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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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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  作者:湯黎 余祖坤                       
   這是晚清重臣恭親王奕訢的傳記。奕訢經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對清末政治有深遠影響,是太平天國的鎮壓者、洋務運動的開創者、也是諸多屈辱條約的簽訂者,主持三朝外交,人稱「鬼子六」,征途上三起三落,將中興的譽與辱國的毀全都留在身後。他差一點當上皇帝,那樣晚清歷史也許要重寫。 
  本書力圖從奕訢這個人物的活動來看當時社會的大背景,同時又將人物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去作客觀的評判,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道光皇帝的聰惠寵兒(1)   
  天下大勢,興亡誰定?這是人們對歷史的永恆的追問。中國歷史的長流,浩浩蕩蕩,奔突而進,似乎瞬息之間,流走了上下幾千年,淘盡了無數風流人物。時至清代,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這樣一個中國古代歷史的最後一個繁榮昌盛的時期,天下大勢,急轉而下,走向衰落,清王朝開始呈現出「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敗氣象。尤其是到了道光帝時期,秋葉飄零的暮色籠罩了頹敗的大清王朝,於是龔自珍——這個時代最傑出的詩人,憤怒了,他以極具穿透力和震撼力的聲音向天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深夜,整座紫禁城沉浸在夢境之中。子夜時分,靜妃博爾濟吉特氏的寢宮樂道堂裡,一男嬰呱呱墜地,啼聲劃破了沉寂的夜空,給死氣沉沉的紫禁城增添了一些生機。愛新覺羅家族又一個皇子降生了,這就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個皇子,在其以後幾十年波瀾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曾對大清王朝的內政外交、興衰榮辱,甚至對整個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都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奕訢。 
  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已有五個皇子,但長子奕緯,已在去年因病而歿,卒年恰值風華正茂的24歲,這對道光帝是個沉重的打擊。次子奕綱、第三子奕繼都是靜妃所生,可惜相繼在一二歲時早夭。長子奕緯死時,皇二子、皇三子已夭折有年,皇四子奕□等諸子尚未出生,帝業一度出現了後繼無人的危險局面。待全貴妃生下皇四子奕□,才緩解了道光帝的無後之憂,奕□也頗得道光皇帝喜愛。至於第五子奕□,系貴人鈕祜祿氏所生,生而狀貌拙陋,不為道光所喜,後來過嗣給亡弟綿愷為後。 
  皇六子降生的喜報飛快奏到天廷,道光帝得知,龍心大悅。經歷了連殤三子之痛和帝業繼承的無後之憂,年過半百而喜得皇子,叫他怎能不感到喜悅呢?他也很久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了。自從接過祖宗基業,為力挽頹勢,他夙興夜寐、殫精竭慮,然而,無論他怎樣勤勤懇懇,形勢卻總讓他心中充滿了無可奈何。今日喜得皇六子,大清帝業後繼有人,道光帝感到非常欣慰,於是當即賜名為「奕訢」,訢的意思,就是高興。 
  奕訢自幼聰明伶俐,與皇四子奕□一起,深受道光皇帝的寵愛。這一點,可以從奕訢生母博爾濟吉特氏在宮內地位的陞遷看出。雖然在奕訢出生之前,博爾濟吉特氏在道光帝當時具有后妃名號的十二名妃子中,已經位居第五了,除皇后外,她位列全貴妃、和妃、祥妃之後;但是,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奕訢將近兩週歲的時候,她被晉封為貴妃,地位迅速攀升,超越了和妃、祥妃。而這時,原來的孝慎皇后已經去世,皇四子奕□的生母接替晉陞為皇后,這樣,博爾濟吉特氏身為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在等級森嚴的後宮裡,母以子貴是常有的事,博爾濟吉特氏在後宮中地位的迅速攀升,表明了道光帝對奕訢的寵愛非同一般。 
  照清代祖宗家法,皇子到六歲時就要入學,上學的地方叫上書房,教師由皇上指派,稱「授讀師傅」,均由人品高尚、學識淵博的大臣肩負其任。上書房不僅教授經史詩文,還有武藝高超的師傅(稱為「諳達」)傳授騎馬、射箭等滿族的傳統武功。上書房的設立,其意在使皇子從幼年時即接受嚴格的教育,為以後的治國平天下奠定良好的基礎。 
  皇四子奕□、皇六子奕訢先後被送入上書房讀書,道光帝為他們各選了品才兼優的飽學之士,盡心授讀。為奕□選的師傅是杜受田。杜受田,字芝農,山東濱州人,道光三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書,深受道光帝的信任。為奕訢所選的師傅是翁心存。翁心存,字二銘,江蘇常熟人,道光二年進士,曾任國子監祭酒,補授大理少卿。不過,他只教了一年,便以母老乞養,回歸故里,由賈楨接替。賈楨是山東黃縣人,道光六年榜眼,比杜受田和翁心存的科考等第都高。道光帝為奕訢選擇這樣一位榜眼作師傅,再一次透露了他對奕訢的偏愛。   
  第一章 道光皇帝的聰惠寵兒(2)   
  賈楨自擔任奕訢的師傅後,悉心教導,盡職盡責,嚴而得法,意欲將平生所學,全部傳授給自己的愛徒。而道光帝對皇子的學習也非常重視,經常親自過問。一次,賈楨遠赴江南主持鄉試,道光手書與之曰:「自汝出京,六阿哥在書房,又胡鬧矣。」奕訢雖然生性活潑好動,甚至有點頑皮,但對自己的師傅卻非常尊重,深服其管教,因此,師徒倆在上書房相處的日子裡,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奕訢在以後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對賈楨始終心存感激之情,終生不忘。 
  在奕□十歲的時候,其母全皇后暴亡,於是道光帝將他托付給奕訢的生母靜貴妃撫養。靜貴妃將奕□接入自己宮中,視其如同親生兒子一樣,悉心照料他的飲食起居。奕□、奕訢兄弟倆朝夕相處,情同手足。每天,兄弟倆早早起床,五鼓時分便到上書房,學習漢字詩詞文章,儒家經典以及歷代政治史籍。午休之後,跟隨滿洲師傅學習滿蒙語文。正課之餘,兄弟倆就在諳達的指導下,學習射箭、角力、舞刀、使槍,直至薄暮方休。 
  道光帝很注重繼承滿族崇尚武功的傳統,他自己曾在九歲時,隨祖父乾隆皇帝狩獵於熱河,引弓獲鹿,乾隆大喜,特賜黃馬褂、花翎。嘉慶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裡應外合,突襲皇宮,道光帝當時正在上書房讀書,率親兵反擊,從容鎮定,並以鳥槍擊殺兩名起義兵士,使起義軍驚懼潰散,建立了所謂「定亂之勳」,嘉慶帝大為讚賞。這些都是他年輕時候的光輝歷史,現在,他一天天地老了,也累了,他把滿腔的希望寄托在奕□和奕訢兄弟倆身上,希望他們學習文韜武略,將來能夠像他的列祖列宗那樣,建立非常功業,重振大清雄風。因此,他即使再忙,也經常在日理萬機之暇,前來觀看兄弟倆的學習和訓練,觀看之餘,常令皇子、王子練習射箭,中者則賜其帛或羚枝,以示獎勵。 
  就這樣春去冬來,幾經寒暑,兄弟倆長成為翩翩少年。經過多年的武術訓練,他們已經掌握了比較紮實的武術基本功,平時相互切磋、相互砥礪,進步很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天,兩兄弟共同編創了槍法二十八勢、刀法十八勢。一天,兄弟倆將他們共同編創的這套槍法演練給父皇觀看。兩人身手敏捷,霎時,只見銀槍翻飛,似蛟龍騰海,刀法凌厲,似猛虎下山;直看得道光帝眼花繚亂、動魄驚心。演練完畢,道光帝大悅,看著兩位生龍活虎的皇子如此親密、團結,於是當即賜槍法名為「棣華協力」,賜刀法名為「寶鍔宣威」。棣是古書上說的一種植物,又叫棠棣,開的花都是一對一對的。《詩經》中名為《棠棣》的詩篇為頌揚兄弟情誼的名篇。道光帝用棣華形容兩兄弟的親密無間,寄寓了對他們將來能夠精誠攜手、重振大清雄威的殷切希望。 
  與諸位皇子、王子相比,奕訢更加聰慧過人,上書房每日講授千餘言,他「少讀即成誦」,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道光帝和師傅賈楨對奕訢也非常嚴格,賈楨赴江南主持鄉試時,道光帝特意手書諭旨給他,囑咐他不要因此影響了奕訢的學業。經過嚴格的教育,奕訢不僅對傳統的儒家經義有了系統深入的理解,而且詩文寫得也頗為出色,從他流傳下來的《樂道堂詩鈔》和《萃錦吟》,不難窺出他的確文思敏捷,才華出眾。此外,賈楨工於書法,在其教導下,奕訢的書法也有很深的功底。他的騎射和武功也在諸皇子當中最為突出。總而言之,奕訢不僅精通經史,擅長詩文,而且嫻熟刀槍之技、騎射之術,文韜武略均在諸位皇子之上。正因如此,道光帝對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能憑其傑出的文韜武略,擔當治國重任。 
  奕訢所處的時代,也正是一個迫切需要非常人才的非常時代。大清王朝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環顧宇內,那麼多的災荒,那麼多的策反和叛亂,那麼多的貪官和污吏,尤其是那可惡的鴉片,蔓延全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奪人錢財,喪人性命,導致國人家破人亡,同時也嚴重侵蝕著國家肌體的每一個要害部位,實為千百年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而偏偏就在這個時候,西方列強有了輪船、槍炮和整日機器轟鳴的工廠。他們為了攫取最大的財富,競相把魔爪伸向全球各地,伸向大清王朝的心臟。就在奕訢誕生的那一年,對中國覬覦已久的英國通過了廢止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的法案,同時決定派遣商務監督到中國,以代替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東印度公司駐廣州代表的稱呼),執行英國的侵華政策。七年之後,英國終於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踐踏我山河,掠奪我財富,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使擁有幾千年輝煌文明的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對於一向愛好和平和安寧的中華民族來說,實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一章 道光皇帝的聰惠寵兒(3)   
  道光帝有感於「內則叛亂踵起,外則強鄰逼迫,朝廷之威信漸替,軍隊之腐敗日甚」,決心正本清源,躬行節儉,力圖革除積習,改變社會風尚;此外,在關係國計民生的眾多方面——諸如漕運、鹽政、河工、捐納制度等等,他都挖空心思地進行過大力的「改革」。道光帝一生真苦、真累,在他當政的日子裡,他平均每天料理政事、批閱奏章的時間,可以說多於任何一個他的前任和他的後繼者。然而,歷史發展的大勢卻顯得那麼殘酷無情,無論他怎樣辛苦地操勞,道光帝畢生的努力全部被驗證為勞而無功。也許這還不算是他最為可悲可歎的地方,道光帝最為可悲可歎的地方,在於他「朝中無人」的困境:守著這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巨大家園,統領著四億之眾的臣民,他感覺比銀子還緊缺的偏偏就是人才——能當政用事,能消災祛難的人才。在他周圍的儘是只知「多磕頭少說話」的曹振鏞和結黨營私、欺君誤國的穆彰阿這樣一些無能庸臣。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終於爆發了由科考落第書生洪秀全領導發動的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國內局勢更加緊張。同時,國外西方列強的攻勢更加咄咄逼人。 
  歷史注定奕訢這樣一位傑出的皇子必將活躍在時代的峰頂浪尖。   
  第二章 與儲位失之交臂(1)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虛歲近十八,足齡十六。道光帝開始為這位心愛的皇子張羅婚姻大事了,其實他早已考慮成熟了。新年剛過,道光帝宣召熱河都統桂良進京,二月十四日,指其女為奕訢嫡福晉。 
  桂良(1785—1862年),滿洲正紅旗人,姓瓜爾佳氏。瓜爾佳氏,是滿洲貴族八大姓之一。桂良的父親,曾任閩浙總督。桂良是宦門子弟,自嘉慶十三年桂良由貢生捐納為主事步入仕途後,就一帆風順。至道光十四年二月(1834年),桂良即以江西布政使而護理巡撫之職,躋身於清政府大員之列。 
  在督撫大員中,桂良是比較有建樹的。護理江西巡撫時,曾以有效的措施解決省城和南昌等縣的缺糧問題,豐裕了老百姓的糧倉;任河南巡撫時,曾多次勘察黃河及支河堤堰,為國計民生,積極籌辦河工;嚴辦偷漏稅,以利政府財政稅收;查禁白蓮教秘密活動。道光十九年六月(1839年)調為閩浙總督,旋改為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致力於剿苗,其間採取了種種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苗漢之間的關係。道光帝非常滿意桂良外任督撫大員的政績,道光二十五年四月(1845年)連日召見了進京覲見的桂良,並諭稱:桂良年甫六十,精力大遜於前,難勝兩省之任,著留京當差,旋即令署理鑲黃旗蒙古都統,兵部尚書,又授正白旗漢軍都統,十一月調熱河都統。體現了對功臣的體恤,使其免邊途奔波之苦。 
  道光帝這次將皇子與桂良之女結為連理,既是進一步酬答和信賴桂良這位功臣的表示,同時也是對皇六子奕訢的特別的偏重。因攀上了這門高親,桂良以後的仕途是愈老彌堅,在大清王朝後來發生的幾次重大事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參加咸豐八年(1858年)、十年(1860年)的兩次議和,參與慈禧——奕訢的辛酉政變,幫助奕訢開創洋務運動的新局面等等。同樣地,奕訢也因為這樁婚姻,而獲得了一位他日後馳騁於政治舞台時的堅定的支持者和忠實的追隨者。在關鍵性的問題上,桂良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閱歷為奕訢謀劃,奕訢也非常地信賴他的岳父。 
  這一年道光帝還為皇四子奕□成了婚,奕□就沒有奕訢那麼幸運了。二十七年(1847年)訂婚時,道光帝為他選擇的是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兒。富泰家族的地位遠遜於桂良,他的現職更是無法與桂良的總督、都統之職相比。富泰的女兒嫁給奕□兩年後即死去,富泰本人也未對奕□的政治生活產生過什麼影響。清代名人傳稿上因此也沒有富泰的地位,不像桂良或因政績突出,或因作為洋務運動在中央的重要代表而被永久地載入了史冊。 
  種種的偏愛都給了奕訢,然而在接下來的皇位繼承上,道光帝又偏愛了誰呢? 
  皇位繼承,向來是歷代王朝極為重視的大問題,因皇位繼承而引起的宮廷之變,史不絕書。雍正在位時,深知儲位不定,不足以維繫國本,而明立太子,又不免導致宮廷變亂。於是,汲取歷代王朝建儲的經驗教訓,尤其是鑒於其父皇康熙立儲而致的紛亂,以及他們兄弟之間爭奪皇位的切身體會,創立秘密建儲制度。 
  所謂秘密建儲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秘密親書預立太子的名字,密封在錦匣之中,藏於乾清宮最高處「正大光明」巨匾之後,等皇帝駕崩前(或駕崩後),由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共同開啟出示,按御書所定,嗣皇帝繼位。 
  道光帝一天天地老了,早該密定儲位了,而他卻遲遲沒有確定。備嘗守業艱難的道光帝滿心要把皇位交給最優秀的、自己最放心的皇子,然而,道光帝寄予厚望的皇長子奕緯不幸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死去,死時年僅二十四歲,而且沒有為道光帝留下皇孫,道光帝深為痛惜。二子奕綱、三子奕繼早在一二歲的時候相繼死去。而眼前的六個皇子當中,七子奕□、八子奕□、九子奕譓年齡尚幼,較年長的只有四子奕□、五子奕□、六子奕訢。五子奕□系不為道光帝所寵愛的祥妃所生,生而狀貌拙陋、性格粗率,毫無皇家風儀,不為道光帝所喜。道光帝遂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將其過嗣給嘉慶帝的第三子、自己的亡弟和碩惇恪親王綿愷為嗣子,這就意味著他已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所以,道光帝將目光盯在了最喜愛的兩個皇子——奕□和奕訢身上。   
  第二章 與儲位失之交臂(2)   
  奕訢文才武略,均為諸皇子之冠。奕□年長,且有仁者風範,又為皇后所生,此其長處;然而,文才武功遠不及奕訢。究竟立誰為儲呢?道光帝久久難以決斷。他深深地知道,這一決斷將決定大清社稷未來的命運。 
  形勢變得微妙起來,奕□和奕訢,雖為和睦兄弟,但在關乎自己前途命運的儲位問題上,彼此心照不宣,展開了隱蔽的爭鬥。兩位皇子的師傅,為了幫助自己的學生入儲,各自進行幕後策劃,也施展著無聲無息的較量。此時,奕訢的師傅已經換為卓秉恬。卓秉恬是四川人,嘉慶七年進士,少年得志,長期擔任工、兵、吏等部尚書及大學士等職,為官作風嚴謹,喜經世致用之學。他見奕訢思維敏捷、接受能力強,便幫助奕訢進一步提高學識和應變能力,打算以真才實學博得道光帝的賞識。奕□的老師還是杜受田。杜受田老謀深算,精通古代典章、文物、人情尤其是權謀,加上他追隨道光帝多年,非常瞭解道光帝的性情與作風。他深知道光帝文武兼備,忠孝兩全,因此他覺得自己的學生奕□長處不在武功和辯才,而應該以忠厚孝悌的形象獲取父皇的信任。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天,道光帝在無奈地批准了西方列強強加的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之後,帶著毀損祖宗基業的愧疚之心,來到距京一百二十餘公里的西陵,拜謁了泰陵、泰東陵、昌陵、慕陵,面對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道光帝的心裡在想些什麼呢?史無記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完全可以觸摸到他那顆沉重的愧疚、悔省之心。三月十五日,他帶著兩位寵愛的皇子奕□和奕訢,在一隊車馬的簇擁下,來到南苑狩獵。南苑,對於崇尚武功的大清皇族來說,絕不僅僅是一個狩獵的場所,這裡留下了大清王朝多少皇帝、皇子勇武的英姿,是他們揮灑豪情、展示大清武威的地方。這一天,南苑注定成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角鬥場,較量的一方是皇四子奕□和他的師傅杜受田,另一方是皇六子奕訢和他的師傅卓秉恬。 
  這天,道光帝命各位皇子校獵南苑,按照當時規矩,正在讀書的皇子要奉命外出,臨走時必須向師傅請假,以體現尊師重道。皇四子奕□到上書房請假,當時左右無人,只有杜受田獨坐齋中,奕□行禮罷,杜受田問其將欲何往,奕□告知將赴南苑校獵。杜受田於是對奕□耳語道:「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並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覆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孳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相爭也。阿哥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生榮枯關頭,當切記勿忽也。」奕□果然按師傅所囑行事。南苑校獵之時,在眾皇子中,數奕訢獲禽獸最多,於是顧盼自喜。而奕□則未發一矢,一無所獲,道光詢問其故,奕□則以杜受田所授之言答之,道光帝聽了,輕聲說:「真有君子的風度。」無疑,皇六子奕訢臨行前也要向師傅請假,師傅卓秉恬當然少不了對其面授機宜。卓秉恬囑咐了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不管他說了些什麼,結論是顯而易見的:鬥智者上,鬥勇者下。道光帝心中的天平開始向奕□傾斜。但是,他還是下不了決斷,他知道無論自己怎樣決斷,對他們其中一個來說,必將是殘酷的,他們畢竟都是自己所寵愛的皇子啊。 
  道光二十八、九年,道光帝積勞成疾,久治不愈。一天,召皇四子和皇六子策問時政,以最終決定誰為大清國皇位繼承人。兩位皇子大概都已懂得父皇的用意,進見之前分別問計於自己的師傅。卓秉恬對奕訢滿懷信心地說:「上如有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杜受田考慮到奕□學識不及奕訢,皇上問起話來,侃侃而談的必是奕訢,奕□要取勝,只能再來一個出其不意。於是對奕□道:「阿哥如條陳時政,知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泣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奕□進見父皇時依計行事,道光帝聽罷果然深為感動,說奕□「仁孝」。這一回合,奕□又勝了。朝廷內外捉摸不透的繼承人問題,漸漸明朗了起來。   
  第二章 與儲位失之交臂(3)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年近古稀的道光帝,本已積勞成疾,加上日夜操辦皇太后的喪事,竟至一病不起。他實在支持不住了,便命皇四子奕□代閱奏章。 
  道光帝料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帶病於十三日在慎德堂召見跟隨自己多年的親信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祁寯藻、杜受田,尚書何汝霖,侍郎陳孚恩、季昌芝五人。道光帝召見他們幹什麼,君臣間說了些什麼,各種史料沒有詳細記載,使這次召見籠上了濃重的神秘色彩。 
  第二日卯時,道光帝病危,又急召定郡王載銓,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和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文慶等十人。道光帝端坐於榻上,身著冠服,取出金匣授予諸大臣,命其打開金匣,遵匣內諭旨而立太子。然而,一時無人來接。 
  原來奕訢之母靜妃就在一旁。奕□之母孝全皇后暴崩後,靜妃實為六宮之主,在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資歷。作為奕訢之母,當然希望自己的親生兒子能夠繼承皇位,所以在此之前,密使太監叮囑諸大臣在道光帝臨終前勿受金匣,只要不打開金匣,立儲之事,尚有迴旋餘地。所以就有了剛才面對道光帝所授金匣,諸臣逡巡不敢接的一幕。 
  道光帝連連以手拍榻,以示憤怒。諸臣這才接匣,公啟金匣,明示皇上朱諭,朱諭在眾人手中傳看,眾大臣見之無不露出驚訝的神情。原來朱諭上書三行文字,先是一行滿文,後面兩行漢文寫道: 
  「皇四子奕□立為皇太子, 
  皇六子奕訢封為親王。」 
  原來是一匣兩諭!這是有清一代絕無僅有的事。 
  看來,這對道光帝來說,是一次多麼艱難、痛苦的選擇啊!他一定是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經過無數次冥思苦想,才作出的這個決定。 
  長達數年之久的儲位之爭,最終以奕訢的敗北而落下了帷幕,奕□成為這場悄無聲息的最高權力爭奪戰的最後勝利者。文才武功均在奕□之上的奕訢,心底的不解與不平、酸楚和失落是不言而喻的。 
  將江山社稷交給了奕□之後,道光帝終於閉上了他那昏花的老眼,帶著滿腔的遺恨駕崩了。隨後,皇太子奕□遵道光帝遺諭,封奕訢為恭親王。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奕□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次年改元咸豐,開始了清代咸豐朝的統治。未來的歷史表明,奕□是個平庸之主,如果此次爭奪的勝利者是奕訢,那麼,中國的一大段歷史也許將會改寫。   
  第三章 韜光養晦(1)   
  儲位之爭降下帷幕之後,咸豐對奕訢的猜疑與顧忌,奕訢心中的抑鬱與不平,雖然彼此都沒有顯露出來,明眼人卻是一目瞭然。 
  奕訢的心裡,除了失敗之後的不解與不平,還有一個更大的苦惱:按照大清祖制,親王是不能干政的,這就意味著他一輩子將只是一個無所作為的、閒散的親王。這對自幼有過人天賦、平素有雄心壯志的奕訢來說,又是一個多麼殘酷的命運安排! 
  咸豐帝於道光三十年正月即帝位以後,隨即封奕訢為恭親王,其他諸弟都為郡王,比奕訢低一等。但是,咸豐帝在其親王前加一「恭」字,可謂意味深長。咸豐帝深知這位奕訢的秉性:才華出眾而謙遜不足,爭強好勝而不喜禮讓。通過這次儲位之爭,他知道,奕訢將是自己最強勁的政敵,而且,先帝又遺命封他為親王,其母又總攝六宮,母子倆地位崇高,如果他們聯手起來,後果將不堪設想,不得不防啊。這一「恭」字含蓄曲折地表達出咸豐對奕訢的顧忌和告誡之意,他希望奕訢不要自以為是,還要對做皇帝的兄長恭謹服從才好。封奕訢為親王,這是先帝遺命,咸豐帝不得不遵從,但他心裡很不情願,故遲遲不舉行冊封儀式,拖了三年多,直至咸豐三年(1853年),他才舉行冊封奕訢為恭親王的儀式。 
  咸豐帝同時非常清楚地知道,奕訢的親王名號,乃是先皇所命,自己必須謹遵其旨,更何況他需要繼續以一種「仁孝」的姿態,來籠絡人心,鞏固統治,而且,奕訢才智過人,如能為己所用,定能為國分憂解難;而奕訢心裡也盤算著:自己痛失皇位,以後必須汲取教訓,竭力表現出一種恭謹忠順的態度,以求自保。因此,兄弟二人之間雖有嫌隙,卻都竭力表現出一種締造和睦兄弟關係的姿態。 
  奕訢利用一切機會對初登皇位的咸豐帝進行頌揚,同時一再貶抑自己,盡量顯示出恭謹誠服的樣子。 
  道光三十年仲秋初八,咸豐帝前往孔廟向至聖先師行瞻禮之後,作長律兩章見示奕訢,奕訢「誠惶誠恐」,立即和詩兩章。 
  九拜躬臨禮素王,心傳默契見羹牆。 
  旰宵勤政期無逸,競業親賢永弗忘。 
  祗若庶言陳黼座,幾余萬卷展書床。 
  三天講習叨恩厚,愛惜分陰敢怠遑。 
  仰瞻聖德邁前王,奉命欽承凜負牆。 
  自揣疏庸慚莫報,常聆訓示慎毋忘。 
  午風展卷依緗帙,曉日濡毫對筆床。 
  帝念篤親情至渥,兢兢夙夜又何遑。 
  詩中極力讚美咸豐帝在「旰宵勤政」之餘,瞻禮至聖孔子;稱頌咸豐帝不忘親賢,篤親情渥;表示要繼續「常聆訓示」,不敢忘恩;承認自己的「疏庸」,今後要努力讀書。他與咸豐帝的唱和之作,前後約50首,後來於同治元年編為《賡獻集》。在這些言不由衷的詩作裡,難以看出奕訢當時的真實心情。而在他的另外一些詩作裡,卻傳達出他心中久久激盪、難以平息的抑鬱和傷感。 
  咸豐元年正月,是道光皇帝冥駕的週年。18歲的恭親王奕訢代皇兄咸豐帝前往慕陵致祭。慕陵距京一百二十餘公里,位於今河北易縣城西郊永寧山下。此時春寒料峭,陌頭積雪猶存。一路上,經盧溝橋,過荊軻山,渡拒馬河,看曉風殘月,聽馬蹄聲碎。這位剛剛在帝位鬥爭中失敗的多才皇子,觸景生情,不勝感慨,於是作詩一首: 
  曙色分林表,迷離隱遠村。 
  泉流溪口合,鳥語陌頭喧。 
  石勒碑何在,荊卿墓尚存。 
  當年曾扈蹕,今日淚雙痕。 
  過去,他曾是父皇的愛子,受盡寵榮。時光飛逝,轉眼父皇撒手而去已經一年。當年他曾隨同父皇來過此地,今天故地重遊,倍感淒愴。 
  荊軻乃戰國時期燕國的壯士,為抗強敵秦國,受燕國太子命赴秦,刺殺秦王。去國之時,荊軻慷慨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後來荊軻刺秦失敗,死在秦國,此後,歷代英雄每念及此,無不唏噓感歎。而石勒是南北朝時期北方的一位英雄,當時天下南北分裂,列國爭戰,石勒北擊匈奴至此,見河水滔滔奔流,戰馬無法過河,不由長歎一聲:此河拒吾馬,不得殺敵耳。於是在此勒石記功,久立於河邊,班師而還,建立後趙政權。奕訢借英雄人物的成敗,抒發了一腔壯志難伸的悒鬱哀怨。其詩情悲淒,令人感慨。   
  第三章 韜光養晦(2)   
  在這次祭陵途中,他還寫下了《曉行感述二首》,再次透露了他當時的心境: 
  遠村隱隱起晨炊, 
  展謁心殷覺馬遲。 
  去歲今朝承色笑, 
  春風觸目不勝悲。 
  轉眼風光一歲更, 
  四周山色近相迎。 
  年來易水經行熟, 
  何似今年倍愴情。 
  滿腔的失意、惆悵、悲哀、孤寂,都在詩中盡情吐露出來,也充滿了對父皇的深切緬懷之情。 
  這一年,奕訢雖為閒散親王,但是他無時不在關注著內外政局,他為王朝命運時刻在憂慮著、祈禱著,他在此間的一首詩中說道:「惟願河流常順軌,安瀾普慶仰神庥。」儘管胸懷抑鬱,但是他畢竟是父皇的愛子,當今天子的皇弟,愛新覺羅家族的子孫,他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只好祈求神靈保佑大清太平,天下「順軌」。 
  咸豐元年九月九日,重陽佳節,咸豐帝登上延春閣作述懷詩一首,以之出示諸弟,以表念切手足之情。奕訢唱和道: 
  屈指高秋佳節屆,追思廿載不勝悲。 
  萬幾揮翰承平日,重九登臨茂對時。 
  庶政惟和隆郅治,群工無曠共驅馳。 
  會看桂嶺塵氛淨,樂育均沾雨露滋。 
  全詩表達了對皇朝安危的深切關注,希望全體臣子團結協作,驅馳效命,共同創造「隆和」盛世。 
  這一年來,咸豐帝和奕訢兄弟倆都努力消除彼此之間的隔閡和顧忌,竭力創造一種和諧的兄弟關係和融洽的君臣關係。經過雙方的努力,應該說效果是明顯的。時隔一年,奕訢已經適應命運的安排,開始面對現實。何況,新任皇帝對他情意深厚,關懷備至,因此,奕訢處處表現出恭謹謙遜的姿態,而咸豐帝也對奕訢一年來的表現比較滿意,因此,從咸豐帝的很多舉動,可以看出他對奕訢的信任度在逐漸增強。 
  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咸豐帝徹底辦完了道光帝的全部喪禮,隨即把京城一處最為富麗、豪華的府宅賜給了奕訢。說起這座府宅,還頗有一段來歷,它本是乾隆年間大學士和珅的府第。和珅在乾隆朝官至戶部尚書,又兼許多要職,權傾朝野,炙手可熱。他貪圖享受,生活豪奢,把自己的府第建得富麗堂皇,氣勢非凡,府中許多建築是仿照皇宮的一些宮殿建造的,並有庭園點綴,園中假山疊石、曲廊亭榭、花木泉池,結構曲折變幻,風景秀美幽深,可與圓明園相媲美。此府當時就已名滿京城。許多王公大臣對此垂涎三尺。據說,乾隆帝十七子慶僖親王永璘就非常喜歡這座府第。有一次,他與信臣飲酒,有人勸他多向皇上示才,以爭奪儲位,慶親王笑道:「天下至重,何敢妄窺,惟冀他日將和珅邸第賜居,則願足矣。」後來,嘉慶帝即位,查抄了和府,沒收了此第,並把它賜給慶親王,以示對他不願爭位之賞,只留下其中三間院落賜給乾隆帝鍾愛的十公主和額駙豐紳殷德居住。後來公主死後,整個王府歸於慶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慶王后人因罪奪爵,此宅遂沒於內務府,一直空閒,直到今天咸豐帝將其賜給奕訢。從此以後,這裡一直被稱為恭王府,奕訢及其後人在這裡生活了八十五年。咸豐帝將此豪宅賜給奕訢,顯示了奕訢在咸豐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但同時,咸豐帝深恐奕訢因此而春風得意,桀驁不馴,於是又送詩一首,以示告誡: 
  名園朗潤近圓明, 
  賜額心同弟與兄。 
  孝弟立身先務本, 
  慰予厚望勖公平。 
  咸豐帝以「孝弟」的古訓相勉,可見,咸豐帝胸中還是有一絲擔憂、幾分顧慮。但他和奕訢兄弟二人的關係,相比以前在逐漸好轉,則是可以肯定的。 
  六月,咸豐帝遣使冊封奕訢為恭親王。奕□即位之初就已遵先皇遺旨,封奕訢為恭親王。遲至三年之後才正式頒冊封定。這三年來,咸豐帝一直在觀察和考驗著奕訢:如果他態度恭順,能與自己休戚與共,即可委以重任;如果恃才傲物,目無君長,恐怕他那個閒散親王也做不成。這次正式冊封,表明三年來考驗基本合格,而奕訢也知道,面對新皇,自己只能以恭順安服的態度、韜光養晦的舉止,獲得咸豐帝的初步諒解和信任。   
  第三章 韜光養晦(3)   
  七月,咸豐帝的師傅、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離京賑濟水災染病去世,咸豐帝深為悲痛,追授太師名號,晉大學士職銜,賜予文官最高謚號「文正」,賜金五千治喪,頒發詔書,稱其「品斷學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當杜受田靈柩運抵京城,咸豐帝親自祭奠,撫棺而哭,非常悲傷。此外,咸豐帝又委託奕訢護送其靈柩歸籍。對一個大臣之死,天子哭奠,親王奠送,儀禮之重,在有清一代是罕見的。杜受田極盡死後哀榮,究其原因,除了他對咸豐帝有教授啟蒙之恩,更主要的是,他有輔導咸豐帝奪得帝位之功。 
  痛失皇位,是奕訢心中永遠的傷痛。此番奕訢奉命奠送杜受田靈柩,心中難免起伏不平,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他此時的心思:自己乃堂堂親王,卻要為一位大臣送靈,何況此人生前曾是自己奪取皇位的最大障礙,怨恨他還來不及,現在卻要為他送靈……接著他又想起自己的師傅來,首任師傅翁心存僅授業一年,且自己年幼,對他沒什麼印象,賈楨可算是自己的恩師了,但他主試江南後,偏偏母親去世,為了盡孝,離開了上書房;第三位師傅卓秉恬,也是個宿儒,可他在關鍵時候指導缺乏應變策略,一味催促自己抓住一切機會在先皇面前顯露才華,結果痛失皇位……日後,奕訢經常懷念恩師賈楨,而對卓秉恬卻諱莫如深,由此也可以看出,奕訢對痛失皇位一事,終其一生都是耿耿於懷。 
  奕訢奉命料理完畢杜受田的喪事,喬遷新居,住進了皇上新賞的豪宅。終日寄情於詩文經史,陶醉於園中清溪荷池、亭台樓閣、花草樹木,涵情養性,顯得怡然自得,輕鬆自在。 
  也許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兄弟二人之間的關係,咸豐帝特地選擇良辰吉日,於當年八月二十一日,臨幸恭王府,看望奕訢。並將花園御書易名為「朗潤園」,御題園內池水為「月同明池」,御題各室為「明道齋」、「棣華軒」、「萃軒」,最後仍示以手足之情,親賦《贈恭親王》一首。奕訢對咸豐帝的此番題字賜名贈詩深感受寵若驚,當即和詩一首: 
  鑾輿臨蒞日晴朗, 
  常棣恩周念弟兄。 
  更幸賜詩承渥澤, 
  勉輸愚悃頌昇平。 
  面對皇上一次又一次的恩典和禮遇,奕訢沒有忘乎所以,而是把自己一顆熱衷政治與權力、渴望有所作為的火熱焦灼的心藏得更深。他像一條沉潛在深淵中的蛟龍,等待著飛騰之日的到來。   
  第四章 初試鋒芒乍浮沉(1)   
  咸豐帝封奕訢為恭親王之後,只讓他充任一些禮儀性的工作,如每年宣宗成皇帝(道光帝)的週年忌辰,都是遣恭親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禮,並行大饗之禮,也由恭親王奕訢代理。咸豐三年三月,咸豐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也屬閒散職務。此時的奕訢,可以說是基本上還游離於清廷政治舞台之外。奕訢也清醒地知道,皇上對自己心存顧忌,因此處處謹言慎行,韜光養晦,藏才示拙。但是,隨著大清政局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奕訢作為清王朝統治集團的一員,便逐漸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早在道光末年,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沉重的封建剝削,以及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所造成的巨大災難,促使人民群眾不斷走上反抗的道路。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即位時,人民的這種反抗已遍佈全國。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終於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咸豐帝剛剛即位,洪秀全即起事金田;這樣,1851年既是咸豐元年,也就成了太平天國元年,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兩個政權、兩個年號。這對剛剛即位不久的咸豐來說,真是時運不濟。當時有朝內大臣認為這是由於咸豐帝當年在基福宮出生,堂內懸有「洪範五福」的匾額,這「洪範五福」正是洪秀全起事犯亂的先兆。這自然是無稽之談,徒增笑料而已。 
  就在洪秀全在金田振臂一呼之後,太平天國農民軍長驅而進,勢如破竹,克永安、破全州、占道州、奪郴州、取漢陽、陷武昌。至咸豐三年(1853年),沿江東下,連克九江、安慶、南京。攻陷南京之後,天王洪秀全進入南京城,以硝煙未散、血腥猶存的兩江總督衙門為天王府,宣佈將南京改名為天京,定為國都。此時,太平軍總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此後,林鳳祥、李開芳率部繼續北伐,直逼京城;胡以晃、賴漢英繼續西征。 
  就在太平軍節節勝利、步步緊逼的同時,天地會起義、福建小刀會起義、福建永春起義及捻軍起義一時風起雲湧,大清帝國成了點燃的火藥桶。 
  為了撲滅這場來勢兇猛、眼看就要焚燬江山社稷的大火,咸豐帝調兵遣將,先後起用林則徐、周天爵、李星沅、徐文縉等名臣;重用姚瑩、嚴正基、丁守存、江忠源等幹才;調用烏蘭泰、向榮等勇將。然而,百般努力均無濟於事,大火很快席捲了半壁江山,眼看就要燒到皇城腳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咸豐帝驚惶失措,問計於朝內文武大臣,滿朝文武一籌莫展。氣得咸豐帝「啪」的一拍御案,大聲怒道:「成何體統!內外文武大臣,視國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洩洩沓沓,因循不振,祿位之氣重,置國事於不問者,亦不復少!」眾人見皇上發怒,無人敢言,紛紛垂頭。咸豐見眾人個個萎靡不振,垂頭喪氣,更加氣憤: 
  「國家有大政事,特交會議諸王公大臣等,自應公同會集,虛衷商榷,討論精詳,方於政事有益。……近年以來,凡遇會議事件,或托故不到,或推諉不言,或藉端閒談,置公事於不問。其首先發言之人,或目為擅專,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議,並不會集,一任主稿衙門委之司員書吏,分送片稿,各衙門堂官,隨同畫諾,或明知未協而不肯言,或依違將就而退有後言。似此因循委卸,相習成風,又何以用會議為耶?嗣後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會議事件,務須遵照舊章,共同面商,虛心籌酌,迅速定議具奏,毋得推諉耽延,仍蹈積習,有負朕集思廣益之至意。此旨著各衙恭錄懸,俾觸目警心。」 
  王公大臣們對皇帝特旨交議的事件,尚且如此敷衍,其他可想而知。由此可見,廟堂上下已是一派「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可悲氣象。 
  然而,就在滿朝文武百官渾渾噩噩、一籌莫展之際,恭親王奕訢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焦慮,於1853年3月17日,也就是太平軍攻佔南京之前,同惠親王綿愉、惇郡王奕□一起,上奏咸豐,慷慨陳詞,就儲備火藥、安撫難民、籌裕倉庫,以及京城嚴門禁、整器械、訓練遼京駐防官兵等問題,向咸豐帝提出建議,以保衛京畿,防止農民起義的烈火蔓延。這一奏議當即得到咸豐帝的高度讚賞。   
