔任西線總司令的參謀長的時候,就像希特勒所說的那樣, 「好像一隻大黃蜂嗡嗡地飛來飛去。」元首認為,一九四二年夏天加拿大軍隊在迪埃普的試驗登陸是企圖入侵歐洲,他認為盟軍那次登陸企圖被挫敗,主要是蔡茨勒的功勞。因此,他在解除了哈爾德的職務以後,將蔡茨勒連升數級,讓他擔任陸軍參謀總長。他的無以復加的感激,他比哈爾德略遜一籌的威望,以及他對俄國前線的缺乏瞭解,都使他在一開始時不宜過份同希特勒作對。但是到後來,他越來越對希特勒的軍事計劃提出異議,有時甚至發火。希特勒對他日益冷淡,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就撤掉了他的職務。
  下一個便是大名鼎鼎的坦克將軍海因茨·古德裡安。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剝奪了他的指揮權;現在又把他召了回來。在一些人看來,這項任命是這位德國裝甲部隊創始人兵旅生涯的頂峰,但它卻使另外一些人感到震驚,他們認為古德裡安只有一技之長,在戰場上衝鋒陷陣還行,但要擔任參謀總長,卻缺乏必要的素質。他性情急躁,作風粗暴,甚至在情況介紹會上講話的時候也是盛氣凌人。雖然他同蔡茨勒一樣,要求參謀人員堅信國家社會主義,但他並不怕同希特勒爭論,有一次,他甚至當著許多人的面對希特勒暴跳如雷。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希特勒早就把具體的作戰指揮權攥在自己手裡。在納粹壽終正寢之前的一個月,古德裡安嘟嘟嚷嚷要求和平的時候,希特勒撤了他的職,讓漢斯·克雷布斯取而代之。
  這些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德國陸軍參謀總部的人物。他們是陸軍參謀總部的十二個部門——作戰部門、組織部門、製圖和地形測繪部門以及其他一些部門——的領導人的直接上級,也是在戰爭動員時隸屬這些部門的機構——例如交通、通訊和氣象預報部門——的負責人的直接上級。
  有兩個部門分析估價情報。它們是三處(西線外軍處)
  和十二處(東線外軍處)。十二處的最成功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賴因哈德·格倫將軍。 (十二處這個奇怪的數字的由來,是由於原來只有三處從事情報工作,稱為外國軍隊處。隨著德國和外國重整軍備的工作迅速取得進展,三處的任務越來越繁重。因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另外設立了一個處。這個處就叫十二處,原來的三處依然不變。 )這兩個處是按照「襯衣紮在褲子裡的人屬於西方,襯衣放在褲子外面的人屬於東方,」這個原則來分管世界的。向它們提供關於外國軍隊的情報的有各種各樣的渠道——間諜、密碼破譯,戰俘審訊、前線觀察等等。它們分析這些情報的真偽,衡量它們的重要性,然後從中得出關於外國,尤其是敵對國家的軍隊的編制、實力和意圖的總的估價。它們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高級機構。有一次,一位上級在概括它們的任務時說: 「我想從你們這裡瞭解的是:敵人正在幹什麼?」
  在這兩個處成立的當天,任命了第四副參謀總長,擔任它們的上級。他的目的是統一情報分析估價工作,通過分析來比較全面地掌握情況。這種打算沒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是由於行政、政治和人事方面的原因,另一部分是由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各自負責不同的戰區,這使得第四副參謀總長的一半工作對參謀總長來說毫無意思,因為參謀總長只管對俄國的作戰。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取消了第四副參謀總長這一職務。從此以後,這兩個處就直接歸他領導。
  隸屬參謀總長領導的其他一些機構也搜集和估價情報。
  通信兵設有無線電情報總部。駐外武官收集情報,通過外交部將這些情報送到參謀總部。
  野戰部隊同樣收集和估價情報。有些人員和機構專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例如巡邏兵、偵察分隊、炮兵觀察員、戰俘審訊員,繳獲文件的翻譯工作人員,以及通信情報單位。
  另外一些人是在作戰過程中附帶地進行情報活動的。他們抓俘虜,從死人身上搜查文件,報告他們所看到的情況。所有這些情報都提供給戰地指揮部的情報官。
  最初,這樣的參謀部只在師一級才正式設立,後來擴大到軍,軍團和集團軍。雖然它們的規模有大有小,它們的組織方式實際上是一樣的。在集團軍、軍團和軍這幾個級別上,參謀長指揮著參謀部的工作,起著司令或軍長的代理人的作用。參謀長的主要助手是第一參謀,主管部隊的作戰。
  師參謀部不設參謀長,第一參謀代行參謀長的職務。參謀部的情報軍官是第三參謀。 (參謀部其他軍官包括:訓練參謀,軍法參謀、獸醫參謀、通信參謀、炮兵參謀,以及納粹黨訓導主任。德國本土上的參謀部設有軍需參謀,但在前線,一位專職軍需軍官負責處理這種事務。)參謀長、第一參謀和第三參謀(師以及有時候軍這兩級除外)通常是參謀部的成員。
  空軍和海軍不像陸軍那樣需要大量的情報,因為它們同敵人的接觸既不廣泛,也不頻繁。因此它們的情報機構比較小,正如它們本身機構比較小一樣。
  空軍本來是從陸軍中派生出來的,因而它的情報機構非常像陸軍的情報機構。空軍的分析估價情報的主要機構是外國空軍處,也就是空軍參謀總部第五處。在戰爭期間,空軍作戰部應運而生,成為空軍參謀總部的主要機構,第五處於是被普遍稱為作戰部的情報處。另一方面,它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為兩個分支機構,一個負責東線外國空軍情報,另一個負責西線外國空軍情報。條令規定第五處的任務是分析估價涉及到空戰的外國情報。其中包括收集有關轟炸目標的材料。圖片中心處理和研究具有戰略意義的航空照片。空軍特別戰俘審訊中心是第五處的一個戰地單位。
  空軍總司令部還包括另外一些收集和分析情報的機構。
  通訊情報總部由空軍通訊處領導。為了滿足空軍總司令部關於戰略航空攝影的要求,成立了特別遠程偵察機中隊。駐外空軍武官也提供情報。
  同陸軍一樣,空軍也設立了戰地情報機構。大約每七架飛機中有一架是偵察機。遠程偵察機中隊主要使用照相機進行偵察,近程偵察機中隊則主要用目力觀察。戰地司令部的攝影小組沖洗自己拍攝的照片,並對照片加以說明。陸軍部隊的聯絡官向偵察機中隊傳達地面部隊對航空偵察的要求,然後回去報告偵察結果。在空軍總司令部裡,一位將官(在戰爭期間他的官銜發生了變化)監督著空中偵察機構。
  戰地無線電偵察單位收聽敵方空軍單位的電訊情報。跟隨空軍作戰部隊的空軍參謀部門多半是按照陸軍的形式組織起來的,其中包括分析研究情報的情報參謀。攝影單位和監督無線電偵察的通信單位的負責人都在這些參謀部門工作。
  海軍情報機構集中在柏林海軍總司令部。戰爭開始之後幾個月,海軍總司令部在一次改組中成立了海軍作戰指揮部。它有三個下屬機構收集和分析情報:——海軍作戰指揮部一處,即作戰處。它在作出指揮決定的過程中對敵人的情況進行判斷。
  ——海軍作戰指揮部三處,即外國海軍處。它對收到的原始情報進行分析,並把這些情報交給海軍作戰指揮部一處。這個處的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專門掌握有關所有外國商船的情況。
  ——海軍觀察處,海軍通訊情報機構的通常稱呼。它和海軍通訊機構一起組成海軍情報處(Marinenachrichtendie—nst)。這是對「Nachrichten」這個德文詞的方便稱呼,不過這個稱呼有時把人弄糊塗了。 「Nachrichten' 的基本意思是「新聞」或「消息」,也有「通訊」和「情報」的意思。海軍情報處原來是海軍作戰指揮部二處。但海軍觀察處的規模迅速擴大,使情報處由處變成了司,在戰爭後期,負責潛艇的機構接管了海軍作戰指揮部二處之後,這個司實際上變成了海軍作戰指揮部四處。嚴格來說,海軍觀察處是這個司的無線電偵察處。
  戰爭期間的德國海軍是由兩個人指揮的。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指揮海軍的是埃裡希·雷德爾海軍元帥。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被身材矮小、面頰瘦削、對希特勒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卡爾·鄧尼茨海軍元帥所接替。鄧尼茨作為潛艇指揮官,發明了狼群戰術。這種戰術幾乎使德國贏得了大西洋海戰的勝利。他擔任海軍總司令以後,仍然兼任潛艇首領的職務。
  雖然陸、海、空三軍自然而然地比德國其他社會部門集中著更大的力量從事軍事情報活動,但還有幾個部級機構也參與情報工作。
  這幾個部當中的第一個是外交部。它派在國外的外交官利用駐外機構的傳統辦法搜集情報。其中許多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非常重要的問題的情報。外交部政治部接收並分析研究這些情報。商務機構處理經濟情報。外交部也有自己的密碼破譯員,他們隱蔽在行政人員之中。外交部新聞司負責閱讀外國報刊,從中尋找政治經濟情報。
  外交部長是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他對外國情況的瞭解,以及他以前在賣香檳酒時學會的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給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擔任希特勒的外交事務首席顧問,贏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那就是通過淡判達成了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條約。希特勒認為這個條約消除了他在推行侵略計劃時遭到英國干涉的危險。不久,裡賓特洛甫擔任外交部長。無論德國人還是外國人,很快就發現他自負、虛榮、愚蠢。有一次,他接見一位美國外交官,他自己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除了翻譯的時間外,老是滔滔不絕。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兩手伸開扶著椅把,閉著眼睛。他死死地保護著他那個官僚主義的小王國。唯恐別人插手,他有一半時間花在內部的互相爭吵上面。但是在戰時,他的這種做法很不成功。
  他在外交部建立一個主要是在國外執行任務的間諜機構。在外交官們看來這是頗不尋常的。他的動機之一是要攬權。這個間諜機構稱作三處,即情報處(一處和二處是宣傳單位。 )同樣的動機驅使他建立了一個無線電監聽所,稱作湖濱樓特別監聽所。這一次他略有所失,因為他不得不同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共同使用這個監聽所。戈培爾還有一個獲得外國消息的來源,那就是官方新聞機構德國新聞局。
  另外一個部也設有搜集情報、主要是經濟情報的機構。德國經濟部裡有一個外國經濟局,該部的半獨立性的德國統計局裡有一個外國經濟情況統計和外國經濟研究中心。它們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戰時經濟和軍備部提供了不少材料。
  德國最成功的情報機構之一是具有部級地位的研究部。
  研究部成立於一九三三年。它竊聽電話,截收外交、商務和新聞方面的無線電報,並且破譯密碼。雖然它獨立進行活動,但為了掩飾秘密,卻在表面上同德國的其他機構保持著最廣泛、最複雜的行政聯繫。它是全國性機構,從國家預算中領取經費,但它在行政上卻對一個邦政府即普魯士邦政府負責,然而普魯士邦政府並沒有交給它這些任務。為了偽裝,它還在它的名稱上面加上「德國航空部」,儘管它同那個機構毫無聯繫。後來,它的官員的名字列在四年計劃委員會官員名單裡面。它之所以能和這個機構牽扯在一塊,是因為這些機構都歸赫爾曼·戈林一人領導。他既是普魯士邦政府首腦,又是德國航空部長,四年計劃委員會負責人。戈林一人控制著研究部的工作。有時它的確像是戈林個人的通信情報機構。
  第三帝國的政權當然掌握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黨手裡。納粹黨有自己的情報機構,這就是黨衛隊保
  安處,它有部分機構從事對外情報活動。除了研究部外,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很久才成立的唯一的德國重要情報機構。
  黨衛隊保安處的首要作用,是使納粹黨時刻警惕它所面臨的一切危險。它是向它的母組織黑衫隊報警的。黑衫隊原來是在一九二三年作為希特勒的警衛隊而成立的,後來發展成為整個納粹黨的保衛隊。一九二九年,海因裡希·希姆萊擔任黑衫隊隊長。希姆萊留著平頭,戴一副眼鏡,是一位頗為精明的組織家。他冷酷無情,死心塌地為希特勒和他的反猶太人使命效勞。希特勒看中了他,讓他管理整個極權主義的秘密警察機構,負責集中營、強勞營、死刑毒氣室和國中之國的黨衛隊軍事機構。
  納粹黨在一九三零年九月的選舉中突然贏得了重大勝利,從那時以後,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加強了對納粹黨的監視。希姆萊很快意識到他需要一個情報組織來向他通報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的活動。就在這時候,一位年輕的由於有閨房之丑而被革職的前海軍軍官正在尋找職業。他拿著的一封介紹信最後落到了希姆萊的手裡。信中如實地介紹他當過「信號兵」(Nach,ichteno「i2 ier),但希姆萊把它理解為這個詞的另一個含義,即「情報軍官」。他還看到介紹信裡所附的照片。他喜歡這位年輕人的北歐日耳曼人特有的英俊面孔。
  他把他召了來。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這位高個子、大屁股、黃頭髮、藍眼睛、二十七歲的小伙子來到希姆萊在慕尼黑郊外的養雞場。這位黨衛隊首腦用軍人的話說: 「我需要一個情報官。」他讓這個年輕人在二十分鐘內把他認為這樣一個機構應如何進行活動的想法寫下來。這位求職的年輕人同情報工作從來沒有任何聯繫,但他根據當海軍時所學到的一套軍事知識,寫出他的文章,文章中也夾雜了一些軍事術語。希姆萊當即僱傭了他。賴因哈德·海德裡希的火箭式陞遷從此開始了。他不擇手段地使黨衛隊的力量和情報活動達到實際上幾乎控制整個國家的程度。從這一點上來講,像他這樣的官運,在第三帝國只有幾個最了不起的人才有,但是,就其對德國海外情報所產生的影響來說,這樁事情又是第三帝國最大災難之一。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在墓尼黑納粹黨總部的一間幾人合用的辦公室裡,海德裡希開始整理剪報和收到的其他情報。這份差事的確不怎麼好。但是他沒有放過時機。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慕尼黑褐色大廈納粹黨總部裡作了論「敵軍戰鬥方法」的講演。九月四日,他下令在黨衛隊裡建立情報網。十一月,他贏得了他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巴伐利亞警察局的一位老納粹黨員在為警察進行特務活動。海德裡希發現了這件事情後,十分成功地把他「爭取」過來了,巴伐利亞警察局不僅沒有得到關於納粹黨的情報,納粹黨反而獲得了關於警察局活動的情報。一個月之後,海德裡希連升兩級,配得了三名文書,並且結了婚。
  但是黨衛隊並不是納粹黨內擁有情報機構的唯一機構。
  納粹黨的街頭武裝——褐衫隊,或者叫做衝鋒隊,在一九三零年建立了情報機構。納粹黨的組織管理部門,地方上的宣傳工作的負責人,以及納粹黨的地方機構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但是,衝鋒隊的種種不慎行為和警察行動,幾乎使它的情報機構歸於覆滅。到一九三二年年中,納粹黨內其他情報機構也漸漸消失,大概是它們競爭不過海德裡希。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嚴格說來仍然只是「跟著」情報機構的海德裡希(因為希姆萊自己繼續擔任首腦),擔任了從那以後被稱作黨衛隊保安處的處長。十天之後,他又被提升為黨衛隊上校。
  到了九月,成立不久的黨衛隊保安處已經慢慢發展壯大,納粹黨總部已經裝不下它了。新婚的海德裡希夫婦,住在慕尼黑蒂爾肯大街二十三號有兩間房的一套寓所裡。這條街在慕尼黑大學附近,離施瓦本波希米亞中心也不算遠。在一段短時間內,黨衛隊保安處總部曾經設在這對新婚夫婦的寓所裡,後來搬到寧芬堡宮附近的楚卡利大街四號的一座別墅裡。海德裡希和他的妻子住在附近另一棟房子裡。新工作地點的條件並不奢華:他們現在一共有七個工作人員,其中有一位不得不在花園裡一個鐵圓桌上辦公,用一個破碟子當煙灰缸。由於黨衛隊保安處是黨的機構,它的經費,無論是薪金還是物資供應,都是由納粹黨的財務部門支付的。希特勒當了總理以後,隨著黨衛隊保安處人員的增加,經費也相應增加了,但從來不是非常充足的。海德裡希曾經要求每月撥給黨衛隊保安處七十萬零六百九十馬克;納粹黨財務總管氣憤地回答說,每月黨費收入總共才不過七十一萬馬克!實際上,黨衛隊保安處每月只領到三十五萬馬克,其中只有八萬馬克是由納粹黨的財務部門支付的,剩下的二十七萬馬克是由納粹黨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的辦公室提供的。
  納粹黨奪取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後來又奪取了各個邦政府的權力,為納粹黨的官員提供了在政府機構裡謀取一官半職的機會。他們以任何一個議會制度裡得勝政黨搶奪官職時的欣然而又迫不急待的心情搶官爭權。在一九三三年的遊行節、示威者迫使巴伐利亞政府向納粹黨繳械投降的那一天,希姆萊就任慕尼黑警察局局長。在他的麾下,海德裡希也奪得了自己的權力基地。以此作為開端,希姆萊乘勢控制了各個邦的政治警察機構,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徹底完成了這一行動。海德裡希在他手下擔任一系列警察頭目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魯士邦秘密警察頭目。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納粹黨的上台反而危及黨衛隊保
  安處的生存。黨衛隊保安處的職責是幫助保護黨。但是現在黨已經同國家合二而一了:希特勒既是黨的「元首」,又是正式的國家「元首」。一九三三年制訂的保障黨和國家的團結的法令宣稱黨是「德意志國家觀念的化身」,並且任命黨的官員參加政府內閣。黨的敵人已經成了國家的敵人,它們可以用國家手段來加以對付。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希姆萊和海德裡希並不急於交出任何權力,更談不上交出使他們平步青雲地獲得今天顯赫地位的那部分權力。
  黨衛隊保安處和政府秘密警察機構同時並存的局面,很快就造成了重複勞動和互相扯皮的現象。海德裡希採用兩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辦法是劃分這兩個互相競爭的機構的權限。他規定警察機構處理個人案件,黨衛隊保安處則防範意識形態方面的危險。但是,這樣的危險有時是以個人案件的形式出現的,使得他的這種劃分權限的努力遭到失敗。某項具體任務,究竟由海德裡希的兩套機構中的哪一套機構來完成,常常發生混亂。但他寧願保持混亂以確保他的雙重權力基地,也不願澄清混亂而使他失去其中的任何一方。
  黨衛隊保安處成了累贅品,海德裡希解決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辦法是發動進攻。他不會讓黨的情報機構在政府官僚機構的樹蔭下枯萎死去。恰恰相反,他打算讓黨的機構去蠶食政府的地盤。這種辦法將使黨的機構的權力合法化,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可以增加它的權力。
  不過,他在這樣做之前,必須先牢牢保住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他擴大了他的密探網。誰講希特勒的壞話,或者出現了其他反黨傾向,這些密探就向他報告。他將黨衛隊保安處分成四個行政級別來搜集和分析這方面的情報。希姆萊將黨衛隊保安處升級為黨衛隊一個部。海德裡希後來贏得了一個重大勝利,黨衛隊保安處在不倫瑞克遭到小小挫折之後,希特勒由於不想讓他的政權的這股強大支持力量垮下去而對它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命令黨衛隊保安處接管黨內另一個情報機構,這個情報機構顯然是仍然存在的唯一競爭對手。
  這個機構是納粹黨對外政治部裡的一個機構。這個部的領導人是納粹黨頭號理論家阿圖爾·羅森貝格。羅森貝格是繼《我的奮鬥》之後納粹黨的最重要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的作者。羅森貝格手下的情報頭子是阿圖爾·舒曼。舒曼三十二歲,一九二二年入黨,黨證號碼是7956. 他為黨進行過鬥爭,本人有在情報戰場上大幹一番的野心。
  舒曼領導著納粹黨組織裡的情報機構,直到海德裡希把它摧垮為止。舒曼本人機靈地跳到羅森貝格的部門裡去了。在這個部門裡,他將六十個國家裡的納粹黨員組織成一個間諜網,這就再次威脅著海德裡希獨霸整個情報機構的野心。現在,希特勒下達了接管他的這個情報機構的命令,看來海德裡希已再次打敗了他。但是舒曼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就範的。而且,就在這時候,納粹黨的德國勞工陣線成立了自己的反情報機構。
  可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有幾股反對力量在幫海德裡希的忙。希姆萊獲得·了德國最後一個邦的政治警察首腦的職位。希特勒正在策劃長刀之夜行動——黑衫隊暗殺褐衫隊搞同性戀愛的領導人。褐衫隊有兩百萬隊員,這支迅速壯大的激進力量威脅著希特勒,他大概是想堵塞任何通往褐衫隊的情報渠道,或者是想引誘黨衛隊保安處進一步向他提供有關褐衫隊罪行的證據,或者是想獎賞希姆萊,或者是這幾方面的目的他都想達到。無論理由如何,他使黨衛隊保安處得到了它盼望己久的整個黨的情報機構的壟斷權。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簽署的一道命令,要求舒曼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將他的「機構」移交給黨衛隊保安處,並規定「除了黨衛隊保安處以外,黨內不允許有任何其他情報機構或反情報機構存在」。這樣一來,海德裡希在三十歲的時候就完全控制著納粹黨的所有情報機構。
  異己既已剷除,他又回過頭來追求另一個目標:讓他的黨的機構去搶奪政府的職權。第一個步驟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也就是在長刀之夜以後四天採取的。希姆萊的巴伐利亞警察局承認黨衛隊保安處是「唯一的政治情報機構和反情報機構」。這一承認不只局限於黨內,它還禁止其他情報機構在巴伐利亞活動。不到三個星期之後,黨衛隊保安處強行闖進了迄今為止純屬政府管轄的另一個領域:反情報機構。兩個官方機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和普魯土秘密國家警察已經在處理不同方面的這種工作。但是,儘管海德裡希已經是普魯土的秘密警察頭子,他仍然認為秘密國家警察和諜報局「不能充分保障安全」。因此,在七月二十八日,黨衛隊保安處讓新上任的海因茨·約斯特擔負起同外國間諜機構進行鬥爭從而保護德國的任務。黨衛隊保安處從此捲入了對外情報活動。這種捲入後來斷送了黨衛隊保安處。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海德裡希篡奪政府權力的活動正在獲得成功。巴伐利亞警察機構承認「黨衛隊保安處參與了保衛這個邦的各種活動」。黨衛隊保安處總部從納粹黨總部所在地慕尼黑遷到德國首都柏林。一九三六年之前的某個時候,海德裡希採取組織措施,使他的黨的情報機構恣意侵佔對外情報工作這一屬於政府管轄的地盤;他加強了約斯特的機構,使它成為黨衛隊保安處裡一個新的機構來負責對外情報工作。這個機構就是黨衛隊保安處三科。 (一科負責行政事務,二科負責國內情報工作。 )海德裡希向政府奪權的活動正在加速進行。幾個月之後,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希特勒在內務部裡建立了全國警察機構,任命希姆萊為黨衛隊隊長和德國警察首腦。希姆萊現在是整個德國的警察頭子,管轄著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警察。後者包括刑事警察(偵探)和政治警察(蓋世太保),兩者組成保安警察總局,局長就是賴因哈德·海德裡希,他同時擔任黨衛隊保安處處長。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他同卡納裡斯簽訂了協定,從理論上,他們劃定了各自的權限(彼此的權限是互相衝突的);但是在實際上,他們是使海德裡希的權限合法化。到了第二年,納粹黨的組織簿上稱呼黨衛隊保安處是「納粹運動和國家的政治情報機構」。一八三八年,甚至政府的官僚機構也不得不承認黨衛隊保安處從此以後將「積極從事政府的活動」。在納粹黨熾熱的權力慾望面前,政府官僚機構的理智像冰雪一樣地消融了。
  與此同時,海德裡希還在染指另一個政府勢力範圍:外交部。他同半打以上的國家締結了警察協定,並且向兩個德國駐外機構派遣了蓋世太保的聯絡員。元首曾經頒布一道命令,它規定: 「在戰爭期間,政府和黨的機構的所有(駐外)人員……必須服從德國(外交)使團負責人的領導。」
  但是,在戰爭開始後不久,海德裡希和希姆萊卻成功地使他們手下的駐外人員不受裡賓特洛甫的外交部的約束。從那時以後,他們可以把自己的特務派到國外去,並且指揮他們在那裡進行活動,而且不受外交部的干預。
  這樣的壓力和活動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達到了頂點。那一天成立了將海德裡希的黨政機構合二為一的一個機構,它就是德國保安總局。它是由保安警察總局和黨衛隊保安處總部合併而成的。黨衛隊保安處三科變成了德國保安總局六司,這個司負責對外情報工作。 (帝國保安總局其他幾個司是;一司,負責人事;二司,負責行政事務;三司,負責國內情報工作;四司,蓋世太保;五司,秘密偵探;很久以後才增設的七司,負責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研究。 )賴因哈德·海德裡希以黨衛隊中將的軍銜和保安警察暨黨衛隊保安處首腦的頭銜領導著德國保安總局。
  德國保安總局是黨衛隊的十二個機構當中的一個機構。
  (其他機構中有的主管穿制服的警察,有的主管經濟,有的主管行政(這個機構負責集中營),有的負責東方移民問題,有的負責人事,有的負責在前方作戰的黨衛隊部隊。 )無論是在德國保安總局內部還是外部,黨衛隊保安處始終是存在的。六司的成員仍然是黨衛隊保安處的成員,繼續從納粹黨那裡領取薪金,一直到戰爭結束。蓋世太保和偵探則是政府的僱傭人員。德國保安總局在德國的許多城市和被德國佔領的外國領土上建立的分支機構,擁有同樣混雜的組織系統。
  德國駐外機構中的秘密警察裡面就有德國保安總局六司的人員。在德國保安總局的外部,黨衛隊保安處的密探繼續進行活動。
  德國保安總局的成立使海德裡希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海德裡希高個子,黃頭髮,藍眼睛,寬寬的上額,細長的雙手。尖嗓門,講起話來斷斷續續,很少一口氣講完一句話,但總是能把意思講清楚。他渾身散發著一股陰森氣息,使得許多害怕他的人也恨他。他沒有朋友,他在哪裡出現,哪裡的人就退避三舍。希姆萊的許多下級認為希姆萊本人是和藹可親的,海德裡希的下級卻不認為他們的上司是如此。他們不喜歡陪伴他,但是有時他們還得陪著他在柏林花花綠綠的後街裡頭吃喝嫖賭。他寫的字歪歪斜斜,作起文章來詞不達意,但多少還是符合邏輯的。他酷愛體育運動,特別喜歡擊劍,但也喜歡滑雪和騎馬。他是黨衛隊體育訓練監察官。
  他的「懍悍」是黨衛隊裡許多人傚法的榜樣。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小提琴手;有時候,他那撥動人們心弦的神妙演奏,使得他的聽眾和他自己不由得淌下了眼淚。
  他控制著蓋世太保,掌握著很大的權力。但他並不滿足。他有一個把政府的職權合併到黨內來的計劃。這個計劃的一部分是把軍事間諜機構同化到政治情報機構之中去。這個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他在一九四一年撤掉了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平庸無能的司長約斯特的職務,換上了精力充沛、受過磨練、年輕有為的瓦爾特·捨倫貝格。他的計劃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同卡納裡斯海軍上將進行角逐。二十年代,在訓練艦《柏林號》上,卡納裡斯是海德裡希的上級。雖然海德裡希在表面上同這位諜報局局長裝得親熱,但他從未停止過對這位比他年長的人的角逐。當卡納裡斯買下柏林西南貝塔蔡爾街十七號的一所稍帶方形的房子時,海德裡希也在這條街的拐角處賴夫特拉韋格街十四號買下一所稜形房子。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他逼著卡納裡斯修改了他們在一九三六年簽訂的外號叫「十誡」的協定。原協定對雙方不偏不倚,修改後的協定卻對諜報局不利,因為新協定從實際上把權力交給了保安警察和黨衛隊保安處,而把這樣的權力交給卡納裡斯的機構的保證只是停留在口頭上。
  海德裡希繼續大力向外交部攫取政府權力。他的黨衛隊保安處在羅馬尼亞發動一場未遂叛亂,策劃在伊拉克進行大規模顛覆。他三番五次地要求把秘密警察派到德國駐外機構裡去。裡賓特洛甫提出了一個反建議,主張派到國外的這些秘密警察應該是外交機構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應該歸他管。海德裡希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裡賓特洛甫同他簽訂了一項協議,允許他派遣秘密警察到駐外機構裡去,而且實際上仍然由黨衛隊來控制他們,譬如,他們的報告直接送給希姆萊。不久,這些派駐國外的秘密警察(幾乎全是蓋世太保的官員),就都扮成了使館工作人員。
  海德裡希的超級野心使他的計劃尚未完全成功就一命嗚呼。他急於想得到一塊地盤,建立他的權力基地。在他的懇求下,希特勒任命他為駐捷克斯洛伐克總督。他的正式頭銜是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代理保護長官」;他的非正式頭銜是「布拉格的劊子手」。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捷克抵抗運動成員向他的小汽車底下扔了一顆炸彈,把他送上了西天。
  希特勒說「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他」,為了報復,希特勒把捷克的利迪策村從地球上抹掉了。
  海德裡希死後,希姆萊自己負責德國保安總局達六個月之久。一九四三年一月,他讓恩斯特·卡爾滕布龍納擔任局長。卡爾滕布龍納是在林茨出生的法學博士,林茨是奧地利的一個工業城鎮,希特勒就是在那裡長大的。卡爾滕布龍納在一九三一年底加入黨衛隊。在他手下工作的有他的同鄉阿道夫·埃希曼。一九三三年,卡爾滕布龍納擔任奧地利黨衛隊隊長,並且繼安施盧斯之後於一九三八年擔任維也納黨衛隊隊長和警察首腦。後來的五年中他一直呆在維也納。他雖然能勝任工作,卻沒有表現出卓越的組織才能。他是一頭公牛,既像個鄉巴佬,又像個伐木工人,粗粗的脖子,呆板的臉上帶著傷疤,講話有些粗野,舉止魯莽;只有他那雙毒蛇般的眼睛顯露出部分內在的力量。他抽煙一支接一支,酒也喝得很凶。他的智力商數是一百一十三,是智力商數最低的納粹黨領導人之一。但是,他在搞邪門歪道和發覺別人玩弄陰謀詭計方面卻頗有一手。他在粉碎這些陰謀活動時毫不留情。
  而且,他也有一股不可遏止的權力慾望。
  比如說,他繼海德裡希之後繼續蠶食外交部的地盤。到一九四三年十月,駐外秘密警官及其助手的人數增至七十三人,遍及十九個德國駐外機構。這個人數自然還不夠。黨衛隊保安處要求向更多的駐外機構派遣它的人員。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甚至在梵蒂岡也派駐了秘密警官。有時候,黨衛隊保安處的插手把事情弄糟了。黨衛隊保安處的一名特務曾經在阿根廷進行購置武器的談判。事情敗露之後,阿根廷斷絕了同德國的外交關係,使希特勒喪失了他在西半球的最後一個落腳點。第二年,一九四四年,卡爾滕布龍納逼著裡賓特洛甫同希姆萊簽訂了另一項協定。這項協定基本上重申了已有的相互關係。協定第四條的第一句話表達了納粹黨獨裁者手下這兩員幹將之間攜手合作的保證:「德國保安總局提供的有關外國的情報,只要是元首感興趣的,將作為德國保安總局的材料由外交部送交元首。」然而第二句卻更清楚表明了控制權實際掌握在誰的手裡。因為這一句說,黨衛隊隊長可以「根據自己的權限……由他自己向元首報告情況。」
  最能顯示卡爾滕布龍納奪權本領的,是他在上台之後一年,就實現了海德裡希老早的一個夢想。他從軍方手裡把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奪了過來,把它合併到德國保安總局。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希特勒下令成立「統一的德國秘密情報機構」,由黨衛隊領導。卡納裡斯被撤職了。新的聯合機構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成立。諜報局一處(間諜處)變成了德國保安總局六司下面一個新的軍事情報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納粹黨終於囊括了德國所有的間諜機構。
  納粹黨另外兩個機構也為德國提供軍事情報。納粹黨國外組織是由在德國境外居住的納粹黨員組成的。它在世界各地的組織都向德國提供情報,其中大部分是關於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形勢的情報,偶爾也有一些軍事情報。不過這個組織的主要貢獻是提供可以選用的間諜名單。
  納粹黨的新聞首腦,同時也是宣傳部的國務秘書。他建立了一個專門機構,從各個通訊社和各種報紙中搜集比較重要情報,並且要求他走到哪裡這些情報就送到哪裡。因為他總是跟著希特勒走的,這些重要情報送到他那裡後,他就把它們交給元首。
  私營部門收集情報的機構主要是一些龐大的卡特爾和武器製造商。像法本化學托拉斯和克虜伯那樣的企業,都有專人仔細地閱讀各種技術報刊,並且向國外派駐代表。它們的耳目從不放過對它們的企業具有價值的情報。對於正在重整軍備的德國來說,這些情報常常意味著就是軍事裝備和供應品。它們建立了龐大的情報機構。經常將原始資料和完成的報告交給軍事機關。
  其次是許許多多的私營研究機構。它們通常分析研究經濟資料,並且根據這些資料寫出報告,提供給軍方。一九四三年年底,這些機構劃歸德國保安總局六司G組監督。這個組並沒有使這些機構提供更多的情報,而且它們的情報總是些無關緊要的東西。一九四四年九月,這些機構中的多數都關閉了。
  德國這個龐大的、匆促草率建立起來的情報體系,是由許許多多互不協調而且常常你爭我奪的機構拼組成的。它通過遙遠的、多種多樣的渠道收集從各地源源送來的情報,其中一些情報是重複的。每個機構都提煉自己的情報。它們提煉情報的方式不一樣:有的象軍事部門那樣,通過專門的分析情報的機構;有的象外交部那樣,通過一般的官僚機構。
  然後,那些互相妒忌的部長們,驕橫自大的黨官們,三軍首腦機關的不可一世的將軍們,都爭先恐後地將他們手中的寶貝情報送交給元首。
  希特勒所希望的正是如此。各個機構之間鬧不團結,互相競爭,使得他得以控制整個情報機構。而且,由於他是唯一能夠看到所有情報的一個人,他可以用他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來判斷這些情報。他不會輕易把這種權力讓給其他任何人。事實上,他也從來沒有讓過。但是,他的這種做法卻給德國情報工作造成了兩個致命的弱點:一個是缺乏效率,另一個是讓一個瘋子總管情報。
  註:1 、阿爾貝特·施佩爾是德國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長。——譯者。
  2 、漢薩同盟是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紀北歐城市結成的商業,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諸城市為主。——譯者。
  3 、德累斯頓以出產人物瓷象著稱。——譯者。
  4 、無線電城(RadioCity)是紐約的娛樂場所,那兒有紐約市最大的電影院——譯者。
  5 、金貝爾斯(Gimbels),紐約一家大百貨商店。——譯者。
  6 、凸出地帶戰役(The bettle of the Bulge)就是—F面所說的阿登戰役,時間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譯者。
  7 、總督島(Governor' s Island)是紐約東南、紐約灣上部一島嶼,與曼哈頓之間有渡船來往。該島為美軍用地,島上設有軍事監獄。該島自從荷蘭總督沃特·范特威勒一六三七年從印第安人手裡買下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殖民總督居住地,因此得名。——譯者。
  8 、千秋帝國:希特勒曾經吹噓納粹帝國將久歷千年,納粹黨徒因此稱第三帝國為千秋帝國。——譯者。
  9 、查理一世(1157——1199)——英王,在位期間1189至1199,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頭領之一,也稱獅心查理。——譯者。
  10、指維爾納·馮·布洛姆貝格陸軍元帥。——譯者。
  11、蘭斯,法國北部城市,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國在這裡無條件向盟軍投降。——譯者。
  12、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戰術。由一艘潛水艇跟蹤目標後,把目標的位置、速度和航向報告給能夠攔擊這一目標的其他潛水艇,以便集中力量來對該目標進行攻擊。——譯者。
  4.圓筒高帽
  這是個大房間,佈置著豪華的傢俱。從窗口望出去,亞熱帶的公園裡種植著許多松科常綠樹。房間裡,一個短小精悍、面部輪廓分明的男子坐在大寫字檯前起草一份電報。他是德意志帝國駐伊朗特命全權大使。一九四一年的這個夏日,他在德黑蘭大使館裡起草的這封電報裡面,有一個緊急情報。
  對許多人來說,伊朗看來是鉗形攻勢的目標。從利比亞,軸心國的軍隊威脅著埃及,因為只有它阻礙著西方到伊朗去的道路。德軍從俄國南部挺進,似乎所向無敵。這兩支軍隊顯然要在中東會師,以便希特勒佔領那裡的油田。然後他可能取道伊朗向印度推進,同日本人握手,這樣軸心國就征服全世界了。
  但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這一天,這把鉗子的兩鋏離德黑蘭都還有數千英里,伊朗的油井主要還在為英國出油。
  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早些時候接受任務要破壞這些油井,但是還只不過在制訂計劃,而大批德國技術人員仍然威脅著這些油井,伊朗國王表示無意驅逐或扣留這些外僑。
  外交官的主要作用除了談判以外,還要打報告。埃爾溫·埃特爾大使並不是職業外交官,雖然他能穿著條紋褲子,戴著圓筒高帽,而且信心十足。和第三帝國的其他許多人一樣,他是因為對黨效忠而官運亨通的。當他——九三二年入黨的時候,他只不過是個小小辦事員,但他爬得很快,當了黨衛隊的准將,在意大利作為納粹黨的領導人呆了三年,接著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底任命他為駐伊朗大使。而他非常瞭解一個大便要打什麼樣的報告,這一天他正坐在寫字檯前執行這個任務。
  昨天,他收到有關伊朗局勢的極為重要的情報,英國決定佔領伊朗。
  埃及駐伊朗大使接受他那矮胖的、愛好色情文學的國王法魯克的命令,將這個情報送給埃特爾。法魯克和許多其他埃及人一樣,憎恨英國人統治他的國家,他料想德國人可能取勝。法魯克把這個情報送給埃特爾,藉以證明他非常相信德國。雖然埃及駐伊朗大使並沒有說明法魯克是如何聽到這個風聲的,但他一再強調,這個消息不是謠傳,而是確實瞭解到的英國的決定。英國總參謀部要求派遣五十萬軍隊佔領伊朗,用兩個月的時間作準備。真正要接管這個石油租借地區,包括波斯灣港口在內,預料只要三個星期,就能完成。
  埃特爾把這些都寫在報告裡,另外還寫了一些敵人計劃的更具體的情況。
  他將電報譯成密碼。第二天早晨,當電報局開門的時候,這份電報便發到了柏林,這是向柏林提供的關於英國對伊朗計劃的第一個可靠的情報。這個情報立刻被送呈希特勒。希特勒考慮了一下,但是沒有採取行動。過了幾天,埃特爾繼續打電報說,伊朗正在準備自衛抵抗英國軍隊,這或許是哄騙元首的情報。但是,到了下個月,有跡象表明情況越來越危險。埃特爾從「可靠人土」那裡獲悉,英國人已經「建議撤去」油田里工作的德國人。幾個星期以後,一個「萬分緊急」的電報促使希特勒採取了行動。埃特爾報告說,他同伊朗首相進行了一小時的交談,這次談話表明,伊朗人開始在英國的要求面前屈服了。此時德國元首大吃一驚,發狂似地要求伊朗國王在德國軍隊從俄國開來援救他們之前,要把英國人抵抗住。但是空話是抵擋不了槍炮的,過了兩天,當英國軍從和俄國軍隊分別從南、北進入伊朗時,希特勒只能暴跳如雷。埃特爾已經盡力而為了,他及時發了電報,提供了精確的情報,但是真槍真炮把願望打得粉碎。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外交部從事間諜活動的一段故事。
  為什麼一定要外交官來做這樣的工作?難道政府不能在國內收集有關另外一個國家的情報嗎?顯然,在國內不如在另外一個國家的內部收集情報來得好。置身於那個國家,可以會晤較多的人,能夠閱讀較多的一般報刊和各種類型報刊,可以旁聽議會辯論,參觀建築物,而且,只要在街上走走,購買食品和衣服,坐火車,上劇院,就能感覺到這個國家經濟和文化的活力。大型駐外使館裡的專家、通常稱為「專員」,集中瞭解所在國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情況。他們主要通過同所在國政府官員的交談和閱讀報紙來收集情報。他們把這種情報彙編成報告,通過郵件、電報或無線電送交外交部。在柏林市中心,威廉街七十六號,一棟用灰色石頭砌成的十八世紀的房子,就是外交部所在地,除了大門兩側的兩個獅身人面像以外,一切設計都樸素大方。裡面,官員們在政治商務部門的各地區組裡辦公,閱讀外交官送來的報告,並且根據這些報告,向德國外交政策的唯一決策人阿道夫·希特勒提出外交政策建議。
  對於德國外交部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意味著駐外使館一個個地關閉,它的影響減弱下去。但是戰爭也迫使外交部在它一向迴避的領域——軍事領域——裡工作。外交官一般寧願讓他們的武官去搜集有關軍隊和武器的情報,他們自己則追求調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崇高目的。但是納粹的侵略把他們的親善使命變成了害人的勾當。甚至在戰爭開始以前,外交國務秘書就通知各個主要駐外使館,不要使勁地維護和平,而要「在獲得軍事情報方面進行合作……」。
  德國駐美國的領事們積極熱情地擔負起這個任務。愛德華·盧爾茨在紐約剪輯報紙,購買英國及其海外領土的地圖。在費城的埃裡希。溫德爾斯、在芝加哥的格奧爾格·克勞斯一維希曼博士以及在克利夫蘭的卡爾·卡普都寄剪報給華盛頓的武官。在洛杉磯的格奧爾格·居斯林博土仔細研究當地報紙——他的領事館閱讀十種南部加利福尼亞的報紙,以及其他的出版物,包括商會的專門報告。他還派他領事館裡的一個人,每週兩次開汽車出去觀察,數一數幾乎是露天的工廠生產的飛機數量。
  戰爭期間,外交官們首先要搞清楚對方想幹些什麼。對他們來說——對所有的人來說也是這樣——這種想要知道對方將幹些什麼,是最艱難的任務之一。有時他們,或者向他們提供情報的人,是成功的。埃特爾預先提醒英國要進佔伊朗就是成功的一例。一九四三年德國駐西班牙大使的報告也是成功的。他在五月二十五日的電報中說,他的老朋友,三個星期前被羅斯福總統接見過的西班牙駐美大使說,羅斯福將在一九四四年再度參加競選,只有美國在軍事上遭到重大挫折,才會減少羅斯福重新當選的機會。
  但是,外交官,或者提供情報給外交官的那些人,往往犯錯誤。一九四零年,德國駐華盛頓代辦預告,美國給英國五十艘驅逐艦、英國讓美國使用西半球基地的這樣一筆交易達成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幾個星期後,這筆交易成功了。在丹吉爾,德國外交部派駐那裡的代表發電報給柏林,敘述了在北非的軸心國部隊投降後一個月,他同西班牙的總參謀長的一次談話的中心內容。這個西班牙人剛剛拜訪了美國馬克·克拉克將軍,覺得美國人給他「一種很壞的印象……
  他不認為克拉克將軍的軍隊在兩個月之內能準備好對歐洲發動大規模進攻。」可是一個月後,美國人在西西里登陸了。
  由於預言錯誤而造成最嚴重後果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四一年春天在南斯拉夫發生的。德國外交部同統帥部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一樣,事先完全不知道南斯拉夫發生了政變、攆走了親軸心國的政府,建立了反軸心國的政府。這個變化導致希特勒進攻並征服南斯拉夫,因而使他猛攻俄國的計劃推遲了一個月,他後來回顧說,這是使他在這次戰爭中敗北的原因。由於這次情報失誤,希特勒憤怒斥責他的間諜頭目和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
  像這樣使人難堪的事情不止一件。裡賓特洛甫想控制黨衛隊保安處對外間諜機構,但他沒有成功,因此還得依賴它和統帥部諜報局提供秘密情報。希特勒懷疑蘇聯大使館的一個間諜、裡賓特洛甫手下的一個情報員是雙重特務。他經常批評裡賓特洛甫的外交官,表現出他普遍不相信專家和專業人員。正在這個時候,從完全不同的一個方面提出的一個建議引起了裡賓特洛甫的注意,使他在焦頭爛額的困境中找到了一條出路。伊拉克開始反抗英國的統治,他的政治部負責人建議外交部給那裡的反英領導人一部無線電發報機和一套密碼;這樣那位領導人就能直接把政治情報發給外交部,外交部就可以不依賴統帥部諜報局了。裡賓特洛甫同意這個意見,並且根據這個意見建立了一整套他自己的間諜機構。
  他的想法幾乎是有先例的:十八世紀的法國,路易十五的駐外機構中另有一套秘密報告和談判的機構,這個機構使得在正式的外交官以外又多了一套人馬,而且常常互相牴觸。裡賓特洛甫覺到間諜提供的情報可能給希特勒印象更深;它肯定會更好地迎合希特勒的這種觀點;最好用勾引外國使節和外國政治家的女兒的辦法來搜集外國情報。認為間諜機構可能會觸犯長期存在的外交常規這種想法並沒有嚇住他。南斯拉夫政變後三個星期,四月九日,德國外交部政治部主任記下了裡賓特洛甫在那一天作出的決定:立即為外交部在北非和中東建立一個它自己的情報機構,獨立於統帥部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 為此,他(裡賓特洛甫)盡一切可能提供經濟援助,無論是黃金還是外匯,並說,他要指示路得部長(馬丁·路得,德國內務部長)提供一切必要的最現代化的技術援助,諸如無線電設備,等等。以後這個機構將併入由外交部長組織的一個獨立於其他各部的新的情報機構之中。
  兩個星期以後,裡賓特洛甫任命安多爾·亨克領導這個機構,安多爾·亨克是個四十五歲的職業官員,當時在柏林工作,一九三五年入黨。
  亨克在情報部門內部建立他的中心,也許是作為一種偽裝。名稱叫做情報三處,情報一處和二處,以及後來的四處到十五處,以對外宣傳的方式發情報。以後亨克到處建立獲取情報的據點。有時他從柏林派人出去;有時他利用手邊的人。每個據點的頭目都是德國在那個國家裡的使館人員。他們僱用德國報刊或通訊社的記者、商人、當地德國居民等作情報員。亨克禁止「積極的間諜活動……我們要堅持使用合法手段,不要做損害友好關係的事情。我們不能去砸保險箱或偷竊外交郵袋!」這種禁令可能違反裡賓特洛甫的願望。情報員的目的與其說是搜集具體情報,不如說是籠統報告對某個國家的感受,它的政府的穩定程度以及關鍵人物的可靠性。
  亨克在幾個星期之內就使這種機構運轉起來了。
  使館負責人自然不喜歡這種競爭機構,但是他們大多數並不提出抗議,特別是因為他們能夠閱讀這些報告,雖然他們不能修改或扣留它們。黨衛隊保安處則比較難對付了,有一次它真的逮捕了情報三處的幾個情報員。情報三處附屬於外交機構,這就產生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它只能在德國的盟國和中立國進行活動,而這樣的國家大多數在歐洲,雖然它確實有一個情報員在上海,另外還有一些情報員在南美。它的活動重點主要在巴爾幹半島各國。
  情報三處的每一個據點的頭頭用信封將報告郵寄到柏林,信封上寫明亨克親啟。在柏林,他的工作人員——只有兩個官員和三、四個辦事員——對這些報告進行分析、綜合,然後送給國務秘書,裡賓特洛甫,或者有關的機構。裡賓特洛甫將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五送呈希特勒。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希特勒收到兩份情報三處的報告,一份是關於伊朗的政治和軍事局勢的,一份是關於埃及局勢的。
  這樣的報告有時有錯誤,有時不準確。德國和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扶植的克羅地亞傀儡共和國裡,有情報三處的一個特務,他指出有幾個部長是「親意大利的」。在伊拉克的一個情報三處的人宣稱,伊拉克首都的形勢對德國來說並不危急——四天後親軸心國的內閣垮台並逃跑了。在土耳其的一個情報員報告說,英國和蘇聯對伊朗的佔領,已經在有影響的土耳其人士中間「引起了驚慌」。緊接著的三頁裡也充滿了同樣詳細的新聞材料。
  一九四三年,亨克被提升為外交部政治部主任,他仍然控制著情報三處,但是首先從伊朗召回埃特爾,然後把前外交部國務秘書的兒子馬沙爾·阿道夫·巴龍·馮·比貝爾施泰因立刻派去任職。但後來報告的質量和數量顯著下降,一部分原因是信使困難。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這個機構就被放棄了。甚至亨克也承認它「沒有獲得非常重要的情報」。
  像一切情報機構一樣,德國外交部是個巨大的過濾器。
  它濾掉許多材料,只把最重要的部分送交最高層的負責人。
  每天數百頁報告用電報和郵件湧向威廉街。官員們只把報告的三分之一遞交國務秘書,國務秘書再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送交裡賓特洛甫,他在離元首很近的專車上,而元首一般離柏林很遠。後來外交部的聯絡官每天平均大約送四份材料給希特勒。
  然而,裡賓特洛甫對他的外交部長這一職務有一種特殊的看法,認為池的主要職責除了執行元首的意志以外,是使元首不產生懷疑,不去思考可能使他產生懷疑的事情。他要他的官員們具有同樣的信念,不許他們遞交可能動搖這種信念的報告。結果,儘管他的下級經常報告令人愉快的實際情況,而通過他送到希特勒那裡的報告,卻是客觀的少,主觀的多。
  5.武官
  軍隊部三處在挨餓,由於凡爾賽條約禁止軍隊部派遣「任何陸海空軍代表到任何國家去」,三處這個情報機構因而深知沒有什麼情報來源,只好飢腸轆轆地過日子。三處深知只有它自己的專家、專職觀察員才能採集到它所需要的食糧。因此,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它拚命鼓勵軍隊的指揮機關重新派遣武官。但是只有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政府才覺得可以授權給他們。他們將在四月一日就職。
  陸軍任命了七位武官,指定其中的四位立即到幾個崗位就職。這樣它就在十四個國家有了代表機構:美國、英國兼比利時與荷蘭,法國、意大利兼匈牙利與保加利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兼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蘇聯兼立陶宛。海軍向倫敦、巴黎和羅馬尼亞派了武官。空軍事務原來由陸軍兼管,後來空軍也開始派遣它自己的武官。一九三八年以後,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只任命一位德國武官,處理同東道國整個武裝部隊有關的問題。到了一九三九年,有十八個陸軍武官、十二個海軍武官和十三個空軍武官以及他們的一些助手莊三十個國家工作著。
  儘管陸海空三軍為設立武官費了不少口舌,進行了長期的鼓動,它們卻沒有培養出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材來,後來它們也沒有這樣做。人員挑選似乎沒有一定之規。陸軍人事部門根據它對一些軍官的能力的一般瞭解,把他們推薦給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同外國軍隊局和軍隊部(後來則是陸軍參謀總部)的負責人討論這些人員名單,並且作出選擇。他是根據他們是否有奸性格,是否有淵博的軍事知識,瀟灑的社交本領和漂亮的面孔這樣一些素質進行挑選的。
  挑選適合於國外工作的專家是比較困難的,為此,陸軍總司令常常在陸軍參謀總部以外的地方尋找人材。例如,任職時間最長的駐莫斯科武官奧古斯特·克斯特林將軍,就不是陸軍參謀總部的成員。但他是在俄國出生和長大的,參加過塔內貝格戰役,因而在一九三一年擔任了德國軍隊駐蘇聯的代表。外國軍隊局後來的一位局長稱池「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德國最瞭解蘇維埃俄國的一個人」。在土耳其、希臘和伊朗擔任過武官的漢斯·羅德上校,雖然也不是陸軍參謀總部的成員,卻非常瞭解近東,寫過六本關於近東的書。
  但一般來說,陸軍是從陸軍參謀總部裡挑選武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挑選武官的人本身是陸軍參謀總部的成員,因而熟悉所要挑選的人。這樣挑選出來的人可能不是最好的。恩諾·馮·林特倫的一位朋友是陸軍人事局局長。林特倫不懂意大利文,對意大利這個國家知道得也不多。但是他的朋友還是任命他擔任駐羅馬武官這一要職。他在就任之前作了一些準備工作,複習了一個月的法語,因為法語是外交語言,閱讀了一些關於意大利的背景材料。然後在外國軍隊局意大利組實習了三個星期。他並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有一次,意大利總參謀長不得不告訴他要學點意大利語,那樣他們就可以比較自由地交談了。
  有時候,決定任命的不是朋友,而是敵人。在希特勒之前當過短時期總理、有政治頭腦的庫特·馮·施萊歇將軍,有一個追隨者叫歐根·奧特。奧特隨著他的主子一起倒台了。他原來是一個部門的負責人,希特勒把他踢到半個地球之外的日本去,讓他在那裡擔任武官,莫裡茨,馮·法貝爾·杜·福爾是一個相當嚴肅的人,也不是參謀總部的成員,他始終覺得他是被他的敵人趕到貝爾格萊德去的。
  然而,通常還是按照人盡其材的標準挑選人的。第一批任命的七個武官中的三個曾經擔任過外國軍隊局局長:華盛頓的弗裡德裡希·馮·伯蒂歇爾將軍,巴黎的埃裡希·庫倫塔爾將軍和羅馬的赫伯特·菲捨爾上校。在一九二二年訪問過美國四個月的伯蒂歇爾,以及駐倫敦的第一任武官萊奧·巴龍,蓋爾·馮·施韋彭堡將軍都會講英語。
  武官的職務是個美差。它給人帶來自由、威望和樂趣,而且工作不緊張。蓋爾寫道; 「武官可以隨意按照他所選擇的方式著手進行他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法貝爾·杜·福爾從到達貝爾格萊德的一班東方快車上走下來,這是他三十年軍人生涯中第一次得到了獨立自由。 「我只有一個上級,就是參謀總長。我的報酬很高。我可以穿便服,只有在攝政王面前才穿軍服。大使並不是我的上級,我只不過隸屬於使館罷了;武官處除我之外,只有一個辦事員,我自己履行義務。我只要不時地寫一份報告,每隔一周按時報帳就行了」。武官的補貼使他們能夠佔有一所房子,還有僕人,可以進行必要的社交活動。他們有政府配給的小汽車·旅行費可以報銷。在比較大的國家裡,他們有一兩個上尉作助手。武官的這種生活平均過三、四年,然後回國從事普通工作。這些回國的武官風流瀟灑、精明練達,又學到了新本事,人們對他們不禁刮目相看。
  外交使團的首腦要麼在武官的報告上簽字,要麼寫上他的不同意見;沒有武官的同意,他不能修改或扣押他們的報告。這些報告通過無線電或信使送到外交部。外交部將密碼翻譯出來,必要時複印,然後送給陸海空三軍。至於特別秘密的問題,武官們就使用自己的密碼機器,這樣的機器只有武裝部隊三軍才有。雖然很少使用這些機器,武官卻經常向參謀總長或他們的情報頭子寫親啟信,作為對正式報告的補充。在這些信裡,他們可以更自由地發表意見,因為只有少數幾個人能看這些信,而這些人裡面並不包括文職外交官。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武官每年一次回柏林參加八至十天的會議。他們瞭解本國軍隊的最新情況,同上級密談,同東道國的駐柏林的武官會晤,還在全體大會上發表十至十五分鐘的講話,介紹他們東道國的情況。法貝爾·杜·福爾對一九三五年的會議(希特勒出席了那次會議)作了一番譏諷的描繪。在這位武官看來,那次會議宛如慕尼黑霍夫布羅大廈召開的納粹黨代表大會。他發現這次會議沒有記錄,無視軍事客觀現實。 「武官們……把一切都描繪得像玫瑰花一樣美好。人人都熱愛我們,嚮往國家社會主義。埃塞俄比亞就是如此。元首說,你只要有勇氣,不能辦到的事情也能辦到,這個理論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功!」
  在柏林,陸海空三軍的總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都設有機構專門接收武官的報告。它們從外交部接收武官的報告,把這些報告分發到有關單位;再把德國軍隊的要求提交給武官;隨時把情況通知武官;處理帳目並提供供應晶;他們還處理駐柏林的外國武官的各種事務。
  武官是通過公開方式收集有關東道國軍隊的情報的。他接收東道國的武裝部隊主動提供的或者應他的要求而提供的情況。他參觀演習和檢閱;旁聽講演會;閱讀報紙和專刊。
  他同東道國的軍官交談,同其他武官和記者交換情報。東道國提供的情報,大體上同德國向該國駐柏林武官提供的情報對等。這就是為什麼伯蒂歇爾在一九四零年強烈要求柏林准許美國武官訪問前線的緣故。德國駐外武官必須經常考慮哪些問題本國是會答覆的。為了幫助他們,對武官負責的單位把東道國駐柏林武官所提的問題以及德國的答覆全部寄給他們。各國武官之間經常交換新聞和情報,因此武官們不斷要求國內提供情報,柏林也總是滿足他們的要求。
  獵取情報的方法根據各國情況各不相同。在蘇聯,由於它保密,最小一點情況也成了有用的情報。海軍武官諾貝特·馮·鮑姆巴赫中校掌握蘇聯艦隻動向的辦法是:注意大、小報紙上出現的各種艦隻上的軍官的名字,這樣就知道艦隻開到了哪裡。在得到許可後,他可以旅行,有時運氣好還能看到軍艦,但是絕不讓他到軍艦上去參觀。他從不帶照相機。雖然有一次他從一位年輕的英國考古學家那裡獲得了一張蘇聯新式艦隻的照片(他們是在赴俄國的旅途中成為好朋友的)。一九三八年,蘇聯關閉了德國的領事館,使得克斯特林武官幾乎只能依靠德國外交信使的耳目來獲取除了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情報。伯蒂歇爾說,美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 「在那兒收集情報很容易,美國人不在乎,他們什麼都在報上發表。你不必成立什麼情報機構。只要勤快,仔細看報就行了!」
  在一些大國,武官是不搞間諜活動的。德國戰爭部長對蓋爾說:「馬上從你的腦子裡去掉那些想法。」伯蒂歇爾不僅拒絕親自指揮間諜進行活動,甚至想不讓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在美國安插特務,他怕他們一旦暴露身份就會損害他同美國人的友好關係,對他的工作不利。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把沒有接受任務的武官稱為「清白」的人。另外的武官則被稱為「有污點」的人。
  這些有污點的武官多半是在小國或較友好的國家裡工作的,在這些國家裡,德國不會有損失,也不怕被驅逐和遭到報復。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只是對駐在國的鄰國進行間諜活動:駐在佛朗哥的西班牙的武官有一批特務對法國進行活動。但是在有些國家裡,他們指揮間諜對東道國進行活動。
  繼法貝爾·杜·福爾之後駐貝爾格萊德的陸軍武官是這麼幹的。駐土耳其的海軍武官也是這麼幹的,駐拉丁美洲的一些主要武官都是明目張膽地這麼幹的。巴西同軸心國斷交之前,德國陸軍武官岡特·尼登富爾將軍領導著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在西半球南部進行間諜活動。他離任後,駐阿根廷海軍武官迪特裡希·尼布爾中校接替了他。尼布爾曾主管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海軍的間諜活動。他同特務進行接觸,付給他們報酬(一次高達八千美元),把他們送來的報告送往柏林,有時通過信使送去。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其他情報來源的枯竭,要求武官從事間諜活動的壓力越來越大了,到一九四三年,至少有十三個武官助手接受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任務。然而,許多武官不喜歡這麼幹,他們一直在抵制。
  武官們把他們知道的都寫在報告上,從武器的小部件直到政治形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駐法國的武官報告,一旦法德爆發戰爭,西班牙將抗擊從非洲調來的法國軍隊;柏林在這份報告上批道: 「值得一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伯蒂歇爾寄了四頁關於戰鬥機上使用機關炮的試驗情況以及有關傘投炸彈的報告。差不多同時,蓋爾的一個助手報告了他同英國國防部—位中校的一次談話。這個中校捉倡使用步兵坦克,還說他不久將指揮一個新的坦克師。伯蒂歇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提供的報告,是當時及早發現情況的一份報告。他用四頁紙出色地報告了羅伯特·H·戈達德教授的火箭試驗情況,八年以後,這份試驗報告在德國開花結果了:v—1 和v—2 火箭問世了。伯蒂歇爾介紹了背景:戈達德「從事火箭研究工作已有幾十年」:資金來源——「丹尼爾和弗洛倫斯·古根海姆基金會以及卡內基學會給予頗大支持」;最新成就——它是第一枚真正實用的火箭;技術細節——飛行高度二千四百米……火箭長三點六四米……據說可裝二十七公斤燃料;以及存在的問題——毫無疑問火箭將自動保持垂直方向。
  武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回答國內參謀部門提出的問題。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海因茨·古德裡安將軍要求提供英國軍隊中步兵和坦克之間聯絡手段的情報。蓋爾於是提供了前一年軍事演習中的坦克的情況。
  有時報告中扼要介紹重要人物。英國國防部作戰和情報局局長約翰·迪爾將軍在一九三五年訪問西德(他在這次訪問中會見了德國陸軍總司令)的前夕,蓋爾簡要介紹了他的情況。蓋爾說,迪爾雖然是步兵出身,卻非常喜歡馬,因為他是愛爾蘭人,他總是衣冠楚楚: 「是極有趣的人物——比英帝國總參謀長有趣得多」;雖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訪問過魏瑪共和國,但對德國情況很少瞭解;可以認為他對德國是不抱偏見的。但蓋爾沒有講迪爾有哪些軍事興趣,贊成哪些學說,別人對他的看法,他的前程如何等等。蓋爾只是為進行泛泛的交談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材料,卻沒有幫助他的上級來判斷這個人,否則也許能提供此人的對手可能採取的策略的有關材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迪爾擔任了英帝國總參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武官是軍隊最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但是,一旦戰爭爆發,武官便捲起鋪蓋回國了。有時候德國利用他們在國外的經驗。駐倫敦的空軍武官向轟炸機駕駛員講解如何瞄準轟炸目標,伯蒂歇爾為武裝部隊最高統U巾部著文,談美國的作戰目的等問題。其他武官重新參加作戰部隊。在諾曼底戰役中,蓋爾率領著西線裝甲兵團。
  德國曾經企圖讓留在中立國(例如瑞典、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的武官以及中立國駐柏林的武官來彌補因撤回許多武官而留下的空白。然而,他們始終沒有提供什麼重要情報,有時他們的情報甚至是錯誤的。
  一九四四年春,德國部隊緊張地防備著盟軍的入侵,盡全力搜集這方面的情報。武官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例如,駐斯德哥爾摩的武官只提供了一些間接的線索。希特勒對瑞典一再徵召國民軍頗為不安,因為他害怕一旦盟軍入侵挪威,他的後方可能遭到襲擊。在四月六日下午的形勢會議上,希特勒聽了駐瑞典的武官關於瑞典再次徵召部隊的報告。人們可能認為這份報告預示著盟軍將在挪威採取行動。但它充其量是一份對實際情況極不瞭解的報告,因為盟軍後來根本沒有打挪威。駐伯爾尼的武官勁頭十足地提供從間諜、其他武官、瑞士的老百姓和參謀人員那裡弄來的關於盟軍入侵的情報,但所有這些都無濟於事。
  在盟軍入侵之後,駐柏林的中立國武官所提供的情報也沒有什麼用處。
  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西班牙武官馬林·德貝爾納多從信使那裡收到一封信,當天就急急忙忙跑去找德國負責武官的部門。他告坼他們,一位從英國來的旅客說,V—1 飛行炸彈造成了巨大損失,削弱了英軍的士氣。另外一些旅客說,盟軍入侵部隊有九十個師,其中三十個在橋頭堡。他們可能立即在法國南部海岸登陸,因為有二十五個師在非洲,五個師在馬耳他,三個師在科西嘉。對法國南部登陸的估計幾乎早了六個星期,入侵部隊的數字比真正的多了一倍,地中海的兵力被大大地誇大了。這就是中立國幫的倒忙。
  一個德國武官的日記:(瑞士伯爾尼,一九四四年)。
  5 月15日;報告瑞士的動員措施。
  5 月19日:報告一個特務關於入侵問題所提供的情況和從英國收集到的情報。
  5 月20日:報告匈牙利武官關於入侵問題的講話。
  5 月25日:關於英國的地面作戰準備情況的秘密報告。
  5 月25日:報告同一些瑞士人的討論情況(除了其他問題之外,還討論盟軍的入侵意圖:至遲在六月中旬發動)。
  5 月30日:報告遣返意大利戰俘的情況。
  5 月31日:報告泰斯將軍旅行講演的情況。
  6 月2 日:報告蘇維埃俄國巴列夫中校在瑞士逗留的情況。
  6 月2 日:報告波蘭的拘留民想在適當時候加入德國抵抗組織的情況。
  6 月5 日;報告同參謀總部的米勒上校談盟軍可能在英吉利海峽英國彼岸登陸的情況——盟軍不會在巴爾幹採取作戰行動。——進一步報告東線北部敵軍調動的情況。估計盟軍將對波羅的海數省發動大規模進攻。
  6 月5 日:根據芬蘭武官的講話,報告敵軍兵力分佈情況。
  6 月5 日:提供德國駐盧加諾領事關於提契諾發生戰事,以及康斯唐軍長在軍事部署方面有意創新的秘密報告。
  6 月7 日: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情報站關於瑞典空軍總動員的報告拍發電報。
  6 月7 日:報告軍隊識別的情況(新的戰爭機構以及其他情況)。
  6 月7 日:報告尚未公開的種種事項(已經動員起來的瑞士武裝力量的現役力量及其他)。
  駐華盛頓的馮·伯蒂歇爾將軍是最有趣的德國武官,因為他對戰爭的影響比其他任何武官都大。他的報告造成了深重的災難,然而,希特勒不但喜歡閱讀他的報告,還信以為真,照它去做。
  伯蒂歇爾中等身材,淡黃色的頭髮,體格粗壯,圓頭大鼻子,性格卻很溫和。當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只差一個月就五十八歲了。他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許多將軍不同,像馮·克萊斯特、馮·施蒂爾普納格爾、馮·曼陀菲爾這樣一些將軍,幾乎都是將門後代,而伯蒂歇爾既非將門子弟,也非貴族後裔。他的父親是個內科醫生,只是到了一九零三年,當弗裡德裡希已經二十二歲的時候,他才享有貴族特權。現在他們可以在叫白蒂歇爾」前面加上那個「馮」字,或許有些人後來認為、弗裡德裡希是令人敬畏的俾斯麥所信賴的副手卡爾一海因裡希·馮·伯蒂歇爾的堂兄弟或侄子,以致他名氣越來越大。實際上兩家毫無關係。弗裡德裡希一九零零參軍,一九一三年當參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負責處理保加利亞的流放問題,並且擔任一個師的作戰參謀。在國外服役了一段時期以後,擔任外國軍隊局局長。他十分愛慕美國軍官,以致被邀請訪問美國。他在訪問期間,想瞭解美國是如何建立起像一九一八年那樣一支了不起的軍隊的。他在西點軍校、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軍官訓練團裡找到了秘密。伯蒂歇爾回到德國後調動了工作,先到部隊,接著在國聯,後來擔任炮兵學校校長,寫過關於前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康特·馮·施利芬和關於法國以及關於腓特烈大帝的書。他之所以被任命為駐華盛頓武官,部分是因為他認識馮·興登堡總統。伯蒂歇爾認為他當武官的那段時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期」,他說他感到最自豪的時刻是美國歷史協會邀請他講演的時候。但是他也痛恨美國的許多事情。
  在華盛頓,他利用報紙、訪問部隊和同官員進行接觸這樣一些普通的渠道。他所接觸的官員裡面包括三屆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馬林·克雷格將軍(他在一九二二年曾會見過他)、喬治·馬歇爾將軍以及陸軍部長亨利·伍德林。他還通過與查爾斯·A·林德伯格接近的航空事務記者以及一個奉行孤立主義的軍官團的成員,同軍官團的各種情報渠道接上了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伯蒂歇爾把他收集情報的活動範圍擴大到英聯邦,就從報刊上搜集情報來說,他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
  他每隔三、四天送一份軍事情報。報告的內容包括:從紐約、新奧爾良、莫比爾和博芒特開出的船隻的目的地;澳大利亞運送的軍隊已到達埃及;空軍元帥休·道丁爵士在渥太華說,飛機上安裝一個可以發現敵機的「探測器」,不久就可以克服夜間襲擊的危險;以及美國反德宣傳的情況。他根據美國官方統計資料,報告了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美國出口飛機的數字。他不時地提供有關兵力的相當具體的數字。譬如,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他拍了這樣一個電報: 「到七月一日,美國軍隊,包括空軍在內,有一百四十萬人,包括四個集團軍,九個軍,二十七個步兵口幣(其中有一個摩托化師),兩個騎兵師,四個裝甲師(在不久的將來將增加到六個),由一個裝甲兵司令員指揮……目前的裝備仍然不充足。只有兩個師算得上是裝備齊全的。」這些消息大多數來自參謀長馬歇爾的《雙年度報告》,因為《雙年度報告》是前幾天報刊上的頭號新聞。
  但是,希特勒欣賞他,並拍電報嘉獎他,並不是因為他提供了準確的數字,而是因為他的觀點同他的元首的觀點一樣。
  同希特勒一樣,伯蒂歇爾認為猶太人統治著美國。一封封的電報裡不乏這樣的詞句:「猶太人致命地決定美國的政策。」
  長老會教徒亨利·L·史汀生被任命為陸軍部長、公理會教友弗蘭克·諾克斯被任命為海軍部長,使他相信「猶太人現在控制著美國武裝部隊的關鍵崗位。」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是「維護猶太人的」,而且是「按照有錢就有一切這一地道的猶太人觀點進行活動的」。
  伯蒂歇爾對於美國政治目標的看法也是同希特勒一致的。希特勒曾經說過,戰後,美國將繼承「英國的遺產」,大約就在希特勒說這樣的話的時候,伯蒂歇爾拍電報說:「戰後,美元將稱霸全球、統治世界。」伯蒂歇爾認為,美國「在大西洋廣泛奉行帝國主義政策」,這個看法和希特勒認為羅斯福打算「佔領並控制大西洋諸島」的看法簡直如出一轍。
  他們倆人一致認為戰爭的結局是肯定的。一九四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伯蒂歇爾在電報中說: 「人們已經開始同意這樣的看法;法國已被打敗,英國將要垮台。」空襲「像地震一樣摧毀了倫敦的心臟」,生活更艱難了,生產進行不下去,人們由樂觀變得絕望了。對馬爾他的一次襲擊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希特勒喜歡這些報告:他特別欣賞關於馬爾他的報告。有一次,伯蒂歇爾在電報中說,美國不會立即向英國運送大批物資,一個月之後,希特勒就說把美國對英國的援助「估計得過高了」。希特勒認為,英國已被打敗,很快就要投降,所有的報告都為他的這一看法提供了很好的根據。
  當然,這些報告並沒有告訴他新的東西。他在讀這些報告以前,已經知道猶太人統治著美國,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將要完蛋。但這些報告使他相信,在遙遠的一個大國裡,有他的一位軍事觀察家,這個軍事觀察家是可以信賴的,是有著敏銳的判斷能力的。這樣就使他相信伯蒂歇爾關於美國情況的報告。在對美國的判斷上,伯蒂歇爾的思想是有嚴重錯覺的。而希特勒在接受伯蒂歇爾的觀點之後,作出了他最重要的一項決定。
  伯蒂歇爾相信,同一九一七年不同,目前美國沒有給德國帶來危險。兩條補充意見使他得出了這一結論。第一,美國同日本打得不可開交,它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太平洋上。這使得大西洋——以及德國——不會受干擾。第二,即使美國調轉頭來打德國,它也來不及調動兵力進行有效的打擊。
  在戰爭爆發之後一個月,伯蒂歇爾說: 「太平洋以及進行充分防禦準備的必要性,這兩者佔據著突出地位。」他堅持這種看法,從不動搖。他在一九四零年九月說: 「美國的首要目的仍然是通過軍事或外交途徑使太平洋的局勢得到解決。」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說, 「美國的戰爭政策把消除來自太平洋的威脅作為它的重要任務。」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說:「現在同以往一樣,決定美國行動的牽制因素是日本。」
  伯蒂歇爾為了堅持這種看法,無視或者歪曲美國已經把重點轉移到大西洋這一越來越明顯的事實。當事實同他的估計恰好相反——美國向英國提供了五十艘驅逐艦,以換取英國在西半球的海軍基地——的時候,他扣壓了這一消息;他從未提到美英的這次交易,也沒有讓這次交易對他後來的報告產生影響。對他來說,租借法不過是「騙人的把戲」,是一種「姿態而已」;根據租借法而提供的價值約為七十億美元的物資意味不了什麼,因為立即運送這些東西是不可能辦到的。對伯蒂歇爾來說,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會晤(這次會晤產生了大西洋憲章),並不表明兩國團結一致對付德國,而是「再好不過地暴露了英美的軍事弱點」。
  最能說明這位武官頑固不化的性格的,是他在同他的預料完全相反的鐵的事實面前,也不肯承認錯誤。他不可能知道美國的戰略家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把美國同軸心國作戰的主要矛頭從日本轉移到了德國。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奉行孤立主義的《芝加哥論壇報》和它的姐妹報《華盛頓時代先驅報》在一篇聳人聽聞的新聞報道中透露了這個計劃。報道說該計劃建議: 「美國及其盟國的首要目標是從軍事上徹底打敗德國……,同時牽制住日本。」——這同伯蒂歇爾一貫所說的恰恰相反。他和德國駐美國臨時代辦一致認為這個報道「看來是真實的」,或者「毫無疑問是真實的。」臨時代辦不難從計劃中看出: 「對日本採取的軍事措施……將是防禦性質的」, 「一旦在兩大洋同時爆發戰爭,美國將把主要進攻力量放在歐洲和非洲。」而伯蒂歇爾呢,雖然他也說美國在遠東將仍然「注意防守」,而且承認美國正計劃入侵歐洲,但他完全無視關鍵的一點:美國的主要力量將放在進攻德國上。他居然說,整個戰爭計劃對他來說只不過是「證實了我們對形勢的一般估計」。明明自己錯了,伯蒂歇爾卻不承認。
  伯蒂歇爾既從地理角度上、也從時間角度上頑固堅持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他認為美國的力量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個力量來不及調往歐洲。伯蒂歇爾從來沒有直截了當地說明這一點。事實上,他提供了有關美國正在增加兵力和裝備的大量情報。比方說,他報告了馬歇爾將軍提供的美國兵力的官方數字,以及美國打算增加陸軍和海軍的空中力量,使其分別擁有二萬和五千架飛機。他警告人們不要低估美國的力量和決心。他提請人們注意美國對它的軍官的「要求很嚴格」,軍事裝備「精良」,士氣旺盛。他指出,戰爭工業正在克服它面臨的障礙。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毫無用處,因為他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來不及發揮作用。伯蒂歇爾認為,德國在美國發揮它自己的力量之前就能贏得戰爭的勝利。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他不得不經常把他的時間表往後推。
  他這麼做並不是由於美國把計劃擴大——他的時間表同美國軍隊當時的計劃毫無關聯,而是由於德國對勝利的把握越來越小了。他就這樣不斷變更美國有效發揮作用的時間表,始終堅持他認為美國的力量意味不了什麼的看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也就是戰爭剛開始不久,他在電報中說: 「預料美國在一九四零年夏末之前不可能有足以執行侵略性戰爭政策的地面和空中裝備。」到了一九四零年夏末,他又說; 「最早在一九四一年年中之前,美國陸軍和空軍不會擁有在西半球以外的地方進行任何大規模侵略戰爭所必需的力量。」到了一九四一年年中,他又說;美國「在今年年內不會擁有足夠的陸軍和一支能夠致勝的空軍。」
  就這樣,伯蒂歇爾對美國正在冒煙的工廠、浩瀚無際的麥田和數百萬服役年齡的後備軍視而不見。希特勒喜歡他的這種做法,就像他喜歡伯蒂歇爾關於太平洋形勢的看法一樣,而且他足夠明顯地作出了判斷,他在一九四零年秋天說:「考慮到美國目前的軍備情況,它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是不會起重大作用的。到那個時候,英國將被佔領,或者被夷為平地。」
  就這樣,希特勒的武官給他解除了對美國的任何顧慮,看不到「美國進行干涉的危險」。幾個月之後,入侵仍然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事態」。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十天,希特勒再一次說美國參戰「再也不是在威脅」德國,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當他對美國宣戰的時候,他認為他不會有什麼損失,或許還會有所得哩——切斷英國的生命線,消滅一個池所憎恨的國家,使事情的結局同他的理想吻合。他滿腦子裡裝著伯蒂歇爾的保證,終於採取了這個致命的步驟。
  6.私營部門,共享機密
  德國,一九三八年春季的一天,美國新澤西州美孚石油公司附屬研究所所長弗蘭克·A·霍華德,戴著一副只露出雙眼的頭罩,走進大型國際化學聯合企業法本化學托拉斯的辦公室。他要會見弗裡茨·特爾·梅爾博士。梅爾博土是一位化學家,高高的個子,面目清秀,滿頭銀髮。他是納粹分子,領導著法本化學公司二部,這個部生產毒氣,染料、化學藥品和合成橡膠。
  這兩個人有共同之處。他們互相認識,彼此在德國和美國見過面。特爾,梅爾是一位化學家;霍華德領導著一大批化學家。兩人在各自領域裡的造詣都是第一流的。兩人都知道,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零年,他們兩家公司為了共同分享各自領域裡的研製成果,共同使用各自領域裡的新式產品而簽訂了一些協定。
  有一種合成橡膠產品,叫做「異丁橡膠」。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法本化學公司就從高度揮發性液體異丁烯裡合成了這種橡膠,異丁烯是煉油時的副產品,得來容易。但是最初生產的這種橡膠太軟、太脆弱,沒有商業用途,而且德國煉的石油不夠多,異丁烯的產量也就不夠高。美孚石油公司卻煉了很多石油,它還建立了自己的研製試驗室。於是,根據協定,法本化學公司在霍華德最初對德國的一次訪問中向他介紹了合成異丁橡膠的技術。
  後來幾年中,在新澤西州貝韋臭氣熏天的試驗室裡工作的兩位比學家,發現將異丁烯和另外一種化合物放在一塊兒煮,可以合成質地堅韌、用途廣泛的異丁橡膠。這種橡膠不透氣,尤其適合製作內胎和軟管。這個發現開拓了廣闊的商業前景。但是,美孚石油公司擔心法本化學公司有可能獨自合成出高質量的異丁橡膠。這將危及美孚石油公司作為這種產品的發明者的權益,因為協定規定: 「最先把某種新式化學方法的詳細技術告訴給對方的那一方……應被認為是發明者。」因此,霍華德來到德國,向特爾·梅爾透露他的新的秘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併吞奧地利的那一陣騷動的日子剛剛過去不久,這兩個人會面了。霍華德隨身攜帶著有關這一產品的大量詳細技術情報,把它們交給了特爾·梅爾。
  他交出的是真實情報,得到的卻只是口頭許諾:特爾·梅爾說,他將說服一直為德國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經費的德國政府允許美國使用德國生產的「合成橡膠產品」。這個諾言始終沒有兌現。
  就這樣,德國人老早就搞到了發明一種化合物的情報,這種化合物對摩托化戰爭來說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德國自己卻一毛不拔。
  這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布魯克林的斯佩裡陀螺儀公司(它生產自動駕駛儀、定向陀螺儀和航空地平儀),給予德國名列前茅的精密儀器公司——柏林的阿斯卡尼亞·韋克公司——以製造和銷售斯佩裡公司儀器設備的特許權。斯佩裡公司向阿斯卡尼亞公司提供技術資料和實際知識,還寄去了生產工具、生產圖紙和製造方法的詳細情報。在一個時期之內,收集和向柏林郵寄這些情報幾乎佔去了斯佩裡公司一位僱員的全部時間。除此以外,阿斯卡尼亞的四名技術代表連續幾個月參觀了布魯克林的這家工廠。不久,阿斯卡尼亞開始自己生產航空地平儀;隨後又生產出另外幾種產品。
  斯佩裡從所有這些活動中得到了什麼呢?它肯定沒有得到相應的情報,因為阿斯卡尼亞長期以來對斯佩裡公司希望德國提供它那個系統的情報的請求,一直不理睬。斯佩裡公司在德國得到了保證:阿斯卡尼亞答應不生產任何競爭性產品。但是它也要求美國提供情報。德國人就這樣地敷衍了好幾年,直到一九三九年六月,希特勒將要發動戰爭的時候,他們才供給斯佩裡公司某種型號的單軸自動駕駛儀。這種儀器問世已有三年了,在這三年中,德國人有充足的時間在他們日益擴大的空軍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上安裝斯佩裡公司更為精密的儀器設備。
  本迪克斯航空公司同另外兩家德國企業簽訂了類似的協定。它說話算數,向西門子機械器材有限公司寄去了航空儀器的設計圖紙,但始終沒有得到對方的全部資料。到了一九四零年,它仍然向羅伯特·博施有限公司提供飛機和柴油機上啟動器的設汁圖紙和製造技術。
  在另一個領域裡,德國人竟情不自禁地自我讚許起來,目為他們從老實可靠的美國人那裡得到了許多東西, 自己卻吝嗇得一毛不拔:自於我們同美國人的接觸, 我們在協定的範圍之外從他們那裡獲得了關於合成和改進發動機燃料以及潤滑油的許多有價值的情報,現在是戰爭時期, 發動機燃料和潤滑油對我們來說正是最有用的東西。我們還從他們那裡得到了許多其他好處。
  首先,以下幾點值得一提:(1 )通過加入四乙鉛來改進燃料和製造這種產品。
  如果沒有四乙鉛, 目前的作戰方法是不可想像的,這一點用不著特別提出來。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之所以能夠生產四乙鉛, 完全是由於不久以前美國人把這種產品的生產計劃、連同試驗技術—起交給了我們。這樣我們就免去了研製這一產品的困難工作(人們只要想一想,四乙鉛是有毒的,曾經造成許多美國人的死亡),因為我們可以採用這種產品的生產方法和美國人在多年中積累的全部經驗……
  (3 )同樣,在潤滑油方面,德國通過同美國的接觸,掌握了許多經驗,這些經驗對於目前的戰爭具有異常重要的意義。
  ……特別是在異辛烷的基礎上生產航空機油這件事情上,我們幾乎什麼也沒有給予美國人, 而我們卻獲得了許多東西。
  就這樣,希特勒的德國通過完全合法的方式,無須派出任何工業間諜,就獲得了對它的戰爭具有重大價值的情報。
  美國企業充滿了創新思想。為了系統地從美國企業中那些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的領域裡收集情報,法本化學公司在一九二八年專門成立了一個機構。公司常務董事會主席的侄子馬克斯·伊爾格內爾為建立這個機構來到了紐約。他很快就使這個機構活動得非常好,以致他可以放心地把它交給他的弟弟魯道夫, 自己回到德國,進一步實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在紐約建立的這個機構,根據母公司的企業性質和它的地址, 自稱為克姆尼科公司。它座落在五馬路五百二十號、四十三街和四十四街之間的一棟狹長的五層辦公大樓裡。它是保持著獨立性的法本化學公司的子公司。但法本總公司支持它,同它訂立每年八萬四千美元的勞務合同,額外的工作還要另行付錢。
  克姆尼科從公開情報來源中搜集各種情報。它訂的技術性和其他類型的報刊雜誌的目錄,足足長達十六頁單行打字紙;僅訂雜誌每年就花了四千美元。它收集俄亥俄州的採礦工業地圖以及各種油田、天然氣田、海岸線和輸油管的地圖。它從各城鎮商業部門中打聽那裡的工業情況,瞭解那些廠礦所在地的經濟上的優越性。它根據工業製作方法的專利稅,可以計算出這些地區的工業產量。一九三七年,法本化學公司要求克姆尼科子公司查明某些工廠的碳化物產量,克姆尼科子公司提供了十分之三的工廠的產量數字。第二年,它為法本化學公司搞到了五十六種化學樣品,其中八種是「難以找到的」。它幫助許多到美國工廠參觀的德國人,其中有一個人在六個月的參觀訪問中,往國內寄回了幾百頁報告,尤其是關於合成化學品和合成橡膠的報告。克姆尼科子公司每星期往德國寄幾十張剪報和一份報告。戰爭爆發之後,由於英國的阻攔,再也不能這樣直接寄送情報了,法本化學公司於是將葡萄牙的一些掩護地址交給克姆尼科子公司使用。克姆尼科子公司一直活動到希特勒向美國宣戰的那一天為止。
  克姆尼科子公司數百磅重的藍圖、剪報、報告和圖片,主要是供給法本化學公司的經濟情報部的。該部座落在柏林菩提樹下大街七十八號。法本化學公司的其他一些單位,其中包括一個引人注目的德國軍方駐該公司的聯絡處和一個政府機關駐該公司的聯絡處,也設在這個辦事處裡。根據郵政區的劃分,整個法本化學公司稱這個辦事處為「西北七號」,它的領導人是驕傲自大、野心勃勃的馬克斯·伊爾格內爾。
  經濟情報部是一九二九年由三個人花了一番心血創立起來的。這三個人都希望有一個類似美國研究機構那樣一個機構,但三人各有各的打算。同國聯有聯繫的一位前政府高級官員,想利用它來調查歐洲和平發展必備的經濟條件;法本化學公司的一個老闆,希望用它來為自己的公司調查國際金融貨幣行情;該公司的另一個老闆,打算利用這個機構的情報來解決勞資糾紛,而且解決得盡可能有利於資方。最初,法本化學公司只是為這個獨立的機構提供經費,到了一九三六年,這個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成了法本化學托拉斯的僱員。
  德國統計部僱員兼柏林大學副教授安東·賴森格爾博士參加經濟情報部工作。法本化學公司允許他隨便利用在西北七號設立多年的一個小圖書館和剪報室。賴森格爾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情報,幫助法本化學公司的董事們就一些問題作出決定,例如,在締結專利權協定時,是以美元、英鎊,還是以其他貨幣作為結算單位。在精力充沛的賴森格爾的領導下,這個部迅速發展,改名為公共經濟部。公共經濟部立了一大功,它預料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美元的貶值,為法本化學公司省下了三千萬德國馬克。這次成功使公共經濟部從開始時的十人增加到戰時的一百人,預算經費相應地從十萬德國馬克增加到一百萬德國馬克。賴森格爾不僅早就開始收集有關市場、貨幣、化學工業發展和競爭企業的情報,而且也收集有關外國、尤其是法本化學公司可以擴充勢力的那些地區的經濟情報。有些經濟研究機構只是應請求才開始研究某一個問題,賴森格爾不一樣,一旦某些產品、市場和人員引起了公眾的注意,他就馬上收集有關的材料。所以他能比其他機構快得多地滿足人們對情報的要求,而且情報的質量不差。結果,有許多「顧客」,例如長期以來一直擔任外交部商務處處長的卡爾·裡特爾,寧願向公共經濟部索取情報。
  賴森格爾的情報,多半來自技術報刊和一般報刊。其餘大部分則是同德國的經濟研究機構、大銀行、政府各部以及其他主要企業(包括象美國的杜邦公司和英國的龐大的帝國化學工業公司這樣一些外國公司)交換來的。許多外國企業在法蘭克福設有分部,公共經濟部也在那裡設立了一個分部,幫助收集它們的材料。公共經濟部還有部分情報來自法本化學公司常駐國外的代表(他們定期向德國報告駐在國的情況),以及來自德國派到國外進行專業考察的特派代表。
  他們提供的情報數量雖然不多,質量卻很高。公共經濟部將這些情報寫成報告,裝訂成冊,配上綠色封面,按順序編碼,用平版印刷機一次印刷二十至五百本。例如,關於東亞情況的第四卷報告,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出版,幾乎發到一百個人的手裡。這些人中間包括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和軍備部部長格奧爾格·托馬斯將軍、希特勒的黨務秘書馬丁·博爾曼、德國駐東京大使和克虜伯公司的大老闆等。
  決定情報分發對象的是馬克斯·伊爾格內爾。他意識到公共經濟部的情報可能有價值,所以在納粹上台後不久,就向蓋世太保、剛剛成立的黨衛隊保安處和托馬斯將軍兜售這些情報。托馬斯將軍主管的部門,同這些情報有著最直接的利害關係,因為德國的經濟動員和調查外國的經濟情況,是由他負責的。他同公共經濟部的接觸,有時是直接的,有時是通過法本化學公司在一九三五年建立的、屬於西北七號領導的軍方聯絡處進行的。聯絡處有位官員叫海因裡希·狄克曼博士,他是一位化學家,除了擔任其他職務外,還兼管情報。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會見了托馬斯的部下,向他們介紹了大不列顛的硝酸工廠和氮氣工廠的情況,這兩家工廠是英國炸藥工業的關鍵部分。他列舉了建在蘇格蘭的兩家新工廠和一些比較老的工廠,提到了正在改建的另外一家工廠。法本化學公司根據一個新建工廠的基建成本,推算出它的年產量是四萬噸。狄克曼還糾正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一九三八年對英國硝酸產量所作的錯誤估計。
  到了八月,戰爭迫在眉睫,賴森格爾訪問了托馬斯所管的部門,把他的資料檔案交給這個部門隨意使用。不久以後,他收到了這個部門要他進行一些專門研究和提供原材料的請求。賴森格爾終於不得不從當時的三十五人中抽出十人來處理軍事材料。有時候,托馬斯的部下乾脆打電話,詢問公共經濟部依靠它的檔案可以解答的問題。有時候,他們讓公共經濟部提供整篇報告。譬如,在一九四O年,他們要求提供一篇有關美國的炸藥和氮氣產量的研究報告。公共經濟部就遵命編製了這種研究報告。到這時候,它和西北七號的其他單位都迅速擴大起來,以致它們不得不兩次搬家,最後才安置在科赫街七十三號。
  在對俄作戰期間,公共經濟部為托馬斯的外國戰時經濟處提供了有關蘇聯經濟情況的報告。一份關於蘇聯軍事化工生產的報告講述了這門工業正在向東部轉移的情況。俄國西北部地區一九三七年的軍事化學用品產量佔全國這類產品產量的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六,一九四二年則只佔百分之十四點七三,而西西伯利亞同時期的百分比從零增加到百分之四點二五。一九四三年,公共經濟部利用法本化學公司實驗室對繳獲的九十枚俄國炮彈所作的分析,斷定德國的入侵對蘇聯炸藥工業造成了巨大影響。公共經濟部報告,戰前製造的炮彈裡裝的多半是梯恩梯,而一九四一年和以後製造的炮彈裡面,威力弱得多的硝酸銨的成份比例卻越來越高。公共經濟部認為,這是因為俄國三分之二的煉焦廠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落到了德國人手裡的緣故。
  公共經濟部的其他報告對戰爭產生了更直接、更惡劣的影響。托馬斯所管的部門要求它提供有關敵國工廠的照片和地圖。公共經濟部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多,因而不得不影印技術報刊上的圖片。有一次,公共經濟部應軍方的請求,配合著航空照片和法本化學公司一位熟悉英國克利夫頓鎂廠情況的僱員捉供的看法,詳細解釋了這家工廠的各種建築物的用途。這是在為空襲作準備。
  以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觀點來看,法本化學公司繞過它直接同托馬斯所管的部門聯繫,給它帶來了極大的不便。諜報局有它自己的經濟諜報機構,如果沒有這些機構,它就稱不上是組織機構齊全的收集情報的機關。這些機構中最活躍的一個,或許正是同法本化學公司打交道的那一個。
  原因在於阿爾佈雷希特·福克少校。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零年,他曾經是一位很活躍的炮兵軍官,在工業部門發跡後,擔任一個貨車製造廠的經理。後來在諜報局預備役軍人夏季訓練期間,他的朋友、諜報局經濟情報處處長思斯特·布洛赫少校看中了他在實業界的經歷,說服他重新服役。大約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科隆站沒有經濟情報小組,這個小組是諜報局前哨站設立的第一批經濟情報小組當中的一個。其所以在這個地方,設立這個小組,或許是因為在萊茵河下游幾英里的勒弗庫森,有法本化學公司生產阿斯匹林的大型製藥廠拜爾製藥廠。可是這個小組沒有什麼作為,一半因為這個小組只有一個軍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福克成了這個小組的第二個軍官,他立即開始擴建這個小組。
  福克個子雖小,腦子卻很靈,他在萊茵和魯爾地區穿來穿去,同法本化學公司和其他企業進行接觸,摸取情報。雖然他有時同拜爾製藥廠駐國外的代表直接接觸,但通常他只同勒弗庫森廠的經理、副經理和藥廠營業主任(所有這些人都是法本化學公司的董事)打交道。福克的助手是一個年青人,魯莽固執,引起了營業主任的不滿。他從法本化學公司的一位比他年輕的負責人那裡收集真實文件。這些文件包括拜爾製藥廠的來往信件和該廠駐國外營業代表的報告摘要。
  福克同拜爾之間的關係,就好像是他們上面的馬克斯·伊爾格內爾同布洛赫之間的關係。布洛赫是猶太混血兒,德國人說他有「血統缺陷」,他現在成了光榮的雅利安人,彌補了這一缺陷。
  儘管如此,法本化學公司一貫激烈反對洩露情報,一九三九年,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召集法本化學公司各廠中代表它的利益的經理和董事們在法蘭克福開會。會議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強提供情報的工作。但是,福克後來說,「除了在法本化學公司美餐一頓之外」,會議「沒有取得多大結果」。後來的兩年中,事情越來越糟糕,他不得不把一些董事(他們是德國最有權勢的工業家)召到他的辦公室,教訓他們要以民族利益為重。可是不管用。有一天,他對法本化學公司的人發表講話,給他們打氣,說公司的情報對改善諜報局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後來,一位董事走到他跟前,不但沒有表示要提供比較多的材料,反而問法本化學公司能不能不訂諜報局的報告!伊爾格內爾本人也在耍兩面手法。
  「我不理解,」有一次他對福克說。 「你肯定收到了我的旅行推銷報告,」
  當福克否認之後,伊爾格內爾把一個部下叫來,臭罵了一通。這個部下難受得像一條可憐蟲。這個部下和福克一塊離開房間的時候,便對諜報局的這位軍官說:「你看到了他到底是個什麼人。他完全知道你沒有收到這些報告。」
  法本化學公司利用各種借口不向外提供情報。一九四四年春,當諜報局正準備把自己的一攤工作移交給黨衛隊保安處的時候,諜報局的一位軍官來到這家公司索取資料。 「聽說你們在為黨衛隊工作,」法本化學公司的經理對柏林說。
  「可是軍隊裡有一個人到我們這兒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福克說這就是「典型的法本化學公司的手法」。他覺得所有的大型企業對戰爭的貢獻遠遠不如一個普通人,法本化學公司尤其不如。他認為這個卡特爾只是在保護它自己的經濟利益,不過原因比這還要複雜。這個大型企業又一次把它自己的利益置於任何別人或任何別的東西,包括自己的國家的利益之上。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也向其他企業搜集情報。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諜報局德累斯頓站的古斯塔夫·博德少校向座落在耶拿、離捷克邊境不遠的大型光學儀器公司卡爾·蔡斯公司的經理奧古斯特·科特豪斯寫了一封信。博德首先在信中有禮貌地對科特豪斯表示感謝,因為「您願意在我從事經濟調查的工作中支持我」,然後接連向他提出了七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斯科達公司的哪一家工廠生產曲軸?這家工廠的最新計劃是什麼?該廠建築物有哪些確切特徵。其他問題問的是關於布拉格的一個企業生產的電子監聽設備及其圖紙的情況。四個星期以後,科特豪斯寄來了答覆。另外兩個諜報站的軍官也同蔡斯公司進行接觸,索取情報,蔡斯公司給予合作,提供了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俄國、法國和美國的光學以及精密儀器工業的材料。一九三七年夏天。蔡斯公司的經理們參觀了華沙最大的精密儀器和光學設備工廠。他們獲悉,這家工廠在一個半島上為保衛格但斯克而修建的一座堡壘上安裝了炮火射擊控制系統。他們寄來了——份報告。
  諜報局還接觸了規模最大、但名聲最臭的一個德國企業:軍火製造商弗裡德·克虜伯股份公司。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諜報局海軍少校赫爾曼·門策爾在埃森同克虜伯的一位代表進行了磋商。
  丫飛策爾要求克虜伯從它們在國外的代理人,以及通過其他渠道收到的關於外國軍備的情報(但不包括報紙上已經發表的消息)轉給諜報局,」克虜伯的這位代表說。 「至於我們這方面,我們將提供情報。」在他們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門策爾對這位商人的明顯不安安慰了一番。他保證不把克虜伯為諜報局收集的任何情報轉交給克虜伯的競爭者。
  有一個競爭者已經在為諜報局工作,而且為它提供了比較多的情報。這個競爭者就是製造槍炮的大型公司萊茵博爾西格冶金公司。為什麼在這家公司身上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呢?因為諜報局吸收了它的一位前僱員。
  納粹黨的情報機關也同樣謀求大型工業企業給予合作。
  瓦爾特·捨倫貝格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擔任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對外情報司)司長之前很久,就考慮過搜集經濟情報的必要性。在三十年代初期,他處理過經濟問題,後來在魯爾地區執行黨衛隊保安處反間諜任務時,同一些企業打過交道。
  他在擔任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司長之後,立即拜訪了德國經濟部長、有些女子氣的瓦爾特·馮克。據說馮克比較喜歡二十八歲的捨倫貝格,讓他在自己的部裡建立一個聯絡處,它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六司打進一些重要企業。這當兒,捨倫貝格在六司內部建立了經濟情報機構:六司經濟情報處。
  後來他幾乎同德國的所有重要企業進行了接觸,向其中許多企業派遣軍官作為六司經濟情報處的聯絡官。譬如,在德累斯頓銀行,六司經濟情報處就同納粹黨員卡爾·拉捨博土打交道。捨倫貝格的人同德國無線電器材公司、標準電氣公司,漢堡航運公司和其他同外國有聯繫的公司,以及象德國工業集團這樣的工業協會進行交淡,他們把獲得的情報送到六司經濟情報處,在那裡經過分析整理,然後提供給象軍備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這樣的顧客。
  獨立的研究機構和政府研究機構也為德國情報活動作出了貢獻。幾乎所有這些機構都是早在戰前為了研究經濟問題而成立的。例如,市場分析研究所在一九二五年就開始經濟研究工作,那時它還是德國統計部的一個工作小組。到戰爭爆發時,它有一百八十個僱員,它的圖書館裡藏有兩萬五千本書,在柏林法扎倫大街有自己的辦公大樓。許多資料源源不斷送到這裡和其他類似的機構,工作人員對它們進行分析、提煉,寫成報告。這些機構應請求或者主動將報告送給軍方和納粹黨機關。對於軍事問題,這些報告通常只含蓄地作出結論,不過有時也直截了當地得出結論。
  例如,在進攻荷蘭之前,德國戰時經濟計劃部發表了關於荷蘭經濟結構的八十七頁報告。報告非常詳細地介紹了荷蘭的人口、土地,農業和各工業部門。報告指出,從經濟角度劃分,這個國家分為「工業落後的北方和主要工業區南方」。報告沒有忘記指出「商業和交通運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猶太人手裡」。但是報告的結論沒有提到這個國家在戰略上對德國具有的重要意義。大約在同時,戰時經濟計劃部準備了另外一篇題為「戰時英國船舶噸位問題」的報告,長二十三頁,報告預言: 「如果在一個長時期,比如兩年之內,能夠保持甚至加快在戰爭的頭兩個星期內擊沉船隻的速度,也就是每月擊沉總噸位為五十萬噸的船隻,那麼大不列顛的命運或許就可以決定了。除非美國積極參戰,否則向中立國船隊求救或者加緊造船都不能彌補這樣大的損失。」
  幾十個機構向軍事機關寄送材料,這些機構中有的規模很大,很有聲望,有的顯然只有一個工作人員。基爾大學著名的世界經濟研究所,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報告了英國組織對德國實行封鎖的情況。在維也納市中心多佩爾霍夫特街五號九單元工作的伊凡·卡爾·圖林博士,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幾乎每天都捉交兩至三頁報告。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第一百二十九期報告說,儘管匈牙利的石油稅上漲了,石油生產者還是決定維持原來的價格。德國統計部外國經濟研究處在一九四二年繪製出了蘇聯經濟地圖冊,標出了象石油、煤、木材、鐵和錳這樣一些極重要的原料的產地。在入侵俄國之後不久,格梅林研究所提供了蘇聯磷酸鹽巖的開採量數字。在土耳其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之後,馬裡安研究所用有關橋樑的照片、簡圖和十分詳細的鐵路地圖,說明了只要破壞幼發拉底河上的一座鐵路橋樑,就可一舉切斷每月輸往美國一萬二千噸鉻的運輸線。
  可是這些報告很少是具體的,多數沒有實質內容。在德國,大約有三百八十個機構擠滿這研究舞台。有些純粹是學術性的,比如有一個機構專門編纂海外德語詞典。許多其他機構大概在為國防服務。各種各樣的學術協會、政府和納粹黨的機關控制著這些機構。譬如德國研究委員會、德國研究協會、科學教育與人民文化部的研究司、負責處理許多文化問題的內務部第六司。這些機構常常互相衝突,在納粹時期常常發生的爾虞我詐的鬥爭中,又多了一片學術界互相謾罵的聲音。
  一九四三年底,內務部長弗裡克被撤換後幾個月,希姆萊調整了他那越來越龐大的機構。他把內務部六司對這些機構的監督權移交給德國保安總局對外情報司,由維也納歷史學家、黨衛隊中尉維爾弗裡德·克拉勒特博士負責。克拉勒特身高六英尺二英吋,三十一歲,以前在維也納負責內務部研究著作的出版工作。捨倫貝格在他主管的六司裡設立一個新組G組,由克拉勒特擔任組長。
  克拉勒特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協調和統一這些研究機構的工作。比方說,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布拉格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克拉勒特呼籲這些機構要更密切地合作。他說,他已經開始統一地圖的符號和顏色。至少有一位會議參加者感到驚喜,因為克拉勒特沒有德國當權派所常有的獨斷專行、咄咄逼人的架勢。
  但是整個研究體制注定要垮台。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和軍備部為這些研究基金會提供的經費,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高達三十萬零五千七百六十五德國馬克(十二萬二千三百零五美元),但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卻降為十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九德國馬克(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美元)。一九四四年九月,多數研究機構停止了工作,直到戰爭結束也未恢復。沒有證據表明德國的戰爭努力因此而受到重大損失。
  其他的參戰友國也向德國提供情報,但是這些渠道只不過是涓涓細流。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既沒有作出重大貢獻的手段,也沒有作出重大貢獻的動機。日本人遠在海角天涯;意大利人在戰爭的途中開小差溜跑了。
  戰前,德國武裝部隊各軍種同外國武裝部隊各軍種之間並未進行有組織的情報交流;每方最多不過偶爾向另一方提供一些具體情報。
  在德國入侵俄國之前,芬蘭送來了根據它在冬季戰爭中的經驗整理的一些材料。後來,在前線,比方說在由德國人指揮的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軍隊作戰的地方,情報照例來來往往地傳遞。儘管在戰爭期間形成了交流情報的渠道,在武官人手不夠的地方設立了聯絡站,參戰友國高級當局仍然只是向德國提供零零碎碎的情報。維希法國的達爾朗海軍上將表示要向德國海軍提供有關英國海軍部署的情報;元首高興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正在指揮德軍向斯大林格勒推進的陸軍參謀總長,通過斯德哥爾摩收到了日本駐俄國武官的一份報告: 「斯大林格勒西面有三個軍團,師的數目不多。統一的軍事指揮再也得不到保障。集團軍在沒有聯繫的情況下進行作戰。」巴爾幹衛星國似乎沒有向德國的東線外軍處和西線外軍處提出判斷性的情報,部分原因或許是東線情報已經合併到德國的集團軍向東線外軍處提供的報告裡面去了。這些衛星國對於美國和大不列顛沒有什麼重要情況可以提供,因為它們同這兩個國家沒有接觸。
  奇怪的是,軸心國情報合作最密切的領域是一個最秘密的領域:無線電情報。無線電提供的情報最多、最具體,技術合作不僅容易,而且富有成果。海軍通訊情報處早在一九三四年就開始同芬蘭人合作,獲取蘇聯海軍活動的情報。海軍通訊情報處得到了佛朗哥的允許後,在西班牙設立了監聽站,監聽英國和法國海軍在地中海的通訊聯絡。戰前,海軍通訊情報處同意和意大利人交換截聽到的法國情報,後來也交換截聽到的英國情報。最後在密碼破譯方面進行密切合作,並且互相交換破譯結果。日本人曾經同德軍的密碼破譯員進行接觸,交換有關俄國的密碼材料。不久以後,德軍的密碼破譯員向意大利人提供了法國密碼破譯方法,作為交換,他們希望意大利人提供一些有關地中海情況的材料。在戰爭高潮期間,在維也納負責東南歐地區的黨衛隊保安處年輕間諜頭子、情報分析員威廉·赫特爾,同匈牙利軍隊的一個無線電情報單位進行了接觸。他給這個單位送了一些錢,換取了大量破譯的密碼情報,尤其是土耳其駐莫斯科大使和武官所提供的情報。然後他再把這些情報送給柏林的捨倫貝格。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同意大利軍事情報局交換情報,多半是因為卡納裡斯和切扎裡·阿梅將軍之間交往甚密的緣故。德國及其盟國通過外交渠道傳遞間諜情報。例如,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密電員泰勒·肯特複製了數百份機密文件,交給他的一個女友,這個女友再把它們轉交給意大利武官(這時英國和意大利還未交戰)。結果,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國駐羅馬大使電告柏林:羅斯福總統對溫斯頓·邱吉爾說, 「可以把四十至五十艘舊驅逐艦交給英國,」電報中還談到其他十分重要的問題。
  軸心國政府首腦偶爾互相提供情報。他們將情報寫在信上,通常是為了證明他們所闡述的論點是正確的。 「我相信美國將參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墨索里尼給希特勒的信中說, 「這次將是一支遠征軍,到達後將駐在埃及。這是合乎邏輯的。我有一份由我的情報機構截獲的電報,這封電報宣佈,由馬克斯韋爾將軍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已經抵達開羅。」
  其他軸心國獨裁者很少提供哪怕是像這樣微不足道的情報。
  德國周圍一些小國的代表,害怕得罪德國,他們卑躬屈膝地同希特勒一起開會時,在提供情報上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附和他對形勢的看法。他們點頭稱是,用另外的話或另外舉出事實來重複他的論點。這種做法的後果對情報是不利的,因為它加深了希特勒的不符合實際的印象,而希特勒正企圖憑著這種印象來操縱德國的戰爭機器。
  幾個世紀以來,德國移居國外的人遍及全世界,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或拓展地。在一些地方,比如美國,他們相當迅速地被同化了。在其他地方,他們好像居住在「飛地」上,在文化、語言上自成一體。最大的這種「飛地」在俄國,蘇聯政權為他們建立了日耳曼伏爾加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四百萬旅居海外的德國移民,通過七十四個組織同他們的祖國保持聯繫。有些組織遠在一八八零年就建立起來了,主要是為了保持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新的納粹機構謀求在移居國外的人中擴大納粹黨的影響勢力,或者利用他們在國外實現納粹黨的對外政策目標。第五縱隊的傳奇故事就從這裡產生出來了。無論新組織還是老組織,都從移居國外的人那裡獲取情報。
  在幾個親納粹的組織中,最重要的是德國外國研究所。
  它成立於一九一七年,原是一個宣傳機構。但是,或許由於它設在斯圖加特(這是為德國貢獻了很大一部分移民的一個地區的中心),它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發生了變化。為了幫助德國人在海外找到謀生的機會,德國外國研究所收集有關其他國家的情報,尤其是關於它們的工業和就業方面的情報。希特勒上台後,這個工作繼續進行,這個機構也納粹化了。
  這個機構的情報大多來自剪報,它按國家將這些剪報歸檔。有些情報來自應邀撰寫報告的旅行者或居民。大部分這種情報相當籠統,雖然這些情報的細節通常是準確的,但對比較大的問題的看法卻是錯誤的。比方說,這個機構關於美國對德國的態度的情報就非常錯誤。這是因為這個機構的情報員,幾乎都是長期居住或短期訪問德國僑民居住區的德國人或德國人的後裔,他們的觀點常常是片面的。甚至在剪報的時候,也有意無意地選擇那些支持德國人的偏見的材料。
  這種做法使德國外國研究所未能糾正德國對美國所作的流行的判斷。
  不過事實證明,有時候德國外國研究所的卷宗和源源而來的報紙與雜誌,對注重事實的政府機構來說是有用處的。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就是這樣的一個機構,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是有許多日耳曼族人居住的邊界地區,為了便於德國佔領蘇台德區,德國外國研究所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提供了捷克人居住區和日耳曼人居住區交界處的一幅二十萬分之一的邊界地圖。卡納裡斯海軍上將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寫給斯圖加特市長的信中說,德國外國研究所「經常為德國軍隊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他還寄去了五千德國馬克(二千美元),作為德國外國研究所以後與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斯圖加特站進行合作的報酬。德國外國研究所用其中的三千馬克開設了一個報刊剪輯服務部,剩下的錢用來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和當地軍區的幾位軍官在這個機構裡招收新的成員。戰爭爆發的時候,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斯圖加特站向德國外國研究所佈置任務,要它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和海軍總司令部提供報刊上的每日軍事新聞。當統帥部諜報局在一九四二年需要人乘潛艇到美國執行任務(就是後來派出八人破壞小組)的時候,它也是從德國外國研究所的卷宗裡找到這些人的名字的。
  收集外國情報的最重要的納粹機構還是國外組織。這是國外所有納粹黨員的組織。它的領導人是恩斯特—威廉·博勒。當他一九三一年在漢堡建立這個組織的時候,他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可是他出生在英國,具有領導這個組織的足夠資格。在他的指導下,這個組織迅速發展擴大,一九三三年初只有三千三百五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人。他在一九三七年受到嘉獎,被提升為外交部國務秘書。一九三五年夏天,博勒和當時還未擔任外交部長而只是希特勒主要外交事務顧問的裡賓特洛甫商定:這個組織裡的一大批支持者應當幫助促進實現第三帝國的外交政策,辦法就是提供有關東道國的情報。
  因此,每個國家的納粹黨組織領導人,每月向德國的納粹黨國外組織總部提供四至五頁有關東道國政治形勢的報告。有時候報告中也夾雜一些零零碎碎的經濟軍事情報。博勒吹噓說,他從他在國外的納粹黨員那裡瞭解到的情況,比外交部從外交官那裡瞭解到的情況還要多。他並沒有把這些報告送給外交部長,而是送給黨內的頂頭上司赫斯和博爾曼。希姆萊也看這些報告,但希特勒卻很少看。原因是,雖然博勒大吹牛皮,這些報告的質量並不特別高,也沒有經常向納粹黨提供任何有價值的外國秘密。外國的納粹黨組織領導人主要是從東道國的報刊上搜集情報,甚至很少加上他們自己的情報或評論。他們選擇的材料當然適合納粹的口味。
  因此,看材料很少超過兩頁的希姆萊,卻能全神貫注地閱讀國外組織的大疊大疊的報告,並且在報告上寫上象「非常有趣」、「很有見地」這樣讚許的批語。其實,這些報告很膚淺,缺乏實質內容,這意味著它們對制訂外交政策幾乎不能起任何幫助作用。
  國外組織還起著另外一種惡劣作用。它提供了大批未來間諜。早在一九三七年,國外組織就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保持聯繫。聯繫人是海因茨,科爾斯上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炮兵,是國外組織的成員,一九三三年他由於從事親納粹的活動被逐出奧地利,一時名聲很臭。後來博勒任命他那個組織的人事部門負責人擔任黨衛隊保安處的聯絡官。這個人就是埃裡希·施瑙斯,高高的個兒,三十剛出頭,曾經擔任馬德里納粹黨組織負責人,博勒認為他雖然缺乏想像力,辦事卻勤勤懇懇。
  國外組織最成功的間諜活動之—『發生在荷蘭。那裡的納粹黨領導人是一個牙科醫生,名叫奧托·布廷。他是一個可怕的人物,德國駐荷蘭大使也怕他三分。為了防止荷蘭人竊取情報,他自己擔任大使館專員。他在海牙享有外交豁免權,他佔了一所房子的一半,另一半被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佔用,諜報局有自己的特務。布廷除了擁有這些僱用的間諜外,還擁有日耳曼公民協會(荷蘭的納粹組織的別稱)遍佈荷蘭各地的許多會員。一九三九年二月,他建議讓德國姑娘在荷蘭達官顯貴家裡當傭人,對他們進行特務活動。這個建議似乎沒有產生結果,正如他提出讓他的協會會員對荷蘭的航運企業進行間諜活動的建議沒有產生結果一樣。科爾斯告訴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已經為此事作好了安排。最後,布廷乾脆指示他那個組織在荷蘭的工作人員向他提供所有可能具有軍事意義的資料情報。
  幾十種情報寄到他這兒來了。有的描繪了築壘工事、機場和公路障礙物;有的報告了竊聽到的電話談話和軍隊調動。布廷將其中部分情報送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駐荷蘭負責人,這個負責人吹牛說,荷蘭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棵樹,幾乎沒有他不知道的。布廷把其他的情報裝進寄給科爾斯的信封裡,利用他的外交豁免權,把這些信帶到邊界另一邊的克列弗付郵。不幸的是,一九四零年四月的一天,他還是把一封這樣的信弄丟了,信裡裝著十五頁報告,有的是打印的,有的是書寫的,有的報告上頭署名德國大使館,有的署名專員布廷,有的署名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駐荷蘭負責人的化名「喬納森」。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在海牙郊區沃爾堡的一條街道旁邊拾到了這封信。荷蘭人拆了信,然後立即把布廷攆走。但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博勒寫道,他勝利地完成了獲取有關荷蘭軍隊及其防務系統和設施的情報的任務。
  納粹黨國外組織也在南美洲吸收間諜。在智利和阿根廷的間諜網中,有許多成員的名字,是首先在納粹黨檔案裡找到的。在瑞士,幾十名納粹黨國外組織成員為諜報局斯圖加特站進行活動。採用這種方式吸收成員的辦法,使間諜擁有不該擁有的名氣,但是德國人還是這麼做了,要麼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平安無事,要麼是因為他們覺得有這樣做的必要。這種辦法在某些地方比較成功,在另外一·些地方則不那麼成功。有些拉美國家政府的親納粹態度在長時期內保護了這些間諜,但是瑞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逮捕了幾十個納粹黨國外組織成員。
  在美國,由於納粹黨國外組織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擔心類似的事件將損害兩國關係,因而沒有在德美同盟會會員及其前輩中吸收特務分子。納粹黨和德國政府盡量迴避那些組織,也不鼓勵納粹分子個人從事政治活動。儘管如此,納粹分子個人還是有進行間諜活動的,有一位內科醫生就是如此,他是新德意志之友會主席,是德美同盟會的先驅。他在他的周圍建立了一個間諜網,但這個間諜網在一九三八年被破獲。儘管謠言紛紜,沒有事實證明德美同盟會同這個間諜網有聯繫,因為這樣的事實根本不存在。德美同盟會領導人弗裡茨·庫恩的確曾經大聲宣佈過:「如果他們是間諜,就該統統槍斃。」但他們不是間諜。不過,雖然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在外交部的勉強同意下,繼續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它卻不在德美同盟會和納粹黨國外組織中招收特務。
  在戰爭期間,博勒對於納粹黨國外組織向其他損人利己的機構提供難得的人力,自己反而處於從屬地位的處境漸漸感到不滿。他需要維持自己的獨立王國。
  然而這些王國正在崩潰倒台。一九四一年,他被褫奪了在外交部擔任的職務。像第三帝國其他許多喪失了實權的人那樣,他轉向情報活動,以此作為獵取權力的間接手段。
  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網。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他同比他搶先一步的有關當局發生了衝突。在土耳其,德國大使,也就是前總理弗朗茲·馮·巴本同納粹黨國外組織進行激烈鬥爭,最後成功地促使裡賓特洛甫下令將土耳其的納粹黨組織領導人召回國。與此同時,捨倫貝格讓希姆萊警告各國納粹黨組織領導人不得維持他們自己的情報機構。捨倫貝格相信他已經贏得了這場戰鬥的勝利,然後他和卡納裡斯再次利用納粹黨國外組織獲取以後可能充當特務的人員的名單,尤其是在海外居住過但現在已回國的德國人中間尋找這樣的人員。
  但是希特勒政府的勝利很少是徹底的全面的勝利。一年多以後,納粹黨國外組織仍然死守著它在土耳其的一個私人秘密情報機構,那裡的一次叛逃事件並沒有使這個機構遭受損害,卻使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垮了台。空軍的一個情報官形容這個機構的特務是「缺乏技術經驗的半瓶醋」。
  但是他們的報告是好是壞,客觀還是片面,是無關緊要的。
  情報能夠左右局勢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土耳其同德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博勒企圖發動一次外交政變,以便恢復自己的權力的希望徹底破產了。
  7.在主力部隊之前
  最古老、最簡單和最基本的軍事情報方式之一,是士兵十人對敵人的覺察。他觀察敵人,聽敵人說話。甚至可以嗅得出敵人來。在肉搏的時候,他可以預感到敵人的動作。他意識到敵人將要用刺刀猛刺過來,自己趕快躲避過去。士兵拿槍瞄準的時候,是要用心計的。
  這這當然是最起碼的具體情報。但是部隊的這種觀察,成7 德國軍事情報中報告敵人行動的最主要、用得最廣泛的方法;雖然越是在高級指揮機構,它同其他情報來源相比,就越顯得刁;太重要,但它卻是情報參謀寫報告的根據。有時個人的觀察能提供敵人意圖的線索。如果蘇聯士兵戴便帽,他們大概仍然在防守;如果他們戴鋼盔,就有可能發動進攻。
  一九四四年在諾曼底,德國人觀察到英國人在狹窄的灘頭佔領區的小河上架橋樑,並且看到供應品源源運抵那裡。他們意識到這是在為突圍作準備。
  德國人常常不是只憑——次,而是憑一系列的觀察才能發現敵人的動向——進而推斷出其意圖。一九四二年在俄國中部,他們就是這樣獲得成功的。
  一零二步兵師的前線是一片平坦、開闊的莊稼地。未耕作的田野上點綴著灌木叢。四處雜亂無章地生長著硬木樹和針葉樹。北面有幾座小山丘。在這一帶,無數俄國小村莊星羅棋布,每個村莊只有一條街,兩旁是房屋,村莊之間相隔不過半英里。一零二步兵師的前線是南北走向,奧蘇達河從東北方向斜穿過去。這條河迂迴曲折,約七十五英尺寬,河岸陡峭,走不遠它就同俄軍後面的一條類似的河流瓦祖扎河匯合,然後一同流入伏爾加河。
  德國部隊從野戰防禦工事和小山上,能夠看到兩條河流之間的敵人地區。他們看得見俄國部隊吃飯、走路、挖戰壕;有時還能聽到他們的講話和他們的車輛的聲音。把這些觀察結果送到師情報參謀那裡,他將它們拼成完整的敵情圖畫,把其中重要部分送給軍部。
  顯示俄軍意圖的跡象
  進攻                防守
  戴鋼盔            戴便帽
  大炮修正射擊         在固定間隙時間,如上午和
  晚上,大炮等密度擾亂射擊
  增加觀察所,但射擊沒有    游動炮不時從許多方位進明顯增加           行射擊
  打掃佈雷區,清除鐵絲網    佈雷,拉鐵絲網
  修建簡便地下掩護所      修建大型地下掩蔽所
  在前線後面修建真正的炮    修建沒有集結點的假炮兵兵陣地,尤其是高射炮陣地,  陣地;高射炮只放在交通中心陣地未被佔用,或者只安上假炮
  在前線附近進行不引人注    在相同地區零星出現坦克意的交通運輸
  疏開縱隊不停地公開行進,   交通不見頻繁長時間聽到馬達聲朝著前線而去
  敵人增加巡邏         不增加巡邏
  士兵神經緊張地在炮火地帶   士兵行動沒有變化活動,說明有新部隊到達
  改變供膳和警戒時間      作息時間不改
  在前線出現陌生面孔和說話聲  仍然是舊面孔和熟悉的說話聲
  攜帶背包而不帶防毒面具     攜帶防毒面具而不帶背包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戰略形勢,使蘇聯有可能發動進攻。一零二師是中部集團軍群的一個師,該師前線突出伸向東面一百二十英里的莫斯科。那年夏天,俄軍曾經試圖攻下這個突出部而沒有攻下。這個突出部使俄軍感到惱怒,它威脅並誘惑著他們;德軍上級指揮部預料俄軍會對這個突出部重新發動進攻。而要堅守這個突出部,德軍必須知道在這條長長的防線上,俄軍將在何處發動進攻。
  只要簡單觀察一下俄國人及其活動,就能得到大部分答案。十一月五日,星期四,德軍發現數百名俄軍向一零二師及其南面相鄰的一個師的前線行進。俄軍早就用遠程炮火騷擾一零二師;那一天卻頭一次發射各種口徑的炮彈和一次齊射十六發的炮彈,這說明俄國人運到了一門「斯大林管風琴」火箭炮。看來俄軍正在加強炮兵來對付一零二師,並且企圖用密集炮火削弱德軍的抵抗。當天夜晚,俄軍在三輛或五輛坦克的支援下發動進攻,試探一零二師前線的薄弱部。
  第二天,星期五,在明媚的陽光照耀下,德軍看見六、七百名俄軍成連成連地開往前線。星期六俄軍塹壕的活動一如往常,後方只有小規模的調動。炮火繼續騷擾一零二師。德軍饒有興趣地看著俄國人企圖在煙幕下從一個溪谷轉移兩門反坦克炮。
  各軍、軍團和集團軍的情報參謀,把以上這些活動同前線其他地方敵軍的活動進行比較。看來一零二師對面的敵人的活動比較厲害,說明一零二師可能是敵人的進攻目標。然而,不久以後所有這些活動逐漸消失了,因為綿綿秋雨使俄國道路泥濘不堪,車輛幾乎不能動彈,一切活動都歸於徒勞。只有到大地封凍、坦克能在路上行駛時,俄軍才恢復作戰活動。
  十一月十八日,俄軍的大炮和火箭炮猛烈轟擊一零二師的側翼,從而打破了沉寂。一零二師第一次看到穿著冬裝的滑雪者和雪橇隊。它聽見敵人在挖地和擊錘。俄軍為了再次偵察一零二師左翼,對二零七·三高地進行突襲,結果丟下二十六具屍體。隨後幾天,奧蘇達河和瓦祖扎河之間的交通越來越頻繁。常規的十天炮火偵察證明一零二師及其鄰近部隊面對的俄軍炮火更加密集了。偵察員摸清了一零二師及其鄰近各師的情況。俄軍再次進攻二零七·三高地,他們增援前線部隊。他們在瓦祖扎河上架設新的橋樑,德國軍官通過望遠鏡的詳細觀察,看出這些橋樑可以通行坦克。
  上級情報參謀除了擁有這些基本情報以外,還有從無線電上截收的、間諜收集到的以及從俘虜和逃兵的口供中得到的更多外來情報。而敵人部隊增援、大炮集中、在偵察中死掉的士兵、在修築工事和橋樑中消耗的人力物力等等具體事實,最能說服德軍使他們相信,俄軍打算進攻一零二師並非假象。紅軍十分迫切需要槍炮和軍隊,他們浪費掉許多人力物力才是假象。同其他地區相比,他們在一零二師對面的集結規模要大得多,這就向德軍證明;俄軍的主要進攻目標是一零二師。
  果然,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在一個半小時的炮火轟擊之後,進攻開始了。一批又一批穿著褐色軍裝的俄國軍隊,在二十五輛轟隆隆地噴著炮火的坦克的掩護下,衝向一零二師陣地。德軍早有準備。他們進行了反擊,對準「預測的主要突擊點」,擊潰了「意料之中的」蘇聯冬季攻勢中最猛烈的一次進攻。
  德國人主要是通過被動的觀察獲得了上述情報,從而使他們贏得了這次防守的勝利。但是他們並不只是等著情報送來。他們走出去,主動搜集情報。他們這樣做,最經常依靠的是巡邏隊。連、營、團的指揮官常常在夜間派遣小股士兵潛入敵軍中,仔細偵察他們的情況。
  例如,有一個指揮官要他的巡邏隊偵察清楚下列情況:1 ·俄軍是準備在前線附近還是在較遠的後方設防(而把小股步兵和強大的炮兵留在前線)?
