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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何堪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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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隻眼打量歷史:往事何堪哀  作者:王彬彬                      
   著名學者錢理群、朱學勤、丁東力薦。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權利之爭,寸土必爭,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在「革命樣板戲」中也有戲劇性的表現;費正清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R.特裡爾的〈毛澤東傳〉中都認為鄧拓的雜文批評毛澤東,反對毛澤東,實際上,鄧拓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緊跟政治,緊跟中央;魯迅葬禮不是一個簡單的喪事活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胡適和胡風在五十年代戲劇性地被批為國民黨的「走狗」和爪牙;本分的朱自清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到了反美的第一線;瞿秋白和陳獨秀是革命的先驅,但他們對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也最甚。   
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
  1974年第1期的《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初瀾的《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談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一文。這是對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進行整體性的總結和評價的文章。文章著意強調了「樣板戲」對「武裝鬥爭」的表現:「反映民主革命時期鬥爭生活的作品,深刻地表現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思想,關於依靠群眾的思想,關於黨指揮槍的思想,以及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策略。無論是《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戰》,都形象地表明了被壓迫人民要翻身解放,必須用革命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而『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按:此語為「毛主席語錄」,原文為黑體字。「文革」時期,幾乎不引用「毛主席語錄」便不成其為文章,而引用時必用黑體字突出,且往往只加引號而並不說明出處,大概因大家耳熟能詳,無須說明。)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寫地下鬥爭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紅燈記》把李玉和的地下鬥爭放置在抗日戰爭時期風起雲湧武裝鬥爭的廣闊背景下刻畫,正確體現了地下鬥爭是對黨的武裝鬥爭有力配合的偉大思想。《沙家濱》突出了人民軍隊的作用,結尾正面打進去,點出了武裝鬥爭的主題------正如工農兵群眾一致稱讚的:革命樣板戲是我們學習黨史、軍史、革命史的形象化教材,是我們進行路線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初瀾是在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劃下成立於1973年的「文藝評論」寫作班子,是「四人幫」的重要輿論工具。從1974年到1976年,發表了一系列為「四人幫」搖旗吶喊的文章,具有很大的權威性。這篇《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似乎是初瀾最初的亮相。一出場就大力歌頌「革命樣板戲」自在情理之中,但在歌頌「樣板戲」時著意強調對「武裝鬥爭」的「突出」,並且舉《紅燈記》和《沙家濱》為例,就有一番幕後的故事了。 
  在中共1949以前的「革命史」上,有著「地下工作」和「武裝鬥爭」兩條戰線。劉少奇曾長期擔任「地下工作」的領導,而毛澤東則一直投身於「武裝鬥爭」。取材於所謂「民主革命時期鬥爭生活」和「樣板戲」,大都是一開始就正面表現「武裝鬥爭」的,只有《紅燈記》和《沙家濱》原本是正面反映「地下工作」而後來改成對「武裝鬥爭」的「突出」的。「地下工作」當然也是一種重要的「革命」,也為中共的最終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文革」期間,即便在一部具體的戲中,「地下工作」也不能作為正面表現的對象,「地下工作者」也不可成為佔據舞台中心的主人公,以致於是突出「地下工作」還是突出「武裝鬥爭」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箇中原因何在呢?「文革」期間一篇吹捧「樣板戲」的文章,隱約透露了其中的消息。這篇文章題為《人民戰爭的勝利凱歌——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修改過程中的一些體會》,署名「北京京劇團紅光」,發表於1970年1月11日《人民日報》。文章談的是怎樣把《沙家濱》的劇情從突出「地下工作」改為「以武裝鬥爭為主」的,是怎樣「擺正秘密工作與武裝鬥爭的關係」的。在具體地敘述改編過程之前,「紅光」寫下了這樣一番話:「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演出後指出:要以武裝鬥爭為主。江青同志根據這一指示,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加強了新四軍指揮員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武裝鬥爭的主題。」「紅光」不可能在那個時候的《人民日報》上偽造「聖旨」,因此可以斷定一切取材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都要以「武裝鬥爭」為主,而原本是正面表現「地下工作」的作品也要重新「擺正秘密工作與武裝鬥爭的關係」,確實是源自毛澤東的旨意。那麼,毛澤東發佈此等「旨意」的前因後果又是什麼呢?這得從《沙家濱》這齣戲的來龍去脈說起。 
  知識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過一本名為《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江青·樣板戲及內幕》的書,作者戴嘉枋。該書對「樣板戲」表現出的過分讚賞雖然令人不無反感,但對「樣板戲的風風雨雨」的介紹卻不乏史料價值。從戴著中,我們知道,《沙家濱》最初的劇情取材於崔左夫撰寫的一篇「革命回憶錄」,題為《血染著的姓名——三十六個傷病員的鬥爭紀實》。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滬劇團集體將其改編為滬劇劇本,取名《碧水紅旗》,執筆者為文牧。1960年正式公演時又改名為《蘆蕩火種》。滬劇《蘆蕩火種》說的是陽澄湖畔沙家濱地區的中共地下聯絡員、春來茶館的老闆娘阿慶嫂,機智巧妙地掩護郭建光等18個「新四軍」傷病員的故事,正面表現的是「地下工作」,劇中的頭號人物是阿慶嫂。1963年初冬,正醉心於「京劇革命」的江青看中了滬劇《蘆蕩火種》,便「推薦」給北京京劇團,令將其改編成京劇。北京京劇團接到這一「偉大任務」後,立即行動起來。汪曾祺、楊毓□、蕭甲、薜恩厚等負責劇本改編。根據原劇突出「地下工作」的主題,劇名亦改為《地下聯絡員》。「現代京劇」《地下聯絡員》綵排時,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江青等曾來觀看。但據《樣板戲的風風雨雨》說,「因倉促上馬」,所以「演出效果並不理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上台接見演員時,繃著臉一言不發,並在之後撒手不再過問,去南方療養了。倒是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認為這齣戲基礎不錯,多次抽空去劇團,鼓勵和支持他們不要洩氣,下功夫把這齣戲改好。」   
  "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2)   
  彭真對這部並不成功的《地下聯絡員》感興趣,也不難理解。他本人也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是劉少奇領導「白區工作」時的老部下,這部正面表現和謳歌「地下工作」的戲,無疑令他感到親切。他所認為的「基礎不錯」,恐怕也就指劇情不錯。不忍見其夭折的彭真,日理萬機之中,「多次」親赴劇團,給予「鼓勵和支持」,並且,「鼓勵和支持不是一句空話。劇本是一劇之本,為了讓編劇們排除干擾,潛心改好本子,北京市委特地將他們安排到頤和園集中住了一段時間。開闊的昆明湖和秀麗的山景,這類似江南陽澄湖的湖光山色,對激發編劇的創作靈感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劇中第二場郭建光那段膾炙人口的[西皮]『朝霞映在陽澄湖上,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的唱詞,就是在其間撰成雛形的。按一位編導的說笑,郭建光對沙奶奶所說的『一日三餐有魚蝦------心也寬,體也胖』的感激之詞,也堪稱他們身棲頤和園時生活的真實寫照。」在「湖光山色」的浸潤下,在「一日三餐有魚蝦」的滋養下,劇本終於被改得令彭真等人大為滿意了。這次改編又恢復了原名《蘆蕩火種》。1964年3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領導人審看了北京京劇團改用原名的《蘆蕩火種》,「對這朵現代京劇艷麗的奇葩大加讚賞,當即批准他們對外公演。公演以後的《蘆蕩火種》連演100場,盛況不減」,云云。江青得知這一情形後,又急又氣。急的是這齣戲「成功」的功勞要被別人搶去,氣的是未經她批准就對外公演了。於是她狂叫:「你們好大膽子!沒經過我就公演了!------不行!這齣戲是我管的,我說什麼時候行了才能對外演出。懂嗎?」緊接著,便給劇團下達了一大堆指示,要這樣改那樣改。《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中說:「不知是不是悉知此情的彭真深怕劇團再受江青的折騰,故意作出了巧妙的安排。1964年4月27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陳毅等,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並盛讚了因尚未(按江青指示)修改定稿而按原樣演出的這齣戲。以劉少奇為首的高層領導的表態,微妙地令頤指氣使的江青不能不有所收斂。加上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已迫在眉睫,也不允許《蘆蕩火種》再節外生枝作過多的修改了,江青只好悻悻然表示:『算了。等有了時間,再慢慢磨吧。』」彭真此舉,顯然是在借「以劉少奇為首的高層領導」來壓江青,江青當時只得嚥下這口氣,然而,她能真正服氣嗎?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全國19個省、市、自治區的28個劇團參加演出,共上演了37台戲。其間,毛澤東看了兩台。7月17日晚,毛澤東看了《智取威虎山》。據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書中說,這天,周恩來本準備安排山東京劇團的《奇襲白虎團》進中南海演出,請毛澤東等人觀看。但江青安排毛澤東在另一個劇場觀看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周恩來只好取消原計劃,匆匆趕去。毛澤東看後,提出「要加強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7月23日晚,毛澤東又和彭真等人一同觀看了北京京劇團的《沙家濱》。這次,毛澤東沒有當場說什麼。幾天後,江青親臨劇團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突出武裝鬥爭,強調武裝鬥爭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打進去,要加強軍民關係的戲,加強正面人物的音樂形象;劇名改為《沙家濱》為好。」(《樣板戲的風風雨雨》)在整個會演期間,毛澤東只看了《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濱》兩台戲。既然觀看《智取威虎山》是江青安排的,並且迫使周恩來取消自己的計劃,那麼,觀看《沙家濱》,也完全可以認為出自江青的安排。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看什麼不看什麼都完全聽江青調遣,本也在情理之中。而江青挑選《沙家濱》讓毛澤東看,卻決非隨意而為。在這齣戲上,他受了彭真的「氣」,受了「以劉少奇為首的高層領導」的「壓」,她焉能真正服氣?請毛澤東來看這齣戲,就是要讓毛澤東發表否定性的意見,或者說,就是要借毛澤東來壓「以劉少奇為首的高層領導」。江青與彭真之間在一台具體的戲上的較量,最終發展為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較量,而當毛澤東要求本來是突出「地下工作」的《沙家濱》改為「突出武裝鬥爭」時,就更暴露了他與劉少奇之間關係的微妙。有毛澤東直接的撐腰,江青自然膽氣更壯。在傳達毛澤東指示的同時,她還做了這樣的解釋:「突出阿慶嫂?還是突出郭建光?是關係到突出哪條路線的大問題。」而「其間的影射,自然是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首的武裝鬥爭及劉少奇主管的白區鬥爭。」中共最上層的鬥爭竟通過一齣戲的劇情得以表現,這也真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特色」,是文藝特色,也是政治特色。 
  既然有毛澤東如此明確的指示,再加上江青上綱上線的發揮,北京京劇團當然只得老老實實地改。但據彭真也未徹底放棄:「無奈的彭真自江青指手劃腳『關心』起這齣戲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驅車去京劇團時若見到江青的小車停在院裡,當即吩咐司機調頭他往!」(《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按理,在毛澤東下令大改這齣戲後,在江青親自過問這齣戲時,彭真最明智的做法應該是立即撒手不管。但彭真卻並有「懸崖勒馬」,而是仍然往劇團跑,可見他還想做些抗爭,具體地說,還想在戲中盡可能多地保留一點「地下工作」的內容,還想讓這齣戲盡可能多地表現一點「地下工作」的重要性,這種做法,這種心態,實在大堪玩味。而更堪玩味的是:「就在奉毛澤東指示這齣戲修改並易名為《沙家濱》之後,他(彭真)指示北京京劇團二隊繼續演出修改前的《蘆蕩火種》------這一頗有點大逆不道的舉措的結果,無疑增強了毛澤東視北京市是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的看法,同時也加強了江青對他的仇視。」《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中說到的彭真此種「大逆不道」,也有「文革」時期的文章為證。《紅旗》雜誌1970年第6期上發表了北京京劇團《沙家濱》劇組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照耀著〈沙家濱〉的成長》,對「舊北京市委」做了這樣的聲討:「在江青同志領導我們修改加工,進行艱苦的創作過程中,舊北京市委不斷地干擾破壞。從《蘆蕩火種》到《沙家濱》,意味著京劇革命向縱深發展,而階級敵人的破壞也越來越瘋狂。當時舊北京市委主管文化工作的某負責人就多次煽陰風,胡說什麼『不要老是改。這是個有群眾影響的戲,不要把一個好戲改壞了』。為了騰出篇幅表現新四軍遠途奔襲的軍事行動,我們刪掉了原來後面的鬧劇性的場子,但是他卻說『後三場有戲,拿掉了可惜』。他反對刪掉原來『鬧喜堂』一場戲。這一場戲阿慶嫂在那裡指揮一切,郭建光和新四軍戰士則化裝成各行各業的人,完全聽從阿慶嫂的佈署而行動。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顛倒武裝鬥爭和秘密工作的關係,把秘密工作凌駕於武裝鬥爭之上,要由秘密工作來領導武裝鬥爭。------在《沙家濱》已經接近定型時,又叫劇團的另一個演出隊仍按《蘆蕩火種》的老本子演。」彭真此舉,實在是與毛澤東的公然對抗。而他之所以會這樣做、之所以敢這樣做,也說明其時最上層的關係確實有些「微妙」。從這裡也能多少明白一點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是從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從而將矛頭直接指向北京市委開始。   
  "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3)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以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這是「文革」期間批判彭真等人時的慣用語)就被摧毀,彭真以「地下工作」對抗「武裝鬥爭」的努力終成徒勞。《沙家濱》終於不折不扣地按照毛澤東和江青的意願演出,到了拍成彩色影片時,更是在光線、鏡頭、細節等方面大力「突出武裝鬥爭」。「文革」期間吹捧《沙家濱》的文章,都要把對「武裝鬥爭」的「突出」作為重點歌頌的內容。例如,1971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長纓的《英雄壯美 銀幕生輝——贊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彩色影片》一文,其中說:「彩色影片《沙家濱》正確處理了武裝鬥爭和秘密工作的關係。從整個的結構佈局上全力突出武裝鬥爭這一條主線,恰如其分地表現秘密工作這一條輔線。影片把原劇中表現武裝鬥爭的第二、第五、第八三場作為全劇的主幹,使表現秘密工作的第四、第六、第七三場處於從屬地位,而第二、第五、第八三場中又以第五場《堅持》作為全劇的核心。鏡頭的運用,光線的處理,場面的調度,景物的安排,都服務於這一創作思想。------影片在描寫郭建光與阿慶嫂這兩個人物時,不是平分秋色,而是重點突出全劇的中心人物郭建光。以第一場《接應》中郭建光和阿慶嫂的出場為例:阿慶嫂出場是從小樹後小路進入畫面的中心,成半身鏡頭『亮相』。她機警地觀察周圍的動靜。柔和的裝飾光烘托著紅色的服裝,在綠樹竹林的映照下,阿慶嫂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阿慶嫂的出場,又是為郭建光的出場作準備的。影片在延伸景中增添了土坡竹林,郭建光從竹林深處健步上場,鏡頭快速推成他的特寫『亮相』。他居高臨下,目光炯炯,英姿勃勃,銀灰色的軍裝,鮮紅的新四軍臂章與綠油油的樹叢竹林的色彩對比,有力地烘托著人物。郭建光和阿慶嫂的出場,從主要鏡頭看,一個近景,一個中景;從出場的構圖上看,一個在高處,一個在平地;從光線的對比上看,郭建光出場時更明亮。這就既恰當地表現了阿慶嫂而又使郭建光的英雄形象更加突出。」 
  《紅燈記》本也是突出「地下工作」的,在後來的修改中,也不斷加重「武裝鬥爭」的份量。1970年5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紅旗 繼續革命——學習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一九七0年五月演出本的一些體會》(署名「上海京劇團《智取威虎山》劇組牛勁」)一文,就這樣評價《紅燈記》:「李玉和的任務是把由根據地送來的密電碼交到柏山游擊隊手裡,這就把抗日根據地、游擊隊、敵戰區的鬥爭,更明確地表現為一個整體,把地下鬥爭表現為對武裝鬥爭的配合。------《紅燈記》新的演出本,在加強黨的地下工作和武裝鬥爭的關係的描寫時,不但更正確地表現了地下工作對武裝鬥爭的配合,而且在最後兩場《伏擊殲敵》和《勝利前進》中,增加了正面表現武裝鬥爭的武打和舞蹈。這些武打和舞蹈不是為了單純增加一些藝術手段,而是擔負著深化主題思想的任務。」發表於1970年5月20日《解放日報》上的《為工人階級的偉大英雄造像——學習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的藝術構思》(署名「復旦大學『五·七』文科寫作組」)一文,則這樣評價《紅燈記》:「為了更加強調地表現城市地下工作為革命武裝鬥爭服務的意圖,劇本在圍繞密電碼而展開戲劇衝突的過程中,還採取了越來越激化的佈局。可以看出,在戲劇情節進展中,爭奪密電碼的鬥爭愈是表現得尖銳激烈,鳩山耍盡一切陰謀詭計竭力想奪取密電碼和李玉和等不惜一切誓死保衛密電碼的鬥爭愈是展開得充分,革命武裝鬥爭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中的重要意義也就愈是顯得突出。而且對於這種越來越激化的戲劇衝突,劇本最後採取了正面表現革命武裝鬥爭力量的方式解決的。在《伏擊殲敵》一場中,我柏山游擊隊殺上台來,一場短兵相接的搏鬥,處死叛徒,刀劈鳩山,盡殲日寇。這場戲是劇本特意設置的畫龍點睛的一筆,它以革命戰爭的熊熊烈火,照亮李玉和等英勇鬥爭的巨大意義,提示出革命武裝鬥爭在解決敵我矛盾中的決定性作用,生動地表現了『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按:此為『毛主席語錄』,原文中為黑體字)的偉大真理。」 
  「文革」期間吹捧「樣板戲」的文章,在歌頌「樣板戲」中「突出武裝鬥爭」的同時,往往還要揭露和批判劉少奇、彭真等人「反對突出武裝鬥爭」的「罪行」。例如,上面說到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照耀著〈沙家濱〉的成長》一文,還說道:「以彭真為頭子的舊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拚命反對突出武裝鬥爭,他們在郭建光、阿慶嫂等英雄人物的塑造上,進行了種種干擾破壞。《沙家濱》的英雄人物的塑造過程中,貫串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再例如,上面說到的《為工人階級的偉大英雄造像》一文,則有這樣的話語:「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出於反革命的目的,瘋狂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再叫嚷『以全國範圍來說,白區工作還是佔著主要地位』,大肆鼓吹『白區工作主要地位』論即『城市中心』論,妄圖把中國革命拉向失敗的道路。因此,怎樣對待和處理城市地下工作和農村根據地武裝鬥爭的關係,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一個分水嶺,也是以城市地下工作為題材的文藝作品能否正確地體現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試金石。是把城市地下工作從屬於和服務於革命武裝鬥爭來表現,還是把城市地下工作脫離革命武裝鬥爭,孤立地誇張地加以宣揚,歷來就是文藝創作中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4)   
  《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中,還說到這樣一件趣事。1964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中南海照例舉行「週末舞會」,一些劇團女演員也照例被召來陪毛、劉、朱、周領導人跳舞。其時扮演《沙家濱》中阿慶嫂的趙燕俠成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舞伴。跳舞之際,劉少奇對趙燕俠說:「你呀,演阿慶嫂還缺乏地下鬥爭生活的經驗。不客氣地講,你得跟我學學。當年我們在白區什麼都得注意。你看賣茶的、賣報的、干鉗工活的都有職業習慣------」曲終後,趙燕俠不經意地對江青說:「剛才主席說我還缺乏生活------」江青「驟然瞪大了眼珠子,眉頭緊蹙」,問道:「主席?哪個主席?」趙燕俠惶恐地說:「是劉------劉主席呀。」江青咬牙切齒地說:「說清楚了,那是你們的主席!哼!」趙燕俠無意間叫錯了「主席」,便埋下了「文革」中遭受厄運的種子。當《沙家濱》成為「樣板戲」時,趙燕俠已失去了演戲的資格。在《沙家濱》中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演員洪雪飛。 
  2002年3月7日     
  鄧拓的本來面目   
  鄧拓的本來面目(1)   
  一一般人知道鄧拓,是因為《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以馬南村的筆名,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共發表雜文150多篇。1961年9月,鄧拓又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吳南星為筆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設「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從鄧拓於1961年10月間發表第一篇文章《偉大的空話》開始,到1964年7月吳□發表最後一篇文章《知難而進》結束,近三年的時間裡,「三家村札記」欄目共發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鄧拓寫了18篇。「文革」全面爆發前夕,《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就成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標。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寫作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軍報》發表,同日,關烽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偽》則在《光明日報》發表。兩篇文章均以居高臨下之勢,對「三家村」做了「上綱上線」的批判。高炬文章說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何明文章則說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5月10,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各地報刊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並強調:「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5月1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7期)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從此,全國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鄧拓則在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鄧拓含冤自盡。「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種種迫害而自殺者不計其數,而第一個自殺者當是鄧拓。 
  鄧拓於1979年獲「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雜文隨筆則受到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的高度重視。美國的J.R.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節專論「北京市委的知識分子」,其中說:「鄧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聯繫的知識分子——官員的領袖。……他以他對大躍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結合著對五四時期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準則(尤其是關懷農民處境的重申),為這批人樹立了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把官僚主義的領導人大概私下說過的話寓言似地但卻是生動地在公開場合說了出來,……尤其是鄧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歷史事件轉彎抹角地批評當代的人和事。他的雜文表面上似乎是溫和的社會和歷史評論,但實際上卻是對毛的領導和政策的毀滅性的(雖然是含蓄的)批評。」這二位美國學者特別強調鄧拓對毛澤東的批評。他們說鄧拓的《專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種導致他不合理的行為和決斷的精神錯亂症」。他們引用了鄧拓文章中這樣的一些話:「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這二位美國學者認為這是在明確地批評毛澤東。鄧拓文章中說得了這種「健忘症」的人「必須趕緊完全休息……勉強說話和做事,就會出大亂子」,也被二位美國學者說成是對毛澤東的「忠告」。鄧拓的《王道與霸道》一文,則被認為是「對毛的最大膽的批評」。鄧拓的《愛護勞動力的學說》被認為是「尖銳」地「攻擊了毛的大躍進政策」。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被認為是「批評了毛的唯意志論的發展觀念」。這二位美國學者還強調鄧拓為彭德懷所做的「辯護」:「在攻擊毛和大躍進的同時,他為彭德懷進行辯護。他的幾篇雜文顯而易見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潔的官員,他們因為抗議不公正的行為而受到不正當的控告。他描述的一個人物是明代的高級官員李三才,李三才因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了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他被拒絕了。據傳,李於是說:『余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余之苦』。這可能是暗指據傳彭那時正在寫的為自己辯護的80000字自述。鄧於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報》發表這篇短文,彭的辯護最終在1962年6月提交黨的中央委員會。」(1)這二位美國學者還認為,鄧拓雜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領導所不准許的學者們在政治決策中的發言權。」(2)不僅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作者這樣看待鄧拓。美國學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R·特裡爾在他的《毛澤東傳》中也寫道:人們對毛罷免彭的不滿始於當時北京市副市長寫的一個有寓意的劇本《海瑞罷官》,該劇本說的是明朝的一個忠臣因直諫而被皇帝罷免的經過。   
  鄧拓的本來面目(2)   
  毛馬上就看出(儘管當時沒有發作),是對他錯誤地罷免了彭德懷作出的尖銳批評。 
  北京的一位專欄作家寫了一則故事:講的是一個才能平平的運動員,在一次錯覺中竟吹噓自己說打破了世界奧林匹克跳遠記錄,細心的讀者都會猜到那位運動員是誰。 
  這位作家還寫了一個諷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畫了一個健忘症患者,沒有說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記以前說過的話,理智在漸漸地喪失。此文在最後十分隱晦地寫到:「如果誰發現已有此症狀,他必須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崗搞分裂時朱德對毛的勸告),什麼也不要說,什麼也不要做。」 
  這些伊索寓言一類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國提意見的方式,但這已經夠大膽的了!(3) 
  這位「專欄作家」即是鄧拓。所謂「才能平平的運動員」的「故事」是指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則是指鄧拓的《專治「健忘症」》一文。在這些海外學者看來,鄧拓們當時是十分明確地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銳地批評毛澤東並要求毛「休息」。在這些海外學者筆下,鄧拓簡直有點「持不同政見者」的色彩,甚至有幾分「自由主義者」的味道。《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著作,而R·特裡爾的《毛澤東傳》「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了極大轟動,三十餘家國外報刊給予極高評價」。(4)在被譯成漢語前,該書「已經以六種語言出版」。(5)可見,關於鄧拓的這些說法,在國際上流傳甚廣。 
  國內的論者雖然不至於對鄧拓如此「拔高」,但對他的《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也往往讚不絕口。國內有些論者,極力強調鄧拓作為「書生」的一面,濃墨重彩地描繪鄧拓的「書生」形象,雕肝琢腎地突出鄧拓的「書生」氣質,以致於讓人忘記了鄧拓的本來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鄧拓「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偉在《書生之外的鄧拓》中寫道:「今天人們在懷念他時,《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被賦予了許多微言大義,感慨他『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拋處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評價說,他忠誠於黨的事業,也仍然崇拜和敬仰偉大領袖,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如同絕大多數人一樣,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閉上眼睛,或者甚至虛假地高唱讚歌。在讀他寫於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雜文時,我也是相信這樣的評價的。可是後來在讀有關鄧拓的傳記和文集時,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在有關他的幾本傳記裡,或者不提,或者一筆帶過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1960年夏天,鄧拓有過一次江南之行,並寫下了舊體組詩《江南吟草》,其中頗有歌頌「大躍進」、讚美「大好形勢」的作品。在鄧拓的筆下,其時到處是饑民並已開始出現餓殍的江南簡直是人間天堂。王均偉這樣解釋鄧拓寫下這類詩作的原因:「毫無疑問,他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忠誠於黨的事業。儘管滿腹經綸,才情四溢,也無法改變他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為規範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場,對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非政治家,無疑有重大影響。是不是因為從中吸取了某種教訓,鄧拓的筆下才寫出了與『口徑』一致、與現實卻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多少支筆不敢正視現實,把人民吃不飽的現實描繪成到處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只要翻一翻當時的報刊,就可以得出結論。在這個大環境裡,鄧拓沒有能夠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證據,對此完全沒有必要迴避或遮掩。」(6) 
  按照王均偉文章的說法,有著兩個鄧拓,一個是作為「政治家」的鄧拓,另一個則是作為「書生」的鄧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飾現實的頌歌,表達的是鄧拓作為「政治家」的現實姿態;而《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裡發表的那些文章,表達的則是鄧拓作為「書生」的良知和道義。——這樣的解讀,雖然比把鄧拓主要看作一個「書生」要令人信服,也給我很大的啟發,但卻也未必揭示了鄧拓的本來面目。 
  二 
  要準確地理解鄧拓為何寫下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就必須對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思想文化氛圍有盡可能多的瞭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從1958年11月初的鄭州會議開始,到1959年7月中旬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和黨中央接二連三地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左』傾錯誤。八個半月的糾『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廬山會議後期中斷了這一進程,『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可能會小得多。但是,歷史是無情的,歷史就是歷史。它的發展,並不因為我們開始糾『左』而不犯更嚴重的『左』傾錯誤。」(7)彭德懷的直言使得廬山會議變糾「左」為反「右」,並導致「大躍進」的新一輪狂潮。但畢竟「歷史是無情的」。「大躍進」帶來的最嚴峻後果是糧荒。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人口外逃、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就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鄧拓在1960年所歌頌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處南京市東南面、屬南京郊縣的高淳縣,本是魚米之鄉,但據中共江蘇省委通報,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該縣縣委採取了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勞動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犧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8)好像打仗,在戰場上如有士兵臨陣脫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號,造成部分基層幹部嚴重強迫命令,採取吊、打、關、押、罰跪、停睡等手段,甚至發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據中共上海市委的報告,奉賢縣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種,全縣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直接被逼死的群眾有156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660餘人,各社和生產營,都搞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866人,集訓了2907人。對群眾捆綁、吊打、亂鬥、亂關、罰跪、遊街、停餐等更為普遍。為了消滅紅鈴蟲,被燒、拆民房1923間,倉庫1345間,強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間,興修水利拆房3188間。報告說:站在高處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掃蕩後的情景一模一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觸目驚心,一片淒涼」。(9)再如河南信陽地區,當時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陽地委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其中這樣說到各區縣打人和死人的情況: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8000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0000多人;新蔡縣原報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現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陽轄內的遂平縣碴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總人口10%,有的隊死亡達30%左右。該地區在「反瞞產」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縣從縣委書記到公社幹部幾乎人人動手打人。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將「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活活打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在一個公社主持「反瞞產」時,一天內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既然縣委主要領導帶頭打人,公社幹部自然不能落後。這期間,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親自參與打人者占93%。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公安機關為逼糧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獄中;為逼糧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農民的最後一粒糧食都被逼走。到了1960年春天,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有的村子連續80天不見一粒糧食。浮腫、餓死和外逃現象十分嚴重。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為思想問題。」面對隨處可見的餓殍、被遺棄的孩子,路憲文仍命令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的外流」;封鎖村莊、道路,不准人們外出逃荒;不准城鎮機關、企業單位收留農村來人;不准街頭和交通要道上出現流浪漢。中共河南省委在後來向中央的「檢討」中,說這個時期的信陽「形成了一種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10)中共信陽市委黨史地方志研究室編寫的《中共信陽黨史大事記(1949——1999)》記載,僅1960年信陽全區減少人口40餘萬人。(11)「大躍進」是全國性的運動,這種可怕的狀況當然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據推測,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減少的人口數,總共在4000萬左右。」(12)   
  鄧拓的本來面目(3)   
  如此嚴峻的形勢,迫使最高層不得不對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調整,出台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策略,就連毛澤東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做自我批評。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所謂「五風」,則指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1961年3月,《農村六十條》開始起草,6月間正式頒布實施。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自然科學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中強調:「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與此同時,《科研十四條》也被制定,其中鼓勵科研人員「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並強調要「正確地劃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之間的界線,區別對待,防止混淆。」1961年8月,《高教六十條》被制定,其中說:「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的政治問題、世界觀問題和學術問題,也不許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世界觀問題和學術問題。」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了《文藝八條》,其中強調了「雙百方針」,強調了「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1961年9月,《工業七十條》也頒布。(13)1962年1月11日,所謂「七千人大會」開幕。劉少奇在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薄一波曾特意寫到會議期間的「一個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同志發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而在1月3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果然做了「檢討」: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等於是承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應由自己負責。對於毛澤東來說,這的確是極不容易的。對此,薄一波評說道:「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14)還應該提到周恩來和陳毅在這幾年間的幾次講話。這幾次講話,思想之「解放」,今天讀來仍然感到「鼓舞」。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做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一開頭就說:「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說出一句話來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天下沒有這種事情。……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的東西都允許討論,允許提意見,加以修改」。1962年2月17日,周恩來又做了《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也是一上來就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特別是陳毅於1962年3月6日所做的《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可謂快人快語,說了許多「出格」的話。陳毅首先談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一開場就說:「我想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有氣,今天要來出出氣。……那些做黨的工作的同志、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跟科學家之間,關係很不正常。科學家覺得受了委屈……因此,他們科學論文也不寫了。特別是大煉鋼鐵、大辦水利中間,有很多做法是違反科學的。一畝地,硬說可以產一萬斤水稻,他們早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違反科學的,但是不敢講。他們說『一講就說我們保守,就說我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只好不講』。現在事實證明一畝地搞一萬斤水稻幾千斤麥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當初聽聽這些科學家的話,也許我們少走彎路。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六十個劇本』,現在恐怕誰也不敢講了。這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學的事,浮誇、謊報,以及把不可能的事情認為可能,它給我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在講話中,陳毅還主張「搞工廠,倒是要學資本家」。對「審查文藝作品」,陳毅也提出了異議:「現在我們要問他:什麼人給你那樣大的權?今天打擊這個,明天打擊那個?今天輕易做這個結論,明天做那個結論?什麼人給了你這個權,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動員人家寫了半年、一年,結果一分鐘功夫,就否定完了?對人家的勞動為什麼這樣不重視?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個給你的權?中央給你的?中央宣傳部給你的?憲法上載有這些嗎?都沒有。昨天我對一位同志說:中央沒有決定要審查文藝作品。」類似的「出格」之語,陳毅在這次講話中還說了不少。這次講話,贏得了60多次掌聲和笑聲。(15)   
  鄧拓的本來面目(4)   
  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氛圍中,鄧拓寫下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 
  三不過,在分析《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前,我們應該明白在這之前的一段時間,鄧拓寫過些什麼,或者說,應該明白在中共中央決定對政策進行「調整」前,鄧拓公開發表過怎樣的言論。 
  毫無疑問,在此之前,鄧拓是「大躍進」的歌頌者。為紀念1958年10月1日的「國慶」,鄧拓發表了《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一文,其中說:今天,當我們又一次走到天安門廣場來慶祝國慶的時候,我們將看到我國最近一年來在農業、工業、科學、文化等各個戰線上大躍進的驚人成績。世界各國的來賓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將看到我國的小麥、稻穀、馬鈴薯、高梁、玉米、谷子、紅薯等最新的紀錄。我國自己製造的飛機、汽車、光學儀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種創造發明,一定都要迅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這一切說明: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發展,客觀的歷史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就能發揮無窮無盡的作用。只要客觀可能的事情,通過主觀努力,就沒有辦不到的。可以斷定,我們一定能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更好。想想這美妙的未來,我要高吟一首詩,為天安門的未來和全人類的未來讚頌:古來歲月去悠悠,獨向高城瞰九洲;今日天安門外路,四通八達遍環球。(16)這完全是與當時的主流「口徑」相一致的。鄧拓喜作舊體詩,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79年12月出版過《鄧拓詩詞選》(本文所引所論鄧拓詩詞均見於該書)。在這本詩詞選中,我們看到,1958、1959和1960這幾年,鄧拓頗寫過些歌頌「大躍進」、歌頌當時「大好形勢」的詩詞。例如,1959年1月1日,鄧拓寫了《慶春澤·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國飛奔,全球注視,東風吹遍大千。領導英明,前途幸福無邊。人民忠勇勤勞甚,更難能足智多賢。有雄心,改造家鄉,建設田園。 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糧歌舞,鋼鐵騰歡。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經苦戰幾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將來,星際通航,世界長安。」再如,1959年2月,鄧拓寫了《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最後兩句是:「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這裡的所謂「高潮」,自然指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高潮」二字,在鄧拓這時期的作品中是頻頻出現的。1959年10月,鄧拓寫了四首《群英贊》,讚美出席全國所謂「群英會」的代表,每首後面都做了註釋。第一首是《孟泰會見李風恩》:「訪友探親又取經,『大鋼』躍進莫休停。東風送暖風恩笑,孟泰精神老更青。」註釋寫道:「老孟泰在群英會中會見了老戰友李鳳恩。為了在武鋼推廣快速出鋼法,李鳳恩說要向『娘家』『取經』;老孟泰說:『不分鞍鋼或武鋼,全國只有一個鋼,我們要保住這個「大鋼」不斷躍進才對!』兩人愈談愈高興。」1959年12月,鄧拓寫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爽心陀遠眺》寫道:「半山獨立爽心陀,瞬息風光變幻多。躍進京華新歲月,青春生命發狂歌。」諸如此類的作品,對「大躍進」的歌頌似乎很「由衷」。王均偉在《書生之外的鄧拓》中說:「讀這些詩篇,我有一個疑惑揮之不去:為什麼面對嚴峻的現實,鄧拓要寫這樣的詞句?是他沒有看到真實的面貌,還是他故意閉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說他不瞭解真實情況,我萬難相信。首先他是黨的高級幹部,能夠看到當時的各種中央文件,實際上,在一些密級不高的文件裡,從1959年起,就陸續出現了雲南、山東等地經濟困難的記載。其次,他作為北京市委的領導,北京的情況也應身有體會。第三,當時江、浙兩省的經濟困難也是掩蓋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資供應,精神面貌,都在那兒擺著,怎麼會看不到呢?」(17)王均偉文章說得不錯。鄧拓之所以寫下這些「大躍進」的頌歌,決非因為不瞭解真實情況。韋君宜的《思痛錄》中這樣回憶到:從1959年冬開始,「北京已經買什麼都困難了,……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一段時間,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醃菜葉,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裡人也出現了浮腫。我的嬸娘雙膝以下都腫了。人的肚子無法用氣吹起來,批判也不管事。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裡,讓它再長出幾個葉子,可以吃;機關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裡的綠色漂浮物撈起來培養,也吃,據說有蛋白質。」「一切能進口入肚的東西都想絕了。我有個妹夫李××,當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們竟想出一個奇特的辦法,想到廁所裡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乾淨,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李××秘密地告訴我們,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級、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8)韋君宜夫婦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高級幹部,丈夫楊述與鄧拓是經常唱和的好友,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傳部長,後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與鄧拓在官階上居同一層次。韋君宜夫婦耳所能聞目所能睹的事,鄧拓當然也能耳聞目睹;韋君宜夫婦所能經歷體驗到的,鄧拓當然也不會經歷體驗不到。所以,要說鄧拓不瞭解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鄧拓的本來面目(5)   
  王均偉文章中說,鄧拓早年曾寫過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對災荒有過「深刻」的研究,理應對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大災荒有比別人更敏銳的感覺,這也言之成理。鄧拓1929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肄業,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共,從事地下活動。1933年在福州參加人民政府文化委員會的工作,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學歷史系就讀,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是在大學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歷代災荒和救荒的學術著作。這本書初版時用的是文言文,1957年三聯書店重印時鄧拓將其改成了語體文。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鄧拓文集》收入了這本《中國救荒史》。1998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再版了該書的語體文版大字單行本。出版社在寫於1998年8月31日的「再版前言」中說:「鑒於當前嚴重的抗洪救災形勢,徵得了鄧拓夫人丁一嵐同志同意,現出版該書語體文版的大字單行本,以滿足廣大幹部、有關的研究人員、實際工作者及其他讀者的急需。」原來,出版社是為了指導當時的救災而特意出版了《中國救荒史》的大字本。如果說1998年的救災「急需」鄧拓的這本《中國救荒史》,那麼,50年代末60年代的三年災荒,就更用得著鄧拓的這本書。別人或許記不起這本書,但鄧拓自己總該記起它。作為一個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災荒與救荒者,鄧拓理當比別人對這場罕見的大災荒有更清醒的預見和更深刻的認識。例如,在這本書的「緒言」裡,鄧拓曾這樣給「災荒」下定義:「一般地說,所謂『災荒』乃是由於自然界的破壞力對人類生活的打擊超過了人類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損害;而在階級社會裡,災荒基本上是由於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人對於自然條件控制的失敗所招致的社會物質生活上的損害和破壞。」如果這樣的定義是成立的,那麼,當時的災荒不正是「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失調」而引起的麼,不正是決策者隨心所欲地改變生產關係所招致的麼。按理,當這種「人和人的社會關係」開始「失調」時,當既有的生產關係被妄加改變時,鄧拓就應該能預見到災難的不可避免;而當災難觸目驚心地降臨時,鄧拓應當比別人更加痛心疾首。在這個意義上,鄧拓比別人更沒有理由昧著良心為「大躍進」唱讚歌。 
  但事實也是無情的。在這幾年間,鄧拓的確是唱著讚歌。1960年7月,鄧拓做江南之行,並寫了組詩《江南吟草》。在序言中說:「近於病後漫遊江南,到處氣像一新,令人鼓舞。躍進聲中,山川倍見壯麗,風物美不勝收。時有所感,輒成小詩。」於是,此時其實災荒已十分嚴重的江南,是「百里千家足稻粱」(《馬山觀田》),是「人天美景不勝收」(《游揚州》),是「建設樂園萬古傳」(《至雁蕩山》)…… 
  明白了鄧拓這幾年實際上一直唱著「大躍進」的讚歌,我們才能如實地評價他的《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 
  四 
  對「大躍進」的讚歌,對「大好形勢」的稱頌,是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並不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背離,或者說,鄧拓寫《燕山夜話》,寫《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也仍然是在迎合中共中央的「口徑」。如果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與《江南吟草》一類的頌歌在「口徑」上有了不同,那首先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口徑」發生了變化。前面說過,進入1961年,迫於形勢的嚴峻,中共中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策略上進行「調整」;毛澤東在這段時間空前絕後地一再做自我批評,在他的帶動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做自我批評;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彭真等人更是在公開場合發表了頗有鋒芒、思想頗為「解放」的講話。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政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言論,無疑意味著「口徑」的「調整」和更新,因而鄧拓們文章的面目、腔調也要隨著調整和更新。鄧拓於1961年3月開始寫《燕山夜話》,這正是《農村六十條》開始起草的時候。此前,中共中央已開了一系列會議,在醞釀著對政策的「調整」。作為高級幹部,鄧拓當然能及時知悉其中情形,並意識到毛澤東和決策層的態度有了改變,意識到中央有了新的「精神」。沒有這樣一個前提,很難設想鄧拓會在報紙上開設一個雜文專欄。鄧拓夫人丁一嵐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有這樣的說法: 
  《北京晚報》創刊以後,老鄧從1961年起,為《燕山夜話》專欄撰稿。他提倡寫知識性雜文,力求把專欄文章寫得生動活潑,使讀者有所收益。當時,聽朋友們說,晚上,《燕山夜話》真的成了北京許多家庭在燈光下「夜話」和學習的資料。我把這些反映告訴老鄧,他也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又約請吳□同志和廖沫沙同志,一起在《前線》半月刊上開闢了《三家村札記》專欄,同樣受到讀者的歡迎。 
  就在《燕山夜話》專欄開闢不久,黨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號召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發揚「三不主義」。老鄧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用筆來發言,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思寫出來。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影響下,全國不少報紙刊物也都開闢了類似的專欄,一掃陳言現話八股腔,以平等的態度和讀者娓娓談心,傳播知識,交流思想,有助於驅除「一言堂」的沉悶空氣,推動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19)   
  鄧拓的本來面目(6)   
  丁一嵐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寫作動機和社會效果的說明,應該認為是符合實際的。鄧拓寫《燕山夜話》是為順應新的中央「口徑」,是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而「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則使得「調整」的局勢更加明朗,使得「口徑」的變化更加巨大。作為「文化戰線」上的高級幹部,鄧拓當然覺得有義務加大配合新的政策的力度,於是,在1961年9月,又約請吳、廖二人一起來寫《三家村札記》。所以,把《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與鄧拓的《江南吟草》一類作品割裂開來,認為《江南吟草》一類作品是鄧拓作為「政治家」對「口徑」的迎合,而《燕山夜話》一類作品則顯示了鄧拓作為「書生」的情操,那是很大的誤解。《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好,都表明了鄧拓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文化並且「管理」知識和文化的「政治家」與毛澤東和中央「口徑」的一致,都是鄧拓在努力為現行政治服務。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理解鄧拓為何在臨死前認為自己是「冤沉大海」。(20)寫《從天安門到全國》和《江南吟草》時自不待言,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也仍然是作為「政治家」的角色意識在主宰著鄧拓,所謂「書生意氣」,即便有的話,也是微乎其微的。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時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反對的,也正是其時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反對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雖然對「大躍進運動」中的某些具體現象做出了批判,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現出一種「大躍進精神」和「大躍進思維」。這也與當時的主流觀念是一致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雖然對「大躍進」時期的一些政策做了「調整」,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即便在「七千人大會」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仍然是被肯定的。「會上對『三面紅旗』仍然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這個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導思想。」(21)鄧拓們在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這個大前提」。實際上,在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同時,鄧拓也仍在寫「三面紅旗」的頌歌。1961年12月,鄧拓寫了四首《畫意歌聲》,都是題當時一個畫家的畫稿,其中《太湖漁村》寫道:「五湖風雨晚來晴,天際飛帆雁陣輕,眼底漁村繞畫意,千秋公社送歌聲。」《燕子磯新貌》則寫道:「翠壁丹崖傍水濱,十年面目已全新。舊時血淚都拋盡,燕子歸來報早春。」1961年冬,鄧拓還寫了《看吳作人等東北采風畫展》:「畫外無窮意,白山黑水長。昔年邊塞地,今日稻粱倉。躍進經三載,紅旗舉八荒。熱情調彩筆,點染好風光。」1962年2月,鄧拓寫了組詩《南遊未是草》,腔調、「口徑」與1960年7月的《江南吟草》沒有什麼差別。例如其中《詠沙村公社》寫道:「大理光榮五朵花,銀蒼玉洱老農家。高原萬里東風早,公社千秋眾口誇。勞動英雄多後繼,青春兒女燦朝霞。但求生產經營好,歲歲豐收願不賒。」(鄧拓此番「南遊」游的是兩廣和雲南一帶。)在一些人看來,這些詩作與同時寫下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相矛盾,但在鄧拓那裡,二者並不矛盾,——它們本來就不矛盾。 
  鄧拓的《燕山夜話》共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記》中則寫了18篇。這些文章,絕大多數並無什麼鋒芒,或者說,都離「政治」很遠。其中的《大膽練習寫字》、《交友待客之道》、《談「養生學」》、《養牛好處多》、《中醫「上火」之說》、《三七、山漆和田漆》、《握手與作揖》、《大豆是個寶》、《多養蠶》、《談談養狗》、《養貓捕鼠》、《白開水最好喝》一類文章,簡直可以說頗為瑣屑,甚至不妨說有些無聊。如果考慮到其時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讓人想起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類文章中對周作人、林語堂的批評。這類看起來遠離「政治」的文章,能夠彌合和安定人心,能夠不知不覺間消除人們心中的火氣,所以,實際上又能十分巧妙地為現實政治服務。鄧拓們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主要目的是要向讀者傳授知識。他們寫下的絕大多數文章,也的確像是中小學教師的講義。面對飢腸轆轆的讀者大談養牛養狗養貓養蠶一類知識,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糧」代替窩窩頭與糠菜團。——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多少起了「幫閒」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過分?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提倡和所批評的,往往都能從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找到理論和政策依據。在當時的糾「左」和「調整」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強調「讀書」,1958年11月9日更寫了《關於讀書的建議》(22)。雖然毛澤東一般是要求讀特定的幾種書,但卻使當時的人們認識到,「要經常讀一點書」(23)。於是,我們在《燕山夜話》中就一再讀到對讀書的呼籲和對讀書方法的談論。《燕山夜話》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是倡議人們利用夜晚的時間讀書。在這時期,毛澤東極力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也正在這時,毛澤東找到了30年前寫的《關於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此文寫於1930年春,是針對當時的所謂「教條主義」而寫的。在戰爭年代文章失散。據說毛澤東多年尋找未得。1959年「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建館時,到各地徵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龍巖地區發現了該文的石印本(24)。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說:「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這篇文章在這個時候「重現江湖」,對於毛澤東來說有如神助。這能顯示他的「一貫正確」和先見之明,從而能夠緩解他的現實困窘。如獲至寶的毛澤東,將此文加上按語,印發給參加有關會議的人員(25)。在1961年3月的廣州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毛澤東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則作為該「指示信」的附件,發到縣、團級黨委(26)。在這期間,毛澤東將多名身邊工作人員派下去調查,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則親自下鄉調查。明白了這種情形,就能明白鄧拓們為何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屢次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例如,《燕山夜話》中的《變三不知為三知》,就是強調要通過「調查研究」知曉事物的起源、發展和結果。這樣的文章,就完全是對毛澤東的響應。甚至鄧拓們對某些很具體的問題的論說,也能從中共中央當時的條文中找到「合法性」。例如,《燕山夜話》中有一篇《青山不改》,是強調對山林要注意「保護」,要合理「砍伐」,不能「濫伐森林」。這在今天看來,很難能可貴,但也並非鄧拓的「獨出心裁」。當時,劉少奇、陶鑄等人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大躍進」對森林資源的嚴重破壞,於是便在《農村六十(修正草案)》中加了保護山林的條款,並制定了《林業十八條》這樣的專門文件(27)。可以說,《青山不改》這樣談論很具體問題的文章,也是在宣傳中央政策。何況,《青山不改》只是在正面強調保護山林的重要,並沒有直接說到現實中對森林的破壞。   
  鄧拓的本來面目(7)   
  由於「大躍進」本身並未被否定,所以「大躍進思維」在「調整」時期仍然有市場。《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現了一種「大躍進思維」。以《燕山夜話》為例,其中的《不怕天》、《糧食能長在樹上嗎?》、《金龜子身上有黃金》這類文章,就仍是「大躍進式問題意識」的產物。例如,《不怕天》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勝天」,這是典型的「大躍進話語」。再如《糧食能長在樹上嗎?》,談論的也是在「大躍進」時期才成為「問題」的問題。文章說:「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會有這樣的日子到來。那時候,不但樹上能夠長出糧食,而且到處都可以長糧食。無論高山、平原,麥子像野草一樣,年年自己生長;甚至種莊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許多在現時看來如同神話一般的事情,到那時候都將變成極其平常的普遍現象。這樣的日子距離現在大概也不會太過於遙遠了吧。」「外國人往往把巧克力當作高級的乾糧,殊不知我國古代人以栗子為乾糧,其好處決不下於巧克力。」「我們如果能夠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種植栗子樹和棗樹,讓這些樹林長滿了富有營養價值的糧食,夠多麼美妙啊!」這樣的文章,表現的也是典型的「大躍進」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亂想,「大躍進」式的浪漫狂熱和弱智短視。 
  《燕山夜話》中的有些文章,還「左」得可怕,這在談論西方時表現得分外明顯。例如《「一無所有」的藝術》、《「無聲音樂」及其他》之類就如此。這幾篇文章都是從對西方現代藝術試驗的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無所有」的藝術》中,鄧拓說:「這樣的藝術畢竟是太無聊了,它像是一種惡性的傳染病,迅速地瀰漫了西方世界,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新階段的不可救藥的痼疾。」「這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世紀末的悲哀啊!資本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廣大人民必將得到真正的解放。」在《「無聲音樂」及其他》中也說:「這一切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極端空虛和無聊。在那裡,生活本身就充滿著欺騙、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國家到處啼饑號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時,還如此起勁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說是「書生意氣」使然吧? 