  第四章 初試鋒芒乍浮沉(2)   
  這年四月十日(5月17日),咸豐帝交給奕訢一項差事,讓他驗看內務府所存金鐘。這是根據奕訢的岳父兵部尚書桂良三月二十四日奏議作出的安排,原奏說內務府廣儲司銀庫現存大金鐘三口,應通融變折,以濟軍需;另外,歷年查抄獲罪官僚家產亦應核實確數。經內務府回奏說,歷年查抄家產所得款項已經陸續用光,庫內無存,只有金鐘三口,約重33000餘兩,未經傳用。於是,咸豐帝便令奕訢負責此項金鐘熔鑄化錢事宜。 
  在此之前,咸豐帝只是讓奕訢充任一些禮儀性的事務,這次,則是第一次交給奕訢關乎軍國大計的實際工作。對於咸豐帝的信任,奕訢十分感激,他向咸豐帝表示將「始終奮勉,勤慎奉公,以期無負聖主委任之至意。」奕訢沒有食言,他在這次工作中,「博訪旁咨」,「實力講求」,嚴防欺隱作弊,第一次表現出他幹練的作風,由此進一步獲得了咸豐帝的信任,兄弟二人的關係也進一步親密起來。 
  奕訢等待多時的機運就要到來。 
  咸豐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天國北伐部隊逼近畿輔地區,形勢危急。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豐帝任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率軍出征,並分別授予兩人銳捷寶刀和訥庫尼素寶刀。次日,命令恭親王奕訢署理領侍衛內大臣之職,辦理京城巡防事務。領侍衛內大臣設於清初,是由皇帝親自統領的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中選其子弟材武出眾者為侍衛,並以勳戚大臣統領,名叫領侍衛內大臣,官階為正一品。十三日,咸豐帝又頒諭旨,恩准奕訢佩戴「非特賞不能用」的金桃皮鞘白虹刀。 
  十月,咸豐帝又將他與奕訢在上書房讀書時共同研製的槍法「棣華協力」和刀法「寶鍔宣威」合編起來,親自作序,又令奕訢為之作跋,此槍法、刀法之名乃是先皇生前所賜,借此表達希望兄弟二人同心協力的殷切願望,奕訢對此絕對沒有淡忘。咸豐帝此次重拾舊物、重提舊事,真可謂用心良苦,他希望奕訢和他能像兒時那樣、像父皇所期望的那樣,同心協力,共赴國難,因此他深情地對奕訢說:「分雖君臣,情原一體,惟期交勸交儆,莫負深恩,今日之協力非昔日之協力也。」 
  很快,咸豐帝又於十月初七日(11月7日)發佈上諭:「命恭親王奕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從此,奕訢以親王身份入值軍機,成為清王朝最高領導集團的主要成員。這一年,他剛好二十歲。雖然年輕,可他為等到這一天,經歷了與他年齡遠不相稱的太多的委屈與忍耐、太多的磨煉與煎熬。 
  奕訢贊襄軍務之後,首先全力圍剿北伐軍。他針對北伐軍「分居鎮海、獨流二處」意欲分開清軍兵力的企圖,強調「必須大兵雲集,四面合攻,方可一鼓殲除」。為此,他極力調和勝保與僧格林沁兩支大軍的矛盾,令其合力攻剿。咸豐四年(1854年)初,勝保所統兵勇已達三萬多人,又調杭州將軍瑞昌、山東布政使崇恩各統所部千人北上,而北伐軍人數此時不足萬人。 
  北伐軍據守鎮海、獨流一百天,在兵員傷亡、糧食已盡、援兵不至的艱難形勢下,不得不於1854年2月5日突圍南撤,經大成縣至河間府東城鎮。奕訢知道一旦北伐軍逃過黃河,就難以對付了,於是奕訢奏請咸豐帝命令僧格林沁率馬隊緊追,對北伐軍繼續實行合圍。咸豐帝暗自驚佩其胸有全局,指揮若定。一月後,北伐軍再撤至阜城,很快又被三萬清軍包圍。北伐軍孤軍深入,勞師遠征,早已人困馬乏,幾近強弩之末了。 
  天京得知北伐軍失利待援,1854年2月由夏官右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許崇揚、夏官副丞相陳仕保率軍,從安慶出發,經河南,轉江蘇,在蕭縣西北一帶過黃河,入山東,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二百餘里的漕運咽喉要地臨清城。 
  奕訢得知北伐援軍渡過黃河,又請令勝保率萬餘清軍趕往山東堵截。4月4日,當勝保的軍隊抵達臨清外圍時,北伐援軍在猛烈攻打臨清之後最終攻佔了臨清,可得到的僅是一座空城。北伐援軍剛進城,就被清軍圍得水洩不通。阜城北伐軍得知援軍被圍,於是自突圍東去,攻佔東光、連城,欲南下迎接援軍,恰恰遇上僧格林沁率隊趕到,困於連城。北伐軍經協商決定派李開芳率馬隊突圍而出,急行二日,偷襲高唐成功。距臨清僅幾十里之遙,只可惜援軍據守臨清數日,見城內無糧草,軍心不穩,已於三日前南下棄城而去。這樣,原本只有數千人的北伐軍,一分為二,勢力更弱。   
  第四章 初試鋒芒乍浮沉(3)   
  隨後,勝保率軍將高唐團團圍住。留守連城的北伐軍,堅持到1855年3月,糧盡失守。林鳳祥被俘,3月15日,在北京凌遲處死,僧格林沁因功晉封為博多勒克台親王。勝保久攻高唐不下,先後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職留任的處分。 
  連城北伐軍被殲後,咸豐帝將勝保解京問罪,令僧格林沁移師進攻高唐。李開芳得知林鳳祥部覆沒,突圍南下,入踞荏平縣馮官屯。僧格林沁率隊包圍馮官屯,久攻不克後,引運河水淹馮官屯。5月13日,李開芳率八十餘人突圍被俘,被解送北京,6月11日英勇就義。 
  至此,太平軍轟轟烈烈的北伐,在清政府動用全國力量的鎮壓下平息了。咸豐帝欣喜萬分,對有功人員大加封賞。恭親王奕訢被「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奕訢自入軍機以來,一年當中,已先後被授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都統、閱兵大臣等職,現又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可謂年少得志,榮耀之極。 
  躊躇滿志之際,奕訢有點忘乎所以了,他忘記了自己與皇上之間曾經有過的微妙關係,以為皇上已經徹底信任了自己,漸漸顯露出個性之中的鋒芒。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也就是北伐的太平軍被消滅兩個月後,奕訢的生母博爾濟吉特氏臥病不起。奕訢素有孝心,看見生母憔悴的面容,感慨萬端:昔日皇額娘撫養自己和皇兄,悉心照料,無微不至,母子融洽,兄弟和睦。可如今風燭殘年,兄弟倆身份和地位也判然兩別,形同霄壤。皇額娘當年頗為先帝所寵,位列六宮之主,也曾有撫聖之功,如今恐將帶著遺憾離開人世…… 
  原來,博爾濟吉特氏,是刑部員外郎花良阿之女,嘉慶十七年生。初入宮時封為貴人,很受道光帝的寵愛,道光六年十二月封靜嬪,翌年四月晉為靜妃。咸豐帝登上皇位之後,封其為皇貴太妃,奕訢對此很不滿意。奕□幼時生母全皇后暴崩,博爾濟吉特氏視其為親生兒子,將他撫養長大。奕訢認為,皇兄應該封她為皇太后才是,並時常提出這個請求,但咸豐帝一直認為有違祖制,沒有同意。 
  太妃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奕訢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一日,咸豐帝前往康壽宮探視太妃病情,恰與奕訢相遇,便詢問起太妃病況,奕訢當即跪下泣言道:「已篤!」並說若不封她為皇太后,恐將死不瞑目。咸豐帝倉促之間,不可置否,只是隨口「喔喔」敷衍兩聲,未作明確答覆。奕訢竟傳矯旨,將生米煮成熟飯。最後,咸豐帝不得不在七月初一傳旨,尊康慈皇貴妃為皇太后。此後,第八天,也就是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帶著新封的封號死去。大清開國以來,只有尊嗣皇帝生母為皇太后的定例,從沒有嗣皇帝尊先皇妃嬪為皇太后的先例。奕訢生母乃道光帝之妃,被尊為皇太后顯然有違祖制。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奕訢乃先帝遺命親王,其母又是六宮之主,咸豐一直擔心他們母子聯合起來,對自己不利,所以,奕訢強逼自己封其母為皇太后,顯然刺中他心中最敏感的神經。 
  奕訢雖然為其生母爭得榮耀,卻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咸豐帝對此事耿耿於懷,七月十一日發佈上諭,減殺太后喪儀。接著七月十二日,又頒諭旨,決定大行皇太后不升太廟,謹升祔奉先殿。 
  咸豐帝減殺太后喪儀的做法,不能不激起奕訢的強烈不滿,使奕訢同咸豐帝發生衝突。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梓宮安奉綺春園迎暉殿,咸豐帝即迫不及待地發佈上諭,借名奕訢「於一切禮儀,多有疏略之處」,解除了奕訢的全部職務。同時命吏部尚書翁心存恭理喪儀,剝奪了奕訢辦理親生母親的喪禮的資格。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梓宮奉安山陵,二十七日,咸豐帝怒猶未盡,再次發諭:「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與顧命大臣敬啟密緘,親奉朱諭,皇六子奕訢,封為親王,欽此。朕祗遵遺命,於十七日降旨,封奕訢為恭親王,並於恭撰慕陵碑文內,敬謹敘述。惟是中外臣民,但旨奕訢之封親王,系朕即位後推恩,未知系皇考遺命,不足以傳信後世。著將此旨付史館,於實錄本紀內,將皇考朱諭封奕訢為親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遺命各條之此,以昭信史。」   
  第四章 初試鋒芒乍浮沉(4)   
  這道上諭,實際上等於向中外臣民宣告:如果不是道光帝的遺命,咸豐帝根本就不會封奕訢為親王。其惱恨之情,真是溢於言表,躍然紙上。 
  昨日還是一國軍機領袖,權傾朝野,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僅剩一虛空的「親王」封號。真是禍福榮辱,旦夕之間!這對一位剛剛二十出頭的年輕親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的心裡在呼喊:我究竟做錯了什麼?究竟是什麼力量主宰著這世間的一切?難道這世間就沒有了真情和信任?沒有誰能夠回答他。 
  頓時,他是那麼地傷心、無助,冥冥之中,他似乎看到了皇阿瑪那慈祥的笑臉,他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任淚水泉湧般奪眶而出…… 
  自恭親王奕訢遭到咸豐帝罷斥,退出軍機處之後,朝中文武大臣,因循積習,萎靡不振。雖互有短長,而事上以諂,接下以吝,卻是驚人地相似。稍有事故,盡如盲癡,一籌莫展。堪擔重任者,實無其人。在宗室近支中,咸豐帝其他幾個兄弟,或才力平庸,或年幼無知,均難當軍國重任。而咸豐帝又對漢人很不信任,這樣一來,作為宗室近支的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便受到信任和重用。但他們苦於漢文不甚通達,且自覺才短,於是合力向咸豐帝推薦肅順。 
  肅順,清太祖努爾哈赤侄子濟爾哈朗的七世孫,鄭親王端華的異母兄弟。據載,此人生得「狀貌魁梧,眉目聳拔」,為人豪放不羈,結交廣泛,頗有遊俠氣概,而且機敏幹練,又有驚人的記憶力,據說「接人一面,終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牘,經年能舉其詞。」步軍統領稱賞其才,將其舉薦給咸豐帝,受到咸豐帝的召見,從此肅順開始步步高陞。咸豐四年,授御前侍衛,署正紅旗滿洲副統領,升工部左侍郎,旋調禮部左侍郎。 
  經載垣和端華鼎力舉薦,咸豐帝也非常欣賞肅順的幹練果斷的作風和超出當時諸人的見識,遂委之以重任。咸豐五年(1855年)五月,以籌辦巡防,下部議敘。十一月,以恭勘慕陵(道光帝墓地)工程,並恭送孝靜康慈皇太后梓宮暫安禮成,加一級。咸豐六年七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升理藩院尚書。八年二月,充查城大臣。九月,調禮部尚書,管理藩院事務,十二月調戶部尚書。可見,肅順真正發跡,是從咸豐五年開始,也就是奕訢罷退軍機以後,僅僅四年時間,他由一個御前侍衛,升為戶部尚書,真正可謂飛黃騰達。由於受到咸豐帝的賞識和重用,其權勢漸漸凌駕於軍機之上,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而已。 
  從此載垣、端華、肅順三人朋比為奸,權勢日張,而肅順更是恃寵而驕,飛揚跋扈。   
  第五章 臨危受命(1)   
  自罷退軍機處以來,奕訢一直是在上書房度過的。由一國軍機之首到閒散親王,這個落差太大了,無論是誰也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在上書房的日子裡,與各位師友相互吟和酬答,表面上閒散寧靜。然而,胸中的孤獨、憂慮與不平時常如波浪翻滾,難以平息。其間,曾賦詩一首,表達了心中的抑鬱與不平: 
  牢落天涯客,傷哉志未伸; 
  獨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藎遺騷雅,高風問楚濱; 
  懷沙數行淚,飲恨汨羅津。 
  自比蒙冤被逐的忠臣屈原,大聲訴說舉世皆醉惟我獨醒的哀怨。而這時大清的朝堂之上也確乏清醒之臣,剿滅太平軍北伐部隊的暫時勝利讓滿朝君臣都鬆了一口大氣,並產生了陶醉感。面對大清的種種災難,作為大清的皇子,奕訢的心靈一刻也沒有寧靜過,他時時關注著日益惡化的時局。 
  雖然由於太平軍在咸豐六年八月(1856年9月)「天京變亂」的血腥內訌之後走向衰落,大清王朝內憂暫時緩和,但外患加劇,西方列強的侵凌日益緊迫,咸豐六年正月發生了「馬神甫事件」,九月又發生了「亞羅號事件」。「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起因是一個名叫馬賴的法國天主教神甫非法潛入廣西西林縣活動,犯有種種劣行,被西林知縣張鳴鳳抓起來判了死刑。「亞羅號事件」則起因於中國水師檢查走私,在中國船亞羅號上查獲了海盜。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借口亞羅號曾在香港領過英籍登記證(事實是早已過期),對中國水師船隻檢查橫加干涉,引發外交摩擦。英法兩國以此為借口,聯手發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入侵大清帝國南大門,攻陷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美俄兩國也趁火打劫,以圖共同分贓。 
  咸豐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突襲大沽炮台。炮台守軍英勇反抗,奮不顧身,甚至與敵人展開肉搏戰,他們捨身殺敵的壯舉,使敵人大為驚駭。就在炮台守軍與英法聯軍激戰之時,直隸總督譚廷襄臨陣脫逃,使炮台守軍鬥志一落千丈,又由於清軍武器落後、防務簡陋,關係京師安危的大沽炮台隨即失陷,大沽口被英法聯軍佔領。之後,英法聯合艦隊溯白河而上,暢通無阻,直撲天津,並揚言要進攻北京。清廷無力抵抗,一心求和。四月十七(5月29日),慌亂之中的咸豐帝採納欽差大臣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等人的主張,力主妥協,委派耆英為欽差大臣,主持對英法的和談。然而,在此之前,英國軍隊攻陷廣州時,英軍在繳獲的兩廣總督府文件中,發現了耆英主張對英要採取外和內硬兩面對付手法的奏報,英方認為耆英不夠坦誠,所以,英方對耆英主持談判予以反對。五月,耆英到天津,要求會見英國代表額爾金,遭其拒絕,中英談判由此瀕於破裂。桂良通知英方,中國已經做出讓步,準備允許外國公使駐紮天津。耆英再次正式告知英方,他是談判的中方全權大臣,額爾金仍不出面,只委派副代表李泰國見耆英。耆英告訴李泰國,他和李泰國的父親李喬治(英國駐廣州首任領事)是好友,希望以此來打動李泰國。而李泰國非但不買耆英的賬,反而當著耆英的面公開宣讀英方繳獲的耆英「佯示友好,安撫夷人」的奏疏,當面羞辱耆英。 
  在這種情況下,桂良、花沙納恐阻和議,於是上奏朝廷,請求召回耆英。咸豐帝接奏後,感到困惑,責問桂良等為何不讓有經驗的耆英參加談判?但這一諭旨尚未送到天津的時候,耆英已經踏上返回京城之路。咸豐帝責其畏縮無能,辦理不善,且借辭推卸責任,又未奉特旨,擅自回京,於是將其下獄議罪。奕訢等人奏擬將耆英定為「絞監候」,先禁牢中,等春、秋兩季再正式下令處死。而肅順卻單獨上書,說:「今尚有辦理夷務之臣,若皆相率傚尤,畏葸潛奔,成何事體?」咸豐帝遂賜耆英自盡。 
  議和期間,恭親王奕訢曾上奏咸豐帝反對對英法侵略者委曲求全,指出「夷性無厭」,倘若「因其桀驁,勉強議准,以圖暫了目前,則無厭之求,轉瞬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已。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並提出三條解圍計策:一、訓練天津鄉勇;二、增強僧格林沁所部軍力;三、命令廣東鄉兵攻擊香港,「圍魏救趙」。這一、二兩策,在當年擊敗北伐的太平軍時就被證實十分有效,第三條計謀更有創意,咸豐帝眼睛為之一亮,並命大臣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對策。但是,奕訢的計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前往天津議和的桂良和花沙納等人,就已在侵略者威逼下步步退縮,甚至將咸豐帝關於設法阻止英法兩國公使的上諭拋置腦後,全盤接受英、法、俄、美四國要求,先後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同年西曆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喪失了中國的主權,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第五章 臨危受命(2)   
  天津妥協求和的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官員群起反對。奕訢也向咸豐帝上奏,不顧岳父的情面,指名道姓批評桂良的妥協軟弱,並嚴斥英法所提各項要求不合情理,尤其認為,江岸通商「萬不能准」。他說,長江兩岸「無論山川設險之所,城邑扼要之區,處處皆中原大局所關,斷不宜令夷人實逼處此。」吏部尚書周祖培、御史尹耕雲等數十人聯名上書,列舉公使駐北京之「八害」,主張以武力抵抗英法聯軍的侵略。咸豐帝也非常憤懣,曾令桂良等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寧願以免除關稅來換取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設法避免英、法代表到北京換約。但是,英法方面不容變易《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並堅持要在北京換約。 
  英法政府竟然還不滿足從《天津條約》攫取的多種特權,蓄意利用換約之機再次挑起戰爭。1859年(咸豐九年)6月20日,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與美國公使華若翰各率一支艦隊到達大沽口外,並於25日突然再次襲擊大沽炮台。清軍奮勇反擊,重創侵略者。英法侵略者惱羞成怒,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領英軍18000人,法軍約7000人,船艦200艘,來華擴大侵略戰爭。 
  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再次北上,4月佔領舟山,5、6月進踞金州、煙台,入寇天津,咸豐帝慌了手腳,急忙命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北京通縣),命大學士瑞麟帶兵一萬火速赴通州設防,又派侍郎文俊和武備院卿、前粵海關監督恆祺赴天津與英法求和。可是,英國公使額爾金嫌他們官職低,拒而不見,咸豐不得不改派大學士桂良赴天津與英法侵略者的談判代表巴夏禮議和。在談判中,英、法提出,除須全部接受《天津條約》外,還要求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增加對英法賠款各白銀八百萬兩,並要求先付現銀二百萬兩,桂良到天津後表示全部接受。巴夏禮等進而提出賠款應立刻交付三四百萬,至少一百萬,公使進京須帶軍隊四五百名,由巴夏禮率數十人先赴京察看。巴夏禮聲稱:「如有一款不准」,「即帶兵北犯」。桂良知道,這些條件是苛刻的,但為了防止談判破裂,無奈不得不「概為允許,以解危急」。可是,桂良此舉,遭到朝臣們的堅決反對,咸豐帝也對此非常不滿,傳旨嚴厲斥責桂良「未免示之太弱」,表示英法聯軍提出的苛刻要求,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談判破裂。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開始由天津出發北上,直逼通州,形勢十分危急,咸豐帝急命怡親王載垣,會同大學士桂良、兵部尚書穆蔭一起,再次向英、法求和。七月二十九日,英方派巴夏禮和威妥瑪到達通州,載垣即前往東嶽廟接晤,與之反覆辯論達八個多小時,直至午夜方散。載垣、穆蔭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無理要求。八月初二日,英法侵略者得寸進尺,派英法使臣又在東嶽廟與載垣會晤。會談期間巴夏禮的態度十分傲慢,大聲叫嚷要求帶兵入京,面見皇帝,親遞國書。載垣則認為事關國體,萬難允許。初三日,巴夏禮又提出清軍撤離張家灣的無理要求,情詞桀驁,遭到載垣的拒絕,談判破裂。 
  載垣知道撫局斷難議成,當即命令僧格林沁截逮巴夏禮,押赴京城。咸豐帝在議和不成的情況下,只得硬著頭皮抵抗,再次下令與英法聯軍決戰。 
  咸豐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橋大戰爆發。八里橋是由通州通向北京的要道,清廷認為此戰關係到京城的安危、百姓的生死、天子的榮辱、國家的命運。這也是兩個時代、兩大陣營之間的歷史大決戰,一方是擁有數千年傳統、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大清騎兵力量,一方是經過近代工業革命之後,以炮兵為核心的英法近代化軍隊。此時,清軍已被逼得無退路可走,因此,全體將士視死如歸,奮不顧身地衝向敵人。但是,血肉之軀怎能抵擋英法聯軍的槍林彈雨?這些大清的勇士們紛紛倒在了血泊之中,副都統勝保中彈,受傷落馬,全軍將士傷亡慘重,清軍全線潰敗,英法聯軍兵臨城下。   
  第五章 臨危受命(3)   
  這一戰清楚地暴露出大清王朝的外強中乾,在武器裝備和訓練指揮等方面,清軍比列強的軍隊落後了整整一個時代。在這種力量懸殊的形勢下,僅憑忠誠勇敢、白刃肉搏,妄圖取得勝利,是多麼的不切實際。歷史何其嚴酷,而戰爭又是何其悲壯!八里橋的勇士們傷痕纍纍、滿身血跡與塵土和在濃煙中緩緩倒下的身影永遠定格在歷史的畫卷之中,定格在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心靈深處,讓每一個中國人記住了落後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 
  就在驚聞八里橋大敗的那個晚上,咸豐帝召開宮廷秘密會議,決定逃離京城。此日,他發佈上諭,將辦理和局不善的欽差大臣載垣、穆蔭撤職,授恭親王奕訢為「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 
  奕訢臨危受命,無限感慨,自咸豐五年七月罷退軍機,到今天臨危受命,其間五年的時光,近兩千個日日夜夜,上書房成了他的棲身之地,吟詩、讀書、習字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表面的閒散實際上包藏了怎樣一顆焦灼的心。對於一個素有強國大志而又目睹山河破碎的大清皇子來說,這是一段何其漫長的煎熬。不到生死攸關、萬不得已的時刻,不是手下確實再也沒有能幹的心腹大臣,咸豐帝不會再次委以奕訢大權。不過現在,危難之中,他終於重見天日了。內憂外患,對大清來說是大不幸,但對恭親王奕訢來說卻是大幸。擁有出類拔萃才華的奕訢,本應該才盡其用,可偏偏只有在國之將亡、眾人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們才會想起他的存在。這是奕訢的悲哀,也是一個王朝的悲哀。 
  次日(9月22日)清晨,咸豐帝不顧「廷臣伏地力爭」,在載垣、端華、肅順等親信王公大臣的扈從下,帶著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和五歲的兒子載淳,從圓明園倉皇逃往熱河,將全部殘局交給了奕訢。 
  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出逃京城。這一日的車馬隊伍,沒有了往日的威儀,有的只是狼狽。去熱河的大道上塵土飛揚,車馬寥寥,顛簸而行,咸豐帝深感愧對列祖列宗,一路落淚不止。他走得太匆忙了,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再多看幾眼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的皇城,他也萬萬沒有想到,此次離開,他再也沒有能夠回來。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督辦和局(1)   
  咸豐倉皇出逃之時,京城危急。城外,英法聯軍氣勢洶洶,虎視眈眈;城內,秩序混亂,人心惶惶,守城之兵無錢無糧,不足抗敵。奕訢在倉促之中接手,萬事不備,形勢十分嚴峻。 
  奕訢迅速理清思路,咸豐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就在他接到咸豐諭旨之後,即照會額爾金和葛羅,告知載垣、穆蔭因「辦理不善,已奉旨撤去欽差大臣」,準備派人「前往面議和局」,希望能「暫息干戈,以敦和好」。同時,他派人整頓城內秩序,安定民心,並挑燈疾書,草擬文書,嚴令各地勤王之師赴京守城。當他擬完最後一封文書,不由長長舒了一口氣,向窗外望去,窗上已泛起一層光亮,天將亮了。 
  新的一天是隨著一份聖諭一起來臨的。 
  在昏黃的燈光下,奕訢打開聖諭,一行行熟悉的字跡映入眼簾: 
  和碩恭親王奕及其留京諸臣:此次北巡,事出有因,行事倉促,朕未能與爾等細商守城之事宜,今特發明諭,著令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文慶為留京辦事王大臣,著令軍機大臣文祥署理步軍統領,義道、文慶、文祥駐禁城,周祖培、陳孚恩、藩祖蔭、宋晉為團防大臣,守外城。奕駐圓明園善綠庵,專辦撫局,不必親見夷使,也不必進住城中,以免不測。 
  看罷,一陣酸楚湧上心頭。想自己為大清朝分憂解難,殫精竭慮,皇上還是對自己充滿了猜疑與顧忌,既沒有被授予節制守城文武大臣之權,又不允許進住城中,就是與夷人和議,也由恆祺等人去辦理,自己與前幾任欽差大臣並無區別,僅是一議和大臣而已。 
  奕訢很快收到額爾金和葛羅的復照,復照要求先放戰俘,聲稱在被俘人員安全返回之前,決不能「停止干戈」,「再議和好」。25日,又發出最後通牒,宣佈三天內若不將全部戰俘釋放,並同意於通州簽訂條約,就攻佔北京。奕訢等人認為,外國侵略者「狡猾成性,動施伎倆,即使放回巴酋等,未必幾能罷兵」。而且巴夏禮等既被拘執,懷恨必深,如果放其回去,必然慫恿英法聯軍攻城,決不能輕易釋放。奕訢的這一主張深得咸豐帝的贊同,認為所辦「甚是」,並說「以後情形,實難逆料,朕亦不便遙為指示,只有相機而行」。於是,奕訢在給英法聯軍的復照中堅持先撤軍,後釋放戰俘。初出茅廬的奕訢想得太簡單了;敵強我弱,對方會就此接受撤軍的要求嗎?果然,額爾金於9月30日宣佈拒絕交涉,將此事移交聯軍司令部處理,和議毫無進展。 
  額爾金在巴夏禮等人被俘一事上大做文章,似乎這是問題的關鍵,其實不過是一種拖延戰術。經張家灣、八里橋兩次激戰之後,英法聯軍的軍火消耗殆盡,無力驟然攻城。但自從大沽淪陷後就傾向主和的僧格林沁,此時卻成了驚弓之鳥。他見英法聯軍「數日不動」,便以為其「另有詭謀」,請求咸豐帝命奕訢對巴夏禮「加以恩禮,妥為看待」,並一再陳述所帶馬步官兵屢次戰敗,士氣不振,人心渙散。因而建議趕緊議和。八月二十日(10月4日),他竟別出心裁地派出一批商人「備牛羊千頭前往夷軍犒師請和」,遭到英法聯軍的侮辱和拒絕。他們奪走食物,卻聲稱:「此國中大事,非爾商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須恭王自來。」於是恆祺再請釋放巴夏禮。奕訢在這關鍵時刻卻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第二日,英法聯軍進逼德勝門、安定門一帶;次日凌晨,進犯圓明園。僧格林沁、瑞麟所帶各隊,望風而逃,不戰而潰。奕訢等人從圓明園倉皇逃至萬壽寺,後又連夜遷往盧溝橋。英法強盜闖入圓明園中大肆劫掠,一場人類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難開始了。 
  圓明園是清代皇家園林,也是皇帝處理政務的重要場所之一,素有「萬園之園」的美稱。它是在明代園林的基礎上,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和咸豐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斷增修擴建,形成了一座世界上罕見的宏偉壯觀的宮苑。這座大型的皇家園林,融匯了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精華,堪稱中國園林建築最光輝的傑作,在世界園林建築史上也享有盛名。園內陳設極為豐富華麗,不僅收藏有國內外極為珍貴的藝術品,而且還保存了大量的歷代圖書字畫、鼎彝禮器和清代文書檔案。它不僅是一處薈萃中外建築藝術精華的富麗堂皇的皇家園林,而且還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博物館。   
  第六章 督辦和局(2)   
  關於這次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情形,《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在當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出的通訊中說:「據估計,被劫掠和被毀壞的財產,總值超過六百萬鎊。在場的每一位軍人,都掠奪了很多。在進入皇帝的宮殿後,誰也不知該拿什麼東西;為了金子而把銀子丟了,為了鑲有珠玉的時計和寶石又把金子丟了,無價的瓷器和琺琅瓶,因太大不能運走,竟被打破……」 
  在大肆劫掠之後,英法侵略者還不滿足,為了給清政府留下「赫然嚴厲」的深刻印象,也為了消滅他們劫掠的罪證,竟然四處放火,頓時,火光沖天,彷彿一張幔子,籠罩著整個天空,煙霧隨著大風蔓延到附近的萬壽山、香山和玉泉山的一些建築。黑雲壓城,日光淹沒,看起來就像一個長期的日蝕。大火燒了兩天兩夜,一座經營了兩百多年的、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和中外罕有的藝術寶庫,竟然化為一片廢墟。 
  殘酷野蠻至此,天人為之共怒!咸豐帝得知圓明園被毀,悲憤交加,熱淚不止。而奕訢,作為愛新覺羅的子孫,親眼看見列祖列宗苦心經營的皇家園林被英法強盜付之一炬,心裡也充滿了無比的悲憤和痛恨;而作為留守北京的全權議和大臣,沒有能力阻擋英法強盜的滔天罪行,他的心裡也充滿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責。 
  英法強盜劫掠和焚燬圓明園的消息傳到法國,當時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一封嚴厲譴責英法聯軍罪行的信上,沉痛地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們歐洲人總是把自己看作文明人。對於我們說起來,中國人都是野蠻人。看!文明就是這樣對待野蠻的。 
  在歷史的審判台面前,一個強盜叫做法國,另一個則叫做英國。 
  侵略者劫掠了圓明園之後,奕訢見事已如此,「萬不能再議撫局」,奏請奔赴熱河。咸豐帝卻在答覆中要求奕訢於萬難之中,設法極力挽回,以冀維持大局。 
  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使臣約見恆祺,要求於二十四日釋放巴夏禮等人,否則立即開炮攻城,同時在德勝門外放空炮示威。守城王大臣慶惠、恆祺、義道等人驚恐萬分,按咸豐帝諭旨的權限,未與奕訢函商,便在二十四日(8日)擅自釋放了巴夏禮等人。英法聯軍得寸進尺,於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來照,聲稱二十九日(13日)午時將派兵把守安定門,屆時如「不照所議,更有阻撓,立將京城攻開」。對此,奕訢滿腔憤怒:剛把人質放還,又要佔據城門,欺人太甚,豈有此理?但此時兵臨城下,只得妥協,他提議待雙方議定開城章程後再開城門。但義道等人掌守城之權,怵於夷人恫嚇,未經奕訢同意,於二十九日(13日)準時打開安定門,並主動將安定門、德勝門一帶守軍撤退。咸豐帝是否在安排留京大員時作了特殊的人員安排,讓他們互相牽制,不能團結一致對敵,我們無從得知,但當咸豐帝得知義道準備開城時,也確實認為「開門揖盜,害不勝言」,立即傳旨要求「激勵人心,堅守以待」。然而這道遲到的諭旨傳到北京的時候,英法聯軍早已入城,安定門佈滿了英法聯軍的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對準了皇城堅厚的城牆和高大的城樓。奕訢對義道開門揖盜的行為,非常憤怒,斥責他們是「被夷人虛聲恫嚇,為一身之計,初非為大局起見」。但事已至此,只能無條件議和了。於是他頗為傷感地向咸豐帝奏道:「此時藩籬已破,設有決裂,既無以為卻敵之方,若再有意外要挾,臣等更何以自處?臣奕訢義則君臣,情則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復何所顧惜。惟撫議尚無就緒,而腥膻已滿都城,睹園庭之被毀,修葺為難,念行在之苦寒,迎鑾莫遂,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 
  義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也一同奏請咸豐帝敦促奕訢入城,速定和議。咸豐無可奈何,料想若與英法侵略者僵持下去,勢必荼毒生靈,遂命奕訢迅速入城,「與該夷將本年所議續約畫押蓋印,並將八年天津條約互換,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駐京章程」。咸豐十年九月初三(10月17日),奕訢回駐廣寧門外天寧寺,次日照會英法公使,表示同意京城換約,要求指定換約日期。九月初三(10月17日),英法公使分別向清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英使額爾金在照會中,索賠「恤金」三十萬兩,限於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換舊約,簽訂新約。法使葛羅在照會中除索取「恤金」二十萬兩外,又要求清政府退還歷次沒收的法國天主教堂的財產,同時規定上述要求限於23日答覆。兩國照會在最後都一致威脅說,如不一一滿足上述條件,將立即攻佔皇宮,並斷絕漕糧,截取關稅,直至進攻全國。10月22日,英法公使收到奕訢的復照之後,又提出無理要求,英國又提出割讓九龍司、准許華工出國;法國除要求准許華工出國外,又另加准軍民信奉天主教一條。面對英法的無理要求,奕訢已無法據理駁斥,自英法軍隊入城來,清軍毫無抵抗之力,致使夷人氣焰囂張,難保不又生事端,所以一概允准。   
  第六章 督辦和局(3)   
  22日,奕訢入住城內法華寺。24日(九月十日),禮部大堂綵燈輝煌,陳設華美,下午二時,英國公使巴夏禮乘馬車率兵百人至禮部大堂外,由恆祺帶見恭親王,去帽為禮,四時,額爾金乘十六抬金頂綠圍肩輿,姍姍來遲,鼓樂前導,帶馬步兵約千人,均持器械,自東四牌樓至禮部,絡繹不絕。恭親王奕訢走向前去迎接,這位英國大使竟佯裝沒有看見,逕直走到簽約大廳,甚至連頭也沒回一下。接著又一句話也沒有對這位親王講,就自顧自地坐到為他準備的位子上。額爾金的傲慢無理,嚴重刺傷了奕訢的自尊心,但他只能強忍怒火。雙方簽約之後,額爾金大喝一聲,隨即所有的洋人霍地站了起來,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國官員嚇了一跳,也忙站了起來。這時,堂下走出一位英國的攝影師,「卡嚓」一聲,拍下了這一場景。不知照相機為何物的大清官員們,個個呆若木雞。惟有奕訢陰沉著臉,兩眼放出仇恨的光芒。這一次奇恥大辱,給年輕親王的心靈以極大的刺傷,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也對他以後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後來奕訢多次發出「庚申之釁,創巨痛深」的慨歎,大力倡導「自強」運動,大概也受此影響。 
  就在這種充滿仇恨的氣氛當中,雙方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當時,北京城上空,英法強盜焚燒圓明園的濃濃黑煙仍然未絕……第二日,仍在禮部大堂設宴,以同樣的方式與法國公使葛羅簽訂了《中法北京條約》。 
  《中英北京條約》主要內容是:第一,《天津條約》繼續有效;第二,增開天津為商埠;第三,中國對「大沽事件」表示「謝罪」;第四,改賠款數額為800萬兩(《天津條約》規定為400萬兩);第五,英國公使駐京;第六,中國割讓九龍司半島南部給英國。《中法北京條約》共十條,內容與《中英北京條約》大致相同,另外增加了「中國歸還天主教產,准許法國天主教士在各省購買田地、建造房屋」一項。 
  《北京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地位進一步加深,無疑也使飽受外侮的中國人民的原本深重的苦難又雪上加霜。 
  條約簽訂後,恆祺等人經與巴夏禮「面商酌定」,代擬一道諭旨,稱「所有英法兩國條約,現經互換,均已允准,即著行知各該省查照辦理」,由奕訢、文祥奏請確認。咸豐帝據此另行頒發一道上諭,令「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但卻未提「允准」二字。此項上諭送達北京前,英法侵略者又進而另擬一道上諭,強調「無不允准」,「永遠遵行」,要求清政府照發。奕訢恐再生枝節,根據英法侵略者的旨意,將咸豐帝從熱河發來的上諭「前後字句,恭加潤飾」,隨即向英法侵略者宣佈:「所有和約內所定各條,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咸豐帝聞奏,亦無異議。至此,中國近代史上又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被清政府所承認。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1)   
  和約簽訂之後,奕訢的心裡並不輕鬆,英、法聯軍退至天津,可並沒有南撤,原來洋人要求的兩點:親遞國書、公使駐京並沒有徹底解決。這可是咸豐帝最怕的兩款。當然,奕訢心情沉重還有更重要的原因,現在和議已成,皇上會不會收回自己的權力?這些年來,他已摸透了皇上的心思,只有國家危難之時,萬不得已,他才會把自己推向前台,一旦險情結束,他又會馬上翻臉。而且這次議和,國力大傷,朝廷顏面盡失,追究起來,自己處在一線,當然難辭其咎,自己這一次會落得怎樣的下場呢?奕訢經歷過一次大起大落,此時變得謹小慎微起來。他思慮良久,最終決定給皇上寫份奏折,申明情況,自請處置: 
  臣等自受命以來,與夷酋周旋數日,謹遵聖諭,與夷議和,草簽和約,雖暫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種種錯誤,雖由顧全大局,而捫心自問,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後之貽害無已,實屬辦理未臻完善,臣請皇上議處。 