  2 ·敵人的陣地(散兵坑、戰壕、地下掩蔽所、交通壕、堅固支撐點、機槍掩體和混凝土掩體)設在哪裡?
  3 ·敵人在哪裡設立路障和障礙物?
  4 ·在哪裡布了地雷?
  5 ·哪裡是肉搏戰防線?
  6 ·哪裡是反坦克防線?
  巡邏隊的規模根據任務的艱巨程度各不相同。有時只派遣幾個士兵潛入敵人領土。一九四零年初,第九十八步兵師的二八九步兵團派遣了這樣一個巡邏隊,在馬奇諾防線附近連續巡邏了兩個晚上以後,寫了以下的報告:由第十連溫克勒爾中尉率領的巡邏隊,於一九四零年三月二日晚越過沙伊本哈爾特以西運動場對面的勞特(從德國進入法國的德語地區阿爾薩斯), 發現在沙伊本哈爾特至尼德勞特巴赫鐵路線上有一個(無人佔領的)機槍陣地, 在海登堡有一個(無人佔領的)地下掩蔽所。巡邏隊沒有遭到射擊而回。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日,溫克勒爾中尉和萊帕爾特少尉、梅德裡希下士以及二等兵韋爾勒越過勞特又到這個地方,打算沿著東面的鐵路路堤進行偵察。巡邏隊在鐵路線附近掉進一個手榴彈陷阱, 陷阱裡的兩個手榴彈爆炸了。由於爆炸,法國人知道來了巡邏隊。巡邏隊趕快返回。溫克勒爾中尉受了輕傷。
  戰鬥巡邏隊比這種巡邏隊的規模要大。它們除了偵察敵人陣地外,常常還要抓俘虜進行審問,並且搜繳文件。在意大利,第一空降軍的這種巡邏隊在美軍後方十英里遠的地方整整呆了三天,觀察防禦配系、供應線和後備隊情況。在俄國,三二零擲彈兵團的襲擊隊偵察了敵人的領土,襲擊隊包括兩個軍士,五個士兵,三個工兵、兩支由十個士兵組成的掩護隊, 以及(二一二通訊營的)費德雷爾少尉(帶著一部電台), 在施特夫勒軍士的指揮下,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從德國主陣地前沿出發, 於下午四時五十分接近敵人的有剌鐵絲網。由於天空中的雲層很快全消散了,偵察活動不能馬上開始。在刺骨的寒風和踏上去嘎吱嘎吱作響的雪地上做準備工作是極為困難的。他們的到來沒有引起敵人的注意; 俄國的機槍哨所對著另一個方向發射; 有剌鐵絲網高五英尺, 共有三排, 形成一個十五英尺縱深的鐵絲網障礙。在這個障礙前面是反坦克地雷, 大約伸出雪地四英吋,一眼就認得出來。鐵絲網障礙和反坦克地雷中間距離為三十五英尺。鐵絲網前面不遠的地方是圓錐狀的鑄鐵拉絲地雷。工兵普羅布斯特下士剪斷鐵絲網和張拉鋼絲,然後往機槍射擊孔裡塞進一包分離式裝填的炸藥, 炸約包上還拴了一個致盲彈。一個工兵和一個士兵立刻到突破點以北和以南約一百英尺的地方, 各埋下一個警戒地雷。這時,正北面掩體裡的一個哨兵驚叫起來。
  泥灰牆用鐵絲網圍著, 主陣地的四周圍設了障礙。
  在越過障礙時,一個地雷爆炸了,沒有造成傷亡。他們衝進去的這個掩體,原來是個取了暖的主陣地, 有一個房間那麼大。前幾天這裡經常冒煙, 給人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有人住的掩體,裡面還有一個主陣地。主陣地已被炸藥包摧毀,那個俄國哨兵被炸死 機槍被炸毀,掩體裡面沒有別的人。
  這時在俄國人的牆裡,大約有三、四十名士兵,從北面反撲過來。他們最初被相距大約三十五英尺以外的襲擊隊用手榴彈、自動手槍和槍榴彈擊退。警戒地雷無疑使故人遭到傷亡。根據(我們士兵)一致的看法,敵人死傷十二至十五人。與此同時, 一個俄國士兵跑向突破點陣地; 他被另外一個警戒地雷炸到半空中。在反擊過程中, 有三名襲擊隊員因中敵人手榴彈彈片而受了輕傷。襲擊隊又整個炸毀了一個掩體之後,撤出了突破點陣地。由於戰場上一片嘈雜, 無線電的聲音聽不清, 重武器的發射用火花信號指揮。從泥灰牆到俄國鐵絲網的途中, 襲擊隊的指揮官因中流彈而受傷,另一人因中手榴彈片而受傷。
  重武器立即開始發射,而且打得很準,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推測,這種遠距離攔阻射擊造成了敵人更多的傷亡,因為炮火集中射向突破點,而且直接命中主陣地前沿。
  查明的情況:1 ·掩體是加了熱的,給人的印象,是個生活和戰鬥掩體。
  2 ·崗哨有鐵絲網,敵人主陣地前沿裡面布有地雷。
  3 ·部隊每次出擊,俄軍都立刻開始反擊。
  4 ·襲擊隊撤出以後,俄軍以重迫擊炮和反坦克炮火回擊, 與上次作戰不同。
  5 ·突破點的俄軍陣地布有重重鐵絲網。
  6 ·突破點以東約二百英尺, 顯然是居住處。
  7 ·根據前面的襲擊隊的偵察, 第六連對面的俄軍兵力最強。
  結果:襲擊隊隊長、兩個襲擊隊員和兩個工兵受輕傷。
  一個戰鬥陣地連同一挺機關鎗被炸毀,一哨兵被炸死。
  在回擊中,十二至十五個俄國人被擊斃。
  上述情報使團長更加瞭解敵方的情況,從而有助於他更有效地率領部隊。
  巡邏隊,甚至戰鬥巡邏隊,都是徒步的。在陣地戰中,這符合偵察的基本概念:它在主力部隊前面偵察,向它及時報告敵情,但是部隊在行軍時,就需要有一個比主力部隊行動得更快的偵察隊,才能滿足要求。例如步兵,就需要騎兵來偵察。因此步兵團就得有—些騎兵排在主力部隊前面進行偵察,每個騎兵排有三十三名騎兵。
  由於師是若干兵種聯合組成的,能夠獨立作戰,因此它需要一個比較能夠靠自己維持的偵察單位。德國每個步兵師都有一個偵察營。實際上每個偵察營是由一個主要作戰單位和若干支援單位組成的——它本身儼然像個小型師。
  偵察營的正規形式,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十二次動員「高潮」中總共動員的四十八個師中建立起來的。每師的偵察營裡,偵察部隊由一個偵察騎兵中隊,人力支援自行車中隊,攜帶著火炮的重武器中隊,以及兩輛輕便偵察車組成。雖然摩托化步兵師全是摩托化部隊,其他大多數師卻用自行車中隊代替騎兵中隊。每個這樣的偵察營總共大約有六百人;正規偵察營還有二百名騎兵。
  他們為師長進行偵察,並向師長報告,而不是向情報參謀報告。這些騎馬和乘車的偵察部隊,往往在黎明前出發,一般分成三隊。中間的一隊沿著所在師的主要前進道路前進,其他兩隊在左右兩邊的道路上前進,整個行進正面有五英里寬。如果他們遇到敵人的阻擊,自行車偵察中隊和重武器中隊就加快速度趕到前面,放下自行車,形成突圍力量。
  騎兵偵察隊在師前面十五和二十英里進行偵察,有時他們夜間不回到師裡,呆在外面,通過騎兵無線電通訊排接受他們第二天的任務。他們不僅報告敵人的位置,還報告地形。例如,在法國戰役期間,第三步兵師的偵察部隊報告,跨過塞穆瓦斯河通向奧泰斯裡維埃斯鎮的橋都太窄。師長派工程兵前去修建了自己的橋樑。
  德國在戰爭中從進攻轉為防守,在俄國的戰鬥常常是陣地戰,這就決定了偵察部隊的厄運。部隊不像大舉進軍時那樣需要他們了。許多偵察部隊的騎兵中隊併入在崎嶇地帶打游擊隊的騎兵團裡去了。一九四三年十月,部隊終於得出了合乎邏輯的結論。它把偵察營改為槍手營——比普通營有較強的火力和機動性的步兵營。師長們把他們當作後備隊,哪裡形勢特別告急,就把他們投向哪裡。前偵察隊員沮喪地說,他們成了師的救火隊。
  原則上,偵察員必須在主力部隊前面活動,但是不能用馬代替坦克進行偵察。只有裝甲車才能代替。海因茨·古德裡安上尉在二十年代就認識到這一點,當時他無視凡爾賽條約禁止德軍擁有「裝甲車、坦克以及一切類似裝備」的規定,開始建立起一支德國裝甲部隊。
  裝甲車為了要向行動迅速的裝甲師的師長報告敵人在哪裡,常常需要跑得很遠,而且經常要越過崎嘔的地帶,它們必須能跑很遠的路程,以便穿過田野、涉過溪流、爬過山丘、越過戰壕,而且要機動靈活。有時它們不得不衝過敵人的阻截,到前哨基地的後面去觀察。因此它們攜帶著盔甲和武器。但是有史以來,偵察部隊都不是戰鬥隊。如果它們遭遇占壓倒優勢的敵軍,它們就不能抵禦作戰,只好退到它們能安全地觀察敵軍並向上級報告的地方。為了便於這麼做,德國重型偵察車另有一套面向尾部的駕駛系統及其駕駛員,這樣偵察車就能迅速倒退脫離危險。(當偵察車向前行進時,尾部駕駛員的工作,只不過是看看景色逐漸消失罷了。)
  德國軍隊在一九二六年開始發展裝甲車,以滿足這些要求。它最初要建造八輪或十輪裝甲車的野心勃勃的計劃太費錢。一九二九年,軍方頒發了六輪裝甲車的說明書。這種型號的車輛在三十年代初投入批量生產。這些裝甲車成為陸軍後來建立起來的裝甲偵察營的基幹力量。這種車就是Sd·KfZ 231(231 型特種摩托車)。雖然它有倒退駕駛系統和其他特殊性能,但它基本上是安裝在卡車底盤上的一個裝甲車。由於標準迅速提高,它的越野性能很快就不適應了。
  因此到了一九三五年,德國有了錢,而且正在進行重新武裝的時候,開始研製八輪裝甲車,依舊是原來的性能和Sd·KfZ牌號。
  這種漂亮的車輛,每一個車輪都有獨立的懸置和傳動裝置,每一個車軸都聯著一個獨立的方向盤。這樣它不僅具有可同履帶車輛相媲美的越野性能,而且速度要快得多——每小時五十英里。它有半英吋厚的裝甲板,有一根四分之三英吋口徑的炮管和一挺機關鎗。每輛車載四名乘員,包括車輛後部的駕駛員,最大行程約二百英里。這種裝甲車有三種型號:Sd·KfZ·231 (八個輪子),有一個活動炮塔;Sd·KfZ·232 (八個輪子),有一台無線電,但炮塔是固定的;Sd·KfZ·233 (八個輪子),炮管口徑比較大,車頂是敞口的。一九三七年,這種裝甲車開始取代六輪裝甲車,到了一九四一年,它成為德國軍隊的標準重型裝甲偵察車。
  但是這種車沒有使用很久。因為它到了俄國坑坑窪窪的泥濘道路上就陷入泥潭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希特勒下令停止生產這種裝甲車。他以另外一種車來代替,這是更加現代化的八輪車,一九四零年為適合熱帶地區使用而設計的。
  它的發動機有十二個氣冷式汽缸,它的型號是Sd,KfZ·234 ,一九四三年七月投入批量生產。這種車不僅能在俄國某些最惡劣的條件下行駛,而且也能適應戰爭的新要求。它有一根三英吋口徑的長管炮,裝甲板達一英吋厚。除了這種八輪裝甲車外,德國人把半履帶式車體的Sd·KfZ·250 型裝甲運兵車,改裝成Sd·KfZ·250 /9 型裝甲車。這是一種適合於在最困難的條件下行駛的重型地面偵察車。
  補充這些遠程車輛的,是輕便偵察車。一九三七年第一次投入使用的這種輕便車共有三種型號:Sd·KfZ·221 ,可坐兩人,在敞頂炮塔上有一挺機關鎗;Sd·KfZ,222 ,可坐三人,有一根四分之三英吋口徑的炮管;Sd·KfZ·223 ,帶有一台無線電。雖然這種車速度比較快(每小時達四十英里),裝甲厚(達半英吋),機動靈活,每個輪子有獨立的傳動裝置和獨立懸置,但是它的越野性能並沒有部隊對於這種車輛所期望的那麼好。儘管如此,它仍然是使用最廣泛的輕便偵察車,整個戰爭期間都在使用它。
  這些重型和輕便偵察車,成為裝甲偵察營的核心裝備。
  戰爭開始時,每個營有兩個裝甲車中隊。每個中隊有一個重型偵察車排和兩個輕便偵察車排。重型偵察車排有六輛較大的裝甲車。同樣,這些裝甲車不是聽從情報參謀的指揮,而是聽從師長的指揮,它們象梭鏢一樣插入師主力部隊前面的陌生地區。它們設法找出敵人的大致所在地,用無線電向師部報告哪裡有障礙物、哪裡有路障,哪裡有反坦克炮,以及它們同敵人遭遇的情況。
  一旦同敵人遭遇,師長派出他的兩個輕便裝甲車排,共計十二輛較小的裝甲車。他們密密地圍住大型裝申車看見有敵人的地方。它們伸出小小的觸角,從更多的地方尋找敵人,因而能更準確地發現敵人的位置。當兩軍的主力部隊將要發生衝突時,這種情報自然就更加急需了。支援裝甲偵察車的是一個摩托中隊和一個重武器中隊。一旦小規模戰鬥擴大,摩托中隊迅速到達以捉供火力。重武器中隊包括一個炮排,用來支援摩托兵,和一個工兵排,用來幫助車炮渡過溪流和越過其他障礙物。 (這些部隊在執行所在營的其他主要任務,例如前去佔領並守住重要據點,掩護師的活動以防敵人看見的時候,都起很大作用)。再加上一個通訊排和補給隊,這個營的編制就完整了。
  戰爭期間,這種裝備、編製和一些名字都改了。在準備進行俄國戰役時,德國軍隊從一九四零年五月的十個裝甲師擴充到第二年的二十一個裝甲師。坦克生產處於優先地位,裝甲車的產量落後了。結果,許多新的裝甲師的偵察營,只有一個偵察車中隊和一個排,而不是兩個偵察車中隊。然而在一九四三年,希特勒和古德裡安改組了裝甲部隊的指揮機構,以圖再次轉入進攻。他們把中隊改名為「連」,因為中隊這個詞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跑得很慢的馬,而「連」這個詞早就是坦克兵所使用的了。他們增加了原來每營兩個甚至三個裝甲偵察車連的數目。他們把陷在俄國無法脫身的摩托兵改為乘坐裝甲運兵車的步兵。不過,所有營的編制和裝備並不都是一樣的,特別是後來投入使用的Sd·KfZ234 和250 /9 都分配到最需要的偵察部隊,而且分配得很不平均。
  偵察營通常偵察最當前、最局部、因而也就最富有戰術意義的形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北非的第三偵察營報告,敵軍裝甲部隊正在阿傑達比亞以北十英里的沿海公路上行進。這支裝甲部隊由裝甲車、士兵和大炮組成。第十五裝甲師得到通報後,將這支裝甲部隊趕跑了。地面偵察結果偶爾送到元首的形勢討論會上。
  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約德爾對希特勒說: 「敵人第一次出現在斯貝特拉以東,它被西迪布齊德地區的地面偵察部隊發現了。那兒還有一些坦克和別的一些活動。現在南部地區的情況已經完全清楚了。」
  地面偵察部隊不能保證消息完全可靠,因為指揮員有時候從它的報告中得出錯誤的推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隆美爾從第二十一裝甲師的偵察營聽到英軍裝甲車輛大量活動的消息。他以為這只不過是武裝偵察而已。事實上,這是英國大規模進攻的開始。
  其他形式的地面偵察,如同裝甲車輛那樣有它自己的高度專業化辦法。十二個特種工兵排在俄國前線的幾個點埋設音響傳感器。這些傳感器,或者叫做測音鍋,呈圓筒形或圓錐形,大約高十六英吋,直徑五英吋。它們埋在地下。用電線把它們同中心監聽站聯接起來。監聽站裡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根據噪音的音質和音量,就能辨別出敵人在進行什麼活動。
  這些傳感器主要是探察敵人的坑道或者炸彈的定時裝置。但是它們也能聽到一個步兵偵察員的到來。傳感距離取決於地面質地:在軟質地面上是十五至二十碼;在硬質地面上是三十至三十五碼;在冰地上是八十至一百碼。一旦聽到若干敵人步兵來了,中心監聽站就引爆靠近這些步兵的地雷。特種工兵排分佈在前線的一,二英里的地面上,但是由於他們不斷疏開,他們的有效作用就減低了。此外,敵人的炮火經常炸斷他們的許多電線,因此在戰鬥中,特種工兵排很少有機會引爆他們的地雷。最後,德軍在戰爭後期節節敗退,他們埋沒測音鍋和地雷的機會也就減少了。整個音響傳感器計劃始終不過處於試驗階段——有一個並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這個計劃完全是防禦性的,絕不可能在通往勝利的道路上帶來許多希望。
  一種重要得多的特殊地面偵察,是準確測定敵人的炮兵陣地。德國在重新武裝期間,在許多炮兵團裡建立了炮兵觀察營來做這種工作。其中包括聲測隊和光測隊。光測隊從相隔各為半英里的三個點來測出敵人炮口焰的方位,在地圖上畫出線來,再看這三條線在哪裡交叉。聲測隊在有霧、下雨的時候以及在有山梁的地方進行活動,和光測隊的測量活動互為補充。它根據四個傳聲筒收到的炮彈出膛的轟響聲和炮彈嗖嗖到達之間的時間差,來測定敵人大炮的方位。
  下面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前面的一個觀察營,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開始的二十四小時內,測定了十五門俄國大炮的位置,其中有八門大炮是首次發現的。這八門大炮中有四門的坐標位置是:(「h」代表「橫坐標」,「v」代表「縱坐標」):目標655  h43 500  v34 140  誤差(180*300 碼)。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十五分至七時向未知地區發射了六十發炮彈。三門火炮,中等口徑。
  目標656  h43 655  v33 385  測量精確,從下午十時五十五分到十一時二十五分向未知地區發射了六發炮彈。
  一門大炮。
  這種情報通常送交炮兵指揮官,以便他能向敵人炮兵陣地發射反擊炮火。在西線戰役期間,第十四觀察營遭受了敵軍遠距離炮火的準確襲擊。在克服了一些困難以後,它測出了敵軍大炮方位大約距離觀察營六英里,正好在瓦雷格姆的西南。它把這份情報交給德國炮兵連,後者就開始發射炮火。觀察營繼續觀察彈著點,通知炮連校正大炮射擊目標。
  炮兵連開始準確地發射炮火了。一個炮彈接著一個炮彈呼嘯飛過。法國炮兵連沉默了。後來德國人發現他們的炮彈正好擊中法軍炮兵陣地,有一發炮彈正好落在一門大炮上,法國的大炮都被摧毀了。
  關於敵軍大炮方位的情報也送給情報參謀。他觀察敵軍在哪裡增加或減少大炮。這有助於他判定俄軍是準備前進還是撤退。
  戰鬥本身是最終的偵察。只有在這個時候,敵人才暴露它的全部實力。在交戰以前,敵人並不總是讓所有的大炮都發射的,這既是為了節省炮彈,同時也是為了隱蔽發射陣地。但是在打仗的時候,敵人常常需要使用全部大炮。敵人使用全部大炮以後,也就把它們全部暴露了。敵人還暴露它的戰鬥意志、戰術和實力。條令規定,為了在作戰的關鍵時刻獲得這種情報, 「戰鬥報告是必不可少的。」一八八七年野戰勤務條令說: 「戰鬥提供判斷敵人的最可靠的根據」,這句話一直沒有被改動,它概括了德國軍隊的哲學。
  8.從天空看世界
  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個晴朗的下午,空軍上尉西格弗裡德·克內邁爾駕駛著容克Ju 88 式飛機離開了克里特機場的跑道,向東方飛去。太陽照在蔚藍色的地中海上,泛耀著銀光。快要到達塞浦路斯的時候,他將飛機向右傾斜,往南飛去。飛機仍然在往上升。機艙裡,坐在他後面的空勤機械師在監視著儀表,無線電觀測報告員再次檢查了他的兩架大型照相機。這架經過改裝的轟炸機升得越高,變得越冷,但飛機裡面的空勤人員卻不冷:他們穿了電暖服很暖和,不過有時電線短路,他們得挨幾下燙。
  飛機的兩架發動機就像這天上午那樣,發出沉悶的嗡嗡聲。在上午執行任務的時候,克內邁爾和他的兩個空勤人員在蘇伊士運河上空從北往南飛,對著它拍照。英國人把船開進了這條運河,顯然想要強行跨過敵海,到四面被圍的馬耳他登陸。甚至在克內邁爾下午飛行的時候,照片分析員已經在分析他於上午拍攝的幾十張十二寸見方的照片了。他們用放大鏡仔細察看那條細長的運河上看上去像一些小片小片的東西,以便確定每一條船的類型,以及聚集在這條運河上的船隻的總噸位。
  這次第二趟飛行,是要完成上午未完成的偵察任務,提供有關亞歷山大港的船隻的情報。起飛一小時之後,克內邁爾從朦朧的地平線上,逐漸看了他的元首欲與媲美的那位征服者在賜福人間的尼羅河口建造的那座歷史古城。征服者以他自己的名字亞歷山大命名這座城市,在這裡,歐幾里得曾經教過書,大圖書館曾被付之一炬,安東尼為了克莉奧佩特拉丟了一代王朝。沒有航標指引這位二十世紀的飛行員到這裡,但不久他就出現在這座大城市和它的海港的上空了。他在三萬七千五百英尺的高空翱翔著,高射炮火和敵人的戰鬥機要想打著他,還差得遠哩。
  Ju88式飛機向右傾斜。克內邁爾命令照相機開始拍照。
  每隔幾秒鐘,照相機自動拍照一次。一架照相機的有效焦距大約是十二英吋,它拍攝的範圍比較廣,另一架有效焦距約二十英吋,專門拍攝小範圍內的詳細景物。克內邁爾穩住飛機,從座艙窗口向外眺望。腳下萬頃碧空,映襯著黃褐色的地面,可以看到英國的戰鬥機無可奈何地旋來轉去,再也升不高了。「就好像觀賞一個魚缸,看裡面的魚在游來游去」,克內邁爾爾後來這樣形容他見到的情景。
  但是,當他沿著海岸線繼續向西飛行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英國的戰鬥機雖然不再追趕,高射炮火卻在他底下轟隆轟隆地開花了。似乎沒有一發炮彈擊得中這架容克式飛機,但是過了一會兒,一個螺旋槳發生了故障,發動機不得不關上。飛機往下降,克內邁爾開始失去了控制,他在兩年多的航空偵察中,第一次著起慌來。僥倖的是他再也沒有碰到敵機。不久他就到了克里特南面的托布魯克。他調頭向北,帶著照片飛回基地。
  他們和另外一些飛行員發現有總噸位在一百五十萬噸左右的敵艦集中在埃及。克內邁爾的這趟使命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說明英國人正計劃發動某種形式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六月,英國人確實企圖同時從東西兩個方向強行進入馬耳他,不過軸心國已經作好了準備:英國的十七艘貨船和油船中只有兩艘通過了,而這座島嶼仍然處於危險之中。
  西格弗裡德·克內邁爾不是一個平常的偵察飛行員。他是在為德國空軍精銳的戰略偵察機群飛行。克內邁爾很有本領,因此在波蘭戰役中,他被挑選為陸軍總司令開飛機。他也非常聰明,在戰爭爆發之前,他發明了三角航向計算器,這個儀器在長途航行中特別需要。由於這些緣故,他的一個朋友才把他吸收到戰略偵察機群這個特殊機構裡來。
  出這個主意的是特奧多爾·羅韋爾上校。羅韋爾細高個兒,性格爽朗樂觀。他出生在景色秀麗的大學城戈廷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就是偵察飛行員;他曾經幾次駕駛龍貝格C7 式飛機越過英吉利海峽,偵察英格蘭的目標。他的戰略偵察機群,是在他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十多年來所面臨的一個國防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蘭的重建嚴重削弱了德國。波蘭走廊把德國剖為兩半:一邊是貴族地主的神聖故鄉東普魯士,一邊是德國的另外一大半。波蘭人採取敵對態度,同德國的夙敵法國結成聯盟,更加惡化了這種戰略上和感情上都無法容忍的局勢。而且現在謠言蜂起,說波蘭正沿著邊界修築防禦工事。但是德國軍隊無法獲得這方面的許多情報。對它們進行航空照相的可能性似乎已被排除。經過波蘭往返東普魯土的商業飛機必須在固定的航線上飛行,而這些航線離修築工事的地方還遠得很。
  軍用飛機頂多只能在中立的波羅的海上空進行偵察,但它們看不到多少東西。羅韋爾想出了一條妙計,從非常高的空中拍攝這些防禦工事,這樣任何人也看不到他。
  他獨自一人進行試驗。在晴朗的星期日和假日,他租一架私人飛機,在這些禁區的一萬三千英尺高空飛行。誰也抓不到他。這個二十六歲的飛行員拍攝了許多照片,拿給當局看,他們驚得發呆——但非常高興。
  「你們如果肯出錢,我可以拍更多的照片」,羅韋爾對他們說: 「我的錢包還不夠鼓。」
  「好吧」,他們答道。 「我們同意。如果你去飛,我們就給你錢。」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當時是一九三零年。羅韋爾仍然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僱用的文職人員。德國當時計劃把諜報局辦成收集軍事情報的中央情報機構。羅韋爾有一架包機。但這是一架特殊的飛機:單引擎容克w34式飛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創造了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九米(約四萬一千八百英尺)高空飛行的世界紀錄。羅韋爾執行任務,雖然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在德國境內沿著邊界飛行,拍一些防禦工事的傾斜航空照片,但有時也在波蘭領土上空飛行。這是違反一九二九年德波條約的,因為該條約禁止這種用途的軍用飛機和私人飛機進入彼此的領空,而且要得到特許才能進行航空拍照。德軍卻並不因此感到內疚。但是當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同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從而打破了法國利用簽訂條約而對德國建立的包圍圈之後,羅韋爾一夥人的飛行就對希特勒的這種政治花招不利了。因此他們的飛行拍照停止了——至少暫時停止了。
  到這時候,羅韋爾已經集中了一些技術熟練的飛行員和五架飛機。他重新加入了軍隊。他把這個小分隊從基爾調到柏林西部的施塔肯機場,仍然受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控制。就在那一年,他的小分隊第一次在俄國上空執行任務。這個小分隊的雙弓I擎飛機在海軍基地喀琅施塔得、列寧格勒,普斯科夫和明斯克工業區的上空飛行而未被發現。大約與此同時,小分隊開始偵察德國的鄰國在邊界附近修築著的防禦工事。為了調查法國修建的防禦工事,羅韋爾沿著萊茵河飛行,拍攝傾斜航空照片,從照片上可以看到馬奇諾防線鋼筋水泥掩體裡的槍口。在捷克斯洛伐克上空,他運用立體攝影術拍攝深深隱蔽著的防禦工事。他是德國最先運用這種攝影技術的人員之一。
  這些照片送到了空軍總司令戈林的手裡。一九三六年的一天,諜報局羅韋爾的上級卡納裡斯召見了他,並帶他去見戈林。這位肥胖的納粹分子正趴在他的大肚皮上,仔細察看周圍地板上鋪著的羅韋爾拍的照片。
  「你們得歸我管」,他說。
  這事很快就辦到了。高空飛行試驗小分隊改名為特種勤務航空中隊,由空軍參謀總部五處(情報處)領導。羅韋爾很快就對調動感到滿意。戈林的資金力量比卡納裡斯雄厚得多,對羅韋爾也慷慨大方,很快就調撥了這位飛行員要求得到的水平高的空勤人員、性能好的飛機和設備。羅韋爾收羅了曾經為航空照相公司、國際商業運輸公司和飛機製造商工作過的飛機駕駛員。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在國外當過飛行冒險家的康特·赫恩斯布勒希上尉和康特·紹爾馬上尉加入了他的中隊,在他的建議下,卡爾·蔡斯光學儀器公司研製出了高級航空照相機;戰爭期間這種照相機成了德國空軍的標準用品。他得到的第一架飛機是新式雙引擎下單翼機,這種飛機是恩斯特·亨克爾在三十年代中期作為世界上最快的客機和快速中程轟炸機而設計製造出來的,這就是Helll式飛機。它能載四個人,在正常情況下不加油可飛行二千英里,而且機體比較沉重,可以穩在空中,利於攝影。
  在三十年代後期,羅韋爾和他的飛行員對波蘭、法國,』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和英國進行了空中偵察。天氣好的時候,經常有五、六架飛機在飛行。這些飛機並不都是從德國起飛的。一九三七年,有些飛機駐紮在友好國家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它們從那裡起飛偵察東南歐。它們是在執行空軍情報處處長約瑟夫·施密德佈置的任務。幾乎每次飛行都拍攝了以後可能進行轟炸的目標。許多是戰略目標,例如軍工廠。另外的是作戰目標,例如邊界防禦工事和內地公路網。
  如果拍攝公開目標,例如一座城市,羅韋爾就把他的飛機偽裝成商業飛機,塗上民用標誌,空勤人員穿便服,假裝在新航線上試飛。如果被抓住,他們就說是迷航了——但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如果拍攝秘密目標,羅韋爾就把飛機升得很高——達三萬二千英尺,那時雷達尚未問世,地上的觀察人員是看不見他們的,人們聽得見隱隱約約的飛機聲,但是當望遠鏡在諾大的碧空中發現這架間諜飛機的時候,它早就一溜煙地跑了。如果這些飛機留下了疑跡,那麼飛行就得中斷。但是有時候也不中斷,在這種情況下,飛行員或者希望疑跡不被發現,或者希望人們看不出來這些疑跡是間諜飛機留下來的。羅韋爾對飛機的各種保護色作了試驗,飛機塗上顏色後,在施塔肯機場上空盤旋,他在地面上觀察。但是他發現這樣做毫無意義:在那樣高的空中,無論哪種顏色看上去都沒有什麼色彩了。在太陽光下,從某個角度往上看,無論哪一種顏色都會閃光。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國上空拍攝了一些港口(包括倫敦港)。雖然這些飛行違反了德國同它們簽訂的條約(德國沒有同法國和蘇聯簽訂這樣的條約),但是沒有哪個國家對這些飛行提出過抗議,也許是因為它們沒有發現這些飛機,也許是因為它們不能確定這些飛機是德國飛機,也可能由於它們害怕希特勒發怒。有一架Helll式飛機在俄國上空執行任務時曾經摔了下來,即使這樣,也沒有引起外交上的反響。大概這架飛機的客機偽裝,使俄國人覺得沒有必要過份追究。
  這個中隊繼續發展擴大。雖然它的許多飛機留在施塔肯,可是指揮部卻搬到附近的奧拉寧堡了。奧拉寧堡是波茨坦的一部分,空軍的一個參謀部設在那裡。空軍主要圖片中心曾經在短時期內由羅韋爾領導。這個圖片中心源源不斷地提供光亮清晰的圖片。有些圖片送到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一處空軍組,或許是為了幫助它確定間諜活動的目標:卡納裡斯和羅韋爾有時候商量哪些地區應當拍照。圖片中心把捷克斯洛伐克邊界地區的照片拚湊在一起,按照1 :75,000 的比例尺製成照相地圖。一九三八年秋天,德國軍隊開進蘇台德區的時候,就帶著這些地圖。
  一年以後,戰爭爆發了,特種勤務航空中隊迅速發展為三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十二架飛機。它改名為空軍總司令偵察機群。它把拍攝的波蘭橋樑,反坦克障礙物和野戰防禦工事等照片分發給地面部隊指揮官,他們利用這些照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閃電戰的驚人勝利。一九四零年初,偵察機群駐在保加利亞的一個中隊,接受戈林的命令,飛往高加索、敘利亞和土耳其,偵察這些產油區,當希特勒決定進攻挪威的時候,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發現它沒有這個國家的最新地圖。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要準備好進攻計劃的將軍,不得不買一本導遊手冊「來看看挪威像個什麼樣子……每個港口叫什麼名字」。羅韋爾被召來了。很快他的偵察機群提供了德國軍隊可以進行登陸的港口、以及保衛這些港口的海岸炮兵連和飛機場的照片,為入侵取得成功作出了貢獻。在這次偵察中,飛行員科內利烏斯·內爾曾經兩次乘四引擎的福克一伍爾夫200 禿鷹式飛機從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到納維克作長途飛行,以便弄清英國人是否已經佔領了挪威北部的這座港口。不過羅韋爾的工作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他的照片以及對這些照片所作的分析,使德國人低估了某些炮兵連的力量,高估了另外一些炮兵連的力量,甚至完全忽視了另外一些炮兵連的存在。同樣,空軍情報機關認為他對法國的偵察飛行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它只是對與德國接壤的地區的機場和工業設施進行了偵察。
  為了替入侵南斯拉夫作準備,有一個中隊駐在奧地利東南面的維也納新城,在進攻前的十天猖狂地進行航空偵察攝影。照片不是送到奧拉寧堡,而是送給戈林的專車上的照片小組。這列專車總是噴著蒸汽,一旦發生空襲,它可以馬上開進賽麥林的著名的隧道裡。當進攻開始的時候,這些飛機上的民用標誌被塗掉,換上軍用標誌,飛行員卸下便服,穿上軍裝。
  與此同時,羅韋爾繼續進行他的主要活動:偵察蘇聯。為此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也就是希特勒下令對俄國開戰之後幾個星期,他建立了第四中隊。從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德國入侵俄國時為止,他的飛機曾經幾百次進入蘇聯領空。有兩次飛機在俄國降落了。一次是緊急著陸,另外一次是一架Ju86式飛機的發動機出了故障,從三萬九千英尺降到一萬六千英尺,在這個高度上俄國戰鬥機強迫它降落了。這兩架飛機著陸後,俄國人發現了洩露內情的蘇聯地圖、照相機和膠卷。戈林聽到這個情況後,大發雷霆,在停在賽麥林的專車上憤怒地吼叫著。俄國人或許是在幾年前一架Helll式飛機墜毀之後開始提高了警惕。因而一直在監視並統計這些間諜飛行。
  但這次只是提了抗議。除了一兩次偶然事件之外,他們從來沒有向羅韋爾的飛機開過火。
  因此,羅韋爾的飛機從波蘭的克拉科夫,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和普羅夫迪夫,以及挪威的北極海岸線上的基爾克內斯,對蘇聯進行短距離和縱深偵察。有些飛機最遠到達黑海——往返一千五百英里。它們帶回了蘇聯工業目標和野戰防禦工事上最新建築物的照片。德蘇戰爭爆發後,飛機繼續進行偵察。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國人發動進攻之後四天,內爾駕駛著他的Ju88式飛機,從一個前進戰鬥機機場起飛,按照莫斯科廣播電台的無線電方位直奔這座城市。他像上帝一樣地在這座城市的上空遨遊著,夏日的天空絲雲不掛,他隔著飛機座艙窗口的玻璃,俯瞰這個共產主義世界的首都,看見電車像細長的昆蟲一樣在喧囂的街道上爬行著。在這樣的高度上,他像往常一樣覺得很安全。他鎮定自若地拍攝著這座城市周圍的機場。當俄國的戰鬥機起飛追擊他,高射炮火冒著黑煙劈裡拍拉地爆炸的時候,他並不感到緊張: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戰鬥機和高射炮火達不到他那不可企及的高度。他拍完了照片之後,調轉機頭,分毫無損地飛回基地。
  這時候,偵察機群人員和飛機的數量達到最高點,共有二、三百人,大約五十架飛機(但在戰爭期間這個機群使用過兩百架飛機)。除了原有的Helll式飛機以外,又增添了道尼爾D0215式、Jua6 式和Ju88式飛機,後來又補充了D0217式和亨捨爾Hsl30式——兩者都是經過改裝的雙引擎轟炸機——以及亨克爾He410 式,這是一種小型快速四引擎飛機,這些飛機遍及全歐洲,對各種目標進行偵察。它們從法國的楓丹白露以及比利時起飛,對英國南部進行偵察。(這些飛行很重要,因為普通的偵察機常常被擊落。羅韋爾的飛機上帶有特製的氮氧混合物,把它們打進發動機內,可以使發動機在二萬五千至三萬五千英尺的高空多工作二十至二十五分鐘。並使它們能夠逃脫英國戰鬥機的追擊。)一九四零年和一九四一年,克內邁爾和其他的飛行員常常從挪威的西南角斯塔萬格起飛,在四十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英國的斯卡帕弗洛,他們每次都從不同的方向對英國的本土艦隊進行拍照。
  一九四二年,羅韋爾手下的飛行員——包括克內邁爾在內——從克里特起飛,調查了盟軍佔領的北非的情況。這的確成了他的主要活動。從五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七日,他們幾個人在北非飛行了四十四次,共一百七十個半小時。那年夏天,有一個飛行員從希臘的羅得島起飛,在近東的部分地區上空馬拉松式地盤旋了八小時,然後回到基地。克內邁爾看到他腳底下的敵人的戰鬥機像金魚一樣在游著,這是羅韋爾的飛行員的飛機同敵人唯一的一次接觸。在其他地方,他的大膽的飛行員在同盟國和中立國世界的角落——冰島、格拉斯哥、紅海和伊拉克——的上空飛行。
  一九四一年左右,在羅韋爾使用過的一個機場裡,你只要經心觀察,就會看到為一次典型的飛行所作的下述準備工作:空勤人員把盒裝膠片(每盒可照一百八十張)裝進三架大型照相機。然後他們把這些照相機安裝在D0215式飛機的尾部,這些飛機沒有國籍標誌,只有登記號碼L2 OS。最大的照相機焦距長二十九點五英吋左右,用來拍攝垂直航空照片。另外兩架焦距長十九點五英吋,用來瞄準右方和左方。
  這兩架照相機可以安裝成三十度或六十度的斜角,究竟哪個角度合適,要看是想讓照片的準確度高(重疊攝影可以達到這一點),還是讓照片拍攝的面積大。空勤人員把它們安裝成理想的角度,定好快門曝光時間。
  曾經在南斯拉夫上空飛行過的空軍中尉迪德裡希·維爾馬爾爬進了飛機,他的機組裡另外兩名成員也跟著鑽了進去。他把這架雙尾單翼機的兩台發動機預熱了一下,將飛機慢慢開到跑道的盡頭,然後信號一下,他加快速度,飛離跑道,升到空中,他轉向目標地區,逐漸向上升。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飛行幾乎是單調乏味的。在目標地區二萬六千英尺的高空,他讓飛機水平飛行。觀察者開動照相機。照相機喀嚓喀嚓地自動拍攝著,可以照下一條寬十七英里的地帶。它們可以再升高,在水平飛行時拍下更寬的地面——在四萬二千英尺的高空可拍二十七英里寬的地帶。但是它們得為照片的質量付出代價:不僅照片解像力差,而且由於飛機操舵變得不穩,容易使照片線條模糊。
  經過幾次往返水平飛行,目標被拍照下來了。雖然沒有敵機干擾,維爾馬爾仍然只有在返回基地時才放心。飛機一著陸,膠片盒立即被取出來,送到奧拉寧堡沖洗。傾斜航空照片,經過糾正,消除投影偏差,然後拼成完整的照相地圖。照片分析員用放大鏡仔細察看這些照片,那些看上去像小點點、細縫縫和一堆堆模糊不清的東西就變成了商業建築物、工廠、高射炮兵連、街道和鐵路。然後飛速把這些照片送到空軍情報總部進行分析研究。
  羅韋爾本人是這整個機構的締造者,他時而飛上藍天,既是為了不使技術荒疏,也是為了向他的同事表明他並未衰老,更不畏懼。但是他基本上是指揮他的部下(他已經把他們訓練成一個土氣高昂的隊伍),他獨自決定執行任務的時間,別人可以告訴他哪些目標需要偵察。他還要應付上級。
  這使他常常感到沮喪。索取情報的人,總是希望情報多多益善,他的上級也是這樣。他們很少誇獎羅韋爾,不大說他有了新的發現。反而常常說羅韋爾不如其他的空軍偵察單位。
  羅韋爾覺得上級指揮機關不瞭解航空攝影的價值和局限性。
  更糟糕的是戈林的反應,當羅韋爾報憂的時候,戈林滿臉不高興。他居然能在航空照片所提供的確鑿證據面前矢口否認事實。每當羅韋爾向他報告照片上發現了新的目標的時候,他總是回答說: 「這不可能!」他常常爭辯說,照片分析員也可能發生錯誤。要麼是羅韋爾沒有拍攝那些可能提供不同情報的地區,要麼就是這位帝國元帥乾脆不理睬這些照片。
  每當羅韋爾送照片給他,他只是口頭上表示感謝,從不就照片問題詢問一下,最後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也總是不把它們放在心上。
  遠在戰爭結束之前,這位高個兒、富於幽默感因而也善於進行比較的偵察飛行員就已經看清了形勢。第三帝國已被迫處於防守地位。德國空軍忙於保衛祖國的領空不受盟軍轟炸機的侵犯,關於盟軍工業的戰略轟炸目標的照片對德國來說已經不需要了。納粹德國已急劇衰落。誰也不要求提供什麼外國情報以便對這個外國進行入侵。戰略航空偵察的確沒有實際必要了。 「我們瞭解自己的祖國,」羅韋爾冷冰冰地說。他已經喪失了生活目標,再加上他的妻子在一次空襲中被炸死,留下兩個幼小的孩子要他管,他終於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退伍了。
  新的需要使他的機構發生了變化。這個機構被重新命名為轟炸機聯隊200.它的第一流的飛行員和特製的飛機,在執行非偵察任務——例如向敵人的領土空投特務——時消耗完了。甚至有人說這個聯隊把卡米卡策斯那樣老練的飛行員也甩到重要的敵人目標地區。這個機構原來的作用——不用間諜而從事間諜活動——慢慢地削弱和消失了。使羅韋爾的偵察機群成為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戰略航空偵察機構之一的那股推動力量,已經完全消失了,就像多年前他的飛機完全消失在任其翱翔的萬里碧空之中那樣。
  從某種意義上說,羅韋爾在最初建議進行空中偵察的時候,就極力鼓吹這種做法。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們就已經認識到這種情報活動的價值:第一批德國軍用飛機全是偵察機。那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之所以要違反凡爾賽條約對它的空軍施加的禁令,部分動機就是希望既有飛行員、又有飛機來從事空中偵察活動。各個軍區的空軍軍官秘密地講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空戰(包括空中偵察)的經驗教訓。他們的攝影小組利用那次戰爭中拍攝的航空照片來進行訓練。他們邀請從事體育飛行的駕駛員載著他們和接受他們訓練的人到處飛行,他們則在飛機上練習航空攝影。在幾年之內,這些分散的缺乏統一性的活動,導致陸軍在一九二四年任命一位軍官負責航空攝影工作,並且建立了主要圖片中心,隸屬司令部空軍處領導。空軍處制訂了兩種(近程和遠程)偵察機的規格,讓亨克爾公司承包了製造任務。
  在二十年代,利佩茨克(現屬於俄國)的德國秘密空軍基地一直在進行研製和訓練。三座城市裡的三個小中隊的飛機全是偵察機。這些飛機構成了德國在一九三零年敢於在國內飛行的第一批軍用飛機。這些飛機形成了日益發展的德國空中偵察機組的核心。和這種情況相類似的是,民用企業(它們的工作人員常常是以前的軍事觀察家)也致力於航空攝影,主要是為了繪圖和勘測。
  希特勒提倡空中偵察是對這種活動的最大刺激。空軍定購了續航能力強、速度比較快的新式飛機,以便配合坦克作戰。一九三,匕年設立了隸屬陸軍總司令的將級空軍聯絡官。
  他的主要工作是把陸軍高級當局提出的偵察要求轉告空軍,再把空軍的偵察結果送交陸軍。主要圖片中心的分析員在正方形照片上面標出工廠和軍事設施。由於他們的工作迅速發展,德國空軍部裡不夠他們施展工作了,於是他們在先前的普魯土法院的宣判室和審訊室裡仔細研究這些明亮清晰的照片。主要圖片中心的一些僱員和在德國從事空中偵察活動的其他工作人員,曾經在西班牙內戰中在佛朗哥麾下工作時獲得了寶貴的經驗。一位照片分析員收穫更大:他在西班牙賺了一大筆錢,雖然他只是個下土,卻開著自己的漂亮小汽車上班,他的同事十分羨慕他。
  到戰爭爆發的時候,一九三零年時的三個偵察機中隊,已經猛增到五十三個中隊。它們的六百零二架飛機,占德國空軍飛機總數四千一百零三架的七分之一。按規定每個中隊應該有十二架飛機,但是每個中隊裡面的預備小分隊(由三架飛機組成)有時也缺少一,兩架飛機。
  這些中隊從二十年代開始分為遠程偵察機中隊和近程偵察機中隊,這個區別至今仍然存在。三十個近程偵察機中隊有三百四十二架飛機,為陸軍進行戰術偵察和戰場偵察。二十三個遠程偵察機中隊總共有二百六十架飛機。
  羅韋爾既為陸軍、也為空軍進行戰略空中偵察。但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這兩個軍種都有為自己從事作戰偵察的遠程偵察機中隊。在空軍中,每個大機群和空軍師都配有一個偵察機中隊。這個中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觀察敵人的機場以便確定敵人空軍的集結地點,並且拍攝作戰轟炸目標,這有助於完成軍事條例為空軍規定的下述基本任務;摧毀敵人的空軍,襲擊敵人的陸軍兵力來源和截斷它們與前線的聯繫。每個集團軍和軍團也都配有一個遠程偵察機中隊。
  軍事條例宣佈,它們的作戰偵察「包括監視敵軍的下述活動:敵軍的集結,尤其是通過鐵路實施的集結,敵軍的前進或撤退,敵軍各部分的前後調動,以及敵軍野戰防禦工事和永久性防禦工事的加固。」作戰偵察通常是讓飛機深入敵人領土,在一萬五千至三萬英尺高空運用航空攝影技術進行的。這些飛機通常要觀察重要的公路和鐵路線,雖然命令上很少規定具體的觀察地區。
  作戰偵察的結果常常決定哪些地方需要進行戰術偵察。
  戰術偵察經常集中在某個軍或某個裝甲師今後兩、三天內將要深入敵人領土大約二十至四十公里的一條地帶上。為了進行這項工作,每個步兵軍和每個裝甲師都配有近程偵察機中隊。裝甲軍往往有幾個這樣的中隊,組成偵察機群。 (步兵師沒有空中偵察部隊。)他們在七千至一萬五千英尺的高空進行目視偵察。觀察員有時候用快照拍攝,但沖洗和分析照片通常要花很長時間。軍事條例規定: 「戰術偵察包括就近觀察敵軍的集結,前進,編製、兵力分佈、兵力延伸的寬度和縱深、供應情況、支援設施、空中情況,尤其是新機場和防空的情況。及時報告敵人摩托化部隊的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和戰術偵察結合在一起的是戰場偵察,近程偵察機也可以執行這個任務。從事戰場偵察的飛機在七千英尺以下的空中飛行,盡可能就近觀察地面上的詳細情況。這樣的偵察「可以提供有關敵軍兵力尤其是炮兵的分佈、部隊的中途短暫停留、預備隊和坦克的調動以及敵軍後方發生的其他類似情況的情報。這樣的偵察監視著戰鬥過程。」戰場偵察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為炮兵確定打擊目標,它可以發現例如敵人的大炮、坦克部隊和行軍縱隊這樣的目標,然後記錄彈著情況,幫助炮兵校正瞄準誤差。在進行這樣的偵察時,觀察員通常是用無線電報告情況,或者投下記錄條和地圖。
  每個空中偵察單位都有一個直接設在機場上的圖片小組。它的暗室、照片分析室和照片複製室設在五,六輛大卡車上,這樣它就和這個空軍單位本身那樣具有機動性。隨著陸軍的前進或撤退,空軍單位經常從一個機場轉移到另一個機場。圖片小組設備齊全,每個小組有它自備的一百加侖水、輕便桌子、放大器、賽璐珞片基,分度鋼尺、小放大鏡、計算尺、彩色鉛筆。它們既處理戰術偵察照片,也處理作戰偵察照片。具有戰略意義的圖片材料是在空軍參謀總部情報處圖片小組進行分析的。這個小組是從曾經稱作主要圖片中心、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稱作主要圖片處的那個單位分出來的。這個圖片處現在在柏林哥倫比亞大街一座公寓的經過改造的房間裡工作,研究新的技術,撰寫訓練手冊和識別手冊,擦乾淨從前方帶回的膠捲上沾染的非洲沙土和俄國塵埃,然後把它放在停泊在湖裡的船上,使它免受火劫,因為在戰爭的後期,空襲越來越頻繁。
  所有這些單位的飛機、觀察員和分析員都屬於空軍。但是陸軍控制著那些隸屬於它的單位,它給它們分配具體任務,接受它們的報告。為了協調兩個軍種之間的這項工作,空軍在陸軍務部隊的指揮部裡派有聯絡官和參謀。部隊的級別越高,參謀人員就越多,任務就越繁重。這些參謀人員中級別最高的,是派在陸軍總司令麾下的將軍銜空軍聯絡官。
  戰爭剛開始的頭兩年中,這種安排非常奏效。但是在俄國戰役中卻出現了緊張。許多新的軍和裝甲師要求得到新的偵察機中隊。但是飛機的生產遠遠趕不上建立偵察機中隊的需要。大多數中隊只有七架飛機,而不是規定的十二架,因而不能滿足要求。為了免受英國空軍的襲擊,有一個飛機製造廠從靠近北海的不來梅遷到深遠內地布拉格,這使得空軍在半年時間內沒有生產新式偵察機。而且事實證明在俄國戰役中飛機的損失比預料的還要多。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俄國人發動大規模反攻的時候,德軍損失了三百多架偵察機。南方集團軍群的一些偵察機中隊只剩下一架偵察機。除此以外,人力也日趨緊張。這個戰役已經證明,航空偵察活動有時需要同敵人的地面部隊交戰,因此偵察機需要戰鬥機護航。這使形勢進一步惡化了。
  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希特勒暫停進攻的那一天, (這時候戰爭的持久性已經比較明顯了,)陸軍總司令的空軍聯絡官保羅·博加契將軍會晤了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討論「徹底整頓」陸軍的空中偵察工作。經過幾個月的討論,達成了協議。偵察機一切活動的指揮權都要移交給空軍。陸軍再也不能頒布偵察命令,它只能提出要求。陸軍和空軍各自單獨進行遠程偵察飛行的浪費做法停止了。從此以後,每次飛行既要為陸軍、也要為空軍執行任務。在集團軍和集團軍群裡的大批空軍聯絡參謀都將被撤消,也要撤消陸軍總司令的空軍聯絡官;因為陸軍的空中偵察指揮權已經移交給空軍,空軍的高射炮部隊的指揮權也由陸軍轉移給空軍;他們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些聯絡參謀的人數迅速增加,反而容易同前線失掉聯繫。陸軍總司令下面的將級空軍聯絡官改為將級偵察官。
  為了進行這種改革,博加契被撤換,由京特·洛曼將軍代替,然而洛曼的權力較小,反映出陸軍在移交偵察機中隊的指揮權。洛曼本人以前是個空中觀察員。他現在把大批的聯絡參謀撤下來,換上年輕的低級空軍軍官(通常是上尉軍銜,擔任過中隊長),再配上少數助手。這些空軍軍官及其助手由集團軍和集團軍群的情報部門領導,是這些部門的空軍情報參謀。洛曼把分散的偵察機中隊集中起來,每三個中隊,或者大約三十六架飛機,組成一個偵察機群,空軍的每個軍都有一個這樣的偵察機群。各步兵軍和裝甲師同它們打交道。這雖然節省了人力,但靈活性差了。有些人認為洛曼沒有想像力,無所作為,他任職只有九個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被他的作戰參謀卡爾—亨寧·馮·巴澤維施將軍所代替。巴澤維施本人是個飛行員,得到比較年輕的飛行員的信任。用戰鬥機進行偵察的主意,就是他想出來的。他是整個整頓工作的發起人。直到戰爭結束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
  一九四三年飛行的德國偵察機已經是第五代了,以前的偵察機不是被敵人擊落,就是由於其他原因而損失掉了。戰鬥機的損失率更嚴重(那時的戰鬥機已經是第八「代」了),但轟炸機的損失較少,因為那時的轟炸機還只是第二代。在整個戰爭期間,德國製造了六千二百九十九架偵察機——占飛機生產總數十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五架的百分之五點五。所有的偵察機在整個德國空軍力量中所佔的比重歷來是下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佔百分之百,到那次戰爭快要結束時只佔三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佔七分之一,到戰爭即將結束時只佔八點五分之一。
  然而,在任何一個時候,服役的偵察機的數量一直比較穩定。遠程偵察機的數字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百六十架,一九四二年一月四百一十二架,一九四三年五月三百七十七架。同時期的近程偵察機的數字是:三百四十二架、二百九十四架、四百零二架。
  不過飛機的類型自然是各式各樣的。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主要遠程偵察機是道尼爾D017 F式飛機。這是一種中型轟炸機的改進型,最初是在一九三五年左右設計出來的。
  這是一種長機身、雙引擎、雙尾飛機,可載一個駕駛員,一個觀察員兼攝影員和一個無線電話務員兼炮手。但是它的實用升限相當低,只有一萬八千英尺。為了對俄作戰,德國空軍用容克Ju88D式飛機替換它,從照片上可以看出它是一種基本的中型轟炸機。它的實用升限幾乎高出百分之五十,達二萬六千英尺,而且速度比較快,續航能力強得多,達三千英里,而道尼爾Dol7 F式飛機只有一千英里。直到戰爭結束時為止,容克Ju88D式飛機基本上一直為空軍執行遠程偵察任務,雖然其它類型的飛機也擔任這種任務。
  近程偵察機經歷了三個階段。大戰開始時使用的是單引擎、雙座位的上單翼機亨捨爾Hsl26式飛機。在俄國戰役初期,德國人開始用福克一伍爾夫Fwl89式飛機更換它。這是一種雙引擎通用飛機,可載三個空勤人員,最高時速二百一十三英里——幾乎比Hsl26快六十多英里。在兩年之中,這種飛機曾經是進行戰場偵察和近程偵察的理想飛機。但是俄國戰鬥機速度的加快,最終使這種飛機遭到厄運。雖然直至戰爭結束這種飛機一直從事夜間偵察,但是德國空軍白天飛行的飛機是敵人的戰鬥機追趕不上的德國戰鬥機。德國空軍在幾種類型的梅塞施米特Me109 式飛機上安裝了照相機。
  這種快速小型飛機的液冷發動機安裝在尖尖的機頭上,它可以在敵人領土三萬七千英尺上空以每小時三百八十英里的速度飛行,躲開敵人的戰鬥機和高射炮火,拍攝照片。速度比較慢的飛機是做不到這點的。但是它有兩個主要的不利條件。這種飛機只有一個座位,駕駛員同時要當觀察員,這樣去觀察具體目標,比如火車站和橋樑,就非常困難。而且它不能攜帶長焦距照相機,它卻要在非常高的高空拍攝出和短焦距照相機在低空拍攝的照片具有同樣解像力的照片來。因而它拍的比較細小的目標在照片中就看不清了。
  造成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德國在戰爭期間沒有象改進他們的飛機那樣去改進他們的照相機。他們覺得自己的照相機已經足夠好。他們對繳獲的照相機經過一番研究後總是覺得「敵人在這個領域的發展水平差得遠。」德國的主要照相機是Rb 75 /30型照相機。這種自動照相機(德文Reihenbild apparaf,或者縮寫成Rb)的焦距長七十五厘米(約二十九點五英吋),底片三十平方厘米(約十二平方英吋)。它裡面裝的軟片暗盒裡的膠卷有六十米(幾乎二百英尺)長,可以拍攝一百八十張照片。進行近距離拍照,德國空軍使用Rb20/30型照相機(焦距八英吋,底片十二平方英吋),和Rb50/18型照相機(焦距20英吋,底片七平方英吋)。如果需要清晰度特別高的照片,比如在高空飛行的時候,德國空軍使用焦距長四十、五十乃至六十英吋的照相機進行拍攝。由於蔡斯公司的照相機鏡頭非常好,因而在實驗室條件下,整個照相機的質量好到足以使膠卷達到每毫米三十條線(每英吋七百五十多條線)的解像力的程度。
  同照相機一樣,在戰爭期間膠卷的質量也沒有提高。彩色膠卷的試驗表明,彩色並沒有給高空拍攝的照片增添多少情報,因而沒有被採用。紅外照相和紫外照相甚至沒有怎麼談論過。德國人從來沒有研製出類似柯達公司愛克培克羅姆牌那樣的彩色紅外膠卷,在這種彩色膠捲上植物的綠葉是深紅色,人工塗上的綠顏色是紫紅色,使照片分析員很容易辨別。
  偵察飛行員執行任務,不僅是跳進飛機座艙,加快發動機轉速,飛出去看看他們看得到的東西。陸軍或空軍作戰部隊的情報參謀,為了進一步掌握敵人的情況,發出指示要求提供情報。偵察機中隊的中隊長接到命令後,立即向飛行員佈置任務。比如在德軍集結準備入侵希臘時,第三十軍的情報參謀為一個近程空中偵察小分隊規定了下述任務: 「進行戰場偵察,重點首先放在四號公路至克蒙蒂尼一線……以便確定:可以進行有效抵抗的敵軍在什麼地方?敵人在什麼地方主動退卻?第五十步兵師的先頭營在什麼地方?那些地方的公路和橋樑已被毀壞沒有?敵人的炮兵陣地在什麼地方?」
  戰爭的第一天就規定好了的偵察形式從來沒有發生變化。在進攻波蘭的時候,觀察員許特爾中尉奉命觀察(1 )
  敵人是否在某一城鎮築壘固守,(2 )在某個湖泊地區是否挖掘了塹壕體系並設置了路障,以及(3 )敵人是否在這座城鎮和這帶湖泊之間集結和行進。許特爾應當在凌晨四點半在邊界上空飛行。在凌晨四點二十分起飛前不久,他和他的駕駛員爬進了Hsl26式飛機。駕駛員(由於某種原因被人稱作「埃米爾」只顧開飛機。觀察員「弗朗茨』』負責拍照。在半敞開的飛機座艙裡,他坐在駕駛員的後面。許特爾的飛機和他那個小分隊的另外五架飛機準時起飛,呼嘯著衝往灰濛濛的東方。另外幾架飛機很快就轉頭不見了,各自尋找目標地區去了。許特爾向下眺望,首先看見——些小墨點一樣的東西,偶爾出現一道明亮的小河,或者閃爍著一盞農家燈火。
  但是,隨著天邊逐漸明亮起來,地面開始呈現輪廓。他開始更加仔細地觀察敵軍的調動和野戰防禦工事。
  他期望從空中用肉眼能看到什麼呢?在不超過二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上,他可以發現地面上站著或躺著的人。如果他們走動,他在四千英尺的高空也能看得見。密集行進縱隊和車輛,根據地形和它們揚起的灰塵,在不超過一萬三千英尺的高度上都能看得見。眼睛尖銳的觀察員可以在四千英尺的上空發現地面上的機關鎗和反坦克炮。但是軍隊通常把它們偽裝得很好,即使在比較低的空中也難以看到它們。
  許特爾的飛機嗡嗡地飛行著。波蘭的戰鬥機沒有迎擊它;波蘭的高射炮沒有向它開火。許特爾對照鋪在他的膝蓋上的沾滿了發動機濺出的汽油的地圖,察看著地形。突然,他發現前面就是那座城鎮和一連串湖泊。這架亨捨爾式飛機在它們上空三千英尺的高度上盤旋著。許特爾使勁地瞅湖邊有沒有路障和集結的敵軍,結果兩者都沒有。但是在城鎮周圍,他卻發現了田野上縱橫交錯的塹壕。他迅速地在地圖上作了標記,用他的袖珍照相機拍了照片。這時底下響起了高射炮!亨捨爾帶著它的珍貴的偵察成果,調頭就往回飛。
  在北非的一天,體現了近程偵察的效果。這一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隆美爾剛剛撤退到阿傑達比亞,英國軍隊正在進逼,準備向他在那裡的防禦陣地發動正面進攻,聖誕節的第二天,德國和意大利的飛機進行了六次偵察飛行。德國偵察機在那天凌晨發現某一地區大約有一千輛坦克,大部分停在那裡,而在薩盧什村莊只發現三十五個大概是英軍的帳篷。意大利的偵察機在上午九點至十點之間在姆蘇斯周圍發現了五百輛車輛。那天較晚的時候,拉姆斯中尉駕駛的一架飛機在八個村莊的上空兜了一大圈。飛機上的觀察員對照著一幅四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察看地面上的情況,他只發現一樣重要東西;下午十二點半在埃爾哈色阿特有三百至四百輛車輛。下午四點四十分,馮·魏勞赫中尉從他的飛機上投下一張記錄條。在薩盧什和森迪馬他只發現帳篷,沒有發現車輛。這些和另外一些空中觀察以及其他的情報,向隆美爾透露:正在挺進的兩支英國部隊之間有一條空隙。他利用這個情報,在三天的坦克戰中從翼側包圍並擊退了英軍。這使他解除了他的陣地所面臨的威脅,並且為他的部隊下一步前進作好了準備。
  炮兵偵察可以更好地滿足空中偵察者的及時要求。在俄國,有一次許特爾中尉發現敵人的一個炮兵連從未曾偽裝的陣地發射炮火,支援企圖進行突擊的俄軍。他用無線電話報告了敵人炮兵陣地的位置,然後閃回到自己的航線上。當德軍炮兵連用無線電報告「準備完畢」的時候,飛機又返回來,對地面站喊「放!」當炮兵連報告「放」的時候,這位飛行員看見離俄國炮兵陣地一百碼的地方騰起一片黑色蘑菇雲。許特爾作了糾正。第二次炮火齊射在敵人炮兵連陣地中央開花。 「命中了!打得好!」許特爾喊了起來。當這 架飛機在俄國陣地上空轉著橢圓圈的時候,一陣又一陣炮彈在它們中間爆炸著,敵人的屍體飛到半空,大炮只剩了架子。不一會兒,許特爾喊道: 「敵人炮兵連被摧毀。」炮兵回答說: 「提供新目標!」
  並不是每次偵察任務都是成功的。在法國戰役期間,炮兵觀察員帕佩奉命偵察某條公路上的敵軍縱隊。但是法國的戰鬥機把他的偵察機攆跑了。第二天。炮兵要求對比利時穆爾蓋姆附近的地區進行偵察。帕佩發現敵人的一個長長的縱隊在毫無掩蔽地行軍。他們大概是法軍,但是他們這樣暴露自己,豈不是發瘋!他們或許是德國人吧。由於弄不清楚,他轉而執行另一項任務去了。於是敵人的偽裝、塵土、煙霧和雲塊使他毫無收穫。此外,惡劣的氣候常常使飛機無法飛行。不過,每個中隊平均每天要完成兩項飛行任務。
  遠距離偵察有時用目視。在一九四O年的法國戰役期間,有兩架飛機在五月二十八日一早就出動了。一架由於氣候惡劣返回了。另一架飛機上的觀察員在清晨六點五十五分用肉眼看見從茹安維爾到布裡思的鐵路線上有五列火車在運行,十五分鐘之後,在第戎和尼伊聖喬治(布爾戈尼的著名的科多爾,那兒有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園)之間的鐵路線上有兩列火車朝北開,五列朝南開,朝南開或者就是離開前線。
  在東方,及時的偵察飛行有時能發現敵人的秘密行動。
  俄國人想掩蓋部隊到達某地,有時部隊在離前線還有一百英里就下了火車。這樣就消除了因為火車開到主攻地點而洩露軍情的危險。部隊下車後分成小組,在夜間行軍到達前線,他們常常避開大路,越野行軍。但是有時候行軍距離很長,他們往往黃昏時出發,到天亮時才停止行軍。這樣,在黎明和黃昏時進行空中偵察就可以發現這些艱難跋涉的部隊。
  即使這種辦法不行,偵察者也能發現他們。俄國士兵夜間要露營,他們的營火堆升起的煙柱,就像伸向無風的晨空裡的巨大的手指。
  但是多數遠距離偵察飛行是為了進行拍照,主要是因為飛機在敵人領土縱深地區,需要在很高的空中飛行才行。飛機駕駛員可以沿著好幾條航線接近他的目標,這個目標通常是一條公路或一條鐵路線。根據照片需要多少重疊部分
  9.審訊敵人
  美國陸軍航空隊少尉霍華德·G——把他的雛鴿式飛機,停留在德國西南部裡特爾附近離地面一千英尺的空中。他正在轉發無線電報。突然,一陣還不算厲害的高射炮火打壞了他的飛機。G——好不容易才在兩軍前線之間著陸了。他用火柴點燃了那架小型單翼機,然後向美軍方面奔去。在到達一處無線電哨所的時候,他向他的部隊發出了呼叫,然後在路上等著吉普車把他接走。這時不知從什麼地方突然出現一個德國巡邏隊,把他抓起來了。幾天以後,這位三十四歲的得克薩斯州人被送到空軍過渡戰俘營。空軍過渡戰俘營是所有德國武裝部隊中管理最好、最巧妙、而且是最成功的審訊中心。
  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以北數英里的丘陵鄉間,有一個名叫奧伯魯澤爾的小鎮,那兒有一排排低矮的營房,這就是空軍過渡戰俘營。它有兩百個單獨牢房,每個都是隔音的,都有單獨的電暖設備,而不是使用串連的汽暖系統,以防戰俘輕叩汽暖管道,互相傳遞信息。在戰爭期間,它的正式名稱是西線情報分析中心,但大家仍然叫它空軍過渡戰俘營,因為戰俘在送往永久性戰俘營之前,都要暫時關押在這裡。正如審訊紅色空軍戰俘的東線情報分析中心一樣,它隸屬於空軍的外國空軍處。西線情報分析中心在布達佩斯和維羅納設有分站。
  但它的奧伯魯澤爾站更是最重要的一站。
  俘虜被擊落之後幾天至幾個星期便被送到這裡。G——是在被擊落之後十八天才到達的。一個飛行員,在被擊落和被俘獲的時候,通常要被立即帶到空軍基地,進行初步檢查和審問,如果他是一個戰鬥機駕駛員,德國人的興趣與其說在於索取情報,不如說在於邀功請賞:德國飛行員巴不得殺他報功。不過,對轟炸機機組人員的初步審問,往往能得到即將進行的空襲的直接情報。
  俘虜連同從他身上和他的飛機上搜出的各種文件和證件,往往由空軍過渡戰俘營直接支配的車輛,從他被俘的地方一直送到過渡戰俘營接受審問,交代範圍比較廣泛的和技術性的問題。他被接收後,關在一間單獨牢房裡。他在這兒要填一張表,表的上端印著紅十字,下端有「瑞士印製」字樣。這不是紅十字會的正式表格,而是德國人耍的圈套。有些戰俘拒絕填寫。一九四二年在法國北部上空的一場混戰中被擊落的戰鬥機駕駛員A·p·克拉克中校,就是這樣的一個戰俘。再說他身上也沒有帶證件,因此使審問者無法得到可以幫助他們打破俘虜的頑固抗拒的許多線索。他的經歷在許多處於同樣境地的戰俘中具有代表性:我進入牢房後,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走我的皮夾克和粉紅色褲子,說它們不是軍服。他們讓我穿一條帶吊帶的英國戰地軍褲,這條褲子大約是五十號,非常不合身。我在空軍過渡戰俘營被關押了大約三個星期,在整個這段時間裡,我磨破嘴皮子要他們交還我的軍服。拿走我的軍服, 當然是他們玩弄的鬼把戲, 目的是要挫傷我的士氣和自尊心;他們還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試圖從我這裡獲取情報。
  我對第一輪正式審問有了思想準備, 因為有人事前已經告訴我,一位戴紅十字袖章的小個子工作人員將要見我,他真的不是在為德國人工作, 而「完全是為戰俘服務」。他對我說,紅十字會將通知我的家屬,說我還健在。他有一張通常的卡片(事前已經告訴我們他有這樣的卡片),上面填寫的項目比許可我們填寫的項目還要多, 包括中隊的番號和其他項目。我照例說了一通我們沒有奉命填寫此表的話。他反駁說,每個戰俘都填了這張卡片,還說我交待了這些情況對我有利,這樣就能保證紅十字會的包裹能夠迅速郵寄和收到。戰俘們最擔心的事情,是他們不曉得他們的家屬是否知道他們還健在;紅十字會提這個建議,就是相當苯拙地企圖利用這種擔憂心理。
  這種擔憂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對每一個戰俘來說, 剛開始被關押的那段時期,的確是一段非常困難的再調整時期。我不得不說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戰俘。
  這種認識所造成的影響是令人震驚的,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到每一個戰俘……
  後來,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練的審問者,他們採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獲取情報。這些專業軍官中, 有一個名叫馮·席林的人,他性情溫和,想方設法和戰俘建立一種隨和的親密關係。戰俘斷然拒絕他的提問,他不計較,仍然平心靜氣地追求他的目標。我記得有一天他問我知道不知道「包列羅舞曲」這個名稱的意思。 「包列羅舞曲」是第一批美國空軍聯隊飛往歐洲的行動計劃的代號……我只是聳了聳肩膀。但我非常清楚地記得他當時緊緊盯著我,看我有什麼反應……
  一般說來,德國人不硬逼著不願開口的戰俘講話。他們審問許許多多的戰俘,總能找到一個願意開口的,這比糾纏一個死活不講話的俘虜要划得來。何況他們覺得刑罰是不會產生效果的。因此,他們總的來說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內瓦戰俘公約第五條的規定。德國,英國和美國都在這項公約上簽了字:「每一戰俘,當其受詢問時,應告以其真實姓名和等級或其部隊編號。……對俘虜不得施以任何脅迫的方式藉以獲得有關其軍隊或國家的情報。對拒絕答覆的俘虜不得加以威脅,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德國人偶爾違反這條規定。他們威脅部分戰俘,要把他們當作間諜槍斃掉,或者一連幾天不給他們飯食,不讓他們洗漱,或者讓他們受輕微的刑罰。當英國一級准尉羅伯特·特朗布爾·L——在他那份假紅十字會表格上劃一道橫槓的時候,審問者惱羞成怒,他離開之後,L——的牢房熱得叫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只穿內衣褲,躺在地板上,臉朝著門,試圖呼吸一絲清涼空氣。他終於向一位審問者講出了他的中隊的編號,他房間的暖氣也就關小了。但是德國人沒有採用任何比這更強烈的手段。他們擁有更講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
  他們首先從戰俘身上或他的飛機上搜出的任何文件、或者從他所填的假紅十字會表格提供的情況著手。負責審問的情報處長海因茨·容格根據這些情報,把戰俘交給他的審問者審問。他的審問者都是行家裡手。有的是戰鬥機專家,有的是研究轟炸機駕駛員、轟炸員、炮手和無線電報務員的行家;有的專門研究過四引擎飛機;有的專門研究過戰鬥機。
  容格根據戰俘的這些專長,或者類似的背景,或者所擔負的文職,分別交給相應的審問者審問。空軍過渡戰俘營的成功,有容格的很大一部分功勞,因為他把整個審問過程組織得非常嚴密。容格的一個下級認為他「極富幽默感」。他快五十歲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是飛行員,在一九一八年被擊落,先後被法國人和英國人關押過,後來擔任德國航空工業部門駐南美洲的代表,戰爭期間,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擔任過短期的空軍副武官,一九四二年,應一位曾是他戰前好友的司令官的請求,他被召到奧伯魯澤爾。
  審問者收到戰俘填寫的假紅十字會表格(現在表格上面有被擊落的飛機的號碼)的時候,把它送到傷亡登記處。
  他在那兒將會看到空軍過渡戰俘營裡是否還有其他戰俘也是這架被擊落的飛機上的人員,還會看到傷亡登記處能否向他提供有價值的情報。然後他來到證件檢驗處,向它提供被擊落的飛機的號碼,同時也向它索取情報。他從證件檢驗處來到情報室,情報室將證件和審問結果進行對照比較。審問結果和分析報告的案卷就放在桌子上面。顯示最近空襲辦法和參加空襲的機組人員名單的圖表就釘在牆上,審問者閱讀了所有有關的情報。如果他懷疑某位戰俘屬於某個中隊,他可以到中隊檔案處查找這個中隊的檔案。檔案裡記載有這個中隊歷任中隊長的名字,它發生過的事故、曾經駐紮過的具體地點,以及通常是報刊處的剪報上刊登的有關這個中隊的雜七雜八的情報。
  每天晌午,容格向六十五位審問人員和情報分析人員作簡要介紹。他告訴他們晚間轟炸襲擊的情況,他平均每天收到的一百封電傳打字電報向他報告了這些情況。他告訴他們要問哪些新問題。這些新問題,是空軍總司令部、戰鬥機中隊和高射炮部隊的情報官提出的。工業部門有時也提出這樣的問題。比如,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西線外國空軍處告訴奧伯魯澤爾,根據特務提供的報告,英國第八十五戰鬥機大隊配置在沃什,已編入戰術空軍建制,配備有颱風式、噴火式和野馬式戰鬥機。需要通過審問戰俘來證實這個情況。
  簡要介紹完畢,審問者分頭同戰俘談話。多數戰俘只審問一次,極其巧妙的刺探,往往先從所收集到的有關這位戰俘及其中隊的大量情報人手。審問者顯然莫名其妙地熟悉戰俘的個人情況,戰俘感到驚訝,驟不及防地承認一些無關緊要的項目,比如他父母的姓名或者他家庭的地址屬實。一旦他開口講話,審問者首先只是讓他證實已經知道的情況,然後逐漸地讓他提供新的情況。於是戰俘們常常覺得他們多講一些也沒有關係,因為德國人反正已經知道了全部的情況。
  他們很少問自己;為什麼德國人在這時候還提問題。這種辦法是很巧妙的,在審問發生困難的時候,如果有必要就反覆使用這種辦法,這種巧妙的辦法解除了俘虜的疑慮,加上戰俘覺得有人在問他問題,是有求於他,尤其是在單獨禁閉了幾天之後,同對方的一個瞭解情況的傢伙聊一聊,是有樂趣的,所有這些產生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關於G——的報告有五頁單行打字紙那麼厚。這份報告介紹了炮兵觀測飛機駕駛員的情況,簡述了他的個人經歷、他受的訓練和被派遣到歐洲的情況;然後詳細介紹了炮兵觀測飛機駕駛員的編制,任務、無線電設備以及飛機的情況。報告還額外用了幾段介紹G——對德國野戰炮的評價(「在射擊控制方面大大劣於美國的野戰炮」),以及G——湊巧知道的他在得克薩斯老家附近的一座戰俘營的情況。審問者不放過任何事情; 「雛鴿』式飛機安裝有600 型軍用無線電台。
  這個設備是用石英晶體控制的,有B、C、D三個頻道。頻率在四十至五十千赫之間。審問者說應當是四十至五十兆赫,這位戰俘則堅持他的意見,但又補充說,他是駕駛員,畢竟夠不上無線電專家,不敢擔保說的完全對。」
  另有一次,審問者利用G——來證實他從一份文件中所作的推斷: 「根據這位戰俘的交待,每個步兵師配備一個聯絡機中隊,有十架『雛鴿』式飛機。儘管審問者根據繳獲的炮兵觀察員小冊子的分發名單給了一個暗示, (根據分發名單,每個軍只能得到十份,)這位戰俘仍然堅持說每個步兵師配備一個聯絡機中隊,擁有上述型號的飛機十架。」這份報告油印以後,發給西線外軍處,那裡的一個讀者看了這份報告後,在每師配備有十架雛鴿式飛機那句話旁邊的空白處批道: 「正確!」
  許多其他報告同樣非常詳細。副排長威廉·F·C——交待了他那個空降師的戰鬥序列情報,甚至供出了反坦克火箭炮隊的人數,以及他那個傘兵營的編制表。一份報告的摘錄具體介紹了美國的炮兵觀測飛機如何以動作來表示必須作出的射擊修正(昂一次機頭等於縮短射程一百碼)。有一次,一位戰俘解開了德國空軍無法解開的一個奧秘。什麼戰鬥機武器在非洲上空將德國飛機的裝甲板打穿一英吋半的洞孔,為什麼總是打穿一個洞孔?通過一次審問,方才知道英國皇家空軍部分颱風式戰鬥機安裝有機翼固定機槍,但為了減輕重量。卸掉了重新裝彈設備,每挺機槍只能射擊一次。
  空軍過渡戰俘營每天準備了一百份報告。它為空軍作戰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報,空軍對它的工作看起來是滿意的;戈林在一九四三年聖誕節親自表揚了戰俘營的指揮官。
  西線外國空軍科的一位軍官在一份備忘錄中闡明了空軍過渡戰俘營審訊的價值:敵人的新的作戰方法以及新式飛機和武器的使用,幾乎完全是通過審問戰俘而瞭解到的。這種瞭解在德軍的作戰活動和防空中立即得到了考慮。它增加了我們在防守上獲得成功的機會, 節省了部隊的人力和物力……
  一次徹底的審問可為空軍提供有關調動和集結變化的可靠情報, 有了這種情報,就可以對敵軍在改變主要突擊點和攻擊準備這兩個方面的意圖得出結論,根據以此種方式獲得的對敵軍的判斷,最高方面就可為全軍領導集團作出決定性的結論。
  空軍過渡戰俘營作為空軍的一個重要情報來源,獲得了十分顯著的、越來越大的成功。但是,伴隨著成功的是一種使人痛苦的反常現象。這種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過往的戰俘和文件的多寡。過往戰俘的數目,從一九四一年的五百人,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八千人,最後在一九四四年達到二萬九千人。這一年的戰俘太多,只有一半受到了審問。同樣,審問者的人數,從一九四一年的四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大約六十五人。對於空軍來說,戰爭已經轉移到德國領空。只有當盟軍的轟炸機對德國摧毀得越多的時候,空軍過渡戰俘營才能提供較好的情報。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種形勢同前線的審問結果明顯不同。較好的情報不是在戰爭的後期而是在戰爭的初期獲得的,因為在戰爭初期,前進的德軍俘虜了成千上萬的敵人,吸引了許許多多的逃兵。審問者不是依靠煞費苦心的花招來瓦解俘虜的抗拒,而是依靠一種更為厲害得多的溶劑:怕死。由此獲得的情報很少具有廣泛的、長遠的或背景性的價值,而是常常只能直接應用於當前的戰術情況之中。逃兵伊萬·科茨喬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夜晚,他和一個朋友離開了他們的哨所,向德軍投誠。黨衛隊第四師第一團第三營接待並訊問了他們。他的朋友只是說他們屬於二九六步兵團四連。科茨喬夫講得比較詳細。他說他一直駐紮在納粹以前不知道的一個前方哨所裡。三營營長科恩少校派出了一個巡邏隊,巡邏隊發現了這個哨所,證實了科茨喬夫的話。第二天上午,科恩把這兩個俄國人帶到前線,觀察俄軍前方哨所的情形。然後他組織了一個戰鬥巡邏隊去摧毀這些前方哨所。科恩主要根據科茨喬夫的交待,輔以自己的觀察,向戰鬥巡邏隊講清了這些哨所的兵力,接近它們的最好路線,以及向它們發起進攻的辦法。戰鬥巡邏隊晚上十一點出發,科茨喬夫隨隊而行。
  他們身著風雪大衣,默默地前進,穿過兩個星期以前被擊毀的俄國坦克,在茂盛的灌木叢中行進了半英里,找到了俄國人走出的小路。他們割斷了一段電線,抄到哨所的背後。十一點五十分,一座俄國機槍哨所問他們的口令,科茨喬夫和一個會講俄語的德國兵用俄語回答: 「巡邏隊!」機槍手們不再作聲。德國兵用刺刀結果了他們的性命,沒有遇到抵抗。但是在通過後來的三座掩體時,發生了短時間的交火。德國兵迅速戰勝了驟不及防的俄國人,打死了十個,俘虜了六個。他們繳獲了武器和文件,炸毀了掩體,然後返回,人員裝備無一損失。
  這個插曲說明了俘虜和逃兵提供的情報的主要特點:非常具體詳細,但極其狹窄。多數俘虜鼠目寸光。整個部隊的調動,上級指揮官的計劃,軍事工業技術的發展,他們是不知道的。他們知道他們的部隊單位,他們的陣地,他們的指揮官,他們的作戰經驗,他們的武器,他們通往前方的路線,他們在和平時期的職業和工廠,以及他們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們知道的情況並不全是同樣重要的緊急軍情。因此,德國軍隊——同其他國家軍隊一樣——是在各級部隊分別審問戰俘的,每一級搾取對它那一級有價值的情報。
  在戰爭期間,隨著德國人認識到或者重新認識到迅速審問戰俘的重要性,隨著可以得到更多的翻譯,審問工作一直向下擴展,直到接近於戰場。戰前的規定,以及進攻俄國之前的那些規定,預料主要的審問工作將在集團軍司令部一級進行。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它們才擁有真正合格的翻譯。師一級的翻譯,雖然具備語言能力,但缺乏軍事知識。波蘭戰役後舉辦的三個月的訓練班糾正了這個缺陷。到了俄國戰役的時候,事實證明師司令部的審問產生了最有用的效果。這大概主要由於審問與俘虜被俘之間的時間間隔更短,其次是由於到現在已經有了足夠的翻譯力量,而且有情報官的指導。
  在整個戰爭期間,最重要的審問是在師一級進行的。師以下各級指揮部更接近於戰場,在戰爭初期,它們通常太忙而顧不上審問戰俘。即使它們有時間,審問也很倉捽草率,由團部,營部或連部隨便哪一個懂點俄語的人應付了事。但是,當一九四一年征服了大片領土,提供了更多的翻譯,前線穩定戰事減少了之後,德國人把不太合格的翻譯分配給師以下的各級指揮所,而且常常往那裡派遣一位副官或特種任務執行官,收繳文件、指導審問和分析審問結果。同師一級的審問比較起來,這些審問的次數是有限的,但從戰俘被俘到受審問的時間間隔卻要短得多。
  如此強調迅速審問戰俘,是因為擔驚受怕將使戰俘開口講話,而一位俘虜被俘後活的時間越長,這種擔心就會越來越少。當他被俘的時候,他最害怕不過了。一想到他可能當場被刺刀刺死,就覺得不寒而慄。片刻之後,恐懼仍然籠罩在他的心頭。他跌跌撞撞地走著,剛才還想殺死他的凶狠的士兵動不動就推他、戳他。這時候,他唯一的念頭就是: 「他們現在要拿我怎麼辦?」他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敵人手中,這些敵人幾分鐘以前拿槍威脅,將他從睡夢中猛然推了起來,或者將他罵得狗血噴頭,或者開著龐大的裝甲車碾過他的戰壕,或者用步槍和機槍向他開火。如果他稍微不順他們的心意,他們很有可能馬上幹出他們剛才錯過了機會而沒有幹成的事情。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隨著他離開了炮火紛飛、硝煙滾滾的戰場,來到比較安靜的司令部,他畢竟還能活下去的信心重返他的心頭,有了這種信心,趕快交待以圖保全性命的強迫念頭就會慢慢消沉。
  迅速審問還有其他好處。好處之一是這樣得來的情報有用途——只有及時的審問才能使俘虜供出可以及時利用的真實情報。好處之二是這樣得來的情報準確。俘虜剛剛被擒,驚魂未定,他意識到他在敵人面前毫無防備,親友和他天各一方——一個人處於這種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編出一套謊話來的。他離前線很近,因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檢驗,更加使他不能編造謊話了。在意大利戰區,情報官認為師一級對戰俘的審問而得到的情報,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在東線,戰俘提供的情報同樣被認為是非常可靠的。
  一場戰鬥打下來,通常能夠得到足夠的可以提供情報的俘虜和逃兵。當前方靜寂,沒有戰鬥的時候,德國人利用襲擊隊或宣傳來獲取所需的情報。  俘虜被抓的時候,德國人統統將他們繳械,將軍官、軍士和士兵分開,並且沒收他們的文件和證件。在師以下的各級指揮所裡,選擇少數戰俘加以審問;他們屬於哪些單位,反坦克陣地、機槍陣地和地雷區在哪裡,前線是否有坦克,有什麼樣的重炮,哪兒有這樣的重炮,以及有關戰鬥形勢的其他問題。這些指揮所並不記錄審問結果,不過它們將重要情報用電話報告師司令部。然後它們將俘虜和他們的文件證件送給師部。
  在師一級,才開始有一位情報官,才開始進行徹底的、系統的審問。除了負擔過重時以外,師一級通常要對所有的戰俘進行相當徹底的審問。根據情況或個人愛好,或者由情報官和他的助手,更經常的是由翻譯,對俘虜和逃兵幾乎總是個別地進行審問。雙方通常坐在師司令部的一間屋子裡。
  審問方法因戰區而異。
  在東線,用不著講究方法:俘虜的擔驚受怕解決了問題。俄國人清楚地知道,日內瓦戰俘公約不會保護他們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納粹蔑視下賤坯俄國佬,因而對俄國俘虜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戰地帶槍斃、在後方集體或個別屠殺。因此,在俄國戰役初期,大約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虜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寬大,不會使人感到奇怪;同樣,另外一些俘虜打著不同的算盤,起初閉口不言,希望拖遲意料之中的處決,也不會使人驚訝。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當戰爭潮流發生了變化的時候,許許多多的俄國戰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這時候,德國人才注意講究審問的方法。
  在西線,多數戰俘的擔心似乎在被俘後不久就消除了,因為他們受到了比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國家在種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們得到了這種待遇。因此,在西線,德國人遵守了他們簽了字的規定: 「每一戰俘應告以其真實姓名和等級。他可以拒絕提供進一步的情況。」甚至黨衛隊的一個師下過這樣的命令: 「必須嚴格遵照國際公約的規定」處理戰俘。許多同盟國俘虜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級和軍號。英國士兵愛德華·喬治·貝斯特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訴第十裝甲師的審問者,他的軍號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沒有作進一步的交待」。軍號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維·梅爾納, 「根本拒絕講話。」
  但是有些人講了話。對於他們來說,大概是擔驚受怕的鐵拳頭粉碎了他們的抵抗,而審問者表面的溫和消除了他們的緊張,使他們提供出情報。有時候,審問者遞給他們食品或香煙,讓他們放鬆。雖然審問者的方法因他們和戰俘的性情不同而各異,但多數審問者一致認為,溫和的客觀的口吻效果最好。嚴酷的懲罰使許多戰俘負隅頑抗;而過分的友好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審問者偶爾巧設場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時候,他們和俘虜一道散步,開始談些「我們都是一塊兒當兵的」或者「窮人打仗,富人賺錢」之類的話題,慢慢地話題轉到盟軍和德軍作戰方法的比較上面來了。邀請一位俘虜軍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開口講話。俘虜們會聽到這樣的勸告:如果他們不願講出他們的部隊單位,就不可能通過紅十字會把他們被俘的消息通知他們的家屬。但是這些計策只是偶爾奏效。直接審問則是常用之策,開始時可能只談些個人問題,以便俘虜開口講話。審問者借其優越得多的地位——俘虜的生殺予奪,由他決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強得多,知識豐富得多,他心裡是相當鎮靜的——足以利用俘虜的弱點,讓他們供出所需的情報。
  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裡,師級情報官是根據陸軍總司令部頒發的內容相當簡單的標準問題單進行審問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師有一張表格,詢問姓名、等級、參加的黨派、所屬團、所屬師、以前所屬團和所屬師的番號、初次參戰的地點、所屬團通往前線的行軍路線、所屬師的行軍路線、裝備、戰鬥任務、土氣、補給、服裝以及其他種種問題。
  然而這個師從戰俘瓦西裡·克拉斯尼欽那裡得到的情報只是他的等級(土兵)、所屬團(第二十騎兵團)、所屬師(第二騎兵師)、行軍路線(出發地敖德薩)以及參謀部地址。
  當下級參謀機構承擔了戰場初步審問的任務以後,師一級便擴大了審問的範圍,從一九四二年夏天,格倫擔任東線外軍處處長之後不久起,審問就根據東線外軍處的非常全面的問題單進行。問題單開頭的問題是俘虜的家庭生活、職業、入伍時間以及他整個的作戰活動,不僅涉及一些基本問題,例如部隊的任務、編製、兵力、條件、補充人員、指揮官、指揮系統,以及炮兵陣地、火箭陣地、地雷區、彈藥堆集所和燃料庫的位置,而且詢問德軍的火力效果、每次戰鬥部隊的傷亡情況,以及毒氣戰的準備情況。西線外軍處也印製了這樣的問題單,但沒有這麼詳細。除此以外,許多部隊留有它們要求俘虜回答的問題單。
  這些審問主要弄清了戰術上和編制上的問題(通常是敵軍的戰鬥序列),這些情報對於師一級具有重要價值。一九四三年夏季防守奧廖爾的第五十六步兵師,從審問一個俄國中尉逃兵中得知,四七五追擊炮團在俄軍第三集團軍二六九步兵師附近投入了戰鬥。德軍二九九步兵師發動的一次進攻抓獲了一百六十五名俘虜,這些俘虜證實了一零二步兵團和其他部隊的存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北非,入伍前是田納西州農民的二十六歲的二等兵詹姆斯·S——,供出了第一裝甲團他所在的那個營的編制和裝備情況。他的戰友、二十四歲的俄亥俄州二等兵羅伯特·D- 一說,該團屬於第三十四步兵師。這是假的——是證明戰俘的情報大約只有百分之八十可靠的例子之一。但這個二等兵可能沒有撒謊。無論是第三十四步兵師,還是第一裝甲師(第一裝甲團的實屬單位),都分散駐紮在同一地區。要末發生了臨時改編,要末第三十四步兵師離得比較近,這位二等兵就認為他所在的那個團屬於這個師。
  一九四三年一月,駐北非的第十裝甲師的情報官報告了「美國的一種新式反坦克武器」。他說,這個情報是一月十五日審問一個被俘的美國軍土時獲得的。這個戰俘說他自己所在那個防區的美軍,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邁傑茲巴卜北面的二九五高地戰鬥中首次使用這種武器的。這位情報官寫道: 「這顯然是一種火箭炮,可由單個步兵發射,據說有極強的穿甲能力。這個武器有一根大約一·二米長、八厘米口徑的又薄又輕的鋼管。」他不僅作了詳細的描述,而且畫了草圖。這就是火箭筒。俘虜提供的這個情報,是德國所知道的關於美國這種使人感到驚訝的強大武器的最初消息當中的一部分。
  每個師通常將每次審問口供印製五份。自己保存一份,另外四份寄走或送走。軍和軍團各收一份;集團軍收兩份。
  師一級的徹底審問實際上排除了就戰術問題進行進一步審問的必要性。軍部很少審問。軍團司令部大體上只是審問特別重要的戰俘,比如高級指揮員、一般參謀和專家。軍團情報官常常親自參加這些審問。由於這一級翻譯的語言能力高超得多,加上這一級所掌握的在審問中可以加以利用的情報要全面得多,因此軍團司令部戰俘情報的可靠性增長到百分之九十。集團軍接受和分析這些情報,一般來說很少自己進行審問。
  然而,在法國,指揮著兩個集團軍的西線總司令,在盟軍入侵之後,在馬恩河畔夏龍建立了一個審問所。它能容納六千戰俘,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頭幾天,它只關押了大約四百名戰俘。戰俘們是在這個所的三十間單獨牢房裡分別進行審問的。總司令情報官手下的審問者,就軍事和戰術問題對他們進行初步審問。十月十二日在亞琛被俘的三十四歲農民,中士阿諾德·F·C——詳細供出了第九步兵師第九偵察隊的人員裝備:五名軍官、一百五十名士兵,兩部半履帶式車輛、兩輛吉普,一輛載重量為兩噸半的軍用卡車,第一偵察排有九輛吉普,三挺零·三英吋口徑機關鎗、三門兩英吋口徑追擊炮,三部火箭筒,以及其他偵察排的諸如此類的裝備。
  有專門知識的戰俘交由專家審問者審問。專家審問者有四名,兩名來自外交部,兩名來自納粹黨對外情報部經濟情報處。當盟軍的推進迫使夏龍戰俘營轉移之後,西線總司令在科布倫茨附近的迪茨成立了一個特別審問隊,由三十六人組成——十名行政人員和情報分析員、十二名翻譯和十四名警衛。
  在這一級以上,東線外軍處和西線外軍處建立了它們自己的審問單位,獲取對它們有特殊用途的情報。東線外軍處三組A小組有一個小型審問營,約有八十名重要戰俘,例如高級軍官或被降級的軍官,原來設在勒岑(今波蘭的吉日茨科)附近,離東普士元首大本營不遠,後來設在柏林附近的盧肯瓦爾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它的八名德國工作人員和十九名俄國工作人員進行了六十三次審問。部分戰俘就他們所瞭解和德國人想獲得情報的問題寫了詳細的交待。謝尼剋夫少校列出了一個步兵補充團的編制表和一份情報人員的名單。鮑羅丁下士描繪了紅軍的醫療工作和訓練情況。
  西線外軍處寧願建立流動審問隊。有一個這樣的審問隊,提供了一份關於一九四三年在突尼斯的英軍土氣的報告。另一個名叫弗裡茨分遣隊的審問隊,提供了有關美國戰略情報局活動的情報。它審問了戰略情報局彼得·S——中尉,讓他交待如何執行從德國在意大利的俘虜營中救出盟軍俘虜的任務。三十二歲的紐瓦克林木護理師S——,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和他的小隊空投到大薩索地區,攜帶的物品除了一枚美軍中尉徽章以外,還有一個假身份證,兩卷煙紙(德國人對它們作了隱顯墨水檢驗)和大量意大利鈔票。
  按照計劃,他和他的小隊將把救出的戰俘帶到亞得裡亞海岸。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戰俘營,十月底,s——命令他的小隊化整為零,各自穿過前線。他自己在山中住了六個月,睡在小棚屋裡,吃的是麵包土豆,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當他前往比森蒂的時候,被德軍俘虜。除了弗裡茨分遣隊以外,還有三個流動審問隊在盟軍入侵諾曼底的初期,在阿朗松的一個俘虜拘留所裡審問過盟軍俘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共有四個這樣的審問隊,直屬西線外軍處處長領導,在西部戰區進行活動,每個軍團司令部分配一個。
  在戰爭初期,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把審問戰俘以獲取作戰情報當作它的一項職責。在法國戰役期間,當德軍正在埃納河休息的時候,諜報局的一位軍官在審問兩名戰俘時發現,法軍在它們的陣地裡堅持了十四天,一直沒有換防,已經疲憊不堪。這個情報促使德軍作出了立即前進的決定——三天以後他們渡過了埃納河。
  後來,為獲得作戰情報而進行的審問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尋求經濟和技術情報的審問。一九四三年,諜報局在俄國有四個戰俘審問隊(每個集團軍一個),為了進行這項工作,在離哈爾涅科普大約一英里的地方設立了一個俘虜審問營。俘虜審問營裡有一個藏有大量參考材料的圖書館,有德國空軍的轟炸目標檔案(裡面載有敵國具體工廠的詳細情報),還有一些可供撰寫審問報告的房間。俘虜審問營把這些報告提供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和軍備部的外國情報處,該處在東線也有自己的專家審問隊。有一個專家審問隊是由羅伊斯親王少校領導的,羅伊斯親王是十二世紀德國中部一個皇族的後裔,人們傳說這個皇族的家系就和它的小小的領地一樣地複雜。這位殿下的審問隊和另一個審問隊為戰時經濟和軍備部提洪了最有價值的情報。
  在西線,為了獲得經濟情報而進行的審問成果較少。意大利人將戰俘關押了一年多以後,才第一次允許諜報局經濟處的一位軍官對他們進行審問。多數戰俘對於他們經過的港口和道路,要末沒有注意,要末忘記了。即使地圖也不能喚起他們的記憶。後來,在突尼斯被俘的一百零八名美國俘虜被押到卡普亞俘虜營,事實證明他們太年輕,太低微——都是農民、工人、學生,提供不了有用的情報。
  戰俘提供的情報對上級司令部作出最大貢獻的是它的最簡單的情報;證明他們是敵軍哪個部隊的。個別來看,這些證明意義不大。說實在的,在整個戰爭中,似乎從來沒有哪一次審問提供過對高級司令部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情報。但是,許多個別的證明集合起來,卻幫助了情報官和東線外軍處與西線外軍處掌握敵軍的戰鬥序列。
  在多數情況下,這只能使他們瞭解敵軍剛剛在幹什麼,並能使他們推斷出敵軍能夠幹什麼。比如,從一位俘虜那裡瞭解到,美軍第八十八步兵師不是像德國人想像的那樣在法屬北非洲,而是自從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以來一直戰鬥在意大利。這就能證明美軍在意大利的實力和潛力比原來估計的要大得多。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戰鬥序列情報幫助德國人得出了戰略結論。一九四四年三月,一位戰俘透露,美軍第一步兵師正在大不列顛。把一個久經戰鬥考驗的師從地中海戰區調到英國,再次表明盟軍入侵在即。但是即使在作出這種決定中,戰俘提供的情報對於高級司令部來說仍然是第二位的情報來源。一九四零年法國戰役期間,被西線外軍處確定了位置的盟軍的一百二十三個師中,只有五個師是通過審問戰俘確定的。在希特勒的形勢會議上,同其他情報來源相比,戰俘提供的情報是不大被人提起的。
  那末為什麼要對它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原因之一是它在戰術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幫助作用。東線部隊指揮官認為它是最重要的敵軍情報來源。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同其他情報來源相比具有特殊的優點。
  所有的情報來源取決於敵人讓你掌握多少物質的東西。
  無線電情報取決於敵人發射了多少無線電,航空拍照取決於敵人偽裝得是否巧妙。戰俘情報同樣受到這些限制。它不能超過俘虜所知道的東西。但是審問所受限制的伸縮性要大得 多。同電台監聽或航空拍照不一樣,審問者可以向敵人提問題。
  10.文件和鋼鐵的洩密者
  最具體、最可靠的情報是繳獲來的敵人文件。它確鑿地證明了它是可靠的,紙,打字機和墨水都是受得住檢驗的。
  不過德國人並不進行這樣的檢驗,因為文件是在哪裡發現的,通常就足以證明它是否真實了。但是,儘管繳獲來的文件十分可靠,卻從來沒有成為情報的主要來源,主要是因為,這種文件極少事先提供敵方計劃的情報。不過,它們有別的用途。最普通的用途就是幫助審訊俘虜。
  身份證、薪餉簿、命令或報告的分發單,這一切都向審訊官提供了俘虜的單位及其鄰近單位的線索。這樣,審訊官就能提出只需要作出證實性回答的問題,以便使俘虜講話,審訊官經常能用這種辦法來核對自願提供的情報的真實性。
  這一類的工作在空軍過渡戰俘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它的文件部門是由海德爾堡的一個漢學教授領導的,這個部門從俘虜身上或飛機上發現的文件和照片中挑揀情報:信件可以提供有關飛行員的大量個人情況,使得審訊官好像對他瞭如指掌。信封上經常寫著他的完整的地址,包括他所屬中隊的名字。飛行員在長途飛行中閱讀的空軍報紙證實了原單位的名字,透露了新單位的名字。報紙上經常透露有關人員、裝備、設施、活動等情況。軍官的身份證透露了他們曾經在何處任職,偶爾還透露他們曾經在何處受過訓練。弗吉尼亞州蘭利作戰訓練區或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簽發的身份證,表明持證人大概接受過盲目轟炸訓練。有一個掠奪者式飛機飛行小分隊在從美國飛往英國的途中迷航,在法國上空丟失了三架飛機,飛行小分隊隊長的日記中寫著全體隊員的名字,還寫著每架飛機的堪用程度。
  甚至沒有文字記載的文件也能提供情況。雖然歐洲戰區全體土兵的供應卡片都是同樣的格式,但是第一百轟炸空軍大隊的消費合作社的管理員,總是在粗木板櫃檯上,用深黑色鉛筆在卡片上畫勾,粗木桌面的紋理被映襯出來了,德國人很容易辨認出那個單位的成員。為了便於飛行員潛逃而發給他們的偽造身份照片,有時候給敵人更大的幫助。第九十一轟炸空軍大隊的照片具有一種獨特的棕色光澤。第九十五轟炸空軍大隊的隊員在拍照時都穿有格子花的外衣。
  在前線,從俘虜身上搜到的文件具有同樣的用處,雖然美中不足的是不能像空軍過渡戰俘營那樣對這些文件進行煞費苦心的核對。部隊可以到處找到文件——在俘虜和逃兵身上,死人身上,坦克和被擊落的飛機裡,戰壕和野外工事裡,軍事指揮部裡,電台裡,鐵路指揮台上,車輛裡,郵局裡,電報局和電話局裡,郵筒裡,政府機關和報館裡。他們收集地圖、命令、報告,軍事條例、薪餉簿、支付帳、作戰日記、私人日記、筆記本、編製裝備表、供應清單、休假名單、傷亡人員名單、花名冊,傳單、報紙、照片、信件、無線電代號和呼號目錄以及密碼。
  師和軍繳獲的一些次要的地圖(比如敵方佈雷區或壕溝的地圖),或者對審訊有價值的個人文件,有時候被保存起來。但即使比較重要的文件,他們也只能浮光掠影地看看,尋找例如敵人部隊番號這樣一些作戰情報。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足夠的好翻譯,也沒有可以進行富有成果的分析的相互關聯的情報。因此,他們把繳獲的文件送回到軍團司令部,那裡對文件進行主要的檢驗,並常常把它們翻譯出來。
  軍團在經過研究之後,把比較能夠普遍應用的文件,如手冊,送到集團軍或東線和西線外軍處。這些單位翻譯許多文件,並把它們複印後分發出去。
  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第十六軍團把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一月九日發出的有關使用滑雪營的命令的譯文發給所屬各軍。滑雪營主要是對敵軍翼側和後方進行縱深作戰偵察,以確保永遠不受敵人的突襲,他們還襲擊敵人參謀部,破壞敵人的交通,炸毀敵人的橋樑和在敵人後方公路上佈雷,等等。當英國的一份文件談到「雙重用途」高射炮營時,西線外軍處發出警告: 「現在重高射炮連也可能用作地面火力。」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西線外軍處公佈了「美國第三加強步兵師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在利卡塔(西西里)登陸」的文件,這份文件是根據繳獲的該師部分登陸命令,並根據該師的一個加強步兵旅的登陸命令而寫成的。例如,文件說明該師將佔領港口,列舉該師已加強的各單位,指出該師已劃分為「藍」、 「黃」、 「綠」, 「紅」等戰鬥隊,並規定了各個戰鬥隊的作戰任務,文件還極其詳細地開列了作戰時間表:進攻發起時前四天到進攻發起時前一天——夜間轟炸襲擊;進攻發起時前三十分鐘到進攻發起時前四分鐘——軍艦炮轟沿岸炮兵連和戰鬥設施;進攻發起時前二分鐘——登陸艦迫擊炮火掩護;進攻發起時前一分鐘——空襲海灘;進攻發起時——第一梯隊登陸,佔領並守住炮兵陣地,準備向利卡塔推進;發起進攻到發起進攻後三分鐘——軍艦炮火任意轟擊目標,在發起進攻三分鐘以後,只在需要時才開炮;發起進攻後十分鐘——第二梯隊登陸;等等,直到發起進攻後七個半小時——第十一梯隊登陸及其組成情況。德國人希望,這樣一份文件將告訴部隊,一旦盟軍再次登陸入侵,將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以便他們作好精神和物質準備。
  提供了當前情況並且通常是在下級指揮部加以分析的文件,更加具有眼前的價值。在多數情況下,這些文件的內容是部隊編制和作戰命令。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法國繳獲的一項命令,糾正了對法國兩個軍團的番號的混淆。西線外軍處命令在地圖上將「第一軍團」和「第九軍團」的番號「互相調換」。當俄國第三裝甲近衛軍團的炮兵司令員在戰鬥中被擊斃時,德國人在他身上找到了他的軍團的全體編製一覽表。在諾曼底,根據信號情報,懷疑美國第三軍團在那裡,後來黨衛隊第十八裝甲步兵師發現了美國第十二集團軍各部隊代號名單,名單上包括美國第三集團軍,證實了它在諾曼底。
  能夠提供具有直接用途的戰術情報的文件極少。德國人在進攻法國的第一天(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繳獲的一項命令透露,在比利時南方的敵人的兩個師將要撤退,同時進行阻滯戰鬥,不讓德國進攻納夫夏托一阿爾隆。這個文件使得同這兩個師作戰的德軍指揮官放心地作出了決定。一九四一年九月四日,德軍擊落了襲擊第三裝甲師師部的一架俄國飛帆。飛行員跳傘,在離師部駐地不遠的地方降落。情報參謀趕忙騎一輛摩托車追上去。飛行員想逃跑,但是被衝上去的士兵擊斃了。情報參謀在飛行員的口袋裡搜出了駐紮在該師前面的蘇聯軍隊的詳細地圖。這張地圖表明,該師正對著蘇聯兩個集團軍的交界處,而交界處常常是一個薄弱點。根據這個情況,師長下令次日進攻。
  繳獲的文件中,暴露敵人未來意圖的最少。即使繳獲到這樣的文件,它也並不是完全不摻假的。它可能是騙人的玩意兒。即使文件是真實的,敵人也可能改變了計劃。或者戰術情況和敵軍兵力發生了變化,使這份文件無法加以利用。
  一九四三年一月,擊退德軍的俄國主攻部隊之一、俄國第一近衛集團軍的參謀長和一個將軍驅車到前線。他們迷了路,在駐地不固定的情況下,慌亂地撞進了德軍炮兵陣地。將軍被打死;參謀長被俘,他們所帶的地圖均被繳獲。其中最重要的一張是作戰地圖,上面標明了蘇聯各部隊的番號、分界線、前進方向和今後四天的作戰任務。師和集團軍指揮部以飛快速度將地圖送給集團軍和東線外軍處。但所有這些情報對德國人沒有絲毫幫助。俄國軍隊依舊勢不可擋地向前、推進。
  從來就沒有一份文件是騙人的嗎?從來就沒有一份文件捉弄過德國人嗎?