  五 
  鄧拓這時期確實寫過一些對「大躍進運動」中某些現象進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這時期的全部文章中,所佔比例並不大。如今經常被人提及並稱頌的,在《燕山夜話》中有《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和霸道》、《說大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記》中則有《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這幾篇。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之外,還有一篇《鄭板橋和「板橋體」》(28)也頗受今人重視。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就不難明白,這一類如今看來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仍然是與主流「口徑」相一致的,仍然是對毛澤東講話和中央精神的宣傳和配合。當時的所謂「調整」,就是對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鄧拓的這些文章,只不過是跟在毛澤東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後面亦步亦趨。其批判的尖銳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與陳毅的講話相比,就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鄧拓的批判鋒芒集中於說大話空話假話。而對所謂「浮誇風」,當時毛、劉、周等人在各種場合都予以嚴厲的抨擊,在正式文件中也將反對「浮誇風」作為重點。所以,鄧拓對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批判,完全應該視作是對「中央精神」的呼應。鄧拓的有些文章,看來今人對之有所誤解。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確有批判鋒芒,但恐怕所批判的並非「大躍進」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鄧拓臨死前寫了一封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長信,為自己文章做了辯解。他說之所以寫《一個雞蛋的家當》,是有感於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為」。(29)如果細讀原文,就會相信鄧拓對寫作動機的自述是真實的。這篇文章的核心,是對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那則故事的闡發。故事說:「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鄧拓如果僅僅批判這個市人不切實際的空想,那還可以認為是在對「大躍進精神」的嘲諷。但對這個故事,鄧拓又做了這樣的闡發:「更重要的是,他的財富積累計劃根本不是從生產出發,而是以巧取豪奪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發財的目的。」「如果要問,他的雞蛋是從何而來的呢?回答是拾來的。這個事實本來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這個拾來的雞蛋,寄在鄰居母雞生下的許多雞蛋裡一起去孵,其目的更顯然是要混水摸魚,等到小雞孵出以後,他就將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個小母雞回來。可見這個發財的第一步計劃,又是連偷帶騙的一種勾當。」「接著,他繼續設想,雞又生雞,用雞賣錢,錢買母牛,母牛繁殖,賣牛得錢,用錢放債,這麼一連串的發財計劃,當然也不能算是生產的計劃。其中每一個重要的關鍵,幾乎都要依靠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才能夠實現的。這就證明,江盈科描寫的這個『市人』,雖然『貧甚』,卻不是勞苦的人民,大概是屬於中世紀城市裡破產的商人之流,他滿腦子都是欺詐剝削的想法,沒有老老實實地努力生產勞動的念頭……」讀了這樣的議論,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鄧拓寫此文確是為了批判當時「投機倒把」的「剝削行為」,甚至不妨說,它是後來「四清」運動的先聲。將此文看成是對「大躍進精神」的否定,實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廂情願。   
  鄧拓的本來面目(8)   
  再如《專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學者認為是在批評毛澤東,也是在望文生義。鄧拓好友楊述曾私下對家人說,鄧拓寫的「健忘症」並非指向中央,他親耳聽鄧拓說過。(30)還有一事亦可佐證海外學者對此文的理解是「誤解」。當時在鄧拓身邊工作的蘇雙碧回憶說:「我還記得,當時有一篇短文,提出吳□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將這篇文章送給鄧拓,鄧拓同志看了神情很嚴肅,好久沒有說出話來。他那一剎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來還像是在眼前。一位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正面臨著一場嚴肅的挑戰,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顛倒,『海瑞罵皇帝』這是歷史事實,可吳□並沒有也不會『罵皇帝』的。」(31)當有人說吳□在「罵」毛澤東時,鄧拓一瞬間的「神情」令親見者數十年後仍覺如在「眼前」,可見那「神情」的確有著異樣的「嚴肅」,而在這「嚴肅」裡,應該包含著恐怖。鄧拓非常清楚,被指控為「罵皇帝」意味著什麼。既然對吳□的被指控為「罵皇帝」,鄧拓都感到了恐懼,他自己怎麼會如此「惡毒」地「罵」起「皇帝」來呢?還有《鄭板橋和「板橋體」》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視此文,其實只因為其中有這樣幾句話:「我認為學習『板橋體』的最重要之點,是要抓住『板橋體』的靈魂。什麼是『板橋體』的靈魂呢?我以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話自然說得很「痛快」。將其理解成是在反對「個人崇拜」、批判「現代迷信」,也沒有什麼不可。但要說這種理解就符合鄧拓寫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強加於人。鄧拓這幾句話,本是對鄭板橋原話的引伸和發揮,表達的是對「鄭板橋精神」的理解。而鄧拓之所以做這種發揮,應該與當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有關。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蘇共兩黨的爭吵進入白熱化時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是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的覆信,共有25條。「其中第二十一條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文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基礎上……每一個國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謂單干、所謂民族主義,反對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的方針,這是大國沙文主義。反過來,借口國際分工專業化,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兄弟國家,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獨立主權,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人民利益,這也是大國沙文主義。」「第二十二條論述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文件認為,……一個黨把自己置於其他兄弟黨之上,干涉兄弟黨內部事務,在兄弟黨關係中實行家長制,把自己一個黨的綱領、決議當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強加給別的兄弟黨,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用少數服從多數來行強行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搞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活動,都是錯誤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評」中的「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在《人民日報》發表,在11月底前,共發表了「五評」。這些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反對蘇共以「老子黨」自居而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為「兒子黨」,或者說,是要反抗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鄧拓作為分管意識形態的高級幹部,在這樣的時候說出「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樣的話,我以為,也應理解成是對中蘇論戰的配合。說得直白些,這幾句話即便有著現實的政治指向,也是對著赫魯曉夫而不是對著毛澤東說的。鄧拓是「毛澤東主義」最早的宣傳者,是第一部《毛澤東選集》的主編出版者。在神化毛澤東的歷史過程中,鄧拓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寫《鄭板橋和「板橋體」》這類文章的同時,鄧拓仍在唱著毛澤東的頌歌。例如,寫於1962年2月的組詩《南遊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謁毛主席農運講習所》:「平生一念為工農,講學珠江賴啟蒙。考察湖南新說立,深謀宇內幾人同?井岡割據千秋業,革命長征萬里通。建設奠基天下計,東方大地起雄風。」如果《鄭板橋和「板橋體」》一類的文章是在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又怎樣理解鄧拓同時宣揚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畫報》1963年第6期上,鄧拓發表了《令人懷戀的漓江》(33)一文,在歌頌漓江自然景色的同時,鄧拓也寫道:「顯然,這個地方的經濟和文化都是相當發達的。特別是解放後的今天,我們到處可以看見,漓江之美不僅在於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間,生活著可愛的人民。現在,在人民公社化的優越條件下,這裡的人民生產建設積極性日益提高。他們進行農業、林業、漁業和各種副業生產,一年四季都可獲得豐富的收成。」這真堪與賀敬之同時期的詩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鄧拓年方18歲時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他是在生命還很稚嫩的時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者組成了鄧拓基本的知識結構和精神視野。說60年代初的鄧拓張揚「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鄧拓九泉有知,或許會視為「天大的冤枉」,因為何為「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恐怕鄧拓並不瞭然。海內外的一些人今天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解讀,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與姚文元們當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說,不知不覺間,在事實判斷上,認同了姚文元們當初對鄧拓們的批判。這豈不意味著,對姚文元們的文章,也要「重新認識」?   
  鄧拓的本來面目(9)   
  當然,《專治「健忘症」》這樣的文章,《鄭板橋和「板橋體」》中的那幾句話,是否在當時引起了毛澤東的誤解並令他銜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發動之所以拿吳□、鄧拓這幾人祭旗,目的是以此為突破口摧毀北京市委。吳□、鄧拓們首當其衝,恐怕主要不在於他們寫了《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這些東西,而在於他們佔據著北京市的要職。這也可謂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層,早已是常識了。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開始後,私下裡對妻子李莉說:「這次運動是對準彭真和北京市委來的」。(34)「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開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都是《三家村札記》專欄作者,抓出吳□,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表上。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後長憶》一書中寫道:『從批判吳□《海瑞罷官》開始,進一步以鄧拓為突破口,鋒芒直指彭真。江青當時就興高采烈地說:「一個吳□挖出後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當然也不是最終目的,彭真後面還有鄧小平、劉少奇。所以,鄧拓、吳□的被用來祭旗,實在並不因為他們寫了什麼東西。當時的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的命運可以作為一種反證。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控鄧拓是「叛徒」的同時,也點名批判了李琪,此後,「全國的報紙和電台都開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滿腔悲憤,於7月10日晚結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繼鄧拓之後又一個自殺的北京市委要員,而他並未罵過「健忘症」,也沒有歌頌過海瑞和鄭板橋。 
  曾在鄧拓領導下的《人民日報》工作的袁鷹這樣回憶鄧拓:「特別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許多由於報紙宣傳需要的急就章。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個重要的節日,一項急促的宣傳任務,報紙往往需要組織相應的版面,包括文藝副刊在內。這也是我們無產階級報紙的傳統。這類約稿,時間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許作者反覆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視為畏途,有的也的確不願意或不屑於撰寫這類詩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確是滿腔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支持報紙的宣傳,樂於寫這類『遵命文學』的。最使我們感佩,並且經常稱頌的是郭沫若同志。鄧拓同志也是這樣的詩人。他離開報社去當北京市委書記以後,仍然同我們保持經常的聯繫,有什麼要求,寫封短簡,或者晚上給他宿舍打個電話,一般都是有求必應,按期交稿。元旦或春節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詞,而且最好用《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純粹因為詞牌的名字),按說實在有點違反常情,用現在的話說,不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但是鄧拓同志理解我們副刊編輯的用意,從不『還價』,總是欣然命筆」。(37)這裡描繪的鄧拓,就接近鄧拓的本來面目了。作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知識分子,鄧拓是樂於寫「遵命文學」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也應作「遵命文學」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鄧拓的文章發表後,全國掀起了批判鄧拓等人的高潮。廣大「革命群眾」對鄧拓們噴射出滿腔怒火,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對「革命群眾」的這種情緒,鄧拓表示了極大的理解:「群眾是對的。既然宣佈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敵人,他們當然理應表示憎恨。群眾從來是相信黨、相信黨報的。」(38)當過10年《人民日報》掌門人的鄧拓,在批《武訓傳》、批胡風、反「右」等運動中,一次次地簽發過批判材料和文章,並一次次立竿見影地激起過「革命群眾」對批判對象的憤恨。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對那副刀俎的厲害,他倒比別人多一分理解。 
  在寫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後,鄧拓呼喊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39) 
  我相信,這是鄧的心聲。 
  2004年2月11日 
  註釋: 
  (1)此處指鄧拓在《燕山夜話》中發表的《為李三才辯護》一文。但原文中並無「余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余之苦」一類的話。 
  (2)以上關於鄧拓的評述,J.R.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頁。 
  (3)P.特裡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頁。 
  (4)見P.特裡爾《毛澤東傳》中「出版者的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見P.特裡爾《毛澤東傳》中作者寫的「中文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鄧拓的本來面目(10)   
  (6)(17)王均偉:《書生之外的鄧拓》,載《南方週末》2003年7月24日。 
  (7)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806頁。 
  (8)指所謂「深翻土地」,當時認為深翻土地可大增產。 
  (9)高淳、奉賢的情形,見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89頁。 
  (10)以上所敘信陽地區的情形,見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98——300頁。 
  (11)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3頁。 
  (12)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4頁。 
  (13)這期間的政策制定情況,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有關敘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14)彭真的發言和毛澤東的自我批評以及薄一波的評說,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26——1029頁。 
  (15)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9頁。 
  (16)鄧拓:《從天安門到全中國》,原載《新觀察》1958年第19期,收入《鄧拓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1982年版。 
  (18)見韋君宜《思痛錄·「反右傾運動」是反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9)丁一嵐:《憶鄧拓》,載《新聞戰線》1979年第1期。 
  (20)見丁一嵐《致「三家村」作者亡靈的祭文》,收入《書生累》一書,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5頁。 
  (22)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2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0頁。 
  (24)見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1——212頁。 
  (25)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3年6月版第903頁。 
  (26)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5頁。 
  (27)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33頁。 
  (28)此文於1963年11月發表於《光明日報》,收入《鄧拓散文》,人民日報出版1980年11月版。 
  (29)(38)(39)見袁鷹《玉碎》,原載《報告文學》1986年第5期,收入《書生累》,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0)見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31頁。 
  (31)蘇雙碧:《沙灘問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頁。 
  (32)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87——588頁。 
  (33)此文收入《鄧拓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4)(36)李莉:《李琪在「文革」發動前後的日子裡》,載《百年潮》2003年第8期。 
  (35)蘇雙碧:《沙灘問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頁。 
  (37) 見《鄧拓詩詞選·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哪得夕陽無限好: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   
  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1)   
  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戶曉,不僅因為《背影》、《荷塘月色》這幾篇散文1949年後長期選入中學課本,更因為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知識分子,尤其是朱自清這類「舊知識分子」,有幸受到毛澤東表揚者,可謂鳳毛麟角。受到毛澤東表揚與文章被選入課本,又有著邏輯聯繫:正因為受到了毛澤東表揚,文章才被選入中學課本;不然,像朱自清這種被稱作「自由主義者」的作家,不被從現代文學史上徹底抹煞就算萬幸了,還敢奢望成為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其中詳細敘述了抗戰後期至1949年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及其逐步失敗的過程。中共中央認為,這「白皮書」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對這樣的「反面教材」,毛澤東從來不會放過。於是新華社連著發表了六篇對「白皮書」的評論,除了《無可奈何的供狀》外,其他五篇,《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都出自毛澤東之手。這著名的「六評」,宣告了建國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國後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調。 
  在毛澤東執筆的五篇文章中,《別了,司徒雷登》也曾長期選入中學課本,因而也最廣為人知。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對朱自清點名表揚: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文章,旨在喚起民眾反美仇美的強烈情緒。在這樣做時,毛澤東巧妙地把朱自清作為一個榜樣、一個楷模。此後,朱自清就成為了一個反美仇美的符號,成為了一個「民族英雄」。 
  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對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為「榜樣」和「楷模」的歷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對50多年來反美仇美情緒、思潮的影響,但要說他的所謂「不領美國『救濟糧』」對此後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進作用,恐怕也不無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還因為如今人們反美仇美的方式,與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實的人,因為在某種問題上對美國有所不滿,便「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糧」,並且臨終時還以此囑咐家人。如今的這些反美仇美者,繼承了朱自清們的「精神」,但堅決地拋棄了他們的方式。大學生不妨一邊表現得似乎與美國不共戴天,一邊拚命啃英語,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簽證;官員們不妨一邊對美國的「霸權」表現得切齒痛恨,一邊爭相把子女往美國送。至於一些反美仇美的學者,其行狀就更耐人尋味了。他們或者長期生活在美國,或者在中美之間飛來飛去,一邊盡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並且盡可能多地撈取美元,一邊則不遺餘力地對美國進行著批判、聲討。朱自清以「不食嗟來之食」的方式捍衛「民族尊嚴」,今天的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會視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狀,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吳闓生曾將李商隱「昔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改為「但得昔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約在1947年,朱自清將這二句詩錄出,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陽黃昏之感,似乎有些過早。如果考慮到一年以後就貧病而死,又不能不感歎朱自清的「昔陽」和「黃昏」過於短暫,不能不為朱自清「晚景」的淒涼心生哀戚。所以,我覺得壓在朱自清書桌上的二句詩,改為「哪得昔陽無限好,應須惆悵近黃昏」,才符合實際。 
  不領「救濟糧」的國內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到底是怎麼回事,要先清楚兩件事:一是美國為何給中國「救濟糧」,二是朱自清們為何「寧可餓死」也不領。 
  抗戰結束後,天真的人們所希冀的和平並沒有到來,國共之間的內戰幾乎是不可避免地爆發,「國統區」的經濟也幾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在大城市,尤其是華北的大城市,人們的生存都面臨嚴峻威脅。韋君宜先生在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中對此時的情形有如此解說:「仗要堅決地打下去!戰爭以人民解放軍的名義猛烈進行。還談什麼和平,想什麼還鄉!國民黨統治區有些書獃子,原指望著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氣,從此中國就是戰勝國了。還寫文章登報說是『四強之一』哩。哪曉得是這樣,大城市被周圍小城市和農村包圍,物價飛漲,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對這種情況,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於1948年4月2日通過了《援華法案》(一般稱為《1948年援華法案》),主要內容是:美國核准撥款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其中三億三千八百萬美元為對華經濟援助,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為特別補助,由國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為一年;美國希望對華援助自始至終得到中國當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釋為美國對於中華民國的政策、行為或承諾,或對於中國國內任何時間所存在的狀況,承擔任何已經明示或默認的責任」 。這話說得很拗口,直白地說,就是美國對華援助不得理解為用於政治和軍事目的。「法案」決定,在上述撥款尚未實現之前,由國會授權並責成復興金融公司暫行墊支不超過五千萬美元的款項,由總統決定實施方式及數額,以解中國的燃眉之急。該「法案」還規定,中美兩國應行簽訂有關「協定」,保證「法案」的實施。於是,1948年7月3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署了《中美經濟援助協定》,主要內容為:美國依照1948年援華法案,並鑒於國民政府正推行穩定經濟的政策,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美方供應物在華出售價,由雙方商定;等等。(1)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了美國的「洋麵粉」一類救濟物來到中國,也才有了朱自清們以拒領這類救濟物的方式向美國「示威」。   
  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2)   
  朱自清們是在「反美扶日」的名義下聲明拒領美國「救濟糧」的。所謂「反美扶日」,是指反對美國對日本的扶持,換句話說,是反對戰後美國在日本實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運動,於1948年春先在上海興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漢、昆明等城市。運動的主要方式是遊行示威,參加者主要是大中學校的學生。也正是在這種「反美扶日」的熱潮中,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了字。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在介紹這場「反美扶日」運動時,往往強調中國共產黨對運動的發動和領導作用。而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國務卿馬歇爾報告中國的反美情緒和運動時,卻認為其中有著更複雜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司徒雷登寫道:反美情緒廣泛擴展,具體表現為對我們扶持日本所舉行的抗議------解釋這種現象相當為難,認為它完全出於共產黨或蘇聯的挑動那就太過於簡單化了。打入教職員和學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傳和組織,自然有助於製造這些運動。但這麼多人捲進去而其中包括許多平時親美的人們,這說明運動本身有其使人易於接受的原因。這或者主要是由於自前世紀末就產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們無法想像其條件反射和深度。由於對我們在日本的行動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國官方來源的報導;由於對德瑞波和類似報告的公佈而產生的誤解和錯誤推論;由於諷刺說我們為了準備對蘇作戰而不惜犧牲中國;自然地,以及由於有意的持續不斷的惡毒的宣傳,反美情緒就更加擴大化了。另一個真實的原因是人們對現政府的普遍的不滿而美國卻同這個政府的存在和缺點有著不合理的然而卻是想得通的聯繫。學生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加敏感,他們極度失望了而又沒有出路發洩他們的愛國熱情。在現在使人沮喪的狀況下,煽動反對美國扶持舊日仇敵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這種心理和共產黨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還有自私和缺乏遠見的工商界人士,他們想避免日本的競爭。舉例來說,利潤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紡織工業,他們想把持上海和東南亞的市場。因此極左分子和愚蠢的資產階級利益奇怪地結合起來反對我們在日本的做法。我們無法使這些做法(指美國扶持日本的做法——譯者)一點也不產生合情合理的誤解。(2)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談及中國的反美情緒時,又說:「我們的支援及其目的被嚴重歪曲誤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來證明我們的帝國主義意圖,說我們準備用日本和中國將來進行對俄作戰。對他們說日本重新武裝對中國至多是在遙遠的將來的假設的恐懼,而已經喪失外蒙和即將喪失內蒙和東北(滿州)則是目前即時的危險,他們似乎完全聽不進去。對他們敘述俄國人在上述地區的行為,他們聽來半信半疑,或者簡直無動於衷。這真是一種奇怪的變態心理,但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心理,因為學生們今日所想的標誌著整個國家將來的想法。」(3)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觀察中國,但作為駐外大使,在向國內寫報告時,也一定不會刻意歪曲事實,一定會寫出他眼裡最真實的東西。司徒雷登強調了「反美扶日」運動的複雜原因,這應該是相當可信的。他說的有些事情,已被時間所證實。例如,他說對於那時的中國,真正的威脅是蘇聯而不是日本。如果考慮到數年後中蘇之間即處於尖銳敵對狀態、中國長期把「蘇修」作為頭號假想敵,就不能說司徒雷登當年的論斷毫無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說中國當時的反美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有著誤解。如果考慮到美國最終是以民主化為目標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說,當時「反美扶日」運動的參加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確實不無有意或無意的「誤解」。 
  當然,戰後美國對日本的策略有過某種程度的反覆。1948年的時候,美國對日經濟策略的某種調整,確實容易讓在此問題上十分敏感的中國人覺得是在庇護日本財閥和法西斯勢力,因而也確實傷害了一些中國人的感情。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說中國人對美國產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誤解」。司徒雷登的報告中,值得注意的還在於強調了參加「反美扶日」運動者,並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還是長期親美者。他們僅僅只是在一個很具體的問題上反對美國。朱自清應該屬於這一類。說朱自清是長期親美者,固然不妥;但說他並非是一向反美者,應該沒有問題。反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並不意味著反對美國的一切;然而,當朱自清始而不領美國「救濟糧」繼而貧病而死後,就被闡釋成一個全面的反美者。——這也不能不讓人感歎。 
  餓著肚子扭秧歌本來,「反美扶日」與領美國的「救濟糧」,二者不必有什麼關係。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邊吃著美國的麵粉,一邊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議。把這兩件事情攪和在一起,以宣佈拒絕美國「救濟糧」的方式表示對美國「扶持」日本的抗議,是吳□等民盟人士的別出心裁。 
  抗戰結束後,吳□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同時也成為民盟在北平的領導人物之一。民盟因過於左傾,國民政府於1947年5月宣佈其為「非法團體」,其活動遂轉入地下。轉入地下後的民盟,自然就更為激進和左傾了。實際上,在被宣佈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並在財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軍調部結束時,中共代表葉劍英、徐冰等人邀請張東蓀、關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飯,給民盟留下了一筆活動經費,並把一台美制收音機送給民盟。活動經費對於轉入地下的民盟當然很必要,而收音機則用於日夜收聽「解放區」新華社的廣播,然後抄寫、複印、散發,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鬥爭。(4)吳□是民盟的活躍分子。他所在的清華大學,自然是他活動的中心地帶。作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後幾年的政治熱情和左傾表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吳□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譜和日記,可知1947和1948這兩年裡,吳□頻頻來動員朱自清在那類政治性的宣言上簽字。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字從而進入毛澤東的視線,成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吳□一手造成。   
  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3)   
  吳□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5)一文,對此事做了回憶和闡釋。吳□先說明了「救濟糧」出現的背景:「所謂『救濟糧』是這麼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間,那時候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像大江東下一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一包紙煙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在漲,但法幣貶值得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這時候,也和廣大人民一樣,活不下去了。特別是家口眾多的人,生活更為困難。」這樣,就需要政府實施某種特別的救濟。對此,吳□解釋道:「國民黨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別是在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也對這種情況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個手法,發了一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麵粉』。」這「美援的麵粉」,當然是美國《1948年援華法案》和《中美經濟援助協定》的產物。根據「協定」,美國援華物資,價格應雙方商定,中國不能自定價格。美國之所以要對援華物資在中國的出售價進行干預,無疑是擔心中國政府將售價定得太高,從而達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這「美援的麵粉」之所以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實在不是國民黨政府單方面做主的。既然價格低廉,當然就不可能人人可買。而吳□把給高等學校的教師發放「配購證」稱為「耍了一個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設想1960年時的吳□,能對此給出別的解釋。國民黨政府對高等學校教師進行這種特別救濟,對當時的吳□們開展工作無疑是不利的。吳□說:「也正當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積極扶助日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蔑和侮辱的叫囂。」「一面是廉價收買,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國人民。我們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時代終於為吳□們提供了對美國援助進行「消解」的「理由」。吳□們起草的聲明如下: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蔑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聲明寫好後,便徵集簽名。第二天,吳□手持稿子來到朱家請求朱自清簽名,朱自清顫顫巍巍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當天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此事每月須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余仍決定簽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此雖只為精神上之抗議,但決不應逃避個人責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隨的人,簽名後便讓家人把「配給證」退回。一個多月後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腎疾病逝世。臨終,還不忘叮囑家人,不要購買美援麵粉,因自己是在聲明上簽過名的。 
  如今回顧吳□們發起的這次簽名活動,我想到了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以發動高校教師拒絕美國麵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適。當時,這低價的美國麵粉,對於這些教師及其家人的生存來說,並非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實在是扶危濟困的「雪中送炭」。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這種確實能夠救死扶傷的國際性經濟援助,不管能賦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義性質總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吳□們把這種援助徹底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今天看來,顯然有所不妥。不過,吳□們當時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對美蔣是他們其時的工作任務。他們終日尋找著可對美蔣進行打擊的機會。當任何一個這樣的機會被他們發現時,都不會輕易放過。 
  第二,吳□們動員教師在這種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字時,是否應該多少選擇一下對象。這種性質的聲明,簽名者當然是多多益善,但畢竟多幾個人少幾個人,無關抗議宏旨。因此,那種家累過重、身患重病、特別需要這種「救濟糧」的人,是否就應該不動員他們簽名,甚至他們主動要求簽名也應該婉言謝絕呢?而朱自清就是這樣一個應該「放過」的人。在吳□們發動簽名時,朱自清其實已陷入嚴重的生活困境。營養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惡化,全家也處於半饑半飽狀態。對此,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在《追憶朱自清》一文中回憶道:「我們家人口多,尤其困難。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帶著一身重病,拚命多寫文章,經常寫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時家裡一天兩頓粗糧,有時為照顧他有胃病,給他做一點細糧,他都從不一個人吃,總要分給孩子們吃。」在拒絕美國麵粉的聲明上簽名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嘔吐得很厲害------醫生說應盡快動手術。」朱閏生在《魂牽夢繞綠楊情——記父親朱自清與揚州》中也說,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體越來越壞,胃病經常發作,一發作起來就嘔吐,徹夜甚至連續幾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來信說:『------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這回因為第二次並未復原,又來一下,人更瘦了------』------」吳□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中也說:「這時候,他的胃病已經很嚴重了,只能吃很少的東西,多一點就要吐。面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個孩子,日子比誰過得都困難。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遲疑,立刻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次,他還是用顫動的手,一筆不苟地簽上他的名字。」看了吳□的回憶,瞭解了朱自清當時的身體和生活狀況,我想,人們有理由問一聲:既然朱自清當時處於這種狀態,為何不能不請朱自清在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名?——但這個問題對於吳□似乎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他當時沒有朝這方面想,後來回憶時,也只有自豪感充溢於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義精神,一定會有可怕的後果。「文革」初起,吳□即受到非人的對待、以致於慘死獄中,實在不能說無因可尋。   
  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4)   
  第三,既然動員一些教師在拒絕美援的聲明上簽了名,是否應該同時發起一個救助特困教師的民間行動。例如像朱自清這樣的人,如果因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徵集簽名時難以捨棄,那是否應該在他簽名後,以其他方式對他進行救濟?可以動用民盟活動經費,也可以組織民間募捐。但吳□們顯然顧不上這些。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必須要有立竿見影的政治意義,他們所花的每一分錢、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須能直接地起到反對美蔣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簽名後,吳□就走了。——他還有新的簽名活動要發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運動興起的同時,「反飢餓」運動也在一些大城市興起。本來這兩個運動並不矛盾。當吳□們發起以拒絕美國麵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時,這兩個運動就相互矛盾了。這時期,朱自清也數次在「反飢餓」的宣言上簽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華教授會議,討論要求改善教職員生活待遇。會議決定急電教育部長,要求政府對教職員生活待遇採取改善措施。會議推選朱自清等起草電報稿,並確定朱自清為召集人。電報說:「邇來物價暴漲,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漲數倍,同人一月之收入僅足維持旬日,低薪教職員更無以為生,此為抗戰以來未有之現象,若不從速設法救濟,同人勢必斷炊,教育無人維持。謹此電陳,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吳□等人來到朱自清家,徵求在一份罷教三日的聲明上簽名。起因是清華、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職員工為爭取改善待遇,決定從4月6日起,罷教、罷研、罷工三天。吳□等人又希望朱自清這類特別有影響的人士宣佈罷教三日以配合這次行動。但這回,朱自清謝絕簽名,堅持應通過正常渠道解決。(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讓吳□碰釘子,當是出於對「罷教」的不以為然。朱自清畢竟是留英學生,畢竟受過英美文化熏陶,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時,也不會完全不選擇手段。「罷教」這種方式,是朱自清這樣的教師所無法接受的。不過,朱自清簽名也好,不簽名也好,吳□們所發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簽名運動與拒絕美援麵粉的簽名運動,這二者是不無衝突的。低價的美援麵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師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當時惟一能採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絕政府惟一能採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這二者的不兩立,不知吳□們是否意識到。 
  朱自清的傳記、年譜和回憶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幾乎都要以讚賞的口氣寫到朱自清以飢餓和病弱之身積極參加那種政治性的「文化活動」。吳□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中說:「自清先生是舊時代知識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他不大喜歡參加政治活動,特別是比較激烈、鬥爭性較強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具有正義感,隨著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奴役、壓迫的加強,和向中國人民的武裝挑釁屠殺、鎮壓,他畢竟忍受不住了。他說話了,行動了,通過文化生活、朗誦詩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態度。」吳□說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許多有關著作都要強調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憶說,1948年元旦,朱自清參加中文系新年晚會,「當時從解放區帶過來的秧歌,已在清華園裡流行。那天的晚會主要節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師帶著病,但是還興致勃勃地和同學們在一起熱烈地扭起來了。同學們給他化了裝,穿上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他愉快地興奮地和同學們扭在一個行列裡,而且扭得最認真。他這種精神使許多師生受了感動。」(8)看到這樣的文字,我總有些鼻子發酸。我能想像得出吳□扭秧歌是什麼模樣,但實在想像不出朱自清塗脂抹粉、穿紅戴綠地扭秧歌是怎樣一幅畫面,——也不忍細想。 
  余 論 
  毛澤東在建國之前,即定下了未來的反美親蘇、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吳□們在建國前夕的積極反美,與中共預定的這種外交方針無疑不無關係。但是,同屬民盟頭面人物,張瀾、黃炎培、張東蓀、羅隆基等人則在此問題上與吳□立場頗不同,他們堅決主張建國後要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1948年10月,張瀾、黃炎培、羅隆基、葉篤義等人曾以留滬民盟中委的名義向中共中央建議,建國後外交上要採取對美蘇同樣友好的方針。(9)至於張東蓀,在此問題上態度更「固執」。1949年1月,應中共之邀,張東蓀等來到西柏坡,與毛澤東們「共商國是」。在談及建國後的外交政策時,張東蓀與毛澤東產生了巨大分歧。毛強調只能向蘇聯「一邊倒」,張則主張在蘇美之間走「中間路線」,或者二者都不親近,或者在較為親近蘇聯的同時,也與美國建立良好雙邊關係,總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國的建設需要美國的支持。毛澤東當然不會被張東蓀所說服。建國後,毛澤東積極尋求蘇聯的經濟援助,結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國後,張東蓀仍不能坐視中美之間的對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書生氣地私自與美國方面接觸,想最終影響上層,使中美關係改善,以致於犯下了「叛國罪」。「文革」期間,張東蓀以八旬之身鋃鐺入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張東蓀在獄中得知這一消息,驚喜交集,不停地說:「中美不能對抗,還是我對。」(10)可惜張東蓀未能活到「文革」結束,不然,得知鄧小平復出後立即訪美,他會更高興。   
  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5)   
  2003年8月20日 
  註釋: 
  (1)關於美國對華援助情況,可參見《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民國事件人物錄》(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書。 
  (2)(3)見《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見左玉河《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頁。 
  (5)收入吳□《春天集》。 
  (6)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頁。 
  (7)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88頁。 
  (8)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31頁。 
  (9)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0)關於張東蓀情形,見左玉河《張東蓀傳》。     
  良知的在場與缺席——毛澤東對丁玲命運與人格的影響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1)   
  「比年得順境何事憂心忡忡令我三思」1986年3月14日,丁玲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韋君宜先生送上了這樣一副輓聯:早歲慕英名女人鬱積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順境何事憂心忡忡令我三思這是丁玲晚年秘書王增如在《無奈的涅槃——丁玲逝世前後》(收入汪洪編《左右說丁玲》一書,工人出版社2001年)這篇長文中透露的。在眾多「諛墓」式的輓詞悼語中,韋君宜先生的這副輓聯別具一格,也別有深意。上聯是對丁玲《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早期作品的肯定,也可以說是對早年的丁玲表達一種讚美、一絲懷念;下聯,則流露出對丁玲晚年行狀的困惑,也可以說是對晚年的丁玲表達一種委婉的質疑、一絲溫和的譴責。我想,一定是韋君宜先生認為丁玲晚年行狀關乎某種十分重大的問題,不然她不會在「蓋棺論定」的場合以輓聯的方式,表達對一位「革命前輩」的困惑、質疑和譴責。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韋君宜加入中共的時間則是1936年,雖然相差只有四年,但在中共的革命代際上卻是兩代人:丁玲屬於「左聯」一代,韋君宜則屬於「一二·九」一代。說丁玲是韋君宜的「革命前輩」並無大錯,而且某種意義上,丁玲還可算是韋君宜的「革命導師」。韋君宜在《思痛錄》的「緣起」部分對自己當初之所以「當共產黨」有這樣的說明:「有什麼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其實在「一二·九」這一時段絕望於國民黨而選擇了共產黨的知識青年中,不只一個人是因為受了左翼文學的誘導,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例如,曾彥修(嚴秀)先生說自己之所以在1937年「投奔延安」,也是30年代左翼文藝影響所致:「沒有三十年代上半葉進步書刊的啟蒙,我根本不會到延安去,根本不會相信共產黨正確。」(見《曾彥修自述》,收入邢小群《凝望夕陽》一書,青島出版社1998年)。再例如,前中共高官、曾任過江蘇省委書記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名字就來源於「左聯」作家艾蕪以東北地區抗日鬥爭為題材的小說《咆哮了的許家屯》。 
  對丁玲這位「革命前輩」和「革命導師」的晚年,韋君宜為何有困惑、質疑和譴責呢?只要看看韋君宜自己的晚年行狀就不難明白了。韋君宜晚年,以一本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和一本回憶錄《思痛錄》贏得廣泛的敬仰。這兩本書,是韋君宜在良知驅使下,懷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以嚴重病殘之身奮力寫出的。對自己所經歷的從延安「搶救運動」開始的「革命悲劇」進行反思,對自己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進行懺悔,是韋君宜這兩本書的主旨,而目的則是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當年以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份投身共產革命而有幸在「文革」之後仍然活著的人,進行這種反思和懺悔者不只韋君宜一人,這批耄耋老者真正當得起「寶貴財富」這幾個字。而在這一小小群體中,韋君宜以其反思的大膽深切和懺悔的真摯誠懇,成為了一種光輝的象徵。《露沙的路》和《思痛錄》這兩本書,使韋君宜的晚年極其輝煌。兩本書都只是薄薄的一小冊,但韋君宜先生一腳踏著一本,就獲得了令人們仰視的高度。 
  明白了韋君宜晚年的精神姿態,就能明白她為何對丁玲的晚年有所困惑、質疑和譴責了。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後被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1958年遭到毛澤東親自介入的「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勞動12年;1970年又被投進秦城監獄,達五年之久;出獄後又被發配山西農村。在幾十年間,丁玲也可謂飽受磨難。作為一個幾場大的歷史災難的倖存作家,丁玲應該在有生之年致力於對親歷的歷史災難的反思,也應該對自己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有所悔恨。這是韋君宜對丁玲的期望,也是許許多多人認為丁玲應該做的。因為這才是一個老作家良知未泯的表現,這才是真正對歷史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對後代負責,也對自己負責。復出後的丁玲,也確實常顯得「憂心忡忡」,但所憂所慮的卻是一些相反的「問題」。於是,復出後的丁玲,令包括韋君宜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人不解和失望。丁玲的晚年行狀也至今仍存在著爭議,而丁玲的晚年心態也成為大堪玩味、大可探究的問題。 