  言詞懇切,態度之謙卑謹慎,溢於言表。也許由於危難未過,咸豐帝反覆權衡之後,在答覆中說:「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亦深諒苦衷。自請處分之處,著無庸議。」對奕訢的議和之勤勉和實績給予了肯定。但是,言詞當中也透露出心中的隱憂。條約簽訂,已成事實,此時的咸豐帝,心裡最擔心的是,英法侵略者能否撤兵南返?如果他們在天津過冬,而不南撤,那麼他一旦回京,侵略者也許就會捲土重來,再次提出無理要求。另外,英法侵略者提出的公使駐京、親遞國書的要求,怎樣解決?而這兩項要求,咸豐帝心裡實在很難接受。為此,咸豐帝諭令奕訢在他回京之前,務必將親遞國書、公使駐京及不得再有要求諸事「與之議定,以免再生枝節」。 
  對此,奕訢敏銳地察覺到,自己議和在外,聲望日隆,皇上身邊的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敵難免會從中挑撥。他與皇上分開的時間越長,皇上對自己的疑忌會越深,自己的處境就越為不利。於是,奕訢和諸位留京大臣上奏道:「皇上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師乃四方拱極之區,宮禁虛懸,國基不穩,鑾輿早日還宮,人心方能大定,天下才可安寧,乞望聖上早作聖斷,擇佳期迴鑾。」可咸豐的答覆說:夷人雖退至天津,但天津距京較近,夷人又反覆無常,難保不會來京挾制,又生事端,所以,不能答應奕訢等人的請求。 
  於是,奕訢等人又上奏,建議咸豐帝西巡,定都西安。認為西安地處關中,既有山河之險,又有四關可守,夷人絕對不能攻取。奕訢等人起初要求皇上早日回京,現在又建議西巡,難免不引起咸豐帝猜疑。肅順等人更是從中詆毀:奕訢議和成功,留京諸臣對其多有傾慕,夷人也都支持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取代皇上而自立。一年前,當英法強盜兵臨城下,肅順等人力主逃奔熱河,而奕訢等人力主不可,兩人就已經結下仇怨,也由此形成了分別以他們為首的兩個政治集團。肅順之所以竭力阻止咸豐帝回京,也是出於他的野心。肅順明白,咸豐帝龍體已垮,時日恐怕不多,而他惟一的兒子載淳年僅五歲,顯然難擔大任,咸豐帝臨終前必然要托孤於親信大臣,他肅順必大權在握。所以他利用咸豐帝和奕訢之間的微妙關係,一再從中挑撥離間。肅順的讒言,使咸豐帝回憶起他們兄弟二人以前爭奪皇位時明爭暗鬥的一幕幕情景,不管他是否相信奕訢會自立為帝,但至少這大大加深了咸豐帝對奕訢的猜忌,心中的天平傾向了肅順一邊。 
  在此之前,當肅順、載垣、端華等人在慫恿咸豐帝逃往熱河之時,離京之議就已經遭到絕大多數大臣的反對。現在,他們對咸豐帝的蠱惑阻撓,更加激起留京大臣的不滿和反對。勝保在上疏時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欲皇上之留塞外者不過左右數人,而望皇上之歸京者不啻以億萬計,我皇仁明英武,奈何曲徇數人自便之私,而不慰億萬未蘇之望乎?」勝保此疏,因反映了當時的「民意」,被譽為「近年有數文字」。肅順集團已經大失人心。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2)   
  就在奕訢和咸豐、肅順等人就是否回京問題上陷入僵局時,英法兩國公使分別照會奕訢,表示親遞國書一事,決不勉強,同時表示不能親遞國書,一睹大皇帝風彩,甚感遺憾。 
  至於公使駐京一事,咸豐帝的長期擔心成了多餘。因為,早在中英《北京條約》簽字的當天,倫敦陸軍大臣通知額爾金說,英國公眾對於這個戰爭已不感興趣,相反,他們厭倦中國戰爭,不願為它花錢。如果英軍在中國過冬,為此英國將支付一百萬鎊的佔領費,這是英國所不能承擔的。 
  而在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之前,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就「確信在中國京城設置外國常駐使團,對俄國決不會帶來好處」,因為公使駐京,會使英國憑借其金錢和武力對中國各種事務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俄國在中國所擁有的手段,與英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上述想法促使伊格那提耶夫「竭力阻撓在中國設立各國公使常駐代表機構」,他列舉種種理由勸說額爾金,如果不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見,那麼常駐北京的代表機構也就失去了意義,而使節的尊嚴也將受到損害。因此,外國代表來北京只作短期居住才是比較有利的。額爾金最後對此表示同意。因此,中英《北京條約》對公使應否長駐北京,抑或隨時往來,定為仍照《天津條約》第三款,「總候本國諭旨遵行」。而此時英國新任中國公使普魯斯,得知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明春才能來京,俄國公使又肯定不在北京過冬,於是決定駐在天津。英國政府和女王,也寧願普魯斯安全地駐在天津或上海,而「不願他在北京遭受暴行和侮辱,那又需一場新的戰爭去報復,或以屈辱的心情去忍受」。用銀子買面子,英國人已經厭倦了。於是他們借口使館房屋不適宜公使居住,故不得不延期駐京,這樣也很好地挽回了自己的面子。11月9日和12日,法英軍隊分別撤離北京,年底,大部分侵略軍又從天津陸續撤退,不久,又南撤廣州。 
  英法等國侵略者的殖民要求暫時得到了滿足,為了鞏固和擴大這些侵略權益,他們調整了對華政策,收起虎狼的兇惡嘴臉,把自己裝扮成關心雙方友好往來、關心中國繁榮穩定的友好使者。與清朝官員交涉時,他們一反逼籤條約時的那種狂妄傲慢和盛氣凌人的態度,竭力表現出一副誠摯友好的面孔。 
  10月底,奕訢搬進北京城內,在與英、法、俄三國公使幾度會晤交談,互贈禮品之後,也漸漸改變了對侵略者的看法,這在他給咸豐帝的歷次報告中顯露無遺。 
  11月13日,奕訢與額爾金會晤,交涉親遞國書一事之後,向咸豐匯報說,侵略者之所以堅持此事,「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且該夷前曾有言,並非爭城奪地而來,實為彼此無欺起見。」並說夷人不至於心存叵測,當其進入北京城之時,帶兵甚眾,把守安定門,所有城內倉庫及各衙門,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禍心,勢必據為己有。而他們僅僅要求增加五十萬現銀的賠款和續增一些條款,所以說,他們確實是甘心願和,不欲挑起事端。可見,奕訢已經被英法侵略者偽善的面孔所欺騙,從而改變了對他們的看法。在此之前,奕訢同咸豐帝一樣,對外國侵略者,既充滿了鄙視與排斥、又滿懷恐懼與仇恨。他們最為擔心的是,這些侵略者同中國古代那些問鼎犯邊的「蠻狄」一樣,志在奪取土地人口。而從封建立場看來,土地人口不僅是封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又是其財富來源。奪取土地人口,即意味著推翻其統治。奕訢「督辦和局」之後,眼見英法侵略者侵佔北京,焚燬圓明園,甚至揚言攻佔皇宮,加之俄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從中利誘,使得奕訢對英法聯軍究竟意欲何為,訂約後究竟有無反覆,心中一直沒有把握。而現在侵略者在增索賠款、續定條約之後,竟能撤軍南返,並不奪取清政府的土地人口,漸漸打消了奕訢對外國侵略者的疑慮,感到這些夷人同中國古代「蠻夷」大不相同,如果待之以禮,示之以信,是可以「馴服」的。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3)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清王朝統治階級中,對外認識發生變化的,並非僅僅奕訢、文祥等少數幾人,而是大有人在。如署理戶部尚書沈兆霖戰前曾是積極主戰派,條約簽訂後,言論為之一變,說:「(夷人)火器勝於中國,能及遠而有准」,「夷以萬餘眾入城,而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李慈銘也說:「竊謂夷以數萬里浮海孤懸之軍,長驅入都,據堅城以自便,中國潰喪不復能師,使意在土地,則燕薊既在手中,當早有變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請期,惟和是議。」所以,他們認為,「夷人不足慮」,「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馮桂芬等人也有類似的看法。 
  奕訢正是在這種認識基礎上,作為這部分人的代表,把他們的新認識集中概括起來,於1861年初與文祥、桂良等人一起上了《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 
  奏折通觀全局,首先回顧了清代夷禍的經過,接著他們認為夷人志不在攻城掠地,與前代蠻狄並不相同,如果以信義加以籠絡,可以「馴服」。進而,奕訢等人分析了農民革命、西方列強與清政府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後,又提出了「綜計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禦侮,譬如蜀之待吳」的策略思想,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同西方列強侵略者給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較:「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從而提出了「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戰略目標。 
  最後,奕訢等人提出了貫徹其外交方針的六條章程,提出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洋務;南、北通商口岸分設大臣;各省辦理外交事件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以及令廣東、上海選派四名懂外國語言文字的人來京差委,各通商口岸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報紙按月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瞭解夷情等具體措施。 
  咸豐帝閱覽了奕訢等人的奏折,朱批道:「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惠親王綿愉等人遵旨詳細閱讀之後,認為奕訢等人所議各條「按切時勢,均是實在情形」,建議「按照原議各條辦理」。咸豐帝遂於1861年1月20日頒發上諭,正式予以批准施行。但是朱諭比奕訢原奏多了「通商」二字,說「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即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派」,企圖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權限制在通商事務範圍之內。對此奕訢不願接受,據理力爭,強調通商事宜,上海、天津已有南北通商大臣駐紮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遙控。更重要的是,洋人雖然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必滋疑慮」,因此堅決要求去掉「通商」二字。奕訢等人態度堅定,言詞懇切,最後咸豐帝終於批了「依議」二字。但還是力圖限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權限。比如,在奕訢的奏請當中,本有「事宜機密者,即令各該大臣、將軍、督撫、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徑咨總理衙門」的要求。但咸豐帝批示道:「至各省機密事件,(自)應照例奏而不咨,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錄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咨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目的是防止總理衙門與各省發生直接關係,而使皇權受到侵越。 
  儘管咸豐帝力圖限制總理衙門的職權,但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特別是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不僅辦理外交、通商事務,而且凡與洋務相關的,如鐵路、電報、學校、關稅等等,都屬其職權範圍,因而有「洋務內閣」之稱,與軍機處之間,雖無明顯的對等關係,卻有實際上的分工,即軍機處只管對內事務,總理衙門則主管對外事務。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4)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外國之間向無經常的外交往來,因而,在清朝中央政府體制中,一直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僅由禮部、理藩院、鴻臚寺分管所謂「朝貢」事務。鴉片戰爭後,國門被打開,清政府設置五口通商大臣。這是以欽差身份領職的兼差,名義上辦理通商事務,實際上承擔戰後處理外交關係的重大任務。可是,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外交涉廣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於軍機處」的處理外事慣例顯然不合時宜了,既非專官亦無專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勝任外務。當時,奕訢就指出:「近來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遲緩,未能悉協辦理。」西方列強,為保障既得利益並謀求日後的擴張,也十分不滿清朝的外交處理辦法,英國公使魏妥瑪就曾說過:「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 
  總理衙門的成立,雖然只是清朝統治者消極適應紛紜複雜的外交局勢的產物,但它的成立,也是對中國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傳統的拋棄,表明清朝統治者在事實上承認了國家主權平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等具有近代性質的國際準則,這比「或剿或撫」是一大進步。 
  總之,總理衙門的成立開闢了清朝外交的一個嶄新局面。奕訢在籌建總理衙門的過程中,表現出外交眼光和政治膽略;而當時,咸豐帝對奕訢時刻心存猜疑,生怕奕訢權力過大,而使皇權受到侵越;肅順集團也對奕訢充滿嫉恨,惟恐其勢力過大,危及自身利益。奕訢不可能淡忘了自己的前車之鑒,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妙的處境。但是,他頂住壓力,毅然上書,請求建立總理衙門,尤其是在總理衙門的權限問題上,他與咸豐帝據理力爭,表現出相當大的膽量和勇氣。 
  總理衙門的成立,也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歡迎,當法使布爾布隆得知這一消息時,非常高興,稱讚這是「中外各國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 
  奕訢實施他的新的外交方針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倣傚三國時期諸葛亮的「聯吳抗魏」,試探向西方列強「借師助剿」,消滅農民起義。1860年11月23日,奕訢等人上奏咸豐帝,向其陳述了這一想法:「如藉夷兵之力驅逐逆賊,則我之元氣漸復,而彼勝則不免折損,敗則亦足消其桀驁之氣。」但是咸豐帝惟恐引狼入室,禍患無窮,沒有答應。除了以江蘇巡撫薛煥為代表的極少數官員擁護這一策略,以漕運總督袁甲三、兩江總督曾國藩為代表的絕大多數官員都持反對態度。而英國侵略者由於擔心法、俄兩國軍隊進入長江流域,影響英國在華利益,對清政府的「借師助剿」態度十分消極。當奕訢同魏妥瑪私下試探這一問題時,魏妥瑪明確告訴奕訢,「剿賊」本是中國國內之事,他國不應干涉,他國答應「借師助剿」,如果不是為了佔據地方,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不僅僅是法、俄會奪取城池,就是英國,也不敢說不會據為己有。英國佔領印度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奕訢本人對「借師助剿」並非毫無疑慮,魏妥瑪的這一番話,正好說中其心裡的隱憂,於是暫時放棄了「借師助剿」的想法,主張「就現有兵力設法攻剿,不可貪目前小利而貽無窮之患」,並於1861年1月24日向咸豐帝表示,「若該夷來京再論及此事,臣等即據理折服其心,以杜詭謀。」 
  大難方夷,如何「自圖振興」?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奕訢一直在苦苦思索的一個重大問題。戰爭中奕訢親眼目睹了清朝武備廢弛落後,不堪一擊,親自領教了洋槍洋炮的迅猛威力,深感中國武備,內不足以「剿賊」,外不足以禦侮。因此,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提出:「中國於製造槍炮及炸炮、水雷、地雷、火藥及演放,均未得法」,表示欲派俄國匠役來中國教導時,奕訢深為讚賞。在伊格那提耶夫動身回國之前,奕訢特意前往俄國使館,對1858年拒絕俄國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表示遺憾,並說當時環境不允許清政府接受俄國政府的建議,而現在,當中國備嘗和歐洲軍隊作戰的痛苦教訓後,清政府就會另眼看待這類建議,表示了在武器裝備方面向西方學習的願望。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5)   
  因此,奕訢在給咸豐帝的《奏請八旗禁軍訓練槍炮片》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強」的口號:「臣等酌議大局章程六條,其要在於審敵防邊,以弭後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在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況發捻等尤宜迅圖剿辦,內患除則外侮自泯」。把自強、練兵、製器聯繫在一起,標誌著奕訢洋務思想的發端。咸豐帝採納了奕訢的自強方略,並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薛煥酌辦。1861年,曾國藩在安徽建起安慶軍械所,生產子彈、火藥、炸彈,規模雖小,卻成為我國近代軍事工業的發軔,洋務運動的序幕由此緩緩拉開。 
  奕訢的努力,使古老的國度吹進了一股新風,吹響了後來同(治)光(緒)新政的號角,使這個老大帝國緩慢而艱難地走上近代化的歷程。由此,奕訢以他敢於接受新事物的勇氣和膽識,令充斥於大清王朝的那些狹隘、保守、迂腐、庸碌的大小官員相形見絀。   
  第八章 咸豐駕崩,山雨欲來風滿樓(1)   
  就在奕訢為排解內憂外患而殫精竭慮之時,熱河那邊,肅順等人對咸豐帝極盡逢迎諂媚,極力以射獵或娛情聲色來迷惑咸豐帝,而咸豐帝也似乎早已忘記了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忘記了自己是清朝入主中原以來第一個被逐出京城的皇帝,忘記了昔日如喪家之犬倉皇北逃的慘痛經歷,終日縱情享樂,荒淫無度,每二三日即看戲一次,歌舞昇平,大有「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勢。 
  在大清王朝的所有皇帝當中,咸豐帝當屬首屈一指的好色之徒,他的宮內有名位的皇后、妃、嬪、貴人就有十九人,其他沒有名位的妃嬪,不可勝數。而且,他似乎永遠得不到滿足,總是企圖網羅天下絕色美女,供其享樂。 
  咸豐帝即位之初,尚想有所作為,力圖振作,意欲做一個開明的中興之主。那時,他不僅沒有沉迷女色,相反,卻在大選秀女一事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清宮大選秀女,是清朝極具特色的一項制度。每三年舉行一次,由內務府主辦。八旗女兒年滿十三至十七歲,必須經過選秀女,然後才能婚配。屆時,天下美女雲集宮中,皇帝親自挑選。秀女入選之後,或為皇帝妃嬪,或者配給親王、郡王及皇子、皇孫等。剩下的作為宮女,年屆二十五歲時方才放出,美好的青春年華只能伴隨著淚水消磨在深宮內院之中。 
  咸豐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軍攻佔南京,朝野震驚,人心惶惶,一片混亂。雖國事危急,但清廷三年一度的大選秀女卻照常進行。候選的秀女等候在坤寧宮外,這些秀女多是嬌弱之女,從未離開家門,這次遠離親人,來到皇宮,驟睹皇宮的森嚴,心裡早已充滿委屈,本來已經疲憊不堪,現在加上等候多時,飢腸轆轆,不免交頭接耳,翹首相望,有的甚至「相向飲泣」。 
  龍廷深苑重地,皇帝選美佳期,豈能容許哭泣,何況秀女哭泣,更加表明心中對被選的極不情願,這還了得,於是一名太監近前呵斥道:「聖駕馬上就到,你們怎麼還哭?不怕鞭子抽啊!」正在悲慼的秀女們,聽到如此呵斥,相顧失色,忽有一女子挺身而出,厲聲直言道:「離室家,辭父母,以入宮禁,果當選,即終身幽閉,不復見雙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何況鞭笞呢。」眾人驚愕不已,太監也一時語塞。不料那位女子接著說:「君主不知求將帥之臣,以謀戰守而保大業,徒知戀情女色,強攫良女,幽之宮禁之中,使其終身不復睹天日,以縱一己之欲,而棄宗社於不顧,所謂英主者難道是如此嗎?」皇宮禁地,何時聽見過這樣石破天驚的斥責之聲,太監非常恐懼,立即用手去摀住這個秀女的口,不讓她再說下去。其實,咸豐帝恰好聽到了一切,興致勃勃的他被澆了一盆涼水,雖然很敗興,卻被少女的諍諍之言所震懾、所警醒。太監把這個秀女雙手縛住向咸豐帝請罪,咸豐帝不僅沒有將其治罪,相反嘖然稱其為「奇女子」。當時,恰好一位王公喪偶,謀續絃,於是咸豐帝親自作主,將其指配給這位王公,並中途取消了本次大選秀女的活動,這屆候選秀女全部放還故里。 
  但是,隨著內憂外患的紛至沓來、交織纏繞,國家時局空前艱難,才識平平的咸豐帝絞盡腦汁,卻回天乏力,在心灰意冷之後,轉而在女色和美酒中麻痺自己的神經,摧殘自己的身體。 
  咸豐帝早在從圓明園倉皇北逃的途中,就已經重病咯血,現又由於整日沉迷享樂,縱慾無度,身體終於垮了。 
  咸豐帝病重,難以處理政事,肅順等人更加大權在握,整個熱河行在,幾乎成了肅順等人為所欲為的天下。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拒不回京,遭到留京王大臣的痛斥和反對。而肅順等人則針鋒相對,污蔑留守京師的奕訢等人一再籲請回京,是挾制朝廷,甚至謠傳奕訢將借助洋人之力造反登基,這引起了咸豐帝對奕訢的更大猜疑,以至奕訢得知咸豐帝病重,奏請趕赴熱河探望時,咸豐帝竟以「相見徒增傷悲」為由,不許奕訢進見,兄弟之間的感情再度疏遠。   
  第八章 咸豐駕崩,山雨欲來風滿樓(2)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豐帝病危,自知命在旦夕,便召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傳諭立皇子載淳為皇太子。奄奄一息的咸豐帝心中充滿無限淒涼:自己一生后妃無數,卻只有兩個兒子,還不幸夭折了一個,眼下只有載淳一根獨苗。 
  載淳當時只有六歲,年幼無知,咸豐帝不得不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任命這麼多大臣輔佐幼主,而不是一兩個大臣,主要是汲取歷史教訓,試圖形成權力制衡,防止皇權旁落於多爾袞那樣一手遮天的權臣手中。同時為了防止肅順等人專權,聯手欺侮孤兒寡母,咸豐帝又分別賞給皇后鈕祜祿氏「御賞」印章、賜給載淳及其母葉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並規定:凡輔政大臣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諭旨,必須同時加蓋兩枚御賞印章才能生效。同時為了防止皇太子的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權勢過大,又密敕諭旨給鈕祜祿氏,以此來牽制葉赫那拉氏。 
  正是咸豐帝的這一決定,造就了一個在晚清統治中國幾達半個世紀的女人——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 
  葉赫那拉氏,滿洲鑲藍旗人,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身於家境衰落的官宦世家。曾祖父吉郎阿,曾任戶部員外郎;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員外郎;但到她父親惠征這一代,家道中衰。惠征只做過吏部文選司主事、山西歸綏道道員、安徽太廣道道員等低微的小官。尤其是惠征因病去世之後,家境更加拮据,作為長女的那拉氏,不得不承擔起生活的重任。艱辛的生活磨礪了她的心志,使她柔弱的身體之下,暗藏著一顆堅強的心靈。 
  咸豐二年二月,那拉氏參加咸豐朝的大選秀女,並被選中。由於那拉氏出身滿洲官僚世族家庭,入宮之初就得到貴人的封號,不到兩年即於咸豐四年二月(1854年3月)晉封為懿嬪。 
  慈禧是一個工於心計和具有遠大抱負的女人。當她意識到咸豐帝是一個不爭氣的風流皇帝,且連中宮皇后都無法勸止時,她就已開始謀劃著如何一步步去取得最高的統治權力。那拉氏入宮時就憑借她艷麗的容貌、機敏的性格博得了咸豐帝的寵愛,大有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浪漫情調。咸豐四年(1854年),那拉氏晉封為懿嬪。她天分極高,愛讀書,常臨摹書法,因字體端腴,加之咸豐帝縱情聲色,懶於國事,有些奏章,就由那拉氏代閱,她也因此愈益得咸豐帝的歡心。那拉氏也相機行事,參與政事。如任用曾國藩去剿滅太平軍,她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她也很善觀風色,一旦發現咸豐帝有不滿之色時,就馬上收斂蟄伏起來。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長子載淳,這是咸豐帝惟一的一位皇子,那拉氏的地位從此遽變,當年晉封為懿妃,次年又晉封為懿貴妃。她在宮中的地位,就僅次於皇后鈕祜祿氏。有了兒子,咸豐帝對那拉氏更是「三千寵愛於一身」。那拉氏就這樣憑借自身與生俱來的優越條件和為急盼得子的咸豐帝生下龍子的獨特優勢,一步步地躍居至後宮第二的位置。 
  咸豐帝也隱隱感覺到了隱藏在那拉氏心中的那種強烈的權力慾望,於是在留下了他自以為十分高明的連環計之後,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病逝於熱河行宮,年僅三十歲。咸豐帝的一生應該說是十分悲苦的,後人也不由得為這位苦命的天子灑下同情的淚水。在他年僅十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沒了母親,過早地失去了母愛。而當他貴為天子之後,偏又遇上了清朝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災難,內憂外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使他沒有過上一天安寧的日子。他雖為天子,卻也如普通人一樣有他的痛苦和悲愁。普通人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心靈向親人和朋友敞開,而他卻只能將一切的苦衷伴著冷酒和熱淚,全部吞到自己的肚子裡去。他太孤獨了,他雖然名義上擁有這個國家的一切,卻又似乎一無所有,甚至連起碼的親情和友情都沒有,不是嗎?在他剛剛合上眼睛、屍骨未寒的時候,往日那些如眾星拱月般圍繞在他身邊、對他唯命是從的臣子、妃子們就開始各自為自己的利益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會再一次感到世事的可悲。   
  第八章 咸豐駕崩,山雨欲來風滿樓(3)   
  咸豐帝一死,肅順等八大臣就執掌大權,當日即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皇太子改稱皇上,皇后鈕祜祿氏晉封皇太后,後加徽號慈安。次日舉行咸豐帝大殮奠禮,接著尊稱小皇帝的生母葉赫那拉氏為皇太后,後加徽號慈禧。因為鈕祜祿氏住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東暖閣,故稱東太后,葉赫那拉氏住西暖閣,故稱西太后。接著,八大臣擬定載淳的年號為「祺祥」。 
  肅順等八大臣根本沒有把兩個婦人放在眼裡,肅順時常頂撞皇太后,對小皇帝更是凶神惡煞,有一次,竟把他嚇得尿了褲子。兩宮太后對此,都非常不滿。性格懦弱、才又短缺的慈安只能勉強忍受,而野心勃勃、善弄權術的慈禧卻開始在心底醞釀一場爭奪最高統治權力的陰謀,她在靜靜地等待時機的到來。 
  咸豐帝駕崩的次日,奕訢等留京大臣接到咸豐帝駕崩的噩耗及遺詔。文武眾臣陷入悲痛、惋惜、憤恨之中。 
  咸豐帝將大清國的最高統治權力,分散地交給多人,卻單單沒有給自己的親弟弟——恭親王奕訢。這不能不使留守京城的官員們大吃一驚,因為奕訢被封親王,乃是宣宗道光皇帝的遺命,在所有的親王之中,他是惟一獲此殊榮的。況且,奕訢與咸豐親如手足,雖然兩人關係一度疏遠,但奕訢兩次臨危受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功高蓋世,具有崇高的聲望。咸豐帝駕崩,恭親王擔當攝政重任,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可這輔政大臣當中,偏偏就沒有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城的諸位大臣,驚訝之餘,心中頗為不平。 
  奕訢心中更是交織著無限的悲痛、憤恨和失望。 
  奕訢和咸豐帝之間,雖然彼此一直心存芥蒂,而且在咸豐帝生命的最後時光裡對他疑忌頗深,但是,他們畢竟是自幼一起生活、同為一個母親撫養長大的手足兄弟。童年,他們一起嬉戲玩耍,上書房,他們一起習文練武,朗潤園裡他們相互作詩贈答……他清楚地知道,咸豐三年,皇上破例命他進入軍機處,是對他真正的信任和倚重。他也知道,上年八月在危難之際委任他督辦和局也是對他真正的信任和倚重。但他沒想道,自八月一別,竟成永訣。如果不是肅順等人的謠言蠱惑、從中挑撥,他們兄弟二人之間的隔閡、君臣之間的猜疑,不會如此之深,不會連皇上的最後一面也見不著,因此,奕訢對肅順等人充滿了憤恨。悲痛和憤恨之餘,他又失望了,這是他人生當中第二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第一次是他本來深受先皇寵愛,卻與皇位失之交臂;這一次,他督辦和局,力挽狂瀾,卻沒有得到皇上的信任,顧命大臣有八位之多,卻沒有他奕訢一人。而經歷過幾度沉浮起落、備嘗酸甜苦辣的奕訢,此時,變得更加成熟老辣了。他的心裡雖然充滿了失落和不滿,但這次,他的眼睛不再飽含淚水,而是在心裡默默思量如何應對這一對自己非常不利的局面。很明顯,肅順集團的輔政,意味著奕訢集團的必然失勢與覆滅。肅順等人恃寵而驕,飛揚跋扈,連興大獄,排除異己,早已弄得京城怨聲載道,人人自危。他們又百般阻撓咸豐帝回京,造謠誹謗留京大臣,京城留守大臣早就對肅順集團心懷不滿,現在又意識到肅順集團輔政必然會危及到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於是紛紛聚攏在奕訢的周圍,表示支持奕訢重掌樞要。 
  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訢以祭奠皇兄梓宮為由,馳抵熱河行宮,恰好趕上奠禮,奕訢奔到咸豐帝梓宮前,伏地大哭,聲徹殿陛,旁人聞之無不下淚。據一直守候行在的人說,自從七月十七日皇上駕崩以後,還沒有誰悲痛到如此地步的!沒有誰不相信奕訢的淚水是真誠的,但也許沒有人知道奕訢的淚水又是複雜的,它包含了對皇兄英年早逝的悲慟,對皇兄不念手足之情的埋怨,對自己最終得不到信任的委屈,對大清王朝多災多難的傷感…… 
  祭畢,兩宮太后立即召見奕訢。叔嫂相見,兩宮太后皆涕泣而訴說肅順、載垣、端華三奸之跋扈和欺侮,於是密商剷除三奸之策。奕訢向他們表態,要下手,非還京不可,並且要速歸,他對京城部署有絕對把握。但是,太后對回京後夷人會怎麼對待他們心中沒譜。奕訢當即表示:外國無異議,如有難,唯奴才我是問。於是打消了太后心中最後的疑慮。   
  第八章 咸豐駕崩,山雨欲來風滿樓(4)   
  在這次會見後,奕訢在熱河進行了一系列密謀活動,為了不露痕跡,以免打草驚蛇,奕訢不僅本人小心謹慎,對肅順等人恭敬謙卑,而且一再叮囑同黨,不論時局多麼險惡,都要忍耐,一切等回京再說。所有安排妥當之後,奕訢遂於八月初七離開熱河,唯恐肅順等人察覺而派人追殺,於是快馬加鞭,日夜兼程,十二日回到北京。 
  奕訢離開熱河的第三天,周祖培的門生弟子、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便上疏,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奏折主要內容有四點:一是建議皇太后垂簾聽政,如不實行垂簾聽政,聖上就會受到蒙蔽;二是提出另簡親王輔政,要求皇帝的近支親王與旁支親王載垣、端華一起輔政,實際上是要求恭親王奕訢也進入輔政班子;三是請求為小皇帝挑選師傅;四是建議整頓吏治,尤其是整頓高級官吏隊伍。奏折鋒芒直指八大臣,公然向八大臣顧命制度挑戰,這正合兩宮太后的心意。十一日,兩宮太后抱著小皇帝,召見贊襄政務大臣,要他們就董元醇所奏擬寫一道聖旨,要求交由文武大臣商議。結果引起了肅順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勃然抗論,以為不可」,聲稱他們是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甚至說太后看折亦是多餘之事。兩宮太后當即據理力爭,八大臣也毫不退讓,雙方針鋒相對,唇槍舌戰,爭論非常激烈,聲音很大,竟把小皇帝驚嚇得哭了起來,尿濕了褲襠。兩宮太后氣得渾身顫抖不已。 
  肅順等人退朝之後,立即以小皇帝的名義草擬諭旨以大清朝沒有皇太后垂簾聽政先例為由,痛駁董元醇的奏折,並很快傳抄呈遞給兩宮皇太后。兩宮太后據不鈐印,拖至次日,八大臣遂以不鈐印就不辦公相威脅。兩宮太后無能為力,只得忍氣吞聲,將八大臣呈遞的諭旨發下。贊襄政務大臣與兩宮太后的這場衝突,以太后的妥協和贊襄政務大臣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政變前的輿論準備受挫,奕訢等人認為其失敗在於時機尚未成熟,發之太早。 
  此後,八大臣自以為牢牢控制了朝政,開始得意忘形,更加不把孤兒寡母放在眼裡。 
  然而,經過此番交手,兩宮太后看透了八大臣的真實面目,也看清了自己面臨的險惡處境。尤其是西太后,此時此刻不由想起去年從北京逃往熱河途中遭肅順冷眼羞辱之事。當時,道路崎嶇,她不勝顛簸之苦,一把鼻涕一把淚,要求負責後勤的肅順給他更換好一點的車馬,當場遭到肅順聲色俱厲的訓斥:「逃難之時有這等車馬就是萬幸了,你不看看皇后也坐著這等車馬嗎?難道你比皇后還高出一頭嗎?」這深深刺傷了向來自尊的那拉氏。後來,她飢餓難耐,要求肅順給點飯吃,竟遭拒絕。更惡毒的是,肅順竟在咸豐帝病重之時,曾引用漢武帝時期鉤弋夫人的故事,建議咸豐帝處死那拉氏,防止母后專權。諸如此類,西太后一直耿耿於懷,加上現在一再受到欺侮,新仇舊恨交織在一起,更增添了她對肅順的刻骨之恨。她畢竟是一位非同尋常的女人,她柔弱的身軀內藏著一顆剛強的心。她默默地舔著流血的傷口,暗中積蓄力量,等待著復仇之日的到來。   
  第九章 辛酉政變(1)   
  奕訢一回到北京,立即暗中緊鑼密鼓地為政變作各種準備,尤其加緊做好軍事佈置。當時,清廷的嫡系武裝共有兩支,分別控制在僧格林沁和勝保手中,他們都與肅順嫌隙甚深,咸豐帝死後都無條件地站在皇太后和奕訢的一邊。咸豐帝一死,勝保即自行帶兵回京,經與奕訢密商之後,赴熱河祭奠咸豐帝,並乘機在京畿一帶和北京、熱河之間沿途佈防。奕訢還以太后命令示步軍統領、神機營都統和前鋒、護軍統領,以把這些京城武裝控制起來,為己所用。在此之前,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早已不顧當時的政治體制,一再堅持奏折必書「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字樣,公然與肅順等人對抗,表示自己堅定擁護皇太后的立場。而此時,統領湘軍——大清國戰鬥力最強的一支軍隊的曾國藩,面對風雨欲來的政治局勢,顯示出一種驚人的沉默,只是閃爍著他那雙深邃的、他人永遠也猜不透的眼睛,靜觀著時局的風雲變幻。肅順的親信、時稱「肅門七子」之一的王闓運多次企圖拉攏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曾國藩都不為所動。至此,肅順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有了勝保、僧格林沁的武力作強大的後盾,奕訢等人謀劃的政變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然而,此時肅順等人卻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他人刀俎之上的魚肉,依然得意忘形。自以為顧命制度既符合祖宗家法,又為大行皇帝遺詔所定,其合法性已不容置疑。奕訢則一再以軟弱謙卑之態麻痺肅順等人,肅順等人果然上當,毫無察覺。同時奕訢通過心腹曹毓瑛的通風報信,對熱河那邊的風吹草動瞭如指掌。曹毓瑛本是肅順的心腹,被肅順任為軍機處領班章京,參與機要。後因咸豐帝擬增一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按序理應曹毓瑛擔任,但是肅順卻安排了焦佑瀛。曹毓瑛明表謙讓,卻心懷怨恨。後見肅順等人與奕訢集團有矛盾,其權位難保長久,於是改換門庭,投靠奕訢,現在正是他立功和向奕訢表示忠心的時候。 
  正當慈禧和奕訢磨刀霍霍的時候,肅順等人又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更進一步把自己推向了死亡之神。當時,端華系步軍統領,統率在京八旗步軍和在京綠營馬步軍三萬人,掌京師九門管鑰,身居要職,舉足輕重。載垣兼鑾儀衛掌衛事大臣、上虞備用處管理大臣之職,掌管皇帝的侍衛隊與儀仗隊,負有隨侍皇帝漁獵、率領三旗侍入值之責,肅順兼任響導處事務大臣,掌管著一支皇家偵察部隊。這就是說,端華、載垣、肅順統領著京城和皇帝的主要安全保衛力量。可是,他們三人見慈禧被迫退讓,奕訢對贊襄制度也不敢提出異議,遂認為大局已定,無人能撼動他們的權位,於是,以「差務較繁」為由,一起辭去上述要職。他們也許是為了表明他們專心致力於攝政事務,不敢包攬一切,以取得太后的信任和支持而作出的一個姿態。但這正是皇太后尤其是慈禧求之不得的,遂以兩宮太后的名義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慈禧非常精明,在委任奕訢同黨瑞常等接任步軍統領等職的同時,又特地委派端華暫署行在步軍統領,以防肅順等人起疑。這樣,肅順等人手中僅有的一點兵權也丟了,他們離死亡又靠近了一大步。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是咸豐帝靈柩回京的日子。咸豐帝倉皇出逃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永遠不會再回到他從小生長的、以前從未離開過的皇宮。現在,他安靜地躺在那方豪華的靈柩之中,人們很快開始淡忘他。如果他在天有靈,想必也會感到可悲可歎吧? 