  在一次至關重要的事件中,它們捉弄了德國人,這次事件是牽涉到這種情報來源的一樁最重要最富於戲劇性的事件。  英國反情報部門編造了假文件,故意讓它通過一個西班牙人的屍首落入德國人的手裡,這個西班牙人看上去像是個信使,因飛機墜毀而死在海上。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當時已經很明顯,盟軍將很快征服整個北非,然後在地中海進一步發動攻勢。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卡薩布蘭卡決定動搖意大利,打通地中海的航道,把位於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島作為下一個進攻目標。假扮成英國皇家海軍少校的西班牙人屍體飄流到岸上,身上帶著高級指揮官的來往信件。這些偽造的文件故意不提這些地方,卻間接提到在東地中海,尤其是在希臘,以及在西地中海,主要是在撒丁即將開展的作戰行動。
  幾個月以前,希特勒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顯然只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擔憂,就得出了結論,認為盟軍下一步將進攻希臘,威脅東線,把德國在巴爾幹的盟國嚇跑,剝奪德國在土耳其的鉻礦和在羅馬尼亞的石油。當德國人獲得上述文件時,更加相信他們的預見。柏林無法察覺出這些文件是假的,部分是因為他們只有照片可供檢驗,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為,至少那封主要信件是由簽字的指揮官起草的,而且是由他的秘書在他自己的信箋上打的字。這樣,一方面避免了德國人懷疑這些文件,另一方面促使他們相信這些文件,因為文件上說的正是德國人愛聽的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西線外軍處和海軍作戰指揮部情報處迫不及待地吞食了誘餌。他們都相信文件是真實的。而且他們從這些文件中得出的結論,正好是英國用騙術要德國人得出的結論。海軍上將卡納裡斯在幾個星期以前曾經預言,盟軍可能進攻西西里和撒丁,現在卻認為它們將向希臘和撒丁推進。西線外軍處發表了一篇評論,實際上也是這麼說的。
  這些文件使希特勒更加相信自己原來的觀點。軸心國的軍隊在非洲投降後的一天,墨索里尼曾預言,盟軍下一次將進犯西西里,因為打通地中海上的航線,二百萬噸的貨物就可啟運。希特勒反對這種論點。 「被發現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命令,」他說, 「已經加強了」他認為盟軍將要進攻巴爾幹的信念。他從來沒有改變過這個信念。七月九日,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又提出警告:盟軍要從東西兩個方向發動進攻。第二天盟軍全力進攻西西里。這次戰役雖不輕鬆,但並不像德國人所預料的那樣難打。
  不僅紙上的標記向德國人提供情況。坦克和大炮上的記號也為德國人提供情報。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第六集團軍駐防地區繳獲的武器,洩露了俄國第四機械化近衛軍用動物來做識別符號——鹿代表第十三團,馬代表第十四團,像代表第十五團。這種標記以及其他情報幫助德國人確定出對峙的敵軍數量,辨認出許多從遙遠的前線調到那裡的軍隊的番號。分析武器編號,就可知道敵軍的編制,估計到敵軍補充兵員的速度,推測出某支部隊修整的時間,指明製造武器的地點和時間,計算出大致的生產數量。有許多次,武器本身提供了一些最有價值的情報。德國人在柏林郊區庫默斯多夫的坦克試驗場檢查並駕駛一輛繳獲的美國謝爾曼式坦克,以便弄清這種坦克的弱點和優點,找出它的弱點,使德國軍隊知道從何處最能將它擊毀;找出它的優點,以便德國軍工部門改進自己的裝甲車輛。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命令用炮火檢驗俄國T—34型坦克。一九四三年九月西線外軍處報告:「在俄國繳獲了一個迄今為止我們所不知道的顯然是英國製造的地雷。」它的直徑和高都是二十英吋,呈倒立錐形,錐尖可插在地上,裡面似乎有十一個較小的地雷,這些形狀描述,有助於德國軍隊識別它,以便迴避或毀掉它。
  德國空軍在獲得敵軍裝備方面具有特別有利的條件:飛機經常墜落或降落在德國及其佔領區境內。對於嚴重毀壞的飛機,德國空軍就在現場檢查。一架俄國TB—7 式飛機在東普魯土以機腹著陸後一個星期,德國的一位空軍將領希望根據對飛機零件的分析,寫出將會提供甚至象飛機的續航能力有多強那樣詳細情況的報告,對於別的飛機,德國空軍常常以極大的努力來使它們飛起來。當一架斯特林式轟炸機在荷蘭緊急降落時,德國空軍把幾個戰壕填滿,建成一個跑道,用一個新的馬達替換毀壞了的舊馬達,然後把飛機開到柏林以北雷希林的一個研究站,英國這種起著重要作用的四馬達飛機連同全部設備,完整無損地落在德國人手裡,這還是第一次。德國人從墜下的轟炸機殘骸中找到諾登轟炸瞄準器,把它擦洗乾淨,修好以後對它進行研究。德國專家認為這些轟炸瞄準器是使美國轟炸機投彈準確的原因之一。繳獲並經過修理的同盟國的飛機被開到德國飛機場之後,德國飛行員駕駛它們飛行,以便更好地熟悉如何駕駛這些敵機。
  這些繳獲的材料,由上校工程師迪特裡希·H·施文克負責處理。施文克在空軍軍備頭目艾哈德·米爾希元帥手下負責技術情報工作,是一個漂亮英俊、吃苦耐勞的飛行員,學過工程學。他當過駐英國助理空軍武官,在德國進攻蘇聯前夕,參觀過蘇聯的飛機工廠,擁有國外工作的豐富經驗。
  一九四零年法國戰役期間,他系統地收集繳獲的敵機,把這些飛機送到他在雷希林建立的戰利晶中心。後來,施文克打發兩百個俄國戰俘拆卸飛機,以便他的專家對它們進行洋細研究。他把研究結果寫戍報告,發到部隊和外國空軍處,並且在同米爾希元帥(次於戈林的另一名德國空軍高級軍官)
  及德國製造商開會時口頭匯報這種研究結果。
  德國人看來對波音B—17飛行堡壘式飛機特別感興趣。
  一九四二月八月,第一批波音B—17式飛機當中的一架墜落在東線,德國空軍派遣一個小隊去把它取回來。但是這架墜毀的飛機離俄國戰線太近,逐漸被俄國的炮火打得支離破碎。
  這個小隊儘管努力了八天,還是不能把飛機弄到手。不過,過了幾個星期以後,德國人對打下的另一架同類型的飛機作了成功的研究。這架飛機上的設備說明美國人正在改夜間轟炸為白天轟炸。施文克親自駕駛著一架,發現它飛起來「特別輕鬆。你可以在飛機座艙裡和同機飛行員正常地交談。」
  把B—17F式同以前的B—17C式飛機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後者能多載一噸半重的裝甲。這一點,以及德國戰鬥機長時間射擊這些飛機而不產生明顯效果的事實,導致在一次空軍軍備會議上就如何最有效地擊落這種和其他種轟炸機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在這方面,施文克的仔細研究獲得了應有的名望。
  「如果我可以把研究結果拿出來的話,」他說: 「這就是我對六架目前英國和美國使用的四引擎飛機和一種俄國飛機裡的(燃料)箱的各種裝置所作的研究的結果。」米爾希把這份研究報告拿了起來,說道,有一種很有成功希望的打飛機的辦法,就是看飛機的「油箱在哪裡?現在可以說:在四個引擎的飛機中,油箱是在兩個引擎之間。只有(美國的B—24)解放者式飛機的兩個引擎之間沒有油箱。」
  米爾希還想知道,哪種槍彈能打穿B一17式飛機的裝甲。施文克解釋說: 「根據迄今為止的經驗,槍彈的直徑越大,射擊慣性就越大,偏斜的可能性就越小。槍彈的直徑越大,就越不會彈跳回來,擊穿的可能性就越大。」
  「多大的直徑才好呢?」米爾希追問到底。「兩公分(一英吋)能打穿嗎?」
  「不是都能打穿,但是兩公分直徑的槍彈效果很好。」
  「我想三公分(一又二分之一英吋)的直徑總是比較有把握、比較好。」米爾希說。 「我將提議,當我們有足夠的裝甲的時候,我們將邀請戰鬥機將領以及他提名的飛行員到雷希林戰利品中心來,用各種槍彈從不同角度射擊飛機的裝甲。我們將從英國人和美國人那裡得到原始裝甲板。」
  11.公開因素
  報刊一向是所有情報來源中最便宜、最充分的一個來源。因此戰前誰都使用它。參謀總部外軍處的軍官們,整上午整上午地閱讀目標國家的一般報刊和技術報刊。威廉街的外交官們,仔細翻看倫敦的《泰晤土報》和巴黎的《時報》。
  納粹黨的機構也瀏覽外國報紙,尋找對上級有用的點滴情報。專門從事報刊情報工作的機構紛紛建立起來。
  直到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們在獲取所需的報紙和收聽所需的電台廣播方面,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滿腹才華、樣子卻像老鼠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博士,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擁有禁止德國進口外國報紙、並且命令蓋世太保沒收這些報紙的權力。戰爭開始以後,他更經常地行使這個權力。與此同時,德國政府禁止公眾收聽外國電台的廣播。《泰晤士報》停止輸往柏林,法國陷落以後,英國禁止向大陸出口任何報紙。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外國報刊情報的官方機構,不得不作出特殊努力,利用特殊機構來獲取這些情報。設在科隆施托爾克街二十五號的外國報紙公司就是這樣一個機構,它擁有進口外國報紙的壟斷權。進口中立國家的報紙從來構成多大問題。比如,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擁有九種報紙,共五十一份,包括十七份《新蘇黎世報》,十份《國民日報》,六份《巴塞爾新聞》,都是從瑞士進口的。
  敵對國家的報紙雖然比較有趣,卻難於弄到手。為了得到這些報紙,政府機關經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渠道。許多英美報紙是從葡萄牙和荷蘭漁民那兒買來的。他們在海上從英國漁民那裡把這些報紙買下,回到大陸後轉賣出去,從中撈一大筆外快。一份《紐約時報》的最高索價達一百德國馬克(四十美元),不過比較通常的價格是一點一零英鎊(七點五美元)。德國駐葡萄牙大使館設立一個專門機構,購買這些報紙。通過這個以及其他的渠道,英國報紙出版後一個星期能到達柏林,美國報紙需要四至六個星期。
  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保羅·K·施密特博士,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他把新聞司辦成了一個消息總匯機構。他發現了一個能夠更快更省地獲得美國報紙的辦法。美國國務院向美國駐葡萄牙大使館提供許多報紙。由於原版報紙太佔地方,份量太重,飛越大西洋的快速班機不便於攜帶,因此它們都被縮微。在里斯本,美國人僱用當地一個攝影師將它們放大。施密特得知這個情況後,買通這個攝影師替他另外放大一份,他在柏林收到這份報紙後,在本部門內複製許多份,分發給有關機構和個人。
  戰爭的潮流發生了不利於德國的變化,對它造成了各種各樣的麻煩,獲取外國報刊情報越來越困難了。間諜們幫了一些忙。他們從拉丁美洲送回了被縮成微片的技術刊物,例如《鐵時代》。法本化學托拉斯在葡萄牙的一個子公司提供了許多刊物,該公司在國外的代理商搜集報紙和書刊。為了使更多的人能夠得到數量有限的期刊,為了節省外匯,漢堡一家新聞機構向指定的訂戶出售外國報刊雜誌的影印件。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也想方設法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外國出版物。最後,德國保安總局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它在柏林成立了德國文獻編集社,將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來德國所收到的各種外國出版物編了目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該社公佈了它的第一份二十九頁目錄單,列舉出《電子世界》那樣的雜誌的出版地址。當然,不會有人洩露自己的最有價值的出版物,上述辦法也不能代替一期期的雜誌的進口。到了一九四四年,盟軍攻入法國,切斷了里斯本對德國的報刊供應,德國人轉而向瑞典進口英美兩國的報紙。他們對報刊的渴望非常強烈,以致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不得不成立一個特殊機構,專門設法搜集這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
  同印刷品不一樣,無線電波可以跨越國界, 自由地進行宣傳,而且速度快如閃光。為了截收它們傳播的情報,數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官方監聽站監聽著外國的新聞廣播。這樣的監聽站,僅僅陸軍就有幾十個。荷蘭德占區第三帝國長官在海牙建立了自己的監聽站。在柏林市中心附近一傢俬邸的兩間低小、潮濕的屋子裡進行工作的德國無線電公司,只提供該公司的消息材料。德國新聞局——德國的一家通訊社——向它的訂戶發行經過刪節的油印監聽材料。外交部新聞司監聽站每天從早到晚發送報告,因為這些報告太重要,必須及時發出。它還用電話向官員們報告所收到的緊急短訊:外交部就是首先從它那裡得知突襲珍珠港的消息的。研究部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都有無線電監聽站。此外還有其他的監聽站。
  到了一九四零年,有一個新機構參加進來了,表面上是為了填補監聽的空白。上述監聽站只是收聽容易接收的、用普通歐洲語言廣播的電台。新機構將集中力量收聽遙遠的、以及用漢語、阿拉伯語和興都斯坦語這樣一些比較稀有的語種廣播的電台。但是新機構參加進來的真正動機是赤裸裸的野心。
  首先撈到好處的是這個機構的締造者。一九三五年,庫特·亞歷山大·邁爾從奧地利來到斯圖加特,擔任哈爾瓦格出版社社長。哈爾瓦格出版社以出版汽車駕駛方面的地圖和書籍著稱;邁爾本人寫過兩本有關小汽車的書。一九三八年,他自稱當納粹黨在奧地利還處於非法的時候,他就為該黨工作過,因而被接納為納粹黨員,不久以後加入了外交部的無線電小組。一九四零年,他從宣傳部的一位打算把許多其他監聽機構合併在一起的官員那裡,摸到了成立一個統一的情報監聽機構的主意,並且把它兜售給裡賓特洛甫。這位外交部長是爭奪權力的第二個主要獲益者,他想從戈培爾手裡奪回這些權力,因為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宣傳部的時候,外交部的若干職權被戈培爾搶走了。
  邁爾是一個漂亮的多面手,富有組織天才,眼界開闊。
  他馬上著手尋找新機構的合適場所,德國一些監聽站的技術人員,在柏林市區和市郊的各個地方進行測試,尋找無線電接收效果良好的地方。在柏林西南一處叢林地帶、汪西湖之濱(哈弗爾河的一個河灣),他們找到了一座以前辦過飯店和旅館的大型建築物——瑞典閣,它坐落在大汪西湖畔二十八至三十號。一九四零年七月,邁爾把它租了下來,三個星期以後,監聽工作開始了。這個新機構根據它的坐落,取名為湖濱樓特別監聽所。幾個月之內,它的僱員幾乎增加到五百人。
  戈培爾馬上就要動手搶它了。官司打到希特勒那裡,他命令戈培爾和裡賓特洛甫自己解決這場糾紛。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們商定成立一個聯合機構——德國聯合對外廣播公司。這個公司將主要從事宣傳廣播,但也將把湖濱樓作為「部際機構」合併在內。大概由於合併的結果,湖濱樓先後吞併了外交部監聽站和德國無線電公司監聽站。
  邁爾在湖濱樓總部安裝了帶有特別放大器的全向天線。
  由於外國廣播經常以幾種不同的頻率同時向外廣播,以便讓盡可能多的聽眾收聽得到,每個監聽者於是同時操縱兩台短波收音機,這樣他就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波長收聽同一廣播,減少由於干擾而造成的錯誤。為了更全面地接收,邁爾建立了前哨站。湖濱樓曾經先後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馬賽、羅馬、格拉茨、普福爾茨海姆和梅拉諾設有大型監聽站,在其他地方設有小型監聽站,並且同奧斯陸、哥本哈根、海牙以及上海當局的監聽站進行合作。一九四二年年初,湖濱樓經常收聽三十三個國家、偶爾還有另外十四個國家的總共三十七種語言,包括一種南非公用語、冰島語、興都斯坦語、波斯語、蓋爾語、馬格裡布語和拉丁語(對梵蒂岡)的廣播。一九四二年二月,它收聽到了五個新電台。比如,它在二月十二日收聽到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控制的紐約一家電台的廣播,這家電台和另外兩家電台同時在晚上九點四十五分至十一點,用波蘭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以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千赫的頻率向歐洲廣播,以六千一百七十千赫的頻率向南美廣播。那年稍晚的時候,在海牙進行的一次檢查證明,由於短波和中波耦合發射,湖濱樓收聽到了全部英國廣播,但它估計漏掉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北美對海外的廣播。
  儘管如此,湖濱樓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收聽到了八千二百六十六則新聞廣播,六百四十六篇政治家的講話和重要評論。
  監聽目標不斷增加,導致監聽人員不斷增多。一九四二年二月,湖濱樓有五百二十七個僱員。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六百三十個,一九四四年八月超過了七百。監聽者必須懂一門外語,熟悉它的現代表達方式,瞭解目標國家的風土人情,能夠將收聽到的東西翻澤成德文。因此,湖濱樓盡可能地僱用曾經在國外居住過的德國人。
  湖濱樓北美組有一個監聽者,名叫弗雷德裡克·W·林格,出生在美國澤西城,父母是德國人。大蕭條期間,他們回到德國,因為希特勒正在重整軍備,藉以解決就業問題。
  兒子也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前美國居民喬治·W·達奇也在湖濱樓從事監聽工作,後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把他抽調出來,派遣他乘潛艇去美國從事破壞活動,他到美國很快就被捕,審判後被處決。在國外呆過的德國人畢竟是少數,湖濱樓不得不另想辦法解決人員問題。僱用外國人就是一個辦法。達格馬爾·蓋斯勒的被錄用則體現了另外一種辦法。
  商業美術家蓋斯勒太太厭煩了為赫爾曼一戈林公司繪製生產圖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紹了湖濱樓的工作,聽起來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時候,她同這個機構的一位負責人見了面。蓋斯勒太太不懂外語,從來沒有出過國,對政治和外國事務不感興趣,也沒有從事過新聞工作。但她芳齡二十三,身材苗條,金髮碧眼,同丈夫剛剛離婚。這位負責人答應在他的機構為她找一個工作,這個差事就是為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本人準備湖濱樓的簡報。就這樣,一個完全缺乏經驗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僱用在湖濱樓的一個責任最重大的機構裡工作。
  正如有心的聽眾一樣,湖濱樓熟悉外國廣播節目的時間,它分配監聽者收聽主要電台的廣播。它總是力不從心,滿足不了各方面對它的要求。當戈培爾要求提供有關莫斯科用拉脫維亞文、立陶宛文和愛沙尼亞文進行廣播的報告材料的時候,湖濱樓說它可以提供這些報告,但不得不放棄收聽另外八種廣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可以進行調撥,讓各個監聽者收聽即將開始的廣播。監聽者常常兩人一起坐在一間旅館房間裡,各人收聽自己的收音機。他們收聽實況廣播,還將它們錄下來。遇到重要廣播,監聽者逐字逐句將它翻譯出來,或者由他口授,讓一位打字員把大意打下來。遇到緊急情報,就用電話報告情報分發中心。湖濱樓估計,一個監聽者,假若在兩則廣播之間還有時間進行口授,而又不至於耽誤新聞的時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期間,就可以報告六條廣播的收聽情況。
  達格馬爾·蓋斯勒在這座相當破舊的旅館的二樓工作,這一樓有三間互相連接的房間,從窗口可以憑眺湖光景色。
  兩樣東西使人們回憶起它們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樂椅,蓋斯勒總是雍容風雅地斜躺在上面;一個反向信號器,有了它,樓底下的監聽者可以傳喚情報分析人員到某種語文監聽小組去看緊急情報。她上午九點開始上班,接連工作五天,然後休息五天;接著晚上九點開始上班,接連工作五天,然後休息五天;如此循環反覆。她每天到達後,通常要到餐廳去吃點東西,然後回到她的辦公室,閱讀上一班的監聽記錄。這能使她瞭解最新情況,免得把已經提供過的情報再遞送上去。
  有一個情報分析員和她同一個班次工作,萬一兩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個替手。兩人的主要工作,是將一頁頁索然乏味的新聞廣播、宣告和講話的打印材料壓縮成簡報,送給裡賓特洛甫。平均每天通過電傳打字電報機將三份簡報發給他的總部(總部通常和希特勒在東普魯土的大本營呆在一起)。三至四頁長的主要報告,早晨七點鐘發出。稍短的報告下午三點和晚上七點發出。上述材料的文本還要送給外交部的高級官員。上面總是期望這些簡報著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則新聞斷定: 「德軍兵力肯定沒有枯竭,他們還有很多後備隊沒有投用,」這則新聞就要列在報告的頭條。報告在遞送之前,要經過達格馬爾的頂頭上司赫爾穆特·阿爾佈雷希特這個曾經在美國居住過的納粹分子的刪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編輯一樣,在刪改的時候總要增添一些錯誤。這個單位的其他人,幫助情報分析員正確拚寫盟軍進攻的島嶼的名字,向他們介紹其他背景知識。整個報告組(蓋斯勒太太小組的稱呼)的負責人是馬爾庫斯·蒂姆勒博土,他是裡賓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員。他經常向情報分析員講一些鼓舞土氣的話。
  報告組最富有戲劇性的時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這是一個沉悶的夜晚。突然,信號器嗡嗡作響。意大利語監聽小組在傳喚他們。這就奇怪了;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蓋斯勒太太和另一個情報分析員趕忙來到他們的辦公室。那兒只有一位女監聽員。她嚇得臉色發青。
  「墨索里尼辭職了,」她結結巴巴地說。
  兩個情報分析員起初不相信這個消息;空中電波傳播假消息,就像馬廄牛棚裡的蒼蠅一樣屢見不鮮。
  「誰說的?」他們問。
  「羅馬,」女監聽員答道。
  兩人怔住了——然後才恍然大悟。
  「羅馬!」他們驚叫了起來。慌忙跑回房間,用電傳打字電報機將這個消息報告裡賓特洛甫,他們興高采烈,因為他們第一次搶在新聞機關的前頭獲得了重要消息,而通常總是新聞機關首先得到這些消息。
  蒂姆勒小組提供湖濱樓壓縮得最短的報告。只有偶爾用電話向重要官員報告的緊急情報才更簡短。湖濱樓還出版每日文摘《電台鏡報》(只有幾頁厚)以及《每週電台鏡報》,專供並不需要看全面報道的政府機關閱讀,同時也出版單項問題報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卻是截聽到的所有重要廣播的全譯或摘譯的文本。這就是旅館後面湖濱樓自己的印刷廠每天出版的《電台截聽報告:外國廣播電台的廣播》。在戰爭期間的大多數時候,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頁。它共分六個部分,而且用不同顏色的紙張代表不同的來源:卷  標題  內容I  敵台, 第一部分 倫敦的英語廣播(紅色)。
  Ⅱ  敵台, 第二部分 倫敦的廣播以及其他敵台的各種不同語言的廣播, 它們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沒有出現過(紅色)。
  Ⅲ  敵台, 第三部分 俄國的廣播(藍色)。
  Ⅳ  敵台, 第四部分 美國的廣播(綠色)和拉丁美洲的廣播(黃色)。
  V  盟國和中立國的 意大利的廣播(象牙色), 西班電台  牙、 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廣播(黃色),以及其他國家的廣播。
  (白色) .Ⅵ  外文原文  外文廣播的如實記錄(顏色同工至Ⅵ卷的一樣)。
  每一卷有一英吋那麼厚,按照電台、語種和廣播時間的字母順序來編排報告的次序。報告多半是新聞廣播,包括像愛德華·R·默羅和查爾斯·科林伍德那樣的電台新聞記者向他們國內的廣播網播發的無線電話廣播。
  每天上午,卡車將湖濱樓的報告送到柏林各政府機關。
  一九四一年底,湖濱樓每天發行八十八套《電台截聽報告》。每日文摘和每週文摘發至四百三十家訂戶。一九四二年發生了一些變化。邁爾被提升為湖濱樓負責人。 (後來發現他在申請加入納粹黨時,隱瞞了他在一九三二年由於犯有欺詐行為而被判處兩年徒刑的歷史。他被開除出黨,撤消職務。 )湖濱樓監聽所成立時的成員、四十一歲的律師漢斯·維爾姆斯接替他領導湖濱樓,但他只工作了兩年,後來得了精神崩潰症。阿爾佈雷希特接替他。
  在維爾姆斯就任的時候,希特勒減少了有資格收聽這種毒害人的外國情報的監聽員的人數。拿戈培爾的話說,這些情報是地地道道的「失敗主義」的源泉。外交部原來可以領到二十八套完整的《電台截聽報告》,二百零四份每日文摘,現在分別降為十八套和一百零七份。後來,戈培爾將發給政府各部門的全套報告的數目降為十三套,並且具體規定了發給哪些部門。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發行的數量又回升到五十套。收者包括海軍總司令鄧尼茨,間諜頭子捨倫貝格和日本大使館。
  一位訂戶總結說,同其他監聽機構相比,湖濱樓的報告「沒有德國新聞局的藍皮報告(這家通訊社為可以信賴的官員提供的秘密報告)來得快,但比它全面;沒有研究部的報告完整可靠,但也比它來得快。湖濱樓的報告是中不溜的,對於滿足分析報刊的需要來說是很有用處的。」
  許多機構進行這樣的分析。每一機構根據它自己的利益閱讀報刊。納粹黨的德國新聞中必有十五個人瀏覽二百份報紙和雜誌,尋找「國內外報刊記者對黨的工作的反應」。戈培爾和他的助手們廢寢忘食地研究外國報刊,以便利用它們宣傳中的弱點。無數研究機構、政府機關、專業協會和企業,從外國報刊中選取大量的經濟情報。在外交部,施密特的新聞司第十組的十個選報人,剪呀,剪呀,不停地剪輯外國報紙。這些剪報都按國家和題目編入索引。擁有一百二十五位僱員的新聞司第十二組,向外交部認為需要這些情報的官員發送貼在專門表格上的這些剪報,以及《外國報刊報道》, 《政治情報特輯》, 《軍事情報特輯》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根據對外政策需要剪輯下來的。這些材料中,有些是每天都向國內寄送報告的駐外使館新聞處提供的,有些是新聞司第十組提供的,有些是湖濱樓提供的,大量的是由德國新聞局和其他通訊社提供的,這些通訊社向政府機構提供新聞消息,不是象美國那樣通過「滴答滴答響」的電傳打字機,而是通過發送油印活頁材料。外交部官員有時來到新聞司,索取他們所需的情報。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詢問新聞司是否從外國報刊,尤其是美國的報刊上發現過有關「利用鈾進行爆炸」的情報,原來他的兒子卡爾是一位核物理學家,正在從事研製德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工作。施密特提供了一些從瑞典發回的報告,但是說他還沒有從美國那裡找到任何有關這方面的情報。
  軍隊的機構也利用報刊材料。駐外武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駐美國的武官伯蒂歇爾從美國報紙的報道中啜取了大量情報。在國內,卡納裡斯部門負責納粹黨國外組織的機構成立了一個外國報刊組,作為它所承擔的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報告政治軍事局勢的職責的一部分。曾經當過記者的漢斯·馮·席爾勃蘭特中校,在整個戰爭期間領導著報刊組的十五至二十名翻譯和情報分析員。同外交部不一樣,外交部處理比較廣泛的問題,而他的報刊組強調速度。
  每天上午送來三十或四十份報紙。席爾勃蘭特將英文和法文報紙匆匆瀏覽一遍,將重要文章劃上記號,然後交給組裡的人翻譯。其他報刊由各語種專家進行研究分析。席爾勃蘭特還收到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截收的情報。他將所有這些材料集中起來,讓組員作出摘錄,然後編成《外國報刊報道》。這份刊物出兩版。較薄的一版只有兩頁,幾乎是用電文體報告新聞,電頭是新聞來源; 「《世紀報》:幾百架美國飛機星期一在亞速爾群島上空飛行。」較厚的一版大約有十二頁,將上述的簡明新聞加以詳細說明: 「正在向西方列強提供飛機嗎?葡萄牙報紙《世紀報》報道:一艘葡萄牙輪船上的乘客說,星期一早晨幾百架美國飛機在亞速爾群島上空飛行。」外國報刊組還提供下午版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席爾勃蘭特得到一條非常重要的消息,他奉命親自向希特勒報告。一九四零年一月,兩名德國軍官攜帶著進攻法國和低地國家的作戰計劃,乘坐飛機時在比利時失事了。他們是否燒掉了文件是一個大問題。最初報紙上的消息使德國人放心。比如, 《安特衛普日報》在飛機失事的第二天,在中間一版快到最下面的地方刊登一條簡短報道,說這兩名軍官當即燒掉了帶上飛機的文件。可是第二天,這家報紙在顯著地位報道比利時政府抗議侵犯它的領空,在這條主要報道的附註裡,該報對頭一天的報道作了更正。兩名軍官確曾企圖燒掉文件,但比利時士兵將文件搶了過去,因此文件只被輕微燒壞。
  席爾勃蘭特把這份報紙帶到總理府,把報上所講的告訴他的元首。希特勒問席爾勃蘭特是否以為文件真的被燒掉。
  希特勒叫人遞過來一疊打字紙,他想點火把它們燒掉,但是紙並不著火。希特勒謝了謝席爾勃蘭特,把他打發走了。第二天,希特勒發佈了第一號基本命令;除了工作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知道更多的情報。這使第三帝國情報的傳播受到了極大限制,也為戰後許許多多的戰犯聲稱不知道內情、以便開脫罪責提供了合理借口。進攻本身推遲了,即使到了五月終於發動進攻的時候,它的戰術完全改變了模樣。
  席爾勃蘭特通常只提供新聞,但有時候他附帶提供重要文章的摘錄。他對於邱吉爾要英國對意料中的入侵作好準備的那篇講話就是這麼做的。這位本世紀最偉大的演說家的這篇講演的激昂慷慨的結尾,給德國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顯然打算將這段話全部譯成德文,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作了一些奇怪的刪節和壓縮;
  德文譯文         原文我們想勇敢地承擔責任,以  因此,讓我們勇敢地承擔我便英帝國存在一千年之後,  們的責任, 我們妥這樣勇敢人們也可以說:這是他們最  地承擔,以便在英帝國和它光輝的時刻。        的聯邦存在一千年之後,人
  們也可以說: 「這是他們最
  光輝的時刻。」
  席爾勃蘭特將上、下午版的《外國報刊報道》送給大約三十個軍事機關,包括陸、海、空軍三個總司令部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但是希特勒限制報刊材料的發行也對這個刊物產生了影響:一九四二年以後,它只送給少數高級官員。
  外國報刊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另一個機構密碼處的工作互相重複的。密碼處第四組(後來的第二組)在四個監聽站監聽外國廣播,將監聽結果壓縮成五、六頁書面材料。這些材料編成《監聽消息》,每天分兩版出版,一版是關於軍事的,另一版是關於政治局勢的,分別於上午八點和晚上十一點出版。同《外國報刊報道》一樣,這份刊物也送給三十個機關,其中部分機關同時得到這兩種刊物。兩個刊物經常刊登同樣的新聞。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兩個刊物都刊登了俄國官方關於哈爾科夫戰役的報道,密碼處認為這個報道是俄國情報機關寫的,外國報刊組則認為是蘇聯軍方寫的。因為《監聽消息》完全依靠的是電台廣播,所以它們比《外國報刊報道》的消息更新,報道面更廣,而後者的單項報道比較全面、比較具體。
  海軍和空軍都有集中的報刊和廣播新聞報道的分析機構。陸軍此類機構更加普遍。東線外軍處三組H小組收聽俄國廣播;三組D小組閱讀俄國報紙。每次大型戰鬥以後,這些報紙幾乎都要點名嘉獎立功的指揮員及其部隊,這些名單便成了研究敵軍戰鬥序列的專家們的意外收穫。但是,毫無疑問從報刊分析中獲益最大的是西線外軍處。它從「疏忽大意的」美國報刊中可以挖掘情報。美國報刊上的報道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鼓舞國內的民心和作戰部隊的土氣。新聞檢查官或記者本人多半已經把報道中的機密內容刪掉。
  《紐約時報》刊登的漢森·鮑德溫關於傘兵訓練的一篇報道,以及《華盛頓郵報》關於立體地圖的一篇報道,未能使德國人得到真正的情報。
  但是有些軍事情報的細節透露出來了,例如關於五十英尺長的機械化登陸艇的細節,它有四名艇員,還有機槍手以及它的載重量的具體數字。陸軍部長史汀生說,到一九四三年底,美軍總人數將達八百二十萬,這句話大概有助於西線外軍處計算美國有多少個師。後來,英國廣播提到護航運輸隊的到達,宣佈蒙哥馬利將軍從地中海戰區調回英國擔任新職,以及一位美國官員關於增加登陸船隻的生產的講話——所有這些表明英國正在進行軍事集結,準備登陸作戰。
  集團軍群和集團軍也注意搜集外國報刊的情報,其結果有時候對它們的部隊有間接幫助。同盟國報刊報道,英王喬治六世在視察卡西諾戰場後,在一個加拿大軍的司令部裡進午餐,德國人正確地推斷出這個軍正在那條戰線後方進行休整。當駐守意大利的第十四集團軍的情報官從報刊上得知,有一個由黑人組成的師已經到達,後來又從同一報刊上得知馬克·克拉克將軍已經訪問過這個師的時候,他推斷這個師很快就要投入戰鬥。
  最貪婪地閱讀外國報刊情報的人或許是希特勒本人。所有這些情報必須翻成德文,因為他不懂任何外文,當他想說外文的時候,也是亂說一氣,別人無法聽懂:有一次,希特勒像他慣常所說的那樣,把美國(United States)一詞的音發錯了,變成了合眾社(United Press),弄得他的一位懂英文的下級哭笑不得。
  許多人向他提供他最喜愛的情報:大型畫報,例如《生活》雜誌。這些畫報經常刊登盟軍裝備的大幅照片,有時候。
  是在刊登駱駝牌香煙的彩色廣告的地方刊登這些照片,希特勒喜歡看這些照片,並且喜歡發表評論。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施密特知道,每當他拿著一本《倫敦新聞畫報》到希特勒那裡去的時候,就準能引起希特勒的興趣。希特勒通常站著把它翻看一遍,讓人把圖片說明翻譯出來。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一次形勢會議上,鄧尼茨既投合了希特勒的這種興趣,也迎合了他愛聽敵人失敗的消息的癖好,他拿出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期的英國《圖畫郵報》,上面有一篇關於大西洋戰鬥的用圖畫加以說明的文章提到, 「倉促建造的」自由輪「簡直不能頂著風暴前進」。
  另一方面,希特勒的一個最重要的情報來源外國報刊消息,是通過一個單獨的渠道向他提供的,這個渠道就是德國新聞首腦奧托·迪特裡希。無論迪特裡希是在柏林,在貝希特斯加登,還是在元首大本營裡,這些報刊消息總是通過他非正式地建立的一個機構送給他先看。
  一九三六年,迪特裡希和希特勒一起出巡的時候,隨身帶著德國新聞局二十三歲的速記員海因茨·洛倫茨。洛倫茨的差事是記錄德國新聞局用電話報告的新聞,把它打印出來交給元首。在戰前,向元首提供材料的這個機構只是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活動,因為希特勒在首都的時候,有迪特裡希向他提供材料。隨著戰爭的爆發和材料數量的增加,迪特裡希在柏林的時候也讓洛倫茨和另外兩三個人搜羅材料,然後送交給他。當他和希特勒在元首大本營的時候,洛倫茨通過電台和電傳打字機向他提供情報。德國新聞局選擇材料的根據是報紙上的一般看法和迪特裡希想要的新聞:主要政治家的政治宣言、議會或國會的重要辯論以及嚴肅報刊的評論。迪特裡希閱讀這些材料,最後決定哪些應該送給希特勒。每天早上,他將這些材料送給希特勒的貼身男僕,男僕必須把它們放在元首的寢室外面,以便他一早醒來就可以看到它們。然而通常是在早飯後將新聞消息和報紙一塊兒送給他。這些消息是原文的譯文,不過有時候原文被刪節。一天從早到晚,希特勒能夠不斷地讀到最新消息。迪特裡希不停地向那個貼身男僕送材料,男僕總是站在元首的附近,當元首要材料的時候就遞過去,而元首是經常要看材料的。他經常每次閱讀一百份。
  這些新聞材料和畫報為他提供了有趣味的、有時是重要的事實。但是他和他的下級一樣,不能從這些報紙中得到關鍵的軍事秘密或政治秘密。嚴格控制著自己的報刊的希特勒,承認戰時報紙的報道是不全面的。
  「比方說,如果在這時候有人告訴我英國的反對派的力量有多大,誰參加了這個反對派,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益處的,」有一次他說道。「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讀報紙後所瞭解到的那些東西。」
  而且他非常清楚地認識到過份依賴報刊的嚴重危險。有一天,他在形勢會議上談到意大利戰線的時候,指著地圖上的某個地方說道: 「英國人散佈消息說,他們在這個地區作好了向我們這裡進逼的各種必要準備。這顯然是記者的胡說八道。」
  12.竊聽外交官談話
  在荷蘭海岸,離大海兩百碼的地方,有一座改建的青年招待所,技術人員正在裡面監聽一批電子設備,這些設備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情報活動的最聳人聽聞的成就:竊聽到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和溫斯頓·邱吉爾的無線電通話。為了防止竊聽,兩人的通話改變了頻率,電子設備自動快速地將變頻通話還原。秘密通話的錄音翻譯出來後,立即送給元首本人。
  這些設備屬於德國郵電部研究所。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郵電部研究所一直在為德國郵局研究保密通話方法,·因為德國郵局同多數歐洲國家郵局一樣,管理著自己國家的電話系統。戰爭開始時,德國郵電部長斷定還原敵人的變頻通話將對德國有更大的幫助。他將二十九歲的技師庫特·E·費特爾萊因,從變頻通話研究小組調到還原變頻通話研究小組。費特爾萊因覺得英國和大西洋彼岸美國之間的無線電話聯繫最有趣,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方面。
  為了防止他人用短波接收機竊聽這條線路上的通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英國郵局在發射時故意將聲音弄得含混不清,在接收時用一種叫做A—3 的電子裝置將聲音還原。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A—3 裝置,安裝在紐約沃克街四十七號一間鎖著的房子裡,所有無線電話在發射到大西洋彼岸前,都要先經過這間房子。
  德國郵電部也有A—3 裝置,同美國進行無線電話通訊,因此,費特爾萊因知道這種裝置的操作原則。但是他不知道籠罩著美國秘密通話的變化。費特爾萊因和他的助手們,在柏林環行街德國郵電部棕褐色大樓裡,利用示波器、攝譜儀、濾波器,耐心地分析在法國德占區波爾多附近竊聽到的美國發射的通話。到了一九四零年底,他們分析出了A—3 裝置的秘密參數——次能帶的寬度、分頻點和每隔十二分鐘變化三十六次的頻率轉換。
  為了解開日常變頻通話的奧秘,費特爾萊因打算製造一種裝置,這種裝置能使變頻通話正在進行的時候就把它們還原出來。這就要求要有一個極準確的時間標準,因為A—3 裝置在三十六次變動的變頻週期中,每二十秒鐘就變換頻率一次,掌握準確的時間,是應付大量變頻通話的唯一方法。
  費特爾萊因在尋找設立截收站的地點的時候,發現荷蘭海岸諾德魏克附近的接收效果最好。那兒既能接收英國發射機的地波,又能接收它發往美國的無線電波束的回波瓣。費特爾萊因接管了青年招待所,開始安裝設備,這些設備足足擺滿了兩三個起居室;三四個單旁頻帶接收機、濾波器、調製器、轉換器、磁帶錄音機和計時器。這些設備以一部石英晶體穩定計時器為計時標準,還原變頻通話的功效非常接近於A—3 裝置,即使一整天沒有通話,一旦通話重新開始,這些設備漏收的也只是一個音節的一小部分。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費特爾萊因的單位——有時被稱作研究站——已經開始截收和還原變頻通話。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郵電部長威廉·奧內佐格,這個表面上和藹可親、持有四十二號納粹黨證的老頭子,向希特勒報告了研究站在荷蘭海岸的驚人之舉,並且呈上一份截聽材料樣品。不久,費特爾萊因手下的十幾個技術人員,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地監聽同盟國的通話。羅斯福和邱吉爾之間的變頻通話,是由兩個菱形天線截收到的,當即被安裝的設備還原出來,而且錄了音。每日的通話常常多達六十次,從來不少於三十次。五六個頗能勝任的翻譯監聽這些通話,把其中有情報價值的挑選出來。最初他們當場翻譯出來,將翻譯的德文用密碼發往柏林。但是同盟國的變頻措施,使通話的質量下降,加上無線電干擾和偶爾翻譯得不準確,導致後來的通話就按英文原文發往柏林。由於奧內佐格同黨衛隊戈特洛布·貝格爾將軍要好,通話就直接發往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再由捨倫貝格轉報希特勒、外交部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研究站與元首大本營之間還有直通電話線。
  這個活動並不是完全一成不變的。有一次,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技術人員改變了波段,迫使費特爾萊因作了一些重複分析。一九四三年,同盟國突擊隊繳獲了海岸線上的部分德國雷達,德國人擔心研究站也有可能遭到類似的襲擊,於是,它遷到荷蘭東南部城鎮瓦爾肯斯沃德。在城鎮北面尼尤韋·沃爾雷塞韋格和德黑茲拉這兩條街交叉的林地裡,德國為研究站修建了一個直角形磚石和鋼筋水泥堅實掩體。研究站的工作人員,在由一英吋厚的鋼門防護著的工作室裡工作,在他們自己的廚房裡做飯,在安有老虎窗的房間裡睡覺,在有壁爐的起居室裡休息。掩體四周圍著籬笆,籬笆上安著帶刺鐵絲網。一九四四年秋天,研究站撤退到巴伐利亞。那兒離敵人的發射台太遠,大大影響了接收效果。
  截收的電話,多數是同盟國中級官員討論一般性問題。
  很多通話是請求增派部隊、飛機和其他供應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點五十分英國商務部三位官員之間的通話。這三位官員是同時在華盛頓出差的負責工業供應的赫伯特·陶特次官和負責商業關係與條約的約翰·斯特林次官,以及在倫敦的負責商業關係與條約的拉爾夫·諾埃爾次官。英文通話的部分內容如下(德國人用B表示英國,用A表示美國,在美國講話的顯然是斯特林);A:是我,我之所以要和你通話,是因為美國方面不出一個月,就肯定地認為英帝國是以如下的方法來估計根據租借法案提出的援助要求的。英帝國的每個成員國向倫敦提供一份該成員國對它的全部要求所作的估計的清單, 然後倫敦說能不能提供那麼多的東西……如果不能提供那麼多,就根據租借法案提出補助要求。你聽明白了嗎?
  B:聽明白了。
  A:……我想請你證實一下事情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不久前的一天,我們給你拍了一封電報,關於提供補助的第917 號電報。你收到了嗎?
  B:是的,我收到了。
  A:你可以忘掉這件事。  A:917.我要說的第二點是:桑德斯在我離開前給我一個條子,條子……講的是物資委員會分配鋼鐵的辦法。萊恩(?)在條子底下附了一句話,暗示不應把這張條子的事告訴另一方。
  我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不能告訴,……
  捨倫貝格在致外交部的說明信中,將此事誇張了一番。他說, 「美國方面充滿了懷疑和不滿情緒,因為這些國家既要根據租借法案要求提供物資,卻又不願提供有關它們自己產量的情報資料。」但是,即使捨倫貝格誇大其詞,弄虛作假,截收的情報很難說是非常重要的。
  高級官員的通話也沒有提供比這多得多的情報。研究站截收了同盟國許多高級官員的談話,他們之中有邱吉爾、羅斯福、馬克·克拉克將軍,英國駐美國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
  它竊聽到了艾夫裡爾·哈里曼在前往莫斯科擔任駐蘇大使這一新的職務,途徑倫敦時與剛被任命主管對外經濟事務的利奧·克勞利之間的通話。它收聽到了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同當時正在華盛頓、剛被任命為他的外交國務大臣的理查德·勞討論貨幣問題的談話。但是這些竊聽的收效甚微。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下午五點零五分,德國人竊聽到了羅斯福總統的最親密顧問哈里·霍普金斯同邱吉爾的談話。
  (邱吉爾使用約翰·馬丁的化名,但德國截聽者聽出了他是何人。)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一直在討論意大利即將對德宣戰的問題,霍普金斯與邱吉爾談的大概就是這件事,但是沒有透露肯定的線索:B:我是約翰。
  A;什麼事?
  B:你能給我一個有希望的答覆嗎?
  A: 可以。
  B:好。
  邱吉爾接著說某件事「可以敞開來談,並且……」霍普金斯回答說, 「是的,」邱吉爾又不得不重複好幾次。接著sA:報告(或紀錄)還未發出,但即將發出。
  B:我明白了,好。
  A:好吧,再見。
  B;再見。
  透露情況最全面的,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吉爾同紐約一位官員的談話。談話譯成德文後,送給了希特勒。裡面有一句最有意思: 「你們會加快作出最大的努力。」
  這些談話缺乏實質內容,可以肯定,這是因為人們普遍承認變頻通話並不安全。大西洋線路的話務員經常提醒通話者注意這一點。通話者多半是在需要迅速得到某一個問題的答覆,或者在需要作些討論、但又不至於洩露任何機密的情況下迅速解決某個問題,或者在他們有時只是想聽聽對方的聲音的時候,才不顧安全而進行通話。
  儘管如此,邱吉爾和羅斯福並不總是像他們應有的那樣謹慎。事實上,邱吉爾酷愛打電話,一天到晚動不動就拿起話筒叫羅斯福,而羅斯福也是言談輕率,使德國人感到驚訝。和較低級的官員不同,羅斯福、邱吉爾和其他幾位高級官員在打電話時,電話員並不提醒他們通話保不住秘密。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個跡象:當沒有這樣的提醒時,就是一位重要人物在打電話了。部分由於這個原因,部分由於邱吉爾和羅斯福的重要身份,兩人之間的一些通話所透露的情況,比截聽到的其他通話所透露的情況更為重要。有一次通話暗指的是為越過英吉利海峽進攻歐陸而進行軍事集結,證明登陸的日期更臨近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一次通話,使德國人推測出同盟國一直在同墨索里尼下台後的意大利新政府打交道。雖然這僅僅是推測,截收的這份情報更加堅定了德國人的決心;要盡快地把軍隊派到意大利,不讓同盟國因為意大利反戈而佔便宜。德國人的這個決心堅持了三天。
  但是,這些結果充其量是勉強的旁證材料。最後,就連這樣的材料也越來越少了。竊聽同盟國高級官員的無線電通話的絕技,實際上沒有取得重大成果。德國人並沒有非同尋常地洞察出·同盟國的計劃。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員在一捆截聽材料上大失所望地批道那樣: 「一般來說,從這些材料中得不到多少東西。」
  研究站只是德國通訊情報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一點不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高潮時,德國從事這種活動的大型機構不下九個:1 ·研究站;2 ·赫爾曼·戈林領導的一個獨立機構——研究部,從事竊聽有線電話、截收無線電報、破譯整個政治經濟領域中的密碼情報;3 ·破譯外交電報的外交部人事行政處;4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指導武裝部隊的密碼工作,破譯高級的軍事和外交密碼;5 ·陸軍無線電情報機構,6.空軍無線電情報機構;7 ·海軍無線電情報機構;8 ·德國保安總局六司無線電觀察站,破譯外交電報,一九四三年解散;9 ·信件電報檢查機構。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機構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一個原因是情報分工;陸軍破譯陸軍的密碼,海軍破譯海軍的;信件電報檢查需要有一個機構,這個機構不同於截聽大西洋兩岸之間的無線電話的機構。另一個原因是貪權:戈林、裡賓特洛甫和陸軍死死控制住各自的情報機構,其實這些機構在相當大程度上提供同樣的情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希特勒不願只讓一個情報機構控制他的情報,他總是寧願不怕重複,也要幾個最好是互相競爭的不同機構為他提供情報。這樣的重複工作,使通訊情報同其他形式的情報,例如間諜情報比較起來,就更加廉價、更加不費力氣,而且更及時、更可靠。
  儘管這些機構互相競爭,有時免不了算舊帳,因而關係一直比較冷淡,但它們在技術問題上卻合作得相當好。
  這些機構中最大的機構,對德國的對外情報活動的貢獻卻最小。在德國和德占區,有時有二十多個信件電報檢查站從事檢查工作,僱用數以千計的工作人員。信件電報檢查站先由諜報局、後由德國保安總局領導。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檢查站,專門啟封檢查德國和瑞士、德國和法國的德占區之間來往的信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該站有九十七個軍官、一百二十個文職官員和二千五百八十個僱員,每天檢查的信件達十二萬至十五萬封。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每天平均檢查的信件下降到不足二萬封。工作人員數目也下降了。
  對大量信件電報進行檢查,從中挑選出零零碎碎的情報。信件中包括經過德國的中立國信件,最初是抽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改為全部檢查。每個檢查站將它認為對以後有用的信件電報送給柏林的一個中心估評站,中心站將它們分為政治、軍事和經濟幾大類,然後把它們轉給有關機構。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心站告訴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經濟情報處、卡納裡斯的對外情報處和海軍情報機構:英國國防運輸國務大臣接受了法國的《多里茲艦長》號輪船。中心站還報告了下述情況;葡萄牙向英國出口甜麵包;美國並不缺水銀,同盟國大麻供應面臨嚴重困難。經濟情報處說它從每天收到的兩三百封信件電報中獲得了「有價值的」情報。
  戰爭爆發之後三天,黨衛隊保安處對外情報組召見三十九歲的約瑟夫·戈特洛布談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戈特洛布只有十幾歲,就在前線擔任電報員,後來在電子公司和其他公司任職,擔任出口談判代表,在工作中掌握了技術專長,學會了外語,取得了對外國的第一手的瞭解。這樣的多面手是不可多得的。黨衛隊瞭解這個情況,因為他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就在好幾個納粹黨機構擔任翻譯和語言教官。
  黨衛隊要他建立一個無線電情報站。他照辦了。由於幾個星期以後成立了德國保安總局,他的情報站成了德國保安總局A組六小組,後來的登記名稱是F組六小組、F組七小組、F組二小組,但始終稱為無線電觀察站。戈特洛布本人從黨衛隊中尉晉陞為黨衛隊少校。
  這個單位的核心是由一批奧地利密碼破譯員組成的。為首的是安德烈亞斯·菲格爾上校。他被稱為奧地利密碼員的鼻祖。菲格爾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創建了奧匈皇家和帝國陸軍密碼破譯局,為該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的成功發揮了關鍵作用,後來又為內務部長做同樣的工作。鼻祖的稱號是由另一個奧地利密碼破譯員阿爾貝特·朗格爾博土替他取的。朗格爾在奧地利被併吞後加入了黨衛隊。最後戈特洛布的單位共有四十七名專家和助手,單位地點在柏林雅戈夫大街十八號。
  他們的截聽破譯材料來自宣傳部設在海牙的一個監聽站。一九四二年,該站每天提供十頁外國外交電報。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朗格爾在一九四一年前後離開了觀察站,調去偽造英鎊。無線電觀察站在破譯一些小國家的密碼術方面仍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當一些截收材料難住了其他人,憋得他們只好退到後屋,抱著一壺濃咖啡大喝起來的時候,菲格爾接過截收材料,一舉將它們破譯出來。但是觀察站沒有取得令人難以忘卻的破譯成果,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司長瓦爾特·捨倫貝格不得不向其他機構乞求截收材料的破譯結果。
  此外,捨倫貝格不信任戈特洛布,許多人認為他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物。這些因素,加上戈特洛布不適合當領導,導致該站在一九四三年被解散。戈特洛布前往馬德里;這些密碼破譯員由破譯密碼改為編造密碼。
  九個機構中最有錢、最機密、最納粹化、最有影響勢力的是戈林的研究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高潮時,它有六千僱員,其中一半是納粹黨員,在柏林有專門的工作場所,數以百計的線路向那兒提供原始截收情報。但是它在一九三三年開始活動的時候只有五、六個人,在一個頂樓上工作。
  研究部的創立者是戈特弗裡德·沙佩爾,四十多歲,小個頭,紅頭髮,精力充沛,容易感情衝動。他早就想為德國建立一個如實反映情況的中心通訊情報機構。他最早有這個想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他接替德國陸軍無線電情報機構創立者路德維希·福伊特、擔任參謀總部無線電台及其密碼破譯機構的負責人的時候。他把他的想法告訴了魯登道夫,建議在戰後辦這件事,但德國在戰爭中遭到失敗使這一計劃破產。沙佩爾本人經常失業,所有的心思用於謀生餬口,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被國防部密碼中心僱用。他不喜歡密碼中心多管閒事、從事政治密碼分析。希特勒上台後,他看到實現他的夢想的機會來到了。沙佩爾憎恨猶太人,一九二零年加入納粹黨,一九二三年暴動失敗後脫黨,但在一九三一年又重新入黨。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同納粹密碼中心另外兩個僱員一起,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認識的戈林提出了他的建議。 他本來希望將這個機構附屬於總理府,因為總理府缺乏部級的專門機構,但希特勒擔心有人壟斷情報,打破了他的這個希望。戈林馬上意識到這個建議對他自己有利,接受了這個建議。他答應了沙佩爾提出的條件:使這個機構獨立於政府各部,隸屬不是作為部長而是作為個人的戈林本人領導。戈林喜歡沙佩爾將這個機構取名為「研究部」的建議,因為「你們確實是研究真實情況」。沙佩爾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戈林要他提名一位負責人:他不好意思提自己,只好提漢斯·席姆夫海軍少校。席姆夫性情開朗,討人喜歡,曾經擔任海軍密碼機構駐諜報局的聯絡官和所有德國情報機構的中心聯絡官,同戈林是老相識。戈林接受了沙佩爾的提名,席姆夫於是立即退出海軍,加入納粹黨。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研究部開始在戈林的空軍大樓的頂樓上工作。到了七月,它吸引了大約二十個電報員、電話技師、密碼破譯員和情報分析員。它開始使用一個郵局無線電台監聽無線電廣播,它從國防部那兒把竊聽有線電話的那一攤工作搶了過來,國防部至少從一九二五年就開始從事這項活動。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它不得不搬到一個前飯店裡,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又搬到一組經過改建的住宅建築物——席勒柱廊,這組房屋座落在席勒街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四號,但離街面有一段距離。以前的房屋變成了辦公室,地下室裡擺滿了一排排電傳打字電報機和充氣管花彩。研究部一直呆在那兒,直到空襲摧毀了其中的許多建築物,它又被迫向一些分散的地點作了一連串的搬遷。
  研究部有六個處,到一九四一年,處升為局:一局,行政;二局,人事;三局,分發收到的請求信件和精選收到的報告;四局,密碼破譯;五局,情報估價;六局,技術設備研製和保管。研究部部長席姆夫在一九三五年因為一起戀愛事件自殺,繼任人是克裡斯托夫·馮·黑森親王,他是戈林的一個老朋友的弟弟,基督教徒一個最老家族的成員。一九三九年他自願服役,行政局局長沙佩爾擔任代理部長。當克裡斯托夫於一九四三年在意大利上空被擊落後,沙佩爾終於實現了他的野心,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擔任了研究部部長。
  研究部的情報完全來自電訊。(短期冒險從事間諜活動,在遭到了可恥失敗後,就沒有作進一步的嘗試了。 )有些方面,比如新聞或外交無線電報,研究部盡可能多地收集,但在例如電話通話這樣一些提供的情報的數量非常巨大的領域裡,它只是挑選其他機構請求提供的那些情報。有時這樣的請求指名要有關某個人或某個組織的情報,於是研究部就監聽這個人或這個組織的通話。有時這樣的請求比較籠統,比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部情報處要求提供與經濟有關的政治軍事情報。其他機構請求提供竊聽電話的情報時,需要得到戈林的批准。通常他在一天之內就批准了,在情報材料上寫上他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G,」,有時候,他不批准提供這些材料,在材料上寫上「不能提供」。研究部搜集情報的機構有一部分在柏林,但有許多分散在全國各地,以便獲得較好的無線電接收效果,或者竊聽地方上各組織之間的通話。
  研究部的電話竊聽機構是它的A號研究站。在戰爭中期,這樣的研究站,在大德意志的城市有十五個,在德占區的城市也有十五個。僅在德國,他們就有一千個搭線竊聽器,一半在柏林,一半在外地。電線把各郵局的電話線同這些研究站聯結起來,多數研究站設在租借的房屋裡,但有一部分就設在郵局建築物裡。在柏林,A號研究站設在席勒街,在科隆,設在康斯坦丁街一號;在杜塞爾多夫,設在郵局大樓的第二層。在但澤,設在警察局的三層。在有些被德國佔領的國家,研究部乾脆接管現成的監聽機構,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就是如此。
  每個A號研究站有若干監聽站,每個監聽站負責竊聽的搭線最多達二十條。當電話通過搭線時,電燈泡一閃,監聽員(被稱作Z員)戴上耳機竊聽,並把通話記錄下來。如果通話太快,他就錄音。如果通話用外文,或者他太忙,他可讓另一個Z員來監聽。監聽完畢,他將記錄整理成Z員報告,通常使用間接引語,但特別重要或有疑問的部分就用直接引語。這些報告通過電傳打字電報機發往柏林的選報中心,選報中心再將報告送給合適的估價情報的單位。在晚上、星期日和假日,所有通話都被錄下來,等工作人員上班時再放錄音。
  B號研究站是無線電接收站,歸研究部租借的郵局所有,並由郵局管理。研究部最初只有一個B號研究站,設在貝利茨,後來數量增多,在德國國內有七個, 在國外有五個。它們集中截收三種無線電報:外交電報(只要能看得懂),新聞(美聯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其他通訊社的電訊),以及經濟電報(通常按照具體命令截收)。他們在截收經濟電報時,集中注意大型國際銀行、軍工企業、商船和訂有大宗商業協定的企業發出的無線電報。
  C號研究站的無線電截收站監聽廣播,例如重要政治家的講話。在研究公開政策聲明方面,速度特別要緊:有時候,一篇講話尚未收完,情報分析員就已經開始對它進行研究了。
  在柏林的一個建築物的地下室裡,有一個大房間,裡面的五十台電傳打字電報機日夜劈劈啪啪地截收電報。它們聯結一些專線,包括經過德國的英國——印度電纜,把通過專線的每封電報都打了出來。後來在維也納和某些電話監聽機構內部也建立了類似的單位。截收電傳打字電報的是Dl研究站,它們幾乎全部自動化,需要的人最少。截收普通電報的D2 研究站的工作人員,需要懂多種語言,他們多半在當地電報局內截收電報,根據研究部總部提供的一份名單進行工作。僅僅柏林每天仔細檢查的國內電報約有三萬四千封,外國電報八千至九千封,幾乎所有這些材料都是為了進行經濟研究。
  密碼材料交給四局破譯。四局的老手比研究部其他任何部門都多。四局局長格奧爾格·施羅德,這個巴不得解開使許多人在蒙特卡洛傾家蕩產的數學疑謎的人,是沙佩爾的兩個最老的同事之一。這個單位當然主要破譯外交密碼電報,其次是私人密碼電報。它的二百四十名工作人員,在霍爾瑞斯型計算機的幫助下,破譯出了他們經手的全部密碼的四分之三,使他們——在戰前——能夠看懂經過柏林的外交電報當中的一半電報。在戰爭期間,他們每月破譯大約三千份截收的電報。至少在一段時間內,被破譯的密碼中有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高級外交密碼,不過英國的絕密密碼並沒有破譯出來。研究部並不比其他單位更能破譯俄國的外交密碼電報,但它曾經破譯出烏拉爾以東各軍工中心之間使用的一種俄國密碼系統,研究部把這看作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因為這個密碼系統被破譯後,產生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所有這些來源提供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斷送到三局一個大的整理情報的單位,這個單位選掉沒有價值的情報,將剩下的情報送給五局的各個處,進行分析研究,並寫成報告。
  十一處(國際政治處)在它的活動高潮時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經過破譯的電報,四萬二千份明文電報,一萬一千份廣播記錄,一萬四千份Z員報告,一百五十份報紙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電訊稿。十二處(經濟處)每天收到大約十萬份截收電報中的二萬份。這幾個處,加上十三處(國內政治處),每天向五局局長瓦爾特·賽費特提供大約一千條情報。他將這些情報壓縮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報告,其中有的是簡短的單項截收材料,有的是幾頁長的研究報告。這些報告力求客觀,有疑問的地方都在括號裡註明。在淡褐色紙上套套印紫色字體的報告用於對外發行,這些報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頁報告。褐色當然是納粹黨的顏色。  一」這些報告首先送給戈林,除了特別長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關他的笑話,這些笑話常常是很傷人的。然後送給要求提供情報的機構和其他可能用得上這些情報的單位。
  但是這些情報的供給有時發生困難。戈林本人有時不讓提供這些情報。在德國保安總局,捨倫貝格想以納粹黨對外情報頭子的身份,用他的情報換取研究部的報告。可是他什麼也不拿出來,而沙佩爾覺得捨倫貝格太年輕,野心太大,幾乎也不向他提供情報。當戈林的機構向希特勒遞交裡賓特洛甫所沒有見過的外事報告的時候,裡賓特洛甫的心裡是很火的。有時候,他將褐色活頁報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紙上,蓋上外交部的圖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頁報告的運送受到嚴格的監督。研究部的信使將它們裝在郵袋裡鎖好,送給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員簽收。一個月後,材料送還研究部銷毀。
  這個大型機構收集的情報,有很大一部分是經濟情報。
  它截收的關於外國工業活動的情報,有助於空軍;斷更新有關未來轟炸目標工廠的檔案。空軍關於蘇聯四四七飛機工廠的檔案中有一份材料,這份材料是根據研究部的一份報告寫的,而研究部的報告又是根據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該工廠要求提供工廠預制構件的電話寫成的。研究部的情報還有助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部估計敵人的生產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報產品中,經濟報告大概是最受歡迎的,但是它們的趣味性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報,沙佩爾估計兩者的這種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機中,當希特勒要霸佔蘇台德區的時候,研究部利用倫敦和布拉格的電話線經過德國來截收英國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話。它經常監聽捷克駐倫敦大使揚·馬薩裡克同他的總統愛德華·貝奈斯磋商的電話。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四分,當一九一八年以來最尖銳的國際危機達到高潮的時候,研究部竊聽到兩人之間的下述談話:馬薩裡克;我在這裡說過,為了和平,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並且準備進一步作出各種努力。但我們絕對不能從我們的立場後退。
  貝奈斯:我們讓步是絕對不可能的。
  在談話結束的時候,勸告對方注意身體:貝奈斯:簡直不能想像我有多麼忙。
  馬薩裡克:真沒辦法,你睡得還好嗎?