  在1997年第2期的《讀書》上,王蒙發表了《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其中這樣說到丁玲復出後的「表現」:「在黨的工作部門召開的會上,丁玲說:『現在的問題是黨風很壞,文風很壞,學風很壞------』。」「在一些正式的文章與談話裡,丁玲也著重強調與解放思想相對應的另一面,如要批評社會的缺點,但要給人以希望;要反對特權,但不要反對老幹部;要增強黨性,去掉邪氣;以及對青年作家不要捧殺等等。」「丁玲的所謂『左』的事跡一個又一個地傳來。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歡別人講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記》、《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而反覆自我宣傳她的描寫勞動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範人物的特寫《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丁玲屢屢批評暴露『文化大革命』批判極左的作品。說過誰的作品反黨是小學水平,誰的是中學,誰的是大學云云。類似的傳言不少,難以一一查對。」王蒙的文章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在為丁玲洗刷開脫,是在為其「辯冤白謗」,但有趣的是卻遭到一些對丁玲晚年精神姿態堅決擁護無限推崇者的憤怒駁斥。讀這些駁斥王蒙者對丁玲的讚美,或許更能明白丁玲晚年「何事憂心忡忡」了:「丁玲對後來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中出現的不良傾向感到憂心忡忡,諸如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看破紅塵,散佈灰暗情緒乃至以丑為美的傾向;聲稱不要生活,不要政治,只要自己,認為越沒有政治性、思想性,藝術性就越高的傾向;宣揚只要橫的移植,不要縱的繼承,盲目崇拜西方,乃至把魚目當珍珠、把垃圾當時髦的傾向;主張『無為而治』,黨不要領導文藝的傾向;等等。對於這些,丁玲都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有分析、有說服力的批評。這在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氣氛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後來,在糾正『左』的錯誤的過程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乘機氾濫,丁玲出於社會主義文藝戰士的責任感憂心如焚,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同這股思潮作鬥爭。在當時那種只許錯誤的東西放,不許馬克思主義爭的極不正常的空氣下,這樣做可謂不識時務,立即會被斥為『圍攻』、『打棍子』,各種人身攻擊紛至沓來。這難道是政治投機分子所能做到的嗎?------」(艾農《真實的丁玲與謬托知己者筆下的丁玲》,載《中流》1997年第9期)。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2)   
  對使得丁玲如此言動的晚年心態,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和張永泉的《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態探析》(原載《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收入《左右說丁玲》一書)都做了分析。兩文都有一個基本觀點,即丁玲晚年並非真「左」,她的貌似「左」的言行,其實別有原因。這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有這樣幾點:一、丁玲有著根深蒂固的名作家、大作家意識,而復出後發現自己「已不處於舞台中心,已不處於聚光燈的交叉照射之下」,於是心理失衡,對新的作家和文學現象貶多於褒。二、丁玲重返文壇時,「傷痕文學」已然蔚為大觀,而她的老對手、死對頭周揚「正在為新時期的文學事業鳴鑼開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經落到了人家手裡,人家已經成了氣候,並受到許多中青年作家和整個知識界的擁戴」,尤其重要的是,周揚還同時以反思者和懺悔者的形象出現,對自己當初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有所反思,對曾被自己傷害過的人表示了歉意,這使得周揚贏得知識文化界廣泛的認同和尊敬。在一個政壇化了的文壇上,丁玲要確立自己的地位、要能與周揚分庭抗禮,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別樹一幟、別唱一調。三、復出後的丁玲仍然「心有餘悸」。延安時期的一篇帶有揭露和批判性的小雜文《「三八節」有感》在當時雖因毛澤東的保護而免遭磨難,但在1958年卻又老賬新算,自己因此長期受難。這慘痛的「教訓」使丁玲打定主意任何時候都以歌頌者而非揭露和批判者的面目出現,任何時候都不再被人抓住「右」的把柄而始終唱「左」調,因為丁玲終於看清楚了,「左」在政治上永遠是安全的;而促使丁玲與周揚們唱反調的更重要也更微妙的因素是,周揚在贏得知識文化界廣泛認同和尊敬的同時,「卻也受到某些領導人與老同志的非議」,「革命」數十年的丁玲清楚地知道,對於一個作家的命運來說,「領導人與老同志」的看法比什麼都重要。丁玲審時度勢,更加覺得周揚走的是一條危險的路,「她在黨內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運與領導對自己的看法緊密相關,這決定了是你還是你的對手更能得到黨的信賴。要獲得這種信賴就必須頂住一切壓力阻力人情面子堅持反右,這是政治上取勝的不二法門」。而周揚不久之後的遭遇,至少證明了丁玲的選擇在「政治」上是對的。 
  這幾種對丁玲晚年心態的分析,都能自圓其說,也都不乏深刻性,但我以為,影響丁玲晚年精神立場和文化姿態的,還有一種也許並非不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對毛澤東的深摯的感情。毛澤東對丁玲一生的命運有著十分直接的影響。由於毛澤東的保護,丁玲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才毫髮無損;由於毛澤東異乎尋常的「關愛」,丁玲才有過近二十年的人生大輝煌。這使得丁玲從內心最深處建立起了對毛澤東的無比堅固的熱愛、信服、崇拜,以致於1958年毛澤東親手將她推入苦難的泥潭,她對毛澤東的這種熱愛、信服和崇拜也並沒有動搖。只要明白了丁玲是懷著對毛澤東的一腔熱愛、信服和崇拜重返文壇(在丁玲心目中實際上是「政壇」)的,就不難明白丁玲為何對種種新人新事「憂心忡忡」,也不難明白丁玲為何既不反思也不懺悔了。 
  從「三千毛瑟精兵」到「可以把她趕出去了」 
  1936年11月上旬的一天,結束了在南京三年監禁生活的丁玲,來到了其時的「蘇區首府」保安,「中共中央以罕見的規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義在一個大窯洞裡開了一個歡迎會,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都來了。歡迎會後,毛澤東問丁玲願意做什麼工作,她回答:『當紅軍』------毛澤東聽後,自然是十分地高興。紅軍不正需要這樣的人嗎?」(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2頁)。丁玲到保安後,被視作寶貝,中共最高層領導都對她寵愛有加。對於丁玲來說,這當然是極大的榮耀,也令她滿懷感激。直到晚年訪美時,她還對人提起剛到保安時周恩來請她到家裡吃了一頓「好飯」:「還有樣最了不起的東西,別人都吃不到的,周恩來請我吃了。就是他們在陝北邊上搞來的牛油。我吃了牛油!牛油是保安最好的東西呀!饅頭夾牛油。」(聶華苓《林中·爐邊·黃昏後——和丁玲一起的時光》,收入《左右說丁玲》一書)。既受到如此重視,自然要努力謀求報答。於是,丁玲立即發起成立「中國文藝協會」。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召開,丁玲「當選」為主任。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出席了大會。在演講中,毛澤東強調:「中國蘇維埃成立已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幹得很少。」「就是說過去我們都是干武的,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163頁)此前,中共雖在國民黨統治的一些大城市積極從事左翼文藝運動,但在自己武裝割據的所謂「蘇區」,卻並沒有一支有組織的「文藝隊伍」。而以丁玲為首的所謂「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標誌著在共產黨佔領的地區有組織的「文藝隊伍」的誕生。其實,即便在此時,多少有些名氣的文化人士也屈指可數,除丁玲外,也就只有成仿吾、李伯釗、危拱之寥寥數人。毛澤東也好,丁玲也好,也許此時都沒有想到,不久之後的「西安事變」和半年多之後的「蘆溝橋事變」後,便有大批文藝人士投奔延安。這兩次事變不但使中共「拿槍的隊伍」迅速壯大,也使中共「拿筆的隊伍」人騰馬嘶,真正做到了「文武雙全」。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3)   
  丁玲此次在保安逗留的時間並不長,最多也就二十來天,11月下旬她就隨主力部隊北上定邊、南下三原了。但這短暫的時間裡,丁玲已與毛澤東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丁玲五十年代的老秘書張鳳珠在《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黃河》2001年第2期)一文中曾說道:「丁玲1936年到保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熱烈地歡迎她的到來。------丁玲到保安後住外交部招待所,毛主席常在晚飯後,到她的窯洞裡聊天,這最是丁玲的所好。她說毛主席一條腿支在炕沿上,背靠牆壁,海闊天空什麼都談。」可以說,丁玲一到「解放區」,就得到毛澤東分外的恩寵,這類令她倍感溫暖也令她由衷感激的聊天、散步,在此後的延安時期似乎更是一種常事。1936年11月下旬,丁玲奔赴「前線」。12月間,在前方正準備迎接新年的丁玲,一天忽然從聶榮臻司令員手裡接過一封電報,打開一看,原來是毛澤東發來的一首詞,這就是那首廣為人知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對於毛澤東此舉,也可稱為毛澤東研究專家的陳晉在《文人毛澤東》中頗有一番感慨:「使許多人納悶的是,從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的時間裡,毛澤東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卻沒有詩。------在這十年間------似乎缺少了醞釀詩情的動力和衝破空間的想像。」以致於「遠在莫斯科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寫信回來,說很想讀到爸爸新寫的詩。毛澤東回信說:『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來。』」可以說,「從1937年開始的十年時間裡,毛澤東作為『馬背詩人』的時代過去了。」而「他是以一首贈給作家的詞為標誌,來結束『馬背詩人』時代的。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贈給作家的作品。」(第161頁)獲此殊榮的作家就是丁玲,獲贈作品就是這首《臨江仙》。以電報的方式寫詩詞,這真是一種特別的慰問,表達的應是一種特別的珍愛。而說丁玲手中一支「纖筆」可抵「三千毛瑟精兵」,把剛來到軍中的丁玲稱為「武將軍」,也真是極高的評價了。可以想像,打開這封電報後,丁玲一定心跳加速、久久難以平靜,正如張鳳珠所說,「丁玲又驚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公正》)1937年2月,丁玲從前方回到中共中央新駐地延安後,去向毛澤東道謝,並為沒有手跡而遺憾。毛澤東當即找張紙,把這首《臨江仙》寫了一遍,送給丁玲。毛澤東的這份手跡之所以能一直保留下來,得力於胡風。不過,這是後話。 
  丁玲到保安與毛澤東以電報的方式為丁玲作詞,正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前後,毛澤東可謂處於極為忙碌之中,心情也是焦急、興奮、憂慮相交織的。丁玲於1936年11月上旬到保安,下旬離開。這期間,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正頻繁接觸。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就把以一致抗日的名義與張、楊結成所謂「三角同盟」作為頭等大事。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此曾有這樣說法:「張聞天對我們與張學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願多表示意見,似乎也不抱樂觀。他曾向我表示這些事都由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在處理,前者在後面策劃,後者在外奔走,並說:『老毛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的那一套,讓他去幹罷!』張聞天說這些話,可能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中之一也許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預『老毛』所管的事。」(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冊第328頁)。從張國燾的回憶錄和其他有關資料看,當時說服張楊變「剿共」為與共結盟一事,主要是毛周策劃的。茲事體大,可以說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澤東投注了大量精力。而就在這過程中,他竟能常去丁玲窯洞「海闊天空」地聊天,可見丁玲在毛澤東心中的份量確乎非同一般。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此後一段時間內,毛澤東等中共首腦更是忙成一團,心緒也是大喜大慌地起伏著。可據《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1996)、張國燾《我的回憶》、《張學良世紀傳奇》(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等資料,排出一張毛澤東在「西安事變」後一段時間的日程表:12月12日中午,毛澤東得知事變消息,即召集中共要人商議,除周恩來較冷靜外,其他人都激動萬分,並都有殺蔣之意,據張國燾說,「一直在那裡狂笑的毛澤東」則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第三冊第330頁)13日,據《毛澤東傳》說,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發了言,最後又作了結論」;據《張學良世紀傳奇》說,這一天「毛澤東在一個有三百名幹部參加的會議上作報告,說一九二七年以來,蔣介石欠共產黨人的血債高積如山,現在應當將蔣介石押到保安來,清算血債。」(第679頁)但就在這天夜間,一封由斯大林親自起草的電報通過宋慶齡之手轉到延安,給中共領袖們迎頭潑來一盆冷水。斯大林強調「西安事變」是由日本人、汪精衛和張學良共同策劃的陰謀,蔣介石是惟一有資格領導中國抗日的人選,中共應力促事變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據《張學良世紀傳奇》說,斯大林「電文還警告,若中共不為釋蔣努力,蘇共將不惜向全世界宣佈與中共斷絕關係,以土匪相看。住在窯洞裡的毛澤東禁不住跺腳大罵:『真是萬思不得其解』。」(第680頁)張國燾則回憶說:「(斯大林)這個電報之來,無異於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在深思,毛澤東更是踱來踱去。------毛澤東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覆無常嗎?』」(第三冊334頁)斯大林的電報實際上使毛澤東進退維谷。15日,在林伯渠辦公的窯洞裡舉行高級幹部會議,傳達莫斯科的指示。16日,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漫天大雪中奔赴西安,毛澤東、朱德等憂心忡忡地送到大路口。17日夜,毛澤東收到周恩來西安來電,同時,獲悉日本外相17日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亦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18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和結論,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據《毛澤東傳》說,19日這一天,毛澤東就「起草並發出十四份電報」。21日,毛澤東又致電在南京的潘漢年,提出同南京談判的五項條件。25日,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南京。得知此事後,26日,中共決定「遷都」延安。據張國燾回憶,「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可能對陝北發動報復行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復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慘酷。他曾斷斷續續地表示,糟了!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甚麼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麼?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迫地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面八方圍剿我們麼?」同時,「毛氏也曾故作鎮靜的說:大不了的事,也無非是打游擊。接著又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第三冊第347頁)。27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以上所述事實,在具體日期上或許不無錯訛或存在爭議,但毛澤東在這期間異常忙碌和緊張,心緒一直如繃緊的弦,則是毫無疑問的。但就在這期間,他居然有心思特意為丁玲作一首詞,並且用電報發出,真有些匪夷所思。除了說丁玲在毛澤東心中有著很特別的地位,還能有別的解釋嗎?敏感的丁玲當然能感受到毛澤東對她的這份特別的重視。也就從這時起,她開始從內心最深處建立起了對毛澤東的感激、熱愛、信服、崇拜,並在此後的延安歲月中不斷地鞏固,最終堅強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它,哪怕是毛澤東本人也難以做到。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4)   
  在延安時期,丁玲任過中共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副主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等職。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丁玲雖「罪證確鑿」,但卻小驚無險。丁玲在南京被監禁的經歷,本來是極易被雞蛋裡也要尋出骨頭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為毛澤東的話而使康生們無從措手。據甘露《毛澤東與丁玲》一文(載《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6)說,1940年,丁玲找毛澤東,要求審查她在南京的歷史並做出書面結論,「毛主席聽了丁玲的陳述,對她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作書面結論,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志。於是丁玲找了陳雲同志,對這一段歷史作了詳細的匯報寫了書面的材料。經過中央組織部認真審查,給丁玲作了實事求是的正確的結論,認為丁玲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並且把這個書面結論放進了丁玲的檔案。」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幾乎同時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丁文發表於1942年3月9日、王文分兩次發表於3月13日和26日),兩文都因對延安某種現狀有所批評而為一些「老幹部」所痛恨,在「搶救運動」中也是與《野百合花》齊名的「大毒草」,但作者的命運卻大為不同。王實味因此被投進監牢,後又被砍殺。丁玲則由於毛澤東出面保護而平安無事。在一個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強調丁玲與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倘沒有毛澤東的這種表態,丁玲的這篇《「三八節」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頗為「曖昧」的被監禁,足以使她在「搶救運動」中不死也脫層皮。目睹了王實味以及許許多多從「國統區」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有過被捕經歷的人,在「搶救運動」中被整得死去活來,丁玲怎能不對毛澤東無限感激呢!在晚年回憶起此事時,丁玲仍由衷地說:「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裡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自傳》第234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丁玲有「救命之恩」。經過「整風運動」而進一步明確了寫作方向的丁玲,於1944年6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毛澤東讀後於7月1日寫信給丁玲,對丁玲深入群眾、歌頌工農兵的寫作方向大表讚賞,並邀請丁玲到自己住處做客。1982年5月,丁玲寫了《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專門回憶此事,其中說到:「毛主席稱讚《田保霖》不只是一封信。據我所知,他在高幹會和其他會議上也提到過。------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可以說,在整個延安時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風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滿陽光的。這十幾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而這份得意、這份陽光、這份幸福,卻或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毛澤東對她的重視、關愛和保護。1948年11月,丁玲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到莫斯科參觀訪問並會見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隨中國和平代表團赴布拉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會後訪蘇,10月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1952年3月,丁玲出版於1948年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藝獎金。這在當時,有點像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諾貝爾獎了。某種意義上,這是丁玲一生幸福的頂峰。 
  從丁玲晚年回憶文章看,在延安時期她與毛澤東的見面是家常便飯。二人最後一次見面不知是在何時。甘露的《毛澤東與丁玲》中有這樣的回憶:「1951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我帶著孩子去頤和園,探望住在頤和園雲松巢的丁玲、陳明同志。下午三時左右,一位警衛員同志跑上山來,問丁玲是否住在這裡,並說『有一位首長要來看丁玲同志』。我們想不出是哪位首長要來。------過了一會,只見羅瑞卿同志陪著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踏著山坡拾級而上有點氣喘,穿的黃綢襯衫都被汗濕透了------丁玲迎上去拉著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來。------毛主席、羅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邊吃西瓜邊聊天,互相問候,------休息了一會,警衛員來說遊船準備好了。丁玲才依依不捨地送別------」不知這是否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與丁玲交談。 
  1949年後,丁玲任過全國文協副主席兼《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兼《人民文學》主編。但從1954年起,她就開始進入逆境。1955年,被劃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1958年又成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在「反右」中,毛澤東想起了延安時期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軍、羅烽、艾青等人的文章,並要求《文藝報》發表文章對之進行「再批判」。「張光年遂遵命以《文藝報》編者的名義寫了一個『再批判』的按語。」(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440頁)。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冊)披露,張光年起草的按語標題為「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及其他反黨文章的再批判」。其時正在南寧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收到《文藝報》的報告後,給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回信說:「看了一點,沒有看完,你們就發表吧。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來說,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們來件剛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們勝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凶,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願看下去。宜加注意。」對張光年起草的按語,毛澤東還改寫和加寫了幾下幾段: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5)   
  再批判什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肖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1957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瞭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在延安時期關於丁玲歷史問題和《「三八節」有感》所說過的話,此時全不算數了。正如毛澤東當年的幾句話就讓丁玲在「搶救運動」中安然無恙一樣,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大筆一揮,就使她墜入苦難的深淵。 
  當年那樣重視、珍愛丁玲,如今卻將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她頭上,箇中原因實在不易說清。不過,毛澤東這樣做,大概不是心血來潮。據陳晉《文人毛澤東》中說,1957年9月,毛澤東就有這樣的表現:「9月底接見捷克斯洛伐克訪華代表團時,毛澤東突然談到了正在接受文藝界大批判的丁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文學的很糟,丁玲這樣的人,是一個大作家、黨員。現在很好,可以把她趕出去了,趕出去更好辦,文學藝術會更發展。」(第435頁) 
  「他對我怎麼樣,不管,但我對他是一往情深的」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二期刊出了對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再批判」特輯,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介紹了這期特輯和所加編者按的主要內容。丁玲當時的心態如何呢?張鳳珠在《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透露了這樣的信息:「50年代她常說: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藝的。也說毛主席瞭解她。當她從山西回北京後,我曾問過她:知不知道1957年(按應為1958年)『再批判』的編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說:當然知道。對毛主席的文章我們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沒說她明白以後,是什麼樣的心態。」作為一個曾在十多年的時間裡深受毛澤東重視和珍愛、與毛澤東有著很親密關係的人,在得知是毛澤東親手把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自己頭上後是一種怎樣的心態,確實是讓人感興趣的。 
  丁玲晚年對當初的心態其實有這樣的回憶:「中央某些領導一時聽信不真實的小報告,一筆下來點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難道他就一點也不瞭解我嗎?我過去那樣信仰他,真誠地以為只有他瞭解我,如今不成為對我自己絕大的嘲弄嗎?難道敬愛的周總理、王震等中央領導同志也忍心讓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風嗎?我是決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為只有那麼幾個人,他們慣於耍弄權術,瞞上欺下,用這樣表面堂皇,實則冷酷無情的手段,奪走我手中的筆,想置我於絕地。我在這個小院裡,走來走去,壓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嚇壞了王姐,我一定要撞牆,要捶打自己來平息我的憤怒。」(《丁玲自傳》第262——263頁)這裡的「中央某些領導」和「一筆下來點了我的名」的「他」,當然是指毛澤東。在得知毛澤東做出如此「絕情」之舉後,丁玲也曾痛不欲生。這時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憤怒相交織。委屈是針對毛澤東的。她一直相信毛澤東非常瞭解她,而且「只有」毛澤東才真正瞭解她。她的這種「相信」並非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而是在過去的歲月中一再被證明過的。在延安時期,當她被監禁的「歷史」成為「問題」時,不是毛澤東表示「相信」她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麼?當她的《「三八節」有感》遭到非議時,不是毛澤東強調「丁玲是同志」從而把她與王實味區別開來麼?面對同樣的問題,毛澤東卻又如此地不「相信」她了。這當然會令丁玲有被誤解的傷心和委屈,但這傷心和委屈中絲毫沒有怨恨的成份,這傷心和委屈絲毫不能降低和稀釋對毛澤東的熱愛、信服和崇拜。實際上,丁玲的這份傷心和委屈正植根於對毛澤東的無限熱愛、信服和崇拜,或者說,正因為有著對毛澤東的無限熱愛、信服和崇拜,才在被「誤解」後有這份傷心和委屈,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被自己所深愛著的父親傷害和誤解了的女兒的心態。甘露在《毛澤東與丁玲》中,還說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時對她談起前一年來京參加第三次文代會的事。丁玲說:「1958年後,撤銷我作協副主席的職務,保留了理事的名義。給我這個理事的開會通知是說,我可以來,也可以不來。但我想了一想,我還是來了。文代會開幕那天,在會場上望見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聲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講一句話,我沒有勇氣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邊去了。」也就在這一次,丁玲托甘露找一本《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對毛澤東沒有怨恨和憤怒,不意味著丁玲心中就根本沒有怨恨和憤怒。丁玲心中的怨恨和憤怒是很強烈的,只不過不是指向毛澤東,而是指向「耍弄權術,瞞上欺下」的周揚等人。在丁玲探究自己悲慘遭遇的原因時,她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周揚。丁玲認為,周揚是必欲置自己於「絕地」而後快的,而毛澤東只不過是誤信了周揚所進的「讒言」才決定把自己「趕出去」的。所以,必須把毛澤東和周揚明確區分開來。在毛澤東做出把丁玲「趕出去」這一決定的過程中,周揚的確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一點眾所周知。在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過程中,江青是否也起了作用以及起了怎樣的作用,則不得而知。張鳳珠的《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有這樣的敘述:「抗戰起後,丁玲組成『西北戰地服務團』任團長,開赴晉察冀,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漸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陝北時那樣單純了。丁玲常說她處事太天真,因為考慮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際關係。有兩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丁玲收到了請柬,那是週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來信,女兒蔣祖慧病了,讓她去接。她已和黨校借好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煩。她沒有出席這個宴請,不料被認為是對婚事的態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獲罪文章,到1957年還要拿出來『再批判』的『奇文』《『三八』節有感》裡面有一句:『而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被認為是諷刺江青的。」對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宴,雖受到邀請卻不參加,僅僅因為借馬不易似乎不大說得過去。至於《「三八節」有感》,丁玲晚年承認,確有諷刺江青之處:「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志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衛生的』,說這話的是江青。我不反對跳舞,但看這些人不順眼,就順便捎了她們幾句。」(《丁玲自傳》第232頁)如此說來,丁玲是確實「傷害」過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進行報復的。所以,在毛澤東做出把丁玲「趕出去」這一決定的過程中,除了有周揚的「讒言」外,也可能有江青的「讒言」在起作用。而如果情況真是如此,以丁玲的敏感自然能看清楚。這樣一來,毛澤東也就多了一個「替罪羊」,而丁玲也就更能夠原諒和理解毛澤東了。在被「趕出去」的二十多年裡,丁玲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懷著一種傳統的「逐臣心態」。這種「逐臣心態」的基本表現是,把自己的被放逐視作是爭寵中的失敗,而自己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奸臣」太善於「耍弄權術」以致於「當道」,是因為「小人」太能夠「瞞上欺下」以致於「得勢」,因此,全部的怨恨都只應該指向這些「奸臣」和「小人」,至於對君王,則非但不應該有絲毫怨恨,相反,倒應該表現得更加熱愛、更加崇拜、更加忠誠,以自己「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表現,來向君王、向世人證明「余心之所善」和那些陷自己於逆境的「奸臣」、「小人」心地「之所惡」。丁玲也正是因為有著這種傳統的「逐臣心態」,所以在短暫的痛不欲生後,心情很快平靜下來。本來,丁玲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後是可以像馮雪峰一樣繼續留在北京的,想來毛澤東只是要把她「趕出去」,而並沒有想要把她「趕下去」。但在心情平靜下來後,丁玲卻決定乾脆到北大荒去,到社會最底層去。對此,丁玲是這樣解釋的:「於是我下了決心了。什麼都不說,不問,帶著這張『通行證』,壯膽下去,沉在人民中間去,胼手胝足,臥薪嘗膽,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來的,天下決不會就由少數這幾個人長此主宰擺弄。」(《丁玲自傳》第263頁)甘露在《毛澤東與丁玲》中也記述了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時自己與丁玲的一段對話。甘露問丁玲為什麼一定要去北大荒,已經是五十多年的人了,哪能搞那樣辛苦的重勞動。丁玲回答說:「既然《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載我是『反黨』的『右派』頭目,我再申辯也無用了。但我相信,將來總有一天全把真相弄清楚的。毛主席不是說過我缺少基層鍛煉嗎?我就認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層鍛煉去,到工農群眾中去,比在北京關在屋子裡好得多。」作家、知識分子到基層去,到工人農民中去,的確是毛澤東一貫不遺餘力地提倡的。而丁玲以年過半百之身毅然決然地去到北大荒,正是要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堅決「聽毛主席的話」的,是要顯示自己雖身處逆境但仍是對毛澤東無比熱愛、信服、忠誠、崇拜的。不過,丁玲的去到北大荒,雖然毅然決然,但卻並非「義無反顧」。她還是想著回到北京的,今日的「下去」,是為了來日更好地「上來」。因此,「下去」不過是一種手段,一種顯示自己「聽毛主席話」的手段,一種積攢資本的手段,也是一種與周揚們抗爭的手段。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6)   
  我想,不要說毛澤東僅僅只是把丁玲「趕出去」了,即便毛澤東對丁玲施以更嚴厲的打擊,丁玲也不會對毛澤東心生怨恨。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間中國作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丁玲發言時說道:「一個人認識自己是最難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認識自己也那麼難,他對我怎樣,不管,但我對他是一往情深的。現在看到很多人還在指桑罵槐罵他,我心裡是很難受的。」(見王增如《丁玲與「誣告信」事件》,原載《世紀》200年第4期,收入《左右說丁玲》)這裡應該並沒有虛假和嬌情的成份,在這樣的時候丁玲也沒有必要在對毛澤東的態度上如此虛假和嬌情。實際上,晚年丁玲一次又一次深情地回憶著也回味著延安時期與毛澤東的親密接觸,並對那段歲月表現出無限的懷念和眷戀:「我記得黨中央初到延安時,我去看毛主席,------他同我談話,有幾次都是一邊談,一邊用毛筆隨手抄幾首他自己填的詞,或者他喜歡的詞,有的隨抄隨丟,有幾首卻給了我,至今還在我這裡。」(《丁玲自傳》第217——218頁)「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最能平等待人的領導人,他總能吸引你在他的面前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把自己的心裡話坦率地傾吐出來。------一九三七年春天,有一次他到我的住處,遇見一群從國統區來延安抗大學習的青年。他對我笑道:『丁玲,我看這些知識分子很喜歡同你接近,你這裡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評我,說我不能堅持深入工農兵。」(丁玲《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延安棗園裡的黃昏,一鉤新月,夏夜的風送來棗花的餘香,那樣的散步,那樣雍容大方,那樣溫和典雅的儀態,給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虛懷若谷;越是淺薄的人便越發裝腔作勢。我覺得那時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風,實在值得我一生學習並且勉勵自己身體力行,堅持到底。」(丁玲《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 
  明白了丁玲對毛澤東的情感,明白了丁玲是讀著《毛澤東選集》度過被「趕出去」的歲月的,就明白了為何丁玲晚年仍然很「左」以及為何沒有反思和懺悔了。「文革」後的政治反思和歷史反思,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與毛澤東發生關聯。無論是對延安時期「搶救運動」的反思,還是對1949年後歷史的反思,都關乎對毛澤東的再評價,都意味著對毛澤東歷史過錯的確認。而既然丁玲始終對毛澤東「一往情深」,既然丁玲晚年聽到有人批評毛澤東「心裡是很難受的」,那丁玲在精神上就不可能進入這樣的反思境界。實際上,在被「趕出去」的幾十年間,丁玲並未在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上思考自己的苦難遭遇,並未覺得此前幾十年的政治和歷史有什麼值得反思之處。丁玲晚年曾說過這樣的話:「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一代知識分子,培養了一代作家的成長,而且影響到海外、未來。每回憶及此,我的心都為之振動。特別是,在我身處逆境的二十多年裡,《講話》給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夠活過來,活到今天,我還能用一支破筆為人民寫作,是同這一段時間受到的教育分不開的。」(《丁玲自傳》第236頁)是毛澤東親手將她推入苦難的深淵,而在這深淵裡之所以能夠活下來,卻又是靠「毛澤東思想」的支撐,——這聽起來有些荒謬,但在丁玲那裡卻是真實的。在晚年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所寫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更有這樣的回憶:「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一天能走六、七十里,這時去區黨委二里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是想著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這樣的一種對毛澤東的情感覆蓋在丁玲心頭,使反思和懺悔根本不可能萌芽。沒有反思和懺悔的丁玲,在被放逐的幾十年裡,在想些什麼呢?首先想的是要努力活下去。《牛棚小品》裡,丁玲寫到了為了活下去而怎樣逆來順受、唾面自乾,怎樣「把心磨練出厚厚的繭子」。活下去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有朝一日能以「無產階級文藝戰士」的金剛不壞之身回到北京,回到文壇。明白了丁玲的這種心態,就不難明白丁玲為何是以《杜晚香》這樣「歌頌工農兵的作品」作為復出的「亮相」了。由《杜晚香》,人們不難想到當年的《田保霖》。這是同一類型的作品。《田保霖》是當年「整風運動」後「深入工農兵」的產物,它受到毛澤東的熱烈讚賞並以酒飯慰勞。這次,丁玲「深入群眾」達二十幾年之久,她理應首先歌頌在這期間發現的田保霖式的英雄模範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告慰毛澤東的在天之靈,才能向世人顯示丁玲仍然是當年寫《田保霖》時的丁玲。丁玲寫《杜晚香》可以說是以創作實踐來捍衛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同樣的作品還有《「牛棚」小品》。對當時的「傷痕文學」,丁玲是心有不滿的,而之所以不滿,無非就是認為這些作品「偏離」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明的「文藝方向」。丁玲丈夫陳明曾這樣自豪地回憶丁玲寫《「牛棚」小品》的動機:「丁玲為什麼要寫《「牛棚」小品》呢?她曾多次向友人說,她不打算寫『傷痕』作品。------丁玲當時看過一些這樣的作品,也頗受感動。但她認為,有的作品,格調究竟過於低沉,哭哭啼啼,淒淒切切,可以博得讀者一時的同情,同時卻令人心灰氣餒,意志消沉,感到前途渺茫。她主張寫傷痕也要充分發掘和顯示出存在於生活中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的前進精神,化悲痛為力量,促人奮起。於是她想嘗試著寫一篇。」(《丁玲在推遲手術的一年裡》,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一期)在這篇作為獻給文壇的「範文」來寫的《「牛棚」小品》裡,雖然也不乏對苦難的敘述,但主要筆墨卻用在了夫婦感情的描寫上,讓人更多地感到的是苦難中的甜蜜。可以肯定的是,丁玲有意識地淡化和省略了苦難的一面,強化和突出了甜蜜的一面。在晚年的一次會議發言中,丁玲說道:「二十多年的辛酸苦辣就這麼過去了,很多事情我是不會講的,跟我的女兒也不講,講這個做什麼,但是好的哪,我要講,我講了許多好的東西,許多使我有收穫的東西。」(見周良沛《無法漏抄的一則發言記錄》,收入《左右說丁玲》)如果有人說,只講「好的東西」而不講那些「辛酸苦辣」的「很多事情」,就難以避免歷史悲劇和民族災難的重現,那麼丁玲的回答是,她根本就沒把「反右」、「文革」視作是「歷史」悲劇和「民族」災難!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7)   
  以丁玲的這樣一種心態,怎麼可能有人們曾期待的歷史反思和個人懺悔呢?如果拿韋君宜的懺悔作參照,那丁玲應該懺悔之處當更多。 
  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毛澤東把丁玲與王實味「分開」後,丁玲便積極投入對王實味的批判。晚年回首此事,丁玲並沒有表現過絲毫愧疚。據說,「文革」後,王實味的妻子劉瑩到北京申訴,「想到丁玲是當年的『同案人』,且王實味30年代為賺兩個小錢餬口,還曾替她批改過作業本,或許可以道道原委。從作家協會問到電話號碼,打了過去。接電話的人把一切都問清楚之後,停了好一陣子,回答說,『丁玲同志不在。』劉瑩------從此再沒有給這位飽受折磨的作家掛過電話,雖然明知她不會永遠『不在』。」(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73頁註釋部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即便不能或不願對王實味的平反有實際的幫助,見一見這位可憐的「未亡人」,給予幾句言語安慰,總是應該的吧。何況,王實味招致殺身之禍的《野百合花》,還是丁玲簽發的呢,從道義上說,也不能對千里迢迢趕來的劉瑩避而不見吧。而丁玲之所以如此不講「道義」,除別的原因外,恐怕還因為她的言行始終有一個最大的「道義」在管著,這就是對毛澤東的忠誠。不管怎麼說,王實味是毛澤東兩度點名的「欽犯」,對他的同情就意味著對毛澤東的背叛,而這是丁玲決不肯的。丁玲可以對不起任何人,包括自己,但她決不能對不起「毛主席」。 
  據知情者回憶,丁玲在掌管《文藝報》期間,是極「左」的:「實際上《文藝報》過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厲害,緊跟得厲害!它緊跟的不一定是周揚,而是更高的領導。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那時丁玲是《文藝報》領導,左得厲害!如果說批這些是稟承上面意旨,那麼,批孫犁有什麼道理?批碧野有什麼道理?批蕭也牧有什麼道理?批《三千里江山》、批《關連長》------一路批下來。那時人家一拿到《文藝報》就哆嗦:又批誰了?所以,從這一點看,周揚對《文藝報》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時《文藝報》確實把文藝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藝界的眾怒。」(《唐達成談韋君宜》,收入《回應韋君宜》一書,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在文藝上能讓丁玲「緊跟」的比周揚「更高的領導」,當然是毛澤東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文藝界的「三大戰役」(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以及種種規模較小的「戰鬥」中,丁玲以及他掌管的《文藝報》都是「功勳卓著」的。這裡只說說對蕭也牧和胡風的批判。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王蒙說丁玲當年的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就差不多『消滅』了蕭也牧」,在一定的意義了,這樣說並不為過。被丁玲和丁玲掌管的《文藝報》批判後,蕭也牧從此從文壇消失,此後的遭遇和最終的結局是非常淒慘的:「蕭也牧從受到批判之日起,在坎坷不平的生活和鬥爭的道路上,真可說是飽受折磨,(『文革』時期)蕭也牧被關進『牛棚』,受到是無盡的屈辱和折磨,因為在田間勞動過度,回來時進錯了門,被人打翻在地;蕭也牧拔草手腳慢,罵他『磨洋工』,一頓飽打;蕭也牧打飯過路,罵他『好狗不擋路』,人被擊倒,飯菜撒了一地;蕭也牧的腰更彎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小便完全失禁了,一泡屎拉在褲襠裡,被誣為『向黨和人民玩屎尿戰術』------開會批鬥,拳打腳踢,會後罰他挑糞,挑不動,用竹棍抽打。蕭也牧帶著病體,被驅趕到稻田里去挑草,舉不起杈,被痛罵毆打,擊倒在地,直至深夜,才由兒子扶了回來,從此,他再也沒有能夠爬起來。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中午,他孤獨地、默默地在那張木床上含恨而死。死時五十二歲。他為黨勤懇工作了三十多年,死後被送到當地的一個亂墳崗上——真是死無葬身之地。」(張羽 黃伊《我們所認識的蕭也牧》,收入《蕭也牧作品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11月)對當初的批蕭也牧,晚年丁玲有過一絲悔意嗎?沒有!張鳳珠在《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對此有這樣的說法:「解放初期她主編《文藝報》在開展文藝批評上,氣勢兇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還有人在說:一篇文章『消滅』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過肖也牧這件事,老太太很氣憤,認為她寫那篇文章,是善意幫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這個意圖,但以《文藝報》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當時的氣氛下,等於給一個人定了性。肖也牧後來再也沒有作品,而且遭遇淒慘。」對當初的批蕭也牧,丁玲不但沒有悔意,相反,別人提起此事她都「很氣憤」。她之所以覺得此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因為她仍然認為當初對蕭也牧的批判是正確的;而這種批判之所以「正確」,是因為蕭也牧作品「偏離」和「違背」了毛澤東對文藝的希望和要求。——只能這樣來解釋丁玲晚年為何對他人提起「蕭也牧這件事」就「很氣憤」吧。 
  丁玲與胡風「左聯」時期就建立了友情。丁玲到陝北後,還常給胡風在武漢和重慶主持的《七月》寄稿,例如《到前線去》、《警衛團生活小景》等作品就發表在《七月》上,而胡風總想法把稿酬寄到丁玲在湖南的生活窘迫的母親手中。《胡風回憶錄》回憶到1939年的情形時,有這樣的記載:「這次在家共住了五天,看完了斯諾的《西行漫記》。看到報紙上登出了《七月》的廣告。痔瘡基本上好了,就急忙趕到重慶。在那兒收到了丁玲寄來的一包稿子,其中有田間的詩和雪葦的論文,還有一份用紙包得很仔細的用毛筆寫的舊詩詞,一看內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戰亂生活中將主席給她親筆書寫的詩詞遺失掉,特地托我為她保存。我深感這責任之重大,就趕快將它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裡,上面寫著『毛筆』兩字放在我裝重要稿件的小皮箱裡,這樣,可以隨時拎著小箱子去躲警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頁)丁玲從延安寄到重慶托胡風代為保管的,就是毛澤東為她手書的那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由於種種原因,這件「寶貝」直到「文革」後才由胡風夫人梅志親手交給了丁玲。我們固然不宜要求丁玲顧及「私誼」而在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風運動中有所退縮,但在時過境遷的晚年,難道不能公開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歉疚?然而丁玲並沒有這樣做。如果丁玲至死都認為當初對蕭也牧的批判並沒有錯,那她就更有理由認為當初對胡風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因為胡風是毛澤東「欽定」的「反革命」。對胡風表示歉疚,難道不就是間接地對毛澤東的批評麼?聽到別人批評「毛主席」,丁玲心裡就「很難受」,她自己又怎麼會這樣做呢?對丁玲與胡風的關係,張鳳珠在《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也有評介。提到丁玲托胡風保管毛澤東手跡時,張鳳珠說;「胡風知道這份托付和信任的份量。四十年間,他自己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幾經遷徙流放,這幅字仍妥為保存,在1981年完璧歸趙。這種對朋友的信義,是十分難得了。」而「丁玲對胡風一直是心存感激的。當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風,胡風總是想方設法把稿費寄給丁玲在湖南的母親。丁玲把這份情誼看得很重。但在後來批判、聲討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時,丁玲不管她內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個調子去批判了。這在她的心裡會有一份歉意。那個年代,這類違心的表態太多。巴金晚年在他的《隨想錄》裡,把一筆筆心債都逐一清算了。可惜時間沒留給老太太做這件事。」把丁玲的沒有「清算」她的「心債」歸因於時間,顯然說不過去,而拿巴金作比則更是不當。巴金《隨想錄》中的第一篇寫於1978年12月1日,最後一篇寫於1986年8月20日,而這最後一篇就是《懷念胡風》。在這最後一篇中,巴金對自己在反胡風運動中為了自保而任意上綱上線地批判胡風,表示了真誠而痛苦的懺悔。寫完這最後一篇,巴金就停筆了。而丁玲,逝世於1986年,上帝留給晚年巴金和丁玲的寫作時間其實是差不多的。只不過當巴金懷著對歷史負責、對下一代負責以及償還「心債」的心願,以老病之軀一篇又一篇地趕寫著《隨想錄》同時也與時間賽跑時,丁玲在寫著另外一類東西,並在對《隨想錄》一類「過於低沉、哭哭啼啼、淒淒切切」的作品表示著反感。我們很難想像丁玲再活十年,就能寫出巴金《懷念胡風》這種品格的東西。我們可以相信丁玲把胡風的「這份情誼看得很重」,但我們更相信,在丁玲的心目中,沒有什麼能重過毛澤東的「情誼」。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8)   
  人是複雜的。像丁玲這樣的人更是複雜的。決定著丁玲晚年言行的,當有多種因素。而對毛澤東的「一往情深」,當是諸種因素中重要的一種。說丁玲晚年並非「真左」,固然也能言之成理;但說丁玲晚年並非「假左」,恐怕更合實情。至遲自延安「整風」之後,丁玲便是非常「左」的,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更是「左」得可怕。而二十幾年的受難,並沒有讓丁玲有什麼反思和懺悔,因此在思想觀念上也談不上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復出後的丁玲仍然是受難前的丁玲,這一點,是她刻意追求的,也是她深感自豪的。如果說復出後的丁玲並非「真左」,那就意味著受難前的丁玲也並非「真左」,意味著丁玲從來就不曾「真左」。——這樣說合適嗎? 
  2002年8月18日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1)   
  一1946年7月15日下午5時許,聞一多在昆明西倉坡西南聯大教職員宿舍附近,被「特務」槍殺。數日前的7月11日夜10時許,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李公樸在昆明街頭被「特務」用微聲手槍暗殺。7月15日這一天上午,李公樸治喪委員會在雲南大學至公堂舉行李公樸遇難經過報告會,聞一多出席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下午,聞一多又赴民主週刊社主持記者招待會。記者招待會結束後,聞一多與特來接他的長子聞立鶴一同往西倉坡宿舍走,快到家時,突遭槍擊,聞一多當場死亡,聞立鶴亦身負重傷。 
  一城之內、數日之間,兩位社會名流在街頭被槍殺,自然引起軒然大波。各種各樣的機構、團體都發表了對此類暗殺行為進行譴責的文字。中國共產黨方面就更不會沉默了。——這是一個打擊國民黨、爭取民心的好機會。慘案發生後,國民黨方面先說是共產黨為嫁禍國民黨而殺害了聞一多,後又說是雲南地方勢力所為。共產黨方面則認定聞一多父子身中的是國民黨的槍彈。中共方面以及左翼人士在就此事發表言論時,除了譴責「特務」的暴行、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外,還往往把聞一多的死與美國掛上鉤。聞一多於7月15日遇難,兩天後的7月17日,延安的《解放日報》便發表了題為《殺人犯的統治》的社論。社論最後一段寫道:「最後,我們還想對美國友人說幾句話。聞一多先生是在美國受教育的自由主義教授,他對中美文化的交流有光輝的貢獻,法西斯統治集團殺害聞先生,不僅是少數獨裁者對中國人民的挑戰,而且也是德意式的法西斯主義對中美人民的民主主義和中美人民友誼的挑戰。對於這一挑戰,美國友人亦要一致起來,予以堅決的回答,那就是要求美國當局立即停止對法西斯殺人犯政府的任何援助,撤回軍事援蔣法案,撤回駐華美海陸空軍。」把聞一多的死與美國政府其時的對華政策聯繫起來,認為國民黨殺害聞一多是對美國人民政治信念的挑戰,首先因為聞一多曾留學美國。「聞一多先生是在美國受教育的自由主義教授」,——這是把聞一多之死與美國對華政策聯繫起來的邏輯起點。這句話裡其實包含著兩重信息。一是聞一多曾留學美國,二是聞一多為「自由主義教授」。留學美國這是一個事實判斷,也不存在爭議。至於說聞一多是「自由主義教授」,便是一個價值判斷了。當《解放日報》社論把「自由主義」的稱號加諸聞一多時,無疑是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正面價值來肯定的。這也無疑有著「投其所好」的意味。既然這番話是對著「美國友人」說的,既然這番話是在做美國「人民」的「思想工作」,是在發動美國「人民」反對他們的政府,那就要挑能打動他們的話說。自由主義是美國「人民」普遍的信念。說聞一多是「自由主義教授」,意在暗示聞一多是美國「人民」的「同志」,是美國「人民」精神上的「同胞」。何況,聞一多還「是在美國受教育」的,他的「自由主義」來自美國「人民」的親傳呢!——強調這些,是要讓美國「人民」意識到,國民黨政府不只是殺害了一個血統上的中國人,更殺害了一個精神上的美國人。而美國政府卻在支持這樣一個屠殺精神上的美國人的中國政府,這就意味著,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在既與中國「人民」為敵,也與美國「人民」為敵。對此,中國「人民」不能答應,而美國「人民」又焉能坐視? 