  不知是肅順等人的確命該如此,還是著實蠢到了家,以至於一錯再錯,他們安排載垣等隨同兩太后和小皇帝在避暑山莊麗正門外跪送咸豐帝靈柩啟程返京,然後從間道先行,提前趕回京師,這樣,聖體不至過於勞累,便於靈駕到京後,皇上在東華門外跪迎。而肅順、仁壽、奕□、陳恩孚、宋晉等人,則護送咸豐帝笨重的靈柩,從大道緩緩而行。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是皇太后的人,他們暗中監視著肅順派的一舉一動。這一安排又正中慈禧下懷,她抓住這一至關重要的機會,選用快班轎夫、日夜兼程,提前四天趕到北京,為發動政變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使政變更加穩操勝券。而八位贊襄大臣分散兩處,載垣、端華等人不見肅順,等於失去靈魂,遇事沒有主張;肅順一人在後慢行,遇事孤掌難鳴,也無能為力。肅順等人也許還在盡情享受著駕馭最高權力的神氣、滿足、得意等快感,卻渾然不覺慈禧和奕訢已經把刀架到他們的脖子上了。   
  第九章 辛酉政變(2)   
  據說,肅順等人在返京途中也曾密謀過兵變,令載垣等人在途中將慈禧殺掉。但慈禧早有準備,命榮祿率兵迎駕,預防載垣暗下毒手,結果載垣沒敢動手。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兩宮太后和小皇帝一行到達京郊,恭親王奕訢出城迎接。當天,兩宮太后在郊外宿次召見了奕訢,雙方開始為政變做最後一項準備。那就是密商政變後的政治體制,也就是權力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時,肅順等人的敗局已定,垂簾聽政勢在必行,而奕訢呢,這位曾經與皇位擦肩而過的皇子,如今已是功高蓋世,眾望所歸,手握實權。他早已盯上了這一次難得的爭權機會,但不好直接提出。於是,他便策動其親信、手握重兵的勝保上了《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近親王輔政折》。 
  勝保奏折首先就贊襄政務王大臣的不合法性進行了抨擊。他說,肅順等人輔政,是以他們自己代寫的聖諭為依據,而且當時,先皇已是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側,所以未能擇賢而任之,這是先帝的未竟之志。而現在,嗣聖既未親政,太后又不臨朝,諭旨盡出於八大臣。他們已開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如果循此不改,一切發號施令,真偽不分,這樣,不獨天下人心日行解體,恐怕外國人聞之,也覺於理不順,勢必招致天下大亂。勝保的此番議論,等於將肅順等人置於矯詔竊權的位置上,這對他們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接著,勝保在奏折中又引經據典,論證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多有先例,而且合情合理。當務之急,應該因時制宜,不應拘泥細枝末節。 
  最後,勝保明確主張:「為今之計,非皇太后親理萬機,召對群臣,無以通下情而正國體;非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 
  從勝保奏折的內容可以看出,勝保為政變成功後設計的政治體制,實質就是皇太后聽政與近支親王輔政相結合,太后聽政其名,親王輔政為實。至於肩負輔政重任的近支親王,在勝保等人的眼中,自然非恭親王奕訢莫屬。從後來的事態發展來看,慈禧的目標是代行君權,個人專政,其內心深處並不想接受這種政治體制,但他不得不依靠掌握朝廷實權、具有崇高威望的奕訢和手握重兵的勝保,於是不得不暫且答應下來。 
  二十九日(11月1日),太后一行進城,留京文武官員身著縞素跪迎於道路兩旁。鑾駕回到大內皇宮,奕訢立即密陳在京政變部署情況,兩宮太后聽了頗為放心。 
  三十日(11月2日),兩宮太后在宮中召見奕訢、文祥、桂良、賈楨、周祖培等人。慈禧面對眾人,一把鼻涕一把淚,斥罵肅順等八大臣大逆不道、飛揚跋扈、圖謀不軌的種種罪行,眾大臣憤慨無比。周祖培說:「何不重治其罪?」 
  慈禧順水推舟:「彼為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 
  周祖培答道:「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 
  說到這裡,慈禧確信留京大臣對誅殺肅順等人毫無異議之後,隨即拋出早在熱河期間就由醇郡王奕□擬好的諭旨,交給恭親王奕訢,當眾宣示。核心意思有兩點:一是要求王公大臣等妥議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親王輔政;二是宣示八位贊襄政務大臣的種種罪行,諭令解除他們的一切職務。 
  剛宣讀完畢,恰逢載垣、端華進宮上朝,見奕訢等王大臣竟在殿內,非常詫異,大聲質問:「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答道:「有詔。」載垣、端華就更摸不著頭腦了,毫不客氣地責備兩宮太后不該召見奕訢等人。太后大怒,立即傳下另外一道諭旨,奕訢當場宣示:「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載垣、端華聽罷如墜雲霧之中,厲聲斥問:「我輩未入,詔從何來?」奕訢不與理會,一聲令下,一群侍衛將其拿下,押到宗人府看管起來。 
  隨後,兩宮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義,火速發出密旨,命令正在回京路上監視肅順的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相機擒拿肅順,押解回京,交宗人府聽候議罪。此時,護送靈柩的肅順才行至密雲縣。監視他的仁壽、奕□接到馳送而來的密旨,連夜率兵趕去,在臥室中將其拿獲。肅順這才如夢方醒,跳罵道:「悔不該早治此婢!」押至宗人府,碰見載垣、端華二人,肅順怒道:「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無可奈何,答道:「事已至此,還說什麼!」   
  第九章 辛酉政變(3)   
  這樣,慈禧和奕訢集團經過緊密的配合和周密的部署,取得了政變的成功。 
  十月初六(11月8日),恭親王奕訢等人公同會議八大臣八條罪狀,而後,扔下兩條白絹,令載垣、端華自盡。肅順則被無帷小車押赴刑場處決,在通往刑場的大街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人群中有人高喊道:「肅順,也有今天啦!」於是人們紛紛以瓦礫泥土擲之,肅順白白胖胖的面目很快就模糊不可辨別了。此人是條硬漢,行刑之前一路破口大罵,刑場上不肯下跪,劊子手用刀柄敲斷他的兩條腿,方才跪下。隨著劊子手的鬼頭大刀在空中劃過一道銀亮弧線,肅順人頭落地。接著,奕訢等王大臣會議提出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革職,發配新疆效力。 
  此外,慈禧和奕訢進一步肅清餘黨,將陳孚恩、黃宗漢、劉昆、成琦、德克律太等人革職,將太監杜雙奎、袁添喜、王慶喜等發往邊遠地區充官兵奴僕。 
  此外,慈禧和奕訢非常清醒地知道,肅順、載垣、端華掌權多年,其黨羽遍佈六部九卿,至於依附逢迎、巴結討好者,在京師內外文武百官中,更是大有人在,但如果一一追究,廣為株連,勢必弄得人人自危,風聲鶴唳,不利於籠絡人心,穩定政局。為此,慈禧、奕訢在處死載垣、端華、肅順之後,連下三道上諭,宣佈其既往不咎之意,但內含肅殺之氣,意在告誡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不得抗拒垂簾,否則肅順等人前車俱在,必將嚴懲不怠。 
  二十九日,軍機處將所查抄的肅順家產賬目及其來往書信,全部當眾銷毀。至此,人心大定。 
  辛酉政變,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轉折意義。它在咸豐帝駕崩之後迅速爆發,是當時積蓄已久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的結果。咸豐時期,古老帝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年輕的咸豐帝力圖振興,迫切希望通過嚴刑峻法,大刀闊斧地改變統治階級內部文恬武嬉、因循不振的衰敗局面,而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迎合咸豐帝的旨意,惟嚴是尚,驕橫跋扈,屢興大獄,打擊排斥一大批軍機大臣和部院大臣,造成了官僚隊伍的分裂,朝內人人自危,朝外民怨沸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奕訢借議和之機迅速崛起,形成了以他為首,以文祥、桂良、寶鋆、勝保等人為核心的可以和肅順集團相抗衡的政治集團。咸豐帝駕崩前夕,肅順先是力阻迴鑾,繼而造謠蠱惑,挑撥離間,蒙蔽皇帝,造成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如箭在弦、一觸即發。咸豐駕崩,政變旋即爆發,勢所必然。 
  政變之所以不經周折而迅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絕大多數大臣的擁護和支持。政變之後,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得到協調,有利於政權、政局和人心的穩定,因此新的政權得到京城內外官紳、各國外交人士的廣泛擁護,如曾國藩、李鴻章歎服政變為「自古帝王所僅見」之「英斷」;吳雲說政變後,「朝端肅清,政化一新」;英國公使普魯斯更是欣喜地向本國報告:「大家認為其表現最有可能和外國人維持友好關係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權了。」對大清帝國新的政權顯然充滿期待之情。 
  辛酉這年,奕訢正值而立之年,慈禧27歲,慈安26歲。這樣幾位正值盛年、精力充沛、頭腦敏捷、思想新銳的年輕人奪取最高統治權,他們將開拓老大帝國新的發展方向。 
  十月初五日,內閣公佈取消肅順等所定「祺祥」年號,代之以「同治」年號,決定以明年為同治元年。   
  第十章 垂簾前的議政王專政(1)   
  政變剛剛結束,慈禧便對奕訢集團論功行賞。同時,加緊新政權的建設。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1月3日),一口氣授給恭親王奕訢三個要職:議政王、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清初努爾哈赤雖設過議政王,但授予多人,而非一人。皇太極繼位,命總管旗務之八大臣與諸貝勒共同議政,議政王的權力大大削弱。雍正年間設立軍機處之後,議政王權力進一步削弱,僅存其名,乾隆時即被裁撤。根據清代祖制,親王、皇子不得干預政事,現在奕訢不但得以重入軍機,而且一人獨受議政王之職,這在清代歷史上絕無僅有。初二日又被補授內務府總管大臣之職務。這樣,奕訢身兼四職:議政王一職,眾王之首;同時又是軍機大臣之首;宗人府管著所有的滿人貴族,內務府又掌著宮廷內部的所有事務。每一個職位都是顯赫之極,奕訢集大權於一身,極盡榮寵,權傾天下。 
  不僅如此,軍機處的人選也完全是奕訢挑定的。他們是戶部左侍郎文祥、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寶鋆;另外他還命積極參與政變的曹毓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整個軍機處人員,全是奕訢的心腹。 
  其中桂良是奕訢的岳父,歷任湖廣、雲貴、直隸總督及吏部、兵部尚書等職,拜文華殿大學士。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奕訢奉命督辦和局時,桂良作為其幕後智囊之一,參與了歷次對外談判。 
  沈兆霖,道光十六年(1836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兵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署戶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當年肅順專權,飛揚跋扈,朝臣莫敢與之對抗,獨沈兆霖敢於直言政事,數持異議,是一位正直之臣。 
  寶鋆,滿洲鑲白旗人,道光進士。他出身貧寒,對民間疾苦有所瞭解。議和期間,他力主開庫放銀,穩定軍民,辦了不少實事,成為奕訢集團的重要人物。 
  曹毓瑛,道光十七年拔貢,授兵部七品小京官,後充軍機章京,在慈禧、奕訢與八大臣的爭鬥中,他主動充任奕訢集團在熱河的耳目。政變之後,受到慈禧和奕訢的賞識和重用。 
  文祥,軍機舊臣,咸豐八年(1858年)即入軍機處。咸豐帝出逃熱河時,力持不可,與英、法交涉時,他署步軍統領坐鎮京師,統籌洋務全局。政變成功後,奕訢對其倍加信賴,視之為股肱心腹之臣。 
  十月初八日,兩宮皇太后又以論功行賞為由,召見奕訢,宣示「著以親王世襲罔替」,這可是至上的榮譽!世襲罔替,俗稱鐵帽子王,大清有國近二百年,僅有九人受此封賞。除雍正朝怡親王允祥,因公而忘私、視國如家,死後被乾隆命王爵世襲外,其他八位均因有開國之大功勳而受冊封的,如順治年間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素親王豪格、成親王岳托、武英郡王阿濟格和安平貝勒杜度等八王。 
  此時的奕訢心裡明白,即使受此封賞,也並不能永保子孫的安康與榮耀。多爾袞當初是何等地顯赫,死後立即被追奪爵號;剛剛死去的肅順、端華都是鐵帽子王鄭親王的七世孫,載垣是允祥的五世孫,現在還不是身首異處。月滿而虧,人滿則損。雲譎波詭的宮廷內部政治鬥爭,使他意識到即便自己位高權重,也當格外小心為是,於是情辭懇切地辭謝太后。 
  慈禧甚感納悶,也不知恭親王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於是又以先帝遺言為名,希望奕訢能接受世襲罔替之封賞。一聽乃先帝恩旨,奕訢頓時聲淚俱下,想起自己與四哥兒時的手足情義,後來十年的恩恩怨怨,到如今兩人已是陰陽兩隔。若四哥生前真有此言也不枉兄弟手足一場。但此時不能簡單相信,於是仍極力辭謝。慈禧無奈,只好作罷。 
  十月初十日,又發佈上諭,奉兩宮懿旨,對康慈皇太后崩後一直未升太廟一事,著大學士會同六部九卿詳議尊謚,後「升祔太廟,永極尊崇」。這可觸及到奕訢心裡的痛處。當初,母親在時,為了給她老人家爭個太后之位,他不惜與咸豐鬧翻;後雖勉強封後,但死後又被故意減殺禮儀,不上謚號,不升太廟。母親雖為皇后,卻仍與妃嬪們葬在一起,做兒子的怎能不痛心!就因為這一點,自己剛幹了一年多的軍機大臣,立遭罷黜,被解除了一切職務,只留下一空虛的「親王」封號,一閒就是數年。奕訢感激涕零,連連磕頭拜謝,這是發自肺腑的——也總算可以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了。母親大半生的願望,至此才得以完全實現。這一切來得太不容易了!也更加深了奕訢對慈禧的感激。   
  第十章 垂簾前的議政王專政(2)   
  慈禧對奕訢的封賞十分慷慨。但是,她在最高統治權力的掌握上,在與奕訢的權力分配方面,卻毫不含糊。她雖然給了奕訢諸多要害部門的實權,但她一定要讓他知道,大清廷的最高決策權還是在我太后手中,你奕訢僅僅是個政府的行政首腦,位處「輔政」地位,且是在太后的信任和同意下行使行政權。任何詔旨的頒發,都須有兩宮的印章方能生效。為了確立自己實質上的這種至高的權力,慈禧在任命奕訢為議政王和軍機行走後的短短幾日之內,連續三次以內閣奉上諭的形式宣告了自己和奕訢之間的君臣關係和權力界線。 
  十月初二日,一道五六百字的上諭鄭重宣告: 
  朕即沖齡,煢煢在疚,仰蒙皇考付託之重,遺大投艱,不惶自恤,幸蒙兩宮皇太后保護藐躬,親理大政。昨經降諭,令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謹會議兩宮垂簾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 
  ……乃自近年以來,事勢艱危,一二奸邪乘間肆其蒙蔽,以至盈廷緘默,建議寥寥,言路久為閉塞,公論弗伸,事機愈益舛戾。朕以沖人,未堪多難,重賴兩宮皇太后萬機日理,王、大臣等黽勉翼為……特通諭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 
  這道上諭,以小皇帝之口,一再強調太后的「親理大政」和「萬機日理」,對恭親王的權力和責任未置一辭,並要求中外臣工用人行政一切事宜均要向太后密奏。慈禧通過此諭獲得了直接從密奏中控制用人行政的大權。 
  緊接著在載垣、肅順、端華被誅的第二天,即十月初七日,內閣又發佈一道上諭,對日常遞交奏報的程序作了詳細的規定:第一步,各省及各路軍營折報均先呈兩宮太后披覽;第二步,交議政王、軍機處等大臣詳議;第三步,兩宮太后裁奪;第四步,按照太后裁定意旨再由軍機處擬旨;第五步,再呈請兩宮太后審定正式頒發。 
  慈禧據此上諭獲得了和皇帝一樣掌握對日常行政事務處理的一切控制權,而奕訢對任何行政事務的處理,必須先徵得太后的批准和同意。這是載垣、肅順等贊襄政務王大臣在熱河時給慈禧的深刻教訓。當時肅順等人把持朝政,大權盡落其手,慈禧母子倆受盡欺侮。這一點慈禧是銘記在心的,以致在處死肅順等人的第二天,慈禧就迫不及待地發佈了這樣一道上諭,目的其實很明顯:防止奕訢日後擅權。 
  奕訢又是何等聰明之人,他不會看不出慈禧這道聖諭的真意。聖諭頒布的第二天「聲淚俱下」地辭謝世襲罔替,同時具折上陳,表明自己被委以重任,「當此中外多事之秋,深恐一時見識偶疏,致滋貽誤」,於是再三思維,請飭中外大小臣工於用人行政各抒其見,意在使自己「得藉以多方歷練,庶不致有隕越之虞!」誠惶誠恐之心躍然紙上。慈禧彷彿也感覺到了自己警惕過甚,遂即發佈上諭,溫語安撫,稱奕訢「賢親眾著,朝野咸知」,當此國家多事之秋,為宗室貴胄,當與諸臣盡心竭力,以安國家利社稷,方不負厚望。 
  但安撫歸安撫,十月初九日,內閣又奉上諭稱: 
  朕奉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懿旨,現在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諭令議政王軍機大臣遵行,惟繕擬諭旨仍應作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欽遵慈訓,嗣後議政王軍機大臣繕擬諭旨,著仍書朕字。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從此,兩宮太后的懿旨,即可以至高無上的「朕」的旨意宣示中外,諭令議政王、軍機大臣遵行。在政變之後的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太后與奕訢之間的君臣關係,他們之間的權力界線,就這樣被確定了下來。兩宮臨朝稱制於上,恭親王總攬全局於下;實際上是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統治權力。 
  十月初九日,小皇帝載淳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之後,兩宮太后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討論制定垂簾聽政的章程。眾位大臣為了力求完全符合慈禧太后的意思,反覆地斟酌、磋商,前後花了十幾天的時間,最後終於在十六日(18日)議定。至此,垂簾聽政的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第十章 垂簾前的議政王專政(3)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欽天監選定的黃道吉日,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儀式在養心殿隆重舉行。殿內寬闊的御座上,坐著年僅六歲的新帝載淳,他就是同治帝。在他的身後,隔著八扇黃色紗屏,一左一右坐著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卯時一刻,隨著禮親王一聲高喊,大殿外禮樂齊鳴,恭親王奕訢率領內廷諸臣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魚貫而入,伏在殿前行禮。至此,咸豐帝臨終前所建立的顧命制度宣告結束,晚清慈禧垂簾、奕訢輔政的時代開始了。 
  實現了垂簾聽政之後,慈禧深知自己勢單力薄,只有依靠奕訢,方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同時,在當前局勢下,也只有依靠奕訢的聲望和才幹,籠絡官僚階級,取得西方列強的認可與合作,方能使危難之中的清政府度過難關。於是她繼續給予奕訢及其子女各種優厚的待遇。 
  十二月初九日,晉封奕訢的長女為固倫公主。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宮所生嫡女才可封固倫公主,其他妃嬪所生之女只能稱為和碩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兒經由正宮皇后撫養的,在出嫁時也只能享受和碩公主的待遇;親王的女兒則只能封為郡主。奕訢本人並非皇帝,即使其女兒由兩宮太后撫養,也只能封和碩公主。可見,為了籠絡奕訢,慈禧可以說開有清一代空前絕後之先例。 
  緊接著,又於同治元年元旦發佈上諭說,恭親王以議政王在軍機處辦理一切政務,勤勞懋著,加恩特許其在紫禁城內坐四人轎,以示優異;並賞其子載澄戴三眼花翎。 
  至此,奕訢在朝廷中的權勢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連其家庭成員,上至其母,下至子女都備受優待。 
  嚴格地來講,垂簾聽政實際上是反肅順集團對於政權的一種瓜分形式。即一派是太后黨,一派是恭王黨。其中慈禧取得了實際的最高統治權力,而奕訢則獲得了議政和施政權。輔政之後的奕訢,雖隱隱感覺到慈禧強烈的權力慾,但他認為垂簾聽政制對他掌權來說是最為合適的。 
  早在策動政變之時,諸多留京大臣都希望奕訢能仿周朝時周公輔助年幼的成王,成就一番事業那樣,而成為新時代的周公。但奕訢並不想做周公,在皇權高度集中的這個時代,做臣子的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多爾袞和康熙初年的輔政大臣鰲拜就是前車之鑒,他們都曾經是那麼的權勢顯赫,卻都不得善終,根本原因是他們侵犯了皇權。奕訢堅決不單獨掌權,他只想在皇權的保護傘下,通過慫恿太后垂簾,希冀以垂簾之名,而「實權歸己」,從而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這是奕訢的聰明之處。 
  而且,就雙方力量對比來看,兩派力量相差懸殊,慈禧羽翼未豐,勢單力薄,而奕訢則控制了朝中各大要害部門的實權,其心腹黨羽遍佈朝廷內外。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懸殊,使奕訢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可以控制兩宮皇太后,達到自己在政治上掌控實權的真正意圖。然而他低估了慈禧的野心和實力,他不知道,她決不會容忍任何人染指自己手中的最高權力。隨著慈禧羽翼漸豐,兩人之間的矛盾必然由隱蔽走向激化。   
  第十一章 平反冤獄 延攬人才(1)   
  收買人心,獲得更加廣泛的支持和擁護,是政變之後的當務之急。這一點,慈禧和奕訢彼此不謀而合。 
  奕訢深諳政權建立之初,平反前朝冤獄、整頓本朝吏治是一項行之已久且屢試不爽的統治方略。前朝肅順專權時,「屢興大獄,以示權威」,積壓了很多冤案。但由於肅順權大勢大,當時沒有人敢站出來申訴。新政權建立,人人急切地渴望有沉冤昭雪、釋放冤囚、告慰冤魂的一天。 
  政變的第二天,少詹事許彭壽即上密折,請求將「五宇鈔票案」盡早結案,並給無辜株連者昭雪。由於慈禧對該案瞭解不多,全權交予奕訢督促刑部辦理。這個案子發生在咸豐九年,即1859年,是肅順為排擠主管財政的大學士翁心存和戶部尚書周祖培而興的,它積壓在奕訢的心頭已經有數年了。 
  打擊對像之一的周祖培雖然有借奕訢的力量扳倒肅順出口惡氣之嫌,但他積極參與政變,忙裡忙外,確實為這次政變出了不少力,也該是給他點回報的時候了。另一打擊對像翁心存,三代帝師,其門人、學生遍佈朝野,可謂學界泰斗,士林的一面旗幟。三個兒子也深受矚目,長子和次子為地方巡撫、布政,三子為咸豐六年(1846年)的狀元。挽救了他,那可是收攏了天下士子的心。肅順當時為了給奕訢一點顏色看看,也將奕訢的家人數百人牽涉進了這個案子,當時的小妾、現在的側福晉桂兒的父兄,均受到牽連,這更不能說無關痛癢了。 
  「五宇鈔票案」,也稱「五宇官錢鋪案」。咸豐年間,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朝廷不斷地派兵前往鎮壓,耗費了大量的銀兩。為解決軍費開支的困難,政府決定由戶部設立寶鈔處和官錢總局,鑄造劣質大錢,發行鈔票。當時有「乾」字編號的錢局共四處,「宇」字編號五處。肅順奉旨查檢財政時,發現「宇」字五號局欠款和官錢總局的賬面不符,追查出一個貪污總額高達數千兩白銀的巨額貪污集團。這可給了肅順一個顯示自己權威和打擊政敵的絕好機會。肅順大動干戈,抄查家產數十家,拘捕數百人,南北兩監獄關滿了因與此案有關聯的犯人。至今已兩年有餘,未能結案,弄得朝野上下人心不安。 
  奕訢積極推動此案的順利解決。許彭壽上密折後的十月十一日,刑部即收到上諭,著令迅速結案,省釋法不當罪的人,以緩解民眾內心的疾苦。並特別指出:查處懲辦污吏固然重要,但肅順、載垣等人排斥異己、羅織罪名、作威作福的辦案思想和出發點是錯誤的。刑部按照慈禧和奕訢的意思,不出數日,便查清案情,凡株連之人,不能查實的,一律釋放。十一月初三日,兩宮太后又再次下詔指出,此案株連太甚,打擊面太寬,令迅即發還被株連者的全部家產。 
  曾經哄動全國的大案,在奕訢的主持之下,迅速結案。奕訢借此又贏得了朝野的歡呼和擁護。 
  大家看「五宇鈔票案」很快就被平反了,以御史任兆堅為首紛紛有人上奏懇請為因戊午科場案被斬決的大學士柏葰洗刷罪名。 
  一日早朝,未等大家開口,幕簾後傳來聲音,西太后首先開口道: 
  「眾卿,今日屢屢有人呈奏,請求為戊午科場案被誅的柏葰昭雪,大家看該如何處置?」 
  柏葰,蒙古人,素與肅順不和,被肅順懷恨在心。咸豐八年(1858年),奉命任主考官,因家人參與舞弊失察而被肅順抓住把柄。次年二月,柏葰被正法。同時被判死刑的還有房官翰林、兵部主事,及有關舉人和副主考官之子等多人。另外副主考官程庭桂、朱鳳標以下十幾名考試大員也被革職流放。表面上看是為了嚴整考規考紀,實際上是公報私仇。尤其是兩年後的科考,肅順帶頭舞弊,人們開始對他打著正義的名號處理柏葰等人一案產生懷疑。 
  這個案子雖說已經很久遠了,但影響很大。奕訢沉思了片刻,答道: 
  「柏葰對家人舞弊失察,致使我朝廷取士不公,貽誤人才,理應嚴懲;然而此案處理過嚴,弄得士人滿獄,有失本意,朝野微辭頗多。臣懇請降旨,交禮部、刑部會同複審。」   
  第十一章 平反冤獄 延攬人才(2)   
  奕訢的一番話正說到眾人的心坎兒上了,聽了這話,大家均點頭稱是,並懇請能迅速辦理此案。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根據複審結果發佈上諭宣告,此案主犯柏葰確屬聽受家人囑托,取中試卷,罪無可辭。但載垣等人擬定「斬立決」卻為罰不當罪,實乃公報私仇。並決定法外施恩,將柏葰之子錄為正式官員。 
  聖旨一下,朝野內外歡呼雀躍,均稱頌當今朝廷,稱讚奕訢為一代賢王。肅順在他執政的兩三年內,執法過猛,屢興大獄,排斥異己,導致人怨沸騰,即使是支持者也得處處小心,時時提防,天下人人自危,無心治理國政。現如今,太后垂簾,親王佐理,重用人才,平反冤案,人心思進,社會政治環境日益開明寬鬆,人人臉上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剛過而立之年的奕訢,前額寬闊,眉目清秀。他沒有肅順那樣咄咄逼人的氣勢,而是「舉止安詳,儀表清超」,給人以天潢貴胄所特有的超凡脫俗的精幹印象。他言語甚少,似乎總在對大清朝的前途甚或是自己的前途作著冷靜的思考。 
  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軍機處偌大的房間裡,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萬事開頭難,面對這堆亂攤子,當務之急應從何處著手?萬事皆由人為,治國必先治人,治人必先治吏,應該從人、人心這個環節入手。按照祖宗家法:治天下之道在親親。只有把自家人治理好了,大家勁往一處使,方能形成團結對外的力量。否則禍起蕭牆,自顧不暇,更不用說政令的有效貫徹和執行了,這是古訓。 
  在親族之中,惠王已經老朽無用了,七弟醇郡王奕□已長大成人,辦事也還甚為成熟穩重,可委以重任。五兄惇親王奕□能力不強,也不諳外事,因生來相貌粗拙,舉止粗略,一直不為父皇所喜;四哥在位時,自己晉陞為親王時,他一直都是個郡王。但怎麼說都是親兄弟,仍可委以要職。此外還有肅親王、豫親王及其他諸八旗子弟。 
  為此,奕訢奏請任命其七弟奕□為御前大臣、後扈大臣、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並管理神機營事務。神機營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為整頓京城武備,訓練京旗各營官兵而建立起來的,其官兵是由八旗驍騎營、前鋒營、護軍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等營中挑選出來的,是旗營中最精銳的軍隊。 
  另外,奏請將其五兄奕□晉為親王,並任其為閱兵大臣、正黃旗滿洲都統,管理武備院事;任肅親王華豐為宗人府右宗正、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任豫親王義道為閱兵大臣;同時對八旗都統、副都統都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上三旗領侍衛內大臣均由親、郡王兼領。通過此番人事大調整,既團結了近支宗室,又加強了對京中八旗的控制,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奕訢在滿族親貴中的地位和威望。 
  接著,在平反冤獄的基礎上,奕訢進一步著手起復那些被肅順陷害和排擠的、在朝野素有影響的官員。新皇已有七歲,是該開館啟蒙的時候了,奕訢決定利用遴選帝師的機會來達到這個目的。他首先想到了前大學士祁嶲藻、翁心存和前太常寺卿李棠階等人。 
  翁心存曾經做過奕訢的啟蒙老師,也曾為惠親王綿愉和鍾郡王奕□授讀,德高望重。只因在戶部尚書任內,反對鴉片以洋藥名義徵稅進口,與肅順等人意見相違,遭到肅順的仇恨和排擠。後因「五宇鈔票案」,差點被肅順置於死地,經咸豐帝力保,才得以獲革職留任處分。現「五宇」案平反,冤情得以昭雪,翁心存及其門生弟子早已對奕訢感激不盡了。若能在平反冤獄的基礎上,重新起用翁老,必將大大寬慰天下士子之心。 
  祁嶲藻,精通經學,曾位至軍機首揆,不僅有學問,而且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因與載垣、端華等人意見不合而退休。李棠階,道光二年進士,學養深厚,遷太常寺卿,官台諫時,曾多次上書言事,侃侃而談,是一時名士。咸豐年間,肅順專權時,認為其迂腐之至,不足為用,遂遭打擊而被棄不用。   
  第十一章 平反冤獄 延攬人才(3)   
  這三人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思想,也沒有多大的經世本領。奕訢看重他們,主要是考慮到他們均是耆碩舊勳,很有影響,起用他們能夠達到收攬人心的目的。當時名士李慈銘就讚揚此舉說:「此三人者,皆人望也,新政以此舉最為可觀,雍容表率,眾正盈朝,中興之業在斯矣。」 
  此外,奕訢還進一步請旨要求各省各軍薦舉賢才、真才,要求內外臣工力薦擅長屠殺起義人民、願意為清廷效命疆場的將才,且對薦舉有功之臣實行表彰和獎賞。他對清朝吏治廢弛、官場阿諛逢迎的現象非常痛心,於是又要求各地選拔人才時,要破除積習,不論身份,唯才是舉。同治元年十二月,再次諭令各省選舉「孝廉方正」,不論「紳士布衣」,有真才實學,即應予以薦舉。奕訢深知,人才是政權實力的核心,於是打破積習,不拘一格,廣招人才。同治初年,他多次舉行這類恩拔、特科,以期增強政權的實力。 
  在奕訢的倡導下,各地要員紛紛薦舉人才,如曾國藩和胡林翼保舉羅澤南、李續宜、李續賓、劉長佑;駱秉璋推薦左宗棠、田興恕;勞崇光保舉張國樑等等。 
  通過任用親貴,平反冤獄,選拔人才,奕訢不僅極大地提高了自己在朝野內外的聲望和地位,而且空前增強了大清王朝的凝聚力,為同治中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部分   
  第十二章 重用漢臣,剿滅太平天國起義(1)   
  政變成功之後,擺在奕訢和清廷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迅速消滅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穩定政變後的政局,從而加強對全國的有效控制。 
  1860年11月,江西、湖北一帶起義軍紛紛參加太平軍,起義部隊又得壯大。1861年春,陳玉成率軍從安徽進入湖北,三月攻克黃州,逼近武漢,湖北巡撫胡林翼急得吐血。1861年10月間,李秀成、李世賢軍隊由江西入浙江,連連攻克金華、處州(今麗水)、臨安、餘杭等城,蘇南和浙江告急。已為議政王和軍機首座的奕訢,屢屢收到戰危奏報,每一份奏報無不令他揪心。他發誓,愛新覺羅的天下決不能讓這一群烏合之眾給擊垮,要讓她在我的手中重新煥發出生機。 
  然而,昔日的八旗勁旅,早已失去了先輩們驍勇善戰、所向披靡的雄風。60萬人眾的綠營軍武備廢弛、紀律渙散、聞戰色變。整個清軍主力無論八旗還是綠營均已不堪大用、形同虛設。文武將領以避賊為戰略,士卒以逃死為方策,根本無法抵擋呈排山倒海之勢的太平軍。這支氣貫如虹的農民大軍,已經把清朝統治推向岌岌可危的境地。與此相反,一些漢族地主士紳,為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自辦團練,與太平軍對抗,逐漸受到矚目。其中曾國藩創建的湘軍獨樹一幟,於屢次征戰中異軍突起,漸成勁旅。咸豐四年(1854年)九月,該軍一舉攻克太平軍重要據點武昌,曾國藩自此名聲大噪。 
  咸豐帝時,湘軍全軍將士在戰場上屢立戰功,卻一直不能得到重用,而且經常受到滿族親貴的猜忌。曾國藩是一直頂個侍郎的職銜,其手下大將雖被保至二品、三品,名為副將、參將、總兵,卻是有名無實。對此,曾國藩甚為不滿,曾一度奏請咸豐帝給予督撫實職和察吏籌餉之權,然而卻落得被開除兵部侍郎的職位,在籍守制。後曾國藩雖被授予兩江總督之職,並任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節制大江南北水陸各軍,但如時人所評,那是江浙危急關乎國命、滿族親貴所率嫡系部隊氣數已盡的情況下,咸豐帝不得已而接受了肅順的推薦作出的權宜之計。曾國藩果然不負眾望,於1861年9月,攻克太平軍重要門戶安慶,因此威望大增。咸豐死後,肅順當政時,尤為推重湖南地主武裝,視曾國藩湘軍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主要依賴力量,曾國藩及其他漢臣逐漸受到重視。但就在曾國藩率領湘軍與太平軍浴血奮戰之時,肅順也同時設江南、江北大營作為牽制,與湘軍分功。 
  奕訢環顧朝廷內外,認定為了挽救國內危急形勢,只有繼續重用以曾國藩為首的漢臣。於是政變十八天後,奕訢即奏請兩宮皇太后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制江南四省軍務,授以前敵指揮大權。同時還授予他督察官吏、保薦人才之權。可謂開清朝歷代倚重漢臣之先例。 
  在授命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後的次月(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傳來杭州失守、巡撫王有齡自殺,太平軍向上海進攻的消息,朝廷大臣頓時亂了方寸。養心殿東暖閣裡,慈禧手拿一封六百里加急軍報,要求立即召見軍機大臣。奕訢見慈禧驚惶失措的樣子,忙安慰說: 
  「太后勿憂,奴才們正在謀劃,定能力挽危局。」 
  「王爺請快快講來,有何良策?」慈禧躬身向前,甚為著急。 
  「回太后,朝廷自剿殺洪匪以來,調遣數支八旗、綠營軍,但成效不大,呈敗退之勢。咸豐三年,諭令各地舉辦團練,漢臣曾國藩督練有方,所率湘勇軍制嚴謹、兇猛剽悍,屢立戰功。此番江南剿匪失利,責任主要不在曾國藩,而在我大清官員不能與之精誠合作,籌備糧餉,致使進攻士兵不能互相策應,貽誤戰機。」奕訢詳細分析當前軍情戰況。 
  杭州失守,確實為王有齡拒絕籌餉在前,曾國藩懷恨在心、按兵不動在後。清政府授命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以來,曾國藩立即從1861年12月起,對轄區進行整頓。但浙江巡撫王有齡屢屢挖湘軍的牆角,不予配合,曾國藩因此對王有齡很是不滿。曾上奏彈劾王有齡,並趁勢為左宗棠製造輿論,其後清政府令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杭州危急之時,清政府曾令曾國藩催促左宗棠迅速赴浙,同時王有齡本人也向曾國藩發出求救咨文。但曾國藩一怕發兵過早,左宗棠救不下杭州遭責;又恐救下杭州是為他人作嫁,左宗棠反而無法安置。於是按兵不動,坐視杭州被攻破,王有齡自殺。曾國藩於是立即命左宗棠率湘軍六千餘人兵分兩路迅速入浙,連下數鎮,浙江逐漸納入湘軍勢力範圍。同時曾國藩又密折力保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奕訢對杭州戰情的分析顯然有為曾國藩開脫並倚重曾氏之意。   
  第十二章 重用漢臣,剿滅太平天國起義(2)   
  但經驗尚不豐富的西太后還想不出奕訢到底在作何打算,甚為疑惑不解。 
  「那王爺的意思是?……」慈禧問道。 
  「奴才以為要扭轉江南剿匪局面,當務之急是徹底撤換昏聵平庸的浙、蘇、贛、皖四省督撫大員,分別以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代之,方可與湘軍將帥士兵同心協力,共同完成剿匪大任。」奕訢提出了這個大膽的計劃。「滿漢分畛」一直是滿清入主中原後實施的策略,奕訢知道起用漢族官僚必然會受到阻撓,他已經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果然,慈禧聽後十分吃驚,一方面驚訝這四人沒有一個是滿族血統,另一方面驚訝這些人的來歷,自己以前從未聽說過他們的名字。的確,這四人除了沈葆楨外,其他均為無名小卒,尤其是左宗棠和彭玉麟,原為布衣庶民,怎可一躍而為二品巡撫?如此詔告天下,必然引起天下嘩動,笑我大清無人! 