  貝奈斯:還好。
  馬薩裡克: 要緊的是睡好覺,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這份情報交給柏林,顯然試圖散佈同捷克人的不和,由於有些話似乎表明馬薩裡克正同執政黨的反對派進行接觸,馬薩裡克否認了這次談話,但研究部同時監聽到了英國特使的評論,評論暗示英國撤消了對捷克人的支持,將允許德國佔領軍事要地蘇台德區。馬薩裡克對記者說: 「再也沒有辦法了……全完了。」當希特勒看到這個報告的時候,對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裡樂滋滋的。由於他心中有這個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和慕尼黑逼著內維爾·張伯倫奉行臭名昭著的綏靖政策,以便實現「我們時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對波蘭提出的要求舉行的緊急談判,使研究部有機會洞察英國、法國和波蘭的外交手腕。
  它竊聽柏林的大使館、高級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國記者的電話。它竊聽到英國大使同本國外交部的談話,同法國大使的爭論,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蘭大使進行接觸。它還竊聽到法國大使會見希特勒後對和平表示的悲觀,以及他向他的總理表示的決戰信心: 「如果德國人發動進攻, 我是相信(法蘭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戰爭爆發的時候,竊聽電話的機會幾乎完全消失了,破譯的密碼電報填補了空白。戰爭期間,破譯的密碼電報的數量有了相當大的增長。然而,研究部在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卻是在和平的最後時刻最富有戲劇性地得到了證明的。
  瑞典企業家和非職業外交官比耶·巴萊魯斯,試圖通過談判解決德國與波蘭、法國和英國之間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點,當他正在戈林的鄉間別墅卡琳宮同戈林會談的時候,一個送信的人拿著一個紅信封急急忙忙跑了進來。紅信封信件是通報緊急國家大事的。戈林拆開信,念了裡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譯的電報,這封電報是波蘭政府在一兩個小時前拍給它駐柏林的大使的。電報命令他不得進行任何實質性談判。雖然戈林意識到表露這封信將毀了「一個實際而又重要的情報來源」,他還是讓巴萊魯斯看了這封信,好讓他轉告英國大使,因為正如他所大罵的那樣,這封信證明波蘭人不講信用,證明德國人的態度是正確的。這並沒有影響希特勒的計劃,反倒為他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宣傳論點。
  研究部最重要的破譯結果必須送給希特勒。因此,他看到了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日本外相呼籲和平的信件,同一天,這封信也送到了應當接收這封信件的國家德目。他讀到了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就伊朗、英國和蘇聯結盟的計劃同伊朗首相進行討論所寫的報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土耳其駐莫斯科使館關於軍事形勢以及蘇聯的計劃和所作的準備的報告。幾個月之後,他還看到了研究部的秘密人士編寫的、有關同盟國在中東的外交和軍事形勢的報告。
  有時候,研究部提供了未來活動的線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戈培爾在他的日記裡寫道: 「我收到了研究部的一份秘密情報,這份情報證明了這樣一種看法,即羅斯福正計劃在某個地方會見斯大林。應當說這個情報仍然相當缺乏事實根據。這個報告或許是根據羅斯福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就舉行這種會晤的可能性同邱吉爾和斯大林進行沒有結果的通訊寫出的。它或許使德國人更加警惕到三巨頭會晤的可能性。有時候研究部清楚地看出了問題。 「我從研究部得到了有關邱吉爾訪問華盛頓的目的的材料,」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戈培爾寫道,當時會談仍在進行。 「從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邱吉爾的意圖是要在斯大林和羅斯福之間進行斡旋。但是,即使研究部的強有力的通訊情報,也不可能窺探出同盟國的戰略計劃·雖然研究部在報憂時不費躊躇——比如,它告訴戈培爾,在俄國的外交使團對於德軍在斯大林格勒的慘敗感到十分震驚——但是接受它的情報的單位總是挑選它們願意看到的使人高興的情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同盟國軍隊在北非登陸後一個月,戈培爾寫道: 「我在閱讀關於達爾朗事件的綜合備忘錄,裡面從頭描寫了這個法國海軍上將的變節行為。」但這不是事實。親納粹的達爾朗,只是在看準風向後改換了門庭。
  因此,儘管研究部作了種種努力,儘管在編寫褐色活頁情報方面如此謹慎和客觀,儘管這個機構受到了納粹黨的信任,當它的材料違反希特勒和納粹領導人的主觀願望時,它就被忽視。負責估價情報的五局局長瓦爾特·賽費特說;「我覺得它們(褐色活頁情報)確實有人讀,但是它們並沒有作出合適的結論。」
  外交部也破譯出了外交密碼電報。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發現這些密碼電報是非常有用的,」一位高級官員說。
  我記得,我們是如何知道在柏林的某個國家的大使,表面上總是極力表示尊重和羨慕希特勒與納粹政權,實際上,他在向自己的政府報告時卻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更有甚者,他報告的情況不準確,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歪曲事實。我們知道了他的報告的內容以後,就明白應該對他講些什麼,並據此確定我們的指示;這還有助於我們確定向德國駐他那個國家的外交代表發出什麼樣的指示。我們也知道了在同他那個國家的外交部談話時需要特別闡明或強調哪些論點。而且,如果事前知道一個外國代表得到了什麼樣的指示, 當他按照這些指示拜訪我們的外交部時,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這自然是大有幫助的。
  外交部是根據德國總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簽署停戰協定後不到一個月發佈的一項命令進行這項工作的。這項工作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負責人,是已經退役的通信兵上尉、三十二歲的庫爾特·澤爾喬,同研究部部長沙佩爾一樣,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接替福伊特擔任參謀總部無線電台的負責人的。他是一個能幹的組織家。一九三三年,他的單位大約有三十個文職工作人員;一九三六年,在外交部的一次改組之後,這個單位的名稱是人事行政處Z組(Z或許表示機密和密碼破譯人員同該處其他人員的隔離)。
  在戰爭中期,人事行政處Z組僱用的工作人員最多,約有三百人,在柏林西南達勒姆區的一個花園公寓和附近的一個女子學校裡工作。大約只有五十人是密碼破譯人員;其他人是辦事員和支援工作人員。後者當中有一個由一位牧師領導的情報組。它根據無線電廣播、外交部備忘錄、同盟國的報紙和人事行政處自己收集的情報整理資料,當密碼破譯人員向他們提出問題,比如「星期四在PO——這個地方同——N這個人談話的那個W——是個什麼人」,它就可以提供答案。
  人事行政處Z組存在期間,破譯出了三十四個國家的密碼,雖然不是那些國家的全部密碼。它們包括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主要國家——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美國、梵蒂岡。最初它集中破譯法國的密碼電報,在一九四O年法國被打敗時大約破譯了一萬五千份。後來破譯法國密碼電報的工作放鬆了,儘管法國及其在北非的領地仍然起著重要作用。意大利密碼電報的破譯加快了速度。從開始計算時起到一九四O年十一月底,人事行政處Z組雖然只破譯出了大約六千七百份意大利密碼電報,但在後來的十六個月中,它又破譯了三千七百份——耐人尋味地標誌著一個獨裁者對另一個獨裁者的不信任。美國密碼電報的破譯一直處於第十位的水平。奇怪的是,人事行政處Z組破譯的美國密碼電報,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四個月比在這個事件之後的四個月耍多得多——五百四十份對一百二十九份。後面這個數字表明每天只破譯一份,而美國國務院每天發出的電報肯定是大量的。
  在破譯數量上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在破譯質量上顯然比其他密碼的破譯質量要高),是人事行政處對土耳其密碼電報的破譯。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入侵俄國之後,截收的土耳其電報佔了外交部呈送希特勒的人事行政處材料當中的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需要盡可能多地瞭解他們這個強大而又危險的鄰國,他們在莫斯科駐有第一流的外交官和武官,為他們提供了有關蘇聯所發生的事件的具體而又準確的報告。破譯這些電報,就可以使德國人瞭解在這個敵對的國家裡一個敏銳而比較不帶偏見的觀察站的觀察。
  土耳其人從俄國發回的、被德國人截收後送給希特勒的電報包括;關於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軍事檢閱中展出的作戰裝備的報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軍的進攻在莫斯科城前被制止之後不久,斯大林對前線形勢感到滿意的情況,斯大林艾登會談的結果;蘇聯關於召開莫斯科會議和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蘇聯在斯摩稜斯克周圍發動進攻(實際上那場進攻己在展開)的計劃;以及美國的坦克和飛機運抵俄國的情況。
  一九四零年,人事行政處Z組開始破譯美國國務院的一種主要密碼。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它能夠全部破譯當時正同北非的法國人進行微妙談判的美國外交官羅伯特·墨非拍發的電報,並把破譯後的電報送給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有一份電報的內容是,在法屬北非擔任指揮官的法國將軍馬克西姆·韋岡的一位助手,要求美國保證提供軍事援助。德國人知道韋岡不是他們的朋友,但是只有當他們握有維希政府一位人士所說的他同美國人打交道的「真憑實據」之後,他們才迫使維希政府撤了他的職。因此,人事行政處Z組的破譯結果破壞了美國的外交活動,為德國贏得了時間和有利條件。
  一九四一年秋天,人事行政處Z組破譯了涉及到最高級國務活動家的兩份美國電報,並把它們送給希特勒。在一份電報中,伊朗國王在一次特別會見中對美國駐伊朗大使說,他「對德國人不抱同情」。然而,希特勒對此並不感到驚訝,因為僅僅幾個星期之前,英國和蘇聯軍隊實際上佔領了伊朗,使德國在那裡的任何力量都不能發揮作用。第二封電報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羅斯福致斯大林的加急密碼「私人電報」,羅斯福在這封電報中向斯大林保證: 「將會找到辦法來提供在各條戰線上同希特勒進行戰鬥所需的物資和供應品。」十月八日,希特勒看到了他的主要敵人之間的這次通信之後兩天,德國的新聞機構大概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利用這次通信掀起一場宣傳攻勢。它發表了這封「從可靠人士那裡」獲得的電報,藉以揭露「美國總統把整個歐洲,因而也就是把整個歐洲文化和宗教信仰雙手捧給布爾什維克的意圖」。
  這個事件無疑表明德國人破譯了一種美國密碼,但美國國務院並沒有改變它的密碼系統。因此,德國外交部人事行政處Z組繼續窺探美國的外交機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之後五天,人事行政處Z組向他提供了一封羅斯福六天前拍給維希政府首腦亨利·貝當元帥的電報,這封電報談的是大西洋海戰。羅斯福敦促貝當親自下令禁止法國船隻從西半球法國殖民地的任何港口開出。第二天,當時擔任代總理和法國海軍部長的達爾朗同意下達這樣的指示。但是羅斯福後來的一次嘗試就沒有這麼成功。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警告貝當,如果貝當把強烈親希特勒的皮埃爾·賴伐爾重新拉進政府,美國將「斷絕現存的關係」。當華盛頓的某個人在這封加急電報上蓋上「此電報用密碼拍發,在無論向任何人拍發之前,應仔細將它譯成密碼」的印章之後四天,希特勒就讀到了這封電報。這個威脅既沒有嚇唬住他,也沒有嚇唬住貝當,因為幾個星期之後,賴伐爾當上了總理。美國撤回了大使,但沒有斷絕關係;最後反倒是維希政府在同盟國軍隊進攻北非之後同美國斷絕了關係,賴伐爾還大大方方地告訴美國駐維希代辦:美國「暫時還有使用密碼的自由」。
  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人事行政處Z組的破譯數量下降了。雖然土耳其的電報仍在破譯,從瑞典發出的詳細報告蘇軍編制的那封電報就是一例,但美國人以所謂滑片式密碼系統代替了原來的密碼。人事行政處Z組設法破譯了這個系統,但花的時間太長,當密碼破譯出來以後,它已經過時了。當密碼改變以後,人事行政處Z組就完全傻眼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並沒有關係。因為納粹領導人常常不理睬討厭的情報。雖然人事行政處Z組在送給元首的非常重要的電報上標上一個綠色的F,裡賓特洛甫並不總是把壞消息送給他看的。即使是希特勒看過的截收電報,他也並不總是欣賞它們的。在一封詳細介紹俄國農業狀況的長長電報上,希特勒攔腰潦潦草草地批道: 「這不可信。」正如人事行政處Z組的一個密碼破譯人員後來哀訴的那樣: 「即使我們有一份最好的情報,別人也不把它當好情報看待。」
  13.電子偵探
  一個德國翻譯貓著腰,全神貫注地收聽著耳機裡俄國人的談話。談話是從電話竊聽小組的成員為了截聽蘇聯戰地電話談話而在兩個星期以前埋設的一根電話回線傳出來的。
  這是一九四二年初的一個冬日,在他的周圍,德軍更加緊緊地從四面八方咬住黑海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爾。但是俄國人堅韌頑強地守衛著他們的克里米亞堡壘。像一隻能用爪子猛抓折磨它的人一樣。他們向德軍發動了一系列反攻。在過去一個星期裡,這個翻譯所在的部隊第二十四步兵師。就遭到俄軍許多次反攻的打擊。
  在這場陣地戰中,電話竊聽小組的主要職責,就是竊聽敵人的將會暗示俄軍意圖的談話。從而預防敵人的突然襲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電話竊聽小組的成員在德軍暫時停止了對塞瓦斯托波爾發動的首次系統進攻,預料俄國人可能展開反攻的時候,於一月七日偷偷爬到俄軍前線,埋了一根電話回線。這是所埋的三根電話回線當中的一根,它實際上沒有和敵人的電話線連接上,而是接通地上的電話回路,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監聽電話的阿倫特裝置一樣。因此,這根電話回線截聽到的不是一條線路上清楚的談話,而是大約二十個電話站串在一起的談話聲和嗡嗡的響聲。在第一個星期裡,它提供了關於敵軍的裝備、補給、補充兵員、命令、觀察活動、土氣、傷亡情況以及戰鬥措施等一般情報。它曾經兩次使德軍得以保全他們的偵察兵的性命,一次免受敵軍的火力襲擊,一次免受包圍,因為它將俄軍發現這些偵察兵的情報預先報告了德軍。
  一月十五日,俄軍開始為期一周的一系列進攻,主要目的是奪取可以俯視德軍後方的觀察哨所,並且牽制和削弱德軍。德軍的這些電話竊聽者提供了線索,幫助他們所屬的那個師密切注視俄國人的動向。他們聽到一個打電話的人問:「我從哪兒可以搞到一些杜松子酒?」還聽到另一個人保證從機槍掩體裡「掃射,拚命地掃射1 」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俄軍開始發動進攻。兩軍在主要塹壕沿線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有一個地方被俄軍突破,但很快就把他們打退了。晌午之後,雙方停戰。步兵們在等待著,心中沒有底,不知道這天的仗是打完了呢,還是俄軍突然間就要向他們發射密集炮火,接著再次發動進攻。
  下午四點,這位翻譯聽到俄軍第二十一號指揮所呼叫各連連長收聽電話。他剛開始的時候聽不清楚,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就聽到第二十一號指揮所的指揮官清楚地喊道;「還剩四十五分鐘。」
  十分鐘以後,一個俄國人在電話上問另一個人;「烏西納!我們什麼時候再次開始Y」
  回答說:「三十五分鐘以後。」
  這個翻譯將這段談話報告了師部情報官,後者正確地判斷出敵人準備再次發動進攻。德軍有了戒備。當俄軍正在集結各連兵力的時候,第二十四步兵師和鄰近的第五十步兵師的炮兵,以及軍部直屬炮兵部隊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當他們最後成營地發起進攻的時候,只有少數主力部隊才接近了德軍的主陣地。步兵用輕武器將他們擊退。俄軍接連發動了幾次配合得不協調的進攻,每次都被打退。下午六點四十五分,他們終於放棄進攻,撤回原地,德軍因此牢牢控制了主陣地。
  第二天,第二十四師情報官宣佈; 「電話竊聽偵察在一月二十一日敵人的進攻中再次取得了重大成果,為勝利擊退這些進攻打下了基礎。在防守中,電話竊聽偵察可以發揮重要控制作用,這一作用得到了作戰部隊的普遍承認。」
  同政界不一樣,軍方歡迎通訊情報。實際上,在戰地,通訊情報是獲取敵軍情報的最重要渠道。
  為了獲取通訊情報,陸軍、海軍、空軍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根據各自的需要建立了自己的通訊機構。其中最老的,從理論上說協調所有同類機構的,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瓦解了德軍的通訊情報機構,把這些機構的許多工作人員拋到街頭。為了保存這個有價值的工具,為了使人們就業,一位只有二十四歲、骨瘦如柴、開朗坦率的中尉,在同德國和來自俄國的共產黨人作鬥爭的准軍事組織——自由軍——裡建立了一個無線電情報機構。這個中尉就是埃裡希·布申哈根。他從一九一五年起就擔任電報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陸軍總司令部負責通訊情報分析,還在意大利前線同奧地利人一起從事無線電情報工作。他所在的志願人員情報分析所,是在一九一九年初開始工作的,這個所設在柏林腓特烈大街二零三號那棟房子的頂層。起初,它只是翻譯從俄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的無線電通訊中截收到的普通文字材料和電台廣播。一九一九年春天,密碼分析人員參加進來了,到了五月,這個機構開始提供密碼分析結果,俄國的一種野戰密碼被部分破譯就是一例。不久以後,防務部門接管了這個機構。陸軍為了把收集情報的機構集中起來,作了一次值得稱道的嘗試,將這個機構附屬於軍隊部三處(情報處)。它取名為密碼中心,搬進了本德萊爾大街陸軍總司令部。
  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布申哈根離開的時候,密碼中心的工作人員增加到三十二人。他的繼任人都是一些軍事行政管理人員,除了一兩人之外,並不大懂通訊情報工作。長期的專職負責人是威廉·芬納。他高高的個頭,一副溫文爾雅的教授氣派。一八九一年,他出生於彼得斯貝格,在那兒上過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俄語翻譯和大本營幾個參謀機構的情報官。後來,他在近東當了短時期的德國特務,被英國人抓獲,關押了一年。憑著他同情報機關的聯繫,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密碼中心,第二年擔任了密碼分析組的負責人,是一個對工作勝任愉快的技術領導。他雖然富有組織天才,但還是過分強調了他的密碼分析組的工作的重要性,從而損害了整個機構。他的一個下級認為,他之所以拒絕合作,是由於他的態度基本上是消極的。這個下級把他比作歌德筆下的「否定一切的魔鬼靡非斯特」,但也把他譽為德國密碼分析人員的「靈魂和靈感」。
  一九二八年,一位新任國防部長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將諜報局劃歸國防部,將所有情報機構交由諜報局集中領導。早就為國防部和陸軍破譯密碼的密碼中心,同諜報局一起從陸軍總司令部搬到國防部。密碼中心成為諜報局二處。
  同國防部沒有工作聯繫的海軍密碼破譯機構,只在諜報局建立了一個聯絡處。這種安排持續的時間不長,到了三十年代諜報局改組的時候,就把這兩個聯繫統統取消了。密碼中心雖然同諜報局保持獨立,但仍然留在國防部。海軍保留了它的密碼破譯機構。陸軍則正在建立自己的通訊情報總部,因此,密碼中心可以集中精力為國防部工作了。一九三八年,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接管了國防部,密碼中心成為武裝部隊通訊機構的一部分。快到戰爭爆發的時候,它已經擴編為密碼處了。
  密碼處辦公樓的大門在蒂爾皮特楚費爾大街八十號——武裝部隊在這條大街上佔領的許多私人住宅當中的一家,這條大街毗連兩岸樹木成行的蘭德韋爾運河,就在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附近。這棟樓被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大空襲摧毀之後,密碼處總部搬到波茨達默爾大街五十六號的一座半圓形現代化辦公大樓裡。這座大樓的名字引起了許多難聽的笑話,因為它的德文名稱Haus des Fremdenver—kehrs,不僅可以當作旅遊問訊處講,也可以當作同外國人發生男女關係的房子講。
  密碼處在柏林以外的地方設立了截收站。有的特別秘密,例如藏在馬德里、塞維利亞和索非亞的私人住宅裡的那些截收站。每一個這樣的截收站裡都有十幾個工作人員;戰爭期間,在德國和被德國佔領的領土上紛紛建立了許多輔助截收站,但是主要的截收站設在柏林西南二十五英里的特羅伊恩布裡岑,以及漢堡附近的佩格尼茨河畔勞夫鎮。在這裡,一座漂亮可愛的中世紀城鎮外面,有一處被寬闊的田野環繞的山坡,山坡上面聳立著六個圍成圓圈的無線電接收塔。總共一百五十個無線電人員坐在綠蔭遮蔽的低矮房子裡,一天二十四小時有人戴著耳機,收聽指定國家的廣播,這些國家是埃及、阿根廷、巴西、法國、意大利,梵蒂岡。瑞士,西班牙和美國。特羅伊恩布裡岑監聽大不列顛和俄國的廣播,並且幫助勞夫收聽埃及、美國和瑞土的廣播。
  密碼處極盛時期大約有三千名僱員,比戰前計劃動員的三百七十四名多百分之八百左右。多數在截收站工作,其他的人在總部工作。總部工作人員分為八個組。中心組負責行政管理,一組負責籌劃指導,六組負責分析外國廣播和電訊,七組負責材料的分發、歸檔,二組和三組合併為A室,負責研究德國密碼術,四組和五組負責密碼破譯。四組研究新的破譯方法,五組由二十二個分管小組組成,真正破譯外國密碼的,還是這些分管不同國家的小組。四組和五組合併為B室,由芬納領導。
  芬納不斷設法擴大B室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開始使用HoLLerith密碼機(一種穿孔卡分類機),使工作實現機械化。戰爭期間,他利用電傳打字電報機和電子零件製作出了特殊的機器,這種機器在分析電報中不規則的數字時,發出響亮的卡嗒卡嗒聲。他讓光線透過鑿有小孔和畫有密密麻麻的交叉陰影線的半透明方格紙;最亮和最暗的光點的位置所顯示的數理關係,可以幫助破譯超級密碼。他請來數學家研究新的密碼破譯技術。拓撲學家沃爾夫岡·弗朗茨根據排列不規則的字母之間的距離,破譯了美國駐伯爾尼大使館使用的一種密碼。他破譯的第一份電報,是告訴華盛頓伯爾尼沒有香煙了,請他們再運來一批。
  密碼處所承擔的任務,要求它破譯「外國政府、武官和特務」的密碼。軍事密碼電報看來是它的專門破譯領域,但它除此以外還破譯外交密碼電報。這可以追溯到戰前同外交部達成的一項協定。密碼處破譯外交密碼電報是為了備戰,外交部人事處破譯它是為了獲得當前情報。這項協定掩蓋著兩件事實。只有外交密碼電報才能被大量截收,供密碼處破譯人員進行破譯練習,其次是歷屆國防部長喜歡得到這些情報。戰爭期間,習慣勢力、不想失去這塊官僚主義地盤、以及希特勒不願只看到一個情報渠道提供的情報,這三種因素使密碼處不斷破譯出外交密碼。鑒於優秀密碼破譯員極其少見,密碼處像這樣重複外交部人事處和研究部的工作,明顯是整個德國情報工作中最浪費人力的一種活動。
  密碼處最大的成功是破譯了美國武官使用的一種密碼。
  美國人稱這種密碼是「黑」密碼,因為這種密碼本的顏色是黑的。意大利人從美國駐羅馬大使館中偷走了一本,利用它破譯密碼電報,但他們沒有送一本給他們的軸心國夥伴(雖然他們有時候提供破譯的密碼)。德國人經過分析自己破譯了「黑」密碼(反過來他們也沒有將它送給意大利人)。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他們懷著特別的興趣,用這種密碼表破譯美國駐開羅武官邦納·費勒斯上校發出的密碼電報。
  當時,英國軍隊和隆美爾率領的德國軍隊,正在北非大沙漠上進行激烈的拉鋸戰。費勒斯上校作為英國迫切希望對它提供援助的國家的代表,能夠知道英國作戰計劃的各個方面的情況。正如一位稱職的武官應做的那樣,他跑遍了各地,看到了一切——並且用長長的電報向陸軍部作了詳細匯報,以便它能吸取沙漠戰的教訓。
  但是,當莫爾斯密碼電波在空中傳播的時候,在勞夫綠蔭遮蔽的監聽所裡的一位德國監聽員,以及為了保證這樣有價值的電報絲毫不被漏掉,因而在另外一個截收站裡被指定同時監聽的一個監聽員,正在收聽它們,將它們譯成文字,然後記錄下來。截收的電報用電傳打字電報機發往柏林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密碼處迅速將它們譯成英文,再譯成德文。為了安全起見,通常以一種隱蔽的形式將它們從柏林發往各個情報站,包括隆美爾司令部的情報官,這些情報在隆美爾司令部裡是「很吃香的」。
  這是有道理的。費勒斯的電報,為隆美爾提供了整個戰爭期間所有軸心國指揮官所能得到的有關敵軍情況的圖畫中最全面、最清楚的一幅圖畫。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期間,當他在沙漠中撤回三百英里的時候,他從費勒斯的電報中得到了如下的情報:一月二十三日:從北非撤走二百七十架飛機和大量高射炮,增援遠東的英軍。  一月二十九日:英軍裝甲部隊完全精疲力竭;仍然可以使用的裝甲車輛的數目,損壞車輛的數目,現有車輛的數目以及所在地;前線裝甲部隊和機械化部隊的位置和戰鬥力。
  二月一日:即將採取的突擊隊行動,英軍各部隊的戰鬥力;在二月中旬以前還不可能使用美國M—3 型坦克的消息。
  二月六日; 第四印度師和第一裝甲師的位置與戰鬥力;重述英軍在阿克魯馬—比爾哈希姆防線固守的計劃。
  二月七日:英國部隊在艾因賈扎拉—比爾哈希姆防線穩定下來。
  五月,當隆美爾的裝甲部隊轟隆隆地前進、正在作出最大努力,以便征服埃及、直搗巴勒斯坦,同將從俄國揮U幣南下的德國部隊會師的時候,截收的電報告訴他英軍原來準備在什麼地方建立防線,以及他們後來改變計劃的情況。
  但是,如果沒有燃料,即使最勇敢的將軍也不能前進。
  對他的生命線的最大威脅是馬耳他。這個棘手的小島,英國在地中海上位於西西里與北非之間的一座堡壘,成了英國艦船和飛機襲擊他的供應船隻的基地。軸心國打算日夜空襲馬耳他,把它炸個稀巴爛,使它屈服;英國則要加強它的防務、使它武裝起來。雖然德國人非常清楚這個小島的重要性,當他們聽到費勒斯在四月底發的一份報告的時候,卻感到高興。這份報告說,由於缺乏彈藥,一半的高射炮不能發射,空襲使島上居民死傷殆盡,如果德國繼續進行空襲,護航運輸船隊又不能到達的話, 「馬耳他的陷落指日可待。」
  一九四二年六月,英國決心進行大規模嘗試,解救這個島嶼。他們計劃同時從東面和西面將護航運輸船隊開往這個小島。 (那年春天早些時候,羅韋爾空中偵察中隊的西格弗裡德·克內邁爾拍攝了集結在蘇伊士運河的部分船『只的照片。 )為了消滅可能襲擊這些船隻的軸心國部隊,英國轟炸了一個關鍵的海軍基地,並且計劃轟炸一些空軍基地,組織突擊隊進行襲擊。六月十一日,東面的那支護航運輸船隊駛出亞歷山大港的那一天,費勒斯起草了他的第11119 號電報:六月十二日和六月十三日晚上,英國破壞小分隊計劃使用連續投擲炸彈、對軸心國的九個機場同時進行襲擊。計劃使用傘兵和遠程沙漠巡邏隊接近目標。
  這種襲擊辦法極有可能摧毀敵人目標, 同可能取得的成果相比, 所冒的風險是較小的。如果襲擊成功, 英國將準備立即動用全部皇家空軍,支援陸軍的協同進攻。
  今天,英國正從敘利亞往利比亞大量調兵。
  費勒斯:他把電文譯成密碼,讓開羅埃及電報公司發往華盛頓。
  六月十二日上午八點,勞夫截收站從空中截收了這份電報。
  九點,一位密碼破譯員開始對它進行破譯;十點,它被破譯出來;十一點三十分,隆美爾收到這封破譯的電報,他還有充足的時間通知他的機場作好戒備。
  十三日晚上,果然不出所料,突擊隊的飛機從東面的北非轟鳴而來,另外一些突擊隊員在克里特附近下了潛艇。正在等候著的德國和意大利部隊把他們消滅了。有些飛機被摧毀,但總的說來,英國的這次行動失敗了。第二天,由於得·到及時警告而免遭摧毀的飛機,對護航運輸船隊瘋狂轟炸,迫使它調頭回竄。通往馬耳他的海道仍然被封鎖。隆美爾的燃料供應線依然暢通無阻。
  兩三個星期以後,德軍幾乎兵臨亞歷山大城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令攻克該城。又過幾天,希特勒在一次晚宴之後說: 「新加坡丟了,只會使有錢階級提心吊膽,亞歷山大城丟了,將會激怒所有的英國人,(迫使他們)起來造邱吉爾的反。現在只希望美國駐開羅的武官,通過他那容易被破譯的電報,繼續乖乖地向我們報告英國的軍事計劃。」
  但是,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多少已經聽到軸心國破譯了費勒斯電報的風聲的美國人,用一種新密碼代替了「黑」密碼。密碼處作出了種種努力,也沒有把它破譯出來。隆美爾失去了這個主要情報來源,又沒有足夠的補給,無法趕完到亞歷山大城的最後六十英里的路程,只好轉入防禦。英國開始秘密地集結部隊。隆美爾由於沒有了原來的「吃香的情報」,對英軍的集結一無所知,竟然跑回家休息去了。當他正在家裡休息的時候,伯納德·蒙哥馬利將軍的上千門大炮向一個叫做阿拉曼的鐵路樞紐站開火了。這是後來邱吉爾所說的標誌著盟軍命運轉折點的一場進攻的開始。
  這也是密碼處的轉折點。同盟國加強了密碼保密措施,密碼處破譯的美國和英國的密碼電報也就越來越少。自從三十年代初期以來,密碼處從未破譯過蘇聯的任何高級密碼。
  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它破譯的情報——稱作「VN」,由印在每頁上端的兩個大紅字母而得名,這兩個字母代表「Verl—assliche Nachricht' (可靠消息)——只是些區區瑣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可靠消息》,可算是一個典型。它是六天前破譯的美國國務院的一封電報。這封印有「機密」(最低的保密級別)字樣的電報,只不過是一道旅行命令,它告訴美國駐突尼斯領事館,該館工作人員馬塞爾·E·馬利奇被任命為美國駐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經濟事務參贊,並且具體指示如何付給他旅行費用。如同對待所有的《可靠消息》一樣,密碼處將它升級為「絕密」,命令這份情報的接受者看完後立即將它寄回。
  雖然這封電報似乎不值得破譯,其他電報卻被證明比較有價值。墨西哥駐莫斯科大使館報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準備承認波蘭臨時政府。日本外務省將中國新內閣的情況通知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然而這些破譯結果幾乎不可能對德國的戰略方針產生影響。
  凡爾賽條約只有一處提到情報機構。它開列的德國步兵師兵力表,允許通信兵建立截收情報的單位。德國陸軍沒有讓這些人從事原來打算要做的低級工作,而是把他們分配到陸軍的十二個大型無線電台。一九二五年,隨著德國越來越不受凡爾賽條約的限制,陸軍成立了六個專門截收站。每個截收站有三至四部接收機,大約二十個無線電人員晝夜二十四小時在那裡工作。這些截收站的地方是固定的,難以截收外國機動的無線電情報,因此,一九二八年在邊界附近架設了流動測向器,兩年以後成立了流動截收班,後來發展到流動截收連。指導這一工作的,首先是密碼中心,後來是陸軍總司令部大約在一九三六年組織的一個新機構:中心截收站。 』截收機構是通信兵的一部分,領導通信兵的是埃裡希·費爾吉貝爾將軍。戰時他是參謀總長的下級;他同時負責武裝部隊通信兵,因而也是密碼處的上級軍官。費爾吉貝爾是前密碼中心負責人,五十剛出頭,離婚後又結了婚,戴一副眼鏡,為人和氣,是一位深受喜愛的軍官,博得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的高度讚揚; 「目光遠大,富有組織天才,精力充沛,是他那一行的著名領導人物……甚至能夠滿足最出乎意料和最困難的要求。」但是凱特爾又說,費爾吉貝爾喜歡對納粹主義「亂加批評」。的確,費爾吉貝爾參與了一九四四年那一次謀殺希特勒的行動。炸彈爆炸以後,他猶豫不決,沒有封鎖元首大本營的通訊聯繫,致使陰謀破產,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密謀者也因此丟了性命。他在通信兵和密碼處的職務都由艾爾貝特·普勞恩將軍接替。普勞恩矮個頭,和顏悅色,是一位極其能幹的通信兵軍官,曾經率領過一個步兵師,參謀長古德裡安說他是:- 個,嚴優秀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在這兩個人,尤其是費爾吉貝爾的主持下,德軍通訊情報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了顯著的發展。它為情報組織如何為了響應情報接受單位的要求而得到發展,以及在滿足它們的要求方面如何取得成功,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事例。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集團軍通訊情報工作在四個方面展開活動:設在措森的中心截收站,向措森和各集團軍群提供情報的十個固定截收站,集團軍所屬的七個流動截收連,以及師內的截收排。但是,在波蘭戰役期間,通訊情報機構只取得了微小的成功。費爾吉貝爾認為部分原因在於中心截收站離戰場太遠。但是,使通訊情報控制離前線近一些,意味著控制將會分散,而無線電偵察的種種教訓告訴人們,高度集中對於取得成功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費爾吉貝爾作了妥協。他在截收部隊中設立指揮官來處理已經準備好了要入侵法國的三個集團軍群中每個集團軍群的通訊情報工作。
  在法國戰役和俄國戰役期間,這樣的組織工作在上面幾級是很奏效的。但戰術效果仍然較差。因此,在一九四二年,費爾吉貝爾將這項工作集中起來。他將各師的截收排的人員調出來(每排只留一個班),集中組成近程通訊偵察連。每個集團軍司令部分配這樣一個連。每個連將其所屬排分散到集團軍的各個防區:兩個排截收電報,兩個排近程測向,五個排從電話或電報線路上截收情報。費爾吉貝爾重新定了合理的名稱:集團軍截收連叫做「遠程通訊偵察連」,中心截收站叫做「通訊偵察中心站」,截收部隊指揮官叫做「通訊偵察指揮官」。  』每個集團軍於是就有一個近程通訊偵察連,外加一個遠程通訊偵察連,或者一個固定截收站。再度集中對改善情報截收工作帶來了希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費爾吉貝爾將每個集團軍的通訊偵察機構統一起來,組成一個通訊偵察營。現存的十七個通訊偵察營組成八個通訊偵察團,每個團由集團軍群或戰區司令部的通訊偵察指揮官領導。最後,在一九四四年初,唯一沒有自己的通訊偵察機構的軍一級,建立了只有十個人的小單位,分析估價師級和附近的近程通訊偵察連中各排提供的材料。
  一九四四年秋天,普勞恩使所有這些組織工作有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終結。他在最上層封了一個通訊偵察將軍來協調各單位的工作,改善工作人員和設備的條件。富有魅力和廣泛的文化興趣、一度擔任過密碼中心負責人的弗裡茨·伯特策爾將軍,被任命擔任這一職務。這使通訊情報機構有了第六級,也是最後一級,從而完成了它的演變過程,變成一個很有系統的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組織卓有成效地為各個部隊服務,為德軍將領提供了有關敵人的最有價值的情報。  在許多這樣的通訊站中的許多軍官,是怎樣工作的呢?
  一位年輕中尉的日常工作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這個中尉儘管級別低,實際上卻擔任了通訊偵察二團——為中部集團軍群服務的那個團——的團長。他就是弗裡茨·內布,一個五短三粗、天性聰明的維也納人,十幾歲的時候就對破譯密碼感興趣。他閱讀了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裡他所能找到的有關這方面的全部書籍,破譯了朋友們為他編的密碼。由於德軍的一個草率的決定,他反而遇上了他最適合的一種工作。在波蘭戰役、法國戰役和俄國戰役的第一階段,他在通訊機構中工作。在俄國戰役初期,當他還是一三七通訊營的一名成員的時候,他在敵後二十英里的地方俘虜了一百三十名俄國人。
  有一天,他的少校上級會見了一位老朋友——中部集團軍群通訊偵察團上校團長,上校對少校講了一些碰到的問題。少校回答說,他有一個年輕的中尉,在自己的通訊營內解決了上校所碰到的同樣的問題。三天以後,內布來到了團部。團部的化名叫「東方海因裡希」,設在斯摩稜斯克前俄國秘密警察所的一棟樓房的兩層樓裡。內布起初只是幾名能幹的情報分析人員之一,但是,當最先來的一名、接著又是另一名軍官離開了、最後頭頭本人也被調走之後,內布實際上成了擁有四百名工作人員的「東方海因裡希」的指揮官,每天向中部集團軍群情報官魯道夫—克裡斯蒂安·巴龍·馮·格斯多夫上校遞送報告。
  內布在晚上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時候所屬各連的最重要的報告已經送上來了。他瀏覽一遍,指示如何處理它們。從凌晨三點至五點,他綜合各方面的材料,準備每日報告,他或者口授,或者只是綜合所屬各  ·連報告的修改稿。早晨五點至七點,這些報告通過電傳打字電報機傳給通訊偵察中心站和所屬各集團軍通訊偵察連。五份或六份送給他自己集團軍群的情報官和其他軍官。如果沒有緊急問題,內布可以在早晨六點或六點半左右就寢,否則就在七點半。約摸晌午時分,他醒來一次,到軍官食堂吃點東西,出一份只有四、五頁最重要的新情報的所謂《報告清樣》,然後準備下午參加集團軍群情報官格斯多夫在他自己辦公室裡召開的形勢討論會。會議下午四點開始,有時持續三個小時。在會上,各專業偵察機構領導人提交他們的通訊偵察結果,並且進行比較。討論常常是很有生氣的。內布只好完全依靠自己來提供通訊情報,無法求助於任何其他情報來源。大約六點或六點半,有時是七點,他回到家裡,隨便吃點東西,然後抽空睡一會兒覺。
  有時候,內布不去睡覺,而是去上課或者教課,因為他認識到,對他和上同一個班次的其他人來說,天一黑就想睡幾個小時的覺是划不來的。他還為未來的密碼分析員準備測驗題目,在這段時間內,為了找到他所需要的工作人員,他對一千五百多人進行了測驗。 他曾兩次在睡夢中打電話報告情報,他醒來時記不清這件事,但別人告訴他了——他發現報告的情況是正確的,方才鬆了一口氣。從此以後,他在他的電話機上接上一台鋼絲錄音機。
  通訊情報的產生,是從情報官佈置任務開始的。有時候這只是要求提供籠統的情報,有時則要求提供具體的情報,,比如關於炮兵或裝甲部隊的情報。通訊偵察指揮官佈置所屬各單位獲取他為了完成任務所需要的原材料。在西線,比較高級的通訊偵察指揮官馬克西米利安·巴龍·馮·厄爾上校(說他「比較高級」,是因為他領導著兩個通訊偵察團),乾脆盡可能多地收集有關英美部隊的情報。盟軍在法國登陸之前,他手下的第十二通訊偵察營,集中收聽美國國內和其他國家同美國之間的無線電通訊。盟軍在法國登陸之後,他讓設在奧伊斯基申的第三固定截收站的十部接收機轉收英國的無線電通訊。他讓兩個固定截收站分擔收聽英軍無線電通訊的任務,一個是設在馬利港的第二固定截收站,它專門收聽四千五百至七千五百千赫的廣播,另外盡可能地收聽七千五百至一萬千赫的廣播;另一個是設在盧夫西恩的第十二截收站,專門收聽三千至四千五百千赫、同時盡可能收聽一百至三千千赫的廣播。在每個截收站或通訊偵察連內部,指揮官可能把人員分成更細的小組,每個小組負責大約三十六台接收機當中的一台。監聽員慢慢地上下調整頻率,有時同時收聽兩個頻率,直到聽到發報為止。他通知測向隊,如果他們告訴他,這家電台現在不向這個截收地區發報,他就繼續尋找其他電台,如果正在向這個地區發報,他就繼續收聽。他留心發報機的語調和發報員的「指法」——發報員發報的習慣手法,和筆跡一樣地清楚可辨。僅僅這些就往往可以辨別出是哪個發報員發的報,因此他從一個地方往另一個地方的調動——也就是他的部隊的調動——是可以跟蹤的。監聽員在記錄截收的情報的時候,還注意其他的細節,例如發射波長、發射台的呼號、接收台的呼號,以及密碼識別組等等。
  監聽員戴著耳機坐在收報室裡收報,截收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收報室送到分析中心。各級部隊都有這樣一個中心,規模同它的工作量和工作複雜程度相適應。分析中心分若干小組,分別進行通訊分析,測向分析,內容分析和最後分析j原始材料往往透露很多情報。長波往往是軍以上部隊的情報,短波則是軍、師兩級的情報,超短波是裝甲部隊的情報。由於並不是每個單位擁有各種密碼,因此密碼識別組可以幫助弄清敵方的通訊網,並進而弄清敵方的指揮機構。
  方向的測定起了補充作用。分佈得很廣的監聽員,轉動著他們的專用接收機的活動天線,直到聽到敵台最清晰的發報。經過計算可以知道它在哪個方向。他們把這個方向報告給測向分析小組。後者在地圖上標出幾位監聽員提供的方位。這些標線的交叉點就是敵台的位置。
  然後,通訊分析員將使用某一頻率的所有電台、被某一呼叫信號呼叫的所有電台,以及所有已知的各個電台的位置,全部列在卡片上。他們用圖解法表示這些關係,看看出現什麼樣的格局。一部電台向很少互相通訊的其他許多電台拍發電報;測向隊就可以證明這部電台是在遙遠的後方。分析員們推斷這部電台代表指揮著其他部隊的上級指揮機構。
  某條線路上通訊突然頻繁起來,可能預示著一場進攻,或者是一次撤退,一次換防,或者只是一次訓練,但幾乎肯定預示著某件事情。分析員跟蹤敵台的動向。他們的跟蹤往往是非常準確的。有一次,俄國人將一個裝甲集團軍調往斯大林格勒,而把這個集團軍的部分無線電人員留在原地,以便造成假象,似乎這個集團軍仍然在原地。但是在行進中,一個隨隊的電報員由於疏忽而拍發了電報。德國人截收了他的發報,認出了他,從而得出結論,這支裝甲部隊正往南調,很可能是向斯大林格勒。
  儘管從通訊格局中作出的這些推斷很有價值,它們卻很少象敵方電報的實際內容那樣能夠提供有關敵人的內部情況。許多這樣的電報是沒有譯成密碼的。的確,被截收的此類明文電訊,約占通訊情報的百分之九十五。有時候,它們透露了敵人的態度,使人感到震驚。在俄國,第十七裝甲師於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點三十分,在一千九百六十千赫的頻率上收聽到了一則談話:  羅科特; 三十分鐘以前,我的巡邏隊從十月市巡邏回來報告,那兒沒有任何人, 只發現我們自己的傷員。
  托斯卡: 為什麼向他們開火?你們這群狗雜種,叛徒。
  羅科特:炮兵連長沒有命令就開火了。
  托斯卡:把他抓起來, 用他自己的手槍把他槍斃掉。
  羅科特;是。
  有時候,明文電報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情報。一九四三年五月,對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在南安普敦附近的一次登陸演習所作的無線電偵察,清楚地顯示了它的兩棲作戰戰術。德國人獲悉,皇家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師,於黎明時分在十英里的正面展開登陸,以三個旅作第一梯隊發起進攻。儘管遇到「敵人」的強烈反擊,該師在下午五點到達了托頓一林伍德防線,完成了原定目標突入內地十二英里的三分之二的路程。最難得的是,截收的明文電報透露了敵人的真實意圖。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意大利的第二十六裝甲師,截收了一道佈置轟炸任務的命令,命令明文點出的所要轟炸的村莊,是鄰近的二七八步兵師師部所在地。第二十六裝甲師發出了警告,二七八步兵師因而只受到輕微傷亡。在俄國發生的類似事件,導致一位通訊偵察指揮官在一九四三年年中宣佈;「監聽無線電廣播(近程情報報道)產生了有價值的效果」。
  竊聽電話比截收無線電通訊所獲得的情報要少,而且除了前線的一些無關緊要的談話之外,很少能聽到任何別的東西。德國軍隊從自己的塹壕爬到敵人的塹壕,或者把電話線直接接在敵人的電話線上,或者埋上電話回線,接收地線的回路電話,然後加以放大。
  在俄國戰役期間,第七十二步兵師的電話竊聽隊,深入到克里米亞,將電話線接在主要道路沿線固定電線桿上的電線上。在德軍的一次進攻期間,竊聽隊通過這些接上的電話線,聽到防守的俄軍接到這樣的命令;務必堅守某陣地,援軍正在路上。談話中還涉及到俄國大炮及其陣地的細節。所有這些使得德軍能夠迅速派出增援部隊,奪取了那個陣地。
  類似這樣的明文電報的數量,幾乎總要超過密碼電報。
  比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意大利的第七通訊偵察團團長,截收了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四份明文電報,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三份密碼電報。兩者數量如此懸殊的原因,在於一個師的內部簡短的電報特別多。越往上面,命令生效的時間越長,因而允許有更多的時間把電報譯成密碼,密碼電報的數量自然就多,到最高一級,實際上所有的電報都是密碼電報。它們顯然比明文電報重要得多。為了弄明電報的內容,德國人需要對它們進行破譯。隨著敵人在戰爭期間加強了密碼的保密措施,並且擴大密碼電報的範圍,德軍的破譯力量也相應有了發展。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心截收站只有很少的密碼破譯員——比如破譯所有英國密碼電報的只有五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它發展到二百人,分成各地區國家組,以及類似霍爾瑞斯型計算機分報組和檔案組那樣的服務組。它不僅破譯敵方高級指揮系統的密碼電報,而且破譯野戰部隊破譯不了的密碼電報,因為野戰部隊只破譯敵方同級部隊的比較簡單的密碼電報』最初德國人在破譯俄國密碼方面是相當成功的。北部集團軍的密碼破譯員在一九四四年說,被破譯的電報中,「包含有戰鬥報告,有關集結地域和指揮所的陳述,關於傷亡和補充人員的報告,關於指揮系統和防備進攻的陣地的報告(比如一二二裝甲旅二月十四日和二月十七日的電報)。」這些結果只是來自一小部分截收的電報。從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十三個月裡,北部集團軍截收了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二份俄國密碼電報。它破譯了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份,或者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這個集團軍的通訊偵察指揮官解釋了原因:「要想從同一通訊網裡得到足夠多的按照同樣的密碼譯成的電報,從而能夠破譯出當前的密碼系統,是極少可能的。」後來他又引出另外的理由: 「……敵人使用的密碼系統越來越複雜……將電文譯成密碼時更加細心……(避免同樣的地址和署名,結尾和形式獨特的名字與短語,如果必須用密碼形式、並且用單個字母或單音節表示出來的話,那麼或者把它們縮成密碼,或者穿插在明文中)。」
  換句話說,隨著俄國密碼的結構越來越複雜、保密措施越來越嚴格,德國密碼破譯的成功機會也就越來越少。北部集團軍的密碼破譯者,從一九四三年的五月至八月,破譯的電報總是占截收的全部密碼電報的百分之三十四以上,而從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五月,儘管每月截收的密碼電報的數量增加了,可是他們破譯的電報從未超過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三。
  這些破譯的電報中,幾乎從不包括最高級指揮系統的密碼電報。對西方同盟國的密碼電報來說也是如此。總之,德國人沒有破譯出敵方高級指揮網中拍發的密碼電報。
  密碼破譯員將他們的破譯結果送給內容分析員,後者又把他們的結論送給最後分析員。最後分析員將這些結論和通訊分析員所作的結論合併在一起。這些分析常常能夠得出寶貴的意見。第七通訊偵察營三連的密碼分析員,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為第十一集團軍提供過這樣的寶貴意見:為了征服克里米亞,第十一集團軍發動了大規模強攻,把那個半島上的俄國部隊分割開來了。它在半島西部的塞瓦斯托波爾包圍了一部分敵軍;但它還沒有消滅半島東部的敵軍,東部是細長的半島,末端就是刻赤市。由克里米亞方面軍指揮的半島東部上的這些俄國部隊,繼續集結兵力,準備反攻。第七通訊偵察營第三截收連集中很大一部分力量來確定這些部隊的組成,因為這將有助於德軍知道他們自己需要多少部隊才能擊退俄國部隊對他們後方發起的進攻。
  這就是該連在三月十三日早晨七點十六分截收到一份電報時的形勢。這份電報發給一個以前沒有聽說過、呼號是SOTO的電台,它是拍給「第四十四集團軍通訊指揮官」
  的。由於該連的記錄證明:測向隊測定SOTO電台是在刻赤附近發報的,因此該連在幾個小時之後就可以向第十一集團軍情報官報告; 「第四十四集團軍肯定在刻赤半島。」這使情報官對敵軍情況又有新的瞭解。
  雖然這一系列的假設似乎有可能導致經常性的錯誤,但不斷的觀察隨時糾正了大膽的推理,並使推理結果越來越接近事實。第三截收連確定第四十四集團軍就在刻赤半島之後幾天,它同樣根據一份電報的地址,斷定呼號是OPWCH的電台是敵人第五十一集團軍空軍參謀機構的電台。但是第二天,它辨認出呼號是OPWCH的電台所屬的通訊網,實際上就是第四十四集團軍的一個通訊網,這是「根據這個通訊網的結構、頻率通知和監聽員的陳述」得出的結論。因此OPWCH是第四十四軍團的一個電台,它接收這份電報,或許只是為了把它轉發給第五十一集團軍。
  通過這些細緻的而且常常是令人厭煩的活動,德國無線電情報機構為德國的戰術情報和作戰情報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這些低級或中級情報,預告了敵人的進攻,提供了有關敵軍戰鬥序列和敵軍弱點的確切情報,既識破了無線電靜寂,又識破了無線電誘騙。
  比如在俄國,通訊偵察中心站每天發表一篇報告,列出通過通訊情報而被識別或得到證實的敵方所有部隊的名單。一份典型的這樣的報告,有十四頁談到了蘇聯的陸軍部隊,兩頁談到了游擊部隊,兩頁談到了空軍部隊。這份報告從南到北介紹了漫長的俄國戰線,列出了一直到師一級的主要部隊。
  「第五近衛集團軍。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測向隊測定該集團軍司令部在斯塔斯宗夫(波蘭)東南地區。根據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七點三十分的一份電報,這個司令部正在轉移駐地,」報告中有一條目這樣寫道。另一條目根據莫斯科嘉獎英雄部隊的一則廣播,列舉出了二十個師及其師長的名字,這些師的位置及其所屬部隊。這份絕密報告印了三十七份,送給東線外軍處。根據這份報告和其他一些情報材料,東線外軍處就能掌握德軍所對付的蘇聯部隊的情況。
  一九四四年在法國,通訊偵察部隊高級指揮官在確定美軍的戰鬥序列方面,同樣達到了極高的準確性。從盟軍進攻發起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通訊偵察部隊確定了美國第一軍團、四個軍和十五個師(或者是這些師的部分部隊)的位置。比如,它正確地列出了第八軍所屬的幾個師:一零一空降師、第八十二空降師和第九十步兵師的部分部隊。這些情報中很大一部分後來寫進了西線總司令情報官的戰鬥序列報告中。臨近一九四四年六月底的時候,一位名叫費裡。康特羅爾的高級軍官在諾曼底英國第二集團軍所在地區使用的一部後勤密碼被破譯出來,使德國人掌握了為建立橋頭堡而運抵那裡的人員和裝備的確切數字。比如,他們獲悉,從七月一日下午六時算起的二十四小時內,同盟國卸下了四千三百七十一噸供應晶,一千二百三十二輛車輛,還有一千七百人的部隊運抵該地。
  更加具有直接價值的,是那些透露了敵軍即將採取的措施的通訊偵察結果。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諾曼底的德國通訊偵察部隊證實了美國第十九軍的到達,並於第二天得出了如下的結論:該地區將爆發一場大規模進攻。進攻果然發動了——但由於遇到德軍的頑強抵抗而於當天就停止了,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六月十九日,通訊偵察部隊截收了要求盟軍空軍部隊至遲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在卡昂的西面和西南面進行航空拍照的命令。這等於告訴德國人盟軍可能要發動進攻以及進攻的地點;他們作了相應的準備。不出所料,盟軍果然發動了進攻,但同樣遇到了強烈抵抗,結果,三個星期之後,盟軍差不多還是呆在他們發動進攻時的陣地上。
  在法國的前線部隊最歡迎那些預報敵機將要進行轟炸的通訊偵察結果。德國人截收並破譯了英國要求空軍支援地面部隊的電報。然後他們根據截收的情報,用密碼播送警報。
  在每個師的司令部裡,有一名軍士經常守在專門收聽這些廣播的收音機旁。當他收聽到一則密碼廣播之後,立即交給一位軍官,這位軍官在半小時之內將它譯出,並送到他的指揮官或作戰參謀手裡。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九點,西部戰區司令部向所屬部隊發出了如下警報: 「(位於法萊期西北十五公里的)索伊格諾爾斯西南兩公里的裝甲部隊將馬上遭到轟炸。」這樣的警報每天要廣播二十至三十次,由於轟炸通常恰好在預報的時間,或者不出一小時左右發生,德國情報——事實證明百分之九十的正確——大大減少了傷亡和損失。一位通信兵軍官從前線報告, 「這些廣播警報極受重視,」它們「受到了衷心的歡迎」。  在西線,通訊情報產生了最有價值的作戰效果,是在凸出地帶戰役期間。
  希特勒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地區發起進攻之後,美軍趕緊調運部隊,以便擊退德軍。美國第一集團軍駐防地區的憲兵營指揮很大一部分調兵工作。調兵是根據上級當局確定的路線進行的。德國人很快發現,這個憲兵營用密碼向它的所有控制點廣播這些路線——德國人知道了三十五個這樣的控制點,確定了其中二十二個的位置,它們多數設在法國兩條全國公路的交叉點上。廣播介紹了調運部隊的名稱、出發時間和地點、路線,平均速度、車輛數目、行軍縱隊數目、目的地和到達時間。通訊偵察部隊估計,它截收了百分之九十的這樣的廣播,幾乎百分之百地識別出了所有按照預定路線調運的部隊。通訊偵察部隊說,沒有預定路線或者繞過這個地區的那些部隊沒有被發現。這使西線德軍司令部準確地掌握了敵軍有哪些部隊將被調來,從何處調來,使哈佐·馮·曼特菲爾將軍能夠轉移他的第五裝甲集團軍,避開了盟軍的打擊。
  但是,通訊情報並不是總能使德國人贏得勝利。有時候它的情報在遞送的時候雖然是正確的,但當敵人的計劃改變了,它卻沒有察覺出來,情報就變成過時的了。比如,一九四三年,北部集團軍群通訊偵察指揮官報告: 「六月二十五日察覺出俄國打算對舊魯薩發動進攻,進攻將於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時發動,參加進攻的有六個裝甲營和其他部隊。然而進攻並沒有實行,大概因為氣候條件不利。」
  通訊情報還經常由於許多決定戰鬥成敗的非情報因素中的任何一種因素而變得無效。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通訊偵察中心站在它的一份報告中透露; 「第十一近衛集團軍奉命改善服裝和衣著用品,領取新的內衣,檢修全部飛機並準備飛行,改善伙食,每日三頓熱騰騰的飯菜。」第二天,正準備換斑的德軍從無線電情報中獲悉,第十一近衛集團軍的兩個師,奉命在下午五點以前作好反擊敵人進攻的準備。當德軍在八月十六日發起強攻的的時候,第十一近衛集團軍正如所預料的那樣進行了反擊。但是這次預先警告並沒有使德軍能夠阻擋得住俄軍的進攻, 自從戰爭爆發以來,這支俄國部隊第一次使地面戰爭的戰火在第三帝國的土地上燃燒起來。
  有時候,通訊情報完全遭到失敗。它所依靠的證據是虛無飄渺的——只是監聽員耳機裡聽到的東西——而且可能被隱瞞,或者是捏造的東西。德國人偶爾上了無線電靜寂的當: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法國的第七集團軍情報官宣佈,無線電靜寂意味著盟軍在準備進攻,但是在北非,英國人在離前線很近的地方成功地隱藏了一個師,他們使用的辦法就是在幾個星期之內完全停止無線電通訊。無線電靜寂還使盟軍多次出其不意地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陸。無線電誘騙也被用來愚弄德軍。俄國人每隔幾個星期就要使用一次這樣的方法,但德國人似乎都把它們識破了。而英國人在諾曼底戰役期間,卻成功地利用無線電誘騙將三個裝甲師從前線的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個地方。
  最常見的失敗或許是分析錯誤。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參謀總長約德爾認為,一份截收到的關於司令部轉移的電報,可能意味著英國人即將佔領整個愛爾蘭,以奪取西部港口。
  他完全錯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北部集團軍群通訊偵察指揮官在列寧格勒前線報告: 「五月的頭幾天, (俄國)第八集團軍只有少量的無線電通訊,不久就完全停止……除了第八集團軍的無線電靜寂之外,第二突擊集團軍的無線電通訊沒有規律,電報比較隱晦,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部轉移了……所有這些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俄軍即將發動大規模進攻。」
  可是進攻根本沒有發生。
  但是許多成功的例子抵銷了偶爾遭到的這些失敗。除此以外,通訊情報提供了大量的有關敵方部隊的存在、位置和動向的情報,敵軍的這種戰鬥序列基本情報,透露了許許多多關於敵方力量和意圖的情況。一九三九年,野戰部隊指揮官不信任通訊情報,當這些情報不是來自電報的內容,而是來自根據電報的數量和來源所作的推測的時候,就尤其不予信任。可是由於上述原因,到了一九四三年,他們反而把通訊情報當作他們最好的情報來源了。第四十裝甲軍情報官指出,該軍通過一九四三年二月提供的「非常出色的」通訊情報, 「幾乎始終確切地掌握了敵人的態勢、位置和實力。這些瞭解對全部消滅波波夫的裝甲集團軍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在諾曼底戰役期間,西線情報官獲得的情報中,百分之六十來自無線電情報,百分之四十來自所有其他情報渠道。
  西部戰區參謀長稱通訊情報是「弄清敵人情況的最重要手段」·西線外軍處的一個頭目稱它是「所有情報人員的寶貝」,東線外軍處負責人格倫把它列作他的最重要的情報來源。哈爾德則直截了當地宣佈它是「最豐富最好的情報來源」。
  實際上整個德國空軍是迫不得已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它的無線電情報機構參加了這個魔術般的演變過程。一九三四年五月,當官方仍然替空軍保密的時候,空軍已經設立了通訊主任一職,任命沃爾夫岡·馬蒂尼少校擔任這一職務。他在自己的部門內成立了三處(無線電處),三處C組處理無線電情報。組長是庫特·戈特施林。他的第十項工作就是建立一個無線電情報機構。
  到了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已經建立了十個流動截收連和十四個固定截收站。後者的掩護名稱是「氣象台」,通常是在一棟石頭平房裡進行操作,平房附有汽車庫和營房。底層是無線電收報室、測向控制室、資料分析室、通訊室和行政管理處。頂樓是會議室、應急廚房、休息室和儲藏室;地下室裡安裝著動力和供暖系統,還有車間和作坊。平房頂上聳立著一座高高的木塔,支撐著閃閃發亮的蜘蛛網天線。每個固定截收站監聽一個指定地區。比如,德國西南角的特裡爾截收站,監視著法國、比利時和荷蘭。
  空軍通過它的四個大機群執行作戰任務,每個大機群相當於一個集團軍群。每個大機群配備一個無線電偵察營,每個營由兩個流動連組成,和大機群一起在戰地進行操作。每個大機群在德國有一個支持性的固定截收站。戰爭期間,無線電情報越來越有價值,以致有三個無線電偵察營擴充為無線電偵察團。三五三團偵察俄國,三五二團偵察地中海——該團的一個連在阿蒂卡的最南端蘇尼翁角設立了一個監聽站,在這兒的海岸峭壁上,有一座破舊的海神廟,在波濤洶湧的愛琴海上顯得巍然高大。三五一團集中對付西線的盟軍空軍。
  該團多半在夜間工作,各營有具體的分工,比如三五七營,專門監聽重型轟炸機方面的無線電情報。
  指導整個空軍無線電情報機構的是三五零營,它包括空軍總司令的密碼中心和無線電偵察戰地中心台,前者設在波茨坦新宮前皇家馬廄裡,後者設在特羅伊恩布裡岑空軍戰鬥機第一軍附近。這個營的營長,因而也就是整個五千人的空軍無線電情報機構的負責人,首先是烏爾裡希·弗羅伊登費爾德少校,他後來在斯大林格勒戰死,死前由於作戰勇敢而獲得鐵十字勳章和令人垂涎的騎士十字勳章,一九四二年之後是魯道夫·弗裡德裡希上校,他業餘時間酷愛打獵。
  這個機構的基本任務是謀求弄清敵方空軍的機構、補給和作戰活動——這在西線的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意味著預告盟軍的空襲。德國人通常是靠監聽盟軍轟炸機上的無線電人員在飛機起飛前測試儀器設備來判定他們是否進行空襲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監聽員打開一套德國監聽設備,對準皇家空軍轟炸機的頻率,逐漸聽到多重的尖嘯聲和嘁嘁喳喳的聲音。德國人很快判斷出,約有十六架轟炸機將從赫姆斯韋爾起飛,約有二十四架從沃丁頓起飛。他們立即通知了夜間戰鬥隊大隊。
  同盟國時而企圖用不只是在將要起飛的飛機上調試儀器的辦法來欺騙德國人。但是德國人通常識破了這一手法。無線電人員的談話有時候暴露了目標;測向儀每隔兩三分鐘進行一次測向,將每個測定點串聯起來就是敵機的飛行路線。
  有一個無線電偵察連,讓無線電監聽員坐在挪威沿海遠程巡邏機的空中射擊員的位置上。這些飛行監聽員及時預報了皇家空軍的許多次空襲。但是傷亡率很高,必須不斷地訓練每架巡邏機上十名機組人員的傷亡補充人員。
  在美國轟炸羅馬尼亞的普洛耶什蒂油田期間,空軍無線電偵察取得了一次最大的成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一百七十八架四引擎解放者式飛機在班加西隆隆起飛,進行一次航程最遠,從潛在意義上講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空襲,因為普洛耶什蒂是希特勒飢渴的戰爭機器的主要石油來源。在希臘的一個德國空軍無線電偵察單位察覺了這個行動,向所有的防空部隊發出了警告;一大批轟炸機自從凌晨以來在班加西地區相繼起飛。這使普洛耶什蒂的防空部隊(歐洲最強大的防空部隊)有充足的時間作好準備。當轟炸機貼著油田的井架,飛過油田及其油井、煉油廠和儲油罐的上空的時候·遇到了美國轟炸機在戰爭期間所遇到的最猛烈的高射炮火。五十三架飛機,或者幾乎是每三架當中的一架被擊落,幾十名美國飛行員喪生,而油井照樣出油。  德國空軍無線電偵察機構預告了盟軍的許多次空襲,空軍所收到的有關敵人的情報,百分之七十的確是由它們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敵人情報也的確是由它們提供的。可是德國的高射炮和戰鬥機的威力往往太弱,對付不了沒完沒了傾洩而來的盟軍轟炸機。空軍無線電情報最終只不過再次證明了這樣一條道理:沒有實力,情報一錢不值·許多高級軍官對軍事通訊情報的誇獎,只限於它的戰術和作戰效果。因為在戰略方面,德國通訊情報遭到了徹底失敗。同盟國能夠破譯德國各級密碼電報,直至元首本人的指揮密電,而德國人呢?雖然他們有時破譯了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外交電報,但從未破譯同盟國的機密或絕密軍事密碼。同盟國常常知道德國全面指導戰爭的計劃,而德國人不一樣,他們始終不知道同盟國的這種計劃。對同盟國機密電報的探查證明,它們是無法破譯的。對所有這些電報進行統計檢查,找出密碼員可能犯有的一處錯誤,從而破譯出十幾份這樣的電報,是有可能的,但這樣做勢必要把過多的密碼分析員從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中抽調出來,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雖然比較低級,取得成效的把握卻比較大。因此,德國人並不謀求破譯這些機密電報,而且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甚至放棄截收這些電報。他們默認在秘密戰爭的這個最重要的領域遭到了失敗。
  14.協助潛艇納密碼破譯員
  如果說德國情報機構有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掌握過致勝的鑰匙,那麼這個人就是威廉·特拉諾。
  他是一個替海軍工作的中級文官,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時走路似乎不是走,而是連蹦帶跳。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他一直做著同樣的工作,級別不斷提升。他是官僚機構中很少見到的那樣一種人:不僅自己所做的那份技術工作值得稱道,而且領導他手下的人也卓有成效。他高高的個頭,直挺挺的腰板,嚴肅的臉龐,談吐有力。但是他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記憶力,他的腦瓜子。對海軍的許多人員來說,熟悉外國軍艦是很有幫助的;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特拉諾對世界各國,尤其是英國皇家海軍大型艦隊中每艘主力艦的活動、沿途停靠的港口和目的地,完全瞭如指掌。這對他的成功幫助極大。特拉諾是德國海軍密碼破譯單位英語組的負責人。
  一九一四年夏天,當他還是一個年輕的無線電報務員、在有三個煙囪的《波梅恩》號戰艦上值班的時候,收到了地中海上《佈雷斯勞》號巡洋艦發出的一封密碼電報。他把這封電報交給了艦隊司令部。幾個小時以後,司令部說看不懂這封電報,需要將它破譯出來。特拉諾並不掌握這封電報的密碼碼底,但是他在以前的演習期間對密碼術感興趣。他立即埋頭破譯這封密碼電報,兩三個小時之後,終於找到了答案,使司令部能夠看懂這封電報。德國海軍的直接反應顯示了它的盲目。它既沒有採取步驟修改它的複式加密密碼,也沒有看看英國的密碼電報是否同樣也能破譯出來。相反,它卻告訴特拉諾不要去管機密事務。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丁·布勞內中尉建立了海軍截收和密碼破譯機構。特拉諾就在他那個中隊裡服役。中隊總部設在新蒙斯特,中隊成立了這個機構之後,他馬上就把特拉諾派到那裡工作。特拉諾到了那裡,參加破譯英國皇家海軍的三字密碼電報,這些電報可以告訴人們日德蘭海戰之後英國皇家海軍主力艦隊艦隻的位置;把這些情報提供給了潛艇,但潛艇卻沒有找到敵艦。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之後,海軍解散了密碼破譯單位。德國的公海艦隊被扣留在斯卡帕弗洛,海軍沒有了艦船,也就用不著密碼分析員了。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事情似乎並非那麼糟糕。海軍仍然沒有忘記這種情報的價值,開始召回它的密碼分析員。這時特拉諾還沒有被遣散,因此被布勞內勸留了下來。新機構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正式開始工作,一共有八個工作人員。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外國無線電作業程序發生了變化,新機構的工作人員不可能從原來中斷的地方恢復工作,不過他們最後還是闖進若干密碼系統裡研究起來了。由於德國的艦船被扣,海軍無線電台沒有進行聯繫的艦船,這一點幫了他們的忙;他們可以把省下的大量時間用於截收無線電。在這個單位的幾個軍官的成功領導下,三個人逐漸成為主要密碼破譯員:特拉諾專門處理截收到的英文材料,洛塔爾·弗蘭克處理法文材料,保羅·奧古斯特處理意大利文材料。
  他們非常迅速地取得了第一個重大突破。特拉諾破譯了英國的浩繁的政府電碼,德國人很感興趣,因為發往英國海軍部和從英國海軍部發出的關於外國艦船活動的報告,用的就是這種電碼。二十年代後期,當英國炮艦向上海和廣州的反英示威群眾開火的時候,這種電碼可使德國人密切注視英國炮艦在揚子江上的活動。特拉諾的後一個成功,是破譯了英國的四字海軍密碼,這使德國人能夠窺視英國皇家海軍的演習,尤其是在地中海的演習和在大西洋上護航的情況。一九三二年,特拉諾曾經密切注視過英國在大西洋的一次護航演習,直到緊盯著最後一艘船隻的位置。與此同時,弗蘭克破譯了三種法國密碼;一種是供所有法國艦船使用的,一種是供軍艦使用的,一種是戰術信號密碼。
  這個單位初期的成功,使它的機構逐漸擴大起來了。現在人們都稱它為海軍觀察處。為了更好地截收地中海艦船發出的電報;觀察處於一九二五年在德國南部黑森林的菲林根鎮建立了一個監聽站。監聽站人員慢慢增加。其中有一個人叫威廉·施瓦布,以前是無線電報務員,他借助特拉諾對《迪凱納》號軍艦的活動所掌握的情況,首次破譯了法國的複式加密密碼。工作並不是沒有受到干擾。最初的一個隊員奧古斯特走掉了,他的上級認為他不適合做這項工作。他擅長的意大利文電報的破譯工作被放棄了。觀察處的人員雖有增加,但數量仍然不夠,不得不把截收到的重要目標之一波蘭的電報送到國防部密碼中心破譯。當德意志帝國國會堅持要海軍精簡總司令部的時候,海軍總司令部把觀察處攆到基爾的魚雷水雷檢查處去了;在基爾,觀察處向海軍學院討房子。儘管如此,從一九二八年以後的十年中,觀察處在國防部情報處仍然一直保留一個聯絡官。
  觀察處在外地呆了四年之後,於一九三三年秋天返回柏林,與海軍總司令部保持著密切聯繫。它成了海軍總司令部通訊情報處的三個機構之一。一九二四年,它有一個精力充沛的新領導人海因茨·博納茨少校。在他的領導下,觀察處增添了工作人員,增設了監聽站,並且把它的工作人員派遣到巡航的船隻上,這是德國重新武裝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際形勢開始變得緊張起來,使這種情報活動越來越重要了。
  對於德國海軍來說,主要目標當然還是頭號潛在敵人——英國皇家海軍。但這一點同希特勒的想法發生了衝突。
  他認為從種族方面來說,英國是潛在的盟友。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年中,當他同意英國的要求,將他的海軍力量限制在只有英國海軍力量的三分之一的時候,他相信這將消除英國人的疑慮和敵對情緒,使他可以放手制訂其他的計劃。他希望他的海軍參謀人員把精力轉過來策劃如何對付更有可能成為敵人的國家——法國。因此,他禁止準備制訂對付英國的戰爭計劃,同樣,他命令密碼破譯的主要針對目標應該從英國轉向法國。特拉諾聽說這個命令後大笑了起來,沒有依照命令去辦。不久他的上級問他目標轉移工作做得怎麼樣,他說他還未開始。但上級叫嚷「現在該是時候了」!
  「先生們,」特拉諾回答, 「我不想過問重大政策;『但我的確想說一件事情,你們知道英國人用這些密碼報告他們在世界各地艦船的活動。假若他們的地中海艦隊開出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英吉利海峽乃至北海,難道你們不想事前知道這種情況嗎?」  德國海軍的上級,一想到他們的戰略、他們裝有炮塔的灰色軍艦和他們的前程,可能要給毀了,不由得害怕起來。
  他們重新考慮了一下,不再堅持讓下級執行元首的命令。他們讓特拉諾繼續從事原來的研究工作。 就在那一年底,特拉諾取得了一項重大進展。他和他的助手破譯了英國皇家海軍使用最廣泛的五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他們之所以能破譯出來,有一半靠的是將有關商船活動的密碼報告,和《勞埃德每週航務報告》上所刊登的這些船隻的航行路線進行對比。但是觀察處在破譯保密保得更厲害的四位數一組的海軍複式加密密碼方面沒有取得多大進展。
  (複式加密,是對密碼文件再經過一次加密的作業,破譯起來就更難了。 )現在,英國人為了確保在紅海上巡邏以監視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一個海軍中隊的電報不致洩密,開始對五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進行複式加密。顯然為了數理邏輯上的簡便起見,他們使用四位數一組的海軍複式加密密碼。由於特拉諾已經破譯了五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他可以輕易地剝去加在四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上面的那層密碼。然後,憑借他所熟悉的一些外來因素——例如這些艦船在紅海幹什麼,它們叫什麼名字等等——他也可以把四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破譯出來。這使德國人可以掌握英國海軍部的主要密碼系統,窺知英國皇家海軍使用的術語以及它們的航行路線,當然還可以窺知英國艦船的部署。
  除了這些勝利以外,他們在一九三七年破譯了另外四種英國密碼系統,五種法國密碼系統,四種俄國密碼系統和三種丹麥密碼系統,使觀察處的機構擴大起來了。一九三六年,觀察處在柏林總部的機構只有三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擴大到九十人。一九三七年,它的十四個截收站一共、截收了二十五萬二千份電報,平均每天七百份。兩年之後,又增設了兩個截收站。十六個截收站中的每個截收站集中截收離它最近的那個艦隊的情報。把各個截收站的工作人員計算在內,到一九三九年夏天,觀察處一共僱用了五百多人。
  與此同時,特拉諾的勢力不斷加強。海軍領導人每兩年一換,比如博納茨一九三六年就離職了,但特拉諾卻穩坐釣魚台。他的專長越來越重要,這在他的晉陞中自然起著主要作用,但他的性格也幫了他的忙。另一個小組的主要領導人,負責法文和意大利文情報的弗蘭克,多少有些愛虛榮,而且孤僻。弗蘭克一副教授派頭,總是把工作攬著自己做。
  他的同事覺得他大概把過多的時間花在學習和研究上面,因而人情世故知道得太少。他雖然是個很好的密碼分析員,卻越來越脫離他的同事。而特拉諾似乎是一個理想的領導人。
  他總是要求他手下的人多做些工作。他講究禮貌,會出主意。他總是給他的下級留有時間。當然,譬如去年夏天橫渡大西洋的一艘英國巡洋艦叫什麼名字,某位海軍將領以前的指揮經歷如何,他都是一清二楚的。他的技術是無可非議的。所有這些終於使他擔負起領導全體密碼分析員的責任來,雖然他不是一個納粹分子,而弗蘭克卻是一個老牌納粹分子。
  由於特拉諾能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德國人能夠看懂英國的主要海軍密碼,從而知道它的主力艦隊的位置。這項工作立即產生了效果。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戰爭爆發後僅僅只有一個星期,觀察處就破譯了一封英國無線電報,這封電報透露了布里斯托爾海峽上一支護航運輸隊的具體集合地點。31號潛艇很快發現了這支護航運輸隊,九月十六日,它用魚雷擊沉了 號在哪裡?」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這艘戰艦擱在干船塢裡進行大修。沒有一份無線電報表明修理工作已經完成,戰艦重新加入了艦隊。但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上級突然聽說有一個特務報告《伊麗莎白女王》號停泊在直布羅陀。
  許多年紀比較大的軍官往往相信特務的發現,而不怎麼相信密碼分析員的推斷。他們衝著特拉諾發起火來了。
  「你們這些人,還搞密碼破譯,誰稀罕?」
  特拉諾仍然鎮定自若。
  「先生們,」他答道: 「不管你們的特務怎麼說,《伊麗莎白女王》號並不在那裡。」
  這個問題暫時沒有得到解決。直到後來德國人發現一份文件,證明從直布羅陀基地駛出了一艘小漁船,它的名字也叫《伊麗莎白女王》號。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觀察處遭到了一次挫折,英國皇家海軍所有密碼系統都改變了。比方說,五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變為四位數一組的密碼。海軍總司令部之所以對入侵英國持冷靜態度,或許同密碼改變後情報被封鎖有關。但是特拉諾和他的小組迅速跟了上來。破譯第一個密碼是最困難的一步,但是在僅僅七個星期之內,他們就發現了八百五十組密碼的意思,其中四百組是普通詞彙,四百五十組是艦船的名字。到一九四一年初,艦船的名字擴大到七百個,普通詞彙擴大到一千二百個。觀察處於是以德國的城市命名英國的密碼系統,一半是便於對照,一半是為了保密。原來四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系統叫做「科隆」。新的四位數一組的海軍密碼系統叫做「慕尼黑」,這種密碼也被觀察處破譯出來了,它又分兩種,一種叫「棕色墓尼黑」,一種叫「藍色慕尼黑」。
  美國的參戰,既增加了觀察處的工作量,也給它帶來了一顯身手的機會。無線電偵察目標地區,一九四二年年初有一百三十六個,到年底增加到二百三十七個。到了一九四三年,全年共截收三百一十萬零一千八百三十一封電報,平均每天八千五百封,儘管有許多可能是重複的。當截收站的電傳機收到這些電報之後,僅僅把它們分類挑選出來就需要八至十個人。為了幫助登記、統計和分析數以千萬計的密碼組,觀察處使用了霍爾瑞斯分類機和製表機。原來它使用的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部的機器,但這些機器從來就不很準確。後來,在一九四三年,特拉諾建立了自己的分報小組,到最後一共有一百三十人,使用六架機器。這些機器可以在六至八小時內將密碼號碼的另外一種不同的目錄打印出來,這是剝去複式加密密碼中加在底碼上的那一層密碼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照道理,本來幾百個人可以同時進行這項工作,但觀察處並沒有安排這麼多的人力。只有使用霍爾瑞斯裝置才能使德國人及時破譯出截收的情報,供海軍總司令部使用。
  但是,這些機器和越來越多的截收的情報,對於破譯戰時美國的密碼系統都沒有什麼幫助。在美國參戰之前,觀察處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也在分析美國的密碼。在戰爭爆發的當天,30號潛艇擊沉了《雅典尼亞》號輪船,二十八個美國人喪生。雷德爾海軍元帥召見美國駐柏林海軍武官,否認他們幹了這件事情,九月十六日,這位海軍武官忠於職守,用密碼電報向華盛頓報告了這個情況。四天以後,觀察處破譯了這封密碼電報,把它送給雷德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突然間出現了希望,觀察處發現了似乎可以指望把美國另一個密碼系統破譯出來的重複電碼。但希望很快就破滅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密碼系統,漫長的費時的統計工作表明這是機器密碼,破譯趕不上這種密碼的變化。
  十天之內截收的材料,需要霍爾瑞斯機器工作四個星期才能處理完。此外,直到一九四二年年底,觀察處的統計人員還沒有發現破譯這個密碼系統所需要的足夠數量的重複密碼。
  美國這個主要密碼系統,始終沒有被破譯出來。
  這些失敗,同觀察處在破譯英國密碼系統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觀察處破譯了倫敦拍給英國駐外海軍武官的電報,從而得知英國海軍部統計的被擊沉的英國船隻的數字。儘管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科隆」和「慕尼黑」
  兩套電碼都發生了變化,觀察處還是相當快地破譯了次要的「慕尼黑」密碼系統,不久又破譯了「科隆」密碼系統。然而英國人卻不斷地加強密碼的保密措施。譬如,某些掌握「科隆」密碼系統的最高級人士,只是把理論和實踐上都無法破譯的唯一密碼——一次一密密碼——當作他們的複式加密密碼。這就縮小了觀察處賴以破譯「科隆」密碼電報的範圍,而這些範圍自然是比較重要的。但是,觀察處成功地破譯了一種新的密碼系統:四位數一組的英美密碼,使上述困難有所減輕。德國人把這種密碼叫做「法蘭克福」。德國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投入大量人力破譯了這套密碼,到三月底,觀察處已經能看懂截收到的用這種密碼拍發的大部分電報了。是年夏末,同盟國開始在不同的地區使用不同的複式加密密碼,然後每隔一段非常短的時間就更換密碼,使破譯工作更加困難了。特拉諾小組很快就克服了這些困難,到十二月,事實證明他們的破譯成果是極為有用的, 「在潛艇戰中尤其是如此。」因為「法蘭克福」密碼系統主要是供護航運輸隊使用的。
  軸心國和同盟國都清楚認識到控制海上交通線的鬥爭的極端重要性。邱吉爾寫道: 「大西洋戰役是整個戰爭過程中壓倒一切的因素。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其他地方,無論是陸上、海上,還是空中所發生的任何情況,最終都取決於大西洋戰役的結局,除了所有其他值得關注的事情之外,我們每天懷著希望和憂慮的心情注視著這個戰役的發展變化。」
  在這個戰役中,情報是非常重要的。德國潛艇需要知道什麼地方能擊沉同盟國的運輸船隻,觀察處提供了大量情報,而在這個機構中,特拉諾無疑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曾經說過: 「英國的供應線被切斷之日,就是它不得不投降之時。」不過這句話沒有邱吉爾的那番話雄辯有力。假若切斷成功了,那麼很大一部分功勞得歸於特拉諾。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觀察處提供一份根據密碼分析寫的報告,報告說,從紐芬蘭的雷斯角往東航行的SCl07護航運輸隊將沿著四十五度的方向航行。與此同時,一艘偵察潛艇發觀了這支護航運輸隊的確切位置。潛艇司令鄧尼茨海軍元帥立即派遣一隊潛艇,採用群狼戰術截擊它。鄧尼茨後來在寫給觀察處的信中說: 「無線電偵察及時報告了這支護航運輸隊的航行路線,使潛艇可以盡量形成密集隊形,在發現敵人船隻之後的幾小時之內,就有幾艘潛艇同敵船進行了接觸,」而且很快就擊沉了十五艘船隻。特拉諾由於在這次勝利中起了重大作用而特別受到了表揚。
  密碼電報在未破譯之前,誰也不知道它講的是什麼。為了保證截收到的「法蘭克福」系統的密碼電報在到達海軍總司令部時仍然有用途,所有或者幾乎所有這些電報都要破譯出來。為了做到這一點,特拉諾將破譯工作人員增加一倍。他從處理「科隆」密碼系統的那個小組中抽調人員,使這個系統的密碼暫時不去破譯,因為敵方密碼識別小組採用了一種新的密碼法,幾乎使觀察處不能從中得到任何有軍事價值的情報。即使增添了人員,也仍然不夠用,特拉諾不得不將原有人員增加兩倍,然後讓Hollerith機器承擔額外的工作。最後,上白班的有三百六十人,上夜班的有二百人,在施瓦布的領導下工作。
  為了得到進一步的幫助,他向上級反映了情況。他和鄧尼茨在戰前就互相認識,當時他們的辦公室相鄰,雖然他倆不如特拉諾同雷德爾相處得那麼好。鄧尼茨擔任海軍總司令之後不久,聽說特拉諾幹得不很順利,便召他開會。
  「特拉諾,」他說, 「出了什麼事?你可以隨隨便便地說——講心裡話。」在場的其他軍官全神貫注地聽著。
  「好吧,元帥先生,」特拉諾答道, 「海軍可以多幫我的忙,讓空軍為我們多作些偵察。」他解釋說,有些護航運輸隊用密碼電報報告它們的位置,如果知道這些護航運輸隊的位置,就能幫助他破譯這些密碼。
  「特拉諾,』鄧尼茨回答,「你忘了帝國元帥戈林。他說『空軍是我的』,只要他還在度假,我可以在元首面前替際說幾句話,但是一旦他回來了……」鄧尼茨後來與希特勒一見面,就談了這個問題,希特勒答應盡量幫忙。
  為了從截收的電報中盡可能多地獲取情報,特拉諾自己總是夜間工作,絞盡腦汁想從電報中找出新的意思,或者從複式加密密碼中剝去一層密碼。用印度名字命名的加拿大驅逐艦參加護航幫了他的忙,因為所有這些名字必須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節拚綴起來的。
  這樣的破譯工作在大戰期間襲擊護航運輸隊的最大一次戰鬥中尤其起了積極作用。那次戰鬥發生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此之前不久,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做出了決定,把反潛戰當做戰爭中頭等重要的事情來抓。那時候,鄧尼茨在海上終於有了足夠數量的潛艇,他認為這些潛艇足以切斷英國的生命線,而觀察處當時在破譯「法蘭克福」系統密碼方面正是最有成果的時候。
  三月五日,SCl22慢速護航運輸隊離開紐約港,八日,速度稍快的HX229 護航運輸隊也啟碇開航了。十二日和十三日,當SCl22護航運輸隊的五十一艘船隻,分成十三路縱隊,HX229 護航運輸隊的三十八艘船隻分成十一路縱隊,浩浩蕩蕩地向北大西洋航行的時候,盟軍收聽到德國潛艇頻繁的無線電報通訊,他們判定這些潛艇就在兩支護航運輸隊的航道前方。他們命令這兩支護航運輸隊繞開潛艇所在的地區。三月十三日下午八點,正在北緯四十九度、東經四十度海面上的SCl22護航運輸隊,奉命向六十七度的方向航行。
  觀察機構截收並破譯了這項命令,把它交給鄧尼茨。在東經四十度、北緯四十九度的海面上,一經度相當於陸地上七十英里寬,一緯度相當於陸地上四十五英里寬,這意味著,即使護航運輸隊和潛艇都知道自己的確切位置,那麼潛艇離它們的襲擊目標仍然可能還有陸地上幾十英里遠。為了幫助潛艇發現目標,鄧尼茨命令十七艘潛艇在這支護航運輸隊前面南北一字兒擺成一條糾察線。當觀察處提供了有關HX229 護航運輸隊航線的情報的時候,他同樣命令十一艘潛艇在這支護航運輸隊前面擺成一條糾察線。
  海面上掀起山一樣的巨浪,能見度平均只有五百碼,真正要找到敵船,十之八九要碰運氣了。觀察機構報告HX229 護航運輸隊的航向又發生了變化。後來事實證明這次破譯犯了一點小錯誤:很明顯,密碼分析員只是根據一些很小的可能性來填空,就好像一個玩縱橫填字字謎的人,盡量先填一些可能適合的字,到後來才發現自己猜錯了。不過當時這個錯誤對海上的情況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潛艇部隊採用群狼戰術,在這個致命的地區集合了。速度較快的護航運輸隊超過了速度較慢的那一隊, 「它的大批船隻散佈在一個範圍相當·有限的海面上。」鄧尼茨喜形於色地說,潛艇「像一群惡狼一樣地猛撲」這支船隊。在三天的戰鬥中,魚雷的爆炸聲震耳欲聾,運輸船隻中彈後突然傾倒,船員掉在冰冷的海水裡,發出淒慘的喊叫聲,深水炸彈不時轟隆一聲巨響,掀起沖天水柱,潛艇艇員們緊張得直冒冷汗,在冷酷無情的萬頃波濤底下,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在這場戰鬥中,德國潛艇擊沉了二十一艘敵船,自己只損失一艘潛艇。這是德國潛艇在戰爭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勝利,同盟國擔心它們可能要輸掉這場戰爭中的這個重大戰役。
  事實證明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在後來的幾個月裡,同盟國更多的護航部隊,更先進的雷達,以及改進了的密碼工作,扭轉了大西洋戰役的潮流。與此同時,觀察處失利了。六月十日, 「法蘭克福」密碼系統的基本電碼發生了變化。它始終沒有被破譯出來。
  至於其他密碼系統的破譯,情況也只是稍微好一點。
  「科隆」系統被放棄了。一九四二年九月,當英國試圖在托布魯克登陸的時候,德軍繳獲了「藍色慕尼黑」電碼本,這本電碼本大概是從靠近海岸的地方沉沒的《西科》號驅逐艦上繳獲的。九月二十九日,這本電碼本送到了觀察處。第二天上午十點十五分,密碼分析員確定了幾乎所有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和航空母艦當時在海上的位置。特拉諾將破譯其他密碼系統的工作人員抽調過來,集中對付這套密碼。因此在英國於十二月十五日對這套密碼又複式加密的情況下,他仍然能繼續進行破譯工作。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英國已經不使用被德國繳獲的那套密碼了。此後,觀察處投入大量人力,用了七個月的時間去破譯新的密碼系統。
  雖然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德國仍然可以輕易地破譯出「棕色慕尼黑」電碼,但形勢已經變得更嚴峻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柏林遭受的一次大空襲,毀掉了觀察處的許多檔案,這些檔案對於這個機構的工作具有無比重要的價值,它被迫在柏林東北二十五英里左右的埃伯斯瓦爾德附近紮營。英國人的密碼越來越難破譯了。他們現在不用經緯度來報告船隻的位置,而是用一種特殊的指示方法。他們的密碼碼底改變得越來越快,從十五天一變改為一天一變。他們在越來越多的地區使用一次一密密碼。甚至從布列塔尼半島附近被擊沉的加拿大《阿瑟巴斯坎》號驅逐艦上繳獲的密碼電報,也使德國密碼破譯員毫無辦法。同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之前一個月,希特勒問觀察處,哪些英國密碼破譯出來了,哪些還未破譯出來,觀察處不得不回答說,「它只破譯出一些次要的密碼系統和供掉隊的護航運輸隊船隻使用的一種密碼系統,而兩種主要的英國密碼系統卻破譯不出來,一種是從一九四四年初開始使用的,一種是從一九四三年六月初開始使用的。」上級命令觀察處開始集中力量破譯瑞典、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密碼系統。
  這在一場對付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戰爭中沒有起什麼作用。而且到那時,特拉諾小組裡許多人被拉到前線打仗去了。他們在前線,再也不能像以前坐在海軍總司令部的辦公桌旁那樣擊敗敵人了。但是,鄧尼茨說,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使用的情報,有一半是觀察處提供的。第三帝國所有其他情報機構都比不上它的功勞。
  15.海軍上將和他的諜報局
  一七六步兵師急需一名間諜,這個師正在保衛著第三帝國的邊界,防禦前進中的英軍的進犯。時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英軍已經佔領了荷蘭邊界城鎮錫塔德,這是一個平衍,開闊的城鎮,鎮上聳立著一座教堂,畫有紅白橫條的教堂塔尖特別醒目。一七六步兵師剛剛給予英軍以沉重的回擊,英國兵說到聖誕節時他們再也守不住錫塔德了。但是,他們是真撤退,還是換班,或者僅僅是口頭上講要撤退?一七六步兵師需要瞭解這個情況,只有派遣一個間諜到敵後去,才能瞭解到這個情況。
  在希特勒的德國行將沒落的時候,間諜是由黨衛隊控制的。一七六步兵師向西線黨衛隊隊長的聯絡官提出了緊急要求。十二月二十日,聯絡官作了答覆,派出一個代號叫「潘」的特務,到錫塔德去偵察英軍的動向。當天晚上,一名黨衛隊隊員交給「潘」一個合適的身份證,帶他到一七六步兵師。他們從團戰鬥指揮部來到錫塔德北面蘇斯特倫附近的那個營,從那兒,「潘」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前往錫塔德的路上,他發現鐵路線西面部署著三輛英國坦克。他在錫塔德和一位熟人住在一起,從錫塔德西面鐵路沿線上的房子裡,他數了數望見的中型坦克,共有三十二輛。他還發現在錫塔德至利姆布魯克的鐵路線南面有兩個輕炮兵連。第二天上午,他兩次騎自行車出進錫塔德。偵察兩條鐵路線兩邊的中型和重型坦克,他估計共有三百輛。他觀察了停在所謂別墅停車場裡的許多英國小汽車和卡車,然後潛伏在他朋友的家裡,躲避英國在錫塔德對德國間諜的搜查。當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若無其事地向一名英國士兵打聽部署在城鎮北面的一門重炮,得知那是一門四十二厘米榴彈炮。
  他向一七六步兵師報告了他看到的情況,還為他們畫了一張草圖。雖然他沒有帶回可以顯示英軍意圖的具體情報,但他提供的情況,或許有助於情報參謀對敵人作了什麼樣的計劃得出自己的結論,因為該師「非常滿意他的偵察結果。」
  從許多方面來看,「潘」的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事間諜活動的縮影。德國的軍事間諜活動,只是從戰術方面來講才是成功的,對德國武裝部隊的貢獻顯然很小。
  德國的軍事間諜機構,最後被它的競爭對手併吞。它的失敗,或許同它的前身普魯士一德意志參謀總部諜報處的失敗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它是直接繼承這個前身的,不像軍隊的其他許多機構那樣,被凡爾賽條約所中斷。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之後六天,陸軍參謀總長將諜報處——此時已稱為情報處——轉交給柏林的代理或看守參謀總部。情報處的任務是從事諜報和反諜報活動。軍隊遣散之後,情報處縮小為情報組,隸屬參謀總部外國軍隊處。原諜報處處長瓦爾特·尼古拉中校從此默默無聞,他的宣傳活動使他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情報組組長是諜報處的老資格弗裡德裡希·格姆普少校。凡爾賽條約簽訂以後,德國披上了許多偽裝。參謀總部改為軍隊部。外國軍隊處變成軍隊部三處。情報組變成軍隊部三處諜報組(AbwehrGroup)。
  「Abwehr」一詞絲毫沒有情報或消息的概念。一Wehr這一部分是由印歐語系的一個詞演變而來的,近似於英語的" Weir" (堤壩)一詞。它的實際意思是「防守、保護」,用在" Wehrmacht' (國防軍)這樣一些詞中。ab—與意思是「脫離」的英語詞「of」為同一詞源的詞,在這裡加強—Wehr這一部分所含有的拒絕、抵制的意思。因此,「Abw—ehr」一詞的意思是「避開、防止」。用它作為反諜報機構的名稱是合理的。德國軍隊使用它,部分原因是諜報組確實在御防外國間諜,但是主要原因還是這個詞掩蓋了諜報組自己的間諜活動。這個詞因而一直沿用了下來。
  這個小單位的四名軍官,首先謀求弄清東方的混亂局勢,因為東方的波蘭人,赤俄分子和白俄分子正在互相混戰。
  其次謀求建立一個間諜網,這個間諜網大概首先以法國為活動目標。諜報組還指揮陸軍密碼破譯機構——密碼中心——的情報活動,接受它破譯的密碼,雖然不負責它的行政管理。格姆普領導諜報組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他晉陞為將官,方才離開這個職位。京特·施萬特斯少校接替他。施萬特斯原是一個騎兵,調到諜報組剛滿一年。
  這時候,國防部內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很快就對諜報組的組織地位產生深刻影響。一位新國防部長上任了,此人頗受他的下級庫特·馮·施萊歇的影響,施萊歇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朋友,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喜歡和人一起耍弄陰謀,眼巴巴地想當總理。施萊歇極力慫恿他利用部分下級機構來加強自己的權力——當然也就加強了施萊歇本人的權力。諜報組就是這樣的一個下級機構。它的情報可以帶來額外的好處。於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這位部長已經把諜報組和海軍諜報單位分別從軍隊部三處和海軍總司令部裡抽調出來,聯合組成諜報處,直接歸他領導。後來密碼中心也合併過來了。這位部長還命令,海軍截收的全部情報材料都要送交諜報處。收集情報的活動如此集中,使他能夠宣佈諜報處是「國防部唯一的情報收集站」。自然這並沒有滿足施萊歇對權力的渴望。不到一年之後,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這位部長將以前直屬他領導的幾個機構,包括諜報處,集中起來組成部長部,部長不用說當然是施萊歇。由於部長部最終演變成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這兩項措施使諜報處變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德國的陸、海、空三軍處理諜報活動的超級機構。
  施萊歇認識到完全控制一個收集情報的機構的好處,到了年底,他撤掉了施萬特斯,換上他的親密朋友費迪南德·馮·佈雷多中校。佈雷多在一九二一年是諜報組的校官,但是,這與其說是促使施萊歇讓他負責諜報處的一個理由,不如說是一個借口。他是一個健壯、快活的男子漢,只要有聚會,他就準備參加,總想顯露一下自己的重要身份,這與特務機關頭目應有的緘默和謹嚴是格格不入的。他改組了諜報處,擴大了機構,到法國和比利時招募特務,尤其是吸收德國軍火企業的代表當特務。但是,他的實際工作是為施萊歇服務,據說他通過他的妻子與報業巨頭、右翼政治家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取得了聯繫,他為施萊歇效勞,有一部分就是通過這個聯繫進行的。施萊歇後來終於當上了國防部長。他立即任命佈雷多為部長部部長。三天以後,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日,他打破了六十六年的傳統,任命一位海軍軍官擔任諜報處處長。
  海軍中校康拉德·帕齊希,是一個正直的軍官,長著一雙明亮的藍眼睛,一九二九年被派去領導海軍諜報組。他是去接替另一個人的,這個人同佈雷多合不來,而且使海軍喪失了影響。在基爾一同服役時就認識帕齊希的海軍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認為帕齊希和藹可親的態度將會消除這個問題。事實很快證明他的這個看法是對的。雖然帕齊希願意繼續呆在海上,他來到諜報處後,工作卻很賣力。佈雷多離開之後,帕齊希確實被認為比其他五個小組的負責人(全是陸軍軍官)更適合領導整個諜報處。帕齊希具有這個能力,再說施萊歇需要安慰一下海軍,給它一個職位,補充剛被陸軍奪走的一個,於是施萊歇就任命帕齊希為諜報處處長。然而,人們並不認為諜報處非常重要;它的領導不是一個要職,假若是的話,在一個大陸國家裡規模最大、影響最甚的軍種陸軍就會把它留給自己,而給海軍另外扔一點殘羹剩飯。
  帕齊希繼續擴大諜報處。他的寬厚為人,使諜報處親如一家。可是他每天向施萊歇提供的情報,通常只不過是密碼中心截收的兩三條可靠消息,而間諜的報告卻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價值。此外,希特勒上台以後,帕齊希碰上了普魯士的秘密警察和黨衛隊保安處,他的長處也就不起作用了。
  它們的權力之爭過於短兵相接。帕齊希尤其同秘密警察的反諜報處發生了衝突。對此,希特勒一手挑選的新任國防部長、 「橡皮獅子」維爾納·馮·勃魯姆堡陸軍元帥,是不會感到高興的。接著,勃魯姆堡得知,羅韋爾的高空偵察機根據諜報處同他們達成的協議進行飛行,拍攝了波蘭的港口和要塞。這種行動如果被發現,就會危及希特勒在外交上迄今為止最高明的一著:同討厭的波蘭簽訂出人意料的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希特勒在萊茵蘭採取行動時,波蘭是他的後方。
  空中偵察隊的輕率行動,為勃魯姆堡安撫希姆萊提供了所需的借口。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解除了帕齊希的職務。帕齊希後來擔任了新造袖珍艦《格拉夫斯皮》號艦長。雷德爾任命威廉·弗朗茨·卡納裡斯上校取代帕齊希擔任諜報處處長,卡納裡斯後來成了傳奇式人物。
  卡納裡斯一八八七年一月一日出生於阿普萊貝克,當時那兒還是魯爾流域多特蒙德市的一個郊區。雖然他後來喜歡說自己是十九世紀希臘獨立戰爭的大無畏英雄康斯坦丁諾斯·卡納裡斯的後裔,他的家庭實際上是在十七世紀從意大利移居到德國的。他的父親,一個鑄造廠的廠長,把家搬到杜伊斯堡,卡納裡斯在那兒上的中學。十八歲的時候,卡納裡斯作為伺官生參加了海軍。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吋,淺藍色眼睛,纖細的頭髮。他的上級說他「雖然有些靦腆,卻討人喜歡」。他的「英語講得相當流利」,後來又學了法語和一些俄語,在加勒比海巡航期間又學會了西班牙語,而且說得很流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正在《德累斯頓》號輕巡洋艦上服役,這艘艦是在福克蘭群島海戰中唯一沒有被擊毀的德國艦艇。它在太平洋上一路劫掠商船,後來被一艘英國巡洋艦追得無路可逃,只好在智利領海裡放水把艦沉掉了。艦上人員被扣留在靠近那個菜豆形國家海岸的基裡基納島。大約五個月之後,一九一五年八月四日,卡納裡斯取得了艦長的同意,扮作當地人,划船到達岸上。他憑著會講西班牙語,上岸後就逃之天天了。他首先南下三百英里到達奧索爾諾,然後騎馬奔了三百英里,越過安第斯山,到達阿根廷的內烏肯,他從那兒坐了六百英里的火車,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他持著發給雷德·羅薩斯的假智利護照,搭上了荷蘭《弗裡西亞》號輪船。這次航行對卡納裡斯的神經是一個考驗:到達目的地中立港口阿姆斯特丹之前的最後一個停靠港是敵國的法爾默思港。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他回到柏林,離他逃走的那一天整整兩個月。
  第二年,德國海軍部將他派回西班牙,他持的是同一護照。在德國駐西班牙海軍武官的監督下,他挑選從事特殊任務的特務。在這一年中,他不僅取得了從事間諜活動的經驗,而且打下了關係的基礎,這種關係在二十年後被證明對德國的談判大有幫助。但是卡納裡斯渴望參加戰鬥,雷德·羅薩斯便大膽地取道敵對的法國和意大利回國,他在意大利被捕了。有影響勢力的朋友將他釋放出來,讓他回到西班牙。下一次他再也不冒從陸路返回德國的風險了;海軍派出一艘潛艇接他。
  他在一輛從馬德里開出的火車上甩掉了盯梢,然後潛伏在地中海港口卡塔赫納。一九一六年八月底,接他回國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海軍第二次派出U—35號潛艇接他,約定時間是九月三十日晚上或者十月二日晚上,地點在距離附近的蒂諾索角燈塔五英里的一百八十度方位的海面上。卡納裡斯和其他幾個也要返回德國的德國人,乘一艘小船前往約定地點,西班牙的巡邏艇沒有阻擋他們。大約半夜裡,他們攜帶著獲准前往馬略爾卡島帕爾馬的證件,換乘一艘較大的帆船,船員都是西班牙人。在兩個半小時中;他用暗淡的燈光向海上發出了莫爾斯識別信號,但是沒有得到回答。就在這時候,U—35號潛艇靠近了蒂諾蘇燈塔,從索利特羅灣上許多點著燈火的漁船中,發現一艘漁船頂上的一盞燈閃著識別信號。潛艇離它有三百碼遠,向它至少發出了十次莫爾斯K信號。但是卡納裡斯沒有看到信號。十月一日凌晨,卡納裡斯在船上掛起一面紅色三角旗。過了不久,他報告道:我發現西邊有一艘汽船,我立即辨認出它是敵人的一艘拖網漁船。它先停了一會兒,然後向我們開過來。我一認出拖網漁船, 馬上降下紅色三角旗,然後,為了裝得不怎麼可疑,便以緩慢的速度向馬薩龍的方向駛去。拖網漁船迅速靠近。我們藏在船板下面的壓艙內。拖網漁船在靠近我們那艘船的尾部停了下來。 由於他們只看到我們船工的西班牙船員, 只好無可奈何地繼續向東南方向,朝著那兒出現的一艘船隻駛去……拖網漁船上的船員穿著法國海軍制服。
  卡納裡斯重新將船往約定地點開去。與此同時,U一35號潛艇從水下到達那裡,發現並趕上了這艘帆船。帆船上有一個人發現離左舷船尾不遠的海面上露出一個潛望鏡。卡納裡斯把船調到朝西的方向,在船帆的後面亮出那面紅色三角旗,以免讓拖網漁船發現。他根據約定的辦法,反覆升降主帆。這時候,在五十碼開外的地方,U—35號潛艇從剛剛還是碧波一片的海面上冒了出來,那情景總是使人感到驚訝的。兩艘船隻靠近的時候,海水從潛艇頂上潑瀉下來。早晨六點四十分,卡納裡斯和其他人跳上潛艇,鑽進內艙,潛艇竄入水中,駛向德國。
  卡納裡斯後來奉命指揮UB—128 號潛艇。但是這艘潛艇活動的地方——地中海——條件太差,為時也太晚,使他不能贏得任何榮譽。
  在停戰之後的德國的一片混亂之中,卡納裡斯堅定不移地奉行一條右翼路線。他曾經在一個軍事法庭中工作過,這個法庭免罪釋放了殺害共產黨領導人卡爾·李》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大部分兇手。後來他幫助一個被判犯有瀆職罪的犯人逃走。他擔任國防部長助手的時候,站在反對國防部長的一邊,支持沃爾夫岡·卡普博土領導的夭折的軍事暴動。他為這件事坐了幾天監獄。當國內局勢穩定下來,尤其是當他在一九一九年結婚之後,他平靜下來了。但是在重建德國海軍的過程中,他仍然作為一名特務在神秘的走廊活動。二十年代末,他寫了一篇關於使用魚雷快艇的備忘錄,西班牙國王對這篇備忘錄很感興趣,用德國的錢在卡迪斯修建了一個魚雷快艇製造廠,使德國人更加提高了有關這個武器的技術知識。通過同這位國王和獨裁者米格爾·普裡莫·德裡維拉的私人關係,卡納裡斯打下了在卡迪斯建造一種新型潛水艇的基礎。後來他訪問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試圖說服阿根廷幫助德國實施製造潛水艇的計劃。
  在這些年中,他不斷提升,輪流在海上和陸地服役,總是獲得好評; 「實屬罕見,具有肩負要職的優秀軍官的各種品質……不知疲倦……判斷準確……能力最強」(—九二一年), 「出類拔萃」(一九二七年), 「他的下級信任他」(一九二八年); 「感覺最靈敏,很會動腦筋」(一九三一年)。一九二六年,他的一位上級說他在「海軍、陸軍和政治方面」有能力,誇獎說; 「由於他能非常敏銳地洞察外國人的心理,具有非凡的語言能力,因此他在同外國人(從下層人土到社會名流)打交道方面堪稱模範,能夠很快地取得外國人的信任。假如他要負起這樣的責任,他是不會遇到障礙的,任何不測都不能使他退縮,不管什麼地方,無論封鎖如何嚴密,他都能擠進去,同有關的人進行接觸,這樣他就可以憑著他那孩童般的天真面孔,在短時間內把局面操縱起來。然而,許多軍官——包括未來的海軍總司令卡爾·鄧尼茨——並不喜歡他。他們認為他狡猾。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擔任《施勒辛》號戰列艦艦長,希特勒一上台,他就開始向艦上人員宣講納粹主義的不朽。「他作了充分的非常認真的準備,講解通常通俗易懂,在這方面起了模範影響,」他的上級寫道。他不失時機地巴結納粹新統治集團中的權力掮客:當他的下級軍需官向希姆萊寫信的時候,他順致問候。 (這位下級是奧斯瓦爾德·波爾,後來是集中營的總管。 )卡納裡斯在《施勒辛》號戰列艦上服役了兩年,但是在他的海軍生涯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台階,他卻沒有爬上去。他沒有被提升為艦隊司令。他的上級對他作了盡可能保留的正面推薦: 「應該說卡納裡斯是稱職的。」
  即使這個推薦,也由於下面這條建議而變得沒有多大價值了;他的「才智,使他更適合於向軍事政治方面而不是單純的軍事方面發展」。因為卡納裡斯雖然勇敢、能幹,卻根本不具備高級指揮官必須具有的冷酷無情的進取個性。再說雷德爾也不喜歡他。艦隊司令的職位當然被別人搶走了,卡納裡斯只撈到一個閒職:波羅的海斯溫明德海軍站站長,就在那裡等著告老還鄉了。
  但是,他到達那兒幾個星期之後,帕齊希被解職了。帕齊希推薦卡納裡斯接替職務。卡納裡斯的級別相稱,他的服役記錄是優秀的。他熟悉外國。他的上級多次強調他在政治軍事方面是有能力的,而且也有間諜工作的經驗。他是親納粹的,這將有助於消除曾使帕齊希陷入困境的磨擦。從各方面來說,他非常適合擔任這個職務,只有雷德爾不喜歡他。雷德爾拒絕了帕齊希的推薦。只是當帕齊希指出,不這麼做,海軍就得把諜報處交給陸軍,因為諜報處裡再也沒有更合適的海軍軍官可以繼任這一職務,雷德爾方才同意。一九三四年深秋,雷德爾把卡納裡斯從斯溫明德召來,派他到柏林去熟悉他的新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卡納裡斯上校擔任了德國間諜和反間諜機構的領導人,那天他正好四十八歲。
  他年紀不算很大,頭髮卻過早花白了,人們因此稱他「白髮老頭」。他的風度不像軍人。他動作輕,不引人注目。在他的辦公室「狐狸窩」裡,他總是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誰也沒有聽到他到來的動靜。他不修邊幅,喜穿便服,不愛著軍裝,即使穿軍裝,總是撿最舊的穿。他把他的勳章扔到抽屜裡,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一起。他的下級聽說他曾經獲得金質德國十字勳章,卻無法從他那裡得到證實。他晉陞為海軍少將、中將和上將,還是別人告訴他們的。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和他一樣,不注重儀容。一天晚上,他參加大型招待會,會後穿著一身禮服回到家裡,一個女兒見了就嚷開了: 「瞧您這彆扭1 」這件事典型地說明了他的家庭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然而他很注重社會禮節,非常客氣,遇有約會,總要提前到達。
  他似乎一年四季總是感到不夠暖和。即使在夏天,他也時常穿一件大衣。他打網球的時候,穿一件厚毛衣。他有點兒患失眠症和疑病症。他每天早晨六點鐘起床,在街上碰到他的鄰居、鋼琴家赫爾穆特·毛雷爾時,總要帶點妒忌地問: 「你睡得好嗎?」而他自己需要服用大量的環巴比特魯和溴異戊醯尿,才能安靜地睡上幾個小時。他總是勸別人服用他常吃的這種安眠藥。他休息的辦法是騎馬和打網球,出其不意是他打球的致勝秘訣。
  他的家庭生活是和諧的,雖然在戰爭期間,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住在巴伐利亞阿梅爾湖,而他卻留在柏林,每年探家兩三次。他秉性和藹,關心手下的工作人員。有一個星期天,他請一位年輕女秘書替他打一份備忘錄。她帶上眼鏡打了起來。看到這種情景,他便問: 「孩子,為什麼要戴眼鏡?」她回答說她近視了,他說,這麼年輕不應該戴眼鏡。
  談話雖然不長,卻使她看到:他在關心下級,把他們看作人,而不是一群僅僅替他賣命幹活的勞力。他在和人打招呼時總是喜歡稱「您」,更證明了他的友好態度。
  他喜愛動物。除了家裡養了一隻鸚鵡外,他還有一對小獵狗,成天在辦公室裡跟著他轉。他常常和它們說話。有時候,他關心它們似乎勝過關心他的下級和他的工作。他在意大利的時候,有一次打電話到柏林,詢問其中一隻生病的小狗的情況,他問得很詳細,以致一些意大利人認為他是在用暗語講話,其實這是真事。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喜歡狗,那麼這個人就不能信任。他本人說過,他相信動物甚至勝過相信人。希特勒也講過類似的話。
  他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是悲觀的。他常常一臉憂傷。除了同朋友們在一起時外,平時很少講話。為了養精蓄銳,應付極沉重的工作負擔,他每到晚上十點整就撇開由他照管的一大堆事務。有一次,他向一位下級解釋說: 「晚上十點以後,誰也講不了正經話。」這位軍官輕聲答道; 「十點以前也是這樣,上將先生。」他的文化興趣廣泛,手不釋卷,尤其喜歡閱讀外事方面的東西,但也喜好純文學;他常常將哲學和史前學方面的書籍饋贈同事。誰都說他聰明。他善於迅速抓住別人的思想,討厭開長會。
  他的性格中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不過並不傷人感情·他在每日召開的碰頭會上,當一位下級匯報情況的時候,他總要挖苦地評論幾句。當他和他的副手、非常講究衣著的漢斯·奧斯特,在他家後面的網球場上比賽的時候,他喜歡把奧斯特逼到土質地面網球場的潮濕角落裡,較量個沒完,直到他最後使奧斯特滑倒了,把剛剛燙過的白色長褲子坐上一屁股泥方才罷休。他聽下級口頭匯報的時候,有時不停地追問細節,下級只好承認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是,他的下級似乎覺得他的譏諷挖苦不帶尖酸刻薄,反倒具有內在的幽默和善意,因為他們喜歡他,甚至熱愛他。他們喜歡聽他講述如何對付愛發火的上級的故事。上級發火,就要罵人,他對付的辦法,就是上級罵一句,他就重複這句中的最後一個詞。上級罵「你們的艙面軍官是個蠢豬!」卡納裡斯答道「蠢豬!」 「這傢伙幹事恬不知恥!」
  「恬不知恥!」一罵一答,上級的火氣也就慢慢地消了。
  這個方法是純粹卡納裡斯式的。同他一樣,它是在兜圈子和玩弄詞義的細微差別,使上級的火氣轉到他自己身上。
  卡納裡斯很少直截了當地說是或不是。他常常以反問來回答問題。他講話總是半吞半吐,含含糊糊。他不喜歡強迫。他不適於當行政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他不善於負領導責任。
  他對不同的下級下達互相矛盾的指示。他在視察部下時常常招致混亂。他挑選的一些下級是很糟糕的,他能容忍那些不能勝任職務的人。當外面批評他們時,他卻極力替他們辯護。然而總的說來,他的性格有些怪,他的一位直接下級說他是自當軍人以來所共過事的上級中最難相處的一個。空軍情報機構的一位負責人說他是一個好的情報人員,但不是一位傑出的領導。
  他在接替諜報處的領導職務時面臨的頭一個問題,就是曾經使他的前任丟掉了職務的那個問題:同納粹黨及其控制的機構的磨擦。他用簡單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破除了帕齊希的觀點,開始同希姆萊的人進行合作。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擔任諜報處領導兩個半星期之後,他和一個下級從下午三點至六點,在國防部會晤了海德裡希及其三名軍官,就諜報處、蓋世太保和黨衛隊保安處之間的分工達成了協議。五天以後,大概是在卡納裡斯的敦促下,國防部長勃魯姆堡要求內務部長和財政部長採取一些安慰海德裡希的措施。海德裡希則撤掉了蓋世太保裡一位反諜報處的官員,換上一個比較講究策略的人,這個人同卡納裡斯相處很好。兩年以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德裡希和卡納裡斯簽訂了「十誡」,進一步劃分了諜報處和蓋世太保之間反諜報活動的權限。
  這幾個互相競爭的機構的上層,表面上沒有磨擦,多半歸功於它們的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係。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卡納裡斯在《柏林》號巡洋艦上當大副的時候,海德裡希是該艦上的伺官生。海德裡希在表面上至少總是尊重和親近年紀比他大的卡納裡斯的。他們經常共進午餐。他們住在柏林西南的一個住宅區內,兩家相隔不遠。海德裡希一家常常邀請卡納裡斯一家玩槌球遊戲;卡納裡斯一家經常邀請海德裡希一家吃飯,主人親自烹調,作一些稀罕的佳餚,例如黑麵包屑裹豬肋,還有紅葡萄酒。卡納裡斯太太和海德裡希一起拉過小提琴。卡納裡斯和海德裡希兩家曾經在布拉格一塊兒度過一個星期。
  卡納裡斯還是意識到野心勃勃的海德裡希所構成的威脅。有一天,他的鄰居毛雷爾正往車站走去,突然從拐角處竄出一個人和一條狗。那條狗猛撲過來。雖然那個人吹了一聲口哨,把狗喚回去了,毛雷爾卻惱羞成怒,警告那個人:下次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他不但要開槍把狗打死,還要把人打死。幾天以後,卡納裡斯把毛雷爾介紹給一個人,這個人恰好就是那條狗的主人「海德裡希先生」。海德裡希說他已經認識毛雷爾;他就是曾經想打死他的那個人。卡納裡斯立即問道, 「是嗎?什麼時候?」但是這位滿頭白髮的海軍上將似乎缺乏個性力量去同魄力粗獷的海德裡希進行鬥爭。有一次,海德裡希告訴他,一位新教牧師(卡納裡斯的一位相識)還在繼續進行反納粹活動。卡納里斯本當要問,這個人在集中營裡怎麼能進行這樣的活動?但是他卻保持沉默。另有一次,海德裡希表白自己一直是反對砸玻璃窗那天晚上發生的反猶太人暴亂的, 自己參加那次行動,只不過是在執行他的命令,他聽了以後照樣一聲不吭。
  卡納裡斯面臨的另一個緊急問題,是諜報處的機構在迅速擴大。卡納裡斯就任後不到十一個星期,希特勒宣佈恢復徵兵和擴軍。軍區數目從七個增加到十二個,每個軍區設一個諜報站。不僅諜報站的數目在增加,每個諜報站的人數也在增加。在二十年代,每個諜報站只有一至兩名軍官。在一九三七年,僅慕尼黑諜報站就有十名軍官。另外還有土兵,文職官員和僱員。
  卡納裡斯還預見到,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一直是軍隊的「唯一情報收集站」的諜報處,將重新變成純粹間諜機構。
  在他上任的頭一年,這個變化過程還未開始之前,諜報處共有六個組:一組,陸軍諜報組。二組,密碼中心。三組,反諜報組。四組,破壞和暴動組。五組,海軍諜報組,包括駐海軍通訊情報處聯絡處。六組,空軍諜報組。密碼中心和羅韋爾的空中偵察中隊脫離諜報處,使這個機構不再起非諜報活動的作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改組把幾個諜報組集中起來,從而加強了這個機構在諜報方面的工作。這次改組將一,五、六組劃歸一組組長指揮。與此同時,六組重新編為七組,駐海軍通訊情報處聯絡處編為四組。二組空缺起來。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諜報處進行的一次新改組,使這個機構朝著專門從事諜報活動的方向發展的趨勢達到頂點,因為經過這次改組,諜報處升為諜報局——級別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其他機構一樣得到了提升,目的顯然是使這個新指揮機構享有較高威望。諜報局一處專門負責武裝部隊的全部間諜活動,陸、海、空軍的諜報組成為一處的組級機構。七組即破壞和少數民族暴動組成為諜報局二處。三組即反諜報組成為諜報局三處。原來的二組取消。第四組即駐海軍通訊情報處聯絡處,併入納粹黨對外處,對外處在同一天劃歸卡納裡斯的諜報局。對外處最初處理涉及德國武裝部隊的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後來它的作用逐漸加強。它主要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提供有關外國政治局勢的情報,只要這種情報是涉及軍事問題的。它為最高統帥部分析外國報刊,使最高統帥部同外交部保持聯繫,並且充當德國軍隊駐外武官和外國武裝部隊駐柏林武官的聯絡處。這個處的處長,從一九三八年夏到戰爭結束時為止是利奧波德·比爾克納海軍上校(後來升為海軍中將)。一九三九年,卡納裡斯在總部增設一個中心組,從而完成了機構的改組。中心組組長是奧斯特上校,就是那個打網球時坐了一屁股泥的奧斯特,從此他成了卡納裡斯的參謀長。這個組處理人事、財政和其他行政問題。比如,它的一個小組集中保管特務的檔案,這些檔案裝在大型金屬桶裡,桶頂有開口。每個特務都有一張檔案卡,如果檔案材料太多,一張卡片填不下,就立一個檔案袋。
  卡納裡斯的工作不僅僅是管理自己的機構,希特勒還利用他作私人使者和收集情報。卡納裡斯在布加勒斯特同羅馬尼亞獨裁者會談,在馬德里會晤西班牙參謀長和佛朗哥,在羅馬會見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倒台後會晤意大利情報頭子。
  他為了維護自己機構的利益,同其他政府機構進行鬥爭。法國陷落以後,意大利人企圖獨霸法國的地中海沿岸地區;卡納裡斯敦促德國參與霸佔,因為那裡的港口,為同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進行聯繫提供了最優良的交通便利條件,他的這場鬥爭失敗了,但是卻贏得了另外一場鬥爭的勝利。在一次部際會議上,有人認為諜報局特務不應該扮作商人滲入北非,因為這種做法促使法國更加抵制德國的經濟活動。卡納裡斯提出異議,他說收集盟軍在德國以南地區活動的情報無比重要,外交部終於讓步了。
  在諜報局內部,那些並非從事收集情報的單位所承擔的任務,使他不能專心致力於諜報工作。他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十磋商如何進行破壞。他親自承擔諜報局對外處在武裝部隊和外交部之間執行聯絡的任務,向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報告一位高級美國外交官訪問羅馬和柏林的情況。看起來,他提供間諜情報,的確還沒有他做其他事情來得經常。他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高級軍官頻繁遞交的報告,很少涉及間諜情報。他時常向哈爾德報告總的形勢,他會見希特勒有幾十次。他參加過討論如何攻打比利時要塞,例如「堅不可摧的」埃本·埃馬爾要塞的歷時兩個半小時的會議。他向執行破壞任務的部隊介紹了荷蘭軍服是什麼樣子。在波蘭戰役期間,希特勒問西線有什麼情況,卡納裡斯說法國正在準備進攻薩爾布呂肯,希特勒不相信這個消息。 「我不相信法軍正好要進攻薩爾布呂肯地區,因為我們在那兒的陣地最堅固。」
  希特勒猜對了。另有一次,卡納裡斯把一件不該洩露的事情,洩露給意大利人,被希特勒臭罵了一通。
  卡納裡斯反倒覺得「同希特勒可以談論問題,他是講道理的,如果你說得得當,他是能夠理解你的觀點的。」這是因為,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卡納裡斯一直是擁護希特勒的。
  卡納裡斯在那一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半帶自傳體地寫道:「正如戰前軍官必然是君主制度的擁護者一樣……今天他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德國軍隊將成為國家社會主義意志的發展工具。」希特勒併吞奧地利之前一個月,卡納裡斯親自導演了一些欺騙活動,給人造成德國正在為這次入侵進行認真的軍事準備的印象。幾個星期以後,他對一群情報參謀官說,他希望他們按照納粹方式行動,他還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脫離納粹黨,將會受到懲罰。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拋棄納粹主義。他的性格決定了他是反對污辱猶太人的。他批評黨衛隊審問有同性戀嫌疑的陸軍總司令的「卑劣作法」。後來他大概發現,迫使這位總司令辭職的上述指控,實際上是納粹黨的一次卑鄙陷害,目的是要讓一個比較親納粹的人來代替他。最決定性的因素,或許是兩個強烈反對納粹黨的軍官(奧斯特是其中的一位)來到他身邊,擔任他的四名直接下級中的兩名下級。
  在英國對德宣戰的那天晚上,卡納裡斯和三位下級正在訪問一位負責反諜報的蓋世太保官員的家庭。那位官員及其妻子擔心戰爭將曠日持久;他的三位下級認為德國能很快贏得勝利。卡納裡斯沒有說話。在後來的幾個星期裡,他的同事明顯看到他對戰爭深切地表示悲觀,或許是因為他認為德國沒有作好準備,注定要失敗。這顯然使他更加堅定地反對這場大規模破壞戰爭的製造者。不久人們就把他當成反希特勒抵抗運動的成員。
  但是,他並沒有做反對希特勒的事情。原因在於雖然他憎惡希特勒,卻熱愛德國。然而為德國效力也就意味著在幫助元首。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在折磨著他。他本來和藹可親,討人喜歡,現在卻變得鬱鬱寡歡,神色緊張,越來越向他的那對小狗尋求寄托,喝酒也比平常多起來了。他的絕望,如同他的處事方式一樣,有時以間接的形式表現出來。
  每當他的下級向他匯報情況,他非常仔細地進行詢問,弄得下級開始懷疑自己的消息是否可靠的時候,他總是說: 「明白了吧,孩子,當你很仔細地觀察事物的時候,就會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一九零五年,俄國一位海軍上將明明知道注定要失敗,還是毅然繞過半個地球,來到對馬海峽同日本人進行海戰,卡納裡斯經常拿自己和這位俄國海軍上將相比,可是他從不敢正視自己的困難處境,他逃避它,不僅心裡打退堂鼓,人也溜掉了。他抓住每個借口往外溜,跑遍了半個歐洲,從一個國家的首都來到另一個國家的首都,從一個戰地諜報站來到另一個戰地諜報站。 「他怎麼老不在家」,這樣的批評也不能把他留在家裡。因為只要呆在慕尼黑、馬德里、威尼斯或阿爾赫西拉斯,他就不必天天參加會議,免得在是幫助希特勒還是禍害德國這個問題上作出痛苦的抉擇,免得在處理行政問題時碰到同樣的麻煩,也用不著向元首遞送報告,免卻無論受到表揚還是遭到訓斥時都耿耿於懷的自我憎恨。當他回到柏林,面臨著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就迴避它們。到了一九四二年,他把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高級軍官匯報形勢的差事交給一位下級。他極力迴避希特勒,自從戰爭中期以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希特勒,甚至拒絕接受通常無法拒絕的宴會邀請。他遇事繞道走,避免作出重大決定。一位觀察家說:「他直到最後還是猶豫不決。」雖然一位相識把他比作奧德修斯,另一位相識把他比作流浪的猶太人,一位獨具慧眼的人卻把他看得更透: 「他是保守的德國的哈姆雷特」。
  他優柔寡斷,最終事敗身亡,事敗是由於他的遲鈍,身亡則不是由於這個原因。
  雖然他的特務機關提供了無數機會,他卻從來沒有密謀暗殺希特勒,甚至沒有密謀把希特勒攆下台。 (他充其量不過是庇護了一些反希特勒分子。 )他從未向同盟國洩露機密。然而僅僅由於他同反對派有交往,就使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密謀用炸彈炸死希特勒之後三天被逮捕。密謀敗露後,那些積極參與密謀的人很快喪了命,而他的性命卻保留了好幾個月。只是等到第三帝國本身行將覆滅的時候,希特勒才把他送上了西天。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在墓尼黑北面的弗洛森比格監獄被處決。臨死前的幾個月,他閱讀了恩斯特·坎托羅維奇所寫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威武雄壯的一生,這位中世紀最顯赫的德國皇帝,反對羅馬教皇勢力的最堅強的鬥士,他那個時代最有學問、最好女色的男子之一,被人稱作「聲威震世」的偉人的一生,同卡納裡斯的一生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他的麻痺遲鈍毀了他的諜報局,他沒有把它辦成功,致使這個機構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被德國保安總局併吞,他被撤職降級,調去領導經濟戰爭特別委員會。卡納裡斯的那些品質,開始時顯得難能可貴,可是從來沒有發揮作用,簡直可有可無。他機詐權變,很受眾人稱道,可是他從來沒有利用這種本領在敵人領土上策劃過一起成功的暴動。他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判斷才能,遐邇聞名,可是在諜報局這個小圈圈內,尤其是在希特勒這麼一個人的控制下,壓根兒沒有發揮『出來。諜報局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和管理幹才。它需要這樣的一位頭目、這個頭目能與其他機構爭奪最能幹的人員,而不是讓自己的機構成為政治反對派的避難所。他能認識到諜報對像重複所造成的浪費,而讓每個諜報站只分管一個地區。他能檢查手下特務的密碼並加以改進。他將督促負責通訊工作的人設法縮小特務使用的無線電台的體積,增加無線電電波傳播的距離。這些事情,卡納裡斯一件也沒有做到,即使做了,也差得很遠。相反,他對自己的機構聽之任之,同積極進取的黨衛隊保安處相比,就尤其顯得如此。結果,早在第三帝國覆滅之前,諜報局就遭到失敗,在第三帝國覆滅的時候,它甚至已經不存在了。
  在卡納裡斯擔任諜報局局長的八年中,諜報局一處處長幾乎一直是漢斯·皮肯布羅克上校,因此他是第三帝國通過間諜搜集軍事情報的主要直接負責人。皮肯布羅克出身名門望族,是埃森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富家的後裔。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入伍,當了騎兵,凡爾賽條約簽訂後,仍然審在軍隊裡,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在軍隊部三處工作。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他調到諜報局,擔任老一組少校組長,當時這個組開始領導全部間諜活動。一年以後,他仍然懷著對諜報局前途的樂觀展望,和騎兵團老戰友、駐貝爾格萊德武官法貝爾·杜·福爾一起遊覽了地中海。戰爭爆發的時候,只差一個月就是他四十六歲生日。他高個兒,面色黝黑,頭髮稀少,雙耳突出,聰明,快活,老於世故,寬宏大量。他的聰明才智掩蓋了他精力的不足。他是卡納裡斯最親密的合作者,很可能是他最好的朋友;卡納裡斯不對別人講的話,卻對他講,卡納裡斯開玩笑,別人還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卻早就悟出了其中的奧妙。他稱卡納裡斯為「閣下」,這是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德皇在位時只有將官才配享有的稱號。看起來他是專心致志地在諜報局一處工作,把對外接觸的事情留給卡納裡斯。在三年戰爭期間,他只有一次向哈爾德匯報過工作,只有很少幾次參加過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的會議。
  他偶爾接受特殊任務。德國入侵挪威的前五天,他在哥本哈根會晤了維德孔·吉斯林。皮肯布羅克在一九三七年升為中校,一九四零年升為上校,但是要升為將軍,就需要在前線指揮軍隊。因此,快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底的時候,他離開諜報局,來到前線,首先指揮一個步兵團,後來指揮二零八步兵師,同年八月就獲得了令人垂涎的將軍頭銜。後來他一直留在東線。
  接替他擔任軍事間諜頭目的是格奧爾格·漢森上校,他是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三十八歲,淺黃頭髮,又高又瘦,面目清秀,同性情閑雅的皮肯布羅克不一樣,他同士兵弟兄們打得火熱。有時候,他有些招搖,妄自尊大,聲稱自己無所不能。
  有些人認為他野心太大,卡納裡斯的鄰居赫爾穆特·毛雷爾就有這樣的看法,這或許是由於一起事件造成的。有一次,毛雷爾被派去請漢森,在柏林皮肯布羅克的家裡,漢森和司機坐在一起·正在大口大口地喝酒,突然他大聲吼叫起來:「毛雷爾,我要開著車把你們全都撞死。」
  漢森從一九三七年以來一直從事情報工作,首先在外軍處,領導一個小組,研究英聯邦、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軍隊,後來在東線外軍處。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領導東線外軍處一組,研究一些國家包括大多數巴爾幹國家和近東國家的情況。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期間,德國空降兵入侵克里特島,英軍襲擊維希法國控制的敘利亞,伊拉克反英國的部隊舉行起義,贏得了希特勒給予支持的諾言的時候,漢森訪問了敘利亞和伊拉克,回來後直接向哈爾德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了多次匯報。一九四二年,他被調到重要得多的俄國戰場,向哈爾德報告有關蘇軍戰鬥力的各項數字。他一直保持著冷靜的判斷力。在雅典慶祝德軍突破斯大林防線的勝利的時候,他對諜報局的一位軍官說: 「還有多少道斯大林防線需要突破?」
  他接替皮肯布羅克的職務以後,負責諜報局一處幾乎達一年之久,直到卡納裡斯被撤換時為止。這時,諜報局正為它併入德國保安總局作準備,漢森被任命為整個諜報局的臨時負責人,但仍然主管諜報局一處。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國保
  安總局接管了諜報局以後,他留下來領導諜報局剩下的一部分人。但是漢森早就積極密謀暗殺希特勒。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和一些年輕的密謀者在一個人的家裡開會。這個人四天後安放了一顆炸彈,炸彈在希特勒的會議桌下爆炸了。又過了四天,當漢森在維爾茨堡探望快要生第五個孩子的妻子的時候,他接到一封電報,要他立即回到卡爾滕布龍納的辦公室。他回來後只活了六個半星期。
  柏林護城河北岸,有一條蒂爾皮茨沿河大街,街道兩旁栽種著樹木。諜報室的辦公室,就設在這條街上原來的一排豪華樓房裡。要進入這些樓房,必須穿過毗連的一座砂岩砌成的四層樓房,這棟樓房的門牌號碼是七十二至七十六號,它就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所在地,也是自從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以來歷屆國防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建築物都有後走廊,和本德萊爾大街上的武裝部隊總部的凌亂建築物連接在一起,本德萊爾大街南北走向,與蒂爾皮茨大街成直角。諜報局的樓房裡有彎彎曲曲的過道,還有樓梯,過去的餐廳,廚房,女侍房間,臥室和起居室。這地方很不適合辦公。
  然而卡納裡斯從來不想搬走。他的辦公室有—『個面向護城河的陽台,外間還有一個辦公室,供兩個秘書工作。他自己那間辦公室不大不小,稀稀落落地安放著一張辦公桌,一個沙發,幾個公文櫃和一張帆布床。牆上掛著一幅世界地圖,他的前任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列長長的題詞,還掛著日本武官送給他的一幅日。本油畫,畫的是一個凶神惡煞的魔鬼。卡納裡斯就在這兒工作,召開每日碰頭會,有時也在這裡午休。後來柏林越來越頻繁地遭到轟炸,迫使諜報局和其他許多機構一起撤出首都。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諜報局搬到柏林南面大約二十英里的措森陸軍司令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戰爭爆發之後一個半月,諜報局總部完成了組織發展工作。它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部門。
  它的三個處仍然是卡納裡斯的獨立下屬機構,但是人們一般把它們合稱為諜報局。
  一處(諜報處)最大,最重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它在柏林總部有六十三個軍官,而二處(破壞處)只有三十四個,三處(反諜報處)只有四十三個。一處的七個組負責敵區的諜報活動,根據諜報性質,這七個組分別取名為:一處陸軍東線組和一處陸軍西線組,這兩個組是以挪威東部至意大利這一條線為界線,根據特務進行活動所在的國家,而不是根據諜報所涉及到的國家劃分的;一處陸軍技術組;一處海軍組;一處空軍組;一處空軍技術組和一處經濟組。除了特殊情況以外,一處不具體管理特務,一般也不指揮諜報單位的實地活動。它基本上只起協調作用。它向諜報局從事實地諜報活動的單位傳達其他機關希望它們出去搜集情報的請求。情報搜集回來之後,它將它們送給請求機關。它除了把明顯無用的情報扔掉以外,一般不分析估價情報,但它可以決定從事實地情報活動的單位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如果一個間諜網的頭目有陷入危險之嫌,它可以命令這個間諜網進行改組。有時它可以決定一個間諜網是否能買一輛小汽車。它可以詢問某項工作是否已經完成,能否再接受其他工作。它還清查間諜網的帳目,或者確定從事實地情報活動的各單位特務之間的聯絡暗語。它負責處理這些單位提出的派遣人員和提供物品的要求。在進行後面這項工作的時候,它得到兩個小組的幫助;一處機密組(偽造證件、製造隱顯墨水、微粒和其他間諜活動設備)與一處通訊組。
  真正負責間諜活動的,是在實地從事間諜活動的單位。
  二十一個軍區各有自己的諜報站,通常設在軍區司令部大樓裡,例如第十軍區諜報站,就設在漢堡僻靜的哈費斯圖德住宅區,離兩旁栽種了樹木的索菲因大街盡頭不遠的那棟灰色三層鋼筋水泥建築物裡。較大的諜報站有三種下屬單位:諜報分站、前哨站和報告中心。諜報分站是真正較小的諜報站。前哨站的活動範圍更加有限。報告中心是在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它們幫助諜報站的特務到達活動地區,並且報告他們的活動情況。在戰爭期間,這種辦法普及到德占區。新型諜報單位紛紛建立起來。戰區諜報站稱作諜報主站。非常小的諜報單位稱作「前哨分站」。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納粹德國的征服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的時候,諜報局一共有三十三個諜報站{ 包括兩個主站),二十六個諜報分站,二十三個前哨站。(這不包括當時擁有諜報局機構的唯一戰區東線裡面的由諜報局東線主站領導的機構。 )在戰爭期間,諜報站的級別時升時降。瑟堡在一九四二年是一個只有三個人的反諜報前哨分站,到一九四四年面臨盟軍入侵威脅時升為前哨站。塞薩洛尼基曾經是前哨站,後來降為前哨分站。隨著德國領土的喪失,這些諜報機構也就紛紛解散了。
  諜報站和諜報分站的組織結構,是按照諜報局總部的組織結構建立起來的。每個諜報站和諜報分站都有從事諜報、破壞和反諜報三個部分,每個部分同樣有和諜報局總部相對應的分支機構。每個諜報站及其下屬機構平均擁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員,不過每個獨處一方的諜報機構的人數有的多,有的少,多的像巴黎站有三百八十二人,少的像瑟堡前哨分站只有三人。
  這些諜報站雖然在行政上屬於所在軍區,它們的活動卻直接受卡納里斯本人的指揮。任何個人都沒有那麼大的能力,能夠有效地監督分佈得很廣的三十三個諜報站的工作,何況卡納裡斯也不願意這樣做,這就使這些諜報站實際上獨立進行活動了。有的諜報站甚至不往下派遣特務,柯尼斯堡、卡塞爾、波森、但澤等諜報站就是如此。其他諜報站發揮了唯一的協調作用,是由於遵守了一條鬆散的原則,即各個諜報站以它面對的敵人領土為目標開展間諜活動。德累斯頓諜報站的活動目標是捷克斯洛伐克、斯圖加特和威斯巴登諜報站的目標是法國,漢堡諜報站的目標是英國和美國。但是,由於個人興趣不同,即使這樣鬆散的原則,也被打亂了。慕尼黑諜報站的軍官只顧搜集巴爾幹半島地區的經濟情報,其他情報幾乎完全不管,儘管慕尼黑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地位都不能為該站的這種做法提供正當理由。在德累斯頓諜報站,精力充沛的經濟組組長蒂洛·德內中校,從他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特務那裡取得了許許多多的經濟情報,以致他很快就得到了提升。他一離開,這個諜報站的工作就全垮 』了。
  這些波動,以及由於幾乎完全缺乏集中領導而造成活動目標的重迭,妨礙了諜報站之間的互相配合。每個諜報站各幹各的。
  柏林(諜報站,而不是諜報局總部):主要是猶太人和瑞士特務從事軍事與經濟情報活動,沒有特定活動地區。特務活動目標廣泛。該站一處處長活動積極,他在一九四四年調到巴黎之後,整個諜報站的工作迅速瓦解。
  斯圖加特站;能幹的軍官以及與外國有密切商業聯繫(斯圖加特是旅居國外的德國人的「首都」)的當地企業界為它提供高級間諜。法國陷落以後,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一個間諜網,從事經濟和軍事情報活動。
  蒙斯特站:從事陸軍和空軍技術情報活動。它在位於法國和西班牙邊界的昂代建立了一個諜報分站,收集在西班牙活動的特務提供的報告。但它同福克中校領導的集中從事經濟情報活動的科隆分站相比,不免相形見絀了。
  佈雷斯勞站:活動目標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同時還在巴爾幹地區和土耳其從事一些經濟情報活動。
  漢堡站c活動目標是大不列顛、英國的海外領地和美國,主要從事海軍情報活動,其次從事陸軍情報、技術情報和經濟情報活動。它著重從事海軍情報活動,有兩個原因:一,它地處港口;二,該站站長,博學多才的赫伯特·維希曼上校,以及它的兩個分站領導人都是海軍人員。它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活動對象,是因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形成的傳統,同時也因為它的無線電人員擅長海外通訊聯絡。
  它除了有特務在聯合王國和美國活動外,還在下列地區建立了間諜網:拉丁美洲,報告同盟國的航運和戰爭活動;土耳其,報告英國在近東的軍事部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後來在西屬摩洛哥,巴利阿里群島和法屬裡維埃拉。漢堡站的活動範圍比其他任何諜報站都大,因而它的規模也就比多數諜報站要大。
  維也納站,活動目標是巴爾幹地區和中東。通過當地德國人滲入羅馬尼亞政界和軍界。在土耳其利用煙草公司掩護間諜活動。
  薩爾茨堡站:幾乎完全不起作用。
  這個效力低、沒有指導原則的組織體系只有一個優點:安全。你即使打入諜報站的某個特務網,並不能使你深入到整個組織的心臟。但這是由巨大代價換來的。 德占區的諜報站主要為其他諜報站吸收特務,很少自己派遣特務。它們的工作從不像國內諜報站的工作那麼重要。
  諜報局只在一個盟國裡建立了諜報站,這個國家就是羅馬尼亞,它名義上獨立,實際上被佔領,五十萬德軍呆在它的領土上,強迫它進行合作。(另一個特殊例子是維希法國及其殖民地和海外屬地,尤其是北非,諜報局利用威斯巴登的德國停戰委員會內的一個小組,以及在法國領土上的前哨分站對這些地方開展活動。)在所有其他盟國和中立國家,未設諜報站和從事公開軍事間諜活動的分支諜報機構,這些國家的諜報站稱作戰爭組織。第一批戰爭組織當中,有一個是卡納裡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正值西班牙內戰中期——來到西班牙以便在那裡建立一個諜報機構的時候成立的。中日戰爭爆發後,大約在那一年年底,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小諜報站。一九三八年在荷蘭也設立了一個。但是多數戰爭組織顯然是在大戰期間建立起來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共有十個戰爭組織,分別設在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蘭、保加利亞、薩格勒布(為克羅地亞傀儡國)、北非(在卡薩布蘭卡)、近東(在安卡拉)和遠東(在上海)。同諜報站一樣,它們的內部組織結構是仿照諜報局總部的內部組織結構建立起來的,它們直接受卡納裡斯指揮,在外地設有分支機構。西班牙戰爭組織共有三十個這樣的分支機構,少數幾個比較大,但多數是小的,設在西班牙各港口。  這種機構重迭的現象,典型地說明了諜報局工作的混亂和重複,因此,戰爭組織對它們所在國家的諜報活動沒有完全的控制權。諜報站經常通過建有戰爭組織的國家,把自己的特務派到目的地。諜報站的軍官有時陪伴著這些特務。許多諜報站和前哨站在建有戰爭組織的國家設立常駐代表,他們以商業作掩護進行活動,科隆站在馬德里和里斯本的代表,維也納站在土耳其的代表,就是例子。有些代表同戰爭組織密切合作,有些代表保持獨立,同他們的上級諜報站保
  持著自己的聯繫。此外,無論是諜報站,還是諜報站一處——尤其是它們的經濟組和空軍技術組——都往建有戰爭組織的國家派遣商人,執行短期間諜活動任務。戰爭組織大概不會喜歡對它們領域的這種干涉,但是它們嚥了這口氣,盡量按照要求提供幫助。然而,在戰爭後期,它們越來越多地同諜報站發生衝突,迫使後者日益收斂在中立國的活動。
  這是因為,戰爭組織面臨一個諜報局所有其他機構不曾面臨的問題:它們必須指望東道國的寬宏大量。卡納裡斯和外交部一致同意在駐外機構裡「安插」戰爭組織的人員。他們有了公開身份,就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權和其他特權。比如戰爭組織可以設在駐外大使館裡。在西班牙,他們的大量人員住在享有外交保護的使館建築物內。戰爭組織裡比較大的前哨站常常設在領事館。西班牙戰爭組織的前哨站,以聖塞瓦斯蒂安、巴塞羅那、塞維利亞、摩洛哥的得土安和西屬摩洛哥等地的德國領事館為駐點開展活動。雖然它們的工作人員多半是軍人,卻身著便服。
  戰爭初期,這樣做並沒有造成困難。即使當地戰爭組織幾乎公開地進行活動,東道國也不提出抗議,因為它們害怕德國。德國駐外使領館對於小小的諜報機構也不介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皮肯布羅克指出,美國的參戰縮小了特務的活動報告區,提醒外交部諜報局可能要求安插更多的工作人員的時候,外交部一口應承下來。但是外交部沒有料到後來人員增加得那麼多。隨著盟軍進攻的威脅不斷增長,諜報局的人員不斷膨脹。後來西班牙戰爭組織僅在馬德里就有八十七人,每人持一張外交護照。此外,其他各種機構,例如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無線電截聽站、武官處和德國保安總局等,使安插在馬德里的外交人員人數增至三百一十五人,幾乎為使館原有一百七十一名全體工作人員的一倍!