  聞一多曾留學美國,是把他的死與美國聯繫起來的一種很具體的理由。把聞一多之死與美國聯繫起來的另一個更具體的理由,則是兇手殺害他時使用的無聲手槍來自美國。美國製造的武器殺害了在美國受教育的「自由主義者」,這是其時一些譴責暗殺事件者所特意強調的。例如,董必武1946年7月28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爭民主的犧牲》一文,其中說道:「站在統治地位的反動派------竟用美國秘密傳授的無聲手槍,偷偷摸摸地實行卑劣暗算了。」李公樸、聞一多被害後,中華文藝協會總會特意召開聲討大會。會上,郭沫若說:「兇手用的無聲手槍是美國人供給的,我們有權利抗議,美國的槍打死的是從美國受過教育回來的自由主義者。」戲劇家洪深則說:「美國的政策是兩面的。在美國哈佛大學灌輸的是英美式的自由思想,而美國槍彈也正打在受美國自由思想的人身上。我是和聞一多受同樣教育的,我自然也有受美國的子彈權利。」(1)聞一多曾在美國受教育,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聞一多必然在美國服膺了「英美式的自由思想」,並不意味著美國的牛奶麵包將聞一多塑造成了一個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者。留學美國當然容易受到英美式自由思想的熏陶並成為英美式自由主義者,但留學美國卻不必定使人接受英美式自由思想的熏陶並成為英美式自由主義者。當《解放日報》社論和郭沫若等人強調聞一多的留學歷史和「自由主義者」的身份時,還有著這樣的潛台詞,即聞一多是親美的,而「親美」的聞一多「居然」被美制的手槍殺害!——但這同樣需要論證。留學美國容易親美,但卻並不必定親美。在現代中國,固然有不少留美學生在美國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思想的熏陶並成為英美式自由主義者,親近美國也是留美學生的基本傾向。但留學美國卻抗拒英美式自由思想並對美國滿懷厭惡,也是可能的。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2)   
  那麼,聞一多呢? 
  二 
  說起來,聞一多與美國的「緣分」真是很深的。 
  聞一多1899年出生,本名聞多。1912年,14歲的聞多投考北京的清華學校。清華學校於1911年用美國退還的庚款創辦。這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招生名額按各省分擔賠款額分配。1912年秋天,清華學校只在湖北省招二名學生(2),競爭應該是較激烈的。但聞多卻被錄取。原因之一,是考試的作文題目《多聞闕疑》大對聞多的脾性。這題目恰好應合了聞多這名字的來歷,像是為他定身製作的。當14歲的聞多看到這樣一個作文題時,一定十分興奮,於是模仿其時最時髦的梁啟超文體,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文章。這篇作文大得主考者讚許。因此,雖然聞多其他科目考試成績平平,仍被清華學校錄取。 
  1912年冬,聞多入清華學校學習,並將名字改為聞一多。這所學校學制八年,畢業後全部資送美國留學。由於英語成績不合格而留級等原因,聞一多實際在清華學校生活學習了九年有半。清華學校實行的是美國化的教育,從課程設置到管理方式,都是美國式的。學校當然也聘請了美國教師。讓學生熟悉美國的生活方式、瞭解和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以便留學美國時能夠迅速適應環境,是辦學的重要目的。我們知道,聞一多入清華學校時是十四五歲的年齡。這個年齡段的人,是最容易被影響被塑造的。這個時期獲得的對事物的印象往往最牢固最難改變。從十四五歲到二十四五歲,從少年到成人,聞一多在清華學校度過了近10年時光。對這近10年的美式生活和美式教育,聞一多有何感想呢?從他寫於1922年5月12日(離校赴美前夕)的《美國化的清華》(3)一文中,可知其大概。聞一多在清華學校期間寫了許多東西。這篇《美國化的清華》是聞一多作為清華學校學生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聞一多「作為臨別的贈言」寫給「十年的母校」的。文章對清華學校的「美國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說:清華太美國化了!清華不應該美國化,因為所謂美國文化者實在不值得我們去領受!美國文化到底是什麼?據我個人觀察清華所代表的一點美國化所得來的結果是:籠統地講,物質主義;零碎地數,經濟、實驗、平庸、膚淺、虛榮、浮躁、奢華——物質的昌盛,個人的發達------。」接著,聞一多從這零碎地列舉的「經濟」、「實驗」、「平庸」等七個方面對清華學生的「美國化」進行了批判。文章最後寫道:「以上所述這些,哪樣不是美國人的特色?沒有出洋時已經這樣了,出洋回來以後,也不過戴上幾個碩士、博士、經理、工程師底頭銜而已,那時這些特色只有變本加厲的。美國化呀!夠了!夠了!物質文明!我怕你了,厭你了,請你離開我吧!東方文明啊!支那的國魂啊!『盍歸乎來』!讓我還是做我東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對於研究聞一多的思維方式、個性心理,這篇《美國化的清華》是很有價值的資料。聞一多寫這篇文章時,已是二十四五歲的成年人,但這篇文章卻顯得不很理性。「美國化」本身應如何評價,是一回事;清華學校是否應該「美國化」則是另一回事。「美國化」縱然千不好萬不好,也不足以說明清華學校不應該「美國化」。因為清華學校本就是「留美預備學校」。「美國化」是它的性質,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如果清華學校像聞一多說的「不應該美國化」,那就意味著清華學校不應該存在,聞一多本人也壓根就不應該投考和進入這所學校。——當作為成年人的聞一多憤怒譴責清華學校的「美國化」、力倡清華學校的「非美國化」時,顯然忽視了這一前提。 
  從《美國化的清華》中,我們知道近十年的美式教育和美式生活方式,非但沒有在聞一多心中培植起對美國文化的認同、親近、熱愛,相反,倒是在他心中催生出對美國文化的逆反、厭棄、憎惡。也正因為如此,聞一多曾有放棄赴美留學的念頭。但最後還是抱著「既有這麼一個機會,走一趟也好」的心態,於1922年7月16日登上了赴美的海輪。(4)旅途中,聞一多絲毫沒有出國的興奮和對新生活的憧憬,倒是滿懷沮喪、怨艾,像是赴一場不得不赴的苦役。在船上,聞一多寫了一首題為《孤雁》(5)的新詩,詩中把自己比作是「不幸的失群的孤客」、「流落的失群者」。至於將要去的美國,在聞一多心中是這樣的:「啊!那裡是蒼鷹底領土——/那鷙悍的霸王啊!/他的銳利的指爪,/已撕破了自然的面目,/建築起財力的窩巢。/那裡只有銅筋鐵骨的機械,/喝醉了弱者底鮮血,/吐出些罪惡底黑煙,/塗污我太空,閉熄了日月,/教你飛來不知方向,/息去又沒地藏身啊!/------光明的追逐者啊!/不信那腥臊的屠場,/黑黯的煙灶,/竟能吸引你的蹤跡!」——讀這首詩,讓人覺得聞一多的赴美留學,是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6) 
  1922年8月1日,船抵西雅圖。8月7日,聞一多到達留學的城市芝加哥。對初踏上的這片異土,聞一多似乎並無多少新鮮感。8月7日,在致顧毓琇、梁實秋等清華學友的信中,聞一多表示自己雖才到芝加哥一星期,但已「厭惡這種生活了」。(7)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對美國的瞭解越來越多,聞一多對美國文化的抗拒似乎越來越強烈。如果說,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校,其辦學的重要目的是培養學生對美國文化的親近、認同,是為了學生赴美後能盡快適應美國式生活,那這種目的在聞一多身上是完全失敗了,儘管聞一多在清華學校學習生活了10年之久。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3)   
  三 
  既然以「留學」的名義到了美國,總得選擇一樣美國的東西學一學。聞一多選擇了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西洋畫。但很快,聞一多就對西洋畫興味索然、視若敝屣。1923年2月10日,聞一多給父母和胞弟聞家駟各寫了一封信,兩信中都表達了對西洋畫的失望。致父母信中說:「我來此半年多,所學的實在不少,但是越學得多,越覺得那些東西不值一學。我很慚愧我不能畫我們本國的畫,反而乞憐於不如己的鄰人。我知道西洋畫在中國一定可以值錢,但是論道理我不應拿新奇的東西冒了美術的名字來騙國人的錢。因此我將來回國當文學教員之志乃益堅。」致聞家駟信中則說:「我現在著實懷疑我為什麼要學西洋畫,西洋畫實在沒有中國畫高。我整天思維不能解決。那一天解決了我定馬上回家。」(8)聞一多雖學著西洋畫,卻並不認為西洋畫堪稱「藝術」。從這裡也可看出,置身美國的聞一多,懷著怎樣深重的文化偏見,而這種文化偏見又怎樣影響著他對美國文化的態度,甚至影響著他的藝術感覺。當然,從這裡也能看出,聞一多的思維總是不夠理性,總容易走極端。 
  要問美國文化中是否還有可取的方面,是否還有值得中國人學習的東西,聞一多的回答是往往是否定的。置身美國的聞一多,時常對中美文化進行比較,並且總是得出中國文化遠勝於美國文化的結論。「嗚呼!我堂堂華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禮俗、文學、美術,除不嫻製造機械以為殺人掠財之用,我有何者多後於彼哉?」(9)這是抵達美國半月後寫給父母信中的話。在聞一多看來,除了「製造機械以為殺人掠財之用」外,中國並沒有其他方面不如美國。換言之,一個中國人,如不想學習用以「殺人掠財」的機械製造,就根本用不著到美國來留學。類似的話,此後聞一多還不只一次說過。例如,在1923年1月14日致父母信中,聞一多又說:「我乃有國之民,我有五千年之歷史與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將謂吾人不能制殺人之槍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除了「制殺人之槍炮」外,美國沒有任何方面優於中國,——看來,這確實是留學美國期間的聞一多所牢固秉持的觀念。在這封家信中,聞一多還寫下了這樣讓我瞠目結舌的話:「我歸國後,吾寧提倡中日之親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親善以御日也。」(10)寧可聯合日本以抗美,而不願與美國攜手以御日,——1923年的聞一多有這樣的思想,真令人感慨。此時的美國,已向中國歸還庚款。因為有了這還回來的款子,才有清華學校,才有聞一多在清華近10年的免費學習生涯,也才有聞一多在美國的免費留學。(11)至於日本,侵吞中國的野心此時已有所顯露。甲午海戰後,日本迫使中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914年,日本出兵強佔山東,隨後又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侵略要求------這些,聞一多當然都十分清楚,然而,他仍然覺得寧可與日本「親善」也不能與美國友好,說留美時期的聞一多其實滿懷著對美國的仇恨,也不無道理吧。聞一多1923年說的這幾句話之所以令我瞠目結舌,還因為令我想到了十五六年後汪精衛、陳公博們的漢奸理論。日本全面侵華後,汪偽漢奸便拚命強調「中日親善」以抗歐美,強調以東方文化抵制西方文化。當然,結果是「中美親善以御日」,而且也正因為「中美親善」,才終於把日寇趕出國門。讀聞一多1923年在美國說的這些話,我驚異於汪偽的漢奸理論竟在這裡找到了源頭。不過,我得趕緊聲明,我絲毫沒有說聞一多也有漢奸思想之意。抗戰時期聞一多是堅決的抗戰派,絕不可與汪精衛、周作人等混為一談。抗戰時期,當聞一多堅決主張抗戰並目睹「中美親善以御日」時,不知是否想起過自己當初留學美國時說的這些話?如果想起過,又不知是否為自己當初思想的偏頗、混亂和情緒化而羞愧。 
  謳歌中國和東方文化、咒罵美國和西方文化,似乎成了聞一多留美期間的主要工作。聞一多積極提倡所謂「中華文化的帝國主義」(12)對一些同胞表現出的在他看來是「數典忘祖」的現象痛加斥責。這期間,他寫了《火柴》、《玄思》等新詩。他自己說寫這些詩就是為了「痛詆西方文明」,並且因此而感到一種滿足:「這幾天的生活很滿意,與我同居的錢羅兩君不知怎地受了我的影響,也鎮日痛詆西方文明。」(13)讀聞一多留美時期的書信、詩歌等文字,我們感到他真是日坐愁城,難得有片刻的心情舒暢。只有寫了幾首「痛詆西方文明」的詩後,他才有一點「滿意感」,他剌蝟一般團縮的心才有所舒展。聞一多自己痛恨西方文明,對留學生中不像他那樣痛恨西方文明者自然也生出些痛恨。在致聞家駟信中,他曾說:「我自來美後,見我國留學生不諳國學,盲從歐西,致有怨造物與父母不生為歐美人者,至其求學,每止於學校教育,離校則不能進步咫尺,以此雖賺得留學生頭銜而實為廢人。我家兄弟在家塾時輒皆留心中文,今後相襲,遂成家風,此實最可寶貴。吾等前受父兄之賜,今後對於子侄當負同等責任,使此風永繼不滅焉。」(14)「盲從歐西」固然有所不妥。但背井離鄉、拋妻別子,飄洋過海地到歐西,當然是要學習歐西的東西,如仍念念不忘「中文」、「國學」,又何必走出國門呢?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4)   
  這一層,聞一多想到了嗎? 
  四 
  他當然想到了。 
  對出國留學的必要,對在美國生活的意義,聞一多還未走出國門就已經開始懷疑了。及至到了美國,這種懷疑更一天天深重起來,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聞一多留美期間懷鄉情緒那麼強烈。讀聞一多留美期間的書信、詩文,總能感到那種濃得化不開的鄉愁。「歸心似箭」四個字用來說明聞一多居美時期的心態,並沒有多少誇張的成份。如果把這歸因於聞一多感情特別「脆弱」、特別「沒出息」,對故土有著異乎常人的特別深切的依戀,那恐怕就多少是一種誤解。聞一多的特別思鄉,與其說是對中國這片故土有著異乎常人的依戀,毋寧說是對美國這片異土有著異乎常人的抗拒甚至厭惡。正因為感覺不到留學美國的意義,正因為不能為自己的背井離鄉、飄洋過海給出一個有力的解釋,所以對祖國的思念就如決堤的洪水一般洶湧氾濫。對留學意義的懷疑與懷鄉成正比地增長著。在作於留學時期的那首著名的《太陽吟》中,聞一多對著太陽喊道:「太陽啊,六龍驂駕的太陽!/省得我受這一天天的緩刑,/就把五年當一天跑完,又與你何妨?」留學美國,對聞一多來說,竟如同受刑。正因為如此,他請求太陽:「讓我騎著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聞一多以「愛國」著稱。這種「愛國」的情緒和精神在留美期間表現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感人」。但同是「愛國」,其表現卻可以大相逕庭。陳獨秀、胡適、魯迅,還有郭沫若,都可以說是十分「愛國」的,但他們的「愛國」往往表現為對自己祖國和國家的尖銳批判,正因為對這「國」愛之深,也才責之切。聞一多則不同。對這種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確的意識。1922年12月,赴美未久的聞一多寫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發表於國內的《創造週報》(15)上。該文對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國內新詩創作現狀提出了批評。文章說:「《女神》底作者對於中國,只看見他的壞處,看不見他的好處。他並不是不愛中國,而他確是不愛中國的文化。我個人同《女神》底作者態度不同之處是在: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這裡他將自己與郭沫若對「國」的「愛」做了比較。正因為他深愛著「中國的文化」,所以在文章中對包括《女神》在內的新詩創作表達了不滿:「現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有的是泰果爾、亞坡羅,有的是『心弦』『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哪裡?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哪裡?那裡是我們的大江、黃河、崑崙、泰山、洞庭、西子?又那裡是我們的《三百篇》、《楚騷》、李、杜、蘇、陸?------」 
  因為深情地愛著「中國的文化」,在美期間,研究、宣傳和捍衛「中國的文化」便成了聞一多十分熱衷的事。這期間,聞一多還參與發起成立了以「國家主義」為旗幟的「大江學會」。以這樣一種情緒,以這樣一種心態、以這樣一種理念,可以想見,所謂「美國文化」對聞一多幾乎不能發生什麼影響。美國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義,而英美國式自由主義的核心,則是個人主義。在美國成為了一個「國家主義者」的聞一多,對個人主義自然不會感到親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個人主義,也就談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義。許多英美留學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學期間,還以充分開放的心態面對英美文化,尤其滿懷熱情地觀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的方式,換句話說,他們滿懷熱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進的「政治文明」。胡適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這些人回國後就成為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而聞一多與他們不同。對美國的文化,聞一多未出國時即已極為抗拒。到美國後,更談不上關注、探究和欣賞美國的「政治文明」了。所以,因為聞一多曾「在美國受教育」便把他說成是「自由主義者」,是一種嚴重誤解。明白這一點,也就明白了與現代中國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學生相比,聞一多為何很「另類」了。聞一多也曾是「新月派」中的一員。「新月」以英美留學生為主幹。但聞一多與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新月」人士可謂「名」合「實」離。聞一多被難後,熊佛西寫了《悼聞一多先生》(16)一文,其中說:「有些人僅將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詩人,------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不錯,你曾加入過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於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關係,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們的不同。」熊佛西所做的價值判斷姑且不論,他指出聞一多與其他「新月社」成員並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實際的。以胡適為首的「新月社」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場頗具聲色的「人權運動」。這是面對國民黨的以黨代政、獨裁專制所做的悲壯抗爭。在「人權運動」中,胡適在《新月》月刊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聞一多清華時的同班同學羅隆基發表的文章則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也是聞一多老同學的梁實秋也發表了《論思想統一》。這些文章對國民黨政權進行了異常尖銳的批評,甚至對蔣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譴責。「人權運動」終於遭到國民黨政權的打壓,《新月》被查禁,羅隆基被逮捕。但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聞一多的身影。這當然並非因為聞一多的怯懦,而是因為聞一多對這場運動本就不感興趣、不以為然。對於《新月》月刊的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對於《新月》月刊的談政治,聞一多是「有些看法」的,並「投稿漸少」。(17)這也不難理解。胡適、羅隆基們是想要在中國傳播他們留美期間所瞭解、理解並接受和推崇的「政治文明」,而對這「政治文明」,聞一多本沒有多少瞭解和理解,更談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會加入這場「人權運動」中。後來,則乾脆當面對羅隆基的談政治刻薄地嘲諷。梁實秋曾回憶說:「我是一九三四年夏離開青島到北京大學來教書的。清華遠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見面次數不多。這時候日本侵略華北日急,局勢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沒有不惄然心傷的,羅努生(隆基)主編《北平晨報》,我有時亦為撰寫社論。一多此際則潛心典籍,絕不旁鶩,對於當時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對於實際政治深為厭惡。有一天我和羅努生到清華園看潘光旦,順便當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對努生不表同情,正顏厲色的對他這位老同學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當時情緒很不愉快。我提起這一件事,是為說明在抗戰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與世無爭。」(19)羅隆基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後留英,他談政治時所依據的當然是英美式自由主義理念。而對他的談政治,聞一多竟如此厭惡,以致於口出惡語。可見,對英美式自由主義政治理念,聞一多實在沒有好感。再說,羅隆基留學美英時,學的便是政治學,回國後也曾當過大學裡的政治學教授和政治學系主任。政治學是他的專業,是他養家餬口和安身立命的東西。所以,指責羅隆基談政治,實在沒有道理。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5)   
  所以,實在不能把胡適、羅隆基與聞一多同稱為自由主義者,雖然他們同在美國「受過教育」。當然,聞一多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走到另一個極端,即變成一個狂熱地談政治的人。但聞一多最後幾年的爭「民主」、談政治,也並不能與胡適、羅隆基們的政治言行等量齊觀。 
  五 
  1925年5月14日,聞一多在美國西岸登船回國。6月1日,船抵上海。至此,聞一多在美留學時間不到三年。按清華規定,聞一多可公費在美留學五年。中斷二年內,亦可復學。但聞一多終身不復踏上美利堅的土地。後來在清華大學任教,也總放棄出國的機會。按清華規定,教授任教滿五年,即有一年休假期,可出國研究考察。當時許多人都選擇了出國,但聞一多則自留美回來後便再無興趣走出國門。1937年,輪到聞一多休假。是年清華休假教授只三人未選擇出國,其中就有聞一多。聞一多打算回湖北浠水老家度過這一年休假期。後來由於抗戰爆發,未回成湖北,隨校到了湖南。(19) 
  有的傳記這樣寫到聞一多回國時的舉動:「輪船駛進吳淞口,------他突然脫下上身的西裝,扔到江裡:讓祖國的滔滔江水洗盡留學生活中所受的洋氣吧!------」(20)此一細節或許出於傳記作者的虛構。但這樣虛構聞一多的舉動,卻並不離譜。不到三年的留美生活,聞一多帶回了什麼呢?帶回了「中華文化的帝國主義」。但這並不屬於美國這塊土地上固有的東西。聞一多從美國帶回的屬於這塊土地上固有的東西,可以確認的,首先就是這身西裝了。現在,這西裝也被扔進了江裡。回國後的聞一多,在一些生活細節上,也的確與其他一些留學生很不同:「雖然他在美國留過幾年學,他卻不愛講英語,連平時在談話中插進幾個英文的名詞或術語的時候都很少。我想起了有兩次在徐志摩家集會,我們都遇到一位西裝筆挺、洋氣十足的中年教授,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同一多攀談,像開了龍頭的自來水,停都停不住。一多則自始至終都用中國話回答。------時間一久,他(聞一多)也不大耐煩了,叨著雪茄,笑而不答;後來率性歪著身子,斜靠在長沙發上閉目養神。------兩次的情況都差不多。雖說是件小事,我們卻可以看出兩種不同思想的具體表現。」(21)從這樣一些生活細節,也確實可看出聞一多與那些西裝革履、愛講英語的英美留學生有著「不同」的「思想」。 
  在美國居留不到三年的聞一多,實在不能說在美國受到了怎樣的「教育」。所以,如果以聞一多「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自由主義者」為邏輯起點來把他的死與美國聯繫起來,那這個邏輯起點是不能成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根本不能把他的死與美國相聯繫。撇開他的留美經歷,也完全可以把他的死與美國相聯繫,而且會聯繫得更自然。當時有的報刊也正是這樣做的。1946年10月4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題為《實現四大自由——敬悼聞李二先生》的社評,文章把聞一多、李公樸的被殺與羅斯福所標舉的「四大自由」相聯繫,並不提聞李留美經歷。社評說:「李聞二先生之死是死於政治暗殺;這是無可掩飾的事實,這便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所標揭的四大自由中特別指出並堅決反對的恐怖行為。羅斯福曾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民主生活的精神與理想不外是實現四大自由——言論與發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與免於恐怖的自由。李聞二先生的寶貴生命,便是犧牲在這恐怖的行動中的。而且致死之由,僅僅因為發表了言論,而且言論中所涉及的又僅僅是對於民主理想的信仰。這些無恥的兇徒,因為反對二先生有言論與發表的自由,反動他們有信仰的自由,就出以無恥的恐怖行動。所以這一行動是徹頭徹尾地違反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所標揭的民主精神與理想的!」這比「美國的槍打死的從美國受過教育回來的自由主義者」一類的聲討要理直氣壯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 
  2003年11月5日 
  註釋: 
  (1)見1946年7月26日《新華日報》,轉引自《聞一多紀念文集》,三聯書店1980年8月版第33——34頁。 
  (2)一說招4名,見聞黎明 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 
  (3)見《聞一多青少年時代詩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4)見梁實秋《聞一多在珂泉》,收入《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2月版。 
  (5)收入詩集《紅燭》,並以「孤雁」為海外篇篇名。 
  (6)事實上,聞一多也確曾把留學美國比作「闖入十八層地獄」。(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7頁。) 
  (7)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82頁。 
  (8)兩信均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1頁。 
  (9)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83頁。 
  (10)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0頁。 
  (11)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說:「我看過一本小冊子(史靖:《聞一多》),有這樣的記述,聞一多『隨著許多達官貴人和豪門望族的子弟一道,走進了美帝國主義者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庚子賠款堆砌起來的清華留美學校』。清華有多少『達字貴人和豪門望族的子弟』?至於說清華是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庚子賠款堆砌起來,可以說是對的,不過有一事實不容否認,八國聯軍只有這麼一個『帝國主義者』退還庚子賠款堆砌的這麼一個學校,其餘的『帝國主義』包括俄國在內都把中國人民血汗錢囊括以去了,也不知他們拿去堆砌成什麼東西了。」(收入《梁實秋懷人叢錄》)。   
  作為留美學生的聞一多(6)   
  (12)見季鎮淮《聞一多先生事略》,收入《聞一多紀念文集》。 
  (13)參見劉烜《聞一多評傳》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7月版。 
  (14)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25頁。 
  (15)發表於1923年6月10日《創造週報》第5號,收入《聞一多全集》。 
  (16)原載1946年《文藝復興》二卷一期,收入《聞一多紀念文集》。 
  (17)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409頁。 
  (18)見梁實秋《談聞一多》,收入《梁實秋懷人叢錄》。 
  (19)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497頁。 
  (20)見劉烜《聞一多評傳》第113頁。 
  (21)見《聞一多紀念文集》第228頁。     
  沫若之吻及其他:寫在郭沫若誕辰110週年之際   
  沫若之吻及其他(1)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1978年6月12日辭世。郭的喪事是辦得很有規格的。追悼會上,由其時中國大陸最受人敬仰也最具有實際政治權威的鄧小平致悼詞,悼詞對郭做了這樣的評價:「郭沫若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他一生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敬愛的周總理懷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在黨內歷次路線鬥爭中,在思想文化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國際反帝反修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他的筆,始終與革命緊密相聯;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在這期間,自然有許多悼念文章發表。這樣的悼念文章,當然重點是歌頌死者的「豐功偉績」,這也與悼詞中的評價相一致。在整整24年後的今天,翻閱這些悼念文章,林林的《做黨的喇叭——憶郭老在日本二三事》(《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一文最醒目。在諸如「悲痛的懷念」、「化悲痛為力量」、「懷念郭沫若同志」等一類套話式的標題中,「做黨的喇叭」顯得獨特而又明快,它十分直接凝煉也十分準確傳神地說出了郭沫若留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林林文章中說到,1936年春,他受「左聯」之命與在日本的郭沫若接觸,請郭寫關於「國防文學」的文章,一開始郭有些猶豫,但幾天後「我再去看他,他對我表示願意來做黨的喇叭。」可見,「喇叭」之喻,原是出自郭本人之口的。1949年以前姑且不論,1949年後,郭成了大陸上「新中國」的「文化班頭」,在批電影《武訓傳》、批胡適、批胡風、「反右」等運動中,這支喇叭都起著衝鋒號的作用。對胡適的批判和對胡風的批判差不多是同時進行的。在批胡風運動中,郭沫若這支喇叭曾發出過這樣的聲音:「今天對於怙惡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要更加嚴厲。在這樣的認識上,我完全贊成好些機構和朋友們的建議:撤消胡風所擔任的一切公眾職務,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郭沫若《請依法處理胡風》,收入《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之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鎮壓」一詞,作為1949年後的政治和司法用語,有著明顯的「處決」之意。即便我們不能說郭沫若籲請的對胡風「依法處理」就一定是指予以「處決」,但當他使用「鎮壓」一詞時,「處決」無疑也包含在「處理」之內的。完全可以理解為,在郭沫若看來,即便對胡風予以「處決」,也完全是應該的、正當的,是合理合法的。後來,胡風雖不至於被「正法」,但遭遇也極為悲慘。人們當然不會天真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認為胡風的長期牢獄之災就是由郭沫若這類人的籲請所造成的。再響亮的喇叭也終究不過是喇叭,它只能起「幫忙」或「幫閒」的作用,並不能從實質上決定什麼和改變什麼。但又並不能說郭沫若這樣的喇叭是可有可無的。有了這支具有權威性的特大號喇叭率先籲請,眾多的中喇叭和無數的小喇叭便一齊響起,形成聲勢浩大的合唱。這些中小喇叭表達著對胡風們更強烈的憤恨,而籲請的對胡風們的懲處也更加嚴厲。在人民出版社當時出版的《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所收文章中,郭沫若文章的標題還是《請依法處理胡風》,而後面的許多文章,則有著火藥味更濃的標題:《嚴懲胡風》、《剿滅「地下軍」》、《堅決徹底鎮壓人民的公敵——胡風反革命集團》、《堅決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消除蟊賊》、《「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制裁反革命分子胡風》、《嚴辦陰謀鬼!》,等等。不僅是文化界對胡風群情激憤,廣大工人、農民、軍人、學生也都被發動起來了。《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就收有這樣的材料:《工農群眾要求堅決打垮胡風集團》、《戰士們要求挖掉反革命堡壘》、《機關、團體、企業工作人員要求嚴懲胡風》------。許多原本並不知胡風為何許人、或充其量只在某個場合聽過胡風一次半次演講的工人、職員,都表現得與胡風不共戴天,都在聲討胡風時切齒之聲可聞。《我們要控訴!》、《我憤怒,我控訴!》、《一個女工的憤怒和控訴》,等等,是工人和職員批判胡風時的常用標題。這些「人民群眾」表現得對胡風們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在這些中喇叭和小喇叭的合唱中,胡風們早已死有餘辜。在這樣的舉國一片「嚴懲」聲中,胡風的鋃鐺入獄就顯得十分自然,就是在順乎「民意」,是在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而如果不這樣就「不足以平民憤」,就是在朝「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潑冷水,就是在對敵人仁慈,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而胡風最終並沒有像「廣大人民群眾」希望和籲請的那樣被「鎮壓」、被「處決」,又顯示了決策者比「人民群眾」更講政策,當然,更顯示了決策者的「寬洪大量」。——這樣一種政治效果的取得,當然不能全部「歸功於」郭沫若。郭沫若這支喇叭再權威再響亮,也不足以把「群眾」發動到這種程度,但在這個過程中,郭這支喇叭畢竟做出了獨特的、難以被取代的「貢獻」。 
  胡適與胡風本來不搭界,但因為批胡適與批胡風同時進行,於是二胡也就被郭沫若一鍋煎。在《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講座開幕詞》中,郭沫若說道:「胡適和胡風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們一個公開地販賣著美國貨,一個走私地販賣著日本貨,然而貨色是一樣的。他們在本質上的一個共同點:便是想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來奪取領導地位。他們想解除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叫我們失掉思想立場,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投降。」在這類批判運動中,郭沫若這支喇叭往往起著定基調的作用。既然有郭沫若把胡適與胡風綁在一起,自然也就不乏傚法者,例如,在批胡風運動中,馮友蘭的一篇文章就叫做《胡風和胡適「異曲同工」》。   
  沫若之吻及其他(2)   
  說起來,同毛澤東一樣,郭沫若也曾經是胡適的崇拜者。1954年11月8日的《光明日報》,發表了郭沫若以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對記者的談話,這其實是放出了要大張旗鼓地批判胡適的信號彈。在談話中,郭沫若院長「分析了胡適的反動哲學的遺毒對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影響」,他指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佈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這是在強調批判胡適的必要。正因為胡適在現代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影響太過深廣,正因為胡適曾是現代中國的「孔子」,所以必須花大力氣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學思想等各個方面對胡適進行「徹底批判」,以便「徹底清除」胡適的「流毒」。在對記者談到胡適當年的影響時,不知郭沫若是否想到自己曾為了一句誇獎而對胡適抱而吻之。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寫道:「胡先生也常向我說:『郭沫若早期的新詩很不錯!』他並且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他稱讚了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聽到了,特地走了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下以表謝意。如今胡氏早已長眠地下,郭氏年躋耄耋卻仍在大做其詩,但是以胡適的標準來看,郭沫若後期的詩就『很錯了!』將來他地下若逢老朋友,恐怕胡適之也就要拒吻了。」此事發生在1923年10月23日,胡適和徐志摩日記中對此都有記載。胡適當日日記中寫道:「是夜郭沫若,志摩,田漢都醉了。我說起我從前要評《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僅僅是曾打算評《女神》,就令郭沫若又抱又吻,可見胡適當年有著何等的權威,也可見在1949年後把胡適「批倒批臭」有何等必要了。 
  大陸上對胡適萬炮齊發之時,胡適正在美國當寓公。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說,那些批判他的文章,他大都托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任職的唐德剛找來讀過,有時不免「掩卷大笑」。這些文章很快由三聯書店以《胡適思想批判》為書名結集出版,共出版了八輯。這八本書,胡適也立即弄到,所以唐德剛說:「大陸上『胡適思想批判』百餘萬字的長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過的。有時他還在那些文章上寫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過,也就認為『不值一駁』丟在一邊。」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那七八本巨著」戲問胡適:「這幾十萬字(按:實有二百萬字,加上《胡適思想批判》以外的批胡文章,共有三百萬字)的巨著裡,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道:「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在當時撰文批判胡適者中,許多人曾經是胡適的朋友和學生,不少人還曾經是胡適熱烈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僅此一點,胡適就沒有理由對之漠不關心。這些批判文章其實相互是有著不宜忽視的差別的。有的僅僅是迫於壓力不得不寫,於是便用一些流行的套話敷衍成文;有的名為批判胡適,其實只是在痛罵自己;有的則為了立功邀寵而別出心裁,把文章寫得出人意料地險惡陰毒------讀著這些昔日熟人的文章,胡適內心一定頗多感慨。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還寫到;「那時大陸上『批胡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雙管齊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業便是『罵胡適』。胡適這個『買辦學者』、『洋奴大班』,被他們罵得狗血噴頭。但是每次一張『簡字表』一出,胡先生卻立刻叫我送給他。每張他都細細看過。認真評閱之後,總是稱讚不置。心平氣和,言出由衷,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風範,真令我萬般心折!」當時大陸的「批胡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都由郭沫若掛帥。對那些批判文章胡適嗤之以鼻,但卻絲毫不妨礙他對同時出現的文字改革歡欣鼓舞。如果考慮到胡適其時已被大陸宣佈為「戰犯」(這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罪名),如果考慮到其時大陸對胡適的那種咬牙切齒的敵視,就不能不為胡適的胸懷、氣度所感動。胡適的確是堅決反共的,這一點絲毫不含糊。但胡適的反共並不表現為一種非理性的迷狂,並不是只要出自共產黨之手的事,便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否定。唐德剛說,這表現的是「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風範」,我以為這樣說還不夠,應該說,這還表現了胡適對中華民族進步向上的強烈企盼。當然,胡適之所以對大陸的「文字改革」熱烈肯定,還因為這場改革從指導思想到具體操作,都與自己當初的想法頗為吻合。漢字必須簡化,這是「五四」時期許多新文化人士的共識。例如錢玄同就為簡化漢字寫過不少文章,並著手編纂簡化字字典。胡適對此也是堅決支持的。錢玄同們曾把1922年8月20日出版的《國語月刊》辦成「漢字改革號」,本來打算請胡適寫一篇長文,但恰逢胡適生病,不能久坐作文,於是便「扶病」替這期刊物寫了一篇「卷頭言」。在「卷頭言」中,胡適極力強調要尊重、認可「小百姓」對語言文字的自發的改革。他說自己在研究語言文字時,總結出兩條規律,一是「在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卻是頑固黨」;一是「促進語言文字的革新,須要學者文人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式的承認。」又強調「這二千年的中國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而所謂「破體字」,也就是民眾自發對漢字進行簡化的「俗體字」,胡適舉了「萬」、「劉」、「龜」、「亂」、「灶」、「蘆」、「聽」、「聲」、「與」、「靈」、「齊」、「齋」、「還」等這些當時還被稱作「破體字」者為例,說明這是民眾「驚人的大改革」,學者文人應該對之審查追認。胡適寫道:「錢玄同、黎劭西諸位先生對於古來這些破體字,曾經細細研究過,認為很有理由的改革;認為進步,不是退化。他們覺得這些破體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灘潢的專有品,乃是全國人的公共利器。所以他們現在以語言學家的資格,十分鄭重的對全國人民提出他們審查的報告,要求全國人採用這幾千個合理又合用的簡筆新字來代替那些繁難不適用的舊體字。」大陸後來的「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按胡適當年肯定過的原則進行的,所以唐德剛說所謂「文字改革」者,搞來搞去也還未脫胡適當年所說的「破體字」那一套。看到自己當年的文字改革理想在大陸實現,胡適當然會有一份好心情,即便那麼多來自同一方向的攻擊、污蔑、謾罵,也不能阻擋這份好心情的出現。不過,如果想到當初郭沫若們一邊寫文章批判胡適,對胡適全盤否定,必欲「徹底清除」胡適影響而後快,一邊又在按照胡適當初的設計進行「文字改革」,就不由得讓人感到一種滑稽。其實,連那些批胡文章所使用的標點符號,都是胡適們當年制訂的。1919年11月,由胡適、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復(半農)、錢玄同共同制訂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修正案)》(收入《胡適文存》),提交教育部,教育部將此議案作為1920年2月訓令第53號公佈,12種胡適們參照西式標點制訂的漢語新式標點符號於是開始廣泛被使用。當年那些批判胡適的文章,不但用的白話是胡適極力倡導的,用的標點符號也是胡適參與制訂的,要「徹底清除胡適遺毒」,豈易事哉!   
  沫若之吻及其他(3)   
  「文革」結束後,有所謂「文革語言」一說。人身攻擊、蠻不講理、粗暴專橫、羅織構陷,等等,是所謂「文革語言」的特徵。這種語言方式當然在「文革」時期登峰造極,但卻並非始於「文革」,並非「文革」時期所特有。更早的就不說了,至遲在1949年後的批判胡適和胡風運動中,這種語言方式就表現得很充分。而在運用這種語言方式上,郭沫若也有超凡的表現,並對其他的批判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上面說到的《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開幕詞》中,郭沫若就有如此妙語: 
  胡適要我們「少談些主義」,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 
  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 
  這裡,邏輯上的蠻橫霸道姑且不說。以「郭老」如此「尊貴」的身份,在如此「鄭重」的場合和如此「莊嚴」的批判中,竟拿二胡的姓氏做文章,實在讓人感歎。後來大陸上的談「胡」色變以及文藝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每是胡姓,大概正源於「郭老」的此番宏論。有郭沫若這樣的人以這種方式批判二胡,在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中,潑婦罵街式的語言充斥報刊也就是十分正常了。曹禺在《胡風,你的主子是誰?》中,就稱胡風為「魔鬼」,而曹靖華在《打蛇,是為了對人民的愛》中,則稱胡風為「危害黨、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九頭蛇!」。如果說郭沫若是拿二胡的姓氏做攻擊武器,那曹靖華則是從胡風的籍貫中得到了辱罵的「靈感」。民間有「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一說,湖北人又被稱作「九頭鳥」。稱湖北人胡風為「九頭鳥」顯然還不夠味,因為那樣一來,文章的標題就成了《打鳥,是為了對人民的愛》了。為了具有必要的力度,曹靖華變「鳥」為「蛇」,於是胡風就成了「九頭蛇」。這裡僅舉幾例,其實這種語言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後來的所謂「文革語言」,無疑是對郭沫若等人批判二胡語言的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郭沫若北伐時期當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抗戰時期當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1949年後又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務院副總理,說起來,一生也算是「出將入相」了。1949後,躋身於那些工農出身的、槍林彈雨中熬出來的將相之列,不知郭沫若自我感覺如何。至於那些將相如何看他,「共和國大將」羅瑞卿之女羅點點的回憶錄《紅色家族檔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中倒是有所透露:「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並不完全那麼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郭沫若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有著特殊的交情。在現代文人中,除柳亞子外,只有郭沫若與毛澤東有著唱和關係。而郭沫若的成為「黨喇叭」,很大程度上就是周恩來直接鑄造的。對郭沫若,那些工農出身的將相們表面上應該是很尊敬的,但羅點點的回憶告訴我們,他們對郭沫若內心卻頗有鄙薄。「脫黨」一類的議論,羅點點這樣的孩子能聽到,說明他們的父輩在議論郭的這類「重大問題」時並無多少避諱。他們不太避諱地非議郭沫若,則說明郭沫若實際的政治份量並不像外表上看起來的那麼重。郭沫若的孩子與羅點點們是同學和遊玩夥伴,那些將相們對郭的議論完全可能傳到他的耳裡。聽到這樣的議論,郭沫若該有一份惶恐吧。羅點點回憶錄中又寫到: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歷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鳳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又是郭老的。」 
  所謂「為曹操翻案的戲」,即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郭對歷史劇情有獨鍾,而為現實政治服務則是他編撰歷史劇的基本原則。發表於1959年的《蔡文姬》顯然也是為其時的現實政治服務的,也仍然是郭沫若這支「黨喇叭」裡發出的聲音。但羅點點的回憶錄讓我們明白,對郭沫若的這種表現,那些工農出身的將相們並不打心眼裡佩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郭應該拒絕做「黨喇叭」。對於那些有著某種程度的獨立立場、對現實發出批判聲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痛恨的。四十年代的王實味和五十年代的「右派」,都讓他們痛恨。但像郭沫若這樣一心一意地做「黨喇叭」,又令他們瞧不起。羅點點說到,由於受父輩的影響,他們這些孩子也時常在談到「郭老」時出言不遜,並說:「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共產黨內存在著的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羅點點的父輩們當然有著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但他們在談到郭沫若時表現出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他們對郭沫若到處題字的「調侃」,卻並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來解釋。他們對郭沫若的態度其實表現的是一種人之常情:對那些敢於批判我們和與我們為敵者,我們會痛恨、憎惡,而那些處處順著我們的人,我們又會鄙視、輕蔑。羅點點還寫道:「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裡,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只是個『黨喇叭』。」這樣看來,1949年後的郭沫若,既未贏得工農出身的將相發自內心的尊敬,也讓廣大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地不尊敬,真有點左右不是人了。   
  沫若之吻及其他(4)   
  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晚年的重要著作《李白與杜甫》,書中揚李而抑杜。據李一氓說,郭沫若「寫的那個《李白與杜甫》,也是根據毛主席的一些說法加以發揮的。主席好像就說過,他高興李白不高興杜甫。」(見劉茂林、葉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論》)。在該書的《李白的家室索隱》這一部分結尾,郭沫若寫道:「一九六四年五月,我曾經去過採石磯,看到了古人所謂的燃犀渚或牛渚。長江邊上的太白樓也煥然一新。我當時做了一首《水調歌頭》以紀行,抄錄在下邊,作為本文的結束。 
  久幕燃犀渚,來上青蓮樓。 
  日照長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漁人布罶, 
  正是鰣魚時節,我欲泛中流。 
  借問李夫子:願否與同舟? 
  君打槳,我操舵,同放謳。 
  有興何須美灑,何用月當頭? 
  《水調歌頭·游泳》 
  暢好迎風誦去,傳遍亞非歐。 
  宇宙紅旗展,勝似大鵬游!」 
  郭沫若畢竟是郭沫若,什麼樣的奇思妙想都可能在他的筆下出現。這回,他要邀請李白同泛中流,並且同誦毛澤東的《水調歌頭·游泳》。李白也曾陪伴君王,但若非及時地去廊廟而游江湖,也就只能寫出許多「雲想衣裳花想容」一類的頌聖詩或「頌妃詩」,那也就沒有可與杜甫並稱的李白了。明白了這個道理的李太白,能接受郭沫若興致勃勃的邀請嗎? 