  文祥見太后半晌無語,於是像個管戶籍的保長,將這四人的情況一一詳細道來。大意如下: 
  這四人系漢人,多為湘軍將領。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曾隨曾國藩學經世之學。咸豐三年(1853年)回家鄉辦團練,因功授道員,賞戴花翎。咸豐八年(1858年)入曾國藩幕府,幫助辦理軍務。 
  左宗棠,湖南湘陰人。原為鄉村塾師,太平天國起義後,一度在家鄉辦團練。曾國藩起兵後,傾全力支持曾國藩籌建湘軍,並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以多方資助。 
  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陽,生於安徽安慶。幼年習武,道光十二年(1832年)隨父回籍,後在湖南辦團練,咸豐三年幫助曾國藩創建湘軍水師,任湘軍水師提督。 
  沈葆楨,福建侯官人,封疆大吏林則徐的女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授以編修,升監察御史。咸豐五年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六年署廣信知府。八年因保全廣信,名聞天下,被擢升為廣饒九南道道台。十年,授吉贛南道道台,沈葆楨以父母年老需要奉養而婉辭。 
  眾人一聽即知,奕訢所要委以清剿太平軍重任的均是漢人,且都是曾國藩的嫡系。當即心生兩重疑慮:一是擔心漢族官僚勢力壯大,二是害怕曾國藩手握重兵,重演三藩之亂。 
  想想在大清的歷史上,歷代對漢族官員都是限制任用的。雖為了穩固政權,也注重吸納漢族地主和士人參政,但一些重要的職位,如內務府大臣、理藩院尚書等,規定只能由滿族貴族擔任,從未授予漢人。軍機大臣,特別是首席軍機大臣,同樣只能由滿族貴族充任。各地的總督、巡撫也大多用滿人。軍事領域,更一直是清廷的禁忌。聖祖康熙征噶爾丹,世宗雍正時征噶爾丹策零,高宗乾隆征廓爾喀、緬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愛新覺羅家族親貴大臣統兵征伐。即使其間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吳三桂時,也曾用了一批漢將;雍正時曾重用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為參贊出征青海;乾隆時任用張廣泗為總指揮出戰金川等。但受「滿漢分畛」傳統思維的影響,除極個別外,絕大多數或遭排斥,或被殺,結果都非常的淒慘。歷代清朝統治者對漢族掌握兵權都是非常戒備的,慈禧和當時的很多大臣也不例外。 
  就連一直站在那裡未置一辭的軍機大臣沈兆霖也忍不住發話: 
  「啟稟太后,奴才以為任用以上四人為江南四省巡撫不妥。曾國藩所統領湘軍已有三十萬餘眾,若再委任曾國藩部將為蘇浙皖贛四省巡撫,恐出現擁兵自重、尾大不掉之勢,昔日三藩前車之鑒萬萬不可忘呀!」此外,沈兆霖還以這幾人出身低微、不能登大雅之堂為由堅決反對違背慣例,讓這些布衣庶民榮任巡撫。 
  奕訢早已預見到大家心頭必有疑慮,但沒想到這個迂腐的沈兆霖,會抬出祖制慣例來反對自己的意見。他知道這個沈兆霖性情負氣不為人下,經常與自己意見向左。 
  奕訢正有難色之時,曹毓瑛開口了:   
  第十二章 重用漢臣,剿滅太平天國起義(3)   
  「太后,奴才以為沈大人的顧慮是善意的,也是必然的。但曾大人以一介書生位極人臣,成一品總督,斷不敢向朝廷妄自薦舉。所以,應該相信這四位是人才。至於沈大人擔憂曾國藩因此會成難掉之勢,可勿多慮。湘軍起於湖南,現客居江東,上有湖廣總督官文扼守武昌,下有老將馮子材鎮守鎮江,北有杭州將軍都興阿守揚州,淮上又有袁甲三、勝保,一旦湘軍有變,武昌斷其後路,四周又有大軍圍困,決不會重蹈吳三桂之覆轍。」 
  曹毓瑛的一席話似乎提醒了奕訢,他思緒豁然開朗,接著說道: 
  「太后,這四人雖為曾國藩所極力推薦,但他們之間都曾產生過過節。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後,不久因在彈劾李元度問題上與曾國藩意見不合,憤然離去。直至湘軍攻克安慶後,李鴻章主動修書祝賀,得到曾國藩的諒解,才重返曾國藩幕府。現曾國藩屢屢舉薦他,足見曾國藩的胸襟,也可見李鴻章的才氣。左宗棠性情高傲,喜出豪言壯語,在駱秉璋幕府時,即以攬權跋扈著稱。此人一旦給予高位,必不服他人。我們正好可以適時利用這一點,讓他們相互掣肘。」 
  經曹毓瑛和奕訢這麼一分析,大家便不再顧慮,慈禧也點頭表示應允,畢竟當前大局是要能剿滅洪水猛獸般的農民起義軍。只是這場辯論給奕訢和沈兆霖心中都留下了不快。奕訢開始有些後悔當初讓沈兆霖進了軍機,沈兆霖也沒想到恭王有如此城府,尤其是後面的一席話,堅定了他離開軍機處的決心。同治元年正月,沈兆霖調離軍機處,署陝甘總督,當年七月鎮壓回族農民起義,在回師西安途中,遇山洪爆發被沖沒而死。這已是後話。 
  朝廷隨即發佈一批重要上諭: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鄭元善為河南巡撫,張曜為河南布政使,李續宜為安徽巡撫,嚴樹森為湖北巡撫,沈葆楨為江西巡撫,李鴻章為江蘇巡撫,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毛鴻賓為湖南巡撫,江忠義為貴州巡撫,駱秉璋為四川總督,劉蓉、李恆、蔣益灃、韓超為布政使等等。上諭發出,一時朝野喧嘩,同時將這麼多作戰省區的行政大權交於漢族官僚手中,兩宮皇太后和奕訢也太冒險了!這樣,「西至四川,東至海」的長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內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於曾國藩之手,這太危險了!總之是一個「險」字。一時間,朝廷便屢屢收到上奏,多為滿族親貴,他們提醒奕訢、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國藩權勢太重,難以控制,並建議裁其軍,削其權。其實奕訢心中有數。不久,朝廷的另一份詔令又讓剛剛沉浸在喜悅中的曾國藩心涼了半截: 
  「大清素以廣攬人才、禮賢下士為治國之本,昔日肅順專權之時,飛揚跋扈,力排異己,諸多博學鴻儒因此紛紛棄官歸隱。今新朝初立,匪禍橫行,百廢待興,正當用人之際,望以往大學士及宿儒鴻學盡快歸朝,報效國家。」 
  曾國藩開始犯嘀咕了:奕訢一面大量重用漢族官員,一面又起用這些滿族迂儒,究竟是何意?曾國藩是個理學家,熟諳清朝歷代掌故,他知道愛新覺羅家族一直是限制使用漢族官僚的。以前從未有過漢官像自己這樣兼管四省軍務,他們可為巡撫,可為總督,但很少委以軍事職務,何況還是中國最為富庶的江南四省的軍務。權重足以招致災禍,曾國藩是有過切膚之痛的。咸豐四年(1854年),曾國藩率領湘軍,一舉攻克武漢時,曾受到咸豐帝的欣賞,但後來由於咸豐帝聽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蘊章等人的勸告,自己多年一直帶兵作戰、客寄虛懸,未得信任和重用。今日這些老朽又得重用,會不會自己又蹈咸豐帝時的覆轍? 
  不幾日,一封請辭的奏折便呈現在了奕訢的面前。曾國藩敘說,權位太重,惟恐開爭權競勢之風,並防他日漸成外重內輕之勢;累牘連篇地請求收回節制四省軍務的成命。奕訢認為曾國藩的這種顧慮也可以理解。當下要做的是向曾國藩說明,讓他清楚,政變後起用祁嶲藻、翁心存、彭蘊章等人,只是借重他們的聲望,並未讓他們回軍機處,付之以實權;朝廷現在真正重用的還是他們這些漢臣和漢族地主武裝。   
  第十二章 重用漢臣,剿滅太平天國起義(4)   
  奕訢旋即召來文祥,草擬一折,擢升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管理兵部,並特請兩宮皇太后鈐發上諭給予慰勉,稱:如此委重權於曾國藩,實乃其至誠真摯無私為國效力之心;望以軍務為重,力圖攻剿,以拯救生民於水火之中,不許再作推辭。之後又批准了他派李鴻章招募淮軍的請示報告,贊成他的浙東用兵計劃。曾國藩知奕訢、慈禧倚重之意後,便不再推委。此後,每當曾國藩奏報到時,奕訢和兩宮皇太后都是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並要求各將帥能及時將有裨益於軍務的一切老謀勝算奏報朝廷,以此來表示朝廷對前方戰場的關注和對將帥們的信任。 
  至此,奕訢、慈禧坐鎮北京,漢族官僚奮戰江南,外國勢力插手其中的剿匪隊伍就這樣構成了。不拘一格、重用漢臣是同治新政權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抉擇,但果真這一著使整個局面全活了! 
  1861年冬,曾國藩被授以前敵最高指揮權,他坐鎮安慶,以安慶為指揮中心,全盤規劃,對戰爭作了新的戰略部署,以圖一舉殲滅太平軍。他命曾國荃攻天京,左宗棠攻杭州,李鴻章攻蘇州,彭玉麟攻長江下游。大江以北,多隆阿攻盧州,李續宜援穎州;大江以南,鮑超攻寧國,運蘭防徽州。經過周密的部署之後,一場以進攻天京為中心的瘋狂的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開始了。1864年夏,天京被攻克,太平天國運動以失敗告終。 
  慈禧發佈上諭: 
  曾國藩著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候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加太子少保銜,賜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 
  不久,曾國藩又被派去剿殺捻軍。他一改僧格林沁征討多年無功而返的「追剿」戰略,堅持「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的戰略方針,同時又提出了築長牆、開壕塹的戰法,最終剿殺了捻軍。 
  奕訢鬆了一口氣,他在擔任議政王時期,內有文祥、曹毓瑛、寶鋆為之出謀劃策,外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衝鋒陷陣,軍政吏治,賞罰分明,終於削平大亂,為一代中興局面的形成開了一個好頭。奕訢本人也因此「聲譽日隆」,權勢顯赫,確有「垂簾其名,實權歸己」之勢,在政治上達到了他一生之中的鼎盛時期。   
  第十三章 力排萬難辦洋務(1)   
  通過多次與西方列強在戰場上的武力廝殺,在談判桌上的唇槍舌戰,在合作中的利益糾葛,奕訢深感學會怎樣與洋人打交道的重要性,於是力排眾議,在咸豐年間上書請設總理衙門。總理衙門的成立,架起了中西之間溝通的一座橋樑。作為核心成員的奕訢費心經營總理衙門和總理衙門的事業。除掌握清廷外交外,總理衙門還逐漸總攬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成為決策與管理一切涉及洋務的機構。在咸豐帝迴鑾以前,總理衙門在北京已然形成了列強支持的以奕訢為首的另一個權力機構。總理衙門成員構成了奕訢的一個智囊團。軍機處把持內政,總理衙門負責外交,太后垂簾初期,內政外交大權悉數落入恭親王之手。 
  總理衙門在中央的成員多為一直與奕訢同呼吸、共患難的心腹。桂良、文祥與奕訢一起籌劃國家自強和長治久安的策略,積極上折請辦洋務和實施「自圖振興」的國策。在地方,一批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受奕訢重用而崛起的漢族官僚、有真知灼見的一些封疆大吏支持和歡迎圖「自強」的洋務事業的開展,並很快成為這場運動的中堅力量。 
  他們最初準備從沙俄引進第一批武器,後來由於識破了沙俄壟斷中國軍事技術近代化的陰謀,及時拒絕了這批武器的購買,而將目光轉向英、法、美等國,努力學習和引進他們的軍事裝備和技術,實施和推廣了第一項近代化的練兵計劃。他們還曾籌劃購買第一支近代化的海軍艦隊——阿思本艦隊。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西式艦船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奕訢、李鴻章、曾國藩等朝野上下官員驚歎之餘,於同治元年初,在批准上海「借師助剿」的同時,奕訢以總理衙門的名義,致函各參戰省份的巡撫、將軍和總督與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命其議定向英國購買輪船一事。此事成為後來阿思本艦隊事的發端。議定之後,由赫德致信正在英國養病的前任總稅務司李泰國辦理此事。 
  李泰國覺得這是控制日後中國近代海軍的絕好機會!在英國政府的默許下,立即答應代辦購艦之事,並暗地裡策劃聘任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S.Osborn)為指揮官,出任中國海軍司令。同時私自按照英國海軍的條規,制定章程,明文規定:該艦隊在中國戰場所獲得的一切財物,三分之一歸清廷,三分之二歸該艦隊隊員。 
  奕訢等人表示堅決不能接受讓外國人掌握中國的軍權,與李泰國進行了多輪的談判,最後決定主將仍由中國武官來擔任,阿思本為「幫同總統」。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原本抱了很大的希望可以指揮這支艦隊的,談判的結果無疑給他們潑了一瓢冷水。他們致函總理衙門,稱不能讓這支艦隊參加南京的行動,認為此乃「李泰國心術險詐,目前不願中國專權,即將來不准中國人接手」。阿思本也不同意談判後的結果,堅決要求按照出發前的英國訂立的合同由阿思本自己任艦隊司令,並限總理衙門在兩日內給予答覆,否則拒絕聽命並將解散艦隊。 
  奕訢深知軍權的重要,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堅持「中國兵權不可假手予外人」,堅決拒絕批准李泰國——阿思本合同。但清政府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整個事件中,清政府支出白銀173.2萬兩,收回106.8萬兩,損失66.4萬兩。這次事件中,奕訢外交手腕得到了展現,以致後來曾國藩在給奕訢的回信中稱:「欽佩無似」。李鴻章和曾國藩曾參與整個事件,最初曾國藩還擔心由他和李鴻章出面道出此次購買艦隊的弊病,恐怕會招致奕訢的盛怒,因為購買外國艦隊乃「恭邸數年苦心經營之事」。但奕訢在阿思本艦隊風波過後的言詞間充滿勝利的喜悅並言及已採納曾、李的高見的書信,打消了兩人的疑慮。曾國藩後來在給其九弟的信中稱:「朝廷已成定局,從諫如流,令人感極生愧。」同時奕訢還努力設法開辦了第一所以教授語言為內容的近代學校「同文館」,並由北京向上海、廣州推廣。 
  第一股「自強」風潮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天國等多處農民起義的過程中興起了,主要目標為「平內亂」的軍事計劃。後來李鴻章在給奕訢的一封牘函中豐富和發展了奕訢幾年前提出的「自強」思想。李鴻章這樣寫道:   
  第十三章 力排萬難辦洋務(2)   
  「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莫若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學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在這裡其實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自強」和近代化的建議:發展國家的工業;設專科取士,搞近代化的教育和培養近代化的人才。奕訢大為讚許,並積極推動施行。 
  中國人最早的一次出洋考察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向總理衙門請六個月的長假,回國結婚。同時建議中國能派出一個考察團隨同他一起到西方各國轉轉,瞭解一下各國的政情風俗,以為國內發展提供參考。奕訢非常支持,當即著手辦理此事:選派出洋考察人員和向兩宮太后稟報。 
  一聽說要出國,時人多有畏懼之心,縱使是同文館已經畢業的幾名外交人員,也對漂洋過海遠行視若畏途。無奈,中國近代第一次出洋考察的重任竟落在了一位63歲老人的肩上。這位老人名叫斌椿,因任職總理衙門時做了幾年赫德的中文教師兼辦文案,對西洋事物漸漸有了興趣,久懷出國遊歷開闊眼界之志。因無人願往,奕訢正為出洋人選發愁時,斌椿「慨然願往」可解了燃眉之急。斌椿帶領的3位同文館學生和負責照顧父親的斌椿的兒子一行5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出洋考察團,他們肩負著「將所過之山川地勢,風土人情,詳細記載,繪圖貼說,帶回中國,以資印證」的重任。 
  110多天對10多個國家的訪問可讓這5位中國人開了眼界。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物質文明和古代文化盡現於中國政府官員的眼簾。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活字印刷、鐵路隧道、蒸汽機、起重機、傳真照片及一般攝影、顯微鏡及幻燈,大紡紗廠和兵工廠的生產情況等,使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現代科技的偉大;埃及大金字塔和古太陽神廟,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劇,英國的白金漢宮、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監獄、報社、高等學院、植物園,法國的凡爾賽宮、拿破侖大帝的凱旋門等等,讓他們體會到了在中華儒家文化以外還有著璀璨豐富的西方文明。 
  回國後,他們按要求將出國考察見聞以文字形式記述下來。斌椿寫成《乘槎筆記》和《詩集》,考察團員張德彝著成《航海述奇》。此外,在辦理外事過程中,奕訢也深深體悟到的「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准」的道理,這些都成為推動奕訢克服重重阻力,規劃實行自強大計的巨大動力。他感到,當西方工業化潮流帶動各國紛紛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時候——火車奔馳、輪船暢通、電線高架、通訊便利等等,中國人卻依然沉醉於田園詩般靜謐的自然經濟生活,落後了! 
  英國人赫德和公使參贊威孚瑪也在敦促中國迅速實行改革,他們提交的《局外旁觀論》和《新議論略》無疑似兩枚炸彈,直投向老大帝國衰朽問題的中心。 
  必須要改革,面對這股工業化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奕訢的自強計劃進入到大搞近代工業化、增強實力以「御外侮」的第二階段,然而卻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各地方洋務大員只接受部分近代工業化思想。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後,一方認為不必懷疑赫德和威孚瑪等提出的「援助」是「挾詐懷私」、從中漁利,而應乘機利用、學習技術,建設近代工業;但大部分洋務官員認為洋人越是渴求中國變革,就越是要拒絕它,以免落入洋人所設的圈套之中,此種意見的持有者包括曾國藩、左宗棠、劉坤一等重要人物。 
  這無疑給奕訢高漲的工業化建設的熱情潑了一瓢冷水,他的建設國家的宏圖大志不被欣賞,他也不再那麼顯露鋒芒,而將全方位的引進世界最先進的科技的改革方案最終緊縮為僅僅扶植最為急需和最易為接受的幾個方案,但即使這樣,也還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對聲浪。   
  第十三章 力排萬難辦洋務(3)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訢上折請求在同治元年專教外語的同文館中添設天文算學一館,聘請外籍教師,教授西方自然科學。招生範圍,由原來僅限於八旗子弟而擴大到滿漢舉人和恩、拔、歲、副、優五貢生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官的年齡為20歲以上者。慈禧以同治帝名義批示:「依議,欽此。」 
  奕訢加緊辦理這項他認為是當務之急的大事,對各種反對言論,據理力爭,認為:「識時務者,莫不以學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他又連上兩折,提出具體的設置規劃,如招生對像、考試辦法、獎懲措施、優待辦法和畢業待遇等;並推薦官職為從三品的原太僕寺卿徐繼畬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這無形中提高了同文館的地位。中國最初培養的翻譯人才和自然科學人才就在奕訢一手倡建的同文館中誕生。慈禧同樣照準了,並明發上諭,稱徐繼畬「老成望重,足為士林矜式」,指示他仍在總理衙門行走。 
  不幾日,兩宮太后發佈懿旨,對以奕訢為首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務派高級官員的成績提出嘉獎,表示朝廷對大興洋務的支持。洋務派人士士氣高昂。 
  然而奏折中提出的聘請外國教習和讓翰林院的編修、檢討、庶吉士們也入館演習,觸動了當時頑固守舊勢力的神經。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3月5日),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的一封上疏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認為,科學是不值一提的「技巧」,讓科舉正途出身的士人去拜洋人為師、學西學,那是污辱「斯文」;朝廷要自強,只要政治賢明、注重練兵籌餉,加之臣民具有「氣節」就可以了。 
  這一在奕訢等洋務大員看來是荒謬可笑的說法其實代表了大多數封建士大夫的心聲。正二月間,京城迅速流傳著各式攻擊奕訢的聯語、紙簽,其中最著名的一條是: 
  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 
  奕訢「鬼子六」的綽號由此而來。 
  國內頂尖的理學大師、同治帝的老師兼內閣大學士的倭仁更是洋洋灑灑千言,從傳統的治國思想出發,稱「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並將科學等同於中國古代的神秘詭譎的「術數」,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拜洋人為師無異於一大恥辱,反對這種「變而從夷」之事。 
  張盛藻的話可被駁斥,但倭仁的話不能不引起兩宮太后的重視。慈安、慈禧特旨召見了倭仁、徐桐和翁同龢,詢問為何反對設館,三人未能給個很好的解釋。慈禧很是不悅。但京師前門又出現了貼紙: 
  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 
  道出了頑固守舊勢力對教育改革的恐懼心理。同文館的設立,無疑是敲響了封建士人的喪鐘。兩宮太后將倭仁的奏折交由總理衙門評議。 
  奕訢主持下的總理衙門毫不客氣,痛駁倭仁等人不識時務的論調。稱改革是大勢所趨,若不改革,近些年尚可苟安,而數十年之後則中國幾無禦敵之能力。並援引洋務重臣的話:堅船利炮均由科學而來,中國要自強,必須本末兼學;而招收學員習西學,正是為了「讀書明理」、「存心正大」,抵抗洋人。倭仁若真正講「氣節」、講臥薪嘗膽,就應該支持改革。奏折最後,奕訢故意將倭仁一軍,請旨飭令倭仁立即「酌保數員」,並「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辦講求」,與同文館「互相砥礪」。否則「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等詞」,而稱「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奕訢他們知道,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論是得到守舊的滿族貴族、官僚士紳和許多八股士子擁護的。但為了振興國家,他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上折闡明變法思想和變法的決心,字裡行間充滿了發憤圖強的意志。果然,上諭發抄之後,衛道士們嘩然,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無言以對,只好向朝廷回奏,稱自己「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懇求朝廷撤回以前的奏議,不再反對設館和聘請外籍教師授課。   
  第十三章 力排萬難辦洋務(4)   
  奕訢並未就此罷休,他再給倭仁出個難題,希望他能換換腦筋。奕訢奏請太后准許倭仁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要他直接參與為其所深惡痛絕的「洋務」活動。這可急得倭仁食難下嚥,夜不安枕,急忙找來徐桐、翁同龢商量對策,決意辭去這「不光彩」的職務,並想告假歸里。倭仁屢疏懇辭,奕訢再三駁斥,致使倭仁無法申辯,只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 
  這場鬥爭,使頑固派的氣焰有所收斂。然而一波剛平,又起一波。這年恰逢華北天氣一直乾旱不止,京師又突現疫情,頑固派乘機反撲,將此天災人禍來比附洋務派的改革,大肆渲染是他們的改革觸怒了天意。並由候選直隸知州楊廷熙呈遞條陳,詳述其事。這份奏折是洋務派和頑固派思想分化的集中體現,是繼倭仁之後頑固勢力對改革的又一次明目張膽的阻撓。 
  慈禧看後非常生氣。立即命軍機處起草上諭,駁斥楊廷熙的上諭,並於同日發往內閣。措辭嚴厲,痛詆倭仁等人的守舊主張,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洋務派一邊,表現了對洋務運動的完全的支持。這份上諭也是對數月來關於是否添設天文算學館,學西學,辦洋務的大辯論的一個總結。 
  對倭仁,慈禧又專擬一上諭: 
  「倭仁奏病未痊癒,請開缺調理一折。倭仁不必給假,一俟氣體可支,即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其餘一切差使均著無庸管理。」 
  倭仁見此折後,大舒一口氣,終於可以不到自己討厭的總理衙門上班,不同洋鬼子打交道了。這個老夫子也終於告饒了。 
  奕訢和慈禧通力合作,配合默契,堅決抵制頑固守舊勢力,保證了變法的順利進行。與倭仁等相比,風華正茂的奕訢和慈禧表現出對新生事物的興趣和幹一番事業的決心是不足為奇的。在慈禧和地方大員的積極支持下,洋務運動終於得以較為順利地開展。一些新生事物逐漸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1861年,在安慶,第一座軍火廠安慶軍械所成立。 
  1862年,在天津,編練第一支近代陸軍;在北京,設立第一所翻譯學校京師同文館。 
  1865年,在上海,第一座大型兵工廠江南製造總局成立。 
  1866年,在福州,第一所近代海軍學校福州船政學堂成立;在福州馬尾,第一座造船廠福州船政局成立;同年,第一個歐洲政府考察團出洋考察十餘國。 
  1868年,第一個巡迴大使團出國。 
  1870年,開始籌建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 
  1876年,建成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不久又被拆毀)。 
  1877年,第一屆赴歐海軍留學生出洋;第一座煤礦台灣基隆煤礦成立,同時開平礦務局在天津成立。 
  1879年,第一座電報線北塘至天津40英里電報線架設成功。 
  1890年,上海機器織佈局正式開工。 
  前期以「自強」為目的,洋務派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後期以「求富」為旗幟,為解決軍事工業在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又創辦了一批近代民用工業,包括工礦業和運輸業等。這場運動是在與頑固守舊勢力的鬥爭中進行的,雖說是一場地主階級的自我改革運動,卻帶有鮮明的資本主義傾向,是衰朽王朝顯露出的一線生機、活力和希望。這種變革圖強禦侮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四章 整頓吏治的矛盾(1)   
  同治元年,正逢三年一度的京察,這是新政權產生之後的第一次京察。所謂京察,就是由吏部對京官的政績進行考核,然後根據官員的考核結果決定官員的升降去留。奕訢認真領導了這次京察,並借此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次吏治整頓。 
  其實,整頓吏治的工作早在政變成功之初就已經開始。那是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夜色漸沉,忙碌了一天的奕訢從軍機處回到恭王府。剛到家,傳報兵部滿侍郎慶英求見。慶英先是吞吞吐吐地說了些閒話,然後從懷中取出兩大包金子,懇求奕訢收下。身為堂堂議政王的奕訢,大權在握,眼裡只有天下,怎麼可能把區區兩包金錢放在眼裡,於是堅持不受。慶英誤以為奕訢之所以不收,是出於「無功不受祿」的意思,於是和盤托出來意。原來,他因在兵部挪用公款而被議罪,兵部擬給予降職二級處分,特請恭親王在兩太后前議政時「格外開恩」。 
  奕訢想,這個慶英,真是個官迷心竅。念其是為母親治病而挪用公款,按律是應當革職的,官職降兩級已屬法外開恩了。一番勸導之後,無效,慶英依然長跪不起,懇求奕訢為他開脫。這下可惹惱了奕訢,他猛地站起身來,一隻拳頭重重地捶在了桌子上,聲色俱厲道:「好你個慶英,如此處置,已經是格外開恩了,你不思圖報,反而步步緊逼,要挾本王,真是太膽大妄為。快滾!」 
  慶英見王爺動怒,灰溜溜地逃離了恭王府。望著桌上的兩包金子,奕訢陷入了沉思。嘉慶、道光以來,吏治日益腐敗。當國的前有曹振鏞、後有穆彰阿之流,只知招權納賄,貪贓枉法,卻不思為國分憂解難,致使外夷入侵,內匪作亂,大清江山滿目瘡痍。我大清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強盛之勢,以致用了近十年之功還未將那幫匪民鎮壓下去。這固然有刁民犯上的因素在裡面,根本原因又何嘗不是這些貪官污吏搜刮盤剝所致?目前剿匪當然是第一要務,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策,治本之道當為整頓時下盛行的官吏拖沓溺職、投機鑽營、賄賂成風、驕橫不法的風氣,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整個行政隊伍的辦事效率。想到此,一個構想在奕訢心中產生了。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正是自己制定的這個計劃,砍掉了自己的股肱之臣,使自己與慈禧的矛盾浮出水面。 
  第二天,奕訢把慶英所為向兩宮太后言明,同時把兩包金錢呈上,並請求整頓吏治。慈禧應允了奕訢的提議,隨即發佈上諭,將慶英由降職兩級改為革職,並交刑部嚴辦。同時聲稱,新朝初立,積弊纍纍,朝野應當勤於政事,清廉為民。這年正逢三年一度的京察,也是新政權統治下的第一次京察,希望朝野百官密折上奏軍機處,評判優劣。所有京察事宜,著議政王領軍機處辦理。 
  此諭一下,朝野震驚,大家心裡明白,恭親王可不是好惹的,此次京察怕是要動真的了。 
  不久,各地密折即如雪片般的飛向軍機處。有人參劾直隸順天府治蔣大鏞收受賄賂,把持專權;大興縣知縣白維貪劣不良,積案濫押;永清縣知縣王錫琦加征苛派,貪酷害民。奕訢派大學士周祖培前往查實,於是馬上將這三位劣員一起革職,交刑部審訊。貴州田興恕奏報:已經將官軍內部侵吞軍餉的副將廷勝、臨陣脫逃的候補都司姚復鉞、侵漁厘捐的候補府周鍾秀軍前正法。奕訢估計這種現象在軍隊是普遍存在的,隨即通令各路軍營,凡此等情弊,將著統兵大臣隨時嚴查,按律懲辦。從地方到軍隊,從漢族官吏到滿族封疆大吏,一律毫不寬貸。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十九日,滿族大員、雲貴總督福濟被革職。原因是在西南少數民族起義之時,企圖以叩謁咸豐帝梓宮、當面陳述軍情為由,臨陣脫逃。接著,又有滿洲鑲紅旗人樂斌被革職充邊。此人大略識些字,公事案例,閱之不甚了了,因善於結交當道,結黨營私,一再升職,至陝甘總督。平素以吃酒看戲為事,奸占僕婦,寵信幕丁,捏報軍功,濫行保薦,為數十年中所未有玩法營私者。經人彈劾,奕訢立即派吏部尚書麟魁和軍機大臣戶部尚書沈兆霖前往查實,即遭懲處。此外,陝西巡撫瑛棨、山西巡撫英桂也分別因剿捻不力而遭申斥和警告。   
  第十四章 整頓吏治的矛盾(2)   
  政變後不久開始的這些吏治整頓工作預示了這一次京察的嚴肅認真。 
  同治元年,京察自上而下進行。首先對包括議政王在內的全體軍機大員和內閣大學士進行考評,然後是部院大臣。獎懲大權歸於兩宮皇太后。官聲、成績突出者,給以破格提升;安排年富力強者於重要崗位;對平庸衰朽者,勒令其退休。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滿族官員被勒令休職和降級。素食屍位的京官減少了,官員年齡普遍年輕化了,辦事效率也提高了。在考察京官的同時,對地方官吏的考察也同時在進行,同樣是品評優劣,賞罰分明。 
  就在奕訢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進行吏治整頓的同時,一場在奕訢和西太后慈禧之間隱藏的鬥爭已經展開了。 
  垂簾之初,奕訢以議政王的身份,總攬朝中大權,部院大臣遇事必先與議政王奕訢相商,惟奕訢意見是從,這一切,慈禧看得一清二楚。而奕訢「希冀垂簾其名,而實權歸己」的心思,慈禧也當然不會不知道。權力慾極強的慈禧是不會聽任奕訢的權力日益擴張、重演肅順擅權局面的。只是大亂當前、「發捻橫行」之時,尚需利用奕訢主持內外事務,所以慈禧一直隱忍未發,但她時刻都在監視著奕訢的一舉一動,默默地窺伺著時機的到來,以圖巧妙地削弱奕訢的勢力。就在奕訢集中精力在內政外交方面大展宏圖,力挽危局的之時,慈禧趁其不備,給予奕訢沉重一擊,連折奕訢的兩位股肱大臣:何桂清和勝保。 
  何桂清,雲南昆明人,道光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浙江巡撫、兩江總督。1860年5月5日江南大營全軍潰敗,兩江總督何桂清在常州主管餉事,擁兵自衛,坐視不救。陳玉成部進攻常州,何桂清見大事不妙,希圖逃脫。先將其父親和兩妾秘密送至通州,然後張榜禁止常州市民遷徙,並封鎖各城門。城內百姓見何桂清要逃跑,紳民耆宿數百人手執香燭赴轅門跪請何桂清留下共同抗敵。何桂清見出城受阻,遂令所率部隊開洋槍掃射,民眾死者十九人。何桂清逃亡蘇州,蘇州巡撫拒絕其進城並上疏奏劾,咸豐帝聞何桂清事後大怒,諭令革職嚴審。何聲言借兵助剿,逃到上海,在繼任江蘇巡撫薛煥的庇護下,「高臥不行」。不久,英法聯軍進犯北京,咸豐帝逃往熱河,何桂清一案遂被擱置。 
  當此整頓吏治之機,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第等上疏,此案又被重提。並令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派員速押何桂清來京候審。曾國藩曾與何桂清因爭奪江浙地盤事,積怨甚深。接到旨意後,他立即派李鴻章去辦此事。同治元年(1862年)春五月,逮何桂清入刑部獄。 
  主持辦理此案的刑部直隸司郎中餘光焯是常州人。鑒於其家鄉紳民恨何桂清入骨,同時也為了給被擊殺的執香跪拜父老19人討回個公道,定罪時擬斬立決。奏上之後,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討論,均同意刑部的決定。 
  此時,一道上諭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為由,提出對其應該慎重用刑,如果存有疑義,當各陳己見,這給了何桂清一線生機。原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何桂清曾同奕訢的岳父桂良一起在上海同英國談判,受到桂良的賞識。另外,何桂清在辦理洋務問題上常與奕訢相契合,殺何桂清,奕訢頗為惋惜,因而奕訢有意救他。此道聖諭一發,大學士吏部尚書祁嶲藻、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司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給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廷祜、陳廷經、許其光、李培祜等,紛紛上疏為何桂清辯解翻案。 
  刑部審訊時,何桂清也為自己申辯,稱自己之所以退至蘇州,乃是受江蘇司道所請,以保餉源重地,並指出有薛煥等四人的稟牘為證。清政府於是令曾國藩查實何的證詞,曾國藩與何桂清素有矛盾,速查後回復道:蘇常失守,卷宗已經蕩然無存,且督撫權重,司道受其掣制,必會極力逢迎和隱飾,因此對稟牘有無,不必深究。明確表明贊成重罰何桂清。   
  第十四章 整頓吏治的矛盾(3)   
  慈禧認為剪除奕訢的這一羽翼的時機已經成熟,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862年12月12日)發佈諭旨,聲稱何桂清身犯二罪:一是棄城逃跑,二是避匿達二年之久。命刑部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將何桂清處決。 
  如果說殺何桂清奕訢內心只是隱隱作痛的話,殺勝保則令他痛心疾首! 