  這就引起了磨擦,起初是在使領館內部。一九四四年,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抗議使館內諜報局的人太多,理由是這將對他的工作帶來危險。他說,戰爭組織的十名領導人走掉一半,也不會影響情報效果。其他地方使領館的大使或領事,抱怨諜報局的人到來之前從不先向他們打招呼,他們始終不知道諜報局在當地到底有多少人,從未見過諜報局的報告,而這些他們都有權知道和看到。
  享受外交豁免權的不利的一面逐漸變得明顯了:戰爭組織的工作人員沒有掩護,他們同特務不一樣,只要東道國提出要求,就能被驅逐出境。隨著戰爭轉移到德國的領土上,隨著同盟國對中立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驅逐出境的要求也就越來越多了。戰爭組織花了越來越多的時間同東道國外交部爭辯交涉,結果總是不妙。到一九四四年十月,西班牙將同盟國捉交的一百四十九人名單上的八十二人驅逐出境。
  最後,戰爭組織在中立國領土上進行活動的主要有利條件已多半喪失了,這個組織已經沒有多大的存在價值了。
  諜報局的機構不僅包括柏林總部,各諜報站和各戰爭組織,它還在作戰地區建立機構,指揮前線特務進行活動,在作戰地帶及其所分管的地區收集情報。
  諜報局是在德國進攻波蘭時建立這樣的作戰地區諜報機構的。它發現這些機構在波蘭以及法國和南斯拉夫都能有效地進行工作,不僅監督特務,而且繳獲敵人文件,審問戰俘o,但是在俄國戰役期間,諜報局一般只限於進行間諜活動。卡納裡斯命令向每個集團軍群和集團軍分配一個由二十五人組成的特務部隊,它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近程偵察部隊,另一部分是遠程偵察部隊。在前線附近活動的近程偵察部隊,偵察敵後三十英里以內的地區,送回戰術情報。另外一些特務,主要是波蘭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身著敵軍服裝,駕駛繳獲的車輛,攜帶無線電,在敵後三十至兩百英里的地區行駛,搜集作戰情報。
  為了指揮俄國戰線上的全部諜報工作,卡納裡斯建立了諜報局東線主站,任命赫爾曼·鮑恩擔任主站諜報處處長。鮑恩當過騎兵,又矮又瘦,抽煙一支接一支。他於一八九七年出生於敖德薩,既會說烏克蘭語,也會說俄語,戰爭爆發時來到諜報局一處。經過幾個月的準備,鮑恩在德軍向華沙附近的蘇萊奧韋克村發起進攻之前三天走馬上任,他的工作崗位代號是「瓦利工」(諜報局東線主站一處)。(瓦利Ⅱ和瓦利Ⅲ分別處理諜報局二處和三處的工作。 )「瓦利工」和德軍一起前進,但是後來固定在林木茂盛的斯皮丁湖(今波蘭斯尼阿爾德湖)畔一棟很不整齊的房子裡,這棟房子原是一個假日供膳寄宿處,此地靠近元首在拉斯滕堡的大本營。「瓦利I」後來發展到五百人,其中包括俄國的志願人員。
  諜報局前線機構經過改組,已經演變成兩級結構。每個集團軍群有一個諜報指揮部,它主要指揮遠程偵察特務,這些特務現在不是驅車進入,而是空降到敵部縱深地區,搜集集團軍群情報官要求提供的情報,每個集團軍有一個諜報隊,指揮在前線附近進行活動的特務。它們的番號是一個三位數,頭一位數是1 ,表示這個單位屬於諜報局一處。(諜報局二處和三處單位的番號分別是以2 和3 打頭的三位數。 )
  意大利(南部戰區)和希臘(東南戰區)後來成立了類似的組織。在法國(西部戰區),由於盟軍入侵威脅在即,卡納裡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按照東線的做法,將固定諜報站和諜報分站改為流動諜報站。諜報局巴黎主站的名稱後面加上「西線」二字,以便和「瓦利I」的正式名稱諜報局東線主站相呼應,因此它被稱為諜報局西線主站。在法國的諜報站,和前哨站改稱諜報指揮部和諜報隊。從巴黎諜報主站一直往下的諜報機構的活動,改由西線司令部、集團軍群和集團軍這幾級的情報參謀指揮。它們的特務分為兩部分,在德占區活動的特務仍然由在法國的諜報機構指揮;在中立國或敵國活動的特務轉歸漢堡、科隆、威斯巴登和斯圖加特諜報站指揮。在法國的諜報機構現在集中物色、訓練和派遣特務,這些特務將深入敵後,在盟軍經過他們所在地的時候,用無線電發回情報。五月中旬左右,隨著盟軍入侵在即,情報官命令各諜報單位進入戰鬥崗位。比如,集團軍群B的一三O諜報指揮部,就從巴黎進入西邊的塞納河畔芒特拉若利。
  一九四四年六月,諜報局的大部分機構也併入德國保安總局。然而各戰區的前線諜報組織仍然由軍隊領導。它們的行政領導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情報參謀。最初它們屬於作戰部一處,後來由一個負責前線偵察和反諜報活動的比較富於幻想的軍官領導—到了夏天, 盟軍入侵開始,「Abwehr—」這個含有防護意思的名稱,改為中性的「F—ronttaufkLarungs—」(「前線偵察」)。於是在法國地圖上總共有一個前線偵察主站,五個前線偵察指揮部和十三個前線偵察隊。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軍隊最後保存的這些諜報機構,同東線前線偵察部隊一起併入德國保安總局,組成保安總局軍事部六處。
  這些諜報機構裡約有九千二百名軍官和土兵,加上諜報局總部的幾百人,戰爭組織的一千人左右,以及各諜報站的五千人(在西線,由諜報局人員轉為前線偵察人員的不到兩千人),諜報局共計有一萬三千多人,還不足軍隊的一個師,但肯定多於諜報局間諜的人數。
  16.機構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個極其普通的人,成為納粹黨對外情報機構的第一個成員和第一任領導人。
  他中等身材,五英尺六英吋,體重一般, 一百五十四磅;相貌並不討人喜歡。性格也不突出:有點含蓄,但卻友好。他容易受影響,不敢頂抗上級。他的創造能力不顯著,沒有很大的野心驅使著他。他除了有這些局限性以外,還有一條,那就是從未出過德國。
  他就是海因茨·馬裡亞·卡爾·約斯特, 三十歲,律師。他出生在法蘭克福以北大約六十英里的霍爾茨豪森村,他的父親在那兒開了一個藥店。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驟然爆發,德國舉國稱快的時候,他還是個十歲的孩子。當德國遭到慘敗,他的夢想化為泡影的時候,他已經十四歲,成了思想容易接受影響的青少年了。他後來說過: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那次戰爭的失敗,以及戰後艱難的歲月,喚醒了我對我的祖國面臨的各種問題的興趣。」約斯特的政治思想,是在法學院的最後一年定型的。他得出結論:工人階級,這個據他自己說在中學與他們一起從事體育活動時逐漸認識了的階級,一直被他自己那個「孤傲清高的」資產階級排除在德國社會之外。在他看到這個裂痕的同時,他開始認識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其他政黨早就看出了德國社會的這個弊病和其他種種弊病,但是約斯特沒有接受它們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溫和方案,而是信奉了希特勒的極端的、國家主義的、反猶太人的綱領。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他加入了納粹黨,黨證號碼是75946 號,說明他入黨相當早。
  他在幾個城鎮的法庭從事法律工作的時候,同時為納粹黨進行各種志願性事務活動:散發傳單,管理現金,處理地方問題,主持地方宣傳。當希特勒擔任總理的時候,他通過了考試,取得律師資格,仍然留在黑森從事文職工作。六個星期以後,納粹奪取了黑森州的權力,約斯特有一個納粹黨員朋友,擔任了黑森州高級警察官員,這位朋友任命約斯特為小小的歷史古城沃爾姆斯的警察長。不久,這位朋友把他調到吉森,離他的家近多了。但是這位朋友在同一個地位更高的納粹黨徒的鬥爭中失敗了,被解除了職務。後來,他的許多朋友,包括約斯特,也被解除了職務。約斯特被撤職的借口,是他未能鎮壓一九二九年他所加入的納粹黨街頭隊伍褐衫隊與警察在吉森發生的一場衝突。不久,納粹黨在柏林德國勞工陣線為他找到了一個工作。
  這時候,約斯特的那位朋友來到納粹黨情報組織黨衛隊保安處工作。這個組織的頭目是陰險毒辣的賴因哈德·海德裡希,當時,他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勢頭,火箭般地往納粹權力頂峰上躥: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約斯特來到柏林之後不久,他為黨衛隊保安處贏得了納粹黨唯一情報機構的壟斷權。他的下一步是要擴大自己的權力,為這個納粹黨機構奪取政府中的情報部門。他首先選擇的奪取目標,是防止外國情報機關滲透的反間諜部門。諜報處和他自己的一個機構——普魯士秘密國家警察局——已經在從事這項工作,這個情況並未使他有所顧慮。他正在物色一個人來領導這項新工作,他從約斯特的那位老朋友那裡聽說過約斯特。約斯特受過大學教育,是一名律師,恰好是正在招兵買馬、自稱是國之精萃的黨衛隊保安處所要僱用的前途遠大的年輕人。他還是一個單身漢,可以隨便讓他加班加點地幹。在納粹黨還未掌權時,他就參加了這個黨,他討人喜歡,非常聰明。但是,他既沒有魄力,也沒有創造力,更沒有在國外工作的經驗。那末為什麼海德裡希選中了他呢?原因恰恰在於約斯特缺乏這些東西。他對海德裡希的威脅比較小:當時海德裡希的機構還未變成後來那樣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恐怖力量,他不願冒把控制權丟給別人的風險。因此他要把這個差事交給一個極普通的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黨衛隊少校約斯特加入了黨衛隊保安處,毫不費勁地開始了一番最重要的事業。
  最初,他的公開任務並不是向國外派遣間諜,而是防止外國情報機關進行活動。為此,他需要研究「它們的歷史,它們的組織,他們的方法,工作的分配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工業被認為是最有吸引力的情報目標,最需要得到切實保護,防止這些假定存在的敵特的破壞;黨衛隊保安處只是提提建議。它的工作還相當薄弱,但這並沒有阻止海德裡希在一九三六年前的某個時候建立了黨衛隊保安處三組,即對外情報組,由約斯特擔任實際領導,後來擔任了正式領導。黨衛隊保安處的工作之所以不得力,或許是因為它需要依靠納粹黨的金庫,而納粹黨的金庫從來沒有政府的金庫那麼滿。工作不得力還表明,海德裡希的興趣,與其說在防止外國特務進行活動,不如說在國內積聚權力。因為他還向約斯特分配了其他任務。他交給約斯特一個蓋世太保總部的政府職務:反情報處副處長(處長是約斯特的那位來自黑森的老朋友)。他任命約斯特擔任一個代表團的團長,前往西班牙,與佛朗哥的警察部門締結了合作協定。後來,他命令約斯特負責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的一個聯合組織,這個組織是為進攻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固然約斯特擔任這些職務,需要他把全部時間花在反間諜活動方面,但這樣做鞏固了他的地位,也等於鞏固了海德裡希的地位。
  約斯特以全付精力進行內部權力鬥爭,在黨衛隊保安處對外情報組的最初五年期間,它沒有對外國展開重大活動。
  最多不過是在靠近德國邊界的黨衛隊保安處的一些前哨站建立了情報通訊網,由熟悉德國的外國人進行工作。比如,三組在斯圖加特就建立了一個小組。三組在這方面的各種協調工作,都是由約斯特的主要助手阿爾弗雷德·菲爾貝特博土負責的,菲爾貝特是約斯特在法學院時的同學,也是黨衛隊保安處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當中的一個成員。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蘭。海德裡希立即派遣約斯特去執行另一項特殊使命:擔任被佔領地區的行政長官,和一個集團軍參謀部一起工作。但是,戰爭的爆發,使間諜工作突然變得重要起來,並且暴露了三組工作的不適應。雖然海德裡希本人應該對此負主要責任,他卻嚴厲批評了三組。在波蘭戰役期間,有一次菲爾貝特代表約斯特出席黨衛隊保安處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會上海德裡希對菲爾貝特說,外國報告只不過是一些剪報和廣播報道的可憐的大雜燴。他要求改進這項工作,只有直接經過情報活動搜集起來的情報才能送交給他。
  約斯特在十月中旬回到德國的時候,他發現反情報活動已經停止了,他的蓋世太保的職務也不再存在了,三組已經成為德國保安總局六司,保安總局是一個半納粹黨(黨衛隊保安處)、半政府(保安警察)的機構,由海德裡希領導。
  那時候,約斯特在戰爭爆發的推動下,由於卸掉了蓋世太保的職務,新的機構加強了他的地位,希姆萊同裡賓特洛甫簽訂的一項協定使他免受外交控制,海德裡希給他以鞭策,因此他在戰爭中期便開始從事一項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是非常艱巨、使人心碎的任務:建立一個對交戰國展開間諜活動的間諜組織。他改組了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將它分成互不協調的組和小組。他用第三帝國神秘莫測的數字編號法給這些組和小組編號。比如VIGZ指的是美國小組——VI代表德國保安總局六司, G代表六司西北組,Z代表該組的美國小組。約斯特有五個地區組,菲爾貝特領導的A組進行監督、聯絡和無線電情報活動,B組處理技術問題,例如通訊和製造假證件,H組偵察「外國的假想敵」——猶太人,共濟會會員,政治教會、馬克思主義者和移居國外的德國人。
  六司的支票——自從它成為納粹黨機構以來是由納粹黨財務處簽字的——比同級政府機構的支票要小。六司中經驗豐富的情報負責人員,都在不同的警察部門擔負著政府職務,他們不願放棄這些職務,去幹拿錢少的工作。約斯特只好在他的部門中僱用聰明的大學畢業生。這些人由於受納粹』哲學的蠱惑,受黨衛隊保安處知識分子環境和似錦前程的引誘,願意為理想而不是為金錢工作。許多這樣銳意求進的青年,在三十年代紛紛來到黨衛隊保安處,約斯特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菲爾貝特也是一個。
  然而,由於他們年紀輕、資歷淺,缺乏經驗和管理訓練,而又目空一切,因而黨衛隊保安處的對外情報活動開展得並不好,不能適應要求。黨衛隊保安處人員除了要解決從國外獲取符合實際的情報這個棘手問題以外,還要符合希姆萊在一九三八年就為他們規定好了的三個條件: 「一,日耳曼血統或類似血統;二,具有德國公民身份;三,政治上絕對可靠。從來不捉要客觀地分析估價情報。海德裡希後來更加頑固地堅持這個態度,他宣佈訓練的目的是「要在言論和行動上堅持黨衛隊的立場」,而「純科學的軍事訓練是次要的」。情報活動要想取得成功,除了遇到這些障礙以外,還面臨著時間、人力和資金的不足,以及戰爭所造成的不利條件,例如邊界被封鎖,敵國掀起間諜熱等等,最後,黨衛隊保安處對外情報頭子約斯特本人的個性也成了問題,海德裡希最初希望他具備的那種消極性格,不可能取得海德裡希現在所需要的積極效果。那些消極性格,也不可能在第三帝國內部爭奪控制權的生死搏鬥中取得勝利。尤其是約斯特在爭奪裡賓特洛甫的地盤時不能給海德裡希以足夠的支持。海德裡希剛剛攆走了約斯特的那位來自黑森的老保護人,這個保
  護人墨守成規,阻礙了海德裡希的權力鬥爭。現在該輪到約斯特倒霉了。
  這個情況逐步變得明朗化之後,德國保安總局的那些坐山雕開始啄食了。蓋世太保頭子、保安總局四司司長海因裡希·米勒企圖讓六司為四司工作。約斯特拒絕了,說那不是他份內的事。米勒指責他是一個「分裂主義者」, 「政治上不可靠」。一九四零年六月,蓋世太保頭子見了面總是稱「您」的德國保安總局人事司司長來到約斯特的辦公室,宣佈停止供給資金。海德裡希支持這一打擊行動,因為他有一個心腹,他想把這個人安排在約斯特的職位上。一九四一年二月或三月,當約斯特仍在堅守著崗位的時候,海德裡希對他說,如果他連他老婆(非納粹分子)的政治可靠性不能予以保證,他肯定也不能保證他的部門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約斯特受到這樣的攻擊,工作更難以開展,健康進一步惡化。
  海德裡希和其他人就是這樣告訴他的。他確實想走開。離開海德裡希,他無疑是願意的,但是他不願放棄權力。在入侵俄國之前幾天,海德裡希說約斯特的健康狀況使他不能負起沉重的工作負擔,派遣自己的一個年輕心腹充當約斯特的副手和六司代司長。約斯特就這樣完蛋了,雖然他暫時還是六司名義上的司長。後來他離開柏林,指揮黨衛軍的一支特遣隊,為德國清洗被它佔領的東方領土,消滅了成千上萬的劣等人——猶太人,波蘭人和俄國游擊隊員。
  取代約斯特的海德裡希的那個心腹,是瓦爾特·捨倫貝格。他三十一歲時擔任了納粹黨對外情報機構的頭目,是德國保安總局中最年輕的司長。他是黨衛隊保安處的寵兒。
  他是什麼人?他是怎樣取得這樣的權力的呢?
  一九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瓦爾特·捨倫貝格出生於德國西南角與盧森堡毗連的薩爾布呂肯。他是一個鋼琴製造商的兒子,排行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協約國佔領了薩爾,把他的一家趕到了盧森堡,經濟蕭條嚴重損害了他父親的生意,年幼的捨倫貝格不得不放棄學醫,改學法律,因為學好了法律,就有希望在政府中找到一個職業,能夠較快地領取比較固定的薪水。同約斯特和未來的黨衛隊保安處年輕一代的其他人一樣,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的失敗及其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對他產生了深重的影響。然而,與他們不同的是,他沒有在納粹黨掌權之前加入這個黨,這個耽誤在後來玷污了他的名譽。只有當他謀求一個政府支持的職業的時候,他才意識到當一個納粹黨員的重要性。他既向納粹黨申請當一名黨員,也向黨衛隊申請當一名隊員,他認為兩者是「上流人物」的薈萃之所。奇怪的是,他首先被接納為黨衛隊隊員,一個月之後,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他被吸收為納粹黨員,黨證號碼是3 ,504 ,508.他在上波恩大學的時候,經常在納粹黨會議上發表講話。有一次,他講演完畢後,穿著黨衛隊制服的兩名教授吸收他加入了黨衛隊保安處。他在大學作的「職業聯合會、政治聯合會和私人聯合會」的報告,引起了海德裡希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梅德裡希把他帶到柏林黨衛隊保安處總部。最初他還是希望為魯爾區的一家大型企業當律師,處理各種經濟法律問題。後來他逐漸認識到從國外獲取情報的必要性。
  他開始收集間諜書籍,還想擔任黨衛隊保安處對外情報機構的頭目。但是只比他大幾歲的約斯特佔據了那個位置。捨倫貝格只好進了反間諜機構。這是一個政府警察機構,他在裡面擔任中級文職人員。然而他僅僅把這當作一種訓練。一九三四年,他接到頭一項對外情報活動任務:到巴黎去核查一位教授的政治觀點。三年後,他前往意大利。雖然這一趟是執行警察任務——他負責墨索里尼即將對柏林的訪問的安全保
  衛工作——捨倫貝格卻利用這個機會收集了一些有關意大利外交政策的情報。在墨索里尼訪問期間,他的安全保衛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第二年,他建立了一支部隊,供海德裡希在佔領捷克斯洛伐剋期間使用。這支部隊在納粹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政府人員和納粹黨員聯合在一起。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約斯特就率領了這樣的一支部隊。這個做法大概使海德裡希受到了啟發,幾個月後他下令大規模地推廣這個原則。把黨衛隊保安處和便衣政治警察以及刑事警察合併成為一個保安總局,必將大大增強他的權力。他讓捨倫貝格提出如何組織這樣一個新機構。捨倫貝格拿出了他的安排:先成立了一至五司和七司,後來又成立了六司。
  這項工作也為捨倫貝格提供了一個系統考慮情報工作的機會。比如,有一次他寫道,黨衛隊保安處的情報活動包括三個方面。收集情報:通過「黨衛隊保安處前線」特務進行,要求黨衛隊保安處人員具有「控制人的特殊本領」。估價情報:要求「首先政治上成熟,富有經驗」。科學研究;聘請專家對某一領域進行純調查研究,而且要非常客觀地進行這樣的調查研究, 「不要把政治情報活動的意圖和目標告訴他們。」捨倫貝格寫的備忘錄,行文流暢,結構謹嚴,文筆清新,既沒有海德裡希和卡納裡斯文章所特有的囉嗦累贅,也沒有納粹語言中所常見的尖聲厲氣,他寫的反猶太人的那些話,幾乎只是為了應付。
  這時候,捨倫貝格在婚姻上卻遇到了困難。當他還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大學生的時候,他認識了克特·科爾特坎普,這姑娘是個女裁縫,長得很甜,比他大三歲。他們開始同居,她做針線活供他上大學。七年以後,他們終於結婚了。
  可是,捨倫貝格正在平步青雲,不會交際應酬的妻子當不了他的幫手。他抱怨她邋裡邋遢,寫的字不但難看,而且拚寫錯誤很多,語法不通,他還說她故意怠慢他。他說,由於她,他的同事的妻子起來反對他。她自己也有滿腹牢騷。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夜晚,兩人終於大吵起來了。他事前對她說過,那天晚上他要開會,晚上十點半左右才能回家,要她準備點吃的。他回到家裡以後,桌上什麼也沒有。他走到廚房,打開冰箱,取出一盤西紅柿。突然,他的妻子猛揍他的脅部,大聲喊叫:「你這個臭東西,今天我和你拚了!」
  這個未來的德國情報頭子,一言不發,重新穿上大衣,準備離開家。她強行閂上了門。他們吵了半個小時,最後他總算讓她安靜下來,聽他把話講清楚。他坐在床邊上,明明白白地講兩人婚姻不和諧。她終於同意離婚。捨倫貝格在扶手椅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兩人又吵了起來,捨倫貝格太太威脅著要自殺。他答應為她買下一家服裝店,這個店是從猶太人店主手裡搶過來歸「雅利安人所有的」,這才算平息了她的憤怒,同意和他離婚。
  兩人還是老吵架。海德裡希發現,捨倫貝格——「我的最好的……最值得信賴的一位支持者」——由於吵架而只上半班。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個下午,他叫他手下的一個人把捨倫貝格太太接到他的辦公室,和她談了五十分鐘,他勸她離開柏林,她根本不聽,最後他說他要把捨倫貝格調走。突然她說她自己願意離開柏林,她已經為她丈夫作了種種犧牲,何況這一次呢。
  「你們誰也不瞭解我丈夫,」她哭喊著。 「他太自私。
  他說話從不算話。」幾個月之後,她向希姆萊本人寫信,問能不能和他當面談談這個問題。希姆萊沒有理她。兩人離婚了。不久,正在發跡的小伙子娶了一個較會交際應酬的女子,她叫伊雷妮·格羅塞一舍內保克,一家保險公司董事長的女兒。可是他又碰到了麻煩。他沮喪地對他的同事說,新娘子已經懷孕了。
  他開始迅速地往上爬。德國保安總局成立後,他負責四司E組。四司是蓋世太保,E組對付外國情報機關。 (約斯特的那位來自黑森的老朋友做過這個工作,約斯特擔任過他的副手。)捨倫貝格在擔任這個職務的時候,策劃了一次漂亮行動:綁架了兩名英國特務軍官。在他向上爬的過程中,這次成功的行動給了他迄今為止最大的推動。
  他與這兩名軍官見了幾次面,見面的時候,他自稱是「捨默爾少校」,是一個密謀反對希特勒的將軍集團中的二個成員,這個集團想推翻元首,與英國媾和。他麻利果斷,對他們的問題對答如流,完全贏得了他們的信任。最後,他安排在荷蘭文洛鎮附近的巴克斯咖啡館同他們舉行會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當兩人乘車到達的時候,他們發現「捨默爾」在巴克斯咖啡館的二層平台上,荷蘭一德國邊界線就從這個咖啡館的後院穿過。他揮了一下手臂,兩人以為是叫他們上樓,可是突然爆發一陣喊叫聲和射擊聲,一輛大型綠色汽車闖垮邊界欄柵,向咖啡館衝過來。從車上翻下一隊德國土兵,喀噠一聲用手銬把這兩個嚇得目驚口呆的英國人銬上,一面用手槍同其中一個英國軍官的副官展開槍戰,一面將這兩個人和「捨默爾」迅速帶過邊界,進入德國境內。雖然這次綁架未能使海德裡希粉碎剛剛興起的反對希特勒的勢力,但它幾乎使英國在德國的間諜活動陷於癱瘓。它極大地提高了年輕的捨倫貝格的威望,幾個星期以後,阿道夫·希特勒親手授與他一級鐵十字勳章1 大概由於捨倫貝格在文洛事件中取得了成功,裡賓特洛甫召見他,要他到葡萄矛去執行一項類似任務。然而這一次所涉及到的人或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英國前國王愛德華八世。這位國王為了娶他心愛的女人而放棄了王位,現在只是一個溫莎公爵。
  公爵在一九三七年訪問德國期間,發表了一些親希特勒的講話,戰爭爆發以後,英國和德國政府都認為他可能是和平運動的核心人物。和平運動對希特勒來說是件好事,因為他已經征服了波蘭,但對英國來說卻不是一件好事,英國正是因為波蘭問題而對德宣戰的。英國政府因此任命公爵到遙遠的巴哈馬群島擔任微不足道的總督職務。英國人要他到大西洋的彼岸去,而德國人卻要把他留在歐洲。於是,當他一九四零年夏天取道西班牙和葡萄牙去加勒比的時候,捨倫貝格前往伊比利亞半島阻止他成行。他建議採用在文洛十分奏效的綁架辦法,同時對公爵施以「巧妙的心理影響」,據說公爵擔心英國的情報機關和他作梗,德國將利用這一心理,並且勸他留在歐洲,日後就有自由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根據捨倫貝格的計劃,當時正在葡萄牙的公爵和公爵夫人,·將被邀請到靠近西班牙邊界的地方打獵。欠了西班牙某位部長的情的一位葡萄牙邊境官員,將被爭取過來。德國人計劃,公爵夫婦將在「指定的時間和精確指定的地點」越過邊界進入西班牙。捨倫貝格的一隊人馬,將在西班牙武裝部隊的協助下,保障公爵夫婦的安全。
  大約一個星期以後,顯然可以看出,公爵已經決定不回西班牙。捨倫貝格於是設法至少要阻止公爵上船。他想盡了各種辦法。他開列了將乘同一條船的猶太人和移居者的名單,讓葡萄牙反特警察機關證明他們不能保障公爵的安全。他請一位葡萄牙官員的妻子打電話給公爵夫人,懇求她不要走,因為萬一出了事,她的丈夫就要丟掉職務。他向公爵夫人寄了一束花,裡面藏著一個匿名警告條子。,他賄賂了公爵的英國司機,讓他在公爵面前叼嘮船上的危險,還讓他拒絕前往巴哈馬群島。他說服葡萄牙警方虛張聲勢地搜尋船上的定時炸彈。但是這一切都不管用。公爵和公爵夫人忠實遵守命令,按時登船啟程。  這個事件沒有幫捨倫貝格的忙,但也沒有對他帶來多大的損害。他有擴充權力的其他途徑。他有意親近海德裡希。
  他和他一起擊劍——倆人都酷愛體育。他陪著他徹夜痛飲。
  他經常到他家串門,和他的妻子討論文化方面的事情。他替海德裡希回信答覆約斯特的那位保護人,這個保護人的訟棍般的辯論妨礙了海德裡希。他替海德裡希處理棘手的任務,例如同陸軍談判,爭取陸軍支持黨衛隊行刑隊在後方的屠殺活動。
  他處理這些問題是很得力的。他的性格文靜,態度溫和,沒有黨衛隊多數成員的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他講話斯文,幾乎有點害羞,但聲音清晰,語意準確,還帶有一股孩子氣,這是他的最大資本之一。據一位研究他的人說,這是因為「他不相信武力,也不相信胡謅,而是相信機智、敏感,他認為自己是機智敏感的」。·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他。
  黨衛隊裡有些年紀比較大的、喜歡在街頭打架鬥毆的人說他軟弱無能,瞧不起他;有些官員認為他太厲害。但他的確博得了許多高級納粹領導人的歡心。他們大概從他輕快的步伐和活潑的手勢中,看到了他的克制的舉止中所蘊藏的沸騰的精力。他們大概喜歡他的「純北歐日耳曼」的種族類型,喜歡他臉上決鬥後留下的傷疤,雖然這些傷疤並不能為他那蒼白的臉增添幾分虎氣。儘管如此,他那五英尺九英吋的身驅是很勻稱的,他穿著黨衛隊的黑制服是很威武的。他是聰明的、敏感的,見過他的人常常留有這樣的印象;他能夠根據幾件重要事實,對人和事件形成明確的看法。他工作努力,是一個好上級。
  然而他的最大資本是海德裡希信任他,偏愛他。捨倫貝格的野心是很大的,但他從不過問對內情報活動,因而不會使海德裡希有一丁點兒的擔心。他的慾望嚴格限制在對外情報活動方面。雖然約斯特同樣值得信任,但他不像這個新的年輕的心腹那樣顯得出眾。與德國保安總局其他成員相比,捨倫貝格顯得比較老練。他可以應付自如地同外國人共進午餐,能夠同外交部和宣傳部的年輕官員交朋友。人們認為他熟悉夕咬事務。所有這些能夠使海德裡希的對外情報機構創造出過去從未有過的光彩形象。早在一九四零年年中,海德裡希顯然已經決定讓捨倫貝格擔任德國保安總局六司司長。
  雖然把約斯特攆走花了一年時間,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征服東方的大戰爆發之前的一天,黨衛隊少校瓦爾特·捨倫貝格終於實現了「多年為之奮鬥的目標」,被任命為納粹黨對外情報機構代理第一把手。海德裡希帶他到柏林一家上等飯館,和卡納裡斯共進午餐,以便讓那位約模五十歲、態度和藹但對自己有些把握不定的海軍上將,能夠和年紀要小二十三歲、對人恭恭敬敬、甚至有點怕人,但卻野心勃勃,專心致志的新的對手互相認識認識。
  第二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捨倫貝格從海德裡希那裡領受了三分鐘的指示之後,正式就任新職。約斯特為了幫助他,在原職位上留了幾個月。由於面臨著在戰爭高潮期間重建納粹黨對外諜報機構的任務,捨倫貝格沒有操切從事。 「我決定首先親自摸索一下這個機構的日常工作,然後逐步接觸大一點的問題。當然我考慮這些問題已經很久了,而且從理論上找到了明確的解決辦法,但要把這些辦法付諸實行,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訪問了黨衛隊保安處的一位老上級,這位老上級當時正在統治著被德國征服的東方領土。他在波蘭的一個大莊園裡呆了幾天,騎馬、釣魚、思考問題。他為六司制訂了一個十點規劃。第一條規定: 「機構和人員進行重大變動是必要的,但遺憾的是,由於戰爭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重建只能是有限的。」在爾虞我詐的納粹黨內的生活經驗,使他變得如此機靈,萬一他遭到失敗,他就可以用這一條來替自己開脫。最後一條對於競爭對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來說是一個凶兆: 「我的工作的長遠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秘密情報機構。」中間的九條多半是一般的規定:「(2 )工作人員的配備十分重要……(3 )行政管理應分成兩個部分: (a)收集情報……」(b)估價情報……(5 )
  特務機關應當成為國家的一個受尊重、受重視的部門。」
  他執行這項規劃的進展相當緩慢。譬如,第七條是比較簡單的; 「應當建立檔案制度,歸檔既要按照主題的類別,也要按照人名。」可是為這一條發佈一項指示卻花了一年。
  他運用條頓人的精確性,替這一條作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設立每個特務的個人檔案,一份所有特務的卡片索引,一份按照人名和活動領域排列的重要人物檔案,一份類似的重要人物卡片索引,以及按照主題歸檔的檔案。每個特務的個人檔案開頭寫的是他的秘密代號,其中包括一個大寫字母V(代表「特務」),這個特務進行活動的國家的編號(根據一個編號表填寫,表中阿富汗是一號,也門是一百八十二號),一條斜線號,以及地區小組為這個特務所編的個人號碼。比如,一個在英國進行活動的特務的秘密代號可能是V45/85. 他的檔案將包括一份簡歷,對他的保安審查的結論,他的任務,他提供的報告的簡短記錄,以及根據五個等級對他作出的評價;一,優秀;二,良好;三,一般;四,較差;五,廢物。按主題歸檔的檔案分五大類,例如A類,外交政策;B類,國內事務。每一大類中又分成小的類別,用拉丁字母編號(在B大類中,Ⅳ類是政治影響),進而分成更小的類別,用三位阿拉伯數字編號(215 是軍界人士,216 是貴族人士)。這個複雜的規劃,始終沒有得到徹底的實行。六司的每個組都各自建立自己的檔案,它們沒有按照捨倫貝格所設想的那樣分門別類地歸檔。』捨倫貝格還改組了六司。他趕走了監視他們的約斯特的代理人。他將五個地區組減為四個,重新用拉丁字母編號。
  他將技術組的編號更加靠後,親自督促將六司的無線電小組擴大成為正式的特務通訊機構,即所謂的哈韋爾研究所。
  他增設了幾個新組:G組協調第三帝國各研究機構的工作,wI組負責經濟情報。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六司的機構最龐雜的時候,它一共有十二個組,四十八個小組。
  捨倫貝格還把他自己的人安插到六司。安插某些職務是容易的,因為約斯特將五個組長職位中的三個完全空缺起來。在安插其他職務的時候,捨倫貝格的行動比較謹慎。約斯特的助手菲爾貝特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但在捨倫貝格的領導下,他的職責範圍嚴格限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在這方面已被證明是不得力的。於是捨倫貝格調來了在德國保安總局一司已經出了名的一個人來管理A組,即行政管理組。這個人就是馬丁·贊德貝格爾博土,三十二歲,曾經在德國南部當過助理法官和行政官,十九三一年加入褐衫隊,一九三六年加入黨衛隊保安處。德國保安總局成立後,他在一司工作了一年半,負責訓練,幹得很出色。同俄國交戰以後,他離開柏林,前往愛沙尼亞,從事特遣隊反游擊活動。快到一九四三年底,捨倫貝格召他回國的時候,他已經晉陞為愛沙尼亞保安司令和黨衛隊保安處首腦。他頗為能幹,野心勃勃,卓有成效地改組了A組,在同其他組發生人事糾紛時,他往往要佔便宜,他一直管理著對內對外使用的大量資金的複雜帳簿,直到最後一個芬克使完時為止。
  約斯特手下的其他人比菲爾貝特消失得要快。約斯特的英美組組長,主要資格是會講英文的花花公子漢斯·道費爾特,繼續呆了不過一年。捨倫貝格撤掉他,換上大學時的老同學、三十二歲的特奧多爾·佩夫根。吸收吉姆佩爾和科爾波去美國執行任務的,就是這個佩夫根。佩夫根, 「北歐日耳曼血統」,法律博士,不容易激動,不太活躍,但善於「『有條有理地』工作」,知識「遠遠超出一般人」,他的政治哲學觀點「正確」。他在波恩大學和捨倫貝格是同學,捨倫貝格一九三八年吸收他參加黨衛隊保安處,他在德國和德占區擔任一系列職務的的·候,捨倫貝格一直和他保持著聯繫。一位上級指出,佩夫根同一個黨衛隊特遣隊在俄國執行反游擊隊任務期間,並沒有「完全完成領導上交給的任務」。
  其實,他領導六司D組的技術資格,一點也不比他的前任強。但是,戰前他在波爾多和日內瓦學習了一年,在愛丁堡學習了一個暑期,這為捨倫貝格重用他提供了合適理由。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捨倫貝格攆走了道費爾德之後,換上了佩夫根。
  從捨倫貝格對英國小組的人員挑選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覺得某個人非常好,他能夠作出非正統的選擇。有一天,他的一個主要助手的助手,在柏林地鐵遇到一位朋友,此人就是奧托—恩斯特·許德科普夫博士,歷史學家,二十九歲,講話飛快。他已經出版了一本論述英國海軍政策的書,當時他正在波茨坦空軍司令部工作。他既不是納粹黨黨員,也不是黨衛隊隊員,可是他的資格看起來是挺不錯的。他的命運開始發生變化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他開始為六司工作。同一天,他加入了黨衛隊,少尉軍銜,比他在空軍時的下士軍銜高得多。但他從未加入納粹黨,這倒像蓋世太保
  頭子,後者也是沒有加入納粹黨的黨衛隊隊員。許德科普夫到達德國保安總局不久,就向捨倫貝格捉出了一連串完全合理但有些不切合實際的建議:建立一個中心情報分析組,下設許多小組;每月提供一篇關於英國政治局勢的報告(報告前面要有詳細內容介紹);成立一個捨倫貝格工作班子。但是他很快就洩氣了,不僅開始意識到多數特務的報告一錢不值,比較起來公開情報反倒有些價值,而且意識到在強烈的納粹黨派氣氛中搞出來的情報毫無意義,於是他乾脆埋頭干他的小組的工作。
  對另一個人物的選擇典型地體現了所謂的「希特勒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使沒有特權的人僅僅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上的誠實可靠而得到晉陞的機會,比德國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歐根·施泰姆爾證明自己是六司中最能幹、最有天賦的組長之一。他是農民的兒子,和贊德貝格爾一樣,來自德國西南部。一九三二年,他二十歲,正在攻讀德文和歷史的時候,加入了納粹黨。不久他擔任了他那所大學的納粹學生聯盟主席,後來又擔任了整個省的納粹學生聯盟主席。有一天,他在斯圖加特的一個廣場上碰到一位納粹官員,這位官員勸他加入一個剛成立的、很有前途的組織,他同意了,從此他開始了黨衛隊保安處的活動。事實證明施泰姆爾非常能幹,黨衛隊保安處異常迅速地提拔他擔任斯圖加特站站長。這個站離法國和瑞士都比較近,它有一個對外情報小組,在戰前那些年裡,這樣的小組是屈指可數的。一位上級當時為他填寫的鑒定,幾乎成了後來填寫類似鑒定的一成不變的模式; 「國家社會主義的態度非常堅定……施泰姆爾確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功,他(在黨衛隊保安處中)建立了第一流的部門。關於敵人的各種問題,數他最瞭解,他還贏得了整個省,尤其是省長和老納粹黨員的尊重……希望盡快提拔他。」一九四一年,他沒有到戰地服役,而是奉命指揮一支黨衛隊特遣隊,接著他返回斯圖加特工作,然後再度前往俄國指揮一個行刑隊。他在那兒表現出了「領導和管理的傑出才能」。一九四三年二月,聽說他工作出色而又見過他的面的捨倫貝格,將他召回國,讓他擔任六司B組(西歐組)
  組長,原來的組長由於捨倫貝格不滿意而被撤換了。施泰姆爾很快就使他的上司感到滿意。「他具有超出一般的智力,靈活的談判才能,無瑕可擊的風度。憑著良好的政治本能和與之相適應的心理活動能力,他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解決秘密情報機構面臨的問題,尤其是能夠解決收集情報的困難。」
  他並非十全十美。捨倫貝格認為他過分直觀,需要直接監督,還認為他有些盛氣凌人。但他在捨倫貝格眼裡是太好了,以致離規定的三十六歲的年齡還差兩歲,他就被提升為黨衛隊上校。
  由於調動、解職和死亡而造成的正常的人員空缺,有助於捨倫貝格將他自己的人充實到六司裡面。c組(俄國和近東組)組長在一次車禍中死亡以後,捨倫貝格理所當然地任命了一位自己的人來接替他。類似的事件使六司的人員在將近六年戰爭期間大部分被更換,雖然基層的人事變動或許比組長一級的人事變動要大得多。捨倫貝格比較多地撤換了基層工作人員,組長們都是他的直接下級,撤換得較少。
  這些組長都在三十五六歲左右,全是黨衛隊校級軍官:少校、中校和上校。他們是按照黨衛隊內部晉級規定提升到校級的。這些規定當然要求被提升的人「具備無可指責的品質,過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模範生活,」而且要在前線服役過。但是,規定說,由於德國保安總局成員都是可以緩役的必需工作人員,因此他們可以用完成黨衛隊特遣隊的任務來代替服兵役。事實上,為了得到提升,許多人也是這麼做的,例如佩夫根、贊德貝格爾、施泰姆爾、阿爾貝特·拉普(六司c組第二組長,臉瘦得像一把快刀),以及拉普的繼任人卡爾·契爾施基。許多劊子手就這樣地鑽進了六司。只有真實的不帶偏見的情報,才能保證情報獲得成功,然而納粹黨卻依靠這些寡廉鮮恥的唯命是從之徒來獲取這樣的情報。
  六司花名冊上的工作人員,並不全在柏林。黨衛隊保安處將德國和德占區劃分成許多地區,在部分地區,尤其是靠近敵人的那些地區,黨衛隊保安處的機構有六司的代表。比如,在巴黎,六司的機構收集各方面的情報。六司D組二小組主管在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情報活動, 自然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小組,它有一個小組長,一個管理人事的副小組長、一個收集和編輯情報的主編、兩個編輯、兩個情報分析員及兩名辦事員,以及三名負責情報題目、情報人物和情報檔案的辦事員。
  這些前哨站負責間諜的活動。戰爭中期,在柏林工作的四百至五百人,主要處理文件——閱讀報告並對報告進行分析和註釋,答覆信件,研究報紙,審批資金,轉達提供設備的請求,吸收人員。在前哨站的六司工作人員,大概和在柏林的人數相等,因此納粹間諜機構總共有一千人。
  柏林中心區和西南區的主要街道霍亨索倫河堤大街的拐角有一條貝克爾街,六司就單獨設在這條街三十二號的一座四層現代派鋼筋磚石建築物內。 (黨衛隊保安處的其他機構 設在市中心威廉街一百零二和一百零三號,蓋世太保機構設在威廉街拐角的阿爾佈雷希特親王街八號。 )捨倫貝格在這裡有自己的辦公室,他大言不慚地說,他的辦公桌裡暗藏著兩挺機槍,有誰膽敢莽撞暗殺他,就會當場被擊斃。
  他在這裡白天黑夜地工作著,有時一連工作達二十小時之久。約斯特耕耘在先,他現在收穫於後。他掌握著每天收到的大量情報,看來每份情報報告他都閱讀過,然後把它提供給有關用戶,並且附上一封說明信。有時候,他親自將情報送給用戶;他偶爾出席希特勒的軍事形勢會議。他同組長們和各個小組的軍官頻繁地進行磋商。重要的間諜在德國的時候,他找他們談話。他審批各種重要經費開支。他巡視六司的前哨站——斯德哥爾摩、馬德里和德國的一些城市,給它們打氣。他豢養了一批自己的特務,以便牽制常設的特務網。他同外部的機構進行接觸,以便改進六司的情報。他和德國新聞通訊社的一位負責人共進午餐。他請求空軍研究部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為他截收和破譯某些密碼電報。他訪問奧斯陸,同第三帝國駐挪威總督會談。他的一位下級認為他「耳聽八方」。
  不同機構和領導人員之間的內部鬥爭,花費了他的大量時間和精力。他表面上裝得和卡納裡斯極為要好。他們一塊兒騎馬。兩家互相往來。他們發誓在這些場合不談本行的事情,可是沒有做到,不過這根本沒有關係,因為雙方都不向對方提供重要情況。兩人在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時,態度是不一樣的。卡納裡斯像個父親,牽掛著這個年紀比他小的人,極力勸他服用他自己經常服用的藥片。捨倫貝格呢?一九四四年暗殺希特勒的陰謀失敗後,奉命逮捕卡納裡斯的就是他。
  與此同時,他在納粹統治集團內加強自己的地位。約斯特的遭遇總是隱隱呈現在他的面前。但是出現的一種新形勢使捨倫貝格的日子要好過一些。海德裡希上任幾個月以後,設法使自己被任命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代理總督。他處理外國情報的時間減少了,他本來就對這方面不是特別感興趣,因此他把越來越多的工作交給捨倫貝格。海德裡希的新職位,還使他能直接接觸希特勒。他可以把點點滴滴的情報親自交給元首。這本當是海德裡希的上司希姆萊份內的事,希姆萊因此感到很不高興。捨倫貝格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故意討好希姆萊,幫助希姆萊恢復失去的影響:他將自己的外國情報不是送給經常呆在布拉格的海德裡希,而是送給希姆萊。這個辦法很成功。他贏得了帝國元首的信任,他從來沒有喪失這個信任。
  捨倫貝格卓有成效地取得和保持了權利。不過第三帝國精通這種奸詐遊戲的,還數海德裡希。在希特勒手下那些殺氣騰騰的部長中,沒有一個像他那樣殘酷無情地、死心塌地地去掌握這種權術。黨衛隊保安處和保安警察火上加油,幫助黨衛隊,使它擴充為國家的最有權勢的機構,這個機構比其他任何機構更好地體現出了希特勒的德國的獨特形象。如果說其他德國領導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致力於贏取戰爭的勝利,那麼海德裡希卻只把他的全副精力放在對他來說非常重要的衝突方面:帝國內部的權力鬥爭。
  他四面出擊,尤其是對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他向希姆萊和希特勒指出,有新的跡象表明諜報局和卡納裡斯同反對派同流合污。諜報局中了他的圈套,摔了膠。德國在英吉利海峽布倫瓦爾設立了一個雷達站,英國襲擊了這個雷達站,使德國喪失了擁有新式機密雷達的優勢。這一事件發生後,希特勒大發雷霆,斥責卡納裡斯沒有及時提供有關英國雷達的情報。他要求希姆萊提供一部分,但海德裡希也沒有這方面的情報,這使黨衛隊當時不能繼續保持它的優勢。儘管如此,海德裡希利用這些事件,以及黨衛隊保安處和諜報局之間繼續不斷的磨擦來搞垮卡納裡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達成的一項協議中,海德裡希獲益很多,讓步很少。三個月之後,當他差不多要達到目標的時候,他一命嗚呼,被捷克民族主義者暗殺了。
  在希姆萊除了擔任其他職務外,還親自主管德國保安總局的半年中,對諜報局的威逼放鬆了。接著希姆萊任命恩斯特·卡爾騰布龍納擔任保安總局局長,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就任。卡爾騰布龍納最初採取的行動中,有一件就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將捨倫貝格從六司代司長提升為司長。由於鞏固了實力,卡爾騰布龍納恢復了海德裡希對諜報局發動的進攻。諜報局同樣中了他的圈套。
  諜報局的兩名官員由於進行非法貨幣交易被逮捕。蓋世太保對此事進行了調查,發現這兩個人傾向反對勢力,這兩個人——卡納裡斯的參謀長奧斯特上校和諜報局的另一名成員漢斯·馮·多南伊——被迫辭職。諜報局在土耳其和梵蒂岡進行和平試探的消息,傳到了希特勒的耳朵裡。一九四四年一月,蓋世太保說卡納裡斯部門的一名軍官是反對派集團的一分子,把他逮起來了。蓋世太保獲悉,諜報局外國組織的一位官員和諜報局三處的一名軍官提醒這個集團說,研究部在竊聽這個集團的電話。要不是諜報局在預報敵人的行動時屢次遭到失敗,上述背叛活動本來是可以容忍的。同盟國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使德國人完全感到意外。北非、西西里,安齊奧——諜報局沒有預料到同盟國軍隊在這些地方登陸,大大損害了它的聲譽。而黨衛隊保安處卻洋洋得意:它拍攝了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的秘密文件,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間諜活動的最大一次成功。
  黨衛隊保安處需要同諜報局決裂,這種決裂在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時候發生了。諜報局伊斯坦布爾諜報站成員埃裡希·弗爾梅倫博士,是反對納粹政權的,他的妻子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比他大十三歲,他接收了妻子的極大影響,叛逃到英國人那兒去了。二月十日,英國正式向新聞界證實了這件事。
  希特勒肺都氣炸了。兩天之後,他簽署了一道命令,取消了諜報局這個獨立機構,將它附屬於德國保安總局,納粹頭子們想完全控制對外情報機構,現在元首授予他們這種夢寐以求的控制權。這道命令如下:高級軍官絕密軍事文件:只供軍官傳閱:元首大本營: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1 /44號: 高級軍官絕密軍事文件。
  共二份:第一份:我命令:一、成立一個統一的德國諜報機構。
  二,我授權黨衛隊(希姆萊)指揮這個諜報機構。
  三、軍事情報和反情報機構因此會受到影響,黨衛隊首腦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互相磋商採取必要措施。
  簽字;阿道夫·希特勒。
  六天以後,卡納裡斯被撤消了擔任了九年的職務。諜報局一處處長漢森上校負責諜報局的解散工作,同時繼續領導諜報局一處。三月初在措森開始舉行談判,討論如何將諜報局併入德國保安總局。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辦公室主任奧古斯特·溫特爾將軍代表凱特爾,協助他的是漢森和諜報局二處處長和三處處長。代表德國保安總局方面的是卡爾騰布龍納、捨倫貝格和蓋世太保頭子海因裡希·米勒,蓋世太保將把諜報局三處(反情報處)並進去。
  馬上出現了困難。還沒有諜報局一處四分之一大的德國保安總局六司,面臨著一隻老虎想吞掉一隻大象的同樣問題。卡爾騰布龍納認為諜報局一處應該立即解散,完全併入保安總局六司;捨倫貝格和漢森希望他能作為一個獨立機構暫時存在—個時期。諜報局的許多工作人員是軍官和土兵。
  他們會失去軍人的地位嗎?諜報局前線單位同作戰部隊密切接觸,機構的轉換會妨礙它們的工作嗎?就上述具體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花了好幾個月。
  五年中旬,談判工作快要結束的時候,希姆萊和凱特爾將德國保安總局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成員召集到薩爾茨堡米拉貝爾城堡開了兩天會,讓他們適應將要發生的情況。出席會議的軍官和官員,保安總局的有三百名,諜報局的約有四百名。會議的高潮是談判的勝利者希姆萊兩個半小時的講話。
  希姆萊首先回顧了歷史,讚揚了情報機構,雅利安人要想征服遠至印度的大片領土,就必須要有這樣的機構。他說,俄國現在擁有僅次於英國的強大的情報機構。 「德國的情報機構,卻同我們的不幸的、分裂的、老是自我破壞的德國歷史和我們的歷史前進步伐一樣,顯得非常可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十年代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時代在變化。
  「請注意『諜報局』這個詞!它是根據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時的形勢取的名的……因為當時我們正在保衛自己……將來呢,那就絕不是我們的座右銘了……根據元首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的命令,一個適應強大的第三帝國、適應今天戰爭的巨大要求、適應未來德意志一歐洲偉大和平使命的統一的龐大的情報機構,即將建立起來。」
  希姆萊重申了情報機構「必須建立在同一種族、同一血統的民族基礎之上」的理論,然後對出席大會的專家們提出了「我對這個龐大的情報機構的期望」。最要緊的不是如實報告情況,「而是要無條件地忠於元首……。」他還希望「無條件地服從……結成同志關係……絕對準確……報告清楚……堅信德國的力量和德國最終會取得勝利。」講話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向他們提出了一些切合實際的建議:對特務說話要算數。他說: 「說話算數,我們就會擁有最可靠的支持者,甚至能在有色人種和劣等民族中找到支持者。」
  希姆萊如此這般地強調了他的新的情報機構將要建立在堅定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然後公佈了他同凱特爾在五月十四日簽訂的協議。協議寫了四頁單行打字紙。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命令諜報局一處和二處組成軍事部,軍事部「逐步併入」保安總局六司「是可以預見得到的,而且要為此作好系統的準備」。合併的最後限期將由凱特爾確定。諜報局在德國、德占區和中立國家的諜報站同樣歸黨衛隊保安處領導。但諜報局的前線單位仍然屬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由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情報官具體領導。軍人仍然是武裝部隊的成員,但文職人員轉歸黨衛隊保安處。諜報局的預算轉入保安總局。
  一個星期以後,卡爾騰布龍納公佈了諜報局實際併入保
  安總局的詳細規定。第一條就判了七十八年前成立的德國軍事諜報機構的死期。這一條命令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從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起解散」。這一條重申了下述規定:諜報局一處和二處組成軍事部,捨倫貝格將逐步把它併入保安總局六司。諜報局下屬諜報站改名為指揮報告區,前面加上指揮部所在地城市的名字。黨衛隊地區監察官和指揮官監督它們。情報渠道建立起來了。一般性報告送給卡爾騰布龍納;單獨的軍事報告像以前那樣直接送給軍事指揮部,同時複印一份交給卡爾騰布龍納。這兩種報告都要經過捨倫貝格。
  漢森擔任軍事部部長。但是他任職還不到兩個月,就被當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謀殺希特勒的密謀者而被捕。捨倫貝格接替他擔任軍事部部長。
  這個新部門的主要機構是B處和c處,B處主管西方,約有五十人,C處主管東方。每個處劃分為幾個情報收集組和情報估價組。軍事部B處有四個情報收集組。每個組主管一個地區,比如,二組通過科隆指揮報告區和威斯巴登指揮報告區收集法國和比利時的情報。B處的情報估價組又劃分為陸軍、海軍和空軍情報小組。它整理收到的情報,挑選有用的,扔掉無用的,然後送給各軍事指揮部。它還接受軍事指揮部提出的情報要求,把它們轉達給情報收集組。軍事部各單位負責人來自諜報局。比如,c處由維爾納·奧勒茨中校領導。B處處長則由保安總局B組(西歐組)組長、能幹的歐根·施泰姆爾擔任,他同時兼任原職。軍事部其他處有;A處,負責組織、計劃、人事和訓練;D處負責破壞和顛覆(原來的諜報局二處);E處負責無線電通訊(原來的諜報局一處i組);G處負責隱顯墨水和偽造證件(原來的諜報局一處G組)。
  半年以後,這個新組織成立了。納粹黨最後征服了軍事情報機構。根據希姆萊一凱特爾協議的補充規定,原來仍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指揮的諜報局前線諜報單位,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併入軍事部,組成軍事部F處。同一天,格奧爾格·邦特羅克上校就任F處處長,負責前線偵察,他是一位身材修長的青年參謀軍官,具有在東線工作的豐富經驗。
  這個新機構是一個完整的指揮系統,上有總理、納粹黨領袖、武裝部隊總司令、實際上的陸軍總司令希特勒,中間有黨衛隊隊長、內務部長、德國警察首腦、當時還任補充部隊指揮官和上萊因集團軍群司令的希姆萊以及納粹黨情報首腦和政府保安警察頭子卡爾騰布龍納,下有黨衛隊少校舍倫貝格,他是政府文職人員,不僅領導著納粹黨對外情報機構,而且領導著武裝部隊的部分成員。德國間諜機構混亂的改組到此結束。
  17.基礎結構的作用
  間諜可不像龍牙變成士兵那樣,會在敵人的土地上冒出來。他們必須由人物色、加以訓練、備好行裝、給予任務,把他們偽裝起來、安插進去,還得和他們進行聯繫,付給他們報酬,有時又要把他們撤回來。必須分析他們的報告,然後再把報告遞上去。一定要把他們的檔案保存起來。這一切,就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這兩個龐雜的組織機構存在的理由,也是它們的工作內容。
  它們一開始當然是招收特務。這個任務有時比別的任何任務都使間諜頭子傷腦筋,因為事實上,秘密接近公眾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這兩個情報機構各自形成了一套招收特務的辦法,這些辦法達到希奇古怪的地步。
  諜報局刊登廣告。戰前,德國在國外報紙上刊登廣告,表示願意向領薪水的人,特別是政府僱用人員,提供貸款。
  一些債台高築的人向諜報局申請貸款,諜報局從這些人中間挑選出它最感興趣的人——通常是軍官、軍士、或者軍事機構中的官員——向他們提供貸款。如果有人不能按時還錢,諜報局就提出以提供情報作為延期償還貸款的條件。許多人同意了這樣的條件。他們陷得越深,諜報局提出的要求越高。有一個法國騎兵中尉,因為他的情婦揮金如土,最初他只提供他那個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報。當他繼續過著奢侈的生活而無法償還債務時,諜報局要他參加選拔參謀的考試。他考上了,不久就提供更高級的材料,例如有關比利時武裝部隊的年度報告。後來他爭取調到了巴黎,在那裡,他靠向德國人提供更多的情報來供養他的女朋友。只是戰爭的爆發,才中斷了這種關係。
  諜報局還僱用偵察員去發現有希望成為特務的人。諜報局漢堡站的經濟學專家同時又是偵察員。當他經過被佔領的歐洲時,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物色合格的人物,他發觀幾個人,認為他們可以作為納粹主義的難民而獲准進入英國。戰爭開始以前,在國外的一些德國同情者,自己不能夠或不願意進行間諜活動,同樣也在物色有可能成為特務的人。比如在威爾士,許多人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憎恨英格蘭,就有一個德國機械公司的經理、一個工廠經理、一個到加的夫大學講學的人向諜報局報了名。一九四四年侵犯法國期間,前線偵察單位的成員,從親納粹運動的支持者,如法蘭西人民黨、保安隊以及比利時法西斯黨人等那裡招募特務。一二零前線偵察指揮部有兩個特別精明而有成就的招募人員,他們的代號是「馬雷夏爾」和「夏利」,他們在法國勞動營和維希法國「流亡」政府總部所在地德國南部的西格馬林根,找那些有希望成為間諜的人談話。
  戰爭期間,在法國的德占區和未被佔領地區的邊界上,有時哨兵把企圖違禁到德占區探親的法國兵帶到諜報局。波爾多諜報站幫助這些士兵成行,條件是必須保證帶回情報。
  幾年以後,當同盟國的入侵開始逼近時,這個諜報站雇了一個在軍事機關中工作、並同公眾有接觸的人,要他:只要在川流不息的來訪中發現有希望成為特務的人,馬上給諜報站打電話。然後由諜報局的一位軍官去見這個人,對他進行試探。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本來是前外國軍團的成員。
  特殊的環境有利於招募間諜。戰前,在德國和法國、盧森堡交界處,諜報局經常抓到法國間諜,然後把他們放了,條件是給德國當雙重間諜。一九四零年,當德國軍隊入侵海峽群島時,他們至少說服了被監禁在那裡的一個犯人為他們做間諜工作。
  數量最多的,要算來自戰俘營的特務。當諜報局需要派五百名特務到北非進行大規模活動時,它發現了曾經在法國軍隊中服役、而今在法國戰俘集中營裡奄奄待斃的阿拉伯人。諜報局表示,如果他們願意進行間諜活動,就把他們空投到他們的老家。在東方,諜報局從俄國戰俘中收買了數以百計的特務。
  黨衛隊保安處的做法也是這樣。捨倫貝格的大規格的「策佩林」行動,把幾百名前戰俘空投到俄國當間諜。由於其中許多人,一回到祖國就向當局自首了,一九四三年德軍在庫爾斯克受挫,戰爭的發展情況變得明顯之後,尤其如此,於是德國人只吸收那些因為犯罪(如逃兵)而斷了回路的人充當間諜。如果有的候選人證明不了自己斷了回路,德國人就強迫他們:為了表白自己,大批屠殺蘇聯公民;然後把這些劊子手同死者一起拍攝下來。只有這樣做了以後,才吸收他們當特務。由於黨衛隊保安處的規模較小,成立時間較短,有時不得不從國內情報部門調個別特務到對外情報部門去。例如,一個叫海因裡希·施利的人,先在柏林黨衛隊保安處國內情報部門工作了幾年,接著在維也納為黨衛隊少校阿道夫·艾希曼工作,後來又調到維也納黨衛隊保安處第六組組長威廉·赫特爾上尉領導下的對外情報部門。捨倫貝格還從來自瑞典、瑞士和芬蘭的黨衛隊志願軍小分隊裡物色特務。在森海姆的外國人黨衛隊軍營裡,他的第六司的一個官員,冒充政治哲學教官,物色有可能充當特務的人。另外一個官員,表面上是書信檢查員,閱讀他們的信件,以尋找另外的線索。
  黨衛隊保安處沒有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那麼拘謹,它能採用比較富有創造性的方法。捨倫貝格打算利用妓女的想法,算不上是創見。德國保安總局第五司(負責偵探)
  司長指示給姑娘發許可證的各分站; 「我要求你們在所在地區周圍物色……合適的婦女……要非常漂亮……舉止有風度……聰明、老練,懂點外語更好。……把她們報告給……
  第六司。」但是他是否找到了這樣斜倚在第三帝國的路燈柱上的完人,卻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謎。
  希姆萊的招募計劃更加富有想像力,這種招募計劃既冷酷無情又不顧一切。他設法強迫未婚夫們給他當間諜,如果不同意,就不允許他們結婚。 (他作為內務部長,對有一半猶太血統的人有這種權利;作為黨衛隊隊長,對黨衛隊隊員也擁有這種權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他要求捨倫貝格考慮一下:有一半猶太血統的弗裡德裡克·多伊奇是否能當黨衛隊保安處的間諜,弗裡德裡克·多伊奇準備和意大利貴族西佐一諾裡斯伯爵喬萬尼·恩裡科結婚。同時,他命令捨倫貝格建立一個小組,為了同樣的目的專門審查類似的結婚申請,捨倫貝格告訴他,這個主意看上去頗有成功的希望,他把有關多伊奇和另外四對人的材料寄給分站,要它們進行調查。
  有一對;男方是哈扎爾·哈扎裡安,二十九歲,保加利亞人,在黨衛隊的一個旅部當翻譯,女方是埃納·丹格萊爾,四十四歲,德國人,同他一起住在維也納。哈扎裡安宣佈他準備當特務,以便離開軍隊。但是他不肯在保加利亞工作,因為他說在那兒太冒風險,可是正是在保加利亞,他的語言和對這個國家的瞭解才用得上。同他談話的調查人員報告,無論如何他「沒有給人留下可信賴的印象」。柏林確定他不適合做間諜工作,批准結婚,了結這件事。只有一對看來有指望,這一對男方叫肖基·奧梅拉,二十六歲,外約旦人,曾經為爭取阿拉伯的獨立而同法國人作戰,在諜報局當過短時期的電報員,他的未婚妻伊麗莎白·羅斯, 二十五歲,已經跟他懷孕七個月。雖然向他進行調查的人謹慎地避免提及他的情報聯繫,發現他對間諜工作是「有用的」,但柏林還是斷定他並非真正合適。
  另外兩對也都不合適。一個男的被認為「膽小而又不可信」,另外一個男的因血液中毒而躺在醫院裡。最初的那個西佐一諾裡斯伯爵決定等一等再結婚,到了意大利突然不見了。嘗試了幾個沒有一個成功,也就不再嘗試了。黨衛隊隊長想使愛情為間諜服務的奇怪嘗試就此告終了。
  在為招募間諜而進行的努力中,武裝衛隊統帥部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自然都在尋求理想的間諜:他必須聰明、機智、情緒穩定、神經健全、體格強壯,透徹瞭解目標國家的風土人情、語言和軍隊。它們很少發現這樣的完人。事實巳大部分的間諜只符合兩個主要條件;年輕(幾乎所有的間諜都是二十幾歲或三十幾歲)和願意當間諜。
  願意當間諜本身反映了各種各樣的動機,其中有四種動機最為普遍。排在最前面的一種是掙錢容易的誘惑。未來的間諜總想著過一種輕鬆的生活。他將泡在咖啡館裡,正好坐在告誡人們說話要謹慎的標語底下,獵取贏得戰爭的重要機密。他將溜躂著走過一家工廠,或者走過一兩個高射炮陣地,他將偶爾發回一封電報,或許甚至勾引一個在職的的秘書。他當然認為所有這些活動比在前線打仗或者在工廠裡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圖得多,因為他將為這種相當清閒的工作得到報酬,還將得到現錢花銷。
  有的人喜歡冒險。前線的危險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們。每當他們想到偷竊文件、拍攝防禦工事、躲避反特人員,熱血就沸騰起來。這種動機常常和第一種動機滲和在一起。在這兩種情況下,內在的心理壓力有時不如明顯的動機來得強烈,如企圖幕後操縱歷史的狂人慾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人而感到的病態的滿足。
  第三種動機是理想主義。有些間諜信仰國家社會主義。
  更多的人憎恨統治他們的祖國的政府。甘當間諜的俄國戰俘中的多數人,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反對共產黨政權。許多阿爾及利亞人希望看到他們的國家從法國人的手裡解放出來。
  最後,有些人說是要當間諜,事實上他們從來就不想當間諜。他們只不過想逃離德國。
  一旦招募了這些人,不能馬上把他們派到國外了事。他們首先必須知道需要瞭解哪些實際情況,如何去瞭解,如何把這些情況送遞回來。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在間諜學校裡教授這些本領。不論什麼時候,至少有二十個這樣的學校存在,它們的課程設置和外觀大不相同。  為了安全起見,老一些的間諜學校是單獨教授每個間諜學生的。他們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偽裝成商業公司。諜報局斯圖加特和漢堡站都是這樣做的。斯圖加特諜報站總是把它的辦公室設在人來人往的大樓裡,這樣就更難於監視,而且它經常遷移辦公室。漢堡站在合法但同諜報局有聯繫的工廠裡給間諜講授怎樣安裝無線電收發報機和怎樣使用隱顯墨水,這兩個諜報站都讓學生住在當地旅館裡,漢堡站喜歡一個名叫克洛普施托克的供膳寄宿處,這是用的十八世紀一個詩人的名字。
  為進行反蘇活動而訓練特務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擴展起來了,在柯尼斯堡、什切青、柏林和維也納都設立了學校。戰爭爆發以後,作戰區的大規模間諜活動,迫使諜報局改變它在東線實行的教學方法,從個別講授變為上集體課,把不上無線電課的間諜的學習時間縮減到僅僅六個星期。諜報局之所以允許這樣做,是因為絕大多數間諜以前是蘇聯土兵,熟悉蘇聯這個國家,熟悉紅軍的裝備、徽章和規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國人在佔領的俄國領土上建立了九所這樣的學校,共有一萬名間諜學員和從事破壞活動的學員。其他的學校沒有這麼大的規模。在維也納城外,弗朗茨·佐伊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五十個羅馬尼亞法西斯分子,他們要學習三個月,每天上課八至十個小時,為到俄國後方進行活動而作準備。
  在西線,由於德國把越來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禦,需要的情報也就越來越多,因此,間諜訓練工作也同樣有了發展變化。黨衛隊保安處和被它控制的諜報局(現在合稱軍事部)雖然最初有些勉強,可是最終還是放棄了個別講授的方法。他們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雖然承認對間諜要進行共同訓練,但一堂課絕不超過五個人,當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以後,安全上的反對意見沒有了,擔心卻還存在。上大課的學校就像雨後春筍。德國保安總局六司二處的兩個新的特務監督站——「瓦爾特」和「西格弗裡德」——建立了幾所學校。 「西格弗裡德」專門訓練比利時特務,它有兩所學校設在它在馬爾堡的總部附近。「瓦爾特」在康斯坦茨湖的邁瑙島上建立了一所學校;在康斯坦茨鎮建立了一所,訓練從法蘭西人民黨招募來的特務;在西格馬林根附近的韋爾芬根堡建了一所,訓練從保安隊招募來的特務;還在德國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學校,訓練從別處招募來的特務。一二零前線偵察指揮部和它的前線偵察部隊在萊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諾伊納爾、費爾堡和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區紮了營地。諜報局慕尼黑指揮報告區在維羅納的一棟房子裡訓練它的意大利特務,表面看上去他們在為軍備部長施佩爾工作。後來它把這個營房遷移到俯瞰梅拉諾的一個山頂房子裡。給人的印象這是一所療養院,而那些特務都是傷兵。
  這些學校的教官大多數是德國軍官。他們教授各自的專業。比如,通信軍官教無線電。通常他們講德語,不過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不得不用受訓者的本國語言。有時由特務的同胞教課。諜報局斯圖加特指揮報告區管轄下的三個營房裡生活和學習的北非特務就有一個這樣的教官,在梅拉諾的意大利人由一個意大利軍官講課。
  在較老的學校裡,訓導是多方面的,也是徹底的,尤其是在漢堡,因為它擔負著海外任務,也許它的學校最複雜龐大。特務們要學習莫爾斯電碼、無線電的安裝與修理,密碼系統、隱顯墨水、微粒、發現和擺脫盯梢以及辨認飛機類型。訓練幾乎總是個別進行的。這種訓練太費時間,也很費錢,以致整個戰爭期間,大約只有二百個青年進過漢堡學校。
  與此相比,比較新的學校裡的訓練質量下降了。受訓的特務較多,課堂裡的人數也就多,學習期限反而縮短了。他們所學的只不過是辨認基本軍事裝備以及各軍兵種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們的教官好,就能教會他們準確地進行觀察。
  佐伊貝特少校同他的羅馬尼亞學生在樹林子裡走著,他問他們: 「那是什麼?」
  「一隻羊。」他們回答。
  「什麼?」他問得更嚴厲了。
  「一隻白羊,」他們趕緊改口。
  「不對,」佐伊貝特說。「你們的報告必須更確切。你們必須這麼說: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六時四十三分,在從維也納到布賴滕布龍的公路右邊,你們看見了一隻羊,它朝著你們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因不合格而退學的情況似乎極少。大概諜報局認為,既然訓練特務花了不少錢,就把他們送到國外,希望他們能收集一些情報,把他們留在德國,就白白讓他們受了那些訓練,還多一張嘴吃飯。諜報局慕尼黑指揮報告區管理的營房把政治上不可靠或者話太多的受訓者送回當工人。但是另外一個營房發現,它的受過間諜學校訓練和未曾受過訓練的北非間諜,工作起來效果一樣。
  間諜在受訓期間,逐漸認識在他被派往國外後他在德國的主要聯繫人,這個人將指揮他,也就是他的間諜頭子。有時候這個間諜頭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間諜頭子承擔這樣的艱巨任務:確保這個間諜在分配了任務以後還能繼續為德國好好工作。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到了那時,間諜就不再受諜報局的監督和控制了,他可以隨便撒謊,托病怠工,甚至叛逃。
  間諜頭子約束間諜的辦法,主要是使間諜自尊自愛。他希望幾乎總是比他年輕的那些間諜,以後不會使他痛苦,也不會使他失望,而能克服種種困難和危險,不顧疲勞,不懶散,堅持不懈地進行活動。間諜頭子是靠對間諜的熱心關懷來灌輸這種自尊自愛的。他以自己的行動,使間諜相信;他一定會讓間諜得到所需要的證件和服裝,在營房裡得到優質食物和高級香煙;一定會使他受到良好的訓練,將來能應付自如。
  他送他到啟程的地方。消極的制裁常常是不直截了當說出來的,但也起很大作用,那就是暗示要削減活動經費,或者對在德國控制地區的他們的家屬進行報復。一旦間諜到了敵人陣營,間諜頭子同他保持聯繫。當間諜發來電報時,間諜頭子和電報員坐在一起,起草復電,給他獎章,需要時給他錢,不斷去信鼓勵他。這套辦法,在理論上,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個人聯繫是確保間諜忠誠可靠的最好手段,而任務的勝利完成,十之八九依靠這種忠誠;從實踐來看,它是常常很奏效的。但是間諜也常常陷於他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所設的圈套之中,到那時,他對他的間諜頭子也無能為力了,只好因為不得不背叛他而感到遺憾。
  在受訓之後、被派出去以前,間諜必須得到掩護身份。
  這些假身份來自可以把間諜列入花名冊的合法的或冒充的商業公司。在中立國家裡,真正的德國公司和中立國家的公司可以這麼做;在敵國內,只有中立國的公司才能這麼做。德國企業中「僱用」諜報局間諜的有申克銀行、國營鐵路局、國營航空公司、若干輪船公司和法本化學托拉斯拜爾阿斯匹林製藥公司。這些企業都巧立名目到國外開業。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曾經把佛朗哥的一封信送交希特勒,從而導致德國支持西班牙長槍黨的德國商人約翰內斯·伯思哈特,把他的金融實業公司供黨衛隊保安處使用,後者充分利用了這些機會。
  冒充的商行大小不等,有大公司,也有一人經營的小企業。它們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間諜活動提供便利條件才設立的,只有從這種意義上講,才能說它們是冒充的,因為這些公司事實上是在經商。比如在戰前的法國,諜報局建立了一個公司,出版介紹鐵路沿線風景區的小冊子;這樣就為間諜旅行、攝影和打聽情況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它還讓定居特務開設報攤和煙草店,因為這樣就有機會可以不引人注意地會見下級特務。在葡萄牙和南美,諜報局的比較重要的特務以進出口公司作為掩護。對於不太重要的旅行特務來說,諜報局發現在西歐冒充郵票商人是很奏效的。而在巴爾幹國家,冒充旅行的煙草商人和羊毛商人會減少嫌疑。在未被德國佔領的法國,一個特務假裝香煙盒和化妝盒製造商,他帶著這些產品的樣品到處旅行,觀察法國軍隊的駐地。
  在拉丁美洲,大公司(其中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繁榮掩蓋了德國廣泛的間諜活動。在中立但親納粹的阿根廷,三個間諜頭子都有自己的掩護公司。漢斯·納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開設了德國國際情報公司,辦公室設在雷孔基斯塔大街三三一號一棟樓房的一六二和一六三房間,他開會、旅行、打電話、寄信等,看上去都只不過是在辦理公司的正常業務。事實上,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納普作為南美最忙碌的間諜組織頭子的真正工作。弗裡德裡希·塔德奧·馮·舒爾茨一豪斯曼也利用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莫雷諾街九七O號開設的布隆伯格Y公司來掩護他的間諜活動。奧托馬爾·米勒的間諜網把它在阿根廷收集到的情報送到巴西里約熱內盧的掩護公司快速情報公司,以便用它的秘密電台把情報發往德國。在智利,設在瓦爾帕萊索普拉特大街八二八號的航運公司(以前是北德意志勞埃德公司的一個分公司),由於戰爭使德國船運停頓,幾乎喪失了全部生意,但它一直讓剩下的七名僱員積極收集情報——其中一部分是通過它的郵政信箱送來的——並把情報傳遞給一個間諜電台,讓它發往德國。
  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拿出部分間諜活動經費,賠償這些商業損失,不過有一個諜報局的掩護公司,即阿根廷的越洋公司,在進出口中賺了大量利潤,所以它能夠支付全部特務活動費用。
  為證明間諜的假身份而偽造文件的任務,落到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和德國保安總局六司的專業部門身上了。諜報局的這個部門是一處G組,在整個戰爭時期由阿爾貝特·米勒領導。他是個矮胖的化學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做過同樣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德國重整軍備的工作全面展開,諜報局在檔案中發現了他的名字,由於他是個預備役軍官,就讓他重新服役。當時他是個上尉,五十歲。
  諜報局總部裡他的那個機構進行著諜報局的全部科學工作,包括遠距離攝影和使用新聞檢查時大量查找隱顯墨水信件的設備。它的六個小組中,只有第一和第六小組辦理假證件。第一小組製造證件、圖章和郵票。第六小組是在戰爭期間從第一小組分出來的,它把假證件填好發出去;它還監督諜報局各分站製造假證件的工作以及在俄國的集團軍群情報參謀的工作。
  當米勒從事這種工作時,黨衛隊保安處也開始進行同樣的工作,海德裡希製造假文件使紅軍軍官喪失信譽,這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俄國大清洗中也許起了一些作用。幫助實現這個計劃的,是黨衛隊保安處裡一個二十八歲的年輕人,他的部分工作是尋找一個可靠的偽造文件圖章的雕刻匠,這個年輕人是基爾人,專門在街上打架鬼混,由於密告他的頭頭而受到海德裡希的注意,他叫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當海德裡希認為他在俄國取得了成就之後不久,決定建立一個機構,專門為他的特務偽造文件,並且在其他方面幫助特務。他把這個工作交給瑙約克斯,這時,瑙約克斯已經是黨衛隊保安處少校,他破壞了布拉格附近的一個反納粹無線電台,從而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瑙約克斯精力旺盛地著手進行工作,他集中了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把他的機構設在柏林西南居民區德爾布呂克大街六號A的一棟用灰石頭蓋的大樓裡。如同諜報局一處G組一樣,它不僅偽造文件,還研製供特務使用的無線電設備和微型照相機,用無線電同黨衛隊保
  安處的特務進行通訊聯繫,並且監督德國保安總局的小小的通訊情報機構。在大約一年之內,瑙約克斯使這個機構的工作進行得非常好,以致他雖然名義上仍然是這個機構的領導人,海德旦希卻讓他脫身出來去幹別的鬼把戲;製造波蘭襲擊一個德國無線電台的事件,為希特勒進攻波蘭提供借口,幫助捨倫貝格在文洛綁架英國情報機關的軍官;建立一所妓院,名叫「小貓沙龍」,在裡面裝上竊聽器,竊聽外交官嫖客的秘密。
  德國保安總局成立後,他的單位變成六司B處,後來改為六司P處。但是一九四一年初,瑙約克斯接受了約斯特調他去海牙的建議,因為有一次海德裡希逛妓院,瑙約克斯忘了關掉磁帶錄音機,惹得海德裡希不高興;瑙約克斯又不喜歡捨倫貝格,因為有各種跡象表明,捨倫貝格將成為他的頂頭上司。接替瑙約克斯的是捨倫貝格的老搭擋瓦爾特·勞夫,他是黨衛隊中校,曾經參加海德裡希試圖說服捨倫貝格的第一個妻子走掉的活動。他擔任這個新職務顯然是暫時的,因為他保留了德國保安總局二司D處處長的職務。二司D處處理整個德國保安總局的技術問題,並且設計了一種大篷車,用這種車把猶太人和其他人運往大墳坑,在途中用車裡排出的毒氣把他們熏死。事實上,只不過一年多一點,勞夫就離開柏林去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在突尼斯和意大利兜捕猶太人。三十四歲的黨衛隊少校赫爾曼·德爾納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接替他的職務,自從一九三五年以來,他除了戰爭初期有九個月在黨衛隊骷髏師指揮一個工兵排以外,一直在希姆萊身邊工作。捨倫貝格認為他在工作中富於想像力,而且很努力。但是他根本當不了頭頭,一年半以後,他被調到前線黨衛隊的一個軍裡擔任情報參謀。德國保安總局六司P處三組(破壞小組)組長、黨衛隊少校魯道夫·拉西格擔任這個機構的代理負責人。
  這些選擇和調動,也許說明了黨衛隊保安處間諜活動的瑣碎之處,並沒有怎麼影響這個機構,一半是因為這個機構的各個小組相當各自為政,而且看上去都工作得很好;一半是因為瑙約克斯原來的主要幫手一直在為這個機構服務,這個助手能力強,經驗多,各個小組的工作都能勝任。他就是伯恩哈德。克呂格爾,當過鎖匠,有好幾年曾為黨衛隊保安處管理一個無線電台。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他臨時負責偽造文件的小組,即六司F處四組。
  六司F處四組和諜報局一處G組的工作都包括如下兩個方面:設法弄到具體的文件或證件,把它們印出來填好。文件、證件的來源基本上有三種。最理想的是空白原件。一九四零年左右,安特衛普美國領事館裡一個親德國的秘書,把大量美國空白護照交給諜報局的一個軍官,這個軍官把它們交給柏林。搗毀敵軍司令部時可以繳獲空白原件。但是它們一般很難弄到手,就是弄到手,數量也有限。第二種是已經填寫過的原件。在俄國前線,這樣的原件大多數來自戰俘;在其他地方,則靠偷竊,或者從死者和被送進集中營的人的身上搜取。這樣證件的好處是,它們是真實的,上面有持證人以前真正旅行時所蓋的真正圖章。它們的不足之處在於,為了適於特務使用而對證件所作的篡改,總是經不起仔細檢查。
  多數國家是用一種特殊方法往護照上貼相片的,取下原相片就會暴露破綻。證件上使用的墨水深深浸入紙裡,如果用物理或化學方法塗掉墨跡,肯定會留下痕跡。由於這種經過篡改的證件不可靠,多半只能供給那些和大多數旅遊者一樣,只要把護照亮一亮就能通過的特務使用。
  第三種文件或證件是仿造的。它不存在篡改和數量有限的問題。但是仿造這樣的證件需要很長時間,也很麻煩。紅軍的文件和證件仿造起來可能沒有多大問題,可是護照呢,由於紙上有特殊水印圖案,封面是一層層壓起來的,有時護照上還有秘密標記,因而仿造起來非常困難。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都有專用紙張。柏林東北約二十英里有一個名叫斯佩希陶森的小鎮,鎮上有一個造紙廠,黨衛隊保安處有一小撮人在那裡用大缸煮紙漿。當弄護照封面的纖維塗層發生困難時,黨衛隊保安處也詢問外界研究實驗室。由於這一切工作有可能因為一個國家更換護照而成為徒勞,這兩個間諜機構只為極少數特別重要和可靠的特務偽造這樣的證件。比如,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柏林只給諜報局布拉格站偽造了兩份護照,一份是保加利亞的,一份是土耳其的。
  證件紙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是印進紙裡的複雜的背景花飾和壓印在封面上的金色印記。諜報局有二十名雕刻師和美術師來複製這些東西。但是證件上的內容同樣重要。
  印在證件上的表格和蓋在上面的橡皮圖章,都要同敵國當時所用的完全一致。證件號碼不能超過當時的編碼範圍。
  為了確保這一點,諜報局一處G組在該局各分站設有下屬對口單位,專門拍攝外國護照和其他重要文件,然後把照片寄回,並且註明墨水和紙張的顏色。六司F處還讓黨衛隊保安處各分站拍攝警察從旅館旅客登記處收集到的護照和身份證。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的車間複製橡皮圖章和顏色合適的染印台。諜報局一處G組有上千個圖章,有的用來複製外國簽證,有的是各邊界過境站和其他有關當局使用的圖章。
  填寫證件上所列各項內容,會遇到許多麻煩,填寫不當,就意味著特務的死亡。填寫時自然要用「發證」國家的術語。在偽造的美國或英國護照上,絕不能寫某某特務的身高一百七十二厘米。因此,諜報局一處G組在各分站用來申請某種證件的表格上,特別指明要用那個國家的語言填寫有關這個特務的每項情況。由於嶄新的護照會引起過多的懷疑,諜報局一處G組就在護照上蓋上許多圖章。它必須謹慎地計劃這些想像中的旅行,大部分路線是根據一份間諜頭頭必須填寫的四頁長的問題單上所提供的情況制訂的。它不能填寫一條不能通行的路線,比如,不能在護照上表明通過了在蓋章日期已經關閉了的某個國境站。它不能在護照上沒有簽證蓋章的情況下,填上已進入一個需要簽證蓋章的國家。
  當事情太困難時,諜報局一處G組就故意把印章蓋得亂七八糟,或者把印章蓋重,使其模糊不清。
  它的最大問題是要不斷提供特務們所需的龐雜得無法想像的各種文件和證件。文件、證件是現代文明的禍根,戰時繁雜的手續越來越多,像供應本這樣的新證件不斷應時而生,即使是合法的持有者也感到是個負擔。諜報局一處G組和德國保安總局六司F處四組的任務不知加重了多少,它們不得不為每個特務準備多達十種證件。諜報局一處G組保存了一百四十六種偽造的紅軍證件,只要列舉其中一部分,就能說明這個任務的艱巨性;俄文護照(只用俄文填寫,沒有編號),俄文一烏克蘭文護照(有編號),俄文一烏克蘭文護照(沒有編號),軍事駕駛員執照,醫院出院證明,高加索地區交出的通行證的收據,共產黨黨證,國防工業部門的工人的緩役證明書,鐵路工人緩役證明書,裝甲部隊裝備管理總局、南部方面軍作戰部以及列寧格勒方面軍政治部的信箋上端所印的字樣,普通通行證(用的是普通紙和薄紙),沃羅涅日前線飛行員通行證(用的是黃紙和白紙),受獎證明書(戰時頒發的),一張列斯吉涅爾和一張阿瓦爾的出生證,六種醫院出院證明(普通的,白色小的,白色中等大的,棕色大的,又長又大又白的,阿爾漢格爾海軍醫院的),以及不下於十六種軍官身份證(不能同四種軍官個人身份證混淆起來)。