  2002年6月11日深夜     
  「皆起於此夜之會」——陳獨秀為何離開北京大學   
  「皆起於此夜之會」(1)   
  ——陳獨秀為何離開北京大學 
  儘管習慣於用所謂「必然性」和「歷史規律」來解釋一切的人不承認歷史過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懷疑真有一個上帝或一個魔鬼在冥冥中操縱著一切。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和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汪孟鄒等人離滬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門外的中西旅館。其時,陳獨秀把《新青年》在上海辦得很紅火,並與汪孟鄒等醞釀辦一個「大書店」,此番便是為此事招股而來。 
  而恰在此時,北洋政府正醞釀著讓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達,當天上午,蔡元培即親赴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請陳獨秀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據說,陳獨秀一開始是推辭的,但蔡元培連續幾天登門,並答應可將《新青年》移至北京,陳獨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 
  也正在此時,後來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正在陳獨秀和遠居美國的胡適之間醞釀著。陳胡之間書信往還,交換著變革中國文學的看法並已達成基本共識,後來成為「經典」的一些觀點,此時也已成熟。1916年11月間,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的胡適,寫出了《文學改良芻議》,他將文章複寫幾份,一份在自己主編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一份寄給了《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請的同時,陳獨秀向蔡元培熱情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欣然應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經教育部批准,陳獨秀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吹響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號角。在緊接著的第2卷第6號上,陳獨秀髮表了更為激進的《文學革命論》。1917年9月10日,留美歸來的胡適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自第3捲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問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號上,胡適又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自始蓬勃開展起來。 
  蔡元培是應教育部之召從法國回國就任北大校長的,陳獨秀是應蔡元培之邀從上海來到北大就任文科學長的,胡適是應陳獨秀之請從美國回來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陳、胡三人從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蟄居四川江津且貧病交加的陳獨秀聞訊寫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一文,最後一段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即使可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必然的產物」,但由什麼人來領導和從事這運動,當時的情形和對後來的影響都會大異。蔡、陳、胡的聚首北大,對塑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貌,意義十分重大。而這三人中,某種意義上最關鍵的是陳獨秀。蔡、胡都是謙謙君子,言行較為溫和中正,陳獨秀則剛毅勇猛、銳氣逼人。由於上有蔡元培、中有陳獨秀、下有胡適、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羅家倫等一批學生,北大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而這個大本營的核心,則是《新青年》。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那作為主編的陳獨秀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現場總指揮」。就連胡適後來也一直認為,陳獨秀當年的激烈強勁,對於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陳獨秀的攜《新青年》而進入北大,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說意義非同尋常。而陳獨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請到北大,與蔡元培接受校長任命時陳獨秀正好在北京「出差」、從而蔡可以「三顧茅廬」大有關係。倘陳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馳函相邀而無由當面勸請,而本來就對來京心有躊躇的陳獨秀,或許就辭謝不就了。那樣,北大文科學長就只能委諸他人。陳獨秀不來,胡適也就難來。就算「五四」新文化運動「必然」會發生吧,但沒有陳獨秀和胡適之的新文化運動會是什麼模樣,實在無從想像。歷史的偶然豈可小視哉?從陳獨秀對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躊躇,也可看出,他來北大之初,是並沒有想到會有那樣一番大作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那時的蓬勃興起,在一定意義上,可看作是各種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緣際會的結果。 
  蔡元培為何一接受校長任命就決定請陳獨秀來做文科學長呢?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蔡元培有這樣的交待: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皆起於此夜之會」(2)   
  蔡元培與陳獨秀本是舊知,且蔡對陳有著很好的印象,這無疑是蔡決意聘請陳的重要原因。但若沒有湯爾和的大力推薦,蔡元培也許想不到陳獨秀。在這種意義上,湯的推薦,可說起了關鍵作用。湯爾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學生,時在北京任醫專校長,在北京教育界頗有影響,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湯詢問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湯向蔡推薦陳獨秀也算人「巨」言「重」了。 
  但對陳獨秀的進北大,時任北大預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種說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強調是他向蔡元培舉薦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說是有一天他從琉璃廠經過,欣遇舊友陳獨秀,便問了陳的住址,並要陳暫勿返滬。回北大後,他便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並告知了陳的住址,後來遇到湯爾和,他又請湯出面向蔡元培推薦。正因為有了他的穿針引線,才有了蔡元培對陳獨秀的登門拜訪和陳獨秀的進入北大。儘管從日期上看,沈的說法頗有疑點,但沈當時並不反對甚至熱烈歡迎陳獨秀來任文科學長,應該是真的。另外,時任北大文科本科專任教授的馬敘倫(夷初)也說陳獨秀的來北大,是由於他的推薦(《我在六十歲之前》)。推薦一事是否有過,姑且不論,馬敘倫當時也對陳獨秀的來北大持積極態度,則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馬敘倫二人,應該稍有介紹。沈生於1882年,留日學生,浙籍人。馬生於1884年,浙籍人。讓我們就此記住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這幾個被認為或自稱為對陳獨秀進北大出過力的人吧,因為陳獨秀後來離開北大,他們也出過大力。 
  陳獨秀和胡適們的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後,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於激烈。這種反攻在1919年2、3月間達到高潮。在文化界,守舊勢力的代表是林紓。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報》上,林紓發表了仿聊齋體的文言小說《荊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報》上,林紓又發表了文言小說《妖夢》。小說以影射的手法,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實際上是指名道姓的謾罵、攻擊,且有明顯的籲請軍閥用暴力剿滅新文化運動之意。小說不但用語惡毒,用心也極為險惡,發表後頗有「收效」,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會上謠諑四起。如果說這幾篇小說還是以「小說者言」對新文化運動做並不嚴肅的反攻,那林紓於1919年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報》上發表的《致蔡鶴卿(元培)書》則是以十分嚴肅認真的態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理論性的責難了。在同一天的《公言報》上,還發表了題為《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況》的長篇紀事,也對陳獨秀等新文化人士極盡攻擊之能事。 
  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所受的攻擊也最慘酷。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狎妓、「打場」(即與人同爭一妓而生糾紛)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曾說到,那時「北京御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對指向陳獨秀的此種攻擊,蔡元培本也是盡力回護的。在回復林紓的公開信中,蔡元培說:「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按指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使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這裡,「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指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指劉師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園內守舊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舉出此二人來抵擋林紓等人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是很巧妙的。 
  在攻擊新文化人物的陣營中,有一個叫張厚載的北大學生值得一提。此人時為北大法科學生,又在北京的《神州日報》擔任記者,積極參與了對蔡、陳、胡等北大新文化人士的造謠誣蔑。1919年2、3月間,張某數度在《神州日報》上撰文,說陳、胡已受當局整飭,陳已轉為消沉並已離京,甚至言之鑿鑿地說:「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之說,並無否認之表示。」此等謠言,陷蔡、陳、胡等人於極不利之境地,陳、胡都立即公開發表闢謠文章。 
  蔡元培雖大有「肩住黑暗的閘門」的氣概,但無奈守舊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對針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身為北京大學進德會會長的蔡元培雖盡力回護,也終不免有所憚忌。於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寓集會,商討北京大學眼前的處境和怎樣應付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這次決定著陳獨秀命運、某種意義上,也是決定著中國此後命運的小小集會,箇中情形從《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收錄的胡適與湯爾和就此問題的通信中有所透露。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2時,可見意見一開始並不一致,而爭論的焦點則是如何處理陳獨秀問題。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張保護陳獨秀,不向以陳獨秀私德為要挾的守舊派屈服,但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最後決定以體制改革為名,罷免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讓陳獨秀「體面」地下台。亦即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任命馬寅初為首任教務長,這樣,陳獨秀的文科學長一職也就自然解除。也許是對陳獨秀的去職心有不平,幾天後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會議做出決定,開除四年級學生張厚載的學籍,「雖然北大是向來不主張開除學生,特別是在畢業的直前」(《知堂回想錄》)。可以認為,在解除陳獨秀文科學長一事上,湯爾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無奈。石原皋在《閒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談及此事時說道:「沈(尹默)與湯爾和的關係很好,湯是當時操縱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們包圍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陳獨秀事件。胡適在十六年後(一九三六年),對於這事還是憤憤不平,對於沈尹默諸人還是毫不諒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與胡適互相攻擊的原因。」香港學人陳萬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1997年版)一書中,說到當時北京教育界情形時,也指出:「由蛛絲馬跡,在北京似有以湯爾和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勢力的存在。蔡、陳之進北大,都經由他們策劃的。」如此說來,湯爾和在其時的北京教育界確實是頗有份量的人物,由他來向蔡元培施壓,蔡元培也只得有所屈服了。多年以後,湯爾和在致胡適信中這樣憶及1919年的「3、26會議」:「發何議論,全不省記。惟當時所以反對某君(按指陳獨秀)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將妓之下體挖傷洩憤,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作大學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1935年12月28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全不省記」、「完全忘卻」云云,當有自我辯解的成份。但這裡也透露出,湯某等人當時是主張陳獨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學師表」的,亦即主張把陳獨秀徹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後的決定,是仍保留陳獨秀北大教授的職位,這應該看成是蔡元培力爭的結果。確如石原皋先生所言,胡適對罷免陳獨秀文科學長的「3、26會議」,終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來就頗有些咬牙切齒。1935年12月28日,胡適在致湯爾和信中說:「三月二十六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按指當時的北大理科學長夏浮筠)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當時我頗疑心尹默等幾個反覆小人造成一個攻擊獨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們的『發言人』了」。(《胡適來往書信選》)數日後的1936年1月2日,胡適致湯爾和信中,又說:「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一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日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實證之,當日攻擊獨秀之人,後來都變成了『老摩登』,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所謂歷史的『幽默』是也」。(《胡適來往書信選》)時隔如此多年,胡適提及「3、26會議」,憤慨之情仍溢於言表。值得一提的是,日寇佔領華北後,湯爾和即當了漢奸,並出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這才真是「歷史的幽默」。幾年後湯病死,這一偽職由周作人接任。   
  「皆起於此夜之會」(3)   
  北大雖保留了陳獨秀的教授職位,但以陳獨秀的狂傲,豈肯再留。「3、26會議」的次日,陳獨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學長被罷免,當即便離開了北大。幾個月後的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公開場合散發自撰並出資自印的反政府的傳單而被捕。陳被捕後,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都竭力營救。湖南的毛澤東也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其中稱陳獨秀在傳單中提出的「人民有絕對的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權」等宣言為「乃人民對於政府最低之要求」。陳獨秀此番在獄中一共關了83天,後被朋友們保釋出獄。按警方規定,陳獨秀只能在北京活動,不得離京。但據《胡適口述自傳》中說,1919年底到翌年初,陳獨秀未經警方許可即到武漢做學術講演,回京後警察找上門來。陳獨秀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適家,後又躲到李大釗家,再後來,李偕陳逃出北京,在河北樂亭縣李的老家躲了幾天後,兩人乘車南下到上海。在口述自傳中,胡適以遺憾的口氣說:「自此以後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誌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便是他唯一的職業了。」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業,對陳獨秀思想和情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他不久後的急劇左傾準備了條件。按胡適的說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其實並無明顯的左傾傾向:「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裡,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雜誌的編者的幾封信裡面,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沒想得太多。李大釗在1918和1919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面是一位後進。」(《胡適口述自傳》)而逃回上海後「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後,那個以鼓吹『文藝復興』和『文學革命』[為宗旨]的《新青年》雜誌,就逐漸變成個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我們在北大之內反而沒有個雜誌可以發表文章了」;「自1920年1月以後,陳獨秀是離開我們北京大學這個社團了。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裡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於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裡的老夥伴,愈離愈遠」。(《胡適口述自傳》)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接上了頭,經李介紹,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陳獨秀,並向陳獨秀建議組建共產黨。陳欣然接受了此項建議,立即著手進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胡適終身都相信,倘若陳獨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義的「老朋友」中間,是不會思想嚴重左傾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如不離開北大,後面的事情便都不會發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應當不會去獨自散發傳單;即使去散發傳單,以北大文科學長的身份,恐怕也不會輕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獄後仍可回到北大。因此,離開北大是陳獨秀個人人生道路的大轉折,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轉折。而這一切,都起因於1919年3月26日夜在湯爾和寓所召開的會議。出於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適便對這夜的會議永不原諒。在1935年12月23日致湯爾和信中,談到「3、26會議」時,胡適憤憤地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 
  陳獨秀晚年蟄居四川江津,與一切黨派斷絕來往,獨自反省自己的政治道路和一些基本的社會政治問題,思想又發生了一次巨變,並寫下了一系列表達自己「最後的政治意見」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裡,陳獨秀提出了這樣一些觀點:「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了獨裁製」;無產階級民主「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等等。陳獨秀去世後,這些文章以及他的一些書信由友人編印成冊。1949年2月23日,胡適在上海讀到了陳獨秀晚年的這些文字。胡適是為了逃離大陸而來到上海的。在這樣的時刻,讀到老友陳獨秀這樣的文字,胡適一定感慨萬千。1949年4月6日,胡適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國的海輪,告別了再也沒有能回來的大陸。在船上,胡適為陳獨秀的晚年文字寫了《〈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胡明先生在所著的頗為精彩的《胡適傳論》中這樣評說陳獨秀晚年思想與胡適之間的關係:「(這些)『最後見解』已經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陳獨秀晚年的思想已經與胡適完全並軌了。(陳獨秀)在如何建設近代中國文化政治的問題上與胡適分了手,二十年間繞了一個大圈子後又重新回到胡適的『框框』裡,即回到『五四』時期民主科學的口號上,回到胡適設計思考的『藍圖』裡。」   
  「皆起於此夜之會」(4)   
  2001年10月16日夜     
  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謹以此文紀念陳獨秀辭世60週年   
  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1)   
  --謹以此文紀念陳獨秀辭世60週年 
  陳獨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辭世,在不算太長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獄的經歷。從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後每一次被捕,都成為大小報章的新聞熱點,成為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關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積極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一書,收錄了陳獨秀歷次被捕後報刊的有關報道、社會各界的反應以及陳獨秀在獄中的表現等資料,對研究陳獨秀頗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時,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此次也是作為「共產黨領袖」被捕的。我們知道,1927年後,國共兩黨便不共戴天。對於捕獲的共產黨要人,國民黨通常只給予兩種選擇:要麼投誠,要麼赴死。1935年2月,國民黨捕獲前共產黨領袖瞿秋白後,勸降不成,便將其「就地處決」了。在國民黨眼裡,陳獨秀的「罪孽」應該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陳獨秀此番被捕的後果「凶多吉少」,是其時人們的普遍看法。 
  國民黨當局聞知陳獨秀在滬落網後便令將其押赴南京受審。1932年10月19日夜11時,陳獨秀在上海警方的嚴密戒備下,被押上了開往首都南京的火車。陳獨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卻非同尋常,其終點很可能就是刑場。在這被「押赴刑場」的途中,陳獨秀想了些什麼呢?他什麼也沒有想。沒有心潮起伏,沒有思緒連翩。——他一上車便呼呼大睡,直到車抵南京被叫醒。高語罕在1942年6月4日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最後特意提到陳獨秀「後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滬車中,酣睡達旦,若平居無事者然,其臨難之從容不迫,而怡然處之,往往如此。」台灣1977年5月1日出版的《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刊載了任卓宣的《陳獨秀先生的生平與我的評論》和尉素秋的《我對於陳獨秀先生的印象》。任文中說:「陳先生在上海被捕後,押解到南京審判。當時是要軍法審判的,可能處死。輿論之中亦有主張處以極刑的。但他在京滬火車上酣然入睡,若平居無事者然。一時傳為佳話。」尉文則說:「記得民國二十二年春天,陳獨秀被捕受審的時候,轟動了全國的輿論。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談的種種,有一件事特別耐人尋思。就是他被捕從上海押解來京時,在京滬車上酣睡一大覺,車到下關才把他叫醒。本來坐火車打瞌睡的事太尋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這段旅程卻不尋常,等於押赴刑場呀!滔天大禍,生死關頭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嗎?------常人在利害交戰於胸中時,已輾轉不能入睡。至於生死大關來臨,總會恐懼,倉皇失措。能從容不迫,以至於恬然入睡,假若沒有養浩然之氣的功夫,以及『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至高境界,絕對做不到。就憑這一點,陳獨秀在我的想像中,已經勾畫出一副東方哲人的輪廓了。」(轉引自《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我想,押解陳獨秀的那些人,看著這老先生的睡態,聽著他的鼾聲,一定納悶不已。 
  陳獨秀被解到南京後,宋慶齡、蔡元培、胡適、楊杏佛、翁文灝、傅斯年等社會知名人士都以各種方式進行營救,國際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也致電蔣介石,為陳獨秀說情(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當時,國民黨內的極右派力主用軍法審判陳獨秀,也就是「處以極刑」。而胡適等人營救陳獨秀的最關鍵一步,是爭取讓陳獨秀案在法院公開審判。只有進入正常和公開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使陳獨秀免於被殺害。蔣介石最終採納了胡適等人的意見,決定將此案交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判。值得一提的是,在營救陳獨秀的過程中,傅斯年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上,發表了《陳獨秀案》一文,滿腔熱情地肯定了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卓越功績,文章最後一段寫道:「考慮陳獨秀與中國改造運動的關係,與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關係,我希望政府處置此事,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付法院,公開審判,我並不要求政府非法寬縱。我希望社會上非守舊的人士對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決有罪時,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政府以其擔負執法及維持社會秩序之責任,決無隨便放人之理,同時國民黨決無在今日一切反動勢力大膨脹中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慧星之理!」 
  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當局照例也要勸降。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說,其時任國民黨軍政部長的何應欽曾接陳獨秀到軍政部,「何應欽客套了一番,陳獨秀無動於衷」。何又請陳獨秀寫字,陳揮筆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勸降不成,陳獨秀案便於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三次公開審理。對陳獨秀的審理,也成為當時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尤其第三次審理時,旁聽席上擁擠不堪,「有遠自鎮江、無錫、上海等地專程來京者,惟庭不敷容納,後至者多抱向隅。」(《陳獨秀案開審記》,轉引自《陳獨秀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陳獨秀在法庭上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立場。在回答審判者的提問時,侃侃而談、議論風生,常把審判官駁得啞口無言,也引發旁聽席上陣陣笑聲。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對此有較詳的描述。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曾報道審判情況,標題就是「雋語風生法院審理陳獨秀」。   
  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2)   
  在審判之前,法院方面曾問陳獨秀是否請律師,陳獨秀答以無錢可請,並表示可自己為自己辯護。但章士釗願義務為陳獨秀出庭辯護。章氏其時是名聞全國的大律師,尋常案件,即以高酬奉請,也難得應允。章與陳雖是留日時代的好友,但後來在政治觀念和文化觀念上都屬於敵對陣營,且都是各自陣營的代表性人物,相互也打過筆仗。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時人稱之為「有古義士之風」。但對章士釗力圖為陳獨秀開脫「罪責」而發表的辯護詞,陳獨秀卻並不全部認可,並當場反駁章士釗。任卓宣在《陳獨秀先生的生平與我的評論》中說:「他(陳獨秀)無錢請律師,亦不願請律師。章士釗當時願意為他任義務律師。他作的辯護,說陳先生是站在三民主義立場上的,言行均於三民主義符合,並不違法。陳先生即刻聲明:章之意見,是他從法理上說的,與他本人的政治觀點不符。論之者說:這『不但表示陳氏政治風骨嶙峋,亦為法庭審訊史上的新記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敘此事更詳。章士釗在辯護詞中說:「本法庭總理遺像高懸,國人奉為國父,所著三民主義,黨人奉為寶典,總理有云:『三民主義即是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為何總理宣傳共產,奉為國父,而陳獨秀宣傳共產主義即為危害民國耶?於法於理能服人乎?------為保存讀書種子,余意不惟不應治罪,且宜使深入學術研究,國家民族實利賴焉。------總上理由,本律師要求法院宣判獨秀無罪。」聽到章士釗把自己的政治信念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掛上鉤,陳獨秀急了:「陳獨秀當庭發出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訴為準。』旁聽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讚聲。」陳獨秀也在法庭上宣讀了自撰的辯訴狀。從作文之道上說,這篇辯訴狀可謂典範之作,邏輯嚴密卻又大氣磅礡。陳獨秀以這樣一段話開始自己的辯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餘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辯訴狀大體以文白夾雜的語言寫成,陳獨秀說非如此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心情。陳獨秀的辯訴狀和章士釗為陳獨秀所作的辯護詞,在當時是轟動全國的名文,各大報紙都想刊載,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止,只有天津的《益世報》在當時刊載了全文。上海的滬江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還將陳、章的辯訴狀作為法學系的教材。這兩所學校因為是教會學校,才敢如此「放肆」。 
  審理結果,陳獨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後經上訴,改判為八年。在獄中,陳獨秀潛心研究文字學。這並非是為了消磨時光,也是與他的社會理想緊密相關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說到陳獨秀的獄中生活時,寫道:「他對文字學最有興趣,成天埋頭研究《說文》。據他說從文字的形成和發展,可以看到社會和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在獄中陪同在陳獨秀左右的濮清泉還寫下過這樣一件趣事:「關於研究文字學,有一段笑話,江蘇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學家,因慕陳獨秀之名,來到監獄裡看他,兩人一見如故,初期互道欽佩,中期交換著作,也互稱對方有卓見,後期爭論起來,鬧到面紅耳赤,互斥淺薄,兩人都高聲大叫,拍桌對罵,幸而沒有動武。原因是,為了一個父字,陳獨秀說父字明明畫著一個人,以手執仗,指揮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說,父字明明是捧著一盆火,教人炊飯。陳說你不通,程說你不通;陳說你淺薄,程也說你淺薄。我好不容易把他倆勸開,說學術討論應心平氣和,不應發火,我謅了幾句打油詩嘲諷他倆:『一曰執仗一曰火,二翁不該動肝火,你不通來我不通,究竟誰人是淺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異日爭論平心氣,幸勿動怒敲腦殼。』程老先生笑了,陳獨秀罵我『你這小鬼淺薄』,『我要敲你腦殼』。」然而,「隔了一會,陳獨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家倫(當時中央大學校長),推薦程老先生教文史,羅家倫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絕了。」 
  陳獨秀被捕後表現出的政治氣概和人格風範,是當時的大小報刊眾口稱讚的。不過,要說其時中國大地上的所有報刊都如此口吻,卻也不盡然。讀王觀泉先生的《新聞選擇的法眼和良心》(收入作者的《人,在歷史的漩渦中》一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一文,我才知道其時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紅色中華》,便對陳獨秀大潑髒水,極盡造謠污蔑之能事。《紅色中華》創刊於1931年12月,初為週刊,是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1933年2月改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國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四家合屬的機關報,週二刊。據王觀泉文章說,《紅色中華》共發表六篇關於陳獨秀被捕一事的消息、綜合報導和述評:「這些消息和報導集中歪曲和誣陷陳獨秀------全部消息中充塞諸如『陳獨秀的國民黨官到手矣』,『開庭審訊時,陳彭(按指與陳獨秀同時被捕和受審的彭述之)等都服服帖帖』,『托陳取消派跪在國民黨法庭面前如此討饒------以至起作用,大做其官咧』,陳獨秀被捕『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哩』,等等不一而足,如此這般污蔑陷害,實在令人齒冷。」正如王觀泉先生所說:「這些謊言登在黨報上騙騙蘇區的黨員和老百姓,大概是有點轟動效應的」。   
  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3)   
  「西安事變」爆發後,陳獨秀在獄中聞訊大喜,以為蔣介石此番定「難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後,陳獨秀等在夢中被爆竹聲驚醒,這一夜,南京城爆竹聲通宵達旦,原來是市民慶祝蔣介石平安歸來。他這才意識到,蔣介石還是有「群眾基礎」的。有人告訴他,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陳獨秀則說「下命令放的,最多放個把小時,昨天放了一夜,能說是命令的作用嗎?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當擁護他的。」(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當然,意識到這一點,令其時的陳獨秀頗為沮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日寇開始全面侵華。8月15日,日軍飛機開始對南京進行大規模轟炸。有一天,炸彈落到了囚禁陳獨秀的老虎橋監獄,陳獨秀及時躲到床底才免受傷害。也就在這一天,原北京大學學生、時任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陳中凡先生來探望陳獨秀,見此情景,陳中凡回去後即與正在南京參加會議的胡適和張伯苓(葉任南開大學校長)相商,謀求當局提前釋放陳獨秀。據陳中凡在《陳仲甫先生印象記》中說,當時國民黨方面暗示陳獨秀「只要本人具悔過書,立即釋放」,陳獨秀則憤怒地表示:「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聲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轉引自唐寶林等編《陳獨秀年譜》)但陳獨秀的友人們仍積極為其奔走,以胡適最為盡力。胡適其時剛被蔣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歐美訪問遊說,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同時爭取各民主國家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可謂受命於危難之時。出國在即的胡適致函其時在國民政府中握有重權的汪精衛,請汪與蔣商量,提前釋放陳獨秀。汪精衛於8月19日復函胡適,告知「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國民政府當即批准。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先住在傅斯年家,後因陳宅附近也屢遭空襲,又住進了陳中凡家。9月8日,胡適也離開南京,踏上了征程。順便說一句,從陳獨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後的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參與了營救。 
  陳獨秀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報》編輯部,為自己辯誣。原來,司法院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陳獨秀「愛國情殷,蓋深自悔悟」之語,《申報》發表了此呈文。陳獨秀於8月25日致函《申報》道:「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像;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污蔑也。」 
  不久,陳獨秀離開南京到了武漢,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終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陳獨秀在江津辭世。社會各界聞訊都發表悼念文字。陳獨秀臥病和辭世期間,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贈的醫藥費和賻儀費法幣33750元,其中包括蔣介石送來的10000元。也許是覺得不值一提,也許是因為正忙於「整風」,對陳獨秀的死,延安方面保持了沉默。 
  如今,我常在滬寧線上行走。坐在火車上,我彷彿仍能聽到陳獨秀當年留下的鼾聲。那一夜,在押送陳獨秀的火車上,發出鼾聲的一定不只陳獨秀一人,但其他的聲音都隨風而去,獨有陳獨秀的鼾聲至今仍清晰可聞。這鼾聲告訴我,這個人儘管在政治信念和個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懷坦蕩上卻少有人可與之相比。這是一個通體透明的人,一個不知陰謀詭計為何物的人,一個喜怒不屑於藏於心的人。這鼾聲也在告訴我,什麼叫大英雄,什麼叫真豪傑。 
  2002年2月8日夜匆就     
  二胡的「反黨」——談談胡適與胡風   
  二胡的「反黨」(1)   
  ——談談胡適與胡風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通知」說:「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既然在這莊嚴的「中央文件」中,胡適和胡風就連在了一起,那我把這二胡放在一起談一談,就並非全無道理。當年,在批胡適的運動剛剛展開時,中共中央就在佈署批胡風的工作了。對胡適的批判尚未結束,對胡風的批判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在批判胡風的合唱中,有一句唱詞這樣把二胡連在了一起:「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對二胡的批判過後,似乎姓胡者便矮人一截。胡明先生所著的《胡適傳論》中說:「胡適批倒,緊接著的胡風被捕——胡風集團的揭露與肅清,全國知識階層心態驟變,風聲肅然。圈子裡的人噤若寒蟬,談『胡』色變。」以致於「文藝創作的心理也發生了奇特的變化」,許多文藝作品中的重要反面人物都姓起「胡」來,如《戰鬥的青春》中有胡文玉,《智取威虎山》中有胡彪(「文革」開始後一度改為「胡標」,林彪垮台後又改為「胡彪」),《沙家濱》中有胡傳葵,《閃閃的紅星》中有胡漢三,等等。胡適與胡風在五十年代共同為胡姓抹了一回黑,也使得人們在說到此胡時容易想到彼胡。 
  但使得我把二人想在一起的,並不僅是五十年代在共產黨政權下二人同受批判,而且還因為各自都蒙受過「反黨」的罪名:胡適曾被國民黨當局斥為「反黨」,而共產黨當局也曾把「反黨」的帽子戴在胡風頭上。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和胡風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無相似之處。對於國民黨來說,胡適是「黨外著名人士」,是要充分利用和借重的人物。胡風雖與胡適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但也是相當有影響的文化名人,因此,在共產黨的棋局上,他也曾是很重要的「同路人」,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黨外資源」。不過,作為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胡適對於國民黨的感情、心態,與作為共產黨的「黨外人士」的胡風對共產黨的感情、心態,卻是有著本質差別的。同被指為「反黨」,內裡的情形有雲泥之別,而後果也大為不同。 
  胡適對於國民黨政權,始終是擁護與批判並存的。國民黨極力要利用和借重胡適,而在一般情況下,胡適也甘願被國民黨所利用和借重,尤其每當國民黨處於危急關頭,胡適都會不辭勞苦地接受「差遣」,有時甚至是積極主動地為蔣介石「保駕護航」。例如,「西安事變」發生後,胡適立即發表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指出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張學良劫持國家統帥的行為,是十足的「叛國禍國」,並或明或暗地對共產黨的幕後操縱予以「揭露」和斥責。在1636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胡適又這樣談到張學良:「漢卿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從胡適對張學良的痛恨,可看出胡適是極不願看到蔣介石政權垮台的,晚年定居台灣後,胡適更是當面向蔣介石表示:「我願意用我的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理由是「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轉引自黃艾仁《胡適與中國名人》一書)但如果從胡適維護蔣介石政權的言行中,得出胡適對國民黨一往情深、對蔣介石無限熱愛的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對蔣介石和他所主宰的國民黨,胡適的失望常常遠遠大於希望、懷疑往往遠遠大於信任。對蔣介石,對國民黨,胡適內心深處談不上絲毫「熱愛」、「敬仰」、「祟拜」,相反,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長期觀察和與之打交道的過程中,胡適不只一次地體驗到某種程度的絕望。那麼,胡適為何每在緊要關頭都明確地與蔣介石政府站在一起呢?這是基於他的這樣一種看法:蔣介石政府雖千不好萬不好,但這個政府是當時中國的客觀存在,也是中國人民不得不接受的既存事實;在當時的中國,如果把蔣介石政府從根本上推翻,那結局即便不會更糟,也決不會更好,而人民卻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維持住這個政府,在胡適看來有非同尋常的必要。但胡適的要維持住民國政府,與蔣介石的要維持住國民黨政權,卻又有著重大差別。如果說蔣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將維持自己的統治作為目的,是為維持而維持,那胡適則純然是把維持民國政府作為最終將中國建成一個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手段,換句話說,胡適是為了能最終從根本上改造蔣介石政府而先維持住這個政府的,因為在胡適看來,如果這個政府垮了,那就連可供改造的對象都沒有了,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就會大踏步地後退,就會走許多彎路,「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云云,都應該作如是觀。自從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胡適對之就是維護與批判並存,道理也就在這裡。維護它是為了能批判它並一點一滴地改造它。批判,是維護的前提,如果不允許批判,那對之的維護也就毫無意義。在胡適看來,國民黨只要還允許對它做出批判,只要還能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對它的批判,那中國就還有一步一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像是一個父親與雖極不爭氣但卻是唯一的兒子的關係。這個兒子雖很不長進,很不肯走正路,很沒有出息,但卻是唯一的兒子,捨此別無其他子女,因此,也就難以與他斷絕關係。非但斷絕不了關係,還只有把全部的希望,把老年的依靠,都寄托在他身上。當然,為了讓他能有所長進,能走上正路,能有些出息,這個父親就得不停地教育他、引導他、改造他。   
  二胡的「反黨」(2)   
  明白了這道理,就不難理解胡適為何長期對國民黨持一種既擁護又批判的態度了。數十年間,胡適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基本面貌,可用合作與對抗來說明。即便在胡適與國民黨政權合作得最緊密的時期,這種對抗也仍然存在。很嚴重的對抗並招致國民黨的打壓,有兩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人權運動」時期,一次是晚年支持台灣的雷震等人組建「反對黨」時期。這裡只簡略說說「人權運動」時期的情形。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蔣介石便開始極力推行「一黨專政」,並積極謀求個人獨裁,明顯地表現出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傾向。面對此種局勢,以胡適為領袖的「新月派」掀起了一場「人權運動」,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對蔣介石本人,也發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責。在「人權運動」期間,胡適一人就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做出嚴厲的批判,而且矛頭直指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師的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全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中,胡適指出「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在胡適舉出的國民黨侵犯人權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針對蔣介石的:「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按即劉文典),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適的《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兩文,則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國父」孫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孫中山制定的「建國大綱」,後者批判的是孫中山「行易知難」的「哲學思想」。在前者中,胡適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立」,因為「我們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在這裡,胡適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當「民主政治」方面的小學生。《知難,行亦不易》,更是對孫中山「行易知難說」的系統批駁。《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則是胡適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對國民黨「反動思想」的嚴厲清算。胡適認為,國民黨執政後,在幾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都背叛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因而是一種「反動」。文章一開頭,就引述了國民黨的中宣部長葉楚傖歌頌傳統文化、宣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之類的話,然後指出:「我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接著,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文化問題」三個方面,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並且說:「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裡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眼裡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麼,國民黨將來只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決不能作時代的領導者,決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胡適在為國民黨確立了幾條改革目標後說:「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麼,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的。」 
  不久,「人權運動」中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胡適所作的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胡適對國民黨的反抗,不僅表現為言論,也體現在行動上。其時,在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內,不掛國民黨黨旗,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這更是對國民黨極力推行的一黨專政的抗拒。 
  面對胡適等人的「挑戰」,國民黨方面立即行動起來,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江蘇、南京等省市的黨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憤地要求「嚴懲豎儒胡適」、「查辦喪行文人胡適」、「緝辦無聊文人胡適」,後由教育部發出「訓令」,對胡適予以警告。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面開動宣傳機器,對胡適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各種謾罵、攻擊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國日報》、南京的《中央日報》等報刊。這些批胡文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認為胡適的言行已確鑿無疑地構成了「反黨罪」。在批胡運動中,國民黨要人潘公展親自督戰,後又將這些文章彙編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輯出版,潘公展為此書題籤書名,並且預告還要出版第二輯。批判胡適的文章結集出版,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知道,大陸五十年代的批胡文章,曾彙編成八大輯,由三聯書店以《胡適思想批判》為名陸續出版,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類似的批判文集。與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幾乎同時,台灣也開展了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運動,蔣經國所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對胡適發動了總攻擊。倘有人將1929年出版的《評胡適反黨義近著》、1955~1956年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和1957年印發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進行比較,一定饒有趣味。1955年6月,新文藝出版社曾出版過由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編輯的《胡風文藝思想批判》。批判自己的文章被結集出版,現代中國文化人中獲此「殊榮」者,除了這二胡,我想不起還有誰。而從國共兩方面都受到以此種方式表示的重視者,似乎只有一個胡適,僅此一點,也可見出胡適在現代中國的「份量」。   
  二胡的「反黨」(3)   
  胡適對國民黨的種種批評、抨擊,目的就是要把國民黨從封建幫會式的政黨改造成現代英美式的民主政黨,這是要讓國民黨脫胎換骨、改魂易心,是要從根基上改變國民黨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說胡適是反國民黨的,也並沒有錯。而另一個「胡」——胡風的「反黨」罪名,可就是天大的冤枉了。胡適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感情和態度,與胡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感情和態度,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胡適是俯瞰,是教訓,是「恨鐵不成鋼」的希望和失望。而胡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仰視,是膜拜,是近乎無條件的信奉,是「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追隨。他僅僅是在一些具體的文藝問題上與主流觀念有所齟齷,而且,他始終堅信,這種齟齷只是發生在他與其時掌管文權的周揚等人之間,是周揚等人誤解和歪曲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毛主席文藝思想」,而更準確地理解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是他胡風。 
  除了聲望、地位等方面的差異外,胡適與胡風之間還有著太多的不同。在1949以前的文化界,胡適是自由主義群體的主帥,胡風則是左翼陣營的中堅。可以說,那時就是相互敵對的。對胡適所倡導的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實從未真正弄明白過。而在被認為「左得出奇」的胡風眼裡,胡適等自由主義者,不過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忙」或「幫閒」。有趣的是,在自己被視為與胡適同類的不久之前,胡風還在起勁地批判胡適。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在會上做了積極的發言:「胡風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的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一』,『一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妥協、投降。」(見李輝《文壇悲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宣告成立,胡風就以無比的真誠寫了長達數千行的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對毛澤東極盡歌頌之能事。人們不能設想這樣的「頌聖詩」會出自胡適之手。作為「新詩老祖宗」,胡適若看到這樣的詩,一定會覺得自己「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儘管遭到打壓,胡適至死不改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判態度。而受過殘酷迫害的胡風,在重獲自由後,仍然不斷地表達著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無限信賴和崇拜。1980年3月,從四川回到北京後,胡風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道:「我一直認為事情總要有個相當的結束,所以對釋放並不感到意外。------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不會亂打一個人,亂殺一個人的。------這些年來,我一直是聽天由命,天是中央,是黨,命是事實。」(轉引自戴光中《胡風傳》)1980年11月15日,胡風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向朋友們、讀者們致意》一文,這是二十六年後首次亮相,胡風寫道:「我想到了黨,二十五年前,我曾寫過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三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犧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貞戰鬥著的同志們引導我、教導過我------』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這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支撐我活下去的,就是對黨的信念。我相信,黨有這胸懷,也有這魄力,審慎而又全面地檢視一切的歷史事件,對任何人,即使像我這樣一個渺小的普通勞動者,也定將給以公正的符合歷史的評價。」其實,他至死也沒有看到對他的「徹底平反」。 
  胡適與胡風的最根本區別,還在於一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一是傳統型的文人。胡適雖也多多少少有著傳統士子的氣息,但基本上是一個具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胡風雖也多多少少具有現代意識,但基本上是一個傳統型的文人,他的氣節、他的情操,都是傳統型的。胡風摯友賈植芳先生曾說:「胡風這個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錯一樣,認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側,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寫三十萬言書,實際上和過去傳統上萬言書差不多。應該從中國的文化來看這段歷史。再說,我們的朋友中有的文藝思想也很左,不能容人。」(見李輝《文壇悲歌》)。 
  儘管胡適與胡風有著種種不同,但在大陸五十年代的「批胡」運動中,他們還是被一鍋煮了。假反共產黨的胡風被說成是真反,真反國民黨的胡適被說成是假反,而他們都是國民黨的「走狗」和爪牙,這也應了一句老話:「假作真是真亦假」。 
  2001年2月5日     
  瞿秋白的「名譽   
  瞿秋白的「名譽(1)   
  「向使當初身便死」 
  1931年4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逮捕。(1) 
  1931年6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 
  1932年10月15日,中共首任領袖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 
  1935年2月23日,中共第二任領袖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逮捕。 
  這四人中的前二人,顧順章和向忠發,在被捕後立即叛變。這二人都是工人出身。正因為是工人出身,所以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裡佔據了要職。又正因為他們實際上是所謂「流氓無產者」,本就毫無政治信念和人格操守可言,於是在被捕後立即向國民黨叛變。在他們的價值天平上,生命重於泰山而名譽則輕如鴻毛。而這四人中的後二人,陳獨秀和瞿秋白,是知識分子出身。如果是為著一己的名利,他們完全用不著去發動和投身革命。是超越一己名利的壯麗的理想、偉大的信念,使他們成為了職業革命家。既然本就是放棄了對個人生活舒適的追求而獻身革命,既然在成為職業革命家的第一天起就時刻準備著為理想和信念而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就決不會因為貪生怕死而出賣理想和信念、而成為革命的叛徒。退一步說,即便在被敵人捕獲時,原有的理想已動搖、原有的信念已轟毀,他們為著個人的名譽也不會出賣早已對自己「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組織和早已同床異夢的「同志」。在他們的價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遠重於肉體生命,作為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的名譽也比生命更重要。說得更直白些,即便他們精神上已然背叛了革命,即便他們在內心深處早已是革命的「叛徒」,他們仍然不會為求生而如顧順章、向忠發一般現實地出賣革命。實際上,陳獨秀在被捕前早被中共視為「非我族類」而開除其黨籍,但國民黨對他的勸降仍然無濟於事。1938年8月,因胡適等人的奔走而減刑出獄時,報章發表的司法院呈文中有「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一類說法,陳獨秀立即致函《申報》,為自己辯誣:「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像;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誣蔑也。」並希望新聞界勿「以誣蔑手段,摧毀他人人格」。(2)在國民黨的獄中因「深自悔悟」而減刑獲釋,在陳獨秀這類人看來,便意味著「人格」的徹底淪喪;他一出獄便致函《申報》,與其說是在表明自己的理想依舊、信念未改,毋寧說是在表明自己的「人格」不可侮。換句話說,陳獨秀之所以覺得這樣的說法「難堪」,倒並不在於「深自悔悟」這幾個字,而在於「深自悔悟」成為了減刑獲釋的理由。作為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知識分子,陳獨秀這樣的人如果真的「悔悟」了,是不會刻意隱藏自己的「悔悟」的。實際上,在蟄居江津的最後歲月裡,陳獨秀以一系列文字,如《資本主義在中國》、《說老實話》、《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給西流的信》、《給連根的信》、《給托洛斯基的信》、《我的根本意見》、《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被壓迫民族之前途》等,表達了對自己原有理想、信念的反思,表達了自己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的省悟。要說這是「深自悔悟」也沒有什麼不可。而這樣的「悔悟」之所以並不令陳獨秀覺得「難堪」,並不讓陳獨秀覺得人格受損,是因為在表達這樣的「悔悟」前,陳獨秀已宣佈與一切政治力量斷絕關係,已聲明不再聽命於任何人;是因為表達這樣的悔悟已不會有絲毫被誤解、被歪曲的可能。 
  應該說,陳獨秀真是很幸運的。上蒼給了他以無黨無派之身、可以不計任何利害地獨立思考與表達的幾年時間。如果他當初不是被判處有期徒刑,如果像瞿秋白一樣在被捕後便清楚地知道死期將至,不知陳獨秀是否也會不顧被誤解和被歪曲的可能而寫下他的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寫,他的這些「最後的政治意見」就必然會被看成是向國民黨求饒輸誠的「自白書」,就必然使陳獨秀的「人格」受到「難堪之誣蔑」。——而這樣的不幸,就曾落到瞿秋白頭上。 
  瞿秋白被捕後,面對國民黨的勸降,說過這樣的話:「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我不願作個出賣靈魂的人。」(3)像顧順章那樣為苟且偷生而現實地出賣原來所從屬的組織和原來的所謂「同志」,在瞿秋白看來,無異於出賣人格和靈魂。像瞿秋白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以被告的身份回答國民黨的政治訊問時,也是決不會把自己當下最真實的思考、反省和悔悟說出來的。這關乎他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格、靈魂和名譽,當然也因為他即便自己原有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有所改變、即便他對自己已有的政治生涯有所悔悟,也不意味著他對國民黨政治的認同。在生死關頭,瞿秋白只可能向真理屈服;而他在國民黨手裡,並沒有看見真理。於是,面對國民黨的政治訊問,他就只能以「政治家」的腔調,說一些策略性的話,說一些無損於自己原本所從屬的政治陣營的話。事實上,瞿秋白在被捕後也的確對國民黨寫過一份「供詞」,周永祥編撰的《瞿秋白年譜》對這份「供詞」有這樣的評價:「(瞿秋白)在長汀獄中,寫了一份所謂《供詞》,真實地反映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面貌,熱情地歌頌中共中央,同時譴責國民黨的罪行,駁斥國民黨的種種誣蔑和誹謗。」(4)這樣的評價多少有些與事實不符。這篇「供詞」語調是很低緩的,並沒有慷慨激昂,對「蘇區」和「中共中央」的歌頌並沒有到「熱情」的地步,對國民黨的「駁斥」也不給人以義正辭嚴之感。但這篇「供詞」的確是在為共產黨說好話,的確是在為所謂的「蘇區」辯誣。為證明瞿秋白對「蘇區」的描述是「真實」的,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譜》引用了瞿秋白《供詞》中最後的話為證:「最後我只要說:我所寫的都是我心上真實的感覺。我所見,所聞,所作,所想的。至於我所沒有見過的,沒有覺到的,或者違背事實,捕風捉影的話,我是不寫的。我不會隨聲附和罵幾句『共匪』,更不會裝腔作勢扮成共產黨的烈士——因為反正一樣是個死,何苦自欺欺人呢?!」這番話其實是大有深意的。與其說瞿秋白是在強調自己對「蘇區」描述的真實性,毋寧說是在暗示、聲明自己描述的不全面或曰片面性。這實際上也就是在強調:自己只能說所寫的是自己「所見所聞」的真實,並不能保證自己所說的就是「蘇區」的全部真實;「蘇區」或許還有著種種不好之處,但自己沒有「見過」和「覺到」,因而不寫。在寫這份專供國民黨審訊者閱讀的《供詞》時,瞿秋白其實採取了這樣的策略,即只寫自己所認為的「蘇區」好的一面,而對那自己所認為的不好的一面則不置一詞,這樣,至少在邏輯上並沒有說假話,也既能無損於自己原本所從屬的陣營,又能無損於自己的人格。但《供詞》當然不過是瞿秋白與國民黨的虛與委蛇,而非他臨死前真想說的話,否則,他就用不著在寫了四千來字的《供詞》後,再去寫二萬來字的《多餘的話》了。   
  瞿秋白的「名譽(2)   
  一篇《多餘的話》,招致了身後無窮無盡的是非,這應該是瞿秋白所預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為瞿秋白臨終前寫下這《多餘的話》而深表遺憾。我想,覺得瞿秋白《多餘的話》實在是「多餘的話」者,決非丁玲一人。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如果那篇《供詞》就是瞿秋白最後的政治性文字,那瞿秋白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者、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單純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瞿秋白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也要單調得多、輕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種意義上,這一篇不算太長的《多餘的話》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時間已經開始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瞿秋白做出在臨死前一吐心曲的決定是極其正確的,他最終將以這一篇《多餘的話》而真正捍衛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譽。無論他生前有過多少過錯、失誤,有了這一篇披肝瀝膽、抉心自食的《多餘的話》,便都能洗刷了。 
  白居易有《放言》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我在讀陳獨秀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時,每每想到白居易的這幾句詩。如果陳獨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關於民主與獨裁、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最後意見」就將隨著軀體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將是何等的憾事。同樣,如果國民黨在瞿秋白寫完《供詞》後就將他殺害,根本不給他寫《多餘的話》的時間,那留在歷史上的就只能永遠是一個表面的、「做戲」的瞿秋白,而深層的、真實的、戲台下面的瞿秋白則隨著一聲槍響而永不為人所知。我想,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定還有更多的歷史性人物,因為種種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內心最真實的想法表達出來,至死都披著一層偽裝,而陳獨秀和瞿秋白卻得以在「身便死」之前將「一生真偽」向世人展露。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應該感謝上蒼;作為後人的我們,也應該感謝上蒼。 
  「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但上蒼對瞿秋白並不像對陳獨秀同樣的仁慈。陳獨秀是在宣佈與一切黨派脫離關係、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隱居」狀態下,寫下了他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的,這些「政治意見」也就難以被說成是對國民黨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只能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利用國民黨提供的紙筆,寫下他的《多餘的話》,這樣,《多餘的話》就必然與瞿秋白的「名譽」糾纏在一起。 
  瞿秋白是在寫完《供詞》後不久,即開始寫《多餘的話》的。據周永祥《瞿秋白年譜》,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詞》。而幾天後的5月17日,瞿秋白便開手寫《多餘的話》。《多餘的話》一開頭,瞿秋白便強調「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在《多餘的話》快結束時,又一次強調:「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我覺得,瞿秋白在決定是否寫這《多餘的話》時,是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從交上《供詞》到動手寫《多餘的話》,中間有過幾天間隔。這幾天,應該是瞿秋白反覆考慮、權衡的時間。瞿秋白深諳黨內鬥爭內幕,此前也飽受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苦,這篇《多餘的話》將給自己的身後名帶來怎樣的連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這些話,是在他心的深處醞釀和湧動了許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機會一吐為快。但當還在「形格勢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時候,是不可能說出這些話的,否則,恐怕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但國民黨的監獄也並非「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理想場所。正因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詞》後,有過幾天的舉棋不定。但最終,強烈的一吐心聲的「衝動和需要」以及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使他決定不計身後是非,而抓住這獄中「最後」的機會,把自己內心的真相暴露出來。 
  在《多餘的話》一開篇和快結束時,瞿秋白都強調自己說出的是最真實、最坦白、最老實的話。而我們記得,在那篇所謂《供詞》的最後,瞿秋白也聲明了自己所說的話是真實的。然而,如果將《供詞》與《多餘的話》做些比較,就會感到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二者的說法頗不同。例如,在《供詞》中,說到那時期的所謂「蘇區」時,都是徑用「蘇區」,並不加引號,表示著對這一政治性稱謂毫無懷疑地認可;而在《多餘的話》中,「蘇區」不但往往加上引號,有時前面還冠以「所謂」二字,成了「所謂『中央蘇區』」,其語意明顯不同。當然,更重大的差別還表現在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評說上。例如,《供詞》中這樣談到「蘇區」的教育:「初進蘇區的感想,首先就是各鄉各區------的政權的確握在另外一些階級手裡,同蘇區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無論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餘的事,可是他們是在學習著、進步著,在鬥爭中糾正著自己的錯誤。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幹部,------。例如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堯(現在已經在戰爭中死了),他是一個長工,二十多歲還是一個字不識的,然而三年的蘇維埃革命中,他努力學習,甚至晚上不睡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我見著他的時候,他已經能夠看得懂《紅色中華》報,已經能夠指導一個省政府的工作。」在這裡,瞿秋白似乎要以劉啟堯的成長,來證明「蘇區」教育的可觀成就。然而,在《多餘的話》裡,卻寫道:「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這番話雖然直接的意思是強調自己並沒有在「蘇區」這樣的地方辦教育的資格和能力,但卻能間接地構成對「蘇區」教育成就的否定。因為瞿秋白在「蘇區」時是所謂「蘇維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管「蘇區」的教育。作為「教育部長」的瞿秋白並沒有資格和能力辦教育,那教育又能辦出怎樣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只因為原來是「一張白紙」,所以辦些義務小學,辦幾個師範學校,就顯得很有成就了,實際成就是並不可觀的。又例如,《供詞》中這樣說到「蘇區」百姓的經濟生活:「經濟建設方面,除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一些國有企業外,農業方面在後方也有可驚的成績。例如去年的春耕運動教會了幾萬婦女犁田。蘇區去年沒有災像是事實,雖然紅軍擴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壯丁少了好些,而米糧能夠吃到今年秋季。------」「蘇區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還是相當安定和充足的,不過鹽貴些,布缺乏些,這是國民黨封鎖的關係。我見著一般農民當時的飯菜,問他們比革命以前怎樣,他們都說好些,因為分了田。」在這裡,把「蘇區」的物質生活說得不錯,也說到了自己與農民之間似乎很親切的對話。然而,在《多餘的話》裡,卻寫道:「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從這番話,就看不出對「蘇區」農民生活的絲毫的讚揚了。當然,瞿秋白並沒有說「蘇區」的農民生活不好,只是說因為自己與他們「沒有共同的言語」,因而無法知道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感覺」。幾天前寫的《供詞》中還說農民告訴自己生活比「革命以前」要「好些」,幾天後寫的《多餘的話》卻說因「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對農民生活的考察「一無所得」,這不是很矛盾嗎?   
