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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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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愛情:萊溫斯基在中國大陸唯一授權傳記 
一本絕對用心靈而不是身體寫就的美國政治與性的深刻之書。一個幾乎改變了美國歷史的女孩的自傳,一個女實習生與總統愛情的鏡頭回放。我們可以從書中窺見一個權力至上的世界,瞭解萊溫斯基對總統以及這段戀情的看法,同時可以讀到無數驚人的細節,領教FBI和總統究竟是怎樣用特權來對待萊溫斯基的……   
作者:莫妮卡·萊溫斯基【美】   
  現在,輪到萊溫斯基上場了(1)   
  文/師永剛 
  生活就是一幕永遠上演的戲劇,並且永不停頓。這句話再次在克林頓先生的身上重演。這次演出是由這位演員,而不是導演,那位斯塔爾先生指揮開始,而事件的第一男主角,在事件結束之後六年,在女主角未經同意,導演們息鼓,人們逐漸遺忘的時候,他重新擂響了戰鼓。並且再次開啟了六年前的那件事的余痛。 
  人們並不明白為什麼?至少對於性醜聞事件中的女主角萊溫斯基女士來說,這是第三次經受打擊。第一次是美國聯邦政府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發動的彈劾總統之戰,把她釘在了道德的恥辱柱上。而且把一位女士的性與已婚總統的婚外戀情弄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娛樂事件。成為那一年度的全球大片。萊溫斯基幾乎成為全球女士們痛恨的某種道德樣本或者醜聞的代名詞。 
  接著,就在人們剛剛忘記上屆總統比爾先生不到兩年時間,已成為參議員的希拉裡女士,這位事件的自稱受到傷害的當事人,重新把這件往事的傷疤揭開,擠出了一點眼淚。她那本幾乎暢銷全球的自傳《親歷歷史》一書中,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受到傷害的婦女。事實上,這位女強人出版此書的意圖再次令這個世界感到好奇。尖銳的評論認為,她只是在賺取自己屬於受害者的報酬:高達150萬本書的全球版稅,以及重新製造人們對於這位前第一夫人的重視。很有可能,她將成為下下屆總統候選人。當然,萊溫斯基再度被抬出來了。希拉裡自然不放過這位女士。她講了自己的痛苦與傷感。當然,她有權如此。 
  只是這本書在2003年出版,再次把已幾乎擺脫困境的萊溫斯基重新推入困境。這位女主角在希拉裡得到了兩百多萬美元的版稅甚至更高的報酬時,再度受到打擊。她得到的是一份無法重新進行的工作,甚至迅速暴肥的身體。想想吧,她的體重突然達到了兩百多斤。 
  這是美國媒體對於萊溫斯基的報道。美國人民幾乎不會再原諒這位女主角了。看到這本書的中國人,也堅定地同意希拉裡的看法。是她「摧毀了我與比爾的生活」。當然,這本書的賣點在大眾傳媒看來,除了這位前第一夫人的成功,伴著老公周遊世界時的各種交遊之外,人們最關注的仍是在這起性醜聞事件中希拉裡的反應。人們看到了他們想看到的,儘管她竭力淡化,但人們仍然堅信,這本書能夠如此大賣,仍在於書中所包含的性與政治的交際,包括她的感受。 
  不是嗎? 
  故事並不如此簡單地結束。如同每位離任總統都喜歡在退職後,為自己在青史上的位置著想一樣,比爾·克林頓也不能免俗。就在希拉裡的自傳剛出版不久,他就傳出了以1000萬美元預訂金,印製一百多萬冊的高額版稅,出版自傳的消息。但外界「最有興趣的內容,包括他如何回看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而這也是本書的巨大賣點。《紐約客》的評論認為,「克林頓的書可以大賣的理由並不在於他是一位偉大的總統,而是在於他是一個有缺點的偉人。比如性醜聞。這注定了在裡根總統的《美國生活》只能賣40萬本的時候,他為什麼可以賣到創紀錄的200萬冊。很顯然,萊溫斯基的故事仍有利用價值。」 
  就在2004年6月23日,克林頓的書在美國、歐洲同步出版。與熱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媒體一邊倒地認為,這本「長達975頁的書,彷彿是克林頓記憶中的一個大雜燴,口水亂噴。總統生活的翻版。」媒體與讀者當然想看到這位萊溫斯基口中的「英俊先生」如何回憶往事。克林頓在遮掩到七百多頁的時候才提及這一幾乎影響了美國歷史的性醜聞事件中自己的感受。他在書中說「從某個角度說,這讓我釋懷」。他不再需要隱藏任何秘密了。 
  對於這個秘密的熱愛在《紐約客》中仍然可以找到痕跡。這本貌似公允的雜誌稱「許多讀者拿到這本書的第一個反映是,迅速翻到目錄頁,找到描寫萊溫斯基的部分。然後埋頭看完」。但顯然,要從中看到細節與誠懇的人失望了。這本分為兩部分的書前一部分講述他的總統之前的歲月。而外界感興趣的他與萊溫斯基的關係,書中只以「不恰當的親密接觸」形容此事。並沒有提及更多鮮人為知的詳情。   
  現在,輪到萊溫斯基上場了(2)   
  在這個一邊倒的強勢的評論中,我們突然聽到了一直沉寂的萊溫斯基的聲音。在克林頓收穫到相當多的金錢、名譽甚至對未來的民主黨助選考量等等的因素的同時,萊溫斯基被這件六年前的舊事重新擊中。 
  《華盛頓時報》發佈的消息稱,自從1998年1月,莫妮卡·萊溫斯基與克林頓總統之間的醜聞曝光,她就一直生活在鎂光燈下,媒體與世人的眼睛就好似鋒利的手術刀,一點一點地 
  解剖著萊溫斯基的所有私生活,這個女孩在一夜之間成為名人,只是,在這個稱號前卻有兩個她最不願意看到的詞:「醜聞。」 
  六年過去了,當年的女孩如今已成婦人,她曾經努力想要創造全新的生活,她曾經想要將過去的恥辱與傷痛都付諸腦後,可是,她做不到。克林頓的《我的生活》出版,對於萊溫斯基是致命一擊,當過去的戀人在書中矢口否認他們之間的感情時,萊溫斯基不敢相信她的眼睛,她說,「克林頓完全毀了我。」 
  在醜聞曝光之前,萊溫斯基已經得到了露華濃公司公共關係部的工作,可是這場足以改變她一生的事件,令萊溫斯基很難在美國的政府機構和大型公司立足,她想到的是開創自己的事業。 
  一直以來,萊溫斯基都相信她擁有相當敏銳的時尚觸覺,克林頓對她這方面的才能也頗為讚許,她為他購買了許多條領帶,這些領帶成了總統在出席重大場合時必備的飾物。萊溫斯基想到,她可以做一些跟時尚沾邊的事情,這將是她的興趣所在,至於品牌的名字,當然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萊溫斯基堅信,既然她的名字已經家喻戶曉,就一定會令她開創的品牌一炮打響。 
  萊溫斯基最終瞄準了手袋行業,她想要自己設計手提袋和男士公文包,並且以她的名字註冊了公司,公司名為「真正莫妮卡有限公司」(the real monica inc.),公司開業後,萊溫斯基曾推出了一個系列的男士和女士手提袋,並在紐約的多間時尚專賣店銷售,一時間,萊溫斯基成了職業女性的代名詞。 
  在關於萊溫斯基的報道中,人們可以反覆看到她對於自己身材的憂慮。自從她讀小學三年級起,萊溫斯基就開始出現了超重的問題,並且被同學戲稱為「巨無霸」,加上萊溫斯基曾經透露,她的母親瑪西婭也一直有類似的苦惱,可以看出,萊溫斯基可能是個從遺傳的角度上來說,就容易遇到超重問題的人,加上她時常出現抑鬱症狀,在沒有找到適當排解方式的情況下,傾向於通過暴食來發洩心中的焦慮,這就使得萊溫斯基的身材往往會出現暴肥暴瘦的情況。一般來說,像她這樣的飲食失調症患者想要根除暴飲暴食的問題,確實不是一件易事。 
  可是,萊溫斯基畢竟是個對美充滿著嚮往的人,1999年,美國著名的減肥美容機構「珍妮·克雷格」公司找到了萊溫斯基,請她出任該公司的減肥代言人,萊溫斯基經過仔細權衡,答應了這一請求。這家減肥公司為萊溫斯基設計了特別的食譜,其中的主食包括新鮮蔬菜、穀類和水果,並且為她提供了一些特別的減肥藥物。經過了五個月的減肥,萊溫斯基的形象果然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公司表示,萊溫斯基減肥前的體重是150磅,而此時她的體重已經成功地降到了120磅,也就是545公斤。萊溫斯基的身高為168米,應該說,這個體重對於她來說是相當標準而健康的。 
  在接受了這次減肥特訓後,萊溫斯基收穫頗豐,她不僅得到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好身材,而且還因為出任減肥代言人,得到了30萬美元的廣告費。 
  萊溫斯基搖身一變,成為身材性感迷人的大美女,這個變化讓美國的不少媒體都大為驚訝,各家媒體展開了爭奪萊溫斯基的戰爭,只是這一次不同於當年,它們不再是要爭奪萊溫斯基的緋聞,以拍到她的照片為第一目的,而是希望說服她,加盟自己所屬的媒體。最後,福克斯電視台成功地戰勝了諸多對手,將萊溫斯基羅致旗下。 
  事實上,在當年萊溫斯基向大陪審團和參議院作證時,很多人就已經注意到了萊溫斯基在這方面的天分。她受過相當專業的心理學教育,因而思維敏捷、邏輯性很強;她喜愛詩歌,可以出口成章;她結交了很多名流,加上過去的這段經歷,使得她根本就不會再怯場,面對鏡頭時落落大方;再加上她與生俱來的幽默感,這使她可以成為一位相當出色的節目主持人。況且,萊溫斯基的減肥事業又進行得如此成功,現在,她可以穿著任何她喜歡的衣服面對挑剔的電視觀眾。   
  現在,輪到萊溫斯基上場了(3)   
  福克斯電視台為萊溫斯基量身定做了一檔電視節目,叫《性格先生》,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電視交友節目,節目的女主角是一位相當迷人的女孩,她要面對的是20個男人,這些男人統統戴上了面具,女主角無法看到他們的臉,因此,這些男士不得不施展渾身解數,依靠他們的人格魅力,設法贏得女主角的青睞。由性格敏感而且情史豐富的萊溫斯基主持這檔節目,可以說再合適不過。 
  事實上,萊溫斯基的主持水準確實令很多人都讚不絕口。這個節目的女主角哈莉是個來自亞特蘭大市的單身女郎,她就評價說,「莫妮卡非常漂亮、非常善良,而且她還那麼聰明,現在,我已經完全忘記了過去媒體所描述的那個莫妮卡·萊溫斯基,我為這個真正的莫妮卡而感到驚喜。」 
  六年前從痛苦中掙扎出來,找到自己生活的萊溫斯基,想要漸漸忘記過去的一切,她也認為,大家理應忘記過去,畢竟現在在任的總統已經不再是比爾·克林頓。2003年,在接受《今日美國》採訪時,萊溫斯基就說過,「我的那段事情已經過去整整五年了,那件事屬於過去。我想,每個人都已經聽了不少關於我的故事,他們已經沒有興趣再聽下去了。」 
  但很顯然,人們仍願意再聽一遍。或者是複習,或者是對這個貧乏時代的報復。 
  萊溫斯基想要讓生活繼續,「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壞人,確實,我犯過一些錯,可我現在已經慢慢成熟起來。現在我仍然沒有隱私,走在大街上,別人仍然可以一眼認出我來。報紙上還是會經常出現我的名字。這些事讓我無奈,可是,我正在學習與生活妥協。」 
  與所有女人一樣,萊溫斯基渴望潔白婚紗,也渴望孩子們圍繞在自己身邊。她已經漸漸忘記了那個在自己身邊中刻下重重烙印的男人,想要尋找她的真命天子,可是,這又談何容易。在這幾年裡,她曾經和不少男人約會過,可是,每段感情都無疾而終。 
  萊溫斯基承認,和她在一起,就必須忍受公眾的注意,即使她素面朝天、紮著根馬尾辮,從她位於紐約西村的公寓走出來,仍然會有路人對她指指點點。所有與她在一起的男人,也都因為無法忘記她的過去,與她在一起的關係總是會變得很生硬,萊溫斯基說,「有一些男人,他們和我在一起時,對克林頓的興趣好像比我更大,會不停地向我追問他的事情;還有一些男人,他們則是知道這件事情,卻從來不跟我正面提起。這兩種男人都同樣讓我無所適從。」但是,莫妮卡畢竟已經學會了從容處理感情上的問題,她承認,之所以事情過去這麼久,她仍然無法真正投入一段感情,或許是因為她做得還不夠,也可能是因為緣分還沒有到。 
  2004年6月,克林頓的這本《我的生活》顯然結束了這位女孩的平靜生活。在這本書出版前,時代雜誌訪問了這位前總統。讓我們看看總統先生如何評價他當年的情人: 
  「1995年的夏天,一些實習生得以進入白宮工作,有些人是晚班,於是我錯誤地遇見了萊溫斯基。後來在1995年11月到1996年4月6日期間,她調到五角大樓之前,我們又發生了多次關係。從1996年4月以後的10個月,我們沒有見面,儘管會不時通電話。1997年2月,萊溫斯基作為嘉賓被邀請參加了我每週廣播講話的錄像,那天的錄像結束後,我們單獨相處了15分鐘,我為自己那樣做感到噁心,新年的春天,當我再次遇到她時,我對她說,曾經做過的事情對我來說是錯誤的,對她來說也是錯誤的,我不會再做同樣的事。」 
  「我和萊溫斯基間發生的事是不道德的,是愚蠢的,我深深為此感到羞愧,卻不希望被曝光。在作證時,出於自私和愚蠢,我保護了我的家庭,也保護了自己。」 
  「我認為只要能頂住兩周,公眾就能有個相對平衡的看法。我已經犯了可怕的錯誤。但是我不會讓斯塔爾把我趕出白宮。我繼續工作,同時向所有的人否認自己和萊溫斯基有性關係,包括希拉裡和切爾西。我現在最後悔的就是,除了自己的錯誤舉動外,就是曾誤導了以上所有人。」   
  現在,輪到萊溫斯基上場了(4)   
  「我就像生活在地獄裡,有著某種強烈的報復心理,我開始了雙重生活。之後,當我向媒體和公眾說『我和萊溫斯基有性關係』的時候,我都覺得特別不情願。」 
  「……我們三個在微笑,可是當沒有人的時候,她們母女根本就不與我說話,白天,我不斷地請求她們原諒,而晚上,希拉裡睡在樓上,我則睡大沙發上。」 
  這位總統與萊溫斯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斯塔爾。據統計,他在書中至少幾十次提到這位獨立檢察官的名字,並認為任命斯塔爾是自己一生最後悔的事。並稱斯塔爾是大陰謀家。 
  在書中,克林頓對他與萊溫斯基之間的婚外情進行了深深的懺悔,並且說,他為自己能夠力挽狂瀾,挽救他的威信和職位而驕傲。正是這段話讓萊溫斯基覺得他的話簡直難以理喻,甚至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在6月,萊溫斯基接受了包括英國ITV(獨立電視台)、BBC等多家媒體的專訪,表達了她的抗議,「他竟然說他與我之間的事情是一個大錯?我還一直以為,他會看到我為他做的一切,糾正他和他的手下對我說過的那些話呢。他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威信?當然,可是他卻不惜要犧牲我,為了避免彈劾,他一直在逼著我為他犧牲。我不希望他公開我們之間的秘密。可是,我也不希望他否認我們之間的感情——由始至終,我們之間的感情是相互的。」 
  憤怒的萊溫斯基的狀態顯然並不太好。在接受英國《每日郵報》的專訪中,她認為克林頓不會在自傳中說謊,但她錯了。萊溫斯基稱,克林頓當年為了保護自己的總統職位對她做出的這一貶低人格的聲明已經毀掉了她的生活與名譽,克林頓在新書中未能承認這一點,讓她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萊溫斯基認為,克林頓是一個「歷史修正主義者,錯過了為她在性醜聞中受傷進行補償的機會」。他可以在書中改正錯誤,報紙援引她的話說「但他沒有,他是個歷史修正主義者」。 
  在這本重新引起風波的書出版後不久,克林頓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時,稱與萊溫斯基發生關係是「我有機會這麼做」。 
  萊溫斯基說,她第一次聽到克林頓這麼說,感到特別難受:「他談到這件事時,好像是我主動提出等他答應,我就像是一頓免費自助餐,他只是無法拒絕甜點的誘惑。一次又一次,他並沒有說出真相,他沒有說出真相。我認為那是一段相互的戀情,錯誤但卻並不令人反感。」 
  萊溫斯基認為與克林頓的醜聞影響了她的一生。這段戀情曝光時,她只有切爾西那麼大,當時她年僅24歲。「如果切爾西被和她有關係的人詆毀,她被稱為騙子,第三者,瘋子和愚蠢的人,他為了保護自己而否認與她的戀情,她會有什麼感受?」 
  「只閱讀書中一部分內容我就感到失望,也很好奇……可能我還有些天真,認為可能會出現奇跡。可能他會改變,但顯然,我錯了。」 
  在被老情人再一次背叛後,萊溫斯基的事業也遇到了問題,她創建的公司網頁已經完全不再更新,打開主頁出現的是一行這樣的話,「抱歉,我們正在準備設計下一季的新款皮包,真正莫妮卡有限公司暫時冬眠。」但有消息說,事實上她的公司已經辦不下去了。 
  同時,萊溫斯基的朋友們透露說,萊溫斯基的體重又開始急劇回升,在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後,她再次想到要通過暴食來發洩情緒,對於莫妮卡的身體和心理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息。 
  這個女人,已經整整30歲了。可是在面臨了一次次的感情創傷,復又被貌似強大的媒體和司法制度反覆解剖、展覽後,她卻仍然在荒野中迷失。可是,或許我們應該給她更多信心,因為,她一直是個意志頑強的人,從兩歲起到現在。 
  儘管如此,這位差點讓一個美國總統被彈劾下台的女人的故事,雖然在著名的斯塔爾報告、希拉裡自傳、克林頓自傳甚至更多的著作裡得到描寫。但顯然,如何評價這段歷史,六年的時間仍然稍短。而在一個被如此個人化的歷史的描述裡,我們已然看到了不同的結論,不同的細節以及相左的說法。在看夠了著名的美國總統,著名的第一夫人,著名的斯塔爾報告以及更多的著名的報告之後,另外一位弱小的當事人的說法,似乎被庸俗的忽略了。人們似乎遺忘了萊溫斯基的說法。   
  現在,輪到萊溫斯基上場了(5)   
  對於這樣一個娛樂化時代的讀者來說。一切不過是一個娛樂事件。即使在遙遠的中國,這起事件照樣以這個時代最流行的方式,同步直播的方式來傳播著這個事件。在六年前,華語圈的報刊同樣以整版以及興奮的心情來直播著這起事件。照錄當事人以及媒體的評價。對於這件事在中國的影響力,仍可以以數字來說明。最早的一本是在北京的書市上,一位小書販拿著一本粗製濫造的書迎頭向我們出售:請看最權威的斯塔爾報告。精明的書商先賺了一把錢。接著是一本署名萊溫斯基的黃色書,書中極盡噁心,敗壞了許多讀者的並不太好的胃 
  口。這種噁心的傳佈仍然停留在地下層面。但書商們發了一把遙遠的美國總統的外遇財則是不爭的事實。其後希拉裡的書加上盜版至少在中國出售了六十多萬本。而克林頓這本書,據說也將達到這個數字。這在中國至少也是一個出版界的大買賣,雖然現在的中國是由十幾歲的孩子作家控制著排行榜的首位。但這並不能表明,中國讀者就沒有權利接近事實的真相。 
  可是還有沒有另外一種聲音。在看完克氏的這本書與希拉裡的書之後,我發現,這段故事仍然沒有得到完整的記錄與講述。另一位真正的女主角的聲音除了在報刊的邊角上之外,還有沒有更深刻的記錄? 
  我們找到了這本由萊溫斯基惟一授權的傳記。事實上,我們發現,為了保護自己,萊溫斯基居然在4年前就出版了自己的傳記《莫妮卡的故事》。她在曾寫過戴安娜傳記的著名作家莫頓口述記錄的這本書中,其實早就把事實重新記錄了一遍。並且幾近可能地說出了此事的全過程。但時間與語言距離,早就讓這本書變成了歷史。人們已經忘記了萊溫斯基說過的話,很多人,包括遙遠的中國的許多讀者,根本就沒有能夠閱讀到她寫的這本書。 
  而時間正在改變這一切。克林頓在重新解讀這件事,希拉裡也在解讀此事。我們只看到了這兩個人的聲音。我們想製造一個更純粹的娛樂事件,或者說,為自己找一個借口,尋找到另外一個當事人的說法。在所有的人都說過之後,看過希拉裡與克林頓這對夫妻的自傳的讀者,現在是時候看看他們三個人對於一件事不同角度的描述,以及真正的女主角的真實感受。因為這是一本令人感到可怕的真實與難忘的書。客觀上,讀完這本書至少改變了我對於萊溫斯基事件與她本人的看法。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發現了另外一種當事人所不能忽略的東西。比如一件小事如何影響到歷史的寫法,如何改變世界的方式。包括性與政治的互動,民主利用性來製造更多的功能,關於真誠與無辜的故事,關於媒體如何製造明星並且殺傷這個人的悖論與過程。 
  這本書至少是一本真誠的書,這是一本講述了愛與背叛,性與政治的故事。這本書改變了我們對於歷史被強者書寫時的態度。相信這也是一本可以改變人們觀念的書。我們只是想讓大家在看到這本書時,能夠看到另外一個人的說法。這個說法裡,包括了性與政治,但也有一個女孩子對於另外一個中年男人的從容與激情之愛。這本書裡寫了陰謀政治,也有性與歷史。這是一個女孩子在政治戰爭中的心靈史與親歷傳記,也是瞭解美國另外一面的解密讀物。 
  道德家在萊溫斯基的傳記中,讀到了萊溫斯基與兩個已婚男人之間的不倫之戀;政治家在她的傳記中,發現了美國激烈的政治鬥爭;而女權主義者則在這本厚厚的書中,得出了一點令她們歡欣鼓舞的結論:萊溫斯基是個不折不扣的現代女性,縱使她的戀人曾是當今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男人,她要求的也並不是金錢和享樂,而只是一份工作,她相信愛情不是可靠的東西,惟有事業才是永恆。 
  我們起初擔心這本書的片面甚至「少兒不宜」,但後來本書真誠說服了我。加拿大《多倫多太陽報》希瑟·馬裡克寫的書評認為「作者認為莫妮卡·萊溫斯基是歷史上遭到最強大侮辱與貶損的女人,我認為他的這種說法並不為過。當我讀到兩個FBI探員是怎樣控制了她的人身自由時,我覺得不寒而慄;當我看到媒體不斷用各種語言謾罵她時,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詞就是「猥褻」。到現在我還能想起一家報紙的編輯在批判著總統與這個漂亮的年輕女人發生的關係時,他眼中閃現著奇特的光芒。這本書的品質與那些草草而就的美國傳記完全不同。它非常權威、全面,而且文筆優雅。在這其中,可以讀到很多曾經被媒體誤傳的細節,在本書中,這些細節得到了一一澄清。」   
  現在,輪到萊溫斯基上場了(6)   
  《鄉村之聲》雜誌勞拉·基普尼斯說:「在這本書中,其中最大的優點還在於,它使讀者深刻理解了克林頓在為人處事、尤其是性方面的需要與習慣,令人身臨其境。」 
  《紐約時報》的書評稱:「對於很多對政治和總統彈劾案懷有極大興趣的人來說,這本書值得一讀,書中詳細記載了萊溫斯基與總統之間纏綿的戀情,他們相互之間完全無法抑制的吸引力,他們無數次充滿深情的電話。同時,斯塔爾和他的手下對待萊溫斯基的經過也相 
  當寫實,從中可以深刻理解這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鬥爭。」 
  除了信服這些評論之外,我不得不說明,這本書最大的優點在於可以讓我們一口氣看完,然後卻不期然地陷入掩卷長息之中。當然,客觀的理由仍在於,我們想製造的事件是,這本書是希拉裡、克林頓自傳的配套書。他們所有說過的話,你都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印證,他們所沒有描述過的細節,在這本書裡會得到完整的體現。 
  除了上述商業化的理由之外,作為惟一得到萊溫斯基女士授權的這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三地同步出版本書,源自於我們渴望得到真相的理由。每個人都希望這個世界完美,像自己所設想的那樣完美。但如果我們看到了一種說法之後,看到了一種歷史之後,我們當然希望關於這個歷史的參與者的另外一個人的看法。 
  這就是理由。 
  當然,本書的出版仍然是一個團隊精誠團結的結果。感謝潘耀明先生、王寶生先生、蘇紅雨女士,他們是我的朋友、老師,但也是拍檔。感謝詹涓女士、嚴明先生,他們優美的譯文是這本書得到完整體現的一個基本保障。 
  謹以此書為大家的生活增添一點愉快或者娛樂。 
  2004年7月17日   
  作 者 鳴 謝   
  莫妮卡·萊溫斯基能夠和我,一個來自另一個國度、而且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討論她短暫而又充滿動盪的人生,令我非常感動,我要感謝她對我的信任。在經過了數日的調查,並且受到無數毫無意義的盤問後,她仍然能夠與我講述她的故事,這足以證明她無與倫比的耐心與忍耐心。在我對她的採訪結束後,她已經將我看成了她喋喋不休的大哥。 
  她的母親瑪西婭·劉易斯和她的父親伯尼·萊溫斯基醫生,顯示出了同樣的堅韌與勇氣 
  ,我很感激,他們可以向我傾訴過去一年來,他們家庭所面臨的種種痛苦與羞辱。 
  我要衷心感激他們,同時還要感謝芭芭拉·萊溫斯基、彼得·斯特勞斯、邁克爾·萊溫斯基和黛布拉·費納曼,他們所有關於他們所關愛而且熟知的這個年輕女性的回憶,都極大的豐富了這本書的內容。 
  在家人支持著莫妮卡走過這段酷刑的同時,她的朋友們也在鼓勵和支持著她。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內莎·迪曼·埃布蘭德、琳達·埃斯特加德、卡莉·亨德遜、萊諾爾·裡斯、南希·克雷森,還有戴爾·楊,她們都坦率而充滿深情地向我講述了莫妮卡的故事,她的種種美德和她的缺陷。我還要感謝萊溫斯基的法律顧問團隊,傑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裡斯、雪妮·霍夫曼、普雷斯通·伯頓,當然還有比利·馬丁,感謝他們敏銳的洞察力。 
  和以往一樣,我還要感謝我的出版人邁克爾·奧馬拉,從我開始這段旅途一直到稿件最後完 
  成,他一直伴隨在我左右,同樣還要感謝出版團隊,包括賈奇·韋恩斯、托比·布臣、埃瑪·海內斯、馬丁·布里斯托、海倫·辛普森和霍普·迪倫,在時間相當緊迫的情況下,他們一直在為這本書努力工作著。 
  最後,要感謝我的妻子琳恩和女兒亞歷山德拉以及莉迪婭,當我迷失了自己時,她們卻可以始終保持冷靜。 
  安德魯·莫頓 
  倫敦   
  關於本書的國外評論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莫妮卡·萊溫斯基是歷史上遭到最強大侮辱與貶損的女人,我認為他的這種說法並不為過。當我讀到兩個FBI探員是怎樣控制了她的人身自由時,我覺得不寒而慄;當我看到媒體不斷用各種語言謾罵她時,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詞就是「猥褻」。到現在我還能想起一家報紙的編輯在批判著總統與這個漂亮的年輕女人發生的關係時,他眼中閃現著奇特的光芒。這本書的品質與那些草草而就的美國傳記完全不同。它非常權威、全面,而且文筆優雅。在這其中,可以讀到很多曾經被媒體誤傳的細節,在本書中,這些細節得到了 
  一一澄清。 
  ——加拿大《多倫多太陽報》希瑟·馬裡克 
  終於,一切真相大白。那場代價慘重的政治危機,其源頭不過就是如此:兩個心智根本就沒成年的人,在橢圓辦公室展開的一段戀情。 
  ——美國《人物》雜誌?弗朗辛·普羅斯 
  在這本書中,其中最大的優點還在於,它使讀者深刻理解了克林頓在為人處事、尤其是性方面的需要與習慣,令人身臨其境。 
  ——《鄉村之聲》雜誌?勞拉·基普尼斯 
  在安德魯·莫頓的筆下,萊溫斯基的一生(無論是在認識克林頓之前還是之後)都充滿了極大的戲劇性,讀來卻又感覺真實可信,她就是一個美國女孩的樣本。 
  ——《紐約時報》米奇奧·卡庫塔尼 
  對於很多對政治和總統彈劾案懷有極大興趣的人來說,這本書值得一讀,書中詳細記載了萊溫斯基與總統之間纏綿的戀情,他們相互之間完全無法抑制的吸引力,他們無數次充滿深情的電話。同時,斯塔爾和他的手下對待萊溫斯基的經過也相當寫實,從中可以深刻理解這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鬥爭。 
  ——《紐約觀察家》 
  對於那些認為美國文化正在從它的根 ? 
  ·來溫斯基的故事》將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 
  ——《紐約時報》邁克爾·奧勒斯科 
  安德魯·莫頓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媒體妖魔化的莫妮卡·萊溫斯基。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窺見一個特權的世界,同時瞭解萊溫斯基對總統以及這段戀情的看法。同時,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無數驚人的細節,瞭解FBI和總統究竟是怎樣利用特權而對待萊溫斯基的。 
  ——《泰晤士報》 
  作為英倫最著名的傳記作家,安德魯·莫頓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故事,而莫妮卡·萊溫斯基正是他最新描繪的人物。莫頓表示,儘管萊溫斯基與總統之間的戀情於道德不容,「可是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發展極為曲折的愛情故事。」莫頓有意想要不動聲色、客觀地描述萊溫斯基的故事,可是從他的敘述中,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到他對於萊溫斯基的悲憫。在某種程度上,萊溫斯基讓我們聯想起了莫頓另一本傳記《黛安娜:她的真實故事》中的主人公黛安娜王妃,這兩個女人雖然外表和經歷迥異,但都曾經勇敢地去追求愛情,同時,她們都因為擔心自己的體形,因此一度出現過抑鬱症的症狀。 
  ——美國《沙龍》   
  題記:莫妮卡·萊溫斯基   
  雜誌我蜷縮在角落,只我一個人 
  進行這場情感的戰爭 
  與恐懼、妒忌、沮喪和失落作戰 
  我只能掙扎 
  我想生存,它們卻在撕扯著我 
  它們扯得越厲害,我便越虛弱 
  惟有為生存而祈禱 
  題記:莫妮卡·萊溫斯基   
  目錄   
  前傳1 
  第一章「我的小麵團」 
  第二章80年代:萊溫斯基家的傳統 
  第三章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 
  第四章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 
  第五章「他就像一縷陽光」 
  第六章性與政治 
  第七章上帝不喜歡了 
  第八章特裡普的罪 
  第九章特裡普陷阱 
  第十章肯尼斯·斯塔爾出現 
  第十一章1012房的恐怖 
  第十二章萊溫斯基的妥協 
  第十三斯塔爾王國 
  第十四章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 
  第十五章創造歷史但未改變歷史的斯塔爾 
  結語鞦韆上的女孩 
  後記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     
  前傳   
  前傳(1)   
  我喝著一杯水,玻璃杯上印著美國總統的印章。我坐在一間小公寓裡,這裡是貝弗利山一幢大廈的10樓。這座大廈的位置很不錯,就在洛杉磯市區南部,距離市中心只有幾英里路。此時,11月底的陽光正在大廈外的玻璃牆上跳動。 
  這套公寓給人的感覺稍稍有點混亂,似乎是用中東的風格裝修的。客廳整整一面牆全都是鏡子,地上鋪著純白色的地毯,其他幾面牆也是白色的,大門開著,從那裡可以徑直走到一個開放式的廚房,廚房看來很現代,同樣,那裡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旁邊則是一間臥室,乍一看似乎全無特色。一看便知,主人剛剛搬到這裡,到處都亂糟糟的,包裝箱是半空的,有些東西還沒來得及取出。地上滿是撕下來的包裝紙,沒有讀過的報紙,沒有打開的包裹。新主人似乎想在這套窄小而平淡的公寓裡,更多地融入她本人的風格,她自己將這種風格稱為「破爛時髦」。一個裝飾有玫瑰圖案的古董大衣櫥,幾盞繪有玫瑰圖案的檯燈,幾方繡著粉色玫瑰的桌布,成了這裡最引人注目的東西,同時,她還將白色的牆上掛上了幾個古董畫框,這些畫框上同樣刻著玫瑰花,她說,這些畫框是她在倫敦的波托貝羅路舊貨市場上買到的,花了30美元。顯而易見,這個女孩極其喜愛玫瑰,而且肯定喜歡逛跳蚤市場,享受從中淘到便宜古董的樂趣。 
  這是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新家,正是因為她與比爾·克林頓之間的婚外情,使得克林頓成為了美國史上第一位被彈劾的民選總統。可是,這個被人非議的姑娘看起來並不像我想像中那麼老謀深算,此時,她坐在一張蓋著米黃色布料的搖椅裡,這是她買來的打折貨品,她正在編織著一條深藍與咖啡色相間的圍巾,準備當作聖誕禮物送給她的一位朋友。她看起來中等身高,大約5英尺6英吋高(譯者註:合167厘米),長著一頭濃密的深棕色頭髮,她穿著一套老海軍牌的深藍色運動衫,兩隻腳什麼也沒穿,舒服地盤腿坐著。她的雙唇很圓潤,手很小,但富於表情。她的聲音聽來非常輕柔而年輕,當她大笑時,右頰會出現一個酒窩。 
  在她的身後,電視正在現場直播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獨立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這個在過去的一年裡給她的生活帶來無休止的苦痛的男人,正在滔滔不絕地進行著他的指控。當他出示種種證據,證明威廉·傑弗遜·克林頓總統應該遭到彈劾、離開這個神聖的職位時,莫妮卡則在悠閒地談著她的童年故事,手裡的編織針不停地發出輕微的撞擊聲。這種生活化的場景出現在此時此刻,甚至會讓人感覺非常不合適,有一種魔幻的味道。當斯塔爾正在對嚴肅的司法委員會討論彈劾總統這樣的國家大事時——事實上,這場報告他總共談了12個小時,萊溫斯基的名字不斷地從他纖薄的嘴唇中跳出來,而莫妮卡本人卻在喃喃自語,說她應該換些細一點兒的編織針,免得把這條圍巾織得太大。 
  她的不動聲色,直到斯塔爾接受總統代表律師大衛·肯達爾的質詢時,才突然消失殆盡。肯達爾律師提到了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那是1998年1月的一天,她被一群荷槍實彈的FBI探員帶進了一間旅館房間裡,在那裡,她被羈押了12小時,斯塔爾的手下不斷向她盤問各種問題。在電視上,斯塔爾反覆討論她被羈押的事實,莫妮卡放下了她手中的活計,大聲對著電視屏幕叫道,「你怎麼可能知道?當時你根本就不在那裡!」 
  在我對莫妮卡的第一印象裡,她是一個活潑而又沉著冷靜的年輕女人,當她具體地向我談起她生命中所遇到的一樁樁事情時,她可以清晰而準確地記起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日期,這一點讓我對她刮目相看。而且可以看出,她的才思就如同她正在編織的手指一樣敏捷,當我手中的錄音機出了點小毛病,向她請教時,她立即諷刺地答道,「為什麼你不去請教琳達·特裡普?」顯然,對於那個背叛了她,用錄音機錄下她們之間電話談話的女人,時間到現在都沒沖淡莫妮卡對她的仇恨。   
  前傳(2)   
  我與她進行了一共22次長時間的交談,很快我就明白,為什麼斯塔爾手下的檢察官會相信她一個絕佳而又令人信服的證人。她的所有家人都非常崇拜她過目不忘的能力,每當我問的一些問題他們發覺很難回答時就會對我說,「你想知道這件事的具體日期?去問莫妮卡好了,她肯定記得。」和總統一樣,她的邏輯思維能力很強,特別喜歡玩一些智力遊戲,可是她並不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諷刺的是,對於政治,除了少部分關於教育的話題,其他話題她一概都沒有表示出任何興趣。 
  翻看她讀中學和大學時所寫的文章,看起來,她的見識和思想並不那麼深刻縝密,很難想像,她就是那篇著名的《論據》的作者,在這個備忘錄中,她有條不紊地寫下她給琳達·特裡普的建議,指示她如何在瓊斯指控總統犯有性騷擾的案件中作證。 
  儘管莫妮卡的思維極其有條不紊、邏輯清晰,可是她的日常生活卻是一團糟,她會不停地去找她的鑰匙、購物清單或者其他生活日用品。事實上,她是我遇到過的最不注意整潔的人,對我的批評,她一笑帶過,輕描淡寫地解釋說,這是遺傳的錯,不是她的錯,因為她的家裡永遠有一個女僕,為他們進行各種清潔工作。莫妮卡就是這樣的女孩,如果讓她自己選擇,她寧願在法庭上駁斥律師,也不願意煮一枚雞蛋。 
  她很瞭解自己的頭腦,卻無法控制她的內心。當我們翻看她全家的影集時,她這種感情上的不確定立刻暴露無遺,她不停地說,「噢,這張照片裡我實在顯得太胖了」,「你看看啊,這年夏天我長了多少磅肉」,「這會兒我已經減了20磅了」,諸如此類。這些照片是她本人不安全感、不自信的標誌,也都反映了她早年不快樂的家庭背景對她的影響,因為她的父母在她剛剛十幾歲時就離婚了。而她的這種心理,也就使得她的體形忽胖忽瘦,波動特別大,同時也使得超重問題始終是她的一塊心病。在認識了莫妮卡短短幾天後,我就已經明白,為什麼在總統的精液弄髒了她的那件藍裙子後,她卻始終沒有將這件衣服拿去清洗,她本人懶散的習性和神經質的情緒,使得她根本懶得再去理裙子的事情。 
  事實上,真實的莫妮卡·萊溫斯基與那個挑逗總統的貝弗利山花花小姐之間,存在著極大的距離。一周前,當我在她紐約代理律師理查德·霍夫斯泰德的辦公室裡與她見面時,我想當然地以為,之所以她想找我寫她的傳記,是因為她已經看過了我寫的那本黛安娜王妃的傳記,而且非常欣賞我散文式的寫作手法。可是事實上,她從未讀過我寫的這本書,《黛安娜:她的真實故事》,甚至幾乎很少關注這位已故王妃。真實的原因更加平常,卻更有趣。 
  1998年11月初的一個星期六早晨,外面刮著大風下著大雨,英國一家週末報的記者突然造訪我位於倫敦北部的家,並且告訴我,他所在的報紙得到了一條非常可靠的消息,說是我正在寫一本關於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書。這對我還真是一條新聞,於是我照實對他說了,可是這家報紙顯然遵循著艦隊街的那句名言:「永遠不要讓事實擋住一條好新聞」,次日早上,這條新聞還是照常刊登了。這條假新聞於是乎漂洋過海,到達了大西洋的對岸,被莫妮卡的律師理查德·霍夫斯泰德看見了。他在接下來那周的星期五晚上,找到了我的出版人邁克爾·奧馬拉倫敦辦公室的電話,與他取得了聯繫,他問我,是不是真的對與莫妮卡見面很有興趣。這就是我們這次出版計劃中,所遇到過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有了那條假新聞,卻開始促使我們寫一本真正的傳記。 
  邁克爾與我笑了好半天,最終決定買兩張飛往紐約的機票,見一見那個傳說中的女士。在飛機上,我們喝了幾杯香檳,然後商量出了一個複雜而狡猾的計劃:如果莫妮卡像別人說的那樣,是一個非常不討人喜歡的女人,那麼,我們就隨便編個借口脫身。反正聖誕節就要到了,商店裡正在打折,我們就在紐約逗留一兩天,買些禮物再回家。   
  前傳(3)   
  在她律師辦公室狹小的會客室裡,我們第一次見到了莫妮卡,她是一個非常嫻靜、有禮貌的年輕女人,與媒體所描述的那個厚顏無恥的貝弗利山漂亮寶貝形象一點都不符合。我發現她是一個開朗、活潑而又聰明的女孩,雖然她的身上仍舊帶有媒體羞辱帶來的創傷,可是,她仍然非常堅強。她受過良好教育,喜歡唱歌、購物,而且愛好詩歌,T.S.艾略特是她最喜歡的詩人,從她的電子郵件、她的電腦硬驅和她的衣櫥裡,也許,你可以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莫妮卡。她的意志很堅強,甚至有些固執,可是她卻可以無條件地信任我,允許我進入她的內心深處,甚至重新揭開她的傷疤。 
  聽到了她的講述,我發現,這將是一個關於愛、背叛與迷戀的故事,同時,在這個故事中,愛將導致總統被彈劾,這個故事非常引人入勝。在我眼中,這是一個寓言,一個不成熟、而且在感情上非常脆弱的年輕女人來到華盛頓,結果,她愛上了這個世界最有權力的男人,這個男人本身也是個謎,他的身上充滿了疑問與慾望。他們之間的秘聞顯然不僅僅是一次逢場作戲,事實上,他們在兩年裡見面的次數超過20次,而且還在深夜裡打了無數次電話,所有這些電話都是總統主動撥給她的。沒有一個人願意面對他們之間的感情,或者說是相互之間的迷戀與吸引;可是,他們卻都已經為這段感情付出了高昂而且永久的代價,她付出了她的真誠和她的愛,他付出了他的慾望和謊言。今天,回首這段感情,莫妮卡承認,「我們都有責任,我們都需要對方。他是已婚男人,所以我們的感情確實是個錯,可是,畢竟我當時還太年輕。這是一個錯,可它畢竟發生了。我明白,我是將自己投入到一個我根本無法控制的局勢中去。當他與我說話時,他就控制住了我。當他看著我時,他就控制住了我。他控制了這段感情……」當我們和她、她的母親瑪西婭·劉易斯、她的繼父彼得·斯特勞斯,還有其他人一起去中央公園對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時,也許,我們就可以明白,她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代價。一群人正在其樂融融地聊著天,她的繼父彼得·斯特勞斯曾經擔任過肯尼迪政府的助理國務卿,他對我最新出版的一本有關肯尼亞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的書非常感興趣,而邁克爾·奧馬拉則在與莫妮卡的母親談論歌劇,因為瑪西婭是個行家,她本人也寫過一本關於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書。 
  可是,這種歡樂的氣氛轉瞬即逝。當莫妮卡和她的母親、繼父先行離開餐館時,他們發現門口的閃光燈開始閃個不停,似乎全紐約的小報記者全都聚集到了這裡。他們想要盡快溜走,可是這些新聞記者開始對莫妮卡罵出很難聽的話,希望莫妮卡能對此作出反應,好讓他們寫進新聞裡去。第二天早上,她的照片就出現在了《紐約每日新聞》報的頭版,標題是「莫妮卡的偉大塑身計劃」,整篇文章都是捏造,寫了莫妮卡是如何在某一家餐館引起混亂的,同時還對她的身材進行了一番諷刺。(不過,這篇報道卻為莫妮卡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保護人。她當時住在一家旅館裡,門口總是住著一位無家可歸的男人,她每天都會給這個可憐人送點食物和飲料,在看到這篇報道後,這個人向莫妮卡保證,他會替她趕走所有討厭的狗仔隊。)從這件小插曲中可以看到一個最不幸的事實是,莫妮卡竟然已經將這些無止盡的騷擾當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已經接受了自己正在接受大眾傳媒、獨立檢察官和白宮宰割的事實。可是此時,她還在開玩笑,她笑著說,「你們對我真是太好了,竟然沒有把我帶到雪茄吧去。」她指的是她與總統的雪茄曾經發生的一樁秘聞,可怕的是,這種閨房之事卻出現在了斯塔爾的報告中,隨後又在四處被人津津樂道。 
  事實上,當莫妮卡處在她最黑暗的日子裡,她這種黑色幽默幫了她大忙,使得她走出了危機,同時避免她成為兩個最有權勢的男人競爭的替罪羊。她甚至會自己說些關於「莫妮卡和比爾」的笑話,去年感恩節過後,當她與父親一起住在洛杉磯時,他們一起看了一部關於總統醜聞的幽默劇,這部劇集正好是由他們家族的一個老友保羅·霍納所寫的,她竟然覺得這部幽默集編得不錯,看得津津有味。   
  前傳(4)   
  事實上,在去年,當她與總統之間發生的每一個細節都被曝光,當獨立檢察官與媒體不斷地侮辱著莫妮卡時,在這段她最痛苦的日子裡,是她家人與朋友的愛和支持,支撐著她走了過來。她的母親是一個說話輕聲細語,為了家庭可以完全忘記她自己的女人,在這段日子裡,她成了莫妮卡傾訴的垃圾桶和發洩憤怒的沙包,她無條件地接受了女兒的怒火、眼淚和折磨。可是,她也並不是一味地在袒護女兒,她承認,「不管我們是多麼愛莫妮卡,不管我們多麼想保護她,我們都承認一點,她應該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雖然母親始終在 
  支持著女兒,可是,當斯塔爾為了攻擊總統,有效地利用母親的證詞對付女兒時,瑪西婭本人的精神也瀕臨崩潰。莫妮卡的父親伯尼·萊溫斯基醫生,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疤,時至今日,他還是常常會在噩夢中驚醒,他不斷地夢到女兒被人拉進了監獄。這個白宮實習生與總統之間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又一個可怕的事實,現代化的高科技社會不僅可以輕易地打擊和毀滅個人,而且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家庭。這件事情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結果,莫妮卡與她的家人似乎是在絕境中重逢了。她現在與父親的關係比原先親近多了,當年她還是一個少女時,父母離婚的事情曾給她的心裡留下了很大的陰影,也曾使她暗暗對父親產生了敵意。可是自從醜聞發生後,莫妮卡曾經在父親與繼母芭芭拉位於洛杉磯的家中住過很長一段時間,她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一看便知,當莫妮卡與父親在一起時,她顯得非常安靜、順從,而且更加細心。而她與母親在一起時,她們之間的情感確實很深,可有時卻會不由自主地互相傷害。 
  醜聞毀滅又重塑了萊溫斯基的家庭,同樣,也使得她與朋友之間的關係更加親近,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裡,朋友給了她最真誠的支持。可是,為了維繫與朋友之間的感情,她每次與她們見面時,卻都不得不搞得跟一次秘密軍事演習一樣緊張。她的繼父彼得·斯特勞斯解釋說,由於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對她進行著24小時不間斷地追蹤,而且大部分媒體都對她深懷敵意,因此,莫妮卡幾乎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說,「現在她沒法坐飛機出去旅行,沒法見朋友,這讓她感覺非常孤獨。」去年11月的一天,我和莫妮卡一起搭飛機去波特蘭市,去見她那些讀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時認識的老友,我們的言行舉止像極了一對逃亡者,全程使用假名、低著頭,棒球帽簷壓得低低的,彼此不看對方一眼,所有這一切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讓她被人認出來。 
  這個週末莫妮卡有種重新活過來的感覺,因為只有她們瞭解那個真實的她,新聞頭條背後的那個莫妮卡,她們知道她的所犯下的所有錯誤,她性格中的許多缺陷,可是她們同樣知道她的所有優點與美德,和她們在一起,莫妮卡可以真正放鬆下來。當莫妮卡與她的好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琳達·埃斯特加德和卡莉·亨德遜聚在一起時,她們可以一起擠在車子後座一面大聲唱著歌,一面發出大笑,然後開車去一家泰國餐館吃飯。正如凱瑟琳所說,「莫妮卡非常成熟、非常體貼而且善良,可是她確實犯了錯,很大的錯誤。可是,真實的莫妮卡真的與那個在醜聞中被曝光的人有很大不同。」 
  這個女孩引起了比爾·克林頓總統,一個有著公認的吸引力的男人,年紀足足是她的兩倍有餘的男人注意,她的身上存在著種種矛盾:她很瞭解她的頭腦,卻對自己的心完全沒有把握;她有著強烈的忠誠感,卻很少關心自己的利益。她可以聽任自己的心對行動作出指引,她非常渴望得到一份真誠的感情,卻對現代的婚姻制度心存疑慮。也正是因為這種種矛盾,使得她在成年後的兩段戀愛,對像無一例外,都是已婚男人。 
  對於某些人來說,這個女孩看起來是個話非常多、而且善於社交的人,可是事實上,在那個貝弗利山的美麗面具下,她只是一個非常脆弱的人,天真、難以想像的誠實,毫無保留地相信著別人。她中學時的好友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就說,「她確實有缺點,可沒有人應該懷疑她的善良。」更何況,她「經受住了公眾對她最隱私的生活的蹂躪」。出現在公眾場合,她永遠那麼陽光,總是顯得巧笑倩兮,而且樂於幫助別人;可是在私底下,她卻非常消極、不可自拔得絕望。   
  前傳(5)   
  可是,也正是莫妮卡那張在公眾場合才會使用的面具,那個開朗、活潑、有趣、愛出風頭的22歲的姑娘,在1995年的那個夏天,吸引了總統的視線。之後,一次特殊的政治風波又使他們得以在白宮相識。今天,她帶著一種痛苦的清醒,回憶起那一刻,「那只是一次調情,是我,我們之間確實從那時起就互相吸引,可是我一直沒有想到,這會與他從前無數次的調情有什麼不同之處。我想,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時機很合適,而我們確實又互相需要。」 
  如果這裡使用「正確」是恰如其分的話,那麼,莫妮卡·萊溫斯基就是一個出現在正確的場合的正確的姑娘,只是,時間不對。其餘的,他們說,那已經成為歷史。 
  在五角大樓城的一次背叛。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朋友琳達·特裡普,已經處心積慮地追蹤了她一年,目的就是為了背叛她。她甚至錄下了莫妮卡與她之間的電話,計劃利用這個女孩無心說過的話,編造出一本總統的緋聞錄。在過去這兩天,特裡普還與獨立檢察官斯塔爾,一個過去靠賣《聖經》為生的人達成了一個浮士德協定,斯塔爾保證不就特裡普違反法律、錄下朋友電話的事情提起訴訟,而她必須告訴他一切。這個協定將有可能將作偽證的莫妮卡送進監獄。懶洋洋地打了個呵欠,莫妮卡·萊溫斯基穿上了一條黑色的緊身褲和一件灰色的T恤,然後費力地走到家門口。她的這套位於華盛頓市區水門大廈的公寓,現在顯得亂七八糟,地上滿是裝得半滿的包裝箱。剛剛走出大廈,她就鑽進了她弟弟的那輛切諾基裡,然後在清晨的塞車長龍裡,開了15分鐘車,來到了她新加入的一家健身房,這裡位於華盛頓最時尚的康涅狄格大道。 
  莫妮卡已經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將加盟紐約的露華濃化妝品公司,在公共關係部任職。她想在開始這份新工作前好好鍛煉一下,使自己的體形看起來更健康。雖然這份工作讓她看到了一個非常令人激動的美好前景,可是,一方面她對新生活懷有無限憧憬,一方面心中卻摻雜著一絲悔意。她就要離開她深愛的那個人了,在過去的兩年裡,這個人曾經佔據了她清醒時的每一分每一秒,曾經佔領了她的每一個夢境,曾經讓她在每一個夜晚焦急地等待——這個人,是美國總統。 
  莫妮卡感到心中的焦慮越來越深。上著早上的有氧健身課時,她仍然不斷地想著那個男人,她曾經深愛過他,可是現在她才知道,其實她注定會失去他。她被迫在一個官司中作證,原告是葆拉·瓊斯,曾是總統家鄉阿肯色州的一名行政人員,她指控說,1991年5月,當克林頓還是州長時,他曾經對她行使了性騷擾和性侵犯。為了保護他,她在法庭上作出了偽證。在莫妮卡看來,就算她與一個已婚男人發生了感情,那也只是她個人的事情,與其他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即便這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 
  一邊隨著健身房裡的迪斯科節奏跳動,莫妮卡一邊思考著她現在面臨的問題。她意識到她已經遇到了一個大麻煩,這個問題在過去近一個月裡,一直嚙咬著她的心。她曾經向她的一個女朋友、她五角大樓裡同一間辦公室的中年秘書,透露過她的故事。現在,她的這個朋友威脅說要向外界宣佈她的事情。在過去這一個月裡,莫妮卡用盡一切手段,甚至表示要將自己在澳大利亞的房產送給她,只想換取她的沉默。 
  莫妮卡不知道的是,她的朋友琳達·特裡普,已經處心積慮地追蹤了她一年,目的就是為了背叛她。她甚至錄下了莫妮卡與她之間的電話,計劃利用這個女孩無心所說過的話,編造出一本總統的緋聞錄。更糟糕的是,她的身邊已經串聯起了一群人,包括一個右翼政治間諜、一個雜誌記者和瓊斯的律師團。在過去這兩天,特裡普還與獨立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一個過去靠賣《聖經》為生的人達成了一個浮士德協定,斯塔爾保證不就特裡普違反法律、錄下朋友電話的事情提起訴訟,而她必須告訴他一切。這個協定將有可能將作偽證的莫妮卡送進監獄。   
  前傳(6)   
  莫妮卡對這一切毫不知情。她還是像往常一樣走進星巴克,要了一大杯奶特咖啡,加脫脂奶和一匙巧克力和肉桂粉。一邊喝著咖啡,她一邊翻看著1月16日星期五的《華盛頓郵報》,這時,她的呼機響了,上面出現了「瑪麗」的字樣,這是特裡普的假名。 
  她立刻起身回電話,希望她的朋友終於可以回心轉意,事實上,只要她同意起草一份宣誓書,她們兩個人都會立刻從這起官司中脫身。特裡普帶著濃厚的新澤西口音說,她今天下 
  午準備去見她的新律師,她想先與莫妮卡當面談一下,在取得共識後,她再向律師咨詢,究竟應該在宣誓書裡說些什麼。莫妮卡立刻答應了,安排兩人在上午11點時,在五角大樓城的購物商廈裡見面。莫妮卡感到心裡一陣輕鬆,繼續開始看報紙,可是她的呼機又響了起來,對方還是「瑪麗」,特裡普要求將約會推遲到12點45分。莫妮卡還是同意了。 
  在這個足以改變莫妮卡一生的上午,她的呼機顯得很忙碌,接下來她又接到了一個傳呼,顯示的名字是「凱」——這是總統的私人秘書貝蒂·庫裡的化名。貝蒂告訴莫妮卡,她已經跟總統通報了媒體要求採訪的情況,特別提起了《新聞週刊》記者邁克爾·伊斯科夫的採訪要求,他的問題表明,他對莫妮卡作偽證一事有著相當深入的瞭解。總統的意思是讓莫妮卡現在什麼也不要說。莫妮卡讓貝蒂向總統轉告,她預祝總統好運,因為她知道,明天總統就要在瓊斯案中發表他的辯護詞了。 
  喝完咖啡,莫妮卡決定回她的公寓,再收拾一下行李,為她搬去紐約做準備。她想,如果特裡普可以堅持不改變她的誓詞,而且總統能在次日咬緊牙關,堅持說與之前相一致的辯護詞,那麼,她就肯定能從這場愚蠢的噩夢中甦醒過來,倒霉的瓊斯案也將從此遠離她的生活。消磨了一些時間後,莫妮卡還是提前來到了五角大樓購物中心,然後站在一間壽司吧旁邊讀一本女性雜誌。可是,現在她卻開始感到噁心和強烈的不適。她已經完全對特裡普失去了信任,在最近這幾個月裡,這個人的言行舉止讓她生厭。事實上,莫妮卡已經發現,這個人與一年前、她向對方傾訴自己與總統的感情時,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她已經厭倦了琳達·特裡普,厭倦了她無休止的欺騙與謊言;可是,現在她卻已經徹底被這個自己一點也不喜歡、更不用說信任的女人所脅迫。兩天前,她們曾經在一起吃了一頓長達3小時的午餐,這簡直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莫妮卡不得不聆聽著對方狡猾的借口,而且還要裝出一副很開心的樣子。現在,更要命的是,特裡普竟然遲到了。 
  莫妮卡覺得她現在應該離開商城,回家繼續整理行李。可是她還是猶豫不決,她擔心她的「英俊先生」——這是她對總統的暱稱——一旦發現她將他們那麼隱秘的事情洩露出去時,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假如特裡普將在證詞中表示,她確實知道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醜聞,那麼,一切都會敗露。 
  她還是在壽司吧旁邊閒逛,這時,她終於看到了特裡普肥胖的身形,她穿著一套深棕色的套裝,正在乘電梯下樓。莫妮卡立刻放下手中的雜誌,換上了一副殷切的笑臉向特裡普走過去,準備迎接她這位「朋友」,心中卻在暗自祈禱,希望這次會面可以成功,也希望時間可以盡可能短一點。她一面說著「嗨」,一面伸手擁抱特裡普,卻發現特裡普整個身體都非常僵硬,對她的友好也沒有做出一點回應。更糟糕的是,她發現特裡普正在用眼神向旁邊兩個男人作著暗示,這兩個人穿著一色的白襯衫、黑西服,剛才在電梯上就和特裡普站在一塊兒。 
  他們向莫妮卡逼近,她頓時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安,她覺得難以呼吸。他們自我介紹說,他們都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然後拿出一塊閃閃發亮的鐵皮徽章證明他們的身份。此時正是午餐時間,商城裡熙來攘往,非常吵鬧,他們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告訴莫妮卡,他們已經得到了美國司法部長詹妮特·萊諾的批准,奉命調查與瓊斯訴訟案有關的罪行。   
  前傳(7)   
  「女士,你的情況真的很不妙,」他們向她警告,「不過我們很樂意給你一個拯救自己的機會。」莫妮卡大口大口喘著氣,悲哀地看著眼前的兩位探員,然後,又瞥了一眼琳達·特裡普。她怎麼能夠這樣對我?我怎麼可以那麼信任她,可以信任了那麼久?莫妮卡覺得自己難以呼吸,心臟跳動得從未有過的急促。突然,她掙脫著說出了一句在所有偵探片裡都會出現的話,「沒有我的律師在場,我不會跟你們說一句話。」 
  他們篤定地回答,「沒問題,可是如果你真的這樣做,就沒辦法幫助你自己了。我們只不過是想和你談談。只要你想走,什麼時候都可以。」莫妮卡在他們說完這句話後,已經全面崩潰,又驚又怕,她開始不停地流淚。這時,特裡普向她說了第一句話,她用粗糙的聲音告訴莫妮卡,「相信我,莫妮卡,這都是為你好。聽他們的話吧。他們也對我做了同樣的事情。」接著,她走向前,就像猶大一樣,想要擁抱莫妮卡。莫妮卡厭惡地一把將她推開。 
  FBI探員向她保證,只要她肯跟他們合作就保證她平安無事,花了好幾秒鐘,莫妮卡才可以理解他們說這些話的意思。她的直覺告訴她,趕緊離開,可是,她的理智又告訴她,如果真是調頭就走,她就不會發現目前案件的發展情況,也就沒辦法幫助她或總統脫身。於是,她同意與FBI探員一起去他們入住的裡茲-卡爾頓酒店,酒店就在這座購物中心的旁邊。此時,一個念頭佔據了她的腦海:她必須趕緊對總統發出警告。 
  他們開始走上電梯,電梯一面向上升,莫妮卡一面想向過路的人群大叫,「救命!這群怪物抓住了我。求求你們,救救我吧。上帝啊,請幫幫我。」可是沒有一個人看她一眼,沒有一個人伸出援手,沒有一個人從這個沉默的女孩身上,發現了她求助的信號。 
  她陷入了恐懼與痛苦之中,現在,她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煩。電梯帶著莫妮卡、她背信棄義的朋友和兩個冷酷的FBI探員一路上升,在走進裡茲-卡爾頓酒店1012室時,她不停地想著:「我怎麼會落入這般田地?」     
  第一章「我的小麵團」   
  我的小麵團(1)(圖)   
  莫妮卡剛學會走路,與母親在舊金山海灘上 
  1973年7月23日,一個炎熱的夏日,經歷了長時間痛苦的掙扎,瑪西婭·萊溫斯基終於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莫妮卡·塞米爾,她生產的醫院是聖弗朗西斯科兒科醫院,這裡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為人父的伯尼·萊溫斯基——他本人也是個醫生,驕傲地看著自己的女兒,小姑娘有75磅重,長著長長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著她「我的小麵團」,這是猶太人最愛吃的一種麵食。 
  20世紀20年代,伯尼·萊溫斯基的父母為了躲避納粹對猶太人的欺凌,離開了德國。他的父親喬治,在巴西的薩爾瓦多迎來了新生活,他在當地一家咖啡進出口公司做會計。1939年,就在二戰前夕,他去倫敦旅遊時,遇到了蘇茜,一個年輕的德國老師,原先在漢堡的一所小學裡教授希伯萊文,當蓋世太保帶走了她整班的猶太學生後,她不得不逃離了在漢堡的家。兩個星期後,喬治和蘇茜閃電結婚。他們在薩爾瓦多定居了下來,相比戰火滔天的歐洲,此時,這裡儼然成了世外桃源。儘管他們的祖國遠在千里之外,可是,這對年輕的夫妻還是希望他們的後代保留德國人嚴謹的作風,當他們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後,他們將日耳曼人勤奮、自律和將法律奉若神明的傳統與信仰都慢慢灌輸給了這個孩子。伯尼14歲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國加州,隨後,伯尼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醫學。正是在讀醫的時候,他遇到了瑪西婭·維蘭斯基,那年,他25歲,她剛剛20。 
  和喬治·萊溫斯基一樣,瑪西婭的父親塞繆爾也曾被迫離開祖國,20世紀30年代,塞繆爾不得不離開蘇維埃立陶宛。他先是在舊金山生活了一段時間,1948年,他的女兒瑪西婭在舊金山出生。瑪西婭4歲那年,他們全家去了東京,因為父親發現戰後日本有著無窮無盡的商業機會。塞繆爾在東京的進出口貿易做得很順利,一家人在這裡過著富足的生活,而且擁有一大批俄羅斯和日本朋友。瑪西婭與比她小7歲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彷彿就如同兩個無憂無慮的小公主,她們住的豪華別墅裡,似乎每個角落都塞滿了僕人,甚至還擁有專門的豪華轎車司機。兩個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生活圈裡,日語都說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間,這種田園詩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繆爾·維蘭斯基突發心臟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亂,母親伯妮絲不得不在絕望中,拖著兩個女兒回到加州,投奔伯妮絲的母親奧爾加。為了負擔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絲找了一份秘書的工作,可是卻似乎永遠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與鋪張的生活一去不復返。瑪西婭這樣回憶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突然之間,你必須離開你生長多年的國家。」 
  由於家裡幾乎沒了經濟來源,瑪西婭只能在一所社區大學裡註冊讀書。兩年後,她的一個叔叔接濟了他們家,瑪西婭得以入讀加州州立大學,主修城市學,她想要在畢業後成為一個城市規劃師。這個夢想也只能成為她永遠的夢,因為1968年復活節,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萊溫斯基,一個說話輕聲細語、比她長5歲的醫科學生。「我們都曾在國外生活過,這種共同的經歷把我們拉得很近。」瑪西婭說。不過她也承認,在她父親去世後,此時她確實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將要進行緊張的實習,雙方家長都覺得,如果這對年輕人能夠盡早結婚,那麼,伯尼至少可以在實習前,先過上一段稍稍正常點的婚姻生活。兩個年輕人迅速開始準備結婚,新婚的喜悅讓所有人都暫時失去了判斷力,忽略了他們的不同——她迷人、羞澀,同時又忽視禮教,充滿創造力,他含蓄、坦誠、務實,而且勤奮。1969年2月,在舊金山的費爾蒙特酒店,他們舉行了傳統的猶太婚禮。 
  婚後不久,小夫妻倆去了倫敦,伯尼在皇家馬斯登醫院作了一年住院醫生,主攻癌症治療。這段時光也許是兩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歲月。瑪西婭非常仰慕英國的歷史與傳統,而伯尼則為自己身處全世界最頂尖的癌症專科醫院而感到興奮不已。在這裡,瑪西婭幸福地發現,她懷孕了。在伯尼在倫敦的住院醫師生活即將結束時,瑪西婭提前回到了舊金山,然後,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電報,「親愛的伯納德,我們有了一個孩子。愛你的瑪西婭。」   
  我的小麵團(2)(圖)   
  兩歲的莫妮卡,在舊金山她最喜歡的公園裡。她認為對一個兩歲的小孩子來說,這張照片中她的表情顯得太過嚴肅,因此把這種照片給總統看。總統同意她的說法。 
  對瑪西婭來說,女兒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到來意味著她實現了某種價值,正如瑪西婭自己所說,「和很多與我同時代的女人一樣,我從來沒有很認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樣出人頭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業。成為一個母親,這就是我的目標。我的孩子們對我來說,就如珍寶般重要。」 
  在莫妮卡很小時,大家就發現她是個聰明的小孩。在她學會走路之前,她已經學會了說話,過兩歲生日前她已經可以流利地說話了。瑪西婭溺愛她的小女兒,可是很快她就發現,女兒反而成了她的主人。帶著一絲疲倦的微笑,瑪西婭說,「她是個意志堅定的小孩子,永遠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些什麼,不過,她的堅強意志和決心並不是為了控制他人,莫妮卡永遠只為自己而存在。」 
  母親和小姨媽黛布拉都可以一連串舉出很多例子,證明在莫妮卡很小的時候,她已經是個倔強、甚至有些認死理兒的小姑娘。在她兩歲的時候,有一天,黛布拉帶著她去她們家附近的公園裡玩蕩鞦韆,玩了好一會兒,黛布拉覺得她們應該回去了,可是莫妮卡拒絕從鞦韆上走下來,黛布拉對著小姑娘恩威並施,沒有用——儘管莫妮卡非常崇拜她的小姨媽,而且在莫妮卡的生命裡,姨媽始終是她最親密的朋友,可是,莫妮卡仍然不願意回家。最後,黛布拉不得不使了個花招,她做出要走開的樣子,對莫妮卡揮手說了聲再見,覺得莫妮卡這回總該奔向她,與她一起回去了。她完全錯了。儘管天色已黑,莫妮卡仍然一個勁地蕩著鞦韆。黛布拉回憶起這件事時,說,「對我來說,這並不完全是件壞事——在兩歲時,莫妮卡就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覺得她真是個與眾不同的人,非常迷人。那時的她就和現在一樣,富有魅力、甜蜜,非常聰明而且與眾不同,極端有毅力。」 
  莫妮卡的頑強意志,也許有些人會稱之為頑固抑或倔強,在1976年,黛布拉的婚禮上再一次體現出來,黛布拉的丈夫是比爾·費納曼,一位心臟病專家,兩人打算在貝弗利山,也就是比爾祖母的家中舉行婚禮。當時3歲的莫妮卡將是婚禮上的花童。就在婚禮前20分鐘,這位花童突然覺得,她身上的那件淺藍色的長袖連衣裙,如果將袖子剪掉,變成無袖,那看起來會更好——此時的她已經有了對時尚的判斷力。此時所有人都陷入忙亂中,新娘還在忙著對婚紗作最後的修改,沒有人還有空去答理這位總是惹麻煩的花童。為了省事,瑪西婭決定順著女兒的意思來,找來了一把剪刀。討人厭的長袖終於被剪掉了,莫妮卡開開心心地重新穿上了面目一新的漂亮裙子,她的小姨媽因此抱怨說,「莫妮卡偷走了眾人對我的注意。」 
  瑪西婭也承認,莫妮卡的雙面性格或許也影響了她成年後的行為,在母親看來,莫妮卡一方面相當固執,另一方面她又極其缺乏安全感,同時總是盡可能在事情接踵而來時保持鎮靜,她說,「我自己就是個不喜歡與人爭執的人,而伯尼卻非常專斷,非常嚴厲,你可以從我們兩人中看見莫妮卡的性格。」 
  溫暖的童年:莫妮卡·萊溫斯基對弟弟「像是個小母親一樣愛著他。」6歲時入讀戴爾私立學校,她的前校友包括前總統裡根和他的妻子南希,《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兒子,還有為數眾多的加州眾議員和參議員。她的文學天賦使其成為一個早熟的姑娘。但貝弗利山的膚淺傳統卻使這位小姑娘受到傷害。 
  1976年,伯尼結束了他在舊金山萊特曼醫院兩年的工作,全家離開了他們在舊金山的三室一廳,來到了洛杉磯,在這裡的一家私人診所,伯尼找到了一份薪水相當高的工作。一年後,瑪西婭又生了個孩子,這次是個男孩子,他們給他取名叫「邁克爾」。莫妮卡簡直為此激動壞了。為了避免姐弟倆產生矛盾,父母們是特意在生下莫妮卡4年後才決定要老二的,可是父母顯然是過慮了,從一開始莫妮卡就極其喜歡她的小弟弟,還給他取了個暱稱,叫「喬喬」。當母親抱著剛剛出生的兒子回到她們位於貝弗利山的那幢西班牙式別墅時,她們發現家中的大門上掛著很多絲帶和小旗,上面寫著,「喬喬,歡迎回家。」莫妮卡對弟弟的喜愛超出了想像,她甚至常常躲在弟弟房間的壁櫥裡,等到保姆巡查完房間、將弟弟哄上床後,她再偷偷爬出來,與弟弟一起玩耍,直到保姆發現她,這才作罷。瑪西婭說,「莫妮卡像是個小母親一樣愛著邁克爾。」瑪西婭也發現,與姐姐不同,邁克爾是個性情散淡,面對生命中的種種關卡和困難,往往會輕鬆處之的孩子。   
  我的小麵團(3)(圖)   
  總統更喜歡這張照片,覺得看起來更像他認識的那個莫妮卡。 
  邁克爾認為姐姐對他「過於關心」,不過他還是表示,她是個「偉大的姐姐」,他表示在姐弟兩人中,他是相對來說比較冷靜的一個,「莫妮卡在很短的時間裡,情緒可以出現360度的大轉彎。」這種區別,在兩人回憶他們貝弗利山的那幢故居時體現得很明顯,邁克爾最先回憶起的,是在自家的游泳池裡,與父親一起嬉水時的溫馨場面,而莫妮卡卻面帶恐怖地回憶說,常常有浣熊在他們家附近出沒,有時甚至會大搖大擺地走進屋子裡。 
  儘管有些人會將瑪西婭形容成一個輕浮的交際花,也許這是因為她用「瑪西婭·劉易斯」的筆名,在《好萊塢報道雜誌》上開設專欄,可是事實上她是個相當顧家的女人,她將自己的所有時間和精力都獻給了她的孩子們。除了弟弟的誕生,還有一件事影響了莫妮卡的生活:6歲時,她上學了。入讀的是位於貝爾·艾爾的約翰·托馬斯·戴爾學校,這是一家享有盛譽的私立學校。學校的校舍幾近完美,老師都相當有經驗,而且培養出了一大群在美國的政治界和經濟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校友包括前總統裡根和他的妻子南希,《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兒子,還有為數眾多的加州眾議員和參議員。 
  在這座學校裡,莫妮卡一度過得如魚得水。她的數學成績相當優秀,作文總是能拿高分,而且老師已經注意到了她對詩歌的熱愛。父母在她很小時就鼓勵她閱讀大量文學作品,這使得莫妮卡成為一個早熟的姑娘。在約翰·托馬斯·戴爾學校這種特殊的環境裡,莫妮卡立下雄心壯志,想要美國總統也就不奇怪了。不過,她也有個不那麼宏偉的志願,7歲時,在作文裡她寫道,「我想成為一名教師,教書育人……我會是一個嚴厲但又非常善良的好老師。」 
  南希·克拉森曾經與莫妮卡·萊溫斯基坐一輛車上下學,兩個女孩相識了20年之久,在她記憶中,莫妮卡在一群出色的學生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女孩」。南希說,「我一直覺得莫妮卡會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人,她非常聰明,讓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印象深刻。而且她很勤奮、負責,在很多方面,她都像是個小大人,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在情感上卻非常不成熟。最大的問題總是在於,她根本就不適合在貝弗利山生活,儘管她一直試圖取悅他人,努力加入同學的行列,可是效果卻是適得其反。」一個典型的事例是,有一個週末,莫妮卡一直在家裡努力地學習跳繩,她認為這樣一來,在平時上學的時候,她就能與小夥伴們一起玩了。對於一個小女孩來說,敢於這樣承認自己在體育上一點天賦都沒有,這就已經說明她是多麼渴望擁有朋友。莫妮卡的學業倒是相當出色,她的作業總能贏得老師的讚許,而且常常能帶著一張優秀的成績單回家。她形容約翰·托馬斯·戴爾學校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好學校……非常具有挑戰性,而且治學的理念非常開放。」 
  可是她在學校的生活也有一些陰影。由於她的家離學校頗有些遠,所以她的同學們幾乎不可能在放學後去她家裡玩,在那時,孩子們最流行玩的芭比娃娃和以歌舞片《Grease》(火爆浪子)中的玉女奧利維亞·紐頓·強為藍本的洋娃娃。在莫妮卡9歲那年,也就是她上三年級時,莫妮卡又遇到了一件很大的煩心事,這件事甚至在她成年後,仍然給她的心理帶來傷害。那時,她已經有一點超重了,在遊戲時,一個女生欺負她的同班同學馬修·斯普丁,她出於本能,上前護住馬修,結果,她反被馬修起了個綽號,叫「巨無霸」。 
  莫妮卡對於另外一件事同樣記憶猶新。當時,她的同學托莉·斯佩林,也就是好萊塢著名女星阿倫·斯佩林的女兒,將要在她父母的家裡舉行一個盛大的生日派對,讓這班同學羨慕不已的是,超級巨星邁克爾·傑克遜和世界上最小的一匹小型馬也會出現在這個派對上。托莉的全班同學都在派對前收到了請柬——惟獨落下了莫妮卡一個人。全家人都感到很意外,瑪西婭特地撥通了斯佩林家裡的專職社交秘書,想要弄清楚此舉究竟是無心之過,還是有意為之。結果,社交秘書老老實實地承認,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名字確實不在原來的客人名單上,但她會馬上將請柬寄到她家。   
  我的小麵團(4)(圖)   
  5歲的莫妮卡已經很擅長拍照時擺姿勢,她的父親非常喜歡拍照,而且作品頗受好評。 
  當然,為了保護女兒的自尊心,瑪西婭小心翼翼地隱瞞了她未獲邀請的事實,莫妮卡是從兩個同學那裡聽到了這個消息。想來想去,莫妮卡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托莉偏偏不願邀請她,畢竟她們還曾一起當過女童子軍。可是,一旦確認自己真是沒被邀請,莫妮卡立刻就對家人表示,她絕對不會去參加這個生日派對了。對於一個如此渴望融入集體,渴望取得別人的欣賞的女孩來說,這無疑是個痛苦的決定,可是我們也可以從這件事中發現莫妮卡性格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她的意志極其堅定。多年後,莫妮卡這樣評價這個小插曲,「我媽媽常常教育我說,你想要別人怎麼待你,你就應該怎麼去對待人家。所以在你開生日派對時,你應該邀請每個同學和朋友;在情人節時,你應該給每個同學一張卡片;你不應當排除任何一個人。如果總是有意無意將別人排除在千里之外,這就已經不能叫做壞習慣了,它是一種非常傷害人的行為。」 
  這種對言行舉止的嚴格自律,在某種程度上來源自莫妮卡父母所受到的歐洲傳統教育,對於這一點,那些曾經去過莫妮卡家的同學看得很清楚。她童年時的一位朋友米歇爾·格拉佐夫回憶說,當年的莫妮卡在家時,言行舉止完全遵循著「維多利亞式的禮儀」,與她的大部分同齡人完全不同。不過,莫妮卡也不能完全算得上一個聽話的好孩子,她的父母並不是十分虔誠的教徒,但他們還是遵照猶太人的傳統習俗,將莫妮卡送到猶太教堂學習希伯萊文——不過這件事受到了莫妮卡的強烈抗議,她表示自己非常不喜歡那些陳腐的宗教儀式。 
  除了宗教,貝弗利山的生活方式也使得萊溫斯基家常常出現小小的衝突,莫妮卡與父親間的矛盾尤甚。有一次,莫妮卡最好的朋友擁有了一條專門屬於自己的電話線,還得到了一部史努比造型的電話機,於是莫妮卡便問父母,她是否也能享受這種待遇,當父親嚴厲地拒絕時,莫妮卡抱以痛哭和大怒。同樣的衝突,在父親拒絕在迪斯尼樂園給她買一條米奇老鼠裙子時再次爆發。莫妮卡因此說,「我發現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媽媽常常是說『好』的那一個,爸爸卻經常對我說『不』。這種情況好像並不常見。」父親也同意這種說法,他自我解嘲說,「好像是這樣,我的孩子們都叫我『不博士』,或者其他這樣類似的稱呼。」 
  對於在貝弗利山成長的年輕人來說,將全部心思放在鮮亮的名牌貨,比如新鮮上市的名牌時裝和各種時髦物品,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貝弗利山原本就代表了膚淺與浮誇的生活,在這裡,身材苗條、擁有一頭金髮、開著最新款的寶馬車,對很多人來說意味著一種檔次、一種標準。這種對地位與金錢的迷戀和盲目崇拜,使得莫妮卡的小姨黛布拉痛下決心,與丈夫和兒子阿歷克斯一起搬到了東部,他們決定過一種更平實的生活,黛布拉說,「對於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來說,貝弗利山確實是個精彩絕倫的地方,可是,這裡絕對不利於培養孩子。莫妮卡根本就不適合這個地方。如果她的身材纖細,而且善於交際,她在貝弗利山肯定會備受矚目,可是,這就絕對不是她了。」 
  過了這麼多年後,瑪西婭也後悔在貝弗利山度過的日子,她發現她的孩子,尤其是莫妮卡,根本就不適合那種生活,她說,「我自己在洛杉磯過得一點都不快樂,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適合生活的地方,我想,這種情緒也許是在無意中傳染給了我的孩子。」 
  在這方面,莫妮卡倒更加務實,在她看來,孩子們既然要在某個特定的地方成長,他們的家長就應當接受環境給孩子帶來的影響。她也承認,在她的性格中確實存在自私與功利的成分,假使生活在一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裡,興許她就不會是這樣的人。她說,「我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驕橫自大、目中無人的傢伙,從始至終,我都不適合貝弗利山——事實上,這是我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之一。可是我必須承認,我確實會因為自己的出生和成長背景,而對自己和別人提出苛刻的要求。」   
  我的小麵團(5)(圖)   
  莫妮卡和弟弟邁克爾在他們家洛杉磯家附近的公園裡玩沙子。1998年夏天他們曾回到這個公園,在那裡,她和弟弟推心置腹地談到了過去一年他們所經受的傷害。 
  莫妮卡的苛刻,使得在當莫妮卡要求父親為自己舉行隆重的成人儀式時,矛盾又一次激化。在貝弗利山,按照傳統習慣,猶太少年在年滿13週歲時,將要舉行一個盛大的成人儀式,儀式往往會在猶太教堂的舞廳或宴會廳裡舉行,到時候,大廳裡會擠滿這家人的親朋好友,在莫妮卡看來,「這就跟婚禮一樣隆重。」有時候,孩子的父母還會特意在成人儀式上安排點花樣,比如邀請某個知名的音樂家到場獻藝。莫妮卡希望和別的小孩一樣,舉行這樣一場熱熱鬧鬧的成人儀式,可是父親卻不答應,他情願只花500美元,在自家後院裡舉辦一個小型派對。當然,父親此時的收入頗豐,應付一場大型宴會是綽綽有餘,可是在他看來,舉行一場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成人禮,根本就不應該搞得那樣鋪張浪費。莫妮卡當然不答應了,在她的想像中,一場盛大的宴會可以讓朋友們對她印象深刻,她可不想讓一生中這麼重大的日子就這麼草草度過。這一次,母親也站到了莫妮卡一邊,結果便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大吵大鬧,最後,掌握經濟大權的父親還是取得了勝利。當然,預算達到500美元的生日派對顯然已經足夠,莫妮卡的生日派對,有DJ來進行現場主持,花園裡還有一個賣熱狗的流動攤位,莫妮卡自己也承認,這場派對「其實很好玩」。 
  與父親的戰爭,渴望愛的敏感使她受到極大的傷害。與父母微妙的情感至少凝造了她的性格與行為。少女時期的兩段短暫戀情成為她今後戀情的不良翻版。不過,體重問題仍然始終是莫妮卡的夢魘。但她認為父母情感的失敗是她不斷以吃來對抗痛苦的因素。請不要誤解,事實上,莫妮卡與父親的關係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糟糕。莫妮卡記得,她曾經連續幾小時,看著父親做他最喜歡的工作——木匠活,不過父親始終不許她插手。她還開心地回憶起了父親送給她第一輛自行車的情形,那是一輛粉紅色的自行車,車座是橙黃色的,緊接著,父親還帶著她看了電影《E.T.》(外星人),之後,父親親手做了晚餐,鮮美的烤雞肉味道,令莫妮卡現在回憶起來,嘴角仍然帶著一絲微笑。 
  莫妮卡的父親伯尼並不是那種典型的貝弗利山專業人士,他們往往關心自己的事業甚於關心孩子。伯尼常常會在深夜或者黎明時叫醒女兒,邀請女兒和他一起看電視直播,比如第一次載人飛船升天,或者威爾士親王大婚典禮。有些時候,父女倆還會躺在花園的搖椅上,父親會指著滿天星斗,告訴女兒,行星、恆星和星群之間的區別。莫妮卡11歲那年,她在父親節時給父親送了張賀卡,上面有一段感人至深的話:「我的爸爸是西方最好的爸爸。他非常善良,而且每天24小時都在關心著我。也許有些父親並不值得受到這樣的尊重,可是我的爸爸確實值得我好好尊敬他。」 
  莫妮卡開心地回憶起她曾經穿過的一件粉紅色T恤,上面印著「爸爸的乖女兒」字樣,她說,「我真的一直想要成為爸爸的乖女兒。」她說,她一直試圖贏得父親的讚許,可是從來都覺得自己並不是那麼受父親的喜歡,她太敏感,父親稍稍對她說一句重話,或者批評她一下,她都會一直記在心裡。沒有人會懷疑伯尼對女兒的愛,可是莫妮卡覺得,父親不應該把對女兒的愛深埋在心中,他本應該將自己的感情完全表達出來。 
  這樣一來就不難明白,為什麼莫妮卡常常會與父親發生衝突,她為什麼會對感情如此渴求,又為何會在自己的願望無法實現時,會那樣難以控制她的失望情緒。她回憶說,「我常常會跟爸爸吵架,而且經常是在吃飯的時候,一吵架,我就一個人沖走,躲在一邊大哭。」在她的記憶裡,父親下班回家時,總是帶著一身疲憊與不耐煩,現在她才明白,父親每天面對的都是危重病人,他的工作是那樣辛苦,這種工作幾乎掏空了父親的精力與愛心,這也加深了他們之間的裂痕。母親這樣解釋,「莫妮卡真的是非常想成為爸爸的乖女兒,她對父親的期望很高,可是父親也許真的無法滿足她的期望。這並不是說,他是個壞人,只不過是因為他不是那種類型的老爸,習慣於對孩子說,『過來坐在我的腿上,你真是個可愛的好姑娘。』他不是這種人。」   
  我的小麵團(6)(圖)   
  在約翰.托馬斯.戴爾學校讀小學二年級。當時她在作文中說,「我想成為一名教師,教書育人……我會是一個嚴厲但又非常善良的好老師。」 
  莫妮卡與父親的關係就是這麼微妙,不過,她與母親之間的感情卻非常好,每次家庭紛爭,母親幾乎都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女兒這邊,莫妮卡也說,「我和我媽媽真的很像,我們說話的聲音和語調都幾乎一模一樣。」有時候,女兒也會對母親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可是事實上不難發現,莫妮卡其實非常需要母親的愛與支持。姨媽黛布拉這樣分析:「我覺得這是種非常典型的母女之間的關係,彼此深愛著對方,但難免會因為意見不統一而出現一些小分歧。」 
  在一篇作文裡,莫妮卡談到了她與母親之間的深厚感情,這篇作文是關於在匈牙利出生的猶太詩人漢娜·塞裡希的,漢娜在二戰期間是英國情報局的特工,1944年她在匈牙利被俘,受到納粹的嚴刑拷打,然後被槍殺。在看了由伍迪·艾倫執導的電影《漢娜的戰爭》後,莫妮卡陷入了對漢娜·塞裡希遭遇的猜測,她認為納粹一定是告訴了漢娜,假如她不透露英國間諜網的詳細情況,他們就會殺了她的母親。在這篇作文裡,莫妮卡動情地寫道:「我連漢娜·塞裡希一半的勇敢都及不上,可是,我和漢娜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我與我母親之間的關係也相當親密。漢娜與她母親之間的感情是用任何東西都割不斷的,我與母親也是一樣。」不過,看起來莫妮卡是記錯了史實,事實上,在漢娜被捕時,她的母親並不住在匈牙利,而是定居在巴勒斯坦,不過人們依然能從她作文的字裡行間看出她個人對愛和忠誠的見解。在她的「朋友」琳達·特裡普出賣了她後,愛與忠誠孰輕孰重,也許莫妮卡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梳理了莫妮卡與她父親和母親之間微妙而又複雜的關係,這有助於我們理解莫妮卡本人的個性,不過,光有這些還不夠。在瞭解她的性格與行為時,我們還不能忽視了她那種迫切需要贏得同伴尊重和喜愛的渴望,以及她對自己體重和身材的焦慮。 
  不管莫妮卡的個性與心智是多麼不成熟,都不能否認這一點,她的智力確實非常出眾。小學畢業時,人們已經公認,她有一個「照相機式的腦袋」,足以過目不忘,她遺傳自父親家族的邏輯思維能力,以及她出眾的口才,使得她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優等生。她的朋友南希·克拉森相信「她絕對是塊進常春籐盟校的材料」。 
  10歲時,莫妮卡從約翰·托馬斯·戴爾學校轉進同樣位於貝弗利山的霍索恩小學,很快她在學習上的天賦就受到了人們的注意。可是讀四、五年級時,莫妮卡卻遇到了更大的問題。在這個學校裡,她總算是交到了些朋友,可是與很多同齡的女孩一樣,體重問題成了她最大的困擾。在這個世界,瘦成了美的同義詞,擁有了纖瘦的體態,就等於擁有了更高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地位,而莫妮卡恰恰無法擁有苗條身材,她原本就缺乏運動天賦,加上她比同齡人更早進入青春期,這些問題都讓莫妮卡感覺很痛苦。她非常想要得到一種歸屬感,可是她圓潤的體形卻讓她覺得自己始終是個局外人,這加重了她在感情上的矛盾和困惑。 
  就在此時,莫妮卡開始注意起了男孩子們。她的同班同學馬卡·斯崔姆斯給了她一塊心形的巧克力棒棒糖,於是她一廂情願地將他看做自己的「男朋友」。 
  讀六年級時,莫妮卡看起來瘦了一點,這時,她在同學中已經非常受歡迎了。不過,體重問題仍然是莫妮卡的夢魘,在讀八年級前的那個暑假,她的母親同意讓她去聖巴巴拉參加一個「減肥夏令營」,這是一個為肥胖青少年而舉辦的暑期培訓班,在培訓期間,學員們要學會適應健康的減肥食譜,同時加強鍛煉。莫妮卡說,「參加這種夏令營絕對不能說是件好玩的事情,不過,我還是一心要去。我媽媽也想讓我參加,因為在她的一生中,她同樣一直在與體重戰鬥,所以她完全能夠體會我的感情。在洛杉磯生活,你的長相真的非常重要,肥胖讓我覺得很痛苦。」秋季開學時,她看起來更加苗條、健康,而且更有自信,莫妮卡認為,「這在我的記憶中,是非常順利的一年。」   
  我的小麵團(7)(圖)   
  莫妮卡讀三年級時的揚子。她是當地一家足球隊的成員,不過只能踢左後衛,她說,"我根本沒有一點運動天賦。" 
  那一年,莫妮卡被選為班上的副班長,班長丹尼·沙伯尼成了她的好朋友,此時她們都是13歲。作為班長和副班長,他們倆自然少不了要在一起合作組織各種活動,還常常在電話里長談。莫妮卡對丹尼的印象一直非常好,「他非常聰明、可愛,可是又有那麼一點點脆弱,惹人憐愛。」儘管莫妮卡曾經一度對他著迷,可她還是冷靜地控制住了自己,因為她覺得自己更看重他們之間的友誼。只有一次,他們曾經有過親密的約會,那是莫妮卡14歲生日那天,他請她看了一場電影,然後禮貌地送她回家,在家中,莫妮卡竟然收到了一打紅玫瑰,那是她最喜歡的花!丹尼這個小紳士竟然想到為莫妮卡送花,這段經歷讓她回味至今,「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那種感覺真的很甜蜜。」莫妮卡心想,一切水到渠成,她開始渴望丹尼來吻她,可是橫空殺出來莫妮卡的弟弟邁克爾,他一直非常崇拜丹尼,纏著這對心煩意亂的年輕人不肯離開,最後,丹尼惟有悻悻而去。 
  看來,與丹尼的關係只能停留在柏拉圖戀情階段,莫妮卡開始與一個叫亞當·戴夫的少年展開了戀情,他應該是莫妮卡第一個真正的男朋友,莫妮卡覺得,「亞當非常非常聰明,我總是難以抗拒那些充滿智慧的男人。」兩小無猜的戀情永遠是那樣甜蜜,當亞當參加棒球賽時,莫妮卡會狂熱地在場邊為他加油。每晚,他們都要在電話裡聊上好幾個小時,家裡規定了莫妮卡用電話的時間,有時候時間已過,莫妮卡甚至會偷偷鑽進衣櫥裡,繼續與她的小情人在電話裡絮絮叨叨說個不停。不過,他們依然要面對幾乎每對少年情侶都要面對的結局,開始時,總是熱情似火,最後,無非是憤憤離去。 
  她的這次戀情,似乎已經在昭示著未來,她與兩個已婚男人之間痛苦的糾纏。莫妮卡嘗試著分析自己的心態,「我是個非常情緒化的人,我熱愛浪漫,可是同時我又非常務實、長於分析。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就意味著我渴望一份絕對完美無瑕的愛情。可是問題在於,我總是認為,只有我在做錯事,而這個男人會因此而發狂時,這段感情才是『真的』。如果我的所作所為永遠不會影響到他的情緒,我就會覺得他是個偽君子——要麼,他就是對我不真誠,要麼他就是對自己不真實。同樣,我也不喜歡那些永遠對我唯唯諾諾的男人。」她與亞當·戴夫分手的原因聽來實在有些滑稽,因為他拒絕與她爭論,同時又不願向她表明他們之間的感情是「真實」的,於是,她主動提出與他分開。可是過後的幾個月,莫妮卡又在不斷地騷擾亞當,請他吻她,求他與自己復合。這又是一個徵兆:儘管莫妮卡對自己的腦袋裡想著什麼很清楚,可她卻難以控制自己的心。 