  在許多情況下,諜報局一處G組和保安總局六司F處四組對這方面的工作是勝任的。六司F處四組為了檢驗一種已經用紫外線檢驗過的新的偽造護照,命令一位年輕土兵持這種護照進入瑞士。然後它提醒瑞土人,說有一個間諜可能打從那裡通過。邊防哨兵極其仔細地檢查了這個青年土兵的護照和其他身份證,然後放他走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一個特務攜帶著證明他是蘇軍上尉的假證件,奉命到一所空軍學校上學。他在學校裡呆了好幾個月,一直向上級報告他所學習的東西。另外一個特務本來就是教師,一副病容,發給他的假證件說他不適於當兵,他是教師。他利用這些證件,在俄國中部的一所學校找到了工作,在那兒對紅軍進行間諜活動。
  為了適應當地的需要,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各分站設有自己的偽造文件的小型機構。從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各集團軍群的情報參謀已設有這樣的小型機構。通常他們只不過填寫已經準備好了的空白證件。中部集團軍群每月大約頒發五百個證件。戰爭期間,德國一共頒發了四十多萬個假證件。
  因此,偽造者有時忽略了某個細節就不足為怪了。有時俄國人發現了差錯。編號在3 ,800 ,000 號以上的偽造的黨證,留了一個空白填寫黨員交納黨費的年月日期,而真正的蘇聯黨證上卻印有這種年份日期。在另外偽造的黨證上,「Chlenski' 』(成員)這個單詞中的i上面點了兩點,本來只有一點。某些偽造的印章用的是紫色墨水,而真正用的是黑墨水。德國的橡皮印章一般比俄國的線條分明而且顏色深。
  德國人用鍍鉻金屬線裝訂證件,不留鐵銹痕跡,這與俄國的裝訂不同。在為一個將去阿根廷的間諜準備身份證時,諜報局一處G組只在證件上面按上拇指印,而不是象應當做的那樣用壓印機壓印上去,也沒有填寫照片的日期,而這本來被認為是身份證上重要的一項,在「Comerciante" (商人)一詞中多寫了一個m,紙上的水印圖案很粗糙,而且位置太靠下。簽證官員的頭銜,應當是警察局長,卻寫成了警察總局局長,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機關。
  德國人必須在假證件上填寫假身份,或者說是「傳奇式的經歷」。有一個特務被空投到愛爾蘭,他就是京特,許茨上士。他冒充他的學友漢斯·馬施納的身份,馬施納在戰爭開始後一直呆在德國。他用的是一個篡改得很合適的南非護照。這樣的經歷是特務容易記住的。另外一些同特務自己的閱歷相差較遠的經歷,比較難以想像,也比較難記住。此外,他們在被捕時並不總是能輕易頂得住。俄國人對於那些有特嫌的人,對照他們自稱來自那個地區的方言來檢驗他們的講話。他們把那個地方的居民叫來幫忙,就那個地區的地形訊問這些嫌疑犯。在同種族的英國遇到的類似的困難,使諜報局放棄以真正的特務冒充商人的企圖,而是吸收真正的商人來做特務工作。
  為了使特務們的假經歷更加令人相信,德國人向他們提供恰當的家屬照片、信件、帳單、收據、卡片、衣服和設備。間諜機構一般都能避免會使它的間諜暴露的差錯。有時他們從敵人那裡得到真晶。同盟國空投到法國給法國游擊隊的英製衣服有時落入諜報局的手裡。
  但是有時候德國人也要弄錯。他們的俄國間諜所穿的偽造制服,在裁製上有錯誤。他們襯衫的兩邊是開縫的,而真正的俄國襯衫不開縫。他們褲子的臀部加了一塊布,而真正的俄國褲子卻不加這塊布。他們過於求全,把肩上的垂片一直縫到袖子上。而俄國人卻讓這些垂片掛著。這些瑕疵是微小的,但對有些人來說卻是致命的。
  為了收集情報,德國的間諜必須呆在敵國領土上,但是他們如何才能到達那裡呢?戰線攔住了陸路。海港和飛機場控制嚴格,切斷了從中立國進去的路子。然而可行的路子也只有這三種——陸路、海路和空中。希特勒的間諜必須尋找並利用小小的空隙從這三方面滲入。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就是這麼幹的,而且成功地從空隙中滲入到目標國家。
  和平時期的陸地國界,或者戰時同象瑞土這樣的中立國的國界,有時候很容易越過,只要間諜在法定的邊界站出示假證件就行了。這樣做並不都能行得通。也許他們的證件經不起一個眼光銳敏的官員的檢查。也許他們必須經常越過國境,或者要攜帶錢或裝備。在這樣的情況下,間諜往往穿過「森林中的邊境」。其中典型的就是同法國的邊界。
  從萊茵河到盧森堡的彎彎曲曲的邊界線位於丘陵地區,樹木茂盛,是不可能完全封鎖得住的。諜報局的間諜頭子從特裡爾派出他們的間諜,讓他們沿著羊腸小道蜿蜒穿過森林、越過邊境到法國去——間諜並不是唯一要迴避移民局和海關官員的人。德國人把這種辦法叫做「開水閘」,意思就是「放(船)過閘門」。為了讓特務滲入美國,諜報局給他們購買從里斯本到南美的船票;他們從那裡到達墨西哥,到了墨西哥以後,再像那些未經合法手續進入美國的墨西哥流動工人那樣,瞠水或游過格朗德河進入美國。整個過程時間很長:往往要一年以後才能收到特務打回的報告。在東線也使用開水閘的辦法把特務送到敵後。在黑夜的掩護下,前線士兵把特務從他們自己的戰線裡帶到無人區,然後指點他們繞過敵人的陣地進入敵後的路線。這些特務偷偷摸摸地溜過敵人的崗哨,然後悄悄地急速前進,離入境點越遠越好。
  當德國軍隊退卻時,他們使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辦法:捲入法。特務留在原來的地方,讓向前推進的敵軍把他們「捲進去」。東線德軍在冬季間歇退卻期間和在西線「霸王」行動期間都用過這種方法。
  用空投的辦法,既可避免上述過程會遇到的危險,又具有縱深滲透的優點。
  戰爭初期,羅韋爾的偵察中隊為此提供了它的遠程偵察飛機和有飛行經驗的飛行員。空軍上尉卡爾·埃德蒙德·加滕費爾德專門從事這項工作。隨著在這方面的需要增加,特別是在德國入侵俄國以後,加滕費爾德增加了更多的飛行員和飛機,到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建立了自己的中隊——空軍總司令部第二試驗隊。在後來的兩年中,它擴增到一個機群,有四個中隊,其中第一和第四中隊配置在西線。一九四四年三月,加滕費爾德的第二試驗隊和第一試驗隊合併,第一試驗隊是一個真正的研究單位。這個合併的單位叫做二零零戰鬥空軍聯隊,由德國著名飛行員維爾納·鮑姆巴赫中校指揮,不過這兩個部分卻奇怪地改變了番號:第二試驗隊變成了戰鬥空軍聯隊第一組。差不多與此同時,阿道夫·科赫少校接替了加滕費爾德。
  這個戰鬥空軍聯隊根據需要,把它的飛機派到歐洲各地。它從辛菲羅波爾飛到伊朗、伊拉克和高加索,從雅典一卡拉馬基飛到埃及、外約旦和利比亞,從馬賽飛到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從雷恩和巴黎飛到英國,在「霸王」
  行動之後,又從埃希特丁丹以及萊茵河右岸的其他機場飛到西線。它使用小型的菲澤勒公司的鸛式飛機以及福克一伍爾夫FW 200和容克Jul88式飛機。它並不小看繳獲來的外國飛機。有一次召開飛機生產部門負責人會議,討論在柯尼斯堡附近以機腹著陸的續航能力非常強的俄國四馬達TB—7 型飛機時,一個官員說: 「卡納裡斯發狂似地想多得這樣的飛機……我們必須立刻把它們交給情報參謀。」在東線還有其他類型的俄國飛機在飛行。在西線,這個中隊使用B—17飛行堡壘式飛機,在機身上塗上道尼爾288 S的標記,事實上德國並不存在這種類型的飛機。
  間諜飛機主要根據氣候選擇飛行時間。它們經常不得不推遲兩三次,使間諜感到更加煩惱。有時飛機已經開始飛行,只是由於惡劣的氣候或敵人的行動而被迫返回。加滕費爾德的飛行員幾乎總是在夜間飛行,而且寧可在沒有月色、陰雲密佈的夜間飛行。這個聯隊把它的飛機塗成黑色,把特務們的降落傘染成深褐色。戰爭初期,特務們的無線電台還很笨重,不得不另外用降落傘把它們投下去。有時候特務們找不到它們,赫爾曼·格爾茨就是如此,當他降落到愛爾蘭以後,徒然花了整個晚上的時間尋找他的無線電台。這使得諜報局不得不把無線電台放入磷光袋子裡,後來,無線電台體積縮小了,使特務在跳傘時能夠隨身攜帶。
  特務們當然要被空投到盡可能靠近他將要工作的地方。
  比方,有一個特務是英國人,他的目的地是倫敦,空投地點便被選在倫敦以北大約有兩小時火車路程的威茲比奇附近,因為那兒是平原,飛行員在上面飛行比較放心,周圍鄉村人煙稀少,而且這個間諜熟悉這個地區。這個中隊估計空投的準確度是離目標點不超過五英里,根據風力、飛行高度和敵人戰鬥機截擊等情況的不同而不等。但是飛機可能飛得很偏。
  有一次,加滕費爾德想把一個特務空投到都柏林附近,結果卻飛到了都柏林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愛爾蘭人當場抓住了這個人。
  飛行的時候,可憐的特務緊縮在一架從來沒打算用來運送間諜的飛機的一個令人不舒服的角落裡。他身上背著沉重的降落傘和設備,眼睛瞪著機身上的那個小洞,心想他從這個小洞跳下去,不是幸運就是死亡。如果飛往英國,駕駛員常常貼著英吉利海峽水面掠過去,免得被雷達發現。他越過海岸以後,被雷達發現的危險就過去了,然後陡直上升,以便不易被看到和聽到。特務經常暈機。當飛機駕駛員躲避敵人的戰鬥機時,他就更暈了。有時候飛機駕駛員讓他從高空跳下,有時飛機俯衝到低空,減慢速度,讓他跳下去。有的特務在最後一刻遲疑不前,就要「幫助」他跳出去。有個特務遇到另外一種麻煩,他太胖了。當他發狂地向外扭動時,身子卡在洞口,兩條腿在鳳裡拍打著,飛機飛離目標越來越遠,機務人員用腳使勁踩他,才把他踩出飛機。
  在整個戰爭期間,東線的空投活動一直沒有間斷。但是英國日益掌握著自己的制空權,迫使德國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後,放棄用飛機把特務送到那裡。他們轉由海上進入英國。
  莎士比亞說過,海「像一堵牆,也像一道護城河」那樣地保衛著「英王的不列顛群島。」但是正如荷馬說過的那樣,海也是神的路,雖然納粹德國的間諜完全不是神,但他們也利用它作為滲入英國的通道。有些特務偽裝來自被德國佔領的歐洲的難民。他們偷偷地從荷蘭啟航,在英國公開登陸。然而,能夠安全通過警惕性很高的英國港口保安機構的檢查的特務,即便有,也是極少,英國港口的保安機構有時甚至把法國陷落後陷於困境、經過曲折的道路才返回國的本』國人保護性地拘留幾個星期,直到他們的申辯被證實為止。
  其他間諜乘汽船或拖網漁船穿過英吉利海峽或北海,快到英國海岸時改乘小船或橡皮筏。
  如果被派遣到很遠的地方去,例如到西半球去,唯一可行的是海路。有幾次德國人利用潛水艇到北美。至少有兩次,德國人利用中立國的輪船,在乘務員的幫助下把特務送到拉丁美洲。有一次,一個德國人因為在厄瓜多爾進行間諜活動被驅逐出境而回到歐洲,他同西班牙《蒙特安博托》號輪船上的一個乘務員混熟了。後來在西班牙,他說服這個乘務員幫助一個德國人偷乘他的輪船到阿根廷。這個間諜名叫漢斯·茨威格特,將成為當地極少幾個德國間諜之一;他將潛入阿根廷社會,但在阿根廷未同德國斷絕關係之前,他不準備進行活動,也不發無線電報。在整整七個星期的航行期間,茨威格特一直呆在一個裝滿了鋼材的貨輪裡。在最初幾天中,既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這個乘務員帶著他的錢,安裝無線電台的圖紙,密碼和其他指示的縮微膠卷。德國人正確地估計到,船上乘務員在特裡尼達通過英國檢查站時不會被搜查。一九四三年五月,輪船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茨威格特設法偷偷上了岸。但是警察已經多少得到了消息,逮捕了這個乘務員。他承認將在一兩天後的下午八時,在五月大街一零零二號阿莫尼亞糖果店會見茨或格特,把他的錢和文件交給他。當茨或格特出現在約會地點時,警察把他逮捕了。
  德國人也用他們自己的五十英尺長的帆船把特務送過大西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勒阿弗爾站買了一隻小帆船,名叫「白西姆」,是按照供私人游弋的扁長帆船的樣式建造的。這條船航行緩慢,但是舒適,除了船長以外還有三個船員,船長是海因裡希·賀爾斯中尉,他之所以被選上,看來是因為他曾在一九三八年獨自橫渡大西洋。 「帕西姆」在一九四二年載著破壞者到南非,後來在一九四三年;
  18.間諜陣營(上)
  一九三七年元旦,一個中等身材,淡黃色頭髮的人,第一次走進漢堡的一座混凝土大灰樓裡,他來到一間辦公室,裡面空蕩蕩的,只擺著一張辦公桌,兩把椅子,一個空保險櫃。這棟大樓是德軍第十軍區司令部,這些房間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漢堡站的辦公室;走進辦公室的那個人名叫尼古拉·裡特爾,當過職業軍官,在美國擔任過多年的紡織廠經理,他來這裡是為諜報局對英國和美國開展空中間諜活動。  這個任務自然落到諜報局漢堡站頭上。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承擔過類似的任務。漢堡是一個港口城市,有著廣泛的國際聯繫,為從事這項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裡特爾是漢堡站空軍間諜活動組負責人。
  裡特爾到達後不久,諜報局裡一個年紀比較大的軍官把一份通知書交給他,通知書裡介紹了一個有可能充當間諜的人的情況。這個人名叫阿瑟·歐文斯,威爾土電機工程師,小小的個頭,自稱憎恨英國人。德國人並不瞭解他。實際上歐文斯已經開始為英國人進行間諜活動。每逢他到大陸出差,就收集技術情報,然後向英國海軍部報告。但是,他的報酬微薄,別人還用恩賜的眼光看待他,他越來越感到不滿。他暗自思量,為何不可以向德國人出賣情報呢?倫敦有一家為德國來的家務女工開辦的俱樂部,他開始經常出沒這個俱樂部,既是為了挑選一個女工,也是為了同德國人進行接觸。至少他後面的這個打算有了成效:俱樂部的經理是為裡特爾的同事招收間諜的人。歐文斯後來出訪大陸的時候,會見了裡特爾的這個同事,這個同事開始把他當作間」諜使用。裡特爾加入諜報局以後,他的同事把歐文斯介紹給他。
  他給歐文斯取了個化名,叫做「約翰尼」,代號是3504(3500是諜報局漢堡站空軍間諜活動組特務的代號,4 是其中的一個順序號碼)。裡特爾從感情上拉攏歐文斯,款待他吃喝,然後從他那裡獲取有關皇家空軍電子設備的重要情報,當然裡特爾是要給他現錢的。
  在戰爭爆發前的兩年中,裡特爾還設法在英國安插了另外幾個特務。他認為其中的一個「是一個理想的間諜」。
  裡特爾開始工作後不久的一天,漢堡商會為諜報局物色特務的一位官員,問裡特爾是否對一個前貨船船長感興趣,這個人正在找工作,或許可被用來對英國進行間諜活動。
  「當然感興趣,」這個間諜頭子答道。 「如果你認為他合適,我得見見他。」
  他們商定,這位官員和有希望成為間諜的前船長,將在漢堡中心火車站頭等餐廳裡小飲一杯,裡特爾就在旁邊一張桌子坐下。到時候那位官員將叫那個人在餐廳裡溜一圈,好像是在找一個人,裡特爾可以在一旁觀察他。幾天以後,裡特爾坐在餐廳裡,喝著摩澤爾出產的白酒,他看見那位官員和一個人來到餐廳,在角落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了下來,這個人看上去有五十八、九歲,瘦長個兒,身板卻很結實。不一會兒,只見這個人在屋裡兜了一圈,當他經過裡特爾的座位的時候,他的風度給這位間諜頭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步履輕盈,毫不慌亂,看起來充滿了自信。他身高約六英尺,臉和下巴刮得千乾淨淨的。裡特爾拿定了主意,這個人可以用。他湊到他們的桌子上。
  這個人名叫瓦爾特·西蒙。那位官員把他介紹給裡特爾,介紹時用的是裡特爾的假名蘭曹博士。
  「你好,博士先生,」西蒙說,他的聲音單調嘶啞,裡特爾後來才知道,原來他的喉嚨開過刀。 「我聽你的使喚。
  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你的情況,你懂些什麼,」裡特爾笑著說。 「談談你個人的情況吧。」
  西蒙談開了,他十五歲的時候如何離開了家,當了船員,航遍了全世界;他的級別不斷提升,後來當上了貨船船長;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部分原因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被扣留在澳大利亞。為了證明這一點,裡特爾接著用英文同他交談。談話證實了他初次見到他時留下的良好印象。只有那副引人注意的破嗓門使裡特爾不由得猶豫起來。他對西蒙說下星期還要見他。
  經過保安機關檢查,證實西蒙所講的都是事實。他的長處彌補那副破啞嗓子的不足是綽綽有餘的。裡特爾把他雇下了,親自對他進行訓練。他覺得西蒙對英國的情況比他瞭解得還多,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位特務將來所耍承擔的任務上面;精確地觀察各處機場,包括由誰佔有,飛機類型,機場防守情況;報告某些彈藥武器工廠的情況。他們進行實地訓練,參觀德國的機場和軍工廠,裡特爾一面參觀,一面教他應該觀察哪些東西,怎麼觀察。裡特爾還講了如何從地方報紙上挖掘情報。西蒙學得非常快。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漢堡鬧市區那棟建築物的辦公室裡同裡特爾握別後,啟程前往英國,他用的是他自己的海員護照,護照上蓋著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章印。
  四個星期以後,他回到了德國,間諜和間諜頭子還是在那間辦公室裡見面,這一次有一位秘書記錄他匯報的情況。
  他掏出一個筆記本,諜報局的兩個人不覺吃了一驚,等到他說筆記本裡只記了一些地址和日期,兩人才平靜下來。接著他講了五個新機場的確切情況,諜報局和空軍只知道英國有這五個機場,卻不知道它們的詳細情況。他還匯報了空軍根本就不知道的幾個工廠的情況,列舉了其中曼徹斯特一家工廠的具體產量數字,這些數字是從那個工廠裡他所認識的一個工人那裡獲得的。柏林喜歡他的報告。五月,裡特爾把這個高個子海員派到英國的另一個地區進行活動。
  這次花了六個星期,和第一次一樣完全取得了成功。空軍的胃口越來越大。它希望西蒙第三次去英國。但是裡特爾有些擔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三番五次地去英國,將引起英國移民局的懷疑。他把這個挺不錯的特務閒留了一段時間。
  然而後來的壓力太大了。一九三八年秋天,他決定再次使用他。這一次,西蒙為了掩護自己,隨身帶著他的朋友的手稿,他說他要把這部手稿交給英國出版商出版,手稿裡寫的是他在英國南部那個小孤島上過的魯濱遜式的生活。英國哈里奇移民局的一個工作人員看見這個人來得這麼勤,感到有些奇怪。不過那部手稿似乎消除了他的疑慮,他放走了西蒙,但是他顯然向反情報部門報告了西蒙的情況。
  西蒙在白教堂的一個海員旅館裡租了一間房。白教堂是倫敦的一個區,位於倫敦塔以東,離大型西印度浮塢很近。
  他以這個旅館為落腳點,在英國東南部到處逛,對新機場進行間諜活動,通過鹿特丹的一個掩護地址定期報告情況。他還吸收了幾個威爾土民族主義分子,將來可以拿他們當破壞分子使用。但是,一九三九年二月,當他在肯特郡湯布裡奇一家旅館住宿的時候,忘記以外國人的身份登記。警察把他逮捕了。他不是被罰幾個錢了事,而是被判六個月的徒刑,他經常受到審問,但從不供認。警察沒收了他的筆記本,在釋放他的時候又還給他了。
  他回到漢堡之後不久,戰爭爆發了。裡特爾當然不能再把他派到英國去,不過還是把他當作備用人員留下,照樣發給他薪金,直到一九四零年初海軍要求「借用」他時為止。
  海軍需要有人從愛爾蘭報告護航運輸隊和當地氣候的情況。
  西蒙和裡特爾雖然都不喜歡這個主意,還是答應了。西蒙學習了收發報技術和諜報局特務使用的一種標準密碼——簡單的柱式變位密碼。他的密碼索引是雪萊的「Glocke」那首詩的第一節。他在啟程之前,得到一本浸過隱顯墨水的黃色便箋簿,他可以把它縫在上衣裡子裡;他領了幾份偽造的證件,證件上填的名字是卡爾·安德森,瑞典人,加入了澳大利亞國籍;他還領了一千九百一十美元、二百一十五英鎊十五先令十便土(其中有一百二十英鎊是偽造貨幣);他還聽取了有關愛爾蘭情況的部分詳細介紹,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那裡。一九四零年五月底,他乘一艘潛艇離開了威廉港。
  六月十二日夜晚,潛艇偷偷溜進了綠寶石島西南端風光綺麗的丁格爾灣。潛艇上的人用救生橡皮筏把他送上岸。
  他掩埋了無線電收發報機,然後徒步來到一條鐵路線上,沿著這條鐵路線往東走。第二天上午,他碰到了幾個鐵路工人,向他們打聽下一趟火車何時開。
  「這兒最後一趟火車是在十四年前開走的,」一個鐵路工人說。後來沒有發生什麼情況,西蒙走著走著,來到特雷利車站。當他在月台上來回溜躂的時候,發現有三個人在注意他。他們同他交談,和他一塊兒坐火車到都柏林。他們問他是不是在等候愛爾蘭共和軍的某個人,他嘲笑地反問道:「你們是愛爾蘭共和軍的人嗎?」這一問,反使他們覺得他形跡可疑,以為他同那個非法的組織有聯繫;憑著這個借口,加上他的靴子又濕又髒,令人可疑,他們就把他逮捕了。警察從他攜帶的棕色紙包裡發現了錢,後來他們挖出了他的無線電收發報機。他被判刑,關在都柏林芒特喬伊監獄裡。
  西蒙就這樣完蛋了。對於裡特爾來說,這意味著喪失了「一位理想的特務。西蒙憑著謹慎、熱忱和勇敢,完成了交給他的全部任務。我認為他是一個完美的典型的特務,是一個深思熟慮、機智聰明、每個情報軍官都夢寐以求的值得信賴的偵察員。」
  裡特爾還有「約翰尼」。一九三九年夏天,裡特爾把這個小個頭的威爾士人,連同個兒比他高得多、年齡比他小得多的金髮女友帶到漢堡進行訓練。諜報局漢堡站負責收發報的特勞特曼少校教給他莫爾斯電碼,如何安裝無線電發報機,如何巧妙地將它隱藏起來。戰爭爆發的時候,歐文斯回到英國。他在南安普敦火車站取回了自己的無線電發報機,這個發報機,是由一艘漁船上的一個船員從德國帶來並存放在這個車站上的。不久以後,他進行無線電聯繫試驗,發了第一封電報。 「當「約翰尼」的電報嘀嘀達達地傳來的時候,特勞特曼的助手高興得舉起一隻手歡呼: 「他發報了!」特勞特曼在一旁看著。助手將電文記在便箋上。突然間他們大笑起來。電文上寫的是「約翰尼」唯一會講的一句德語: 「來杯啤酒!」這句話還是他在漢堡穢聲四聞的雷珀巴恩酒巴間裡度過的幾個快活的晚上學會的。
  「約翰尼」後來的電報比較認真,他報告了下述情況,船隻的活動,皇家空軍在英國和法國的集結,美國提供的戰爭物資,海岸防務的加強,阻塞氣球的使用,以及建有儲油庫的農場的位置及其偽裝情況,這些情報可為空中偵察提供參考。他甚至報告了英國主要雷達站的確切位置,雖然他不知道也不可能說出這些雷達站是幹什麼用的。德國人更加信任他了,因為空中偵察發現了這些雷達站的位置,一架策佩林式偵察機在戰前的一次間諜偵察飛行中,還發現了這些雷達站的用途的幾條線索。  「約翰尼」還為裡特爾吸收更多的特務。有一次,這個間諜頭子想在北海當中的一條拖網漁船上同他和他的一個新手見面,這是在戰前就安排好了的。但是這次約會沒有成功。不久以後,兩人在里斯本會了面。裡特爾對他有些懷疑。歐文斯在國防部門工作,裡特爾不相信像他這種地位的人能夠離開英國而不讓英國反間諜機關知道。後來,當歐文斯在另一次出訪的時候,能夠把一個新特務從英國帶出來,裡特爾才不懷疑他了,歐文斯說這個新特務是前皇家空軍軍官。
  那是在第一次會面之後幾個星期, 「約翰尼」又在里斯本露面,並且把一個名叫布朗的人介紹給裡特爾。這個人果真是前皇家空軍飛行員,共產黨員。但是他沒有為裡特爾工作,而是不見蹤影了。在這件事情上,裡特爾不能完全責怪歐文斯,歐文斯繼續提供報告,德國空軍情報機關經過檢查核實,證明這些報告非常準確,裡特爾的懷疑逐漸消除了。
  後來他得出結論:雖然英國人可能懷疑歐文斯,但這個小個頭的人耍了一些花招,使英國人相信他是忠於他們的,實際上他基本忠於德國人。 「約翰尼」的情報,拿裡特爾的話來說, 「對德國具有極其重大的價值。」
  德國在西方的最有名的特務,間接說來也是裡特爾手下的人,因為這個人是他的一個下級發展的。這個特務的化名叫「約瑟菲尼」,他在德國陸軍、空軍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裡已經成了傳奇式的人物。 「約瑟菲尼」是無意之中當了德國特務的;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他是在為德國傳送情報。
  他從倫敦向他的祖國中立的瑞典政府提供的報告,在斯德哥爾摩被人偷走,交給裡特爾的那個下級,這個下級是統帥部諜報局裡的一個奇才。
  他就是卡爾一海因茨·克拉默爾,個兒非常高,長得很漂亮,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青年律師。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出生在漢諾威的一個名叫奧本基爾申的小村莊。據說這個地方的德語講得最漂亮。他在漢堡上的大學。一九三九年,當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加入了納粹黨,黨證號碼是4 ,174 ,743.他在倫敦為裡賓特洛甫工作了一段時間。戰爭爆發的時候,他應徵參加了空軍,當了專業軍官,中尉軍銜,被分配在裡特爾領導下的諜報局漢堡站工作。他負責處理在低地國家,布達佩斯和伊斯坦布爾的間諜活動。他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吸收了一個德國人,這個德國人幫助土耳其安裝了一個電話網,可以竊聽英國使館的電話。他回到漢堡以後,或許得到了裡特爾的一些幫助,但主要是通過在斯德哥爾摩的特務和其他聯繫,獲得了英國飛機製造者協會的每月生產總結。到了一九四二年九月,這個情報成了德國空軍「最重要的情報」。空軍說他的報告是「它襲擊英國兵工廠目標時最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克拉默爾以前經常到瑞典去會晤他的聯繫人,不過旅行越來越困難了。空軍不希望他中斷報告,極力建議把他調到瑞典。最高統帥部向外交部作出保證:它將不再要求把諜報局的人派到駐外使領館裡去,但是這一次是特殊情況。裡賓特洛甫本人同意了。十天以後,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克拉默爾到達斯德哥爾摩,再過幾個星期,他的妻子埃娃和十一個月的女兒海迪也到了那裡。克拉默爾擔任使館秘書,在新聞處工作。
  他精力充沛,工作幾乎立即有了效果。他在漢堡提供的報告主要是介紹英國飛機生產情況,他在斯德哥爾摩提供的第一批報告也是介紹這種情況。他到達斯德哥爾摩後僅僅十一天,就向諜報局空軍組提供了他的第一份綜合報告,裡面包括許多項目。平均每份綜合報告包括二十項;有一份達到三十項。除此以外,他還發回了無數單項報告,介紹個別方面的情況,有的談運往英國的戰略物資,有的講從這個島國弄到的戰術和戰略情報,等等。
  克拉默爾說運送戰略物資的報告是「西格弗裡德A」提供的,在漢堡空軍機構特務的花名冊上,這個人的編號是v一3569. 他是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一個代表(也是諜報局特務)在一九四零年發展的。他在布羅馬機場工作,監視著重要戰略物資啟運英國的情況。後來他吸收了兩個瑞典人,一個是貨運經理,名叫斯瓦爾溫克;一個是機械師。為了吸收他們,他付給每人七千四百克朗。克拉默爾到瑞典去的時候,把這兩人也帶了去,他把他從他們那裡搞到的情報送給德國。比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報告:瑞典航空公司在四月六日已準備好運往英國的七批貨物,四月十二日又準備了五批貨物。這些貨物中有七十五包快速鋼鑽,共重一千五百四十九點二公斤,交貨地址是考文垂羅徹斯特路二十一號布魯斯一布朗有限公司。克拉默爾的另一個聯繫人是瑞典航空公司負責人卡爾·弗洛曼,此人非常精明,好出風頭。不過他只向克拉默爾提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情報。
  既然有「西格弗裡德A」,那麼一定還有其他的「西格弗裡德」。克拉默爾果真有一個「西格弗裡德B」,而且還有一連串的「西格弗裡德」。其中有些人在英國,他們提供的大部分情報是通過瑞典航空公司的飛機駕駛員和其他僱員送過來的。克拉默爾堅決拒絕向他的上級透露這些聯繫人的名字,但是他暗示,他們都是很有地位的英國人和經常到英國旅行的瑞典人。他們還通過郵政系統和往來於瑞典與英國的渡船上充當信使的水手傳遞情報材料。情報往往兩至四天以後到達。克拉默爾只同把這些情報帶給他的中間人接觸,而不直接同英國的真正提供情報的人會面。
  他在瑞典卻同實際提供情報的人會面。他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接觸了一位為日本特務機關工作的意大利人;這個人後來到了斯德哥爾摩,克拉默爾通過他認識了日本駐瑞典陸軍武官小野寺將軍。他是日本在歐洲的情報頭子,非常能幹。他們認識以後,經常互相交換情報,彼此都撈到好處。
  克拉默爾還同匈牙利駐斯德哥爾摩武官處副武官弗茨科增蒂·拉斯洛經常進行接觸。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克拉默爾把弗茨科增蒂的妻子送到機場,替她的丈夫為她送行。他們主要是互相比較他們從日本人那裡弄來的情報。克拉默爾的另一個情報來源是一家瑞典貿易公司的老闆安東·貝拉·格倫德貝克。這家公司向德國駐斯德哥爾摩的外交官廉價出售東方地毯、收音機和其他難買的物品。儘管克拉默爾反覆強調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情報是格倫德貝克提供的,可是其他情報人員卻認為格倫德貝克不可能提供這樣的情報,他們還認為,格倫德貝克對克拉默爾施以小恩小惠,克拉默爾為了酬謝他,吸收他當特務,為他到歐洲各地做生意提供方便。
  報刊是這個長著一雙藍眼睛的大個子喜歡對他的上級隱瞞的一個情報來源。每天上午他要在使館呆上幾小時,瀏覽瑞典、英國的報刊雜誌,包括技術報刊雜誌。他是搞新聞的,這個職業為他提供了極好的掩護。他時而提供一份報告,比如,他看到一張報紙上的一條報道和另一張報紙上的一則新聞配擋得上,就根據這兩樣東西寫一份報告,並且說它是「西格弗裡德B」寫的。他做這種事情而沒有被上級發覺,原因在於他比德國各個情報分析機構要早四天得到這些報紙。
  「西格弗裡德B」既報告盟軍的意圖,也報告英國皇家空軍的編制。比如,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盟軍在北非登陸後六個星期,克拉默爾告訴柏林,不用擔心盟軍會在挪威登陸,而這正是希特勒主要擔心的一個問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西格弗裡德B」十二月十八日的下述報告:從英國方面獲悉,盟軍在挪威北部採取重大行動的謠言是有意製造的。這些謠言正往瑞典駐倫敦使館流傳,以便通過它再傳到斯德哥爾摩。
  據說,傳播這些謠言的目的,是要使德國人感到氣惱,同時似乎也是為了推遲人們預料的德國將在西班牙採取的軍事行動。為什麼說不會在挪威登陸呢?因為又有一部分戰鬥機編隊從第十三和第十四戰鬥機大隊撤出,英國海防部隊的一些戰鬥機編隊也已撤出第十八戰鬥機大隊。「西格弗裡德B」的報告證實了「西格弗裡德A」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提供的報告。此外,A·t' tl認為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的船舶總噸位完全不足以承擔這樣的登陸作戰行動,預料突擊隊將加緊進行活動。  克拉默爾還有一個特務,名叫「赫克托」。「赫克托」
  的報告所講的多半是同盟國飛機生產情況。有些人認為,這些報告是德國所收到的這方面最有價值的情報。
  克拉默爾腿腳勤快,到處奔走,這使他瞭解了更多的情況,不至於中任何圈套,並能向他的間諜頭子提供他們想要的情報。他每個月至少要旅行一個星期,到瑞士、法國和哥本哈根;他每隔一個星期去一趟柏林,在那裡會見吉澤爾黑爾·維爾辛博士。維爾辛是《慕尼黑最新消息報》的發行人,捨倫貝格的助手,德國保安總局特殊情報彙編《埃格蒙特報告》的編者。維爾辛和克拉默爾交換情報,維爾辛發現克拉默爾的情報很有價值,因為克拉默爾很能幹,又是在德國境外活動,而且他能獨立思考問題。
  克拉默爾除了主動提供情報外,還回答德國空軍通過諜報局向他提出的一連串問題:「陸軍航空隊的哪些編隊被調往中東?」 「新建立的四個戰鬥機小隊裡有英國或美國的戰鬥隊編隊嗎?」
  所有這些同「約瑟菲尼」提供給他的重要情報比較起來只是小意思。
  誰是「約瑟菲尼」?隨著他的名聲在情報界中越叫越響,有些人也就漸漸知道他的底細。 「約瑟菲尼」是個化名,沒有什麼意義,他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瑞典駐英國的陸軍武官、海軍武官和空軍武官。作為一個多少被認為是親德國的國家的代表,他們每到一處,雖然沒有受到熱烈歡迎,更不會參與同盟國的秘密,但他們在與德國交戰的英國的首都,還能享有中立國所享有的相當大的行動自由,只要他們人在那裡,就能收集到在其他地方收集不到的大量情報。
  他們把這些情報進行綜合歸納,寫成報告,送給斯德哥爾摩國防部,然後又被克拉默爾所獲取。
  怎樣獲取呢?這是克拉默爾最大的秘密。他的社會交往,沒有超出使館外交官通常的活動範圍。他沒有舉行許多聚會,結交的瑞典朋友廖廖無幾。他本人不願說出他有哪些情報來源,他揚言寧可辭職,也不願披露那些人,為了揭開秘密,捨倫貝格甚至派人盯他的梢。
  「結果不管用,」捨倫貝格說。 「他白天總是什麼也不幹,不同任何人接觸,但他每星期可能出去兩三次,參加聚會,他總是知道如何隱沒三至四個小時,然後在第二天早上返回來,開始發號施令。」
  他有時外出,似乎是到他在斯德哥爾摩北部的三處安全寓所之中的一所裡去了。他能一忽兒就不見蹤影,一半是因為池開著那輛經過改裝加大了馬力的小轎車,快得簡直到了危險的程度。可是他常常把小汽車停在正對著他寓所門口的地方,使得自從他到達瑞典三個月之後就一直盯著他的瑞典警察,能夠認出這些寓所和他所接觸的人。
  他接觸的人中有三位年輕瑞典婦女,都在瑞典國防部工作。克拉默爾常常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他最喜歡的一家飯館裡,或者在西郊一座舒適的小酒店裡,和她們一起吃吃喝喝。有時候,他將其中的一個帶到一個幽會的地方,在那兒,女方把瑞典駐倫敦的幾位武官的報告,或許還有其他文件,交給這個漂亮的外國人。
  由於有一條情報渠道通到敵對的交戰國首都,克拉默爾提供的情報,似乎能使如饑似渴地想獲取情報的德國人直接窺探到同盟國的意圖。比如,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 「約瑟菲尼」報告了剛剛收場的魁北克會議。鑒於意大利快要退出戰爭,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這次會議上制訂了跨過英吉利海峽實行登陸作戰的重大計劃。 「約瑟菲尼」說:迄今為止,盟軍的戰爭計劃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
  預料在明年春天之前,盟軍不會在法國北部採取原來打算要解決這場戰爭的重大行動。盟軍將在北非和西西里建立主要活動據點,以便對意大利和地中海諸島進行作戰。
  所有這些情報雖然不算新,卻是準確的。任何空想戰略家都知道,在歐洲大陸登陸,需要有一個夏季的時間進行宣傳,只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開始登陸。德軍在兩個星期之前就撤出了西西里,盟軍極不可能不予以佔領。儘管如此,間諜關於這方面情況的報告還是比臆測為好,因此,德國人得到這份報告是很高興的。 「約瑟菲尼」後來提供的一些報告卻不怎麼準確。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他報告美國成立了八個空降師,實際上只成立了五個。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宣佈到那個月底,美國第十四集團軍的大部分部隊將到達法國,實際上這個集團軍根本就不存在。
  雖然許多接收克拉默爾的情報的人欣賞他的情報,卻也有一些機構對他的活動看不順眼。諜報局空軍組駐斯德哥爾摩代表、空軍副武官弗裡德裡希·佈施,由於妒忌克拉默爾能夠經常出去玩,和女朋友尋歡作樂,在飯館裡吃吃喝喝,因而認為這個漂亮的間諜頭子之所以拉一批特務進行活動,與其說是為了從不同來源那裡獲取情報,不如說是為了領取大量的經費,佈施認為,如果德國空軍不再相信某個情報來源,克拉默爾為了保護自己就把它拋棄掉。佈施相信克拉默爾的很大一部分情報是假的,佈施還認為,諜報局的官員之所以庇護他,是因為他在他們的不正當貨幣交易中幫了忙。蓋世太保也懷疑他在耍兩面派。蓋世太保覺得他若不用其他辦法,不會幹得這麼漂亮。蓋世太保的一位最能幹的工作人員,寫了八十頁關於這個高個子特務的材料。他認為,克拉默爾將德國空軍作戰部的文件和其他機密德國文件,賣給在斯德哥爾摩的俄國人,然後從俄國人那裡換取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材料。這筆交易八成是通過小野寺安排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蓋世太保頭目米勒在德國保
  安總局各司負責人會議上趁機嘲笑捨倫貝格說: 「難道你也是英國特務?你那個克拉默爾給你找麻煩了。你可得解釋清楚。」不久以後,他把克拉默爾召到柏林,審問了四個小時,克拉默爾否認了所有的指控;米勒無法證實這些指控。
  克拉默爾又返回斯德哥爾摩,捨倫貝格直接為他承擔了責任。直至戰爭結束,克拉默爾一直呆在斯德哥爾摩,有些人非常讚賞他,也有一些人懷疑他。
  德國在西方的最著名的間諜是「約瑟菲尼」,在東方最著名的則是「馬克斯」。兩人都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正如多數情報人員只知道「約瑟菲尼」是在英國提供情報的人一樣,他們也只知道「馬克斯」是在俄國提供情報的人。但是「馬克斯」還有有趣的一面。 「約瑟菲尼」同德國之間的聯繫人是一個響噹噹的納粹分子, 「馬克斯」的聯繫人卻是一個猶太人。
  他就是又矮又胖的弗裡茨,考德斯。考德斯一九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於維也納,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據他說原是雅利安人,改信猶太教,後來又成了浸禮基督教徒。考德斯二十四歲的時候,離開維也納到蘇黎世,在那兒當過體育記者。他在巴黎和柏林幹過同樣的工作,他在柏林時還做過私生意。希特勒上台以後,他到布達佩斯當記者,但是他也從事在上流社會似乎盛行的一種活動;他把合適的匈牙利官員介紹給既需要他們又能收買得起他們的那些人。他還設法獲得像居住許可證和簽證這樣一些有時很難弄到手的證件。他聲稱,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經過別人介紹,他結識了布達佩斯最有地位的非官方人土和最高級的官方人士,尤其是外交部的人士。此外他還兌換貨幣。
  他在布達佩斯認識了那裡的德國諜報局的負責人,這個負責人向他佈置任務。他同駐南斯拉夫薩格勒布市的美國領事約翰·邁利的交往最有成果。考德斯是在匈牙利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認識邁利的。這位新聞司司長也在薩格勒布市當過領事,從那時起他就認識邁利。考德斯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他冒充荷蘭人,當邁利和他的妻子到布達佩斯買東西的時候,他幫了不少忙。考德斯為邁利兌換貨幣,幫他尋找古式手槍和刀劍,邁利喜歡收集這些東西。考德斯希望利用這個交情撈點好處;替那些想離開布達佩斯的猶太富翁弄到去美國的簽證。
  考德斯還利用這個交情從邁利那裡竊取文件。他多次訪問薩格勒布市,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那次訪問中,他偷竊了英國的宣傳材料和一份關於南斯拉夫缺乏汽油的報告,把它們交給諜報局。後來,他從邁利的辦公室裡偷偷拿走美國的軍備報告,迅速地拍照下來,放回原處,然後把照片送給德國情報機關。邁利有時讓他捎信給布達佩斯的美國領事,他把信拆開,拍下照片,把照片複製信件送給諜報局。當布達佩斯的美國領事讓他捎回信的時候,他也這麼幹。他偷竊的材料中最有用處的,大概是美國國務院關於頒發籤證的規定,這份材料八成落到了諜報局製造假證件的那些人的手裡。  考德斯或許也向黨衛隊保安處提供一部分這樣的材料,因為在一件牽涉到邁利的事情上,他同德國保安總局的巴爾幹問題專家或廉·赫特爾保持著接觸。為了這個問題,他追蹤過赫特爾,從維也納一直追到柏林。在柏林,他的主要消遣是玩弄女人。他認識了德國保安總局的僱員弗勞萊因·蒂爾。他帶她出去玩,結果給她惹下麻煩了,因為和她一起玩的是一個猶太人。赫特爾見到考德斯並不高興,但還是讓他捎一封信到薩格勒布,交給赫特爾手下的一個名叫海因裡希·施利的特務。回到薩格勒布以後,考德斯一面辦事,一面尋歡作樂。當他在武裝部隊通訊中心打長途電話的時候,偶然認識了弗勞萊因·霍爾特豪斯。他同她的交往似乎不太妙;他只會見過她兩次:每次都有一個朋友陪著她。當他返回布達佩斯的時候,運氣要好些。新成立的克羅地亞共和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貝洛塞維奇小姐似乎喜歡他。她交給他一些情報,並且打算到薩格勒布去找他。但是後來他倒了霉,被扣留了,他和這個小姐的關係也就到此為止了。
  這些情況大都發生在希特勒開始進攻俄國的時候。就在這時候,同俄國內地的某些聯繫正在發生變化。
  這些聯繫人原來屬於白俄將軍安東·圖爾庫爾。在俄國內戰期間,圖爾庫爾曾經指揮一個師,共產黨人鞏固了政權以後,他至少有部分時間在希特勒的反共的德國避難。他成了白俄流亡者的首領。他一面等候著紅色政權的垮台,——面同蘇維埃俄國境內的人保持聯繫,甚至派遣他手下的部分軍官替他進行宣傳,並為此尋求波蘭參謀總部的幫助。希特勒向蘇聯發起大規模進攻之後,圖爾庫爾在俄國的一部分人似乎同德國人進行了接觸,並且主動提出通過電台向他們提供情報。這個建議被接受了;這項任務交給了諜報局。諜報局找到了一些白俄無線電電報員,供給他們設備,建立了定期通訊聯繫。德國人為俄國的這些電報員取了化名,根據推測有一人在克里姆林宮,給他取的化名叫「馬克斯」,另有一人在烏拉爾以東,給他取的化名叫「莫裡茨」。 「莫裡茨」
  後來退出了。克里姆林宮的「馬克斯」則在整個俄國戰役期間出了名。
  卡納裡斯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他的一個最親密的同事,此人就是維也納諜報站站長魯道夫·康特·馮·馬羅格納一雷德維茨上校。自從陰謀暗算密如牛毛的奧匈帝國時代以來,維也納就是對俄間諜活動中心之一。一九四一年年底左右,維也納情報站把圖爾庫爾的那一攤工作轉移到索非亞,大概因為保加利亞的這座首都離俄國比較近,更便於無線電聯繫;也許是因為有人希望從蘇聯駐索非亞的龐大使館裡獲取更多的情報。為了進行這項工作,馬羅格納一雷德維茨為他的諜報站建立了一個前哨站。他把這個前哨站設在索非亞埃夫蒂米大主教大道的一棟房子裡。這棟房子的底下幾層是辦公室,頂層是電報員進行秘密技術工作的地方。這個前哨站獨立於諜報局保加利亞諜報站,該諜報站的負責人是精明強幹的奧托·瓦格納上校,他的總部就設在這條大街的下面,這個前哨站的站長原來就是考德斯。他是怎樣挑選上的,為什麼挑選他,在索非亞的諜報局工作人員始終弄不清楚。不過有一點非常清楚:他得到了諜報局上自卡納里斯本人等高級人土的絕對支持和全力保護。卡納裡斯當著瓦格納的面對考德斯所作的評價就證明了這一點。
  同諜報局裡大多數人一樣,考德斯也用化名,他的化名叫克拉特。他稱呼自己是「工程師」。應當承認,這個頭銜在奧地利並不總是同實際職業相稱的。他中等身材,圓鼓鼓的臉,食不厭精,穿著講究,他機智聰明,但不太好動;有些人認為他相當滑頭。他的弱點是喜歡女人。不過瓦格納進行了觀察,發現他雖然是玩弄女人的老手,但並沒有像其他許多人那樣墮落下去。他總是保持著警惕,總是在迫切地打聽會發生什麼情況,別人會對他說些什麼。他到達之後不久,就開始到處花錢。白天他呆在辦公室,或者到外面活動,似乎也幹一些秘密勾當,賄賂保加利亞警察,以便不找他的麻煩。晚上他上飯館或咖啡館,好好吃一頓,和女人幽會。
  儘管「馬克斯」搞了這些非職業活動,他的報告卻源源而來,提供了大量的情報。考德斯把它們送給維也納,維也納送給諜報局總部,諜報局總部再轉給東線外軍處和東線外國空軍處,這兩個機構又把它們下發到各集團軍群和各大機群。幾乎每天都拍來一封電報,許多是關於軍隊調動的情況。比如, 「馬克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報告:六月二日,一個步兵師,一個炮團,一個中型坦克團已從克拉斯諾達爾到達季霍列茨克,大概將調往羅斯托克。六月三日,二百輛重型和中型坦克從斯大林格勒運抵克拉斯諾達爾,然後再運往塔曼半島。
  有些電報遠遠比這重要得多。看來它們是由蘇維埃政權的心臟——克里姆林宮內部——的人發出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或者十五日,他報告:七月十三日晚,莫斯科國防委員會會議結束,沙波什尼科夫、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英國、美國和中國的陸軍武官以及·其他一些人出席了會議。沙波什尼科夫宣佈蘇軍將一直撤退到伏爾加河,這樣德軍必須在伏爾加過冬了……。看來將從兩個地方發起進攻:奧廖爾以北和沃羅涅日以北; 空軍和裝甲部隊顯然要參加進攻,為了牽制敵人,可能在加裡寧附近發動大規模強攻。
  東線外軍處評論說,「過去幾天整個敵人情況的發展變化表明這份報告是可信的。」
  四個月以後,當俄國人正在集結部隊,準備給予德軍中部集團軍群和進攻斯大林格勒的德軍先頭突擊部隊以毀滅性的打擊的時候, 「馬克斯」似乎取得了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諜活動中登峰造極的成就。有一次,斯大林親自主持軍事會議,並且作出了決策, 「馬克斯」在當天就透露了這些決策。德國在西方的特務,例如「約瑟菲尼」,曾經自稱披露了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會談結果。但是,沒有哪份情報比得上「馬克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一封令人驚訝的電報來得快和來得準確;十一月四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主持國防委員會會議。
  出席者有十二位元帥和一些將軍。這次會議制訂了下述原則:a)每次作戰均須小心謹慎地推進,避免遭受重大損失;b)失城失地無關緊要……;f)只要氣候條件允許,如果可能就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執行各項進攻計劃。主要是從格羅茲尼(越過高加索)……、頓河地區的沃羅涅日、勒茲赫夫、伊爾門湖以南和列寧格勒這些地方發起進攻。前線部隊將從後備隊中抽調「…,這份了不起的電報預報了莫斯科的四項冬季進攻作戰計劃,這份情報符合東線外軍處的看法,兩天以後,東線外軍處將這份情報連同它自己對形勢的估計,一起散發到下面去。
  這樣聳人聽聞的報告馬上引起了情報人員和指揮官的紛紛議論,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認為「馬克斯」是斯大林身邊的醫生。另一個人認為他是羅馬尼亞人,他的情報網可以偷聽俄國的電話,甚至可以竊聽克里姆林宮內的談話。還有一些人認為他的情報是從一個日本記者那裡得到的,這個日本記者早就通過土耳其的中間人為日本情報機關工作,當時日本人還沒有同俄國人交戰。
  可是他們都喜歡他的報告,相信他的報告。中部集團軍群司令常常向他的情報參謀打聽「馬克斯」在某一天講了些什麼。古德裡安擔任參謀長的時候,曾對當時已經合併的德國保安總局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頭目捨倫貝格說,沒有哪一個特務象「馬克斯」那樣寶貴。當時流傳這樣一個說法:當希特勒聽說「馬克斯」是一個猶太人以後,拒絕再接受他的報告,但是古德裡安說, 「馬克斯」的報告,尤其是關於紅色空軍的報告,是絕無僅有的。關閉他這個情報渠道是不負責任的犯罪行為。高級軍官始終沒有改變這種態度。
  然而,有些情報官員懷疑考德斯一馬克斯是一個雙重特務。諜報站頭目瓦格納發現他的行為非常可疑。大約在一九四二年底,考德斯向瓦格納發牢騷,說他提出的重新作一名雅利安人的請求無人過問。他敦促趕快滿足他的這個要求,說他同紅色空軍有重要的聯繫,這使德國人能及時瞭解它的實力和編製。瓦格納直截了當說他不相信他。他聽說「馬克斯」的前哨站不是在同俄國進行無線電聯繫,而是令人奇怪地同西班牙的比戈進行聯繫。考德斯回答說,這是事實;他利用深加利亞警察局的無線電部門同俄國進行聯繫,因為保
  加利亞人的想法和心理更適合俄國人。瓦格納承認這一點,然後向保加利亞人核實這一情況。保加利亞人對他說,他們並沒有為克拉特進行無線電聯繫。他把克拉特召來詢[ 司,克拉特冷靜地回答說,他是有意欺騙瓦格納,以便保護他的秘密無線電聯繫,其實他的電台是通過土耳其同俄國進行聯繫的。他說,土耳其古老的黑海港口城市薩姆松附近海面上的快艇用無線電台轉發他的電報。伊斯坦布爾諜報局負責人對瓦爾納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瓦爾納現在可以肯定,考德斯即使不是雙重特務,至少是個騙子。有一天,他同卡納裡斯、皮肯布羅克和馬羅格納一雷德維茨一起開會的時候,表示了他對考德斯的懷疑態度。屋子裡的人都不吭聲。後來馬羅格納一雷德維茨說,空軍認為考德斯的報告是戰爭中最好最準確的報告,這就是為什麼他能夠為所欲為的緣故。卡納裡斯支持他的這個維也納情報頭子的意見。 「你可以監視他。」卡納裡斯告訴瓦格納應當怎麼對付考德斯, 「但不要打擾他的工作。」就這樣,考德斯仍然繼續進行活動,直到最後別人還是相信他。
  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地區,德國人才真正像偵探小說讀者所希望於他們的那樣進行間諜活動,這個地區就是拉丁美洲。他們在墨西哥幹得很漂亮,他們在那裡至少有四十名特務,還有一些特務在美國進行活動,所有這些特務組成三個間諜網,向漢堡、柏林和科隆的特務指揮機關至少提供了五百封微粒情報信件。但是他們活動最廣泛,規模最龐大的間諜組織卻在阿根廷,阿根廷是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也是反對美國反得最厲害的一個國家。
  德國是在一九三九年開始在那裡進行活動的。當時到那旅行的一位諜報局的代表吸收奧托馬爾·米勒當特務。米勒三十八歲。他是在十五年之前,正當德國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通貨膨脹災難之中的時候移居到南美大草原的。他以行動證明自己是一個精力旺盛的間諜。有一次他同一位阿根廷陸軍軍官談判購買轟炸瞄準器。他報告了英國向阿根廷買了多少頭牛,他每月提供一份關於阿根廷向英國和美國出口重要原料和食品的報告。他組織了一個特務網,發出了無數關於船隻的到達、航行和裝貨的電報與信件。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對他說,他當間諜的時間將算作軍齡。
  米勒愛國主義情緒過於激烈,未免不那麼謹慎了。當他還在擔任間諜網的頭目的時候,他曾在秘魯卡亞俄電台為德國進行廣播宣傳。諜報局罷了他的官,可是仍然莫名其妙地允許他繼續當間諜網的一名成員。
  他手下的一個特務接管了間諜網。這個人名叫漢斯·納普,四十歲,農藝學家,一九二一年來到拉丁美洲。最初他在烏拉圭開辦一個小農場,後來做起生意來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當地一個鞋子製造商合夥開了一座小酒巴間。五個月以後,酒巴間倒閉,納普破產了。湊巧一個月之後爆發了戰爭,為他帶來了謀業的機會。納普當上了間諜。
  他於得挺好,因而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被任命為米勒的接班人。他的間諜網通過巴西一家掩護商行的地下發報機同國內進行聯繫,諜報局漢堡站要他到德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海軍武官的辦公室去一趟,聯絡暗語是:「我的表哥乘的是《格奈塞瑙》號輪船。」然後他可以得到五千比索(一千二百五十美元),其中一半作為「特殊報酬」送給他本人,另一半用來幫助這個間諜網購買一台自己的無線電發報機,以便利用它進行聯繫。 (為此漢堡批給他們一萬比索(二千五百美元),但只是對間諜們經過一番仔細盤問之後才批給的,比如「使一部電台準備就緒總共需要多少錢?」 「這個月付的報酬除外,現在還需要多少電報費?」)納普的第一項工作是監督安裝這台無線電發報機。
  打這以後,他開始收集情報,經營他的間諜網,利用他的德國國際情報公司作掩護。有一個以前當過服務員的間諜和他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納普經常和他的特務在一家酒巴間裡吃午飯。這些特務當中,有一個是納普的老朋友,他吸收西班牙船上的水手,讓他們傳遞信件,他本人也是西班矛人。他有好幾輛小汽車,常常借給納普一輛,一借就是好幾天;另一個是日耳曼血統的巴拉圭人;還有一個是瑞土商人,由於傾向納粹黨,被瑞土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商務處趕出門外。納普的間諜活動幹得很出色,所以能夠從比埃納飯店狹小的房間搬出來,住進馬丁內斯北郊相當豪華的宅子裡。
  納普仍然像米勒那樣,著重搜集航運方面的情報。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他在第四百三十號電報中說;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船只有:二日,《奧格娜》號;三日,從巴西桑托斯開來的《德萊恩》號。三日,《索爾斯特蘭德> 號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駛往裡奧。三日,從秘魯拉利伯塔德開出的《泰利亞》號到達蒙得維的奧……
  海軍武官迪特裡希·尼布爾上尉看到這封電報,心裡直冒火。間諜提供的有關來往船隻的報告,只不過是重複他從俯瞰這個港口的辦公室裡定期發出的報告而已。他相信他們報告的軍事政治情況(他認為這是他們工作的最重要部分)
  只不過是改頭換面地重複小道消息,因為他們不能像他那樣接觸得到消息靈通人士。儘管如此,遵照柏林的指示,他還是支持他們,比方說他每月給納普幾百比索。
  他自己也組織了一個小間諜網。雖然有些人是納普間諜網裡的人,但情報目標卻有所不同。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尼布爾的間諜網報告: 「(美國的)柯蒂斯·哥倫布工廠將在五月開始為海軍成批生產SB2 C系列單座俯衝轟炸機。」德國向這個間諜網提出連珠炮般的問題(「你們能搞到美國第3 —154 號「化學戰」野戰手冊嗎?」等等),而且還恭維它(「有關英國和美國巡洋艦與輔助巡洋艦設備的詳細技術報告異常準確」)。
  德國對美國宣戰之後八個星期,巴西同軸心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又過了八個星期,巴西當局破獲了三個大型德國間諜網。有些間諜坐牢了。但是有一部分起著重要作用的無線電技術人員逃到阿根廷和智利。同巴西和多數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不同,智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保持著外交關係。同阿根廷的情況一樣,這為德國的間諜活動提供了方便。因為不僅智利的中立庇護了他們的間諜活動,而且德國的外交官可以向他們提供情報。
  在智利,幫忙的是德國空軍武官。但是負責間諜網的是海因裡希·賴納斯。他是德國人、納粹黨員,在瓦爾帕萊索普拉特街七七三號開了一個小小的航運公司。一九四一年夏末,他訪問了智利的各個港口,吸收特務,以便讓他們報告來往船隻的情況。
  有些特務似乎是在一五四五號郵政信箱將他們的報告寄給賴納斯的。但是漢堡禁止他親自到那裡去取郵件,明確告訴他,只有可以信賴的中間人才能這樣做。於是郵件便由他辦公室的一個同事取回了。其他一些港口的間諜,把他們的報告寄給一個智利人,這個智利人的主要作用就是為這個間諜網充當信箱。有時候他收到從美國寄來的隱顯墨水信件,他還訂閱《紐約船舶年鑒》,該年鑒提供了許多有關美國航運的詳細情況。
  牧師這個渠道也被利用起來了。從厄瓜多爾首都基多寄來一份情報,這是致厄瓜多爾總統的一份秘密報告。報告說美國提供了三千七百萬美元貸款、五千枝步槍、二十五萬挺機槍和一艘海軍巡邏艇(稍微有點誇大:租借協定規定只提供一千七百萬美元貸款,不提供海軍巡邏艇。 )親納粹的比亞內神父把這份情報放在一本祈禱書內,交給聖地亞哥郊外拉西斯特納神學院的天主教神學學生圖略·弗朗奇尼。德國人從這個學生那裡拿到了這本書,而他說不定還不知道裡面有間諜材料呢。
  從智利發回的情報多半是有關航運的情況。有一份情報告訴德國: 「智利的《托爾頓》號正在這裡裝貨,準備開往美國。」這個間諜網還應漢堡的要求提供氣象報告,這個要求大概是空軍提出來的。接收者非常欣賞這些情報。漢堡命令間諜頭子賴納斯「賞給每個間諜價值一百馬克的聖誕節禮物」。
  這些情報當然是通過無線電傳送的,否則材料就會來得太晚而沒有用了。
  這個間諜網的發報機,是一九四零年左右由一家無線電商店老闆安裝的,這個老闆同間諜並沒有聯繫。間諜告訴他,這個發報機是供業餘無線電愛好者使用的,當時從事業餘無線電活動是合法的。發報機可以部分拆開,安裝在大木箱裡。
  最初,間諜網成員之一、領有執照的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威廉·策勒,在瓦爾帕萊索附近塞羅阿萊格裡他的家裡發報。他非法發報,引起了美國監聽者的注意。他們把這個情。
  況告訴了智利警察,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警察搜查了他的家。他們沒有發現發報機。但是他們留了心眼,把策勒家裡的電話搭上線,以便竊聽,他們離開後不久,就聽到策勒對間諜網的另一個成員說:「真運氣,他們搜查得不仔細,尤其是地下室。」
  警察馬上又搞到一張逮捕證,九個小時以後,他們再次敲策勒家的門。他們看見了那只裝有發報機的木箱,但沒有往裡面瞧。這兩次搜查已經使這些德國佬夠受的了。他們把安裝在這只木箱裡的發報機的主要部件,轉移到一個意大利人開的食品雜貨店裡,把部分其他零件藏在一個酒巴間裡。
  不到十月份,他們拒絕發報。
  等到搜查的浪潮過去了,他們又在漢斯·霍夫鮑爾的家裡把發報機重新安裝起來。霍夫鮑爾的家住在瓦爾帕萊索以東十五英里的基爾普埃卡雷拉大街一一五零號,這是一個小棚屋,瓦頂,高高的樹籬把房子掩蔽起來了,只有一根長桿拉著天線伸出了房頂。窗戶用窗簾捂得嚴嚴實實的,地線用一隻小箱子蓋了起來。發報員是賴納斯的副手約翰內斯·塞羅斯。塞羅斯三十二歲,卷頭髮,曾在一艘德國船上當二副,他從那艘船上跳了下來,非法逃到智利。塞羅斯住在這所房子裡,可是房門整天鎖著。他在房後的一間小屋裡發報,用的呼號是PYL。漢堡在回電的時候,為了不暴露信號,使用的頻率和大西洋兩岸之間經常變換的無線電通訊頻率非常接近。
  這樣的活動只持續了一個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美國監聽者(其中有些人在現場)的幫助下,智利人粉碎了以PYL作為電台呼號的這個間諜網,許多成員被捕,但是有些人,包括賴納斯和塞羅斯在內,逃到阿根廷。除了一兩個人暫時還在活動以外,德國在智利的間諜活動停止了。就在同一時候,美國施加壓力,阿根廷的司法調查委員會也發現間諜在從事反阿根廷的活動,阿根廷政府多少屈服於這些壓力,對當地的間諜採取了突然行動。納普、米勒和其他一些人被捕。
  表面看來,德國在那裡的間諜活動好像被粉碎了。其實,德國的間諜活動不僅繼續進行,而且有了加強。主要原因在於,黨衛隊保安處往那裡派了一個特別能幹和勇敢的年輕人,讓他負責統帥部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的一次聯合行動。他的名字叫約翰·西格弗雷德·貝克爾。
  貝克爾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於來比錫。他在那裡念完中學就參加了納粹黨。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了黨衛隊。他曾先後為一個煙草批發商,一家褐煤生產者聯合會以及納粹黨的幾個志願組織工作過。其中一個組織的上級說; 「德國和外國青年互相交流的整個工作,是由他一人組織和監督進行的……貝克爾這個黨員獨立完成了這項任務,我們十分滿意。」他在德國為納粹黨的一個機構又工作了一年,後來辭職了。幾個星期之後,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他被任命為黨衛隊少尉,五月九日,他乘搭
  18.間諜陣營(中)
  幾天之後,烏特青格爾搬來一個木頭箱子,裡面有一台小發報機,接上家庭用的普通電源,這台發報機就可以發報了。
  道厄用莫爾斯電碼向德國發了幾封電報。為了掩蓋這個農場的間諜活動,住在那裡的德國同情者栽了一些樹,買了三百五十隻雞,還安裝了一個孵卵器。道厄在雞棚裡挖了一個坑,把發報機藏在裡面。坑上蓋一塊板,板上鋪上稻草。烏特青格爾(他的化名叫「唐·安東尼奧」)幾乎每個星期帶回十幾份密碼電報,每份約有五十組密碼,道厄把它們發回德國。他們發現這部發報機不好使用, 「唐·安東尼奧」又帶回一台,雖然小點,但功率相同,他們把它安裝在一個紫醬色的皮箱裡。
  技術組還有一個縮微攝影室,設在科列思特斯大街五五零號一所名叫拉喬扎的房子裡,這個地方也在貝拉比斯塔。
  一個擅長照相平板印刷的奧地利後裔和他的妻子,把許多出版物(其中多數是美國的)微縮成微粒信件。貝克爾通過信使或郵政系統,把這些微粒信件送到德國。雇這兩個人每月花二百比索(五十美元),他們還可以使用這所房子。
  改組以後,貝克爾加緊收集情報。一九四三年初,他派一人帶上相當三千阿根廷比索的錢,到烏拉圭開展間諜活動。這個人並沒有象貝克爾所想像的那樣應該取得成功。六月左右,他把他和其他幾個間諜召回開會,會議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奧羅街二一六八號房子裡召開的。這所房子是這個間諜網為了供給特務膳食和開會而買下的。他先把那個人狠狠地訓了一頓,然後再給他一千二百美元,派他回到蒙得維的亞,完成他的任務。這個人通過朋友吸收了幾個烏拉圭人,其中至少有一個人由於是民族主義分子,有反美情緒而被吸收的。這個特務奉命收集烏拉圭進出口的統計數字和一份《方向》雜誌,該雜誌解釋了如何取得美國的進口許可。
  貝克爾收集情報,靠的是分析美國報刊和技術雜誌,收聽電台廣播,個人進行觀察,尤其是依靠外交官和訪問過美國或者在美國受過訓練的軍人,依靠上校集團,其中包括胡安·庇隆,胡安·庇隆才是真正統治這個國家的人物,哈尼施和間諜網的其他成員同他相好。外交部長也是上校集團的成員,他罵美國人是「狗雜種美國佬」,他曾向一個德國特務許願:他將把發生的各種情況隨時通知德國,因為阿根廷的命運取決於德國的勝利。許多情報都有美國軍火生產的統計數字,並且介紹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另外有許多情報介紹阿根廷的對內對外政策。
  貝克爾在擔任統帥部諜報局和黨衛隊保安處在拉丁美洲東部聯合間諜網負責人的頭一年中,得到了德國使館的支持。尼布爾和沃爾夫在那裡給他們出主意,送鈔票,打發信使供他們使用,不過沒有讓他們使用無線電通訊設備。實際上,由於美國對阿根廷施加壓力,軸心國的外交官被禁止拍發密碼電報,。因此,技術組最初的資金完全是由大使館提供的;後來,它每月從大使館得到七千美元,從貝克爾那裡得到三千美元,從哈尼施那裡也得到三千美元,它還得到其他所需費用。貝克爾的間諜活動,在親軸心國的溫暖的政治氣候裡繁衍起來了。
  一九四四年初,所有這一切突然發生變化。長期以來,阿根廷一直試圖從德國獲取武器,以便像它所說的那樣,使它免受親美的鄰國尤其是巴西的侵略。臨近一九四三年年底的時候,阿根廷加緊了這種活動。後來大概聽從了哈尼施出的主意,阿根廷決定繞過麻煩的外交渠道,直接同希姆萊的黨衛隊保安處打交道。一貫謀求擴充勢力的黨衛隊保安處,樂於干涉對外事務。捨倫貝格答應同阿根廷淡判代表進行談判,這位談判代表是德國血統的阿根廷公民、哈尼施的親密朋友。他乘船前往西班牙,但在特立尼達的一個檢查站被英國人扣留,因為英國人已經聽到阿根廷要採取這些行動的風聲。阿根廷擔心這件事敗露,擔心它在鄰國玻利維亞以及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搞顛覆活動,加上美國施加壓力,把軍艦停在蒙得維的奧,揚言要凍結資金,所有這些促使阿根廷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同德國斷絕了外交關係。
  藍組(大使館組)被關閉了。阿根廷政府交代了斷絕外交關係的原因,是因為在阿根廷領土上發現了大量的德國間諜活動,阿根廷在二月份逮捕了大批特務和中間人。聲名狼藉的哈尼施領導的綠組成了搜捕的主要目標。哈尼施,賽德利茨,拜爾化學公司推銷阿司匹林的首席廣告員,還有那個拍攝微粒信件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都被抓起來了。
  現在德國在阿根廷和周圍鄰國的間諜活動的整副擔子落到了貝克爾的肩上。輕鬆的時日過去了,真正的間諜活動開始了。
  貝克爾毫不氣餒,他把他的紅組裡面剩下的人組織起來。如果有人被捕,或者在他認為受到懷疑,他就另外派人頂替。比如,他讓前羅馬尼亞皇家的一名使館參贊頂替拜爾公司的那個廣告員。他找到了一位新的縮微照相師。他轉移了資金。一九四四年年中的一天上午,他將部分特務召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邁普街於伊克飯店和他一起開會。
  「比索花完了,現在需要把美元兌換出去,」他對他們說, 「我已經兌換了一部分,可是我不想再去親自做這種事情。這份報紙裡面有二千美元。如果你們用一美元兌換三比索(官方匯率是一比四),那也可以。但不要一下子換完,最好多跑幾個地方。我下午一點在科列思特斯和邁普街等候你們——千萬多加小心。」
  美鈔是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一張的。特務們全都換成了比索,貝克爾感到滿意,他又給他們四千五百美元去兌換。
  這筆錢的一部分用來支付特務的報酬。技術組第二把手塞羅斯每月領取的比索相當於五百美元。普通特務大約三百美元。一部分用作間諜失業救濟金:當一個特務被捕後,貝克爾給他的家屬發錢,以便維持生活。另外的基金用來支付這個間諜網的七輛小汽車,兩艘小艇和打字員的開銷,還要付幾處公寓,寄宿處和辦事處的房租。此外一部分現錢大概用來支付製造假證件所需的費用和收買情報的賄賂錢。但是花錢最多的還是技術組。技術組不僅經常購買昂貴的設備來安裝三十三台發報機和二十七台收報機,定做木箱來運輸和隱藏這些機器,而且購買和租賃農場也需要花相當多的錢。烏特青格爾估計,打從這個間諜網開始活動時起,花掉的比索相當於六萬二千美元。
  這些數字表明,通訊聯絡消耗掉了這個間諜網的許多精力。幸運的是,這個間諜網有烏特青格爾這個格外能幹的領導。他知道自己的特長,熟悉自己的部下,他仔細地挑選他們,把他們分成許多小組,各個小組除了自己的直接上級之外,互不聯繫,互不認識,他自己有好幾個化名,無數假證件,幾部小汽車,還有幾處住地。
  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之後不久,烏特青格爾命令將藏在格裡科農場的那台發報機拆掉,搬到聖米格爾附近一個名叫米卡普裡丘的農場,這個農場是烏特青格爾租下來備用的。
  在廚房的地下,德國人挖了一個地窖,把發報機藏在裡面。
  道厄到達後,烏特青格爾交給他兩三封五位數一組的電報,讓他發出去。然而,這一次烏特青格爾告訴他,如果他連續一兩分鐘發出V這個字母(這樣做是為了使報務員熟練熟練指法,使收報的那一方調準頻率,同他取得聯繫)之後還沒有得到答覆,那麼他在當天就不能再呼叫了,而要再等兩三天。道厄認為這將妨礙無線電定向聯繫。道厄在那個星期未能同德國取得聯繫,烏特青格爾把電報拿走了,大概是交給另一個報務員發去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這個間諜網在聖胡斯托附近又租了一個農場,和聖米格爾一樣,聖胡斯托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部。道厄和烏特青格爾在餐室裡安裝了一部兩英尺高的電台。烏特青格爾帶來了十五封電報,要求道厄在幾天之內發出去。他還告訴道厄,他們不能再見面了;另一個特務將把電報交給他。阿根廷政府的搜捕使這個間諜網的活動更加困難了。
  塞羅斯現在主要是把電文送給道厄,讓他譯成密碼發出去。道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城裡或郊區的幾個不同地方,而且常常是在街道的拐角處同他會面的。他在指定的時間發報,頻率是;下午五點半,11,550 千赫;六點十分,11,130 千赫;六點四十分,10,400 千赫,等等。對方電台的頻率總是10,600 千赫。有一次他把一台發報機搬到另一個農場,在那裡發了二十封電報。快到六月底的時候,烏特青格爾告訴他,他現在負責無線電發報。於是道厄常常戴上耳機,檢查其他特務的發報。
  並不是所有的情報都是通過無線電發回去的。貝克爾手下的四個人在西班牙船上找到一些水手,這些水手幫助他們把信件捎到西班牙,然後根據掩護地址從西班牙把它們寄到德國。四個人中有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多·維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酒巴間工作,西班牙船員常常光臨這個酒巴間。
  另外一個人是巴托洛梅·米特雷街聖米格爾教堂的神父,名叫阿爾弗雷多·費爾南德斯,曾經在西班牙同佛朗哥作戰。
  他經常把信件(包括微粒信件)交給西班牙水手。有一次,一個特務交給他一塊手錶,裡面藏有微型膠卷,這塊手錶要送到西班牙。費爾南德斯神父把它交給維拉,讓維拉再交給一位水手。
  貝克爾害怕還會進行逮捕,要求德國再派給他兩個電報員,再送一些錢來。他們滿足了他的要求,派遣「帕西姆」號小艇,送來了布爾克哈爾特和夏特賴恩,一個是電報專家,一個是縮微攝影專家,兩人隨身帶來了錢和可以換成錢的藥品。
  就在那個月的月底,貝克爾的擔心變成了現實。有一天,道厄發現聖胡斯托農場門前有兩個人,另有一天有一輛小汽車停在門前。過了一會兒,為了盡量避開發報機這個罪證,道厄搬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從農場來的女僕路易莎·馬鐵斯一起住在薩皮奧拉一四五一號房子裡。七月二十九日下午,當他到農場去發報的時候,他囑咐路易莎,如果發生可疑情況,就把他那只黃箱子裡的文件燒掉或藏起來,因為他覺得他隨時可能被捕。下午六點半,正當他坐在發報機旁發報的時候,警察闖進來把他逮捕了。
  其他人也跟著被捕了。在八月份的幾個星期裡;烏特青格爾、塞羅斯、夏特賴恩、布爾克哈爾特和其他許多人被抓起來了。幾十部電台、縮微照相設備和三部密碼機(顯然是大使館留下的)被沒收。這個間諜網差點被一網打盡。但貝克爾漏網了,費爾南德斯,酒巴間招待維拉和其他幾個人也逃出去了。
  貝克爾現在需要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逃避警察的追捕。
  他總是租一套備有傢俱的公寓,在那裡住上幾個月,不等期滿就離開,他甚至常常把貴重的東西留在房子裡。如果有哪個知道他的下落的人被捕,另一個人會通知他。他讓自己的一個特務替他買來《新聞報》和《民族報》,他把報上出租住房的分類廣告剪下來,交給這個特務,希望這個特務去看看房子。這個特務在圖庫曼街六七二號門牌二號公寓二樓找到了一套有兩間寢室的房間。與貝克爾認識的一個德國婦女把這套房子租了下來,因為她知道貝克爾將住在其中的一間寢室裡。這個特務叫一輛出租汽車把貝克爾送到這座公寓;他沒有帶衣服,而是讓那位婦女今天一件明天一件地給他買新衣服穿。
  他很少離開這座公寓,有時整整一個月不出門。他只有同特務會面時才出門,不過也要等到晚上十點以後。送他到這裡來的那個特務每星期來看他兩次,而且總是在晚上六點四十五分以後來,因為到這時候,那個德國婦女也呆在家裡,公寓的招待就不會懷疑另外有一個人住在這套房子裡。
  這個特務總是先按一下長鈴,三下短鈴,停一會兒後又按兩下短鈴。
  貝克爾幾乎總是事先把要交給這個特務的信件準備好。
  每封信用一個信封,他在信封上簽上字,然後再把所有的信封裝在一個大信袋裡。如果他需要寫回信,就馬上用輕便打字機打一封,或者由他口授,讓那位德國婦女記下。
  寄給德國的信,總是先交給維拉,外加一筆錢,通常是五十至一百比索(十二·五美元至二十五美元),讓維拉付給那位西班牙水手,作為讓他把信帶到大西洋彼岸的報酬。
  但是問題就出在這兒。維拉沒有把錢交給水手,而是自己花掉了,把信往自己家裡的小壁櫥裡一塞。一九四五年二月,當警察逮捕他的時候,他們發現費爾南德斯神父交給他的那塊手錶,以及貝克爾致「特奧」的打印信件,「特奧」是他在德國的上級:德國保安總局六司(英美司)司長、黨衛隊上校特奧多爾·佩夫根。由於維拉的貪婪,貝克爾的勇敢而富有理想的工作大部分遭到了失敗。
  和維拉一樣,費爾南德斯和這個間諜網裡其餘幾個人也在一九四五年初被逮捕。只有貝克爾還逍遙法外。臨近四月底的時候,他終於也被捕了,只比他為之辛苦奮鬥的第三帝國的垮台早幾個星期。
  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很小很小。大概在第三帝國行將滅亡的時候,佩夫根曾經說過,貝克爾給德國的信常常是一個月後才到達,而他總是希望這些信寫得再長些·通過水手帶回來的報告的內容比較豐富,但它們總是來得太晚,沒法用。卡爾滕布龍納曾經說過,他收到的來自南美洲的唯一重要情報,是預言阿根廷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的那一份,而德國對於斷交卻毫無辦法。間諜報告敵船航行情況的情報可能產生了作用,但這些情報並沒有幫助擊沉哪怕是一艘船隻。
  間諜們報告過的從大西洋彼岸開出的幾十艘船隻中,的確有五艘被擊沉了,這五艘是《羅德尼之星》號、《索洛伊》號、
  18.間諜陣營(下)
  理由是從那兒發動成功的入侵將對德國的戰爭行動造成極大的影響。即使這種入侵不能使盟軍立即從南方到達俄國戰線,也有可能使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象意大利那樣背叛德國,使德國損兵失地。它將切斷礬土,銅和羅馬尼亞石油這些必不可少的供應晶。土耳其將放棄中立,向同盟國提供更多的基地,停止向德國運輸極重要的原料——鉻,並且開放海峽,讓同盟國的供應船隻直接駛入蘇聯在黑海的不凍港口。
  希特勒不會聽信一位間諜的片言隻語而冒遭受這些災難的風險,儘管某些軍事跡象證明這位間諜的估計是正確的,希特勒還是像往常那樣對他表示懷疑。元首或許還記得,飄浮到西班牙的那具死屍身上的文件,曾經轉移了德國對盟軍入侵西西里的注意力,這不得不使元首謹慎起來。甚至在「西塞羅」還未提供情報照片之前,元首就開始加強東南戰區的軍事力量。從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配置在這個戰區的師的數目差不多從十七增加到二十五。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盟軍在安齊奧成功登陸,說明盟軍向巴爾幹入侵的可能性增強了。雖然暫時從東南撤出一些部隊來遏制這個灘頭堡,但是其他部隊迅速接防。 「西塞羅」的情報絲毫沒有影響作出這些決定。
  一月、二月和三月,巴茲納仍然像往常那樣,打開大使的公文遞送箱或保險櫃,把文件拿到自己的屋子裡,鋪在三腳架下面的地板上進行拍照,然後放回原處,把未沖洗的膠卷交給莫伊齊施。金錢跟著源源不斷地塞到他的手裡。 「西塞羅」的情報曾經預料索非亞要遭空襲,此事果然應驗了,這件事似乎消除了對他的情報的真實性僅存的懷疑。莫伊齊施告訴「西塞羅」,希特勒打算在戰後贈給他一座別墅,可是巴茲納卻越來越感到緊張。英國人在使館裡安裝了警報系統,使他的工作複雜化了;當他想從大使的保險櫃裡取文件時,他必須先拉掉保險絲。不久以後,他發現了一件事情,使他相信他再也不能搞間諜活動了。
  莫伊齊施雇了一個新秘書。她是個可愛的姑娘,二十四歲,長長的頭髮細長的腿,名子叫做內爾·卡普。她父親是當時駐索非亞總領事,他在美國克利夫蘭呆過多年,除了做其他事情外,主要是為德國武官伯蒂歇爾做剪報工作。他幫她找到了這個秘書職業,而她也有資格:有在國外生活的經驗,懂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然而內爾的多數朋友是她將近二十歲的時候在美國結交的。在安卡拉,她的經歷使她同一個美國人交上了朋友。有一天,巴茲納在一家百貨商店裡偶然碰見莫伊齊施和內爾,他一時冒失,自然沒有流露出他認識站在一旁發怒的商務專員,幫助這個姑娘買了一些東西。
  幾小時之後,當他在安卡拉宮飯店的休息室裡等候一位新的女朋友的時候,他又看見了內爾,可是這一次她身邊還有一個男的,這個人正是在安卡拉黑暗的後街追趕巴茲納和莫伊齊施的那個沒長鬍子的年輕人。
  恐懼就像冰天雪地的安納托利亞平原上的刺骨寒風那樣向巴茲納襲來。當天晚上,他砸碎了他的萊卡牌相機,把碎片和照相機三腳支架一塊兒扔到河裡。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偷拍過照片。他已經把大部分的錢存在銀行的保管庫裡;現在他把剩下的錢也存了起來。他離開了別墅,住進了旅館。
  他對莫伊齊施說他再也不想幹了。為了避免引起懷疑,他繼續在英國大使館住了一段時間。
  後來他聽說內爾在德國大使館裡失蹤了。看起來她已經叛逃到美國人那裡去了,把她所知道的有關「西塞羅」行動的全部情況告訴他們了。可是這個行動已經結束。不久以後,巴茲納接到辭退書,離開了休爵士。無論英國大使館,還是德軍司令部,似乎並不懷念他,在德軍司令部裡,希特勒雖然沒有「西塞羅」的情報文件,照樣指揮戰爭,就像他手頭擁有這些情報文件時一樣。
  到了這時候,德軍已經且戰且退。一九四四年四月,希特勒開始撤出克里米亞,經過黑海撤出土耳其。土耳其人很快就看出,如果他們忽視了同西方同盟國的關係,他們將面臨單獨抵擋俄國的風險。他們撤掉了親德國的參謀總長,換上親英國的。他們停止向德國供應鉻。八月,他們同德國斷絕了外交關係,次年二月對德宣戰。
  「西塞羅」提供的情報只對德國人起了輔助作用。它幫助巴本使土耳其人對英國提出的要求抵制了幾個月。但它沒有全部澄清盟軍在巴爾幹的意圖,一半由於這個原因,一半由於希特勒理所當然地不相信間諜提供的未經證實的情報,而是強烈關注東南歐,因此「西塞羅」的情報文件對他的決策沒有產生影響。歷史上這樁最了不起的間諜活動沒有——也不可能——根本改變事態的發展過程。
  德國的戰爭領導者能夠發現他們贏取或者至少是不輸掉西線戰爭所必需的秘密情報的地方,不是土耳其,不是拉丁美洲,甚至也不是北美。這個地方是大不列顛。 同盟國制訂登陸作戰計劃,是在這裡。它們的軍隊集結待命的地方,是在這裡,它們的登陸艇集中的地方,也是在這裡。戰爭的爆發點,非此地莫屬。
  可是,在那裡的德國特務很少是在戰爭爆發前潛伏進去的。幾乎所有的特務都是在戰時緊急派去的。看來這是德國間諜機構令人難以置信的疏忽。有幾個原因可以替他們的這種疏忽作出解釋,即使說不是在為它辯解。
  主要原因是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禁止在英國進行任何間諜活動。這項禁令如同不讓破譯皇家海軍密碼的禁令,所持的理由也是一樣的。他認為,英國在種族關係上接近德國,希望他的陸上強國同她這個海上強國結成聯盟,稱霸世界。他尤其希望英國在後面作掩護,讓他放手完成摧毀共產主義、使德國暢通無阻地向東方擴張的歷史使命。一九三五年,他執行了第一步計劃,同英國締結了海軍條約,他限制德國艦隊,使它只相當於英國皇家海軍力量的很小一部分,這樣就解除了英國的疑慮,使她不覺得德國在海上是個威脅,也不覺得會出現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海軍擴軍競賽。希特勒認為,在英國從事間諜活動,如果被發現,就會危及他的宏偉計劃,他的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不值得為了一點點情報而冒這個風險。因此他禁止這種活動。可是在後來的幾年中,他的侵略行動有可能改變歐洲的力量均勢,因而也威脅著英國作為歐洲舉足輕重的仲裁者的地位的時候,英國對他的侵略採取了越來越明顯的敵視態度。後來,在一九三七年,他撤消了禁令,諜報局裡像裡特爾這樣的人可以恢復對英國的間諜活動。但是前兩年的時間已經白白喪失了,在這兩年中,卡納裡斯第一次擔任諜報局的負責人。
  德國戰前對英國的間諜工作做得不夠充分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德國反對培養出色的間諜。統帥部諜報局是戰前真正從事對外間諜活動的唯一機構,可是它卻沒有集中力量吸收重要的特務,也沒有把這樣的特務派遣到該去的地方(雖然它有一些低級間諜)。這樣的特務將在關鍵的崗位上靜候時機,贏得主人的信任,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中擴大自己的職權,加強對所在國的瞭解,一旦發生戰爭,關鍵時刻到來,他就會像一顆定時炸彈那樣在敵人要害地方爆炸,及時提供情報,使德國贏取重大勝利。卡納裡斯反對這樣的計劃。他不想孤注一擲,寧願讓諜報局花費精力安插許多次要特務。這些中級或低級的特務,在和平時期報告哪兒有機場,軍事要塞或工廠,在戰時報告哪兒有軍隊,這些都是公認的有用情報。
  德國對英國的間諜活動軟弱無力的第三個原因,是諜報局的設備和經驗不足。奧斯瓦德·莫斯利領導的英國法西斯主義者聯合會是吸收間諜的天然源泉。大概裡特爾沒有想到要挖掘這個源泉,或者是沒有聯繫人來進行這項工作;或許是他沒有時間這樣做,政府也不支持他這樣做,因為希特勒認為法國是主要敵人,法國的軍隊在歐洲是最好的,因此諜報局在西方的很大一部分間諜力量是用來對法國進行活動。
  無論什麼原因,總之裡特爾沒有試圖從那個組織中吸收特務。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在英國除了少數憑著一時念頭提供情報的同情者外,只有很少幾個特務。其中包括「約翰尼」(阿瑟·歐文斯)和他的下級特務。但是諜報局沒有抓住戰爭爆發後頭八個月的機會向英國大量派遣間諜,在那八個月中,英國同法國、比利時和荷蘭之間的交通還是相當暢通無阻和相當頻繁的。德國的間諜機構或許同希特勒一樣,認為在德國用閃電戰佔領歐洲大陸之後,英國就會覺得絕望而跪地求和。
  英國在敦刻爾克大撤退之後繼續頂抗德國,說明德國原來估計英國會投降的看法有錯誤。一九四零年七月,希特勒下令作好在英格蘭登陸的準備,後來他又把登陸日期改在九月十五日。諜報局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它以前沒有派去的間諜統統派往那裡。諜報局的各個機構奉命尋求志願人員,用小船或飛機將他們送進這個島國。訓練和派遣空投特務(代號叫「萊娜」行動)的任務交給了裡特爾。
  幾天之後,頭兩名志願者來到了德國。他們是由諜報局的一個吸收間諜的人在一批斯堪的納維亞納粹分子中挑選出來的。兩人似乎都合乎諜報局總部規定的高標準:至少二十歲,最多不超過三十歲,體格健壯,聰明機智,技術熟練。
  一個是丹麥人,舉止優雅,名叫漢斯·漢森,二十六歲,母親是德國人。他是工業製圖員,個兒比一般人高,深黃色頭髮,面目端正,他是丹麥納粹黨員。另一個是芬蘭人,名叫格斯塔·卡羅利,比漢森大一歲,個兒也比他高,長著一雙討人喜歡的藍眼睛,他是機械師。兩人都在德國工作過,不僅能講流利的德語,而且會說地道的英語,裡特爾一見這兩個人就很喜歡。
  「你們志願要幹什麼,我相信你們是知道的,」他對他們說。 「我們開誠佈公地談談吧。你們已經知道,你們要冒著生命危險,空投成功後,你們要完全依靠自己。我希望你們把我當作你們的朋友。我負責訓練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合作。我們為你們安排了特別課程,希望你們盡一切努力把它學好。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盡早作好準備,最晚不能超過六個星期。我們明天上午就開始訓練。」
  「相信我們吧!就像我們必須相信你們一樣,」漢森簡短地作了回答。
  他們開始工作了。裡特爾給他們編了號,漢森是三七二五號,然後發給他們一些錢,把他們安置在諜報局的供膳寄宿處洛普施托克。當他第二天上午到那裡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特勞特曼的一名助手的指導下練習用莫爾斯電碼發報了。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中,他們練習識別飛機;參觀高射炮陣地,以便熟悉各種口徑的高射炮;他們學習氣象學,因為英國完全停止公開播送氣象預報以後,從英國提供氣象報告對德國空軍就非常必要了。他們還學習空中交通管制,以便能夠正確地報告機場調度的情況。所有這些他們學得十分勤奮,不到規定的六個星期,他們就學完了全部課程。
  他們編造了傳奇式的經歷,他們是斯堪的納維亞難民,乘一艘漁船來到德國。他們領到了假證件、配給卷和二百英鎊。七月的一個大熱天,他們和裡特爾一起,從漢堡乘車前往裡特爾也不知道的地方。他們在科隆附近停了下來,試驗他們的無線電設備。漢森試了試,覺得收到了漢堡電台,可是很快又收不著了,他摘下頭上的耳機,發起火來了: 「真該死,第一次試驗就失敗了。」卡羅利比較有耐心,他試了幾次,斷定公路上行駛的小汽車干擾了接收。他離開公路遠一點,終於取得了聯繫。他們通過了第一次考試!