  瞿秋白的「名譽(3)   
  我覺得,瞿秋白《供詞》與《多餘的話》的矛盾,並不很難理解。例如一棵樹,某根樹枝上有幾片綠葉,其他則都是枯枝。說這棵樹上也有著綠葉,這並沒有說假話;說這棵樹滿是枯枝,則更是真話。——瞿秋白在《供詞》和《多餘的話》中對「蘇區」的兩種說法,某種意義上就像對這樣一棵樹的兩種說法。在寫《供詞》和寫《多餘的話》時,瞿秋白的心態是大為不同的。《供詞》是作為階下囚的瞿秋白寫給過去的「敵人」看的自供狀,《多餘的話》是作為將死者的瞿秋白寫給過去的「同志」看的訣別詞。兩篇文字在寫作時都有著明確的「隱含讀者」。《供詞》是明確地說給作為敵人的國民黨聽的,在寫作時瞿秋白的腦中眼前會始終有著國民黨官員的影子,甚至蔣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現;《多餘的話》是明確地說給作為過去的「同志」的共產黨人士聽的,在寫作時瞿秋白的腦中眼前會始終有著過去的「同志」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澤東、周恩來這些要人的身影也會時時出現。 即便在「文革」之後,仍有人認為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是為了贏得國民黨的好感從而達到求生的目的:「秋白始終存在著一種幻想:他也許能夠騙過敵人的眼目,用不著傷害黨而把自己保存下來。醜化自己,是他付給敵人的一筆贖款,寫《多餘的話》,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種嘗試。」(5)這也就意味著《多餘的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作偽,是瞿秋白在獄中演的一齣戲,說出的都是最不「坦白」最不「老實」的假話。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證明這種理解的荒謬。而從「隱含讀者」的角度一句一句地體會、尋味《多餘的話》,也是證明這種理解之荒謬的一種有效途徑。如果《多餘的話》真是所謂「付給敵人的一筆贖款」,那它實際上就是寫給「敵人」看的,它的「隱含讀者」就是「敵人」,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餘的話》,實在品不出絲毫這樣的意味。 
  細細琢磨《多餘的話》,可看出這是一個明確意識到自己會成為「歷史人物」的人對歷史的交待。這種交待的聽眾首先是過去的黨內「同志」。當然,有時候也能感覺到瞿秋白是把話說給世人聽的,有時候則是說給後代聽的,也有幾句話是說給親人聽的。《多餘的話》中也有這樣一段話:「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這番話,可以看成是對世人、對後代說的,也不妨看成是說給國共兩黨共同聽的。至於專門說給國民黨聽的話,半句也沒有。 
  在《多餘的話》中,許多話乾脆是對著過去的黨內「同志」,以第二人稱的方式喊叫而出的: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很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如果說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是在作偽,是在演戲,是在向國民黨付一筆「贖款」,那就意味著他實際上字字句句都是寫給國民黨看的,在寫作時眼前始終有著蔣介石的影子(因為只有蔣介石才有權決定瞿秋白的生死)。然而,上面的這些話,像是在作偽、像是在演戲、像是在撒謊嗎?讀這些文字,讓人感覺瞿秋白在寫下它們時,已經很有些忘情了,他不但眼前沒有站著一個蔣介石,甚至根本就忘了是在蔣介石的監獄裡。 
  前面說過,瞿秋白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十分珍愛自己的名譽的。他沒有向國民黨叛變,就說明他把名譽看得比生命更重。然而,從「革命」的立場上看,這篇《多餘的話》卻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賤、自我貶損,分明是在自毀「革命聲譽」,是在對用多年生命建立起來的「革命形象」進行不留情的摧殘。這該怎樣解釋呢?對此,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裡也明確地做出了回答:「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然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真有名譽心的人首先是一個真誠的人,否則他愛的就不是「名譽」而是「虛榮」。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說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虛假的做戲,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卻表現出極大的真誠;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也說自己是軟弱的、是缺乏勇氣的,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卻表現出驚人的肝膽。品味《多餘的話》,我感覺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寫下它們時,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無奈,但又不僅僅只有這些,還有著興奮、有著痛快;而當他劃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時,我相信,他感到了難言的舒暢:「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這是在《多餘的話》接近尾聲時寫下的一段話。揭穿別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別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動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則更是加倍地痛快。寫《多餘的話》的過程,就是瞿秋白親自動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過程。因為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與真實的肌膚相粘連,撕扯的過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後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寧願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願戴著金碧輝煌的假面具進入歷史。   
  瞿秋白的「名譽(4)   
  就是對於最親密的愛人楊之華,「也只露一點口風」,這說明這些「多餘的話」在瞿秋白心中已積鬱多時,他渴望傾訴卻又不能傾訴,他必須在內心築起一道堤壩,並時時防範著它的潰決。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筆掘開這堤壩,讓被禁錮已久的心潮噴湧而出,他怎能不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瞿秋白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僅是為了逞一時之快。做過多年「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作為中國最早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進入歷史,必然要被後來的文人、學者、政客評頭品足。與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糊塗亂抹,不如自己臨死前攬鏡自照,畫下自己的真面目;與其自己的歷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惡意地隨意分派,不如自己在離開人世前為自己做出準確的歷史定位。——這才是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對瞿秋白的最真實的尊重,就應該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繪和自我定位。 
  「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由於種種原因,《多餘的話》寫出後,竟長期並未對瞿秋白的「革命聲譽」帶來「損害」,這也許是瞿秋白握筆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做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年前遇難的瞿秋白做了這樣的「結論」:「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直到「文革」時期,《多餘的話》才成了嚴重的問題,瞿秋白被說成為革命的「叛徒」,遭受嚴厲的譴責、謾罵,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對於瞿秋白,這真是遲來的審判和「報應」。不少人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許既不會感到突然,也不會覺得怎樣的委屈。 
  去年,我在舊書店買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編輯出版者為「北京師大革委會井岡紅軍」,出版時間是1968年2月。這本書收集了從中共高層到「紅衛兵小將」對瞿秋白的批判,也輯錄了包括《多餘的話》在內的瞿秋白的「反動言論」。翻過扉頁,背面貼著一張署名「編者」的鉛印字條,上寫「本書原引戚本禹講話及所有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在書店時,翻到這張字條,我啞然失笑,並立即決定買下。 
  《多餘的話》作為瞿秋白的歷史舊賬,是在「文革」開始前數年便被翻出的,而這要「歸功」於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與羅爾綱等人「商榷」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說李秀成被曾國藩捕獲後寫了自供狀,因而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將要「遺臭萬年」:「無情的事實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並不是為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成的『革命文獻』,它只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此文引發了學術文化界的一場爭論。爭論正進行時,毛澤東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又重新發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批李秀成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牽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後寫了「自述」,因而是「遺臭萬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也自然是「叛徒」無疑。所以,在「文革」時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翻船,鋃鐺入獄,去寫他自己的「自供狀」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佈所有戚本禹的講話和關於戚本禹的論述「全部作廢」了。「文革」時期的許多事情,從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顯得無比莊嚴神聖,一方面又給人以強烈的兒戲感,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問題是由李秀成的「叛徒」問題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問題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論都已「作廢」,那李秀成就並不是「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叛徒」;既然李秀成並不因被捕後寫了「自述」而成為「叛徒」,那被秀成所牽扯出的瞿秋白,就也應不因被捕後寫了《多餘的話》而成為「叛徒」;既然瞿秋白並不是「叛徒」,那就意味著對瞿秋白的批判毫無道理,也就意味著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儘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廢」,批判卻仍要進行下去。這就像一個滿街叫賣老鼠藥的人,一面說他的藥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說世上本沒有老鼠這種東西。——「文革」時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謬。 
  直接把李秀成與瞿秋白掛上鉤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首次揭發了瞿秋白投敵變節的事實」。此後,他又在多種場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問題。據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問題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35.6——1967.11)」記載,這位要人1966年8月30日在接見科學院代表時指出:「在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我們應當向青年歷史學家戚本禹同志學習,學習他對李秀成的分析。」而「這個指示馬上為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所接受。按照這一指示,北京師範大學井岡紅軍《文革簡訊》編輯部隨即派人到瞿秋白的家鄉常州市和瞿秋白重要活動地區上海等地進行調查,除《多餘的話》外,還發現了瞿秋白在長汀所寫詩詞五首、給郭沫若的信、上偽保守十四團鍾團長信兩件、偽三十六師審訊記錄、瞿秋白訪問記等一系列瞿秋白叛黨投敵的鐵證。」這個「大事記」又載:1967年1月15日,「北京師大井岡紅軍赴常(州)革命造反隊出版《文革簡訊·討瞿專號》第一號(總第四期),詳細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變事實,分析了瞿秋白投敵變節的思想根源和陸定一之流吹捧瞿秋白的反革命企圖。」1967年8月15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發表,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了瞿秋白這個歷史上的老機會主義者、老叛徒。」這算是1949後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刊第一次點名批判瞿秋白。1972年中發12號文件則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瞿秋白的「名譽(5)   
  把「北京師大井岡紅軍」拋出的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對照著讀,也有一種滑稽感,覺得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這些「討瞿」者與瞿秋白本人似乎並沒有根本的分歧:他們義憤填膺地加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諸自身了的;他們咬牙切齒地要從瞿秋白身上剝奪的東西,是瞿秋白早就從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問題當然是瞿秋白問題的關鍵,《瞿秋白批判集》說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後投降變節,與國民黨反動派飲酒言歡,------寫了一本叛徒自白書《多餘的話》。我們建議中央開除瞿秋白的黨籍。我們必須肅清瞿秋白的影響,不許叛徒頂著『革命先烈』的頭銜繼續蒙蔽群眾,毒害青年。」(第18——19頁)「瞿秋白這個可恥的叛徒長期頂著『革命先烈』、『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蒙騙世人,毒害青年。------但是,歷史的事實終究是掩蓋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後不久,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個李秀成式的大叛徒。於是,瞿秋白這個叛徒的可恥面目終於大白於天下。」(第27——28頁)「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革命同志為了純潔黨史,主動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陳列品。可是,彭真、陸定一的幫兇周揚、許立群、石西民卻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趕到革命博物館進行檢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長姚溱把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扣押下來,------把叛徒投敵變節的鐵證包起來,讓這個歷史的罪人繼續霸佔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史館,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諸如此類的「建議」、「批判」,不就是說應該「開除瞿秋白的黨籍」、應該把瞿秋白看作「叛徒」、應該把瞿秋白趕出「革命博物館」嗎?但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裡,不是早就明確說過自己應該被開除黨籍嗎:「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遍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在《多餘的話》裡,瞿秋白不是也早說過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嗎:「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在《多餘的話》裡,瞿秋白不是也預先拒絕了對他的紀念和「頂禮膜拜」嗎:「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又為瞿秋白恢復了「名譽」,許多本意是在歌頌、讚美的稱號、評價又加諸瞿秋白頭上。然而,無論是「文革」前的也好 ,還是「文革」後的也好,那些被誠實的瞿秋白視作「虛名」的東西,未必是他所樂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稱作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是一習慣性的說法,然而,在《多餘的話》,瞿秋白實際上回絕了這種稱謂:「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於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又例如,宋慶齡1959年曾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覓渡橋小學(原名冠英兩等小學堂)題詞:「希望小朋友們學習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革命精神。------做個黨的好兒女。」(6)然而,在《多餘的話》一開頭,瞿秋白就告誡後代不要向自己學習,他之所以寫《多餘的話》,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後代向自己學習:「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曾對著過去的黨內「同志」說:「你們去算賬罷」;又說:「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對於瞿秋白的賬究竟應該怎樣算,才能被瞿秋白認為是「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2002年12月4日夜註釋:   
  瞿秋白的「名譽(6)   
  (1)顧順章的被捕,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所謂「顧順章事件」,這不僅因為顧是中共要人,更因為他的被捕極富戲劇性、傳奇性和「笑料價值」。其時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是為安排和護送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而從上海到武漢的。送走了張國燾,本就應隱密地回到上海。然而,顧某不僅曾是煙草公司的工人,還曾經是一個不無知名度的「魔術師」,此前曾在漢口登台表演過。此番舊地重遊,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務後,顧某技癢難耐,一時間變戲法的衝動壓倒了中共要員的角色意識,竟又登台表演起來,被人認出,於是被捕。(見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版197——198頁)。 
  (2)見《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頁。 
  (3)見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頁。 
  (4)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頁。 
  (5)轉引自林勃《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見《瞿秋白研究》第四輯。 
  (6)見《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從瞿秋白到韋君宜: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1)   
  一 
  公開出版的韋君宜《思痛錄》(1)之十《當代人的悲劇》,是韋君宜為丈夫楊述寫的悼文,其中說道:「他(楊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對中國的青年運動頗有點看法,認為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產業工人的力量一開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隊由農民中產生,因此知識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歐國家大得多,應當充分估計,不能照抄西歐黨的看法。他認為歷來寫的黨史中對階級力量的分析都對此估計不夠。但是就這一點看法,應該說是學術見解吧,因為不符合黨一貫發佈的宣傳方針,他就只是零星透露,從沒有系統發表過,也不寫一篇像樣的文章。直到臨死前半年,才在腦子已經不好使的情況下,在共青團舉辦的青運史研究會上作了一次遠遠沒有說透的發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識分子其實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大批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期投身於中共領導的「革命」,這場「革命」要取得最終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但由於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後的中共「革命史」敘述中,是沒有多少知識分子的地位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楊述雖認為這是一種「不公正」,但卻不敢大膽地說出歷史的真實和自己的想法。這其實也不難理解。作為中共宣傳部門高級幹部的楊述,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不能不與「正統」的理論保持一致。 
  如果知識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著極為重要作用的說法能夠成立,那就能邏輯地引申出這樣的結論:那一代代投身於中共「革命」的知識分子,對這場「革命」負有重要的責任。 
  這場「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於這場「革命」的知識分子,命運也大多坎坷乖蹇。於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後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這種對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對當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為對這場「革命」本身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彌足珍貴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共歷史上最早做出有價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餘的話》實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後,特別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陳獨秀做出的。陳獨秀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表達的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是對自己以往政治觀念的清算,更是對包括蘇聯「革命」在內的已有「共產革命」的冷峻反思。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黨人,且分別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他們的反思如果能及時地為「革命者」所聆聽、所領悟,那此後的中國將會少許多腥風血雨,此後的歷史將會避免許多曲折和災難。萬分遺憾的是,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對「革命」的反思,卻長期被遮蔽、被誤解、被批判,同時代和後來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們的反思上磨礪眼光,從他們的反思中獲取智慧和教訓,相反,卻把他們的反思視作他們的「罪證」,卻讓他們的反思成為他們人生中的「大污點」。 
  由於性情氣質和做出反思時生活處境的不同,瞿、陳二人的反思也表現為不盡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於自身投身「革命」後的感受,並且始終不離這種感受,未對「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進行純理論性的追問,這可姑稱之為「感受型反思」。陳獨秀則主要是對「革命」本身做一種理論性的思考,是對原有的「革命」理念進行究詰,這不妨稱之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紀,作為一個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識分子,要對「革命」本身進行反思,是異常艱難的。瞿秋白和陳獨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除卻了一切利害與榮辱的考慮之後,才邁入這種反思之境的。正因為這種反思的艱難,正因為這種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膽識和勇氣,所以,儘管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為數眾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卻並沒有大量出現。不過,瞿秋白和陳獨秀這兩個第一代中共黨人的反思,也並沒有成為絕唱。在他們的下一代「革命知識分子」中,也有繼承了他們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韋君宜和顧准。韋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顧准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際上,可算第二代人。韋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於自身的「革命經歷」,是敘寫自身對「革命」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可說韋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顧準則是對「革命」進行一種十分具有學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這個意義上,則可說顧准延續了陳獨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論說從瞿秋白到韋君宜的「感受型反思」,從陳獨秀到顧准的「理念型反思」將另文論說。 
  二 
  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促使瞿秋白和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對「革命」進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懷著滿腔熱忱和忠貞投身「革命」,卻被懷疑、被歧視、被殘酷地凌辱和無情地打擊,最終使他們不由得生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隊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殺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將至的瞿秋白,開始寫《多餘的話》,5月22日完成。「文革」期間,瞿秋白因為這篇《多餘的話》而被認定為「叛徒」,自己的墓和常州母親的墓都被砸。「文革」後,中共中央為瞿秋白恢復了「名譽」,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視作「叛徒的自白書」者,似乎已沒有了,但對《多餘的話》到底想表達什麼,卻仍難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2),對「文革」後關於《多餘的話》的不同看法做了評介。從林文中可知,對《多餘的話》大體有以下幾種理解。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2)   
  一、從勇於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是一個共產黨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自己做出的嚴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勇氣。這種觀點也將《多餘的話》視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對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達這種理解的是陳鐵健發表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陳文指出:「《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它既有長處,也有弱點;既有令人奪目的光輝,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陳文是首先對《多餘的話》做出基本肯定者。該文發表後,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鳴。丁玲在完稿於1980年1月2日的長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最近,我又重讀了《多餘的話》,並且讀了《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陳鐵健同志寫的重評《多餘的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秋白一生的功績、對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細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比較全面,也比較公正。」又說:「他(瞿秋白)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地、盡心地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後代,這不也是一個大勇者嗎?!我們看見過去有的人在生前盡量為自己樹碑立傳,文過飾非,打擊別人,歪曲歷史,很少有像秋白這樣坦然無私、光明磊落、求全責備自己的。」 
  二、從「正統」的「革命立場」出發,基本否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地認定《多餘的話》為「叛徒的自白書」,但卻強調《多餘的話》是過於消沉灰暗的、是並不值得肯定的,作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這樣的文字總結自己的一生,是很不應該的。這種觀點最初是在反駁陳鐵健《重評〈多餘的話〉》一文時出現。例如,王亞樸發表於《上海師院學報》1979年第二期的《怎樣看待〈多餘的話〉》指出:「《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況下給自己勾劃了這樣一幅政治形象,過去的歷史:『一場誤會,一場噩夢』;現在的狀況:『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將來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這既不是自我解剖畫像,也沒有『令人奪目的光輝』,假若硬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說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見』的了。」再如,劉煉發表於《歷史教學》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評述》一文,也認為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作了「許多過火的不實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敵人獄中作這樣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應該的。」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指出,對陳鐵健文章最鮮明完整的反對意見,是王維禮、杜文君兩位論者發表的。他們針對陳文「光輝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觀點,先後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報》(1979年11月17日)等報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是錯誤的,是瞿秋白歷史上一大污點,是不足為訓的。」雖「不是投降變節的自白書」,但卻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多餘的話》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動搖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對待革命,對待自己,對待生與死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有嚴重錯誤。」因為時勢的不同,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認定《多餘的話》意味著瞿秋白對「革命」的「背叛」,但從他們的某些論斷中,卻不難邏輯地得出瞿秋白最終「背叛」了「革命」的結論。 
  三、從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稱頌《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其實有著顯性和隱性兩個文本。顯性文本表現出的是瞿秋白嚴厲的自我清算、自我譴責、自我批判,而隱性文本則表現的是對王明路線的憎惡、反思和聲討。換言之,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那口口聲聲對自己的責罵,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實際上他要責罵的是王明一夥的罪惡,是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的作者林勃,便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道:「------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瞭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林勃在《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中,引述了瞿秋白的這些話後,指出:「這裡,『十足的市儈』、『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等嚴厲譴責都出現了;而內容則更顯蹊蹺、重大。十分清楚,『厭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談王明路線,正是在談當時黨內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正是米夫——王明篡權上台的時間;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問題』、『理論政策』、『不同政見』——統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線!」而瞿秋白的這些關於自己的話「固然是自我譴責,但是,誰也不難看出:譴責自己未堅持與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見』,自然更是反對王明中央的政見;痛斥自己對王明路線的屈從,當然更痛斥王明路線本身;否定對自己的否定,實際就是對自己重新肯定,這自然同樣意味著反對王明路線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線這一點就集中了這所有自我譴責的主要含義。」林勃的結論是:「揭露王明路線——這是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餘的話》實質是瞿秋白同志在敵人獄中採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寫給自己同志和我們後人的總結當時革命經驗教訓、揭露王明路線的最後遺言,是他的最後鬥爭。」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3)   
  我讀到的最新的一篇關於瞿秋白的文章,是吳小龍發表於《隨筆》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餘的話〉究竟要說什麼》,這篇長文表達了與林勃所代表的觀點相近的看法,並把問題思考得更深入,對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時的心態把握得更準確精細。吳文認為:「瞿秋白在這篇文字中,表達了他的人生悲情,堅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著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歷史教訓——這是這一篇文字的價值所在。」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自稱「叛徒」。吳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稱的時候,「是帶著一種真的以這個稱呼來侮辱他的那些人們永遠不可能理解的一種悲愴」。如果「叛徒」意味著向敵人告密求饒,意味著出賣組織和「同志」,那瞿秋白決不是這樣的「叛徒」。然而,「他又確實在內心裡與作為國民黨殺他的理由的那個『事業』拉開了距離,他所經歷的這個運動中的許多事,確實使他感到了某種真誠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對這種『政治』的情感上的疏遠和背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吳文也強調,不能從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對自己的那些「苛評」,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瞿秋白表達的那種對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現在,我們可以不必諱言,造成了瞿秋白這種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思想家的生命有賴於他所認定的價值原則,和體現、實現這種價值原則的事業這兩者的支撐,而在瞿秋白,這兩種支撐都已大半失落:『同一營壘』裡的人對他的所作所為玷污了他與他們共同認定的社會理想和價值理想,以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誠,他無法接受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憊,厭倦等深深透著失望的情緒產生;事業上,由於非他所能為力的原因,他現在被『解除了武裝,拉出了隊伍』,成為一個失敗者——這兩者,就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裡表現出那種無奈、痛苦、低沉的情緒的根本原因。」至於瞿秋白為何要以一種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林勃、吳小龍等都指出,是因為瞿秋白身處敵人獄中,不便於明白直接地談論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黑幕和表達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種對《多餘的話》的理解,第一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相同,即都對《多餘的話》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卻大相逕庭。第二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頗對立,但在對瞿秋白真意的體察上卻更接近。其實,只要對瞿秋白投身「革命」後的人生遭遇有所瞭解,只要對瞿秋白所身歷的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情形略為熟悉,就不難看出第一種理解是過於皮相的。就我來說,越是細細品味《多餘的話》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愴的詩。它把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表達得既朦朧又深刻,把一個「革命知識分子」臨終之際對自身人生錯位的痛悔表達得既隱晦又顯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從1928年開始,便飽嘗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蘇聯度過的,而正是在這期間身歷的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和荒謬絕倫,使瞿秋白萌發了對「政治」的極度厭倦,也使瞿秋白開始了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據陸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對瞿秋白的打擊迫害》(3)中回憶,在蘇聯時期,攀上了米夫做後台的王明,就開始對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於死地而後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內捏造了一個「江浙同鄉會」,說這是一個「反黨的秘密團體」,而背後的「大頭頭」就是瞿秋白。於是,來了一場氣勢洶洶的清查運動,向忠發在大會上宣佈:「在共產黨內搞同鄉會活動的人,都要槍斃!」陸立之回憶說,運動「升級」後,「有人被捕,有人失蹤,還有人上吊自殺了。列寧學院有幾個中國同學在休假日自己烹調中國菜小酌,熱鬧了一陣。因為他們的方言別人聽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匯報,於是,就說他們在開會,以圖製造『江浙同鄉會』的口實。」在運動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誣為「瘋子」,最後「失蹤致死」,而「這頂瘋帽本想扣在秋白頭上但沒有得逞,就讓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鄉會」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們便乾脆「向秋白直接誣陷」,「米夫硬說秋白和黃平都有神經病,強制送精神病院檢查。」再後來,米夫和王明又編寫了一份《共產國際對中共代表團的譴責決議》,把一頂「分裂主義」的帽子扣到瞿秋白頭上,理由是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學潮中犯了「分裂主義」的錯誤,「助長了托派小組織和其他反黨活動。」「最後,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將瞿秋白置於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裡的另一頂『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像: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這件法寶,喜形於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為斯大林最終並不認可米夫的構陷,瞿秋白才免於一死。然而,瞿秋白身雖未死,心卻在開始死去。陸立之文章中說,其時的瞿秋白「對所謂《譴責決議》和『分裂主義』的新帽子等打擊逆來順受,有時候他還嘲諷自己,輕輕地哼著越劇『是我錯』的曲調。但實際上他內心裡是極度苦惱的。楊之華說:由於景白失蹤又被說成是『瘋子』,他告誡(另一胞弟)雲白必須言行謹慎,憂慮許多可能發生的事,他好幾天連續失眠。以前那種說笑歡快的家庭氣氛也消失了,夫妻倆都憂心忡忡,不知將會突發什麼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這社會主義的蘇聯,瞿秋白其實生活在一種「紅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無保障。他的「逆來順受」,他哼著「是我錯」的自嘲,都表明他已無意於去與那些「黨內同志」爭是非、論短長,表明他政治熱情的冷卻。不難想像,在那些連續失眠的夜裡,瞿秋白一定對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數年後的《多餘的話》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話:「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不妨說,在這種「紅色恐怖」中,在這些連續失眠的蘇聯之夜裡,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餘的話》最後一章《告別》,是以這樣一句話開頭:「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這句話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蘇聯的那些不眠之夜裡,當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著自己的人生選擇時,一定已有強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襲上心頭。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國。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這次由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操縱的會上,瞿秋白又成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靶子。儘管瞿秋白在會上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此前的三中全會和政治局所犯的「錯誤」,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將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據邵玉健《試析王明一夥殘酷打擊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說,王明等人在會上宣稱,向忠發「是工人同志,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邵玉健文章說:「之後,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連續兩次強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寫聲明書,公開承認強加給的莫須有罪名。------瞿秋白於1月17日和1月28日兩次違心寫了聲明書。雖然他態度十分誠懇,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饒,欲徹底批倒批臭,最後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專門作出了《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硬給瞿秋白戴上『調和態度』、『兩面派態度』、『右傾政治意見』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僅發16.7元生活費給瞿秋白,遠低於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資,僅能勉強餬口,更何談治病,實際上是欲置秋白於死地。」被逐出中共領導層的瞿秋白,可謂貧病交加。但即便這樣,「黨內同志」仍不肯放過他。1933年9月22日,已從上海遷到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突然發佈《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對瞿秋白進行了毀滅性的政治打擊。「決定」指責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的一些文章是「又來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同時在客觀上,他是整個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並號召「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個「決定」傳達到上海,上海的黨組織立即召開了對瞿秋白的批判會。瞿獨伊在《懷念父親》中說:「我聽母親說:在一次小組會上,父親對這樣歪曲和污蔑進行了平靜的申述,但是宗派主義分子竟蠻橫地吼道:『像你這樣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黨外去!』」(5)在遭受這樣的打擊迫害後,瞿秋白於1933年9月28日寫了《「兒時」》一文。細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時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並非是在成了國民黨的俘虜後才開始寫《多餘的話》的。《「兒時」》不長,才數百字,其中說道: 
  生命沒有寄托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寶貴。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並不是發見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覺到「中年」以後的衰退。------衰老和無能的悲哀,像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麼的短啊!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大哲學家,每天都在發見什麼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都已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麼陳舊,無味,雖則它們其實比「兒時」新鮮得多了。我於是想念「兒時」,禱告「兒時」。 
  完全可以將《「兒時」》視作是《多餘的話》之一部分的先期寫出和發表。本來早已信仰了共產主義並立誓為「共產主義之人間化」而奮鬥終身的瞿秋白,現在卻感到自己是一個「生命沒有寄托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時,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悵地懷念起「兒時」來。他懷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無非是因為「兒時」的人,有著種種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選擇做科學家,也可以選擇做哲學家,還可以選擇做其他各種正當有益而又乾淨有趣的事業,是因為「兒時」的生命是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面畫各種各樣美好的圖畫。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悵,是因為「中年」的他雖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經失去,但卻無由重新選擇生命寄托;是因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雖像一張畫滿了錯誤圖案的紙,但卻不能把這些圖案抹去重來。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悵地懷念和禱告著「兒時」時,是多麼渴望能從「中年」回到「兒時」,讓生命重新開始;是多麼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過是一場惡夢,一覺醒來,仍然躺在母親的懷裡。 
  在《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下達之後,瞿秋白馬上寫了這篇《「兒時」》,但卻並沒有馬上拿出去發表。想來,其時的瞿秋白對於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還有著顧忌。臨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佈了要他去中央「蘇區」的決定。要瞿秋白離開上海赴「蘇區」,實在說不上有什麼正當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當然談不上「蘇區」有什麼工作非他去擔當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體狀況,無疑留在上海更適宜。但信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同志」,卻偏是既不讓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養病」。當時,有人勸瞿秋白以身體需要調養為由爭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悵然」,「沉吟了片刻」,說:「去,早晚還是要去的,否則有人要說我怕死呢。」(6)早把命運交給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從「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個要求,即允許夫人楊之華一同前往,但卻被莫名其妙地拒絕。對此,有論者這樣評說:「在全黨一派無情鬥爭聲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蘇區,是好意嗎?他的心情能舒暢嗎?於是不准這個重病號要求生死與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種什麼樣的性質的『決定』了。就是人身迫害!當時有同志實在看不慣,要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馬上制止,不准同志為他而去作無畏(謂)的犧牲。這個時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講一句俗話,簡直是太窩囊了。然而如若不窩囊一點而表示半點不滿,就更沒法活了。」(7)對於瞿秋白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投身了「革命」,實際上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與「革命」的極大地疏離,在行動上也只得與「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經沒有為自己重新選擇道路的「權利」,只能老老實實地被「革命」牽著走,哪怕明知前面是「黨內同志」布下的陷阱,也無由後退。這時,對有著無限可能性的「兒時」的懷念一定又襲上心頭,於是,在離開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從抽屜裡拿出放了兩個多月的《「兒時」》,交《申報·自由談》發表。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別了妻子楊之華,踏上了去「蘇區」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連同各路人馬開始了「長征」。瞿秋白當然要求隨中央機關「長征」。然而,這要求卻被斷然拒絕。就像當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卻不得不走一樣,這回是想跟著走卻不准走。當事人之一的伍修權對有關「長征」和人員去留問題,曾有這樣的回憶:「有的為『左』傾路線領導者不喜歡的幹部,則被他們乘機甩掉,留在蘇區打游擊。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體根本不適宜游擊環境,也被留下,結果使他們不幸被俘犧牲,賀昌、劉伯堅等同志也是這樣犧牲的。事實證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體弱的同志,由於跟主力紅軍行軍,都被保存了下來,安全到達了陝北。」(8)讓瞿秋白這樣的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打游擊」,真可謂滑稽之至。當然,「打游擊」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殺人」是真。從蘇聯時期起,「黨內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於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黨首領」的身份被國民黨軍隊抓獲,他們也就如願以償了。對這一切,瞿秋白當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後在「革命陣營」內的遭遇,就不難理解他為何以最後的生命時光來寫《多餘的話》了。實際上,瞿秋白早有滿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時有過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我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我讀著文章彷彿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裡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自然比這篇文章要輕微得多,也婉轉得多。------儘管是迂迴婉轉,還是說了不少的過頭話」。如果說寫給丁玲這些信已經預告著《多餘的話》的懷胎;而離開上海前公開發表《「兒時」》,則表明《多餘的話》已經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為何寫《多餘的話》,也就能明白他為何在《多餘的話》中寫下這樣的話:「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明白了瞿秋白為何寫《多餘的話》,也就能明白他為何在《多餘的話》中寫下這樣的話:「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半個多世紀以後,接續著瞿秋白的這種「感受型反思」的,是韋君宜。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1935年積極投身「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1949年後,也可算是中共高級幹部。1994年,韋君宜出版了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對於延安時期「搶救運動」的殘酷無情和荒謬絕倫有深刻的揭示,對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的關係有十分耐人尋味的表現。1998年,韋君宜出版了回憶錄性質的著作《思痛錄》,對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和1949後的「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革命運動」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說韋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為韋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維活動始終不離自己的經歷、感受,很少進入抽像的理論思辨。關於韋君宜的反思,已有許多人作過評說,尤其《思痛錄》出版後,在思想文化界頗有影響。2001年,大眾文藝出版社了《回應韋君宜》一書,其中收錄了數十篇對韋君宜的反思進行論說和闡發的文章。因此,我在這裡就不對韋君宜的反思多作贅語,只將韋君宜的反思與瞿秋白作些比較。 
  首先要說明的是,瞿、韋二人的反思雖然立足於自身的經歷、遭遇,卻並不意味著他們之所以反思,僅僅是因為個人在投身「革命」後飽受苦難。驅使他們對「革命」進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對歷史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在《多餘的話》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語作卷頭引語:「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正是對「革命」的「心憂」,促使瞿秋白不顧身後的榮辱,提筆寫下了《多餘的話》。《多餘的話》剛開始,瞿秋白寫道:「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在《多餘的話》快結束時,又寫道:「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不應該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這是在說明為何要寫《多餘的話》。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寫出《多餘的話》這樣的東西,一定會舉世嘩然,也會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為何要在臨死前留下這樣的東西。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餘的話》的同時,也說:「何必寫這些《多餘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笑柄,發生誤解或曲解。」連丁玲這樣的知心好友都不知「我」實因「心憂」而「謂我何求」,那我的「心憂」要在短時間內廣被理解,實不可能。這一點,瞿秋白是充分意識到了的。甚至死後的戮棺鞭屍,瞿秋白都應該想到了。但他還是要說出這些「多餘的話」。這固然可以理解為是瞿秋白超乎尋常的真誠使然。「革命家」、「革命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等等,諸如此類的頭銜,本不過是舞台上的戲裝,瞿秋白內心對之厭惡已久,如果在臨死之前不將這些戲裝扯下,那就要在屍體上罩上「革命烈士」這樣一件新的戲裝,而這是瞿秋白決不願意的,於是,他以這些「多餘的話」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舊戲裝,也以這種方式預先表示了對「革命烈士」這件新戲裝的拒絕。扯下和拒絕這些戲裝,不僅僅是要以真面目面對歷史,更在於讓真實的自己成為「以後的青年」的一面鏡子,讓「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韋君宜在《思痛錄》的「緣起」中,則這樣解釋自己為何以餘生進行反思:「要想一想這些,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人民)今後生存下去的需要。」在《思痛錄》之四「我所見的反右風濤」中,韋君宜說到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人們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賣友時,有這樣一番慨歎:「我從少年起立志參加革命,立志變革舊世界,難道是為了這個?為了出賣人格以求取自己的『過關』?如果這樣,我何必在這個地方掙這點嗟來之食?我不會聽眾父母之命遠遊美國,去當美籍華人學者?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監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真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據韋君宜愛女楊團說,在「文革」後期,韋君宜就開始在極為隱秘的情況下寫《思痛錄》:「而『四人幫』粉碎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她才向我公開了她的秘密。她要寫一部長篇回憶錄,從搶救運動開始,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她講,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她十八歲參加共產黨,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裡去了。」(9)瞿秋白也好,韋君宜好,他們之所以反思,實在不是為了傾訴個人苦難、發洩一己委屈。《多餘的話》、《露沙的路》、《思痛錄》等,是他們的「心憂書」和「心傷書」,但他們為之心憂和為之心傷的,與其說是「革命」給他們帶來的苦痛,毋寧說是「革命」本身。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6)   
  五瞿秋白和韋君宜的反思,也能夠相互發明、相互闡釋。讀《多餘的話》能更好地理解《露沙的路》和《思痛錄》,讀《思痛錄》也能更好地把握《多餘的話》。就以上面所引韋君宜的話為例吧。在這段話裡,韋君宜說,參加「革命」之後,她時時面臨的選擇是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真的人」。也即意味著,「正直」與「生存」之間,時時構成一種緊張的衝突。要選擇繼續「做一個正直的人」,「生存」就要受到威脅,就意味著受苦受難,甚至家破人亡;而要免於生存陷入困境,讓自己以及家人能安安穩穩地話下去,就必須拋棄人格尊嚴,出賣和陷害他人。在面臨這樣的選擇時,像韋君宜這樣的知識分子內心是極為痛苦的。明白了韋君宜的這樣一種痛苦,也就能更好地懂得瞿秋白為何在《多餘的話》裡稱自己為「脆弱的二元人物」了;就能更好地理解瞿秋白為何強調「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與「仁慈禮讓,避免鬥爭」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在我內心裡不斷的鬥爭」,而「無產階級意識在我內心裡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也就能更好地領會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下的這樣一些話了:「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彷彿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末,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裡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都是在「責備」自己的天性始終不能適應「革命」,「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獄中的瞿秋白不能像韋君宜那樣直接表達對「革命」的傷心,只能以「自責」的方式間接地表達對「革命」的「心憂」。韋君宜是在瞿秋白被殺的那一年投身「革命活動」的。但她在此後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感受到的那種選擇的痛苦,瞿秋白早就一次次地感受過了。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在那些接連不斷的批判中,瞿秋白一定「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並為這種選擇痛苦不堪。「天性」最終使得他沒法不繼續「做一個正直的人」,於是他只好喟歎自己「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革命」陣營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要求人對人像狼一樣,而瞿秋白、韋君宜這樣的知識分子,卻始終不能讓自己完全變成狼。「正直」與「生存」之間的選擇雖然痛苦,但更痛苦的卻是當初的「革命理想」與如今的「革命現實」的反差。瞿秋白、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是懷抱著崇高聖潔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在《思痛錄》的「緣起」中,韋君宜談到當初為何參加「革命」時說:「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懷抱著這樣的信念投身「革命」,而「革命」的現實卻是「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怎能不令他們心傷和心憂呢?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屢屢說到自己雖置身政治漩渦但卻對政治麻木、冷漠、厭倦,以致於對於加諸自己的罪名,也照單收下,連爭辯和洗刷的興趣都沒有。「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瞭解。」「我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這種喪失「原則」、泯滅「是非」、得過且過的心態,韋君宜在反思時也不只次地說起過。《露沙的路》中敘述過露沙的這種心態,《思痛錄》裡也說到過自己的這種心態。例如,在《思痛錄》之一「『搶救失足者』」裡,韋君宜寫到丈夫楊述在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中被懷疑為「特務」而「關在整風班裡,但天天凌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乾活(這正是北國的12月)。」宣傳部長也「天天來找我,叫我勸楊述趕快『坦白』」,「我」起初還不肯,但「又過了一陣,簡直所有的外來幹部都沾上特務的邊了。」宣傳部長李華生還和我談話,說「組織上也已決定楊述是特務。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潰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麼?我曾上書毛澤東伸冤,也無結果。我還指望什麼?於是,我答應了李華生,自己去整風班,『勸說』楊述。」當瞿秋白、韋君宜們意識到自己其實是陷身於一種整體性和結構性的荒謬之中時,就難免產生「信念崩潰的感覺」,而緊接著產生的便必然是麻木、冷漠、厭倦和得過且過,是不再在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中堅持政治上的「原則」和爭辯政治上的「是非」。「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說我是特務就是特務好了」,任何堅持、抗爭,都是多餘的和滑稽的。正如有的論者所言,這種心態「在後來習慣於在一次次黨內鬥爭和運動中作『檢討』的人聽來一定會引起很大的共鳴」。(10)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7)   