  勝保,字克齋,蘇完瓜爾佳氏,滿洲鑲白旗人。道光舉人。曾是辛酉政變的重要支持者,是政變得以成功的武力後盾。因此,政變後慈禧委之以重任,他由三四品京堂候補降職身份升為正二品的兵部左侍郎,由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升入屬上三旗的正黃旗滿洲都統、正藍旗護軍統領,手握重兵。太平天國起義後,慈禧又命他主持山東、安徽間的「剿捻」軍務。但突然之間,又傳旨將其革職拿問,後又賜令其自盡。 
  從表面看來,勝保的種種行為確實給慈禧誅殺他提供了把柄,如命令將勝保革職拿問的上諭中所羅列的罪狀,「荒淫貪縱」,「任性驕縱,濫耗軍餉」,「攜妓隨營」,「設局抽釐,便於肥己」,「諱敗為勝,捏報大捷」,「收納逆首陳玉成妻為妾」,「優伶冒充親軍,按月提銀三千兩,以致各營兵勇,枵腹荷戈,疊經挫失」等。其實這些罪行好些官員也同樣或多或少地犯有,並不足以要立即拿問並將其處死。 
  殺勝保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勝保與奕訢走得太近。 
  辛酉政變,奕訢以勝保為武力支持,實現了親王輔政。勝保則以奕訢為後盾,恃寵而驕、恃功自傲。慈禧早就看不順眼,但苦於時機不成熟。政變後,勝保繼續剿捻,為了製造戰績,他對捻軍苗沛霖和宋景詩部並不力戰,而是設法招降。其實這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因為苗沛霖和宋景詩部都未受到重創,反向重來都未可知。因此兩宮太后和軍機處都很擔心,曾多次指示勝保對這兩部要嚴加戒備。軍機處先是讓勝保令苗沛霖滅張樂行一股勢力以表明其效力朝廷之心,結果苗沛霖雖敗了張樂行但並未取其首級;接著苗沛霖誘捕了太平軍統帥之一陳玉成,勝保請求清廷獎賞苗沛霖,但由於兩宮皇太后和奕訢對苗沛霖的投降誠心仍表懷疑,表示暫不賞苗沛霖之功,等掃滅穎、亳一帶的捻匪後,再加倍賞賜。並趁陝西軍情吃緊,調勝保率本部前往陝西堵剿太平軍西北部隊,令苗沛霖部留駐原地,目的是使勝保和苗沛霖脫鉤。不管勝保怎麼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地表示不願離安徽前往陝西,慈禧絲毫不為所動。同治元年七月,勝保只得遵旨赴陝督辦軍務,鎮壓回民起義。但八月華陰一戰,軍火車輛盡失,以後多次失利;加之勝保中途又擅自調苗沛霖部赴陝,經兩宮太后和軍機處急令和僧格林沁武力制止才作罷,苗沛霖見無法取信於朝廷,重新造反;而此時勝保所帶宋景詩部又在往陝西途中嘩變。凡此種種,都給慈禧懲治勝保製造了口實。 
  在潘祖蔭、卞寶第、丁紹周、嚴樹森等人的參劾下,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慈禧密詔多隆阿率部前往陝西,將勝保拿問。這時,奕訢也無法再袒護勝保了。勝保被押解回京入獄後,審訊工作是由奕訢主持的。念及勝保在政變中的大功及多年跟隨自己的情面,奕訢也竭力為其開脫。無奈慈禧下手太快。下詔殺掉勝保時,慈禧故意由簾內傳旨無事,使眾臣紛紛散去。而奕訢剛剛離開,賜死勝保的詔令便立刻從天而降,等奕訢聞訊時,勝保早已命歸黃泉。 
  慈禧連斬何桂清和勝保,無異於敲山震虎、殺雞嚇猴,給權勢顯赫、聲譽日隆的奕訢一個嚴厲的警告,同時也有力地削弱了奕訢的勢力。然而,這些又都是在整頓吏治、嚴肅官紀的名義下進行的,得到了時人的高度讚揚。時人稱慈禧連斬何、勝「舉國稱快」,「賞罰分明」,「軍政為之一肅」。慈禧在不露聲色之中,既給了奕訢沉重一擊,同時又收攬了人心,一箭雙鵰,表明她的手腕和心計比奕訢明顯高出一籌。奕訢未來的政治命運,已經被悄悄地籠上了一層陰影。   
  第十五章 趨利避害的守勢外交(1)   
  政變之後,為了集中精力剿殺農民起義,奕訢推行一套「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方針,以圖趨利避害,實現中外和好、相安無事的局面。 
  同治元年二月初,在湖南省出現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張貼的合省公檄,痛詆法國教堂的種種罪惡。檄文傳入江西,被迅速翻印,貼遍大街小巷。很快,兩省各地群眾發動暴動,捕殺傳教士,砸毀教堂、學堂、育嬰堂及教民房屋。這就是湘贛豪紳們掀起的驅逐洋教運動。 
  早在1844年,美國通過《黃埔條約》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權力,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其他西方國家也同樣享有此特權。法國接著通過《黃埔條約》,進一步迫使清政府開始放棄對天主教的禁令。至1846年,法國獲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權利,基督教隨之也獲得了同樣的權利。外國傳教士紛紛在中國建立教堂、學堂、辦報紙,有的甚至進入中國的官僚階層和參與軍事指揮活動。在那以後,由於中西文化在碰撞過程中的衝突,以及確實有一些傳教士借傳教之名做一些擾民侵民的事情,傳教士與中國本土居民的衝突時有發生。奕訢也屢有耳聞,只是這次湘贛豪紳們掀起的驅洋教運動鬧得比以往都大,法國公使對此已經提出嚴重交涉,因此不得不想出一個有效的對策來。 
  從奕訢內心真實感情出發,打擊一下這些「洋教士」的囂張氣焰又何嘗不可,然而,當前朝廷內外交困,北有俄國虎視眈眈,內有「發捻」興風作浪,貪得無厭的英法聯軍剛剛退去。理智告訴奕訢,當下局勢,應以「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現在首要任務是剿滅洪水猛獸般的農民起義大軍,目前他必須將紳民們的反洋教運動進行疏導,先致力於與西方國家修好,待平定各地之後再圖抗外。這就是著名的「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和路線。 
  歷史進入近代以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有著廣袤的土地,令其他國家艷羨的財富,綿延數千年的文化。這些均讓每一個首次踏入這片富庶土地的外國人震驚,當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依依不捨地離開之後,他向全世界傳達了這樣一個關於中國的信息:這是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國家!而這個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們也一直以為,寰宇之中,惟我獨尊,其他皆為向我臣服和「朝貢」的蠻夷之國。尤其是晚清以來,大清王朝閉關鎖國、盲目排外,沉迷於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殊不知世界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被自己視為「蠻夷」的英、法、美等國早已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並正策劃著如何併吞這個歷史上的大帝國!直到兩次鴉片戰爭被打得遍體鱗傷,才有林則徐、魏源等胸懷強烈救國之志的開明人士開始「開眼看世界」,放下原有天朝大國至尊的觀念,客觀地去認識世界。 
  奕訢顯然比他們更進一步,議和之後,自幼受到傳統「天朝上國」思想影響的奕訢,迅速改變了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由以前的拒斥轉而為合作。他當然沒有忘記曾被侵略者凌辱的經歷,但是,已經集軍政、內外大權於一身的他,為了國家大計,他不得不暫時忘卻往日的國仇家恨、是非恩怨。 
  這次教案發生後沒幾天,一輛西洋轎車便停在了總理衙門前,從車上走下幾名法國人。他們是法國駐京公使,受其政府指使前來質問中國當局教堂被毀、教民被斬和傳教士被捕殺的處理一事的。奕訢很客氣地將他們迎進總理衙門大廳內。法國公使一改往日的親善風格,先是很不客氣地批評指責清政府方面沒有信守條約內容,保護法國教民和教堂,接著提出賠償要求。 
  從大局考慮,奕訢雖然在骨子裡不認同西方宗教,但還是答應了法方的要求。同時奏請皇上發佈了一道上諭,指示地方當局: 
  「各地方官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為駕馭,弗令滋生事端。」 
  地方紳民能同仇敵愾,反對教會的侵擾行為,這何嘗不是民族正氣的寶貴體現呢?群眾的這種排外心理,在抗擊外來侵略的過程中是非常需要的。政府這時也應該加以保護,不能涼了他們的心呀!所以上諭中又有指示:   
  第十五章 趨利避害的守勢外交(2)   
  「妥籌辦理,既不可使洋人有所借口,亦不可稍失士民之心。務令中外相安,不生他變,方為妥善。」 
  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明瞭奕訢暗含的處理反洋教運動的方針:用疏導瓦解而非鎮壓的方法平息群眾此時的激憤,落腳點仍為保護傳教、維持當前中外關係。不幾日,一份「調查報告」遞到了總理衙門奕訢手中,查辦結果,「莫能查出何人所撰(檄文)」。這樣也就對反洋教事件的煽動者和參加者均不予追究,對法國教會方面賠償一些財物了事。 
  就在湘贛教案發生前的這年元月(1862年1月),前方清軍與太平軍激戰正酣之時,葡萄牙趁火打劫,來京與總理衙門談判,要求取得英美法俄等國通過天津條約獲得的同等權利。法國公使也攙和於其中,支持葡萄牙的權利要求。奕訢只得派總理衙門大臣恆祺為中方代表談判,簽訂條約。結果令人驚愕,葡萄牙公使回國後,因他們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大受政府嘉獎;中方因不懂國際法,匆匆簽訂條約,被套進了葡萄牙人設置的曲解澳門地位的陷阱之中,為後來有關澳門問題的糾紛即中國喪失對澳門的主權埋下了伏筆。 
  一切從「剿發捻」出發,為此,維持現有的「和局」,犧牲一點國家利益是不要緊的。這是處理反洋教事件和對葡條約談判中表現出來的奕訢的內外策略。但「借師助剿」之策將「狼」引入室,結果狼的胃口越來越大。 
  英、法、美、葡等國幾年內均從中國獲得了令人驚異的權利和財富,歐洲其他二流國家以為中國好欺負,也躍躍欲試,想乘機從中國撈一把。 
  同治二年(1863年)春天,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普魯士新任駐華公使李福斯滿懷希望地來到北京,企圖取得與英、法等國一樣常駐北京的權利。奕訢不予理睬,態度很冷淡。李福斯只得於六月底悻悻離京。六年之後的丹麥和荷蘭也曾因不滿長期滯留天津不能駐京的現狀,公然撞進北京。對他們,奕訢痛快地指責他國背約。直到英美公使從中斡旋,稱丹麥公使是作為賓客應他們邀請而來京的,事情才得以收場。 
  這樣,自同治元年(1862年)以慈禧——奕訢為首的統治集團決定「借師助剿」以來,清政府上下堅持走奕訢所推行的「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路線,利用列強所支持和援助的先進的軍火武器、派遣前來訓練部隊的外國教官和衝鋒陷陣的外國官兵,最終擊敗了太平軍,了結了困擾清廷14年的心頭大患。 
  擊敗太平軍後,清政府立即要求葡萄牙公使前來總理衙門,商討撤銷給予葡萄牙的與四大國同等的外交特權。其實,直到這時,奕訢等人對國家、民族的利益還沒有清楚的認識。 
  同治年間,清政府與西方各國訂立了諸多條約。奕訢主持對外關係期間,第一個與清政府締約的國家是普魯士。1861初,普魯士人來華,要求獲得與英、法、美等在《天津條約》中大體相當的權益,談判進行了幾個月,奕訢等人僅將爭執的焦點放在老問題「公使駐京」上,卻失去了國家、民族利益中關係甚大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等項。普魯士利用了中國官僚大臣對國際知識的懵懂,不費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英法國家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才「收穫」的果實。 
  中國痛喪對澳門的主權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同治元年,乘中國內亂之機,葡萄牙特使、澳門總督來到中國,七月雙方簽訂了中葡《和好貿易條約》。條約第二款規定: 
  「從前大清國與大西洋國(指葡萄牙)來往交涉……一切舊章自應革除,永遠不得別有異議。」——這就是說,以往清政府與葡萄牙所達成的一切協議,均已無效。其實,此前,除了澳門問題外,雙方並沒有簽訂什麼實質性的協議,此項內容無非是要抹煞以前規定的清政府對澳門的主權。 
  「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管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官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這句話實際上是承認了澳門屬於葡萄牙,因為此項內容已將清政府駐紮澳門的官員,置於外國領事官的地位。   
  第十五章 趨利避害的守勢外交(3)   
  葡方還在條約中文文本中添加有這麼一句:「大西洋國大君主現即諭令澳門官員實心出力幫同防備該處……」,「幫同」一詞,看似承認澳門的主權屬於中國,但英、葡文本則沒有。中文文本與葡、英文本不一致,必然導致雙方關於澳門主權的爭端。而條約又規定,爭端發生後的「剖斷」權交由其他與清朝締約的列強。這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吃虧的必然是中國。 
  圈套就這樣設定了。同治三年,問題被發現。發現這個問題的是當時頭腦還算敏銳、對國際法相對有較多認識的前江蘇巡撫、頭品頂帶通商大臣薛煥,此時已調任總理衙門大臣。於是總理衙門立即提出修改條約,尤其是其中關於清政府派駐的澳門官員被視為「領事官」的內容,葡萄牙拒絕接受。最終,條約因未批准和互換而不能產生效力。同治七年,奕訢根據總稅務司赫德的建議,打算用100萬兩白銀贖回葡萄牙在澳門的建設成果,因故也未能實現。光緒十三年(1887年),雙方簽訂《和好通商條約》,中國最終喪失對澳門的主權。 
  中國人在整個澳門事件的交涉過程中,顯得是那麼地被動和懦弱!清朝官員無知盲目達到驚人的地步!與前人相比,奕訢等人雖然對國家知識、國際環境、國際法的認識是有長足的進步,但是與國際社會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在奕訢主持總理衙門期間,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大清王朝先後與英、法、俄、美、德、丹、荷、比、意及奧匈帝國等,建立了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並於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七年(1868年),兩次派出大清出國考察團;又於光緒二年(1876年),派出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儘管奕訢在辦理外交事務時,顯得有些幼稚笨拙,有著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無論如何,他開創了中國近代外交,並對中國近代外交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十六章 二遭嚴譴(1)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日,太平天國最後一個據點江寧光復!這一天,對大清朝來說,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一時間,京城內外、朝野上下一片歡騰。三日後,兩宮太后大獎功臣:奕訢以議政王主持樞廷居首功,賞加三級軍功;曾國藩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曾國荃為威毅伯,各路統兵大員李鴻章、官文、左宗棠為伯爵。軍機大臣、前敵將帥、各部、院、督撫,均有重賞。其中,奕訢更是獲得時人的高度肯定,頌揚他為「豁達大度」、「定亂綏邦」的「賢王」,稱他「削平僭偽,綏靖邊陲」,使大清王朝實現了「同治中興」,其豐功偉績為史書記載以來所罕見。 
  奕訢似乎被勝利和榮譽沖昏了頭腦,變得忘乎所以。 
  每次入宮議政,太監給太后和皇上獻茶時,慈禧必命也給奕訢獻茶。有一天,詔對頗久,慈禧忘了命太監給奕訢獻茶,結果,奕訢一時忘形,逕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飲,但馬上意識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處。奕訢此舉,在慈禧眼裡,無疑是目無皇上、目無太后的放肆之舉。 
  另外,奕訢在與太后議政時,有時佯裝沒有聽到,請太后重述一遍。每與太后有不同意見時,則高聲抗辯。還有,兩宮太后召見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無論是誰,不經總管太監傳旨,不得徑入。而奕訢往往不經太監傳旨,就徑直入內。 
  這些,慈禧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時機一到,她要好好給奕訢一點顏色看看。 
  這時,善於察顏觀色的慈禧的寵監安德海屢進讒言、從中挑撥,使兩人之間的矛盾愈益激化。安德海,為人狡黠多智,是慈禧最為寵信的御前太監。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向總領內務府事的奕訢索要奢侈物品,奕訢不許,聲稱國家正值多難,宮中不宜過多求取。安德海不服,反問道:「你說我不宜求取的是什麼?」奕訢一時不能應對,即說:「例如瓷器杯盤,照例每月供一份,總計積存的已不少,幹什麼又要?」安德海說:「往後不要了。」第二天,安德海把奕訢的責言全部告訴慈禧,慈禧怒道:「這是約束到我每天的飲食用度了嘛!」更加對奕訢記恨和不滿。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20日)恭親王奕訢照常入值進見兩宮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折嚴肅地對奕訢說:「有人參劾你!」奕訢一愣,忙問:「是誰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滿意奕訢的傲慢態度,極不情願地答道:「蔡壽祺!」奕訢脫口而出:「蔡壽祺不是好人!」 
  一聽說是蔡壽祺,奕訢的氣就不打一處出。這人曾在四川招搖撞騙,現正處於犯案審查之中,他的話居然也聽信。於是奕訢平日不拘小節的個性特點又顯露出來了,他大聲辯說道:「蔡壽祺非好人!他舊案未消,是應該速速拿問的壞人。」 
  此時的奕訢哪裡知道,這個新近以翰林院編修補上日講起居官還不滿一個月的蔡壽祺背後若沒有大人物作後盾,怎會膽敢彈劾權傾一時的恭親王奕訢呢?而這個大人物就是慈禧,正是她策劃了今天的彈劾案。蔡壽祺是一個很會投機取巧、苟且鑽營的人。最近他通過內廷太監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那邊最近的意向,連上兩份意欲扳倒恭親王的折子,正好藉機沽名釣譽。奕訢在大殿內的反應失態了。這也讓兩位太后非常地震怒,她們立即喝退了各軍機大臣。 
  事後,兩宮太后避開軍機處,單獨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等。慈禧哭哭涕涕地說:「議政王植黨擅權,漸漸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議政王的罪!」諸位大臣看見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覷,膽戰心驚,不敢答話。 
  慈禧接著說:「諸位大臣應當以先帝為念,不要害怕議政王,議政王罪不可逃,應當從速議罪!」還是周祖培老謀深算,他叩頭說道:「此惟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 
  慈禧厲聲反問:「如果什麼都要我們太后說話,那還要你們這幫人幹什麼?等以後皇帝長成人,你們能逃過處罰嗎?」   
  第十六章 二遭嚴譴(2)   
  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個緩兵之計,他答道:「此事需有實據,容臣等退下後糾察以聞。並請與大學士倭仁共同審理這個案子。」 
  慈禧不好再作駁斥,遂准奏。 
  周祖培和倭仁不敢遲延,立即著手辦理此事。他們就蔡壽祺在奏折中所稱奕訢貪墨、驕盈、攬權、舞弊四大罪狀一一訊問證據。貪墨,即指收受賄賂,任用私人。蔡壽祺只就此一項,指出薛煥、劉蓉二人,並且也還只是風聞,並無實據。其他幾項更是含混其詞,純係誣告。這下他們犯了難,如據實回稟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誣告之罪,況且她處理此事的底細是什麼,也還沒摸清。最終大家在復奏中用了甚為謹慎的語言敘述審訊的結果和處理建議: 
  閱原折內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況貪墨之事本屬曖昧,非外人所能得見。至驕盈、攬權、徇私,必於召對辦事時流露端倪,難逃聖明洞鑒。臣等伏思黜陟大權操之自上,應如何將恭親王裁減事權,以示保全懿親之處。 
  次日,兩宮皇太后又召集周祖培、倭仁等人。見了面,慈禧並不急著追問審查的結果,更不看大家遞上的復奏,反而逕自拿出一份已事先擬好的懿旨,讓諸位大臣傳閱。 
  這是一封由慈禧親自執筆書寫的懲戒奕訢的諭旨,整個朱諭文字之尖刻激烈,讓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家這時也全明白了慈禧的用心。 
  「諸位還有什麼異議,若無異議,就這麼著吧。」慈禧冷冷地說道。「倭仁、周祖培,你二人稍稍潤色後,由內閣明發。今兒到此為止,散了吧。」說罷,擺擺手,示意大家離開。 
  慈禧不經奕訢主持的軍機處,而直接指令內閣明發此詔,表明了她罷黜奕訢的決心。同時,她此次不憑證據而革除重臣職權的做法,也是太后、恭王聯合政權一步步走向破裂的開端。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天下已定,我固當誅」!一連十幾天靜坐於王府之中,奕訢暗暗品嚐著自己種下的垂簾聽政的惡果。想當初,這對母子要用到自己穩定內外局勢的時候,是多麼地客氣和給予優待!自己也原想通過垂簾這種形式使實權掌控於手中,直到皇帝親政之時為止,沒想到兩宮太后,確切地說是西太后,有著這麼強烈的權利慾望,以往是小瞧了她。 
  奕訢被罷黜的消息一時引起軒然大波。王公貴族和諸大臣紛紛上疏,發表不同意見。一向很少過問政事的惇親王奕□首先上一疏,表達了與慈禧不同的政見。惇親王所言頗有道理,但並不一定見效;然而道光帝第五子惇親王是現存的子弟中排行第一、地位最崇的一位皇子,他的話,慈禧不得不重視。 
  當日,兩宮太后召見了孚郡王和軍機大臣文祥,令其將惇親王和蔡壽祺的折子發至由各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組成的內閣會議討論。在這次召見中,兩宮太后說了一些嘉獎奕訢的話,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奕訢心裡稍稍輕鬆了些。 
  然而第二天,情勢陡變。慈禧召見倭仁、周祖培、瑞常、吳廷棟等八大臣,又當面百般數落奕訢的種種不是,同時對惇親王為奕訢說情也表示了不滿,極盡嘲諷之能事。並怒稱:「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用」,鐵定了心要懲辦奕訢。慈禧內心想削去奕訢的一切權力、排擠奕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然而此時,她也還得顧忌證據不足和各位王公大臣的極力勸阻等因素。在國家用人之際,王公大臣們希望不要隨意廢黜像恭王這樣才能具佳的重要宗臣。恭親王自辦理夷務以來,一向主和,頗稱西方國家之心;若突然撤換執政,西方國家也會懷疑,乘機要挾,外務就又陷入難辦的境地了。慈禧從懿旨發出去後中外的反應已知,現在時機並未成熟。她兩次召見大臣,商議懲處奕訢,突出最後決定權在自己,然後靜待時機成熟,順梯子下台。 
  大學士倭仁等從兩宮太后處退出後,迅速趕到內閣,與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起開會。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爭論雙方都以自己聽到的懿旨為準,認為對方所說不實。其中只有鍾郡王一個人是參加了這兩次召見的,他兩次均以押班者的身份帶領諸臣進見。於是雙方都將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到鍾郡王身上,希望他能為自己作證。   
  第十六章 二遭嚴譴(3)   
  鍾郡王也不隱不藏,據實說:「你們雙方所聽都是真的,那都是太后所說的話。」一下子在座的人都驚呆了。太后前後話語大相逕庭,這可怎麼決斷呢? 