  他們來到布魯塞爾,兩個未來間諜住在旅館裡,裡特爾在那兒的諜報站會見了一個飛行員,這個飛行員將把這兩個間諜空投到英國。他和飛行員攤開一幅地圖,尋找合適的著陸點,裡特爾滿意地看到,他的第一批特務當中有一個叫西蒙的特務所發現的機場有一部分出現在地圖上。他們將地形圖與人口圖和公路圖進行對照,最後決定在索爾茲伯裡附近的一個地方著陸,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大塊空曠地。裡特爾畫了一幅放大地圖,根據這幅地圖,兩個特務可以熟悉鄉間的那塊地方。可是後來幾天天氣不好,無法執行任務。漢森和卡羅利於是遊覽布魯塞爾的風景名勝。卡羅利找了一個姑娘,似乎和她有些纏纏綿綿,漢森和裡特爾擔心他會妨礙執行任務。裡特爾派人盯她的梢,發現她原來是個妓女,將她保護性地拘留了幾天。
  天氣仍然不好,為了消除間諜頭子和兩位間諜越來越緊張的情緒,裡特爾帶他的兩個特務到安特衛普和巴黎旅行。
  在巴黎,他們成功地用無線電同漢堡取得了聯繫。這使兩個年輕人感到放心,因為巴黎和漢堡之間的距離比英國和漢堡之間的距離還遠。他們返回布魯塞爾。天氣預報說天將轉睛,他們再次南下,來到布列塔尼亞的首府雷恩,那兒有一架漆黑的雙引擎He111 式轟炸機在等著他們,飛機駕駛員也在機場等候。裡特爾同卡羅利最後一次握手。這個年輕的間諜爬進了飛機。飛機開到跑道上,不一會兒,雖然還能聽到馬達的吼叫聲,可是飛機已經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過了一天,漢森也這樣地飛走了。裡特爾回到魯布塞爾,陷入幻想之中。
  凌晨四點半,飛機駕駛員報告:他低飛過英吉利海峽,到了英國海岸附近又衝到七千米高空,然後穿過雲層,俯衝到著陸點上空一百五十米的高度上。他放慢了發動機的速度,漢森跳了下去,駕駛員看到降落傘張開了,然後就往回飛。
  裡特爾現在只好等著。第二天,他焦急地向漢堡無線電台打了幾次電話,得到的回答只是: 「還沒有消息,少校先生。」只是到了第三天的半夜裡,他床頭的電話鈴才響了起來。
  「三七二五號(漢森)同我們聯繫上了,少校先生," 電台報告。 「線路很好。魏因(訓練他們的電報員)親自同他們聯繫,毫無疑問是漢森在發報。」
  「他說了些什麼?」
  「他只是通個消息,讓我們知道他活著。他不久還要發報。」
  「好,」裡特爾說。 「聽到他的消息後,請馬上告訴我。晚安。」
  過了三天才收到第二次發報。卡羅利的降落傘拌在一棵樹上,他受了傷。這個高個子間諜躲在一個農場的房子裡,不知怎麼辦才好,他沒有降落在索爾茲伯裡附近,而是降在牛津以北、離原定降落點相距六十五英里左右的地方。後來裡特爾決定派「約翰尼」去幫助他。經過多次通訊, 「約翰尼」手下的一個特務在海威克姆火車站會見了卡羅利。他把這個芬蘭人帶到自己的寓所裡,仔細護理他,一直到十月份,卡羅利自己才在劍橋南面找了一處寓所,從那裡往回發報。可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他突然停止發報了。 「約翰尼」報告,警察把他包圍了,他中斷發報,逃走了。根據漢堡的指示, 「約翰尼」手下的一個特務取走了卡羅利存放在劍橋火車站行李室的那部電台。
  再說漢森,他在倫敦北部巴尼特區安了身,以那裡為落腳點,拚命為裡特爾工作著。他總共向漢堡拍了一千多封電報,許多是氣象報告。另外一些電報詳細報告了空襲所造成的損失。一九四一年二月,炸彈扔到了博勒姆伍德,這個地方離漢森在巴尼特的住所只有一英里左右。他用無線電報告下列工廠被炸壞;標準電話電報有限公司,西勒姆實驗所以及史密斯父子有限公司等等。幾天之後,他到英國各地旅行,報告機場和工廠的情況。 「許多轟炸機配置在牛津地區,主要是在阿賓頓、本森和布萊茲諾頓。請進行偵察,」
  他在電報中說。二月二十四日,他報告布萊茲諾頓機場的情況; 「新發現一些特別大的土丘,用草蓋著,大概是地下飛機庫,約兩百米長,七十五米寬。」這聽起來有些奇怪;漢堡發現它繪製的大不列顛飛機場地圖冊第一百零四頁上沒有標出這些土丘。他第二天又報告:進一步觀察了布萊茲諾頓機場。昨天報告的六個土丘實際上是地下飛機庫。我親眼看見兩架無畏者式飛機如何被推進西北邊的一個地下飛機庫。這兩架飛機上塗著N3446和N3479的標記。飛機庫的確切位置如下:兩個南北走向的飛機庫位於布萊茲諾頓以西一百米、從布萊茲諾頓通往卡特頓的公路以北的地方;另外兩個飛機庫走向相同,但位於公路以南,離通往班普頓的公路有一白五十米。剩下的兩個位於卡特頓以南一千八百米、公路以西三百五十米遠的地方。通過觀察發現高射炮陣地,一個位於卡特頓以東七百米,另一個位於卡特頓以南一百術。
  漢森是個自由間諜,沒有固定職業。三月,他旅行來到索爾茲伯裡附近,調查飛機場,四月來到倫敦西面的遠近郊區。有時候收到的他的報告裡面,地名奇怪地拼錯了,或許是發報時打錯了,弄得諜報局的情報分析員氣急敗壞地翻著地圖冊和地名手冊,尋找「Heathron airfield(希恩羅機場)」(應拼為Heathrow)和" Roading(雷丁)」(應拼為Reading)。
  漢森自作主張,大概使他們更加感到惱怒。他不時地宣佈他在度假,因為他暫時不願搞任何間諜活動。另外,漢森有時發牢騷,大概也惹得他們生氣。
  「你們對我的工作如何評價,從來就不讓我知道。哪怕偶爾給我一點安慰也是好的,我畢竟是人。」
  在英國,食品實行配給制,當他奉命報告麵包貴不貴,好吃不好吃的時候,他反問道:「難道你們沒有比這更重要的問題可問?這兒的麵包照樣好吃。」
  「你們答應派人送錢來,為什麼遲遲不送來?我開始覺得你們全在撒謊。」
  事實上,諜報局給三七二五號特務送錢有很大困難。他被空投的時候,他們只給他兩百英鎊。原來指望登陸部隊不久接踵而至。但是登陸越來越往後推遲的,他錢花完了。
  「約翰尼」給他寄了一百英鎊。德國人原來準備給他空投五百英鎊,但是後來放棄了這個計劃,他們告訴他,他在漢堡的一個朋友將把錢送來,還將給他帶來新晶體管,裝在他的電台上。他們原來安排了一連串複雜的會晤,地點在攝政宮飯店、培特美術館和大英博物館。但是沒有一次辦到了:英國人把他的這個朋友逮捕了。後來漢堡指示他下午四點在維多利亞車站十一路公共汽車終點站等候,聽從指示。漢森回答說,十一路公共汽車終點站已經不在那裡,他建議改在十六路公共汽車終點站。經過幾次往返電報,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雙方終於按照計劃採取行動。漢森扎一條紅領帶,手裡拿著一份報紙和一本書,上了十六路公共汽車。有一個日本人也上了車,左手拿著一份《泰晤土報》和一本書。到了第五站,兩人都下了車,等候同一條線上的下一趟車,後來兩人一塊上車,並排坐在一起。過了一會兒,他問那個日本人:「今天報紙上有什麼有趣的消息?」
  那個日本人掃了他一眼。
  「你拿著看吧,」他說。 「我下一站就要下車。」
  報紙裡夾著八十張五英鎊一張的票子。那個日本人是副武官,趕忙回到自己的使館。漢森發報:「兩三天內不發報了。今天晚上我喝醉了。」
  漢森還通過里斯本的一個重要德國特務安排的複雜金融交易得到更多的錢,這個特務是南斯拉夫人,名叫杜斯科·波波夫。波波夫說他認識一個有錢的猶太人,這個猶太人是一個劇團的老闆,由於擔心英國輸掉這場戰爭,想把手中的英鎊換成美元。諜報局抓住了這個建議。它派遣諜報局財務處處長特彭去里斯本瞭解這個建議,然後作出具體安排。波波夫將把美元交給這個猶太人,猶太人再把兌換的英鎊交給波波夫在倫敦的指定人,這個人當然是漢森。事情就這樣地辦妥了,只是諜報局的官員顯然剋扣了大量美元,裝進自己的腰包。倫敦的漢森得到了兩萬英鎊,相當於十萬美元。
  這個問題雖然解決了,其他問題又發生了。他現在腰纏萬貫,闊起來了,德國人於是對他施加壓力,要他進入上流社會、結識更有地位的人。可是他報告,警察局調查他服兵役的情況,他找來了一位朋友,證明他正在農場從事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這才免了他的兵役。雖然他現在只能在週末出去走走,但是他通過他的僱主的女兒,擴大了間諜活動範圍。她在政府一個部門的密碼處工作,因此可以看到大量重要的往來情報,有時候她到農場看他,向他透露這些情報。
  後來,她的部門慷慨大方地把她借給美國人,漢森又以同樣的方式從她那裡弄到不少美國的情報。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漢森繼續如實報告情況。一九四四年一月,艾森豪威爾飛到英國,指揮盟軍登陸部隊,漢森在通訊社廣播這個消息之前幾個小時就把他到達英國的消息報告給國內,諜報局的指揮人員認為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當登陸的日期臨近的時候,他們指示他開始搜集這方面的情報。他的報告很快就來了。兩萬加拿大部隊已經抵達多佛地區。美國的先遣步兵已經到達阿什福一多佛地區,這支部隊,據他幾天之後說,是第八十三步兵師的一部分。在肯特郡的東南部,除了離法國最近的多佛以外,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大量部隊在樹林裡隱蔽宿營。當盟軍越過海峽開始登陸之後,他提供了更多的情報。他說,他看見美軍第十一步兵師經過劍橋,沿著公路往東開。在那個大學城的火車站,他看見美軍第十軍往西開;第二十五裝甲師往南開,平板貨列上載著坦克。後來他在諾威奇看見這個師的土兵。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他鄭重地來電: 「值此拍發我的第一千封電報之際,請你們向我們的元首轉達我最誠摯的問候,並熱切希望盡快勝利結束這場戰爭。」
  甚至在十二月希特勒的阿登攻勢失敗以後,漢森仍然對德國忠心耿耿,毫不懈怠。他有一個朋友,在一艘佈雷艇上工作,戰爭初期曾經向他提供過情報,這次他又碰見他。這位朋友對他說,盟軍正在設置一個新的佈雷區,阻止德國新型通氣管潛水艇進入該水域。德國海軍情報分析員證實了他的報告的真實性和價值,因為有一艘潛艇報告,它觸到一個水雷,不得不趕忙逃竄:水雷的位置正是三七二五號特務報告的佈雷區。為了保護潛艇,德國海軍封鎖了三千六百平方英里的海域,不讓潛艇進入。漢森的忠誠總算得到了報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下午五點五十分,也就是漢堡落入英軍之手之前幾個小時,他收到了他的上級給他的最後一封電報。
  漢斯·漢森是在英國活動時間最長的德國間諜。
  並不是所有在英國的特務都取得了成功。在一批特務裡面有一個典型的女間諜,她金髮碧眼,具有北歐日耳曼族人特有的漂亮。她的名字叫做薇拉·德沙爾貝。她逃離了在丹麥的家庭,在巴黎的情場上頗出了一番風頭,最後認識了特奧多爾·德魯克,德魯克是一個手頭闊綽的花花公子,差一點沒墮入下流社會。他把薇拉帶到布魯塞爾,可是一到那兒,這個漂亮姑娘很快就被裡特爾的同事漢斯·迪克斯拉過去廠。迪克斯雖然模樣醜,卻具有非常強烈的性感,女人像發情的母獸那樣地追逐他。但是迪克斯很快就把她玩膩了,為了把她打發掉,他建議她到美國為他當間諜。起初她不同意,後來看到事情已弄到這種地步,只好勉強同意了。迪克斯又為她湊了兩個人,一個是德魯克,他願意和她呆在一起,另一個是瑞土人,名叫維爾納·海因裡希·瓦爾蒂,他曾經當過法國駐漢堡領事的司機,並為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對這位領事進行過間諜活動。
  進行了例行訓練之後,這三個間諜和迪克斯為了慶祝一番,晚上到外面吃了一頓。他們喝酒一杯接一杯,在開車回來的路上,迪克斯酩酊大醉,把握不住方向盤,發生了事故,迪克斯一命嗚呼,不過其他人只受了點輕傷。幾天以後,他們飛到挪威西南端的斯塔萬格,從那兒乘一架雙引擎Helll水上飛機,隨著帶著假證件、乾糧和就著吃的香腸。
  飛機飛到蘇格蘭北部海岸附近的海面上,當他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爬下飛機,走進橡皮艇的時候,不小心把自行車掉到海裡。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了。幾分鐘以後,他們登上了敵國海岸礁石嶙嶙的海灘,他們踢掉了橡皮艇,分頭走開了。瓦爾蒂向東,德魯克和薇拉向西,薇拉現在改名為薇拉·德科塔尼一卡爾布。早上七點三十分,他們走進了波特戈登鎮只有一間小木屋的火車站,波特戈登鎮位於班夫和因弗內斯之間的海岸鐵路線上。
  「請問這個車站叫什麼名字?」薇拉問。
  車站站長約翰·唐納德有些懷疑。當他看到那個男的褲腳管濕淋淋的,就更加懷疑起來了。他讓工友約翰·格迪斯同他們談話, 自己去叫當地警察,警察把這兩個間諜扣留起來了。
  他們被捕了,不久英國人在海面上發現漂浮著他們的橡皮艇,開始逮捕可能和他們一塊登陸的其他人。在詢問附近的車站時,瞭解到有一個男的當天早上買了一張去阿伯丁的火車票。警察終於在愛丁堡抓到了瓦爾蒂。  幾個月以後,德國人聽說那兩個男間諜被處決了,可是仍然不知道薇拉的下落,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瑪塔。
  哈里的間諜生涯,或許只不過持續了兩百分鐘。
  許多其他間諜也和漢堡的這三個間諜一樣,很快就被捕了。三十七歲的比利時人阿方斯·蒂默曼以難民身份來到英國,照例要送去接受盤問。檢查人員在他身上搜出一個信封,裡面裝著白色藥粉,幾根棕色棍條,一撮棉花。檢查員一看見這些東西就聯想起「隱顯墨水」,這就宣告了蒂默曼的「死刑」。有一個名叫約翰內斯·馬裡尼斯·德龍克斯的荷蘭人,也冒充難民。他和另外兩個真正的難民乘著帆船剛到達英國海岸就被捕了。德龍克斯由於自己愚蠢的行動而引起了懷疑;一位反情報人員仔細地檢查他攜帶的物品,發現他的荷蘭文—英文詞典的一些字母下面用針紮了一些小孔,這些字母拚起來是一些掩護地址。他後來被絞死了。  」
  此外一些人活動的時間稍長一些。有的由於運氣,或是由於不知疲倦地工作,爬到了關鍵崗位上,或者在關鍵崗位上物色培養了特務。高級情報,甚至偶爾還有些能夠洞察同盟國重大戰略的情報,就從那裡送到德國。
  羅曼·加爾比一切爾尼亞夫斯基上尉是波蘭人,一九三九年德軍入侵他的祖國的時候,他奮起反抗,他輸了。他在巴黎加入了法國的抵抗組織,他又輸了。德國人俘虜了他和他的抵抗組織裡的許多人。他是被他的密碼員出賣的,這個密碼員是一個年輕女子,由於妒忌他愛上了這個組織的另一位姑娘而把他出賣了。
  諜報局後來知道,在德國牢房裡關著的這個波蘭人是個職業軍官,他三十多歲,當過飛行員,運動員(他是優秀滑雪運動員),有著在波蘭參謀總部情報局工作的經驗。不久德國反情報機構建議加爾比—切爾尼亞夫斯基到英國去,為他們從事間諜活動,如果同意,德國人將把被俘的抵抗組織成員當作普通戰俘、而不是當作特別戰俘加以處置。起初他拒絕了。但是在德國入侵俄國之後,他逐漸相信德國是在同長期以來一直蹂躪著波蘭的俄國作戰,真正符合他的祖國的利益,他終於同意了。
  他的特務代號是GV—7167,GV是德文詞「反特務」的縮寫。他的這個代號是供雙重間諜使用的,他的任務是要滲透到英國特務機關裡面去,這個代號恰好反映了這一點。但是除了這個任務以外,德國人還要他從英國收集軍事情報。
  他假裝逃出德國,經過迂迴曲折的路線,從西班牙,葡萄牙,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到達英國。他用的化名叫「休伯特」。
  他通過了對難民的盤問,這多半是由於他的生平背景是真實的。不久他就架機飛行,在波蘭空軍中隊中擔任中隊長。
  一九四三年一月,他開始發報。很快就達到平均每天一份。一九四四年初,對德國人來說他的價值提高了,因為他被任命為美國登陸地面部隊指揮官奧馬爾·佈雷德利將軍參謀部的波蘭聯絡官。「休伯特」的報告是用法文寫的,看來這是因為他不大會講或者根本不懂德文,而波蘭文會使諜報局難以看懂。他的報告詳細介紹了盟軍為了發動入侵而進行的集結。比如,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他起草了五封電報,但是一直等到二十九日黃昏才發出。那時他在南安普頓地區,他報告說,他在漢布爾河看見了大約三十艘小型和五艘中型登陸艇。三月十日,他報告: 「據一位英國軍官講,駐紮在諾威奇東部地區的那個師(以熊作為識別符號)的番號是第四十九裝甲師。」他還大發牢騷: 「你的二七一號,我非常失望,空軍幫幫忙既不危險,也不困難。我冒著最大的風險從事活動……我的工作受到了極大限制,你們如果不幫助,我就不能提供更多的情報。寧可停止工作,也不願馬虎了事。我從來沒有受到你們幫助的鼓舞。」
  儘管如此,他還是繼續活動,五月十九日,他被調到最重要的崗位:喬治·S·巴頓將軍的第一集團軍群司令部聯絡官。聯絡官雖然不是決策人物,但他們常常居於關鍵崗位。
  「休伯特」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他報告了第十一步兵師和第三十三軍的駐地,傳回了第十七步兵師的識別符號。他報告了第九集團軍的使用和第二十一空降師的情況。他說:「布倫特伍德駐紮著第三十五步兵」幣的部分部隊,他們屬於第十二軍,已調到肯特。哈里奇駐紮著第二十八步兵師,屬於第十二軍。那裡正在舉行兩棲作戰演習。一直到盟軍登陸,甚至登陸以後,他仍然在提供這樣的情報,數量甚至更多。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他的第八七七號電報中報告: 「諾丁漢地區一切都很平靜。有一些識別標誌表明美國第八十二空降師駐紮在那裡。第九和第二十一空降師已撤離這個地區。」
  西線外軍處最後閱讀他的報告的「主顧」喜歡這些情報。他們說: 「這些了不起的報告對我們弄清敵人的情況大有幫助。」西線外軍處英國組負責人羅格爾·米夏埃爾少校評論道; 「好。」 「非常了不起。」米夏埃爾少校只是偶爾才表示不太熱情的看法: 「不太明確,」 「可以相信」同他對其他間諜尖酸刻薄的評價比較起來,這樣的批語實際上是在讚揚他。
  但是所有這些活動突然結束了。一九四五年一月, 「休伯特」突然停止發報。英國人顯然把他抓起來了。
  其他的特務開始當自由間諜,表示願意為諜報局提供情報,他們很快就成為大型間諜組織的負責人,在這些間諜組織裡,主要特務、下級特務、生財有道者以及聯絡員層出不窮,宛如實業界的聯鎖董事會和有限公司。多數這些間諜組織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立氣候的保護下迅速發展起來的。
  最早的一批特務當中有一個名叫保羅·菲德爾米的人。
  他出生於德國蘇台德區,曾經在奧匈帝國軍隊的情報部門工作過。他的化名叫CHB,他建立了一個遍及全世界的特務網。
  特務們被稱為CHBl,CHB2 ,等等。他們之中有些人曾經在諜報局漢堡站工作過。至少有三人在英國工作過。其他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卡納里斯本人曾經把拿破侖使用過的一個鑲著珠寶的鼻煙盒贈給菲德爾米。比方說CHB1 ,諜報局認為他「久經考驗,值得信賴」。但是西線外軍處的評價比較冷靜:「好;需要提供有關軍隊的比較準確的細節。」後來說:「最近情報的價值下降了,」又說「整個來說沒有什麼用處,不準確,」甚至說:「簡直是個騙子!」而CHB1 是這些特務中最好的。
  另一個比較早地加入間諜組織的特務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一個德國商人,化名叫「奧斯特洛」。他手下有十七個特務,每個特務又有許多情報員。他是對英國進行活動的最受重視的間諜之一。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空軍生產部長的技術情報官迪特裡希·施文克上校在一次會議上說, 「奧斯特洛」第一次提供了從繳獲的文件中早就知道的一種新型飛機的產量數字。兩年以後,他仍然在提供情報。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指出,有些跡象,尤其是一位英國空軍武官提供的跡象表明,美國即將對布列塔尼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九月三十日,他轉達了從「議會和卡爾頓俱樂部」得到的下述消息;司令部受到壓力,要在冬季到來之前對西壁的北翼發動大規模進攻。
  但是最成功的自由間諜是一個化名叫「卡托」的間諜。
  古羅馬元老院有個議員名叫卡托,他每次講話結束時都要惡狠狠地說「必須消滅迦太基」,這個間諜的名字大概是仿照他的名字取的。希特勒嘲笑英國人說這次戰爭就像是第二次布匿戰爭,取這個化名或許是受了這種嘲笑的啟發。當今的「卡托」是一個年輕的西班牙人,前額很寬,三角臉。他說他深深憎惡當今的迦太基妨礙德國統治世界,德國人相信他的話。他向德國人建議讓他對英國進行間諜活動,他家經營一個紡織晶公司,他將以該公司機器採購員和巴倫西亞一家桔子出口商的代表的身份去英倫三島。
  德國人對他的歷史進行了審查。他曾經為了逃避加入西班牙共和軍而躲藏了一年,他被發現後遭到逮捕,並被強徵入伍,後來叛逃到佛朗哥的軍隊中。他學過電機工程,在服役時學會了使用莫爾斯密碼,這對一個特務來說是最寶貴的本領。最後諜報局西班牙處把他吸收了。他的上司是負責和監督這個處在國外的最重要間諜的專業軍官卡爾—埃裡希·庫倫塔爾。庫倫塔爾對他進行訓練,付給他報酬,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把他派到英國。
  一九四一年六月,「卡托」報告了從一位波蘭飛機駕駛員和他的英國女朋友在倫敦佈雷維特俱樂部談話時偷聽到的一些情報。這位波蘭飛行員對女友說,六月二十三日他不能和她一起吃飯,「因為他已奉命執行一項重要任務,駕機運送一位內閣部長和他的助手,以及印度陸軍參謀總部的一批軍官。我猜想他將經過直布羅陀和(加納的)塔科拉迪飛往喀土穆。」庫倫塔爾發現直布羅陀的特務已經報告有一批戴著參謀紅領章的軍官打從那兒經過。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來奧利弗·利特爾頓被任命為駐開羅的中東國務部長,克勞德·奧金萊克爵士將軍被任命為中東的新的總司令。 「卡托」預先報告的就是他們上任的情況。
  「卡托」除了施展個人才能以外,還建立了一個特務網。他吸收英國海外航空公司一個乘務員來把信件從英國送到馬德里和葡萄牙;吸收一個住在格拉斯哥的富有的委內瑞拉人來報告蘇格蘭的情況;他還吸收了肯特軍營餐廳裡的一個招待員,此人是直布羅陀人。他發現一個拒服兵役的英國人,寧願在偏僻的農場工作,而不願服役,他入迷地愛上了業餘無線電活動,為「卡托」發報,因為他相信「卡托」是在為西班牙共和軍工作。他物色了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民族主義分子。他還看中了一些外國僱傭兵。有一個僱傭兵是退休的商船水手,住在威爾土南部海岸上的斯旺西,他成了一個特務網的核心,這些特務報告港口裡來了多少準備進行登陸的登陸船。他把一個在新聞部工作、因而有機會接觸許多戰略情報和政治情報的官員拉進他的圈子裡。 「卡托」從來不說這個人是誰,但庫倫塔爾猜出他是新聞部伊比利亞處處長。 「卡托」甚至使用了間諜的傳統絕招,勾引了一個女秘書。他對庫倫塔爾說,她三十剛出頭, 「穿著邋遢,遠遠談不上漂亮,」可是她是在邱吉爾的戰時內閣,或者是在接近這個內閣的部門裡工作。他說她很快就變得「有點忘乎所以,不那麼守口如瓶了」。
  「卡托」是一個挺不錯的間諜頭子。有一次,一個新特務報告多佛發生的一件事情,「卡托」在報告上加了一句,說現在還不清楚這個人的底細,他將設法核實他所提供的情報。一個星期以後,他來電說情報已經得到證實,這個人可以列為「好報告員」。最後他一共發展了十四個特務,他們都在積極活動,多數住在英國南部港口城市,他還同十一個很有地位的人進行接觸。
  當盟軍登陸作戰臨近的時候,他像「休伯特」一樣,開始傳遞有關盟軍戰鬥序列的詳細情報。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用無線電報告;英國第五十二步兵師,即蘇格蘭低地師,駐守在蘇格蘭的敦提。後來,他同「休伯特」一樣,提供有關盟軍戰略計劃的零零碎碎的情報,德國人覺得這些情報非常準確。到一九四四年八月為止,他一共向德國人寄了大約四百封隱顯墨水信件,發了二千封長電報,提供了不少情報。他從德國人那裡收到相當於兩萬英鎊的錢。一直到戰爭結束,他始終沒有停止活動。
  在德國人看來,間諜們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情報,是由少數長期潛伏的戰略情報特務提供的。但是進行短期活動的戰術情報特務——所謂的前線特務——所提供的情報比前者要多得多。
  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特務埋伏在敵後。這種做法極為符合卡納裡斯的不要只依靠少數超級間諜的主張,也符合在這場戰爭中投入大量人力從事大規模非人性的間諜活動的主張。這種做法在俄國戰線上自然發展到最完善的程度,德國在俄國前線的間諜活動是由諜報局東線主站一處負責的。這個處的特務同在英國的特務不一樣,都是進行短期活動的特務,但是他們自己也分為近程偵察特務和遠程偵察特務兩類。
  由每個集團軍諜報局軍隊管理的近程偵察特務,調查最多不超過敵後三十英里範圍內的詳細情況——常常是裝甲部隊和炮兵集結的情況。然而他們經常只是在敵後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活動。他們因此被稱為「前線活動分子」。他們走著去,呆一個星期,又走著回來,親自報告情況。遠程偵察特務由每個集團軍群的諜報局軍隊指揮部管理。他們在敵後三十至兩百英里的範圍內活動,主要是搜集有關敵人的後備兵力、上級指揮機關以及運輸能力的情報。他們執行任務的時間比較長,用無線電報告情況。他們被空投到敵後,只有接到命令才能返回,通常是由飛機接回,或者是當德軍佔領了敵人的那塊領土以後再返回,偶爾也有步行越過前線返回的。
  把一個近程偵察特務送到偵察區執行間諜活動任務,一般需要三天至一個星期。然後等待他返回報告情況。遠程偵察任務需要作更多的準備。因此,只有當比較快和比較省事的手段——例如無線電偵察或審問戰俘——行不通時,情報參謀才使用特務。情報參謀還須考慮特務返回時提供的情報是否過時。但是某些重點偵察任務和調查某些具體問題,則非派遣特務不可。情報官於是需要從諜報局軍隊及其指揮人員那裡瞭解能否執行這個任務。或許一時找不到特務;或許前線沒有漏洞可鑽,不能穿越過去;或許蘇聯的防空甚嚴,不能把特務空投到敵後。但是,如果特務可以進行活動,那麼情報參謀就把下述事項告訴諜報局領導人:主要任務、次要任務、偵察的地段、軍事形勢以及特務返回的最合適的日期,對於遠程—偵察特務來說,還有發回第一封無線電報的合適
  日期。詳細計劃由諜報局領導人制訂。他挑選特務。選出的特
  務必須研究地圖,記住道路和地點的名字,熟悉蘇軍的武器裝備、徽章和其他特徵。他還需弄一些合適的衣服和假證件。只有到這時他才算準備好了。
  短期活動特務通常由施洛伊松派遣。他是從事這項工作的專家,人們管他叫「水閘」。他把這樣的特務——最好一人,最多三人——送到前線的一個合適地段。這個地段當然最好是沒有連綿不斷的塹壕,敵人兵力薄弱,而且盡可能沒有鐵絲網、地雷和其他障礙物。這個特務偷偷越過主要作戰線,通過敵人的前哨站、崗哨和地堡,進入陰森可怕的敵人領土。他通常裝作逃跑的戰俘。
  為了收集集團軍情報參謀希望得到的情報,這個特務既親自進行觀察,也詢問士兵和居民。當他收集到了想要收集的情報以後,就返回去。當然他和他的指揮者或者施洛伊松事先作好了安排,通知德軍他將何時從何地返回。他返回後,被立即帶到師部,師部情報參謀詢問他對該師的駐防區瞭解到了哪些情況。然後他來到諜報局軍隊部,他將受到仔細詢問,趁他記憶猶新的時候把他的情報統統掏出來。這些情報將通過電話報告給集團軍情報參謀,然後還要對他進行幾次詢問,以便讓他講出在他看來不太重要的細節,然後向參謀總部情報參謀提供一份完整的書面報告,報告裡還對這個特務是否可靠作出評價。
  諜報局規定,一個特務只能使用一次。實際上許多特務不止去一次。中部集團軍群有一個名叫索尼婭的女特務,是一個俄國貴族的女兒。她曾經七次空投到敵後,七次返了回來。德國人驚奇地發現女人非常適合當特務。許多女特務隨時準備執行各種任務,甚至包括暗殺。
  特務的報告通常很詳細。東線外軍處散發了中部集團軍群五二三號特務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提供的一份非常典型的報告摘要: 「已經確定(俄國的)一個近衛裝甲軍於十月二十六日在熱萊胡夫一加爾沃林公路(華沙東南)上朝加爾沃林的方向調動。約有一百二十輛坦克。」前線特務偶爾預料到敵人的行動。中部集團軍群四二二號特務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報告:華沙北面正在準備一場新的大規模進攻;該地區有十八個步兵師,四個裝甲軍和若干騎兵部隊。
  儘管許多情報看起來很瑣碎,但這些報告和其他一些報告確實具有足夠重大的價值,以致約德爾向卡爾滕布龍納寫信,表彰前線特務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國發動華沙攻勢期間所立下的汗馬功勞。有時特務提供的情報確實十分重要,可供希特勒的形勢會議作參考。比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參謀總長蔡特勒告訴希特勒,有一位特務報告:三十三列俄國軍車正開往克里米亞,而克里米亞是希特勒當時正在竭力據守的地方。
  雖然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使用了許多特務,但是在大規模派遣特務方面做得真正到家的還是黨衛隊保安處。
  一九四二年二月,當初對俄國開展的閃電戰已告失敗,德國在那裡的情報活動顯然同樣遭到了失敗。捨倫貝格想出了進行大規模間諜活動的主意。特務們是從德軍俘虜的成千上萬戰俘中挑選出來的反共分子。這就是「策佩林」計劃。
  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有一萬至一萬五千名候選人在進行訓練。為了向他們灌輸反蘇觀點,他組織他們參觀德國最了不起的成就;工業、農場、高速公路。最後挑選了兩千至三千特務,準備執行任務。可是由於缺少飛機和無線電設備,實際執行任務的只有幾百人。一九四三年初,當俄國不能被打敗這一點已經變得比較清楚的時候,執行「策佩林」
  計劃的志願人員急劇減少,捨倫貝格不得不放棄大規模行動,改為有重點進行間諜活動。那一年,南線「策佩林」行動派遣了十九個特務小組,一共一百一十五人,深入到蘇軍前線後方,其中大約只有一半人提供了情報。捨倫貝格還為執行這個計劃採取了特別安全措施。返回的特務,如果對他來說不再有什麼用處,就被槍斃掉。
  儘管「策佩林」行動的規模在縮小,一九四三年在俄國前線後面進行活動的德國特務的總人數,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半倍,或許是因為德國人越來越轉入防禦,而防禦需要更多地瞭解敵人的意圖。間諜學校的數目達到六十個,為了對付蘇聯加強的反間諜活動,訓練時間有時持續幾個月。
  在戰爭中期,大約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東線德軍始終有五百至八百個特務在俄軍前線後方活動。僅僅中部集團軍群每天就派遣八至十個特務,並非不同尋常。損失相當驚人。證件弄錯了,衣服穿錯了,不合地方口音,地理位置不熟,忘記了自己該是哪兒來的,或者由於行跡可疑,都有可能被俘,然後通常被槍斃。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有一個特務穿著紅軍少校的軍服?攜帶著證明持證。人叫P·I·塔夫林的證件,胸前佩掛著蘇聯英雄金質勳章,騎一輛摩托車,邊坐上帶著一個婦女,在斯摩稜斯克附近被兩個蘇聯保安警察攔住了。兩個警察覺得有些不對頭。在邊坐裡面,他們發現一部電台,密碼車,手槍和手榴彈。這個冒充塔夫林的特務是當天晚上空投過來的;他在俄國土地上還沒有呆上二十四小時就被俘虜,在此之前他幾乎接受了一整年的訓練。由七人組成的「策佩林」行動小組——「烏爾姆」小組——乘一架飛機,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烏拉爾附近著陸。一人在著陸時被擊斃,小組長自殺:無線電話務員也自殺,一個特務精疲力竭,累死了,另一個被他的隊友殺死了,一人被蘇聯保
  安機關俘獲,另外兩人顯然跑掉了。從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的十二個月中,諜報局一零四號指揮部派遣了一百五十個特務小組到蘇軍前線後方,每個小組有三至十人。只有兩個小組的成員返回了。鑒於這種活動要求特務具有非常健全的體魄和驚人的智力,許多特務沒有完成任務也就不會使人感到意外了。正如一個德國情報軍官所說的那樣; 「如果損失不超過百分之九十,我們就感到滿意;如果我們能把這個數字降低到百分之六十,我們就可以說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在西線,情況差別不大。在荷蘭、比利時和法國沿岸地區,諜報局建立了若干I(Invasion(入侵))網,一共約有三十五至七十五個特務,在這些國家的內地建立了若干R(Restant[ 堅持),或者是Ruekzug(撤退))網,有一百四十個特務。諾曼底半島是盟軍真正入侵的地方,可是這個半島上的I網幾乎沒有發揮作用。德國保安總局軍事部只同在法國的六、七個特務保持無線電聯繫。這幾個特務最初發報只是報告籠統的情況,然後就要錢。其他特務要麼害怕發報,要麼被迫撤離;少數特務在轟炸中喪命。設在巴黎的前線偵察主站控制著前線特務組織,它在六月八日,也就是盟軍登陸之後兩天,收到了工網特務從勒阿弗爾發來的有關盟軍登陸的第一批電報。R網的工作做得比較好。它的特務提供了他們親眼——有一次是用望遠鏡——看到的盟軍船隻的登陸、軍隊的調動,汽油庫和油管的位置等情況。在爭奪瑟堡港的戰鬥中,那裡的R網特務保持沉默,當盟軍攻佔了這個港口的時候,他們卻經常發回電報,報告登陸的盟軍和他們運送上岸的物資的詳細情況。尤其是在馬賽的「艾克斯」
  和「諾曼迪」這兩個特務,他們發的電報幾乎占斯圖加待和威斯巴登無線電台平均每月收到的R網的一百封電報當中的一半。斯圖加特和威斯巴登無線電台為諜報主站處理通訊聯絡。
  負責前線偵察的埃裡希·赫利茨中校早就預見到盟軍會突擊。為了盡自己的責任,他想把他的前線偵察指揮部和偵察部隊撤退到遙遠的後方,這樣他們將有時間來準備建立新的R網。但是集團軍群和集團軍的情報參謀反對這樣做, 因為他們害怕被人罵作失敗主義分子。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做了一點準備,結果並未挨罵。負責一二三號前線偵察小分隊的一位少校,把五十萬法郎交給在巴黎的一個朋友,作為特務們將來活動的報酬。可是這些人中沒有一人提供過情報。
  盟軍準備進入法國首都巴黎之前,一位德國情報軍官想把電台交給在那裡的幾個受過訓練的特務,還交給他們錢,但他們拒絕了,說現在的形勢太危險。有一個前線偵察指揮部把五部電台埋在靠近萊茵河的孚日山脈附近的地方。後來再也沒有聽到這五部電台的聲音。
  這些失敗,迫使前線偵察部隊,在盟軍以閃電般速度向法國推進時,主要依靠前線活動分子。從一九四四年秋天以後,每月平均派遣了十五至二十五個前線活動分子。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由一二零前線偵察指揮部負責指揮。這個指揮部憑藉著孚日的相當有利的地形,為G集團軍群進行活動,把它的十至二十個特務安置在德國斯特拉斯堡北面維爾加茨維森村的學校和莊園裡。它所屬的一三三前線偵察小分隊把特務派到薩爾河對岸,一三二小分隊的幾個特務在孚日療養城鎮熱拉德馬附近越過了盟軍前線。
  最初,前線活動分子是一些相當低級的特務,他們通常沒有經過訓練,沒有具體任務。後來,比較高級的特務穿著便衣,進入盟軍後方,活動兩至四天,有時候接上敵人的電話線,進行竊聽。低級的前線活動分子主要被用來為比較高級的前線活動分子尋找最合適的路線。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時候,德國人開始把特務空投到法國北部,這些特務幾乎都是同德國進行合作的法國人。
  這些特務只為德國提供了零碎的戰術情報。一九四五年一月「諾曼迪」從馬賽報告:兩萬美軍在那裡登陸;西線總司令的情報參謀認為這批美軍是第七十八步兵師。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一個化名叫「高蒂爾」的特務從梅斯報告:美軍一個裝甲師,或許是第八裝甲師,正開往北方。一三四前線偵察小分隊的一個前線活動分子證實德國境內佈雷達附近駐紮著波蘭第一裝甲師。
  這些小小的勝利付出了驚人的生命代價。每四個前線活動分子中大約只有一人成功,一半人丟了性命,另外四分之一僥倖逃命。維爾加茨維森營地的負責人估計,只有百分之五的前線活動分子返回來了。一九四四年秋天,默茲河前線的情況更糟糕:沒有一個前線活動分子生還。一三四前線偵察小分隊隊長在帶一個特務偷越前線的時候被擊傷,一三九小分隊隊長和一個特務在試圖囚渡默茲河時淹死了。空投的特務中幾乎從來沒有人進行過無線電聯繫。
  特務們常常開小差,重新回到法國社會的懷抱。但是他們也常常被俘。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夜晚,一架飛機載著九個訓練有素的特務離開斯圖加特。九個人在離他們的目標地區三十五至九十五英里的地方空投下去,有一人甚至被空投到無人地帶,結果九人還沒有來得及發情報,就很快被捕了,無一漏網。
  並不是所有被捕的前線特務都被處決。卡爾·阿爾諾·蓬茨萊爾就是一個。雖然他被宣判有罪。為他的德國同胞提供有關美軍活動的戰術情報,應處死刑,但由於他只有十六歲,結果減了刑。不過多數被俘的特務還是沒能逃脫間諜歷來遭到的死刑懲罰。
  應徵參加德軍的兩個波蘭人斯特凡·科塔斯和約瑟夫·溫德,奉命身著便衣,冒充波蘭的奴隸礦工,渡過摩澤爾河,觀察他們那個連對面美軍的兵力。他們必須當天返回。
  除了連長交給他們便衣以外,他們沒有作任何準備。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早,兩人渡過了摩澤爾河,到達美軍佔領的西岸,滲透到敵人後方。他們沿著一條小路走著,可是沒有走出多遠,就被三個巡邏的美國兵喝住。來自芝加哥的羅伯特·T·斯卡博羅中土問他們到哪兒去。
  「我們是波蘭人,是……是……波蘭人,」他們咕噥著。斯卡博羅叫來了五級技師弗蘭克·A·格洛夫欽斯基,他也是芝加哥人,會講波蘭話,一個特務對他說,他們「只不過是窮苦的波蘭工人」,想到附近的農場找工作。那個地區有許多波蘭勞工,他們是被德國人趕來幹農活的,因此這個回答是可信的,兩個美國人放他們走了。溫德和科塔斯又上路了。
  但是這兩個美國人轉眼一想,覺得不對頭。他們跳上吉普車追趕,把他們抓住,帶到排部。第二天兩人坦白了。十月十八日,軍法委員會宣判他們犯有間諜罪,十一月十一日,在一個牧師和一個板著面孔的美軍中士的押送下,他們走到一個粉刷著白灰的狹窄牆院的盡頭,他們的臉上露出諒愕的神色。就這樣,在離家數百英里遠的地方,在法國陰沉沉的天空底下,行刑隊結果了頭一個人的性命,接著又結果了第二個。
  所有這些特務有多大用處?他們的情報有多麼準確?回答多半取決於被問的人是誰。
  諜報局的估計自然是最樂觀的。諜報局在轉交特務的報告之前,本當要淘汰所有明顯是假的情報。但是它對情況沒有全面的瞭解,因而做不到這一點;只有分析情報的機構才能夠這樣做。而且諜報局根本就不想這麼做。沒有間諜,哪怕是不管用的間諜,就等於沒有諜報局。沒有諜報局,那麼它的成員就得在俄國前線去送死。因此,諜報局的間諜和他們的上級總是竭力推崇特務們的報告,即使他們明知報告成問題。
  結果難怪分析情報的機構認為諜報局的許多材料是廢品。
  他們的態度和諜報局的態度的差別,在評價每個特務時表現得最明顯。諜報局的態度總是比較積極的。V—314 號特務是運輸工人代表,住在倫敦,諜報局說他「經過多年的考驗」,是「值得信賴的」,西線外軍處則說他的報告「不明確,摻了假」,「值得懷疑」。V—373 號特務是格拉斯哥的一個學生,諜報局說他「經過考驗、值得信賴」,而西線外軍處說他僅僅是「可以利用的」。
  這是因為情報分析機構以及聽取他們報告的指揮官,一般認為特務的報告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中最沒有價值的一種。德國空軍情報機構中主管對美國和英國空軍情報工作的負責人認為,特務提供的材料「幾乎是開玩笑」;他認為這些材料遠遠比不上無線電偵察、戰俘的口供和敵方的報刊來得實在。他的一個同事惱火地說: 「特務的報告只會妨礙工作。」一個海軍情報頭目聲稱: 「間諜的作用微不足道。」
  海軍在作戰日記中毫不客氣地說,卡納裡斯海軍上將的兩個預言,即盟軍將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佔領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後來並沒有成為現實。一九四零年法國戰役期間,諜報局的情報工作「失敗了」,西線外軍處的一個頭目為此頗發了一通牢騷。南線總司令的參謀長西格弗裡德·韋斯特法爾將軍不會忘記,卡納裡斯到他們司令部並且告訴他們,不必擔心盟軍在不久的將來會進行新的登陸,他走後只幾個小時,盟軍就在意大利的安齊奧和內圖諾登陸。
  並不是所有的人總是持批評態度。在盟軍入侵前,西線外軍處軍官所弄到的有關盟軍戰鬥序列的情報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在英國的間諜提供的,他們也比較樂於接收這些情報。在俄國前線,特務情報主要是前線特務的相當可靠的目視偵察結果。雖然情報結果與花費的時間和付出的努力不相稱,但是情報參謀們認為這些結果對於他們正確瞭解整個情況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九四二年,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部以表格形式,顯示了在那一年頭五個月裡它所收到的諜報局從非洲發來的七十二份報告的價值。它發現有三十七份,或者說比一半梢多的報告「有價值」。其餘的報告有的「價值較小」,有的「有意思」,有的「已經知道了」,有的「未必正確」。
  儘管這幾類中有一類意味著需要對報告的準確性加以檢驗,戰時經濟部在分析情報時並沒有強調這個方面。如果首先根據這個方面來檢查特務的報告,它們的質量就差多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海軍對德國保安總局(諜報局已經併入這個機構)提供的有關盟軍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在法國的地中海沿岸登陸的一百九十二份報告作了統計分析。它發現只有十五份是「準確的」,這就是說十二份中只有一份是準確的。另外三十二份「部分準確」。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可能準確(經不住檢驗)」, 「太籠統(因此不能用)」,或者是「錯誤的」。海軍說: 「無論是從預料進攻時間來講,還是從預料進攻地點來講,或者從這兩個方面來講,德國保安總局提供的報告絕大部分是不準確的,或者太籠統,不能用來判斷形勢。」
  幾個月之後,海軍對有關盟軍意圖的一百七十三份報告進行了分析,這些報告是在偉大的進攻發動日之前提供的。
  結果再次證明間諜們的作用是值得懷疑的:百分之八的準確,百分之十四的部分準確,百分之十五的可能準確(經不住檢驗),百分之四的太籠統(因而不能用),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九——或者五分之三——是錯誤的。
  根據許多類似的估計,東線外軍處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按照不同表現將一百三十三名特務(包括西線的一些特務)
  列表如下:等級————數目————百分比:非常寶貴——18—————13·5;可以使用——19 —————14·3 ;能力有限——15—————11·3 ;能力非常有限 7—————5 ·3 ;仍然值得壞疑 74 ———— 55 ·6.從這樣的回顧檢查中可以看到一些傾向,並且判斷出一個間諜總的來說是否值得信賴。但是他們事前無法知道某份具體報告是否準確。對此,情報分析人員只有一個辦法:他們必須將有關問題的其他情報同這份報告進行對照,看看兩者是否相符。這個方法的主要缺點是,某份報告本來是準確的,可是同許多其他情報發生牴觸,因而會受到懷疑。可笑的是,事實「愈離奇」,愈令人感到驚訝,它的價值就愈大。
  然而,同生活中其他許多方面一樣,碰運氣在這方面起著決定作用,情報分析人員沒有其他辦法來判斷某個間諜的報告是否正確。他們對特務的具體報告的評價就反映了這一點。
  倫敦的一個化名叫「埃娃」的特務報告,第五步兵師的一個軍官曾經說過,該師駐紮在貝爾法斯特的南面。「好,」
  西線外軍處說, 「俘虜的口供證實了這一點。」對特務「古特曼」的一份報告的評價是: 「無線電偵察結果證實了第十五軍的存在。」 「休伯特」報告「第五十九步兵師駐紮在哈里奇地區」,西線外軍處可以對照另一份情報來核實這個報告,另一份情報是西線總司令的無線電偵察處處長提供的,這份情報說:證實第五十九步兵師仍然在東南防區它原來的駐地,這個防區包括哈里奇。
  使用這樣的方法進行分析卻使一些報告受到懷疑。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諜報局西班牙處的一個特務詳細報告了巴西第五十一師、第七十二師和第八十五師在北非和意大利的駐地位置。西線外軍處的裡夏德·奧伊勒少校評論說: 「這份報告不能用,因為裡面的情報完全不可信。巴西根本就不存在這幾個師。北非不大可能有巴西軍隊。」西線外國空軍處說,它認為「奧斯特洛」的報告「完全不可信,因為迄今為止發現第三戰術空軍航空隊仍然在遠東,這是毫無疑問的。」其他的評論好像賽馬時預測誰輸誰贏: 「可能性不能排除,」 「可能,」 「可能是真的。」另外一些評論直截了當: 「沒有價值,」 「騙人。」有些評論相當有色彩, 「沒有真貨色,」 「一份十足愚蠢的報告,」而且不止一次地說「儘是臭大糞」。
  西線外國空軍處最能對特務的報告進行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檢查。它的檢查細緻而又準確,能夠找到重大的毛病所在。
  為德國空軍提供有關英國飛機生產情報的主要特務之一是「奧斯特洛」。從一九四三年起,在克拉默爾去瑞典之後不久,克拉默爾手下的一個化名叫「赫克托」的特務同樣也在提供這些生產數字。西線外國空軍處將兩人的數字進行對照。在一九四三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兩人提供的數字是一致的。但是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起,兩人數字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沒有哪個玩弄數字「遊戲」的人能夠演變出這些差別來。
  一九四四年六月,這個情報機構開始更加仔細地檢查這些特務的報告。有關的各個小組對報告進行評論,這個情報機構還謀求從俘虜那裡得到更多的情報。它發現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不符合「奧斯特洛」的情報。它認為,「奧斯特洛」
  在一九四三年提供的生產數字大體上是正確的,只不過他後來提供的一些報告比較籠統。但是「赫克托」似乎比較值得懷疑。
  他說,貝爾珀的羅爾斯一羅伊斯工廠每月生產一百五十台飛機發動機。一個最近獲准回家的戰俘否認了這一點。另一個戰俘說,萊斯特西邊的一個工廠將要裝配蘭開斯特式轟炸機:「赫克托」沒有把這個情報列在他的單子上,雖然他說蘭開斯特轟炸機的總產量中包括其他一些工廠的產量,給人的印象是這些工廠他全都知道。他似乎是在為德國空軍所提的問題尋求所需的答案。為了考驗他,西線外國空軍處撒了一個謊,說從一張航空偵察照片上發現,伍斯特西南四公里的地方有一個新工廠,大概是製造飛機發動機的。他們要求「赫克托」弄清楚這個工廠到底生產什麼東西。兩個月以後,他回答說,一九四四年在伍斯特的西南和南面興建了一座飛機發動機工廠,該廠雇了兩千工人,為颱風式飛機生產內皮爾一佩刀式發動機。
  後來西線外國空軍處終於回憶起來了,當克拉默爾開始工作的時候,為了指導他的工作,曾經交給他一份十頁打印的材料,還有英國飛機製造廠的目標檔案材料,凡是已經知道的飛機製造廠,材料裡都有介紹。此外,克拉默爾能夠接觸空軍武官的材料,能夠看到報紙和技術刊物,還能聽到各種小道消息。西線外國空軍處得出結論說,克拉默爾用不著認真地同大不列顛進行任何聯繫,就能寫出他的報告來。這些報告非常可靠,因為它們是根據德國空軍自己的資料寫成的,事實上這些報告也被當真了,西線外國空軍處傷心地說,這樣做的結果導致德國空軍「對英國皇家空軍的力量作出錯誤的估計」。
  同其他情報來源比較情報的辦法,使克拉默爾手下的「赫克托」丟了臉,但是同樣這個辦法卻使諜報局在英國的部分特務贏得了榮譽。他們報告的細節,屢屢得到其他不同情報來源——通常是無線電偵察,有時是其他間諜網的特務,有時是報刊——的證實。在英國活動的所有間諜裡面,「休伯特」、 「卡托」和三七二五號(漢森)是最能經受得住嚴峻考驗的特務,贏得了西線外軍處那些對間諜抱懷疑態度的人的極大信任。
  總而言之,在西線外軍處看來,德國間諜在英國的活動可以歸納如下:許多無用的特務提供了錯誤的、自己編造的乃至敵人用來騙人的材料,但有少數高級特務提供了有關盟軍及其意圖的準確而又有價值的情報,使得整個代價高昂的行動還是值得進行的。
  實際上,這一切只不過是幻想,在大不列顛的德國間諜沒有一個是真心實意的。沒有一個向諜報局或德國保安總局提供過完全確切的情報。他們個個都是雙重特務,受英國人的操縱。所有的人只是把英國人希望他們提供的真實的或者編造的情報提供給德國人。這是自從特洛伊人把已經離開的希臘人留下的一個大木馬拉到他們那個一片歡騰的城中以來的戰爭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騙行動。
  甚至在戰爭開始以前,欺騙行動就從一個德國特務那兒開始了。他是第一批到達英國的德國特務當中的一個。名叫阿瑟·歐文斯,也就是裡特爾手下的「約翰尼」。三十年代中期,這個人開始向英國海軍部報告他同德國人做生意時收集到的情報。一九三六年,諜報局吸收他,後來他把這個情況告訴英國人。他們僱傭他,將他打進諜報局,根據他的名字歐文斯(Owens)的字母,稍微改變一下順序,給他取了個化名; 「雪」(snow)。裡特爾把他當成可靠的情報來源。儘管歐文斯並沒有把他交給諜報局的每一份情報都告訴英國人,但他基本上是為英國人工作的,因為他從未向裡特爾透露他同英國人的聯繫。當戰爭剛剛開始,他在漢堡受完訓練返回英國的時候,英國人由於還不完全相信他,把他關在旺茲沃思監獄裡。他的第一封「來杯啤酒!」的電報,就是從他的牢房裡發出的。這幾個字成了後來對德國人進行廣泛欺騙活動的鏈套上的第一個環節。
  英國反諜報機關終於成立一個小組來管理這些叛變的德國特務,這個小組叫BIA,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叫做欺騙委員會,或者叫二十委員會,由武裝部隊三軍和外交部的代表組成,協調這些「間諜」向德國人提供假情報。像漢森這樣的特務同歐文斯接觸,向他求援的時候,歐文斯把他們交給英國人。當其他的特務跳傘降落以後,要麼被農民發現,叫來警察當場把他逮住,要麼在幾小時或幾天以後,被一個懷疑他的英國人抓住,他們同樣走進了二十委員會和BIA的包圍圈。這兩個機構向許多這樣的特務提供一個選擇;要麼背叛德國的間諜頭子,為英國人工作,當雙重特務;要麼被處死。 (有些特務不適於或者拒絕作雙重間諜,英國人便把他們和或許還有其他一些人處決掉,這樣做也是想讓英國公眾和德國人知道:英國的反間諜機關並沒有睡覺。)
  還有其他一些特務,德國人認為他們是自願效勞的,實際上他們總是在想為同盟國服務。他們一有機會就投靠英國人。
  「卡托」和「休伯特」就是如此。
  這些雙重特務只是把英國人希望他們提供給德國人的情報發給德國人。有些情報是真的。允許發這樣的情報,是因為這樣做將顯出特務們的誠意。漢森所講的布萊茲諾頓的地下飛機庫確實存在;英國人認為這個情報是無害的,何況德國人通過航空偵察可能已經知道了,因此,把這個情報發出去不會損害英國,卻能使德國人相信漢森這個特務。被德國人稱作「卡托」,而被英國人稱作「加博」的那個西班牙小伙子,同樣得到允許,向德國人報告奧金萊克和利特爾頓的任命,報告的日期或許是假的,英國人之所以允許這麼做,是因為英國人已經宣佈了兩人的任命,當宣佈的消息到達德國的時候,就等於向諜報局證實他們的特務是可靠的,是安插得很好的。
  但是英國人控制的雙重間諜送給德國人的多數重要情報是假的。漢森關於美軍第十一步兵師和第二十五裝甲師通過劍橋的報告完全是捏造的。不僅它們沒有通過那個地方,它們根本就不存在。那麼為什麼德國人相信這樣的情報呢?要麼因為這些情報是由象漢森那樣得到德國人信任的特務提供的,要麼因為它們被其他特務所證實,而這些特務也是受英國人控制的,這對於德國來說的確是不幸的事情。當德國的無線電偵察證實「休伯特」關於第五十九步兵師的報告的時候,德國人相信真有這個師。可是天啦,德國人收聽到的盟軍的無線電信號,就同「休伯特」和第五十九師一樣,也是假的,就這樣,同盟國向德國人提供了大量假情報,而德國人,拿邱吉爾的話來說, 「確信了我們樂於向他們提供的證據。」
  然而英國人並沒有控制德國的所有特務。在里斯本工作的CHB和「奧斯特洛」仍然是獨立的。可是他們也沒有給德國人幫多大的忙。雖然兩人都告訴或暗示過德國人:他們的特務深深潛伏在盟軍高級指揮機關內部,但是兩人手下誰也沒有這樣的特務。其中許多人實際上是完全想像出來的。
  CHB和「奧斯特洛」為這些想像的特務領取報酬和用費,然後從報紙上,從道聽途說和接觸中編造報告,並且聲稱這些報告是他手下的這些特務提供的。採取這種做法的還不只是他們,至少可以這樣說:這種做法沒有向德國情報機關提供可靠的內部情報。
  那麼東線的「馬克斯」怎麼樣呢?他是一個真正的德國間諜?還是象某些人所懷疑的那樣,是一個雙重特務?即使事實不能證明後者是正確的,它至少可以證明前者是不正確的。這有幾個原因:他的報告,似乎很詳細,其實不準確,不全面。其他特務經常提供他們所看見的部隊的番號, 「馬克斯」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提供的關於美國和英國武官出席蘇聯國防委員會會議的那份有水平的報告,顯然是假的。這兩個武官誰也沒有發電報向國內報告這件事,如果他們真的出席了那次會議,不向國內報告是不可想像的。他捉供的有關斯大林召集的這次國防委員會會議的報告,沒有提到僅僅兩個星期以後就要進行的鉗形攻勢,這次攻勢包圍了斯大林格勒,終於使德軍遭到戰爭中最大的失敗。此外,無線電聯繫保持的時間太長,叫人不能相信是真的。如果在英國或美國,這樣的間諜在幾個星期乃至幾天之內就會被抓住: 「馬克斯」居然活動了好幾年。最後一個原因,英國人一直注意著考德斯在索非亞和柏林之間的往來,當他們把「馬克斯」的情況告訴俄國人時,俄國人並不感興趣;好像他們已經知道這件事。
  可是,如果他的報告經過仔細分析證明是十分蹩腳的,那麼為什麼德國人如此欣賞他呢?或許因為他把他們迷惑住了。他是他們通往克里姆林宮的一條管道。他報告的情況又多又廣,以致他們沒有懷疑他省略的東西,即使當他們回過頭來尋找這些省略的東西時也是如此。他們把他的戰術情報當作他們整個情報圖景的一部分。這些戰術情報太籠統,不可能有很大的幫助作用,但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它們不會被發現是假的,德國人也就不必擔憂可能發生這種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對於俄國人來說, 「馬克斯」是有作用的,他可以浪費德國人的時間,使他們感到非常滿足,不再花費心思把另一個特務安插進莫斯科。
  德國間諜活動徹底失敗的原因何在?根源在於長期以來德國對情報工作採取的態度,以及在和平時期缺乏著眼於長遠利益的準備工作。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完全在於戰時的間諜處處遇到陷阱。間諜歇斯底里使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成為反間諜人員。在交戰期間,嚴格的控制限制了間諜的活動,使他更容易暴露。各國政府可以輕易地詢問和扣押任何人。此外,隨著形勢越來越表明德國將輸掉這場戰爭,越來越多的間諜,卻在德國正需要他們的情報以避免遭受盟軍打擊的時候,紛紛逃離這只正在下沉的船隻,這真是一個諷刺。
  是不是就沒有不變心的德國間諜呢?是不是諜報局和德國保安總局看來十分龐大的特務隊伍裡沒有一個人曾經向希特勒的僚屬提供過準確的情報,或者在他們認為是準確的情報呢?這樣的人有,但不多。多數是些前線特務,最多不過提供了少量的戰術情報。部分人可能在西班牙、瑞典或瑞土工作;少數人顯然躲過了聯邦調查局的耳目、從美國發回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報。只有一個有名的特務是真心實意為德國人服務的,他就是「西塞羅」。在他的六個月間諜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向莫伊齊施提供了真實的英國高級文件。有一段時間,英國人懷疑有人走漏了情報,後來從截收的一封德文電報中發現了這個人。一個英國打字員在打印文件時打錯了一個字,這個文件共有四份,他改正了其中的三份,但送給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休爵土的那一份卻沒有改。截收的那一份電報中就有這個錯字,從而確定了休爵土的這份文件是這位間諜能夠弄到手的文件。英國人於是通過這個渠道提供了一些假材料。但是巴茲納在英國人開始這麼做之後不久就停止了活動,因此英國人的行動沒有產生多大效果,也沒抵銷得掉「西塞羅」的間諜活動所產生的著實有害的影響。然而就算「西塞羅」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對德國戰略活動的影響也是次要的。它充其量不過是把轟炸被德國佔領的巴爾幹地區的時間推遲幾個月,同時推遲了土耳其停止向德國供應鉻礦石。真正決定土耳其局勢的是戰爭的重大事態發展,「西塞羅」對此是沒有影響力的。
  諜報局和德國保安總局前成員,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的機構的工作時承認,這個機構沒有為德國提供非常重要的情報,也就是說,辜負了寄予它的希望。當時的情況其實比這還要糟糕。因為英國全力進行欺騙,提洪大量確實要命的假情報,諜報局和德國保安總局不僅沒有幫助他們的國家,反而是嚴重地損害了他們的國家。
  註:1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爆發的芬蘇戰爭。——譯者。
  2 、亞歷山大城曾經是希臘文化和猶太文化的中心,聖經《舊約全書》就是七十位猶太學者在這裡翻譯成希臘文的。該城有兩座著名的圖書館。據說曾藏書四十九萬卷,後來均被毀壞。——譯者。
  3 、詳細故事見莎士比亞劇本《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
  4 、埃米爾和下面的弗朗茨都——譯者。
  5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量建造的一種萬噸左右的商鉛。——譯者。
  6 、世界著名輪盤賭賭城。——譯者。
  7 、納粹黨又稱褐衫黨。——譯者。
  8 、系指密碼術中底碼用過一次即行銷毀的密碼。——譯者。
  9 、英國港口。——譯者。
  10、伊斯蘭教法典說明宮。——譯者。
  11、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特洛伊戰爭中獻木馬計,使希臘獲勝。——譯者12、哈姆雷特是莎土比亞同名悲劇中的主人公。此處比喻沉思而無決斷的人。——譯者。
  13、舊時德國貨幣單位。——譯者。
  14、希臘神話故事中底比斯國王卡德摩斯將龍牙播在地裡,後來龍牙破土而出,變成武士,互相殘殺。——譯者。
  15、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親納粹的奸細組織。
  16、古羅馬官員,作家。他著的《自然歷史》是最重要的拉丁文獻經典著作之一,這部百科全書性質的著作共有三十七卷。——譯者。
  17、指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普魯土和奧地利爭奪西裡西亞的戰爭。
  ——譯者。
  18、綠寶石島是愛爾蘭的別稱。——譯者。
  19、指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譯者。
  20、匈牙利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貨幣單位。——譯者。
  21、意大利政治家兼歷史學家,他的名字已成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家的代名詞。——譯者。
  22、古羅馬雄辯家,政治家。——譯者。
  23、這兩處的中東指的是英國駐埃及軍事司令部。——譯者。
  24、德文詞水閘(Schlcuscnder)的讀者和他的名字(SchICUsUng)的讀音差不多。——譯者。
  25、德國與法國交界的一條河流。
  19.軍事經濟家
  有一件事情,瓦爾特·尼古拉上校是要承認的。這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情報頭子,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他並沒有讓他的情報機構作好對敵人進行經濟諜報活動的準備。而經濟實力,尤其是在美國參戰以後,對打敗德國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德國從此之後認識到經濟情報的重要性。一個潛在的敵國能夠供養一支多大的軍隊,它能夠向這支軍隊提供多少武器,這是工業化國家之間發生的現代化戰爭的基本問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德國軍隊部情報處開始分析研究這樣的問題。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這項工作改由另外一個部門領導,這個部門也正在德國進行經濟動員。
  這個部門就是戰時經濟和軍備部,後來劃歸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這個部門的長期領導人是格奧爾格·托馬斯。一九四二年,施佩爾取代他擔任軍備部長,但是沒有接管戰時經濟處這個對外情報機構。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戰時經濟處是這個部的五個處當中的一個,整個部有三百二十二個小組,這個處佔了七十三個。整個部的人員縮減了,這個處的規模也縮小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它只剩下二十二個小組,五十二個人。但是它以所有官僚機構的同樣方式,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升為戰時經濟部外事局。
  它的領導人一向是軍事行政人員。實際進行情報分析的是聰明能幹的下級非軍事人員,他們幾乎都是應徵從事這項工作的文職經濟學家。舉一個例子,俄國組組長庫爾特·青內曼,就是一個專門研究蘇聯的人口學家和出色的統計專家。他們的辦公室設在柏林格奈森奧大街一座老建築物院子中所蓋的營房裡。一九四三年,這些營房遭到空襲,炸得一千二淨,只剩下五六十隻保險櫃立在一片灰燼之中,他們後來搬到東面的奧得河畔法蘭克福。
  戰爭使戰時經濟處的任務複雜化。敵人的經濟迅速膨脹,意味著戰時經濟處需要知道更多的情況。戰爭加強了保
  密,堵塞了直接的情報渠道,迫使戰時經濟處通過輔助的辦法搜集真實情況。戰時經濟處習慣於接收武官的報告、官方的統計材料、旅行的德國商人的筆記和載有豐富資料的出版物(這個處訂購了一百種技術報刊,五十種日報,以及工業手冊和經濟圖表冊)。戰爭使很大一部分這樣的情報來源枯竭,還使外交部商務處、經濟部三局(外國經濟局)、食品部和財政部、法本化學公司的經濟情報處以及其他私營與半公開研究機構的報告質量下降,儘管數量有所增加。比如,法本化學公司經濟情報處很大一部分情報送到戰時經濟處的時候,就已經過時了。
  但是,戰爭擴大了老的情報機構,創立了新的情報機構。戰時經濟處及其後續機構越來越依靠這些情報機構。
  在這些情報中,截收的通訊情報的數量最多。一九四二年九月檢查的信件透露,西班牙正從葡萄牙購買鉻和錳。研究部截收的俄國國內通訊,透露了非常詳細的情報,例如,四四七飛機工廠(德國人替它編的號)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的頭十天使用了五萬度電。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密碼處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提供了一份監聽廣播材料的摘要,這則廣播報告美國陸軍部命令減少解放者式、雷電式飛機和運輸機的生產,增加超級空中堡壘式飛機的生產。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戰時經濟處五組b小組(研究法國戰時經濟)的一名軍官在訪問北非時,偶爾發現了空軍的無線電截收活動,而這種活動「迄今為止還不被戰時經濟和軍備部所知道」。在那裡的第九無線電偵察連既使他感到驚訝,也使他感到高興,因為這個連擁有關於美國經過非洲的供應路線、關於護航艦隊的活動、敵人空軍部隊的實力和其他詳細情況的「特別好的」情報。比如,九連報告,三個月前,至少有一百五十架飛機從美國或英國途經阿克拉、拉各斯、拉密堡、喀土穆、盧克蘇爾和開羅飛抵埃及。空軍在波茨坦的截收總站,每月提供了關於敵人的供應活動的「異常清楚的」報告,還畫有圖表,這些「對戰時經濟和軍備部來說是很有用的」。這位軍官極力敦促索取這些報告,因為「諜報局是絕對搞不出這樣的報告來的」。
  他基本上是對的。戰時經濟處對來自非洲的大量間諜情報發表評論說: 「太籠統,證據不足,因此未必確實。」儘管如此,戰時經濟處並不鄙棄諜報局以及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有德國保安總局這兩個情報來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戰時經濟處向諜報局經濟情報組提出了希望得到有關英國的情報的新要求。這份旨在作為向特務下達指示的依據的要求,勾掉了已經解答過的問題,添加了一些新問題。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諜報局報告,十八艘載著戰爭物資開往埃及的美國船隻,已經到達波斯灣。有一次,德國保安總局六司經濟組提供了一份關於使用菜籽油作為火車頭潤滑劑的備忘錄。備忘錄說,這種油可用來潤滑車輪和活塞,但是不能用來潤滑溫度超過攝氏四百度的汽缸。
  在戰爭初期,戰時經濟處主要依靠從其他機構大量索取情報來獲得原始資料。除了閱讀報刊外,它自己不獲取情報。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托馬斯將軍得出結論,俄國即使喪失了從列寧格勒經莫斯科至克里米亞的全部領土,「也不一定導致俄國戰時經濟的破產。」或許是為了獲取更多的關於剩下的工業的情報,戰時經濟處向前線派遣了專家。第一批派往南部集團軍群,負責人是羅伊斯親王,他是一位少校,曾在亞洲作過商人;後來的幾批派往中部和北部集團軍群。
  最初他們審問戰俘。具有傑出組織才能的羅伊斯,有一份俄國最重要的工廠及其地址的清單,他手下的人挑選來自這些工廠所在城鎮的戰俘進行審問,每個月有七、八百戰俘滔滔不絕地交代他們在自己老家工作時所瞭解到的問題——廠址,產品、產量,工廠的需求、礦山以及其他生產來源。
  這些很快被證明是所有情報中最有價值的情報。軍事經濟學家將戰俘交代的每個工廠的T—34坦克的日產量加起來,再乘三十,就得出每月的產量,一九四三年春季的月產量約為一千輛,夏季和秋季約為一千五百輛,一九四三年總計為一萬五千輛。青內曼的東線小組根據其他資料,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九四二年俄國的煤炭需要量達到一億零一百三十萬噸,到一九四三年或許要上升到一億二千三百萬噸,該小組說這個產量恐怕達不到。
  戰時經濟處對繳獲武器的連著順序的號碼所作的分析,產生了數量雖少卻是同樣可靠的情報。戰時經濟處前線小分隊受權准許任何從俄國坦克底下取回黃銅號碼牌的士兵享受休假。不久,他們的小分隊和總部裡堆滿了五英吋長八英吋寬的這種牌子;有些軍官把它們當作壓紙器來用。這些牌子上寫著順序號碼,製造工廠和出廠日期。戰時經濟處的年輕統計學家約爾丹博士,將這些號碼同發動機,炮筒和底盤上的順序號碼穿插起來使用,例如下塔吉爾的一個工廠出產的九輛T—34坦克,上面的銅牌號碼是T47,068 至T49,181.他推算出T—34的年產量是一萬六千五百輛,比戰俘提供的數字準確百分之九。
  這種情報很全面,經過計算更加完善,使戰時經濟處能夠以令人驚訝的準確性推斷出根據租借法案向蘇聯提供的物資的數量。譬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戰時經濟處推斷,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根據租借法案向俄國提供的客車、卡車和原動機的總數是二零二零零零。實際數字是二零零七九三,誤差只有百分之零·六。
  經濟情報本身並不能使德國人贏得戰場上的勝利。但它有助於作戰方案的決定。
  一九四二年夏天,經濟情報提供了埃及同它的鄰國進行貿易所需要的船舶噸位數字,有助於海軍決定是否要把潛艇派到東地中海。經濟情報告訴空軍,轟炸哪些目標在經濟上最划得來。據戰時經濟處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所作報告認為,轟炸在德比,克魯和希林登的羅爾斯—羅伊斯發動機工廠,可以起到阻礙生產流程的作用,轟炸目標號碼分別是GB73 19,GB?3 20 和GB73 58. 戰時經濟處還警告,轟炸英國的輕金屬工業,阻止不了它的飛機生產。 「(大不列顛)國內的原鋁產量估計為五萬至六萬噸,由三個工廠出產。即使這三個工廠全被徹底摧毀,每月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五千噸填補上去,是不成問題的。」東線外軍處根據約爾丹計算的坦克產量,加上根據租借法案進口的坦克,結合戰時經濟處對坦克從工廠和港口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運到前線這一情況的瞭解,參看紅軍坦克兵力編製表(東線外軍處根據對這些部隊是否滿員的瞭解,可對編製表進行修正)。從各部隊所分到的坦克數量,一次又一次地估計出蘇聯部隊的實力乃至在哪一天就會得到新的坦克,準備再次發動進攻。
  如果說戰時經濟處的情報在作戰部隊幾乎總是受到歡迎,但在元首那裡卻不是這樣。當情報符合他的想法時,他就接收,甚至誇大它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春天,戰時經濟處證明,守住軸心國在北非的橋頭堡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丟掉這個橋頭堡,就會使同盟國騰出大約二百萬噸位的船隻。這正是希特勒當時對他的海軍將領們所講的事情,只是他把噸位數提高到四至五百萬噸。但是,當戰時經濟處的報告不符合他的看法時,他就不予理睬,或者加以反對。托馬斯曾經提醒他,即使征服俄國工業化歐洲部分的大半領土,也不一定能搞垮俄國的戰時經濟。幾天之後,希特勒卻大吹大擂: 「俄國已經喪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鋁礦,百分之九十的鐵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後來的報告越來越多地提供了他所不喜歡的情報。當他獲悉同盟國有足夠的鉻,用不著依靠土耳其的時候,他當然不會感到高興。凱特爾越來越不讓把這樣的情報送給希特勒看。有一份報告講了根據租借法案向俄國提供了多少物資,他在報告上面潦潦草草寫上「元首……會懷疑……這個情報。」的批語後,將報告退了回去。
  最後他乾脆命令戰時經濟處停止向元首呈遞這樣的報告。
  20.在空軍和海軍裡
  報告是在夜間和清早送來的。當赫伯特·奧韋到辦公室上班的時候,報告已經為他準備好了。這座像棚屋一樣的木頭房子,立在韋爾德爾鹿園的中央,附近就是波茨坦,柏林也離這兒不遠;在一九四四年初夏的這些日子裡, 奧韋憑著窗戶,可以眺望外面碧綠的景色。戰爭有時似乎離得很遠很遠。
  在這一天,秘書照樣把文件送到他跟前,他開始閱讀起來。奧韋外貌悅人,長得結實,中等身材,沉著、明智。他是一個職業軍官,一九三六年加入空軍,那時他才二十多歲。戰爭爆發時,他在一個轟炸機中隊服役,可是不久,他駕駛的Helll式飛機在一次夜間起飛時墜毀了,他負了傷。他的飛行能力受到限制,被調到空軍學院接受參謀訓練。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結業,以一級參謀的身份,分配到當時正在俄國作戰的第一空軍師,擔任情報參謀。這個師是由兩至三個轟炸機聯隊和一個偵察機中隊組成的。奧韋的主要工作,是向作戰參謀報告敵方的情況,並告訴作戰參謀為了轟炸目標需要什麼樣的情報,以便他(作戰參謀)能發佈準確的偵察命令。
  奧韋迅速地掌握了情報工作的一套做法。他幹得非常出色,上級司令部也知道了他的能力,不出一年, 他接到命令,要調他到「庫爾菲爾斯特」。這是設在鹿園的空軍參謀部的代號,意思是「(神聖羅馬皇帝的)選帝侯」。一九四四年初,奧韋來到鹿園,不久擔任西線外國空軍處D組組長。
  他領導著半打軍官,三名文職官員,四或五個辦事員和製圖員,以及三,四個女秘書。雖然D組下設有土耳其、近東、法國空軍,西班牙空軍和葡萄牙空軍小組,但它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同德國作戰的英國和美國空軍部隊。奧韋因此是空軍裡研究第三帝國的空中勁敵的專家。
  奧韋在這個平常的上午閱讀的文件中,有空軍戰俘審訊中心審訊戰俘的結果,有無線電情報機構和間諜的報告,還有他的工作人員根據他們自己對這些情報所作的詳細研究而寫成的備忘錄。大約在十點半,他開始為出席晌午的空軍作戰部部長召集的形勢會議作準備。他作了筆記,同身邊的軍官進行了磋商。尤其是在諾曼底登陸以後,他們試圖確定出盟軍的主要突擊點在哪裡。他們的做法是對各機場拍攝的航空照片進行比較,從統計數字中看看哪些機場的飛機最多。他們根據自己部隊的報告,分析了敵人的進攻戰術。他們從被擊落的敵機裡撿到的文件中,挑選出有關敵軍裝備的最重要的新情報。奧韋帶著所有這些情報參加形勢會議。
  外國空軍處處長主要介紹了敵人的情況,他的下級,西線外國空軍處和東線外國空軍處的負責人,以及他們的下級,像奧韋這樣的組長,回答了對一些具體情況所提的問題。但奧韋和其他人並不是只提供情報。他們還聽取對整個形勢的介紹,這些介紹有助於他們瞭解自己的工作中哪些方面最重要。
  會議通常持續四十五分鐘到一小時。隨後有一段休息時間,奧韋和其他人午休一會兒。下午四點左右,他們開始閱讀新的材料,準備晚上的形勢會議,晚間會議在晚上八點舉行。會議結束的時候,關於德國空軍部隊當天活動的大部分報告,以及諜報局、空軍戰俘審訊中心和其他機構的情報報告陸續送達,奧韋對這些報告進行研究,以便瞭解當天的活動,夜間他和他組裡的人起草分發給部隊的報告。報告的題目叫做「西線空軍情報處專題報告」,每隔幾個星期送出一次。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送出的第七十六號報告,長達十四頁,還配有介紹圖片,這篇報告的題目是「關於盟軍傘兵和空降兵投入作戰的新情況」,它詳細介紹了美國和英國空降部隊在阿納姆空降,即「市場一花園」行動的一部分遭到慘敗的情況。大約在晚上十一點和凌晨一點之間,奧韋和他手下的人完成了工作,下班回去了。第二天上午從頭開始忙起來。
  同空軍的多數專業活動不一樣,空軍的情報活動在空軍成立的時候就開展起來了。一九二零年三月一日,陸軍總司令在軍隊部建立空軍單位的那一天,同時指定一個人在軍隊部情報處對外國空軍進行研究。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空軍情報組撤出軍隊部情報處,加入正在擴大的空軍機構,成為該機構的六組。六組負責人是希爾默爾·巴龍·馮·比洛少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退役軍官花名冊上有他的名字。他很快擴大了六組的規模。到了一九三一年,六組建立了轟炸目標檔案。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經過長期複雜的組織醞釀,成立了空軍參謀部,參謀部五處就是空軍情報處,後來稱作「外國空軍處」。比洛在鞏固了這一進展之後,離開了外國空軍處,到羅馬擔任空軍武官。接替他的漢斯·耶順內克中校,任職不過一年,就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提升為空軍參謀長。
  一位情報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職位,在德國軍事史上很可能僅只這一次,這大概反映了對空軍的技術能力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態度,陸軍沒有這種技術能力,因而這樣的事情從未發生。
  這個態度還表現在這樣一點上,即接替耶順內克的人又來自空軍參謀部作戰部。此人就是約瑟夫(貝波)·施密德中校,他寬寬的肩膀,方方的腦袋。人們認為,與其說他聰明,不如說他狡猾,但他精力極為充沛,具有組織天才。他還具有一個不可多得的寶貴的有利條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當希特勒在慕尼黑髮動啤酒店政變的時候,身著全副軍裝的步兵學校學員,行進在希特勒及其主要支持者、在大戰期間指揮德國陸軍的埃裡希·魯登道夫的後面。奪取巴伐利亞政府的政變企圖遭到慘敗,希特勒鋃鐺入獄,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一書。參加了這次希特勒每年都加以紀念的重要政變的那些人,後來獲得了特殊勳章。那些人中包括前步兵學校學員,其中有一個就是約瑟夫·施密德。這使他同元首之間建立了個人聯繫,這個聯繫既可以保護他,又可以使他進行特殊接觸。
  條令規定,施密德那個處的任務是「分析外國情報,估量這些國家的軍事政治形勢,尤其是要分析有關空軍作戰部隊方面的各種問題」,還要進行「目標研究」。這個處還要從事各式各樣的輔助性工作,這是因為空軍的情報機構同所有其他情報機構一樣,常常被當作「任人玩弄的少女」。
  一九三九年,戰爭臨近的時候,施密德有二十九名軍官執行這些任務。多數是前軍官,由於懂一門外文而作為「補充人員」召回部隊。他們分為五組:一組負責行政管理,五組負責飛機型號,二至四組分管不同國家。 (在一九四零年以前不包括美國。)軍官們的主要情報來源是外國報刊和德國空軍武官。二組(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組長佩特保爾·馮·多納特少校經常聲稱,他的最好情報員是法國的隆熱隆少校,這位少校在法國右翼日報《巴黎激進新聞》上撰寫空軍問題的專欄文章。隆熱隆在報上透露的人事調動和提升,空軍中隊從一機場往另一機場的調動,以及關於新型飛機的情況,比在法國的所有德國間諜告訴多納特的還要多。據多納特解釋,基本原因是因為隆熱隆熟悉他所談的事情,而德國的間諜卻不懂。
  五處的最有價值的工作在於建立了一系列的文件夾,這就是它的潛在轟炸目標檔案。
  部分目標「檔案」是一些大幅灰色索引卡片,長約十二英吋,寬約十六英吋,上面列出轟炸目標,它的經緯度以及它的重要性,比如一個工廠就把它的產品列在上面。但是多數檔案,包括全部重要目標檔案,裝在也是長十二英吋寬十六英吋的馬尼拉紙信封裡面,信封裡除了裝有介紹基本情況的卡片外,還裝有轟炸目標的航空照片和一幅1 :75,000 地圖,地圖上有時標出通往轟炸目標的道路、界標和敵人的防空設施。有些檔案裡還裝有按照1 :100 的比例尺畫出的草圖,上面標出牽動整個轟炸目標的關鍵設施——比如鍋爐房和供水系統——的位置,只要摧毀這些關鍵設施,用不著轟炸整個工廠就可使它停產。每個轟炸目標有一個四位數字的代號,數字前面有一個或幾個字母,表示這個目標所在的國家。有兩套檔案。一套按地區歸檔,一套按產品歸檔。
  許多情報來自武官、已出版的工業手冊、官方地圖和報刊,有時來自間諜。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部提供了許多詳細情報。多數航空照片是由羅韋爾的遠程偵察機中隊拍攝的。柏林主要圖片中心用油光滑亮的圖片紙印出了每個工廠或設施的照片。  並不是每個國家的每個工廠或防務設施都建立了檔案。
  根據對一個國家的統計,它共有四萬個大中型工廠。五處必須把那些一旦遭到轟炸就會對這個國家的戰時生產能力造成最大破壞的工廠選作轟炸目標。對於捷克斯洛伐克,五處選擇了五百個工廠,準備了有關它們的檔案。對於法國這個早就料到是主要敵人的國家,施密德的轟炸目標檔案組到一九三八年秋天慕尼黑危機時,擁有百分之百的它的煉油廠和主要電站、百分之九十的機場、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彈藥工廠和百分之六十的燃料儲存庫的檔案。  所有這些情報,如果只是放在空軍司令部裡嚴加保管起來,就沒有多大的用處。必須把它們分發到轟炸機機組人員。外國空軍處複印了這些轟炸目標檔案,最初複印了三百份,後來複印得更多,封在特大的信袋裡,放在各機場的特別檔案室,供轟炸機中隊親手挑選。除此以外,五處印刷了一些書,書上介紹了不同國家的主要轟炸目標,概述了其他情報。五處將這些書分發到各中隊。
  在戰爭期間,五處經常修改情報,使之符合最新情況。
  比如,一九四零年十月中旬,在閃電戰高潮的時候,五處印發了一期地圖專冊,介紹了73—20號轟炸目標,即離利物浦不遠的克魯市羅爾斯一羅伊斯飛機發動機工廠,和其他轟炸目標的新情況。一個月前首次對這座工廠進行了航空拍照,照片糾正了先前對發動機工廠廠址的錯誤估計。這本地圖專冊刊出了其中一張照片,用紅線標出了這個目標。它還登了一幅1 :10,560 的地圖,這幅地圖顯然是從英國軍械調查局按照一英吋比一英里的比例尺繪製的有名的系列圖中選出來的。它顯示了和照片上大致相同的一個地區,也用紅線劃出了目標。這幅地圖的文字說明指出:「這座工廠的佔地面積很大,是空軍的理想轟炸目標。它座落在城市的最邊緣,靠近大片的鐵路設施,為尋找這個目標提供了方便。」
  對於在色當的一座有潛在重要性的鐵路橋樑,空軍拍了一幅航空照片,複製了一幅畫有這座橋樑的法國地圖,還提供了一幅這座橋樑從哪兒橫跨默茲河的極其精確的草圖,後來德國裝甲部隊通過這座橋樑,發起閃電進攻,打敗了法國。
  當德國後來向蘇聯發起進攻的時候,施密德把他的努力目標轉向了這個遼闊無比的國家。戰俘的口供,東線外軍處的報告,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拍攝的一幅航空照片,都告訴他巴庫以南五英里正在興建一座工廠;給這座工廠取的代號是SU 74—26. 類似的情報來源(這次沒有照片)還告訴他,第二十九號工廠,一座飛機發動機工廠,已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從德軍不久就席捲而過的烏克蘭南部城市扎波羅熱,轉移到烏拉爾以東離莫斯科一千英里的鄂木斯克。這兒遠在德國轟炸機的航程之外,因此沒有為這個工廠編排轟炸目標號碼。
  確定敵國空軍的規模、裝備及其飛機生產速度,一直是外國空軍處的主要任務之一。施密德在德國攻陷法國之後對他的數字進行了核實,發現這些數字相當準確。然而,他對英國皇家空軍的估計遠遠沒有那麼成功,德國在大不列顛戰役中失敗,或許有他的估計錯誤的一份過失。敦刻爾克撤退之後,雖然無線電偵察提供了有關英國戰鬥機的很好的戰鬥序列情報,但是空戰轉移到英國上空,使德國空軍情報機構失去了諸如被俘的駕駛員和被擊落的飛機等等情報來源。諜報局的間諜實際上沒有提供什麼情報。結果五處大概是以慢得多的德國飛機生產速度作為依據,大大低估了英國補充戰鬥機的速度。與此同時,五處根據德國駕駛員提供的過分樂觀的數字,高估了英國空軍的損失。施密德的五處認為,快到八月底的時候,皇家空軍只有三百五十架颶風式和噴火式戰鬥機,而事實上它共有七百架。這個估計或許促使希特勒和戈林認為他們已經在空戰中打敗了英國,完全可以停止對英國戰鬥機中隊的襲擊。這種做法使他們在大不列顛戰役中遭到失敗。停止襲擊使他們喪失了發動入侵所必需的空中優勢,閃電戰未能使英國屈膝投降,這個海島王國生存了下來。它後來成了出動轟炸機對希特勒的德國進行空戰的基地。
  英美空軍的大轟炸對德國空軍最高指揮部形成了極大的壓力。戈林和他的下級之間發生了磨擦。落在施密德肩上的是這樣一些並不值得眼紅的任務:報告紅色空軍的偵察活動,揭穿德國空軍謊報被擊落的敵機數字的欺騙行徑,預報同盟國將有更多的轟炸機轟炸德國,證實英國所宣佈的第一批一千架飛機對德國進行了空襲。施密德的報告沒有受到欣賞。戈林的心腹們使用雙關語,稱施密德的形勢判斷是「謊言判斷」(將「Lagebeurteilungen」(德文形勢判斷)改為「LSSenbeurteilungen,」(德文謊言判斷))。施密德手下的一名軍官,武官處小組的哈羅·舒爾策一博伊森中尉被當作共產黨的間諜逮起來了,當然不會抬高施密德的威望。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一封信,信裡有一道命令:五處處長由約瑟夫·克格爾中校擔任,施密德調去指揮一個防空部隊。他懷著「非常複雜的心情」離開了他從戰前就一直苦心經營的一個機構。
  克格爾自己也只呆了一年。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
  同盟國空軍的戰略進攻愈來愈猛烈。柏林正在遭到摧毀。漢堡在一場轟炸引起的風暴性大火中化為灰燼。美國的轟炸機把施魏因富特的滾珠軸承廠炸個稀巴爛,英國的皇家空軍襲擊了希特勒的寶貝工程佩內明德火箭研究基地,炸死了七百五十名科學家和工人,摧毀了大量設施。空軍參謀長耶順內克受到希特勒和戈林的訓斥,賭氣自殺了。空軍最高指揮部進行了全面改組。克格爾捲起鋪蓋走路了。
  魯道夫·沃達格中校接管了克格爾的機構,這個機構現在被普遍稱為「空軍作戰部情報處」,雖然「五處」或「外國空軍處」的名稱並沒有正式更改。沃達格原來是海軍軍官,一九三五年調到空軍,事實上他從一九四O年以來一直擔任五處副處長。但是他的工作同收集和估價情報沒有什麼聯繫。他充當宣傳部的空軍代表,向戈培爾提供有關空戰的情報,並主辦空軍自己的報刊,領導空軍的宣傳單位。沃達格三十五歲的時候擔任了外國空軍處處長;有些下級不太喜歡他,但多數人認為他具有全面權衡的敏銳的判斷能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戈培爾動身訪問法國的德占區英吉利海岸的德國空軍部隊之前不久,沃達格對這位畸形足的宣傳家說:「帝國部長先生,倫敦將是我們進行激烈空戰的地方。」他果然猜對了。
  沃達格以清醒的眼光透視敵人意圖的迷霧。他面臨的主要奧秘是:盟軍將在什麼地方登陸?幾年以前,外國空軍處曾對機場佔用情況和鐵路運輸進行統計分析,以確定即將來臨的俄軍進攻的主要突擊點,外國空軍處大概試圖以這個同樣辦法來斷定登陸的地點。但是,主要由於缺乏空中偵察,它不能夠這麼去做。
  沃達格離開了,他的位置由前西線外國空軍處處長瓦爾特·基尼茨上校填補。奧韋被提升到基尼茨原來的職位上。
  他們仍然面臨著預料同盟國的行動的任務。一種預料辦法是判斷敵人的潛在能力。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見諸敵人的生產。
  為了知道同盟國的產量,五處利用了三個主要情報來源。一是分析被擊落的同盟國飛機的零件的順序號碼。在空軍軍備局局長手下負責技術情報的工程師施文克上校,在雷克林敵機檢驗中心建立了一個三人「揭密小組」,從事這項工作。
  他們顯然提供了美國人和俄國人的飛機產量的確切數據,因為這兩個國家的號碼是連著順序的,但是英國飛機產量的數據卻不那麼確切,因為它的號碼中留有漏洞。
  五處的第二個情報來源,是以「約瑟菲尼」和「赫克托」的化名在斯德哥爾摩進行活動的德國特務卡爾—海因茨·克拉默爾。施文克認為克拉默爾的計算和他的計算是完全一致的;這可能是事實,因為克拉默爾間接地從施文克那裡取得計算結果。五處將這兩個情報來源提供的數字,同第三個情報來源即同盟國官員的公開講話進行對照檢查。
  五處還將另外一些數字放進這些等式裡,這些數字是空軍特別戰俘審訊中心的戰俘提供的每個中隊的飛機數目,以及從無線電情報中得知的中隊的數目。隨後進行總的計算。
  但是原數據的誤差導致計算結果出現重大錯誤。一九四五年二月,空軍作戰部情報處散發了一篇關於同盟國在歐洲的空軍力量的報告。報告列舉美國空軍第八軍的轟炸機和戰鬥隊的總數是五千零一十架,其實只有四千三百零七架。
  但是,波茨坦鹿園的情報官們認為,他們最糟糕的問題,既不在於他們必須進行的計算的複雜性,也不在於為了進行分析而獲取準確的原始材料的困難性,而是在於如何小心謹慎地向空軍作戰部部長透露壞消息。作為西線外國空軍處處長,奧韋經常在形勢會議上講話,但他很快認識到「有許多事情你只能一點一點地講出來」。他總是在上午的會議上透露一點情報,在晚上的會議上又透露一點情報。他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使空軍指揮部相信,同盟國已經有了續航能力很強的戰鬥機,這些戰鬥機可以護衛著轟炸機深入到德國領空,然後再返回去。指揮部總是懷疑情報單位上了敵人宣傳的當。這些情報官自己對美國人修建前線機場的速度感到吃驚,他們常常在三、四天內削平整個山頭,鋪設鋼筋網混凝土跑道。但是,儘管對前前後後的航空照片所作的比較使人們對這一點毫不懷疑,指揮部還是不承認。有一次,戈林厲聲訓斥一個情報官: 「我一瞧你的圖表,就覺得上面只有敵人,德國力量根本就不存在!」結果他把這個人趕出了會議室。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時候,接替奧韋擔任D組組長的阿爾佈雷希特·蔡茨施克上尉,一個非常聰明、具有經過深思熟慮作出明確判斷的罕見才能的職業軍官,對空軍的情報工作提出了嚴厲的確鑿有據的批評。他寫道: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國的情報工作實際上失敗了。」他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情報軍官的年紀太老,挑選不嚴,人數太少,間諜欺騙了他們,工作重複(至少有十個不同單位從事高頻無線電的工作),上級指揮部的過分樂觀使軍官們不敢在匯報會上發表他們的真正見解。他得出結論:指揮部「不把情報工作當一回事,」「實際上毫不重視情報機構的發現,」最後主觀地「作出了他們自己對敵人的判斷」。
  或許這根本沒有關係。到盟軍登陸的時候,西線強大的德國空軍,這些幾年前以其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震懾世界的驕橫不可一世的銀鷹,已經減少到只有幾百架可以作戰。空軍情報機構——西線外國空軍處的三十或四十人,西線戰地指揮部情報站數目大致相等的一批人,總共將近一百人——就是為這幾百架飛機工作的。也就是說,每個情報工作人員為兩至四架現有的飛機工作。奧韋說; 「我們有時不免覺得好笑。」
  由刁:空戰打打停停,短期之內,空軍情報對作戰的影響比陸軍情報還要有限,海軍情報的影響甚至更加有限。這部分由於一種類似空軍的情況:任何人不能佔有海洋。部分由於沒有出現大型艦隊行動,而且這種結果也是由海軍總司令部內部情況逐步形成的。因為外國海軍處敵不過陸、空軍情報機構中的任何一方。
  外國海軍處伴隨著海軍作戰指揮部於一九三九年底成立(海軍情報活動當然早就存在),不久,海軍情報就開始不值錢了。本當是外國海軍處的一個主要提供情報的機構無線電偵察組,幾乎立即脫離了該處。在後來直至戰爭結束的一段時期,海軍通訊情報處成功地保持了它的獨立性,成為海軍作戰指揮部的一個自成一體的與其他處平等的機構。與此同時,應當是海軍情報的主要接收者之一的作戰處,竟然自己承擔一項基本情報任務:判斷敵人的情況。由於失去了最重要的情報提供者和接收者,海軍作戰指揮部三處外國海軍處的作用,實際上已經縮小到微不足道了。可以肯定地說,它是陸、海、空三軍情報機構中最不重要的一個情報機構。
  除了向各艦隊指揮部發行例如「美國海軍和海軍航空隊在進行登陸作戰時的任務」(五頁,一九四三年)這樣一些題材的簡報外,外國海軍處剩下的工作只不過是統計敵人有多少商船。這涉及到一個大問題:敵人船舶的總噸位是多少,被德國的潛艇擊沉了多少,德國的潛艇多年來一直企圖切斷英國的供應線,使它不戰而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小艦隊指揮普勞澤海軍上校的卓有成效的領導下,外國商船組統計出了數字。它的統計資料來源是海軍通訊情報處、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時經濟處和空軍研究部,但主要來自對外國報刊的仔細選材。有一篇報道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提交美國國會眾議院審批的一項撥款議案,要求撥出大約六十億美元的款子來建造船隻,這篇報道還透露了一個背景:根據這項船舶建造計劃,將要建造四千四百零三艘船隻,總噸位四千四百萬噸。這為外國商船組提供了可以進行計算的可靠依據。這些計算是由該組的H0 llerth計算機進行的,這些在計算時發出一片卡嗒聲的計算機,最初放在蒂爾皮茨沿河大街七十二號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一座沙巖建築物內,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遭到空襲轟炸後,搬到薩克森巴特勞特的一個疏散站,約有五十人看守著,他們佔外國海軍處的這個分遣隊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些人使用機器跟蹤他們所知道的每一艘遠洋貨輪、油船和運輸船在海上的活動,這樣的船隻數以千計。這些機器還能作出統計,算出不同航線上——沿著美國大西洋海岸,抵達英國不同港口,橫渡北大西洋或南大西洋——的船隻的噸位。它們還能計算出同盟國已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的總噸位。
  在這方面,外國商船組的分析家們的計算是非常準確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外國商船組報告,一九四二年美國建造了五百九十二艘自由輪和六十二艘油輪。實際數目是五百九十七艘和六十一艘。但這是依據事實而作的報告。在預料時,他們就不那麼準確——連美國的船舶建造者也不能精確地預料將會建造多少船隻。最初,德國人高估了美國的造船能力。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德國估計美國在一九四二年建造的船舶的總噸位在七百二十萬至九百三十六萬噸之間。實際上有七百七十七萬噸位的船舶交付使用。但是在那以後,德國人大大低估了美國的造船能力。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是外國商船組認為要保持所傳每五十五天就建造一艘自由輪的速度是「不可能的」,該組認為建造這樣一艘商船平均需要七十天。實際上平均建造時間降至五十天零幾個小時。根據這樣的推測,海軍作戰指揮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估計,美國在一九四三年建造的船舶的總噸位將達一千四百一十萬噸,造船廠實際建造的船舶的總噸位幾乎達一千八百萬噸。
  對美國造船速度的估計,大概對希特勒和海軍總司令部將領的頭腦裡常常打轉的一個數字的形成起了幫助作用。這個數字就是「被擊沉的船舶噸位數」。德國潛艇平均每月擊沉的船舶的總噸位,必須超過同盟國新建造的船舶的總噸位,這樣才能贏得大西洋戰役的勝利。這個數字一般在七十五萬噸左右浮動,雖然在一九四二年,當時還僅僅擔任潛艇總司令的鄧尼茨,一時過分盲目樂觀,把這個數字降為四十萬噸。奇怪的是,被擊沉的船舶噸位數似乎同德國對同盟國造船速度的估計沒有關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估計的數字,比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估計的數字還要高,然而所定的被擊沉的船舶噸位數卻降低了。原因似乎是這個數字僅僅是一個指標,一個適合於一時情況需要的指標,一個希特勒和海軍總司令部的將領們在向來訪的政治家或者下級作宣傳時,或者在進行內部政治鬥爭時,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隨意增減的指標。
  這個數字對海戰沒有產生影響。此外,對美國造船速度的錯誤估計,同德國海軍情報機構面臨這個首要問題時產生錯誤的兩個原因相比,是相當無關緊要的。德國情報機構試圖確定同盟國在某一時期擁有多少噸位的船隻,進行作戰又需要多少船隻,這是預料同盟國行動的基本情報。第一,軸心國聲稱擊沉的船隻總比實際數目要多。比如,海軍總司令部相信,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潛艇和飛機在一九四二年九月擊沉的船隻的總噸位是八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噸。實際上同盟國損失的船隻的總噸位是五十六萬七千三百二十七噸。第二,德國人大大高估了從海上運兵所需要的船舶噸位。外國海軍處推算,運一個美國步兵師,需要三十萬總噸位的船隻,但實際只需要十二萬二千噸位。換句話說,外國海軍處估計的船隻噸位,比實際需要的幾乎高出百分之二百五十。這意味著它相應地減少了它認為可以運到登陸地點的口幣的數目,從而危險地低估了敵人的戰鬥力。
  這一次又一次地導致毀滅性的估計錯誤。 「C同盟國的)
  船舶噸位……不能滿足運輸一支大型遠征軍及其後續供應的需要,」海軍總司令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作出了如上的預料。三個星期之後,同盟國部隊在北非登陸。雷德爾不得不向希特勒承認:這「證明同盟國尚不缺乏從事戰略行動所需的船隻」。但是幾個月之後,德國人重犯了錯誤。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一份形勢報告宣佈: 「目前的噸位情況無論如何表明,敵人極其不可能迅速地將大規模作戰行動所需的大量人員和物資運出集結地域。」七個星期以後,盟軍在西西里登陸,並開始向意大利半島挺進,促成這個國家叛離軸心國集團。
  海軍作戰指揮部作戰處作出這些預料所依據的統計數字,來自外國海軍處。在一九四二年被任命接替戈特弗裡德·克呂格爾海軍上校擔任外國海軍處處長的前駐莫斯科海軍武官、圓圓胖胖的諾貝特·馮·鮑姆巴赫海軍上校認為,雖然向作戰處提供有關敵人情況的情報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但只是他的工作中相當少的一部分。他的統計數字,總是得不到間諜或截收材料的糾正,如果間諜或截收構·料對同盟國的計劃有較深刻的洞察,本來是可以作些糾正的。因此,作戰處謀求根據一般戰略原則,或者根據噸位數字,從地理角度上預測同盟國的行動。但是前一個根據由於同盟國出其不意的行動而站不住腳,後一個根據則已證明是災難性的錯誤。
  雖然希特勒式的估計逐漸滲透到形勢報告中,非常親希特勒的鄧尼茨取代了雷德爾之後尤其如此,但並沒有澄清海軍對外界形勢的看法。作戰處在一九四三年說: 「美國對德國和蘇聯採取同樣敵視的態度。」但事實並不是如此。鮑姆巴赫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調到陸軍參謀總部海軍聯絡處(部分是為了保護這個反納粹分子),以及比較投合鄧尼茨心意的奧托·舒爾策海軍少將取代了他,進一步證明了這個傾向。
  結果是外國海軍處對德國的戰爭努力產生了幾乎完全消極的影響。它的虛假的噸位數字,儘管是它對瞭解敵人的情況所作的僅有的重要貢獻,卻使海軍得出了致命的錯誤結論。要說外國海軍處有啥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沒有它,海軍總司令部可能要犯更大的錯誤。這或許就是鮑姆巴赫在別人問他那個處對德國的戰爭努力作了什麼貢獻時,他的答覆「貢獻就在於有這麼一個機構」這句話所包含的意思。
  21.第四副參謀總長和武裝部隊
  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情報處庫特·馮·蒂佩爾斯基希將軍是一位參謀官,四十五歲,矮個子,粗脖子,留著平頭。他出身一個老的軍人家庭,他父親也是一位將軍。他一九零八年參加了精銳的伊麗莎白女王禁衛步兵旅。一九一四年,他在馬恩受傷被俘,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被關押在法國。大概由於他學會了法文,或者按理說他學會了法文,軍方在一九二四年安排他到軍隊部三處工作。兩年以後他離開三處到野戰部隊,但在一九三二年返回,一九三三年擔任三處意大利組組長和主任參謀。一九三六年,他再次回到三處,這一次他擔任三處處長。三處是陸軍參謀總部情報處。蒂佩爾斯基希相當孤僻,至少有一個下級認為他軟弱,但權欲熏心,不切實際地樂觀,有一個外國人認為他沒有志氣,僅僅滿足於能夠對敵軍進行分析估價。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擔任參謀總長的弗朗茨·哈爾德卻喜歡他,信任他。不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當哈爾德把研究情報的機構分為兩個處,並且設立一個副參謀總長來監督這兩個處的時候,他任命蒂佩爾斯基希擔任這個職務。副參謀總長的職務首先是在一八八二年設立的。已經有了三個副參謀總長;第四副參謀總長負責情報,哈爾德讓擔任此職的人領導以下機構:兩個情報處(西線外軍處和東線外軍處),武官處以及後來成立的另一個處,這個處主要調整軍方同納粹黨的關係。
  身任第四副參謀總長,蒂佩爾斯基希處理的是高級軍事情報,這是要牽涉到政治的。他本人並不分析原始情報,也很少寫報告,而是謀求工作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處理各個處解決不了的問題,協調它們的工作,並把它們的工作歸納成一個完整的形象。戰爭爆發以後,他有時在每日形勢會議上向哈爾德提供情報,有時私下提供。比如,蒂佩爾斯基希在不同場合向參謀總長匯報了如下的情況:東線的總的形勢,俄國顯然對巴爾幹不懷意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布倫內羅的會晤,法國的作戰方法和戰術,在德國進攻法國的前一天法國將顯然是三個師的兵力從東部調往巴黎,比弗布魯克勳爵被任命為英國空軍生產大臣,以及法國陷落後歐洲的形勢。此外他還忙於非情報工作。他到羅馬尼亞視察駐那裡的一個德國軍事代表團,就宣傳工作提出建議,向陸軍總司令匯報在波蘭槍殺婦女和兒童的情況。
  在波蘭、挪戒和法國戰役期間,蒂佩爾斯基希一直擔任第四副參謀總長。但是,同許多其他軍官一樣,他實際上想指揮一個師。一九四零年秋天前後,由於他在參謀部的工作幹完了,眼前又沒有作戰任務,哈爾德於是告訴他,一俟接替他的人從東京回國,他就可以去那裡擔任陸軍武官。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兩人交換了工作。
  新的第四副參謀總長是格哈德·馬茨基上校,四十六歲,高個頭,是一個使人愉快的步兵軍官。他是在二十年代同哈爾德一起在慕尼黑的一個軍參謀部共事時互相認識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東線和西線都打過仗,在幾所大學學過哲學、經濟、歷史和國際法。他曾在國防部國聯處工作過,他是除了上過著名的參謀總部軍官學校以外,還上過武裝部隊軍事學院的少數德國軍官當中的一名。俄國戰役開始後,他隨同哈爾德一起搬到參謀總部東普魯士大本營。
  每天上午,他從副官或下級處長那裡得到有關敵人情況的情報後,便在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召集的上、下午形勢會議上,和各處處長一起介紹這些情報。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將這些情報寫進各自的報告裡,在元首每日兩次召集的形勢會議上進行匯報。馬茨基本人從來沒有出席過元首召集的形勢會議。同蒂佩爾斯基希一樣,他向哈爾德提供特別高級的報告:英國共有多少軍隊,日本能否對英國宣戰,德國期望俄國的德占區的收成能有正常年景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及維希法國會不會發生危機等等。由於東線外軍處和西線外軍處提供了基本情報,他認為他的工作主要是進行綜合平衡。在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東線的情況下,他力求使西線和對德國的戰略可能產生影響的政界的情報贏得人們的承認。但他失敗了。儘管他作出了種種努力,證明地中海同樣重要,希特勒卻告訴哈爾德: 「我對這個邊緣地區的戰爭不感興趣。」
  一九四二年九月,希特勒撤掉了哈爾德,換上蔡茨勒。
  新任參謀總長反對剩下的兩個副參謀總長,即主管作戰問題的第一副參謀總長和主管情報的第四副參謀總長。在進行戰爭動員的時候,哈爾德取消了第二、第三副參謀總長的職位,他覺得他們礙他的事。剩下的兩個副參謀總長,把蔡茨勒和各處處長隔開了。由於同樣原因,他將原來由第一副參謀總長領導的作戰處改為直接歸他領導。在和平時期,副參謀總長們將參謀總長直接控制的下級處長從十幾個減至五個。但是,取消剩下的兩個副參謀總長的職位,雖然意味著參謀總長表面上大約有十六個直接下級,其實真正同他打交道的幾乎只有三個,即作戰處長,東線情報處長和軍需處長。
  在戰爭期間,由於分別開闢了陸軍總司令部戰區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區,其他的處退到幕後了。但是蔡茨勒的反對意見也有不那麼公平的地方。第一和第四副參謀總長的資格都比他老,他似乎感到尷尬。他或許覺得,如果他把哈爾德指定的兩個高級領導人的職位取消了,就會削弱參謀總部內反對他所信任的希特勒的那股勢力。由於開闢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區,馬茨基的工作中有一半是蔡茨勒不感興趣的。馬茨基未能使東部戰區以外的諸種因素引起指揮機關的注意,證明情報工作普遍缺乏效率。此外兩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七月,當時仍然擔任西線德軍參謀長的蔡茨勒,由於大肆宣傳同盟國對迪埃普的襲擊是一次被挫敗的登陸行動而贏得了一些榮譽,因為這個觀點符合希特勒的看法。而馬茨基的聲譽卻受到了損害,因為他根據被繳獲的命令,證明迪埃普襲擊只是一次試探。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盟軍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北非登陸的第二天,取消了第四副參謀總長的職位。馬茨基被調去指揮第二十一步兵師。東線外軍處、西線外軍處和武官處直接歸蔡茨勒領導。武官處處長霍斯特·馮·梅倫廷上校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由馬茨基承擔的報告政治軍事情況的任務。
  情報機構能夠通過第四副參謀總長這個職位很高的共同上級,向搜集情報和使用情報的機構施加壓力,這一職位被取消大概減輕了這個壓力。馬茨基的比較全面的綜合看法漸漸消失。但是這點無論如何夠勉強的長處,同取消這一職位、同兩個戰線可以進行對比、同兩個情報處服務的各個機構可以呈現出差別所帶來的有利條件相比,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在組織工作方面,損害德國軍事情報的各種奇怪現象中,最奇怪的恐怕是在最上層長期缺乏一個估計敵人的能力和意圖的機構。在戰爭的大半時期裡,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沒有建立自己的這種機構。然而當時的形勢並不像乍看起來那樣完全不負有責任。
  武裝部隊最高統口巾部實際上有一個機構在分析一種形式的情報,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本身的作用一樣,這種情報超出了個別情報機構的狹隘利益。這種主要是政治性質和軍事性質的情報,來自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外國情報局,該局反過來主要是從情報收集機構提供的材料中挑選這些情報的。戰爭爆發前,外國情報局局長比爾克納海軍上校、比爾克納的上司卡納裡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最高統帥部作戰部部長約德爾、約德爾的副手瓦爾特·瓦爾利蒙特上校以及最高統帥部其他各部門負責人每天舉行會議,保證作戰部能夠得到它所需的全面的情報。戰爭期間收到的情報更多,於是外國情報局在最高統帥部作戰部設立了一位聯絡官。聯席會議繼續舉行,但不是每天都開。如果作戰部想要比較具體的軍事情報,外國情報局就設法獲取關於敵人的情報,瞭解敵人搜集到了哪些關於德軍的作戰、編製和給養的情報:它是從每個個別情報機構的能幹的情報人員那裡獲取這些情報的。個別的情報機構主要是指西線外軍處,因為它的活動領域正好適合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指揮的戰區。作戰部運用獲取的情報制訂計劃,幫助約德爾在希特勒的形勢會議上匯報情況。
  這個安排在戰爭的頭三年是適用的。曾經考慮在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內部建立一個中心情報分析機構。比如,在一九四二年,西線外軍處處長烏爾裡希·利斯曾經反覆提過這個建議。他認為將東,西線外軍處隸屬卡納裡斯領導是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這將使收集和分析估價情報的機構統一在最高參謀部情報首腦一人領導之下。建議成立的這個機構也將為陸軍總司令部服務。但是,雖然利斯得到了第四副參謀總長馬茨基的支持,他卻不能說服哈爾德,後者對他的勢力範圍是寸步不讓的。與此同時,比爾克納把估價情報機構的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討論能否建立一個跨單位的情報委員會。
  空軍的反對使這個建議破產。但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內未能建立一個情報機構的主要原因是:現存的安排還是適用的。
  同盟國在北非登陸以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戰區首次爆發了大規模軍事行動。作戰部意識到,現在它要密切得多地捲入作戰,而這反過來要求更詳細地瞭解敵人。如何才能提供關於敵人的情報呢?