  在莫妮卡經歷著一次又一次情感上的衝擊時,她的父母正在竭力解決他們在婚姻中遇到的問題。多年來,他們共同的朋友早就已經發現這對夫妻個性和志向完全格格不入,一個朋友這樣說,「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結婚,因為他們完全不適合對方。」莫妮卡則說,正是在家庭矛盾重重的情況下,她才會通過吃東西來化解巨大的壓力,她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們的家庭生活並不快樂。我父親的工作很多,壓力很大,每天都在與生命垂危的病人打交道,這使得他精力完全透支了。按常理來說,家應該是個紓解壓力的地方,可是由於我父母的婚姻也出了很大問題,因此回家對他來說,同樣不是件輕鬆的事情。父母常常吵架,不過他們已經很注意,盡量不在孩子們面前爭執。他們根本就不愛、甚至不關心對方。我們一家四口也曾經試圖要改善這種狀況,可是我們確實不屬於那種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家人中,我尤其難以接受這種現狀,這是因為我是其中最迫切需要家庭溫暖的人。我喜歡一家人聚在一起過感恩節和聖誕節,我特別看重家庭。我是看著電視劇《佈雷迪家庭》(譯者註:20世紀70年代美國最流行的電視劇集之一)長大的,我希望我的家也跟電視上一樣和和美美。」   
  我的小麵團(8)   
  儘管莫妮卡注意到了她父母婚姻中的每一個片斷和插曲,可她還是沒有意識到,這段婚姻的大幕即將落下。1987年9月的一天,伯尼正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緩緩地告訴一個女患者,她得了肺癌,而且可能已經到了晚期。突然,辦公室接待員打斷了他,告訴他有人要找他,似乎有很緊急的事情等他處理。當他正在向外面走去時,一個小個子的男人匆匆向他走來,大叫一聲「離婚訴狀!」然後將一個小包裹扔給他,正中他的胸口。 
  伯尼對這段戲劇性的情節,只抱以極其簡潔的評論,「這真的如同晴天霹靂一般。」     
  第二章80年代:萊溫斯基家的傳統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1)   
  這原本是一次平靜和快樂的晚餐,可是,這一天卻成了莫妮卡年輕的生命中最難過的一天。1987年9月21日,瑪西婭·萊溫斯基帶著女兒莫妮卡和兒子邁克爾,去日落大道的「漢堡哈姆雷特」餐廳吃飯,這是他們一家最喜歡的飯店。在吃完了奶昔和炸薯條後,瑪西婭告訴兒女,她和他們的父親已經離婚了。瑪西婭覺得,這個消息肯定會受到孩子們的鼓掌歡迎。事情不正該如此嗎?她對孩子們與父親之間僵硬的關係已經瞭然於心,她覺得孩子們根本就不愛父親,因此根本就不會因為他的離去而傷心,她想興奮地對孩子們說,這一天意味著他 
  們不快樂的過去即將成為歷史,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從此,他們三個人將在一起過上快樂的新生活。她認為他們會歡呼雀躍。她完全錯了。 
  邁克爾開始哭起來,莫妮卡衝進洗手間,突然劇烈地嘔吐。等到她顫抖著挪回餐桌邊,面孔蒼白的她向母親大叫,語無倫次地想要發洩她心頭的震驚與憤怒,這讓母親嚇壞了。當他們就要離開飯店時,瑪西婭將女兒帶到一邊,告訴她,之所以她要與莫妮卡的父親離婚,是因為伯尼有外遇,對方是他診所裡的護士。現在,瑪西婭才發現,她其實並不應該將離婚的原委向女兒和盤托出,可是當時她太沮喪,而且被女兒的激烈反應給弄懵了,在當時的情況下,為了開解自己的責任,她只能這樣做。可是此時,對女兒的傷害已經不可改變。 
  震驚與懷疑的情緒接踵而來,莫妮卡和弟弟甚至覺得自己變得很麻木。回到家時,父親正在小房間裡等著他們。莫妮卡坐在父親身邊,這時,她發現父親在哭,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的樣子。她回憶說,「那種感覺實在是很難受。極其震驚、極其恐懼,那是一個十分痛苦的時刻,那是我生命中最悲傷的一天。」 
  數日後,10月1日,洛杉磯發生地震,6人死亡,100人受傷。在莫妮卡看來,似乎大自然也成為了她生活的一面鏡子,「這件事真是很有象徵性。」她說。 
  一向感性的莫妮卡始終懷有一個希望,雖然她的父母已經分居了很長一段時間,可她仍然希望有朝一日,他們能夠破鏡重圓,重新組成她夢想中的幸福家庭。她甚至夢想著父母仍然還在一起,過去的痛苦已經成為遙遠的回憶。她說,「對我來說,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親口告訴自己,我的家庭已經破碎了。」莫妮卡承認,時至今日,她仍然要面對很多難題,而她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正是其中之一。 
  加州法律規定,夫妻只有分居一年才能離婚。因此伯尼在邁克爾的房間裡睡了兩個晚上後,就搬到了位於威爾謝大道的公寓。父親突然不在這個家了,莫妮卡和邁克爾不得不嘗試著去適應,家庭的變故與緊張氣氛令這兩個孩子感到不安。莫妮卡說,「我和邁克爾都很難接受父母離婚這件事。很多年來,甚至一直到了今天,我們還要為了他們之間的矛盾費神。有時候我還會因為我偏袒了母親或者父親而覺得不安。回過頭來看我人生的這段時光,我看到了憤怒、疑惑和失望。」邁克爾比莫妮卡小4歲,加上兩人性格有很大不同,因此,他對父母婚姻生活的回憶,以及對離婚的看法,都與莫妮卡有很大不同。他回憶說,「從一開始,我父母之間就有很多迥異的地方,我感覺自己好像是個中立派,而莫妮卡偏向我媽媽那邊,這讓我覺得很為難。」莫妮卡覺得邁克爾的日子相當不好過,「週一到週五,邁克爾是跟媽媽一起住,然後每隔一周,週末他又會去爸爸那裡,他要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那裡來來回回,這讓他覺得很困擾。」目前在卡內基·美隆大學讀書的邁克爾,承認他確實很難接受這種巨變,母親每年都會帶著孩子們搬家,更讓他覺得無所適從,可是與姐姐不同,他更多的是看到了生命中的樂觀一面。他表示,他始終覺得自己的童年是快樂而且相對平靜的,而看來永遠帶著微笑,表現熱情洋溢的莫妮卡,卻總是為人生中的黑暗面而憂心忡忡。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2)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時,莫妮卡進入了貝弗利山高中,成為了一名高中生。貝弗利山高中是所名校,青少年肥皂劇《貝弗利山90210》就是在這裡佈景拍攝的,90210是當地的一個郵政編碼,在美國人心目中,這個郵政編碼就代表著美麗與寧靜的生活。進入這樣一所培養了眾多名人的學校,莫妮卡感到非常緊張不安,加上這所學校的學生以勢利、喜歡攀比家勢地位著稱,莫妮卡那麼一點可憐的自信頓時喪失殆盡。她的朋友萊諾爾·裡斯,是一位美國軍隊工程師的女兒,她就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貝弗利山是一個無情的地方,它永遠不會 
  對胖子伸出友好的手。」 
  對於莫妮卡來說,這種壓力裹挾著父母離婚帶來的驚駭席捲而來,這讓她幾近崩潰。邁克爾記得當時姐姐常常會突然很沮喪,有時候還會躲在角落裡一個人流淚,一向開朗活潑的姐姐就這樣變得沉默而鬱鬱寡歡。令莫妮卡陷入泥沼中的原因,不僅僅是她父母突然離婚的變故,還因為她的同學大多系出名門、長相和性格都非常討人喜歡,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優越感。以往的那個乖學生莫妮卡不見了,她常常逃課,不做家庭作業,常常在附近的同學家裡混一天,要麼就在電影院裡一連看幾天電影。為了尋找安慰,她不停地吃東西,越來越對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不滿,卻不知如何改變。當她在英文考試中只拿了「D」後,這種痛苦到達了頂點,對於一個向來以成績優秀而驕傲的學生來說,這個成績無異於是世界末日。 
  1988年,父母的離婚案最終告結,他們位於希爾克萊斯特路的家以120萬美元被出售,瑪西婭和兩個孩子從此不再擁有一個固定的家,而是在一間又一間公寓間輾轉。這種經歷使得孩子們更覺不安,對邁克爾尤甚,因為在他心目中,只有原來那幢別墅才能稱得上是家,他不喜歡住在租來的公寓裡。莫妮卡注意到了這一點,「邁克爾比我更難接受這一點,因為他特別討厭不斷搬家的感覺。」 
  母親得到了兩個孩子的撫養權,這樣看來,孩子們在父母的爭端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比較傾向於母親那邊。有一天,母親在無意中將離婚訴訟文件落在了餐桌上,在看到了這些傷人的文件後,莫妮卡對父親的敵意更加強烈了。她讀著這些文件,發覺她曾經深愛的父母竟然會對彼此說出那樣殘忍的話,這讓她感覺既困惑,又極度震驚。比方說,在訴訟書裡,瑪西婭聲稱伯尼有暴力傾向,而且對孩子們漠不關心,同時,她表示前夫需要向她支付一筆為數驚人的費用。她詳細列舉了日後的費用清單,莫妮卡和邁克爾兩人每月的網球課學費是720美元——事實上,這兩個孩子都完全沒有運動細胞,從未上過這類課程,同時,她還認為兩個孩子需要720美元的醫療費,用於在離婚前後接受心理輔導。每年2萬美元用於度假,莫妮卡做頭髮每月需要100美元,全家人購買服裝鞋帽,又要2400美元。這樣加在一起,瑪西婭向前夫索要每月25000美元的生活費。伯尼則反擊說,瑪西婭一向揮霍無度,就在她提出離婚前,他剛剛為她買了一輛新奔馳車,還支付了一件皮衣3000美元的賬單。 
  如今,莫妮卡的父母都承認,離婚訴狀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羞辱對方,讓彼此更加難堪,它並不能反映萊溫斯基家的真正生活情況,事實上,他們的離婚並不像人們猜想得那樣激烈。可是他們也明白,離婚畢竟是給孩子們帶來了可怕的心理陰影,瑪西婭說,「這絕對不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情,要是我當年就能明白離婚會讓孩子們受到多大的傷害就好了。當時我想當然地以為孩子的適應能力很強,我完全錯了。」 
  父母離婚的事實,加上看到離婚訴狀的打擊,對於莫妮卡影響至深。她很難形容當時的感覺,一半是強烈的憤怒,一半是困惑與悲哀,這讓她無所適從,於是,她將這種莫名的感情一古腦地發洩到了父親身上,指責他應該為離婚負全部責任,而且拒絕在週末的探視時間去見父親。她說,「我對我父親懷著一種隱秘的敵意,他不知道我已經聽說了他外遇的事情,我對這一點非常生氣。他非常想見我,可是我一點都不想去見他,我們在一起的時間確實很短。我對他很生氣,非常生氣。那時,我無條件地站在了母親一邊,我覺得她是個好人,爸爸是個壞人。不過現在,我看待事情的方式完全不同了,我明白,他們兩人都有錯。」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3)   
  女兒對父親的憤怒與不理解,一直到今天都仍然讓父親非常難過。伯尼·萊溫斯基醫生回憶起在離婚後,他給兩個孩子各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談到了自己對婚姻的思考,同時訴說了他對莫妮卡和邁克爾的愛。他一直期待著,有朝一日當孩子們讀了這封信後,他們就能對他與母親離婚的事感到釋然。可是,儘管孩子們都收到了信,可是他們根本就沒有打開這封信。伯尼說,「在離婚後,邁克爾每隔一星期,就會在週末過來看我,有時候在週一到週五也會來,可是莫妮卡沒有。她對我非常惱火。我覺得,讓她打開心結的最好解決方法, 
  就是與她面對面,徹底長談,哪怕是對我大吼大叫也好,可是她拒絕這樣做。」 
  邁克爾並不知道父親有過外遇的事情,他與父親的關係反而變得比較密切了。而莫妮卡卻始終無法從這種傷害中走出來,她只能從食物中找到安慰。她這樣解釋自己的感覺,「對我來說,食物是一種你可以依賴的東西。你肯定會知道你最喜歡的曲奇餅是什麼味道,你肯定會知道它嘗起來會非常美味,而且只要出錢就可以買得到,它會給你帶來安全感。」 
  「匿名暴食者」:萊溫斯基與胖戰鬥的青春。不停地吃,不停地節食,這是她反抗世界的普通方法。她在康復之後被熱愛詩歌的天賦感動,這是個感性的小婦人,喜歡古董、玫瑰花和非常女性化的裝飾品,她還不好意思地承認,「我動不動就會哭。」並且把與一位年少時就在一起的男友的復合,作成了一段「令人作嘔的情史」。 
  通過9年級的考試後,莫妮卡時常去參加貝弗利山高中戲劇協會組織的活動。在這裡,莫妮卡找到了重新振作的契機,她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製作戲服,為學校的活動設計和縫紉演出服裝上。參加戲劇協會的第一年,她就因為在學校的莎士比亞節上,設計製作了一套伊麗莎白時代的禮服,而榮獲了三等獎。說到表演,戲劇協會可謂人才濟濟,培養出過像尼古拉斯·凱奇和理查德·德魯法斯這樣的大明星,因此很難獲得一個演出的機會。剛進高中時,作為新生,莫妮卡連試演的機會都沒有,因此在高二時,當她在音樂劇《音樂人》中獲得了一個配角的角色時,她簡直要激動得發瘋了,她承認,「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極其美妙的經歷。」 
  莫妮卡的朋友幾乎都在戲劇協會中工作,包括米歇爾·格拉佐夫、娜塔莉·溫格拉裡(後來,她被迫在大陪審團前作出對莫妮卡不利的供詞)、帕梅拉·萊弗爾和蘇茜·莫裡斯。莫妮卡說,「我對戲劇協會的活動充滿激情,那裡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在午休、放學和週末時,還是有很多人在戲劇協會的181室晃來晃去,不管你在裡面做些什麼,演的是主角還是配角,所有人都對能在這裡工作而興奮不已。也只有在這裡,新生才有可能與老生打成一片。」 
  雖然莫妮卡在戲劇協會找到了片刻的安寧和自信,可是用她的話來說,她「痛恨」貝弗利山高中太過勢利的一面。她解釋說,「在這個學校裡,只有一個瘦削、當校隊拉拉隊員、有很多很多男朋友、而且不停穿梭往來於各種派對的女生,才是一個『正常』的女生。可我完全不是這種人。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美,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外表非常重視,每個人都無法接受稍稍胖一點的人,這種壓力悶得我喘不過氣來。」有一點值得人們注意,莫妮卡當年的兩位同學,也就是埃裡克和裡爾兄弟,在1989年為了一點零用錢,殺死了他們富有的父母。 
  這會兒,體形成了莫妮卡最大的麻煩,深刻地改變了她對男孩子、學校和她自己的看法。她的朋友米歇爾·格拉佐夫注意到了這一點,「我覺得莫妮卡常常對自己的外表缺乏自信,她總是覺得自己沒有其他女孩好看,所以沒法像別的女孩那樣引起男孩們的注意和興趣。」到了高二那年,莫妮卡的體重仍在迅速攀升,最後,母親注意到了女兒正在日漸消沉,她決定找一個解決的辦法。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4)   
  母親先是注意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診所,這裡專門醫治那些飲食失調症患者,病人們來到這裡後,會按照一個嚴格的食譜進食,每餐都只能吃米飯,完全禁止吃其他東西,診所聲稱病人一個月可以瘦30磅。母親覺得,如果莫妮卡可以接受這家診所的治療,然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幾門選修課,這樣一來,她就可以變得更健康,到時候申請大學時,學業上也不至於一無是處。讓莫妮卡感到既生氣又失望的是,她的父親全盤否認了這個計劃,他此時似乎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女兒已經瀕臨崩潰,急需專家對她進行心理輔導。最後,不顧父親的反對,母親送莫妮卡去看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位心理醫生,他推薦16歲的莫妮卡去洛杉磯的卡爾沃市,去一家專門醫治飲食失調症的瑞達爾診所求治。 
  這是莫妮卡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她在這家診所住了一個月,每天她都與專業的心理醫生討論自己的問題,同時還參加了一個自我治療的組織,叫做「匿名暴食者」。對於莫妮卡來說,這段歷程確實很艱辛,幾乎每天她都會與她的心理顧問莉莎·拉丁發生或大或小的爭執,莉莎也因為她的堅持以及她對莫妮卡的嚴格要求,而贏得了莫妮卡父母的信任和尊重。 
  在接受治療的那段日子裡,莫妮卡慢慢理清了父母離婚對她產生的影響,以及她對此應有的態度。在一篇文章裡,她試圖要探尋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想法,她認為一個巫婆向父親下了一道魔咒,受到魔咒的蒙蔽,父親因此忽視了她的成長與需要。現在,她相信這個魔咒已經被解開,父親重新拾回了對她的關心和愛意,而且可以勇敢地將這種感情表達出來。雖然接受治療的歷程非常艱辛,莫妮卡不得不與自己長期以來養成的暴食作戰,可是她畢竟是成功了,走出診所時,她不僅比原先苗條多了,而且重新找回了昔日的自己,她說,「我突然變得神采奕奕,而且覺得很快樂。」不過之後,她還是繼續看了一段時間醫生。 
  在康復後,她做出一個重要決定,離開貝弗利山高中,去一個相對更平民的學校。她母親選擇了貝爾·艾爾預科學校,一個規模比貝弗利山高中小很多的私立學校,這裡強調的是導師與學生之間一對一的學習與幫助。這裡的學習氣氛和師資力量都要明顯優於貝弗利山高中,而且不像那裡一樣以貌取人、看重學生的家世背景。 
  在這種有利的背景中,16歲的莫妮卡突然出落成了眾人的焦點。她的英文教師埃弗洛爾·布特沃思,重新激發起了她對語言的熱愛,鼓勵她發展對詩歌的愛好。她的閱讀面相當廣泛,很多詩人,像惠特曼、龐德、弗羅斯特、艾略特,都給了她很大啟發,尤其是艾略特,他的那首《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是她最喜歡的詩。在詩歌的海洋中徜徉,幾乎可以說是點亮了莫妮卡一度灰暗的生活,她說,「詩歌改變了我的人生。」 
  在一篇關於她最喜愛的詩歌和詩人的作文裡,她用自己的語言去剖析了這些詩歌,她還在文中嘗試著寫詩,從一篇名為《情緒的戰爭》的詩歌中,人們可以窺見當年她曾經歷的困擾和迷茫。這首詩這樣寫道:我蜷縮在角落,只我一個人進行這場情感的戰爭與恐懼、妒忌、沮喪和失落作戰我只能掙扎我想生存,它們卻在撕扯著我它們扯得越厲害,我便越虛弱惟有為生存而祈禱詩歌恰恰觸動了莫妮卡的浪漫情懷。在無數個白日夢裡,莫妮卡常常夢想著,將有一位白騎士向她奔來,誓死保護她,並且愛慕地親吻她的腳趾。她是個感性的小婦人,喜歡古董、玫瑰花和非常女性化的裝飾品,她還不好意思地承認,「我動不動就會哭。」 
  事情在向她的方向發展,她喜歡表達自己的性格促使她參加了學校的表演,在音樂劇《悲慘世界》中,她唱了歌曲《只有我自己》,因此獲得了大獎。事實上,她有一副非常動聽的嗓子,她的同學甚至相信,她是這班同學裡最有可能成為明星的人。事實上後來發生的事證明了她的同學的預見。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5)   
  雖然自己的生活還有種種問題,可莫妮卡仍然算得上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女孩,從不怯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有一件事情可以非常好地說明她的這種個性和她對忠誠的信念。1991年5月,就在她18歲生日前不久,她向貝爾·艾爾預科學校的校長寫了封情真意切的信,請求他重新考慮開除一個同學的決定,那個同學出身非常值得人們同情。在信中她寫道,「我乞求您拿出點同情心,收回您的決定,無論如何讓他畢業,這樣,他就不至於流落街頭,體會悲慘的人生。」同時她還在信中指出,這位同學一直是個好學生,她本人也從他身上受益良多。 
  雖然重拾自信,恢復了對學業的興趣,可是她的體重仍然是莫妮卡的一塊心病。她的朋友尼莎·德曼·厄伯蘭是與她一起從貝弗利山高中轉入貝爾·艾爾預科學校的,她說,「莫妮卡一直對自己的身材很不滿意,她確實有點豐滿,而且習慣用吃東西來安慰自己,一旦她覺得不開心,就會一個勁兒地往嘴裡塞東西吃。她為自己沒有一個男朋友而難過,於是吃得益發多,於是她就更沒有魅力,這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莫妮卡的浪漫情懷,加上她對安全感和愛情的渴望,使得她一再陷入無疾而終的感情裡。在貝弗利山高中時,她曾經喜歡上了一個比她大四歲的學長,之後,一個她喜歡的男孩卻愛上了她的一個長得非常苗條的朋友,這件事給她的打擊很大。 
  由於無法開展一段新戀情,使得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與初中時的戀人亞當·戴夫復合。想要重新與他在一起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莫妮卡覺得亞當是她過去生活的一面窗口,透過他,她可以重新憶起當年她父母還沒離婚時的日子,那時她沒有現在這麼胖,而且在學校裡的成績很出色。她喜歡他陪伴在自己身邊的那種感覺,於是,她常常會送給他一些小禮物,或者送給戴夫她自己寫的詩歌,她承認,「我覺得我又一次愛上了他,於是不斷糾纏他。」 
  亞當並沒有莫妮卡那麼熱衷。他不是一個好男友,對莫妮卡時冷時熱,好的時候他與莫妮卡非常親熱,不好的時候就乾脆對她置之不理。莫妮卡的滿腔熱情就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根本沒有得到她想要的回應,亞當如同大部分輕率的年輕人一樣,對莫妮卡的態度非常殘忍,因為他早就吃透了莫妮卡的心思,知道無論他對她有多壞,她都還是會原諒他。對莫妮卡來說,缺乏安全感,長得又過胖,加上缺乏應有的自信,這使得她迫切需要別人對自己的肯定,亞當被她看做了救命稻草,可是,對方卻一再羞辱她,這段感情成了一段難以回首的經歷,莫妮卡一言以蔽之,「這段情史簡直令人作嘔。」可是,她也根本沒有決心親手了結它,預科到大學一年級期間,她始終與亞當保持著這種不平等的關係,直到最後,兩人才最終分道揚鑣。 
  與花花公子的戀情。處在不斷打擊中的萊溫斯基,與父親關係接近冰點,他不願意為她支付就讀大學的費用。萊溫斯基的打工生活包括了按揭一輛母親開過的二手吉普車。還要應付一段索然無味的愛情。並且她認識了自己生命中的猶大:那位將自己的病史與總統間的秘密出賣掉的艾索拉心理醫生。 
  離開貝弗利山高中後,莫妮卡仍然在學校的戲劇協會中工作,現在,既然她跟這所學校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她再為各種演出製作戲服,學校就會適當地給她支付些報酬。早些時候,戲劇協會裡那個已經工作多年、為人相當負責的技工離職,新來的這個技工叫安迪·布萊勒,他是一個瘦削、淺金色頭髮的年輕人,當時25歲,很快這位仁兄就出了名,大家發現他雖然已經有了固定女友,對方叫凱特·納森,是個比他大8歲,帶著個女兒的離婚女人,可是,他還是經常向女學生調情。莫妮卡在貝弗利山高中時,她曾經聽說過安迪·布萊勒這麼個人,因為當時他與她的一個朋友正在秘密交往。 
  莫妮卡發現,她也毫無例外地成為布萊勒獵艷的目標,一次她去戲劇協會工作時,布萊勒熱情地跑來恭維她,可是考慮到布萊勒的花名在外,她根本沒怎麼注意他。接著,到了1991年5月的一天晚上,在一場演出結束後,他陪伴她一起去車庫取車,兩人聊了起來,不知怎麼回事,莫妮卡竟然向他談起了她曾經遇到的種種困擾,這時她發現布萊勒是個很好的聽眾,他對她的過去抱以極大同情。談話終於結束,她準備回去時,布萊勒上前親吻了她。不過,他們這時還並未發生關係,莫妮卡在19歲之前,一直都是處女身。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6)   
  安迪·布萊勒並沒有結婚,雖然婚事已近,他卻並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即將結婚的消息。雖然他比莫妮卡大了8歲,可是那年暑假,他還是不斷挑逗莫妮卡,找她要電話號碼,而且經常對她甜言蜜語——這完全不是一個新婚在即的男人應該做的事情。可是莫妮卡並沒有明確拒絕布萊勒,此時,她的生活再一次遇到了重大危機,她與父親之間的關係陷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谷,她也正需要一個男人的注意,也許這樣會讓她覺得輕鬆些。 
  事情發生在莫妮卡在貝爾·艾爾預科學校的最後一年,也就是1991年,當時全家人正在為邁克爾舉行成人儀式。儘管教堂裡的神職人員建議他們全家人能夠在教堂裡坐在一起,可是莫妮卡的父親卻堅持坐在前妻和兒女們的後排,而且一定要和他的新女友芭芭拉·萊納坐在一起,後來,芭芭拉成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為了座位的問題,瑪西婭和伯尼·萊溫斯基及其家人互相之間都吵得很厲害,原本客客氣氣的親戚像是仇人般瞪著對方。在弟弟的成人儀式上,莫妮卡唱了一首歌,她母親回憶說,「她的歌聲如此美妙,至今還讓我難以忘懷,她的弟弟甚至為此感動得流下眼淚。」莫妮卡帶著痛苦回憶起了這段往事,「這件事真是讓人很難堪,父母親人竟然像仇人一樣對罵,而且是在那樣神聖的教堂裡,我覺得自己被傷害得體無完膚。」她強調,雖然當年父親沒有為她在教堂舉行成人儀式,可她並不會因此而妒忌弟弟,「我不會妒忌邁克爾得到的任何東西,我根本就不會說,『你們不應該為邁克爾舉辦成人儀式,你們本應當為我在教堂舉辦成人禮。』」 
  接著是更大的打擊,當她從貝爾·艾爾預科學校畢業時,作為優等生,她在畢業典禮上對著學生、家長和工作人員,進行了演講,她覺得父親肯定會願意替她支付大學四年的學費。於是,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她就向加州和其他幾個州的大學提出了入學申請,可是後來她才知道,儘管她在貝爾·艾爾預科學校的成績優異,由於她在高一,也就是父母離婚的那年,英文考試的成績只有「D」,她沒能取得加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因為加州大學拒絕所有在任何一門主修科目中得「D」的學生。她拿到了波士頓大學的錄取書,但她父親不同意她去波士頓,表示加州的大學已經足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而且不答應給她學費,莫妮卡說,「這是我所遇到過最具毀滅性的打擊之一。我灰心極了。」 
  莫妮卡只好與父親談判,兩人得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她終於無需自己申請貸款,父親希望她入讀聖莫裡卡當地的社區大專,由於學校並不出名,加上只需要兩年就能畢業,因此學費肯定會比就讀外地大學便宜不少。在這兩年裡,假使她省吃儉用,把打工的錢都攢起來,相信存夠的錢足以支付她申請去大學再讀兩年,取得本科文憑。父母一直鼓勵莫妮卡勤工儉學,她當時已經在一家領帶商店打工,用來支付一輛吉普車的按揭。這輛吉普車是母親在莫妮卡讀高二時買的,現在由莫妮卡來開。 
  在聖莫裡卡大專讀書的這兩年,從1991年到1993年,莫妮卡非常不開心,而且挫敗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她覺得在這所大專裡讀書,根本就學不到什麼東西,加上她的朋友們都可以在正正經經的大學裡讀書,她覺得羨慕極了。莫妮卡的狀態跌入最低谷。 
  當最後一根稻草壓上莫妮卡的脊樑時,她頓時崩潰了。這其實是件非常不值一提的小事,一天,她發現學校停車場裡,自己的車位上竟然停了別人的車子,她竟然淚如雨下,衝回了家,母親意識到女兒急需專業心理醫生的幫助。在莫妮卡18歲時,她就已經不再求助當年的那位心理醫生,瑪西婭四處尋訪合適的心理醫生,得知一位叫艾琳·卡索拉的精神治療醫師非常有口碑,她可以給予病人相當實際的幫助,使得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擺脫心理醫生這根枴杖,開始自己全新的生活。瑪西婭說,「讓莫妮卡去找卡索拉醫生,這確實是我的決定,我要為之後她將莫妮卡的病史洩露出來負全責。可是,儘管卡索拉醫生比我想像中要膚淺,她還是做了三件好事,第一,她讓莫妮卡集中精力搞好學習;第二,她幫助改善了莫妮卡與父親之間的關係;第三,她幫助莫妮卡減輕體重。」從1992年起,有5年的時間,莫妮卡常常去卡索拉醫生的診所,或者與對方通電話,探討她面臨的種種問題,甚至將她與總統發生的故事也詳細地告訴了這位醫生。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7)   
  莫妮卡此時可謂內外交困,她與父親的關係如此緊張,還要忍受男友亞當·戴夫不斷地羞辱,她再度面臨暴食的問題,體重又一次猛增。此時,安迪·布萊勒走進了她的生活。 
  1992年12月,萊溫斯基結束了自己的處女生涯,那個奪去她童貞的人是已婚男人布萊勒。這位攻讀心理學的女士卻永遠無法把握自己的心理。她的情感總是會戰勝自己的理智。而她最大的毛病,從來不設防,習慣於把自己的秘密告訴周圍所有的人。這使她變成了一個幾 
  乎沒有秘密的人。 
  1991年10月,布萊勒已經與凱特·納森結婚,就在幾個月後,1992年2月的一天,在貝弗利山高中舉行的歌舞劇表演《西區故事》上,他與莫妮卡再次相遇。這位情場老手故伎重施,向莫妮卡調情,莫妮卡知道對方是個已婚男人,可是她仍然難以抗拒布萊勒,覺得他可以讓自己恢復自信。她解釋說,「這種感覺真是很好,因為終於有一個男人覺得我很性感了。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胖女孩,能夠有一個男人覺得我也很有魅力,這對我確實意義重大。」莫妮卡的朋友萊諾爾·裡斯記得,莫妮卡常常會對自己超重的身材感到很不開心,她說,「她一直在與體重作戰,一個像安迪·布萊勒這樣的男人竟然可以發現她獨特的美麗,這讓她受寵若驚。他才是她真正的初戀,而他是在利用她。他是個已經在情場浮沉多年的成年人,而她,很可憐,她是個年輕而又毫無安全感的女孩。」 
  這個新婚不久的男人不斷向莫妮卡調情,有一次,他竟然讓她把連褲襪送給他。除了性方面的吸引力,莫妮卡發覺布萊勒本人也非常有魅力,在她看來,他是個非常聰明、機智而且有創造力的人,這讓她簡直對他著了迷。他們常常在下午,躲在當地的汽車旅館裡,聊天、愛撫,可是並未越雷池半步。莫妮卡為貝弗利山高中製作戲服的工作也給兩人相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他們可以大大方方地共處一室,不必擔心別人的猜疑。漸漸地,莫妮卡意識到她真的愛上了他,於是,她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與亞當·戴夫之間的感情是多麼空洞無味,莫妮卡承認,「我和布萊勒在一起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是喜歡他。」可是,他們之間畢竟有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他已經結婚了。 
  這確實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雖然她是那麼愛他,可是一直到1992年12月,莫妮卡才向布萊勒獻出了自己的第一次,此時,布萊勒的妻子剛剛懷孕。比起她的同齡人,莫妮卡顯然是在比較成熟時才失去了童貞,莫妮卡說,她不想在過於年少時就與男人發生性關係,因為她知道,她的那些朋友們雖然在很小時就已經有了性經驗,可她們並不見得享受性愛。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幾年後,1996年2月,在一次關於青少年性問題的談話時,莫妮卡告訴總統,她很慶幸自己是在等到成年後才進行了性方面的嘗試,也正是因此,她才不至於為此感到特別不安,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瞭解自己身體的反應。總統則回答說,他本身的第一次性愛也比同齡人要晚。 
  莫妮卡與布萊勒之間的關係,恰恰可以概括出莫妮卡本人的性格衝突,她是個天性浪漫的人,卻又不得不與現實妥協,她精於分析,可卻常常輸給自己的感情。她希望得到一段完美的戀情,她的情人只屬於她一個人,全身心地愛她、關心她。可事實上,儘管她承認自己是個控制欲很強的女人,她成年後發展的第一段戀情,對像卻是一個屬於別人的男人,而且她根本無法控制整個感情的進展。她這樣分析自己的心態,「回過頭來看,當時我一點自信都沒有,覺得我這樣的人根本不配擁有多麼完美的愛情。那是我所經歷過的一段非常痛苦而艱難的時光,而且我相信,很多女人都曾經在她們生命中的某一段時間裡,經歷過類似的遭遇。」 
  莫妮卡·萊溫斯基身上最難以讓人理解的東西正在於此:儘管她已經準備攻讀心理學,而且非常擅長把握他人的心理與行為,可是,她卻根本不會將心理學的專業知識用來分析自己的心態,從而作出決定。她的性格中有一點很奇怪,也最叫人惱火,儘管她清醒的大腦會讓她採取這一行動,可她倔強的心卻往往會將她拖到完全相反的方向,結果,她的情感永遠會戰勝她的理智。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8)   
  莫妮卡還有一個很嚴重的毛病,她是個不設防的人,習慣於將自己的愛情故事告訴給她的家人和朋友。很快眾人幾乎都知道了她最新的戀情,一些人開始勸她不要再和已婚男人糾纏。她的心理醫生卡索拉勸她不要再讓這段感情發展下去,不過並沒有直截了當讓她與布萊勒分手。她的父親反應則更加直接,他說,「我明確告訴她,這種行為是完全錯誤的,趕快與那個傢伙分手。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她還要繼續跟那人交往。」 
  母親不願意讓女兒與這樣一個她心目中的「垃圾」展開一段「毀滅性」的戀情,不願意莫妮卡與一個在妻子懷孕時還在與女學生調情的男人混在一塊,可她無計可施,惟有憂心忡忡地看著女兒在這段無可救藥的感情中越陷越深。她說,「我本來應該去貝弗利山高中,向校方舉報這樣一個壞男人,為人母親,這確實是我的責任。沒能這樣做,我應該接受批評。可是我也不想讓我女兒的名字曝光,不想給她惹來更大的麻煩。這可能會讓我們全家跟著受辱。我原本估摸著,既然傷害已經造成,我能做的就只是私下裡勸勸她,讓她離開那個壞男人,諷刺的是,她非但沒能離開他,而且幾年後還一再被他傷害。我曾經再三捫心自問,我是否應該從這起事件中接受一點教訓,假如我能夠當著莫妮卡的面,與那個男人對質,抗議他對我女兒所做的一切,這是不是能讓莫妮卡意識到我是多麼愛她,多麼關心她,這樣是否就能將她從他身邊拉走呢?」 
  莫妮卡終於與父親長談了一次,兩人開誠佈公地談起了莫妮卡這些年的生活和她的愛情故事,最後,父親要求她放棄布萊勒。這件事觸動了她。她的內心掙扎得很厲害,一方面,她始終為布萊勒所吸引,可是另一方面,她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段愛情根本沒有開花結果的可能性。1993年2月初,布萊勒的妻子已經懷有四個月的身孕,她終於決心了結這段戀情,她無奈地承認,「當時我的心情很複雜,分手幾天後,我又和他談話,他說分手也好,至少他不再覺得自己充滿負罪感了。奇怪的是,他的話竟然讓我感覺很不開心。」 
  這次分手維持時間並不長。就在2月底,貝弗利山高中上演音樂劇《Oliver!》(譯者註:此劇取材自狄更斯名著《霧都孤兒》),在後台工作時,布萊勒與莫妮卡再次相遇,在工作間隙,布萊勒又向莫妮卡調情。兩人的關係恢復如初——事實上,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有徹底分手。幾天後是布萊勒27歲的生日,他在學校舉行了生日派對,莫妮卡專門為他訂了一個蜥蜴形狀的生日蛋糕,因為在所有爬行類動物裡,布萊勒最喜歡的便是蜥蜴。派對結束後,他們在學校禮堂的燈光包廂裡做愛,之後,莫妮卡用夢露式慵懶的嗓音,輕聲對布萊勒說,「生日快樂,安迪。」布萊勒開玩笑說,她應該說「生日快樂,總統先生」——幾年後,她確實這樣說過。 
  1993年春天,莫妮卡開始準備她在聖莫裡卡大專的期末考試,在這段時間裡,她每星期都要與布萊勒約會兩三次。可是他們的感情開始變得一波三折,她的朋友們都已經瞭解了莫妮卡與已婚男人之間的故事,並且發現莫妮卡越來越消沉,她們都在關心著她,不斷勸說她為了自己的前程,一定要終止這段錯誤的感情。她高中時代的朋友內莎·迪曼·埃布蘭德說,莫妮卡總是會讓自己的戀情鬧得滿城風雨,而且感情曲折離奇,她對於情人的態度搖擺不定,前一天還在流著憤怒的眼淚,後一天就會原諒她的戀人。內莎說,她覺得莫妮卡在選擇男人方面的眼光很差,「我覺得布萊勒純粹是個混賬,他的言行舉止更像是個男孩,而不是負責任的男人。」 
  莫妮卡的母親在得知女兒沒有遵照父母的意見,與那個已婚男人再次復合後,感覺極其震驚。她發現,想要讓女兒離開那個男人,甚至比讓她戒毒更難,她說,「假如你也曾經勸說一個人放棄一段感情,你就會明白,這樣做是多麼困難。」 
  1993年7月,就在布萊勒的兒子出生前,他和莫妮卡再度分手,這一次是他主動要求的。他告訴莫妮卡,他覺得他們的關係是不道德的,他想徹底與她分開,做一個好父親。可是,他的意志力顯然不夠堅定,剛剛過了一星期,他又跑過來請求莫妮卡忘記分手的事,兩人和好如初。從這件事中,莫妮卡發現了一個對已婚男人非常適用的真理,這一點,後來她也用來對付總統,「我發現已婚男人在發生婚外情時,總是會懷有負罪感,一再表示他們要停止這種不正常的交往,可是稍稍撩撥他們兩下,他們就無法抵抗,很快就會回到情人的身邊。」   
  萊溫斯基家的傳統(9)   
  莫妮卡已經慢慢覺悟,她想要徹底結束與布萊勒的關係。儘管她幾乎沒在聖莫裡卡大專學到什麼東西,由於社會工作能力出色,她還是收到了加州好幾所名校的錄取通知書,其中包括她父親的母校,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父親此時也變得開通了,同意她離開加州,去附近地區,比如俄勒岡州讀書。莫妮卡傾向於去波特蘭的路易斯與科拉克(Lewis&Clark)大學,因為這所學校讓她回憶起了貝爾·艾爾預科學校。這所學校規模很小,人們之間的關係也就因此非常親密而友善,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園太大,人才濟濟,這所學校 
  的聲望讓她會回想起當年在貝弗利山高中不愉快的記憶。 
  她決定主修心理學。莫妮卡承認,選擇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還有更私人的原因,她說,「我想要離開加州,這樣,我才能離開安迪·布萊勒,這並不是因為我對他已經沒有感覺了,只是我意識到,只要我還在洛杉磯,就一定還會撲向他,繼續與他糾纏下去,噩夢就還將繼續。我想要重新開始,我想過一種全新的生活。」 
  這年秋天,她離開洛杉磯,來到了位於美國西北部的波特蘭。     
  第三章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1)   
  波特蘭,俄勒岡州最大的城市,它位於美國西北海岸,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似乎都穿著牛仔褲運動鞋。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耐克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這裡。此外,波特蘭還是一座洋溢著濃厚雅痞氣息的城市,它是美國咖啡廳和書店密度最集中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書店——鮑威爾氏書店就坐落在波特蘭,書店佔據了整整一個街區。 
  貝弗利山與這裡完全不同。在波特蘭,每年降雨量達到44英吋,雨靴出現的頻率遠遠高 
  於太陽眼鏡。整形外科診所的廣告在這裡顯得少得可憐,男人們倒也會穿著名牌,比如阿瑪尼在波特蘭就頗受歡迎,不過他們不穿阿瑪尼西服,而是阿瑪尼夾克衫。在這座城市裡,只有兩家飯店拒絕穿休閒裝的人入內。瞭解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波特蘭是涅樂隊的主音歌手庫特·科本出生、成長的地方。 
  這是一個休閒、慵懶的地方,在這裡,自行車的數目甚至多於汽車。在波特蘭,人們甚至會為了紀念一棵著名的樹即將被砍伐,而自發地聚集在一起。而在紙醉金迷的洛杉磯,只有殺人現場才會引來眾人圍觀。 
  1993年秋天,當莫妮卡剛剛來到波特蘭時,她常常誤以為自己是到了月球上,洛杉磯的時髦精緻,與波特蘭的隨和閒散,完全是格格不入,讓她一時難以適應。第一次真正獨立生活更讓莫妮卡措手不及,有一次,輪到她負責打掃合租的房子,她竟然慌裡慌張地給母親打長途電話,請教怎樣清潔浴室。 
  母親只能通過電話教女兒怎樣做家務,父親則給了一些更具體的幫助。他與第二任妻子芭芭拉——他們是在1991年結的婚,婚禮上莫妮卡還唱了歌——來到了莫妮卡的新家,為她買了鍋碗瓢盆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學校的公告板上,莫妮卡看到了庫特·卡朋特和卡爾·法爾默徵求室友的消息,她們三人決定合租一套有四間臥室的房子。此時莫妮卡還不知道,命運之神再一次捉弄了她,這間房子距離安迪·布萊勒叔叔的家只有幾個街區。 
  莫妮卡搬進了這幢房子,她與室友之間生活方式上的不和諧很快就顯現出來。室友們過著嬉皮式的生活,從教堂義賣中隨便撿兩件破舊的便宜傢俱,整晚整晚放著嘈雜的搖滾樂,莫妮卡完全不同,她不抽煙,精心裝飾著她自己的小屋,整間屋子按照當時流行的古舊風格裝修,刷上了她最喜歡的顏色,到處是玫瑰、蕾絲裝飾品和刺繡靠墊,她說,「這裡就是我的避難所。」不過她的房間照樣亂糟糟的。她高中時的朋友萊諾爾·裡斯與她一起進了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她說,「莫妮卡其實和我們一樣懶。不過每次她媽媽來之前,她都會精心剃乾淨她的腋毛和腿毛。」雖然莫妮卡與室友的生活習慣不大相同,可是,這座大學和波特蘭的精神氣質很快就抓住了她的心,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她享受到了她一生中最快樂、也最刺激的一段時光。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她的變化,在來波特蘭之前她就已經瘦了20磅,在她來到波特蘭後,她的外表和心態發生了更加巨大的改變。她第一次離開父母獨立生活,同時,她終於遠離了貝弗利山的浮華世界,告別了那樁失敗的愛情,她說,「在貝弗利山成長實在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下輩子,我絕對不要在那裡長大。」 
  她開始堅持去一家規定男士禁入的健身房鍛煉,同時開始實施減肥大計,她的減肥餐是沙拉和檸檬雞通心粉,很快她就又減了20磅,她說,「當時我的自我感覺確實比原先要好多了。」更加讓她開心的是,她曾經打工的那家洛杉磯的領帶店,剛剛在波特蘭開了家分店,她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在這家分店做兼職的機會。同時,她還為鄰居帶小孩,父親給她的生活費也增加了。她的姨媽黛布拉很快就發現了她的轉變,「莫妮卡的心智終於成熟了,她更加腳踏實地,心態也更加平和。」 
  同時,莫妮卡對心理學課程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重新讓她恢復了生活的激情。儘管此時她的感情生活依舊是一敗塗地,可是她的頭腦依然像以往那樣充滿求索精神,同時精於邏輯分析。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的心理學課程,激發起了她對人類心理與行為的好奇心,不過必須承認,莫妮卡確實是個頭腦衝動的人,在課堂上,她常常會在尚未吸收充分信息的情況下,就通過女性的直覺,武斷地下一個結論,無論如何,莫妮卡已經發現她的生活不再空虛,她說,「在這裡的第一個學期我就已經意識到,我做出了一個正確決定。我熱愛學習,讀書令我生活充實。」勤奮而又聰明的莫妮卡給很多老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與總統的戀情公佈於眾時,有幾位當年給她授課的教授都不約而同地給她寫來了感人的信件,表示他們對這位學生的支持。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2)   
  作為學習中的一個必需環節,心理系的學生應該要參加社會實踐。在剛進校不久後,莫妮卡就要參與對智力障礙患者的救助工作。她與另外兩名同學分配到的工作,是要在波特蘭的菲尼克斯俱樂部幫忙,這個俱樂部是精神和智力殘疾患者聚會的地方,在這裡,他們可以學會必要的社交常識。俱樂部裡不僅有供患者學習藝術和手工藝的地方,還有各種休閒設施,像是桌球檯和快餐店。莫妮卡發現在這裡的工作是「一種非常有益的經驗」,非常充實,也非常具有挑戰性,使得她有機會好好檢討一下自己對於這些病人曾經有過的恐懼和歧視。 
  在向這些病人學習的同時,莫妮卡發現她本人也在慢慢成長。她曾在俱樂部的廚房裡幫廚,旁邊就是曾經有過暴力病史的精神病人,可她仍然面不改色,拿著鋒利的菜刀切水果。她曾經安撫過一個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讓她很快就平靜了下來,她也曾在一個病人突然向她和另外一個女生進行性攻擊時,非常有技巧地平安脫身。她對於戲劇的興趣,促使她組織病人們一起去當地的劇院,看了一出著名的諷刺歌劇,改編自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作品《皮那佛號軍艦》。她組織病人們去看歌劇的初衷本是讓大家開開心心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不過在看音樂劇的同時,她還讓這些病人們學到了另外一個常識:這個社會有很多沒有寫明卻真實存在的規則,比如不能在看演出時隨意說話,你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否則就無法被這個社會接受。 
  這次去看戲的活動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安分的莫妮卡就籌劃起了第二次活動,不過這次她主動提出要做的工作可就真的超出她的能力範圍了,她竟然表示要給80來個客人做一道猶太人最喜歡吃的菜,瑪索球湯,這道菜是將雞湯慢火熬煮,臨起鍋時再加上幾個清香的面丸,即猶太人所說的瑪索球。儘管事先莫妮卡又一次撥通長途電話,向母親求教做這道湯的訣竅,可她還是不得不承認,做菜永遠都不可能是她的興趣所在,當天的瑪索球湯簡直無法下嚥。作為一個在貝弗利山長大的富家女,莫妮卡倒有一件事做得得心應手,她自我解嘲說,「那天吃飯,至少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好——訂座。」 
  事實上,儘管你可以將這個女孩從洛杉磯拉到波特蘭,你卻很難將洛杉磯的記憶與風格從她心中抹去。同學們都記得莫妮卡給他們留下的第一印象,覺得她是個完全不設防的女孩,為人坦率、開放,說話直接,從不避諱與她體重和性有關的話題,她似乎有些輕浮,但顯而易見,她是個心地善良的人。當然,對於一些人來說,她也許過於大膽,也過於輕狂,萊諾爾·裡斯這樣評論她的朋友,「她善於辭令,反應敏捷,而且確實很聰明,她知道自己很性感,而且對於這種性感安之若素,這使得有些人會覺得她過於前衛。」 
  另一些人卻從她大大咧咧的言行舉止和性感的外表後,看到了她真誠、敏感而又極其善良的一面。琳達·埃斯特加德是在莫妮卡剛剛上學時就認識她的,她說,「莫妮卡是那種得知你生病,就會急急忙忙為你送來雞湯的女人,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我的天使。她可以為你做任何事情,樂於付出,坦白而又無私。」 
  在來到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讀書時,琳達已經結婚,她回憶起了與莫妮卡相識的經歷。一次,她去校禮堂聽演講。當時莫妮卡旁邊坐的是賈森·萊斯納,她的洛杉磯老鄉,她一度曾與賈森非常親近。當賈森向莫妮卡介紹琳達時,莫妮卡最先向琳達表現出了幾分敵意,因為她誤以為琳達對賈森有意思。當她得知琳達已經結婚時,她立刻顯得鬆了口氣。這次見面,琳達已經看出莫妮卡是一個沒有安全感,也沒有多少自信的女孩。之後,她們在學校的停車場裡相遇,竟然開誠佈公地一連說了兩小時話,莫妮卡坦率地向琳達這樣一個相識不久的朋友說起了自己的經歷,她與自己體重多年來的戰爭。兩人就這樣成為了最親密的夥伴。在莫妮卡的朋友圈裡,成熟而善解人意的琳達扮演了一位母親的角色,莫妮卡的這群朋友,包括了卡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卡莉·亨德遜、莫娜·克拉希維茲、扎赫·伊森伯格、布拉德福德·杜瓦爾、賈森·萊斯納和萊諾爾·裡斯。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3)   
  1994年6月,成了莫妮卡與安迪·布萊勒漫長的5年戀情中,最狂亂、鬥爭最激烈,也最傷痛的一段日子。她甚至在布萊勒已要求分手的情況下,幫他帶孩子,甚至掏腰包去為這個已婚男人支付家用。這段複雜的婚外戀故事甚至包括了已婚男人布萊勒同時與數個女人有關係,卻讓萊溫斯基身陷困境。 
  莫妮卡漸漸擴大了她的社交圈,可是她仍然從不與同學約會,為數極少的幾次約會,對 
  像都是當地的市民。雖然朋友很多,莫妮卡還是覺得孤獨,她不由自主地拿起電話,想要聽一聽在家鄉的老朋友的聲音,不可避免地,她又與安迪·布萊勒恢復了聯繫。1993年11月,在回洛杉磯過感恩節時,她還抽空與布萊勒相聚了幾小時。 
  就在這次相見後不久,布萊勒打電話給莫妮卡,告訴她,他也很想搬到波特蘭來住,理由是洛杉磯的生活成本太高,養不起兒子。不論布萊勒有怎樣的借口,畢竟就要見到她相戀經年的老情人,莫妮卡非常激動,可是在高興之餘,免不了又有幾分擔憂和恐懼。她害怕自己會再度陷入與布萊勒不道德的愛情中,偷偷摸摸的相會、令人心碎的爭執、痛苦的背叛、矛盾的復合和充滿負罪感的歡悅,這些折磨人的過去,恐怕又會再一次出現在她的生活中。 
  在莫妮卡接到布萊勒這通電話後不久,她就跟琳達·埃斯特加德談起了這件事。琳達說,「當莫妮卡得知他也要搬到波特蘭時,她顯得很鬱悶。之所以她會離開洛杉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她想逃出他的手心,可是現在他居然又來到波特蘭,繼續要將她玩弄在股掌之上。莫妮卡很明白,假使他真的會來波特蘭,她根本無力抵抗,肯定會身不由己地繼續和他在一起。」 
  莫妮卡向別的密友也袒露了自己的擔心與困擾。心理系的同學卡莉·亨德遜說,「莫妮卡心裡知道,他一來,她肯定會繼續跟他搞在一塊,所以她不想讓他來。」內莎·迪曼·埃布蘭德也證實了這種說法,「莫妮卡對他要來這件事,感到很焦慮。我記得當時她說,『我的上帝,他竟然也要來了。』她很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只要他勾勾手指頭,她就會乖乖地躺進他的懷抱。」其他大學同學,比如萊諾爾·裡斯也說了類似的話,可是,布萊勒在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醜聞曝光後,在媒體前卻說了一個與此截然相反的故事。 
  1994年6月,布萊勒將老婆孩子丟在洛杉磯,一個人跑到波特蘭找工作和房子。擔心發生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他前腳踏上波特蘭的土地,後腳就去找莫妮卡,莫妮卡難以抵抗他的攻勢,「他看起來像是對我著了迷,這麼久以來,他第一次告訴我,他愛我,他還反覆說,我是一個非常好的女人,他喜歡我,愛我。這種感覺無法言喻,他讓人感覺如此甜蜜,如此浪漫。」在與莫妮卡共度了「絕美」的5天後,他回到了洛杉磯,此時,他的妻子凱特正在因為女兒監護權的問題,與前夫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幾周後,布萊勒又來到波特蘭,決定讓凱特一個人在洛杉磯打官司,他自己則要趁這個夏天在波特蘭找一份工作。 
  這個夏天,成了莫妮卡與安迪·布萊勒漫長的5年戀情中,最狂亂、鬥爭最激烈,也最傷痛的一段日子,在回憶起這幾個月所發生的事情時,莫妮卡的情緒總是錯綜複雜,脆弱、傷痛 
  、憤怒和苦澀摻雜在一起,化作一杯五味雜陳的酒,令人難以下嚥。她本以為,這段相聚會與他們6月時共度的5天一樣甜蜜,可是事情並非如此,莫妮卡慢慢地說,「現在回首當年,我覺得那真是一個恐怖的夏天,對我來說這段時光非常痛苦、非常難堪。安迪對我的態度令人難以忍受,他時冷時熱,好的時候對我含情脈脈,不好的時候就乾脆把我撂在一邊。」 
  布萊勒的再次出現,迫使莫妮卡忽視了她的學業。她本打算要攻讀司法心理學的碩士學位,為了能進研究所,她就必須要在GRE考試中取得高分,畢竟GRE考試是攻讀碩士學位的敲門磚。可是由於她將心思全都放在了布萊勒身上,她根本沒法集中精力進行複習,結果她的GRE成績遠遠低於她的預期水平。朋友們已經敏感地覺察到了莫妮卡的情緒,她們紛紛勸她要趕緊離開布萊勒,內莎·埃布蘭德對莫妮卡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情緒,她說,「當莫妮卡又開始與他見面時,我告訴她,她這樣做簡直是瘋了。她的情緒波動很大,一會兒高興得像是個小傻瓜,一會兒又痛苦地說她是個罪人。這種情況對她不是件好事。」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4)   
  1994年秋天,凱特帶著孩子們在波特蘭與丈夫會合,莫妮卡的這段感情突然發生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變化,莫妮卡的朋友們對此難以接受,甚至覺得難以理喻。儘管在布萊勒的要求下,兩人已經分手,可莫妮卡仍然不願離開布萊勒,甚至對布萊勒的妻子示好。她常常為布萊勒夫婦帶孩子,有時還會為布萊勒的叔叔做保姆,當然,這一切全都沒有得到半分錢的酬勞。過了很短的一段時間,莫妮卡就已經可以像對待布萊勒一樣,極其友好地對待他的全家人。她知道他們目前經濟很拮据,於是常常自掏腰包,為孩子們添置衣服,或者幫助他們解 
  決其他各種問題。她被布萊勒的家人視作了這個家庭的一分子,而她也對凱特和孩子們抱以善意與幫助。 
  莫妮卡的母親已經看不下去了,她對女兒的癡情憂心如焚,母親這樣解釋女兒當時的行為,「莫妮卡其實有能力將她與那個男人之間的性關係,與她對他妻子和孩子的愛區分開來。她真的是很喜歡那些孩子們,她是因為打心底裡喜歡他們,才會主動要看護孩子,在她看來,這與她和布萊勒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矛盾。在成人的世界裡,往往會很清楚地拉開一條界限,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而莫妮卡不同,從小到大,她都不會這樣來區分她身處的這個世界。」 
  很自然的,莫妮卡與母親對這件事的看法並不是完全相同,可她也沒打算要寬恕自己,她這樣分析自己的動機,「在我與安迪在一起的第一年,我幾乎從未想到過還有凱特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因為我是在安迪結婚前,就已經和他好上的。假如我和安迪在一起時,他就已經結婚,恐怕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一直到凱特搬到波特蘭時,我才和她成為密友,不過我必須承認,我與她之間的關係確實是病態的,我對凱特完全是愛屋及烏,正因為我是那樣癡狂地愛著安迪,我才會去關心她。」 
  她與凱特的友情,她對孩子們的愛,以及她與布萊勒之間反反覆覆的衝突,使得她滿心躊躇 
  ,很難做出一個最後的決定,需要說明的是,此時,她與布萊勒已經不再是情人。1994年11月,就在她離開波特蘭,與家人一起共度聖誕假期前幾天,她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表示她再也不想讓他出現在自己的生活裡,甚至不願意與他做一對普通朋友。可是,在與布萊勒見了一次面後,莫妮卡又心軟了,她最終同意兩人以朋友的方式繼續相處,可是她並沒有對家人說實話,告訴他們她已經完全與那個已婚男人分開。莫妮卡心中矛盾重重,新年,她回到波特蘭時,電話突然響了。果然是安迪·布萊勒打來的,在電話中,他苦苦哀求,請求她不要離開他,他還說他的妻子不喜歡波特蘭,他不能沒有莫妮卡的陪伴,莫妮卡恨恨地說,「他完全操縱了我,他在利用我的弱點,這個人太瞭解我了,他知道怎樣來打動我,讓我回心轉意。」 
  他們的關係就這樣別彆扭扭地維持著,可是憑藉著女人的直覺,莫妮卡覺得他還有別的女人。最後,她終於靠著她的第六感,撥通了一個洛杉磯的女孩的電話,整件事情水落石出。這個女孩比莫妮卡還小,還要天真,她相信布萊勒是在利用自己。在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後,這個姑娘火冒三丈,準備要找布萊勒算賬,還打算將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訴凱特。 
  莫妮卡立刻意識到了這件事的嚴重性,她立刻打電話給布萊勒,並且安排兩人相見。1995年2月,當他們會面時,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氣指責了布萊勒的所作所為,聽到莫妮卡的話,他竟然「像個孩子」那樣哭了起來,求她寬恕自己,而且請她繼續幫自己的忙。他眼淚汪汪地對莫妮卡說,他在洛杉磯的那個女友年輕不懂事,假如她要把事情全都告訴他的妻子,那可就全完了,他甚至說,「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就只好自殺算了。」莫妮卡心亂如麻,她這樣形容當時的感受,「我坐在那裡,心一點一點被他撕碎,我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會欺騙我和他妻子。可是我在不停地問自己:『我是愛安迪多一些,還是愛我自己多一些?』我的結論是我愛他甚過愛自己,我可以不顧自己的感受,但一定要讓他快樂。他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利用了我。」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5)   
  這樣會面的結果是,莫妮卡同意當布萊勒的說客,與那個洛杉磯的女孩談一次話。最後,莫妮卡成功地勸說那個還沒成年的小姑娘保守秘密。此時距離莫妮卡大學畢業只剩下三個月了,莫妮卡認為,她可以在這段最後的時光裡就像是一個「普通」朋友一樣,與布萊勒保持聯繫。不過,為了報復布萊勒,莫妮卡也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她竟然主動去和布萊勒的弟弟克裡斯調情。可是,這起緋聞顯然並未讓布萊勒吃醋,他很瞭解自己弟弟的喜好,布萊勒說:「克裡斯可不是我,他只喜歡那些高高瘦瘦的女人。」 
  現在回頭來看她與安迪·布萊勒之間曲折的愛情故事,心理系學生莫妮卡這樣分析自己,「我其實是個很會騙自己的人,我一直試圖對自己說,我和所有人一樣,都在經歷著一段再正常不過的愛情,雖然事實並非如此,我依然可以不斷麻醉自己,讓自己妥協。」更為諷刺的是,莫妮卡本人可以用心理學的專業知識分析她的心態,明白癡戀的後果,可她卻始終無法抽身而出。心理系的教授們曾經讓學生們看過一部電影,杜魯福在1975年導演的電影《阿黛爾·雨果的故事》(譯者著:該片港譯名為《情淚種情花》),電影描述了文豪維克多·雨果的女兒阿黛爾·雨果的故事,她走遍了半個世界,想要追隨一個男人,可是這個男人卻始終對她避之不及。阿黛爾癡戀而後瘋癲的故事,引起了莫妮卡強烈的共鳴,她覺得這段故事也是她本人情感故事的真實寫照,莫妮卡說,「這真是一部寓言般的電影。」 
  她的一個好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始終是莫妮卡最好的聽眾,她在莫妮卡讀大學的最後一年與她關係非常要好,之後在莫妮卡與克林頓總統相戀時,也時常會聽到莫妮卡報告戀情的最新進展,她這樣分析莫妮卡的行為,「莫妮卡與布萊勒之間的關係,與她和總統之間的關係一樣,對她都極具傷害性。她老是和一個不可能屬於她的男人攪在一起,這使得她很難恢復一個正常女人的生活,擁有一段正常的感情。在某種程度上,她確實覺得自己不配被一個好男人愛上。莫妮卡是個很聰明的姑娘,她可以清醒地分析自己不一定應該做些什麼,可是她卻無法真的付諸行動。她自己辯解說,她不是世界上惟一一個遇到這種難題的女人,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聰明的女人,反而更容易做出愚蠢的抉擇。」 
  萊溫斯基式的錯誤,總在於她老是和一個不可能屬於她的男人攪在一起,其中包括她與總統的情感。她對於情郎的忠誠,證明了莫妮卡的品質,在她真正愛上了一個人以後,她會全然不顧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保護對方。包括不惜為偷情者造假,即使在與總統事發後,她仍然試圖保護對方。她的母親影響了萊溫斯基的選擇:她將去白宮實習。 
  在所有的莫妮卡式的錯誤中,其中一個愚蠢的抉擇,差點就讓莫妮卡丟掉了大學文憑。做出這樣的抉擇,是源於她慷慨而仁慈的心,以及她近乎於偏執的忠誠,可是當她與總統的事情東窗事發時,人們再來看這個決定時,卻發現一切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這件事的原委是這樣的。莫妮卡與布萊勒之間面臨著一個所有偷情的人都會面臨的問題,布萊勒必須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這樣才能從家裡脫身去見莫妮卡。當他第一次去波特蘭時,莫妮卡就將他介紹給了路易斯和科拉克大學戲劇系的負責人大衛·布利斯,請布利斯給布萊勒找些工作來做,布利斯也確實時不時地就給布萊勒一些工作機會。有時候,布利斯並沒有工作給布萊勒,布萊勒卻會對凱特說謊,說她不在家的時候布利斯曾經來電,有些額外的工作需要他去做,然後他就溜去見莫妮卡。很快,他們發現不能總是用同一個謊言,因為凱特已經起疑心了,於是,莫妮卡找來了一些印有戲劇系字樣的信紙,表示在1995年4月和5月間,戲劇系有三次工作機會,希望布萊勒能夠來這裡幫忙。在信尾,莫妮卡還模仿大衛·布利斯的筆跡簽了名,然後將它寄給了布萊勒。她以為這個借口已經足夠正大光明,她的情郎可以大搖大擺地離開家與她幽會了。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6)   
  不幸的是,這封信並沒有寄到布萊勒的手上,由於信封的發信人寫的是大衛·布利斯的名字,信退回到布利斯本人的手中,一切都敗露了。布利斯非常生氣,覺得莫妮卡品行不端,威脅她要把這件事捅到校方那裡,把她從學校開除。莫妮卡知道,假如布利斯將這件事情鬧大了,凱特肯定會知道她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事情,為了保護布萊勒,莫妮卡又編造了一個謊言。她告訴布利斯,布萊勒根本就不喜歡她,也對這封信毫不知情,一切事情都是她一個人做的,在給布利斯寫了一封書面道歉信後,對方終於決定原諒她。 
  關於這件事,只有莫妮卡的好友和布萊勒本人知道實情,諷刺的是,布萊勒先生顯然從未記住莫妮卡對他的款款深情,甚至不惜在新聞發佈會上造莫妮卡的謠。有趣的是,類似的事件,在她與克林頓總統的戀情曝光後也曾出現,為了讓克林頓脫身,她甚至不惜當著眾人的面說謊。這又一次證明了莫妮卡的品質與忠誠,在她真正愛上了一個人以後,她會全然不顧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保護對方。 
  莫妮卡與布萊勒之間發生的曲折故事,可以方便我們理解在她與總統發生外遇時,當時她本人的心態。可是千萬不要理解為,莫妮卡此時的生活中除了布萊勒就沒有其他東西。事實上,有很長一段時間莫妮卡都沒有和他見面,還有一段時間,他們已經盡量把對方視為普通朋友。莫妮卡自己表示,在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的第二年,也就是她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是她生命中最快樂也最充實的一段時間。 
  莫妮卡已經從千金小姐轉變為一個充滿生活智慧的女孩,她與室友之間的關係非常融洽,而且經常會在週末與一大群朋友一起出去玩,有時候去郊外燒烤,有時候開派對、看電影,或者去飯店打牙祭。有一個週末,她們開了兩小時車,去了附近的一個公園,在那裡堆雪人,打雪仗,一群瘋丫頭玩得不亦樂乎。 
  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莫妮卡在離開洛杉磯後變得更加成熟。那是在1995年5月,她剛剛大學畢業,她與朋友扎赫·伊森伯格和他弟弟喬希一起去了華盛頓州的劉易斯河,然後,伊森伯格兄弟嘗試了蹦極。莫妮卡本人其實非常恐高,而且她形容自己「像小貓一樣膽小」,可是當大夥兒問莫妮卡,她敢不敢蹦極時,她竟然不假思索地說,「好啊」。她說這是「最難以置信的一次經歷」,換作她在貝弗利山時,蹦極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事,可是現在,她竟然敢於嘗試!她也從未想過,她竟然需要別人向自己傳授找男朋友的秘訣。一天,她與一個女同學聊天,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男人身上,兩個女人異口同聲地哀歎她們找不到男朋友,於是她們各花了40美元,去聽了一場關於如何找到伴侶的講座。坐下來時,兩個女孩才發現周圍的人竟然大多是中年婦女,站在台上的所謂兩性關係專家則在大談特談中年婦女如何戰勝大學裡的青春少女。沒有聽完講座,莫妮卡便和她的朋友大笑著走了出去,她們覺得自己是一對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決定去最近的酒吧裡喝一杯,安撫自己悲哀的心。很快,她們兩個便和一群男人聊了起來,喝了很多酒,在酒吧裡唱歌,直到清晨才互相攙扶著離去。她的這位朋友笑著說,「這可能是我經歷過的最有趣的一夜。」 
  儘管在大學裡莫妮卡曾經進行過幾次少得可憐的約會,也曾與布萊勒的弟弟調過情,可是總體上來說,她始終對布萊勒保持著令人費解的忠誠,好友琳達·埃斯特加德現在是個社會工作者,她說,「事實上莫妮卡是個非常忠貞的人,她只是眼光不好,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莫妮卡發現了自己在學業上的潛力,她選了大量的輔修課,而且對待每一門課都相當認真,不少老師都非常喜歡她,其中最欣賞她的老師包括湯姆·施納曼和南希·金·亨特。可以看出,在莫妮卡談起她的生活時,在路易斯與科拉克大學的最後一學年,是她最樂於去回憶的一年。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7)   
  作為性心理學這門課的教學助理,莫妮卡在一個「性實驗室」裡,組織同學們探討關於性慾、個人主義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當其他同學們都坐在那裡,羞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時,莫妮卡主動打動了沉默,坦率地談起了她個人的見解,她說起了她本人不快樂的經歷,分析了外表、體重和性慾之間的聯繫,時至今日,很多當時在場的同學還對莫妮卡的觀點印象深刻。 
  儘管很多人給莫妮卡打上了「蕩婦」的標籤,可是在克林頓醜聞曝光時,她始終堅持這樣的觀點:人們無需去害怕自己的性慾。她滔滔不絕地說,「我從來不認為人們應該對自己的性慾遮遮掩掩,我們不應對性慾感到羞愧。在我看來,我們應當正視、尊重、愛護我們的性慾。在不同的時代,表達和對待性慾的方式確實有所不同,我來自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的母親曾經焚燒她們的胸罩,並且鼓吹『要做愛,不要戰爭』,而我們的這代人卻要面對艾滋病的恐懼,因此在我們的性生活中,謹慎與自我保護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莫妮卡上的另一門課,叫做「關於瘋癲的社會建構」,同樣給莫妮卡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關於「他者」的概念,以及社會怎樣將人分作三六九等,在所有人身上打上標籤的說法,讓莫妮卡很受震動。這種理論常常會用於軍事,一個國家可以以此來打擊和妖魔化它的敵人,進而否定對方的基本人權,軍人也因此擁有了生殺予奪的大權。 
  在讀了這門課後,過了一年,莫妮卡竟然與克林頓總統本人探討了同樣的理論,她建議克林頓在他的專家組裡增設一名心理學家,共同來為促進美國的種族融合作出努力。總統表示他非常樂於進一步瞭解這一理論,於是她送給他一本書,題為《痼疾與誤傳》。諷刺的是,在克林頓與萊溫斯基醜聞曝光後,她本人也成了所謂的「他者」,大眾媒體的翻雲覆雨手,將莫妮卡的形象完全扭曲,並且對她抱以毫不留情的嘲諷與奚落,將她描繪成一個無視於傳統道德的壞女人。 
  從莫妮卡給總統的建議中就能看出,她絕對不是一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她非常喜歡將自己所學的心理學知識用於實踐。在她大學畢業後,她曾經一度想攻讀司法心理學的博士學位。 
  在大學裡的第二年裡,莫妮卡曾在波特蘭的公設律師團裡實習,公設律師團是專門為那些沒有錢、或者找不到辯護律師的人辯護的部門,這段經歷曾經促使她考慮過今後專門從事這項工作。在實習過程中,她曾經研究過新的立法制度對於司法心理學的影響,並專門為此設計了專業的調查問卷,這種務實而又充滿挑戰性的工作極大地增強了莫妮卡的工作技巧與能力。1995年5月,當她的父親帶著妻子芭芭拉,一起參加莫妮卡的畢業典禮時,他們也都鼓勵莫妮卡可以考慮在公設律師團取得一份全職工作,全心全意發展這方面的才能。父親羅列了很多做這份工作的好處,一方面,她確實很喜歡、也很適合這份工作,加上她已經在此地擁有了住房,也有很多好朋友,在波特蘭生活下去應該不成問題,更重要的是,父親認為莫妮卡現在的心態已經平和健康了許多,相信她可以在這裡獨立生活和工作。 
  伯尼·萊溫斯基醫生還不知道,安迪·布萊勒也已經搬來波特蘭,而且與女兒仍有聯繫。她的母親自然知道這一切,而且對女兒所經受的痛苦和傷害非常擔心,她幾次都勸說女兒放棄他,可收效甚微。事實上,在莫妮卡開始考慮未來的發展方向時,布萊勒仍然是影響她最終決定的關鍵。莫妮卡再次想到要徹底逃離他的掌控,她說,「我深愛著安迪,可是這段關係實在太傷人了,而且很明顯,它也是完全不道德的。我以為只有離開波特蘭,才能徹底與他分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促使她離開波特蘭的原因:很多朋友都已經不在波特蘭了;為了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她必須繼續考GRE;她不想回洛杉磯;而她又非常想念母親、弟弟和黛布拉姨媽。   
  波特蘭的婚外情故事(8)   
  可是,令莫妮卡前往華盛頓的這個決定卻不是莫妮卡或者她父親做出的,甚至也無關安迪·布萊勒,這個影響她一生的決定完全是她母親做出的。一個偶然的機會,瑪西婭與女兒在聊天時提到,她的朋友沃爾特·凱耶,一個富有的曼哈頓保險業鉅子,是民主黨的贊助人,也是第一夫人的老朋友,他孫子現在正在白宮當實習生,而且覺得在那裡工作的感覺很不錯。去白宮實習的機會極其難得,需要經過重重考核,而且實習期間不會得到一分錢的報酬。瑪西婭對女兒說,假如她也想去白宮實習,她可以跟凱耶說說,請他給莫妮卡說幾句好話 
  。很快莫妮卡自己也找到了進白宮的路子,她在領帶店打工時認識的一位客人傑·福特裡克,此時去了白宮工作,他也答應在對候選人進行審核時,為莫妮卡求情。 
  越考慮母親的建議,莫妮卡就越興奮。假如可以在這個夏天,去白宮實習六星期,這可以讓她在繼續研究生的學習之前,取得一個喘息的機會,而且她也因此可以和母親共同生活一段時間。瑪西婭其實一直就想離開洛杉磯,可是在與丈夫離婚後,她始終覺得兒女也許需要一個穩定的成長環境,用瑪西婭自己的話來說,「孩子們想留在他們認為是『家』的那個地方。」可是現在搬家的時機業已成熟,妹妹黛布拉已經舉家遷到弗吉尼亞州,莫妮卡去波特蘭讀大學,至於小兒子邁克爾,「他也已經從離婚事件中恢復過來,當我提議搬家時,他表現得很開心。」為了住得離妹妹近一點,瑪西婭搬到了華盛頓,在水門大廈裡租了一套公寓,其中有一間客房是專門為妹妹和妹夫而準備的,有時候他們來華盛頓過週末,就可以在這兒過夜。因此,雖然是在白宮工作,莫妮卡還是可以幸福地與母親住在一起,而且能夠常常見到她最喜歡的黛布拉姨媽。 
  為了進白宮實習,莫妮卡寫了一篇論文,在文中她探討了心理學家在政府機構工作的必要性,指出這樣一來,政府可以更加透徹地理解社會中的「人文層面」,就這樣,莫妮卡從眾多的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得到了和另外200名年輕人一起在白宮實習的機會。就要離開波特蘭了,她前去向安迪·布萊勒告別,布萊勒為她能去華盛頓工作而感到驕傲和興奮,誠懇地祝她一路順風。莫妮卡仍然深愛著布萊勒,可是她卻表示,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想見到他。含淚分別後,莫妮卡心情很矛盾,她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我一路都在哭,離開他時,我的心痛得好像在滴血,可是我仍然勇敢地對他說,從這一刻起,我一生都不會再見他。」 
  在飛往華盛頓的長途旅行中,莫妮卡在默默回憶著她曾經經歷的這段生活,哀悼著她不幸的愛情,可是她又難以抑制自己對於新生活的興奮與期待。想到她即將在白宮展開的實習生涯,她想,「這段經歷肯定可以為我的履歷增添光輝的一筆,在白宮工作想必會很刺激。況且實習時間又不長,即使工作不順利也不必難過。」 
  她擠出了一個微笑,歎道,「我的想法真是大錯特錯。」 
  或許,她母親更應該為這個宿命的決定而後悔,畢竟是她鼓勵女兒離開波特蘭,離開安迪·布萊勒,來到華盛頓與她住在一起的,可是,在考慮女兒未來的前程時,其實母親心底裡還藏著一個隱秘的念頭。 
  母親承認,「和所有母親一樣,我以為她會在華盛頓找到一個年輕的好男人。」     
  第四章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1)   
  空氣中,有一股桉樹的好聞味道,走廊上鋪著淡藍紫色的地毯,一種奇妙的感覺抓住了莫妮卡的心。接著,她看到一個帶著點厭倦神情的特工站在一扇厚厚的桃花心木門旁邊,她的心突然猛跳了一下。那扇門後,就是神聖的總統辦公室,也就是人們口中的橢圓辦公室。 
  這是這個年輕的白宮實習生有生以來第一次涉足白宮西翼,陪同她來這裡參觀的是莫妮卡的主管翠茜·貝克特,她解釋說,之所以橢圓辦公室的大門緊閉,是因為總統正在裡面工 
  作,也正因為此,門口會有特工把守。莫妮卡回憶說,「當時我對這一切簡直敬若神明,惟一的反應便是發出一聲驚歎,『哇』!我倒並不是因為那扇門裡面的人就是克林頓總統而那樣激動,讓我興奮的,僅僅是因為裡面的人就是總統。」這一次西翼之行令莫妮卡感到驕傲無比,她忙不迭地告訴朋友們,在白宮實習剛剛兩周,她就差點見到了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在兩人距離最近時,僅僅相隔著一扇大門。儘管很快,他們的距離就不僅僅是一扇門。 
  1995年7月10日,莫妮卡與其他200名年輕的實習生一起,聚集在舊行政辦公大樓(OEOB)的450室,忐忑不安地竊竊私語,等待著上面給自己分配工作,開始這段為期6周的無薪實習期。其中大部分實習生都將取得政治學或者相關學科的學位,莫妮卡只好跟大學同學開玩笑說,在華盛頓這種狂亂的地方,其實她的心理學學位倒更能派得上用場。 
  在聽了一系列訓話後,實習生們各自分配到了工作,莫妮卡的任務是在白宮參謀長辦公室負責聯絡工作。得知自己可以在舊行政辦公大樓的93室擁有專屬於本人的辦公桌和電腦時,莫妮卡簡直高興壞了。考慮到莫妮卡當初應徵時的論文寫得非常出色,上面給她安排的工作也就相對複雜一些,除了接聽電話、打印文件外,她還要經常把已經分類的信件送到橢圓辦公室所在的白宮西翼。儘管被「委以重任」,莫妮卡的脖子上還是只能掛上一枚粉紅色的通行證,它標誌著她的職務排在白宮的最底層,而且只能在主管陪同的情況下,才可以在大樓裡到處走。在白宮,一枚橘黃色的通行證代表著你可以在舊行政辦公大樓裡隨意走動,但不可以進入白宮最核心的西翼,而佩戴著藍色通行證的工作人員就可以穿行於白宮的任何一個地方。覺得自己受到重用的莫妮卡,自然開始夢想著得到藍色通行證。可以發現,在看到,或者認識總統前,莫妮卡就已經渴望在白宮獲得一席之地。 
  和其他實習生不同,莫妮卡根本就沒什麼政治野心——事實上,她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而且也沒有什麼目的性,不管是性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白宮這樣一個所有人穿著嚴絲合縫的西服,一舉一動都已被計算好的小圈子裡,她未免太熱情、太開放、也太坦率了。莫妮卡有取悅別人的天性,於是,她主動為同事倒咖啡,或者送他們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卻絲毫沒有注意到他們嘲諷的眼神,也不知道他們正在猜測她這樣做是不是另有所圖。她歎道,「我一直不知道,在華盛頓這種地方,對別人好其實是一種犯罪。」 
  莫妮卡常常會和另外兩個實習生調調情,還不時地會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可是她發現,儘管她很享受在白宮所度過的時光,她始終還是個局外人。儘管在這裡,她表現得很聰明、開朗,而且工作勤奮,她就是無法將自己改造成一個標準的白宮工作人員形象。 
  在白宮這樣一個小世界裡,即使最細微的舉動都會被人記錄在案,莫妮卡顯然不屬於這個世界。她的心太不計後果,她面對批評時太軟弱,她也太容易對自己產生懷疑,在莫妮卡錯綜複雜的性格裡,從來就沒有耐心和自製這麼一回事。一言以蔽之,莫妮卡還不具備世故和老謀深算的能力。她母親發現了這個問題,「儘管在波特蘭的兩年對莫妮卡很有益,可是她在波特蘭根本就沒學會為人處事,她對這個真實的世界實在知之甚少。她就像是一個無知的外星人,突然落入了一個極其複雜而又挑剔的世界。」 
  1995年夏天,當莫妮卡來到華盛頓時,她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白宮內部有潛流暗湧。在她正式開始工作前,她和母親、弟弟先是在弗吉尼亞度了幾周假,與黛布拉姨媽她們一家子好好休息了一段時間。事實上,7月底的週末,也就是她接手工作前,她還曾經飛回波特蘭,去與從前的朋友相會,還和安迪·布萊勒相聚了幾小時。這次見面似乎沒有對莫妮卡產生什麼影響,回到華盛頓時,她準備全身心地投入白宮的工作,然後再去好好準備GRE考試。 
  雖然莫妮卡覺得白宮的工作很有趣,也很刺激,可是沒過多久她就意識到,白宮其實就是個龐大的謠言工廠,而眾多的謠言中,永遠有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比爾·克林頓。這位總統以喜歡拈花惹草,而且頗受女人歡迎著稱,眾多對總統心存幻想的女人常常會聚集在一起,討論白宮裡什麼樣的女人會是總統先生隱秘的情婦。 
  莫妮卡大惑不解。她說,「我只從電視上看到過他,說實話,我從不覺得他是個有魅力的男人,你瞧,他長了一個大大的紅鼻子,一頭亂蓬蓬的頭髮,髮質又硬又直,而且已經有不少白頭髮了。他是個老男人。白宮裡有成打成打的女人瘋狂地崇拜他,而我想,『這些人簡直是瘋了,她們對男人的品位實在太糟糕。』明白我的意思嗎?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子常常說這個老男人很可愛,覺得他非常性感,我就會想,『老天,這個地方太奇怪了,華盛頓是不是一個盛產瘋子的地方?』」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2)   
  直到7月,莫妮卡第一次見到了克林頓總統本人,她才終於明白,為什麼會有「成打成打的女人」崇拜著這個老男人。那天,她母親的朋友沃爾特·凱耶邀請莫妮卡和瑪西婭前往白宮的南草坪,觀看韓國總統來訪的歡迎儀式。那天,天氣非常炎熱潮濕,莫妮卡穿著條露出胳膊和肩膀的背心裙,帶著頂寬簷草帽,站在被金色絲繩隔出來的貴賓區,生怕自己會因為中暑而暈倒在地出洋相,根本就沒有心思好好觀看盛大的儀式。 
  突然,一個聲音宣佈,「女士們,先生們,現在歡迎美國總統和第一夫人!」然後,軍樂隊奏起了《向總統致敬》,總統出現在了台上。莫妮卡回憶那一刻的震撼,「我記得自己一下子就好像被驚呆了。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呼吸急促,腦子裡嗡嗡一片。他的身上彷彿有一種磁場,全身散發著性感的氣息。我對自己說,『現在,我終於明白那些女孩為什麼會對他著迷了。』」 
  現在,莫妮卡熱切地想要從近距離看看這個男人,她的大老闆。7月底的一天,機會來了,那天,一個主管同意讓實習生們參加一個歡送儀式,事實上,按照白宮裡的規矩,只要總統離開這裡幾小時,就要舉行歡送儀式。路的兩旁圍起了繩子,在人們夾道歡迎中,總統一面揮手,一面走上了一架閃閃發光的藍色的直升飛機,海軍一號,緊接著,在人們的目光裡,海軍一號帶著總統轟鳴而去,通常,它的目的地是總統位於馬裡蘭大衛營的度假別墅。 
  第二次見總統,莫妮卡的感覺卻並不像第一次那樣激動。當他從歡送的人群中走過時,可以看出,此時的他像是在例行公務,並沒有注意到這些對他充滿崇敬之情的人們。當他走到莫妮卡所在的位置時,他的目光空洞,彷彿眼前的一切都是透明的。莫妮卡回憶說,「那一刻我覺得很沮喪,他距離我是那麼遙遠。」 
  莫妮卡很快得知,8月9日星期三,她還可以再參加一次歡送儀式,莫妮卡決定再給他一次機會,她想要搞清楚,那個曾經令她在看了第一眼後,就為之震動的男人,是不是真的充滿魅力。她決定穿一套母親剛剛為她買的灰綠色的J.Crew牌套裝,最重要的是,她覺得這套新衣服可以給她帶來些自信。 
  總統再一次走過夾道歡迎的人群,他停留了片刻,與一個實習生和她的父親聊了一小會兒,這對父女恰巧就站在莫妮卡前面。在與他們談話時,他突然發現了她,在那個瞬間,他們做了什麼?莫妮卡這樣形容,「他只看了我一眼,卻已經讓我認識了一個真正的比爾·克林頓……他的那種目光正是他與女人調情時的眼神。當他過來和我握手時,禮節性的微笑不見了,人群消失了,我們在短暫的一剎那,交換了對彼此的慾望。他用眼睛脫下了我的衣服。」這顯然並不是一個少女的幻想。後來,當總統與莫妮卡開始交往時,坐在辦公室裡,他對她說,他非常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那一天我就知道,總有一天我會親吻你。」 
  短暫的一刻結束了。她轉身離去,碰到了朋友傑·福特裡克,他曾經為她來實習做過推薦人,兩人站在一邊聊天時,莫妮卡注意到,總統仍然在看著她。 
  49歲的總統生日派對,實習生萊溫斯基引起了總統的興趣。母親和姨媽都覺得,這件事無非是一次逢場作戲,既然莫妮卡還在舔安迪·布萊勒給她留下的傷口,那麼,這麼一次輕率的調情也應該是無傷大雅。 
  這件事過了數天,仍然陶醉在與總統目光交流中的莫妮卡,得知了一個讓她興奮得要跳起來的消息:在最後一刻上面突然下達通知,實習生們全都被邀請參加總統49歲的生日派對,派對將於當天下午,在白宮的南草坪舉行。莫妮卡想,如果她穿上前一天穿過的那套衣服,總統也許能認出她。於是,她立刻開車回家,熨平了她的「幸運綠衣」,然後又匆匆忙忙回到白宮。 
  生日派對的主題是瘋狂西部,所有人都一掃工作時的緊張沉悶,顯得非常放鬆,兩百來人實習生與白宮正式工作人員過足了戲癮,看著往常不苟言笑的高官們出盡洋相。副總統戈爾是開著一輛破破爛爛的旅行車趕到派對現場的,另外幾名白宮高級顧問,比如萊昂·佩內塔和哈羅德·伊克斯,都是騎著馬來到南草坪。至於總統,他則是穿著一整套牛仔服,而當天派對的歌手,也是著名的西部民謠歌手吉米·巴菲特。 
  生日派對開始不久,總統就再次發現了莫妮卡,而且不停地看著她,向她微笑——不過,她可不是在場惟一一個希望得到總統注意的女孩。當總統準備離開時,莫妮卡幸運地站在了人群的最前面,當總統與她握手時,她低聲說,「生日快樂,總統先生。」莫妮卡還清楚地記得總統的反應,「他深深地看著我的眼睛,我立刻完全被他吸引。」當他轉身離開時,他的胳膊彷彿是在不經意間,劃過了她的胸部。他繼續向前走,可仍在回頭看著莫妮卡,試圖要從她脖子上掛著的通行證中辨認她的身份。這時莫妮卡才發現,通行證不小心被翻了個面,她趕緊將它調轉回來,知道總統肯定能從它的顏色上知道,她還只是個實習生。注意到了這個舉動,總統再次向她微笑。 
  發現自己引起了總統的興趣,莫妮卡開心壞了,她找到了一個男同事,來到了送別人群的盡頭,希望和總統合影(在場的很多客人都帶著照相機)。當總統快要走過來時,他看到了一個讀大學時就認識的朋友湯姆·坎貝爾,兩人駐足聊了20分鐘,莫妮卡和她的朋友,以及其他十幾個人,就在一邊聽著兩個老朋友回憶往事。此時,派對已經結束,大部分客人紛紛散去,草坪上只剩下了莫妮卡和少數幾個人。當總統走回白宮時,他轉身與莫妮卡對視。莫妮卡對他飛吻,他則大笑著回過頭。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3)   
  那天晚上,當莫妮卡回到她母親的公寓時,莫妮卡興奮地向母親和黛布拉姨媽說起了這一天的經歷,接著,當晚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讀著詹妮弗·弗勞爾斯的傳記,詹妮弗是一位夜總會的歌手,在克林頓還是阿肯色州州長,她曾與他保持了長期的婚外戀關係。莫妮卡說,「這時,當我知道還有很多女人覺得他很有魅力時,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了。不過此時我還在為安迪的事傷心,我覺得與總統之間的這麼點小插曲很好玩,讓我覺得很開心。」 
  莫妮卡的母親和姨媽都覺得,這件事無非是一次逢場作戲,既然莫妮卡還在舔安迪·布萊勒給她留下的傷口,那麼,這麼一次輕率的調情也應該是無傷大雅。黛布拉姨媽說,「她自然會對總統的舉動受寵若驚,可是我總覺得這是高中生才會玩的把戲。我們都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因為誰都知道克林頓總統是個情場老手,有數不清的女人。我記得我當時還這麼想,『我真的不敢相信這個中年男人竟然會做出這麼不成熟的舉動。』」 
  第二天,莫妮卡一直在期待著特工打來秘密電話,悄悄告訴她,總統想要見她,就跟克林頓的偶像肯尼迪當年的做法一樣,那時,肯尼迪就曾經讓特工帶著女人們來他的辦公室。可以看出,莫妮卡是個浪漫得有些過了頭的女人,而且會把生活當作一幕正在上演的電影劇本。每次辦公室的電話鈴聲響起,莫妮卡的神經都會一下子緊張起來。一整天過去了,她並沒有聽到總統需要她陪伴的消息。 
  與總統簡短的調情對於莫妮卡從失戀中走出來,顯然是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現在她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她的記憶力非常好,可以對數字、日期和人們的姓名過目不忘,因此,儘管她只是個新人,還是贏得了同事對她的注意,她的主管也發現了這個實習生對工作相當熱誠,而且工作能力很強。儘管她仍然覺得自己不適合「華盛頓的氣質」,可她仍然開始考慮要取得白宮的正式工作。她的主管翠茜·貝克特與她談了一次話,鼓勵她留在白宮,於是,莫妮卡下定決心,要在白宮進行第二階段的實習,爭取能在實習期滿後得到在白宮正式工作的機會。 
  帶著這個念頭,8月中旬,她又參加了一次歡送儀式,在儀式上,總統停下腳步,與一群即將結束6周實習期的年輕人談話。莫妮卡鼓足勇氣,向總統作了自我介紹,還特意強調說,她已經準備留下來,再做一段時間實習。接下來,總統與他們拍了集體照,前往他的暑期度假別墅。幾星期後,莫妮卡和其他幾個實習生一起,在西行政大街上野餐,躺在草地上享受夏日裡的最後一縷陽光,這裡處於舊行政辦公大樓與白宮西翼的中間地帶。突然,總統從白宮走了出來,實習生們一個個都嚇壞了,趕緊站起身來,向總統表示敬意。在總統走過時,他向莫妮卡微笑,兩人互相揮手致意。 