  在《多餘的話》中,多次出現這樣的帶著引號的字句:「回到自己那裡去」、「自己的家」、「回『家』去罷,回『家』去罷」、「自己的生活」。這些,是作為所投身的「革命(活動)」的對立面出現的。由於「歷史的誤會」,瞿秋白投身了「革命」,並且還在不短的時間內充當著「領袖」的角色,但其實他早就意識到自己走錯了房間:「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裡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空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嗎?」「再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類似的悔恨,韋君宜在反思時也多有流露。在《思痛錄》之一中,韋君宜寫道: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干革命而來這裡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裡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裡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四十多年前韋君宜們與那些「不革命」的同學分道揚鑣,前者選擇了延安,後者選擇了美國。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地位極高」甚至「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對人類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而後者卻「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而前者當初在資質、才華上本是遠不如後者的。作為當年清華高才生的韋君宜,在這樣的結局面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錄》之四中,韋君宜還寫到,在「反右派」運動中,她曾對黃秋耘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反右派」的時候,韋君宜還不知當初那些「不革命」的同學在美國的情況,如果知道,「何必當初」的心緒當更強烈吧。 
  寫《多餘的話》時的瞿秋白,想來沒有預見到後來韋君宜們的遭遇,如果預見到了,他一定會更少顧忌,也一定會把話說得更明白些。讓我用楊團的一番話,結束這篇已很冗長但並未盡意的文章吧:「母親後來曾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窮盡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奮鬥,換來的究竟是什麼?當她重溫自己那時的理想,當她不能不承認後來犧牲一切所追隨的,都與自己那時的理想相悖,彷彿繞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徹骨髓呢?」(11)這番話,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瞿秋白。 
  2002年10月16日 
  註釋: 
  (1)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瞿秋白研究》第四輯。 
  (3)(4)《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5)瞿獨伊《懷念父親》,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二期。 
  (6)見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頁。 
  (7)同(6)第604頁。 
  (8)見《伍修權同志回憶錄》,載《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 
  (9)(11)《回應韋君宜·代序》。 
  (10)吳小龍《悲情·人格·思考》,載《隨筆》2002年第四期。     
  風高防火與振翅灑水——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1)   
  問題的提起 
  魯迅與胡適確實有著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幾年,將這二人放在一起談論、比較者,也時有所見。當然,這些論者的視角、眼光和結論,往往是頗有差異的。從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角度對魯、胡二人進行比較,我也不只一次地從他人的口頭或筆下見識過。這種比較的理路是,1927年後,魯、胡二人都長期批評過國民黨,但魯迅卻從未指名道姓地斥責過作為國民黨「黨魁」的蔣介石,而胡適則在有生之年多次這樣做過。從這一事實,便能夠「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胡適比魯迅更有勇氣、更富於戰鬥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說,與胡適相比,魯迅更世故、更善於自我保護、更膽怯懦弱。這種角度的比較,還是以這樣的背景為前提的:過去數十年,我們一直強調「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一直說魯迅在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中是「毫無畏懼」的,是「前腳跨出門去,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來」的,一直把魯迅說成是「民族魂」;而對胡適,則加諸種種惡謚,說他是國民黨的「走狗」,說他軟弱妥協,說他稍遇壓力便「寧彎不折」------而今天從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角度對二人進行比較,則無疑有著「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之意。 
  僅僅在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點上做文章,殊是無謂。但這一問題確又是牽一髮而動「二」身的那根「發」。從這一角度出發,深究下去,會接觸到魯、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觀念、現實姿態等一系列大問題。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是與對共產黨的洗清同時進行的,或者說,「清黨」,是南京政府真正的「開國大典」。對蔣介石的「清黨」這一舉動,魯、胡二人就有著不同的態度。面對國民黨的大肆殺人,魯迅是驚訝、憤怒和痛恨,而胡適則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時尚在日本的胡適對國民黨的「清黨反共」發表了這樣的看法:「我這十個月在歐洲美洲,不知國內的詳細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變------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敬恆、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時,又表示:「蔡元培、吳敬恆不是反動派,他們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者,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著我們的同情的。」(1)胡適於1926年7月出國,在海外生活了10個月,對國內發生的事情所知不詳。但他素來敬重、信任蔡元培、吳稚暉等前輩。當他得知蔡、吳諸元老都堅決主張蔣介石的「清黨反共」,並支持南京國民政府後,便決定與他們取同一步調。胡適對南京政府的這種最初的表態,也並非權宜之計或隨便說說。實際上,他此後對這最初的表態從未後悔過,即便在他與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衝突最嚴重時,也未後悔過最初表示過的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道義支持。可以說,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誕生之時,魯迅和胡適就對之有著頗為相異的心態。魯迅一開始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種決絕的態度,更談不上對之有什麼希望和期待,換句話說,魯迅一開始就以敵對的目光怒視著蔣介石對南京政府的締造,一開始就把蔣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當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敵,並且這樣一種心態和姿態終生未改;胡適則一開始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態度,儘管這種支持和合作並非是無條件的,換句話說,胡適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視著蔣介石對南京政府的締造的,他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懷有希望的,此後,這種期待和希望無論怎樣受挫,胡適也沒有讓自己陷入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徹底絕望,因此,也不妨說,胡適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有條件的支持,也是持續終生的。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魯、胡二人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有如此差異,那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的,更應該是魯迅而不是胡適——如果這樣考慮問題,就過於皮相了。實際上,正因為魯、胡二人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心態和姿態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在批評、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時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魯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那原因就在於他的敵對和決絕的心態與姿態,使得他難以在責罵蔣介石時指名道姓;而胡適之所以一次次地對蔣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評,也就正因為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還懷有希望和期待,還願意有條件地對之支持和與之合作。 
  魯迅對國民黨的批評之尖銳、嚴厲,是人所共知的。應該說,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說從未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也多次把矛頭對準過蔣介石,只不過沒有點出「蔣介石」這三個字而已。這裡姑舉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曹聚仁的《殺錯了人》一文,其中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殺人」是難免的,但「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認為,這是「殺錯了人」。魯迅讀了此文後,寫了一篇《〈殺錯了人〉異議》(2),發表於4月12日的《申報·自由談》,文章從袁世凱為了「做皇帝」而大肆殺人,說到「現在的軍閥混戰」:「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只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裡所謂「看錯了人」,既指過去「看錯」了袁世凱,更指現在「看錯」了蔣介石。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2)   
  不過,倘若具體地看,胡適對蔣介石的批評,的確往往比魯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開批評,也並非絕無僅有。在1929年「人權運動」時期,他就幾次點名批評了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3)一文中列舉國民黨當局侵犯人權的事例時,就有事涉蔣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挺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是要將蔣介石也置於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強調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於法律之上。又如,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4)中,胡適寫道:「我們實在不懂這樣一部約法或憲法何以不能和訓政同時存在。我們必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胡適在這裡強調的是民主政治的實行,需要訓練。而需要接受這種訓練的,不僅僅是人民大眾。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員,更需要接受訓練。這是要蔣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當小學生,老老實實地背起書包、坐進課堂,從ABC學起。 
  但胡適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魯迅不敢,就證明了胡適比魯迅更勇敢、更無所畏懼、更富於批判精神嗎?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決定著胡適「敢」而魯迅不「敢」的,不是個人的勇氣、膽量、批判精神,而是別的一些更複雜的因素。 
  「做戲的虛無黨」與「要一個政府」 
  要明白為何魯迅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胡適卻「敢」,還得從二人迥然有異的政治觀念談起。 
  說到魯迅的政治觀念,實在很難歸入既有的品類。魯迅明顯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也很難說他就是夠格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實際上也並未宣稱過信奉無政府主義,也沒有積極地正面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觀念。大概可以說,魯迅對任何一種政治理論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對任何一種治理國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興趣的。這源於魯迅對「政治」本身的深刻懷疑。魯迅畢生關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榮辱興衰,但卻幾乎不從國家政體、社會制度等政治層面去探索這一問題。他有著一個十分固執的觀念,即只有最廣大的中國人都覺醒了,只有大小小的阿Q、閏土們都被切切實實地啟蒙了,中華民族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終免於被欺侮、被凌辱的命運。如沒有民智的真正開發,如沒有民眾的真正覺悟,則無論怎樣現代的國家政體,無論怎樣先進的政治制度,都不過是沙上的建築、紙糊的衣冠。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魯迅是一個「政治懷疑主義者」。曹聚仁在《魯迅評傳》裡這樣說到魯迅的「政治觀」:「筆者自幼受了一句話的影響,這句話,出自《尚書》,叫做『毋求備於一夫』。------其意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見識,各人有各人的特長,不能萬物皆知,萬物皆懂的;這麼一想,我們對於魯迅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也不必失望了。由於魯迅的文字,富於感人的力量;我們讀他的雜感,覺得十分痛快,所以對於他的政治觀,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實他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並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麼成就的。筆者的看法,和他有點相近;我認為政治的進步或落伍,和民智開發的進度有密切關係,至於政治學說,主義的內容如何,並不十分相干的。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國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還不如,而貪污程度,遠過於當年的交通系,對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5) 
  魯迅之所以「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與其說是力有所不逮,毋寧說是意有所不屑。既然對政治有著深深的懷疑,既然認定無論多麼美妙的政治主張都不過是空談,那當然也就不會自己再去提出什麼政治主張了。在魯迅看來,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都不過是「做戲」,各種各樣的政客們,都不過是「做戲的虛無黨」。在《馬上支日記》中,魯迅說:「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對政界的「做戲」,魯迅多次施以辛辣的嘲諷。這種政治如同「做戲」的觀念之形成,原因當不只一種,而辛亥以後中國政局的動盪和混亂,應是促使魯迅視政治如「做戲」的直接原因。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6)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3)   
  魯迅的政治觀,或者說魯迅視政治如「做戲」的觀念,在寫於1933年4月的《現代史》(7)一文中,表現得最直接最典型。文章雖名曰「現代史」,卻通篇寫的是街頭的「變戲法」。在描寫了街頭空地上的幾種騙人的把戲後,魯迅說: 
  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 
  我的話說完了,意思也淺得很,不過說大家HuazaaHuazaa一通之後,又要靜幾天了,然後再來這一套。 
  到這裡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東西。 
  按照表面的文章,題目自然應該定為「變戲法」,因為並沒有一字一句提到「現代史」。而之所以把「變戲法」三字「錯」寫成「現代史」,就因為在魯迅看來,一部現代史,無非是變戲法而已。對政治的這種深刻懷疑,使得魯迅不對「政治家」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革和建設有什麼實質作用。而胡適則不同。胡適雖然也重視啟蒙,也終生花大氣力做改造國人深層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的工作,但他並不把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視作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也不把它與政治制度的革新對立起來,不在二者之間有所偏廢。在胡適看來,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是重要的,國人深層的心理、意識、觀念的改造是重要的,但現實的政治操作層面的變革同樣是刻不容緩的。所以胡適也對政治層面的建設投以巨大的熱情。如果說魯迅建設性的努力只用於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對現行政治則只是冷嘲熱諷,自己並沒有什麼正面的意見要表達,並沒有什麼「主義」要宣傳,那胡適則在兩方面都正面地、建設性地用力。 
  而胡適之所以在現行政治層面也能夠滿懷熱情地做出正面的建設性的努力,就因為他有正面的建設性的政治信念在驅使,就因為他有深信不疑的「主義」要宣傳。必須走英美式的憲政民主的政治之路,必須在中國全面廢除人治而實行法治,必須終止由當政者隨心所欲的「變戲法」一般的政治操作而走向「有計劃的政治」,必須切實保障人權,必須允許反對黨的存在,等等,這就是驅使胡適採取正面的建設性的政治行動的信念,這也是胡適所要宣傳的「主義」。胡適的信念,胡適的「主義」,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英美式自由主義政治理念。 
  而胡適之所以能有如此堅定的政治信念和執著信奉的「主義」,就因為他相信現行政治層面的改革和建設,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無關宏旨的。他深信「有政府」與「無政府」、「好政府」與「鳥政府」(8)是有著根本的區別的。胡適十分重視思想文化方面的啟蒙,但卻不能認同那種只有民眾的思想文化素質都提高到了必要的程度才有可能從事制度建設的觀念。胡適是「政治工具主義者」,即把政治看作是治理國家的一種必要的工具。「有政府」與「無政府」、「好政府」與「鳥政府」的區別,也就是「有工具」與「無工具」、「好工具」與「鳥工具」的區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國家富強、要民眾安樂,首先要把「政治」這件工具打磨好,用胡適慣常的說法,就是政治要「上軌道」。從當時到現在,都有許多人認為,有了再好的工具,而從政府官員到廣大民眾,都不懂得這工具的性能、都不能夠合理地使用這工具,那也是白搭。而胡適則認為,要讓從政府官員到廣大民眾都真正理解和善於運用好的工具,就必須先有這工具。也許一開始大家都不能正確地理解和運用這工具,但在對這工具的使用過程中,漸漸地就能理解得準確和使用得合理。在前面曾引用了胡適《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中對民主政治需要訓練的強調。胡適認為,要走向法治,要實行民主,必須首先要打造出一部憲法,然後從蔣介石、馮玉祥到廣大民眾,才可能知道什麼叫權利、什麼叫義務,才有可能慢慢學會守法用法。類似的觀點,胡適一生多次「宣傳」過。例如,早在1922年8月為《努力週報》寫的《這一周》(9)中,胡適就說: 
  我們要明白:民治主義是一種信仰。信仰的是什麼呢?第一,信仰國民至多可以受欺於一時,而不能受欺於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給他一票,他今天也許拿去做買賣,但將來總有不肯賣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給他一票,他現在雖沒有賣票的機會,將來也沒有不賣票的本事了。 
  若因為「組織未備,鍛練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練」民治的唯一法子!------ 
  胡適強調,必須在民治中學會民治,必須在對工具的使用中學會對工具的使用。胡適相信,制度本身具有著教育功能,它能引導、訓練官員和民眾逐步理解它和運用它。若說必須等到官員民眾都真正理解了一種制度後才去建設這種制度,那就如說必須先學會了游泳才能下水一樣荒謬。 
  通常都說胡適是「好政府主義者」。其實,胡適首先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好政府」是針對「鳥政府」而言的。但倘若連一個「鳥政府」都沒有,倘若社會陷入不同形態的「無政府」狀態,那所謂「好政府」就更無從談起。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先爭取有一個「政府」。所以,「有政府」是針對「無政府」而言的。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該談有政府主義,應該談好政府主義!」在胡適眼裡,國民黨當年的「一黨專政」、「以黨代政」,也是一種「無政府」。「政黨」是「政黨」,「政府」是「政府」,這二者決不能混為一談。若是只有「政黨」的無尚權威,「政府」絕對聽命於「政黨」,那就是「政治不上軌道」,就是「無政府」。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記中,胡適又寫道:「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個『政府』。」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4)   
  如果說魯迅多多少少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那胡適則絕對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如果說在魯迅看來政府換來換去都如同「變戲法」,一種形式的政府取代另一種形式的政府,也不過是「招牌雖換,貨色照舊」,那在胡適看來,不同形式的政府差別甚大,打造一個「好政府」則至關重要。 
  魯、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態度,決定了他們在國民黨一統天下後,對之必然懷有不同的心態和採取不同的姿態。 
  「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與「救得一弊是一利」 
  作為「政治懷疑主義者」的魯迅,對任何政黨都不會很信任,對任何政府都不會很擁護。魯迅所謂的「現代史」,無非就是民國以來的歷史。而魯迅身歷的民國史,由北洋軍閥當政和國民黨當政兩個時期構成。對北洋政府,魯迅是痛恨的,從《記念劉和珍君》等北京時期寫下的眾多文章中,我們能感受到魯迅對北洋政府的強烈痛恨。但魯迅對國民黨政權的痛恨卻更其甚於北洋政府。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使魯迅「目瞪口呆」,從此他就對國民黨怒目而視。他曾對日本友人增田涉明確表達過對國民黨「清黨」的不能接受,並且說:「在這一點上,舊式軍閥為人還老實點,他們一開始就不容共產黨,始終堅守他們的主義。他們的主義是不招人喜歡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國民黨採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麼也感到厭惡,總是覺得可恨。他們殺了我的許多學生。」(10)這樣一種對國民黨的分外痛恨和敵視,使得魯迅不可能與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魯迅甚至是以渴盼的心情等著國民黨政權的垮台的,在1933年7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魯迅說:「日本風景美麗,時常懷念,但看來很難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會讓我登陸。更重要的是,我現在也不能離開中國。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加囂張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 
  對國民黨,胡適其實也是相當不滿的。早在1922年8月為《努力週報》寫的《這一周》中,胡適就對國民黨做出了尖銳的批評。陳炯明與孫中山發生衝突後,一些孫派的國民黨人便指責陳炯明「悖主」、「叛逆」、「犯上」。胡適特別不能容忍這種指責,斥之為「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蔡鍔推倒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其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其瑞與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樣的論理,陳炯明應該永遠做孫文的忠臣,吳佩孚也應該永遠做曹錕的忠臣了。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胡適強調的是:陳炯明的反孫行為本身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他的行為是否可稱為「悖主」、「犯上」、「叛逆」則是另一回事;即便陳的行為是可指責的,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也不能認為這種行為是什麼「悖主」、「犯上」、「叛逆」。胡適進一步指出,在國民黨內之所以會有這種「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乃是因為孫中山是「用秘密結社的方式辦政黨」,因而國民黨根基太壞: 
  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新國民黨都是政黨而帶著秘密結社的辦法的。在一個公開的政黨裡,黨員為政見上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在變態的社會裡,政治不曾上軌道,政見上的衝突也許釀成武裝的革命,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孫陳的衝突卻不如此簡單。孫文鑒於國民黨的失敗,仍舊想恢復秘密結社的法子來組政黨。因為陳炯明是新國民黨的黨員,不曾脫黨,而攻擊黨魁,故用秘密結社的道德標準看起來,陳炯明自然是叛黨的罪人了。陳氏至今不敢發一個負責任的宣言,大概也是為了這個原故。我們旁觀的人只看見一個實力派與一個實力派決裂了,故認作一種革命的行動,而在孫氏一派人的眼裡,只見得一個宣過誓的黨員攻擊他應該服從的黨魁,故抬出「叛逆」、「叛弒」等等舊名詞來打他。這是我們現在的觀察。但我們再進一步,提出一個疑問:秘密結社的儀式究竟是否適宜於大規模的政黨?秘密結社用來維繫黨員的法子在現代的社會裡是否可以持久?這一個「制度」的問題似乎也有討論的價值罷。 
  胡適在這裡其實已經對兩類不同的政黨做出了區分。一類是現代民主政黨,在這種政黨裡,黨員在政見上「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一類是「秘密結社」式的「政黨」,是江湖幫會式的「政黨」,在這種「政黨」裡,黨員不可反對「黨魁」,不可「叛黨」,否則就是「悖主」、就是「犯上」、就是「叛逆」。 
  胡適對國民黨的這種「罵」,應該說是相當尖銳的,這等於是在掘祖墳。在嚴厲地批評國民黨,在與國民黨發生尖銳衝突這一點上,胡適其實比魯迅早得多。既然國民黨根基很壞,那在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掌握統治大權後,胡適與它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南京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掀起了一場批判國民黨的「人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胡適1929年對國民黨的批判,是1922年對國民黨批判的繼續。當然,1929年的批判,聲勢要浩大得多,批判的面也廣得多。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5)   
  然而,胡適即便如魯迅一樣對國民黨政權滿懷痛恨和敵視,他也不會如魯迅一樣盼望這個政權盡快「滅亡」,更不會認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它。這裡就顯出「政治懷疑主義」與「政治工具主義」的區別。在胡適看來,國民黨政權雖是一件並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若以暴力的手段摧毀這件「工具」,取而代之的「工具」未必就更理想,而國家民族卻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慘重代價。在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上,胡適是不相信有什麼一蹴而就的方法的,他只相信「一點一滴的改良」,而不相信任何人能有一夜之間真正扭轉乾坤的神力。所以對於以暴力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他倒是有著深深的懷疑:「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11)。 
  既然以暴力的方式摧毀這件「工具」並不可取,那怎麼辦呢?胡適的回答是:一點一滴地改造它。胡適在強調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強調:「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12)這也清楚地表明,胡適認為,唯一可行的 ,是以漸進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秘密結社」和江湖幫會式的國民黨改造成現代民主政黨,把中國改良成現代民主國家。這種觀念,也就決定了胡適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必然是那種既合作又對抗的關係。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這個「工具」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所謂「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也就無所附麗。所以,在國民黨政權面臨生死存亡時,胡適會從「道義」上支持它。改造還意味著要接近它、接觸它、與它保持必要的「合作」,若是一味地疏離、迴避、對抗,所謂「改造」也就無從談起。當然,改造更意味著批判指責,意味著從正面提出要求,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經常性的對抗。「合作」是手段,「改造」是目的,而沒有「對抗」也就無所謂「改造」。從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適與世長辭,胡適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都可用「合作與對抗」來概括。 
  我們知道,魯迅是懷著「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的心態與國民黨「戰鬥」的,而胡適則是懷著「補偏救弊」的目的對國民黨進行批判、指責的。在「人權運動」爆發後的1929年7月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驅使魯、胡二人批判國民黨的不同心態,也決定著他們必然採取不同的批判方式。 
  「最好閉嘴」與「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 
  魯、胡二人對國民黨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差異。 
  魯迅慣用雜文這種文體進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煉。而胡適則通常是用長篇論說文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不同文體的選擇,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外,恐怕也因為二人在政治學的理論修養上相差很大。魯迅那些針砭現實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寫得短小精悍,也因為他其實不可能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問題。說得直白些,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刨根究底、瞻前顧後地分析、評說的理論修養(當然,他也不屑於具備這種修養)。而胡適幾乎從不純感性、純直觀地談論政治問題,他總要依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政治理論修養,並且還依據自己在美國對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參與,來對中國的政治問題展開論述,來表達自己的褒貶臧否。在這個意義上,胡適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是標準的「政論」,而魯迅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雜文,則不宜稱作「政論」(當然,他也不屑於這種稱呼)。 
  對於現實政治問題,魯迅總是從反面出擊,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抓住要害,一針見血。而且總是以嘲諷為基調的。魯迅止於對現狀的冷嘲熱諷,卻並不對應該如何發表正面的看法。當年,在與自由主義者的爭論中,梁實秋曾寫了《「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13)一文,其中說:「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實』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實』的藥方。」梁實秋要求知識精英不要止於對現實的「冷譏熱嘲」,而要正面地發表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這種要求首先是針對魯迅的雜感而發的。魯迅對此的回答是:「被壓搾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14)。說沒有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就不能對現狀表示不滿,這固然荒謬。但時刻對現狀感到不滿的魯迅本沒有多少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卻也是真的。魯迅之所以在談論政治現狀時總是從反面出擊,也因為他無法從正面發表政治意見(當然,他也不屑於正面地發表政治意見)。魯迅沒有政治上的「信念」要堅守,沒有政治上的「主義」要宣傳,所以,從反面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極自然的選擇。而從反面談論問題,言必嘲諷也是難以避免的。魯迅也曾有這樣的夫子自道:「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15)好用反語,固然有性情、氣質方面的原因,但本就沒有堅定而系統的正面意見要表達,恐也是原因之一種吧。而胡適則不同。胡適對中國的政治,有一整套現實的設計,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等不同時段的目標規劃。這也使得胡適有可能總是從正面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總是不但指出國民黨做得不對,還指出為何做得不對,更詳細地指出怎樣做才對。正面的建設性的批評再尖銳,給聽者的感覺也與反面的嘲諷是大不一樣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6)   
  魯、胡二人的批判還有一點不同,也許也值得一說。這就是,魯迅是不斷地變換筆名發表自己的文章,而胡適則始終堅持用真名實姓。魯迅頻繁地變更文章的署名,自有不得已的理由,這裡也並無說魯迅不該如此之意。但這在客觀上也畢竟與胡適形成一種對照。胡適是把是否以真姓名發表言論視作一個原則問題的。在1931年1月15日致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佈雷的信中,胡適這樣評說《新月》的「人權運動」:「《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此例自我提倡出來,我們自信無犯罪之理。所謂『負責任』者,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此類負責任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表,不可加以壓迫。若政府不許人民用真姓名負責發表言論,則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訐或陰謀叛逆之路上去。」到了1959年,胡適還對台灣的《自由中國》雜誌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必須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則一概不予登載。」(16)魯迅不斷地更換筆名自有他的苦衷,而胡適堅持用真姓名也自有他的理由。這裡不對二者做出孰是孰非的評說,只指出:一篇用筆名寫的批判文章,與一篇用真姓名寫的批判文章,給人的感覺也是兩樣的。 
  在文章的整體風格上,魯迅以尖銳、潑辣著稱。他對雜文的要求是應該如匕首和投槍,應該能「一擊致敵於死命」。他自己的雜文當然是這方面的典範。郁達夫曾說魯迅的文章「簡煉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17)這說出的是魯迅讀者的普遍感受,當然也是國民黨當局對魯迅文章的感受。而胡適作文追求的是平易暢達,怎樣才能最清楚明白地表達他的見解、宣傳他的「主義」,他就怎樣寫。即便同樣是對國民黨的嚴厲批評,如果說魯迅給人的感覺是總如「寸鐵殺人」的匕首,那最嚴厲時的胡適,也只是像手術刀。同是利器,匕首和手術刀也讓人產生完全不同的感覺。再銹鈍的匕首,也是殺人的「凶器」,因而也讓人感到一種寒冽、一份恐懼;而再鋒利的手術刀,也是救人的工具,因而也總讓人感到一種慈愛、一份溫情。魯、胡二人批評現實的文章,的確有「殺人」與「救人」、「放火」與「滅火」之別。在《花邊文學》的「前記」裡,針對《申報·自由談》「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魯迅寫道:「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而「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魯迅的意思是,像他這樣談慣了「風雲」的人,即便只能談「風月」,也照樣可以談出刀光劍影,照樣可以談得烈焰灼人。有趣的是,在「人權運動」遭到打壓後,胡適也用一則古典表明過心跡。1929年12月,胡適將「人權運動」中的文章集為《人權論集》出版,並在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又寫道:「周櫟園《書影》裡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當魯迅手中的匕首寒光閃閃時,胡適則充其量拿著一柄手術刀;當魯迅總想著「月黑殺人」、「風高放火」時,胡適想的是「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寫到這裡,可以來談談魯迅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胡適卻「敢」的一種原因了。 
  既然魯、胡二人批評國民黨的心態大不一樣,採取的方式和想要達到的目的也極為有異,那國民黨當局對待二人的心態以及採取的方式和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極為不同。從魯迅的文字裡,當局只感到濃重的敵意和殺氣,而體會不到絲毫「善意」和「好心」。能將魯迅聲音徹底封殺固然好,不能做到這一點,也應該把魯迅的刀光劍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1930年春,國民黨的浙江省黨部對魯迅的所謂「通緝」,就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魯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著「通緝」;而且,魯迅上海活動,卻由浙江省黨部來「通緝」,也很滑稽。這說明,國民黨當局並不想真的逮捕魯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動。「通緝令」只是警告魯迅不要太過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以魯迅的敏銳和精明,對這種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他曾對內山完造說,「通緝令」其實是不要緊的,如果真要抓人,就不下什麼「通緝令」了;這只是在警告你:你有點討厭,「最好閉嘴」,如此而已。(18)我們知道,魯迅向來反對「赤膊上陣」,反對快意一時卻輸光老本的犧牲,他主張「壕塹戰」,主張在保存自己前提下的「韌性的戰鬥」。所以,對於當局以「通緝」方式發出的警告,他不會毫不介意。曹聚仁曾這樣說到魯迅:「我以為他是坐在坦克車裡作戰的,他先要保護起自己來,再用猛烈火力作戰,它爬得很慢,但是壓力很重。------畢竟他是紹興師爺的天地中出來,每下一著棋,都有其謀略的。」(19)僅僅明白當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還不夠,還要明白這「分寸」到底在哪裡。而我以為,不指名道姓地公開批評蔣介石,就是魯迅所理解的一種「分寸」,一種「限度」。在魯迅看來,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開罵蔣介石,當局就不得不採取某種實際的行動,即便不捕不殺,也要讓自己在國內無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魯迅與李立三會面並不歡而散,由於馮雪峰、周建人等在回憶中都寫到,已為人所熟知。1930年5月7日晚,魯迅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之約,往爵祿飯店與李會面。李立三對魯迅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當即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國去當寓公。」可見,在魯迅看來,一旦用真名發表過於激烈、過於直白、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的文章,就越過了當局的容忍限度,就等於是跳出了「壕塹」、爬出了「坦克車」,就是在「赤膊上陣」。而不願意走到這一步,也是符合魯迅一慣的處世方式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7)   
  國民黨當局對待胡適的態度就是另一種樣子了。在「人權運動」中,當胡適對國民黨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指名道姓地責罵蔣介石時,國民黨內當然也是群情激憤,尤其一些中下層黨徒更是咬牙切齒,紛紛呈請「輯辦」胡適,甚至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並掀起了一陣圍剿胡適的言論狂潮,把「反革命」、「反黨」、「反動」、「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種種帽子一股腦兒地扣到胡適頭上。國民政府也飭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並迫使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灰溜溜地離開了上海。從這一方面來看,當局對胡適們的批評也是壓制得十分厲害的,以致於曹聚仁認為「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20)但胡適與當局的嚴重對立並受到當局的大力打壓,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即便在胡適與當局的衝突最緊張時,他也與當局的核心層之間有著一種「感應」與「對流」。沈寂在《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一文(21)中,對此一方面的情況論述較詳。下面參照沈寂文章,聊舉三例: 
  其一、胡適1929年5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國民黨6月間召開的三屆二中全會所公佈的「治權行使之規律案」第二項即規定:「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剝奪------」這裡強調了政府執法是為了「保障人權」,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適建議的實質。所以胡適在6月19日的日記中說國民黨此舉「與我的《人權約法》一文有關」。 
  其二、胡適在1929「人權運動」中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長文,從文化復古、壓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胡適說:「我們至少要期望一個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佈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國語(引按:在此即指白話文)。------但是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並指出「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文章最後要求「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胡適此文語氣激昂,大有戟指怒斥之態。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國民黨中執會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適所謂的「鬼話文」而改用了白話文。按沈寂先生的說法,「這個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舉動,無疑也是國民政府對《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作出的反應。」 
  其三、胡適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或者說,胡適對國民黨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書」的方式進行。胡適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要人,對他們的言行直言指責,並正面提出應該如何的意見(在這一點上,胡適也與魯迅顯出重大差別。)而他的意見也時被某種程度地採納。1934年4月4日,胡適托人帶給蔣介石一封信,要求蔣「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用全力專做自己權限以內的事」。並說:「名為總攬萬機,實則自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據沈寂先生研究,胡適的「這一直諫幾天以後即起了效應」:中央社9日電,報導蔣介石的一個解釋:「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國文字年號」事,他說該手令是「命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的,「而政訓處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國,實屬荒謬。我蔣介石非中央黨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給中央宣委會,且通令全國,豈非笑話。望職員以後辦事,務須認清系統,明白手續,方能為在上者分勞,不致將事辦錯雲!」胡適對此事的評說是:「各報所載文字相同,可見是他有意發表的,此事可見他知錯能改過。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記)。而沈寂先生這樣評說胡適對蔣的評說:「這細小的納諫,增強了胡適的信心。所以胡適處處維護這個政權。當有人起來反蔣時,他就說:『今日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減輕掀動內戰,危害民國之大責任。』甚至說『我們不反對一個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亂』。」 
  胡適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罵」,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對方所接受,說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最上層,對胡適的「罵」並未採取全面排斥的態度。這當然不是說,當局對胡適言論的容忍就是無限度的。我們知道,對國民黨政權,胡適的態度是保存、合作、對抗。保存,即意味著反對旨在推翻這個政權的任何行為,尤其是暴力行為,說得具體說,即意味著當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令蔣介石頭痛萬分時,胡適堅決站在了蔣政權一邊,以自己的「道義力量」支持著它。這是胡適自定的底線。而這也是當局對胡適容忍的限度。在這個限度以內,胡適的「罵」再尖銳激烈,也能讓當局感到一種「善意」,一片「苦心」。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最高當局,雖然也必然時時感到胡適的「忠言」很「逆耳」,但他們同時也十分清楚,這畢竟是「忠言」,不能與魯迅寒光閃閃的「匕首投槍」混為一談。這樣,即便胡適的言論「過火」些,甚至不時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蔣介石,蔣介石和最高當局也能容忍了。當然,這裡的所謂「容忍」,是指不採取通緝、逮捕、暗殺等措施,至於默許甚至慫恿中下層黨徒和報刊對胡適進行攻擊、謾罵,甚至指使有關職能部門出面對胡適發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8)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能在相當程度上容忍胡適的批評,當然也與胡適的批評總是從正面出發,總是能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有很大關係。對於胡適的正面意見,以蔣介石為首的黨國要人,通常表現出很重視的姿態。「人權運動」時期,就在中下層黨徒對胡適表現出忍無可忍的激憤時,「國舅」宋子文卻約胡適晤談,請胡適代他們「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22)在後來的生涯中,胡適與蔣介石等當政要人直接對話溝通、當面建言獻策,更成一種常事。蔣介石們這樣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爭取胡適們支持的用心,當然,也不無聽取意見的誠意。 
  魯迅為何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解釋起來比較容易。而胡適為何「敢」這樣做,要說清楚則稍稍困難些,因為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較之魯迅要複雜得多。國民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有不同觀念的矛盾和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爭或暗鬥。而胡適們之所以能尖銳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甚至「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也在某種程度上借助了國民黨內部的思想和權力紛爭,正如沈衛威先生所說,「是鑽當局的空隙,利用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23)沈衛威的書中,對「《新月》背後的政治關係」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贅述。 
  我知道,我並沒有把魯迅的不「敢」和胡適的「敢」說清楚。好在我真正關心的,也不是這個很具體的問題,而是魯、胡兩個同時代有巨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不同的現實姿態和政治取向。——這個問題要說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註釋: 
  (1)見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頁。 
  (2)(7)收入《偽自由書》。 
  (3)(4)見《人權論集》。 
  (5)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頁。 
  (6)《自選集·自序》。 
  (8)「鳥政府」亦為胡適用語,見胡適詩《雙十節的鬼歌》。 
  (9)收入《胡適文存二集》。 
  (10)見增田涉《魯迅傳》。 
  (11)(12)見《這一周》。 
  (13)載《新月》第2卷第8期。 
  (14)見《「好政府主義」》,收入《二心集》。 
  (15)《兩地書·十二》。 
  (16)見胡明《胡適傳論》第1032頁。 
  (17)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18)見內山完造《魯迅先生》。 
  (19)見《魯迅評傳》第161頁。 
  (20)見《魯迅評傳》第101頁。 
  (21)見《胡適研究》第二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2)見沈寂《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 
  (23)見《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1)   
  ——從一個角度看毛澤東文化觀念和精神氣質的形成對毛澤東這個人物,可以,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研究。最近十幾年來,因了所謂「毛澤東熱」的關係,關於毛澤東的書出了不少,但我覺得,真正當得起「研究」二字者,則頗難尋覓。在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學術研究,可以說尚未真正展開。但我想,總有一天,毛澤東會成為很重要的學術研究的對象,甚至最終會有一門「毛學」出現也未可知。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係,當是毛澤東研究的一個方面。說到毛澤東與中國古代文學,人們首先會想到毛澤東與中國古代詩詞之間異常密切的關係。比較起來,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之間的關係似乎要稀疏和淡薄些。但深究起來,給予了毛澤東更深刻影響的,恐怕是中國古代的小說而不是詩詞。《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聊齋誌異》,等等,這些小說,在政治、文化、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在「謀略」這種技術層面上,也體現在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精神層面上。 
  一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同學和友人蕭三,上個世紀30年代在蘇聯寫下了被認為是第一篇關於毛澤東的傳記《毛澤東》,其中在談及與毛澤東的同學生活時寫道:「我們常在一起交談讀書心得。毛澤東同我們大家一樣,不喜歡孔夫子。他背著父親和教師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像《西遊記》、《三國演義》、《說岳傳》、《說唐》等。他給我講這些書的內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澤東沒有讀過的小說。我同樣樂於把它們講給自己的新朋友聽。毛澤東聽完後對我說:『這些書都不錯,可是我還是最喜歡讀那些描寫起義、造反的書』。」(1)自蕭三的這篇《毛澤東》始,後來的種種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和其讀書生活的著作,幾乎都要說到他從少年時代即開始的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嗜好。有的著作還寫得分外具體和繪聲繪色。例如,美國人特裡爾所著的《毛澤東傳》寫到傳主16歲離開韶山赴東山高小求學時有這樣的文字:「天剛亮他就出了韶山,這是一個涼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還是那根用慣了的扁擔,但是兩頭擔的不是糞筐。一頭是一隻裝著一件長袍、兩條床單和一頂蚊帳的包袱,另一頭是裝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小筐。」而在東山小學堂,「同學們都很敬佩毛對《三國演義》等小說的記憶力,他們喜歡聽他複述其中的精彩片斷。但是毛認為小說描繪的都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事件,這使得每個人都感到震驚。關於這一點,他還和歷史教師發生過爭論。對任何同意那位教師觀點的同學,澤東都對其大加指責,甚至用椅子打了一個同學。毛不願接受批評,正像他後來在回顧這段學習生活時所承認的那樣。」並且,「關於小說的爭論他甚至找到校長那兒,當這位博學的校長也不同意他的觀點、即不認為《三國演義》是三國時期發生過的真實事件時,他給湘鄉縣令寫了一封請願書,要求撤換校長,並強迫進退兩難的同學簽名。」(2)當然,毛澤東自己也曾親口對斯諾說過自己少年時期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迷戀,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此的記述也廣被引用。毛澤東在對斯諾說自己當年喜讀中國古代小說的同時,還說了這樣一番也常被引用的話:「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裡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覺它們全部都頌揚武人,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制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這是斯諾根據毛澤東談話的大意所做的文字表述,在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毛澤東自傳》中,具體用語和句式又有所不同。事實上,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後,並不只對斯諾一個人說過少年時讀舊小說過程中的這種困惑和「醒悟」。據他的衛士長回憶,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縱隊轉戰陝北途中在田次灣宿營。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坐在火堆前烤火,毛澤東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周恩來小聲問道:「主席又在想什麼?」毛澤東抬起了頭,談起了他小時候讀《三國演義》時心裡的一個疑問,「小時候我喜歡看《三國演義》,讀起來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怎麼書裡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的為什麼就沒有誰去讚頌呢?後來我想通了,寫書的人都不是種田的人。」(3)毛澤東在險象環生的轉戰途中還在想著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這種發現,可見這種發現對他思想和情感和刺激之強烈。事實上,少年時讀小說過程中的這種發現,後來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的文化觀念和他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的方略,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命運。早在寫於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到「農會」的「文化運動」時,毛澤東就寫道:「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裡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這裡關於「文化」的看法,不能不說與他小時候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脈相承。做於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體現毛澤東文藝和文化觀念的經典文本之一,從中,也能看出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對他的影響。例如,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曾這樣現身說法:「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過去的文藝作品中之所以沒有「勞動人民」做主角,那是因為這些作品都不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要讓「勞動人民」真正成為文藝作品的主角,成為文藝作品所頌揚的對象,就必須首先讓「勞動人民」成為文藝作品的創造者。然而,讓那些「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的人創作出詩歌、小說、戲劇,又決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勞動人民」出身的文藝創作者隊伍成長起來之前,還得依賴現有的文藝創作者。然而,現有的文藝創作者都無一例外地是非「勞動人民」出身,他們出身於地主家庭、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受的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教育,要讓他們在作品中將「勞動人民」作為主人公來描寫和歌頌,就得對他們的「思想感情」進行「改造」,就得使他們「工農化」,就得讓他們的手也變黑、腳也沾上牛屎進而具有「勞動人民」的心靈和大腦。必須對現有的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必須對他們「脫褲子、割尾巴」,必須使他們脫胎換骨,是毛澤東一貫的思路。如果說在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始,那在1949後,毛澤東就更感到「知識分子改造」的必要。批電影《武訓傳》、批俞平伯和胡適、批胡風、反右、「文革」,這些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都與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思路有著直接的關係。毛澤東之所以在1949後更感到「改造」知識分子的必要,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政治和軍事上,中共已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奪取了全國政權,但在文化上,卻還遠未取得根本性勝利,因為文化的創造者和許多文化的掌管者,在「思想感情」上還是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還不具有充分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而文化上如果不取得最終的勝利,那政治和軍事的勝利就很不牢靠,已經奪取的政權就隨時可能喪失,「資本主義」就隨時可能「復辟」;而要在文化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必須加大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力度,就必須通過一場接一場的運動讓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徹底轉變過來。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2)   