  一連幾天,朝野一片寂靜。平靜的背後,大家都在積極醞釀、思考和行動。 
  等到十三日,從東陵工程處風塵僕僕趕回的奕□,未休息片刻就立即書寫奏疏一封為奕訢聲援。他在奏疏中首先稱讚了兩宮太后的「知人善任,措置得當」;接著寫奕訢自任職以來,事務繁重,責任重大,力圖報效、不敢有半點疏忽之心,所有這些中外臣工都有目共睹;最後著重替奕訢檢討,稱其不事小節,有失禮之處冒犯兩宮太后的,請兩宮太后原諒,同時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 
  兩宮太后接著又收到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孫翼謀的上疏,也均希望太后能寬容奕訢所犯過錯,酌賞錄用,觀其後效。其中,孫翼謀疏中從國內外形勢分析,認為「今外難尚未盡平,民氣尚未盡復」,國家尚未豐盈富裕,平息內外紛亂後的事情尚未處理妥當,因此處置奕訢的事情不能不慎重。 
  兩宮太后隨即將上述三疏一併交與十四日的內閣會議商議。會上大家提出了種種看法和建議,無非為以下種種:清官難斷家務事,這是叔嫂之爭,外人不便插手;奕訢既然屢遭非議,必然有行為不夠檢點之處,看來是難當輔佐重任;沒有確鑿的證據,應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雖國家大危難已過,但也還處用人之際,如此天潢重臣,棄置可惜;太后懿旨已下,無可更改,遵旨執行;既然懿旨有不妥之處,就應收回成命,另行考慮。議論紛紛,無法達成一致。倭仁估摸著慈禧的意思仍為嚴懲奕訢,於是拿出自己事先擬好的疏稿,因在新政問題上向與奕訢不合,且一直跟太后的風跟得最緊,因而他主張打擊奕訢。但大家均感不妥。 
  肅親王華豐見時機成熟,才將自己擬就的奏疏拿出來。疏中大意為:醇郡王、王拯、孫翼謀上疏中的提法都可行可取,自己對恭親王遭嚴譴事也甚為驚異,當前雖有惇親王、醇郡王和諸臣工力保,但最終的決斷權仍在太后那裡,其他人豈能妄擬。實際上肅親王這是間接地否定了倭仁的疏稿,他同時提議,將會議情況據實陳奏太后。 
  眾人紛紛贊同肅親王的提議。倭仁見情形已難再堅持己見,遂同意修改疏稿,經四次修改,一份與肅親王奏疏意見一致的奏折形成了: 
  「臣等伏思黜陟為朝廷大權,恭親王當皇上即位之初,維持大局,懋著勤勞,疊奉恩綸,酬庸錫爵,今因不自檢束,革去一切差使,恭親王從此儆懼,深自斂抑,未必不復蒙恩眷。以後如何施恩之處,聖心自有權衡,臣等不敢置議。」 
  軍機大臣列名於倭仁奏折之上,禮親王世鐸及王公、宗室、大臣等70餘人列名肅親王奏折之上,均懇切地希望兩宮太后對奕訢施恩,再行錄用。其他人也紛紛上奏,一時「朝論大驚疑」,情辭懇切,論說有力。其中有督察院、宗人府的奏折,內閣學士殷兆鏞、潘祖蔭等的單銜上疏,給事中譚鍾麟、廣成等的上奏,御史洗斌、學士王維珍的上疏等等,從中外情勢、國家領導核心的穩定團結與全局的關係等角度,分析當前罷斥奕訢的不妥,請兩宮太后三思。 
  慈禧見議到這種地步,宣示權威和理順上下尊卑的目的已經達到,自己也該收手了。十六日即以同治帝的名義發佈上諭,按照各王公大臣的意見,明白宣示,恭親王奕訢「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但罷黜議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的職務,內政方面的一切樞密大事不再聽聞和參與,實際上將奕訢排擠出了最高領導層。 
  這是奕訢政途中又一次的跌落,對奕訢振興皇朝的政治抱負和由他推動、倡行的新政是一個打擊,對已經滿目瘡痍、急需救治的皇朝來說無疑也是重重的一擊。皇朝需要奕訢,奕訢需要軍機處的權力來實現皇朝振興之志。上諭下達,奕訢一改最初被罷黜時的震怒,心情平靜了下來,暗中想著對策。   
  第十六章 二遭嚴譴(4)   
  多年來,軍機處已經形成了沒有皇室成員行政命令決策就難以定奪和執行的情況。沒有了奕訢的軍機處,明顯顯露出運作不靈的跡象。肅親王華豐、醇郡王奕□、惇親王奕□、大學士周祖培以及軍機處的文祥、寶鋆、曹毓瑛等人又開始思量如何恢復恭親王奕訢在軍機處的職位。 
  他們知道,奕訢將文祥和寶鋆安排在內務府的兩個重要職位上,給慈禧的予取予求、任意享樂造成了障礙。慈禧一直想把內務府牢牢控制於自己手中,以便隨時「需索」。順著慈禧的意思,他們決定文祥和寶鋆主動提出辭去內務府大臣職位,並由奕訢呈遞一份意在懺悔的請安折,表悔過之意和盡忠之心。 
  此策果然奏效。多日來一直對奕訢的召見請求不予理睬、態度冷淡的慈禧,於「悔過書」呈遞上去的第二天,即上諭發佈的20多天後召見了奕訢。召見時,奕訢失聲痛哭,慈禧對奕訢的認錯悔過態度也表示非常地滿意,於召見奕訢的同日又發佈一道上諭:恭親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無庸復議政名目,以示裁抑!」奕訢恢復了軍機大臣職務,卻永遠地失去了「議政王」封號。 
  通過這次波瀾,奕訢被好好上了一課,他真正認識到,自己再不可能像政變之初那樣與這位嫂子以平等合作的方式相處了,如有關評論所稱:雙方的關係在「當親王認識了他在國家中的地位的時候,才像主婦和管家一樣」。他開始注重傳統的禮制,凡事以「禮」和「臣道」為先,施政時也較之從前更為瞻前顧後了。 
  這種變化也影響著皇朝的政局。奕訢的追隨派做事也不得不相機而動,而反對變革的人迅速結成反對派,並利用慈禧和奕訢之間的裂痕千方百計地牽制和阻撓奕訢派的改革舉動。洋務運動進入了與守舊頑固派勢力鬥爭更加困難的階段。     
  第四部分   
  第十七章 反擊誅殺安德海(1)   
  大凡王朝衰微之際,多有太監或外戚干政的情形出現。明朝情況尤為惡劣,直接威脅著明王朝的統治。鑒於明朝太監禍國的慘重教訓,清代順治帝明令禁止太監干政,並定為祖制讓世代遵循。 
  同治帝時,偏偏有一太監要觸犯此條禁律。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出生於清代盛產太監的直隸省南皮縣。年少時他就羨慕那些因在宮中當太監而發跡的鄉人,於是自殘入宮當了太監之後,為人「藝術精巧,知書能文」,能讀《論語》、《孟子》,且很善於察言觀色、阿諛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歡」。憑借種種伎倆贏得慈禧太后的器重,當上了總管太監。從此,他的意見,慈禧無不採納,無論是誅殺肅順還是削奪奕訢「議政王」的封號,都有他參與其中。朝廷官員、士人也紛紛賄賂他,安德海門前一時來往人員絡繹不絕,安德海本人更是肆無忌憚地籠絡朝士,納賄招權。 
  奕訢早就想除掉這個奴才。遭慈禧懲戒之後,得知其中有安德海屢加挑撥的因素。在此之前,有一年春節前夕,奕訢向慈禧進獻了二十多株含苞未放的臘梅以供賞玩,慈禧十分高興,下令安德海將這二十多盆梅花擺放於宮中欣賞。可安德海不知作了什麼手腳,二十株臘梅一夜之間全都凋謝枯萎。本期望在春節期間這些臘梅花齊綻放以討個吉利的慈禧心裡犯嘀咕了,安德海又在一旁瞎附會、進讒言,使她認為這是「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的徵兆,並將禍端歸之於奕訢,對奕訢備加懷疑和警惕。 
  奕訢一向認為太監只是皇朝的奴隸,按祖制,太監干政是萬萬不可的,所以他不像其他王公大臣那樣去諂事太監,拉攏安德海。有一次,奕訢請見慈禧,慈禧正和安德海講話,對奕訢竟視而不見。奕訢深感受了侮辱,認為安德海明顯觸犯了禁令,嚴重地干擾了管理朝政的大臣及時地奏報軍機大事。也許就在那時,奕訢定下了除掉安德海的決心。他在尋找機會。 
  奕訢知道,在同治帝年少時,安德海就與這位小皇帝結下了怨仇。安德海驕橫跋扈、挑撥是非,眾人皆知。一天,同治帝訓斥安德海,安德海心懷不滿,立即到慈禧太后那裡告狀,慈禧因此責罵了同治帝。十幾歲的孩子已都能明瞭一些事情,他判斷這肯定是安德海搬弄是非、造謠中傷的結果。此後年少的同治帝時常做一小泥人,用刀邊砍泥人的腦袋邊喊「殺小安子」,宮中太監宮女都知道,這事也傳到了慈安太后和奕訢的耳朵裡。 
  安德海以慈禧為靠山,不把慈安太后放在眼裡。他培植黨羽,勢焰熏天。慈禧自垂簾聽政以來,干政擅權之舉日甚,慈安心裡清楚,嘴上不說,她也正想借殺安德海挫一挫慈禧的專權氣焰。 
  這樣,從同治帝、慈安太后到諸多王公大臣都有除掉安德海的動意,奕訢有了支持者,只在等待時機。 
  同治八年七月(1869年8月),在京城玩膩了的安德海,徵得慈禧的同意,去廣東為同治帝置辦大婚時需用的龍衣。當慈禧將這件事告訴同治帝時,同治帝欣然答應。 
  按制度,太監是不能擅自離京的,所以安德海出京赴廣州一事沒讓奕訢和慈安知道,其實奕訢早已通過宮中的內線得知此事。並派人通知山東巡撫丁寶楨。 
  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同治二年(1863年)升為山東按察使。此人為官清正剛嚴,膽大心細。當時僧格林沁親王率兵在山東一帶剿殺捻軍時,見司道官時從不給他們坐座位,態度十分傲慢。丁寶楨不吃這一套,稱「給座位就見,不給座位就免談」,僧格林沁很佩服他的膽量,接見丁寶楨時,對其禮遇有加。山東前任巡撫十分推崇丁寶楨的才能,主動請求退休,並保舉丁寶楨繼任其位,這樣丁寶楨就由按察使升任山東巡撫。丁寶楨曾經奕訢的介紹進京覲見過同治帝。同治帝同慈安太后也認為丁寶楨是有肝膽之人,可以信賴。於是,「帝遣人與之密謀誅安德海」。 
  安德海攜帶20多輛大車和前站官、標兵、蘇拉、僧人、妻妾、女樂等數十人,自稱欽差,乘兩條大船,船上掛有一面日形三足鳥旗,船旁插龍鳳旗幟,浩浩蕩蕩地順大運河南下。所到之處,觀者如潮,地方小官員也紛紛前來拜謁。安德海算是過足了癮,還撈了不少油水。   
  第十七章 反擊誅殺安德海(2)   
  此時,丁寶楨在接到奕訢的通知和同治帝的密諭之後,正加緊部署。他首先秘密囑咐德州知州趙新:「總管太監安德海將要路過山東,若發現其有不法行為,可一面捕拿,一面稟聞。」趙新深知官場的險惡,搞不好會要了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若不通報,得罪丁寶楨;若通報而殺安德海不成,自己反倒遭殃。他找來幕僚商議,幕僚們提議,以夾單形式秘密稟報安德海的行蹤,即使殺安德海失敗,由於通報形式是夾單,並非例行公事,不會存卷,安德海也不會知曉。丁寶楨得到消息後,若參奏,禍福自由丁寶楨個人擔待。 
  就這樣,丁寶楨得到了趙新用夾單送來的密報,掌握安德海不法行為後,一面派泰安府知府緊急追趕,一面具折參奏安德海。 
  奏折不幾天就到了京城。適逢慈禧太后正生病,由慈安太后單獨召見諸位大臣,商討擬定諭旨,為防夜長夢多,允許丁寶楨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審訊。奕訢、軍機大臣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等均參與了意見的表決和諭旨的擬定,並表示支持殺安德海,最後由寶鋆擬寫了令丁寶楨就地正法安德海的諭旨。為防止安德海途中逃脫,密旨同時發往山東、河南、江蘇三省巡撫和直隸省總督,無論安德海逃往何處,一旦抓獲,立即予以正法。 
  慈安太后在奕訢的堅持之下,依然懼怕慈禧怪罪。蓋印之時,還稱:「西太后必殺我。」果然,慈禧知情後,大為惶駭,立即前往質問慈安,為什麼沒有與她商量就做決定。慈安一向懼怕慈禧,將所有的責任推到奕訢身上,慈禧大發雷霆。但由於王公大臣均異口同聲地堅持「安德海違背祖制,死無赦,當就地正法」,慈禧的妹夫奕□也據理力爭,認為安德海應該斬殺。慈禧也只好勉強簽署了這份上諭,慈安等擬定的上諭就這樣被留中了兩日。 
  泰安府知府程繩武那邊,緊緊跟蹤了安德海三天,未敢下手。丁寶楨只得又令總兵王正起率兵追趕,到泰安將安德海一行抓獲。安德海被抓時還口出狂言,「我奉皇太后命,誰敢犯我,那是自己找死罷了!」在場的官員一聽此言,均不敢動。泰安知縣何毓福見有動刀的架勢,更是嚇得長跪不起,力諫丁寶楨殺安德海事非同小可,當就此罷手。丁寶楨不為所動,就在安德海被押往濟南後的當天晚上,丁寶楨處死了安德海和其隨從20餘人。 
  就這樣,在上諭到達的前五天,安德海就已被正法,之後又暴屍三天。他隨身所帶的貴重物品一律收繳,其中有駿馬30餘匹,黃金1150兩,元寶17個,珍珠鼻煙壺1個,極大珠5顆,翡翠朝珠1掛,碧霞朝珠1掛,碧霞犀數十塊,其餘珍寶眾多,都陸續送往內務府。貪賄罪證俱在,朝野上下一片呼聲,支持斬殺安德海。 
  吸取明亡的教訓,清朝的祖制家法對太監的管束是相當嚴格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時均未設太監。順治帝進京後始仿明制設立太監,但卻對太監的言行舉止做了嚴格的規定,立一鐵牌於交泰殿,云:「(太監)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良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乾隆帝對太監的管束尤其嚴厲,稍有不法行為,便棍棒相加。乾隆帝認為明代太監擅權,是因為頗通些文墨便於交結營求之故,所以他下令太監只能略知字體,不能多識文化,太監官職不能高於四品;且命令內務府兼代管理太監。曾有太監因稍洩機密,就被處以磔刑。 
  慈安、同治帝、奕訢和諸位大臣正是利用祖宗成法,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事已至此,慈禧只好順水推舟,她連頒兩道上諭,表明自己的支持態度,在上諭中她反覆強調:「我朝家法相乘,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德海,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懲辦後,各太監自當益加儆懼。」 
  安德海伏誅後,人心大快。在整個事件中,丁寶楨所顯露出的勇猛剛毅的個性,受到了朝臣的讚揚。李鴻章讀了邸報之後,拍手叫好,連忙給幕客傳閱,並稱讚:「丁稚璜成名了!」曾國藩也評說道:「我眼睛染疾已數月,聽聞安德海被誅一事,積翳為之一開,丁稚璜是真豪傑!」奕訢居於整個事件的幕後,積極策劃,雖然發言不多,但一言一行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他促成了安德海伏誅而慈禧無法保護的局面,顯示了謀事的周密和除奸的勇氣。   
  第十七章 反擊誅殺安德海(3)   
  在與慈禧的政治角逐中,奕訢和慈安太后、同治帝合謀,誅殺了安德海,敲山震虎,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然而,這次事件無疑加深了慈禧對奕訢的仇恨。寵監被誅,慈禧痛心疾首,同時她也感受到與慈安、奕訢的權利之爭非一朝一夕之功,他們還有眾多的支持者和強大的勢力,現在仍要隱忍,等待時機,切不可心急。她要穩紮穩打,一步步除掉通向權利巔峰道路上的這兩個絆腳石。   
  第十八章 諫阻修園添嫌怨(1)   
  在紫禁城的黃瓦紅牆內住久了,人難免生膩煩之感,於是清代自雍正時便開始修皇家園林圓明園,集各地山水名勝、文物珍奇於一園。雍正帝以後,移居圓明園幾乎成為宮廷風尚。每年正月皇室郊祭禮畢,直至冬至大祀前夕,一年之中皇室人員有一半的時間就住在圓明園內。咸豐帝更是流連此地,常年居住,移園為宮。西太后慈禧自聽政以後,也一直念念不忘圓明園,只因內亂未平,國事繁重,加之園子又剛被英法聯軍劫掠焚燬,慈禧也只好強忍著居於宮中。內亂平定之初,慈禧已開始悄悄地著手修園一事了。 
  1865年,修圓明園北路春兩軒、紫碧山房值房; 
  1866年,修圓明園圍牆和綺春園值房; 
  1867年,修圓明園閘口、圍牆、值房和黑龍潭等處。 
  慈禧修園的心思,被善迎奉之人摸透了。待全國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滿朝上下歡慶之機,在慈禧寵監安德海的授意下,1868年滿洲御史德泰根據內務府庫守貴祥按戶畝鱗次納捐的建議,首次上奏請修圓明園。 
  奕訢等人聽之此事,上折表示強烈的反對,認為加派捐餉,必致民怨沸騰,搖動國本,前明因此加速了亡國的進程,今天不能不引以為鑒!在眾人的極力反對下,慈禧只得下令不再談修園一事,並將德泰革職查辦,貴祥發往黑龍江為奴,以儆傚尤。 
  話雖這麼說,但慈禧修園享樂之心並未休止。內務府官員也積極策劃,投慈禧之所好,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藉機賺取私利。 
  內務府相當於宮廷的賬房,過賬一般都有折扣,有花賬,內務府更是倚仗「親而要」的地位,處處借端要挾,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從中漁利。就拿宮廷的興修大役來講,凡此類工程,都是由內務府會同工部承擔,工部營繕司負責施工,內務府營造司負責監修,檢查用材和施工。由於這種牽制關係,工部營繕司必須打通內務府關節,否則即使材良工巧,內務府營造司也會投否定票。對內務府借修繕興造之機大肆勒索、侵吞、受賄的行為,工部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聲張。所以,內務府當然希望宮中大興土木!當他們摸清了慈禧修復圓明園的意圖之後,就積極慫恿,促成此事。 
  1872年,同治帝載淳已經17歲,慈安和慈禧兩宮太后正醞釀著給他完婚,之後撤掉垂簾、完成歸政。在選擇后妃的問題上,慈禧和載淳母子倆發生了重大分歧,同治帝載淳選了翰林院侍講崇綺的女兒,舉止端雅、能詩善畫、聰敏多藝的阿魯特氏,西太后慈禧卻看中了員外郎鳳秀的女兒,資性聰慧、容儀婉麗的姑娘富察氏。最終慈禧雖然還是依了兒子的選擇,但心中卻留下了不快。 
  這年的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同治帝大婚告成。婚後,同治帝和皇后感情甚篤,恩恩愛愛,幸福和睦。慈禧見了很不是滋味,對兒子的婚姻生活多加干涉,以種種理由阻止同治帝與皇后親近,從而造成了同治帝一生的不幸福。 
  次年,同治帝18歲,該舉行親政大典了。選定的日子是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大學士、六部、九卿詣慈寧宮門行慶賀禮。然後同治帝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行朝賀禮,同治帝發佈親政上諭,表達對兩宮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時表示不辜負兩宮厚望的決心。 
  內務府無孔不入,他們早就瞅準了「不喜讀書,狹近宦臣」的同治帝,希望能以同治帝明發上諭的形式復修圓明園。於是同治帝一親政,內務府堂郎中貴寶、文錫和侍讀學士王慶祺等,便不斷地向皇帝灌輸修園的思想。同治帝果然心動,忘了親政詔書中「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關心起復修圓明園的事來。 
  如同治帝自己所言,「自御極以來,未奉兩宮皇太后在園居住,於心實有未安」,為感戴慈恩,略盡孝心,決心修園。他對兩宮太后的感激之情真誠懇切,溢於言表。他修園還有另一層深意,那就是擺脫慈禧,獨攬皇權。親政以來,雖然名義上兩宮已經歸政於同治帝,慈安太后是樂得頤養天年、消遙自在了,但權欲極強的慈禧仍處處干涉朝政,有時甚至調折來看。同治帝想借修園之機,給慈禧找一個休閒娛樂的場所,轉移她的注意力,使她少過問政治。   
  第十八章 諫阻修園添嫌怨(2)   
  當時掌管內務府的戶部侍郎桂清得知復修圓明園之事後,力言不可。同治帝龍顏大怒,嚴厲責問桂清,還撤了他的職。之後,同治帝便以頤養太后為名,發佈朱諭,言及修園一事。此前,他已派內務府司員到四代承辦園工的工程設計師雷思起家索取三園全圖,並諭稱要官員自認捐款「擇要興修」。 
  御史沈淮立即上疏請求緩修圓明園,同治帝以大孝養志之義當面斥責了他。並於次日再頒修園上諭,重申值此物力艱難時機,一切可以從儉,但圓明園為兩宮太后息歇養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必華靡奢侈,但一定要加以修葺,勿需再言。 
  兩道上諭剛一頒布,內務府司員便督雇民工,迅速拆除安佑宮、天地一家春、清夏堂、正大光明殿等兩千餘間殿宇的斷壁殘垣,清理工程正式開始。同時通令湘、鄂、粵、川、浙、閩等省各採辦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於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內報明數字,迅速運往京城。慈禧更是對修園表現出特別的熱情,積極趕製圖紙。修園的陣勢越拉越大。 
  五年前的第一次修園計劃曾被奕訢等人阻攔了回去,五年後再次提起時,奕訢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呢? 
  一開始,奕訢表示反對。19世紀60年代的大清朝,暫時平息了內外紛爭,國際國內危機、隱患卻依然存在。國際上,倭逼於東、俄伺於西、法國侵犯西南的局面讓朝臣們甚感擔憂;國內,新疆阿古柏叛亂又起,左宗棠率兵西征,用兵關外,需要大量軍餉;洋務運動的開展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大興土木,對財政本就緊張的清政府來講,無異於雪上又加霜。但後來眼見李鴻藻以帝師身份苦諫無用,其他諸臣也紛紛因提議緩修而遭革職,奕訢感到此次圓明園復修來勢洶湧,於是首先捐款工銀二萬兩表明報效心跡,這無異於對慈禧表示屈服。 
  但是真修園又談何容易!說的是擇要興修,其實不然。當時重修的部分包括圓明園、萬春園、長春園三大部分共計六大工程的3000多間房屋。此外還有圓明園和萬春園之間的道路、橋樑、船隻、河道、碼頭、圍牆、門樓等附屬工程。算下來,不花上一兩千萬銀子是辦不下來的。清政府的財政難以支付這筆巨款,只得想法讓內外大臣捐修。奕訢率先捐資後,內務府貴寶緊跟其後,捐了一萬五千兩。起而傚尤者漢族官員寥寥無幾,滿族官員即使捐獻,數量也甚微。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二日,捐款總數不到三十萬;至停工時,連帶其他方面的捐獻折合起來總共不過四十五萬五千餘兩。以此修園,是杯水車薪,更何況還有很多人想藉機從中漁利。之後發生的李光昭詐騙案便使反對修園的呼聲佔了上風,直到同治帝等最終放棄修園計劃。 
  李光昭,廣東嘉應州人,後寄居湖北漢陽縣,原以販賣茶葉、木材為生,此人素行無賴,同治元年在臨淮軍捐了一個沒有部照的知府銜,同治十二年進京販賣木材,與內務府大臣誠明、堂郎中貴寶、筆貼式成麟等人搭上了干係。他得知清政府因修圓明園急需木材的信息後,認為有利可圖,於是謊稱自己在湖北、四川等地購得楠、柏、梓樹巨木,價值10餘萬金存於當地,願意報效朝廷。內務府奏請之後,隨即派成麟前往,與李光昭一起辦理此事。 
  其實哪裡有什麼現存十數萬的木材,到了四川、湖北之後,李光昭憑借候補知府銜,私刻「奉旨採辦圓明園木值李」的銜章,打著「奉旨採辦」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四川總督吳棠覺得事有蹊蹺,任職數年來,並未聽說有李光昭採購木材和李姓客商存留木材於川地一事,後經查實,乃為一大騙局。李光昭在四川騙取木材未成,遂改向湖北,但聞知進山伐木至少要用三年時間才可出山,成本太高。又南走香港欲購洋木以矇混過關。他以「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的名義與洋商簽訂合同,洋商木材到時,李光昭又拿不出銀子付給對方,反以種種借口賴賬。洋商氣憤不已,一紙狀書告到了直隸總督李鴻章那裡。李鴻章查實,此事確實為李光昭之詐騙行為,罪責有三:其一在虛報木價,欺罔朝廷;其二在李光昭與洋商簽署合同時僅付定洋,到後來既無力買木,又無力認賠,致使法國領事出面干預,並與法商極力譴責津海關道的瀆職;其三在於擅自以「圓明園監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與洋商簽訂合同,以致本案成為洋商與大清政府之間的糾紛,擴展為中外交涉事件。   
  第十八章 諫阻修園添嫌怨(3)   
  李鴻章根據審訊結果,以「詐稱內使近臣」和「詐傳詔旨」的律例,判處李光昭斬監候,秋後問斬,其他參與這起詐騙案的內務府官員一併遭到沉重的打擊。以此案為導火索,朝野掀起了要求立即停止修復圓明園的強烈呼聲。 
  在修園的過程中,各大臣也曾屢次進諫,言修園之危害。但這些奏疏都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同治帝依然時時關注工程之進展。李鴻章的折子七月六日到京,七月十六日奕訢、奕□等即聯銜遞上《敬陳先烈請皇上及時定志用濟艱危折》,列舉開國以來清朝歷代皇帝創業之不易,對兩宮太后垂簾聽政11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首肯,認為這是「內外協力,共濟時艱」的結果。接著指出同治帝親政以來的諸多弊病:經一載有餘,漸有鬆弛情形;推其原故,乃是因為視朝太晏,工作太煩,即指圓明園工程乃擾民之舉;同時此項工程使朝中耿直之人垂頭喪氣,庸懦之人屍位保榮,頹廢之風日甚一日。鑒於此,諸大臣提出六條建議: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動、納諫章、勤學問、重庫款;在「重庫款」一項中指出,近年來內廷工程絡繹不休,用款浩繁,內務府常向戶部借款支發,這樣有限的錢糧怎麼能夠供得上無休止的索求呢?言辭懇切,表現了諸臣對修園的厭惡之情和真摯的憂國憂民之心。 
  在奕訢這個奏折上署名的,包括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10餘人。奕訢等人怕同治帝將此奏折擱置不予閱覽,一再請求召見。載淳不答應,經奕訢等再三請求,他才在接到奏折三天後予以召見,如奕訢等人所料,同治帝果然沒有閱讀奏折,當場拆閱後,看了數行,便不耐煩地說:「我停工怎麼樣,你們還有什麼饒舌?」 
  奕訢答道:「臣籌所奏還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誦。」接著將奏折中陳述的六條一一講來,反覆強調。 
  同治帝越聽越氣惱,雷霆大發,怒吼道:「我這個位子讓給你怎麼樣?」 
  眾臣聽到此言,都驚愕不已,軍機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幾近氣絕,最後由人扶了下去。 
  奕訢被這突如其來的質問,弄得不便再言語。醇親王奕□則邊哭邊諫,當講到請皇上戒微行一事時,同治帝料想皇叔無憑無據,拿自己也沒辦法,所以矢口否認。事實上同治帝借大修園庭之機,經常以視察工程為名出宮遊戲於酒肆、茶樓和娼寮之地,已經鬧得滿城風雨。對此荒誕之舉,奕訢早有耳聞,只是這事與其子載澄有關,不便直言,但他一直在努力鼓動他人上疏旁敲側擊,然而,同治帝置若罔聞,並懷疑到是奕訢在幕後唆使。這次面見十餘位重臣重又提起微行事,就想賴掉這碼子事,便問奕□: 
  「這是何人妄言,你們這樣說,有何證據?」 
  奕□將時間、地點,一一據實陳述,同治帝一時語塞,十分尷尬。只得岔開話題,做退步說: 
  「諸臣所言各條朕願接納,惟園工一事不能馬上停止。此乃為討太后歡心而修,故不能擅自做主,得容朕轉奏太后之後再行決定。」 
  事情說到這個份上,眾臣也不好強逼,且同治帝所說屬實,正因有慈禧做堅強的後盾,同治帝才敢如此不顧眾議,無所忌憚,強令修葺。在還沒有最後決定停工前,同治帝依然去視察了工程情況。 
  現在問題關鍵是讓慈禧降懿旨,停止園工。但誰敢犯顏直諫呢?李鴻藻再次挺身而出,約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間上折兩宮太后,在詳述其事之後寫道:「修園一事積聚眾怨,只會傷及國體,諸事將越來越難辦,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民心。」這是關於停止修園一事兩宮太后收到的惟一的一份奏折。 
  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召見七叔兼姨丈奕□,適逢奕□去南苑驗炮未回。遂召見軍機,議及處置李光昭和幫同欺騙蒙蔽的官員一事。之後,同治帝單獨召見了奕訢,詢問微行一事到底是誰說的,奕訢以「臣子載澄」做答,因為載澄的確曾經陪同治帝出去遊玩。同治帝聽了很不高興。   
  第十八章 諫阻修園添嫌怨(4)   
  七月二十九日,同治帝召見王大臣及翁同龢等人,將停止修園的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反問諸臣為什麼不早奏,責問翁同龢為什麼根本不上奏。奕□、奕訢反覆解釋,同治帝發怒,甚至指責他們有離間母子把持朝政之嫌,奕訢、奕□趕緊叩頭申辯。朝堂辯論之間,同治帝看出停止修園已是大勢所趨,遂言語道: 
  「待十年或二十年後,四海平定,庫項充裕,園工可以再開始嗎?」 
  重臣們連忙答道:「如天之福,那時必當興修。」 
  但作為交換條件,圓明園工程暫停,北、中、南三海要修。雙方互做讓步議定結果之後,方才退出大殿,去吃中午飯,軍機大臣們則回到軍機處擬旨。然而諭稿呈上之後,同治帝並未馬上批答,而是發給大家一道寫好的朱諭:盡革恭親王所兼軍機大臣及一切差使,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交宗人府嚴議。報復的心理已經讓他失去了理智。不入八分輔國公在清代宗室爵位中居第十等,將奕訢一下子由第一等和碩親王降至了第十等,可見同治帝對奕訢的仇恨之重。 
  文祥等人見了,拒不接旨,並請求得到召見,以求事情有回轉的餘地,同治帝一概拒絕。但第二天,同治帝又發下經更改的朱諭,稱自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王時,語言之間,諸多失儀。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澄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接著,他又以「朋比為奸,謀為不軌」的罪名擬了一道聖諭,革去恭王、惇王、醇王、伯王、景壽、奕劻、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等十位重臣的職務。 
  同治帝越鬧越不像話了。兩宮太后知道後,趕緊駕御弘德殿見同治帝和十位重臣。同治長跪於下,兩宮太后流著眼淚撫慰恭親王,說: 
  「十年以來,沒有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 
  有太后這句話,眾臣也就放心了。同治帝懲處恭親王的上諭被慈禧扣下,留中不發。次日兩宮太后又頒發懿旨,賞還恭親王及其子載澄爵位;這一日,也發下了停止園工、整修三海的上諭。至此,一場修園風波才得以平息。 
  這場鬥爭,看似奕訢等人與同治帝的較量,實乃與慈禧太后的較量,在這場鬥爭中,奕訢從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力阻修園一事,贏得了眾臣的支持和擁戴。慈禧開始站在幕後,當遭到抵制、修園的計劃無法真正實現時,慈禧又站到了前台,充當了正面角色,充分顯示了她的老謀深算和政治策略的精明;奕訢雖然成功地阻止了修園,但加深了與慈禧和同治帝的矛盾,地位也日漸削弱。當同治帝駕崩、慈禧再度垂簾時,權力的重心開始向慈禧傾斜,奕訢權力的巔峰時刻已然過去。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1)   
  經圓明園一事,同治帝心中窩著一股氣。看來皇帝也不是那麼好當的,仍然處處要受到限制。他不知道,一國之君應以國事為重,以江山社稷為要。 
  修園一事被阻止之後,同治帝是相當繁忙地忙著玩,忙著要宣洩心頭的這股憤懣之氣。停止修園的當月二十七日,他從大內的皇宮出發到南苑去玩,並駐蹕南苑;二十八日,閱御前大臣、乾清門侍衛等馬射,即傳統的弓馬之技,重溫八旗古風;二十九日,行圍打獵;九月初一日,到晾鷹台宣佈撤圍;初二日,又到晾鷹台檢閱神機營操練,觀看近代槍炮射擊;初三日,檢閱御前五大臣和乾清門侍衛的射擊技藝;初四、初五日,頒賞行圍和校閱有功人員。初六日,同治經正陽門回到大內,心情相當舒暢。 
  同治帝出遊前後,奕訢一直擔當著治理大清王朝的重任,處理一些重要國事:其一為多次寄諭指示盛京將軍派兵剿辦威脅皇朝勃興之地興京安全的奉天省馬賊;其二為處理台灣事件,在與日談判的同時,加緊建設台灣和沿海地區,使之早日走上近代化的軌道;其三是負責西征相關事宜,為左宗棠籌集糧餉和佈置作戰方略。奕訢也相當地忙碌,忙著處理多項政務。 
  在皇宮時,同治像其他皇帝一樣,每天召見軍機,「親理」政事;每早到鍾粹宮問慈安太后安,到長春宮問慈禧太后安;午飯時間侍奉兩宮太后進午膳;此外,還一直忙於籌備慈禧太后萬壽聖典的一系列活動,盡一個兒子應盡的「孝」道。慈禧對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相當關注,然而她還是百密一疏,對同治帝的私生活沒有高度重視。 
  慈禧本來就不喜歡同治帝所挑選的皇后阿魯特氏,加之皇后又不善迎奉,慈禧就更加不喜歡她,皇帝與這位雍容端雅、美而有德的皇后原本幸福的婚姻生活因而時時遭到慈禧的干涉。慈禧讓同治帝親近她所中意的鳳秀的女兒慧妃,同治帝又不樂意,所以經常獨宿乾清宮。日子一長,百無聊賴之時,便在小太監的引領下,偷偷去宮外尋歡作樂。北京外城本有高級妓寮,而同治帝又怕被臣下發現不敢去,於是專尋內城的私娼取樂。同治帝還與翰林侍讀王慶祺有曖昧關係。王慶祺是個「美豐儀」的男人,工度曲,擅長諂媚之術。初直南書房,帝愛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銜,毓慶宮行走,寵冠同儕,無與倫比,竟與王慶祺同臥起。《李鴻藻年譜》稱:「因之宵小乘機誘惑引導,遂至日惟嬉戲游宴,耽溺男寵,日漸羸瘠」,世間遂傳聞同治帝也有同性戀的癖好。 
  放浪的生活最終致使同治帝一病不起。十月二十日之後,同治帝的健康狀況發生變化;十月三十日,病情加重;至十一月二十日僅一個月的時間,即出現腰間腫痛作癰流膿,項脖臂膝皆有潰爛;二十三日,脈息皆弱而無力,腰間腫處兩孔皆流膿、流腥水,而根盤甚大,內潰則不可言。二十七日,按雲脈滑緩無力,惟腎愈流注,膿汁雖稍見稠,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餘。此後,同治帝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御醫李得立、莊守和知已無力回天,後來也都用些調和之藥。 
  就在同治帝病重的這一個多月時間裡,清王朝的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一場關於權力爭奪的戰爭在悄悄地進行著。十月三十日,也就是同治帝生病後的第十天,上諭第一次宣佈皇帝龍體欠安,但強調仍治事如常。實際上這時的同治帝已經不能握筆,批答奏章均由其老師、軍機大臣李鴻藻代筆,同治帝完全信任自己的老師,李鴻藻也並不擅自越權,每次僅僅在奏折上披上「知道了」、「交該部議」等字樣,實際政事的處理全在奕訢。十一月初五日,惇親王領銜各位王大臣會奏,請求漢文批件由李鴻藻代筆,而滿文折件請交奕訢代筆。此後幾天內,奕訢做了一些重要的批示:指示李鴻章等繼續購買鐵甲艦和建炮台,增強海防;批准下撥和借款作為西征軍費等。 
  慈禧豈能容許權力旁落於奕訢之手?十一月初八日,奕訢剛閱折不過三天,兩宮太后就在養心殿東暖閣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慈禧讓眾臣看視了同治帝的病情後,就在正室的寶座上面南而坐,訓示了眾臣一番耐人尋味的話: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2)   
  「眾卿,數日以來,皇上龍體欠安,不能躬身披覽奏折、裁決事務,哀家甚為焦慮。爾等當思辦法,當有公論。」話語中隻字未提同治帝已令李鴻藻和奕訢代筆的事,慈禧意圖,無非是讓眾臣再次籲請太后垂簾聽政。當場即有一些宗室王公提出:「請兩宮皇太后權時訓諭。」之後擬折,交於兩宮太后。慈禧拿著奏折,覺得由大臣們直接向自己奏請未免表現得太過直白,遂叫大臣們「先奏明皇帝,不必徑請」。 
  次日,慈禧便會同慈安在同治帝榻前再度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與昨天的情形不同,今天的同治帝已能坐立,聲音宏亮有力,氣色甚好,他當面諭令奕訢,說: 
  「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擬求太后代閱折報,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辦事。」同時特別告誡奕訢說:「當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習。」語氣相當生冷和嚴厲。奕訢不便申辯,叩拜接旨,眾臣也未敢再多言。這時慈禧發話了: 
  「昨兒在西暖閣召見,代閱折報乃出臣工所請,本恐煩皇帝心慮,今當諸大臣即告皇帝勿煩急。」 
  次日,明發上諭宣告依惇親王等的請求,今後閱折和裁決事由太后代行。所謂惇親王的請求,實際上是奕訢在同治帝和慈禧暗示他放棄閱折權力後,不得已聯合諸大臣,由惇親王領銜所上移交權力與慈禧的折子。至此,奕訢總共行使了不過5天的代為閱折和裁決權。 
  在這之後,為同治帝治病成了天下矚目的大事,經榮祿推薦,皇宮曾請過一位年近89歲治療外症的民間名醫祁仲來診治,祁仲診斷皇上的痘癰之疾發處並非腎俞穴,而在腎俞下,應用十全大補湯。但後來慈禧並未採用祁仲的藥方,可見慈禧對同治帝所患何疾是相當清楚的。在西暖閣召見軍機和御前大臣示意移交權力時,她也曾明確提過: 
  「上體向安,必尋娛樂,若何以絲竹陶寫?諸臣諒無論議。」明確地將同治帝染疾與尋歡作樂的行為聯繫起來。然而當諸位大臣言及皇帝的宮闈瑣事乃是皇上致病之由時,慈禧還是生氣了。其中惇親王說得過於直白,慈禧更是多加詰責,最終大伙只得叩頭請饒,不敢再言此事。為尊者諱,對外只稱皇帝是逢「天花之喜」;開藥時,也只好按天花下藥,結果藥不對症,疾病越來越嚴重。對此,奕訢也無能為力。他對慈禧「沖喜」的迷信活動非常不滿,但又不能直言,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太醫院要將同治帝的病治好,由於種種原因,朝廷沒有聘請西醫。後來,一位美國公使給清政府的報告中說: 
  「同治帝若以西醫及科學方法診治,決無不可醫之理,決非不治之症。」 
  這樣,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2日),同治帝在生病45天後死去。 
  同治帝的死,再次打破了奕訢與慈禧之間權力的均勢,接下來是重要的權力繼承問題,這時的慈禧已經可以拋開所有的顧忌,而獨自一手策劃第二次垂簾聽政了。 
  按照清代的祖制家法,皇位的繼承應該從皇族近支中選一位晚輩來繼任。同治帝是「載」字輩,他的下一輩為「溥」字輩。「溥」字輩中,大家一致認為溥倫最為合適。因為溥倫是道光帝長子奕緯的長孫,雖然他的父親是從別支過繼過來給奕緯的,但名分上,溥倫還是道光帝長子的長孫,符合祖宗家法,名正言順。但慈禧為了獨攬皇權,堅決要立「載」字輩來繼承皇位。因為如果讓「溥」字輩當了皇帝,那她將會因孫為帝而被晉尊為太皇太后,那樣也就再無機會垂簾聽政、干預政事了。 
  慈禧不同意立「溥」字輩為帝,大家也無計可施。但同治帝死前,曾召師傅李鴻藻於病榻前,命其代草遺詔千言,有意將帝位傳給載字輩中年齡最大的載澍。慈禧看詔後,憤怒地擲於地上。她心目中未來皇位的繼承者,是醇親王奕□之子載湉。載湉其時年僅四歲,方便慈禧攬權;而載湉之母為慈禧之妹,將來即使皇帝長大成人,也會對慈禧恭順,聽她的話。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3)   
  所以,當同治帝死後,慈禧立即在養心殿西暖閣召集群臣,表明自己的心跡。她迫不及待地問眾臣:「此後垂簾如何?」 
  樞臣中有人做答:「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 
  慈禧太后馬上接下話茬,斬釘截鐵地宣佈:「文宗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年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指與慈安太后)同此一心,汝等敬聽,則即宣曰醇親王之子載湉。」 
  聽到這出人意料的結果,奕□碰頭痛哭,昏迷伏地。 
  以上是《翁同龢日記》中關於這次選嗣立帝的記述。其中有兩點是明確的:一是經過十多年的垂簾聽政,慈禧已確立了在最高統治集團中的穩固地位,所以她才敢說一不二;二是經過多次的打擊、罷黜,奕訢的勢力逐漸遭削弱,已經不是慈禧的對手,所以在選儲立嗣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奕訢只能表示緘默,防止遭致其父子覬覦皇位之嫌。文武大臣見名望最高的恭王如此,也不敢多言。 
  次日,慈禧再次玩弄辛酉政變時的伎倆,命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垂簾章程,同時宣佈,次年改元光緒。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載湉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接受百官朝賀,慈禧二度垂簾的局面正式形成。 