  一向管不住自己嘴巴的莫妮卡,告訴了她的好幾位朋友,她對總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朋友中就包括了她貝弗利山高中時的同學娜塔莉·溫格拉裡,1995年9月,她去華盛頓探望了莫妮卡。她甚至還在全國老闆節(譯者註:定於10月16日,是員工向老闆表達敬意的節日)上,為他寫了首詩,然後她把這首詩打印在了賀卡上,讓所有實習生都在上面簽了名。當實習生項目的負責人卡林·阿布拉姆森建議莫妮卡親手將這張賀卡送給總統時,莫妮卡少有地表現出了羞意,一定要讓阿布拉姆森陪著自己一起去見總統。結果,這張賀卡最後送到了總統助理的手上,按照慣例,她也收到了一封感謝信,但信的落款並不是總統的親筆簽名。 
  說到底,莫妮卡還是幸運的。娜塔莉·溫格拉裡來訪時,莫妮卡利用手上的小小權利,為朋友取得了參加西翼的機會,可是由於她本人還是實習生,並不能進入白宮西翼。她只好讓朋友一個人去參觀,然後在大約40分鐘後,來到西翼的地下通道前,等著朋友出來。一面等,她一面和一個穿著制服的特工劉易斯·福克斯聊天,福克斯告訴他,總統馬上就要從這裡經過。還沒過兩分鐘,果然總統來到了通道,他先是與兩位女客人聊天,接著,他轉向莫妮卡。莫妮卡說出自己名字時,總統的眼睛突然一亮,說,「我早就知道了。」他們一起拍了照,還簡短地聊了幾句,莫妮卡敏銳地感覺到,他正在從上到下觀察著她。儘管為了總統的關注而高興,莫妮卡還是感覺很不自在,擔心自己看起來會不會太胖,於是,在與總統說話時,她緊張地挺胸收腹。她慶幸自己穿的是黑色衣服,相信這種顏色會讓自己顯得苗條點。這個小插曲充分地反映出莫妮卡的天性——她看起來是那麼生機勃勃、充滿自信,甚至是過於大膽,可是在內心深處,她仍然是一個對自己沒有多少信心的人。 
  儘管在與總統的交往中找到了很多樂趣,和任何一個22歲的人一樣,莫妮卡終究還是要面對現實,好好為自己的將來做一番打算。1995年10月,她向白宮請了兩星期假,又參加了一次GRE考試,她想在明年進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同時她又患得患失,生怕自己丟掉了可能的白宮工作。雖然她已經盡力將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對未來的考慮上,可是,她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對安迪·布萊勒忘情,就這樣,她的心再一次戰勝了她清醒的頭腦——這好像已經成了莫妮卡永遠的宿命。她完全把對自己的警告丟到風中,跑去波特蘭會情郎,可是不消多久,她就再次幡然省悟,意識到她犯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錯。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4)   
  此時,布萊勒已經在波特蘭凱比高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與布萊勒短暫歡愉後,莫妮卡的第六感又在不停地告訴她:布萊勒似乎又走回了他的老路,在她離開後,他肯定又勾搭上了別的女孩。她的這種疑心,在幾個月後竟然真的得到了證實。這一次,布萊勒為了掩飾自己有了別的情婦的事實,又用了他老掉牙的那一套騙人伎倆,飽含著淚水,他請求莫妮卡放過他,他覺得這樣做是在犯罪,他想要好好地待他的老婆孩子。莫妮卡覺得自己的感情已經徹底地被眼前這個男人給糟蹋了,她歇斯底里地大哭了一場,然後帶著極度抑鬱的心情回到 
  華盛頓,這是她在一年多時間裡,最後一次與安迪·布萊勒見面。 
  可是,一回到母親的公寓,她的鬱悶心情就立刻煙消雲散,在她的電話答錄機上,留下了一條重要的留言。那是參謀長辦公室的特別助理詹妮弗·帕米爾利打來的,因為翠茜·貝克特告訴了她莫妮卡正想在白宮找一份工作,她特來告訴莫妮卡,法制辦公室正好一個位置空缺,她已經向總統特別助理,也是法制辦公室的人事主管蒂姆·奇汀推薦了莫妮卡。幾天後,莫妮卡接受了奇汀的面試,一起面試的還有其他幾個候選人,奇汀向她說明,接受這份工作有一個前提條件,她必須要承諾最少要將這份工作做到1996年11月,直到總統大選結束。莫妮卡於是小心翼翼地表示,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因為她打算在1996年秋天去研究生院註冊,奇汀則說,這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在那會兒,他們的人手相信也不會太緊張了。幾天後,莫妮卡又參加了一個面試,面試官是兩位法制辦公室的高級官員,這已經說明她的第一次面試應該已經通過了。 
  1995年11月1日的電話,改變了萊溫斯基的一生。萊溫斯基得到了一份年薪25000美元的白宮工作。克林頓數次神秘地出現在參謀長辦公室,萊溫斯基試圖讓總統看到自己穿著的丁字褲。當晚發生在參謀長辦公室內室的偷情,成為萊溫斯基一生的轉折,它甚至改變了美國歷史的進程。 
  1995年11月1日,星期五,舉國歡慶退伍軍人節。莫妮卡正坐在她的小屋裡,不可抑制地想起了與安迪·布萊勒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突然,她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改變了她的一生,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改變了美國歷史的進程。那是蒂姆·奇汀的電話,他告訴她,他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壞消息要告訴她。好消息是,她得到了這份工作,可以在白宮法制辦公室的外聯部門工作,她的年薪是25000美元。壞消息則是,連他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可以正式上任,因為政府即將停工。 
  莫妮卡無法掩飾自己的歡樂。一擱下電話,她就興奮地尖叫一聲,接著她守住電話,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所有親朋好友。帶著微笑,她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我確實高興壞了,你瞧,我大學畢業還沒幾個月,第一份工作竟然就是在白宮裡,而且還是有工資的。更何況我就有一張我做夢都想要的藍色通行證了。我實在是為自己感到驕傲。」 
  惟一的問題就是即將到來的政府停工,或者用委婉的話來說,是「暫時休假」,這是議會與總統之間因為預算案未能達成一致而出現的僵局。簡單地說,政府沒辦法拿到足夠的錢來維持龐大的行政部門運作,這就使得白宮只能精簡機構,暫時只讓極少數主要的顧問班子來這裡上班,直到問題全部解決後,再重新恢復運轉。由於莫妮卡還沒有在工作合同上簽字,這會兒嚴格來說還只是一個沒有工資的實習生,不過,她現在可以頂替那些被迫回家的工作人員的缺,做些更加具體的工作了。 
  在這種緊張而又充滿危機感的工作氛圍裡,莫妮卡·萊溫斯基開始了她的第一天臨時工作,幸運的她可以與這個國家中最有權力的男人和女人們,一起並肩工作,當然,這些人中包括了總統。由於工作量突然加大,而且政府與議會之間的矛盾還有待解決,因此,這群人的工作壓力非常大,往往要從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說實話,能讓莫妮卡這樣的小字輩參與到這個國家最核心的工作,這種情況極其罕見。 
  1995年11月15日,星期三,她第一天工作的早上。莫妮卡發現,總統正從她工作的參謀長辦公室門前走過,她對總統說了聲「Hi」,總統笑著回了聲「Hi」,然後回到他的橢圓辦公室。 
  這一天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日子,平常總統一星期才會到參謀長辦公室來一次,這一天,從早到晚他一共來了四五次。一次他進辦公室時,莫妮卡想到她母親的朋友沃爾特·凱耶應該就在這個早上送給總統一些手工製作的襯衫,於是問總統,他是否喜歡這些新襯衫。總統看來完全沒有弄明白這個問題,留下莫妮卡狠狠地罵自己,「你完蛋了,他肯定以為你是個白癡。」 
  當天下午,辦公室的員工準備為詹妮弗·帕米爾利慶祝生日,詹妮弗正是給莫妮卡介紹工作的關鍵人物。令眾人意外的是,總統竟然不請自來,主動要參加這個即興派對,他不斷地看著莫妮卡,向她微笑。用白宮的暗語來說,莫妮卡得到了很多總統的「寵幸」。可是她卻沒法回應總統,在一檔電台脫口秀節目中,節目主持人竟然洩露了萊昂·佩內塔的電話,並且鼓勵聽眾們撥打參謀長辦公室的電話,抗議政府停工。因此,當總統一直向莫妮卡微笑時,莫妮卡卻在忙於接聽一通又一通電話,安撫憤怒的市民,只能用眼睛的餘光偷著看一看總統的一舉一動。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5)   
  沒過多久,總統走進參謀長辦公室的內室,而在此時,莫妮卡總算接完了所有抗議電話,穿著一身海軍藍西服套裝的莫妮卡,決定主動向總統出擊。她站在了辦公室門口,背對著大門,當總統走出內室時,她將手放在臀部,然後用指頭勾起了上衣的衣角,這樣,他就會看到她穿著的性感丁字褲。這件事現在已為世人所熟知,可是莫妮卡堅持說,當時她根本就沒想那麼多,之所以這麼做,只是因為她童心大發,想要再去挑逗一下總統。僅此而已。這次挑逗時間不過幾秒鐘,總統很快從她身邊走過,可是莫妮卡已經注意到了他欣賞的眼神。 
  這其實是一次賭博,一旦運氣不好,甚至有可能給莫妮卡帶來嚴重後果,她的朋友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就說,「當她告訴我丁字褲的事情時,我簡直替她捏了把汗。她本來就是一個性感而且貪玩的女孩,可是她這次做得實在有些過了。敢於這麼做,她應該已經從直覺上知道,他想要得到她。假如她誤解了他的意思,那她可就完了,毫無疑問,她會立刻被解雇。所以,我想此時她已經確信他是喜歡她的,她的直覺看來是對的。」 
  當晚,總統來這間辦公室的次數更加頻繁,他讓人們召集那些已經休假的人回到白宮,然後與所有國會大廈的資深總統助理開會,一起討論怎樣更好地與議會解決這起爭端。稍晚,當她經過政策與策略資深顧問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的辦公室時,她瞥見辦公室裡只有總統一個人。他對她揮揮手,說,「進來一會兒。」莫妮卡走進辦公室,發現現在,她與美國總統身處一間空蕩蕩的辦公室。為了打破僵局,總統問她原先讀的是哪所大學。莫妮卡覺得緊張極了,突然,她脫口而出,「你應該知道,我非常喜歡你。」總統大笑起來,猶豫了一會兒,他對她說,「跟我進裡屋。」 
  莫妮卡對在裡屋發生的一切印象深刻,她描述這一段過程的語言也因此蒙上了一層浪漫色彩。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裡,總統突然用雙手抱住了她,抱得很緊,莫妮卡描述這段場景,「我記得我在默默注視著他,發現他與我想像中的那個人是那樣不同。在他身上,你可以找到一種脆弱和柔軟的感覺,他的眼神非常敏銳,彷彿可以看到你的靈魂深處,同時,你能從他的眼睛裡看到愛意與渴求。他身上有一種悲哀的情調,這是我從未想到過的。」 
  她的頭腦裡也閃過其他念頭,「噢,我的上帝,他看起來怎麼這麼迷人呢?我還是不敢相信自己,我竟然和美國總統獨處一室。」他們談起了莫妮卡的學生生涯和她的家鄉,然後他對她說,她非常美麗,她的能量可以照亮整個房屋。莫妮卡說,「他也許曾經對每個人都說過這句話,可是他能這樣恭維我,我還是覺得很激動。接著,他緊緊抱住我,我覺得自己整個人都已經魂飛魄散。他問我能不能吻我,然後,他就這樣做了,這種感覺很柔軟、深情,而且浪漫。一句話,感覺太美好了。他在吻我時,我一會兒想,『真是不敢相信,這一幕真的發生了!』一會兒又想,『天哪,這一吻實在太難以形容,滋味太美妙了!』」 
  接著,他慢慢輕撫著她的長髮和臉頰,而她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說,她以前也做過這種「壞事」,暗示她明白與已婚男人發生婚外戀的遊戲規則。她說,「我不想讓他擔心,我想讓他和我在一起時,沒有半點後顧之憂。我只是想讓他信任我。」雖然總統這一刻在深情吻她,可是,莫妮卡卻始終相信,她只是臨時來解決總統在情感方面的空缺,或許,總統的那位女友不巧在這次停工中暫時下崗,一旦這場政治危機得到圓滿解決,他肯定就會找回原來的情婦,不再理睬她。莫妮卡的這種想法,很好地說明了她是多麼不自信——當與男人展開一段戀情時,她總會把自己看做「第二女主角」,就和當年在中學和大學時一樣,在白宮裡,一旦有什麼男人對她稍稍有所注意,她就會覺得,這個男人要麼是同情心作怪,要麼是此時找不到別的女人。於是,她寧肯單純地享受這一刻,貪戀與總統接吻時,這一剎那的歡愉,她總是覺得,她與總統的這段關係絕對不可能再繼續發展下去。 
  總統和實習生又談了一小會兒,然後,其中一個人說,他們得回去工作了。可是不消多久,他們又享受了一次更為親密的身體接觸。幾個小時後,大約是晚上10點鐘,他走到了參謀長辦公室的門口,探頭往裡面看看了看,確認裡面沒人後,他這才走進辦公室。她已經將她的姓名和電話號碼寫在了一張紙條上,這會兒正好將紙條遞給他。他看了看,微笑著說,「如果你還想在喬治的辦公室裡跟我見面,5到10分鐘後就可以來了。」她同意了。不安地等待了幾分鐘,莫妮卡走進辦公室,看見總統已經打開了內室的門,示意讓她進去。房間很黑,他們笑著對視了片刻,突然便開始接吻。然後,在一陣激情中,互相脫去了對方的衣服,纏綿地愛撫。緊接著便是斯塔爾報告裡生硬而粗俗的描述,「她對他進行了口交。」 
  莫妮卡一邊為他服務,總統還一邊接了一個議員打來的電話。美國民眾可能會為這種行為而感到格外震驚,可是在那時,最讓莫妮卡震撼的卻是,她發現比爾·克林頓是她絕佳的性伴侶。她說,「我們之間的和諧程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人們都覺得,我這種行為實在是很卑賤,可我完全不這麼想,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快樂,而且很奇怪,我竟然得到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高潮。」之後,他們又談了一小會兒,她準備回辦公室時,總統注意到了她的粉紅色實習生通行證——此時她還沒有成為這裡的正式員工——然後說,「這可能會是個麻煩。」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6)   
  那天更晚些時候,莫妮卡又見到了她,不過這次還有他的私人秘書貝蒂·庫裡和其他工作人員在場,要從剛才的親密相處中立刻走出來,面對這麼一大群面孔嚴肅的員工,莫妮卡覺得實在有些困難。一天的工作總算結束了,莫妮卡帶著狂喜與震驚回到了家中,身上還帶著他的科隆香水味道,同時為他們如此與眾不同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而感到眩暈。她興奮地吵醒了媽媽和姨媽,告訴她們,今天總統吻了她。兩位長輩都覺得,她指的肯定只是禮節性的親吻,大不了是吻了吻她的臉,所以兩個人都老大不高興,埋怨莫妮卡為了這麼點小事,就 
  把她們從黑甜夢鄉中給叫醒。 
  第二天,莫妮卡帶著興奮的心情去上班,緊張地注視著總統的身體語言。一開始,當他來到參謀長辦公室時,竟然對莫妮卡置之不理。於是,莫妮卡也故意擺出了一副根本不願意去答理他的樣子。他立刻就恢復了對莫妮卡的熱情,不斷地去偷看她。總統的這一舉動也許有些過火了,因為當晚工作就要結束時,一個同樣在這間辦公室工作的實習生對莫妮卡說,「我覺得總統對你好像很有點意思。」這句話從一個不相干的局外人口中說出,格外讓莫妮卡感到震驚,她說,「這讓我覺得突然緊張了起來,莫非我的直覺都是真的?」 
  11月17日,萊溫斯基第一次走到了橢圓辦公室,這個國家最神聖的地方。她第一次看到了沒有穿襯衫的總統。許多第一次中還包括她送給克林頓一條性感領帶,一起合影,當然還包括一起做愛的事。當然,她也認為這是忘記安迪最好的辦法,在這個世界上,忘記一個人一般要靠另一個人,而她的救生圈不過是總統。 
  11月17日,幾乎一整天總統都沒有到參謀長辦公室裡來,莫妮卡覺得有一絲解脫,又有些焦急和不甘心,到了後來,她甚至已經在勸自己,這段關係就這樣結束也沒什麼。當晚,大家都工作得很晚,莫妮卡叫了比薩,準備和大家一起挑燈夜戰。不幸的是,她的同事巴裡·托伊夫不小心將比薩撞到了莫妮卡身上,她身上穿的這件紅顏色的外套還是新買來的呢,莫妮卡立刻衝進洗手間,想要洗掉上面的油漬。看起來,總統在走廊上看到了莫妮卡,當時,他正站在秘書貝蒂·庫裡的辦公室門口,當她急匆匆地走過時,他說,「過來這邊,從這裡走會快一點。」 
  莫妮卡第一次走進了這個國家最神聖的地方,橢圓辦公室。接著,他們走進了總統辦公室的內室,兩人在裡面談了一小會兒,然後「鬼混」。莫妮卡說,「我還是有一點迷茫,想著,『老天,我正站在橢圓辦公室裡。這實在是太難以置信了。』」 
  他們又聊了一會兒,莫妮卡請他打電話給她。他回答說,他害怕她父母會知道這件事,她立刻安慰他,「沒事的,這個電話號碼是我一個人專用的,你根本沒必要為這個擔心。」莫妮卡再一次不自信起來,追問他,「我敢打賭,你肯定還不知道我名字。」他立刻回答,「我知道有一個人叫萊溫斯基,誰叫這個名字的?」她機智地答道,「猶太人叫這個名字。」 
  她回辦公室為他拿幾塊蔬菜比薩,有了這個光明正大的理由,她就可以再次與他共處一室,而不必徵得他的秘書貝蒂·庫裡同意。再次見面時,總統告訴莫妮卡,她可以從走廊附近一個他專門的小門走進辦公室,這樣,她就不會讓他秘書看到。 
  兩人在他的浴室裡「鬼混」,這一次,她第一次完全脫下了他的襯衫。她說,「那是很甜蜜的一刻。第一次,我看到了沒穿襯衫的他,而他小心翼翼地吸氣,想要讓肚子看起來小一點。我覺得真是可愛極了。於是我對他說,『嘿,你根本沒必要這樣做,我喜歡你的大肚腩。』這種感覺真是很甜蜜,很親切,這讓我覺得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真人。」他將這段關係又推進了一步,告訴莫妮卡說,他週末也會來這裡,一般來說,白宮在週末不會有什麼人,還對她說,「你可以在那時過來看我。」可是,他並沒有向莫妮卡詳細規劃他們的秘密會面,莫妮卡很迷惘地想著,「難道我得在星期六來到這裡,然後猛摁白宮的門鈴嗎?」 
  當晚,他接受了莫妮卡的建議,去她的辦公室裡,與她和一班同事們一起吃比薩,吃完比薩後,莫妮卡請他與自己一起合影。提起拍照,莫妮卡倒是得心應手,她可以在自己其實很不開心時,對著照相機的鏡頭堆出一臉燦爛的微笑。此時的她雖然已與總統有了相當深入的關係,卻始終不知道他們的感情會向何處去,事實上,她甚至不能確定他是不是記得自己的名字。這個疑惑在停工事件得到解決,她來到法制辦公室工作後,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有好幾次她在走廊碰到了他,他雖然認出了她,卻沒有喚她的名字,而是代以泛泛的稱呼,「嗨,夥計!」 
  她卻並不覺得總統忘記了她的名字,這一點有多傷人,恰恰相反,她說,「能夠不再每天每夜想著安迪,我覺得這已經足矣。我可以安慰自己說,『安迪有什麼了不起,現在有別的男人喜歡我。』我想,應該會有很多女孩和我一樣吧,她們都是靠著一個男人,忘記另一個。惟一有點不同的是——她們所找到的救生圈肯定不會是美國總統。」 
  事實上,自從11月17日,他們的深入接觸後,莫妮卡就幾乎忘記了比爾·克林頓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殊身份,而更習慣於將他視作一個普通的男人,她欣賞他作為一個人的優點與缺點,而幾乎不再為他的權力而噤若寒蟬。她甚至想要操縱和主導這個男人,用她獨特的審美眼光為他打扮。莫妮卡身邊的所有男人都得承受她如手術刀一般敏銳的目光,她喜歡為她的弟弟、父親,還有數位前男友買衣服和各種配飾。   
  1995年的白宮實習生(7)   
  11月底,就在白宮停工進入尾聲時,莫妮卡問貝蒂·庫裡,她可否將一條領帶替她送給總統。她解釋說,讀大學時她一直是在領帶店裡打工,如果她能為總統親手挑選一條領帶,她將感到萬分榮幸。貝蒂表示她很樂意幫這個小忙。莫妮卡開始挑選領帶,在她心目中,她要找一條「經典而又符合總統身份」的領帶,可是同時,這條領帶還應該顯得「年輕、有一點點時髦,一點點搶眼。」她想,送給總統這樣一條領帶,他便會在每次繫上時都會想起她的樣子。挑了好幾個鐘頭,她終於相中了一條產自意大利的Zegna領帶,領帶是絲質的,完全 
  用手工縫紉。莫妮卡將領帶交給了貝蒂·庫裡,貝蒂跟她保證,她一定會把這個小禮物送到總統手上。幾天後,莫妮卡遇到貝蒂,她告訴他,總統現在正在出訪愛爾蘭,他已經收到了這份禮物,並且表示他「愛極了」這條領帶,他甚至還繫著它拍了張照,並且希望把這張照片 
  送給莫妮卡。得知這個好消息,莫妮卡開心壞了。 
  12月初的一天,總統剛從愛爾蘭回來,正當莫妮卡走過白宮西翼時,她遇到了總統,當時他正在和一群來此參加會議的客人談話。看到莫妮卡,他從人群中匆匆走出來,問她,「你收到了我繫著那條領帶拍的照片沒有?」莫妮卡萬萬沒有想到總統會丟下那麼一大群人,跑過來跟自己說話,她一下子緊張起來,只是草草回答說是她還沒有收到照片,然後便轉身離去。可是這件事竟然沒有完結,當天下午,貝蒂·庫裡打電話找莫妮卡,讓她過來。來到總統辦公室時,貝蒂告訴她,總統想要在照片上簽名,讓她過去拿。她走進他的辦公室,而他已經在照片上簽好了字,上面寫著,「給莫妮卡·萊溫斯基,謝謝你送的這條漂亮領帶,比爾·克林頓。」莫妮卡如釋重負——他總算是知道自己的全名了。 
  在莫妮卡的印象裡,這天與總統的相遇非常有人情味。之前,他已經知道她對自己的體重很敏感,於是在這次相見時,克林頓特意恭維她,說她看起來比上一次見面時瘦了很多,說,「你的樣子看著很苗條。」她說,「他有時候可以變得非常可愛,而我愛他的,正是他甜蜜、甚至有點小男孩子般天真的那一面。」他們走進他的私人書房,他特意為她拿了罐減肥可樂,兩人不由自主地接吻,然後輕聲談著話。 
  莫妮卡說,「他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比起安迪,他要更加優雅,更加善良……我就是這麼看他的,這也正是我愛他的原因。」那天下午,在臨分別前,她告訴他,「也許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不希望你做總統。」     
  第五章「他就像一縷陽光」   
  「他就像一縷陽光」(1)   
  溫度計指示,現在的溫度在零度以下。這是1996年1月7日,一個星期天的早晨,窗處飄著雪花,街頭幾乎沒有人,往常吵吵嚷嚷的高速公路也變得一片寂靜。電視上,氣象先生正在預報說,這一天將會有風雪,而且惡劣的天氣將持續多日,他警告觀眾,「最好不要出門,呆在家裡,注意保暖。」 
  莫妮卡躲在她媽媽位於水門大廈的公寓裡,躺在床上,一會兒看看窗外的飄雪,一會兒 
  懶洋洋地翻幾頁手中的書,就在這時,電話響了。她伸手去拿話筒,可對方已經掛了電話。幾分鐘後,電話鈴再次響起,還沒等到她接起電話,已經轉為答錄機的自動語音提示,她立刻將答錄機摁下,這時,一個男人在電話裡說,「啊,我就猜你在家裡。」莫妮卡以為對方是她的大學同學賈森·萊斯納,於是隨口答道,「是啊,我在家。你現在怎麼樣?一切還好吧。」一邊說著,她一面從床上坐起身來,準備要跟對方好好聊聊天。 
  突然,她意識到了什麼。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總統將電話打到她家裡來了!她小聲叫了起來,「我的上帝,是你……噢,嗨,對不起,剛才沒能聽出你的聲音。」聊了一會兒,他告訴她,他準備在大約45分鐘後去辦公室工作。莫妮卡聽懂了對方的暗示,於是問是否需要她來陪他,他的回答是,「那再好不過了。」於是,她給了他辦公室的內線電話,兩人計劃在一小時後再通電話。 
  她立刻穿好衣服,然後費盡心思,哄著她的弟弟開車送她去白宮。此時,雪已經小了點,坐在車裡她想起,這應該可以算是在她生命中一次全新的約會,畢竟對象是一個全新的、與眾不同的男人。現在,她開玩笑說,「那時我猜,這肯定是個成本極低的約會,不需要喝咖啡,也不會看電影。」總統打給她的電話事實上代表了他們關係中的一次巨大突破,如果說白宮停工期間,他們的第一次相會,僅僅代表著她在合適的時機出現在了合適的地方,那麼, 
  現在總統的電話則在透露著這樣一個信息:他確實需要她。莫妮卡說,「我始終這樣認為,他有足夠的機會,可以與100萬個女人在一起,愛上她們,或者僅僅是與她們調情。我想,最初我們互相吸引,只是因為當時的環境恰好適合我們在一起,時機很合適,而且我們正好得到了獨處一室的機會。」 
  在她開始擔任法制辦公室的新工作時,幾次與總統相見,他總是叫她「夥計」,這種稱呼讓習慣於妄自菲薄、生性消極的莫妮卡一度以為,他完全忘記了她的名字。在1996年元旦,也就是她送給總統一條領帶,而他還之以一張簽名照後幾天,她還在與總統相見時,開玩笑地說出了她曾經的擔憂。 
  那天,莫妮卡來到總統辦公室,一位服務人員巴亞尼·內爾維斯,從總統私人煙酒櫃裡,取出了一根大衛杜夫的雪茄送給莫妮卡。之後總統就將內爾維斯打發走,留下他們單獨兩個,莫妮卡像作自我介紹一般,抑揚頓挫地念道,「莫妮卡·萊溫斯基,總統的夥計。」他的反應沒想到很大,像是要為自己撇清,他說,之前他一直想要找她,卻弄丟了她的電話號碼;他甚至翻了電話黃頁,想要從那上面查到她家裡的電話,可是黃頁上並沒有登記她的號碼。急急忙忙解釋時,他的樣子更像是一個小男孩,而不像是總統,這觸動了她的心弦,「他那時的樣子很可愛,」她回憶說。緊接著,他們接吻,然後是更親密的接觸——可是,那並不是真正的做愛。事後總統再次對她說,她可以在週末與他見面。莫妮卡又寫了一遍家裡的電話,開玩笑般地告訴他,這是她最後一次給他電話。他祝她新年快樂,然後是一個漫長而甜蜜的吻別。莫妮卡帶著唇齒間的甜蜜溫馨,笑著回到家。 
  儘管元旦那次的會面很開心,可那畢竟不是事先計劃好的會面。而1月7日這天的約會,他已經用自己的態度向她表明:他確實想要見到她。在坐車前往白宮的路上,莫妮卡已經可以清楚地知道,總統真的對她感興趣。下車後,她徑直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然後坐在那裡靜靜守著電話,等著鈴聲響起——在與總統的戀情中,等待電話成了莫妮卡最常做的一件事。在她自己用的那部電話上,總統的電話號碼被她簡單地設置為「POTUS」,美國總統的字母縮寫(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他們已經精密地安排好了相見的辦法,她捧著一沓文件走到他辦公室附近,而他此時就會從房間裡走出來,做出兩個碰巧遇到的樣子。兩人都很清楚,他們的相見一定要處理得慎之又慎,而且反覆在談話時討論過這一點。有一次,總統還對她提及,人們已經有了一些議論,他們在傳說總統喜歡上了一個實習生,這種傳聞讓他們更加小心。 
  就這樣,莫妮卡捧著一沓文件走過橢圓辦公室,可是她慌張地發現,辦公室的門是關著的,門口還站著特工盧·福克斯。她停下來和福克斯談了幾句話,總統這才打開大門,看到莫妮卡,他做出了一副很意外的表情,然後編了個借口,邀請她進辦公室,進去前總統還不忘叮囑福克斯,她有很多事情要辦,可能會在裡面多呆一段時間。 
  在橢圓辦公室的第一次正式約會,讓莫妮卡覺得有一點離奇、又有一些興奮,她說,「一方面,我單純地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就跟所有情侶一樣簡單、直接;可是另一方面,現在我畢竟是坐在橢圓辦公室的沙發上。」   
  「他就像一縷陽光」(2)   
  總統問她要不要喝杯飲料,這是他們之間的暗語,暗示她走進內室,然後一起躲進浴室——總統可以找到的最私密的地方,在那裡,根據莫妮卡的證詞,他們進行了大約半小時的「親密接觸」。現在莫妮卡這樣解釋何為親密接觸,「那就是,我們之間的行為更加激烈,也更有感情。」事後,他們在橢圓辦公室長談,他坐在辦公桌邊,莫妮卡則是坐在他右邊的椅子上,他們已經約定俗成地將它叫做「莫妮卡專座」。他吸著雪茄煙,莫妮卡於是對雪茄開了個玩笑,這似乎是那年「雪茄事件」的一次前奏。 
  在斯塔爾報告中,這位獨立檢察官將調查的核心都集中在克林頓醜聞中有關性的那部分,可是在莫妮卡看來,此時性已經不重要,她更看重的是他們之間的感情。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總統突然再一次給莫妮卡打來電話,第一次,他主動提出要與她進行電話性愛。 
  她充滿深情地說,「他身上有一種孩子氣的味道,這最讓我著迷。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他就像是一縷陽光,陽光是最美好的東西,它可以令萬物生長,也可以讓外界的色彩更鮮艷。而且當時,我非常喜歡和他在一起,他讓我自信十足,相信自己還算是個有點魅力的女人,可是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會愛上他。我覺得這只是在逢場作戲,而且我必須承認,之所以我這麼熱衷於這個遊戲,其中一個因素確實是因為對方是美國總統。如果我否認了這點,我就是在說謊。」與總統在一起的另一個原因則是,莫妮卡發現她與總統共處的時間越久,安迪 
  ·布萊勒在她記憶中的形象就益發模糊。 
  儘管此時,莫妮卡已經更多的是將比爾·克林頓當作一個男人,而不是一個總統看待,可是,她與生俱來的不安全感卻讓她時時要懷疑自己,她疑心自己對他的價值,同時又反覆聽著別人的流言蜚語,每當人們說起這位總統在情場上的所作所為時,她的心就會猛地一沉。她說,「對於他的看法,我往往會從一個極端走入另外一個極端。一方面,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感性、熱情、脆弱的男人,他非常需要一個女人的愛與關心,卻始終並沒有得到;另一方面,我又擔心他是別人所說的『唐璜』,身邊的女人每天都會換。」 
  這種對感情的不確定與患得患失,令莫妮卡倍感煎熬,所以,一旦他答應會給她打電話,或者答應安排她去見他,可是卻遲遲沒有做到時,她就會感到極其挫敗,對於感情的不安全感,以及長久以來對於她體重和外表的焦慮,會再次令她坐立不安。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總統突然再一次給莫妮卡打來電話,一切恐懼與不安都在剎那間煙消雲散。他與她談了會兒天,然後,第一次,他主動提出要與她進行電話性愛。莫妮卡很緊張,對於這麼一回子事,她還不算是行家裡手,因此在整個過程中她始終在惴惴不安,害怕她所說的那些話激發不起他的興趣。而在事情結束後,她又想到了他素來的花花公子名聲,擔心如果這次自己做得不能讓他滿意,今後他就再也不會見她,或者與她說話了,或許,他很快就會忘了她。結束後,總統對她說了句,「做個好夢」,接著就擱了電話,留下莫妮卡一個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他這樣說,是代表他對她滿意還是不滿意。 
  接下來的幾天,莫妮卡一直鬱鬱寡歡,加上總統當初答應過會給她電話,可是她卻始終沒有接到,她擔心他已經另結新歡。1月21日,又是一個星期天,她剛剛準備離開辦公室,因為她答應與母親一起逛街,為她買一件大衣。這時,她遇到了保鏢陪伴著的總統。正當她準備離開時,他對她說,從橢圓辦公室抄近道走,出門會方便些,還順手打發走了特工。可是當他們走進辦公室時,莫妮卡卻拒絕跟從總統進內室,而是站在原地不動。 
  莫妮卡有她自己的考慮,她不想再這樣糊里糊塗與他發展下去,而是想與他好好談一次,傾聽彼此最真實的想法。還有什麼地方比橢圓辦公室更適合進行這樣一次長談?她埋怨他沒有給自己打電話,告訴他,她始終不清楚他對她的真實感覺。談著談著,莫妮卡發現她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語言,她一五一十地向他訴說她的恐懼、她的焦慮。接著她對他說,假如他想要讓她做個淑女,老老實實地站在看台上看他演講,僅僅是將他看成一個總統,沒問題,她會這樣照辦。可是,如果他想讓她向對待一個男人一樣待他,他就應該公平點,學會付出。 
  他一言不發,只是微笑著,然後輕輕攬住了她,將她帶到內室。在內室裡,他擁抱她,稱讚她今天戴的那頂黑色貝雷帽很好看,與她「可愛的小臉」很相稱。他解釋說,今天他的心情也不好,他背痛的老毛病又發作了,而且,他剛剛得知了美國軍人在波斯尼亞遇難的消息。作為美國三軍總司令,他覺得自己要為這個悲劇負責。 
  他輕輕對她訴說,「你根本就不會明白,能和你在一起,與你這樣說說話,對我來說已經是種天大的恩賜,我非常珍惜與你在一起的時光。我在這裡覺得很孤獨,沒有人真的理解我。」莫妮卡發現,他的眼中竟然有淚光在閃爍,他又談起了美國軍人遇難的事情,他說,「我對這件事感到很悲痛。竟然有人要為了你做出的一個決定,而付出了生命,我真是覺得很難接受。」   
  「他就像一縷陽光」(3)   
  他的表白深深觸動了莫妮卡,她說,「當時我想,能夠生在這樣一個國家,我們真的應該感 
  到慶幸,因為我們找到了一個這樣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做我們的總統。在他說了這麼一段話後,我覺得自己與他的關係更近了。如果說我們的關係最初確實是因為彼此身體的需要,那麼現在,我們則是因為感情而走在一起。那一天具有里程碑般的意義,我覺得我已經 
  快要愛上他了。」 
  很明顯,總統並沒有因為她激烈的言辭而疏遠她,相反,他每隔幾天就會向她的辦公室或者家裡打來電話。有一次為了與她見面,他特意安排她去參加一個為白宮工作人員舉行的歡送儀式,有時他甚至會在公開場合與她嬉笑調情。有些時候,他表現得完全不像是美國總統,而更像是一個正在害著相思病的少年,他常常對莫妮卡說,她讓他覺得自己重又回到25歲。他時不時就會為她的美麗、活力與思想大唱讚歌,還常常會為了莫妮卡的言辭而忍俊不禁。 
  有很多事例可以證明總統近乎孩子氣的行為。一次,莫妮卡與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從橢圓辦公室離去,他突然對她揮手,好在大夥兒都覺得總統這是在跟自己招手,於是也都向總統揮起手來。還有一次,莫妮卡剛剛回到她的辦公桌前,電話就響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舉動,因為這個分機是公開的,很有可能被其他工作人員接聽——他只是為了告訴她這句話,「今天我在禮堂裡看到你了,你看起來苗條極了【DK】。」 
  與總統的關係正在發生可能的變化。總統打電話誇她是個很棒的女人。萊溫斯基回憶說,「聽到他這麼說我,我確實很高興。這段關係剛開始時,確實只是單純的、粗糙的性關係,可是現在,除了性,我們還有其他東西,比如感情,比如對彼此的依戀。」但很快,總統開始對這段情感進行檢討,想要分手了。 
  莫妮卡現在在私下裡喊他「英俊先生」。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有了微妙的轉變,起初,他們之間或許只是逢場作戲,可是現在,他們卻都開始嚴肅地對待彼此之間的關係。2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他們再一次在他辦公室裡相會,總統再次裝作在半道上撞見送文件的她,然後邀請她進入內室。可是現在他們之間有了更深入的交流,而不再僅僅是身體上的愉悅。他們將更多時間花在向對方傾訴上,聊的話題相當廣泛,既嚴肅、又輕鬆,當然,還少不了一些挑逗。他們談起了第一次失去貞操的經歷,她談到了自己有種好鬥的本性,總統插上了一句,「這點跟切爾西一樣」,切爾西是他的女兒。她甚至還談到了自己與安迪·布萊勒的那段傷痛的過往,總統的評價是,「他真是個混蛋。」 
  莫妮卡甚至表達了自己對於他們之間感情基礎的疑慮,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她追問他,他之所以對她感興趣,是不是只是因為性。總統顯然是為了她竟然說出這種話而感到深受打擊,滿含熱淚,他一字一頓地告訴她,「我真的沒想到你會這麼想。事實完全不是如此。」 
  即使總統不這麼說,莫妮卡也已經感覺到了總統對她的感情。現在,她覺得與他在一起,她會覺得很舒服、很溫暖。時間飛逝而過,莫妮卡不得不要離開了,她主動上前,擁抱坐在辦公桌前的總統。他順勢親吻她的胳膊,說他會打電話給她。她於是問對方是否還保留著自己的電話,於是,他一口氣背出了她家裡的電話和辦公室的分機,連一個停頓都沒打。她開心地笑著說,「好吧,你的考試總算通過了。」然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來沒幾分鐘,他就給她打來電話,他說,能夠見到她,他真的覺得很高興,還形容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女人。莫妮卡回憶說,「聽到他這麼說我,我確實很高興。這段關係剛開始時,確實只是單純的、粗糙的性關係,可是現在,除了性,我們還有其他東西,比如感情,比如對彼此的依戀。」 
  儘管在辦公室的幽會和電話談心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同樣對他們意義重大的,還有在公開場合時的默契交流。由於工作的關係,莫妮卡完全掌握了總統每天的日程表,因此她就可以不斷製造與他相會的機會,哪怕是在走廊裡匆匆見上一面,說上一聲「嗨」,都足以讓她回味良久。在一些公開場合,比如某個歡迎儀式上,他們會用眼神和微笑作著旁人難以理解的交流。這種交流的方式可不是莫妮卡與總統首創的。當年,當黛安娜王妃與馬術教練詹姆斯·休伊特熱戀時,她會塗上鮮紅色的指甲油,只有休伊特一個人明白,這是黛安娜在表達她對他的思念。諷刺的是,黛安娜發現,查爾斯王子與情人卡米拉在公開場合雖然不能說話,可他們之間也在用眼神進行交流。 
  對於莫妮卡·萊溫斯基和比爾·克林頓,他們之間表達愛意的途徑,則是她為他買的各式領帶。她常常這樣對他說,「我想讓你繫上我送給你的領帶,因為這樣可以讓我感覺到,我其實就在你的心上。」他聽從了她的建議,在與她相會後,或者是在出席某個重大場合時,他都會繫上她送的領帶。一次,莫妮卡送給他一條天藍、黑色和白色相間的HugoBoss領帶, 
  希望他可以繫著這條領帶,參加兩天後舉行的一個拍照活動,按照計劃,那天總統要和白宮法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合影,莫妮卡也會參加。在莫妮卡的心中,這是一次小小的考驗,「我想,假如他能在那天早上想起我說的話,繫上這條領帶,那就說明他的心裡是有我的。」不幸的是,那天的活動被取消了。   
  「他就像一縷陽光」(4)   
  克林頓本人也非常看重她送給他的領帶。1996年10月26日,在弗吉尼亞參加一個公眾集會時,她像個促狹鬼一般,先是讚美總統的領帶很別緻,然後問他這條領帶是從哪兒買的,他則回答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品位的女孩送給我的。」有一次,他甚至有意劃破了一條她送的領帶,然後對貝蒂·庫裡說,這條領帶也許是因為郵政人員的疏忽給弄破了。使出這樣一個小花招,他就又找到了一個理由,可以將莫妮卡喚到他的辦公室,與他共處一段難能可貴的時光,而且不必擔心別人起疑了。 
  因此,當他的服務人員巴耶尼·內爾維斯在向大陪審團作證時,他在那天特地繫了一條她送的領帶時,莫妮卡認為這是他在向她暗示著什麼。同樣的事情在1998年8月,她本人不得不面對大陪審團時,又發生了一次,那天,他繫著她送的領帶,似乎是要說明自己對她的精神支持。儘管總統在面對大陪審團時,拒絕談及領帶對他的意義,可是莫妮卡的信念卻並未因此而動搖,她說,「我將會帶著這樣一個信念走進墳墓,我相信不管他說了些什麼,可是,他那天繫著我送的領帶,肯定是有某種原因的。」 
  讓我們把時鐘往回撥,回到1996年2月。與總統的戀情,即使莫妮卡本人也無法預測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事,儘管如此,她依然有一種感覺,這段感情有可能會成為全世界最動人的辦公室戀情。在2月7日,總統給她打過一個電話後,莫妮卡心中的不安情緒不斷累積,不知為什麼,他突然不再給自己打電話了。她本以為,他肯定會在情人節那天給自己打電話,可是,等了一整天,這個電話卻始終沒有來。一直到了2月19日總統節那天,他才終於給她的家裡打了一個電話,這是15天以來,他第一次與她說話。當她問到自己可否見他時,他猶豫了一下,然後並沒有做正面回答,莫妮卡的不安到達了頂點,於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她不請自到,來到了橢圓辦公室。 
  總統節這天是美國的公眾假期,莫妮卡本來並不需要上班,下午時分,她匆匆離開了租住的水門大廈公寓,前往白宮。到了辦公室,她立刻搜羅了一大沓文件,然後向橢圓辦公室趕去,做出了一副有緊急文件需要總統簽署的樣子,門口的特工見狀,也沒有說什麼,順利讓她進入辦公室。此時的莫妮卡已經預感到大事不妙,眼淚眼看就要奔湧而出。這時,坐在辦公桌前的總統緩緩告訴她,他確實非常喜歡她,可是他為了這起婚外戀而感到非常不安,他也不想因此傷害希拉裡和切爾西,現在的他,想要好好解決自己婚姻中出現的問題,他還說,「我不想像那個俄勒岡的笨蛋(安迪·布萊勒)一樣。」 
  他毫不在意她的哀求,繼續說,「你知道,假如我現在才25歲(事實上,總統這一年已經年滿50歲),而且沒有結婚,我可以立即將你帶到眾人面前親吻你。你再大一點就會明白我的想法了。」事實上,在莫妮卡與總統的關係中,關於代溝的探討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話題,他常常會對她說,假使她年紀大一點,對待人生的觀點就會和現在不同。現在,一切都在他的操縱中,他輕輕擁抱了她,然後對她說,他們還會是朋友。莫妮卡想要做出一副勇敢的樣子,可是她辦不到。更糟糕的是,當她帶著眼淚與一顆破碎的心駕車回家時,她的輪胎又爆了。 
  從莫妮卡的個性和以往的情史就可以推斷,莫妮卡再一次被感情蒙蔽了理智,雖然克林頓已經主動要求結束這段不正常的關係,可是她卻在將自己努力推入感情的漩渦。儘管在感情上一敗塗地,可她還是在繼續勤奮工作,要命的是,白宮四處懸掛著的總統畫像,卻讓她陷得更深。在絕望中,她惟有不斷地告訴自己,總有一天她會重新回到比爾·克林頓的懷抱。她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會到來得如此之快。 
  那天晚上,她哭了一整夜,可是她的母親與黛布拉姨媽,卻對她失戀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她們始終關切著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關係發展,起初是一絲迷惑不解,而後是愈來愈強烈的不安與焦慮。剛開始時,當莫妮卡在臥室裡擺上了總統的照片,然後滔滔不絕地向她們讚美著總統有多麼瀟灑,他的眼神是多麼美妙迷人時,她們不以為然,以為這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女孩一時衝動。可是,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就像是看到一扇緊鎖的房間裡,突然流出了越來越多的鮮血後,她們的不安開始一點一點累積。現在,她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孩子確實又愛上了一個已婚男人,她們的這種不安到達了頂點。這樣一種不倫之戀讓她們完全無法理解。 
  瑪西婭說,「我是花了好幾個月,才發現她對他的那種感覺已經變質了,從一種單純的崇拜與好奇,轉入了一種更私人、更強烈的感情。你必須記住這一點,雖然我們之間很親密,可她從來沒跟我說過他們之間發生的性行為,而且我確實也沒有想到,他們之間真的會做出這種事。等我從她的言行舉止中猜出有這麼一回子事發生時,我真是很失望,失望透頂。我覺得這種事完完全全是不對的,不僅僅是有違《聖經》,而且對她這麼一個年輕姑娘,也肯定不是件好事。這種關係不可能會有結果,當我看到她陷得越來越深,我真是害怕極了。對方是這樣一個大人物,我們怎麼可以守住這種秘密?她知道我對她有多擔心,可是我常常會心存僥倖,猜想這件事有可能會無疾而終。事實上,你又能做點什麼呢?難道我可以衝到白宮,說我是莫妮卡的媽媽,我要去見總統,然後對著他大喊大叫,求他放過我的小女兒?這未免太荒謬了。」   
  「他就像一縷陽光」(5)   
  1995年12月,莫妮卡確實曾經對她的好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隱隱約約地提起過她與總統之間的情事。一開始凱瑟琳還覺得這是件好事,相信這種逢場作戲不會有什麼結果,而且會讓她朋友更快地忘記安迪·布萊勒。可是,凱瑟琳對朋友的性格瞭如指掌,她知道莫妮卡往往會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她開始為莫妮卡擔心,「我的潛意識告訴我,事情有些不妙了。我擔心她會陷入又一場與安迪當年類似的婚外戀,這種激烈的感情將會完全操縱她的心智和活力,如果真的愛上他,她可就完了。最讓我擔心的是,對 
  於現在的莫妮卡來說,這段感情根本不是她需要、或者應該得到的。她需要的是一個人全心全意的愛與付出。可是,她卻跟這個世界上最不應該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混到了一起。」 
  從莫妮卡的個性和以往的情史就可以推斷,莫妮卡再一次被感情蒙蔽了理智,雖然克林頓已經主動要求結束這段不正常的關係,可是她卻在將自己努力推入感情的漩渦。儘管在感情上一敗塗地,可她還是在繼續勤奮工作,要命的是,白宮四處懸掛著的總統畫像,卻讓她陷得更深。其實她並沒有真正瞭解這個男人的身份,沒錯,她知道他是總統,做著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她甚至知道他每天的行程表,明白他每天都要與一個又一個難題作戰,可是,她幾乎忘了他已婚男人的身份,直到2月19日的這次會面,他才提醒了她這一點。雖然她曾在白宮工作人員的聖誕舞會上看到過希拉裡·克林頓,可是在她心目中,希拉裡始終是個模糊的影子、一個白宮裡的邊緣人物,這就使得她在看待自己情人的妻子時,態度顯得左右矛盾。 
  一方面,和大部分人的看法一樣,莫妮卡覺得,克林頓夫妻的婚姻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安排,一旦他的總統任期結束,他們就肯定會分手。可是另一方面莫妮卡也承認,總統與第一夫人是兩個在智力上「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之間在感情上的聯繫或許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莫妮卡也曾想過她這樣與總統約會,確實是不道德的,可是每次約會的喜悅都會立刻沖淡她這種負罪的心理。更何況,她還常常會做著不切實際的白日夢,夢想著總有一天,她會獨自擁有克林頓。她說,「有時候,我會想,一旦他的總統任期結束,他就會與妻子離婚,這樣,他就可以恢復自由身。還有些時候我卻會對自己說,他們兩個會永遠在一起。」在絕望中,她惟有不斷地告訴自己,總有一天她會重新回到比爾·克林頓的懷抱。她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會到來得如此之快。 
  就在宣佈分手後一星期,一次在白宮西翼的地下通道上,她看到了總統,他的身邊還有一群高官。莫妮卡立刻轉身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她並不是想避開總統,而是不想見他身邊的伊芙琳·利伯曼,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因為伊芙琳是一個以為人尖酸刻薄著稱的女人,而且她已經開始懷疑起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關係。有趣的是,那天晚上他竟然又將電話打到莫妮卡的家裡,在電話裡他說,他今天看到她了,還急忙表白說,這幾天他曾給她的辦公室打過電話,他想和她見面聊聊。於是莫妮卡順水推舟,說她現在就可以回白宮見他,他卻再次退縮,表示自己正在幫著切爾西做家庭作業。莫妮卡覺得這通電話實在有些蹊蹺,說,「怎麼可能有人在剛剛跟你分手後,就打來這麼曖昧的電話?這通電話讓我感覺,他對我還在感興趣,可是我也不能確定。」 
  接下來的幾天,莫妮卡便使了一個小小的花招,想要試探他的反應。她對總統擺出一副對他根本沒有興趣的姿態,比方說,要是在走廊裡撞見他,她就會非常禮貌、非常客氣地向總統致意。還有一次兩人相遇時,她甚至特地將頭轉開。這種做法收到了可喜成效,事後他就打電話給她,恭維她看起來苗條了許多。不管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至少他已經向莫妮卡表示出了他希望取悅她的願望。 
  1996年3月間,莫妮卡與總統遇見過幾次。一次週日,莫妮卡再次帶著朋友娜塔莉·溫格拉裡來這裡參觀,正當她們兩個在莫妮卡辦公室周圍閒逛時,她看到了眼前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人穿著藍牛仔褲、藍色襯衫,戴著頂棒球帽,正從總統的私人電影院裡走出來。看來,總統剛剛與妻子一起看了場電影。莫妮卡對他大叫了聲「嘿」,總統立刻停下腳步,轉身走向她。莫妮卡快速地向朋友介紹了來者何人,可是一向心不在焉的娜塔莉並沒有一下子反應過來,意識到眼前的人就是總統本人。莫妮卡與總統對望,然後,她輕輕撣下了他衣角藏著的一粒爆米花。讓娜塔莉更加意外的是,總統竟然已經知道了她的身份,顯然,事先莫妮卡曾經跟總統說過話,談及她將來白宮參觀一事。此時的莫妮卡已經確認了自己對於總統的感情,她說,「在我們分離的這段日子裡,我發現自己竟然是那樣思念他,真是很奇怪,分離讓我們的心離得更近。」很快,總統又回到影院,娜塔莉談起了對總統的印象,莫妮卡發現,她竟然會對娜塔莉無意中所說的一些奚落總統的話而感到憤怒。 
  很快,莫妮卡又與總統在上班時碰面了。前一天晚上,莫妮卡不小心擦傷了手和膝蓋,於是找白宮專職醫生馬裡阿諾開了些藥。而這天,當她穿過禮堂時,剛好碰到了馬裡阿諾醫生和總統,那天早上總統也覺得身體有些不舒服。當莫妮卡從他們身邊走過時,馬裡阿諾醫生叫住了她,問她的傷口怎麼樣了,總統立刻關切地詢問她出了什麼事。之後,他上樓更衣,準備開始工作,他特地繫上了一條莫妮卡送給他的領帶(這條領帶在後來,被他的服務員巴亞尼·內爾維斯繫著,在大陪審團前作證)。那天晚上在禮堂裡,莫妮卡看到了他繫著這條領帶的樣子。當時總統正和哈羅德·伊克斯在一起,可他還是喊住了她,向她問好。當晚8點鐘,他又給她辦公室打來電話,對她說,「你弄傷了手,這讓我很難過。」他還邀請她與自己一起,去白宮電影院看電影,可是當莫妮卡得知與總統在一起的,還會有白宮的一些高官,她不得不拒絕了這次邀請,但又表示今後有機會她一定會再去。最後,她問他,自己能否在週末時與他見面。   
  「他就像一縷陽光」(6)   
  總統表示因為內心的負罪感而主動與她分手六星期後,他們兩人又走回了當初的老套路。他們終於再次相見,不可避免的熱吻與愛撫,接著,則是斯塔爾報告中那段廣為人知的性行為——莫妮卡以一種極為罕見的方法,潤濕了總統的雪茄煙。這一次,莫妮卡確認,她真的是愛上了總統先生。 
  就這樣,在3月31日,星期六,也就是總統表示因為內心的負罪感而主動與她分手六星期 
  後,他們兩人又走回了當初的老套路:莫妮卡在午休時分去他的辦公室,手上還提著一大摞文件。在此之前她曾經在這些文件裡夾帶著她小時候的照片給他看,總統曾經挑出其中一張照片,說她沉思的樣子實在不像是一個剛滿兩歲的小孩子。這一次,她則是在文件裡夾帶了一條Hugo Boss的領帶,還有一首她為他而寫的情詩。他們終於再次相見,不可避免的熱吻與愛撫,接著,則是斯塔爾報告中那段廣為人知的性行為——莫妮卡以一種極為罕見的方法,潤濕了總統的雪茄煙。這一次,莫妮卡確認,她真的是愛上了總統先生。 
  她想都沒想過,自己的癡戀會得到總統的回應。在她看來,她寧願一個人默默地愛著他,也不願意兩人彼此相愛,否則,那將是一段更加辛苦的戀情。為了保護自己,她情願希望他已經忘了她,或者根本不喜歡她。她一直在盡力避免做一件事:猜測總統是否真的喜歡自己。可是事實上在他們的相處上,確實有很多信號在暗示著她,總統確實也喜歡她,如果不是更進一步的愛。比如他繫上她送的領帶,他總會挑她最喜歡的話來奉承她,也比如他記住了她生活中的很多瑣事,包括她的童年和她經歷的幾段戀情。可是,莫妮卡仍然不願意去考慮這些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事實。 
  在白宮,也沒有人願意相信總統確實喜歡上了一個小實習生。事實上,只有莫妮卡的極少數好友、她的母親和姨媽,瞭解她與總統之間的真實關係,相信他們是互相相愛的;可是她的同事們可完全不是這麼想的,在他們眼裡,莫妮卡只不過是一個不務正業,總是喜歡在白宮西翼和總統身邊晃蕩的年輕女人。在白宮確有一群年輕的女工作人員,她們急於靠近總統,從總統身上撈到一星半點好處,人們形容這群女人叫「小蕩婦」,而莫妮卡正是某些人眼中的「小蕩婦」。一些人還專門給莫妮卡起了個外號,「刻薄鬼」,這種綽號讓莫妮卡感覺很受傷。 
  在白宮工作人員的心目中,莫妮卡·萊溫斯基是一個道德敗壞、喜歡追星的壞女孩,而且總喜歡破壞別人的婚姻,認為她是在一步步,處心積慮地對總統實施巫術,蠱惑他原本單純的心靈。她的姨媽黛布拉這樣分析白宮工作人員的心思,「在這起事件中,對莫妮卡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人們將她當作了一個壞女孩,認為是她在主動追求總統,整天跟著他轉來轉去。可是,白宮裡的這群人只能這麼去想,因為總統是他們尊敬的人,他們總不能破壞了這樣一個人的形象吧。至於莫妮卡,她是個小人物,怎麼糟蹋都無所謂。」 
  自從詹妮弗·帕米爾利的生日派對上,一個實習生對莫妮卡開玩笑說,覺得總統對她有意思後,莫妮卡就一直提心吊膽,生怕她與總統之間的事情東窗事發。可是她畢竟只是白宮裡的新手,她對白宮這座龐大的機器並沒有多麼深入的瞭解。在白宮,總統每分鐘的行動,每一次離去,每一次歸來,都被記錄在案,在白宮,每一個地方、具體到每一間辦公室,都明確規定了來訪權限。沒過多久,單純的莫妮卡就上了一堂讓她難忘的禮儀課。 
  在平時,之所以莫妮卡可以在白宮裡行動自主,很大程度的原因要得益於她本身的工作性質,她在東翼的法制辦公室工作,與同事約瑟琳·喬利負責傳遞白宮與議員之間的通信往來,每天她都要在白宮裡四處奔波,因此雖然會多次來到白宮最隱秘的西翼,甚至進入總統辦公室,也並沒有引來大家過多的關注與反感。 
  可是1995年11月26日,當白宮停工結束,她得到了一份全新的職務後,她突然發現自己的工作緊張起來。莫妮卡並沒有時間接受入職培訓,也沒有按照慣例,由主管帶著她在白宮四處走一圈,向各部門同事介紹她。12月的一天,她正好走過橢圓辦公室,這是白宮從東翼到西翼之間最快的一條捷徑,突然,她在走廊裡撞見了伊芙琳·利伯曼,利伯曼神情冷峻地對她說,實習生根本不許在這裡出現,命令她盡快從這兒消失。莫妮卡萬萬沒有想到,她會面對如此不留情面的指責,她衝進了洗手間,只有在那裡她才能痛痛快快哭一場。慢慢地,她對自己說,至少她得讓利伯曼明白一件事:她並不是實習生,而是這裡的一個正式員工,她也有藍色通行證,有權去白宮任何一個地方。鼓足勇氣,她來到了利伯曼的辦公室,澄清了事實,聽完了莫妮卡的陳詞,利伯曼刻薄地說,「他們竟然僱用了你?」然後,她告訴莫妮卡,既然如此,她現在確實可以在白宮行走,可是她希望她在從白宮東翼前往西翼時,不要走橢圓辦公室這條捷徑。 
  還有一些小事,加深了莫妮卡的警覺與不安。一次,當她正好走在西翼地下通道時,她不小心聽到一個官員問巴亞尼·內爾維斯,「那個東翼的小蕩婦最近還太平嗎?」還有一次則是總統本人讓她難堪,那次她正在與一個男同事一起在走廊裡走著,正好碰到了總統,他很隨意地就對莫妮卡打起招呼,「嗨,莫妮卡。」她的同事立刻追問莫妮卡,為什麼總統知道她的名字,又抱怨說,他已經在這裡工作兩年,可總統始終就不知道他是誰。不過這次莫妮卡掩飾得還算成功,她對這個同事解釋說,她們家有個朋友是民主黨的贊助人,因此曾經在非正式的場合與總統有過一面之緣。   
  「他就像一縷陽光」(7)   
  她的姨媽黛布拉說,白宮四處蔓延著一種嫉妒和不信任的氛圍,「在這裡,每個人都嫉妒著別人,而且一有機會就想要攻擊別人。為了與他(總統)套近乎,贏得他的信任,這些人甚至不惜陷敵人於死地。這就是他們這些人的本性。我們這些做長輩的確實做得還不夠,假使在謠言剛剛有一點苗頭時,我們就可以注意到這一點,那我們至少可以向莫妮卡敲敲警鐘,告訴她,『不要再這麼下去了。』這個地方太可怕了,簡直是邪惡之地。」 
  在所有對莫妮卡的攻擊中,有一點最讓莫妮卡覺得為難,他們批評她總是穿「不合適」的衣服,比如短裙或者領口開得很低的套裝。確實,莫妮卡在白宮工作期間,幾乎完全不穿長裙或者西褲。可是莫妮卡並不覺得自己的穿著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從很小的時候,她就為自己的時裝品位而驕傲,也從不認為自己的雙腿粗壯,就一定要穿長褲或長裙來掩飾。一些人因此指責莫妮卡是總統的「妓女」,總是在沒有邀請她的情況下,出現在那些重大場合。莫妮卡對這種批評尤為憤怒,她聲稱自己從小到大一直是個相當有自尊的人,從不會做出不請自到的事情,在她剛剛上小學三年級時,她就因為沒有收到請柬,拒絕參加同學托莉·斯佩林的生日派對。 
  意識到了白宮的流言蜚語,再加上擔心無所不在的特工會注意到自己的所作所為,莫妮卡有時甚至會打消總統要見她的念頭。她的警覺完全正確,在白宮工作的特工們甚至開始互相打賭,他們相信每次莫妮卡走進白宮大門,不出10分鐘,總統也就會從他的住處飛奔而出。有一次他打電話給她,問她會不會參加為白宮工作人員派特·格裡芬舉辦的歡送儀式,並且讓她在歡送儀式後去見他。在電話裡莫妮卡警覺地告訴他,大家已經在議論他們之間的事情,在這個派對上,他們一定不能說話,甚至不能看對方。 
  還有上面已經談到的電影院風波。就在他們正式復合前兩天,總統邀請她一起看電影,可是莫妮卡意識到,他們必須考慮到在場其他官員的想法,最終她還是拒絕了總統的邀請。她回憶說,「我已經做得那麼小心了,可還是遇到了麻煩。早知如此,當初我還不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在莫妮卡的要求下,總統也開始想辦法,想找出一條更隱秘的電話線路。因為有心人只要翻查一下她電話的來電顯示,就可以知道總統與她通電話的次數有多頻繁,可是總統對這種技術常識似乎一竅不通,兩人討論了好幾次,都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解決辦法。一天,莫妮卡突然發現,總統用一部保密電話給她打來電話,電話機的液晶顯示器上甚至不會顯示來電號碼,莫妮卡覺得很驚訝,她對總統開玩笑說,「該不是你別的女朋友教會了你這些吧?」聽了這句話,總統顯得很生氣,他回答說,「我根本就沒有別的女朋友。不許再說這種話。」 
  他們使用了種種計謀,想要掩人耳目。比如只在內室才會做出親密舉止;比如在橢圓辦公室裡,她總是從一個門進去,從另外一個門離開;比如他們精心安排的「不期而遇」;再比如她避免讓那些白宮的資深官員看到自己。她變得處處小心,連白宮以外的地方,她也不敢放鬆警惕。當她與母親或姨媽一起出現在公共場所,當她們談到與白宮有關的事情時,她會故意將聲音放低。而在與親朋好友談起與總統之間的事情時,她常常會王顧左右而言他。 
  她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的。就在3月,她與總統的感情正在與日俱增時,別人已經在磨刀霍霍。伊芙琳·利伯曼感覺到自己在總統辦公室附近見到莫妮卡的次數太多,於是她告訴莫妮卡的頂頭上司蒂姆·基汀,「我想讓她滾開這裡。」而她希望莫妮卡離開白宮的理由在於,她覺得莫妮卡「舉止太不得體」。 
  1996年4月5日,星期五,基汀打電話讓莫妮卡去他的辦公室,宣佈了對莫妮卡的決定。他沒有說明讓莫妮卡離開的真實原因,而是編出了一個更加委婉的理由,他解釋說,目前法制辦公室正在進行機構重組,莫妮卡所在的通信部分要進行大調整,他們並不是要開除莫妮卡,只是讓她調換一個工作,去五角大樓。他還像哄一個小女孩一樣哄著莫妮卡,對她說,五角大樓的新工作更有趣,在那裡,她在穿衣打扮上可以比現在「更性感」。可是他的話莫妮卡一句也沒聽進去,她的心都碎了。衝回家裡,她哭了一整夜,帶著眼淚入睡。她回憶說,「整整一個週末,我整個人都像發了瘋似的。那幾天我只做了兩件事,大哭,然後拚命吃比薩餅和甜食。」 
  就在莫妮卡得知自己被解雇的消息前兩天,總統也經受了一個沉重的打擊,商業部長、也是克林頓的親信與好友倫·布朗,在前往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訪問時,座機爆炸,他本人因此遇難。那個週末,正當莫妮卡在公寓裡,一個人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時,總統的電話響起了。莫妮卡收拾起了心情,先問總統,他現在的心情有沒有好點兒。接下來,還沒等她說出自己的遭遇,她就突然對著電話痛哭失聲,希望馬上見到他。總統趕緊問,「先告訴我,你究竟是怎麼了。」一面抽泣著,莫妮卡一面說出她被人開除的消息,說完後,他回答說,「我敢打賭,他們這是衝著我來的。好吧,你現在就來我的辦公室。」   
  「他就像一縷陽光」(8)   
  這一天是4月7日,復活節。已經哭了整整兩天的莫妮卡在來到總統辦公室時,看起來蒼白得像個幽靈。總統的心情同樣糟透了,對於她即將離去的消息,他感到既失望又憤怒,可是他們已經沒有時間再沉湎於這種情緒裡了,週一就將是她在白宮工作的最後一天。他用力捏著拳頭,說,「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把你從我身邊搶走?我是那麼信任你。我可以向你發誓,假如我能在11月的大選裡獲勝,我一定會讓你回到這裡。到時候,你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莫妮卡雖然很難過,可幽默感並沒有消失,為了讓總統高興,她還說了幾個關於她未來 
  工作的笑話。 
  按照慣常的程序,他們再一次進行了密切的身體接觸,莫妮卡承認,有時她也不喜歡與總統這樣的關係,她覺得這種事是她單方面在為他「服務」,而不是雙方共同享受。她希望他可以做得更溫情些,抱住她,讓她沉醉其中。意識到了此後她與總統的相見將更加困難,此時,她非常想說出自己對他的真實感受。 
  莫妮卡通常在早上的安排都是這樣,她會來到她們家附近的星巴克,要一杯脫脂奶咖,然後坐下來看看當天的報紙。週日這天上午喝咖啡時,她在報紙上看了看她的星座運勢——她是獅子座的,報紙上說,她應該明確地告訴自己喜歡的那個人,她對他的感情。於是,在她和總統談心時,她第一次對他說,她愛他。他擁抱了莫妮卡,說,「這句話對我真的很重要。」 
  短短的相聚卻進行得並不那麼順利。先是被一個電話打斷,沒過多久,參謀長哈羅德·伊克斯又打來電話,表示即將登門拜訪總統。莫妮卡擔心被人發現,因此,伊克斯的腳步剛剛踏進辦公室門口,莫妮卡就從後門匆匆溜走了。對於一個離奇而又混亂的一天來說,這真是一個不那麼完滿的結局。不過,莫妮卡此時已經寬慰多了,他對她的勸說,以及他承諾她有朝一日將回到白宮的話,照亮了她一度黯淡的心房。 
  在這起事件中,有一點最諷刺。儘管因為與總統的緋聞,莫妮卡丟掉了她在白宮的工作,而且因此在未來的將近一年裡,都沒法再與總統相會,可是,她確實因為這樣一場將會導致她身敗名裂的不倫之戀,得到了一份比原先更好的工作。     
  第六章性與政治   
  性與政治(1)   
  1970年,當那個24歲的羅德獎學金獲得者與朋友進行那場深夜談話時,他們之間的態度既嚴肅,又激烈。那天,在牛津深造的比爾·克林頓與朋友曼迪·默克談了很多很多,不過話題的核心只有兩個,性與政治。 
  他們談話的焦點是1969年發生的一起醜聞。當時,馬薩諸塞州議員愛德華·肯尼迪開著車飛馳,坐在車上的還有他的緋聞女友,年輕的民主黨工作人員瑪麗·喬·科佩琴。正當他 
  們驅車穿過查帕基迪克島上的一座狹窄的小橋時,悲劇發生了,車子突然急轉彎,然後墜入湍急的河水中。愛德華·肯尼迪奮力游向河流對岸,瑪麗卻因此遇難。愛德華也因為這起醜聞而葬送了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的希望。 
  早在讀書時,克林頓就已經在國會山實習,對於政治圈裡常常會出現的雙重標準,他早有耳聞,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向朋友解釋了自己對於性和政治之間關係的看法,說,「政治給了男人過多的權力,也讓他們變得狂妄自大,他們因此學不會好好善待女人。我希望我永遠都不要變成這樣的人。」 
  對於一個花名在外的年輕人來說,克林頓竟然會說出這種觀點,倒是有點新鮮。克林頓的傳記作家大衛·馬拉尼斯曾經在文章中指出,克林頓曾經和幾個女孩一起玩過脫衣撲克,誰輸了誰就要脫掉身上的一件衣服;他也曾經在一次樂隊比賽時,充滿暗示性地將自己旅館房間的鑰匙扔給一個女樂手;他甚至還敢於向當時著名的女權運動家傑梅因·格利爾調情。他聽了一次她的演講,在演講中,格利爾宣稱那些有頭腦、受過一點教育的男人,在床上往往一無是處,並且告訴在場的女人,她們應該專門挑選那些沒有什麼文化的男人,最好是工人上床。在聽完演講後,克林頓公開向格利爾索要她的電話號碼,對她表示,一旦她改變了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希望他們能好好較量一番。 
  當這個法律系學生成為了一名大有前途的政客後,關於他有多麼討女人喜歡的說法越來越多。因此,按照這些說法,1996年4月,當莫妮卡·萊溫斯基離開白宮後,以克林頓的習性和花名推測,他應該另覓新歡,找到另外一個實習生或者別的什麼女人,填補他身邊的空缺。 
  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在之後的一年半里,他仍然繼續與莫妮卡保持著這種關係,安排兩人在公開場合相見,或者與她在電話裡互訴衷腸。這種做法,倒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看到這個男人性格中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也可以令我們更好地認識他們之間的感情。看來,他當年在牛津時所說的那番話,並非是在假扮清高。他接受了莫妮卡的禮物和她的愛,耐心地傾聽她的嘮叨,在她生氣時悉心安撫她,在她受傷時給她最溫暖的鼓勵與關懷。這段關係似乎跟人們通常想像的完全不同,事實上,莫妮卡本就是一個佔有慾很強、疑心又很重的女人,在很多時候,她完全忘記了這個男人的身份,常常會對著美國總統發洩自己的嫉妒、不滿,甚至是歇斯底里。比方說有一次,他本來答應在她生日那天給她打電話,在電話裡給她吹一曲薩克斯風,可是由於那幾天他碰巧去了洛杉磯,結果沒有兌現這個承諾,結果她在電話裡對他大吵大鬧,全然忘了對方是尊貴的總統。 
  這正是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醜聞中,一個最諷刺的地方。人們在瞭解他們之間的關係中,更多的材料源於臭名昭著的斯塔爾報告,他們反覆研讀著這份厚厚的報告中,那些與性愛有關的部分,可是卻忘記了他們之間也存在著與普通人一樣的感情。事實上,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之間的感情曾經一度相當熾熱,相比之下,他們之間卻從未存在成熟的性關係,也沒有哪一次的性行為是完整,這一點,肯定會讓莫妮卡懊惱不已。 
  可以看出,這位50歲的總統並沒有把莫妮卡當作是用之即棄的性玩具,他對這個正處在青春年華的女孩,有種精神上的需要與依戀。在與他進一步交往後,莫妮卡已經發現,在脫下了那層面具後,這個男人實際上是個非常渴望愛與理解,非常脆弱而且孤單的人,一方面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抱有深深的負罪感,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極度需要莫妮卡的陪伴。曾經,他在深夜裡獨自吹著薩克斯風,以此來排解他揮之不去的孤獨,現在,他則在電話裡與莫妮卡長談。其實兩種做法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 
  看起來,他喜歡這個姑娘的陪伴,喜歡與她聊天,儘管她動不動就生氣,而且常常與他爭論不休。這個姑娘敢於當著他的面叫他「總統夥計」,或者在她生氣時喊他「討厭鬼」。他說,她讓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弗吉妮亞·凱利,1994年她因為乳腺癌不幸逝世。他曾經親口對她說,「你是那麼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這一點和她真的很像。」 
  黛布拉姨媽記得莫妮卡常常向她透露與總統之間談話的細節,她說,「他看起來可以完全向她敞開心扉。他甚至願意向她談起他自己不快樂的童年,還有他母親的故事。我記得有一次他告訴她,『我們的童年都過得很不快樂,所以我們才會有那麼多共同點。』」 
  而在莫妮卡的朋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看來,之所以總統會對莫妮卡著迷,原因在於她的年輕與她獨特的個性,她分析說,「很多人都喜歡和莫妮卡在一起,因為她很活潑、真誠、有趣,而且活力十足。克林頓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取得那麼大的成功,也正因為他取得了年輕選民的支持。我相信克林頓受到了莫妮卡那股子活力的感染。」   
  性與政治(2)   
  無論他們兩人之間有多麼互相吸引,可以肯定一點,在他們的這段感情中,莫妮卡無論是在感情上,還是在性方面,都付出了更多。由於比爾·克林頓的職位,他成了兩人關係的主導者,而莫妮卡永遠是被動的一方,她永遠只能在電話機前苦苦守候,而且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莫妮卡的愛漸漸變成了一種迷戀,在她的夢中、也在她醒來的每時每刻,他都牢牢佔據了她的心房。對於莫妮卡這樣一個毫無經驗,而且與生俱來就充滿了不安全感的女孩來說,這樣的癡狂幾乎是致命的。黛布拉姨媽也用了「癡迷不悔」這樣一 
  個詞形容莫妮卡,「她完全被他迷住了。可是只要你想到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再想想莫妮卡的年紀和她過去的情史就會知道,這一切似乎注定要發生。她就是傳說中的灰姑娘,苦苦等待著王子的到來。」 
  事實卻是,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種強大的魔法可以用來幫助莫妮卡。儘管斯塔爾報告將她描繪成一個在性方面極度早熟的女人,一個可以迷惑人心的巫女,可是實際上,以她的本性和經歷而言,她根本就不適合一次又一次玩火,她非常不成熟,完全沒有處事的經驗,這也間接導致了最終的悲劇發生。正如她母親所說,「莫妮卡和與她同一年代的大部分姑娘一樣,她對自己的性慾從不羞澀。可是另一方面,她在與男人交往時非常天真,沒有一點戒心,她是個非常單純、完全不通世事的女孩。」 
  經歷了這麼多是是非非後,莫妮卡說,現在她完全同意母親的話,她後悔當年的輕率舉動,她說,「如果當初我們只是單純地逢場作戲,那一切都會跟現在不一樣了,他本應該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更加審慎、更加有節制的態度。我並不想責怪他所做的事,可是,真的,這件事已經超出了我這個年紀的人可以承受的範圍。如果我再大一點,如果我足夠成熟,那麼,我就可以充分理解這件事的影響與後果,很有可能,我會把他當作總統,而不是一個男人那樣看待。」 
  這段不倫之戀的後果,在1996年4月16日,當她踏入五角大樓的那一刻,已經初露端倪。這個地方與白宮之間的對比未免過於強烈了一點。莫妮卡對於五角大樓的第一印象,是這裡便宜而破舊的傢俱,顏色灰濛濛的牆壁,工作人員不事修飾的髮型,還有制服上那一張張沉悶而嚴肅的面孔——相比白宮,五角大樓工作人員穿著的制服,樣式實在過於老舊了點,而且幾乎沒有一點裝飾。 
  就和以往一樣,莫妮卡帶著一張燦爛的笑臉,與她的新同事們見面。在與上司經過了一番討論後,莫妮卡得到了她的新工作,她將擔任國防部公共事務部門負責人肯尼思·培根的機要助理,新工作的年薪為30000美元,比原先在白宮的年薪升了5000美元,而且福利很好,幾乎不需要加班,每年還有數次出國旅遊的機會。可是從莫妮卡坐在她辦公桌前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經清楚地知道,這份工作並不適合她。她本來就對政治一點不感興趣,也因此不可能去關心什麼國防策略,而她的工作更是讓她生厭,大部分時間她就是枯坐在桌前,機械地轉錄錄音帶,她覺得這種事情太無聊,簡直是在虛度光陰。接下來的六個月,她將大樓當作了她的煉獄,要不是總統曾經承諾,一旦他連任成功就會為她在白宮裡弄到一份新工作,她根本不可能咬牙堅持將這份工作做下來。 
  惟一讓莫妮卡感到安慰的,是「英俊先生」給她打來的電話,就這樣,五角大樓她的那部分機上,開始頻頻出現總統來電。他告訴她,之所以她被解雇,是因為種種原因。伊芙琳·利伯曼認為他與莫妮卡之間顯得過於注意對方,可是今年正好是總統大選年,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格外小心」。(利伯曼在大陪審團前說的證詞要更加簡約:總統問她,是誰開除了那個實習生,她回答說正是她本人。總統於是說了聲,「噢,好吧。」)莫妮卡安慰自己,至少她不是因為工作能力不行而被解雇的。總統還對她說,假如她不喜歡在五角大樓工作,他可以幫她在總統競選團隊中找一份工作。可是莫妮卡想到,現在白宮裡對她敵意最甚的這一批人,也正是組織競選的那班人馬,因此婉拒了總統的好意。 
  總統與萊溫斯基的電話世界。電話長談成了維繫並且加強他們之間感情的紐帶。他們在電話中做愛,當然,也在電話中討論彼此的情感,甚至總統通過電話安排了萊溫斯基父親的總統談話節目。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戀人間發生的事,但是卻發生在一位現職的已婚的總統身上。他有時僅僅因為需要得到這位女士的撫慰。 
  在母親印象中,這是女兒最難熬的一段日子,她說,「莫妮卡剛剛去五角大樓工作的那段時間,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糟糕、覺得最沒有指望的一段日子。她真是可憐極了。她常常一個人坐在電話機前,扳著指頭數著日子,或者一個人躲在屋裡不出來,只聽到她一陣陣的哭聲。她根本不願意離開房間半步,因為她怕錯過了他的電話。」 
  電話成了他們維繫感情的惟一途徑。在她離開白宮的最初幾個月裡,他一般每隔四到七天,就會給她打一個電話,直到10月份,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時,他打電話的次數才少了些。就與她瞭解他的日程表一樣,看起來,總統也非常在意莫妮卡的日程安排,他給她打電話的時間便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證,1996年春天,莫妮卡需要頻繁與她的新上司肯尼思·培根一起出國,曾先後去過波斯尼亞、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北歐各國,有趣的是,總統往往會在莫妮卡出差回來後的那一天,往她家裡打來電話。   
  性與政治(3)   
  每當總統出國訪問歸來時,或是他在公眾場合看到她後,莫妮卡往往都會接到總統的電話——從這點來推測,總統對她的思念,或許並不亞於她對總統的思念。每次總統來電,或者在她電話答錄機上留下簡短信息,她都會錄下來,這樣一來,她就可以反覆播放錄音帶,聽到他「美妙」的聲音了。她說,「他在打電話方面真的很拿手,他常常會擔心我,總是會安慰我說,『別擔心,我會照顧你的。我不想讓你難過。』」 
  莫妮卡在與總統談話時發現,他的記憶力好得驚人,記得住他們之前閒聊時所說過的一丁點小事,更讓她感動的是,他已經摸透了她敏感的脾氣,因此說話時常常會非常小心。也許正是因為他們無法面對面,總統在通電話時才顯得更加真實。莫妮卡說,「之所以通過電話聊天對我們如此重要,而且使得我們的感情有增無減,正是因為這是完全安全、可靠的,我們都不必擔心會有人突然推開大門走進來。因此,我們可以盡情向對方敞開胸懷,釋放自己的感情。」毫無疑問,此時他們的電話性愛,比起當初他們剛剛相識時,要來得更加富有激情【DK】。 
  1996年5月,在一次閒聊時她向他提及,她的父親和繼母將要來華盛頓,參加她弟弟邁克爾的畢業典禮,她想安排他們參加一檔電台節目。這是一檔常規節目,每星期總統都會邀請嘉賓來到白宮的羅斯福房間,然後與嘉賓進行即興談話,他們的談話內容將被錄製下來,在電台中播出。幾天後他打電話給莫妮卡,帶著幾分不解,他問她,為什麼今天她的家人沒來參加這次談話活動。莫妮卡回答說,他把日子給弄混了,然後告訴他,她家人將要來訪的確切日期。結果就在兩天後,貝蒂·庫裡打電話給正在工作的莫妮卡說,她已經聽說她父母將要來的事情,並且知道他們想去參加總統的談話節目。莫妮卡納悶地問自己,「她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真是奇怪極了。」很明顯,總統雖然工作非常繁忙,可是他還是記住了莫妮卡的家事,並且抽空對秘書作了交待。貝蒂又對莫妮卡解釋說,這周他們並沒有安排總統談話節目,不過總統已經囑咐過她,讓她帶著莫妮卡的家人好好參觀一下白宮,並且承諾他會盡量抽出時間與他們見一面。 
  與此同時,莫妮卡也已經安排她的家人在6月13日,前往弗吉尼亞的梅耶堡,參加愛爾蘭總統瑪麗·羅賓遜的歡迎儀式。當克林頓從人群中走過時,他一眼就看到了戴著頂禮帽的莫妮卡,於是他對她說,「我很喜歡你的這頂帽子,莫妮卡。」這句話讓莫妮卡的老爸驚呆了,他萬萬不敢相信,總統竟然認得出他的女兒,而且知道她的姓名。 
  第二天就是總統談話節目。可以看出,總統非常急於要討好莫妮卡的家人,他親自安排了談話節目的時間表,而且邀請她的家人與自己在橢圓辦公室合影留念。儘管在場還有很多客人,他還是盡量騰出時間與她的家人談話,甚至慇勤地照顧她的弟弟邁克爾,一個剛剛達到法定投票年齡的年輕人,當邁克爾表示他會在大選中投克林頓一票時,他顯得非常激動。莫妮卡的繼母芭芭拉·萊溫斯基,事實上對於莫妮卡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可是連她都感覺到,總統與莫妮卡之間似乎有一種默契。芭芭拉注意到在他們參觀白宮的過程中,總統始終在看著莫妮卡,她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繼女,小聲對她說,「姑娘,總統肯定對你有意思——他一直在看你。」 
  通過總統打來的電話,他們可以安排大家在各種公開場合見面,同時製造出一種不期而遇的假象,電話長談成了維繫並且加強他們之間感情的紐帶。有時候,他甚至會在一天裡幾次給她打電話,每次當他們的談話被工作或者其他事情打斷後,他都會在忙完後,立刻繼續給莫妮卡打來電話。正如莫妮卡自己所說的那樣,「我與總統之間的感情主要是通過電話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在電話裡聊上好幾個鐘頭,談我們各自的家事,談我們的過去。在電話裡,我們對彼此都非常真誠。很明顯,我們之間不僅僅只有電話性愛,還有更多、更深層次的感情與激情。」 
  6月中旬的一天,大選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莫妮卡表示她很想要見到他。他回答說,他會查看日程表,然後盡快給她一個答覆。接著,一天清晨他給她打來電話,很遺憾地告訴她,他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沒辦法擠出時間與她相見。儘管非常失望,莫妮卡還是從這通電話中得到了幾分慰藉,她說,「這說明他醒來時立刻想到了我。這真的說明了很多很多。」 
  有些時候,他打電話給她,是為了從她那裡找到安慰,也有些時候,他打電話僅僅是為了聽到她的聲音。這裡有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例子,1996年5月16日夜裡,他給她打來電話,這一天他剛剛得知他的好友,海軍上將傑瑞米·褒達自殺身亡。此時的克林頓情緒十分低落,而且覺得自己非常孤獨,在電話裡他悲哀地對她說,「假如你現在在我身邊就好了,我只想讓你好好擁抱我一下。」另外一點同樣值得注意,第二天,他特意繫上了一條她送的領帶。 
  他們常常在電話裡說一大堆笑話——為了找到話題,莫妮卡甚至會從互聯網上找最新的笑話,然後說給他聽。他們會談起各自的家庭和正在進行的大選,事實上,莫妮卡說,「我們會談起太陽下的每一件事。」一次莫妮卡問他,這次大選對他來說會不會非常困難,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在沒有母親幫助和支持的情況下從事大選。他非常讚賞莫妮卡的觀察入微,因為很少有人注意到母親辭世給克林頓生活帶來的空白,他告訴她,「假如她還在世,她肯定會非常喜歡你,你跟她實在是很相像。」   
  性與政治(4)   
  確實,假如弗吉尼亞·克林頓在世,她會發現莫妮卡在很多地方與她相似,最明顯的一點是,她們都同樣充滿活力、精力充沛,不過兩人將這種動力用在了不同的地方。弗吉尼亞將精力集中於幫助兒子在事業上取得成功,而莫妮卡費盡心思,為的不過是與總統見上一面。莫妮卡簡單地以為,只要他看到她,哪怕是在公開場合匆匆瞥見她,也會因此給她打個電話。她的這個願望竟然常常都能實現。 
  一個星期天,她和母親正在開車回家的路上,莫妮卡突然看到了總統的車隊,她立刻想起來,他應該是要去附近的教堂。莫妮卡剛剛將皮膚曬得黝黑,而且因為吃了種新的減肥藥,看起來瘦了不少,很希望總統能看到她如此健康的形象。於是,她大叫著讓母親停車,放她下去,這時她發現了一個位置極佳的地方,如果站在那裡,她可以近距離地看到緩緩開過的車隊。她的這個小把戲果然成功了。車隊開過時,總統看到了站在人行道上的莫妮卡,立刻拚命向她揮著手。克林頓始終認為這次相見只是一個巧合,當天下午他就給莫妮卡打來電話,好好誇獎了她一通,他說,「你看起來真是好極了。」她一直沒有告訴他,這並不是一次巧合,而是她刻意製造的結果。 
  還有一次她告訴他,她會在1996年8月,前往紐約的電台城音樂廳,參加他的50歲生日晚會,她特意叮囑他,「我會穿一身性感的紅色禮服,你應該會很容易找到我。」在這個嘈雜而盛大的晚會上,他們兩人享受了一次秘密而又充滿挑逗意味的相會,當他頻頻揮動著手,向大家表示感謝時,她悄無聲息地湊近了他,手輕輕地劃過了他的胯部。當晚,她住在與總統和第一夫人下榻的同一間酒店裡,事後她對他開玩笑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在同一屋簷下過夜。第二天,她在酒店門口閒逛,等待著他的車隊經過。果然不出所料,他又一次在人群中發現了她,後來他說,她讓他想起了電視偵探片《邁克·漢默》中的一個女性角色,那個人也是常常會在別人意想不到時突然出現。她始終沒有打破他的幻想,告訴他,他們的相遇絕非偶然,也不是上天的安排。 
  儘管如此,莫妮卡堅持認為,說她是在暗中追蹤著總統,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她說,他們確實是在相愛,可是由於他的身份如此特殊,他們之間的溝通難免是單方向的。她根本不可能主動打電話給總統,然後對他說她現在就想見他。在這種情況下,莫妮卡的焦慮症難以避免地再一次出現,一旦她無法等到他的電話,聽到他在電話那頭安慰她,她就會坐立不安。那年夏天,總統公務繁忙,他必須要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大選中,確保自己在競選中連任,他的電話不再像以往那樣頻繁了,這讓莫妮卡覺得非常委屈。每晚,她都會守在電話機旁,等待著那個遲遲不來的電話。每當因為思念他而感覺憂鬱時,她就會反覆聽著爵士歌手比莉·哈樂黛的那首歌《我會注視著你》。她說,「這首歌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其中有一句歌詞最能代表我當時的心境,『我會注視著你,在那些熟悉的老地方,在那裡,用我的這顆心與你相擁。』」 
  雖然可以確認對彼此的感情,可是他本人特殊的位置規定了他們之間的事情是無論如何也見不了光的,這讓莫妮卡陷入了越來越深的苦悶,莫妮卡承認,她自己消極而極端的個性,其實也是令她抑鬱不安的原因之一,她說,「每個週末我都會坐在電話機旁,一步也不敢離開,因為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給我打來電話。我還常常會自己嚇自己,我擔心如果他給我打來電話,可我不巧又不在電話機旁,他就會很快忘了我,去找別的女人。我的不安全感常常會戰勝我的理智。」莫妮卡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不安全感和疑心的女人。4月底的一天,也就是她剛剛去五角大樓工作後不久,她決定去華盛頓參加一個募捐活動,這是除了參加白宮的歡迎儀式和歡送儀式之外,她所參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公共活動,促使她參加這次活動的動機在於,她認為如果她能去這個募捐活動現場,就可以在人群中耐心地等待著被他發現,她可以與他握手,然後對他說一聲「嗨」。她確實實現了這個目標,可是卻失望地發現,總統並沒有擁抱自己,而是擁抱了一個就在她旁邊的俄羅斯女人,而且那個女人長得還很漂亮!帶著一股無名大火,她在活動還沒有結束時就匆匆離去。顯然,總統已經注意到了莫妮卡的反常情緒,第二天早上就給她打來電話,在她的電話答錄機上,他只簡單地說了一句話,「我不想解釋。」在說完這句冷淡的話之後,他還輕輕罵了一聲,「無聊」。 
  兩天後他又給莫妮卡打來電話,這一次他們在電話裡爭論得很激烈,莫妮卡哭著問他為什麼擁抱那個女人,而沒有擁抱她,幾個星期以來的苦悶藉著這個機會傾瀉而出。他則解釋說, 
  「我只是想做得小心點,攝影師就在旁邊對著我,她不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一個贊助人,給我捐了不少錢。」 
  雖然覺得莫妮卡很「無聊」,可克林頓還是小心地照顧到了她的感受。1996年5月,在一個薩克斯風俱樂部舉辦的活動中,他們又一次相遇。他見到她,立刻上前與她擁抱,稍後當他準備離開這裡時,他伸手向她示意,還做出了「我想念你」的口型,搞笑的是,站在莫妮卡身旁的男人原來也曾是白宮工作人員,他以為總統這句話是對他說的。   
  性與政治(5)   
  儘管比爾·克林頓已經費了很大心機,盡力去安撫她,可是對於始終沒有多少安全感、卻又對感情有著諸多幻想和要求的莫妮卡來說,他做得還遠遠不夠。這成了他們之間衝突的主要原因。7月,她生日的那天,總統沒有實現諾言,在當天給她打來電話,並且為她吹奏薩克斯風。更讓她難過的是,當時身在洛杉磯的總統竟然還有閒情逸致尋歡作樂,她聽說了他與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和電視記者伊莉諾·蒙代爾一起出去玩樂的消息。莫妮卡帶著憤怒與失望的情緒,在23歲的那個生日夜晚,哭了一整夜。這樣大大小小的爭吵,與他們感情所面 
  臨的種種障礙相比,其實只是滄海一粟,正因為她的愛人是美國總統,正因為他是已經有一個女兒的已婚男人,她只能是他見不得光的情婦,一切一切的衝突與爭執,都是因此而起。 
  她的朋友們一直在勸說莫妮卡,不要再這樣下去,不要再折磨自己,可是她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回憶說,「只要幾天聽不到他的電話,她就會變得神經質,簡直像個瘋瘋癲癲的女人。她常常反反覆覆地跟我念叨,『再見不到他,我可就真要對他發火了。』我心裡卻在想,『幸好你再也見不到他了。』」 
  9月的一天,總統正在佛羅里達進行大選工作,抽空給莫妮卡打來了電話。在電話裡她逼問他,什麼時候,總統先生認為會是他們完成性關係的最佳時機?他說,他不可能與她做愛,她立刻向他發洩了自己的憤怒與失望。克林頓從未與她進行過一次完整而正常的性愛,也始終沒有解釋他們的關係只限於口交的原因,莫妮卡和她的朋友相信,克林頓仍然有所顧忌,擔心如果進行一次完整的性愛會對他產生不好的影響。可是,這一次莫妮卡也許踩到了總統的軟肋,他真的發火了。他簡短地說了句,「如果你不願意再讓我給你打電話,對我直說好了。」然後就掛了電話。這句冷冰冰的最後通牒讓莫妮卡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寒意。 