  盟軍登陸之後兩個星期,負責日常工作的作戰部副部長、極其精明幹練的瓦爾利蒙特向利斯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一致認為,對外情報處既沒有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構和人員,也沒有從事這項工作必須具備的知識。顯而易見的辦法是利斯早些時候提出的建議的折衷方案,那就是乾脆把西線外軍處——或許再增加一些空軍軍官和海軍軍官——併入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取消了第四副參謀總長的職位,使這一改組更加可行。但是新任命的參謀總長蔡茨勒,就像哈爾德否決原來的建議那樣否決了這個建議。利斯於是象比爾克納一樣,試探能否建立某種形式的情報負責人委員會。
  他發現外國海軍處向海軍總司令部提供的情報,只是一些如他所說的「統計」數據,而沒有對敵人的情況作出判斷。他還發現,空軍情報機構(陸軍和海軍情報機構勢必要同它一起工作),即韋爾德爾鹿園只能提供它的負責人允許提供的情報,這位負責人經常不在家,而是在鹿園駐東普魯土希特勒大本營的一個小小的「前進」基地裡,同戈林一起工作,這種局面簡直令人無法容忍。利斯只好放棄建立委員會的計劃。
  剩下的唯一出路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設立自己的情報官。被選中的人既不是利斯,也不是馬茨基,大概因為這兩人資格比較老,不好屈就在別人看來只是同對外情報處聯絡站打交道的工作。比爾克納提出了一名新的聯繫人,這個人可以同時擔任情招·官。
  此人就是弗裡德裡希一阿道夫·克魯馬赫爾,四十五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戰士,二十年代他同凱特爾和瓦爾利蒙特一起在第六炮兵團服役。一九二九年,他前往中國,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顧問。他在中國呆了九年,旅行,打仗,擔任前德國陸軍司令、被人當作偶像一樣崇拜的漢斯·馮·澤克特將軍的助手,慢慢地愛上了中國,這種愛從來沒有離開過他:一九三八年他回到柏林以後,有時大清早穿一身鮮艷的中國衣服,他的同事——他們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傅堤夫——見了簡直眼花繚亂。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光棍漢,喜愛生活中美好的東西,欣賞悠然自得的東方生活方式,難怪他那些活動過度的普魯土同事中有一部分人認為他懶惰。但是他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博得了青年軍官的羨慕和神往,他和藹可親,堅定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在對外情報處處理有關西歐和英聯邦各國武裝部隊的情報,積累了經驗,因此瓦爾利蒙特同意他擔任對外情報處聯絡官和他自己的情報官,最初,克魯馬赫爾的情報官工作是和他的聯絡活動緊密結合的。經過他的辦公桌上的許多文件,既可屬於這一類,也可屬於另一類。他的比較純粹的情報活動,在開始的時候是分發西線外軍處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起每天提供的形勢報告。
  但是隨著經驗的增多,克魯馬赫爾展開了他的翅膀。幾個月之後他就開始每隔幾個星期發佈一批關於敵人情況的報告。
  他的報告,並不是像其他高級情報分析機構那樣根據原始情報整理出來的,而是根據西線外軍處,西線外國空軍處,外國海軍處和對外情報處關於敵人情況的報告彙編而成的,有時加上一些新情況。這些報告結構緊嚴,清楚明瞭。
  報告的開頭通常用一句話概括形勢。比如,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盟軍在西西里登陸之前一個月,克魯馬赫爾在他的報告的開頭寫道: 「總的形勢中最顯著的特點,是敵人準備在地中海地區發動大規模登陸作戰。」接著他用五、六頁的具體材料來證明這個論斷。
  克魯馬赫爾還用具體問題的備忘錄來補充這些報告。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他向約德爾和凱特爾提供了一篇關於「葡萄牙參戰的可能性」的報告。這篇報告主要根據德國駐里斯本武官處的情報,以及德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對這些情報所作的評論,得出了如下完全錯誤的結論:如果葡萄牙政府得不到西班牙人的支持, 「可以肯定葡萄牙至遲在九月底就會對德國宣戰。」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他接到一項特別緊急的任務。元首經常擔心敵人可能在葡萄牙登陸,瓦爾利蒙德要求克魯馬赫爾最好在當天向他提供一批材料,由他交給希特勒,這批材料是;關於葡萄牙重要港口以及從這些港口通往東方和經過西班牙通往比利牛斯的交通路線的地圖和情報,關於葡萄牙武裝部隊的情報(「三行字」),以及可能有助於判斷敵人是否登陸的情報。克魯馬赫爾(這時他已有三至四名助手)當天就按要求將這批材料交給瓦爾利蒙德。然而要求只寫三行字的卻寫了一頁半,每逢材料中有一處暗示盟軍可能登陸的跡象,克魯馬赫爾就舉出一個剛好與此相反的跡象,把兩種可能性擺乎——這對於作出決斷所起的幫助作用,大概沒有元首對於他的情報人員所希望的那麼大。但是瓦爾利蒙德覺得,總的來說,克魯馬赫爾滿足了他的要求。
  一九四四年春天,德國保安總局吞併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的時候,有少數吞嚥不下去的機構殘存了下來。這些機構包括前線間諜活動組織、部隊裡的反間諜組織和欺騙敵人的組織。克魯馬赫爾的單位形成了這些殘存組織的自然核心。然而到了八月,它們反倒把它們的主人吞掉了,克魯馬赫爾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新機構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個部分。這個新機構專門處理情報問題,稱作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情報處。它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前線間諜活動組織,這是諜報局老手魯道夫上校領導的一小撮監督者;二,敵情分析,由克魯馬赫爾領導,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卸掉了聯絡官的職務,集中從事軍事情報活動;以及三,軍隊反間諜活動和軍事欺騙,這一部分規模最大,幾乎有三百人。
  負責所有這三個部分的是胡戈,巴龍·馮·聚斯金德一施文迪上校,他的頭銜是德國軍隊情報首腦,這個稱呼比他的實權堂皇得多。他是一個塊頭雖小卻很機靈的參謀官,具有相當多的情報經驗。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他在外軍處法國組工作;戰爭期間,擔任在俄國作戰的北部集團軍群的情報官。他還從事過非情報工作,參加過德法停戰委員會,在非洲和俄國擔任過師作戰參謀。
  聚斯金德—施文迪的主要工作,是保證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領導不會忽視重要情報。他大部分時間在東普魯土元首大本營工作,每星期向凱特爾和約德爾提供一次或兩次情報,向瓦爾利蒙德提供情報的次數更少;他偶爾出席希特勒的形勢會議。他從克魯馬赫爾那裡得到了一部分情報,後者繼續像以前那樣工作。他繼續強調前線間諜活動的效果,即使那項工作轉歸德國保安總局軍事部領導以後也是如此。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在領導著第三帝國最高情報分析機構的聚斯金德一施文迪,遇到了所有其他機構所遇到的同樣障礙:他的情報遭到反對。他在戰爭末期才發現其他情報頭子在戰爭初期就已經領教了的一個情況:希特勒雖然理會他的工作,但「多多少少是勉強的,因為他認為最後的勝利是確定無疑的,說敵人的力量強大,這是他不想知道的事情」。
  22.第三參謀官
  軍隊打敵人,他們在戰爭中的整個目的就是消滅那些敵人。因此乍看起來,似乎指揮官主要考慮的是敵人。似乎他們腦子裡反覆琢磨的是關於敵人的情報,似乎情報官實際上控制著參謀部。
  但是不論軍隊有多少關於敵人的情報,如果沒有部隊去打仗,就取不了勝。因此指揮官的主要任務是讓部隊進入陣地,指揮他們進行有效的射擊。他的考慮和決定,針對他自己軍隊的問題的,比針對敵人的兵力和意圖的要多得多。情報只是次要因素,一九四一年八月,當參謀總長哈爾德的軍隊勝利地長驅直入俄國時,他在同下級討論後記在日記本上的一百五十條事項中,只有二十五條是專談情報的,另外還有十一條部分談到了情報。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之後不久,在法國的德國高級軍官之間的電話談話,有二百零六次談的是德國部隊,只有六十四次談的是敵人。同樣,部隊指揮官比情報軍官更重要。難怪一位師長曾經說,如果一定要他選擇的話,他寧可要一個優秀的上校來指揮他的三個團之中的一個,也不願要一個優秀的情報參謀來為他的師工作。
  原因在於指揮自己的軍隊遠比瞭解敵軍重要得多,作戰總是支配著情報。而德國軍隊比別國的軍隊更相信這一點。
  它不僅象別國的軍隊那樣,認為情報同作戰相比是次要的,情報只是為作出決策提供參考材料。它還明確地規定情報從屬於作戰。這就損害了別國軍隊參謀部的情報部門所享有的那種獨立性。
  德國軍隊在一九三八年頒發的第九十二號基本條例《戰時參謀部工作手冊》把情報工作的從屬地位表達得最為赤裸裸。它首次指出:作戰參謀處理德軍作戰問題,在司令官和參謀長不在時,可以負責一切。接著關於情報官即情報參謀的那一段的開頭說: 「情報參謀是作戰參謀在判定敵方情況時的助手。」德國軍隊用另外許多更微妙但更加徹底的辦法來進一步表明它對情報工作的輕視。比方說,德國軍隊同法國或英國軍隊不一樣,它從來沒有就情報工作出過一·本手冊或條例,直到打了一年半仗以後才有。而當它發下條例時,這個條例又沒有改變情報工作的從屬地位。好像是為了贏得在仍然不信任情報工作的軍隊裡對情報工作的承認,這個條例不僅肯定了傳統的觀點,而且過分強調了這種觀點:情報參謀從屬於作戰參謀,在瞭解敵人情況時是作戰參謀的助手。
  估計敵人的情況,是司令官在參謀長或作戰參謀的合作下所做的事情。
  對敵方形勢的判斷, 總是來自指揮當局,而不只是來自情報參謀。
  事實上,這個條例的意思是說,情報參謀只不過是對作戰參謀大體上已搞清了的敵方情況補充一些細節而已。
  這種情況代表了德軍對情報工作的態度演變過程的中間階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和平時期,德軍沒有指派過任何軍官從事全面分析情報的工作。它只認為指揮官和作戰重要。但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德軍在它的參謀部裡接納情報工作人員。在戰後的和平時期,德軍在所有司令部設立了全面分析情報的機構。不過它還沒有完全放棄以前的看法。它仍然誇大指揮官的意志在透視戰爭的迷霧時以及進攻行動在澄清混濁的局勢時所起的重要作用。這就使它不能把情報工作哪怕是在形式上擺在和作戰平等的地位上:情報參謀和作戰參謀協同工作,都向參謀長匯報。別的國家的軍隊就是這樣做的。例如法軍和美軍規定情報參謀和作戰參謀都直接受參謀長領導,把情報參謀排在作戰參謀的前面,雖然在作戰時,作戰參謀的作用自然更加重要。德軍不可能走到這一步。它設立了情報職位,但是將情報從屬於作戰。
  這些情報職位設在凡爾賽條約允許德軍野戰部隊的師和軍司令部擁有的小小的參謀部內。情報官獲得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經統一的、在軍一級就已經有的唯一的一個稱號,大概因為情報是戰前德軍的一個始終存在的重要因素。這個稱號就是第三參謀官,即情報參謀。後來一直都是這樣稱呼的。
  由於情報工作受到抑制,它沒有能成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活動,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在一個主要闡述戰術和參謀部工作等最重要問題的條例中,以一種含蓄的方式對它下了定義。這個條例就是第三百號條例——《部隊指揮》,是一部三百一十九頁厚的灰色封面袖珍小冊子,它被親切地稱作「弗裡達姨媽」(「Tante Frieda」,取自「部隊指揮」(Truppenf~ hrungJ的兩個縮寫字母T·F·)。這個條例為德軍指揮官規定了行軍,進攻、追擊,防禦和其他軍事行動的基本原則。它說情報工作同指揮官作出決定有關聯,指揮官根據他的任務和情況作出決定;他對情況的判斷包括對他自己兵力和敵方兵力的瞭解。
  「自己的任務具有決定作用,」這本手冊說,首先表示了必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敵人,這是取得勝利的必具條件。
  接著在談到掌握情況時,手冊說,指揮官判明己方的情況,就必須知道「自己所屬部隊的各個部分部署在什麼地方,哪些部隊可立即調來實施自己的意圖,哪些部隊可以在晚些時候調來, 自己能否指望增援部隊和友鄰部隊的支援,還是這些友鄰部隊自己也需要幫助……。對敵人情況的判斷,也必須根據這樣一些考慮。」
  講清楚敵人在幹什麼,是對指揮官的「不言而喻的要求」。《部隊指揮》解釋說,有關敵方的情報,最初送來時只是一般性情報,是一些互不相連的暗示,需要以空中和地面偵察來加以充實。每個司令部將向一名軍官詳細介紹如何處理收到的大量情報。這些情報中有不完整和錯誤的報告,也有準確的報告,因此就出現了對敵人的形勢普遍捉摸不定的情況。要想確定敵人可能採取什麼行動,指揮官必須考慮「敵人能在何種程度上阻止他實現自己的意圖, 自己處於敵人的地位會怎麼辦。這樣一些考慮絕不能導致偏見;倒是應該把敵人所能採取的最能破壞自己意圖的行動當作考慮的基礎,但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眼下沒有特殊理由證明敵人更有可能持另外一種態度。」把最能破壞自己意圖的敵人行動當作考慮基礎這一原則,是德國軍事情報的一個基本原則。它不同於法國軍事情報的原則,後者是要始終力圖判定敵人最可能採取哪種行動。法軍的這種態度是要利用情報官;而德軍事實上是免除情報官,因為指揮官自己就能判斷出最能破壞自己意圖的敵人行動。
  《戰時參謀部工作手冊》籠統地規定了情報參謀在參謀部內的職責。他必須不斷瞭解德軍的情況和意圖。他負責所有提供情報的單位的共同工作。他有一張敵人形勢圖。他當著參謀長的面向作戰參謀報告重要情報。他按次序就報告中關於敵軍情況的一段提出建議。 (這一段總是放在最前面——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第二段闡述總的目標,以下各段介紹每個個別部隊的具體任務)。情報參謀還就報告中下令進行偵察的那幾段提出建議。
  戰爭期間,西線外軍處處長利斯上校,根據他在法國戰役的經驗寫的關於《敵人情報工作》的新條例(第八十九號),其內容不外乎推廣了上述籠統規定。它比較詳細地闡述了各種情報來源的性質,就各級指揮部的情報機構的組織工作提出了建議。它列舉了情報參謀必須承擔的非情報任務。它再次強調了「師以上指揮當局的情報工作者,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可免受參謀訓練。」它只有兩點同戰前的條例不同。它不像戰前的條例那樣要求指揮官考慮如果他處於敵人的地位時將怎麼辦,而是告誡說,敵人不是按照法律的原則,而是按照它自己的原則作戰的, 「敵人的民族特點和種族性質也影響敵人的軍事行動。」它還允許高級參謀部的情報參謀直接向參謀長報告情報。就這樣,情報官的重要作用開始以適度的方式得到提高,提高的過程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沒有停止過。
  由一般參謀組成的參謀部,只在德軍的四個級別中存莊,即:師、軍、集團軍和集團軍群。因此,只有在這些級別上才有情報參謀。然而在戰爭期間,隨著德國越來越被迫轉入防禦,情報機構也逐漸向下級擴展。到一九四四年,它擴展到營級,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擴展到連級。
  實際上這裡所說的是在前線,情報工作是極為原始的。
  營長通常指派自己的副官處理情報,把這當作他應做的幾項工作中的一項工作。在有些營裡,由一名懂敵人語言的軍土向俘虜提問題,瀏覽繳獲的文件,並且把他從步兵、前沿炮兵陣地或工兵和反坦克部隊那裡得到的任何敵方情報送回團部。另外一些營甚至嫌麻煩不願意這樣做,因為他們太疲動,不想寫報告,而且他們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已夠多的了。
  在團部,上校團長的副官處理作戰問題,只剩下助理副官處理情報和供應。他有幾個翻譯幫助審訊戰俘。同在營部一樣,他們來得及問的只不過是正在向我們射擊的那些大炮放在什麼地方?你們的部隊企圖幹什麼?在團一級,團長和他的副官對面前敵人的瞭解不亞於情報官:戰鬥使他們熟悉敵人。
  師是德軍的基本作戰單位;它是諸兵種合成部隊的最小單位。能夠獨立存在,還能相當獨立地進行作戰。這就需要有一個正式的參謀部,其中包括一個專職的情報官。師級情報參謀由一名低級軍官作助手,稱作情報參謀助理。在他們的領導下,有一、兩名翻譯,一名軍土和幾個充當辦事員的士兵。師基本上只須注意與其對峙的敵軍。師以上單位負責的地域更廣、任務更重,必須對敵軍有更多的瞭解,因為即使是較遠的部隊也能影響他們的作戰。結果,越是高級司令部,它的情報參謀部就越大。在集團軍和集團軍群裡,情報參謀正式享有諜報局情報參謀官的頭銜,因為在集團軍和集團軍群裡,情報參謀指揮著前線的諜報局部隊。在高級指揮機構,情報參謀有兩名助理副官作幫手——在軍和集團軍裡,情報參謀有助理情報官和一名助理之助理,在集團軍群裡,有一名助理情報官和一名助理之助理,在集團軍群裡,有一名助理情報官和一名比助理之助理的級別稍高的情報官。
  通常有兩名翻譯,一、兩名製圖員,六名辦事員。這些人只處理敵方情報。
  但是所有的情報官,除了敵方情報外,還有更多的事情要佔去他們的時間。陸軍總司令部把各種各樣的任務都交給他們,從宣傳工作一直到用演電影和演節目來維持軍隊的土氣。在有些地區,他們的任務還包括同黨衛隊行刑隊合作,告訴他們猶太人躲在什麼地方,有時候他們自己下令把猶太人送給黨衛隊。他們還接收有關在他們地區被殺死的以及被黨衛隊和他們自己的戰地秘密警察放逐的人數的報告,他們定期提供這些報告和其他軍事文件。
  在戰爭的前半期,戰地情報的中樞是在集團軍這一級。
  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本來只指揮所屬集團軍的集團軍群司令部,在指揮上取得了優勢,因而在情報工作上也取得了優勢。它們的戰地情報參謀的地位變得最重要,它們的情報機構規模最大,也最發達。
  集團軍群的諜報局情報參謀官,通常是參謀部的一名上校或中校。他的助理級別較低,是中校或少校,他的比助理之助理的級別稍高的那位情報官是上尉或中尉。他把他的情報處劃分為五個組。第一組由他自己領導,由助理協助,處理真正的敵方情報。空中和通訊偵察官屬於這一組。第二組指揮諜報局部隊;第三組負責信件電報檢查;第四組指揮戰地秘密警察;第五組管宣傳,每一個組有所屬部隊。情報參謀班子只有十三個軍官和十八名軍土,總共三十一人。同美國第六集團軍群的情報部相比較,後者有五十三人,幾乎比德軍集團軍群情報參謀人數多一倍,還有一名准將擔任領導。
  德軍雖不能說是迷信,卻是非常相信參謀部人少的好處。在高級指揮層,他們覺得不需要更大的參謀部,因為軍事學院對參謀軍官的完全相同的訓練,給他們的工作帶來了如此的一致性,以致他們中的一個人憑最簡短的命令或報告,就知道別人腦子裡想些什麼。他們的參謀部向來是小的。他們相信,參謀部越小,工作速度越快,效率越高。他們讓較少的人做較多的事情。他們直接處理實質性的問題,不在不必要的瑣碎事情上浪費時間。他們不鼓動情報參謀在形勢會議上詳細敘述他的情報,而是讓他講得短些,這樣,司令官就能省下時間處理其他更重要的任務。盟軍高級參謀部有一名氣象專家;德軍的高級參謀部裡卻沒有。 「你自己能感覺到(氣候)如何,」一個情報參謀說。 「有了氣象專家只不過給參謀部增添負擔。只不過使參謀長會議開得時間更長罷了。」這個觀點同德國人在素質和質量上的自我優越感是一樣的。他們暗自說,我們的軍隊可能比俄國軍隊少,武器可能比美軍的少,但是我們軍隊的素質和武器的質量比他們的好,結果,我們量少的等於敵人量多的。
  事實上,建立小參謀部的主意,只不過是使軍隊中的這些精華不想讓更多的人加入參謀部這一願望合法化而已。大參謀部比小參謀部做的事情多得多。當盟軍正計劃在西西里登陸時,最後人數達到數百人的一個情報參謀部,估計出敵人對盟軍登陸的四種可能反應,並且斷定哪種可能性最大。
  它估計敵軍俘虜的大概數目,這樣盟軍的計劃人員就知道應當派出多少部隊去看管這些俘虜。當巴頓將軍正計劃沿著西西里海岸進行一次「包抄」以圍殲守敵時,他的情報參謀部認出敵人可能的佈雷區和掩體,準確判斷出敵人的機槍陣地和高射炮陣地,選擇了傘兵的降落地區——這一切正是情報參謀所應做的事情。但是美軍並不到此為止。他們研究登陸海灘的浪潮,訂出黎明和天黑的新的時間表。情報參謀本來可以把這些看成是不必要的瑣碎細節,他可以解釋說,當天色黑下來的時候,指揮官們無論如何是會「感覺得到的」。但是知道和估計之間是有差別的,而一個將軍的工作中不可估計的事情夠多的了,總想盡可能多地把它們甩掉。大參謀部也不一定浪費司令官的時間。在西西里,巴頓問他的情報官奧斯卡·W·科赫上校:如果他攻打阿格裡琴托,是否會引起大規模戰鬥而違反他自己的命令。科赫有一個龐大的情報機構作後盾,他並沒有詳細介紹敵軍的位置和兵力、公路和地形情況,也沒有詳細陳述敵人可能抱有哪種意圖的理由。他只是說: 「不會的,先生。」
  擔任情報參謀的都是些什麼人呢?在戰爭初期,他們都是參謀部的參謀,他們是軍中一小撮驕傲的貴族,在德國軍隊中,只有他們有資格穿令人羨慕的「紅褲子」——兩根深紅色寬條直到灰色馬褲下端,消失在擦得雪亮、有刺馬釘的高統靴裡面。即使最初預定的參謀職位中只有一半是由參謀官擔任的,但情報參謀的職位卻完全由參謀官擔任。但是在一九四O年,上過情報訓練課程的後備軍官開始被任命為師的情報參謀。雖然他們做的是參謀工作,卻不許穿令人羨慕的有兩根寬條的褲子:參謀總長哈爾德親自監督不許他們穿。不久,只有後備軍官擔任師情報參謀的職務,不出一年,大多數軍裡的情報參謀也是後備軍官。他們常常是在擔任師情報參謀時工作得很好:另外一些人擔任集團軍或集團軍群的情報參謀助理。許多這樣的後備情報參謀(大多數是少校級別),在一個崗位上服務幾年,取得了寶貴的專業知識。
  在戰爭的大部分時期,情報參謀的級別比作戰參謀的低。但是後來,由於情報工作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承認,情報參謀的級別規定同作戰參謀的一樣,以便提高情報參謀的地位,雖然這個地位自然絕不可能同作戰參謀的地位平等。
  集團軍和集團軍群的情報參謀都是一般參謀。集團軍情報參謀必須具有在一、兩個參謀崗位上工作的經驗;集團軍群情報參謀則需要在三,四個參謀崗位上的工作經驗,其中之一至少是師作戰參謀,如果可能,則要擔任過軍或集團軍的作戰參謀。從一九四二年年中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擔任西線總司令情報參謀的威廉·邁爾一德特林上校,在被提升為中校而且第一次被任命為情報參謀以前,曾經擔任過兩個師的作戰參謀。魯道夫一克裡斯蒂安·巴龍·馮·格斯多夫上校在擔任中部集團軍群的情報參謀以前,曾經相繼擔任過一個集團軍的情報參謀助理、一個軍的情報參謀和一個師的作戰參謀。雖然邁爾一德特林擔任了兩年的情報工作、格斯多夫擔任了三年的情報工作,他們最後都高昇到作戰部的崗位上。邁爾一德特林升到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格斯多夫最初升任一個軍的參謀長,後來升任一個集團軍的參謀長。大多數參謀官都希望得到這樣一個職位,因為只有擔任這樣的職務,他們才能做他們當初參軍時所要做的事情:發佈爭取勝利的命令,由此會帶來各種滿足和榮譽。這份光榮是從事情報工作的人不可企及的。
  戰爭期間,被分配到情報工作崗位上,但又沒有情報工作經驗的一般參謀,通常要先到東線外軍處或西線外軍處工作兩至八個星期。當他來到情報參謀工作崗位時,他的前任通常只和他一起繼續工作幾天就離開了,因此這個新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情報參謀助理來熟悉業務。以前受過的各種情報訓練只是一個機會或興趣的問題。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隱蔽和分散的參謀訓練班開設了情報分析選修課,還作了一些根據各種報告來瞭解敵人的總的情況的練習。一九三五年重建的軍事學院,同樣開設了一些講授情報,諜報局工作以及外國軍隊的課程。然而並沒有開設情報技術必修課。全部的講授都強調戰術。教官只是說情報工作是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戰爭改變了這種情況。當哈爾德擬訂戰時新的參謀官訓練條例時,命令高級參謀部的訓練「重點應放在情報參謀身上」。
  然而,還沒有塗上參謀成員的聖油的後備軍官則要聽專門課程。從一九四零年以後,這些課程要上六個星期,課堂設在集團軍群司令部。但由於課程不統一,而且難於使一個地區的經驗用於另一個地區,因此東線外軍處於一九四二年決定在波森(現波茲南)建立一所情報學校。每期三個星期,既學習基本技術,也瞭解當前軍事形勢和敵軍情況。八十二講當中,有二十四講是通過實例進行的。此外,在作戰前線,集團軍群舉辦講授最新課程的短期訓練班。
  在西線,集團軍群B開辦情報參謀訓練班。第二期的兩個星期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中舉辦的,下級部隊和友鄰部隊的四十一名軍官參加了學習。講授的課題有:作為作戰參謀助手的情報參謀,情報參謀的報告,英美軍隊在戰術、技術和編制上的革新,航空攝影以及航空照片分析,無線電偵察入門,納粹領導以及海軍問題。幾乎每天都有一次圖上對抗演習。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四月十五日,星期六,課程安排如下;時間———————題目————教官:9 :00—10:00——英美大機群的編隊和戰術要求——第三機群基爾希上校;10:15—11:00——偵察要求——西線總司令情報參謀;11:15—12:45——圖上對抗演習(實例二,第三)——西線總司令情報參謀;14:00—16:00——部分;  16:15—17:00——簡要介紹間諜工作的活動範圍——諜報局西線主站一處瓦格中校。
  雖然有些軍官是在學了這樣的課程以後成為高級參謀部的情報參謀助理的,但是軍和師的情報參謀助理,只是憑經驗學習。東線外軍處發行的大約有十二頁的情報手冊——一九四三年的《軍和師情報參謀手冊》和一九四四年的《東線部隊情報參謀工作》——以及關於《敵人情報工作》的條例,進一步指導了這方面的工作並使它標準化。到一九四四年,軍隊認識到情報專家的價值,禁止為了別的目的而使用受過訓練的師情報參謀和軍情報參謀。
  在俄國的幾個集團軍群和集團軍的情報參謀的日常事務彼此都很相似。這是因為各參謀部的活動都一樣。所有的司令官都在每天上午十時左右,在他們的參謀部所駐紮的辦公樓或學校或旅館或農舍裡召開形勢會議。情報參謀通常從他自己的房間走出來參加會改,他的房間靠近作戰參謀的辦公室,房間牆上貼滿地圖,桌上擺滿文件。他通常只在要他說話的時候才說話,此外,所有的情報參謀每天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向上級當局遞呈兩至三次報告。上午的報告基本上是講頭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它並不作任何分析估價。各師必須在清晨五時以前將報告送給軍部。各軍選出最切題的情報,加上它自己的偵察機構偵察到的情報,在上午六時三十分以前向集團軍遞送一份綜合報告。各集團軍重複這個過程,各集團軍群也重複這個過程,於是它們的報告於上午九時到達東線外軍處。各師又在下午四時開始這樣的程序,於晚上八時在東線外軍處結束。這些晚間報告的綜合性更強。
  它們往往概括了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敵人的活動。低級指揮部的報告,一般談的是由德國軍隊觀察到的最重要的敵人活動,這些報告通常得到對峙敵軍的俘虜和逃兵的證實。高級司令部的報告,往往根據情報參謀對他所看到的敵方形勢所作的總的估計得出結論。然後在作戰中,集團軍和集團軍群加上一份第三個報告,即每日報告。這份報告中有對當日形勢的最後估計,於午夜和凌晨一點之間送到東線外軍處。
  這些報告和會議規定了情報參謀一天的生活節奏。當南部集團軍群情報參謀漢斯一阿道夫·馮·布盧姆勒德爾上校大約在上午七時或七時三十分到達他在扎波羅熱的辦公室時,他發現寫字檯上有三、四份集團軍情報參謀的報告。他閱讀這些報告,然後開始給情報參謀們打電話。在你的報告遞上來以後情況有什麼變化嗎?報告上的某某某某句子是什麼意思?我們在這裡認為形勢是這樣的;你認為怎樣?接著他在電話分機的耳機上傾聽他的參謀長同集團軍參謀長之間的類似談話。然後他同手下的各種專家——空中偵察聯絡官,無線電偵察聯絡官,戰鬥序列專家、諜報局頭目以及其他人——一起開會。他們向他報告最新情報;他告訴他們他需要什麼情報。這個會常常開一個小時,有時甚至開幾個小時。
  當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情報參謀助理撰寫上午報告並把它發出去。然後布盧姆勒德爾把他的敵人形勢圖(製圖員剛剛在地圖上做上新的記號)收集起來,他先把報告送給作戰參謀,然後送給參謀長,這兩個報告都是很詳細的,然後再送給司令官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希望這些報告盡量短些:布盧姆勒德爾的報告讀起來很少超過五分鐘。
  回到辦公室裡,他打電話給鄰近的情報參謀、中部集團軍群的格斯多夫交換意見,並且給東線外軍處負責他這個集團軍群的情報官打電話。上午剩下的時間和午後的一段時間,他多半用來批閱文件和處理非情報事務。布盧姆勒德爾很少飛到很遠的前線,也很少到下級部隊;而格斯多夫常常視察前線部隊,一直下到營,實地瞭解情況,考察下級參謀部情報參謀的工作。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收到他們的偵察機構送來的報告時,有些人過於輕信,有些人過於謹慎;此外,有的指揮官誇大敵人的活動,以便得到更多的物資。瞭解了這些情況,就能使高級情報參謀更敏銳地判斷他們的報告。
  大約從下午三點三十分起,布盧姆勒德爾又開始打電話,閱讀報告,開會。然後就去完成一位情報參謀說是所有任務中最艱難的一項任務:把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跡象概括為一份報告,對敵人正在幹什麼,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對敵人的意圖作出全面的估計。這就是下午的報告。情報參謀必須在這份報告送交東線外軍處以前送給他的參謀長。如果要寫一道第二天的作戰命令,情報參謀草擬第一段,即「關於敵人的一段」,概括當前敵人的情況。
  晚上,吃過晚飯以後,布盧姆勒德爾還要打電話瞭解最重要的情況,檢查一下他的各個收集情報的機構是否工作得很順利,並把當天的報告發出去,最後在大約十一點或十一點三十分離開辦公室去睡覺。
  情報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分析、估價情報——確定敵人各種行動的含意。情報參謀如何進行這項工作呢?他怎樣把數百個單獨的觀察結果綜合成一份預測敵人將在何時何地採取什麼行動的報告呢?他基本上是把各種觀察綜合起來,再把它同不同時間和地點所作的觀察進行比較。其中不同之處就是敵人意圖的線索。在基洛夫逮捕一個俄國間諜並不能說明許多問題。在情報參謀所在地區四處逮捕了許多俄國間諜也沒有很大意義。但是如果情報參謀注意到這些逮捕集中在基洛夫,而不是在他那個地區的其他地方,那麼他就能推測出俄國人對收集有關基洛夫的情報感興趣,大概是要準備對它發起進攻。
  為了便於把個別情況自動聯繫起來並進行比較,情報參謀把個別情況都在地圖上做上記號。他有許多地圖,這些地圖以不同方式說明敵人情況,這樣的地圖有時多達二十五幅。最重要的是敵人形勢圖,上面標出了敵人的陣地。其他——些地圖顯示了:敵人的巡邏活動,白天空中偵察結果,夜間空中偵察結果,無線電偵察結果,敵特的活動,敵軍空軍情況,敵軍炮兵情況(眼前的和每十天一個間隔的),敵人的鐵路情況,敵人的佈雷情況,敵人的橋樑狀況,以及歐洲的形勢。比方說,如果白天偵察地圖表明開往基洛夫前線的火車比開往維亞茲馬的多,那麼可以推測出進攻基洛夫的可能性更大(其他一切也是這樣估計的)。
  雖然敵人行動的地點和時間可以用圖表這個最有效的方式表示出來,但進一步的情報卻來自另外一種資料庫。每個情報參謀部都保存有關敵軍部隊、敵軍將領和敵軍野戰郵政編碼(從繳獲的文件來辨認部隊)的卡片索引。布盧姆勒德爾把這方面工作的負責人稱作「我的最重要的夥計之一」。
  部隊卡片索引不僅包括某個德國集團軍或集團軍群對面的部隊,而且包括被確認在整個東線上的所有部隊,一直到團和獨立營。每個部隊的卡片記載著它的最新位置,它的歷史、兵力、指揮官,上級司令部,所屬部隊,裝備,對它的戰鬥力的評價,等等。每個集團軍群和集團軍根據在它的前線新發現的情況隨時更新卡片,並把這些情況通過情報參謀的定期報告和各地區指揮官之間的電話談話通告給別的單位。
  他們在這種戰鬥序列情報——所有情報中最基本的情報——中最有價值的一種工具,是一本鮮紅封面的比較厚的冊子,書名叫《紅色聖經》。這本冊子列舉了敵軍中所有已知的高級部隊。不同的敵軍有不同的冊子,東線外軍處或西線外軍處不斷出版這樣的新冊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出的關於蘇聯紅軍的那個版本共五百八十四頁,它是更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那個版本的冊子裡所要包含的詳盡內容,說明了戰鬥序列情報工作的複雜性,冊子裡記載著已被消滅的部隊(這些部隊的番號可再次使用),以及重新編了番號的部隊(冊子既載有這些部隊的舊番號,也載有它們的新番號)。戰鬥序列情報主要是要確定蘇軍在整個東線的總兵力。許多其他單位源源不斷送來這方面的資料。所以說幾個司令部和東線外軍處重複了這項工作。不過卡片也能幫助每個個別的司令部。
  如果有一些部隊突然出現在這個司令部的作戰區域前面,而卡片記錄著這些部隊是蘇聯的突擊隊,情報參謀就可以認為敵人有可能即將發動一場進攻。
  情報參謀確定能夠從一個情報來源那裡看出敵人行動的跡象。但是他不願意憑這麼一點點根據就向他的司令官預言敵人的行動。他通常只在一個情報來源的分析同另外一個情報來源的分析相吻合的時候才作出預報。這就是情報的相互印證。布盧姆勒德爾親身經歷過一個算得上是典型的例子。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南部戰線一個大轉彎向西伸向羅馬尼亞的喀爾巴阡山脈。德軍預料蘇軍會發動夏季攻勢,但是將向哪裡進攻呢?他們是要奪取斯坦尼斯拉夫和山脈那邊的匈牙利呢?還是要從他們在特爾諾波爾的基地出擊,進攻稍稍靠北的利沃夫和波蘭?這兩種可能性在作戰上都是行得通的。正當布盧姆勒德爾苦苦思考這種形勢的時候,某軍情報參謀報告了對俄軍戰線後面一小段鐵路的部分目視偵察結果。德軍從斯特雷帕河上的一個觀察站往外看到載滿軍人的列車向北開,空車南返。
  「啁哈,」布盧姆勒德爾自言自語地說。 「他們正從那裡把人拉到特爾諾波爾去。」調兵的證據相當可靠,但是它只來自一個情報來源,而且關於特爾諾波爾的結論完全出於猜測。突然新的情報來了。德軍擊落了一架蘇聯的軍郵班機。經過查核證明這架飛機屬於第三十八集團軍,飛機裡的炮手和他攜帶的文件都證明,俄國人的確正在把第三十八集團軍從斯坦尼斯拉夫對面的南部戰線調往利沃夫對面的特爾諾波爾。七月份,當俄軍進攻時,德軍由於確信已經得到證實的情報,已經作好了準備。第三十八集團軍在最初兩天只前進了十英里,後來在德軍的反攻下,它甚至後退了一段距離。
  這種確定,這種證實,就是情報參謀所謂他們的工作是「拼拼湊湊的工作」的意思。把零碎分散的各種材料拼湊成一幅連貫的圖畫。最有價值的情報來自口頭證據。在作戰指揮部,這是戰俘情報。在戰鬥指揮部,這是無線電情報。但數量最多和最肯定的情報來自前線部隊的親身觀察。東線外軍處在它的《東線部隊情報參謀工作》手冊裡,列舉下列各條蘇軍發動進攻的跡象:越來越多的偵察和襲擊隊的活動試探德軍前線;游擊隊、偵察隊和間諜在德軍戰線後面進行偵察;敵軍各部隊戰線的收縮(根據對換防的觀察、站崗路線的改變和俘虜的供述作出判斷);作為進攻出擊點的塹壕系統向前延伸;不斷增加空中活動(夜間戰鬥機扔傘投照明彈,轟炸個別目標)。更高級的觀察提供了蘇軍意圖的更多線索。無線電的沉寂,突擊隊的出現,某些地區空防的加強等等,都暗示準備發動進攻。已知部隊的消失,佯攻,大炮射擊、空中活動、游擊隊活動、特務和逃兵的減少顯示了防禦意圖。任何一個地區的任何活動的任何加強——無線電通訊網特別密集,部隊準備地域縱深的擴大,尤其是大炮、追擊炮和坦克陣地的密集——表示這個地區大概就是發動進攻的地方。德國的情報參謀甚至常常能從俄軍的活動格局中大致推測出俄軍發動進攻的時間。俄軍在發動進攻前八至十天開始威力偵察,偵察兵力多達一個團。在進攻前四至五天,無線電打破沉寂。進攻前兩至三天,重武器運到陣地。同時逃兵大量增加。如果發酒給蘇聯士兵喝,那就是馬上要發動進攻了。
  情報工作並不是枯燥無味的。不同的情報參謀根據同樣的跡象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一九四四年夏,陸軍最高司令部要北部集團軍群調一些後備部隊給正受到俄軍威脅的中部集團軍群。北部集團軍群司令和參謀長傾向於同意,因為他們看不出有俄軍立即發動進攻的危險。蘇軍在進攻拉脫維亞中已經遭到三次失敗,大概不會再進攻,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進攻別的地方,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外,空中偵察表明,敵軍全線後撤了六英里。
  但是情報參謀對這些跡像有不同的解釋。俄軍後撤了相當短的六英里,說明他們並不是根本撤出戰線,而只是在那裡休整他們的軍隊。在其他地方發動的新攻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為沒有調更多的部隊去進行後續作戰。這說明他們只是佯攻,或者是以進攻來牽制德軍。情報參謀還覺得,俄軍發動三次進攻,說明他們非常急於達到他們的目標——拉脫維亞的主要港口裡加。他認為俄軍即使在失敗了三次以後,也不會放棄這個目標。經過許多次討論以後,情報參謀說服他的上級接受了他的觀點。於是集團軍群司令獲准把後備部隊再留一個星期,然後再派他們走。第七天,俄軍發動了進攻。北部集團軍群把它打退了。
  情報參謀是根據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的同樣的邏輯歸納法來進行預測的。這就在於可能性,是要憑經驗體會的。
  根據邏輯歸納法,當一再發現一個事物同另一個事物有聯繫,而且這種聯繫從不割斷時,那麼這兩者在將來很有可能也會聯繫在一起。一百隻象、一百萬隻象的皮膚都是灰色的,那麼第一百萬零一隻象的皮膚可能也是灰色的。某些跡象常常表明俄軍要發動進攻;當情報參謀看到上述跡象時,就預料會有進攻了。當德軍俘虜了兩名從一個團裡開小差的逃兵時,他們就推測出有一整個俄國集團軍在那裡,因為他們原來已經發現,俄軍一般是要保持他們作戰部隊的完整性的,因此各師(和所屬各團)和各軍在一段長時期內是共同呆在一個集團軍裡的。
  但是歸納法推理有漏洞,對情報參謀構成了危險。敵人的欺騙就能鑽這個漏洞的空子。哲學家戴維·休姆第一個分析了歸納法的問題。邏輯理論中沒有哪一條要求將來的某件事情必須同過去的一模一樣。因此差別總是存在的。第一百萬零一隻象可能是白色的。歸納法只是表示了可能性。誠然,事物之間的聯繫在過去出現得越經常,那麼在將來出現的可能性就越大。但這並不是肯定的,例外情況往往會從歸納法的漏洞裡鑽出來。
  情報軍官雖有可能不知道休姆的理論,卻和別人一樣瞭解形勢。他們知道未來並不完全因襲過去。因而他們碰到許多例子時,就不知道某些情況是重複過去的模式還是有所不同——特別是,是否是一種欺騙。
  他們察覺到什麼嗎?俄國人愚弄了他們嗎?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主要的理由是,俄國人似乎從來不進行大規模的欺騙活動。他們沒有裝甲部隊和人力來進行無用的行軍去愚弄德軍;他們寧可使用部隊發動進攻。當然,他們經常成功地偽裝他們的部隊和坦克,但這不同於欺騙。俄國人確實經常用無線電進行欺騙。但是銳敏的德國無線電情報機構也經常識破它們的欺騙。情報參謀相信,即使監聽隊沒有聽到,配合得很好的德國情報機構,由於發現本來認為應該出現的部隊調動和供應品的運輸而沒有出現,就可以察覺到這是欺騙。
  雖然絕大部分情報參謀的工作是為上級服務,是向司令官報告,但有些情報送給下級軍官和士兵。這些情報預先告訴他們敵軍是什麼性質的。一九四四年年初,第二裝甲師從俄國前線調到西線後不久,該師情報參謀向下散發了《敵人情報活頁材料》,介紹英國軍隊情況,一共八頁。他是根據西線外軍處和德國空軍情報機構的出版物重寫的。 「英國土兵勇敢、堅強,不怕挫折,」他在開頭寫道。接著他評價了英帝國其他成員國的部隊。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部隊的戰鬥力並不太好;內部紀律比英國軍隊差得多。」這位情報參謀說英軍高級軍官領導「有方」,下級軍官比較「靈活」,還談到英軍諸兵種和諸軍種的編制情況。然後他又介紹了英國軍隊的進攻戰術。對一個步兵師來說,進攻「是經過慎重準備的」,而且「哪裡有可能在黎明前開始進攻……坦克分幾次攻擊波出動。第一次攻擊波的主要任務是摧毀敵人的反坦克武器。如果可能,它和跟進步兵的距離不應超過一千碼。
  ……如果進攻在某個地方受阻,部隊就放煙幕把自己掩蔽起來,在這種掩護下改變攻擊方向。」這些詳細的說明,是為了使德軍在英軍進攻前面不致驚慌失措,使他們能更有效地打擊敵人。用同樣的方法,也為了同樣的原因,第十五裝甲師的情報官給他的戰鬥部隊散發了如何打美國坦克的示意圖,指出了應該打哪些部位,不應該打哪些部位。
  當然,情報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效果取決於情報參謀自己。並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好的。一九四四年在諾曼底視察的一個軍官報告說,至少在作戰中,第二裝甲師情報參謀的工作「不是非常令人滿意的。地圖不充分,沒有敵軍各部隊的卡片索引。」駐紮在意大利的二三八步兵師的情報參謀只不過保存了有關敵軍資料的書籍;真正的情報分析是由作戰參謀和師長做出的。格斯多夫本人以前就是一名情報官,盟軍登陸期間,他擔任駐法國的第七集團軍的參謀長,他不得不開除三名情報參謀,然後才找到一名能勝任這項工作的情報參謀。其他的情報官是極為令人滿意的。在諾曼底視察的那位軍官,表揚了黨衛隊第十七裝甲坦克師情報參謀的「出色工作」。關於第四十七裝甲軍情報官的工作, 他寫道:「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可靠的,給人印象良好。有著非常詳細的和悉心保存的情況卡片。情報參謀準確地瞭解了他那個防禦地段的一切情況,而且對橋頭堡其他部分的敵軍表現了極大的興趣。」
  情報參謀工作效果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是他同上級的關係,特別是同司令官的關係。單是情報參謀的工作,就使他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他比參謀部的任何人處境都難,因為他要報告壞消息。司令官基本上想聽的是沒有敵人來打他這樣的話,而情報參謀的工作恰恰是告訴他相反的消息。司令官常常覺得,情報參謀把事情說得比本來的更壞,這樣就有可能削弱或破壞最為重要的戰鬥意志。此外,不像作戰參謀的報告那樣,要麼是好消息,要麼是壞消息,情報參謀的情報則是不肯定的,像沙一樣地游移不定,像霧一樣地虛無縹緲。然而,司令官在判斷形勢時,仍然要部分依靠情報參謀的情報來作出決定。事實上,情報參謀常常比別的人更能使司令官的願望遭到破滅,他能迫使司令官放棄一個周密思考出來的計劃。他的情報是消極的、悲觀的。法老殺死送噩耗的人。司令官拒絕或不理睬他的情報參謀。
  在希臘戰役期間,第十二集團軍參謀長在——個時期乾脆一連好幾天不讓他的情報參謀到他的跟前去。其他司令官暗自說: 「情報參謀又帶著他那一套材料來了。可我還是要照我的幹。」然後他們基本上是要情報參謀證實他們對形勢的看法。不過,一個好的情報官常常能夠薦舉自己,從而也把他的情報兜售了出去。在中部集團軍群,陸軍元帥京特·馮·克盧格最初對格斯多夫的情報不感興趣。但是當這位情報參謀以內行的方式遞交了幾次材料以後,克盧格就定期要材料了。毫無疑問,被訓練得用同樣思想思考問題的參謀軍官之間的共同諒解,對接受情報參謀的情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情報參謀的性格和能力也起了作用。這最終導致司令官之所以使用情報材料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他對於給他材料的這個人的信任。
  當一個司令官相信他的情報參謀,因而也相信這個情報參謀送交給他的情報的時候,結果往往產生軍事效果。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間,布盧姆勒德爾同他的司令官曼施泰因就是這樣的。那是發生在德軍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大敗之後,德軍正在他們最後一次成功的攻勢中進行反擊的時候。曼施泰因,這個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職業戰術家中最傑出的一個,對布盧姆勒德爾說: 「告訴我那裡發生的情況,我好據此採取行動。」他就是這麼做的。他傾聽了布盧姆勒德爾的五分鐘的匯報。然後,他利用這個情報,把他的軍隊從敵軍力量薄弱的地方撤出來,把他們投入到向南部大平原推進時需要這些部隊的地方,他的運籌指揮是如此的神妙,以致不僅他自己的參謀部,就連俄軍也驚訝得目瞪口呆。
  但是情報參謀也知道,單靠情報並不能取勝。它需要部隊和槍炮。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即使是最可靠的情報,德軍也將一事無成。一九四四年盟軍的進攻發起日之後兩天在諾曼底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當德軍與登陸盟軍展開激戰,要把入侵者攆回大海(他們就從那裡攻入了希特勒的歐羅巴要塞)時,九一六近衛步兵團接到命令:向已經佔領登陸灘「奧馬哈」上面的海濱村莊維埃維爾村的美國軍隊發起反攻。德軍向前推進,在交火中,一名年輕的美國軍官被打死了,他可能是參謀部的一個前進梯隊的隊員。德軍在維埃維爾村的正東發現了他的屍體,他們在他隨身攜帶的一個皮包裡,發現美國兩個主要突擊部隊之一的第五軍的絕密作戰計劃。這個消息大約在晚上十點鐘傳到上級司令部。接著詳細的報告就到了。六月八日大約凌晨一時,這些情況通過電話報告了第八十四軍軍長,然後又報告了第七集團軍參謀長。當那份一百頁的作戰計劃在當天晚些時候送到軍部時,軍部把它送到第七集團軍,以便進行更仔細的分析。到了六月八日晚上,這份文件的最重要的內容,已經送到集團軍群B和西線總司令那裡。
  這份油印的命令,把第五軍的編制和目標告訴了德軍:「第五軍由第一、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步兵師組成,配屬部隊有第二、第五別動營及其他部隊,它將襲擊「奧馬哈」海灘,削弱敵軍的抵抗,佔領維埃維爾一科爾維爾村灘頭堡,向南朝聖洛方向推進,掩護其他部隊的登陸和美國第一集團軍的供應。」
  正當德軍仔細分析這一文件時,他們又意外發現了一個文件。六月八日凌晨,九一四步兵團的人員,在維爾河寬闊泥濘的人海口(它把「奧馬哈」海灘同另外一個代號叫做「猶他」的美軍登陸海灘分隔開)看見一隻漂到岸上的小船。他們在船裡發現了另一個美國突擊部隊第七軍的絕密作戰計劃。
  2 ·任務。a·第五軍,由第一、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步兵師組成,配屬部隊有第二、 第五別動營及其他部隊,將襲擊「奧馬哈」海灘, 削弱敵軍的抵抗,佔領維埃維爾一科爾維爾村灘頭堡,向南朝聖洛方向推進,掩護其他部隊的登陸和美國第一集團軍的供應。前進速度將和英國第二集團軍的前進速度保持一致,屆時由第五軍軍部發出命令。 (見作戰透明圖——附件第十一號)。
  到上午六點四十分,第七集團軍參謀長便用電傳打字電報機把美軍作戰計劃的重要細節報告給集團軍群B作戰參謀:「任務;從科唐坦一基納維爾橋頭堡向北發起進攻,由陸路佔領瑟堡。」這是絕對正確的。
  就這樣,在登陸開始後的四十八個小時之內,德軍就掌握了美軍在猛攻的第一階段的整個戰鬥序列和作戰計劃。這是一次聳人聽聞的發現,這樣的發現,情報參謀一般只能夢想而已。但是這次發現的情報的實際價值並不是很大。德軍早已預見到佔領瑟堡是美軍的主要目標;第七集團軍說,繳獲的文件只不過「證實了集團軍關於敵軍作戰意圖的看法。」向聖洛進攻在戰鬥的第二天就被看出來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地理條件和盟軍的兵力使情報的效果等於零。美國空軍優勢使德軍既不能調來新的部隊,也不能迅速調動已經在那裡的部隊去阻止美國計劃好了的行動。在美軍東面的英軍向巴黎挺進而逼近德國的危險,比美軍向西部和南部運動所引起的關注要大得多:德軍不得不以強大的兵力來阻止英軍的前進。
  這樣,德國情報機構雖然幾乎全部掌握了美軍意圖的情報,卻不能、也沒有影響德軍在戰爭中這場最關鍵的戰鬥中的防禦形勢。情報是次要的因素。如果沒有實力,它就一錢不值。最好的情報參謀也不如他的將軍的最強大的一個團。
  23.東線外軍處和西線外軍處
  德國軍事情報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戰敗引起了騷亂,共產黨揭竿而起,陸軍參謀總長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於二月一日建立了德軍在和平時期的第一個全面分析估價情報的機構。他將當時正在遣散的戰時總司令部外國軍隊處併入重新建立起來的參謀總部。
  當參謀總部在凡爾賽條約的禁止下,把自己喬裝成軍隊部的時候,外國軍隊處也將自己隱藏起來,換了一個不太顯眼的名稱,叫做統計處,這個名稱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那時收集外國的情報就叫做「軍事統計」。統計處是軍隊部的第三處。
  在過渡時期,三處處長仍然是整個大戰期間該處的處長馮·勞赫少校。他在一九二零年六月被後來擔任駐華盛頓陸軍武官的弗裡德裡希·馮·伯蒂歇爾少校所接替。伯蒂歇爾首次將該處分為東方組和西方組。他的繼任人中有一個是埃裡希·庫倫塔爾上校,也就是後來駐羅馬的陸軍武官,諜報局在西班牙的間諜的鼻祖。在最初的這幾年中,軍隊部三處平均有十六名軍官(不包括隸屬於它的四人諜報小組)。幾位軍官後來晉陞為高級參謀軍官:漢斯·耶順內克中尉後來擔任空軍參謀長;漢斯·斯派達爾上尉後來在盟軍進攻諾曼底期間擔任隆美爾的參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尉後來擔任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部長。但是,軍隊部三處沒有一個成員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馳戰沙場的將領而聞名的,有力地證明了參謀總部是如何把它最優秀的成員排除在情報機構之外。
  希特勒上台之後兩個月,卡爾—海因裡希·施蒂爾普納格爾上校擔任了軍隊部三處處長。施蒂爾普納格爾是一個溫和謙遜的人,雖然由於他毫無諱忌地陳述了他的一部分反希特勒的觀點,因而被人認為是「一頭闖入瓷器店的公牛」,但他孜孜以求的與其說是譁眾取寵,不如說是埋頭自己的工作。
  他同未來的參謀總長路德維希。貝克合作,寫了一本正式小手冊《部隊指揮》,即「弗裡達姨媽」,這本手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向許多指揮官教授了戰術。希特勒入侵俄國的時候,施蒂爾普納格爾指揮了一個集團軍;後來他擔任法國德占區的軍事監督;一九四四年,他和貝克在暗殺希特勒未遂後都丟了性命。
  施蒂爾普納格爾為這個情報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工作打下了基礎。這個處在幾年前已剝掉了偽裝,恢復了「外國軍隊處」的老名稱。現在,在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奪回薩爾、廢除凡爾賽條約、開始把自己的軍隊擴充三倍、並向萊茵蘭進軍的令人陶醉的年月裡,軍隊部三處的規模也在擴大。
  前德軍軍官,作為編外人員被三處僱用起來,幫助處理收到的情報,情報數量由於武官的派遣和諜報處以及無線電情報機構的擴大而大大增加。然而三處的大部分情報仍然來自日報和軍事報刊,三處工作人員每天上午都閱讀這些報刊。負責大不列顛及其聯邦的軍官得到《每日電訊報》、《聯合軍事評論》、《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季刊、《陸軍季刊》、《皇家工兵雜誌》、《皇家炮兵雜誌》、《皇家陸軍後勤部隊季刊》,《騎兵雜誌》,西方組組長負責閱讀《泰晤士報》。三處收集人口統計資料;根據戰前的原則,每一百萬平民要提供兩個師的兵員和支持力量,這些資料將有助於對敵軍規模作出估計。軍官們將這些統計數字和其他細節,例如軍事預算數字,一一填入各國統計簿,每年春天,三處公佈一批小冊子,歸納了所有這些統計數字,評述了一些大國在同德國發生戰爭時的軍事力量和軍事潛力。三處還注視著當前形勢。在一九三五年薩爾舉行公民投票期間,施蒂爾普納格爾悲觀地警告法軍在邊境地區進行活動的危險——儘管後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第二年,施蒂爾普納格爾晉陞為師長,當了將軍。接替他領導陸軍參謀總部三處的是庫特·馮·蒂佩爾斯基希上校(後來的第四副參謀總長)。蒂佩爾斯基希繼續並加強了施蒂爾普納格爾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外國軍隊處設有行政組、武官組、登記組和五個地區組,分東、西兩個梯隊。但是希特勒的侵略戰爭使一個又一個國家成為潛在敵人,他的重整軍備使軍隊獲得了額外的兵員。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恰好是世界其他各國驚聞砸玻璃窗之夜(毆打猶太人、破壞猶太人財產、反映了當時德國情緒的一場大規模暴行)的第二天——新任參謀總長弗朗茨·哈爾德把他的情報機構的人數擴大了一倍。他成立了西線外軍處和東線外軍處,西線外軍處保留了參謀總部三處的名稱,東線外軍處則成為一個新處——十二處。它們是第三帝國的關鍵情報機構,是進行最重要的情報分析和估價的兩個機構。哈爾德任命蒂佩爾斯基希為第四副參謀總長,領導這兩個機構。
  哈爾德還任命烏爾裡希·利斯中校擔任西線外軍處處長。
  利斯身材魁梧,面色紅潤,四十剛出頭,未婚,上午有點愛發脾氣,當過炮兵,是一個優秀騎手,獲過四十六次賽馬獎。他對德國以外的世界的瞭解,比典型的參謀官要全面得多。他喜歡英國人,幾次訪問過他們的國家,英語講得很流利。他還懂法語和意大利語。他在一九三一年首次進入外國軍隊處,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中間破例沒有到部隊中服役。當他擔任整個新處處長的時候,他已經升為西梯隊負責人。他後來升為上校,這是處長通常享有的軍銜。
  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前幾天,參謀總部的多數機構撤出柏林本德萊爾大街它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其他機構共同使用的那座橙色粉牆的建築物,搬到柏林南面二十英里的措森鎮附近的野戰司令部。西線外軍處仍然留在柏林,靠近幾乎是它的唯一情報來源的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九月一日,希特勒要向國會講話,宣佈從當日上午五點四十五分起,德國開始還擊波蘭正規軍頭天晚上對德國領土的襲擊,利斯前往他所喜愛的一家飯館聽希特勒發表講話。他驅車經過威廉街,穿過勃蘭登堡門。街上的情景同一九一四年時的情景迥然不同。當時,歡呼的人群湧往街頭歡迎戰爭。現在,在利斯經過的整條路線上,只看見一隊身穿黑制服的黨衛隊隊員站在街上。在他們後面的動物園裡只有一棵棵啞然無聲的樹木。一股恐懼的感覺湧上利斯的心頭。
  第二天,法國人封鎖了邊界。送過來的間諜報告的數量減少了,蒂佩爾斯基希允許西線外軍處也搬到措森(東線外軍處已經在那裡)。利斯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帶著卷宗,下午離開,傍晚到達。他們的可防毒氣的鋼骨水泥掩體,有一個陡峭的A字形屋頂,這樣的設計是為了炸彈扔在上面會滑下去;一米厚的鋼筋水泥保護著的地下室,完全是按照第一層辦公室的樣子設計的,這樣即使在空襲期間,工作可以照常進行。為參謀總部其他處修建的類似掩體,圍成兩個半圓形,這兩個半圓形稱作「邁巴赫一號」和「邁巴赫二號」;所有的掩體都由地道連接起來。整個營地,連同它的散佈在這塊長著松樹的平原上的兵營、馬廄和車庫,有一個代號,叫做「策佩林」。利斯的那棟建築物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當他那個處搬進來的時候,鑽孔器還在作業,在屋子裡發出回聲,灰塵在夏季悶熱的空氣中飄蕩。當天晚上,他在軍官食堂碰見了西線外軍處前處長施蒂爾普納格爾,後者現在擔任了第一副參謀總長,他向利斯介紹了最新情況。
  在「虛戰」期間,西線外軍處令人尷尬地無事可做。每天上午十點,利斯和其他大處的處長集中在施蒂爾普納格爾的辦公室作「早禱」——召開形勢會議。利斯總是首先發言,但他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他有時覺得他對敵軍情況的描繪,就像十九世紀非洲地圖一樣地空白。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是湊在一塊兒等著和哈爾德一起開會,哈爾德主要忙著指揮波蘭戰役。這使喜愛法國食品的利斯有時間去對措森的飯食大發牢騷。措森實行野戰定量供應,利斯認為,這個主意在理論上不錯,但在實際上非常不適合總司令部辛苦的腦力工作。直到一九四零年五月開始進攻法國的時候,上夜班的人甚至喝不到咖啡。利斯罵罵咧咧地說·世界上沒有其他軍隊如此不顧影響刻薄對待自己的寶貝軍官。
  他花了一些時間擴充自己那個處。戰爭開始後兩個月,他把軍官幹部的人數擴大到十六人。在招收辦事員的時候,他以施蒂爾普納格爾的那位入伍前是一位銀行家的副官提出的一個建議作為衡量標準。他僱傭銀行職員,他們至少要精通語言,習慣於快速準確地工作,而且能夠用打字機把別人的口授打出來——這樣的活很少是男人幹的。招收後備軍官時,利斯尋求眼界開闊而且具有國外工作經驗的人,例如曾經在外國呆過的新聞工作者和實業家。他發現律師不大適合做情報工作,覺得他們的想法太呆板,太抽像。
  但是所有的組長和關鍵崗位上的軍官都是一般參謀。沒有一人接受過特殊的情報訓練。人們認為他們在軍官學校的學習以及他們具備的一般軍事經驗,使他們適合於對每項情報的含意及其在作戰上的重要性作出判斷。他們一邊干一邊學習情報工作。這個過程一般要花三至六個月,準備擔任組長的人花的時間更長一些。據估計,一個新來的人要想自己有所貢獻,需要一年的時間。
  最初幾年挑選西線外軍處一般參謀的主要考慮因素,是要懂得外語和具有在國外生活的經驗。這些條件,以及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常常還具有的不偏不倚和熟練完善的素質,有助於在情報工作上獲得成功。但是這些條件和素質,在軍隊裡理所當然地沒有擔任更重要職務的戰場指揮官必具的條件和素質——果斷、魄力和決心——那樣地受到器重。因此,挑選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常常是作戰處挑選後剩下的那些人。然而,到了戰爭後期,西線外軍處同孿生的東線外軍處一樣,僱傭了一些負傷的軍官,他們可能不具備上述文化條件和素質,但確實具有作戰經驗。
  一個人一旦進入情報界,他就很有可能一直呆在那裡,因為花了許多時間才獲得的對敵軍情況的瞭解,是非常寶貴的,浪費了實在可惜。許多一般參謀最初討厭情報這個行業,他們認為自己是軍事上的多面手,擔心象利斯所說的那樣,他們將「只能得到優秀品行勳章,而不是騎士十字勳章和比較愉快的同志情誼。」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被情報工作吸引上了。洛塔爾·梅茨上尉一九四零年來到情報部門的時候是「很不樂意的」,但他很快就發現這個工作「使我入迷」」一半因為他搞情報比擔任師作戰參謀時對戰爭的瞭解要全面得多,一半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對高級指揮部的決策作出貢獻。利斯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自從我離開東普魯士來到三處,從來沒有——而且,除了後來在倫敦擔任武官的職務外,就再也沒有——一項丁作象目前的工作這樣使我感到非常滿足。我每天可以使用我學會的三門語言,我可以運用多年來獲得的全部技術知識和個人經驗……最後,我們三處的判斷常常可以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旦情報這個行業抓住了你,就不會很輕易地放你走了。」
  儘管如此,為了獲得至少是比較廣泛的經驗,為了同野戰部隊人保持聯繫,而且首先是為了取得晉陞的資格,西線外軍處的一般參謀通常要離開該處一至兩年,到前線服役。然後回到可以更好發揮他們的專長的地方。
  利斯強烈抱怨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沒有報告法軍的部署,並因此被認為是一個愛發牢騷的人。在德軍發起進攻之前的幾個月裡,利斯利用部分時間和這個間諜機構一起工作,以便改進它的工作。他和卡納裡斯一起出席了諜報局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的一次會議。他在西線外軍處為諜報局軍官舉辦訓練班,向他們講解他們的間諜報告如何才能反映比較全面的情況。除此以外,他到前線訪問了幾次。他在杜塞爾多夫和威斯巴登召集了西線情報參謀會議。他告訴他們他需要什麼,他們也告訴他他們想要什麼。這次會議的更加令人難忘的結果是「西線雞尾酒」。這種新的飲料是由西線外軍處所研究的十多個國家的等量名酒摻和而成的——比如英國的杜松子酒,意大利的康帕裡酒。
  利斯一再說所有的情報參謀都喜歡這種新飲料。
  他監督一些出版物的寫作、出版和發行,其中包括關於幾個西線敵國軍隊的新的備忘錄,配有敵軍坦克、武器和徽章的圖片的新冊子,以及敵軍防禦工事新地圖。利斯認為,西線外軍處的出版物,並不少於一個有利可圖的出版社的出版物。
  德國征服挪威以後,希特勒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利斯。(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利斯向希特勒匯報了在凡爾賽舉行軍事檢閱歡迎來訪的英王喬治六世時法軍給他留下的印象。)希特勒對英國俘虜感興趣,他叫利斯將俘虜中會講德語的軍官和軍士各一名帶到總理府花園。希特勒審問了他們以後,起身要走,但又轉身說道: 「好吧,孩子們,當你們寫信回家的時候,你們可以說這場戰爭是沒有必要的。」
  四十年代初期,利斯的主要工作是瞭解敵人的戰鬥序列。巡邏隊、戰俘和空中偵察提供了點點滴滴的情報。戰爭爆發時陷於癱瘓的間諜機構恢復了活動。無線電偵察,包括法國國防部密碼電文的破譯,提供的情報最多。西線外軍處的軍官收到這些詳細的情報後,把它們拼湊成一幅清楚的格局。空白的敵軍部署圖逐漸地被填滿了,就像巨大的法軍編制裝備表被逐漸填滿一樣。西線外軍處為即將進攻比利時最現代化的防禦工事之一的埃本·埃馬爾堡的德軍提供了立體圖畫。但是仍然有錯誤和空白點。西線外軍處把法國第九集團軍列為第一集團軍,而且不能回答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法軍在凡爾登周圍是否有足夠的後備兵力,可以朝北對計劃中的自阿登發起強攻的德國裝甲部隊的翼側發起反攻。
  德軍發起強攻之後,戰鬥幫助西線外軍處澄清了許多這樣的問題,該處的軍官們認為他們這次的情報活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為了靠近參謀總長(他已搬到離前線較近的地方)而在戰地司令部工作的西線外軍處,發現在法國的一百二十三個法國師和英國師之中的一百二十二個。該處的地圖顯示出這些師當中的大部分部署在法國西北部和比利時,等待著德國裝甲部隊的致命打擊,而且顯示出凡爾登周圍的敵軍很少,不大可能發起反攻。這個情報並非盡善盡美:西線外軍處一度找不到整整一個比利時集團軍的五十萬人。況且,從更深的意義上講,這個情報是不需要的,因為曼施泰因和希特勒早在有了這個情報以前就準備好了這次鐮刀砍草式的進攻。
  而且,西線外軍處的地位幾乎沒有提升,它還是象戰前那樣的半資料統計性質的機構。它的形勢報告只是列舉了敵軍部隊及其位置。它幾乎從未總結形勢,更少預言敵人的行動。它把這個任務讓給了作戰處。這項基本任務的讓出,進一步證明在德軍中情報完全從屬於作戰。
  只有當西歐的戰鬥已經停止、利斯的觀點再也不會同指揮一場戰鬥的某個作戰處的觀點發生衝突時,利斯才敢預言敵軍的行動。比如,一九四一年底,他提供了一份十七頁長的關於「中東英軍作戰指揮部在一九四二年的可能的活動」
  的報告,報告得出了如下結論;由於缺乏兵力,英國人恐怕連「保住他們對這個地區的佔領」也保不住。
  利斯以自由的方式領導著西線外軍處。如果某人表現出對工作勝任愉快,利斯就讓他獨當一面。否則他就密切監督下級的工作。他對書面報告刪改甚嚴。 「我不能發表這個報告,」他常常這樣地對他手下的年輕參謀說。 「你可以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說明問題。重寫吧。」他們果然重寫了。他本人就是一個擅長用日耳曼語所少見的簡短整齊的句子寫出清新流暢的散文的語言大師。法國戰役之後,他使用這種文體寫出了秘密文件第八十九號軍隊條例,即《敵軍情報工作》,這份四十三頁的文件構成了德軍的第一份正式情報手冊。他碰到一些組織問題。珍珠港事件爆發不久,希特勒對美國宣戰之後,他喪失了美國小組。這個小組調到東線外軍處去了,一半因為西線外軍處缺乏人員,一半因為日本專家都在東線外軍處,而且第四副參謀總長認為, 日、美這兩個國家必須放在一塊兒進行研究,因為德國人預料美國人將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美軍和英軍在北非登陸之後,美國小組又匆匆回到利斯那兒。算上美國小組,西線外軍處共有九十七個軍官、士兵和僱員。
  一九四三年初,利斯離開了他親手定型和大大加以擴充的西線外軍處。為了得到提升,他需要到前線服役。新上任的參謀總長蔡茨勒讓他在俄國指揮一個團。不久利斯升為將官,指揮一個步兵師。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受傷後被俄國人俘虜。
  接替他的是以前的一位下級。面部瘦削、頭腦敏捷的亞歷克西斯·巴龍·馮·倫內中校,在德軍閃電般地攻入法國的光榮日子裡,負責填寫巨大的法軍編制裝備表。他四十出頭,出生在俄國拉脫維亞眾多的日耳曼族貴族家庭當中的一個家庭;他的俄語講得很流利。一九四二年初,他被調到東線外軍處,當時該處全力應付俄國戰役。倫內擔任三組的新組長,這個組分析繳獲的文件,他迅速地提高了工作質量,不去翻譯過時的文件,而是集中力量積極處理有用的材料。東線外軍處的新處長賴因哈德·格倫不久就讓他擔任自己的作戰參謀。利斯聽了這個情況後說道, 「這正是他天生所就的職位。」利斯離開西線外軍處以後,由於取消了第四副參謀總長而奉命關照這個處的倫格,極力推薦倫內擔任這個處的處長。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他果然擔任這個處的處長。作為處長,他管得很細,甚至有些刻板;他可以在下級面前儼然以上級自居,並且諷刺挖苦下級;但是在他的無框眼鏡和緊鎖的雙唇後面,有一副象玻璃一樣清晰的頭腦在工作。
  利斯沒有預料到盟軍進攻北非,第二年,部分由於受了漂到西班牙海岸上的一具屍體身上的假文件的欺騙,倫內對盟軍進攻西西里也感到意外。後來,盟軍出乎意料地在安齊奧和內圖諾登陸,使他非常尷尬。希特勒完全清楚這些失敗,因為幾個月後他異常惱怒地說; 「他們搞的幾次登陸,我們一次也沒有發現。」現在倫內面臨著德國情報官從來沒有接受過的最困難的任務:弄清盟軍何時越過海峽大舉進攻歐陸?
  將在何處登陸?
  他和他手下的軍官將各種現有的跡象歸納在一起,他們雖然充分意識到有些特務可能是雙重特務,但他們尤其感到惱火的是間諜的報告。
  「這個人的報告有十次是正確的,」曾一度領導美國組的裡夏德·奧伊勒中校常常暗暗對自己說。 「這第十一次也是正確的嗎?還是恰好相反?是否為了迷惑我們而做了有利於他的事情?」奧伊勒說,判斷這些問題常常「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總是在開始的時候就假想「這不是真的」,然後再慢慢找出哪些或許是真的。而不是倒過來:倒過來太危險了。」
  即使如此,結果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 「你必須坐呀,坐呀,想呀,寫呀,然後你也只能說; 「情況可能是如此。」」
  這樣的工作不會使你有很大的成功把握。奧伊勒說,在戰場上可能有這樣的把握, 「但在這種瑣碎的工作上卻沒有。」
  奧伊勒發現分析估價情報不僅是「奇妙的腦力活動」,而且是非常耗費時間的。有時候他連午飯也不吃,一直在辦公桌上工作到晚上八點半或九點。
  他的上級每日工作的時間更長。洛塔爾·梅茨中校(作戰參謀)沒完沒了地會見向他提供情報的人和使用他的情報的人。他常常要到午夜或夜裡兩點才了結一天的工作。
  梅茨還編輯每日《西線情況報告》。兩三頁長的報告主要講述了敵人的活動,列舉了新調來的並再次得到證實的敵軍部隊的位置。除了這個報告以外,倫內在需要的時候,還添寫一種報告,這種報告是他在東線外軍處從格倫那裡學來的。這就是一至兩頁長的《西線敵軍情況估計簡訊》,這種報告的視野比較遠,有時預料了敵人的意圖。  」
  此外,西線外軍處每隔較長時間發行若干其他報告。倫內到達之後三個星期,創辦了評論英,美軍隊的兩個半月刊。比如,評論美軍的半月刊《美國調查》,通常有五、六頁,內容包括關於新建立的師的報告、新式裝備的細節、指揮官的姓名、向英國調兵的情況以及一張兵力表,表上開列了所有師及其駐地。倫內還出版一系列《西線情報參謀單項報告》。這些報告討論了例如英國的登陸戰術和盟軍的手榴彈以及地雷等題目。這些報告發到下級部隊,使它們能夠準備相應的對抗措施。
  然而,倫內的所有這些努力,對於阻止盟軍進攻歐陸並沒有起幫助作用。諾曼底登陸成功,從而決定了第三帝國的命運之後六個星期,一批軍官企圖暗殺希特勒。倫內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密謀,但他的反希特勒的情緒和與反希特勒的人的交往,足以使他走上斷頭台。
  接替他的是維利·比爾克林上校。他是萊茵河西岸地區一個種葡萄釀酒的富有家庭的一個成員,他作為一名研究法軍指揮官和戰術的專家,於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零年在西線外軍處工作過。後來他在前線呆了幾年,腦部受了傷,經常疼痛,身體虛弱,終於回來領導西線外軍處。
  西線外軍處大大膨脹了。既然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德軍已與敵軍實際交戰,西線外軍處的兩種基本戰鬥報告,已不再是進攻前僅僅彼此互相證實的因而容易使人上當的間諜報告和無線電偵察情報,而是比較可靠的繳獲文件和審訊戰俘的口供。比如,一九四四年聖誕節的第二天,隆起地帶戰鬥正酣, 「一四九一號西線情況報告」的一個部分寫道;一、西線。
  a)敵軍活動……美國第九集團軍……巴斯托尼被圍敵軍在我們的進攻前面勢必要放棄更多陣地。
  b)軍隊識別……
  戰俘證實: 美國第七裝甲師的部分部隊、美國一零六步兵師的部分部隊和美國第二十八步兵師的部分部隊, (都)在(比利時東部)斯塔韋洛特一維埃爾薩爾姆戰線以東。
  二、意大利……」
  比爾克林在同一天的《西線敵軍情況估計簡訊》中,總結了他所看到的盟軍的行動:艾森豪威爾正不顧一切地從未被突破的美軍防禦地段進一步抽調部隊,企圖發動強有力的反攻,將德軍的進攻制止在默茲河東岸,並包圍發動楔形進攻的敵軍。
  因此他是考慮到了他留下的那一部分正在殊死作戰的步兵師的寬闊正面所面臨的危險的。
  但是,儘管偶爾有這樣精彩的報告,西線外軍處的估價和預言,很少象俄國戰場上東線外軍處的估價和預言那樣多彩多姿、磅礡有力。
  許多情況使東線外軍處佔了優勢。它可以在一條戰線上集中對付一國的敵人,使它能夠根據各部分機構的作用進行組織;西線外軍處有許多地區組,分管不同戰線上不同國家的軍隊,因而它的各部分機構的活動是重複的。俄國戰場上戰爭的規模比較大,因此東線外軍處的規模也比西線外軍處的大。那裡的戰火不斷燃燒,使東線外軍處能夠取得經驗和發展戰術,而盟軍在西線的斷斷續續的進攻,使西線外軍處不能取得經驗和發展戰術。俄國戰場上經常短兵相接,使東線外軍處有多得多的機會來收集情報;在西線,兩軍在進行最重要的戰役之前,是被海洋隔絕著的。最後,雖然兩個處都隸屬於陸軍總司令部,只有東線外軍處為它工作;西線外軍處則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服務,但它不但阻礙提供情報,或許還歪曲情報。但是儘管這些背景因素重要,關鍵得多的一個因素卻是個性突出的東線外軍處第二任處長。
  他的前任,東線外軍處第一任處長,正是普魯士參謀的模範——戴著單片眼鏡,工作效率卓著,具有作戰天才。此人就是埃貝哈德·金策爾中校,一九三三年在軍隊部三處工作,後來擔任駐波蘭武官。金策爾親手簽發過一本官方手冊,這本手冊大大低估了希特勒發動進攻之前蘇聯的軍事力量。但是參謀總長哈爾德並沒有把那次閃電戰的失敗歸咎於他,因為後來他仍然將他留在原來職位上幾乎達一年之久,然而,快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的時候,哈爾德開始對「情報參謀工作衰退的徵兆」感到關切,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他撤掉了金策爾的職務,因為他「不能滿足我的要求」。而金策爾無論如何是不想搞情報工作的,首先, 他這個人有點懶,其次,他常常在一天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就顯得疲乏,和他共事的軍官們認為,這是由於他與一位極其漂亮的金髮女郎居住在一起的結果。然而他在作戰崗位上也幹得很好。他晉陞為將官,擔任北部集團軍群參謀長,他在這個職位上可以果斷行事。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他讓他的集團軍群向伯納德·L·蒙哥馬利陸軍元帥投降,然後他殺死了他的金髮女郎,自己也自殺了。
  哈爾德解除了他的職務以後,任命賴因哈德·格倫中校擔任東線外軍處處長。這一任命使德國的軍事情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原因何在?格倫是個什麼人?
  他生得消瘦,中等身材,稀黑的頭髮, 寬額頭,藍眼睛,大耳朵,厚嘴唇,嘴巴向下撇,眉頭老皺著。他性情溫和,不善談吐,但和老朋友很親熱。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他上任之後三天,過了四十歲生日。他的父親當過兵,做過出版商。一九二零年他高中畢業後參加了軍隊,上完候補軍官學校以後,取得了軍官資格。他在三種傳統兵種中技術性最強的炮兵中服役。一九三一年,他和赫爾塔·馮·賽德利茨一庫爾茨巴赫結婚,女方家庭是普魯士軍事史上的顯赫世家。他的性格和能力都很突出,因而在一九三三年被選送進軍官訓練班,一九三五年畢業,這個訓練班是取代被凡爾賽條約取締的軍官學校的。
  他取得了在參謀部工作的資格。他首先在柏林參謀總部工作,開始時擔任副官,然後在作戰處和防禦工事處任職。哈爾德當時也在參謀總部工作。戰爭爆發後,格倫被調去擔任二一三步兵師作戰參謀,參加波蘭戰役。這個後備師從來沒有參加激烈戰鬥,但格倫還是由於在該師的卓越表現而獲得二級鐵十字勳章。後來他擔任防禦工事處處長,在法國戰役期間作為哈爾德的聯絡官訪問了法國,並擔任哈爾德的副官。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入侵俄國的計劃正在制訂的時候,哈爾德讓他擔任作戰處一組東方組組長的重要職務,這個組負責「總的戰略問題」。在俄國戰役的頭一個夏天、頭—「個泥濘秋季和頭一個冬天,格倫一直擔任一組組長,對俄軍採用的戰術和遼闊的俄國領土所帶來的問題有了透徹的瞭解。
  他的上級寫道;他的工作「遠遠超出一般」, 「富有遠見」。
  由於表現出色,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此,當哈爾德需要一個合適的人來領導東線外軍處的時候,他打破傳統,選中格倫,讓一個作戰處的人員擔任情報職務,格倫在作戰處正在平步青雲,抽他出來搞情報,他有些失望。
  事實證明,這是哈爾德最英明的任命。格倫的工作效果,是金策爾擔任這個職務時哈爾德連做夢也不敢想的。這是因為,格倫一來工作異常勤奮,二來富有創造精神。
  他上任之後十一天,將金策爾分析敵人傾向的吞吞吐吐的每日報告,擴大成為全面評價敵人可能採用的計劃的每日報告。他加強了同卡納裡斯的聯繫,將諜報局東線主站一處移到更加靠近他自己的總部的地方,並且控制了特務們的活動。他命令到得太晚的空中偵察報告改用電話報告。他舉辦情報訓練班和講座,培訓自己的工作人員和野戰部隊的情報參謀。他給予情報參謀相當於作戰參謀的級別,以便提高他們的威信,從而加強他們的效率。他根據職責而不是根據地區改組了該處的機構。他將軍官人數擴大一倍,由他上任時的二十四名,擴大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時的將近五十名,工作人員總數則增加到幾百名。他撤掉了許多年紀比較大的軍官,換上一批年富力強的軍官,比如倫內。但是,他的成功的秘訣,與其說在於這些行政管理上的改革,不如說在於兩條富於想像的創新。
  第一,他提供新的情報資料。他命令前線部隊每十天報告一次與他們對峙的敵軍的大炮數目和炮兵陣地的位置。從這些報告中可以看出俄軍在什麼地方集結炮兵力量。他組織一批專家提供一系列背景研究材料,例如「烏拉爾經濟工業區」, 「紅軍高級軍事指揮官一覽表」, 「俄國的現代武器」,以及「戰俘審訊經驗及其在審問敵特時的應用」。他要求報告在德軍後方逮捕敵特的情況:敵特集中在某些地區說明了俄國人要在這些地區搜集情報。他將「東線偵察要求」發往下級參謀部,以便它們解決他希望它們予以解答的問題,尤其是在審問俘虜的時候解決這些問題。他將不同時候發生的同一種活動進行比較。敵人在某個防區加緊巡邏,說明敵軍即將發動進攻。他將一種情報來源與另一種進行比較,比如將敵特集中的情況同鐵路運輸的情況進行比較,以便提供更精確的、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比較的情報材料。有時候,這些比較可以識破俄國的欺騙行動。如果炮兵的光測和聲測結果證明敵人的大炮比空中偵察所看到的還耍多,那就說明俄軍正從幾個炮兵陣地上發射炮火。如果空中偵察結果證明敵人的大炮比較多,那就說明俄軍正在盡量少放炮,以便隱蔽他們的炮兵陣地,這樣做大概是在為進攻作準備。他在情報材料中盡量用數字說明問題。他力圖通過比較前線的不同防禦地段上每公里的炮管數目,判斷出哪些地方是主要突擊點。
  第二,格倫戲劇性地把事實表現出來。他將事實用圖表表示出來,使無數的詳細情況一看就明瞭。通常採用的形式是地圖,用地圖表示敵人炮兵情況、鐵路運輸、敵軍裝甲部隊、巡邏隊的活動、空中偵察結果、敵特被俘地點等等。這些地圖有助於比較不同的活動和日期。為了顯示俄軍部隊在前線某一地點的集結,格倫的製圖員畫出圖表,用彩色粗線條表示部隊,用箭頭表示部隊的調動。有一次,當他需要向希特勒提供意料之中的俄軍的一次進攻的情報的時候,他按照數量的比例,畫出了德軍和俄軍的土兵、坦克和彈藥的對比示意圖,藍顏色的表示德軍,紅顏色的表示俄軍。結果紅色顯示的數量比藍色的多。陸軍參謀總部很少有一位軍官隨意地使用這種廣告方法。
  收到的情報數量很多,提供的情報富有戲劇性,使格倫得以將東線外軍處從一個僅僅計算敵軍數目和找出敵軍位置的單位(它和西線外軍處長期以來就是這樣的單位),升級成為能就敵軍可能採取的行動發表自己的意見的單位,參謀總長後來還把這些意見當作他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東線外軍處設在措森的一個掩體裡,緊靠西線外軍處。入侵俄國之後,它隨同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部其他處遷至東普魯士元首大本營。它的辦公室設在茅爾湖(今波蘭馬姆裡湖,綿延起伏的北歐平原上,馬祖裡湖系中最大的湖泊之一。 )附近松林裡一排排木頭平房裡,離一九一四年德軍部分依靠情報大敗俄軍的塔內貝格戰場不太遠。最近的城鎮是安格斯堡(今波蘭韋戈羅佐),遍佈附近各地的是例如通訊偵察主站、諜報局東線主站一處、以及該處的特別審訊營這樣一些支持機構。元首的營地離東線外軍處只有半小時的穿梭火車路程。格倫的辦公室設在哈爾德辦公的那所房子對面的一座建築物內,辦公室中央放一張大地圖桌,格倫的辦公桌卻放在凹室的一端,桌上的照明燈光線極強;照得附近的人直出汗。
  東線外軍處的多數人在上午八點開始辦公。不一會兒,各集團軍群開始打來電話。電話打到一組,該組負責每日敵軍情況,它的每個小組處理三個或四個德國集團軍群當中的一個集團軍群所面對的敵軍的有關情況(有一個小組處理有關敵人游擊隊的情報)。通常集團軍群情報參謀助理和這些助理的助理,與有關小組的一名軍官通話,一名速記員在一旁記錄。集團軍群報告敵人的各種形式的活動,這些情況是由德國的各種情報渠道提供的。與此同時,德國各集團軍司令部送來過去二十四小時內獲得的最重要的敵人情報的摘要。小組長把所有這些情況記在一幅1 :300,000 的地圖上,他帶著這幅地圖參加上午十點和格倫一起召開的會議。格倫吸收了這些情報,以供和參謀總長一起召開上午會議時使用。
  白天,情報陸陸續續送來。一組組長把每份報告瀏覽一遍,然後轉給有關的小組長。諜報局東線主站一處用摩托車送來特務的情報。通訊偵察主站送來大量的報告。東線外國空軍處處長向一組組長打電話報告情況。空軍聯絡人員提供空中偵察分析材料,每個小組長與他那個集團軍群的情報參謀談論形勢。下午七點至八點之間,各集團軍群通過電話報告當天的情報活動結果。到這時,各小組長已經就敵人的情況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再將這些看法與新材料進行比較。 晚上八點半左右,格倫在自己的辦公室召開會議。一組組長、各小組的小組長以及部分專業軍官,共十幾人,圍在那張地圖桌上。每個小組長介紹一下他那個集團軍群對面的敵軍的活動,並且扼要談談他對他那個集團軍群的情報摘要的看法。專業軍官,例如無線電偵察聯絡官,用軍事術語對他們報告中的技術行話作一番解釋,並把關鍵的地方強調一番。
  「在這個匯報的基礎上,」格倫說, 「我可以確定一個總的輪廓,你們根據這個總輪廓編寫每日綜合情報摘要,然後由東線外軍處發出去。」一組組長編寫這份《敵軍情況估計簡訊》中的兩頁至三頁,壓力是相當大的,因為格倫要帶著它參加參謀總長在晚上十點召集的重要形勢會議。
  如果說一組是在分析當前的情況,那末二組就是在分析背景因素,這些因素有助於判斷每日的情況。二組a小組調查主要的因素,主要是俄國的人員潛力,根據一九三九年的人口調查統計數字作出盡可能準確的計算。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它估計在當年夏天,即使十八歲的青年由於農業上需要而不能應召入伍,俄國也能新建六十個步兵師。事實上部分十八歲青年入伍了,一共新建了六十四個步兵師。二組b小組調查次要因素,例如士氣,食品、政治形勢、教育。它根據繳獲的文件、戰俘口供和報紙編寫這方面的情報,每月捉供一份報告。
  二組c小組隨時掌握敵軍的戰鬥序列;整個東線外軍處的許多情報資料非常準確,是要歸功於這個小組的。它將收到的關於敵軍部隊的詳細情報記在小紙條上,這樣的軍隊識別紙條共有三萬張。每張紙條上記載著哪一天報告了哪支部隊,這支部隊在什麼地方,情報的來源,它的可靠性,以及——如果知道的話——這支部隊的兵力、裝備、損失、兵員的民族成份、野戰郵政編號、指揮官和這支部隊的歷史。根據這些情報,這個小組每天發佈一份「蘇俄部隊一覽表」,這張大表,配有1 :1,000,000 和1 :300 ,000 的地圖,列舉了在三個地帶,即前線地帶、前線後備兵力地帶和縱深後備兵力地帶的每個德國集團軍群所面對的各部敵軍的番號。鑒於並不是每支部隊每天都得到報告,二組c小組根據幾種假設將沒有得到報告的部隊劃入有關地帶。十四天之內沒有得到證實是在前線的部隊,一般認為是在靠近前線的後備兵力地帶。 (戰鬥情況可以修改這一假設。如果在一條完全平靜的戰線上沒有聽到某支部隊的情況,那末這支部隊可能仍然在那裡;如果在敵人進攻期間,只是幾天之內沒有得到證實的某支部隊,幾乎可以肯定它沒有參加戰鬥。 )在一個月內被認為是在「前線附近」的部隊,如果沒有得到再證實,就被認為是在「後方」。在三個月內被認為是在後方的部隊,如果沒有得到進一步證實,就被列為「不知其位置」的部隊。在一年之內沒有再聽說過的部隊被認為已經解散。
  確定敵人戰鬥序列的這些原則和其他原則,刊登在格倫簽署的一份三十二頁長的指令裡。這份指令是大量經驗的總結。紙條上敵軍的位置不能是相對德軍而言的位置,而只能是純粹的地理位置。俄文名稱用黑體字印刷。指令講述了如何區別經過補充或改編後重新出現的老部隊和起用一支老部隊的番號的新部隊(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這支老部隊被消滅、重新編了番號、或者被升為近衛部隊的時候。 )這份指令還確定了估計敵人戰鬥力的原則。估計是以數量作基礎的。如果一支俄國部隊有三分之三的編制表兵力,—就稱為「滿員」,如果是三分之二的編制,稱為「有戰鬥力」,只有三分之一的編制的,稱為「受到打擊的」部隊,剩下六分之一的編制的,稱為「殘存」部隊。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東線外軍處計算了中部集團軍群所面對的一百三十六個俄國步兵師。但是從戰鬥力這部分講,它估計它們只有八十個師。二組c小組保存了其他的資料索引,而且發佈了其他文件,根據這些文件,可以迅速地重新獲得有關蘇聯軍隊的更準確的情報,這些文件是:德、蘇武裝部隊每日兵力對比;軍、集團軍和方面軍(相當於德國的集團軍群)一覽表(每月三期);敵軍所有部隊清單;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出現的紅軍部隊一覽表;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被消滅和被解散的紅軍部隊一覽表;蘇聯裝甲兵每月情況簡介。
  最後,二組c小組進行了特殊的計算。比如,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它計算出前線上俄國大炮的總數目。它知道每個步兵師應當有三十四門大炮,每個步兵旅有十二門,每個騎兵師有八門。它估計這些部隊的編制裝備比規定的要少百分之二十,集團軍直接指揮的炮兵只有師炮兵的百分之五十。乘以部隊單位數目,它得出的大炮總數是二萬零七百七十門。它指出,這比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的總數少三百六十門。為了檢查它的計算,它根據其他數字算出了這個差額:八月一日至十月十四日俄國大炮的報告過的損失5 ,300 ;扣除重複報告的數目(20%) :1 ,060,實際為:4 ,240 ;扣除四十五毫米反坦克炮(大約1 /4 ):1 ,060 ;實際火炮損失:3 ,180 ;估計八月和九月的產量:2 ,800 結果:380 結果接近三百六十,證明計算是正確的。
  二組d小組分析了俄國的軍火生產,尤其是坦克的生產,二組e小組分析了俄國的戰術和武器。
  三組的人員是由波羅的海諸國和俄國的日耳曼族人組成的,他們翻譯大量的繳獲文件,在東線外軍處的審訊營裡審訊重要戰俘,監聽廣播,開設參考圖書館,收集的參考資料除了其他東西以外,還有一萬個蘇聯軍事條例。格倫常常認為這幫「外國人」 「籠罩在陰謀氣氛中」。他們稍有借口就舉辦酒會,落得了懶惰的名聲,格倫說這有點冤枉他們。
  四組還是象和平時期一樣活動,注視著斯堪的納維亞。五組的十八個製圖員繪製格倫所需的大量地圖;陸軍總司令部每天晚上把其中比較重要的地圖印刷出來。這個組的六名照片助手處理照片、直接影印製品和藍圖。六組照管家務——房屋、人事、電影、聖誕節聚會、到湖中划船等。
  除了這些基本工作以外,東線外軍處還有一些次要活動。有一個時期,六個情報官上完了格倫在波森舉辦的情報訓練班後,到東線外軍處作五天的匯報。格倫邀請其他處的軍官出席一次介紹紅軍情況的「內部」報告會。六組舉辦了一系列講述俄國歷史的報告會。已作的三場報告中的頭一場報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點開始作的,題目是「彼得大帝和俄國的歐化」。佈告欄裡貼出佈告,規定只許處長和副處長向處以外的機構提供情報,還對未經請假就離開辦公室的軍官提出了要求: 「對每個辦事員和每個女助手的要求自然適用於每個軍官。」另一個佈告暗示了辦公室的緊張氣氛。 「不許吵鬧!」佈告強烈地要求。許多人在佈告上簽了名,包括圖書館首席管理員馮·施佩特一許爾茨堡男爵夫人,她的綠色簽名的字體最大,有人在旁邊批道: 「請像以往那樣寫小點。」
  格倫負責所有這些活動,監督,檢查,和軍官們一同吃飯,東線外軍處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上班,格倫有時在深夜向上大夜的工作人員問聲好,或者買一壺咖啡給他們喝。
  東線外軍處的情報既向上交,也往下送。各集團軍群每天收到《東線敵軍情況報告》,這個文件總結了當天敵軍的活動,還收到更為重要的《敵軍情況估計簡訊》和東線外軍處對敵軍行動的預測。東線的所有情報參謀收到《紅色聖經》,上面列舉了所有已知的俄國部隊,以便幫助他們確定敵人的戰鬥序列。 (西線外軍處出版了關於英、美軍隊的類似書籍。 )東線外軍處向情報參謀們提供情報基本知識手冊。二組e小組不時地出版系列文件——《東線情報參謀單項報告》,這些報告使德軍隨時瞭解到俄軍的新戰術和新式武器。但東線外軍處認為它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為上級捉供情報。
  這句話的意思是,格倫在每天的兩次會議上,要向參謀總長哈爾德、蔡茨勒以及後來的古德裡安報告情況。在上午的會議上,格倫向參謀總長口頭匯報,在場的還有其他處長,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戰處長。在晚間會議上,格倫首先口頭簡要介紹敵軍的情況,然後提交《敵軍情況估計簡訊》。
  參謀總長把這些情報寫進自己的報告,在午間和深夜的形勢會議上向希特勒匯報。然後元首在作出決策、指揮德國的戰爭時利用這些情報,或者不予理睬。格倫本人拒絕出席元首的會議。他相信,讓參謀總長代替他去受希特勒聽到敵軍情報後所生的那股氣,他工作起來可能更有效率。他在三年中只出席過四次元首的形勢會議。
  格倫作為一個情報官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他成功地完成了最基本的工作:識別敵軍並確定敵軍的位置。東線外軍處知道德軍正面的敵軍部隊,它們有多大兵力,它們的指揮官是誰。
  「(德軍)進攻的結果完全證實了敵軍的編制,」哈爾德在一九四二年對格倫的工作提出了表揚。一年以後,德軍參加了庫爾斯克周圍發生的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戰而正被迫撤退的時候,格倫又對他的部下傳達了蔡茨勒對他們提出的表揚:「最近幾天東線的戰鬥進程再次證實我們提供的敵情66每一細節是完全準確的,儘管我們在估計敵軍兵力分佈時遇到了巨大障礙。參謀總長几天以前對此特別提出表揚。」
  格倫提供的情報的準確性,是使他的個人地位得到加強,同時也使德軍對情報的消極態度得到改變的若干重要因素當中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他所作的謹慎的宣傳。他將他所作的預言彙編成冊,印發出去,他說他「在正確識別敵人的意圖方面取得了成功——有時候在事情發生之前好幾十月就作出了正確的預言。」第三個因素是當時的形勢。德軍已處守勢,這比進攻更需要瞭解敵人的情況。除此以外,德軍的兵力日漸減少,由於情報能使指揮官發揮現有兵力的作用,德軍的將領們當然心懷感激地接受格倫的幫助。
  因此,他將他們由懷疑情報變為相信情報。他在向他們說明情報的重要性時,使他們相信他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未露頭角的天才,一個使情報由不重要變得重要的天才。格倫成為少數幾個未在前線服役就晉陞為將級軍官的參謀官當中的一員。他被提升後不久,古德裡安在大發脾氣的希特勒前面替他辯護。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古德裡安希望希特勒將部分軍隊從西線調往東線。他隨身帶著東線外軍處統計的數字,這些數字說明蘇聯的兵力十分強大。希特勒勃然大怒,大罵格倫的估計「十分愚蠢」,應把這個傢伙送進瘋人院。這時輪到古德裡安發脾氣了。
  「作出這些估計的是格倫將軍,他是我的最好的參謀官之一,」古德裡安火氣沖天地嚷開了。 「假如我不同意這些估計,我就不會拿給你看。如果你想把格倫將軍送進瘋人院,你最好也要證明我是瘋子。」他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希特勒要將格倫撤職的要求,這位情報官一直呆在職位上,直至戰爭快要結束時他和古德裡安都被免職時為止。
  預料敵人的進攻是格倫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這項任務他完成得怎麼樣呢?他自己吹噓他常常作出了正確的預料。
  有些高級軍官甚至說他預料到了俄軍的所有大規模進攻。他們認為他是一位天才的預言家,像卡珊德拉一樣地準確,可是——唉!——也像她一樣地不被人理睬。他應該獲得這個名譽嗎?
  如果說不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那末也是在多數情況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能肯定的。格倫的預言是閃爍其詞的。首先,他很少具體說出敵人行動的時間,因此,即使這個行動是在三個月以後發生的,他也可以說他預料到了這個行動。其次,他列舉了各種可能性。可能性不大的事情,他不去強調,說這些事情「不大可能」,或者「不能排除」,但是,如果俄國人終於做了其中的一件事情,格倫仍然可以說他預料到了。再次,格倫在預料敵人的行動時總是含含糊糊。敵人將謀求「有限的目標」或者進攻有可能「超過局部範圍」。無論事後發生什麼情況,格倫都可以引伸這些詞句來搪塞一通。最後,當這些方法沒有一條行得通的時候,格倫會說敵人原來的意圖失敗了,或者說敵人改變主意了!格倫使用所有這些方法來證明自己永遠是正確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俄軍在斯大林格勒向集團軍群B的尾部發動鉗形進攻的前一天,格倫的《敵軍情況估計簡訊》典型地運用了這些方法。
  一、集團軍群A:……
  二、集團軍群B:第四裝甲集團軍、第六集團軍、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根據逃兵的供述,預料將要調來三個新的裝甲旅,大概是加強(俄國)第十三裝甲軍,也就是說,與(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羅馬尼亞第六軍對峙的敵軍將進一步得到加強。因此,可以估計,意料之中的進攻, 即使只是為了有限的目標,很有可能要超出局部範圍,儘管還不能看出預料將要到達的新裝甲部隊是投入到羅馬尼亞第六軍東線的對面呢 ,還是調到別克托弗卡(也在斯大林格勒以南)
  地區的南部。
  由於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的前面只有局部戰鬥活動,在該集團軍中部的對面插進另一個(俄國)師(與德國中部集團軍群對峙的俄國第六十一集團軍預備隊中的一一一步兵師),說明敵軍部隊得到進一步加強。
  在別克托弗卡地區和(或者)羅馬尼亞第六軍的東線(都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同時發動進攻, 以及在頓河戰線對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面)發動進攻的可能性似乎不能排除。
  意大利第八、 匈牙利第二和(德國)第二集團軍: 對敵軍的估計沒有變化。
  中部集團軍群:第二裝甲集團軍:無線電偵察確定, 第四十一近衛步兵師(最後一次報告說該師部隊正在斯大林格勒北面上火車)出現在第四十八集團軍防區, 可以認為該師是補充被撤走的部隊,對敵軍的估計無須改變。
  第四集團軍、 第三裝甲集團軍; 對敵軍的估計沒有變化。
  第九集團軍: 對(第九集團軍突出部)東線對面的敵軍的估計沒有變化。
  (突出部)北線中部對面的頻繁活動值得注意。
  在西線,敵軍的援軍進一步增加(第三十一集團軍預備隊的三三六步兵師在前線; 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摩托化旅——據逃兵供述——在後方),證實了以前的情況。
  第十一集團軍: 對敵軍情況的估計沒有變化。
  四、北部集團軍群:……
  上述估計肯定沒有體現出由於第六集團軍的陣地面臨危險而產生的緊迫感,這個集團軍的正面拉得太長,翼側多半是由薄弱的羅馬尼亞軍隊防守的,而與之對峙的蘇軍部隊正在大量集結。蘇軍的南北夾擊將切斷第六集團軍,使德軍遭受戰爭中最大的失敗,格倫只是說南北夾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格倫絲毫沒有暗示蘇軍的猛攻已迫在眉睫——過不了二十四小時。
  格倫估計錯了。主要原因在於,他認為俄國人冬季攻勢的主攻目標不是集團軍群B,而是更靠北的中部集團軍群。
  中部集團軍群第九集團軍的突出部威脅著莫斯科。從戰術上說,在這兒發起進攻困難較少,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儘管格倫承認俄軍在斯大林格勒周圍集結,但他懷疑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兵力同時在兩個地方發動決定性的進攻。若說他們在進攻中部集團軍群的同時,也對斯大林格勒展開大規模作戰,他無論如何是懷疑的。此外,雖然他說過: 「必須估計到這樣一種可能性:俄軍即將進攻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目標是要切斷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鐵路線,以便使更加靠東的(也就是說在斯大林格勒的)德軍陷入危險境地,」但他同時說過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現有兵力恐怕太薄弱,不能進行更多的大規模作戰」。但是,進攻發起之後四天,鉗形突擊的俄軍會師了。兩天之後,俄軍全線進攻中部集團軍群,擊退了等候著進攻的德軍。格倫認為這場大規模進攻是俄軍的主攻,他的這個看法堅持了兩個星期,直到第六集團軍被困在斯大林格勒之後為止。最後,在十二月九日,他承認俄軍的主攻力量投放在斯大林格勒。格倫後來斷定,俄軍沒有料到他們在那個一片廢墟的城市贏得了勝利,他們在勝利已成定局的時候改變了主意。但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有他自己的更坦率的看法: 「我們低估了斯大林格勒的紅軍的實力。」
  格倫的許多預言同樣值得懷疑——整個調子是錯誤的,但也有一、兩點正確的地方,憑著這點正確的東西,他可以證明自己判斷的敏銳。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德軍在庫爾斯克發動的大規模進攻失敗之後兩個星期,也是在蔡茨勒表揚他之後不久,格倫預言,俄軍將繼續進行夏季作戰,只要這些作戰看起來能提供贏得勝利的大好機會。他說,如果這些作戰不再有取勝的可能,它們就局限於為冬季攻勢取得較好的出擊地點。他提到了「突破局部地區」發動進攻的可能性。但是,格倫的這項估計除了提出這個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可能性以外,絲毫未使德軍最高統帥部對俄軍向南部集團軍群和中部集團軍群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有所準備,這場進攻是在九天之後發動的,最終使德軍後撤了一百多英里。
  格倫的若干預言的錯誤甚至比這更為嚴重。它們完全是亂說一通。
  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他散發了一篇十二頁長的報告,報告的題目是「對德軍東線正面的敵軍情況以及對估計的敵軍的總意圖的全面評價」。報告沒有一處提到一個星期以後發動的大規模進攻,這次進攻把德軍趕出了克里米亞,使巴爾幹面臨著威脅,土耳其放棄中立。同日,格倫的《敵軍情況估計簡訊》預言,俄軍將會看到越過中部集團軍群向西發起大規模強攻的極為有利的前提條件。他說,俄軍將向盧布林和布列斯特的方向前進,越過普裡皮亞特沼澤地帶,將北部集團軍群趕出「黑豹」防禦陣地。結果並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到了暮春,格倫認為蘇軍有可能發動兩大攻勢。其一是朝北向波羅的海發動大規模強攻,切斷北部集團軍群和中部集團軍群。其二是向南經過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進攻巴爾幹。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