  奕訢則開始了不居輔政地位的第二次輔政。在當時列強環伺、險象叢生的局勢下,他極力主張避免戰爭,以爭取更多的自身建設的時間;他積極籌劃海防,維護主權、收復失地;他設計近代化的總體藍圖,積極拓寬近代大機器生產的領域,加強信息手段和鐵路交通建設等等。其間的阻力也可想而知,隨著年齡的漸長和世事的變遷,他的銳氣也漸漸在消磨,銳意改革的熱情也漸漸冷卻。 
  光緒二年(1876年)五月初四日,在軍機處當值19年可謂三朝元老的資深重臣文祥病故。文祥為人忠誠、開明而又善於照顧傳統,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很受歡迎的人物。他的死,對奕訢是很大的打擊。奕訢於文祥逝世的次日亦即端午節時親臨哭祭,心情沉痛地賦詩一首以示悼念: 
  大旱甘霖望未成,霾氛光掩輔星明。 
  志安中外臣工瘁,功在旂常帝念縈。 
  正直一生惟謹慎,匡襄廿載矢忠誠。 
  從今別有盈懷淚,不向湘江哭屈平。 
  感念之情,躍然紙上。文祥是奕訢的左膀右臂。奕訢很賢明,也很有能力。但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非常依靠文祥、寶鋆等人出主意。他們共同努力,度過了許多的難關。文祥的死,無疑使奕訢失去了一個忠實的助手和高級參謀。從此,寶鋆只在重大問題上發表意見和看法,軍機處大主筆的任務就落到了沈桂芬的身上。 
  沈桂芬是同治六年由奕訢引進軍機處的。他以「洋務長才」著名,積極追隨奕訢,推行洋務,在軍機處與以傳統「正學」自居的李鴻藻常意見相牴觸。李鴻藻以「反對派」的形象存在於軍機處中,常常反對並阻撓某些改革措施的實行,與沈桂芬有矛盾,不肯附和。 
  李鴻藻因是帝師,同時又深得兩宮太后的好感,地位甚為顯赫,且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政治保守的翰林、言官,形成一個有政治傾向的「清議派」(或稱「清流黨」)。沈桂芬感到勢單力薄,於是召門人王文韶入軍機處作為自己的支柱。光緒六年,沈桂芬死去,王文韶在兩年後也被李鴻藻排擠出軍機處。 
  奕訢在整飭官場、糾彈時弊、抵制宮廷違制行為等方面利用李鴻藻「清議」的勢力,但在推行改革方面又提防著他們。由於日益感到自身孤立無援,他力圖在主張改革的「洋務派」和主張保持傳統的「清議派」之間尋求平衡,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這樣,改革的步伐就逐漸放慢了,奕訢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大刀闊斧,許多近代化的設想也因礙於守舊輿論而被擱置。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李鴻章不顧軍機處令各地督撫原地維持地方不必籲請叩謁梓宮的寄諭,從保定的總督駐地趕赴北京奔同治帝大喪,他此行的實際目的是進京陳述其近代化的總體設想。他首先晤見了奕訢,雙方意見一致,認為值此緊要關頭,必須打破陳規,努力改革,實現近代化,這才是中國自強圖存的惟一方法。李鴻章請奕訢向兩宮太后陳述這種構想。 
  奕訢何嘗不知道李鴻章所提建議的重要,數年前他也提過,曾有過宏圖壯志,想要改變大清腐朽面貌,建立近代化新國家,但多處碰壁之後,很多計劃都被擱置。如今,奕訢已不如當年那般有勇氣和魄力了。此時的他不願如教育大辯論時那樣成為眾矢之的,也不願像同治年間那樣為太后一一剖斷。多年的在朝經驗告訴他,兩宮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計,但他還是設法讓李鴻章三次覲見太后。李鴻章藉機將其關於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全方位近代化改革的設想系統地向太后作了講解。如奕訢所言,知識和經歷均有限的太后也無法確定改革的正確與否。尤其對是否停止西征,將有限的資源用於建設近代海軍鞏固海防的提議不置可否。 
  當時京內外大員關於停止西征、建設海軍的觀點形成兩種對立的看法,即近代史上的「海防」和塞防之爭。前者如李鴻章,主張停止西征,鞏固海防;後者則主張應以塞防為主。雙方爭執不下。奕訢和他的智囊人員向來是重視海防的,但對這種各執一端的爭論,奕訢認為,這不是愛國與賣國之爭,而是將有限的財力先用於何處的爭議。如果能夠開源和節流並舉,是可以做到海防和塞防兼顧的。奕訢的觀點遂成為大家一致贊同的觀點。 
  軍事上的近代化,離不開信息手段的近代化。同治十三年(1874年)台事欽差大臣沈葆楨在處理日本侵台事件時奏稱:「台洋之險,甲諸海疆,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奕訢是早就想採用電報這項快捷方便的信息傳播技術了。他詳細向兩宮太后講解電報的功能,並說明信息手段近代化的重要性。兩宮太后接受了奕訢和沈葆楨的意見,諭令沈葆楨等迅速辦理閩台電報。英、美、德、法知道中國要鋪設電報的消息後,搶先一步,誘使福州通商局草簽了合同並開始施工,想借此攫取電報線鋪設權。奕訢認為中國的電報一定要中國自辦。他反覆強調,並指示沈葆楨會同閩浙總督李鶴年「不在價值多寡」,宜及早買回、妥籌辦理。但這時又出現了傳統觀念的阻礙。福建守舊士紳進言:「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架設銅線,如此不顧祖宗之丘墓之舉,又怎能希望他們尊崇君親上呢?面對以忠孝為護符的迷信論調,奕訢也無辦法,閩浙設電報事因此久拖不辦。與此同時,發生了另一件更令奕訢棘手的事情。 
  英國早就覬覦中國西南,並著手組織探險隊先行探測西南的地理資源。同治十三年(1874年),當英國第二次組織探險隊進入雲南邊境時,與邊民發生衝突。英國翻譯馬嘉裡和隨行5名中國人被殺,這就是「馬嘉裡事件」。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公使立即向總理衙門遞送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交涉條件。奕訢與來京祭奠同治帝的李鴻章會商,認為需要通過處理馬嘉裡案調整中外關係和中央地方關係的策略。他認為處理中外關係,已經不能再按傳統的觀念行事,西方的國際關係準則不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央和地方關係方面,他認為當時只有總理衙門比較熟悉國際形勢,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他各部衙門及地方則與總理衙門嚴重脫節,地方官吏大多厭惡與外國人打交道,甚至無視中央外交政策,抵制既成條約,給外國侵略製造了口實。局部衝突足以影響大局。奕訢於是作出努力,並在赫德的斡旋下,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76年9月11日),李鴻章赴煙台與英人談判,簽署《煙台條約》,滿足了英人的一些要求,但堅決拒絕了英方關於懲辦雲南官吏的要求。至此,馬嘉裡案才告一段落。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2)   
  《煙台條約》簽訂不久,左宗棠呈上的關於西征軍攻克新疆烏魯木齊的奏報讓奕訢興奮了好些天。在報捷折中,左宗棠還特別提及軍機處和戶部籌措軍餉是勝利的主要原因,特別向奕訢表示了真誠的感激之情。西征軍的節節勝利,使盤踞新疆南八城和吐魯番的阿古柏政權惶恐不安,英國方面想以代阿古柏政權乞降為名,阻止中國收復新疆,從而以新疆阿古柏政權為屏障,防止印度落入俄人之手。左宗棠的復函中透徹地分析了英人意圖的本質,並充滿必勝信心地稱:「無須英人代為過慮也」。奕訢見到前敵將帥有如此的見識和信心,就放手讓左宗棠全力收復新疆。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77年12月18日),淪陷12年之久的喀什噶爾重回祖國懷抱,之後,南疆諸城全部收復。 
  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同時,奕訢還積極擴展機器大生產的領域,發展本國工業。就在改革事業初見成效之時,光緒二年,南方五省發生大水災並相伴隨著社會風氣的惡化,反對變革的清議派借此機會,以「災異說」攻擊朝政,稱當時朝政為以恭親王為首的樞臣所把持,腐朽拖沓至極,無法對當前災害採取有效措施;進而又以「華夏優越論」反對中國的近代化,以「道德」和「清議」壓制改革。改革再次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奕訢明哲保身,極力保持超然事外的態度。改革派人數雖多,呼聲卻很小。清議派因有慈禧做後盾,聲勢浩大,壓過了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很是失望。 
  光緒五年三月(1879年3月),日本悍然吞併琉球,並立為沖繩縣。光緒六年,中俄戰爭烏雲密佈。之後籌建海軍,建設鐵路,越南、朝鮮問題等,都需要奕訢和總理衙門去交涉,一項項地去處理。 
  正當奕訢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戌時(晚7時至9時),慈安太后鈕祜祿氏突然死去。對慈安太后究竟是怎麼死的,大家有種種的疑問,一時間傳說紛紜。 
  慈安在咸豐二年立為皇后,慈禧當時不過為貴妃,位在慈安之下。咸豐帝死後,慈禧的兒子載淳繼承皇位,母以子貴,慈禧也被封為皇太后。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中,慈安的正宮皇后身份,與慈禧在名分上的差別,對慈禧的掌權形成一種威脅,使慈禧永遠不可能凌駕於慈安之上。慈禧與慈安之間的矛盾,就由此而產生了。 
  在咸豐靈前的「禮節細故」之爭,兩宮太后都落得不高興;此後,這種爭端頻頻發生。光緒六年在致祭東陵的時候,又在禮儀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這種爭執實際為地位之爭和權力之爭。多年來,兩人之間的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 
  咸豐帝死後,肅順等八大臣輔政,不太把兩位太后放在眼裡。這時的兩宮太后為了能除掉這個共同政敵,過從甚密,雖說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化解。政變成功後,慈禧因懼怕祖制的嫡庶之分,小心謹慎不敢失禮,遇事均與慈安太后商量,以示對東宮的尊重。加之恭親王奕訢在中間調和,有話就直說,兩宮太后之間看上去是一團和氣。然而此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加深了兩者的矛盾,增加了慈禧對慈安的仇恨。 
  開始是同治八年,慈安、奕訢和同治帝聯合起來按祖制處死了安德海,一時中外無不稱頌,而慈禧的心中卻留下了積怨。同治十一年關於給載淳立後一事,雙方又再起爭執,意見相左。慈安所爭的阿魯特氏後來被立為後,而慈禧所爭的鳳秀的女兒只屈居慧妃之位,慈安獲勝,慈禧記恨,雙方矛盾加深。同治帝死後,慈禧費盡心機立醇親王之子4歲的載湉為帝,本想趁皇帝年幼,一手遮天,把持朝政,誰料光緒帝入宮後,因慈安太后性情溫和,不像慈禧那樣嚴厲,所以小皇帝喜歡親近慈安太后,對慈禧卻相當地疏遠。這使慈禧感到恐懼。要是小皇帝被慈安唆使來反對自己,威脅自己的地位,該怎麼辦?慈禧的恐懼心理,隨著光緒帝年齡的增長,與日俱增,對慈安的防範心理也日漸急切。雙方矛盾漸如水火,因此便有種種關於慈安是慈禧害死的推測和傳說。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3)   
  據載,咸豐帝臨死前,曾交給慈安太后一道密諭,要她好好約束葉赫那拉氏。慈禧聽說後,行為便不太敢張狂。光緒朝時候,慈禧再度垂簾,慈安對政治有倦怠意,不多過問政事,有時甚至不出來垂簾攝政,慈禧更加縱恣無度。她一人召見廷臣,有事竟不復稟慈安,慈安太后內心多有不平。光緒七年發生的一件事讓慈安太后瞠目,這一年慈禧驟患重病,遍征中外名醫醫治均告無效,惟有薛福成的哥哥薛福辰給慈禧太后診脈後,得其病因,開藥慈禧太后服用後,病得痊癒。後得知薛福辰所開藥劑均為產後滋補之藥,慈安知慈禧失德,決定好好勸勸慈禧,讓她保全皇家體面。一日,擺酒宮中,慶賀慈禧大病痊癒,憶及協力清除肅順及同治十餘年的垂簾聽政事,慈禧悲不自勝,話語很討慈安的歡心。慈安聽後,也對慈禧坦誠相見道:「你我都是年過半百之人,不知何時均要去見先帝了,幸得20餘年來你我能同一條心。既然這樣,我也不瞞你,先帝升天之前,曾交給我一物,是關於妹妹的,現在看來是沒什麼用的了。此事不要聲張出去,以防外人懷疑我姐妹二人表面上和好而暗地裡互相嫉妒。」說完從袖中取出文宗遺詔,給慈禧看。慈禧看後,面色頓變,慚愧不已。慈安見慈禧有真心悔過之心,索要過函文,隨即於燈燭上燒了。慈禧又是羞慚又是憤怒,表面上仍做感激涕零狀,內心竊喜。以後時日裡,慈禧對慈安甚為恭敬,慈安以為是自己的規勸起了作用,孰知慈禧已有歹意。 
  又據說,慈禧欲害慈安的念頭始於慈安親見了慈禧的不軌行為。立載湉為帝,並非慈安之意,後垂簾聽政制度建立,慈安則多持齋念佛,長居宮中,朝中事實際由慈禧把持,慈禧從此為所欲為。當時都門有位唱戲的武生叫楊月樓,得到慈禧的專寵,隨意出入宮禁,每次進宮即恆久不出。一日,慈安有事欲告知慈禧,突然前往慈禧居所,適逢慈禧不在,卻見楊月樓袒臥於慈禧的床上,慈安驚懼,叫來宮中婢奴,授意此事不得張揚。後慈禧處死楊月樓,慈安雖久驚怒,實際並未追究,慈禧更加疑懼。遣宮婢多次進獻慈安食盒,慈安不疑,受而食之,不久即死去。 
  又有一說,稱是因李蓮英起事。李蓮英因得慈禧太后寵幸,仗勢胡為。一日慈安太后乘輦車過某殿,李蓮英與小太監角力,對慈安置若罔聞,慈安怒以杖責之,並到慈禧住處教訓了慈禧一頓。慈禧不服,兩人鬧翻。不幾日,即傳慈安暴崩一事。 
  當時民間流傳的說法有多種,但多數經不住仔細分析。張爾田指出:慈安的病況,可詳見翁同龢日記,哪裡有食盒外進之猜疑?二十年來,排滿思想,深入人心,時人不痛詆清代則不快,即使是光緒帝的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也斷不可信。學者金梁也在《清帝外紀·清後列傳》中,對慈安焚燒遺詔和慈禧進獻毒盒事,提出質疑:「手敕既然焚燬,敕語內容又從何而知?食盒外進,又有誰見到了呢?」 
  這麼說,慈安的死就與慈禧無關了嗎?也不盡然。當時的翁同龢、張之洞等人根據種種跡象,也心存疑惑。 
  翁同龢的日記中留下了諸多疑點。皇帝皇后生病,按清祖制,應先由軍機、御前大臣詳細瞭解情況後傳御醫,然後御醫診斷、開藥方,藥方應交軍機、御前大臣傳視,以顯示慎重。而慈安九日患病,當日並未見醫方發下,這是為什麼呢?慈安因偶感風寒,卻不到一天就驟然崩逝,死後第二天公佈的五個藥方,均未說明致病原因,這又是為何?死後第三天,似乎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所發藥方才寫上「傷感過甚,諸症驟發」的含混言語,且藥方上也沒有御醫莊守和的名字。凡此種種,不能不讓人生疑。 
  張之洞覺得事情蹊蹺,曾致信李鴻藻:「此事實出非常,殮奠一事,翰林院一向是派人輪班前往的,但至今未見知會一聲,也沒聽說到底是派了誰去?」並請教李鴻藻,「現在是應靜候呢?還是應徑直前往呢?即使翰林院沒有被派,應當沒有大礙吧?敬請指示,不甚感激。」張之洞對慈安逝世後的殮奠的反常跡象也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寫信求教李鴻藻。事過多年,榮祿才透露了殮奠的秘密。當時榮祿任內務府大臣,慈禧避開了那些好「遇事生風」的翰林院,派榮祿親自前往殮含,並諭示榮祿:「爾等詳細視殮,勿令人有疑辭。」榮祿聽慈禧這麼一說,反倒膽戰心驚,殮奠時,未敢多看一眼,趕緊殮畢退下了。慈禧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更顯示了背後藏有不可告人的隱密。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4)   
  慈安喪葬事,慈禧令減殺禮儀。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慈安的梓宮是用的楠木,但卻是由厚度不過一寸七、八分的多塊木頭拼成,這與慈安正宮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慈禧修園、自我享樂那麼捨得花銀子,對已作別人世的慈安卻如此地苛刻,不知居心何在。在謚號問題上,慈禧又一反歷代皇后所上謚法的規則,欲以「欽」字居首,以否定慈安的正宮地位。後翁同龢等人極力抗爭,說:「貞者,正也。此乃先帝所命也」,且穆宗同治帝尊崇慈安二字,天下人對此也熟聞,謚號中必須用「貞」、「安」二字。最終,在堅持下,慈安才得謚號「孝貞慈安裕慶和敬儀天祚聖顯皇后」。 
  至慈安崩逝,慈禧也不放過與她在地位上的爭奪,慈禧對慈安的仇視之心可見一斑。雖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慈安就是慈禧所殺,但多方面事實反映,慈禧難脫干係。 
  慈安之死,對慈禧、奕訢均有影響。對慈禧來講,慈安的死為其專權掃清了道路。儘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慾,極少參與政治,不像慈禧那樣有謀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對慈禧的專權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懾力量。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麼明目張膽、恣意妄為。慈安一死,政權盡歸西宮,慈禧可以惟己獨尊、專執國政而無所忌憚。從此兩宮垂簾局面變為一宮獨尊,光緒帝還未成人,慈禧大權獨攬,人們尊稱她為「老佛爺」,慈禧開始成為名副其實的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奕訢的勢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的死,無疑使奕訢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少了一個可以依靠的力量。多年來,慈安和奕訢與慈禧之間均有矛盾,奕訢多以「嫡庶之分」為由,通過支持慈安壓制慈禧的囂張氣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訢,無形之中,奕訢和慈安形成一種聯合力量,來共同對付慈禧。如咸豐陵前的席次之爭,誅殺安德海等等。慈禧感到勢單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勢力。如在內務府、軍機處相繼安排進自己的人或者是牽制奕訢勢力的人。慈安在時,儘管奕訢曾屢受打擊,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軍機處的位子、執掌軍機處大權;慈安一死,形勢大變,慈禧不再受約束,同時由於自己的黨羽勢力大增,她對奕訢也就不再顧忌了。 
  慈安的死,使慈禧位及最尊,慈禧培植的勢力也隨之抬頭,奕訢派勢力則相應遭到壓制。清議派攻擊他的改革,七弟奕□也攻擊他崇洋媚外,這兩種力量的抬頭,使奕訢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七弟醇親王奕□早就想奪取奕訢手中的大權,這可以追溯到同治年間。當時兩兄弟就因政見不同而不合,奕□思想保守固執,對奕訢重用漢人、提倡向西方學習,表示不贊成。他曾向慈禧上折,「請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對奕訢「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奕□尤其表示反對,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處理上與奕訢發生過激烈的爭執,嚴厲指責和全盤否定奕訢的對外政策。1870年和1873年,奕□曾兩次密奏慈禧和親政後的同治帝,兩折的意思分別為請求剝奪奕訢掌管的外交大權和表示對奕訢掌管軍機處中樞大權不滿。奕訢上奏抗辯,此事作罷,但恭親王和醇親王兩人因此隔閡日深。同治帝死後,光緒帝繼位,醇親王以太上之尊,依靠慈禧支持任用私人,結黨結派,勢力逐漸蓋過了奕訢。 
  慈安死後的一段時間,鑒於恭親王的諳練老成,長於外交,慈禧並沒有馬上逐他出軍機處。至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慈禧才算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借口,以奕訢為替罪羊,與奕□合力,罷免了奕訢的一切職務,取得了雙方多年來矛盾鬥爭的決定性勝利。從此,奕□取代奕訢,活躍於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當然那已是後話了。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變,再遭罷黜(1)   
  光緒八年,長期的勞累奔波,日積月累,奕訢的身體健康狀況迅速下降,經常感覺倦怠。進入八、九月份,身體更是不支,有時甚至幾天不能入直。十月,軍機大臣王文韶因雲南報銷案受牽連,被開缺。奕訢得知後,心情更壞,病情加重,經常便血,無法入直,只得請長假在家養病。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9日),鑒於奕訢病情無法在短期內恢復,總理衙門許多事亟待處理,慈禧太后正式諭令李鴻章代理該衙門有關外交大事。 
  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訢病癒,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見,見其依然難堪繁巨事務,於是又賞假一個月,安心調理。直至該年六月(7月),奕訢才重入軍機。在奕訢生病的大半年內,李鴻藻受慈禧之命主持機要。經常與李鴻藻意見相左的翁同龢也進入軍機處。這時朝野內外,開始共同注目來自西方國家法國的侵略。 
  法國侵略的策略是先侵佔越南,進而以越南為跳板,打通進入中國西南地區的通道。早在1787年,法國傳教士百多祿就曾上書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建議佔領越南並開闢一條通往中國內地的商路。 
  道光末年,法國不斷派傳教士和遠征軍作為先頭部隊侵略越南。 
  咸豐八年(1858年),法國夥同英國組成英法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後,又單獨以武力攻佔越南南方三省,並於同治元年(1862年),迫使越南與之簽訂《西貢條約》,割占邊和、嘉定、定祥三省及崑崙島。 
  同治六年(1867年),法軍又攻佔永隆、昭篤、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此前一年,法國的一個調查團在對中國雲南和越南北方進行勘察後,露骨地說:「法國必須佔領北圻……因為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由於有了這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時,我們將是一些最先出現在中國腹地的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安鄴指揮法軍相繼攻陷河內、海陽、寧平、南定等地。越南政府邀請劉永福及其率領的黑旗軍協助越南抗擊法軍。劉永福率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擊斃安鄴,迫使法軍退出紅河,困守海防。越南國王授劉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職。 
  光緒七年(1881年),法國議會通過了240萬法郎遠征北圻的軍費案。光緒八年(1882年),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指揮法軍再次進攻北圻,佔領河內。次年3月侵佔南定。在越南政府的邀請下,劉永福再次率黑旗軍開赴前線,於該年5月19日在河內城西的紙橋附近設伏,痛殲法軍,擊斃李威利。越南國王授劉永福以三宣正提督之職。 
  光緒九年(1883年)四月,法國不甘心在越南的失敗,法議會再次通過增加遠征越南軍費550萬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軍的議案。法國總理茹費理繼續鼓吹「必須征服那個巨大的中華帝國」。8月,法軍兵分兩路,攻入越南首都順化,強迫越南與之簽訂了《順化條約》,變越南為其殖民地。從此以後,法國便將侵略的主要矛頭指向了中國,並提出種種侵略條件,中法關係日趨緊張。 
  面對法軍大舉進攻越南,危及中國西南邊疆的形勢,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主戰與主和兩種意見。 
  主戰者為以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的清流派、奕□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劉坤一等。他們強調援越抗法是一場正義的和必要的戰爭,就道義責任而言,中越存在著歷史上的宗藩關係,越南受到侵略,中國「本應保護」。就利害關係而論,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法國侵越,「非徒並越,而特欲以越為根腳耳。粵邊之煤礦,滇中之金礦,無不垂涎」,所以中國斷無坐視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其代表。早在戰爭之初,慈禧太后命令李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時,李鴻章因反對對法開戰,堅決請辭。光緒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鴻章給總理衙門的一封公函,從士氣、戰術、裝備、訓練等方面分析法軍優越於我軍的狀況,要奕訢或者避戰求和,或者下令前線避開陣地戰,展開叢林戰和游擊戰,方能取勝。這封公函表達了長久以來李鴻章一直主和的緣由。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變,再遭罷黜(2)   
  奕訢或許由於久病體弱,無力顧及,或者由於幾遭罷黜已無稜角之故,對戰事一直持消極的態度,他對言戰頗感猶豫,對言和又頗多顧忌。遭受多次打擊和大病初癒的奕訢此時盡量保持少言說的態度,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光緒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國內外主戰的強烈呼聲下,慈禧態度變得強硬起來。有一次在召見軍機時,她竟然明確表示清朝不能再退讓了,語意堅決。她一面命李鴻章、曾紀澤兩人對來津談判的法國特使提出的「劃界撤兵,共剿土匪」的要求,堅持定見,一概不予允許;一面又令西南前線將領,督飭防營,嚴密佈置,不能因法國言議和,就有絲毫懈怠。 
  十月初(11月),又發佈上諭,派廣西巡撫徐延旭飭令劉永福整軍進扎,相機攻取河內省城,不可稍有退阻。並特別佈置了山西和北寧的防守工作。上諭稱「北寧為我軍駐紮之地,如果法人前來攻逼,應令督飭官員極力捍御,毋稍鬆勁」,同時令雲南軍隊固守山西,以與北寧成犄角之勢;懲處不願遵旨的雲南巡撫唐炯,摘取頂帶;獎賞英勇抗法的劉永福黑旗軍十萬兩白銀,按每月五千兩的數目支給劉永福充做軍餉。 
  見慈禧太后已明確主戰,奕訢也隨之附和「言戰」,朝廷內外一片主戰聲。這年底,雙方軍隊集結於山西和北寧地區。在山西的唐景嵩所帶滇軍懾於法軍炮火的威力,首先潰退,黑旗軍勢單力孤,山西失守。 
  次年正月(1884年2月),中國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與法軍決戰於越南北寧。中國方面包括黑旗軍、政府軍和越南愛國軍人共計3萬人與法國方面1.5萬官兵拉開了戰鬥的陣勢。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北京收到北寧失守的電報。 
  山西、北寧相繼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大為震驚。李鴻藻和態度模糊的翁同龢此時也深感「海防不足為恃」,時局艱難,從此以後可能更加棘手!清流派這一群「不習戎事」的書生再也不敢言戰。御史們開始紛紛追究戰爭責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敵將領應處死,統兵大員當拿問,於是清廷下令將唐炯、徐延旭革職拿問,任命潘鼎新為廣西巡撫,張凱嵩為雲南巡撫。層層追問,保薦統兵大員的薦主也應受處罰。誰來承擔失敗的主要罪責呢?這時的慈禧想到了奕訢。三月初八(4月3日)召見軍機大臣,慈禧為罷免軍機大臣改組軍機處製造輿論。分析戰爭責任時,她大談「邊方不安定,封疆大臣因循守舊,國用空虛,海防粉飾,這何以對祖宗呀!」言辭嚴厲。 
  恰在當天,祭酒盛昱上了《疆事敗壞請將軍機處交部嚴議》的奏折。特請慈禧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交部議處,責令戴罪立功,認真改過。 
  慈禧先將折子留中不發。第二日,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節,慈禧派奕訢去東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週年祭典,支開了奕訢。也是在這一天,慈禧讓光緒帝到景壽山皇殿行禮,使其避開他的生父奕□。之後,慈禧自己則以祭典九公主的名義前往九公主府並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稱壽莊公主,奕□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個月前逝世,當時慈禧已經賜祭過一次。這次前來,目的是為專門單獨召見奕□。 
  用過午膳之後,慈禧取出盛昱彈劾軍機的奏折,兩人進行了秘密的商討。次日(初十日)在宮中,慈禧匆匆召見軍機後,再次召見奕□,兩人又密談了三刻鐘。十二日時,慈禧依舊匆匆召見了軍機,然後相繼密召了孫毓汶和奕□。 
  十三日,奕訢辦理完祭典相關事宜後回來,本應召見,但這一日,慈禧只召見御前大臣、大學士、六部滿漢尚書,軍機大臣一概未得召見。有的軍機大臣也兼任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尚書等職,但也未能參加召見。 
  就在奕訢和諸位軍機大臣耐心等待召見的時候,領班軍機章京傳出的太后懿旨,著實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大吃了一驚。這是一份革除奕訢及全體軍機大臣的上諭,上諭加給奕訢等人的罪狀是: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變,再遭罷黜(3)   
  「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是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等等。 
  上諭最後宣佈將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全班撤換。奕訢被革去一切職務,並撤去恩加雙俸,令家居養疾,處罰最重。跟隨奕訢二十多年的寶鋆也被開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職;李鴻藻和景廉降兩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用,退出軍機,仍在毓慶宮行走,繼續為光緒帝授讀,處罰最輕。 
  同日還宣佈: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在軍機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次日(4月9日),又有上諭宣佈:「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諭旨」。 
  這樣,清明節前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慈禧完成了軍機處的變動。 
  改組後的軍機處全然為「醇黨」人物所掌控。盛昱和御史丁振鐸等於事後上折,稱「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人能及」,因此請慈禧令恭親王等仍當差效職,奏疏上達後,慈禧留中不報,不予理睬。 
  慈禧緊接著又對部院大臣作了調整。原禮部尚書徐桐接李鴻藻任吏部尚書,禮部尚書由原左都御使畢道遠接任,理藩院尚書烏拉喜崇阿接任景廉兵部尚書一職,理藩院尚書則由原左都御使延煦接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分別由原吏部左侍郎昆岡、祁世長接任。貝勒奕劻管理總理衙門事務,內閣學士周德潤、軍機大臣閻敬銘、許庚身後來也在總理衙門行走。八旗都統也相繼作了變動。 
  光緒十年(1884年)為農曆的甲申年,這年的三月(4月),「當之無愧」的清王朝的女主人最終為其獨攬大權掃清了道路。她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徹頭徹尾地撤換了奕訢和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又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使王朝的官僚層實現了一次大換血,建立了完全聽命於她的官僚階層。這次重大的人事變動,歷史上稱「光緒甲申朝局之變」。 
  這次奕訢遭罷黜,與十九年前的那次彈劾風波引起的反響完全不同。當時列名於倭仁奏折和肅親王奏折的王公、宗室、大臣共計70餘人,加上都察院、宗人府的大臣,內閣學士、給事中、御史等等紛紛上折,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迫使慈禧最終收回成命,恭王僅僅只被削掉一個封號。而這一次罷免卻呼聲甚微,僅寥寥數人上疏。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辛酉政變之初,奕訢重用漢臣,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有求必應,不加遙控;對外實行「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路線,力求中外和好以借師助剿,最終撲滅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熊熊烈火,使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的統治得以穩定,奕訢因而獲得「中興賢王」的譽稱。此後,為防止漢族地主勢力的發展,從穩固王朝統治的角度考慮,奕訢大力剪除和限制湘淮地方勢力。李鴻章等都曾為此批評奕訢聽信浮言,抱怨總理衙門庸鄙無遠見。面對西方工業化的浪潮,奕訢為清王朝的長治久安計,倡導向西方學習,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和生產技術,開展洋務運動,這又為滿族親貴和封建頑固派所不容,認為是「以夷變夏」。此外,奕訢的「羈縻」外交並未使中外和好的局面長期維持,帝國主義也早看出這種外交政策的實質是在和平的背後排斥外國,遠不如李鴻章和奕□順從於外國勢力。慈禧繞過奕訢,通過李鴻章和洋人拉關係,李鴻章集團權勢地位上升,漸呈取代奕訢集團的趨勢。 
  慈禧則經過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實力漸長,熟諳宮廷鬥爭的藝術,政治經驗也越來越豐富。慈安死後,慈禧大權獨攬,常對臣下行不測之威。此次罷黜奕訢,不像十九年前指使蔡壽祺上無憑無據的彈劾折子那樣,慈禧作了精心的準備。她抓住山西、北寧失守,徐延旭和唐炯遭逮問後,人們紛紛要求追究最終責任人的時機,將責任推究到奕訢和寶鋆的因循失職。與十九年前發下詔書讓廷臣討論相比,這次詔書的發佈更顯果斷和威嚴。慈禧單獨召見了領班軍機章京,以「御前擬旨以上,朱書授之以出」的方式發下諭旨,表明這是宸斷,不容妄議。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變,再遭罷黜(4)   
  慈禧積聚了二十多年的力量就在這一刻完成夙願,清除了最後一名潛在政敵。從此她真正實現了「位至極尊」。 
  奕訢此次反倒相當地平靜。沒有被八大臣排擠時的激憤,也沒有被削除封號時的憤懣,更沒有被同治帝暫時免去差使和撤去親王爵號時的堅強不屈。他累了。多年的公務纏身,刻無暇晷,他完全拋卻了自己的興趣愛好,以致「幾不知世間有吟詠事」。他也知道,慈禧早已對自己厭惡透了。為國家計,他屢次觸犯慈禧,反對她的專權和不顧國力而窮盡享樂之欲,這次的前敵戰敗不過是她罷黜的一個借口罷了。 
  想到此,奕訢心裡好受多了,望著工作了多年的軍機處和曾經共事多年的同僚,他坦然地離開了。   
  後 記   
  晚清歷史風雲變幻,爆發於19世紀中葉前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從內外衝擊著清王朝的統治基礎,有憂患意識的統治階層開始思索如何自強以抵禦外侮,於是自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他們發起並領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自強」、「求富」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的相繼爆發使洋務官員寄予辦洋務以自強禦侮的夢破滅,在封建社會內部孕育出的新生資產階級力量則開始思索一條新的社會發展的道路——鼓動光緒帝進行改良變法。 
  作為道光帝的第六子、咸豐帝的六弟、同治和光緒帝的六叔,奕訢歷經四朝,是晚清皇朝中頗有作為的一位皇室成員。他親身經歷了王朝的一系列變幻,在晚清的政治史、外交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活動是晚清宮廷權力鬥爭、社會發展和對外交往的一個縮影。鑒於此,本書力圖從奕訢這個人物的活動來看當時社會的大背景,同時又將人物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去作客觀的評判。奕訢天資聰穎,加之受到良好的皇室教育,能力優於其他皇室成員,因而自小道光帝就對他寄予厚望。然而在爭奪宮廷最高權力鬥爭中,他卻是個失敗者,一生幾起幾落,這是時代、制度本身的局限。他畢生都在盡全力維護王朝的穩定和發展,然而終究挽救不了大清的命運,這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了他一生的坎坷和悲劇性。 
  從個性上講,他既先進又保守,既高傲又謙卑,既平易也孤獨;他聰敏多智,勤於思考,在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善於與洋人打交道,人稱「鬼子六」。如何立體地展現這樣一位個性豐富、政治思想複雜的人物,是我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在仔細思索的一個問題,我盡力做到客觀、真實,將人物描寫豐滿。但限於個人能力,難免有粗疏之處,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最後,感謝羅福惠教授對此書撰寫的組織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李爾鋼先生的辛勤工作和所提出的許多寶貴建議。 
  著 者 
  2005年9月29日於武昌桂子山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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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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