  就算他們可以在公開活動中匆匆見上一面,彼此交換一個眼神、一兩句問候,莫妮卡仍然覺得,這些都遠遠不夠。莫妮卡越來越失望,他們的相見時間總是那麼短暫,而且那種偷偷摸摸的感覺就要把她逼瘋了。10月的一天,他們透過電話,享受了一次狂熱而富有激情的電話性愛,彼此都很滿足,於是他們又談起了她重返白宮的可能性。總統還談及這個星期他們有可能見上一面,他保證會親吻她一下。第二天晚上莫妮卡參加了一個社交活動,總統也在場,當著眾人的面,總統簡短而深情地擁抱了莫妮卡。雖然克林頓一直在為他們之間的關係努力著,可是莫妮卡還是覺得他對自己的關心還遠遠不夠,那天晚上,當他打電話給她時,她將自己這半年來的壓抑與不滿統統發洩了出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件事,莫妮卡承認,「當時我很沮喪,我知道這樣做對他並不公平,可是我已經鬱悶透頂,不說出來肯定會發瘋。」總統同樣懷著滿腹鬱悶與委屈,他冷冷地對她說,「別這樣了好不好,你老是對我發瘋,我已經受不了了。」他又安排他們兩人相見,建議她去他秘書的辦公室,這樣他們就有機會見上一面,克林頓知道莫妮卡打算去白宮找比利·沙迪克斯談一些與工作有關的事情,他也知道莫妮卡始終與他的秘書貝蒂·庫裡保持著聯繫,貝蒂還曾經邀請她去自己的辦公室。莫妮卡於是去了白宮,可是讓她更加鬱悶的是,她在西翼的會客室等了將近一個小時,最後貝蒂才告訴莫妮卡,總統已經離開白宮了。她還對莫妮卡解釋說,伊芙琳·利伯曼就在附近,她現在不敢隨隨便便地將年輕女人帶進她的辦公室。 
  莫妮卡試圖在眾人面前掩飾自己的失落與挫敗感,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還是注意到了她的痛苦與煎熬,她們對她的擔憂也開始與日俱增,好友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回憶說,「我非常擔心莫妮卡,覺得她又回到了當年與安迪·布萊勒的老路。我並不害怕美國人會最終發現她與總統之間的地下情,只是害怕克林頓會徹底摧毀她原本就很脆弱的心。我不止一次地告訴她,讓她趁早脫身而出,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那個人。」 
  說起來永遠比做起來要容易得多。莫妮卡越將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裡,她也就越孤獨,越是將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她的情感糾葛上,這簡直成了一個她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好在她還算是一個生性活躍的女孩,在華盛頓她也找到了一些新朋友,其中與她最要好的是阿希莉·雷納斯,她與總統同樣來自於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也曾在白宮工作,一度擔任過策略發展與特別聯絡部的主管。她們倆常常會相約一起出去逛街、看電影或者一起吃飯,成了一對親密的好友。可是,儘管她們在一起時總是過得非常開心,幾乎無所不談,可她往往與她聊著聊著,就會發現自己開始不可抑制地想起總統。阿希莉已經聽別人談起了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緋聞,她也曾勸說過莫妮卡,讓她重新找個好男人。 
  不過,我們的莫妮卡雖然寂寞,卻並沒有過著修女般的淒清生活。她仍然有一兩個男朋友,可是她發現即使總統不在她身邊,對她的影響依然如此巨大,當她與別的男人在一起約會時,她總會像灰姑娘一樣緊緊盯著時鐘,在午夜到來前就會匆匆飛奔回家。她曾經和一個五角大樓的同事約會過,這個男人是在1996年7月,他們去波斯尼亞出差時認識的,莫妮卡不願意透露他的名字,只是用「托馬斯」來稱呼他,據莫妮卡說,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長著一張稜角分明的臉,比她年紀要大不少。從波斯尼亞回來後,他們倆就開始約會,當晚他留她在他家裡過夜。可是莫妮卡拒絕了她,因為她擔心總統會在夜裡給自己打電話。她的直覺是對的,那天晚上克林頓果然給她打來了電話,莫妮卡興奮地向他描述起了波斯尼亞之行,她告訴他,她在那裡看到了美國軍隊幫助這個戰火紛飛的地方重建和平,為這裡帶來了希望,現在她確實為自己身為美國人而自豪。總統也為莫妮卡的描述而感到非常激動,那天晚上他們長談了幾個小時,一直聊到天濛濛亮。   
  性與政治(6)   
  那天晚上莫妮卡所經歷的一切,恰恰體現出了她的心靈與她的頭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碰撞與衝突。她渴望得到一份正常的感情,與一個單身男人相愛、然後結婚生子,可是當她真的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她卻又退縮了。看起來,她常常會覺得自己不配擁有一個好男人的愛情,父母離婚更是在她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使她害怕在感情上對人有所承諾。因此,她寧肯選擇一種毫無指望、不可能開花結果的愛情,哪怕因此自己會傷痕纍纍。 
  在莫妮卡開始與托馬斯約會的時候,她的心情變得開朗了些。儘管托馬斯在她身邊時,她還是常常想起總統,害怕總統此時會給她家裡打電話,可是她還是會將這件事開玩笑似的告訴總統,說現在他已經遇到競爭對手了。 
  1996年秋天,她結束了與托馬斯之間三個月的戀情,原因實在很好笑,他竟然也在與其他女人約會。最初,當她剛剛與托馬斯在一起時,她的朋友們都如釋重負:她終於肯和單身男人約會了,也許他能讓她忘記總統。可是很快事情就變得很明朗,這個單身男人不可能成為她的真命天子。不幸的是,1996年10月初,她前腳與托馬斯分手,後腳就發現,她懷孕了。 
  她絕對不想成為單身母親,雖然莫妮卡深具浪漫情懷,她仍然明白現實的殘酷性,在經過痛苦的抉擇後,她決定去做人工流產。托馬斯同意與她平分手術費,可由於她得去美國東部找一位專科醫生,她還是得去找黛布拉姨媽借一部分錢。托馬斯原本答應陪她去做這個手術,可是莫妮卡想,既然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關係,而且現在連朋友都不再是,就無謂讓他陪在自己身邊。作為一個開放、獨立、來自大城市,受到過女權運動熏陶的女孩,莫妮卡覺得這種手術對她來說是小菜一碟。她實在是高估了自己,手術不僅令她大傷元氣,而且在她心裡又留下了一道永遠難以磨滅的創傷。她說,「當時,我在心理上並沒有對這個手術做好準備,這種經歷實在是太痛苦,太讓人痛心了。」她的朋友對她的情況很關切,內莎·迪曼·埃布蘭德說,「這段時間莫妮卡非常痛苦,她其實非常想要小孩,她對我說,她常常會在睡夢裡聽到孩子的哭聲。」 
  此時,莫妮卡並未意識到這次墮胎會給她的心理帶來多麼深切的傷害。可是她母親已經感覺到了女兒正在日漸枯萎,她半哄半騙,總算說服女兒去弗吉尼亞的醫療中心接受心理醫生幫助,當年莫妮卡就在這裡參加了一個減肥療程。1996年11月,莫妮卡第一次見到了心理治療師凱思琳·埃斯特普,她花了很長時間,慢慢對醫生講述了自己墮胎的慘痛經歷。 
  埃斯特普發現莫妮卡表現得非常焦慮、非常抑鬱,而且自我認知水平極低,完全不自信。在莫妮卡第二次看醫生時,她就講述了自己與總統之間的故事。整整90分鐘裡,她不停地訴說 
  著她的恐懼與無奈,表示自己很難與他人處好關係,她承認自己與父親的關係始終非常僵,可卻又不知如何改善,更讓她擔心的則是自己與克林頓之間的感情,她擔心這段關係最終以失敗告終。不幸的是,埃斯特普醫生錯誤地估計了莫妮卡的情況,她認為莫妮卡既然已經學會了傾訴,情況應該有所好轉,因此不再給予莫妮卡專業的幫助,放任莫妮卡在黑暗中獨自摸索。 
  莫妮卡有那麼多問題要面對,她這次痛苦的墮胎事件,她對工作的焦慮,她對重返白宮抱著的希望,她與總統之間波折迭起的關係,她的孤獨,令她的心理狀況急轉直下。就這樣,在寂寞、悲哀與絕望中,琳達·特裡普這個絕對不受人歡迎的形象,開始佔據了莫妮卡的生活。 
  現在,全美國甚至全世界都已經聽說了琳達·特裡普的名字。每個人都知道,正是這個人玩的陰謀詭計,使得莫妮卡與克林頓之間的地下情曝光,並且最終令克林頓遭到彈劾。她其實並未從中撈點半點好處,因此,對於她這樣做的動機,人們始終不得而知。或許,這位政府資深秘書這樣做的根源,還在於她複雜而又矛盾的個性。 
  1950年,琳達·特裡普在新澤西出生,和莫妮卡從小就因為長得胖而備受屈辱一樣,她也因為自己不討人喜歡的長相而受到了眾人奚落。14歲那年,她已經長到了5英尺8英吋高(譯者註:即173米),她笨重而平淡無奇的身材、寬闊的肩膀,再配上一個鷹鉤鼻,讓同學們聯想起了籃球明星加斯·約翰遜,於是大家都開玩笑般地叫她「加斯」,每當聽到別人這樣叫她,她就會非常憤怒地大叫,「不許這樣叫我!」有一年,在她所就讀的學校、東漢諾沃學校的校友錄上,她義憤填膺地表達了對同學叫她外號的不滿。還有一年,她則向老師報告了同學們的劣跡。她同莫妮卡還有一個共同點,她也曾經經歷過父母離婚的傷痛,她的父親是一位理科教師,在她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嚴厲、不苟言笑的父親,在讀高中的時候,父親離開了這個家。30年後,直到克林頓與萊溫斯基醜聞曝光後,她才第一次與父親說話。 
  特裡普還對妹妹能上大學而自己卻不能上的事實而感到懊惱不已。由於父母一直是在妹妹臨上大學前,才算清了撫養費的問題,因此在中學時學業平平的特裡普只能去一所秘書學校上學。從學校畢業後沒多久,她就嫁給了一個叫布魯斯·特裡普的軍人,並且生下了兩個孩子瑞安和艾裡森,現在這兩個孩子都已經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了。丈夫的官運還算亨通,在他提拔為中校時,特裡普在軍隊裡也謀得了一份秘書的工作,她工作的地方極不尋常,是三角洲特種部隊,一個高度保密的軍事機構。   
  性與政治(7)   
  這份工作讓特裡普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她覺得自己成了政府中的重要一環,足以操縱許多人的命運。這個曾經被人喚作「加斯」、長相粗笨的女人,現在可以帶著傲慢和不屑的眼光看待她當年的同學了。從1990年起,有4年時間,她一直擔任白宮新聞辦公室秘書,當時白宮的主人是喬治·布什,這份工作讓特裡普可以搶先知道無數秘密,於是她的臉上,終年帶著一抹輕慢的微笑。 
  1993年1月,當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宣誓就任時,琳達·特裡普覺得她的世界都完全變了一個樣。她很不喜歡克林頓,因為發現自從他入主白宮,這裡的人言行舉止都變得輕浮無比,連穿衣服都不像從前那麼講究了,很多女人都穿著在她看來過於性感的衣服,作為白宮老資格的工作人員,她覺得自己有資格對那些小字輩的同事指手畫腳。同事們都認為她是個膚淺而且睚齜必報的女人,報復心極強,別人對她稍稍不客氣一點,她就會大喊大叫,甚至威脅要起訴對方。1993年7月,當局開始調查白宮責任律師文思·福思特自殺事件,她竟然趁機對調查者報告說,這裡的一位秘書有酗酒問題。由於特裡普是白宮裡最後一個在福思特自殺之前見到他的人,因此人們都很重視特裡普的證詞,這讓她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很有身份的人。事實上,1995年8月1日,也就是莫妮卡在白宮實習前兩周,琳達·特裡普還曾在大陪審團前,就福斯特自殺一事作證。福斯特律師與第一夫人和「白水事件」之間的關係,令不少陰謀論者歡欣鼓舞,開始編織起一張事實與想像互相纏繞的大網,正是從這時開始,斯塔爾開始進行對總統的調查。特裡普本人也為陰謀論者貢獻了許多謠言,她反覆傳說政府中存在著所謂的黑暗勢力,之所以有人要暗中對付福斯特,就是因為他與希拉裡·克林頓之間走得太近,知道了太多第一夫人的秘密。 
  琳達·特裡普的工作經歷也使得她養成了一種習慣,看待萬事萬物,她總是習慣於從一種陰謀論的角度出發,90年代,她與丈夫在結婚20年後離婚,這件事更讓她產生了仇恨一切世人的心理。她認為自己的職位非常重要,而且把自己當作正義與道德的化身。1994年,由於她的頂頭上司、白宮律師伯納德·納斯鮑姆退休,她被人從白宮調往五角大樓,雖然和莫妮卡一樣,這次工作調動後,她的工資也提高了不少,可是特裡普還是為此憤憤不平,她喜歡成為焦點的感覺,認為被調到五角大樓是有人在暗中同她作對。據說,她被趕走一事讓白宮新任律師拍手稱快,因為他一直懷疑特裡普在向外界洩露白宮機密,而且特裡普常常在公開場合批評她的同事,使得所有同事都對她非常不滿。 
  特裡普一去五角大樓,就擺起了「資深秘書」的派頭,她要求給她安排單獨的車位,並且表示她需要一個私人辦公室,認為只有這樣她才能全心全意為福斯特自殺案準備證詞。而莫妮卡與她剛好相反,1996年4月來到五角大樓時,她對於福斯特事件一點興趣都沒有,而且對特裡普也不是很熟,在她最初的印象裡,特裡普只不過是那個與她同在二樓辦公室,坐在她後面那個格子間的女人,而且特裡普從來不接電話,害得莫妮卡總要為她代接電話。 
  儘管私下裡特裡普常常批評克林頓的政府,可是在公開場合她總是擺出一副忠誠的樣子,甚至還在她的辦公桌前擺了一張總統的放大照片。正是這張照片和她所謂的忠誠,促使莫妮卡主動與她聊了第一次話,後來她們發現彼此經歷類似,都是從白宮被人趕到五角大樓的,也就越來越投契。 
  莫妮卡對特裡普最開始的感覺是,她是一個「冷漠,看起來很厲害,可是卻有顆熱心腸」的女人。在工作時,特裡普顯得一絲不苟,而且確實非常勝任她的這份工作。她年薪達到了8萬美元,卻常常對莫妮卡抱怨說這筆錢根本就無法實現她的夢想,她想開一間古董店,然後擁有一片田園,可以在那裡養馬。她們對古董的共同愛好,加上兩者共同擁有的幽默感,使得這兩個女人漸漸忘記了她們年齡的巨大差距,成為了一對好朋友。再加上特裡普雖然對同事很刻薄,但素有喜歡保護實習生的好名聲,很多實習生都非常尊重和信賴特裡普,認為是她在冷漠的白宮裡給予了自己莫大的幫助。很快,莫妮卡就將特裡普當作了自己的良師益友。 
  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分析說,特裡普正好滿足了莫妮卡的渴求。由於特裡普曾在白宮工作多年,對於白宮的所謂內幕相當瞭解,這一點是莫妮卡的其他朋友們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的,她們根本不瞭解白宮的基本情況,也因此在莫妮卡遇到問題時,很難為她出謀劃策。凱瑟琳說,「特裡普更像是一個八卦專家,與她聊聊同事的緋聞,她確實是個很好的人選,可是她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朋友。莫妮卡此時很想和別人談談她與總統之間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理醫生對此並不感興趣,甚至急於否認和批判莫妮卡的戀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莫妮卡只能找特裡普。特裡普並不會對她的故事作出什麼道德評判,可是,她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幫助。」 
  最開始時,莫妮卡與特裡普一起交換減肥訣竅,不可否認這一點,在減肥這方面特裡普確實給了莫妮卡很大幫助,幫助她整整減掉了60磅體重,在莫妮卡痛苦的減肥過程中,特裡普始終給了她熱心的鼓勵。她們常常在一起談論古董,特裡普會說起她每天上下班的不便,由於她的家住在哥倫比亞郊區,已經快要接近馬里蘭州,每天她得花一個半小時坐公交車上下班。她還向莫妮卡訴說了撫養兩個孩子長大所遇到的種種難題,她的大兒子瑞安還算懂事,現在已經開始離家在外讀大學,女兒艾裡森卻是她的一塊心病,她覺得自己很難處理好與女兒之間的關係,有一次甚至把女兒趕出家門。可是在莫妮卡看來,琳達·特裡普仍然是個非常好的母親,而且將她的家整理得井井有條,到處都放著她四處搜集來的古董。   
  性與政治(8)   
  漸漸地,莫妮卡覺得特裡普這個人有時候會做些很古怪的事情。比方說,當特裡普本人開始減肥時,她竟然拒絕見莫妮卡,說是覺得自己現在的形象太不好看。還有好幾次特裡普問莫妮卡,她母親怎麼評價她與莫妮卡之間的關係,一直到後來,莫妮卡才意識到,琳達·特裡普似乎對她有種莫名的迷戀:她想要生活在莫妮卡的生活裡。基於某種難以言喻的原因,特裡普在暗地裡追蹤著莫妮卡的一舉一動,想要控制她的思想與生活。(甚至一直到了特裡普背叛了莫妮卡,向獨立檢察官洩露了莫妮卡的秘密後,她仍然表示想與莫妮卡做朋友。 
  ) 
  當時,莫妮卡的母親一直沒有見到過特裡普本人,以為她是莫妮卡的同齡人,她已經覺得特裡普行事有些奇怪。現在,瑪西婭這樣分析特裡普的行為,「特裡普就像是個獵人,而莫妮卡就是她最好對付的獵物。特裡普其實迷戀的是克林頓本人——她曾經聲稱希拉裡·克林頓嫉妒她,表示希拉裡懷疑她與總統有不正當的關係。這個女人簡直是有妄想症,只要克林頓在哪兒遇到麻煩,她立刻就會出現在哪裡。只要嗅到醜聞的氣味,她就會立刻潛入那裡。她就像是一個好管閒事的巫婆,一隻討厭的臭蟲。」 
  莫妮卡與特裡普的談話內容裡,幾乎從未出現過政府話題。特裡普敏感地注意到了莫妮卡對政治的厭倦,因此也就避而不談這個話題,只是偶爾向她提及了福斯特自殺的事情。特裡普總是誇大福斯特與第一夫人之間的關係,同時她還不止一次地談到福斯特的死對第一夫人的打擊。她告訴莫妮卡,當第一夫人參加完福斯特在阿肯色州舉行的葬禮後,在總統的私人專機空軍一號上,她竟然通過暴食排解心中的苦悶,工作人員也沒辦法勸她停下來。 
  一次談心時,兩個女人談到了克林頓總統,特裡普對莫妮卡說,以她對克林頓的瞭解,她相信克林頓肯定喜歡莫妮卡這一類型的女孩。她說,「噢,我敢肯定他會為你發狂。」莫妮卡發現,這些話對她來說竟然那樣重要,它們適時地滋潤了她的心田。那些莫妮卡的親朋好友,她們因為愛她,所以勸她離開總統,而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聲音,它在莫妮卡耳邊輕聲說,她肯定是總統喜歡的姑娘,她會讓總統如癡如狂,鼓勵她繼續追逐她浪漫的愛情故事。莫妮卡這時發現,現在只有特裡普真正理解她、關心她。莫妮卡並不知道,特裡普對她的甜言蜜語並非出於友善,而只是因為她個人的好奇心和利益。當時,特裡普已經生出了一個念頭,想要寫一本關於她在白宮生活的書,讓世人為之矚目。 
  1996年5月,通過她的朋友、保守派專欄作家托尼·斯諾介紹,特裡普與右翼作家經紀人盧西安·戈德伯格在華盛頓秘密會面,戈德伯格是一個政治間諜,曾在1972年總統大選時秘密監視尼克松總統。在這次會談中,特裡普向戈德伯格談起她想寫一本書,專門探討福斯特神秘死亡之謎,同時會透露很多關於白宮的秘密,這本書的書名暫定為《在密閉的大門裡面:克林頓治下的白宮秘聞》。按照她們事先談好的條件,傳記作家麥琪·加拉格擬定了這本書的提綱,既然是秘聞,自然少不了女人這個話題,在提綱中加拉格提出要寫克林頓與他兩個緋聞女友之間的故事,其中包括黛比·席夫和凱瑟琳·威利。之後,她們就將這份提綱送給紐約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普南出版機構審閱。可是在此時特裡普卻又決定放棄這個計劃,她解釋說她覺得與麥琪·加拉格之間的溝通很困難,而且擔心這本書一旦出版,會害得她丟掉這份工作。直到1998年,當莫妮卡承認她與總統之間的地下情時,特裡普等人才重新考慮出版這本書。 
  琳達·特裡普這樣一個老謀深算的女人,就像是童話裡的那個巫婆,不斷地將手中那個紅撲撲、看起來非常可愛的蘋果放在莫妮卡·萊溫斯基面前晃悠。1996年夏天,莫妮卡對特裡普的信任感不斷增強,她開始越來越多地向她傾訴自己正在經歷的這段戀情,她並沒有透露戀人的名字,可是特裡普已經知道,此人就在白宮工作,而且位高權重。莫妮卡對她透露,她想要去紐約參加戀人的生日晚會,可又不知道這會不會帶來什麼不良影響,這幾乎已經是在告訴特裡普,莫妮卡的戀人就是克林頓,因為克林頓將在紐約舉行他盛大的50歲生日晚會,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莫妮卡願意傾聽特裡普的意見,因為與她的母親、姨媽和朋友們不同,特裡普總是會告訴莫妮卡最想要聽到的話,更何況她曾在白宮、在總統身邊工作多年,理解白宮的遊戲規則,莫妮卡認為她的分析與判斷對自己更有用。 
  更重要的是,特裡普始終不斷地安撫莫妮卡,她在她耳邊輕輕唱著催眠曲,輕聲細語地告訴她,她肯定會在她那位神通廣大的愛人幫助下重返白宮,一旦她回到那裡,總統就會被她的魅力擊中。莫妮卡回憶說,「當時他不在我身邊,特裡普的這些話和她的判斷給了我很大支持,她讓我對這段關係重又恢復了幾分信心。我以為,當時她並不知道我所說的那個人就是總統。」 
  在重返白宮的幻想中,她人生中最悲慘的一段日子正在緩緩拉開序幕:為了保守這個秘密而辛苦萬分的莫妮卡,對特裡普講述了過去這一年裡發生的故事。當莫妮卡對特裡普講述自己的秘密時,她以為對方是她信得過的朋友。事實上,她正在被人一步步地引入一個圈套裡。   
  性與政治(9)   
  11月將至時,大選逼近,莫妮卡坐立不安,她的緊張與焦慮與日俱增。總統曾經對她的許諾不斷地在她耳邊重現,她夢想著有朝一日,總統會打電話告訴她,他已經為她找到了一份白宮的工作,她即將結束在五角大樓的煉獄生活。從那年夏天開始,她每天都在倒計時,算著自己還有多少天才能回到白宮。黛布拉姨媽說,「她整天都在我旁邊念叨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要回到白宮,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大選前一天夜裡,莫妮卡一直期待著總統的電話,這樣,她就可以在電話裡親口為他祈禱,祝他好運。可是這個電話並沒有打來 
  ,莫妮卡重又陷入絕望之中。 
  1996年11月6日,星期二,威廉·傑弗遜·克林頓以壓倒性的票數,戰勝了他的共和黨對手、參議員羅伯特·多爾,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當天,在克林頓夫婦重返白宮後,他們與副總統一起來到白宮的南草坪,在那裡接受人們的祝賀,莫妮卡也參加了這次盛大的慶祝會。她想起總統說過,他喜歡她的那頂黑色的貝雷帽,於是特地戴著那頂帽子來到南草坪。此時的南草坪擠滿了人,民主黨的競選班子、特工、競選贊助人擠擠挨挨,莫妮卡與克林頓能做的,只是彼此交換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莫妮卡帶著期待回到家中,她想,這個週末總統肯定會給她打電話,他還會讓她去見他,然後當面對她說,她就快要回白宮了。 
  她回憶那個痛苦的週末,「我什麼都準備好了。我早早地就計劃好了到時該穿什麼衣服,做好了頭髮。然後,我坐在電話機旁邊,就這樣坐著,看著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整整一個週末,我都在等著他的電話,可是卻始終沒有等到。我已經快要發瘋了,我在屋子裡亂扔東西,我不知道怎樣控制自己的淚水,我覺得自己失望極了。當時我想,我根本沒做錯什麼,卻被人從白宮攆走了,那麼多女人跟總統有過一腿,有誰像我這麼慘?我覺得自己被背叛了,我覺得自己又一次上了男人的當,那時,我整個人都被人打垮了。」 
  雖然已經瀕臨崩潰,莫妮卡還在堅持做著五角大樓的那份工作,她想盡力說服自己忘記關於重返白宮的夢想,那個做了半年之久的夢。這時,她人生中最悲慘的一段日子正在緩緩拉開序幕。 
  11月底,就在大選結束後不久,一次莫妮卡走進五角大樓的咖啡廳,發現琳達·特裡普也在裡面。極度脆弱的莫妮卡知道,特裡普肯定又會老調重談,說些什麼現在既然大選已經結束,她可以重返白宮,將總統迷得死去活來的鬼話。果然,她剛剛坐下,特裡普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了她的推測,突然,莫妮卡打斷了她的話,「琳達,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我希望你不要告訴別人。我確實曾跟總統有過關係,可現在已經結束了。請你不要再說我回白宮這類話了,一切都完了。」 
  特裡普終於聽到莫妮卡親口承認她與總統的關係,她輕聲叫起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你是他喜歡的那種女孩。你千萬不要喜歡我真是一個巫婆,可是確實,我祖母和我都有一種奇異的第六感。我只是對周圍的事情有些敏感而已,你可不要見怪。好了,現在慢慢告訴我,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為了保守這個秘密而辛苦萬分的莫妮卡,對特裡普講述了過去這一年裡發生的故事,說完後,她覺得自己輕鬆多了。特裡普並沒有勸她年輕的朋友忘記比爾·克林頓,重新開始她的人生,她難以掩飾自己得知這個秘密的興奮,對莫妮卡說,「你的判斷肯定不對,你們之間並沒有結束。現在大選的事情還沒結束,他只是太忙了。等他忙過這陣子,他肯定還會再給你打電話,你們還會繼續在一起。」 
  莫妮卡幾乎可以回憶起這段談話的每一個細節,她與特裡普的每一個動作,帶著幾分窘迫,她說,「特裡普好像是在給我洗腦,可是我竟然喪失了僅有的一點判斷能力。當時,我很痛心,我還在愛著他,我的思緒很混亂,而且我還那麼年輕,根本沒有什麼人生閱歷。當他不再給我打電話時,我覺得我的天都要塌下來了,我以為我的人生就要就此完結,根本就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選擇相信特裡普的話【DK】。」 
  當莫妮卡對特裡普講述自己的秘密時,她以為對方是她信得過的朋友。事實上,她正在被人一步步地引入一個圈套裡。在盧西安·戈德伯格的證詞中,他提到早在1996年5月,也就是莫妮卡認識特裡普後不久,特裡普就告訴自己,她認識到了一個「很可愛的姑娘」,這個姑娘向她透露自己在白宮有個男朋友。這一點受到了莫妮卡的否認,記憶力一流的莫妮卡表示,此時她還並沒有向特裡普說起過這些。到了11月份,特裡普再次與戈德伯格聯繫,她告訴對方,那個「男朋友」事實上就是總統本人。 
  回過頭來看,莫妮卡的母親意識到,正是從1996年11月開始,琳達·特裡普開始操縱了女兒的生活,她說,「莫妮卡當時處在絕境中,她寧肯選擇相信特裡普的話。她想聽到別人說,她還有希望,她與總統之間存在著真誠的感情。特裡普使出了各種手段來哄騙莫妮卡,莫妮卡甚至連反抗的意思都沒有,乖乖地聽從她的安排,聽著她在耳邊念著咒語,『對他說,你要一份工作——跟他吵架——我從星相裡看出來了,他是你的——不要放棄他。』真正的朋友都會告訴她,不要再傻了,趕緊忘了他,可是琳達·特裡普卻在給她製造一個虛幻的希望。可是莫妮卡能怎麼樣呢?當時她那麼脆弱,根本沒辦法逃脫一個那麼老謀深算、那麼強勢的女人。這一切的結果就是背叛。想起來就讓人心寒,你會去想,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麼卑鄙的事情。只有那些毫無同情心、沒有人性、沒有道德觀念的人,才會做出這種壞事。」   
  性與政治(10)   
  背叛的事畢竟沒有在此時發生。回到1996年11月,這時莫妮卡仍然信任著她的朋友特裡普,而且常常向她談起自己與總統之間的地下戀情。每一次,當她對朋友說,她懷疑總統再也不會給她打電話,他們的關係已經徹底結束時,她的朋友就會用一種女巫般的語氣安慰她,「他會打電話,他肯定會打電話。」幾乎每一次特裡普都會對莫妮卡說,總統這兩天肯定就會打電話給她。 
  與此同時,莫妮卡也在忙著其他事情。她正準備暫時離開華盛頓,前往夏威夷參加她最好的朋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的婚禮。行程都已經計劃好了,她先去洛杉磯看望父親和繼母,然後在波特蘭與凱瑟琳會合,最後她們一起飛去夏威夷。 
  她已經訂好了12月2日飛往洛杉磯的機票,可是在出發前幾天,她聽說了第一夫人離開華盛頓的消息,這還是自從選舉勝利以來希拉裡·克林頓第一次離開這裡。琳達·特裡普的預言又開始在莫妮卡的耳邊迴響,她決定將機票改期,再給總統一次機會,莫妮卡這樣告訴自己,「他只有這一個晚上的機會了,如果過了這一夜,他還是沒給我打電話,我就把電話號碼徹底換了。」 
  行李箱已經鎖好,坐在房間裡,莫妮卡開始了最後一夜的等待。她的直覺又一次應驗。當晚,電話鈴響了,莫妮卡立刻意識到,這一定是總統打來的。 
  「嗨,我是比爾。我得了咽喉炎。」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沙啞。聽到了這段簡短的開場白,莫妮卡意識到她漫長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如果說,之前她對於琳達·特裡普還半信半疑,那麼,從此刻起,她已經徹徹底底地相信,特裡普將是她的導師,引領她回到白宮,回到總統的懷抱。     
  第七章上帝不喜歡了   
  上帝不喜歡了(1)   
  現在,莫妮卡的自信心升到了頂點——總統又與她恢復了聯繫,她的減肥計劃實施得很成功,她已經徹底甩掉了安迪·布萊勒留下的陰影,並且,她終於有希望回白宮工作了。她還相信自己找到了一個真正的好朋友:琳達·特裡普,她認為她是一個對華盛頓的政治生態環境瞭如指掌的厲害角色,她將幫助自己打開白宮的大門,重新牢牢佔據總統的心。當1997年的新年到來時,莫妮卡希望自己開始一段精彩的新生活。很不幸,她的樂觀情緒並不能維持多久。 
  這確實是件很奇怪的事情。1996年12月初,當總統終於給莫妮卡打來電話時,她竟然極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緒,兩人談話的氣氛少有的輕鬆愉快。她甚至心平氣和地向他談起了她與托馬斯——那位五角大樓工作人員——之間三個月的戀情,並且告訴他,他們兩人已經分手了,不過她並未提起墮胎的事情。他說,「要是當時我能在那兒就好了,我會擁抱你,讓你不再難過。」她說,當時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甜蜜而又脆弱,他告訴她,他思念著她,說話時的語氣就好似在這6個星期以來,他從未與她割斷聯繫一樣。 
  接著,莫妮卡又做了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當他邀請她去白宮時,她竟然婉言謝絕了。她告訴他,自己即將進行一場旅行,要先後去洛杉磯、波特蘭和夏威夷三地,事實上,她在第二天清晨就將踏上行程。他們於是開玩笑說,到了夏威夷,莫妮卡應該寄一張明信片給他,上面會印著穿著比基尼的漂亮姑娘,而且莫妮卡得把明信片寄給貝蒂·庫裡,免得別人眼紅將明信片偷走。他們談了很久,當中聊著聊著,總統竟然睡著了。莫妮卡沒有與總統約會,可是,她卻在波特蘭的行程中安排了一項額外的活動:與安迪·布萊勒相會。 
  她已經有一年多沒見過安迪·布萊勒和他的妻子凱特了,可是他們常常在電話裡說幾句。這對夫妻都喜歡和莫妮卡通電話,因為可以從她那裡聽到不少白宮裡的緋聞。她剛去白宮工作不久,就對他們說起了總統的一樁樁情史,並且念出了一長串總統緋聞女友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對凱特說,白宮裡有一個工作多年的女人,別人都叫她「護膝」,這個女人與總統有一腿。這些話只是莫妮卡隨口亂說,但在後來卻使她處於很不利的境地。 
  她還給布萊勒夫婦寄過很多小禮物,這些小玩意兒大多是從白宮的禮品店裡購得的,其中就有一張總統的簽名照。當莫妮卡在法制辦公室的通信部門工作時,她還寄給安迪·布萊勒一封感謝信的複印件,這封信由總統親筆簽名,是他寫給一位議員的,而這位議員的名字也叫安迪。布萊勒很喜歡莫妮卡開的這個小玩笑,將這封信用大頭針釘在他辦公室的黑板上。莫妮卡的這些行為當然並不是出自什麼險惡用心,如果一定要給她加個罪名,也只能說她的做法不大合適,可是當她的醜聞曝光時,這些小事情卻足以成為致命傷。 
  當她還在安排著在波特蘭的短暫行程時,布萊勒幾次給她打來電話,焦急地詢問她是不是確定會來,看起來在兩人分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倒是完全顛倒過了,現在,莫妮卡終於成了兩人之間的主導者。除了布萊勒的請求,莫妮卡也有自己的理由,促使她要單獨與他見上一面。 
  在接受了人工流產手術後,莫妮卡一度非常害怕與別的男人上床。她希望假如自己真的與某個男人做愛,那個人會是一個她知根知底的人,瞭解她、讓她擁有安全感,會敏感地體察到她的反應,一旦她覺得不舒服就會立刻停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來到波特蘭後,她又一次與布萊勒上床——這是他們之間最後一次發生關係。這一次,莫妮卡的感覺很好,她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相信今後自己可以盡情享受性愛,無需為任何生理上的恐懼而擔憂了。莫妮卡帶著對安迪·布萊勒的溫暖感覺離開波特蘭,她清楚地意識到了一點,布萊勒再也不可能影響和控制她的生活了。從此以後,這個人再也無法傷害她。 
  後來,莫妮卡還和安迪·布萊勒在電話中聊過天,他承認在這一年多來,他確實還在與別的女人約會,現在他覺得自己與凱特的婚姻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他想離婚,然後和他的這個新女友在一起——這一切都讓莫妮卡堅定了當初她對布萊勒的懷疑。布萊勒還對莫妮卡說,直到現在他才意識到莫妮卡對他有多重要,他要為之前他的所作所為道歉,現在,他認為莫妮卡是一個他非常看重的好朋友。 
  在經歷了這一切後,莫妮卡終於恢復了一些自信,她也知道,現在或許是她看起來最好的時候。她在夏威夷將皮膚曬得黝黑,而且瘦了不少,事實上,她從未像現在這麼苗條。這一點沒有逃脫總統的眼睛。那年12月中旬,在白宮的聖誕舞會上,他們曾經匆匆見過一面,第二天晚上,他還在參加另外一個社交活動時,抽空跑出來給她打了個電話,在電話裡他不住地讚美她,「我只是想要告訴你,你昨晚看起來真是美極了。」他還告訴她,他給她買了份聖誕禮物,那是他去新墨西哥州的愛伯克奇市時,在一家店裡一眼看中的一枚帽針,他說,他想要在聖誕節前就把這份禮物送給她。 
  可是聖誕節的那個週末,他們終究還是沒法按照事先約定的那樣約會,莫妮卡確實有幾分失望,好在她還可以看到總統,一次她與母親一起看演出《胡桃夾子》,切爾西·克林頓在這場演出中有幾段舞蹈表演。總統當時與妻子坐在一起,正當他準備離去時,他發現了莫妮卡,向她微笑。這種簡短的碰面,以及他在她電話答錄機上留下的隻言片語,支撐著莫妮卡脆弱的心靈。1997年1月,在華盛頓特區肯尼迪中心舉行的53屆總統就職舞會上,兩人又一次相逢,那一天,莫妮卡在人群中耐心地守候了五個小時,只是為了見他一眼。他終於看到了她,對她作出了「我喜歡你這件禮服」的嘴形,在這場舞會上,他始終在看著她,對她微笑。   
  上帝不喜歡了(2)   
  儘管在新年裡,他們之間的聯繫依然非常少,可莫妮卡的自信卻在慢慢回升,她說,「往常當我準備去參加某些活動時,我都很難挑選合適的衣服,我常常會把衣服扔得滿地都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很胖,穿什麼衣服都很難看。現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而不必考慮我的身材了。這讓我如釋重負,覺得一下子好像整個人都變得無比自由。」 
  更讓莫妮卡興奮的是,進入1997年1月,她回到白宮的希望以及她與總統之間的關係,看 
  起來都在一步步好轉。聖誕節前,她聽說白宮裡最不喜歡她的那個人,伊芙琳·利伯曼將在新年被調離白宮,前去執掌美國之聲電台網。這個消息讓莫妮卡認為,她重返白宮最大的障礙已經被人清除。因此,在一二月間與總統通話時,她跟他幾次提起回白宮的事情,他的態度也很積極,表示他會跟總統事務主管鮑伯·納什提起這件事。 
  她還看到了其他跡象,預示著自己心願即將達成。聖誕節後,她去白宮看貝蒂·庫裡,順便給白宮的老同事和老上司們送來了一些聖誕禮物——知道克林頓喜歡解謎,她為當時不在華盛頓的克林頓買了一套以福爾摩斯探案集為藍本的遊戲——莫妮卡跟貝蒂說起,她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重返白宮。看起來,貝蒂完全知道這件事,她答道,「我知道,當你離開白宮時,總統跟我說過,說我們應該在大選後把你弄回來——他說你是個好孩子。」 
  現在,莫妮卡認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總統和貝蒂的話給予她希望,她那位巫婆導師——琳達·特裡普則在對她施展著甜蜜的催眠術,她回憶說,「特裡普成了我的私人日記本,我遇到了任何事都會向她傾訴,我會毫不設防地與她探討我的每一點想法與希望,我漸漸發現,無論去做任何事情,我都想先去取得她的支持,她緊緊控制住了我。接下來的幾個月,有好幾次我都打起了退堂鼓,對自己說,『算了吧,我得到的已經夠多了,不如現在見好就收。』可是特裡普卻會在我耳邊不斷地念叨,『不行,你要繼續,你應該得到更多東西。』而且她說的往往都會應驗。這真是一段非常非常病態的關係。」 
  回過頭來看她與特裡普之間的關係,莫妮卡解釋說,之所以她會如此信任和依賴特裡普,是基於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她的墮胎事件,她年輕沒有閱歷,她在五角大樓工作不順心,也沒多少朋友,而且她與總統之間的聯繫也慢慢變少,她迫切需要一個可以傾聽自己心聲、為她出謀劃策的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當時幾乎所有關心她的人,包括她的母親、姨媽和所有好友,都始終堅持讓她離開華盛頓、離開總統,重新開始她的新生活,這種說法她可以理解,但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只有一個人在不斷鼓勵著她,勸說她一定不要放棄總統,這個人就是琳達·特裡普。 
  在此之前,莫妮卡已經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會在每次總統打電話給她或是與她相見時,記錄下當天的日期和細節,1997年2月,特裡普不斷對莫妮卡說,她現在應該重新檢視這些日記,這樣,她就一定可以從中找到克林頓打電話給她的規律。她甚至還鼓勵莫妮卡將自己與總統之間的聯繫做成一個詳細的數據表。現在莫妮卡才意識到,原來琳達·特裡普在這件事中如此積極,是別有用心。 
  總統本人曖昧不清的態度,在1997年表現得最為明顯,他曾經幾次試圖為他們之間的關係畫上一個句號,卻發現自己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無法離開莫妮卡。他的負罪感與他對她的慾望不斷進行著交鋒,他作為政治家與丈夫的身份,又與一個單純的男人身份產生了尖銳的對立。2月28日,莫妮卡穿上了一件GAP牌的藍色裙子參加了總統電台談話節目。這件衣服是她剛剛從乾洗店取回來的,如今,沒有誰不知道這條裙子與總統精液的故事。 
  很快,莫妮卡在新年裡剛剛培養的一點希望就煙消雲散,她的生活裡重新佈滿了絕望與懷疑的疑雲。等了那麼久,她還是沒有看到回白宮工作的一絲前景,她的失落與日俱增,更讓她在希望與失望中沉沉浮浮的,是一班白宮工作人員的態度,沒有一個人對她說過半句實話,而是不斷地搪塞她、欺騙她。母親已經觀察到了這一點,她這樣形容那些人的伎倆,「莫妮卡一直信任著他們,相信他們正在想辦法,為她爭取重返白宮的機會。沒有一個人告訴她,她根本就不可能回來。他們就是在玩弄她,或者互相之間踢著朋友,這個人叫她去找那個人,那個人又會讓她去問這個人。」 
  這種互相推諉的策略,似乎也被總統使用得恰到好處。他會先告訴她,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結束了,然後沒過幾天,他又像沒事人一樣繼續給她打電話,或者與她見面。他的這種行為也許只是無心之舉,可是他確實是讓莫妮卡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他們的關係並沒玩完,他們的故事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在這些日子裡,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一直密切關注著好友的一舉一動,她早就發現,總統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會害了她癡情的朋友,她說,「我一直非常尊重克林頓,所以我才更加不明白,為什麼像他這樣的人還看不出,他的所作所為會徹徹底底地毀了她。他曾經試圖與莫妮卡分手,我們都在私下裡叫好,覺得這才是正經人應該做的事情。可是沒過幾天他又給她打電話,然後他們的關係又這樣保持下去。他不斷地吊著她的胃口,這簡直是在讓莫妮卡受刑,他從來沒有主動對她說,『我們之間的事情已經結束了,如果我們再打電話,你的將來就會被我葬送。』」   
  上帝不喜歡了(3)   
  總統本人曖昧不清的態度,在2月份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總統曾經幾次試圖為他們之間的關係畫上一個句號,可是他卻發現自己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無法離開莫妮卡。他的負罪感與他對她的慾望不斷進行著交鋒,他作為政治家與丈夫的身份,又與一個單純的男人身份產生了尖銳的對立。 
  二月初,他們曾經長時間地討論過這段感情。開始時莫妮卡表現得很開心,她告訴他翻 
  看情人節那天的《華盛頓郵報》,在那裡,她為她的「英俊先生」留下了一段愛的信息,這段話的開頭引用了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詩句,「我藉著愛的輕翼飛過園牆,因為磚石的牆垣是不能把愛情阻隔的;愛情的力量所能夠做到的事,它都會冒險嘗試。」 
  總統很欣賞莫妮卡的才情與細膩的感情,可是他還是又一次告訴她,他們應該分手,他很誠懇地說,他不想去傷害她,「你曾經被那麼多男人傷得那麼深,我不想像你生命中的其他那些男人那樣,我不願意去傷害你。」他的這段話讓莫妮卡感到,他其實知道她在情感上有多麼脆弱。可是他並沒有擱斷電話,事實上,談到最後他們竟然又進行了一次電話性愛,接著他答應會再給她打電話。 
  情人節那天,莫妮卡與母親在倫敦,可是她一從倫敦回來,就去了白宮找貝蒂·庫裡。貝蒂告訴她,上周她曾打電話找莫妮卡,從貝蒂的話中莫妮卡推測,她不在的時候總統應該找過她。後來貝蒂又給莫妮卡打電話,邀請她參加2月28日進行的總統電台談話節目。為了參加那個節目,莫妮卡穿上了一件GAP牌的藍色裙子,這件衣服是她剛剛從乾洗店取回來的,如今,沒有誰不知道這條裙子與總統精液的故事。 
  那天總統談話節目中,包括莫妮卡在內,一共只來了7位嘉賓,自始至終莫妮卡只想著一件事,呆會兒總統會不會與她單獨相處一會兒。當電台節目錄製完畢後,客人們與總統一起合影,接著總統讓她去貝蒂·庫裡的辦公室,他有東西要給她。不幸的是,總統助理史蒂夫·古丁也在場,他忠心耿耿地保護著總統,不願意讓他在這些瑣事上浪費一秒鐘。莫妮卡從貝蒂那裡得知,古丁甚至還專門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禁止這位前白宮實習生單獨與總統共處一室。可是顯然貝蒂是個非常機靈的女人,她並沒有理會古丁的要求,帶著莫妮卡走過橢圓辦公室,然後一起來到了總統的私人辦公室。接著貝蒂找了個借口離開了辦公室。終於,這裡只剩下了總統和莫妮卡兩個人。 
  10個月來,莫妮卡第一次與她的「英俊先生」獨處。他們剛剛走進他的小書房,她就急促地要求,「快來吻我。」可是,他卻比以往更加謹慎,他並沒有吻她,而是小聲勸她,「你需要等待,我們只能等待。耐心點,耐心點。」然後,他遞給莫妮卡一個小盒子,上面裝飾著金色的星星。她打開盒子,看到裡面就是那枚他說要送給她的聖誕禮物——一個藍色的玻璃帽針。氣氛變得有一點尷尬,他一邊說,「這是送給你的。」一邊將一本書塞進她的手提袋裡。可是莫妮卡想要看個究竟,她又將書從包中取出,發現那是一本惠特曼的《草葉集》。莫妮卡感動莫名,「這是我最珍視的禮物,對我來說,這本書極其重要。」酷愛詩歌的莫妮卡覺得,總統是要通過詩歌要她表達自己的感情,從這本書中,她發現了彼此之間的真愛。 
  帶著這種浪漫而感動的情緒,他們慢慢走到了他的浴室,整間內室中最隱蔽的地方,在那裡他們又開始了一次「鬼混」。將近一年來,他第一次吻了她,可是卻又猛地將她推開,說,「聽著,我必須要告訴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他們卻無法抵抗對方的身體,他們的動作愈發纏綿。像往常一樣,莫妮卡為他口交,而他在口交進行到一半時,再次將她推開。莫妮卡告訴他,她想讓他達到高潮,真正完成這次性愛,可他卻說,「我不想徹底迷上你,也不想讓你徹底迷上我。」可是莫妮卡並不願意理睬他的理性,她輕輕告訴她,她「非常喜歡他」,然後兩人緊緊相擁。最後,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讓她徹底完成了這次口交,他的一部分精液在激情中,滴在了她的那件GAP牌的藍裙子上。對莫妮卡來說,這次做愛是他們關係中的新篇章,她相信,只要這種親密的感情可以繼續維繫下去,總有一天,他們會像所有情侶一樣,正常的做愛。在過去,他始終對她保持防範,起先是說他還不十分瞭解她,後來又借口說做這些讓他感覺有罪。這一刻,在1997年2月28日,莫妮卡終於知道,他已經非常信任自己。 
  當晚莫妮卡出去吃飯。作為一個生活亂糟糟的女孩,她並沒有仔細將這件衣服放進洗衣籃,而是隨手就將它塞回到衣櫥裡。一直到她又想起穿這件衣服時,才注意到了裙子上的一點點污漬。她並不能確定這些污漬是否來自總統的饋贈,可是她確實跟內莎和凱瑟琳開過玩笑,說如果他是個負責任的男人,就應該為她支付這件裙子的乾洗費。 
  很快,莫妮卡就將裙子的事情置之腦後。她又給總統寄去一條Hugo Boss牌的領帶,包裹中還附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信,感謝他送給她的禮物。她仍然一廂情願地相信,他們之間會有一個美好的結果,將他的謹慎與身體接觸時的猶豫,看做是他作為總統本能的一種自我保護。   
  上帝不喜歡了(4)   
  總統卻並不是這麼想的。1998年8月17日,在他透過錄像機向大陪審團作證時,他說,「在那次結束後,我覺得很噁心。可是,我,我確實因為這是近一年來,我第一次與萊溫斯基女士發生這種不正當關係的結束,又感到很高興。我向自己發誓說,這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 
  」可是就在3月12日,也就是他們上次在橢圓辦公室相見兩周後,貝蒂·庫裡打電話給正 
  在工作的莫妮卡,對她說,總統想要和她通話,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後總統告訴她,她送的那條領帶有點問題(莫妮卡相信他故意割破了這條領帶,製造他們相見的機會),他明天就要去佛羅里達,問她今天是不是能過來一下。她立刻答應了,隨後他將電話轉給貝蒂,由她為這一天的會面做安排。 
  莫妮卡以為總統會談起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在與貝蒂談話時,貝蒂完全沒有說起工作的事情,這讓莫妮卡稍稍有些失望。貝蒂·庫裡是個在白宮裡廣受歡迎的工作人員,在與莫妮卡之間的關係中,漸漸扮演起了一個母親般的角色,這通電話標誌著,她開始充當起總統與莫妮卡之間的傳聲筒。由於莫妮卡已經不再擁有白宮通行證,而總統也不想讓莫妮卡每次來訪都被人記錄在案,因此,貝蒂開始為他們之間的會面進行協調工作。可是莫妮卡卻並不喜歡貝蒂出面,她覺得她是與總統之間的障礙,她想直接聽到總統的聲音。 
  他們的活動很快就進入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階段,斯塔爾報告以少有的文學色彩這樣描述道,「一縷陽光剛好灑在了萊溫斯基的臉上,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為他口交。一邊享受著,總統一面讚美萊溫斯基的美貌。」這段描述讓很多人覺得非常可笑,可是莫妮卡卻強調說,這次她與總統之間的接觸相當親密、浪漫而隱秘,更重要的是,他們第一次進行了短暫的性器官接觸,斯塔爾報告則乾巴巴地用一句話來概括,「沒有插入。」 
  看起來,貝蒂不是他們之間的障礙,將莫妮卡與總統阻隔的,其實正是命運。就在他們準備約會前,以色列爆發恐怖主義事件,巴以衝突一觸即發,總統對此表現出了極大關注。在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立刻發表了電視講話,當時他系的領帶是莫妮卡送給他的,這也正是後來他的服務人員巴亞尼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時系的領帶。莫妮卡與總統的約會就此取消。當晚,總統還是按照他原先的計劃去了佛羅里達,並且與球手格雷格·諾曼一起打了一場高爾夫球。在夢裡,莫妮卡看見了總統,這似乎是個噩夢,從夢中驚醒後她立刻打開電視,結果得知總統在打高爾夫球時不小心傷著膝蓋。這是個很有趣的巧合,天生浪漫的莫妮卡相信,這個巧合證明了她與總統之間是多麼心有靈犀。 
  莫妮卡立刻就行動起來,她為他置辦了一個禮品包,裡面裝了一大堆小禮物。其中包括一張小卡片,上面一個小女孩正在跟青蛙說,「嗨,英俊先生。」還有一個磁石,做成總統印章的樣子,可以貼在他的枴杖上;一塊牌照,上面寫著「比爾」,粘在他的輪椅上肯定不錯;另外還有一對護膝,這種護膝她自己也在用。可是在莫妮卡幽默的外表下,她還是覺得自己很煩惱,因為她不知道在發生了一連串的意外後,他們什麼時候才能再次見面。 
  一直等到3月29日,她才一償心願,借口還是那條割破的領帶。她不僅給他帶去了一條新領帶,還送給他滿滿一包小禮物,其中包括一本講述電話性愛的小說《聲音中的性》,一個心形的徽章,還有她在情人節那天登出的廣告,她特意將這份廣告用塑膠封了起來。又一次貝蒂·庫裡帶她走進了總統的私人書房,然後找了個借口告辭,留給他們獨處的空間。 
  一個淡淡的吻,突然就讓他們之間燃起激情,不過此時他膝蓋的傷還沒好,必須拄著枴杖,這就使得他們之間的這次親密接觸雖然很浪漫,但還是染上了些許滑稽色彩。他們的活動很快就進入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階段,斯塔爾報告以少有的文學色彩這樣描述道,「一縷陽光剛好灑在了萊溫斯基的臉上,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為他口交。一邊享受著,總統一面讚美萊溫斯基的美貌。」這段描述讓很多人覺得非常可笑,可是莫妮卡卻強調說,這次她與總統之間的接觸相當親密、浪漫而隱秘,更重要的是,他們第一次進行了短暫的性器官接觸,斯塔爾報告則乾巴巴地用一句話來概括,「沒有插入」。 
  事後他們一起坐在餐廳裡,莫妮卡說,她對總統懷有一種「多愁善感」的情緒。她對他說她在不停地思念他,她夢想著有一天他們會成為單純的「小比爾和小莫妮卡」,可以在陽光下手牽手散步。以她素有的感性,她告訴他,他們的關係讓她心中的那個小女孩正在不斷成長,令她的生命變得更加圓滿。她也感覺到,自己正在為總統找回那個「曾經失落的小男孩」。現在,莫妮卡已經變得更加清醒理智,她說,「當我剛剛開始這段關係時,讓我感到最不能自拔的,確實是他作為美國總統的事實。可是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這種感覺已經發生了變化。那時候我開始夢想著嫁給他,每天早上可以與他一起醒來,我甚至希望與他一起變老。現在回過頭來,我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是一個相當愚蠢的白日夢。」 
  當總統與莫妮卡一起談心時,他再次提起要讓她謹慎行事。在莫妮卡與總統的整個戀情中,   
  上帝不喜歡了(5)   
  她一直試圖讓他拋棄懷疑與不安全感,希望他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她,莫妮卡反覆強調說,她從來沒有將他們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她會盡全力保護他。他又提醒她注意,假使有人問她與總統之間的關係,她只能簡單地回答,他們是朋友。後來甚至在他們通電話時,他也開始要求她注意說話的方式,他說他相信有一個外國的大使館正在監聽他辦公室的電話,不過他並沒有說明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大使館。 
  貝蒂適時進來,帶著莫妮卡離開了這個小書房。總統拄著枴杖,一直把莫妮卡送到了貝蒂的辦公室,在她離開時,他主動上前擁抱她,然後當著他秘書的面,親吻了她的額頭,似乎是要向貝蒂強調他們之間的關係其實並非情人關係,而更像是一種父女之間的關係。接著他唱起了一首經典流行歌曲《來點溫柔》,當他唱到那句「她也許很疲倦」時,他突然緊緊凝望著莫妮卡的雙眸。 
  在這次會面中,莫妮卡將自己的簡歷送給總統,總統則解釋說,他已經佈置了很多人幫助她在白宮裡找一份工作,除了之前提及的總統事務主管鮑伯·納什,還包括總統當年讀書時就認識的好友、人事主管瑪莎·斯科特。看來,總統的御用兵們終於開始為莫妮卡效力——雖然,他們的效率始終令人懷疑。 
  在這次見面後,莫妮卡的心情稍稍平復了一點,可是就同往常一樣,沒過多久她就開始了又一輪的懷疑、猜忌和抑鬱。每天她都在與自己作鬥爭,她想立刻辭去五角大樓的這份工作,去別的地方另謀出路;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斷告誡自己,她一定要耐心,一定要聽從總統的安排。她確實很喜歡而且很尊重現在的上司肯·培根,可是她痛恨五角大樓的工作,每天都需要加班,而且工作相當煩瑣、枯燥,每一天做的事好像都和前一天完全沒有分別。儘管如此,她的工作態度依然可圈可點,這一年還拿了五角大樓傑出貢獻獎。4月她出差去了亞洲,也許在很多人眼裡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差,可莫妮卡並不這麼看,這次出差她幾乎將所有時間都花在了打字上,晚上則是住在不知名的小旅館裡,無聊透頂。在這次「噩夢之旅」結束時,坐在回家的飛機上,莫妮卡暗下決心,假如總統的動作還是那麼慢,那麼她就不得不自作主張了。 
  4月中旬莫妮卡剛剛踏入家門,就得知了另一樁悲劇。邁克爾遇到了一次嚴重的車禍。一天晚上他還開著車就睡著了,結果他的車撞到了路邊,然後丟到了一個水溝裡。好在邁克爾的反應還算快,就在車子爆炸前幾秒中,他從車子裡爬了出去,奇跡般地只受了點皮外傷。向來沉著冷靜的邁克爾並沒有因為這起意外而受到什麼影響,反而是情緒化的莫妮卡為此擔驚受怕。 
  這件事剛剛平息,4月的一天,她正在五角大樓工作,突然接到了凱特·布萊勒的電話,她怒氣沖沖,質問莫妮卡為什麼會勾搭她的丈夫。莫妮卡不想在上班時接這種電話,於是匆匆將電話掛斷。之後莫妮卡越想越生氣,她不明白為什麼安迪·布萊勒會將他們的秘密告訴他妻子,於是又打電話痛罵安迪。安迪告訴她,他現在的情人找到了凱特,並且告訴她自己已經懷上了安迪的孩子。結果夫妻倆開始了激烈的爭吵,安迪一個不小心,就說出了他與莫妮卡曾發生過關係的事情,但他表示,他們上床的事僅僅發生在當年還在洛杉磯的時候,後來就一直保持著清白的朋友關係。於是莫妮卡再次打電話給凱特·布萊勒,解釋說當時她之所以會和安迪上床,只是因為她那時太胖,對自己沒有自信。可是謊言很快就被凱特識穿,她找到了1997年莫妮卡寄給她丈夫的情人卡,立刻就把這張卡片重新寄回給莫妮卡,與卡片一起的,還有一封她寫下的憤怒而言辭激烈的信件。 
  幾乎可以從以前安迪·布萊勒的所作所為中,推測他將會和妻子做出怎樣的解釋。他對妻子說,大部分的責任都不在他,而在莫妮卡。當年他們搬去波特蘭時,她還是對他苦苦相逼,哀求他不要拋棄自己。他編造的這個故事無非是要保護自己,他徹底得罪莫妮卡,莫妮卡告訴他,從今往後,她再也不會跟他說一句話。直至今日,莫妮卡對於安迪·布萊勒的憤怒都沒有消除,她說,「他本來應該做個堂堂正正的責任,承擔起他應該負有的責任。可是他沒有,他竟然還在編織一段又一段謊言。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是這種人。」 
  在這段日子裡,莫妮卡將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悉數告訴了琳達·特裡普。特裡普像是一個友好的朋友那樣,一會兒替她生氣,一會兒又對總統的行為表示惱火,可是有一點她的態度始終非常堅決,她一直鼓勵莫妮卡重返白宮。當莫妮卡已經放棄了這個希望時,她卻在不斷鞭策莫妮卡。莫妮卡承認她本人的弱點,「有些人可以激發你去發現自己身上最優秀的特質,特裡普則剛好相反,她讓我發現和展現了我身上最不堪的那些東西。我竟然可以在她的指點下,變得那麼骯髒、那麼陰險,我為這樣的自己而感到萬分羞辱。」 
  與布萊勒之間不道德的關係曝光後,莫妮卡原本就不安而浮躁的靈魂再掀波瀾。更糟糕的是,當莫妮卡每天都在思考著怎樣才能回白宮時,她的朋友兼魔法導師琳達·特裡普也在旁邊不停地煽風點火,使她的偏執與怨恨不斷升級。特裡普還向莫妮卡面授機宜,為她想出了各種重返白宮,回到總統身邊的計謀。莫妮卡說,「特裡普非常瞭解我的心思和性格,她可以巧妙地挑起我的負面情緒,鼓勵我向那條死胡同一路走下去,而我的母親和朋友卻恰恰相反,她們很想將我攔腰抱住,阻止我沉溺下去。琳達讓我相信,我理應得到比現在更多、更好的待遇。可是現在我也明白一點,這些壞事既然是我自己做出的,我就理應承擔一切後果。」   
  上帝不喜歡了(6)   
  3月,特裡普告訴莫妮卡,她從一個朋友那裡得知,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辦公室正準備向外界公開招聘,但她不肯透露她的這個朋友叫什麼名字,只是稱呼她為「凱特」。莫妮卡並不知道安理會打算徵召哪方面的人員,可她還是將自己的簡歷寄了過去,並附上了一封簡短的信件,表示自己相當想去這裡工作,無論分配給她何種職務,她都將樂於效勞。 
  就在特裡普為朋友介紹工作時,特裡普還在做著另外一件事,當月,她與《新聞週刊》 
  記者邁克爾·伊斯科夫進行了秘密會談,他們是在當年特裡普還在白宮新聞辦公室工作時認識的。伊斯科夫曾經對葆拉·瓊斯案投入了大量精力,這件案子的原告是曾任克林頓秘書的瓊斯,1994年她向克林頓總統提起訴訟,指控他在3年前任阿肯色州州長時,曾在小石城的一家旅館裡對她實施性騷擾。克林頓否認了瓊斯的所有指控,並且質疑瓊斯的訴訟於法不容,聲稱一個公民根本就不能對一位仍然在位的總統提出訴訟。雙方律師都仍在密切跟進著這起事件。 
  有一天,瓊斯的律師在無意中告訴伊斯科夫,還有一個女孩也曾經歷過與瓊斯類似的遭遇。那是一個為民主黨工作的義工,她聲稱自己在1993年11月份,當她前往橢圓辦公室請總統為她安排一份工作時,被克林頓性騷擾。伊斯科夫找到了這個叫凱瑟琳·威利的女孩,並說服她同意接受他非正式的採訪,威利說,當時總統對自己上下其手,並且在她不願意的情況下強吻了她。她還表示,琳達·特裡普可以為這件事作證。 
  伊斯科夫回憶說,在1997年3月,他向特裡普調查威利被總統性騷擾的事情,特裡普則表示,他思考的方向是對的,但這個民主黨義工並不是問題的核心,現在她掌握了一條更重要的線索。幾星期後他們又在白宮附近的一間酒吧碰頭,特裡普向伊斯科夫表示,她可以為他提供一個更加真實、更加驚人的故事,總統與一個女實習生之間的感情糾葛。 
  在華盛頓,擁有知識就等於擁有權力和力量。特裡普得意洋洋,瞧,她現在竟然能將一個資深的《新聞週刊》記者玩得團團轉。可是伊斯科夫卻並沒有被特裡普的這個故事打動,在他看來,一個關於總統與性的故事無外乎是遵循這樣一個老套路:瓊斯案仍然讓大家餘興未消時,正好威利適時冒了出來,再一次證明了總統好色的事實,一方面,它代表了總統在這方面的某些規律,另一方面它也將成為總統濫用職權的例證。同時,盧西安·戈德伯格也向特裡普強調一點,如果她還希望出版她的那本書,就一定要搞到更多細節,而且這些故事最好可以與目前正熱的新聞沾上點關係。所以特裡普開始著手努力,希望讓威利的故事見報,同時準備把自己打扮成知情人士的面目,在媒體上風光一下。 
  特裡普也曾向莫妮卡說起過凱瑟琳·威利的故事,不過說法與對伊斯科夫的那套版本完全不同。在之前特裡普與莫妮卡的談話中,雖然她一直在鼓勵莫妮卡努力追求總統,可是她確實曾經提到過,克林頓還曾經有過別的女朋友,但她反覆說明,這些人都是過眼雲煙,不值一提。特裡普沒有說出這些女朋友的名字,但她告訴莫妮卡,這些女人在克林頓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而莫妮卡不同,她知道克林頓愛著她,而且他們之間的感情注定會有好結果。特裡普所說的這些女人,其中就包括凱瑟琳·威利。 
  3月,琳達·特裡普洋洋得意地告訴莫妮卡,一個《新聞週刊》的著名記者去辦公室找過自己,想請她對凱瑟琳·威利被總統性騷擾的事件提供資料。特裡普說,當時她覺得很緊張,所以盡可能將總統性騷擾的事情輕描淡寫,而只是證實,他們兩人確實曾有過感情。這兩個女人在辦公室時深入討論了這件事,夜裡,特裡普又打電話到莫妮卡家裡。她對莫妮卡說,威利曾經打電話給她,在談話時特裡普曾經正告威利,指責她這是在說謊,她根本就沒有受到總統性騷擾。威利則反擊說,她並沒有說謊,而是特裡普記性有問題。問題的焦點在於一個細節,威利聲稱當她從橢圓辦公室走出來時,衣冠不整,而且顯得很不開心,這一點特裡普肯定注意到了,她以此作為自己在受到總統騷擾後身心俱疲的證據。 
  幾個月後,這場談話的意義突然顯得尤為重要,因為莫妮卡與特裡普之間開始出現裂痕,她們不斷爭論究竟當初是威利先打電話給特裡普,還是正好相反。因為在此時特裡普又編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她說是她主動與威利聯繫的,這一點可能會完全改變整件事的性質。因為如果是特裡普在得知記者找到核實情況後,主動打電話找威利,這可能會造成兩人之間串通證詞。接下來的幾個月,特裡普反反覆覆修補著這個聽來已經不再可信的故事,莫妮卡開始迷惑,她不知道應該相信特裡普的哪種說法。 
  在特裡普與伊斯科夫保持密切聯繫前,莫妮卡就已經從她的上司肯·培根那裡學到了很多對付記者的方法。因此她不免有些吃驚,為什麼琳達·特裡普這樣一個與傳媒打了這麼多年交道的人,會在伊斯科夫發問時口不擇言。莫妮卡回憶說,「當時我想得很簡單,我只是覺得特裡普是不是突然犯糊塗了,所以才對那個記者說,總統確實會和別的女人糾纏不清。」   
  上帝不喜歡了(7)   
  莫妮卡同時想到,特裡普作為政府公務人員,理應向白宮報告曾與伊斯科夫接觸這件事,這樣,他們才可以對伊斯科夫採取必要而適當的行動。莫妮卡表示,她曾與白宮的幾位官員報告過此事,其中包括橢圓辦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內奇,另一個是白宮律師團中的成員布魯斯·林賽。特裡普曾經說過一大串與她相熟的政治人物名稱,除了總統,也包括林賽律師,可是看起來,她與林賽之間的關係並不像她所說的那樣親近。 
  最後,特裡普不得不向白宮報告,她先是向林賽寫了一封書面報告,後又發電子郵件給他,表示她需要向他匯報一項與傳媒有關的事件。可是非常不湊巧,由於之前特裡普曾在福斯特事件中向大陪審團作證,她現在與整個白宮律師團都存在某種利害關係,出於避諱的需要,林賽不能與特裡普見面。於是,林賽乾脆就沒有理睬特裡普的報告,連電話都沒給她打一個,這被向來多疑的特裡普當成了對自己的蔑視與挑釁。加上莫妮卡這邊,她的資料已經收集得差不多,特裡普相信,反擊的機會已經快要到了。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莫妮卡始終為她的工作和事業牽腸掛肚。4月中旬,當她結束亞洲之旅回到華盛頓後,她曾打電話對貝蒂·庫裡說,她想跟總統說兩句話。整個週末,也就是總統平時與她聯繫最多的這兩天,她一直在等待著總統的電話,他始終沒有打來。接下來的那個週末,同樣的事情發生了。莫妮卡想著,肯定是有什麼事情不對頭了,可是她左思右想,也沒法猜出一個原因。 
  她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4月28日,她應徵白宮新聞辦公室的職位。他的上司肯·培根與總統助手洛裡·邁克休之間關係很熟,當他得知了這件事後,他開通地讚揚了莫妮卡,誇獎她是很「聰明、充滿活力,富有創造力」。莫妮卡想要聯繫貝蒂·庫裡,好讓總統知道她的計劃,可是琳達·特裡普卻勸她打消這個念頭,她堅持說,總統肯定還在為她回白宮想辦法,假如讓他知道了,他肯定會責怪她自行其是。特裡普那句口頭禪,「相信我,我對他非常瞭解」,讓莫妮卡打消了所有顧慮。在5月1日,莫妮卡接受了這個職位的面試,雖然面試進行得很順利,可是她最終還是沒有得到這個盼望已久的工作。 
  最後,到了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也就是4月26日,莫妮卡終於聽到了總統的聲音。莫妮卡急於向總統表達她的不滿,抗議總統總是不給自己打電話來,這樣一個小小的不滿竟然遭到了總統的強烈批評,他告訴她,現在他膝蓋的傷還沒有痊癒,他再也不想聽到她無休止的抱怨。可是就如同之前的每一次爭吵一樣,在掛斷電話前,他們已經重歸於好,而且計劃好了下一次見面的方案。 
  5月17日,當月幾乎一直不在華盛頓的總統,又給莫妮卡打來電話。這通電話實在是打得很辛苦,因為不斷地有人找總統談公事,在談完公務後,總統又會繼續撥通莫妮卡房間的電話。他說,他本來是想打電話找貝蒂·庫裡,讓她在第二天,也就是週六來辦公室,這樣他們就可以在秘書的遮掩下見上一面。可是他現在根本聯繫不到貝蒂,所以只好與莫妮卡在電話裡聊聊天兒。此時莫妮卡的面試結果已經公佈,她告訴他曾經去白宮新聞辦公室參加面試,可惜未能成功。總統看來確實是被莫妮卡面試的事情激怒了,他說,「為什麼你不告訴貝蒂?本來我們可以設法幫你的。答應我,以後如果你聽到了關於工作的事情,就讓我們知道,好不好?」 
  莫妮卡感覺到,總統在和她談心時有些心不在焉,他似乎變得顧慮重重。總統解釋說,二三月份他們約會時,他總是擔心別人會知道他們的事情。莫妮卡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還是很難理解,「他總是有所顧忌,這一點都不奇怪。反常的是在三月份到五月份之間,他的態度前後矛盾,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後來,總統問莫妮卡,她是不是對她媽媽說過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莫妮卡本能地撒謊說,「當然沒有了,為什麼你會這麼問我。」為了進一步打消總統的疑慮,她還說,她母親甚至根本不清楚莫妮卡為什麼會好端端地被人調到五角大樓,她以為惟一的原因就是總統與女兒之間的友誼。 
  事實當然不像莫妮卡說的那樣。莫妮卡的母親、姨媽和她的朋友們,她們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件事。當她和凱瑟琳與內莎通電話時,她甚至會給她們聽總統在電話答錄機上的留言。莫妮卡解釋說,「我並不是要向我的朋友們炫耀什麼,這只不過是我已經是在說話和行事時,都將他當成了一個普通男人。我生活的這個年代,女人們都非常親近,而且在談論性與感情時,態度都非常開放。我認識我所有女朋友和男朋友們,總統也不會被我們排除在外。在她們看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僅此而已。而且我的朋友們對我忠心耿耿,沒有任何人將我的秘密洩露出去。」 
  總統跟莫妮卡解釋說,人事主管瑪莎·斯科特已經開始關注他與莫妮卡的關係,她似乎是從沃爾特·凱耶那裡聽說,莫妮卡與總統的關係有些不簡單,而沃爾特·凱耶正好又是莫妮卡母親的好友,曾經幫助莫妮卡取得了在白宮實習的機會。 
  有趣的是,後來凱耶和斯科特曾經分別在大陪審團前作證,他們都表示雖然曾經在一起談過話,但是從來就沒向對方說起過莫妮卡——這就使得總統上面的解釋顯得有些牽強。不過在1997年2月,莫妮卡的姨媽黛布拉與凱耶共進午餐時,他們確實談到了莫妮卡。凱耶是個眾所周知的大嘴巴,雖然很招人喜歡,但特別喜歡說些閒言碎語,他對黛布拉含含糊糊地說,他們家莫妮卡的名聲好像不大好,很多人說她的好勝心似乎太強了。他的話讓一向最喜歡莫妮卡的黛布拉一下子跳了起來,據凱耶說,黛布拉說了很多反擊的話,結果一時說漏了嘴,告訴他,總統常常會在深夜給莫妮卡打電話。這句話讓凱耶的心狂跳了起來,因為他確實曾經聽兩個紐約民主黨人分別向他提起,莫妮卡與總統有一腿。   
  上帝不喜歡了(8)   
  因此,或許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凱耶本來就在白宮中有很多好友,其中一位好友是白宮西翼休息室的接待員,叫黛伯拉·席夫,而且她對莫妮卡的印象很不好,曾經向伊芙琳·利伯曼投訴說莫妮卡「舉止不當」,這些印象不斷累積,就使凱耶得出了莫妮卡與總統關係不正常的結論。之後,這位喜歡說閒話的保險商人又把這種猜想轉而告訴了自己的其他朋友。就這樣,這個消息終於傳到總統的耳朵裡,於是他在與莫妮卡對質時,說到了凱耶的名字。 
  至於總統是不是記錯了這些傳聞,原本這些傳聞不關瑪莎·斯科特的事;或者他是不是僅僅想用瑪莎和凱耶的名字當煙霧彈,以此來抨擊莫妮卡處事不慎,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態度,很明顯,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緋聞已經被洩露,而且他開始為此而擔心,他將這一切的錯,都遷怒到莫妮卡身上。 
  這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談話,儘管他們計劃在下週六見面,可是莫妮卡還是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與此同時,她又對這次見面充滿期待,因為在這一年裡,他們雖然僅僅在私下裡見過兩次,但兩次見面都極其熱情,無論在身體還是情感上,他們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滿足,莫妮卡在暗自猜測,第三次見面,他們會不會進行更加親密、更加熱烈的接觸? 
  5月24日,星期六,是他們約定相見的日子。莫妮卡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像以往幾次一樣,她為他帶來了小禮物,一張高爾夫球遊戲光盤和一件香蕉共和國牌子的休閒襯衫。她戴著一頂草帽,裡面別著上次見面時他送給她的那枚帽針。她被帶到了橢圓辦公室,總統如同以往一樣,親自上前迎接她,然後帶她走進了餐廳,在那裡她將禮物送給了他。接著,他們來到了內室,莫妮卡滿心期待著,他們會和以前那樣「鬼混」,共同度過短暫卻又激情四溢的幾小時。 
  可是,總統卻在此時拋出了那枚定時炸彈,她的直覺永遠那麼準確,她覺得有什麼東西不對勁,果然,這一刻還是發生了。總統說,他再也無法從他們之間的關係中得到絲毫歡愉,他想和她分手。最大的障礙是他的道德感,他覺得這件事無論是對他,抑或對他的家人都是不對的,而且他相信上帝不會容忍他做出這種事情。他向莫妮卡訴說著自己內心所經受的痛苦和折磨,作為一個已婚男人,他相信自己的這段外遇將為所有人所不容。此時,他的妻子和女兒切爾西就在附近,她們在白宮游泳池裡玩得正高興,總統卻在痛苦中,向莫妮卡揭露了他靈魂深處的不安與罪惡。 
  總統緩緩地說,他的一生其實都充滿了謊言與欺騙。在他還很小時,他就對父母親說謊,他其實明白這種謊言將會給他帶來的後果,可是他卻仍然不停地說著一個又一個謊言,因為他總是覺得沒有人會發現他、揭穿他。1975年,在他29歲時,他與希拉裡結婚,可他的這種隱秘生活還在繼續。漸漸地,連他自己都覺得有一絲驚訝,他發現他不僅在不斷地欺騙別人,甚至也在欺騙自己。一直到他40歲那年,他始終過得很不快樂,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而且他痛恨他對自己、對別人的欺騙,他的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感,以及他的這種天性之間的矛盾,在他心中不斷交鋒,使他始終處於矛盾和痛苦中。他甚至考慮過與希拉裡離開,徹底遠離政治,可是就在他已經下定決心時,他卻第四次當選阿肯色州州長。他向莫妮卡告白,「如果我可以當一個汽車加油站的小工人,過一種誠實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坦然面對鏡子中的自己,那麼,我也許可以更快樂。」 
  人到中年,克林頓覺得自己的人生一無是處,毫無方向。他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繼續與希拉裡在一起,因為他認為這樣做對他深愛的女兒會更好。他說,從那時起他就盡量做到最好,盡可能地與希拉裡維繫這段感情,他甚至還保留了一本特別的日曆,每天,當他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愧於心時,他就會在上面畫一個鉤。 
  莫妮卡深深記得那個日子,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被她稱為「拋棄日」。她回憶說,「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他的心理鬥爭確實很激烈,能跟我說出這些秘密,可見他壓抑得有多厲害,他的心裡其實也很痛苦。這讓我想起了自己這麼多年來與發胖進行的鬥爭。我真的可以體會他的感受。當然,他也說了一些分手時人人都會說的話,那些讚美我的廢話,無非是想讓我覺得好受點。可是那次約會,我們都動了真感情,我哭了,他也哭了。」莫妮卡還記得,總統不停地對她說,他仍然需要她,他不想讓她離開自己的生活,她記得總統當時說,「如果我們只是一對單純的朋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訴他們,讓他們下地獄。你可以繼續來這裡,與我聊天,而不需要擔心他們的閒言碎語,因為我們之間確實沒什麼。我真的想讓你做一切你喜歡的事情。我想讓你快樂。我想成為你的好朋友,我想,我肯定能在很多地方幫你的忙。」 
  莫妮卡把這些話當成了救命稻草,她說,「我們結束了這次談話時,我只想記住他說的這些好話,比如他仍然需要我,他想讓我做他的朋友。他想要幫助我、照顧我。」 
  儘管如此,莫妮卡仍然覺得她的天已經塌下來了,從未有過的絕望席捲而來。貝蒂·庫裡將她從內室接了出來,因為過度絕望,莫妮卡忘了向總統提及凱瑟琳·威利正準備告他的事情。貝蒂帶著她走進秘書辦公室,接著,這個好心的秘書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不妥,莫妮卡的眼淚立刻奔湧而出。貝蒂同情地看著她說,「你就跟我一樣,沒什麼事能藏在心裡。我從你的臉上就看出了一切。」   
  上帝不喜歡了(9)   
  莫妮卡在眩暈中走回了家,她為這次約會特意穿上的高跟鞋此時有如刑具一般,狠命地折磨著她的雙腿。她回憶說,「我不停地哭著,絕望極了,我竟然可以安全回過家,沒有撞上一輛車,這才真是奇跡。然後我躺在床上,整個週末就沒有停止過流淚。我覺得自己失敗透頂,而且心裡很迷茫,我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回到頭來我才發現,當年的我太年輕、太愚蠢,而且太容易輕信別人了。他怎麼能這樣殘忍地玩弄我?」 
  就在這次分手後三天,高等法院駁回了總統聲稱的根據憲法規定,平民不可以起訴他的說法。 
  葆拉·瓊斯現在成了這部戲劇的主角。     
  第八章特裡普的罪   
  特裡普的罪(1)   
  在與總統結束了他們一年半的感情後,莫妮卡幾乎已經崩潰了,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卻鬆了一口氣,她們想,經過了這麼久,她們的莫妮卡終於可以放下這段感情,去尋找真正屬於她的人了。 
  在過去一年來,瑪西婭使盡了各種招數,想要讓女兒放棄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為了讓女兒擴大她的社交圈子,多認識一些老實可靠的單身男人,她替莫妮卡在各種社交團體 
  中報了名,還郵購了各種關於徵婚交友的小冊子。她甚至為女兒買了本書,上面專門談到了人們應該怎樣從一段不能自拔的感情中走出來。所以,當母親發現莫妮卡開始和道格·威利,一個35歲的小政客交往時,她感到極其高興。可是沒過幾天,這段關係便無疾而終。 
  莫妮卡迫切需要朋友的開導與關心,可是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好友正在紛紛離開華盛頓。她最好的朋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搬去了東京,現在她們之間的溝通只能通過互發電子郵件進行;內莎·迪曼·埃布蘭德之前住在紐約,相對來說離莫妮卡還算近一點,可是最近又搬回了洛杉磯。這意味著,除了阿希莉·雷納斯,在華盛頓她已經沒有一個好友。 
  連莫妮卡的親人們都正在離開華盛頓。1997年夏天,她的母親準備搬去紐約,因為她發現自己孤獨了這麼久的生命裡,終於出現了一個可以重新讓她心跳加速的男人,她想住得離這個男人近一點。前不久瑪西婭剛剛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三大男高音的私人生活》,書上講述了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羅蒂的人生經歷,在這本書的首發儀式上,她認識了彼得·斯特勞斯,一個富有而且很有魅力的紐約民主黨人。這年9月初,瑪西婭便搬到了第五大道旁邊的一個小公寓裡暫住,現在,只有莫妮卡一個人住在那套水門大廈的公寓裡了。 
  當然,莫妮卡還有她的黛布拉姨媽,可是黛布拉畢竟還要料理家事,不能經常從弗吉尼亞州趕來聽莫妮卡訴說她的心事。事實上,黛布拉非常清楚,莫妮卡僅僅有她還是遠遠不夠的,她不能給莫妮卡太多建議,也無法做一個道德方面的導師,她能做的無外乎是當一個共鳴箱,莫妮卡可以將所有心事全都說給她聽,而她只會表示對莫妮卡的同情,並不會做出任何判斷和批評。黛布拉覺得事到如今,有她沒她已經沒有多大分別,莫妮卡畢竟還是需要自己從這件事中走出來,所以她去華盛頓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少。莫妮卡卻根本無法領會親友的用心,她只是覺得自己孤獨無助,連一個聽她說話、為她出主意的人都找不到。 
  母親懂得女兒的苦悶,也知道她有多麼孤獨,她非常擔心莫妮卡的情況,她說,「我一直想方設法想要轉移莫妮卡的注意力,我們當初的想法很簡單,要麼說服她離開華盛頓,要麼讓她認識別的男人,只要她不再沉迷於這件事上就好。我們曾經勸說她搬到紐約,和我一起住,我們還跟所有朋友打聽,問他們是否可以給莫妮卡介紹些年輕的好男人,我還挖空心思,想要勸她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你知道,以我的個性,我只能想著讓她不要在那段感情上糾纏不清,想讓時間沖淡這一切痛苦。所以我常常對她說,我們一起出去旅行吧,我們去參觀博物館吧,我們去參加這個派對吧,諸如此類。」 
  莫妮卡卻一頭扎進了死胡同裡。儘管碰到了那麼多障礙和曲折,莫妮卡仍然想找到一份工作,無論做什麼,只要能回到白宮就好,只要她能靠近那個她深愛的男人就好。她的心意在1998年8月6日,在大陪審團前作證時說得很明確,當時她說,「這一點,我也曾反覆對總統澄清過。對我來說,將他留在我的生活中,遠比……遠比弄到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如果有可能,莫妮卡甚至願意毫不猶豫地做一份薪水比現在更少、職位比現在更低的工作,只要可以讓她重返白宮。事實上莫妮卡本來就對金錢沒有多少感覺,她的工資雖然一直都不高,可她從來不覺得自己需要錢。莫妮卡走上了一條充滿絕望的道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她不斷為自己的境遇感到失望、憤怒和抑鬱。與此同時,她仍然對總統抱著一線希望,她認為他還有可能回到自己身邊,她拿當年與安迪·布萊勒在一起的經驗作例子,當時安迪也曾經不止一次要跟她分手,可是後來,哪一次不是他主動找到她,說要與她復合的呢?只要,只要她有辦法重返白宮,她就有把握不斷見到比爾·克林頓,到時候他肯定會重新發現他是多麼愛她、需要她。 
  5月底,就在克林頓要求與莫妮卡分手前幾天,她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工作機會。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正缺少人手,如果她成功得到了這個機會,就可以直接為國家安全顧問桑迪·伯格工作。這份工作不僅可以為莫妮卡提供種種機會和挑戰,而最讓她感到興奮的是,她將有機會與桑迪·伯格一起搭乘空軍一號,那可是總統的專機。莫妮卡對這個工作感到了極大的興趣,而特裡普又在一旁煽風點火,一再跟她說,憑她的資歷,她肯定會是這個工作的不二人選。 
  就在總統與她分手後一周,5月30日,莫妮卡參加了一次面試。莫妮卡想起他曾經告訴她,只要她是在應徵白宮的職位,就一定要事先通報貝蒂·庫裡,好讓他們心中有數。她還想起就在一個星期前,他曾經那樣深情地向她承諾,他們還是朋友,他會盡全力幫助她。這確實是莫妮卡一個很大的問題,她從來不會懷疑他對她說過的一個字——對她來說,只要是他說的話,就意味著是一種極大的承諾。基於這種種信念,莫妮卡給他的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卻失望地得知,總統和貝蒂·庫裡現在都不在。   
  特裡普的罪(2)   
  在她接受了國家安全理事會(簡稱NSC)的第一次面試後,6月的第一個星期,她設法聯繫了白宮人事主管瑪莎·斯科特。自從3月份起,總統曾經數次向莫妮卡提起,他已經將她的事情全權委託給了斯科特,而且告訴她,他與斯科特是老鄉又是同學,她一定會非常留意莫妮卡工作的事情,可是斯科特的助手竟然冷冰冰地告訴莫妮卡,斯科特從未聽說過莫妮卡的名字,這讓莫妮卡的心一下子墜到谷底,她感到極度震驚。 
  又一次,莫妮卡與生俱來的悲觀情緒和不安全感,使她對斯科特的回應感到非常沮喪。之前,正是基於對總統無條件的信任,加上她自己也不清楚,總統是不是已經將斯科特當作自己人,對她說過了他與莫妮卡之間的事情。因此莫妮卡從未主動聯繫過斯科特,心甘情願地相信,總統和斯科特肯定一直在為她工作的事情操心。可是現在,斯科特竟然說她完全不知道有莫妮卡這樣一個人!莫妮卡開始懷疑,總統所作的承諾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讓她回來,好完完全全堵上她的嘴。這種想法讓莫妮卡難以承受,她不願意這樣猜想,可又不能不從最壞的角度來懷疑那個她曾經如此信任的男人。 
  先是被人拋棄,後又發現這個人竟然有可能欺騙自己,莫妮卡痛苦萬分。加上華盛頓現在對於她來說,幾乎可以稱之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個對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發現,現在她只能求助一個人,只有這個人可以安慰她、鼓勵她:琳達·特裡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親已經搬去紐約,而且開始計劃與彼得·斯特勞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來越依賴特裡普。 
  兩個女人反覆討論著克林頓,她們不斷聽著總統的每一通電話、每一句留言,分析著他曾經說過的每一個字。莫妮卡變得非常病態,她覺得自己正在從總統簡單的一句說話中體會出微言大義。(後來他對她說,他沒有想到莫妮卡竟然會那樣重視他所說過的話,從他的這句話來看,莫妮卡是將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搖搖欲墜的沙土基石上。)特裡普鼓勵莫妮卡找總統算賬,憑什麼他可以耽誤她,阻止她回白宮?他曾答應她在1996年11月,大選結束後就把她弄回白宮,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動靜?特裡普說,她很難理解為什麼這件事拖了這麼久還沒有一個結果,白宮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著就業機會,總統竟然花了這麼長時間,依然沒辦法給她解決工作,這實在是「荒謬之極」。 
  1997年6月9日前後,在瑪莎·斯科特辦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後,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裡普的「幫助」和催促下,她給總統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留言,上面寫道,假如他真的對她重返白宮工作一事深表關切,就應該幫助她得到這份工作。這條留言看來是起到了一點效果。因為沒過多久,瑪莎·斯科特就主動給莫妮卡打來電話,並且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說,她本人剛剛做了個手術,回辦公室沒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視了莫妮卡。 
  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說,她其實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沒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資料。有趣的是,在對大陪審團作證時,斯科特否認了總統曾讓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說法,她僅僅承認了一點:就在她與莫妮卡通電話前一天,貝蒂·庫裡曾給她打來電話,貝蒂說她的一個年輕朋友不喜歡五角大樓的工作,請斯科特幫這位朋友留意一下白宮的工作機會。 
  幾天後,6月16日,莫妮卡在斯科特辦公室裡見到了她。在這次面試中,斯科特對莫妮卡本人的興趣顯然超出了她對對方工作經歷的興趣。斯科特向莫妮卡詢問了很多關於她與總統之間關係的問題,並且問她為什麼會離開白宮。莫妮卡只好編造了一個聽起來很純潔的故事,她說,她與總統之間確實非常友好,這讓白宮裡的一些高官,尤其是伊芙琳·利伯曼覺得很難接受,他們認為她的舉止「不合常規」。斯科特同時還對莫妮卡為什麼這麼急於回到白宮也表示出了極大興趣,尤其是莫妮卡曾經反覆表示,她願意在白宮做薪水和職務更低的工作。在斯科特看來,五角大樓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一無是處的地方吧,至少,那裡的停車位就比白宮多。 
  莫妮卡不希望斯科特問她這麼私人的問題,尤其是那些與總統有關的問題。6月17日她在給凱瑟琳的電子郵件中寫道,「我覺得很鬱悶,那些問題根本就不是她應該問的……」雖然她接受了國家安全理事會兩次面試,並且上了最終的甄選名單,可是,莫妮卡最終還是沒能得到這份工作。她打電話向斯科特問及此事,可是斯科特卻表現得非常無辜,後來,斯科特將這次談話稱為她有生以來「最晦氣」的一次談話。在電話裡她告訴莫妮卡,不僅國家安全理事會的工作已經被別人搶先拿到了,而且她回到白宮的另外兩個機會也已被人捷足先登。這兩個職位在白宮的政治術語裡稱為「借調」,也就是說,將人員臨時借調到白宮的某個部門,待到時機成熟,有可能會將他們轉成白宮正式工作人員。 
  之後,莫妮卡給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發了封電子郵件,她在信中表現得迷茫,思維很混亂,讓人感覺她甚至有可能想不開尋短見。在信中她說,「今天我才知道,我沒有得到NSC的那份工作……我覺得我應該徹底放棄了。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我覺得我這個人真是麻煩,一會兒說這個,一會兒又會完全改變主意。」   
  特裡普的罪(3)   
  凱瑟琳當然支持莫妮卡放棄這一切,重新開始的決定。兩天後她回了封電子郵件,寫道,「莫妮卡,你的電郵讓我覺得很難過。我為你所碰到過的這些波折而傷心。我給你的意見是,你真的應該趁這個機會徹底放手,如果不這樣做,你的面前就仍然會充滿陰雲,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來……我不希望你像現在這樣不開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放開這一切。」 
  這次會面後,莫妮卡仍然給斯科特寄了封她自認為「裝腔作勢」的感謝信,可是事實上,斯科特所說的話使得莫妮卡心中疑雲密佈,她在想,在過去的這三個月裡,總統是不是一直在騙她,莫非他從來就沒有為她找過工作?安迪·布萊勒曾經對她說過謊,曾經無數次地欺騙過她。比爾·克林頓也是這樣的人嗎? 