  說毛澤東的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戰略應完全歸因於小時讀中國古代小說過程中產生的困惑和「醒悟」,或許言過其實;但說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戰略發源於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大概不無道理。事實上,對文藝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何種階級身份,毛澤東一直很敏感。1944年1月9日夜,毛澤東看了「延安平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後,當夜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了這封著名的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當毛澤在信中對「舊文學舊藝術」嚴厲指責時,小時讀舊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定又在腦中閃過。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一份關於上海開展大講革命故事活動的情況匯報上,給其時的北京市委彭真和劉仁寫了這樣一封信:「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這就是毛澤東在正式發動「文革」前對文學藝術做出的兩個著名批示中的第一個。所謂「『死人』統治著」,也是指主人公仍是過去時代的人物,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這種情況也的確以戲劇為甚。在毛澤東看來,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社會主義改造」還「收效甚微」;而這裡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是指對從事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改造」。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指出:「對於作為知識分子的現有作家,毛澤東對他們有很大的保留。他認為他們主要接受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而又與工人農民的生活脫節。------他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經過種種辦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毛澤東把作家思想改造、轉移立足點、長期深入工農兵生活,作為解決文藝新方向的關鍵問題提出。即使如此,毛澤東對他們能否勝任這一任務仍持懷疑態度。因此,他把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特別是從工人、農民中發現、培養作家,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他以『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鼓舞他們『解放思想,敢想敢干』。」(4)喝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狼奶」長大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終轉變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毛澤東是深為懷疑的。要建立為新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新的文學和新的文化,只有靠從娘胎裡就具有無產階級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紅」的「工人作家」、「農民作家」和「戰士作家」。我在課堂上講到這個問題時,說那個時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還處於半文盲的狀態下開始寫作長篇小說的,有許多字不會寫,有時就畫個符號代替,學生聽了滿臉疑惑,很難相信這是實情。後來,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寶的《高玉寶》。此書也算是當代文學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雞叫》曾長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我上中學時就學過,可謂曾家喻戶曉。《高玉寶》初版於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後記》中寫道:「首長不僅鼓勵我為革命而寫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並且具體地指導我怎樣寫作。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難,許多同志都主動幫助我認字學文化。從此,我就一面行軍打仗,一面抓緊時間學文化、寫書。不會寫的字,我就畫符號代替。」我把這段話念給學生聽,學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對為什麼會有此種現象發生,仍然難以理解。 
  從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農民、士兵中培養作家,技術上的問題即便有辦法解決,也仍面臨這樣一個難題: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於工農家庭的人,一旦成為「作家」、尤其是成為「著名作家」後,就有被資產階級思想「侵蝕」而「蛻化變質」的危險,就有拋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而「變修」的危險。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就是不斷地「整風」,就是隨時把這些原本「根正苗紅」的人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扼殺在萌芽狀態。毛澤東之所以認為「文化大革命」應「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這也是原因之一。 
  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是許多人感興趣的問題。目前還遠不能對這個問題做出全部的回答。一定要從思想上追根溯源的話,我覺得小時候在韶山沖讀中國古代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也是毛澤東後來發動「文革」的一種思想根源。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3)   
  二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對毛澤東思想觀念和精神氣質產生了最深刻影響的,還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許多關於毛澤東生平和讀書生活的讀物,都強調了他對這兩部小說的分外重視。例如,《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是毛澤東一生最愛讀的小說。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很小的時候就喜愛看《三國》,『讀起來就放不下』」(第989——990);「毛澤東對《水滸傳》這部反映農民起義的古典小說的關注,可以說,貫串了他的一生。從少年時代起,他特別喜愛讀喜愛講的故事就是『水滸』。長征途中打下一座縣城,《水滸傳》是他急於要找的一部書,以致警衛員給他抱來一尊『水壺』。在以後的革命生涯中,他經常引用『水滸』故事解決中國革命的許多實際問題。晚年關於《水滸》的談話所引起的『政治風波』,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我們說,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水滸》情結』,當不為過。」(第1037頁)。這個警衛員把《水滸》聽成「水壺」的故事,更是見於多種關於毛澤東的書中。 
  王學泰所著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某種意義上對中國傳統的「遊民文化」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其中,對歷史上的通俗文藝作品與社會生活中的「遊民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有重點的揭示。歷史上的許多通俗文藝作品,都很集中很強烈地表現了社會生活中的「遊民意識」;而這些受眾面很廣的通俗文藝作品,又反過來催生和滋養著社會生活中的「遊民文化」。而在這些通俗文藝作品中,又以《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最為典型。這兩部書,一來其中的「遊民意識」最充盈飽滿,二來對後世「遊民文化」的影響也最大。王學泰書中說:「《水滸傳》是集『朴刀桿棒』故事於大成的長篇小說,它真實地反映了遊民的奮鬥與生活,比較集中地表現出了遊民的意識和理想,成為遊民反抗主流社會的百科全書。與《水滸傳》差不多同時成書的《三國演義》,也有著濃重的《水滸傳》的影子。在塑造人物形象,表達政治理想等方面,它們有許多共同之處。可以說兩部小說在不同程度上成為遊民意識的載體,在遊民生活與遊民的組織化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5)又說:「《水滸傳》給遊民的反社會的騷亂和農民的反抗朝庭的武裝鬥爭以道義的力量。------可以說一般人都有這樣的自律:不要流為『盜匪』。可是《水滸傳》中卻『以作賊為無傷』,『以破城劫獄為能事』,『以殺人放火為豪舉』。------這些故事最易破壞人們的心理障礙,使人們覺得像梁山好漢一樣『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甚至是英雄好漢之所為。這種影響------是逐漸的、潛移默化的、不知不覺的,------許多反抗者們模仿著梁山英雄好漢們的樣子譜寫自己的史詩。------可見,《水滸傳》已經成為造反者們反抗現存秩序和進行非法行為的『寶典』。暫時還沒有捲入武裝反抗鬥爭的遊民們,當他們要結合在一起以壯大自己的力量時,也會向《水滸傳》以及英雄傳奇等通俗文藝作品汲取精神力量。」(第344——345頁)。《水滸傳》賦予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巧取豪奪、濫殺無辜、逼良為匪等反社會的行為以正義性,這一點給後來的許多造反者以深刻的影響,也從少年時代起即對毛澤東精神世界的形成起著巨大的作用。從毛澤東晚年的著名言論「造反有理」中,人們仍不難嗅出「水滸氣」,仍然不難窺見他心中的「《水滸》情結」。當然,《水滸傳》對毛澤東的影響,不僅僅表現為這一點。「梁山好漢」們的人生態度、行為方式等,都對毛澤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魯迅當年讀了毛澤東詩詞後,曾做了這樣一個評語:有「山大王」氣概。魯迅據以評價的,當是毛澤東率部「上山」後的《西江月·井岡山》一類作品,其時毛澤東已成了「山大王」,且也以「山大王」自稱,詩作中有「山大王氣」毫不奇怪。事實上,遠在成為名副其實的「山大王」之前,毛澤東詩作中就開始噴發出強烈的「山大王氣」了。1988年4月10的《中國青年報》星期刊曾披露過毛澤東的一首題為《詠蛙》的少作:「獨坐池塘如虎距(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這首詩作於1910年,其時毛澤東才十六七歲,而這首借蛙言志的詩,已完全是一副「山大王」的聲口了。也就在這一年,毛澤東離開了閉塞的韶山沖,赴湘鄉縣城附近的東山小學堂求學。可以說,毛澤東是懷著一腔「山大王」式的「雄心壯志」,離開韶山沖,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我們還記得,毛澤東離開韶山時的挑子裡,一頭就是裝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小筐。而毛澤東此時對「我不先開口,哪個敢作聲」這種「山大王境界」的嚮往,也與《水滸傳》、《三國演義》這類舊小說有密切的關係。特裡爾在《毛澤東傳》中說,在韶山時期,《水滸傳》、《三國演義》「這些書比任何東西都更影響了毛澤東的心靈世界」(第六頁)。某種意義上,正是《水滸傳》、《三國演義》這類小說,在少年毛澤東心中培育起了這腔「山大王」式的豪情,這股「山大王」式的氣勢,這份「山大王」式的志向。 
  1927年10月,毛澤東拒絕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攻打大城市的命令,率部上了井岡山。對毛澤東的成為「山大王」,其時的中共核心層深感不安和恐懼。他的部下中也有人對這種梁山泊造以式的「革命」大為疑慮。一位叫余灑度的師長就曾站出來反對道:退到那裡不是想當「山大王」嗎?毛澤東則乾脆地回答道:當「山大王」就當「山大王」,歷史上從來沒有消滅過「山大王」!(6)僅僅把毛澤東的「上山稱王」理解成是對當時客觀形勢冷靜分析後的「正確決策」,肯定是不夠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在敘及毛澤東小時讀書生活時,這樣寫道:「《水滸》裡匯聚在梁山泊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這種影響是意味深長的,在後來艱難備嘗的革命生涯中,《水滸傳》一直是他放在手邊常常閱讀的書。」(7)可以說,早在韶山沖當「伢子」時,毛澤東心中就有著一個「井岡山」。這樣一個故事也見於許多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中——1917年的中秋節,毛澤東和一群學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師範後面的山上討論「救國之道」,別人提出的「道」都為毛澤東所反對,別人問他有何良策時,他脫口答道:「學梁山泊好漢!」。整整十年後的1927年,毛澤東終於率部上井岡山安營紮寨,正式學起了「梁山泊好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決定著毛澤東頂著上層的壓力、冒著被開除黨籍的危險上了井岡山的,與其說是對當時「革命形勢」的「正確判斷」,毋寧說是心中早已躁動著的「學梁山泊好漢」的理想和渴望。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4)   
  《水滸傳》這類書,是遊民造反的「寶典」。而懷著「《水滸》情結」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自然也會將大量的遊民招到自己麾下。特裡爾的《毛澤東傳》敘及井岡山時期時,說:「中共的合法『妻子』無產階級遠在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婦』。------他把許多遊民和懶漢都補充到他的隊伍裡。兩年中,紅軍擴充的大多數都是一些遊民。而這些人是工人和農民所鄙視的。------毛並不把遊民看成是社會渣滓。『他們也都是人,』他談及遊民時曾說,『他們也有五官和四肢。』遊民也屬無產階者,是受壓迫階層,毛堅信自己可以改造他們。」(第110——111)。美國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澤東》中也說:「在1929年12月第四軍黨的古田會議上,毛公開承認,紅軍中的大部分士兵是遊民。他認為這是部隊中產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隊中有經過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無產階級分子,這不僅反映了他難以招到階級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這樣向上級黨報告的),但這也與他自己氣質和理想的基本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國通俗小說中的草莽英雄,雖然他的世界觀並不僅僅處在農民起義的水平,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沒有否定他少年時代的熱情。他在1926年寫的關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文章就是明證。他在文章中對五種遊民——士兵、土匪、強盜、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動的描述,並稱讚他們有資格成為革命戰士。在此文中並沒有現在官方版本裡加進去的批評的語言。他在談到在『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的秘密組織時也是充滿同情的。無疑,他在井岡山時期肯定一直是持這種態度的。對土匪和其他社會渣滓,他不是勉強而是很願意收容的。」(第116頁)。 
  從小從《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舊小說中汲取的「遊民意識」,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這在毛澤東畢生的「革命實踐」中有多種多樣的表現。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又說;「遊民對於社會動亂是採取歡迎態度的,這與『四民』求穩怕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大不一樣。《水滸傳》和《三國誌平話》在開篇都帶點幸災樂禍的心態來寫社會動亂的『必然性』。------當然,作者對天下大亂原因的解釋是錯誤的,但是在其敘說與描寫中處處點明這種動亂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作者心中鍾愛的英雄人物都在這個動亂的世界裡一展其長才,在動亂中獲得了好處,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處境。」(第233——234頁)。喜亂,也是毛澤東的一種精神特性。有的論者也把毛澤東的喜亂與愛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聯繫起來:「他在第一師範讀書的最後一年,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從自然界與人類生活出發,讚揚書中『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這種觀點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吾人覽史之時,恆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若至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見,毛澤東早年甚愛讀《三國》,顯然是基於這樣的思想。他最初也是從《三國》獲得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這方面的知識的。」(9)毛澤東把「亂」說成是「人性之所喜」,顯然有違廣大「良民」的人性之實。至少在中國,廣大「良民」是求穩怕亂的,是渴望「做穩奴隸」的,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喜亂、樂亂、「唯恐天下不亂」者,是那種本就「浪跡江湖」的遊民,或者是那種渴望趁亂稱王的「梟雄」一般人物。不堪社會安定而喜好社會動亂,是一種典型的遊民性格。而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養成了這種性格,不能不說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三國》、《水滸》這類小說的熏陶。這種不堪安定而喜好動亂的心態,後來也明顯影響了他的政治性格和執政風格。1949後,作為統治一個大國的執政黨的領袖,本應把社會安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本應有十分強烈的「執政意識」而不應有那麼強烈的「運動意識」。可毛澤東卻「穩定意識」極為淡薄而「革命意識」異常強烈,他幾乎不能容忍社會有較長時間的安定,他相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於是,他發動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讓社會不斷地處於「運動」之中。當社會在正常的軌道上「安定」著時,他的心靈似乎就空虛難耐,就很躁動不安;相反,當社會脫離常規地「運動」著時,他的心靈似乎就很充實愉快,就很熨貼舒坦。 
  其實,說毛澤東心中有著「《水滸》情結」,還不如乾脆說毛澤東心中有著「梁山泊情結」。在青少年時期就有著的「梁山泊情結」,使他在1927年率部上了井岡山。但井岡山並不是「梁山泊情結」結出的最終的果實。或者說,對於毛澤東來說,「梁山泊情結」不只是意味著一種「打江山」的方式,還意味著一種社會理想。梁山泊本身也是一個社會,這個社會的組成方式,這個社會中人與人的相處方式,都令毛澤東欣賞和著迷。近人黃人在發表於1907年的《小說小話》中曾對《水滸傳》有這樣的政治性評價:「《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於烏托邦矣。」(10)「梁山泊」式的「社會主義」,是遊民心中的「烏托邦」,其具體表現就是:「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異姓並無差。」「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等。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1949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1949年後,「梁山泊情結」並未從毛澤東心中消失,當他致力於社會改造和重建時,「梁山泊」或明或暗、或有意或無意地成為一種參照、一種藍圖。整個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梁山泊」,多多少少是他的一種希望、一種憧憬。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5)   
  總之,從小嗜讀《水滸傳》一類表現了強烈的「遊民意識」的小說,對毛澤東精神世界有著多方面的深刻影響。從當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後來的「集體食堂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都可從這類中國古代小說裡找到某種根源。 
  三《水滸傳》、《三國演義》這兩部書,不僅賦予遊民造反以道義上的正當性和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也為遊民造反提供了軍事上的指南。清人劉鑾在他的筆記《五石瓠》裡記述道:「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演義》、《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鹹效之。」張獻忠在他的造反生涯中,竟每天都讓人為他講說《三國》、《水滸》上的作戰故事,供他在自己作戰時倣傚。清人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也這樣說到洪秀全、楊秀清們的造反:「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黠賊,采稗官野史中軍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黃人在《小說小話》中也說:「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眾皆烏合,羌無紀律。其後攻城略地,伏險設防,漸有機智,遂成滔天巨寇。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為玉帳中唯一之秘本。」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時時研讀《三國》、《水滸》,顯然也有著從中學習戰法的用心。而且,這兩部書,大概也不只一次地對毛澤東的「埋伏攻襲」起過「有效」的指導作用。光是《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我就見到過毛澤東兩次倣傚的記載。一次是1928年8月的「黃洋界保衛戰」,以僅有的一門迫擊炮發射了一發炮彈,便把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嚇跑。據說,事後山上開了一個慶祝會,有人把這一戰鬥編成京劇《毛澤東空山計》,將諸葛亮在《空城計》中的那段著名唱詞改為:「我站在黃洋界上觀山景,忽聽得山下人馬亂紛紛。舉目抬頭來觀看,原來是湘贛發來的兵。一來是農民鬥爭少經驗,二來是二十八團離開了永新。你既得寧風茅坪多僥倖,為何又來侵佔我的五井?你既來就把山來進,為何山下扎大營?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這裡內無埋伏,外無援兵。你來,來,來!我準備著南瓜紅米,紅米南瓜,犒賞你的三軍;你來,來,來!請你到井岡山上談談革命。」(11)另一次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中的轉戰陝北時。一天,毛澤東被劉戡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狹谷,「敵人佔著兩座山頭,居高臨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蘆葭河。毛澤東隨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下。」眾人皆「把生死交給了命運之神」。而「忽然,毛澤東把煙頭擲在地上說:『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從容地轉身走上黃河岔的堤岸,不緊不慢地,順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就這樣,毛不緊不慢地在河堤上走著,身後二三百人緊跟著,屏住了呼吸。起初還有一兩個子彈在毛的周圍鑽進泥土,離他只有二三米,隨後,奇跡發生了,身後那些山頭,槍炮聲忽然停止了。劉戡的七個旅眼睜睜地看著毛從他們的槍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過一個小土崗,不見了。」事後,毛澤東談及此事時,「得意」地唱道:「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空番營,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12)這段故事傳奇性強得令人對其真實性生疑。但即便是編造出來的,也很能說明問題:人們熱衷於編造毛澤東巧用《三國》、《水滸》戰術的故事,也說明毛澤東的確常用《三國》、《水滸》戰術。 
  毛澤東不但善於從《水滸傳》、《三國演義》一類舊小說中吸取戰略戰術上的經驗教訓,還善於從這類小說中吸取政略政術上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小說評論」,常常顯示出一種特有的政治眼光。據薄一波在《回憶片斷》中回憶,毛澤東有一次與他談話時說:「看這本書(《三國演義》),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且要看組織。你們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13)延安時期的幹部隊伍,有「長征」過來者與陝北本地者之分,有「中央幹部」與「地方幹部」之別,常有種種矛盾衝突產生。針對此種現象,毛澤東才用劉備「組織班子南下」的經驗教育廣大幹部。在各種各樣的談話、講演和作文中,毛澤東常常將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故事與現實進行直接的聯繫。例如,1953年6月30日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時,說道:「要選青年幹部當團中央委員。三國時代,曹操帶領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後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現在要周瑜當團中央委員,大學就不贊成!團中央委員盡選年齡大的,年輕的太少,這行嗎?」(14)有時也用這類小說中的「教訓」來證明現行政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1938年在一次關於保衛工作的談話中,先是肯定了「梁山泊」的經驗,說梁山上也有做「特務工作」的朱貴,也有做「城市工作」的神行太保戴宗。但梁山泊也留下了「教訓」,就是對入伙的大地主大土豪「沒有整風」,那個盧俊義由於思想沒有得到改造,後來還是「反革命」了。(15)毛澤東把盧俊義這類人先「革命」後「反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沒有通過「整風」徹底改造思想。他那麼熱衷于于「整風」,那麼重視「思想改造」,原來也從《水滸傳》中得到過啟迪。而當「整風」過了頭時,毛澤東也會用舊小說中的故事來為之辯解。1943年的「搶救運動」,誤傷了許多「好同志」。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當談及幹部要提高原則性和警惕性、善於識別叛徒、自首變節分子時,講了《三國演義》中「古城會」的故事,稱讚張飛對關羽的誤解「是有很高的原則性」,並說:「我們一定要學張飛的原則性、嚴肅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來了。」(16)不斷地「整風」以及給一些人戴上「政治帽子」,使他們「老老實實」而「不亂說亂動」,毛澤東認為是十分必要的,從《西遊記》中,他也曾看出這種必要性。1957年夏,在青島召開了討論反右問題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談到給「右派」戴「帽子」的必要性時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對此議論道:「他在這裡雖是以神話小說作比喻,確實也說出了需不需要劃右派的一條分界線,如果像豬八戒一樣簡單,不必借助緊箍咒也可以領導得了,就沒有必要給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沒有緊箍咒就不行的孫悟空,當然少不了給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使他就範了。」(17)1996年出版的蕭詩美所著《毛澤東謀略》一書,仍把1957年給50多萬人戴上「右派」的「帽子」,看成是一種偉大的謀略,滿懷敬仰地寫道:「不捉不殺,不動用任何法律手段,也不剝奪選舉權,僅僅50萬個『緊箍咒』,就使那些好翹尾巴的人馴服了。」並且「毛澤東不無興奮地說:要是杜勒斯(18)願意整資產階級的見,還要請我們做先生。」(第295頁)。既然以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來說明「戴帽」這種做法的必要性,那這種「偉大謀略」,或許也從孫悟空頭上得到過啟示吧。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6)   
  毛澤東將中國古代小說直接地用於政治和外交鬥爭,最集中也最典型地體現在親自策劃、部署《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編選出版上。從1958年始,毛澤東在對內對外的各種場合,頻頻談到「誰怕誰」以及「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的問題。到了1959年,「怕」的對象則成了「鬼」,反反覆覆地強調不要「怕鬼」,並用古代小說中不怕鬼的故事來說明鬼之不可怕和不必怕。對於那些令他滿意的行為,他往往贊之為「不怕鬼」;對於那些令他不滿的行為,則斥之為「怕鬼」。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了炮擊金門、馬祖和平定西藏叛亂問題後,講起了《聊齋誌異》中「狂生夜坐」而不怕鬼的故事,最後總結道: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我們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19)1959年5月6日,毛澤東接見蘇聯等11個國家的代表團和駐華使節,在談了西藏叛亂和驟然緊張的中印關係等問題後,又大談起「鬼」來:「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小說裡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們的小說裡也會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接著,又說起了《聊齋誌異》中「狂生夜坐」的故事。之後強調:「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我們的策略是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學會不怕鬼。」(20)不久,負責編選不怕鬼故事小冊子的使命,落到了其時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頭上。在編選過程中,毛澤東數次會見何其芳,對編選工作做出具體指示。後又數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書定稿後,又指示立即「翻成幾種外文」。1961年2月,這本彙集了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不怕鬼故事的《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被定為中共黨內幹部整風的閱讀書籍。在毛澤東心目中,「鬼」的所指十分寬泛,它既指國際上一切反華勢力,也指國內的一切令他不滿意的人事,包括對「大躍進」有所保留和懷疑的人。 
  1962年,針對劉建彤創作的長篇小說《劉志丹》,毛澤東做了這樣的批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說劉建彤「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當然是天大的冤枉。但說毛澤東善於利用小說進行「革命活動」和反對「反黨」,是千真萬確的。 
  2002年12月25日夜 
  註釋: 
  (1)轉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頁。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頁。 
  (3)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7頁。 
  (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頁。 
  (5)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6)見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當山大王就當山大王」的壯語,見於許多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中。 
  (7)1996年版第六頁。 
  (8)紅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頁。 
  (9)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第990頁。 
  (10)見《黃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頁。 
  (11)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79頁。 
  (12)見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第125——126頁。 
  (13)《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轉引自《聽毛澤東講古今故事》,紅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14)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00頁。 
  (15)見易嚴《毛澤東與魯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頁。 
  (16)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第994頁,又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頁。 
  (1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頁。 
  (18)杜勒斯為其時美國國務卿。 
  (19)見《聽毛澤東講古今故事》第465頁。 
  (20)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1)   
  引 言 
  魯迅生前多次談到「死後」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寫下的《死》中,魯迅「立」了七條「遺囑」,其中第二條是「趕快收斂,埋掉,拉倒」,第三條是「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不過,魯迅確實是「人」而不是「神」,不論他怎樣對「死後」擔憂、恐懼,不論他怎樣希望無聲無息地入土為安,一瞑之後,他也只能任人擺佈。實際上,魯迅的喪事是辦得極其隆重極具聲勢的,以致於給一些組織和參加者留下了十分強烈的印象。 
  讀顧准「文革」期間以「二度右派」之身寫的「歷史交代」,你會發現這樣的回憶:「我記憶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為止的職救工作的經過,還是像《回憶》中所寫的,只剩下這樣一些印象了:這個時期主要是組織示威遊行,——三八、五一、魯迅葬儀等等,其他情節全記不起來了。」(1)所謂「職救」是上海其時的「職業界救國會」的簡稱。上海當時的各界「救國會」由中共地下黨在暗中直接領導,而林楓、顧准、雍文濤、王紀華等人則是「職救會」的中共負責人。儘管在魯迅葬儀的日期上有一點小差錯,但時隔30年,顧准在做「歷史交待」時還記得「魯迅葬儀」,可見這次「葬儀」的確非同尋常。顧准同時告訴我們,這場「魯迅葬儀」實際上是他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參與「組織」的一次「示威遊行」。所以,魯迅的喪事,尤其是葬禮,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哀悼行為,它是一場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組織者和參加者也並不只是要表達對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對國民黨政府表達一種政治性的訴求。 
  要明白顧准們當時為何為魯迅大辦喪事,就得明白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處境。 
  1935年日本加速對中國的侵略進程,策動「華北自治」,華北形勢嚴重惡化。以「北上抗日」的名義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並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大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十分明確地指出:「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其時正以全力「逼蔣抗日」,而「逼蔣聯(容)共」則是「逼蔣抗日」的題中應有之義,或者說,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對於中國共黨人來說,這種主動表示捐棄前嫌、願與國民黨並肩抗日的策略,無疑是高明到極致的,這的確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瞻遠矚和目光如炬,因為這決不僅關乎「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更關乎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讓蔣介石停止對「蘇區」的進攻和對紅軍的圍剿,僅有宣言和口號當然不夠,還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為此目的而策劃、組織和領導的第一場大運動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運動」。關於「一二·九」,有許多資料可供引用,不過,我們還是照抄《辭海》上的釋義:「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東北後,又進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爾,------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救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學生六千餘人舉行示威遊行,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國民黨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鎮壓,打傷和逮捕了很多學生。次日,北平各校學生宣佈總罷課。16日學生和市民一萬餘人又舉行示威遊行,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杭州、廣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學生相繼舉行遊行示威,各地愛國人士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新高潮,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一二·九運動」大大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同時,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話語」也贏得了廣大民眾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運動」之後,全國民眾強烈要求國民黨不再視共產黨為「匪」,停止與共產黨為敵,這對蔣介石形成巨大的壓力。許多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運動的青年學生,則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共產黨,並在「七·七事變」後投奔了延安等共產黨佔領區。在中共黨史上,「一二·九運動」其實是極其「輝煌」的一章,但因為這並不是「武裝鬥爭」,其「意義」便長期未能得到應有的估價。毛澤東在1935年12月27日做《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時,說「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應該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運動」。「一二·九」之後的國內形勢,明顯有利於共產黨。「一二·九」之後,中共雖然在各地借各種機會組織了旨在「逼蔣抗日」的示威遊行,但規模都不能與「一二·九」相比,而在運動的規模上堪與「一二·九」相提並論者,則是1936年10月22日的魯迅遺體出殯和葬禮。在一定的意義上,魯迅的喪事,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織領導的又一場「一二·九」。 
  「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2)   
  「一二·九」以後,上海各界的抗日熱情高漲,救國運動風起雲湧,大有眾喣漂山之勢。1987年12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選的《「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編輯說明」中說:「在黨的領導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愛國學生運動。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一起,積極響應『一二·九』運動。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一批愛國領袖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出面組織救國會,出版救亡報刊,開展廣泛的抗日救亡活動。自『一二·九』運動至『七·七事變』止,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以『救國會』為主要形勢的救亡團體廣泛建立。在團結禦侮的鬥爭中,救國會所掀起的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群眾救亡運動,對逼蔣抗日、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實現全面抗戰等,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翻閱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種強烈的救國熱浪所淹沒。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遊行示威、接二連三的請願、罷工、罷課,告訴我們在當時的上海,救國運動是怎樣如火如荼的展開。根據性別、職業等,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等多個組織,在這些組織之上,則有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負統一協調指揮之責。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也在上海成立。「救國會」熱潮,雖然表面上是一種民間行為,但其核心卻是中共地下組織。從上海各界救國會到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公開的領導人是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樸這些人,但實際領導著「救國運動」的則是馮雪峰、鄧潔、王堯山、胡喬木、胡愈之、潘漢年、林楓、錢俊瑞、沙文漢、周揚、徐雪寒等中共黨員。在各個分支救國會裡,起實際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組織,例如,顧准就是職業界救國會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徐雪寒回憶說:「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救國會諸領袖與共產黨員是緊密配合、親密無間的。他們對黨的意圖是積極貫徹執行的,------據我瞭解,潘漢年、馮雪峰有時直接和他們見面。李公樸同艾思奇、柳湜等黨內同志有很密切的關係。------據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內部有一個極其秘密的行動指揮部,參加者有胡喬木、徐雪寒、王紀華、沙文漢四人。這個指揮部是錢俊瑞通知我去參加的。指揮部內,著重研究每一次行動的具體部署,開完會就分頭貫徹。」(2)吳大琨則回憶說:「黨對救國會的領導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過錢俊瑞貫徹黨的意圖的。據我所知:馮雪峰和沈鈞儒,潘漢年和章乃器有些問題是直接見面的。」(3)其時的中共中央,對上海的「救國運動」是十分重視的。親歷者王翰回憶說:「據說劉少奇是『一二·九』運動以後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傳說是黃敬)來上海聯繫工作。劉少奇認為上海便於聯繫華中、華南,上海地方大,便於掩護。他主張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學聯設在上海,並提出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後來救國會就是用這個口號發動群眾,在全國影響很大。以後,張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學生代表就來上海聯繫了。劉少奇在一次閒談中提到:他在北方局,還管著上海呢。」(4)「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那時的確是耀眼的旗幟和響亮的口號。 
  這期間便魯迅的心態和行為如何呢?「九·一八」之後,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魯迅也是不能理解的,並屢屢予以抨擊。但對民眾的愛國豪情和救國豪舉,魯迅卻並不無條件地認同和讚美。例如,當馬占山在東北對日軍奮起抵抗時,上海青年組織了一個「青年援馬團」,聲稱要趕赴東北援助馬占山。魯迅針對此事寫了《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5),其中說:「------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准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裌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裡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這就不僅嘲諷了「青年援馬團」,也嘲諷了以「歡呼」送迎他們的民眾。「青年援馬團」曾抬棺遊行,並有人斷指寫血書,魯迅在文章中又說:「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裡面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魯迅曾一再說中國人慣於「做戲」,在他看來,「青年援馬團」之類的言行,也不過是「做戲」吧。對其時的「愛國學生運動」,魯迅也頗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說:「青年之遭慘遇,我已目睹數次,真是無話可說,那結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誇稱『民氣』。------高教此後當到處掃地,上海早不成樣子。我們只好混幾天再看。」這幾句話顯然是針對眼前的「一二·九」而說,其中的意思是頗堪尋味的。寫此信兩天後的12月21日,《申報》刊出上海學生為聲援北平學生遊行而跪在市府前請願的照片,當天,魯迅在致台靜農信中說:「北平學生遊行,所遭與前數次無異,聞之慘然,此照例之飾終大典耳。上海學生,則長跪於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於隕亡。」認為學生的跪於市府,比亡國還可羞恥,——這話份量是很重的。1933年初,有人在刊物著文,指責北平的大學生因日軍侵佔榆關而要求提前放假,並且宣稱「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魯迅馬上寫了《論「赴難」和「逃難」》(6)一文,針鋒相對地主張「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並且說:「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左聯」自行解散後,周揚們為「擴大統一戰線」而成立新的組織,但魯迅寧可被戴上「破壞統一戰線」的帽子也決不加入。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說:「文人學士之種種會------我不加入任何一種,似有人說我破壞統一,亦隨其便。」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說:「這裡在弄作家協會,先前的友和敵,都站在同一陣圖裡了,內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鑒於往日之給我的傷,擬不加入,但此必將又成一大罪狀,聽之而已。」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說:「作家協會已改名為文藝家協會,其中熱心者不多,大抵多數是敷衍,有些卻是借此自利,或害人。」------這段時間裡,魯迅頻頻在與人通信中對文藝界新的組織冷嘲熱諷。可以說,對於這期間上海急風暴雨般的「救國運動」,魯迅基本上是冷眼旁觀,並且偶爾還要潑點冷水的。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3)   
  「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1936年10月19日晨五時許,魯迅病逝。關於魯迅喪事,有許許多多的介紹。這裡,我們選取馮雪峰、宋慶齡、夏衍和鬍子嬰的回憶。 
  1936年4月,馮雪峰以中共中央的「欽差大臣」身份,從陝北來到上海,領導上海的地下黨工作。一到上海,馮雪峰就與魯迅密切接觸。馮雪峰回憶說,魯迅逝世後30分鐘,他就趕到了,「不久宋(慶齡)先生就到了,當即商量成立了治喪委員會------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喪委員會裡面的,此外是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茅盾等先生,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毛澤東同志的名字,當時除了一個報紙曾披露過一次以外,其他報紙都不敢披露;後來,我看見別人記錄魯迅先生喪事的文章,也沒有把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列入,這是因為當時上海是在反動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的緣故。第二天,我黨中央的弔唁的電報就到上海了------我是遵奉我黨的指派去參與喪事的處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裡同沈鈞儒先生以及許廣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問題,連出殯我都不可能參加。」(7)宋慶齡則這樣回憶:「------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馮雪峰的電話,在魯迅家我曾見過馮一面。當我這次去魯迅家裡,馮同我走進臥房,只見這位偉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長逝了。他夫人許廣平正在床邊哭泣。」「馮雪峰對我說,他不知怎樣料理這個喪事,並且說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當時我想到一位律師,他就是年邁的沈鈞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師辦事處,要求他幫助向虹橋公墓買一塊墓地。沈一口答應,並馬上去辦理。」(8)夏衍其時是中共在文化界的領導者之一,他這樣回憶:「不幸的事終於到來了。兩天之後,我正在吃早飯,章漢夫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說魯迅先生在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揚家去。------當天晚上,我和漢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喪事已由宋慶齡和沈鈞儒在主持,並說馮雪峰已向黨中央發了電報。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也已由雪峰和許廣平商定,還決定停靈在萬國殯儀館,定於十月二十三日出殯(按:實為22日)。」「在宋慶齡幫助下,商定了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在商定名單時,馮雪峰提了毛澤東的名字,宋慶齡也表示同意,但當時一般報紙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聞》在這一報導的副題中特地標明毛澤東也是治喪委員會委員。」(9)鬍子嬰是當時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理事會總幹事和婦女救國會的領導者之一,她回憶說:「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逝世,上海各界聯合會決定為魯迅先生舉行葬禮。當天,我們婦女救國會正在史良家開會,我接到宋慶齡的電話,告訴我這個噩耗,並說魯迅先生的遺體將送到萬國殯儀館,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10)綜合這幾人的回憶,可推斷出魯迅喪事的「決策」過程,也可看出其中的疑問:一、馮雪峰來到魯迅家中,見魯迅已逝世,他來不及悲傷,立刻思量喪事該如何辦的問題。而他立即打電話通知宋慶齡,說明他此刻頭腦是很清醒的,的確具備地下黨高層領導的素質。他與其說是通知宋慶齡來弔唁,毋寧說是要宋慶齡盡快趕來商量喪事,或者說,是要宋慶齡趕來「接受任務」。馮希望宋慶齡等人出面主持喪事,宋答應了,並「立即」赴沈鈞儒律師辦事處,請沈代購墓地。 
  二、在宋慶齡離開魯迅寓所去托沈購買墓地時,馮雪峰也應該離開了魯迅寓所,去向其時在陝北保安的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魯迅逝世並請示如何應對,而中共中央也立即回電,對喪事做了指示。這裡的疑問是,治喪委員會名單的商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來之前還是在此之後。宋慶齡並未談及商定名單事,只說在馮雪峰希望由她出面主持喪事後,她「立即」去找沈鈞儒,似乎名單的商定是稍後的事。而馮雪峰則回憶說在宋慶齡聞訊趕來後,「當即」商定了治喪委員會名單。如果名單商定是在中共中央指示到來之前,那就意味著馮雪峰提議毛澤東列名治喪委員會是自作主張;如果是在指示到來之後,那馮雪峰很可能就只是奉命行事。不過,不管是馮雪峰自作主張還是奉命行事,提議將毛澤東列名魯迅治喪委員會,都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各種各樣的「救國運動」,意在「逼蔣抗日」。而「逼蔣抗日」的真正目的是「逼蔣聯(容)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的圍剿,並承認共產黨及其武裝存在的合法性。儘管面臨很大的壓力,蔣介石在此時仍然不肯讓步,仍然視共產黨及其武裝為「匪」並視毛澤東為「匪首」,仍然想著要「滅此朝食」。此時讓毛澤東以魯迅治喪委員的名義出現在各種報紙上,就會給國民黨出一個大大的難題。如果不予理睬,就等於承認毛澤東和共產黨存在的合法化。但魯迅喪事,就其本義來說,與政治無關,「治喪」本身也不是一種政治行為,即便毛澤東在國民黨眼裡是「匪首」,他也有哀悼魯迅和為魯迅治喪的權利,國民黨如果對刊有毛澤東名字的報紙嚴加追究,又有些師出無名,並且很失人心。令馮雪峰們遺憾的是,各種報紙都感到了茲事體大,以致於此招未能成功。從此事也可看出,在魯迅喪事上,馮雪峰們是很善於算政治賬的。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4)   
  三、宋慶齡要求各分支救國會「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這應該不是她的「創意」,而是來自馮雪峰的要求或請求;而馮雪峰則應該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去要求或請求宋慶齡、沈鈞儒等救國會頭面人物的。馮雪峰說自己「是遵奉我黨的指派去參與喪事的處理的」。「我黨」既「指派」馮雪峰參與處理喪事,那也一定對喪事應如何辦以及要達到什麼樣的政治目的,有明確要求,而「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應該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魯迅喪事雖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十里洋場上舉辦,但某種意義上,卻是遠在陝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在遙控。 
  「四一二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對於中國共產黨,魯迅的逝世是一個表達和宣傳自己的機會。保安方面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出了三分電報。一分由「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轉許廣平女士」,這應該是向作為魯迅親屬的許廣平致唁,但標題卻是《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一分是直接面對「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一分則是《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南京政府電》。在後二分電報中,保安方面一方面宣告和承諾了「為追悼和紀念魯迅」,自己這一面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則對國民黨提出了要求。 
  保安方面這樣宣告和承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起見,決定在全蘇區內:(一)下半旗致哀,並在各地方和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十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收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 
  保安方面對南京方面則有這樣的「話語」:「貴黨與貴政府為中國最大部分領土的統治者,敝黨敝政府敬向貴黨貴政府要求:(一)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立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京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資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貴黨貴政府所頒布的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之法令,------敝黨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獲貴黨貴政府的同意,特此電達。」(11)電報當然不過是一紙空文,紹興仍然叫紹興,北大也並未成為魯大。對此,曹聚仁有如此評說:「關於紀念魯迅的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極有趣的畫面。當時,有人建議國民政府把紹興改為魯迅縣,國民黨的政權,本來十分顢頇的,也許是可能的,終於不可能,否則對於魯迅自己也是一個諷刺。為了魯迅縣的擱淺,連改績溪為胡適縣,也作罷論。留下來的倒是那位官方發言人王平陵,在他的溧陽縣,首先有了平陵路了。這也是一種諷刺。為了紀念魯迅,中共就在延安來了紀念,設立了魯迅藝術學院。在那兒,訓練了抗戰時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傳的。中共的首腦中,值得紀念的,非無其人,而獨紀念了魯迅,這是他們的聰明手法,顯得蔣介石政權的愚蠢。」(12)電報雖然是一紙空文,但「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則切切實實在進行著。「救國會」內的各級中共地下黨組織都行動起來了:「當時,(救國會)幹事會還決定做四項工作:第一,組織發動群眾到萬國殯儀館去弔唁。第二,發動各界救國會和群眾送輓聯、花圈。第三,發動群眾送葬------」(13)「通過『文委』所屬各聯和有關人民團體,連夜組織了一支以『文委』所屬各聯為主的送殯隊伍。包括了學生、店員、女工、家庭婦女,這支隊伍粗粗估計大約會有五、六千人。他們隨著靈車行進,各行各業,每一集團,都安排一個有經驗的『隊長』,以便前後呼應,傳遞消息。群眾沿途高呼口號,在口號中還加入了不少愛國救亡口號。這是一次四一二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它的意義已經超過了追悼一位偉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示威」;「由於事前考慮得比較周到,所以魯迅出殯在幾百萬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14)「十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二時,他的遺體,送到萬國公墓去進埋掉了!從一點鐘起,萬國殯儀館門前,已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青年男女學生、工人、作家,都四人一排地列成鋼鐵般的隊伍。------送葬的行列,終於在二點啟程了!隊伍最前面的是一幅『魯迅先生殯儀』的白布橫額,跟著便是輓聯隊,花圈隊,軍樂隊,輓歌隊,巨幅遺像,靈車,家屬,執紼者,徒步送殯者,最後送殯的汽車。這隊伍足足拖長有兩里多,由作家田(蕭)軍任總指揮,巴金等分任糾察,所以沿途秩序很整肅,有一種無比的壯烈的力量,感召著路上的行人和居民!路線是膠州路、愛文義路、靜安寺路、大西路、中山路,折入虹橋路。一路上,大家循著軍樂隊的聲音,唱著悲壯的輓歌。------大隊到達萬國公墓時,已經五點,太陽也西墮了。喪儀,便在禮廳的石階前舉行。」(15)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5)   
  「為了悼念這位偉大的先驅,經過顧准在內的救國會黨內外領導人一致策劃,精心組織,10月22日下午,上海數萬名愛國青年和各界人士,聚集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門口,手挽手排成長龍一般的隊伍,高喊進步口號,高唱抗日歌曲,為魯迅送葬。」(16)「打回老家去」魯迅本非政治人物。在上海期間,甚至連「社會公職」也沒有。他的死,應該說與「政治」沒什麼必然聯繫。他也並非死於抗日戰場,甚至對正熱火朝天的「救國會運動」也作壁上觀,把魯迅的遺體變成「逼蔣抗日」的道具,也實在有些牽強。一般人的喪事,也就只是親友的事。魯迅的喪事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性的事件,因為他是大文學家。在為他治喪時,人們應該緬懷和稱頌他的文學成就。然而,在為魯迅送葬時,「文學」已經不在場,人們高呼的是這樣的口號:「紀念魯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紀念魯迅先生,打倒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紀念魯迅先生,努力為民族解放鬥爭!」「中華民族解放萬歲!」(17)——倘若真有外星人,一定會以為靈柩裡躺著的是一位陣亡將士。從那些親歷者的回憶看,這萬人的送葬隊伍,一方面是咆哮著的、怒吼著的,一方面卻是秩序井然的,這也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組織群眾的卓越能力。 
  「救國會」特意為魯迅出殯製作了輓歌。輓歌借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譜。《打回老家去》是其時流行的「救亡歌曲」之一,由任光作詞譜曲。這裡的「老家」自然指其時已淪亡的東北。魯迅輓歌填上了這樣的新詞:「你的筆尖是槍尖,剌透了舊中國的臉。你的發音是晨鐘,喚醒了奴隸們的迷夢。在民族解放的戰鬥裡,你從不曾退卻,擎著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國的前頭,啊,導師,啊,同志,你死了,在艱苦的戰地,你沒有死去,你活在我們的心裡!你沒有死去,你活在我們的心裡!你安息吧!啊,同志,我們踏著你的路前進,那一天就在到來,我們站在你的墓前,報告你,我們完成了你的志願。願你安息,安息,願你安息,安息在土地裡。願你安息,願你安息,願你安息,安息在土地裡。」(18)喪儀出發前,進行了簡短的培訓:「萬國殯儀館前,早已給群眾擠滿了,雖然擠到幾乎喘不過氣來;但是群眾很耐心的站立著,跟著歌詠指揮學習唱哀悼歌。」(19)近萬人的由各色人等臨時組成的送葬隊伍,竟能在出發前分批輪訓、學唱輓歌,這組織的嚴密真令人驚歎。不過,這又有些多餘,因為在送葬時,唱著唱著,人們又唱回《打回老家去》的原詞上去了。「本來是《打回老家去》的譜子的「輓歌」,有人唱錯了『打回老家啊!------』」於是,「大家忽然瘋狂地跟著歌:『打回老家去啊!------』」(20)「一路上老是唱著哀悼魯迅的歌,終於不耐煩了,於是《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都從群眾的口裡發出來了。」(21)唱「哀悼魯迅的歌」而「終於不耐煩」,可見來送葬本意並非為「哀悼魯迅」,而是為「遊行示威」,為「逼蔣抗日」。而唱回去了的歌詞便變成:「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他殺死我們同胞!他強佔我們土地!東北同胞快起來!華北同胞快起來!我們不願做亡國奴隸!------」國民黨政府的確是愚蠢而虛弱的,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禁止悼念魯迅的活動,但越是禁止,越是讓這種活動高度政治化和神聖化。實際上,在許多地方,都在中共地下黨人的策劃下,舉辦了規模不等的追悼活動。就是在首都南京,也舉行過追悼會,而幕後指揮者,是後來「潘(漢年)楊(帆)案」中的楊帆。據沈踐《一次不尋常的魯迅追悼會》回憶,追悼會在南京鼓樓附近薛家巷8號國立戲劇學校的禮堂舉行。該劇校是由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交通部次長的張道藩向國民黨中央建議創辦的,張並親任劇校訓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帆其時的公開身份是劇校訓導委員會秘書。在準備追悼會時,「為了防止張道藩的阻撓破壞,各項籌備工作都悄悄地進行,分工由一屆同學準備悼詞與演講,學過美術的凌頌強(即當今著名電影導演凌子風)負責繪製魯迅像;二屆同學在當過音樂老師的沈風指導下練唱輓歌。準備工作就緒以後,一聲鈴響,大家都集合到禮堂開會,除本校同學和部分教師外,還有聞訊而來的校外人士,共約一百人。當時學校規模不大,在校師生總共只有一百三十人左右,禮堂也很小,只能容納七八十人。許多人只能站在室外天井裡參加追悼會。」「特別值得提起的是,這次魯迅追悼會的積極支持者是學校訓導委員會的秘書石蘊華,即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藩楊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楊帆同志。他當時表面上是張道藩的『助手』,張不到校時,他負責『訓導』工作,實際上是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在校外,他是南京文化界救國會的負責人之一,在校內與曹禺等進步教師保持密切聯繫,與學生打成一片,幫助他們組織讀書會,學習革命理論、討論時事,而且利用合法身份多方保護進步同學。------在籌備魯迅追悼會的過程中,石蘊華不僅主動與同學們一道研究分工、出主意,還參加佈置會場,大會費用原定由參加者自願認捐,後來也由這位訓導委員會秘書籤字在學校報銷了。」「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前夜,劇校同學在悼詞與演講中不僅深深表達他們對魯迅先生的敬愛與哀悼之情,而且誓言要繼承魯迅的事業,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為民族解放而奮鬥。後來他們確實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不少人奔赴延安參加革命隊伍,如第二屆學生王大化在魯迅藝術學院戲劇部工作,參與創作並演出秧歌劇《兄妹開荒》,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讚許,後來他不幸在東北犧牲。前文提到的凌頌強畢業以後經武漢去了延安------」(22)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6)   
  毛澤東曾說,長征是「宣傳隊」和「播種機」,魯迅喪事和各地悼念活動,某種意義上也可作如是觀。 
  2004年4月11日定稿 
  註釋: 
  (1)顧准:《顧准自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3頁。 
  (2)徐雪寒:《回憶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片斷情況》,見《「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吳大琨:《黨與救國會》,見《「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 
  (4)王翰:《「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見《「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 
  (5)見《二心集》。 
  (6)見《南腔北調集》。 
  (7)馮雪峰:《回憶魯迅·一九三六年》。 
  (8)宋慶齡:《追憶魯迅先生》,載《人民日報》1977年10月19日。 
  (9)(14)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7月版第338——341頁。 
  (10)(13)鬍子嬰:《回憶「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見《「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 
  (11)關於保安方面電報內容,見《魯迅年譜》(增訂本)第四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2)曹聚仁:《魯迅評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48頁。 
  (15)(17)(18)靜芬:《從萬國殯儀館到萬國公墓》,見《「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 
  (16)高建國:《顧准全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00——101頁。 
  (19)魏護:《十月的殯儀》,見《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書店1979年12月根據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1937年初版複印。 
  (20)白塵:《戰士的葬儀》,見《魯迅先生紀念集》。 
  (21)衡:《出殯的行列》,見《魯迅先生紀念集》。 
  (22)沈踐:《一次不尋常的魯迅追悼會》,見《上海魯迅研究》第七輯。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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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何堪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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