  無論莫妮卡奔向哪裡,哪裡的大門似乎都重重地在她面前關上。 
  6月24日,莫妮卡給貝蒂·庫裡寫了封信,她訴說了自己與斯科特那次令人失望的會面,並且表示總統不願意見她,這令她非常痛苦。同時她向貝蒂透露,斯科特似乎在不停追問她與總統之間關係的問題,希望貝蒂重視斯科特的這一舉動。莫妮卡沒有在信中提起的是她對斯科特與克林頓的懷疑,同時她相信斯科特並不適合幫助自己找工作。在這封信的最後,她寫道,「貝蒂,我覺得非常沮喪和難過。我特別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故意對我裝聾作啞,為什麼對我的遭遇沒有一點反應,為什麼要故意拉開與我的距離。他為什麼不理我了?我根本就沒做什麼錯事啊……我永遠不會做任何傷害他的事情……我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該怎麼辦。」 
  6月29日,在琳達·特裡普的鼓動下,莫妮卡又親筆寫了一張字條,送給總統本人,她想要說服總統見自己一面,與她一起討論一下找工作的事情。在信中她這樣寫道: 
  親愛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與你討論我現在的情況,我們之間有五個多星期沒有聯繫了……請不要對我這樣殘忍。我覺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覺得我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麼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說說話,找一個解決的方法。最後一次,我乞求你(開始她在這裡寫道,「從我內心深處」,可後來又被她自己塗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簡短地與你見一面。 
  有一點值得注意,這封短信中,「我覺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覺得我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這幾句話,是特裡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給貝蒂·庫裡打電話,貝蒂只是簡單地告訴她,現在總統太忙,沒法抽時間與她見面。從這一刻起,莫妮卡開始陷入瘋狂,她說,「這時我真的覺得很憤怒,我已經完全不理智了,那時候的我只能像一個臭蟲一樣纏住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電話裡對著貝蒂大哭,好在貝蒂是個非常鎮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電話裡慢慢安撫了莫妮卡的情緒。更讓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後來才得知,在給總統寫信的次日,她給貝蒂打電話,總統當時竟然就站在貝蒂身後。貝蒂安慰她說,總統會在一兩天後給她打電話,可是他始終沒有聯繫莫妮卡。 
  好友凱瑟琳雖然遠在千里之外的東京,她還是敏感地體會到了朋友的情緒,7月2日她又給莫妮卡發來電子郵件,焦急地勸說她離開華盛頓,她寫道,「莫妮卡,現在我真的為你感到擔心。我還是覺得,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門工作了。我感覺你已經處在了危險中,你的心理狀態非常不對頭。我感覺你現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為你擔心。」 
  給總統寫了那封短信後,莫妮卡耐心等待了兩天,當她意識到總統仍然不願意理睬她時,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來,就決定再給他寫一封信,將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訴他。這封信她寫了整整三頁紙,開頭的稱呼也不像原先那樣親熱,改成了生硬的「親愛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評他食言,答應為她在白宮找工作,可過了這麼久都沒有兌現,同時還憤怒地講述了自己在瑪莎·斯科特那裡受到的冷遇。她並沒有想到要威脅他,可是為了讓總統重視她的來信,她還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離開白宮時,是眾人公認的「好女孩」,同時暗示他,父母已經再三追問,不明白為什麼她沒辦法回白宮,假如被他們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認他們的這段關係。現在莫妮卡的解釋是,「我只是想讓他明白,不給我幫忙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她還第一次向總統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假如她真的沒辦法回白宮,那麼,總統至少可以幫助她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找一份工作。她回憶說,「這封信裡,我確實說了一些很過分的話,但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出於真心。我告訴他,他現在給我的感覺很像是我的母親,和她一樣,他也是一個鴕鳥,碰到問題時從來不肯大膽面對,而是一味地將頭埋進沙子裡。我還在信中說,如果他不想讓我回白宮,就直接對我說實話。」最後在信中她寫道,她是一個聽任自己的心聲做事的人,之所以還會給他寫這封信,這是在給他最後一個機會,允許他補償以前犯下的過錯。 
  她將信放在一個大號信封裡,上面寫著「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暗語,指的就是「總統先生」(譯者註:英文裡總統的第一個字母就是P)。然後她在白宮的北門,將信遞給了貝蒂·庫裡。這一次總統的反應倒是很快,幾個鐘頭後貝蒂就打電話給莫妮卡,讓她在次日上午9點半到白宮來。第二天是7月4日,美國獨立日,在這一天,美國各地都會放煙花、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特裡普的罪(4)   
  終於在她的各種手段下,與總統見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煩使特裡普變成了她最危險的朋友,總統正在感受到強大的威脅。1997年8月初,《新聞週刊》刊發了威利與總統性騷擾案的文章。特裡普作證說,當威利走出橢圓辦公室時,她「衣衫不整,臉上泛著紅暈,嘴上的口紅不見了。她看起來非常慌亂、快樂而且喜氣洋洋。」這段話足以證明總統和威利之間確實曾經單獨會面,可卻與她受到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互相矛盾。 
  他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冷冷地看著莫妮卡,目光從上掃到下,然後才喊她進去。正準備走進裡面的書房時,貝蒂小聲地對莫妮卡說了句,「記住——無論如何都不要哭。」然後她便回到秘書辦公室,讓總統與莫妮卡單獨說一會兒話。他們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總統坐在他的大搖椅上,莫妮卡則坐在他右邊一把黑色的轉椅上,接著,他用責備的語氣說,「我有三件事要說給你聽。第一件事,威脅美國總統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憤怒地反擊說,「我根本沒有威脅你。」「第二,」總統根本沒有理會莫妮卡的辯解,繼續自顧自地說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聲音聽起來很緊張,「你寄給我這樣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斷了他的話,她問他究竟有沒有將這封信從頭到尾讀完,他回答說,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給扔了。他沒有說他的第三點意見,而是對自己的前女友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的演講,他說他根本就不應該用那種態度跟他講話,他說他確實曾經幫助過她,他說她根本不應該將這種極端的情緒寫在紙上,他還說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感恩。莫妮卡則反唇相譏,同樣說了一長串話數落他的不是,其中問題的核心還是他沒有幫自己找到工作。說著說著,她就完全忘記了貝蒂的叮囑,流下了眼淚。 
  見到女孩子流淚,總統好像一下子心軟了,他向她走近,然後開始擁抱她,輕撫她的頭髮,低聲說著,「你不要哭了,好嗎?」她緊緊依偎在他身旁,將頭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繾綣之時,她卻突然發現外面有一個花匠正在幹活,於是她建議總統換一個地方。他們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門上,緊緊摟著莫妮卡,然後對她說,「莫妮卡,你得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控制你自己,因為你這樣一鬧真的會嚇壞人。我瞭解你,可以勸你控制住情緒,可是別人碰到這種情況會怎麼想?比如貝蒂,如果她現在看到你這樣,你該怎麼解釋?」 
  他們開始漸漸放鬆了下來,輕聲地說著話,他仍然用手攬著她,輕輕撫摸著她,這讓莫妮卡覺得很浪漫,也讓她體會到了總統對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說,「這一刻,在他的懷裡,我體會到了從未有過的滿足,這種感覺支撐著我走過了接下來的好幾個月。他是那種可以讓你感到滿足、感覺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這樣覺得的。」他不斷對她甜言蜜語,讚美她的美麗,為她描繪未來的一副美好前景,還適時地向她抒情,他說,「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說,「也許三年後就可以了,」她的潛台詞是三年後,他將不再是總統,到時他就應該會有更多私人空間和時間。他的回答卻並不那麼令她滿意,他說,「我不知道,也許三年後我會獨自一個人。」接著,她開玩笑似的描繪了他們在一起的前景,說,「我覺得我們會是一對好組合,」他對此的回答是,「沒錯,可是你也得想想我們的年齡差距,等我到了75歲時,也許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時候我們怎麼辦?」她堅定地說,「我們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聽到這句話,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談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這個話題幾乎是他們之間的雷區,她告訴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這不關我的事,可是我認為你和你妻子之間存在著一種感情,這種感情也許是大多數人都無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她看起來實在太清醒、太強悍了。你是一個其實非常需要愛和關懷的人,而且絕對應該得到這些,可是她卻不可能用一種純粹的方式愛你、體貼你。我想,其實這個世界上你最愛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兒。」 
  現在重新說起這次談話,莫妮卡說,「我只是將這麼久以來,自己對他的感覺說出來而已。童年時說謊的記憶,宗教帶給他的罪惡感使他會感覺,他不配擁有快樂。他有過一次又一次婚外情,這使他覺得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有一種滿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覺得自己不配享有這一切。迪克·莫裡斯(克林頓的前政治顧問)就曾經說過,總統一方面擁有 
  『星期六夜晚個性』,也就是說,他會像週末銳舞派對那樣,瘋狂地沉溺於他的慾望;另一方面他又擁有『星斯日上午個性』,他會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禮拜,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懺悔。我很同意這種說法。」 
  這天的見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讓莫妮卡感覺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後,她又一次地對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見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納斯,對她說了這次見面的事情,她還對朋友強調說,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總統是愛著自己的。現在她才明白,其實她永遠都不會明白他的話,以及他說這些話背後的原因,她說,「除了他本人,沒有人真正明白他說這些話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從來都不會說一句實話。」其實,那些比莫妮卡·萊溫斯基明智的人,他們早就已經注意到了比爾·克林頓的性格,民主黨議員鮑伯·克裡就曾經這樣評論過,「克林頓是個異乎尋常出色的騙子,異乎尋常得出色。」   
  特裡普的罪(5)   
  在她離開總統辦公室前,莫妮卡對她談起了凱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擔心這樁事件,因為琳達·特裡普前不久還告訴她,那個記者,邁克爾·伊斯科夫還在不停地窺視她,想要從她那裡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擔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總統,一旦這件事東窗事發,總統會對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裡普談過這個問題,特裡普鼓勵她將此事通報總統。於是,莫妮卡對總統透露,她在五角大樓的一個同事最近被一個《新聞週刊》的記者纏住了,他在調查關於凱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試探著說,她不想讓他遇到跟瓊斯 
  案類似的麻煩,她自己猜測,假使能給凱瑟琳·威利一份工作,也許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圓滿的解決。 
  總統想了一會兒,然後向莫妮卡證實,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橢圓辦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內奇,可是她說的情況與莫妮卡不大一樣。威利當時說,邁克爾·伊斯科夫在不斷追蹤她,並且請亨內奇告訴她該怎麼處理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斷出威利這是在說謊,因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間,威利就已經接受了伊斯科夫一個非正式的採訪,而且還向對方提供了幾個目擊證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裡普。莫妮卡堅定地告訴總統,威利這是想兩面討好,因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並不能站得住腳,她在五角大樓的那位同事已經對《新聞週刊》的那位記者表示,威利並沒有受到總統性騷擾。總統並沒有向莫妮卡表明,當時他究竟有沒有對威利上下其 
  手,只是簡單地說,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歡的那一類型,因為她的胸部那麼扁平。 
  總統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剛剛走出白宮,就將這次她與總統談話的全過程都告訴了特裡普。特裡普似乎只關注一件事情,那就是總統是否知道她的名字,當她猜想總統已經知道了自己是誰,立刻顯出了非常激動的神情。莫妮卡說,「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她也喜歡總統。很明顯,她對他懷有一種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進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與總統之間的親密關係。」事實上,在向大陪審團作證時,琳達·特裡普也曾厚顏無恥地聲稱,之所以她被趕出白宮,就是因為總統喜歡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幾天後,在距離美國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與總統相遇。他們一起參加了在馬德里召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莫妮卡是五角大樓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他們一起參加了美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晚會,在晚會上,莫妮卡不斷與總統交換著會心的眼神。莫妮卡覺得很開心,這讓她想起了過去與總統調情時的那段快樂時光。當她還在西班牙開會時,琳達·特裡普打電話告訴她,凱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現在了一個叫「德拉吉報告」的網站上,這 
  個網站是由馬特·德拉吉做的網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濫的謠言。很明顯,威利醜聞正在開始慢慢升溫。之後,莫妮卡還先後隨代表團出訪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匈牙利、烏克蘭和保加利亞。這次旅途結束時,她覺得自己已經累壞了,可是剛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貝蒂·庫裡的電話,讓她去白宮見總統。 
  莫妮卡憧憬著這次相見,她想,既然獨立日那天與總統相見,他們在一起說了那麼多動情的話,而在馬德里的時候,他們又進行了幾次性意味濃厚的挑逗,也許現在總統與她分手的信念已經不像原先那樣強烈了。7月14日,剛剛與總統見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識到,總統並不打算與她舊情復燃。她又為總統準備了一件小禮物,那是她在布達佩斯買的一個小玩意兒,一個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總統名字比爾的縮寫,有趣的是,這個字母裡面還刻著一隻青蛙。在將禮物送給總統後,莫妮卡發現他對她的態度依舊很冷淡,很生疏。他們走進了附近的南希·亨內奇的辦公室,莫妮卡坐在沙發上,總統則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邊。 
  沒有一句含情脈脈的前奏,總統直接切入正題,他問莫妮卡,獨立日那天她說到的五角大樓 
  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達·特裡普。莫妮卡承認正是她。於是總統告訴她,凱瑟琳·威利的律師這周曾經打電話給南希·亨內奇,他表示《新聞週刊》的記者伊斯科夫已經知道了威利與亨內奇接觸的事情,並且指責白宮有意洩密。總統覺得很奇怪,因為只有四個人——他本人、亨內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麼弄到這條新聞線索的呢?他因此推測,肯定是莫妮卡將這件事告訴了特裡普,然後特裡普又把此事轉告給了這名記者。莫妮卡承認了,可是她卻撒謊說,當初她跟特裡普說這件事時,曾經強調她是從貝蒂·庫裡那裡聽說的,而並不是總統親口告知。總統於是若有所思地問莫妮卡,「你信任這個女人嗎?」莫妮卡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時她還特意對他說,特裡普相當崇拜他,甚至還在辦公桌前擺著他的照片,聽到這裡,他滿意地點了點頭。之後總統讓莫妮卡盡力說服特裡普再次與布魯斯·林賽聯繫,與她一起討論一下,究竟怎樣妥善處理這起事件。莫妮卡向總統表示,她會盡力一試,但又強調說可能會有些難度,因為上次特裡普曾經受到過林賽的羞辱,而她又是一個非常驕傲的女人,可能不大願意再與林賽說話。   
  特裡普的罪(6)   
  回過頭來看這次談話,莫妮卡說,「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他們從中找到了無數例證,證明總統正在妨礙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設法讓我作偽證。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當時凱瑟琳·威利還根本沒跟瓊斯案扯上半點關係,我們並沒想要影響案件審理,只不過是要避免《新聞週刊》刊登對總統不利的文章,僅此而已。」 
  可是,從那時起,莫妮卡已經對琳達·特裡普產生了警惕,她怎麼可以向伊斯科夫洩露 
  信息呢?當兩人當面對質時,特裡普承認她確實曾經與伊斯科夫談過話,可是否認她洩露了威利打電話給亨內奇的事情。容易輕信別人的莫妮卡這次也學乖了,她並沒有向特裡普提起7月14日與總統談話的內容,只是力促她再次與布魯斯·林賽聯繫。 
  特裡普聽從了莫妮卡的建議,與林賽取得了聯繫,林賽建議特裡普與克林頓的律師鮑伯·貝內特當面好好談一談,畢竟貝內特正在負責幫總統處理瓊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關的細節,林賽安排好了特裡普與貝內特律師見面的日期,時間定在了7月底。很明顯,特裡普對與貝內特見面一事感到相當緊張,因為擔心自己的長相不大賞心悅目,她還特意去做了一次頭髮,然後見了她自己的律師科布·巴赫。最後,特裡普向林賽表示,她的私人律師建議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牽扯進瓊斯案,因此她不同意與貝內特見面。 
  莫妮卡氣壞了。特裡普既然為政府工作,她自然應該替總統效勞,她的職務就決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寫的關於凱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裡普竟然出面發表了她的證詞。 
  事實上,《新聞週刊》同樣為了伊斯科夫的這篇文章提心吊膽,因此遲遲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瓊斯的律師傳喚凱瑟琳·威利,他們心頭的一塊大石頭這才落地,他們認為,瓊斯律師的這一舉動足以證明威利與總統性騷擾案件的關聯,於是,1997年8月初,這篇報道在《新聞週刊》上刊出。在這篇文章裡,琳達·特裡普作證說,當威利走出橢圓辦公室時,她「衣衫不整,臉上泛著紅暈,嘴上的口紅不見了。她看起來非常慌亂、快樂而且喜氣洋洋。」這段話足以證明總統和威利之間確實曾經單獨會面,可卻與她受到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電視新聞節目《60分鐘》採訪時,威利還繼續堅持她被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並且在節目中詳細闡述了整個過程。 
  後來,克林頓總統否認了一切性騷擾的指控,他說,當時威利來見她時情緒很激動,因為她表示當時急需要錢,請求總統為她安排一份可以發薪水的工作,當時他們規規矩矩地坐在橢圓辦公室餐廳的桌子旁邊,在他們說完話後,他確實擁抱了她一下,也許還親吻了她的額頭,但是僅限於此,沒有其他舉動。莫妮卡覺得總統的這番解釋是可信的,她說,「現在我仔細研究威利事件,覺得其中有很多疑點。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相信,總統怎麼可能放任她那樣走出橢圓辦公室?也許她的口紅確實被擦掉了,畢竟喝口水口紅也會掉呀,可是說什麼衣衫不整,這怎麼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實上,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我都會在桌子上留一個空的減肥可樂瓶,這可以讓旁人誤認為我們之間純屬朋友關係,並不是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萊溫斯基正在幫助永遠讓她受到傷害的猶大朋友特裡普,在《新聞週刊》刊文認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後,萊溫斯基甚至幫她寫了一封抗議信,「不管橢圓辦公室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確有其事,知道這件事的,只可能是兩位當事人。」最為諷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醜聞登上了各大媒體頭條,《新聞週刊》才刊登了特裡普的這封抗議信。 
  當《新聞週刊》刊登了有關威利的報道後,鮑伯·貝內特律師指責特裡普是一個「不可信任的女人」,這讓特裡普感到很憤怒。此外貝內特還指責說,在這一年年初,有一個人寫匿名信通知瓊斯的律師,他們可以在凱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線索,現在他已經得到證實,這個人就是特裡普。 
  雖然特裡普覺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極大侮辱,她還是覺得很興奮——她還從來沒有受到這麼多的注意。曾經和她打過交道的作家經紀人盧西安·戈德伯格之子喬納表示,此時特裡普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一個主角,她相信在這樣一部戲裡,只因有了她的存在,這部戲才能得以發展下去,喬納說,「她沒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會使她牽扯進如此大的漩渦之中,對此,特裡普既興奮,又害怕。她覺得現在全世界人都在看著她,而且她躊躇滿志,相信到時莫妮卡事件曝光後,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對特裡普的所作所為並不滿意,可她仍然是一個忠誠的朋友,她擔心特裡普會因為自己的輕率之舉而丟掉五角大樓的工作。從五角大樓的內部管理備忘錄中就可以看出,特裡普在這裡的名聲簡直糟糕透頂,人們公認她舉止粗魯、而且極難相處,在工作時根本沒法與她合作,而她與莫妮卡共同的頂頭上司,肯·培根對於她的行為也相當不滿,當年白水事件發生時,特裡普也一度對媒體發表過非常不合適的評論,當時他就已經警告過特裡普,今後如果她再對媒體發表隻言片語,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這種充滿敵視與懷疑的氣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幫助她的朋友,她對暴怒的上司解釋說,《新聞週刊》所發表的淨是些不實之詞,並未徵得特裡普的同意。她還打電話給特裡普的律師巴赫,告訴他,《新聞週刊》在沒有徵得他委託人的同意下,隨意引用了她的話,已經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並且要求他立刻替特裡普發表聲明。巴赫並未向特裡普核實,便照辦了莫妮卡的要求。   
  特裡普的罪(7)   
  等到特裡普回到五角大樓,她向莫妮卡承認,她現在非常害怕丟掉這份工作。於是她給《新聞週刊》寫了封信,抗議他們錯誤引用了她說的話,還將這封信的草稿拿給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議她修改了幾處地方,還幫她找到了《新聞週刊》的傳真號碼,這樣,特裡普才得以將這封抗議信直接發給雜誌社的主編。這封信的基本觀點與那篇新聞其實並沒有太大衝突,不過其中的一句話確實點到了要害,它寫道,「不管橢圓辦公室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確有其事,知道這件事的,只可能是兩位當事人。」(最為諷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醜 
  聞登上了各大媒體頭條,《新聞週刊》才刊登了特裡普的這封抗議信。) 
  還有更麻煩的事情。此時特裡普仍然為貝內特對她的評論感到憤怒——竟然有人質疑她的誠實!她告訴莫妮卡,如果她因為此事被炒魷魚,她將要寫一本「透露一切事實」的書,莫妮卡回憶說,「特裡普要寫書的計劃讓我感覺不安極了。」於是莫妮卡焦急地問特裡普,她會不會在書中透露她與總統的事情,特裡普,這個曾經告訴伊斯科夫,總統與一個「年輕的女實習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誠懇的聲音告訴莫妮卡,「當然不會了,我永遠都不會傷害你。」 
  莫妮卡感覺現在的自己簡直是如履薄冰,她還在為自己回白宮工作的事情而焦慮,又添上了特裡普要寫書的問題。7月16日,就在她與總統談論了威利醜聞後兩天,她第二次與瑪莎·斯科特會面,兩個人談了約摸一個小時,莫妮卡對自己的未來更有信心了,她認為斯科特已經同意將她從五角大樓「借調」過來,就在斯科特自己的辦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憶說,「當時我覺得,雖然這並不是一個板上釘釘的工作,可也已經差不離了。我對自己說,『我就要回來了。』」 
  莫妮卡的朋友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卻並不像莫妮卡這樣輕信別人,她預感到一場風暴即將來臨,8月4日她給朋友寫了封電子郵件,信中寫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過執著於一些虛無縹緲的事情。莫妮卡,你千萬不要忘記照顧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別人,卻忘記了你自己的需要。」 
  凱瑟琳的忠告顯然是對的。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故事裡,失望永遠是個主旋律,這次同樣沒有例外。8月份瑪莎·斯科特就告訴她,她可能沒法得到這個借調的職位,她必須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喬迪·托克爾森離開白宮後,她才有可能頂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懷疑,她始終在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8月16日,當她在總統的書房裡與他相見時,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這一次她本來是要送給總統一份生日禮物,慶祝3天後他的51歲生日。這還是自7月24日他們短暫相見後,他們半個多月以來的第一次見面。巧得很,那次也是為了慶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給她一枚古董帽針,還特意將帽針裝在一個小巧的木盒子裡,此外,他還送給她一件瓷製工藝品,這是他從挪威買回來的。也許正因為他送的禮物這樣精緻,才讓莫妮卡感到非常為難,因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麼樣的生日禮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上面提到總統最近曾在巴爾的摩的一家書店裡買書,他特別喜歡一些絕版書或者印數很少的書籍。於是,莫妮卡立刻開車前往這家書店,她告訴店員們一個故事,說是她叔叔的熟人跟總統關係不錯,他們想買一本書送給總統,卻又不知道他喜歡哪一類的圖書。於是善良的店員告訴莫妮卡,總統最近對一本寫於1802年的彼得大帝傳記很感興趣,這本書很貴,價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下了它。 
  當她來到白宮時,她被帶到橢圓辦公室,不過總統並不在那裡。她走進了內室,在一塊蘋果派上點燃了一支生日蠟燭,因為她知道總統很喜歡吃蘋果派。接著,她取出了生日禮物,除了這本書,她還帶來了一張名為《忠誠》的電腦遊戲光盤,一本她讀大學時的心理學教科書:《痼疾與誤傳》。 
  最後總統總算趕到,可是心情並不好。他的膝蓋又受傷了,而且這兩天他正忙得焦頭爛額。儘管如此,莫妮卡還是設法讓他放鬆情緒,她唱起了《生日快樂》歌,看著他打開了生日禮物。遺憾的是,當他們談到了瑪莎·斯科特時,氣氛一下子又緊張起來。莫妮卡指責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攔她重返白宮,她的情緒實在太激動了,結果總統不得不打斷她的話,命令她將聲音放低點兒。最後,他們總算鎮定下來,總統對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與莫妮卡有任何親暱舉動,「我不想再做這種事,我想做個正正經經的好人。」莫妮卡發現他顯得很沮喪,於是她上前擁抱他,然後給了他一個親吻——友好而又合乎禮節的吻。總統計劃去馬薩諸塞州的瑪莎葡萄園度假,莫妮卡已經事先得知了這個安排,於是她送給他一張卡片,祝他度過一個快樂的假期,還送給他另外一本書《戀戀筆記本》,這本書裡提到了《草葉集》,也就是之前總統曾經送給她的詩集,因此莫妮卡覺得這本書顯得非常意味深長。她還在這張卡片中表示,希望總統可以在瑪莎葡萄園度假時,給她買一件葡萄園的紀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與斯科特進行了一次電話長談,斯科特明確告訴她,目前白宮沒有任何工作適合莫妮卡來做。莫妮卡給朋友戴爾·楊親筆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她的失落與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親在一家健身水療會所裡認識了楊,此後她們之間就經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寫道,「很不幸,當我回到華盛頓時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辦公室裡那個借調的名額已經被別人頂上了。我跟她進行了一次長談,現在我已經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臟可以更加堅強,不要因為這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而破碎。」戴爾·楊認為,「雖然莫妮卡經受了無數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頓的話,期盼著他能兌現自己的承諾。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著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實意地對待她,就像她對他一樣。」   
  特裡普的罪(8)   
  當她從瑪莎·斯科特那裡得知,現在她根本無法得到白宮的工作,甚至連想都最好不要想時,莫妮卡寒心極了,一直是到貝蒂·庫裡寄給她一個包裹後,她的心情才好了一點,這個包裹裡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總統記住了她的話,為她從瑪莎葡萄園裡買了這件衣服。 
  現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貝蒂·庫裡還在幫助自己,於是她不斷地打電話給貝蒂,央求她 
  轉告總統,請他打電話給她,或者與她見面,再計劃一下她工作的問題。每一次貝蒂都對她說著同樣的話,告訴她總統實在太忙了,或者說總統現在正在開會。莫妮卡感覺自己受到了傷害和羞辱,又一次,特裡普堅持讓她不要放棄希望,毫無主見的莫妮卡聽從了特裡普的建議。可事實上,莫妮卡其實已經身心俱疲,她很想放棄這一切。她曾經給總統寫了封信,但一直沒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與瑪莎的談話讓我感覺很失落、沮喪、傷心而又憤怒。我不得不這樣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與你見面時,你就已經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給我安排工作,或許,這才能解釋你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冷漠無情。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願意我回來,我只能理解為,你根本就不像你說的那樣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時第一夫人不在華盛頓,於是她打電話給貝蒂,追問她可否在總統錄製完電台談話節目後,安排她與總統見面。她甚至跑到白宮西南大門,在那裡她開始反反覆覆地給貝蒂打電話,哀求她告訴總統,她正在等著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鐘後,貝蒂告訴她:總統與女兒切爾西有約,現在不能見她。莫妮卡回憶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門口大哭。我覺得很憤怒,很失望。我的情緒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個笨蛋,我本來應該盡早離開的,那時我的行為真是丟人現眼。」 
  貝蒂終於答應讓莫妮卡來自己的辦公室,她說,「你這樣鬧下去,我可真是為你擔心。」莫妮卡在辦公室坐下後,貝蒂用她母親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釋說,總統已經盡他所能幫助莫妮卡,可是他畢竟沒辦法做得那麼明顯。貝蒂還向莫妮卡保證說,她會盡量安排他們在星期天見上一面,為了方便他們兩人見面,她本人也會在當天從芝加哥趕回白宮。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臥室裡,等待電話鈴聲響起。她陷入了瘋狂,不斷打電話給貝蒂,絕望地想要見上總統一面。當等待的時間一點一點過去,莫妮卡越來越神經質。母親剛好從紐約過來看她,她對莫妮卡的精神狀態產生了深深的憂慮。莫妮卡回憶說,「當時我對自己說,『算了吧,我已經受夠了,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覺得自己是這樣痛苦,這樣無助。我就是不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做,為什麼他不能直接一點,對我說出事實。」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時刻,她也沒有丟掉她那種與生俱來的幽默感。星期天,她還與凱瑟琳通過電話,在電話裡她開玩笑說,其實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為總統的著裝顧問。當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電話終於來了,貝蒂告訴她,她已經與總統匯報過此事,總統表示,他將指示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約翰·潑迪斯塔專門負責為莫妮卡解決工作。在得知像潑迪斯塔這樣重量級的人物都開始為自己的工作操心時,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線希望。 
  莫妮卡總算鎮定了點,她開始慢慢回憶起最近她與總統的幾次會面和談話,結果她突然發現,幾乎每次與總統說話時,他們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爭吵。莫妮卡下決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氣,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意,說明她現在的心情已經變得比較開朗,她決定給總統寫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將這封信弄得跟官方備忘錄一樣。在9月30日她寫下的這封信裡,開頭的稱呼是「親愛的英俊先生」,落款則是一個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開頭字母,信件的主題她寫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諾,如果他可以讓她「不帶一絲危機感」地前來見他,那麼,她一定會「舉止端莊,而且再也不會表現失控」,她保證不再惹他生氣。在信末她又補充說,她相信,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惟一一位連續四次擔任美國總統的男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將他的情婦盧茜·梅瑟拒之門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親卻為了女兒而擔驚受怕,近兩年來,她一直看著女兒在這種癡狂中不能自拔,看著女兒的情緒時起時落,現在,她已經完全不知道該怎樣幫助女兒打開心結,徹底放棄總統。陷入困境中的瑪西婭不得不打電話給住在紐約的朋友戴爾·楊,請她給自己一點建議。戴爾·楊告訴了一招釜底抽薪的辦法,她認為現在最直接的辦法莫過於找到總統的秘書貝蒂·庫裡,互相以母親的身份進行對話。如果她能說服貝蒂同意,不再幫助莫妮卡與總統之間取得聯繫,也許可以最有效地割斷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們都相信,現在希望對於莫妮卡來說無異於是毒藥,因為正是希望點燃了她的夢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會從虛無縹緲的雲端跌下來,到時候她會傷得更深。瑪西婭反覆考慮了這個辦法,可是她最終還是沒辦法鼓起勇氣,撥通貝蒂的電話。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為她擔心。凱瑟琳回憶說,「和她與安迪·布萊勒之間的那段情史不同,她與總統之間的關係已經令她變得瘋狂,所以她根本沒法回到現實中去,沒法繼續過正常人的生活。這件事真的讓我覺得很擔心、很困惑,甚至讓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徹底離開華盛頓才有可能恢復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勸她走——顯而易見,這些話對她一點作用都沒有。」阿希莉·雷納斯是莫妮卡在華盛頓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寫給男朋友的電子郵件中,表達了同樣的憂慮與不安,她寫道,「很高興,這個月我跟莫妮卡之間都沒怎麼聯繫,因為她告訴我,現在她的心裡很亂。她說這句話的神態真是讓我害怕極了。」   
  特裡普的罪(9)   
  連一貫非常鎮定自若的總統秘書,也對莫妮卡的言行舉止感到很驚駭。原先貝蒂一直對莫妮卡持同情態度,覺得她是個很單純的姑娘,別人是在「惡意中傷」她,可是現在,因為莫妮卡無休止的眼淚、憤怒的話語和一刻不停的電話,她開始覺得莫妮卡確實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作為一個本性善良的人,當她建議總統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萬別讓莫妮卡回到白宮時,她的內心確實充滿了愧疚,可是總統卻堅持說,他們一定要把這個忙幫到底。在貝蒂對大陪審團的證詞中她就提到,總統此時不顧莫妮卡的瘋狂,仍然堅持要她與瑪莎·斯科 
  特繼續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實上,當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題為「新政」的信件後,他就打電話給莫妮卡,答應他會與白宮辦公廳主任埃斯金·鮑爾斯談一下,爭取將她盡快弄回白宮。 
  現在,莫妮卡在聽到了這麼多的承諾後,重返白宮的決心再一次被重新點燃,其實,她之所以這麼堅決,一方面確實有她對事業上的考慮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在賭一口氣,她想證明給別人看:在被人不光彩地從白宮趕走後,她還可以回到這裡,重新開始。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她對總統的癡情,她說,「我仍然懷著一線希望,認為我們的關係可以回復正常,重新來過。而且你們要記住一點,他對我一直顯得非常深情,滿懷愛意。與此同時我還有種被人逼上梁山的感覺:我需要白宮的工作,我覺得在經過了這麼多折磨和劫難後,我沒有理由還要放棄,我應該擁有這份工作。」 
  在經歷了那麼多次挫敗後,確實,莫妮卡對總統與其他人的許諾已經不像以往那般輕信。雖然貝蒂告訴她,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約翰·潑迪斯塔已經全權負責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她並未接到過潑迪斯塔的一個電話。她有一種感覺,白宮裡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的小集團,其中大部分應該都是與總統過從甚密的女人,她們這幫人都是在白宮工作多年的資深人士,能量極大,正在盡全力阻止她回來。她不斷地聽說白宮招聘的消息,而且需要的都是較低級別的文員,她相信自己肯定能勝任這些職位,可是,每次等她與貝蒂聯繫,貝蒂都告訴她,這些職位都已經被人捷足先登。莫妮卡再次對總統的承諾和信用產生了懷疑,她說,「如果他不準備幫我回白宮,他就應該明確地告訴我,就說他沒辦法好了。可是他沒有,他就這樣讓我抱著虛幻的希望,一直空等下去,月復一月。」 
  這一次,莫妮卡真的是誤會了總統:克林頓確實向白宮辦公廳的正副主任,也就是埃斯金·鮑爾斯和約翰·潑迪斯塔兩人都交待了幫莫妮卡找工作的事情。可是為了不讓事情敗露,他一直是讓貝蒂負責與辦公廳的這兩位負責人聯繫。結果,鮑爾斯和潑迪斯塔都以為,他們這是在幫助貝蒂的一個年輕朋友找工作,而沒有想到這個女孩還會與總統有什麼關係,因此都沒有把這件事當成頭等大事來辦。 
  在這種絕望的時刻,莫妮卡不得不再次尋求朋友琳達·特裡普的幫助與建議。可是她沒有想到,她的這位朋友態度竟然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從10月份開始,特裡普對莫妮卡似乎就開始滿懷敵意,而且一見到她就會與她吵架。她曾經鼓勵莫妮卡一定要回到白宮,可現在卻對她說,她再也不應該回白宮,她應該徹底離開華盛頓,總統肯定有辦法在其他地方幫她找到工作。莫妮卡一度認為,特裡普是一個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她不明白這位好友的態度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劇烈的轉變,她為此很受打擊。 
  10月6日早上,莫妮卡照常在五角大樓上班,那天特裡普不需要上班,她從家裡給莫妮卡打來電話,向她報告了一個極度驚人的消息。特裡普說,前一天晚上她跟她的朋友,國家安全顧問特別助理凱特·弗裡德裡奇說過話,弗裡德裡奇說,她曾經聽說過關於莫妮卡·萊溫斯基的謠言,而且她還聽別人說,這個女孩的名字已經被列上了永久黑名單,這意味著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白宮工作。莫妮卡現在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弗裡德裡奇能給她的最好的建議是,「離開這個城市」。 
  莫妮卡徹底崩潰了。坐在辦公桌前,她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只能坐在椅子上瑟瑟發抖,她覺得再這樣下去會被同事和上司注意到,於是她強打精神請了個假,然後跌跌撞撞地衝回家中。她回憶說,「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特裡普的電話摧毀了她,但也促使她痛下決心,她決定離開這裡,去紐約開始新生活。 
  在這一天,她與特裡普通過幾次電話,兩人共同揣摩著弗裡德裡奇那段話中透露出來的信息。特裡普是一個多麼完美的謊言家!事實上,她所說的那段弗裡德裡奇的話幾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10月5日晚上她倒確實是跟弗裡德裡奇說過話,但她們談話的內容跟莫妮卡一點 
  關係都沒有。後來在對大陪審團作證時,弗裡德裡奇發誓說,她從未在跟特裡普說過任何與莫妮卡·萊溫斯基有關的話題。 
  特裡普正在編織著一個誘捕莫妮卡的大網,而這個完美的謊言正是大網中的一條線。事實上,特裡普處心積慮想要獵捕莫妮卡,而她的根本目的並不在她這個頭腦簡單的朋友,而是總統本人。她已經與《新聞週刊》的記者邁克爾·伊斯科夫,以及出版經紀人戈德伯格母子,在喬納·戈德伯格華盛頓的寓所裡討論過數次她的出書大計。現在,她對莫妮卡拋出了一個謊言,目的是要試探莫妮卡,希望這個故事將因此變得更有戲劇性、更有賣點。   
  特裡普的罪(10)   
  自從8月份特裡普向莫妮卡透露,她準備寫一本書,書中將談到克林頓與女人的風流韻事開始,她就已經開始收緊了這張大網。9月份,她開始聯繫盧西安·戈德伯格,她對這個出版經紀人表明了自己的疑慮,她說,因為她已經在凱瑟琳·威利醜聞中發表了言論,現在,她很有可能會被捲入瓊斯案,在案件中作證人。由於總統律師鮑伯·貝內特到處造謠,表示她這個人的信譽有問題,因此到時候可能沒人會相信她的證詞,而且肯定會影響她即將出版的那本書的銷量。兩個人還談起了伊斯科夫與特裡普之間的聯繫,特裡普表示,這位記者對 
  莫妮卡·萊溫斯基的事情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不過此時,這些人都還不知道那個「年輕的實習生」叫什麼名字。 
  特裡普對戈德伯格說,現在她覺得左右為難。如果她真的要在瓊斯案中出庭作證,她擔心律師會問她是否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女人與總統發生過性關係。她不希望自己作偽證,可又擔心自己一旦說了實話——特裡普強調,她確實是一個不會說謊的女人——那麼,她就肯定會丟掉她那份年薪8萬美元的工作,而且貝內特這個小人一定又會四處詆毀她的名譽。 
  在戈德伯格對FBI講述的證詞中,她表示,在聽說特裡普說出了這些疑慮後,她建議對方錄下與莫妮卡·萊溫斯基之間的談話內容,這樣,她就可以拿到證據證明自己沒有說謊(特裡普則否認了盧西安曾給自己這種建議)。特裡普花了100美元買了一部錄音機,開始了她秘密而且不合法的電話錄音,因為在特裡普所定居的馬蘭裡州,私自錄音是違法的。 
  1997年10月3日,特裡普開始秘密錄下她與莫妮卡之間在電話裡的談話。盧西安·戈德伯格和特裡普都辯稱,她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給她那本書提供素材,換句話說,她並不是想要當一個奸細,而僅僅是為了出事後自保,證明她本人的清白與誠實。可是特裡普沒有解釋一點,為什麼她會製造種種陷阱和謊言,迫使莫妮卡在電話中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假如特裡普說的真是實話,她之所以要錄下與莫妮卡之間的談話內容,只是為了在瓊斯案作證人時,提供強有力的物證,那麼,她就只能是在自己的證詞受到克林頓律師質疑時,方可使用這些錄音證據。簡單地來說,這些錄音材料只能在法庭上播放,而不能使用在其他任何場合。 
  特裡普顯然並沒有對這些錄音材料保密,事實上,就在她第一次錄音後幾個小時,她就將錄音帶播放給盧西安·戈德伯格聽。比方說,10月5日星期日,在電話裡,她與莫妮卡開玩笑,談到了總統可能會吸毒,這些談話內容顯然與瓊斯案並無任何關係,特裡普將這段對話告訴戈德伯格時,戈德伯格表現得極其興奮,認為又抓到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可是事實上特裡普並未表明,這些話是她與莫妮卡之間在開玩笑,她描述的口氣,就好像是莫妮卡向她透露了一個關於總統的秘密那樣,這顯然是一種誤導,讓人不由自主地誤以為總統確有吸毒一事。誇誇其談,將想像與事實混為一談,這已經成為了特裡普的一種本能,她不僅僅在與戈德伯格和伊斯科夫的談話中表現出了這種傾向,而且,就連後來接受FBI和獨立檢察官問話時,也同樣是如此。 
  特裡普曾經向莫妮卡承諾,就算她真的要寫一本「說出一切事實」的書,講述總統與所有女人或大或小的戀情,她也不會在書中洩露一星半點關於莫妮卡的隱私,可是,這顯然是個天大的謊言。9月份,在與特裡普見面時,盧西安·戈德伯格基於一些個人原因,也錄下了她與特裡普之間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特裡普興奮地說,她要寫下總統與「我的一個年輕朋友」之間發生的感情故事,記錄下他們之間的「約會日期、約會次數和電話中曾經談到的細節」,同時她向戈德伯格拍胸脯保證說,「這個故事肯定會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它絕對會讓其他那些小事(比如凱瑟琳·威利醜聞)顯得無足輕重、蒼白無力。」聽到了這番話,戈德伯格也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她建議特裡普可以與伊斯科夫好好策劃一下這件事,先由伊斯科夫在《新聞週刊》上發表一篇關於莫妮卡的報道,在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後,她們正好趁熱打鐵,隆重推出特裡普的這本書。戈德伯格與特裡普之間的談話錄音,足以推翻特裡普面對大陪審團時所說的證詞,在對大陪審團作證時,特裡普否認她意欲「在書中透露莫妮卡的故事」。 
  有一點值得注意,特裡普沒有錄下她與弗裡德裡奇之間的談話,同樣,當她打電話給莫妮卡,對她假傳弗裡德裡奇透露的信息時,她也沒有將談話的內容錄下來。這顯然是因為害怕一旦錄音,會在日後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揭穿她的謊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特裡普與萊溫斯基之間又進行了更多、更詳細的談話,對於這些談話,她則悉數錄下來,並按日期進行了仔細整理。 
  最初幾天,特裡普只錄下了一些她與莫妮卡無關緊要的談話,很快她就不滿於此,希望刺激莫妮卡說出更加詳細、更加有轟動效應的話。就在她10月6日,她開始錄音三天後,在喬納·戈德伯格位於華盛頓的住所裡,她與伊斯科夫和戈德伯格母子又進行了一次會談。在來這裡會談時,她還帶了兩卷與莫妮卡談話的錄音帶,準備播放給伊斯科夫聽。這個日期值得好好推敲一下,因為就在同一天,她打電話告訴莫妮卡說,莫妮卡已經列入了白宮的永久黑名單。   
  特裡普的罪(11)   
  很明顯,無論是特裡普本人,還是伊斯科夫與戈德伯格母子,他們都極其重視此次會談,盧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從紐約飛到華盛頓,就是為了參加這次會議。而伊斯科夫則承認說,在這次開會前,他就曾與特裡普談過關於莫妮卡的事情。這個細節非常重要,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證據,證明特裡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寫作關於莫妮卡的新聞報道時,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於這種原因,她才會向莫妮卡透露那條她被列入黑名單的假新聞。 
  之前,特裡普與盧西安·戈德伯格談話時,戈德伯格曾經建議她將這個故事賣給那些小報,特裡普沒有同意,說這樣做實在是「太掉價」了。她仍然想由《新聞週刊》刊登這個故事,認為這樣才能保全她的名譽。可是伊斯科夫卻再三跟她強調,單憑現在他們手頭上的這些證據,稿件還無法刊登,因為《新聞週刊》這樣一份有影響力的期刊絕不可能刊登一個單純的性愛故事,這則新聞一定要跟政治沾邊,比方說,可以證明總統違反了憲法或者法律,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刊登。他還舉出了瓊斯案的例子,詳細跟特裡普解釋說,瓊斯的新聞之所以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就是因為在這則新聞裡,總統成了嫌疑犯。 
  怎樣與政治沾邊?這是一個問題。莫妮卡的工作成為問題的關鍵。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宮 
  的工作機會,這顯然沒辦法毀壞總統的名聲,甚至會被當作總統公正無私的例子。那麼,如果總統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紐約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職務呢?這樣一來就徹底改變了整件事情的性質,而且與瓊斯案有了深層次的呼應:克林頓在對女人進行了性騷擾案後,習慣於將給她們安排一份好工作,當成對她們的酬謝。瓊斯的律師也可以在法庭上這樣解釋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瓊斯就因為拒絕了總統的性騷擾,受到了總統的報復,沒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萊溫斯基則正好相反,就因為她與總統有了曖昧關係,因此,她受到了總統的照顧,在事業上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這些只是推測,但確實可以很好地解釋琳達·特裡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舉動,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宮,並且在這件事上給她出了不少點子。可是到了這段時間,她的態度卻完全變了,她開始力促莫妮卡離開華盛頓,並且要求總統在其他城市幫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與此同時,她對莫妮卡的態度也變得非常僵硬,時冷時熱。現在回過頭來看,莫妮卡認為,這是因為特裡普心中存有一絲不安和負罪感,這種態度的變化正是她心理發生劇變的折射。 
  在10月6日進行的這次秘密會談中,特裡普特意給伊斯科夫帶來了兩卷錄音帶,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聽了錄音帶,他本人會涉嫌違法,因此並沒有聽。不過,特裡普還是向他口述了錄音帶中的內容。當天他還要去參加一檔電視節目的拍攝工作,可是在時間如此緊迫的情況下,他還是反覆向特裡普強調,他們要寫的這個故事一定要與政治、法律沾邊,而且他們必須搜集更多、更具體的證據。現在,一旦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地下情曝光,每個人都會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瓊斯的律師將得到有利於他們的證據;伊斯科夫將會發表震動全美國的獨家新聞;戈德伯格將會有可能將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總統趕下台;而特裡普……特裡普會得到什麼東西? 
  一本書,當然,她會得到一本標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時這本書還根本沒有動筆。我們不能不這樣猜想,驅使著她不遺餘力做出這種事情的,並不是什麼所謂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複雜的情緒——她要報復,報復這麼多年來她在學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輕視與侮辱;她要懲罰白宮,因為這裡的人叫她騙子,而且害她的事業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經得到了一切,她要看著她受盡折磨。 
  確實,在琳達·特裡普的眼中,莫妮卡·萊溫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惡。莫妮卡很年輕、可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歡,同時,她還擁有那麼多人的關愛,她的父母在盡全力關心著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斷支持著她;總統,那個最有權力的人在照顧著她。這些人,他們都該睜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誰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9月份,在談到特裡普的這本書時,戈德伯格曾經提醒特裡普注意,這本書可能會對莫妮卡產生非常惡劣的後果,她說,「這肯定會毀了她,而且你得做好準備,你肯定會失去這個朋友。」特裡普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噢,我早就準備好了。我已經下決心了。」 
  不管特裡普真實的動機究竟是什麼,當她按下錄音機的「錄音」鍵時,她就已經撒下了一張大網,她將要做的事,足以令總統蒙羞,也足以導致總統情人的崩潰。     
  第九章特裡普陷阱   
  特裡普陷阱(1)   
  身材高大的維農·喬丹屬於那種徹頭徹尾的華盛頓都市權威,一個朋友目錄裡有總統——包括比爾·克林頓——和其他權貴朋友的律師。從他專門定制的襯衫到言語談吐,一切的一切都彰顯著階層和品位,即使自認時尚品位出眾的莫妮卡·萊溫斯基也對他印象深刻。事實上,當1997年11月5日她第一次和喬丹見面,討論工作前景時,她認為他比總統還要令人望而生畏。 
  見面的一個月前,喬丹出現在莫妮卡的「雷達」範圍內。10月6日這個充滿宿命意味的日子裡,琳達·特裡普扔給她一個炸彈般的消息——她已經被列入了白宮的黑名單。兩個女人在討論莫妮卡去紐約工作的願望時,特裡普提到了喬丹這個名字,他是「搞定先生」,除了是Akin、Gump、Sreauss、Hauer&Feld等華盛頓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外,還出現在無數重量級公司的董事會裡。 
  那會兒,莫妮卡依然完全信任特裡普,後者也還扮演著一個關心她、支持她的好朋友的角色。「我一生都需要你。」她告訴莫妮卡,催促她離開華盛頓,鼓勵她向總統要求一個新工作,比她現在五角大樓的那份收入更高,甚至嘲笑莫妮卡6萬美元年薪的目標實在太低。當莫妮卡在給總統的一張留言中談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份級別G12或G13(低級)的政府工作時,特裡普告訴她能有更好的工作。 
  莫妮卡希望從總統那裡得到兩樣東西,一個道歉和一份工作。她在一次電話聊天中告訴特裡普,他應該承認「他也有份搞砸了我的生活……如果我還打算再和一個已婚男人——特別是一個總統——搞上一段,那麼就殺了我。」 
  除了信任特裡普,莫妮卡聽說她不可能再在白宮工作後的第一反應,就是打電話給貝蒂·庫裡,希望能和總統講話。不幸的是,他當時正和以色列總統一起晚宴,不能接聽電話。所以,在特裡普的支持下,她給他寫了一封短信。這也是她給總統一系列信中的一封,發洩著她的不快、憤怒和對他們那段關係的期望,他曾經許諾了如此之多,可是付出卻如此之少。在這張紙條中,她說最近這段時間自己肯定沒希望重返白宮了,因此希望能和他見一面,討論她的工作問題。她的語調很悲傷:「英俊的先生,過去幾個月來你一直在疏遠我,摒棄我。我不知道原因。是因為你不再喜歡我了,還是你害怕了?」 
  第二天,10月7日,她把信快遞出去,然後再次打電話問貝蒂她何時可以見總統。當貝蒂回答說只能和總統打一個電話時,莫妮卡非常憤怒,脫口而出:「我受夠你們倆了。我不想再和你說話,你把我整整晾了一年,現在我想請你滾蛋。」貝帝非常平靜地聽完了這些冒犯的話,沒有什麼不快的表示。到了下午,她打電話給莫妮卡,表示晚上總統會給她電話,還強調說如果總統願意見莫妮卡,無論多晚她都會到白宮安排,並且親自把她帶進白宮。 
  「我不清楚他是否會打來電話。」莫妮卡回憶說,「要麼就打來,要麼就徹底玩完。就算在感情還沒有結束時,在夜晚入睡之前,我也總是無法預料他是不是會打電話給我。我一直醒著,望著鐘,幾次突然哭起來。太痛苦了,這不是他的錯,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承受多大的折磨。我終於嘗到了懲罰的滋味——頭腦不清醒,或者缺乏逃避感情的力量,就會陷入可怕的境地。」 
  幸好,這次總統的電話來了,10月10日凌晨2點30分。那麼晚了,她還想不顧一切衝到白宮去見他,不過他用夜太深的理由拒絕了她。「你不可能總是順著自己的意思來,所以別衝著我發火。」這是一段序曲,之後是他們之間最漫長最凶狠的一次爭吵,就像莫妮卡說的那樣,整整90分鐘的「咆哮比賽」,「他太生氣了,肯定氣得臉都紫了。」 
  她一直在哭,他則衝她吼叫,完全不理會她對自己工作的抱怨,也不在乎她對白宮那段時光的懷念。更糟糕的是,他居然在吵架中說出這樣的話:「如果我早知道你是這樣的人,我肯定不會和你發生關係。」對莫妮卡來說,這是他說過最刺人的話,她當時覺得自己「傷心透了」。 
  她告訴他,當1996年4月她發現自己即將被轉送五角大樓時,多麼希望他能干涉一下,讓她留下。不過,她說:「我不想把你捲進來,選舉更為重要。如果我有什麼麻煩,我都自己耐心去解決,我沒有要求什麼。我是一個好女孩,相信你的承諾。」她的話沒緩和什麼氣氛,總統嗤之以鼻,重重地回擊道:「如果我早知道那麼麻煩,肯定一開始就打住了。」 
  他繼續大聲咆哮,那是他憤怒時的習慣。「我能想到的一切,除了你,就是你的工作。每天早上醒來,我一想到這些就心中不安。除了你和你的工作,我的生活空空如也。我擁有的一切,除了工作就是這份困擾,我和你是一起的。」莫妮卡把這段出人意料的情感表白,理解為他支持她在白宮找一份工作,雖然現在一無所獲,但這並非他的過錯。他們都發洩了自己的不滿,重新冷靜下來,談話回到正常的軌道。在總統掛上電話之前——那時是凌晨4點——他答應會幫助她在紐約找份工作。 
  10月11日,週六,那天是克林頓結婚22週年。因此莫妮卡接到貝蒂要她去一趟白宮的電話時,非常驚訝。那會兒只有早上8點30,她馬上推遲了和弟弟在紐約見面的計劃,去見總統。9點半過一點,她到了白宮,被帶進橢圓辦公室。風暴過後世界恢復了平靜,總統語調溫和地告訴她,他掛了電話之後才意識到,其實自己根本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麼。   
  特裡普陷阱(2)   
  莫妮卡站在那裡,和他隔著一張餐桌,告訴他自己想去紐約,因為她母親生活在那裡。而且水門公寓已經被出售了,她必須在10月底前搬出去。這個消息並不完全是真的,但是鑒於他為她在白宮找工作時的拖沓表現,她認為有必要撒一點小謊,這回她可不想把這又演變成一個長期計劃。她還講到需要白宮裡某個人提供些工作指導,和幾個可能的工作崗位——聯合國,或者他朋友維農·喬丹能幫她找個私企的職位。「好主意!」總統對後一個提議更感興趣(其實,莫妮卡在幾天前和特裡普的談話中才想到這點)。 
  這是一次輕鬆的見面。莫妮卡描述自己的工作計劃時,他親切地微笑著。當她不再侃侃而談,發現他正衝她促狹地笑著,不禁問道:「有什麼好笑的?」他回答說:「沒什麼。只是看著你很開心,過來,我們擁抱一下。」莫妮卡的回憶略帶幾份憂傷:「這是我們感情生活中,人們絕不會強調的那部分,如此具有感染力,如此溫柔,如此親切。他總是這樣溫柔可愛,我們之間總是禁不住相互吸引,即使分手在即。」她離開前,下周將出訪南美的總統要她交一份「工作意願」,以便他回國後研究一下。 
  莫妮卡滿懷著對她「愛人」的愛意和溫暖離開了白宮。那天的晚些時候,她到了紐約,流連於跳蚤市場為他尋覓一件聖誕禮物。她知道他正在收集白宮紀念品,特意為他淘到了一件只售10美元的刻著白宮的玻璃鎮紙。她的慷慨甚至壓倒了預算,還為他花重金買了一個昂貴的古董雪茄架子。 
  整個週末她都在考慮自己的前程,發覺自己其實不想在聯合國工作,那地方太像白宮了。因此,當她給總統發送「工作意願」時,明確表示她改變主意,不想去聯合國了,強調她的工作興趣轉移到了PR(公共關係),那個讓她覺得「富有挑戰、激情和興趣」的領域。 
  太晚了。這次總統一改作風早早採取了行動,告訴貝蒂他想給莫妮卡安排類似聯合國的工作。在他出訪南美期間,人事部門主管約翰·潑迪斯塔——他曾經幫助莫妮卡申請重回白宮——向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比爾·理查德森簡單地提了一下,讓他給貝蒂的一個朋友在聯合國紐約總部安排一份初級工作。 
  10月底的一個週末,莫妮卡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要她「接聽理查德森大使的電話」。她後來回憶,大使是個「開心傢伙」,聲音溫和:「嘿,我是比爾·理查德森。我知道你想到我這裡工作。」談了幾分鐘後,他們約定在10月31日面談。掛了電話,又困惑又惱怒的莫妮卡打電話給貝蒂,說她想和總統談談最近尋找工作中的麻煩,想知道他是不是想直接把她送到聯合國去。 
  總統的電話真來了,這次沒有歇斯底里的尖銳言辭。根據莫妮卡的描述,他們享受了一次「甜蜜的」談話,她告訴他自己不想在聯合國工作,他回答說「我希望你有所選擇。比爾·理查德森真是個好人。」他還承諾會找喬丹好好聊聊,「維農不在市裡,不過我會盡快和他談談。」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換黃色笑話——這是萊溫斯基的強項——大多關於猶太人。莫妮卡說了一個:「為什麼猶太人喜歡倒著放黃片?這樣他們就可以看到妓女給錢了。」總統也說了一個:「當你用一個蘋果和一個猶太裔美國公主干,會得到什麼?一台不聽你使喚的蘋果電腦。」他們還為她最近發給他的那批下流E-mail而大笑不已。當他們準備掛線時,她說了一句「我愛你」,然後馬上意識到這麼輕鬆的談話裡,這句話顯得太沉重了,急忙加了一句「這個傻瓜」。 
  直到10月30日,她和理查德森大使約好面談前一天,她才和總統再次通話。隨著這大日子臨近,她越來越緊張,所以打電話給貝蒂,問總統是否能指導她面試的正確方法。他告訴她肯定能表現良好的,為了不讓她過分擔心,他還表示,那些相信她有背景的白宮人,會讓大使對她的能量產生錯誤的印象。 
  他們結束交談時,她問總統能否戴上她送給他的萬聖節別針,他答應了。第二天,她高興地看到總統在一次訪問學校的講演中,專門提到自己在衣服上別了個別針,來代表萬聖節。一個孩子問能否送給他,不過總統拒絕了,「是我的一個朋友送給我的。」 
  不過,在和特裡普一次奇怪的談話後,莫妮卡面試前的緊張情緒不減反增。當她表示自己會在她的水門公寓和大使見面,特裡普暴跳如雷,叫了起來:「如果你要去那酒店房間,除非我死了,他們想引你上鉤。」出於保護和關心,她反覆強調莫妮卡為了預防可能的危險局面,應該要求將面談安排在酒店餐廳。 
  莫妮卡覺得她朋友太堅持己見了,不過沒有懷疑她的動機。其實,特裡普的堅持是她和邁克爾·伊斯科夫陷害莫妮卡和總統的計劃的一部分。伊斯科夫安排了另外一個《新聞週刊》的記者坐在餐廳裡,假裝只是另一個客人,他會看到莫妮卡和理查德森坐在一起,這樣就證實了特裡普的猜測——總統正在濫用權限,為女友安排政府工作。 
  萊溫斯基與比爾的「搞定先生」關於工作的見面。這個女人已為工作或者回到白宮的問題而陷入瘋狂的臆想中。她正在被命運,或者一個可怕的神秘之手,推向理想的犧牲品。減肥成功的特裡普,在她的衣櫥裡發現了那件沾有總統精液的藍色衣服。而後來特裡普甚至試圖去偷這件衣服。當然,萊溫斯基卻認為,「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醜聞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噁心。」   
  特裡普陷阱(3)   
  也就在這段時間,葆拉·瓊斯的律師團收到來自一個女人——相信是特裡普——多個匿名電話,聲稱他們應該傳召莫妮卡和特裡普。10月早些時候,瓊絲律師團剛拿下兩次關鍵判罰,聲勢大振,他們被授權可以質詢總統,瞭解他和其他女人的「性關係」,還能指出任何被發現有問題的人。 
  莫妮卡渾然不覺這些法律進展和特裡普的馬基亞維利式陰謀,只是擔心她只有聯合國這 
  樣惟一的工作選擇。她的面試進展得相當順利,和大使見面後幾天就得到了一個在聯合國美 
  國代表團內的低級職位。 
  她還是牽掛著沒和維農·喬丹見上面,就給貝蒂發了張催促信,表示了自己對在聯合國工作的疑慮,還想見一見克林頓的「搞定先生」。貝蒂打電話給莫妮卡,讓她和喬丹的秘書聯繫並安排見面。莫妮卡照著辦了,和喬丹的面談約在11月5日。 
  沒見喬丹之前,莫妮卡對總統的律師朋友所有的瞭解不過是他和克林頓打過許多次高爾夫,在非裔美國人族群中地位卓著,是一個出了名的「搞定先生」。直到很久以後,她才發現他一個最好的朋友正是彼得·斯特勞斯,兩人已經認識了二十多年,而斯特勞斯正是她未來的繼父。 
  對於和律師的見面,莫妮卡即使不說害怕,起碼有點緊張。一開始他那嚴肅的眼神和沉默寡言的態度就讓人望而生畏。他問她到這裡找他有什麼事,她再次搬出那套「香草」故事,講述自己離開華盛頓的願望,向他解釋自己希望能重返白宮,不過幾個高級官員,比如埃夫林·裡貝曼並不喜歡她。「哦,她也不喜歡我,沒什麼好擔心的。」喬丹微笑著說。這樣他們大概談了20分鐘,他說道:「好吧,我們切入正題,我會幫你在紐約找個工作。」又神秘地加了一句:「你的來頭很大啊。」這句話讓莫妮卡覺得之前他和總統有過談話。最後,他們約定兩周後再度見面。 
  第二天,莫妮卡給喬丹寫了張感謝信,上面寫著「我知道我們的朋友對你充滿信心,真令人高興。」她對這個華盛頓律師的個人魅力可是傾倒不已,告訴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這一輩子都沒遇見如此的人物」,不過喬丹明顯對她不怎麼感冒。事實上,他後來告訴大陪審團自己根本不記得那時和她見過面。這種遺忘,被獨立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歸結為喬丹沒有把為莫妮卡尋找工作太當回事。斯塔爾根據這個想法推導出一個結論——只有當莫妮卡捲進葆拉·瓊斯案,並要簽署那份書面陳述後,喬丹才真正想幫助她找工作。不過,當斯塔爾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調查喬丹在莫妮卡尋找工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時,現實生活中,他只是她兵工廠裡又一件武器,只有在她的自我臆想中才捲入了第一線。 
  還有許多人因為莫妮卡的工作問題而經受責問,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瑪西婭·劉易斯。自從她9月搬到紐約後,就不斷吹噓著這城市的好處,慫恿莫妮卡也搬過去。所以不難理解,當10月份莫妮卡決定結束這一切,她母親位於第五大道的公寓裡肯定是歡聲一片。 
  一旦莫妮卡下定決心去紐約,她母親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採取措施,不給她什麼回頭路。她聯繫紐約的朋友,看他們是否知道有什麼空缺,還找到一個職業顧問馬裡林·烏爾曼幫著為莫妮卡尋找工作。10月初,莫妮卡和烏爾曼見了一面(她為總統買白宮鎮紙的同一天),在過去的一年裡,她學到了一件事,就是再也不能依賴別人的同情心了,即使是總統的。她和華盛頓的朋友,還有NBC負責五角大樓報道的記者一起討論了在媒體全職工作的可能性。她甚至還申請了一個主持人Connie Chung身邊的工作,不過她最終沒得到這個崗位,因為有人早已通過內部關係霸了那個位子。 
  這段時間,她母親知道莫妮卡每向前邁一步,就是離華盛頓和總統遠一步,就一直不懈地鼓勵她。回想那段時光,瑪西婭說:「就我所知,她決定離開華盛頓就是一個勝利,這意味著她放棄了對總統不切實際的幻想,知道那段關係沒有前途,只會毀滅自己。」 
  除了幫莫妮卡和烏爾曼搭上線,瑪西婭還尋求未婚夫彼得·斯特勞斯的幫助。晚秋時節,斯特勞斯親自找到老朋友維農·喬丹,還詢問了他社交圈中其他的人物,比如著名的酒業巨頭Seagram的主席埃德加·布羅夫曼。「我找了一堆我們認識的人物。」斯特勞斯回想道:「問他們『需要一個年輕貌美、想離開白宮的小姑娘嗎?』」他強調說,他的朋友喬丹每年都會給六七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安排私企的工作,不過他同時也承認,就莫妮卡這個問題,他和喬丹的私人交情、總統的影響力,都會讓這律師更加出力。 
  其實,莫妮卡的圈子都覺得,總統的幫助都是她該得的,既然她因為和總統的關係丟掉了白宮的工作,那麼在敷衍了她一年後,他該像個體面人那樣給她另找一份工作。她的姨媽黛布拉評論說:「我們都覺著總統該幫她找個工作,這合情合理。所以,當他開始行動,幫她搞定問題時,我們都覺得太棒了。」這個觀點也一再得到她朋友的支持,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就說:「當她決定離開華盛頓,遠離那一切,我非常高興。我不覺得總統幫她尋找工作有什麼大不了的;每個人找工作時都會得到點幫助。」   
  特裡普陷阱(4)   
  不僅是莫妮卡的朋友、家人希望她搬去紐約,特裡普也強烈建議她應該離開華盛頓。雖然知道特裡普就是洩露凱瑟琳·威利的源頭,還有她突然的舉止變化,這些都讓莫妮卡有點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賴她。如果有先見之明,莫妮卡或許那時應該質問特裡普什麼是真正的友情,不過忠誠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樣的事來。 
  特裡普建議她,給白宮裡的總統和貝蒂寄東西時,可以通過更便宜有效的快遞公司,莫 
  妮卡以為這不過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實,特裡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後暗地使壞。她推薦的公司屬於戈德伯格家族,他們後來給邁克爾·伊斯科夫提供收據及其他文件,這成為莫妮卡和總統親密關係的鐵證。 
  然而,一些零碎的跡象提醒著莫妮卡。她開始和特裡普不斷爭吵,後者好像有意挑起爭端,然後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時驚駭於她的所作所為,「這時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眥必報之人。」她回憶說:「因此我就拍她馬屁,我擔心她可能會將那個關係公之於眾。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發生了,那麼總統就知道我把我們的戀愛故事告訴了別人。」 
  莫妮卡陷入了這個痛苦的問題,腦子裡開始盤算對付「最壞可能」的計劃。如果特裡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決定自己去召開一個新聞發佈會,一口否決特裡普的說法。如果需要,她甚至會說是她自己編造了和總統的所有緋聞,去接受公眾隨之而來的辱罵和嘲諷。 
  在莫妮卡的鼓勵下,這一年特裡普的長期減肥計劃非常成功,她的體重明顯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幾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為了慶祝,莫妮卡在9月邀請特裡普去她的水門公寓,從她所謂的「肥衫衣櫥」裡挑幾件衣服。當她們打開衣櫥,挑選合適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現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精液的藍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說法那樣,把保存的那件衣服當作戰利品或證據,只是自從2月以來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體重一直波動很大,當她再想套上那衣服,發現根本扣不上紐扣。她是一個不怎麼在意個人整潔的年輕女孩,又必須時刻注意自己的錢包,沒理由在根本不會穿的情況下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費金錢。不過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決定感恩節那天穿著去舊金山參加父親家的晚宴。莫妮卡總是擔心該穿什麼衣服——過去是,現在也是——特別是這個場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條,這件GAP牌的藍色衣服也是纖長漂亮,因此她決定送去乾洗。 
  這時,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個錯誤,11月16日她把這件事告訴了特裡普。後者知道這衣服可能會是將來一個確鑿無疑的證據,拚命勸莫妮卡改變主意。特裡普錄下的她們的對話證明她是如此處心積慮,甚至設下圈套讓莫妮卡去陷害總統。她激動地警告莫妮卡別去動那件衣服,「現在,我只想告訴你,前面還有漫長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還是保留著那衣服,或許未來有用得著的地方。」 
  她還說她有個從事基因指紋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經告訴過她只要用一根弄濕的脫脂棉簽,就能輕易地在干的精液中提取DNA樣本。毫不為奇,這個所謂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馬克·福爾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種族歧視的那個偵探,現在是盧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裡普不甘心失去這麼重要的證據,極力勸說莫妮卡「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把衣服放在塑料袋裡,和自己的首飾一起保存。當莫妮卡迷惑不解這麼做的原因的時候,特裡普說了句不祥的話:「我只是多一句嘴,腦子裡面總有一種可怕的感覺。」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這個紀念品,只想著穿這件衣服,因此沒有全信。特裡普改變了策略,後來兩人在辦公室聊天時,她再度否決了莫妮卡穿這件衣服的計劃,說她覺得莫妮卡穿這件衣服顯得太胖了,建議她換一件試試。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儀表的莫妮卡決定聽從建議,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櫥裡。 
  然後,事情還沒完。就這段時間,莫妮卡和特裡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談話。她們在辦公室裡聊天時,後者突然說自己缺錢,想去賣幾件舊衣服換點錢。她說有個朋友正好想買她那天穿的衣服,問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門公寓借一件毛線衫和外套頂兩天。莫妮卡就說陪她一塊回去,不過特裡普不答應,說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煩她。莫妮卡還是要陪她回去,說不習慣自己不在家的時候讓別人進去,不過特裡普非常堅持,還說莫妮卡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後,特裡普出於自尊放棄了這個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繼續工作了。 
  只有當醜聞發生後,《新聞週刊》報道說特裡普和戈德伯格有個有趣的計劃,要去偷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來作為這段關係的證據,她才意識到特裡普的隱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點也不覺得這計劃「好笑」:「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醜聞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噁心。」 
  即使特裡普的背叛完全公開化之後,有個謎團也一直沒有揭開,甚至少人問津:她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關係所驅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聞週刊》記者伊斯科夫,還有通過他們聯繫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頓組織投資的葆拉·瓊斯律師團?雖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東西錄音是因為如果——僅僅是如果——她被傳召擔當瓊絲案的一個證人的話,她自己也被鮑後·貝內特指控撒謊。   
  特裡普陷阱(5)   
  她幹的可不只非法錄音那麼點事。給莫妮卡和大使的見面製造麻煩,快遞,還有試圖偷竊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分?這些看似獨立的事件正能體現葆拉·瓊斯律師們的指控——克林頓用工作交換性服務,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眾要素」,這些是否僅僅是一種巧合? 
  11月12日,總統打電話來時,特裡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裡過夜。醜聞曝光後,她再次 
  給出了不真實的描述,暗示這晚電話打來時她正在莫妮卡身邊,聽到了她朋友的說話。事實上根據莫妮卡的陳述,她睡在另一間屋子,根本聽不到。 
  這周早些時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喬丹的面試結果,也擔心這個事情會像她的白宮工作那樣吊在那裡,就給總統留了消息,讓他打電話給她。她的焦躁情緒也受到特裡普的影響,後者老是鼓勵她要不斷奮力爭取,搞得她又急又氣。這段時間,她的情緒不斷左右搖擺,既渴望離開華盛頓,又為想到以後沒有機會再見總統而心痛不已,還有因為無法再在白宮工作的遺憾。 
  總統打電話前兩天,莫妮卡給他寄了便條,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見一面。她還加上一段懇切的言辭,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經歷,和我保持聯繫,不過我現在依然只能徒勞地寫著便條。我不是傻子,知道這世界正在發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並不認為自己在無理取鬧……日子太艱難了,我努力處理如此多的事務,無人傾訴。我現在需要你,不是一個總統,而是一個男人。請你做我的朋友。」 
  這次的午夜長談,總統態度和藹。他告訴她橢圓辦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內奇第二天正要處理希爾基金的財務問題,她不在的時候,莫妮卡可以來找他。他還問她是否能帶點貝蒂忘記買的藥過來。 
  期待會面的那天,正是標準的喜憂參半。不出所料,亨內奇出了白宮,沒人會找麻煩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電話給庫裡,要她安排一個合適的時間,因為她自己還要擺平五角大樓那邊。庫裡放了她鴿子,說總統正在打高爾夫,她之前也沒空和他講這事。 
  莫妮卡不僅買了他要的藥,還有專門對付感冒的鋅片糖。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憶膠丸」,其實是一種果凍軟糖,還附了張「藥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時有多麼開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麼漂亮。」類似的事還有幾次。下午,她把那些藥交給貝蒂,留在了白宮。然而隨著時間慢慢流逝,她逐漸不耐煩起來,對貝蒂明顯的搪塞也越來越憤怒。 
  最後,剛入夜,貝蒂打來電話,說總統因為她沒有給他們安排見面而大發雷霆,讓莫妮卡馬上到白宮。因為這樣的見面越來越需要隱蔽,莫妮卡到白宮的經歷就像一部B級片裡的場景。庫裡要莫妮卡先到白宮停車場裡找到她的車,在那裡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裡發現車鎖著,只能淋著雨,站在車邊,拉下帽子蓋住了臉。最後,貝蒂終於出現,帶她溜進白宮,為了不被看她不順眼的人發現,她們飛奔過走廊,衝到總統後書房時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總統的這位秘書顯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後書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開燈,在黑暗中等待。她邊等待總統,邊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為能打開書桌抽屜,卻發現鎖著。上一次在這個房間,她因為放有自己送他禮物的一個包被隨便扔在那裡而沮喪,現在那包已經不在了。 
  庫裡沒有通知總統莫妮卡在後書房,他還在橢圓辦公室裡工作。因此,他最後只能見她短暫一面,馬上就要趕去參加為招待墨西哥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舉辦的正式晚宴。她只來得及把那個古董式白宮鎮紙給他,還開玩笑說口交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處,最後他離開前兩人匆匆吻別。 
  熱烈興奮的等待,不滿的憤怒,一出鬧劇,這天最後以失望收場,莫妮卡非常無精打采。現在她不會再讓總統在白宮安排工作了,沒了這個負擔,她覺著他應該多花點時間陪陪她這個朋友兼過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樓裡用自己的電腦給總統寫了一封信,裡面談到自己的沮喪:「我不想讓你認為,我沒有感激你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沒有這一切,我可能現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這隨之而來的失望、挫敗和憤怒耗空了。」然後細想他們過去匆匆的會面,她繼續寫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過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許這個要求太過分了。」 
  她的經驗告訴她,保持親密接觸是維持他們關係的鑰匙,最後她決定,與其送另一封信給總統,不如把想說的話錄在磁帶上給他。在磁帶上她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感受,還為他設計了如何不引起懷疑來和自己約會的方法。她甚至建議某個晚上去白宮劇院看電影,那他們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樂子了。 
  莫妮卡錄了兩個版本,11月20日,她在電話中把這兩個版本都放給特裡普聽,而特裡普當然把她熱戀中的朋友的每個肉麻的句子都錄了下來。當特裡普聽她錄下來的磁帶時,她對於莫妮卡的嗓音記憶猶深,後來評論說「她的聲音像夢露一樣狐媚」,毫無疑問,總統肯定喜歡跟她進行電話性愛。就像特裡普許多其他評論那樣,這句點評和錄音帶的談話內容無關,而是用來向別人證明莫妮卡和總統的真實關係。   
  特裡普陷阱(6)   
  第二天,週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錄音卡帶的包裹交給快遞公司,送給庫裡,焦急期盼著總統的回應。想到上周的混亂情形,她催促庫裡把東西快點給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電話,可是總統一直沒有收到她的私人錄音,她每打一次電話就更加不安,還哭了起來。終於,晚上7點,他收到了郵件,不過叫貝蒂告訴她,自己太忙了,這個晚上沒空見她。 
  不過同時,莫妮卡在和總統的一個手下巴亞利·內爾維斯交談時,打聽到總統正在和埃斯金·鮑爾斯一起看電影——除了有參謀長在場,簡直就和她在錄音帶裡設想的一模一樣。憤怒氣惱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電話給貝蒂,叫她別讓總統打開裝有錄音帶的包裹。她一邊啜泣,一邊告訴他的秘書:「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後一下掛斷電話。深夜,這位秘書出於關心,打電話過來看莫妮卡是否冷靜下來了。不過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讓憤怒的女人平靜,莫妮卡告訴她:「明天我就告訴父母,不想再跟你們發生什麼關係。我不能再忍受這一切了,感謝你對我時好時壞的那些時光。」 
  她的評論就像字面上那麼不真實,對莫妮卡來說從未真正想過告訴父母,無論何時她都知道應該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覺得總統在她面前佔盡便宜,她只想著報復他,讓他明白他們的關係如何影響了她的生活。前一個月,她在和安迪·布萊勒的一次短暫交談中就同樣談到這個問題,她告訴他自己依然無所適從,傷痕纍纍。 
  在給貝蒂打電話的中間,她還打給特裡普以尋求安慰。特裡普自然錄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傷心話。莫妮卡後來回憶說:「這次談話中,我在電話邊的嗚咽哭泣後來在全世界廣播,供世人評點,這是整場噩夢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時候,莫妮卡又打電話給特裡普,表示自己將為之前的言行向貝蒂道歉。沒想到對方的反應出人意料,特裡普說如果她打電話去,連白宮都會覺得她是個瘋子;而且她也會為摻和到這起事件而難過。她接著給出了最後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貝蒂道歉,她將永遠不再和她說話。然後狠狠地掛斷電話。 
  莫妮卡面臨著痛苦的兩難境地,無論選什麼都會失去一個朋友。最後,她選擇了正確的道路,給貝蒂打電話。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並且保證盡可能讓即將出訪范庫府的總統在感恩節給她電話(最後他沒打)。 
  擺平了貝蒂,週五,莫妮卡想去安撫特裡普,她們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這次通過電話互相發洩的不滿沒有被錄音,或者是錄了,但卡帶被毀了。最後,特裡普還是決定不再和莫妮卡說話,只有答錄機記錄著莫妮卡瘋狂發來的訊息。爭吵一直持續到下週一,她們上班時用辦公室E-mail繼續爭論。莫妮卡告訴特裡普,如果她想絕交,那就請便,不過她沒資格因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她們就此不再交談,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為,莫妮卡說:「即使她在偷偷錄音的時候,我都以為她掛電話只是因為脾氣火爆,只是因為我沒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氣抓狂。她想搞定事情,當木偶不聽令起舞的時候,她就沒轍了。」 
  爭吵……想念……重歸於好……再度爭吵。萊溫斯基與總統的情感遊戲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這樣一個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總統陷入另一場醜聞時,她建議他應聘一個女律師去對付瓊絲的指控和證據。她覺得女人在美國公眾中的影響會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沒意識到,不管願不願意,自己馬上將捲入這個不斷演變的傳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戲將面對一群龐大的聽眾,甚至比美國公眾還要龐大。 
  當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慶祝感恩節的時候,基本切斷了和華盛頓的橋樑。不僅因為她和特裡普交惡,她還決定拒絕聯合國的工作,而且早早遞交了五角大樓的辭職信。她計劃在12月24日離開這座讓她傷心的城市。她母親早就計劃在紐約給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盤算起未來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個安身立命之處,而是她還沒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間,她設法聯繫到喬丹,她辭職的消息讓後者感到驚訝。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電話約一次面談,還保證會盡力幫她在紐約找份工作。 
  這樣的故事莫妮卡聽過太多次了,到目前為止都沒什麼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國和比利時執行五角大樓最後一項任務前,她給總統寫了信,說她急著想討論一下工作前景問題,還強調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和總統碰面。從歐洲回來後,她沮喪地發現貝蒂根本沒把這信箋遞給總統,在她反覆糾纏下,總統最後收到了信,不過回信說他不可能見她,因為按照日程安排他將和自己的律師們開會。 
  碰巧的是,12月5日從歐洲回國的班機上,她和國防部參謀長博布·泰勒聊了起來,當泰勒說起自己將參加白宮聖誕晚宴時,她問他:「我能否當你的舞伴?」因此,派對上,克林頓總統驚訝地在迎賓通道上發現了莫妮卡。她回想說,他在向她問好前還往後捋了捋頭髮,好像正在約會。他擁抱了她一下,轉身問泰勒:「你在五角大樓有沒有照顧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藹可親,不過莫妮卡就是生氣,氣他這個週末不能抽空見她。   
  特裡普陷阱(7)   
  這時候,她還給貝蒂打了電話。後者說她第二天——12月6日,週六——要帶一批參觀者去白宮走一趟,還說她會爭取讓總統趕在律師來之前,在清晨見她一面。 
  莫妮卡這晚回家後,孤獨憂鬱。她思緒萬千,種種情感交織在一起:憧憬著原本可能發生的事情,對愛情走到末路的悲傷,擔心在紐約找不到工作,還有更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將永遠沒機會和總統單獨相處,沒機會再和他像和一個男人,而非總統那樣說話。 
  一回到自己的公寓,她決定如實告訴他自己的所思所想,開始在電腦上寫信。是思考,也是後悔,她試著表達對他的感情,總結他們愛情的實質:「今天,看到你是如此悲傷,因為我為你再次拋棄了我而憤怒,我只想屋裡的人統統消失,只有你擁抱著我。」 
  她接著說自己全心全意地愛著他,每時每刻只想著和他在一起。她記得當他送她的《草葉集》點燃了她心頭的火焰,讓她明白他就在自己靈魂深處,而她也能感受到他的痛楚。相比那時,現在她悲傷地發現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她了。自怨自艾中,她悲歎著他們那次凌晨2點半在電話裡的爭吵:「我確信,你不是第一個對我有那種感覺的人,我為那糟糕的一切說聲對不起。」信的最後一句是她情感的勃發:「我知道,說聲再見是多麼傷感,我從來沒想到會在紙上說。請保重。」 
  莫妮卡的精神憂鬱很快就打破了,第二天她打電話給貝蒂,留言說想在西南大門和她會面,給她信件和送給總統與她的聖誕禮物,如果有可能的話再見一會兒總統。當她到了白宮,看到了瑪莎·斯科特,於是馬上再給貝蒂打電話。一個穿制服的值班特工告訴她會帶她走一走,還透出消息:總統正和他的朋友、一個漂亮又有名的CBS電視台女記者艾黎諾·芒黛爾呆在裡面。 
  好一個和律師的會議。用了極大工夫才克制住自己,莫妮卡說:「好吧,我晚些時候再來。」然後轉身就走,滿懷憤怒,難以抑制:他欺騙了她,一直還在見她心目中的主要情敵。她在旁邊的酒吧裡發現了公用電話,就打給貝蒂,那邊一接,她立馬開始了長篇咒罵,後來她承認這對貝蒂不公平:「我太過分了,說給她的那些話實在是太難聽了。」 
  她回到水門公寓後,收到了總統秘書寄來的信箋,語調哀傷,不過她不願意回復。那邊哭泣的貝蒂請求她不要激動,哀訴說如果總統知道一切就會把她炒掉的。莫妮卡在回復中堅持要和總統說話,不過貝蒂以總統正和首席檢察官見面為理由拒絕了,還說莫妮卡這個狀態絕對不能和總統說話。 
  莫妮卡憤怒沮喪,氣得發抖,決定馬上飛去紐約找母親。她立刻拎了個包,搭的士去機場,到那裡才發現自己沒帶錢包,等她回到公寓,冷靜多了,頭腦也清醒了。她又決定打電話給貝蒂,要求和總統說話:「我現在冷靜下來,想和他說話了。」貝蒂回電過來,把她接進總統的電話。 
  這次,輪到莫妮卡享受語言暴力了。長達56分鐘的通話,總統就像剛才的她那麼憤怒:「我這輩子,還沒誰對我,像你剛才對我那麼差過。除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手下,我陪伴你的時間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你怎麼能搞成這樣,我見誰和你無關。」 
  不過,莫妮卡可根本不吃這套,她指責他和芒黛爾有一腿。他反駁說:「我根本和她沒有曖昧關係,她是我的一個朋友,事實上正是我撮合了她和她現在的男友。」莫妮卡則還擊說,他有一次去加利福尼亞開會時,芒黛爾跟他一直呆到早上3點40,第二天也一直跟著他。「你是否覺得,我傻到會跟一個我一直玩弄的人一起出去?Do you think I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go running with someone?」他問道,咄咄逼人地要她的答案:「你還需要我回答這問題嗎?」 
  總統改變了語調:「你不該對貝蒂說那些事情,你沒有權利對任何人那麼說話。你要見我,然後就能因為我忙著工作而大發雷霆。」「我想見你?」莫妮卡對此嗤之以鼻:「我說了我要離開你,要去紐約,想做的只是見你一面。你卻始終不給我答覆,真不明白有那麼難嗎?」 
  面對她的質疑,他有些不解地回答:「我倒不明白,現在理都在你那邊了。那事發生後,你告訴我,一切結束時不會給我任何麻煩。」可能是下意識作祟,早就料到的莫妮卡馬上回答:「麻煩?你覺得我現在給你麻煩了?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麻煩。」 
  就像他們所有的爭吵一樣,最後總能轉危為安,冷靜下來,總統甚至同意讓她過來看他。莫妮卡根本不需要再次邀請,下午1點就又到了白宮。她早把那封寫著「英俊的,再見」的信留在家裡,帶上的都是送給他的聖誕禮物,包括有在紐約買的那個雪茄架,一個星巴克的「聖誕老人」咖啡杯,還有最近一次去倫敦時買的一條領帶。 
  他們見面時的氣氛,和電話戰爭時的完全不同。坐在搖擺椅的總統大方熱情,撫摸著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頭髮。她則光彩照人,傾訴著那封信裡的傷感話語。他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講到他對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說無數女人覺得他英俊瀟灑,他則不那麼同意,還講了自己減肥的故事。他說自己小時候太胖了,跑得比別人慢多了,每年復活節彩蛋比賽,等他跑到終點早就沒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體重問題一直延續到整個高中生涯。「太悲傷了。」她回想說。他成功地避開了和她討論教育改革的問題,那是她以前為他在一份備忘錄裡準備的。他告訴她,自己訪問范庫府時給她買了一份禮物,聖誕節前會送給她,他還答應給她一個聖誕節之吻。正如他所說,聖誕節時接吻是允許的。   
  特裡普陷阱(8)   
  對莫妮卡而言,一個再次見面的許諾就是一個突破,要知道前個晚上她還覺得自己再也見不到他了。她準備離開時,總統鄭重地告訴她:「我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把你晾在一邊,我不會拋棄你,會給你打電話,叫你來拿聖誕禮物。」他講的話真有意思,承認他對她的糟糕處境負有責任,還暗示他們的關係還能繼續。 
  莫妮卡情緒複雜地離開了白宮,飛去紐約和母親度完週末。雖然還在為總統在她工作問 
  題上的遮遮掩掩而隱隱作痛,但是直覺告訴她這個男人是她的心靈夥伴。就像她這時寫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對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為何你可以對我如此時好時壞。每當我想起你用陽光佈滿我內心的時候,再想到你讓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時候,我就會噁心。」 
  這個下午晚些時候,克林頓總統從他的律師那裡知曉,一直致力於葆拉·瓊斯對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師們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證人名單,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於總統為什麼要在近兩周以後告訴她這點,這還是個謎。 
  完全不知道這些新進展的莫妮卡幾天後給他寄了一張有趣的卡片,上面寫著:「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讓我興奮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著一沓彩票,另一手拿著一罐奶酪。」裡面還夾著一張紙片,她說要為上次道歉,指出他們爭吵的原因在於他、她和貝蒂三人之間的誤解。她說她更想成為他生命中快樂而非痛苦的源泉。接著她說:「我願拿2分錢打賭,葆拉·瓊斯案和我無關。」 
  莫妮卡仍然想著保護她的男人,她建議他除了自己的律師鮑伯·貝內特外,還應該專門聘請一個女律師去對付瓊絲的指控和證據。她覺得女人在美國公眾中的影響會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沒意識到,不管願不願意,自己馬上將捲入這個不斷演變的傳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戲將面對一群龐大的聽眾,甚至比美國公眾還要龐大。     
  第十章肯尼斯·斯塔爾出現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1)   
  手中一支點燃的香煙,眼眶中淚光閃爍,琳達·特裡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樓外的狹長巷子裡,感受著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噴出一口「Marlboro Light」,說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幾周的懺悔錄:「對不起。我是一個糟糕的朋友,一個壞人,居然對你做出這種事情。我仔細思考了自己有多麼齷齪。對不起,以後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了。」週一,12月8日,這次會面是她們11月21日深夜爭吵以來第一次說話。 
  莫妮卡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從不小氣。雖然吵過架,她去歐洲執行五角大樓任務前,還是把買給特裡普的生日禮物放在她的辦公椅上。包裝精美的盒子裡是一個古董式鎮紙,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上面刻著一首維多利亞時代歌頌友誼的感傷詩歌,彰顯著特裡普的卑鄙行徑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馬上就要離開五角大樓了,除了私事,她還想在走前解決幾件事情。她特別著急,找尋工作的努力不該因為「克林頓黑洞」無疾而終,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總統會面時,他說喬丹正在幫她找工作——一個新傢伙,不過故事還是老套路。 
  生怕喬丹忘記了她,莫妮卡給他寄了份禮物,有一個籃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張小紙條和一份她的複印履歷。這個善意的提醒看來效果不錯,12月11日,她去他辦公室面談,在吃了頓土雞三明治和減肥可樂組成的工作餐後,他們討論了莫妮卡的工作問題。喬丹給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華濃現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聯社——的聯絡人名字,他要她去聯繫這幾個人,還保證自己會給幾個商業夥伴打電話。他們討論了她應該寫的求職信的格式,他要她寫完後給他發份複印件。 
  他們還談到他們共同的朋友——美國總統,這也是喬丹會第一時間見她的原因。莫妮卡說她眼裡的比爾·克林頓是男人多過總統,她只把他當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經常見她,打電話給她,她就會生氣發火。一次,城裡的喬丹先生接嘴說:「莫妮卡,他在和布萊爾(英國首相)討論伊拉克問題時,你不能衝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掛斷,讓你衝他發火。打現在起,如果你再生氣的話,希望你打電話給我,衝我發火,我會搞定的。」接著他還取笑她的行為舉止:「別不承認。你在戀愛,這就是你的問題。」莫妮卡臉紅了,一言不發,她覺得喬丹對她和總統的關係知道得遠比說得多。 
  然後,喬丹講到了和彼得·斯特勞斯的友誼,甚至當場就給他打電話,談了莫妮卡的工作進展。確實,這次談話後一切啟動了。喬丹給那三個聯絡人打了電話,莫妮卡則不久以後就安排好在聖誕節前一周和其中在紐約的兩家公司的面試——美聯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試著逃往紐約開始新生活,不過那個曾讓她傷心的城市正要摧毀她。她和喬丹見面後不久,就發現特裡普已經收到了葆拉·瓊斯案的傳票。其實,莫妮卡發現時,事情發生已經超過了兩周,傳票早在特裡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發出去了。儘管這一年特裡普經常談到這種可能性,然而她壓根兒沒有在12月那次重歸於好的談話中提到傳票,這說明她向朋友隱瞞了不少事。 
  特裡普總是說她不會對任何人講莫妮卡和總統的事,因此莫妮卡一開始根本不擔心,而是本能地反應到特裡普如果出庭作證,可能會失去工作。這種擔心好像是杞人憂天,特裡普告訴她,自己見了律師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議是根據憲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絕談論這事。她還在莫妮卡的答錄機上留言說:「我和科布談過了,別擔心,一切OK。」 
  這周,重歸於好的兩人一起到五角大樓的中央廣場,為科布買一件聖誕禮物。她們購物的時候,特裡普扔下了第一顆炸彈,她告訴莫妮卡,自己寫下了她和總統的關係的所有細節,把材料裝在一個密封的信封裡交給律師,只要聽到自己的死訊,律師就會將裡面的內容公之與眾。莫妮卡嚇壞了,她回憶說:「這是她嘴裡蹦出來最令人吃驚的事情之一,我當時真的嚇一跳,也開始發現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險。」 
  特裡普第二枚導彈接踵而至。她告訴莫妮卡:「如果他們問起你,我會說出真相。」莫妮卡頓時呆若木雞,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裡普早就答應要保守秘密了,還說為有人問起她而擔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裡普堅定地站著,說如果她被問起是否知道有誰和總統有染,她會說出她的名字。她解釋說,如果她否認知道這樣的人,或者不說出她的名字,那麼一旦葆拉·瓊斯的律師們有證據證明她其實知道,那麼將控告她作偽證,甚至把她扔進監獄。 
  所有這些都讓莫妮卡驚心不已,不過更糟糕的還在後頭。12月17日凌晨2點30左右,她被電話鈴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話筒,聽到了熟悉的聲音——她的「愛人」。雖然早就習慣他在這種奇怪的時間打來電話,可是這次她嚇了一跳,因為她一直看新聞瞭解希拉裡的日常動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華盛頓;而夫人在附近的時候總統幾乎不會給她電話。這肯定是一個重要的電話,他的聲音充滿關懷又忐忑不安。 
  沒有任何開場白,他直入正題:「我要告訴你兩件事。貝蒂的哥哥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她被這個可怕的消息驚呆了,淚水奪眶而出——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個姐妹,現在母親又在醫院。他們談了會兒貝蒂的不幸,總統建議莫妮卡早上給她打個電話,然後就公佈了第二個壞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瓊斯案的證人名單,你的名字也在其中。當我看到你的名字時,心都傷透了。」大概兩周前,12月6日,當名單傳真到他律師那裡,總統就早知道裡面有她,不過費解的是當時沒有告訴她。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2)   
  儘管那些在名單裡的人不一定就會自動收到傳訊,莫妮卡還是驚恐萬分。不過總統把事情的嚴重性大大降低了,說她不太可能接受傳訊。莫妮卡問他如果收到傳票,她該怎麼辦。總統則告訴她或許能簽署一份書面陳詞,那就不用出庭作證了;如果萬一真的接到傳票,那麼她應該和貝蒂聯繫。 
  莫妮卡對法律專業一竅不通,對政治牽連也知之甚少,不過一直有個建議,她告訴總統 
  自己讀到報道,葆拉·瓊斯已經把賠償金降低到50萬美元,那麼他就應該結束這官司,再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自己厭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這事也給他的家庭造成傷害。(瓊絲案最後雖然宣判克林頓無罪,不過1999年1月達成的和解還是要求他支付瓊絲85萬美元) 
  40分鐘的長談過後,他說如果她願意來取聖誕禮物,他可以叫貝蒂把她帶進白宮。不過,莫妮卡拒絕了,溫柔地駁斥了他的想法:「這個週末貝蒂是如此悲傷,怎麼能再去麻煩她呢?」 
  掛上電話那刻,莫妮卡感到身體不適,淚水嘩嘩滑落。她回想說:「總統真不善於講壞消息啊。疼痛從肩膀直接傳來,我真是感覺不舒服、驚恐、緊張——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只是我噩夢的開始。」 
  她回去也睡不著,急著想找人聊聊。猶豫一陣後,最後還是打電話給特裡普,既然她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該好好討論討論問題。因此,12月17日凌晨,滿面淚痕的莫妮卡打電話給特裡普,告訴她自己也在瓊絲案的證人名單裡。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下度過了那個夜晚,早上她去庫裡的家中安慰她。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陪伴貝蒂,幫她籌備哥哥的葬禮。即使在她幫忙幹活的時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壓在身上的新麻煩。她只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被葆拉·瓊斯的律師們盯上,懷疑很可能自己的電話被人竊聽,房子被人監視。 
  傳票、特裡普和工作,都讓人擔心受怕,緊張不安。莫妮卡特別擔心,總統會發現她早已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人。她打算不擇手段,也要讓特裡普答應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電話里許諾,只要特裡普保持沉默,自己就會把悉尼郊區一套公寓價值5萬美元的一半所有權送給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擁有的財產。她說:「那時,我早已不顧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兩個紐約的面試。17日晚上她出發前,打電話給母親,懇求她去機場接她。她想找人說說過去那可怕的24小時,又擔心母親的公寓也被人監視,覺得惟一能進行秘密談話的安全地點就是瑪西婭的汽車裡。最後,瑪西婭是坐的士來接她的,她們兩人都不懂法律術語,莫妮卡只能泛泛談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當瓊絲案的證人。私底下,她非常擔心特裡普的改變,也越來越懷疑後者的言行舉止。 
  第一場面試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場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關係公司。她在後一場面試中表現出色,他們叫她幾天後參加一次正式的筆試。然而,這麼積極的開局也沒有讓她快樂起來,她坐的士去機場回華盛頓,途中淚流滿面。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白宮夢徹底破滅了。她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這個想法之中,回歸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裡普的判斷——她被列在黑名單中。不過,不管埋藏得多深,她總是保存著一線希望。現在,在另一個城市看另一個辦公室,考慮另一個全新的工作崗位,那線希望最終徹底消失了。她說:「那時我意識到,沒有哪裡的辦公室氛圍能和白宮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澀的失落,真是痛苦萬分。」 
  如果說總統凌晨那個電話是莫妮卡的噩夢,那麼真正的夢魘要到兩天後才真正開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點30,她一直擔心害怕的那個電話終於來了。「莫妮卡·萊溫斯基?」電話那頭的聲音響起:「我要給你一張瓊絲和克林頓案的傳票。」她裝作一副驚恐的樣子,不過無阻於真相的來臨。 
  她到五角大樓地下出口的檢查站那裡接過傳票,把它捲進包裡,糊里糊塗地走了回來。她回想說:「我緊張,呼吸急促,情緒反常,眼淚也流了出來,根本不知道何去何從。」除了找貝蒂,她沒有別的聯繫總統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絕的貝蒂。絕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電話前,打給喬丹。 
  她在電話裡泣不成聲,最後惱怒的喬丹告訴她,自己一句也沒聽懂她的話,叫她下午5點去他辦公室。莫妮卡冷靜下來,洗了洗臉,回到辦公室,對上司肯·培根說自己因為有急事要早走一會兒。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對勁,告訴自己妻子達茜晚點時候給莫妮卡打個電話,看看有沒有問題。 
  更糟糕的是,當她來到喬丹辦公室,發現他是如此粗暴無禮和漠不關心。他說傳票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相當標準的法律程序而已。當然,他們還是達成一致,要為莫妮卡找個律師,喬丹打電話給華盛頓的一個頂級律師弗蘭克·卡特,幫她約了個時間。莫妮卡告訴喬丹,真正讓她緊張的是傳票裡提到了總統曾經送給她一個帽子的別針作為禮物,只有很少人知道這事。 
  這時,莫妮卡根本不清楚喬丹是否瞭解她和總統的真實關係。每次她和特裡普講到這律師,特裡普總是興奮地說他知道真相,不過聊天時他又讓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這次見面,喬丹直截了當地問她:「有兩個重要問題,你是否和總統做過愛?或者他有沒有要求和你做愛?」她給了一個「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喬丹真的知道內幕,那麼就是在試探她是否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證人。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3)   
  喬丹那晚正好要見總統,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頓問起,就把傳票的事情告訴總統,她還要喬丹「代我給總統一個擁抱。」他回答說「我從來不抱男人的」,然後拍拍她的後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傳訊也有好處,可以緩一緩和特裡普的關係。這晚,莫妮卡給特裡普打電話,讓她安心,因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證人席上的人。因為擔心電話被監聽,莫妮卡隱晦地說「花兒 
  」已經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傳票。等到特裡普終於瞭解她的意思,兩人早已雲裡霧裡地說了一通,誰都不清楚對方在講什麼。 
  莫妮卡真正希望親眼見到她的朋友,第二天晚上特裡普家的聖誕派對正是個好機會。莫妮卡到她家開始幫忙準備,覺得很奇怪,雖然只有幾個客人,冰箱裡滿滿地放著各式飲料和 
  食物。對一個老是抱怨幾乎上班都沒錢買公交車票的女人來說,這好像有點問題。其實,特裡普根本不像她上個月說的那樣要靠賣衣度日,而是揮霍和炫耀著自己最近買的新玩意兒。莫妮卡也覺得古怪,她怎麼會突然有錢了。「我想,呀,她哪裡來500元出來辦派對?」 
  然而,只有等到臨走前,她才有機會和特裡普說上話,她們來到屋外,坐在莫妮卡的車裡,特裡普念著傳票,其中要求莫妮卡列出所有總統送給她的禮物,還特別提到了「帽針」。特裡普也裝出一副迷惑不解、不知道瓊絲律師團怎麼會盯上莫妮卡的樣子。莫妮卡努力說服她,在發誓陳詞時說莫妮卡和總統一清二白的不只是她一個人,特裡普似乎能接受這點。莫妮卡臨走前,特裡普堅持要她和律師卡特在12月22日中午11點見面後,給她打電話,這樣兩人就能商量對策了。 
  傳票、特裡普和工作,都讓人擔心受怕,緊張不安。莫妮卡在週末好好上了一堂感情課,週六出去借酒澆愁大醉一場,第二天好不容易從宿醉中恢復過來,就整日盤算著給總統和去卡特辦公室各帶什麼禮物。 
  和卡特碰面前,她先見了喬丹,承認了自己和總統曾發生過電話性愛。喬丹問她什麼是電話性愛,她只能解釋了一通,然後喬丹就開車送她去卡特的辦公室。和喬丹一樣,卡特顯然對事情也沒怎麼特別在意,覺得瓊絲的律師們是在「非法審查」。她告訴他,自己和總統沒有發生過性關係,只是見過幾次面,還在週末送過文件,莫妮卡還強調,關於瓊絲案,她是站在總統這邊的。 
  這天過後,她回去工作時,最終發現她不能再依賴這個無法共患難的朋友了。她們在五角大樓一條小路再次交談,很明顯她遇到了大麻煩,特裡普的承諾毫無效用,她說:「莫妮卡,別讓我撒謊。如果我被問到你的事情,我會抖摟出來。」 
  莫妮卡就像過去那般又驚又怕,還有一股子憤怒:葆拉·瓊斯倒是自由自在,為了金錢控告總統,結果她的隱私權遭到了侵犯。她說:「我和總統的事和別人無關,我從來沒有受到騷擾。我丟掉工作,因為我是他的女友。問題的根本是我和總統的關係妨礙,而不是有益於我的工作前途。事實上,我的經歷正好可以駁斥葆拉·瓊斯所謂性騷擾的說法。」 
  這些辯論根本對特裡普毫無作用,在這場不斷聚集的風暴中,她的話和錄音保證了她的安全。聖誕節前一次談話中,她告訴莫妮卡:「我是一個壞朋友,這是我最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我不願意在發誓的情況下撒謊。你覺得那會讓我有什麼感受?如果我能撒個他媽的謊,讓你不再哭泣,讓你的生活不再那麼痛苦……我覺得自己好像拿把小刀在刺你的背。我知道,如果我最後一意孤行,你將不再和我說話,我會失去一個好朋友。」 
  莫妮卡太害怕了,比之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恐懼。她特別擔心,總統會發現她早已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人。她打算不擇手段,也要讓特裡普答應保守秘密。 
  過去這幾個月,她們關係逐漸惡化的時候,莫妮卡發覺自己或許可以利用一下特裡普對自己母親的莫名依賴心理。雖然兩人從未碰過面,可是一遇到什麼情況,特裡普總是要問瑪西婭的看法,而且總是順著她的意思來。這個永遠一文不名的五角大樓文秘,一直積極收集瑪西婭那個富有未婚夫彼得·斯特勞斯的財務情況,一度莫妮卡甚至以為特裡普的報復只是因為自己總是閉口不談這些問題。情急之下,莫妮卡甚至在電話里許諾,只要特裡普保持沉默,自己就會把悉尼郊區一套價值5萬美元的公寓的一半所有權送給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擁有的財產。她說:「那時,我早已不顧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一說起瑪西婭·劉易斯這個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爭論或麻煩,其實她母親很多時候根本對這些談話一無所知。在她們的談話中,瑪西婭是一個看不見的裁判,一個用來取悅特裡普的護身符。比如,莫妮卡會說她母親告訴她,和特裡普吵架是錯誤的,這樣她們就很容易重歸於好。當特裡普談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亞做腳部手術,也能避開出庭作證,莫妮卡後來就告訴她,瑪西婭覺得這是個好主意,甚至願意幫她付點手術費。莫妮卡回想說:「我只想讓她別洩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來給她,換取她的沉默。這就是為什麼我媽會被捲進麻煩,因為她錄音的時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媽。」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4)   
  1998年聖誕節總統的禮物:他選的禮物有著他們兩年關係的痕跡,包括一隻曾被萊溫斯基稱為戴上就像肉雞的太陽鏡。後來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鏡,從那以後,總統就把這副墨鏡放在他的公文包裡,走到哪兒都帶著。然而,讓她感到殘酷的是,1998年1月醜聞爆發後的幾天,一幅總統戴著她的墨鏡的照片赫然出現在一家雜誌的封面,上面的標題是「總統的品位」。 
  對莫妮卡來說,和特裡普交談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聲名狼藉的談話中,她承認自己一直都靠撒謊度日,自從父母離婚後,更是將這門懷疑的藝術練到爐火純青。「我是撒謊長大的。」這種對於童年的誇張描述是一個大計劃的一部分,她想用這招來喚起特裡普的同情心——為保護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錄音帶裡她的許多話一樣,這話只有表面價值,遠比說話的語境應該產生的效應更惡劣,更糟糕。 
  特裡普當然心知肚明,她們的談話會被錄音,所以說的許多話都是為自己打算,還裝得很崇高。當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訴她第一次和弗蘭克·卡特見面的情況後,特裡普的回答正好體現她打算給其他人留下一個好印象:「看,莫妮卡,我們早知道你會在宣誓的情況下撒謊,也知道我想避開這個重大時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證,如果一定要真實地回答問題,那肯定和你說的相反,這就是我們的分歧所在。」 
  特裡普的那些磁帶長度超過20小時,不過其中內容如果放在說話語境裡就將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磁帶只有部分,嚴重誤導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當1998年1月,特裡普接觸到特別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這成了一個關鍵問題。 
  在許多方面,那些沒有被錄音的談話即使不比那些錄音帶上的內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樣重要。特裡普顯然沒有錄那些和莫妮卡討論重要問題和會議的談話,也沒有那些非常不利於斯塔爾通過葆拉·瓊斯案對莫妮卡和克林頓性醜聞進行的「白水調查」的材料,例如和維農·喬丹的談話,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說話語境,那些錄音帶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同樣適用於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派對上和特裡普的那張合影。這個生氣的女孩前一個晚上一直呆在電話機邊,試圖說服特裡普支持她,可是毫無成效。派對開始前,她覺得自己悲慘萬分,甚至痛哭流涕。不過,一到派對她就換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風格,笑逐顏開地感謝同事的禮物和祝福。 
  派對上,特裡普堅持要和莫妮卡來張合影,也就是醜聞曝光後幾天內印在報紙上的那張。後來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裡普想拍張照,可以向別人證明她倆是朋友。事實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後一天,她一直努力避開對方,可以不用再繼續討論昨夜那次麻煩的談話。自那以後,特裡普再也沒回過莫妮卡日益頻繁和瘋狂打來的電話。 
  在這個沒有歡樂的聖誕節,惟一的亮點就是和華盛頓記者傑克·泰佩那次見面,後者後來形容她是一個年輕女孩,「尋找一份體面又充滿挑戰性的工作,以及快樂的生活。」她在水門公寓思索著自己的問題,度過了一個孤獨的聖誕節。此時此刻,她沒有工作——幾天前美聯社拒絕了她,沒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個人的兩難罪惡境地。她說:「我記得,當時感覺哀傷,緊張和孤獨。」只有電視裡重放她孩童時代喜歡的電影《威利·萬卡和巧克力工廠》時,才感到幾分欣慰。 
  佔據她思想第一位的是總統,她不停地自我辯論著是否要把她透露他們秘密給特裡普的事告訴他。最後她決定不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因為她馬上就要見他了。莫妮卡還記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電話時說過她可以去白宮拿聖誕禮物,於是聖誕節後就打電話給庫裡,她們敲定週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點30去白宮。雖然她已經決定不說出真相,可是去白宮前夜還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中度過一晚。 
  當她到達白宮的時候,她被帶到橢圓辦公室。在那裡,她、貝蒂、總統和總統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陣子。巴蒂繞著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個環形跑道。後來,當終於只剩下莫妮卡和總統兩個人的時候,他們來到了後書房。小狗巴蒂堅持要把腦袋放在莫妮卡的兩腿中間,她還開玩笑說,「你幹這個可比你老爸強多了。」 
  這時,克林頓拿出了一個大帆布袋,那是從「瑪莎葡萄園」的「黑狗商店」買回來的。裡面裝著給莫妮卡的一些禮物,奇怪卻讓人溫馨的組合:一個黑狗商店的填充動物玩具;一條從紐約帶回來的Rockettes毛毯;一小盒巧克力;一副搞笑的太陽鏡(他們兩人都帶上了,模仿明星的樣子,然後互相嘲笑);還有一個石雕的熊頭,這是他從范庫府買回來的。事實上,在後來的庭訊中提及那次總統為她準備的禮物,都會說這充分顯示了他的漫不經心。但是與此同時,莫妮卡堅持認為真相不是人們所說的那樣。在莫妮卡收到傳票後,他還送她禮物,這充分說明他在法律麻煩面前的缺乏保護意識,同時那些禮物也體現了他對莫妮卡無言的信任。 
  他選的禮物有著他們兩年關係的痕跡,送那個難看的塑料太陽鏡,是因為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都因為總統自己的太陽鏡而爭執,莫妮卡抱怨他戴上它就像一隻「dorky(肉雞)」,而總統解釋說這副眼鏡他是從秘密代理商那裡借來的。後來,她在巴納外貿商店給他買了一副時髦的品牌墨鏡,一直纏著他戴上它。後來當她看到他在《紐約時報》裡的一張戴著「dorky眼鏡」的照片,還寄了一張便條提醒他這個事情。在那張便條裡,她說她還將繼續煩他,除非他把那副讓他看上去「像一個滑稽演員」的墨鏡換成她的那副酷墨鏡。「如果你不認為那副墨鏡很酷,那就去問問切爾西。」從那以後,總統就把這副墨鏡放在他的公文包裡,走到哪兒都帶著。然而,讓她感到殘酷的是,1998年1月醜聞爆發後的幾天,一幅總統戴著她的墨鏡的照片赫然出現在一家雜誌的封面,上面的標題是「總統的品位」。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5)   
  或許最有意義的禮物是那個石雕熊頭,他交給她的時候說,「當你想要力量的時候,抱一抱熊頭吧。」檢舉人解釋說總統的這句話意思是她在瓊絲案子中需要力量。但是對於莫妮卡來說,這句話是對於他們在獨立日的談話的一個回憶,他「英俊的」教會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給了她禮物之後,總統給了她最想要的東西——一個吻。他們在後書房的走廊來了一 
  個最後的擁抱,帶著對於這兩年戀愛的最後的激情和內疚。莫妮卡記得接吻的時候,她偶爾睜開了眼睛,看到總統的眼睛張得很大,他定定地看向窗外。莫妮卡生氣地把他推開,她說,「如果你不想吻我,就不要勉強。」總統溫柔地回答,「不,我只是有點擔心,我想確認沒有人在偷看。我總是告訴自己不能這樣做,而現在卻要吻你,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 
  這一次,莫妮卡佔了主動,「過來。」她說,她把他帶到浴室裡,吩咐他閉上眼睛。她後來回憶道,「在那裡,我們分享了一個神話般熱情的,讓人欲仙欲死的吻,這個吻提醒了我,我們曾經有著多麼美妙的過去。」那一刻所有的渴望、熱情、遺憾,在斯塔爾的報告中卻都顯得那麼低俗和平庸。 
  在他們長達幾小時的會面中,他們還談到了一直困擾著莫妮卡的瓊絲案傳票。「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來討論這件事,」她說,「我知道我必須否認這件事,我想他也是這樣,所以我想,無論要發生什麼,就發生吧,人不可能控制一切。」 
  他們先討論了她的名字為什麼會出現在證人的名單中,談到了專門提到的那個帽針,他說自己也覺得「非常困惑」。他問莫妮卡,有沒有把他們的事情告訴「去年夏天的那個女人」時,他指的是特裡普,她否認了。當她問他是不是需要把他送她的其他禮物扔掉或者交給貝蒂保存的時候,他總是給出類似「不知道」或者「讓我想想」之類的回答。 
  當兩人談到莫妮卡去紐約的事情時,總統顯得不那麼迷茫了。他問莫妮卡如何和她保持聯繫,她說貝蒂那裡有她的電話和尋呼機號碼,他們期望著能夠很快再度如此交談。然後,他們回到了橢圓辦公室,他摟著她,溫柔地吻了她的額頭,說道,「好了,小姐,祝你在紐約好運,好好照顧自己。」這之後,她再也沒有見過他。 
  那天下午,貝蒂打電話給莫妮卡,她說,「我知道你有東西要交給我。」莫妮卡覺得是一個隱語,指她該把一些禮物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她把一些東西打包裝在一個標明「不要扔掉」的盒子裡,其中就包括那個帽針,送到了貝蒂那裡(後來,貝蒂拿到了盒子,放在自己家的床下)。但是她不能忍受和她珍藏的《草葉集》分開,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壁櫥裡。這些細節讓人能夠看出她當時的心理:她渴望離開華盛頓,但是她不能忍受聽任總統離開自己。 
  當她剛開始紐約的生活時,她和她的朋友阿希莉·雷納斯一同去看當時熱映的《泰坦尼克號》,莫妮卡的眼睛都哭腫了。這兩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戀人臨死前的愛情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鳴。這就像是她自己的遭遇,她和那位「英俊的」之間的感情糾葛,在他們苦樂參半的戀情中,她忍受了一切焦慮和憤怒。 
  她給他寫了一張「感情豐富的」信,裡面,她哀歎他們從未真正成為過情侶,她總是想知道他們兩人最終能夠走到哪一步,這也是他們的愛情中一個浪漫的悲劇。她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享受一整個晚上的熱情。她的感傷在幾天之後被殘酷的現實所打碎,在電視上她看到總統和第一夫人穿著泳衣在海灘上纏綿起舞。這提醒了她,她和安迪·布萊勒的那段關係中,她必須時刻面對這個事實,她愛上的是一個有婦之夫。 
  有兩個她認為最可信賴的朋友,結束了與她的關係。1998年1月5日,總統最後一次與她通話,談了15分鐘後就草草結束,她根本沒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說話了。這真是她的悲情時刻,他們的戀愛關係如此持久頑強,卻結束得如此粗暴。她和特裡普的關係,那個過去幾個月頻繁打電話找她的女人現在躲著她。特裡普的沉默更讓人害怕,1998年1月4日,一個星期日,莫妮卡給貝蒂打電話,告訴她自己有些東西要給總統。她們決定那天晚一點在貝蒂家會面,莫妮卡托貝蒂把帶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為《美國總統》的書,轉交給總統,後者是她在一家古舊書店antiquarian bookstore中挑回來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過貝蒂請總統跟她聯繫,當晚上他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仍然為他在海灘上的舉動而妒火中燒,傷心不已,所以決定在他面前稍稍隱藏自己對他的感情。她不情不願地為自己的那封不恰當的信道了歉,因為之前他曾經讓她不要把自己的這些想法寫下來。然而讓她高興的是他還蠻喜歡她送的那本書。 
  下午早些時候,莫妮卡在她律師卡特的辦公室和他開了個會。她同意簽署一份他幫著起草的書面陳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瓊斯案中出庭作證。由於她第二天就要看到書面陳述的草本,就先和總統仔細討論了幾個一直困擾她的問題,特別是將她轉到五角大樓的原因,還議論了免職工作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她特別關心那個說她在總統身邊「表現不當」、從而把她推向麻煩的白宮工作人員,克林頓只是談到是「立法機關」中的幾個同事擺了她一道,這個答案正確,但他也逃脫了自己的責任。那時,莫妮卡還在生他的氣,談了15分鐘後就草草結束通話,她根本沒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說話了。這真是她的悲情時刻,他們的戀愛關係如此持久頑強,卻結束得如此粗暴。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6)   
  現在,莫妮卡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孤獨。比爾和希拉裡這對夫婦的電視照片,《泰坦尼克號》的故事,還有和喬丹一次不期而遇的談話,交織在一起,給她的思緒平添幾分混亂。 
  12月31日,她到喬丹那裡,轉彎抹角地向他解釋,自己懷疑特裡普是消息走漏的原因。不過,她沒有完全說出事實——過去幾個月她一直信任特裡普並向她傾訴,而是說特裡普在 
  她家呆過,或許看到了那些她寫給總統的信件。喬丹的回答果斷有力:「好,回家看看,確定它們是否丟了。」莫妮卡把這話理解成應該把那些紙扔掉或毀滅。 
  他們聊天時,莫妮卡有點「恬不知恥」地問律師,是否覺得總統還會和第一夫人保持婚姻關係。他回答說:「是的,他理應如此。」然後給她從《聖經》裡引了一句話。大概過了一分鐘,他補充說「嘿,或許你們倆能在他退位後有點什麼。」喬丹的話勾起了她的回憶,和總統結婚的海市蜃樓又一次在不遠的將來露出微光。她告訴喬丹,她和總統是有點什麼,只是還沒發生真正的性愛,就戛然而止。 
  充滿怪異味道一周的奇怪轉變。她不知道該懷念誰:自己的前男友或那個靠不住的朋友特裡普。她和特裡普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了,那個過去幾個月頻繁打電話找她的女人現在躲著她。特裡普的沉默更讓人害怕,莫妮卡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該找誰幫忙。12月初,她把自己的尷尬處境告訴了母親,瑪西婭從人而不是從法律的角度理解這問題,她給了女兒一個紐約的基督教科學派牧師的名字,或許能給莫妮卡一點秘密的建議。 
  這時,莫妮卡無論如何也要飛去紐約,參加MacAndrews&Forbes、Burson-Marsteller的面試,因此她決定去試一下,她掂量過了,反正也不會有任何損失。她和那個基督教科學派牧師碰了面,大概把她的情況講了一下:她辦公室裡的一個女人打算背叛諾言,如果她真的那麼做了,就會傷害她和幾個其他的人。這個牧師建議莫妮卡應該多注意這個同事的優點,而且這樣做或許能讓她的朋友改變態度。她還建議莫妮卡仔細思考一下「聖歌91」裡面所講到的,信仰上帝會帶來個人的安全。 
  莫妮卡聽從了這建議,雖然她越來越厭惡特裡普,新年的時候還是在她的答錄機上留了一條友好的消息,祝她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全家安好。這看來有效,特裡普幾天後回復了一條訊息,然後兩個人又煲起了電話粥,直到莫妮卡對打電話到特裡普家裡有所警惕。她曾經無條件地信任特裡普,現在已然不復存在。 
  萊溫斯基在1998年1月7日關於瓊絲的證言上簽字,她回憶說:「我打算否認整個事情,當看到文件上寫明我沒有和總統發生性關係,我就想我能接受這個,因為我們確實從來沒有真正性交過。」但正是這份誓詞第八段徹底摧毀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免罪協議,以免於被起訴作偽證罪,那可是要鋃鐺入獄的罪名。 
  無論特裡普這時在想什麼,到1998年1月第一個星期的尾聲,莫妮卡已經進入最後關鍵的衝刺時刻。1月6日,她從弗蘭克·卡特辦公室收到了葆拉·瓊斯案的書面陳述草案,準備第二天去卡特那裡簽署。她根據自己的故事版本修改了幾個地方,有些是打電話咨詢喬丹後改的。1998年1月7日上午10點,莫妮卡準時出現在律師的辦公室。「我深呼吸了一下,沿著大廳走進辦公室。」她回憶說:「我打算否認整個事情,因為我愛總統,也忠於總統。當看到文件上寫明我沒有和總統發生性關係,我就想我能接受這個,因為我們確實從來沒有真正性交過。這讓我感覺舒服多了:簽完這份書面陳述文件,我就穿上了球衣,加入了總統的隊伍。」 
  然而,無論她如何巧言如簧,她簽署的書面陳述都是假的。在文件內——為了保證她的匿名性,用「Jane Doe 6」來代替名字——莫妮卡說,她實在想不明白「為什麼原告(瓊絲)要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信息」,她還勾勒了自己在白宮的工作,強調自己在任職期間見過總統幾回。這份文件的內容還包括: 
  7.我無比尊敬總統,我在的場合,他總是舉止得當。 
  8.我從未和總統發生過性關係。他從未要求過和我發生性關係,從未要用工作或其他好處來和我交換性關係,從未因為我拒絕性關係而剝奪我的工作或利益。我不知道誰和總統發生過性關係,誰通過和總統發生性關係來獲得工作和其他利益,或誰因為拒絕性關係而被剝奪工作或利益。我1996年4月結束白宮工作後,再見到總統都是在官方接待處、正式典禮和其他有關國防部的場合,那些時候我都在工作,也都有別人在場。 
  我宣誓上述陳詞屬實,如作偽證,願遭懲罰。 
  【JY,2】莫妮卡·S·萊溫斯基 
  正是第8段最後摧毀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免罪協議,以免於被起訴作偽證罪,那可是要鋃鐺入獄的罪名。 
  雖然她已經在書面陳述上簽字,但是要到9天以後才會成為法庭文檔。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莫妮卡還有逃脫的機會。遞交一份假書面陳述是一項聯邦罪名,不過僅僅寫一份只是一項小罪名,基本不會遭到指控。特裡普把她賣給聯邦調查局那天,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就體現出來了。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7)   
  她一簽完這文件,覺得輕鬆不少,相信自己離避開整個事件又近了一步,也可以回去過自己的生活了。她完全沒想過要拿到新工作,才讓那份書面陳述正式歸檔,理解這點非常重要。她決不會用一份假書面陳述去勒索總統和他的幕僚,利用他的影響力為她找到一個工作。就莫妮卡而言,這個念頭根本就沒出現過,後來因為特裡普和獨立檢察官,這事才重要起來。 
  1月8日,她簽署文件的第二天,在紐約參加了MacAndrews&Forbes第二度面試。莫妮卡對她的審訊很悲觀,覺得面試的結果也不會好,於是給喬丹——他是MacAndrews&Forbes子公司露華濃的董事會成員——打電話訴說失望之情。喬丹就打電話給公司主席和CEO羅納德·帕勒曼,推薦莫妮卡這個「我覺得非常傑出的聰明小姑娘」。帕勒曼馬上將這個評語轉告給剛剛面試莫妮卡的主管賈米·杜爾曼,告訴他「看看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其實,喬丹的干預完全沒必要,等到斯塔爾法官插手後,他這麼做反而把水攪混了。杜爾曼對莫妮卡印象非常深刻,帕勒曼打電話來之前,他已經和露華濃的同事討論,把信息部門的一個空位給她。第二天上午,MacAndrews&Forbes的一個低層主管和兩名露華濃的主管再次面試了莫妮卡,馬上敲定了工作。她喜歡他們,他們也喜歡她。這天後來,他們正式通知莫妮卡去公共關係部工作,年薪4萬美元,多於她在五角大樓的收入。莫妮卡又激動又興奮,正式接受了這份工作。 
  同一天,她打電話把這消息告訴了喬丹,下午喬丹打電話告訴貝蒂「任務完成」。他還把消息告訴了他的朋友總統先生,後者的回復很簡單:「非常感謝。」 
  一回到華盛頓,莫妮卡就和喬丹碰面,比以前幾次都要久,也更有情緒。她送給他一條領帶和一塊手帕,是感謝他幫助的小小禮物。「他們都說要為我做點什麼,你是惟一一個做到的。」她告訴他:「你是惟一一個真正幫上忙的。」喬丹折得手指啪啪作響的時候,她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總統的努力做個比較。 
  無論是工作還是愛情,這個女孩都像一個不幸的灰姑娘,最後終於要去舞會了。雖然她把心留在了白宮,收拾包裹準備去紐約,安慰自己去適應沒有「英俊的」的生活,可是這出童話沒有快樂結局,兩個醜陋的姐姐,特裡普和盧西安·戈德柏格,確保莫妮卡去不了她的舞會。 
  週五,1月9日,小心翼翼的莫妮卡最後還是打電話給特裡普。說著說著,莫妮卡覺得好像基督教科學派那個牧師的建議奏效了。特裡普不知為何改變了策略,現在又表示她決定對凱瑟琳·威利含糊其詞,還暗示她在作證時不會提到莫妮卡。最後,看上去似乎莫妮卡上岸了,其實恰恰相反,她被引到了陷阱。 
  特裡普過去總是誇誇其談她那「不祥的感覺」,說是一個精神異常者賦予她這種能力,她曾經告訴她,她的一個朋友會因為她的話而陷入危難之中。不過,真相是她早已解雇了自己的律師科布·巴赫,因為後者威脅要找總統的律師鮑伯·貝內特去解決瓊絲案。特裡普和戈德伯格想要的不是解決,而是故事。在莫妮卡這次和她談話前,特裡普已經通過戈德伯格的關係聘用了一個新律師詹姆斯·穆迪,他們打算聯繫獨立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 
  莫妮卡在談話時,有意避免激起特裡普的忌妒心,把在紐約的成功說得微不足道,只是可能找到一份臨時工。特裡普也吹噓說,有人建議她去紐約找份公共關係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這方面的才華。這讓莫妮卡嚇了一跳,她一直擔心特裡普想照搬全抄她的生活。 
  為了製造假相,讓特裡普誤以為自己還佔據主動,莫妮卡說她還沒有簽署那份書面陳述。「莫妮卡,答應我,除非你找到工作,否則別簽那份文件。」特裡普告訴她:「告訴喬丹,你不找到工作是不會簽那份文件的。」為了讓她開心,莫妮卡裝作同意了。 
  特裡普堅持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只有證明莫妮卡用沉默換來一份工作,躲在暗處的總統和喬丹才會因為妨礙司法公正而被捲入此案,斯塔爾檢察才能擴大範圍,最終達到彈劾總統的目的。因此,特裡普需要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幫助才能設計如此精密的情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而這時還沒有到官方宣佈的斯塔爾的出場時間。 
  電話裡,兩人同意這周晚些時候見面,這是莫妮卡的提議,她現在徹底不相信特裡普了,覺得面對面交談更能讓她控制局勢。這時,她已經開始懷疑,特裡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錄下她們的秘密談話。她打算等特裡普去洗手間,就檢查她的手袋,如果發現有錄音機就拿掉。然而,她做什麼夢都難以想像,自己朋友的陰謀到底有多麼龐大。 
  無論莫妮卡是否懷疑甚至知道,對特裡普奇怪的前後轉變多加注意總是對的。如果有先見之明的話,考慮到獨立檢察官馬上就到,特裡普這種思想的轉變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個誘人上鉤的陰謀。特裡普11月就發現,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況下,錄音是違反馬里蘭州的法律的。因此,這個能證明她如此誠實正直的所謂「保險政策」,不僅不能保護她,反而能把她送進監獄。根據戈德伯格的說法,當特裡普的前私人律師巴赫發現這些非法錄音,當時就一怒沖天,叫她停止。結果呢,她解雇了他,轉而聘請了穆迪。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8)   
  雖然不能阻止她停止錄音,可能被指控還是很明顯讓特裡普緊張萬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獨立檢察官的聯繫方式,希望可以和他們檢察團合作,從而豁免對她非法行徑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據特裡普和獨立檢察官辦公室(OIC)共同的說法,她打電話到OIC,告訴調查員,總統和一名政府女職員有染,這名女職員也接到了葆拉·瓊斯案的傳票,總統和維農·喬丹要她在這個事情上撒謊。她還補充說,自己有20小時談話的錄音帶作為證 
  據。電話裡,她還說那名職員已經簽署了一份偽造的書面陳述,雖然後來幾次談話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喬丹給她安排了工作後才簽署文件的。 
  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特裡普成為注意焦點。她給OIC打電話後一個小時,6名聯邦調查員和1名FBI幹員就來到她在馬里蘭州哥倫比亞的家裡,聽取她的故事。後來才暴露出來,斯塔爾辦公室如此熱情高漲,是因為他們早就從葆拉·瓊斯的律師那裡聽說了莫妮卡和總統的事情。特裡普那夜都在向他們匯報情況,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過,表面看來,她的口頭證詞和錄音帶證據並不充分,特裡普答應調查員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談中帶上竊聽器,這樣OIC就能聽到和記錄她們的談話內容了。 
  特別調查員的到來,讓特裡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義。不再是關於一個人的背叛,出本「說出一切真相」的書撈上一票;而變成了一個捕獲總統的圈套。獨立檢察官,這個在克林頓傳記中,被痛恨的由總統自己後悔任命的人,現在出場了。他讓特裡普用竊聽器錄下了幾次致命的談話。於是,歷史就這樣在兩個女人的談話中,開始發生改變。 
  之前四年,調查「白水事件」的獨立檢察官、特別調查員肯尼斯·斯塔爾,一個南方人,右翼的浸信會教友,狂熱地尋找總統過失的證據(「水門事件」後,1978年成立了特別調查辦公室,特別用來調查政府行政人員在任期內的問題)。斯塔爾原本是負責調查白水土地交易醜聞——克林頓和希拉裡都牽涉在內——還負責收集各種犯罪證據,特別是關於總統的。現在,他出場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萬美元納稅人的金錢,他的調查一無所獲,因此特裡普的電話不啻於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說法和證據都確實的話,斯塔爾最終還是掌握了總統犯錯的證據,雖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著。他的調查員們對特裡普關於喬丹給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別感興趣,因為「白水事件」調查時,喬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牽涉到向前聯邦首席檢察官韋波斯特·哈貝爾付封口費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爾想擴大調查範圍,都必須申請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須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萊溫斯基和「白水事件」聯繫起來的證據,維農·喬丹就是這個人,他能讓斯塔爾把正在進行的一樁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謂總統的腐朽愛情生活聯繫起來。 
  根本上,如果能發現總統通過喬丹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為她沉默不語的回報,那麼他就犯下濫用權限的錯誤,在斯塔爾看來這是一項可引起彈劾的罪名。因此,特裡普的錄音帶和證詞的重要性,就在於解釋了喬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時起了什麼作用。然而,就像離開說話語境,錄音帶的內容就發生偏差一樣,錄音帶給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圖景也有許多問題,經過特裡普的拚命掩飾,這個具有欺騙性的錄音帶,向肯尼斯·斯塔爾誤傳了事件的真相。 
  要麼無心插柳,要麼有意栽花,特裡普沒錄或者毀掉了許多重要的談話。那些談話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萊溫斯基在斯塔爾調查中的戲份,能顯示喬丹參與進來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來的,而且顯然是遠遠在她、總統或喬丹知道她會被牽連進瓊絲案以前發生的。明顯漏掉的還有特裡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凱特·弗裡德利希的談話記錄,在這次談話中,弗裡德利希談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宮的黑名單。就像弗裡德利希後來澄清的那樣,這是一個謊言,特裡普有這種明顯的撒謊,就該降低她作為一個證人的可信度。根據斯塔爾報告,FBI後來調查顯示,錄音帶很可能被篡改或複製過,如果這是真的,就意味著特裡普在宣誓的情況下,在大陪審團和FBI面前撒謊。 
  就像一個評論家埃利斯·埃克曼說的那樣:「錄音帶展示的內容不是關於什麼非法性行為或妨礙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間的談話,被那個心計頗深的特裡普引出火花,而為獨立檢察官、葆拉·瓊斯的律師提供材料,還有最有用的,為一本書提供素材,這本書描述了特裡普如何揭露一個妨礙司法公正和掩蓋非法性行為的大陰謀。」 
  對斯塔爾來說,這麼早行動是一場賭博。其實,他為了抓住那個他懷疑犯了法的人,不惜違反規則。技術層面而言,獨立檢察官只有權力調查「白水事件」,因此當特裡普按照斯塔爾的要求,帶上竊聽器去記錄和莫妮卡的談話時,他的行為越過了權限。許多人質疑說,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轄權去搜尋可能的證據,以讓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相信他應該把莫妮卡·萊溫斯基也歸進自己現有的調查中。 
  1998年1月13日,週二,特裡普衣服裡裝著竊聽器,到五角大樓城的麗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見面先吻了她的年輕朋友,知道這時候,OIC調查員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間裡監聽她們的講話。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9)   
  這次見面冗長而脆弱,持續了三小時,特裡普讓莫妮卡整個描述了她和總統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計劃,在特裡普去洗手間時檢查了她的皮包,當然她找不到錄音機,因為麥克風和發送機都裝在特裡普身上。莫妮卡又說了她以為特裡普喜歡聽的話,輕描淡寫地談了她的新工作,然後驚訝地回答了無數關於總統和維農·喬丹的問題,終於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勢,說她精神太緊張了,她母親不得不送她去醫院服用鎮靜劑。 
  正是這頓午餐,她的談話裡摻雜著大量謊言和誇大,也讓她無意中控告了自己。樓上,那些監聽的調查員馬上意識到,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去申請擴大調查範圍了。要命的是,她還向特裡普重複了那個謊言:她打算直到喬丹——她上午送謝禮的時候剛見過他——給她找到工作才簽署那份書面陳述文件。對監聽人員而言,這就是證據,能證明總統濫用權力,讓喬丹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謊言帶來幾個大問題。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場,告訴特裡普說自己還沒有簽署書面陳述。問題是,如果沒有第三方告訴真相的話,斯塔爾方面怎麼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簽署了?還有一方是誰?葆拉·瓊斯的律師們?那時,莫妮卡已經簽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簽的),瓊絲陣營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師傳真過來的那份假書面陳述的複印件。只是,瓊絲的律師們是由右翼機構、也是積極反克林頓勢力的拉特福德協會提供經費的,他們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個秘密。這也帶來一個問題:獨立檢察官到底有多「獨立」? 
  莫妮卡發現,這段午餐吃得又生氣又糊塗。特裡普根本沒站在她這邊,似乎又退了回去,反覆在莫妮卡書面陳述的內容上糾纏不清。整整三小時,特裡普都友善大方,充滿同情,同時也施展著陰謀詭計,她肯定自始至終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條通往監獄的不歸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裡普非常瞭解莫妮卡,也喜歡她的朋友,不過她還是打算把這個幼稚、脆弱又容易輕信的年輕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發現,回首那段悲傷歲月很難不怒氣衝天,別提原諒了,她根本難以理解特裡普的背叛或隨便給那種行為起個什麼說法。「我對她很好,她知道我這人的弱點。我無條件地信任她。她卻只是因為怨恨和嫉妒而出賣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麼睡得著,怎麼敢照鏡子。她真是一個噁心、卑鄙、無恥、惡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週三。上午,兩個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訴特裡普自己打算簽署書面陳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裡普則說她想找一個新律師,原來那個太「中立」了。兩人沒一個在說真話。 
  這天上午她們又聊了好幾次。莫妮卡繼續編造著她打算簽署文件的把戲。特裡普則問莫妮卡,是否願意作為她的道義支持,開車送她去律師辦公室,這個女孩還和以前一樣好心,就答應了。不過,莫妮卡做之前,卻說她想到一個好主意:根據她們的談話和自己在寫作書面陳述時學到的經驗,整理出特裡普會在她的書面陳述裡講到的幾點。然後,她花了兩三小時去勾勒她覺得特裡普應該涉及的幾個方面和一些觀點,後來這些被稱為「談話重點」的觀點非常有名。而且,她還寫了兩個版本,一個供特裡普在車上念,另一個則讓特裡普交給她的律師,作出好像她親手寫的那樣。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個月一直爭辯的那樣,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談凱瑟琳·威利的問題,只是偶爾涉及到另一個女人,特裡普一度覺得那個女人非常重要,後來發現是個「大騙子」,而且視總統為草芥。這份三頁的提綱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對過去幾個月特裡普所談到的維利的認識,既體現了她原來在《新聞週刊》那篇文章的評論,也有她私下的說法。同時,把問題集中在維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離火線了。 
  醜聞爆發後,特裡普公開質疑莫妮卡親手寫了這大綱的說法,她的推論顯然帶有誣蔑性——大綱的思想過於精細有序。各種各樣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來討論,從總統的律師鮑伯·貝內特、白宮律師部門的布魯斯·林賽到維農·喬丹,甚至包括總統自己。一個評論家說:「如果真是莫妮卡·萊溫斯基寫的,她就是一個精明的律師。」 
  不過,就算草草一瞥特裡普錄音的那段草稿,讀過《新聞週刊》的那篇文章,瞭解莫妮卡剛簽署的那份文件的結構,就該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實,一個事實足以證明她的作者身份:離她建議到最後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幾個小時,就算瞭解背景情況,也沒有哪個人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這只是又一個針對莫妮卡的謠言,一個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澄清的謠言。 
  特裡普看到「說話重點」,就告訴莫妮卡她覺得「實在精彩」。她讀了每一個點,還喃喃自語著「對,對」。然後,她告訴莫妮卡自己已經解雇了律師科布·巴赫,新律師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個朋友。其實,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她的新律師詹姆斯·穆迪come courtesy of來自盧西安·戈德伯格的關係。 
  這天後來,兩個女人又談了一會兒。如今處於OIC庇護下的特裡普又想誘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說的話讓莫妮卡——她不瞭解內情——覺得實在荒謬。比如,她建議莫妮卡和總統真正地干一回,這個主張對一個瞭解她們關係每個細節的人來說實在太怪異了。   
  肯尼斯·斯塔爾出現(10)   
  被特裡普的言行搞得頭昏腦漲,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終想到了對付她這個古怪朋友的辦法。如果特裡普的證詞真的針對她,那麼她或者乾脆否認說過和總統有染的任何話,或者就承認是自己編造了謊言,承擔起所有責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瓊斯的律師們已經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屬快遞公司的記錄,正是特裡普向莫妮卡建議的那家。合法文件顯示莫妮卡向白宮送出多個包裹。同時, 
  邁克爾·伊斯科夫打電話給庫裡,纏著她問這些神秘包裹的詳細情況。 
  過去幾個月,特裡普和她的陰謀同黨已經編好了繩子;過去幾周,特裡普打好了繩結;就在幾小時後,1998年1月16日,週五,五角大樓城麗池卡特酒店1012號房間,特裡普會看著FBI探員和OIC一起把繩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第十一章1012房的恐怖   
  1012房的恐怖(1)   
  莫妮卡依然穿著晨練的健身服,感覺很運動,不過5英尺6英吋的她比起面對著的兩個荷槍實彈的FBI幹員和眼神冷酷的調察官來說,還是顯得渺小脆弱。不過,她還是態度強硬,「讓她留下來看。」她嘲笑著:「我要那個背信棄義的婊子看著,她對我幹了什麼。」 
  因此,接下來的45分鐘,琳達·特裡普靜靜地坐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五角大樓城的麗池卡特酒店1012號房間,看著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邊崩潰。時光流逝,特裡普一動不動,雙 
  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裝的褲子上,臉上渾然漠不關心的樣子,雖然她可能已經暗暗為自己的堅強、果敢和智慧擊節叫好了。一個好市民盡了她的責任,痛苦,然而環境使然。 
  很快,房間裡所有人都感覺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憤怒,莫妮卡不明白為什麼會被帶到麗池卡特10樓的房間,她對那兩個FBI幹員的敵意僅次於對特裡普的憎恨,幾分鐘前,面無表情的這兩人剛在五角大樓城的廣場小食街裡把她帶出來。 
  作為一場精心設計的手術的一部分,特裡普把她朋友引到聚會地點。當斯塔爾的一個調查員麥克·艾米克走進房間的時候,莫妮卡對特裡普出賣的結果已經瞭然於胸。雖然這個黑髮藍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裝出一副溫和平靜的聲音,她還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討厭的人類樣本。 
  她憤怒不已,不過還是注意到他朝她說話的聲音裡透著一股子緊張。他描述了過去幾周和幾天內發生的事情,大多數含糊不清:「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獨立檢察官……聯邦罪案……詳細調查……肯尼斯·斯塔爾。」聽到最後一個名字,莫妮卡渾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想幹的只是掩蓋和總統的關係,難道這就和他牽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陰冷的聲音告訴她,他們有證據證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們準備起訴你作偽證、妨礙司法公正、欺騙陪審團、收買證人和陰謀罪。你要在監獄裡呆上15年。」 
  他還表示,他們將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當時的調查合作。莫妮卡崩潰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體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來。這種痛苦,恐懼直到今天還困擾著她。「我覺得,當時感受到的無助和恐懼難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開,有人再在傷口上灑硫酸。我感覺到有一種錐心刺骨的痛,甚至蓋過了內心的恐懼,真是難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把莫妮卡送進1012號房的是一連串事件。先要追溯到這周初,特裡普將那些記錄談話的非法錄音帶交給斯塔爾的部門;然後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帶著竊聽器,OIC官員們就能監聽到她們的冗長談話;到週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進展,三名法官構成的小組批准了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的請求,同意斯塔爾的調查範圍從白水土地交易醜聞擴大到總統和萊溫斯基的秘密關係。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關係,是因為總統的朋友喬丹在兩件事上都有份。斯塔爾堅持說喬丹和總統耍陰謀,通過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換取她在瓊絲案的一份偽造的書面陳述(其實,喬丹開始幫助莫妮卡時,兩人還根本對可能捲入瓊絲案一無所知)。至於斯塔爾關心的是,這是反總統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裡普一樣答應合作,是收集大量總統過失證據的關鍵一步。 
  在1012號房,莫妮卡開始認清這殘酷的現實,也在堅持對抗和屈辱接受命運之間搖擺不定,其間還有很長時間就哭作一團。「如果我一定要去監獄,那應該做點事以保護總統。」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發他。」她意識到自己可能要毀掉所鍾愛男人的生活,後悔得不能自己。 
  開始,她想到了自殺,這是既不用去監獄,又保護她「英俊的」的惟一辦法。「我可受不了監獄,出來時白髮蒼蒼,沒人願意再娶我。我永遠也享受不到結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殺,別無他法。如果自殺了,就一無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給總統帶來的麻煩和傷害。」 
  房間有滑動窗戶,她考慮過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殺。這時她緊張過度,神經過敏,幻想有FBI狙擊手呆在對面的建築,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脅性或什麼麻煩的舉動就會開槍。雖然如此,她還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殺了,調查中的其他人會怎麼樣?他們都會沒事嗎?」 
  當調查人員在商業街那裡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複一句話——想找她的律師弗蘭克·卡特。在房間裡,對付她的調查人員和FBI幹員們面面相覷,然後告訴她,他們不會讓她把事情告訴別人,因為這是「非常時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總統將在第二天出庭為葆拉·瓊斯案提供提供證詞,他們要求她馬上合作可能與之有關。還有一件事對斯塔爾同樣重要,《新聞週刊》即將登載這個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開,她的利用價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頓和他的律師團就會有所戒備。 
  過了會兒,艾米克解釋說如果她願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間房,他的同事會聽取她關於和總統關係的匯報。他強調她必須告訴他們全部事實真相,還說她可以在他們監聽的情況下,給貝蒂、維農·喬丹甚至是總統打幾個電話;或者裝個竊聽器找他們聊天。   
  1012房的恐怖(2)   
  他們正盤算著給她裝個麥克風,然後去白宮橢圓辦公室竊聽美國總統的談話!這還不算荒謬之極的,他們還要她背叛貝蒂,這個善良溫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經在過去幾個月嘗盡了人世間的痛苦。莫妮卡說:「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打電話給貝蒂,和她說話,誘她上鉤。我做不出來,太卑鄙,太無恥了。她是一個好人,如果我這麼幹了,以後肯定無法面對自己。」 
  時間慢慢流逝,房間裡安靜了一陣,然後斯塔爾的人又來施加壓力了,態度更加咄咄逼人。他們拿來一個錄音機,放了她這周早些時候和特裡普午餐時的談話錄音。這時她才反應過來,特裡普在談話時帶了無線電,FBI幹員則一直監聽她們的談話。更糟糕的是,他們還給她看了兩人午餐後一起離開那裡的黑白照,斯塔爾的人讓她不寒而慄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識到她沒機會逃出了。 
  然後,他們再次談起合作,告訴她只要照他們說的做,就會向法官說情,將她的刑期從27年減到5年,前提是她必須馬上和他們合作。 
  琳達·特裡普一直面無表情地看著年輕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潰。對莫妮卡而言,她的這副樣子惹人憤怒。「我想傷害她,想如野獸般將爪子狠狠抓進她的皮膚。」最後,特裡普被帶走了,一個FBI女幹員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裡的時候,從頭到尾特裡普一語不發,不過這毫無意義。醜聞曝光後,特裡普在一次訪談中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害者: 
  「如果我是個無辜的旁觀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過是個背信棄義之徒,最壞的卻是個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蘭克·卡特說話——如果不能打電話給他,或許能坐的士去他辦公室呢?他們再次拒絕讓她和律師說話,這次是因為她過去和他的聯繫方式,讓他們擔心卡特會把事情洩露給喬丹。莫妮卡的態度從原來的針鋒相對變成好言好語,說自己能理解這點。 
  整個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師聯繫。有一次他們拒絕的理由是卡特是一個民法,而非刑法律師,在這事上幫不了她。他們毫無誠意:卡特牽頭華盛頓公社辯護人組織已經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紹一個刑法律師,不過他們又以會讓卡特起疑為由拒絕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電話給卡特的合夥人,讓他介紹一個刑法律師。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須高度保密。 
  最後,她問道,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她該怎麼辦。他們答應給她一個刑法律師的電話號碼,不過她覺得他們推薦的肯定都是他們一夥的,所以拒絕了。不少評論家指出,調查人員的行為明顯侵犯了莫妮卡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應有的人權。而且,這些傢伙,特別是FBI的人,習慣了和大奸大惡之輩打交道,面對一個如驚弓之鳥、又不諳什麼法律和個人權利方面情況的年輕女孩,自然大佔便宜。即使總統在面對大陪審團的電視庭審中,也指責調查人員在凶狠的調查中,像對待「十惡不赦之徒」般對待莫妮卡。 
  筋疲力盡也聯繫不上律師,莫妮卡改變策略,轉而要求給母親打電話。他們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給任何人。他們始終看著她,監視她的每個行動。她要去洗手間時,他們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個FBI幹員拿走那裡的電話,才放她進去。 
  麻煩接踵而至,斯塔爾另一個副手布魯斯·烏多夫進來了,搬出他那套。選擇再次擺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馬上合作。長期囹圄之災的恐懼壓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訴:「我的一生完了。27年,誰還會娶我?和我生孩子?」調查官回答說:「這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合作的原因,這是你最好的正確的選擇。」 
  突然,空氣凝重起來,傑克·貝奈特的駭人身影閃了進來,房間裡頓時又熱又擠。他是斯塔爾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習慣對付大凶大惡,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貝奈特像一條大狼狗對付一隻小貓那樣,想跟麻煩的證人來場速戰速決。「看,莫妮卡,你已經花了兩小時,要快下決定了。」當她懇求打個電話給母親時,貝奈特粗聲粗氣地回答:「莫妮卡,你24歲了,而且我們知道你很聰明,不用打電話給媽媽了。」 
  這時,習慣每天給女兒打個電話的瑪西婭·劉易斯,已經打來三次電話了。莫妮卡警告說,如果不讓她給母親打電話報平安,瑪西婭會報警找她的。他們勉強同意讓她和母親說兩句,不過前提是只能說些讓母親放心的話。這時下午3點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兩小時,卻好像已經過完一生。 
  正如答應的那樣,莫妮卡告訴母親自己很好,晚點給她回電。她們短暫通話時,FBI幹員法龍就坐在旁邊,手指按在電話上,只要她想告訴瑪西婭事實,他就會卡斷通話。然後,他們繼續不屈不撓地威逼她合作,貝奈特深沉粗魯的聲音割破房間悶熱的空氣,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沒時間了,如果再不馬上答應合作,他們就不能幫她減免刑期了。 
  一次,法龍臉上堆著假笑,問她:「我抽根煙會不會妨礙你,如果是的話我就去另一間屋。」後來,當他們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臨27年的牢獄之災時,他神情冷漠地翻動著夾克,向她展示裡面的手銬。莫妮卡嚇壞了,一直面對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有案可查,她的檢察官告訴莫妮卡,如果願意可以離開,不過清清楚楚地告訴她離開的後果。顯然,莫妮卡不同意從未出場的斯塔爾的觀點:那些簇擁在1012號房間的各式調查人員的做法沒有違背她的意願。她說:「那種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覺還有,噩夢還在困擾著我。」   
  1012房的恐怖(3)   
  10個小時,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對手的包圍之中,對方是荷槍實彈的FBI幹員和斯塔爾手下的調查員,那些傢伙辣手無情,習慣了獵捕和控告犯有嚴重聯邦罪名的匪徒。烏多夫之前擔任喬治亞州調查員期間,還被一個陪審團認定「惡意專橫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權,後來陪審團判決給那名被告5萬美元作為賠償。不過,這些都毫無意義了。 
  然而,不管這些威逼利誘,莫妮卡堅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不肯帶著竊聽器或讓他們監 
  聽她的電話,去背叛愛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猶太女詩人漢娜·塞內什為她提供了精神動力,莫妮卡高中課本裡的一篇文章記載了她對母親的愛和她的英雄事跡。 
  這些思想給予莫妮卡力量。她頑強地回答貝奈特,既然他們不讓她和母親自由通話,她就不會合作。在法律圈裡擁有「暴徒」綽號的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應該知道,我們也打算起訴你母親,你說過她都幹過些什麼,那都記在錄音帶裡。」 
  莫妮卡最恐懼的事情發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境地:到底救哪個?愛人?或母親?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對著滿屋子的調查官和探員嗚咽不已。她能選擇自己的命運,卻不能做出傷害母親的決定。莫妮卡在心裡承認,自己不是漢娜·塞內什。 
  她懇求他們,再讓她和母親打個電話。他們擔心瑪西婭會聯繫律師,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為了能和母親說上話,被迫答應他們,保證瑪西婭不會把事情告訴別人。 
  最後,他們答應了。艾米克調查官說瑪西婭可以給他打電話,讓他解釋現在的情形。莫妮卡堅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給母親打電話。雖然他們再三保證不會監聽,莫妮卡還是堅持要在她認為絕對安全的地方打電話。當她表示整座大樓的電話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中時,他們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諷一個瘋子。莫妮卡回憶當時的想法說:「他們偷拍我的照片,監聽我的談話,斯塔爾還要起訴我,現在我像變成了一個妄想狂?」 
  他們答應讓她離開房間,前提是討論過的條件必須得到遵守。他們還保證不會派人跟蹤,不過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個FBI幹員跟蹤,就像是動作片的情節,她通過換電梯甩掉了尾巴,一個人跑到了商業大街。她經過藝術博物館的商店時,驚訝地看到拿著大包小包的特裡普。那個把她整到地獄的女人居然在靜靜地購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沒事發生。莫妮卡走過她身邊,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謝!」特裡普明顯嚇壞了,像念一句咒語般說著:「他們對我干了同樣的事,他們對我干了同樣的事。」莫妮卡繼續走,她後來說,如果當時知道特裡普的全部陰謀,反應肯定沒那麼簡單。「我會去殺她。」她簡簡單單地說了一句——也確實是這麼想的。 
  特裡普離開商業街後就回家了,還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瓊斯的律師團。根據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總統做完案子的證言筆錄後,他們將可以質問克林頓總統。特裡普把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大概情況告訴了他們。 
  正如媒體評論員斯蒂夫·布裡爾所說:「總統的犯罪調查人員(OIC)剛剛結束和特裡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訴訟對手(瓊絲律師團)又得到了大量彈藥,可以去攻擊總統宣誓後的證詞。同樣,斯塔爾也能從那些證詞中得到總統犯罪偽證的證據。」1月17日,總統做完證詞後,遭到了瓊絲律師團的突襲,他們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裡普提供的關於莫妮卡的材料。 
  這是致命一擊。瓊絲律師團反覆詰問,總統發誓否認和莫妮卡有染。然後,律師詢問道:「你是否曾經和莫妮卡發生過性關係?」克林頓的這個回答可能決定了他的政治命運:「我從未和莫妮卡·萊溫斯基發生過性關係,我從未和她有染。」隨著這傳奇故事逐漸展開,很大程度上爭論集中於「性關係」的嚴格定義上,取決於口交——和插入式性交相反——是否也能歸入這個定義內。 
  行走在五角大樓城購物中心的莫妮卡,雖然敏銳地意識到總統面臨的危險,但是最先想的還是打電話給母親。最後,她找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給瑪西婭。她努力壓抑如潮的淚水,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下來,告訴母親發生的事情。這時,一個拖著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來,原本還沉溺在震驚恐懼之中的她終於失去了原本已經虛弱的自我控制力,馬上懷疑這個女人是一個化裝過的FBI探員。她把聲音放得更低,竊竊私語般一遍遍地哀求母親:「請不要讓我合作,請不要讓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號房承諾的交易規則,讓母親保證不出去亂說,而是打電話給麗池卡特的艾米克調查官。掛斷電話後,她回到房間,說她的母親想和他們說話。其中一個人打電話給瑪西婭,短短聊了幾句後,同意讓她坐火車從紐約趕來,到女兒的身邊。 
  莫妮卡打電話到瑪西婭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時候,黛布拉·法內曼正和姐姐、媽媽坐在一起。當時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腦海裡。「我們正坐著聊天,電話響了,瑪西婭接過電話,身體開始發抖。她說『你在哪兒?你在哪兒?』然後就對著電話啜泣。我想,『天啊,有事發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著,她掛上電話,臉色發白,她說『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樓的麗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體的原因,但是是特裡普出賣了她。FBI現在把她關在一個房間裡,他們不讓她找律師,她一直在哭,我們要馬上出發。』」   
  1012房的恐怖(4)   
  三個膽戰心驚的女人抓起外衣,衝向Penn火車站,去趕下午5點開往華盛頓的火車。在這段漫長的旅途中,她們試著分析這險惡形勢,不過無法理解為什麼莫妮卡會因為瓊絲案而要鋃鐺入獄,甚至不敢相信這事會發生。黛布拉回憶說:「我們嚇壞了,又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她怎麼會遇到這樣的危險。她和一大群FBI探員呆在一間屋子裡,真是可怕啊。」 
  火車隆隆前行,瑪西婭猛按手機按鈕,想聯繫在洛杉磯的前夫伯尼,把女兒的可怕處境 
  告訴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電話,接著通訊中斷了。等到火車延時到達,所有人都想用火車上的電話,她只能排在隊伍裡等待。 
  電話響起的時候,伯尼·萊溫斯基正在主持一個洛杉磯市的放射腫瘤學會議。當聽到是瑪西婭的電話,他以為只是要說莫妮卡馬上就要搬到紐約,需要他一些幫助以便安頓下來。瑪西婭一下子就粉碎了這種幻想,告訴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煩,因為和「白水事件」以及總統有關的事情,現在落到了FBI的手裡。 
  莫妮卡曾向母親透露了一點她的事情,但對父親守口如瓶。不過,雖然伯尼對整件事情還是摸不著頭腦,但是一聽見FBI正威脅女兒要麼合作,要麼進監獄,他的本能反應就是照他們的吩咐做。伯尼是一個穿馬路不會闖紅燈的人,一向對聯邦調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說:「你別給那幫人添亂。」 
  通過電話,他和瑪西婭達成共識,當務之急是找個律師。他們都不認識華盛頓的人,不過伯尼的醫療事故律師比爾·金斯堡在華盛頓有個辦公室,他就讓瑪西婭到華盛頓後和金斯堡聯繫,讓他處理這個事情。那時起,伯尼就開始為女兒不懈的努力,將他和瑪西婭離婚後的十年痛苦拋至腦後。瑪西婭說:「伯尼真是一個好人,肯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湯蹈火。我寫信告訴他,他是整個國家的父親。」即使再也沒有和離婚的伯尼說過話的黛布拉也為之動容:「他擁有一個父親應有的一切,這是他的出彩時刻。」 
  這時,1012號房的莫尼卡知道母親即將趕來,感覺好多了。她本來和朋友阿希莉·雷納斯約好晚上出去,現在當然知道沒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間裡的電話正被監聽,堅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費電話告訴雷納斯約會取消了。還是電影情節,一個FBI在旁邊窺伺著,莫妮卡在雷納斯的電話上留了一條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聲音和語調能提醒她的朋友,總統正處於危險之中,然後跑去警告他。當然,這不過是虛妄而已。 
  這時已然傍晚時分,弗蘭克·卡特的辦公室該關門了,莫妮卡就問他們,第二天正是週六,如果她決定不合作的話,怎麼才能在週末找到自己的律師呢?法龍探員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師商量,他們調查的眼下的麻煩就過去了,他打電話到卡特辦公室,想知道他週末的行蹤,不過回來後告訴莫妮卡,只能通過辦公室的留言機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後,不管是精心設計還是無心插柳,法龍給卡特的電話都給了斯塔爾口實,可以向公眾爭辯說他的手下沒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權。電話記錄證明確實有一個電話打到卡特的辦公室,這就證明他們確實給過莫妮卡機會和律師聯繫。就像這類官司經常上演的那樣,事情或許是真的,不過真相卻在別處。 
  絕望的萊溫斯基在等待母親的前幾個小時,竟然以閒逛的姿態去掩飾自己的恐懼。斯塔爾的人玩弄規則,想把「白水調查」和萊溫斯基扯上關係,在控制莫妮卡的12個小時內無情地剝奪了她的權利。不過,在這場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們的威脅和恐嚇。她回憶說:「我現在已經不說什麼了,就像一個遭強姦的人那樣,前五分鐘在不停地尖叫,然後就不叫了。現在的我也同樣閉上了嘴巴。」 
  在麗池卡特,莫妮卡腦海裡一直盤旋著兩個念頭:為家人特別是母親的擔心,和一個瘋狂絕望的決定——必須警告和保護總統。在這個擁擠到幾乎窒息的房間裡,她覺得就要瘋掉了,於是要求在母親來之前,放她去商業中心裡逛逛以消磨時光。調查官們同意了。在法龍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業中心裡閒逛著,徘徊於Crate和Barrel傢俱店,流連於其他的商店櫥窗之前。笑容和歡樂又回到了臉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們說個不停,講著笑話,想用她的老一套讓他們喜歡上她。她這麼想著:如果他們發現她只是一個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許就不會起訴她。 
  她腦海裡的頭等大事還是拯救總統。當他們走過馬西店的時候,她找了一個借口上了三樓的洗手間,在那裡她看到一個投幣電話,她打電話給貝蒂·庫裡,但是沒人接,莫妮卡沮喪地放下聽筒。她越來越驚慌,看到一個母親正在給她的孩子換尿布,就想自己把貝蒂的電話號碼給她,也許她能幫忙聯繫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這個念頭,如果被FBI發現了,這個母親也會被扔進監獄裡的。她已經害怕得麻木了,結果什麼也沒有做。「光是想到這件事我就覺得很疲倦,」她回憶道,「我如此驚慌,能感覺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聽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當她從洗手間裡出來的時候,她發現因為自己離開得太久,法龍很著急,已經去到處找她了。當他回來的時候,她為了繼續消磨時間,就建議去吃晚飯。晚上六點半,莫妮卡發現自己和一個FBI探員、一個斯塔爾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種意大利乾酪)美國烤肉店裡。「這真像一個超現實的夢境,你身邊的所有人都在笑著,享受著,而你自己的生活卻一團糟。我不停地想到總統,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這發生的一切時會多麼的惱怒,就像你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做了錯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樣。」   
  1012房的恐怖(5)   
  「我現在已經不說什麼了,就像一個遭強姦的人那樣,前五分鐘在不停地尖叫,然後就不叫了。現在的我也同樣閉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也很奇怪。莫妮卡問艾米克為什麼她將會被關進監獄27年,他掰著指頭飛快地講出每項指控將被判的年數。當然,他沒有說那些都是每項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實上,莫妮卡並沒有被指控什麼重罪,很有可能會獲得緩刑或被保釋,從而逃 
  脫牢獄之災。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說法,她也不能肯定,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在她被發現、抓起來的時候,她的律師弗蘭克·卡特還沒有將那份假書面陳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則就不是一項嚴厲的犯罪。這或許解釋了在這個漫長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師見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說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說上話,就不會上交那份文件。事實上,他是在這天最後的營業時間內,委託聯邦快遞將文件交到位於阿卡薩斯的小石頭地區、受理瓊絲案的法庭。 
  難道斯塔爾和他的手下就幹著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後聽任罪案發生?如果願意,他們可以輕易阻止這項罪行,不過他們知道如果莫妮卡作偽證罪名成立,那麼他們不僅能操縱她,還能操縱真正的目標——總統。還有,如果總統那天就知道斯塔爾要對莫妮卡動手,他肯定會改變在瓊絲案中的證詞,那將改變歷史的進程。這不是斯塔爾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進案件的調查,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一個戰鬥經驗豐富的美國律師這樣評論OIC的工作方式:「他們的行為就是所謂的SOP,標準操作程序。」1998年,對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種「沒有傷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個美國也寥寥可數。當然,現在說這個也毫無意義了。「他們抓她時,根本沒什麼確定的罪名。」後來擔任瑪西婭律師的比利·馬丁這樣表示,他同意《紐約時報》等的觀點: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著總統的葆拉·瓊斯律師團和其他右翼律師搞出來的名堂。 
  斯塔爾的人玩弄規則,想把「白水調查」和萊溫斯基扯上關係,在控制莫妮卡的12個小時內無情地剝奪了她的權利。不過,在這場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們的威脅和恐嚇。 
  伯尼·萊溫斯基對女兒欽佩萬分:「他們越是擠壓恐嚇,她越堅強。我佩服她的勇氣萬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驗。真令人難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擋住那些在合法保護傘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輩。」 
  晚飯結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們回到1012號房,繼續等待母親。FBI探員愁眉苦臉地切換著電視頻道,小心翼翼避開新聞節目,最後鎖定1954年的音樂劇《娛樂至上》(Ther 
  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艾瑟爾·默曼、唐納德·奧康納主演,瑪麗蓮·夢露也客串一個小角色。莫妮卡興奮地說了一陣她在學校音樂課的情景,得到的回應卻只是難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間的《聖經》,一遍遍地讀其中的「聖歌91」,那是那個基督教科學派牧師推薦的有上帝保護意味的聖歌,當她讀到「我要對主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我的堡壘;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覺些許安慰。 
  最後,10點16分,門鈴響了,一個探員過去開門,瑪西婭像守護天使般閃現。「一生中,我看到她從未有這次那麼高興。」莫妮卡說:「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時光,母親會把一切都搞定。在過去幾個小時裡,我感覺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獨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來拯救我了。」 
  瑪西婭下了火車後,告訴母親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門大廈」的公寓,然後強迫自己為了女兒要冷靜下來,即使如此,當她第一眼看見莫妮卡的樣子還是不禁心生恐懼:「莫妮卡坐在窗邊,眼睛都哭腫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裡捏著一本《聖經》,整個人在不住顫抖。是誰讓我女兒變成這樣的?」 
  瑪西婭衝向她,用手緊緊摟住她,輕輕地說著任何一個母親都會拿來安慰女兒的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然後,她盡可能地冷靜下來,不失風度地向呆在房間各處的探員和調查官們做了自我介紹。 
  斯塔爾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瑪西婭單獨談話前,讓她們母女呆上幾分鐘。莫妮卡堅信房間已經被監聽了,要求她和瑪西婭在走廊裡談話。等到只有她們倆,莫妮卡匆忙告訴母親:「我不能這麼做。我不能帶著竊聽器,錄下和他們的電話談話,我不能對總統幹這些。」她堅持要她們離開,盡量找到貝蒂,讓總統有所防範。她想告訴他自己已經捲入了麻煩,還要讓他知道自己會告訴所有人,一切關於他們關係的事都是她編造出來的。這時她太激動了,瑪西婭費了老半天才讓她冷靜下來。 
  幾分鐘後,有人出來打斷她們,說她們呆在一起的時間夠長了。瑪西婭被馬上帶到另一個房間,斯塔爾的手下向她解釋了她女兒的不幸處境。「他們告訴我,莫妮卡因為說謊將在監獄裡呆上27年,還使用『唆使他人作偽證』等普通人平時聽不到的專用詞彙。我想這些華麗的詞彙只是指她為保護心愛的男人而說了一個謊。」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試著向他們解釋,他們犯了大錯,別說27年了,她甚至不該在監獄裡呆上27分鐘。」   
  1012房的恐怖(6)   
  感覺到調查官們很不滿,瑪西婭開始對他們講一切腦子裡能想到的事情:她還年輕,六年前自殺過(明顯誇大其詞了,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可以原諒),現在高度精神緊張。她覺得,這樣或許能說服他們放走莫妮卡。他們聽完了,不過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須馬上決定是否合作,因為整件事正處於「非常時期」(這詞又冒出來了)。 
  瑪西婭記得她當時看了看鐘,11點,心想哪個辦公室那麼晚還開著,等著莫妮卡在這「 
  非常時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試著要求讓她和女兒能呆在旁邊的房間休息一下,他們則可以派荷槍實彈的人在門外守著,這樣她們就不可能逃走了。這個建議根本沒能打動莫妮卡的原告們。瑪西婭現在都還能生動地回憶當時想解決問題時急切絕望的心態:「我不再奢望我們可以離開,想著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沒有選擇,他們說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訴了。這不是那種『你回家,從此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童話。」 
  「我說了些什麼,因為我迫切希望他們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為這些人會去開個會,說或許我們不能這麼對待這個女孩,『可能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們能停止行動,說『等一會,這不是琳達·特裡普。這不是一個我們打算擺佈的那個難啃的中年婦女,這是一個孩子。』」 
  「FBI裡難道沒有母親在工作嗎?難道沒有同情心嗎?是誰聽著特裡普錄音帶裡,莫妮卡這個無辜的年輕女孩的聲音,說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誰說『去抓她,把她扔進酒店房間,用監獄來威脅她去跟我們合作』?」 
  合作是關鍵。他們反覆強調,如果莫妮卡這麼做了,就不會對她提出刑事起訴。那晚在和斯塔爾手下談話時,瑪西婭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問他們:如果莫妮卡說出自己知道的事情,會發生什麼事?如果瓊絲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兒在和特裡普聊天時撒謊了呢?她只能確定一點:「我知道我的女兒,世界上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讓她帶著竊聽器,去背叛別人。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只是浪費時間。」 
  瑪西婭真夠聰明的,沒有輕信那些人。她研究過「大學炸彈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為他兄弟大衛洩露了他的行蹤。後者出賣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應不判罰泰德死刑。FBI答應了,大衛就帶他們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後悔這個決定,因為一被拘留,這個恐怖分子被判罰的正是死刑。FBI則表示,他們從來沒有答應過任何事。 
  考慮到這點,又非常懷疑那些威脅她女兒的傢伙的動機,瑪西婭告訴艾米克,她想要另一個人、她的前夫聽他們重申一遍他們的承諾——如果莫妮卡合作,將不會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們不能打電話給伯尼。瑪西婭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鎮定,解釋說她需要他們打這個電話,這樣就有獨立證人能夠證明OIC的承諾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艾米克問她是否需要書面證據。瑪西婭考慮了一下,接受了這個意想不到的「禮物」。當他回來,告訴瑪西婭他無法給他書面材料,因為他找不到打字機。「這時,我腦袋裡的警鐘敲響了。」瑪西婭回憶說:「沒人再用打字機了,他完全可以找張紙寫下來。那時我真正意識到,事情遠比我之前所能想像得嚴重可怕得多。」因此,這時,晚上11點多,她毫不猶豫地堅持要給莫妮卡的爸爸打電話。 
  自從接到瑪西婭在火車上打來的電話,伯尼·萊溫斯基一直忙著。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陳述案情的比爾·金斯堡。當聽說伯尼想和他通話時,金斯堡一邊做著他標誌性的戲劇演員式的誇張動作,一邊宣佈一位放射性腫瘤學家有急事找他,要求聽證會暫停。 
  金斯堡一聽伯尼說了他所知的隻言片語,就嚴肅地告訴他:「電話裡別再說了,我會盡快來看你。」伯尼說:「之後,我開始發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斷,瞭解他作為一個審訊律師的聲望,特別是他遇到複雜醫學案件時的反覆詰問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為伯尼企業——西方腫瘤醫學集團——的醫療事故律師已經有好幾年了。雖然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後兩人才成為朋友,不過他倆關係不錯,因為彼此年紀相仿,而且在同時入讀舊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與比爾·金斯堡和太太勞拉經常拼成四人組,一起度週末,品嚐紅酒,到別處度假。許多週五晚上,他們都會聚在一起看電影、吃壽司。憑著他招牌式的蝴蝶領結。長者風範和如W·C·菲爾茲般冷峻的聲音,金斯堡馬上就將成為全國名人。 
  不過,這晚,伯尼所關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個飛馬趕來救她女兒的人。兩人在洛杉磯市區的一家酒吧裡碰面,過了好像一生那麼漫長的時間後,伯尼終於接到了瑪西婭的電話,前妻告訴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為酒吧裡通訊條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邊,努力想聽懂到底發生了什麼。在嘈雜的交通聲中,他在莫妮卡號啕大哭的間歇,簡單地跟她說:「莫妮卡,別說什麼,比爾·金斯堡在我旁邊,別說什麼。」因為他手機的信號老是要斷掉,他找到街角的一個付費電話,這樣就可以不受干擾地和艾米克通話了。金斯堡靜靜地站在伯尼身邊,艾米克則告訴伯尼他所說的是絕對機密,不管任何情況都不能外傳。「我的腳在瑟瑟發抖,」伯尼承認:「我以前沒和FBI的人說過話,我已經嚇呆了。」   
  1012房的恐怖(7)   
  艾米克再次解釋說,莫妮卡有了大麻煩,就他們調查所知,她作了偽證,犯有陰謀罪,還替總統掩飾。除非她合作,否則就將在監獄裡呆上27年。她父親還是摸不著頭腦,問他:「你說的合作是什麼意思?」於是,艾米克告訴他,莫妮卡必須帶上竊聽器,錄下和維農·喬丹、貝蒂,或者還有總統的談話。 
  伯尼依然震驚,不過已經恢復了清醒,問道:「她不允許找律師嗎?」其實艾米克這天 
  早就知道她的律師是卡特,還是問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師。伯尼回答說她有律師,名字就叫比爾·金斯堡。幾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見過一面,她告訴調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磯的律師。艾米克很機警,建議莫妮卡不要選擇不是她自己挑選的律師。伯尼那時當然對女兒的事情一無所知,不清楚她已經公開捲入了瓊絲案,還聘請了一個律師。「那時,我們不清楚弗蘭克·卡特的存在。」他說:「我只是想盡力幫助深陷苦海的女兒。」 
  比爾·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個正式的律師與當事人的授權關係,然後和艾米克談論他新顧客的合法權利,特別是獲得罪行豁免權的可能性,那能確保無論證詞內有何內容,都會被免予起訴。正如瑪西婭的本能反應產生警惕心理一樣,當艾米克說他們或許可以給莫妮卡豁免權時,金斯堡的法律天線開始運轉。 
  金斯堡相信這個回答意味著他們想耍花招。他蓋住電話筒,低聲告訴伯尼他們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時無權給予罪行豁免權的。因此,他決定戳穿他們的騙局:先叫他們弄一份書面協議,然後傳真給他;艾米克再次拒絕了,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電腦;金斯堡就要他手寫一份,簽上名字,然後傳真過來,艾米克堅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卻是一個乾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國律師。」最後,艾米克只得承認自己沒有發送書面材料的授權,騙局徹頭徹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說:「一個貫穿這起調查的主題,正是利用強硬的高壓政策迫使人們說出他們希望聽到的話。」 
  莫妮卡記得,艾米克和金斯堡達成交易,前者給後者傳真一份她簽署的偽造書面陳述。然而,兩個FBI探員過來把艾米克從電話邊拉開,他們意識到金斯堡會馬上發現OIC在文件歸檔之前就擁有了一份複印本,只有一種可能——來自瓊絲律師團,因為卡特曾經送去一份樣本。OIC調查人員知道,他們抓莫妮卡的時候,她在技術上還沒有犯下嚴重的罪行,而且他們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觸,有效保證了這樣嚴重的罪行——偽造書面陳述,並交給法庭——在這天晚些時候真的發生了。可以理解,斯塔爾這種強暴式策略一直是公眾非常關注的話題。 
  除了戳穿斯塔爾手下的欺騙行徑外,關於豁免權的交易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莫妮卡根本沒想過帶上竊聽器,出賣她心愛的人。她的行為讓父親感動:「她非常鎮定,決不合作。令人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認如果她不是如此堅強,如果她帶上竊聽器,早已像特裡普出賣她那樣出賣總統了。無論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種威脅,她從不會出賣別人,像自己被出賣的那樣。」 
  「無論她可能有什麼缺點——或許不懂得適可而止,缺乏判斷力——當緊要關頭,她總是能挺過去。人們不肯讚揚她這種美德,把她看成是一個蕩婦。她最不像的就是蕩婦。世上許多女人會被有權勢的男人欺騙,我並不同意她的所作所為,但是不能因為她所做過的事情就說她是壞人。」家人朋友認識到她性格中的堅韌一面,戴爾·楊評論說:「她拒絕出賣朋友來獲得好處。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監獄的時候,她展現了真實的性格。這事讓我一直為莫妮卡感到驕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詭計,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話,告訴她自己將會在第二天飛到華盛頓看她,還要她和瑪西婭一句話不說,離開酒店。「請相信我。」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兩個女人把她們的決定告訴斯塔爾手下後,各收到一張法庭傳票,然後離開了酒店大樓。 
  這晚分手前,伯尼·萊溫斯基問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擔起這麼一項艱巨的法律任務,畢竟他只是一個醫學律師。金斯堡向他保證,自己有著民事訴訟的經驗,組織一支合格的華盛頓律師團也沒問題。伯尼接著問他最低費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訴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萬。如果要審訊,那就要100萬。」而且,他第二天坐飛機去見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啟動資金。這晚,伯尼和芭芭拉幾乎沒睡著,想著3000公里外面臨牢獄之災的莫妮卡。「我們互相擁抱著,」芭芭拉回憶說:「一想到她可能進監獄就擔心害怕,顫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點,莫妮卡和瑪西婭才回到水門公寓。她們受驚過度根本毫無倦意,又擔心房間被人監聽,幾乎不敢互相說話。莫妮卡想起面臨可怕困難的總統,不知內情的他必須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樣,她根本不顧及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影響,在腦子裡一遍遍構想著瘋狂的計劃。她考慮過坐出租車去叫醒貝蒂,讓她有所警惕;或者打電話給總統的律師布魯斯·林賽,雖然她以前從未和他說過話。當莫妮卡談論著要去給白宮一個警告時,她母親擔心這些行動會危及莫妮卡將來可能擁有的豁免機會,逼她發誓不說出來。(make her swear to stay silent)   
  1012房的恐怖(8)   
  早上2點,她們開車去四季酒店,打電話給金斯堡。她們談論了出國的可能性,越過邊境線逃到加拿大,不過這主意一說出來就被否決了,因為她們相信FBI肯定監視了每個機場和邊防站。一件小事能證明她們在酒店已成驚弓之鳥,當一對夫婦走進大廳,她們馬上確信這是FBI派來跟蹤她們的探員。用莫妮卡的話說:「被跟蹤的絕望感立馬襲來。」 
  到這時,一直在瘋狂行動和無聲沉默間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來。當她們回到公寓,瑪 
  西婭非常擔心女兒會自殺,因此當她淋浴時,把浴室的門開著,這樣就可以保證莫妮卡不會自尋不幸了。這晚餘下的時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處於半夢半醒之間。她的母親則一直看著她,不讓她結束自己的生命。 
  恐怖已經降臨。     
  第十二章萊溫斯基的妥協   
  (1)   
  1996年,阿卡薩斯小石鎮,克林頓總統的朋友蘇珊·麥克道加爾披枷帶鎖地離開當地法庭的這一幕,最能體現肯尼斯·斯塔爾調查追捕總統和第一夫人時有多麼鐵面無情。麥克道加爾拒絕在小石鎮的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因為她覺得,斯塔爾對摧毀比爾·克林頓和希拉裡的生活的興趣,甚至比公正地調查「白水事件」更大。她為此被判藐視法庭,入獄18個月,其中絕大多數時間是單獨關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偉人祠」中獲得一席之地,有了一個響噹噹的綽號「阿卡薩斯的瓊」。 
  當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脫斯塔爾手下的控制後,麥克道加爾鐐銬加身的樣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瑪西婭的腦海裡。「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沒審判就把麥克道加爾弄進了監獄,僅僅因為她沒有照他們說的做。」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新年剛過,莫妮卡和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聊天時還談到了麥克道加爾,後者感覺到麻煩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麥克道加爾的老路,她回憶說那是因為:「我不想她為了保護總統而自己染上麻煩。」 
  1月17日,週五。凌晨時分,她們最終離開麗池卡特酒店時,瑪西婭對女兒遭遇的指控的具體內容還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裡普被錄音的談話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捲入進去,畢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傾聽了女兒的愛情傷痛,然後鼓勵她離開華盛頓。在她腦海裡,那段時間的記憶萬分痛苦:「當我們回家,心裡知道斯塔爾的人肯定還會再來。這就是我們呆在公寓裡的心境:黑暗孤獨,與世隔絕,門鎖著,我們擔心他們隨時可能到來。」 
  「如果這些話聽上去太歇斯底里,我也沒辦法,我無法告訴你,當時有多麼害怕,多麼確信他們將過來把我們扔進監獄,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會在監獄裡呆上27年。」 
  她們確信,FBI會錄下她們的電話,監聽她們的水門公寓,她們每個動作都會落在那些看不見但充滿質疑的眼睛裡。醜聞曝光前的絕大多數時間,還有曝光後的所有時間,她們呆在公寓裡,在地板上來回踱步,窗簾緊緊拉著,除了竊竊私語就不敢說話,每時每刻都擔心著門鈴一響,就會拉開悲慘監獄生活的序曲。 
  她們很少吃東西,嘴巴因為太干幾乎說不了話,更別說咀嚼食物了。她們時刻覺得要麼炎熱如火,要麼寒冷如冰,好像身體已經停止工作了。兩人都是嚴重的受驚過度,身體不停地顫抖。瑪西婭說:「如果是我一個人,肯定會覺得自己要死了,不過兩個人都有相同症狀,我意識到這是受驚過度的結果。」她們是如此膽戰心驚,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擔心那些她們懷疑在監視她們的人以後會指控她們毀滅重要證據。每天,瑪西婭都把東西堆起來,裝在包裹裡,整齊地放在廚房間,這樣FBI的人進來帶走她們的時候,她們就能顯示自己幹得多麼正確了。 
  瑪西婭說:「因為太過害怕,你就會去做一些瘋狂的事情。我們體會到恐怖的字面意義了,那段呆在那裡的日子,害怕、孤獨、不敢說話,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兩人都進了監獄,那麼誰去看莫妮卡呢?另一個想的就是兒子邁克爾,他結婚生子的時候怎麼辦?我可受不了讓孫子到監獄來看我。」 
  自然,瑪西婭的第一反應還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讓莫妮卡離開她的視線,怕她自殘。日子一天天過去,她們開始意識到醜聞就要公開,她也越來越擔心女兒的安全。在保護莫妮卡的同時,她也希望她愛的其他人也能遠離這些「醜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週三,醜聞爆發前不久,她催促還臨時住在水門公寓的黛布拉收拾東西離開華盛頓,由於擔心FBI會監視火車站和飛機場,她要她開車離開,越遠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亞的家裡收拾點東西,帶著兒子驅車8小時,趕到麻省的波士頓。她回憶說。「我太害怕了,感覺自己像一個呆在祖國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醜聞公開前不久,瑪西婭短暫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勞斯打了個電話,後者正在準備眼睛手術,等著她馬上趕回紐約呢。瑪西婭告訴他莫妮卡出了點事,因此她必須要在華盛頓呆上一段時間,陪陪她。她回憶說:「我感覺糟糕透頂,因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這事,那時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認識或喜歡的人見面。聽上去很戲劇化,不過事情就是這麼黑暗,猶如一場噩夢。現在一切正常,說說很容易:『為什麼我不做這個,不做那個?』對於一個從未和犯罪打過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爾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幾天後她又打電話給彼得瞭解他的情況,解釋說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說。如果他知道醜聞後,決定以後不再和她說話,她完全理解。彼得回憶說:「她是想保護我,我從來沒有、沒有被捲入這事。」 
  對瑪西婭來說,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要對自己的兒子邁克爾說謊。那時,邁克爾在匹茲堡入讀卡耐基·梅隆大學,也是在醜聞公開前,他打電話來,說網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傳聞,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那時還幻想事情不會公開的瑪西婭告訴他,謠言都是假的。瑪西婭說,「我心情很差,因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說那些不是真事的話,不過一個母親只是想不讓孩子受傷。」醜聞曝光後,她發現自己根本沒法在電話裡向他解釋清楚,只能通過家庭律師比爾·金斯堡轉告邁克爾。   
  (2)   
  對瑪西婭來說,和她女兒的感受一樣,「有一種能摧毀人的恐懼,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紐約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鮮空氣,再也不能見我的兒子了。我以為我們要去監獄,完蛋了。」 
  一件能證明她們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當她們一起看電視的時候,瑪西婭第一次知道關於那件沾染著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關於那件傳說中的衣服的故事,她 
  問女兒:「衣服現在在哪裡?」莫妮卡回答說:「媽媽,現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東西一起,放在我紐約的公寓裡。」 
  回頭再看,瑪西婭、莫妮卡或其他能進她紐約公寓的人沒有簡單地將那衣服拿掉或毀掉了事,似乎很荒謬。理由很簡單:那時,兩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門,甚至不敢打電話,擔心她們會被FBI的人監視或跟蹤。她們確信自己隨時可能會被逮捕。她們早已為恐懼所麻痺,聽任最有力的犯罪證據留在衣櫥裡,等待自己的歷史命運。 
  就像瑪西婭有力的宣言那樣:「莫妮卡有沒有把衣服交給母親藏起來?沒有。她母親有沒有偷走衣服,然後藏起來?沒有。她母親是否知道那該死的衣服放在哪裡?那要等到她在電視裡看到關於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們才感覺恐怖。自從捲入此案後,就算像金斯堡這樣有經驗的律師也萬分驚訝地發現FBI派人跟蹤他,訂了6張從洛杉磯到華盛頓不同路線的機票。事實上,金斯堡是取道匹茲堡,再從那裡轉往華盛頓的,抵達首都的時間是1月17日,週六,那場痛苦「手術」後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機場接他,還疑神疑鬼地擔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來逮捕她的FBI探員。這晚,玩著一場看手勢猜字謎和說著適度的反語,她、母親和金斯堡一起到橢圓屋餐廳去吃晚飯,那地方離白宮不遠。由於瑪西婭和莫妮卡都不怎麼認識金斯堡,這是一場「大家認識認識」的見面會,之後律師問了莫妮卡具體情況,開始討論他的攻擊計劃。 
  那時,她用餐廳裡的一個付費電話給遠在洛杉磯的父親打電話,這是一次心酸慘痛、充滿眼淚的談話。伯尼要她答應絕對不傷害自己,因為那個「混蛋」總統不配。然後,當兩人的痛苦發洩得差不多時,比爾·金斯堡接過電話,立刻說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他說因為莫妮卡的情緒太不穩定,他不能允許她再和父親說話了。他擔心,她在這樣的談話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說些對自己不利的話,如果這個電話被人竊聽的話,那麼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不止於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約定去夏威夷度假,現在決定取消休假,飛去華盛頓和莫妮卡團聚。不過,金斯堡聽不得這個,堅定地表示他們在場只能讓事情複雜化,他堅持要他們去休假,而他也會每天給他們發一份最新進展報告。伯尼不無酸楚地說:「我們不知道,金斯堡從未告訴莫妮卡我們想來華盛頓。當我們沒來,她非常傷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緒一再變化:拿到豁免權就要背叛總統;反之,她相信就要看著母親被起訴。「我母親、父親和所有總統這邊的人,不斷通過我的腦海。」她說:「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牽連任何人。」這個可憐的人還未來得及享受自己釀製的愛情就被這杯毒酒給陷害了。她仍然在想著是救總統還是救母親這樣的舊式道德題目。 
  1月18日,週日。金斯堡去斯塔爾辦公室和調查官們見面,瞭解他們的想法,而莫妮卡則在公寓裡焦急地等待著。她的命運不掌握在自己手裡,甚至比她想像得還要不受控制。因為在網上,一份叫「苦工報告」——根據凱瑟琳·威利的故事寫成的謠言文章——正散發傳聞,說《新聞週刊》棄用了邁克爾·伊斯科夫寫的關於總統和一個拘留犯的故事。當然,那時,裡面還沒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瑪西婭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後把他送到所下榻的麗池卡特酒店。在車上,他宣佈他要公開聲明總統曾經性騷擾過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個調戲孩子的傢伙。莫妮卡要發瘋了,她第一次發現金斯堡的話不僅不是幫她,反而是害她。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衝他咆哮說他(克林頓)沒有調戲我,我們是成人之間的關係。」 
  那時,她還說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說:「這不是一個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覺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潰了。」金斯堡不僅沒有同情,反而大聲叫她清醒過來,還衝她嚷著,她要挺過難關,必須學會堅強。這是他未來幾個月內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麗池卡特,三人一旦鎮定下來,就去租了一個會議室,討論金斯堡和斯塔爾手下面談的結果。他說,現在有兩種選擇,同樣麻煩。第一種是莫妮卡答應帶著竊聽器或者錄下電話,這個她早已說得很清楚,絕對不會這麼幹的。第二種就是接受審訊,很可能要花上50萬,那將耗盡她父親行醫而來的積蓄。瑪西婭痛哭流涕起來,莫妮卡也觸情傷心,這讓金斯堡大為光火:「這是一次滑稽的會議。」莫妮卡回憶說。 
  同時,庫裡不斷地給莫妮卡的電話發送焦急的留言。「這真是讓我傷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認。雖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庫裡和總統,但是她知道,如果這麼幹了,那將失去獲得豁免權的最後一線微弱的希望,不僅將她,而且還有她母親置於險境。那樣,瑪西婭就會面臨和一起陰謀有關的幾項犯罪指控。無論如何,OIC的調查官們都不肯給予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僅僅答應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話,他們會告訴法官她曾經和他們合作過。金斯堡毫不猶豫就拒絕了這種辯訴交易。   
  (3)   
  第二天,正好是馬丁·路德·金日,斯塔爾手下準備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結果他們沒來。同時,庫裡還在不斷留言——「家裡有急事,請回電」,「好消息,請回電」,諸如此類。然後,維農·喬丹和她的前律師弗蘭克·卡特也都給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電。最後,她決心要讓庫裡明白,她沒有背叛總統,也沒背叛她。她跑去一個付費電話,打給庫裡。她再次幻想會被看不見的敵人所偷聽,於是想了好幾種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訴總統秘書發生了什麼。因此,當庫裡拿起聽筒,莫妮卡只是說了一聲「胡佛」就掛斷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開始擔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個電話後,她開始害怕使用電話,於是寫了一張條,在裡面感謝庫裡「讓她的女兒凱伊(她們的秘密代號)參觀白宮和FBI大樓」。這張紙條從未被寄出去,也沒有解決她痛苦的兩難境地。她的思緒一再變化:拿到豁免權就要背叛總統;反之,她相信就要看著母親被起訴。「我母親、父親和所有總統這邊的人,不斷通過我的腦海。」她說:「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牽連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鬥的時候,金斯堡和他找來的華盛頓刑事犯罪律師納瑟尼爾·斯派茲,正同斯塔爾的調查官們較量著。她幾個小時裡一直等在OIC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被不同的調查官「照看」著。同時,她的兩個律師——曾經向她強調他們只想保證她沒事,不管其他人會有什麼麻煩。——正努力達成一個協議。前景看來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處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麥克道加爾,她或許會因為藐視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監獄。即使審訊時,勝訴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衝出軌道。華盛頓到處都是總統緋聞的流言蜚語,「苦工報告」在1月19日這天點了莫妮卡的名字,幫謠言火上加油了。她現在可是「放射性物質」,斯塔爾的手下說,他 
  們不知道還能否拿到保證證人不會因為證詞內容而被起訴的罪行豁免權,因為白宮現在肯定也注意到她捲入了這起案子。 
  在幾小時徒勞無功的談判後,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團穿過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邊希望斯塔爾會提出肯定的報價,用豁免權交換莫妮卡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們之前要求的帶竊聽器和錄電話內容。 
  10點30,他們回到OIC,莫妮卡在辦公室裡焦急等待著,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聲嚇了一跳:「你這個混賬!你還想傳訴她父親?」然後,他開門,抓起莫妮卡就說:「走,我們離開這裡。」他們走下走廊的時候,他告訴她,他們打算把一張給萊溫斯基醫生的傳票交給他。這時,莫妮卡說:「我輸了,因為絕望、精神混亂而摔倒在地上,感覺到無盡的折磨。他們到底想對我的家庭幹什麼?我無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強硬地告訴她,站起來,冷靜下來:「你不能讓他們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離開了OIC大樓,斯派茲則留下來,最終成功地說服他們放棄了傳召伯尼的念頭。 
  同時,瑪西婭也剛聘用了一個律師,比利·馬丁。當她拿到傳票後,兩人在1月18日初次見面,那時他非常不安。作為一個有著15年從業經驗、處理過自殺到強姦各種案件的律師,他看出,種種跡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這個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犧牲品。「她非常非常擔心害怕。」他說:「我的第一反應是她在誇張表演,沒多久就發現,她有這樣的反應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瑪西婭出庭作證反對自己的女兒,這個決定背後隱藏著的險惡用心讓許多資深律師對這個案子望而卻步。正如馬丁所說:「OIC內部好像有一個決定,就是抱著起訴總統的目標去調查這起案子,這個決定也從未改變過。無論遇到多大困難,他們都要起訴克林頓。」 
  其實,他們迫使瑪西婭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為了脅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為很明顯,所有出庭作證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瑪西婭現在確信,電話被錄音了,公寓裡有竊聽器,決定收拾東西搬到瑪西婭的母親在6樓擁有的一套公寓裡。因為她們都收到了傳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間也不許談論案情,所以他們就在深夜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彼此低語。莫妮卡回憶著她們如何每晚難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幾個小時就會在突發的精神緊張中醒來,說:「這讓我想起了《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我們哪像是呆在本世紀的美國啊,而是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之中。」 
  1月21日,故事終於發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後,大眾傳媒還從未陷入如此不斷增強的集體狂歡。談論教皇對古巴歷史性訪問的高級電視新聞播音員讓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錄音帶裡的細節,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總統在莫妮卡電話答錄機裡的聲音,她到白宮的秘密行動,還有所有關於兩人關係的陰險傳聞、猜測和發明創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原本已經挑選好了今年給他的情人節禮物,是幾行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她原來還想登在《華盛頓郵報》呢! 
  1月20日,週二,是她默默無名的最後一天。她離開了母親的房子,因為斯塔爾的人終於來搜查她的公寓裡。當他們徹底檢查她的私人物品時,她只能漫無目的的晃來晃去消磨時間。「太粗暴了,這些男人仔細翻檢著我的東西。」同時,斯塔爾還拿出一張白宮的傳票,要求任何與總統有關的東西都要交出來。   
  (4)   
  第二天早上5點,莫妮卡睡不著,來到走廊,撿起《華盛頓郵報》的晨版。故事終於發生了,頭版內容是蘇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裡面講到在特裡普的錄音帶裡,可以聽到莫妮卡說「克林頓和喬丹引她作偽證」。那完全不是這回事,莫妮卡可以發誓,這正是斯塔爾可以擴大調查權限的關鍵,也是未來幾周每個報紙的封面新聞故事、每個關於醜聞的電視廣播節目的基調。 
  她讀到《華盛頓郵報》的故事時,時間似乎停止了,感覺在做著一場無盡的白日噩夢。這種感覺在未來幾天內越來越厲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後,大眾傳媒還從未陷入如此不斷增強的集體狂歡。談論教皇對古巴歷史性訪問的高級電視新聞播音員讓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錄音帶裡的細節,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總統在莫妮卡電話答錄機裡的聲音,她到白宮的秘密行動,還有所有關於兩人關係的陰險傳聞、猜測和發明創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原本已經挑選好了今年給他的情人節禮物,是幾行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她原來還想登在《華盛頓郵報》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當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們的奢華盛宴! 
  不止一次,比爾·金斯堡跳出來煽風點火,指責總統是一個厭惡女人的傢伙,而斯塔爾則摧毀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開始。」莫妮卡回憶說:「我們坐在房間裡,風暴在頭上不斷盤旋。所有人都在討論他應該辭職,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愛著他,想保護他。我一點也不喜歡金斯堡說他是一個厭惡女人的傢伙。同時,我也非常沮喪,因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從未要我去撒謊。」她依然非常支持總統,當他在一次電視訪談中表示和她「沒有發生過性關係」時,她也欣然接受。 
  她希望保護總統,同時又充滿著擔心,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她一個也不敢打電話——怎麼面對這個新聞。她的姨媽黛布拉當時正在波士頓,感覺「非常可怕」;她的弟弟則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卡耐基·梅隆大學裡能度過那噩夢般的幾天,完全要感謝如兄弟會般溫暖的室友和同學的友誼。除了很短又含糊不清的電話,邁克爾不能和家人說上話,一個月以後才聽見姐姐的聲音。「醜聞爆發前兩天,我還非常擔心發生的事情,感覺自己像個孤獨的殘骸。」他回憶說,「故事發生後,我簡直要瘋了,不願意承認這一切。在我腦海裡,那個出現在每個電視頻道的女人不是我姐姐。那真是太醜陋了,我能挺過來,真要感謝我學校裡的老師和同學。」 
  莫妮卡的朋友也陷入煩惱之中,她和那些閨中密友的關係現在可以濃縮成兩個詞:法律危險。如果她給她們打電話,或者反之,馬上就會有一份電話記錄,她們就也在斯塔爾眼皮底下了。而且,莫妮卡和母親周圍也建立了所謂的「法律保護」,防止那些和她們關係好的人接近她們,可以增加她們的孤獨感和恐懼感。那時,她已經知道特裡普錄下她們在五角大樓城的談話,但不知道她們之前的許多談話也被錄音了,她的好友們早已牽連在內,因為莫妮卡總是告訴特裡普,自己和她們的談話內容是什麼,這些都已記錄在案了。 
  莫妮卡特別擔心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她在被抓前一天還給她打過電話,留了言。當內莎回電時,莫妮卡已經被控制了,只告訴她自己會給她回電的。和所有莫妮卡的朋友一樣,內莎是在開車經過加州的馬裡蘭德爾雷的時候,突然聽到電台廣播裡提到莫妮卡的名字。她說:「我要瘋掉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內她沒有再能和莫妮卡說話,送上自己的安慰,要和她聯繫只能通過金斯堡。 
  對莫妮卡在波特蘭的朋友來說,這消息同樣殘酷,而且更麻煩,幾天內她們發現自己被媒體包圍了。那時正在懷孕的琳達·埃斯特加好像回到過去的學校時光,昔日學生從世界各地打電話到她在波特蘭家中,她像一個「母親」那樣對他們說「無可奉告」,然後每天不斷重複這句話,給上百名打電話來或者在她家門口晃悠的記者。 
  像琳達和無數莫妮卡昔日的同學,正在攻讀心理學博士的卡裡·亨德森也為莫妮卡的遭遇擔心受怕,他說:「每個人都想逃避現實,我們都為莫妮卡感到害怕,我衝著電視又哭又罵,心想她肯定在考慮自殺,因為我無法想像她如何能面對這一切。在電視新聞裡,她甚至還排在教皇出訪古巴之前,上帝保佑。」 
  莫妮卡朋友只能通過電視瞭解她的情況,這原因很簡單,而且淒涼。她和母親生活在黃昏世界裡,窗簾垂下,水門公寓在世界各地媒體的重重包圍之下,每個電話都可能帶來好消息或壞消息。她們根本不敢外出,樓層管理人已經警告過,攝影機組已經控制了可以俯瞰她們陽台的建築物。一個上午,黛布拉打電話來看她們情況如何,也頓時瞭解了她們的生活。風暴過後,天氣明媚晴朗,不過瑪西婭根本不知道雨已經停了,因為窗簾遮住了。黛布拉說:「這就是她們生活的寫照——就像生活在籠子裡的動物。我的姐姐沒有犯任何過錯,現在只能躲在暗處,好像是一個罪犯。」 
  沒有緩和的空間。醜聞後幾天,兩個女人在凌晨2點趁著沒人注意,潛到陽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莫妮卡說:「我感覺自己正在死去,就像被整件事慢慢凌遲處死。太讓人害怕了。」   
  (5)   
  公寓內,電視整日播放著。瑪西婭這樣形容電視對生活的霸佔:「太不真實了,這故事居然是關於我們的。那種巨大的暴行驚嚇我們,壓垮我們,當你看著自己的生活在電視黃金時段被慢慢摧毀,真是恐怖啊。」 
  就像水虎魚發現了新鮮的獵物一樣,大眾傳媒迅速將莫妮卡和她父母的生活蠶食乾淨。或許最能體現這點的就是洛杉磯法庭外成群結隊的記者,他們都想捕獲萊溫斯基家離婚案的 
  細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醜聞爆發前幾周,瑪西婭就談到因為她馬上要和彼得·斯特勞斯結婚,報紙可能會「合法」行動。 
  伯尼也有她那種痛苦又無能為力的感受,他正在夏威夷心不甘情不願地度著假期。雖然他和芭芭拉在洛杉磯布蘭特福德的住處離O·J·辛普森謀殺案發生的地方還有好幾個街區,但在最近這場瘋狂的媒體雜耍表演中,是不可能讓他們置之度外的。伯尼是一個謙虛冷靜的人,從不裝腔作勢,不過當他發現自己的生活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觀賞研究,被媒體解剖時,也幾乎要被逼瘋了。「每次金斯堡打電話來,消息越來越壞。」他說:「最糟糕的是離婚報道也被捅了出來。」芭芭拉記得他瘋狂地大喊:「哦,上帝啊,萊溫斯基這個名字傳遍全球了,莫桑比克人也知道我離婚了。惟一能感謝上帝的是,幸好我父親已經死了。」 
  他們在火奴魯魯的酒店八樓房間被裡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當芭芭拉走進去,發現伯尼蜷縮在床上,在其他的官員中間唱著猶太教徒的讚美詩,悲傷地祈禱著。如今,他依然覺得難以描述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時光。「我們都驚呆了。」他說:「我們之前一無所知,那段可怕的日子裡,我曾經望著陽台的邊緣,打算一躍而下。只是,我想那還不夠高。」 
  不過,他們一月底回家後,噩夢才真正開始。金斯堡建議他們在火奴魯魯和洛杉磯的機場安排特別保護,不過事實證明這些舉措沒有必要。他們在布蘭特福德那套木頭鋼鐵風格的現代建築已經被包圍了,電視車、攝影師和記者蜂擁在馬路邊,這一切都是暫時的,他們或許只能拿這個來自我安慰了。即使現在,在洛杉磯給觀光客指點城市著名建築的「明星之旅」中,他們家還是赫然在列。 
  一回家,伯尼就找出白宮的擦杯毛巾、圍裙,以及其他莫妮卡在華盛頓給他們購買的禮物,統統扔進壁爐裡燒了。然後,在洛杉磯警方的建議下,伯尼裝了一個碎紙機,這樣記者們在他們的垃圾袋裡搜尋「食物」時,就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玩意兒了。他最早毀掉的東西裡就有醜聞爆發前,莫妮卡在他55歲大壽時送來的生日卡,上面的內容像是無意的諷刺:「我知道,我這些年讓你早生了一些白髮,不過我可沒說要為其他長出來的白髮負責啊。」 
  有人告訴他們,旁邊就住著一個著名的私家偵探,擅長竊聽他人住宅。這讓他們很是緊張,平時說話也小心翼翼。即使當伯尼回去照顧住在西山醫院的父母,電視攝像組也會跟著他在病房間穿行。「發生那麼多事情,我再見同事時非常尷尬。」他回憶說:「在小賣部,有人過來擁抱了我一下,這真難得,真讓我感動。」 
  小心一點是對的,特別是對他女兒。當他和芭芭拉從夏威夷回來,莫妮卡已經在公眾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特別不討好,不公正。正在交戰中的兩派政黨都把猛烈的炮火對準了她,為了利益或自我保護,在這個危險的關頭沒人敢挺身而出為她說話,倒不是她的朋友不想,而是擔心被牽連進去。 
  共和黨人譴責她是一個奸婦,而民主黨則罵她是總統的威脅。面對自己的性感的莫妮卡,和美國道德漸行漸遠,那些尊敬希拉裡工作的口頭女權主義者們,將她斥為典型的被剝削的女性意識的產物。同時,美國人精神裡,特別是媒體中,許多厭惡女性的元素也迸發出來,冷嘲熱諷著她的體重,她的品位,她的風格,還有她貝弗利山莊的家庭背景。她和比爾·克林頓性關係的技巧,更是那些脫口秀主持人、站立喜劇演員(類似相聲演員)、幾十個因為醜聞而建立起來網站的最好材料。「莫妮卡」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放縱的道德標準的代名詞。 
  莫妮卡不僅沉沒在美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逆流之中,而且幾條利己主義河流也在她身上匯聚,將她淹沒,特別是白宮、特裡普-戈德伯格聯盟、斯塔爾團隊、她的老情人安迪·布萊勒,還有她過去生命中一些跑龍套的小角色。 
  1月22日,醜聞爆發後一天,一場在總統和迪克·莫裡斯之間展開的面對面談話恰好能說明莫妮卡面臨的困境。莫裡斯是前民主黨戰略專家、媒體「軍犬」,曾經當過克林頓的幕僚,半年前被發現和一個妓女有染,他告訴總統,自己打算發表聲明,攻擊莫妮卡的故事只是一個「十幾歲小姑娘的狂熱幻想」,要她「向全國人鄭重道歉」,他還打算召開一個新聞發佈會,戳穿她「虛偽的」謊言。 
  在解開莫裡斯的皮帶,放他出去咬人前,克林頓警告說要小心點,畢竟還有一線希望,莫妮卡沒有和斯塔爾合作,他不想太過疏遠她。這個事件有著啟示意義:那個因為他的弱點和尊嚴而被莫妮卡愛上的男人只屬於過去,現在這是一個總統,如律師和政客般為了生存而搏命。 
  這場戰爭中,第一批犧牲品是真相和莫妮卡。現在已經是一家電視台的talking head的莫裡斯表示,醜聞爆發後,白宮馬上採取了「欺騙、否認、拖延」的策略。為了妻子,克林頓否認他和別人有染的指控,他的幕僚和民主黨領導們,制定了白宮反擊的基調。   
  (6)   
  開始階段,克林頓告訴一個高級顧問西德尼·布魯曼薩爾——後來他向參議院作證,莫妮卡是一個曾經想勾引他做愛的獵物高手,這話很快變成報紙語言,說莫妮卡是一個騷貨,癡迷於總統,情難自控。雖然只是邁出一小步,可是「獵物高手」這個詞從那時開始進入人們的頭腦。 
  1月26日,各大主流媒體披露醜聞後5天,第一階段戰役在白宮羅斯福房達到了高潮。克 
  林頓站在鏡頭和美國人民面前,戳著手指說:「我從來沒有和那個女人——萊溫斯基小姐發生過性關係。我從來沒有叫任何人撒謊,一次也沒有……從不。這些指控都是假的,現在我要回去繼續為美國人民服務了。」然後一個空鏡頭出現,遮住了他的去影。 
  幾乎所有瞭解真相的人都憤怒地看著他對著全國人撒謊,莫妮卡的情緒則比較複雜:「我很高興,他否認了這個說法。所有人都說,如果這是真的,他就該辭職,我不希望他下台。不過他那句『那個女人』傷透了我的心,那種遙遠和冷漠的語氣告訴我,他有多麼生氣。」 
  「同時,如果總統那時能站出來,承認那段不恰當的關係,就會從我身上帶走許多壓力和注意力,不過他沒那麼做,結果就很自然了。」 
  其他人就沒那麼寬容了。內莎·迪曼和凱瑟琳·奧爾黛一看到總統的表演,馬上衝電視機大聲咒罵起來。伯尼憤怒,但更傷心:「當我聽到他喊她『那個女人』,真是傷心。他否認事情的時候,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謊——不是因為我知道真相,而是他的眼睛裡明顯有那種騙子的神采,他在演戲,演得很噁心。」 
  總統對全國發言後,第一夫人開始攻擊了。1月27日,大陪審團在一起聽取萊溫斯基事件的證據的那天,希拉裡在清晨的電視節目《今日》中,斥責斯塔爾是一個「政治動機過濃的檢察官」,這是一場「惡毒無恥的傢伙搞出來的右翼大陰謀」。這點,在戰爭最前線的莫妮卡也深表贊同。 
  白宮踐踏她名譽的時候,斯塔爾方面則在不斷給莫妮卡、總統和維農·喬丹施壓,他們向媒體披露一系列的問題,不是為了增加談判的籌碼,而是要讓莫妮卡的律師團在強大無情的壓力下屈服。 
  同時,盧西安·戈德伯格則把特裡普歪曲版本的莫妮卡事件告訴媒體,還把特裡普包裝成一個「真相揭露者」。後者也在1月29日通過律師發表聲明,特別強調自己「選擇了一條真理之路」。她做出一副奧林匹斯神的同情姿態,去談論莫妮卡的處境:「她漂亮,善良,有同情心,只是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還加了一句惡毒的評論:「莫妮卡有她自己的道德標準。」 
  真相和虛構被編織在一起,把莫妮卡盡量往地獄裡整。比如,特裡普就把「談話重點」的作者權歸到其他人名下,特別是總統,因為她說自己覺得莫妮卡沒能力寫出這麼深奧細緻的東西。傑克·塔普,事件發生前一天和莫妮卡見過面的一個華盛頓記者,就評論說:「這場悲劇中,她不幸地被每個選手——克林頓、斯塔爾、特裡普和媒體,都當作過河之卒任意驅使,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她太輕信別人了。」 
  白宮現在配合著總統的否認,還故意放出風聲,說莫妮卡是一個愚蠢的幻想症患者。真是巧合,莫妮卡生命過去的二重奏也加入到這個合唱隊伍中。1998年1月27日,就在總統發表聲明的那個晚上,安迪·布萊勒在波特蘭家門前的草坪上,一個緊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讓所有想為莫妮卡說話的人都黯然失聲。 
  現在已經離婚的安迪·布萊勒和凱特,先想把他們的故事賣給媒體,談判失敗後,他們決定把莫妮卡的故事告訴每個人,還表示他們打算向斯塔爾的人匯報他們瞭解的情況。莫妮卡、她的家人和朋友抱著恐懼的心態觀看著,布萊勒夫婦給出的版本和波特蘭、洛杉磯所有知道這事的人的理解都相差萬里,他們的故事最終給公眾腦海中留下這樣一個莫妮卡:性飢渴,專門向已婚男人下手的獵物高手,曾經混進了布萊勒的家庭。他們還表示,莫妮卡跟隨他們夫婦到了波特蘭,還威脅如果布萊勒不和她繼續保持關係,她就把他們的事告訴凱特。 
  她被形容成一個「有控制欲」的年輕女人,離開波特蘭遠走華盛頓是為了撈個總統「護膝」。他們說,莫妮卡是一個喜歡編造事實的女人,去白宮沒多久就吹噓和一個「高層人員」口交了,她沒有說出總統的名字,不過總是稱他為「蔓延者」。他們還說,她在華盛頓期間流產過一次,暗示孩子可能是總統的。還有,他們表示她在白宮期間,給他們寄過一份「相當重要」的秘密文件,充滿公民意識的布萊勒夫婦一直將它珍藏在保險箱裡。其實,就像後來被人破解的那樣,安迪先生的說法太搞笑了,所謂的「文件」來自白宮的禮品店,而所謂莫妮卡叫囂的「護膝」不過是白宮一個職員的外號而已。 
  他們講完休息的時候,他們的律師特裡·吉爾斯告訴那些驚訝的記者。「當故事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像許多美國人那樣以為,肯定是一個有權有勢的男人欺負一個21歲的女實習生。而且,因為是她所信任的朋友將談話錄音,事情才會曝光的,我還以為她不是有居心的。我相信她的故事肯定不可能是真的,不過有機會和布萊勒夫婦一聊後,我不再那麼肯定了。」   
  (7)   
  當莫妮卡聽說布萊勒夫婦要召開一個新聞發佈會,她還抱著一線希望,指望著就算布萊勒要說他們有過一段,他們至少該說真話。她真沒想到他們居然如此歪曲事實。「我氣壞了,怒不可遏,但又傷心欲絕,我是如此的無助。」在許多方面,她都覺得安迪·布萊勒的謊言比特裡普的背叛更讓人無法忍受。「我把我的靈魂、我的身體、我的心靈和我的處子都給了安迪。」她說:「而只給了特裡普信任。我和安迪的關係要遠比和特裡普的真實得多,因為我信任她的時候根本就不是那個正常的莫妮卡。」在布萊勒夫婦那段自私的偽造發言中, 
  甚至玷污了她與他的「關係」。依然深愛著總統的莫妮卡非常不安,擔心那夫妻歪曲的事實會給他留下糟糕的印象。「我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我剛自殺過,歇斯底里,痛哭流涕。我不敢出去,和母親一起陷在這小小的蝸居裡。」 
  她要對付布萊勒夫婦的謊言,以牙還牙。她想聯繫那些相信布萊勒曾經撒謊連天的女生的母親,請求她們站出來澄清事實。不過,她做不出來,無法看著兩個其他的年輕女人陷入和她一樣的媒體包圍圈中。對莫妮卡來說:「這充分體現了她巨大的道德力量——從不利用別人來拯救自己。」不過,這事也反映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缺乏自信,自輕自賤,老覺得自己配不上朋友的幫助,這種思想加劇了她的絕望和孤獨感。 
  其他朋友也和莫妮卡一樣害怕。前劉易斯和克拉克的學生勒諾·麗思也曾狠狠地咒罵電視裡的布萊勒,她聯合包括琳達·埃斯特加等其他朋友,寄了封信到ABC電視台闡明真相,毫不足奇,這信沒有被播出。埃斯特加這麼形容布萊勒的電視秀:「他們經常在電視上說謊。比如說,什麼她跟著他到波特蘭就是假的,他去波特蘭的時候,她已經在那裡呆了一年了。其實,他在她離開加州後還和一個更年輕的學生有過一段呢。」現在就住在波特蘭的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強調了這對夫妻背叛行為背後隱藏的道德墮落。「即使他們瞭解她,也把她當作獵物。整個國家都在進行一場摧毀她的狩獵大賽,他們只是推波助瀾而已。現在人們對待她的態度,好像她根本不是一個女人。」 
  另一個知道真相的朋友卡裡·亨德森說:「什麼莫妮卡威脅要告訴凱特,來強迫安迪和她保持關係,這都是假的。事實上,是他另一個情人搞過這樣的事。」 
  在這種環境下,一個陰謀可以剎那間迅速放大,莫妮卡的父親覺得是白宮在這事背後搞鬼。「很可能是白宮迫使布萊勒這時站出來搞事,這計策想把莫妮卡弄成一個蕩婦。布萊勒靠說這些虛假而且猥褻的話,利用她來進賬點金錢。」據說,布萊勒夫婦通過一系列電視專訪收入頗豐,甚至足夠他們房子的分期付款了。 
  他們不是惟一從莫妮卡的悲哀中撈錢的人。她的第一個男朋友亞當·戴夫有段時間正是電視花邊節目的常客,每次專訪他總要添油加醋一番,以讓她的故事更加聳人聽聞。其中一次,他甚至表示莫妮卡在床上做愛時喜歡用手銬助興,其實他們根本就沒做過愛。更令人驚訝的是,亞當的母親拉芮·戴夫還寫了封信給莫妮卡,吹噓說自己兒子靠著電視收入去巴西玩了一趟,好像這事讓她挺光榮似的。瑪西婭惡狠狠地評論說:「對我來說,這就是貝弗利山莊的價值的象徵。」 
  這種價值好像收費還挺高。萊溫斯基家以前的鄰居羅賓·瓦薩克說她接受媒體採訪得來的錢,足夠在第五大道的Saks店裡買雙皮鞋了。她對莫妮卡父母,特別是瑪西婭的評價很不客氣,還舉了一個例子,瑪西婭曾經只許她的孩子們在萊溫斯基家的樹上摘一個檸檬,雖然那樹果實纍纍。瓦薩克倒沒提她曾經將一個鄰居告上法庭,只是因為她在穿越鄰居家草坪時摔倒了的事。萊溫斯基家可不希望吃到一場官司,就因為瓦薩克的某個孩子在摘檸檬的時候受傷了。邁克爾·萊溫斯基這樣評價那些開始從自己家木頭房子裡爬出來的鄰居們:「亞當·戴夫希望他蹦出來的每個字都能換個美元,這真令人噁心。我們那時就不喜歡那些以前的鄰居了,他們只想著利用悲慘的莫妮卡撈上一票。」 
  有些媒體的報價很有誘惑力。小報《國家問訊報》曾經向內莎·迪曼開出10萬美元的價格,換取一張莫妮卡穿比基尼的照片,不過她拒絕了。其他人則沒有那麼有自制力,據說以前的一個學生用賣莫妮卡照片的錢辦了自己的婚禮。等到這倒霉的1998年1月走向尾聲,似乎沒人會站出來為莫妮卡和她一家說話,沒人澄清真相,沒人要求媒體去專注事實,而別再搞那些聳人聽聞的報道。 
  然而,正如早已談到的那樣,因為「法律危險」,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萊溫斯基事件正在連累著她們家的朋友。他們都被要求閉嘴。因為無論誰講了,他們都會成為斯塔爾的調查對象。在她的律師關於是上法庭還是要豁免權的戰鬥中,萊溫斯基以一份長達10頁的陳述詞,交換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在這份長達10頁的陳述中,她承認自己曾經和總統發生了「親密的激情關係」,其中包括口交,但沒有插入式性交。 
  在金斯堡的建議下——其實是堅持,莫妮卡和母親都不允許她們的好朋友為她們講話。無論誰講了,就會成為斯塔爾的調查對象,完全可能被傳訊,被迫吐出他們所掌握的事實,還要吃到法律的罰單。   
  (8)   
  要保護朋友就意味著莫妮卡和瑪西婭將處於痛苦的孤立狀態,不過他們願意付這個代價,要朋友為了他們自己而守口如瓶。「當好朋友打電話來,」瑪西婭說:「我們總是盡快結束通話,告訴他們同樣的話:不要打電話給我們,不要對別人說,自己保重。這樣會造成誤解,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就會說出去,大多是為了金錢。當你處於法律危險中,你就失去了自衛能力。」 
  雖然幾乎被無情的辱罵、惡意的猜度甚至徹底的編造完全吞噬,莫妮卡號的船長比爾·金斯堡起初駕駛得很有技巧,他在電視的亮相相當不錯,不過隨著時間飛速流逝,莫妮卡開始覺得他應該少在電視作秀,多研究研究案情了。 
  在毀滅莫妮卡和她家人的兇猛浪潮中,莊重的時刻屈指可數。其中一次特別令人感動。醜聞爆發前,76歲的彼得·斯特勞斯雖然沒有正式宣佈,但是已經在和瑪西婭談論結婚事宜了。她做著最壞打算,相信事情一旦公開,他就不會再和她和她家有什麼關係了。她肯定醜聞已經葬送了她的幸福,甚至沒有給彼得她公寓的電話號碼。 
  瑪西婭錯了。彼得沒通知她,但在報紙上宣佈了他們訂婚的消息。這個來自舊式學校的堂皇紳士評價說:「如果你愛一個人,而她有麻煩了,你不能走開,這不是君子所為。」巧合的是,還有一件事也令人高興,莫妮卡在彼得家看到一本書,裡面引到幾句沃爾特·惠特曼的詩賦予她渡過難關的精神動力。 
  所有這些——這一切無窮的痛苦與卑劣, 
  我坐而眺望, 
  看著,聽著,我默默無語。 
  1月底,莫妮卡第一次離開公寓的時候,必須保持沉默。第一次遭遇媒體,聽到的是瘋狂刺耳的雜音:快門無數次閃過,成群的汽車在發動,寒流滿面的記者叫囂著問題。在這麼超現實的環境中,金斯堡坐著豪華轎車過來了,把她接到納瑟尼爾·斯派茲的辦公室,在那兒她可以通過律師,回答OIC方面的許多問題。就在前一天,她還以為脫離魔掌了呢。法官蘇珊·韋伯·賴特,也就是瓊斯案聽證會的主審法官,裁定莫妮卡的問題不屬於瓊斯案範疇,因此拒絕接納所有關於她的證據。然而,莫妮卡高興不了多久,她律師解釋說,她不是一個案子的「材料」,並不意味著她也被排除在斯塔爾調查的核心地位外。 
  律師們走開,去和斯塔爾方面進行「問答」程序時,金斯堡要她保持微笑,不要被鏡頭嚇倒。「燈光閃成一片,所有人都圍向汽車。」莫妮卡回憶說:「真是瘋狂,開著摩托車的狗仔隊員們拚命拍照,然後人越來越少。我太緊張了,只有咬住嘴唇才能不叫出來。」 
  雖然她後來後悔了,可是當時還是接受了金斯堡的建議,對著鏡頭不住微笑,想讓斯塔爾看到自己不會為之屈服。不幸的是,這事起了反效果,反而給了媒體觀察家們嘲笑的口實,說她笑是因為在享受自己成了公眾人物。 
  斯塔爾的人可沒有微笑。那天他們向她的律師提出了許多關於家庭電腦裡的文件的問題,還懷疑說公寓牆壁上的照片已經被拿走了,是有意掩藏證據。他們似乎忘了她正準備搬到紐約去。而且,在他們搜查過程中,也沒有找到總統送她禮物中最珍貴的那本惠特曼的《草葉集》。 
  莫妮卡的律師團和斯塔爾方面越來越互相敵視和憎恨,後者早先表現出來的不信任現在成了雙方共同的態度。金斯堡和斯派茲覺得他們老是被OIC的人搞得團團轉,因為後者老是改變說好的條件。他們先給莫妮卡一個他們稱為「一日女皇」的計劃,要她說出全部事實,然後讓斯塔爾決定是否給她豁免權。後來又變成「一個月女皇」計劃,其他都一樣,只是加了一個條件——莫妮卡要接受測謊儀的檢查。一度,調查官們表示他們想讓莫妮卡和斯塔爾本人見一面,這樣他就能大概瞭解她一下。金斯堡和斯派茲同意了,可是他們又改變了主意。就這樣兜兜轉轉了好幾天——期間斯塔爾正式通知莫妮卡她成為了調查對象,這是起訴的前奏,金斯堡拿出了最後通牒:要麼給豁免權,要麼上法庭。 
  漫長的討論和左思右想過後,OIC方面雖然很不情願,還是答應了。2月底,兩名FBI探員出現在金斯堡下榻的都市俱樂部,因為擔心寫有豁免書的文件洩露出去,所以沒有直接遞交,而是他們念,金斯堡和斯派茲手寫。在法律上,這只是一份徵詢同意與否的建議書,包含四項主要內容,只有提要式的短短半頁。不過,莫妮卡覺得文件過於含糊不清,於是就寫了一份全面的替代性文件,其中講明她應該在宣誓情況下說哪些內容,以交換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在她後來出庭作證時,她覺得那更像一幅道路地圖,而不是一份完美的文件。 
  在長達10頁的陳述中,她承認自己曾經和總統發生了「親密的激情關係」,其中包括口交,但沒有插入式性交。然後,她詳細回顧了過去兩年的歷史,講述了她離開白宮的原因,重返白宮的努力以及後來去紐約找工作的經歷。在他們仔細檢查了幾份豁免合同草案後,最終雙方達成了口頭協議。2月2日,週一,斯塔爾辦公室派一名FBI探員帶來一封同意交易的信,莫妮卡、她的律師團和斯塔爾方面都簽署了名字。在讀完莫妮卡的陳述後,斯塔爾的調查官們表示這是可以接受的,只除了一個地方。他們聲稱,金斯堡曾經說總統告訴莫妮卡在瓊斯案的書面陳述文件中「否認、否認、否認」。調查官們自然希望能把這加到莫妮卡的陳述中,金斯堡和他的當事人馬上發生了激烈的口角,莫妮卡告訴律師,不管什麼情況下,她都不會承認總統說過這些話的。   
  (9)   
  正如莫妮卡自始至終說的那樣,在他們關係的初期,總統和她都同意一點,如果他們被問起此事,都會否認他們有這方面的關係。這變成了莫妮卡陳述的第二點。那是怎麼寫的:在萊溫斯基小姐和總統的關係中,總統曾經告訴萊溫斯基小姐如果被問及,要否認此事;他還說了些話,以便出事後,兩人都會說沒發生什麼,沒發生什麼。萊溫斯基小姐記得,這是在接到瓊斯案的傳票之前的時候說的。如此一來,她和總統否認彼此關係的協議只是籠統而言,早於莫妮卡的書面陳述。——不過,從此她開始對金斯堡很不滿。 
  她的情緒複雜,知道雖然這合同能保證她和家人能免予起訴,但是她也遠離了那個心愛的男人,那個向全世界否認他們有關係的男人。她還記得當時那藏著一絲苦澀的矛盾心理:「我感覺並不好,好像自己是希特勒的妓女,我想斯塔爾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他們要傷害我愛的人,我指的不只是總統和我母親,還有和我關係密切的庫裡、魅力非凡的喬丹。」 
  如果說法律的熱度正在消散,那麼情感的溫度也是如此。莫妮卡想見心理醫生已經整整兩周了,不過律師們擔心如果去見醫生,他們同斯塔爾談判的本錢就會降低。現在,莫妮卡終於允許去見那個她後來稱為「救我一命」的女人了,她和蘇珊醫生整整做了6個小時的心理咨詢。蘇珊不僅鼓勵她挺過醜聞造成的心理創傷,還給了她兩片抗抑鬱症的處方藥,幫助她渡過難關。 
  不過,最好的補品還是金斯堡。現在豁免權開始發揮作用了,律師終於允許莫妮卡和父親通話了。過去幾周,伯尼和芭芭拉聽從金斯堡的建議,沒有到華盛頓找莫妮卡,害得她以為他們過於生氣而拋棄了她。一通電話馬上平息了她的擔心,父親為很快可以看到女兒而興奮。那時,伯尼承認:「我們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因為金斯堡擔心如果和女兒說話,我就會被牽扯入內。」 
  2月初,莫妮卡登上去洛杉磯的班機時,相信過去一直籠罩她的要鋃鐺入獄的噩夢終於結束了。她大錯特錯了。     
  第十三章 斯塔爾王國   
  斯塔爾王國(1)   
  住在洛杉磯市郊布蘭特伍德的人們,對於這樣的景象早已見怪不怪了:排成長列等待著的警車車隊,漠無表情的攝影師,從租來的豪華轎車中不情不願跑出來的名人剎那間遭遇閃光燈無情地掃射。在1994年,布蘭特伍德也有過那麼一個被關注的時期,那是因為這是O·J·辛普森殺妻案案發現場,當這個「世紀大案」在市區的法院裡審理的時候,超過一年時間,媒體常常在這條安靜的街道上逡巡。現在,第二個這樣的大案出現了,媒體再度隨之而來。電視台工作人員和攝影師霸佔著伯尼·萊溫斯基鄰居家前門的草坪,等著莫妮卡回家 
  。 
  對於她來說,2月上旬從水門公寓離開的時刻簡直是一個「噩夢」。為了逃避那些注視,她和比爾·金斯堡一起坐飛機去洛杉磯,生平第一次坐頭等艙。攝影師和記者注視她的一舉一動,記下她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現實和新聞報道之間差異很少有這麼大。《紐約郵報》就體現了這點,這份以保守著稱的報紙用了這樣一個大標題「令人瘋狂的性感女妖回家了」。 
  一到洛杉磯,她和比爾·金斯堡就被早已等在那裡的警察護送著飛奔出機場,在一整隊機動部隊的護衛下,一路警燈和警笛開道,終於到了伯尼的家裡。甚至回家,也成了眾人拍照的機會,好像這是在刻意顯示莫妮卡也有一個家,也是一個人,也有著正常的情感,而不是一個從貝弗利山上專程下來引誘總統的小淫娃。 
  和往常一樣,金斯堡依然是這些儀式的主持人,將自己那些難得的想法強加給媒體馬戲團。不過,即使後來承認在這個場合中公共關係很有意義,父親和女兒當時並不想表演。伯尼說,「比爾在電話中告訴我們,當莫妮卡的車停下來,她會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問候。我們感覺像是電影演員,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當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車投入伯尼的懷抱的時候,她也同樣表示不喜歡這些。「這是很私人的,」她說,「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現給全世界看,我們都不喜歡這樣。不過,我後來客觀地去看,這樣父女團聚的場面,的確能贏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點搞砸了場面,他告訴記者說,莫妮卡回到父親身邊,就像切爾西在大學第一學期結束後回家去看克林頓那樣。這個評論讓莫妮卡極為「討厭」,她強調,「我知道對於總統來說切爾西是多麼珍貴,她的私人生活是多麼重要,我從來都不想以這種方式跟她聯繫在一起。」事實上,莫妮卡認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問題,再加上他喜歡上鏡,漸漸地,這個「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輕的委託人之間的關係有了裂痕。 
  然而那時,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擁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著醜聞爆發後三個人在一起的最初時光。對於莫妮卡來說,「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遠處的燈塔一樣。我們哭作一堆。見到他讓我感到踏實,我需要他。」一大群記者等在外面的時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邊吃著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優秀廚師),一邊試圖理清楚最近幾個星期發生的事。 
  他們沒有詳細談論這個法律事件,因為他們懷疑這棟房子被FBI監控了,如果他們講了什麼不恰當的話,伯尼可能會收到斯塔爾的傳票。「大家情緒都很激動,一起哭泣,互相給對方鼓勵。」伯尼回憶道,「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會面,因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們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惡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談談。」 
  莫妮卡在洛杉磯的大部分時間被關在房間裡,雖然每天她都能躲過別人的目光,爬上樓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享受陽光照在臉上的感覺。芭芭拉發現,「那麼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險性了。」一天晚上,他們一家就完全領教了媒體暴徒們的力量。那天他們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磯農莊」的餐館吃飯,等他們出來的時候,看到十幾架攝像機和照相機在外面等著他們。 
  當伯尼去開車的時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試圖走出這些機器的包圍,天真地以為人們會給她們讓出一條路。然而她們被焦躁的人群吞沒了,一個攝影師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讓她走。最後,伯尼一下子把幾年體能鍛煉積累的力氣都使了出來,推開車門,她們才能夠成功逃脫。「我可真是嚇壞了。」莫妮卡說。 
  這還不是他們最糟糕的經歷,第二天,他們的車沿著高速公路行駛的時候,被一輛滿載記者的車給撞了,芭芭拉身體猛向前傾,受傷了。這時,本地KNBC電視台的直升飛機在他們頭上盤旋拍攝,他們打電話報警,警察建議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呆在車裡,因為這次車禍是記者們的一個策略,迫使他們離開車,讓他們能夠拍照。值得讚揚的是,本地的媒體評論員都為同行的所作所為驚駭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爾士公主遭遇的更殘酷粗暴。《華盛頓月刊》編輯查理·彼得談到媒體的狂暴時說,「幾個月以來,他們就像得了神經病一樣,這是我這輩子看到的最過分的報道。」 
  肯尼斯·斯塔爾和媒體一樣,也在追逐著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線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磯之前,負責她案子的法律小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爾代理人進行一次會面,這是赦免協議的一部分。   
  斯塔爾王國(2)   
  不只是媒體馬戲團聞到了血腥味,斯塔爾現在磨刀霍霍準備動手。在莫妮卡出發去洛杉磯前,她和她的律師團同意了斯塔爾方面提出的,作為豁免協議的一部分,她要在那裡每天接受他們4小時的面談。 
  然而,文件上的墨跡還沒幹,斯塔爾就變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為莫妮卡拒絕指控總統要求或協助掩飾,斯塔爾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時,他還要求和他的主要證 
  人面談。「沒有什麼比和證人面對面對瞭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對記者們說,「問一些細節,把答案跟證據對比,如果需要,還會測謊。」 
  金斯堡又在四處奔走,他遞交申請,要求執行豁免的書面協議。他知道斯塔爾的這個決定意味著策略的改變:他現在試圖獨立尋找特裡普錄音帶上記錄的故事的證據,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宮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審團面前。這不僅能證實他關鍵證人的可信性——現在依然可疑——也能讓莫妮卡在將來的赦免協議中喪失一部分談判資本。 
  斯塔爾的這個「擠壓策略」,讓莫妮卡滑到了絕望的邊緣。她拒絕忍受他緩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對於斯塔爾來說,這個決定不僅是一個法律事務,也帶著私人情緒。就像評論員彼得·馬斯指出的那樣,「斯塔爾的辦公室裡的空氣明顯帶著一種清教徒式的挫敗感和怒氣,自從萊溫斯基拒絕攜帶竊聽器,他們就決定一定要她為她的固執付出代價。」 
  當莫妮卡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誠和她的原則受到懲罰的時候,背叛她的特裡普卻受到了斯塔爾方面的寵愛,他們給了她一間安全的房子,還答應讓她保留那份8萬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爾手下的一個調查員鮑伯·比特曼告訴莫妮卡,當他們去特裡普家裡的時候,她如何給他們做美味的點心,如何端上滿盤的糖果。如果他講這些是存心想傷害莫妮卡,那麼他成功了。 
  斯塔爾目光銳利地盯著莫妮卡生活中每一個微笑的地方。他不滿足於用一紙搜查令讓莫妮卡交出電腦和磁盤以作調查之用,甚至要求擴大調查她的弟弟以及父親。她的母親已經徹底輸掉了避免出庭作證的戰爭,她覺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條語言的雷區。她竭盡全力不傷害女兒,但是知道自己必須說實話。 
  斯塔爾開始動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兩個FBI探員事先沒有通知就去了邁克爾就讀的大學。醜聞曝光的幾天前,莫妮卡通過聯邦快遞給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這些探員認為這個清白的包裹裡面可能會有總統送給莫妮卡的禮物,她想把它交給兄弟保存以測安全。他們知道金斯堡是這個家庭的律師,他們還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學,在邁克爾的寢室裡對當時才20歲的他展開詢問。他們問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動,其實是想探聽他什麼時候和她一起在華盛頓。當他們離開以後,邁克爾打電話給金斯堡,告訴他自己被迫接待了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律師非常生氣,他告訴邁克爾,沒有他的授權,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問題。「我感到很害怕,」邁克爾說,「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當FBI探員站在你家的門口,向你出示他們的警章的時候,你的本能反應就是如實回答他們的所有問題。」 
  斯塔爾目光銳利地盯著莫妮卡生活中每一個微笑的地方。他不滿足於用一紙搜查令讓莫妮卡交出電腦和磁盤以作調查之用,還要求華盛頓的Kramerbooks & afterwords書店提供1995年以來莫妮卡在這裡所有的買書收據。「這是一種人權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國,除了莫妮卡·萊溫斯基,其他人都擁有人權。我覺得我就像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一樣。」為了進一步顯示他們的力量,在斯塔爾辦公室的授意下,FBI開始給伯尼·萊溫斯基醫生施加壓力。金斯堡告訴伯尼,可能斯塔爾辦公室或FBI會調查他的納稅申報單,這個行動經常被用來調查洗黑錢。當他們發現這些辦法沒有奏效的時候,他們又把目標轉向他醫療方面的稅務檔案,他們說他們想詳細查看他醫療保險的賬單。伯尼相信,「所有這些針對我們家庭的折磨和威脅,都是為了強迫莫妮卡給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那個時候,莫妮卡沒有被赦免的機會,無法逃脫監獄的威脅。金斯堡讓我們做好準備,隨時應付任何不測。」 
  對於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經夠壞的了,然而對於瑪西婭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種樣子。事實上,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將面臨犯罪指控,是她們在麗池卡特被折磨的幾天後。莫妮卡的律師金斯堡告訴她,斯塔爾的調查官決定「讓媽媽過了。」意思是他們決定不指控她犯罪。「他們一定是在開玩笑吧,」瑪西婭說,「我根本不知道磁帶上錄了些什麼,事實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們存在。」在莫妮卡身邊的那些人中,瑪西婭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當她離開麗池卡特的1012號房間,她就收到了一張傳票。瑪西婭意識到斯塔爾想利用她來對付自己的女兒。「他們發現了她惟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我。」瑪西婭說,「要讓一個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有什麼比威脅他所愛的人更有效的辦法呢?」 
  2月10日,在布蘭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親舒適的寓所裡看電視,突然她驚恐地看到母親出現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證。莫妮卡太震驚了,在她出發去洛杉磯前,瑪西婭的律師比利·馬丁還向她保證瑪西婭的出庭會被推遲。第一天,瑪西婭看上去還能比較自如地應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亂又悲傷。事實上,她站在證人席上幾乎要垮掉了,一個護士和一張輪椅已經為她準備好了。幸好最後她還是硬撐著自己走了出去。   
  斯塔爾王國(3)   
  莫妮卡既後悔又悲痛,她決定立刻飛去華盛頓安慰她的媽媽。臨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長談。那裡是這個屋子裡惟一不會被外面的人偷聽的地方。伯尼熱淚盈眶,動情地告訴莫妮卡自己是多麼的為她感到驕傲,同時鼓勵她要變得更強壯,以便安然度過橫亙在前路上的那些審訊和磨難。莫妮卡的眼淚順著她的臉頰留了下來,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羅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這場醜聞還能讓人得到什麼的話,那就是讓父親和女兒再度親密地在一起,過去幾年中,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隱藏著一些誤解和矛盾。莫妮卡認識到,「我爸爸那麼支持我,這真是太好了。」同樣,他們也知道,要完全修復他們的關係,還要作很多努力。 
  對於瑪西婭·劉易斯來說,有些事情再也不會回到從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審團四號房間作證的經歷,是她記憶中的一個傷痕。她知道自己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把女兒送進監獄。當她談到這段經歷的時候,好像來到了靈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難地講到在大陪審團面前的證言,費力地吞嚥著空氣,好像潛入了深海中一個不可測的洞穴。 
  瑪西婭已經徹底輸掉了避免出庭作證的戰爭,她覺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條語言的雷區。她竭盡全力不傷害女兒,但是知道自己必須說實話。舉個例子,如果檢察官問她那條沾染了精液的藍色裙子在哪裡,她只能——同時她也知道,遠在洛杉磯的莫妮卡會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麗池卡特賓館的1012號房間裡激發莫妮卡鬥志一樣,她現在也想讓莫妮卡明白,在聯邦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對付過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達法院之前,她已經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讀到一條惡意的評論,裡面說她在某方面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貝弗利山莊「攀巖者」,積極鼓勵女兒和總統發生關係。其實,她花了兩年痛苦的時光,來勸說莫妮卡結束這段關係。 
  第二天的反覆詰問中,她被問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暱稱「巴巴」,這個綽號曾經被莫妮卡用來稱呼希拉裡·克林頓。聽到這裡,瑪西婭崩潰了。她解釋自己的反應說,「這些人攻擊了我整個家族,對我來說,家人是這個世界上我最重要的東西。他們跟蹤我的姐姐、我的兒女和我。現在檢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經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帶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這個邪惡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這太過分了。我想,他們不可能用一紙傳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來,那麼他們還能幹什麼?去把她從墳墓裡挖出來?我害怕如果我從法庭上一走了之,他們會逮捕我,所以我垂下頭開始大哭起來。你必須在23個陌生的陪審團成員面前講話,講那些有關你和你家庭的最隱私的事情。你家裡再也沒有什麼事情不能拿出來攤在這些陌生人面前了。」 
  聽訟會被迫中斷,瑪西婭拒絕斯塔爾手下的檢察官碰她,她認為是他們造成了她家庭的種種麻煩。只有當她的律師比爾·馬丁走進法院的時候,她才有一點反應。他輕輕地把她攙到洗手間,在那裡,她歇斯底里發作了一通,最後虛脫倒在了地板上。 
  恢復平靜之後,她離開了法院。比爾·馬丁對聚集在外的媒體說,「沒有一個母親會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兒。」後來,瑪西婭去巴爾的摩看了一個精神病專家,尼爾·布朗伯格。就算僅僅是為了感謝比爾·馬丁的關心,瑪西婭也要努力讓自己盡快從這次創傷中恢復過來,比爾不只把她當作自己的委託人,而是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他成功說服權威人士允許她寫一份書面陳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對大陪審團。 
  當莫妮卡回到華盛頓,見到她母親的時候,她就像見到了一個陌生人。瑪西婭講述著發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強姦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著,而她的女兒徒勞地安慰著她。「對她來說,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經歷。」莫妮卡說,「這是我的媽媽……我恨那些狗娘養的對她做的一切,我恨他們。」 
  瑪西婭·劉易斯在法院裡那蒼白、孤獨的身影給斯塔爾帶來了不少麻煩。他利用母親對付女兒的策略更是如此,還遭到了白宮的指責。比爾·金斯堡攻擊這次對瑪西婭的「折磨」時表示,「把一個母親扔到一座火車面前,這是給莫妮卡在內的其他人一個明顯的信號:我(斯塔爾)要來硬的了。」瑪格麗特·卡爾頓在一篇雜誌文章中指出,「現在,我們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們跟自己孩子們的交談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爾的美國,媽媽必須說,或者離開。」 
  看到前妻孤獨無助地從法院中走出來,伯尼·萊溫斯基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應該站出來為這個家庭說一些話。因此他告訴金斯堡他將和芭芭拉·沃爾特一起上ABC電視台,第一次接受電視採訪。律師最初猶豫了一下,但是還是答應了。(這件事後)當伯尼和瑪西婭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拉住他的手,說,「這一定是每個父母的噩夢」,他立刻覺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鐘的採訪中,對於瑪西婭遭受到的對待,他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氣,「利用母親去對付女兒,強迫她開口,讓我想到麥卡錫時代的審訊,如果再往前一點,還能想到希特勒時代。」   
  斯塔爾王國(4)   
  這次採訪播出後,莫妮卡打電話給父親表示祝賀。她住在位於水門公寓的黛布拉姨媽家中,當她正和父親通電話的時候,她注意到母親走到陽台上,一邊嗚咽哭泣,一邊對她做著手勢。瑪西婭的每個動作都充滿了絕望,莫妮卡被突如其來的恐懼抓住了,她覺得母親會縱身從樓上跳下去。她衝了出去抱住母親,試圖安撫她,但是瑪西婭劇烈哽咽著,推開她,說自己不想和她說話。然後就走進廚房,在地板上把自己綣成一團,號啕大哭。莫妮卡感到很無助,「我從來沒有見過媽媽像這個樣子,印象當中的媽媽是一個能把任何事安排得妥妥帖 
  帖的人,總是能給我們擁抱、親吻,告訴我們解決辦法。現在,她就在我面前轟然倒塌了。」 
  莫妮卡打電話給黛布拉姨媽和金斯堡,金斯堡叫她不要叫救護車,怕媒體會報道她和瑪西婭的事情。最後,瑪西婭平靜了下來,母女倆人做了一番貼心長談,談到那些讓她們煩惱的事情。瑪西婭說,困擾她的不光是在聯合大陪審團面前的那次折磨,還有後來的那些惡意的評論,他們竟然對人們暗示,說她在法院的崩潰是裝出來的。還有她和黛布拉都一直擔心她們的什麼言行可能會把莫妮卡送進監獄裡。事實上,瑪西婭和黛布拉認為她們得為莫妮卡的命運負上責任的可怕念頭,啃噬著她們醒著的每一分鐘。「認為她們的證詞可能給我帶來厄運的想法,像一片烏雲籠罩著我們的生活。」莫妮卡回憶道。 
  那天晚上,莫妮卡根本沒有睡著,她很擔心瑪西婭的精神狀況,怕她會去自殺。後來凌晨4點,莫妮卡終於睡著了一小會兒,但是不久就被隔壁她母親房間傳來的一個奇怪聲音吵醒,就像一個動物在受著折磨。「我走進她的房間,她在哭泣,說她不想進監獄,害怕不斷妄想著未來要發生的事情。最後,她終於讓我抱住她,自始至終她都在不停地哭。」第二天,曾經在法庭崩潰後看過瑪西婭的精神病專家尼爾·布朗伯格來她們的公寓看她,他堅持瑪西婭必須照著他開的處方進行治療。在正常的情況下,她這樣的狀況必須送到醫院裡治療,但是話說回來,在正常的情況下,她又怎麼可能遭受這樣的難以忍受的壓力呢。 
  在莫妮卡成為頭版新聞人物的這一個月中,萊溫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亂,她的父母都很嚴肅地考慮過自殺問題,而她的弟弟邁克爾把麻煩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無論我遇到什麼,我都把它扔進我身後的背包中。」他簡單地說。至於她的朋友們,凡是與她通過電話的人都接到了調查通知,甚至把他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盤招供了。 
  當斯塔爾的調查員脅迫她的弟弟,騷擾她的父親,把她母親逼到崩潰的境地,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觀。而她也不得不無助地看著OIC把她的朋友們傳喚到大陪審團面前。這對於她來說,真是可怕的時光。他們拿走總統送她的禮物,念她的私人郵件,聽她最毫無防備的隱私的對話,調查她的讀書目錄,搜查她的住處。現在,他們不滿足利用母女關係,還想考驗她和朋友們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親都會坐在電視機前,看著那些她們關心的好朋友——例如貝蒂·科林斯——被傳喚到法院,每次看到這樣的景象,她們都心中刺痛。她沒辦法知道誰接到了電話,也不知道他們會說些什麼,更不知道他們怎麼看待醜聞中的她。作為一個天然的悲觀主義者,她認為他們都會輕視她,因為她投入的這場戀愛,因為她差點讓總統下台,更因為她把他們牽連進了這團混亂中。 
  她母親這樣描述她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等著壞消息的場景,「莫妮卡把電視調到新聞頻道,然後坐下來盯著屏幕。一輛車門打開了,開始你看不清出來的是誰,當他們走近的時候,攝像機會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個金髮女人的臉,莫妮卡就開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無論是誰,她都會淚流滿面。他們成天跟蹤她已經很過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還要看著朋友們一個個被傳喚去受審。而他們的惟一罪行就是沒有拒絕聽她的傾訴。」 
  諷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對不起內莎、凱瑟琳、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時候,她們也同樣覺得被迫供出朋友的隱私是一件很骯髒的事情,同時也明白他們的證詞可能會把她送進監獄。在結束庭訓之後,有幾個朋友通過他們的律師向莫妮卡傳達了她們對她的愛和支持,這是這片悲哀的海洋中僅有的安慰了。 
  內莎是她知己中第一個告訴全世界,莫妮卡拿總統的一根雪茄幹了什麼。內莎記得,「我出庭作證的某個時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識到自己在對著一屋子的陌生人講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為她和總統發生了性關係就想定她的罪。」 
  內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實說出他們和莫妮卡私下交談的內容,顧不得那些是不是對她有害。對於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來說,情況更為複雜,因為她那時住在東京。她不僅接到了一張傳票,連她在五角大樓工作時用來和莫妮卡互發郵件的那台電腦都被要求檢查。3月中旬,當FBI探員正在努力搜尋她電腦硬盤中的內容時,凱瑟琳也從東京飛到了華盛頓。17日,她必須在大陪審團面前提供證詞。她發現這個經歷是一次讓人難堪的羞辱。「簡直糟透了。我不是一個假正經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關係這個問題上,他們也問得太詳細了。我覺得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冒犯了她。我覺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談論另一個女人是不對的,令人厭惡的。」   
  斯塔爾王國(5)   
  「更壞的是,我感覺他們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順服,證明她在書面陳述中撒了謊。那太可怕了。他們想起訴她,讓她告總統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這兒幫這些人扳倒美國總統。』」 
  就好像冒犯別人是一件很紳士的事一樣,OIC探員打印出了她電腦裡所有的郵件,不管對於這個案子是否合適。然而這些對斯塔爾的調查沒有絲毫幫助,因為之前她已經刪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運,凱瑟琳聰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維農·喬丹和找工作的信件。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瓊斯案把莫妮卡牽涉進來之前,喬丹律師就已經在幫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諒的是,斯塔爾手下的調查員無視凱瑟琳和她律師的抗議,把她的一些有關家人的私人信件公開了,其中有些寫到她對丈夫克裡斯的感覺。後者在特別調查官的國會報告中也有提到。 
  這件事情對凱瑟琳是毀壞性的打擊,「我一生當中從未如此憤怒。」她說,「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開和朗讀,簡直令人髮指。我發現很難處理這個問題,我恨政府,恨他們在這個案子中對人們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說服自己參加投票。因為我父親是英國人,所以我正鄭重考慮是否要放棄美國國籍。」克裡斯是一家企業的主管,他也強烈感覺到他們的隱私被「無恥地」侵犯了。「我們在這場鬧劇裡純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我們的公民權利被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踐踏了。」 
  有趣的是,通過莫妮卡、凱瑟琳和其他人的經歷,全世界使用電腦的人都從斯塔爾調查中學會了,「老大哥」在監視著一切。現在,許多公司教導員工寫機密郵件時要當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後看你寫的東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爾王國」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國夢的黑暗一面,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們都是有著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產階級白人。他們都開始瞭解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政府、司法部和媒體有著無節制的權力。舉個例子,瑪西婭·劉易斯通過她的朋友比爾·馬丁——她堅定的非裔美國律師——瞭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們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每天都要面對種族主義的鎮壓,尤其是針對黑人的。「當我和比爾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時候,有人上來擁抱我,對我說『你是我們中的一員。』」她清楚記得那些人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富裕的美國人,而是這個社會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實上,從1月21日,事件爆發以後,莫妮卡就是一個主要犧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由丹·拉瑟統治的靜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點左右起床,拿半個百吉餅、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當早餐。看CNN的新聞或者在父親的電腦上上網,生怕錯過了有關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體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飯前,她會一邊踩著鍛煉的單車,一邊把電視調到法制節目《真相重擔》,這個節目在這段時間一直關注著斯塔爾調查的進展。「我沒有耐心看報紙,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時候,我想著這個案子,覺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個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換著電視台,看著一些類似於《拉裡·金現場》、《Geraldo》等節目,那些節目持續報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種多餘的受虐心態,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想懲戒自己,因為她不得不無助地看著自己的生活被一點點撕碎。 
  每天這樣尋找著有關的信息,她常常能聽到電視專家詆毀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傷心、可悲的失敗者,喜歡出風頭,弄出了一段跟總統的不光彩關係。」當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組在做什麼事情,不去看電視,她可能不會那麼痛苦和煩惱,但是,這不是她的處世方式。從三月中旬開始,她會去市區內特·司貝斯的辦公室,幫忙整理和調查有關案情的資料,就像一個治療專家在對付一個重病那樣。 
  如果說覺得自己還有用,對於莫妮卡來說是一種安慰,那麼更大的安慰來自那些如雪片般飛來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裡面寫滿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給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別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這是一個女演員寫來的,她叫雪莉·丹蘇克,住在紐約。她也被獨立律師的工作組找過,也很擔心,不知道該做什麼。她說她不是和總統談戀愛,而是和其他名人有過違法的關係。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師比爾·金斯堡是不是也願意幫助她。一開始,莫妮卡和她媽媽都認為,這個女演員是想通過僱傭目前美國最炙手可熱的律師——金斯堡——來出名。 
  然而幾周後,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蘇克女士寄來的一封信,裡面附了一張斯塔爾發出的傳票的複印件。莫妮卡為自己的誤會感到對不起她,不顧母親的反對,她把這封信轉交給了她的律師納瑟尼爾·斯派茲,後者把它交給了一個在華盛頓的律師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暫時告一段落。 
  就像一個復仇女神一樣,特裡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醜聞爆發後,特裡普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穿著莫妮卡送給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的時候,她帶著一個莫妮卡送給她的盜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佈接受電視訪問不久,特裡普還接觸了這個節目的製作人,試圖獲得她自己的出鏡機會。   
  斯塔爾王國(6)   
  幾乎同時,莫妮卡遭遇了兩個劇烈打擊,這讓她的精神徹底掉到了谷底。第一個是她看到貝亞尼·內爾維斯,克林頓總統身邊的幹事第二次被傳喚到大陪審團面前。她震驚地看到他繫著她第一次送給總統的領帶。她立刻想到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總統要求「內爾」繫上自己的領帶,為了給莫妮卡一個信號,讓她不要放棄對自己的支持;另一個是總統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禮物隨便給別人。而她悲觀地相信後者更為可能。 
  第二個打擊發生在幾天之後,用心更為險惡。她的髮型師伊什米爾·戴米爾打她電話,告訴她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裡把頭髮剪短時,尾隨的記者和攝影師,透過髮型沙龍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髮型師,這件事讓伊什米爾突然名聲大噪。琳達·特裡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龍簽訂做髮型的協議。所以他必須跟她接觸,不然她就能投訴他破壞協議。莫妮卡的律師聽說了特裡普也去了,他建議莫妮卡不能再用這個她很中意的髮型師了,以免把他牽涉到這個案子中來。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細小瑣碎,但是對於莫妮卡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覺得伊什米爾是那個快樂的過去的一部分,但是現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樣原本屬於她的東西,現在都屬於別人了,屬於那些新聞記者,屬於那些審判員。 
  這已經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個復仇女神一樣,特裡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醜聞爆發後,特裡普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穿著莫妮卡送給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的時候,她帶著一個盜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著國防部去韓國出差的時候,給她帶回來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佈她將接受電視訪問不久,特裡普還接觸了這個節目的製作人,試圖獲得她自己的出鏡機會。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還在為那些事情煩惱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團一起去華盛頓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飯,基思·沃特斯和他們一同去,他當時在幫雪莉·丹蘇克打官司。當他們大快朵頤的時候,納瑟尼爾·斯派茲神秘地俯身告訴莫妮卡,丹蘇克是「Jane Doe Number 7」,葆拉·瓊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個女孩。 
  這個消息對於莫妮卡來說,簡直就是噩夢成真。這意味著總統在和她交往的同時還和別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衝進洗手間,不可抑制地嗚咽了起來。「如果有一個Jane Doe Number 7,」她說,「那麼就是說他對我講過的每句話都是廢話,對他來說,我什麼都不是,這整整兩年的關係只是一場鬧劇。在經歷了那麼多痛苦憂慮,冒了那麼多險以後,我還要被這些念頭折磨。我想也許他更在乎她,更喜歡她,他們上過床,他甚至可能會說愛她。」 
  淚流滿面的她回到餐廳,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師們還沒吃完,不願意走。金斯堡還粗暴地叫這個哭泣的女孩不要丟人現眼。她傷心地坐在那裡,決心結束這一切:她覺得自己已經徹底走到了路的盡頭。「我決定回家自殺,我受夠了。」 
  當她回到公寓,她猶豫著是服藥還是割腕。她思考著這兩個選擇,打電話給她的醫生蘇珊。「我當時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從來沒有和死亡那麼接近過,我不知道怎麼再走下去,她讓我平靜了下來。在那一刻,我已經站在懸崖邊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來。」 
  「對美國總統那份沒有回報的愛情,把我逼到了自殺的邊緣。我覺得我的生活結束了,我感覺不到自己還剩下什麼。生存的意義是什麼呢?什麼都沒有。」 
  和蘇珊醫生通完電話,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對生活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她現在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她都能走過去。可能她仍然會被什麼事情打到,但是她永遠不會被壓垮,這是她人生的轉折點。此外,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個好結局,後來她知道雪莉·丹蘇克被錯誤傳喚了,根本就沒有一個所謂的「Jane Doe Number 7」。莫妮卡差點因為這個錯誤而喪命。 
  然而,有一次,她沒機會思考。兩個月之後,這個「水門囚犯」被允許見第一個訪客,她最好的朋友、剛剛出庭作證的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師讓她倆見見面。律師們對見面引起的法律後果很是擔心,不過最後他們還是讓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嚴格遵照他們的要求,不能談論任何有關這個案子的問題。莫妮卡在非常焦慮的期待下,度過凱瑟琳來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經過5月17日在大陪審團前的那場折磨後,她的朋友是不是還想見她。她完全不必擔心。 
  擔心房間裡裝有竊聽器,她們就在水門公寓的會議室見面。這次重逢充滿感情,兩個女孩都不確定對方會如何。凱瑟琳擔心莫妮卡會認為自己背叛了她,因為她被迫當了證人。而莫妮卡的焦慮是因為她想不起來自己以前在和特裡普的閒聊中,有沒有對好朋友發什麼謬論。如果有的話,當然也會被特裡普錄下來,成為斯塔爾的證據。 
  凱瑟琳還能生動地回憶起那次見面的情景,「第一眼見到對方,我們就知道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們哭著互相擁抱,談到了我們的感情,我們和媒體打交道的體驗,等等。我們都對為什麼媒體抓著她不放而表示詫異,我們嘲笑了這一切有多麼荒謬。」   
  斯塔爾王國(7)   
  對莫妮卡來說:「那天看見凱瑟琳,令我精神為之振奮。我那時知道,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我的朋友,還有一點真正的我,還有一個依然深愛著那個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說蘇珊醫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麼凱瑟琳就拯救了我的靈魂。從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來。」 
  當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來,發現自己的臉很痛。她意識到她看到朋友的時候,笑得太 
  多了,兩腮的肌肉就疼起來了。這是兩個月以來,她真正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帶來眼淚,也帶來更多的微笑。眼淚是因為偶然想起,她無法去紐約參加母親和彼得·斯特勞斯的婚禮。她清楚,如果她這麼做,就會把一個典禮弄成媒體「水虎魚池」的餵食時間,也會毀了瑪西婭和彼得的特殊日子。 
  為了從她那華盛頓監獄逃離片刻,莫妮卡再次造訪了在洛杉磯的伯尼和芭芭拉。除了在那裡能享受到一點正常的生活以外,她還能不斷修補和父親的隔閡。她說:「對我和父親來說,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我開始更理解父親和芭芭拉,他們也更懂得我了。第一次,他們站在前線,體會故事的每一分變化,每一個轉折,因此他們開始和我一樣緊張了。」 
  繼母和繼女開始幾乎形影不離。芭芭拉教莫妮卡編織,鼓勵她重新操起縫紉舊業。她開始為朋友做包,做桌布,在每件物品上都縫上紅白的棉布標籤,上面寫有「莫妮卡特別為你製作」。她說:「這很有治療效果,提醒我自從生活在華盛頓,就一直聽任我的絕技慢慢荒廢。」 
  芭芭拉的家庭,也就是勒內一家,對莫妮卡也非常好。事實上,他們甚至比伯尼家的一些人還要支持莫妮卡,後者有些有意和她保持距離,用挑剔的語調對莫妮卡寫信,這傷害了伯尼和他的女兒。伯尼甚至還要懷著無聲又無助的憤怒,聽當地正統派猶太教的長者討論是否該用宗教法把莫妮卡踢出他們宗教的大門。不過,伯尼妹妹漢娜一家對她非常支持。 
  她呆在洛杉磯期間,不僅精神得到了滋養,而且正好有名的體能教練卡西·杜克也在這城市呆了一個月,她用活潑的測驗幫助莫妮卡塑身。「快啊,女孩。」當她讓莫妮卡騎段自行車或者在沙灘定時長跑時,卡西會用她特有的紐約腔(把許多音都發成k)喊叫。「快啊,女孩,你要堅強點,你需要力量。」這些運動的成功效果,在她去接剛從威尼斯沙灘享受歸來的德國表妹娜塔麗的時候,得到充分展現。一個店裡的女人走近這個臉蛋上過一千次封面的女孩,告訴她:「你長得真像莫妮卡·萊溫斯基,就是瘦點。」 
  至少,這場戰爭,她有機會獲勝了。     
  第十四章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1)   
  他喜歡自己的演員身份。1998年3月,他被邀請參加為慶祝《時代》雜誌70週年而舉辦的晚宴——這場要求穿半正式禮服的晚宴群星閃耀,後來還被評為當年的名流晚宴。金斯堡欣然接受,還告訴莫妮卡,自己和同為榮譽嘉賓的克林頓都要作發言。他的當事人非常不安,不僅因為自己無論什麼情況都不可能再見到「英俊先生」,而且正是因為自己的悲慘境遇,金斯堡才能得到邀請。 
  第二天,她還是焦急地等待著,不知道他有沒有見到總統。金斯堡自吹自擂起來:「是啊,我見到他了,他說『我祝她一路好運,』還朝我眨了眨眼。」莫妮卡得意洋洋,那個她拚命也要保護的男人還掛念著她,為她送上祝福,這令她興奮。大概一個月以後,她才知道金斯堡只是和她開了個玩笑。 
  這事恰好刻畫出莫妮卡和她的明星律師之間緊張混亂的關係。他總是把自己看成是她的代父,從未意識到莫妮卡對總統的感情有多麼深厚,自己那些不當又華麗的評論又如何加重了她的內心痛楚和公眾羞辱。同時,喜歡在萊溫斯基家庭成員間橫插一槓子也是這個自稱為「伯父金斯堡先生」的另一大問題。就像肯尼斯·斯塔爾一直是這個家庭的敵人,幾周後金斯堡也被莫妮卡和她的家人看成一個敵人,無論是法律、情感還是經濟方面。彼得·斯特勞斯專門指出這律師的最大弱點:「回頭再想,他是一個糟糕的選擇。他熱愛表演,喜歡不計成本地到處活動,反而強化了莫妮卡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貝弗利山莊女孩的形象。」 
  莫妮卡看著她家庭在壓力下分崩離析的時候,她的律師正享受著聚光燈下的新生活。每天,一大堆記者都會圍在金斯堡華盛頓大本營、都市俱樂部的門口,等他滔滔不絕地談論今日話題。這造成大量複製活動,不過,聲光世界的新國王讓媒體中人也不滿起來。「電視早餐」節目主持人凱迪·克利奇就提到,金斯堡曾經吹噓自己有一天趕了五場電視脫口秀。 
  當莫妮卡抱怨的時候,他就聳聳肩,說:「如果你不給熊(媒體)餵食,它就會因為飢餓而過來吃掉你。如果你喂的東西太多了,它就會扔還給你。不過,如果你喂熊喂的正好,那麼它就會隨便你幹嗎。」不幸的是,是在重要的《華盛頓郵報》編輯會上做即興演講,還是在電視台錄音棚裡敏捷地邊想邊說,金斯堡都只是不停地給熊餵食,不管他的手被熊咀嚼了多少次。 
  他喜歡上鏡,每次和莫妮卡出去吃飯或到其他公共場合總能招來大批記者和攝影師,這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而且也讓媒體給她貼上了「毒癮犯」的標籤。比如說,1998年4月初,金斯堡要去費城的全美律師協會做主題發言,本來就是因為他飛速躥紅——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話,才拿到這個邀請的。金斯堡想讓莫妮卡走出華盛頓公寓的四面牆,就帶她一起去,他許諾說只要他們在酒店登記入住了,就會帶她去看美國自由的象徵——著名的自由塔。 
  她回憶說,當他們來到酒店,大批電視台人員、記者和攝影師圍在外頭,她本以為會和金斯堡低調外出,不過他的想法不同:一個CNN記者走上前來,問他幾時會去看自由鐘。莫妮卡一下子恨上了她的律師。「我難以置信地看著他,內心是如此憤恨,於是就離開了。」當律師和他的當事人站在盛放著有著著名裂縫的自由鐘的獨立廳,四處瀏覽時,大概十來個記者和攝影師還跟在後面,狂拍不已。 
  大量記者的存在就會吸引其他遊客的注意力,果然,圍觀的人太多了,以至於打斷了一個慶祝希臘獨立日的遊行隊伍,活動的組織者也非常惱怒。所有注意力的中心卻很苦惱:「這完全沒有必要,就是因為比爾愛上鏡,才搞出這麼多事情來。」 
  不過,金斯堡也不是每回都能得逞的。4月初,他想要參加白宮組織的年度記者晚宴——按照傳統,總統和第一夫人都是特邀嘉賓,莫妮卡和她全家都氣憤地表示反對。換作平時,莫妮卡會非常欣喜地參加這樣的活動,不過雖然也在邀請之列,但是她清楚在目前情況下,動動要去的念頭也是愚不可及的。她的父母支持她,父親還表示,如果金斯堡不理他們的抗議,堅持要去赴約的話,那麼他們將另請高明了。最終,他放棄了原先的想法,不過這是一場莫妮卡全家根本沒料到的戰爭。她回憶說:「太令人沮喪了。我的律師總是想當家作主。」 
  金斯堡拚命要在公眾面前出風頭,不過更讓人厭煩的是,他總喜歡潛入莫妮卡家庭氛圍中,不斷挑起他們之間的爭執。比如說,3月份接受《時代》雜誌的專訪時,他熱情地談到了伯尼·萊溫斯基,不過給了瑪西婭一個「咄咄逼人」的評論,這已經遠遠超出了他一個家庭律師的本分。 
  問題是,金斯堡沒有把自己的角色僅僅看成一個律師,他經常吹噓自己是莫妮卡獨一無二的代父,還說自己在莫妮卡6歲的時候就吻過她的大腿內側,「看看那些小痱子」。他還說自己造成了莫妮卡的重生,雖然他認識莫妮卡的時候,她已經20歲出頭了。考慮到這案子具有的性意味,這些話不僅很不恰當,而且容易引起人們的想像。更對莫妮卡不敬的是,他曾經還形容她是「一條24歲困在力比多之籠的狗」,這話也很快就印上了《時代》週刊。 
  私底下,他更是粗俗不堪,在洛杉磯家中招待莫妮卡和伯尼的晚宴中,?他評論說總統只喜歡各色的女人,這明顯是指萊溫斯基。他的妻子勞拉受不了這樣粗鄙的言談,?氣得走出了屋子。莫妮卡也覺得奇怪,金斯堡有這樣一個家庭幸福、有兩個十多歲孩子的男人,怎麼會那麼想瞭解對她和總統性關係的細節,表現出來的興趣遠遠超過了一般律師和當事人的關係。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2)   
  他自封的「代父」身份終於把她推上了絕路。4月的一天,在伯尼布蘭特福德的家中,父女正在聊天,金斯堡帶著芭芭拉·沃特斯過來拜訪,後者前幾周還專訪了伯尼。金斯堡一把摟住了正在說話的父女,說:「我們可不希望你們倆太親密了,是吧?」兩個男人聊天時,莫妮卡則向她解釋,自己長大的時候是個好孩子,從不惹麻煩,也不抽煙不吸毒,成績一直不錯,還不像其他孩子那樣去店裡偷東西。沃特斯不忘開個玩笑:「下回,偷一次。」 
  兩個女人在房間裡聊天的時候,伯尼和金斯堡在別處的談話則嚴肅得多,律師強調了以前在長途電話中就不斷提到的一個問題:「你知道,伯尼,她對你非常生氣,你知道她對你恨之入骨嗎?」如果他的話是真的,那也是干擾他人家庭,令人無法忍受;如果那是假的,那就叫人無法原諒了。 
  莫妮卡聽到他說的話時,驚呆了。「這時我的父親——他的心碎了,他的金錢在流失,然後聽到金斯堡說,他為之承受如此多苦 吹吶尤緩尥噶慫N野業母蓋祝桶虐爬? 
  在整個事件中幹得漂亮極了。當然,我和父親總有些麻煩和衝突,但誰沒有呢?那都是我自 
  己的問題。」她父親以慣有的謹慎語氣,補充說:「金斯堡用一種不恰當的方式捲入了家庭內部,他的話只能增加我們已有的痛苦和壓力。」 
  在最敏感的經濟問題上,金斯堡分而治之的策略終於公開化了。幾個月來,他一直聲稱莫妮卡堅持要坐著專人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到處走動,然後寄來一份份能體現這點的驚人賬單。「現在,你還要對莫妮卡耐心點。」他用低沉的嗓音告訴伯尼:「我會勸她斷了這個念頭的。」其實,莫妮卡難得從水門公寓出來走遠門,平時都坐的士,或者就步行。有一次,她看到父親正在簽署一張給金斯堡的巨額支票,裡面有一筆賬是為了「莫妮卡的安全」僱傭豪華轎車,5000元,真相這才水落石出。 
  在和朋友的閒聊中,金斯堡再度越過了界限,他告訴他們莫妮卡曾經企圖自殺。她直到3月份才發現他這個輕率的行為:金斯堡的一個女性朋友過來安慰她說:「比爾告訴我,不久前的一個晚上你是多麼恐懼,我只想告訴你沒人值得你為他自殺。」她很好心,但無法讓莫妮卡提供對金斯堡判斷力的信任度。 
  雖然並不願意,但家庭其他成員也開始接受莫妮卡對金斯堡的態度了。 
  名利場上的莫妮卡·萊溫斯基正在受到媒體的受害。她開始與自己的明星律師產生分歧,並且希望這位律師能夠離開名利場,而專注於自己的法律問題。不久後,朱迪·史密斯加入進來,「萊溫斯基團」誕生了。莫妮卡和朱迪並肩作戰,尋求公眾支持,保證不讓斯塔爾可以控訴她。 
  1998年夏天發行的一期名牌月刊《名利場》,刊登了一組莫妮卡光彩照人的相片,特別是其中一張她躺在加州馬裡布海灘,拿著星條旗擺pose的照片,讓許多愛國者的罵聲蜂擁而至。 
  莫妮卡當模特,拍一組照片的主意是很偶然的機會提出來的。3月,她和金斯堡去參加CNN名嘴拉裡·金在華盛頓舉行的新書首髮式,這是她難得走出公寓的一個機會,幾乎沒怎麼猶豫就決定去了。她在派對上和不同的人聊,其中一個《名利場》的記者建議她可以拍一組個人照。這個主意自然很有吸引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到那時為止她出現在媒體上的照片都是狗仔隊在她沒準備的時候偷拍的。那時,生命中一切都不在掌握之中,即使是自己形象也是如此,現在是時候拿回一些指揮權了。 
  因此,四月,她飛到洛杉磯參加拍攝工作,攝影師是著名的赫布· 鎰取K匾淥擔骸耙蛭? 
  我一直擔心自己的體重,所以非常緊張。」除了為照片本身而擔憂,莫妮卡還同金斯堡商量了最終審批權和如何保密等問題,要他答應由他們來完全掌握最後刊登的內容。當她問起一些法律問題時,金斯堡用他一貫的方式,火冒三丈地回答說,如果她不喜歡他的安排,他們可以把整個活動取消。毫不奇怪,剛度過監獄般的幾個月的莫妮卡,正陶醉於泡在陽光和新鮮空氣裡的憧憬,沒有「聽從」他這個建議。 
  她參加的拍攝就像「靈魂的香檳。過去四個月,我一直被嘲笑,被批判……這事真讓我興奮。」她也喜歡和赫布·裡茲一起工作,在他面前,拿著各種不同的道具擺出造型,有些讓她有幾分伊麗莎白·泰勒的樣子。她有自己的化妝師、髮型師,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包括一個專門看管她拍照時戴上的價值60萬美元的珠寶。這時,她真是一個「一日女王」。 
  當她父親,也是一個癡迷的攝影愛好者,和芭芭拉一起到那裡的時候,為眼前超現實的景象而歡欣鼓舞:莫妮卡穿著一條藍色薄紗裙,牽著一條粉色的獅子狗a pink poodle。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金斯堡又來了一句粗鄙的評語,他告訴伯尼:「如果總統看到這,肯定會弄髒褲子的。」 
  莫妮卡依然對馬裡布的那天心存矛盾。她珍惜自己交到的朋友,還有那種體驗,讓她再次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女人。如果有先見之明,她不會拿美國國旗當道具,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過,她就後悔這一點,她沒有覺得,也從不會覺得自己不忠於國家,也看不出要為國家最珍貴的象徵而羞愧難當的理由。

其實,早在《名利場》風波前,瑪西婭就非常擔心金斯堡這樣誤導媒體,會給女兒帶來傷害。她太多時候看到,莫妮卡因為自己律師一句態度不好、不準確或誇大其詞的評論而落淚。莫妮卡已經有了一個「瘋狂想當名人」的形象,最不需要的就是金斯堡在這方面繼續努力了。
瑪西婭焦急地同自己的律師比利·馬丁、姐姐黛布拉討論了媒體關係問題,然後決定專


門聘請一個公共關係專家,而讓律師團專注於法庭問題。馬丁不僅是瑪西婭,而且是整個家庭的中流砥柱,推薦了一個長期合作夥伴朱迪·史密斯,一個資深的公共關係專家和律師,曾經為白宮和NBC電視網的公共關係部門工作過。他們和莫妮卡商量了一下,後者已經知道斯塔爾聘請了自己的公共關係顧問,心想這應該有所幫助。幸運的是,她馬上被朱迪打動了,她精明、時髦和專注,還有最重要的,打算為善良而戰。

接下來的麻煩就是說服金斯堡,讓他明白自己應集中精力在法庭上,而不是和cbs、cnn或其他電視網的記者狂歡作樂。因此,4月下旬,伯尼和芭芭拉在洛杉磯的家中,一個全面的家庭會議召開,律師也參加了。這會議喚醒了莫妮卡塵封多年的記憶,它有兩個第一?——近幾年她的父母第一次同時呆在同一間屋子,還有她的父親、芭芭拉第一次和母親、彼得·斯特勞斯見面。她回憶說:「所有人都相處得其樂融融。我感到他們對我深深的愛意,和父母一起坐下來吃飯,看他們融洽相處,真是太棒了。」

惟一煞風景的是比爾·金斯堡。當主持會議的莫妮卡拿出提案,把朱迪·史密斯召入團隊時,他故意在拍紙簿上亂塗亂抹,明顯表現出對這個建議沒什麼興趣。莫妮卡準備了三頁提綱,簡單勾勒了把媒體和法律問題分開處理的原因。她解釋道:「我們已經進入案件的轉折點。首先,斯塔爾說他要打持久戰,聘用了一個媒體顧問,我們團隊就成為惟一沒有專門擁有媒體經驗人才的一方。」

雖然她保證,自己不會親自去回復那些對她操守的攻擊,但是她覺得迫切需要一個人可以更有效地解決她的麻煩。「我的名聲很臭,只是一個90210谷的女孩,專門為男人服務的。這是無法接受的,因為這不是真正的我。」完全可以想見,儘管她的論證嚴密,金斯堡還是反對這個計劃,他強調說自己應該繼續完全掌握這個家庭案件,最後才不情不願地答應,放棄控制莫妮卡的公共形象。

不久後,朱迪·史密斯加入進來,「萊溫斯基團」誕生了。莫妮卡和朱迪並肩作戰,尋求公眾支持,保證不讓斯塔爾可以控訴她。5月17日,在洛杉磯海特公園酒店舉行的另一次家庭儀式中,這個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家庭成員們都在午飯後走了出去,只有愁眉苦臉的金斯堡面對媒體的採訪,一個記者描寫道:「相比笑逐顏開的家庭成員,律師一直繃著臉。」

不只這一件事讓莫妮卡歡欣鼓舞。兩天前,一家聯邦申訴法庭開始參與到她和斯塔爾關於她是否擁有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問題的長期爭執中。2月以來,當獨立調查官拒絕了豁免協議,莫妮卡的律師團就開始和他對戰,攻擊他的手段,質疑他的誠實。現在,金斯堡已經不滿足於要求豁免協議合法化,而要求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正式立案調查斯塔爾辦公室洩露案件檔案一事,還想讓勒諾對斯塔爾和他手下幾個調查員進行測謊檢查,以確定他們是否真向記者洩露了機密內容。

總統私人律師大衛·肯達爾也立刻給予配合。他早在2月初就遞交申訴,控告斯塔爾藐視法庭,要求對OIC展開調查;現在又提出正式訴狀,控告斯 孤督桓笈閔笸諾鬧省R?

個司法調查組開始行動,發現大陪審團得到的文件有24處可能被洩露,這違反了聯邦法律。法官下令展開調查。

當斯塔爾在法庭作戰,金斯堡則繼續進行他的錄音室官司,在無盡的脫口秀節目中不停地指責斯塔爾,一次甚至將特別調查官描繪成「一個混蛋……一個反憲法的惡魔」。無論是否恰當,他這些說法都變成了絕妙的標題,不過他也更像一個談話類電視節目主持人,而非莫妮卡的辯護人。

他的策略也讓諾瑪·霍洛維·約翰遜法官不舒服,後者是一個著名不喜歡浮華律師的華盛頓地區法官。在裁決是否莫妮卡和OIC之間簽有豁免協議這個麻煩問題時,她就說得很清楚,不希望自己的案子在媒體上審判,這直接就是在說金斯堡平日的行為。他的搭檔納瑟尼爾·斯派茲也催促他別再「喂熊」了,再這麼搞下去肯定會給他們的官司帶來麻煩,不過只要麥克風戳到他的方向,金斯堡就要發言。
在媒體上氣喘吁吁地折騰著,金斯堡這個華盛頓的圈外人面臨斯塔爾的沉重打擊。他或許就像一條煩惱又熱情的偵探狗,不停地咬著莫妮卡。等到5月底,一連串證人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而且國會投票通過為這個可能造成彈劾案的調查撥款130萬美元,看上去獨立檢察官又將所有好牌握在手裡了。

萊溫斯基炒掉了所謂的「伯父金斯堡先生」。這位所謂的律師對她而言「是一個被媒體關注度所誘惑的代言人,這吞噬了他的律師角色。對他來說,煽動媒體的火焰比照顧莫妮卡更重要。目標始終是豁免,因為很明顯就牽連在內的雙方而言,莫妮卡僅僅是一隻犧牲的小羊羔。他對斯塔爾的憤怒讓他不能再看到這個目標。最後的導火線是他給斯塔爾的公開信,它事實上宣佈莫妮卡與總統發生了身體關係。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位置。」接著,這起案件的另外兩位明星律師出現了。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4)   
  在這場法律紙牌遊戲中,萊溫斯基家在和高手對賭,很快他們就輸光了手中的籌碼。情急之下,伯尼籌建了一個辯護基金,還在「拉裡·金秀」和別的電視節目中亮相,來為不斷增加的法律支出籌集資金。他從好心人那裡籌得35000美元,不過金斯堡不高興了,保證自己還要不久後就上同樣的電視節目,來證明自己依然是媒體明星。正如伯尼所說:「我去上電視的時候,他覺得是在剝奪他的權利。他不想讓(莫妮卡的)父親也扮演一個角色。」 
  一縷陽光終於暫時照亮到這起黯淡官司的天空。4月1日,蘇珊·韋伯·賴特法官駁回了瓊絲對克林頓的訴訟,宣佈「他的行為不構成性侵犯」。之後,根據民意測驗,全國大概每三人中有兩個都希望斯塔爾也能停止他的調查。不過,他無意退讓,還表示蘇珊法官的裁決「不會影響我們的案子」。對莫妮卡來說,她為總統感到高興,不過這種喜悅沾染了悲傷,因為她無法和他分享快樂。「在我內心深處,思念著他。我感覺孤獨,想去看看聽到這個好消息時,他臉上的表情。」 
  實際上,現在不用再為總統擔心了,但她還是有著太多的煩惱:是她,而不是他,面臨著牢獄之災。在給莫妮卡律師團的一次警告說得很清楚,如果約翰遜法官站在他們這邊,也就是裁決2月那份豁免協議和OIC無關,那麼斯塔爾方面的強硬派就會積極起訴她作偽證。那樣,如果以後要再和斯塔爾簽署一份豁免協議,莫妮卡就要有更進一步的陳述——承諾她會在宣誓情況下出庭指證克林頓和她發生過性關係,後來又企圖掩蓋。 
  她的兩個律師都對那天勝訴充滿信心。他們錯了。4月底,約翰遜法官駁回金斯堡認為那份豁免協議具有合法有效性的申訴。金斯堡現在又改變了調子,說他已經預料到會在地區法官那裡輸掉,不過對最後上訴還是很有信心。而且,如果那也輸了,他期待審訊期,盤問證人席上的琳達·特裡普。公平地說,比起他那些缺點來說,金斯堡是一個出色的庭審高手。 
  他也不容易灰心失望。每一次新的失敗和挫折,他總能一句話愉快地化解掉,現在萊溫斯基一家都無情地嘲笑這句不朽的名言:「我們就在我們想要的地方。」僅僅兩周過後,哥倫比亞地區的上訴法庭拒絕進入此案,莫妮卡發現她自己正好呆在她不想要的地方——面臨著起訴,可能因為作偽證和其他罪名而鋃鐺入獄。一個媒體小人評論說:「現在是時候了,莫妮卡該決定她是否希望看到自己穿著橙色的監獄連身服的樣子。」 
  對莫妮卡和她的家人來說,這遠遠不是一個笑話。她以前要在監獄裡呆上整整27年的擔憂已經漸漸消散了,不過她還是經常在夜半醒來,充滿恐懼,擔心自己像蘇珊·麥克道加爾一樣鐐銬加身。她的父親和她一樣焦慮,老是做著同樣的夢,夢見自己幫被囚禁起來的女兒逃獄,他說:「我總是看不清戴著鐐銬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權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懼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車去火車站,突然一輛沒有標記的警車過來讓他們靠邊,FBI也用這樣的車。一個沒穿制服的探員走出車子,過來亮出他的銀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發乾,渾身出汗。後來發現,那警察停下他們的車,只是因為司機違反了交通條例。不過,這事復活了莫妮卡在1012號房感受到的那種恐懼記憶:「那時那刻,我以為他們是來抓我,起訴我的。」她回憶時還有點瑟瑟發抖:「那之後,我就陷入噩夢之中。」 
  在她惡名遠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敵人就是成群的攝影記者,他們圍在水門公寓附近,監視她的每個動作。即使其他的記者也都驚駭於她被圍捕的景象。一個不斷在電波裡辱罵莫妮卡的電視花邊節目評論員,在她們共同的髮型師那裡撞見了她,驚訝地發現外面人行道佈滿了電視機組人員和攝影記者,不停地通過玻璃窗拍攝正做著頭髮的莫妮卡(她現在留短髮的一個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裡自己護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攝影記者的圍追堵截)。 
  為了給敵人錯誤的印象,以為她從不在他們不知情情況下離開,莫妮卡很少走水門大樓的正門。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開媒體的逼搶,隱姓埋名地在華盛頓到處遊走。戴上黑色墨鏡,把頭發放到後面,塞在一個草帽下面,她就能逃過那些追蹤者,至少有一陣安寧了。一次,她在時尚地帶喬治鎮閒逛的時候,總統車隊開過,不過她一眼也沒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數週日,一個為比利·馬丁工作的私人調查員瓦爾特·埃勒比就會打電話到她的公寓,用暗號問道:「包裹能拿了嗎?」然後,他和肖恩·賴特就會等在外面,用車子帶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剩下來的時間裡,莫妮卡一直覺得自己被人跟蹤。她生活在這樣的座右銘下:「只是因為你很多疑,這並不意味著沒人在跟蹤你。」她的猜測在6月得到了明顯的證實,當時她和朱迪坐飛機去洛杉磯:斯塔爾的副手、曾經在1012房間審問過莫妮卡的麥克·艾米克也在飛機上。 
  5月15日上訴法院駁回了她的豁免請求後,監獄的陰影開始真正地逼近她。幾天後,獨立檢察官傳喚她到洛杉磯聯邦法院接受指紋檢測。正如她的律師們常常警告她的那樣,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最終的高潮是拜訪如果被定罪她會去的監獄。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5)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親、比爾·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師托德·西奧朵拉的陪同下穿過守候在威爾士大街聯邦大樓外面的記者隊伍,在這裡她的指紋被正式取下並歸檔。在回答一個被大聲喊出的問題時,伯尼說:「我女兒被兩個有權勢的人作為人質來利用。這是非美國的。」在陰暗的大樓內,莫妮卡不得不面對持續的敏感和不是那麼敏感的脅迫,四個多月前她曾經在1012房間反抗過它們。一行人首先通過全封閉的旋轉柵門,然後被領著經過臉部照片拍攝室,來到指紋檢測室。曾經試圖通過展示他的槍和手銬嚇唬她的聯邦調查局特工法龍突 
  然出現在她身邊,莫妮卡相信這不是巧合。 
  指紋檢測時間很長,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檢察官們還要她手前面、側面和掌心的印痕。這個過程總共進行了30分鐘——伯尼·萊溫斯基知道,因為他看了時間。「看到他們這樣對她時,我在哭泣。」他承認,「這很嚇人,而且是不必要的——畢竟,她在五角大樓接受了最高級別的安全檢查。這一切都是為了故意脅迫她,彷彿她犯了故意殺人罪。」 
  斯塔爾的副手們沒有要她的聲音樣本,但他們要她全面的筆跡樣本;她不得不用各種類型的鋼筆寫不同字體的字。由於不信任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們,當他們試圖讓她簽支票和抄寫一封她曾經寄給總統的信時,她拒絕了。這是一個令人厭煩的過程,而且由於比爾·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師,不熟悉這個程序,不得不不斷地給他的同事、從事刑法工作的納瑟尼爾·斯派茲打電話尋求幫助,一切變得更加緊張。莫妮卡回憶道:「我很堅強和平靜,但內心裡我嚇呆了。」 
  對這個法律行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們在警察的陪同下離開了大樓,他們像西方電影中復仇的警察局長一樣走過一大群記者。然而,迄今為止莫妮卡只想幹掉一個人:比爾·金斯堡。兩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亞律師》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致肯尼斯·斯塔爾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實上承認了莫妮卡和總統之間發生過性關係。考慮到現在她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虛假證詞,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體的騷亂和法律界的驚駭。 
  金斯堡也指責斯塔爾踐踏了莫妮卡的隱私權,把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爾先生!」他寫道,「作為你對珍貴的憲法權利的無情漠視的結果,你也許已經成功地揭開了兩個成年人之間彼此同意的一段性關係。當然,通過這樣做,你也毀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時花去了她們1000美元律師費來保護自己不受你辦公室的虐待。」 
  甚至備受尊敬的律師和法律學者阿蘭·德肖維茨也震驚了,他後來在他的著作《性的麥卡錫主義》中嚴厲批評斯塔爾「把橢圓形辦公室裡的一系列低俗遭遇變成了一場憲法危機」。他說,金斯堡的批評也許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遠了。德肖維茨公開建議萊溫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經驗的華盛頓律師。伯尼·萊溫斯基勉強地承認——他說:「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經沒用了。 
  其實,金斯堡的輕率舉動本來或許會糟糕得多。在拍攝《名利場》的那個週末,他曾經打電話給莫妮卡說,《加利福尼亞律師》雜誌委託他寫那篇文章。她很擔心,覺得更大的公開度只會減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當金斯堡給她讀文章的草稿時,她最壞的擔心得到了證實。「現在斯塔爾先生,」他寫道,「因為你,我們將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個嘴唇親吻過總統身體的私處。」 
  莫妮卡驚呆了。「比爾,你不能這麼說!這會殺了我!這是我一生中聽過的最粗鄙、最駭人的東西。」他沒有完全順從,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證緩和文章的調子,並在文章發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裡的故事洩露得太早了。 
  現在莫妮卡情況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師又是一個被嘲笑的對象,必須馬上採取行動了。又一個家庭會議召開了,會議決定委託比利·馬丁整理一份能夠接受好這個案子的律師的小名單。大家達成共識:新隊伍的成員,必須是能在殘酷的處境下機智應對和經驗豐富的律師。伯尼一個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經在《紐約客》上讀到過一篇傑克·斯泰恩的傲人簡介,他自己也曾經是一位獨立檢察官。馬丁聯繫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裡斯——他認識他們15年了,兩人都表示對這個案子有興趣,前提是不與比爾·金斯堡合作。 
  在找到另外兩位律師後,比利·馬丁在樸素的華盛頓法院酒店為6月1日星期一租用了一間會議室。他安排了一次一整天的「選美比賽」,在其中莫妮卡可以接觸她未來可能的律師,看看她喜歡誰,然後作出決定。 
  剛剛重建的「萊溫斯基隊伍」還面臨著一個大問題:怎樣把依然身在洛杉磯的莫妮卡偷偷送到華盛頓,而不被媒體或——更重要的是——比爾·金斯堡發現。托詞是需要的。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連夜趕到華盛頓,沃爾特·埃勒把他們從機場直接接到了酒店。就這樣,就在身處洛杉磯的金斯堡以為莫妮卡和她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亞的某個海灘時,其實她、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馬丁正在聽傑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裡斯和另外兩位律師陳述他們的法律策略。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6)   
  低調典雅、一頭銀髮的斯泰恩是名單上的第一人。他對莫妮卡說,他相信,儘管在上訴法院遇到挫折,他可以幫她得到豁免權。接下來是普拉托·卡切裡斯,一位和藹但聰明的律師,他明確表示,如果他們想要的是為一定程度的豁免討價還價,那他不是他們要的人。他不準備進入這個案子,除非他們的目標是爭取完全豁免,或者在審判時進行激烈的辯護。他覺得這是可以採取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並不無理由地把這一決定建立在下面這個事實的基礎上:在80年代對伊朗反對派醜聞的調查中,他曾經幫助另一位著名的辯護人、奧利 
  弗·諾思的秘書福恩·赫爾爭取到豁免權。 
  兩人都給莫妮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天下來,在接觸和考慮其他的律師後,她被他們各種各樣對付斯塔爾的計劃搞暈了。當天上午她曾經打電話告訴她父親,她覺得斯泰恩和卡切裡斯是她要的人,他建議她堅持自己的第一感覺。於是,晚上11點,馬丁打電話給這兩位律師,問他們是否準備好了一起為莫妮卡的案子工作。事實上,他們已經非正式地討論過這個主意,認為他們並肩作戰會更有效率。 
  第二天,6月2日,他們又見面了,瑪西婭參加了這次會談,伯尼也通過會議電話參加了。他對斯泰恩和卡切裡斯說:「我想要的就是確信我女兒得到很好的照顧。」每個人都同意這個觀點。在討論了報酬後,兩位律師離開了,以便一家人和他們的顧問們可以討論這個決定,確信每個人都樂於接受它。此後不久,比利·馬丁打電話給莫妮卡的新律師們,正式邀請他們組成她的新律師「夢之隊」。 
  接手案子後,斯泰恩認為慎重起見,應該立即給斯塔爾打電話;他渴望讓獨立檢察官在媒體得到有關這個新安排的風聲前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斯塔爾沒有接到他的電話,於是卡切裡斯打電話給他的一位副手鮑伯·比特曼,告訴他,現在他和斯泰恩代表莫妮卡。 
  與此同時,依然假裝在洛杉磯的朱迪·史密斯給金斯堡打了電話。過去幾天他已經威脅要退出,媒體不斷升溫的批評和他與莫妮卡之間不斷惡化的關係讓他很憤怒。當朱迪和他交談時,他又回到了這個話題,但她沒有暗示新安排,擔心他會立即把它洩露給媒體,他當然會說他辭職,而不是被解雇了。 
  6月2日作出公開聲明前僅僅半個小時,朱迪和莫妮卡在一個長途電話中告訴金斯堡,她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他十分憤怒。他指責莫妮卡對他所做的一切毫不領情,威脅——如果說不是明確地,也是暗示地——要做他不得不做的事來保護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作。朱迪請求他「姿態高一點」,並參加他們的新聞發佈會,他們會宣佈這是一個雙方同意的決定。然而,金斯堡狠狠地掛斷了電話,隨後憤怒地打電話給伯尼,發洩了他對自己被拋棄的憤怒。伯尼的立場很堅定:「我感謝他的努力與他和他家人作出的犧牲。」他大方地補充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早先他確實來營救過我們。」 
  有關「伯父金斯堡先生」的最後評論也許可以留給瑪西婭,她的觀點雖然沒有伯尼大方,卻特別透徹。「他是一個被媒體關注度所誘惑的代言人,這吞噬了他的律師角色。對他來說,煽動媒體的火焰比照顧莫妮卡更重要。目標始終是豁免,因為很明顯就牽連在內的雙方而言,莫妮卡僅僅是一隻犧牲的小羊羔。他對斯塔爾的憤怒讓他不能再看到這個目標。最後的導火線是他給斯塔爾的公開信,它事實上宣佈莫妮卡與總統發生了身體關係。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位置。」 
  過去幾個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認識、信任和愛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她幾乎不認識或者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重視的人表現出了一種耀人的正直:水門大樓的看門人拒絕讓記者檢查她的垃圾;車庫管理員拒絕了一家報紙提供的5000美元,他們要求他向他們的記者洩露莫妮卡的行蹤。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那裡收到了成千上萬封支持和鼓勵的信件。 
  律師更換過程挺順利、專業的,納斯尼爾·斯派茲也留了下來,而且一度連消息都沒走漏。人行道上一個簡短的新聞發佈會中,莫妮卡靜靜地站在後面,斯泰恩和卡切裡斯宣佈了這個消息,它登上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條。然而,雖然她得到了兩位精明能幹的領路人——他們知道他們在華盛頓叢林周圍的路,但是依然沒人能夠保證會把她安全地帶回家。她徘徊在法律叢林中,每天面對著指控和監獄的前景,在這個不確定的旅途中,需要很多幫助來支持她。 
  過去幾個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認識、信任和愛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她幾乎不認識或者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重視的人表現出了一種耀人的正直:水門大樓的看門人拒絕讓記者檢查她的垃圾;車庫管理員拒絕了一家報紙提供的5000美元,他們要求他向他們的記者洩露莫妮卡的行蹤。她對這些正直行徑非常感激。「我從這件事中得到的一個教訓是,永遠不要匆忙對人下結論。所有在水門工作的人都被提供了幾千美元。(與收錢)相反,他們像對待另一個人那樣保護和尊重我,為此,我會永遠感激他們和經理克裡斯·休普勒。」 
  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那裡收到了成千上萬封支持和鼓勵的信件。一位101歲高齡的老太太寫道,莫妮卡不應該為這件醜聞受到指責,這給她帶來了很多安慰。一位瑞典男子似乎真正理解了她和她的家人感受到的巨大擔憂。他寫道:「沒有什麼比知道你正面對著國家的可怕權力更恐怖的了。」令人振奮的是,甚至隨著醜聞的蔓延,這樣的友好依然繼續。1998年的最後一天,在國王大道咖啡館,一位年輕的男子送給莫妮卡一小束花,說:「新年快樂。你配得上它們。」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7)   
  所有信件中也許最感人的來自4月寄給莫妮卡的一個包裹。裡面有兩封信——一封給她,另一封給她父親——和一個小包。在第一封信中,這位匿名的女作者講述了她自己的經歷,她覺得這讓她聯想到莫妮卡正在承受的困難。給她父親的小包裡有一個昂貴漂亮的鑽石和藍寶石戒指,裝在一個典雅的盒子裡,發信人請伯尼把這個戒指戴到莫妮卡的手指上,提醒她,她有多麼特別。她寫下了她送這個戒指的理由:在她生活中一個同樣痛苦的時刻,她收到了一個類似的戒指和相同的訊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想要和我分享這件可愛禮物,她的慷 
  慨令人感動。」莫妮卡回憶道。她通過包裹公司追蹤到這位女子的地址,給她寫了一封感情誠摯的感謝信。 
  一些公眾人物也表達了他們的支持。比如女喜劇演員凱斯·布克利,她天生耳聾,但由於直到二十幾歲才被診斷出來,她被送進一所為精神障礙者開放的學校。在她的單人秀中,她向觀眾講述了自己生活的磨難和艱辛——曾經被一輛救生車碾過,還不得不征服乳腺癌——引得他們時哭時笑;讓表演變得更加有趣的是,她無法發字母「f 」的音。 
  1998年6月,凱斯在一家洛杉磯劇院中表演。在與斯泰恩和卡切裡斯簽約後回到洛杉磯的莫妮卡、伯尼和芭芭拉去看她,當她談論自己曾經面對的批評和敵意時,他們微笑著哭了起來。表演結束時,她向過去攻擊過她的所有人發出了口頭一擊:「別惹我。」說這些話時,她朝莫妮卡使了個眼色,給了她一個飛吻。 
  表演結束後,凱斯下台問候她的觀眾,逕直走向了莫妮卡。她親熱地擁抱了這個女孩,告訴她自己常常為她祈禱,這時兩個女人都流下了眼淚。隨後她把雙手放到莫妮卡肩膀上,看著她的眼睛,笑著說:「像我做得那樣做,莫妮卡。就當自己是個聾子。」     
  第十五章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1)   
  1998年7月23日清晨,當莫妮卡在洛杉磯她父親的公寓中醒來時,她一度充滿了期待,十分興奮。這是她的25歲生日,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她期待與朋友和家人一起慶祝。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特地從波特蘭飛了過來,她母親和彼得·施特勞斯也從紐約來到了她身邊。 
  考慮這一天計劃的時候,她有些煩惱,因為她擔心凱瑟琳和她的朋友內莎·迪曼·埃布 
  蘭德——她們以前沒見過——也許會處不好。這時,她接到了普拉托·卡切裡斯的一個電話。他對她說,他想先和她父親召開一個電話會議,然後再提供有關手頭這個案子的任何細節,他的語氣中透出一絲不祥的兆頭。但這時候伯尼正在為一位病人動手術,所以他們不得不等待一個多小時。 
  在焦急的等待中,莫妮卡的第一反應是,斯塔爾故意等到她生日這天作出指控她的決定。自從5月的指紋檢查以來,她受到犯罪指控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這種威脅一直浮現在她的腦海裡。似乎甚至連她的新律師「夢之隊」——傑克·斯泰恩和普拉托·卡切裡斯——也無法幫助她擺脫顯然是無法避免的指控。現在,在等待伯尼從手術室裡出來的時候,她有充分的時間回顧一下過去幾個星期以來她的案子的起起伏伏。 
  6月初,她花了整整五天時間向她的新律師隊伍進行陳述。他們相信,她是一名非常可信、直率的目擊者,聰明而略帶一些天真,與一個攻擊性的機會主義者的近乎普遍的形象有著天壤之別。然而,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能夠說服斯塔爾。在6月9日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和莫妮卡的律師進行的一次會談中,斯塔爾的副手鮑伯·比特曼強調,她面臨的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很嚴重。他在一封信中進一步明確了這一點,這封信宣稱,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決定前必須對莫妮卡進行質詢。 
  6月中旬,伯尼飛到華盛頓,與莫妮卡、她母親、朱迪·史密斯和律師隊伍在水門她的公寓中開了一次會。那時,所有來自斯塔爾的模糊跡象都暗示,他更傾向於指控莫妮卡。她母親、姨媽、最親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宮的同事被迫在一個刑事案件中,而不僅僅是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反對她——這樣一個夢魘似乎更近了。 
  在這個等待的遊戲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經度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那時馬里蘭州檢察官宣佈,開始調查琳達·特裡普在沒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況下擅自為她錄音的做法是否違反了州法律。這個消息讓萊溫斯基一家人非常高興。「我們家裡的每一個人都希望琳達·特裡普晚上睡不著覺,擔心自己會進監獄。」莫妮卡說,「因為那就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我激動萬分,高興得活蹦亂跳。當時我的感覺是,正義會取得勝利。」 
  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師隊伍等待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接下來的行動時,顯然時間對於這位獨立檢察官非常珍貴。7月17日,斯塔爾創造了歷史:他向總統發出了一張傳票,命令他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現在,在調查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從他潛在的明星證人那裡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後,斯塔爾打電話給斯泰恩和卡切裡斯,問他們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當天——與他在馬裡蘭他道德顧問薩姆·達什的家中共進早餐。在那次會談中,很明顯斯塔爾非常迫切地希望與莫妮卡進行一次交談。不僅如此,在經過六個月的反反覆覆後,他似乎已經準備好給她一份豁免協議。她最壞的擔心沒有發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實現了。 
  會談結束後,普拉托·卡切裡斯回到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把斯塔爾的生日禮物傳給莫妮卡。現在,在與她和她父親的電話會議中,他說,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爾準備給她罪行豁免權——也就是說,無須接受有關這個案件的任何一項指控——但是他們希望她接受所謂的「一日女王」提議,以便他們可以評估她的可信度。在「一日女王」規則下,證人告訴檢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無須擔心受到任何指控。卡切裡斯還說,薩姆·達什——一位著名的民主黨人已經介入了這個案件,這立刻會讓每個人都舒服很多。在所有這些情況明瞭後,這位律師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紐約與斯塔爾的副手們和達什會談。他強調說,這必須絕對保密。莫妮卡則堅持,斯塔爾不能讓那些在1012房間中恐嚇過她的副手參加會談。 
  這個消息似乎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慶祝理由,但隨後卡切裡斯又打了一個電話過來,給了她另一件生日禮物。他從阿希莉·雷納斯的律師那裡得到一個口信,雷納斯祝莫妮卡生日快樂,還說她愛她。「那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生日驚喜。」莫妮卡說,「我以為她會恨我,因為這給她在白宮帶來了很多麻煩。她依然是我的朋友,這實在太好了。」 
  莫妮卡按照她律師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燦爛,但在朋友們面前一點也沒有提及即將到來的紐約會談。他們離開之前,負責他們所謂「保密事務」的朱迪·史密斯為莫妮卡買了一個帕梅拉·安德森風格的金色假髮作為偽裝。為了隱藏身份,週日上午莫妮卡登機的時候除了戴假髮,還戴了一頂棒球帽和一副眼鏡,而且沒有化妝。偽裝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飛往紐約的五個小時旅途中沒有人看他們第二眼。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2)   
  當天下午他們在第五街的一個小公寓中與普拉托·卡切裡斯、傑克·斯泰恩和雪妮·霍夫曼見了面,霍夫曼是答應在這個案件中幫忙的卡切裡斯的一位女同事。與霍夫曼在一起讓莫妮卡感覺很舒服,她在會談中幫助她輕鬆而專業地通過了她的故事中最窘迫的部分。直到今天,莫妮卡依然對霍夫曼印象深刻:「她是一位極為智慧、尖銳、善於分析的年輕女人,她在這整個壓迫性的、充滿政治動機的調查中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雖然與她的律師隊伍的會談給她帶來了一些幫助,莫妮卡依然度過了一個緊張的無眠之夜,她知道第二天的會談生死攸關。早上她再次和她的三位律師見了面。他們決定由雪妮·霍夫曼在最初的30分鐘內提問,幫助她通過一些主要的話題,比如她的風流韻事的細節、她的偽證、她尋找工作的事、「談話要點」備忘錄和總統給她的禮物。然後他們坐出租車來到不遠處斯塔爾的岳母高雅的屋頂公寓,這裡可以俯瞰東河,很適合莫妮卡「一日女王」的身份。在那裡她被介紹給斯塔爾的法律隊伍,包括薩姆·達什、瑪麗·安妮·沃斯、所羅門·威森博格和鮑伯·比特曼。 
  雙方商定後,雪妮·霍夫曼開始提問。她結束後,輪到斯塔爾的副手們提問了。莫妮卡的開場不是很順利,當瑪麗·安妮·沃斯問她總統說什麼讓她知道他喜歡她時,她淚流滿面。這觸動了一根非常原始的神經,她需要幾分鐘時間來讓自己冷靜下來。 
  在她平靜下來後,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不那麼敏感的問題上,大部分是時間、日期和地點,反覆詢問維農·喬丹的角色和「談話要點」的起源。莫妮卡清楚地表明,如果他們把1997年12月那幾個關鍵的星期中發生的事情放在她與總統長達兩年的關係的大背景中來看——否則的話事情會顯得很可疑,那麼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事情和「談話要點」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在一頓三明治午餐後,詢問繼續進行,直到傍晚時分。莫妮卡的法律隊伍安靜地坐在一邊,對她的出色表現非常有信心,但他們的滿意是短命的。回公寓後,她打開電視機,讓她感到恐怖的是,她聽到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記者麗薩·麥爾斯宣佈,莫妮卡·萊溫斯基與斯塔爾的副手們進行了會談,並且承認與總統發生了性關係。國家廣播公司怎麼會這麼快就得到消息?只可能是一次故意的洩露——莫妮卡知道這不是發生在她這一邊。她「非常不安,十分擔心一些瘋子會試圖殺了我,因為我和總統上了床。這很煩人,很自私」。而且,她現在所處的微妙形勢很危險,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斯塔爾的隊伍已經表示,他們會在第二天作出決定。報道的最後,這家媒體稱斯塔爾想讓莫妮卡參加一次測謊測試,但普拉托·卡切裡斯對此一無所知。 
  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現在很擔心她的安全,而且意識到記者們會牢牢地盯住開往華盛頓的航班和火車,於是決定開車回去。因此沃爾特·埃勒飛到了紐約,租了一輛車,連夜把她們帶回了華盛頓。 
  萊溫斯基的1998年7月28日。她與母親完全得到豁免權。雖然擺脫了可能的牢獄之災,莫妮卡現在卻承受著更加殘酷無情的懲罰。一個系統的司法程序已經準備就緒,它一層更深一層地剝去了她的尊嚴和自我感受。到最後,她被論證成歷史上最羞恥的女人。 
  1998年7月28日,是莫妮卡生命中最動情的日子之一。當她的律師們在早些時候與斯塔爾會談後回到他們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時,他們帶來了一份由獨立檢察官簽署的密封協議。莫妮卡和她父母現在得到了完全的豁免權,無須面對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有關的指控。作為回報,她同意在大陪審團面前誠實地作證,告訴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有關她與總統關係的一切。一點都不奇怪,斯泰恩和卡切裡斯以為她會高興。但事實正相反,她嚎啕大哭,這讓他們不知所措。 
  「他們不理解我的感情爆發。」她說,「人人都知道,我正在反對那個我希望與他共度餘生的人,那個我希望每天與他一起醒來的人,那個我愛的人。即使他叫我『那個女人』,如此傷害我,我依然愛他。過去幾個月已經揭開了我和他關係的迷人面紗,但內心深處平靜的愛依然在那裡。」 
  她哭得如此厲害,以至於很難簽署豁免協議。當斯泰恩和卡切裡斯出去向等待的媒體宣佈這個協議時,莫妮卡依然在洗手間裡,試圖洗去淚痕。無論如何,她只是不想面對媒體。她擔心一旦她這麼做,他們也許會使她顯得是在為即將作證的事實狂歡,使她顯得比「卑鄙」的琳達·特裡普好不了多少。那時特裡普已經完成了她在大陪審團面前的作證。在完成作證後,她發表了一個神經兮兮的——因而也是荒謬絕倫的——聲明,在聲明中她對美國人民說:「我是你們。」然後她又說,如果她不得不再次背叛莫妮卡,她不會猶豫。她還假裝神聖地鼓勵她的前好友在大陪審團面前說出真相。 
  當莫妮卡在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馬丁的陪同下離開她律師的辦公室時,一則消息讓她稍微舒服了一些:根據其新聞秘書邁克·麥柯裡的說法,總統對豁免協議的反應是,他高興事情向有利於她的方向發展。儘管,她聞到了他話語中一大撮鹽的味道。她非常懷疑,現在她同意與斯塔爾合作後,白宮的野狗們會肆無忌憚地朝她撲來。果真如此,幾天後,《國家詢問者》雜誌開始質疑她的誠實和心理健康狀況,其中引用的一位白宮內部人士稱她是一個傷害總統的「十足的瘋子」。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3)   
  那天晚上,莫妮卡、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馬丁在馬丁的家裡共進了一頓相當低調的歡慶晚餐,食物是他從自己最喜歡的餐館裡點的。但是如果說他們的歡樂被一些不祥之兆給削弱了,那麼莫妮卡的家人則是很自然地得到了安慰:現在她脫離了坐牢的危險。那天,當莫妮卡出發去她律師的辦公室簽署豁免協議時,她祖母伯妮絲說:「今天晚上我終於可以睡了。」 
  幾個星期後,莫妮卡在她祖母的公寓中偶然發現了一個被拉上了拉鏈的包,裡面塞滿了小紙片,紙片上是一些潦草的筆記。在觀看電視上無窮無盡有關這件醜聞的分析時,伯妮絲記下了她認為也許會與莫妮卡可能捲入的任何將來的官司有關的內容。「她把那種痛苦和害怕留給了自己。」莫妮卡回憶道,「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家裡的每一個人都在經歷些什麼。現在我們都可以鬆一口氣了。」 
  然而,這樣的放鬆代價十分昂貴。雖然擺脫了可能的牢獄之災,莫妮卡現在卻承受著更加殘酷無情的懲罰。一個系統的司法程序已經準備就緒,它一層更深一層地剝去了她的尊嚴和自我感受。到最後,她被論證成歷史上最羞恥的女人。 
  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墮落」始於7月29日,當時她不得不交出總統給她的所有禮物,這些是聯邦調查局首次搜查她在水門的公寓時遺漏的。他們還沒收了總統在最後一次約會時給她的聖誕禮物;莫妮卡沒有告訴特裡普這些,所以錄音帶裡沒有提到它們。最重要的是,她交出了1997年2月28日與「英俊先生」那次致命相會時她穿的藍色GAP衣服。當時她母親不知道,1月醜聞曝光時,它就在紐約她的公寓裡,但5月它被帶回了莫妮卡在華盛頓的公寓。它被送到聯邦調查局的實驗室進行DNA檢測,檢測結果後來決定性地、獨立於其他證據地證明,總統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發生了性關係。 
  很多觀察家質疑道,莫妮卡到底為什麼不在簽署豁免協議前毀掉這件衣服,或者至少把它洗乾淨。「不得不交出這件衣服,這是最羞辱的事情之一。」她說,「我經歷了長時間的艱苦鬥爭,才把它交給了檢察官。我想過把它洗乾淨,然後說,『衣服在這裡,但它已經被洗過了』,但我十分擔心自己受到了監視。我有可能不得不接受測謊測試,這樣他們就會知道我違反了法律——破壞了證據。於是我就會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並失去我的豁免權。」 
  正如她解釋的那樣,莫妮卡從來沒有像琳達·特裡普——一如既往地展現著她對事實的一貫漠視——所說的那樣故意把這件衣服當成是一件戰利品。首先,她一點也不確定那些小污跡是什麼。它們可能是墨西哥牛油果醬,這是她與總統約會的那天晚上的晚餐食物之一。她非常不確定,所以在把這件衣服交給麥克·艾米克時,她告訴他,在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知道這些污跡到底是什麼之前不要對外公佈她的這一做法。然而,在她交出這件衣服僅僅30分鐘後,媒體就報道說,檢察官現在得到了它。難怪當詢問程序在水門酒店的一個房間裡開始時,莫妮卡對斯塔爾的副手們的信任已經下降到了一個新低:她害怕媒體幾乎會同步聽到她的每一個評論。 
  詢問過程很長,很單調,而且殘酷地窘迫,特別是在她被問及有關她與總統的親密行為時。兩天之後,羞辱真正開始了,兩位女檢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瑪麗·安妮·沃斯提出了有關兩人性關係的非常細節的問題。當她被問及總統在把他的手放到她褲子下面時是否對她進行了手淫時,莫妮卡的眼淚雨點般流了下來,她不得不離開房間讓自己平靜下來。她對這種反覆詰問的記憶深刻而痛苦。「在一屋子陌生人——大部分是男人——面前談論這樣的私人話題太褻瀆、羞辱了。很難公開談論一個隱私的性生活時刻。十分坦率地說,我認為他們需要的細節程度是有問題的。」 
  當檢察官們要她告訴他們什麼問題會讓總統感到他們知道他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雖然是瑣碎的,從而讓他吃驚,讓他失去鎮靜時,這同樣讓她十分不安。莫妮卡發現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她會告訴他們事實,她說,但她決不會幫助他們指控總統。「我不想成為幫助你們陷害他的一分子。」她對他們說,「我不是琳達·特裡普。我沒有對這個程序著迷。」 
  在23人的大陪審團面前,莫妮卡詳細講述了她與總統的關係,以及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事。儘管不可避免地,讓法庭感興趣的是她與比爾·克林頓關係的親密細節——這也是大陪審團最初成立的原因。為了大陪審團的方便,也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證時進入親密的性接觸細節,獨立檢察官委員會準備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為幾部分,在「性關係」這一欄中,他們在她與總統在白宮發生身體關係的日期下面寫上了「口交」。 
  在一個星期折磨人的詢問後,8月6日,莫妮卡被安排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莫妮卡很擔心她即將在法庭上說的話,出庭前一天晚上幾乎沒有入眠。作為獨立檢察官的一位證人——而且還是極為重要的一位——她會由一位聯邦調查局特工陪同,但她決定不像琳達·特裡普做的那樣坐聯邦調查局的車子去法庭:莫妮卡想讓世界看到,雖然她得到了豁免,但她不是聯邦調查局的誘餌。與此同時她和她家人很擔心她的安全,知道有些人因為她有效地作證反對總統而痛恨她。又一次,曾經被稱為這個家庭「防衛部長」的比利·馬丁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莫妮卡用她自己的車子,由無比忠誠的沃爾特·埃勒駕駛,但聯邦調查局特工會陪伴在一邊。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4)   
  當莫妮卡·萊溫斯基到達華盛頓機構大道聯邦法院門口準備作證時,守候在法院門口的媒體隊伍的規模讓她很震驚。然而,現在莫妮卡在攝像機面前是一名專業人士,在走過兩側簇擁的閃光燈、麥克風和叫喊的問題時不再需要擰自己的屁股來停止神經兮兮的傻笑。因為,即使在她的緊張和焦慮中,幸好還有很多可以朝之微笑的東西。他們的冷藏箱裡裝滿了啤酒和三明治,他們的頭上鋪展著用來遮擋8月烈日的帆布篷,還有大箱子和有條紋的草坪躺椅,「莫妮卡海灘」上龐大的媒體隊伍尋找著整個世界,彷彿他們在報道一件國家大事。 
  經過媒體的柵欄進入大樓後,她不得不為長長一整天的作證調整好自己的心情。她十分緊張,以至於當她被傳喚作證時她開始全身顫抖,她擔心自己會說錯什麼,或者不能表現得讓斯塔爾滿意,於是他就有理由取消她的豁免權。她非常感激,她沒有完全被剝奪希望和 
  舒適。主審法官諾瑪·霍洛維·約翰遜已經作出指示,她不希望莫妮卡的父母出席,因此整個「莫妮卡隊伍」代替他們坐在那裡給莫妮卡精神上的支持。朱迪·史密斯保證休息時餅乾、巧克力和軟飲料在邊上等著,斯泰恩、卡切裡斯、普雷斯頓·伯頓、霍夫曼和鮑伯·佈雷德霍夫都隨時準備著提供建議和鼓勵。 
  在23人的大陪審團面前,莫妮卡詳細講述了她與總統的關係,以及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事。儘管不可避免地,讓法庭感興趣的是她與比爾·克林頓關係的親密細節——這也是大陪審團最初成立的原因。為了大陪審團的方便,也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證時進入親密的性接觸細節,獨立檢察官委員會準備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為幾部分,在「性關係」這一欄中,他們在她與總統在白宮發生身體關係的日期下面寫上了「口交」。 
  這個經歷使人感到羞辱和痛苦,因為表格上使用的生硬詞彙徹底詆毀了作為這件風流韻事基礎的感情。「讓人痛苦的是,」莫妮卡說,「檢察官、媒體、公眾,每個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口交上,似乎它是關係的主要部分。從來沒有一次,我去橢圓形辦公室只是為了進行口交。事情總是比那些生硬的描述更有激情和愛意。我對那種對我們關係的狹隘看法很敏感。」 
  在作證時,莫妮卡試圖和陪審員們進行視線的交流,希望帶領他們進入自己的故事。對於一個希望每個人——甚至斯塔爾的檢察官們——都喜歡她的女孩來說,這一天最困難的其中一個方面就是看到一些陪審員臉上的敵意。不過,似乎她並非惟一試圖與別人交流的人——有個人也許試圖向她傳遞一個信息。作證結束後,檢察官們告訴她,他們認為總統這天繫著她送給他的一條領帶;他們不願在她作證時告訴她,因為他們覺得這會讓她不安。 
  回到水門家中的是一個疲憊不堪的、精疲力竭的莫妮卡;作為無法出席聽證會的補償,她焦慮的母親買來了她最喜歡吃的中國食物——雞肉炒麵。莫妮卡打開電視查看總統的領帶,他在那裡,確實繫著她送的領帶。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明顯的支持和友誼的信號。「我原來以為他也許會在我作證前一天系我送的領帶來刺痛我。我用我的生命打賭,他是有意這麼做的,無論他在他自己的證詞中怎麼否認這一點。」 
  聽證會終於進入了最高潮,現在莫妮卡已經把證據交給了大陪審團,壓力全到了總統身上。在她作證幾天後,現在的形勢是:他不僅要在白宮通過視頻線路在大陪審團面前接受詢問,還被安排在之後對全國說話。 
  在她的內心中,莫妮卡希望他在幾個月前就承認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她相信,如果他承認並道歉的話,他們兩人身上的壓力早就沒有了。然而,他沒有選擇這麼做,於是不得不面對後果。現在莫妮卡在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結果看到他們搜集了如此多反對總統的證據,她甚至更為他擔心了。「我的豁免協議意味著,我必須說出真相,而不管其後果如何。所以無論是對他有利的,還是對他不利的,它們都在那裡。我無法再保護他。」 
  8月17日,莫妮卡焦急地等待著他對全國的講話,想要知道當天早些時候他在大陪審團面前所作的、當時還沒有公佈的證詞是否與她自己的證詞相符。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和她的編劇丈夫克裡斯當時正在紐約,他們試圖使她的注意力離開總統即將開始的演講,但沒有成功。 
  那天晚上,那個她曾經想和他結婚的男人所說的話讓莫妮卡和大部分美國人都極為失望。在大陪審團面前與斯塔爾和他的六名副手四個多小時的爭論使總統——他最大的天賦就是他的說服能力——顯得有些疲憊和不安,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的行為並沒有像他被抓住的事實那樣讓他非常遺憾。很多觀眾覺得,他對自己說謊並沒有多少真誠的悔恨,而對莫妮卡受到的對待毫無歉意。 
  在他的電視講話中,歷史上第一位在調查他的大陪審團面前作證的總統第一次承認,他誤導了公眾,雖然他強調,他在葆拉·瓊斯案件中所作的證詞「在法律上是準確的」。他承認,他和莫妮卡·萊溫斯基之間有「不合適的」關係,他說:「我知道我有關這件事的公開評論和沉默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印象。我誤導了人們,甚至包括我妻子。對此我很懊悔。」然而,他四分鐘的講話更多地不是在坦白、道歉和悔悟,而是憤怒地企圖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只是到了最後,才有一點真誠的火花混了進來——他指責肯尼斯·斯塔爾調查他的私生活,要求停止獨立檢察官四年的詢問。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5)   
  莫妮卡堅持單獨觀看他的演講,他的講話讓她流下了淚水。他完全是一個政治家和總統;她在比爾·克林頓身上看不到一絲那個男人的影子,那個她曾經如此深愛的男人。「他的演講讓我很受傷,很憤怒。」她說,「我覺得自己像是垃圾。」 
  現在她看到了總統對她的態度,她說:「我懷疑我怎麼可能愛上這個男人。他是如此地自私和自我中心。我原來希望他能給我一些支持的表示,告訴這個世界我是一個聰明的好人 
  ,阻止別人如此殘酷地對我。我還覺得,他應該感謝我的家人——畢竟,很多父親會不僅僅在言辭上批評克林頓的行為。我父親對總統的職位很尊重,所以他沒有這麼做。」 
  雖然對從前的愛人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但她無法完全抹去記憶——他曾經對她意味著什麼。第二天,8月18日,克林頓一家飛到瑪莎島的葡萄園度年假。當莫妮卡看到比爾、希拉裡和切爾西·克林頓手拉著手走向等著的直升飛機時,她「為切爾西感到可怕,因為沒有年輕人希望想到他們的父母捲入了性醜聞。我為她感到非常,非常遺憾」。 
  接下來的兩天她呆在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接受斯塔爾副手們的詢問。在這段時間裡,通過閱讀媒體報道,她形成了這麼一個印象,在他(依然保密)的大陪審團證詞中,總統說她對他並不意味著什麼。8月20日當她第二次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時,她說出了這個印象。「我的理解是,這是一份勞務合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他口交,這就是這個關係的全部。」她對陪審團說,「但它對我遠不止這些,我認為它(對他也)遠不止這些。」事實上,她的擔心是沒有依據的。一個月後克林頓的證詞公開後,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不但沒有貶低莫妮卡,還承認她是「一個善良的、聰明的年輕女人」。他確實補充說:「我認為她成長過程中的一些不幸因素給她帶來了一些負擔,但她是一個本質上很好的人。」 
  在第二次作證中——她被要求回答陪審員們的問題,而不是挑戰總統的證詞——莫妮卡放鬆多了,發現經驗奇怪地增長了。現在,那些臉和那些程序對她來說是熟悉的;而且,她已經發展了控制自己情緒的能力。 
  當她到達法院時,她又一次不得不面對媒體的夾道歡迎。然而,甚至連她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現在也很老到:拉直衣服,收收腹,飛快地衝出汽車。當她經過守候在法院裡面的又一群記者時,一個叫喊聲意外地抓住了她:「莫妮卡,你認為總統幾天前就應該向你道歉嗎?」她迅速轉身吐出一句:「是的。」這時,她毫無問題地做好了過去七個月來她一直在做的事。 
  此前她一直坐立不安地等待著這次出庭,知道每一個問題和回答都會使她更接近重新贏回生活的那個時刻。然而,無論她如何試圖使自己變得堅強,沒有什麼可以讓她對這一天的徹底羞辱做好準備,她的性生活、她的性格和道德、甚至她的精神都被赤裸裸地放在23個陌生人面前。每一個缺點、每一次過失、每一個愚蠢的評論都在遊行。問題冷酷無情,讓人處於極端的窘迫之中。總統曾經以一種性方式使用過雪茄嗎?他觸摸過她的胸部或生殖器嗎?是隔著衣服還是直接在皮膚上進行的?很多次,莫妮卡在回答問題時都不得不閉上眼睛,徒勞地保護著自己的最後一絲尊嚴。 
  與此同時,她被問到了很多相關、有時甚至是尖銳的問題,這些問題深入到了關係的核心,迫使她說出她對他經常是矛盾的反應。被問及她是否依然愛總統時,她回答說,在他8月17日的全國電視講話前,她會說「是的」;此後,她就沒那麼確定了。 
  比有關她私人性生活的問題更讓人驚惶的是,被迫在宣誓的情況下說出她幾年來一直在與之作鬥爭的缺點、弱點和性格上的欠缺。最讓莫妮卡緊張的陪審員是一位中年非裔美國女人,她似乎很反對她。在一個生動的問題中,她問道,當整件事都是以謊言為基礎時,莫妮卡怎麼能在她與總統的關係中談論真相和誠實;事實上,這是她與安迪·布萊勒關係的一個鏡像。「你年輕,有活力。」這位陪審員接著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總是追逐那些不自由的、無法得到的東西。」 
  莫妮卡發現回答這個問題不但很困難,而且很痛苦。她承認,她不得不自己工作,她說她特別懊悔自己與一位有婦之夫發生了關係。然而,這個回答雖然是真實的,卻沒有觸及莫妮卡內心——其動力主要源於她孩提時代對父母離婚的反應——和大腦之間尚未解決的衝突。聰明的女人,愚蠢的選擇。「這是我面對的最艱難的問題。」她現在承認,「我感覺自己好像赤裸著站在整個世界面前,我的所有缺點都暴露在每個人面前。」 
  接著陪審團轉而問她另一個悲慘的經歷——在五角大樓城麗池卡登酒店的痛苦一天。在這個問題上,莫妮卡要求麥克·艾米克——斯塔爾的一名副手,曾經與她一起在1012房間——離開法庭,隨後才帶領他們進入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她重新體驗那漫長的、折磨人的幾個小時的恐懼、罪惡和痛苦時,她和幾位陪審員落下了眼淚。作為莫妮卡性格中的一部分,她希望陪審團對真實的她有一些瞭解,請求他們叫她「莫妮卡」。一位女陪審員說:「但你會一直是萊溫斯基小姐。」莫妮卡回答:「如果我結婚就不是了!」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6)   
  在詢問即將結束時,陪審員們問她是否有什麼想要和他們分享。莫妮卡意識到,這是她第一次有機會在整個國家的代表面前發表一個聲明和道歉,她考慮了一會兒。現在她說:「我只是想說,從來沒有人要求我說謊,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保持沉默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的承諾。我很抱歉。對發生的一切我真的很抱歉。」她又一次流下了眼淚,但突然吐出一句話:「我恨琳達·特裡普。」 
  萊溫斯基對所有人說的最打動人心的話是:我恨特裡普。這句話甚至成為了她今後一生的象徵。聽證會是侮辱人的、令人恐懼的,但莫妮卡的誠實和坦率顯然觸動了坐在她對面的陌生人。曾經提出如此尖銳問題的陪審員對她說,她已經贏得了她的寬恕,其他幾位陪審員鼓勵她忘掉琳達·特裡普,繼續她的生活。但斯塔爾仍要求她就與總統性關係中的細節面對鏡頭重新述說。似乎,這就是他四年調查的結果——以美國人民的名義,製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最後,陪審團的女團長走上講台,代表整個陪審團對這位不幸的女孩說:「我們想要給你一束美好的祝福,其中包括幸運、成功、幸福和保佑。」又一次,莫妮卡強忍著不讓眼淚流下來,這些真誠的話語深深地打動了她。甚至斯塔爾的副手們也被打動了;檢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對他們的主要證人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愛情故事。」 
  莫妮卡感到自己得到了辯白,不是因為總統在七個月的逃避後終於承認了與她的關係,而是因為陪審員們的反應,他們拋開了偏見和成見,向一位脆弱但誠實的年輕女子敞開了他們的心懷。但她忍不住要想,如果她拒絕了豁免協議,大陪審團是否會指控她。這是一個傷心的時刻,她也許可以保護總統、並讓自己免受過去幾個星期的羞辱和痛苦的感覺更加重了這種傷心。與「萊溫斯基隊伍」的其他人一樣,她惟一的安慰是,她相信她現在無須再面對獨立檢察官、大陪審團和聯邦調查局了。 
  她的美夢突然之間被驚醒了。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告訴她,由於總統在大陪審團面前所作的證詞,她必須在宣誓的情況下就他們關係中的性方面作一份證詞。不僅如此,獨立檢察官斯塔爾還希望在莫妮卡回答有關怎樣、何時、何地、為什麼為總統口交的細節問題,以及談論他們性關係的其他細節時使用攝像機。似乎,這就是他四年調查的結果——以美國人民的名義,製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表面上,這個主意背後的理由是,它可以使莫妮卡不必忍受在大陪審團面前談論這些事情的痛苦。錄像證據一般在涉及小孩子,尤其是強姦或性虐待的案件中使用。然而,在那些案件中,錄像證據只在關閉的法庭內播放,而且是絕對保密的。但是在9月9日斯塔爾向國會提交他的報告和18箱支持材料時,幾乎每一個細節都被印了出來。 
  斯塔爾的性錄像帶本身也可能向公眾公開——毫無疑問它會成為一件暢銷品——的想法給莫妮卡帶來了最深的痛苦。即使她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勇氣和恢復能力也無法面對這樣一個傷害。「它會是對我靈魂的完全、徹底的破壞。」她說,「我認為我永遠也無法從中恢復過來。我試著少去想這件事;我能夠應對它的惟一辦法是把它放到一邊。正如我繼叔傑夫所說,拒絕被低估了。」 
  錄像的主意最初被提出來時,她咨詢了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裡斯。一開始他對她說,他不認為錄像帶證據有什麼真正的問題。然而,隨後他再次思考了這個問題,覺得這個程序是沒有必要的。相反,伯尼·萊溫斯基在得知這個提議後毫不猶豫地譴責了它。「我說,作為她的父親,我認為這是下流的,錯誤的。」他說,「這是病態的。」 
  雖然錄像的主意被取消了,但莫妮卡依然不得不在兩名女檢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瑪麗·安妮·沃斯——面前詳細陳述他們的每一次性交往。這次作證——她認為在根本上是反女性的——最讓她憤怒的是,獨立檢察官辦公室聲稱,總統有關他們性關係的證詞與莫妮卡的有很大出入。然而當他的證詞公開時,一切變得明瞭,他的證詞基於性關係的嚴格法律定義,與他在葆拉·瓊斯案件中的辯護是一致的,而且施展語義學詭計避開了對與莫妮卡性關係的陳述。無論如何,由於她已經回答了大陪審團有關他們關係性方面的問題,莫妮卡覺得這次進一步的作證是多餘的。 
  8月26日,她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獨立檢察官辦公室進行了這次作證,這也許是最可恥的一天。有一次,在被迫講述為總統口交的情況時,莫妮卡對兩位檢察官說:「我無法相信我父親有一天將不得不聽到這些。」她們向她保證,她的證詞不是必然會被公開。隨後詢問繼續——「誰拉開了誰的拉鏈?」「他在你的胸罩下面還是上面撫摸你?」「他把嘴放在你的胸部還是胸罩上?」……痛苦的兩個小時。作證結束後,莫妮卡回到家,洗了一個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試圖洗去她的羞愧和恥辱。「我覺得很髒,就像我在感情上被強姦了一樣。這真的很噁心。」 
  她不顧一切地想要盡快離開華盛頓,這個玷污了她的城市。然而,斯塔爾的副手們不願讓她離開,以防他們需要她複習琳達·特裡普的錄音帶。當他們終於同意她離開幾天時,他們要求知道她會去哪裡。莫妮卡認為這和他們無關,拒絕了告訴他們。最後他們讓步了,但他們說,他們只是想知道,她是否會去瑪莎島的葡萄園附近的地方,克林頓一家人正在那裡度假。這時候卡切裡斯插了進來,笑著說:「是的,她打算去找維農·喬丹要一份工作。」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7)   
  事實上,她確實去了新英格蘭——儘管不是去瑪莎島的葡萄園——在那裡,她與她母親和在家度假的彼得·施特勞斯一家人一起度過了一段珍貴的時光。然而,僅僅四天後,普拉托·卡切裡斯就打電話告訴她,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命令她回華盛頓聽琳達·特裡普的錄音帶。「這是我一直害怕的時刻。」她說,「我不知道如何應付它。整件事讓我十分緊張不安。除了坐牢,特裡普錄音帶的公開是我最痛苦的夢魘。」 
  9月3日,莫妮卡和她的律師雪妮·霍夫曼到達華盛頓獨立檢察官辦公室,開始了聽她和特裡普之間20小時對話的「曲折」歷程。整整三天,她都坐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密閉房間裡,聽錄音帶的副本,同時更正和突出他們想要刪除或編輯的記錄和個人評論。對莫妮卡來說,「它是羞辱的,痛苦的,它真正地打開了我對琳達·特裡普的仇恨和憤怒之泉。它喚醒了我對我自己和我說的那些愚蠢的東西的懷疑。那裡的廢話比有內容的東西多得多——一半的談話是關於食物、購物、肥胖和其他愚蠢話題的。即使有關總統的內容也只是我在發牢騷」。有一次她開始大笑,並對與他們一起聽的卡琳·伊莫古特說,她無法相信調查基於如此瑣碎的廢話。 
  然而,有一個人對它的態度十分嚴肅。當莫妮卡坐著聽自己向特裡普抱怨那個「壞傢伙」時,總統在愛爾蘭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它是無法辯護的,我很抱歉。」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道歉,莫妮卡當然沒有聽到,因為她正在仔細地聽著錄音帶。 
  她聽得越多,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識到,在1月琳達·特裡普第一次去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時,她向他們提供的,是有關1997年10月、11月和12月發生的事的一個高度變色的、僅僅部分的版本。許多重要的談話——特別是有關維農·喬丹介入她尋找工作的談話,它清楚地顯示,這位律師在莫妮卡捲入葆拉·瓊斯案件之前就一直在幫助她——不在那兒。 
  關鍵談話似乎被遺漏的事實使她懷疑,特裡普有可能處理過錄音帶,刪掉了某些關鍵談話,特別是為了讓莫妮卡餘下的評論顯得更戲劇化,更具陰謀色彩。莫妮卡「堅信琳達·特裡普在與斯塔爾見面時誤導了他們。我從她的證詞中看到了這一點。她正好扭曲了一切,使它們顯得比本來的樣子陰險」。 
  在聽錄音帶過程中,同樣讓她既震驚又煩惱的是,牽涉到維農·喬丹的證據非常之少,而特裡普的觀點——比如有關凱瑟琳·威利的——常常與「談話要點」吻合得相當好。她認為,斯塔爾和他的副手們僅僅通過聽錄音帶就應該已經意識到,她和特裡普的談話反映了「談話要點」備忘錄中討論的問題,從來沒有第三者——比如一名律師——捲入其中。 
  然而,最讓莫妮卡擔心的是,她說了一些傷害自己家人的話,他們有可能聽到這些話的想法讓她近乎瘋狂。確實,她覺得自己如此醜惡和羞恥,於是當這個過程繼續時,她不想再看身邊的那些人,甚至不想和他們說話。「我覺得很恐怖——我無法相信我的話,我關於我愛的人說的那些愚蠢、殘酷的東西。我十分擔心我會毀了每個人的生活。」在比較低的程度上,錄音帶中顯露出來的她的個性也讓她感到煩惱:甚至檢察官也無法相信,和她一起坐在房間裡的這個女人就是錄音帶上的那個女人。 
  這三天中的最低谷是她被迫聽自己在電話中向特裡普哭泣。「我流下了眼淚。」她承認,「我已經忘了這個關係使我陷入了多大的痛苦。我只是無法相信,有人會如此殘酷地錄下那種痛苦。」 
  除了不得不忍受由聽錄音帶引起的痛苦感受,莫妮卡還必須面對檢察官們從她電腦的硬盤中得到的文件。這些是她在1997年聖誕節前那個瘋狂的時期寫給總統的信,大部分沒有發送出去。不滿足於蹂躪她身體的斯塔爾的副手們現在正在侵入她的精神。他們已經揭開了她的性生活,解剖了她的性格;現在他們想要仔細檢查她的靈魂。這是一種過分的侵擾。莫妮卡開始哭泣,隨後衝著伊莫古特尖叫:「這是完全錯誤的!你難道不知道,別人是不允許讀這個的嗎?」她的律師雪妮·霍夫曼同樣很憤怒。面對如此的憤怒,伊莫古特向他們保證說,這些文件會被鎖起來,並指出,它們也許不會出現在最終的報告中。 
  自從得到豁免以來,公開證據的問題就一直折磨著莫妮卡。甚至在她簽署豁免協議的當天,她就希望得到斯塔爾的書面保證,他們同意編輯或刪除私人內容,尤其是有關她家人的評論,這些與調查無關。雖然沒有得到這樣的承諾,莫妮卡的律師向她保證,這不會有問題。 
  在所有那些洩露事件發生後,她不再相信伊莫古特的保證,所以當她8月26日提供她的「性」證詞時,她把它看成是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討價還價的最後籌碼,她希望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給她一份書面協議,保證她家人的隱私——已經剩下不多了——不受侵害。她的家人同樣很渴望得到這份協議。莫妮卡寫信給斯塔爾,請求他公開的內容尊重她家庭的隱私。他沒有屈尊答覆。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亨利·海德也沒有答覆,她在委員會作出向公眾公開特裡普的錄音帶的決定前以類似的筆調給他寫過信。(諷刺的是,公眾對斯塔爾報告過分渲染的、渴望的、甚至色情的風格的激烈反應讓國會極為震驚,於是司法委員會命令特裡普的錄音帶在公開前必須接受嚴格審查。)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8)   
  最後,在9月9日斯塔爾向國會提交報告那一天,檢察官們和莫妮卡的律師們聚在一起討論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刪除方案。比如,斯塔爾原來希望列出莫妮卡所有愛人的名字,以建立她與總統證詞相比的可信度,但最終,國會刪去了他們的名字。 
  當案件終結之時,萊溫斯基只是一位無助的觀眾。在這份長達453頁的報告中,斯塔爾最初受委託調查的白水土地交易醜聞僅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幾乎完全集中在總統與莫妮 
  卡·萊溫斯基的關係上。報告總共列出了11項可能的彈劾理由。莫妮卡得到的則是:過去一年中,她的隱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靈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爾、白宮和大眾傳媒的探索和開發。她近乎絕望地意識到,甚至她的將來也已經被奪走了。 
  與每一個捲入這個案件的人一樣,當身穿制服的警官們把斯塔爾報告和獨立檢察官在四年的調查中搜集起來的18箱相關材料——「一卷卷的罪惡」,正如一位才子評論的那樣——送到眾議院時,莫妮卡是一位無助的觀眾。在他453頁的報告中,斯塔爾最初受委託調查的白水土地交易醜聞僅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幾乎完全集中在總統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關係上。報告總共列出了11項可能的彈劾理由,包括作偽證、破壞證據、妨礙司法公正和濫用職權。根據美國憲法,是否彈劾克林頓取決於他是否在事實上犯了「叛國罪、受賄罪或其他重罪」。現在輪到國會作決定了——獨立檢察官的報告是否有足夠的說服力來執行那個程序。 
  幾乎立刻,總統的律師大衛·肯達爾回擊了這份報告,他說:「這是私事,無法構成彈劾理由。這份報告中的猥褻的斷言僅僅是為了羞辱、傷害和在政治上攻擊總統。」自然,這個評論沒有擊倒肯尼斯·斯塔爾,他在他的報告中寫道:「考慮到他的高級職位必須承擔的巨大的信任和職責,總統有責任證明,他的行為始終遵循著這個國家的法律。」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他繼續寫道,「是十分嚴重的問題。當這樣的行為發生在美國總統身上時,我們相信這些行為『可以構成彈劾理由』」。 
  在整個國家看著這出大戲上演時,總統又一次表達了自己的懊悔,9月9日當天,他在佛羅里達對一位聽眾說:「我讓你失望了,我讓我的家人失望了,我讓這個國家失望了。但我在努力更正這一切。我決心不讓任何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兩天後,在眾議院投票決定在互聯網上公佈這份報告後,悔恨不已的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次祈禱早餐上發表講話說:「我不認為可以用一種迷人的方式說——我錯了。」然而,他確實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道歉,不僅向他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還第一次向莫妮卡和她的家人。「這對我很重要。」他說,「我希望每一個受到傷害的人都知道,我的悔恨是真心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還有我的朋友,我的職員,我的內閣,莫妮卡·萊溫斯基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美國人。我請求他們所有人的原諒。」 
  自從1月那些黑暗日子以來,他已經走過了一段很長的路,當時他對他的高級助手們說,莫妮卡只是一個昏頭昏腦的傢伙,她有關他和她之間有關係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可以理解,莫妮卡認為他遲到的道歉「晚一天,貶值一美元」,雖然「我很高興他確實承認了我自己和我家人承受的痛苦」。 
  9月21日,當他對大陪審團所作的視頻證詞公開時,一切變得明瞭,他確實理解他們經歷的一些東西。看著它,莫妮卡為他對她支持的程度感到驚訝,甚至「震驚」。「我很震驚,因為這一次不僅僅是政治家在說話。那裡有我曾經一直認識的比爾·克林頓的眼神。這是一個讓人精神振奮的變化。」在這份證詞中,她相信,當他批評斯塔爾的檢察官們對待她的方式時——彷彿她是一名「重罪犯」,他是作為一個男人、而非一位總統在說話。他指責琳達·特裡普「在背後捅了她一刀」,還說她捲入葆拉·瓊斯案件「讓我很傷心」,他把這個案件描述成是他的政治敵人資助的一個偽造的訴訟。 
  然而,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在承認自己與莫妮卡關係的性和浪漫方面上非常慎重。他說,他沒有賦予她送給他的領帶任何特別的意義;雖然他承認與她有「不合適的親密舉動和性玩笑」,但他否認他的行為構成了他所理解的性關係。正是這個爭論——分析句子,圍繞單詞「是」和「單獨」的定義扭來扭去——讓大多數人充滿了懷疑。它也給了喜劇演員不少歡樂時光。 
  總統對她的支持和他的悔悟使莫妮卡的靈魂得到了些許安慰,但沒有什麼可以治癒斯塔爾報告給她帶來的感情上的傷害。當報告在互聯網上公佈時,莫妮卡在紐約和母親在一起。當她看到它時,她表達了自己的驚慌,她一邊瀏覽報告一邊評論其中的某些段落。她母親讓她大聲讀出斯塔爾的話,但莫妮卡太窘迫了。「整個世界都在閱讀我的女兒。」瑪西婭驚訝地評論說,「你卻不能告訴你母親?」 
  莫妮卡的窘迫是可以理解的。報告引起了惡劣的閱讀,不僅因為其中大量的性細節,包括雪茄那件事,也因為它使用了甚至是最私人的材料。她給「英俊先生」的沒有發出的信——卡琳·伊莫古特曾經說也許會被忽略——帶著它們所有浪漫的、自我放縱的榮耀感被印了出來。不僅如此,儘管她當時還不知道,她的「性」證詞——另一次被假想為秘密的詢問——幾個星期後被全文印了出來。   
  創造歷史但未改變(9)   
  此外,報告中出現了很多錯誤。莫妮卡已經指出了它們,但是由於它是匆忙寫成並提交給國會的,它們根本沒有得到糾正。比如,她的朋友凱瑟琳困惑地打電話問她,為什麼她從來沒有說過她從1995年以來一直在接受治療——斯塔爾報告上是這麼說的。莫妮卡解釋說,這是一個打印錯誤;她要到1998年1月醜聞曝光後才開始接受治療。這樣的錯誤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實上它們有時候極為重要:一些民主黨政治家後來爭辯道——完全錯誤地——莫妮卡的證詞與總統不同是因為她使用了三年抗抑鬱症藥物。在《名利場》中記者雷納塔·阿德勒 
  公開表達了對獨立檢察官巨著的不屑:「肯尼斯·斯塔爾的這份六卷本報告……在許多方面是一份完全荒謬的文件:不準確,盲目,有偏見,組織紊亂,不專業,文法混亂。」 
  在他的調查中,肯尼斯·斯塔爾沒有與莫妮卡·萊溫斯基見過一次面,但她覺得他侵犯了她,玷污了她——不是在身體上,而是利用他的法律和憲法權力剝掉了她的每一絲尊嚴和人格。「他的報告讓我很受傷。我真的覺得被強姦了,身體很不舒服,似乎每一個看我的人都只會想著我在口交。我只是覺得這個世界把我看成是一個妓女。 
  「這很痛苦,很羞辱。這讓我更加確信,沒有人把我當作一個人來關心,沒有人把我看成是一個人。我只是用來得到總統寶座的一個人質。」 
  報告在互聯網上公佈後的最初幾天內,她傷心到了極點。渴望幫助她的母親和繼父帶著她和拉比·馬克·格魯布一起在紐約吃了頓飯,後者和她單獨交談了幾分鐘,給她帶來了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她需要很多幫助和指導,特別因為似乎國會打算不僅要公佈琳達·特裡普錄音帶的文字版本,還要公佈聲音版本。自從她聽到自己在電話中哭泣和發誓的錄音後,這一直是她最害怕的事。 
  莫妮卡希望在錄音帶公佈前發表一個聲明,為她引起的麻煩公開向她的家人,向總統,向希拉裡和切爾西·克林頓,向美國人民道歉——至少這時人們可以在她能夠控制自己說話的情況下聽到她的聲音。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想要審查她的發言。 
  令人驚訝的是,直到11月3日國會和參議院選舉之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一直沒有公佈錄音帶。人們普遍預期,這次選舉會反映出這個醜聞對民主黨的負面影響——9月,身為克林頓支持者的民主黨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在參議院攻擊總統的行為「可恥和不道德」時贏得了持續的喝彩。事實上,共和黨在選舉中出現了不尋常的倒退,炫耀的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裡奇隨即辭職;作為克林頓長期以來的激烈反對者,金裡奇也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成員。 
  莫妮卡知道錄音帶即將公開,它們會引起的傷害讓她發狂,她曾經打算吃一顆安眠藥,在床上睡一天。結果,她的朋友內莎在感情上拯救了她,帶她出去了一天,以把她的注意力從不可避免的公開中轉移開。 
  正如她所擔心的那樣,莫妮卡最關心的人正好是受傷害最深的人——不僅因為斯塔爾的報告,也因為特裡普的錄音帶。最悲哀的結果之一是,父親與女兒之間似乎已經彌合的裂縫重新出現了。伯尼已經發誓再也不看、不聽有關女兒的任何消息,但每次打開電視或廣播時,他還是忍不住聽更多痛苦的細節。對他來說特別痛苦的是一次談話錄音,其中莫妮卡向特裡普談到了她長大時學著欺騙她父親的事。「她說到了與家庭有關的事。」他說,「我希望我永遠也不會聽到全部。我聽到的一小部分已經讓我很震驚,我對她說的某些東西依然非常發狂。」 
  瑪西婭沒有那麼激動,因為她已經厭倦了莫妮卡和她家人不斷的、挑剔的批評,錄音帶上幾乎沒什麼東西能夠讓她感到不安。「我瞭解莫妮卡,我知道她有多麼愛她的家人。六個月之前很傷人的那些東西現在影響小多了,因為我已經放棄了對任何人期待人格。隱私的缺乏已經如此徹底,如此傷人,今天,沒有人可以揭出有關我們家會讓我震驚的任何事。」 
  然而,當她聽到莫妮卡在錄音的某一段中哭泣時,她確實發現了痛苦,因為這讓她想起了1997年秋天那些可怕的日子,當時她女兒的世界正在坍塌。她承認:「這是很少人知道或關心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忍受了怎樣的痛苦。她生活中的這整個故事給她帶來了如此多的苦難,有些是別人故意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她在某些她不應該做的事情中投入了這麼多。」 
  時間的流逝幾乎沒有沖淡莫妮卡的內疚和痛苦。有時候她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傳喚,隨後痛苦重新燃燒起來。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她聽到著名的心理學家喬伊斯·布拉德博士在《今天》電視秀中談論斯塔爾報告,他問觀眾:「你能想像一個年輕男子把莫妮卡·萊溫斯基帶回家,對他父母說『我要和莫妮卡·萊溫斯基結婚』嗎?」這個尖刻的評論讓莫妮卡無法承受。她倒入了歇斯底里的哭泣中,痛不欲生。 
  過去一年中,她的隱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靈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爾、白宮和大眾傳媒的探索和開發。聽著布拉德博士的話,她近乎絕望地意識到,甚至她的將來也已經被奪走了。     
  結語 鞦韆上的女孩   
  鞦韆上的女孩(1)   
  當這本書即將問世的時候,離莫妮卡·萊溫斯基和總統最後那次見面正好剛過一年。到現在為止,他仍然不時浮現在她的腦海中,無論是在難以入眠的夜晚還是白天她本應清醒著的時刻。而在她的睡夢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幾個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感到難以自已地思念著他,我的頭腦、心臟、身體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這思念的痛苦。」她說,「我如此劇烈地懷念著他佔有我的方式。」 
  他能夠輕易引起她的情緒波動,從溫柔、渴望到自憐、內疚再到憤怒。「最近一個時期,」她補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閉上,就彷彿回到我在白宮東樓的那個小小的辦公室,電話鈴響了起來,我屏住呼吸,確信電話那頭響起的將會是那個聲音,那個對別人如此生硬,對我卻如此親密的聲音,那個充滿著渴求、悲傷和慾望的聲音。 
  「很奇怪,我的心開始劇烈跳動,好像我真的在那裡一樣。有時候,我懷念接了電話之後去橢圓辦公室的那種緊張的歡樂,我的心跳飛快,臉頰暈紅,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時他的氣味、他的觸摸、他身體的溫度,我就興奮。我會迫不及待地和這個『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嚐愛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總統的這份感情已經結束了,那溫柔的觸碰和有力的擁抱也隨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樣懷念那常常映入我眼簾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寬厚的微笑。」 
  但是,她對於那段浪漫日子溫馨的懷想,最後總會被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會想到總統是如何指著她對全世界說,他和「那個女人」沒有任何性關係。這份又愛又恨的情感,讓莫妮卡心中充滿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電視裡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見他,我關掉電視機,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無論多麼為之傷心欲絕,現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頓看做一個政治家,而不是一個男人,一個政治家可以對她和國家撒謊。她說,「我從來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讓我知道他比我想像得更不誠實。現在我知道他是一個自私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撒謊,這一點讓我心中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這種憤怒感。對於克林頓既扮演著她的男朋友又扮演著一個總統的角色,她和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之間產生了難得的分歧。凱瑟琳宣稱,「他是我的總統,他的年齡是她的兩倍,有著一個幾乎和她一樣大的女兒,我不能原諒他的行為。」 
  在整個醜聞發生的這段時間裡,莫妮卡的父親一直都不願意評論總統,他在上電視的時候,以沉默面對電視主持人芭芭拉·沃爾特、拉瑞·金還有凱蒂·科林斯的問題。自從斯塔爾的報告出版和特裡普的錄音公開以後,他的心腸就變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聲明,「我恨他這個爛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國總統稱為寄生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實上,他就是。他對我女兒所做的一切,都讓我很生氣,莫妮卡才比切爾西大幾歲,我相信他不會認可別人對他的女兒做這些事情。他是一個懦夫,沒有勇氣承擔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時候拋棄她的總統,莫妮卡對琳達·特裡普和她那一夥背叛了她和總統的人,懷著刻骨不滅的仇恨。「我的怒火四處遊走。」她悲傷地說。這份仇恨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她能夠把這種感情拋到腦後,她真正找回以前那個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繼續前行了。當她決定要起訴特裡普非法錄音的時候,她很明白這個案子會讓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過去,那些她一直試著忘記的過去一直糾纏著她的現實生活,阻止著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為伴的是巨大的內疚感。她為自己導致的麻煩和痛苦感到害臊,不僅是困擾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還有總統的家人,尤其是切爾西·克林頓。莫妮卡到現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說接受,三年前那次興奮的、夾雜著偷偷摸摸的調情所開始的一段故事,隨著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彈劾選舉總統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國會以微弱多數的投票通過彈劾克林頓的決議時,莫妮卡不禁強烈自責,「我太對不起他了,」她說,「我哭了又哭,覺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她為總統的不幸狠狠責備著自己,她對自己說,如果當初她不相信特裡普,這之後一系列的悲劇都不會發生。其實,就像國會立法者喜歡說的那樣,她的論點只是一個「假設」。當葆拉·瓊斯案中,總統在斯塔爾的大陪審團前說出自己的證詞,就已經宣告了他的倒台。 
  傷心的莫妮卡整天窩在床上,無法忍受那些新聞,眾議院在投票彈劾總統,甚至就在這個全國最高行政長官動員全國的武裝部隊,和英國一同出兵,對伊拉克實行大規模的轟炸的時候。美國人對此迷惑不已,又憂心忡忡。 
  這整個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審判特點,帶有專制時期前蘇聯的烙印。國家的調查官實行恐怖政策,讓母子猜忌,把戀人分開,讓家人離棄,使朋友反目,在這裡,結局早在事情開始之前就被寫好。一些觀察者慷慨地把這個事件和劉易斯·卡洛爾筆下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作比較,在書中,紅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處罰再定罪。」   
  鞦韆上的女孩(2)   
  無論何種標準,彈劾之爭都顯得太過超現實。一場審判暴露出美國法律系統正瀕臨沸點,同時正義則降到最低點,這是系統對常識的勝利。國會決定彈劾總統,根據就是那個男人找人代寫的報告,而他根本沒有見過關鍵證人,更別說面談了。這個報告的基礎則是在一個一邊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這樣的法律圈套中,一個人夠聰明的話就能在大陪審團面前「起訴一塊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這些質疑都被扔到了一邊,國會投票通過總統因為兩項條款而被彈劾,一個是在大陪審團面前發偽誓;另一個是妨礙司法公正。這兩條「彈劾的理由」不久從低級立法機關,也就是眾議院,被送到參議院,在參議院裡,正式審判從1999年1月7日開始。100個參議員都宣過了誓,成為陪審團成員,他們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過,就可以讓總統下台。然而共和黨在參議院中並不佔絕對多數,許多觀察員認為這個舉動是荒謬的、毫無意義的,只是一次用來摧毀整個國家的聯繫而已。 
  對莫妮卡來說,參議院這次對克林頓總統的歷史性審判,激起的不僅是她的焦慮和悔恨,還有憎恨,當參議院討論是否需要召集證人時,這個提議顯然是共和黨的調查官和克林頓對手們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渾身顫抖地等著知道,是否要作為證人出席審判現場,是否要在參議員面前被拷問,而這一切都會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裡有兩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歡的Veuve Clicquot香檳,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沒有,她就拿後者來慶祝。 
  那段時間,她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原本一個簡單的戀愛,變成了一場政治傾軋。「這是我的愛情,我的思想,我的身體,為什麼變成了一個低俗可鄙的政治事件。」她哀歎道。 
  一個小小的非法事件最終升級成一個全面彈劾事件,這恐怕是這場傳奇最驚人的特點了。根本上說,這只是一個有關愛和背叛,悔恨和自責的故事,而實際上幾乎完全佔據這一事件解釋權的,是一些法律術語,被新聞記者、律師、政治家引發的爭論,和被對立而非調和思想定義的話語。在他們的議程中,感情和浪漫的地位沒有很高的位置。 
  當來自眾議院的管理人員和白宮律師團展開引人注目的法學爭論之後,律師團成員之一的戴爾·鮑布斯——前參議員、阿肯色州州長,也是克林頓家庭好友——提醒整個眾議院,整個美國,這起人類悲劇的幅度有多麼寬廣。 
  在他長達90分鐘的演講中,鮑布斯談到了自從斯塔爾開始他的調查之後,五年來克林頓所遭受的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巨額的訴訟費用,更不用說萊溫斯基醜聞爆發後的那些情緒低落的日子了。他說這場調查已經讓「丈夫和妻子,父親和孩子」的關係緊張,總統和女兒切爾西和諧的關係已經不復存在了,「這件事已經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總結道,「所有的壓力和懲罰已經超過了應得的。」 
  然而,不僅是立法者的分寸感有失平衡,對於這件發生在一個非常低級別的僱員和她老闆之間的辦公室羅曼史,過去一年所說所作的一切,不過確立了一個精細的分析。這是莫妮卡的愚蠢——或許還有人會談到她很不幸——她愛上了一個有權勢的男人,而更壞的是這個男人還有一群不可原諒的敵人。在其他任何環境中,這個事情結束之後,她都會被允許背上行囊繼續前行。 
  在其他任何環境中,或許——不過莫妮卡的媽媽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她不是那麼在乎,不是那麼一個浪漫又容易受傷的年輕女孩,事情將完全兩樣。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段浪漫史將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堂課,教會她如何成長。而現在,她私密的痛苦成為了大眾的娛樂,這是最殘忍的事情。她又犯下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讓人們剝下這個年輕女孩的最後一絲尊嚴和隱私?」 
  就像被扔進了養滿水虎魚的水池裡,莫妮卡的人格被在一場媒體熱中被迅速吞噬乾淨。每一絲小小的不完美,每一個缺點,都被專欄作家、攝影記者、喜劇演員還有那些業餘心理醫生赤裸裸地剝下來。就像戴爾·鮑布斯提醒公眾的那樣,克林頓也是一個人。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莫妮卡的父親讓加利福尼亞電台的大部分聽眾知道,傳播這些針對他女兒的過分言詞,這不僅傷害了她,也傷害了她的整個家庭。 
  最近幾個月內,對她放肆的敵視漸漸消逝了。現在公眾才漸漸認識到她並非生活在一個虛偽的世界中,她的證詞是對她和總統關係最公正的記錄。許多人意識到她只是一個被特裡普、被斯塔爾、被克林頓、被全世界媒體殘酷對待的可憐女人。 
  在一個已然充滿反諷的故事中,是一個永恆的富人——如果讓人不舒服的話——在考慮一個前白宮實習生抗衡三個分別背叛她、否認她、利用她的男人的道德律例。 
  安德魯·薩利文在《紐約時報》中指出,「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在極力避免背叛她的情人,甚至在宣誓書上簽字否認這個事情。然而當她被逼到絕境的時候,她不得不下定決心講出真相。在斯塔爾報告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一個年輕女子在法律面前堅持了多久,以及她在公眾奇怪的審查中袒露多少。總統的表現跟她的行為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如果說這個有關道德的故事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誠實的較量,那麼萊溫斯基女士是一個女英雄。」   
  鞦韆上的女孩(3)   
  然而她為這份誠實和公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太高了。連著幾個星期,我和莫妮卡談論著同一個問題,她沒有找到任何合適的答案,來解釋她在這場醜聞中遭受的羞辱。「在最近的十個月中,特別檢舉人,巨大的壓力,白宮和民眾把我的靈魂一層層撕裂開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讓我不得不承受這些羞辱。當然,我的確做了錯誤而愚蠢的判斷,但是這些難道足以招致如此的責難?是的,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丟臉的女人,但是我不能一輩子擔著這樣的想法,我得把它扔了,因為我快扛不動了。」 
  就像辛普森殺妻案的審判揭示了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一樣,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傳奇也讓一直瀰漫在美國人生活中——尤其在媒體中——潛在的女性歧視現象得到曝光。克林頓,一個誘姦者和撒謊者,被輕易原諒,而莫妮卡·萊溫斯基,只是以其天生的美麗吸引了男人,卻被女權主義者和保守派一同蔑視。她的忠誠,她的誠實,她的沉默,並沒有被看做是優點,現代美國的道德判斷認為,她是女的,她年輕、自信、會打扮、可以自由地和人上床或戀愛,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罪行。而最壞的是,她被判了最重的刑罰:她超負荷了。 
  她的懲罰是被小報記者跟蹤,他們不時推撞她,騷擾她,用一些惡劣的名字叫她,試圖把她弄哭,以便拍到幾張賣得出去的照片。一旦攝影記者捕捉到手,輪到專欄作家和編輯接手了,她又得遭受一些言辭上的侮辱。小報把她描述成「一個胖胖的胡椒瓶」,甚至更壞。同時,她還是專欄作家每天例行的指責對象,例如《紐約時報》的莫林·托德。就像英國評論家安妮(Anne McElvoy)寫的那樣:「莫妮卡必須做美國公眾預料的和需要的事情,她必須減肥。她增加的重量象徵著她鬆弛的道德或者神的懲罰。」為了避免非美國的新聞記者太過自我膨脹,有必要提到英國報紙上的另一篇報道,1月26日,在副標題「9日的總統審判」之下,《衛報》這樣報道,「一個目擊者說,萊溫斯基女士拿著兩個平底蛋糕和一瓶橙汁,穿暗色的衫褲套裝。」在這裡面,節食和服裝品位看上去似乎比她在總統彈劾案中的作用更重要【DK】。 
  即使醜聞爆發以後,莫妮卡仍然試圖堅守自己的道德原則,走一條道德的大路。舉個例子,FoxTV,一個類似小報的電視網,出價500萬美元請她做系列專訪,寫一本書和做一個頭髮廣告,但是她拒絕了。雖然有很多人勸她賺一筆就走,但是她還是不想和那些「低級庸俗的商人」有所牽扯,正是那些人,讓她過去一年的生活充滿了痛苦。雖然她也考慮了電視明星歐佩拉·溫弗莉,但是她還是把第一次電視訪問免費給了芭芭拉·沃爾特。 
  隨著時間流逝,最初的惡名漸漸變成了多餘的名聲,「我不想把當萊溫斯基當成一項事業。」她補充道,「我並沒有做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她現在非常憎恨這名譽之帽,不過正如她的繼父、「美國之聲」前負責人彼得·施特勞斯向她解釋的那樣,現在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他說,他是「依靠她才煉就金剛不壞,每天早上不讀那些小報。」然而一切都是對等的,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也會讓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感到愉快。1998年12月《紐約時報》的一個民意調查中顯示,莫妮卡是美國人最欽佩的十位女性之一,跟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比肩。 
  除了她在感情上付出的代價,生活徹底崩潰,這個名聲也使她們在經濟上耗費巨大,這個壓力不僅是她的,也是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他們現在還在支付這筆賬。去年一年,這個每年收入4萬美元的辦公室白領支出了100萬美元的訴訟費,還被迫帶著無聲的絕望,看著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被壓搾乾淨。 
  對於莫妮卡來說,她成為克林頓總統和斯塔爾法官這兩個勢力之間鬥爭的犧牲品。克林頓讓她心碎,斯塔爾讓她差點發瘋,她對後者更為警惕。直到今天,莫妮卡仍然時常夢到特別調查官,害怕不知什麼時候他會撕下她的防禦,把她扔進監獄。當然,他會用最冷酷嚴厲的手段來對付她。 
  1998年的事件,讓莫妮卡和其他與這起醜聞關係密切的人對美國政府的實質非常懷疑和不滿。「這個國家的公正就是一個玩笑。」她補充道,「我們那些小題大做的電視現在生出了一個小題大做的政府。」她媽媽的生活圈子也同樣被這個醜聞事件所打擊,除了她女兒的不幸外,連她的朋友們都要承擔巨額訴訟費,面對媒體的騷擾,甚至被FBI調查。現在瑪西婭對美國的前景持一個悲觀的態度,「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我把政府視作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但是現在我知道它有著威脅和恐嚇的權力,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看待這個政府和這個國家了。」對於給她女兒帶來麻煩的總統和特別調查官,她補充道,「我恨斯塔爾,也恨其他那些用恐嚇和威脅來破壞我女兒生活的人,他們所做的一切把她逼進了一個人間地獄。而現在也不是原諒克林頓總統一切所作所為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不幸傳奇所暗示和反響的,遠遠超過了一起簡單的性醜聞。就像大衛·雷米克在《紐約人》中評論的那樣,「莫妮卡是一個不再有秘密的女人,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心靈的窗戶,而是一面鏡子,我們在裡面看到的都是醜陋,然而我們依然盯著看。」   
  鞦韆上的女孩(4)   
  就在美國干了二十多年法律工作的比利·馬丁所知,這段美國歷史上的插曲,映射出整個法律體系的大問題,正如他說的:「在那一刻,我一點都不為我們國家的法律所驕傲,在美國的政法制度下,一個獨立律師能夠被委託去起訴一些根本不值得起訴的事情。」 
  他的同事雪妮·霍夫曼目睹了莫妮卡在那些日子裡,如何被一些中年男子詢問那些令人羞愧的問題,他用第一夫人的一句話表達了他的感想,這是一個「右翼的陰謀」。霍夫曼說 
  ,「這場調查是政治激發的,整個醜聞根本就夠不上當作一個案子。」 
  雖然莫妮卡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她在絞刑架上的幽默感,讓她度過了人生中最為喧囂激盪的一年,但是那個敢於把美國總統稱為「傻瓜」的活潑的年輕女子已經不復存在了,被她遭遇的那些經歷掩埋了。她的朋友勒諾·裡斯從大學畢業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她,去年冬天她看到莫妮卡的時候吃了一驚,對於那次會面,她的印象是,「她看上去很悲傷,不再有以往的好奇,並且常常很緊張。因為自從去年以來,她就不再自由。原本她身上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天真無邪,然而現在這個事情徹底結束了她無憂無慮的歲月。」 
  內莎·迪曼·埃布蘭德,過去的幾個月中經常是她把莫妮卡帶出頹廢墮落的情感地帶,也看出了朋友的變化:「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她的聲音聽上去像一個老女人,一個疲倦的女人,好像她的心隨著她的名聲一同被摧毀了。她才25歲啊,一個原本在自我發現過程中充滿喜悅和不安的年齡。可是,莫妮卡已經把時間花在編織桌布和毛衣上。她夢想能重新回到20出頭、能過上喧囂的個人生活的歲月,她希望以前的生活能夠重來。」 
  她也許筋疲力盡了,但是很大程度上,那個醜聞發生前,有著她自己的那些小瑕疵小缺點的莫妮卡依然存在。她依然沒有耐心,依然任性,依然固執,同樣依然那麼忠誠,依然是她的朋友們瞭解和熱愛的那個莫妮卡。此外,她也像以前那樣可信賴,那樣天真。這些特質讓她撐過了斯塔爾和媒體的打擊,但是卻讓她現在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指出:「她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她現在的生活卻讓她必須學會耐心。」 
  莫妮卡在醜聞爆發前就面對的情感問題,現在更是跟她的體重和她和男人的關係聯繫在一起,而當她因為醜聞而被大眾關注的時候,這些問題也就更尖銳了。克林頓的總統 
  任期結束以後,媒體也許會轉移他們的關注焦點,而在此之前,拿芭芭拉·萊溫斯基的話來說,莫妮卡將一直在聚光燈下,等著「人們不再一聽到萊溫斯基的名字就跳出遊泳池」。 
  對於像她這個天生沒有耐心的人來說,這段窗簾下的生活增加了她實現她平凡理想的難度:找一個愛人,組建一個家庭,開始一份事業。她曾經談到過,想回到母校念一個法學心理學的博士學位,或者拿一個法律學位——過去一年她肯定上了無數這方面的課程——甚至她還想過去做一個志願者,教那些貧窮的孩子閱讀技巧。 
  毫無疑問,莫妮卡具有組織有力的論點的能力,她廣博的記憶力以及她的分析到位都顯示,她完全適合律師這個職業。即使如此,她強烈堅持說,如果能夠走出這個可怕的境遇,她會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份有意義的事業聯繫在一起,尤其是為孩子們的事業。「可能只要我好好幹,有一天會有好報。」她說。然而事實上,無論她的朋友和家人如何建議,在她理性地為自己選擇一個前途之前,她必須先治好過去給她帶來的傷害。她父親對於她最迫切的需求毫不含糊,「我最初害怕她會被扔進監獄裡,而現在我擔心的是她將從這裡走向何方。她需要一個長期的心理治療,才能走出創傷過後的抑鬱心理,因為她面對了過去一年的恐怖陰影。同時她也需要和單身男子發展健康的關係【DK】。」 
  然而,最後這建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她是一個過去總是讀錯愛情公路地圖的女孩,前行之路上勢必充滿各種錯誤的列車。只有打破那兩度將她帶入和已婚男人的死胡同關係的情感怪圈,她才能發現通往永恆幸福的道路。這些日子,她需要一個感情上的指南針,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可靠的機器,引導她遠離過往的痛苦。她的問題在於,現在她對於自己的感覺無法確信。在過去一年相繼被她的情人和那些她信任的人出賣以後,她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覺,懷疑他人的動機。 
  然而,令人吃驚的,最近她享受著和一個年輕單身男子的友情。她答應讓這段關係自由發展,這也是因為至少這段時間,她可以不讓他的名字出現在標題之上。對她來說,這段友情是一種啟示,一種放心與人交往的嘗試,也是她邁向兩性關係的現實世界的第一步。 
  這是她在漫長的恢復道路上,最初幾步的蹣跚前行,她將慢慢把那些陰影趕出她的生活,把過去一年感情上的那些疙瘩,那些傷害,那些羞辱,那些憤怒通通丟棄。 
  1998年11月一個溫暖的夜晚,莫妮卡坐在霍姆比公園的運動場的鞦韆上輕輕晃著,這個公園在她洛杉磯公寓的附近,她和她的兄弟邁克爾小時候常常去那兒玩。當她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喜歡蕩鞦韆,但是今晚是不一樣的。月光下,她在鞦韆上輕輕搖著,講述著她曾經的夢想,她夢想在24歲那年結婚,在30歲以前生一窩孩子。   
  鞦韆上的女孩(5)   
  無論有多少事業雄心,她的個人目標是完全傳統的:找一個丈夫,生一群孩子。她會成為一個有愛心的母親,當孩子懂事後,她會毫不尷尬地告訴他們她的故事,瑪西婭·萊溫斯基相信這點。莫妮卡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也會強調當別人背叛自己的時候,自己沒有背叛任何人。 
  不過,莫妮卡的夢想還沒實現,這個本質傳統的中產階級女孩在今天被迫躲在暗處,猶 
  如一個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她生存於一個失去人性的現代社會,一個噩夢中,而對於她來說,這就是現實。她的每個行動都會被監視,不是小報記者就是FBI,她的食物會被博學之人反覆挑剔,她買的每件物品都會成為網絡的報道文學的材料。 
  【BFQ】一切之上,還有斯塔爾的那張圓臉在折磨著她。他把她變成了一個牽線木偶,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一牽那條法律的線,她就不得不隨著他的命令起舞。特別檢察官那張冷漠的皮笑肉不笑的臉,幾乎就是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那個「大老哥」的翻版。小說中的情節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政府能夠像搜查房子和電腦一樣監控人們的思想和靈魂,莫妮卡和她的朋友們都知道那是真的。 
  1998年11月那天晚上,去公園蕩鞦韆之前,莫妮卡在她公寓的電視屏幕上,又看到了那張讓她既害怕又詛咒的臉。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像一個逃犯一樣匆匆離開她的公寓,小心地避開那些「看守」——那些永遠守在那兒的小報記者。她帶上一個棒球帽作為偽裝,飛快發動她那輛租來的小車,緊張地從後視鏡裡確認沒有被攝影師跟蹤。這樣,在這個晚上9點,她終於暫時逃離了特別檢察官和媒體的監視,可以像這樣輕鬆地坐在鞦韆上,享受一下久違的自由,想想今後的道路。 
  這是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命運,一個想抹去過去尋找未來的小女人,一個親切的,聰明有禮的女孩,能成為任何人的好姐妹,任何人的好女兒。她是自由土地上的囚犯,她的任何舉動是公眾的娛樂。而且,一切都將繼續,直到有一天媒體馬戲團向前進化。     
  後記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1)   
  我以為,我已經完成了本書的最後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萊溫斯基打來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充滿恐懼,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話都顯得更緊張,她軟綿綿、似乎還沒有變音的小女孩的聲音裡,充滿了驚恐。 
  她告訴我,斯塔爾已經弄到了一張法院強制令,命令她必須從洛杉磯飛回華盛頓,在那裡,她需要接受共和黨委員會的高官關於總統彈劾案的質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達華盛頓, 
  斯塔爾發誓將把她送進監獄。 
  在過去這幾個月裡,我已經對萊溫斯基的聲音相當熟悉,並且可以輕易從她的語調中猜測她的心情。當她談起琳達·特裡普時,她的聲音裡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怒意;當她談起總統時,她的聲音充滿深情;而當她說到了斯塔爾和他的手下時,她的聲音則充滿了膽怯與恐懼。要是讓我將斯塔爾與萊溫斯基進行一番比較,我會說,前者是一個被虐待的孩子在見到施虐者時,所做出的反應,而後者是一個被毆打的小動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時,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她說,「突然之間,彈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頭。我很擔心,我怕斯塔爾會覺得彈劾不成,就是因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爾沒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東西,他會對我做出什麼懲罰。」 
  自從1月初開始參議院審判以來,莫妮卡就一直試圖不去理會審判的進度,她寧願裝作對總統正在經受的一切置之不理,這樣,她覺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幫助自己療傷。我們曾經討論過,或許她會與貝蒂·庫裡、維農·喬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為證人被傳喚,可是現在,別人命令她要獨自受審。 
  在民主黨看來,要求萊溫斯基單獨在參議院作證,其實已是共和黨的最後一個伎倆。整整一個星期白宮律師團們都在反反覆覆談論著萊溫斯基和其他證人是否應該去作證,作證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窮盡自己一生所學,展示著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輕律師從未見過這種陣仗,剛來白宮不久的切利爾·米爾斯就稱讚克林頓法律團的主角查爾斯·拉夫,逢人便讚美拉夫律師的老謀深算。 
  在絕望中,控方要求斯塔爾找到聯邦法官諾瑪·霍洛維·約翰遜,由他下達一張緊急強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須與他們合作,不過強制令上使用的字眼還算委婉,寫的是莫妮卡應該「讓人聆聽到她的證詞」。這個決定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民主黨和白宮律師團指責共和黨委員會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為,聲稱他們之所以要將莫妮卡單獨拎出來,強迫她作證,就是因為她之前已經被斯塔爾捉住了痛腳,因為不得不與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沒必要聽從獨立檢察官的要求,比如喬丹,他就已經事先發出聲明,除非參議院投票通過他成為證人的提案,否則他就不會出現在參議院審判上。 
  共和黨委員會的檢舉人擔心他們會輸掉這場爭奪證人的戰爭,於是莫妮卡成了他們最大的希望,斯塔爾一路緊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會蹲班房。可是在參議院莊嚴的大廳裡,他們卻說著另一套和善的言語,他們表示正在友好的與莫妮卡談話,他們說,之前大家都有些誤解,好好談談,她就會理解他們,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瞭解她想要表達的意願。 
  可是事實卻完全相反。不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與案件無關的隱私,而且連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們不允許對外界說一句與莫妮卡有關的話。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裡斯說,「我們都感覺碰到了一塊礁石。她本來就不應該再遭一次罪。雖然莫妮卡還是試圖表現得很樂觀,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對她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親萊溫斯基醫生,本來就已經患上了高血壓,需要吃藥維持血壓穩定,在聞知這件事後,連常規的藥物都無法讓他的血壓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觀察。他說,「我覺得很難抑制我的怒火,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已經讓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憐,她已經成為一場邪惡的政治鬥爭中的人質。看到斯塔爾現在在這個國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我們都感到很恐懼。」 
  莫妮卡本人更加難以承受這突然的打擊。去年一年,她不斷經受著種種恐懼與痛苦,此時心情已經漸漸平復,可是現在,她又開始遭受第二輪的傷害:她對斯塔爾的恐懼與疑慮,她對背叛總統而產生的負罪感,還有她被FBI跟蹤和竊聽而產生的驚慌,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諷刺的是,就在此時她的父親準備參加一個關於癌症的年會,去年此時,當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脅時,他正好就在這個年會上。 
  當天夜裡,莫妮卡便將此事告訴了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裡斯,在憤怒與恐懼的折磨下,莫妮卡一晚沒睡。第二天凌晨4點,她的父親便起了床,將她送到洛杉磯機場,讓她搭乘早上7點的班機去華盛頓。父女倆含淚告別時,父親告訴莫妮卡,她肯定還會遭受更大的折磨與凌辱,無論遇到了什麼,她一定要堅強面對。更加讓莫妮卡屈辱的是,斯塔爾的辦公室雖然為她預訂了航班,但並沒有支付票款,害得莫妮卡在機場手忙腳亂,這才湊足了機票錢。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2)   
  從華盛頓機場到酒店,一路上都是瘋狂的記者,保安人員一路緊緊護著莫妮卡,這才殺出一條生路,得以安全走回酒店房間。為了不讓記者拍到自己的臉,莫妮卡特意戴了頂棒球帽,上面印有獨立電影公司「攝影長廊」公司的標誌,這家公司是她的朋友喬納森·馬歇爾工作的地方。當她總算突破了攝影機的重重包圍,來到預訂的酒店房間時,莫妮卡驚喜地發現,她的母親、繼父彼得、姨媽黛布拉和姨父比爾都已經在這裡等待了好久,他們是專程來為她打氣的。看到女兒時,瑪西婭感到很欣慰,她發現女兒已經成熟了很多,在面對斯塔爾 
  的威脅和媒體的緊追不捨時,她仍然顯得很鎮定,母親說,「她是一隻被扔入獅子群裡的小羊羔,可是現在她已經出落得越來越堅強、越來越真誠了。」不過,媒體在有些時候倒也並不討人厭,正因為它們的注意,莫妮卡的那頂棒球帽突然成了最流行的東西,馬歇爾的公司為此預定了幾千頂這種棒球帽,意外地賺了一大筆錢,後來他們將其中的一部分利潤送給了慈善組織。 
  住在這家每晚房租200美元的酒店裡,因為擔心原先預訂的房間已經被裝上竊聽器,莫妮卡很快就要求換房。之後她在打電話時,一直將浴室的蓮蓬頭打開,讓水流聲掩飾她說話的聲音。當她翻開一份雜誌《國家問詢者》時,她發現其中有一篇報道,言之鑿鑿地聲稱莫妮卡已經懷孕,並且列舉了一群可能的父親人選,其中包括了她的私人健身教練卡西·杜克,莫妮卡撥通了我的電話,對我開玩笑說,「安德魯,我要跟你說一個壞消息,你不在我的緋聞男友名單上。」 
  她很擔心與共和黨高層的會面,更加擔心她又要見到斯塔爾的手下,她一直在心裡對自己說,她一定不要在說話時出什麼紕漏,不能讓人家懷疑她的證詞。事實上,斯塔爾報告中,光是她本人的證詞和特裡普錄音帶是所記載下來的話,就有2000頁那麼厚,而共和黨的檢舉人們一直在恭維她,讚美她的思維清晰,而且記憶能力超佳。可是,既然他們那麼信任她超凡的記性,為什麼還要再來盤問她? 
  三位共和黨檢舉人和斯塔爾的代表,一起來到了五月花酒店莫妮卡的房間裡,陪同在莫妮卡身邊的則是她的法律顧問團。這次莫妮卡感到很驚訝。她本以為他們會顯得咄咄逼人,而且會對她很不客氣,可是事實上這次會面的氣氛卻很和諧友好,每個人都在一面閒聊一面喝著咖啡。她甚至對斯塔爾的代表艾米克開了個玩笑,「我們以後可不能再在像這樣的酒店房間裡會面了。」 
  這場會面持續了1小時45分鐘,雖然氣氛比想像中要友好,可是莫妮卡還是得承擔一些並不那麼美好的後果。當共和黨的官員們為莫妮卡鎮定自若而又充滿機智的行為而印象深刻時,莫妮卡卻在看著一大堆的賬單發愁。這個在華盛頓度過的週末,莫妮卡光是支付律師費用,就花了15000美元,她還得花錢買頭等艙的機票保證人身安全,此外,她還需要為保安和旅館付一大筆錢。 
  所以,莫妮卡,一個向來認為節儉是最好美德的女人,卻不得不要為共和黨提出的訴訟自掏腰包,而她要對付的,還是她曾經愛過的男人,粗略一計算,他們每次向莫妮卡提出一個問題,莫妮卡就要為此付出200美元。可是事實上,這些人提出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切中要害,他們也並沒有找到什麼新線索,對她提出致命一擊。事實上,看起來這只是一群八卦到頂點的男人,他們對莫妮卡提出的問題,幾乎都是一些跟案件無關的瑣事,比如問她什麼時候開始在白宮實習,還有到底是誰主動打的電話,引至貝蒂·庫裡跑到莫妮卡的水門大廈公寓裡,拿回了那些禮物。而且她在此之間,在對大陪審團的證詞裡和對FBI的證詞裡,都已經談到了這些細節,看到了這一切,她的律師普拉托·卡切裡斯在事後說,莫妮卡「根本就沒有讓參議院得到更多證詞,因為她甚至沒有說出它們的機會。」 
  可是,莫妮卡的一些回答,確實令共和黨感到措手不及。比如她說,假使在她作證時,克林頓總統就坐在參議院中,她肯定不知道該做何反應。他們問她為什麼,她回答說,這場審判早就該結束了,她的回答肯定會代表超過70%的美國人的心聲。她告訴他們,她認為克林頓是個「好得難以置信」的總統,他們不應該將他趕下台,同時她堅持說,他的行為並不能算得上是一種「罪大惡極」。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莫妮卡一直呆在她的酒店房間裡,幾乎整天都在一面做編織活計,一面看電視直播總統受審。酒店的大堂和過道裡始終擠滿了不知疲倦的新聞記者,這讓她回想起了當醜聞剛剛曝光時,她所經受的漫長折磨,她將自己鎖在房間裡,真正的坐困愁城,她對我說,「這些記者,他們真是讓我感覺非常害怕,非常慌張。」隨後,她又調轉話題,談起了她人生中的又一個大難題,她半開玩笑地說,「假如這些記者一直跟在我旁邊,我怎麼可能再找一個男朋友?」 
  這次酷刑總算告一段落,斯塔爾和共和黨檢舉人同意她回到洛杉磯,可是在她飛回洛杉磯後,他們又匆匆告訴她,她需要在2月1日星期一,通過攝像鏡頭再次向參議院作證。在洛杉磯的那個星期,她苦中作樂,與喬納森·馬歇爾和他的一班朋友出去玩兒,她參加了一個午餐派對,發現當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其中包括了英國影星朱利安·桑茲,電影《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的男主角。吃飯時,大家一起舉杯,提議預祝莫妮卡可以順利通過接下來的考驗,莫妮卡感到既高興,又有些窘迫。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3)   
  又一次,父親不得不在凌晨起身,送女兒去機場。1月30日,星期六凌晨4點半,深感自己無能為力,甚至沒辦法保護好女兒的父親,沉默著送女兒趕乘去華盛頓的班機。看起來,前一天喬納森朋友們的祝福真的應驗了,整個美國對莫妮卡的態度似乎都一下子徹底改變。最後,經過了這麼多事情,人們終於發現,其實莫妮卡才是這場政治角逐的受害者,在對斯塔爾的戰爭中,在被媒體一次次羞辱後,這個年輕的女人,她卻始終擁有著超人的勇氣。 
  在飛機上,機組乘務員遞給莫妮卡一張感人的便條,上面寫道,他自己的女兒剛剛十幾歲,她從莫妮卡的故事中學到了很多很多,這位乘務員告訴她,「你應該像黛安娜王妃那樣,給世界做出一個榜樣。」一位女乘客也給莫妮卡寫了一張類似的紙條,而與她一起搭乘這班飛機的乘客們,他們紛紛祝福莫妮卡,希望她的磨難可以早些結束。 
  再次來到五月花酒店時,這裡的氣氛也完全改觀,當她奮力闖出媒體的封鎖線,走進酒店大堂時,她發現客人們都自動站起身來,向她鼓掌致意,她笑著說,「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但確實非常感動。」作為一個總喜歡將人生當作一部電影的女孩,莫妮卡覺得,最近這幾天的變化似乎正在預示著,即使她無法看到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也至少可以迎來一個嶄新的開始。 
  一切,終於在2月1日,星期一,塵埃落定,媒體喜歡將這天叫做「MONday」(譯者註:星期一的英文開頭字母恰巧與莫妮卡名字的開頭三個字母吻合),她在這一天,將要面對檢舉人、白宮法律團隊和兩黨各自選派的一位參議員,她將在這一天,再一次細細講述與總統之間發生的細節,每一個字都不能遺漏。 
  在此之間,媒體無休止地猜測著莫妮卡將要說出什麼樣的供詞,猜測她是否會提供一些驚人的內幕消息,讓克林頓總統就此顏面掃地,灰溜溜地回復平民身。可事實上,莫妮卡卻絕意堅持說,而且僅僅說在大陪審團上已經說過的證詞。在作證前一天,她一整天都呆在房間裡讀著證詞,反覆回憶她對FBI和大陪審團曾經說過的每一個字、遇到的每一個詰問。她說,「沒有什麼比讀你自己說過的證詞更容易讓你昏昏欲睡了。」 
  可是事實上,莫妮卡並沒有被她的證詞催眠,她太緊張了,作證前一天晚上,她連晚飯都沒吃,她開玩笑說,對於貪吃的她來說,這就是她證明她有多緊張的最佳證據。她幾乎沒有睡著,早上7點鐘便起身,然後精心梳妝,最後她穿上了一套看起來很正式的衣服,藍色的外套、藍色的裙子,配上珍珠項鏈。 
  父親建議莫妮卡早上盡量吃些富含蛋白質的東西,所以她與她的律師團一起坐下來享用了一頓早餐,吃了不少意大利的莫澤雷拉干奶酪和蘑菇蛋卷。9點剛過一點,他們就搭乘電梯,直奔酒店10樓的總統套房而去,他們即將在這裡準備這場戰鬥。 
  莫妮卡坐在一張桃花心木的桌子邊,桌子上蓋著一層漿洗得雪白的桌布。攝像機和工作人員正對著她。她的左手邊是今天負責向她發問的人,共和黨議員埃德·布萊恩特和吉姆·羅岡,右手邊則是白宮律師團成員大衛·肯達爾、尼科爾·塞裡格曼和謝利爾·米爾斯,其中米爾斯是莫妮卡最喜歡的律師,因為她在克林頓案中始終態度強硬。兩位參議員分別是共和黨的邁克·迪萬和民主黨的派特裡克·裡希——在作證間隙,莫妮卡曾經告訴裡希,她希望今後他可以專門就父母與子女、或者律師與其當事人的特權提出一些議案,她希望有朝一日,天下的父母親不再會像她的母親那樣,經受斯塔爾的折磨。 
  酒店外還有一群莫妮卡的崇拜者,其中有一個特意從辛辛那提趕來的男人,說他叫「裸體牛仔」,他只穿著一條短褲和一雙牛仔靴,戴著一頂帽子,在威涅狄格大道上跑來跑去,手裡還彈著吉他。 
  儘管酒店外的氣氛跟過節一樣熱鬧,可是在總統套房裡,莫妮卡接受的3小時20分鐘的盤問,氣氛卻顯然要凝重許多。莫妮卡非常明白,現在她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給總統帶來致命的後果。事後她對我說,「我非常非常緊張,覺得整個腸子都被揪住了。」 
  在一周前莫妮卡就已經告訴共和黨檢舉人,她與總統一樣,習慣於在說一句話之間先仔細考慮一遍,因此不可能在提問後迅速回答。她說,「比起原先在大陪審團作證,這次我得更加小心,我覺得全世界都在盯著我。」 
  布萊恩特顯然對莫妮卡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非常不耐煩,當她堅持自己曾經作出的關於總統禮物的證詞時,布萊恩特差點發起火。她也沒有全盤接受對方所說的每一句評論,當布萊恩特用「下流」一詞,來概括1995年11月她與總統之間發生的第一次關係時,她斷然指出,她並不這樣看待此事。 
  正如她的律師所推測的那樣,對莫妮卡的問題主要圍繞著找工作、禮物和偽證展開,莫妮卡始終堅持她曾面對大陪審團說的那套證詞。事後她說,「我想,我讓他們看到了很多,瞭解到了一段感情中,人性所體現出來的不同品質。大家都會發現一點,總統確實傷害了我,可是畢竟他沒有犯罪,他只是發生了外遇。」 
  在這次作證中,律師普拉托·卡切裡斯始終坐在她身邊,他形容她這次的作證可以寫入教科書,當作怎樣當證人的樣本。他說,「莫妮卡面對的是一個極度緊張而困難的環境,在這次作證中,她表現得非常口齒伶俐、鎮定而且機智,可又讓大家看出了她的脆弱。」2月5日在電視上看到她作證的人,大多數都作出了類似的評價。   
  1999年後的美國與萊溫斯基(4)   
  這次作證一直到午後才結束,可是氣氛並不像想像中那樣陰沉,莫妮卡說的話常常會讓大家發出輕鬆的笑聲,她對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假裝嚴肅,將一張臉一刻不停地繃著。」在接受質詢前,她被告知,別在她衣服上的麥克風非常靈敏,可以傳遞出她所說的每句話,於是她輕聲說,「噢,莫非這就是琳達·特裡普用過的那種麥克風?」當檢舉人問她,她是否認為總統是一個聰明人時,她巧妙地答道,她認為他也許不算是個聰明人,但肯定是個聰明的總統。這個回答讓一群假正經的政客都發出了低沉的笑聲。 
  最後,當布萊恩特撤銷了一個他對她的提問時,他喃喃自語,「該死,我正在跟自己做對。」莫妮卡立刻回答,「完全同意你的說法。」她的話引來了更響亮的笑聲。 
  布萊恩特總算完成了他的盤問,白宮律師團則表示,他們沒有什麼好問莫妮卡的了,尼科爾·塞裡格曼宣讀了一份簡短的聲明,這段聲明直接擊中了莫妮卡的心,聲明寫道,「我們代表總統,希望你能瞭解一件事,他對發生的一切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當她告訴我這段小插曲時,在採訪漫長的幾個月裡,莫妮卡第一次大聲地哭了起來,她說,「我感覺很難過,很痛苦,那一天我百感交集。在聽到他的聲明後,我突然意識到了一個事實:我的生命中,再也不會出現他的蹤影。我一直覺得在這場戰鬥中,他的靈魂始終陪伴在我左右,現在,我突然意識到,他真的已經離我而去,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在接受質詢快要到最後時,我真的很想哭,因為我覺得我很難當著這麼多陌生人的面,說出關於我感情的那些細節,況且這裡面有很多人一心想要傷害總統。在過去的這一年裡,每個人都花了那麼多時間,研究我與總統的戀情、我的感情、我的愛,我已經厭倦透了,我覺得正是那些人,將我這些最寶貴的東西給奪走了。現在,我真的非常想念他。」 
  儘管在莫妮卡的心中,永遠將會有一間小屋留給她的「英俊先生」,可是,她再也不會為任何人打開這扇小屋的門。她說,過去,她將他看做一個男人和一位總統,而現在,她僅僅將他看做一個政客,永遠再不會改變。 
  共和黨已經用盡一切方法,但他們終於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選票,將總統趕下台。莫妮卡沒有提供檢舉人所需要的「猛料」,審判結束了。用她最喜歡的詩人T.S.艾略特的詩句來形容,「不是砰的一聲,而是嗚咽一場。」 
  這個國家還在繼續前進,莫妮卡·萊溫斯基也是一樣。

<<我的愛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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